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天使飞走的夜晚

燃烧的法庭

天方夜谭谋杀案

绿胶囊之谜

朱迪斯的爱人们

约拿的闪光之心

耶路撒冷之鸽

往昔之始：谭恩美自传

蓝山

战争的女儿

吉米的颂歌

耻辱与俘虏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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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9-0762

Copyright © 1999 by Gina B. Nahai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owenstei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飞走的夜晚／（美）吉娜·B. 那海著；李静宜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8

书名原文：Moonlight on the Avenue of Faith

ISBN 978-7-5213-2046-6

Ⅰ．①天…　Ⅱ．①吉…　②李…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2862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项目编辑　张　畅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何碧云

封面设计　方　为

版式设计　马晓羽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21年2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2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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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莉莉

犹太区1938

城市1956

流亡1971

选择与机遇之地1972

罗珊娜

作者致谢词

古娜·B. 那海（1960— ）

美国伊朗裔女作家。出生于伊朗，自小在社会底层和中层间流动，深谙伊朗犹太社群，看遍人世凄凉。经历过战乱与流亡，移民与新生。退休前是南加州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雨教授。作品多次荣登《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榜首，入围橘子小说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并被翻译为18种语言，热销全球。

代表作有《孔雀哀鸣》《天使飞走的夜晚》和《约拿的闪光之心》，文风绮丽梦幻，内容跌宕宏富。她着力于梳理民族文化，揭露现实苦难，作品多被归为魔幻现实主义，一些批评家将她与马尔克斯相媲美。

莉莉

此刻我眼前的她，体重高达178公斤，而且一天比一天重，身形庞大得已经有两个多月无法挺直身子。如果没先卸下门链、拆掉房门，她绝对出不了房间。而且她的呼吸声轰响如雷，惹得她和姐姐在洛杉矶同住的这条街上众狗齐吠，还让邻居家的钢琴在午夜时刻奏起狂乱的曲调。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天使罗珊娜。她以前曾经是个双眸澄蓝如水、肌肤吹弹可破的年轻女人，启齿一笑就能让世界停止转动，吸引男人（包括我的父亲）跟随着她穿过城里的大街小巷，他们浑然不知自己为何要跟随着她，也不知道万一她停下来回应自己的呼唤该怎么办。很难相信，当年的她，那么轻盈，那么纤美，完全不为重力法则与人世疾苦所羁绊。她在梦想破碎，色彩黝黯如墨的夜晚，肩上长出一对翅膀，飞入了伊朗那片紧紧掌握她命运的镶缀星辰的夜空。

那时，罗珊娜的举动震惊了整个德黑兰城。我父亲，辜负了所有人，一心一意爱着罗珊娜，守鳏终生，再也没走出伤痛。而当时在现场，站在她背后，看着她展翅消失在星空里的我，整个童年都在等待她归来。关于她的下落和命运有诸多传奇般的流言。我的朋友们都疑心她早就丧命，就埋尸在我们位于信仰大道上的那幢大宅的后院里，而罪魁祸首呢，就是我父亲和他的父母。一手拉扯我母亲长大的月姑蜜黎安把找到妹妹当作终生志业，就算违背罗珊娜的意志也非要找到她不可。

天使罗珊娜一直飞，一直飞，一点都不理会大地的引力或心爱的人呼唤她的声音，更没停下来回头看看她十三年行踪成谜所引发的灾难。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穿过伊朗，穿过土耳其，住过一条条不知名的街道和一幢幢不起眼的房子。在那些地方，她只是个一贫如洗、有双迷人明眸、美貌正在缓缓凋零的女人。若非几个月前谜样的液体开始让她的身体肿胀得活像中了毒，她绝对不会停下来，让我们之中任何人找到她。那谜样的液体从她的眼角淌下，让她的双臂与双腿肿胀到完全无法动弹，让她一度宛若天籁的嗓音变成沙哑的低语，最后，终于让她不得不停下来。

母亲离开的时候，我五岁，她回来的时候，我十八岁。姨妈月姑蜜黎安告诉我，我一定要了解，罗珊娜抛弃我离去，非她本意，而是她永远掌控不了的命运使然，这是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运转数世纪之久的自然力量推动的结果。蜜黎安说，罗珊娜早在成为妻子或母亲之前，早在出世之前，甚至早在成为胚胎之前就已经注定要离家远去。她还告诉我，世界原本就是这么运转的，不论东方或西方，都一样：人只不过是无情命运的棋子。什么自由意志和理性决定，都只不过是脆弱心灵的产物，只因为我们无法面对现实，无法接受人所身处的极其荒谬的现实。她说，所以我必须原谅罗珊娜，原谅她连一句再见都没说就离我而去，原谅她听到我的喊声却头也不回的事实。我必须原谅她，因为她离开我和父亲的痛苦，是我们其他人所不能体会的。

而且，蜜黎安坚持说，我必须纯粹基于信念这么做——因为即使她现在回来了，躺在蜜黎安位于西洛杉矶老兵大街上的这个空房间里，用她那双泪水盈眶、因自知去日无多而黯然神伤的眼睛看着我，天使罗珊娜还是没给我只言片语的解释。

月姑蜜黎安对我说了母亲的故事。

犹太区

1938

她出生在1938年，是美人秀莎和裁缝老公布尺拉赫曼的女儿。他们一家人住在租来的两间房里，房东是秀莎的母亲——既恐怖又吓人的碧碧。碧碧在德黑兰犹太区有三栋房子，她把每间房单独出租出去，房客全都是走投无路到肯迎合她无理要求与严苛规定的人。碧碧对自己的女儿也毫不讲情面，犹太区里好多人在背地里咬耳朵，说她连宽限秀莎一个星期的房租都不肯。

这两间房没铺地板，也没有窗户，房体是用土块和灰泥砌起来的，通向院子那道窄窄的木门是用几块松垮的木板拼凑成的，钉得歪歪斜斜，不时吱吱嘎嘎。其中一间房是秀莎和丈夫的寝室，白天充当丈夫的裁缝作坊，另一间房是全家人的餐厅兼客厅，也是孩子们的寝室。

孩子们一个挨一个地睡在地板上——五个小小的身子躺在一床被子底下，四肢交缠，皮肤习惯了彼此的体温，要他们自己一个人睡在床上，还没人睡得着呢。

三岁的时候，有一回罗珊娜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醒了过来。她坐在床单上，床单底下只铺了一条薄薄的帆布地毯，将她与在土里爬来爬去的小虫子隔开。她那时还只是个小小孩，又单薄，又轻巧，一举一动都吵不着别人。她伸手摇醒蜜黎安。

“我梦见我是一只小鸟。”她说。

蜜黎安叹口气，翻了个身。才九岁的她从出生开始便在照顾弟弟妹妹。

“哪儿痛吗？”她闭着眼睛问。

“没有。可是我感觉不到我的脚。”

蜜黎安摸摸罗珊娜的额头。

“你没发烧。”她下了结论，“回去睡吧。”

一个小时之后，蜜黎安悚然惊醒。她看见罗珊娜好好睡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的孩子也睡得很沉。但是，她突然意识到，房里有股奇怪的味道。不是平常那种皮肤与头发的气味，不是剩菜剩饭、陈旧衣物、冷硬干泥地的味道。月姑蜜黎安闻到了海的味道。

她点起蜡烛，四下查看。没有什么不对劲儿。这时，她看见罗珊娜，头发湿答答的，双臂摊开，飘在一床洁白的羽毛上。

此刻的罗珊娜看起来如此平静、美丽，完全沉醉在遥远群山与翡绿海洋的睡梦中，让蜜黎安觉得，如果有人叫醒了她，她一定会死掉。于是蜜黎安躺在她身边，躺在那一床羽毛上。羽毛如此洁白，在月光下看起来几乎是蓝色的。她好希望自己也能梦见罗珊娜的梦。

后来蜜黎安又看见很多次羽毛，在这座距海数千里远的城市里，不时闻到里海的气味。有一些晚上，她甚至以为罗珊娜会溺死。蜜黎安很怕有人发现羽毛后会出事，于是把它们藏在被子里。她用手指拆开缝线，把羽毛塞在因年代久远而变黄、因长时间使用而变薄的棉花里面。但是没过多久，罗珊娜的秘密就沉重得让蜜黎安无法独力守护了。有一次，他们房里的空气变得很潮湿，凝结成一颗颗水珠，从屋顶滴落，掉在孩子们的脸庞和头发上，于是蜜黎安跑去叫妈妈。

秀莎光着脚，睡意迷蒙地走过来，长袍松松地挂在身上，站在罗珊娜身边低头看了好一会儿，却没发现那些羽毛。

“看！”蜜黎安抓起一把，凑到秀莎面前，“好多个晚上，我夜里醒来，就在她床上找到了羽毛。”

秀莎好像被雷电击中般倒抽了一口气，她像被闪电吓到似的，身体猛然一震，虽然只有那么一下下，但是力道还是大得让蜜黎安必须闪开。她看见秀莎脸上血色尽褪，皮肤变得无比透明。

“还有谁知道？”秀莎问。

“没了。”蜜黎安真希望自己没叫醒妈妈，“我一直都藏得好好的，肯定没有人发现。”

这时，秀莎的二女儿塔拉叶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她的手顺着脖子、胸口往下摸，抹掉皮肤上的汗水，哑着嗓子对想象中的情人窃窃私语。她才八岁，除了家里的人之外，从来没接触过其他的男人。但是，早在此时，炽烈的欲望，以及日后将主宰她成年生活的那种赤裸裸、坚定不屈的浓烈热情，已充塞她的内心，无法遏止。

秀莎的视线从塔拉叶身上转开。她走到外面，坐在房门外通往院子的台阶上，使了个眼色要蜜黎安过来坐在她身边。她是个令人惊艳的女人——深色的皮肤，深色的眼眸，倾城绝伦的美貌，让每个见到她揭开面纱的人都感到既迷惑又哀伤。但是她好像从来就不自知，或许还对自己的美貌感到几分羞愧。

“你不能把羽毛的事告诉其他人，知道吗？”她要求蜜黎安道。

蜜黎安点点头。

“你知道它们是哪儿来的吗？”

蜜黎安想开口，却又住了嘴。当时她们活在沉默的面纱里，在绵延千年的秘密编织而成的网里，言语的力量令她们敬畏，而言语的后果则让她们恐惧。所以蜜黎安没说，秀莎也没把她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告诉蜜黎安：罗珊娜床上的羽毛来自她的梦，在梦里，罗珊娜展翅飞翔，宛如小鸟，也或许是天使吧，飞过无边无际的辽阔海洋，远离犹太区牢牢封锁的边界，翅膀与海风有时会漫过夜色的边缘，挣脱欲望与事实的界限，把羽毛掉落在罗珊娜床上，倾诉她的渴望。

故事是从一个女人身上开始的——悲剧不往往如此吗？18世纪末一位犹太仪式派拉比，肩负着教导犹太人美德与公义的使命，带着他的俄国太太和四个女儿一起来到德黑兰。他用驴子驮来一大堆书籍和卷轴，他说，在演讲和布道时必定可以派上用场。他创设会堂，热忱地实践使命。没多久，他就让那些犹太人相信他是全世界最了解罪恶本质，也最知道该如何杜绝罪恶的权威。既然邪恶最常诞生自女人身上，而他所谓的“背德堕落行为”也常源起于女人，于是拉比自己动手写了一部《圣经》来规范女人的行止——他禁止女人享有诸如大笑之类的生活乐趣，因为笑会让她们丧失理智；他也要求女人说话时必须用手掩口，这样才不会露出充满肉欲的粉红色口腔，引诱男人。

为了让其他人有典范可依循，拉比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控制自己的妻女。他把她们裹在一层又一层的黑布里，不准她们开口说话，就连只有其他女人在场的时候也不例外，而且绝不让其他人知道她们的名字。他甚至还要犹太区的浴池管理员每隔一星期提早两个小时开门，好让他的妻女摘掉面纱进去洗澡时不被人撞见。其余的时间她们都安安静静、孤孤单单、畏畏缩缩地待在家里，靠着比手画脚来彼此沟通，免得有拉比之外的人听见她们的声音。对那些来到门外或站在屋顶偷看的人来说，她们简直像一群又聋又哑的人，在迟缓流动的无边无际的迷雾中走动。流言四起，那些犹太人猜想，她们想必有什么肢体的缺陷吧，所以拉比才会想尽办法掩藏。拉比的老婆一定很丑，兔唇，麻脸，搞不好牙还掉光光了呢。女儿们也一定遗传了母亲的丑八怪模样，所以拉比才不肯透露她们的名字——因为他知道丑女人永远嫁不掉，所以也不值得活在世上。犹太人背着拉比，将他的老婆、女儿称作“乌鸦和她的女儿们”。

“乌鸦”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她的故事眼看着也就要这样画上句点，不料在1800年的犹太赎罪日[1]，她突然疯了。和往年一样，上帝让这一天异乎时节地热——存心让犹太人的日子更难熬，因为他们得挨上将近三十个小时才能喝水——连不时在地面横行的老鼠和蝎子也全都躲进缝隙里寻阴凉去了。将近正午时分，犹太仪式教派会堂里挤满了前来忏悔罪行的信众。男众坐在圣殿里，他们手里的祈祷书热得快要熔化了。女众站在殿外的庭院中，汗流浃背地罩在面纱里，互咬耳朵交换犹太区近来的丑闻流言。就在这时，她们听见了一个声音，纷纷仰头看。

有人在唱歌。是个女人，歌声轻柔圆润，从红唇淌下，一路沁凉蜿蜒地注入男人们的身体，惹得他们的大腿如火灼烧。那是妓女的歌声，自由奔放，无拘无束，唱着只有最卑贱的男人——也就是走唱人——才能唱出口的古老情歌。最先听见她歌声的是站在庭院里的女人们，接着是圣殿里的男人们，最后才是拉比。他们全都抬头望去，透过从干涸地面蒸腾而起的黄色热气，他们看见了“乌鸦”，全身赤裸的“乌鸦”。

她肌肤雪白如河水冲激出的泡沫，金发从头上垂到脚边，身体苗条纤细，玲珑有致，芳香馥郁，宛如每个年轻男子翻云覆雨的美梦。她走进圣殿，双眼紧闭，双手圈在嘴边，让歌唱的声音能传得更远。四个女儿跟在她身后，仍然戴着面纱，似乎被歌声迷惑得不能自已。一看见她，拉比就气得印堂发黑。

“挡下那个罪人！”他想张口大叫，但是喉咙却紧紧锁住了。他绝望地看着妻子穿过圣殿，绕布道坛转了一圈，然后又离开了。看见“乌鸦”的女人们嘴角流出了嫉妒的口沫，而男人们则把她的每一寸曲线深深印在了记忆里，传了一代又一代。所以，当“乌鸦”往外走的时候，所有的人全跟着她走，也就不足为奇了。

她走到街上，身后跟着四个女儿，众人则紧随在后。她穿过片刻之前只有一群流浪黄狗的空无一人的大广场，然后穿过静悄悄的巷弄，以及犹太区令人窒息的拱廊，走过因为她丈夫禁止大笑而显得悲惨的人家与可怜兮兮的商铺，一直来到连通犹太区与德黑兰市区的大门。她终于不再歌唱，转身面对她的女儿们。她双眼空洞，十足像个疯女人，然而微笑一绽放，呼出的气息却带着流水的味道。

就在这时，她在赎罪日炎热难耐的阳光里失去了踪影。

可想而知，她的离去就算只是偶发的意外事件，对家人来说也已经是惨得没人敢再提起的灾难。但更惨的是，她的失踪只是个开端，拉比的后嗣里，每一代都有一个女性成员会逃离家庭失踪。例如，“乌鸦”最小的女儿在十四岁的时候，有天清晨离家出走，再也没有人看见过她或听说她的下落。“乌鸦”的孙女九岁的时候离开家，加入了在德黑兰城外山区扎营的土耳其吉卜赛人。另外的女孩要么跟着强盗土匪跑了，要么被游牧部族诱拐，再不然就是自愿卖身为妓。有个女人，秀莎的祖母，跳进卡拉季河里，希望河水能带着她直奔大海，但最后却变得乌紫浮肿，成了一具躺在河南岸上的尸体。另一个女孩，秀莎的姨母，离家途中被父亲逮了回去。他在她脚踝上系了一条绳子，余生把她拴在砖柱上。

美人秀莎从小听着她这些任性长辈的故事长大。听说她们之中有好多个最后都落得衣不蔽体，可怜兮兮地在连蝎子都绝迹的伊朗中部沙漠流浪，一心想回家，苦苦哀求家人原谅，却再没机会。打从小时候，她就体会到那种因与众不同而被人瞧不起的羞辱，也很担心自己会“没人要”——变成一辈子嫁不掉的老处女——她还怀疑自己终有一日也会离家出走，因为那是根植在“她血脉里”的宿命。她两岁大的时候，父亲过世了。母亲碧碧靠着家里经营的蔬果铺抚养她长大。碧碧卖的尽是对穆斯林来说太不新鲜甚至腐臭的东西——因为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得接触新鲜的食品。对顾客不假辞色，对秀莎更是无情的碧碧，碰上抱着瘸腿孩子的乞妇讨一个被虫咬过的苹果吃时，总是想也不想地一口回绝。而碧碧教秀莎乖乖听话的法宝，就是拿石榴树枝抽她，抽到她皮开肉绽，血流不止。为了让秀莎逃脱宿命，不致远走高飞，碧碧以父亲为师，在秀莎睡觉的时候，把她的一双脚踝紧紧绑住。

秀莎安静哀伤地长大，心中充满恐惧，母亲给她的食物她几乎连一口都咽不下去，满心相信自己会一辈子结不了婚，孤零零地死掉。她开始省下布头，给自己准备寿衣。上门提亲的人并不多，这倒是事实，因为她的名声早就被“乌鸦”的传奇给玷污了。不过，远在提亲的人上门之前，碧碧就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秀莎，绝对不会让她嫁人的。

“我要终结这件丢人的事，”碧碧这么说，“如果你嫁人，你就会像我一样，有个女儿，而她总有一天会离家出走，再不然她的女儿也会。我绝对不会让你生小孩，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我们的命运。”

十四岁的时候，秀莎出落得十分美丽，碧碧禁止她照镜子，怕她会变得虚荣，不听管教。到了十六岁，专替有钱穆斯林掘地三尺搜罗绝世美人以充实后宫的媒婆们，纷纷上门提亲。十八岁时，秀莎缝好寿衣，确信自己永远当不成母亲的她，把苦涩的泪珠滴进从离家出走的姨母那里继承来的泪瓶里，然后再一口喝掉，以铭记自己的哀痛。五旬节[2]假期的前夕，碧碧到德黑兰市区去采买蔬果。隔天清晨，秀莎按寻常的时间开店——五点，比沿街叫卖饮用水的男人还早——整个早上都在与挑剔蔬菜价格的顾客讨价还价。接近中午的时候，布尺拉赫曼走进店里，正忙着剥掉莴苣烂叶的秀莎就此坠入爱河。

他当时在裁缝大师猫婆雅丽珊卓家里当学徒。雅丽珊卓是德黑兰犹太区最与众不同也最神秘的居民，她赞助艺术，还庇护了至少一百二十只野猫。猫儿只要受了虐待或不得宠爱，总有办法找到她家去。雅丽珊卓在犹太区住了八年，但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来历，也搞不清楚她当初是怎么来到这里落脚的。她自己一个人走来，什么行李都没带，只穿了一袭丝缎蓬蓬裙礼服，围着皮草披肩，戴着十二串珍珠。头发蓬乱狼藉，覆满尘土，但还是看得出曾经费了一番功夫梳整的痕迹。脚上那双细窄的高跟鞋破旧不堪，鞋底都快和脚底板黏在一起了。

她对区里的犹太人说，她从莫斯科来，出身皇室，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麾下最伟大将军的妻子。有天晚上，她和丈夫正要出门去看歌剧的时候，有暴徒冲进她家，把她丈夫当场杀害。雅丽珊卓抓起披肩就跑。她老早就把所有的珠宝缝在披肩里了，因此也逃过一劫。独自走在街头，她以疯子和小孩才可能会有的勇气痛下决心，离开俄国。她走啊走啊，穿过自己住的那个富豪区，踏进莫斯科的贫民窟，从士兵、坦克和血淋淋、冷冰冰的尸体旁经过，就这样穿着丝缎礼服，戴着珍珠项链，走啊走，每回鞋跟一着地，她就以为会有一双手从后面伸出来抓住她。

但是没有人阻挡她，她说。最后，她来到德黑兰。

犹太区的人向来对外国人疑神疑鬼，特别是对非犹太人和女人，他们说雅丽珊卓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俄国，说她不可能穿着高跟鞋和蓬蓬裙礼服跋涉数千里。而且即便她的确有一双蓝眼睛，操着俄国口音，可不管怎么说，就刚抵达此地的人而言，她那一口波斯语委实太过流利了。

不过呢，既然她胆子这么大，而且显然有一大笔钱可花，犹太人也就让她住了下来。她用金币付款买了一幢房子，宣称要把七个房间和院子全部留给自己住。她用各种古怪离奇的东西装饰房子：除了桌子、椅子，还有个像怪物的东西，她说那叫“躺椅”——金色的骨架，酒红色的天鹅绒布面。她在墙上凿窗，装上玻璃，让每个人都看得见她家里的房间。窗上挂着石榴红的布幔，垂着深蓝色的丝穗和金色的拉绳。接着，她雇了十几个男人把一头木皮闪亮、龇牙咧嘴的动物拖进她家。看热闹的人群绵延到三个街口之外。

她把这头动物放进她那间可以俯瞰街道的“接待厅”中，卸下它的外装，擦拭干净。然后她坐在椅子上，把手摆在它的牙齿上。那头野兽发出了叮叮咚咚的声音，一点都不刺耳。

“这是钢琴！”她对犹太人说出这头宠物的名字。“母亲曾打算把我训练成一名钢琴演奏家。”

就在这时，第一次有流言传出，说猫婆雅丽珊卓有个“男恩人”资助：替她把钢琴搬进屋里的工人后来告诉犹太人说，这架钢琴是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亚述商人在欧洲买的古董。但雅丽珊卓毫不理会八卦中伤，对它们十分不屑，反用更加精心润饰的细节，把她逃离俄国的那个故事再对人讲述。然后她安顿下来，雇了拉赫曼。

布尺拉赫曼已经为雅丽珊卓工作了七年，负责跑腿打杂，清理房子，替她煮饭，也帮她裁剪缝纫了许多条蓬蓬裙礼服，因为她坚持在又脏又穷的犹太区中还是要这样穿着打扮。每天早上，他会走到碧碧家的铺子买蔬菜准备当天的饭菜。他看着秀莎长大，但是从来没注意过她——因为他比她只大两岁，又是个孤儿，很长一段时间里，女人压根儿没在他的意识里出现过。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看见她，感到口干舌燥，双手冰冷，大脑一团混乱，最后什么都没买就走了。回家的路上，他一直想着秀莎，想着她抬眼看他的神态，她眼眸中的每一丝光影，他完完全全沉醉在这前所未有的意乱情迷之中，连雅丽珊卓的午餐都忘了煮。

整整两个星期，他每天到铺子去，站在街角盯着秀莎看，然后什么都没买就回家去。有天晚上，雅丽珊卓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清了清喉咙，问她认不认识卖菜的碧碧。

雅丽珊卓把那张涂脂抹粉的脸转过来看着他，显然对他的轻慢感到很不高兴，正准备提醒他，仆人不该拿私人的问题来烦主人时，却看见拉赫曼脸色惨白，紧张得不得了。她知道他心里必定藏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于是精心修画的眉毛一扬，在描过眼线的眼睛上方弯成一道完美的弧形，仔细端详拉赫曼，明白他是为情所困。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她微微一笑，“你看上菜贩的女儿啦？”

雅丽珊卓等拉赫曼替她斟完酒，端上她教他煮的汤，然后告退，站到房间后侧——即她正背后，这样他能在不侵扰她隐私的情况下，随时还能照应她的大小需求。直到这时，她才像评论那碗汤似的随口说：“去铺子里邀她们来喝茶吧。然后我再看看，怎么样按照你们这种不文明也不入流的求偶习俗，来安排个相亲。”

第二天，雅丽珊卓给碧碧写了封邀请函，派拉赫曼亲自送去。在铺子里，他站在老女人面前，紧张得浑身哆嗦，因为目不识丁，所以只能大概转述雅丽珊卓的意思。“今天下午到我家来，”他说，“喝杯茶。认识一下。”

身高一米九的碧碧，连坐着都像座巨塔一般俯瞰着拉赫曼。她的身躯占满了铺子所有的空间，让他觉得空气稀薄得不够他们两个人呼吸。一如往常，她穿着黑色的长袍，脸上盖着粗糙的面纱，躲在网纱后的双眼炯炯有神，如此炽烈，如此坚定，纯然是个决心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的女人。拉赫曼仿佛等了一辈子才等到她开口回答。

“我不喜欢茶，”她说，“而且我也不需要和谁认识。”

她的回绝对雅丽珊卓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若是平常，她铁定以一辈子对碧碧视而不见来报复。但是，那天她瞥见拉赫曼颓丧的表情，决定为这孩子的心理健康牺牲一点自己的尊严。她派他带着另一封邀请函去找碧碧。

“那么，来喝杯酒吧。”他又转述大意道，“有很重要的事我们必须谈一谈。”

“只有男人和妓女才喝酒！”碧碧回答说。

猫婆雅丽珊卓恨恨地叹了口气，决定给碧碧一点教训。她回到房里，换上一袭淡紫色的天鹅绒礼服，套上三层蓬蓬裙和一件短背心，脚蹬颜色相衬的真丝鞋，颈上戴了一条紫水晶项链，抓起一把紫色蕾丝阳伞，往身上洒上一点紫色风信子香精。

“走吧。”她对拉赫曼说，从挤在她脚边腻腻歪歪的猫群里开出一条路来，“我有句话要对那个卖烂菜的女人说。”

他们在铺子后面找到正在抽水烟的碧碧。

“这个年轻人替我工作。”裹在紧身上衣里酥胸半露的雅丽珊卓，居高临下地用浓重的俄国口音对碧碧说。秀莎站在铺子后面的角落里侧耳凝听。“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对你女儿有意思，请我代表他来提亲。”

碧碧瞄向她的目光，似乎让摆在敞口箱子里的蔬菜全凋萎了。

“滚开。”

雅丽珊卓深吸一口气，用力之猛，连脖子上的水晶也叮当作响。

“很好，”她气炸了，“我该说的话都说了。或许下一回幸运来敲门的时候，你会头脑清楚，知道该好好把握。”

她昂首阔步往外走，发誓再也不来了。

猫婆一走，碧碧转头找秀莎，伸手就掴了她一巴掌。她叫秀莎回家做晚饭，别再痴心妄想等着拉赫曼来找她，因为她不会嫁给他，也不会嫁给任何人，更别想再用她的眼睛勾引其他男人。

碧碧直到半夜才关店，然后带着西瓜回家准备晚饭之后吃。她一切开西瓜，房里就弥漫着紫色风信子的香味，让她想起那个穿天鹅绒礼服的俄国钢琴家。

那天晚上她不得不睡在院子里——为了避开雅丽珊卓的香水味——第二天早上醒来犯了头疼。一整天在铺子里，客人不停抱怨东西闻起来都像“那个养猫的疯狂钢琴家”，她提早关门，去了澡堂，洗刷掉皮肤上雅丽珊卓留下的香水味，可是一回到家，邻居就尖声怪叫，说她毁了他们的晚餐，害他们的孩子生病，因为她在家里摆了风信子。

碧碧当时四十七岁，已经守寡十六年了。她不怕上帝，不怕恶魔，甚至也不怕伊朗古老神话里的邪灵。但是她由衷相信命运的力量，她明白，驱之不散的风信子香味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猫婆雅丽珊卓，是来自上天的预兆，预示着秀莎命中注定要嫁给拉赫曼。所以她没交代秀莎一声就出了门，直接闯到猫婆家。

“不准举办婚礼，”拉赫曼一开门她就说，“我不给嫁妆，也不要你的聘金。你星期四晚上可以带她走。到时候我不在家。”

就这样，美人秀莎嫁给了布尺拉赫曼，并住进猫婆的房子。雅丽珊卓知道光靠男仆的薪水拉赫曼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训练他当裁缝，放他出去自立门户。之后拉赫曼和秀莎搬出猫婆家，住在向碧碧租来的两间房里。每隔一年，秀莎就多添一个孩子。她母亲从未过来看她或孩子，但是每回生了女儿，她就捎话来要秀莎小心，因为迟早有个女儿会让母亲蒙羞。就在这时，仿佛为了取悦碧碧的命运诸神似的，罗珊娜诞生了。

1938年的夏季，异乎寻常地炎热干燥。城市周围沙漠吹来的尘土，在犹太区四处飞扬，给所有的东西——连小孩的睫毛和老太婆暗沉的下颔都不放过——盖上一层薄薄的沙膜。人们热渴难耐地醒来。动物变得躁动不安，在街头流窜。身穿黄金甲胄，带闪亮银剑的男子，骑马奔出古老童话的卷轴，来到这个永远渴求救赎的犹太区的阴暗后巷。

这是秀莎八年来第四次怀孕。她变得恍恍惚惚，心不在焉，对自己的孩子和日常生活起居都漠不关心。她在院子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总要挨到邻居觉得她快中暑了，把她拖进屋。她一进屋就躺下，对周围走动的孩子们视而不见，既不给他们弄吃的，也不给他们清洗。布尺拉赫曼很担心妻子的状况，去找犹太区最好的产婆姬瓦商量。姬瓦说秀莎是因为怀孕而出现了暂时的老化现象。

“这是由胎儿的血和母亲的血不兼容引发的。”姬瓦解释说，“等孩子出生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你老婆和这个孩子永远都理解不了对方。”

日复一日，秀莎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心不在焉。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她有整整七天没开口和任何人说半句话。拉赫曼吓得半死，找来一个水蛭仙，那人把秀莎的衣服褪下肩头，放了四条黑色的水蛭在她背上。尽管有水蛭在身上，但秀莎还是一动也不动地趴着，显然没感觉到穿透肌肤的痛楚。等身上的水蛭一被拿走，她就坐了起来，穿好衣服。

“我一直想着大海。”她对拉赫曼说。

拉赫曼从没到过海边。他只从猫婆雅丽珊卓说的故事里听到过大海的存在。雅丽珊卓说她曾经和丈夫搭乘俄国沙皇的御船横渡海洋。对拉赫曼来说，大海代表了他担心会夺走妻子的世界。

“我问过猫婆雅丽珊卓，”他骗秀莎说，“她告诉我，没有大海这种东西。大海是吉卜赛人说来诱拐小孩的谎言。”

秀莎轻蔑地看着他。

“告诉雅丽珊卓，她错了。”她说，“我们的北方有大海，南方也有。而在两座海洋之间，土地是红色和金色的，非常壮观。”

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连最乐观的人都已经放弃希望，不相信她会恢复正常。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有天早上，她醒来，唤着蜜黎安。

“去肉铺帮我买条羊腿。”她下达指令，“然后叫你爸爸去找产婆来，我要生了。”

清晨七点钟，拉赫曼走出家门去找姬瓦的时候，感到皮肤被阳光烫得起了水泡。暑热让通常拥挤不堪的犹太区街道冷清得像墓园。有那么一会儿，拉赫曼简直要以为是毛拉下达了屠杀令，吓得所有的犹太人全躲进地窖里了。

拉赫曼在产婆姬瓦位于犹太区第七道大门附近的房间里找到她。她正坐在那头异常矮小的骡子背上，一面用芥菜籽和蛋黄敷着肿胀的腿，一面祈求天降甘霖。她生来双腿就比常人短，所以一次顶多只能走个几步路，而行动不便让她变得肥胖笨重，浑身圆滚滚的像颗球。姬瓦年纪还小的时候，父亲为了让她能到处走动，就把她绑在小骡子背上，训练它在屋里行走，不跌倒也不撞坏任何东西。这头骡子是姬瓦长伴左右的同伴，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除非要上厕所，否则她根本就不下骡子。她甚至还坐在骡子上吃饭，连睡觉时也是半阖着眼，身子挺得直直地坐在骡背上入睡。时日一久，她的皮肤变成了骡子皮的颜色，她的声音和它的一样沙哑，而她的长相更是半像女人，半像骡子。

相对的，这头骡子为了证明它对姬瓦的爱，也让自己的身体没长到超出她这个小房间的空间限制，同时也让自己活得比正常骡子更长：在拉赫曼来敲房门这天，产婆姬瓦已经六十八岁了，而她发誓骡子至少和她一样老。

拉赫曼告诉她说秀莎快生了。

“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制止才行。”姬瓦丢下她那包芥菜籽，轻轻推着骡子，要它站起来。她是犹太区有史以来接生过最多新生儿的产婆，她清楚地知道，仿佛铭记《托拉》中的律法那般确定，怀胎八个月生下的孩子不是畸形儿，就是痴呆。

“七个月还好。”她对拉赫曼解释说。她脸上汗光闪闪，骡子豆大的汗珠也滴到地面上，汪成一洼水。“七个月大的时候，胎儿已经完全成形了。可是八个月的时候，胎儿会四分五裂，四肢和器官全都移了位，不在该在的位置上。而等进入第九个月后，所有的部位又都会再度回到原位，为出生做好准备。”

一抵达拉赫曼家，蜜黎安便朝他们奔来。

“妈妈在睡觉。”她迫不及待地报告说，“我给她煮了羊腿汤，润滑子宫，以防万一宝宝要出来了。另外，我把她的腿抬起来，叫她一定要等产婆来。”

姬瓦的骡子不必靠任何人指引就找到了秀莎的房间。它直接闯了进去，跪在床边。姬瓦卷起袖子，用蜜黎安端给她的那碗水洗净苍老多斑的双手，伸进秀莎的子宫里摸索宝宝的头。

“假警报。”她抽回手，又在水钵里洗了洗。骡子站起来，缓缓走回院子。“这天热得人头脑都不清楚了。”

一整天，天气都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但是那天深夜，一丝微风吹过犹太区，带来湿润空气与沁凉流水的味道，让雾气——浓重得看不穿的白雾——从烤得焦热的地面升起，穿过一幢幢盈满悲哀的房舍，拂过一个个欲望难耐，在睡梦中纠缠她们汉子的女人。黎明破晓时，白雾散去，太阳照耀德黑兰，但却照不到城里的犹太区：犹太区依旧沉寂静默，笼罩在蓝灰色的天空之下——宛如《圣经》中洪水浩劫过后的沙滩——散发着鱼腥味，那气味非常浓烈，浓得弥漫全城，浓得引来了穆斯林。他们在热得头晕目眩的中午转头一望，发现犹太人的那一角天空仍未破晓。

穆斯林向来深信“异教徒”会施展邪魔外道影响天地。他们聚拢到犹太区，却留在七道大门之外，生怕一踏进不洁之地就会被邪法缠身。他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天，而所有的犹太人却依旧深陷梦境，梦见里海的海水，梦见载着无穷欲望的斑斓色彩。只有秀莎清醒地躺着，怀里抱着她刚出生的女儿。

晚上七点，太阳出来了。就从那天起，德黑兰犹太区的昼夜时序永远改变了。

早在碧碧还没出门往秀莎家去——黑色长袍垂在脚踝边沙沙作响，水晶念珠在手腕上叮叮当当，手杖叩叩地敲打着地面，宛如暗夜食尸鬼的心跳——早在太阳迟了十四个小时才升起，大惑不解的穆斯林人山人海围满犹太区的那个晚上，碧碧还没跨进秀莎房间的门槛之前，每个认识这个老太婆的人都敢打包票，她准备亲口宣布罗珊娜就是那个命带厄运的孩子。

他们心中了然，根本不需要听碧碧讲任何理由，或等她提供任何证据。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就像上帝的存在，就像女人的卑微，就像猫婆雅丽珊卓打从来到犹太区之后就和那个负担她所有开销的亚述幽灵商人睡觉——这是不必证明就能确知的事实：罗珊娜害她妈妈怀孕的时候精神错乱，在绝无仅有的诡异状况下出生，而且已经在犹太区引起不下于大屠杀的骚动。她当然是命带厄运啦。碧碧绝对会这么说。

碧碧踏进屋里的时候，拉赫曼正套上裤子，一面对秀莎嘀咕说他刚刚一定才死而复生——否则怎么可能在她生产的过程中一直睡得不省人事呢。而偷人精塔拉叶则想尽办法要再进入梦乡，她刚梦见自己和一个金色皮肤、紫色眼睛的男人缠绵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就在这时，犹如上苍赐下启示般，房门砰然敞开，碧碧登场了。

她体型如此庞大，得弯下腰、侧着身子才能挤进门。

她走到秀莎身边，一把抱走女儿怀里的小宝宝。裹在旧毯子里的罗珊娜娇小苍白，嘴唇粉嫩圆润，眼睛圆睁，盯着人看。那双眼睛直盯着碧碧，让她不寒而栗。她把罗珊娜还给秀莎。

“这是带厄运的孩子，”她说，“可以的话就送人吧。再不然，你自己动手杀了她。”

猫婆雅丽珊卓十万火急地把拉赫曼找来。打从他结婚不当仆人之后，这几年她炒人鱿鱼的速度远比雇人还快，她没法像信任拉赫曼那样信任其他人。她唉声叹气说自己得了“厌倦”的毛病——她对目不识丁的邻居解释说就是精神痛苦的意思，因为和既不了解她也不欣赏她的人一起生活，让她觉得很受不了。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穿上蓬蓬裙礼服，盛装打扮，每天下午弹钢琴，不断扩张猫咪王国的版图，设计出更多精巧迷人的家饰来装点房子。从1938年的夏季到秋季，她有段时间关起门，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见她一面，一直到初冬时分才再度露面，曾纤细的腰线和粉妆玉琢的外貌已不复。她开始忙着采买大量的食品和生活基本用品，在家里囤积煤、糖和油，还有烟熏鱼、干果和米，把每一个房间及地窖都塞满之后，她才终于罢手，找来拉赫曼。

“战争就快爆发了。”那天她坐在她的躺椅上警告他，身上不是她惯常穿的天鹅绒丝缎礼服，而是下摆仅及小腿肚的普通棉袍，一头灰白的长发——因为长年卷烫而变得又黄又干——披散在肩头。拉赫曼总觉得她像在紧咬着下唇，怕将某个秘密脱口而出。

“我每天晚上都梦见莫斯科大火。”她对他说，表情神似受伤的动物，明明疼痛难耐，却又为自己的痛苦羞愧。“我看见墙上溅满我丈夫的血。大祸就要临头了，我们该做好准备。”

他躬身站在她面前，右手紧抓着左手，等待着。有那么一会儿，她仿佛已经说完想说的话，很不耐烦地看着他，就像以前他在她面前待得太久惹得她不高兴一样。但是，接下来，突然之间，她想起叫他来的原因了。

“你的孩子，”她说，记忆力犹存让她很兴奋，“你们去年生的那个女孩，害街头巷尾全是鱼腥味的那个。我听说她的眼睛很怪。”

她直直盯着拉赫曼，可是他就像训练有素的仆人般，始终低头垂目。

“看着我，”她颐指气使地下令道，“看这边。”

他抬眼看她。

“我听到一些关于那个女孩的谣言。”她说，“很可怕的谣言。我想告诉你，你一定得看好她。”

他好像没听懂。她在躺椅的扶手上使劲一拍，倾身靠近他，好像要把每个字都直接灌进他的脑袋里。

“我听说你老婆打算杀了那个孩子。”

战争果真在1939年爆发了。战火蔓延到苏联的时候，伊朗举国惊慌。拉赫曼早已冷清的生意更是无人问津。食物变得比以前更匮乏，有整整两年，犹太人什么事都不干，每天只竖起耳朵探听是否有纳粹从苏联挥军南下进犯伊朗的消息：当时伊朗的国王礼萨·汗比较支持希特勒而非盟军。他准许德国间谍进入伊朗，并且不顾英国的再三警告，拒绝了盟军借道伊朗运送急迫需要的战争物资到苏联去的请求。1941年，盟军入侵了伊朗。

他们在夜里举兵进攻，击沉伊朗的几艘战舰，如入无人之境似的飞越领空，仅仅几个小时就攻占全国。他们接收了粮田与工厂，把所有的粮食全挪供军队之用，禁绝贸易、商业与旅行。到了隔月的赎罪日，犹太人群集会堂忏悔罪行，感谢上帝赐给他们盟军——因为盟军拯救他们逃离了希特勒的魔掌——同时也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免于饥荒。

