Author: 加西亚·马尔克斯
Date: 1984-07-31T16:00:00+00:00
Keywords: 外国小说
Rights: Created with EasyPub v1.43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CIEN AÑOS DE SOLE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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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 Editorial Sudamericana，
Buenos Aires，1972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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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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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50×11561/32印张12.375插页6字数276,060
1984年8月第1版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8,500册
书号：10188·502定价：1.60元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的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1928年3月6日，他出生于滨临大西洋的圣马尔塔港附近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镇阿拉卡塔卡。八岁前，一直生活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位上校，参加过两次内战。外祖母是一位勤劳的主妇，很会讲神话故事。这段充满幻想和神奇色彩的童年生活，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的文学生涯，特别是为他的《百年孤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幼爱好文学，在小学和中学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经典作品，特别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诗歌，这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八岁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但动荡的政局迫使他中途辍学而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记者，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接着便被该报派驻欧洲，到过巴黎、波恩、罗马等地，也访问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创作《百年孤独》之前，发表的作品主要有《枯枝败叶》（1955）、《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短篇小说集《格朗德妈妈的葬礼》（1962）和《恶时辰》（1962）。这些作品实际上是《百年孤独》的片断。作者自己说过，他为了写《百年孤独》，酝酿了整整十八年。因此也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他为写《百年孤独》而进行的练笔。

1975年，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问世。这是一部以极其夸张的手法鞭笞拉丁美洲残暴的军人独裁统治的小说，但其影响和受欢迎程度远不如《百年孤独》。1981年，发表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目前，他正在写一部“完全不同于过去题材的爱情小说”，近年内将与读者见面。

《百年孤独》写的是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充满神奇色彩的坎坷经历和马贡多这个小镇一百多年来从兴建、发展、鼎盛及至消亡的历史。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手法新颖，它“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1]，深刻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地跨温、热两带，全国不少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下矿藏也很多。因此，它历来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垂涎的肥肉。跟拉美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殖民者闯入之前，这里繁衍生息着许多土著民族。从十六世纪起，随着殖民者用火与剑加十字架对这块大陆的征服及继而大批移民的涌入，哥伦比亚从社会结构、思想信仰到习俗风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构成该国历史上第一次的重大转折。小说中关于吉卜赛人来到马贡多以及乌苏拉发现与外界的通途，引来了第一批移民的情节，可以看作是那段史实的写照。

哥伦比亚挣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后，国家政权完全为土生白人（即所谓“克里奥约”们）大地主、大商人所掌握。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代表地主、教会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党；一派则为代表工业资产阶级与其他阶层利益的自由党。他们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他们只是在统治方法和手段上有所不同，就象小说中说的，只是一派五点钟上教堂望弥撒，而另一派则是八点去。自由党和保守党为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选举完全流于形式，宪法无异一纸空文，政变迭起，内战频仍。从1830年至上世纪末的七十年间，全国爆发了二十七次内战，单是1899年至1902年的那次全国内战，就使十多万人丧失了生命。“政治暴乱——绥靖行动——动荡不定”成了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恶性循环。作品以很大篇幅详尽地描绘了这方面的史实，并且通过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传奇生涯集中表现出来。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不觉悟都被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

美国香蕉公司在马贡多的建立以及各色人等的大量涌入，彻底改变了这个集镇的面貌，成为它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既带来了表面上的繁荣，也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恶习。大多数读者虽然对小说中作者采用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比较陌生，可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定的历史和政治内容，以及作者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对封建教会的嘲讽和对独裁统治的抨击，还是给人留下了震慑人心的鲜明印象。

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特别是布恩地亚家里一代又一代取名奥雷良诺和阿卡迪奥的子孙，“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不同，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那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神情”。布恩地亚家族的成员，各自生活在自己密不通风的孤独的堡垒中，每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排遣（实际上是保持）自己的孤独：奥雷良诺上校周而复始地制作他的小金鱼，做了化掉，化了再做；阿玛兰塔为自己织裹尸布，日织夜拆，雷蓓卡闭门封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死亡；俏姑娘雷梅苔丝每天在浴室里整小时整小时地消磨时间……在这个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始终没有心心相印的感情沟通，没有推心置腹的切磋商讨，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了解，缺乏关心和支持。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各自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这种孤独所造成的愚昧、落后、保守、僵化的现象，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孤独——一种因为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而产生的绝望、冷漠和疏远感。这种孤独感不仅弥漫在布恩地亚家和马贡多镇，而且渗入了民族的精神，成为阻碍民族向上、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作者的用意是要引起公众思考造成马贡多一百年孤独的根本原因，从而去寻找摆脱命运播弄的正确途径。但是，作者没有为马贡多和布恩地亚家族规划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相反却让他们在一阵狂暴的飓风中彻底从地球上消灭了。对于这个结尾，有些评论家认为是反映了作者有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从客观上来说，象马贡多和布恩地亚家族那样因循守旧、复古保守，那样窒息停滞而又不思改革的社会和家庭，它们的灭亡正是历史的必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这为我们理解作品所说的孤独的涵义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我们认为，应当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对他自己的祖国和拉丁美洲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1982年12月8日，他曾经表示，他不相信“除了靠世界上两位强大的主子活命之外我们就别无前途可言”的说法。他说：“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政治动荡，甚至多少世纪以来永无休止的战争，都没有减弱生命压过死亡的顽强势头。”他表示相信：“面对人类有史以来就可能是某种乌托邦这一令人震惊的现实”，“着手建造一个与之抗衡的理想社会还为时不晚。这将是一个崭新的、灿烂如锦的、生意盎然的乌托邦，在那里任何人都不会被他人决定死亡的方式，爱情真诚无欺，幸福得以实现，而命中注定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最终会获得并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拉丁美洲的文学历来受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多少年来，拉丁美洲地区一些有作为的作家一直在努力发掘本地区、本民族古老的印第安文学传统，并把它糅合到自己的创作中，以求精确地表现本大陆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拉美文坛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出现了被称之为“文学爆炸”的空前繁荣景象，一大批作家脱颖而出，引起世人瞩目。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等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百年孤独》则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的作品之一。

《百年孤独》中运用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对我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它遵循了所谓“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为真”的原则。通过作者的构思和想象，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感受，从而激起寻根溯源去追索作者创作真谛的欲望。魔幻现实主义是以现实为创作基础的，但允许采取极端夸张的表现手法，如《百年孤独》对外界文明刚进入马贡多的描写：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墨尔基阿德斯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又如写到香蕉公司使用现代科学来进行经济掠夺，那些美国佬竟“有着过去只是属于上帝的威力，他们居然改变了降雨规律，加快了庄稼成熟的周期……”。作者使用这种表现手法，是为了进一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以达到渲染艺术效果的目的。

《百年孤独》还大量运用了印第安传说和阿拉伯神话以及《圣经》故事来加强马贡多的神秘气氛。据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杀了普罗登肖受鬼魂纠缠就是取材于印第安传说；有关飞毯的描写无疑是借用了《天方夜谭》的故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携家眷离开里奥阿查，与《圣经·出埃及记》相似；马贡多的创建使人想起《圣经·创世记》和《希望之乡》；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大雨则是《洪水灭世》故事的移植。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影响很深的地方，那里的许多民间传说也往往带有宗教和迷信的色彩。作者在运用这方面的传说时，有时是直接把它们作为现实来描写的，如：好汉弗朗西斯科“曾和魔鬼对歌，击败了对手”、俏姑娘雷梅苔丝白日升天、阿玛兰塔在长廊里绣花时与死神交谈等等；有时则反其意而用之，如：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为募集修建教堂的资金，喝了一杯巧克力后使自己升腾离地十二厘米，以便证明“上帝有无限神力”，这种违反常识的描写，显然是对宗教迷信的讽刺和嘲笑。

《百年孤独》还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如：当失眠症在马贡多传布时，人们白日做梦并能看到别人梦里的景象，最后竟集体丧失记忆。作者的意图是要提醒公众牢牢记住容易被人遗忘的历史。这类例子在《百年孤独》中比比皆是，作者都没有明确指出，在奇谲多变的故事中，想要告诉读者什么，而是让读者去想象，去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小说的结构方面，《百年孤独》也有其独到之处。小说一开头就采用了从将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作者写道：“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接着便掉转笔锋，又从马贡多的初创时期写起。这样的结构，在小说中一再重复出现，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不断地给读者造成新的悬念。

象《百年孤独》这样一部内容复杂、情节离奇、写法独特新颖而又具有社会、政治、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作品，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作了努力，并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但谬误和不妥之处仍属难免，我们恳切地期待着广大读者和西班牙语界同行们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

[1]见1982年10月21日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公告。

第一章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贡多是一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落，用泥巴和芦苇盖的房屋就排列在一条河边。清澈的河水急急地流过，河心那些光滑、洁白的巨石，宛若史前动物留下的巨大的蛋。这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每年到了三月光景，有一家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家到村子附近来搭帐篷。他们吹笛击鼓，吵吵嚷嚷地向人们介绍最新的发明创造。最初他们带来了磁铁。一个胖乎乎的、留着拉碴胡子、长着一双雀爪般的手的吉卜赛人，自称叫墨尔基阿德斯，他把那玩意儿说成是马其顿的炼金术士们创造的第八奇迹，并当众作了一次惊人的表演。他拽着两块铁锭挨家串户地走着，大伙儿惊异地看到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甚至连那些遗失很久的东西，居然也从人们寻找多遍的地方钻了出来，成群结队地跟在墨尔基阿德斯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吉卜赛人声音嘶哑地喊道，“一切在于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是一位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物。他的想象常常超越大自然的智慧，甚至比奇迹和魔术走得更远。他想，这毫无用处的发明倒可以用来开采地底下的黄金。墨尔基阿德斯是个老实人，他早就有言在先：“这玩意儿掏金子可不行。”可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那时信不过吉卜赛人的诚实，他用一头骡子和一群山羊把那两块磁铁换了过来。他妻子乌苏拉·伊瓜朗饲养这些家畜，原是想用来振兴每况愈下的家业的，但她劝阻不了他。她丈夫回答说：“不用多久，咱们家的金子就会多得用来铺地的。”一连数月，他执意要证明自己的设想是正确的。他拖着两块铁锭，大声念着墨尔基阿德斯的咒语，一块一块地查遍了整个地区，连河底也没有放过。他唯一发掘出来的东西，是一副十五世纪的盔甲。盔甲的各部分已被氧化物锈住。敲起来里面空洞有声，活象一只装满石头的大葫芦。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他的远征队的四名壮士拆开盔甲，发现里面有一副石化了的骷髅，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铜盒，盒内有一绺女人的头发。

翌年三月，吉卜赛人又来了。他们这次带来了一架望远镜和一具放大镜，有鼓面那么大。他们公开展出，说这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的最新发明。他们让一位吉卜赛女子坐在村子一头，把望远镜架在帐篷门口。人们只要花五个里亚尔[1]，然后把脑袋凑到望远镜后面，就可以看到那吉卜赛女郎，仿佛伸手可及。“科学把距离缩短了，”墨尔基阿德斯吹嘘说，“要不了多久，人们不用离开家门，就能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一个炎热的中午，吉卜赛人又用那块巨型放大镜做了一次惊人的表演：他在街心放了一堆干草，借助阳光的聚焦把草堆点燃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虽然对磁铁试验的失败尚难以自慰，但这时，却又想出一个点子：利用这项发明制造作战武器。墨尔基阿德斯又一次劝阻他，但最后还是收下了两块磁铁和三块殖民地时期的金币，把放大镜换给了他。乌苏拉伤心地哭了。那三块金币是她父亲劳累一生积攒下来的一盒金币的一部分，她一直把钱盒埋在床下，想等个良机作本钱用。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根本没想安慰她。他以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一心扑到武器试验上去了。为了证实放大镜在敌军身上的威力，他竟亲自置身于太阳光的焦点之下，结果多处灼伤，经久方愈。他妻子被这危险的发明吓坏了。但是，他却不顾妻子的反对，差一点又把房子烧掉。他终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埋头计算着他的新式武器的战略威力，最后还编出了一本条理清晰得惊人、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的教科书。他在书中附上了不少实验例证和好几幅图解，派一位信使把书送交政府当局。这个信使翻山越岭，在无边的沼泽地里迷过路，后来又跨越了许多奔腾的江河，在猛兽的袭击、绝望和疫病的折磨下险些丧生，最后才找到了驿道，跟骑骡的信使接上了头。虽然当时要去首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保证，一旦政府下令，他将去尝试一下，以便把他的发明向军事首脑作实地表演，并要亲自为他们操演复杂的阳光战战术，他等候回音达数年之久，末了，等得不耐烦了，便当着墨尔基阿德斯的面哀叹试验失败。于是，吉卜赛人表示了他那令人信服的诚实品格：退还金币，换回放大镜，另外又送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几幅葡萄牙地图和几架航海仪器，还亲笔书写了一份关于修士埃尔曼的研究成果的简明提要，让他学会使用观象仪、罗盘和六分仪。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长达数月的雨季中闭门不出，躲在住宅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免得别人打扰他的试验。他完全抛开家务，整夜整夜地观测星辰的移动。为了获得测定正午点的正确方法，他差一点中了暑。当他能熟练地操作仪器时，他对空间有了认识。这使他足不出户就能泛舟神秘之海，漫游荒漠之地，还能跟显贵要人交往。正是在那时，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独自在家中晃悠，对谁也不理睬。与此同时，乌苏拉和孩子们却在菜园里胼手胝足地管理着香蕉、海芋、丝兰、山药、南瓜和茄子。不久，也没有任何预兆，他突然中断所迷恋的工作，变得神志颠倒起来。连续几天他象着了魔似的，低声咕叨着一连串惊人的猜测，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想法。直到十二月的某个星期三午餐的时候，他才一下子卸脱了那折磨他的包袱。孩子们也许终生难忘父亲那天坐在饭桌上首时那副威严神态。长期的熬夜和过度的思索搞垮了他的身体，他发着高烧，抖抖索索地向他们透露了自己的发现：

“地球是圆的，象一个橘子一样。”

乌苏拉再也忍不住了。“你要发神经病，就一个人去发，”她吼叫着，“别拿你那吉卜赛式的怪想法往孩子们脑袋里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听后无动于衷。他妻子一气之下把他的观象仪摔在地上打得粉碎，可是他没有被妻子的狂怒吓退，重新造了一架。他还把村里的男人都召集到自己的房间里，用谁也听不懂的理论向他们论证：只要一直朝东方航行，最后就能返回出发地点。全村的人都认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经精神失常。这时，墨尔基阿德斯来了，这才把事情搞清楚，他当众夸赞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才智，说他仅凭天文估算便创造了一种理论。虽然这种理论在马贡多至今尚无人知晓，但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为了表示钦佩，他赠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份礼品：一间炼金试验室。这对村子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那时节，墨尔基阿德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衰老了。他头几回到村里来的时候，看起来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年龄相仿。但是，后者还保持着非凡的气力，能揪住马耳朵把一匹马摔倒在地，而这位吉卜赛人却好似被一种痼疾毁坏了身体。实际上那是他在无数次环球旅行中屡染怪病的结果。他在帮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布置炼金试验室时对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死神到处追逐他，嗅着他的行踪，但还未决定给他最后一击。他是一个逃亡者，躲避着一切危害人类的灾祸病害。他曾患过波斯糙皮病、马来亚群岛坏血病、亚历山大麻风病、日本脚气病和马达加斯加鼠疫，还经历过西西里岛地震和麦哲伦海峡集体罹难，总算死里逃生。这个自称掌握了诺斯特拉达姆斯[2]的密码的怪人，是个愁容满面、郁郁寡欢的人，长着一双仿佛能看透一切的亚洲人的眼睛。他戴着一顶又大又黑、活象乌鸦展开的翅膀似的帽子，穿着一件好象穿过几个世纪、已经发绿的天鹅绒背心。虽然他有无穷的智慧和神秘的外表，却有着凡人的品性和俗子的素质，这使他陷在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之中。他苦于年老多病，忍受着不屑一提的经济拮据。很久以前他就失去了笑容，因为坏血病夺走了他满口牙齿。在他披露个人隐私的那个闷热的中午，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确信，这是两人之间的伟大友谊的开端。孩子们对他的神奇故事惊讶不已。当时只有五岁的奥雷良诺一辈子都会记得那天下午看到的这个吉卜赛人的模样。吉卜赛人面朝着闪耀着金属光芒的窗户坐着，用他风琴般深沉的嗓音启示着人们脑海中最愚昧的角落。天气炎热，他两鬓流着油汗。奥雷良诺的哥哥霍塞·阿卡迪奥后来把吉卜赛人的美妙形象作为传世的回忆，讲述给后辈们听。乌苏拉则相反，她对那位客人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她走进房间的时候，正巧墨尔基阿德斯失手摔破了一只二氯化汞的瓶子。

“这是魔鬼的气味。”她说。

“不，绝对不是，”墨尔基阿德斯纠正说，“有人证实魔鬼有股硫磺味，可这只不过是一点儿升汞罢了。”

墨尔基阿德斯总是循循善诱的。他对朱砂的魔鬼习性作了一番博学的解释，但乌苏拉不理他那一套，她带着孩子祈祷去了。从此，那股呛人的气味伴随着墨尔基阿德斯的形象，一直留在她的记忆之中。

不算一大堆烧锅、漏斗、曲颈瓶、过滤器和搅棒，这个初创的炼金试验室是由一根粗制的水管、一只仿照哲人之蛋制成的长颈玻璃试管和一个由吉卜赛人按犹太人马利亚的新式三臂蒸馏锅的说明书制作出来的蒸馏器组成。此外，墨尔基阿德斯还留下了分属七个星球的七种金属样品，摩西[3]和索西莫斯[4]的倍金术配方，还有一套炼金术祖师的笔记和炼金图，谁能看懂它就能造出点金石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见倍金术配方很简单，就被迷住了。他一连几个星期都在讨好乌苏拉，要她答应把金币挖出来。他对她说，能把黄金成倍增加，就象可以把水银分成几份一样。乌苏拉和往常一样，拗不过丈夫，又让了步。于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三十枚金币投进了烧锅，跟铜屑、雄黄、硫磺、铅等一起熔化。然后，他把熔化物全部倾入蓖麻油锅里放在烈火上煮，熬成一种粘稠、刺鼻的糊状物。这东西不象美妙的黄金，倒象是劣质的糖浆。在危险的、弄得焦头烂额的蒸馏过程中，又添进了七种星球金属冶炼，后来又放在水银和塞浦路斯石矾中加工，再投入猪油（因为没有萝卜油）中煮熬，最后，乌苏拉的这笔珍贵的祖产变成了一团粘在锅底里挖不下来的锅巴。

当吉卜赛人再次来到这里时，乌苏拉早已部署好，让全村人反对他们。但是，人们的好奇心胜过了恐惧，因为这次吉卜赛人操起各种乐器，大吹大擂地走遍了全村，喧闹之声震耳欲聋。那个招揽生意的人宣称，他们要展出纳西安索人[5]最神奇的发明。这样一来，人们都涌向帐篷。他们花一个生太伏[6]，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康复的、没有皱纹的、长着一副崭新锃亮的牙齿的墨尔基阿德斯。人们还记得他从前被坏血病毁坏的牙床、松弛的腮帮和干瘪的嘴唇，现在看到这个吉卜赛人超凡的能力，不禁惊讶万分。当墨尔基阿德斯把镶在牙床上完整无损的牙齿摘下来向人们展示时，惊愕又变成了恐惧。吉卜赛人只让大家看了一眼——一瞬间，他又恢复了以往那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随即又装了上去，并且用失而复得的青春活力朝大家微笑。此刻，连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也感到，墨尔基阿德斯的知识渊博到了无法理解的地步了。但是，当吉卜赛人私下告诉他假牙的原理时，他又感到由衷的兴奋。他觉得这玩意儿既简单又奇妙，于是一夜之间对炼金术失去了兴趣。他的情绪又变坏了，从此不再正常进食，整天在屋子里转悠。“世界上正在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对乌苏拉说，“就在那边，在河对岸，就有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我们还在过着毛驴似的生活。”那些从马贡多一建村就认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人，对于他在墨尔基阿德斯的影响下所起的变化感到惊讶。

当初，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是个年轻族长，他指挥播种，指导牧畜，奉劝育子。为了全族的兴旺，他跟大家同心协力，还参加体力劳动。因为从建村起他家的房子就是全村首屈一指的，所以后来其他人家都仿照他家的式样进行整修。他家有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饭厅座落在一个平台上，周围是鲜艳的花朵。有两间卧室和一个院子，院子里栽了一棵大栗树。还有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菜园和一间畜栏，畜栏中羊、猪和鸡和睦共处。家中和村里唯一禁养的动物是斗鸡。

乌苏拉跟她丈夫一样勤俭能干。这个意志坚强的女人身材瘦小，好动而严肃。在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到她唱过歌。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她无所不至，好象到处能听到她那印花布裙的柔和的窸窣声。幸亏有了她，那夯结实的泥地、没有粉刷的土墙和自制的木器家具总是那样干净，那些放衣服的旧木箱总是散发出淡淡的甜罗勒的清香。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是村子里前所未有的最有事业心的人。他安排了全村房屋的布局，使每座房子都能通向河边，取水同样方便。街道设计得非常巧妙，天热的时候，没有一家比别人多晒到太阳。短短的几年里，在马贡多的三百个居民当时所认识的许多村庄中，马贡多成了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真是个幸福的村庄，这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一个人。

从建村时起，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就架设陷阱、制作鸟笼。不久以后，不但他们家而且在全村人的家里都养满了苇鸟、金丝雀、食蜂鸟和知更鸟。那么多不同种类的鸟儿啾啾齐鸣，真是令人不知所措。乌苏拉只好用蜂蜡堵住耳朵，免得失去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当墨尔基阿德斯部落第一次来马贡多推销专治头痛的玻璃球的时候，人们感到惊异的是他们怎么会找到这个湮没在沉睡的沼泽地中的村庄的，吉卜赛人道出了真情：是小鸟的歌声为他们指的路。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社会创造精神不久就烟消云散了，他被磁铁热、天文计算、炼金梦以及想认识世界奇迹的渴望迷住了心窍。富有闯荡精神的、整洁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变成了一个外表怠惰、衣着马虎的人。他胡子拉碴一大把，乌苏拉费了很大的劲才用菜刀给他收拾干净。有人认为他中了某种妖术。但是，当他把伐木工具扛在肩上，叫大伙儿集合起来去开辟一条小道，以便把马贡多同伟大的发明联系起来的时候，就连深信他已经发疯的人也丢开了活计和家庭，跟着他去了。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本地区的地理情况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东面是一道难于通过的山脉，山那边是古城里奥阿查，从前——据他祖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第一对他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7]曾在那里用炮弹猎鳄鱼取乐，然后在猎到的鳄鱼里塞上干草，缝补好后去献给伊丽莎白女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年轻的时候，和他手下人一起，带上妻儿和家畜，还带了各种家用器具，翻过山脉来寻找出海口。但是，经过了二十六个月，他们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他们建立马贡多是为了不走回头路。他们对那条路不感兴趣，因为它只能把他们带往过去。南面是许多终年覆盖着一层浮生植物的泥塘和广阔的大沼泽。据吉卜赛人证实，沼泽地带无边无沿。大沼泽的西部连着一片一望无际的水域。水域中有一种皮肤细嫩、长着女人的脑袋和身躯的鲸类，它们常常用巨大的乳房诱惑水手，使他们迷失航向。吉卜赛人在这条水路上航行了六个月，才抵达有驿站的骡子经过的陆地。据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判断，唯一有可能通向外界文明的是向北去。于是，他用伐木工具和狩猎武器装备曾经跟随他建立马贡多的人们，把定向仪和地图装进背包，轻率地开始了冒险。

开头几天，他们没有遇到什么了不起的障碍。他们顺着砾石累累的河岸走到几年前发现那副武士盔甲的地方，从那里沿着野橘林间的一条小道进入大森林。一星期以后，他们宰了一头鹿，烤熟后只吃了一半，把另一半腌了，放着以后几天吃。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把不得不连续吃金刚鹦鹉的日子推迟一点，因为那蓝色的鸟肉有股涩口的麝香味儿。以后的十几天中，他们再也没有见到阳光。地面变得松软潮湿，宛如火山灰一般，地上的植物也越来越阴森可怕，禽鸟的鸣叫和猴子的吵闹声越来越远，四周变得凄凄惨惨的。远征队的人们置身于这个在原罪之前就已存在的、潮湿而寂静的天堂之中，靴子陷在雾气腾腾的油泥淖里，手中的砍刀把血红的野百合和金黄的嵘螈砍得粉碎。对远古的联想使他们感到压抑。整整一个星期中，没有人说一句话。他们的肺部忍受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一个个象梦游病人似的，借助着萤火虫微弱的闪光，在这恶梦般的天地中行进。他们不能往回走，因为有一种新的植物转眼间就会长大起来，不一会儿就会把他们边走边开的小路封闭了。“没关系，”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总是那样说，“最要紧的是不要迷失方向。”他一直手不离罗盘，带领手下人朝着看不见的北方走去，直到离开这个中了魔法的地区。那是一个阴暗的夜晚，没有星光，但黑暗之中却充满着一股清新的空气。被长途跋涉拖得精疲力尽的人们挂起了吊床，两星期来第一次睡得很酣。翌日醒来，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大伙儿惊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在他们面前，在静谧的晨辉中，矗立着一艘沾满尘土的白色西班牙大帆船，周围长满了羊齿和棕榈。帆船的左舷微微倾侧，完好无损的桅樯上，在装饰成兰花的绳索之间，悬挂着肮脏的帆幅的破片。船体裹着一层鮣鱼化石和青苔构成的光滑外壳，牢牢的嵌在一片乱石堆里。整个结构仿佛在一个孤独的、被人遗忘的地方自成一统，杜绝了时间的恶习，躲开了禽鸟的陋俗。远征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察看了船体内部，里面除了一片茂密的花丛外空无一物。

大帆船的发现标志着大海就在近处，这使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那股闯劲一下子摧垮了。他认为，自己寻找大海，历尽千辛万苦就是找不到，不去找它，却偏偏碰上了。大海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横在他的前进路上，这是调皮的命运对他的嘲弄。许多年以后，这里成了一条定期的驿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也从这一地区经过时，看到这艘帆船只剩下一具烧焦的龙骨，在一片虞美人花地中。这时，他才相信这一段历史并非父亲杜撰的产物。他想，这艘大船怎么会深入到陆地这块地方来的呢？然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又经过四天的路程，在离大帆船十二公里处看到大海的时候，却并没有去提这个烦人的问题。这片灰色的、泛着泡沫的、肮脏的大海不值得他去冒险，去为它作出牺牲，面对着这片大海，他的梦想破灭了。

“真该死！”他叫了起来，“马贡多的四周是被大海包围着的。”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远征归来后主观臆断地画了一张地图，根据这张地图，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认为马贡多在一个半岛上。绘图时他怒气冲冲，故意夸大了交通方面的困难，仿佛因为自己缺乏眼力而选中了这个地方要自我惩罚一下似的。“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任何地方去，”他在乌苏拉面前叹息说，“我们将一辈子烂在这里，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了。”一连几个月，他在狭窄的炼金试验室里反复琢磨这一想法，这使他设想出把马贡多迁移到更合适的地方去的计划。可是这一回他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狂热的计划，乌苏拉就抢了先。她象蚂蚁似地通过秘密而又不懈的工作，预先布置好让全村妇女反对男人们随心所欲的计划，因为男人们已经准备搬家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明白究竟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他的计划陷入了一大堆象乱麻一样的借口、托词和障碍之中，最后竟变成了十足天真的幻想。乌苏拉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观察着他。那天早晨，当她看到他在里面那间小房间里一边把试验用的物品装进原来的箱子，一边嘀咕着搬家计划时，她甚至有点同情他了。她让他收拾完，钉上箱子，用蘸了墨水的刷子在上面写好名字的缩写字母。她一点没有责备他，可是心里明白：他已经知道（因为听见他自言自语说过），村里的男人不会跟他去干了。只是当他开始卸下小房间的门板的时候，乌苏拉才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卸门板。他不无苦恼地回答说：“既然谁也不肯走，那我们就自己走。”乌苏拉没有感到不安。

“我们不走，”她说，“我们得留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生了一个儿子。”

“我们还没有死过一个人呐，”他说，“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乌苏拉柔中有刚地顶了他一句：

“假如一定要我死了你们才肯留下，那我就去死。”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想不到他妻子意志会那么坚定。他试图用幻想的魔力去打动她，答应带她去寻找一个奇妙的世界，在那里只要在地上洒几滴神水，植物就会遂人意结出果实。那里出售各种各样能解除病痛的器械，价钱便宜得象卖旧货。但是，乌苏拉对他的远见毫不动心。

“你别成天胡思乱想，还是关心关心孩子们吧，”乌苏拉说，“你看看他们，都象毛驴似的被撇在一边，听天由命。”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字一句地听着妻子说的话。他从窗户里向外看去，只见孩子们光着脚板，站在烈日曝晒的菜园子里。他觉得，只是在此刻，应了乌苏拉的咒语，他们才开始存在的。于是他内心产生了某种神秘而清晰的感觉，使他脱离了现时并飘流到那从未开发的回忆的土地上。当乌苏拉继续打扫房间并打定主意一辈子也不离开的时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却出神地看着孩子们，看得两眼都湿润了。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无可奈何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好吧，”他说，“叫他们来帮我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拿出来吧。”

大孩子霍塞·阿卡迪奥已经十四周岁了，方方的脑袋、蓬松的头发，脾气象他父亲一样任性。虽然他身体魁伟壮实，也象他父亲，但从那时起就明显地表现出缺乏想象力。他是在马贡多建立以前，在爬山越岭的艰苦旅途中怀胎和生养的。当他父母发现他身上没有长动物器官时，都感谢老天。奥雷良诺是第一个在马贡多出生的人，到三月份就满六周岁了。他好静而孤僻，在娘肚子里就会哭，生下来时睁着眼睛。给他剪脐带时，他就摆动着脑袋辨认房间里的东西，还以好奇而并不惊慌的神态察看着人们的脸庞。然后，他不再理会前来看望他的人们，却专心致志地盯着那棕榈叶盖的顶棚，房顶在雨水的巨大压力下眼看就要塌下来了。乌苏拉后来再也没有去回忆他那紧张的目光。直到有一天，小奥雷良诺已经三岁了，他走进厨房，乌苏拉从灶火上端下煮沸的汤锅放在桌子上。孩子在门边惊慌地说：“快掉下来了。”那汤锅本来好好地放在桌子中间，随着孩子的预言，便仿佛有一种内在的动力驱赶着开始朝桌子边移动，最后掉在地上打碎了。吃惊的乌苏拉把这事告诉了丈夫，可是她丈夫把这解释为一种自然现象。他总是这样对孩子漠不关心，这一方面因为他觉得童年是智力尚未发育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过分地专心于炼金术的研究。

但是，自从那天下午，他叫孩子们帮他打开装实验器材的箱子起，他开始把最宝贵的时间花在他们身上。在那间僻静的小屋的墙上，慢慢地贴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图和图表。他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做算术，给他们讲世界上的奇迹，不但讲述了自己通晓的事物，而且还超越了自己想象力的界限。就这样，孩子们终于了解到：在非洲的南端，人们是那样聪明而平和，所以他们唯一的娱乐是静坐思考。爱琴海是可以步行过去的，从一个岛屿跳到另一个岛屿，一直可以走到萨洛尼卡港。这些使人产生错觉的课程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记忆中。许多年以后，在正规军军官命令行刑队开枪前一分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重温了那个和暖的三月的下午的情景：父亲中断了物理课，一只手悬在空中，两眼一动也不动，呆呆地倾听着远处吉卜赛人吹笛擂鼓。吉卜赛人又来到村里，推销曼菲斯学者最新的惊人发明。

他们是一批新的吉卜赛人。是一些只会讲自己语言的青年男女，他们皮肤油亮、心灵手巧、漂亮无比。他们的舞蹈和音乐在街上引起了欢闹。他们带来了涂成各种颜色的、会吟诵意大利抒情诗的鹦鹉，还有会跟着小鼓的节奏生一百只金蛋的母鸡，有会猜测人意的猴子，有既可钉钮扣又能退热消炎的多用机，有使人忘却不愉快的往事的器械，还有消磨时间的药膏以及千百种其他发明，每一件都那样精妙奇特，所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简直想发明一架记忆机器，把它们全都记住了。吉卜赛人在霎那间使村子变了模样。马贡多的居民突然被那人群熙攘的集市弄得晕头转向，走在自己熟悉的大街上也会迷路了。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手拉着一个孩子，怕他们在混乱中走失。一路上他碰到镶金牙的江湖艺人和六条胳臂的杂耍演员。人群散发出来的屎尿恶臭和檀香味混合在一起使他感到窒息。他象疯子一样到处寻找墨尔基阿德斯，想让他来揭示一下这场神话般的恶梦中的无穷秘密。他向好几个吉卜赛人打听，但他们都听不懂他的话，最后他来到墨尔基阿德斯经常搭帐篷的地方，在那里遇到一个神情忧郁的亚美尼亚人，那人正在用西班牙语叫卖一种隐身糖浆。当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推推搡搡地穿过看呆了的人群时，那人已经一口喝下了一盅黄澄澄的东西，他赶上去问了一句话。吉卜赛人用诧异的目光扫了他一眼，随即化成了一摊刺鼻的烟雾腾腾的沥青，他的答话在上面飘荡：“墨尔基阿德斯死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听这消息竟怔住了，他木然不动极力抑制着悲痛，直到人群被别的把戏吸引而散去，那忧郁的亚美尼亚人的沥青已经完全化成了蒸气。后来，其他吉卜赛人也证实，墨尔基阿德斯在新加坡沙滩上死于热病，他的尸体被抛入爪哇海最深的地方去了。孩子们对此消息不感兴趣。他们缠着要父亲带他们去看曼菲斯学者们惊人的新发明。据张贴在一顶帐篷门口的广告上说，那是属于所罗门王的。孩子们一再要求，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就付了三十个里亚尔，带他们走到帐篷中央。那里有一个浑身长毛、剃了光头的巨人，他鼻子上穿着一个铜环，脚踝上拴着一条沉重的铁链，正守护着一只海盗箱。巨人一打开箱子，里面就冒出一股寒气。箱里只有一块巨大的透明物体，中间有无数枚小针，落日的余辉照射在小针上，撞成许多五彩缤纷的星星。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看懵了，但他知道孩子们在等待他马上作出解释，于是他大胆地嘟哝了一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不，”吉卜赛人纠正说，“这是冰。”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没有听懂，他把手朝冰块伸去，但巨人把他的手推开了。“摸一下还得付五个里亚尔。”他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付了钱，把手放到冰上呆了几分钟。接触这个神秘的东西，使他心里觉得既害怕又高兴。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于是，又付了十个里亚尔，让孩子们也体验一下这神妙的感觉。小霍塞·阿卡迪奥不肯去摸。奥雷良诺却与乃兄相反，他往前跨了一步，把手放在冰上，可马上又缩了回来。“在煮开着呢！”他吓得喊叫起来。可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没有理他。他被这个无可置疑的奇迹陶醉了，这时竟忘掉了他那些荒唐事业的失败，忘掉了被人丢弃而落入乌贼腹内的墨尔基阿德斯的遗体。他又付了五个里亚尔，就象把手放在《圣经》上为人作证那样，把手放在冰块上高声说道：

“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明。”

[1]里亚尔：旧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通用的货币，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

[2]诺斯特拉达姆斯：十六世纪法国占星家和医生，著有《百年预言》一书。

[3]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向犹太民族传授上帝律法的人。

[4]索西莫斯：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编写古代基督教史的著名学者。

[5]纳西安索：小亚细亚古国卡帕多细亚的首都。

[6]生太伏：拉美国家辅币的单位，等于百分之一比索。

[7]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第一个穿越麦哲伦海峡的英国人，曾参加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

第二章

在十六世纪，当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袭击里奥阿查的时候，乌苏拉·伊瓜朗的曾祖母被警报声和炮弹的轰鸣声吓破了胆，神经失去控制，一屁股坐到了烧旺的火炉上。因为烧伤，她成了一个终身无用的妻子。她无法端坐，只能垫上垫子侧坐。走路的样子大概也有点怪，所以从此再没有在人前行走过。她总以为自己身上有股焦臭味，执意拒绝参加一切社交活动。晚上她不敢睡觉，老是呆在院子里等待天明，因为她梦见那些英国人带着咬人的恶犬翻窗户钻进她的卧室，用烧红的烙铁给她上可耻的刑罚。她丈夫是一个阿拉贡商人，跟她生过两个儿子。为了想方设法排解她的恐惧，他把半爿店铺花在医病和娱乐上了，最后终于倾家荡产，带了家眷来到了远离海边的地方。他在一个座落在山脉侧岗上的平和的印第安人居住的村子里住了下来，在那里为妻子造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卧室，这样，她恶梦中的海盗就无处可入了。

在这偏僻的村子里，很久以来就住着一个种植烟草的克里奥约人[1]，叫堂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乌苏拉的曾祖父跟他合伙经营很成功，没过几年就赚了一大笔钱。过了几个世纪，克里奥约人的玄孙同阿拉贡人的玄孙女结了婚。因此，每当乌苏拉对丈夫的狂想忍不住发火时，就会越过三百年间发生的种种偶然事件，去诅咒弗朗西斯·德雷克，说他不该袭击里奥阿查。这只是一种出气办法罢了，因为事实上，他俩一直到死都被一条比爱情更坚实的纽带系结在一起：那是一种共同的良心谴责。他们俩是表兄妹，是在那个古老的村子里一起长大的。由于双方祖先的勤劳和良好的习惯，那个村子成了全省最好的村子之一。虽然他们的结合从他们降生时就可以预见到，但是当他们表示出结婚的愿望时，他们的亲属企图阻止。他们担心，几百年来互相联姻的两个家族的这一对健康的根苗，会遭遇生养蜥蜴的耻辱。曾经有过一个可怕的先例，乌苏拉的一个姑母跟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一个叔父结婚，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一辈子都穿宽大的肥腿裤，在最纯洁的童贞状态中度过了四十二年，最后因流血不止而去世了。因为他从出生到长大，身上都带着一条拔塞器似的软骨尾巴，尾巴梢上还有一撮毛。这条猪尾巴他从未给任何女人看过。当一个做屠夫的朋友用肉斧给他砍掉时，这条尾巴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那时才十九岁，他以年轻人的轻率态度，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生下猪崽也没关系，只要会说话就成了。”于是，他们俩就成了亲，奏乐放炮庆祝了三天。要不是乌苏拉的母亲用有关他们的后代的种种不祥预言来吓唬她，使她甚至不愿发生夫妇关系的话，本来他们从此会很幸福。乌苏拉担心身材魁梧、生性放纵的丈夫在她熟睡时强行非礼，所以在睡前总要穿上她母亲给她做的帆布套裤，裤子上还用纵横交错的绳子加固，前面用粗铁扣扣住。这样过了几个月。白天，丈夫养斗鸡，她跟母亲一起在绣架旁绣花。晚上，他俩成几个小时地拚命扭打，好象以此来代替性生活。后来人们的直觉也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于是，传出谣言说，乌苏拉结婚一年还是个处女，因为她丈夫没有能耐。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是最后一个听到谣言的人。

“你知道，乌苏拉，人家都在说什么！”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

“随他们去说吧，”她说，“我们反正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这样又过了六个月，情况一切照旧，直到那个不幸的星期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斗鸡时赢了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后者见自己的鸡鲜血淋漓，又光火又激动，他走到离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远一点的地方，想让整个斗鸡场都听清他要对他说的话。

“祝贺你啊，”他喊道，“看这只公鸡能不能讨好你老婆。”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沉着地收起了鸡，对大家说了声：“我回头就来。”然后，冲着普罗登肖·阿基拉尔说：

“你呀，快回家去武装一下吧，因为我要宰了你。”

十分钟以后，他提着他祖父那枝杀过野兽的标枪回来了。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在斗鸡场门口等着他，那里已经围了半个村子的人。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没来得及招架，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就以公牛般的力气和第一个奥雷良诺·布恩地亚消灭这地区的老虎时的准确性，投枪捅穿了对手的喉咙。那天晚上，当人们在斗鸡场守灵的时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走进自己的卧室。这时他妻子正在穿那条贞节裤，他朝她挥舞着标枪命令道：“把这个脱掉。”乌苏拉对他丈夫的决定不敢含糊，只嘀咕了一声：“出了事你负责。”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标枪往地下一插。

“要是你该生蜥蜴，我们就养蜥蜴。”他说，“可就是不能因为你的过错叫村里再死人。”

这是六月的一个美好的夜晚，天气凉爽，明月高照，他们俩在床上整夜未睡。凉风吹进卧室，传来普罗登肖·阿基拉尔的亲人们的哀号声，但他们俩却毫不理会。

这件事虽然被看作君子决斗，可是他们俩心中却感到内疚。一天晚上，乌苏拉睡不着，到院子里去喝水，在水瓮边上遇见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他浑身发紫，神情哀伤，正在设法用芦草堵住喉头的伤口。她并不觉得害怕，相反有些同情他。回到房中，她把看到的事告诉了丈夫，但他不以为然。“死人是不会出来的，”他说，“问题是我们忍受不了良心的责备。”过了两个晚上，乌苏拉在浴室里又见到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在用芦草擦洗脖子上的血迹。又有一个晚上，她看到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在雨中徘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妻子的幻觉感到心烦，但当他拿起标枪走出门口的时候，却看到死者哭丧着脸站在那里。

“滚开！”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喝道，“要不，你回来几次我就杀你几次。”

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没有走开，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也不敢扔标枪。从此以后他就睡不安宁。死者在雨中看着他时的无限忧伤的表情、对活着的人们的眷念以及在屋子里找水弄湿塞伤口的芦草时那焦虑的样子，这一切都在折磨着霍塞· 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他大概挺难受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乌苏拉说，“瞧他多么孤单啊！”乌苏拉非常感动，当她再次看到死者在掀灶上的锅盖时，就明白他要找什么了。从此以后，她在屋里到处放了盛满水的盆子。一天晚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自己房里看到他在洗伤口，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

“好吧，普罗登肖，”他说，“我们离开这个村子，尽量走得远些，而且永远不再回来，现在你可以安心走了。”

就这样，他们开始翻山越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一些和他同样年轻的朋友，因为向往冒险生活，也丢下了房屋，带着妻儿，朝着那块谁也没有许诺给他们过的土地进发。临行之前，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标枪埋在院子里，把那些漂亮的斗鸡一只一只都宰了，他相信这样能叫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多少安心一点。乌苏拉只带了一只放新娘服装的箱子、一些家用器具和她父亲传给她的一小盒金币。他们没有一条确定的迁移路线，只知道朝着里奥阿查的相反方向走，以免留下任何踪迹或遇到任何熟人。这是一次荒唐的旅行。到了第十四个月，因为吃猴肉喝蛇汤，乌苏拉的肠胃也搞坏了，但却生下了一个男孩，身体各部分都长得跟正常人一样。有一半路程，她是躺在一张系在杠棒上的吊床里，由两个男人抬着走过来的，因为她的两条腿肿得不成样子，静脉曲张的地方象隆起的水泡。孩子们虽然食不果腹，眼睛无精打采，让人看起来觉得可怜，但是他们比父母更能忍受旅途的劳顿，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觉得好玩。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旅程，一天早晨，他们成了第一批看到山脉西麓的人。从云雾笼罩的山巅，人们看到大沼泽一望无际的水域，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头。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大海。他们在泥沼地里漫无目标地走了几个月之后，一天晚上，在离开遇见最后几个土著居民的地点很远的一条砾石累累的小河边安了营，那小河的河水象一股冰凉的水晶的激流。若干年以后，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试图沿这条路线去奇袭里奥阿查，可是走到第六天，他明白那是一种狂想。那天晚上在河边上安营时，他父亲的那支队伍就象一批走投无路的遇难者，不过，他们的人数在旅途中有了增加，而且所有的人都指望享其天年（后来都如愿以偿了）。那天晚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做了一个梦，梦见这地方建起了一座喧闹的城市，城里的房屋都用镜子作墙壁。他问那是什么城市，人家告诉他一个从未听到过的、毫无意思的、但在梦中听来却很神奇的名字：马贡多。翌日，他说服了大伙儿，使大家相信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大海了。他命令大家把河边最凉快的地方的树木砍掉，开出一片空地，在那里建起了村子。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始终未能揭开梦里用镜子作墙的房子这个谜，直到那天他认识了冰块，才自以为懂得了这个谜的深刻意义。他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用水这种日常所见的材料，大规模制作冰块，并用它们来建造村里的新住宅。马贡多将不再是一个炎热的地方（这儿的铰链和插销都热得弯曲了），而变成一个四季如冬的城市。如果说他没有坚持尝试建造制冰厂，那是因为当时他对教育儿子们十分起劲，尤其是教育奥雷良诺，后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炼金术有一种罕见的直觉。炼金试验室的积灰已被清除干净。父子俩重读了一遍墨尔基阿德斯的笔记，这一次阅读是冷静的，他们不再因为内容的新奇而激动。然后，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耐心的试验，以便设法把乌苏拉的金子从粘在锅底的锅巴中分离出来。年轻的霍塞·阿卡迪奥几乎没有参加。当他父亲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水管上的时候，这位任性的长子——跟年龄相比，他的体格一直显得过分高大——长成了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嘴唇边布满了初生的茸毛。有天晚上，他脱衣服准备睡觉，正巧乌苏拉走进房间看到了。她觉得心里有一种又惭愧又怜悯的感觉：除了他丈夫外，这是她看到的第一个光身子的男人。他已经发育得如此齐全，以至在乌苏拉看来不太正常。乌苏拉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时又体验到当新娘时的那种恐惧。

那个时候，有一个满嘴脏话、举止轻佻的快活女人经常到家里来帮忙料理家务，她还会用纸牌给人算命。乌苏拉跟她谈起儿子的事，说他的发育与年龄不相称，这跟她表兄的猪尾巴一样，是违反自然的。那女人听后放声大笑，笑声象玻璃声一样清脆，在整个屋子里回荡。“刚好相反，”她说，“这是他的造化。”几天后，为了证实她的预言，她带了一副纸牌来，跟霍塞·阿卡迪奥一起反锁在紧靠厨房的一间谷仓里。她非常平静地在一张破旧的木匠桌上摊开了牌，嘴里东拉西扯地说着话；小伙子在一旁等待着，心里与其说好奇不如说厌烦。突然，她伸手摸了他一下。“长得多棒啊！”她真的害怕了，只挤出这么一句话。霍塞·阿卡迪奥感到骨头里充满了泡沫，感到一种懒洋洋的恐惧，他非常想哭一场。那女人没有对他作任何暗示，可是当天晚上，霍塞·阿卡迪奥整夜在寻找着她胳肢窝里散发出来的、埋藏在她皮肤底下的那股烟味。他渴望时刻和她在一起，希望她就是他的母亲。希望他们俩永远不离开谷仓，让她说他“多棒啊”。希望她再摸摸他，说他“多棒”。一天，他忍不住了，便登门去找她。他作了一次正经而令人费解的拜访，坐在客厅里一言不发。这时候他不再想她，他觉得她变了，跟她那股烟气在他心中产生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仿佛成了另一个人。于是，他喝完了咖啡就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她家。当天晚上，在失眠的恐怖之中，他又一次以强烈的渴望想念她，但想念的却不是谷仓里的她，而是那天下午的她。

又过了几天，女人突然叫他上她家去。家里只有她和她母亲，她推说要教他玩一套纸牌戏法，把他带进了卧室。女人放肆地抚摸他，使他在最初一阵震颤后失望了，他感到害怕胜于快感。她要他当晚去找她。他敷衍着答应了，心里知道他不能去。可是，那天晚上，在热得发烫的床上他明白了，即使他没有能力也还得去找她。黑暗中他听到弟弟平静的呼吸声、隔壁房里他父亲的干咳声、院子里母鸡的喘息和蚊子的嗡嗡声，还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以及这时才发现的周围世界混乱的喧嚣声。他摸黑穿起衣服，来到了沉睡的大街上。他真心希望那女人家的大门是闩上的，而不是象她许诺的那样虚掩着，可是事实上门却开着。他用指尖一推，铰链发出一阵忧伤的、断断续续的呻吟，这响声在他心中引起了冰冷的回响。他侧过身子，尽量不发出声音。一走进屋里，就闻到了那股烟味。这时他还在客厅里，女人的三个兄弟的吊床就挂在那里。他不知道吊床挂的位置，黑暗中又无法辨认，因此他要摸索着穿过客厅，然后去推开卧室的门，还得认准方向，不能摸错了床。他达到了目的，但还是碰到了吊床上的几个小伙子，因为吊床挂得比他想象中低。一个在打鼾的人在睡梦中翻了个身，用失望的语气说了声：“那是星期三。”当他推开卧室的门时，因为地面高低不平，他无法避免房门擦着地板的声响。在一片漆黑之中，他忽然明白自己完全迷失了方向，但已经后悔莫及了。在这间狭窄的屋子里睡着她的母亲、另一个女儿和她丈夫以及两个孩子，还有那个也许根本不在等他的女人。要不是那烟味充斥整个房子的话，他本可以循着气味找去。那气味是那样骗人，又象一直藏在她皮肤底下那样清晰可辨。他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好大一会儿，正当他惊恐地怀疑自己怎么会落到这孤独无援的绝境时，突然，一只伸开五指在黑暗中摸索的手触到了他的脸上。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尽管他不知道，那女人却在等他。于是，他随着那只手跟了过去，在一种可怕的筋疲力尽的状态中被带到了一个无从捉摸的地方。在这奥秘莫测的黑暗之中，他的手臂也成了多余的东西。那里闻到的不是女人的气味，而是阿摩尼亚臭味。他试图回忆那女人的面容，可看到的是乌苏拉的脸。他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正在干一桩渴望已久但从未想到真能如愿的事；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在进行，因为他弄不清脚在何处头又在何处，也不明白究竟是谁的脚是谁的头。他觉得再也受不了腰里冰冷的寒气和肚子里的空气，受不了那种恐惧，也受不了那既想逃走又想永远留在那恼人的寂静和可怕的孤独之中的、缺乏理智的渴望。

女人叫庇拉·特内拉。她是最后建立了马贡多的移民中的一个。她家里人把她带来是为了使她离开一个男人，那人在她十四岁时强奸了她，尔后又一直爱着她，直到她二十二岁。可是他从未下决心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是外乡人。他答应跟随她直到天涯海角，但后来，等他办完他的事情，她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她把男人们全当成是他，不管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金发的还是黑发的，也不管是陆路来的还是海路来的，只要是纸牌许诺给她的，她就跟他们混上三天、三个月或者三年。在长期的等待中，她失去了粗壮的大腿、结实的乳房和娇柔的脾性，但狂乱的内心却依然如故。霍塞·阿卡迪奥被这个奇妙的玩物弄得神魂颠倒，天天晚上要穿过她家的迷宫去寻找她的踪迹。有一回她家的门给闩上了，他敲了几次，心想，有胆量敲第一次，就应该一直敲到底。他等了很久很久，她才给他开了门。白天，他躺着睡大觉，悄悄地在那里回味前一夜的情况。但是，当她兴致勃勃、若无其事地到家里来说笑的时候，他也能毫不费事地掩饰自己的紧张情绪，因为这个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能吓跑鸽子的女人，跟她在教他向里吸气、教他憋住心跳、使他懂得人为什么害怕死神时的那种无形力量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他那样神魂不定，以至当他父亲和弟弟熔开金属锅巴并分离出乌苏拉的金子这一消息哄动全家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大家为何这般高兴。

事实上，通过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他们获得了成功。乌苏拉很快活，她甚至感谢上帝创造了炼金术。村子里的人挤满了炼金试验室，主人们拿出番石榴果酱和小面包，庆祝这一奇迹。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让他们看坩埚和回收的金子，仿佛是他刚刚造出来似的。他挨个儿给人看，最后来到大儿子面前。大儿子这几天几乎没有在炼金试验室露面，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那块黄澄澄的干碴放到儿子眼前问他：“你看这是什么？”霍塞·阿卡迪奥坦率地回答：

“狗屎。”

他父亲反手在他嘴上狠狠打了一巴掌，打得他鲜血和眼泪一起流了出来。那天晚上，庇拉·特内拉在黑暗中拿了药瓶和棉花，用野菊汁给他敷肿，还为他做了一切他所希望的事而不用他费神，爱抚着他又不使他受到伤害。他们俩亲热着，过了一会儿竟不知不觉地窃窃私语起来。

“我要单独跟你在一起，”他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事告诉所有的人，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她没给他泼冷水。

“那敢情好，”她说，“要是只有我们俩在一块儿，就把灯亮着，互相看得清楚些，而且，我爱说什么就嚷什么，谁也管不着，你呢，想到什么下流话就在我耳朵边讲。”

这一次对话、对父亲的切齿痛恨以及立即不顾一切地相爱的可能性，使他产生了一种执着的勇气。他不假思索、不作任何准备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弟弟。

小奥雷良诺一开始只觉得危险，只知道他哥哥的大胆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却体会不到这类事情的使人心醉神迷之处。慢慢地他受到欲望的感染，他要哥哥讲述种种细枝末节，跟哥哥苦乐与共，一起担惊受怕，一起体验欢乐。他常常不睡觉，一个人躺在床上好象躺在一张火炭席上，等他哥哥等到天亮，接着又毫无倦意地谈论到起床。这样，两兄弟很快都得了萎靡症。他们对父亲的炼金术和学识才智都不屑一顾，两人一起躲进了孤独之中。“这两个孩子整天呆头呆脑，”乌苏拉说，“大概肚里有虫吧。”她用捣烂的土荆芥给他们熬了一剂泻药，兄弟俩以出人意料的坚忍精神喝了下去。于是，两人在一天中十一次同时坐到便盆上，拉出了几条粉红色的蛔虫。他们俩欢天喜地到处端给人看，因为这样就可以引开乌苏拉的注意力，使她不再追究他们心不在焉和萎靡不振的原因。那时，奥雷良诺不但能够理解而且能够体会哥哥的经验如同身受，因为有一次当霍塞·阿卡迪奥详细地讲述爱情的奥妙时，他打断了对方的话问道：“有什么感觉呢？”霍塞·阿卡迪奥立即回答说：

“就象一次地震。”

一月的某个星期四的凌晨两点，阿玛兰塔出生了。乌苏拉在别人走进房间之前，先仔细地察看了孩子。孩子轻巧的、湿漉漉的身体象条小蜥蜴，但各部分却都是正常的。奥雷良诺直到看见家里挤满了人时才知道了这件新闻。他趁人多混乱溜出去找哥哥，他哥哥十一点钟就不在床上了。因为这个决定作得太突然，他甚至来不及考虑如何才能把哥哥从庇拉·特内拉的卧室里叫出来。他在庇拉家周围徘徊了好几个小时，吹口哨打暗号，直到天快放亮时才不得不回家。在他母亲的房间里，他看到霍塞·阿卡迪奥一脸天真相，正在逗弄刚刚堕地的妹妹。

乌苏拉刚坐完四十天的月子，吉卜赛人又来了。还是那批带来过冰块的走江湖玩把戏的人。他们跟墨尔基阿德斯的部落不同，不久就显露出他们不是人类进步的使者，而是娱乐消遣的贩子。就连那次带来的冰块，也只是作为马戏团里的一件奇物，而不是作为对人们的生活有用处的东西兜售的。这一次，除了别的一些机巧玩意外，还带来了一张飞毯，但不是当作发展交通的一项重大贡献，而是作为一种供消遣的东西介绍给大家。当然，村里人挖出了他们的最后几小块金子，用来享受一次越过村舍的短暂飞行。嘈杂的人声掩护了霍塞·阿卡迪奥和庇拉，使他俩避开了惩罚，逍遥自在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钟头。在人群中，他们是一对幸福的情侣。他们甚至怀疑，爱情可以是一种比他们夜间幽会时放纵不羁但瞬息即逝的幸福更平静、更深沉的感情。可是，庇拉却打破了这种美景，她看到霍塞·阿卡迪奥有她陪伴着兴致很高，便不拘方式、不看场合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了他。“现在你真成男子汉了。”她说。因为他没听懂她要说的意思，她又给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就要有儿子了。”

听了这话，霍塞·阿卡迪奥接连几天不敢走出家门。只要一听到庇拉在厨房的格格笑声，他就跑去躲在炼金试验室里。那时，因为得到乌苏拉的赞许，试验室的炼金装置重新启用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见儿子改邪归正，欣然接纳了他，教他做那终于开始了的寻觅炼金石的工作。一天下午，孩子们望着风驰电掣般掠过试验室窗户的飞毯，只见驾飞毯的吉卜赛人和本村的几个小孩正在飞毯上洋洋得意地招手，他们喜欢极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却连看也没看一眼。“让他们去做梦吧，”他说，“将来我们要乘比这条破床罩更科学的工具，比他们飞得更好。”霍塞·阿卡迪奥虽然装得很专心，但始终不知道哲人之蛋的威力，在他看来，那只是一只做坏了的试管而已。他仍然无法排解心中的烦恼。他吃不下睡不安，愁眉不展，跟他父亲做事失败时一个模样。他这样神魂颠倒，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以为是他对炼金术过分专注所致，所以亲自接替了他在实验室的工作。奥雷良诺明白，他哥哥的烦闷不是寻求炼金石引起的，但无法掏出他心中的秘密。他哥哥已经不象以往那样随便，过去他们是同谋，他对他无话不说，现在却变得守口如瓶，对他怀有敌意。霍塞·阿卡迪奥痛恨这个世界，渴望孤身独处。一天晚上，他象往常一样离开了床，但没有去庇拉·特内拉家，却混进了看热闹的人群。他在各种机巧玩具中间踱来踱去，没有一架使他感兴趣。他的眼光落在游艺场那面的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吉卜赛女郎。她几乎还是个孩子，身上挂着一串玻璃珠，低着头。这是霍塞·阿卡迪奥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美的女子。她在人群中观看着一个人因为不听父母的话而变成蛇的悲惨情景。

霍塞·阿卡迪奥对这场面毫不留意。那边对人蛇的凄惨的审问还在进行，这边霍塞·阿卡迪奥拨开人群，移步来到吉卜赛女郎所在的第一排，在她的后面站定了。他挨着她的背后。姑娘想让开，但霍塞·阿卡迪奥却更加用力地紧贴在她背脊上。于是她觉察了，但一动也不动地依偎着他，又惊又怕地打着哆嗦，因为她无法相信如此明白的事实。最后，她脸上带着颤抖的微笑回头看了他一眼。这时，两个吉卜赛人把人蛇塞进笼子，把笼子搬进了帐篷。主持这个节目的吉卜赛人又宣布说：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要请诸位看一个女人的可怕的节目，因为她偷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受到惩罚，每天晚上这个时候要砍一次头，一直要砍一百五十年。”

霍塞·阿卡迪奥和那个姑娘没有观看斩首的场面。他们走进姑娘的帐篷，一面脱衣服一面迫不及待地亲吻起来。这是一只瘦弱的小青蛙，两条瘦腿还不及霍塞·阿卡迪奥的胳膊粗，但她的热情却补偿了体态的单薄。然而，霍塞·阿卡迪奥无法承她的情，因为他俩是在一顶公用帐篷中，吉卜赛人进进出出在搬着马戏道具，干着他们的事情，有时还在床边呆上一会玩玩骰子游戏。悬挂在中间撑柱上的灯火照亮着整个帐篷。在他们俩抚爱亲热的间歇，霍塞·阿卡迪奥躺在床上不知如何是好，姑娘就在他旁边。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体态丰盈的吉卜赛女人。一个男人陪着她，那人既不参加演出，也不是本村人。那女人也不招呼一声，就盯着霍塞·阿卡迪奥看，她不胜羡慕地看着这头憩息着的绝妙的公兽。

“小伙子，”她叫了起来，“愿主保佑你健壮！”

霍塞·阿卡迪奥的女伴要求他们让他俩安静些，于是，那对男女就在离床很近的地上躺下了。别人的热恋激发了霍塞·阿卡迪奥的欲火。姑娘眼眶里噙着泪水，周身发出忧伤的叹息和一种模糊的泥浆味。但她以惊人的坚强和勇气忍受了这次打击。此刻，霍塞·阿卡迪奥只觉得飘飘然进了仙境，在那里，他的心融入一股柔情的淫荡之泉，泉水涌进姑娘的耳朵，又从她的口中流出，变成了她的语言。那天是星期四。星期六的晚上，霍塞·阿卡迪奥用红布把头一裹，跟着这批吉卜赛人走了。

乌苏拉发现儿子失踪，就在村子里到处寻找。吉卜赛人遗弃的营地里只剩下一堆堆垃圾，混杂在从熄了火的炉子里倒出来的还在冒烟的灰烬之中。有人在那里来回走动，在垃圾堆里捡玻璃珠。那人告诉乌苏拉说，前一天晚上看到她儿子混在一群喜剧演员中，推着一辆载人蛇的小车走了。乌苏拉回家告诉丈夫：“他去当吉卜赛人啦！”丈夫对儿子的失踪毫无惊奇的表示。

“但愿这是真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边说，一边在碾石臼，石臼里的东西被碾碎了又烧结成块，反复过一千次了。“这样他才能学会做个男子汉。”

乌苏拉出门打听吉卜赛人的去向，一路走一路问，总以为还赶得上他们。她愈走愈远，到发觉走得太远了时，已经不想往回走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直到晚上八点钟才发现妻子失踪。他把捣碎了的物质放在粪床上加热，想去看看小阿玛兰塔怎么会哭哑嗓门的，这才发现乌苏拉不见了。几小时以后，他召集了一批男人，打点整齐，把阿玛兰塔托付给一位自愿给孩子喂奶的妇女，就沿着看不见的小道去追乌苏拉了。奥雷良诺也跟了去。黎明的时候，几个语言不通的土著渔民打着手势告诉他们，没有人从那里经过。他们徒劳地找寻了三天，回到了村子里。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垂头丧气地过了几个星期。他象慈母般地照料着阿玛兰塔，为她浴洗更衣，一日四次送她去喂奶，晚上还为她唱乌苏拉也从未唱过的歌。有一次，庇拉·特内拉自告奋勇在乌苏拉回来之前帮助料理家务。奥雷良诺凭他神秘的直觉早已感知了那些不幸事件。他见庇拉进来，只觉得头脑里闪过一道亮光，于是他明白了，他哥哥的出逃和随之而来的母亲的失踪，都是这女人用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一手酿成的。他怀着默默的、但毫不容情的敌意瞪着那女人，使她再也没有踏进他家的大门。

时光的流逝使一切又恢复了常态。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父子不知从何时起又回到试验室里，他们摇曳粉末，加热试管，从粪床上取下躺了几个月的物质，又一次耐心地操作起来。连睡在藤摇篮里的阿玛兰塔，也好奇地望着父亲和哥哥在水银蒸气缭绕的小屋里专心致志地工作。乌苏拉出走后几个月，有一次试验室里发生了几桩怪事。一只放在柜子上久已被人遗忘的试管，突然变得重得无法搬动。工作台上的一锅水，不经加热就沸腾起来，半小时后蒸发得一干二净。父子俩看着这些现象又惊又喜。他们不能解释这些现象，于是把这说成是新物质出现的预兆。一天，阿玛兰塔的小摇篮竟不胫而走，在房间里兜了一圈。奥雷良诺大吃一惊，赶紧过去抓住。但是，父亲却一点不惊慌，他把摇篮放回原处，把它缚在桌子脚上，心想，盼望已久的事即将来临了。这时，奥雷良诺听到他说：

“你不害怕上帝，也得害怕金属呀！”

突然，失踪了近五个月的乌苏拉回来了。她兴高采烈，青春焕发，穿着村子里从未见过的款式新颖的衣服回到家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此喜不自禁。“果真如此！”他喊道，“我早就知道会发生的。”他真的料到了，因为在闭门不出的漫长日子里，他一面操作，一面在心中祈求着，希望即将出现的奇迹不是发现点金石，不是发现吹一口就能使金属变活的灵气，也不是发现使家中的铰链门锁变黄金的神力，而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乌苏拉回家。然而，乌苏拉却没有分享他的喜悦。她同他接了一个平常的吻，仿佛他们只分别了一个小时似的。她对他说：

“你到门外去看看。”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走到街上，看到一大群人，他过了好大一会儿才从惊讶中恢复过来。这些不是吉卜赛人，是和他们一样头发平直、肤色棕褐的男男女女，跟他们讲同样的语言，感受同样的痛痒。他们带来了载着食物的骡子和装满供出售的家具、日用器具、烟卷和轻便瓦器的牛车，但他们没有生活中常见的小贩们的噱头。他们都来自沼泽地的那一边，离村子两天的路程。那里的村镇每月都收到邮件，那里看得到造福于人类的机器。原来，乌苏拉没有追上那批吉卜赛人，但却找到了她丈夫在失败的远征中没有找到的那条通向伟大发明的道路。

[1]克里奥约人：是出生在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

第三章

庇拉的儿子出生两星期后，就被送到祖父母家中。因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能容忍让自己血统的嗣苗随流飘泊，乌苏拉又敌不过丈夫的执拗，只得勉强收留了他，但提出以隐瞒孩子的身份作为条件。孩子虽然取名霍塞·阿卡迪奥，为了避免混淆，大家只称他阿卡迪奥。那时节村务家活都很忙，照料孩子们的事被搁到次要地位。他们被托付给维茜塔肖恩，一个瓜希腊[1]的印第安女人。她是为躲避多年来一直折磨着她的部落的失眠症，才和她弟弟一起到村里来的。姐弟俩又听话又勤快，乌苏拉收容了他们，让他们帮助做些家务。就这样，阿卡迪奥和阿玛兰塔在学讲西班牙语之前，先学会了瓜希腊语，还学会了喝蜥蜴汤、吃蜘蛛卵。乌苏拉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正为大有希望的糖制小兽生意忙得不可开交。马贡多已经完全变了样。跟乌苏拉一起来的那些人，到处宣传他们原籍如何好，如何比沼泽地优越，因此，这个昔日宁静的村落不久就变成了繁华的集镇，有商店和手工工场，还建起了一条永久性的商道。第一批穿尖头靴、戴耳环的阿拉伯商人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来到这里的，他们用玻璃珠项链跟人们交换金刚鹦鹉。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简直一刻也不能休息，他被一种比想象的世界更令人神往的、近在咫尺的前景迷住，对炼金试验室完全失去了兴趣。他把摆弄了数月之久、已经稀澥了的物质撂下，又变成了当年规划街道、设计住宅，使人人机会均等的那个雄心勃勃的汉子。他在新来的居民中威信大振，以致无论打一座地基还是竖一道篱笆，无不先跟他商量，而且大家决定由他来分配土地。不久，走江湖的吉卜赛人又来了。这次他们把流动集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赌场。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以为霍塞·阿卡迪奥会跟他们一起归来。可是，他没有回来。乌苏拉一直认为人蛇是儿子出走的唯一原因，但吉卜赛人也没有带人蛇来。于是，大伙儿不准吉卜赛人在镇子里安营，并且从此不许他们到镇里来，因为在大家看来，他们是淫佚和堕落的传布者。不过，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明确表示，镇子的大门将永远为墨尔基阿德斯的部落敞开，因为他们渊源千古的智慧和神奇超凡的发明为镇子的兴旺作出过贡献。可是，据游历四方的人们说，墨尔基阿德斯的部落由于越出了人类智慧的界限，在地球上消灭了。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至少暂时摆脱了幻想的折磨。他在短时期内建立了新秩序，安排好了工作，只允许一项自由：释放小鸟。它们从建村起一直用啁啾之声为岁月增添欢乐，现在代替它们的是每家每户的音乐钟。那些制作精美的木钟是阿拉伯人带来调换金刚鹦鹉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钟校正得很准，每隔半小时镇子里就响起同一支乐曲的连续的欢乐的谐音。时钟同时达到精确的正午点，然后奏起一支完整的华尔兹舞曲。在那些年里，也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决定在镇子的街上栽种扁桃树以取代槐树的。他还发现了使树木永世不枯的方法，但一直秘而不宣。许多年以后，马贡多已是布满锌皮盖顶的木屋的寨子，在它最古老的街道上还长着断枝裂桠、积满尘土的扁桃树，不过已经没有人知道是谁栽种的了。正当奥雷良诺的父亲一心致力于整顿镇子，他母亲一天两次把成串的糖鸡儿、糖鱼儿拿出去卖，靠这笔好生意来振兴家业的时候，他自己却整天扑在被遗弃的炼金试验室里，无师自通地研习着银匠技术。他个子长得很快，哥哥留下的衣服不多久就穿不上了。他开始穿父亲的衣服，但先要让维茜塔肖恩把衬衣打个褶，把裤子修剪一下，因为他不象父兄那样魁梧。青春期使他失去了柔和的童声，使他变得沉默寡言，完全离群独处，然而却恢复了他出生时那敏锐的目光。他潜心于银匠试验，几乎连吃饭也不离开试验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见他这般沉湎心中发愁，以为他也许需要一个女人了，于是给了他家里的钥匙和一点钱。但是，奥雷良诺却把钱全部用来买配制王水的盐酸，还把钥匙全镀上了金。他这样的行为反常几乎不能跟阿卡迪奥和阿玛兰塔相比。他们已经开始换牙，但还整天拉着印第安女人的披巾走路，而且固执地不愿讲西班牙语而讲瓜希腊语。“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乌苏拉对丈夫说，“父母干的蠢事总要传给子女的。”当她自己哀叹这厄运，深信孩子们的反常和长猪尾巴同样可怕的时候，奥雷良诺却看了她一眼，使她如堕五里雾中。

“有人要来了。”他说。

乌苏拉同往常一样，每当他预言什么时，她总要用家庭主妇的推理使他泄气。有人来是正常的，每天有几十个外乡人路过马贡多，这既没有使人惊慌，也不用预言密告。但是，奥雷良诺却不管推理不推理，他对自己的预言深信不疑。

“我不知道谁会来，”他坚持说，“但不管是谁，来人已经在路上了。”

果然，星期天雷蓓卡来了。她年仅十一岁，跟着几个皮货商风尘仆仆从马努雷[2]来到这里。那些商人受人之托，把她连同一封信送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家中。他们说不清楚是谁请他们帮忙的。雷蓓卡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小衣箱，一把绘有彩色小花的木摇椅和一个克洛克洛作响的帆布口袋，里面装着她父母的遗骨。那封带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收的信语气非常亲切。信中表示，不管离别多久、相距多远，写信人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出于起码的人道精神，他发善心把这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孤儿送来了。那孤儿是乌苏拉的一个远房表妹，因而也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亲戚，虽然关系更远一些。她是难忘的朋友尼加诺尔·乌育阿和他尊敬的妻子雷蓓卡·蒙铁尔的女儿，这两人现在天国上帝身边，他们的遗骨一并带上，望按基督教葬礼给予安葬。信上提及的人名和信后的落款都写得清清楚楚。可是，无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是乌苏拉，都想不起有这样称呼的亲戚，也不认识任何与收信人同名的人，更不用说在遥远的马努雷了。从女孩的口中得不到任何补充情况。她一到这里就坐在摇椅上吮指头。人们向她提问，她毫无听懂的表示。她穿着一身已经穿旧了的黑色斜纹布衣服，脚蹬一双漆面剥落的漆皮靴。头发梳到耳后，头上系了黑绶带打的蝴蝶结，肩上披一条花纹被汗迹弄模糊了的披巾，右手腕上戴着一颗包着铜托的食肉兽牙齿，那是预防眼疾的护符。她皮肤发青，腹部圆胀如鼓，看起来健康状况不佳，而且经受过比她的年龄更为久远的饥饿。然而，当人家端饭给她吃时，她却把饭盆搁在腿上，一碰也不碰。大家几乎把她当成聋哑人了。直到那些印第安人用他们的语言问她想不想喝水时，她才转动眼珠，仿佛刚刚认出他们似的，点点头表示要喝。

就这样，家里人不得不把她留下了。大家决定叫她雷蓓卡，因为照那封来信说，她母亲就叫这名字。奥雷良诺曾耐心地给她念了全部圣徒名册，可是她听了任何名字都毫无反应。那时的马贡多还没有死过一个人，所以没有公墓。人们把那个骨殖袋存放着，等待选中一个象样的地方时再安葬。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到处作祟，常常在人们最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象生蛋母鸡似的克洛克洛乱响。雷蓓卡过了好久才投入家庭生活。她躲在家中最僻静的角落里，坐在摇椅上吮指头。没有东西能引起她的注意，只有那挂钟的音乐使她惊恐不已，她每隔半小时就用畏惧的目光搜索一番，仿佛在空中某个地方能找到那音乐似的。一连几天人们无法让她吃饭，谁也搞不懂她怎么没有饿死。最后还是印第安人了解了事实真相。因为他们经常蹑手蹑脚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们发现雷蓓卡只吃院子里的湿土和用手指从墙上挖下来的石灰块。这一恶习显然曾遭到过她父母或者其他扶养人的责骂，因此她明知不对却偷偷摸摸地干，她把弄到的东西分成几份，趁没有人看见时吃。从此以后，大家对她严加看管，还把牛胆汁洒在院子里，在墙上涂辣椒水，以为用这些办法可以挫败她的恶习。但她还是狡猾而巧妙地寻觅着湿土，以致乌苏拉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办法。她在土锅里放了桔子汁，加进大黄，放在露天过夜，第二天让雷蓓卡空腹喝下。没有人告诉乌苏拉说这是医治食土恶习的特效药，可是她相信，苦汁在空腹中一定会使肝脏产生反应。雷蓓卡虽有佝偻病，但却异常倔强难驯，给她灌汤药还得象对付小牛犊一样卡住脖子。她捶胸顿足，又是咬人又是吐唾沫，嘴里还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人们简直无法对付她。据惊愕的印第安人说，这些话是他们语言中最下流的脏话。乌苏拉知道后，就把治疗同皮带抽打结合起来。人们始终没有弄清楚，究竟是大黄还是鞭打起了作用，没过几星期雷蓓卡开始露出恢复健康的样子。她跟阿卡迪奥、阿玛兰塔一起游戏，他们则把她当作大姐姐。她吃饭胃口很好，叉匙都用得很熟练。不久，大家又发现她西班牙语说得和印第安语一样流利，她对手工活儿十分能干，还会跟着挂钟奏出的华尔兹舞曲唱她自编的滑稽可笑的歌词。大家很快就把她看成家中的新成员。她对乌苏拉十分亲热，远胜亲生子女。她称呼阿玛兰塔和阿卡迪奥为妹妹弟弟，称奥雷良诺叔叔，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爷爷。因此到头来她也名正言顺地用起雷蓓卡·布恩地亚的名字来了。这是她使用的唯一名字，直到寿终。

雷蓓卡的食土恶习治愈后，被带到孩子们的屋里就寝。一天晚上，和他们同睡的印第安女人偶然醒来，听到房间角落里有一种持续的怪声音。她以为是什么动物钻进了房间，吃惊地欠身探视，只见雷蓓卡坐在摇椅上吮指头，两只眼珠象黑夜中的猫儿似的闪闪发光。维茜塔肖恩惊恐万状，为她遇到的厄运哀痛欲绝，因为她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病症，正是这种病症使她和弟弟抛弃了公主和王子的生活，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历史悠久的王国。这就是时疫性的失眠症。

卡都雷在黎明前就离开了家。他姐姐留下了，因为人命天定的思想告诉她，即使逃到天涯海角，这致命的疾病也会盯住她不放的。谁也不理会维茜塔肖恩的惊慌。“如果我们从此不再睡觉，那岂不更好，”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高兴地说，“那样活着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而，印第安女人给他们解释说，失眠症最可怕的地方还不在于使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眠，病症无情，发展到后来会出现最危急的症状，会失去记忆。就是说，一旦患者习惯于昼夜不眠，就开始从记忆中抹去童年的印象，然后会忘掉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会认不出人，甚至失去自我意识，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白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听后笑死了，他认为那是印第安人的迷信杜撰出来的病痛之一。但是乌苏拉却谨慎地把雷蓓卡和其他孩子隔离开，以防万一。

又过了几个星期，维茜塔肖恩的恐惧也好象消失了。有天夜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床上辗转不眠。乌苏拉也醒了，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又想起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来了。”夫妻俩一分钟也没睡着，但是第二天精神仍然很好，甚至忘记了那不愉快的夜晚。午餐的时候，奥雷良诺吃惊地告诉大家说，他昨夜通宵在试验室里给一枚别针镀金，准备在乌苏拉生日那天当作礼物送给她。到了第三天，睡觉的时候大家都毫无倦意，这才发觉已经有五十多小时没有睡觉了，可是大家并不惊慌。

“孩子们也都睡不着，”印第安女人还是相信天命，她说，“只要病灾一进这个家，谁也逃脱不了。”

确实所有的人都染上了失眠症。乌苏拉从她母亲那里学会了植物的药用价值，她用乌头煎汤让大家喝，但没有能使大家睡着，却使他们整天睁着眼睛做梦。在这种幻觉状态中，人们不仅能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还能互相看到别人梦中的形象，就仿佛家里到处是客人似的。雷蓓卡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摇椅上，她梦见一个跟她长得很象的男人，那人身穿白麻布衣衫，衬衣领口上缀着一颗金钮扣，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边上有一个女人陪着，她用纤细的双手摘下一朵玫瑰插在女孩的头发上。乌苏拉知道那一男一女是雷蓓卡的父母。但尽管她极力辨认，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她从未见过他们。那时候，由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一个永远不能原谅的疏忽，他们家生产的糖制小兽继续在镇子里出售。小孩和大人们津津有味地吮着那传布失眠症的香甜的绿鸡、美味的粉红鱼和酥软的黄马，于是，星期一清晨全镇人都失眠了。起初谁也没有为此惊慌不安，相反觉得不睡觉挺快活，因为那时马贡多有许多活要干，时间不够用。他们拼命干活，不久活儿就全部干完了，凌晨三点钟大家就无事可做，坐在那里数挂钟奏出的华尔兹舞曲有几个音符。有的人想睡觉，但不是因为困倦，而是出于对睡眠的怀念，他们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人们聚集在一起无休止地闲聊，一连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笑话，他们把阉鸡的故事越讲越复杂，简直到了使人恼火的程度。那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问答游戏，讲故事人问大家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大家说要的，他就说没有让他们说要的，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大家说不要，他就说没有让他们说不要，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要是大家不作声，他就说没有让他们不作声，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谁也不能走开，因为讲故事人会说，没有让他们走开，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就这样周而复始，整夜整夜地重复着那个恶性循环。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知道这场疫病已经传遍全镇，便召集各户户主，给他们讲解了他所知道的失眠症的情况。大家决定采取措施制止这一灾难传布到沼泽地其他居民区。他们把阿拉伯人带来换金刚鹦鹉的山羊脖颈上的铃铛解下来放在镇口，供那些不听从放哨人的劝告和请求，硬要走访镇子的人使用。凡是在那时经过马贡多街道的外乡人，都必须摇铃告警，以便使患病者知道他们是健康人。不允许他们在这里吃喝任何东西，因为毫无疑问疫病是从口中传入的，而一切食物和饮料都染上了失眠症。这么一来，病害就被圈在一镇范围之内。隔离十分有效，因此到了后来人们对这种紧急状态也习以为常了，他们照常安排生活，劳动也恢复了原来的节奏，谁也不再为那无用的睡眠习惯发愁了。

还是奥雷良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几个月中制止了记忆的流失。办法是他偶然发现的，因为他是最早患病的几个人之一，对失眠有了经验，他利用时间学得一手高超的银匠技艺。有一天，他寻找一个铁砧，那是他打制金属箔片用的，可是想不起它的名称。他父亲告诉他：“叫砧子。”奥雷良诺把这名称写在一张纸片上，用胶水粘在铁砧的下面：砧子。这样他就可以放心，不致于将来忘记了。他没想到这就是遗忘症的最初症状，因为这东西的名称太难记。可是没过几天，他发现试验室里几乎所有的东西他都叫不出名称了。于是，他就给它们一一标上名称，以便今后一读就能识别。当他父亲惊讶地告诉他，自己幼年时印象最深的事情现在也想不起来了时，奥雷良诺便把这个办法告诉了他。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首先在家中实行了，不久又推广到全镇。他用蘸了墨水的刷子给每一样东西写上名称：桌子、椅子、钟、门、墙、床、锅。他来到畜栏里，给牲畜、家禽和植物都标上了名字：牛、山羊、猪、鸡、丝兰、海芋、几内亚豆。他们通过逐步研究遗忘症的无穷可能性，明白了总有一天他们虽然看了字能认出东西，但记不得它的用途。因此要写得更加清楚。那块挂在牛脖子上的字牌，就是马贡多居民决心同遗忘作斗争的范例：这是牛，每天早晨应挤奶以生产牛奶，牛奶应在煮沸后加入咖啡，配制牛奶咖啡。他们就这样在一种难以把握的现实中生活着，这现实暂时被文字挽留着，可是一旦人们忘记了文字的意义，它就会逃走，谁也奈何它不得。

在通往沼泽地的路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马贡多，镇中心的街道上挂着一块更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存在。每户居民家里都写了字，便于人们记住东西的名称和喜怒哀乐的感情。这套办法要求人们花费很多精神，还要有毅力，因此，许多人便拜倒在制造虚幻现实的巫术脚下，此法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虽不怎么实用，但却更令人鼓舞。庇拉·特内拉为这骗人方法的传播推波助澜，她想出用纸牌象她过去给人卜算未来的流年那样卜算往事。这一办法使失眠者开始进入一个听由纸牌安排的不可捉摸的世界。在那里，记忆中的父亲就是四月份来到的肤色黝黑的男人，回忆中的母亲就是左手戴一只金指环的肤色黑里带黄的女人。一个人的生日变成了云雀在月桂树上唱歌的最近的一个星期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这种寻求安慰的办法感到失望，他决定制造一架记忆机器。他早就有过制造这种机器的想法，那是为了记住吉卜赛人那些神奇的创造发明。这种装置的原理，就是每天上午从头至尾地复习一遍一生中学到的所有知识。他把它设想成一本旋转的辞典，一个人坐在它的轴上通过一个把手操纵。这样，生活中最必需的概念在几个小时中就能在眼前经过。当他做了将近一万四千张卡片的时候，从通往沼泽地的路上，随着睡眠人忧郁的铃声走来一个衣着邋遢的老头，他带来一只用绳子捆着的鼓鼓囊囊的行李箱，还有一辆用黑破布遮着的小车。他径直来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家里。

维茜塔肖恩为他开了门，但不认识他，还以为他是因为不知道在这个不可救药地陷入遗忘的泥淖的镇子里什么东西也卖不掉，所以到这里来兜售什么东西的。来人老态龙钟，尽管他说话声音嘶哑飘忽，双手颤抖仿佛吃不准东西的位置，但显然是从能睡眠、有记忆的人们居住的世界上来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客厅里遇到了他，他正用一顶黑色的打过补钉的帽子给自己扇风，一面不无同情地看着贴在墙上的字条。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担心来者是过去认识的、现在记不起了的熟人，所以格外殷勤地招呼来人。但是，客人觉察到他的虚情假意，知道自己被人遗忘了，这遗忘不是那种可以弥合的感情上的疏远，而是另一种他很熟悉的、更加无情的、无法挽救的遗忘——死的遗忘。于是，他一切都明白了。他打开装满叫不出名称的东西的行李箱，从中取出一只装有许多瓶子的小提箱，倒了一点色泽柔和的药水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喝。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喝后记忆豁然开朗。他看到自己站在大厅中央，周围的东西都荒唐地标上了名称，墙上正正经经地写着的傻话使他惭愧，他眼眶中涌出了泪水。这时，他认出了来人，脸上立刻泛起了欣喜的光采。原来，那人就是墨尔基阿德斯。

正当马贡多欢庆重获记忆的时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墨尔基阿德斯拂去了蒙在往日友情上的尘埃。吉卜赛人决定在镇子里定居。他确实遇到过死神，但因不堪忍受孤寂又重返人间。他遭到部落的唾弃，还因为他忠于生活，被剥夺了一切超人的神力，以资惩罚。于是，他决定到这个尚未被死神发现的角落来藏身，还在这里建了一个铜版摄影实验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从未听说过这项发明。当他看到自己和全家人在一块闪光的金属板上留下了永不衰老的形象时，惊奇得目瞪口呆。当时照的一张铜版照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灰白头发根根直立，衬衣的硬领上扣着一颗铜钮扣，表情严肃得令人吃惊，因此乌苏拉乐不可支地说他象个“受惊的将军”。事实也确实如此，十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给他照相时，他的确惊骇万分，他以为随着人的形象被摄到金属板上，身体就会逐渐亏损。奇怪的是，这一次是乌苏拉反过来说服了他，使他消除了头脑中的顾虑，也是乌苏拉不念宿怨，决定让墨尔基阿德斯留在他们家里，虽然她自己始终不许别人给她拍照，因为（用她自己的话说）不愿留个相给后辈们取笑。那天早晨，她给孩子们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给他们脸上都搽了粉，还给每人一匙骨髓糖浆，以便让他们在墨尔基阿德斯那架庞大的照相机前一动不动地站上两分钟。在这幅唯一的合家欢中，奥雷良诺身穿黑丝绒衣服站在阿玛兰塔和雷蓓卡中间，他照旧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眼神却象几年后面对行刑队时一般敏锐。但那时他还没有预感到自己的结局。他已是一个熟练的银匠，精湛的技艺使他蜚声整个沼泽地。他的工作间和墨尔基阿德斯杂乱无章的试验室合在一起，但别人连他的呼吸声音也听不到。试验室里酸液到处流淌，不时因手脚磕碰打翻溴化银溶液。瓶子、小桶乒乓作响，跟他父亲和墨尔基阿德斯解释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的吵嚷声乱成一气，但是，奥雷良诺却似乎隐居在另一个世界中。他专心工作，妥善经营，竟在不长的时间里比乌苏拉的美味糖制小兽生意挣的钱还多，然而，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已是一个成年男子，居然不识女色。事实上他从未接触过女人。

几个月以后，好汉弗朗西斯科回来了，他是一位年近两百岁的游吟歌手，时常来马贡多为人们弹唱自编的歌曲。歌中详细叙述从马努雷到沼泽地每个角落里发生的新鲜事。因此，如果有谁想捎带口信，或要宣扬某事，只需付两个生太伏便能列入歌单。乌苏拉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她去听他唱歌，本想听听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的消息，不料却听到了她母亲病故的噩耗。大家称这位歌手为好汉弗朗西斯科，因为他曾和魔鬼对歌，击败了对手。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他在失眠症蔓延时离开马贡多，一天晚上又突然出现在卡塔里诺开的酒店里。全镇人都去听他唱歌，想了解世上发生的事情。这一回和他一起来的有一位胖老太，有四个人为她抬摇椅，还有一位肤色黝黑的少女，样子孤苦伶仃，打着一把伞挡阳光。那天晚上，奥雷良诺到卡塔里诺的酒店去，看见好汉弗朗西斯科坐在一群好奇者中间，活象一尊石雕的变色龙。老人正用不和谐的嗓音唱着新闻，还用沃尔特·雷利先生在圭亚那送给他的那架老掉牙的手风琴伴奏，用被硝盐渍裂的大脚板打着拍子。几个男人从店堂后面的门里进进出出，门的对面，胖老太坐在摇椅中一声不吭地打着扇。卡塔里诺耳朵上夹了一朵毡绒制的玫瑰花，大碗大碗地向人们卖着甘蔗酒，还瞅机会走到男人们跟前，把手伸到他们身上乱摸。将近午夜，天气闷热难忍，奥雷良诺听完了所有新闻，觉得没有一条跟他家里有关的。他正准备回家，这时，胖老太朝他作了个手势。