那天，四岁的罗珊娜很沮丧。她父母到会堂去了，留她和蜜黎安在家。所有的人都要斋戒——连正在哺育新生儿的秀莎，根本不了解为什么要不吃不喝的罗珊娜都不例外。随着气温越来越高，罗珊娜口舌越发灼热干燥，她不断问蜜黎安要水喝。没办法，蜜黎安只好向她解释身为犹太人不得不守的戒律，要她起码挨到中午才能喝水。罗珊娜站在门边，等着那个背上捆着水桶卖饮用水的男人出现。但他根本没现身，于是她跑到街上，坐在干涸的水沟边等待着。等着等着，她突然想起邻居家有个贮水槽，就忙不迭地跑去找。

没人听见她怎么掉进去的。几分钟后，蜜黎安在家附近到处找不见，才发现罗珊娜失踪了。过了整整二十分钟之后，她才在邻居的水槽里找到漂在水面上的罗珊娜。这孩子肯定已经溺死了。

人们把浑身肿胀的罗珊娜捞出来，其他人围拢过来盯着她看：她的皮肤蓝得透明，指甲发紫，一大群白色的水虫从她头发里爬了出来，爬到她周遭的地面。这时她叹了口气，宛如悠然醒来的天使，嘴里涌出一注清澈冰凉的水，溅湿了每个人的鞋子。她张开眼，双眸闪着荧光。

“妈妈说我该喝水。”她对蜜黎安说。

1943年，天花肆虐德黑兰。小鸡夫人善恩的丈夫是第一个得病的人，但是他发病很快，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之前就死了。最初三天，他浑身发热，高烧不退，抖个不停。第四天早上，他老婆进房间时，发现他的身子已经硬了。她跑到养小鸡和公鸡的院子，发现所有家禽就算没死的，也已经丢了半条命，奄奄一息。这些鸡他们本来是要卖给犹太屠夫的。她想警告大家提防来袭的传染病，但是没有人理她。新颁布的法律准许犹太人住到犹太区之外，小鸡夫人善恩是第一批受惠者。她住进了环抱德黑兰城的北山丘上的一座谷仓里，地点非常荒僻，因此没人想到她丈夫的病会传染给其他人。

但是在她丈夫葬礼过后几天，有位陆军医院的医生病倒了，症状和善恩形容的一模一样。接着，拉赫曼所剩不多的客人，一位十六岁的新娘，也高烧不退。转瞬之间，疫情便在犹太区一发不可收拾。

这年罗珊娜五岁。她听见父母谈起新近染病的人，说医院人满为患，拒收病患，而医生和护士拼命照顾病人，最后自己也病倒了。罗珊娜感觉到恶疾迫近的威胁，那股温温热热的恶臭，犹如一头骇人野兽呼出的气息。她看见一具具赤裸而惨白的尸体，被裹在便宜的帆布里，捆在哀伤的亲人背上，一路扛到犹太墓园去。没过多久，她就觉得自己家里也有了疾病的味道。

“这里闻起来有病味儿。”她对蜜黎安说。但是蜜黎安叫她别再说蠢话了。

“天花根本没有味道，”蜜黎安反驳她，“我听说它是靠水传播的。”

即便如此，罗珊娜还是坚持说她在家里的许多角落都看见发烧的热气，还指着几个地方说那里的味道最浓。1944年春，拉赫曼病了。

秀莎送他到济世医院，回到家时，她遵照医生的指示，烧掉了他所有的衣服。孩子们聚集在院子里，看着他们父亲的衣物被付之一炬。邻居们交头接耳说秀莎一定是疯了，不知在搞什么巫术，不过呢，天花既然是上帝的作为，就算她烧掉自己的房子和家当，也制止不了。

他们的说法倒也没错，因为就在那天晚上，秀莎唯一的儿子发病了。隔天早上，连苏珊也发烧了。秀莎知道自己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就会落得一无所有，于是鼓起勇气，去找那个她认为连死神都能吓跑的人。

碧碧穿着一袭浆洗到发硬的塔夫绸长袍跨进门来，只斜着眼瞄了罗珊娜一下。

“是她的错，”她开门见山地说，“是她把病带进来的。”

这是事实，秀莎绝望地对自己说，是罗珊娜先在家里谈起这病，才招来了病气；说不定她根本就希望家人得病；说不定是她在那些个展翅飞向秀莎从未听闻过的奇乡异土的夜晚，在睡梦中带回了病气，传染给其他人。

“有她在，你只会厄运缠身。”说完预言，碧碧就开始工作。

她把所有的门关紧钉牢，叫健康的孩子别靠近病人。她把染病的孩子集中在一个房间里，把自己和他们一起锁在里面。因为药品短缺，所以碧碧既不可能有疫苗，也没有办法拿到解毒剂，她只能靠着草药和每天用水蛭放血来治疗生病的孩子。为了驱走罗珊娜带进秀莎家的邪气，她用火盆装满煤炭，点上火，然后拿一个生鸡蛋写上罗珊娜的名字，摆在煤炭上，希望蛋会爆裂开来。她用野生的芸香籽烧出又浓又臭的烟，熏着罗珊娜的脸，熏得女孩泪眼婆娑，而她自己也恶心想吐。她掌心握着一把盐，兜着它们在苏珊和巴赫朗的头顶绕了个圈，然后把盐撒向罗珊娜。

至于秀莎呢，她诵经祷告，哭个不停，甚至动手做杏仁泪，这需要很长时间，也要耗费很大的心力，但它是在其他方法尽皆失败之后，用来寻求奇迹出现的唯一法子。一个星期过去了。第八天，碧碧从生病孩子的房间里出来，看着虽然疲累，却得意洋洋的。她宣布，生病的孩子都活下来了。

“去小鸡夫人善恩家，买一只公鸡来献祭。”她命令秀莎道，“带那个邪气的孩子一起去，一定要她亲眼看着鸡血洒出来。把鸡血装在瓶子里带回来，再带上小鸡夫人帮你写好的献祭经文。然后我们把瓶子挂在孩子房间外面。”

秀莎苍白颓丧地站在她母亲面前，眼睛紧紧凝望着碧碧的眼睛，嘴唇颤抖，仿佛想开口招认一桩她尚未犯下的罪行。她已经暗暗计划要杀掉自己的女儿。

她们走到犹太区边界，雇了一辆马车，搭到善恩的谷仓去。秀莎原本只想带罗珊娜一个去，但是蜜黎安坚持她和塔拉叶也要一道去。她们远远就看见了善恩的房子——一座位于泥土路中央的小棚屋，屋顶的一侧加盖了一个房间，看起来怪模怪样的。有个身影在那个屋顶房间里对着她们挥手。走近一点的时候，窗里的身影消失了，几分钟之后，又从大门冲了出来：她又瘦又小，穿着一件男式的白衬衫，袖子挽了起来，并用一条普通的绳子把西式长裤系在腰上。头上那顶军用硬帽是她从盟军手里买来的，自己在帽檐上装点了一圈白色纸花。

“请进，请进。”小鸡夫人善恩有点得意地招呼每个人。院子里有不少小鸡，地面上堆着整整五厘米厚的羽毛，混杂着干掉的鸟粪。善恩带秀莎到谷仓，开始沿着架在外墙的梯子往上爬，爬上谷仓的屋顶，进到她搭盖在屋顶上的那个房间，最后再爬上那个房间的屋顶。她站在屋顶上，活像个穿男装的稻草人，对着秀莎和孩子们招手。

“上来吧。”她放声大喊，“从这里望下去，风景漂亮得让人抓狂。”

她看孩子们不敢爬上梯子。

“来吧。”她又大笑道，“往下看才会觉得可怕。”

屋顶是平的，离地有三层楼高，铺着草席，还摆着大枕头、火盆、一根水管和一只烧炭火的铜茶壶。善恩盘腿坐在铜茶壶旁边，咧开缺牙的嘴对着孩子们笑，把红茶倒进指头大小的玻璃杯里。她问起拉赫曼和碧碧，教秀莎该怎么照顾生病的孩子。太阳开始西斜，夜幕渐渐低垂，她喝了一杯又一杯滚烫的热茶，娓娓道起自己的人生故事。

她父母一辈子都在养鸡。认识丈夫的时候，她才十三岁，他不顾父母反对，娶了她。他父亲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母亲头披黑纱，带着一把火灰来参加婚礼，她把灰撒在头发上，代表心中的哀痛。

小鸡夫人善恩生了五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健康，一个比一个聪明。她送他们去上犹太区的学校，然后上德黑兰的高中，接着申请奖学金赴法国留学。现在他们全当上医生了，工作太忙，地位又太高，没办法回到犹太区来。

她一直说一直说，说到黄昏转入薄暮，薄暮变成黑夜。她的声音甜美如青春少女，心情轻松快活，仿佛很庆幸有秀莎为伴。天色越来越暗，罗珊娜看着讲个不停的善恩，不知不觉趴在蜜黎安身边，缓缓入睡。

突然有只手拉了拉她的脚。她张开眼睛，看见姐姐们已经开始爬下梯子。善恩还是滔滔不绝，一面忙着拉毯子，给火盆添火，一面告诉秀莎说她们应该留下来过夜，真的，虽然礼萨·汗已经在国内实施军管，但是一个犹太女人带着三个女儿在夜里长途跋涉还是件很危险的事。

“过来。”秀莎拉着罗珊娜的手，“我们下去吧。”

罗珊娜压根儿没想到该逃。

多年之后，月姑蜜黎安回想起那天夜里的事，还感到一股悠远的恐惧，重温那段经历让她浑身战栗。天幕上星辰密布，月亮宛如明镜映照着地球。月光下，罗珊娜苍白娇小，眼睛半闭，蓬松的鬈发披散在脸周围；身穿着褪色的蓝色旧棉袍和从姐姐那里接收来的大了两号的旧鞋，看起来全然不像凡人——她是个天使，蜜黎安想，是个从天而降，停歇在善恩屋顶的天使。

就在那时，周遭隐隐骚动。一阵微风，宛如邪魔呼出的气息，再不然就是一只盘踞黑夜的灵魔在睡梦中一翻身，倾覆了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平衡。霎时，院子里的小鸡开始惊声啼鸣，拍打着翅膀，天空上出现一群鸽子，宛若一抹灰色的阴云，羽毛片片飘坠，遮蔽了明月。秀莎把罗珊娜推下了屋顶。

“别！”蜜黎安尖叫道，但是太迟了。

罗珊娜仰面落入夜色，缓缓下坠，展开双臂，双腿放松，宛如浮在水面上的泳者。她往下坠落，一点声息都没有。鞋掉了，眼睛大睁，却并不恐惧。就在快要碰到地面的时候，她开始上下挥动手臂，仿佛第一次展翅飞翔的小鸟——寻找身体的平衡，品尝着空气的滋味，爱上飞翔的自由。接着，她更有自信地摆动双臂，飞得越来越高，掉头越过善恩家院子的围墙，远离秀莎的身影和她那双行凶的手，远离德黑兰和它的恐惧，飞向白雪皑皑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的顶峰，然后越过山峰，飞向波涛汹涌的里海。

事后，每个人对那天晚上目睹的事都有不尽相同的回忆。月姑蜜黎安说罗珊娜长出了翅膀——是那种有银色与白色羽毛的天鹅翅膀——往北飞，飞得越来越远，最后变成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白点，然后消失无踪。塔拉叶佐证了她的说法，还有一些住在那条路上的邻居也说，夜里被鸽子惊叫的声音吵醒，看见一个有白翅膀的女孩飞过他们家的屋顶。小鸡夫人善恩不记得自己曾见到什么翅膀。她说罗珊娜像鬼魂一样飘了起来——轻若无形，靠着双臂就飞了起来——而且罗珊娜一直是清醒着的，她意识清明，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善恩的说法格外让秀莎胆战心惊。她不知道善恩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秀莎坚称，是一大群鸽子突然飞拢过来涌起的强劲气流，把罗珊娜给吹走了。

然而，就连秀莎也无法否认，那天晚上罗珊娜的确消失了五个小时，等她终于回来的时候，现身地点也是她自己选择的：在济世医院门外的台阶上，因为她要去找爸爸。罗珊娜光着脚，惊恐万分，衣服碎成一条条的，夹杂着树叶，脸上满是尘土。她的瞳孔放得很大，看起来像个猛然面对强光的梦游者。

护士告诉她医院不准探病，因为有被传染的危险，而且话说回来，像她这个年纪的小孩，说什么都不该一大清早自己一个人在城里晃荡。罗珊娜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吵嚷吼叫，拼命想冲进大厅里，弄得护士长只好从背后一把抱住她，要把她拎出去。罗珊娜张口使劲咬住护士长的小臂，咬到皮开肉绽，护士长痛得松了手。罗珊娜跑上台阶，一群警卫和护士追在后面，等他们终于在二楼逮住她的时候，她已经放声大喊拉赫曼的名字好多遍，把其他病人吓得抓狂。

负责城内安全的宪兵被招来帮忙。宪兵是徒步过来的——他们的车子好几天前就已经没油了。他们瘦弱的身躯上松垮垮地挂着褪色的制服，肩上扛着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使用的过时武器。几番奋战之后，他们让罗珊娜安静下来，然后带她回家。那时，秀莎和孩子们也都回到家了。此前她们在泥巴路和善恩谷仓周围光秃秃的山丘上四处搜寻罗珊娜，却始终找不着，累得精疲力竭。

罗珊娜一看见秀莎，就本能地奔过去，想要得到妈妈的抚慰。但是，她突然停下脚步，抽身后退。有那么一会儿，她呆呆地一动也不动，嘴唇泛白，然后垂下头。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她轻声说。

从那天起，打出生就百依百顺的罗珊娜开始像被千百恶魔附身了。或许是因为她曾经和死亡天使加百列打过照面，永远忘不了；或许是因为她从屋顶摔下来的时候震坏了脑袋；再不然，就是她无法接受，看起来这么爱她的妈妈竟然想杀掉她。无论原因何在，自从展翅飞翔过后，罗珊娜就变得躁动不安，她没办法在同一个地方坐太久，随时急着保护自己远离不管是真实还是假想的危险。她几乎再也睡不着觉了。

在家的时候，她不听蜜黎安与秀莎的话，只要她们想打她，她就动手还击，她们想把她关起来，她就逃得远远的。她总是过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回家，浑身带着血迹，蓬头垢面，脚上的鞋子湿答答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一副准备吵架的样子，所以没人敢惹她。拉赫曼出院回家以后，她暂时安静了一段时间。从知道是秀莎动手推她——不只是那天晚上把她从屋顶上推下去，还有赎罪日那天，趁她口渴的时候，把她推到邻居家的水槽里——的那一刻起就挥之不去的恐惧在拉赫曼回家之后暂时消失了。但只是暂时。罗珊娜知道秀莎怕她，她知道秀莎偷偷掉眼泪，低声对拉赫曼说：“把她送走吧。我好怕她。”罗珊娜心知肚明，而且她对自己也起了疑心——她怀疑自己真的很邪恶——弄得她快抓狂了。

两年过去，战争结束了，但是盟军继续占领着伊朗。拉赫曼一贫如洗。他的子女挨着饿。他的妻子一直提心吊胆，担心罗珊娜会害他们大祸临头。拉赫曼自己则怕秀莎会再次对罗珊娜下毒手。

因此，在罗珊娜满八岁那年，拉赫曼的所作所为一点不让人意外，他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一面挽救家庭生活，一面拯救罗珊娜的生命——他要找个愿意收留罗珊娜的人，把她像个蹩脚礼物一样包好，送走。

猫婆雅丽珊卓把拉赫曼叫到家里去，说她又在找仆人了。过去十二年，她用过三十多个男仆。这一次，她说，她打算雇个女仆。

“男人动作慢又迟钝，天生就很难管教。”她对拉赫曼说，“去萨卜泽瓦尔附近的村子，替我买个聪明伶俐、可以训练来服侍我的年轻女孩。”

雅丽珊卓要拉赫曼去做的并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农家父母把孩子卖到城里替有钱人家工作是常有的事。雅丽珊卓准备付一大笔钱，买个聪明伶俐的女孩。一听到她的要求，拉赫曼就知道这是个绝对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他吞吞吐吐地问猫婆，与其找个农家女孩，她或许可以考虑一下他的女儿？

“你想要她留在这里多久都没问题。”他说，但是没提他心里想的是哪个女儿，“而且你一文钱都不必给。我唯一的请求是，让她每天去学校上几个钟头的课。”

这时是中午十二点，雅丽珊卓正在家里的院子中吃早餐。她撑开伞，免得细腻的皮肤被太阳摧残；蓬蓬裙礼服重见天日，因为她腰臀多余的赘肉都已销声匿迹；而头发呢，那头用从黑市买来的一加仑[3]英国啤酒清洗保养的头发，在头顶上盘成足足有五十厘米高的圆锥形，用上百个发夹固定成髻。一如往常，她在餐桌上铺了上浆的亚麻桌布，摆上昂贵的瓷器，把看歌剧用的眼镜摆在盘子边。这会儿，她拿起眼镜，仔细端详着拉赫曼。

“我要的是个可以一辈子留在我身边的女孩。”她冷冷地说。她的视力一直都不太好，从盟军占领以来更是持续恶化，现在就算靠着歌剧眼镜，她也只看得见模模糊糊的轮廓。可是她的自尊心太强，不肯承认自己需要眼镜，而且也还维持着惯有的自信，所以就连在她视力尚可时与她朝夕相处的拉赫曼，也没注意到她已经差不多全瞎了。

“你可以一辈子把她留在身边。”他说，突然羞愧得满脸通红，垂下目光盯着鞋尖。

雅丽珊卓放下眼镜，让拉赫曼回到近日以来时时笼罩在她身边的茫茫白雾里。她心想，看不见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可真是惬意啊。她啜着咖啡，把椅子往后挪了一点，躲进伞影里。

“你要把大家都说是坏胚子的那个女儿给我。”她说。

他还是垂着头。

“我听说你老婆把她从屋顶上推下去，想杀了她。”

他不肯抬头看她。

“你早该知道的。我警告过你。”

拉赫曼竟然没反驳。他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发生，让她很愤慨。

“你真丢脸。”她说。拉赫曼被激怒了。

雅丽珊卓受够了。

“好吧。”她站起来，“把那个女孩带来吧，我得先看看她。”

星期四下午，拉赫曼带罗珊娜到市场去，给她买了一件新袍子、一条甜面包和她生平第一双新鞋子。他告诉她，新鞋不能穿上街，因为会弄脏弄坏，她得拎在手上，等到了目的地再穿上。

罗珊娜欣喜若狂，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好事，让爸爸对她这么好。那天和拉赫曼一起走出市场的时候，她下定决心要改正所有的过错，让自己值得拥有这些珍贵的礼物。

但是，拉赫曼没带她回家，而是去了猫婆家。

他们进门的时候，雅丽珊卓坐在钢琴前面。她一抬头，看见两个人影，一高一矮，她知道是拉赫曼带女儿来了。在钢琴上摸索了一阵之后，她想起自己把眼镜留在卧房里了，于是只好用那双患白内障的眼睛使劲儿瞧罗珊娜。雅丽珊卓的麻烦就此开始，因为她看见的不是一个有棕色鬈发与白皙皮肤的女孩隔着茫茫白雾在对她微笑，她看见的是她自己。

雅丽珊卓出生在俄国与伊朗交界的奥鲁米耶。她母亲是个天生失明的钢琴老师，出门的时候总是在眼睛上蒙一条白色蕾丝巾，在脚踝上挂一串细小的牛铃，提醒沿途的人她看不见。她没和雅丽珊卓的父亲结过婚，也没有其他的亲戚或朋友，一辈子都担心自己死后没有像样的葬礼，所以打从年轻时代就拼命攒钱准备后事。她无视自己和雅丽珊卓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攒下每一分钱，藏在钢琴里，留作葬礼之用。

母亲过世的时候，猫婆雅丽珊卓二十二岁。她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离开奥鲁米耶，嫁个有钱人。此时她面临抉择，是要办场像样的葬礼完成母亲的遗愿，还是要抛下母亲，利用这笔钱远走高飞。最后，她把母亲的遗体就那么丢在了家里，没入棺也没入土。

她趁夜逃走，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忘了那个老太婆。她觉得，活着的人既然这么需要钱，就不该把这笔钱浪费在死人身上。她告诉自己，她总有一天会回去，只要她找到有钱人结了婚，就会回去。她会找到母亲的尸体，办场母亲一心想要的隆重葬礼。

在莫斯科，雅丽珊卓嫁给了沙皇麾下的一位将军。后来他死了，但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死在暴徒的手里，而是因为欠赌债打架丧命的。雅丽珊卓再次孑然一身，也不得不再次想办法脱身。

她遇见了另一个男人——一个没什么雄才大略，但娶了有钱老婆的亚述商人。那个老婆当然了解男人都有生理冲动，所以一夫一妻制是行不通的。不过呢，她很有钱，有钱的女人才不像穷人那么在乎什么生理问题。于是呢，不想惹恼老婆而痛失财源的亚述人，只好把他和雅丽珊卓的婚外情藏得不见天日。

他安排她住进犹太区。这里离亚述人住的地方非常远，远得让他老婆绝对听不到这桩绯闻的风吹草动。他相信自己和雅丽珊卓的恋情只是逢场作戏，只要一嗅到危险或她年老色衰，他就会马上走人。但是，雅丽珊卓用优雅世故的欧洲风情与歌剧演员似的艳丽妆容魅惑了他，用迷离奇幻的故事和虚妄不实的习性引诱他踏进蛛网，越陷越深，终致无法脱身。每天晚上，犹太区沉沉入睡之后，他就偷偷穿过巷弄到她家里来，和她交欢直到破晓。没人见过他，连替她服务了七年之久的拉赫曼也没见过，连搬出大宅自立家业之前有一小段时间和猫婆住在一起的秀莎也没见过。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真的，除了一个不小心，竟让那个没心肝的绿眼黄发怪物来到世间。

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雅丽珊卓怀了亚述情人的孩子。她告诉他的时候，他要她故意跌下楼梯，流掉孩子，但是雅丽珊卓不肯。于是他叫她把自己锁在房子里，别让人知道她怀孕了。孩子生下来之后，他带回自己家里抚养。他告诉老婆说，女孩是个远房亲戚留下的孤儿。他老婆信了他的话。他们雇了个奶妈，让孩子在家里无忧无虑地长大。

猫婆雅丽珊卓从没问过情人，他们女儿叫什么名字，或她长什么模样。她从来不觉得把女儿送走有什么好丢脸的，因为她头脑很清楚，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没有真正的选择——因为赌注这么高，而胜算又这么低：她明白，选了女儿，就要失去情人，而没有情人，她就会穷困潦倒，孤苦无依，被弃之如敝屣。拉赫曼带罗珊娜来的那天，猫婆看着面前的女孩，就像看见了她自己：一个别无选择的女孩。

“让她留下来吧。”她说，并挥手要拉赫曼回到迷雾里。

起初，罗珊娜适应得很好，雅丽珊卓让她目眩神迷。她的模样，她的气味，她整日带着成群猫咪和已故沙皇的回忆在屋里到处转的生活，都让罗珊娜着迷。一身浆烫得笔挺的蕾丝花边与印花丝缎，头发飘着香水味儿，睫毛刷得又浓又黑，雅丽珊卓活脱脱像个陶瓷娃娃，像蓝眼罗特菲还没在郁金香大道开铺子之前在自家地下室卖的那种娃娃。

无论是雅丽珊卓主宰之下的静默，还是走廊里她自己脚步声的回音，或是那些没人住的空房间，摆着的不用的家具，都让罗珊娜叹为观止，啧啧称奇。猫儿躺在雅丽珊卓床上，猫儿舔着钢琴脚上的金叶镶边，猫儿在屋里的每个角落瞪着她看。

每天上午雅丽珊卓都在睡觉，直到罗珊娜从学校回来，替她端上咖啡才醒来。接着她要在梳妆台前面耗上三个小时，给头发卷上小发卷，把眉毛拔得精光，再重新画上两道眉；然后，把身体塞进紧身衣里，开始烦恼该穿哪件礼服，配哪串珍珠。等罗珊娜上完下午的课回来，猫婆也打扮停当，准备登场了。

她下午三点钟吃午餐，五点钟喝咖啡，赶在太阳快下山前踏进音乐室。这时，音乐室里灯火辉煌，表面覆着黑漆的钢琴闪着光泽，灿烂如展示柜里的珠宝。罗珊娜拉开窗帘，让每天定时聚集在窗外的褴褛孩童与无业老人饱览女主人的丰采。雅丽珊卓以王公贵族的高贵仪态面对观众，屈膝致意，坐了下来。刹那间，她已化身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的首席钢琴家。她是沙皇最美丽动人的朝臣，在莫斯科歌剧院满座的观众面前展现千载难得一闻的琴艺。

琴声一波波涌起，衬着灯光，满室回荡，宛如阵阵波涛，在四墙之间跃动。雅丽珊卓打个信号——几乎无法察觉地微微点头——罗珊娜就打开所有的窗户，让琴音流进犹太区。乐音飘过巷弄，穿透墙壁半塌的房舍，唤醒两千年来始终沉睡在逆来顺受之中的犹太人，让他们在那一瞬间涌现奋起抵抗的渴望。

雅丽珊卓弹奏肖邦、贝多芬与舒曼，没有人知道她弹的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分辨她弹得好不好，因为他们以前从没听过像这样的音乐，也不知道该抱持什么期待。然而他们每天都来，不管日晒雨淋，顾不得午睡，牺牲在凉爽的咖啡馆喝热茶的乐趣，只为了来欣赏这个养了一大群猫的奇女子，欣赏这迷离国度的疯狂奇观。

天黑之后，雅丽珊卓回到卧房，倚在她的躺椅上，看书直到半夜。她给这条躺椅取了个女人的名字——约瑟芬。她告诉犹太人说，约瑟芬是伟大的战士拿破仑·波拿巴挚爱的女人，他封她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后。多年之后，罗珊娜的姐姐洛雪儿用这把椅子的名字给自己的女儿命名，希望她长大之后也能嫁个帝王。

上床之前，罗珊娜会在房子里绕一圈，点亮烛台，哼着雅丽珊卓弹奏的旋律，感到乐音在黑夜里隐隐回响。

罗珊娜在学校里会碰到姐妹们，但是她不敢问起父母，也不敢问她为什么非要永远住在雅丽珊卓家不可。她知道，这是为了惩罚她，因为她不听话，因为她床上满是羽毛，因为她如影随形的厄运。她知道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迫在孩提时期就离开家的女孩：很多女孩被送到遥远的城镇去工作，再也见不到父母；还有很多女孩在青春期还没开始之前就被嫁掉，或被送给无法生育的亲戚。

然而，罗珊娜还是觉得妈妈很讨厌她。

“这不是你的错。”有一回蜜黎安对她说，“妈妈怕她自己会没命，她以为把你送走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事到如今，船锚已断，罗珊娜只能孤零零地迷失在大海之上。

她明白了现在雅丽珊卓的房子是她唯一的家。她认真工作，想尽办法不被思念父母的情绪或梦中所见的人事景物惹得心烦意乱。然而，每天早上醒来，她眼里看见的还是映照在里海碧蓝水面的金色阳光；而一走出房间，她就踏进了雅丽珊卓的回忆里：回忆的幽灵在这屋里到处走动，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比生命本身还要来得真实。

罗珊娜看见年轻的雅丽珊卓，穿着粗衣布衫，但总带着高人一等的神态。那女人不停念叨着她丢下的棺材和没下葬的孤零零的尸体，她说，她把尸首丢在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城市里，她再也回不去了，因为市名改了，边界不见了。除了在老人家的记忆里，那里的大街小巷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罗珊娜也看见雅丽珊卓的母亲：在雅丽珊卓弹钢琴的时候坐在她身边，手拍着大腿打拍子，脚踝上挂着麻风病患的铃铛，手指上戴着廉价的戒指。

只有那个像鬼魅一般的情人从未在罗珊娜面前现身。

他很高，罗珊娜从他抵达时地板吱吱嘎嘎的声音判断。他总是在罗珊娜上床之后才来。她看得出来，猫婆雅丽珊卓很怕他有一天会抛下她，在清晨离去后，永远不再回头：每天晚上，在他抵达之前，罗珊娜不论走到哪里都听得见雅丽珊卓的心跳声。等他终于来到之后，雅丽珊卓才如释重负地舒一口气。猫儿被赶下床去，恨恨地喵喵叫。一会儿之后，有个轻微的金属声响起，像个铃铛在轻轻敲着床头柜的陶瓷镶板。

罗珊娜来到猫婆家六个月之后，那个鬼魅般的情人不再到访。

有天晚上，雅丽珊卓等他直到天明。她在屋里，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开门，关门，然后又开门。一直到第二天的午餐时间，她还在等，等到天黑，他还是没来。

第三天晚上，雅丽珊卓打从午夜时分就站在窗边，不肯走开，生怕错过情人跨进院子的身影。天亮罗珊娜到鱼池洗脸的时候，雅丽珊卓还躲在卧房的层层窗帷后偷偷往外看。她自尊心太强，不愿让人看见自己。

罗珊娜伸手入水，拍散了一个十分眼熟的鬼魂倒影：一个有双绿眼睛，穿着漆皮皮鞋的女孩。她双手舀起水，把那个鬼魂的倒影往脸上一泼。

“走开。”她心烦意乱地对那个鬼魂倒影说。她对神出鬼没的身影已经习以为常，早就懒得去分辨他们是真是假。“今天猫婆没心情见你。”

女孩映在池里的倒影一动也不动。在她身边，罗珊娜看见一个男人的倒影，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男人。

他很高，头秃秃的，嘴唇红得有点过分；身穿背心口袋露出一截表链的欧式西装。相较于身体的其他部位，他的腿显得很肥。

罗珊娜转头看站在她面前的男人和女孩。

“雅丽珊卓告诉我你会飞。”他对罗珊娜说。

他的声音轻轻柔柔的，像女人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他身体微微往前倾。他一脚踩在鱼池边上，手肘靠着大腿，微微笑着。

“这是我女儿。”他指着那个穿白皮鞋的女孩说。

“你们两个年纪应该差不多。”他说，“她要来和你们一起住。”

那女孩穿着浆得笔挺的白衬衫，深蓝裙子，蕾丝花边的白袜，鞋子新得像没穿过似的。在她身旁的地上，罗珊娜看见一个棕色的硬纸板手提箱立在尘土之中。

“她叫茉希狄。”那男人用舌尖舔舔红润的嘴唇。“她还不会讲波斯语，只会说亚述语，不过她很快就可以学会了。”

他望着自己映在鱼池里的倒影。

“而且呢，”他说，“你要帮我带个口信给雅丽珊卓。”

霎时，所有的鱼儿开始狂乱游动。罗珊娜抬头望向猫婆的卧房。她知道雅丽珊卓正透过她的歌剧眼镜看着他们。

那男人有点犹疑。

“告诉她，我不能再留着这个孩子了。”他说。他脖子上开始冒出汗珠，汗水顺着洁白的衬衫领往下淌。他看看茉希狄，看看卧房窗户，又回头看着罗珊娜。

“告诉她，”他吞了吞口水，“我不能再来了。”

鱼儿钻进池水深处，没再现身。男人呼了一口气，直起身子，勉强走到女孩身边。他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对女孩轻声说了几句话，指背轻抚着女孩的脸庞。茉希狄缩了一下，没抬眼看他。他没办法，只好把原本的话再说了一遍，指指房子，一面对罗珊娜点点头。女孩一句话都没回答。

罗珊娜觉得这个女孩很坚强，坚强得吓人，不管成年人想怎么样，都打定主意绝不理会。他掏手帕揩掉手上的汗水时，她看见他左手无名指上的黄金婚戒。

“再见。”亚述人对罗珊娜说，想挤出微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一整个早上，罗珊娜和茉希狄彼此对望着。

茉希狄还是站在池边——一身富家千金的行头，洁白无瑕的袜子，系着深蓝宽缎带的白色草帽，她看起来如此完美，一点都碰不得的样子。站在她面前，罗珊娜那么渺小无助，很清楚自己和茉希狄没得比，一心只想要取悦她，只想求她别再用这种嫌恶的眼神看着自己。

接近中午的时候，罗珊娜猛然想起自己今天没去上学，而且也已经一整天没看见雅丽珊卓了。她走到雅丽珊卓房门口，敲了敲门，但是没人回答。她等了又等，不敢再次敲门。

“走开。”一会儿之后，雅丽珊卓的声音穿门而出。“我需要你的时候会叫你。”

罗珊娜走进厨房，找出前一夜的剩菜。她把饭菜摆在盘子上，忍耐着饥饿，端到外面给茉希狄。

“拿去，”她把盘子放在池边，为自己的慷慨大方而得意洋洋，“这是给你的。”

茉希狄瞥见饭菜的那一瞬间，罗珊娜就羞愧地一缩：顷刻之前还显得如此新鲜可口的东西，在这双富家千金眼睛的绿色光芒之中，立刻变得腐臭，变得难以下咽了。罗珊娜像粘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无法决定该不该把餐盘端走。过了一会儿，趁茉希狄转头看着别处的时候，她伸出手，悄悄取走盘子。

后来，她看见茉希狄坐在池边，膝盖几乎抵住行李箱，但背还是挺得笔直，决心和全世界对抗。一直到晚上，茉希狄都还是一动也不动。

“你可以到里面来睡。”罗珊娜对她说，但一点用都没有。

院子里很暗，充斥着犹太区夜晚的各式声响——从街头传来的喃喃低语，回荡不歇。鱼池里暗影浮动，多彩的金鱼在月光下闪着荧光。罗珊娜怀念家里的众声喧哗，姐妹们坐下来吃饭或忙着做家事，秀莎喂着小宝宝或帮拉赫曼做衣服。看着一头黄色头发，全身白衣的茉希狄，罗珊娜比以往更觉得自己寂寞孤单，她好希望自己像茉希狄这般坚强，好希望妈妈留她在身边。

她在雅丽珊卓卧房外面的地板上睡着了，一整夜都梦着秀莎。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对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她看见自己躺在地上，什么都没盖，身上穿的还是学校制服，而雅丽珊卓的门还是锁着的，窗帘还是拉上的。罗珊娜于是站起来，去院子里看了看。她还在，猫婆雅丽珊卓和她那个有妇之夫情人生下的绿眼睛女儿，穿着深蓝色的百褶裙，坐在鱼池边，看起来精疲力竭，一脸苍白，但还是——还是没被击倒。

月姑蜜黎安打从在雅丽珊卓家院子里看见茉希狄的那一瞬，就很讨厌她，因为她傲慢得不得了，一句话都没说就把罗珊娜给惹哭了。罗珊娜劝不动茉希狄进屋里去，也没办法把雅丽珊卓哄出卧房，只好到学校找蜜黎安求救。她们一直等到下了课，校长睿智太太放学生回家之后，才一起走到猫婆家，一路上，罗珊娜都紧抓着蜜黎安的手。

蜜黎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修长苗条，出落得比同龄的女孩都标致，尽管有家族遗传的问题，还是吸引求婚者们不顾一切地上门提亲。但截至目前，来提亲的都是有缺陷的男人，他们知道要讨老婆就得做些让步。性情温和、美貌绝伦的蜜黎安，配那样的男人显然是浪费，所以她父母也舍不得把她嫁掉。

当然，蜜黎安一点都不质疑父母的判断力——虽然她已经十五岁，就快到女生开始变老再也嫁不掉的年龄了。她天生就温驯听话，对任何命运都逆来顺受。她具备女人的美德，一向谦卑恭顺，而且也不相信美貌是她踏进幸福人生的垫脚石。她在学校里用功读书，听老师的话，从不卖弄学识，也不曾吐露心中的秘密——在中学毕业之后还想继续升学。从年轻时起，蜜黎安就相信忍耐——接受人生带来的失望，让自己不致崩溃的力量——是人类最崇高的品格。她成天穿着严肃的黑色与悲伤的棕色衣服，把头发盘成紧紧的发髻，很少解开，年纪轻轻，就浑身散发出一股准备要当老处女的气息。她自己负起的责任比其他人加之于她的更多，连最微不足道的欢愉都唯恐避之不及，生怕它们会让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受到污染，随时准备好面对最糟糕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在见到茉希狄之后，她才会这么突然又长久地记恨上茉希狄。

她们站在猫婆的院子里，瞪着彼此——茉希狄坐了一天半，累坏了；蜜黎安看见这个华丽耀眼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金发女孩，惊讶得目瞪口呆。一会儿之后，她恍然大悟，自己若不马上发动攻击，就只能乖乖接受失败。

“恶魔才穿亮闪闪的白鞋呢。”她的声音冷若冰霜。

她绕着茉希狄打转，找寻可以下手的弱点，发现了那个行李箱。

“她爸爸一定很想摆脱她。”她大声说出心里的推论。

她问也没问就打开行李箱，在一大堆浆烫折好的衣物里翻找——全都是白色的蕾丝和柔软的棉料，还有三双漆皮皮鞋（一双白的，两双黑的，鞋底几乎都还是全新的），让蜜黎安嫉妒得双手发冷。她轻蔑地哼了一声。

她对罗珊娜说：“她穿着这些东西一踏上我们的街啊，就全毁喽。”

茉希狄气得不得了，撤下心防，对着蜜黎安吐出一连串的咒骂。从她嘴里吐出来的字字句句，在空中晃啊荡啊，宛如挂在肉铺里的那些禽鸟肉。她说的是亚述语，蜜黎安听着完全无法理解——所以也就没有任何效果，这只证明了茉希狄也有弱点，只证明了她面对这些讲着她不会说也听不懂的语言的人时，有多么无能为力。

蜜黎安这一回合赢了。

“我们去找猫婆。”她对罗珊娜说。

她们在雅丽珊卓的房门上敲了两下。

“夫人阁下，”蜜黎安高声喊道，刻意用尊称来唤这位老妇人，“有件非常紧急的事，需要您来处理。”

没有回答。

“夫人阁下，”她又喊道，“您家院子里有个陌生的女孩，带着个行李箱，装满了可能是偷来的衣服，您的仆人罗珊娜和我，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

最后，她们打开门，走了进去。

雅丽珊卓端坐在她的“约瑟芬”上头。头上的发髻半塌着，手臂软软地垂在躺椅上，身上还戴着三天前等候她那个不会归来的情人时戴的珍珠。门一打开，她就倒抽一口气，仿佛从漫长的睡梦中突然惊醒，然后扬起下巴。尽管脸上的妆已经斑驳脱落，眼睛布满血丝，几乎张不开，但她还是想保持仪态。只是她必定也知道伤害早已无可挽回了——在此之前一直完美无缺的偶像，瞬间变成了盐柱——因为她对着两个女孩伸出手，要她们扶她起来。她们扶她到梳妆镜前，帮她脱下衣服，解开紧身褡，脱掉鞋子。然后让她躺在床上。

她在床上足足躺了十一天，分不清映在眼里的阴影与睡梦的昏沉，她非常享受她的平静，珍惜她的自由，可以不必忆起一丝一毫的现实，若非罗珊娜和蜜黎安不时煮粥，把黏糊糊的汤汁灌进她的喉咙免得她饿死，她很可能就这样永远沉浸在一语不发的失神状态里了。到最后，她总算起床了，但除了自己的幻想之外，她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也不再掩饰她眼睛已经全瞎的事实。

和她母亲一样，猫婆开始告诉罗珊娜该怎么安葬她。

“叫你爸爸卖掉我的钢琴，用那笔钱来办场隆重的葬礼。”她说，“邀请我的情人来。帮我换上绿色的塔夫绸礼服，挂上长串珍珠，把我的嘴唇涂成鲜亮的红色。把我埋在靠近清澈水流的地方，每逢下雨时来为我上坟。”

她有时说得泫然欲泣，自怜自艾，有时却心如铁石，随口轻描淡写，仿佛明白历史之所以不断重演，全都是因为上帝太缺乏想象力了。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对于罗珊娜一想到可能失去她就心惊胆战的那种绝望，完全不理解。

天使罗珊娜每咬一口食物就尝到饥饿的滋味，每到晚上就担心秀莎会来要她的命，但是，比起这所有的恐惧，最让她害怕的是雅丽珊卓终将一死的时刻。

正因如此，罗珊娜才会格外小心地照顾猫婆，像照顾小婴儿似的喂她吃饭，替她更衣洗澡；也因此，罗珊娜才会对茉希狄这么有耐心：忍耐她乱发脾气、暴跳如雷，随时堆满微笑、心平气和地走近她，直到慢慢地，慢慢地，茉希狄终于放下恨意，把罗珊娜当作朋友。她们都孤苦无依，都被父母抛弃，都只能靠着雅丽珊卓过日子。尽管如此，罗珊娜这么放不下猫婆，还是招来茉希狄的嘲笑。

“别再把她当成没人发现的国宝啦。”她对罗珊娜说，醇厚似天鹅绒的嗓音，也掩不住怒气。在犹太区住了一年之后，她学会了波斯语，但还讲得不太流利。“我倒是祈祷她早死早超生。那样我就可以离开犹太区，永远不回来。”

希望这个女人早点死，一点都不让茉希狄有罪恶感。这个女人带她来到世上却抛弃了她，以前不想要她，现在又假装她根本不存在。她看不出她有任何理由，应该觉得自己和雅丽珊卓有关系，或者应该像罗珊娜不时幻想的那样，期待父亲会再回来，带她回家。住在犹太区的这段时间，茉希狄只有一个追求不懈、最后也终于达成的目标：尽快离开，钓个蠢得不只给她钱还给她自由的富有男人，让她可以无牵无挂地独自去见识世界，再也不必因为仰仗任何人而换来失望。

早在年纪还没大得可以执行计划之前，她就已经拟好策略了。例如，她知道自己有超乎常人的美貌，她知道自己的身体虽然还不到发育期，却已经散发出引人遐思的挑逗意味。每当她穿着棕色的学校制服款款穿过男生群时，总能让他们脸红心跳。她很讨厌制服粗糙的布料，也不肯穿上所有女生都必须穿的——都怪该死的睿智太太——那种厚得像油布的黑色裤袜。取而代之，她穿上白色的薄丝袜，把头发放下来垂在肩头，直到有一天早上朝会，睿智太太用那双黝黑的手抓住她，把她的满头金发浸到一桶泥巴水里，然后扎成紧紧的辫子，紧得让茉希狄觉得鼻子以上的皮肤都快裂开了。睿智太太保证说，如果下一回茉希狄敢再“不梳头”就来学校，就要剪掉她的头发。这番话显然达到了效果，因为茉希狄开始扎起马尾。即便如此，她走起路来马尾还是左摇右晃，不时甩一下，弹一下，让头发像以前一样不安分，充满暗示。

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雅丽珊卓家的一双女孩成了犹太区嚼舌根的话题。罗珊娜骨架纤巧，皮肤白皙，有双焦糖色的眼睛，纯真无邪的模样，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她身上褪了颜色的衣服是用雅丽珊卓不要的旧布料缝制的，总是太长太宽，因为她老笔直地裁剪布料，缝起来活像个布袋。她也穿蜜黎安从家里带来给她的旧鞋子。她捧着书走路上学的时候，背后总有一串恶毒的议论如影随形。在她身边，昂首阔步的茉希狄像匹冠军马似的——胸膛挺得高高的，眼底尽是不屑的神色——只要有哪个老太婆敢对她品头论足，马上就骂回去。

“这不是她们的错，”罗珊娜对她说，“她们会这么刻薄，是因为她们老了，而且她们心里很难过，怕自己就快死了。”

“她们早死早好。”茉希狄心不甘情不愿地休兵，“穷人活那么久要干吗？有钱人才该长命百岁。”

茉希狄想要有钱，也想要长命百岁。她的注意力全集中在男生身上，她不等他们先来找她，而是主动找上他们，好测试自己的威力，划出势力范围，让犹太区的其他女孩不敢越雷池一步。十二岁的时候，她光靠那双豹子似的媚眼，靠她弹动的胸部，轻启的琥珀色双唇，以及她朝他们走去时的模样——靠得那么近，近得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身体在打着补丁的制服下颤抖——就足以让男生陷入无法自拔的绝境。她轻声叹息，呼出的白色轻雾蒙上他们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在那一瞬间，他们感觉到此生再也无法体会的幸福快乐。然而就在此时，她却又一转身，宛如一阵尘烟，远去无踪。

十四岁的时候，她让男生趴在母亲膝头哭泣，让已婚男人在她的挑逗调情之下自惭形秽，回家揍老婆。

十六岁的时候，她不再上学了，大半的时间都在德黑兰鬼混，四处寻觅可以带她脱离猫婆家的有钱穆斯林。对那些早在她还没和任何人上床之前就骂她是“妓女”的犹太人，她理都不理。罗珊娜警告她说，她钓上的男人是在利用她，上完床就会抛弃她，她哈哈大笑，说还不知道是谁利用谁呢。她把他们送她的钱和礼物拿给罗珊娜看，证明没有人占她的便宜。

七年过去了。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罗珊娜，把除了钢琴之外所有能卖的家当全卖光了，可即便这样，也只能勉强凑足三餐度日的钱，她还得靠蜜黎安的帮忙。蜜黎安从高中毕业了，刚开始当老师，教一年级。她大半的薪水都拿来养父母和弟妹，有时还想办法挤出一些来给罗珊娜。事实上，猫婆和罗珊娜的生活多半是靠茉希狄的钱来维持的。

有些个晚上，茉希狄根本没回家。隔天早上，摸黑赶往邻近村庄的摊贩看见她溜下闪亮亮的轿车，睡眼惺忪但趾高气扬地走过犹太区窄窄的街道，哼着异国的曲调，脸上挂着藏了秘密的微笑。

回到家里，她就着将明未明的晨光缓缓褪去衣服，脱掉她从郁金香大道上的蓝眼罗特菲店里买来的丝袜，以及她强迫罗珊娜替她做的紧身衣。她细数德黑兰的那些男朋友给罗珊娜听：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男人，她说，因为年轻小伙子没钱可挥霍，且只给点小之又小的礼物就期待能有“真爱”当回报。

罗珊娜不懂她的朋友怎么会这么讨厌有人爱她。

“我呢，想要有个爱我的男人。”她对茉希狄说，“我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只要他愿意带我回家，永远不离开我。”

然后她会往后靠着枕头，形容她未来的男人，说得活灵活现，仿佛已经见到这么一个人，在等着她。

“他很年轻，很亲切，我们会一起生个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的女儿，因为她比任何人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漂亮——比月姑蜜黎安漂亮，甚至比你还漂亮。更棒的是，她还很聪明呢，你光看她的眼睛就知道，连睿智太太都不敢不让她上大学。因为睿智太太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女儿总有一天会光宗耀祖，洗刷我带给家族的所有耻辱。”

她们就这样静静坐着，罗珊娜梦想的魔力缓缓充塞了整个房间，一景一物那么栩栩如生，让茉希狄觉得仿佛一伸手就摸得着，在那短短的一瞬间里，她们的喜悦唾手可得。但是，茉希狄最后还是会强迫自己摆脱这疯狂的念头。

“你就像其他人一样蠢。”她会哈哈大笑，“你嫁的那个男人会把钱花在其他女人身上，留你在家里替他养小孩。等我意气风发骑在某人头上的时候，你就只能洗米，做白日梦，幻想你的女儿有一天会征服全世界。”

茉希狄果然找到了她的男人。

他是个有钱的穆斯林，名叫阿敏，在伊朗全国各地拥有一大串纺织工厂。那些工厂原本生产规模不大，厂里的机器在盟军占领期间全停工生锈了，可是等盟军一撤退，阿敏又重起炉灶，让工厂转瞬成了现代化的生产企业，大发利市。为了管理德黑兰的工厂，他雇了个经理。

这个经理没什么钱，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可是他大权在握，能够雇用或开除员工，所以呢，尽管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和磨坏鞋跟的鞋子，他还是敢去找茉希狄，唯一怕的只是被她取笑罢了。他在蓝眼罗特菲店里发现正在浏览进口唇膏的茉希狄，他问她愿不愿意和他到对街去喝杯热茶。

茉希狄只瞥了这人脏兮兮的鞋子和皱巴巴的长裤一眼，就知道最好别浪费时间。

“我不喝茶。”她回答说，然后心照不宣地对着蓝眼罗特菲微笑，“我只喝烧酒。”

那名经理深受鼓舞，问她要不要到他家，参加他为老板举办的派对。经理骄傲得不得了地说，他的老板是大名鼎鼎的阿敏，全国所有的棉花田和纺织厂，除了被国王偷走的部分之外，都是他的。

“到我家来吧，你爱喝多少烧酒都可以。”他坚持，“你想抽鸦片也没问题。”

茉希狄回家换上白色的丝缎洋装。她在一本买来时就已经过期一年的旧杂志上看见这套衣服，硬要罗珊娜帮她做。结果不尽理想：衣摆一边长一边短，袖口也太紧。但是穿上之后，茉希狄看起来活脱脱像个电影明星，像个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当上的电影明星。

那名经理在蓝眼罗特菲铺子外面的车上等她。他说她太美了。

我们等着瞧吧，看你老板是不是值得我费这番功夫，茉希狄在车里点起一根烟时这么想。

那位贵宾五十几岁，有两个老婆，七个孙子，还有一大群他连名字都懒得记的情妇与姘头。他比茉希狄原本盘算的还有钱，但是除了有钱之外，他还是个人品高尚，而且没什么坏心眼的男人。所以那天晚上，他看见茉希狄站在房间的另一端，隔着一大群脱掉外套喝烧酒的男人对着他微笑时，根本想象不到她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影响。他盘腿坐着，面前摆着一根水烟管，吃着甜点，抽着许多伊朗人日日不可或缺的鸦片。一整个晚上，她都背靠墙站着，抽着香烟，盯着阿敏看。直到夜色深重，阿敏起身准备搭司机驾驶的轿车离去时，她款款走近，问他愿不愿意带她回家。

“那我们的主人怎么办？”阿敏问，她的大胆逗得他开心。

电影明星茉希狄盯着阿敏看，眼神如此温暖，让他觉得自己愿意沉浸在她的目光里，永远不离开。她伸出手，用指尖在他那块镶钻的金表表盘上轻轻画着圈。她领头走在他前面三步，怒火中烧的经理眼睁睁看着老板带走了他的战利品，却生怕逾越他在工厂里的身份，敢怒不敢言。阿敏一坐上车，她的腿就盘上他的腰，舌头溜进他的嘴里。

1955年的夏季，有整整四个月的时间，电影明星茉希狄没回犹太区的家。罗珊娜等了她好几天，然后又等了一个星期，最后担心茉希狄出了事，就到德黑兰去找她。罗珊娜找到郁金香大道上的蓝眼罗特菲的铺子。

“别再白费工夫等她啦。”罗特菲劝她。他是个很亲切的人，因为个子太小，所以看起来不太有男子气概，但是那双清澈的蓝眼睛和宽解人心的态度，让大家都很喜欢他。“她已经挖到金矿啦，如果她那双绿眼睛后面还有半个脑子的话，就绝对不会回来了。”

罗珊娜不相信罗特菲的话。

“茉希狄不会没告诉我一声就离开的。”

即使过了好几个月茉希狄依旧音讯全无，即使流言四起，说什么茉希狄嫁给阿敏啦，怀了他的孩子啦，还说她和他的大老婆住在一起，罗珊娜也坚持己念，不为所动。没了茉希狄带回家的钱，罗珊娜和猫婆从一贫如洗沦落到一无所有，于是，有些知道她们情况的犹太人跑去找拉赫曼，要他帮自己的女儿一把。

在家里，雅丽珊卓穿着破破烂烂的礼服，成天晃来晃去，对着她想象中的俄国皇宫仆役发号施令。“晚餐我们要吃龙蒿炖羊肉，莳萝拌番红花饭，配上红酒，还有香橙雪酪。别像上次那样把龙蒿给烧焦了。”

实际上，她们吃烤薄饼，橄榄油拌饭，配上小黄瓜和核桃。每天都是一样的东西，午餐和晚餐都是，至于早餐呢，就喝一杯甜茶配前一夜剩下来的饼。但是雅丽珊卓一整个星期都穿着同一件紧身低胸礼服，露出她皱巴巴的乳房，在幻想中正踮着脚尖，围着她身着戎装的将军丈夫跳芭蕾舞，之后他们会坐下来享用白葡萄酒和用火葱及韭葱调味的康沃尔母鸡。

茉希狄住进了阿敏在德黑兰众多房宅中的一幢。家里有成群的仆役伺候，出门有司机开的斯蒂庞克代步。花起钱来活像刚抢了国王宝库般大方。她没向阿敏提出任何要求——不要他的时间，不要他的爱，也没要他保证至少会照顾她到她找到下一个男人为止。她之所以和他若即若离，并不是因为顾忌他的家庭或他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她知道，单单从她每回一下床就发现他双手变得冰凉这件事来看，阿敏已经一脚踩进洞在飞速坠落而不自知。

她留在他身边整整四个月，然后打包好他送她的衣服和珠宝，说她要离开了。阿敏哈哈大笑，当然啦，他确信她只是虚张声势，因为她既没有其他男人供养，而且名声坏到这个地步，也不可能回犹太区了。那些犹太人突然大起胆子来，没准会丢石头砸死她。可是，等她真的走出大门的时候，他慌得要和她谈条件。

“别走。”他说，“我会娶你，和你约定一段六个月的短期婚姻。”

什叶派伊斯兰律法准许男人娶四个永久的妻子，但只要精力应付得来，想讨多少个临时老婆都可以。这是个光明正大的方法，让男人既可以拥有情人，又不违背真主禁止通奸的律法。但是，成为临时妻子的女人却会失去贞操，日后也没有冠夫姓或享用夫家钱财的权利。

电影明星茉希狄头也不回地离阿敏而去。

她带着装满衣服的行李箱回到犹太区，浑身散发着高雅贵气，怎么看都像是有钱人的情妇，连脚上那双昂贵皮鞋蒙上的灰尘，都没减损她一现身就绽放的灿烂光芒。

“就快了。”她低声和罗珊娜咬耳朵，冷冷的嘲讽语气，活脱脱是个知道自己就快达到目的的女人。“等我结婚之后，你可以来和我一起住。”

当然啦，阿敏对她的不知天高地厚只一笑置之。他是个家财万贯的男人，而她只是个有一顿没一顿的年轻女孩，没有家世背景，除了出众的容貌之外，没有什么麻雀变凤凰的指望。在之后的九个星期里，他一心相信茉希狄绝对逃不出他的掌心。他甚至找了另一个情人，一个至少假装在乎他这个人甚于他的钱的女人。然后，有天早上，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他瞥了一眼镜里的自己就抓狂了。镜里的不是那个志得意满地拥有许多工厂和许多女人的年轻男人，阿敏看见的是一个年华老去的家伙，须发花白，下巴松弛，看似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他脑袋里有个东西失声惊叫——很大声，以至他觉得店里的其他人肯定都听见了——等惊叫声平息之后，他顿时醒悟，他要茉希狄回来，因为她是他的青春，是他的野心，是他气喘吁吁的肺里吞吐的每一缕气息。

他派车到犹太区去接她，但是她把车打发走了。

他送给她一双镶着细碎红宝石的手绘缎面鞋。她收下鞋，但是对他送出的讯息没给半点响应。

最终他亲自来看她。有天傍晚，他到猫婆雅丽珊卓家里来找她。茉希狄告诉他，如果想再度拥有她，唯一的方法是休掉他所有的老婆，只娶她一个。

电影明星茉希狄在1956年3月21日的早晨离开了犹太区，身穿阿敏在德黑兰最有名的裁缝那里为她定制的白色结婚礼服，有上千人夹道目送她离开。成群的犹太人一直跟着她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看着她坐上阿敏的车子，十年来第一次，每一个人，从最慈悲的到最毒舌的，全都哑口不言。

注释

1　犹太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历七月初十为赎罪日，前一天日落至当天落日之前禁绝一切饮食与娱乐，信众群集会堂唱诗、读经、祷告，祈求罪孽获得赦免。——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2　五旬节（Pentecost Sunday），亦称圣灵降临节。据《圣经·新约》载，耶稣复活后第四十日升天，第五十日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后开始传教。这天也是以色列人传统纪念农业丰收的日子。

3　英制容积计量单位，1英加仑约等于4.546升。

城市

1956

巴士司机有一身蓝皮肤。

他坐在车站外面的泥地上——一个庞然大物，秃顶，肌肉壮硕，看起来七分不像人。他穿得像个摔跤选手：一条只长及膝盖的宽松短裤，一件紧身无袖上衣，露出大半个上身。那双黑眼睛湿润润的，宛如鱼一般，弯弯的眉毛完美得像是画到他脸上似的。另外他的皮肤上，从剃光的头到弯曲变形的脚趾顶端，全是刺青——所以罗珊娜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就只觉得他是蓝色的，像条海豹。

她从雅丽珊卓家走到车站，带着几张钞票，还有一个小袋子，塞着她仅有的一条好裙子。她穿着学校制服，带着笔记本，看起来像是要去上学，但她不是要去上学，而是要搭巴士到德黑兰去。她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只知道电影明星茉希狄嫁的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

总有这么一天的啊，此刻月姑蜜黎安对我说——因为她相信命运，也相信万事皆有因果——罗珊娜总有一天会追随茉希狄的脚步到德黑兰去。罗珊娜最终离开犹太区并不足为奇，比较奇怪的是她竟然等了这么久才采取行动——而且呢，虽然并非直接相关，但她之所以离开还是因为蜜黎安。

1956年，月姑蜜黎安二十四岁——就算按犹太人比较跟得上时代潮流的标准来看，也都已经是个老处女了——能结婚的概率差不多为零。她已经教了五年一年级，虽然她母亲一直说她才只有十八岁，但是事实很明显，蜜黎安想找个丈夫已经没什么指望了。不过呢，比起自己的婚事，蜜黎安比较挂心的还是塔拉叶和洛雪儿的归宿。弟弟巴赫朗和妹妹苏珊还在念书，所以大家也懒得问他们有朝一日变成家计的负担和绑在父亲脖子上的绳套时该怎么办。身材单薄，紧张兮兮，凡事向来做最坏打算的洛雪儿相信，卡在蜜黎安和塔拉叶后面的她，永远都结不了婚了。而一心只想和男人上床的塔拉叶，整日躺在床上，抱着枕头哭，嚷着要离家出走——像她姨妈和电影明星茉希狄一样——去当妓女，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和男人上床。

所以，那天蜜黎安抱着一大摞准备要改的一年级考卷回家，在院子里看见一群神情严肃的妇人时，压根儿没想到她们是为她而来的。那几个妇人和拉赫曼坐下聊天，秀莎忙着端茶，上甜点，奉上她在自家地下烤炉烘焙的面包，以及加了冰块、兑了水的樱桃蜜饮。谁是最重要的客人一目了然：那个有两颗金门牙的女人，因为拉赫曼和她谈得最热络，而秀莎对她的态度也最殷勤。

那个女人正在替两个男人找老婆。一个是她的儿子，二十五岁，目前没工作，当初去伊斯法罕的瓶子工厂打工前，曾上了一年的学。他妈妈用英国皇室的名字，给他取名叫查尔斯先生。她一心一意相信，儿子虽然目不识丁，现下又没有工作，但是只要讨对老婆，将来必定能成大器，可以坐拥庞大权力与耀眼财富。对另一个准新郎，她就没这么热心推销了：哈比博是她弟弟，长得不怎么样，但工作卖力，三十岁的他在市集里有家卖银饰的铺子。

蜜黎安在卧房里找到塔拉叶和洛雪儿。她们正在偷瞧访客。

“有人上门提亲喽。”她告诉她们，然后就去改她的考卷。

院子里的妇人待了一整个下午。她们把拉赫曼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叫出来，从蜜黎安开始，到苏珊结束。她们叫女孩咧嘴笑，检查女孩的牙齿；叫女孩开口讲话，跨步走过院子再折返，为了证明她们还是处女。失去童贞的女子走起路来会把大腿张得开开的，查尔斯先生的妈妈解释说，因为她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守护了。

之后，她们把女孩们赶回屋里，开始讨价还价。蜜黎安等结果等到睡着了。塔拉叶不改本性地出言要挟说她如果没被挑上，就要离家出走，去当妓女。洛雪儿坐在门边，偷偷瞧着外面，勉强压抑内心的焦虑。

结果呢，查尔斯先生的妈妈替查尔斯挑中了蜜黎安——因为蜜黎安长得很漂亮，查尔斯先生的妈妈很想要相貌出众的孙子孙女。她替弟弟哈比博挑了塔拉叶，因为塔拉叶看起来就一副很渴求男人的样子，不管谁讨她当老婆铁定都会很满意的。

不过实情是每个婆婆都需要武器，而这几个女孩都已经是老处女的事实，正是查尔斯先生的妈妈打算用来对付她们一辈子的武器。

一开始，她要求拉赫曼支付按传统该由男方负担的婚礼费用。她也坚持每个女孩都要有体面的嫁妆——如果拉赫曼需要的话可以去借钱——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念的查尔斯先生正在用功读书，准备当医生。至于弟弟哈比博，她倒没必要扯什么谎，只是隐瞒了一件相当古怪的事：他虽然已经三十岁，却还是对任何形式的肢体接触唯恐避之不及。

当然啦，拉赫曼真的得去借钱筹办女儿的婚礼，不过呢，只要能看到蜜黎安和塔拉叶嫁人，做什么都是值得的。他在家里举行婚礼，邀请罗珊娜和猫婆来参加。他甚至还帮罗珊娜买了一件新衣服。

罗珊娜挽着雅丽珊卓的手回来，在这栋她曾经被扫地出门的房子里，显得羞怯不安。她让雅丽珊卓穿上了她的新衣服，因为她不想看见这老妇人穿着破烂又过时的礼服，变成全场的笑柄，不料却反而让两人都落到难堪境地。罗珊娜找不到衣服穿，只好套上学校制服；而年华老去，皮肤皱巴巴，又涂得一脸五颜六色的雅丽珊卓穿上打法国细褶的白色棉布洋装，则变成一个十二岁的小女生在满场飞。

她们两个太扎眼了，以至于一登场就让婚礼戛然而止。婚宴上的男人对着雅丽珊卓皱起眉头，直说看见这么个年老色衰的家伙，真是触霉头。女人们则真心哀叹，惋惜雅丽珊卓不久之前的青春美貌，也忧心自己看来难逃一劫的未来。查尔斯先生的妈妈大声埋怨秀莎和拉赫曼邀请的宾客素质不佳，看到秀莎亲吻雅丽珊卓的头，让她坐在新郎家族旁边的贵宾席时，更是不以为然。

蜜黎安叫罗珊娜过去。“我会常常去看你的。”她想让妹妹安心。“查尔斯先生的妈妈不让我出去工作，可是我会想办法给你钱。就算以后有了小孩，我还是会照顾你的。”

罗珊娜只是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点点头。蜜黎安说的话她显然并不相信。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唯一的插曲是哈比博那个八岁的侄子。为防头虱而剃了个大光头的他，一脸惶惶不安地呆站在塔拉叶面前，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垂涎三尺的模样，任谁都看得出他的心思。原始的冲动让他的大腿内侧承受着庞大的压力，所以每隔几分钟，他就得跑到外面，对着拉赫曼家的墙壁尿尿，舒缓小弟弟的焦虑。

接近午夜的时候，查尔斯先生的妈妈唤来两对新人，祝福他们，然后让他们各自启程回新家。塔拉叶和哈比博要住在萨尔切什梅附近租来的房子里。蜜黎安和查尔斯先生则和他妈妈一起住。

宾客陪着两位新娘离开婚宴，穿过犹太区，到她们的新房去。秀莎和拉赫曼随大家一起去了，当然，洛雪儿和苏珊也去了。但是罗珊娜留了下来，因为她没办法一路拖着雅丽珊卓走，更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屋里。

也就因为这样，后来罗珊娜去叫雅丽珊卓，发现她已经像具木乃伊一样，冰冷僵硬，死去多时的时候，家里除了几个年纪非常大的老人之外，什么人都没有。

罗珊娜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最好别拿死讯惊动任何人：在婚礼上，一面破掉的镜子将暗示婚姻不美满；而死亡，特别是猝死，则表示新娘命带厄运。于是罗珊娜将雅丽珊卓留在原地，让她背靠抱枕坐得直挺挺的，眼睛睁开，露出现在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那种盲人的眼神，艳红的嘴唇微张，戴满廉价戒指的手指紧抓着身上那件少女洋装的细褶。看着她，罗珊娜——宛如一个想起自己过去的丧亲之痛的人——微微有些悲哀，但是并没有她料想中的那种惊恐。她想，拉赫曼得卖掉钢琴来支付葬礼的费用。得有人去通知那个魅影情人。罗珊娜她自己还得找到茉希狄，把这个噩耗告诉她。

他们把雅丽珊卓安葬在“天堂地”，也就是德黑兰的犹太墓园。因为穆斯林不准墓园扩建，所以几个世纪下来，墓园里的尸骨只能一层又一层地往上堆叠。葬礼上来了好几百个犹太人。雅丽珊卓的那群猫儿察觉到主人不在了，所以追随着她的味道一路找到墓园来。魅影情人也出现了——迈着他的肥腿，穿着他的三件套西装，露着半截表链——证明他的确像雅丽珊卓所爱的那个人一样有男子气概，但同时也像抛弃她时那样懦弱无能。他是带着妻子、儿女，甚至岳父一起来的。他一看见裹在白色尸布里的雅丽珊卓的遗体，就膝盖一软，跪了下去，当着所有犹太人和家人的面，哭了起来，仿佛爱她爱得永难自拔，也不怕别人知道。

这也许是个终能沉冤昭雪的伟大时刻，但或许根本就只是命运的嘲弄，一切尽皆枉然的嘲弄。在雅丽珊卓再也享受不到任何好处之后，魅影情人才终于承认他们的关系。可是，墓坑的土一填满，他就走近罗珊娜，告诉她得把屋子还给他。他是合法的屋主，他想卖掉屋子，因为猫婆已经不在了。他还很好心地建议罗珊娜应该搬回去和家人一起住，在她父亲的屋檐下，那才是——他竟有脸这么说——女孩家在出嫁前该住的地方。

被那个情人赶出雅丽珊卓家的时候，天使罗珊娜并不是非离开犹太区不可。蜜黎安不会拒绝给她一个栖身之所，塔拉叶也很可能会收留她，甚至还可能会有男人要娶她。她之所以非离开不可，是因为早在她还不会听、不会说话之前，就已经有人告诉过她，她命中注定要离开。

“你所要做的，”雅丽珊卓说过，“就是别回头。”

巴士车站是一间砖房，让司机可以在轮班的空当吃饭睡觉，让旅客在雨天或下雪的时候有个可以候车的地方。只有一辆巴士——破破烂烂，空空荡荡，轮胎磨得如皮肤一般光滑——等在外面，像条忠心耿耿的狗。

司机看着罗珊娜走近，当然啦，因为那天街上只有她一个人，但是他不动声色，因为他是个鲁提人，也就是那种身强体健，以行侠仗义为志业的人。他受过严格训练，除非有女人主动对他说话，否则不准和女人说话，甚至不准看女人。她走到他面前，膝盖颤抖着停下脚步。

她手指间夹着一张钞票，就像偶尔会搭上他巴士的女孩，那些和男生睡觉，怀了孩子，离家出走躲避父亲责骂的女孩。他很纳闷，她到底知不知道今天是穆斯林的节日——纪念某位先知的门徒被暗杀的日子。整个德黑兰的什叶派信徒全上街游行去了。他们身穿黑色衬衫，悲痛难遏地撕裂衣衫，拿铁链鞭挞自己和孩子。他们把铁链缠在手腕上，鞭打他们赤裸的背、脸以及头，打得自己皮开肉绽，骨断血流到不省人事。在每一个游行队伍里，把自己伤得最重的那个人会被认为是距真主最近的人。

这个巴士司机不太相信什么自我鞭刑，也不喜欢打伤自己，因为一旦伤口愈合，他身上的刺青图案就会变形。他没理会罗珊娜，自顾自地埋头吃午餐。他的午餐是一碗汤——洋葱、土豆、白豆和黄鹰嘴豆炖牛腿。他把蓝色的手指伸进汤里，捞起所有固体的东西，摆进碗旁边的小钵里；然后把碗端到唇边，一仰头，气也不喘一口地一股脑把汤灌进喉咙里。喝完之后，他打了个饱嗝，咂咂嘴唇，赞美安拉。

她还站在那里。

他转向小钵，把从汤里捞上来的肉和豆子搅碎，弄得黏糊糊的，然后用手指舀起来，涂在一大块薄饼上。他在饼里夹进生洋葱，然后卷起来，把卷饼对折再对折，然后赞美安拉，展现他在德黑兰鲁提人中赫赫有名的绝技，把整个卷饼一口塞进嘴巴里。

罗珊娜静静地盯着他。

他为自己倒了一杯葡萄烧酒，一口喝光。又一个饱嗝，让他的皮肤变得更蓝了，他哈出的热气灼伤了罗珊娜的脚。

“咱们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哪，姐妹，”他终于开口，用“咱们”来代表“我”，这是所有鲁提人的习惯，“可是你应该让男人安安静静喝他的烧酒啊。”

有条龙从他的头颅上喷出蓝色的火焰，烧向他的眼睑。

“我想买一张车票。”罗珊娜怯怯地说。

他哈哈大笑。

“你不知道今天是阿舒拉节吗？”他问，“你要咱们开车穿过游行的队伍啊？”

她一脸不解的样子，他觉得她有些可怜。她夹着钞票的手缩了回去，有那么一会儿，他以为她准备回家去了。但是，突然之间，他很肯定她是要离家出走了。

“姐妹啊，你有丈夫吗？”

她摇摇头。

“父亲？兄弟？或者能照顾你的叔叔伯伯？”

“没有。”

她的声音像水一样。她的眼睛也是，水汪汪的。

“我朋友嫁给一个叫阿敏的人，”她解释说，“我要去德黑兰找她。我一定得去通知她。你知道，她妈妈死了。”

他看着罗珊娜的眼睛，看得越久，越觉得双腿发软，也越觉得鼠蹊涌上一股暖意，就像每个星期五准备去找他的女人法丽芭的时候一样。法丽芭是他一生中唯一拥有的女人，她喂他吃烤羊睪丸，喷鸦片烟到他嘴里，让他觉得自己有力量征服全世界，把一切奉献在她脚边。

法丽芭是个模范主妇，一个尽责的母亲。在她接待“朋友”的时候，她那几个生父不详的孩子就在院子里玩。有时候，当巴士司机事情正办到一半，他们就跑到卧房门口，抱怨这里疼那里痒，谁打了架，谁掉了玩具。但是他们从来没挨过饿——巴士司机最佩服法丽芭的就是这一点——从来不脏兮兮的，甚至也不无聊。

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朋友”，像照顾儿女一样。每到星期五早上，她就点起水烟，摆一块棕色的鸦片泥到炭上加热，然后在火盆里燃起火，把她前一夜就用大蒜和洋葱腌好的四打羊睪丸串起来烤。她把烧酒放在冰上，等司机一来，就把酒淋在他身上，让他的皮肤摸起来像热冰。接着，在他抽鸦片喝烧酒的时候，帮他按摩。她从火盆上拿来热乎乎的羊睪丸。烤叉好烫，害他抓起来的时候烫伤了手指（他永远都是用手抓东西吃，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男人啊），然后一口吞掉半打睪丸。

可惜今天才星期二。法丽芭规矩很严，绝对不接待不速之客。

他又灌下一杯烧酒，扯掉满布刺青脚上的帆布拖鞋。

“你爱找谁就去找吧，姐妹。”他对罗珊娜说，“至于我呢，今天打算在这里睡觉。”

他睡了五个钟头，醒来的时候，罗珊娜孤零零地坐在巴士上，手里还抓着钞票，等待着。他一看见她就哈哈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会只为了一个客人就开巴士上路啊——何况还是个犹太人？”他从躺着的地方对她喊道。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门边。

“天黑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怕得罪他，“游行已经结束了。”

他这才明白，她根本不死心。他突然生起气来，恶狠狠地咒骂先知和他所有门徒的圣灵，祈求《古兰经》和隐身伊玛目[1]的赐福。最后，他从地上爬起来，坐到驾驶座上。“哪一站？”他问，从后视镜里看着她。

看她回答不出来，他一点也不惊讶。

“上城。”她勉强挤出自信的表情，“我知道该在哪里下车。”

在伊朗，每逢阿舒拉节，所有的人除了上街游行之外，都会留在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会停止运作，就连收音机也停掉宣传政令的常态节目，改播毛拉在清真寺里涕泪纵横诵经祷告的实况录音。司机发现空荡荡的马路上没有别的车子和他争道，就踩足油门，开得飞快，每回一转弯，车子就好像要翻过去。从后视镜里，他能看出来罗珊娜很害怕，因为他开得这么快，她根本看不清路标，更别说要读上面的路名了。但是开得飞快，过站不停，让他非常痛快，他才懒得管乘客怎么样。

“你到站的时候告诉我。”快到上城的时候，他对她喊道。

他们开到这条路线的尽头，穿过整座城市，进到凡纳克区，一直开到没路才停下来。他拉起手刹，转头看罗珊娜。

“终点站。”

她滑下座位，站了起来，一脸惨白，微微颤抖着，显然很害怕。等她走到他身边时，他才知道她是想付车钱。他突然心生愧疚。

“钱留着吧，姐妹。”他咕哝道。

他看着她走下车。

“不关咱们的事，”他说，很小心地回避着她的目光，“可是不管你到底是干了什么好事，在这样的夜里，回家去找你老头，总好过待在外头吧。”

罗珊娜看着巴士开走，司机身影的颜色融入夜幕。一等他开到安全距离之外，她就开始往回走，踏向她最后看见还有马路的地方。在黑漆漆的夜色里，在离犹太区如此之远，连上帝都找不着她的未知之地，她隐隐有些兴奋。

她走了快十分钟，听到后面有个声音，于是转头去看。她看见一辆车——又长又黑又亮——滑过街道，宛如一条黑水中的鳗鱼。车窗全贴上了深色的隔热纸，原本闪射出不同层次与色泽的暗黑，等驶近之后，映出了罗珊娜的倒影。她闪到路边，让车子经过。车速慢了下来，几近停止，然后又加速，开走了。

她开始快步走，突然很怕自己走在街上会引起疑心，或被宪兵逮捕。这条街是以第一位巴列维国王，也就是当今国王的父亲命名的。礼萨·汗喜欢替自己竖立纪念碑。他原本是个识字不多的士兵，是英国人选来替他们治理伊朗的傀儡，后来不乖乖听话，所以英国人就把他拉下王位，让他的儿子取而代之。虽然这两个巴列维国王在位时间都不算长，但德黑兰大部分的街道还是被重新命名或改名来歌颂他们的丰功伟业。

街的尽头是一个小广场，竖立着礼萨·汗骑马的雕像。罗珊娜看见雕像旁边有条长椅，就坐下来休息。车子的声音又出现了。

车子从另一头开进广场，绕了一圈，又一圈，开得很慢很慢，罗珊娜听着车轮碾过沥青路的细细碎碎的声响，感觉到车里的人在打量她。她吓坏了，冲出广场往街上跑去。车子跟着她，停下，摇下一扇车窗。

“一会儿就好！”

罗珊娜丢下装衣服的袋子，拔腿就跑。

她使尽全力快跑，虽然，清楚自己再怎么跑都不是追她的那头野兽的对手，但是她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停下来，不管她要跑多久，不管那辆车要追她多远都不能停，因为一停下来铁定就要被抓住弄死。

车子驶过她身边。

在她前面一百英尺[2]处停了下来，缓缓转向左边，挡住街道。罗珊娜大叫一声，转身跑向另一头。车门开了，两个穿黑西装的男子下了车。

“一会儿就好，小姐！”有个不同于先前声音的声音喊道，“听我说句话就好，拜托。”

她气喘吁吁，怕得浑身发抖，没办法转身面对那个男人。

“一句话就好。”

她想跑，但是动不了。

别转身，她对自己说。

那男子向她走来。

别往后看。

他走到距她五步的地方，停了下来。他在等待——等待着，她想，宛如他的生死全系于她这一眼。别转身。

但她转过身去。

后来，在伤痛彻底毁了他们之后，罪人索拉博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在自由广场，罗珊娜第一次转身面对他的那一刻，他心中的喜悦。

他是个安静的人，打从出生起就孤僻寂寞——虽然他母亲芙洛莲·克劳德后来把他的郁郁寡欢全怪到了罗珊娜头上。他很少谈自己的事，更少谈起心中的感受。但当他提起遇见罗珊娜的往事时，就一瞬变成了对真爱矢志不渝的男人，洋溢着温柔与甜蜜。

他当时二十一岁，已经踏出校门，在替父亲工作。那段时间他们全家人都出了城，到戈尔甘[3]——异教徒铁慕尔所拥有的海滨村庄——度假。索拉博提早回德黑兰。在回家途中，他遇见了罗珊娜。

他起初以为她是迷路了，所以要马西堤放慢车速。但是她转身藏起自己的脸，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不会拦下不想被惊扰的人，所以他们加速开走，开了一小段路，到了自由广场。

罪人索拉博向来觉得自由广场是他开始拥有记忆的地方。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他七岁，才上二年级。课堂上正在教授伊朗最新版本的历史，也就是礼萨·汗命令历史学家修改过的版本。和之前与之后的所有版本一样，这一版的历史描述了历朝历代的高压暴行，颂扬当前这个王朝的丰功伟业。但还是略有新意——书中提到人身与政治自由，还提到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必须赋予每个个人平等的权利。有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索拉博想对父母献宝，把学校老师说的那套关于自由的定义，拿出来现学现卖。

芙洛莲·克劳德大大称赞了他，当然啦，因为索拉博是她眼中的宝贝，做什么都对。但是他看得出来，他刚学到的这些东西惹得父亲不太高兴，因为父亲根本就没抬起过眼睛正视他，全程像没听见似的。之后好几个晚上，铁慕尔都忙着在晚报上找自己想要的消息。有天晚上，他终于找到了。

“那天早上我们早一点出门。”他对索拉博说，“我带你去看处决。”

处决的日期总在晚报上公告周知：受刑的有杀人凶手、毒贩和外国间谍，而为数最多的是国王的敌人。礼萨·汗吊死的人实在太多了，铁慕尔说——很多都是什叶派教士——要不了多久，德黑兰死人的数目就会超过活人了。

一整夜，索拉博都觉得父亲没入睡，在一楼的客厅中踱来踱去。凌晨四点，铁慕尔把他叫醒。

“走吧，”他说，“你应该看看自由是什么样子。”

坐在车里，索拉博想握紧爸爸的手，但是铁慕尔把儿子的手拂开了。铁慕尔直视着前方，像个知道自己即将执行某种恐怖行动的人。

在自由广场周围，空气像沙子一样——粗粗的，裹挟着尘砾，冻得人胸口发疼。来看处决的有好几百个人，大部分都是男人，脸色苍白，眼眶有一圈黑；但人群里也有女人，大半都裹在长袍里暗暗啜泣着；到处都有孩子躲在母亲怀里。

索拉博看见四排临时竖起的绞架，每排有五个。士兵手持来复枪，面对群众戒备森严。

五点三十分，一辆军用卡车开进广场。士兵跳下车，押解着已被定罪的人犯。有几个囚犯一无所惧地向前走着；其他的则在苦苦哀求饶命，被士兵拖着走；还有几个双手掩面，不住祷告。

一个接一个，索拉博看着那些人被吊上绞绳。

尸体会被留在绞架上一整天，恨不得让所有人民都看看和礼萨·汗作对的下场。一具具尸体挂在绞绳上，活像铅铸的雕像——头垂向一边，眼睛凸出，舌头肿胀。矗立于广场中央、骑马拯救世界的礼萨·汗雕像从未转身看他的受害者是如何丧命的。

“记住这个！”铁慕尔对索拉博说，“这就是你们老师告诉你们的自由。如果你们相信她，这就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

此后，罪人索拉博每回走过或开车经过自由广场，都会反胃想吐。处决那天感受到的恐怖惊慌，让他好几个月都惶惶不安，那种感受直到现在经过自由广场时还会涌上心头。碰见罗珊娜的那个晚上，车子经过广场的时候他闭起眼睛，打算离开那个地区之后再睁开。但是眼睛一合上，在一片黑暗里，他又看见了她，想起她在凡纳克区转身避开车子前那一瞬间的面容。他叫马西堤掉头回去找她。

在他经历过此生最痛苦时刻的地方，在这个让他童年告终，信念崩塌的地方，索拉博看见了一片灿灿绽现的光芒，让他觉得自己宛如第一次睁开眼睛。

她告诉他，她要去找朋友，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不久之前才嫁给一个名叫阿敏的人。索拉博说他认识阿敏，阿敏是他父亲的朋友。他说阿敏带他的新婚妻子到欧洲旅行去了。

罗珊娜摇摇头。

“不可能的。”她说。

索拉博看得出来，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碰巧我很肯定。”他坚决地说。

他朝她走近一步，希望不会吓着她。

“他们已经去了三个月了。阿敏的儿子负责照顾生意。没人知道他和茉希狄什么时候回来。”

罗珊娜看起来很惶惑，让他觉得像是自己背叛了她似的。

“请恕我放肆，少爷。”司机马西堤挺身而出。从小看着索拉博长大的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带小主人远离危险。只要看看索拉博从第一眼见到罗珊娜，眼睛就一眨不眨的模样，他就知道这个女孩太危险了。

“或许我可以载这位小姐回她的家。”