“你也进去吧，”她说，“只要花二十个生太伏。”

奥雷良诺朝搁在她腿上的钱箱里投了一枚钱，便稀里糊涂地走进了里室。那天晚上，在奥雷良诺之前，已经有六十三个男人到过这里。房里的空气经过那么多人使用，夹杂着汗臭和呼出的浊气，散发出一种腐臭味。姑娘揭下湿透了的床单，让奥雷良诺攥着一头。床单象麻布一样沉。他们俩一人攥一头绞着，直绞得床单恢复了原来的份量。他们又把席子掀起来，席面上的汗水都从另一头往下挂。奥雷良诺希望这活儿没完没了地干下去。他在理论上了解爱情的奥妙，但只觉得膝头发软，站立不住，尽管他身上起鸡皮疙瘩、火烧火燎的，但却忍受不了那种翻肠倒肚的急迫感。姑娘整理好床，叫他脱衣服，他慌忙解释：“是人家叫我进来的。他们让我在钱箱里扔二十个生太伏，还叫我不要呆久了。”姑娘知道他没有搞清楚，便柔声对他说：“你出去时再扔二十个生太伏，就可以再多呆一会儿。”奥雷良诺脱去衣服，他感到害臊，心里老是想到自己的裸体样子不如他哥哥强壮。姑娘作了一切努力，他却越来越麻木不仁，甚至感到孤单得令人害怕。他不胜忧伤地说：“我再去付二十个生太伏吧！”姑娘默默地向他表示感谢。她背脊上都磨破了，瘦得皮包骨头，长期的积劳使她不住地喘气。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她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睡前没熄灯烛，醒来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大火之中。她和祖母居住的屋子被付之一炬。从此，祖母带着她串村寨走四方，让她以二十生太伏一次的代价卖身筹款，以赔偿被焚毁的房屋。按姑娘的计算，她每晚接客七十人还须干十年，因为她还得付旅费、祖孙俩的伙食费以及抬摇椅的印第安人的工资。胖老太第二次敲门了，奥雷良诺什么也没干成就惘然地走出房间，心里直想哭。那一晚他不能入睡，想念那位姑娘，对她既渴望又同情。他强烈地感到要爱她、保护她。第二天黎明，失眠和发烧使他瘫软，他冷静地打定主意，要把姑娘从她祖母的霸道之下解救出来，然后跟她结婚，每天晚上享受她给予七十个男人的柔情。但是，上午十点钟，当他来到卡塔里诺酒店时，姑娘却已经离开了镇子。

时光的流逝消除了他心中轻率的念头，但那种失望的感觉却更加强烈了。他埋头工作，甘愿打一辈子光棍，免得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这时候，墨尔基阿德斯已经把马贡多一切可以拍摄的东西全部摄在铜版上。他丢开了铜版摄影实验室，听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去瞎摆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想用铜版摄影为上帝的存在找到科学依据。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办法，把在家里各个角落拍摄的照片，叠印在一起。他相信，只要上帝存在，迟早会被摄下来的，如果摄不下来，那就应该永远地排除掉上帝存在的假设。墨尔基阿德斯对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的解释又深入了一步。他每天干得很晚，穿着那件闷热的褪了色的丝绒背心，用雀爪似的小手在纸上胡乱地写着。手上的戒指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有一天晚上，他以为找到了一则有关马贡多的未来的预言。说马贡多将成为一座光明的城市，有许多高大的玻璃房子，而布恩地亚家族的血统将在那里销声匿迹。“这搞错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吼了起来，“不是什么玻璃房子，是冰屋子，我梦见过。布恩地亚家总会有一个人活着，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在这个人人都想入非非的家庭里，乌苏拉极力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扩大了糖兽买卖，砌起了面包炉，通宵烤好整篮整篮的面包，以及花式繁多的布丁、蛋白酥、小蛋糕，拿到通往沼泽地的小路上，用不了几个小时就销售一空。她已经到了有权休息的年纪，但却越来越闲不住。她整天忙于做她兴隆的买卖。一天下午，趁印第安女人帮她往面团里加糖的当儿，她朝院子里看看散散心，瞥见两个陌生的漂亮姑娘，她们在黄昏的光线下坐在绣架旁绣花。那是雷蓓卡和阿玛兰塔。她们为外祖母严格地守了三年孝，现在刚脱下孝服，鲜艳的服装似乎使她俩在这世界上有了新的地位。雷蓓卡出乎人们的意料，变得十分姣美，白皙的皮肤配上一双沉静的大眼睛，一双巧手仿佛在用无形的线绣花。阿玛兰塔年龄比她小一点，她有点缺乏风韵，但生性高傲，这是她去世的外祖母传下来的。在她俩身边的阿卡迪奥，虽然已表现出他父亲那股子猛劲，但总象个孩子。他跟奥雷良诺在学习银匠手艺，还跟他学习读书和写字。乌苏拉突然发现家中人满为患，子女们即将婚嫁，生儿育女，房屋拥挤需要分散。于是她拿出长年辛劳挣得的积蓄，又跟顾主们商妥预收货款，接着便着手扩建住宅。她计划造一间正式的会客厅；一间更舒适通风的起居大厅；一间能安放一张十二个座位的大桌子的饭厅，以容纳全家老少和来往宾客；十间窗户朝向院子的卧室，沿着玫瑰花园还要造一条能挡住中午日晒的长廊，外装一道栏杆，上面放一盆盆欧洲蕨和海棠花。还计划扩大厨房，砌上两只炉子。还准备拆掉庇拉·特内拉曾在里面给霍塞·阿卡迪奥算命的那间谷仓，重造一间比原来大两倍的，以便家里从此不愁缺粮。在院子里的大栗树树荫下，计划造一间女浴室和一间男浴室。院子尽头还要造一间大马厩，一个铁丝网鸡窝，一座奶牛棚和一个四面开门的鸟亭，让迷路的小鸟随意在这里栖息。乌苏拉仿佛染上了他丈夫那种神魂颠倒的热情，整天带领着几十个泥水匠和木匠，安排着房间的光线和冷热，丝毫不受空间的限制。建村时造的旧屋里堆满了工具和材料。汗流浃背的工人们，不时地请求人们不要妨碍他们的工作，殊不知他们自己在互相妨碍，因为那骨殖袋沉闷的克洛克洛声到处跟着他们，使他们心烦意乱。在这块局促的地盘中，飘着生石灰和焦油气，谁也不清楚这座镇上规模空前的大宅，这座在整个沼泽地区也从未有过的最好客、最凉快的住房是怎么建造的。最没有想到的人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他在这场动乱之中躬候着上帝的光临。新宅行将竣工时，乌苏拉才把他从空想世界中拉了出来。她告诉他，有人下令房屋正墙必须涂蓝色，不准涂他们喜欢的白色，并给他看一份写有官方指令的文书。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没听懂妻子说的话，他仔细看看文书上的签字。

“这家伙是谁？”他问。

“是镇长，”乌苏拉忧虑地说，“听说是政府派来的地方长官。”

镇长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悄悄来到了马贡多。他在雅各旅馆下榻（这旅馆是首批到这里用精致的小玩意换金刚鹦鹉的阿拉伯人中的一个开的）。翌日，他在离布恩地亚家两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一间沿街小屋。屋内放了从雅各处买来的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挂起了他带来的国徽，门上写了一块牌子：镇长。他的第一道命令便是要所有居民把房子涂成蓝色，以庆祝国家独立纪念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手拿指令副本去找他，只见他在那间简陋的小屋里的一张吊床上睡午觉。“这是您写的吗？”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问他。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是个腼腆的、爱红脸的中年人，他答道：“是的。”“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追问。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急忙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张文书给他看，一边说：“我被任命为本镇的镇长。”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委任状看都没看一眼。

“在这个镇子里，我们可不是用纸来下命令的，”他保持着冷静说，“另外，您要知道，我们不需要什么镇长，因为这儿没有什么要纠正的。[3] ”

面对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漠然表情，他尽量不提高嗓门地详细叙述了他们如何建村，如何分配土地，如何开辟道路并根据需要引进进步的东西。他们既没有麻烦过任何政府，也从没有人来找过他们麻烦。“我们都和平相处，甚至连自然死亡都还未发生过，”他说，“您看我们这儿连公墓还没有呢！”他并不为政府没有支援过他们而感到痛心，相反却为能让他们平安发展而高兴，希望一直这样下去，因为他们建立这个镇子，不是为了让第一个到这儿来的外乡人对他们发号施令的。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穿上一件和长裤一样白的上装，每时每刻注意着举止的庄重。

“所以说，您要是愿意留在这里做个普通公民，我们非常欢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总结说，“可要是您来制造混乱，硬要大家把房子涂成蓝色，那么请您收拾一下您的东西，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因为我的家一定要刷得象鸽子一样白。”

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脸色煞白，他倒退了一步，咬咬牙不无痛苦地说：

“我要警告您，我身上带了武器。”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时候他手上又恢复了年轻时摔倒一匹马的气力。他一把抓住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胳肢窝，把他举到齐眉高。

“我这么干，”他说，“是因为我宁愿举个活人，免得一辈子忘不了一个死人。”

他就这样叉着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胳肢窝，在街道中间走着，一直走到通往沼泽地的路口才放他双脚着地。一星期以后他又回来了，带来七个光着脚板、衣衫褴褛、身背鸟枪的士兵。同来的一辆牛车上坐着他妻子和七个女儿。随后，又来了两辆牛车，装来了家具、箱子和日常用具。他把家人安顿在雅各旅馆，一面设法弄到一间房子，在士兵们的护卫下，他的办公室重新开张。马贡多的创业者们下决心要驱逐这批入侵者，他们带着成年的儿子来找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听从他的调遣。但是他却提出反对，他解释说，因为这次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回来的，让一个人在他家眷面前出丑，这不是男子汉的作为。所以他决定以礼相待维持现状。

奥雷良诺陪他一起去。那时奥雷良诺留起了翘角黑胡髭，声音开始变得洪亮了，后来在战争中这成了他的特征。父子俩不带武器，毫不理会门外的卫队，便闯进了镇长办公室。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非常镇定，他向他们介绍了偶然来到他办公室的两个女儿：安帕萝，十六岁，黑皮肤象她母亲。雷梅苔丝，只有九岁，是个皮肤白如百合、眼珠碧绿的俊俏姑娘。她们仪态优雅，很有教养。父子俩刚进门还未作介绍，她们就端来了椅子，请他们就坐。但是两个人都站着不坐。

“很好，朋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您就留在这儿吧，但这不是因为您在门口放了几个带铳枪的恶棍，而是为了照顾您妻子和女儿。”

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容他分说。“只是有两个条件，”他接着说，“首先，每个人要按自己喜欢的颜色粉墙；第二，士兵应立即离开马贡多。社会治安由我们担保。”镇长举起伸直五指的右手说：

“君子一言为定？”

“不，这是冤家之言，”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因为我想跟您说清楚，您和我之间仍然是冤家对头关系。”

当天下午士兵们就撤走了。没过几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给镇长家找了一间房子。大家相安无事，唯有奥雷良诺心中不平静，因为镇长的小女儿，那个按年龄讲也可以做他女儿的雷梅苔丝的形象，正牵动着他身上的某一部分，叫他难受。这是一种肉体上的感觉，就象一块小石子落进了鞋肚里，使他移步艰难。

[1]瓜希腊：哥伦比亚省名，首府是里奥阿查。

[2]马努雷：哥伦比亚沿海小城。

[3]西班牙语中，地方官（corregidor）与纠正（corregir）两词的词根偶同。

第四章

白得象鸽子一样的新房子落成了，启用的那天举行了舞会。乌苏拉要盖房子的想法，是那天下午她发现雷蓓卡和阿玛兰塔已经成了妙龄少女的时候产生的。可以说，主要目的是让姑娘们有个象样的地方接待客人。为了不让别人插手，不使计划逊色，盖房时她忙得象个苦役犯。房子竣工前，她订购了昂贵的装璜用品和家用器具，还有一项震惊四邻、深得年青人欢心的美妙发明：自动钢琴。钢琴是拆散了装成几箱运来的。同时运到的还有维也纳的家具、波希米亚的玻璃器皿、西印度公司的餐具、荷兰的餐巾以及各式各样的灯具、烛台、花瓶、房内装饰及壁毯等。进口公司还专门指派意大利技师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来装配和调试自动钢琴，指导买主弹奏，教会他们按印在六卷琴谱上的流行乐曲跳舞。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是位金发青年，是马贡多人所见过的最漂亮、最有教养的男子。他在衣着上一丝不苟，即使在闷热的天气工作，他也穿着锦缎背心和厚厚的黑呢上装。他整天汗水涔涔，一连几星期关在客厅里，专心之状不亚于奥雷良诺干银匠手工活。他对主人们毕恭毕敬，保持应有的距离。一天早晨，他既没有开门，也没招呼旁人观看奇迹，他把第一卷琴谱放在自动钢琴上。突然，木槌恼人的击打声和持续的噪音都消失了，剩下的是和谐清亮的乐曲。大家涌进客厅。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优美的乐曲并不感兴趣，但好象被钢琴的自动琴键所触动，他在客厅里架起了墨尔基阿德斯的照相机，想照下那个隐身的演奏者。那天，意大利人和他们共进午餐。雷蓓卡和阿玛兰塔一面端菜，一面看着这位天使一般的男人。他那双白嫩的、没有戴戒指的手使起刀叉来那样灵巧，简直使她们害怕。她们和他一起来到客厅边上的起坐间，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教她俩跳舞。他给她俩指点舞步，但不碰到她们，还用节拍器打着拍子。这一切都在乌苏拉和蔼的监视之下进行。她在女儿们上课时是一刻也不离开客厅的。皮埃特罗·克雷斯庇那天穿着一条特别的裤子，又柔软又紧身，还穿着一双舞鞋。“你干吗这么不放心呢，”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妻子说，“这男人是个雄姑娘。”但是，她却没有放松监视，直到学舞结束，意大利人离开马贡多为止。接着开始准备舞会，乌苏拉对来客严加选择，中选的都是建立马贡多的功臣们的后代，但庇拉·特内拉家例外，她又跟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生了两个儿子。那是一种门第的选择，但却是由友情的深浅决定的，因为中选的人家往往不仅在大迁移之前就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家的老相识，而且他们的儿子也常常是奥雷良诺和阿卡迪奥童年时代的伙伴，他们的女儿则是唯一来陪雷蓓卡和阿玛兰塔绣花的小姐妹。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是位好心的执政者，他现在的工作，仅限于用自己不多的一点薪俸供养两名用木棍武装的警察，是个摆摆样子的官员。为了分担家里的开支，他的女儿们开了一个缝纫铺，给人家制作毡绒花，兼卖番石榴甜食和代写情书。她们待人庄重、殷勤，又是全村最美的姑娘，新舞跳得最漂亮，但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被挑中去参加舞会。

乌苏拉和姑娘们忙着拆包取出家具，擦亮餐具，把一幅幅画挂起来，画面是一群少女坐在装满玫瑰花的小船上，这些画给泥水匠砌造的光秃秃的墙壁增添了新的生活气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放弃了寻找上帝形象的念头，他认为上帝并不存在。为了揭开自动钢琴的奥秘，他把钢琴拆开了。舞会举行前两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一大堆多余的销钉和木槌当中，把乱七八糟的钢丝从一头放开，又从另一头卷起，勉强把琴装好了。那些天家里空前的忙乱，但是，新买来的沥青灯还是在预定的日子、预定的时间点燃了。屋子正门大开，屋内还散发着树脂和湿石灰的气味。建村功臣的儿女们参观了摆满欧洲蕨和海棠花的长廊，幽静的卧室和芳香四溢的玫瑰园。他们聚集客厅里看着那架白布蒙着的新发明。见过钢琴的人都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在沼泽地区的其他村镇钢琴是很普遍的。乌苏拉来了，她把第一卷琴谱放在琴上，想让阿玛兰塔和雷蓓卡带头起舞，不料钢琴一声不响，她大失所望。墨尔基阿德斯几乎已经双目失明，晚年的病痛逐渐使他的体力消耗殆尽，他想运用他永恒的智慧来修复钢琴。最后，还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无意中拨开了一个卡住的装置，乐声才出来了。起先是乱哄哄的声音，接着是颠三倒四的音符。里面的木槌都象发了疯似的，在装得乱七八糟、胡乱调好的钢丝上乱敲一气。但是，那二十一位翻山越岭到西边来寻找大海的无畏的先驱者的后代们，却执意要绕过音符堆成的礁滩。舞会一直继续到次日黎明。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又来装修自动钢琴。雷蓓卡和阿玛兰塔帮他整理钢丝，他听了那颠三倒四的华尔兹舞曲大笑起来，她们也跟着一块儿笑。因为他待人亲切，为人老实，乌苏拉就不再监视他们了。他离去的前夕，家里用修好的钢琴临时举行一次舞会为他送行。他和雷蓓卡为大家作了现代舞的精采表演。阿卡迪奥和阿玛兰塔舞姿优美、舞步娴熟，跟他们不相上下。但他们的表演被庇拉·特内拉打断了，那时她正和一些好奇的人挤在门口观看，突然她和一个女人又是撕咬又是揪头发，打得不可开交。原来那女人竟敢斗胆评论说阿卡迪奥的屁股象女人。将近午夜时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作了简短的演说，向大家依依惜别，并答应不久再来。雷蓓卡送他到门口，然后关门熄了灯，回到自己卧室里痛哭起来。难以慰藉的哭泣继续了几天，连阿玛兰塔也不知她为何而哭。她这样保密并不奇怪。她表面上坦率、诚恳，但实际上性格孤僻内向。她已是位妙龄少女，身材修长坚实，但还喜欢坐她带来的那张几经加固、拆了扶手的摇椅。别人都不知道，她这么大了还保持着吮手指头的习惯。所以她总是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而且习惯于脸朝着墙睡觉。雨天的下午，当她和小姐妹们在海棠花长廊里绣花的时候，她望着花园里蚯蚓堆起土坎土丘，每每忘了话题，怀念的泪水带着咸涩味流进嘴里。过去用浸了大黄的橘子汁戒除了的那些秘密嗜好，在她流泪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无法抑制的焦渴。她重新吃起土来，第一次几乎是出于好奇，她相信那难吃的味道是解脱诱惑的良药。起初她的确受不了泥土在嘴里的味道，但是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使她坚持下去，慢慢地又恢复了从前的胃口，恢复了对基本矿物质的爱好，恢复了用这种原始食物填饱肚子的餍足感。她把一撮撮泥土放在口袋里，搓成一颗颗小丸背着人吃，心里怀着一种享乐和恼怒的模糊感觉。她一边吃，一边还教小姐妹们如何绣最难绣的针脚，和她们一起议论别的男人，那些人是不值得她为之作出牺牲去吃墙上的石灰块的。那一撮撮泥土使她更直接地、更实在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他是唯一值得她退化吃土的男人。他穿着精美的漆皮靴走在世界另一个地方的土地上，她在矿物质的味道中，仿佛感觉到由那块土地传过来的他的脉搏和体温，这感觉使她嘴里觉得苦涩，心中却感到安宁。一天下午，安帕萝·莫科特也不说什么原因，要求看看房子。阿玛兰塔和雷蓓卡被她的突然来访弄得慌了手脚，她们一本正经地接待了她。让她看了新建的房屋，让她听自动钢琴演奏的音乐，给她吃饼干、喝桔子汁。安帕萝·莫科特持重端庄、妩媚动人、举止高雅，乌苏拉看了她不多一会儿就对她产生了好感。过了两个小时，她们的谈话冷下来了，安帕萝趁阿玛兰塔不注意，偷偷地交给雷蓓卡一封信。雷蓓卡看了一下信封，上面写着：烦交尊敬的堂娜雷蓓卡·布恩地亚小姐，那端正的字迹、绿色的墨水和绮丽的文体与自动钢琴的使用说明书出自一手。她用指尖把信叠好藏在紧身背心里，然后看了一眼安帕萝，脸上露出了无限感激的表情，心中暗暗地与她结成了终生之盟。

安帕萝·莫科特和雷蓓卡·布恩地亚突然成了朋友，这在奥雷良诺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他对幼小的雷梅苔丝的思念不住地在折磨着他，但总没有机会看到她。有时，他同他的好朋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和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他们都是建村功臣的儿子，与他们的父亲同名——外出散步，经过缝纫铺时他总要用焦急的眼光搜寻雷梅苔丝，但看到的只有她的姐姐。安帕萝在他家里出现是一个预兆。“她姐姐会带她来的。”他默默地对自己说，“她一定会来的。”他重复了许多次，十分自信。一天下午，他在工作间装一条小金鱼，突然预感到她应了他的召唤。不一会儿，真的听到了她说话的童音，他抬头一看，心脏都停住了跳动：只见雷梅苔丝穿着粉红色的蝉翼纱衣服和白靴子站在门口。

“别上那儿去，雷梅苔丝，”安帕萝·莫科特在长廊上说，“他们在干活呢。”

可是，奥雷良诺没给她时间回答，他拎起那条从嘴里伸出链条的小金鱼，对她说：

“进来呀！”

雷梅苔丝走近他，问了他几个有关小金鱼的问题，可是他突然气喘吁吁地回答不上来。他希望永远这样，和那白百合花似的皮肤、翡翠似的眼睛呆在一起，听着她用童音和他说话，每提一个问题叫他一声“先生”，对他象对父亲一样敬重。墨尔基阿德斯坐在屋角的书桌前，胡乱地画着无法解释的符号。奥雷良诺恨他，有他在这儿，奥雷良诺什么事也干不了，他只好对雷梅苔丝说，他要把小金鱼送给她，不料她听见吓坏了，一溜烟跑出了工作间。那天下午，奥雷良诺失去了那种深藏不露的耐心，以前他曾经怀着这种耐心等待去看她的机会。他把活儿抛在一边，专心一意地叨念她的名字，但她没有应召。他在她姐姐的缝纫铺里找她，在她家的窗上透过薄窗纱找她，在她父亲的办公处找她，但是一切都白费心机。他只能用想象来填补自己可怕的寂寞，只有在想象之中，他才能看到她的倩影。他一连几小时和雷蓓卡在客厅听钢琴奏出的华尔兹乐曲。雷蓓卡听它是因为那是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教她舞蹈时的乐曲；而奥雷良诺听它，则是因为这所有的一切，直至音乐，都使他回忆起雷梅苔丝来。

爱情笼罩着整个家庭。奥雷良诺用无头无尾的诗句表达自己的爱情，他把诗句写在墨尔基阿德斯送的粗糙的羊皮纸上，写在浴室的墙上，写在自己的手臂上。在所有的诗句中，雷梅苔丝都变了样：雷梅苔丝出现在下午两点催人欲睡的空气中；雷梅苔丝在夜蛾啃物掉下来的蛀屑中；雷梅苔丝在清晨面包的蒸气中；雷梅苔丝无所不至，雷梅苔丝倩影常在。雷蓓卡每天下午四点一面绣花，一面倚在窗畔等情书。她明知驿站的骡子每隔十五天来一次，但却天天要等候，她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搞错日期，提前送信来。但事与愿违，有一次，预定的日子到了，骡子却没有来。她绝望得发疯，半夜起来到院子里一把一把地吞吃泥土，贪婪之状象不要命似的。她哭着，痛苦得发狂，她拚命嚼小蚯蚓和蜗牛壳，嚼得牙齿都快碎了，然后一直呕吐到天明，发烧、虚脱，失去了知觉。在不知羞耻的梦呓中，她说出了心里话。乌苏拉恼怒万分，她撬开雷蓓卡的箱子，在箱子底里发现了用玫瑰色丝带捆扎的十六封带有香味的信、夹在旧书里的叶脉书签和花瓣，还发现了一碰就会变成粉末的蝴蝶标本。

奥雷良诺是唯一能理解雷蓓卡的悲痛的人。那天下午，当乌苏拉救醒雷蓓卡的时候，他和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和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一起来到卡塔里诺店铺。店铺现在扩建了一排木屋，里面住着散发落花香味的单身女人。一个由手风琴和铜鼓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几年前从马贡多失踪的好汉弗朗西斯科编的歌曲。三个朋友在一起喝甘蔗酒。马格尼菲科和赫里奈多是奥雷良诺的同辈人，但比他更通晓世故。他们慢条斯理地和坐在他们腿上的女人一起喝酒。其中一个面容憔悴、镶着金牙的女人抚摸了奥雷良诺一下，他不禁一惊，但他拒绝了这种调情。他发现酒喝得越多就越想念雷梅苔丝，不过比较好受些。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飘飘然起来，只见他的朋友和那些女人一个个轻若柳絮，在耀眼的闪光中浮游。他口中的话语仿佛不是从嘴唇中说出来的，神秘的手势跟他的表情毫不相干。卡塔里诺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对他说：“快十一点钟啦。”奥雷良诺回头一看，只见一张畸型的大脸，耳朵后面还插了一朵毡绒花，于是他失去了记忆，就象患遗忘症的时候一样。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醒过来。他在一间完全陌生的房间里，庇拉·特内拉穿着衬裙，光着脚板，披头散发地站在他旁边，她提着灯看着他，茫然不知所措。

“奥雷良诺！”

奥雷良诺站稳脚跟，抬起头来，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走到那里的，但很清楚来的目的，这目的从小就深藏在他内心深处。

“我是来跟您睡觉的。”他说。

他衣服上满是污泥和呕吐物。庇拉·特内拉只和她两个年幼的儿子住在一起。她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就把他带到床上，放下了蚊帐。这样，她两个儿子即使醒来也看不见她。她等过留在村里的男人，等过离村远去的男人，等过无数被纸牌搞迷糊又在回家路上迷了路的男人。她等呀等，等得都厌烦了，等得皮肤起了皱纹，乳房干瘪了，连狂乱的心火也熄灭了。她在夜暗中摸到了奥雷良诺，把手按在他肚子上，用母亲般的温存亲吻着他的脖子，口中还喃喃地说着：“我可怜的孩子。”奥雷良诺哆嗦了一下。他不慌不忙、毫无阻拦地越过了痛苦的悬崖，他看到雷梅苔丝变成了一片无际的泥淖，闻到了幼兽的气味和新烫衣服的芳香。当他从泥淖中脱身时，他哭了。开始是不由自主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后来变成一道失去控制的泉流。他感到内心里一种麻木和痛苦的东西爆裂了。庇拉·特内拉用指尖搔着奥雷良诺的头，在一旁等待着，直到他说出那使他活不下去的隐衷。庇拉·特内拉才问他：“她是谁呢？”奥雷良诺告诉了她。她放声大笑，那笑声以前能哄走鸽子，现在却连她的孩子们也惊不醒了。她嘲笑他说：“到头来你还得养她呢！”但在嘲笑的后面，他遇到的是同情。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时，不但浑身感到轻松，而且也卸去了几个月来压在他内心的痛苦的重负，因为庇拉·特内拉一口答应帮助他。

“我去跟小姑娘说，”她说，“你看着吧，我把她放在盘子里给你端来。”

她说到做到，但时机很不凑巧，因为家里已失去了昔日的安宁。雷蓓卡说胡话时大叫大嚷，再也包不住她心中的秘密。阿玛兰塔发现了雷蓓卡的痴情后，突然发起高烧来了。原来她的心也因单恋而被刺痛，她常常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写着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情书，以解脱那毫无希望的痴情给她带来的苦痛，但她只是满足于把一封封情书藏在箱底。乌苏拉实在无法理解这两个病人。她长时间地转弯抹角地试探，也没有套出阿玛兰塔萎靡不振的原因。最后，她突然心血来潮打开了阿玛兰塔的箱子锁，找到了用玫瑰色丝带系着的信，信内装着新鲜的百合花瓣，信上泪迹未干，封封都是写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却从未寄出过。狂怒使乌苏拉伤心落泪，她诅咒使她想起买钢琴的时机，她禁止姑娘们绣任何东西，宣布举办没有死人的丧事，直到她两个女儿打消念头为止。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出来讲话也无济于事。他已经改变了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初次印象，对他掌握音乐机器的才能表示钦佩。在这种情况下，当庇拉·特内拉来告诉奥雷良诺，雷梅苔丝决定嫁给他时，奥雷良诺知道这消息只会使他父母痛苦。但他没对现实让步。他郑重其事地把父母请到客厅，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乌苏拉冷静地听完了儿子的话。可是，当他说出了女方的名字时，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气得脸都红了。“爱情简直成了瘟疫。”他扯着嗓门说：“这里有的是漂亮体面的姑娘，可你偏要想跟冤家的女儿成亲。”但乌苏拉却同意他的选择。她说她喜欢莫科特家的七姐妹，还说她们漂亮、勤劳，端庄，说她们很有教养，还称赞儿子有眼力。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见妻子这么起劲，只得屈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雷蓓卡和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已经情投意合，让他俩结婚。乌苏拉要抽空带阿玛兰塔到省城去旅行，使她接触一下各式人等，这样可以减轻一些失恋的痛苦。雷蓓卡一听到他们的协议，病立刻就好了。她高兴地给未婚夫写了一封信，让父母过目后，亲自送到邮局投寄。阿玛兰塔假意地接受了这一决定，慢慢地病也好了。但她在私下发誓，雷蓓卡要结婚，除非踩着她的尸体过去。

下一个星期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穿上了节日那天晚上穿过的黑呢西服，戴上赛璐珞领子，穿上羚羊皮靴子，到雷梅苔丝家去求婚。镇长和他妻子一起接待了他，他们感到既高兴又茫然，不明白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后来又觉得来客搞错了女儿的名字。为了澄清误会，做母亲的唤醒了雷梅苔丝，抱着睡眼惺忪的小姑娘来到客厅。问她是否真想结婚，她边哭边回答说，她只希望让她去睡觉。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才知道了莫科特夫妇为什么感到茫然，准备回家给奥雷良诺说清楚。他第二次来时，只见家具都重新布置过，花瓶里插了鲜花，莫科特夫妇穿得整整齐齐和几个大女儿一起恭候着他。他感到这场面有点尴尬，他的硬领也使他难受，但他还是重申，雷梅苔丝确实是被选中的人。“这是没有意义的，”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不快地说，“我们还有六个女儿，都未出嫁，年龄也合适，她们将非常乐意做象令郎这样正经、勤劳的先生的贤内助，可奥雷良诺却偏偏看中了我这个还在尿床的女儿。”镇长妻子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她耷拉着眼皮，露出难过的神情，一边责怪丈夫失礼。大家喝完了果子汁，他们才表示愿意接受奥雷良诺的选择。只是莫科特太太请求单独跟乌苏拉谈一次。乌苏拉觉得奇怪，她嘴上说不该把她卷进男人的事务堆里去，其实心里又激动又害怕。第二天，她就去找莫科特太太，半小时以后她回来说，雷梅苔丝尚未成年。奥雷良诺没把这看成是巨大的障碍。他已经等了好久了，他还可以等待，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一直等到他未婚妻达到生育的年龄。

家里的融洽气氛刚恢复，又被墨尔基阿德斯的去世打破了。虽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那死亡的情景却是想象不到的。他回到马贡多没几个月，就经历了一个急剧的衰老过程，所以大家也把他当成那种在卧室里逛来逛去的无用老人，他们拖着双腿，高声地回忆着自己美好的时光。这种人谁也不会去关心他们，直到某一天早晨起来时发现他们死在床上，才又会想起他们来。起初，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因为受到新发明的照相术和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的鼓舞，他干什么总是跟随着他。但逐渐地也把他撇在一边了，因为同他交谈越来越困难。他眼瞎耳聋，常常把对话者误认为是在人类远古时代认识的人，用胡乱混杂的语言回答问题。他两只手在半空中摸索着走路，但他在家具中间走来走去，速度之快令人难以解释，似乎他具有一种以直接预感为基础的方向感。一天晚上，他把假牙摘下来放在床边的水杯里，第二天忘了装上，从此他再也不戴了，乌苏拉在安排扩建房子时，特地为他在奥雷良诺工作间的隔壁造了一间房子，这里听不见嘈杂声，看不到人们来回忙碌，光线充足，一只书架上放着乌苏拉亲手整理过的满是灰尘和蛀洞的破烂书籍、写着密密麻麻的看不懂的符号的发脆了的纸片和放着假牙的杯子，假牙上已经长出了开有黄花的水生小植物。墨尔基阿德斯好象对这个新居挺满意，从此连在饭厅里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他只是常到奥雷良诺的工作间去，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羊皮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他的神秘著作，纸是他随身带来的，好象是一种粗糙的原料造的，象千层饼似的一碰就破。每天维茜塔肖恩给他送两次饭，他就在那里吃。近些日子他胃口也不好，光吃点蔬菜。不久就显出了素食者特有的面黄肌瘦的模样。皮肤上长出了一层霉垢，就象一件老式的背心，老是穿在身上，沾满了污斑一样。他的呼吸中散发出熟睡的牲畜的臭味。奥雷良诺专心写着诗句，竟忘了他还在旁边。有一次，墨尔基阿德斯在喃喃自语，奥雷良诺觉得好象听懂了什么，于是便注意听起来。可是事实上，在他叽哩咕噜的讲话中唯一听得清楚的，就是象敲锤子似地不断重复着的一个单词“二分点、二分点、二分点[1]”和一个人名“亚历山大·冯·洪堡[2]”。阿卡迪奥开始去帮奥雷良诺干金银匠活时，还走近去听。墨尔基阿德斯没有让他白费工夫，有时也用西班牙语说几句毫不相干的话。若干年后，面对行刑队，阿卡迪奥准会回忆起，墨尔基阿德斯给他念了几页那本深奥著作时他惊奇得震颤的情景，当然他听不懂，可是觉得高声朗读起来象人家唱的教皇通谕。墨尔基阿德斯念完后微笑了一下，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笑。他用西班牙语说：“我死的时候，你们在我的房间里烧三天水银。”阿卡迪奥把这件事告诉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想了解得更清楚些，可是得到的回答是：“我能长生不老。”当墨尔基阿德斯呼吸刚开始发臭时，阿卡迪奥每星期四早晨带他到河里去洗澡，他似乎好了一点。他和小伙子们一样，脱光衣服钻进水里。他那神秘的方向感使他避开了水深危险的地方。“我们是从水中来的。”有一次他说。这样过了很久，家里谁也见不到他，除了那天晚上他作出惊人的努力修理钢琴，还有他夹着水瓢和卷在毛巾里的油椰肥皂球跟阿卡迪奥一起到河边去的时候。一个星期四，还没有人叫他去河边，奥雷良诺就听见他说：“我在新加坡的沙洲上生热病死过了。”那天，他下水找错了地方，直到第二天在下游几公里的地方才被人发现。尸体搁浅在一个明晃晃的水湾里，一只孤独的兀鹰停在他肚子上。乌苏拉哭得比死了父亲还伤心，但坚决反对不给尸体入葬。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顾乌苏拉的反对，不同意安葬。“他是不会死的，”他说，“他亲口说过复活的秘诀。”他重新点起了几经遗忘的炼金炉，搁上水银锅，放在尸体旁边煮沸。慢慢地尸体全身长满了蓝色的水泡。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鼓起勇气提醒他说，淹死的人不入葬会影响公共卫生。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反驳说：“没那回事，他还活着。”可是，七十二小时的水银熏浴过去了，尸体上出现了紫斑，皮肤开始开裂，随着吱吱的响声，屋子里臭气弥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才让了步，但他不同意随便埋掉，而要按照马贡多最大的恩人的礼仪规格入葬。这是镇上第一次、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殡葬，一百年以后格朗德妈妈的葬礼[3]狂欢才勉强超过了它。人们在一块指定作墓场的土地中央把他葬了下去，筑了个坟堆，边上树了一块石碑，碑上写着人们对他仅有的了解：墨尔基阿德斯。人们连续九个晚上为他守灵。大家聚集在院子里喝咖啡、说笑话、玩牌的时候，阿玛兰塔看准机会向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表白了自己的爱情。几个星期前，他与雷蓓卡订了婚，并在当年用廉价物品换取金刚鹦鹉的阿拉伯人居住区，现在叫土耳其人大街的地方，开了一爿商店，经销乐器和发条玩具。这个意大利人满头油光光的鬈发，女人们见了他总忍不住要赞叹一番。他把阿玛兰塔看成一个任性的小姑娘，对她的话并不在意。

“我有一个弟弟，”他对她说，“他马上要到我的商店里来帮忙了。”

阿玛兰塔感到受了侮辱，她怒不可遏，冲着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说，即使用自己的尸体挡在门口，也要阻止她姐姐的婚礼。意大利人对这戏剧性的恐吓大为震惊，他不得已只好去同雷蓓卡商量。于是，计划中的阿玛兰塔的旅行，本来因为乌苏拉太忙一再推迟，现在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成行了。阿玛兰塔没有反对，但当她和雷蓓卡吻别时，低声地在她耳边说：

“你别做梦！把我带到天边也没用，我总有办法不让你结婚，哪怕要把你杀死我也干。”

乌苏拉一走，加上墨尔基阿德斯的隐身仍然在各个房间里转悠，整个家宅显得又大又空荡。雷蓓卡开始掌管家务，印第安女人负责面包房。傍晚，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带着一股熏衣草的清香来到家里，手里总少不了带上一个玩具做礼物，雷蓓卡就在客厅里接待他。为了避嫌，她总把门窗都打开。其实，这种谨慎毫无必要，因为意大利人对这个一年之内将成为他的妻子的女人十分尊重，连她的手都不碰一下。他的来访慢慢使家里摆满了奇妙的玩具，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带来的发条跳舞女郎、乐箱、杂技猕猴、跑马、跳板丑角以及各种各样惊人的机器动物，使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因墨尔基阿德斯的死而产生的伤感烟消云散，使他又回到了过去搞炼金术的时代。于是，他进入了一个由开了膛的动物和拆开的机械零件筑成的天堂。他想用钟摆的原理造个永动装置来改进这些玩具。奥雷良诺则抛开了工作间，一心教小雷梅苔丝读书写字。起初，小姑娘更喜欢她的娃娃，而不喜欢这个每天下午都要来的男人，他一来，家里人就不让她玩了，还给她洗澡、穿衣，让她坐在客厅里接待客人。可是，奥雷良诺的耐心和诚意终于诱惑了她，她甚至一连几个小时跟他学习字的意义，用彩色铅笔在本子上画房子和牛栏，画圆圆的太阳藏在山脊背后放射着金黄色的光芒。

只有雷蓓卡受到阿玛兰塔的威胁后一直闷闷不乐。她知道妹妹的脾气，阿玛兰塔生性高傲，她这样怀恨在心真叫人害怕。雷蓓卡躲在浴室里，一连几个钟头吮着手指，竭尽全力强忍着不去啃泥土。她整天愁眉不展，为了解脱，她叫来了庇拉·特内拉给她算命。庇拉·特内拉照例先胡乱念了一通，然后预言说：

“只要你的父母还没有入土，你就不会幸福。”

雷蓓卡听了浑身一颤，她好象回忆梦境似地，看到自己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带了一只箱子、一把摇椅和一只她不知里面装着什么的布袋来到这个家里。她还想起了一位秃顶的绅士，穿着麻布衣，衬衣领子上扣着一颗金钮扣，但跟那张金杯花国王[4]可毫无关系。又想起一位非常年轻、非常美丽的女人，她温暖的双手散发着香气，跟那金元花王后的患过风湿病似的双手完全不一样，那女人把花戴在她头上，带着她在一个到处是绿色街道的镇上闲逛。

“这我不懂。”她说。

庇拉·特内拉好象给弄糊涂了：

“我也弄不懂，可这是纸牌上说的呀！”

雷蓓卡被这个谜搞得忧心忡忡，就去告诉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他听了以后，责怪雷蓓卡不该听信纸牌算命。但他自己却不声不响地翻箱倒柜、搬家具、挪床铺、撬地板，到处搜寻那只骨殖袋。他记得，自从修房屋以后，再也没见到过，所以就悄悄地把泥水匠们找来了。一个匠人透露说，当时因为干活碍手，就把那袋子砌在一间卧室的墙壁里了。他们把耳朵贴在墙上搜索了几天，终于听到了墙壁深处的克洛克洛的响声。他们打穿了墙壁，发现骨殖袋完好无损地藏在那里。当天，他们就把它埋到墨尔基阿德斯墓旁那个没有石碑的墓里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回到家里，觉得了结了一桩心事。有一阵子这件事在他心里就象回忆起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一样沉重。他走过厨房时，在雷蓓卡额头上亲了一下。

“把不吉利的想法从头脑里去掉吧，”他对她说，“你会有福气的。”

自从阿卡迪奥出世后，乌苏拉一直不让庇拉·特内拉到家里来。雷蓓卡和她交上了朋友，乌苏拉重新给她打开了大门。她随时出入，一个人的足迹比得上一群山羊。她卖力地干着家里最重的活儿。有时她还走进工作间，去帮助阿卡迪奥洗照相底版。这种得力而亲切的帮助，结果却使他误会了。这女人使他手足无措。她皮肤上的暖气、她身上的烟味儿以及她在暗室里不时发出的笑声使他分心，使他常常碰倒东西。

有一次，奥雷良诺在那里做金银匠活，庇拉·特内拉就靠在桌上欣赏他耐心细致的手艺，突然朝他看了一眼。奥雷良诺没抬头就知道阿卡迪奥在暗室里。他望了望庇拉·特内拉的眼睛，对她头脑里想的事一目了然，就象是在大白天看东西一样清楚。

“好吧，”奥雷良诺说，“你跟我说吧。”

庇拉·特内拉苦笑着咬了咬嘴唇。

“你打仗真行，”她说，“百发百中啊。”

奥雷良诺证实了自己的预感，他停了一会儿就又埋头干活儿了，象没事似的用镇静而坚定的声音说道：

“我认了，生下来就用我的名字。”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终于达到了目的，他把钟表上的机械和一个发条跳舞女郎连接在一起，那玩具按着自己发出的乐声的节拍不停地跳了三天。这一新发现比以往那些荒唐的尝试更加使他激动。他不再吃饭，也不再睡觉，没有乌苏拉的看管和照料，他听任想象把自己带进了一种永久的梦呓状态，从此再也没有复原。他晚上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探求如何把钟摆的原理应用到牛车上、应用到犁铧上、应用到一切有用的会动的东西上。失眠把他拖垮了。一天清晨，卧室里进来了一位白发苍苍、动作颤巍巍的老人，他竟没认出来。那是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后来，终于想了起来，对于死人也会衰老，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感到十分惊奇，他突然产生一种怀旧之情。“普罗登肖！”他惊叫起来，“你怎么老远的到这儿来了！”屈死多年以后，普罗登肖迫切需要伴侣，对生者的强烈的眷念和对阴间的另一种死亡临近的恐惧感，最终使他对最大的冤家也产生了感情。他找了很久，他向里奥阿查的死者们打听过，向来自乌帕尔山谷和沼泽地的死者们打听过，都毫无结果，因为马贡多对于墨尔基阿德斯之前的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村镇。墨尔基阿德斯死后，在阴曹地府的杂乱无章的地图上画上了一个小黑点。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一直谈到天亮。几小时后，他毫无倦意地走进奥雷良诺的工作间问道：“今天是星期几啊？”奥雷良诺回答说是星期二。“我也这么想，”他说，“可是，一会儿我又觉得还是星期一，和昨天一样。你瞧这天、这墙壁，瞧那海棠花。今天还是星期一。”奥雷良诺对他的胡言乱语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没理茬儿。第二天星期三，他又到工作间来了。“这简直是场灾难，”他说，“瞧瞧这空气，听这太阳的嗡嗡声，和昨天、前天一个样，今天也是星期一。”这天晚上，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见他在走廊里哭，那是一种老年人的不讨人喜欢的哭泣。他哭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哭墨尔基阿德斯，哭雷蓓卡的双亲，哭自己的爸爸妈妈，哭所有想得起来的、现在孤孤单单地在阴间里的人。皮埃特罗·克雷斯庇送给他一只用两脚走钢丝的发条狗熊，也没有使他宽心。于是又问他，几天前说过的准备造一架钟摆机器使人飞起来的计划进行得怎样了。他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钟摆能把任何东西举到空中，就是不能把自己举起来。星期四他又出现在工作间里，带着一副痛苦的样子，象是遭了灾似的。“管时间的机器出毛病了。”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乌苏拉和阿玛兰塔还在老远的地方。”奥雷良诺象骂小孩似的训了他一通，他顺从地听着。他连续六个小时察看着各种东西，试图在东西的表面看出有什么与前一天不同的地方，一心想发现东西上有什么变化以证明时光的流逝。晚上整夜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呼唤着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呼唤着墨尔基阿德斯，呼唤着所有的死人，让他们来为他分忧。但是谁也没有来。星期五，他起得比谁都早，又去察看自然界的表象，直到完全相信那天仍然是星期一为止。他一把抓起一根门闩，仗着他的非凡体力和蛮劲，把炼金器具、照相冲洗间和金银匠工作间全砸得粉碎，还象中了邪似地用一种尖声但流利的、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大喊大叫。他正准备把家里其他地方全部砸烂，奥雷良诺把邻居们叫来了。十个男人才把他按倒在地，十四个人把他捆起来，二十个人把他拖到院子里的栗子树底下。他们把他绑在树上。他用一种奇特的语言叫骂着，口吐绿沫。乌苏拉和阿玛兰塔回家时，他还是手脚给绑在栗子树上。浑身被雨水淋透，完全失去了理智。她们同他说话，他不认识似地朝她们看了看，对她们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话。他手腕和脚踝因为绳索扣得太紧已经溃烂，乌苏拉为他松开了手脚，只让他腰部给捆着。后来又给他搭了一个棕榈叶的凉棚，以免他遭受日晒雨淋。

[1]二分点：黄道和天赤道相交的两点。

[2]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

[3]格朗德妈妈的葬礼，作者于1962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即以此为题材。

[4]此为西班牙纸牌，其花色为剑花、金杯花、金元花、棒花四种，分别相当于扑克牌中的黑桃、红桃、方块、梅花。

第五章

三月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与雷梅苔丝·莫科特在客厅的圣坛前举行了婚礼，圣坛是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叫人搭起的。这个日子使莫科特家里四个星期来的惶惶不安达到了顶点，因为雷梅苔丝这小姑娘虽说已进入了青春期，却还没脱出孩子气。尽管她母亲早就对她讲过成了少女后的种种变化，但是二月的一天下午，她还是惊叫着冲进大厅，也不管她的几个姐姐正在跟奥雷良诺聊天，就把她的一条裤衩亮给大家看，裤子被巧克力颜色的粘糊糊的东西弄脏了。于是大家决定一个月后举行婚礼。简直没有时间来教她自己洗东西、穿衣服，教她懂得一个家庭的基本事项。人家抱她在热砖上小便，以便改掉她尿床的习惯。为了使她相信夫妻间的秘密不可对人讲，着实花了力气，因为她对人们给她披露的秘密感到那样茫然，同时又那样惊奇，恨不得想跟所有的人来对新婚之夜的种种细节作一番评论。这项工作真把人弄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但是在举行婚礼的这一天，小姑娘却表现得象她的几个姐姐一样熟谙世事。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挽着她的手臂，沿着装点着鲜花和花环的街道，在爆竹声和几支乐队的合奏声中行进。雷梅苔丝挥手向人们致意，微笑着向从窗口向她祝福的人们道谢。奥雷良诺身穿黑色呢服，脚蹬一双带有金属弯钩的漆皮靴，几年后他面对行刑队时穿的就是这双靴子。他紧张得脸色发白，在家门口迎接新娘并领她到圣坛前的时候，他觉得喉咙里象鲠了颗硬丸子。雷梅苔丝落落大方，稳重端庄，当奥雷良诺给她戴戒指而不慎把戒指掉到地上时，她都毫无失态之举。客人们嘁嘁喳喳乱了起来，她却依然举着戴上饰有纱织花边的无指手套的手臂，伸着准备戴戒指的无名指，一直等到新郎总算用脚挡住了正朝门口滚去的戒指，并红着脸回到圣坛前。她的母亲和姐姐们提心吊胆，唯恐姑娘在婚礼过程中干出些不得体的事情来，末了却是她们不顾体统，争着扑到她身上去吻她。从那天起，雷梅苔丝就表现出办事认真负责，举止自然大方和在任何逆境中都有处变不惊的自制力的能耐。正是她，主动把婚礼蛋糕的最好部分切下来盛在盘子里，放上一把叉，端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位身材魁梧的老人绑在栗树干上，蜷缩在一张小板凳上，上面用棕榈叶搭了一个凉棚，经过长年累月的日晒雨淋，他的皮肤褪去了肤色。他感激地、不易察觉地笑了笑，用手指撮着吃完了蛋糕，嘴里咕哝着一首难以理解的圣诗。在这一持续到星期一早晨的喧嚣热闹的庆典中，唯一不幸的人就是雷蓓卡·布恩地亚。这天，她的喜日落了空。按乌苏拉的安排，她的婚礼应该在同一天举行。可是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星期五突然接到一封信，说他母亲病危，婚期只得推迟。接信后一小时，他就动身赶往省城，不料途中却跟他母亲走了对叉路。她老人家星期六晚上准时来到马贡多，并在奥雷良诺的婚礼上唱了凄凉的咏叹调，这支曲子本来是她为儿子的婚礼准备的。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企图赶上他的喜辰，一路上跑死了五匹马，但等他回到家里，已是星期日的午夜时分，只赶上收拾喜庆的残烛余香了。到底是谁写的信始终没查出来。阿玛兰塔被乌苏拉揍了一顿，她忿忿地哭着，在木匠们还未拆除的圣坛前发誓，她对信的事一无所知。

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他是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从沼泽地请来主持婚礼的——是个刻板的老头，毫无欢悦的职业使他僵化了。他瘦得皮包骨头，肚子老是咕咕作响，脸上的表情俨然象位老天使，但他的神态与其说仁慈，毋宁说无知。他原想在婚礼完了以后就回他的教区去，但马贡多居民的冥顽不灵使他大吃一惊，他们出乖露丑，大干蠢事，居然只按自然法则自生自灭，不给孩子洗礼，不给圣节定名。他想到没有其他地方象这里这样需要他来撒播上帝的种子，就决定多呆一个星期以便使那些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和其他异教徒皈依基督，让讨小老婆的人名正言顺，以及给垂死者做临终圣事。但是谁都没理他，人们答道，他们在这里呆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请过神父，关于灵魂方面的事向来是直接跟上帝商量安排的，他们已经没有丧天害理的恶念了。尼卡诺尔神父对在这块荒蛮的土地上布道终于不耐烦了，就准备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堂，里面的神像都要真人般大小，墙壁要嵌上五颜六色的玻璃，使得人们从罗马赶到这个对神不敬不恭的中心来向上帝朝拜。他手托一个小铜盘四出化缘，人们慷慨解囊。但他还想要得更多些，因为那教堂得有一口大钟，钟声能把沉在水底的溺水者震得浮起来。他求东户讨西家的，喊得嗓子都失了声，浑身的骨头也渐渐格格作响，到了某个星期六，收集的钱甚至连教堂的几扇门都造不起，他绝望得发了呆。于是，他在广场上临时搭了座圣坛，星期天，他手里摇着小铃，就象当初镇子里流行失眠症时一样，挨家挨户地召唤大家去做露天弥撒。不少人是出于好奇，另一些人是因为怀旧，还有些人则为了不让上帝把他们对其代理人的轻慢看作是对主圣本身的无礼，这样，到了早晨八点半光景，广场上已站了半个镇子的人。尼卡诺尔神父用沙哑的嗓音大声朗读福音书，他的嗓子是乞求施舍累哑的。末了，正当望弥撒的人想散去的时候，神父举起双臂请大家注意。

“等一等，”他说，“现在让我们来亲眼看看上帝有无限神力的无可辩驳的例证！”

做弥撒时给他当助手的小伙子给他端来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巧克力浓茶，神父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他从袖管里抽出块手帕擦了擦嘴唇，伸开两臂，闭上双眼。于是尼卡诺尔神父竟离地升起了十二厘米。这一招可叫人心服口服了。一连好几天，他走东家，穿西舍，重复着这一借助巧克力刺激而升腾的试验。这一来，那位小侍童的布袋里就装满了钱，不到一个月，教堂便开工兴建了。除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谁都不怀疑这一源于神灵的表演。一天早晨，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一大群人聚在大栗树周围，再次来观看显灵。当尼卡诺尔神父连同他坐的椅子一起升离地面的时候，他在板凳上只稍稍挺了挺身，耸了耸肩。

“Hoc est simplicisimum，”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homo iste statum quartum materiae invenit.”[1]

尼卡诺尔神父一抬手，椅子的四只脚便同时着了地。

“Nego，”他说，“Factum hoc existentiam Dei probat sine dubio.”[2]

人们这才知道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那鬼知道的偈语原来是拉丁文。尼卡诺尔神父利用自己是唯一能跟他交谈的人这个有利条件，企图往他那神经错乱的脑瓜里灌进对上帝的信仰。每天下午神父便来坐在栗树旁，用拉丁语进行布道。可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硬是不听那些深奥难懂的言辞，也不相信巧克力转化为神力的事实。他要神父拿出上帝的铜版照相来，作为上帝存在的唯一确凿的证据。尼卡诺尔神父于是给他拿来了一些刻有上帝头像的徽章和肖像画，甚至还带来了一块维罗妮卡[3]纱巾的复制品。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却不以为然，认为那些玩意儿不过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工艺品而已。他是那样顽固不化，尼卡诺尔神父只好打消了使他信奉基督的念头。不过，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还是继续来看望他。这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倒采取主动了，他想用理性主义的策略来摧毁神父的信仰。有一次尼卡诺尔神父带了一个棋盘和一副棋子到栗树下，邀他下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肯下。据他讲，他一直弄不懂，两位对手讲好规则进行比赛，到底有什么意思。尼卡诺尔神父从未见过有人这样看待下棋的，从此便没能再抓起棋子。对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清晰理智神父越来越感到吃惊，不禁问他人家怎么可以把他绑在一棵树上呢。

“Hoc est simplicisimum，[4]” 他回答，“因为我疯了。”

打从那时起，神父担心自己的信仰可能受到损害，便不再来看他了。他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加快教堂的建造上。雷蓓卡觉得希望复萌了。自从有个星期天尼卡诺尔神父来家吃午饭时起，雷蓓卡的前途就跟教堂的落成联系在一起了。那天，全家人都到桌旁，神父讲起教堂竣工时举行的宗教活动将如何庄重，如何辉煌来。“最幸运的人要数雷蓓卡了，”阿玛兰塔说。雷蓓卡没领会她究竟何所指，阿玛兰塔不怀恶意地笑了笑，向她解释：

“你的喜日将赶上教堂的落成典礼。”

雷蓓卡想把婚期提前，而不顾人家怎么评论。照工程的进展看，十年里教堂是建不成的。不过尼卡诺尔神父不这么看：信徒们日益增加的慷慨捐赠可望作出远为乐观的估计。尽管雷蓓卡生着闷气、连饭都没能吃完，乌苏拉还是赞成阿玛兰塔的想法，并捐献了数目可观的一笔钱以加快工程的各项工作。尼卡诺尔神父认为再有一次这样的捐助，教堂就能在三年内完工。从那时起，雷蓓卡就没再跟阿玛兰塔说过话，她认定阿玛兰塔的这一倡议并非天真无邪，她是善于伪装的。“这还是轻的哩。”那天晚上姐妹俩言辞刻薄地争吵起来，阿玛兰塔反唇相讥：“我不必在最近三年里把你杀死。”雷蓓卡接受了挑战。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得知婚期又得推迟时，痛苦得快绝望了。这时雷蓓卡却表示出对他的绝对忠贞。“只要你说一声，咱俩就逃出去。”她对他说。可是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不是铤而走险的人，他缺乏未婚妻那种冲动的性格，他恪守对人的诺言如同不挥霍资本一般。雷蓓卡只得采取更加大胆的举动。一阵神秘的风吹熄了大厅里的灯，这时乌苏拉看见这对情侣正在黑暗中接吻，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窘态毕露地向她解说，这种新式煤油灯的质量太差，并帮忙在客厅里装上了一套更可靠的照明灯具。但另一次不知是燃料有问题还是灯芯管阻塞，灯又出了毛病，乌苏拉瞧见雷蓓卡竟坐在情人的膝头上。到头来，她什么解释都不愿听了。她把做面包的事交托给印第安女人，自己坐在一张摇椅上专门监视这对情人的相会，提防着不被自己年轻时就有人用过的计谋骗过去。“可怜的妈妈呀，”看着乌苏拉在他们会面时倦得直打哈欠，雷蓓卡恼恨地嘲笑道，“等到她死了，抬出去时还得在这张摇椅里受罪。”三个月过去了，他们的爱情一直受到监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每天都去工地察看，他对工程进度的缓慢厌烦透了，决定给尼卡诺尔神父捐一笔他所需要的钱，以便把教堂盖完。阿玛兰塔对此并不着急。她的女伴们天天下午来到走廊里绣花或编结，就在跟女伴们聊天的当儿，她又想出了新的对策。不料一次估计错误却毁掉了她原以为万无一失的计谋：她拿掉了雷蓓卡结婚礼服里的樟脑丸，那是后者把礼服藏进卧室大橱里去之前放上的。阿玛兰塔干这件事的时候离教堂的竣工不到两个月。但雷蓓卡对临近的婚期却迫不及待，她比阿玛兰塔所预料的日子更早就准备起新装来。她打开橱门，先摊开包裹的纸，然后展开防护用的布，只见绸缎衣服、针织纱巾以至桔花头冠都被蛀成了粉末。尽管她肯定这些服装在包起来的时候放入过两把樟脑丸，但这场灾难看起来象纯属偶然，她也没敢怪罪于阿玛兰塔。离开婚期不到一个月了，可是安帕萝·莫科特答应在一星期内为她赶制一套新衣。那天中午下着雨，当阿玛兰塔看到安帕萝淋得一身水珠踏进家门来为雷蓓卡最后一次试装时，她感到几乎要昏倒了。她说不出话，一串冷汗顺着背脊淌下。多少个月来，因等候这一时刻她曾害怕得全身发抖。她深信，要是想不出阻挠雷蓓卡婚礼的有效办法，到了使尽心计而不能奏效的最后关头，她是有胆量对她下毒药的。那天下午，安帕萝·莫科特用无数枚别针不厌其烦地在雷蓓卡身上制成一件胸甲，雷蓓卡裹在那块绸缎料子里面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时，阿玛兰塔好几次勾错了针、戳破了手指，但却以骇人的冷酷决定了最后一招：日期，婚礼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办法，往咖啡里搀进一剂鸦片酊。

一个巨大的、无可挽救又难以预料的障碍，终于迫使雷蓓卡的婚期作了新的、无限期的推迟。预定婚礼的前一周，雷梅苔丝姑娘半夜醒来，内脏象打呃似地撕裂开来，迸出一股热乎乎的液汁，流得全身都湿透了，三天后她被自己的血毒死了，腹内还横着一对双胞子。阿玛兰塔遭受良心上的谴责。她曾焦急、热切地向上帝祈求发生某些可怕的事情，免得她非得对雷蓓卡下毒不可。但她日夜祈祷的却不是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她感到自己对雷梅苔丝的死负有罪责。雷梅苔丝曾给家里带来了一股欢乐的气息。她跟丈夫住在靠近工作间的一间房间里，里面摆设着她才逝去的童年时代的娃娃和玩具。她那欢快的活力透过卧室的四壁，象一阵健康的旋风，穿过海棠花长廊。她一清早就开始唱歌。只有她敢于调解阿玛兰塔和雷蓓卡之间的不和。她主动担起了照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繁琐事务，给他端饭菜，每天服侍他大小便，用肥皂和丝瓜筋给他擦身，给他清除头发、胡子里的虱子和虱卵，她使棕榈叶的凉棚一直完好无损，在暴雨季节里还用防雨帆布进行加固。在她死前的几个月，她已经能够用简单的拉丁语跟老人进行交谈了。当奥雷良诺与庇拉·特内拉的孩子出世后带到家里，并被洗礼取名为奥雷良诺·霍塞时，雷梅苔丝决定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大儿子。她这种为母的天性使乌苏拉大为吃惊。从奥雷良诺这方面说，他在雷梅苔丝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底蕴，他整天埋头在工作间里干活，雷梅苔丝在九、十点钟时给他送一杯不放糖的咖啡，夫妻俩每天晚上都到莫科特家去。奥雷良诺跟岳父没完没了地玩多米诺骨牌，而雷梅苔丝则跟姐姐们聊天，或者跟母亲商量大人的事情。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因为跟布恩地亚家联姻而巩固了他在镇上的权势。他经常跑省城，结果争取到政府在镇上办一所学校，他便让阿卡迪奥来主持。这个阿卡迪奥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热衷于师道的品性。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通过劝说，使镇上的大部分房屋在全国独立日那天都漆成了蓝色。他应尼卡诺尔神父的请求，吩咐把卡塔里诺的酒店迁到一条偏僻的街上去，同时关闭了地处镇中心的几个很兴隆的有碍观瞻的场所。有一次他带了六名持枪的警察回来，并委任他们维持秩序。对此竟然谁也没想起当初那个不准武装人员呆在镇上的协议。奥雷良诺对岳父的能耐感到高兴。“你会象他一样发胖的，”他的好多朋友都这样对他说，但是使他颧骨棱角分明和使他眼睛炯炯有神的沉着神态，既未抬高他的身价也没改变他稳重的性格，相反却使唇间那条独自沉思和作出无情决定的直线更加严峻。他和他妻子在双方家庭里唤起的亲切感情是何等深厚，当雷梅苔丝说她有了孩子时，连雷蓓卡和阿玛兰塔都暂时停止了争吵，以便一起打毛线衣，打一件蓝色的，预备生儿子时用；打一件粉红色的，预备生女儿时用。不多几年后面对着行刑队，阿卡迪奥最后想到的一个人也正是她雷梅苔丝。

乌苏拉吩咐关门闭窗全家举哀，除必要的事务外，谁都不准出入。一年之内，家里不准高声说话。她把雷梅苔丝的铜版照相安放在停尸守灵的地方，相片上斜挂着一条黑带，前面点一盏长明油灯。未来的子孙们使油灯一直长明不熄。他们看着照片上这位身穿花边翻卷的裙子、脚蹬白色小靴、头上系着薄纱蝴蝶结的小姑娘时大概会疑惑不解，因为他们无法把眼前看到的模样跟一位曾祖母的威严庄重的形象统一起来。阿玛兰塔担负起抚养奥雷良诺·霍塞的责任。她把他立嗣为子，他将分担她来年的寂寞和减轻她的内疚，她总觉得，由于她胡乱向上帝祈求致使雷梅苔丝的咖啡里不意滴进了鸦片酊。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总是在傍晚时分踮着脚尖走进屋里来，他头戴一顶缠了一条黑纱的礼帽，默默地与那个穿着黑色衣服，袖子长及手背、脸色象失血一样惨白的雷蓓卡相会。在考虑一下新的婚期都会被看成对死者的极大不敬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便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成了谁也不去关心的倦怠了的爱情。这对不久前弄坏了灯具以便在黑暗中接吻的情人好象已经被抛在一边，听凭死神去摆布了。雷蓓卡心里没了主，精神都垮了，她又吃起泥土来。

突然——那是服丧已经多时，刺绣十字花的日常活动已经恢复的时候——一天下午两点钟光景，在热得死一般的寂静中，有人推开了沿街的大门。柱脚剧烈地震荡起来，长廊里绣花的阿玛兰塔和她的女伴们，房里正吮吸着指头的雷蓓卡，厨房内的乌苏拉，工作间里的奥雷良诺，以至栗树下凄然孤独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都觉得大地颤动，震得房子都快挪了窝。原来是来了一位彪形大汉：他那宽阔的胸背几乎连门都挤不进；他野牛似的颈脖上挂着一枚圣女雷梅苔丝像，胳膊和胸脯上刺满了花纹，右手腕上紧紧套着一只刻有“圣婴十字架”的铜镯子。他的皮肤日晒雨淋，象被盐腌过似的，短短的头发竖着，象骡鬃，一口牙齿硬得象钢浇铁铸的一般，只有眼光中露出忧郁的神色。他用的裤带比马鞍子的肚带还要宽两倍多，脚上裏着绑腿，靴子带着马刺，后跟上还钉上了铁钉。他的来到使人有一种地动山摇般的感觉。他手里提着一条半旧的褡裢，穿过客厅和起居室，仿佛一声响雷似地出现在海棠花长廊里。正在那里绣花的阿玛兰塔和她的女伴们举着绣花针停在半空惊呆了。“你们好！”他用疲乏的声音向她们打招呼，说着把褡裢往她们的绣架上一扔，径直朝里屋走去。“你好！”他对雷蓓卡说，她大吃一惊，看着他经过房门。“你好！”他对奥雷良诺说，他正全神贯注地埋头在工作台上。这人跟谁都没有停下来搭话，直接往厨房走去，只是在那儿，他才第一次在旅程的终点上停下来。这次远途跋涉是从地球的另一边开始的。“你好！”他说。乌苏拉张着嘴巴呆了一秒钟，她瞅着他的双眼，大叫一声，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高兴地叫着、哭着。他是霍塞·阿卡迪奥。他象出走时一样穷，甚至穷到这种地步：得由乌苏拉给他两个比索去付马匹的租费。他说的西班牙语里夹杂着水手的俚语。大家问他这么多年他在哪儿，他回答：“在那边。”他在给他安排的房里挂了一张吊床，一睡就是三天。醒来后，他一口气吃了十六只生鸡蛋，之后便直奔卡塔里诺的酒店，他的铁塔似的身躯在女人堆里引起好奇的恐慌。他命令奏乐，给所有在场的人上酒，统统由他付账。他打赌让五个人同时扳他的手腕。“没法扳得动他。”那五个人确信无法扳动他的手臂后就说，“他有‘圣婴十字架’。”卡塔里诺可不信什么力的技巧，他以十二比索打赌，说他移动不了柜台。霍塞·阿卡迪奥把柜台从原处一拔而起，凌空举过头顶，然后把它搁到街上。结果得十一个人才把柜台抬回到原处。他向贪婪地围住他的女人们问道谁愿出最高的价钱。出价最多的女人愿出二十比索。于是他提议每个女人出十比索，大家来摸彩。这价可高得出格了，因为这儿最红的女人一夜也只挣八比索，但所有的女人都同意摸彩。她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一共十四张，然后把纸条放进一只帽子里，每人从里面取出一张。当只剩下两张时，两位中彩者的名字就定下来了。

“两个人每人再加五个比索，”霍塞·阿卡迪奥建议，“我就让你们两人分享。”

他就这样过日子。他曾被招募在一艘无国籍的船上当水手，环球航行了六十五圈。他没能跟家里人合群。他白天整日睡觉，晚上便到烟花巷去厮混，靠他的气力碰运气。难得有几次乌苏拉把他拉到餐桌边，这时他显得和蔼可亲，特别是当他讲起那些在遥远国度里的冒险经历时，更显得平易近人。他遇过难，在日本海上漂流了两个星期，靠吃一个中暑而死的同伴的尸体维持生命。那被海水腌了又腌、在烈日下烤熟的尸肉吃起来一粒粒的有股甜味。在孟加拉湾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他们那条船战胜了一条海龙，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名十字军兵士的头盔、一些搭扣和兵器。他还在加勒比海上看见过维克多·乌盖斯的海盗船的鬼影，船上的帆都被死神之风吹破了，船桅也被海蟑螂蛀空，它无可挽回地定错了去瓜达卢佩的航向。乌苏拉当时在餐桌上便哭了起来，她象读着从未收到过的来信，在这些信里，霍塞·阿卡迪奥诉说着他的英雄业绩和不幸遭遇。“这儿有这么多的房子，我可怜的儿子，”她啜泣着说，“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都去喂了猪！”但她心底里却不能相信，那个被吉卜赛人带走的小伙子就是眼前这个一顿午饭要吃半头猪，放出的臭屁能把花朵都熏蔫了的蛮汉。家里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觉。霍塞·阿卡迪奥在饭桌上打起饱嗝来简直象野兽咆哮，阿玛兰塔无法掩饰她的厌恶。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底细的阿卡迪奥，对霍塞·阿卡迪奥明显地想博取他好感而提的种种问题几乎不作回答。奥雷良诺试图重温他们俩睡在同一间房里时的情景，极力想恢复儿时的合伙同谋关系，但霍塞·阿卡迪奥已把这些事忘光了，海上生活中要记住的事情实在太多，把他的脑子都塞满了。只有雷蓓卡一上来就被他吸引了。那天下午见他从自己房前经过，她就想，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跟这位典型男性相比，仅是个好赶时髦的纤弱书生，而这一位的呼吸声犹如火山喷发似的，震得整幢房屋都感觉得到。她寻求种种借口接近他。有一次，霍塞·阿卡迪奥放肆地盯住她的身子看，对她说：“妹妹，你真是个道地的女人！”雷蓓卡不能自持了，她又象早先那样贪婪地吃起泥土和墙上的石灰来，拚命地吮吸手指头，以至在大拇指上竟吮出了一个老茧。她呕出绿色的液汁，里面有死去的小蚂蝗。她整夜整夜地不眠，全身发烧，不住地打哆嗦，神情恍惚地挣扎着，等待着，一直等到天明时分房屋震动，霍塞·阿卡迪奥回来，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睡午觉，雷蓓卡再也按捺不住，径自朝他房里走去。只见他只穿了条短裤，醒着躺在吊床里，吊床用缆绳绑在柱子上。见他如此赤裸裸地露出全身的花纹，雷蓓卡不由心里一动，赶忙想退出去。“对不起，”她解释道，“我不知道您在这儿。”可是为了不吵醒别人，她随即不出声了。“你过来，”他说。她顺从地走到吊床前停住，当霍塞·阿卡迪奥用指尖抚摸她的脚踝，然后小腿，接着摸她的大腿，嘴里还嗫嗫地呼唤“啊，小妹妹，啊，小妹妹”的时候，她身上冒出了冷汗，感到肠子打起了结。在她还没有失去知觉的时候，她感谢上帝使她来到世上。她浸在湿漉漉的吊床里噼里啪啦地划着，吊床象一张吸水纸把她喷出来的血水吸掉了。

三天后，他们在五时弥撒上结了婚。霍塞·阿卡迪奥前一天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店里去，碰见他正在给学生上锡塔拉琴课。他没把皮埃特罗叫到一旁就冲着他说：“我要和雷蓓卡结婚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脸色唰地变得惨白。他把琴交给一个学生，课就算结束了。当堆满乐器和发条玩具的大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时，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说：

“她是您妹妹呀。”

“我不管这些，”霍塞·阿卡迪奥回答说。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用散发出熏衣草香味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这是乱伦的，”他解说道，“再说，法律上也不允许。”

霍塞·阿卡迪奥不耐烦了，这不仅因为克雷斯庇讲的内容，更主要的是他的惨白的脸色叫他心烦。

“伦理这玩意儿，我要往它上面拉上两堆屎！”他说：“我今天是来告诉您，要您别再劳神去问雷蓓卡什么了。”

不过看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两眼湿润，他收起了这种粗暴的举止。

“我说，”他换了一种声调，“要是这个家让您喜欢的话，那儿还给您留着阿玛兰塔。”

尼卡诺尔神父在星斯日布道会上指出，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不是亲兄妹，但乌苏拉说什么也不能宽恕这种她认为是无法想象的大逆不道。当他们从教堂回来时，她就不许这对新人再踏进家门。对她来说，这对孽种就象已经死了一样。所以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就在墓地对面租了一间小屋，里面除了霍塞·阿卡迪奥的吊床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新婚的那天晚上，躲在雷蓓卡拖鞋里的一只蝎子蜇了她的脚，使她的舌头都发麻了，可这并没阻挡得住他们过了一个喧嚣的蜜月。他们的邻居对那种喊叫感到害怕，一夜里整个地区的人都被这种喊叫声惊醒了八次，就是午睡时也得惊醒三次。人们都祈求这种毫无节制的情欲不要侵扰了死者的安宁。

奥雷良诺是唯一关心他们的人，他给他们买了些家具，并接济他们钱财，直到霍塞·阿卡迪奥恢复了常态，开始在毗邻院子的无主土地上干活时为止。阿玛兰塔则相反，她怎么也消除不了对雷蓓卡的宿怨，尽管生活使她得到做梦也没想到的心满意足：由乌苏拉——她不知如何才能挽回这一失面子的变故——主动提出，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每星期二仍到家里来吃午饭，他镇定自若，对这次失败超然度外。他的礼帽上依然佩着黑带，以示对主人家的尊重，并很乐意向乌苏拉献殷勤，给她带来不少外国寄来的礼品：葡萄牙沙丁鱼啦，土耳其玫瑰酱啦，有次还送了一条做工考究的马尼拉大披巾。阿玛兰塔亲切殷勤地接待他，揣摩他的爱好，帮他扯掉衬衫袖口上的脱线，还送给他一打绣着他姓名缩写字母的手帕，作为他生日的礼物。每星期二吃过午饭，她在海棠花长廊里绣花，他则很乐意地与她作伴。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来说，这位他一直当作小姑娘看待和相处的女人，简直是一大发现。虽然她并不风姿绰约，但掂量世事却出奇地敏感，并且蕴含着一种柔情。某个星期二——当谁都不怀疑这事迟早会发生时——，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向她求婚。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活，静等着让耳上的红热消褪，并使自己的嗓音显得格外老成持重。

“我当然同意的，克雷斯庇，”她说，“不过，得等一个人对自己有了更好的了解之后，任何时候急于求成总是不好的。”

乌苏拉发蒙了。尽管她器重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可是从道德观点看，她无法确定这位男子在跟雷蓓卡经历了这么漫长和引起轰动的恋爱之后，他的这一决定究竟可取不可取。最后，因为没有人有类似的疑虑，她只得把它作为不知可否的事实接受下来。奥雷良诺那会儿是家里的主心骨，但他令人费解和不容争辩的意见却使乌苏拉更加糊涂：

“现在可不是考虑结婚办喜事的时候。”

这一看法，只是过了几个月乌苏拉才弄明白。当时奥雷良诺不仅在婚姻问题上，而且对除了战争以外的任何事情，这个回答都是他能够表达的唯一真诚的意见。就是他本人，后来面对着行刑队，大概也不清楚他是怎样把那些微妙而确凿的偶然事件联系起来，逐渐得出这个结论的。雷梅苔丝的死并没有引起他一直担心的震惊。确切地说，只是产生了一种慢慢消融在孤寂和消极的失望之中的无声愤恨，类似过去他甘愿过没有女人陪伴的生活时所体验过的情感。他又埋头工作起来，但保持了与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个因服丧而寂然无声的家里，夜间的长谈更加深了这两个男人间的情谊。“你再娶一个吧，奥雷良诺。”岳父这么对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可让你挑呢。”选举前夕，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担心国内的政治局势，经常到省城去，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那时自由派已决心诉诸战争。奥雷良诺那个时候对区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念十分模糊，所以老丈人便扼要地给他上了几课。自由派嘛，岳父这样对他说，是共济会的人，都是些歹徒坏蛋，他们主张绞杀神父，实行世俗婚姻和离婚制度、承认私生子与婚生子女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要分裂国家，建立联邦制，以剥夺最高当局的权力。而保守派则与之相反，他们的政权直接受之于上帝，他们致力于稳定公共秩序和家庭道德观念，维护基督信仰、捍卫当局的原则，他们决不允许把国家分裂成自治单位。出于人道方面的感情，奥雷良诺在有关私生子的权利方面同情自由派的态度，但无论如何搞不明白为了那些无法用手触摸的东西，竟至于兵戎相见。他认为，岳父为了选举，让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到这个毫无政治热情可言的镇子来，还要由一个军官来指挥，未免小题大做了。但是，这些士兵不仅来了，而且在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中间分发印着保守派候选人名单的蓝色纸片和印着自由派候选人名单的红色纸片之前，还逐家逐户地搜缴猎枪、砍刀，以至厨房用的莱刀之类的武器。投票前夕，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亲自宣读了一份公告，宣布从星期六半夜起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含酒精的饮料，不准三个以上不属同一家庭的人聚会。选举过程中没出什么乱子。从星期日上午八时起，广场上就放了一个木制票箱，由六个士兵看守。投票完全是自由的，这点奥雷良诺本人可以作证，他几乎整天和岳父在一起进行监督，不许任何人投了一次再来投。下午四时，广场上响起一阵鼓声，宣告投票日结束。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用封条封了票箱，封条上横书着他的签名。这天晚上，他跟奥雷良诺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命令军官撕下封条来计票，里面红色的票和蓝色的票几乎一样多，但那军官只留下十张红色的，其余都以蓝色票补了数。接着他们用一张新封条重新封好票箱，第二天一早便把票箱带往省城。“自由派要打仗了，”奥雷良诺说。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注意力并没从多米诺骨牌上移开。“要是你指的是调了选票，他们不会打的，”他说，“已经留了几张红的在里面，这样，他们便无话可说了。”奥雷良诺明白反对派吃了亏。“假若我是反对派的话，”他说，“为了选票这件事，我会去打仗的。”他岳父从眼镜的镜框上面望着他。

“噢，奥雷良诺，”他说，“假若你是自由派的话，尽管你是我的女婿，你也不会看到调票的事。”

不过，在居民中真正引起愤怒的，倒并非选举的结果，而是那些当兵的没把武器还给主人。一群妇女来找奥雷良诺，让他通过他岳父把厨房用的菜刀要回来。但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万分谨慎地向他解说，士兵们拿走收缴的武器是为了证明自由派正在准备战争。这种厚颜无耻的表白着实使奥雷良诺吃惊。对此他未作任何评论，但是有天晚上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和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跟另外几个朋友谈起菜刀事件时，有人问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奥雷良诺却毫不犹疑地回答：“假若一定要当什么派的话，我当自由派。”他说：“因为那些保守派是些搞阴谋诡计的家伙。”

第二天，他应朋友们的请求，去看阿利里奥·诺盖拉医生，让他诊治所谓的肝痛。那时，他甚至连这句谎言究竟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阿利里奥·诺盖拉医生是前几年来到马贡多的，他带了一药箱没有味道的小药丸和一个谁也不相信的行医招贴：一枚钉子拔出另一枚钉子[5]。事实上他真的是冒牌医生。在这张毫无名气的医生的不怀恶意的脸皮下掩藏着一个恐怖分子的嘴脸，一双半高统靴子遮住了五年镣铐生活留在他脚踝上的瘢痕。他是联邦派分子第一次起事时被抓住的，但他终于逃了出来，乔装打扮到库腊索，他穿的是在这个地方最令人憎恶的衣服：一件教士的黑袍子。经过一段漫长的流亡生活后，他为来自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捎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所鼓舞，搭上一艘走私船，带上盛着用纯糖制成的小丸子的那些药瓶和一张他自己伪造的莱比锡大学的文凭，出现在里奥阿查。但他马上失望得痛哭起来：被流亡者们描述成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似的联邦派热情，已经溶化在选举的模模糊糊的幻想中了。于是这位冒牌的顺势疗法医生便躲进了马贡多。他在广场一侧租了一间小屋，里面塞满了空药瓶，靠着那些已经不可救药的病家光顾，生活了好几年，这些病人经过一切尝试之后，现在用那些糖丸子聊以自慰。不过，只要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权威还是虚有其名，他那煽风点火的天性就仍旧潜伏着，时间就在他回首往事和他与自己的气喘病作抗争中流逝。大选的来临使他重新理出了造反这团乱麻的线头。他跟镇上的年青人建立了联系，他们都没有什么政治修养，他不懈地准备着造反的秘密活动。票箱中出现的数量众多的红色选票——这被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归结为青年人追求新奇的特有毛病——，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强迫自己的信徒们去投票以便让他们相信选举只是场骗局。“唯一起作用的，”他说，“就是暴力。”奥雷良诺的大多数朋友都兴奋地抱着消灭保守政权的想法，但谁都不敢把奥雷良诺列入实现他们这一想法的计划内，这不仅因为他跟镇长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他孤僻独处和逃避冲突的性格。此外，人们也知道，他在岳父的指示下投了蓝色票。所以，他的政治情感的暴露完全出于偶然，而他心血来潮决定去拜访医生，求治他并不存在的病痛，也纯粹出于好奇。在那间散发出杂有樟脑蛛网气味的、乱得象个猪圈的房间里，他碰见了这个满身尘土的蜥蜴似的人物，他呼吸时肺里发出咝咝声响。医生一语不发，先把他领到窗前，翻开下眼睑检查。“不是这里，”奥雷良诺照朋友们教他的那样说，并用指尖摁着肝部加了一句：“是这儿，痛得我晚上都睡不了觉。”于是诺盖拉医生借口太阳光太强烈而关上了窗，然后简单地向他解说为什么说杀死保守派分子是爱国者的一项责任。一连好几天奥雷良诺把一个小药瓶装在衬衫口袋里，每隔二小时，拿出来倒三粒小球丸在手掌里，接着一下丢进嘴里，让它们在舌头上慢慢化掉。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嘲笑他竟相信顺势疗法，而阴谋起事的那帮人则把他看作为他们一伙中的又一成员。马贡多创建者们的儿子差不多全卷了进去，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策划的这个行动具体落实在何处。然而有一天医生把秘密透露给奥雷良诺后，奥雷良诺就置身于阴谋活动之外了。尽管他那时相信消灭保守派政权刻不容缓，但那项计划却令他不寒而栗。诺盖拉医生是位搞个人暗杀活动的神秘人物。他的那一套，简单说来，就是协调一系列的个人行动，以便在一次全国范围的成功的政变中消灭一切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庭，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以便将保守主义斩草除根。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他的妻子和六个女儿，自然列在黑名单上。

“您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任何别的什么派，”奥雷良诺不动声色地对诺盖拉医生说，“您只不过是一个屠夫。”

“既然如此，”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你把药瓶还给我，你已经不需要它了。”

六个月后，奥雷良诺才知道，诺盖拉医生对他已绝望了，已不把他看作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他不拨不动的性格和定了型的孤独天性使他成了毫无前途的多愁善感者。他们担心他告密而设法稳住他。奥雷良诺叫他们放心：他不会吐露一个字；但是哪天他们去谋害莫科特一家时，将会发现他奥雷良诺正守着大门。奥雷良诺显示的决心是这样不容置疑，那计划只得无限期推延了。正是在这几天里乌苏拉征求他对于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和阿玛兰塔的婚姻的意见，所以他回答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

一星期前开始，他就把一枝老式手枪藏在衬衫里面，监视着他的朋友。下午他总到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那儿去喝咖啡，他们的家已经开始象个样了；七点起，和他的岳父玩多米诺骨牌。午饭时跟阿卡迪奥聊聊天，这孩子已经长成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了，奥雷良诺发觉他对迫在眉睫的战争越来越兴奋。在阿卡迪奥主持的学校里，有些学生比他还大，却跟咿呀学语的小毛孩参差不齐地混在一起，他在那儿激起了自由派的热潮。人们谈论着枪毙尼卡诺尔神父，谈论着把教堂改为学校，谈论着实行自由恋爱。奥雷良诺努力平息他侄儿的火爆性子，劝他要谨慎小心。但阿卡迪奥对他冷静的说理和对现实的看法却充耳不闻，反而当众指责他生性怯懦。奥雷良诺只好等着瞧了。终于，到十二月初，乌苏拉惊慌失措地闯进工作间：

“打仗了！”

其实，战争三个月前就打起来了。全国实行了军事管制法。唯一及时得知这一情况的人是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但是在一支要突然占领镇子的小部队来到之前，这一消息他连自己的老婆都没告诉。拂晓前士兵们悄悄地进了镇，他们带了两门由骡子拖曳的轻炮，在学校里安营扎寨。从下午六点起就实行戒严。他们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搜得比上一回更严厉，居然把耕作用的农具都带走了。他们把诺盖拉医生从家里拖出来，绑在广场上的一棵树上，不经任何审判便把他枪毙了。尼卡诺尔神父还想用他的升腾奇迹打动军事当局的心，却被一个士兵一枪托打破了脑袋。自由派的激情在一片悄没声息的恐怖中熄灭了。奥雷良诺脸色发白，不言不语，仍旧跟他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知道尽管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现在兼有行政首脑和地方军事长官的头衔，但实际上他又一次成了装门面的权威。一切决定都由军队里的一名上尉作出。此人每天早晨都要收取维护公共秩序的特别人口税。四个士兵得了他的命令闯进家门把一个被疯狗咬了的女人拖出来，当街用枪托砸死。镇子被占领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良诺踏进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的家，象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要了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当厨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奥雷良诺的声音带上了从未有过的威严。“你把年轻人组织起来，”他说，“我们要打仗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不以为然。

“武器呢？”他问。

“用他们的。”奥雷良诺回答。

星期二半夜里，在一次乱哄哄的行动中，二十一名不到三十岁的男子由奥雷良诺·布恩地亚指挥，用饭桌上的餐刀和磨尖的铁器武装起来，突然攻占了兵营，夺取了武器，在院子里把那个上尉和砸死妇女的四个士兵枪毙了。

就在这天夜里，当枪毙士兵们的枪声还在耳边回响时，阿卡迪奥被任命为行政首领和地方军事长官。那些已经成家的起义者几乎没有时间跟他们的妻子告别，只好让她们自己去想法过日子了。天亮时，他们走了，从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居民们对他们颂扬备至。在这片颂扬声中，起义者们出发去跟革命将领维克托里奥·梅迪纳的部队会师。据最新的消息说，他们正朝马努雷的方向行动。离开前，奥雷良诺把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从一只柜子里拉出来。“您尽管放心，岳父。”他说：“我以名誉担保，新政府将保证您本人和您全家的安全。”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费了好大劲才认出眼前这位脚蹬高统皮靴、背上斜挎步枪的肇事者竟是昨晚跟他玩多米诺骨牌直到九点的人。

“这简直是胡来，奥雷良诺，”他喊叫起来。

“绝对不是。”奥雷良诺说：“这是战争。而且您也别再唤我奥雷良诺了，我现在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

[1]拉丁语：“这非常简单，这个人处于物质的第四态。”

[2]拉丁语：“不，事实证明上帝无疑是存在的。”

[3]维罗妮卡：犹太妇女，传说她在耶稣受刑后，替他擦净了脸上的血污，带了那块留有救世主头像的纱巾，飞升到耶稣受难的卡尔道里奥山峰。

[4]拉丁语：“这很简单。”

[5]诺盖拉医生原来想说的意思可能是“一枚钉子拔一只鸡眼”。“钉子”和“鸡眼”在这里是一个字。

第六章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发动过三十二次武装起义，三十二次都失败了。他跟十七个女人生了十七个儿子，但一夜间，一个接一个地都被杀掉，最大的当时还不到三十五岁[1]。他躲过了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埋伏和一次行刑队的枪决。有一次他的咖啡里被放了足以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而他居然幸免于难。他拒绝共和国总统授予他的勋章，最终当了革命军的总司令，率领部队南征北战，成为最令政府惧怕的人物，但却从来不让别人给他照相。他谢绝了战后发给他的终生养老金，靠着在马贡多工作间里制作小金鱼聊度残生。尽管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但唯一的一次挂彩却是签订结束长达二十年内战的尼兰德投降书后他自己造成的：他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子弹从背部穿出，没有伤着任何紧要部位。所有这一切留下的，只是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马贡多的一条街。但就连这件事，据他寿终前几年宣称，那天拂晓他跟二十一名汉子出发前去投奔维克托里奥·梅迪纳将军的队伍时，也未曾指望过。

“我们把马贡多交给你了。”这便是他出发前对阿卡迪奥所说的一切：“我们现在把它好好的交给你了，当我们再见到它时，你要努力使它变得更好。”对于这个嘱托，阿卡迪奥的理解却是非常随心所欲的。他从墨尔基阿德斯一本书的插图上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有绶带和元帅肩章的制服，腰间还挂了一柄被枪毙的敌方军官的饰有金色流苏的大刀。他把两门炮安在镇子的入口处，叫他从前的学生都穿起制服，这些学生被他煽动力很强的告示激励得义愤填膺。阿卡迪奥还叫他们全副武装地在街上蹓跶，以便给那些外乡人留下镇子是坚不可摧的印象。但这个计策犹如一把刀子的两刃，有利也有弊。一方面，政府在十个月内不敢贸然向马贡多进攻；另一方面，一旦发动攻击，就投入极其悬殊的大兵力，以致不消半小时，便把一切抵抗全摧毁了。从阿卡迪奥执掌统治大权的第一天起，他就表现出发布文告的嗜好。他一连看了四份报纸，把自己的全部思绪理清和掌握。他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服兵役，宣布晚上六点钟以后在街上行走的牲畜都归公用，还强迫成人必须佩戴红袖章。他把尼卡诺尔神父监禁在他的神甫堂里，威吓说要枪毙他，还不准他做弥撒，并且如果不是为了庆祝自由派的胜利就不准他敲钟。为了使任何人都不致对他决定的严厉性有所怀疑，他还命令一队行刑队在广场上对准一个稻草人练习射击。起初，谁也没有认真看待过这些事，他们认为，说到底，那不过是学校里的一群娃娃跟大人闹着玩玩而已。但一天晚上，阿卡迪奥踏进卡塔里诺的酒店，乐队里一位号手故意吹出怪声怪调的军乐向他打招呼，引得顾客们哄堂大笑。这时，阿卡迪奥便以冒犯当局的罪名，叫人把他毙了；对那些提抗议的人，则把他们统统关在学校的一间屋子里，并锁上脚镣，只给他们几块面包和水。“你是杀人凶手！”乌苏拉每听到他一桩新的暴行时，总是这样朝他吼，“要是奥雷良诺知道了，他准会一枪把你崩了，到那时，我就第一个拍手称好！”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阿卡迪奥继续加紧这种毫无必要的严厉手段，终于成了马贡多有史以来最凶残的统治者。“现在他们尝到不同统治的苦头了。”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有次这样说，“这便是自由派的天堂。”此话让阿卡迪奥知道了，他就领着一队巡逻兵，闯进莫科特家，砸毁家具，用鞭子抽打他的几个女儿，把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强行拖走了。乌苏拉穿过整个镇子，一路上不停地嚷着“你这个不要脸的，你这个不要脸的”。当她愤怒地挥舞浸过柏油的鞭子，冲进营房院子的时候，阿卡迪奥正要下令行刑队开枪。

“看你有种开枪，你这个小杂种！”乌苏拉大喝一声。

阿卡迪奥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一鞭子已经抽到他头上。

“你有种开枪呀，你这个杀人犯！”她喊道：“你把我也杀了吧，你这个婊子养的！要是我死了，倒不用为养了你这个孽种而流泪了。”她没头没脑地抽打着，把他逼到院子的尽头，阿卡迪奥缩着身子，活象只蜗牛。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已昏死过去，他被绑在那根早先时候练习射击的柱子上，上面的稻草人早被子弹打烂了。行刑队里的小伙子们害怕乌苏拉拿他们出气，都纷纷逃走了，但她连望都没望他们一眼。乌苏拉丢下穿着七歪八扭元帅服的阿卡迪奥，也不理睬他因疼痛和恼怒而发出的嚎叫，径直去给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松了绑，带他回家。离开营房前，她把那些带脚镣的囚犯都放了。

打从那时起，镇上便由她来发号施令了。她恢复了星期日弥撒，停止使用红袖章，还废除了那些蛮横无理的布告。尽管她生性刚强，还是一直为自己的命运多舛而悲泣。她感到非常孤单，只好去找她那不中用的伴侣——被人遗忘在栗树下的丈夫了。“唉，你瞧我们现在过的，”她对他说，那时六月的大雨大有冲倒这棕榈叶凉棚的气势。“你看看这个空荡荡的家吧，看看我们那些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儿女吧，咱们又象当初那样只剩你我两个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深深陷入无知无觉的深渊，对她的悲叹充耳不闻。在刚发病那阵，他大小便急了还用拉丁语急急地喊几声。在神志清醒的须臾间，阿玛兰塔给他送吃的时，他向她诉说自己最难受的痛苦，并顺从地接受拔火罐、敷芥末泥。但到乌苏拉去他身边诉苦这当儿，他已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了。他坐在小板凳上，乌苏拉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替他擦洗，一面讲些家里的事给他听。“奥雷良诺去打仗已经四个多月了，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她边说边用一块沾了肥皂的丝瓜筋替他擦背。“霍塞·阿卡迪奥回来了，长得比你还高大，浑身上下刺满了花纹。但他回来后尽给咱们家丢脸。”她好象发觉丈夫听了这些坏消息在伤心了，于是便用谎话来诓他：“你可别把我的话当真了，”她一边说，一边把柴灰撒在他粪便上以便用铲铲掉。“这是上帝要霍塞·阿卡迪奥跟雷蓓卡结婚的。现在他们过得很快活。”在这场欺骗中，她是那样真心诚意，结果自己也从这些谎言中得到了安慰。“阿卡迪奥已象个大人了，”她说，“他很勇敢，穿了军装，挂上大刀，真是个好小伙哪。”不过，她这些话好象是在讲给一个死人听，因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一切都置若罔闻，但她还是一个劲地唠叨下去，她看他那样听话，对一切事物都那样无动于衷，就决定把他放开来。但他却坐在板凳上一动也不动，听凭日晒雨淋，好象那根绳子压根就不起作用似的，一种超乎一切有形束缚的控制继续把他绑在栗树干上。大约到了八月，没完没了的冬季开始了，乌苏拉总算能把一个看来象是确切的消息告诉他。

“你看，好运气还跟着我们哪，”她说，“阿玛兰塔和弹钢琴的意大利人要结婚啦！”

阿玛兰塔和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由于得到乌苏拉的信任，确实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这一次乌苏拉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监视他俩的会面了。这是一对黄昏恋人。意大利人总是傍晚时分来，纽孔上插一朵栀子花，给阿玛兰塔翻译彼特拉克[2]的十四行诗。两人呆在牛至花和玫瑰的香气充溢得令人窒息的走廊里，他念着诗，她用针勾着花，毫不关心战争引起的惊恐和不幸消息，他俩一直呆到蚊子来把他们逼进大厅去。阿玛兰塔的敏感，她的谨慎而又缠绕万物的柔情慢慢地在她男友的四周织起了一张看不见的蛛丝网，使他在八点钟离去时真的得用白嫩的、没戴戒指的手指去拨开。他俩把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从意大利收到的明信片装订成一本精致的相册，里面都是情侣们在孤寂的花园里的图画以及中了爱神箭的丹心和衔着金丝带的鸽子的图案。“我认得佛罗伦萨的这座花园，”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翻着相片说，“你伸出手来，那些鸟就会飞下来啄食。”有时面对一幅威尼斯水彩画，怀乡之情竟会把水沟里的淤泥和腐烂的甲壳动物的气味变成鲜花的淡雅的芬芳。阿玛兰塔叹息着，微笑着，憧憬那个第二故乡，那里的男男女女都长得很漂亮，说话象小孩子一样，那儿有古老的城市，然而它往昔的宏伟业绩如今只留下瓦砾堆里的几只小猫了。经过漂洋过海的寻觅，在错把雷蓓卡急切抚摸他的一时冲动当成爱情之后，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幸福本身也带来了繁荣，他的店几乎占了一个街区。那里是培植幻想的大暖棚，里面有佛罗庇主持店里的业务。由于他展出了这么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玩意儿，土耳其人大街变成了声响悦耳的溪流，使人忘掉阿卡迪奥的专横和遥远的战争的梦魇。乌苏拉恢复星期日弥撒的时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送了一架德国风琴给教堂，并组织了一个儿童唱诗班。他按格里历编制了一份瞻礼单，替尼卡诺尔神父沉寂的仪式增添一些光彩。谁都不怀疑他会使阿玛兰塔成为幸福的妻子。他俩并不催促自己的感情，听任心底的情思卷挟着他们自然地流淌。现在已到只待确定婚期的地步了。他们没遇到什么障碍。乌苏拉内心一直感到内疚的是，过去一次次推迟婚期，结果改变了雷蓓卡的命运，现在她可不想再增添内心的不安了。由于战争的折磨，奥雷良诺的出走，阿卡迪奥的暴行和霍塞·阿卡迪奥与雷蓓卡被赶出家门，为雷梅苔丝服丧已被推到次要的地位。婚礼在即，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本人曾暗示，他将认奥雷良诺·霍塞为他的长子，因为在他身上克雷斯庇几乎已有一种做父亲的亲切情感。一切都让人觉得阿玛兰塔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险阻的幸福境地。但是，她跟雷蓓卡相反，丝毫不露焦躁之情。象绘制色彩缤纷的桌布，编织精制的金银绦带，用十字花法绣出孔雀那样，她不慌不忙地等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受不住内心催迫的时刻的到来。这个时刻终于跟十月不吉利的雨水一起来到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从裙子上拿走她的绣篮，双手握住她的手。“我无法再这样等下去了，”他说，“我们下个月结婚吧。”阿玛兰塔触到他冰凉的手时没打一个哆嗦，她象滑溜溜的小鱼似地抽出手来，又做起她的活儿来了。

“别天真了，克雷斯庇，”她微微一笑，“我死也不会跟你结婚的。”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失去了自制，毫不羞愧地大哭起来。他绝望得几乎要把手指都扳断了，但还是没有能动摇她的意志。“别浪费时间了。”这就是阿玛兰塔对他所说的一切：“假如你真的这么爱我，那就别再踏进这个家的门吧。”乌苏拉真觉得自己要羞得发疯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使尽了苦苦哀求的一切招数，卑躬屈膝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在乌苏拉怀里整整哭了一个下午，乌苏拉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安慰他。到了下雨的夜晚，只见他撑着一把绸伞，在屋子周围徘徊，希望能看到阿玛兰塔房里的一点灯光。他穿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考究。他那受到折磨的皇帝一样威严的脑袋现在具有一种特别庄重的气派。他央求常到走廊里去绣花的阿玛兰塔的女友们去设法劝劝她。他对店里的经营漫不经心，白天躲在店堂后面颠三倒四地写一些短信，并把信连同薄薄的花瓣和制成标本的蝴蝶翅膀请人送给阿玛兰塔，但阿玛兰塔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他几小时几小时地关在房里弹锡塔拉琴。有天晚上，他唱了起来。马贡多愕然惊醒了，一架这个世界不配有的锡塔拉琴，一副在地球上想象不出还有象它这样充满爱情的嗓音，使整个小镇上的人们都飘飘欲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看到镇上所有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唯独阿玛兰塔房里的窗户仍是黑洞洞的。十一月二日是亡人节。他弟弟打开店门，发现所有的灯都亮着，所有的乐箱都打开着，所有的钟表都在没完没了地打着钟点，在这片混乱的协奏曲中，他看见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伏在店后的写字台上，两只手腕已经用刀片割破，双手插在一盆安息香水中。

乌苏拉准备在家里为他守灵，尼卡诺尔神父则反对为他举行宗教仪式和把他葬在圣地里。乌苏拉同神父争吵起来。“说起来您跟我都不会理解，他这个人可是位圣徒。”她说，“所以，我将违背您的意愿，把他葬在墨尔基阿德斯的墓旁边。”在全体居民的支持下，在十分隆重的葬礼中，乌苏拉果真说到做到。阿玛兰塔没有离开自己的卧室，她在床上听见乌苏拉的哭泣声，到家里来吊唁的人群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声，哭丧妇的号啕声，接着，便是一阵深沉的静寂，飘来了一股被踏烂的鲜花的香气。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感到以往每天下午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身上散发的那种熏衣草香味，但她硬是克制着，没有陷入神情恍惚的境地。乌苏拉从此没再理她。那天下午，阿玛兰塔走进厨房，把手放在炉子的炭火上，直烧得再也感觉不出灼痛，只闻到自己皮肉的焦臭味，可是乌苏拉连眼皮都没抬一抬去怜悯她。那是固执的人医治内疚的办法。一连好几天，她必须在家里把手浸在盛着蛋清的碗里，到烧伤痊愈时，似乎这蛋清也使她心灵上的创伤愈合了。这场悲剧给她留下的唯一的外部痕迹，就是裹在烧伤的手上的那块黑纱布绷带，她把绷带缠在手上，直到老死。

阿卡迪奥表现出少有的豁达慷慨，出了一个公告，宣布为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举行官方葬礼。乌苏拉把此举理解为羔羊的迷途知返，但她错了。她白养这个孙子并非从他穿起军装时开始的，而是一直没有收服过他的心。她觉得她象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样养育他，对他既不歧视也不宠爱，就如对待雷蓓卡一样，却不知阿卡迪奥是个生性孤僻的孩子。患失眠疫那阵，在乌苏拉注重实效的热情、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神志错乱、奥雷良诺的沉默寡言，以及阿玛兰塔与雷蓓卡之间誓不两立的环境中，他深受惊恐，惶惶不安。奥雷良诺心不在焉地教他读书写字，就象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送给他的衣服也都是些要丢掉的破烂，只是让维茜塔肖恩给他改改小，凑合着穿穿。阿卡迪奥一直为他那太大的鞋子、打了补钉的裤子和女人样的臀部而苦恼。他从来没有象用印第安语跟维茜塔肖恩和卡都雷那样跟别人融洽地交谈过。事实上，墨尔基阿德斯是唯一关心他的人，常常念给他听那些难以理解的文章，教他掌握铜版照相的技术。没有谁会想到他为墨尔基阿德斯的去世暗地里哭过多少回。也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徒劳地研究死者的手稿，极力想重温与他一起生活的日子。主持学校和当权执政终于卸脱了他昔日痛苦的重负，因为在学校里他受到重视和尊敬；掌权后他发布那些不可违抗的布告，穿上了光荣的军装。有天晚上在卡塔里诺的酒店里，有人斗胆冲着他说：“你不配姓你现在的姓。”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阿卡迪奥没叫人枪毙他。

“不胜荣幸，”他说，“我不是布恩地亚家族的。”

了解他底细的人从这个回答中以为他也知道了一切。其实，个中内情他一无所知。他的母亲庇拉·特内拉，那个在照相暗室中令他情热如炽的人，对他具有着魔般的、无法抵御的诱惑力，如同她当初先是对霍塞·阿卡迪奥，其后对奥雷良诺一样。尽管她已失去了往昔的妩媚，失去了她笑声的魅力，阿卡迪奥还是能在她烟味的踪迹里寻找她、找到她。战争爆发前不久，一天中午，庇拉·特内拉到学校去找她小儿子时比平时晚了些，阿卡迪奥在那间从前经常睡午觉的、后来放着脚镣手铐的房间里等着她。孩子在院子里玩，他在吊床上焦躁得浑身发抖，他知道庇拉·特内拉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她来了。阿卡迪奥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想把她按倒在吊床里。“不，不，我不能，”庇拉·特内拉惊慌地说，“你不知道我多么想满足你，但上帝作证，我不能那样做。”阿卡迪奥以他祖传的神力拦腰一把抱住她。一接触她的皮肤，他便感到外界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别假装圣女了，”他说，“说穿了吧，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娼妇。”庇拉·特内拉强忍下她可悲命运带来的厌恶。

“孩子们会知道的，”她喃喃地说，“最好是今晚你别把门闩上。”

那天晚上阿卡迪奥在吊床上等她，火辣辣地浑身打颤。他睡不着，盼呀盼的，只听得没有尽头的后半夜里蟋蟀㘗㘗㘗地吵个不停，石鸻鸟却严格地按时按刻鸣叫。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受骗了。正在他的焦躁快变成暴怒的当儿，门突然被推开了。几个月后，面对行刑队，阿卡迪奥定会重新回忆起课堂里这茫然失措的脚步声和绊着长椅的磕磕绊绊的相碰声，记起在屋里一团漆黑中最后触到一个丰腴的肉体和感受到由另一颗心脏搏动而产生的空气的颤抖。他伸出手去，碰到了一根手指上戴着两颗戒指的另一只手，那只手在黑暗中几乎一点也辨认不出。他感觉出那手上突起的筋脉和预示厄运的脉搏，感觉出在那汗湿的手心上的生命线被死神攫获卡断在拇指的根部。这时他知道她并不是他等候的女人。因为这女人散出的不是烟味，而是晶莹发亮的水灵灵的鲜花气味。她的乳房胀鼓鼓的十分丰满，乳头小得象男人的一样。她的柔情杂乱无章，表现出没有经验的兴奋。这是一位处女，却有一个叫人不敢相信的好名字：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3]。这是庇拉·特内拉付了她一生积蓄的半数——五十个比索，叫她来干现在这件事的。阿卡迪奥以前曾多次看见她在照管她父母开的一爿小粮店，但从未对她留意过，这是因为她有一种罕见的本领，除非正巧碰上好机会，她会完全象不存在似的。但打从那天起，她便象小猫那样依偎在他温暖的腋窝下了。她在父母的应允下，常常午睡时到学校去。对她的父母，庇拉·特内拉支付了她积蓄的另一半。后来当政府军把他们从学校赶走后，他俩便在黄油罐头和玉米麻包间卿卿我我地相爱。阿卡迪奥被任命为军政首领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女儿。

亲戚中知道这事的只有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那时阿卡迪奥跟他们关系很密切，这与其说是出于亲属的情份，还不如说是因为合伙同谋。犟头倔脑的霍塞·阿卡迪奥被套上了夫妻这副笼头，已变得听话了。雷蓓卡坚强的性格、贪婪的性欲和锲而不舍的雄心吸引了丈夫无比旺盛的精力，他终于从一个好色的懒鬼变成了一头干活的好牲口。他们有了一个整齐清洁的家。每天早晨，雷蓓卡都让家里门窗敞开，墓地里吹来的风从窗户进来，又朝院子边的大门出去，尸骨变成的硝粉刷白了墙壁，磨光了家具。她吃泥土的饥饿欲，她父母骨殖克洛克洛的声响，她被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无所作为所激起的一肚子烦恼，如今一下子都被抛到了脑后。她是战争忧患的局外人，整天傍着窗户绣呀绣的，直到碗橱里瓷盆瓦罐叮叮当当地打起颤来，她才站起身去热饭菜。过了好长一会儿，出现了一群追踪嗅迹的又瘦又脏的狗，接着便出现一位裹着绑腿、鞋带马刺的巨人，他提着一杆双筒猎枪，手里几乎总是提着一串野兔或野鸭，有时肩上扛一头野兽。那还是阿卡迪奥当政不久的一天下午，这位新统治者出其不意地拜访了他们夫妇俩。自从离家后，他们还没见过他，阿卡迪奥亲亲热热地煞是象一家人，夫妻俩就请他一起吃饭。直到喝咖啡的时候，阿卡迪奥才道出来访的目的：他收到了一份控告霍塞·阿卡迪奥的状子。据说霍塞·阿卡迪奥开始时在自己院子里耕作，后来一直耕到相邻的土地上去，用牛推倒了别人的栅栏，平毁了人家的棚屋，甚至用武力霸占了周围最好的田地，对另外一些其土地引不起他兴趣去掠夺的农民，则给他们强摊捐税，每星期六他都牵着猎狗，扛着双筒猎枪去催讨。霍塞·阿卡迪奥对这样的指控供认不讳。他的理由是这些夺来的土地原本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创业时分掉的，他认为可以证明，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父亲开始发的疯，因为他父亲支配了事实上属于整个家庭的产业。然而这种辩解完全是不必要的，阿卡迪奥并非为打官司而来。他来仅仅是想帮着出个主意，设一间财产登记办公室，以便让霍塞·阿卡迪奥把抢占来的土地立个合法的地契，条件是阿卡迪奥授权在那里收税。就这样，两人达成了协议。数年后，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检查财产证书时，发现从霍塞·阿卡迪奥院子的土丘上放眼四顾，凡目力所及之处，包括公墓在内，统统登记在他哥哥的名下；还发现阿卡迪奥在当政的十一个月内，不仅侵吞了所有的税款，而且还搜刮居民们为能在霍塞·阿卡迪奥的属地上埋葬死者而交付的一切款项。

乌苏拉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这些早已众所周知的事情，那是人们为了不增加她的痛苦而瞒着她的缘故。她早先就心里犯疑。“阿卡迪奥在造新房子哩，”她一面装出得意的样子对丈夫说，一面想把一匙加拉巴木果酱塞进他嘴里去。但她却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说：“可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着这一切不是味儿。”后来，当她得悉阿卡迪奥不仅造好了新房，而且还订了一套维也纳家具时，她的疑心才得到了证实：他动用了公用基金。“你是咱们布恩地亚家的败类！”有个星期天，在望过弥撒以后，她看见阿卡迪奥在新房子里跟他的部下玩牌，就冲着他吼叫起来。阿卡迪奥并不介意。直到这个时候，乌苏拉才知道他已有了一个六个月的女儿，而没结婚就跟他一起过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又怀了身孕。乌苏拉决定不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什么地方，都得给他写信，让他知道这里的情况。但是，那些天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不仅延宕了她这一打算，而且还使她对产生这样的想法感到懊悔。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战争只不过是一个用来称呼某种遥远而又模糊的景况的字眼，现在却一下子在剧烈的现实生活中具体化了。二月底，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婆子骑着一头驮着扫帚的毛驴来到了马贡多。这老太看起来是如此不中用，巡查队连问都没问一声，就把她当作一个从沼泽地附近村庄经常来卖东西的老百姓，放她进来了。她径直来到兵营，阿卡迪奥在过去是教室、现在则成了象后续部队营房的地方接见了她。这里，有的吊床卷着，有的系在铁环上，墙角里堆着一个个铺盖卷，步枪、卡宾枪，还有猎枪丢得满地都是。这老太婆先立正行了个军礼，然后自报身份：

“我是格雷戈里奥·斯蒂文森上校。”

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据他说，自由派的最后几个据点快支撑不住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正边战边向里奥阿查方向撤退。他委派斯蒂文森上校传话给阿卡迪奥，要他们毫不抵抗就把镇子交出去，条件是对方以名誉担保自由派分子的生命财产安全。阿卡迪奥不无同情地打量着这位奇怪的、可能被人错当成逃难的老太婆的使者。

“您自然带着书面的东西罗？”他问。

“哦，那是绝对不行的，”来使答道，“在目前形势下，不带任何可能连累别人的东西，那是很容易理解的。”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条小金鱼放在桌上：“我想，有这个就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吧。”阿卡迪奥证实那确实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制作的一条金鱼。但这条鱼也可能在战争前就被人买去或偷去了，所以它丝毫起不了通行证的作用。来使为了让人相信他的身份，甚至不惜泄露一项军事秘密。他透露，他负有去库腊索[4]的使命，他希望在那里能招募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搞到足够的武器和军需品，以争取年底前登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对这一计划很有信心，因此不赞成在目前去作无谓的牺牲了。然而阿卡迪奥一点不为所动，他命令在来使的身份尚未证实之前，先把他关起来，并决心誓死保卫马贡多镇。

没隔多久，自由派失败的消息就越来越具体了。三月底，雨季提前来临了，一天清晨，几星期来充满着紧张的平静，突然一下子被声嘶力竭的军号声打破了。接着是轰的一声炮响，教堂的塔楼被炸毁了。实际上阿卡迪奥的抵抗决心只是一种梦呓。他手下只有五十名装备很差的人，每人至多只有二十发子弹。但在这些人中，他过去的学生为他那些慷慨激昂的宣言所激励，决心为失败的事业而牺牲生命。穿长靴的人群你来我往，发布的命令互相矛盾，大炮的轰鸣震天动地，开枪的人惊惶失措，军号也不知吹的什么调。在这片混乱中，那位自称是斯蒂文森上校的人终于得以跟阿卡迪奥谈了一次话。“请不要让我戴着镣铐，穿着女人的衣服，这样不名不誉死去吧，”他说，“如果我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阿卡迪奥相信了他，命令给他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让他跟其他五个人一起守卫兵营。阿卡迪奥自己带了参谋部奔赴抗敌第一线。可是他还未赶上去沼泽地的路，街垒就被攻破了。抵抗者只得毫无掩护地在街上跟敌人厮拚，起初，他们在射程内用步枪打，然后是用手枪对步枪，最后是肉搏战。在全军覆灭的危急关头，一群妇女操起木棍、菜刀也奔上了街头。混乱中阿卡迪奥瞧见阿玛兰塔穿着睡衣，正象疯子似地在找他，她手里还提着两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老式手枪，他把步枪交给一个在冲突中丢失了武器的军官，跟阿玛兰塔闪进旁边的一条街，把她带到家里。乌苏拉在门口等着，横飞的弹片已把邻居家大门的正墙打了个窟窿，她却全然不顾。雨慢慢地停了，但道路很滑，软沓沓地象被水浸泡的肥皂，黑暗中只得估摸彼此间的距离。阿卡迪奥把阿玛兰塔交给乌苏拉，便想去对付两个在街角胡乱开枪的士兵。可是在衣橱里藏了多年的这两支旧手枪已经不能用了。乌苏拉用自己的身体护着阿卡迪奥，想把他拖进屋去。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进去吧！”她对他喊道，“你还没疯够吗！”

两个士兵举枪瞄准他们。

“太太，快放开这个人！”其中一个人叫道，“不然我们开枪了！”

阿卡迪奥把乌苏拉往屋里一推，自己投降了。一会儿枪声停了，钟声响了起来。这次抵抗不到半小时就被粉碎了。在敌人的进攻下，阿卡迪奥的人没有一个幸存下来，但他们在死前，已把三百个士兵撂倒在跟前。最后一个据点是兵营。在敌人进攻之前，那位可疑的格雷戈里奥·斯蒂文森上校释放了囚犯，命令他的人上街去跟敌人拚杀，他以异常迅猛的动作和弹无虚发的射击，从不同的窗口一一打完了二十发子弹，给人造成兵营防备森严的印象。进攻者最后只好用大炮把它轰平了。率领进攻的指挥官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在荒凉的瓦砾堆里，只有一个穿短裤的人，他已经死了，断离身躯的一条胳膊还紧紧抓着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他用梳子把一头女人们的浓发在后脑勺上挽了一个发髻，套在头颈里的披肩上挂着一条小金鱼。指挥官朝他踢了一脚，把他的脸翻过来，但是一见这个人的脸，指挥官顿时目瞪口呆了。

“活见鬼！”他叫了起来。其他军官闻声围上来。

“你们看，这家伙从哪儿跑到这里来了，”他对他们说，“他是格雷戈里奥·斯蒂文森。”

黎明时，经过军事法庭的速决审判，阿卡迪奥在公墓的墙前被枪决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小时内，他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折磨着他的那种恐惧突然消失了。他神情漠然地听着对他提出的没完没了的控告，甚至也没想到显示一下他刚刚获得的这种胆量。他想起了乌苏拉，这时候她该在栗树下跟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起喝咖啡了；他想起他那八个月的女儿，这孩子还没取名，也想到即将在八月份出世的孩子；他想起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前天晚上他还叫她腌了一只鹿，准备星期六午饭时吃。他不无留恋地想起她那披散在肩上的秀发和象是装上去的睫毛；他想起了他的手下人，心中并无伤感。在对人生的严肃回顾中，他开始明白自己其实是多么热爱过去最被他憎恨的人们。军事法庭庭长开始作最后发言，这时阿卡迪奥还没意识到已经过了两个钟点了。“虽然已经查实的罪状并不提供多少重要的依据，”庭长说，“但是，被告把其部下置于无谓死亡的罪孽和不负责任的轻率鲁莽的举动，已足以构成判处其死刑的根据。”在这所毁坏了的学校里——这里，他曾第一次体会到掌握了权力的安全，离他模模糊糊尝到爱情滋味的那个房间不过几米远——阿卡迪奥对死亡的这套程式感到可笑。事实上，死亡跟他没甚关系，而生命才对他有意义。因此，当宣布判决时他的感受不是害怕而是怀恋。他一言不发，直到问他有什么遗言时，他才开口。

“告诉我女人，”他以独特的声调回答说，“叫她给女儿取名乌苏拉。”他停了一下，又强调了一句：“乌苏拉，就象我祖母一样。再跟她说，如果生下的男孩，就叫他霍塞·阿卡迪奥，这不是从我大伯的名，而是从我祖父的名。”

在他被带往行刑墙跟前时，尼卡诺尔神父想为他做临终祈祷。“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阿卡迪奥说。他喝了一杯很浓的咖啡，然后便听候行刑队的命令。行刑队队长是一位从事即速枪决的老手，他名叫罗克·卡尼塞洛[5] 上尉决非仅仅出于偶然。在去公墓的路上，毛毛细雨下个不停。阿卡迪奥注意到地平线上正透出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三。他的眷恋随着雾气慢慢消散，留下的是极度的好奇。直到命令他背对墙根站定时，阿卡迪奥才瞧见了雷蓓卡。她一头湿发，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正在打开屋子的门窗。雷蓓卡好不容易才认出了他，实际上她也只是偶尔向大墙望了一眼才发现他的。她惊呆了，几乎没能作出反应，向他挥手告别。阿卡迪奥挥手作了回答。这时枪口被熏黑了的步枪已对准他，阿卡迪奥一字一句听到了墨尔基阿德斯抑扬顿挫地诵读的训谕，似乎听到课堂里当时还是处女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渐去渐远的脚步声，并在鼻子上体验到同雷梅苔丝尸体的鼻孔里引起他注意的同样冰凉坚硬的感觉。“啊，糟糕！”他想起来了，“我忘了说，要是生女的，就给她取名雷梅苔丝。”于是，撕心裂胆地全身一震，他重又感觉到折磨了他一生的那种恐惧。上尉下令开枪，阿卡迪奥几乎来不及挺起胸膛抬起头，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涌出一股热乎乎的液体，烧灼着他的大腿。

“你们这批王八蛋！”他喊道，“自由党万岁！”

[1]根据下文，实际上一夜之间被杀掉了十六个儿子，逃掉的那个是在以后被暗杀的。

[2]彼特拉克：意大利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知识十分渊博，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诗作多为十四行诗。

[3]意即虔诚的圣女索菲娅。

[4]库腊索岛：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5]罗克·卡尼塞洛：意即铁石心肠的刽子手。

第七章

战争是在五月结束的。政府发布了一项正式公告，气势汹汹地声称一定要毫不容情地惩处这场叛乱的发起者。就在此前两星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乔装成印第安巫师正要到达西部国境时被政府军抓住，当了俘虏。战争中跟随他的二十一个人中间，十四人战死沙场，六人挂彩受伤，只有一个人直到最后失败的时刻还陪伴着他，此人便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奥雷良诺被捕的消息是通过一份特别公告在马贡多宣布的。“他还活着，”乌苏拉告诉她丈夫，“让我们求求上帝，叫他的敌人发次善心吧。”她整整哭了三天。一天下午，她在厨房搅拌奶制的甜食时，耳边忽然清晰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是奥雷良诺！”她一路叫着奔到栗树前把这消息告诉丈夫：“我说不上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确实还活着，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了。”她把这个感觉完全当成了事实。她派人洗刷了地板，变换了家具置放的位置。一个星期后，也没有政府的公告，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消息却戏剧性地证实了她的预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被判处了死刑，为了惩戒镇上的居民，死刑将在马贡多执行。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十点二十分，阿玛兰塔正在给奥雷良诺·霍塞穿衣服，突然听到远处人声嘈杂，有军号在吹奏。过了仅仅一秒钟，乌苏拉就冲进房来喊道：“他们把他带来了！”士兵们使劲地挥舞枪托，推开拥挤不堪的人群。乌苏拉和阿玛兰塔推着挤着来到街角上，于是她们看见他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象个叫花子，衣服破破烂烂，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赤着双脚。他毫不在意地踩在滚烫的尘土上，两手反绑在背后，绳索的一头系在一位骑马的军官的马头上。同他一起被押来的还有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也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并不悲戚，倒是那些用各种各样恶言秽语咒骂士兵的人群似乎把他们搞糊涂了。

“我的儿哪！”乌苏拉一把推开想要阻拦她的士兵，在喧嚷的人群中高声喊道。军官的坐骑腾起了前蹄，于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站停了。他哆嗦着闪开了母亲的双臂，一道严峻的目光盯着她的双眼。

“您回家去吧，妈妈！”他说：“您去求求这儿的头头，到牢里来看我吧！”

他看见了阿玛兰塔，她犹豫地站在乌苏拉身后两步远的地方。他冲着她微微一笑，问她：“你的手怎么啦？”阿玛兰塔举起缠着黑绷带的右手。“烧伤了。”她说。接着一把拉过乌苏拉，给马让道。军队开了枪，一支特别的小队围着这两个俘虏，一溜小跑把他们带到兵营。

傍晚，乌苏拉到监狱去探望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她先想通过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求得当局的允许，但镇长在独揽全权的军人跟前已完全丧失了权势；尼卡诺尔神父因肝痛而卧床不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未判死刑，他的双亲想去看望儿子，却被一阵枪托拒之门外。眼前已找不到替乌苏拉说话求情的人了，她把准备带给儿子的东西捆成一包，独自朝兵营走去。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母亲，”她自我通报。

卫兵挡住她的去路。“说什么我也得进去。”乌苏拉厉声对他们说，“所以，如果你们得到命令可开枪的话，那干脆现在就开吧！”她一把推开一个卫兵，跨进了从前的教室的门，里面有几个赤着身子的士兵正在擦枪加油。一个穿着战地服的军官向卫兵打了个手势，叫他们离开。这军官红扑扑的脸上，架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脸部的表情甚是庄重。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母亲，”乌苏拉又说了一遍。

“您大概是想说，”军官笑容可掬地纠正她的话，“您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先生的母亲大人吧。”

乌苏拉从他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中听得出他是那种说话拿腔作调的迂腐的内地人。

“随您怎么说都行，先生。”她同意道：“只要能让我见到他。”

上峰有令不准探望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但这位军官却担起责任，给了她十五分钟的会见时间。乌苏拉把那包捆着的东西给军官看：一套干净的替换衣衫，她儿子结婚时穿的一双靴子，以及奶制的甜食，这还是从她预感到儿子要回来的那天起就给他留着的。她在那间放着脚镣手铐的房间里，看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两臂张开着，他的腋窝里因生了腋疮而布满了硬块。他们不允许他刮脸[1]，浓密而鬈曲的胡子把他颧骨的棱角衬托得更加分明。乌苏拉觉得，比起当年出走时，他的脸色更苍白，但身材高了点，而性情则愈加孤僻了。他已得知家中发生的那些琐碎事：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自杀啦，阿卡迪奥的横行霸道和被枪决啦，大栗树下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变得麻木不仁啦，等等。他也知道阿玛兰塔决意守闺不嫁，是她抚养了奥雷良诺·霍塞，这个孩子表现出很好的智力，在呀呀学语的同时，就能读会写。从踏进屋子的那刻起，乌苏拉就为儿子的持重老练、为他善于自制的气度、为他皮肤上熠熠发光的那种威严神采而感到局促不安。他对事情知道得这么详尽，乌苏拉十分吃惊。“您知道，我会掐指算卦的呀。”他开玩笑地说。接着他严肃地补充道：“今天早晨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事实上，当人们吵吵嚷嚷挡住他去路的时候，他正在凝神沉思。他为一年中这个镇子竟变得如此衰老而吃惊，扁桃树的叶子都破碎了，漆成蓝色的房子后来改漆成红色，再后来又漆成蓝色，结果弄得不知成了什么颜色。

“你想等什么呢？”乌苏拉叹了口气，“时间都过去了。”

“话是这么说，”奥雷良诺赞同母亲的话，“不过，不至于这么快吧。”

就这样，盼了那么久的这次探望，又成了普通的日常对话。为了这次会见，他们两个都准备好了问些什么话，甚至想好了怎么回答。当卫兵通知他们会见的时间已到时，奥雷良诺从行军床的席子下抽出一卷汗湿的纸张：这是他写的诗。这些诗，有些是因雷梅苔丝而触动灵感作的，他离家出走时带在身边；有些则是后来在险恶的战争空隙里写的。“您答应我，不让任何人看到它。”他说：“您今天晚上就生炉子把它烧掉。”乌苏拉答应了他，于是他欠起身子跟母亲吻别。

“我给你带了支左轮手枪，”她轻声说。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四下一望，确信卫兵看不到他们。“它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压低了声音回答：“不过，您给我，不要出去时给他们搜到了。”乌苏拉从胸罩中取出手枪，他把枪藏到行军床的席子下面。“您现在别告别了。”末了，他十分平静地强调说：“您别去央求谁，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低声下气，您就当作他们早就把我枪毙了。”乌苏拉咬紧嘴唇，以免哭出声来。

“你把热的石块放在腋疮上，”她说。

她侧过身来，出了屋子。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在那里，若有所思，一直到关上了门。他又伸开两臂躺下了。打从他少年时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预感能力起，他就想，死亡该是由一种确凿的、不会搞错和不可更改的信号来宣告的，但是现在他离死亡只有几个钟点了，这样的信号却还没来。以前有一次，一位十分漂亮的女人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要求卫兵让她去看他。卫兵们让她进去了，因为他们知道，这儿一些做母亲的有种狂热的崇拜，她们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最有名的武士的房里，据她们自己讲，这是为了使后代更加出类拔萃。那天晚上姑娘进房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正要写完那首关于雨中迷路者的诗。他背过身去，把稿纸放到他存放诗作的抽屉里锁好。这时他感到死神临头了。他抓起抽屉里的手枪，头也不回地说：

“请不要开枪！”

当他举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转过身来时，姑娘已经放下了她的枪，呆呆地不知所措。就这样，他躲过了十一次暗算中的四次。相反，一个一直没被抓住的人有天晚上进了马努雷革命军的兵营，用匕首捅死了他的亲密战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上校，而这天晚上正是奥雷良诺把行军床让给他，好让他出身汗退退烧。当时，他睡在同一间房里离开几米远的另一张吊床上，却什么也没感觉到。他曾努力想系统地总结这种死亡的预兆，结果却是枉费精力。这些预兆突如其来，发生在清晰得异乎寻常的一闪间，它们象瞬息即逝而又确凿无疑的一个信念，但却无法捕捉得住。有些时候，它们来得那么自然，在未付诸实践之前，他都不把它们看作预兆；而另一些时候，它们是那样明白无误，却没有兑现。它们经常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迷信的冲动。但是，当他被判了死刑，人家问他临死前有什么愿望时，他却毫不费力地辨认出这个预兆，并受到启发，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要求这个判决在马贡多执行，”他说。

庭长不高兴了。

“你别自作聪明了，布恩地亚。”法官对他说：“你的花招是想拖延时间。”

“我的要求如果你们无法满足，那就悉听尊便。”上校说：“不过，这就是我的临终遗愿。”

从那时起，那些预兆仿佛不来光顾他了。乌苏拉那天来探监后，他想了好久。他的结论是，这一次死神大概不来预先通报了，因为他的命运毕竟不是由运气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的刽子手。腋疮痛得他彻夜未眠。天亮前不久他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们来了，”他自言自语道。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个时候，老人正在阴郁的晨光里，在栗树下思念着他。上校既不害怕，也不留恋，只是想到这一人为的死亡将使他无法知道那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的结局，心中不由得火烧火燎似的难受。门开了，看守端了杯咖啡进来。第二天同一时间，他腋下还是火辣辣地疼痛，发生的事跟昨天完全一样。星期四，他和看守他的卫兵们一起吃了奶制的甜食，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那衣服绷在身上显得小了，还穿了那双漆皮靴子。但是，到了星期五，仍然没有来枪毙他。

事实上，他们不敢执行枪决。居民们的反抗情绪使军人们不得不考虑，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仅在马贡多，而且在整个沼泽地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去向省府的当权者请示。星期六晚上在等候答复的时候，罗克·卡尼塞洛上尉和其他几个军官到卡塔里诺的酒店去。只有一个女人——而且还是受了威逼，才敢把上尉领进房去。“她们都不愿跟一个死到临头的男人睡觉。”那女人坦率地对他说：“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在说，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军官和行刑队的所有士兵，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将一个一个地迟早会被杀掉。”罗克·卡尼塞洛上尉跟其他军官谈论起此事，那些军官又跟他们的上司去议论开了。到了星期天，尽管谁也没有说穿，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打破这些天里紧张的平静，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所有的军官都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担任行刑队的差使。星期一，邮局里传来了正式命令：枪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晚上，军官们把写有他们姓名的七张纸条放进一顶帽子里，罗克·卡尼塞洛上尉的多舛的命运就由那张中彩的纸条指明了。“人背运了，是没有生路的。”他说，语气中带着深深的苦涩。“我真他妈的生得晦气，死得窝囊！”清晨五点钟，他用抽签的办法选定了行刑队，让他们集合在院子里。然后他叫醒了犯人，一语双关地说：

“咱们走吧，布恩地亚，”他说。“我们的时辰到了。”

“原来这就是预兆，”上校答道。“怪不得我正做着梦，梦见我胳肢窝里生的疖子破了。”

自从得知奥雷良诺将被枪决后，雷蓓卡天天早晨三点钟就起身。她摸黑呆在房里，透过半开的窗户盯着墓地的围墙，这时她身下的床由于霍塞·阿卡迪奥的鼾声而微微抖动。她象从前等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来信那样，不露声色地、执拗地等了整整一个星期。“不会在那儿枪毙他的。”霍塞·阿卡迪奥对她说了好几次了：“他们将半夜在院子内枪毙他，就地埋掉，这样谁也不知道行刑队是哪些人了。”但雷蓓卡还是在这里候着。“他们这一伙就是那样的蠢货，他们准会在这里枪毙他的。”她总是这样回答。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连如何开门挥手向上校告别的方式都预先想好了。“那伙人不会把他拉到街上来的，”霍塞·阿卡迪奥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知道，大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他们只是六个战战兢兢的士兵。”雷蓓卡对丈夫的这种逻辑充耳不闻，继续候在窗边。

“你看着吧，他们就是这样的笨蛋！”她说。

星期二早晨五点钟，霍塞·阿卡迪奥喝过咖啡，放出猎狗。这时，只见雷蓓卡关上窗户，抓住了床头柱，差点跌倒。“他们把他带来了，”她喘了口气，“他真帅！”霍塞·阿卡迪奥从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奥雷良诺在晨光熹微中微微颤抖，他穿着自己年轻时穿过的裤子，奥雷良诺已背对围墙站定，双手叉在腰间，腋窝里发烫的疖子使他无法把手臂放下来。“真他妈的窝囊！”奥雷良诺· 布恩地亚上校咕哝着：“窝囊得啥也干不成，却让六个孬种给杀了。”他叨咕了好几遍，说得那样愤愤不平，看起来倒象一本正经地在忏悔。罗克·卡尼塞洛上尉深为感动，他以为上校在祷告。当行刑队举枪对准他时，他的愤怒已化成粘糊苦涩的东西，使他的舌头发麻，使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于是铝白色的曙光消失了，他又看到了自己很小时候的样子：穿着短裤，脖子上用布条打了个结。他看见父亲在一个晴朗的下午领着他走进帐篷，于是他看见了冰。当他听到喊声时，以为是向行刑队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他怀着胆战心惊的好奇睁开了眼睛，等候炽热的子弹迎面飞来，但却只见罗克·卡尼塞洛上尉举着双手，霍塞·阿卡迪奥端着骇人的猎枪，随时准备射击，正大步穿过街来。

“别开枪。”上尉对霍塞·阿卡迪奥说：“您可真是上帝派来的。”

从此，另一场战争又开始了。罗克·卡尼塞洛上尉和他的六个人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起去解救在里奥阿查被判处死刑的革命派将军维克托里奥·梅迪纳。他们曾想争取时间，沿着当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为创建马贡多而走过的道路翻过山去。但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确信，这是无法实现的行动，因为他们得在群山中开辟一条危险的路线，而所带的装备，除了行刑队的那些外，就一无所有了。他们常常在村子附近宿营，其中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小金鱼，化了装在大白天进村去，与闲居在那里的自由派取得联系。第二天早晨，他们出来打猎，就再也没有回去。但当他们来到山角处，远远望得见里奥阿查的时候，维克托里奥·梅迪纳将军已经被枪杀了。于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那些人推举他为将军，担任加勒比海沿岸革命军的司令。奥雷良诺·布恩地亚担负起了司令的职务，但拒绝接受擢升的军衔，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条件：只要不摧毁保守派政权，他就不接受晋级。三个月后他好不容易武装起一千来人，结果却被消灭了，幸存者们越过了东部边境。接着有消息说，他们从安的列斯群岛出发，在维拉角登陆。由电报机传送、并以公告形式兴高采烈地在全国公布的一封政府函件宣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已经战死了。但是两天后，一封加急电报几乎追上了前面的那封函件，说他在南方的平原上发动了另一次叛乱。这样便出现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各处神出鬼没的传说，相互矛盾的消息同时传来：有的说他在维亚努埃瓦取得了胜利，有的说他在瓜卡马雅尔被打败了，有的说他被莫蒂洛内斯的印第安人活剥生吞了，有的说他已在沼泽地附近的一个村里死去了，还有的说他在乌鲁米塔又发动了一次起义。自由党的领导人当时正在为参加议会而进行谈判。他们声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是不代表任何党派的冒险分子。国民政府则把他归于强盗流匪一类，悬赏缉拿，将他的首级交来者可得赏金五千比索。经过十六次失败之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率领二千多名装备精良的土著人从瓜希腊出发，里奥阿查的驻军从梦中惊醒，弃城而逃。上校在这里建立了大本营，向政府宣布展开全面战争。他从政府方面接到的第一个通告就是如果他不把部队撤退到东部边境的话，他们将在四十八小时内枪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罗克·卡尼塞洛上校当时是他的参谋长，他神情沮丧地把电报交给他，而他却以意料不到的高兴读了电报：

“好极了！”他叫道：“我们马贡多有电报了！”

他的答复是斩钉截铁的。他准备在三个月内在马贡多建立大本营，要是那时他见不到活着的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的话，那么，他将不经任何司法程序，把抓到的所有官员从将军起统统枪毙，并对部下发布命令，要他们也照他的办法干，直至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当他胜利开进马贡多时，在通往沼泽地路上第一个拥抱他的人就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

家里挤满了孩子。乌苏拉收留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和她的大女儿及一对双生子。这对双胞胎是阿卡迪奥被枪决后五个月出生的。乌苏拉不顾死者的遗愿，给女孩洗礼取名叫雷梅苔丝。“我敢肯定这才是阿卡迪奥想说的。”她举出理由：“我们别给她取乌苏拉这名字，因为用这名字的人太苦命了。”她给那对双生子取名叫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奥雷良诺第二。阿玛兰塔负起照料这三个孩子的责任。她在客厅里放了一些小木凳，加上邻居家的一些孩子，办起了一个幼儿园。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回家时，在爆竹声和钟声中，一队儿童齐声高唱，在家里向他表示欢迎。长得象祖父一样高大的奥雷良诺·霍塞向他行了军礼。

并非一切都是好消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逃走一年之后，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搬进阿卡迪奥新盖的房里去住了。谁也不知道他去阻拦枪毙奥雷良诺这件事。新房座落在广场最好的地段，就在一棵扁桃树的荫影下，树上得天独厚地有三只知更鸟的窝。新房有一扇大门迎送来客，光线从四页长窗透进房里，他们便在这里安了个舒舒服服的家。雷蓓卡过去的女伴们恢复了几年前在海棠花长廊里中断的绣花活，她们中有莫科特的四个女儿，她们依然孑然一身，尚未出嫁。霍塞·阿卡迪奥继续享用霸占来的土地，这些地的田契已得到保守派政府的承认。每天下午可以看见他带着猎狗，攥着双筒猎枪，骑着马回家来，马鞍上总是挂一串兔子。九月的一天下午，眼看要起暴风雨了，他回家比平时早。在饭厅里他跟雷蓓卡打了个招呼，在院里拴了狗，把兔子挂到厨房里，准备晚些时候再腌，就到卧室里去换衣服了。雷蓓卡后来说，霍塞·阿卡迪奥进卧室时，她正关在浴室里洗澡，对后来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很难叫人相信，但也没有更可信的解释，况且谁也举不出理由以证明雷蓓卡杀害了这个使她得到幸福的人。这件事或许是马贡多始终没有探明原因的唯一奥秘。霍塞·阿卡迪奥刚关上门，蓦地一声枪响震动了整幢房子。一股鲜血从门下流出，流过客厅，流出家门淌到街上，在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一直向前流，流下台阶，漫上石栏，沿着土耳其人大街流去，先向左，再向右拐了个弯，接着朝着布恩地亚家拐了一个直角，从关闭的门下流进去，为了不弄脏地毯，就挨着墙角，穿过会客室，又穿过一间屋，划了一个大弧线绕过了饭桌，急急地穿过海棠花长廊，从正在给奥雷良诺·霍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塔的椅子下偷偷流过，渗进谷仓，最后流到厨房里，那儿乌苏拉正预备打三十六只鸡蛋做面包。

“啊——圣母马利亚！”乌苏拉惊叫起来。

她逆着血迹的流向，寻找这血的来处。她穿过谷仓，经过海棠花长廊，那里奥雷良诺·霍塞正在象唱一样地念着三加三等于六，六加三等于九的口诀，她又横穿饭厅和几间厅屋，出门沿街笔直走去，先右拐弯，再左拐弯，来到了土耳其人大街，却一点也没注意自己还系着围裙，拖着房间里的拖鞋。她来到广场，推门走进一间从未来过的屋子，她又推开卧室的门，一股火药燃烧以后的气味呛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只见霍塞·阿卡迪奥脸朝下，趴在地上，压在他刚脱下的绑腿上。于是她看到了这股血流的起点，他右耳里的血已经不再涌出了。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任何伤口，也无法确认用的是什么武器，同时大家也没有办法除去尸体身上那股刺鼻的火药味。他们先用肥皂和丝瓜筋洗了三次，接着又是用盐和醋，又是用草木灰和柠檬汁来擦，最后把尸体浸在一个盛碱水的大桶里泡了六个小时。经过这番擦搓刷洗，他身上的阿拉伯图案开始褪色了。当人们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用辣椒、茴香和桂花叶作调料，用文火把他煮了整整一天，尸体便开始发烂，人们不得不立即把他葬掉。大家把他装进一口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特制的棺材里，这棺材二米三十长，一米十宽，里面用铁板加固，外面用铜螺栓拧紧，但就是这样，送葬时在经过的街道上还闻得到气味。尼卡诺尔神父的肝肿大得象面鼓，只得在床上为死者祝福。几个月以后，尽管又在墓四周砌了一垛墙，往里添了压实的草木灰、木屑和生石灰，墓地还是散发出火药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香蕉公司的工程师给坟包上又加了一层混凝土，那气味才终于止住。人们刚把霍塞·阿卡迪奥的尸体抬出，雷蓓卡就紧紧地关上了家里的大门，把自己活埋了，她身上披着蔑视一切的厚厚的盔甲，这是世间的任何诱惑都无法刺破的。有一次她上街去，那时她已经很老了，穿着一双失去光泽的银色的鞋子，戴一顶小花图案的宽边帽，当时正是犹太流浪汉经过镇上的时候，他们引起的燥热竟是那么惊人，许多鸟儿都撞开了窗户上的铁丝网死在房里。在她生前有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她很准地一枪把一个企图破门而入的强盗打死的时候。除了她的女仆和心腹阿赫尼达外，从那时起，就再没有人跟她接触过。有个时期，听说她常给主教写信，她把主教看作自己的表兄弟，但从未听说她收到过回信。镇上的人都把她忘了。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虽然凯旋而归，却并未为这表面现象所鼓舞。政府军不经抵抗就放弃了那些要塞重地，这在自由派分子中激起了一种胜利的幻想，让他们失望自然是不合适的；但革命者却知道事情的真相，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更是比谁都知道得清楚。那时候他虽然统率着五千多名士兵，控制着沿海的两个省，可他心里明白，他们被围困在海边，而且陷入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形势中，当他下令修复被政府军炮火毁坏的教堂塔楼时，尼卡诺尔神父在病榻上大发议论：“这简直太荒唐了！基督信念的捍卫者们摧毁了教堂，而共济会的人却下令修复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试图找一个宣泄积郁的窗洞，整小时整小时地呆在电报房里跟其他要塞的首领们商谈，他每次走出来时，头脑中的印象就更加肯定了，即战争僵持了。当自由派取得新的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人们高兴地发布告公诸于世，他却在地图上计算着真正的进展情况，他明白了，他的部队抵御着疟疾和蚊蚋的侵袭，在向原始丛林进发，朝着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在浪费时间。”他常常在军官们面前这样抱怨：“只要那些无耻的党徒在乞讨议会的席位，我们就还将继续浪费时间。”在值班的晚上，他仰面躺在吊床里，吊床就挂在这间他被判处死刑后关押过的房间里。他一面在三十五度的气温里驱赶着蚊子，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迫近，他将下令让他的部下跳下大海，一面回想起那些穿黑衣的律师们的形象，他们在结冰的清晨离开总统府，翻起了大衣领子遮住耳朵。他们搓着双手，在清晨阴郁的咖啡馆里低声嘀咕着，揣度着总统说“是”的时候，他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或者说“不”的时候，总统想讲的又是什么，他们甚至还猜测总统在讲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在胜败未卜的一个夜晚，庇拉·特内拉在院子里跟士兵一起唱歌，上校要她用牌占卜一下他的前途，“当心你的嘴巴。”这便是庇拉·特内拉把牌三次摊开、三次收拢后得出的全部结论。“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但牌相很清楚：当心你的嘴巴。”两天后有人给勤务兵端来一杯没放糖的咖啡，这个勤务兵把咖啡传给了另一个，另一个又传下去，一个一个地一直传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办公室。他并没吩咐送咖啡来，但既然端来了，上校就把它喝了。咖啡里掺了足以杀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人们把他抬回家时，他身子已经发硬，蜷成了弓形，舌头从牙缝里伸了出来。乌苏拉与死神展开了争夺。她用呕吐剂给他洗胃以后，用一条热毯子把他裹起来，两天里只给他喂蛋清，直到衰竭的身子恢复了正常体温。到了第四天他已脱离危险。不管他的反对，乌苏拉和军官们强迫他在床上再呆了一个星期。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的诗没有烧掉。“我不想匆匆忙忙地行事，”乌苏拉对他解说，“那天晚上，我要去生炉子的当儿，心里想还是等他们把尸体运来了再说吧。”在恢复健康的迷迷糊糊的日子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边摆满了雷梅苔丝的那些满是灰尘的玩具，他读着自己的诗句，读着读着，不由回想起一生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又写起诗来。他长时间地超然于这场没有前途的可怕的战争之外，在押韵的诗句中重温他那些濒临死亡边缘的经历。他的想法变得如此清晰明了，竟能正反左右地对它进行考查。一天晚上，他问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

“老伙计，告诉我，你打仗是为的啥呀？”

“还能为的啥，伙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答道，“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真幸运，知道为啥而战。”他接着说：“而我，对我来说，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因为高傲而去打仗的。”

“这可不好，”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说。

他的这种紧张的表情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逗乐了。“当然罗，”他说，“可是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这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他看着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的双眼，又笑了笑加上一句：

“或者呢，就象你那样，为了某个对谁都算不了什么的东西而战。”

在自由党的领袖们没有公开纠正那个指责他为土匪的声明前，他的高傲的脾性阻碍了他同国内的起义集团进行接触。然而他也知道，一旦把这种考虑丢在一旁，他便能摆脱战争的恶性循环。害病休养使他得以对此进行仔细考虑。他争取到了乌苏拉埋在地下的那份剩下的遗产以及她的那笔数目可观的积蓄；于是他任命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为马贡多的军政首脑，自己只身去内地跟其他起义团体建立联系。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不仅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最信任的人，而且乌苏拉也把他当作家中的一个成员。他意志薄弱，腼腆怕羞，受到的是朴实无华的教育，但他这个人却生来从戎胜于从政，他的政治谋士们很容易在理论迷宫里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但是他终究还是让马贡多蒙上了宁静的田园气氛，这种气氛正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晚年制作小金鱼直至老死时所梦寐以求的。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虽然住在自己父母家里，但一星期总有二、三次要在乌苏拉那儿吃中饭。他开始教奥雷良诺·霍塞使用武器，对他进行为时过早的军事训练，并在乌苏拉的同意下，带他到兵营里去住了几个月，使他长大成人。很久以前，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还几乎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向阿玛兰塔表露过爱慕之情。那时她单恋着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心中充满着幻想，所以对他的求爱不免报以嗤笑。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却耐心等待着。有一次他在监牢里给阿玛兰塔传了张纸条，请她用他父姓的开头字母替他绣一打细布手帕，还给她寄了钱去。一星期后，阿玛兰塔把绣好的手帕和钱带到监狱给他，两个人呆了好几个小时，谈论着过去的事情。“我从这里出去后一定和你结婚，”分手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这样对她说。她只是淡然一笑，不过就是在教孩子们念书的时候，心里还老想他。她希望为他能重新燃起年青时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那种热情。每当星期六探望犯人的日子，她便来到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父母的家里，陪伴他们一起去监狱。有一次，也是星期六，乌苏拉惊奇地发现她在厨房里等着面包出炉，以便拣些最好的，包在一块预先绣了花、专包面包的餐巾里。

“你呀，就跟他结婚吧。”乌苏拉对她说：“这样的男人你哪里去找呀。”

阿玛兰塔假装生了气。

“我用不着到处去找男人。”她答道：“我给赫里奈多送这些面包是因为我觉得他可怜，人家迟早会把他枪毙的。”

她是无心而说。但正是这个时候政府公开威胁要枪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如果起义军不把里奥阿查交出来的话。探监停止了。阿玛兰塔闭门痛哭，心里非常难受，跟雷梅苔丝死时她感到自己有罪一样，似乎她的未经思索的话又一次要对一个人的死亡负责了。她母亲安慰她，向她担保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准会有所行动，以制止这一枪决，并答应战争结束后由她亲自负责去把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召来。预定的日子还没到，乌苏拉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以军政首领的新身份再来家里时，乌苏拉待他象亲儿子一样，想出种种动听的话来夸奖他，以便把他留住。她用全副身心暗暗祈求着，让赫里奈多回忆起当初他要跟阿玛兰塔结婚的想法。她的祈求似乎很灵。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来家吃午饭的那些日子，下午他就留在海棠花长廊里跟阿玛兰塔玩中国跳棋。乌苏拉给他们端牛奶咖啡，送饼干糕点，还把孩子看管好，免得去吵扰他俩。阿玛兰塔实际上也努力想使忘却了的青春恋情死灰复燃。她在以无法忍受的焦急心情盼望着他来吃午饭的日子，等候着下午同他一起玩中国棋，这位姓名能勾起怀恋之情的武士移动棋子时，手指不易察觉地在微微颤抖，呆在他身旁，时间飞也似地流逝过去。但那天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向她重申要娶她的愿望时，她却一口回绝了。

“我跟谁都不结婚。”她对他说：“特别不会跟你。你是那样爱奥雷良诺，因为你无法跟他成亲，才来跟我结婚。”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是个有耐性的人。“我会等下去的。”他说：“迟早我将说服你。”他依旧到家里来。阿玛兰塔把自己关在房里，咬住嘴唇不哭出声来，她用手指塞住自己的耳朵，以免听见在与乌苏拉谈论战争消息的那位追求者的声音。尽管她此时想见他想得要命，但硬是以毅力克制自己，不出去同他会面。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那个时候还有空，每两个星期就给马贡多送一份详细的报告，但乌苏拉只是在他走了差不多八个月后才给他回了一信。一天，一名特使给家里送来一封火漆封口的信，里面有上校用华丽的字体写的一张纸条：“好好照料爸爸，他快要死了。”乌苏拉警觉起来。“奥雷良诺这么说，准是奥雷良诺心中有数了。”她说。她请人帮忙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带到房间里来，结果七个人都奈何他不得。这不仅因为他总是那么沉，而且长久呆在栗树下，他已经获得了一种随意增加体重的本领，最后只得把他拖到床上。当这位年迈的、备受日晒雨淋之苦的大汉开始呼吸的时候，房间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嫩蘑菇、棒棒花和野外的陈腐而浓烈的怪味道。第二天起身，他不在床上。乌苏拉找遍了所有的房间，最后又在栗树下发现了他。于是只得把他缚在床上。虽然他的力气还象过去一样大，但却没有反抗的样子，对他来说，呆在哪儿都一样。他所以回到栗树下去，并非出于他的愿望，而是由于身体已习惯那里的环境。乌苏拉照料着他，喂他吃饭，给他讲奥雷良诺的消息。但是实际上从很久以前起，他唯一能与之联系的人就是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死亡后衰老得几乎成了粉末的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每日两次前来跟他谈话。他们谈的是斗鸡。他俩相约着建造一所饲养杰出种鸡的养鸡场，这倒并非为了享受一些在那时对他们来说已无必要的胜利喜悦，而是为了在地府单调乏味的星期天里有个聊以解闷的玩意儿。正是这位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替他擦洗，给他喂食，给他讲一个叫奥雷良诺的陌生人的好消息，此人在战争中当了上校。当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个人时，他就以梦见无数的房间聊以自慰。他梦见自己从床上起来，打开门，走到另一间相同的房间里，摆着同样熟铁床头架的床，同样的藤椅，同样的圣女雷梅苔丝的小画像挂在房间的后墙上。从这间房间他又走到另一间一模一样的房间，那里开着门，通向又一间完全相同的房间，然后再走到另一间毫无二致的房间里，一间一间走下去，没完没了。他很喜欢一间一间走下去，就象走在一条两旁镶有镜子的长廊里，直到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来拍他的肩头才止步。于是，他又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地往回走，慢慢醒过来，他走完相反的路程，在现实世界的房间里遇见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但是有天晚上，那是把他拖到床上的两个星期之后，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在中间一个房间拍他的肩头，他以为这是真实的房间，就永远留在那儿了。第二天，乌苏拉给他送早饭时，看见一个人从长廊里走过来。此人长得矮小、结实，穿一身黑呢服，戴一顶帽子，也是黑的，帽子很大，一直盖到那双忧郁的眼睛上。“我的天哪！”乌苏拉心里想：“我敢起誓，他是墨尔基阿德斯。”此人是卡都雷，维茜塔肖恩的兄弟，从前为逃避遗忘症而离家出走的，从此也就再没得到过他的消息。维茜塔肖恩问他为什么回来了，他用他们庄重的语言回答：

“我来参加国王的葬礼。”

于是大家都奔进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房间，拚命地摇他，对着他的耳朵大喊，拿一面镜子对着他的鼻孔照，但都未能使他醒过来。不多一会儿，木匠来给他量尺寸做棺材，这时人们从窗户里望见天上正象下小雨似地落下许多小黄花。在寂静的风暴中，镇上下了整整一夜，小黄花盖满了屋顶，堵住了门口，闷死了睡在露天的动物。天上落下的花很多很多，第二天清晨，街上竟象铺了厚厚实实的一层地毯，人们得用铁锹和钉耙开道，以便让送葬的行列通过。

[1]原文是“人们曾允许他刮脸”，系作者笔误。

第八章

阿玛兰塔坐在藤摇椅里，把手中的活搁在膝盖上，盯着奥雷良诺·霍塞看，他下巴上涂满了肥皂泡，正在皮条上磨剃刀，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刮胡子。他脸上的粉刺被剃出了血，他试图把上唇上的黄茸茸的细毛修成小胡子的模样，但不管他如何修剪，唇上的茸毛仍是老样子，不过这套费劲的刮脸动作却使阿玛兰塔觉得，她在这一刻起开始衰老了。

“奥雷良诺象你这样年纪时，跟你现在一模一样。”她说：“你已经是大人了。”

其实，他早就成了大人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阿玛兰塔仍象往常那样把他当作小孩，当着他的面脱光了衣服洗澡，她一直这样做的，打从当初庇拉·特内拉把他交给她抚养起，她就习惯这样做了。奥雷良诺·霍塞很天真，第一次看见她乳房之间的凹陷时，还问她怎么了，阿玛兰塔假装用指头抠着胸脯说：“这样一大块、一大块、又一大块地给挖掉了。”后来，当她从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自杀事件中恢复过来，又带着奥雷良诺·霍塞去洗澡时，他注意的已不再是乳房间的凹陷。他望着那圆鼓鼓的乳房、紫红色的乳头，心中不由一阵莫名其妙的颤抖。他一点一点地往下瞧，慢慢地发现了她身上的秘密，于是他感到皮肤上汗毛象竖了起来，就象她的皮肤一触到水时那样。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习惯在夜里爬下吊床，钻到阿玛兰塔的床上去睡，只要挨着她，就能驱除对黑暗的害怕。但从那天他对阿玛兰塔的裸体产生了兴趣后，已不再是对黑暗的惧怕，而是渴望在天亮时感受她温暖气息的念头驱使他钻到姑姑的帐子里去。有天早晨，那还是在她拒绝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求爱的那一阵，奥雷良诺·霍塞醒来时有缓不过气来的感觉，原来阿玛兰塔的手指象几条热乎乎的蠕虫，在急切地寻摸他的肚子。他装作熟睡着翻身换了个姿势，让她摸起来毫无困难。于是，他感觉出那只没缠绷带的手象瞎冲盲撞的软体动物回游在它渴望已久的藻类之中。尽管两人对于彼此知道而心照不宣的事佯装不知，从那天晚上起，他们就被这密不透风的同谋关系连在一起了。奥雷良诺·霍塞不听到大厅里的钟打十二下就不能入睡，而那位老姑娘不等到他钻进她的帐子就一刻也静不下心来。她的皮肤上已开始出现忧伤的皱纹，却没有想到她抚养的这个夜游神竟成了她聊以解脱寂寞的一帖良药。他们俩不但睡在一起，而且在家里各个角落你追我逐，不管什么时候，两人都会关在房里，兴奋得没有停歇的时刻。一天下午，他俩的勾当差点让乌苏拉发觉，她走进谷仓时他俩正要亲嘴。“你很爱你姑姑？”乌苏拉毫无恶意地问奥雷良诺·霍塞。他答说是的。“你做得对。”乌苏拉估摸着拿了些做面包的面粉，回到厨房时，末了这样说。这一插曲把阿玛兰塔从痴狂中惊醒过来。她发觉自己离谱太远了，她已不再是跟一个小孩亲嘴逗乐，而是在暮年的、危险和没有希望的情欲中戏水，于是一下斩断了这一非份之念。那时，奥雷良诺·霍塞就要结束军训了，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睡到兵营里去了。到了星期六，他便与士兵们到卡塔里诺的酒店去，在那些黑暗中被他想象成散发出枯萎花朵的气味的女人那里排解他突如其来的孤寂，发泄他早熟的春情，凭着他热切的想象力，他把她们变成了阿玛兰塔。

没过多久，开始传来关于战争的相互矛盾的消息。正当政府也承认叛乱情况有所发展的时候，马贡多的官员们却得到秘密情报说，和平谈判已近在眼前。四月份，一位特使来到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跟前，他向上校证实了党的头头们确已跟内地的起义首领们取得了联系，他们马上就要签订一项停战协定，以便给自由党换取三个部长职位，在议会中得到少数派地位，以及对放下武器的起义者实行大赦。特使还带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份绝密令，上校不赞成停战的条件。他命令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挑选五名最优秀的部下，并作好准备同他们一起离开国家。命令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执行了。在宣布停战协定前一个星期，正当各种相互矛盾的消息大量流传之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和他的十名心腹，其中包括罗克·卡尼塞洛上校，后半夜偷偷来到马贡多。他们解散了驻守在马贡多的军队，埋藏了武器，毁掉了文件。黎明前，他们同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和他的五个人一起离开了镇子。这次行动十分迅捷、秘密，乌苏拉事先一点都不知道，直到最后一刻才得到消息：有人在她房间的窗户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低低地说：“如果您想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话，请马上到门口去。”乌苏拉从床上一骨碌爬起，穿着睡衣就奔出家门，这时刚好赶上看到一队人马在悄没声息的尘土灰雾中离镇远去。第二天，她才知道奥雷良诺·霍塞已跟他父亲一起走了。

十天后，当政府当局和反对派在一份联合公报中宣布战争结束的时候，却传来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西部边境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消息。他的为数不多、装备又差的部队不到一星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就在这一年，当自由党和保守党企图使全国都相信两派已经和解的时候，他又策划了另外七次起义。一天夜里他从一艘双桅帆船上炮轰里奥阿查城，那儿的守军把城里最有名的十四位自由党人从床上拖起来，把他们一一枪毙以示报复。他曾占领边境上的一个关卡达半月之久，还从那里向全国发出了进行全面战争的号召。一次在妄图穿越一千五百公里未开垦的处女地到首都郊区去宣战的荒唐计划中，他的远征队在原始丛林中迷路达三个月。还有一次他离马贡多不到二十公里，却在政府军巡逻队的逼迫下退到山里，那儿离很久以前他父亲发现古代西班牙大帆船化石的中了魔法的地区相距不远。

在这一时期，维茜塔肖恩去世了。她因惧怕失眠症而放弃王位后，很高兴这样终老而死。她最后的遗愿是从她床底下起出埋在那儿的她二十多年来的工资积蓄，寄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使他得以继续战斗下去，但乌苏拉却没去起出她床底下的钱，因为那些天里传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省城附近一次登陆行动中被打死了。官方的公告——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已经是第四次了——在六个月中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乌苏拉和阿玛兰塔以前已经为他举行了几次丧礼，然而当这次又为他举丧时，突然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消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活着，但表面上放弃了敌视政府的态度，并加入了在加勒比海其他几个共和国里获得胜利的联邦派。他以不同的姓名出现，越来越远离故土。后来人们才得知，那时鼓舞着他的想法的是统一中美洲各国的联邦军队以扫除从阿拉斯加到巴塔戈尼亚的一切保守党政权。他走了好几年，乌苏拉直接从他那儿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一封皱巴巴的、模糊不清的信，信是从古巴的圣地亚哥寄出的，经过无数人辗转传递送来的。

“这辈子咱们可别想再见着他了。”乌苏拉看信后叫了起来：“他从这条道走下去，真得到世界的尽头去过圣诞节了。”

第一个从乌苏拉那里看到这封信、并得知事情经过的人是保守党将领霍塞·拉克尔·蒙卡达，停战后的马贡多市市长。“这个奥雷良诺呀，”蒙卡达将军评说着，“可惜的是他不是保守党人。”他的确很钦佩上校。象许多保守党文官一样，他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党，在战场上，他尽管缺乏军事才能，却得到了将军的头衔。不过，也象他的许多党内同志那样，他是个反军国主义者。他把拿枪的人视作没有信念的懒汉、阴谋分子、野心家，这些人擅长于在老百姓中制造对立，以便乱中谋利。他聪明机智，和蔼可亲，脸色红润，食不厌精，是位狂热的斗鸡迷。有一个时期，他曾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最厉害的对手。他在沿海广大区域的职业军人中间建立了威信。有一次，出于战略利益，他被迫把一个要塞丢弃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部队时，给后者留下了两封信。一封写得很长，信中他邀请上校参加一项使战争人道化的联合行动。另一封信是给他妻子的，她住在自由派控制的地区里，他留下信是恳请上校把它送往目的地。从此后，即使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位指挥官还是达成停火协议，以便交换俘虏。这种停火带有欢庆的气氛，蒙卡达将军利用这个机会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下国际象棋。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甚至还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协调两党的民众力量，消除军人和政客们的影响，以建立一个吸收两党学说中最好部分的合乎人性的政权。战争结束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不断发动起义的崎岖小道上出生入死，而蒙卡达将军被任命为马贡多的市长。他穿起了自己的便服，用徒手的警察代替了军人。他使大家都遵守停战法令，还抚恤了一些在战争中阵亡的自由党人的家属。他成功地使马贡多擢升为市，并因此当了它的第一任市长。他创造了互相信任的气氛，使大家想起战争就象是回忆过去的一场荒唐的恶梦。尼卡诺尔神父已被肝热病搞垮了身体，现在已由科罗奈尔[1]神父接任，大家都唤他“丘八”，因为他是第一次联邦派战争中的老兵。勃鲁诺·克雷斯庇与安帕萝·莫科特结了婚，他的玩具乐器店一直生意兴隆。他盖了一座剧院，连西班牙的那些剧团都把这里列入他们巡回演出的旅程表内。这是一座很大的露天大厅，里面置放了木靠椅，一块天鹅绒的幕布上缀有希腊的面具，三个狮头形状的票房洞张着大嘴出售戏票。正是在这个时期，学校的楼房重新盖了起来。堂梅尔乔·埃斯卡洛纳负责这所学校，他是从沼泽地派来的一名老教师。在家长的赞同下，他让不用功的学生在院子里尖厉的硝石地上跪着行走，对说话放肆的学生则给他们吃辣椒。奥雷良诺第二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这对自愿来上学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的双生子是第一批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他们各自带着小黑板、粉笔和刻着他们名字的铝制小壶。雷梅苔丝继承了母亲的无瑕姿容，俏姑娘雷梅苔丝便开始叫出了名。尽管时光流逝，一次一次地举哀服丧，尽管心中郁积了多少悲伤，乌苏拉还是不显老。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的帮助下，她对自己经营的点心业务注入了新的活力，没几年功夫，不但恢复了被儿子在战争中耗去的钱财，而且重新用纯金填满了一个个葫芦，埋到卧室的地下。“只要上帝让我活着，”她经常这样说，“在这幢疯人院里就不会缺钱花。”这就是奥雷良诺·霍塞从尼加拉瓜联邦军中开小差回来时家中的情况。他开小差后，混上一艘德国船干活。当他出现在家中厨房里的时候，身体结实得象匹马，深褐色毛毵毵的皮肤看上去象个印第安人。他偷偷下了决心，要跟阿玛兰塔结婚。

阿玛兰塔见他进来，没等他开口，就立即猜出了他为什么要回家。在吃饭的时候他俩谁都不敢正面看对方一眼。但是两个星期后，奥雷良诺·霍塞竟当着乌苏拉的面，盯着阿玛兰塔的双眼说：“我一直非常想念你。”阿玛兰塔处处躲着他，常常提防着，生怕跟他不期而遇，还尽量让俏姑娘雷梅苔丝伴着她。有一天侄子问她手上的黑绷带要缠到什么时候，她很为自己脸上泛起红晕而暗暗生气，因为她把这个提问理解为暗示她的童贞。自从他回家后，她每晚总把房间的门闩好，但是很多日子过去，天天晚上她听到隔壁房里的鼾声都是那样平和，所以对闩门这样的谨慎之举也就不太留意了。那时奥雷良诺·霍塞回来差不多两个多月了，一天下半夜，阿玛兰塔发觉他进房间来了。可是她非但没有象预先准备的那样逃走或叫喊，反而沉湎在一种松弛而温柔的情感中。她发觉他钻进了帐子，就象他还是孩子的时候，象他过去一直干的那样。她不由得冷汗直冒，牙齿打颤了。“快走！”她喃喃地说，心里好生奇怪，简直喘不过气来，“快走开，不然我要喊人了。”可是奥雷良诺·霍塞这时却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害怕黑暗的小孩，而是一匹久经沙场的老马了。从那天晚上起，这种没有结果的无声的战斗又开始了，一直要相持到天明。“我是你的姑妈，”阿玛兰塔筋疲力竭，喁喁地说，“简直可以说是你的母亲，这不仅从年龄上讲，而且你只差没吃我的奶了。”奥雷良诺总是天明时逃走，第二天半夜里又回来，当他吃准阿玛兰塔并没有闩门时，心里更是上火了。在过去那段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想念她。在攻占了的村镇的黑 的房间里，特别是在那些非常偏僻的村子，他老是撞见她的倩影。在伤员们绷带的干涩的血味里，在面临死亡危险的瞬息惊惧中，他时时处处觉得她真的就在眼前。他那次偷偷离开她，不仅想以地隔遥远，而且想用被他的战友们称之为鲁莽的失却理智的残忍来打消对她的非份之想。但他越是把她的形象翻倒在战争的垃圾堆上，这战争本身就越象阿玛兰塔。因为寻找以自己的死亡来消灭她的方法，他遭受流落异乡的苦楚，直到听到有人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个人同不仅是他的表姐、而且还是他姑妈的女人结婚，结果他的儿子成了自己的祖父。

“这么说，一个人可以同他的姑妈结婚罗？”奥雷良诺·霍塞惊奇地问。

“不仅可以同姑妈，”一个士兵回答，“而且我们现在打的这场反对神父的战争，还为了使一个人甚至能同他的母亲结婚哩。”

十五天后他便开小差溜了。他看见阿玛兰塔比想象中的更憔悴、更忧郁，也更加显得一本正经，因为事实上她的人生航船已经驶过了韶华的最后一个海角，但是在漆黑一团的房间里，她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火热撩人，在富有进攻性的反抗上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挑逗性。“你真不是东西，”阿玛兰塔被自己的猎狗逼得进退不得，“没听说过在得到教皇的特许前，可跟姑妈干这等事的。”奥雷良诺·霍塞答应一定到罗马去，答应膝行欧洲去亲吻教皇的拖鞋，只要她肯放下悬着的吊桥。

“不单为了这个，”阿玛兰塔抢白他，“还因为生下的儿子会有猪尾巴的。”

奥雷良诺·霍塞对此充耳不闻。

“就是生下个穿山甲也没关系，”他苦苦哀求。

一天清晨，一直强忍着的欲火烧得他终于受不住了，奥雷良诺·霍塞于是就上卡塔里诺的酒店去。他遇上一个女人，虽然乳房都干瘪了，却是温柔而又轻狂，一时间解了他的馋。奥雷良诺·霍塞想对阿玛兰塔采取轻蔑的态度。他看见她在走廊里，在手摇缝纫机上缝衣服（这种机器是她以令人钦佩的灵巧学会操纵的），对她不理不睬，甚至连话都不说。阿玛兰塔却觉得心上象搬走了一块石头，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时又想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来，为什么历历在目地回忆起玩中国棋的那些下午来，为什么甚至希望他成为她的房中人。奥雷良诺·霍塞没料到他已经失去了多少地盘。一天晚上他对自己佯装的无动于衷再也忍不住了，又回到阿玛兰塔的房里去。但她以毫不妥协的决心，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从此，她房门的门闩便一直闩上了。

奥雷良诺·霍塞回来后不多几个月，一位体态丰满、散发出茉莉花香味的女人，带着一个五岁模样的男孩来到家里。她说孩子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儿子，她是带他来请乌苏拉给孩子洗礼取名的。谁也不怀疑那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是谁的，他跟上校那时被人带去看什么是冰的时候一模一样。女人说那孩子一生下来就睁着眼睛，看起人来象大人似的，特别是他一眼不眨地盯着看东西的样子真叫人害怕。“真是一个模样。”乌苏拉说，“就只差看一眼就能叫椅子翻倒了。”大家给孩子洗了礼，取名叫奥雷良诺，姓就用他母亲的，因为根据法律，在未得到生父认可前是不能用父姓的。蒙卡达将军当了孩子的教父。尽管阿玛兰塔一再要把孩子留下来让她抚养，孩子的母亲却没有同意。

乌苏拉那时还不知道把少女送到武士们房里去的习俗，就象把母鸡赶到良种公鸡那里去交配那样。但这一年中她明白过来了：又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九个儿子被带到家里来要求洗礼取名。这些孩子中，最大的已经十岁出头，是个绿眼睛、黑皮肤的外国人，跟他父亲的家族毫无共通之处。人们带来了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孩子，但全是男孩，全都有一种孤独的神情，这使人对他们跟家里的亲缘关系不容置疑。这群孩子中只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要大得多，他打破了几只花盆和一些碗碟，因为他的两只手象有一种奇怪的破坏力，什么东西一碰上他的手就都坏了。另一个长着一头金发，象他母亲一样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长长的鬈发披散着，象是女的。他熟门熟路地进家来，好象从小就在这家里长大似的。他径直走到乌苏拉房里一个大箱子旁边，提出要求：“我要发条的跳舞娃娃。”乌苏拉吓了一跳。她打开箱子，在墨尔基阿德斯年代那些陈旧的、积满尘土的东西里翻着，终于在一双袜子里找到了那个发条跳舞娃娃，这是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有次带来的，可是此后谁也没有再记得它。十二年内，家里替散布在战区各地的上校的儿子们都洗了礼，都用奥雷良诺的名以及他们母亲的姓，一共是十七个。起初，乌苏拉在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钱，阿玛兰塔也还想让他们留下来，可是到末了，乌苏拉只送一件礼物就算了事，而阿玛兰塔只是充任一下他们的教母。“我们给他们行个洗礼仪式就得了，”乌苏拉说，一边在小本本上记下他们的姓名，他们母亲的地址以及孩子们出生的地点和日期。“这笔账得由奥雷良诺好好来算。等他回来后，让他去拿主意吧。”有次吃午饭时，她跟蒙卡达将军谈起此事，对上校这么昏头昏脑地生了这么多儿子发了一番议论，她希望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能回来一次，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叫到家里来聚一聚。

“别心急，老婶子，”蒙卡达将军莫测高深地说，“他会回来的，来得比您想的还要快。”

蒙卡达将军知道而不愿在饭桌上透露的，便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已经在着手领导他至今为止所谋划的一次最长久、最彻底和最残酷的起义。

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就如第一次战争爆发前几个月的时候那样。得到市长大人亲自鼓励的斗鸡赛停止了。城防首领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实际上已执掌了市政大权。自由党人指责他是惹事生非者。“马上就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乌苏拉对奥雷良诺·霍塞说，“六点以后你别再上街去。”这类央告全是徒劳的。奥雷良诺·霍塞跟从前的阿卡迪奥一样，早已不听她的了。他回到家里，可以不再为日常需要所困扰，这似乎在他身上唤起了他伯父霍塞·阿卡迪奥那种淫荡、懒散的本能。他对阿玛兰塔的情欲已经消失，没留下丝毫痕迹。他有点过一天算一日的样子，打打台球，跟这个女人睡一夜，跟那个女人宿一宵，聊解寂寞。他挖空心思地钻乌苏拉的空子，巴望她把钱忘在哪个角落里。末了，除了换衣服，他便不再回家门了。“全都一个样，”乌苏拉伤心地叹气道，“起初都好好的，又听话，又有规矩，好象连一只苍蝇也不会去拍死的，可是胡子一长出来，马上就毁了。”跟阿卡迪奥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来历相反，奥雷良诺·霍塞明白自己是庇拉·特内拉的儿子，庇拉·特内拉为他挂了一张吊床，让他去她家里睡午觉。他们不仅是母与子，而且是孤寂中的同党。庇拉·特内拉已经毫无希望可言了，她的笑声已变得象管风琴的音调那般沉闷，她的乳房已经在人家老是逢场作戏地抚摸中颓然垂下，她的身子和大腿已成为那种被人分享的女人的不可更改的命运的牺牲品，她衰老了，但内心却并不痛苦。她又肥又胖，快嘴快舌，带着落难的高贵主妇的自负神情，丢弃了纸牌所预示的毫无结果的幻想，在别人的情爱中找到了聊以自解的宽慰。在奥雷良诺·霍塞睡午觉的屋子里，邻近的姑娘们都把她们偶尔邂逅的情人们带来幽会。“庇拉，我要借一下你的房用。”他们人已踏进房间，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打个招呼。“那还用说！”庇拉总是这样回答。碰到有谁在场，她就这样解释：

“因为我知道人家在床上的快乐，所以我也很快乐。”

她从来不收人家的钱，也从不拒绝给人家行方便，就如直到她人老珠黄的暮昏之年从未拒绝过来找她的无数男人一样。他们既没给她钱，也没给她爱，只是有时候让她得到一点快活。她的五个女儿，都是那颗火热情种的继承人，从少女时代起就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堕落了。她自己养育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部队里战死了，另一个十四岁那年，在沼泽地一个村子里想去偷一筐母鸡时被人打伤后逮住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奥雷良诺·霍塞就是半个世纪来金杯花国王[2]所宣称的那个高个子黑皮肤的男子，而且象纸牌的所有使者一样，当她心里感觉到这点时，他已打上了死亡的印记。她是从牌上看到这一点的。

“今晚你别出去，”她对他说，“你就睡在这里，卡梅莉塔·蒙梯埃尔已经不知求了我多少回，要我把她弄到你房里来。”

奥雷良诺·霍塞没有领会这一奉献中所蕴含的央求的深意。

“你叫她半夜里等着我。”他说。

他是到剧院去的，那儿一个西班牙剧团宣布要演《佐罗的匕首》，而实际上却是索里亚[3]的作品。他们奉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的命令，改了剧名，因为自由党人把保守党分子叫做“哥特人”。奥雷良诺·霍塞只是在剧院门口递上入场券的时候，才刚刚发觉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带了两名持枪的士兵正在对来看戏的人搜身检查。“你听着，上尉。”奥雷良诺·霍塞警告他：“敢在我身上动手动脚的人还没生出来哩。”上尉要强行搜身。奥雷良诺·霍塞因没带武器，转身便跑。士兵们不听从上尉要他们开枪的命令。“他是布恩地亚家的人。”士兵中有人向他解释。上尉火冒三丈，一把夺过士兵的枪，推开人群奔到街中央，举枪便瞄。

“都是些不中用的雄丫头！”上尉骂了一声：“我还巴不得他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呢！”

卡梅莉塔·蒙梯埃尔，这位二十岁的少女，刚用桔花水洗了澡，在庇拉·特内拉的床上撒上迷迭香葡的叶子，这时枪声响了。奥雷良诺·霍塞应该是有幸在她身上体验到阿玛兰塔所拒绝给予的幸福，注定将跟她生七个儿女，并将老死在她怀里的，但步枪的子弹打进了他的后背，穿出来把他的前胸打烂了，他应验了纸牌的倒霉的预示。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要死在这个晚上，果然他比奥雷良诺·霍塞早四个小时死去。他刚开了枪，就被同时射来的两颗子弹撂倒了，这两枪是谁打的，一直没查出来。人群中爆发出来的呼喊声震撼了夜空。