罗珊娜马上拒绝。

“不。”她直接对马西堤说。

索拉博知道她又想跑了，他知道自己也一定会像猎捕受惊的小鹿那样穷追不舍，因为他没办法眼睁睁看着她离开。

“那么，和我们一起回家吧。”他对她说。如此突然，连马西堤都一时没意会过来。“我住的地方离阿敏家不远。你先住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找你的朋友。”

马西堤慌了起来。

“可是，少爷……”他哀求。

罗珊娜犹豫不决。

“少爷。”马西堤又出声了。

索拉博拉起她的手，带她上了车。

在车里，罗珊娜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不肯抬起头来。马西堤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她身上有些东西——譬如她皮肤亮得让他想摸摸看是不是真的，譬如她看起来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那股气息——让他不寒而栗。在她身边，索拉博忘我地沉浸在喜悦里，仿佛变了一个人。

远远地，铁慕尔的大宅像座纪念碑浮现在信仰大道上。车子穿过庭院的后门，开上铺着鹅卵石的车道，经过繁花盛开的果树和正在沉睡的花床，开抵一片修葺整齐的空地，主屋在它中央，四墙攀满了茉莉花藤。从庭院踏上七级大理石台阶，才能到达两扇足足有两层楼高的蚀刻玻璃大门。有个仆人，也就是马西堤的老婆，透过玻璃窗看见车灯，跑出来迎接索拉博。自从主人出门度假之后，她就省事，没再穿上芙洛莲·克劳德要她穿的那套可怕的衣服——长袖白衬衫配黑色长裙外加白色围裙，这是每个仆人都得穿的制服。她穿着自己的长袍，蒙着头，光着一双脚ㄚ，袖子卷到手腕上，让双手可以利落地干活。她一看见罗珊娜就停住脚步。

“真主杀了我吧！”她尖叫一声，立刻用手捂住眼睛。“我相信那是个英国人。”

其实马西堤的老婆曾经有个名字，但是已经太久不用，连她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她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在村子里嫁给了马西堤，跟着他到德黑兰来为铁慕尔工作。现在，她是家里最资深的仆人，也是芙洛莲·克劳德最倚重的帮手，她负责管理家里所有的女仆，除了放荡的伊菲特之外。马西堤的老婆坚守道德与伦理的立场，死也不肯监管伊菲特。伊菲特已经在铁慕尔家帮佣七年了，却连一把扫帚，一根鸡毛掸子都没拿过。她睡遍了每一个园丁、每一个男仆，以及凑巧经过后门的所有推销员，弄得整个屋子乌烟瘴气，弥漫着堕落败德的气味，让马西堤的老婆每天都扬言要辞职。

不过，老实说，马西堤的老婆反对的可不只有伊菲特的水性杨花。虽然她大半辈子都在铁慕尔和芙洛莲·克劳德家里帮佣，但是她打心眼里不信任所有来自外国的人和事物，不信任吸血的犹太人、喝威士忌的亚美尼亚人、黑皮肤的阿拉伯人和光脚ㄚ的吉卜赛人，而在所有人之中，她最不信任的是那个最残忍恶劣的人种——那头为全世界带来痛苦的蓝眼动物，那头所有毛拉都说的制造贫穷又缺乏信念的野兽，那条睡在每个国王床上，盘踞在每个犹太人枕下的毒蛇——英国人。

马西堤的老婆不认识半个活生生的英国人，也无法想象毛拉说会伪装成人形来愚弄虔诚穆斯林的是什么模样的东西。当然啦，有好多次，英国人到铁慕尔家里来做客，参加宴会或谈生意，但是每回碰到这样的情形，马西堤的老婆就遵奉毛拉的教诲，躲进自己房里去。毛拉说，任何虔诚的穆斯林只要看一眼英国人，就会马上瞎掉。任何没马上瞎了眼的人，必定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不过，她既没见过英国人，又不肯看他们的照片，所以马西堤的老婆除了自己的族人之外，根本就分辨不出其他种族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也因此一辈子都惶惶不安。本来老板异教徒铁慕尔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人生的前二十年都住在西方，他的妻子芙洛莲·克劳德据说在德国出生长大，这对马西堤的老婆来说已经是倒霉到家了。每个恪尽职守的毛拉都对她说，穆斯林替犹太人工作，在他们的屋顶下行走，吃他们的食物是一种罪孽。有好几年的时间，马西堤的老婆坚持只吃硬邦邦的水煮蛋，喝加糖的玫瑰水，因为她相信蛋壳可以提供保护，免得食物因异教徒的碰触而遭污染。她每天沐浴祷拜五次，一年朝圣两次——用铁慕尔和芙洛莲·克劳德替她出的钱——到圣城马什哈德[4]，跪在伊玛目侯赛因[5]陵园的大门前面，为自己拿犹太人钱的罪孽祈求宽恕。

她从不费事掩藏或粉饰她对犹太人与外国人的仇视，连对自己的雇主也不例外。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或许都会显得非常怪异，但是在这个因为历史造化而迫使不同民族齐聚一堂的国度，人民说着几十种不同的语言，每个省份都相信自己是个独立国家，与敌人共存已经久得变成习惯，再也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去深究了。对马西堤的老婆来说，最难应付的是每回有陌生人——逊尼派穆斯林啦，铁慕尔或芙洛莲·克劳德的朋友啦，索拉博的朋友啦——进到屋里来的时候，她会觉得早已沉寂的怒火又烧了起来，但是她既然没能力对抗异教徒，就只好把气撒在马西堤身上。

罗珊娜下了车，在马西堤的老婆面前低头表示敬意，然后轻声问好。老妇人后退一步，双手仍然捂着眼睛，听任索拉博带着罗珊娜踏进屋里。

一条铺着黑色大理石的长廊通向有三座水晶吊灯与厚重木家具的宏伟客厅。客厅尽头有扇法式大门，开向一条檐廊，大门的锻铁栏杆上攀满了紫丁香。

罗珊娜缓缓走进去，一路上什么东西也不看，似乎对周遭穷侈极奢的华丽陈设一点也不在意，不吃惊，甚至也不意外。她以前就见过这种房子——她曾经站在像这样的檐廊上，闻着紫丁花香——或者应该说是很像这样的房子。她在雅丽珊卓的回忆里见过，那是雅丽珊卓与丈夫翩翩起舞的宫殿，是雅丽珊卓年纪尚轻还没被魅影情人藏到犹太区之前，闲坐用餐的庭院。

马西堤的老婆一副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模样。

“真主杀了我吧，因为我罪孽深重啊。”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丈夫说。每回只要她的脸颊像这样红了起来，马西堤就知道自己又要一夜不得安宁了。“这丫头不是个犹太人就是个英国人，搞不好还是英国犹太人咧，我连她是怎么上了你的车的都不想知道。”

她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向坐落在主屋后面的仆人院落。她看到荡妇伊菲特把新鲜的面团塞进胸罩里，舔舔嘴唇，添点润泽，然后穿上制服，准备在索拉博面前现身。

“快点滚，去招呼索拉博汗[6]。”马西堤的老婆下达指令，她很讨厌这个劈开大腿讨生活的女人。“他一定想要吃晚饭了。他还带了一个英国人回来过夜。好好盯着，别让她偷了什么东西。”

伊菲特笑得花枝乱颤地往外走，马西堤的老婆忙着转开头，免得看见她嘴里的每一颗牙齿。

伊菲特是铁慕尔唯一亲自雇用的女仆，也是他唯一不准芙洛莲·克劳德解雇的女仆。他甚至还让她去上学，但是她在学校里只学会了怎么用她的裙摆钓男人，接着是化妆、喷香水和垫高胸部，再来是吃避孕药和做堕胎手术，弄到后来伊菲特搞坏了身体，医生告诉她，以后就算她想怀孕也不可能了。

她一点羞耻心都没有，有一回穿着学校制服，光着脚ㄚ出门去买面包，结果一个月后才回来，她说她和驻扎德黑兰的一个美国大兵结婚又离婚了。那天美国大兵挡住她的去路，盯着她的光腿看，然后她就跟他走了，虽然两人根本言语不通，但是他们光做爱不说话，直到再也撑不下去才分开。于是伊菲特又回到街上，虽然失踪了一个月，却还是光着脚ㄚ。她带着一束红玫瑰和一抹歉疚的微笑，回到芙洛莲·克劳德的门口。

有好几年的时间，她也一直想追求索拉博，成天穿着短裙，打着赤脚，脚趾甲涂得红艳艳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当芙洛莲·克劳德或马西堤的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她甚至连胸罩都不穿。她会在半夜过后，随便找个借口到他房里去，坐在他床边，谈起她的情人以及她为他们做的事，说她有多喜欢在做爱之前把乳头浸到蜂蜜里，她有多喜欢在罩袍底下什么也不穿地和情人上街去，这样她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包得严严实实，但是她和情人都知道在罩袍里的她是赤裸裸的。她费尽心机，却还是一无所获，顶多只换来索拉博包容的微笑。他礼貌地听她说完，然后送她到门口，让她不得不违背真心期待地相信，这个男生在此时此刻是不会冲动行事的。

直到今天，伊菲特还是把头发打理得油光锃亮，她的笑声还是如同十数个银铃清鸣合响，她依旧和不同的男人上床，仿佛永远青春不老。

马西堤在玄关苦苦哀求索拉博。

“少爷，”他很谨慎地压低声音说，“你连那女孩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可能一觉醒来就发现她放火把房子给烧了。”

但是索拉博没看马西堤一眼。一瞧见伊菲特，他松了口气，好像找着了天生的盟友，要她带罗珊娜到房间去。

“少爷！”马西堤又恳求道，他对老婆怒火的恐惧远远超过对罗珊娜会做什么坏事的忧虑。“我绝对不赞成！”

罗珊娜听见他的话，走进玄关。

“我只待一个晚上。”她说，声音如此温婉，让马西堤羞愧得手心冒汗。“你要我睡在哪里都行。我保证，我不会拿任何东西。”

她随着伊菲特进了一楼的客房。这间房比楼上的房间小一点，但是离索拉博的房间有段安全距离，伊菲特想，而且离仆人院落也够近，足以让马西堤的老婆觉得满意。罗珊娜很快道了晚安，关上房门。她和衣躺在床上，侧耳倾听着。

过了好几个小时。罗珊娜还清醒地躺着，重温这天发生的种种，很想知道爸妈和蜜黎安一旦发现她离开犹太区之后，会有什么感觉，会怎么想。她栖身的这幢房子里，有一些东西——某种既陌生却熟悉的东西——让她很不安。等她觉得所有人都入睡之后，就下了床，走出房门。

她穿过走廊，走上楼梯，进到一间间摆设着漆彩木柜的奢华空卧室，嵌着镜子、镶金镀铬的水龙头能淌出钻石色清流的卫生间，穿过玻璃门，停在能俯瞰庭院的圆形阳台上。她看见索拉博睡在房门半开的卧房里，接着她探头看了看芙洛莲·克劳德的卧房，然后是铁慕尔的卧房。罗珊娜觉得自己像是隐形了，轻盈得没人能听见她的脚步声，自由得可以敞开双臂，随心所欲地从任何阳台迎风飞起。

楼下，厨房有四面大大的白墙和一大堆橱柜，紧邻的一个小房间里，摆有一张可坐八人的长方桌。两个房间之间另有个小隔间——非常窄小，灯光微弱，里头只有一张矮凳，一个火盆，以及一支水烟管。

有个男人坐在矮凳上。他穿着深棕色的西装，戴着一顶棕色扁帽，套着一双棕色的皮鞋。白衬衫的领子浆得挺直，但没打领带。他的眼睛全是眼白，没有瞳孔，但是罗珊娜还是觉得他看得见她。

沉浸在既陌生又熟悉的静默气息里，闻着鸦片的香味，感受着这老人盲眼的凝视，天使罗珊娜顿时醒悟，她已经踏进了异世界之屋。她不慎走进这里，再也找不到路出去了。

芙洛莲·克劳德后来会诅咒这一天，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倒霉透顶的一天——星期六早上，她和铁慕尔从戈尔甘回来，发现有个离家出走的犹太区女孩鸠占鹊巢，索拉博被那女孩迷昏了头，眼底和微笑里尽是女孩的影子。伊菲特对罗珊娜很不放心，跟在她背后，保持十英尺的距离，发誓说这女孩是个灵魔——栖身在波斯夜色里的精灵，可以幻化为人形。罗珊娜才在这房子里待了三天——她已经在星期四亲自证实茉希狄的确和新婚夫婿到欧洲去了，于是她只好又回来找索拉博，因为她无处可去，也不打算再回犹太区。

芙洛莲·克劳德恶狠狠地瞥了罗珊娜一眼，知道非赶走这女孩不可。

“真是够了。”她对马西堤说，不愿和罗珊娜说半句话。这时是清晨七点钟，罗珊娜站在主屋大门外的台阶上。“给她五十里亚尔，让她到市区去搭巴士。我们家又不是旅店。”

她随手把外套放在楼下的栏杆上，踩着细跟凉鞋上楼回卧房。鞋跟很高，让她每踩一步都像要跌倒似的。虽然背对着门，但是她可以感觉到罗珊娜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屋外，她知道罗珊娜是个下贱的东西，也可以嗅到自己的不屑一顾让罗珊娜困窘不安。她进了卧房，关起门，但没料到索拉博竟然跟在她身后。

“让她留下来。”他请求道。

芙洛莲·克劳德摇摇头。

“只要几天就好。”他坚持道，“等到阿敏和他的新妻子回来。罗珊娜是来找茉希狄的。她说她们以前在犹太区的时候住在一起。”

芙洛莲·克劳德听了更气：这女孩曾经和毁了阿敏家庭与声誉的女人住在一起，简直是罪加一等。而且让芙洛莲·克劳德更恼的是，索拉博竟然直呼那女孩的名字。

“这下子我们更有理由尽快赶她走了。”她说。

这天早上他们摸黑在凌晨三点离开戈尔甘，这样铁慕尔可以赶回来上班，为此芙洛莲·克劳德两点就起床准备。这会儿她又累又困，偏偏从来不违抗父母决定的索拉博又对罗珊娜有这种反应，更让她气恼。芙洛莲·克劳德很想舒舒服服地瘫在椅子上，脱下夹得脚出现深深红印的高跟鞋，把脚抬到脚凳上，喘口气舒缓一下。她很想拔下头发上的夹子，解开加在发髻里增添发量的那把染成金色的马毛，洗掉涂在睫毛上沉甸甸的、让她的眼睛在这天清晨泪水汪汪的睫毛膏。

但是，除非索拉博离开她的房间，否则她无法放松。在二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从来不准除了伺候她入浴的马西堤老婆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儿子，家里的其他仆人——看见她没化妆、没穿高跟鞋的模样。她衷心相信，婚姻美满的秘诀在于妻子只能以最好的一面出现在家人面前，尽管如此一来必须额外耗费许多心力，尽管她儿子已经二十一岁，而且还在她的卧房里惹得她烦躁不安，也绝对不能稍加松懈。

就在这一瞬间，索拉博突然拉高嗓音。

“你不能赶她走！”这是他长大以来头一次对妈妈大呼小叫，“我不准！”

她站了起来，深吸一口气。

“这很不得体。”她解释说，“她这么年轻，还没结婚，和我们又非亲非故。她爸妈迟早会来找她，不管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们都会怪到我们头上。再不然，她也会有更多的期待——特别是对你的期待——到时候就更难让她离开了。”

他对她的推论没有兴趣。

“请您三思。”他说，“我是不会让她离开的。”

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芙洛莲·克劳德不止一千次地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当然啦，事后看来，她当时连一分钟都不该让罗珊娜多待的。她应该报警或叫国民警卫队来；应该派马西堤去买老鼠药掺在罗珊娜的食物里；应该告诉马西堤的老婆说，这女孩是如假包换的英国人，理当被绑上刑架活活烧死。如果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芙洛莲·克劳德一定会在院子里堆起柴薪，亲手在罗珊娜脚下点起火。可是，此时此刻，索拉博赖在她房里，打从出生以来第一次反抗她，要她准那女孩留下来，芙洛莲·克劳德向来拿儿子没办法，又因为脚踝酸痛难耐，所以一时心软，告诉自己说事情或许没那么糟，毕竟索拉博是个需要有女人为伴的男人，他们可以多留罗珊娜几天，等那搞得儿子晕头转向的需求得到满足，或等到迄今还没表态的铁慕尔替芙洛莲·克劳德挺身而出。

自此而后，每过一天，芙洛莲·克劳德对自己的决定就更懊悔一分。

罗珊娜并非索拉博前所未见的惊世美人，她行事并不张扬，也从不向任何人索要任何东西。但是她身上有种奇特且令人不安的气息——她那种和芙洛莲·克劳德与索拉博认识的其他犹太人看起来迥然不同的模样，还有她那仿佛不受重力牵绊般轻盈的一举一动。她会以近乎空洞的眼神环顾周遭事物，好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或弄出半点声响，到芙洛莲·克劳德几乎都已忘记她的存在时，突然迸出犹如三岁稚童的笑声——这动人的喜悦音籁宛如盛开的粉色樱花，从她身上片片飞舞而出——屋里的人不管正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来，抬起头，仿佛看见她笑声里的缤纷色彩。她就在那里，娇小年轻而且出奇自信，光着脚站在仆人院落里，帮着伊菲特拧干刚洗好的床单，薰衣草漂白水溅上她粉白的臂弯，滑落到她细瘦如孩童的双腿上。再不然她就在厨房里，小心避开芙洛莲·克劳德，找“果冻”雅各布说话。大家都知道雅各布已经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真实的东西了，但是只要和罗珊娜在一起，他就会想办法正正经经地聊天，甚至还能在正确的时机笑起来。

让芙洛莲·克劳德最火大的就是罗珊娜竟然能与耽溺幻想的雅各布正常交流。没错，雅各布大半的时间都活在幻觉里，但是他的痴呆并非一无是处。大家遗忘了他的存在，反而让他可以尽情观察周遭的一切——仆人，客人，甚至铁慕尔——然后，偶尔在很罕有的清醒时刻，把芙洛莲·克劳德从来没发现的事一五一十报告给她听。

芙洛莲·克劳德忍了罗珊娜一个星期，才去找铁慕尔。有天早上，她穿上红色的羊毛套装、镶莱茵石的高跟凉鞋，在马西堤的老婆还来不及准备早餐之前就到厨房去。罗珊娜坐在餐桌旁，和伊菲特一起喝茶。她已经换掉学校制服，穿上马西堤的老婆给她的穿变形的旧衣服。芙洛莲·克劳德一走进来，罗珊娜就和伊菲特一起站起来，垂眼盯着地面。

“早安。”芙洛莲·克劳德微微一笑，没特别朝向哪一个人。在小隔间里，“果冻”雅各布在鸦片烟里沉沉入睡，只偶尔动一下，拍打他脸上和头上巨大的苍蝇。芙洛莲·克劳德走近铜茶壶，倒了一杯热茶和一杯热水，在银托盘上铺了一条浆烫平整的亚麻刺绣餐巾，然后摆上那两杯水，以及一碟椰枣和一朵粉红色的玫瑰。她在水槽上方的镜子里照了照，仔细端详自己的妆容、头发和唇线，然后端起托盘，走向铁慕尔的卧房。

“早安，早安。”她歌唱似的声音顺着楼梯往下传，让马西堤的老婆很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在卧房里，铁慕尔坐在书桌旁，看昨天的晚报。她走进来的时候，他抬起眼，露出微笑，然后一言不发地低头看他的报纸。

她把托盘摆在书桌上，把热茶放到铁慕尔面前，然后端着她的热水在他对面坐下来。每回有重要的事情要讨论，她总是来上这么一套。只是，这一次，铁慕尔似乎没心情讲话。

芙洛莲·克劳德清清喉咙。结婚将近三十年了，但只要一靠近铁慕尔，她依然觉得心脏在狂跳。

“索拉博带回家的那个女孩，”她开口说，“已经十一天了……我们对她一无所知，只听说她母亲把她送给了那个俄国女人。我想我们应该打发她走。”

铁慕尔碰也没碰他的茶。她再次清清喉咙。

“看起来索拉博想让她留下。”她之所以这么说，与其说是要铁慕尔了解事态的严重，倒不如说是要掩饰自己的惊慌失措。“但是我不知道她要用什么身份留在我们家，而且我也很担心未来的问题。”

她顿了一下，啜口热水，望着铁慕尔。他的眼睛盯着报纸，但是一动也不动，什么东西也没读进去，只是为了避开她的眼神。

“不管怎么样，我想，今天等你和索拉博去上班之后，我就要打发她走。或许等你们一起出门之后，你再对他提起，说这是你和我共同的决定，这样他就不会找我吵了。”

在这一瞬间，她突然觉得自己根本不该来，根本不该对铁慕尔提起这件事。她猛然起身，搓着双手。

“就这样吧。”她说，想赶在铁慕尔有机会开口之前就离开，可是来不及了。

他盯着她看。她觉得他看起来比她熟悉的他来得更黑，更哀伤，更孤独。

“让她留下来吧。”他说。芙洛莲·克劳德听见自己的人生纷纷碎落。

异教徒铁慕尔是穆罕默德·阿里国王[7]的外甥，吉尔苏丹亲王的外孙，也是号称“王中之王”“上主之影”“宇宙之光”的卡扎尔王朝[8]纳赛尔丁国王陛下的曾外孙。铁慕尔的父亲，凡夫所罗门原本是个犹太歌手，生就一副令人难以抗拒的好样貌，拥有倾倒众生的迷人魅力，所以在当时的王公贵族圈里大受欢迎。他母亲卡扎尔王朝的塔拉是位穆斯林公主，与犹太人坠入情网，不顾她父亲的反对结了婚。她带所罗门到德黑兰的玫瑰宫居住，那里墙上尽是钻石，水塘是用青玉铺成的，玫瑰园中花朵终年绽放。他们度过了二十年幸福美满的生活，做爱，生小孩，在舒适安全的环境里养大小孩，浑然不知宫墙外战火四起，革命已然迫近。

异教徒铁慕尔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他于1907年出生，那之后“宪法革命”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王室被放逐。铁慕尔的母亲抛下不肯离开伊朗的丈夫，拖着孩子，跟随被罢黜的国王流亡到了俄国。他们一直住在俄国，直到发生十月革命，然后转往欧洲，最后去了土耳其。他们每隔几个月就搬一次家，靠着被废黜的伯父给他们的那份日益缩水的津贴过活。塔拉把孩子们托付给家庭教师米尔札照管，他逼他们背一大堆数据和数字，害他们脑袋全变得不灵光。年纪比较大的几个儿子长大后成为戴眼镜的绅士，受过高等教育，风度翩翩，在法国和英国过着落难贵族的苦日子，大半辈子都在计算他们因为“宪法革命”和礼萨·汗政变而损失的财产。年纪比较小的儿子，铁慕尔和他哥哥莫拉德，对母亲失去的财富完全没印象，因此并没和她一起怀忧丧志，他们一心想要的只是能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待到能产生归属感。

1927年，卡扎尔王朝的塔拉对孩子们宣布，他们又要搬家了——从他们在巴黎的房子搬到一个远亲圣克劳德叔叔家。那是他们十年来第十一次搬家。

那年异教徒铁慕尔二十岁，他想离开母亲家已经很久了。他想和缠着母亲的那股无用的怒火一刀两断。他知道她绝对不会放他走，绝对不会原谅他的不孝。可是，在权衡轻重之后，他还是去见了母亲。

“我不和您去圣克劳德家。”他在母亲的会客厅里对她说。

塔拉当时站在她祖父纳赛尔丁国王巨大的画像底下。很多自以为了不起的欧洲人都认为她是个冒牌货——号称具有王室血统，但在他们看来，她分明只是个吹嘘自己身世的落魄移民。她得靠这张肖像向他们证明，她是货真价实的公主。她曾经美貌绝伦，现在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泛黄的皮肤铭刻着流亡岁月的艰苦辛酸，红唇也因为香烟而暗淡泛黑。她烟抽得越来越凶，这让她变得越来越瘦，越来越狂躁，周身永远萦绕着法国香烟的味道。

“你没法选。”她对儿子说，“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铁慕尔告诉她说，他要回伊朗去。

“绝对不行！”她掴了他一巴掌。血从他的鼻子里冒出来。塔拉看不起那个反抗她家族统治的国家，以及那些推翻她伯父王权的人民。而最重要的是，她恨礼萨·汗，那个声称卡扎尔王朝不仁不义，痛斥他们窃取国家财富，却只是为了接收他们的王位，开始自己动手偷窃的人。

“你是卡扎尔家族的人。你还没抵达首都，礼萨·汗就会找个理由把你给杀掉。”

这倒是事实，在伊朗近代史上，每个刚取得政权的君王都习惯于铲除任何接近他的前朝遗族。不过，铁慕尔毕竟也是犹太人的后裔，他父亲默默无闻地死在了德黑兰。

他对塔拉说，他会改用父亲的姓，告诉大家说自己是个犹太人，摆脱母亲家族的苦难与渴望，开创自己的人生。

“这是叛教啊。”塔拉怒不可遏，“改变信仰的穆斯林注定会不得好死。”

她拦不住他。

回伊朗途中，异教徒铁慕尔一路不停地梦到母亲的狂怒。他独自起程，耳中回荡着塔拉恶毒咒骂的声音，等他搭火车再换乘船抵达伊朗时，距他关上母亲躲避命运的最后一座欧洲城市的最后一幢房子的最后一扇门，已经过了两个月又十三天了。他对德黑兰市集里那家大客栈的老板自称是犹太人的儿子，在海外由穆斯林母亲抚养长大。他在外交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法国、德国和英国外交官的翻译。靠着薪水，他在德黑兰的凤凰大道上买了房子，雇了马西堤和他老婆当司机与女仆。然后他遇见芙洛莲·克劳德，或许就像她常自夸的那样——是她给铁慕尔带来了好运。

她是设拉子[9]来的鲁哈拉的女儿。鲁哈拉在德黑兰最小的市集后巷里有间布店。他在礼萨·汗执政初期来到德黑兰，不久之后，就把妻子和小孩从设拉子接来。他们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个名叫葛娜兹（意即“美丽花儿”）的女儿认为，她人生的使命就是照顾一家子男人。抵达德黑兰后不久，鲁哈拉的妻子吃了一颗酸瓜，隔夜就因为胃痛死了。医生说死因是阑尾破裂。

和那一辈所有的男人与女人一样，设拉子的鲁哈拉宁可相信流传久远的经验法则，也不相信这个刚出娘胎没多久，只因为在什么大学混了五年，就突然以为自己能替上帝发言的毛头小子所做的可笑诊断。他毫不迟疑地对那个人说，他有多痛恨医生的铁石心肠，明知妇人无法替自己辩解，竟然还这样诋毁她——说她身体里有个破掉的东西。鲁哈拉要求道歉，因为这个诊断有损他儿女未来谈婚论嫁的身价，医生马上就竖白旗投降了。事实是这样的，虽然设拉子的鲁哈拉没什么钱，社会地位也不高，却是个很受欢迎的家伙，交游广泛，满德黑兰都是他的相知，他只要在市中心的国王咖啡馆吃盘洋葱配香烤小牛肝，喝几杯威士忌，闲聊几句，就足以成就或摧毁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母亲过世几个月后，葛娜兹离开学校，开始照顾一家子男人。她看着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完成学业，结婚，找个政府小职员的工作，被迫收贿维持家计。她打理家务，替鲁哈拉管账，每天给他零用钱去和朋友玩双陆棋。年复一年，她觉得云英未嫁的自己越来越老，而且——她心知肚明，从来不存妄想——越来越没吸引力。

倒也不是说她的外貌没有可观之处，亮丽的棕发，深邃分明的五官，细得不可思议的纤腰上耸立着丰满的胸部。她有双匀称的长腿，若非顶着四四方方活像个洗手台的肥臀，看起来一定更加纤巧动人。然而，随着岁月增长，生活日益艰难，葛娜兹也知道只有靠着“正确”的婚姻，她才有机会改善自己的人生，拯救兄弟于贫苦。可仿佛觉得这个任务还不够艰巨似的，她竟然还更进一步，爱上了铁慕尔。

话说回来，她对铁慕尔的倾心，与其说是爱情，倒不如说成是一种由衷的爱慕或崇拜还更贴切。她是战前在城里看见他的，那会儿他还在外交部工作。当时拥有汽车的人很少，所以她大老远就能认出铁慕尔的福特。或许是因为他异乎常人的俊俏外貌——黝黑的皮肤，配上一双绿眼睛，让他散发出威慑逼人的野兽气息——也或许是他身上如影随形的传奇，据说他那个演奏塔尔琴的犹太父亲，在某个蚂蚁与蝗虫铺天盖地肆虐庄稼的旱年，以歌声召唤上天降下甘霖；或许是因为每回她看见他坐在马西堤驾驶的车子后座上抽烟读报纸的时候，总是那么悲伤，那么孤独，就连他的手，她想，看起来都好悲伤。成群的乞丐挤在车旁，他一一施舍，甚至还给那些剃了光头、蛀坏牙齿的小男孩钱，却不拿他们推销给他的便宜货。他从不拒绝任何人。如果他笑也不笑，如果他一句话也不说，那完全是因为他太悲伤了，而不是因为他冷酷无情，她想。

因此，就像世上每一个昂然踏进早已四崩五裂的人生却自以为是慈悲天使的蠢女人那般，葛娜兹下定决心要嫁给铁慕尔，要让他幸福快乐。

1933年，她二十八岁——比铁慕尔大两岁——只上过六年学，对何谓优美，何谓精致一无所知。她知道铁慕尔从来没注意过她，就算她在雨夜光着身子出现在他门口，他也不会注意她。但是葛娜兹是那种必要之时绝不怯于采取激烈手段的人。所以她去找放高利贷的人，拿父亲的店铺做抵押借款，交代兄弟们照顾生意，然后买了两张票——给她自己和鲁哈拉——搭船赴德国。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她对她的朋友说，他们也没什么遗憾不舍的。

六个月后，鲁哈拉回到德黑兰，穿着衬有垫肩的羊毛西装，开司米长大衣，戴着一顶让他看起来百分之百像他想扮演的百万富翁基督徒形象的帽子。他手里挽着一个年轻女郎，她有一头浅金色的头发，两道精心修整的眉毛，容貌和葛娜兹出奇相似，但她说自己名叫芙洛莲·克劳德。她只会说一点带德国口音、不甚流利的波斯语，她说她一直住在法兰克福，在那里研习“艺术”。她对扮演这个角色投入之深，时间之久，让她的老朋友们把她归入了疯子之列，懒得戳破她编排的故事。

芙洛莲·克劳德在凤凰大道上租了一座房子，就在铁慕尔家往下走一点的地方。下午，她陪父亲出门散步很久，头顶垂着薄纱的帽子压得低低的，遮住眼睛，上身穿一件系腰带的紧身开司米毛衣，让她的胸部像一对并排摆放的硕大甜筒。她还穿着高得不可思议的高跟鞋，让腿看起来更修长，让屁股看起来没那么笨重。她和父亲引见的每一个男人握手，喝茴香酒，抽香烟，大方地给小费，嚷着要买辆车。过了两个月，她借来的钱眼看就要花光了，那些昂贵的新衣服也因为频繁穿用日渐变旧，于是芙洛莲·克劳德开始对铁慕尔采取行动。

有天下午，她穿上金色的蕾丝洋装，踩着金色的高跟凉鞋，披着米黄色外套，和父亲一起到铁慕尔家去。

“他不在家。”那名女仆当着他们的面想把门关上，还闭起眼睛不看这个她怀疑是英国人的女人，免得被污染。但是芙洛莲·克劳德把门往里一推，走进屋里。

“我们等他。”她说起话来活像习惯使唤许多仆人的大小姐。“给我们倒点茴香酒，再端两杯土耳其咖啡来。”

一个半小时之后，铁慕尔回到家。设拉子的鲁哈拉露出开怀微笑，伸出温暖的手迎接他。

“你的新邻居。”鲁哈拉自我介绍道。

他将手搭在铁慕尔肩头，让他转身面对坐在椅子里，背挺得笔直，脚踝交叠在一起的芙洛莲·克劳德。她身体微微侧向一边，让自己的双峰显得益发雄伟。

“我女儿克劳德。”他说，“从德国来面试有可能的结婚对象。”

铁慕尔对他们的冒昧报以微笑，他太有礼貌，也或许是太孤单，所以没开口要他们离开。他们一起啜饮茴香酒，谈论文明欧洲的种种惊奇异事。芙洛莲·克劳德赞美铁慕尔对颜色的品位，还说到仆人，也就是马西堤的老婆，需要稍加训练。然后，她站起来，对铁慕尔伸出手。

“这次拜访很愉快。”她说，“我保证，我们会再来。”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每个星期有三天下午，原本出身设拉子与德黑兰的犹太人芙洛莲·克劳德，总不请自来地拜访铁慕尔。马西堤的老婆简直被吓死了，一整个晚上连带第二天，都不停地擦洗芙洛莲·克劳德和鲁哈拉踩过的地板，希望能中和掉他们带来的污秽。马西堤的老婆最恼的是芙洛莲·克劳德老是开口要铁慕尔家里没有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法国干邑白兰地，德国巧克力，七天大的鸽子蛋——而她矫揉造作的姿态和刺耳的口音对铁慕尔的耐心也是一种挑战，老惹得他常常不愿接待她。然而，她之后还是让父亲两度回去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更多的钱，拿来买自己的衣服和送给铁慕尔的礼物。最后，有天下午，她问他会不会跳华尔兹。

“干什么？”铁慕尔问。

她露出纵容的微笑。

“只是想遵从习俗啊。”她说。

他一头雾水。

“什么习俗？”

“我们的婚礼啊。”她回答说，“我想用华尔兹开舞。”

在那一瞬间——在映照了铁慕尔所有的寂寞与芙洛莲·克劳德所有的渴望的那一瞬间，在他不只明白她所提出的问题，也意会了她所想达成的目的的那一瞬间——看着她因为怕他嘲笑而面无血色的微笑，变得青紫的指尖，他明白了，她爱他，她为了让他爱上她而改造自己，如果他拒绝了她，她就会深叹一口气，在他面前化为尘土。

“很好，小姐。我们就用华尔兹开舞。”

于是，芙洛莲·克劳德就这样嫁给了铁慕尔，和他一起住在凤凰大道上。她就这样用父亲的店铺还掉所有借款，打发兄弟们去做生意。她就这样锦衣玉食地供养父亲，直到有天早上他在国王咖啡馆，手握一杯樱桃甜酒咽了气。索拉博是她唯一的儿子，出生在1936年，长得很漂亮，所以芙洛莲·克劳德常常不愿让他在访客面前现身，怕恶魔之眼会盯上他。此后，她再未怀孕。至于原因嘛，要么就像马西堤老婆一口咬定的，是因为芙洛莲年纪太大了，要么就像马西堤猜测的那样，是因为铁慕尔多半时间只待在他自己的那间卧房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年前，礼萨·汗开始建造伊朗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芙洛莲·克劳德说服铁慕尔辞掉外交部的工作，去当金属中间商，接着铁慕尔自己做起了金属买卖。就在大战前夕，有人指点他去买橡胶。“多买一点，而且长期囤积，不要卖。”

在1941年盟军占领期间，就是橡胶让铁慕尔和芙洛莲·克劳德赚进了不可思议的财富。美国人需要橡胶去制造军用车辆的轮胎。他们付出巨额高价，付得爽快，什么问题都不问。铁慕尔拿赚来的钱去投资，从金属到水泥再到基础的粮食物资。之后他买下信仰大道的这块地皮，盖了这幢令全城嫉羡的豪宅。

搬进新家的那天，芙洛莲·克劳德以为她再也不会有哀伤遗憾了。这些年来，她过着无忧无扰的幸福生活，照顾丈夫与儿子，享受她的庞大财富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让大小灾祸都近不了身，她甚至从没失望地皱一下眉头或叹口气。等索拉博渐渐长大，她把时间全花来选择聚会与社交活动，雇用阵容日益庞大的仆佣队伍，到欧洲和美国旅行。到后来，她甚至还让弟弟雅各布先生搬进家里来和她与铁慕尔同住。

雅各布运气很背，竟然爱上了鸦片，喜欢鸦片远胜于其他的一切。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他光抽鸦片，其余什么事都不做，靠铁慕尔帮他付房租和孩子的教育费。有一天，他老婆不想再照顾这个废物丈夫，就把他送去给芙洛莲·克劳德。铁慕尔没反对，因为他是个慷慨为怀的人，从来不为家里的日常杂务费心，但是芙洛莲·克劳德很怕在她社交圈的朋友面前丢脸，所以就把雅各布藏在房门紧闭的客房里。她对仆人说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对其他人，她则压根儿否定他的存在。她就这样一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到有一天，铁慕尔说雅各布总有一天会叼着鸦片烟管死去，而且会死得孤零零的，因为芙洛莲·克劳德不让别人靠近他。

此后，她就把雅各布移到厨房和仆人餐厅之间的小隔间里去了。马西堤的老婆叫他“果冻”，因为他老是颤抖个不停，其他仆人则避开他，因为他们相信他身上有恶灵。因此，几年之后，铁慕尔的哥哥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芙洛莲·克劳德也就没有任何立场可以抱怨亲戚侵扰他们的隐私了。

传信人莫拉德已经十五年没见到铁慕尔了。

“妈妈临死之前还在诅咒你。”他对铁慕尔说，“她说她这辈子都没法原谅你离开这事，她到死都不原谅你。她会一辈子盯着你，不让你安宁，任何对你重要的东西，她都要夺走。”

芙洛莲·克劳德第一眼看见莫拉德就不喜欢他。她讨厌他带来的消息。而更重要的是，她讨厌铁慕尔把哥哥拉近跟前，拍着他的背，脸上露出的那抹微笑，她这辈子都没见过他对其他人这么笑过。她听铁慕尔说过，莫拉德是个花花公子，同时和许多女人交往，一辈子没做过半天工作。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铁慕尔的邀请，在德黑兰落脚，和他们一起住了一段日子。

她忍耐了莫拉德将近一年的时间，铁慕尔才替他买了栋房子，并给了他一份工作，只是他一点也不想做，只靠着铁慕尔的慷慨解囊和众多女友的馈赠过活。芙洛莲·克劳德甚至帮他找了个妻子，一个出身偏远省份、不识世事的农家女子。这妻子给他生了三对双胞胎儿子，当然也还是靠铁慕尔抚养。不过，芙洛莲·克劳德很高兴莫拉德不再在她面前碍眼了，因为别的不提，光是每回看到铁慕尔和哥哥说话时把他当成世界上唯一可信赖的人那副模样，就让她妒火中烧。

她告诉自己——在注意到铁慕尔深爱莫拉德，而且也明白铁慕尔从未对她有相同感觉的时候——男人要得到幸福，并不一定非爱老婆不可，美满婚姻的秘诀在于相互包容，而非热情，在于彼此尊重，而非亲昵。她知道铁慕尔从来没后悔娶她。她也知道儿子索拉博会娶她替他挑的妻子——一个完美无瑕、优雅高贵、家世良好、美貌绝伦的女孩，比索拉娅王后[10]和她所有的珠宝更加灿烂夺目；一个绝对无法与她竞逐索拉博的爱的女孩；一个他不会像爱自己，或者像爱他母亲那般深爱的女孩。

结果呢，出现的却是罗珊娜。

天使罗珊娜相信，万事万物在被命名之前，都是不真实的；而人呢，除非在可以听见他们故事的见证人面前被高声提及，否则也是不存在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她认为，包括痛苦在内，都只是虚妄的想象。

于是，她从那年开始守着秘密——她对那幢大宅诡异的影响力，还有无论身在何处都环绕着她的光芒，就是那道光芒魅惑着索拉博，让他无法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就是那道光芒惊扰着铁慕尔，让他不敢看她一眼。她守着所有的秘密，就算秘密开始发芽滋长，就算秘密开始行走呼吸，用它熟悉的语言对她说话，就算秘密像她自己的影子那样盯着她不放，她还是紧紧守着秘密。她知道，就是这个秘密，让索拉博对芙洛莲·克劳德的警告充耳不闻；就是这个秘密，让铁慕尔保持缄默，硬起心肠，拒芙洛莲·克劳德于千里之外；而最重要的是，这个秘密让罗珊娜没被赶出异教徒铁慕尔的家。

她第一眼见到铁慕尔就注意到，他不肯看她，他刻意不看她。他和芙洛莲·克劳德从戈尔甘回来的那个早上，罗珊娜看见他下了车，谢过马西堤，然后拾阶而上，和索拉博握手。铁慕尔是头雄狮，她想——年事已高，饱经风霜，但依旧威仪堂堂。她知道他分明看见她了。尽管她一直站在他面前，但是他却转开目光，不肯看她。