“自由党万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万岁！”

夜里十二点钟，奥雷良诺·霍塞停止了流血。卡梅莉塔·蒙梯埃尔在预示他前途的牌上看见一片空白，那时已有四百多人列队在剧院门口经过，他们把左轮手枪里的子弹倾泻在被遗弃的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的尸体上，后来只得叫了一队巡逻兵来把这具被铅弹压扁了的尸体搬上一副担架，尸体已被打得血肉模糊，连骨骼都散了，就象一块泡在水里的面包。

霍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对正规军的鲁莽行径非常恼怒，他施展其政治影响，又穿起了军装，独揽了马贡多市的军政大权。但是，他并不指望他的折中调和的态度能阻止所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九月里传来的消息互相矛盾：政府宣称它依然控制着全国的局势，而自由党人却得到秘密情报说内地爆发了武装起义。在用文告公开宣布军事法庭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进行缺席审判并判处他死刑之前，当局不承认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命令说最先抓到他的部队可对他执行死刑。“这是说他已经回来了。”乌苏拉高兴地对蒙卡达将军说，但将军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

其实，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个多月前就回到国内了。先前流传的消息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蒙卡达将军估计他还在最偏僻的地方，所以在官方正式宣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已经占领了沿海两个省份之前一直不相信他已经回到国内。“我恭喜您，老婶子，”他对乌苏拉说，并拿出电报给她看：“您很快就要在这儿见到他了。”这时乌苏拉才第一次担起心来。“他大叔，那您怎么办呢？”她问。这个问题，蒙卡达将军早已向自己问过好几遍了。

“老婶子，跟他一样呗。”他答道：“尽到自己的责任。”

十月一日拂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率领一千多名装备精良的士兵攻打马贡多。马贡多的驻军接到命令要抵抗到底。中午时分，蒙卡达将军同乌苏拉在一起吃饭，起义军的一发炮弹震得全市都颤动起来，把市府金库的大门炸得粉碎。“他们的装备跟我们一样好，”蒙卡达将军叹息道，“但是战斗的士气却比我们高。”下午两点，双方的大炮轰得大地不住地震颤，蒙卡达将军告别了乌苏拉，这时他心里明白，自己是在打一场毫无希望的败仗。

“但愿上帝今夜别让奥雷良诺到家里来。”他说：“如真是这样，请代我拥抱他，因为我不愿再见到他了。”

这天晚上，蒙卡达将军在企图逃离马贡多时被抓住了。在此之前，他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追忆了他们俩想使战争人道主义化的共同心愿，并祝愿他在反对两党内部军人们的腐化和政客们的野心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第二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跟他一起在乌苏拉那儿吃午饭，他将被软禁在这里，等待一个革命军事法庭对他的命运作出仲裁。这是一次家人聚会。但当两位对手忘却了正在进行的战争而回首往事的时候，乌苏拉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即他的儿子是个闯进来的外人。这种感觉在她看见儿子由一队吆五喝六的军人卫护着进屋来时就有了，那些当兵的在各个房间左右上下地搜查了一遍，直到确信没有任何危险时才停手。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仅默许了这些举动，甚至还传下十分严厉的命令：在他的卫队没有在屋子四周布置起警戒之前，任何人——包括乌苏拉在内——都不许靠近到离他三米的范围内。他穿着普通的斜织布军装，没有佩戴表示军衔的绶带。脚上是一双带马刺的皮靴，上面沾满了泥巴和干血迹。他腰里别一支手枪，枪套敞开着，一只手老是按在枪柄上，同他的目光一样，流露出紧张、警觉和果断的神态。他的头上，额角已深深陷进去，象是被文火烤过似的。他的脸被加勒比海的盐水浸裂了，长出一层金属般的硬皮。他以旺盛的精力抵御着迫在眼前的衰老，这种精力看来跟他内心的冷峻有关系。跟离家时相比，他显得高了些，却更加苍白、更加棱角分明，显示出不念旧情的最初征兆。“我的天哪！”乌苏拉吃惊地暗自说道：“他现在象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的人了。”她说得一点不错。他带给阿玛兰塔的阿兹台克头巾，他在午饭时对往事的回忆，他讲述的那些逗人的趣闻，都只不过是他旧日脾性的一点余韵而已。把双方的战死者埋在一个坑里的命令刚被执行，他就叫罗克·卡尼塞洛上校加紧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自己则一头扎进了彻底改革旧制度的繁重事务，这些改革将把卷土重来的保守党政权的结构一扫而光。“我们得赶在党内那些搞政治的前面，”他对助手们说，“等他们睁眼观望现实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既成事实。”正是这个时候，他决定审核一下一百年来的地契，从而发现了他哥哥霍塞·阿卡迪奥一系列合法化了的蛮横行径。他一笔划掉了那些凭证记录。最后，出于礼貌，他放下手头的事务，抽出一小时时间去访问雷蓓卡，让她知道他的决定。

在屋内阴影里，那位孤独的寡妇只是旧时的一个鬼影。她曾对上校那压抑的情爱守口如瓶，她的执拗也救过他的命。只见她一身黑服，扣子一直紧紧地扣到手背。她的心早已成了死灰，对战争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觉得她的骨头里有磷光透出，透过闪烁着磷火的空气，看到她在凝滞的大气里移动，空中依然散发着幽微的火药味。开始，他劝她忍悲节哀，劝她让屋内通通风，劝她对霍塞·阿卡迪奥的死宽恕世人。然而雷蓓卡早已超然于一切虚荣之外了，当她在泥土味中，在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芬芳的信笺里，在丈夫地动山摇般的床上徒劳地寻找这种虚荣之后，却在这幢房屋里找到了安宁。在这所屋子里，一种不可抑止的联想力使她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来历历在目，它们象活生生的人物在关闭的房间里悠然穿行。雷蓓卡在藤摇椅里挺了挺身子，凝视着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倒象他才是旧时的幽灵。她对霍塞·阿卡迪奥强占来的土地将归还其合法主人这一消息一点没有激动。

“照你安排的办吧，奥雷良诺。”她叹了口气：“我过去认为、现在更证实了你是一个不念亲情的人。”

在结束审核地契的同时，由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领导的即决审判也告完毕。法庭决定对所有被革命军俘虏的政府军军官执行枪决。军事法庭审判的最后一个人是霍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乌苏拉插手了。“他是咱们马贡多有史以来最好的统治者。”她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他的心肠有多好，他对我们有多亲切，这些就不用我多说了，因为你比谁都知道得清楚。”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满地向她瞥了一眼：

“我可不能擅自行使法庭的权力。”他反驳道：“如果您有什么要说的，请到军事法庭去说吧。”

乌苏拉不但真的到军事法庭去说了，而且还对所有家住马贡多的革命军军官的母亲们也说了。创建马贡多的老妪们——她们中有的还参加过翻山越岭的艰险历程——一个接一个地颂扬着蒙卡达将军的恩德。乌苏拉最后一个发言。她那悲怆而庄重的神态、她名字的份量、她激昂慷慨和令人信服的言辞曾一时动摇了审判过程中的形势。“你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可怕的游戏，你们确也干得不错，因为你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她对法庭的成员这样说着。“但是有一点你们不要忘记，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活着，我们就仍然是你们的母亲。不管你们多么革命，我们都有权因你们的大逆不道而扒下你们的裤子，狠狠地给你们一顿鞭子！”在变成军营的学校里，她的话音未落，法官们便退庭去商量了。半夜时分，蒙卡达将军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尽管乌苏拉大动肝火、高声责骂，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是拒绝改变判决。拂晓前不久，他到牢房去看望这位被判了死刑的将军。

“伙计，你得记着，”上校对他说，“不是我要枪毙你，枪毙你的是革命。”

“去你的吧，老兄。”他回了一句。

从回马贡多到现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没找到机会同他真诚相见。他对蒙卡达将军一下子苍老得这么厉害、对他颤巍巍的双手和等候死亡来临的不寻常的顺从态度很是吃惊，不由得深深地鄙视起自己来。这种感情中混杂着某种怜悯的心意。

“你比我更清楚，”他说，“所有的军事法庭都只不过是一出把戏，实际上你是在代人受过，偿付别人的罪孽。这次，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战争。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这么干吗？”

蒙卡达将军欠起身来，用衬衣的下摆擦拭他那厚厚的玳瑁边眼镜。“或许是这样。”他承认。“但是我关心的，并不是你要枪毙我，因为归根结底，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是自然的归宿。”他把眼镜放在床上，取下表链上的怀表。“我所关心的是，”他又补充道，“你如此憎恶军人，跟他们打了这么多的仗，对他们琢磨了这么久，到头来还是成了同他们一样的人。人生中没有比这更卑贱的理想了。”他取下结婚戒指和圣女雷梅苔丝勋章，跟眼镜和怀表放在一起。

“这样下去，”他作结论说，“你不仅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暴虐无道、最残忍凶狠的独裁者，而且还会杀了我的乌苏拉大婶以宽慰你的良心。”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着，不动声色地听他讲。蒙卡达将军把眼镜、勋章、怀表和戒指交给他，换了一种声调说话。

“不过，我叫你来并不是要跟你吵架。”他说，“我想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妻子。”

“她还在马努雷？”

“还在马努雷。”蒙卡达将军肯定地回答，“还在教堂后面你去送过信的那幢房子里。”

“我很乐意为你效劳，霍塞·拉克尔。”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

当他走出屋子，迎面扑来缕缕蓝色的雾霭，他的脸被雾打湿了，就象从前的那个早晨那样。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他把执刑的地点安排在院子里，而不是公墓的土墙前。排列在门口的行刑队，向他行国家元首礼。

“你们可以去把他带出来了。”他命令道。

[1]科罗奈尔意即“上校”。

[2]指纸牌里的国王。

[3]索里亚：西班牙十七世纪诗人。

第九章

第一个感觉到战争已变得虚无飘渺的人正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以马贡多军政首脑的身份，每星期两次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进行电报通话。开始，这种会谈决定着这场有血有肉的战争的进程，那十分清楚明确的战争轮廓和范围使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正确地指出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哪里并可预见到他未来的动向。尽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即使对最亲近的朋友也从未达到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地步，但那个时候他还保持着家人似的语气，使人一下子就能从线路的另一端把他认出来。很多次他越出预定的话题，延长通话，谈起家庭的事情来。可是慢慢地，随着战争的激化和延伸，他的形象渐渐模糊起来，变得好象他是处在另一个世界里似的。他说话的声音、语气越来越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后来竟混杂起来，变成逐渐失去了一切意义的词语。于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所做的就只是听，他只感到自己是在跟另一世界里的一个陌生人进行电报通话。

“是，奥雷良诺，”他在电报机旁最后总是这样回答。

“自由党万岁！”

他跟战争最终完全失去了联系。那些从前是一种现实的活动、是他青壮年时期不可克制的热情的东西，现在对他来说，已变成遥远的事情：一件虚无飘渺的事。唯一能填补他空虚的是阿玛兰塔的缝纫室。他每天下午都去看她。他很喜欢看着她的双手在手摇缝纫机上把布缝成泡沫般的花边，俏姑娘雷梅苔丝就在旁边替她摇动转轮。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俩却谁也不说一句话，满足于相互以对方为伴。然而当阿玛兰塔内心为使他对自己的祟拜之火保持不灭而高兴的时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却并不知道那颗不可揣摸的心里究竟装着什么样的秘密。听到他就要回来的消息时，阿玛兰塔心里真是焦渴难捺，恨不得马上见到他。但是当看到他混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吵吵嚷嚷的卫队里走进家来的时候，只见他由于艰苦的流亡生活而憔悴不堪，因年华流逝和被人遗忘而变得苍老疲惫，浑身是汗水和尘垢，散发出一阵畜群的臭气，左胳膊还吊着绷带，看到他这副丑陋的样子，她失望得几乎要晕过去。“我的天哪，”她想，“这可不是我要等来的赫里奈多呀！”不过，第二天他再次登门的时候已刮了脸，干干净净的，胡子上还洒了香水，血迹斑斑的绷带也拿掉了。他给她带来一本珠白色硬封面的每日祷告经。

“你看，这些男人们有多怪！”她找不到其他话题，就这样说。“他们为反对神父打了一辈子的仗，到头来却把祷告书作为送人的礼物。”

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战争最危急的时日，他都天天下午去看她。很多次，俏姑娘雷梅苔丝不在，就由他来摇缝纫机的转轮。阿玛兰塔对这个人的执着、忠诚和顺从感到茫然，他有权有势有威望，可是每次总是把武器摘下，放在大厅里，徒手进缝纫室。四年中他不断地向她表白自己的心迹，而她却也总是找得到拒绝他的求爱又不伤害他感情的办法，因为她尽管不爱他，到头来在生活中却也不能没有他了。对一切都好象漠不关心的俏姑娘雷梅苔丝，被人认为智力发育迟缓，但看到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这样真心实意，也不能不为之感动，也出来为他说话。阿玛兰塔立刻发觉，她抚养的这位姑娘，几乎还没长成少女，就已经出落成马贡多从未见过的美人了。她感到心中又萌动了从前与雷蓓卡作对时的那种忿恨，她请求上帝别再把她拖到希望雷梅苔丝死去的境地，于是便把俏姑娘支出了缝纫室。正是这个时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开始对战争厌倦起来。他借助自己的劝说才能，用他深厚和克制的温柔，准备为阿玛兰塔放弃以他最宝贵的年华换来的荣誉，但是他到底还是没能说服她。八月的一天下午，阿玛兰塔在给了她那位坚韧不拔的追求者以最后的答复后，自己也承受不了她那固执脾性的压力，她关在房里为自己一直到老死的孤独而痛苦起来。她对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说：

“让我们把此事永远忘了吧！”她说：“对于这种事，我们都实在太年老了。”

那天下午，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被召去听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个电报，这是一次通常的会话，不会给处于胶着状态的战争打开任何缺口。谈话结束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望着空无人迹的街道，望着扁桃树上的晶莹的水珠，感到在这孤独中没了主见。

“奥雷良诺，”他在发报机上忧悒地说，“现在马贡多正在下雨。”

线路上长时间没有声音。突然，机器上跳出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严厉的字码。

“你别浑了！”字码显示出：“八月嘛，当然要下雨的。”

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对这一咄咄逼人的反应不知所措。然而两个月后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返回马贡多时，这种茫然无措更变成了惊慌失措。连乌苏拉对儿子的变化这么大也感到吃惊。他这次回来既没声张，也没带卫兵，尽管天气很热，却裹着一条毯子，他带着三个情妇住在一间屋里，大部分时间就躺在吊床上。他几乎难得看通报一般战况的电报文件。有一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向他请示一桩有关撤出边境上一处地方，以免引起国际冲突的危险的事情。

“这种芝麻绿豆事，别来麻烦我。”他命令道：“你问一下上帝就行了。”

这个时候或许是战争打到最关键的时刻。那些起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暗中与保守派地主互相勾结，以阻挠审查地契的工作。那些在流亡中靠战争来积攒资本的政治家已经公开谴责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突然决定。但就是这样有失他声望的事变，看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也等闲视之。他没有重读过自己的诗句，那些诗已有五卷多，压在箱底里已经被遗忘了。晚上或睡午觉的时候，他从三个女人中叫一个到吊床上来，与之温存一番后，他便沉甸甸地象块石头似地睡去，丝毫看不出他担什么心。这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自己那颗惶惑不安的心已注定永远飘忽不定了。起初，他被凯旋的荣耀、被难以置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觊觎深渊中的显赫权势。他很高兴把马尔波罗格公爵作为自己的右臂，他是自己在军事艺术上的伟大导师，他那老虎皮带爪子的衣服令大人们尊敬，叫小孩子们害怕。正是此时他决定不管什么人——包括乌苏拉在内——都不许靠近到离他三米以内的范围。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他周围的地上画上一个圈，他站在圈中央——那个圈里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去——用简略而不容违抗的命令决定着外界的命运。他在蒙卡达将军被枪决后第一次到马努雷时，急着去了却他的枪下鬼的遗愿。蒙卡达将军的遗孀从他手里接过眼镜、勋章、怀表和戒指，但不让他跨进家门。

“您别进来，上校。”她冲着他说：“战场上你作主，这儿可由我当家。”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露出任何怨恨的神色，但只是在他的私人卫队洗劫并夷平了蒙卡达将军遗孀的房屋时，他的情绪才平静下来。“奥雷良诺，你得注意点自己的良心。”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对他说：“你这个大活人已经在腐烂了。”这个时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召开了起义军主要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议。这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从理想主义者、野心家、冒险家、对社会不满的分子，直到通常的刑事犯。甚至还有一名犯了贪污国家资金罪的前保守党官员，他乘混乱之机逃避审判。他们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在这些观点不同而差点闹内讧的五花八门的人群中，有一个以阴险著称的头目，叫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他是纯印第安人，凶狠野蛮，目不识丁，不言不语，却心狠手辣，并具有救世主的才能，他手下的人对他崇拜如狂。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统一起义军的指挥权以反对政治家们的阴谋。可是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在他的意图实施之前便抢先下手，不到几小时，他便破坏了由最优秀的指挥者们组成的联盟，抢夺了中央指挥权。“这是一头必须格外留神的野兽。”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对他的军官们说：“对我们来说，此人比保守党的作战部长还危险。”这时一位很年轻的上尉非常谨慎地举起了食指，他平时的腼腆怕羞是出了名的。他说：

“这很简单，上校。”他建议：“应该把他杀了。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感到吃惊的倒不是这一建议的冷酷残忍，而是怎么会把他自己的想法抢先一秒钟表达出来的。

“你们可别指望我来下这样的命令。”他说。

他真的没下这样的命令。但是十五天后，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在一次埋伏中被剁成了肉酱，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升任总司令。就在他的权力得到所有起义军将领承认的这天夜里，他突然惊醒过来，叫喊着要毯子。他身上一阵发冷，刺骨透心，这冷气即使在太阳当空的时候也折磨着他，使他好几个月都不得安睡，直到成了他的一种习惯感觉。陶醉于权力的心情在阵阵冷颤中开始变得索然无味。作为战胜寒气的办法，他叫人枪毙了那个建议谋杀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他的命令总是在发布之前，甚至还在他脑子里形成之前就被执行了，并且总是执行得远远超过他敢于达到的地步。他讨厌那些被攻占的村镇里的人们向他欢呼，在他看来，正是这些人，也同样向他的敌人欢呼。他到处都遇到青年们用他的眼睛看他，用他的声音同他说话，用他向他们打招呼时那种同样不信任的神态向他致敬，并且说他们是他的儿子。他只觉得自己被分散在各处、被重复着，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他深信就是自己手下的军官也在对他撒谎。他跟马尔波罗格公爵一起战斗。“最好的朋友，”他经常这样讲，“就是刚刚死去的人。”他对自己的犹豫不定、对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恶性循环厌倦透了。这场战争使他老在原地打转，只不过他越来越年老、越来越衰竭、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如何打以及打到什么时候。他的粉笔圈外总有一个人在，这个人需要钱，或者因为他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或者因为他嘴里再也无法忍受战争的污秽臭气而想去长眠，只不过此人还能用最后一点力气立正向他报告：“一切正常，我的上校。”而正常恰恰是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最可怕的事情：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形影孤单，被预兆撇在一边，为了摆脱这种将伴随他直至老死的寒冷，趁着回忆最陈旧事物的兴致，在马贡多找了最后一块安身之处。他百无聊赖，当告诉他党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到达，受命前来跟他讨论战争何去何从问题的时候，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个身，半眠不醒地说：

“把他们带到妓女那儿去。”

委员会由六位穿大礼服、戴高礼帽的律师组成，他们以顽强的吃苦精神忍受着九月的骄阳。乌苏拉把他们款留在家中。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关在房里，密不透风地开秘密会议。晚上，他们便请一队卫兵保驾，带了一个手风琴队，到卡塔里诺酒店去自己付账喝酒。“你们别去找他们的麻烦，”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吩咐道，“总之，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十二月初，盼望了很久的这场会谈，很多人都预料将是没完没了的，岂知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在闷热的客厅里，那架散架的自动钢琴上罩了白床单，象尸体上罩了裹尸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它旁边，这一次没有坐在他的副官们画的白圈内。他坐在一把椅子上，身上裹着羊毛毯子，两旁是他的那些政治顾问，静静地倾听来使们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第一，放弃审查地契，以便重新获得自由派地主的拥护；第二，放弃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这是为了取得天主教居民们的支持；最后，取消私生子和合法子女享有同等权利的主张以保护家庭的完整。

“这就是说，”一俟这些建议宣读完毕，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微微一笑，“我们只是为夺取政权而战。”

“这是战术的改变而已。”代表中有人反驳：“目前，核心问题是扩大战争的民众基础。至于将来，我们等着瞧吧。”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抢先说道：“这是荒谬的解说。”他说：“要是说，这种改变是好的，也就是说，保守党政权是好的。要是用它来扩大战争的民众基础，诚如诸位所述，那么也就是说保守党政权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总之，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进行着一场背叛民族感情的战斗。”

他还想说下去，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用手势制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博士，”他说，“要紧的是，从现在这刻起，我们就只是为夺取政权而战。”他依然带着微笑，接过代表们递过来的文本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又说了一句，“我们接受这种战术的改变不会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他手下的人都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请原谅，上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温和地说，“但这是一种叛变。”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空中停住了蘸了墨水的鹅毛笔，于是在马尔克斯上校身上倾泻下他权力的全部分量：

“请您把枪交给我。”他命令道。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站起身，把武器放在桌子上。

“请您到军营去报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命令他：“您将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然后他签署了声明，把文本交还给来使们，对他们说：

“先生们，这些纸你们拿着，悉听尊便。”

两天以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躺在吊床里，对恳请宽恕赫里奈多的呼声置之不理。执刑前夕，乌苏拉不顾不准打扰他的命令，还是在卧室里见了他。她一身黑服，神色少有地庄重，站着谈了三分钟。“我知道你将枪毙赫里奈多。”她平静地说：“此事我无法拦阻你。但是有句话你得听着：只要一看到他的尸体，我现在以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尸骨，以纪念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名义和在上帝面前向你起誓，不管你钻到哪儿，我都要把你拖出来，用我的双手把你杀死。”在离开房间前，不等他回答，最后又加上一句：

“就象当初你出生时如果长着猪尾巴的话我会做的那样。”

那个没有尽头的长长黑夜里，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回忆着在阿玛兰塔缝纫室里那些逝去的傍晚的情景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长时间地搔着身上的痒，企图打破他孤独的坚硬外壳。从那个久远的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认识冰的时候起，他唯一的幸福时刻已经在银匠间里度过了。在那儿，时光流逝，他装配着小金鱼。他得发动三十二次战争，撕毁所有同死神签署的协议，象猪那样在荣誉的垃圾堆里打滚，终于晚了整整四十年才发现简朴单纯的特有的好处。

拂晓时，执刑前一小时，他来到牢房，因熬了通宵，显得很疲惫。“结束这场闹剧吧，老伙计。”他对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说：“趁那些混小子来枪毙你之前，咱们离开这儿。”面对这种态度，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再也忍不住对他的蔑视。

“不，奥雷良诺，”他反驳道，“我宁可死，也不愿看着你变成一把鬼头刀。”

“你不会看到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穿上鞋，帮我来结束这场狗屎不如的战争吧。”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想到，结束一场战争远比发动它要艰难。他费尽心血艰苦奋斗了几乎一年，才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又另外花了一年时间使他的部下相信，接受那些条件是相宜的。他甚至还以想象不到的残忍来镇压他手下军官们的反叛，这些军官坚持不肯出卖胜利果实，结果他不得不靠了敌人的力量才最终把他们制服。

作为战士，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优秀。他目标明确，即最终是为了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为那些政治家们的根据情况可以翻过来倒过去进行解释的口号而战，这激发起他昂扬的战斗热情。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这位以同样坚定的信念和忠诚，过去为胜利而奋战如今为失败而苦斗的战士，责备老战友那种无谓的鲁莽。“别担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莞尔一笑，“死，远远比一个人所想象的要难。”就他而言，这是事实。他确信自己的死期早已确定，这赋于了他一种神秘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本领，使他超然于战争的险恶而安然无恙，这种信念使他最后终于失败了，而要取得这种失败比争取胜利还要困难、还要残酷，付出的代价还要大。

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回家好多次，但是他每次抵达时呈现的紧急状态，处处伴随着他的军事机构，给他的出现镀上了传奇色彩——这一点连乌苏拉也感觉到了——到头来把他变成了一个陌路人。最后一次，他在马贡多把他三个情妇安置在一间屋子里，除了二、三次他有空来吃饭外，在自己家里见不到他的人影。俏姑娘雷梅苔丝和战争打得最激烈时出生的那对双生子几乎不认识他。阿玛兰塔也不能把两个形象合起来：一个是年轻时制作小金鱼的哥哥，一个是在他和其他人之间用三米距离隔开来的神话般的武夫。但是当知道停战就要来临，想到他将成为普通的人再度回家来时，已经麻木了这么多年的家庭温柔之情空前激烈地复萌了。

“我们家里终于又有了当家的男人了。”乌苏拉说。

但阿玛兰塔第一个心中犯疑：他们家可能要永远失去这个人了。停战前一星期，他没带卫队，跟在两名赤脚的勤务兵后面进了家门。勤务兵把骡子的套具和装着他诗稿的箱子——这是他往昔皇家装备的最后一点剩货——搬到走廊上。阿玛兰塔见他从缝纫室前经过便喊住他。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看来很难认出她来。

“我是阿玛兰塔。”她兴致很高，对他回来很快活，她举起缠着黑色绷带的手，说：“你看！”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象那遥远的一天早晨他被判了死刑回马贡多第一次看见她缠着绷带时一样，冲着她微微一笑。

“多快呀！”他说：“这时间可真不知怎么过的。”

布恩地亚家必须由政府军来保护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到，骂他的、向他吐唾沫的都有，人们说他加剧战争只是为了能卖个好价钱。他身子发烧，又感到冷，浑身颤抖着，腋窝下又生出了疖疮。六个月前，一听说要停战了，乌苏拉打开奥雷良诺结婚时的新房扫了一遍，并在角角落落里点没药熏，心想奥雷良诺这次回来定是准备慢慢老死在雷梅苔丝那些生锈的玩具堆上了。但实际上，最近两年中他已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精力，都付与了生活，包括暮年的生活。乌苏拉曾格外用心地布置了他的银匠间，可是他经过的时候，甚至没发觉钥匙已经插在锁孔上了。他没有觉察到时光在家里造成的细微而又令人心碎的破坏，这么长日子外出之后，对任何一个有着清晰记忆的人来说，这种破坏都会觉得是一场灾难。墙上石灰剥蚀，角落里蛛网结成了肮脏的绒花，海棠花上尘泥斑驳，横梁上白蚁啃出条条脉路，门臼里长出青苔，怀念在他面前铺设了种种狡诈的陷阱，对这一切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毫不痛心。他坐在走廊里，身上裹着毛毯，也没脱靴子，象在费劲地等待天晴。整整一下午，他就这样看着雨水滴落在海棠花上。乌苏拉这下明白了，这个人在家里是呆不久的。“如果不是战争，”她想，“就只能是死神来把他带走。”她的这个猜想是那样清晰、那样叫人信服，最后竟把它当作了一种预兆。

这天晚上吃晚饭时，那个被叫作奥雷良诺第二的用右手撮面包，用左手喝汤。他的孪生兄弟、被叫作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用左手撮面包，用右手喝汤。他俩的动作那么协调、一致，看起来这兄弟俩不是一个坐在另一个对面，而是在对着镜子吃饭。这对孪生子打从知道他俩长得一模一样时起就想出来的这个节目，现在又为刚到家的长辈表演了。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却并没发觉。看来他对一切都置若罔闻，甚至连俏姑娘雷梅苔丝光着身子进房去，他都没看上一眼。只有乌苏拉敢打断他的凝神遐想。

“要是你还得离家的话，”在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她这样对他说，“那你至少得设法记住咱们这一夜是怎么过的。”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这才明白——但并不吃惊，乌苏拉是唯一能看出他难处的人。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敢正眼看她的脸庞。她满脸皱纹，牙齿都蛀空了，披着一头干枯发白的头发，目光中闪现出惊讶的神色。他把她跟自己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的形象相比，那天下午他预感到一锅沸滚的汤要从桌子滑落下来，果然，那锅真的摔破了。在这一刻里，他发觉这半个多世纪来，日常生活的重担在她身上留下了多少深深浅浅的爪印鞭痕，多少大大小小的创伤、溃疡和瘢疤。他也证实了母亲的遭遇并没有在他心里激起丝毫的怜悯之情。他最后一次作出努力，在自己心底寻找柔情泯灭腐烂的地方，却还是没有找到。从前，当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拉的体味时，至少还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些羞愧，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到自己的思想是受了乌苏拉的影响。但所有这些现在都被战争夷平了。就连他的妻子雷梅苔丝，此时也只成了某个可做他女儿的人的形象。他在没有爱情的荒漠中所结识的那些女人，多得不可胜数，她们把他的种子撒播在整个加勒比海岸，但没有在他的感情上留下一丝痕迹。她们大多是摸黑进房来，拂晓前离去，第二天他醒来时，只有对她们肉体的一点索然无味的回忆。而不管时光流逝，战火纷飞，他唯一保存的一点柔情是孩提时对哥哥霍塞·阿卡迪奥的同情，这柔情并非建立在爱情上，而是建立在合伙同谋的勾当上。

“请原谅，”他对乌苏拉的请求，抱歉地说，“因为这场战争毁灭了一切。”

此后几天里，他忙着销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切踪迹。他清理了银匠间，只留下一些不知道是谁的东西，他把衣服送给手下的勤务兵们；他怀着父亲当年埋掉刺死普罗登肖·阿基拉尔的标枪时所抱有的同样的忏悔心情，在院子里埋掉了他的武器。他留了一支手枪和一粒子弹。乌苏拉没有去阻挠，她只劝阻过一回，那就是他正要毁掉挂在大厅里、由一盏长明灯照着的雷梅苔丝的铜版照相的时候。“这张像早就不是你的了。”她说：“这是全家的圣物。”停战前夕，家里所有能够使人忆及他的东西已经片件无剩，于是他把装有他诗集的箱子拿到面包房去，那里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正准备生炉子。

“把这烧了。”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递给她：“好好地烧，这都是些老掉牙的玩意。”

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历来不声不响，对人百依百顺，对自己亲生儿女都从未回过嘴，这回却觉得这事做不得。

“这些纸很有用的。”她说了一句。

“没有的话，”上校说，“这是替自己一个人写的东西。”

“那么，”她说，“您就自己来烧吧，上校。”

他不仅自己去烧了，还把箱子用斧头劈了，把木片也丢进了火堆。在这之前几小时，庇拉·特内拉来看他。这么多年不见，她变得这么老、这么胖，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很是吃惊，她过去的那种脆亮健朗的笑声到哪里去了！但是他也惊讶她的看牌本领居然如此精深了。“当心你的嘴巴。”她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暗自纳闷，他声誉鼎盛那阵子，有次她对他说的“当心你的嘴巴”，或许并不是对他命运令人惊奇的预见[1]。不一会儿，他的私人医生来给他腋下的疖疮开刀，他不露声色地问医生心脏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医生仔细听了会，然后用碘酒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圆圈。

停战那天是星期二，清晨天气温和，下着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五点不到便来到厨房，喝他惯常的不加糖的咖啡。“那天你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象今天这样的天气。”乌苏拉对他说：“那时你睁着两只眼睛，可把大伙儿吓坏了。”但他没有听进去，这时他心里正注意着划破宁静黎明的部队上的整队声、军号声和军官们的号令声。说起来他在战场上已经摸打滚爬了这么多年，那些声音对他来说已经是很熟悉了，但这次他仍然觉得两膝发软，全身一阵颤抖，就如他年轻时当一个精赤条条的女人站在他面前时所经历的那样。他模糊地感到，自己到底还是掉进了怀念的一个陷阱。他想如果他跟那位裸体的女人结婚的话，或许他会成为一个既不参加战争，也不会获得荣誉的人，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手工匠、一头幸福快乐的动物。这阵迟来的、没有预料的震颤，使他的早餐苦涩难咽。早晨七点钟，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在一队起义军军官的陪同下前来找他时，他发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沉默寡言、沉思孤寂。乌苏拉想在他肩上披一条新毛毯。“政府那边的人会怎么想呀，”她说，“人家还以为你是连买条新毯子的钱都没有了才投降的呢。”但他没有接受。他走到门口，看到雨还在下个不停，就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一顶旧毡帽戴在头上。

“奥雷良诺，”乌苏拉叫住他：“答应我，要是你在那儿遇到什么不如意的时候，你会想到你母亲。”

他远远地对她一笑，伸开五指举起了手，一句话都没说就迎着外面的叫骂声离开了家。那喊叫声、诅咒声、怒骂声一直响到等他出了市镇。乌苏拉用门闩闩上了大门，下决心她这世里再也不打开它了。“我们就都死在里面、烂在里面了吧。”她想：“即使我们在这幢没有当家男人的屋里变成灰，也不能叫这些该死的街坊四邻高兴地看着我们哭。”整整一上午，她搜肚刮肠地寻找事由来回忆儿子，却找来找去没找到。

签订停战协定的仪式在离马贡多二十公里的一棵巨大的木棉树下举行，不久以后这大树周围便建起了一个村子叫尼兰德。政府和两党的代表，以及交出武器的起义军代表团来到这里，招待他们的是一群穿着白长袍的、吵吵嚷嚷的见习修女，她们活象一群白鸽子，被雨水打得到处飞舞。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骑着一匹浑身泥巴的骡子，他没有刮脸，黯然神伤，与其说由于腋疮疼痛，不如说因为他孜孜以求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走过了荣誉和怀念荣誉的阶段，到达了希望的终点。根据他的安排，仪式中将不奏乐、不放爆竹、不敲欢乐钟声，也不欢呼，将没有任何可能会破坏停战的悲凉气氛的表示。一位流动摄影师为他拍了唯一一张原可能保存下来的照片，却没等冲洗出来就被迫把底板毁了。

仪式只进行了刚够签字盖章的那么一点时间，一顶马戏团用的打了补丁的帐篷里坐着代表们，帐篷中央放着一张粗糙的桌子，忠心耿耿跟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最后一批军官们围在桌子四周。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还想高声诵读一遍投降文告，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反对。“我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主义那套上。”他说着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内这种令人难受的沉默。

“上校，”他说，“请别让我们第一个签字。”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同意了。帐篷内鸦雀无声，静得人们可以根据鹅毛笔在纸上的沙沙响声猜出签的是谁的名字。当文件围着桌子兜了一圈，它上面第一个签名的位置依然空着。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准备填补这个空白。

“上校，”这时他手下另一名军官对他说，“您要做一个好样的军人还来得及。”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声色不动地在第一本文件上签了名，在他要签最后一本的时候，帐篷门口出现一位起义军上校，他牵着一头驮着两只箱子的骡子。尽管此人看起来很年轻，却一副劳碌辛苦的样子，不过神色很平静。他是马贡多地区革命军方面的司库。他牵着这头快要饿死了的骡子，走了六天艰难的路程，赶在停战协定签字这天来到这里。他小心翼翼地卸下一只只箱子，谨慎得惹人发火，他把箱子一一打开，从里面一块一块地把七十二块金砖放到桌子上。谁也记不得有这么一笔财富。最近一年里，中央指挥部四分五裂，革命蜕化成了各派头头之间的血腥残杀，要确定谁对这笔财产负责是不可能的。这些先铸成块状、然后包上陶土的起义者们的金子，已经不属任何人控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是把这七十二块金砖包括在投降时应缴出的物资清单里。他没允许别人发言就结束了仪式。那位瘦削的青年站在上校对面，用他那双镇定自若的糖浆色的眼睛盯着他的双眼。

“还有事？”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问。

“收条。”他说。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亲笔写了张收条递给他。接着他喝了一杯柠檬汁和一小块由见习修女们分发的甜面包后就退出帐篷到另一个营帐里去了，那营帐是人家为他一旦想休息而准备的。他在那儿脱下了衬衫，在行军床边上坐下。下午三时一刻，他把一粒手枪子弹射进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脯上用碘酒画的圆圈里。这个时候，在马贡多乌苏拉正奇怪牛奶煮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开，她揭开炉上的奶壶盖一看，里面全是蛆虫。

“他们杀死了奥雷良诺！”她惊叫起来。

出于她的孤独的习惯，她向院子望去，只见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神情很忧郁，比他死的时候老多了。“他们背信弃义地把他杀死了。”乌苏拉一口断定：“谁也不会好心地替他合上双眼。”傍晚时她抬起泪眼，看到一些急速旋转的发光的橘黄色圆盘象流星似地划过天空。她想，这就是死的标记。当人们把裹在因血迹发硬的毯子里、圆睁着双眼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抬来的时候，她还在栗树下她丈夫的膝盖上啜泣。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危险。子弹准确无误地沿着一条轨迹穿过身子，医生可以用一条浸过碘酒的布条，从前胸塞进去，从后背拉出来。“这是我的杰作。”医生得意地对他说：“这是唯一可以穿过一粒子弹而不会伤着任何要害部位的一个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边围着那些悲天悯人的见习修女，她们声嘶力竭地高唱赞美诗，祈求他的灵魂安息。这时上校懊悔没有象预先想的那样把子弹打进上颚上，他没有那样打，只是为了嘲弄一下庇拉·特内拉的预言。

“要是我现在还有权的话，”他对医生说，“我一定不经审判就叫人把你毙了，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让我出丑。”

他自杀未遂这件事很快便使他恢复了失去的威望。那些编造谎话说他所以出卖战争是为了换得一幢墙壁用金砖砌成的住所的人，现在把他的自杀企图描绘成一种保持荣誉的行动，称颂他是烈士。以后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拒绝接受共和国总统授予他的功绩勋章时，连最激烈反对他的对手也列队来到他房里，要求他不承认停战的条款，以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家里堆满了为赔礼道歉而送来的各种礼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为时已晚地意识到自己拥有老战友们的众多的支持。他没有排除让他们心满意足的可能。不仅如此，有些时候，他对发动一场新战争的想法是那么振奋激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甚至想，只要找一个借口就马上可以行动起来。实际上也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借口。共和国总统在每份请求书未经一个特别委员会根据国民议会通过的拨款法审核以前，拒绝支付自由派和保守派老战士们的战争养老金。“这是对停战协定的践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吼道：“那些老战士等待邮局的通知将等到老死。”他第一次离开了乌苏拉为他养伤而买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决定给共和国总统口授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件。在这份从未公布的电函里，他谴责政府方面首次违反了尼兰德协定，他说要是十五天之内不解决养老金的拨款问题的话，他将进行殊死的战斗。他的严正的态度，使人觉得甚至可以指望保守党的老战士们也会参加他的队伍。但是政府的唯一回答是借口保护他而加强了已在他门口站岗的军事卫队，以及禁止他跟任何人会见。全国各地对其他几位须小心防范的头头们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是一个多么及时、多么突然、而又多么有效的行动啊！停战后两个月，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体完全康复了的时候，他的那些最坚决的谋事者不是死了，就是被放逐出国，或者永远被民政局管住了。

十二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离开了养伤的房间，对他来说，只要往走廊里看上一眼就足以使他不再想战争的事了。乌苏拉以一种在她那个年纪简直是不可能有的精力，重新使家里焕发青春。“现在让他们瞧瞧，我是什么人。”当她知道儿子不碍事了时这样说：“没有比这座疯子们的家更好、更向大伙儿敞开大门的人家了。”她叫人清扫和油漆了房屋，换了家具，修复了花园，种上了新的花卉，打开了门窗让夏天耀眼的亮光一直照到卧室里。她下令终止一次次叠加的举丧活动，自己也脱下严肃刻板的丧服，换上年轻人的服装。自动钢琴又使家里荡漾起欢乐的气氛。听到这音乐，阿玛兰塔想起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想起他黄昏时分佩带的栀子花和熏衣草香味，此时她枯萎的心底开放出一朵由时间滤净了的怨恨之花。一天下午乌苏拉想整理一下客厅，便去请守卫的士兵来帮忙。年轻的卫队长答应了。以后渐渐地，乌苏拉又派给他们新的差使。她请他们吃饭，送给他们衣服和鞋子，还教他们读书写字。当政府停止对布恩地亚家监视时，有位士兵就留下来跟家里人一起生活，为家里服务了很多年。新年那天，年轻的卫队长被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冷淡激疯了，一早起来竟为爱情而死在她的窗下。

[1]指有次他喝了一杯搀有足以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的咖啡而差点送命的事。

第十章

若干年之后，当他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一定会记得六月份一个淫雨连绵的下午，他踏进房去看他头生儿子时的情景。尽管孩子并不活泼，又爱哭闹，毫无布恩地亚家族的特征，他还是没多费脑子，一下子就给他起了名字。

“就叫霍塞·阿卡迪奥吧。”他说。

菲南达·德尔·卡庇奥——奥雷良诺第二跟这位美丽的妇人是一年前结的婚——同意了。相反，倒是乌苏拉无法掩饰她那隐约感到的不安。在家族的漫长历史上，这名字的一次又一次重复使她得出了她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结论：奥雷良诺们都离群索居，却头脑出众；而霍塞·阿卡迪奥们则感情冲动而有闯荡精神，但都打上了悲剧的印记。唯一无法归类的例子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奥雷良诺第二。两人小时候长得那样相象，又那样调皮，连他们的母亲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也分不清。洗礼那天，阿玛兰塔给他们戴上刻有他们各自名字的手镯，穿上不同颜色、标有各人名字缩写字母的衣服。但是到了开始上学的时候，两个人却对换了衣服和手镯，连名字也相互乱喊了。梅尔乔·埃斯卡洛纳老先生是习惯从孩子穿的绿衬衫来辨认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当他发现这个穿绿衬衫的戴着奥雷良诺第二的手镯，而另一个尽管穿着白色衬衫、戴着刻有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手镯，却说自己叫奥雷良诺第二的时候，他便不知如何是好了。从那时起，就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他们谁是谁。即使后来他们长大了，并且生活又把他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乌苏拉还是经常暗自发问：会不会在他们颠三倒四玩换名字游戏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乱套搞错了，并且一直错到现在？直到他们成了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他俩还是两台同步运转的机器，两人同时醒来，同一时刻想到要去洗澡间，遭受同样疾病的折磨，甚至做梦也梦见同样的事情。在家里，大家都以为他俩的动作所以一致，只不过是他们想制造混乱而已，谁也不清楚实际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给哥儿俩中的一个倒了杯柠檬水，他尝了一口，还没尝出味道，另一个马上就说杯里没加糖。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确实忘了加糖。她把这事告诉了乌苏拉。“他们全都一样，天生的怪人。”乌苏拉不以为怪地说。结果，时间的流逝把一切事情都搞乱了。在换名游戏中用了奥雷良诺第二名字的那个变成了象祖父那样的彪形大汉，而用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名字的那个，则长得象上校那样棱骨分明。他俩保持的唯一共同点便是家里人那种孤独的神情。或许就是这种体型、名字和性格上的交叉使得乌苏拉猜想这两个人从小时候起便乱了套。

在战争正打得激烈的那时候，才发现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那时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央求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带他去看枪毙犯人。尽管乌苏拉反对，他还是遂了心愿。奥雷良诺第二则相反，他只要一想到去观看枪毙人就直打哆嗦。他宁可呆在家里。十二岁那年他问乌苏拉那间锁了的房间里有什么玩意儿。“一些纸片，”乌苏拉答道，“是墨尔基阿德斯的一些书和他老年时写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样的回答，原想让他安静些，不料却反而增加了他的好奇。他老是缠着不放，再三保证不弄坏里面的东西。乌苏拉终于把钥匙给了他。自从墨尔基阿德斯的尸体从那里抬出去后谁也没有再进过这间屋。门上挂了锁，锁的零件都锈住了。但是当奥雷良诺第二打开窗户，一股熟悉的光束，象是已习惯了每天把这里照亮似的，探进房来，屋里没有丝毫尘埃和蛛网的痕迹，一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比墨尔基阿德斯下葬的那天扫得更彻底，显得更干净。墨水缸里的墨水没有干涸，也没有氧化物蒙住金属的光泽，甚至连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烧水银蒸气的管子炉上的余火都没熄灭。搁板上放着用一种白得象人皮制革似的硬板纸装钉的书籍和原封未动的手稿。尽管这儿已空关了很多年，但空气好象比家里任何地方都清新。一切都那样的整洁如初，几个星期后，当乌苏拉拎了桶水、拿着笤帚进来擦洗地板时，竟觉得无事可做。奥雷良诺第二全神贯注地在看一本书，这书没有封面，书名也从未在哪一页上出现过，可是那孩子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什么一个女人坐在饭桌上用别针专挑米粒吃的故事啦，什么一个渔夫向邻居借了一块压渔网用的铅坠子，后来作为报答，他送给邻居一条鱼，而在鱼肚子里有一颗钻石的故事啦，此外还有会满足人的愿望的神灯的故事，飞毯的故事，等等。他非常惊奇，问乌苏拉所有这些是否都是真的。她说是真的。很多年前，吉卜赛人曾把神灯和飞毯带到马贡多来过。

“问题是现在的世界正一点一点地在消亡，那样的东西再也不来了。”她叹息道。

看完了这本由于缺页而使好多故事都没有结尾的书以后，奥雷良诺第二投入了破译手稿的工作。但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手稿上的字母就象晾在铁丝上的衣服，说它象文学作品，还不如说象音乐符号。有一天在炎热的中午，他正在仔细琢磨手稿的时候，忽然感到房间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背对窗户的反光，墨尔基阿德斯坐在那儿，两手放在膝盖上。他还不到四十岁，仍然穿着那件不合时宜的背心，戴着鸦翼帽，白白的两鬓上滴着由于炎热而从头发根里渗出的油腻，就象奥雷良诺和霍塞·阿卡迪奥小时候看到他的模样一般。奥雷良诺第二一下就认出了他，因为那种遗传的印象代代相承，从他祖父的记忆那里传到了他的脑中。

“您好！”奥雷良诺第二说。

“你好，年轻人！”墨尔基阿德斯回答。

打从那会儿起，好几年中，他们几乎天天下午相见。墨尔基阿德斯向他讲述世界上的事，设法把自己过去的学识传授给他，但不肯翻译手稿上的话。他解释道：“不满一百年，谁也不该懂得它的意思。”对这类会见，奥雷良诺第二一直秘而不宣。有一次他觉得他个人的这个小天地差点塌了，因为正当墨尔基阿德斯在房间里的当儿，乌苏拉进来了。但她看不见他。

“你跟谁在讲话？”她问他。

“没跟谁呀。”奥雷良诺第二回答。

“这可跟你的曾祖父一个样了，”乌苏拉说，“他也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

就在这个时期，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大饱了观看枪毙人的眼福。他大概终生难忘六颗子弹同时出膛的青紫色闪光，消散在山岗后面的炸响的回声，被枪杀者凄惨的笑容和惊慌失神的眼睛——这个人的衬衫上已渗出了鲜血，却依然直挺挺地站着，人们把他从柱子上松绑下来、塞进盛满石灰的棺材时，他依然在微笑。“他还活着，”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想，“他们要把他活埋了。”这一印象对他刺激很深，使他从那时起就憎恨起军事和战争来了。这倒并非缘起枪决这件事本身，而是活埋被枪决者的可怕的惯常做法。那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从何时起开始到塔楼上敲钟，帮助“丘八”神父的继承者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做弥撒，以及照料神父家院子里的那群斗鸡的。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得知这一切后，狠狠把他训了一顿，因为他竟然在学做被自由派唾弃的事情。“问题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反驳道，“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保守派了。”他相信这似乎是命运的裁决。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老羞成怒，把这事告诉了乌苏拉。

“再好也没有了！”她很赞同曾孙的决定：“但愿他真的能当上神父，这样，上帝最终会进这个家来了。”

不久便得到消息说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正在指点他主持第一次圣餐仪式。神父一边剃去斗鸡颈脖上的毛，一边给他讲解教义要则。两人把抱蛋的母鸡放到窝里去时，神父就用一些简单的例子给他解释创世的第二天上帝是怎样想到要让小鸡在蛋里形成的。从此以后，神父就表现出老年性痴呆症的初期症状。这种病使他几年后竟然说可能是魔鬼最终赢得了那场反抗上帝的叛乱，并说，正是这个魔鬼，如今坐在天主的宝座上，为欺骗那辈冒失之徒而没有露出他的真面目。经过这位家庭教师大无畏精神的磨砺，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没过几个月就既能熟练地用神学诀窍使魔鬼晕头转向，又能灵巧地在斗鸡圈套中叫对手上当受骗。阿玛兰塔替他做了一件有领子和领带的亚麻布衣服，给他买了一双白色的鞋子，用金色的字母把他的名字缀在叙利亚式纽带上。第一次圣餐仪式举行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把他跟自己一起关在圣器室里，以便借助一本罪孽辞典，让他忏悔。孽障的条目长长一大列，习惯六点钟上床睡觉的神父没等念完，便在椅上睡着了。对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来说，这种审问实在是一种启迪。神父问他是否同女人干过坏事，他倒不吃惊，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但是对问他是否同动物干过坏事的问题，他却惘然失措了。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他领了圣体，但对那个问题仍百思不解。后来他问佩特罗尼奥——此人是一个有病的教堂司事，住在塔楼里，据说，他靠吃蝙蝠度日。他答道：“这是因为有些堕落的基督徒同母驴也干那类事。”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还是好奇地缠着要他进一步解释，佩特罗尼奥不耐烦了。

“我就是每星期二晚上去的，”他供认道：“如果你答应不给人讲的话，下星期二我就带你去。”

果然，到了下星期二，佩特罗尼奥从塔楼上下来，带了一张小板凳——直到那时，才知道它的妙用。他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带到附近一个院子里。小伙子对这种夜袭喜欢极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他在卡塔里诺的酒店里露面。后来，他成了斗鸡的饲养者。“快把你这些鸡赶到别处去！”乌苏拉第一次看见他带了那些出色的搏斗动物踏进家门时就这样下令说：“这种鸡给家里带来的苦处已经够多的了，你倒又去弄来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二话没说便把那些鸡带走了。但他继续在祖母庇拉·特内拉那儿饲养它们。庇拉对他有求必应，以换得留他在身边。很快他便在斗鸡场上显示了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灌输给他的那类学问，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不仅足以丰富他的饲养业，而且可以满足一个男人享乐的需要。那时候，乌苏拉把他跟他兄弟相比，弄不懂这对小时候看来象一个人似的孪生兄弟最后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同。不过这种困惑并未持续多久，因为奥雷良诺第二很快也开始显出懒散、浪荡的迹象来了。当他关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时，他是个专心致志的人，就象年轻时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样。然而尼兰德协定签字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脱离了沉思回到了现实世界。有个年轻的女子好象很熟识似地同他打招呼。她是出售彩票的，奖品是一架手风琴。奥雷良诺第二并不吃惊，因为经常有人把他错当成他兄弟的，但他没告诉她认错了人，甚至当那姑娘哭哭啼啼的搅得他春心酥软，并最终把他领到了她房间里的时候，他都没吭一声。打从这第一次相会起，那姑娘对他一往情深，她在开彩时做了手脚，让他赢得了那架手风琴。过了两个星期，奥雷良诺第二才发觉那女子原来轮流着跟他和他兄弟睡觉。她把兄弟俩当成一个人了。但是奥雷良诺第二非但没把事情说穿，而且故意作了安排，使这个局面延续下去。他再也不去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了。每天下午在院子里不顾乌苏拉的反对，根据听来的知识学着拉手风琴。乌苏拉之所以反对，因为那时候家里服丧，她曾禁绝一切乐声；另外她也瞧不起手风琴这玩意儿，认为这是继承好汉弗朗西斯科衣钵的流浪汉们玩弄的乐器。但是奥雷良诺第二还是成了很有造诣的手风琴手，即使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仍然喜欢拉手风琴。他是马贡多最受尊敬的人士之一。

在将近两个月中，他和他兄弟就这样分享着这女人。他留意着他兄弟，破坏他的安排，一旦确信哪个晚上他兄弟不会去这位他俩的共同情人的家时，他就去跟她睡。一天早晨他发觉自己得了病。两天后，他撞见他兄弟紧紧抓着洗澡间的横梁，浑身汗水淋淋，哭得泪流满面。于是他明白了。他兄弟告诉他，那女人把他抛弃了，说是害她染上了一种她所说的由于生活放荡而得的暗病。同时还告诉他，庇拉·特内拉正在如何设法给他治疗。奥雷良诺第二偷偷地用高锰酸钾热水洗身子，服用利尿剂。经过三个月不事声张的痛苦折磨，兄弟俩分别痊愈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没有再去看那个女人，而奥雷良诺第二则得到了她的谅解，两个人厮混在一起直到老死。

她叫佩特拉·科特，是战争正酣时来到马贡多的。她那位邂逅而遇的丈夫靠开彩过活。那人死后，她继续做这个生意。她是一个年轻纯正的黑白混血女人。一对黄莹莹的杏儿眼，给她的脸上增添一种强悍女子的凶横。但她心地宽厚，再说还是一个绝妙的情种。当乌苏拉得知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成了斗鸡手，奥雷良诺第二在姘头家吵吵嚷嚷的聚会上大拉手风琴时，她真以为自己糊涂得发疯了。在这两个宝贝身上似乎集中了家族的所有缺点而没有半点美德。于是乌苏拉决定今后谁也不准再叫奥雷良诺和霍塞·阿卡迪奥这两个名字。尽管如此，奥雷良诺第二的头生子出世时，她却没敢阻止。

“好吧，”她说，“不过有个条件，得由我来抚养他。”

乌苏拉虽然年逾百岁，两眼因白内障几乎快瞎了，但却保持着强壮的体魄，完美的性格和健全的思维。在培养重振家族威望的人材上，没有人及得上她。她培养的这个人将永远听不到战争、斗鸡、生活淫荡的女人和胡思乱想的事业，在乌苏拉看来，这是害得家业衰败的四大灾难。“这一个会当神父的，”她庄严地许下诺言，“若是上帝还让我活下去，他还能当上教皇呢。”听她这么一说，不仅卧室里的，而且整幢房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家里聚集着奥雷良诺第二的一辈吵吵闹闹的狐朋狗友。战争已被扔进了存放悲惨记忆的高阁，它仅仅在开启香槟酒的砰砰爆气声里被偶尔提到。

“为教皇的健康干杯！”奥雷良诺第二起身祝酒。

客人们齐声应和，接着主人拉起手风琴，爆竹升空，还吩咐全镇敲起欢乐的鼓声。清晨，浑身被香槟湿透的来客宰了六头牛置放街头以飨众邻，谁也不觉得奇怪，自从奥雷良诺第二当家以来，即使没有象生了一个教皇这样的正当缘由，类似的欢庆活动也已是家常便饭了。短短几年里，没花什么心血，全靠运气，奥雷良诺第二因他所养的动物的异乎寻常的繁殖而积聚了大笔钱财，成为沼泽地一带的一名巨富。他的母马一胎下三驹，他的母鸡一天下两次蛋，肉猪长起膘来简直没个了时，以至大家都认为，要不是魔法，怎么能解释这种毫无节制的繁殖。“现在你得省着点用，”乌苏拉常对这个不知所措的曾孙子说，“这样的好运道不会跟着你一辈子的。”但奥雷良诺第二毫不介意，他越是大开香槟灌他的朋友，他的家禽牲畜越是没命地生蛋下崽，从而使他也越加相信，他的福星高照并不取决于他的行为，而是由于他姘妇佩特拉·科特的威势，她的情爱具有刺激生殖的功能。对于佩特拉·科特是他财运渊源这点，他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从来不让她远离他的牛马猪鸡，即使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还是在菲南达的允诺下，继续与她同居。他结实、魁梧，如同他的祖辈，但他还具有他祖辈所不具备的生气勃勃的欢悦神态和难于拒绝的和蔼表情。他简直没有空闲去看管他那些禽畜，他只须把佩特拉·科特带到他的养殖场去，让她骑着马在他的土地上兜一圈，就足以让所有烙上了他印记的动物无可挽救地陷于疯狂繁殖的灾难中。

就象人生长河中发生的一切幸运事一样，这一无边无际的福运也渊源于偶然。直到战争结束，佩特拉·科特都是靠抽彩的行当维持着生计，而奥雷良诺第二则常常想方设法抠乌苏拉的积蓄。这两个人合成了轻狂的一对，他们对别的事一概不挂心，只想着夜夜睡在一起，连不该纵欲的日子也不例外，在床上挑逗欢娱直至天明。“那女人会把你毁了的。”每当看见这位曾孙象梦游人似的闪进屋来的时候，乌苏拉总要这样对他喊道：“看她把你迷成这个样子！总有一天，我会看见你肚里象塞了只蛤蟆似的痛得直打滚。”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好久以后才发觉到自己有了这么一位替身。但奥雷良诺第二充耳不闻乌苏拉的叫喊和他兄弟的嘲笑，他那时想的只是找个职业给菲南达养家，自己则跟佩特拉·科特能在这种偷情的狂热情欲中有一天死在一起。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终于被老年的宁静魅力所吸引，重新打开工作间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心里盘算，加工小金鱼倒是一桩好买卖。他好几小时呆在热气逼人的小房间里观看那些坚硬的金属片，经过上校这种看破红尘者的难以想象的耐心敲打，怎样逐渐变成了金色的鳞片。奥雷良诺第二觉得这活儿太劳累了，而且他又那样良久和急切地想着佩特拉·科特，三个星期后，工作间里就不见他人影了。正是这个时候，他叫佩特拉·科特做兔子的彩票生意。兔子繁殖、长大，快得叫人几乎来不及卖掉彩票。起初，奥雷良诺第二还没留意这种令人吃惊的增殖规模。后来，镇上已没有人想打听兔子的彩票了。一天夜里，他听到院墙上一声巨响。“不用害怕，那是兔子。”佩特拉·科特对他说。那天晚上，兔子的忙碌声吵得他们再也无法安睡。天亮时，奥雷良诺第二打开房门一看，院子的地上铺了一层兔子，晨光熹微中一片青蓝色。佩特拉·科特笑死了，忍不住跟他开了个玩笑。

“这些都是昨晚生的，”她说。

“我的妈呀！”他说，“你为什么不用母牛来试试？”

几天后，为让院子里清静些，佩特拉·科特把那些兔子换了一头母牛。这母牛两个月后便一胎生了三犊。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一夜之间，奥雷良诺第二成了畜群和土地的主人。他简直来不及扩建他那满得呆不下的畜栏和猪圈。这一令人目眩眼花的繁荣使奥雷良诺第二开怀大笑，他只好用古怪的举动来抒发内心的欢乐。“别生了，母牛啊，生命是短促的！”他冲着牛群喊。乌苏拉却在一旁纳闷：如果他不做贼，没有偷别人的牲口，那他搞的什么鬼把戏呢？每当看见他打开香槟酒，仅仅为了让泡沫喷到自己头上取乐时，她总要高声骂他败家子。这类训斥他听得心烦了。一天早晨醒来，他精神特别好，就夹了一箱钞票、一桶浆糊和一把刷子，嘴里高声唱着好汉弗朗西斯科的那些老歌，用一比索的纸币把屋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糊了一层。这幢老房子从搬来自动钢琴那时起，便刷上白色；现在这么一来，别人就以为它是一座清真寺了。就在家里人的喧哗、乌苏拉的惊愕和挤满街头观看赞颂这一挥霍壮举的镇上居民的欢闹声中，奥雷良诺第二完成了从大门到厨房，包括浴室和卧室所有地方的裱糊工作。他把剩下的钞票往院子里一扔，说：“从现在起，我希望这幢房子里的人谁也别再跟我提钱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乌苏拉叫人揭下贴在石灰疙瘩上的钞票，又重新把房子刷白。“我的上帝啊，”她常常这样祈求，“你让我们还象创建这个村子时那么穷吧，以免到了阴间你来索讨今日挥霍作孽的冤债呀！”但她的央求却被上帝从反面理解了。事情就出在揭墙上纸币的工人身上。有一个人不小心绊倒了一尊巨大的圣约瑟石膏像，那是战争后期有人寄放在家里的。塞满金币的空心塑像倒在地上打碎了。没人记得清是谁把这尊真人般大小的圣像带到家里来的。“是三个男人，”阿玛兰塔解释说，“他们求我在雨季结束前让咱们家代为保管，我就叫他们放在那里，就是那个角落里，因为谁也不会到那儿去碰它的，他们十分小心地把塑像放在那里。从那时起，这座像就一直在那儿。后来他们没有再来找过。”最近一段时间，乌苏拉在这座圣像前点起蜡烛，跪地膜拜，却万万没想到她不是在敬仰一位圣徒，而是在尊崇这几乎有二百公斤重的金子。她发觉自己竟无意中亵渎了天主已为时过晚，她的忧伤也就愈加深重了。她朝这堆数目可观的金币啐了一口，把它装进三只帆布袋，埋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期待那三个迟早会来的陌生人向她讨回这笔钱。很久以后，在她垂暮之年乌苏拉还经常打断那时候到家里来的许许多多客人的谈话，问他们之中有没有谁在战争年代把一座圣约瑟石膏像寄存在她家里，说是要他们在雨季结束前代为保管。

这类深深折磨乌苏拉的事情在那时候经常发生。马贡多挣扎在神奇的繁荣中。创建者们用泥巴芦苇搭起的屋子早已被装有木制百叶窗并有水泥地板的砖瓦房代替了。新房子能更好地抵御下午二点钟时的闷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当初创建的小村落如今只留下了那些沾满尘土的杏树——这些树命中注定要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经受考验——以及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河中那些史前古化石在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硬是要清除河床以开辟航道时，用长柄铁锤猛击猛锤捣成了粉末。那是一个头脑发昏的梦想，简直与他的曾祖父不相上下，因为多石的河床和无数险阻妨碍了从马贡多到大海间的通航。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一次突如其来的鲁莽的冲动下，决意实施这个计划。活到那时为止，他还从来没有表现出有什么想象力。除了那段跟佩特拉·科特的短暂艳遇外，他还没尝过其他女人的滋味。乌苏拉把他看作是整个家族所有子孙中最赖的一个。甚至作为斗鸡场上的捧场者，他也并不出众。那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给他讲起那艘在离海十二公里处搁浅的西班牙帆船的故事，还说在战争期间他曾亲眼见过这船上已经变成了木炭的龙骨。在很长时间里那么多人都觉得这个故事难以相信，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却觉得这是一大启示。他把他的那些斗鸡卖给了出价最高的竞购者，便招募人员，购置工具，决心投入这场破碎石块、开挖渠道、清除暗礁以至夷平瀑布的浩大工程。“这些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乌苏拉叫起来，“时间象是在打圈圈，我们又回到了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当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认准这河可以通航时，便把计划详详细细讲给他兄弟听，奥雷良诺第二给了他工程所需的钱款。此后，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很久没在镇上露面。当有消息说一艘奇怪的船只正在驶进马贡多镇的时候，人们已经在说他买船的方案只不过是侵吞他兄弟钱财的一个圈套。镇上的居民早已不记得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巨大工程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奔到岸边，睁着疑惑发愣的双眼，看着这条在镇上停泊过的头一艘也是最后一艘船只的到来。它不过是树干扎成的木筏，由二十个人在岸上用很粗的缆绳拖着走。船头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眼里闪出得意的神色，正在指挥这桩费力的作业。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群绰有风姿的女郎，她们撑着绚丽的阳伞遮挡灼人的日光，肩上披着精致的丝围巾，脸上涂着油彩，头发上插着鲜花，手臂上绕着金蛇，牙齿里镶着钻石。那个圆木筏子便成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得以乘载到马贡多来的唯一交通工具，而且就只有这么一次，但他从来不承认他事业的失败。相反，他宣称自己的这一业绩是一次意志的胜利。他跟兄弟详细地结算了账目，而后便很快又投入到他习惯的斗鸡营生中去了。这次富有首创精神的历险，留下来的只是吹起了一股由女郎们从法国带来的革新之风。她们的巧妙手腕改变了爱情的传统方式，她们的社会福利观摧毁了过时的卡塔里诺酒店，从而把街道变成了日本式街灯和令人怀旧的手摇风琴的市场。正是这群女郎发起了把马贡多连续三天置于迷乱之中的血腥狂欢节，这节日唯一久长的成果便是为奥雷良诺第二结识菲南达·德尔·卡庇奥提供了机会。

俏姑娘雷梅苔丝被宣布为狂欢节的女王。乌苏拉为曾孙女令人不安的美貌所震栗，但无法阻止这一推选。那时候，乌苏拉成功地做到不让她上街去，除非跟阿玛兰塔去望弥撒，但非得要她用一块黑头巾把脸遮起来不可。那些厚颜无耻的男人，那些装扮成神父却在卡塔里诺的酒店里做亵渎神明的弥撒的人，他们上教堂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看俏姑娘雷梅苔丝的芳容，哪怕望上一眼也好。她的传奇般的美貌正被人们以令人吃惊的热情谈论着。他们过了好久才达到目的。但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宁可永远不来为好，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此再也无法享受睡觉时的安逸了。有个外乡客终于得以实现他一睹芳容的心愿，却永远失却了往昔的沉着而陷在卑劣和穷困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几年后，一列夜行的火车把他碾得粉碎，当时他躺在铁轨上睡着了。自从看见他穿着一身绿色灯芯绒衣服和绣花背心在教堂里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人怀疑他准是受俏姑娘雷梅苔丝的神奇魅力吸引，从很远的地方，或许是从外国的一座遥远的城市赶来的。他是那样英俊、潇洒和文静，风度举止是那样洒脱，要是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跟他一比，简直是个不足月的婴儿了。好多女人在叽叽喳喳的说笑中断定，他这个人才真正配得上那位戴黑面纱的。在马贡多他跟谁也不来往，每星期日早晨，他象故事中的王子那样出现在镇上，骑着一匹饰有银脚镫和天鹅绒鞍座的骏马，望好弥撒就离镇而去。

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很深，在教堂里第一次看见他时起，大家就确定无疑地认为，在他与俏姑娘雷梅苔丝之间存有一种紧张的、无声的决斗，一种秘密协议，一种其最后结局不仅仅是爱情，而且也是死亡的不可回避的挑战。第六个星期天，这位青年绅士手里拿着一朵黄白色的玫瑰花出现在教堂里。他象平时一样，站着听完了弥撒，末了，他拦住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去路，把这孤零零的一朵玫瑰献给她。她以极自然的姿势接过花，好象她早就准备好接受这一礼物似的。这时她撩起面纱，露了一下脸，冲他微微一笑表示感谢。这就是她所做的一切。这须臾间不仅对青年绅士，而且对所有不幸承蒙恩准睹其风采的男人来说，都是万劫不复的一瞬。

从那以后，这位青年绅士便在俏姑娘雷梅苔丝的窗下布置了一个乐队，有时候竟一直演奏到天亮。只有奥雷良诺第二一个人对他亲切地表示同情，并企图打消他的执拗念头。“您别再浪费时间了。”有天晚上奥雷良诺第二对他说：“这家里的女人比母驴还坏。”他对这个人表示友好，邀请他痛饮香槟，设法使他明白这家的女人都是铁石心肠的，但还是没能扭转他那冥顽不灵的脑袋。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被这没完没了、通宵达旦的音乐惹得发火了，威胁要用手枪子弹来治他的痛苦。但什么也吓不退、赶不走他，除非他因自己可怜的颓丧心情而不来。他从一个无可挑剔的衣着考究的人变成了龌龊低下、衣衫褴褛之徒。还听说他放弃了在遥远国土里的权势和财产，虽则事实上谁也不了解他的底细。他变得喜欢惹是生非、争斗吵架了，酒店饭馆里常见他骂骂咧咧。在卡塔里诺的酒店里，天亮的时候，只见他躺在自己拉的屎堆上。他这出戏剧中最可悲的是，甚至当他身着王子的服装出现在教堂时，俏姑娘雷梅苔丝都没正眼瞅他一眼。她接受黄玫瑰花并没有丝毫坏心，但只不过对那个人的古怪表情觉得有趣而已；她撩起面纱也仅是为了更好地看看那人的模样，而不是为了露出自己的真容让他欣赏。

事实上，俏姑娘雷梅苔丝并不是属于这一世界的人。她发育后很久，还得由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给她洗澡和穿衣。即使到了能够自己料理生活的时候，还是得有人看住她，不让她用自己粪便搓成的一根根小棍儿在墙上乱涂乱画小动物。她长到二十岁还没学会读书写字，吃饭时还没用过一回餐具。她总是赤身裸体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她的天性抵制着一切常规习俗。当年轻的警卫队长对她表白爱情时，她简简单单就回绝了，因为他的轻浮使她吃惊。“你看，这人头脑多简单！”她对阿玛兰塔说，“他说他正在为我而死，好象我是绞肠痧似的。”当看到那青年真的死在她窗下时，她觉得更可证实她最初的印象了。

“你们看到了吧，”她评论道，“他真是个十十足足头脑简单的家伙。”

好象有股洞察一切的光亮使她能看到一切事物形壳之外的本质。这至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观点。他认为，俏姑娘雷梅苔丝决不象大家认为的那样智力发育晚，而是正好相反。“她好象是从二十年的战争中走回来似的。”他常常这样说。从乌苏拉方面说，她感谢上帝赐给家里这么一个纯洁的造化物，但同时，曾孙女的美貌又使她惶惶不安。她认为美貌是一个矛盾的德操，一个在真纯中央的魔鬼般的陷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决计要使曾孙女远离尘世，使她免受凡间的一切诱惑，殊不知俏姑娘雷梅苔丝从她在娘肚子里起，就不会沾染任何的弊病恶习。俏姑娘雷梅苔丝的脑子里从未想过在欢腾喧闹的狂欢节上把自己选为女王。但奥雷良诺第二被想扮一只老虎的奇想所蛊惑，把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带到家里，让他说服乌苏拉，狂欢节并不象她所说的是异教徒的节日，而是天主教的一种传统活动。最后，她虽然不很情愿，但还是相信了神父的话，允许俏姑娘雷梅苔丝去加冕当女王。

雷梅苔丝·布恩地亚将成为狂欢节的女王这个消息不多几个小时就越过了沼泽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那儿人们还未听闻过有关她美貌的巨大名声。此外，在仍旧把她的姓氏视为造反象征的人们中间，这个消息却引起了不安。不过，这种不安是毫无根据的。要是说这时候有谁安分守己的话，那么这人就是年迈的、失望了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他慢慢断绝了跟国家现实生活的一切接触。他关在自己的工作间，唯一与外界联系的就是他的小金鱼的买卖。停战初期派来监视他家的士兵中有一个人把这些小金鱼拿到沼泽地一带村镇去出售，回来时便带回了金币和各种消息。什么保守派政府在自由派的支持下正在改革历法以便让每届总统掌权一百年啦，什么终于跟神圣教廷签订了条约，一个红衣主教已从罗马来了，他的教冠用钻石镶嵌，他的宝座是用实心的金子做的，自由派的部长们在仪式上伏地亲吻主教的戒指，还让人照相啦，什么一个西班牙剧团的主要女领唱队员，经过首都时在化妆室里被一群蒙面人抢走了，而星期天却在共和国总统的避暑别墅里跳裸体舞啦，等等。“你别跟我谈什么政治，”上校对他说，“我们的事就是卖掉小鱼。”外面公开传说，上校一点也不希望知道国家的局势是因为他正在靠自己的手艺发财致富。这话传到乌苏拉耳朵里时，她大笑起来。尽管她极其讲究实惠，却也无法理解上校的买卖：他用小鱼换来金币，接着又把金币变成小鱼，这样循环往复，致使小鱼卖出越多，越要加紧干活来应付令人恼怒的恶性循环。其实，上校感兴趣的并不是买卖，而是干活。用金属细丝串起鱼鳞，把很小的红宝石嵌入鱼眼，锤打薄薄的鱼鳃，安装尾鳍，这些活儿使他必须聚精会神地干，结果他就没有余暇去抱怨战争带来的失望了。他从事的工艺制作要求他专心致志地去精雕细镂，以致在很短时间里，他衰老得比在整个战争期间还要快。他制作小金鱼时的姿势扭曲了他的脊梁，加工物的细致损坏了他的视力，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全神贯注却赐予他精神上的宁静。人们见他最后一次处理与战争有关的事情，是在一群分属两个党派的老战士来要他支持发放终身养老金的时候。这种养老金，政府一直答应说要发，却始终没有起步。“你们还是把它忘了吧，”他对他们说，“你们看到我已经放弃自己的养老金了，免得眼巴巴地盼着活受罪。”起初，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每天下午来看他，两个人坐在朝街的大门口，回忆逝去的往事。但阿玛兰塔却受不了这个疲惫不堪的人所引起的记忆，他的秃顶催他走向未老先衰的深渊，她常常莫名其妙地使他难堪。后来，除非特殊情况，他便不来了。最后，他得了瘫痪病。从此便从家里消失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沉默寡言、悄然独处，对震撼全家的充满活力的新气息毫无感受。他隐约知道，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而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每天清晨，经过短短的一次小睡，他便在五点钟起身了。在厨房喝过他那一碗永远不变的浓咖啡后，就整日把自己关在工作间里，直到下午四点钟才拖着一只小板凳经过走廊，既不看一眼火红的玫瑰，也不留心傍晚的霞光，更不注意阿玛兰塔的冷漠——她的忧伤在傍晚时分发出一种清晰可辨的压力锅的声响——，然后就坐在临街的门口，直到蚊子无所顾忌地向他袭来。一次，有个人居然打破了他的孤寂。

“上校，您可好？”他经过门口时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

“就这样，”他回答说，“在这儿等着自己下葬呢。”

由此可见，因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加冕使上校的姓氏重又公开出现而引起不安是缺乏实际根据的。但好多人并不这样看待。镇上的居民对威胁着他们的悲剧毫无戒备，他们挤满了公共广场，那里是一派兴高采烈、熙熙攘攘的景象。狂欢节达到了最狂热的高潮，奥雷良诺第二终于如愿以偿，扮成一只老虎，满心欢喜地行走在放浪形骸的人群中。他狂呼乱叫，声音都哑了。正在这时，通往沼泽地的路上出现了一队数目众多的人马，一顶金色的轿子里坐着一位你想她多美就有多美的最为迷人的女人。一时间，马贡多那些心情平和的居民都摘下了假面具，以便好好看看这位叫人眼花心乱的尤物。她戴着翡翠皇冠，披着貂皮斗篷，俨然一副真正君主的气派，而非仅仅是用金属饰片和皱纸装扮起来的女王。清楚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的不乏其人。但是奥雷良诺第二马上从他的惊愕中清醒过来，宣布新到的人为尊贵的客人，并颇有大家风度地把俏姑娘雷梅苔丝和闯来的女王并置于同一宝座。那些装扮成贝督因游牧民族的外乡客参加了如醉如痴的狂欢活动直至半夜，甚至还以一种蔚为壮观的烟火和一些使人想起吉卜赛人技艺的杂耍丰富了庆祝活动的节目。突然，在狂欢节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有人打破了这一微妙的均衡，他叫道：

“自由党万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万岁！”

倾泻的步枪子弹扑灭了烟火的绚丽光彩，恐怖的喊叫淹没了乐声，欢乐被惊慌粉碎了。多少年后，人们还是认定，那位闯进来的女王的皇家卫队原是正规军的一个小队。他们华丽的摩尔人披风里掩藏着货真价实的步枪。政府发了一份特别通告，否认这一指责，并答应对这次血腥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不过这件事的真相从未澄清过，占压倒多数的说法是皇家卫队没有受到任何挑衅，就在他们队长的暗示下发起攻击，灭绝人性地向人群开枪。当局面平静下来的时候，镇子里伪装的贝督因人一个也不见了。广场上的死伤者中间躺着九个小丑、四个哥伦比亚女人、十七位纸牌老K、一个魔鬼、三员乐师、两名法国宫廷大臣和三位日本皇后。在混乱恐怖中，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救出了俏姑娘雷梅苔丝，奥雷良诺第二则把闯入的女王抢到家中，她衣服撕破了，貂皮斗篷上溅满了鲜血。她叫菲南达·德尔·卡庇奥，是从全国五千名最漂亮的女人中选出来的佼佼者，他们把她带到马贡多来时曾答应封她为马达加斯加女王。乌苏拉象对待女儿一样照看她。人们非但对她的清白无辜不存疑虑，而且还为她的率直诚朴感到高兴。大屠杀后六个月，当受伤的人们已经痊愈，集体墓穴上的最后一批鲜花业已枯萎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跑到遥远的城市去找她，她跟父亲住在那里。后来他俩在马贡多结了婚，欢庆喜事的喧哗声浪足足闹腾了二十天。

第十一章

这对夫妻结婚不到两个月就几乎散了伙。奥雷良诺第二为了向佩特拉·科特赔情，叫她穿着马达加斯加女王的服装照了一张相；菲南达得知这一消息后，回去打点结婚时刚带来的箱子，不辞而别，离开了马贡多。奥雷良诺第二在去沼泽地的路上追上了她，好说歹说，苦苦哀求，许了不少改过自新的愿，最后才好不容易把她劝回家。从此，他就撇下了佩特拉·科特。

佩特拉·科特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一点都没显出担心的样子。是她把奥雷良诺第二培养成人的。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她把他引出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那时，他满脑子都是想入非非的念头，对现实生活毫无接触。是她使他在这个世界上站住了脚。照他的天性，他将注定成为谨慎内向、落落寡合的人，喜欢一个人沉思默想，而她却铸就了他一个与此相反的性格：热情奔放，结交广泛，情感外露。她给他引进了生活的欢乐，激起他纵情狂欢和肆意挥霍的乐趣，结果终于把他里里外外变成了一个她自少女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男子。他结婚了，就如子女们或迟或早要成亲一样。但奥雷良诺第二却不敢事先把消息告诉她。面临这种局面，他的做法十分幼稚，他装出一副生气和怨恨的样子，想方设法让佩特拉·科特造成他俩的决裂。一天，奥雷良诺第二毫无道理指责她的时候，她避开了他设置的圈套，恢复了事情的本来面貌。

“问题是，”她说，“你想跟女王结婚。”

奥雷良诺第二羞得无地自容，假装气得发昏了，声称他无法理解她的话，他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不再去看她了。佩特拉·科特，一刻也没有失去静待猎物的猛兽的极佳的自制力。她听着婚礼的乐曲声和爆竹声，听着大伙儿吵吵嚷嚷的喧哗声，仿佛那不过是奥雷良诺第二调皮捣蛋的又一出新花样而已。有些人很同情她的遭遇，她却莞尔一笑叫他们放心。“放心吧，”她对他们说，“什么样的女王也得听从我的安排。”她的一位邻居擎着菊型烛台为她照亮她失去的那位情人的肖像时，佩特拉·科特却用一种估摸不透的肯定语气对她说：

“召唤他回来的唯一一根蜡烛始终燃亮着。”

就象她预料的那样，奥雷良诺第二蜜月一过，就很快回到她家里了。他给他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们带来了一位流动照相师以及在狂欢节上菲南达穿过的、沾上了血迹的貂皮衣服和斗篷。趁着这天下午欢闹的兴致，奥雷良诺第二让佩特拉·科特穿上女王的服装，并封她为马达加斯加的至高无上的终身君主，还在他的朋友中间分发她的这张相片。她不仅心甘情愿地加入这场游戏，而且，想到他为想出这个破镜重圆的异乎寻常的办法该多么担惊受怕的时候，还对他深表同情。到了晚上七点，她依旧穿着女王服在床上迎接他。他结婚才两个月，但佩特拉·科特却立刻明白，这对夫妻的床上生活过得并不美满，她体验到报了深仇的快乐。不过，两天之后，他没敢再回来，只是派了个人来处理分居的善后事项时，她才省悟到这事需要比预料的更有耐心，因为看起来，他是决心豁出去以便保持面子上的夫妻关系了。即使如此，她也不改初衷。她又顺从谦和地随遇而安，这种逆来顺受的表现更证实了人们的普遍看法，即她是个苦命的女人，她保存的对奥雷良诺第二的唯一的纪念品是他的一双漆皮靴，据奥雷良诺第二自己说，那双靴子是他准备在进棺材时穿的。她用布把靴子包起来放进一只箱子的最低层，一面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或早或晚，他得回来。”她自言自语，“即使仅仅为了穿这双靴子。”

其实，佩特拉·科特并不需要如她想象的那样等很久很久。奥雷良诺第二从成婚那夜起心里就明白，在要穿那双靴子之前很久，他就会回到佩特拉·科特家里去。象菲南达那样的女人，世界上已经绝迹了。她诞生在离大海一千多公里的一座凄凉的城市里，并在那里长大成人。那座城市的石子小路上，在幽暗可怕的夜晚还骨碌骨碌驶过总督大人的华丽的座车。三十二座钟楼在傍晚六点钟响起为死者祈祷的钟声。墓碑石砌成的森严的深宅大院里从来不见阳光。院落的柏树上，卧室里褪色的悬挂物上，种着夜来香的花园的渗水的拱墙上，一片死气沉沉。菲南达直到长成少女，除了在邻居家听一位成年累月可以不睡午觉的人演奏忧悒的钢琴练习曲外，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消息。在她母亲的卧室里——母亲生着病、在玻璃灯那灰蒙蒙的光线的映照下，她的脸色青里泛黄——菲南达一面听那有条不紊，始终如一和毫无生气的音调，一面却在想，这音乐还会继续留存于世，自己的生命却将消耗在这编扎棕榈叶殡冠的活计上，她母亲受五点钟热度[1]的煎熬，淌着汗水，对她讲往昔的荣华。当菲南达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天皓月当空，她看见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美貌女人穿过花园向祈祷室走去。最使她不安的是她感到这瞬息即逝的形象长得跟她一模一样，仿佛她看到的是二十年后的自己。“这是女王，你的曾祖母。”她母亲在咳嗽间歇的当儿对她说，“她的死是因为吸入了一种邪气，那是她去剪断一枝夜来香时闻到的。”很多年之后，菲南达觉得自己跟曾祖母长得维妙维肖的时候，却怀疑起孩提时见到的形象了。但她母亲责备她的这种疑惑：

“我们是极其有财有势的，”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当女王的。”

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尽管他们坐在铺着亚麻布桌布和配置银质餐具的长桌旁，喝的只是一盅兑水的巧克力，吃的仅是一个甜面包。直到举行婚礼的那天，虽然她的父亲堂费尔南多不得不变押了房产为她购置嫁妆，她却还梦想着一个神话中的王国呢。这并非出于天真，也不是因追求荣华富贵而神志错乱，而是这么多年来人家就是这样教育她的。自她记事起，菲南达就记得她是在一只镶有家族徽记的金便盆上大小便的。十二岁那年她第一次出家门时坐着一辆马车，却只是为了穿过两个街区把她送到修道院去。对于她，她的同班的女伴们都感到吃惊，因为她总是离她们远远的，坐在一把靠背高高的椅子里，甚至在休息时也不跟她们一起玩。“她是与你们不同的，”修女们解说道，“她将成为女王。”女伴们都相信这一点，因为那时她已是一位她们从未见过的最美丽、最高贵和最稳重的姑娘了，八年之后，她学会了用拉丁文写诗，学会了弹奏古钢琴，学会了跟绅士们谈论养鹰术和跟大主教们谈论辩论术，学会了跟外国的统治者们澄清国是，跟教皇阐明上帝的事务。于是她回到父母家里，编扎起殡葬时用的棕榈叶王冠。此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只剩下一点必不可少的家具、烛台和银质祭器。为了支付她的学习费用，其余的日常用具都已一件一件卖掉了。她母亲病殁于五点钟热度。父亲堂费尔南多穿了一身领口又扁又平的黑衣服，一条金表链横挂胸前。他每星期一给她一枚银元作为日常开支，并带走前一星期做好的棕榈叶殡冠。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很少几次上街去的日子里，也总是赶在六点钟前回家以陪伴女儿诵读“玫瑰经”。他跟谁都没有深交，他从来没听说过那场使全国流血呻吟的战争，每天下午三点钟他从来不会忘记去听弹奏钢琴。正当菲南达已准备抛弃当女王的幻想时，大门上响起了两下急速扣击门环的响声，开门出来，是位举止洒脱的军人。此人表情庄重，面颊上有一道伤疤，胸前挂了一枚金质勋章。那人和她父亲一起走进屋里关上了门。两个小时后，父亲到缝纫室来找她。“把您的东西理一理，”他说“您得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就这样，人们把她带到了马贡多。就在这一天里，生活把多少年来她父母变戏法似隐去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分量猛的一下子都压到了她头上。回家后，她不听堂费尔南多的央求和解说，关在自己房里痛哭了一场，企图用泪水洗去这前所未闻的嘲弄在身上烧灼后留下的斑痕。奥雷良诺第二来找她时，她早已下定决心至死不离闺房了。但可能是不可预料的命运之神的安排，她因气愤而走了神，在羞愧的忿怒下，她对奥雷良诺第二撒了个谎，让他永远知道不了她的底细。其实，奥雷良诺第二出来找她时，唯一可循的踪迹就是她那明白无误的荒原地一带的口音和编扎棕榈树叶殡冠的职业，他找她找得好苦。他真是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当初翻山越岭创建马贡多时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鲁莽，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用来发动那些不成气候的战争时的无名状的骄傲，以乌苏拉确保布恩地亚家族得以绵延不断的那股不知疲倦的韧劲，到处寻找这个菲南达，一刻也没泄过气。当他问哪儿有卖棕榈叶殡冠时，有人就一家一家领着他去挑最好的；当他问人世上至今最漂亮的女人在哪儿时，所有的母亲都把自己的女儿领到他跟前。在雾茫茫的窄道上，在忘却一切的时光里，在失望的迷宫中，他迷路了。他穿过一片黄色的荒原，在那儿，回声重复着人们的思想，焦急引出了预兆般的幻景。经过一无所获的几星期的奔波，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城里的钟楼都在为死者奏鸣。虽然他从未见过，也没听人描绘过，奥雷良诺第二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被尸骨中的硝盐剥蚀的围墙，被菌类植物掏空了芯子的摇摇欲坠的木阳台和钉在大门上的、几乎被雨水冲去了字迹的那块可说是人世间最凄凉的小纸板：专售棕榈叶殡冠。从那刻起到菲南达把房子交给修道院院长嬷嬷照看的那个严寒的早晨，她几乎来不及请修女们替她缝制嫁衣，她们把烛台、银质祭器、金便盆和无数两个世纪前就该丢掉的破落家庭里的无用破烂什物都塞进了六个大箱子。堂费尔南多婉言谢绝了陪同新人们一同前往马贡多的邀请。他答应料理完了他的事务后晚些时候再去。他向启程的女儿祝福后，即刻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他给女儿写信，画上忧郁的花饰，并盖上家族的徽章印记。这是菲南达和她父亲之间有生以来第一次具有人情味的联系。对她来说，这是她的真正的诞生日期，而对奥雷良诺第二来说，却几乎既是幸福的开始，同时又是幸福的终结。

菲南达身上带着一张有金色小钥匙的年历，上面她的精神导师用紫色的墨水划出了克制性欲的日子。除去圣周[2]，星期日，必须望弥撒的戒日，月初的星期五，静心修身的日子，祭祀上供的日子和月经来潮的日子，她一年中可行房事的日子只剩下四十二天，它们分散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紫色的×号中。奥雷良诺第二相信时光将会把这片可恶的藩篱推倒在地。他延长了预定的欢庆婚礼的天数。乌苏拉可累坏了，要是她不把那些白兰地和香槟的空酒瓶丢到垃圾箱去，家里准得被这些空瓶子挤满了。不过她又感到奇怪，尽管爆竹还在砰嘭作响，乐曲还在演奏，牛还在继续屠宰，这对刚成婚的夫妻却不在同一时间睡觉，而是分别睡在两个房间里，她不由想起自己的经历来，暗自发问菲南达会不会也戴着早晚会惹起人家嘲笑并引出一场悲剧的贞节裤。但是菲南达却坦率地对她说，她只不过要等两个星期后再跟丈夫首次同床。果然，两星期一过，她就象一个赎罪的祭牲，以甘愿忍受牺牲的姿态打开了自己卧室的房门。奥雷良诺第二看到这位绝世佳人睁着受惊的动物那种光彩逼人的眼睛，长长的黄铜色的头发飘散在枕头上。眼前的这一幕真叫奥雷良诺第二心醉神迷了，过了一会他才看到菲南达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睡衣长及脚踝，袖管遮住手腕，在下身上方开了一个圆圆的四周缀了精致花边的大洞。奥雷良诺第二一看不禁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这么刺激的玩意儿，我还是头回见呐！”他叫道，笑声响彻整幢房子，“我娶了位行善的修女哪。”

一个月后，他还是没能使妻子脱去长睡衣，便去叫佩特拉·科特穿了女王的服装照相了。以后当他终于让菲南达回转家门后，她在和解的热头上满足了丈夫的急迫的愿望，但是却不知道给予他当初到有三十二座钟楼的城市去找她时所梦想的宁静。奥雷良诺第二在她身上只是找到一种深感痛苦的情感。一天晚上，在她生第一个孩子前不久，菲南达发觉她丈夫早已偷偷地回到佩特拉·科特的床上去了。

“一点不错。”奥雷良诺第二承认。他以无可奈何的语调解说道：“我不得不这样做，为的是使牲畜能源源不断地产仔。”

为了使菲南达相信佩特拉·科特有这等奇怪的本事，他不得不花了点时间。但是当他最终以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证据使她信服之后，菲南达唯一要他应诺的是别让人家看到他死在姘头的床上。就这样，三个人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了：奥雷良诺第二对两个女人都守信准时，亲热备至；佩特拉·科特因和解而趾高气扬，洋洋自得；菲南达呢，则熟视无睹，佯装糊涂。

但是，这个协议却并没有使菲南达和整个家庭的关系融洽起来。乌苏拉一再要她把她的轮状羊毛褶领扔了，那是她跟丈夫行了房事后起身时戴的。这种古董似的领子已经引起邻居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了，但她就是不听。乌苏拉也没有说服她上厕所，或用夜便壶，而把金便盆卖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让它变成小金鱼。阿玛兰塔对她那套惹人讨厌的用词以及对每件事情都要转弯抹角地暗喻的习惯特别感到别扭，所以在她跟前总是故意把话说得叫人听不懂。

“这费是法，”阿玛兰塔说，“那种费对费自己法屙出法的费粪便法都费会法恶心费的法费女人法。[3]”

有一天菲南达被这种嘲弄激怒了，她想知道阿玛兰塔说的是什么，后者直截了当地回答：

“我说，”她说，“你是那种把斋戒日跟屁股扯在一块儿的女人。”

从那以后两人就再没有讲过话。当有事非讲不可时，她们就写条子或者不直接讲要说的事情。尽管全家怀着明显的敌意，菲南达却一意孤行，硬要推行她家长辈的那套习俗。到后来终于铲除了布恩地亚家在厨房里吃饭的习惯，当大家肚子都饿了时，就强迫大家分秒不差地坐到餐厅的大桌子边上吃，桌子上铺着亚麻布桌布，置放着烛台和银餐具。被乌苏拉一向认为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现在都要进行庄重的仪式，这便产生了慵散倦怠的气氛。对此，率先起而攻之的便是沉默寡言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但是那套程式以及晚饭前诵读玫瑰经的做法还是硬被推行了。这些引起了邻居们的注目，他们很快便传说布恩地亚家的人不象其他人家那样坐在桌子边，而是把吃饭的仪式变成了一次做大弥撒。就连乌苏拉那些更多是出于一时的灵感而不是出于传统的迷信想法，也跟菲南达从她父母那儿继承下来的那套发生了冲突，这种迷信观念是精心确定，分门别类，对每一种情况都有一个固定说法的。当乌苏拉精力充沛，还能控制局面的时候，过去的习惯总算还留存一些，家里的生活多少还受她心血来潮的影响，但是当她眼瞎了，年岁的重压把她撇到角落里去了的时候，从菲南达来到时开始形成的僵硬死板的圆圈便最终完完全全地把整个家庭团团锁住了。除了她，谁也决定不了家庭的命运。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根据乌苏拉的愿望维持的点心和小糖兽的买卖，被菲南达看作是不体面的活动，马上被取消了。家里的大门过去从早晨起身到晚上睡觉总是扇扇敞开的，以后借口卧室被太阳晒得过热而在午睡时关上，到后来索性一直紧闭了。从村子创建时起就挂在门楣上的芦荟枝和面包也被一个耶稣之心的壁龛换掉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发觉了这种变化并预见到这种变化的后果。“我们在变成高雅的人了，”他不满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们最终得再次跟保守制度作战，不过这次将是用一个皇帝来替代它了。”菲南达十分精明，处处留神不跟他有麻烦瓜葛。他的孤傲的独立精神，他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僵化的反抗，使她深感恼怒；他每天清晨五点钟喝咖啡，他工作间里杂乱无章，他脱了线的被子和傍晚时坐在当街门口的习惯惹得她火冒三丈。但是她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家庭机器上这个松动的零件而无所作为，因为她确信，这位年迈的上校是一头因年岁和失望而平静下来的猛兽，要是他老年的反叛精神冲动起来，那是能把家庭的根基都连根拔起的。当她丈夫决定给第一个儿子取名曾祖父的名字时，她没敢反对，因为那时她来家才一年。但是生第一个女儿时，她便毫无顾忌地决心取她母亲的名字，叫雷纳塔，乌苏拉那时已经决定给那个女孩取名雷梅苔丝。经过激烈的争论——奥雷良诺第二在争论中充当两面讨好的调停人——，结果在洗礼时取了雷纳塔·雷梅苔丝的名字，但菲南达还是直唤其雷纳塔，而她丈夫家里和整个镇子里的人则还是叫她梅梅——雷梅苔丝的昵称。

起初，菲南达闭口不谈她娘家的事，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开始美化起她的父亲来了。在饭桌上，她把他说得象是一位摒弃了一切虚荣的绝无仅有的人、一位正在成为圣人的人物。奥雷良诺第二对如此不合时宜地称颂他岳丈的说法实在吃惊，禁不住在妻子背后轻轻嘲弄一番。于是家里其他人也都仿而效之。就是乌苏拉，这位极其热心于维护家庭和睦，并对家中的龃龉暗暗感到难受的人，有次竟也说，她的玄孙将来当教皇是当定了，因为他是“圣徒的外孙，女王和盗马贼的儿子”。尽管大家都笑眯眯地参与了这种同谋活动，但孩子们却已习惯于把外祖父看成是传说中的人物了。外祖父在信中给他们抄上几段虔诚的诗句，每年圣诞节都给他们寄来一个装着礼物的大箱子，箱子大得几乎进不了当街的大门，这些礼物实际上是王爷财产的最后一点残渣余屑。用这些东西在孩子们的卧室里筑起了一个圣坛，上面的圣徒塑像竟有真人那般大，它们的玻璃眼珠在孩子们心灵上留下了它们好象是有生命的可怕印象，它们那些精致地绣上花的呢衣服，比马贡多居民中穿过的最好的服装还要好。慢慢地，那座陈旧冰凉的广厦里死气沉沉的精华都转移到布恩地亚光明敞亮的家中来了。“他们寄来了整座私人墓地，”奥雷良诺第二有次发议论道，“就只缺坟前的柳树和墓上的石板了。”虽然那些箱子从未运来过任何可供儿童玩耍的东西，但孩子们一年中还是盼望着十二月的到来，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陈旧和老是猜不透的礼物毕竟成了家中的一桩新闻。在第十个圣诞节，那时小霍塞·阿卡迪奥已准备动身上神学院去了，外祖父的巨大的箱子比往常提早了好多日子就寄来了。箱子钉得很牢，还涂了柏油防水，上面用熟悉的歌德体字母写着十分尊敬的堂娜菲南达·德尔·卡庇奥·德·布恩地亚夫人收。当菲南达在房里看信时，孩子们急着要打开箱子。象过去一样，在奥雷良诺第二的帮助下，他们刮去了柏油封印，起出钉子打开面盖，倒出了护填用的木屑，只见里面有一只长长的用铜螺栓固紧的铅匣子。奥雷良诺第二旋掉了八只螺栓，孩子们已等得不耐烦了，但他几乎来不及喊一声叫孩子们让到一边，掀开铅板，看见堂费尔南多躺在里面，穿了一身黑的，胸前放着耶稣受难像，他的皮肤胀得破裂了，发出打嗝时的响声，散发出难闻的臭气，他整个身子浸在泛着泡沫、发出噗噜噗噜响声、用文火在煮的汤里，翻滚的泡沫犹如鲜亮晶莹的珍珠。

女孩生下没过多久，出人意外地宣布了给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以教皇大赦，这是政府为庆祝尼兰德协定的又一个周年纪念而颁布的命令。这个决定跟官方的政策大相径庭，上校激烈地表示反对，并拒绝接受这种敬意。“我这可是头一回听说教皇大赦这个词儿，”他说，“但不管用什么词，它的意思不外是讥笑嘲讽。”他狭小的银匠间里挤满来使。穿着黑衣服的律师们又回来了，他们从前象乌鸦似地围着上校转，如今老多了，却也威严多了。上校一看到他们出现在房里，就跟从前他们为阻碍战争进行而来的那时候一样，受不了他们对他所作的厚颜无耻的吹捧。他命令他们让他清静些，再三声明他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国家的名流，而只是一个失去了记忆力的手工匠，他唯一的心愿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忘却一切的清贫境况中疲倦地死去。然而最使他气愤的是有消息说共和国总统本人也想来马贡多亲自出席授予他功德勋章的仪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派人去传话，他一字一句地说，他确确实实渴望这一虽然为时已晚却还值得一试的机会来给总统一枪，这倒不是因为他施政的专横霸道和不合时势，而是因为他对一个不伤害任何人的老人缺乏尊敬。他的这个威胁表达得如此激烈，共和国总统只得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次旅行，改派一位私人代表去授勋。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受到各种各样压力的困扰，顾不得多年瘫痪在床，也出门去劝说他的老战友。他的摇椅由四个人抬着，他坐在大枕头中间，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看到这位自青年时代起就跟自己共享胜利欢乐、同遭失败痛苦的老朋友时，立刻认定，他费这么大的劲前来看自己，一定是来表示声援的。但是知道了马尔克斯上校的真正目的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便叫人把他从房里赶了出去。

“我相信，——虽然实在太晚了，”他说，“假若当初我让人把你枪毙了，那实在是对你做了件大恩大德的大好事。”

就这样，这次教皇大赦在没有一个家庭成员参加的情况下过去了。纯属偶然，大赦跟狂欢周正好同时，但谁也没能打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因此而产生的固执想法，即这个巧合，也是政府为加倍嘲讽他而预先安排的。在孤零零的工作间里，他听见雄壮的乐曲，礼炮的轰鸣，“主呀，我们赞美你”的钟声，以及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时在他家对面发表演说的几位发言者的片言只语。他愤怒，恨自己不中用了，眼里噙着泪水。自战争失败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痛感自己丧失了年青时那股猛浪无畏的劲头，无力再发动一次流血的战争以便扫尽保守制度的一切痕迹。庆典的喧嚷声还未平息，乌苏拉来敲工作间的门。

“别来打扰我，”他说，“我忙着呐。”

“你开门，”乌苏拉象平时那样不紧不慢地说，“这跟庆祝的事可不沾什么边。”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这才拔去门闩，只见门口站着十七个各种模样、不同类型、肤色各异的人，但他们都带着落落寡合的神情，这种神情足以使人不论在地球哪个角落都能把他们认出来。这些人是上校的儿子。十七个人没有经过商量，他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都被大肆渲染的教皇大赦所吸引、从最偏僻的海岸不约而同来到马贡多。这些人都骄傲地取了奥雷良诺这个名字，用他们各自母亲的姓作姓。他们在家逗留的三天中，折腾得象发生了战争似的，乌苏拉很高兴，菲南达却恼怒万分。阿玛兰塔在旧纸堆里翻出了那本账册，乌苏拉曾在上面记下他们所有十七个人的名字、出生和洗礼的日期。于是阿玛兰塔在每个名字前面的空白处添上了他们现在的住址。这张名单可以概述二十年的战争风云，人们借助它可以重温上校的夜间行军线路，从那天凌晨他领着二十一条汉子离开马贡多去进行一场幻想式的起义直到最后一次他被裹在一条结着硬血块的毯子里回到镇里。奥雷良诺第二当然不会放过款待堂兄弟们[4]的机会，他举行了热浪喧天的香槟酒加手风琴的欢庆集会，作为对被教皇大赦煞了风景的狂欢节的一次补偿。他们为了追赶一头公牛，想用毯子把它包住而踏平了玫瑰园，他们用枪射杀母鸡，硬要阿玛兰塔跳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那些忧郁的华尔兹舞，还叫俏姑娘雷梅苦丝穿了男人的裤子去爬涂了油的竹竿，他们在餐厅里放出一头涂满油脂的猪，结果撞倒了菲南达。对于那些损失，没有谁感到可惜，因为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地震撼动着全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起初接待他的十七个儿子时心中还有些疑虑，甚至还怀疑其中有几个是否真是他生的，后来却被他们的狂欢逗乐了，结果，在他们离去前还送给每人一条小金鱼。即使那位孤僻不合群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一天下午也为十七位奥雷良诺们举行了一场斗鸡赛，但结局却几乎酿成一场灾难，因为有几位奥雷良诺对斗鸡十分内行，竟一眼看穿了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鬼把戏。奥雷良诺第二看到跟这群放荡不羁的亲戚们举行欢闹集会的无限前景，决定叫他们都留下来跟他一起干活。但只有奥雷良诺·特里斯特一个人接受了邀请。他是一个高大的黑白混血儿，有着祖父那种探索者的一往无前的气质，早已在大半个世界里碰过运气。对他说来，呆在哪儿都一样。其他的人，虽然都是单身汉，却认为自己的命运已定，他们都是熟练的手工匠，家里的主心骨，平平和和的人。圣灰节星期三，在他们重新散布到海岸各处去之前，阿玛兰塔叫他们穿上节日的盛装，陪他们上教堂去。他们与其说虔诚，还不如说觉得好玩，让人领到圣灰授领处，那儿，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给他们在额上用灰画上了十字。回到家里，那个最小的奥雷良诺想把额上的灰擦掉，这时却发现那灰痕竟洗不掉。他的哥哥们也一样。他们用水和肥皂，用泥土和丝瓜筋，最后还用上了浮石和碱水来擦洗，结果额上的十字怎么也去不掉。而阿玛兰塔和其他去望弥撒的人，却毫不费力地就洗掉了。“这样更好了，”乌苏拉送别他们时这样说，“从今以后谁也甭想冒充得了你们。”他们由乐队开路，成群结队地在爆竹声中离去了，留给众邻们的印象是布恩地亚家族的种子将繁衍不息，绵延很多个世纪。奥雷良诺·特里斯特，额上留着灰十字，在市郊开了片制冰厂。这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被发明欲搞得神志不清时所一直梦想的事。

奥雷良诺·特里斯特来到马贡多几个月后，他已为大家熟悉和赏识，于是他想去找一所房子，以便把他母亲和单身的妹妹（不是上校的女儿）接来。他对广场拐角上那幢朽腐的、看来象是被人遗弃的大房子发生了兴趣。他打听谁是那房子的主人。有人对他说，这幢房子没有主人，从前那儿住过一位吃泥土和墙上石灰的寡妇，在她晚年，人家在街上只看到过她两次。她戴了一顶缀有小小的假花的宽边帽，穿一双失去光泽的银色的鞋子，她是穿过广场到邮局去给主教大人寄信的。人家还告诉他说，她的唯一的女伴是个没心肝的女佣，那女人把跑进屋里去的狗呀、猫呀和其他的什么动物都杀死，然后把那些动物的尸体抛在街中央，那腐烂的臭气熏得街坊们叫苦不迭。自从太阳把最后一张动物皮晒得象干木片似的那个时候起，又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大家都认为，确凿无疑的是房子的主人和女佣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死掉了。要说那幢房屋所以没有倒塌，全靠最近几年没有出现过严酷的寒冬，也没有刮过破坏性大风的缘故。锈成铁屑的铰链，几乎靠厚厚实实的蜘蛛网粘住的大门，被潮气浸得象焊住的窗户和让野草野花穿成千疮百孔的地面——在那些缝隙里趴着蜥蜴和各种各样的爬虫，这一切看来更证实了这儿至少已经有半个世纪没人住过的说法。对楞头楞脑的奥雷良诺·特里斯特来说，做事是用不着那么瞻前顾后的。他一肩膀撞开了大门，那朽腐的木头门板在一阵无声的灰尘和白蚁窝泥土的飞扬中寂然塌了下来。奥雷良诺·特里斯特站在门槛边，等灰雾消散后，猛然看见客厅正中一位瘦骨嶙峋的女人，穿着还是上个世纪的服装，秃脑袋上残存着几绺黄发，她长着一对大大的、依然很美的眼睛，眼睛里最后的一丝希望的火花早已熄灭，脸上的皮肤由于索然无味的孤独都裂开了口子。奥雷良诺·特里斯特被这另一世界的景象吓得浑身颤抖，几乎没顾到那女人正用一支老式的军用手枪对准他。

“对不起。”他喁喁而语。

那女人在大厅中央仍然纹丝不动，在堆满了破烂家什的大厅里，她一点一点慢慢地打量着这个额上有灰纹的阔背巨汉，透过弥漫的灰雾，她看见了他在往昔的灰茫茫的尘埃中，背上斜挎一支双筒猎枪，手里提着一串野兔子。

“啊，仁慈的主呀！”她低低地叫了起来：“可不该在现在让我想起这个人来！”

“我想租房子。”奥雷良诺·特里斯特说。

于是，那女人举起枪，握紧着瞄准了圣灰十字，她推上机头，毫无商量的余地。

“请走开！”她下令道。

那天晚上吃饭时，奥雷良诺·特里斯特把这一经历讲给大家听。乌苏拉伤心地哭了。“神圣的主呀，”她两手捂住头叫道，“她居然还活着！”时间流逝，战事纷纭，数不清的日常灾祸使她把雷蓓卡完全忘了。家里唯一时刻清醒地意识到雷蓓卡还活着，还在她的蛆虫汤中慢慢腐烂的人便是年迈的、铁石心肠的阿玛兰塔。早晨，当心中的寒冰把她从寂寞孤单的床上惊醒的时候，她想到雷蓓卡，当她用肥皂擦洗干枯的乳房和萎蔫的下身时，当她穿上老年人穿的洁白的荷兰麻布做的裙子和胸衣，当她调换手上那可怕的赎罪的黑色绷带的时候，她就想到雷蓓卡。无时无刻，不管睡着了还是醒着，不管是在受人称颂的崇高时刻还是在遭人奚落的猥琐境遇，阿玛兰塔总是想到雷蓓卡，因为孤独筛洗了她的记忆，烧尽了一大堆蠢笨的怀念——那是生活聚积在她心中的垃圾，而同时又精炼和升华了另外一些痛苦的回忆，并使之永存于脑际。从阿玛兰塔那儿，俏姑娘雷梅苔丝知道了有雷蓓卡这么个人。她俩每次走过那幢摇摇欲坠的房子时，阿玛兰塔总要给她提起一件雷蓓卡忘恩负义的事情，讲一段雷蓓卡出乖露丑的故事，她想以此让侄孙女分担她那日益衰竭的怨恨，并使这种怨恨在她死后也能延续下去。但她没能遂此心愿，因为俏姑娘雷梅苔丝不受任何强烈情感的传染，更不用说是他人的情感了。乌苏拉则相反，她经历了跟阿玛兰塔相反的过程，她回忆起雷蓓卡时，完全清除了她是不贞的念头，当初，这个苦命的孩子身背装着她父母骨殖的布袋，由人领着来到家里，雷蓓卡的罪过跟她的这一形象相比，就根本算不了什么，而那个过错却使她不配继续依附在布恩地亚家族的主干上。奥雷良诺第二作出决定：应该把雷蓓卡接回家中来并加以保护。但是他的善良愿望被雷蓓卡决不屈服的不妥协精神挫败了。她含辛茹苦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这一安于孤独的殊荣，她不准备放弃它而去换取一个被虚假而迷人的怜悯所扰乱的晚年。

到了二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十六个儿子又回来探亲了，特里斯特在喧嚣的欢庆集会上对他们讲起雷蓓卡的事。于是半天里，他们就恢复了那幢房子的原来外貌。他们换掉了门窗，用欢快的颜色油漆了门面，加固了墙壁，在地上还新铺了水泥，但是，主人不准他们继续进行内部的翻修。雷蓓卡甚至没在门口露面。一俟这次叫人目瞪口呆的翻修完毕，她就估量了一下所需的费用，叫阿赫尼达这个至今还陪伴着她的老女佣把一把上次战争期间就作废了的、而她却一直以为还在使用的钱币交给他们。这时人们才知道她跟人世间的隔绝已到了何等地步！大家知道，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就不可能把她从那顽固的禁锢中解救出来。

奥雷良诺的儿子们第二次访问马贡多后，他们中的另一个，奥雷良诺·森特诺也留下来跟奥雷良诺·特里斯特一起干活了。他是当初最早来到家里受洗礼的人中的一个。对于他，乌苏拉和阿玛兰塔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一切东西到了他的手上，没过几个钟点都会毁了。时光放慢了他原先那种成长势头。他中等个儿，脸上留有天花的瘢痕，但是他的双手那种惊人的破坏能力却一点未变。他打破了那么多的盆子，有的甚至在他的手还没碰到时就碎了。在最后一批昂贵的器皿还没被他打光之前，菲南达提出给他买一套锌锡合金的餐具，而这些坚固的合金盘子没多久也不是凹瘪了就是扭歪了。与这不可救药的、连他自己也感到生气的本领相反，他为人和蔼可亲，几乎即刻便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而他的工作才干更是令人称羡。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大大增加了冰的产量，使之远远超出了当地市场的需要，结果奥雷良诺·特里斯特不得不考虑把生意扩展到沼泽地其他市镇去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孕育了一个不仅对他的制冰工业现代化，而且对马贡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都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应该把铁路修到这儿来。”他说。

在马贡多这是第一次听说铁路这个词。面对奥雷良诺·特里斯特在桌子上画的草图——这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当初为太阳战计划作图解时画的插图的嫡亲后代——乌苏拉坚信她的印象，即时光是在兜圆圈，不过与他祖父不同的是，奥雷良诺·特里斯特并未夜不安寝、食不知味，也没因思绪紧张而去打扰别人，他只是把最胡思乱想的设想视作即刻便能实现的现实。他合理地估计了修铁路所需的费用和时间，心平气和地把造价计算完毕。如果说奥雷良诺第二身上有点他曾祖父的品性而少一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气质的话，那就是他完全无视前车之鉴。他象上次对待他兄弟的荒诞不经的航运公司那样又轻率地拿出钱去修铁路了。奥雷良诺·特里斯特翻了翻日历，就在下星期三出发，准备过了雨季回来。此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奥雷良诺·森特诺被冰厂的富裕所困扰，已开始用水果汁代替水来制冰，不期然孕育了制造冷饮的基本原理。他想试验以这种方式使产品的种类多样化。他已经以为这个企业是他的了，因为他的特里斯特兄弟在雨季过后还没有任何回来的迹象。整个夏天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但是到了又一年的冬初，有位妇女在最暖和的时刻到河里洗衣服，突然，她穿过中央大街，十分激动和惊慌地喊叫起来：

“那，那边来了一个可怕的东西，”她好不容易才解说清楚，“好象一个厨房拖着一个村庄。”

正在这时候，全市的居民都被一声汽笛的可怕嘶鸣和巨大的喘着粗气的怪物怔住了。几个星期前，人们看到一队工人在铺枕木和铁轨，但没引起谁的注意，因为他们想，这不过是回来过百年纪念的吉卜赛人的一个新机关而已。这些吉卜赛人已经名誉扫地，尽管他们笙鼓齐鸣，大吹大擂宣扬自己的杰出本领，可谁知道这些吵吵闹闹的耶路撒冷的天才们搞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鬼名堂。但是当人们从汽笛声和喘粗气的怪物的惊愕中恢复过来时，就全都奔上街头，他们看见特里斯特在机车头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他们出神地望着这列用鲜花装饰起来的火车，它终于第一次降临了，比预定的日期晚了八个月。这列无辜的黄色火车将给马贡多带来多少捉摸不定的困惑和确凿无疑的事实，多少恭维、奉承和倒霉、不幸，多少变化、灾难和多少怀念啊。

[1]原文如此，可能系指每日下午五点钟模样有热度。

[2]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

[3]“这是那种对自己屙出的粪便都会恶心的女人。”

[4]这里是作者的笔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儿子应是奥雷良诺第二的叔叔们。

第十二章

马贡多的人们被如此五花八门的神奇发明搞得眼花缭乱，简直不知道从何惊讶起了。人们通宵达旦地观赏一只只光线惨淡的电灯泡。这是用奥雷良诺·特里斯特第二次坐火车旅行时带回来的发电设备供的电。隆隆的机器声昼夜不停，人们着实花了时间和气力才慢慢习惯起来。在一家售票窗口象狮子嘴的剧院里，财运亨通的商人勃鲁诺·克雷斯庇先生放映着会活动的人影。马贡多人对此不禁怒火中烧，因为一个人物在一部片子中死了，还被葬入土中，大家为他的不幸而伤心落泪，可是在另一部片子中，这同一个人却又死而复生，而且还变成了阿拉伯人。那些花了两分钱前来与剧中人物分担生死离别之苦的观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闻所未闻的嘲弄，他们把座椅都给砸了。镇长应勃鲁诺·克雷斯庇先生的要求，发布了一则公告解释说，电影是一种幻影的机器，观众不必为此大动感情。听了这一令人失望的解释，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上了一种新颖而复杂的吉卜赛玩意儿的当，决意再也不去看电影了。他们想，自己的苦楚已经够他们哭的了，干吗还要去为虚假人物装出来的厄运轻弹热泪呢？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长轴式留声机上。那是逗情卖俏的法国女郎从巴黎带来替换过时的风琴的，这些留声机一度严重地影响了管弦乐队的进益。起初，人们的好奇心使那条烟花巷里的嫖客人数倍增，甚至听说有些大家闺秀也装扮成平民百姓，以便就近看看留声机究竟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她们看多了，又是在近处仔细观察，很快就得出结论：留声机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或是法国女郎所说的那种会耍妖术的磨盘，而是一种机械装置，它与感人至深、生气勃勃而充满日常真实感的管弦乐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大伙儿对留声机失望至极，以至在它普及到每家每户都能有一架的程度时，仍然未被看作成年人消遣取乐的玩物，而只是当作供孩子们拆拆装装的好东西。就拿装在火车站里的电话机来说，因为有一个摇柄，一开始也被大家看成是一种简陋的留声机。当镇上有人终于证实了这架电话机果真能通话的严酷现实时，连那些最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茫然不知所措了。上帝似乎决意要考验一下人们的全部惊讶能力，他让马贡多的人们总是处于不停的摇摆和游移之中，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失望；一会儿百思不解，一会儿疑团冰释，以至谁也搞不清现实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真实与幻景交织在一起，使得栗树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幽灵也耐不住动手脚了，甚至在大白天他也在家里转悠起来。铁路正式通车以后，火车开始有规律地在每星期三的上午十一点钟到达，这样便盖起了一座简陋的木结构车站，还配备了办公室、电话机和售票口。从此以后，马贡多的大街小巷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男男女女，虽然他们的模样装得与常人一般，但骨子里却象马戏团的演员。这些推销起主日赦罪书就象出售鸣笛锅那样不动声色，在流动买卖中兼玩杂耍的人们，他们来到这个吃过吉卜赛人的亏而变得谨小慎微的镇子，前景并不美妙。但是那些熬得不耐烦的和那些历来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却使他们赚了不少钱。在这批口若悬河的宝贝中，有一位矮墩墩的、满面笑容的赫伯特先生。他身穿马裤，脚系绑腿，头戴软木凉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骨眼镜，两眼碧绿，皮肤细嫩，活象拔光了毛的公鸡。某个星期三他来到了马贡多，并在布恩地亚家里吃了饭。

赫伯特先生一口气吃完了第一串香蕉。在这之前桌上谁也没有认出他来。那是奥雷良诺第二偶然看到他在雅各旅馆费劲地操着西班牙语跟人吵架，因为旅馆没有空房间。奥雷良诺第二象平常对待许多外乡客那样把他带回自己家里。此人本来是做系留气球生意的，他周游了半个世界，赚了大钱，可是在马贡多却还未能让任何人乘他的气球升空，因为这里的人们不但见过、而且还坐过吉卜赛人的飞毯哩。发明这种气球，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倒退。因此，他打算乘下一趟火车回去了。午饭时，当人们把平日挂在饭厅里的一大串虎皮斑纹香蕉端上桌子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顺手摘了一只，边说边吃了起来。他品着、嚼着，但并不象一个精明的食客那样吃得津津有味，倒象一个学者那样漫不经心。吃完了第一串，他又请人拿来一串。这时，他从随身带着的工具箱里取出一个小小的光学仪器盒，又拿起一把特殊的小刀把香蕉切成一段一段的，象非常不放心的买钻石的顾客那样仔细查看起来。接着他用药剂师的天平称了称，又用枪械师的外径测量器量了量，然后从箱子里取出一套仪器，测了测温度和湿度，还测了光照强度。那神秘的情景，使得大家无法安稳地吃好饭，他们都等待着赫伯特先生最后能揭开谜底。但是，他并没有说出任何足以让人猜出他用意的话来。

以后几天里，只见赫伯特先生拿着一张网罩和一只小篮在镇子周围捕捉蝴蝶。星期三又来了一批工程师、农艺师、测绘员、水文学者和土地测量员，他们在赫伯特先生捕捉过蝴蝶的地方勘测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杰克·布朗先生也来了，他坐的是一节挂在黄色火车后面的专用车厢。这节车厢是包银的，里面配有主教式天鹅绒面子的安乐椅，车顶是蓝色的玻璃。同坐这节专用车厢前来的还有身穿黑色服装、仪态端庄的律师团。这些围着布朗先生团团转的律师，当年曾亦步亦趋地跟随过奥雷良诺上校。这不禁使人猜想：这些农艺师、水文学者、测绘员和土地测量员，还有带来系留气球和捕捉彩色蝴蝶的赫伯特先生，以及带着活动陵墓、牵着德国猛犬的布朗先生是否同战事有什么关系。然而，给他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并不多，因为那些多疑的马贡多人刚想问问究竟出了什么事，整个镇子早已变成了一座布满锌皮屋顶木房子的营地了。那里住着坐火车来自半个世界的外乡客人。他们中不但有坐在座位或车厢平台上来的，还有挤坐在车厢顶上来的。那些美国佬后来又带来了他们的妻子，她们穿着薄洋纱衣服，戴着宽大的纱布凉帽，神情郁郁寡欢。他们在铁路的另一侧单独建了个村子。街道两旁是一排排棕榈树，房子上都装有铁网格，阳台上有白色的桌子，天花板上挂着大吊扇，宽阔青绿的草地上养着孔雀和鹌鹑。这块地方由一道铁丝网围着，活象一座巨大的电气化养鸡场。在夏天较凉爽的月份里，早晨起来满地都是烤焦的燕子，黑压压的一片。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来寻找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是仁慈之辈。这一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困惑，比过去吉卜赛人引起的疑惑更加扰乱人心，更为持久而不可理解。这些人有着过去只是属于上帝的威力，他们居然改变了降雨规律，加快了庄稼成熟的周期，他们把河流从原来的地方搬走，连同它的白色的石块、冰冷的河水一起移到镇子的另一端，墓地的后面。与此同时，他们在褪了色的阿卡迪奥的坟包外建造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护堡，以免尸体散发出的火药气味污染了河水。为了照顾那些没有情侣的外乡客，他们还把待人亲热的法国女郎们居住的那条巷子变成了一个比原来镇子还要大的集镇。在一个气候宜人的星期三，谁也没想到他们竟运来了满满一列车妓女。这些精于渊源千古的生计的淫靡女性，带来了各种油膏和器具，她们使消沉者振作奋发，腼腆者胆大妄为，贪婪者心满意足，克制者狂热不已，滥淫者受到惩戒，孤僻者改变脾性。舶来品商场挤掉了原来的朱顶雀市场，商场的灯光使土耳其人大街更加富丽堂皇。到了星期六晚上，这条街更是乱哄哄的一片，成群结队的冒险家们挤满了碰运气的赌台和打靶子的摊头，挤满了占卜和圆梦的小胡同，还有那些摆着油炸食品和饮料的桌子。星期天一清早，只见满地酒迹狼藉，常有几个人躺倒在地。这些人中有些是做着甜梦的醉鬼，但更多的往往是因为争吵而开枪捅刀子、挥拳扔瓶子时被击倒的看热闹的人。这么多的人蜂拥而入可真不是时候，它使马贡多乱作一团。起初，大街上举步维艰，到处都是家具和箱子，人们划地为营，摆开了木匠家什，未经任何人许可，就随处盖起了住房。更有成对成双的男女把吊床往杏树上一挂，张起一块篷布，大白天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寻欢作乐起来。唯一宁静的角落是安的列斯群岛来的平和的黑人们居住的地区了。他们在镇子边修筑了一条街，把木房子造在桩脚上。傍晚，他们就坐在大门口，用他们混杂的库腊索岛的西班牙语唱起伤感的赞歌。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在赫伯特先生来访后八个月，连马贡多的老居民也都得早早起来，以便仔细认认他们自己的镇子了。

“你们瞧瞧咱们自己找来的麻烦吧，”那时奥雷良诺上校经常这样说，“咱们不就是请那个美国佬来家吃了一趟几内亚香蕉嘛？”

奥雷良诺第二则相反，他对外乡客潮水般地涌来真是喜出望外。不久，家里便挤满了素不相识的客人——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法阻拦的凑热闹的人。这样，家里不得不在院子里增搭睡房，不得不扩建饭厅，不得不把原来的饭桌都换成十六个座位的大桌子，并用簇新的碗碟餐具。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排定午餐时间，以便轮流吃饭。菲南达满腹狐疑，却又无法说出口，而且还得象对待国王似地招待这些糟糕透顶的客人。这些人的皮靴踩得过道里尽是泥巴。他们在花园里随地小便，席子随便往哪儿一摊就睡起午觉来。讲起话来更是不管女士们是否受得了，先生们是否爱听。阿玛兰塔对这批不速之客十分恼火，所以又象过去那样躲进厨房吃饭了。奥雷良诺上校心中明白，到他工作间来向他问候的人大多数都不是出于亲善或敬意，而是出于想看一看历史遗物，看一看博物馆化石的好奇心。因此，他决定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人们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看到他坐在沿街的大门口外，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了。与此相反，年迈的乌苏拉尽管步履蹒跚，走路还要扶着墙壁，但是当火车快要到达时，却象孩子似地兴高采烈。她吩咐四个厨娘说：“一定要烧些鱼烧些肉。”这些厨娘们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有条不紊的指点下，为了准时开饭正忙得不可开交。“什么菜都得做一点，”乌苏拉叮嘱说，“谁也摸不透那些外乡客究竟想吃什么。”火车在最炎热的时刻到达了。午饭时，家里喧闹得象集市一样。满头大汗的食客们甚至连谁是他们的主人也没有弄清楚就蜂拥而入，想到桌边去抢个好位子。厨娘们端着很大很大的汤罐、肉锅、菜盘、饭盆磕磕碰碰地来回忙碌。她们用大勺不停地分着大桶大桶的柠檬水。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菲南达总觉得其中有不少人吃了双份，心中很是恼火。好几次她简直想象卖菜妇似地破口大骂一通，因为有些糊涂的食客竟然跟她要起账来了。赫伯特先生来访已经一年有余，现在唯一弄明白的是，那些美国佬想在布恩地亚和他的人马当初穿越过的那块中了魔法的地区种植香蕉，布恩地亚他们当初是为了寻找伟大发明之路上那儿去的。在这火山喷涌似的潮流中，奥雷良诺上校的另外两个儿子也来到了马贡多，他们额头上都画有圣灰十字。在说明来意时他们讲了这样一句话，也许这句话可以解释大家涌来此地的理由。

“我们到这里来，”他俩说，“是因为大家都往这里涌。”

在这次香蕉瘟疫中，俏姑娘雷梅苔丝是唯一有免疫力的人。她依然是个妩媚少女，她把那些清规戒律越来越拒之门外，对邪恶和猜疑则越来越不屑一顾，悠悠自得于自己小天地的简单现实之中。她不理解为什么女人们要用紧身胸衣和裙子使自己的生活复杂化，因此，她给自己缝了一件粗麻布教士式长套衫，只要简单地从头上往下一套，就毫不麻烦地解决了穿衣问题，而且又能使她仍然觉得自己是光着身子的。因为按照她对事物的看法，在家里，赤身露体是唯一体面的方式。她披散的长发已经拖到了小腿肚，人家想帮她修剪，以便用压发梳做个发髻或梳成辫子，扎上彩带。她觉得这些都烦死了，于是索性自己动手剃了个光头，还把剪下的头发给圣像做了假发套。然而，她这种简化一切的天性有个奇处：她越是抛开时髦崇尚方便，越是摒弃常规听任自然，对男人来说，她那难以置信的美貌便越是叫人魂消魄散，她的举止也就越发诱人动情。奥雷良诺上校的儿子们第一次来到马贡多的时候，乌苏拉想到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与她曾孙女一样的血时，一种遗忘了的恐惧使她陡然震颤起来。“你眼睛可得睁睁开，”她警告俏姑娘雷梅苔丝说，“同他们中随便哪一个搞上了，将来生出的孩子都会长猪尾巴的。”可是她对这种警告根本就没当一回事，她干脆穿起了男人的衣服，在沙地里打个滚，就去玩爬竿取物的游戏了。她那十七位表兄弟[1]被这难以忍受的场面搞得神魂颠倒，差一点闹出一场悲剧。正因为如此，他们来镇上玩时，没有一个是住在家里的。那留下来的四个兄弟，根据乌苏拉的安排，都住在外面供出租的房间里。俏姑娘雷梅苔丝如果知道大家这样提防她的话，肯定要笑死了。直到她停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刻，她丝毫不知道自己迷人女性的万劫不复的命运，每天都在给人们带来灾难。每当她不听乌苏拉的吩咐，出现在饭厅时，总会使外乡客们又惊又恼。因为在那件粗麻布长套衫里面光着的身子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再说，谁也不会认为她剃得精光而且十分完美的脑壳竟不是一种挑逗。此外，她为了贪图凉快而不知羞耻地露出大腿，吃东西时用手抓，末了还津津有味地吮舔手指，谁能认为这一切不是一种罪恶的挑逗呢。有件事家里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外乡客们很快发现俏姑娘雷梅苔丝会散发出一种使人精神恍惚的气味，闪现出一种叫人难受的光亮，即使她离开后好几个小时，都能感觉出来。那些跑遍全球、历经风月场中波折的老手们也说，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象俏姑娘雷梅苔丝的自然气息所激起的如此强烈的欲望。在海棠花长廊里，在客厅内，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他们都能确切地指出她曾经呆过的地方和她离去有多久。这是一种清晰的、不容混淆的踪迹。家里人之所以谁也没能分辨出来，是因为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外乡客们却能一下子辨认出来。因此，只有他们才懂得那位警卫队的年青军官是死于爱情，另一位异乡绅士也是因为绝望而丧命。俏姑娘雷梅苔丝并不知道她活动过的地方竟会产生不安，也不知道她走过的地方会产生无法忍受的感情折磨。她对男人毫无邪念，但她那纯真的微笑却使他们心慌意乱。后来，当乌苏拉指定她在厨房与阿玛兰塔一同吃饭以免被外人看见时，她倒更加自在了，因为她终于可以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约束了。实际上，她在哪儿吃饭都一样。她吃饭没有固定时间，随着她的胃口变化而变化。有时她半夜三点起床吃饭，然后睡上一整天，连续好几个月都这样颠三倒四地过日子，直到发生某个偶然事件，才使她恢复正常。在最好的情况下，她上午十一点起床，赤条条地在浴室里整整呆上两个小时。她先是拍打蝎子，以便驱赶深沉而久长的睡意。然后用一只水瓢舀浴池里的水冲洗身子。这个动作做得那么慢，那么仔细，那么繁复而有条不紊，要是不很了解她的人看了还以为她在理所当然地欣赏着自己的肉体呢。然而对她说来，这种孤独的惯常举止毫无肉欲的意味，而只是一种打发时间、消化食物的方式而已。一天，她刚要洗澡，有个外乡客揭开屋顶上的一片瓦，看到她赤身露体的场景，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她从破瓦洞里也看到了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可是她的反应不是羞辱，而是惊恐。

“当心，”她叫了起来，“你会掉下来的。”

“我只是想看看你。”外乡人咕哝着。

“噢，那好，”她说，“不过你得当心点，瓦片都烂得发酥了。”

外乡客的脸上露出一种惊愕而痛苦的表情，仿佛为了不让眼前的幻景消失，正在同自己的本能冲动进行着无声的搏斗。俏姑娘雷梅苔丝还以为他是因为害怕瓦片破碎而担惊受怕，于是她洗得比平时快些，免得他为此担风险。她一边用浴池里的水冲洗身子，一边还对他说这屋顶坏成这副样子可真是个问题，因为她相信屋里树叶铺成的床是淋了雨腐烂了，才使浴室里到处都是蝎子的。她这一句随口说出的话却被那个外乡人误解了，以为这是她掩饰满意心情的一种方式。因此，当她开始擦肥皂时，他的试探又进了一步。

“我来帮你擦肥皂吧。”他低声说。

“谢谢你的好意，”她说，“用我的两只手就够了。”

“就给你擦擦背也行呀。”那个外乡人恳求说。

“真是闲得没事做了，”她说，“从没见过有谁背上还擦肥皂的。”

后来，在她擦干身子的时候，外乡人眼泪汪汪地向她求婚。她真心实意地回答说，他在这里浪费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饭也顾不上吃，只是为了看一个女人洗澡，对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她是决不会同他结婚的。最后，这个外乡人看着她穿上那件长套衫，便证实了那套衫里面确实象大家一直怀疑的那样什么也没穿。这下子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感到那秘密象灼热的铁一般永远地烙在自己的心上了。于是，他又揭去了两片瓦，以便下到浴室去。

“太高了，”她害怕地提醒他，“你会摔死的呀！”

酥烂的瓦片在灾难性的轰鸣中破碎了，那个人还没有来得及惊叫一声，就已经脑浆迸裂，毫无挣扎地死在水泥地上。饭厅里的外乡客听到那轰的一声巨响都匆忙赶去抬尸体。他们在尸体的皮肤上闻到了俏姑娘雷梅苔丝窒人的气味。这气味已同那尸体融为一体，以至脑壳裂缝里流出的不是血而是一种琥珀色的油汁，饱含着那种神秘的香气。于是他们明白了，俏姑娘雷梅苔丝的气味在人死后直到化为灰烬，还会继续折磨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把这骇人的事件与另外两个因俏姑娘雷梅苔丝而死的人联系起来。还需要一个受害者，才能使外乡客和许多马贡多的老居民相信这样的传说，即俏姑娘雷梅苔丝发出的并不是爱情的气息，而是致命的气流。数月后，终于有了一次机会来证实这种传说。一天下午，俏姑娘雷梅苔丝与一群女友去新建的种植园看看。对马贡多的人们来说，沿着两旁种着香蕉、潮湿而没有尽头的大道游玩，成了一种新颖的消遣。那里的宁静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尚未启用的世界，所以还不太会传递声音。有时在半米以内讲些什么就听不大清楚，但在种植园的另一头却又听得一清二楚。这种新颖的游戏在马贡多的姑娘们中间，常常引起欢笑和惊愕，使人害怕和发笑。晚上，大家谈起这种游玩经历就好象在讲梦景一般。那里的宁静名声之大，使乌苏拉实在不忍心阻止俏姑娘雷梅苔丝去游玩。一天下午，乌苏拉同意她去了，不过要她戴上草帽，穿上合适的衣服。姑娘们一进入种植园，空气中便弥漫起致命的芬芳。在沟渠里做工的男人们感到被一种奇特的魔法攫住了，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不少人已忍不住想放声大哭。俏姑娘雷梅苔丝和那些受惊吓的女伴们差点儿遭到一帮凶猛男子的袭击，她们躲进了附近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她们被四个奥雷良诺兄弟营救了出来。这四兄弟额头上的圣灰十字引起了人们对神明的敬意，仿佛那是贵族门第的标志，一种坚不可摧的记号。俏姑娘雷梅苔丝没有给任何人讲过，那天曾有个男人趁混乱之际，象鹰爪抓住峭壁边缘似地用手在她的肚子上抓了一把。在转瞬即逝的惶惑之中，她和袭击者打了个照面，看到了他那双忧伤的眼睛。这双眼睛象一团令人痛苦的炭火，印刻在她的心中。当天晚上，那男人在土耳其人大街上吹嘘他的胆量，为他的鸿运得意洋洋。可是几分钟以后，一匹烈马的铁蹄就踩烂了他的胸膛。一群外乡客看着他在马路中央打滚挣扎，口吐鲜血而死。

于是，俏姑娘雷梅苔丝具有死神威力这一猜测，被四桩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尽管有些说话不检点的人喜欢讲什么能同这样一个令人倾倒的美人睡上一夜，死了也值得，事实上毕竟还没有谁真的这样做过。也许真的只须用爱情这种最原始、最简单的东西，就足以降服她，并摆脱她的危险。然而，这恰恰是唯一没有人想干的事。乌苏拉不再为她担心了。以前，当乌苏拉还没有放弃拯救她使她返回世界的念头时，曾一直想促使她对家务事产生兴趣。“男人们要求你做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乌苏拉莫测高深地对她说，“除了你认为要做的事以外，还要你烧各种各样的饭菜，打扫房间，还要为一些琐碎的事烦心。”其实，乌苏拉把她培养成有益于家庭幸福的人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她确信，一旦情欲得到了满足，地球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哪怕是一天——她曾孙女这种完全不可理解的懒散习气。最后那个霍塞·阿卡迪奥的出生，以及培养他当教皇的坚定不渝的决心，终于使乌苏拉不再去关心她曾孙女了，让她去听任命运的安排，相信迟早会出现奇迹。在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上也一定会有一个男人以他无与伦比的无所谓态度来对付她的。阿玛兰塔早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使她变成有用的女人的一切尝试。还是在缝纫间里的那几个快被忘却了的下午，当这位侄女连缝纫机的摇把都懒得去摸一下时，阿玛兰塔就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她是个蠢丫头。俏姑娘雷梅苔丝对男人们说的话总是充耳不闻，这使阿玛兰塔十分为难，所以她常对俏姑娘雷梅苔丝说：“别人要娶你，我们只好为你抓阉了。”后来，乌苏拉坚持要俏姑娘雷梅苔丝用头巾遮着脸去望弥撒，阿玛兰塔觉得这种神秘的做法反而更有挑逗性，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好奇心十足的男子耐着性子去寻找她内心的弱点。但是，当后来看到她毫无理智地拒绝了一位在许多方面都要比王子更为令人羡慕的追求者时，阿玛兰塔便对她再也不抱希望了。菲南达根本就不想去理解这位俏姑娘的所作所为。在发生流血事件的狂欢节那天，菲南达看到穿着皇后服装的俏姑娘雷梅苔丝，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女郎。可是见她用两只手抓饭吃，回答问题总是出奇地简单时，菲南达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家里的笨蛋们寿命都太长了。奥雷良诺上校仍然坚持他的看法，他常说，俏姑娘雷梅苔丝实际上是他从未见过的最为聪明的人，她不时以惊人的巧妙手段嘲弄着众人，而这一点就是明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她丢在一边，任她受命运的播弄。于是，俏姑娘雷梅苔丝虽然背上没有十字架，却开始在孤独的荒漠里游荡了。她在没有恶梦的睡眠中，在没完没了的水浴中，在没有定时的饮食中，在没有回忆的深沉而长久的沉默中一点点成熟起来。直到三月的一个下午，菲南达想在花园里折叠她的粗麻布床单，请家里的女人们帮忙。她们刚开始折叠，阿玛兰塔就发现俏姑娘雷梅苔丝面色白得透明。

“你不舒服吗？”阿玛兰塔问她。

俏姑娘雷梅苔丝抓着床单的另一端，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

“不，恰恰相反，”她说，“我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好过。”

她刚讲完，菲南达觉得有一阵发光的微风把床单从她手中吹起，并把它完全展开。阿玛兰塔感到衬裙的花边也在神秘地飘动，她想抓住床单不致掉下去，就在这时，俏姑娘雷梅苔丝开始向上飞升。乌苏拉的眼睛几乎全瞎了，此时却只有她还能镇静地辨别出这阵无可挽回的闪着光的微风是什么东西。她松开手，让床单随光远去，只见俏姑娘雷梅苔丝在朝她挥手告别。床单令人目眩地扑扇着和她一起飞升，同她一起渐渐离开了布满金龟子和大丽花的天空，穿过了刚过下午四点钟的空间，同她一起永远地消失在太空之中，连人们记忆所及的、飞得最高的鸟儿也赶不上。

那些外乡客自然认为俏姑娘雷梅苔丝终于屈服于她不可抗拒的蜂王的命运，她家里人是为了挽回名誉才编造了这升天的谎言。菲南达妒忌得要命，直到最后才承认了这一奇迹。好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祈求上帝能还她床单。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一奇迹，他们甚至点起蜡烛，做了九日祭。要不是奥雷良诺兄弟惨遭杀绝的恐怖代替了人们的惊奇的话，也许很长时间内人们都不会有别的话题。尽管奥雷良诺上校从未把他的想法当作预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他早就料到了他孩子们的悲惨结局。奥雷良诺·塞拉多和奥雷良诺·阿卡亚两人是在那次骚动时来到马贡多的。当他们表示想留在那里时，父亲就曾劝阻过他们。那时，他们的父亲不明白在这一夜之间成了是非之地的镇子里他们能做些什么。然而奥雷良诺·森特诺和奥雷良诺·特里斯特在奥雷良诺第二的支持下，在他那个公司里给他们找到了工作。那时，奥雷良诺上校不赞成这个决定，但理由还说不清楚。自从看到布朗先生坐着第一辆汽车——一辆桔红色的翻篷汽车，装有一只喇叭用来吓跑狂吠的狗群——来到马贡多时，这位老军人对人们奴颜卑膝、大惊小怪的样子十分气愤。他发现，从当年他们抛下妻儿，肩扛火枪上战场的时代到现在，人的本性起了变化。尼兰德停战以来，地方当局都是些没有创新精神的镇长和摆摆样子的法官。他们都是从马贡多平庸而疲惫的保守派中间挑选出来的。“这是个不中用的老好人政府，”奥雷良诺上校看到那些拿着木棍、光着脚丫的警察走过时不禁评论起来，“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别把我们的房子涂成蓝色。”但是香蕉公司来后，地方官员都被发号施令的外乡客代替了。布朗先生还让他们搬进那个电气化养鸡场去住。据他解释，这是为了让他们享有与他们的身份相称的尊严，不受镇上的炎热、蚊咬、说不尽的不便和匮乏之苦。从前的警察也都由手持大刀的凶手们代替了。隐居在工作间里的奥雷良诺上校思忖着这些变化。在他这么多年默默无闻的孤独生活中，第一次有一个明确的念头在折磨着他：当初没有把战争进行到底是莫大的错误。也就在那些天里，被人忘却了的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上校的一个兄弟带着他七岁的孙儿在广场上的流动摊头喝汽水。孩子不小心碰着了一位警察小队长，汽水溅上了他的制服。这个野蛮的家伙竟用砍刀把孩子捣成肉泥，又一刀砍下了前去阻拦的爷爷的头。当一群人把无头尸体抬往家去时，全镇的人都看到了。他们还看到那个被砍下的头颅由一位妇女抓着头发拎在手中，还看到那只装着孩子碎尸的鲜血淋淋的布袋。

对奥雷良诺上校来说，这是他可以赎罪的最后机会了。他突然感到一种义愤，如同他年轻时看到一个被疯狗咬过的女人被棍棒活活打死时所感到的一样。他望着屋前看热闹的人群，用过去那种洪亮的嗓音，一种由于对自己的深切蔑视而恢复了的嗓音，冲着他们发泄自己内心再也忍受不住的愤恨。

“就这几天里，”他喊道，“我要把我的弟兄们武装起来，消灭这帮狗屎不如的美国佬。”

在那个星期里，他的十七个儿子在沿海各地被看不见的凶手们象逮兔子似地打死了，而且每个人都是被子弹打中了圣灰十字的中央。奥雷良诺·特里斯特晚上七点走出他的母亲家，黑暗中飞来一发步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脑门。奥雷良诺·森特诺是在他挂在厂里的那张吊床上被人发现的，眉间有一把碎冰用的锥子一直捅到把手处。奥雷良诺·塞拉多看完电影把未婚妻送回她父母家后，顺着灯光明亮的土耳其人大街回家，路上不知是谁从人群中向他射了一颗左轮枪子弹，把他打翻在沸烫的油锅里。几分钟以后，有人敲门，奥雷良诺·阿卡亚正和一个女人在里面。敲门人大声嚷嚷说：“快，快开门，有人在杀你兄弟了。”同奥雷良诺·阿卡亚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后来说，他从床上跳下去开门，等着他的却是一梭子毛瑟枪子弹，把他的脑壳都打烂了。就在那个死神肆虐之夜，正当全家准备为那四具尸体守灵时，菲南达象疯子似地在镇子里到处寻找奥雷良诺第二。原来，佩特拉·科特把他给锁在大衣柜里了。她以为有人要杀绝所有与上校同名的人，直到第四天才把他放出来，因为沿海各地来的电报使人终于明白，那些隐身敌人的怒气只是冲着额头上有圣灰十字标记的兄弟。阿玛兰塔找出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侄儿们的情况。每收到一封电报，她就划去一个名字。到后来，只剩下老大一个人的名字了。大家都清楚地记着他，因为他黝黑的皮肤和绿莹莹的大眼睛太显眼了。他叫奥雷良诺·阿马多，是个木匠，住在山脚下一个偏僻的村子里。等他死讯的电报足足等了两个星期，奥雷良诺第二以为他还不知道死难临头，便派人去提醒他。派出去的人回来说，奥雷良诺·阿马多已经幸免于难。那个灭绝之夜也曾有两个人找到他家，用左轮枪向他射击，但是没有打中圣灰十字。奥雷良诺·阿马多翻过院墙，消失在深山密林的迷宫之中。因为他同印第安人做过木材生意，关系很好，他对那里的山地了如指掌，以后就杳无音讯了。

这是奥雷良诺上校交黑运的日子。共和国总统给他发来了唁电，电文中答应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并为死者致哀。遵照总统的命令，镇长带着四个花圈出席了安葬仪式。本来镇长想把花圈放在棺材上的，但是上校却把它们放到了大街上。葬仪之后，上校给共和国总统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烈的电报并亲自去发送，但是报务员不肯办理。于是，他又增添了十分尖刻的攻击性言词，塞进信封邮寄去。如同他妻子去世时，或在漫长的战争中每当一个密友战死疆场时的情形一样，他感到的不是悲痛，而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暴怒，不知向谁去发泄，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甚至指控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也是帮凶，因为神父给他的儿子们画上了擦不掉的圣灰标记，好让他们的敌人辨认出来。那位神父老态龙钟，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在圣坛上布道时常会乱说一气，把信徒们都给吓跑。这天下午，他来到布恩地亚家里，手里捧着一个装有星期三圣灰的钵子，他要给全家人搽一下以证明这圣灰是可以用水洗掉的。但是，那不幸事件引起的恐惧深深地刻在大家的心中，所以连菲南达也不敢去试一下，而且在圣灰星期三那天，再也看不到一个布恩地亚家的人跪在领圣体的大厅里了。

奥雷良诺上校久久不能平静，他不做小金鱼了，吃起饭来也不香，象个梦游症患者似地裹着毯子，嚼着无声的怨恨，在家里踱来踱去。三个月以后，他的头发花白了，原先翘角的胡子垂了下来，盖住了没有血色的嘴唇，但他的那双眼睛又成了两团烈火。当初，这双眼睛曾使那些看到他降生的人望而生畏。在过去，只要他看一眼，椅子就会打起转来。他气恼至极又枉费心机地想激发起一些预兆，这些预兆曾在他年轻时指引他铤而走险，直至落到眼前这种令人伤心的没有荣誉的地步。他茫然若失，迷了路来到了别人的家中，这里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激起他对亲切感情的回忆。有一次，他打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想寻找一点战争以前的踪迹，却只遇见一堆堆由于多年弃置而积起的瓦砾、垃圾和一堆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没有人再去翻阅的书籍硬皮上，被潮气浸蚀的破旧的羊皮纸上长满了一层青紫色的霉花；过去这里是家中空气最明净的地方，现在却弥漫着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尽是陈腐回忆的气味。一天早晨，他看到乌苏拉正在栗树下她死去的丈夫的膝边哭泣。家里只有他奥雷良诺上校一人没有再去看望这位强有力的老人，这是一位在露天折磨了半个世纪的老人。“向你父亲问个好吧！”乌苏拉对他说。他在栗树前停了片刻，再次感受到就连这个冷清的空间也不能引起他的一点好感。

“你说什么？”他问。

“他很难过，因为他相信你快要死了。”乌苏拉答道。

“请你告诉他，”上校笑了笑说，“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而是要到能死的时候才能死去。”

先父的预言拨动了他心灵中仅剩的一点高傲的余烬，但是，他却错把它当作突然涌现的一股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才缠着乌苏拉要她讲出圣约瑟石膏像中发现的金币埋在院子的什么地方。“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乌苏拉断然回答，她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了启发。“这笔财富的主人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只有他才能把这笔钱起出来。”她补充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向来十分慷慨的人也会如此急切地贪图这笔钱财。这不是一笔应急之用的小数目，而是提一下就足以使奥雷良诺第二吃惊不已的骇人巨款。他去找他旧日的同僚们帮忙，这些人都避而不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家听他说过：“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唯一区别不过是自由派五点钟去望弥撒，而保守派是八点钟去。”尽管如此，他还是矢志不渝，到处哀求，卑躬屈膝地这儿讨一点，那儿凑一点，孜孜不倦地四出秘密奔走，终于在八个月中筹集了一笔比乌苏拉埋在地下的金币还要多的款项。于是，他去拜访病魔缠身的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请他帮助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

有个时期，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虽然坐在疯瘫病人的摇椅上，但他确实是唯一能够牵动生了锈的造反锁链的人。打从尼兰德停战之后，当奥雷良诺上校已躲进小屋去做他的小金鱼时，他却仍然同那些直到战败还忠于他的起义军官们保持着联系。他和他们一起同日常的凌辱进行一场可悲的战争。这是一场申请书与请求书的战争，一场“请你明天再来吧”的战争，一场“已经差不多了”的战争，一场“我们正在认真地研究你的情况”的战争，总之，是一场反对“最忠诚可靠的仆人”的无可挽回地失败了的战争。这些人本来应该得到军人终身养老金的，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从前那场持续了二十年的流血战争也没有象这场无限期拖延的腐蚀性战争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就是这位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他曾三次遇刺脱险，五次伤愈康复，身经百战而安然无恙，现在却被困死在长时间等候这种残忍的包围之中，沉沦于年迈衰老这可悲的败退里，于是他在租来的一间小屋里那菱形的灯光下，思念起阿玛兰塔。最后一批有消息的老战士的照片刊登在一份报纸上，高仰着一张张并不光彩的脸庞，旁边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共和国总统。总统赐给他们铸有自己头像的扣子，让他们别在上衣的翻领上，并把一面血迹斑斑、沾满尘土的军旗归还给他们，好让他们盖在棺材上。另有一些更为自尊的人则依然在百姓仁慈的庇荫下等候着回音，他们一个个都饿得要死、气得要命，在那高雅的荣誉狗屎堆里老朽腐烂。因此，当奥雷良诺上校请马尔克斯发动一场殊死的战争以铲除由外国入侵者支撑的腐败堕落、臭名昭著的政府的一切痕迹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不禁深感同情地颤抖起来。

“哎，奥雷良诺，”他叹息说，“我早就知道你已经老了，可是我现在发现，你比你的外表还要老得多啊。”

[1]原书误，应为表叔。

第十三章

在乌苏拉昏聩的暮年，正当霍塞·阿卡迪奥需要得到迅速培养以便去神学院的时候，她却很少有暇顾及他当教皇的事。几乎与此同时，在菲南达的严厉和阿玛兰塔的痛苦之中，霍塞·阿卡迪奥的妹妹梅梅也到了预定的年龄，该送她上修女学校培养她当击弦古钢琴琴师了。乌苏拉感到很苦恼，因为她十分怀疑自己那套锻炼意志的办法对倦怠松弛的教皇弟子是否有效。不过，她没有把这归咎于自己跌跌撞撞的老态，也没有归罪于使她几乎看不情事物轮廓的团团云雾，而是归结于一种她自己也说不清、只是隐约感到的东西，即时光的不断消蚀。“如今的年头可不象过去啦。”她常常这样说，觉得日常要做的事情老是从她手中溜走。她想，过去孩子长得可慢啦，这只要回想一下就明白了。你想，她的大儿子霍塞·阿卡迪奥从小长到跟着吉卜赛人一起远走前后用了多少时间，而在他浑身刺得象条蛇，说起话来象天文学家似地回到家里之前又发生了多少事情；再想想，在阿玛兰塔和阿卡迪奥忘掉印第安语，学会西班牙语以前，家里发生了多多少少事情。还可以想想那可怜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栗树下经受了多少天日晒夜露。自从他去世以后，乌苏拉为他哭干眼泪，到后来人家把奄奄一息的那位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送回家——这期间他打了多少年仗，人们为他吃了多少苦——可他却还不到五十岁。从前乌苏拉做了一整天的糖小兽以后还有空为孩子们操心，看看他们的眼白是否需要给他们熬一剂蓖麻油汤药。现在可不同了，她没有事干的时候，把霍塞·阿卡迪奥驼在背上出去溜达，从清晨到夜晚，一走就是一天，那糟糕的时间竟会使她干什么事都有始无终。事实上，尽管乌苏拉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年龄，可还是不服老。她到处碍手碍脚，可还是什么都想插一手。她碰见外乡人，就问他们有没有在战争期间把一尊圣约瑟石膏像留在她家，让她保管过雨季，问得他们厌烦了。谁也不清楚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双目失明的。就在她最后几年里，她已经卧床不起，可是看起来也只象是年老体衰的缘故，谁也没发觉她已经全瞎了。她是在霍塞·阿卡迪奥出世之前发现自己瞎了的。起初，她只以为是暂时的视力衰退，便偷偷地服用骨髓糖浆，还给眼睛滴蜂蜜。可是不久，她便渐渐确信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陷入黑暗之中了，以致她对电灯的发明从来不曾有过清楚的概念，因为安装第一批电灯时，她已只能感到一些亮光。这情况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因为那等于是让别人知道她的无用。她默默地强记着各种东西之间的距离，辨认人们的嗓音。这样，在眼睛的白翳使她无法看见东西时，她能凭着记忆继续“看”到一切。后来她又发现了意想不到的辅助妙法，这就是气味。在黑暗中辨别气味比辨别物体的大小、颜色来得更加可信。这样便把她从一种被撇在一边的耻辱中彻底拯救了出来。在漆黑的房间里，她能穿针引线，钉扣锁洞，还能知道什么时候牛奶就要开了。她对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是那样一清二楚，有时连她自己也忘了是瞎子。有一次，菲南达丢了结婚戒指，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乌苏拉却在孩子们房间里一个壁架上找到了。因为很简单，当别人毫不在意地四处奔波忙碌时，她总是凭着自己的四种感官注意着他们，不让他们突然碰到自己身上。一段时间以后，她发现家里的每个成员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同样的行程，同样的动作，以至在同样的时刻说着几乎同样的话。只要他们一不小心越出这一审慎的常规，就有丢失东西的危险。所以，当听到菲南达丢了戒指而怏怏不乐时，乌苏拉记起那天菲南达所做的唯一不同于往常的事就是凉晒了孩子们睡的席子，因为头天晚上梅梅发现了一只臭虫。那天孩子们都参加了大扫除，所以乌苏拉认为菲南达是把戒指放在孩子们唯一够不着的地方：壁架上。然而，菲南达只是按照日常活动的路线寻找，却不知道这日常的行动习惯恰恰妨碍了她，正因为如此，找东西才这么费劲。

抚养霍塞·阿卡迪奥倒帮了乌苏拉一个大忙，使她能了解到家里发生的任何细微变化。当她发觉阿玛兰塔给房里的圣像穿衣服时，就装着教孩子辨认颜色。

“好，咱们来看看，”她说，“你给我说说，圣拉斐尔天使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这样，孩子便告诉了她许多她眼睛看不到的情况。早在霍塞·阿卡迪奥去神学院前很久，乌苏拉就能根据布的质地区别出圣像服装的各种颜色了。有时也发生一些意外，有天下午，阿玛兰塔正在海棠花长廊里绣花，乌苏拉经过时碰到了她的身上。

“啊唷，我的天哪！”阿玛兰塔抱怨说，“你也不看看走到哪里去了！”

“是你自己坐在不该坐的地方呀！”乌苏拉说。

对阿玛兰塔来说这确是事实。不过从那一天起，乌苏拉便发现了一个尚未有人发觉的情况，这就是一年之中太阳也在不知不觉地变动着位置，而坐在长廊里的人则不得不一点一点地跟着移换位置。从此以后，乌苏拉只要记住日期便能准确地知道阿玛兰塔坐在哪里了。虽然乌苏拉的两手颤抖得越来越明显，她的双腿沉重得迈不开步子，却从没有见到象现在这样，她那纤巧的身影同时出现在这么多地方。她几乎同当年挑着全家重担时一样勤勉。然而，在无法穿透的老年的孤寂中，她却是那么敏锐，足以洞察家中发生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这种洞察力使她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过去由于忙乱而不能看到的真相。就在培养霍塞·阿卡迪奥上神学院的这个时期，她曾经极其简略地回顾了从马贡多诞生以来的家史，并完全改变了她对后辈的一贯看法。她明白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失去对家庭的爱，并不象她原先以为的那样是因为战争的残酷，而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谁，包括他的妻子雷梅苔丝和在他一生中曾同他睡过一夜的无数女人，更不要说他的孩子们了。她隐隐约约地发现，他并不象大家都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某个理想而转战南北，也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倦怠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胜利，打胜仗也好，打败仗也好，他都出于同一个原因，纯粹出于罪恶的傲气。她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她险些为他丢了性命的儿子只是个没有爱的能力的人。那是一天晚上，孩子还在腹中，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这哭声是那么清晰，连睡在她身旁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也惊醒了。他感到很高兴，心想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名口技演员的。另外一些人则预言，这孩子将会成为一个占卦者。然而，她自己则确信这深沉的哭叫声准是那条可怕的猪尾巴的第一个征兆，因此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她乞求上帝让胎儿死在腹中。但是，老年的理智使她明白了，孩子在母亲腹中的哭叫声不是什么当口技演员的象征，也不是什么占卦能力的标志，而是没有爱的能力的最明显的信号，她曾多次这样讲过。她这样贬低自己儿子的形象，又一下子勾起了她对儿子应有的全部同情。阿玛兰塔的铁石心肠曾使她胆寒，她那深重的哀愁曾使她痛苦，然而在最近一次观察中乌苏拉却发现，阿玛兰塔是从未有过的最为温柔的女人。她以惋惜的心情彻底搞明白了，阿玛兰塔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一切不合情理的折磨，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报复心理；她那使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终生失望的缓慢折磨，也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她的一腔辛酸。所有这一切都是她无比强烈的爱情与不可战胜的怯弱之间的殊死搏斗，而最后却是那种荒谬的恐惧占了上风，阿玛兰塔的这种害怕的感情始终凌驾于她自己那颗备受磨难的心。正是这个时候，乌苏拉开始提起雷蓓卡的名字了。一种迟来的悔悟和蓦地产生的敬仰唤起了旧日的情意，她想念起雷蓓卡来了。她已经明白，只有她雷蓓卡，这个从没有吃过她的奶，而只吃地上的泥土和墙上的石灰的人，这个血管中没有流着她的血，而是流着陌生人的陌生血的人——这些陌生人的尸骨还在坟墓中克洛克洛作响；只有雷蓓卡，这个内心焦躁、情欲外露的女人才是唯一具有无限勇气的人，乌苏拉曾希望自己的家族也具有这种勇气。

“雷蓓卡，”她摸着墙壁，说，“我们对你真是太不公平啊！”

家里人显然都认为她在说胡话，特别是从她象加百列天使那样举着右臂走路时更觉得她神志错乱了。但是，菲南达却明白在她这些胡言乱语的阴影中还有一个精明清醒的太阳，因为乌苏拉能够毫不支吾地讲出上一年家里总共开销了多少钱。阿玛兰塔也有同感。有一天，母亲在厨房里搅拌着汤锅，突然讲起从第一批吉卜赛人那里买玉米磨子的事。她并不知道有人在听她讲话。她说，这磨子早在霍塞·阿卡迪奥周游世界六十五圈以前就丢失了，而现在还在庇拉·特内拉家里。那时，庇拉·特内拉也是百岁老人了。尽管她身体胖得难以想象，却还是灵巧壮健。她那肥胖的样子，常常把孩子们吓跑，就象从前她的笑声常把鸽子吓跑一样。她并未对乌苏拉的一言中的感到惊讶，因为她的经验告诉了她，老年人的警觉会比纸牌卜算更加准确。

但是，当乌苏拉发觉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培养霍塞·阿卡迪奥的才能时，便沮丧得神志恍惚起来。她想用眼睛去看那些凭直觉能看得更清楚的事物，这就是她犯错误的开始。有天上午，她将一只墨水瓶里的东西倒在孩子头上，以为那是花露水。她固执地想到处插手而引起了许多麻烦，结果她大发脾气，搞得头脑乱哄哄的。她想揭去周围的黑暗，可是黑暗却象一件蜘蛛网褂子把她缠住了。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行动迟钝并不是年老与黑暗的第一个胜利，而是时间的一个过失。她心想，过去上帝安排年月时并不象土耳其人量一码细棉布时那样耍花招，所以那时的情况就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仅孩子们长得快了，连人们的情感的演变也换了方式。俏姑娘雷梅苔丝的身躯与灵魂刚刚升上了天，被冷落的菲南达便在屋角里嘀咕起来，因为床单被俏姑娘带走了。埋在坟墓中的奥雷良诺兄弟尸骨未寒，奥雷良诺第二家里就已灯火辉煌，挤满了酒徒醉汉。他们拉着手风琴，互相浇洒着香槟酒，好象家里死去的不是基督教徒，而是几条狗；好象这个使人伤透脑筋、耗费了许多糖小兽的疯人院本来就注定要变成一个堕落衰败的垃圾箱似的。在大家准备着霍塞·阿卡迪奥行装的时候，乌苏拉回想着这些事情。她思忖着自己是不是也干脆躺入墓中，让人家盖上沙土为好。她毫不畏惧地向上帝发问，他是不是真的以为人的身体是铁打的，忍受得了这么多的痛苦和折磨。问着问着，她自己也糊涂起来了。她感到有一种无法抑止的愿望，真想象外乡人那样破口大骂一通，真想有一刻放纵自己去抗争一下。多少次她曾渴望过这一时刻的到来，多少次又由于种种原因产生的逆来顺受而把它推迟了，她恨不得把整整一个世纪来忍气吞声地压抑在心中的数不尽的污言秽语一下子倾倒出来。

“活见鬼！”她叫了起来。

阿玛兰塔正要把衣服塞进箱子去，以为母亲被蝎子蜇了一下。

“在哪儿？”阿玛兰塔吃惊地问。

“什么？”

“蝎子呀！”阿玛兰塔解释说。

乌苏拉用一只手指指着心口。

“在这里。”她说。

某个星期四的下午两点，霍塞·阿卡迪奥到神学院去了。乌苏拉以后回忆起他时，还总是送别时她所想象的那副模样：郁郁寡欢，神情严肃，没流一滴眼泪，正如她教诲的那样，在缀有铜扣子的绿色平绒长袍里又闷又热，脖颈上还打着一个上过浆的领结。饭厅里充满着扑鼻的花露水香味，这是乌苏拉为了能知道霍塞·阿卡迪奥在家里的行踪而洒在他头上的。在为他饯行的午餐上，全家人用欢乐的言词掩饰内心的不安，过分热情地为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俏皮话捧场。但是，当人们把那只天鹅绒面子，角上包银的箱子抬出去的时候，活象是从家里抬出了一口棺材。唯一拒绝参加送行的就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

“咱们家就缺这桩恼人的事了。”上校咕哝着，“这就是出了个教皇！”

三个月后，奥雷良诺第二和菲南达把梅梅送进了修女学校，回家时带回一架击弦古钢琴，放在原来自动钢琴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时候，阿玛兰塔开始织她的裹尸布了。香蕉热已经平息下来，马贡多的老居民们被外乡客挤到了角落里，艰难地靠着昔日的那些不稳定的资源维持生活，但是他们对劫后余生总还是感到庆幸。家里仍然接待客人吃午饭，但实际上直到许多年后香蕉公司离去，也未恢复到先前那种盛况。尽管如此，在好客的传统意义上还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那时是菲南达在实施她的法律。由于乌苏拉已被撇到黑暗的世界，阿玛兰塔在专心致志地织她的裹尸布，所以那位昔日学做女王的人便可以自由地挑选食客，并把她父母灌输给她的各项严厉的规矩用到他们头上了。在马贡多这个被外乡客的粗鄙弄得浑身抽搐的市镇里——这些外乡客恣意挥霍他们轻易取得的财富——她的严厉却把这个家变成了陈规陋习的堡垒。对她来说，无须转弯抹角，正经清白的人就是那些与香蕉公司没有任何牵连的人。就连她的小叔子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成了她歧视政策的牺牲品，因为在先前的欢闹中他又去拍卖那些剽悍的斗鸡，并且还在香蕉公司当过工头。

“要是染上外乡客的疥疮，”菲南达说，“您就别再踏进这个家门。”

强加给家里的束缚如此严厉，奥雷良诺第二最终觉得还是在佩特拉·科特家里要舒服得多。开始时，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把一大堆杂物搬走了。后来又借口牲口下不了崽，把牛栏马厩都搬走了。最后借口情妇家里要凉快些，把他处理事务的小办公室也搬走了。等到菲南达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丈夫还活着的寡妇时，再想把事情回复到过去那副模样已经太迟了。奥雷良诺第二几乎连吃饭都不在家里，他唯一还保持的同妻子一起睡觉的假象已经骗不了谁了。有天晚上，他由于疏忽，第二天早晨在佩特拉·科特的床上被菲南达发现。与他想象的相反，菲南达既没有骂他一句，也没有发出丝毫怨恨的叹息，这一天，她叫人把他的两大箱衣服送到他情妇家里。箱子是大白天送去的，菲南达还吩咐一定要走马路中间，好让大家都看到，满以为这样一来，她出轨的丈夫就会羞愧难言地低着头回到正道上来了。可是菲南达的这一英雄壮举只不过再一次证明，她既不了解丈夫的性格，也不知道这种社会与她父母时代的社会已经毫不相干，因为所有看到送去那两大箱衣服的人都说，这是一段无人不知其内情的历史终于达到了自然的结局，而奥雷良诺第二则更是为他赢得的自由欢庆了三天。对这个妻子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她穿着拖到脚跟的深色长裙，戴着不合时代的勋章，显出不看场合的傲气而开始见老的时候，那位情妇却穿起光彩夺目的真丝时装，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收回了自己权利的喜悦，象是开始了第二次青春。奥雷良诺第二又以过去小伙子时的那股热情倾心于佩特拉·科特了。那时，佩特拉·科特并不是因为看中他而爱他的，而是因为她常常把他与他的孪生兄弟相混。她同时与他俩睡觉，以为这是上帝赐给她的宏福，使她有一个男人，而他的爱情却胜如两人。重新燃起的情欲是那么迫切，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准备吃饭的时候互相瞅着，然后一句话不讲，盖上菜盆饭碗，饿着肚皮进卧室去寻欢了。奥雷良诺第二从他偷偷到法国女郎那儿去的时候看到的摆设中得到启发，给佩特拉·科特买了一张有主教式天篷的大床，在窗上挂起了天鹅绒窗帘、卧室的天花板及四面墙上都镶上了岩石似的玻璃大镜子。这样他就格外显得轻狂了。每天上午十一点火车到达时，他总是收到一箱一箱的香槟酒和白兰地。从车站回家的路上，他总是象跳即兴的昆比安巴舞似地把沿途碰到的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乡的，熟识的还是陌生的，都毫无区别地拉到家里。甚至连难以捉摸的只会讲外国话的布朗先生也被奥雷良诺第二诱人的表示所吸引，好几次在佩特拉·科特家里喝得酩酊大醉，叫那几条处处跟着他的德国猛犬随着他按照手风琴节奏信口哼起的得克萨斯歌曲跳起舞来。

“别生了，母牛啊，”奥雷良诺第二在聚会高潮的时候叫了起来，“别生了，生命是短促的。”

他的脸色从未象现在这么好，也甭想更好了，而他的牲口下起崽来也从没象现在这样没完没了。在那无休无止的聚会上，杀了多少头牛和猪，宰了多少只鸡，连院子里的泥土都被血沤成了黑色的泥潭了。这里成了长年丢弃骨头和内脏、倾倒残羹剩饭的垃圾堆和泔脚缸，需要不时点燃炸药包，以免兀鹰啄掉了客人的眼睛。奥雷良诺第二的胃口简直与当年周游世界后回来的霍塞·阿卡迪奥不相上下。他身体肥胖，脸色发紫，行动象乌龟似地迟钝。由于他毫无节制的旺盛食欲，无与伦比的挥霍能力和绝无仅有的热情好客，其名声早已越出沼泽地一带，吸引了沿海地区最有名望的饕餮者。神话般的饕餮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常在佩特拉·科特家中举行的较量耐力与食量的这种反理性的比赛。在那个倒霉的星期六卡米拉·萨加斯杜梅出现之前，奥雷良诺第二始终是这种比赛的常胜将军。卡米拉·萨加斯杜梅是全国闻名的图腾式[1]的女性，人们给她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母象’。比赛一直延续到星期二天明。头二十四小时中，奥雷良诺第二在吞吃了一头小牛以及许多烤木薯、烤山药和香蕉，外加一箱半香槟酒以后，感到胜利在握。他显得比那位沉着的对手更加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这位对手的用餐方式具有明显的职业性，但正因为如此，对于满屋挤得水泄不通的各式各样的观众来说，她的举止就不那么激动人心了。奥雷良诺第二狼吞虎咽地连连鼓动着腮帮子，因为求胜心切，他不停地说着脏话，而那位“母象”却以外科医生的技艺切着肉块，吃得不慌不忙，甚至带着某种乐趣。那是个高大而健壮的女人，可是尽管她体格魁梧，却仍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她的容颜是那么漂亮，她的双手保养得那么细嫩，她的魅力又是那么令人难以招架，以至奥雷良诺第二看到她进来时曾低声咕哝，他宁愿跟她在床上而不是在桌上较量一番的。后来，当看到她吃完了一整只牛腿而丝毫没有违反最温文尔雅的规则时，他一本正经地评论道，那头细腻、迷人、又不知满足的长鼻子动物，就某种意义而言真是位理想的女性。这一点他倒并没有搞错。她被誉为“母象”之前曾被称作“鱼鹰”，那是毫无道理的。她并不是碎牛的机器，也不象人们说的，是希腊马戏团中的那种长胡子的女人。她是演唱学会的指挥。她学会吃的艺术是在她成了家里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以后。她是为了寻找一种使她的孩子更好地摄取营养的方法才开始学习吃的艺术的，这就是不靠人为地刺激胃口而靠精神上的绝对安宁来吃饭的方法。她的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它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内心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他就能不停地吃到精疲力尽为止。因此，她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而不是体育上的兴趣，才丢下演唱学会和家庭不管，来同一位以无原则大食客的美名誉满全国的男子比赛的。从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发现，奥雷良诺第二不会因胃口不好而输掉，却会因脾气不好而败北。比赛的头一个晚上即将过去的时候，“母象”还是那么若无其事，而奥雷良诺第二已经因为太多的谈笑而显得疲惫不堪了。他们睡了四个小时。醒来后，各人喝了五十只柑桔的甜汁，八公升咖啡，还吃了三十只生鸡蛋。到比赛的第二个黎明，他们已经一夜未睡。在吃完了两只猪，一大串香蕉和四箱香槟酒以后，“母象”猜想奥雷良诺第二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与她相同的方法，不过走的道路却是全然不顾后果和荒唐的。那时他的情况已经比她想象的更加危险。当佩特拉·科特把两只烤火鸡端上桌子时，奥雷良诺第二离撑破肚皮只差一步了。

“如果你不行了，就别再吃吧，”“母象”说，“咱们的比赛是不分胜负。”

这完全是她的心里话、因为她明白自己也是不能再吃一口了，她不想因为造成对手的死亡而心感内疚。但是，奥雷良诺第二却把她的话看作是一次新的挑战，硬是把那只火鸡吞了下去，这显然超越了他那难以置信的能力。他昏过去了，一头扑在盛着残骨余屑的盘子上，嘴里象狗那样地吐着白沫，发出一种垂死挣扎的嘶哑的声音。他感到，在一片黑暗之中，有人把他从一座高塔的顶端抛向那无底的深渊。在他最后一刻清醒的闪光里，他知道在没完没了的坠落的尽头，等着他的是死亡。

“快把我送到菲南达那里去。”他勉强地说了一句。

抬他到家里去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已经履行了对他妻子作出的决不死在情妇床上的诺言。当有人去告诉佩特拉·科特说奥雷良诺第二已经脱离危险时，她已经把奥雷良诺第二想穿着进棺材去的漆皮靴擦得锃亮，正想找人把这些东西给他送去呢。实际上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恢复了健康，十五天以后他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庆贺他死里逃生。他仍然住在佩特拉·科特家里，但每天都去看看菲南达，有时还留在家里吃饭，好象命运颠倒了事情的位置，使他变成了情妇的丈夫和妻子的情夫。

这对菲南达来说真是一种宽慰。在她被弃之一旁的百无聊赖之中，她唯一的消遣就是午睡时弹弹古钢琴，再就是看看孩子们的来信。她每隔十五天给孩子们写一封内容详尽的书信，其中没有一句是真话。她对孩子们总是隐瞒着自己的痛苦，总是避而不谈家里的伤心事。这个家尽管秋海棠上阳光灿烂，尽管下午两点钟时热得叫人窒息，尽管从大街上频频传来聚会的喧闹声，却还是越来越象她父母的那座殖民者的深宅大院了。菲南达在三个活着的幽灵和一个去世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幽灵之间独自徘徊。那死去的幽灵在她弹古钢琴时还常常赶来坐在厅屋阴暗的角落里，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则成了一个影子。自从上次为了鼓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策划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而上街以来，他一直呆在工作间里，甚至很少到栗树下解手。他除了接待每隔三个星期前来给他理发的师傅以外，什么人也不接待。乌苏拉每天给他送一次饭，送什么他就吃什么。虽然他还象从前那样热心地做着小金鱼，但不再去卖了，因为他得知人们买他的小金鱼并不是把它看作珍品，而是看作一种历史性的遗物。他把雷梅苔丝的玩具娃娃堆在院子里点火烧了。这些娃娃从他结婚那天起就一直是他房间的装饰品。机警的乌苏拉发现她儿子正在做的事情，却未能制止得了。

“你可真是铁石心肠呀！”她对他说。

“这不是什么心肠不心肠的问题，”他回答说，“房间里简直要生满蛀虫了。”

阿玛兰塔织着她的裹尸布。菲南达不明白她为什么有时还给梅梅写信，甚至给她寄礼物，而对霍塞·阿卡迪奥却不屑一提。当菲南达通过乌苏拉问她原因的时候，阿玛兰塔回答说：“他们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回答在菲南达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始终未能解开的疑团。这位高挑个儿，细长身材，生性高傲和总是穿着好几层泡泡纱衬裙的阿玛兰塔，表现出一种经得起岁月及许多不幸回忆考验的，与众不同的气派，象是额头上印着表示贞洁的圣灰十字。其实，她的圣灰十字是在手上，在那条黑色绷带上。这绷带她睡觉时也不解下，并且总是由她自己洗净熨平的。她的生命就消磨在刺绣裹尸布上了。据说她是白天绣，晚上拆。她并不想以这种方式打破孤独，相反，想以这种方式来保持孤独。

在菲南达被撇在一边的那些日子里，她最担心的是梅梅回家过第一次假期时在家里不见奥雷良诺第二的人。由于发生了那次饱得快撑死的事，她的这份担心总算结束了。当梅梅回家时，她的父母已经商定，不仅要使女儿相信奥雷良诺第二仍然是个老实守家的丈夫，而且还要不让女儿看到家里的伤心事。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奥雷良诺第二扮演着模范丈夫的角色。他常常举行有冰淇淋和饼干点心的小舞会，而那欢快、活跃的女儿总要弹一阵古钢琴，给舞会增添欢畅悦人的气氛。从那时就可以看出来，她从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性格极少，而同十二、三岁时的阿玛兰塔倒一模一样。那时的阿玛兰塔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闷，她的舞步常常使全家欢腾。这还是她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秘密恋情彻底改变了她内心的向往之前的事。但是，与阿玛兰塔不同，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是梅梅还没有表现出家中那种孤独的命运。看起来，她对周围的世界是心满意足的，即使每天下午两点被关在房里，受着严厉纪律的约束，苦练古钢琴的时候也是如此。一眼便可看出，梅梅是喜欢这个家的。她一年到头都渴望着由于她的回家而使年轻人欢腾喧哗。这与她父亲酷爱欢闹、过分好客的脾性相去无几。这种灾难性遗传的第一个迹象是在她第三次回家度假时发现的。那次梅梅把四位修女和六十八位女同学带回家，邀请她们在家里住一个星期。这是她主动请来的，事先没打一声招呼。