那天，在走廊和院子里，他有好几次碰巧从她身边走过。他听见仆人对她议论纷纷，把她当成刚从西洋来的新奇玩意；他也看见每回有人提到她的时候，芙洛莲·克劳德就气得满脸通红。他看见索拉博在“果冻”雅各布的鸦片烟雾里盯着她，但是自始至终，铁慕尔还是不肯看她一眼。

他这样视若无睹让罗珊娜很不自在。没有人，就连对她那么不屑一顾的外婆碧碧，也从没不肯看她一眼。她很想去找铁慕尔，站在他面前，倾身靠近他，直到看见自己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睛里。她想唤他的名字，问他索拉博说他祖母曾经将烧热的铁块烙在仆人腿上，还说她曾经把敌人活生生丢到热油锅里，是不是真的。

“这么说来，他也没有同情心。”她这么对索拉博说。这让她很害怕，但同时又很迷惑。

夜里，罗珊娜走过整幢大宅，停在铁慕尔卧房外面。她听见静默——就像许久以前，亚述情人还造访时她在雅丽珊卓家里听见的那种静默。她知道铁慕尔醒着，戒备着，他的感知能力扩大了，在漆黑之中，他的眼睛锁住她，如同猛兽锁定猎物。她惊恐万分地冲回自己房间，闭上眼睛，想把他的影像从心底赶走。可是她知道，铁慕尔比任何人更能看透她。他看见她赤脚在闪亮亮的黑色大理石地板上踩出的光晕，他感觉到她站在他房门外恐惧发冷的肌肤，他看见她逃走时在灰泥墙面上映出的身影。她知道他听得见她的身体在被单底下窃窃低语，感觉得到她的眼睛因血液直冲脑门而在燃烧沸腾。

于是她开始了解到再过许多年才会有人稍起疑心的事：铁慕尔之所以不看她，是因为她早就已经在他眼里了，早在他还未见到她，早在她还未离开犹太区之前；铁慕尔不必靠近她，因为他知道她身上有他曾经航行过的海洋的气息；他不必碰触她，因为他知道她没有重量——宛如睡梦，宛如欲望。于是她明白，他已经看见她的翅膀——那透明的羽毛，只有在夜里，衬着她一心渴望的蓝宝石夜空，才会现出颜色。也就因为这样，罗珊娜才会留在信仰大道的这幢大宅中——因为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到多年之后，异教徒铁慕尔都不看她一眼。

她站在仆人院落里，面前是一桶园丁刚采下来准备酿酒的红葡萄。她光着脚，白色的衣裙溅上了点点紫红，手肘以下全浸在正帮伊菲特一起榨压的葡萄里。索拉博走近时，她微微一笑，就又低头看着桶。伊菲特看得出来，索拉博想和罗珊娜独处，所以她偏要留下，连珠炮似的说个没完，明明白白表示她不愿让位。最后，索拉博只得开口请伊菲特离开。

“我爸爸允许我来问你。”伊菲特离开后，他对罗珊娜说。他紧张得双手发抖，微笑里隐隐有一丝祈求的意味。

“我在想，你是不是愿意当我的妻子——也就是，嫁给我——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

罗珊娜吓了一大跳，连忙把手从那桶压得半碎的葡萄里抽出来，在衣服前襟上抹了抹。白色的布料上留下一条条紫红的印子。

“我对爸爸说，我不是个聪明人，”他说，“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我要你知道，你有自由决定的权利，可是我希望你答应，也希望有一天，你会爱我。”

她凝望着他。夏日午后的热气从红砖地面蒸腾而上，停驻在索拉博的额头，滴落在罗珊娜湿漉漉的双手上。

她想起铁慕尔，想起他那天早上从她身边走过的情形，他的步伐比平常快，仿佛急着要脱离她的掌控似的。走到门边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将手贴在刻花玻璃镶板上，在那一刹那，她还以为他要开口对她说些什么。

他现在也在望着她吗？他知道她要对索拉博说什么吗？他想要她嫁给他儿子，住在他家，睡在索拉博床上吗？

她对索拉博说，任凭他做主——不管他们要不要结婚——因为她只是个犹太区离家出走的女孩，无处可去，也别无选择。接着，她对他说，她认为他应该知道——她是个命带厄运的孩子，她家每一代女人都会做出有辱门风的事，她命中注定要离家出走，若非背弃父母就是抛弃丈夫，说不定还两者兼有；也就因为这样，她母亲曾经想杀掉她；也就因为这样，她父亲才会把她送给一个和鬼魂生活在一起的女人。

索拉博哈哈大笑，告诉她说，什么命中注定都是骗人的。

罗珊娜起初吓了一跳——他竟敢这么大言不惭，蔑视宇宙运行的法则。但她看见索拉博的眼睛，那双盈满对她爱慕之情的黄眼睛，于是生平第一次，她想她或许找到一条逃离宿命的生路了。她想起她和茉希狄聊过的事——她说过的未来会爱上她的男人，以及她会生的小孩。这时，她看见那个孩子了，一个生来富裕，不识贫苦，拥有爱，没有恐惧，生性乐观，不受命运捉弄的女孩。在这幢远离犹太区的大宅里，在不受上帝与大自然威力震慑的人们之中，天使罗珊娜想，她可以生个女儿，她或许可以避开母亲的伤悲，给女儿崭新的命运。

索拉博和父亲先敲定了日期，然后才通知芙洛莲·克劳德。不过呢，在那之前，就连女仆都全知道了。

有好几天，伊菲特整天垮着一张脸，说她是因为在索拉博面前表现得“太淑女”，才错失了拥抱幸福人生的机会，还说她下回如果碰见一个够格的男人，绝对不问他同不同意，就直接把他带上床。她也谈起要为“大事”做件新衣服。她没提到大事是什么，但是每回芙洛莲·克劳德碰见她们在说话的时候，马西堤的老婆总是恶狠狠地咒骂一声，咬紧嘴唇，所以芙洛莲·克劳德知道她们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事瞒着她。

她走进厨房，叫醒雅各布。“她们在聊什么事？”她问他。

“民族起义啊。”他脑袋像激光般清晰。“美国中央情报局付钱要人民支持国王。他们的坦克车开上街道，谁挡了路就开枪。”

“还有呢？”芙洛莲·克劳德努力耐住性子追问。可是她的心脏快跳出喉咙来了。

“上回暴动的时候，你老公的伯公派出刽子手，用他的匕首弄瞎了一整座城里所有人的眼睛，所以留在家里吧。世事难料啊。”

芙洛莲·克劳德勃然大怒。

“伊菲特说的那件‘大事’是什么？”

雅各布对她皱起眉头，好像她是个笨蛋。

“当然是你儿子的婚礼啊。伊菲特要给自己做件新衣服。”

芙洛莲·克劳德当然想阻止这桩婚事。她浴血奋战，费尽心思，筹谋对策，诅咒怒骂，威胁要自杀，还在索拉博请她同意婚事那天演出心脏病发的戏码。她跳到铁慕尔那辆黑色福特车前面，说她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要承受一辈子的漫长煎熬，她甚至把所谓的母性天职发挥到极限，企图毒死罗珊娜：她拿下自己项链上的珍珠，放到做番红花粉的小臼里磨成粉，然后要马西堤的老婆每天在罗珊娜的食物里掺一点。这应该很管用的，因为珍珠粉会在消化系统里产生有害的沉淀物，让人逐渐吃不下东西，最后活活饿死。芙洛莲·克劳德认识的其他女人用这个方法无往不利。但是罗珊娜吃掉了一整条珍珠项链，却一点消化问题都没有，甚至胃口还好得很呢。绝望之余，芙洛莲·克劳德遍访城里最顶尖的巫医和算命师，找德黑兰的戒严司令和首席拉比诉苦，还向穆斯林的阿卜杜勒·阿齐姆沙阿圣陵[11]捐钱，祈求圣灵为她伸张正义。

然而，最后，让芙洛莲·克劳德缴械投降的并不是索拉博。当然更不会是罗珊娜：芙洛莲·克劳德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会栽在这个从犹太区离家出走，没有钱，也没有亲戚可以替她撑腰的十八岁女孩身上。到头来——这是最难接受的事实——是铁慕尔收服了她。

他想要这桩婚事。

芙洛莲·克劳德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想办法要他解释。他对索拉博的幸福向来不像芙洛莲·克劳德那样上心，这是事实。受够了母亲念念不忘家族血统与社会地位造成的痛苦，铁慕尔鄙夷这种阶级观念（否则他怎么会娶芙洛莲·克劳德？），嘲笑妻子不断拓展正确社交圈的努力，这也是事实。可是在过去，他很能理解芙洛莲·克劳德必须掌控家务的需求，随她去搞那些琐碎费心的小事和堂皇的大计划，用包容换取平静，有时候甚至让她误以为他的兴趣缺缺是某种淡然、消极的爱。

他对罗珊娜的态度似乎也一样：一直保持沉默，从不干预，对她的存在视而不见，直到芙洛莲·克劳德当面对他施压，才含含糊糊地支持索拉博。自此而后，芙洛莲·克劳德节节败退，终于有一天，索拉博向铁慕尔坦承了他对罗珊娜的爱。

关于丈夫为什么这么做，芙洛莲·克劳德唯一想得出的解释，觉得唯一说得通的可能性，就是铁慕尔从来就不爱儿子，也不在乎索拉博或家里发生什么事。

而这件事，芙洛莲·克劳德也怪在了罗珊娜头上。

7月17日。这个日期一直在芙洛莲·克劳德的梦魇中浮现，让她血脉偾张。

一位医生每天到家里来替她打针，原本是想让她心神安定，却反倒让她更生气，害她嘴里长了水泡，一吃东西一喝水就灼热刺痛。马西堤的老婆只好在冷水里加进盐和酒精，让芙洛莲·克劳德泡脚，将芥菜籽药包贴在她额头上，喂她吃新鲜的芫荽，喝甜柠檬汁。芙洛莲·克劳德待在卧房里，除了马西堤的老婆之外，没有人可以进来看见她没化妆、没梳整头发的样子。马西堤的老婆对其他人转述芙洛莲·克劳德恶化的健康状况、她的心碎以及希望幻灭的苦涩滋味。

然而，婚礼的筹备工作还是按照既定计划进行。芙洛莲·克劳德最深沉的恐惧终于成真，随着罗珊娜的出现，她的存在突然变得可有可无。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索拉博联系上罗珊娜在犹太区的家人，邀请他们全家一起来参加婚礼。

他们浩浩荡荡一起抵达，活像一大群遮天蔽日的蝗虫降临麦田，但破坏力犹有过之——二十七个世居犹太区的犹太人，身上带着樟脑丸和小豆蔻的气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孩子们缠着大人，活像遭逢海难时，紧抱着腐朽木板不放的水手——芙洛莲·克劳德不必见到他们都知道，她想要他们每一个，连小孩都不例外，全都死在犹太区的乱葬坑里，好让他们永远无法踏进她家一步。

马西堤的老婆搀着芙洛莲·克劳德，走到二楼卧房的窗边，让她看见这大队人马。总共有五个男人，十个女人，十二个小孩。男的穿着市场小贩似的西装，那衣服套在身上活像负担——袖子太长，裤腿在脚踝边鼓了一圈，衬衫直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却没打领带。他们之中有的胡子有两三天没刮了，满口黄牙，抽烟抽得嘴唇发黑。女的看起来全像要靠衣服掩藏某些恐怖罪行的模样。她们干巴巴的，满脸皱纹，除了塔拉叶之外，都没化妆。

塔拉叶把衣服拉得老低，领口能露出半个胸脯来，头上戴着宽边帽——上面夹杂着粉红翠绿的装饰，最吓人的是还缀着皱巴巴的纸花，像只在街头钓最后一名恩客的巴黎流莺。在她身边的月姑蜜黎安，像个准备带走尸体的收尸人，而她们的母亲，曾经有“美人”称号的秀莎，那一脸的羞愧神色，连罩袍都掩不住。

一把芙洛莲·克劳德扶到窗沿，马西堤的老婆就逃之夭夭，躲进自己房里，免得被犹太人污染送命。铁慕尔召集了其他的仆人，要他们在主屋门外的台阶上列队迎接这家人。

这群娘家客人走近迎宾队伍的时候有点踌躇，于是拉赫曼走到前面领军。他显然很自卑，连面对仆人的时候都有点抬不起头来。他和马西堤以及园丁握手，对每一个女仆屈身致意。

铁慕尔和索拉博来到门边，欢迎他们。众亲戚还是茫茫然没回过神来，好像脖子上扛了石磨似的，对发生在此地的迷离诡异之事显然难以理解，这一定是搞错了吧——说什么罗珊娜要嫁给索拉博，说什么她要住进这幢豪宅里。

只有蜜黎安尽可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她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索拉博和他父亲，一副仔细检查沉船遗骸，寻找人为疏失迹象的模样。然后她走进屋里。

“罗珊娜呢？”她问。

罗珊娜从她房里出来，穿着索拉博给她买的新衣服，羞涩地微笑着。每个人都盯着她看，就连那些年纪小得不通人事的孩子，似乎也知道有极其重大的事发生在她身上了。

蜜黎安上前拥抱罗珊娜。接着是秀莎，然后是洛雪儿和苏珊。塔拉叶一动也不动。拉赫曼只是紧张地搓着手，像个迟迟还不出债款的人。他叫罗珊娜“克哈努”——也就是“小姐”——仿佛她尚未举行的婚礼已经大大提升了她的身份地位，让她远远凌驾于自己父亲之上。

伊菲特带众人到各自的房间去。她注意到蜜黎安一路上的不满神态，眼神里带着疑虑而非赞赏，充满不屑而非感激。

“这房子里有鬼魂。”蜜黎安在查尔斯先生的耳边说。

在楼上的卧房里，芙洛莲·克劳德脱掉睡衣，下令准备入浴。她的体温还是很高，她觉得很虚弱，可是还没病到不能忍受找发型师和女裁缝到家里来的程度。事到如今，既然无法制止婚礼，她决定，该是结束休养，重新登场，让这些从犹太区来的野蛮人知道她还是这幢豪宅的女主人的时候了。

婚礼那一夜，天空是钴蓝色的，月亮好大好大，宛如第一次升空俯瞰大地，让夜色沐浴在柔和清澄的光晕里。德黑兰每一条主要街道上都点燃了成排的火炬，照亮了整座城市，从城北一直到南面的犹太区大门，再扩及外围的沙漠。无数男女老少受到灿烂灯火的吸引，长途跋涉来到德黑兰。在住宅区和主要市集周围，巡守队穿着新的制服，嘴里喊道：“在国王陛下庇荫下，永保安康！”眼睛低垂看着他们的怀表——铁慕尔和芙洛莲·克劳德送的礼物。

沿着信仰大道，身穿白色制服的接待员鞠躬迎接搭乘敞篷马车或闪亮轿车行经他们面前的宾客。大门口，戴着面纱、着白色长袍的女郎们怀里抱着翠绿和土耳其蓝的珐琅小火盆，盆里装着烧成琥珀色的煤炭。每有宾客经过，她们就抓起一把野芸香籽，丢到炭上，烧起浓浓的白烟，并把烟吹向客人，象征纯洁与即将到来的好运。

庭院里，步道两旁挂起一盏盏纸灯笼。两百棵树，每一棵自树干往上都沐浴于光亮中，在夜色里宛若闪闪发光的精灵。每一畦花圃和每一个水池边，都有园丁特地为今晚而新种的花草，让茉莉清吐的芳香与山茶绽放的洁白花颜铭刻于德黑兰居民的记忆深处，永远和天使罗珊娜的名字，以及她如何成为全伊朗女人艳羡对象的传奇紧紧相连。

白色丝缎地毯从大门一直延伸到接待区，两旁有小提琴手列队演奏着莫扎特的曲子。容貌酷似出自古波斯画像的年轻女郎引导莅临的宾客进入庭院。她们一走动，挂在脚踝上的金币就随着步伐叮当响，随即在宅邸正面主露台上上千宾客的轻声低语与浅笑声中隐匿无踪。

穿着米色燕尾服的索拉博看起来就是个活脱脱的王子。不过话说回来，当年英国人如果没推翻卡扎尔王朝，他本来就该是个王子啊。芙洛莲·克劳德着一袭用金色塔夫绸制成的镶黄色莱茵石的礼服，头戴钻石宝冠，这顶冠是用从印度买来的钻石在巴黎镶嵌打造成的。她给雅各布也穿上了新西装——黑色羊毛西装，配背心，露着表链——把他移出厨房的小隔间，坐在大会客厅的一把安乐椅上。一整个晚上，雅各布叫着每个仆人，拉扯每个客人的外套，吵着要他的水烟管和火盆。

传信人莫拉德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单身赴会，勾引他身边每个有钱的女人。伊菲特也换上了白丝礼服，头发上簪着白玫瑰花苞与满天星。她满场飞舞，说自己是“新郎的近亲”，和已婚的老男人喝马天尼，马西堤的老婆不断对她使眼色警告，她却只是不以为意地耸耸肩。

“如果你和英国人上床，就会变成英国人，”马西堤的老婆准备回房休息之前特地提醒她。

“我还求之不得呢。”伊菲特顶嘴说，“英国人比你和我都棒，不然上帝怎么会让他们生成英国人？”

十点钟时，小提琴停止了演奏。二十四个阉人歌手唱起传统的波斯婚礼歌谣。然后，一个不足三英尺高的小男孩，从暗处走了出来，站在直通宅邸的步道尽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笛子，开始吹奏，乐音如此轻柔悠扬，一个个音符在空中盘旋，唤醒了每个宾客心中沉睡的欲望梦影。那男孩一面吹奏，一面看着房子顶楼左边的角落，他看了良久，眼神如此专注，引得其他人也随着他的目光望去，于是他们也都看见了，在那扇斜面玻璃门后面，突然射出了白色的光芒。

那道光芒缓缓地从一面墙移到另一面墙，照亮了一个个房间，穿过三楼的时候变得更亮了，然后走下楼梯，穿过二楼，再到一楼，等到了正门口的时候，整幢房子全亮了起来——宛如一艘灿烂金船从黑暗的水面升起——敞开双臂，让罗珊娜登场。

她的皮肤很白，身上的礼服是用意大利修女纺出的蕾丝裁制的，头纱是一整匹真丝薄纱，垂盖住了她的脸和一整袭礼服。她款款步下缀满白色玫瑰的走道——轻盈的步履，十八岁的笑颜，都如此美丽，在那一瞬间看见她的人都敢发誓，她必定是上帝亲手完成的杰作。

罪人索拉博在罗珊娜面前鞠躬。他的眼睛像老虎一样，是黄色的，射出深棕色的光芒。每回一抬眼看她，目光就亲吻着她。

在垂覆着白纱并缀满山茶花的顶盖之下，天使罗珊娜坐在索拉博身边，聆听拉比诵念婚姻誓言，他们环绕在一片闪烁的烛光中。之后，铁慕尔送给罗珊娜一份礼物：一条深色的蓝宝石项链，并亲手为她戴上。她抬眼看他，低声道谢。就连这个时候，他也没看她。

可即便在这个时刻月姑蜜黎安望着罗珊娜，还是相信宿命难以违抗。偷人精塔拉叶因愤怒嫉妒而泪流满面，泪水顺着她涂满脂粉的肉嘟嘟的脖子往下流，在她每回逮到机会就厚颜无耻露出来的乳沟上汇成一滩小小咸水。她一整天都在发脾气，不理孩子，辱骂老公，一看见罗珊娜那条项链，就绝望地叹了口气，痛哭失声，害弟弟巴赫朗得把她带离现场，免得丢人现眼。在推拉中，塔拉叶的鞋跟断了，所以她只好整个晚上都被迫留在指定的席位上，和家人坐在一起。这之后，她再也无法忍受家人，还觉得自己能压抑住情绪实在是很了不得。然后，就在喝完汤还没上柠檬雪酪间的空当，她又开始落泪。

几个小时之后，太阳升起，这幢信仰大道上的豪宅，渐渐隐遁了灯光。最后一批客人累得神志不清地开车离去了，仆人们关上门，拉下帷幕。布尺拉赫曼拉着女儿的手，把她交给铁慕尔。“我女儿是你的奴隶了。”他覆诵着依照传统新娘父亲该说的话，“请耐心教导她。”

这时，芙洛莲·克劳德感觉自己又发烧了，于是逃回床上，就着一罐冰冷的黄瓜汁，吞下一把安眠药，希望一觉醒来能发现这只是一场噩梦。踩着断跟鞋的塔拉叶，一拐一拐地走向她永远再也无法与丈夫分享的人生。蜜黎安发誓绝不嫉妒其他女人的好运，要凭一己之力赚够大钱。洛雪儿则决定要回家嫁给唯一来提亲的人——那个头像甜瓜，凸眼睛，小个子，只要有女人走过身边就目不转睛盯着看的男人。

回到沐浴在晨光中的卧房，索拉博看着镜前的罗珊娜。

“你是从哪儿来的？”他问。

罗珊娜没回答。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她还能听见小提琴的乐音，还能看见自己穿过人群，还感觉得到整晚不停向她伸来的手，摸着她的脸，她的背，她的肩膀——所有的人都想认识她，或许还想要沾一点她的好运。

她在镜前转了三圈，每转一圈，就祷告一声：

阳光不灭，

青春永驻，

女儿有双黄眼睛，一生好命。

在好几年的时光里，音乐从未停歇。

私人派对与正式酒会，里海岸边的旅行，造访裁缝师与绸缎铺。美发师到家里来，把罗珊娜的头发浸在冰冷的啤酒里，卷成小小的发卷，垂在脸庞周围，让她看起来甚至比实际年龄还小。美容师用小火熬煮红糖和柠檬汁，熬上足足十个小时，然后把温热的金色蜡液倒在她皮肤上。她们等蜡冷却之后，再拿亚麻布将它搓掉，让罗珊娜的腿光洁无毛，宛如幼童。修甲师把她的指甲先浸过肥皂水，然后涂成琥珀色。伊菲特问她知不知道和索拉博上床之后该做什么，还大方提供了她和其他男人交手的丰富心得。索拉博无时无刻不爱罗珊娜。就连芙洛莲·克劳德都努力和她和平共处，强忍下心头恨意，接受她的存在，因为芙洛莲·克劳德恐惧稍一不慎，她细心呵护的家庭就将毁于一旦。

铁慕尔看着她。

他现在还吓不着她——不像后来那样，后来他的眼睛成了她的囚徒，后来她终于明白他永远不会允许她离开他的视线，因为这么做就表示他放弃了自己最后的一线希望。在这段日子里，他的眼中尽是溺爱与保护，有着谅解，有着和罗珊娜一同守护秘密的沉默密谋。有时候，铁慕尔的出现让她有忍不住想哭的冲动；有时候，她醒来以为他就站在她上方，看着她睡觉；有时候，她独自一人，而他在远处，但她一转身，就能感觉到他在轻轻唤着她的名字。

在婚礼两个月之后，阿敏度完蜜月回来了。他花掉了十万美元，而且在途中失去了妻子。他们游遍欧洲之后，茉希狄想到美国去。到了洛杉矶，她在日落大道上买了一幢房子，左邻右舍都是电影明星。她说她要永远留在美国。她说，她太年轻了，不该把生命浪费在阿敏身上，她太美丽了，不该当个妻子或母亲。她想成为明星，就像那些躺在国宾大饭店泳池旁边，头发染色，脸上戴着太阳镜，在下午做爱，靠喝酒才能入睡的女人。

沮丧羞愧的阿敏为了在德黑兰保住面子，抵死不承认茉希狄离开了他。他对朋友说，她只是暂时留在美国，日落大道上的豪宅只是幢度假屋，他每隔几个月就会去探望一回。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他不时到洛杉矶去，还拍了照片，他身穿亚麻衬衫和白西装，搂着茉希狄的腰，俪影双双倒映在游泳池的湛蓝水面。他送她珠宝，劝她回来，在她身上花了其他人永远不可能花的大价钱，想阻止她和别的男人上床。她再也没回过伊朗——甚至连1966年，阿敏因为溃疡出血病逝，她也没回来。后来，罗珊娜写信给她，希望她至少回来一趟，在猫婆雅丽珊卓的坟上献朵花。

“献花干什么？”茉希狄回信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坦荡荡地活着。”

罗珊娜把茉希狄的信收在盒子里，和结婚戒指，以及索拉博送她的其他礼物摆在一起。她用一支红笔圈起茉希狄打在信封上的寄信地址。

后来，孩子在1966年出生了——一个有双黄眼睛的女孩，罗珊娜给她取名叫莉莉，这是个将来会拯救上千条人命，让他们免于丧亲之痛的女孩。索拉博以为他们还会有其他子女，结果并没有。

像我母亲一样，我会孤零零地长大。也像她一样，我被自己的祖母瞧不起。芙洛莲·克劳德把我当成索拉博自暴自弃的最终明证。

异教徒铁慕尔到我出生的医院去，多年来第一次开口对罗珊娜说话。“女儿长得很像你。”他说，嘴唇懊悔得直颤抖。

蜜黎安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看罗珊娜。她一岁的女儿嘴唇像红宝石似的，眼睛如同黑玉石，只要有人对她微笑，她就会迸出一串串笑声。

洛雪儿和丈夫一起来的。她丈夫眼睛不停地滴溜转，坐在房里就拿起烟管抽了起来，还邀索拉博去参加他每周一次的双陆棋赛。

秀莎和拉赫曼等天黑下来，知道不会碰见索拉博和他家人之后才带着歉疚的眼神来了。他们带来一盘自己做的甜糕，好让罗珊娜能在产后恢复体力。

偷人精塔拉叶捎话来说她没办法来，因为她自己有三个孩子要照顾，而且罗珊娜也从没去探望过她。

但是在所有人当中，因我的出生而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是伊菲特。她第一天没到医院来，因为芙洛莲·克劳德交代她做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家务，害她没时间好好梳头。第二天，她花了一整天梳头、买衣服。才不管是不是仆人呢，她对马西堤的老婆说，她看起来绝对要比那些倚在病床上不过就是完成自然使命却一副达成什么了不得功勋模样的女人来得更有魅力。第三天，她起程前往医院，遇见了她梦寐以求的男人。

他呢，是个如假包换的英国人。

他到德黑兰来担任水坝建造工程顾问。他在街上拦下伊菲特，问她伊丽莎白女王大道怎么走。

“是的，阁下。”伊菲特对他说。她只懂得这两个英语单词，是好久以前从她那个美国男朋友身上学来的，他每回想和她上床的时候，就要她这样回答。对美国大兵来说，这只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可是它却彻底改变了伊菲特的人生。她对这个英国人露出最迷人的微笑。

“你会讲英语吗？”那人问。

“是的，阁下。”她把胸部贴得离那人的胸膛更近了一些。

“你能带我到英国大使馆去吗？”

“是的，阁下。”

她看得出来，这个英国人快失去耐心了。在罗珊娜技高一筹地从她身边抢走索拉博之后，伊菲特就发誓，她绝对不会再在追求幸福的旅途中浪费一时半刻。所以，这天她勇往直前，挽起这名陌生男子的手。他以为她是要带他去大使馆。她叫了辆出租车，带他去了“新城”，她姐姐在那里开了一家专门接待美国和英国士兵的妓院。她要了一个房间，对着他袒胸露乳。这个脸色苍白的龅牙英国人有点局促不安，想要抗拒，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在第一次做爱之后，他想要礼貌地和她谈谈话——证明他不是个野蛮人——可是伊菲特觉得这种谈话根本没必要，所以接下来的四天他们都在做爱，一起吃烤羊肉串，喝烧酒，抽鸦片烟。等到伊菲特想起罗珊娜和自己要到医院去的原因时，母亲和新生儿已经回家了。伊菲特带那个英国人去见了铁慕尔。

“老天垂怜啊。”她哀求铁慕尔道，“就算遭天打雷劈，我还是要求您帮这个忙。我告诉这个人说您是我的父亲——我是您和其他女人生的，因为我知道芙洛莲·克劳德绝对不会帮我圆谎的。至少，我认为我告诉过他，您是我父亲了。我姐姐妓院里有几个女人说她们会讲英语，帮我翻译了。”

铁慕尔温厚地笑了起来。伊菲特大受鼓舞，得寸进尺。“我希望您告诉他这是真的，因为他是英国人，您知道，英国人除非身不由己，否则绝对不会想跟普通女仆上床的。”

她以为铁慕尔会勃然大怒。结果他却说，无论她要他怎么说，他都会照她的意思告诉英国人。她大松一口气，拉起铁慕尔的手，亲吻着。

“您的妻子配不上您。”她悠悠地说，字字是肺腑之言，“只有我配得上您。”

接下来几个月里，伊菲特和那个英国人约会，不顾马西堤的老婆吓她说她是在与魔鬼交合。她趁芙洛莲·克劳德不在的时候带他回家，假扮起女主人。她借来罗珊娜最好的衣服，自信满满地穿上，俨然是个青春正盛的富家千金。她去上英语课和打字课，练习波斯语的基本读写能力。然后有一天，她宣布她要离开伊朗了——到英国的肯特郡去，她说，她要在那里嫁给那个英国人，生一大堆儿子。

马西堤的老婆很不耻。“你会下地狱，被火活活烧死，烧得连灰都找不到。你生的儿子没老二，只长角，你生的女儿没屁眼，一肚子英国大便解不了。”

在离开伊朗嫁给英国人的几年之后，伊菲特写了封信给铁慕尔。信封上盖着英国邮戳，是封用拉丁字母写的波斯文信。她说她很幸福，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仔细检查过孩子的身体，他们没长尾巴，也没有魔鬼的耳朵。

她的离去是诸多离别之中的第一桩。

结婚十年之后，月姑蜜黎安还是住在犹太区——因为查尔斯先生的母亲不肯离开她生下宝贝王子的这幢房子，而查尔斯先生只要离了母亲身边，住哪里都不会满意。可是蜜黎安善用她过人的天分与活力，奋力在逆境中求生存，甚至还想办法帮丈夫找了份工作，创造收入：她花钱从塔拉叶丈夫那里买进便宜的小银饰，埋进地下，过一阵子再挖出来，用锤子敲打一番，弄得像古董的样子。她把“古董”交给查尔斯先生，他就拿上街去卖给外国观光客和有钱的主妇，保证那是最近才从哈马丹[12]古城挖掘出来的。

这个主意虽是蜜黎安想出来的，但是她不肯自己上街去兜售。“我不能拿这些东西去骗人。”每回查尔斯先生想叫她去帮忙的时候，她就出言要挟道，“你也知道，我只要一看见别人笨笨地乱掏钱花，就忍不住想纠正他们。”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她赚了不少钱，足以把查尔斯先生管得服服帖帖的，而且还有余力买下哈比博银铺的股份。然后，她说服查尔斯先生和哈比博关了市场里的铺子，搬到上城去，跻身于费尔多西大道两旁的时尚精品店之列。这次迁店眼光精准，时机恰好，原本应该让相关人等都幸福快乐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倒成了大麻烦的开端，因为在扩店与随后搬迁的忙乱中，塔拉叶的丈夫顾不了家人，于是有天一觉醒来之后发现，他的小孩没人管，而他的老婆竟然和他的侄子上了床。

1969年，塔拉叶三十六岁，是三个小孩的母亲。她一个星期至少和丈夫睡两次，而且每个星期五晚上，她在喂他吃过裹上胡椒碎与小豆蔻的鹰嘴豆肉丸以增强精力之后，更是必定要上床。但是他们在床笫之间毫无热情可言，几乎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所以塔拉叶老是觉得很生气，很不满，也相信自己是上当了。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她才会勾搭上侄儿当情夫。说来也不奇怪，反正她一直都像只发情的母狗。

这个侄儿老是在哈比博家附近晃来晃去，帮塔拉叶看孩子，让她可以做家务，或者帮她做点什么他做得来的事，就连他应该上工的时间也不例外。没错，塔拉叶并不像别人以为的那样迟钝又没远见，但是就连她都没料到，侄儿会突然从还没发育的毛头小子变成威猛的年轻小伙儿。在二十一岁生日的早晨，侄儿没征得父亲同意就穿上父亲最好的一套西装，偷了母亲上澡堂的钱，买了一盒糖分已经在盒盖上结晶的陈年糖果。然后在巴列维大道上摘了一把国王近日为美化市容下令栽种的天竺葵，用报纸把花连同脏兮兮的根一起包起来，在上午十一点钟，不顾自己死活地敲了塔拉叶的门。

那时，塔拉叶正坐在卧房里，她热得浑身冒汗，心底想着该怎么做才能让丈夫更常和她上床。她一听到敲门声，就知道是侄儿来了。她一想到他，大腿之间就一阵燥热，得扇一会儿风才有办法起床。

她一开门，侄儿就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既凄楚又兴奋——扑倒在塔拉叶胸前，十三年来的饥渴终于获得满足。他手里的天竺葵掉了下来，糖果撒到塔拉叶脚上，黏上了她光裸的腿，以及他父亲的皮鞋，可是侄儿一点没注意，他只是抽抽噎噎地吻着塔拉叶的胸部，若非塔拉叶拉他进卧房，他很可能想也不想地就当着她三个孩子的面，和她在院子里做起来。她把他拉进卧房，关上门，用牙齿把他的西装从背后扯了下来。

正午来了又走，塔拉叶和侄儿还是无影无踪。塔拉叶的孩子们被先前在院子里目睹的场景，以及妈妈卧房里传出来的声响，吓坏了，跑去敲房门，吵着要进去却没得到半点响应。下午，他们喊着说肚子饿，可是塔拉叶充耳不闻。等天黑了，他们就到邻居家，直等到爸爸哈比博在九点钟回家。

“我想妈死了。”大儿子对爸爸说。

他们在床上找到塔拉叶，她一个人，满足得不得了。

那个夏天，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偷人精塔拉叶都让侄儿到她丈夫的房子里来，他们交合到精疲力竭、浑身乏力、频频颤抖，像就要抛弃灵魂的人。侄儿告诉他父亲说，他在德黑兰有份工作，得走很远的路去，如果他做得够认真，这工作会让他飞黄腾达。每一天，他都穿上父亲的西装。那套西装在塔拉叶郁积情欲的拥抱之下沾满汗水，已变得皱巴巴不成形了。他还擦上从蓝眼罗特菲铺子里买来的古龙水，钱是塔拉叶从每个星期的家用里挪出来给他的。古龙水的味道像新鲜的薰衣草，她对他说，渗进他身体的每一寸肌肤，让她想吃下一大堆东西，想跳进火堆里，想在犹太区的广场裸奔。

古龙水的香味随着侄儿离开他父母那三间分租来的房间，穿过犹太区，一路来到叔叔哈比博家。在那里，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心快从嘴里跳出来，一直等着那可怜的人离开家，然后急切切地去敲塔拉叶的房门，仿佛是来告知首都陷入战火的消息。他们一起消失在房里，直到夜里人们才会再次看见他们。

日复一日，邻居看见塔拉叶的孩子们没人看顾，独自在街上游荡。只要有人问起，他们就说妈妈“和所罗门堂哥一起睡在床上”，但就算是最会疑神疑鬼的人也想不出像塔拉叶乱伦这种骇人至极的场景，所以她就这样无灾无难地继续搞她的婚外情。

到了七月底，侄儿的母亲被满屋子飘的薰衣草香弄得头晕。她对朋友诉苦说，她儿子工作太卖力了，这些日子瘦了好多，也变得健忘暴躁。“就像那些到处乱搞，”她不知道自己离真相有多近，“迷上狐狸精和妓女的男孩。”八月初一个安息日的傍晚，她顺道到小叔家拜访，侄儿刚走，她闻到了儿子古龙水的香味，不但院子里有，连塔拉叶身上也有。第二天，她跟踪儿子到哈比博家门口，看见塔拉叶开门，把年轻人带进卧房里，却还是无法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她每天跟踪他，跟了一个星期，却不敢当面质问儿子，恐惧他可能说出的答案。最后，她到哈比博和查尔斯先生开的新铺子，哭哭啼啼地拖他们回家，让他们亲眼看看她说不出口的事。

塔拉叶赤裸裸地坐在她卧房的地板上，伸着手指喂侄儿吃甜糕。她看见自己的好事被识破了，就站起来，拿床单裹住身子，叫侄儿也穿上衣服。她异常冷静，甚至还很愉快地对哈比博说，她宁可和侄儿一起受地狱烈火焚身，也不愿再和哈比博多生活一天。她说她愿意马上离开，消失在城市里，永远不再来看他或他的孩子——只要他不让她被石头砸死就行。

哈比博又气又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孩子们哭哭嚷嚷地拉着塔拉叶的裙角。她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在犹太区，拉比宣布哀悼一天。

哈比博把儿子们锁在家里，把门窗全漆成黑色，服了一整年的丧。他再次于人前露脸时已改名换姓，带着破碎的家庭去了巴勒斯坦，希望那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往。

月姑蜜黎安追踪塔拉叶和侄儿到了他们藏身的德黑兰僻远一角，想让他们恢复理智，却徒劳无功。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到设拉子去了，因为塔拉叶听人说那里不怎么在意荒淫败德。

在他们离开之后，一辈子都在想办法避免有辱门风丑事的美人秀莎拿了三条蝎子尾巴放进一锅黄花九轮草茶汤里煮，然后一口灌掉了毒药，杯子不及离口，就心力衰竭，当场咽了气。

秀莎自杀的前一夜，罗珊娜梦见了母亲的葬礼。

他们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游行队伍里——罗珊娜和索拉博，蜜黎安和洛雪儿，还有其他的家人，全都一身黑衣。几个男人扛着一具裹在寿布里的尸体。在犹太墓园中，他们把尸体放进一座挖开的坟里。有人唱起哀悼经文。男人——只有男人，因为女人不配亲手安葬她们的亲人——开始把土铲到尸体上。最后，罗珊娜走到墓边，看着里面：尸体、寿布和所有的东西，全爬满了黑色的蝎子。

她坐了起来，气喘吁吁地张开眼睛，惊恐得失去知觉，四肢冰冷冒汗。她开了灯，看见索拉博睡在身边。她穿过走廊，到我房间来，看着我睡觉。她好渴：梦里的蝎子害她喉咙中毒。于是她下楼到厨房喝水。

“果冻”雅各布一动不动地坐在他小隔间的凳子上，一如往常，穿着棕色的西装，戴着棕色的帽子。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不见瞳孔，根本看不出是睡是醒。罗珊娜从冰箱里拿出一杯水，在女仆的餐桌旁坐下，揉揉眼睛，希望能擦掉梦中残留的影像。等她抬起头时，却看见了铁慕尔。

她站起身，突然惊慌起来，椅子在她背后砰的一声倒地。

“我听见有声音。”他说。她心里涌起一股兴奋得意的感觉，一股很可怕的感觉——是她每回意识到他近在咫尺时就会有的疼痛感，一种让人既甜蜜又恐怖的疼痛感。在那一瞬间，她想她该跑开。可就在此时，他的目光紧紧抓住了她，她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岁，赤脚站在他的卧房门口，除了欲望，身上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这样静静站着，在飘满白色鸦片烟的黑夜里，他们的身影映在雅各布的眼睛里，他们突然明白已经走得太远，永远不可能回头了。

罗珊娜顿时领悟，她即将要放弃她来到这个家所追寻的人生——或者应该说是终于要拥抱她真正想要的人生。

她想起即将要跨过的门槛，那是她早在多年前就已跨过了的门槛，就在她第一次看见铁慕尔，渴望着他的时候，再不然就是在她嫁给索拉博，却明知自己爱的是他父亲的时候。

她心想，如果紧紧贴着铁慕尔，倚在他身边，任他的手在胸前上下逡巡，闭上眼睛，感觉他看着她，就像他许久以来一直想做——也是她希望他做的那样，会是什么感觉。

她靠向他。

她把指尖贴在他唇上，轻轻拨开他的嘴，然后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脸颊上，那是他一直渴望触摸的——看看她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看看她的肌肤会不会轻轻一碰就烟消云散。有种冰冷的液体——如一注葡萄酒——从他掌中倾泻而出，注入她的身体。她往后一仰，靠在墙上。

第二天早上，“果冻”雅各布看见芙洛莲·克劳德走进厨房，叫住了她。

“过来。”他挥着颤抖的手说，“昨天晚上你老公上了那个犹太区来的女孩。”

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就此开始踏向终点。

“果冻”雅各布吐出一团甜甜的白雾，这一口泄露天机的气息吹散了他姐姐满屋子的幸福，宛如一阵惊扰大地的微风，唤醒了栖身黑夜的恶灵。

芙洛莲·克劳德伸手掴了雅各布一巴掌——很用力的一掌，打得他跌下凳子，水烟管碎成千片。她厉声骂他是个老烟鬼，早死早好。

马西堤的老婆刚好经过厨房，听见芙洛莲·克劳德的声音就停下脚步。

“怎么回事？”她问，“他干了什么？”