“真是要命！”菲南达抱怨说，“这孩子野得跟她父亲一个样。”

他们不得不向邻里借了许多板床和吊床。还让她们分九批就餐，并规定了洗澡时间。为了使这些穿着蓝色校服和男式靴子的女孩子不至于整天东颠西跑，还特地借了四十只小板凳给她们坐。这次邀请弄得一团糟，因为这些吵吵嚷嚷的女学生刚刚轮流吃早饭，吃完了又要轮流吃午饭了，接着又是晚饭。整整一个星期中，她们只到香蕉种植园去玩了一次。到晚上，修女们已经筋疲力尽，动弹不得，无法再宣讲教义，而这帮不知疲倦的小姑娘却还在院子里唱着单调乏味的校歌。有一天，她们简直要把乌苏拉给踩扁了，因为她老人家硬是想在最忙乱的地方显显身手。还有一天，修女们突然惊叫起来，因为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居然不顾有这么多女学生在院子里，就大模大样地在栗树下小便。阿玛兰塔差一点把大伙儿吓坏了，因为当她正在给汤锅里加盐时，有一个修女闯进了厨房，修女唯一想到要打听的是问她那一把把放进去的白粉是什么东西。

“砒霜。”阿玛兰塔说。

她们到达的那天晚上，这些女学生们都想在睡觉前上一趟厕所，结果是一片混乱，直到凌晨一点，最后一批女孩子才刚刚轮到进去。于是菲南达买了七十二只便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把晚上的问题变成了早上的问题。因为从天明开始，厕所门前的女孩子们就排起了长龙，每人手中都端着一只便盆，等着进去清洗。尽管有几个学生发了高烧，还有几个人被蚊虫咬的地方发了炎，但大部分人对艰难困苦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就是在最炎热的时候，她们也还在院子里追逐嬉戏。等到她们终于离去时，花木给折断了，家具被弄坏了，墙上画满了图画写满了字，但是，菲南达却原谅了她们造成的破坏，因为她为她们的离去松了口气。她把借来的床铺、方凳都一一还掉，又把七十二只便盆藏进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从此以后，这个关闭的、过去曾是家庭精神生活中心的房间便得了个新称呼：“便盆间”。对奥霍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个名称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当家里人在为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一尘不染、完好如初而赞叹的时候，他就看出这房间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箱。不管怎么说，在他看来究竟谁有道理都无所谓，他所以会知道这个房间的新用途，那是因为菲南达在那里出出进进藏便盆，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影响了他的工作。

就在这几天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又在家里出现了。他径直穿过走廊，同谁也不打招呼，把自己关在工作间里同上校交谈。尽管乌苏拉已经不能看到他的模样，可她能辨别出他那双工头穿的皮靴的鞋跟碰撞地面的声响。她惊奇地发现他与家庭之间，甚至与童年时代一起玩过天真的换名游戏的孪生兄弟之间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两人已经毫无共同之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身材瘦长，举止庄重，矜持沉思，有着撒拉逊人的愁郁的气质。他最象他的母亲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了。乌苏拉抱怨自己在谈到家中事情时，总是把他忘了。但是，当她感到他又出现在家里，还发觉上校居然在工作时间里允许他进房间时，她便重新搜索起自己陈旧的回忆。她断定，准是在童年的某个时候，他跟他的孪生兄弟调换过名字了。因为是他而不是他的兄弟应该叫奥雷良诺。谁也不了解他的生活细节，只知道有个时期他连个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他在庇拉·特内拉家里饲养斗鸡，有时就在那里睡觉，但几乎总是在法国女郎的房间里过夜的。他象是乌苏拉行星体系中一颗游移的星，没有情感也没有雄心地四处飘荡。

实际上，自从很久以前的一个早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带到司令部去以后，他就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也不会是任何其他家庭的成员了。那次带他去司令部并不是为了让他看一次枪决，而是为了让他在后半辈子里永远不要忘记被枪决者的那种凄惨而略带讥讽的微笑。这不仅是他最早的记忆，而且也是他孩提时代的唯一记忆。另一件往事是，他记起有一位身穿不合时宜的背心，头戴鸦翼帽的老人，曾面对着耀眼的窗子叙述种种奇观，但他记不清这是什么时期发生的事。这一种模模糊糊的记忆，既无教益也无留恋可言。它跟对被枪决者的回忆大相径庭，因为后者实际上确定了他一生的方向，而且随着他日益衰老，这件往事越来越清晰地返回他的记忆，好象时间的消逝使他与这件往事越来越接近了。乌苏拉曾想通过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劝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结束这种闭门自锁的状态。“你应该劝他去电影院跑跑，”她对他说，“即使他不喜欢看电影，也至少可以有个透透新鲜空气的机会呀。”可是不久她就发现，他也象上校一样对她的苦求始终无动于衷，他们俩都披着一层密不透风的护甲，对亲切的情感毫无反应。尽管她从来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俩关在工作间那段漫长的时间里究竟谈了些什么。可她明白，他俩是家里唯一由亲缘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人。

其实即使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无法使上校跨出与世隔绝的门坎。女学生们的侵入实在超出了上校的忍耐限度。他借口说结婚的那间房里虽然烧毁了雷梅苔丝那些成了蛀虫美餐的玩具娃娃，蛀虫却还在泛滥，于是在工作间里架起了吊床，这样他除了大小便要到院子去外更是足不出户了。乌苏拉没能同他草草谈上几句话。她知道，在小金鱼做完之前，他是不会瞥一眼饭菜的，而总是把饭菜推到桌子的一端，也不管菜汤表面是否结了硬皮，肉碗是否已经冰凉。自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拒绝支持他在垂暮之年再发动一场战争以来，他变得越来越生硬了。他给自己的内心也上了门闩，最后家里人想起他时，仿佛把他看作已经死了似的。在十月十一日他走出沿街的大门去观看马戏团的队伍之前，人们没有看到过他作为一个活人的任何反应。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一天同他最后几年中的任何一天都一样。清晨五点钟，围墙外蛤蟆和蟋蟀的喧闹把他惊醒了。星期六以来就下着连绵细雨，没有必要再听那花园里树叶上淅淅沥沥的雨声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从他冰冷的肌骨里早已感觉到了这种声音。他象往常一样裹着羊毛毯，穿着那条长长的原棉衬裤。尽管这条裤子由于尘垢累累已成了老古董，连他自己也把它叫作“哥特式衬裤”，可他图它舒服还是一直穿在身上。他套上一条瘦腿的长裤，但没有扣上钮子，也没有在衬衫领上别起那颗常用的金钮扣，因为他准备去洗澡。后来他把毯子往头上一兜，象戴了顶尖顶高帽，又用手指理了理污腻的胡须，到院子解手去了。那时，离天气放晴出太阳还有许多时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在被连绵阴雨浸得朽腐了的棕榈叶凉棚下打着盹。上校没有看见他，因为他从未见过父亲在凉棚下的情景。当热乎乎的小便溅到父亲鞋子上时，他也没有听见父亲的幽灵被惊醒时对他讲的那番令人费解的话。他把洗澡的事推后了，并不是因为天气寒冷或潮湿，而是因为十月间的大雾使人气闷。回到工作间，他闻到一股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点燃炉芯的气味，便到厨房去等着咖啡煮开，以便盛一碗不放糖的咖啡带走。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象每天早晨那样问他是星期几？他回答说是十月十一日星期二。望着这个被火光映成金黄色的冷漠的女人——这个女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时刻对他来说都象是完全不存在的——，他突然想起，在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某个十月十一日，蓦然产生一种确凿无疑的念头，即刚同他睡过觉的那个女人死了的想法把他惊醒了。她确实死了，他没有忘掉日期，因为就是这个女人在死前一小时还问过他星期几。尽管他想起了这些往事，但这一次仍然不清楚他的这些预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不灵验了。他一边煮咖啡，一边继续想着那女人。这纯粹是出于好奇，丝毫没有陷入怀旧的危险。他从来不知道那女人姓甚名谁，也没有见过她生时的模样，因为她是摸着黑，跌跌撞撞地来到吊床边的。但是在以同样方式闯入他生活中来的那么多女人之中，他不记得是否就是这个女人，在他们初交的狂热中，哭得差点儿淹死在她自己的泪水里，而且在死前不到一小时，还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过至死不渝的爱情。他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回到工作间后，就不再想念她或任何其他女人了。他开了灯，数了数放在洋铁罐头里的小金鱼。已经有十七条了。自从他决定不再出售这些小鱼以后，他仍然每天做两条，等到积满了二十五条时，就把它们熔化在坩埚里，重新再做。他全神贯注地做了整整一个上午，什么也没想，也没有发觉上午十点钟雨就下大了，有人从工作间门口走过，叫喊着把门关起来，以免房间进水。直到乌苏拉拿着午饭进来，并关掉电灯之前，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好大的雨啊！”乌苏拉说。

“十月了嘛。”他说。

他讲这些话时，眼睛并没有离开当天做的第一条小鱼，因为他正在给鱼嵌上红宝石眼睛，直到完工，并把它跟别的小鱼一起放进罐头后，他才开始喝菜汤。然后，他慢慢悠悠地吃起盛在一个盘子里的洋葱烩肉块、白米饭和油煎香蕉来了。他的胃口无论是在最好还是最糟的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变化。吃罢午饭，他又觉得闲得慌。由于他有一种科学的迷信，饭后不经过两个小时的消化他是从来不干活、不看书、不洗澡、也不行房事的。这种信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当年他曾好几次推迟战争行动，以免部队面临积食的危险。所以，他往吊床上一躺，一边用小刀掏着耳垢，几分钟以后，他就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走进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四周都是白色的墙壁。一种自己是进入这个房间的第一个人的沉重感觉使他感到不安。睡梦中他又想起，在头一天的晚上，在最后几年中的许多夜晚，他都做过同样的梦。他知道醒来时这个梦境就会在脑海中消失，因为那个重复出现的梦境有一个特点，即只能在同样的梦中才能回忆起来。果然，一会儿工夫，当理发师来敲工作间的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醒来时，只觉得自己仅仅不知不觉地打了短短几秒钟盹，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梦。

“今天不理了，”他对理发师说，“咱们星期五见。”

他的胡子已经三天没有刮了，上面斑斑点点地沾着细茸茸的白毛，但他并不认为有刮的必要，因为星期五理发时可以一起解决。在令人不适的午睡时，那粘糊糊的汗液使胳肢窝里的腋疮又隐隐作痛。雨已经停了，但太阳还没有出来。嘴巴里酸溜溜的菜汤味使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打了一个响嗝，仿佛他听到了器官的指令，兜起毯子上厕所去了。他在厕所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蹲在木头箱子里冒出的浓重的臭气上，直到习惯告诉他已到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为止。在这段等待的时间中，他又记起今天是星期二，因为这个日子香蕉公司种植园里发工薪，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没有来工作间。他的这种回忆就象这些年里的其它所有回忆一样，都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战争来。他想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曾答应给他搞一匹额头有白斑的战马，但后来却再没有提起。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其它零散的往事，对于这些往事，他只是不加鉴别地想想而已。由于不可能想别的事情，他已经学会了冷静地进行思考，免得那些无法避免的回忆刺痛了自己的心。回到工作间以后，看看空气开始收燥了，他认为这是洗澡的好时间，可是阿玛兰塔已经先他而去了。于是，他就开始做这一天的第二条小鱼。当他正在镶嵌金鱼尾巴的时候，太阳喷薄而出，强烈的光照竟象单桅小船那样吱嘎作响。被三天连绵细雨洗净了的空气中满是飞蚁。这时他觉得自己想小便了，但想等做完这条小鱼后再去。四点十分，他正要去院子时，忽然听到远处鼓乐齐鸣，儿童们欢呼雀跃。从他青年时期起，他还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踏进了怀念的陷阱，他想起了吉卜赛人来的那个神奇的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认识冰块的情景。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搁下她正在厨房里的活儿，朝门口跑去。

“马戏团来啦。”她叫了起来。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到栗树下去，他也走到了沿街的大门口，挤进了观看马戏团队伍的好奇的人群里。他看到一位穿着金色衣服的女人坐在一头大象的后颈上。看到一头悒郁的单峰骆驼。他看到一只熊穿着荷兰女人的衣服，用大铁勺和平底锅打着拍子，还看到一些小丑在游行队伍的最后走着钢丝。等到队伍走完以后，又看到他那可怜的孤独的脸庞。大街上只剩下那明亮的空间，空气中满是飞蚁，另有几个好奇者还在心神不定地翘首观望。于是，他一边想着马戏团，一边向栗树走去。小便时他还试图继续想马戏团的事，却已经记不起来了。他象一只小鸡似地把头缩进脖子里，前额往栗树干上一靠，就一动不动了。家里人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发觉，那是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到后院去倒垃圾，才注意到兀鹫正在一只只飞下来。

[1]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它特殊关系，此物（多为动物）即为该氏族的图腾——保护者和象征。

第十四章

梅梅的最后一次假期碰上了奥雷良诺上校的丧事。门窗紧闭的家里，毫无寻欢作乐的余地。人们说话都是喁喁耳语，吃饭时默不作声，每天要祈祷三次，以至在炎热的午睡时间里弹奏的古钢琴也染上了哀伤的音调。尽管菲南达心底里对上校怀有敌意，可是政府纪念这位死去的敌人的隆重仪式使她感触良深，所以还是由她规定了这次严格的殡丧礼仪。奥雷良诺第二又象往常一样在女儿度假期间睡在家里。菲南达为了挽回作为合法妻子的权利，肯定又做了些什么努力，因为第二年梅梅就添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妹妹。不顾母亲的反对，孩子被取名为阿玛兰塔·乌苏拉。

梅梅已经结束了她的学业。在为庆贺她结业而组织的联欢会上，因为她娴熟地演奏了十七世纪民间主题的乐曲，那份证明她为击弦古钢琴琴师的证书获得通过。同时，这次联欢会也宣告了丧期的结束。来宾们惊叹的倒不是她的技艺，而是她的罕有的二重性。她那轻浮的、甚至还有点孩子气的脾性，似乎并不适宜从事任何严肃的活动，可是当她坐到古钢琴旁边时，却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姑娘，那种出人意外的持重老成使她具有大人的气度。她总是这样的。事实上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天资，但是为了不违拗她母亲的意愿，她以毫不懈怠的练习，取得了最高的成绩。你可以逼她学任何其它的职业，其结果准会一样好。

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讨厌菲南达的严酷无情，讨厌她总爱决定别人事情的习惯。但是，只要不跟她母亲的顽固相顶撞，她甚至可以作出远比古钢琴课程大得多的牺牲。在结业典礼上，她感到那张印着华丽的哥特体大写字母的羊皮纸终于使她解脱了一项义务，她接受这项义务与其说是为了顺从，还不如说是为了安逸。她以为从此以后，就是那位僵硬的菲南达也不会再来过问这种连修女们都视为博物馆里的化石的乐器了。开头几年，她以为自己的估计落空了，因为当不仅在客厅里，而且在马贡多所有的慈善晚会、学校会议和爱国性的纪念集会上让半个城市都听得昏睡过去之后，她母亲仍在不断地邀请所有她认为能够欣赏女儿技艺的新来的客人。只是在阿玛兰塔去世后的服丧期间，家里一段时间又门窗紧闭，梅梅才得以关起她的古钢琴，而且可以把钥匙随便忘在哪个衣柜里都不会有什么麻烦，菲南达也不会来过问究竟什么时候，又是谁的过错才把钥匙放错地方的。梅梅以她献身于学琴的那种坚韧不拔精神，忍受着每次演奏。这是她自由的代价。菲南达对她女儿的顺从很是满意，对她的技艺所引起的赞叹更是自豪，所以对家里挤满了梅梅的女友她从来没有反对过。对女儿同奥雷良诺第二或同其他可信赖的夫人到种植园去玩上一个下午或到电影院去也从未有过异议，只要影片是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布道台上允准的。在这些娱乐中，梅梅的真正爱好才显露出来。她的幸福是在纪律的另一端，在吵吵嚷嚷的欢庆集会上，在对情侣们说长道短的闲聊上。在跟女友们长时间地关在房里的时候，她们在那里学抽烟、谈男人的事情。有一次她们竟失慎喝了三瓶朗姆甜酒，最后脱光了衣服，相互丈量着、比划着身体的各部分。梅梅或许永远忘不了她嚼着甘草根回到家里的那个晚上，只见菲南达和阿玛兰塔互不搭话地在吃晚饭，她们没有发现她那慌张的神色，于是她便在桌边坐了下来。那天，她在一位女友房里惊恐地度过了两个小时，她一会儿笑出了眼泪，一会儿害怕得哭起来。在这极度兴奋的背后，她发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奇怪感觉。这一无畏的情感正是促使她当年逃离学校，并用这样那样的言语告诉母亲她可以经受住弹奏古钢琴的厌烦。梅梅坐在饭桌的上首，喝着鸡汤。那鸡汤喝下肚去，就如一帖使其复苏的灵丹妙药，这时，她瞧见菲南达和阿玛兰塔周身围着一圈敌视现实的光环。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当面指责她们矫揉造作、精神贫乏和崇尚荣华的痴狂。自她第二次回家度假起，她就知道父亲住在家里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她象父亲一样了解菲南达，后来又设法认识了佩特拉·科特，她便觉得父亲是有道理的。她自己也宁愿做她父亲情妇的女儿。在迷迷糊糊的醉态中，她快活地想到要是当时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可热闹了。她因自己的淘气而产生由衷的高兴，这种强烈的感情被菲南达发现了。

“你怎么啦？”她问。

“没什么。”梅梅回答说，“现在我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爱你们俩呀。”

阿玛兰塔对她的话语中明显的敌意很是吃惊，但菲南达却深深地被感动了。那天半夜梅梅头痛得象裂开似地醒来，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苦汁的时候，菲南达真要急疯了。她给梅梅吃了一小瓶海狸油，在她肚子上敷了药泥，还在她头上放了冰袋。她强迫梅梅服从那个新来的古怪的法国医生的嘱咐：吃规定的饮食，五天里不许出门。这个法国医生给梅梅仔细检查了两个多小时以后，模模糊糊地得出结论说她得了女人特有的功能紊乱症。梅梅失去了勇气，陷入萎靡不振的可怜境地，除了忍受她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乌苏拉的眼睛已经完全瞎了，却依然积极活跃，神志清醒。她是唯一凭直觉得出准确诊断的人。“依我看，”她想，“这是喝醉了酒才闹出来的事。”不过，她非但打消了这一想法，还责怪自己想得太轻率了。奥雷良诺第二看到梅梅疲惫沮丧的样子心里一阵阵绞痛，他发誓以后要更多地关心她。这样，父女之间竟产生了一种愉快的友情，它既使奥雷良诺第二在一个时期里摆脱了因不能寻欢作乐而产生的孤独，又使梅梅逃避了菲南达的监护，而且不必挑起那个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家庭危机。奥雷良诺第二把答应人家的事情撇在一边，以便同梅梅在一起。带她去看电影或是去看马戏。他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她身上了。前一个时期，他胖得出奇，连鞋带也无法自己系。另外，对各种欲望又过分地迁就，他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起来。现在他发现了自己的女儿，过去那种快活的性格又回到了他身上。同女儿在一起的乐趣，使他渐渐脱离了挥霍放荡的习性。梅梅已经豆蔲年华了。她并不美丽，就象阿玛兰塔从来也不美丽一样，但是却讨人喜欢，单纯坦率，有着头一眼就让人舒服的优点。梅梅还有一种现代精神，它刺痛了菲南达陈腐的俭朴观念和掩饰不住的吝啬之心；相反，奥雷良诺第二却很乐意维护女儿的这种精神。是他决定把女儿从自幼住的房间里接出来，那里一尊尊圣像瞪着可怕的眼睛，一直使小梅梅感到恐惧。他为女儿布置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主教式的大床，宽敞的梳妆台和天鹅绒窗帘，却没有想到他在布置的房间正是佩特拉·科特的卧室的翻版。他对梅梅是那么慷慨大方，也不知道究竟给了她多少钱，因为梅梅是自己从他口袋里掏钱用的。另外，他还让梅梅见识所有传到香蕉公司办公室里来的最新美容技术。梅梅的房间里到处是装着供她研磨指甲用的浮石的小布袋、卷发器、牙齿生光剂、使目光柔和的眼药水及其它许许多多新颖别致的化妆和美容用品，以至菲南达每当走进梅梅的房间，就因觉得她女儿的梳妆台简直同法国女郎们的一模一样而震惊、生气。但是这个时期，菲南达的时间一半用在她小女儿阿玛兰塔·乌苏拉身上，这孩子任性而多病，另一半则用在同隐身医生进行激动人心的通信往来上。所以当她发现父女俩串通一气时，她唯一想从奥雷良诺第二口中得到的保证便是永远不把梅梅带到佩特拉·科特家里去。这一警告毫无意义，因为他的情妇非常讨厌情夫和他女儿的亲密关系，根本不想知道梅梅的任何情况。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折磨着她，好象本能在告诉她，梅梅只要有那个念头，就能得到菲南达所得不到的东西：夺走她已经觉得牢靠到足以白头到老的爱情。奥雷良诺第二第一次不得不忍受情妇的铁板似的面孔和尖酸刻薄的嘲讽。他甚至害怕他那些带来带去的衣箱会回到妻子家里去。然而这样的事情倒没有发生。要说了解人，谁也比不上佩特拉·科特了解她情夫那样透彻。她知道那些衣箱会留在送来时安置的地方的，因为要说奥雷良诺第二讨厌什么的话，那就是因调整家具位置和搬场而使生活变得复杂起来。所以，箱子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而佩特拉·科特则致力于磨尖梅梅无法与之匹敌的唯一武器，决心夺回她的丈夫。这种努力也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梅梅从来不曾想到要干涉父亲的事情，如果真想插一手的话，她也肯定是帮父亲的情妇的忙的。她没有闲暇去打扰别人。她自己打扫房间，整理床铺，象修女们教她的那样。上午她忙着做自己的衣服，或是在走廊里绣花，或是用阿玛兰塔的手摇旧缝纫机缝制。在别人睡午觉的时候，她练上两个小时的古钢琴，她明白这样每天作点牺牲能叫菲南达放心。出于同样的动机，她继续在基督教会的义卖市场上或学校的晚会上进行演出，虽然这种邀请已经越来越少。到了傍晚，她就梳理一番，穿上简便的衣服和硬邦邦的高统靴，要是跟父亲没什么事了，就去女友家一直玩到吃晚饭。那个时候，奥雷良诺第二很少不来找她以便一同到电影院去的。

在梅梅的女友中有三位美国女青年。她们冲破了电气化养鸡场的栅栏，同马贡多的姑娘们建立了友谊。其中一位就是帕特里夏·布朗。为感谢奥雷良诺第二的热情好客，布朗先生为梅梅敞开了他家的大门，邀请她参加周末的舞会。这是美国人同本地人进行交往的唯一机会。菲南达得知以后，一时间竟把阿玛兰塔·乌苏拉和隐身医生撇在一边，闹得天翻地覆。“你倒说说看，”她对梅梅说，“对这件事，坟墓中的上校会怎么想吧。”当然，她是在寻求乌苏拉的支持。但是，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却同大家预料的相反，她认为梅梅参加舞会，与同年龄的美国姑娘建立友谊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只要这孩子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变成新教徒就行了。梅梅很领会高祖母的意思，舞会的第二天，她比平常起得更早，以便去望弥撒。菲南达始终反对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梅梅带来消息说美国人想听她弹古钢琴时，她才不吭声了。这架古钢琴再次被带出了家门，带到了布朗先生的家里。这位青年女琴师在这里确实赢得了最为真诚的掌声和最为热烈的祝贺。从那以后，美国人不仅邀请她参加舞会，还邀请她每星期天在游泳池游泳。此外，每星期还请她吃一顿午饭。梅梅学会了游泳，游得象名职业游泳手，学会了打网球，还学会了吃夹菠萝片的弗吉尼亚火腿。她周旋于这些舞会、游泳池和网球场之间，很快便毫不费力地讲起了英语。奥雷良诺第二对女儿的进步喜出望外，于是便从一位旅行商人那里给她买了一套六卷本的英文百科全书，里面有许多彩色画页，梅梅有空的时候就看这些书。阅读这些书籍占据了她过去对情人们说长道短或同女友关在房里进行比试的兴趣。这并不是有人把此作为纪律强迫她执行，而是因为她对那些人所共知的奥秘再加议论已经毫无兴趣。每当她想起那次醉酒的事就觉得它象一种小孩子的冒险尝试，她认为这件事真逗，于是就告诉了奥雷良诺第二，而他比女儿自己还觉得好玩。“要是你妈妈知道了的话……”他说，就象每次女儿向他透露一桩秘密后那样，他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让女儿答应，将以同样的信任把第一次谈恋爱的消息告诉他。梅梅对他说，她曾对一个红头发的美国人有好感，这个美国人已到父母那儿度假去了。“好家伙！”奥雷良诺第二笑着说，“要是你妈妈知道了的话……”但是梅梅又告诉他，这个小伙子回国后就没有再听到他还活着的消息。梅梅看法上的成熟保证了家庭的平静。奥雷良诺第二在佩特拉·科特身上就多花一点时间了。尽管他的身心已经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寻欢作乐了，但他还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发起那样的欢闹活动。他那架手风琴又拿出来了，上面的好几个琴键都用鞋带绑着。家里，阿玛兰塔还在没完没了地绣她的裹尸布，而乌苏拉则被暮年拖进了黑暗的深渊，那儿唯一还能看得见的就是栗树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幽灵。菲南达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在她每月给她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的信中，那时已经没有半句假话，只是把她与隐身医生通信的事瞒着。隐身医生已经诊断出她大肠中有一个良性肿瘤，并准备对她进行一次心灵感应手术。

据说，要不是阿玛兰塔死得不是时候，从而引起了新的哗然，布恩地亚这个疲惫倦怠的大家庭中那种习以为常的平和与幸福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是一桩始料未及的事情。尽管阿玛兰塔已经年老，而且远离了大家，但看上去却还是那么结实、硬朗，身体好得象岩石，如同往常一般。自从那天下午她最后回绝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并闭门痛哭以来，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当她走出房门时，眼泪都已经哭干了。俏姑娘雷梅苔丝升天，奥雷良诺们惨遭杀害和奥雷良诺上校去世的时候，都没有见她这么哭过。奥雷良诺上校是她在世上最爱慕的人，尽管她的这种感情只是在大家看到栗树下奥雷良诺上校的尸体时才表现出来。她帮着扶起他的身体，给他穿戴好军人的装束，帮他修了脸、梳了头，还给他的胡子上好浆，比上校自己在最荣华的岁月中所做的更好。谁也没有想到阿玛兰塔的这些举动中会有什么爱的情感，因为大家对她长于处理丧事已经习以为常了。菲南达对阿玛兰塔不懂得天主教与生活的关系，而只知道天主教与死亡的关系这一点十分气愤，好象天主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只是一份殡葬礼仪单。阿玛兰塔因过分纠缠在回忆往事的乱麻里，而没有理会这些释义的微妙含义。往事还历历在目，她却已经跨入了暮年。当她听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华尔兹舞曲时，觉得自己象年轻时一样真想哭，似乎这流逝的岁月和那些教训对她一点也不起什么作用。一卷卷的乐曲当初被她借口受潮腐烂而扔进了垃圾箱，现在仍然在她的记忆中转动，那些音锤继续在敲打着。她曾想把这些关于舞曲的回忆淹没在与她侄儿奥雷良诺·霍塞的那种障碍重重的情爱之中，也曾想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镇定沉着的男性的保护下求得脱身。可是她没能摧毁这种回忆，即使用了老年人最绝望的举动。那是在送小霍塞·阿卡迪奥去神学院之前三年，阿玛兰塔给他洗澡，摸他时，没能象一个老奶奶对她的小孙儿那样，却象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象人们传说的法国女郎们所干的那样。也跟她自己十二岁和十四岁时想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所干的那样。那时她看到他穿着跳舞的紧身裤，随着节拍器的拍子舞动魔棍。有时候，她因自己让那股不幸的细流涓涓流淌而感到痛苦，有时候她感到极大的愤怒，只好用针刺自己的手指，但是最使她痛苦、最使她愤怒和使她感到心酸的却是爱情这棵芳香的、被虫蛀蚀的番石榴树正步步濒临死亡。象奥雷良诺上校思念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阿玛兰塔也想起了雷蓓卡。但是当她的兄长能够使那种回忆变得无声无息的时候，她却只能将回忆之火燃得更旺。多年来她对上帝的唯一祈求，就是不要给她比雷蓓卡先死的惩罚。每当她经过雷蓓卡的家，看到那座房子越来越破败，阿玛兰塔就感到高兴，认为上帝在倾听她的祈求。一天下午，她正在走廊里缝着东西，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她相信当别人给她捎来雷蓓卡死讯的时候，她一定也是坐在这同一个地方，保持着和现在一样的姿势，并且光线也象现在的一样。于是，她就坐下来等这个消息，仿佛等一封来信似的。有一段时间，她确实把钮扣拆下来又钉上，以免使百无聊赖的等待不致显得过分漫长和痛苦。家里谁也不知道阿玛兰塔织的非常精美的裹尸布是给雷蓓卡的。后来，当奥雷良诺·特里斯特讲他看见雷蓓卡已成了一个幽灵，皮肤都裂开了，脑壳上只有几绺发黄的头发时，阿玛兰塔并不觉得奇怪，因为特里斯特所描绘的幽灵同她长期以来所想象的是一个模样。她早就打定主意，要修复雷蓓卡的尸体，用石蜡来填满她脸部的凹陷，用圣像的头发给她做一副假发套。她将造出一具漂亮的尸体，缠上亚麻做的裹尸布，棺材外面还套一层缀有紫绛色饰边的长毛绒面子，在辉煌的葬仪中让尸体听凭蛆虫的摆布。她怀着如此强烈的仇恨制定这项治丧计划，想到自己如果出于爱的深情也将会同样这么做的时候，不由得一阵颤栗。但她并不因为两者混淆而不知所措，而是仍然极其仔细地完善着这项计划的各项细节，以致最后不仅成了一位殡葬专家，而且很有造诣。在她这项可怕的计划中，唯一没有考虑在内的就是尽管她祈求上帝，但她仍然有可能死在雷蓓卡之前。结果真是如此。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阿玛兰塔非但没有感到期望落空，相反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所有的痛苦，因为死神毕竟给了她一种特权，即提前好多年就通知了她的死期。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梅梅到学校去后不久，她同死神一起在走廊里缝衣服时看见它的。她当场就认出来了，死神并没有任何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它是一位身穿蓝衣服的长发妇女，样子有点古气，同早先帮她们在厨房里干活的庇拉·特内拉的模样有点相象。好几次菲南达都在场，但她看不见它，虽然死神是那样的实在，那样的富有人性，有一次还请阿玛兰塔帮她穿针线哩。死神没有告诉她什么时候死，也没有指出她的死期是否在雷蓓卡之前，它只是吩咐她在四月六日开始织她自己的裹尸布。死神还准许她在制作裹尸布时，想做得如何复杂和精致就做得如何复杂和精致，不过要象给雷蓓卡制作时一样诚实。死神告诫说，在完成制作裹尸布的那天傍晚，她将没有悲痛、没有恐惧、也没有苦楚地离开人世。为了耗去尽可能多的时间，阿玛兰塔定购了细白爽滑的亚麻纱线，自己织成麻布。她织得非常仔细，仅这一项工作就花了四年时间。接着，她就开始绣花。随着这项工作不可避免地临近结束，她渐渐明白，除非出现奇迹她的工作才能延迟到雷蓓卡死后。但是，她在这项工作上的专心致志已经给了她承认失败所需要的镇静。正是这个时候她才懂得了奥雷良诺上校制作那些小金鱼时的恶性循环的实质。现在，整个世界缩小到了她的皮肤的表面，而她的内心已经摆脱了所有的痛苦。她难过的是没能在多年以前就得到这样的启示，那时她还能够净化那些回忆，并在新的光芒的照耀下重建世界，还能够毫不颤抖地回忆起傍晚时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身上的熏衣草气味，还能够把雷蓓卡从她悲惨的境遇中解救出来。这既不是出于恨，也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对孤独的无比深邃的理解。那天晚上，她在梅梅的话语中觉察到的仇恨，并非因为伤及到她而使她震惊，而是觉得她自己在另一个姑娘的身上再现了。那姑娘看起来那样纯洁，就象她当初看起来也该那样纯洁一样，但已沾上了仇恨的恶习。然而，阿玛兰塔这时对自己的命运已经完全认了，尽管她明确知道改变这一命运的一切可能业已消失，她也不感到惊慌。她唯一的目标就是完成她的裹尸布。她不象开始时那样用一些不必要的精绣细织来拖延时间，而是加快了进度。离完工还有一个星期，她估计将在二月四日晚上绣完最后一针，于是她没有说明原因就建议梅梅把原定于二月五日举行的古钢琴音乐会提前一天进行，但梅梅没有理她。这样，阿玛兰塔便千方百计想再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她甚至以为死神在满足她的要求了，因为二月四日晚上，一场暴风雨把电厂破坏了。不过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她还是在这件从未有哪个女人完成过的极其精致的制品上绣完了最后一针。她一点不动声色地宣布她将于傍晚去世。她不仅把此事告诉了全家，还告诉了所有的街坊，因为阿玛兰塔觉得她可以通过为世人做最后一件好事来弥补她卑微的一生。她想，再也没有比给死者带信更好的事了。

阿玛兰塔·布恩地亚将于傍晚离开人世并给死者捎带信件的消息中午前就传遍了马贡多。到下午三点，大厅里就放了满满一箱的信件了。那些不想写信的人就托阿玛兰塔捎个口信，她把口信一件件记在小本子上，上面写着收信人去世的日期和姓名。“您甭担心，”她安慰那些捎口信的人说，“我到了那儿以后，头一桩事就去打听他，并把您的口信转告给他。”这简直象是一出闹剧。阿玛兰塔一点也不慌乱，也没有露出丝毫的痛苦。相反，因为她履行了义务而显得年轻了些。她象往常一样身板笔直，体态苗条。要不是颧骨已经发硬和缺了几只牙齿，看上去准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亲自吩咐把信件放进一只涂着柏油的箱子，并指点箱子应该怎样放入墓中才能防潮。这天上午，她请来了一位木匠，让他给自己量了尺寸做棺材。她就站在大厅里，象是量体做衣服似的。在临死前的几小时中，她精力那么充沛，以至菲南达认为她是在捉弄大家。乌苏拉根据布恩地亚家的人总是无病而死的经验，毫不怀疑阿玛兰塔准是得到了死神的预告。但是不管怎么说，乌苏拉还是提心吊胆的，她害怕在搬运信件的忙乱中，在那些糊里糊涂的寄信人想使信件早早送达的心急慌乱中，把阿玛兰塔活着就下葬了。因此，她拼命地同涌进屋来的人大声争吵，把他们赶出去，到下午四点，她终于达到了目的。这时，阿玛兰塔刚把她的东西分给了穷人，只剩下准备去世时穿的一身替换衣服和一双普通的平绒拖鞋放在那口庄重的、没有打磨过的木板棺材上。她没有疏忽这一点，她记得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去世时，因为只剩下一双工作间里穿的拖鞋而不得不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快到五点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来找梅梅去参加音乐会，他发现家里作好了举行丧礼的准备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谁还象活人的话，那就是镇定自若的阿玛兰塔。她时间还充裕，足以削去手足上的老茧。奥雷良诺第二和梅梅讥诮地说了声再见，向她告别，并答应她下星期六将举行一次复活的欢庆会。五点钟时，神父安东尼奥· 伊萨贝尔因为听说阿玛兰塔·布恩地亚在收受带给死者信件而感到兴趣，带着圣体礼[1]用品也赶来了。他等了一刻多钟，这个行将入土的女人才从洗澡间里出来。当他看到阿玛兰塔穿着高级细棉白布的长睡衣，头发披散在背上出现时，这位老态龙钟的教区神父认为这是一种嘲弄，于是便把侍童打发走了。不过他想利用这个机会，使二十年来一直言不尽意的阿玛兰塔做一次忏悔。阿玛兰塔单刀直入地反驳说，她不需要任何种类的精神帮助，因为她的良心是清白的。菲南达为此大吵大嚷。她不管人家听不听，大声问道，阿玛兰塔宁愿亵渎神明而死，却不愿意难为情地进行忏悔，这种罪孽该多么骇人听闻。于是，阿玛兰塔躺下身来，她坚持叫乌苏拉为她的童贞公开作证。

“谁也别胡思乱想！”乌苏拉叫喊着，好让菲南达听到。“阿玛兰塔·布恩地亚离开这个世界时跟她来时一个样！”

阿玛兰塔再也没有起来。她倚靠在大枕垫上，好象真的病了。她自己辫好长长的辫子，盘在耳朵上方，就象死神叫她在棺材里应该做的那样。然后，她向乌苏拉要了一面镜子，四十多年来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被岁月和苦难毁损了的脸庞。她惊讶地发现这脸容同脑海中想象的形象有多么相似。房间里一片安静，乌苏拉由此知道天快要黑了。

“快向菲南达告个别吧，”乌苏拉请求道，“一分钟的和好要比一辈子的友情还珍贵啊！”

“不值得费这份心了。”阿玛兰塔反驳说。

当临时舞台亮起灯光，下半场节目开始的时候，梅梅不禁想起了阿玛兰塔。曲子演奏到一半，有人在她耳边把消息告诉了她，演奏便戛然而止了。当奥雷良诺第二赶到家里，他不得不推推搡搡地挤过人群，看一看这位老处女的尸体。她丑陋，面色也不好，手腕上缠着一条黑绷带，身上裹着精致的裹尸布，同邮件箱一起安置在大厅里。

在为阿玛兰塔祈祷了九夜以后，乌苏拉就再也没有起床。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负责照料她。她把饭菜、洗脸用的胭脂红水端到她的卧室里，并把马贡多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告诉她。奥雷良诺第二经常去看她，给她捎些衣服。乌苏拉把这些衣服同其它日常生活最必需的用品一起放在床边。没多久，她便建起了一个伸手可及的小天地。乌苏拉在长相酷似她的小阿玛兰塔·乌苏拉身上终于激起了很深的柔情，她教她识字。她的神志、她的自理的能力，都使人觉得，她已经合乎自然地被百岁的年龄所压倒。然而，尽管她明显地眼睛不好使，可谁也没有猜想到她已完全瞎了。这个时候她有的是时间和平静的心境留神着家里的生活，因此是她第一个发现了梅梅的隐衷。

“上这儿来，”她对梅梅说，“现在就只咱们俩了，把你的事讲给我这个可怜的老婆子听听吧。”

梅梅吃吃地笑了几声，躲闪着没有与她交谈。乌苏拉并不坚持，但是当梅梅没有再去看她时，她倒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疑。她知道梅梅梳洗收拾比平常更早，在等出门上街时刻的那阵子，连一分钟都静不下心来。她知道梅梅在隔壁房间的床上整夜整夜地翻来滚去，一只盘旋飞舞的蝴蝶把她折磨得好苦。有一次，乌苏拉听她说去找奥雷良诺第二，可是乌苏拉感到吃惊的是菲南达的联想能力居然这么低下，在她丈夫回家来打听女儿时竟一点也没有产生怀疑。早在菲南达发现女儿在电影院同一个男子接吻因而在家里大吵大嚷的那天晚上之前，梅梅就做出了那种行迹诡秘，处事紧急，强捺住焦虑的举动。

梅梅那个时候是那样自负，竟责怪乌苏拉把她的事捅了出去。其实捅底的是她自己。好久以来，她的行动露出了大量的破绽，即便是熟睡的人，也要被她惊醒过来了。菲南达之所以这么晚才发觉，那是因为她自己同隐身医生的秘密关系使她迷糊了。尽管如此，她到底还是发现了她女儿长时间的缄默，反常的惊慌，多变的情绪和矛盾的言行。她决心偷偷地对女儿进行严密的监视。她让梅梅跟平时的女伴一起外出，帮她穿着打扮去参加星期六的舞会，并且从来没有向她提过一个不合适、可能引起她警觉的问题。她已经掌握了许多梅梅言行不一的证据，但仍然不露一点疑惑之色，以待决定性时机的到来。一天晚上，梅梅对她说将同父亲一起去看电影。过不久，菲南达听到从佩特拉·科特家那个方向传来欢闹聚会的爆竹声和与众不同的奥雷良诺第二的手风琴声。于是，她穿好衣服，来到了电影院。在昏暗的前排座位上她认出了自己的女儿。因为猜想被证实而激动得心烦意乱，她看不清正在同女儿接吻的那个男人，但是，在观众们的噱声和震耳欲聋的笑声中，她还是听到了那个男人颤抖的声音，“真遗憾，亲爱的。”她听他这么说，便不由分说地把梅梅从大厅里拖了出来。为了使她出乖露丑，还拉着她走过那条熙来攘往的土耳其人大街。然后，把她锁在房里。

第二天下午六点，菲南达辨认出了前来拜访她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他是个小伙子，脸色黄里泛青，长着一双乌黑而忧郁的眼睛，可怜的菲南达要是见过吉卜赛人的话，这种眼睛就不会那样叫她受惊了。小伙子带着一种梦幻般的神情，对任何一个心肠不那么硬的女人来说，这种神情都足以使她理解菲南达女儿的心思。小伙子穿着很旧的麻布衣服，鞋帮上杂乱地遮着好几层白锌皮，手里拿着一顶上个星期六才买的窄边草帽。他一生中从没有，也将永远不会象现在这样担惊受怕。但是他所持的尊严和自制，使他并不显得卑躬屈膝。他那端庄的仪容只是由于干粗活而显得脏黑的手和起了毛刺的指甲才稍见逊色。然而，菲南达只瞟了他一眼就凭直觉看出他是个工匠。她知道他穿的是仅有的一套星期日外出作客的衣服，衬衫里面的皮肤上生着香蕉公司里传播过的那种疥疮。没让他讲话，甚至连门也没让他跨进，因为不一会儿屋子里就飞满了黄蝴蝶，她不得不把门关了起来。

“走开！”她冲着他说，“您完全不该到正正经经的规矩人这儿来拣什么便宜。”

他叫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土生土长的马贡多人。在香蕉公司的厂里当机修工学徒。一天下午，梅梅同帕特里夏·布朗想找辆汽车在种植园里兜风，偶然结识了他。因为司机病了，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被指定给她们俩开车，而梅梅终于实现了坐在驾驶盘旁边，就近察看操作过程的愿望。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跟正式司机不同，还为她做了操作示范。这是梅梅开始经常光顾布朗先生家的那个时候，那时人们认为女人开汽车是不体面的，所以梅梅也就满足于理论性的介绍，好几个月都没有再去看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后来，她想起那次兜风时，除了那双粗糙的手，他那种男性的美曾引起她的注目，但那是在她同帕特里夏·布朗议论他那略带傲气的自信神态让她讨厌之后。认识他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梅梅同父亲去电影院，在那里她重新见到了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他穿着那身出客穿的麻布衣服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梅梅发现他对影片并不感兴趣，却不时地回过头来瞅她，而且与其说为了看她几眼，不如说想让她觉着他在瞅着她。梅梅讨厌这种粗鲁的伎俩。最后，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来到奥雷良诺第二跟前向他打招呼，只是这个时候，梅梅才发觉他们两人是认识的。原来他曾在奥雷良诺·特里斯特的那家简陋的电厂做过工，他以下属对上司的态度对待她父亲。知道了这一层关系，梅梅就减轻了因他的高傲而产生的不满。他们俩从未单独会过面，除了寒暄以外也没谈过一句话。有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他把她从一次海难中救起，而她非但不感激，反而感到恼怒。这象是给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提供了一个他所希望得到的机会，而梅梅渴望的事恰恰与此相反，这不仅对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而言，而且对所有有意于她的男子都是这样。因此，梦醒之后她是那样的忿恨，非但不厌恶他，反而产生了一种迫切想见他的不可克制的愿望。经过一个星期，她的这种焦渴之情愈发强烈了。到了星期六，她心急火燎的，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在电影院向她打招呼时，她使足了劲才没让他看出她的心快跳出口了。她既快活又恼恨，这种杂乱的感觉把她搞糊涂了，第一次向他伸出了手。只是在这时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才得以同她握了手。刹那间梅梅就后悔她的一时冲动，但是这种后悔立刻又变成了冷酷的满足，因为这时她发现他的手也是冰凉和汗湿的。那天晚上，梅梅发现自己如果不向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表明他的渴望是一种虚荣，她就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整整一个星期她一直为此焦燥不安。她想尽了一切法子，想叫帕特里夏·布朗带她去找那辆汽车，可都没有成功。最后，她借口要见识见识新型号的汽车，靠了当时在马贡多度假的那个红头发美国人帮忙把她带到了厂里。从她见到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的那刻起，梅梅就不再自欺欺人了。她明白自己实际上已经忍受不了想同他单独呆在一起的强烈愿望的折磨了。然而，叫她生气的是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一见她来到就猜中了她的来意。

“我是来看新型号汽车的。”梅梅说。

“这是个很好的借口。”他说。

梅梅发现自己正在受着他傲慢之火的烧灼，于是拚命寻找一个杀他威风的办法，可是他不给她时间思考。“别害怕，”他轻声对她说，“一个女人为一位男子而发疯，并不是头一次。”她感到太孤单无靠了，没看新型号汽车就离开了工厂。整整一个晚上，她在床上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翻来复去地睡不着，忿恨地痛哭着。那个红头发的美国人倒真的开始对她感兴趣了，可在她看来，他却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这个时候，她发觉在见到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之前总先看到很多的黄色的蝴蝶。这些蝴蝶她以前也见过，特别是在机修厂里，那时她以为它们是被油漆气味引来的。有一次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她也感到有蝴蟀在她头上扑翅转悠，但是当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象一个只有她才能从人群中认出来的幽灵开始追求她的时候，她才知道这些黄蝴蝶同他有关。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总是出现在音乐会、电影院或大弥撒的人群中，而她用不着见他本人就能发现他，因为蝴蝶会告诉她的。有一次，奥雷良诺第二对这些蝴蝶令人窒息的扑腾实在耐不住了，梅梅想把秘密告诉他，就象她曾经答应过他的那样。但是，她的本能告诉她，这一次他不会象往常那样笑着说：“要是你妈妈知道的话该说些什么啦。”一天上午，菲南达和梅梅正在修剪玫瑰花，做母亲的突然惊叫了一声，把梅梅从她站着的地方拖开，原来这里正是俏姑娘雷梅苔丝在花园里升天的位置。菲南达刹那间觉得那次奇迹要在她女儿身上重演了，因为突然有一群扑扇着翅膀的东西扰乱了她的思想。这是一群蝴蝶。梅梅看到这群象是突然从阳光里生出来的蝴蝶，心中不由一怔。这时，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拎着一包东西走进来了，据说这是帕特里夏·布朗送的礼物。梅梅强压下脸上的红晕，控制住自己的忧伤，甚至还自然地笑了笑，请他把那包东西放在栏杆上，因为她的手指是脏的，都沾了泥。菲南达只是看到这个男人的皮肤胆汁太多而发黄，直到几个月后把他赶出家门时，她都没有想起自己曾经见过这个人。

“这人真是少见，”菲南达说，“看他的脸色象是快要死了。”

梅梅心想她母亲对那些蝴蝶一定印象很深。玫瑰修枝完毕后她就洗了手，把那包东西拿到房间里去打开。原来是一种中国玩具，它由五层同心套盒组成。在最里面的小盒子里放着一张由勉强会写字的人费了好大劲涂画成的约会条子：星期六我们在电影院见面。这个盒子在好奇心很强的菲南达伸手可及的栏杆上居然放了这么多时间，梅梅回想起来不免感到后怕。尽管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的大胆和机智使她甚为高兴，可他等她赴约的天真更令她感动。那时，梅梅已经得知奥雷良诺第二星期六晚上有约在先，但是这一个星期中那焦渴之火如此炽烈地烤灼着她，到了星期六，她还是说服了父亲，叫他先送她一个人去看戏，等演出结束后再接她回家。电灯亮着的时候，只见有一只夜蝴蝶在她头顶盘旋。预料的事情发生了。电灯熄灭后，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便坐到了她身边。梅梅觉得自己在惶恐的泥潭里扑打着，挣扎着，只有那个满身马达油污气的、在暗处几乎认不出来的男人才能把她从这里救出来，如同梦中发生的那样。

“如果您不来的话，”他说，“您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梅梅感到他的手压在她的膝上，她知道在这一刻，双方都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

“你使我讨厌的是，”她微笑道，“你总是讲恰恰不该讲的话。”

她为了他都快发疯了。她不想睡、不想吃，深深地陷入了孤独之中，连她的父亲也成了一种障碍。她胡乱地编造了一连串假约会来转移菲南达的视线。她不再去看她的女友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她都会打破常规去同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相会。起初，她讨厌他的粗鲁。第一次在机修厂后面荒凉的草地上单独与他见面时，他毫无怜悯地拖着她走，象对待牲口一样，走得她疲惫不堪。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发觉原来那也是温柔的一种方式。于是她坐立不安，没有他就简直不想活了，她神志恍惚，只想沉浸在他那熏人的用碱水洗过的油污气息中。阿玛兰塔去世前不久，梅梅在痴情中突然出现一个清醒的间歇，她为自己不可捉摸的前途不寒而栗。这时，她听说有个女人会用纸牌预卜前途，就偷偷地去拜访她。这女人就是庇拉·特内拉。庇拉·特内拉一见她走进来就看出了她的心思。“坐下吧，”她对梅梅说，“我不用纸牌就算得出布恩地亚家里人的命运。”梅梅一直不知道，也始终没有弄清那个百岁巫婆就是她的曾祖母。对于这一点，就是在庇拉·特内拉用挑逗性的大实话向她指出恋爱时的焦渴只有在床上才能平息下来之后，她也没有相信。这种说法也是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的观点，可梅梅坚持不相信这一套，她内心深处猜想这种观点是出于机修匠的不良的恋爱标准。那时她想，一种方式的爱情可以击败另一种方式的爱情，因为食欲得到了满足就会消除饥饿，这是人类的本性。庇拉·特内拉不仅消除了她的错误想法，还为她提供了一张铺着麻布床单的旧床，就在这张床上，当年她孕育了阿卡迪奥，即梅梅的祖父，后来又怀上了奥雷良诺·霍塞。此外，她还教给梅梅熏蒸芥末泥敷剂的方法，用来防止不希望的怀孕，还给了她汤药的配方，可以使她在倒霉的情况下排出“那块心病”。这次见面给梅梅灌注了一种跟喝醉酒那天下午她所感受到的勇气相同的感情。然而，阿玛兰塔的去世迫使她推迟了自己的决定。在祭灵的那九个晚上，她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那时他混在涌进家里来的人群中间。接着便是漫长的丧期和必须实行的幽居。他们俩这才分开了一段时间。这段日子里，她是那样的心神不定，焦急难耐，同时又强压下多少热切的念头，以至当她终于得以出门的第一个下午，便直奔庇拉·特内拉家，毫无抗拒、毫不羞耻、不苟形式地委身于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她的天性流露得那样自然，她的本能表现得那样灵巧，任何一个比她情人更为多心的男人，都会把她的这种品性误认为是一种纯熟的经历。三个多月中，他们在奥雷良诺第二这位无辜的同谋者的庇护下，每星期幽会两次。奥雷良诺第二只是为了能让女儿摆脱僵硬死板的母亲的管束，才并无恶意地证明女儿一直跟他在一起。

菲南达在电影院里捉住这对年轻人的那天晚上，奥雷良诺第二被良心上的沉重压力压得抬不起头，他相信梅梅理应会向他倾吐心中的秘密，就到菲南达把女儿关在里面的房间去看她。但是梅梅什么都不说。她是那么自信，那么死死抱住自己的孤独不放，奥雷良诺第二感到他们父女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联系，而那种同伴加同谋的关系只不过是往昔的幻想而已。他想找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谈谈，心想凭着过去是他老板的权威或许会使他放弃自己的目标，但是佩特拉·科特使他相信这些事都取决于女人，这样他就拿不定主意了，而对这次禁闭能否结束他女儿的痛苦几乎不抱一丝希望。

梅梅一点也没有痛苦的样子。相反，在她隔壁房里，乌苏拉听得出梅梅睡觉很安稳，做事镇定自若，吃饭有条不紊，消化也很正常。对梅梅惩罚了将近两个月后，唯一使乌苏拉犯疑的是她不象大家那样在早晨洗澡，而是改在晚上七点洗澡。有次她想提醒梅梅当心蝎子，可是梅梅因确信乌苏拉告了她的密而总是回避她，所以她也就不想用高祖母的唠叨话去打搅她了。傍晚，黄蝴蝶总是闯进家里来。每天晚上，梅梅洗完澡出来，总看到菲南达拼命用喷筒喷洒杀虫药。“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她常说，“我这辈子总听人家说夜蝴蝶会招来坏运气的。”有天晚上，梅梅还在洗澡间里，菲南达偶然地踏进她卧室。房间里的蝴蝶多得使她透不过气来，于是她便顺手抓起一块抹布扑打起来。但是当她把女儿在晚上洗澡同散落一地的芥子泥敷剂一联系起来，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她没有象第一次那样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第二天，她邀请新上任的市长来家里用午餐。这位市长象她一样也是从荒原来这儿沼泽地的。她要求市长晚上在她家后院布置岗哨，因为她觉得有人在偷她家的母鸡。那天晚上，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掀起瓦片正要钻进梅梅洗澡间时，站岗的士兵一枪把他撂倒了。这时候，梅梅正精赤条条的、在蝎子和夜蝴蝶中间被爱情激得浑身颤抖，她在等候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这几个月来她几乎天天晚上都是这样。一颗嵌进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脊梁骨的子弹，使他后半辈子一直蜷缩在床上。他老死在孤独之中，既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丝毫抗争，更没有丝毫透露真情的念头，大家只知道他是偷鸡贼而嫌弃他，而他只是痛苦地回忆着过去，那群黄蝴蝶更是把他折腾得没有片刻的宁静。

[1]圣体礼为圣事七礼之一。

第十五章

当梅梅·布恩地亚生的儿子被送到家里来的时候，那些后来给马贡多以致命打击的事件已经开始隐约可见了。那时，外面的局势十分难以捉摸，谁也没有心思去过问别人的家丑。因此，菲南达就有一种比较适宜的环境把孩子藏起来，就象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她不得不收养这个孩子，因为人家把孩子送来时的情景使她不可能拒绝。她只能这样违背心愿地忍受一辈子，因为虽然她曾暗下决心要把孩子溺死在浴缸里，但真的干起来又缺乏履行决心的勇气。她把孩子锁在从前奥雷良诺上校的工作间里，还设法使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相信，这个孩子是在一只飘浮来的篮子里被发现的。乌苏拉可能到死也不会知道孩子的来历。小阿玛兰塔·乌苏拉有一次走进工作间，正巧菲南达在喂孩子，于是她也相信了所谓飘浮来的篮子的说法。奥雷良诺第二由于他妻子处理梅梅悲剧的做法实在违反理性而完全同她疏远了，他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个外孙，直到孩子被送回家三年以后，当孩子趁菲南达一时疏忽，逃出了关他的房间，在走廊里露面的时候才知道了。那次露面前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他光着屁股，头发蓬乱，那象火鸡鼻子上的肉瘤似的下身特别触目。他简直不象一个人类的后代，而是象百科全书上下过定义的野人。

菲南达没有想到她那无法改变的命运会这样跟她捣乱。这孩子就象一种耻辱，她认为已经永远地把它撵出了家门，可是却又回家来了。当初，被打断脊梁骨的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刚被人抬走，菲南达就想妥了一整套清除耻辱痕迹的最为详尽的计划。她没有跟丈夫商量，第二天就为她女儿准备好了行装，在小衣箱里放了三套她可能需要替换的衣服。火车到达前半小时，她到卧室里去找女儿。

“走吧，雷纳塔。”她吩咐说。

她没有给女儿做任何解释。梅梅自己并不指望，也不需要她作任何解释。她根本不知道她们要上哪儿去，而且即使把她带到屠宰场去她也无所谓。自从听到后院的枪声和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随即发出的凄惨叫声以后，她就不再讲话了，而且整个后半辈子里再也没有讲过半句话。当母亲命令她走出房间的时候，她头也没有梳，脸也没有洗。她象梦游病人似地上了火车，甚至没有注意到那群黄蝴蝶还在跟随着她。菲南达一直不知道，也没有费神去搞清楚，她女儿顽石般的沉默究竟是因为她本人有意如此，还是因为那次不幸的打击使她成了哑巴。梅梅几乎没有发觉她们的旅行正在经过从前那个中了魔法的地区。她没有看到铁路两侧无边无际绿荫覆盖的香蕉种植园；没有看到美国佬的那些白房子，没有看到他们那些因为尘土和炎热而变得荒芜的花园；也没有看到那些穿着短裤和蓝条子衬衫在门口玩牌的女人。她没有看到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满载着大串大串香蕉的牛车，也没有看到在清澈见底的河水里象鲱鱼一样欢蹦乱跳的姑娘，她们用丰满的胸脯给火车旅客留下痛苦的回忆。她没有看到工人们居住的杂乱而贫困的工棚区。这里是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的黄蝴蝶盘旋的地方，工棚的门口常常有脸色青黄，又脏又瘦的孩子蹲坐在便盆上，怀孕的妇女们在火车开过的时候大声喊骂。过去她从修女学校回家时，这种转瞬即逝的情景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而现在当它再次从梅梅心中闪过时却没能使她清醒过来。在种植园热烘烘的潮气消散后，她也没有透过车窗往外瞧上一眼。火车奔驰在长满虞美人花的原野上，古老的西班牙大帆船烧焦的龙骨还躺在那里；接着，火车又开进一个空气清新的地带，然后又开到了泛着肮脏的泡沫的大海边，将近一个世纪以前，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幻想就是在这里破灭的。

下午五点，她们赶到了沼泽地最后一个车站后，梅梅下了车，是菲南达叫她下去的。她们又乘上一辆象大蝙蝠似的破马车，由一匹喘着粗气的瘦马拉着，穿过那个荒凉的城市。在它龟裂的没有尽头的硝土大街上，回荡着一阵阵练习钢琴的声音，同菲南达年轻时在午睡的时候经常听到的琴声一个样。接着，她们又登上一条江轮。江轮的木轮子发出嘎嘎的巨响，仿佛在进行一场大战似的。船上的铁板锈蚀得色泽斑驳，好象一只火炉的炉膛。梅梅被关在船舱里。菲南达每天两次把一碗饭送到床前，又每天两次原封不动地取走。这倒不是因为梅梅决意要绝食而死，而是因为她一闻到食物的气味就恶心，胃里都泛出水来。那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生育能力居然骗过了芥末蒸气，而菲南达则在将近一年以后人家把孩子送到她手里时才知道这件事。在闷热的船舱里，梅梅被船壁铁板震动的响声和轮船木轮子搅起的污泥的难忍的臭气搞得头晕目眩，连日期也记不清了。过了很久，当她看到最后一只黄蝴蝶在风扇的叶子板上被撞得粉碎的时候，才承认了这个无可挽回的事实：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已经死了。但是她并不善罢甘休，在后来骑着骡子艰难地穿越令人迷幻的荒原时，她还在思念着他。这个荒原是奥雷良诺第二当年寻找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时曾经迷路的地方。她们沿着印第安人的小路登上山峦，进入那个凄凉的城市。这儿的石子小路间，回荡着三十二座教堂的丧钟声。那天晚上，她们就睡在被遗弃的殖民者宅院里，睡在杂草丛生的房间里由菲南达铺起的大木板上，身上盖的是她们扯下来的窗帘布片，她们一次次翻身把布片越撕越小。梅梅知道她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因为在失眠的恐惧之中，她看到有一位身穿黑衣服的绅士走过，就是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被放在铅箱里送到她家来的那个人。第二天做完弥撒以后，菲南达就把梅梅带进一幢阴森森的楼房，梅梅立刻就认出那是她母亲经常提起的当年培养她当女王的那个修道院。于是，她明白自己已经到了这次旅行的终点。菲南达在隔壁房间里同什么人谈话的时候，梅梅就呆在一间大厅里。大厅四周的墙上象棋盘格似地挂着殖民时期大主教的巨幅油画。梅梅冻得浑身发抖，因为她还只穿着一件有黑色小花的单布衫和一双经过荒原时被冻得硬邦邦的高统靴。她站在大厅中央，在透过玻璃窗照进来的一道黄色光线下，思念着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位非常漂亮的见习修女，手里提着梅梅那只装有三套替换衣服的小箱子。她走过梅梅身边时，步子也没有停便向她伸过手去。

“走吧，雷纳塔。”她说。

梅梅抓着她的手，由她带走了。当菲南达最后一次看到梅梅的时候，她想加快脚步追上那位见习修女，但修道院内院的铁栅门却在修女的身后关上了。那时，梅梅还在思念着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思念着他的油污气和他周围的蝴蝶群。在她的余生中每天都这样思念着他，直到很久以后的一个秋天的清晨她老死在阴暗的克拉科夫医院。那时候，她已经改名换姓，而且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

菲南达乘着一辆有武装警察护送的列车回马贡多去了。一路上她觉察到旅客们神色紧张，沿途村镇里都在做着军事准备，到处笼罩着一种肯定要发生什么严重事态的紧张气氛，但是她不赶回马贡多就不可能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她说，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正在鼓动香蕉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这可是家里最糟糕的事了，”她心里想，“家里又出了个无政府主义信徒。”两个星期以后，罢工爆发了，但是并没有带来原先所担心的惊天动地的后果。工人们要求星期天不强迫他们去采收或装运香蕉。这要求似乎非常合情合理，甚至连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也认为这完全符合上帝的准则，所以出面为他们说情。这次行动的胜利，加上后来几个月中组织的行动所取得的胜利，把本来毫无光采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从无声无息的角落里抬了出来。过去人们常说，他的能耐不过就是使镇子里住满法国娼妓。现在，他以当年拍卖斗鸡，创建漫无目标的航海业时的冲动和决心，辞去了香蕉公司小工头的职务，参加到工人的行列中去了。不久，他被指控为破坏公共秩序的某个国际阴谋集团的特务。在那流言四起的黑暗的星期里，有天晚上，当他开完一次秘密会议出来的时候，有个陌生人用左轮手枪向他打了四枪，但他还是奇迹般地逃生了。后来的几个月中，气氛是那么紧张，连乌苏拉在她那个黑暗的角落里也感觉得到。她觉得好象又回到了她儿子奥雷良诺的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时，他儿子的口袋里总是装着掩盖起义活动的顺势疗法糖丸。乌苏拉想与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谈一谈，好让他知道家里的这个先例，但是奥雷良诺第二告诉她说，自从那天晚上有人谋杀他以来就不曾见过他的影踪。

“真是跟奥雷良诺一模一样，”乌苏拉叫了起来，“怎么世界好象老在打转转啊。”

菲南达丝毫不受这几天难以捉摸的局势的影响。自从她自作主张地决定了梅梅的命运，她丈夫因此跟她大吵一场以后，她同外界就没有什么接触。奥雷良诺第二决定领回自己的女儿，必要的话还准备通过警察局，但是菲南达给他看了几份表格，那上面证明梅梅进修道院完全是出于本人的自愿。事实上，梅梅是在进了铁栅门以后才在表格上签的字，而且象她被人带去时一样随便地签了字。事实上，奥雷良诺第二并不相信这些证明表格的真实性，就象他从来也没有相信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钻进他的院子偷过母鸡一样。但是，这些证明表格却使他的良心得到了安慰，这样他可以毫无内疚地回到佩特拉·科特的保护伞下，重新举行那喧闹的聚会和没完没了的丰盛筵席来了。菲南达对市里的不安局势毫不在意，对乌苏拉的可怕预言也充耳不闻，却为自己的完美计划拧紧了最后一圈螺帽。她给快要担任低级神职的儿子霍塞·阿卡迪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他的妹妹雷纳塔由于得了黄热病，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里。后来，她又把阿玛兰塔·乌苏拉交给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去照料，自己则专心一意地重建同隐身医生之间的通信联系。这种联系当初就是被梅梅那件烦人事给搅乱的。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确定已经一再推迟的心灵感应手术的最后日期。但是隐身医生回信告诉她说，在马贡多的社会动乱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不适宜做手术。然而，她是那么急不可耐，又是那么闭目塞听，所以在另一封信中给他们解释说，这里没有什么社会动乱，事情都是她小叔子的愚蠢行动引起的。近些日子，她小叔子正在闹工会风潮，就象当年他建斗鸡场和搞航海业时一样疯。直到一个炎热的星期三，她同隐身医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时，有一位老修女手挽着篮子来敲她家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去开门时，还以为有人送礼物来了，想接过她手中盖着一块精美的镶边装饰巾的篮子。但是那位修女不让她动手，因为她受人之托，要在最严格的保密条件下亲手交给菲南达·德尔·卡庇奥·德·布恩地亚夫人。这是梅梅的儿子。从前在精神方面指导菲南达的神父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解释说，这孩子是两个月前出生的，已经用他外公的名字奥雷良诺给洗礼命名，因为他的母亲没有开口表明自己的意愿。面对命运的嘲弄，菲南达内心很气愤，但在修女面前她还能掩饰住。

“我们就说这孩子是在漂来的篮子里发现的吧。”她微笑着说。

“这种说法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老修女说。

“既然人们连《圣经》都会相信，”菲南达反驳说，“那我看也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的说法。”

老修女留在家里吃午饭，等着回去的火车。按照对她提出的严守秘密的要求，她没有再提起这个孩子的事。可是，菲南达还是把她看作目睹自己耻辱的不受欢迎的见证人，并为中世纪时的那种绞死通报坏消息的使者的习俗已被破除而感到遗憾。于是，她决定等老修女一走就把孩子淹死在浴缸里。可是她的心肠还没有那么硬，她宁愿耐心地等待大慈大悲的上帝使她摆脱烦恼。

这位新的奥雷良诺刚满周岁时，局势毫无预兆就骤然紧张起来。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其他一直潜伏地下的工会领导人在一个周末突然露面了。他们在香蕉种植地区的城镇里组织示威游行。警察只是出来维护秩序。可是，星期一的晚上这些领导人就被从家里揪了出来，并被戴上五公斤重的脚镣，送进了省府的监牢。被带去的人中有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洛伦索·加维兰。后者是墨西哥革命时的一位上校，流亡到马贡多来的。据说，他还是他的好朋友阿特米奥·克鲁斯英雄业绩的见证人。可是不满三个月他们就被释放了，因为政府和香蕉公司在究竟应该由谁负责他们在监狱里的吃饭问题上没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一次工人们的不满情绪主要是因为住房缺乏卫生设施，医疗服务有名无实和劳动条件恶劣。另外，他们还指责公司不给他们付现钞而付给他们只能在公司的代销店里买弗吉尼亚火腿的购货券。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被送进监牢，那是因为他揭露说这种购货券制度是公司用来支付果品船运费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不捎上这些公司代销店出售的商品，他们的果品船只能空着从新奥里良港回到装运香蕉的港口。其余的指控都是人所共知的。公司的医生不给病人检查，而让他们在诊所前面站成单行，由一位护士在他们的舌头上放一颗颜色象蓝矾的药丸，不管他们得的是疟疾、淋病还是便秘。这种疗法非常普遍，孩子们常常排好几次队，他们并不把药丸吞下，而是带回家去用作彩票游戏中的号码球。公司的工人们拥挤地住在破烂的工棚里。工程师们不去为他们建造厕所，却在圣诞节里到生活区给每五十个人发一个活动厕所，并当众表演如何才能延长这种厕所的寿命。那些穿着黑衣服的老朽的律师，过去曾经围着奥雷良诺上校转，现在成了香蕉公司的代理人。他们用种种变魔术似的仲裁方法使人们的指责失效。工人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可是过了很久也没有能正式送交香蕉公司。布朗先生看到这份联名请愿书后，马上把他那节豪华的玻璃车厢挂在火车上，同公司的其他头面人物一起离开了马贡多。可是，下一周的星期六，几个工人在一家妓院碰到了他们中的一个，就让他在请愿书的一份抄件上签了字。当时他正光着身子同一个女人呆在一起，那女人是自告奋勇引他上圈套的。那些可悲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证明那个人同公司毫无关系。为了不使任何人怀疑他们的说法，他们把那个人作为诈骗犯关进了牢房。后来布朗先生乘三等车厢乔装微行时又被人发现，就让他在请愿书的另一份抄件上签了字。第二天，当他出庭作证来到法官面前时，他的头发已经染成黑色，并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律师们证明他不是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帕拉特维尔的香蕉公司总负责人布朗先生，而是出生在马贡多的一位安份守己的草药商人，连他的名字达戈维托·丰塞卡也是在马贡多起的。不久以后，面对工人们作出的新的尝试，律师们干脆在公共场所公布了布朗先生已经去世的证明文件，而且是得到领事和外长们公证的文件。文件证明，他已于六月九日在芝加哥城被一辆消防车撞死。工人们对于这种旁征博引的胡言厌烦了，于是他们撇开马贡多当局，把他们的意见越级上诉最高法院。那里的法律魔术师们证明这些要求完全无效，简单说就因为香蕉公司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任何为它服务的工人，该公司只是偶然招募一些临时工。至此，关于弗吉尼亚火腿、神奇的药丸和圣诞节活动厕所等等谎言已被彻底粉碎，经过法院判定，并以公告形式严正宣布所谓香蕉公司的工人是不存在的。

大罢工爆发了。收获进行了一半，香蕉在主茎上熟过了头，一列列一百二十节车厢的火车停在铁路支线上。无所事事的工人充斥各个城镇。土耳其人大街在这持续数日的周末里灯火辉煌，雅各饭店的弹子房不得不排起二十四小时的打球轮换表。在宣布军队被授权负责恢复公共秩序的那天，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在弹子房里。尽管他并不是一个善于预言的人，但是那消息在他看来就象是死神的通知。他从很久以前的一个早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去看枪毙人的时候起就一直在等待着这通知。但是，这个不祥之兆并没有改变他严肃的神态，他仍然按照预先排好的次序玩着弹子球，打球时的连击也没有失误。不一会儿，那一阵阵密集的手鼓声、嘹亮的军号声和混杂的喧闹声向他表明，不仅这场弹子球游戏，而且从观看枪决的那个早晨以来悄悄地独自玩弄的游戏都已经结束。于是他探身往街上看去，他瞅见了那支队伍。足有三个团的兵力，他们按照苦役犯划船的鼓点行军，脚步声震撼着大地。这条多头巨龙的喘气，使中午明净的空气中充满了腐臭的蒸气。都是些身材矮小、壮实而粗野的家伙。他们淌的是马汗，身上散发出一种在太阳下晒干的兽皮气味，脸上是一副荒原人的那种忧郁、麻木的神情。尽管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但完全可以想象为只有几个小队的人马在转圈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模样，都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儿子。他们都同样愚笨地忍受着背囊和行军水壶的重负，忍受着肩扛上了刺刀的步枪的耻辱，忍受着盲目服从还要体验光荣感的烦恼。乌苏拉躺在黑暗的床上听到他们走过的脚步声。她举起一只手，划了个十字。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也出现了一会儿，她俯身靠在一条她刚刚熨烫过的绣花桌布上，思念着她的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这时，她的儿子正在雅各饭店的大门口毫无表情地看着最后一批部队走过。

军事管制法授权军队担负仲裁冲突的职能，但它却不作任何的调解。这些士兵刚刚在马贡多露过面，马上就把枪搁在一边，开始采收和装运香蕉，调度起火车来了。那时，曾经满足于袖手等待的工人纷纷进了山，只拿了劳动用的砍刀作武器，开始用破坏来对付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烧毁了种植园和公司的代销店，捣毁了铁路以便阻挠靠机枪火力开路的火车通过。他们还割断电报电话线路。水渠都被鲜血染红了。在电气化养鸡场里活得挺好的布朗先生及其家眷，还有其他美国人的家眷，在军队的保护下撤离了马贡多，被带到了安全可靠的地方。紧张的局势眼看就要酿成一场力量悬殊的血腥内战，这时，当局呼吁工人们集中到马贡多去。呼吁中宣布，省军政长官定于下星期五前来调停这次冲突。

星期五早晨，人们就集中在火车站，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挤在人群中间。他事先参加了一次工会领导人会议，会上他被指派同加维兰上校一起混在人群中间，根据具体情况指挥群众行动。当他发现军队已在小广场四周布置了机枪火力点，发现这个四周围有铁丝网的香蕉公司城还有大炮守护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嘴里渗出一种苦涩的粘液。将近十二点时，火车迟迟不来，而等候的人已经超过三千，都是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挤满了车站前面的那块空旷地，挤满了军队用一排排机枪封锁着的附近马路。那情景不象是迎接什么要人，倒象是一个欢闹的集市。土耳其人大街上油炸食品摊和饮料店都迁走了，人们兴致勃勃地忍受着长时间等候的烦恼和烤人的烈日。快到三点钟光景，传说长官专车要到第二天才能来。疲惫的人群发出了沮丧的长叹。这时，一位中尉爬上了车站的屋顶，屋顶上四挺整齐地排着的机枪对着人群。他做了个手势叫大家安静下来。在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身边有一位十分肥胖的光脚妇女，带着两个约摸四岁和七岁的孩子。她驮着小的，叫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她并不认识他）把另一个孩子抱高些，好让他听清长官要讲的话。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把那个孩子骑在自己的后颈上。好多年以后，这孩子还常说，他那天看到有一个中尉拿着留声机喇叭筒在宣读省军政长官的第四号通令，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这孩子的说法。这项通令是由卡洛斯·科尔特斯·巴尔加斯将军和他的秘书恩里克·加西亚·伊萨沙少校签署的，全文共八十个字，分为三条。通令宣布罢工者是一帮歹徒，并授权军队枪杀这些罢工者。

通令宣读后，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抗议嘘声中，一位上尉替换下站在车站屋顶的中尉，手里拿着留声机喇叭筒，做了个要讲话的手势。人群又一次安静下来了。

“女士们，先生们，”上尉用低沉、缓慢而又有点疲惫的语气说，“你们可以有五分钟的撤离时间。”

更加喧嚣的嘘声和喊叫声淹没了宣告限定时间开始的军号声，谁也没有动一动。

“五分钟已经过了，”上尉以同样的语气说，“再过一分钟就开枪。”

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身上沁出了冰冷的汗水。他把孩子从肩上放下，交给了那位妇女。“这帮混蛋真的会开枪的。”她叽咕着。可是，那位妇女的话音刚落，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还没有来得及讲话，就传来了加维兰上校嘶哑的喊叫声。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被这紧张的气氛和神奇而深沉的寂静迷醉了，他深信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驱动这个被死神迷住的人群，于是他踮起脚尖，高过前面的人头，一生中第一次提高嗓门喊了起来。

“混蛋们！”他喊道，“剩下的这一分钟就送给你们吧。”

他喊过以后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使他惊慌，倒象是出现了一种幻觉。上尉下令开火，十四挺机枪立即响应。但是，这一切好象是一出闹剧，好象这些机枪的枪膛里装的都是骗人的烟火，因为只听到急迫的嗒嗒声，只看到吐出来的道道炽烈的火焰，在密集的人群中却丝毫也看不到一点反应，听不到一声喊叫，也没有半点哀叹。紧密的人群刹那间竟变得刀枪不入，简直象石头一般僵硬。突然，在车站的一侧，一声惨死的喊叫声冲破了凝滞的长空：“啊呀呀，我的妈呀！”这时，一股地动山摇的神力、一股火山喷发的气流、一阵天灾降临似的怒吼以无比巨大的威力扩展开来。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还没有来得及把孩子再次举起，那位母亲已经带着另一个孩子消失在因惊恐而四散逃窜的人群之中。

许多年以后，尽管人们仍然认为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是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可那孩子却常常讲起当时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把他高高举过头顶，几乎使他悬在空中，仿佛在人们的恐惧之中飘浮似的，被人群推到附近的一条街上。这孩子所处的优越位置，使他能够看到当狂奔的人群快要到达街角拐弯处的时候，一排机枪开了火。好几个人一起喊了起来：

“快卧倒！快卧倒！”

头几排的人已经被机枪一排排子弹扫倒，躺在地上。活着的人非但没有卧倒，反而想再回广场去，于是那惊恐象是巨龙甩一次尾巴，密集的人流冲向来自相反方向的另一个密集的人流，这是对面马路上被巨龙又甩了一次尾巴而驱赶过来的人流，因为那里的机枪也在不停地扫射。他们被围赶着，打着旋转，变成巨大的漩涡，并渐渐地向其中心缩小，因为它的边缘正在有条不紊地被一圈一圈地剪裁着，好象剥洋葱皮一样，被机关枪这把永不知足且颇有条理的剪子裁剪着。这孩子还看到一位妇女跪在一块奇迹般地避开了奔逃的人群的空地上，双臂交叉成十字。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把那孩子放在那里，随即血流满面倒在地上，后来那巨大的人流席卷空地，卷走了跪着的妇女，卷走了干旱天空中的阳光以及乌苏拉·伊瓜朗贩卖过许多小糖兽的那个淫荡的世界。

当霍塞·阿卡迪奥第二醒来的时候，他仰面躺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发觉自己是在一列正在行驶的没有尽头的寂静的火车里。他觉得头发已经被鲜血凝成硬块，浑身骨头疼痛。他瞌睡难忍，想长长地睡上几个小时，避开那恐惧和惊慌。他朝疼得轻些的一边侧过身去，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躺在死人身上。车厢里除了中间的过道，简直没有一点空隙。这次大屠杀大概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尸体已经象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凉，也象石膏这种石化的泡沫一样坚硬；另外，把尸体装进车厢的人还曾有足够的时间把它们象香蕉串一样排得整整齐齐。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想摆脱这场恶梦，他顺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从一节车厢爬到另一节车厢。当火车经过沉睡的村镇时，在透过车厢木栅栏窗户射进的闪光中，他看到身边都是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和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象剔出来的烂香蕉似地被抛进大海里去。他只认出了那个在广场卖汽水的妇女和加维兰上校。上校手上还缠着那条莫雷利亚[1]银扣皮带，这是他想在惊慌的人群中开辟道路用的。当他爬到第一节车厢后，纵身往黑暗中一跳，然后，他平躺在路边沟里，等着火车开过。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最长的火车，有将近二百节货车车厢。列车的首尾各有一个火车头，中间还夹着一个。车上没有一盏灯，连指示车身位置的红灯和绿灯也没有。列车以夜间悄悄行驰的速度前进着，车厢顶上还有一些士兵的黑影，旁边架着一挺挺的机枪。

午夜以后下起了暴雨。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跳车的，但是他知道朝火车行进的相反方向走就能回到马贡多。他浑身湿透，忍受着剧烈的头痛，走了三个多小时后，在黎明的晨曦中终于看到了头几间房子。他被浓郁的咖啡香味所吸引，走进了一家厨房，看见有位妇女抱着孩子探身看着炉子。

“早上好。”他精疲力尽地说，“我叫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布恩地亚。”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出自己的全名，是想证实自己还活着。他这样做果然不错，因为那位妇女一开始看到他消瘦、忧郁的面容，看到他头上和衣服上都沾满了血污，带着一副碰到了严肃的死神的神情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还以为是鬼来了呢。这位妇女认识他。她拿来一条毯子让他裹起来，一边把他脱下的湿衣服放在炉子上烘烤。她为他烧水，让他洗伤口。伤势不重，只擦破了点皮，她拿给他一块干净的尿布，让他把头包起来。过一会儿，她又按照人家告诉她的布恩地亚家的人喝咖啡的习惯给他端来一杯不加糖的咖啡，把他的衣服抖开放在炉子附近。

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一声不响，直到喝完咖啡才开口讲话。

“总有三千来人吧。”他咕哝着。

“什么？”

“死人呀！”他解释说，“在车站上的那些人大概都死了。”

那女人用遗憾的目光打量着他。“这儿没死什么人呀，”她说，“从你的上校叔叔的时代到现在，马贡多一直太平无事。”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回到自己家之前逗留的三家厨房里，人们给他讲的都是同一句话：“这里没有死过人。”他穿过车站广场，看到油炸食品摊的餐桌都一张张撂着，也没有任何发生过大屠杀的痕迹。在猛烈的暴雨下，马路上不见行人，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好象里面都没有人住似的。唯一表明有人的信息就是做弥撒的第一次钟声。他去敲加维兰上校家的门。一位他曾经见过多次的孕妇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走啦。”那孕妇惶恐地说，“他回国去啦。”铁丝网围着的养鸡场的大门象往常一样由两个地方警察看守着，他们身穿橡胶雨衣，头戴橡胶帽盔，在雨中看去活象两个石头人。在城边的一条小巷里，安的列斯群岛来的黑人在齐声唱着星期六圣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跳过院墙，从厨房进了屋子，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轻声地对他说：“可别让菲南达看到呀，她刚刚在起床。”好象是在履行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她把儿子带到了便盆室，还为他收拾好墨尔基阿德斯的那张快要散架子的行军便床。下午两点，趁菲南达睡午觉的时候，她从窗口给他送了一盆饭。

奥雷良诺第二因为碰上了大雨，所以也睡在家里。下午三点钟了，他还在等着天气转晴。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悄悄地告诉了他之后，他就到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去看望他的兄弟了。连奥雷良诺第二也不相信发生过大屠杀的说法，更不相信火车满载尸体运往海边的梦呓。头天晚上他曾读过国家特别公告，公告宣布工人们已经听从撤离车站的命令，纷纷平静地回家去了。公告还说，工会领导人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意把他们的要求减少为两条：改革医疗服务和在工房里建造厕所。后来还宣布说，军事当局在取得工人的同意后立即通知了布朗先生。布朗先生不仅接受了这些新的条件，还提出放三天公假，以欢庆这次冲突的结束。只是当军人问到宣布签署协议的日期时，布朗先生看了看朝着电光闪闪的天空开着的窗口，露出一副非常没有把握的样子。

“要等天晴了再定，”他说，“只要天下雨，我们就停止一切活动。”

已经三个多月不下雨了，天气干极了。但是当布朗先生宣布他的决定以后，整个香蕉种植园地区立刻下起了一场暴雨，这就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回马贡多的路上所碰到的那场暴雨。一个星期之后雨还是下个不停。政府通过所能运用的一切宣传机器，千遍万遍地在全国反复重申，于是，一种官方说法终于站住了脚，这就是：没有人死亡，工人们已经满意地回到了家里，香蕉公司在下雨期间暂停各项活动。军事管制法继续实行，以便当这场没完没了的暴雨给公众造成灾害时采取紧急措施，但部队都已驻进兵营。白天，军人们把裤腿卷到半腿高，在马路上的急流中涉来涉去，和孩子们一起玩着翻船沉舟的游戏；晚上宵禁以后，他们就用枪托砸开一家家的门，把嫌疑分子从床上拖起来，然后把他们送上永远没有归途的旅程。这还是第四号通令所规定的追捕和消灭那些歹徒、杀人犯、纵火犯和骚乱分子的行动，但是军人们对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却矢口否认。这些家属挤满了长官的办公室，要打听消息。“这肯定是做梦想到的，”军官们反复重申，“马贡多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这儿是幸福之邦。”就这样，工会领导人被一个一个地杀害了。

唯一的幸存者就是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二月的一个晚上，忽然听到一阵清楚的枪托砸门的声音。正在等着天气转晴后外出的奥雷良诺第二开了门，进来一名军官，后面带着六名士兵。他们浑身被雨湿透，一句话也没说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柜子一个柜子地搜查了起来，从大厅一直搜到谷仓。当他们打开乌苏拉房间的电灯时，乌苏拉醒了，但是在整个搜查过程中她没吭一声，手指绞成十字，朝着士兵移动的方向移动着。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及时提醒了睡在墨尔基阿德斯房间里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但是后者明白自己要跑出去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又给他把门锁上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穿好衬衣和鞋子，坐在那张小床上，等待着他们来搜。这时军人们正在搜查银匠工作间。那位军官让打开门锁，然后用提灯迅速地扫了一遍，看到一张工作台和一口玻璃橱。橱里的酸液瓶和器具还放在房主原来放的地方。这时，他似乎意识到这个房间已经没有任何人住了，但他还是十分机灵地问奥雷良诺第二是不是银器匠。奥雷良诺第二便对他解释说，这里曾经是奥雷良诺上校的工作间。“噢！”那个军官说着开了灯，他命令手下人仔细搜查，结果连藏在瓶子后面洋铁罐头里的那十八条没有熔化的小金鱼也没有放过。军官在工作台上一条一条地仔细端详，这时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如果你肯的话，我想要一条。”他说，“有个时期，这些小金鱼曾经是进行颠覆活动的联系暗号，可现在却成了一件古董。”他很年轻，简直还是个少年，没有丝毫腼腆的影子，却有一种过去从未觉察到的天生的讨人喜欢的模样。奥雷良诺第二送了他一条小鱼，军官把它放进衬衣口袋里，眼眸中闪现出一种稚气的喜悦，然后他又把其他的小鱼装进罐头，放在原来的地方。

“这可是个无价的纪念品啊！”他说。“奥雷良诺上校是我们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但是片刻的温和，却没有改变他的职业行为。在重新上了锁的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前后，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想进行劝阻。“这间屋子已经将近一个世纪没有住人了。”她说。可那军官还是让开了门，并用提灯在里面照了照。当一缕光线掠过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脸颊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和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都看到了他那双阿拉伯人的眼睛。他们立刻意识到刚才那种焦虑已经结束，现在又面临一种新的焦虑，而且只有在忍受之中才能求得安慰。那军官还在用提灯搜查着房间，直到发现堆放在柜子里的那七十二只便盆时才表现出一点兴趣。于是，军官开了灯。这时，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就坐在床沿上，准备外出的样子，显得比往常更加严肃而心事重重。再往里，搁板上放着脱了线的书本和一卷卷羊皮纸。工作台上干净整洁，连墨水瓶里的墨水都很新鲜。空气还是那样纯净，那样透明，同奥雷良诺第二童年时见到的一样，有着抵御尘埃与污浊的特性，只有奥雷良诺上校当年感受不到这一切。但是，那军官却只对那堆便盆感兴趣。

“这家里住有多少人？”他问道。

“五个人。”

显然，那军官搞不懂了。他的眼光凝视着在奥雷良诺第二和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面前的空间，而他们俩却一直注视着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这时，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发现那军官在瞅着他却没能发现他。接着，那军官熄了灯，关上门。当他给士兵们讲话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明白了，原来这位青年军官看这个房间的眼光同当年的奥雷良诺上校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房间真的至少有一个世纪没人住了，”那军官对士兵们说，“里面大概还有毒蛇呢。”