芙洛莲·克劳德没回答。她任雅各布躺在地上，自己浑身战栗地上楼回到卧房，但她马上又下楼来，逼问雅各布对自己看见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那么肯定。

马西堤的老婆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喂他喝糖水，帮他稳定血压。

“老天垂怜啊，”她对芙洛莲·克劳德说，“他一整个早上都在说你丈夫的龌龊事。”

芙洛莲·克劳德从马西堤老婆手里接过那杯糖水，开始亲自喂雅各布。他一认出她，就又讲起昨夜的事。

“他们闹了大半个晚上。”他说，“你一定会以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干那档子事。”

这是事实。芙洛莲·克劳德看见雅各布的眼白里还留存着那幅景象。她把糖水往他脸上一泼。

他以为自己是被海浪打中了，开始拼命划动双臂。阿曼湾的灰色海水漫过他的头顶，只有身边的芙洛莲·克劳德能救他，可她却袖手旁观，冷眼看着他垂死挣扎。他大声喊她，一次又一次，可是她不为所动——她曾经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最忠实的守护神，她把秘密托付给他，像抚养自己儿子一样抚养他。此刻她看着他，觉得他是个陌生人——就像铁慕尔和索拉博，就像她爱过的其他人一样——他已和她恩断义绝，他背叛了她。

她的满腔怒火最终化为怨恨。

她去找铁慕尔，要用自己这双手打他，如果狠得下心，她甚至要杀了他。她到他卧房里找，到书房里找，最后又回到一楼的会客厅。马西堤的老婆一脸狐疑地瞪着她看。

“你丈夫已经走了。”最后她仿佛赐予莫大恩惠似的说，“他天还没亮就走了。他叫醒马西堤，说他们要离开一段时间。”她停顿了一下，仔细端详着芙洛莲·克劳德，“我以为你知道。”

她看得出来，芙洛莲·克劳德是真的吓呆了，在她漫长曲折的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芙洛莲·克劳德这么不知所措。刚听到雅各布说的话时，马西堤的老婆以为是他瞎掰的——就像他口中那群在午休时间奔窜过厨房的白色蒙古马，或者是他指天誓地说的全身赤条条躺在他脚边的奥斯曼国王后宫的嫔妃们，还说因为他不肯碰她们，所以那些女人只好彼此交欢。

可是现在，看着面前的芙洛莲·克劳德，马西堤的老婆不太敢确定铁慕尔和罗珊娜的事到底是不是雅各布捏造的。

“如果真有这种事，穆斯林早就羞愧得不敢见人了。”她噘起嘴唇，一副不屑的样子。“可是你们这种人哪，不敬真主，也不敬先知，所以你老公和儿媳之间搞不好还真有一腿呢。你最好先去找那个女孩，问她是不是真的。”

她抓起芙洛莲·克劳德的手肘，推着芙洛莲走向楼梯。在二楼，索拉博还没醒，罗珊娜却不见人影。

“去楼上找找看吧。”马西堤的老婆提议。

罗珊娜站在三楼宴会厅的露台上，身体倚着露台的护栏，双手紧抓着栏杆。听见芙洛莲·克劳德的声音，她悚然一惊，仿佛从深沉的睡梦中惊醒，倏地转身。她很苍白，白得近乎透明——像尊完全由玻璃塑成的雕像，只是眼里垂下两行清泪。她嘴唇掀动，但是喉咙里发不出声音。她又试了一遍，还是没用。所以她对芙洛莲·克劳德伸出手，要她靠向前来。芙洛莲·克劳德没理她。

马西堤的老婆走向前去，把耳朵贴在罗珊娜唇边。她嫌恶得脸色泛紫。

“她说了什么？”罗珊娜说完之后，芙洛莲·克劳德问。

“原谅我。”马西堤的老婆重复她的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罗珊娜没等芙洛莲·克劳德告诉索拉博，她自己叫醒了他，她穿着仍然飘着铁慕尔气味的睡衣，把她所做的事告诉了他。

她告诉他，这事早就注定要发生，甚至早在她看见铁慕尔，或者应该说是铁慕尔看见她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她说，她根本就不该到他们家来，她既然一心渴望着铁慕尔，根本就不该嫁给他，她既然知道自己会毁了所有的人，根本就不该留下来。她现在知道，她母亲说得没错：罗珊娜是活生生的厄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来耻辱。

索拉博静静听着。

他们听得见芙洛莲·克劳德在她房里啜泣。

他们闻得到马西堤的老婆在炉子里烧的野芸香籽味——好赶走罗珊娜带进家里的邪魔恶灵。

在清晨的昼光里，索拉博看着罗珊娜，静静聆听她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罗珊娜告诉他，她要离开，她知道他会让她走，她想要走。她说她什么都不带走——连女儿都不带——因为她知道女人没有权利夺走男人的子女。她说，她想远走高飞，比想要自己的孩子，比想要获得宽恕的念头都更强烈。

她趴在索拉博手上哭泣。她的泪沉甸甸的，像铅一样，他以为自己的骨头就要被压碎了。

等她说完之后，索拉博站起来，开始着衣。他没洗脸，没刮胡子。才刚烫好的西装，一套上身碰到他的皮肤就变得皱巴巴的，等他穿好衣服后，看起来就像几天没换洗似的。她以为他要去上班。可是他又躺回床上，仰面朝上，睁着眼，双手交叠在肚子上。

他们在卧房里待了一整天，罗珊娜背靠着床脚，窝在地板上，索拉博躺在床上，醒着，一言不发。

芙洛莲·克劳德等着铁慕尔回来。但是铁慕尔没回来，也没打电话。

传信人莫拉德顺路来看弟弟，知道自己误闯进了愁云惨雾里，又走了。

夜色缓缓降临。早上帮我换衣服的那个女仆喂我吃了晚饭，睡觉前带我去找罗珊娜。三岁的我伸手揽住罗珊娜的脖子，亲吻她。然后，我走向索拉博，问他可不可以带我回房间。他抱起我，带我出去。罗珊娜望着他。他很年轻，她想，而且很哀伤。他爱他的女儿。

他回到卧房之后，终于对她开口。

“你不能走。”他说。

第二天早上，我在嘈杂的噪音里醒来，身边有木头嘎吱嘎吱，金属哐啷哐啷碰撞，钉子刮着砖块被从墙里拔出来的声响。房间里还很暗。我光着脚跑去找罗珊娜。

“是马西堤的儿子。”她把我抱到床上。她的床单很冷，仿佛她一整夜都没躺在上面。“他要把家里所有的门都拆下来。”

我们静静躺着，听着噪音。罗珊娜微笑地看着我。

“别怕。”她说，但是我从她眼睛旁边的皱纹里看见了她自己的恐惧，“和你无关，全都是因为我。”

我们下床，走到楼梯顶端。芙洛莲·克劳德正等着我们。

“是我儿子下的指令。”她立即出声攻击罗珊娜。她的脸白得像粉笔，松垮垮的，一双眼睛又肿又红。“他想出这个办法，这样能日日夜夜每时每刻盯住你。”

罗珊娜垂下眼睛，想把我抱回她房间。

“等一下。”芙洛莲·克劳德拦住我们。我紧紧贴住妈妈，芙洛莲·克劳德靠向前来。

“我丈夫娶了我之后，还和很多女人睡过，”她说，“我不是不知道。我不在乎，因为他知道那些女人都只是妓女，他自己都这么说。所以发生这种事我不怪他。我怪你。而我的儿子也怪你。”

我感觉得到罗珊娜惊恐万分。芙洛莲·克劳德步步进逼。

“你或许以为我儿子准你留下来，是因为他还要你。”她哼了一声。

“你或许以为他决定留你，是因为这女孩需要母亲。可是我了解他，我告诉你，你之所以留在这里，是因为他想报复。

“他一定会报复。

“而且我会帮他。”

罗珊娜和我一整天都待在她卧房里。到了傍晚，马西堤的老婆来叫我去吃晚饭。我拉拉罗珊娜的手，想拉她和我一起出去，拉她一起到楼下，让她成为我和芙洛莲·克劳德之间的缓冲，但是罗珊娜不肯。我自己下了楼。芙洛莲·克劳德和我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她没看我一眼。

我尽量耐住性子静静坐着。吃甜点的时候，我站起来，问是不是可以先回去。芙洛莲·克劳德抬眼看我，这一整个晚上第一次正眼看我。年幼的我惊骇不已，愣在那里，笼罩在这个素来恨我的女人冰冷的目光里。

“搞清楚，”她说，“你是你妈的孩子，不是我儿子的孩子。要不了多久，你妈就要离开这个家，而你，也必须走。”

我冲出餐厅，跑向走廊。

“妈妈！”我大叫着跑上楼梯，奔向罗珊娜安稳的怀抱。

“妈妈！”

我狂奔着穿过走廊，冲向她的房间。突然，我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后。

走廊在我眼前铺展开来，宛如一匹微亮发光的丝绸——光滑，平坦，诱人。门一拆掉，所有的房间都彼此相通，声息相闻，藏不了秘密，我的视野一下子无遮无掩，宛如置身梦境。

“我在这里。”罗珊娜唤我。

她坐在梳妆台前，身上睡衣是淡得近乎褪色的粉红色的，大波浪卷的头发松松地垂绕在脸旁。她的皮肤闪闪发光。我看着她，一如往常，心想，她真是完美无瑕。

她张开双臂，像捧着花一样拥我入怀。她身上有雨的味道。

“现在我连睡觉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你了。”她在我耳边轻声说。

月姑蜜黎安去了铁慕尔家，捎来了秀莎的死讯。

“我想尽各种办法要联络你。”她在入口的蚀刻玻璃门边对罗珊娜说，她带了女儿一起来，小女孩在妈妈近旁的地上玩着。“我打了电话，人也来了，可是你婆婆叫仆人不要放我进门。那个女人，马西堤的老婆，她可乐得从命呢。”

她等着罗珊娜露出意外的表情，或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罗珊娜只是轻轻点头，目光闪避。她明白罗珊娜不打算请她进屋里去，她知道罗珊娜是怕芙洛莲·克劳德会撞见，不准她们再见面。于是她四下张望了一下，在满园古树与花圃的庭院里，深吸一口气，开口说明来意。

“妈妈煮了几条蝎子尾巴，然后把毒药给喝了。”她直截了当地说。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她继续说，“因为没有半个人听到她的叫声。可是毒药一定害她的身体灼伤穿孔了，血从她背后流了出来。苏珊发现她的时候，她口吐白沫，还在垂死挣扎。”

罗珊娜膝盖发软。蜜黎安抓住她的手臂，扶她坐在屋外的台阶上。生活的艰辛与重担让蜜黎安变得强悍，刚毅，最看不惯软弱无能。但是对罗珊娜，她向来比对其他人更加宽厚。她让罗珊娜先喘过气来。

“上个星期的今天，我们葬了她。”她温柔地说，把手放到罗珊娜头上，轻抚着她的头发。“这样也好，你知道的，她很累，想要休息了。我想塔拉叶的疯狂行为只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就在这时，芙洛莲·克劳德走到屋外，看见了蜜黎安。她气得脸色发白。

“别到我家来兜售你那些不值钱的银货。”她咬牙切齿地对蜜黎安说，“滚开，把你那个迟钝肮脏的小孩带走！”

蜜黎安的女儿莎拉不敢再玩，她躲到妈妈背后，不敢看芙洛莲·克劳德的脸，扯着妈妈，好像在恳求妈妈走。罗珊娜没抬起眼看她们。

月姑蜜黎安缓缓地调整了下头上的丝巾，把打在下巴上的结重新系好。她瞪着芙洛莲·克劳德，然后看看罗珊娜，最后目光又回到芙洛莲·克劳德身上。

然后她的目光越过芙洛莲·克劳德，望向走廊，注意到所有的门都被拆掉了。

“这里有些不对劲儿。”她实事求是地说，“你们就要惹出事情来了，我看得出来，很不好的事。”

蜜黎安的直言不讳把芙洛莲·克劳德吓了一跳。

“不管是什么事，”她继续说，“都要小心了。这房子里有沉睡很久的鬼魂。只要一个错误的举动，他们就会醒来，让你们到死都不得安宁。”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月姑蜜黎安提起信仰大道这幢大宅里的窃盗鬼，于是，就让窃盗鬼还了魂。

起初，他们偷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一把剪刀啦，一叠床单啦，一锅菜啦。索拉博书桌上的文件不见了；芙洛莲·克劳德想不起来她最后把老花眼镜摆在了哪里；女仆为了遗失的洗涤衣物相互指责；马西堤骂老婆把袜子丢了，可是她却信誓旦旦说她老早就补好了。

有一天，罗珊娜洗手的时候脱下结婚戒指，等她想再戴上时，却发现戒指不见了。她很确定自己把戒指摆在水槽边，在浴室里到处找，在地毯底下找，在药柜里找，还在她身上那套衣服的所有缝边皱褶里找。她拿打毛衣的棒针去捅排水管，捅马桶，把整个浴室全都翻遍了，最后却还是两手空空。

芙洛莲·克劳德注意到戒指不见了。她当着索拉博和马西堤的老婆的面说，女人弄丢结婚戒指是典型的道德败坏。铁慕尔远行未归，索拉博在办公室待得越来越晚，所以芙洛莲·克劳德成了无人可以抗衡的一家之主。她宣称罗珊娜完全不可信任，因为她故意弄丢戒指，好勾引以为她还未婚的男人，所以不让她出轨的唯一方法就是时时刻刻盯牢她。

“你要出门得先得到我的许可，还要有人陪同才行。”她警告罗珊娜。

罗珊娜默默接受惩罚。索拉博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和她说话了。他看起来不像芙洛莲·克劳德说的那样生气或怀恨在心，大部分时间都一副很哀伤的样子，偶尔罗珊娜想找他说话，他也只是礼貌性地说上几句，然后就沉默不语。

她又去找他。

“你妈妈不想要我留在这里。”有天晚上，他睁着眼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对他说，“我知道你也受不了和我一起生活，连我都受不了自己了。让我走吧。”

他闭上眼睛，知道她看着他，知道她如果胆量够大，就会伸手摸他，让她留在他灵魂上的伤疤得以愈合。他想着自己的孤独——他的孤独浩瀚、灰暗、恒久不灭，因为他知道她不要他了。

“我知道我不能带走莉莉。”罗珊娜继续说，像个小小孩似的苦苦哀求，“你不会放弃她，我也不想带她走——我不能带她走，像我这么不幸的人，会害她的人生沾染上厄运。我只求你放我自由。”

他想起第一次遇见她的那个晚上，她在街上奔跑，周身有一圈透明的光晕，在黑夜中留下一条光影。

“如果你不放我走，我就会逃走。”她说，“不会事先警告，不会给你或莉莉留下只言片语。”

他睁开眼睛，突然怒火攻心，对着她大发雷霆。

“那就走啊！”他放声大吼，“看看我把你抓回来之前你能跑多远。走啊，看你能在街上待多久！”

她头一次看见他这么生气。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女人如果没有丈夫的书面许可，是不能出城去的。我会报警，让你被逮捕。我会要爸爸通知国家警卫队，把你抓回来。”

他转身背对着她，下了床，走到窗边。一会儿之后，他回过头，看见她还坐在那里——娇小，无助，困在绝境里。他觉得她很可怜。

“如果我让你走，”他说，放缓了语气，但怒气未消，“你会走丢的。你必须一辈子逃亡，你会孑然一身。有一天，莉莉会问我你到哪里去了，会问我为什么要让你走，而我将无言以对，没办法解释我所做的事。”

他看得出来，她不相信他。他也不确定他相不相信自己。

过了四个星期，铁慕尔回来了。他沉默严肃，看起来比以前老得多。他没请索拉博或芙洛莲·克劳德原谅，也没解释他去了哪里，或为什么离开。他想尽办法避开罗珊娜。面对芙洛莲·克劳德的憎恨，他为自己的软弱而羞愧——没错，就是软弱，就是因为放不下身段，他才会让明明一心渴望揽进怀里肌肤相亲的女人成为自己的儿媳——于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任罗珊娜去受芙洛莲·克劳德的复仇凌虐。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有过许多情人，不时展开漫长而且没有必要的旅行，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开口对儿子说话。但是夜里，每天夜里，他躺在没有门的卧房里，倾听着罗珊娜呼吸的声音。

他的手滑下她的胸口，从她乳房之间，到她的腹部，他的手指在她的肌肤上留下了苍白冰冷的痕迹。

铁慕尔回来几天之后，芙洛莲·克劳德掉了一副镶钻的绿松石耳环。事情发生的那天发型师刚好到家里来。芙洛莲·克劳德认识这个发型师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她毫不迟疑地得出最显尔易见的结论。

“那个女人是贼。”她在社交圈里大肆宣扬，说了一遍又一遍，说她是怎么拿下耳环，摆在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突然之间，就再也没人见到那副耳环了。她在好几天里想尽办法诋毁发型师的名声，让发型师失去所有的好顾客。发型师要求见她，洗刷自己的罪名，但是芙洛莲·克劳德不屑地拒绝了。

就在芙洛莲·克劳德开除发型师之后，她马上又丢了两双凉鞋，仆人之间也为了个人物品消失吵得不可开交，因为每个人都怪其他人偷了自己的东西。铁慕尔不再每天早上找他的袖扣，索拉博不再带文件回家来看。接着，罗珊娜也坦承，她的蓝宝石项链不见了。

“是那个新女仆！”芙洛莲·克劳德说，“我一直觉得她心术不正。”

新女仆十六岁，是每星期来三次帮忙洗衣服的那个洗衣妇的远亲。芙洛莲·克劳德叫她来的时候，她趴在芙洛莲·克劳德鞋边哭泣，哀求饶她一命，活像小命就要不保似的。她发誓说绝对没偷任何东西。她说，如果家里知道她被按上了小偷的罪名，他们会在村子里把她给活活打死。

“告诉我，你把东西藏哪儿啦，”芙洛莲·克劳德冷冰冰地说，“我就让你安全离开。”

那女孩没招认。于是芙洛莲·克劳德要马西堤在仆人院落里烧起一堆火，把女孩手脚都绑住，威胁除非她坦白，不然要在火堆上烧死她。她一直到火把女孩的脚烧出水泡才罢休，当然啦，她没打算真的烧死那个女仆。她把女孩送回家去，还附带了一张清单，一五一十地列出家里丢掉的所有东西。

她并非天生就这么残酷。她之所以变成这样，是从她最珍重的东西被罗珊娜夺走之后才开始的。

年轻女仆的离去原本应该让所有的麻烦告一段落，只是三楼宴会厅茶几下那张六英尺长的波斯地毯突然消失了，还有一套二十九件的瓷器组——芙洛莲·克劳德的朋友送给罗珊娜和索拉博的结婚礼物——也不声不响地被从上锁的柜子里拿走了。

“是那个厨子！”芙洛莲·克劳德断定，一句话不多说就开除了那个人。

“是那个洗衣妇！”马西堤大叫，于是她很快也滚蛋了。

铁慕尔将客厅里那座有四百年历史的彩绘玻璃吊灯算在了园丁头上。负责熨衣的妇人发现自己是偷走索拉博那些皮面精装书的罪魁祸首。日复一日，从白天到黑夜，罗珊娜和芙洛莲·克劳德都在到处找她们丢掉的东西。

到那年岁末，芙洛莲·克劳德已经开除了家里除马西堤和他老婆之外的所有仆人，马西堤没有嫌疑。每回被问到另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到哪里去的时候，马西堤的老婆总是暗暗气得七窍生烟。芙洛莲·克劳德深信这些人全是罪有应得，就算开除他们之后发现她在和窃盗鬼的战争中仍然没占上风，也绝不改变心意。新仆人顶多只待个几天，一段时间之后，芙洛莲·克劳德决定不再雇人——她才不在乎家里变得又脏又乱呢——等她先找出罪魁祸首再说吧。

然后她把矛头转向了自家人。

芙洛莲·克劳德已经告诫过罗珊娜，娘家的亲戚不准再到家里来，因为他们显然是小偷。现在，她告诉索拉博，不准再邀请任何人到家里来。雅各布的老婆和小孩久久才来探望他一次，也被要求打开提包，让她搜查。她打电话给相识二十年的朋友，也就是战争部部长夫人，问她上回来访的时候有没有误拿了一块名士表。那些没被直接套上罪名的人也听说了芙洛莲·克劳德疯狂的疑心病，还有她那幢脏兮兮的豪宅里空荡荡的橱柜与光秃秃的地板，因为什么东西都留不了几个星期就消失无踪了。他们听说罗珊娜永远都在找不见了的东西，也听说我，她的孩子，再也不敢独处，因为——芙洛莲·克劳德警告过我许多次——偷走这许多东西的人很可能也会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抓走我。

大家听说这些故事后，都躲得远远的。他们相信，厄运已经降临。

罗珊娜去找铁慕尔。幽禁的压力与索拉博哀伤的重量沉得让她难以负荷，所以她去找他，说她想离开。那是一个星期五下午，铁慕尔坐在书房里抽烟，看着报纸。和往常一样盛装打扮的芙洛莲·克劳德坐在他书桌对面，看见罗珊娜走进来时，她大吃一惊。

罗珊娜比以前更瘦，更苍白，也让她的眼睛显得更大了。芙洛莲·克劳德发现，她长大了，变得更漂亮，也更具威胁性了。

“我来请求您成全。”她直接对铁慕尔说。

铁慕尔看着罗珊娜的时候，芙洛莲·克劳德观察着他。他的眼神顿时凝结，端起茶杯的手微微颤抖着。

“我想离开这个家。”罗珊娜看着他说，“我告诉过索拉博，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自由。我要您同意放我走。”

芙洛莲·克劳德忘了如何呼吸。她瞪着丈夫，暗暗祈求他，请求他，哀求他，说出他第一天就该说的话——罗珊娜可以走，她必须走，铁慕尔会让她走，让芙洛莲·克劳德可以重拾过往的生活。

他放下眼镜，站了起来。他从来没怕过任何人，也从来不畏战，可是他不敢看着罗珊娜。

“你是我儿媳。”他说，“就算我想，我也不能把你从他身边夺走。”

那天晚上，许多年来第一次，天使罗珊娜再次梦见她可以飞。她醒来，查看自己的床：她的床单干干净净的，枕头也是干的，但是整张床，还有黑色的大理石地板上，全铺满了长长的淡蓝色羽毛。

莫拉德对铁慕尔说，他们应该采取强硬手段来防范盗贼。

“你想怎么做就去做吧。”铁慕尔漠不关心地对他说，“你什么也阻止不了的。”

于是莫拉德去找索拉博，他们一起拜访了铁慕尔的朋友，那位负责德黑兰治安的将军。将军加派了额外人手来保护大宅，还在信仰大道上布了六个岗哨。他们在庭院的围墙上拉起有倒钩的铁丝网，把铁门换成厚重的实心金属门。还买了四条护院犬。他们要马西堤白天时用铁链套住狗，晚上才放它们出来，喂它们吃生的牛犊肝，用鞭子抽得它们暴躁狂怒。

马西堤把它们养在温室里，让高温惹得它们更生气。夜里，它们绕着房子到处跑，追着每个影子，攻击除了给它们喂食的马西堤之外的每个人。一段时间之后，因为窃盗鬼没被吓退，所以他白天也放狗出来——确保没有人能偷偷溜进院子里。它们整天狂吠，想跳过隔开仆人院落和庭院的围墙，攻击洗衣服的芙洛莲·克劳德和罗珊娜。这几条狗没能保护大宅免于窃盗鬼肆虐，反倒成了看守大宅的狱卒——就像芙洛莲·克劳德拆掉的门，开除的仆人，以及在这条街上巡逻的士兵一样。

日复一日，罗珊娜觉得自己被困得越来越严了。

我五岁生日那个晚上，罗珊娜告诉我，等没人看见的时候她就要远走高飞，无论在大地或海洋都再也找不到她的半点踪迹。

我们躺在她的床上。她还是和索拉博一起睡在二楼的卧房里。有时候，索拉博在书房待得很晚，她就会带我到她床上，过了半夜还和我聊个没完。

“他们会来找我。”她说，“一千个男人，提着一千盏灯笼，就算他们翻遍每一寸土地，找遍每一条河流，也永远找不到我。”

无助的我静静聆听着，努力压抑着害怕想哭的感觉。我知道她之所以对我倾诉，是因为我是她唯一的朋友，我是这个家里唯一毫无条件爱她的人。我从来不懂她为什么想要离开。

“异教徒铁慕尔会找上国王军队的每一位将军，你爸爸会召来军队里的所有士兵。”她说，“他们会攀上高山，爬下谷底，但是我已经远走高飞了，没有人能找得到，而且这一次——这一次，我不会回头。”

她一定知道她这样做是在伤害我。她双手捧住我的头，亲吻我的眼睛。我吸进她头发里的海洋气息，屏住呼吸，不敢哭出来。

“对你来说会很痛苦，”她说，“我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也失去了妈妈。可是你必须活下来，就像我一样，而且我知道你办得到。你必须活下来，因为你留在这里，和爸爸在一起，才有未来。我不能夺走你的未来。”

夜里，在梦中，我赤脚走在沙漠上，手里提着灯笼，周围有上千个孩子——是我自己的影子——唤着天使罗珊娜的名字。

芙洛莲·克劳德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她叫来铁慕尔和索拉博，罗珊娜和马西堤，甚至还有莫拉德和“果冻”雅各布。她不会再像几年前那样屈服于丈夫了。

“我和好多个安保方面的专家谈过，”她说，“他们都认为我们家的失窃事件是内贼做的。”

她一面说一面在房里踱来踱去，双手叉在纤细依旧的腰上，看起来很镇静，掌控全局，比屋里的其他人都更有权有势。铁慕尔的不忠默许了她拥有操控大局的权利。

“有个住在这里的人给我们招来了厄运。”她没提罗珊娜的名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她说的是谁。

“果冻”雅各布的手不停举起放下，好像要唤醒他自己的身体。

“和厄运无关。”他说，“是那两个到家里来的男人把东西都拿走了。”

没人理会他的话。

罗珊娜知道芙洛莲·克劳德骂的就是她。她坐在索拉博身边，静静看着芙洛莲·克劳德，此时的她一心相信自己拥有腐蚀一切的影响力——像光晕一般环绕她周身的厄运，会传染给每个她碰触的人。

“我想，知道敌人在哪里是很重要的。”芙洛莲·克劳德继续说，“我们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敌人和敌人后代的攻击。”

索拉博抬起头。原本一直心不在焉的铁慕尔也突然转头看向芙洛莲·克劳德。

“这幢房子着魔了。”她继续说，“我们应该搬家——我指的是真正的家人——让其他人留下来。”

莫拉德扬起眉毛，一脸讽刺的神情，很想知道芙洛莲·克劳德会嚣张到什么地步。

“谁才算真正的家人？”

“铁慕尔、索拉博、雅各布先生和我。”

连雅各布都吓呆了。

“那你要拿罗珊娜和莉莉怎么办呢？”莫拉德问。索拉博起身离开。他自己一个人走出去，没对母亲或妻子说半句话。铁慕尔也回到书桌旁，坐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后面，开始看了起来。

“不必搬家。”雅各布努力想让别人听见他说的话，“你们要做的只是别再让那两个男人把东西搬光了。我每次看见他们就大声喊，可是没有用。我听得见自己讲的话，可是最近我的声音好像都传不出去。”

又高又瘦，永远都是小白脸的传信人莫拉德，穿着一身量体定做的黑色西装跨过客厅，完全无视芙洛莲·克劳德的存在，开口对他弟弟说。

“是时候管管你老婆了。”他说，一手抚着刚刮过胡子的皮肤。“她当着你的面发疯，你却一点都不在意。”

芙洛莲·克劳德扑向莫拉德，打了他一耳光。

“你自己照照镜子吧！”她对着大伯破口大骂，“你靠我丈夫施舍过了二十年。你根本就是条流浪狗，要不是他接济你，你早就饿死在贫民窟里了。”

就因为这样，莫拉德才会心生此念——在接近人生终点的此刻，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受过教育的纨绔子弟——他下定决心要向芙洛莲·克劳德证明自己的生意洞见，不再仰赖铁慕尔的金钱资助。

那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家，告诉老婆儿子，以后别再到铁慕尔办公室去领每个月的津贴了。然后他到银行，查了储蓄账户里的存款余额。

“三万里亚尔。”认识他的那位经理很热心地微笑着说，“但是，当然啦，您随时可以用您弟弟的信用额度。”

莫拉德摇摇头。在1971年，三万里亚尔够让他请几个朋友在夜总会吃顿晚餐，不过当然不包括酒钱啦。若要当投资的资本，这笔钱连零头小费都不够。

他把钱全领出来，邀银行经理一起去吃晚餐。他们喝伏特加，吃鱼子酱，红酒炖鸡，还有浇上巧克力酱与发泡奶油的香草冰激凌夹心泡芙。吃甜点的时候，莫拉德要经理贷款给他——不靠铁慕尔的户头，他特别强调，而是看在他们新友谊的分上。经理喝下一杯波尔多红酒，握握手就同意给莫拉德没有上限的信用额度，心中暗暗认定铁慕尔会像以往一样做担保人。

然后经理告诉莫拉德，有笔很棒的投资，能让他马上发大财。有个和王室有货真价实血缘关系的空军将领，在北部拥有一块一千英亩[13]的已开垦的上好农地。这是他和国王的兄弟合伙买的，可是国王陛下不赞成这桩交易，所以将军被命令卖掉土地——得赶在国王还没失去耐心之前卖掉。他急着脱手，所以愿意吞下巨额亏损，这也就意味着买家会大有赚头。

他们又喝了一杯红酒。经理的信任让莫拉德很感动。

“就凭您的家世，您的见识，您的正直，还有谁比您更适合成为陛下兄弟的合伙人呢？”经理怂恿莫拉德道。

一亿里亚尔——三十万美金多一点——莫拉德就能踏上致富之路了。

他回家告诉儿子，他要自食其力让他们大富大贵。他捎了信给铁慕尔，说他已经和高官权贵搭上关系，不再需要弟弟的接济，兄弟之间没什么好计较的。铁慕尔打电话给银行老板，打听到，莫拉德靠着铁慕尔的信用借来的钱买的那块地，的确是片一等一的地产——就因为太好了，所以执掌所谓的巴列维基金会的国王姐姐已经宣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要没收充公，所以那位将军才会这么急着找买家——他要赶在国王姐姐把地产夺走之前至少拿回自己的本钱。

铁慕尔找莫拉德来。莫拉德志得意满，神采飞扬，穿着靠赊账新买的行头，漫不经心地对铁慕尔解释说，他现在是王室的合伙人了。铁慕尔哈哈大笑。他打开抽屉，写了张取款条给莫拉德。

“这是你这个月的钱。”他很和气地说，“那笔土地交易是个骗局。”

他没生莫拉德的气，但他也没想到这个消息对哥哥的打击会如此之重。他从没想到过这会要了莫拉德的命。

就因为这样——月姑蜜黎安非常肯定：传信人莫拉德是伤心而死的，虽然他看过的众多医生下了一连串什么用处都没有的诊断。他全身胀满了悲痛——他可以摸到皮肤底下胀得硬邦邦的——悲痛毒害了他的细胞。悲痛威力无穷，会让人血糖飙高，会让人在睡梦中昏迷，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悲痛会攻击神经细胞，让受害者不良于行，靠轮椅度日。在西方，医生和科学家给悲痛酿成的病症取了名字：癌症、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他们声称没人知道这些病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但是在东方，自太古之初，在有医生出现之前，就有人因悲痛而死，从来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疑惑不解的。波斯语里头甚至还有个专门的词：Degh——字面意思是：“因伤心而生病致死。”这就是莫拉德的遭遇——医生和所有的科学家都束手无策。

那天，莫拉德坐在铁慕尔的会客厅里——西沉的太阳照在窗户上亮闪闪的——将近一个小时，半句话都没说。然后他开口要了杯水，喝掉之后，发现自己胃痛得厉害。他回了家，好多天的时间里，什么东西都没吃，只喝冰水和家酿的原味酸奶。但是，他胃部的灼痛还是没消失。

老婆劝他去看医生。莫拉德当着她的面摔上门，仰卧在床上，听着国营电台播送歌颂国王的宣传节目。几天之后，她在他的马桶里看到了血，骂他一定是和哪个有钱女人睡觉，被传染了不治之症。莫拉德大发雷霆。为了惩罚老婆，他又去看了那个有钱女人。

打从四十多年前开始生理发育以来，莫拉德的身体第一次不听他的欲望指挥。

这回他去看了医生。他告诉那人说他最近瘦了15公斤，就算待在温暖的房间里，也老是发冷、颤抖。医生发现莫拉德在发烧，于是给他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莫拉德的发抖是由他拼命压抑的疼痛造成的，而这疼痛是由长在他胃部的肿瘤——而且很可能是恶性肿瘤——引起的。

莫拉德去找弟弟帮忙。

异教徒铁慕尔把医生叫到办公室来，反复质问，好像这医生是个犯下重罪后被逮到的卑贱罪犯。铁慕尔带莫拉德去看了第二个医生，接着又看了第三个。他要求亲自查看检验报告，并付钱请其他医生来分别解读报告。

“亲爱的先生啊，”有个戴眼镜的X光设备操作员吹声口哨说，“就肿瘤的大小来看，我建议明天就开刀，否则您就得接受您哥哥快死了的事实。”

铁慕尔气得脸色发青，用力在X光设备操作员的桌上一拍，对他宣战。

“去你的，什么快死了。”他说，“我要带他到美国去。”

经伦敦飞纽约的班机预定在1971年6月18日上午七点起飞。铁慕尔和索拉博要陪莫拉德一起去。这是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所能安排到的最早起程时间。他们贿赂了好几个官员，才跳过通常不可免的漫长等候流程，迅速拿到护照和签证。

这会儿，莫拉德又瘦了好几斤，他老婆天天到铁慕尔家里，哭诉说如果不快点采取行动，她就要变成寡妇了。铁慕尔看着哥哥，颤抖叹息，叹息颤抖。

他对莫拉德保证，美国医生会治好他的肿瘤，他们很可能不必开刀，因为只有那些在医学上毫无长进的东方蛮医，才会把外科手术当成是最后的手段。毫无疑问，他们会给莫拉德开一些药丸，指示他吃合宜的饮食，或许还会判断出根本没有肿瘤要治。

芙洛莲·克劳德很后悔自己对莫拉德做的事，请了毛拉到家里来，宰了一头羊献祭。她把几滴羊血放进一个小瓶子里，然后将瓶子交给莫拉德。

“戴在脖子上吧，从美国回来再取下来。”她教他，而这辈子都对怪力乱神嗤之以鼻的莫拉德也乖乖听从了。

他们在凌晨三点出发去机场。我和罗珊娜起床送行。

莫拉德的老婆靠在他肩头哭，泪水把他的外套沾得又湿又黏。

芙洛莲·克劳德把他拉近胸前，头碰着头，掉下真情实感的眼泪。

罗珊娜站在楼梯顶端对他挥手。她穿着淡蓝色的长睡衣，头发披散在肩头。她看起来像根蜡烛，我想。如果她再往前靠个一寸，就会翻过去，跌下栏杆，落到门口的黑色大理石地板上，摔得粉碎。

他们离开之后，罗珊娜拉着我的手，带我回到我的房间。

芙洛莲·克劳德在走廊上碰到我们。她有点妆容不整，她上彩妆向来一丝不苟，现在眼睛周围的妆花了。她抓住罗珊娜的肩膀。

“就只剩下你和我了，”她咬牙切齿地说，“滚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整个夏天家里没半个访客。芙洛莲·克劳德锁起门，放狗出来，不准罗珊娜和我出门——哪怕一天也不行，一个小时都不准。她整天都在弄头发，修指甲，煮东西，照顾“果冻”雅各布。罗珊娜和我打扫房子，一起坐在厨房里，躺在她放在露台的床上读童话故事，一起在她卧房里吃饭。我很怕芙洛莲·克劳德，担心罗珊娜会实现她之前说的话，逃离这个家，留下我一个人——也担心窃盗鬼会把我从她身边抓走。我紧紧跟着罗珊娜在家里到处转，一刻都不放松。我倾听她的脚步声，学会睡眠很轻，只要听不见身旁有罗珊娜的呼吸声就醒来。我常常整夜不睡，在罗珊娜床边看着她，提防着芙洛莲·克劳德和窃盗鬼。

我想告诉她——我的妈妈，一心一意只想离开的妈妈——我多么希望她改变心意，和我一起留下来。我想说，罗珊娜是我唯一的朋友，有她在身边——就算是在这幢满是恐惧的房子里，就算是在这个暑热蒸腾、危机四伏的夏日——也是我最接近拥有安全感的时刻。

“如果你要走，就带我一起走吧。”我想这么说。可是我怕罗珊娜会拒绝，我怕她再一次告诉我，她要怎么逃走，怎么消失，让所有的人都找不到她。

我从来没开口。

唯一还到家里来的外人是海绵女芭西耶。她长得很矮，宽度和高度差不多。她的腿胖得像两条晃荡的肥油。她总打着光脚，因为找不到能塞进自己那双肥脚的鞋子，所以她的脚底板很厚，黑得像皮革一样。她手上也有厚厚一层茧，手掌甚至没法握起拳头来。

海绵女芭西耶穷得买不起手推车或驴子来载她的货。她把杂货——清洁剂、肥皂、洗衣粉——装在两个很大很大的袋子里，扛在肩上走。她每个星期六早上在太阳还没变得炽热之前，到我们家来，而且不卖掉一些东西绝不离开。芙洛莲·克劳德到处找小偷，骂人忘恩负义，也没吓倒她。马西堤威胁要报警，她充耳不闻。就连狗都没办法赶她走。

“滚——开——”她厉声喝住那几条狗，声音之响，让她脚下的红砖步道都现出微微的裂痕。恶狗在她面前只呻吟几声就退下。她拖着身体跨过庭院，走上门口的三层台阶。

“看看你噢，”那年夏天，我应门的时候，她说，“这么好命，简直让我想吐。我比你还小的时候，不到四岁吧，我妈就把我从村子里带出来，拿个背囊让我扛着。她给我核桃，让我论斤卖。如果卖不掉，我们就没东西吃。其他和我同龄的小孩都在当乞丐，我妈也当乞丐，可是没有人会免费给我任何东西，因为我长得太丑了。”

她把同样的故事说给罗珊娜听，还对芙洛莲·克劳德说，她才不管我们这天需不需要任何东西呢，我们必须跟她买东西，是因为我们欠她，因为我们很富，花得起闲钱。

“要是你们不买，”她坦白地警告芙洛莲·克劳德，“我就永远留在这里不走。再不然我就诅咒你，带走你儿媳还没来得及摧毁的所有运气。”

芭西耶说着说着叹了口气，放下肩上的袋子，把东西都倒在地上。

袋里如泉涌一般冒出五彩斑斓的物品——几十个绿色、橘色和红色海绵，一瓶瓶靛蓝色的漂白水，一块块粉红色的肥皂，一盒盒香喷喷的洗衣粉，从她的袋子里跳出来，宛如从恐怖野兽嘴里吐出来的珠宝，散落在我脚边的地面上——穿透蚀刻玻璃门的光线，在这些东西上映出一片方方长长的白色光影，把我所处的这个充满恐惧与忧伤的世界变得奇幻多彩。

“看看这些东西，”芭西耶面对着这堆她创造出来的物品，露出神一样的微笑，“挑你想要的吧。”

我跪在地上，伸手让整个手肘没入这堆东西里，希望能永远留住这缤纷的色彩。

没有半点声响，只有一只冰冷的手的抚触，它动作轻快地把我拉出被单，让我坐起来。有人帮我套上鞋子，披上外套。我闻到海洋的味道，睁开眼睛。罗珊娜在黑暗里对我微笑。

“嘘！”她轻声说，几乎是用唇语。“别说话。”

她抱我下床，走到窗边，光着脚，鞋子放在外套口袋里。她的脚步声很轻，听起来像雨滴打在石材地板上。她在窗边停了下来，望着院子。

“我们要爬下梯子。”她说，嘴唇抵着我的头发，“你要紧紧抓住我，别放手。等我们到了下面，我会拉着你的手一起跑。”

她背起我，让我用双臂抱着她。五岁的我已经快要重得背不动了，可是罗珊娜动作轻巧，好像浑然不觉我的重量。

她攀上窗台的时候，我把头埋进她的肩颈间，不敢往下看。

我们家房子的外墙是用黄色砖块与白色石块砌成的。罗珊娜打算靠专门用来修理房子和清烟囱的梯子从二楼爬下去，从我的房间到院子里去。

“狗怎么办？”我问。

“狗全死了。”罗珊娜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海绵女把它们给毒死了。”

那是十一月初。传信人莫拉德还和铁慕尔与索拉博一起在美国。我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但是罗珊娜还被拘禁在家里，在芙洛莲·克劳德的监视之下，不准拥有任何自由。

“芙洛莲·克劳德睡熟了。”她对我说，“我们会赶在她醒来之前回来。”

夜晚的空气沁凉舒爽，但是也亮闪闪的，很惊人。罗珊娜吸了一口，想压抑自己的兴奋，等她吐出气来的时候，就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我老是想象我们家外面的世界，天黑之后就会像我的房间一样寂静无声。现在，我站在人行道上，抓着罗珊娜的手，第一次看见黑夜在我面前绽放千万朵光花：穿工作服的男人走过我们身边，一面抽烟，一面聊天；每个街角都有裹着毯子的乞丐出声呼喊，看罗珊娜不给钱就咒骂起来；满脸疮疤、光着脚ㄚ的孩子扯着我外套的袖子，拿着一盒盒口香糖、一包包红色万宝路香烟和一叠叠乐透彩票，猛往我面前递。

音乐从过往车辆敞开的车窗里流泻出来，宛如流水般淌过我的身体。一个裹着报纸保暖的老人用皮带牵着一只猴子，在寻找能让他的动物表演的地点。那只猴子穿着缎面背心和镶亮片的短裤，头戴皮草帽子。每回老人一喊它，猴子就转过头，不屑地看着它的主人。

有个卖花的小贩，怀里捧着一把园圃里栽植的玫瑰，一不小心撞上了那个老人，她怀里的玫瑰散了一地，飘落的花瓣撒满了人行道。

“看！”罗珊娜拉拉我的手。

有个女人跨过街来。一袭白色长袍在风中飘扬，露出她一双修长美腿。她没穿袜子——只套了双长度过膝的红色漆皮长靴。她的现身让街上的司机们乱了章法。车辆急刹车，在结冻的马路上滑行，一面闪避她一面狂按喇叭。那个女人头一扬，长袍滑下肩头，发出一声清亮悦耳的笑声，回荡在整条街道上，让其他的声响都相形失色。这就是长靴帕丽，罗珊娜告诉我，德黑兰最出名的妓女，以她那双只穿长靴的修长美腿而闻名。

有辆出租车停在帕丽脚边几英尺处的地方，车里塞满乘客——这辆小小的橘色汽车里坐了七个人——司机下了车，坚持要他们离开。乘客们纷纷抗议，要求搭到他们的目的地，但是司机不为所动。

“帕丽小姐要乘车。”他对乘客说，尊称帕丽为小姐。他们周围的交通变得混乱而狂躁。大家下车对着出租车司机狂吼，叫他把车移到路边，让其他人可以过去。长靴帕丽就只是披着垂到肩头的长袍站着，笑了起来，她一头黑发闪亮柔软，光溜溜的腿一点都不冷的样子。即使隔了段距离，我还是闻得到她的香水味，熏得她年轻的手指黄黄的香烟的味道，看得见她每回张口一笑就从嘴里冒出来的干冷白雾。

我们走到下一条街。罗珊娜想叫出租车，却招不到：车全客满了，载着许多人前往同一条路线上的不同地点。最后，罗珊娜选择叫一辆非法做出租车生意的私家车。

“如果有人问起，”她警告我，“绝对别说出我们的名字。城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你爷爷，他们很可能会告诉芙洛莲·克劳德说他们看见了我们。”

一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睡衣，外面套着我及膝的大衣。

我们沿着一条宽阔拥挤的街道往北开，车里坐满陌生人，我只得垂下眼睛，看着脚边，心脏兴奋得快跳出胸口。车子终于停下来之后，罗珊娜拉着我走上满是音乐又人潮涌动的人行道。红色、蓝色、橘色的灯光在我眼前闪烁。

“这个游乐园一年到头都营业。”罗珊娜告诉我，“每天晚上都开，我常想着要带你来，结果都是自己来。”

售票亭的那个人瞎了一只眼，那只眼睛没有瞳仁，全是白的。

“你们不应该在没有男人陪同的情况下上街。”他把票递给罗珊娜的时候说。

我们排队等摩天轮。一坐上位子，罗珊娜就微笑着捏捏我的手。我看着地面离我们越来越远，人变得越来越小，听着音乐渐渐远去，然后再绕回来，又升起，再回来。罗珊娜伸手托住我的下巴，让我仰起头。

“往上看！”她说。天空宛如流水淌过我全身。

“我有一次飞了起来。”罗珊娜说，“六岁，还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有天晚上，我长出翅膀，飞了起来。”

她看见我目瞪口呆的表情。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耸耸肩，“说不定只是做梦，说不定我就是和平常人不一样。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再也受不了双脚站在地面上的感觉了。”

传信人莫拉德从美国回来了，他躺在担架上，胃旁边吊着一个塑料袋子。铁慕尔走在他背后，眼神狂暴，手提着装满止痛药的箱子。美国，他对芙洛莲·克劳德说，是笨蛋去的地方。

医生说莫拉德还剩两到六个月的生命，但他回到家不到三十天就死了。

芙洛莲·克劳德不敢在家里守灵，因为每天这么多人进进出出，让小偷又有机会来偷她的东西。

“可是已经没有东西可偷了。”铁慕尔苦涩地说，环顾着空荡荡的客厅，以及消失的画框在墙上留下的尘迹。

在七日丧期[14]的那个星期，我待在家里没去上学，穿着一身黑衣，看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铁慕尔的朋友带着妻子一起来，他们被空荡荡的大宅吓坏了，彼此交头接耳说芙洛莲·克劳德的说法是真的，她儿媳的确带来了厄运。莫拉德的众多情人或独自或陪着丈夫一起来，个个都是身穿紧身洋装，腿裹黑色丝袜的美丽女子，浓妆艳抹，浑身珠光宝气。她们和每个人握手，然后坐下来，一面仪态优雅地拧着面巾纸哭，小心翼翼不弄花睫毛膏，一面四下张望，寻找可能的新情人。她们对铁慕尔和索拉博微笑，提供同情慰问——任何时间，不分昼夜——以及她们的电话号码，她们温暖的怀抱。

洛雪儿来过两次。她穿着皮草大衣，一坐下，脚几乎不落地，冷眼看着她丈夫想办法在莫拉德留下的那些女人中哗众取宠。每隔几分钟，她就到浴室里去补妆，抽根摩尔香烟。

苏珊来过一次，对罗珊娜谈起她的未婚夫——一名鞋子脏兮兮、外套皱巴巴，自称是个建筑师的男子。他对她谎称年龄，少报了好几岁。他把能扯的谎全扯了，她知道自己如果嫁给他，总有一天会在最紧要的关头伤心失望。她问罗珊娜，嫁给一个爱她的有钱人是什么滋味。

“我不知道。”罗珊娜平静地说。她没注意到我在看她，她不知道我听见了苏珊的问题，我再一次从妈妈的反应里感觉到背叛的锥心刺痛。“我过的仿佛是其他人的人生。”

一整个星期里，罗珊娜都坐在铁慕尔正对面。他从没看她一眼。她知道索拉博和芙洛莲·克劳德都盯着她。然而，她极度渴求通过靠铁慕尔如此之近，知道他本能地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他的身体、他的每一条神经都和她同步共鸣。

一次又一次，她看见自己朝他走去，就在这间坐满盯着他们看的男女老少的房间里，在这间窗户垂下黑色帘幔、没有镜子、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丧仪白兰花的房间里。她看见自己走向铁慕尔，走向救赎的最后一段旅程，站在他面前，深深凝望着他。她弯下腰，缓缓地，让她的脸碰触他的脸颊。她的唇轻啄着他的肌肤，他下巴的轮廓，他的嘴。

“再一次吧。”她在他耳边低语，她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也不怕会带给其他人什么痛苦。他的目光穿透了她。她拉起他的手，让他解开她的衣服。她的肌肤赤裸，冰冷，饥渴。他轻抚着她的胸，她的腹，她的大腿内侧。她叹了一口气，张开腿，坐在他双膝上，面对着他，把腿缠在他腰上。

在房间里，大家哭泣，交谈，为死者祷告。罗珊娜从没离开她的座位。

月姑蜜黎安在守丧的最后一天来了。

她依旧是个美丽的女人，但早已习惯了牙尖嘴利的学校老师的形象，老是一副认真严肃、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她永远只穿黑色的衣服，不化妆，也不做头发。她比罗珊娜认识的其他女人都勤奋两倍——生儿育女，管理丈夫的生意，打理婆家和娘家的大小诸事，更重要的是，努力迎战接踵而至的人生挑战。

她给罗珊娜一个瓶子。这是一个有纤长瓶颈的圆底绿瓶。

“妈妈的泪瓶。”她淡淡地说，“只要失去了她生命中某个重要的人，她就对着瓶子掉眼泪——她姐姐离家出走啦，她把你送给猫婆啦，塔拉叶勾搭上侄儿啦。她收集自己的泪水，等瓶子满了，就喝掉，好证明她心中的哀痛。”

罗珊娜接过瓶子，茫然盯着。蜜黎安看着她。

“这是妈妈唯一留给我们的东西。”她说，“我想这样很公平，因为你那么小就被她送走了，在她所有的孩子里，你最应该得到她遗留的东西。”

罗珊娜抓住瓶子，抓得很用力，好像快把玻璃捏碎了。

“每回我看到你，你都更瘦了。”蜜黎安对罗珊娜说，“我知道你的生活有点不对劲儿。”

她等着罗珊娜回答，但是罗珊娜还是盯着瓶子，没抬起头来。蜜黎安自己下了结论。

“查尔斯和我终于搬出犹太区了。”她说，“我们得先等他妈妈过世，因为她不肯住在其他地方。现在我们住在波斯波利斯大道108号。”

她往前靠，轻声说出最后几句话。

“如果你能想办法逃开那个女魔头，”她朝芙洛莲·克劳德的方向点了点头，“就来找我，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罗珊娜打开泪瓶。里面能看到秀莎泪水的盐结晶覆盖在玻璃上。她想着，蜜黎安的做法还真讽刺——带来妈妈的泪水给她，让她继承了悲伤与羞辱。有那么一会儿，罗珊娜觉得应该毁掉这个瓶子，但她最后把盖子重新盖好，将它收进了她的房间。

那天晚上，她梦见了蓝宝石大象。

那些大象是深蓝色的，浑身发光，身形比真的大象还大，晶莹剔透得像玻璃一样。它们站在她床边，用清澄如水晶的眼睛凝望着她。它们灿烂的色彩让她目眩神迷，竟没有马上发现它们是活的，会动。她伸手触摸其中一头，但只是轻轻一碰，那头大象就粉碎成了千千万万片。她又摸另一头，再一头，每一次，大象都爆裂成亮闪闪的蓝色玻璃碎片。它们肢体分崩离析后跌落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让她再也听不见其他声音。她醒了过来。

罪人索拉博俯望着她。

“你做梦了。”他摸着她的头发说，“别怕。”

她一直等到他又睡着了才下床。她看见地上有根白色的羽毛，就悄悄用脚把它推到墙角。她想，索拉博迟早会注意到这些羽毛，会问她羽毛打哪儿来的，会知道她的秘密。

她走到卧室尽头的水槽，洗了脸。她想起梦中的大象，想起铁慕尔在婚礼那天晚上送给她的蓝宝石项链。她记起他把宝石戴在她脖子上时，手轻触着她肌肤的感觉。她感觉到串串水滴，冰凉凉打在皮肤上，淌下脖子，流进了她赤裸的胸膛。

她在镜里瞥见自己：三十三岁，困在人生的尽头。

她知道铁慕尔醒着。他在镜里看着她，等待着她，渴望着她。她倾身向前，靠近自己的镜影，让她的呼吸在镜面上留下一个雾蒙蒙的影子。她在雾里吻他。

“带我走。”她对他说，“让我出卖我的灵魂。”

她走到窗边，望着院子。她一定得离开这幢大宅，在再次向铁慕尔屈服之前，她一定得离开。

她来到我的房间，看着我睡。她吻了我的额头，翻过我的手，吻我的掌心。

“好好睡。”她说。

我听到她的声音，但没张开眼睛。我已经好多年都是半睡半醒的，永远留意着妈妈的一举一动，永远观察着她。我爱她的亲昵，爱她目光的重量——甚至也爱她行止之间的哀伤。那天晚上，她离开房间的时候，我下了床，跟踪她。

走廊好暗，可是我看得见罗珊娜那袭宛如明亮光影的白色睡袍。她不知道我跟在她背后，跟着她爬上楼梯顶端，倾听铁慕尔的动静。有那么一会儿，她以为她会呼唤他，以为她会张开久久紧闭的嘴巴，高声呼喊他的名字，把一屋子的人全叫醒，砸碎这片死寂——这紧紧禁锢着我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噬骨蚀心的死寂，这压抑所有的本能与欲望换来平静的死寂。她已经听得见她自己的声音——尖锐、响亮、曾经勇于提出要求的声音。她会唤醒铁石心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铁慕尔，唤醒眼盲心疯的猫婆雅丽珊卓，唤醒目空一切、快活自在的电影明星茉希狄。她也要唤醒秀莎——这个母亲只将眼泪留给了她——要她收回她的泪水。她要唤醒她的父亲，哭喊说在恍如隔世的那个晚上，在小鸡夫人善恩家屋顶的那个晚上，他应该要在场的呀；他应该在那里，站在罗珊娜和她母亲之间，不让罗珊娜跌落，救回自己的女儿。

但是罗珊娜没高声呼喊，她用牙齿紧紧咬着舌头，咬得一嘴血，滴到睡衣的前襟上。

她转身，往楼上走。虽然她的眼睛在一片漆黑之中曾停驻在我身上，但她没看见我。她爬上楼梯。

我们家的整个三楼是一大间宴会厅，有许多相通的门，是铁慕尔和芙洛莲·克劳德在冬天招待宾客的地方。以前这里布置着意大利家具和法国真丝绣帷，现在空荡荡的，满室尘埃，所有的东西都被偷了，只剩下芙洛莲·克劳德和铁慕尔去度蜜月时在德国买的巨大吊灯。房间靠外的一面是一整排落地的蚀刻玻璃门，通往宽阔的露台，露台锻铁栏杆上攀着白色和粉色的茉莉花。就在这里，透过玻璃门，罗珊娜在婚礼那天晚上第一次在宾客面前现身。

现在，她穿过宴会厅，踏上露台。在她背后，一阵微风轻轻拂动着吊灯上的水晶垂饰，扬起细碎的烟尘，水晶叮当响，宛如风铃。我听在耳里，打了个哆嗦。

罗珊娜爬上栏杆。

“妈妈。”我有点迟疑地喊她，冲进宴会厅。我怕她会气我跟踪她，但是我马上就知道，她根本没听见我的声音。

她站在栏杆上，光着脚，身穿白睡衣。她没往下看，反而仰望着夜空。

突然之间，我明白她要做什么了。

“妈妈！”我大喊道，“妈妈！”

她转头，往后看。她的视线停在我身上，但是没看见我。我在她眼里是隐形的——是众多鬼魂中的一个，一个她听不见的声音。

她张开双臂，迎向夜色。

我的哭声响彻整幢宅子。

索拉博冲上楼来，看见我攀在栏杆上，放声尖叫，叫得那么用力，害他担心我脖子和额头的血管会爆裂。他抓住我，但是我疯狂地死命挣扎。他把哭叫不休的我抱起来，带到水槽边。他泼到我脸上的冷水只让我惊吓得更厉害。我一直喊着罗珊娜的名字，惊魂难定。芙洛莲·克劳德上楼来，后面跟着铁慕尔，接着是马西堤。

“喂她一点鸦片吧。”马西堤建议道。

他们把我带到厨房，抓着我，让“果冻”雅各布朝我嘴里喷鸦片烟。我挣扎了一会儿，慢慢觉得浑身乏力。我的肌肉放松了，头朝后仰，哭喊到一半就突然安静下来。

索拉博以为我是因为鸦片而引发了心脏病，惊慌失措。

“别管她。”芙洛莲·克劳德把他从我身边拉开，“她只是昏过去了。”

他们站在我身边，完全不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也没发现罗珊娜不见了。我急促惊慌的喘息逐渐变得平缓放松。有那么一会儿，家里唯一的声音就是我的呼吸声和雅各布抽水烟的声音。芙洛莲·克劳德注意到雅各布有话要说，他挥着手想引人注意，这是他发不出声音时惯有的动作。她知道雅各布的血压一定又降低了，就泡了糖水，用勺子喂他，让他恢复体力。

就在她准备从他身边走开的时候，他从帽子底下抬眼看她。

“我看见那个女孩了，”他说，“你儿媳。她有双白色的翅膀，从厨房的窗外飞了过去。”

他们搜索大宅、女仆宿舍和庭院。索拉博和马西堤坐上车，开遍方圆十英里[15]内的大街小巷。到了早上，铁慕尔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德黑兰的警察局局长，告诉他罗珊娜的长相。“一个年轻的女人，”他说，“身材像小孩，却有一双很老成的眼睛。”

警察局局长要铁慕尔放心，他一定会找到罗珊娜。他保证，永远没有人能躲得过皇家军警的，更别说是穿着睡衣，光着脚，没钱也没证件的女人。

“她今天吃晚饭的时间就会回家了。”他保证，然后挂掉电话。

我们等着。铁慕尔又打了几个电话。索拉博从中午到晚上找遍了全城。他们问我问题：你看见什么了？罗珊娜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跳出窗户之前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我很想帮他们——即使这样做等于背叛罗珊娜，等于违背她的意愿，带她回到这个她长期以来一直想逃离的家。我很想告诉他们，罗珊娜是怎么告诉我说她可以飞，是怎么从好几个月之前就警告我说她终将离开。我想描述我以为自己目睹的情景：罗珊娜像小鸟一样展翅飞翔，从我们家飞走了，完全没落地过。

他们会相信我吗？

疑惑让我哽咽难言。

铁慕尔和索拉博在城里挨家挨户找。他们到蜜黎安家，循着她给的每一个线索去找。他们也找了洛雪儿家和苏珊家，甚至还到布尺拉赫曼在犹太区的家里去。警察把罗珊娜的家人找来盘问，在他们身边安插眼线，只要她一联络就打报告。他们搜查德黑兰的巴士和火车站，在城里的每个十字路口拦下出租车，闯进外国间谍和毒贩的巢穴。他们检查核对指纹与足印，突袭检查红灯区，收买皮条客，巡查市集里恶名昭彰的暗巷和秘密会所。每一天，他们对搜索行动都更加狂热，警告更多人藏匿罗珊娜避开皇家警队搜查的后果。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关于她的失踪谣言四起。她的照片登上了晚报和女性周刊。有人说是外国情人趁夜诱拐了她，有人说是巫术让她消失的，就像铁慕尔家里消失的其他物品一样。

月姑蜜黎安每隔几天就来探问我的情况。她的问题老惹得我哭起来。如果可以，我真的很想帮忙，可是我的伤痛实在太深太重，恐惧让我无法动弹，无法开口。

蜜黎安从不放弃。

“不管怎么样，”她说，“我们都会找到她的。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你妈妈。是我把她带大的，我知道她不会永远抛下自己的孩子的。”

一听到罗珊娜的名字，我的皮肤就起水泡——一粒粒小小的悲痛在夜里冒了出来，好痒好痒，直到黎明破晓。

注释

1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社会的首脑。在伊斯兰教两大派之一的逊尼派中，伊玛目是穆罕默德指定的政治继承人；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只有伊玛目能洞悉《古兰经》的奥秘。此外，在清真寺领导祈祷者的穆斯林也称伊玛目。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支派十二伊玛目派相信，在伊拉克消失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已成为隐身于无形的伊玛目，未来将以救世主的身份重回世人面前，统一伊斯兰世界。

2　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米。

3　伊朗北部濒临里海的城市。

4　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之一。

5　第三代伊玛目，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于680年在卡尔巴拉城外遇袭身亡。此处当为作者笔误，伊玛目侯赛因的陵园位于伊拉克古城卡尔巴拉，在马什哈德的是第八代伊玛目阿里·里扎的陵园。——编者注

6　汗（Khan），中亚地区对酋长、显贵或官吏等的尊称。

7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Shah, 1872—1925），伊朗卡扎尔王朝1907年至1909年的国王，因解散议会，废止《宪法》而被罢黜，由儿子继位，流亡俄国，策谋复辟失败，再次流亡。最后身故于意大利。

8　从1779年到1921年为止，统治伊朗的王朝。

9　位于伊朗南部，为伊朗第六大的城市。

10　索拉娅王后（Queen Soraya），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的第二任妻子。

11　为纪念公元9世纪殉教的圣徒阿卜杜勒·阿齐姆沙阿而建，为什叶派圣地。

12　伊朗中西部城市，据信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城内多古迹遗址。

13　英制土地面积计量单位，1英亩约等于4047平方米。

14　犹太人第一阶段的守丧期，家人过世七日之内，丧家在自宅接受亲友吊唁，并在家中一同祈祷。

15　英制长度计量单位。1英里约为1.6千米。

流亡

1971

张开眼睛之后，罗珊娜发现自己站在卡拉季河里，水深及腰，四周黑漆漆的。这里离铁慕尔家有好几公里远，她浑身冰冷，奋力抗拒着随时可能把她轻若无物的身体冲走的强劲水流。她寻找河岸，但是眼里尽是黑夜的幻影，她什么也看不见，只能试着跨步前行，知道只要踏错一步，就可能跌进深洞里，再也脱不了身。可是罗珊娜不怕，她终于如释重负了，感到如此自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她看见几块岩石，接着是灌木丛，然后是崎岖不平的河岸。爬上岸之后，她才想起自己没穿鞋，脚已被刮伤流血了。她远远地看见横亘在德黑兰与北方大地及里海稻田之间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蓝色山峰。她想起猫婆雅丽珊卓常说的故事，说她是怎么逃离俄国的：有天晚上她穿着高跟鞋、戴着珍珠项链出走，走啊走啊，一次也没回头，一直走到德黑兰。

“我看到过里海白虎。”雅丽珊卓炫耀地说，“那是世界上最了不得的动物，非常稀罕，皇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求有人能捉到一头，送到她面前。我搭的是一艘手工造的船底都快腐烂的船，吃活生生被叉上棍子烤熟的鱼。我睡在葱茏的丛林里，睡在稻田里，搭上俄国走私船。之所以熬得过去，是因为我不怕流亡。”

罗珊娜也不再怕流亡。她只身一人，几近全裸，快要冻死，不知身在何处，但是这都无所谓。她再也见不到铁慕尔，索拉博会想尽办法追缉她，她在黑夜里抛下自己号啕大哭的女儿，也全都无所谓。她拯救了自己，她不打算再回头。

她坐在河堤上，等待黎明到来，那时才能找到路或决定自己的去向。过了一会儿，在她的耳朵习惯了河流的声音之后，她想办法辨识出远处几辆卡车上坡时轰隆隆的引擎声。天一破晓，她隐隐约约看见一条蒙眬的泥巴路，从河边蜿蜒而去，通向一片光秃秃的平原，那里没有栽植作物，也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她顺着路走。一辆卡车经过，司机放慢车速，但没停下来。一个小时之后，一辆蓝色的小巴士，载着一车缠棕色头巾、留络腮胡的年轻神学士，开上山坡。那些男人透过肮脏又满是划痕的车窗，盯着罗珊娜看。她看见他们嘴唇掀动，仿佛好奇她是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她看见他们的目光在巴士卷起的烟尘里紧紧追随着她。

她一直走。农家小孩骑在骡子背上，从她身边走过。流浪狗在路旁对她吠叫，但是不敢靠近。现在太阳升得很高了，不过天空还是雾蒙蒙的。罗珊娜迈着一双流血的光脚，穿着透明的白睡袍，看起来宛如睡意迷蒙的旅人或濒死之人创造出来的影像。她在路中央坐下。下一辆经过的车会带她走。

这是一辆苔藓绿的伊朗培康汽车，挡风玻璃已经破了，被用一块用封管胶布贴住的塑料板盖了起来。车停在离她十英尺的地方。司机倾身越过方向盘，从塑料板后面瞄着她。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侧身向右，摇下前座的车窗，看个清楚。罗珊娜望着他——黑眼睛，窄鼻梁，一天没刮的胡子。冷风灌进车里，让他打了个哆嗦。他像个怕被发现行踪的人，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他穿着一件厚重的外套，戴着手套和滑雪帽，脖子上裹着围巾，包住了嘴巴和下巴。他瞪着她看，但没靠近。罗珊娜朝他走去。她的脚在沙地上留下一道血痕。

“你可以带我到你要去的地方。”她走近之后对他说。她的嘴唇泛白，双手发蓝，湿透的睡袍在冷风中冻硬了，直挺得像张纸。“别怕。”

这辆车副驾驶座的门卡住了。她从车后绕过去，打开驾驶座的门，爬上他的座位，然后再爬到邻座。

那人看得目瞪口呆。

“没关系的，”她说，“你要我下车，我随时可以下车。”

他们开向了加兹温[1]。司机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万宝路。他很年轻，不到二十岁，而且很显然搞不清楚罗珊娜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眼角打量着她，可是没和她说话，甚至没问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们交谈，她也会提出问题，那些他不想回答的问题。

他车子后座上有两罐瓦斯、一篮食物、两条毯子，以及水。他在加兹温城外停下车，吃着篮里的东西当午餐：烟熏白鱼，腌大蒜，烤薄饼。罗珊娜望着他。他问她饿不饿。

“只是口渴。”她说，没对他微笑。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在一起良久。然后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继续吃。

开过加兹温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停在一间茶馆外面。这是座脏兮兮的小棚屋，矗立在没铺路面的小路边，靠着两盏煤气灯照明，靠一台便携式的暖炉取暖。那人把罗珊娜留在车上，径自下了车，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大杯红茶、三块方糖、一盘泡在油里的炒蛋。

“吃吧。”他平静地说，“这个夜晚会很漫长。”

他们再次上路后，漫起浓雾，除了车头灯照亮的一点地方之外，路的前方什么也看不见。那人伸手到后座，拿了条毯子给罗珊娜。

她想，他也在逃亡，他觉得害怕，很担心被发现，有个女人，或许是他母亲，帮他准备了当午餐的熏鱼和大蒜，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打算走多远？”午夜将近时他问。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她回答。

他低声笑了起来。

“从你这身衣服来看，不可能太远的。”

“我是从丈夫家逃出来的。”她说，并观察着他的反应，“我抛下女儿，她才五岁。我永远见不到她了。”

他继续盯着道路，双手抓紧方向盘，唇间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

他原本是德黑兰最古老的那所大学的学生，出身中产阶级，拥有小小的远景和更小的野心。他原本该到学校研习工程学的，可是他却结识了一群决心颠覆国王独裁统治的左翼学生和教授。他参加了几场会议，发了一些宣传单。结果他的一个朋友，最热心的家伙，却是个内奸。他给国王秘密警察提供了名单。这年轻人的名字也在其中。两天之内，他有十二个朋友被捕。他们被严刑拷打，被电针刺进下巴，被注射吐实血清，被从直升机上丢进咸水湖，然后沉进湖底，尸首再也浮不出来。这个年轻人在被捕之前逃走了。

“我要去土耳其。”他只对罗珊娜这么说，没再多透露什么。“我会载你到边界。”

他们从加兹温到赞詹，然后经米亚内再到大不里士。他们开进没铺路也没照明的山路，只在非常偏僻的茶馆停歇，让他不至于碰上武装警察。他整夜不停地开，在中午时分才驶离马路，睡上几个小时。他的朋友告诉他，如果他有必要逃离祖国，在靠近土耳其和伊朗边境的凡城[2]有座安全房宅，他可以到那里避难。

裹着毯子的罗珊娜从没和他一起走进茶馆。她很理解，他留她在身边是违背自己理性判断的，他知道她有可能是间谍或者警察，再不然，她也可能在他让她下车之后出卖他。可是他也是只身一人，很害怕，有她在身边让他稍稍宽心。

有一回，他把座椅往后推准备睡觉的时候，她倾身过去，伸手摸他的嘴。他震了一下，仿佛被电到了，抓住她的手，用力之猛，让她以为他想扭断她的手腕。这时他明白她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她的手指冰冷、轻盈，可以疗伤止痛，于是他就放手了。

她掰开他的嘴唇，轻轻地摸着他的下唇内侧。然后她褪下睡袍，赤裸裸地爬到他身上。她好白，他想，如果他伸手摸她，就会玷污她的肌肤。她背对方向盘坐着，膝盖紧靠着他臀部两侧。她倾身吻他，眼睛一刻也没闭上。

她和他做爱，在亮晃晃的昼光里，在大剌剌停放在路边的汽车里，在这个被控通奸的女人会被石头活活砸死或丢进深井灭顶朽烂的国度里。她和他做爱，一次又一次，在每一个停车点，每一座村庄里，没问他的名字，也没提自己的名字，不爱他，也不觉得羞愧。

“我再也不会觉得羞愧了。”她有一回对他说。那时他正警告她说，路上经过的人可能会看见他们在赤条条地交欢。“我放弃了全部的人生，放弃了我的女儿，所以我不会再觉得羞愧了。”

在马兰德，他给一个农妇钱，换来衣服和一双手工缝制的帆布拖鞋，交给罗珊娜。在霍伊，他数了数身上所有的钱，交了一半给她，够她一个人过上三天，甚至五天。

他们在夜里跨过国界，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踏进土耳其了。那里没有警卫，没有围篱，没有隔开两国的界线。没有人查核护照或身份证件。景观依旧一模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卡车还是挂着伊朗车牌。但是天亮时，他们看见土耳其军人坐在标有徽章的车上，还有一面褪了色的告示板，宣布他们已经进入凡城辖区了。他停下车子，说她该走了。

“我要去找的那些人，”他歉疚地说，“不会理解你为什么和我在一起，他们会把我们两个都赶走的。”

她下了车，就像那天上车时一样随意。

她在一座古老的边境城市里，一个群山环绕，景色荒凉，漫天尘埃，暴戾凶险的地方。山是蜜糖色的，光秃秃的，险峻的黑色陡坡——像矛似的——为这座城更添了几分严酷残暴的气息。一块形状像船的巨大岩石耸立在远处的平原上，这块凡城之岩是块裸露于地表的狭长石灰岩，据信就是《圣经》里的挪亚方舟，也是凡城新旧城区之间的天然疆界。

新城很现代化，但是单调贫瘠，居民大多是库尔德人，塞满车流与行人的狭窄街道旁坐落着各色商铺与民宅。满脸风霜、指尖弯曲的老人是昔日战争与血腥叛变的幸存者，他们肩上扛着粗糙的土耳其地毯，挨家挨户敲门，希望做成买卖。年轻一些的人，看起来怒气冲冲，煞气逼人，倚站在墙边和路灯下，一根接一根抽着美国和俄国香烟，筹谋新的战役。凡城是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里曾经是古代乌拉尔图王国[3]的首都，是诸多部落与民族的发源地，经历过许多大型战役与无休无止的大屠杀。这里的人残暴、冷酷、不怀希望——他们在伤痛与挫折的记忆中成长，不停被外国阴谋与强权出卖。

但是这里没有女人。在街道上，商店里，建筑物门口，车上，罗珊娜没看见半个女人。凡城有种正被兵临城下遭遇围困的气氛，所有的妇女小孩好像全藏了起来躲避敌人似的。

一车男人拦下她。他们是武装警察，没薪水，没训练，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另辟财源的方法。罗珊娜来到凡城还不到两个小时，从她的服装，从她到处走来走去浑然不觉一个女人只身走在路上只会惹祸上身的模样，他们就看出来她是个外国人。他们用土耳其语问她要证件。

她用波斯语回答说她没有。他们押她上车，带她到哨站——一座只有一个房间的水泥建筑，里面尽是一脸凶恶的警察，留着黑色小胡子，身上配备了太多武器。他们大多能用波斯语沟通。他们对罗珊娜的来历，抑或她到凡城来的目的没有兴趣，只想知道她身上有多少钱。他们把钱全拿走后，让她坐上一辆吉普车，说要送她到一间“离家出走者住的旅馆”去。

他们朝巨岩的方向开去，过了那头，就是旧城了。

旧城是座满布尘土与瓦砾的巨大坟场，只有零星几座破旧的宣礼塔，唤起对长达数世纪的血腥战争的回忆：在这里，萨尔贡二世[4]曾把敌军全员斩首，然后把砍下的头堆在城门口，也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屠杀了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

但是出了旧城，有一座湖。

这座湖横亘在荒凉的平原上——土耳其蓝的广袤平静地平线衬着白雪覆顶的棕色山脉，一弯熔岩沙滩拥抱着内海，那美，令人称奇，那遗世独立，更让人赞叹。那水碱性高得不容饮用，不容灌溉，也几乎不容生命生存，因此湖里一条鱼都没有。湖岸光秃秃的，岩石崎岖，不容靠近。

这不是罗珊娜常在梦里见到的大海，不是那座她从犹太区飞去又飞返的海洋。那海是绿色的——古翡翠的颜色——周围有浓密的丛林，生命繁茂；闻起来有雨和黎明初晓的味道；海豹优游上岸，鸟儿群集沙滩。

她已失去了那片海洋。现在，她人在这里，在这座见证百万无辜性命陨落与许多帝国盛衰的湖边，要被这些留着黑色小胡子、双手肮脏的人载到那幢孤零零矗立于地平线最远处的房子去。

那是一幢用深色木材搭建的房子——一幢摇摇晃晃的孤独建筑，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岩石。房子没有外墙大门，没有引领进到入口的小径。罗珊娜以前常听人提起边境城市里的土耳其妓院，那是廉价且来者不拒的地方，既雇用十一岁的处女，也接纳五十岁的祖母。现在，即使门关着，她还是能闻到腐朽的木料、干燥的牛粪、冰冷的精液、新鲜的汗水和淤青的四肢在没洗的床单上磨蹭的味道。

有个女人来应门，她看上去三十多岁，有头乌亮的黑发，涂着黑色的眼影，一看见警察就微笑，露出两排完美整齐的金牙。

“给你带东西来了。”其中一个男人说，“她才刚到这里，一句当地话都不会说。”

那女人恶狠狠地瞥了罗珊娜一眼，挪了一下身体，让罗珊娜能挤进门来。

“在玄关等着。”她说。

罗珊娜，一辈子都怕成为她母亲口中“声名狼藉女人”的罗珊娜，终于踏进了妓院。

“放弃她吧。”有天清晨芙洛莲·克劳德警告铁慕尔和索拉博说。罗珊娜从家里逃走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

“她已经走了这么久了，就算还活着，在这个复杂又大得像地狱的国家里，你们永远找不到她了。放弃她吧，好好认清事实，她抛弃你们啦。”

芙洛莲·克劳德站在铁慕尔卧房的门口。一整夜，她从自己位于走廊对面的卧房望着他，空荡无门的房间入口框住了他的身影，她看见他站在窗边，凝视着天空。那一刻，她很替铁慕尔难过。自从他和罗珊娜背叛她，自从那天她在厨房里听雅各布吐露秘密以来，第一次，芙洛莲·克劳德感觉到丈夫所受的痛苦，想要安抚他。

但是一到早上，索拉博来到父亲房间，低声说没有消息，秘密警察打来电话让他知道——因为有个地位显赫的将军替铁慕尔请他们帮忙——他们四处探查，却还是打听不到罗珊娜的下落。芙洛莲·克劳德看见索拉博和铁慕尔交头接耳，好像把这当成一桩攸关生死的大事，她吓坏了。她顿然领悟，他们已经变成盟友了，原本因为个性相克，后来又因为同时爱上罗珊娜而形同陌路的父子，已经发展出一种邪恶的紧密关系，他们团结一致，因为他们需要找到那个女人，那个摧毁了他们，摧毁了芙洛莲·克劳德的女人。

所以她走近他们，带着她的恨意，说出事实。

“现在她的尸体很可能都腐烂了。”她说，让索拉博勃然大怒也不在乎。“再不然，就是睡在某个人的床上，靠他吃饭，就像她以前靠你们吃饭一样。已经闹够了。告诉莉莉，她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告诉其他所有的人，别再找了，我们继续过日子吧。”

我独自在卧房里，坐在马西堤已经摆好早餐的小桌旁，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之后，我发现家里乱透了。

院子里有好几个拿着电锯的男人，在忙着砍树。在持续不断的嘈杂机械声中，他们高声叫唤着彼此，疾步后退，看着树木倒下，造成小小的地震。在强烈得足以把灵魂烧成灰烬的怒火和失望的引爆之下，异教徒铁慕尔下令毁掉庭院。

好几天里，树木纷纷倒下。警察到家里来，威胁要对铁慕尔妨碍周边治安的行为开出罚单，然后带着贿赂离开了。内政部的人来警告铁慕尔说，如果不停止砍树，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说，因为德黑兰市区有严重的烟雾问题，所以国王陛下宣布砍树是重罪。铁慕尔许诺在公司里替他们安插工作之后，他们也离开了。

树倒下的时候，马西堤不禁落泪。这些都是树龄悠久的老树，比宅子的年纪老得多。每有一棵树倒下，房子里就有一扇窗户应声粉碎，大理石地板上也随即裂开一条缝。

马西堤那个打从芙洛莲·克劳德指控她偷窃之后就不肯踏进房子一步的老婆，一直站在大门口，警告说，土崩地裂会吵醒早已沉睡地底的死人。

在楼上的卧房里，芙洛莲·克劳德穿着红色的天鹅绒睡衣和她最好的一双高跟凉鞋，享受着坚韧不屈终至胜利的滋味，她终于战胜了那个在夜里突然出现，最后又像个小偷似的在夜里消失无踪的女孩。

铁慕尔没看芙洛莲·克劳德，也没看任何人。他站在正门外面的平台上，就在他第一次看见罗珊娜的地方——就在那天，他看见她，以为她不是真实的，以为她会很年轻就香消玉殒，再不然就会永生不死，像天使一样。

在学校里，老师们盯着我看，彼此交头接耳议论我妈妈的事。每回我走过看门人身边，他总要低声念句护身咒语，还告诉老师们也该这么做——才能躲过我肯定会不停散播的厄运。其他孩子把他们妈妈在家说的话转述给我听，说罗珊娜没有逃走，而是被丈夫和婆家的人关了起来，关在阴暗的地窖或某扇厚重的大门后，一直哭喊求救，最后活活饿死了。

就连学校的校长也同样好奇。她把我叫进办公室，一副要探讨校务的样子，问我为什么铁慕尔要毁掉庭院。

“因为有小偷。”我自己掰了个说法。我端端正正坐着，双手摆在膝盖上，脚踩不到地。我觉得自己虚飘飘的，就像我说的话一样，只因憋着口气，才不至于支离崩解。

“爷爷觉得只有这样做，小偷才不会在白天躲进院子，晚上趁我们睡着之后溜进屋里。”

校长背着手，绕着办公室走来走去。六十几岁的她依旧魅力不减——她是位前朝亲王的远亲——而且紧抱着这份昔日荣光不放。她对铁慕尔的大小诸事格外有兴趣。

“你祖父怎么说你那位逃出家的母亲的？”她那张扑着厚厚的粉与胭脂的脸绽出一抹微笑。

我摆在膝盖上的手颤抖着。

“他没谈起她的事。”

我强忍着不掉泪，强忍着不把脸埋进手里哭起来。

“可是我妈妈会回来的。”我说。

校长跨着鹈鹕般的大步，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手带大她的法国家庭教师教给她欧洲女人所该有的优美仪态。她相信淑女走路应该像舞者——腿伸直向前，脚尖先着地，然后才是脚跟。

“她一定会的，”她的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大部分母亲都会。”

但女家教也教她要坦率直言。

“可是我听说，你知道的，你母亲死了。”她昂首绕办公室走着。

“我听说她自己跳出了窗户，你父亲把她埋在院子里，所以他们才会把院子全铺上水泥，免得尸体被发现。”

月姑蜜黎安又到我家来了，要求见我，这回有洛雪儿和她那个抽雪茄的矮老公陪同。从罗珊娜逃走后，已经过了四个月，我们家里再也没有人提起她的名字。

“你们这些人或许已经放弃了，”蜜黎安和芙洛莲·克劳德杠上了，“可是我绝对不会放弃。没有人会像水滴一样从地表消失。要不是你们杀了她，就是她逃走了。如果她死了，我要看到尸体。如果她逃走了，我一定会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我独自在妈妈的房间里，站在她的梳妆台前，穿着一身蓝白色的学校制服。我每天早上都在这里梳头，每天下午一放学也马上冲到这里。每天傍晚，每个周末，都耗在这个房间里。我站在她的镜子前，就在我发现马西堤的儿子拆掉屋里所有的门的那天傍晚，她站着，转身对我说这样我就随时看得到她的位置了。现在，我在房间里找她，却只能看见自己的镜影——苍白的脸，惊恐的眼，瘦伶伶的腿，白色长袜直拉到膝盖。我茫然、害怕又无力。我早就知道罗珊娜有一天会离开，但是，尽管我很想，却阻止不了她。我喊她的时候，她听不见，她转头往后望的时候，甚至没看见我。