军官把门关好以后，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确信他的这次苦战终于结束。许多年前，奥雷良诺上校曾经给他讲起过战争迷惑力，还曾想以他亲身经历过的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一点。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当时是相信他的。但是，在那些军人们瞅着他看却没有看见他的那个晚上，他回想起最近几个月来的紧张局势，想起那满载尸体的列车，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奥雷良诺上校如果不是骗子那就是糊涂虫。他不理解为什么需要用那么多话来说明战争中的感受，他觉得用一个词儿就足够了：恐惧。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就不同了，他在神奇的光、哗哗的雨声和一种觉得自己能不被看到的感觉的庇护下，得到了他前半辈子中一刻也没有享受过的安宁，现在唯一害怕的就是怕人家会把他活埋。他把这种担心告诉了每天给他送饭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她答应将竭尽全力活下去，以保证看到等他死后再将他掩埋。于是他毫无牵挂了，开始一遍遍地重温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纸。他阅读的兴趣越浓，懂得的就越少。他对哗哗的雨声也习已为常了，两个月以后，这雨声就成了一种新的寂静，唯一扰乱他的孤独的是进进出出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于是他请她把饭放在窗台上，并把门锁上。家里的人都把他忘掉了，连菲南达也如此，当她知道军人们看到他却不认识他以后，也觉得把他关在那里并没有什么不好。关了六个月以后，奥雷良诺第二看到军人们已经撤离马贡多，他想找个人趁下雨的时候聊聊天，就去取下了门锁。门一打开，他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气，那是从放在地上的便盆散发出来的，每一只便盆都被使用过多次。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被全身的毛发所吞噬，他对充斥着令人恶心的臭气的污浊空气毫不在意，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读着那些无法看懂的羊皮纸。他被一种天使之光照耀着。当他感到门被打开的时候，只是勉强地抬头看了一眼，可是对他的兄弟来说，从这一瞥中就足以看到他曾祖父的那种无可挽回的命运又出现在他的眼神中。

“共有三千多人哪，”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我肯定，所有在车站的人都被打死了。”

[1]墨西哥地名。

第十六章

这雨一下就是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这期间也曾有过下毛毛雨的日子，那时所有的人都穿起节日的盛装，露出一种久病初愈的笑脸，欢庆雨霁天晴。但是，他们不久就习惯于把这种暂时的绵绵细雨看作暴风雨进一步加剧的预兆。现在，雷声大作的暴风雨刚过，阴沉沉的天空终于卸掉了一些重负。北方吹来阵阵飓风，掀走了房顶，吹倒了屋墙，连根拔起了种植园里的最后一批树苗。那些天里，乌苏拉又想起了从前的失眠症。恰如失眠症蔓延期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次灾难本身也在不断地启示人们对付单调生活的办法。为了不被无事可做的闲暇生活所征服，奥雷良诺第二可算是最全力以赴的人了。在布朗先生呼风唤雨的那天晚上，奥雷良诺第二为了处理一件偶然的小事来到家里，菲南达在柜子里找出一把快要散架的破雨伞，想让他回到情妇家去。“不用了，”他说，“我要在这儿一直呆到天晴！”当然，他这句话并不是什么无法收回的承诺，但是他却几乎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这个诺言。他的衣服都放在佩特拉·科特家里，因此他只得每隔三天脱下身上的衣服，穿着裤衩，等别人帮他把衣服洗干净。为了不致觉得无聊，他着手修理起家里许多损坏了的东西来了。他修理铰链，给门锁上油，拧紧门环螺丝和敲直插销。一连几个月里，只见他拎着一只工具箱走东走西。这只工具箱可能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那个时期吉卜赛人忘了带走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体育运动，还是因为冬日无聊或是因为被迫禁欲的缘故，他的肚子居然象只皮袋似的渐渐缩小了，安详的乌龟脸不再那么红润，肥厚的下巴肉不再那么鼓鼓囊囊，甚至他的整个身躯也不那么臃肿，他又能够自己系鞋带了。菲南达看着他装门闩，修钟表，不禁暗暗自问，他是不是也染上了反复营造的恶习，就象奥雷良诺上校做小金鱼，阿玛兰塔钉钮扣、绣裹尸布，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翻阅羊皮纸手稿和乌苏拉回忆过去一样。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坏就坏在这连绵的霪雨使一切都乱了套，就连那些最干燥的机器，如果不是每隔三天加一次油，齿轮之间就会长出霉花来；锦缎上的丝线生了锈，而潮湿的衣服都长出了藏红色的苔藓。空气是那么潮湿，甚至鱼儿也完全可以从门里进来，从窗子里出去，在房间的空气中畅游。一天早晨，乌苏拉醒来时，觉得自己快要在一种恬静的昏迷中去世了。当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发现乌苏拉背上爬满了蚂蝗的时候，乌苏拉请求说，哪怕用担架抬也要把她送到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里去。圣塔索非娅·德·拉·佩达在她尚未被蚂蝗把血吸干之前，就帮她一条一条地揭下来，用木炭火烧焦了。那时候，家里需要开沟排水，清除蛤蟆和蜗牛，地面才能干燥，床脚下垫着的砖块才能拿掉，大伙儿才能重新穿着鞋子走路。奥雷良诺第二看到有这么多需要他关心处理的琐事心里十分高兴，竟没有发觉自己正在逐渐地衰老，以致有天下午，他坐在摇椅上欣赏着过早出现的暮色，思念着佩特拉·科特但却毫不动心。这时候，如果他想同菲南达一起重温一下那种索然无味的爱情，那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她的美貌随着身体的成熟已经定型。但是，大雨使他摆脱了迫切的情欲，使他产生一种清心寡欲的海绵式的平静。他饶有兴味地想着要是在过去，遇到这种下了近一年的大雨时，他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早在香蕉公司时兴用锌皮做屋顶前很久，他就是最先把锌皮带到马贡多来的人之一。不过，只是用来给佩特拉·科特的房间盖屋顶，因为那哗哗的雨声使他们俩更觉得亲密无间，奥雷良诺第二便以此为乐。但是，甚至对他荒唐的青年时代所干出的种种疯狂举动的这些回忆，也不能使他激动，好象那最后一次喜庆欢会已经荡尽了他的全部色欲，只给他留下一项美妙的奖赏：使他能够既无痛苦、又无悔恨地回想这些往事。也许，人们以为是这场暴雨给了他机会，让他坐下来思考问题；以为他带着钳子和油壶东奔西走是唤起了他干些有用活儿的迟来的欲望，使他发现在他的一生中居然有这么多能做而他却没去做的事情。可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切中真情，因为促使他居家不出、安心家务的原因，并不是他现在考虑到什么或是记取了什么教训。这种欲望来源于更加遥远的过去，来源于他钻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阅读关于飞毯和靠吃船只和船员为生的鲸鱼等神奇传说的时候，现在暴雨把这种欲望冲了出来。就是在那些日子里，由于菲南达的疏忽，竟让小奥雷良诺闯到走廊里来了，他的外公这才知道了他被隐瞒的身份。他给孩子理发，穿衣，教会他不害怕生人。不久，大家看出他是个标准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他颧骨高耸，有一双惊讶的目光，神态孤独。菲南达也觉得心安了。她早就感到自己过分专横，却不知道如何弥补，因为她越是想办法解决，越是觉得这些办法不合情理。要是她早知道奥雷良诺第二会这样乐意当外公，象现在这样去处理事情的话，她就不会兜那么多圈子，一再推迟解决，她自己也可以在一年前就摆脱这种折磨了。对已经换牙的阿玛兰塔·乌苏拉来说，这个外甥就象是一件难以捉摸的玩具，雨天心烦，正好拿他来解解闷。奥雷良诺第二那时想起了那套以前放在梅梅房间里，后来再没有人摸过的英文百科全书。开始时，他把书里的画片，特别是动物画片，翻出来给孩子们看；后来又给他们看许多遥远国家的地图和有名人物的像片。因为他不懂英文，甚至连那些最有名的城市和最常见的名人姓名也搞不清楚，所以他就自己编造了一些人名和故事，以满足孩子们无法满足的好奇心。

菲南达倒真的相信她丈夫是在等着天晴以后再回到情妇那儿去了。下雨的头几个月里，她曾担心丈夫会偷偷地溜进她的房间，而她将不得不难为情地向他坦白隐私，自从阿玛兰塔·乌苏拉出世以后，她的身体不允许夫妻和好。这也是她急于同隐身医生们写信的原因，但这种通信经常因为邮政事故而中断。头几个月里，听说火车常常在暴风雨中翻车，那时，隐身医生在一封来信中告诉她说，她的信件常常丢失。后来，当她同这些不知名的通信人之间的联系中断时，她曾认真地设想过，并准备戴上丈夫在参加曾发生流血事件的狂欢节时用过的老虎面具，再换上一个假名，请香蕉公司的医生检查一下身体。可是，有个经常到家里来报告有关暴风雨不幸消息的人对她说，香蕉公司正在拆迁它的诊所，准备搬到不下雨的地方去。于是，她的希望就成了泡影，只得甘心等到雨停天晴、邮政恢复正常时再说。这期间，她就自己想些办法来减轻身上的病痛，因为她宁愿病死也不愿意听凭马贡多唯一的医生——那位吃驴草的古怪的法国医生摆布。她去找乌苏拉，相信她一定会知道某种姑息疗法来医治她的病。但是菲南达称呼事物不用事物名称，总爱舍近求远的坏习惯，使她总是把前面说成后面，把分娩说成排出，把崩漏说成胃灼热，以便使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难为情。因此，乌苏拉理所当然地得出结论：她的毛病不在子宫，而在肠胃，因此建议她空腹服用一包轻粉。要不是她有病缠身——此病对于没有假正经毛病的人来说并无羞人之处——，要不是她丢失了信件，这场暴风雨对菲南达来说，本来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说穿了，她的一生就好象一直在下雨似的。她从来没有改变过作息时间，也没有放松过礼仪家规。当时，为了使吃饭的人不沾湿脚，饭桌都搁在砖块上，椅子下还垫着木板，可是她却仍然在饭桌上铺了细麻桌布，放上中国餐具，吃晚饭时仍然点蜡烛，因为她认为，天灾不能作为放松习俗的借口。家里再也没有人在街上露面。要是依着菲南达，那他们永远不会再上街了。这不是从下雨的时候，而是从很久以前就如此了，因为菲南达认为门就是为了关起来而发明的，至于对街上发生的事情好奇，那是娼妓们的事。然而，当有人说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的送葬队伍正在经过时，她却是头一个往街上瞧的人，尽管她那时从半开着的窗户里看到的情形使她感到十分难过，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为自己的软弱而悔恨。

无法想象比这更凄惨的送葬队伍了。棺材就放在一辆用香蕉树叶搭着遮棚的牛车上。但是暴风雨的冲力那么猛，街上又那么泥泞，每走一步轮子都要往下陷，那遮棚都快塌了。凄凉的雨水倾泻在棺材板上，浸湿了覆盖在上面的军旗。实际上，这是一面沾满鲜血和尘土、为最有骨气的老军人们所唾弃的旗帜。棺材上还放着一把饰有铜线和真丝流苏的军刀，就是从前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为了不把兵器带进阿玛兰塔的缝纫间而挂在大厅的衣帽钩上的那一把。车子的后面跟着最后一批尼兰德投降时的幸存者，他们一只手扶着车辕，另一只手拎着被雨水淋得褪了色的纸花圈，吧嗒吧嗒地在泥潭中行进。在这条仍然沿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名字的大街上，他们的出现犹如一种幻景。他们经过布恩地亚家时，眼光都注视着这座房子。在广场的拐角上转弯时，他们不得不请人帮忙把陷进泥潭的牛车拉出来。乌苏拉让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搀扶着来到大门口。她那么专心地注意着送葬队伍的动静，特别是她那只传令天使似地举着的手正随着车子的晃动而晃动，因此谁也不怀疑她确实是在看着他们。

“再见吧，赫里奈多，我的孩子，”她喊道，“请代我向我的亲友们问好，跟他们说等天晴时我们就见面了。”

奥雷良诺第二扶着她回到了床边，象平时一样十分随便地问她那句告别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真话，”她说，“我现在就等着雨停以后死去。”

大街上的景象提醒了奥雷良诺第二。他担心起家里牲口的命运，可是已经晚了。他拿了块上过蜡的雨布往身上一披，就跑到了佩特拉·科特的家里。只见她在院子里齐腰深的水中，正想把一匹死马托起来。奥雷良诺第二上前用一根门闩帮忙。死马浸胖的身体翻了个四脚朝天，被污泥急流卷走了。自从开始下雨以来，佩特拉·科特所做的事情就是清除院子里的死牲口。在头几个星期里，她曾带口信给奥雷良诺第二，让他采取紧急预防措施。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叫她不要着急，说情况还没有那么紧急，等天晴了会有足够的时间想办法的。她还曾托人告诉奥雷良诺第二说，牧场已经被水淹了，牲口都逃到高地上去了，那里没有东西吃，只能听任老虎和瘟疫的摆布。“这没有办法，”奥雷良诺第二回答说，“天晴了还会下仔的嘛。”佩特拉·科特眼看着牲口成批地死去，甚至来不及把这些淹死在泥潭里的牲口剖开。她无能为力地看着这场暴风雨如何无情地毁灭着这份过去曾经是马贡多最丰厚、最牢靠的家产，现在这份家产只剩下一股恶臭味了。等到奥雷良诺第二决定回来看看情况时，他只看到那匹死马和一头站在牲口棚废墟堆里的骨瘦如柴的母骡了。佩特拉·科特见他来了，既无惊讶，也无喜悦或怨恨，只是微微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

“你来得可正是时候。”她说。

她老了许多，只剩下一把骨头。她那双食肉动物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因为长时间地凝视暴雨变得忧伤而温顺了。奥雷良诺第二在她家里呆了三个多月，这倒不是因为他觉得那里要比他自己家里更好些，而是因为他需要这么多时间下决心再次披上那块上过蜡的雨布。“别着急，”他说，就象在另一个家里时一样，“咱们再等几个小时天就放晴了嘛。”时间和暴雨损害了他情妇的健康，在第一个星期中他就看惯了，渐渐地又觉得她还是过去那副模样，于是他又想起了他们毫无节制的欢娱，想起她的情爱促使动物疯狂繁殖的情形。第二个星期的某天晚上，部分是出于爱情，部分是出于兴致，他急切地抚摸佩特拉·科特，把她给弄醒了。佩特拉·科特没有什么反应。“你就安稳些睡你的觉吧。”她咕哝了一句，“现在可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时候啦。”奥雷良诺第二从天花板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佩特拉·科特那好象用一束枯萎的神经连接起来的线轴串似的脊梁骨，这才觉得她讲得有道理。当然，这倒不是时候的问题，而是他们俩已经不适宜干这种事了。

奥雷良诺第二带着他的箱子回到家里，他确信不仅乌苏拉，而且所有马贡多的居民都在等待着天晴后死去。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市里的人们都交叉着双臂，凝神呆坐在厅屋里，感受着整块时间的流逝。这是未经驯化的时间，已经没有必要把它分成月和年，也没有必要再把昼夜分成小时了，因为人们除了静看下雨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孩子们欢天喜地迎接奥雷良诺第二，他又为孩子们拉起那架患了气喘病的手风琴。但是，他的演奏并不象讲解百科全书那样吸引孩子，于是他和孩子们又聚集到梅梅的房间里去了。这里，奥雷良诺第二凭着他的想象力，把飞船说成是在云海里寻找地方睡觉的飞象。有一次，他发现一个骑马的男人，尽管那人穿着异国服装，神态看来却很眼熟，他左看右看看了好久，终于得出结论说这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肖像。他又把画像拿给菲南达看，她也觉得这个骑马人不但象上校，而且象家里所有的人，尽管实际上画的是一位鞑靼武士。就这样，他在罗德斯的巨人像[1]与魔蛇之间消磨着时光，直到他妻子告诉他谷仓里只剩下六公斤咸肉和一袋大米了。

“现在你叫我怎么办呢？”他问道。

“这我不知道，”菲南达回答说，“这是男人们的事情。”

“好吧，等天晴了总会有办法的。”奥雷良诺第二说。

尽管他午饭只能吃上一星半点瘦肉和一点点米饭，但是，他对百科全书还是比对家务琐事更感兴趣。“现在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他常说，“这雨总不会一辈子下个没完吧。”他越是拖延时间不解决谷仓缺粮的事，菲南达的怒气也就越强烈。她那平时少见的牢骚和不常有的怨言，终于象一股不可抵挡的决了堤的洪水似地爆发开了。一天上午，刚开始，怨言象吉他奏出的单调的叠句，随着白天慢慢过去，声调越来越高，话也越来越多、越讲越顺口。奥雷良诺第二直到第二天才听到她的唠叨话。那天早饭以后，一阵比雨声更加急促、更加尖厉的蜂鸣声使他感到惶惑，原来是菲南达正在家里走来走去，在诉说着满腹的痛苦，她说她原来受的教育是要当王后的，到头来却成了疯人院里的女佣人，丈夫又是那样的游手好闲，盲目祟拜，沉湎声色，整天仰躺在床上，干等着天上掉面包下来，而她却在累断腰脊，拚命维持着一个用大头针支撑起来的家庭，不让它沉没，每天从早起忙到睡觉，总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总要忍受、处理那么多的事情，到上床睡觉时两眼都象是沾满了玻璃粉，可是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一次“早安，菲南达”，或者问一句“晚上睡得好吗，菲南达”；也从来没有人，哪怕是出于礼貌，问过她为什么脸色那么苍白，或者为什么醒来时眼圈发紫，不过，她当然不会指望这个家里的人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因为说到底，家里人把她看成是个障碍，看成一块端锅用的抹布，看成画在墙上的洋娃娃，他们到处说她的坏话，说她是假圣人，说她是伪君子，还说她是刁女人，甚至连阿玛兰塔，愿她安息，也曾经口口声声说她是那种把直肠与季初斋日混为一谈的女人，仁慈的主啊，这是什么话呀，可是她还是按照天主的旨意甘心忍受着这一切，可是，她实在受不了那个恶棍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他居然说什么这个家就毁在让一个妖精进了门，你想想，一个爱指手划脚的妖精，我的天哪，一个出言伤人的时髦女人，那不是同政府派去杀害工人的军警成了一路货了吗?[2]你说说看，他这种话讲谁不可以，可偏偏讲的是她，讲的是阿尔瓦公爵的养女，她的家世显赫，连那些总统夫人听了也要吓破胆，象她这样的世袭贵族有权使用十一个西班牙姓氏签字，在这个下贱人的城市里，她是唯一面对着十六副餐具也不会惊慌失措的人，她那个不规矩的丈夫看到了准会笑死，他会说，这么多勺子、叉子、刀子和汤匙不是给基督徒用的，是给蜈蚣用的，另外，只有她闭着眼睛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斟白酒，知道该从哪一边斟起，斟在哪一种酒杯里，而什么时候应该斟红酒，该从哪一边斟起，斟在哪一种杯子里，不象那个“土包子”阿玛兰塔，愿她安息，只知道白天喝白酒，晚上喝红酒，在整个海岸地区，她是唯一可以炫耀自己从来都是用金便盆解手的人，可是，那位奥雷良诺上校，愿他安息，竟敢以共济会会员的恶毒心肠责问她，凭什么享受这种特权，难道她解出来的不是大便而是陨石不成，你们想想，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后来，她亲生女儿雷纳塔冒冒失失闯进她的卧室，看到了她的大便，她出来说，便盆真是金子做的，还雕有不少花纹，但是里面装的全是粪便，人的粪便，比别人的大便更糟糕的是，因为它是妖精的粪便，你想想，这还是她的亲生女儿呢，所以，她对家里的其余成员从来就不抱幻想，可是不管怎么说，她总还有权指望她丈夫对她稍微尊重一点，因为不管好赖，他毕竟是自己行过圣礼的配偶，是她的当家人和合法侵犯者，正是他出于自由而崇高的意愿，承担起把她从父亲家中请出来的重大责任，她在父亲那儿从来不愁吃穿，也没有受过一点苦，她在那儿编制棕榈叶花圈是为了消遣取乐，因为她的养父写过一封亲笔签名的信，封面的火漆上还盖有他的戒指印章，这封信就是为了说明他养女的手除了弹拨古钢琴外是不能做今世琐事的，然而，她糊涂的丈夫全盘接受了这些告诫和嘱咐，把她从家里领了出来，并把她带到了这个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地狱般的黑锅里，没等她结束圣灵降临节忌食，她丈夫就带上那几只游牧人的箱子和那只浪荡子的手风琴，出去同一个倒霉的女人鬼混去了，其实，只要看一下那女人的屁股，好吧，就这么说吧，只要看一下她那母马屁股是怎么一扭一摆，就完全能猜出她是一个……是一个同菲南达根本不同的女人，菲南达无论住宫殿，还是睡猪圈，无论在桌边还是在床上，都是夫人，一个生儿育女的妻子，她历来敬畏神灵，遵循上帝的准则，顺从上帝的旨意，跟她在一起当然不能象跟那个女人那样玩什么杂耍，过什么浪荡生活的，而那个女人当然会象法国女郎那样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甚至比法国女郎还要糟糕，因为你想想，那些法国女郎至少还老老实实地在门口挂上一盏红灯呢，这样肮脏的丑事，你想想，叫雷纳塔·阿戈德夫人和费尔南多·德尔·卡庇奥先生宠爱的独生女怎么会干得出来呢，特别是这位费尔南多先生，他自然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圣人呢，他是基督徒中的伟人之一，圣墓会的绅士，他能直接从上帝那儿取得特权，使他在陵墓中完好无损，他的皮肤会象新娘的丝缎那样光洁，他的眼睛象绿宝石一样晶莹明亮。

“这可不是事实，”奥雷良诺第二打断她的话说，“人家把他抬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腐烂发臭了。”

他耐心地听她诉说了整整一天，直到抓住了她一个错误为止。菲南达没有理睬他，但声音放低了。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那恼人的唠叨声又盖住了嘈杂的雨声。奥雷良诺第二一直低着头，吃得很少，吃完就早早地回卧室去了。第二天吃早饭时，菲南达浑身直打哆嗦，好象晚上没有睡好，看起来她的怒气已经完全消掉了。但是，当她丈夫问她是否可以吃一只温鸡蛋的时候，她却没有简单地回答他说鸡蛋早在上个星期就吃光了，而是把男人们臭骂了一顿，说他们整天只知道玩自己的肚脐，吃起饭来却想要吃什么云雀肝。奥雷良诺第二仍然象往常一样把孩子们领去看百科全书，菲南达则假装来整理梅梅的房间，实际上她是想让他听自己唠叨。当然，他还是厚着脸皮跟那些可怜的娃娃们说奥雷良诺上校的画像已经印在百科全书上了。下午，孩子们正睡着午觉，奥雷良诺第二坐在走廊里，菲南达也跟到了那里，她象一只大麻蝇，缠着他嗡嗡叫，折磨着他，使他发怒。她嘴里唠叨着：当然罗，家里除了石头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了，而她的丈夫却还象波斯的苏丹王那样清静地坐着欣赏雨景呐，这是因为他不过是个庸人，一个靠别人供养的男人，一个什么都干不了的蠢货，比棉粉扑还要懒散，一天到晚靠女人养活，还满以为是同约拿[3]的妻子结了婚，只要讲讲鲸鱼的故事她就会心平气和了。奥雷良诺第二象聋子似地静心听她讲了两个小时，直到天快黑时，他实在忍受不了那折磨人的嗡嗡声，才打断了她的话。

“请你别说了，好不好！”他恳求说。

可是，菲南达的嗓门却越讲越高了。“我干吗不说，”她说，“谁不爱听就滚他的蛋！”这时候，奥雷良诺第二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好象只是想伸展一下筋骨似的，然后，他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怒气，从容不迫地抓起一盆盆秋海棠、欧洲蕨和牛至花，往地上砸去。菲南达吓坏了，因为实际上她那时并不知道她的讽刺挖苦话里包含着这么大的威力，可是现在无论她想怎样弥补都为时太晚了。奥雷良诺第二被一种不可阻挡的发泄怨气的冲动所左右，他砸破了玻璃橱，又不紧不慢地把碗碟一只只拿出来砸个粉碎。然后，他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就象当初用纸币糊墙时那样细心地把波希米亚的玻璃器皿、手描工艺花瓶、一幅幅少女玫瑰游船图、镶在镀金框架里的镜子和从大厅到谷仓所有能够打破的东西都拿出来往墙上砸了个稀巴烂。最后，他把厨房里的一只大缸也搬到院子中央，轰的一声砸破了。然后他洗了手，披上那块上过蜡的雨布出去了。午夜以前，他带着几块硬邦邦的咸肉、几袋出了虫的米、玉米和几串干瘪的香蕉回来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缺吃的了。

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小奥雷良诺回忆起这段下雨的日子一定会觉得挺快乐的。尽管菲南达管教很严厉，但他们还是经常在院子里的泥潭中戏水。有时他们逮住了蜥蜴，便掰掉它的腿取乐。有时趁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不注意，把蝴蝶翅膀上的白粉撒在汤里，玩放毒药的游戏。乌苏拉是他们最好玩的玩具。他们把她当作一个老朽的大洋娃娃，给她披上花花绿绿的破布，给她脸上涂了烟垢和胭脂，抱着她走来走去。有一次，他们差点儿象从前抠癞蛤蟆眼睛一样，用修枝剪挖乌苏拉的眼珠。再也没有比乌苏拉说胡话更能使他们发笑的了。事实上，在下雨的第三年，乌苏拉的脑子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她渐渐失去了现实的概念，常常把眼前发生的事同很久以前的事混为一谈，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有一次，她竟伤心地为彼德罗尼拉·伊瓜朗的去世哭了三天三夜，死者是她的曾祖母，入土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她糊涂到这样荒唐的程度，居然把小奥雷良诺当作曾被带去认识冰块的那个当上校的儿子，而把那时还在神学院的霍塞·阿卡迪奥当作跟随吉卜赛人出走的长子。她讲了许许多多家里的事情，孩子们都学会和想象中的亲友一起对她进行访问。这些亲友不仅早已去世，而且还是不同时代的人。乌苏拉坐在床上，满头灰垢，脸上盖着一块红方巾，在孩子们为她虚构的亲友之间，感到很幸福。孩子们的描述往往不放过一点细节，好象他们真的认识这些人似的。乌苏拉同她的前辈们谈论着她自己出生以前的事情，为他们给她带来消息而喜悦，还同他们一起为比他们死得晚得多的人哭泣。孩子们很快便发现，在这种关亡式的访问过程中，乌苏拉老是提一个问题，就是想弄清楚究竟是谁在战争期间把一尊真人大小的圣约瑟石膏像送到家里来让他们保管过雨季的。这使奥雷良诺第二想起了那笔只有乌苏拉知道埋在何处的财产。但是，奥雷良诺第二想方设法拐弯抹角地向她打听，结果却一无所获，因为在乌苏拉神志恍惚的迷宫之中，看来还留有一块清醒的地盘，足以守住这个只能向所藏黄金的真正主人透露的秘密。乌苏拉非常精明，也非常严厉，当奥雷良诺第二训练一位同他一起寻欢作乐过的朋友，让他冒充这份财产的主人去找乌苏拉的时候，她用十分详尽而又布满陷阱的询问把他缠得走投无路。

奥雷良诺第二确信，乌苏拉要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里去了，于是他借口要在前后院子挖排水沟，雇来一批挖土工人。他还亲自用小铁棍和其它各种探测金属的仪器，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彻底探查，但没有找到任何哪怕是象金子的东西。后来，他又请庇拉·特内拉帮忙，指望她的纸牌比挖土工看得更清楚些。可是，庇拉·特内拉一开头就解释说，如果不是由乌苏拉签牌，想什么办法都是白搭的。不过，她证实这份财产是有的，并且精确地说出共有七千二百十四枚金币，分别装在三个帆布袋里，袋外有铜丝保护网。具体的埋放位置是以乌苏拉的床铺为圆心，半径为一百二十二米的圆周以内。但是她又提醒说，要等雨停以后，再经过连续三个六月天，让骄阳将这些泥泞的土地晒成灰尘时才挖得出来。这么多玄妙的数据，在奥雷良诺第二看来，简直太象招魂术的传说了，所以，他不管那时已是八月份，至少需要再等三年才能达到预言所规定的条件，仍然坚持自己的尝试。第一件使他惊讶不已而又使他更加迷惑不解的事情，是他证实了从乌苏拉的床铺到后院的围墙正好是一百二十二米。当菲南达看到他在丈量土地的时候，就担心他会象他的孪生兄弟一样是个疯子；然而，当看到他吩咐挖土工人把排水沟再加深一米时，她觉得他简直比疯子还糟糕。奥雷良诺第二被探宝的谵妄迷住了，这种谵妄只能同他当年寻找发明之路的曾祖父相比。奥雷良诺第二身上的最后一点肥肉都已经掉光，过去同他的孪生兄弟相似的地方现在又越来越明显了。这不仅在于他身体瘦削，还在于他那冷漠的神情和若有所思的模样。他不再关心孩子们了，整天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巴，吃饭也没有定时，不管什么时候往厨房角落里一蹲就吃起饭来。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有时偶然问他什么，他都顾不上回答。菲南达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干活会这样卖力，所以当她看到他干活的样子后，便觉得他的鲁莽原来就是勤勉，他的贪婪原来就是忘我，他的顽固原来就是坚毅。因此，她为自己信口开河刻薄地责骂过他懒散邋遢而感到痛心和内疚。但是，奥雷良诺第二那时并不想得到她的同情和跟她和解。他在翻遍了前后院的土地以后，又没在齐脖子深的、尽是枯枝烂叶的泥潭中，把花园里的泥土翻来复去地捣弄了两遍。他在住宅东侧地基上钻了一个很深的窟窿，一天晚上，家里人突然惊醒，都觉得好象大祸临头了似的，因为大地在颤动，地底下传来令人恐惧的格吱格吱声，原来是三间房间正在往下塌陷，一条令人心寒的大裂缝从走廊一直延伸到菲南达的卧室。奥雷良诺第二没有因此而停止探宝工作。即使在他的最后一线希望都已成了泡影，而且唯一看来有点意义的就是证明了纸牌预言的时候，他也只修补一下到处是窟窿的地基，用灰浆补平那条大裂缝，然后又继续在住宅的西侧挖掘。直到第二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他还在那里挖。这时，雨开始越下越小，浓云渐渐散开，眼看天气马上要转晴了。果然不错，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一轮憨厚、鲜红、象破砖碎末般粗糙的红日照亮了世界，这阳光几乎象流水一样清新。从此以后，在十年内再也没有下过雨。

马贡多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在街头巷尾的泥泞中，有支离破碎的家具，还有长满红色百合花的动物尸骨。这是那些来时轻率、去时匆忙的大批外来居民在逃离马贡多时留下的最后纪念。香蕉热期间仓促建造起来的房子都被遗弃了。香蕉公司拆走了它的设施。昔日用铁丝网围着的香蕉城留下的也只是一堆瓦砾。那里的木房子和荫凉的阳台，过去曾是房主人玩着纸牌度过宁静的下午的地方，仿佛已被预言中提到的、几年后将把马贡多从地球上刮走的那阵大风的前驱一扫而尽了。这阵浩劫之风留下的唯一人迹，就是帕特里夏·布朗忘在一辆陷进蝴蝶花丛中的汽车里的一只手套。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建村时期考察过的中了魔法的地区，后来曾经是兴旺的香蕉种植园，现在又变成了到处是枯枝烂根的泥沼地。这里有好多年都能看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那宁静的大海里泛着浪花。奥雷良诺第二穿着干衣服出门察看街面的第一个星期天，心里十分难过。这次浩劫的幸存者，那些在香蕉公司飓风袭击马贡多之前就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他们坐在马路中央，沐浴在雨后初晴的阳光之中。他们的皮肤上还长着绿色的苔垢，身上还带有阴雨天留在他们身上的墙旮旯的气味，但是他们心底里看来正在为收回了他们出生的镇子而感到欣慰。土耳其人大街又恢复了从前那副景象，又象当年穿着平底鞋、戴着金耳环的阿拉伯人来到马贡多时一样了。这些阿拉伯人周游世界，用精巧的小玩意儿调换金刚鹦鹉。后来，他们在马贡多找到了结束数千年游牧生活的好地方。但另一方面，大雨使商场里的货物都掉在地上打碎了，在商店门口散了包的商品上都长出了青苔，柜台已被白蚁咬坏，墙壁都被潮气侵蚀，但是第三代的阿拉伯人坐在他们父辈和祖辈坐过的地方，带着和先辈们一样的神态坐着，他们沉默而冷漠，对时间和灾难都木然处之。他们在失眠症结束后是这样，在奥雷良诺上校发动的三十二次战争以后也是这样，始终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面对赌桌和油炸食品摊的残迹，面对打靶房和圆梦算命的小胡同的瓦砾，阿拉伯人的精神力量实在令人吃惊，所以，奥雷良诺第二象往常一样不拘礼节地问过他们，究竟用了什么神技妙法，能够在暴风雨中免遭伤害？究竟用了什么鬼办法才没有淹死？他挨家挨户地逐人询问。大家都用狡黠的微笑和幻梦似的目光看着他，众口一词地回答说：

“游泳呗。”

佩特拉·科特也许是本地人中唯一具有阿拉伯人心力的人。尽管她眼睁睁地让暴风雨卷走了牛棚马厩的最后一块碎片，但却设法保住了住房。一年来，她曾多次给奥雷良诺第二捎去紧急的口信，可是奥雷良诺第二都回话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不过他一定能带回一大箱金币，给她铺满卧室的地面。那时，佩特拉·科特在自己内心里寻根究底地探找使她在灾难中幸存的力量，结果找到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有充分理由的狂怒。怀着这股怒气，她发誓要重整被她的情夫大肆挥霍又被暴风雨摧毁了的家业。她的决心是那样坚不可摧，在她捎去最后一次口信八个月以后，奥雷良诺第二回到她家里的时候，只见她浑身发绿，蓬头散发，眼睛凹陷，皮肤上长满了疥疮，但是仍然在小纸片上写着数字，准备做抽彩生意。奥雷良诺第二见此情景，不禁目瞪口呆。他面容瘦削，表情严肃，佩特拉·科特简直不相信这个回来找她的就是她一生中的情夫，还以为这是他的孪生兄弟呢。

“你疯啦，”他说，“难道你还想用骨头去开彩吗？”

这时，佩特拉·科特叫他瞧瞧卧室里面。奥雷良诺第二看到了那头母骡。这头母骡虽然同它的女主人一样瘦得皮包骨，但也象她一样充满活力和决心。佩特拉·科特是怀着怒气喂养它的。后来饲草没有了，玉米没有了，连树根也没有了，她就把母骡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喂它吃细棉布床单，波斯挂毯，长毛绒床罩，天鹅绒窗帘和主教式大床上用的用金丝绣了花并饰有真丝流苏的华盖。

[1]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是耸立在希腊罗德斯湾入口处的阿波罗巨型铜像，后毁于地震。

[2]在哥伦比亚方言中，是多义词，意为“打扮时髦的人”或“军警”。

[3]约拿：《圣经》所载十二先知之一，曾为鲸鱼吞食，在鱼腹中生活三天，后因上帝显灵，得以生还。

第十七章

乌苏拉不得不费很大的劲，来履行等到雨停后才死的诺言。瞬息的清醒，在大雨期间尚很少见，到了八月份开始频繁起来。那时，刮起了一阵热风，热风使玫瑰花枯萎，使沼泽地干结，最后，灼热的灰尘布满了马贡多，那生锈的锌皮屋顶和百年老扁桃树都裹上了一层尘土，从此再也没有脱落。乌苏拉发现三年多来她成了孩子们的玩具，不禁伤心泪下。她洗净了涂在脸上的颜料，揭下孩子们挂在她身上的彩纸条、蜥蜴、干瘪蛤蟆和阿拉伯人的旧项链上的玻璃珠。自从阿玛兰塔去世以来，她第一次不用人搀扶离开了病榻，重新投入了家庭生活。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指引着她在黑暗中的行动。人们看到她走路磕磕碰碰，有时甚至撞在象大天使那样举到头高的手臂上，都以为那是行动不便所致，不知道她已经双目失明。然而，她不需用眼睛看就知道，她在第一次重建房屋时精心修筑的花坛已被大雨冲毁，又被奥雷良诺第二在挖地时铲平了。她还知道，墙壁和水泥地上出现了裂缝，家具都已褪色、散架，门扇都脱臼了。在她那个时代所看不到的那种逆来顺受和忧郁的精神状态正威胁着整个家族。她摸索着在那些空荡荡的卧室里走来走去，听到白蚁啃食木器时的轰鸣，蛀虫蛀蚀衣物时的格格声，以及大雨之后子孙满堂的大红蚂蚁挖掘地基时发出的巨响。有一天，她打开圣像服装箱，几只蟑螂跳到她身上，她只得把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喊来，叫她帮忙抓蟑螂。箱内的衣服全被蟑螂蛀坏了。“你们这样糟蹋东西，这日子怎么过呀！”乌苏拉说，“照这样下去，我们都要给虫子吃掉了。”从此以后，她就一刻也不停歇。清晨，她天不亮就起身，见人有空就拉差，连小孩子也不放过。她把不多几件尚能穿着的衣服放在太阳下晒，还喷洒杀虫剂驱赶蟑螂，挖出门窗上的白蚁蚁路，撒生石灰把蚂蚁窒死在蚁穴中。重振家园的热忱使她来到被人遗忘的屋子里。她把当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潜心研制点金石的那间屋子打扫干净，清除了瓦砾和蜘蛛网，又把被士兵们弄乱的银匠工作间收拾整齐，最后她要拿墨尔基阿德斯房间的钥匙，说要看看里面怎么样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向来对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百依百顺，因为他说过，只要没有看到他已经死了的迹象，谁也不许进这间屋子，所以她百般推托想引开乌苏拉的注意力。可是，乌苏拉认为，哪怕家中最小、最无用的角落也不能落在虫子口中，她的决心使她冲破了一切障碍。她坚持了三天，终于让人把屋子门打开了，屋子里臭气冲天，要不是她抓住了门框，早就被臭气熏倒了。但没过两秒钟她就想起，屋里藏着女学生用过的七十二只便壶，还想起大雨初降时，一天，巡逻队士兵闯进家里，到处搜查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结果没有找到。

“我的老天哪，”乌苏拉仿佛什么都看得见似地喊了起来，“我想尽办法让你学好，可是到头来你还是象猪一样过日子。”

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还在埋头读羊皮书，他那披散的乱麻似的头发中，只露出长着青苔的牙齿和一双呆板的眼睛，他听出是曾祖母的声音，便回头看看房门，脸上微微一笑，嘴里下意识地重复了乌苏拉说过的话。

“你想干什么呢？时间都过去了。”他喃喃地说。

“话是这么说，”乌苏拉回答，“不过不至于那么快。”话刚出口，她就发觉这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牢房里跟她说的那句话。她又一次愣住了，因为这证明时间是不会过去的。她自己也承认了，时间的确是周而复始地循环着的。可是，她没有屈服，她象训小孩子似地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痛骂一顿，硬逼着他去洗澡、刮脸，还要他为重振家园出力。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想到要离开这间宁静的屋子心里就害怕。他大声喊着说，没有一个人的力量能叫他离开这屋子，他不愿看到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装满了尸体，每天傍晚从马贡多驶向海边。“车站上的人全死光了，”他高声嚷道，“总共三千四百零八个人哪！”乌苏拉这才明白了，原来他陷进了一个比她所生活的世界更加黑暗的世界，这世界跟他曾祖父呆过的世界一样孤寂，一样不可逾越。她答应让他留在屋里，但要他同意不锁门，她每天让人进来打扫。她差人把便壶扔进了垃圾堆，只留下一只。她还给他收拾，让他跟他曾祖父长期囚禁在栗子树下时那样干净和体面。起初，菲南达以为乌苏拉那样忙碌不停是老年性癫狂症，所以她忍耐着没发作。就在那时，霍塞·阿卡迪奥从罗马写信给她说，他想在终身宣誓之前回马贡多一次。这一喜讯使她精神大振。为了不使儿子对这个家有不好的印象，她一反常态，每天浇四次花。喜讯还促使她赶紧给隐身医生写信。放在走廊上的牛至、欧洲蕨和海棠花盆，原先被奥雷良诺第二发怒时毁光了，但没等乌苏拉知道，菲南达早就把它们重新布置好了。后来，她又卖了银器，添置了陶制餐具、锡汤盆和勺子、羊驼呢桌布。一向陈放西印度公司的瓷器和波希米亚玻璃器皿的碗橱变得俭朴了。乌苏拉比她走得更远，她大声吩咐说：“把门窗统统打开，烧鱼煮肉，把最大的乌龟买来。让外乡人在屋角里打铺，让他们在玫瑰花丛里撒尿，让他们随便坐，爱吃几顿就吃几顿，随他们打饱嗝、说粗话，穿着靴子把什么都踩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那样，屋子才不会倒塌。”然而，这些都是空想，她实在太老了，已经活过头了，再也不能重复卖糖制小兽那时的奇迹了。在她的后辈中，没有一个人继承她那旺盛的精力。由于菲南达的吩咐，家里的大门仍然关着。

那段时间，奥雷良诺第二又带着箱子回到佩特拉·科特身边。他勉强维持这个家庭，使家里人不至于饿死。佩特拉·科特和他用骡子作彩头挣了钱，用这笔钱买了别的家畜，他们又用这些家畜办起了一个简陋的彩票社。奥雷良诺第二挨门挨户地推销他自制的彩票。他把彩票画得红红绿绿的，使它们看起来更加可信，对顾客更有吸引力。也许他自己还不知道，人们买彩票是为了行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他的怜悯。但是，即使是最富于同情心的人，当他只花二十生太伏赢得一头猪，或是只花三十二生太伏得到一头牛犊的时候，也都满怀中彩的希望，兴冲冲地不请自来了。星期二的晚上，人们把佩特拉·科特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眼巴巴地等着那个临时挑出来摸彩的孩子从袋子里摸出中奖的号牌。过不多久，这里就变成一个星期赶集会。傍晚，院子里摆开了油炸食品和饮料摊。许多中奖者只要有人为他奏乐、给他酒喝，就在那里宰了赢来的牲畜。于是，奥雷良诺第二突然又拉起了手风琴，还参加了简单的吃食比赛，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重演昔日的欢闹情景，使他发现自己精力已大不如前，当初，他在昆比安巴舞会上的奇思妙想，如今都枯窘了，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母象”向他挑战时，他体重一百二十公斤，现在降到了七十八公斤；原来那张天真纯朴、胖墩墩的乌龟脸，现在成了蜥蜴脸了。他成天感到困倦疲乏，可是在佩特拉·科特看来，他从来没有比那时更好，这也许是因为她对他的恻隐之心以及贫困生活带来的患难与共的感情，被她错当成了爱情。光秃秃的床褥再也不是狂恋的场所，却变成了倾吐衷肠的角落。为了购买做彩头的家畜，他们拍卖了床头的两面对镜；为喂养骡子，又卖掉了床上唤起欲念的花缎和丝绒。摆脱了这些东西，他俩就象一对毫无邪念的失眠老人，直到深夜也睡不着觉。于是，他们开始利用以前浪费了又浪费的时间来算帐，来摆弄一堆堆小钱。有时直到第一批公鸡打鸣时，他们还在一小堆一小堆钱币上搬来搬去，从这堆拿出一些放在那堆上。这堆给菲南达，让她高兴高兴；那一堆给阿玛兰塔·乌苏拉买鞋穿；还有一堆给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自从闹鬼那阵子以来她没穿过一件新衣；还有这堆钱准备在乌苏拉去世时买口棺材用，这堆要买每磅三个月涨一生太伏的咖啡；这堆要买甜味一天比一天差的食糖；这堆要买被大雨淋湿还未干的木柴；这堆要买用来制彩票的纸和彩色墨水。剩下的一堆用来补偿四月份产的小牛的亏损，彩票全部售完时，小牛却出现了炭疽病的症兆，最后被奇迹般地救下了一张牛皮。他们的贫困弥撒极其圣洁。他们总是把最大的一堆献给菲南达，没有一次是出于内疚或慈悲。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觉得菲南达的舒适比他俩的舒适更为重要。事实上，尽管他俩都不知道，但两人都把菲南达想象成为两人想要而没有生过的女儿。有一回，他俩甚至甘心情愿地连喝三天面糊汤，为了省下钱来给菲南达买一块荷兰桌布。虽然他们整天累死累活地操劳，变着法儿在安排用钱，为此绞尽了脑汁，但是当他们把钱从这堆搬到那堆以便勉强维持生活的时候，他们的守护天使在为他们消除疲劳。在账目不平使他们失眠时，他们不明白这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的牲畜不再象从前那样没命地生养，为什么钱会从他们的手中溜走，为什么不久之前人们还在昆比安巴舞会上大把大把地烧钱，现在花十二个生太伏买一张六只母鸡的彩票就被看成象被强盗抢了一样。奥雷良诺第二嘴上没讲，心里却想，问题不是出在这世界上，而是在佩特拉·科特那神秘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大雨时期那里出了毛病，致使牲畜不育、银钱溜走。他怀着这个不解的谜团深入到她的感情中探索，寻觅他感兴趣的东西，却找到了爱情，因为他希望她爱他，结果爱上了她。佩特拉·科特感到他对她的爱逐渐加深，也越来越爱他了。这样，他们到了中午又相信了青年时代的迷信——贫困是爱情的仆从。两人都想到，当年胡乱的欢闹、可观的财富和毫无节制的性爱都是爱情的障碍，他们叹惜在虚度了多少光阴后才找到了这个共享孤独的天堂。在无儿无女的共同生活中狂恋了那么多年后，他俩还是奇迹般地在桌上和床上相爱。他们过得如此幸福，以至在变成两个衰弱的老人后，还象小兔子似地欢娱，象小狗似地打闹。

彩票生意再也没有挣到更多钱。起初，奥雷良诺第二每周有三天时间关在昔日的牧场主办公室里，一张一张地绘制彩票，按中彩号码精心地画上一头红色的牛，一头绿色的猪，或者一群蓝色的小母鸡。还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描上“上帝的彩票”几个字。佩特拉·科特觉得这名字起得好。可是时间一长，他画了两千张彩票就感到累得不行。于是就叫人定做了牲畜、彩票名称和日期的橡皮图章，这样工作起来就简单了，只消在各种颜色的印台上按按就行。最后的几年，他想用谜语来代替彩票，奖品由中奖者平分，可惜这办法太复杂，使人疑虑重重。他们试了两次就放弃了。

奥雷良诺第二整天忙于提高彩票的信誉，简直没有时间去看望孩子们。菲南达把阿玛兰塔·乌苏拉送进了一家只收六名学生的私塾，还不准奥雷良诺进公立学校，她认为，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已是过分迁就了。再说那个时代的学校只收基督教徒夫妇的合法子女，而奥雷良诺送到家里来时，罩衣上有一块作为出身证明的小牌上写明他是弃婴。这样，他就在善良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乌苏拉的监护之下，按照老婆婆们的教导，逐渐认识了周围那狭窄的世界。他面目清秀、身材颀长，具有一种使成年人恼火的好奇心，但他的眼睛却不象奥雷良诺上校那样明澈甚至有时能洞察秋毫，他目光闪烁，显得漫不经心。当阿玛兰塔·乌苏拉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他常常钻到花园里挖蚯蚓、捉小虫玩。有一次，菲南达撞见他把蝎子装进一只小匣打算去放在乌苏拉的席子上，就把他关在过去梅梅住过的卧室里。他感到孤独时，就翻阅那本百科全书消遣。有一天下午，乌苏拉到屋子里去洒清水和撒大荨麻枝条，在那时发现了他。虽然她同他见过好几面，但还是问他是什么人。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他说。

“噢，真的，”她说，“现在是你开始学习银匠工艺的时候了。”

她又把他错当成自己的儿子了，因为大雨以后曾使她得到瞬间清醒的热风已经过去了。从此，她再也没有恢复理智。她走进卧室的时候，看到彼德罗尼拉·伊瓜朗穿着出门作客才穿的累赘的撑裙和缀有小玻璃珠的外套，看到外祖母特兰基里娜·马里亚·米涅达·阿拉科盖·布恩地亚坐在残废人的摇椅上，手中摇着一把孔雀羽扇，还看到曾外祖父奥雷良诺·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穿着假制的总督卫队制服，看到她父亲奥雷良诺·伊瓜朗，他创造过一道咒语，可以把牛身上的蛆虫烤焦，使它们纷纷落下。还看到了她胆小怕事的母亲，看到长猪尾巴的表兄，看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其他已去世的孩子。他们坐在一张张斜倚在墙上的椅子里，好象不是来作客，而是在守灵似的。她还编造了一篇有声有色的胡言，评论着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和颠三倒四的时间里的事情，因此，当阿玛兰塔·乌苏拉从学校回家，或是奥雷良诺翻阅百科全书看累了时，常常看到她坐在床上自言自语，仿佛在到处是亡灵的迷宫中走失了方向。有一次，她恐怖地大叫“失火了”，吓得家里一时人心惶惶，可那是她四岁时看到的那次马厩失火引起的。她把过去和现在混淆起来了，以至于在她临终前的两、三次回光返照中，谁也搞不清她在说当时的感觉还是在回忆过去。她的身体逐渐萎缩，变成了胎儿，变成了活僵尸。最后的几个月，她竟变成了一只裹在衬衣里的干洋梨，她老是举着的手臂看起来就象一只猴爪。她连着几天一动也不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不得不推她几下才能知道她是否还活着，然后把她放在自己腿上，一匙一匙地喂她喝糖水。她就象一个刚出生的老太婆。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奥雷良诺领着她在卧室里走来走去，让她躺在供桌上，以便看看她比圣婴耶稣大一点点。一天下午，他们把她藏在谷仓的柜子里，差一点没叫老鼠吃掉了，一个平常的星期天，菲南达正在望弥撒，两个孩子走进卧室，一个抬后脖一个抬脚把乌苏拉抬了起来。

“可怜的曾祖母，她老死了。”阿玛兰塔·乌苏拉说。

乌苏拉吓了一跳，她说：“我还活着。”

“你瞧，”阿玛兰塔·乌苏拉忍住笑说，“她气也不吐了。”

乌苏拉大叫：“我还在说话呢！”

“她话也不说了，”奥雷良诺说，“她象蟋蟀一样死去了。”

于是，乌苏拉在事实面前认输了。“我的主啊！”她轻声嚷着，“这么说，这就是死亡了。”她开始祈祷，那无穷无尽的、仓促而深切的祷告持续了两天多，到了星期三，那祷告词变成了一堆对主的哀求和对现实生活的劝告，诸如别让红蚂蚁蛀塌屋子啦，千万别把雷梅苔丝肖像前的长明灯熄灭啦，留神不要让布恩地亚家的人跟同血统的人结婚，因为那样会生下长猪尾巴的后代啦等等。奥雷良诺第二想利用她说梦呓的机会，让她说出埋藏金子的地方，但他的恳求又一次失败了。“只要金子的主人来了，”乌苏拉说，“主会把金子照亮让主人找到的。”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相信她会随时去世，因为那些日子她发现大自然有些反常：玫瑰花散发出蒺藜气味；她失手摔了一只瓢，可瓢里的小扁豆和谷子在地下排成了正规的几何图形，都是海星的形状；有天晚上，她看到天上飞过一排闪着金光的圆碟。

圣星期四清晨她去世了。还是在香蕉公司那阵子，最后一次为她计算年龄时，人们估计她的年龄在一百十五到一百二十岁之间。他们把她放进棺材埋了，那只棺材不比奥雷良诺来时躺的小篮子大多少。参加葬礼的人很少，原因之一是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其次是因为那天中午天气酷热，连鸟儿也被烤得晕头转向，一群群小鸟象霰弹似地撞死在墙上，有的还撞破了铁纱窗，冲进卧室死去了。

起初，人们以为这是一场瘟疫。家庭主妇们累死累活拚命地清扫死鸟，尤其是中午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男人们则一车车地运去倒在河里。复活节的星期天，百岁老人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布道坛上说，鸟儿的死亡是由于那个犹太流浪汉在作祟，前一天晚上，他亲眼看到那个人。他发现，那是公羊和女异教徒生下的杂种，是一头呵口气就能把空气呵得灼热的可恶怪兽，它来了会使刚结婚的女人怀胎。没有多少人去注意他那启示录式的胡言，因为全镇人都深信，这位教区神父因年事过高常常胡说八道。可是，星期三清晨，一位妇女把大家都吵醒了，因为她发现了一只两足动物留下的深深的脚趾印。这可是确确凿凿而且再明显不过的事，凡是去看趾印的人再也不怀疑神父所描述的可怕怪物是存在的。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自己院子里设下了陷阱，终于把它逮住了。乌苏拉死后两星期，佩特拉·科特和奥雷良诺第二醒来时吃了一惊，他们听到邻人家里传来一头巨大的牛犊的呜咽声。等他俩起来，一群男人已经在从那头怪物身上拔下削尖的木桩。这是他们事先插在陷阱中的，阱口盖上了枯叶。怪物不再嚎叫，它的身材只不过象一个小伙子那样大，但重得象头牛，伤口还流着粘乎乎的绿色的血。粗糙的毛上长着密密麻麻的小虱子，皮肤上结了一层象鮣鱼似的硬皮。然而，跟神父的描述不同，与其说它象人，还不如说它象娇弱的天使。它的双手光洁而灵巧，眼睛大而朦胧，肩胛骨上有一对有力的翅膀的残痕，已经结了疤长上了老趼，大概是让农夫的斧头砍断的。人们把它的脚踝捆住，倒吊在广场的扁桃树上，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当它开始腐烂的时候，就架起一个火堆把它火化了。因为它是杂种，人们无法确定，究竟把它当作动物扔在河里，还是把它当作基督徒埋入土中。此后也一直没有搞清楚，鸟儿的死亡是否它引起的，但是，那些新婚的女人却没有因此怀孕，而且，在它死后炎热并没有消减。

那年年终，雷蓓卡去世了。她终生的女仆阿赫尼达请求当局把卧室门打开，因为女主人三天前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人们看到雷蓓卡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身子蜷得象一只虾，头顶因长发癣而光秃了，大拇指还放在嘴里。奥雷良诺第二为她料理了后事。接着他打算把房子修葺一下然后卖掉。但房屋破败得很厉害，墙壁刚刚漆好就大块剥落，没有一种粘稠的灰浆能阻挡野麦顶穿地面，阻挡常春藤腐蚀柱子。

自从大雨以来一切就是如此。人们的怠惰与健忘的贪婪形成对照，对往事的记忆逐渐消蚀殆尽，最后竟到了这种地步：那时，正值尼兰德协定签署的周年纪念，共和国总统委派几名特使来到马贡多，送交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曾多次拒收的勋章。但是，他们白白花了一个下午，没有找到一个人能告诉他们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后代住在什么地方。奥雷良诺第二以为勋章是实心的金块，想去认领，但佩特拉·科特劝阻他，叫他别去出丑，与此同时，特使们已经张贴好布告，并准备好纪念大会的发言稿。也是在那时候，吉卜赛人又来了。他们是墨尔基阿德斯的科学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他们看到镇子已经破落，而这里的居民完全与世隔绝，所以他们又重新拖着磁铁走家串户，仿佛那是巴比伦学者们最新的创造似的，他们还用巨大的放大镜聚集阳光。镇子里因看到菜锅水壶掉在地下打滚而惊得目瞪口呆的，还有愿付五十生太伏一睹吉卜赛女郎装卸假牙表演的，仍不乏其人。

当年那列挂过布朗先生的装有玻璃顶和主教式安乐椅的车厢的火车，还有那些有一百二十节车厢、花一个下午才能开完的装水果的火车，现在只剩下一列黄色的破车，而且因为来往都没有乘客，所以几乎不在这荒凉的车站上停靠。法庭调查团下来调查鸟儿奇怪地大批死亡和犹太流浪汉的惨死事件，他们看到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正在跟一群小孩玩摸瞎子游戏。他们认为神父的报告只是老人幻觉的产物，因此把他送进了一家养老院。不久，又派来一位叫奥古斯托·安赫尔的神父，是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混血儿。他苛刻、大胆又莽撞，一天几次亲自去打钟，以防精灵们昏睡。他还挨门挨户去叫醒那些贪睡的人，催他们去望弥撒。可是，他这样坚持了不到一年，这里空气中弥漫着的疏忽大意的气味，这里使一切衰老、使一切受阻的灼热灰尘，以及那使人在午后难忍的酷热中昏昏欲睡的、午饭时吃的丸子，终于把他也整垮了。

乌苏拉一去世，房屋就变得破烂不堪，甚至连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阿玛兰塔·乌苏拉也无法挽救这种衰败的景象。过了许多年，当她已经是一个毫无顾忌的、欢乐而时髦的踏上社会的女人时，她还大开门窗，驱赶陈腐的气息，修整花园，杀灭那白天也爬到长廊里来的红蚂蚁，还徒劳地设法唤起人们已经遗忘的好客精神。菲南达对闭门幽居的爱好，对于乌苏拉叱咤风云的一百年来说，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吹热风那阵子，她不但拒绝打开家里的门，连窗户都用十字花的木格钉死了，这应了她娘家的一句家训：要活着埋葬。她同隐身医生们的通信，花费很大，结果失败了。经过几次拖延，有一次她按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身上只裹了一幅白床单，头南脚北地躺在那里。深夜一点钟，她觉得有人用浸过冰凉液体的手帕蒙在她脸上。当她醒过来时，太阳已经照亮了窗户，而她身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弓形疤痕，从腿根一直到胸口。但是，她还没有休息足预定的日子，就收到了隐身医生们寄来的一封措词混乱的信。信上说，他们花了六个小时检查，未发现与她多次详细描述的症状有关的疾病。实际上，这是她不按事物名称称呼事物的弊病造成的新的混乱，因为那些通过心灵感应术治病的外科医生，只查出她子宫下垂，用子宫托就能复位。菲南达大失所望，她还想了解得更具体些，但那些不知名的来信者再没有给她回信。一个不认识的词儿压得她心里难受，她决定不顾羞耻去问问明白什么叫子宫托。这时她才知道，那个法国医生三个月前悬梁自尽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个老战友违背了全镇人的意愿把他埋葬了。于是，她就把事情全告诉了她儿子霍塞·阿卡迪奥，她儿子从罗马给她寄来了子宫托，还附了一份说明书。她把内容记熟后，就把说明书扔进了厕所，以免人家知道她的病痛。其实，那是多余的谨慎，因为留在家里的几个人根本就没去注意她。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在孤独的晚年中游晃，她每天做一点饭给大家吃，几乎把全副精神扑在照料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事上。阿玛兰塔·乌苏拉长相有点象俏姑娘雷梅苔丝。她捉弄乌苏拉时浪费的时间，现在都用在做学校的功课上了。她在学习上开始显露的聪明和勤勉，在奥雷良诺第二的心中，重又燃起了梅梅给他带来过的希望。他答应按香蕉公司时代的习惯，送她去布鲁塞尔深造。这一希望使他产生了重游被大雨冲毁而荒芜了的土地的念头。他偶尔回家，只是为了看望阿玛兰塔·乌苏拉。天长日久，菲南达也把他当成了外人。小奥雷良诺快长成小伙子时，变得越来越落落寡合，终日沉思不语。奥雷良诺第二相信晚年会使菲南达心软，会使她同意让孩子投身到全镇人的生活中去，那样，镇上肯定不会再有人疑神疑鬼地猜测小奥雷良诺的出身了。然而，奥雷良诺本人却特别喜爱足不出户的孤独生活，丝毫没有想了解一下大门外面的世界的邪念。在乌苏拉打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门时，他正在房间外面转，他从虚掩的门缝中往里面窥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混到一起去了，而且关系很好。隔了好久，奥雷良诺第二听孩子谈起车站上的大屠杀，才发现了他俩之间的友谊。一天，有人在饭桌上说，自从香蕉公司走后，镇子就衰落了。奥雷良诺提出异议，他把来龙去脉说得有板有眼的，俨然象个大人似的。他的观点与一般人不同，他说马贡多是被香蕉公司搞乱、腐蚀和榨干的，在那之前，这里原是个繁荣发达的地方。那场大雨也是香蕉公司的工程师们为寻找借口逃避履行对工人们许下的诺言，才一手制造的。他讲得头头是道，在菲南达看来，这好象是一出亵渎神明的、模仿耶稣给圣徒们讲学的讽刺剧。孩子用确凿的、令人信服的具体事实，描述了军队如何把三千多工人围困在车站上用机枪扫射，又如何把尸体都装上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运去扔在海里。菲南达跟大多数人一样，对官方发布的不管什么通告都深信不疑，听了孩子说的话，她十分震惊，觉得孩子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那里继承了无政府主义的本性，于是责令他闭嘴。奥雷良诺第二却不同，他听出那些话是从他孪生兄弟那儿搬来的。尽管所有的人都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当作疯子，但实际上，他却是当时家里最清醒的一个成员。他教小奥雷良诺认字念书，启发他研究羊皮书。就香蕉公司对于马贡多的意义方面，他给奥雷良诺灌输了一种极为主观的见解，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奥雷良诺踏上社会时，简直觉得那是一种幻觉，因为历史学家们采纳并写进学校教科书的错误观点，跟他的观点截然相反。在那间僻静的小屋里，热风吹不进，灰沙和炎热也钻不进，他们俩在那里回忆起一幕隔代遗传的景象：在他俩出生前好多年，一个戴鸦翼帽的老人，背对着窗户在谈论世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还同时发现那年头时间总是三月份，总是星期一，于是，他们明白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并非象家里人说的那样疯，相反，只有他才有足够清醒的头脑来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时间也会有差错，也会出故障，它也能被撕成碎片，在一间屋子里留下一块永恒的碎屑。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已经能把羊皮书上那些密码般的字母分类。他确信它们属于一个由四十七到五十三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把它们拆开来看就象小蜘蛛或小虱子，而墨尔基阿德斯写的梵文，看起来就象晾在铁丝上的衣片。奥雷良诺记起英国百科全书上有一个类似的字母表。于是，他把百科全书搬到小屋里，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一起对照看，结果完全相同。

还是在想出搞谜语彩票的点子的时候，奥雷良诺第二有一天早晨醒来，觉得喉咙里有一个结子，就象想哭又忍着的感觉。佩特拉·科特以为那是家境不好引起的肌体失调，因此有一年多时间，她坚持天天早晨用拭子蘸了蜂蜜给他擦上颚，还给他喝萝卜煎膏。当喉咙里的结子压迫得使他呼吸困难时，奥雷良诺第二去找庇拉·特内拉，以为她也许认识什么可以缓解病痛的草药。这位硬朗的老婆婆，已经一百岁了，还经营着一家地下妓院，她不相信治病的迷信，却相信用纸牌卜卦。她看到一张金元花的马，喉咙被剑花仆从的剑刺伤了，据她推测，菲南达为了让他回家，使用了针刺肖像的狠心办法，但因为她手法笨拙，使他长了个暗瘤。奥雷良诺第二除了结婚时的照相外没有相片，印出的照片全都在家庭相册里。他趁妻子不注意在家里到处寻找，结果在衣柜底下看到了半打子宫托原封不动地放在包装盒里。他认为这些红色的橡皮圈是搞巫术用的，就藏了一只在口袋里，拿去给庇拉·特内拉看。她识不准那是什么东西，但觉得十分可疑，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让他把半打东西全部取来，在院子生了堆火烧掉了。为了破除菲南达的妖术，她让奥雷良诺第二拿一只生蛋鸡在水里浸湿，然后活埋在栗子树下。他干得非常诚心，所以，当他在松土上撒上干叶后，立刻觉得呼吸畅通了许多。菲南达发现子宫托不见了，还以为是隐身医生们的报复，于是她在背心的夹里上缝了一只卷边袋，把她儿子新寄来的子宫托藏在里面。

活埋母鸡六个月之后的一天深夜，奥雷良诺第二被一阵咳嗽咳醒了，喉咙里感到被蟹鳌钳住了，这时他才明白，无论他毁掉多少施魔法的子宫托，也无论他弄湿多少辟邪的母鸡，摆在面前唯一的可悲事实就是他要死了。他谁也没有告诉，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担心在去世以前不能把阿玛兰塔·乌苏拉送到布鲁塞尔去。他拚命地工作，每星期不是抽一次彩而是抽三次。大清早就看到他到镇子里去转了，甚至到那些最偏僻、最贫穷的居民区去兜售彩票。那副焦急的样子，只有在垂死者的身上才能看到。“这里是神圣的上帝！”他高声叫着，“别错过机会了，一百年才来一次呀！”为了装出高兴、和蔼和健谈的样子，他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但是只要看一下他汗流浃背、脸色苍白的模样，就可以知道他已经力不从心。有时他溜到荒芜的田野上，那里谁也见不到他，他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缓解一下那蟹鳌给他带来的撕肝裂肺的苦痛。午夜时分，他还在烟花巷里，用时来运转的说教安慰那些在留声机旁啜泣的单身女人。“这个号码四个月没有出现过，”说着，他拿出彩票给她们看，“别坐失良机，要知道生命比想象的还要短暂。”到头来大家都不再尊敬他，拿他开玩笑。最后几个月里，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称他为堂奥雷良诺，而是当面叫他堂神圣的上帝。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假声，说话常常走调，最后声音嘶哑，讲话象狗叫，可他还是顽强地支撑着，不使佩特拉·科特院子里的彩票生意萧条。但是，随着失音逐渐加剧，他感到自己不久就会无法忍受病痛，他逐渐明白，靠猪羊彩票是不可能把女儿送到布鲁塞尔去的；于是他想利用被大雨冲毁了的土地——只要有资金就能把它修复——来做巨额彩票生意。这项建议十分引人注目，镇长亲自出告示宣布，人们纷纷合伙购买面额为一百比索的彩票，不到一个星期，彩票销售一空。开票抽彩的那一晚，中奖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只有香蕉公司的鼎盛时期才能与之相媲美。奥雷良诺第二最后一次拉起了手风琴演奏好汉弗朗西斯科的被人遗忘了的歌曲，可是他已经不能唱了。

两个月以后，阿玛兰塔·乌苏拉去布鲁塞尔了。奥雷良诺第二不仅给了她用巨额彩票挣得的钱，还把前几个月省下来的钱和卖掉自动钢琴、击弦钢琴和其他破旧杂物的钱一并交给了她。按他的计算，这笔钱供她上学已经足够，只是回家的旅费尚无着落。菲南达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反对阿玛兰塔·乌苏拉出国学习，她一想到布鲁塞尔离堕落的巴黎那么近就放心不下，但是安赫尔神父的一封信使她平静了下来，他让阿玛兰塔·乌苏拉带着信去找一家基督教女青年公寓，那是有修女照管，阿玛兰塔·乌苏拉答应在那里住到学习结束。此外，神父还设法让一批方济各会的修女在旅途中照料她，她们是去托雷多的，到了那里另有人送她去比利时。在通过频繁的信札来往协调接送事宜的那些日子，佩特拉·科特帮助奥雷良诺第二一起为阿玛兰塔·乌苏拉准备行装。一天晚上，他们正要整理菲南达的一只结婚用的箱子，发现东西已经放得整整齐齐，而阿玛兰塔·乌苏拉早就记住哪里是横渡大西洋时穿的衣服和灯芯绒拖鞋，还知道缀铜扣的蓝呢大衣和羊毛皮鞋是上岸时穿的，知道从码头到船上怎样走路才不会掉在水里，知道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修女们，而且除非吃饭不要走出船舱，知道在远洋中，素不相识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提的问题都不要回答。她带着一瓶预防晕船的药水，还有一本由安赫尔神父亲自抄写的笔记本，上面有六句抵御风暴的祷告词。菲南达为她缝了一条藏钱用的帆布腰带，还教会了她如何束在身上使用，即使睡觉时也不必解下来。菲南达还想送她一只用碱水洗净又用酒精消毒过的金便壶，但阿玛兰塔·乌苏拉怕她学校里的女同学们笑话，不肯收下。几个月以后，在临终的时刻，奥雷良诺第二将会记起最后一次见到阿玛兰塔·乌苏拉时的情景。当时她想把二等车厢沾满灰尘的玻璃窗放下来，想听听菲南达最后的嘱咐，但没有成功。她穿着粉红色的丝长裙，左肩还缀上了一束人造三色堇，脚蹬低跟羊皮鞋，鞋面上系着饰带，还穿了一双半统的丝袜。她体态娇小，披着长发，一双活泼的眼睛跟乌苏拉小时候一模一样。她告别时不哭也不笑的那副神态，显示了与乌苏拉相同的性格。火车越开越快，奥雷良诺第二在火车边上跟着奔跑起来，他手臂上挎着菲南达，怕她跌倒。当女儿用指尖给他一个飞吻时，他只能招招手表示回答。夫妻俩在烈日下呆呆地站着，看着火车在地平线上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从结婚以来，他俩第一次手挽手站在一起。

八月九日，在收到从布鲁塞尔寄来的第一封信之前，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墨尔基阿德斯房间里同奥雷良诺聊天，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要永远记住，有三千多人，他们把尸体扔到了海里。”

说完，猛然扑倒在羊皮书上，睁着双眼死去了。与此同时，他的孪生兄弟遭受了长时期铁蟹啃喉咙的可怕的磨难，躺在菲南达的床上咽了气。他是一星期前回家的，回来时差不多已经皮包骨头，没有声音、没有气息，带着他那几只游牧人的箱子和浪人的手风琴，来履行死在妻子身边的诺言。佩特拉·科特帮他收拾衣物，她没掉一滴眼泪就把他送走了，可是忘了给他带走那双他想穿着进棺材的漆皮靴子。所以，当她知道他已经死了时，便穿起了一身黑色丧服，用一张报纸包了靴子，去请求菲南达让她看一下遗体，但菲南达没让她进门。

“您设身处地想一想，”佩特拉·科特哀求说，“我多么想见见他，那样我受这些侮辱也心甘了。”

“当人家的姘头还能不受侮辱！”菲南达抢白道，“等你那些姘头里再死掉一个，你去给他穿这双鞋吧！”

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用厨房的菜刀割下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脑袋，以保证不至于把他活埋。两具尸体安放在两只一模一样的棺材中，他俩看起来又象年轻时那样，变成了同一个人。奥雷良诺第二当初寻欢作乐时的老朋友们，在他的棺材上放了一只花圈，紫色的挽带上写着：“别生了，母牛啊！生命是短促的。”菲南达对他们的不恭行径大发雷霆，让人把花圈扔进了垃圾堆。在最后一刻的慌乱中，那些抬棺材的可怜的醉鬼，把两口棺材搞混了，结果埋错了坟墓。

第十八章

奥雷良诺很长时间没有离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他记熟了那本散了页的书——瘫子赫尔曼的研究总结——上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叙述，记熟了诺斯特拉达姆斯关于鬼怪科学的笔记和点金术的密码以及他的百年预言，还有有关疫病的研究，因此，他进入青年时代时，虽然对当时的世界一无所知，却拥有中世纪人所必须的基本知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不管什么时候走进屋里，总看到他在埋头苦读。清晨，她给他送去一杯不放糖的咖啡，中午是一盘米饭和切成小段的油氽香蕉，这是他在奥雷良诺第二死后，每天在家里吃的一点东西。她还操心为他理发、为他抓虱子，还拿出放在箱子里被人遗忘了的旧衣服改给他穿。他刚长出一点胡子，她就给他拿来剃须刀和放皂沫的小瓢。这些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东西。没有哪一个儿子，包括奥雷良诺·霍塞，象奥雷良诺那样酷似上校，尤其是那高耸的颧骨、线条分明而且有点冷酷的双唇。就象乌苏拉看到奥雷良诺第二在房间里钻研时一样，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常常觉得奥雷良诺在自言自语，实际上他在同墨尔基阿德斯谈话。在那对孪生子去世后不久的一个炎热的中午，他看到在窗子的反光中，站着一位头戴鸦翼帽的脸色阴郁的老人，仿佛是他出生前就具有的记忆中的人物的显形。那时，奥雷良诺已经认出了羊皮书上的所有字母，所以当墨尔基阿德斯问他是否看得出那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是用梵文写的。”

墨尔基阿德斯告诉他，自己回实验室来的机会已屈指可数了，但他将安心地走向死亡的草原。因为到这羊皮书满一百周年还有好多年，奥雷良诺有充裕的时间学会梵文，书上的谜可以解开了。还指点他说，在那条直通河边的街上，就是当年香蕉公司开张时有人在那里算命圆梦的地方，有位加泰罗尼亚学者开了爿书店，那里有一本《梵文入门》，如果他不赶紧去买来，六年后就要被蠹虫蛀光。奥雷良诺让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去把那本书找来，还对她说，书就在书架第二排靠右首，插在《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和《密尔顿诗选》中间。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活了那么大年纪生平第一次露出了表情，那是一种惊愕的表情。她一字不识，只好硬把奥雷良诺的话全记在心里，她从工作间里仅存的十七条小金鱼中取出一条卖掉，得到了一笔钱。士兵来抄家的那天晚上，只有她和奥雷良诺第二两人知道这些小金鱼藏在什么地方。墨尔基阿德斯变得越来越不卖力，他和大家越离越远，在中午的日光中渐渐遁去，但奥雷良诺的梵文研究却日见长进。他最后一次碰到墨尔基阿德斯时，只看到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影子在喃喃地说：“我在新加坡的沙洲上生热病死了。”那时他的房间已经不起尘埃、炎热、白蚁、红蚂蚁和把书本及羊皮书上的智慧蛀成粉末的蠹虫的袭击。

家里不缺吃的。在奥雷良诺第二去世的第二天，一位朋友送来一只挽条上用词不敬的花圈，还主动偿还菲南达一枚钱，说是欠她丈夫的。从那以后，每星期三有一个小厮给他们送来一篮子食品，足够他们吃一星期。谁也不知道这些食品是佩特拉·科特差人送来的，她认为这样不断地施舍，是对曾经侮辱过她的人的一种回敬方式。但是，她的怨气不久就消失了，比她希望的时间快得多。此后，她出于自豪，最后出于同情，继续不断地送食品。有好几次，她没有精力去出售彩票，人们对抽彩也失去了兴趣，她宁愿自己没吃的，也要让菲南达吃饱。在看到菲南达的葬礼之前，她没有停止过履行自己的诺言。

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看来，她操劳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家里人口减少，她该休息了。这个沉默寡言使人捉摸不透的女人，从未有人听到过她一句怨言。是她在这个家庭中播下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天使种子，培育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神秘的庄重，她贡献出自己孤独而沉静的一生养育着孩子，几乎记不清他们究竟是儿子女儿还是孙子孙女。她关心奥雷良诺，就好象他是她亲生的，可是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他的曾祖母。只有在他们这样的家庭里才可以想象，当年她一直是睡在铺在谷仓地板上的席子上，晚上听得见老鼠叽叽的叫声。她从未对人说过，有天晚上一种恐怖的感觉使她从梦中醒来，她觉得有人在黑暗中注视着她，实际上那是一条毒蛇从她肚子上爬过。她知道如果把这事告诉乌苏拉，乌苏拉一定会让她睡到自己的床上去的，但是在那个年头，你不是在走廊里大声嚷嚷，就别想让人知道。大家都在为面包房的事忙碌，为战争担惊受怕，为照管孩子们费心，谁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别人的幸福。佩特拉·科特虽然与她从未谋面，但却是唯一一直想着她的人。她始终关心着让她有双好鞋出门时穿，关心着不让她缺少衣服穿，即使在用抽彩的钱创造奇迹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菲南达来到家里的时候，把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当成家里的长年女佣人，这是不无原因的。后来虽多次听说她是她丈夫的母亲，但这使她实在难以相信，以致她知道这件事比忘掉它花了更多的时间。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似乎从未为这种卑下的地位感到不快。相反，给人的印象是，她乐意这样不停地、毫无怨言地走遍各个角落，把房子收拾得又整齐又干净。她年轻时就生活在这栋宽大的房子里，尤其是在香蕉公司那阵子，这里简直不象个家，倒象个兵营。但是，乌苏拉一去世，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那超人的勤俭和令人吃惊的精力开始崩溃了。这不单是因为她年老力衰，而且也因为房屋在一夜之间变得陈旧不堪。墙上都长出了一层苔藓。庭院里无处不长荒草，野草从长廊的水泥地下钻出来，水泥象玻璃一样崩裂，裂缝中长出朵朵小黄花，跟一个世纪前乌苏拉在墨尔基阿德斯放假牙的杯子中看到的小花一模一样。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阻止造化的反常，她整日在卧室里驱赶蜥蜴，可晚间它们又爬回来了。一天早晨，她看见一群红蚂蚁离开了水泥地的破缝，越过花园，顺着栏杆爬到已变成土色的海棠花上，还爬进了屋子。她先是用扫把打，后来用杀虫剂，最后用石灰把它们杀死，可是到了第二天，它们又出现在原来的地方，在那里坚忍不拔地爬着。菲南达只顾给她的孩子们写信，对这不可抵挡的破败情景一无所知。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还在独自奋斗。她跟野草搏斗，不让它们钻进厨房；她一把一把抓掉墙上的蜘蛛网，但过不了几个小时又出来了；她还不停地捏死白蚂蚁。可是，当她看到连自己一天打扫三次的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也到处是蜘蛛网和灰尘，看到尽管自己发疯似地打扫，屋子还是受到瓦砾和布满虱子的空气的威胁（这情景只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和那位年青军人曾预见过），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知道自己失败了。于是她穿上那件已穿旧了的节日服装，穿上乌苏拉穿过的旧鞋子和阿玛兰塔·乌苏拉送给她的棉袜，把仅存的两三件换洗衣服打了个小包裹。

“我服输了，”她对奥雷良诺说，“我这把老骨头对付不了这栋大房子。”

奥雷良诺问她准备到哪里去，她做了个模糊的手势，似乎她自己也不知道会到何处落脚。不过，她想说明，她将到一个住在里奥阿查的表姐妹家里度晚年。这个解释并不可信。自从她父母双亡后，她从未和镇上任何人有过接触，也不曾收到过书信或口信什么的，更未听她说起有什么亲戚。奥雷良诺给了她十四条金制小鱼，因为她决定只带她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一比索二十五生太伏。奥雷良诺从房间的窗户里看着她挎着小包、躬着衰老的身子一步一拖地走过院子，看她走出大门后从门孔中伸进手去闩上了门闩。从此以后，奥雷良诺再也没有得到有关她的消息。

菲南达得知她逃匿的消息后，骂了整整一天，一面还翻箱倒柜一件一件东西检查，以便证实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没有卷走什么东西。她有生以来第一回生炉子，结果烧伤了手指，她不得不请求奥雷良诺教她煮咖啡。时间一长，奥雷良诺担起了厨房里的事情。菲南达早晨起床，早饭已经就绪，奥雷良诺给她放在炭火上温着。她只消走出卧室去取一下，然后拿到那张铺着麻布桌布的饭桌上享用。她孤零零地坐在桌子一头，面对着十五把空椅子，周围有大烛台照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奥雷良诺和菲南达也没有分担孤独，他们仍然各自为政，在自己的孤独中生活，各人打扫自己的房间，但是那蜘蛛网却不断地洒落着玫瑰色的粉末，堆积在横梁上，还使墙壁增厚。就在那个时期，菲南达觉得家里到处是幽灵。放着的东西，特别是天天用的东西，好象生了腿自己会换地方。她明明把剪子放在床上的，可是花了很多时间，到处都翻了个底朝天，末了却在厨房的一个架子上找到了，但她相信自己总有四天没去厨房了。忽然间在放刀叉的抽屉里，叉子一把也不见了，一会儿又在供桌上发现六把，在水槽里发现三把。当她坐下来写信时，东西不胫自走的现象更使她恼火。她放在右边的墨水瓶出现在她的左边。吸水板不见了，两天以后发现在枕头下面藏着。她给霍塞·阿卡迪奥写的信老是和给阿玛兰塔·乌苏拉的信混起来，她整天为装错信封发愁，这种事也的确发生过好几次。有一次钢笔不翼而飞。过了半个月邮差给她送来了，他发现邮袋里有一支钢笔，便挨家挨户地寻找失主。起先，她以为这些都是隐身的医生们干的事，就象子宫托不见了一样，她甚至动笔给他们写信，求他们让她安静，但是当她起身去干了一件事回来，不但信纸不见了，而且连写信的目的也忘得一干二净。有一段时间她怀疑是奥雷良诺干的，开始监视他，把东西放在他要经过的地方，想趁他移动东西的时候抓住他。但事隔不久她就证实，奥雷良诺除了去厨房和厕所外，从不离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再说，他也不是爱捉弄人的人。于是，她终于相信那是幽灵在淘气。她决定把每样东西固定在要用的地方。她用一根长长的龙舌兰绳把剪子缚在床头，把钢笔和吸水板缚在桌子腿上，用胶水把墨水瓶粘在桌子右首她常用的地方。问题并没有一下子解决，她去缝衣服，可是没过几个小时缚剪子的绳子已短得够不着，仿佛幽灵把它收短了。钢笔上的绳子也一样，甚至她自己的手臂写不多久就短得够不到墨水瓶。在布鲁塞尔的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在罗马的霍塞·阿卡迪奥对她在这些小事上的不幸遭遇都一无所知。菲南达告诉他们，说自己很幸福，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她觉得自己一无牵挂，似乎生活又把她带回到她父母的世界中，那里她不必为日常的事务费心，一切问题在她的想象中预先就解决了。这种没完没了的信札往来使她失去了时间概念，尤其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出走后更是如此。她习惯地记着年月日，只是为了计算儿女们预定要归来的日期。可是他们一再推迟归期，以至她把日期搞混了，年月也填错了，她觉得日子是如此相象，竟不感到它的流逝。她不觉得等得不耐烦，反而对他们的拖延深感宽慰。霍塞·阿卡迪奥通知她说，她希望他归去的宿愿即将实现，过了几年，霍塞·阿卡迪奥又写信告诉她，他想在学完高等神学后开始学外交，她对此并不感到不安，因为她深知圣彼得教堂的神位是很高的，而且在登上神位的旋梯上布满了障碍。相反，她对在旁人看来不足挂齿的消息，比如她儿子晋见教皇的消息，感到欣喜若狂。当阿玛兰塔·乌苏拉来信说，学业需要延长，因为她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她父亲没估计到的特权，这时，菲南达也感到同样的喜悦。

自从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给奥雷良诺带来那本语法以后，时间又过了三年多，这时，他才译出了第一张纸。虽然这不是无用的劳动，但这仅仅是在一条其长无法预测的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已，因为译出来的西班牙语毫无意义。都是用密码书写的韵文。奥雷良诺手头没有材料来破译密码进而理解韵文，但墨尔基阿德斯对他说过，在那个加泰罗尼亚学者的书店里有他深入研究羊皮纸所需要的书籍，因此，他决定跟菲南达说一下，让他去找书。在那间被瓦砾侵袭，越来越多的瓦砾终于使它倒塌了的屋子里，他估计了各种情况，等候着适当的时机。可是当菲南达到炭火上去取食物的时候，他却把这个唯一可以和她说话的机会错过了，他那周密设想过的请求卡在喉咙里，使他说不出话来。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偷偷地注意她。他留心着她在卧室里的脚步声，听她走到门口从邮差手中接过儿女们的信，又把自己的信交给他。直到深更半夜，还听到她用笔在纸上写字时发出的又重又急的沙沙声，然后是电灯开关的声响和在黑暗中祷告的嘁嘁声。这时候他才去睡觉，相信第二天会遇到机会的。在他的幻想中，他的要求不会被拒绝，所以有天早晨，他剪掉了长到肩膀的头发，刮去了乱成一团的胡子，穿上了不知是谁传下来的紧身裤和装假领的衬衣，在厨房里等候菲南达去用早餐。可是他看到的并不是那个一天到晚昂首挺胸、走路硬邦邦的女人，而是一个美得出奇的老太婆，她身披黄色鼬皮斗篷，头带金色硬纸皇冠，神态郁郁不乐，好象偷偷地哭过。其实，自从她在奥雷良诺第二的箱子里看到那件虫蛀了的王后服装后，穿过好多次。任何人看到她站在镜子前洋洋得意地试穿王后的服装，都会以为她疯了。可是她没有疯。她只是把王室的服装变成了一架回忆的机器。还是在她第一次穿上王后服的时候，她无法避免在心中形成一个纽结，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那时她重又闻到那个到家里找她并使她成为女王的军人的靴子上的鞋油味，她的心灵与对逝去的美梦的怀念凝结在一起了。她感到自己衰老了，消殒殆尽了，感到离开那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越来越远，因此，她甚至留恋她记忆中最不幸的年月。这时她才发现，她多么需要走廊里牛至花上的微风和傍晚玫瑰花上的蒸汽，连那些外乡客野兽般的品性也是她需要的。她那颗尘灰板结的心，经受过现实生活的频频打击而未被摧毁，却被怀念的第一阵涌潮冲垮了。她需要感受这种忧伤，随着熬人的岁月的流逝，这慢慢变成了一种恶习。在孤独中她的性格变得温和了。但是，那天早晨她走进厨房，看到一个瘦骨伶仃、面容苍白、眼睛里闪烁着惶惑的光芒的年轻人递给她一杯咖啡。这可笑的情象把她惹恼了，她非但不答应让他出门，而且从此以后把家中的钥匙全部放在腰包里，这腰包是她放没有使用过的子宫托的地方。其实这种谨慎是多余的，因为奥雷良诺要是愿意，完全可以逃出去，甚至还可以偷偷溜回来而不让人看到。然而，长期的幽禁生活、对外界情况的缺乏了解以及俯首从命的习惯，早已使他内心的反抗的种子萎枯了。他回到内屋，继续一遍又一遍地翻阅那些羊皮书，深更半夜听菲南达在卧室里啜泣。一天清早，他同往常一样去生炉子，在熄灭的炭火上发现前一天留给菲南达的饭还在那里。于是他探身朝那间卧室里张望，只见菲南达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白鼬皮大衣，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美，而且皮肤好象变成了一张大理石的外壳。四个月过去了，当霍塞·阿卡迪奥回家时，她还保持着原来这个样子。

世上不可能有人比霍塞·阿卡迪奥更酷似自己的母亲了。他身穿一件素色塔夫绸外衣，一件硬圆领衬衫，脖子上没打领带，只系了一条细丝带。脸色苍白毫无生气，目光呆滞，双唇薄而无力。平直的头发乌黑油亮，一条笔直的头路使头发从头顶中间分开，披落在两边，看上去恰似圣像头上的假发。乱蓬蓬的胡子影子，映照在蜡像般的脸上，一副圣洁的样子。两手苍白，印出条条青筋，十指纤细，右手中指上套着一只金指环，上面镶嵌着一块圆形的蛋白石饰物。奥雷良诺为他开门时，还没问清他是谁，就知道了他是远道而来的。他在家里走到哪里，那里就充满了花露水的异香，那是他小时候，乌苏拉为了在黑暗中也可以找到他洒在他头上的。有件事也无法说清楚，霍塞·阿卡迪奥外出多年，却至今仍是个童男，他深感凄凉孤寂。一进家门，他径直来到他母亲的卧室，奥雷良诺按照墨尔基阿德斯说的保存尸体的办法，用他祖父的祖父使用过的管子炉，在房间里烧了四个月水银。霍塞·阿卡迪奥一句话也没问，便跑去在死人额头上吻了一下，从她的裙子下取出那只腰包，里面有三只没有用过的子宫托，还有衣橱的钥匙。他做这一切时干净利索，一反那种有气无力的常态。他从衣橱中取出一只用金银镶着家徽的小箱子，在里面找到了透出檀香味的那封长信，信中菲南达翻肠倒肚讲了无数桩过去一直瞒着他的事情的真实情况。他站着看信，既贪婪而又不慌忙。看到第三页他突然停下，用重新认识的眼光审视着奥雷良诺。

“这么说，”他说，话音里仿佛夹了一片刀片似的东西，“你是那个私生子。”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

“回到你房里去吧！”霍塞·阿卡迪奥说。

奥雷良诺走了。他再也没有出来，即使听到那参加者寥寥无几的葬礼声，也没有为好奇心所动而走出来。有时，他从厨房里看到霍塞·阿卡迪奥在家里东逛西逛，呼吸急促，深夜里可以听到他在破烂的卧室里踱来踱去的脚步声。奥雷良诺几个月听不到他的说话声，这是因为他不跟奥雷良诺讲话，而且奥雷良诺也不想听他说话。再说，除了研究那些羊皮书外，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事情。菲南达去世后，他拿出了最后两条小金鱼中的一条，到加泰罗尼亚学者的书店去寻觅他所需要的书籍。他对一路上看到的东西毫无兴趣，或许这是因为他缺乏买东西的经验，而那荒凉的街道和破旧的房屋，跟他当年满心想出来认识一下时所想象的情形又一模一样。过去菲南达不同意，这次他自己批准自己出来，就只此一次，只有一个目的，而且时间要尽可能短，因此他一口气走完了从家里到圆梦胡同之间的十一个街区，气喘吁吁地走进了那家杂乱、阴暗的书店，这里面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好象是放旧书的垃圾堆，旧书横七竖八地堆放在白蚁蛀坏的书架上，堆放在布着蜘蛛网的屋角里，堆放在原来留出的过道上。在一张堆满大厚本书的长桌旁，老板用紫色的笔在写一篇长长的散文。他有点着迷地在学生练习本纸上写着。他有一头美丽的银丝，冲出在前额，宛如白鹦鹉的冠羽。那双活泼细长的蓝眼睛，显示出这位博览群书的老人的温和性格。他穿着短裤，浑身汗涔涔的，他的目光没有离开书本去看是谁来了。奥雷良诺毫不困难地在那杂乱的书堆中找到了五本需要的书，因为它们正是在墨尔基阿德斯告诉他的地方。于是他二话没说，就把书和那条小金鱼交给了那位加泰罗尼亚学者，学者仔细看了看书，两只眼皮皱得象蛤蜊。“你大概疯了，”他耸耸肩膀用加泰罗尼亚语说，然后把五本书和小金鱼交还给奥雷良诺。

“你拿去吧，”他改用西班牙语说，“要知道，最后一个读过这些书的人大概是盲人伊萨克，所以，你好好想想，你这是在干什么！”

霍塞·阿卡迪奥把梅梅的卧室整修了一下。请人打扫干净，补好丝绒的窗帷和总督式床上的缎子天篷，重新使用废弃的浴室，那水泥的池子上已经长出一层黑漆漆的污垢。他把这两个地方变成了次货的王国，那里有用过的外国日用品、冒牌的香水、廉价的宝石。家中唯一使他看不顺眼的东西似乎是祈祷室的圣像，所以有一天下午他在院子里生了一堆火，把圣像都烧成了灰烬。他早晨睡到十一点钟，然后穿上一件金龙抽纱袍子和一双黄绒高跟拖鞋到浴室里去，在那里举行一次仪式，他那镇静的神态和持久性使人想起俏姑娘雷梅苔丝。入浴之前，他先用装在石膏瓶里的香粉把池水洒得香喷喷的。但他并不用木瓢舀水擦身，却把身子浸在香气扑鼻的水中，仰面躺在里面泡上两个小时，此时，一种清新的感觉和对阿玛兰塔的思念使他陶醉。他回来没多久，就脱去了塔夫绸的衣服，一则因为在这里穿这种衣服太热，二则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穿这种衣服。他换上了一条紧身裤，就象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教跳舞时穿的裤子，还穿上一件真丝衬衣，胸前还绣上了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一周两次他在水池里洗涤全部换洗的衣服，身上只穿一件袍子，直到衣服晾干，因为他再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他从不在家里用饭。午后凉快的时候，他便上街去了，一直到深夜才回家。以后他就连续忧伤地踱来踱去，象猫一般呼吸，一边想念着阿玛兰塔。她和夜间灯光照耀下的圣徒们可怕的银光，是这个家庭在他记忆中留下的两个印象。在罗马梦幻般的八月，他多次在睡梦中醒来，睁开双眼，看到阿玛兰塔从杂色大理石的浴池中起来，缠着黑纱的手托着镶有花边的衬裙。这是他在客居异乡的焦渴思念中把阿玛兰塔理想化了的形象。他和奥雷良诺·霍塞不同，他不想使这形象窒死在战争的血污的泥淖中，而想让她在一个淫荡的沼泽地里活着。与此同时，他诡称具有主教的资质，用无尽的谎言哄骗着他的母亲。他和菲南达都从未想到过，他们之间的通信是在交流各自的想象。霍塞·阿卡迪奥一到罗马就离开了神学院，但他还是胡编什么神学啦、教规啦之类的谎话来搪塞，以免失去她母亲在胡言乱语的信中许给他的巨额遗产，有了这笔钱他就能摆脱与同伴合住一间特拉斯台凡莱阁楼的那种贫穷潦倒的生活。当他收到了菲南达预感自己不久人世而写的最后一封信时，便把那虚构的荣华留给他的最后一点破烂装进了一只箱子，钻进一条船的货舱，和移民们象屠宰场的牲口似的挤在一起，嚼着冰冷的通心粉和虫蛀了的奶酪飘洋过海回到了老家，菲南达的遗嘱无非是她不幸的经历的详尽追述，在阅读遗嘱之前，那些散了架的家具和走廊里的野草，就已经表明，他落进了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圈套，永远地离开了罗马的春天里那钻石般的阳光和那自古就有的空气。在他因哮喘引起的耗尽精力的失眠中，他一面反复估量着自己遭遇的不幸有多深，一面环视着这座阴暗的房子，在这里，老态龙钟的乌苏拉曾扮出种种怪样子使他对于人间产生了畏惧。为了在黑暗中找得到他，她为他在卧室里指定了一个角落，这是唯一的一块可以避开从傍晚起在房子里游荡的死者们的幽灵的侵扰的地方。“你要是干了什么坏事，”乌苏拉对他说过，“圣像都会告诉我的。”他童年时代那些可怕的夜晚，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小凳上，在那些告密的圣像冷酷的监视的眼光下直冒冷汗，直到上床睡觉为止。这种刑罚也是多余的，因为那时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望而生畏，他接受了那种让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害怕的教育：街头的女人会使人耗尽精血；家里的女人生下个长猪尾巴的孩子；斗鸡要死人，还要使人终生懊悔，那些武器，你碰它一下就注定要打二十年战争；搞事业吧，弄不好只会使人失望甚至神经失常。总之，上帝以无限的仁慈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让魔鬼给变坏了。夜里他受到恶梦的折磨，醒来时总是精疲力尽，但是窗户的亮光，在浴池里受到的阿玛兰塔的抚爱以及她用丝粉扑在他两腿上擦粉时的舒服感觉使他摆脱了恐惧。在阳光明亮的花园里，连乌苏拉也变样了，在那里她不跟他说怕人的事情，而是用木炭粉给他擦牙齿，以便让他在微笑时能象教皇那样光彩照人。还给他修剪指甲，将来他当上教皇为从世界各地前往罗马的朝圣者祝福时，这双洁净的手会使人惊倒。她还给他梳了个教皇头，为他洒花露水，使他全身和衣服都散发出教皇身上的香气。在卡斯特尔冈道夫[1]的院子里，他曾见到过教皇。教皇站在一个阳台上，面对一大群朝圣者，用七种语言宣读同一个圣谕。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教皇那双洁白的、仿佛在洗涤剂里浸过的手，他那光彩夺目的夏装和那花露水的幽香。

在回家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为了糊口变卖了银烛台和金钵，但鉴定下来，金钵上只有镶上去的盾符是金质的。霍塞·阿卡迪奥唯一的消遣就是把镇上的孩子叫到家里来玩。中午他和他们在一起，让他们在花园里跳绳，在长廊里唱歌，在大厅的家具之间走钢丝，他自己则从这一组走到那一组，给孩子们上品德课。那段时间，他的紧身裤和绸衬衣都穿坏了，他穿的是从阿拉伯人商店里买来的普通衣服，但是他那懒洋洋的神态和教皇式的举止一点没变。孩子们在他家里玩耍就象当年梅梅的女伴们一样。一直到深更半夜还能听到他们闹着、唱着、跳着踢踏舞，整个房子象一座不受管束的学生宿舍。奥雷良诺对孩子们的侵扰不在乎，只要他们不到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里来找他麻烦。一天早晨，两个小孩推开了他的房门，看到他蓬头垢面伏在工作台上埋头译读羊皮书的样子吓了一跳。他们没敢进屋，但却在屋子周围打转，一会儿对着墙缝嘁嘁喳喳说些什么，一会儿又从气窗里扔些小动物进来，有一会儿还把门窗都反锁了，奥雷良诺花了半天时间才把门窗打开。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淘气行为没受到惩罚，觉得很有趣。有一天早晨，四个孩子趁奥雷良诺在厨房里的当儿，钻进了他的屋子，打算把那些羊皮书毁掉。可是当他们刚把这些书拿在手里时，只觉得有一股神力把他们从地上托起，把他们悬在半空中，直到奥雷良诺回来，从他们手中夺下羊皮书。从此，他们再也不来打扰他了。

有四个大孩子，虽然快要成为小伙子了，但还穿着短裤。他们负责为霍塞·阿卡迪奥整饬仪容。他们比其他孩子来得早，他们用一个上午给他刮脸，用热毛巾按摩，为他修剪手脚上的指甲，为他擦香水。有几次他们都跳进水池，给他从头到脚擦肥皂，他自己仰面躺着思念阿玛兰塔。然后，他们为他擦干身子，扑上粉，穿上衣服。他们中有个满头金色鬈发，长着一双象兔子那样红玻璃似的眼睛的孩子，常常在家里过夜。他同霍塞·阿卡迪奥休戚与共，当后者因气喘病而失眠时，他也默默地陪伴着他，在漆黑的房子里游来荡去。一天夜晚，他们俩在乌苏拉睡过的卧室里看见一道黄光从透明的水泥地下射出来，仿佛地下有一个太阳把卧室的地面变成了彩色玻璃。屋子里亮得不必点灯。他们只是在乌苏拉放床的角落，光线最强的地方翻起几块破碎的水泥板，就发现了奥雷良诺第二当年发疯似地到处乱挖，挖得精疲力尽也没有找到的秘密地窖。那里藏着三只用铜丝封口的麻袋，麻袋里装了七千二百一十四枚金币，在黑暗中象火炭似地发光。

宝贝的发现好似灰堆里又窜出了火苗。霍塞·阿卡迪奥没有去践行他落难时的梦想——带着这笔飞来之财到罗马去，却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没落的天堂。他让人把卧室的帘幔和天篷都换成新的丝绒，把浴室的地板铺上细砖，墙壁贴上瓷砖。饭厅的壁橱里装满了糖渍水果、火腿和醋渍蔬菜。废弃的谷仓重新启用，贮藏葡萄酒和烧酒，霍塞·阿卡迪奥亲自上火车站去收领一箱标有他的名字的酒。有一天晚上，他和四个大孩子玩了个通宵。第二天早上六点，五个人光着身子从卧室里出来，他们舀干了水池里的水，把水池装满香槟酒。一个个钻进了酒池游了起来，就好象鸟儿在布满芳香的泡沫的金色的天空中翱翔，霍塞·阿卡迪奥没有参加欢闹，他仰面躺在酒里，睁着双眼思念着阿玛兰塔。他一直凝神地躺在那儿，反复体味着金迷纸醉的生活也不能弥补的内心的痛苦。孩子们玩腻了，一个个回到卧室，他们扯下丝绒帘幔擦身，慌忙之中把水晶玻璃穿衣镜也打碎了，又拉掉了床上的天篷，乱嚷地滚到床上睡觉。霍塞·阿卡迪奥从浴室回来，只见他们赤条条地扭作一团睡着了，房间里简直象遭了灾一样。他禁不住发起火来。他的发作倒并不是因为这场浩劫，而是因为在纵情狂欢之中他感到了无法慰藉的空虚，他对自己感到厌恶，感到遗憾。他从那只放着苦行衣和苦修悔罪用的铁器的箱子里取出了修士们用来打狗的鞭子。手执鞭子象疯子似的狂叫着把孩子们轰出去，一边无情地抽打他们，就是打一群狼也不会这么狠毒。最后把自己累垮了，活象个垂死的病人。第三天晚上，他实在喘不过气来，不得不到奥雷良诺的房间去求他到附近的药房里去买喷雾药粉。于是，奥雷良诺第二次走出大门。他走了两个街区就到了那家门面很窄的药房，药房的橱窗上积满了灰垢，橱窗里陈列着注有拉丁文的瓷瓶。药房里有一个象尼罗河的水蛇一样娇艳但不外露的姑娘，她按照霍塞·阿卡迪奥在纸条上写的药名，把药卖给了他。在街灯微弱的黄光照耀下，奥雷良诺第二次看到了镇子的荒凉景象，但这一次没有象第一次那样激起奥雷良诺的好奇。他拖着那双因为幽禁生活缺少运动而衰弱笨拙的双腿，急急匆匆赶到家门口时，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在这之前，霍塞·阿卡迪奥还以为他逃跑了呢。他的确对外界毫无兴趣，因此不久以后，霍塞·阿卡迪奥毁掉了他对母亲所作的诺言，允许他可以随意出入家门。

“我没有什么事需要上街。”奥雷良诺回答说。

他仍然足不出户，一心埋头于羊皮书中。他慢慢地把羊皮书译出来了。但对译文的含义却无法解说。霍塞·阿卡迪奥把火腿片送到他房里，还给他送去糖渍花，尝一口嘴里就留下春天的清香。有两次还给他送去一杯好酒。霍塞·阿卡迪奥对羊皮书不感兴趣，甚至觉得那只是一种隐秘的消遣而已，但这位孤寂的亲戚的罕见的博识，以及他无法解释的对世事的了解，引起了霍塞·阿卡迪奥的注意。他知道，奥雷良诺看得懂英文，曾经象看小说一样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读完了六卷羊皮纸的百科全书。奥雷良诺谈起罗马来就好象他在那里住过好多年似的。起先，霍塞·阿卡迪奥还以为那是因为他读过百科全书，过了不久才发觉，他对于百科以外的知识，如东西的价格也都知道。当问他怎么知道这些事的时候，他唯一的答复是：“一切都是可知的。”在奥雷良诺的目光中，从近处看霍塞·阿卡迪奥和他在家里荡来荡去时给人看到的形象截然不同。这使奥雷良诺感到惊奇。原来他也会笑，有时也会怀念这个家族的过去，也会为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的破败担心。当然，这两个同血统的孤独者的彼此接近根本谈不上是友谊，但却能使两人更好地忍受那种既使他们隔离又使他们联结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孤独。霍塞·阿卡迪奥碰到恼人的家务问题可以去求奥雷良诺帮忙，奥雷良诺则可以在长廊上读书，可以看阿玛兰塔·乌苏拉从不脱期的来信，还可以使用浴室，当初霍塞·阿卡迪奥回来以后，曾禁止他使用。

一个炎热的早晨，两人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来人是个肤色黝黑的老人，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使他的脸闪烁出一种幽灵般的光芒，额头上画着一个圣灰十字。他身上的衣服碎成了条条，鞋也破了，肩上的背包是他唯一的行李，一副叫化子的模样，但他的高雅的举止与他的外表却成了鲜明的对照。只要看他一眼，哪怕是在半暗的客厅里，也能看出使他活着的秘密力量，并不是求生的本能，而是长期的恐惧。他就是奥雷良诺·阿马多，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的十七个儿子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在长期的惊魂不定的逃亡生涯中寻求着安宁。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请求收留他住在家里。他在作为被社会抛弃了的人时度过的那些晚上，曾经想到过这里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全的处所。可是，霍塞·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都想不起他来，还以为他是流浪汉，推推搡搡把他赶到了街上。于是，他俩在大门边看到了早在奥雷良诺懂事之前就开场了的一出戏剧的最后一幕。两名追捕奥雷良诺·阿马多好多年，象狗一样尾随他走遍半个世界的警探，从对面人行道上的扁桃树后面钻了出来，用毛瑟枪朝奥雷良诺·阿马多打了两枪，不偏不倚打穿了那个圣灰十字。

事实上自从把孩子们赶出家门起，霍塞·阿卡迪奥一直在等待一艘在圣诞节前去那不勒斯的远洋轮船的消息。他已经告诉奥雷良诺，甚至计划过为奥雷良诺开一爿商铺，让他维持生活，因为菲南达死后，再没有人给他们送装有食物的篮子了。然而，他这最后的梦想没有实现。九月的一天上午，他和奥雷良诺一起在饭厅里喝完了咖啡，就去浴室。快要洗完的时候，那四个被他赶走的孩子从屋顶的缺口中钻了进来。没等他招架，四个人穿着衣服跳进了水池，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按在水里，直到水面上停止泛气泡，那安静的苍白的象海豚似的身体缓缓沉入香气四溢的水中才松手。然后，他们带走了三麻袋金子，只有他们和那被害者知道袋子藏在什么地方。这次行动神速、残忍而又有条不紊，仿佛是军人的偷袭。奥雷良诺一头钻在小屋里，一点也没有发觉。当天下午，他在饭厅里想起霍塞·阿卡迪奥，于是在家里到处找他，最后发现他在水池里，浮在异香扑鼻的水面上，身体又肿又大，还在想念着阿玛兰塔。这时候奥雷良诺才明白，自己多么地爱他！

[1]意大利梵蒂冈地名，教皇度夏时的住处。

第十九章

阿玛兰塔·乌苏拉在十二月初用丝带牵着丈夫的脖子，乘着快帆船一路顺风地回家了。她事先没告知便突然出现在亲人的面前，穿着一身象牙色的服装，一串珍珠项链几乎拖到膝盖，手上戴着黄晶翡翠戒指，平直的头发梳了一个圆型的发式，齐耳处剪成燕尾式。六个月前同她结婚的男人是个老练的安达卢西亚人，他身材修长，有一副航海家的风度。阿玛兰塔·乌苏拉一推开大厅门便明白：她离家日子之久及屋子的破败状况都超出了她的预料。

“我的天哪，”她喊了起来，高兴胜于惊恐，“瞧这家里没有个女人成什么样子！”

她的行李在走廊里放不下。除了送她上学时让她带去的菲南达的那口旧箱子，还运回来两口直衣柜、四只大提箱、一只放阳伞的长布袋、四只帽盒、一只装了五十来只金丝雀的特大鸟笼，还有她丈夫的自行车，那是拆散了放在一只特制的盒子里的，携带起来就象带一只大提琴。结束了长途旅行，她连一天也无法休息。她穿起了丈夫放在与摩托车服一起的一套旧亚麻布工装裤，开始收拾屋子。她驱散了已经占据整个走廊的红蚂蚁，救活了玫瑰花，拔除了野草，在栏杆上的花盆里重新种上了欧洲蕨、牛至和海棠。她带领一批木匠、锁匠和泥瓦匠，嵌平了地板的裂缝，修复了门臼窗框，翻新了家具，里外墙壁粉刷一新。于是，在她回家三个月的时候，这里重又呼吸到了买自动钢琴那个年代的青春和节日的气氛。在这个家里，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象她那样不论时间不论场合始终乐哈哈的，没有哪个人象她那样爱唱爱跳，象她那样乐意把陈腐的东西和陈腐的习俗扔进垃圾堆的。她一扫帚清除了堆放在屋角里的先人遗物、一堆堆无用的祭品和迷信用具。出于对乌苏拉的感激，仅在大厅里保存了雷梅苔丝的铜版照。“瞧，多新鲜哪，”她边笑边喊道，“一位才十四岁的高祖母。”一个泥瓦匠告诉她，屋子里到处是幽灵，要把它们赶走的唯一办法，是把它们埋藏的宝贝找出来。她听了哈哈大笑说，她才不相信男人们的迷信。她那样谈笑自若，那样不拘旧俗，思想那么新式、那么自由，这使奥雷良诺在看到她回来时不知如何摆弄自己的身子才好。“真不得了！”她伸开双臂，高兴地叫了起来，“瞧我亲爱的野人都长这么大了！”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在随身带来的手提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唱片，试图教会他跳最时髦的舞步。她还逼着他换掉那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传下来的、满是污垢的裤子，让他穿年轻人的时髦衬衣和双色皮鞋。他在墨尔基阿德斯屋子里呆得时间长了，她就把他赶到街上去玩。

她象乌苏拉一样纤瘦、好动而倔强，几乎象俏姑娘雷梅苔丝一样俊俏和风流。她有一种预测时装的特异本能。她收受通过邮局寄来的最新时装图样，只是用来证实一下自己设计的式样没有错，然后，就在阿玛兰塔那架简陋的缝纫机上缝制。她订阅欧洲出版的所有时装杂志和有关文艺、民间音乐的刊物，只须看上一眼，就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全在她的想象之中。令人费解的是，有这样时髦思想的女人怎么会回到一个被尘土和酷热侵袭的、死气沉沉的村镇来，更何况她丈夫有足够的钱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生活得很好，再说他又非常爱她，甘愿让她用一根丝带牵来牵去。但是，时间一长，她想留下不走的意图就越来越明显了，因为她设想的计划都是长期性的。她每下一次决心，无不是为了要在马贡多过一种舒适的生活，平静地度过晚年。那只金丝雀笼子说明，她的想法不是临时形成的。她回家之前，想起母亲在一封信上谈起家乡飞鸟绝迹的情况，就把行期推后了几个月，改乘一条中途在阿福尔图纳塔群岛停靠的轮船，又在岛上选购了二十五对最精美的小鸟，想让它们在马贡多的天空中飞翔。但是，在她的许多失败的努力中，这是最令人懊丧的一次了。鸟儿繁殖了后代，阿玛兰塔·乌苏拉就成对地放生，可是，它们还没有体验到自由就匆匆逃离了马贡多。她设法让鸟儿爱上乌苏拉在第一次整修房屋时建造的鸟舍，但没有成功。她在扁桃树上用针茅草筑了几个假巢，又在屋面上种上了虉草，还挑逗关在笼中的鸟儿，让它们的叫声把逃走的小鸟唤回来，这些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放生的小鸟一出鸟笼就飞上天空，只在空中逗留一会儿，以便找到返回阿福尔图纳塔群岛的方向。

一年过去了，虽然阿玛兰塔·乌苏拉没有交上一个朋友，也没有举行过一次家庭欢会，但她还是相信挽救这个不幸的家族是可能的。丈夫加斯东尽量不去扫她的兴，尽管在那个倒霉的中午他们刚下火车的时候，他就明白妻子的决心只是一种怀旧感情造成的幻影。他相信在事实面前她会碰壁，因此他甚至不愿费神把自行车装配起来，却专心于在泥瓦匠剥下的蜘蛛网上寻觅最光亮的蜘蛛卵，用指甲把壳划开，然后连续几个小时用放大镜观察从卵中爬出来的小蜘蛛。后来，他相信阿玛兰塔·乌苏拉继续在搞改革是因为不甘心屈服，于是他决定把那辆前轮比后轮大得多的自行车装配起来，整天在附近捕捉当地的昆虫，制成标本装在果酱瓶里，然后寄给在列哈大学任教的、他以前的自然历史教师。加斯东曾在那所大学深入研究过昆虫学，但他主要的专长是航空驾驶。他骑车外出时，常穿一条杂技演员的长裤，外面套一双风笛手的长袜，头上戴一顶侦探帽；但步行外出时，则穿一身毕挺的西服，脚穿一双白皮鞋，脖子上系一个绸蝴蝶结，头戴窄边草帽，手挎一根藤手杖。他那双浅色的眼珠更显出航空家的风度，嘴边留一口松鼠毛似的小胡髭。他比他妻子至少年长十五岁，但他那年轻人的情趣，时刻关怀妻子幸福的决心和作为模范情人的种种长处，补偿了年龄上的差距。事实上，谁要是看到这个四十多岁的行为谨慎的男人，脖子上套了根丝绳、脚蹬那辆马戏团的自行车的模样，准想不到他与年轻的妻子之间会有一项放纵的爱情约定，想不到他们会随心所欲地在最不相宜的场所纵情作乐。他俩从开始往来时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场所越来越奇特，他们的恋情越来越深，内容越来越丰富。加斯东不但是一个具有无穷智慧和想象力的出色的情人，而且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作紧急着落的人，因为他跟未婚妻在一片香堇地的上空相爱，差点儿一起摔死。

他俩是在结婚三年前相识的，当时加斯东驾一架双翼体育运动飞机在阿玛兰塔·乌苏拉念书的学校上空盘旋，他正想大胆绕过旗杆，可是帆布和铝箔制成的机身却一下倒挂在电线杆上。从此以后，他不顾脚上还夹着夹板，每逢周末就到修女公寓去，阿玛兰塔·乌苏拉一直住在那里，但公寓的规章制度并不如菲南达所希望的那么严，所以加斯东可以把她接走，带她到体育俱乐部去玩。他俩起初在星期天的原野上空五百米处相爱，随着地面上的人影越缩越小，他们俩越来越觉得意气相投。阿玛兰塔·乌苏拉跟加斯东谈起了马贡多，说那是世界上最光明、最恬静的城镇；她还讲了飘着牛至香味的大房子，说她想跟一个忠实的丈夫在那里白头到老，还要生两个儿子，取名叫罗德里戈和贡萨洛，无论如何不叫奥雷良诺和霍塞·阿卡迪奥，还要生个女儿，取名比希尼亚，绝对不叫雷梅苔丝。她那样迫切而固执地回忆着被眷恋之情美化了的城镇，这使加斯东明白：如果不带她到马贡多去生活，她是不愿意结婚的。于是，他答应了，就象后来给他套丝绳时一样，因为他以为这是阿玛兰塔·乌苏拉一时的任性，最好让时间来改变它。但是，他们在马贡多住了两年，阿玛兰塔·乌苏拉还跟第一天一样兴致勃勃，加斯东有点吃惊了。那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能制标本的昆虫全制成了标本。他的西班牙语说得和当地人一样好，还填出了所有邮寄给他的杂志上的填字谜。他不能以气候条件作为借口，提前回欧洲去，因为大自然赋于他一个适应四海为家的肝脏，使他能顽强地忍受中午的闷热和带蛆的饮水。他很喜欢美洲的食品，有一次他竟一口气吃下了八十二个蜥蜴蛋。阿玛兰塔·乌苏拉跟他刚好相反，她托人从火车上捎来整箱整箱冰镇的鱼鲜海产、罐头肉和糖渍水果，这些是她唯一能吃的东西。尽管她无处可去也无人可拜访，而且那时她丈夫也无心欣赏她的短外衣、斜戴的毡帽和套七个圈的项链，但她仍然穿欧洲的时装，还继续让人给她寄时装图样。她的秘密仿佛在于永远有办法使自己忙碌不停。她自己制造一些家务问题，然后再去解决；搞坏一些事情，第二天再去纠正，这种病态的勤奋使人想起阿玛兰塔做好了拆、拆了再做的恶习。她爱好玩乐的脾性依然不减当年，每当她收到别人寄来的新唱片，就邀请加斯东到大厅里去，在那儿按照她的同学为她画的舞步练习跳舞，直到天黑，而且往往以在维也纳摇椅里或者在光地板上相爱一番作为结束。她觉得自己很幸福，唯一的缺憾是还没有孩子，但她尊重她与丈夫的约定——结婚满五周年才生孩子。

加斯东为了找点事干干，好打发空闲的时间，常常到墨尔基阿德斯房间里去，跟孤僻的奥雷良诺一起度过整个上午。他乐意和奥雷良诺一同回忆自己祖国最偏僻的城镇。奥雷良诺对这些地方了若指掌，就好象曾在那里生活过许多年似的。当加斯东问他怎么会知道连百科全书上也没有记载的情况时，得到的回答跟霍塞·阿卡迪奥听到过的一样：“一切都是可知的。”除梵文以外，奥雷良诺还学会了英语和法语，还懂一点拉丁语和希腊语。因为那个时期他每天下午外出，阿玛兰塔·乌苏拉每周给他一笔零用钱，这么一来他的房间就好象成了加泰罗尼亚学者书店的分部。他如饥似渴地看书，天天熬到深夜，虽然从他的阅读方式看，加斯东觉得他买书不是为了汲取知识，而是为了证实自己已有知识的正确性。在所有的书籍中，没有一本比羊皮书更使他感兴趣，他把每天上午最好的时间都花在羊皮书上。无论是加斯东还是阿玛兰塔·乌苏拉都希望他参加到家庭生活中来，可是，奥雷良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好象是裹在一片神秘的云雾之中的，时间愈长这层雾愈浓。这种状况很难打破，加斯东想接近他的努力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找消遣办法打发空闲时间。就在那个时期，他产生了建立航空邮政服务的念头。

这不是什么新的计划。实际上，在他认识阿玛兰塔·乌苏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得相当成熟了，只不过不是建立在马贡多，而是建立在比属刚果，因为他家里在那儿的棕榈油业中有投资。后来由于结婚以及为讨好妻子决定来马贡多住几个月，才使他不得不推迟了原来的计划。可是，当他看到阿玛兰塔·乌苏拉热衷于组织一个改善公用事业委员会，甚至在他暗示可能要回国之后她竟付之一笑的时候，他明白一切都得从长计议。他认为，要当个先驱者，在加勒比海和在非洲是一样的，所以他同在布鲁塞尔的被他忘记了的合伙人建立了联系。他一面加紧筹备，一面在原先是一片砾石地的那个古老的中了魔法的地区建造了一个降落场，并且考察了风向和沿海的地形，设计了几条最合适的航线。然而，他自己不知道，由于他的行动与当年的赫伯特先生如此相象，以至在镇民中引起了一些危险的猜疑，人们以为他的意图不是规划什么航线而是种植香蕉。加斯东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管怎样，只要事情办成，他在马贡多定居也算有了名堂，所以他兴冲冲地几次跑省会，会见省当局，最后得到特许，签署了专利合同。在此期间，他同布鲁塞尔的合伙人保持着一种类似菲南达跟隐身医生之间的那种通信联系。后来，他说服了合伙人，让他们把第一架飞机运到最近的港口。路上派一名有经验的技师押运，在港口组装，然后驾机飞抵马贡多。自从他开始作气象调查和预测以后过了一年，他深信跟他通信的人所作的一次又一次的诺言，走在街上他习惯性地仰望天空，倾听着风声，盼望着飞机在空中出现。

虽然阿玛兰塔·乌苏拉自己没有觉察，但是她的归来使奥雷良诺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自从霍塞·阿卡迪奥去世后，他已经成了加泰罗尼亚学者书店里的常客。另外，那时他所享受的自由和空余时间之多，促使他对马贡多产生了一点好奇心，但当他去认识它时却毫无惊异之感。他在马贡多积满尘灰的僻静街道上迈步，以一种科学家的而不是普通人的兴趣察看着东倒西歪的房屋、锈坏的铁纱窗、垂死的小鸟和因怀旧而萎靡不振的人们。他企图用想象来恢复那荡然无存的、昔日香蕉公司城的兴旺景象。可是，眼前那干涸的游泳池里，腐烂了的男人皮鞋和女式便鞋满满地堆到了池边；野麦丛生的房子里有一条德国种犬的骨骼，还用钢链拴在一个铁环上；一架电话还在铃铃的响着。他拿起听筒，只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远处焦急地询问着什么，于是他回答说：“是的，罢工已经结束，三千具尸体已经扔进海里。香蕉公司搬走了。马贡多在好几年以前终于太平了。”这样的溜达，又把他带到了业已衰败的游乐区。当年人们在这里大把大把地烧掉钱币为昆比安巴舞助兴，如今只剩下一条条高低不平的小巷，比别处更寒伧、更令人伤心。几盏零落的红灯还亮着，花瓣凋谢的花环装饰着无人光顾的舞厅，形容憔悴、体态臃肿的无主寡妇，还有那法国曾祖母和巴比伦女族长们还在留声机旁等候接客。除了最早移居到这里的一位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外，奥雷良诺没有遇到任何还记得他的家族的人，甚至连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也早已不为人知了。那个满头白发、看上去就象一张照相底片似的老黑人，还在家门口唱着赞美黄昏的忧伤的颂歌，奥雷良诺用只花了几个星期就学会了的难懂的库腊索岛方言跟他聊天。有时还陪他喝他重孙女做的鸡头汤。他重孙女是个身材高大的黑人，长着一副结实的骨骼和母马似的腰身，一对乳房就象两只活动的甜瓜，圆溜溜的脑瓜上，铁丝般的头发结成了一只坚固的头套，活象中世纪骑士的头盔。她叫尼格鲁曼塔。在那个时期，奥雷良诺靠变卖家里的刀叉、烛台和其他杂物度日。当他实在连一文钱也没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他就到市场的小饭馆里，跟人家要一些当垃圾扔掉的鸡头，送到尼格鲁曼塔家里，让她加些马齿苋做个汤，再加些薄荷作香料。后来她曾祖父去世，奥雷良诺就不再到她家去，但他常常看到尼格鲁曼塔在广场的扁桃树阴暗的树荫底下，用山中野兽的嘘叫声勾引着寥寥无几的熬夜者。有好几次他走过去跟她作伴，同她用库腊索方言谈论鸡头汤和别的在贫困生活中尝到的佳肴。要不是她暗示说，他在她身边会吓跑她的顾客，他会跟她一直聊下去。尽管尼格鲁曼塔觉得跟他睡觉是他们共同的念旧感情的自然结局，尽管奥雷良诺有时也感到那种诱惑，但他没有那样做。因此当阿玛兰塔·乌苏拉回到马贡多时，他还是个童男。她的热烈拥抱使他喘不过气来。每次见到她，尤其当她教他学时兴的舞步时，他感到骨头里充满了泡沫，就象当年他的高祖父在庇拉·特内拉借口玩纸牌跟他一起钻谷仓时的感觉一样。为了压制内心的痛苦，他埋头攻读羊皮书，极力回避着这个用烦人的香味搅得他晚上不得安宁的姑妈，回避着她那纯真无邪的亲近。可是，他越是回避，却越渴望听到她在家里最想不到的地方、在任何时间都会做的情事的声音，渴望听到她绝望地挣扎时发出的捣石般的格格笑声，听到她快乐的牝猫叫和她那感激的歌声。一天晚上，就在离开他的床十米远的银匠工作台上，这对纵欲无度的夫妻打破了桌上的玻璃瓶，最后竟在盐酸中间欢娱起来。这一晚，奥雷良诺一分钟也睡不着，第二天就浑身发烧，他恼怒地哭了。那天的夜晚来临得特别迟，他第一次到扁桃树荫下去等待尼格鲁曼塔，犹豫象冰针一样穿透了他的心，他手心里捏着一个比索五十个生太伏，那是他跟阿玛兰塔·乌苏拉要的，既不是因为他需要钱用，也不是想以自己的冒险去坑害尼格鲁曼塔，糟蹋她，使她堕落。尼格鲁曼塔把他带到点着几盏骗人的小灯的房间里，带到她那张被不洁的爱情污染了的帆布折床前。

他们俩成了情人。奥雷良诺上午译读羊皮书，午后就到那间催人欲睡的卧室去，尼格鲁曼塔在那里等他。她教他先学做蚯蚓，再学做蜗牛，最后学做螃蟹，一直玩到她需要离开他去猎取放荡的爱情的时候为止。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奥雷良诺才发现她腰间缚着一根大提琴琴弦似的腰带，它硬得象钢丝，但没有结子，因为她是带着它出生，带着它长大的。在一次又一次情事的间歇里，在使人迷惑的炎热之中，他们总是就着生锈的锌皮屋顶上透进来的白日星光，赤身露体在床上吃饭。尼格鲁曼塔头一回有了一个固定男人，她自己乐不可支地称他为专职勤务兵。当她开始幻想以心相许的时候，奥雷良诺向她表露了压抑在心中的对阿玛兰塔·乌苏拉的爱，找了替身也没能使他摆脱内心的渴望，而且随着经验使爱情的前景越来越广阔，这种渴望越来越使他心肺绞痛。此后，尼格鲁曼塔照旧热情地接待他，但严格地要他交付招待费，即使在奥雷良诺没钱的时候，她也要给他记账。这笔账记的不是数字，而是她用大拇指指甲在门背后划一道道指甲印。傍晚，当她在广场上的树荫底下徘徊的时候，奥雷良诺象个陌生人似的穿过走廊，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加斯东通常在这时候去用晚餐，他几乎不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他渴望听到每天晚上充斥这幢房子的笑声、窃窃私语声、一开始的嬉闹声和随后的垂死的快乐的喊叫声，这种渴望的心情使他无法看书写字，甚至无法思考问题。这就是他在加斯东开始等候飞机之前两年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继续到他去加泰罗尼亚学者书店并在那里遇到四个信口胡言的年轻人的那个下午。那四个青年正在热烈地讨论中世纪杀灭蟑螂的方法。店主老头知道，奥雷良诺爱读的书只有可敬的贝达读过，他以一种父辈的恶意唆使奥雷良诺介入论战。奥雷良诺连气也没有喘一口就解释说：蟑螂是一种地球上最古老的有翼昆虫，在《旧约》中就提到人们喜欢用鞋子拍打它们，但作为昆虫的一属，它们永远不会被任何灭种方法所杀绝，无论是用蘸了硼砂的西红柿片，还是用拌糖面粉，因为它们的一千三百零三个品种曾经抵御过人类从其出现开始从未对任何其他生物（包括对人类本身）使用过的最长久、最坚毅、最无情的迫害方法，这种迫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如果说人类有繁殖后代的本能，那么还应该有另一种更明确、更急迫的本能，就是灭蟑螂的本能，蟑螂之所以能逃过凶狠的人类，是因为它躲在黑暗中，人类天生害怕黑暗，所以蟑螂就变得不可战胜了，但反过来说，它们在中午的日光下却变得不堪一击，因此，无论在中世纪还是现在，还是在永久的将来，唯一有效的灭蟑螂办法就是晒太阳。

这次博学的宿命观点的谈话，使他结交了几个好朋友。奥雷良诺坚持天天下午同那四个爱好辩论的年轻人会面。这四个人叫阿尔瓦罗、赫尔曼、阿尔丰索和加布列尔，他们是奥雷良诺一生中结识的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朋友。那些每天下午六点在书店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在妓院里结束的激烈的辩论，对于象奥雷良诺这样一个束缚在书本的现实之中的人来说，是一种启发。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文学就象阿尔瓦罗一天晚上在寻欢作乐时说的，是为了嘲笑人们而创造出来的最好的玩具。大约过了一段时间，奥雷良诺才发现，这种信口开河的议论来自于加泰罗尼亚学者做出的榜样，因为在他看来，智慧若不能用来创造出一种煮埃及雏豆的新方法，那就毫无价值。

奥雷良诺发表关于蟑螂的宏论的那天下午，争论是在那些卖身糊口的小姑娘们的家里结束的，那是在马贡多附近的一家充满假象的妓院。老板娘是个笑容可掬的好好婆婆，她患有一种喜欢开门关门的怪癖。她那永恒的微笑仿佛是顾客们的轻信引起的；他们把这个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场所当成了真实的地方。实际上，那里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是虚幻的：家具一坐就散架；留声机拆掉了机器，里面放了一只孵蛋母鸡，花园是纸花布置的；挂历还是香蕉公司来到之前的年份的；镜框中的平版画是从一本从未出版过的杂志上剪下来的。甚至连那些听到老板娘说顾客来了才从街头巷尾聚集拢来的腼腆的小妓女，也都是骗人的。她们来时也不打招呼，身上穿的是不满五岁时穿的花衣服，脱起衣服来就象穿衣时一样毫无邪念。她们在情爱达到高潮时，总要吃惊地叫一声“真不得了，瞧天花板都快掉下来了”。她们得到一比索五十生太伏钱后，马上到老板娘那儿去花掉，从她那儿买一个面包和一块奶酪。这时老板娘满脸堆笑，比什么时候都高兴，因为只有她才知道，连这些食品也不是真的。那个时期奥雷良诺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书到尼格鲁曼塔的小床，他在那个虚幻的小妓院里找到了一种医治胆怯的笨办法。刚开始时，他一无所获，因为老板娘总是在爱情的最美妙的时刻走进房间，对主人公们的种种乐趣横加评论，但是，时间长了他对这种世上的扫兴事就习以为常了，在一个比平常更乱糟糟的晚上，他甚至在小客厅里脱光了衣服，走遍了整个房子。对于他兴出来的种种荒唐事情，老板娘总是在一旁笑笑，既不反对也不相信那些事。连赫尔曼想烧掉房子以证明它根本就不存在，阿尔丰索扭断鹦鹉的脖子并把它扔进快开的脍鸡锅里的时候，老板娘还是那样微笑着。

虽然，奥雷良诺感到自己对四个朋友怀着同样的患难与共的亲密感情，甚至可以说，就象把他们当成一个人似的；但是他对加布列尔要比其他人更亲近些。这种亲密关系是从他偶然地谈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那个晚上开始的，当时只有加布列尔一个人相信他并不是在戏弄别人。连不常插嘴的老板娘也变成了饶舌妇，激动异常地投入了争论，她说，奥雷良诺这人名是听到过几回，但那是政府为了寻找借口屠杀自由党人而胡诌出来的人物。加布列尔则毫不怀疑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确有其人，因为那是他曾祖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的亲密战友和知己。记忆的无常在他们谈到屠杀工人事件时更加突出。每当奥雷良诺谈起这件事，不但老板娘，连年纪比她大的人们也都认为，什么工人被围困在车站啦，什么两百节车厢都装满了尸体啦，全是瞎编的，不可置信。他们甚至相信，“果品公司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写进了法律文件和小学教科书的说法。因此，一种建立在无人相信的事实基础上的同谋关系，把奥雷良诺同加布列尔联结在一起，这种关系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俩在一个只剩下怀念的、行将就木的世界的回光返照之中随波逐流。一到晚上，加布列尔就随处过夜。有好几次奥雷良诺把他安顿在银匠工作室里，但是通宵达旦地在卧室里来回折腾的亡灵吵得他彻夜不眠。后来，奥雷良诺把他托咐给尼格鲁曼塔。在她那间人流不断的小房间有空的时候，尼格鲁曼塔便带他去那里过夜，然后用竖道道把账记在门背后给奥雷良诺记账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空间里。

虽然这伙年轻人生活杂乱无章，但是在加泰罗尼亚学者的指点下，他们想干一点不朽的事业。加泰罗尼亚学者凭着他以前当过古典文学教师的经验和他珍贵的藏书，使他们具备了在一个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和有可能受到小学以上文化教育的镇子里通宵探索第三十七种戏剧情景的条件。奥雷良诺为发现友谊而神迷心醉，为菲南达出于吝啬而禁止他接触的这个世界的魅力而惊愕不已。正当密码书写的韵文开始向他预言家族命运的时刻，他丢开了羊皮书。后来他发现，他有足够的时间而不需断绝与妓院的来往，这一发现鼓舞着他重新回到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下定决心在研究出最后几句密码之前决不松劲。那些日子正是加斯东开始等候飞机的时候，阿玛兰塔·乌苏拉觉得非常寂寞，一天早晨她突然出现在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

“喂，野人，”她对奥雷良诺说，“你又回山洞啦？”

她穿着新设计的服装，戴着她制作的鲱鱼椎骨项链，那副模样简直叫人招架不住。她放掉了那根丝带，不再怀疑丈夫的忠诚，自从她回家以来第一次似乎有了空闲的时间。奥雷良诺不用见到她就知道她来到了自己身边。她把胳膊肘撑在他的工作台上，离他那么近又那么毫不介意，奥雷良诺突然觉得自己的骨头在隐隐作响，而她却对羊皮书感到了兴趣。为了控制自己慌乱的情绪，他急忙逮住正要逃走的声音和离他而去的生命，逮住正在变成石化章鱼的记忆，跟她谈论梵文的宗教用途，谈论象对着光看纸背面书写的东西那样，透过时间预见未来的科学可能性，谈了用密码书写预言以免不攻自破的必要性，还谈到诺斯特拉达姆斯的《百年预言》和圣米朗所预言的坎塔布里亚城的毁灭。讲着讲着，突然有生以来一直沉睡在他内心的冲动驱使奥雷良诺把自己的手放到了她的手上，他以为这最后的决心会使他摆脱窘境。然而，她却象童年时多次做过的那样，以一种亲热而无邪的动作，一把抓住了他的食指，在他继续回答她的发问时，一直没有松手。就这样，他们俩由一只冰冷的、不传递任何东西的食指联结在一起，直到她从短暂的梦境中醒来，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掌喊道：“蚂蚁！”这时，她忘掉了手稿，迈着舞步走到门边，从门口用指尖向奥雷良诺送了个飞吻。她父亲送她去布鲁塞尔的那个下午，她也是用同样的飞吻向父亲告别的。

“以后再给我讲吧，”她说，“我忘了今天是往蚂蚁洞里洒石灰的日子。”

在此以后，她丈夫继续观察着天空，而她偶尔到屋子附近干什么事情时，总要进屋待上一会。从阿玛兰塔·乌苏拉回家后的最初几个月起，奥雷良诺就不跟家里人一起用餐；家里的变化使他产生了幻想，他又和家人一起吃饭了。这使加斯东高兴。在往往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饭后闲聊中，他常为合伙人在欺骗他而表示痛心。他们通知他说飞机已经装船了，可是船却没有来。尽管加斯东在轮船公司的代理人坚持说这条船永远不会到，因为在加勒比海船名登记册上没有这条船的船名；但是那些合伙人却固执地说货已经发出，甚至还暗示说，可能加斯东在信中说谎。他们在来往信件中互相猜忌，致使加斯东决定不再写信。他开始表示不久可能要到布鲁塞尔去一趟，以便澄清一下事实，然后带着飞机回来。但是，当阿玛兰塔·乌苏拉重申决心，即使没有丈夫也不离开马贡多时，他的计划就吹了。奥雷良诺起先和大家有同样看法，以为加斯东是个骑自行车的傻瓜，对他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怜悯心。后来，当他在妓院里深入地了解了男人的本性以后，他想，加斯东之所以这样俯首帖耳，可以在无节制的情欲中找到原因。但在对加斯东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他才明白加斯东的真实性格跟他的驯顺的举动是矛盾的。他甚至怀疑连加斯东等候飞机也是一场骗局。这时，他觉得加斯东并不象他装的那么呆傻，相反，他是一个极其坚韧、极其精明又极有耐心的人。他打算无止境地讨好妻子，从不反对她的意见，假装唯她的命是从，使她厌倦，让她缠进自己织的蜘蛛网中，从而战胜她，使她有朝一日忍受不了百事如意的单调生活，自己打起行李回欧洲去。奥雷良诺原来对他的同情变成了强烈的敌意。他感到加斯东的办法极其险恶同时又非常有效，因此大着胆子告诉了阿玛兰塔·乌苏拉。但是，阿玛兰塔·乌苏拉只是嘲笑他多疑，却丝毫未觉察到那隐藏在他心中的爱欲、惆怅和忌妒的重负。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奥雷良诺心中引起任何超出手足之情的感情，直到有一天，她在开桃子罐头时割破了手指，他赶紧上去吮她的血，那贪婪而恭敬的样子使她浑身起鸡皮疙瘩。

“奥雷良诺！”她不安地笑着说，“你太坏了，当不了好蝙蝠。”

于是，奥雷良诺的感情爆发了，他一面饥不择食似地在她割伤的手掌上连连亲吻，一面向她打开了心中最隐秘的甬道，倾吐了他那百结愁肠，掏出了在痛苦中孵化、寄生在他心中的蠕虫。他告诉她，自己常常半夜起身伏在她晾在浴室里的内衣上，为孤单和恼恨而悲恸。告诉她，他如何急不可耐地求尼格鲁曼塔象牝猫似地尖叫，让她在他耳际低声呼唤“加斯东，加斯东，加斯东”。还有，他如何巧妙地偷走她的香水瓶，以便在卖身糊口的女孩子们的脖子上闻到这种香味。奥雷良诺倾诉衷肠时流露出的深情，使阿玛兰塔·乌苏拉大为吃惊，她的手指慢慢地握紧，象软体动物似地收缩起来，直到那受伤的手再也不觉得疼痛，再也不露出一丝伤痕，变成一个黄晶绿玉的团块，变成岩石般毫无知觉的骨头。

“混蛋！”她骂道，仿佛是唾出来的，“等头班船一到我就去比利时。”

阿尔瓦罗一天下午来到加泰罗尼亚学者的书店，大声嚷嚷着他的最新发现：一家动物妓院，名字叫金童乐园，那是一间宽畅的露天大厅。那里至少有二百只石鸻在自由自在地散步，它们定时鸣叫，吵声震天。在铁丝网围着的舞厅里，在巨大的亚马逊茶花之间有彩色的草鹭，有肥得象猪似的鳄鱼，有带十二个角质环的响尾蛇，还有一只乌龟潜在一个小小的人工海中。有一只驯顺的、平时只跟同性来往的白公狗，但它提供配种服务，以便让人给它吃的。空气中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气氛，仿佛这是刚刚创造出来似的。在殷红的花瓣和过时的唱片之间毫无希望地等待着顾客的俏丽的混血女郎们，熟谙在人间天堂中被人遗忘了的爱情职业。那天晚上当这批年轻人第一次光顾那座培育幻想的温室时，坐在藤摇椅里看门的衣着华美、沉默寡言的老太太，在五个年轻人中发现了一个骨瘦如柴、长着一对鞑靼人的高颧骨的人，他神情忧郁，孤独之患使他带上了起自天地之初而永不消失的印记，这时，老太太感到时光又退回到了当初的源头。

“唉！”她叹息说，“奥雷良诺！”

她又一次看到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就象早在战争之前，在他荣誉扫地、失望遁世以前很久的一天早晨，她在灯光下见到他时一样。那个遥远的早晨，他来到她的卧室发布他平生第一道命令：命令她给他爱情。她就是庇拉·特内拉。几年前，在她满一百四十五周岁的时候，她抛弃了计算年龄的恶习，并继续在静止的、脱离了回忆的时间之中，在完全揭示了的、确定了的未来之中生活着，超脱了被纸牌骗人的窥伺和卜算扰乱了的流年。

自那晚以后，奥雷良诺处在这位他还不知道的高祖母的慈爱和同情的谅解庇佑之下。她坐在藤摇椅上给他回忆过去，给他讲述家族的兴衰荣辱和马贡多昔日的盛况，与此同时，阿尔瓦罗用格格的笑声逗吓鳄鱼，阿尔丰索编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说上星期有四位顾客因行为不端被石鸻用喙啄出了眼珠，加布列尔呆在一个心事重重的混血女郎的房间里，她接客不收钱，只要求别人代她给关押在奥里诺科河彼岸的犯走私罪的情人写信。边防警察让那个走私犯吃了泻药，还叫他坐在小便盆上，结果他拉出满满一盆夹着金刚钻的粪便。这家真正的妓院和那位慈母般的鸨婆，正是奥雷良诺在长期禁居生活中梦见过的世界。在这里他感到舒适，感到近乎完美的陪伴，所以，那天下午阿玛兰塔·乌苏拉打破了他的幻想后，他没有想到别处去寻觅安抚。他来到这里，本想把心中的话全部倾吐出来，让人家把压抑在他心头的郁结解开，结果扑倒在庇拉·特内拉的怀里号啕痛哭起来。她用手指尖抚摸着他的脑袋，任他尽情哭完。不需要他表白说自己是为爱情而悲恸，她一下子就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眼泪。

“好吧，小宝贝！”她安慰他说，“现在告诉我，她是谁呢？”

奥雷良诺说出名字之后，庇拉·特内拉发出一阵深沉的长笑。过去的朗朗笑声，现在竟变成了一种鸽子叫似的咕咕声。没有一个姓布恩地亚的人的内心秘密，是她不可知晓的，因为一个世纪来的纸牌算命和她的经验告诉她，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架周而复始无法停息的机器，是一个转动着的轮子，这只齿轮，要不是轴会逐渐不可避免地磨损的话，会永远旋转下去。

“你放心吧，”她微笑着说，“现在无论她在什么地方，她一定在等着你。”

下午四点半钟，阿玛兰塔·乌苏拉走出浴室。奥雷良诺见她身穿打小褶的浴衣，用一块毛巾当缠头布盘在头上。他象喝醉了酒似的摇晃着，几乎只用脚尖着地跟在她后面，进了那间新房。阿玛兰塔·乌苏拉刚解开浴衣，看到他进来吃了一惊，赶紧又合上了。她默默地指指隔壁那间房门半开的房间，奥雷良诺知道加斯东就在那里开始写一封信。

“快走。”她说，声音细得听不见。

奥雷良诺微笑了。他两手往她腰间一叉，象端一盆海棠花似地把她托了起来，仰面扔在床上。阿玛兰塔·乌苏拉施出了聪明女人的机敏一心保护着自己。她那光滑而柔软的散发着香气的负鼠般的身躯闪来闪去躲避着，一边用膝盖顶着他的腰使他疲乏，还用指甲抓他的脸。但是不管是他还是她都没有喘气，他们的呼吸声，在旁人听来，还误以为是有人面对洞开的窗户，欣赏着四月肃穆的黄昏景色时发出的叹息声。这是一场残酷的搏斗，一场殊死的恶战，然而却似乎没有任何暴力。因为在这场搏斗中，进攻是走了样的，躲闪是虚假而缓慢、谨慎而又庄重的，所以在搏斗的间歇，有充分的时间让牵牛花重新开放，让加斯东在隔壁房里忘掉当飞行员的幻想，这时他们俩就象两个敌对的情人在一池清水的底里和解了。在激烈而客套的挣扎声中，阿玛兰塔·乌苏拉想到，她那样谨小慎微不出声音是多么不合常理，这比她想避免的噼里啪啦的打斗声更可能引起在隔壁的丈夫猜疑，于是，她开始抿着嘴笑了，但还坚持战斗。她佯装撕咬以自卫，身子晃动越来越少。最后两个人都觉得，他们既是对手又是同谋。争斗已退化成常规的嬉闹，进攻变成了抚摸，突然，几乎是闹着玩的，就象是一次新的恶作剧，阿玛兰塔·乌苏拉放松了自卫，当她为自己造成的后果感到吃惊，想作出反应时，已经晚了。一阵异乎寻常的震动把她镇在原地，使她不能动弹。抵抗的意志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渴望粉碎了。她渴望发现，在死亡的彼岸等待着她的桔黄色的尖啸声和那看不见的气球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只来得及伸手胡乱地摸到一条毛巾，把它塞进嘴里用牙齿咬住，以免从她嘴里传出那正在撕裂她五脏的牝猫的尖叫。

第二十章

一个节日的夜晚，庇拉·特内拉在她的乐园门口看门的时候，坐在藤摇椅上死去了。人们遵照她的遗言，没有给她棺葬，只是在舞池中央挖了一个大坑，让她坐在摇椅上，由八个男人用龙舌兰绳把摇椅吊进坑里。皮肤黝黑的妇女们穿着黑色的丧服，哭得脸色苍白。她们一边为死者祈祷，一边摘下耳环、别针、戒指，扔在墓穴中。末了，人们把一块既无姓名又无日期的石板盖在坑上，并在上面堆起一堆亚马逊山茶花。然后毒死了所有的家畜，用砖头和灰浆把门窗封死，这才四散走开。临走时，他们把庇拉·特内拉的大木箱全带走了。这些箱子内壁糊着圣徒像和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画，还糊着她在很久以前偶尔相爱的鬼魂般的情人们的肖像，他们有的屙钻石，有的吃人肉，有的是公海上的加冕牌王。

这已是马贡多历史的尾声。在庇拉·特内拉的坟上，在妓女们唱圣诗拨念珠的和声中，历史陈迹的瓦砾已经在腐烂。自从加泰罗尼亚学者拍卖了书店返回地中海的故乡以后，这种废墟已所剩无几了。这位学者出于对四季如春的故乡的怀念回去了。事先没有人觉察到他这一决定。当初他为逃避战乱，在香蕉公司最兴盛的时期来到了马贡多。那时他所想到的最切实可行的事，就是开那爿出售各种语言的古珍本、善本书店。那些在书店门口排队等候圆梦的人们，偶尔也光顾书店，他们以疑惑的目光浏览着书籍，还以为那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学者在闷热的后店堂里度过了半生，他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纸片来，然后用紫色墨水涂写了不少笔划繁复的花体字，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写了些什么。奥雷良诺与他结识的时候，他已经存了两箱这种使人想起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书的乱纸片。此后直到他离去，他又塞满了第三箱。因此，说他在侨居马贡多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干别的事，倒也是不无道理的。他只同四个朋友有过来往，用书跟他们换陀螺和风筝，而且当他们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让他们读塞涅卡[1]和奥维德[2]的作品。他谈论起那些经典作家来如数家珍，仿佛他们都曾同他住过一个房间似的。有许多根本不该知道的事情，他也知道。比如，圣徒奥古斯丁在袈裟里面穿着一件十四年没有脱过的羊毛紧身衣，还有阿纳尔多·德维拉诺瓦，那个关亡师，因为被蝎子蜇了一下，从小就阳痿。他说话时书面语连篇，这使他既受人尊敬又遭人非议，连他的手稿也没有能幸免这矛盾的命运。阿尔丰索为了翻译这些手稿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他把一卷译文藏在口袋里，他口袋里经常装满了剪报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手艺课本。一天晚上他在靠卖身糊口的姑娘家里把材料全丢失了。博学的祖父知道后，非但没有追究，反而乐不可支地说，这正是文学作品的自然归宿。然而，当他要返回故里时，却坚持要带上那三箱乱纸片，谁也没能劝阻他。车站上的检票员要他把纸片箱当货物托运时，他竟用卡塔赫那方言破口大骂，直到让他把木箱带进旅客车厢才罢休。“有朝一日人都坐一等车厢而书却进货物车厢，”他说，“那世界就遭殃了。”这是人们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准备行装的那个星期过得很不顺利，行期愈近，他的脾气愈坏，谁都猜不透他的心思，而那些曾经烦扰过菲南达的鬼魂都纠缠着他：他放在一个地方的东西，常常会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混蛋，”他诅咒道，“去他娘的伦敦宗教会议第二十七条教规！”

赫尔曼和奥雷良诺来帮他的忙。他们象照顾小孩子似地服侍他，用保姆用的别针，把车船票、移民证件别在他的口袋上，还给他写了一张详细的单子，一条条写明从离开马贡多一直到抵达巴塞罗那港所要做的事情。可是，他却不知怎么搞的把一条裤子连同一半钱财扔进了垃圾堆。临行的前一天，他钉完木箱，把衣服往当初带到马贡多来的手提箱里一塞，皱起了蛤蜊似的眼皮，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指着他流亡时随身带来的一堆堆书，对朋友们说：

“这堆臭狗屎，我就留给你们了。”

三个月以后，他寄来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二十九封信和五十多张相片，那是他在海上闲得无聊时收集起来的。信上都没注明日期，但写信的次序却很分明。在头几封信中，他以惯常的幽默叙述了旅途中的遭遇：说船上的货运员不让他把三箱纸片放到客舱里，他真想把那人扔到海里去；还说到一位夫人的蠢笨相，她一见到数字十三就惊恐万状，但并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数字；还讲到在吃第一顿晚饭时，他与人打赌打赢了，因为他尝出船上的水有一种莱里达温泉区产的夜甜菜味道。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对船上的事越来越不感兴趣，而不久前在马贡多经历的事，哪怕再平淡无味，也值得他留恋，因为船越走越远，他的回忆也变得忧伤起来。这种日见深切的怀念，在他的相片上也一目了然。在最初几张照片上，他身穿残废人的衬衣，一头白发，背衬着泛着泡沫的加勒比海，看起来很愉快。而在最后几张上，只见他穿着深色大衣，围着一条丝围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离别的愁容。他站在一条沉闷的轮船的甲板上，开始在深秋的洋面上漂流。赫尔曼和奥雷良诺常给他写回信。头几个月他写了那么多信，以至使他俩感到他近在咫尺，比他在马贡多时还近，所以他俩几乎不再为他的离去而恼火了。他回家以后，起初还来信说，家乡一切如故，在他出生的房子里还有粉红色的蜗牛，夹面包吃的鲱鱼干还是原来的滋味，村子里的瀑布黄昏时仍然散发着清香。他又一次用练习本纸当信笺，用紫墨水写上密密麻麻的花体字，还特意给他俩每人各写一段。然而，虽然他自己似乎并没有觉察，他那些情绪恢复后写的热情洋溢的书信，渐渐地变成了失望者的田园诗。冬天的夜晚，当热汤在火炉上沸腾的时候，他怀念着后店堂里的温暖，怀念盖满灰尘的扁桃树林中太阳光的嗡嗡声以及中午困倦时听到的火车鸣笛声，正如当年在马贡多时想念冬日在火炉上沸腾的热汤，想念卖咖啡小贩的叫卖声和春天里掠空飞过的云雀一样。两种乡思象两面镜子相对而立，使他感到茫然，从而失去了那种奇妙的超现实感，他甚至劝所有的人离开马贡多，劝他们忘掉他教给他们的关于世态人情的等等一切知识，叫他们在贺拉斯[3]头上拉屎，还说，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一切已往的春天是无法复原的，那最狂乱而又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

阿尔瓦罗第一个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马贡多。他变卖了一切，连那只抓来关在他家院子里吓唬过路人的老虎也一起卖了。他买了一张永久性车票，登上了一列永远不停止运行的火车。在从沿途车站寄来的许多明信片中，他高声地描述着他从车厢的小窗子里看到的刹那间的事物的印象，犹如把一首瞬间的长诗撕成碎片，扔进了遗忘之中：路易斯安娜棉田里虚幻的黑人；肯塔基蓝色草地上的飞马；亚利桑那地狱般的暮色中的希腊情侣；密执安湖畔画水粉画的穿红套衫的姑娘，她还挥动画笔跟他再见，那与其说是为了告别，不如说是为了期待，因为她不知道她看到的这列火车是一去不复返的。紧跟着出走的是阿尔丰索和赫尔曼，他们离开的那天是星期六，本想星期一就回来的，但一去就杳无音讯。加泰罗尼亚学者离去一年之后，四人之中唯一留在马贡多的就是加布列尔了。他还在到处漂泊，靠着尼格鲁曼塔倒霉的施舍度日。那时，他参加了一家法国杂志举办的答题竞赛，按规定得头奖者可去巴黎旅行一次。杂志是奥雷良诺订的，他帮加布列尔写答案，有时在自己家里写，但大部分时间是在马贡多仅存的一家药房的香水瓶之间，在飘着缬草香味的空气中填写的。药房里住着加布列尔的秘密情人梅尔赛德丝。这是马贡多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东西，它的毁灭尚未完成，因为它还在无限期地毁灭下去，在自身中不断消耗，它每一分钟都在结束自己，但永远也结束不了。镇子死气沉沉到了极点。到了加布列尔中奖，带着两套换洗衣服、一双鞋和一套拉伯雷[4]全集前往巴黎的时候，他不得不自己去招呼火车司机把车停下来让他上去。昔日的土耳其人大街，这时已成了被人遗弃的角落，那里，最后几个阿拉伯人按照他们源渊千古的风俗静坐在门槛上等死。好多年前，他们就卖光了最后一码斜纹布。昏暗的玻璃橱窗里只剩下一些掉了脑袋的模特儿。当年香蕉公司的城镇阿拉巴马，现在成了杂草丛生的荒野。也许在嚼着布拉特维尔醋渍黄瓜的难熬晚上，帕特里夏·布朗还会在她的孙辈面前提起它。接替安赫尔神父的是一个年老的神父，谁也没有费神去打听过他的姓名。他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盼望着上帝的怜悯，关节炎和忧虑失眠症在折磨着他，此时，蜥蜴和老鼠却正在争夺着隔壁小教堂的继承权。在连鸟儿都把它忘却了的马贡多，尘土飞扬，酷热难忍，叫人透不过气来。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被孤独的爱情以及爱情的孤独囚禁在由于红蚂蚁的喧闹使人无法入睡的房子里，他们是唯一的幸福的生灵，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加斯东回布鲁塞尔去了。他等飞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天，他把生活必需品和通讯录往手提箱里一塞，就离开了马贡多。那时，一些德国飞机师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比他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所以他想赶在政府把特许证发给德国飞机师之前就飞回马贡多。自从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第一次偷情的那个下午以后，他俩一直趁她丈夫加斯东难得的疏忽之机，在提心吊胆的幽会中默默地、热烈地相爱，但往往总是被她丈夫的突然回家所打断。然而，只要他俩单独地留在家里，他们就沉浸在一种迟来的爱情所特有的狂热之中。那是一种缺乏理智的、疯狂的、会使坟墓里的菲南达的骨殖怕得发抖的激情，这激情使他俩永久地保持着兴奋状态。阿玛兰塔·乌苏拉的尖叫声，她那垂死般的歌声，无论在午后两点的饭桌上，还是在深夜两点的谷仓里，都会爆发出来。“最叫我伤心的是，”她笑着说，“我们失掉了那么多时间。”在昏头昏脑的情爱中，她看到一群群蚂蚁在毁坏着花园，它们啃食着家里的木器，来填饱从前世带来的饥肠。她看到那活岩浆流似的红蚂蚁又一次盖没了长廊。但是，直到她看见这岩浆流进了自己的卧室，才设法阻挡。奥雷良诺把羊皮纸丢在一边，从此足不出户，给加泰罗尼亚学者写回信也总是草草了事。他们俩失去了现实感，失去了时间概念，失去了日常饮食起居的节奏。他们重新关起了门窗，免得费时脱衣服。他们索性象俏姑娘雷梅苔丝当初一直想干的那样光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赤条条地滚在花园的烂泥中。一天下午，他们在水池里相爱，差一点淹死在水中。他俩在很短时间中毁掉的东西，比红蚂蚁毁掉的还多。他们拆毁了大厅里的家具，发疯似地撕碎了吊床，这张吊床曾经经受过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军营中遇到的那些不幸的爱情。他们把床垫统统撕开，把棉花全倒在地板上，在这场棉花的暴风雨中作乐，差点儿闷得喘不过气来。虽然，奥雷良诺作为一个情人，同他的对手一样凶猛，但在这座灾难临头的乐园中，阿玛兰塔·乌苏拉却用她荒唐的智慧和诗一般的贪婪主宰着一切，仿佛她通过爱情集中了她高祖母当年做糖制小兽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劲头。而且，当她为自己的别出心裁而得意欢畅或者笑得要死的时候，奥雷良诺却变得越来越沉默了，因为他的热情是深思熟虑的。但是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他们在一起玩腻了，又在厌倦之中寻觅新的乐趣。他们发现在单调的情爱之中还有未曾开发的地方，要比情欲更有趣味。他们开始了对身体的崇拜。有一天晚上，他们俩从头到脚涂上了蜜桃糖浆，躺在走廊的地板上，象狗一样互相舔来舔去，发疯似地相爱。一群准备把他俩活吞了的食肉蚁爬过来，才把他俩从梦中惊醒。

在他们胡来鬼混的间歇，阿玛兰塔·乌苏拉才给加斯东回信。她觉得他离得那么远，又是那样忙碌，似乎永远也回不来了。在最初的几封来信中，有一次他说，事实上他的合伙人已经把飞机运给他了，可是布鲁塞尔的一家海运公司搞错了地址，把它运到了坦噶尼喀，交给了一个散居的麦康多人部落。这一错失，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光是索回飞机就可能拖上两年的时间。因此，阿玛兰塔·乌苏拉排除了他突然闯回家来的可能性。至于奥雷良诺，他除了看看加泰罗尼亚学者的来信和听听沉默寡言的女药剂师梅尔赛德丝转达的有关加布列尔的消息外，几乎跟世界隔断了联系。起先，这些联系还是很实在的。加布列尔退掉了回程票留在巴黎，他在那里贩卖过期的报纸和女招待们从杜菲纳大街一家阴森森的旅馆里拿出来的空瓶子。奥雷良诺可以想象得出，他身穿一件高领套衫，只有当蒙特帕尔纳斯广场的花坛上挤满了春天的恋人时，才会脱掉它。为了模糊饥饿的感受，他白天睡觉，晚上写信，屋子里总飘着一股煮开了的花椰菜的泡沫味。这屋子大概就是罗卡马杜尔去世的地方。但是后来，他的消息越来越不确切，加上学者的来信越来越少、越来越忧伤，所以，奥雷良诺想起他们来，就象阿玛兰塔·乌苏拉想到她的丈夫一样渺茫。他俩就象漂浮在真空的世界中，而唯一日常的也是永恒的现实就是爱情。

突然，象是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幸福天地中响起了一阵爆炸的轰鸣，传来了加斯东要回家的消息。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睁大了眼睛，求索自己的灵魂，他俩手扪在心口互相望着对方的脸，他们明白，他们已经紧紧连接在一起，宁可死也不愿分开。于是，她给丈夫写信，告诉他这个矛盾的现实。信中她重申了她对他的爱和想见到他的渴望，同时她承认，作为命运的安排，她生活中不能没有奥雷良诺。出乎他俩的意料，加斯东给了他们一个心平气和的、几乎是以父亲口吻写的答复，洋洋两大张纸都是提醒他们在感情上不要反复无常，最后一段还明确地表示了祝愿，希望他俩象他在短暂的夫妻生活中一样幸福。他的态度变化那样突然，以至阿玛兰塔·乌苏拉觉得她丈夫早就要抛弃她，这会儿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借口，因此她感到受了侮辱。又过了六个月，加斯东从利奥波德维尔给她写信说，他在那儿终于收到了飞机，现在只求她把脚踏车给他寄去，还说，在他留在马贡多的所有东西中，这是唯一有爱的价值的。这时她更觉得怒不可遏了。奥雷良诺耐心地同她一起分担了这种恼怒，他竭力表明，无论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逆境中，他都会是个好丈夫。加斯东留下的钱用完了，生活的窘迫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同舟共济的感情，这虽不及狂乱那样使人眼花缭乱、那样热烈，但却使两人情笃如初，同纵欲欢闹时一样幸福。到庇拉·特内拉死的时候，她正怀着孩子。

在怀孕困倦的时候，阿玛兰塔·乌苏拉想建一个鱼骨项链工场。可是，除了梅尔赛德丝买了她一打项链外，根本没有人来买。奥雷良诺第一次明白，他学习语言的本领、他的万宝全书似的知识、他未经了解就能详细地回忆起遥远的地方的那种罕见才能，就跟他女人那只宝石箱子一样毫无用处。那时候，她的箱子的价值相当于把马贡多最后的居民们的钱放在一起。他俩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阿玛兰塔·乌苏拉情绪一直很好，在玩爱情游戏时还是那样别出心裁。她习惯于在午饭后坐在长廊里，睡上一会儿不眠的、沉思的午觉，奥雷良诺总是陪伴在她的身旁。有时他俩一声不响地坐到黄昏，脸对着脸，眼睛望着眼睛。他俩在平静中相爱就象过去在狂恋时一样缠绵。未来的渺茫使他们的心转向了过去。他们仿佛看到自己在大雨期间那个肮脏的天堂里，在院子里的泥水坑里拍水，追打蜥蜴，然后把它们挂在乌苏拉的身上，玩着把她活埋的游戏。这些回忆为他们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俩从记事起就曾幸福地在一起。回忆的深入使阿玛兰塔·乌苏拉想起有一天下午，她走进做金银器的工作间，她母亲告诉她，小奥雷良诺是没有父母的孩子，他是躺在一只小篮子里漂流时被人发现的。虽然他们觉得这种说法不可信，但又没有确切的材料来取代这种说法。他们仔细研究了各种可能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菲南达不是奥雷良诺的母亲，阿玛兰塔·乌苏拉倾向于相信他是佩特拉·科特的儿子，她只记得有关佩特拉·科特的丑事的一些传闻。这种假设使他俩产生了一种揪心的恐惧。

奥雷良诺因为确信自己是妻子的兄弟而深感苦恼，于是，他溜到神父家里，想在那破烂的、虫蛀了的档案里找到一点有关他父母的确切线索。他找到一本最早的洗礼册，那上面写着阿玛兰塔·布恩地亚的名字，她是在少女时代由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主持洗礼仪式的。那时，神父正试图用巧克力这个手段来证实上帝的存在。奥雷良诺曾想象自己可能是十七个奥雷良诺兄弟之一。这十七人的生日散记在四本洗礼册上，可是他们的生日与奥雷良诺的年龄相比，都太远了。患关节炎的教区神父躺在吊床上一直在注意他，看他犹犹豫豫地在一个个血统的迷宫中徘徊，便同情地问他叫什么名字。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他说。

“那你就别拚命去找了，”神父把握十足地说，“好多年前，这儿有条街就叫这个名字，那时候人们有用街名给孩子取名的风俗。”

奥雷良诺气得发抖。

“好哇！”他说，“这么说，您也不相信！”

“不相信什么？”

“不相信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发动了三十二次内战，全都失败了。”奥雷良诺回答，“不相信军队围困了三千名工人，把他们全枪毙了，还用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把尸体运去扔进了大海。”

神父用怜悯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眼。

“哎，孩子啊，”他叹了口气说，“我只要知道这会儿你和我都还活着就足够啦！”

就这样，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接受了小篮子的说法，并不是因为他们都相信了，而是因为这种说法使他们摆脱了恐惧。随着孕期的进展，他们俩慢慢变成了一个人。在一座只消再吹口气就能使它崩塌的房子里，在孤独之中，他们渐渐地化为一体。他们占据的空间缩小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从菲南达的房间——在这里他们初尝到安定的爱情之乐——到长廊的尽头，——阿玛兰塔·乌苏拉坐在这里编结婴儿的小靴、小帽，奥雷良诺在这里答复加泰罗尼亚学者偶尔写来的信件。房子的其他地方就任其不可抗拒地毁坏覆灭。银匠工作间，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以及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的那原始的、宁静的王国就留在一座私家森林的深处，谁也没有胆量去摸清它。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虽然被大自然的贪婪所包围，但他们仍然种植着牵牛花和海棠，他们用石灰粉划线包围着自己的地盘，在这渊源太古人蚁之战中构筑着最后的堑壕。阿玛兰塔·乌苏拉的头发又长又乱，清晨起床脸上出现一块块紫斑，双腿水肿，那鼬鼠似的古老而充满爱情的身子也变了形，使她看起来不象当初提着一笼子倒霉的金丝雀、牵着俘来的丈夫回家时那样年轻，但她那活泼的天性却丝毫未改。“见鬼！”她常笑着说，“谁会想到我们真的到头来会象野人一样活着。”怀孕六个月时，他们收到一封显然不是加泰罗尼亚学者写来的信，从此，他们与世界的最后联系被割断了。信是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但是信封是用普通的蓝墨水和公文字体写的，有一种仇人信件清白公正的外表。阿玛兰塔·乌苏拉正要拆信，奥雷良诺从她手里把信夺走了。

“这封信别拆，”他说，“我不想知道上面写些什么。”

正如他预感到的，加泰罗尼亚学者再也没给他写信。那封旁人的来信后来谁也没有拆看，丢在菲南达曾把结婚戒指忘记在上面的那只壁架上听凭蛀虫摆布，让那坏消息的邪火慢慢地把它吞掉。此刻，两个孤独的情人正在末日的时光里逆水行舟，那蛮横的、不祥的时间徒劳地想把他俩推向失望和遗忘的荒漠。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感觉到了这种危险。在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俩手拉着手，以至诚的爱情育成了在偷情中得到的孩子。夜晚，他俩拥抱在床上，静听着蚂蚁在月光下的哄闹声、蛀虫啃食东西的巨响、隔壁房间里野草生长时持续而清晰的尖叫声，心中却一点也不害怕。有许多次鬼魂的忙碌声把他们吵醒。他们听到乌苏拉为了保存她的家族在跟造化搏斗，听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寻找伟大发明的神秘真谛，听见菲南达在祈祷，听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为战争的骗局和金制小鱼使性发狂，还听见奥雷良诺第二在晕头转向的欢闹中为孤独而奄奄一息。于是他俩明白了，一种占上风的固执念头能把死神压倒。他们相信，即使他俩变成鬼魂，即使虫子从人类手中夺走、其它动物又从昆虫的口中夺走了这座贫困的乐园，他俩还会长久地相爱下去。想到这点，他们又感到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六点钟，阿玛兰塔·乌苏拉感到了分娩的阵痛。一个专为卖身糊口的女孩子们接产的产婆，笑眯眯地把她扶到饭厅的桌子上，然后跨坐在她的肚子上，蹬呀压的直到她的喊叫声被一个大胖男孩的啼哭声淹没。阿玛兰塔·乌苏拉透过泪珠看到了一个个头极大的布恩地亚家的后裔，他强壮、好动，很象那些叫霍塞·阿卡迪奥的；但那睁大的眼睛和锐利的目光，却又酷似那些叫奥雷良诺的。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为了重振血统、清除它的恶习、改变它孤独的本性的，因为他是一个世纪来唯一由爱情孕育出来的后代。

“一个十足的野小子，”她说，“叫他罗德里戈吧！”

“不，”她丈夫反对说，“叫他奥雷良诺，他准能打赢三十二场战争。”

产婆给他割断了脐带，然后，由奥雷良诺掌灯，开始用布片给他擦去裹在身上的蓝色浆水。等到把孩子翻过身来，这才发现孩子比别人多长了点东西，低头细看，原来是一条猪尾巴。

奥雷良诺和阿玛兰塔·乌苏拉并不惊慌，因为他俩既不知道家族史上的先例，也记不得乌苏拉那些吓人的警告，何况产婆安慰说，那条无用的尾巴也许在孩子换牙时就可以割掉。此后就没有时间再去想这事了，因为阿玛兰塔·乌苏拉产后血崩。大家想用蜘蛛网和灰团给她止血，可是就象用双手捂水笼头似的按不住。开始几个钟头，她极力保持良好的情绪。她抓住受惊的奥雷良诺的手，求他不要着急，还说象她这样的人不想死是死不了的。她看着产婆的那些可怕的办法放声大笑。但随着奥雷良诺的希望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她的笑容逐渐看不见了，仿佛消失在亮光之中。最后，她终于陷入了昏睡。星期一的黎明，请来了一个女人在她床边念止血咒，本来这对人畜都是百试不爽的，可是阿玛兰塔·乌苏拉奔放的热血对于爱情以外的任何办法都无动于衷。经过绝望的二十四小时以后，当天下午，大家得知她死了，因为没有得到救助，血流尽了。她脸部轮廓分明，一块块紫斑消失在一片雪白的霞光里，重新露出了笑容。

奥雷良诺这时才感到他多么想念他的朋友们，为了在这时能同他们在一起他可以献出一切。他把孩子放在阿玛兰塔·乌苏拉生前准备好的摇篮里，用毯子盖住了死者的脸，就走出门去，漫无目标地在荒凉的镇子里游荡，想寻找一条回到过去的小道。他去敲药房的门，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没去过那里，结果他看到的却是一家木匠铺。手拿着灯盏来给他开门的老太婆，听了他的胡言乱语觉得他挺可怜，但她坚持说那里从来没有什么药房，也从来不认识那个脖子细长、有一双倦眼的叫做梅尔赛德丝的女人。他走到加泰罗尼亚学者过去的书店门前，头倚着门扉痛哭起来。他明白他是在补哭，对于阿玛兰塔·乌苏拉的死他本该当场就哭的，可是为了不破坏那爱情的幻景，他把它推迟了。他走到金童乐园，连声呼喊着庇拉·特内拉的名字，他伸出拳头打在泥灰墙上，把手也打破了。天空中穿过一个个闪着金光的圆盘。在过去节日的晚上，他曾多少次站在养着石鸻的院子里，用一种天真的惊奇神态注视过它们，现在他却对此毫无兴趣。在废弃的游乐区的最后一爿开着的酒店里，一个手风琴乐队正在演奏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的歌曲。他是主教的侄儿，他继承了好汉弗朗西斯科的绝招。店主有一条萎缩了的手臂，仿佛因为他对他母亲挥过手臂而被灼焦了，他请奥雷良诺共饮一瓶烧酒，奥雷良诺也回请了一瓶。店主讲述他的手臂的不幸，奥雷良诺则诉说他内心的辛酸，他的心枯萎了，仿佛是因为倾心于他的姐妹而被灼焦了。最后，两个人抱头痛哭。奥雷良诺一时觉得心中的悲痛哭完了。但是到了马贡多的最后一个早晨，又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走到广场中央张开双臂，就象要唤醒整个世界似的用足力气高声喊：

“朋友都是婊子养的！”

尼格鲁曼塔从混杂着眼泪和呕吐的污秽的泥淖中把他救起，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里，替他擦洗干净，端汤给他喝。她一笔勾销了他欠她的数不清的爱情债，她还主动诉说自己最寂寞的哀愁，免得他一个人哭个没完，她相信这么做能给他安慰。第二天清早，奥雷良诺从短暂的昏睡中醒来，感到头疼，他睁开眼睛，想起了孩子。

孩子没在摇篮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一阵突然的喜悦，他以为阿玛兰塔·乌苏拉从死亡中苏醒过来去照料孩子了，可是她的遗体象一堆石头，直挺挺地躺在毯子下面。他发觉，进门时卧室的门是开着的，于是他穿过牛至花吐着清香的长廊，探身朝饭厅里张望了一下，只见分娩时的脏物还在那里：大水锅、血污的床单、灰盆和桌上摊开的尿布中放着孩子蜷曲的脐带，还有剪刀和丝线。“产婆晚上把孩子抱走了。”他这么想，这使他有空冷静下来回想往事。他倒在摇椅里，这张摇椅，早年雷蓓卡曾坐在上面教人绣花，阿玛兰塔曾坐在上面和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下过围棋，阿玛兰塔·乌苏拉坐在上面缝制过孩子的小衣服。在闪电般清醒的瞬间，他明白自己的内心无力承受那么多往事的重压。受到自己的和别人的怀恋那致命尖刀的刺伤，他不禁佩服起凋谢的玫瑰上的蜘蛛网的坚韧，钦佩野麦的顽强和二月清晨日出时空气的耐心。这时，他看到了孩子，他已经成了一张肿胀干枯的皮了，全世界的蚂蚁群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这时，奥雷良诺动弹不得，倒不是因为惊呆了，而是因为在这奇妙的瞬间，他领悟了墨尔基阿德斯具有决定意义的密码，他发现羊皮纸上的标题完全是按照人们的时间和空间排列的：家族的第一人被绑在一棵树上，最后一个人正在被蚂蚁吃掉。

奥雷良诺一生中再也没有比此刻更大彻大悟了。他忘记了两个死者，忘记了丧妻失子的哀痛，回头就用菲南达的十字花织物把门窗钉起来，免得自己被世上的诱惑惊扰，因为这时他明白了，在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书上写着他的归宿。史前植物丛、冒着水汽的泥潭、闪光的昆虫，把世人的足迹从房间里全部抹去了，但在这中间，他却看到羊皮书完好无损。奥雷良诺等不及把羊皮书拿到亮光下去，就站在原地毫不费力地大声把它们译了出来，就如在正午的艳阳下读西班牙文一样。这是墨尔基阿德斯提前一百年写就的这个家族的历史，细枝末节无不述及。他用自己的母语梵文写成。那些逢双的韵文用的是奥古斯都大帝的私人密码，逢单的则用斯巴达国的军用密码。最后一个关键，——当初奥雷良诺快要看出来时，却被阿玛兰塔·乌苏拉的爱情迷住了——在于墨尔基阿德斯没有把事情按人们惯用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把一个世纪的琐碎事件集中在一起，使他们共存于一瞬间。奥雷良诺对这一发现心醉神迷，他逐字逐句地大声朗读那段训谕，这段训谕墨尔基阿德斯曾亲自念给阿卡迪奥听过，实际上那是他将被处决的预言。奥雷良诺看到羊皮书上预言了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的降生，说她的肉体和精神正在飞升。他还看到一对孪生的遗腹子的来历，他们拒绝译读羊皮书，这不仅因为他们无能和缺乏毅力，也因为他们的想法不成熟。看到这里，他急着想知道自己的来历，就跳过了几页。这时，外面起风了，那刚刚吹起的和风中充满着过去的声音，有古老的天竺葵的絮絮低语，还有人们在感到最深切的怀念之前发出的失望的叹息。这一切他都没有听见，因为这时他正巧发现了他自己的初步线索。那上面谈到了一个好色的祖父，轻浮使他穿越了一片幻觉的荒野，去寻找一个漂亮的女人，但女人没有使他幸福。奥雷良诺认出了他。循着他的秘密的传代线索，奥雷良诺找到了自己在一个昏暗的浴室里，在蝎子和黄蝴蝶中间开始孕育的时刻。在那里，一个工匠在一个女人身上发泄着情欲，而那女人是出于对家庭的反抗而委身于他。奥雷良诺全身贯注地看着，第二阵风吹来他也没有发觉。飓风般的风力把门窗都吹脱了臼，掀掉了东面走廊的屋顶，拔出了房基。这时候，奥雷良诺才发现阿玛兰塔·乌苏拉原来不是他的姐妹，而是他的姑母。而弗朗西斯·德雷克袭击里奥阿查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在错综复杂的血统迷宫中去寻找自己，直到生下那个终结家族的、神话般的动物为止。马贡多在《圣经》上记载的那种飓风的狂怒袭击下，已经变成了四下抛洒灰尘和瓦砾的可怕旋涡。这时，奥雷良诺觉得这些内容太熟悉了，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又跳过了十一页，开始译读有关他正在度过的这一刻的情况。他一面读，一面就过着这段时间，并预测自己在读完羊皮书后的情景，如同在照一面会说话的镜子。这时候，为了早些看到有关他死的预言，以便知道死的日期和死时的情景，他又跳过几页。但是，他还没有把最后一句话看完，就已经明白了，他从此再也不会离开这间屋子，因为这座镜子城（或称幻景城）在奥雷良诺·巴比洛尼亚译读出全本羊皮书的时刻，将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这手稿上所写的事情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重复，因为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决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1]塞涅卡：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

[2]奥维德：（公元前43－约公元17），古罗马诗人。

[3]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

[4]拉伯雷：（约1494－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著有《巨人传》。

家谱

制作信息

书名：百年孤独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制作者：行者老路于2014年9月16日制作

文本来源：观者的版面还原文本PDF（含TXT文本）

版本：该书跳转注释在kpw、499kindle、kv固件版本5.6.0.1原生系统下可支持弹注。

自制系列：第1本

制作软件：easypub+sigil

排版样式：老牛样式+精益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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