我在最爱的人眼中，竟化为无形。

“你爱怎么做就去做吧。”芙洛莲·克劳德在楼下玄关对蜜黎安吼道，“埋了她，找到她，或者用她的名字给你孙女取名。随你便，我才不在乎呢，只要别让我再看见她或你们就好了。”

芙洛莲·克劳德讲话的时候，蜜黎安步步进逼，拼命往屋里挤。

“我要和莉莉谈谈。”她对洛雪儿和洛雪儿的丈夫说。

我不知道我是该奔向她，还是该躲着她。但是，她突然出现了，在我妈妈的镜子里，她的身影叠上了我自己的影像：她脸上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没化妆，手上戴着男表。

她把手放在我肩上，把我转了过去。

“没事了。”她轻声说，一听见她的声音，知道她是唯一还在寻找罗珊娜的人，我哭了起来。

她原本应该拥我入怀的，但是从没接受过这类亲昵抚慰的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情感。于是，她拍拍我的背，拨开垂在我脸上的那绺和罗珊娜同样颜色的头发。

“‘果冻’雅各布发誓说他看见你妈妈了。”她说，“如果她来找他，那么也一定会回来找你。”

我摇摇头。泪水让我说不出话来。我又失败了。罗珊娜没回来找我。

蜜黎安放开我的肩膀，调整了一下她的头巾。她看着梳妆台上罗珊娜的化妆品，又四下张望，仿佛要从这些个人物品中寻找妹妹存在的踪迹：这是她的床，她的衣服，她的室内拖鞋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椅子旁边，还有蜜黎安交给她的那个泪瓶。

“不管怎么样，”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坚强起来，“我要你时时注意，留心她的踪迹。无论你在哪里，不管其他人怎么说，你都要知道，罗珊娜会回来的。就靠你和我去找她了。”

在蜜黎安来看过我之后的好几年里，我夜晚躺在床上时都醒着，凝神等待妈妈在黑夜里敲门的声响。我会在人群里寻觅，在街上跟踪陌生女子，只因为她们和罗珊娜有几分相似，不论相似之处如何微小。我会在铺了水泥的院子和街道上搜寻，想象我妈妈的身体困在水泥底下，活生生地腐烂。在学校里，我会突然大汗淋漓，一阵惊恐，确信当我不在家的时候，罗珊娜回家来找我了，确信她在呼唤我的名字，确信她会在我还没回家之前就再度离去。在家里，我喜欢坐在厨房内，挨着“果冻”雅各布，等待着她回来，他还是坚称自己在窗外看见了罗珊娜。我在每面镜子、每片玻璃前驻足，转身，暗自期盼看见罗珊娜回头看我。当然，她从来没有。她早就告诉过我，她不会回来了，就像她早就告诉过我她会逃走一样。她无影无踪，永远都无影无踪，然而我还是寻寻觅觅，一间房接着一间房，一年接着一年，寻找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寻找一个我的希望能比现实更坚实可靠的夜晚，让妈妈回到我身边。

在东星之家里，男人们都带着刀上床，他们随时准备在争斗中相互砍杀，或宰掉某个不肯乖乖从命的妓女。来的人有薪水低得可怜的士兵，长途货车司机，这辈子头一回进城的农夫，走私伊朗大麻和美国威士忌的走私犯，以及长期因叛乱未定深受其苦的库尔德人。许多嫖客患有淋病或梅毒。还有许多人在这里播下种，生出在妓院长大，而且在未满十二岁——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就被纳入花名册接客的孩子。

妓院老板是个阿塞拜疆族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伊朗与俄罗斯边境经营着十二家像这样的妓院。他一个月来一次，找他委以管理重任的女人收钱。负责这家妓院的是那个满口金牙的女人，她自己也是个妓女，对手下的女人比任何老鸨都苛刻。她下令鞭打不愿和恩客上床的男孩、女孩，永远让妓女们处在饥饿状态，好让她们知道自己的极限，服从她的命令，她甚至任由男人们割伤不讨他们欢心的人，然后还要求受害者自己清洗血迹。

她把规矩告诉罗珊娜。

“只要我愿意收留你一天，你就得在这里工作。”她说，口气又轻蔑又冷淡，活像她嘴里的两排金属。

“如果你想逃，或者不听客人的话，我就会要我的男孩割花你的脸。如果你病了，我就让你死。”

和方圆百里之内的其他妓院比起来，这里的情况没更好，也不更差。环顾周围，罗珊娜知道这是她从自己的噩梦，从秀莎告诫她从家里逃走的女孩会遭遇什么、会怎么生活、会怎么死的故事里，看过听过的妓院。她想起以前那些故事，那个离家出走的阿姨，因为梅毒而瞎了眼，还有另一个阿姨想躲开情人却被他丢进湖里淹死。罗珊娜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命运会有所不同。

然而，在她明白自己将过着什么样生活的第一天，让她深感震撼的并不是她心中的恐惧，而是她的领悟。她明白，自己竟然这么快也这么轻易地实现了外婆的预言；她明白，自己会多么自由自在，因为除了自我伤害之外，她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

她被分配到一间有床和替换床单的小包厢。她要随时听从经理的命令接客。其余的时间，她得帮其他女人煮饭洗衣，做家务。她的第一个客人是从凡城来的年轻人，办事只花了不到一分钟，接着就亲吻她的手，说他爱她。第二个客人把她打得从床上滚下去。自此而后，她不再计数了。

她会逃走的，她知道。她只需等待时机。

税吏小诺利这三十年来每年都要造访铁慕尔家两次：在春天的第一天——波斯新年，传统上要送礼的日子——和圣诞节。他会提醒铁慕尔，所有的“文明社会”在这天都会慷慨行事。1972年，他来了第三次，在七月，也就是暑热逼得疯子跑上街头，每天都有几十个人尸沉大海的时节。他老婆打算离开他，他知道，因为她等他给她买座公寓等了二十年，已经等厌了。小诺利需要一点红利，一笔额外的现金，来当买公寓的头期款，否则他的婚姻铁定完蛋了。他翻查“客户”名单，挑上铁慕尔——这不只是因为铁慕尔很有钱，也因为近来罗珊娜的失踪被传得沸沸扬扬，他料定铁慕尔情绪低落，不会想吵架。

小诺利很矮，秃秃的头活像颗甜瓜。他右腿比左腿短，往内弯，所以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跛了一辈子脚的他，为身体的残缺而深感羞耻，以致无法正视自身。直到三年前，他还把跛脚的缘故归咎于长年坐办公桌缺乏足够运动造成的血液循环不良。然后，他有回冒险穿过铁慕尔家庭院的时候，被芙洛莲·克劳德的狗咬了，它们啃掉了他右侧大腿上的一块肉，于是就给了他新的可讲的故事。

“我是因为执行公务才跛脚的。”他对他所谓的客户们如是说，“在铁慕尔阁下的宅邸里。那真是幢富丽堂皇的豪宅，虽然厄运当头哪。我可不想看着那宅子因为迟付税款，被国王陛下的政府没收充公哦。”

在政府预算并不是以收到的税款来决定，而是以国王和皇亲国戚享用国家财富后所剩余额为基础的国家，在政府雇员完全靠贿赂维持生计的地方，税吏小诺利和数千个像他这样的官员到处收的不是税金，而是贿款。

这天正午，他腋下夹着一只绿色公文包，不请自来。他的西装皱巴巴的，腿上有一大块油渍，因为他抹了羊油来促进大腿的血液循环。经过这么些年的定期造访，他没等人邀请或欢迎，就径自穿过走廊，闯进铁慕尔的会客厅。在窃盗鬼未肆虐之前，他总是叫伊菲特给他端上加冰的醋蜜果子露；现在他就只能口干舌燥地坐下，希望芙洛莲·克劳德至少会给他一杯水。

她没有。

小诺利叹口气，打开他的绿色公文包。他拿出一摞账册，一本小笔记簿，各个政府机关的备忘录，还有他记录有关铁慕尔诸事的手写笔记本。他没办法偷偷躲过芙洛莲·克劳德新买的那两条狗，只好努力视而不见，它们正整个身子抵在玻璃上，透过窗户朝他狂吠，试图攻击他，爪子把窗子刮得嘎嘎响。他低声咒骂它们，心里重温着三年来念念不忘的故事版本，他是怎么被狗攻击腿才残疾的。它们让他胆战心寒，汗水湿透了外套。

过了一个小时。小诺利走到门口，大声喊，但是没人回答。他走到回廊，看见我坐在楼梯顶端，脚伸出栏杆，晃啊晃的，低头俯望着他。

“去找你爷爷来。”他说，可是我一动也不动。铁慕尔在他房里躺着休息，没睡，但我知道最好别为小诺利去吵他。

到了下午三点钟，小诺利还穿着外套，面对一叠账册坐着。因为狗的关系，窗户关了起来，太阳炙烤着玻璃，房里开始热得像火炉。他气呼呼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本杂志，开始翻看一张张胸部硕大、屁股上有刺青、正对着他抵唇吮指的裸女图片。这是一本过期的《好色客》，是他每个月从一个订阅的客户那里接收来的。他看着看着，脸色越来越苍白，表情越来越羞赧，嘴角挂着半抹微笑，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完全没听见铁慕尔走近的声音，等他发觉时，已经太迟了。

“你早来了六个月。”铁慕尔耸立在他面前。

小诺利急急忙忙收起杂志，想站起来握手，然后想到这么做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又坐下来。他把椅子拉近桌边，掩饰自己的勃起，抱怨芙洛莲·克劳德的待客之道。

“我已经来了三个小时，竟没人端杯水给我。”

铁慕尔一点反应都没有。小诺利摇摇头，高声说有钱人是世界上最没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厄运当头也是罪有应得。接着他把笔记本翻到做了记号的那一页，开始详看。他细数铁慕尔欠了多少该付的税款，加上利息和逃税的罚款，还提醒铁慕尔，如果想对他的估算提出异议，必须负担多少打官司与请会计师的费用。说来悲哀，他说，在富藏石油和其他天然资源的国家里，我们竟然还得缴税，可是法律就是法律，而他也不过是个政府雇员，领固定工资，没有额外红利，有四个小孩要养……

“你要多少钱？”铁慕尔打断他。

小诺利一副去买钻石却拿到一袋烂西红柿的模样。

“对不起，先生。”他的微笑带有几分谴责的意味，“我们今天谈的不是我的需要。”

这招在过去屡试不爽，就像一支练习了上千次的舞蹈，只不过这一回，铁慕尔没照舞步来。他将手伸到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

“拿去吧。”他把钞票往小诺利面前的桌上一丢，“十二月再来！”

那颗甜瓜头涨得通红，活像颗甜菜。小诺利看着钱，数也没数，开始把文件收进公文包里。他看得出来，铁慕尔心情很坏。可是，他的婚姻眼看就要因为他渴望得要死却买不起的一千平方英尺[5]的公寓而破裂了，所以他才不会让一个住在宫殿里——甚至许多房间都空着没用——的人骗去他该得的酬劳。

他关上公文包。

“我需要五十万里亚尔。”他直说，“明天以前准备好。”

就在这时，铁慕尔决定要付清他欠的税款。

他叫了四个会计师到他位于费尔多西大道的办公室来。他们全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急着想在伊朗商界打响名号。他告诉他们，他已经近三十年没缴过税，他们微笑地说他们了解。等他说他已经受够那个带着绿色公文包和色情杂志的猥琐小吏的威胁，想付清所有税款时，他们全都摇头，摸着下巴，仿佛在说铁慕尔疯了。

他带他们到办公大楼的地下室——一间尘埃密布、通风不良的小房间，没有窗户，杂乱无章地堆积着二十年来的文件。

“全在这里。”他说。会计师们简直像看见自己的坟墓一般。“把这些记录整理出来，弄个可以应付政府查核的数字。”

有个会计师鼓起勇气发言。

“您了解的，阁下，付清税款并不能保证让您免受那些人的索贿。”他身上的白色亚麻裤和白色皮鞋已经被地下室的灰尘弄脏了。“您该知道，这个体系不是靠诚信来运作的。”

铁慕尔没回答。这位会计师受了鼓舞，乘胜追击。

“况且，”他说，“没有人想看您自动自发付清这些年来的税款，问题会接踵而来：税务官为什么从来没逮到你？既然愿意自动付这么大笔钱，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国王陛下对不按这个体系运作的人都会起疑心。您只会惹来麻烦。”

铁慕尔的回答让他不寒而栗。

“麻烦，”他说，“恰恰是我需要的。”

罪人索拉博告诉我，我必须离开。

那是1972年5月，罗珊娜失踪五个月之后。我正在二楼餐厅的露台和索拉博与芙洛莲·克劳德一起吃晚餐。在我们下面的院子里，马西堤洗着水泥地，对着这座他曾经悉心照料的心爱庭院掉眼泪。现在这个院子里没树也没绿意，冬天覆满冰雪，到了夏天就变成满是热气烟尘的大火炉。每天晚上，马西堤都要拿水管冲洗水泥地，水花围着他飞溅，弄得他好像隐身在了水幕之后。这之后，他会把水管卷起来，一面放下裤管，一面咒骂罗珊娜第一次搭他的车到这里来的那个夜晚。

索拉博吃着他母亲准备的烤茄子西红柿大蒜沙拉。芙洛莲·克劳德摆了三份餐具——因为铁慕尔再也不回来吃晚餐了——她坐在索拉博正对面的那把高背椅里，更显得身形矮小。索拉博努力想打破沉寂，问起学校的事，我只用简短平静的语句回答，很少抬眼迎接父亲的目光。芙洛莲·克劳德静静看着。她注意到这几个月来我长高了。我有父亲的黄眼睛，他严肃的表情，甚至他说话的神态。

这是芙洛莲·克劳德讨厌我的另一个理由：不管她怎么费尽心思，都无法假装我不是索拉博的骨肉。

所以她要我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国家，让她眼不见为净。反正罗珊娜也走了，芙洛莲·克劳德想，她可以重拾人生了。

她告诉索拉博，我需要适当的抚养，为我着想，最好让我离开这幢母亲失踪的房子，到一所朋友与老师不会议论罗珊娜的学校去。她告诉他，这是他亏欠我的，他该给我一个新的开始，送我走，可以让我不再重蹈罗珊娜的覆辙。

“送她到美国去吧。”她坚持道，“那里又新又大，这里的人永远不会再缠着她。趁她年纪还小，容易适应，送她去吧。”

说服索拉博并不难。在一个接受大学教育仍是理想多过现实的国家里，有钱的父母常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大部分孩子都在十三四岁被送出国——到欧洲的寄宿学校学习外语和“文明世界”的礼仪，在那里接受大学教育比在家乡容易。但是芙洛莲·克劳德不想等到我年纪大些，同时也觉得欧洲离亚洲太近。这就是她选择美国——那个害死莫拉德的地方——选择这一年的原因。

“送她到美国念一年级。”她劝索拉博，“让她学习用英语而不是波斯语读写。这会让她比较轻松，对你也一样。”

三月时，索拉博打电话给替莫拉德开刀的医生。在那人的协助之下，索拉博替我在加州帕萨迪纳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注册。索拉博没去过帕萨迪纳，在送我去之前也没打算先探访一下。他只知道那是个小城，很安静，而且离伊朗很远。他一直等到五月才告诉我这件事。

“我决定送你到国外读寄宿学校。”他那天晚上毫无预警地对我说。

芙洛莲·克劳德撤掉沙拉，端上配有番红花与马铃薯的烤鸡。就连她也被索拉博突如其来的消息吓了一大跳。

“我已经帮你注册了，在九月入学，所以你要在八月底的时候出国。”

我瞪着索拉博，叉子举在半空中，目光凝滞。

“学校是由天主教修女管理的。”他继续说，避开我凝望的视线。汗珠从他额头与唇上涔涔冒出。“我选择那所学校，是因为那里很传统，像我们一样，而且他们的价值标准和我们大同小异。我告诉她们说你是天主教徒——否则她们不会收你的——可是你没受过宗教教育。她们答应从头开始教你。”

我早该知道的，我心想。我至少该有点疑心，猜到会发生什么事。毕竟芙洛莲·克劳德从来就没掩饰过想送我走的念头。但是一次又一次，特别是在罗珊娜离开之后，我耳朵里听着她说的话，心想索拉博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想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你或许想先和学校里的小朋友们道别。”他在我灼热的凝视下勉强吐出话来，“我知道这事现在看着似乎很难受，可是我想，这样对你最好。离开这个家，你会成长得更快乐。”

这时我哭了起来，求他改变心意。索拉博向我伸出手。他或许拥我入怀了，或许和我一起哭了——我不知道。我心里唯一的念头是，罗珊娜有一天会回来，在夜色里消失无踪的她，也会在相同的夜色里回来，如果我去了美国，她就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我了。

罗珊娜在东星之家待了八个月。她和成百上千个男人上床，吃剩菜剩饭，喝未完全蒸馏的葡萄烧酒。她在冰冷咸涩的湖里洗澡，皮肤上留下点点的盐末，在屋里其他女人也用的那桶脏水里洗衣服。她染上了疟疾和伤寒，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管妓院的那个女人知道罗珊娜很受男人欢迎。罗珊娜变得又瘦又黄又脏，牙齿因为营养不良而松动，脸上因为她总费尽心力——不停不停地耗尽心力——不去想自己所抛弃的一切而爬上了皱纹。

她必须逃离这家妓院，她知道，要实现的话，她需要钱，以及一个肯帮她的男人。没有这两个条件，一逃到大湖与巨岩之间的广袤平原，不出几分钟她就会被盯上，纪律败坏的土耳其警察会逮她回来，当着其他女人的面把她残酷杀掉，让大家从她身上学到教训。

一个年轻男子每个星期都会带着攒下的钱，作为这星期的第一个客人来和罗珊娜共度几分钟。她是他唯一愿意同床共枕的妓女，因为她对他不错，而且他相信自己爱她。虽说她几乎没和他说过话，而且她似乎也很嫌恶他的身体，每回他倾吐心中永恒的爱恋时，她总是把头转开，可是他愿意等待，他告诉她，只要她不排斥他，终有一天，她会对他滋生出某种情感。

七月，罗珊娜又染上了疟疾，昏迷了两个星期。退烧之后，她知道除非离开这里，否则自己必死无疑。那个男孩下一回来的时候，她开口对他说话。

“我想和你一起逃走。”她掰了谎言，“帮我逃走，我就会永远是你一个人的了。”

他眼里亮起喜悦的光芒，但随即心生恐惧。

“可是他们会逮到我们。”他说，“他们会杀了你，割下我的睪丸，放在我手上。他们就是这么对付帮助你们逃走的人的。”

他再下一回来的时候，她又开口要他帮忙，说他一定得帮她，因为如果他不肯，她就会死，而且还保证，如果她被逮了，也绝对不说是谁帮她的。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慢慢哄得他的恐惧一点一滴地消失，在他心里填起一寸寸错误的希望。到最后，他偷了父亲的钱，买了两张到安卡拉的巴士车票，还替罗珊娜买了衣服，替自己买了双新鞋。八月的一个清晨，他开着父亲的车，来到湖边等她。

她五点钟就起了床。老鸨才刚睡下，其他女人都还在自己房间里。罗珊娜缓缓溜出门，在约定的地点找到那个男孩。

他们把轿车开到巴士站，然后丢下它。那男孩想，开着轿车太容易被逮到了，只要他父母报警说汽车失窃，车牌马上就会让他们的行踪暴露。

他们告诉巴士司机说他们是夫妻，要到安卡拉去探访亲人。从凡城到埃尔祖鲁姆[6]，男孩一路握着罗珊娜的手，亲昵地对她微笑。到了埃尔祖鲁姆之后，巴士在一间茶馆前停了下来，让乘客们可以吃点东西，伸伸腿。男孩到厕所去小便。回来的时候，罗珊娜已经不见了。

她带走了钱、巴士车票和衣服。她没法走太远去躲起来——只能沿着马路往下走，躲在上一个冬天被雪崩推下山的大岩块后面。可是男孩怕如果他去找她，就会因为帮妓女逃亡而被抓，所以他留在茶馆里等。

巴士留下他开走了，下一班要三天后才来。他没上巴士，他很确定，只要罗珊娜可以，一定会回来的，所以很担心她是在他离开的那短短时间里被警察抓走了。到最后，茶馆老板看他可怜，才告诉他说他是被耍了。

他搭巴士回了凡城，告诉司机说他回家恳求父亲宽恕之后会付清车费。

罗珊娜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十个小时，到了另一间茶馆。再次搭上巴士后，她告诉每个人说她是个没有小孩的寡妇，正要到伊斯坦布尔去投靠公婆。

埃尔祖鲁姆很冷，很荒凉，没什么人烟。在乘车前往特拉布宗[7]的途中，罗珊娜凝望着窗外，看着远处杳无树影的平原和光秃秃的嶙峋山脉——地表因极端的温差而崩裂，路上空荡荡的，因为大家都怕盗匪叛军会拦下轿车与巴士，将他们洗劫一空，甚至谋财害命。

黑海滨的特拉布宗是个现代化的城市，挤满车辆与行人，还有摇摇晃晃的房舍与售卖廉价商品的商铺。那里有个港口，还有一座很大的俄国市场。一个拎着许多袋子的老妇人在那里上车，她告诉罗珊娜，这座城里多的是低级妓院和俄国妓女。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土耳其香烟。她说特拉布宗以前是亚马孙人的领地，她们是一支古老的女战士民族。她问罗珊娜要到哪里去。

“到伊斯坦布尔。”罗珊娜说完就转头看向窗外。

“那好远喔。”老妇人咳了一声，重新调整好座位上的袋子。

罗珊娜没再搭话。猫婆雅丽珊卓曾经告诉她，伊斯坦布尔是位于两座海洋之间的城市，是亚洲最远的地方，是通往欧洲的桥梁。

从特拉布宗到伊斯坦布尔大半的路程中，黑海沿岸都环绕着浓密多阴的山峦与星罗棋布的农业小镇。沿着蓝宝石似的青碧海洋，岸边有烟草田、樱桃园，还有白色的沙滩。吉雷松有大片的榛果园，萨姆松有海港，而锡诺普那个小城呢，是当年英法军队联手对抗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地。空荡荡的道路向远处绵延着，沥青地的乌黑衬着海洋的蔚蓝。在许多天之后，他们到了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外缘是贫民窟和廉价住宅区，栖身的都是到城里来找工作的农人。这些趁夜色在海边搭建起来的临时住屋，靠的是一条古老法律的保护：凡是屋顶在夜间搭建起来的房子，都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房舍很脏乱，住了太多人，疾病肆虐，永远都在毁灭边缘徘徊。迟早，政府的推土机会开进来——迟早都会来的——铲平这些城镇，挪出空间给拔地而起的新高层建筑。到那时，农人们就得在瓦砾堆中翻找，尽力抢救他们仅有的物品，沿着海滨再往外搬个几里，然后在夜里搭起新的棚屋。

伊斯坦布尔坐落在亚洲面对欧洲的端点上。两个大陆之间隔着一汪土耳其蓝的水域，那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黑海与马尔马拉海，再到地中海的窄窄海峡。沿着海岸两侧，伊斯坦布尔拥挤的街道、摩登的高楼大厦和拥塞的交通在亚欧两片大陆上蔓延数里之远。狭小的鹅卵石巷道里挤满公寓和房宅。露天市集、古老的博物馆、宫殿，以及早已倾覆的王朝历代君主所建的高塔，随处可见。

罗珊娜在新城的巴士总站下了车。她站在人行道上，人群、噪音、她所不懂的语言，和一张张看上去充满异国风情的脸孔以及他们的神态——更似欧洲人而非亚洲人——让她惶然。她不敢找任何人求助。用仅余的一点钱，向街头小贩买了水果，坐在人行道上吃。她离开凡城已经八天了，而离开德黑兰竟已近九个月。

过了一会儿，她注意到水果商贩在摊子上盯着她看，她明白，他搞不好会叫警察来赶她走。所以她站起来，漫无目的地开始向海的方向走去。她已经走得太远了，她对自己说。就像偷了母亲的钱，丢下母亲遗体不管的猫婆雅丽珊卓，她已然明白，此时此刻，唯一的求生之道就是继续往前走。

我离开的前一夜，索拉博送了我一个手镯，是个细细的金镯子，一面刻着我的名字，一面刻着罗珊娜的名字。他告诉我，他和我很快就会见面。我知道他在骗我。

他送我上床，然后去书房看书。一个小时之后，我起床，爬到隔壁空房间里罗珊娜的床上。

我躺在罗珊娜的床单上，枕着她的枕头，暗自祈祷她会在索拉博把我送走之前回来拯救我。早上四点钟，索拉博来叫我的时候，我还醒着，还在等着。

我用冷水洗了脸，泼湿头发，把它们梳到后面。我穿上新衣、新袜和新鞋。索拉博提着我的行李下了楼。我最后一次进到罗珊娜的更衣室里。

她坐在梳妆台前，微笑着对我敞开双臂。那是屋里拆掉所有的门那天，是罗珊娜搂着我说这样我们就能永远看见彼此的那天。我把脸靠在她肩头，闻着她的发香；我摸着她苍白的肌肤和淡粉红色洋装的衣料。罗珊娜笑了起来。

在她背后的桌上，散落着一些化妆品和人造珠宝，几支半空的口红，还有碎成粉末又收进盒里的蓝绿色眼影。化妆品旁边有一只手提袋，白色皮面，嵌着圆形的竹把手。梳妆台旁边，橡木衣柜像个正张着嘴巴打哈欠的懒散女人，门微微前后晃动着，链条发出嘎吱的声响。罗珊娜的衣服经过窃盗鬼这些年来的肆虐，全褪了色，不成样了，挂在衣架上，宛如等待灵魂的躯壳。有时在夏天漫长的午睡时间，每个人都睁眼躺着咒骂暑热的时候，我会穿上这些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假装是妈妈。

我搜寻着可以带到美国去的纪念品。到处看啊看，猛然醒悟，我早就该收起罗珊娜所有的个人物品，早就该把所有的东西锁起来，免得有人在我离开之后踏进她的回忆里。我看见罗珊娜收起茉希狄地址的那个盒子，马上拿出信封，塞进洋装口袋里。然后我看见蜜黎安给她的那个泪瓶，记起蜜黎安说秀莎是怎么喝下她自己的泪水的。我想带走这个瓶子，但是不知道索拉博会不会反对，不知道罗珊娜是不是会回来找这个瓶子，找不着的时候是不是会生气。索拉博在楼下叫我。我急忙冲了出去。

楼梯底下，站着肩头裹着大披肩的芙洛莲·克劳德。

“要乖。”她淡淡地说，连装个微笑都懒得。

铁慕尔从他的会客厅里出来，背有点驼。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念了一句祷告的经文。

“去吧，”他第一次亲吻我，“愿上帝带你远离我们的生活。”

马西堤打开蚀刻玻璃门，让沁凉的夜风灌进屋来。沉寂片刻之后，被拴起来让我们安全通过的狗儿们又开始吠叫。索拉博拉起我的手，催我走。

他陪我一起坐在汽车后座上，一手揽着我，回避着我的目光，仿佛知道自己罪不可赦。

车子滑过黑暗的街道。我倾听着轮胎碾过沥青路面的声音，马西堤鞋子踩下离合器和油门踏板的声音，还有索拉博在我身边呼吸的声音。我们往北开的时候，天渐渐亮了，厄尔布尔士山脉缓缓现出轮廓。我摇下窗户，抬头仰望。我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再也见不到德黑兰清晨的色彩了。

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是六点钟。有个留着红色长甲的女人检查了我的护照。索拉博脸色惨白，双手冰凉。我们等着。有个声音开始呼叫登机。

索拉博陪我走过海关，跨过跑道，登上飞机。他把我交给空姐，指出我的座位，替我要来枕头和毯子。然后，他抱着我。他抱着我，抱了好久。我知道他要永远把我送走了。

等我抬起头来时，他已经走了。几分钟之后，他出现在我座位旁的窗框里，站在跑道边的栏杆后面。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能看见飞机上的我，但是他在那个地方站了快一个小时，直到飞机起飞。飞机开始滑行的时候，他对着我的方向茫然挥手。我使劲儿盯着他，把他的影像刻在自己的记忆里。我努力相信他爱我，相信没有他在身边我也可以应付得来，相信我不会永远失去他，就像我不会永远失去罗珊娜一样。

然后，我把脸贴在窗上，贴在刚才看到他站着的地方，一路哭泣着飞往了美国。

注释

1　伊朗西北部城市，加兹温省省会。

2　位于土耳其东部凡湖（Lake Van）边的城市。

3　公元前9世纪至前6世纪在现今土耳其东境建立的奴隶制国家，文化后为波斯帝国继承。

4　公元前8世纪的新亚述的国王，在位时扩张领土并实行土地改革，是第一个在两河流域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国王。

5　英制面积计量单位，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3平方米。

6　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部，是土耳其东部山区的最大城市与军事要塞。

7　土耳其东北部濒临黑海的港口城市，为古丝绸之路途经之地。

选择与机遇之地

1972

圣抹大拉的马利亚女子学院的安娜·罗丝修女穿着她的修女袍和黑色矫形鞋站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里，盯着刚下飞机的旅客看。她的脸色因忧心而泛白，嘴唇紧咬，仿佛在强忍住不哭。她被派来接机，带我到学校去，可是她看起来像迷路了，一副茫然无措、迫切需要帮助的模样，没注意到拉着我的手的那位空姐。

“您一定是来接莉莉的。”空姐拍拍她的臂膀说。

安娜·罗丝修女突然倒抽一口气，吓得退后一步。她的眼睛四下张望了一晌，仿佛是在搜寻距离最近的紧急出口，然后才又转回到面前的这位女士身上。

“这是莉莉。”空姐说。从一登机，爸爸就把我托付给她，告诉她说到了洛杉矶后会有位修女来接我。“我相信您正在等她。”

起初修女有几分怀疑，但等她凝神看着我，血色渐渐回到了她的唇上。她开口的时候，我以为她要鞠躬——身穿黑色修女袍的木偶在冗长无聊的表演之后出来谢幕。

“总算来了。”她轻声说，“我还以为我把她给搞丢了。”

空姐指了指我的行李。

“噢，没错。”安娜·罗丝修女又恍惚了，“当然啦，行李。”

她转身就走，但我还留在原地，抓着空姐的手，不肯离开。

我坐了二十二个小时的飞机——紧张得没吃没喝，甚至不敢起身上洗手间，怕回头找不着座位。飞机先经停了伦敦，又经停了纽约。其他旅客都下了飞机，在航站楼里到处逛，但我一直留在原地，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抓着我最后一分钟从罗珊娜房间里拿来的信封。每回有人找我说话，我都张开嘴巴想回答，却半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空姐坐下来，把我拥进怀里。

“别怕。”她抱着我说。这时我感到自己很愤怒，开始对着地板呕吐。

是恐惧——冰冷，惨白，无法克服的恐惧，在飞行途中让我瘫痪，让我变得又聋又哑。这是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恐惧，打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就从罗珊娜身上继承而来的恐惧。这种恐惧无处不在，在她拥抱我却总是想松开的双手里，在她看着我却总是映照出世界其他角落的眼睛里，我都察觉到这种恐惧的存在。我在她的床上认识了这种恐惧——在我踏进她的房间，却只在床单上找到她肌肤遗留的记忆痕迹的那些个夜晚。有一回，在他们还没拆掉门之前，我站在罗珊娜房间的阳台上，望着院子里的她：她沿着横跨仆人院落的晒衣绳走着。一排洁白的床单晾在一丝风都没有的艳阳下。罗珊娜娇小脆弱的身影在两条床单之间出现，消失，出现，又消失。每回她的身影一消失，恐惧就让我窒息。

那位空姐身上有好闻的粉饼与唇膏味。

“不要紧的。”她想在机场安抚我。她说的是明显的英式英语，和我在幼儿园里学的一样，但我还是听不太懂她说的话。“你会没事的。这位女士会带你到学校，好好照顾你的。”

我把她的手抓得更紧了，张口告诉她，我不想留在这里，不想和这个穿一身黑的女人走。

安娜·罗丝修女抓起我的肘弯，把我拖走了。

我们并肩站在行李提取处。行李随着转盘上的输送带转到我们面前，然后又转开，最后又回来。我们看着同样的行李箱转了三圈，安娜·罗丝修女才知道我根本没搞清楚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拿起你的行李啊。”她讲话的速度很快，是美式口音。

我看看她，看看转盘，什么也没做。我忘了我的行李箱长什么样子了。

“哪个是你的？”她问我，我还是没回答。

她叹了口气，把重心从一只脚上挪到另一只脚上，大声自言自语说她到底该怎么办啊。然后她拿起我的票根，查看行李标签。

“没人告诉过我她是个哑巴呀。”她低声说。接下来，该怎么找到离开机场的路，回到安娜·罗丝修女停放车子的地方，又是个大问题。

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停车场，穿过一条又一条的马路，从地面爬到顶楼，然后又爬下来，循着她踏过的每一步路往回走，查看每一辆车子。安娜·罗丝修女把我的行李箱放在一辆金属推车上，她推着车往前走，根本没回头看我是不是跟上了。她勇往直前，每回都很有把握，就是这一个停车场，就是这一层楼，她的车就是停在这里。找了一个小时和三个停车场之后，她快急疯了，准备要报警说她的车丢了。突然之间，她如释重负地大叫一声，拔腿就跑。就在那里，刚才惹得她痛苦不堪，现在又让她欣喜若狂的东西：一辆伤痕累累的黄色旅行车。这辆车的尾灯烂了，破破旧旧的座位上贴满绝缘胶布。

“我就知道车子在这里。”她惊呼。

我们驶出机场，开上高速公路。我独自坐在后座上，一动也不动，筋疲力尽和恐惧让我变得麻木迟钝，但手还是紧抓着口袋里的那个信封。让我很庆幸的是，安娜·罗丝修女没和我说话，她似乎忘了我的存在。直到她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一眼，觉得好像有义务打破沉默。

“我听说你母亲过世了。”

高速公路很漫长，路上灰扑扑的，而且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开在慢车道上，每到一个出口，安娜·罗丝修女就仔细查看，怀疑那是她该转出去的地方，她还不时盯着一张手写的方向指引看。她把那张指引贴在仪表盘上，但在真要派上用场的此刻，好像也没能让她宽心多少。我们终于转下高速公路，开进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偶有庞大的仓库和空荡荡的停车场，接着车转进住宅区，周围是一座座有着破损纱门的平房，身穿汗衫的男人们坐在堆满杂物的门廊里，迎着午后的暑热打牌，脸上脏兮兮的男孩们在裂损的人行道上骑自行车。我们停在一座米白色的平房建筑前，门口有尊雕像，是个满脸愁容的在祈祷的妇人。我下了车，看见前门的一块小铜牌上刻着校名。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安娜·罗丝修女从旅行车后面提出我的行李时说。

一条窄窄的走廊通到一个接待厅，里头有张小桌子和一部转盘电话。我的右手边是一间办公室，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修道院院长专属的办公室。我的左手边是一条狭窄的回廊，通往教室。我们穿过院子，进了一座更小的建筑：学校买下的邻舍，被改装成了供寄宿生住的宿舍。我看见一间餐厅，三间各有两张床的卧房，以及两间浴室。这些房间都没有人住，黑黢黢的。我的床在俯瞰院子的窗边，院子再过去，有一片小小的墓园。

“你可以开始整理行李了。”安娜·罗丝修女指着我的衣柜说，“你错过午餐了。六点吃晚餐。”

墙上的钟素着一张白脸瞪着我，可是我还不会看时间。安娜·罗丝修女准备离开，却又迟疑一晌，转过身来。

“你听得懂英语吗？”她问。

我点点头，可是她看起来半信半疑。

“这表示听得懂吗？”

我又点头。

“很好。”她说，“学校要再等两个星期才开学。现在这里只有你和我，还有院长。你父亲提早送你来，好让你适应，而且我也可以趁其他女孩还没来之前，多少教你点东西。”

我坐在床沿。她的身影消逝在回廊的暗处，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

空荡荡的学校寂静一片，日子一天天流逝，我什么事都没得做，只能等待。我待在房间里，沉浸在恐惧与失眠的迷雾中，夜里没法休息，整天心绪不宁。每回我想闭上眼睛，恐惧就撑开我的眼皮。

安娜·罗丝修女给了我一大摞图画书，书里有很大的用大写英文字母写的单词，她要我每天念。我把书叠放在桌上，碰也没碰。她每天早上带我到小礼堂去，要我跟着她祷告。我看着她的嘴唇掀动，自己却无法开口。在餐厅里，她和我隔着餐桌对坐，要我吃东西。我把食物放进嘴里，却咽不下去。日复一日，从早到晚，我都祈祷爸爸会打电话来。

他在第七天打来了。

“带我回家。”我对着院长办公室外面那部电话的听筒哭道。

另一端的索拉博默不作声。安娜·罗丝修女望着我。

“让我回家。”

“你不需要回家。”爸爸回答说，“你六岁——已经是个小姐了——你必须靠自己站稳脚跟。”

我没怪爸爸。当时没有。还没有。

我反而努力想相信他，努力想克服恐惧与失眠，克服让我皮肤冰冷、让胃吐出吃进嘴中所有东西的惊慌。我努力想要听话，想要不添麻烦，想要有耐心。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来美国之后做了什么，描述我房里窗帘的颜色，餐厅的油漆味，我学会的祈祷经文，还有安娜·罗丝修女教我写的英文字母。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以为这样能让他明白——明白我的需要，明白我拼死渴望回到他身边——然后，迟早有一天他会让我回家，因为在当时，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他仍然爱着我。

虽然索拉博一如往昔那般遥不可及，那般抑郁消沉，但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当时还没——也还没有能力——怪罪他。

一直到后来，我才开始叫他“罪人”。

圣抹大拉的马利亚学院有四十八个女学生。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一年级生，但是住校生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四年级的女孩——她爸妈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不时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往返，只有假日才带女儿回家。她皮肤黝黑，很安静，总是不停写信。她床头挂着日历，不时在上面画框框，数日子。

“还有六十四天，我就要回家了。六十三。六十二。”

我们几乎不交谈。

其他的学生都是美国人，每天早上来上学，课堂一结束就回家。早上，他们跳下爸妈的车，冲进学校找朋友；下午，她们聚在教室前面的草坪上，商量着等会儿要在谁家碰面。我望着她们——在小礼堂里，在教室里，在午餐时间。她们高声交谈，背着书包，每回在路上擦身而过，因为我听不懂也无法参与的笑话而开怀大笑的时候，那满满的自信逼得我不得不退开，盯着墙壁看。她们看见我的时候，总是眼珠滴溜转，扮鬼脸，耸耸肩，仿佛是在说我很古怪。她们对我说话的时候，总是提高嗓门，把嘴巴贴近我的脸，好像以为我是个聋子。

“她是个孤儿。”我听见她们彼此间说。

罗珊娜在夜里走过了横跨金角湾且连接伊斯坦布尔新旧城区的古老浮桥。金角湾是个出海口，三面环水，剩下的一面是建于公元五世纪的狄奥多西城墙[1]的环抱之处，也就是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坐落在有七座连绵起伏山丘的半岛上，有长达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一直都是伟大帝国的中枢。在还叫君士坦丁堡的时期，这里被誉为拜占庭帝国的珍宝，千年来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统治长达五百年，将版图从黑海扩及巴尔干半岛，再到阿拉伯与阿尔及利亚的奥斯曼帝国，其历代苏丹也都以此地为政治中心。这里有托普卡帕宫[2]，有柯拉修道院教堂[3]，有圆顶层层叠叠的蓝色清真寺[4]，以及聚集四千家商铺的拱顶室内商场。现在，这里挤满居民与观光客，混杂着各色高档餐厅与路边小吃摊，既有可以俯瞰蔚蓝海洋的宽阔街道，路面上阳光普照，也有满是晒衣绳和天线的阴暗后街小巷，街角巷尾堆满杂物垃圾。土耳其有钱人的豪宅耸立在山丘之上，他们开欧洲车，每逢周末就躲在博斯普鲁斯海滨的别墅里享受假期。离他们稍远处是商业区和观光区——坐落着许许多多的清真寺、博物馆、露天市场和餐馆。城市外缘则是贫民区。

但是海洋随处可见。

所以罗珊娜在此落脚。她已经来到亚洲的尽头，无法再走远了。她也已经来到水域环绕的地方，尽管这海水不像她老是梦见的里海那般甜美碧蓝，但是环绕金角湾三面的海洋为她提供了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没有回忆，也没有极限。

她在托普卡帕车站对面的餐馆找到一份刷洗油腻地板的工作，她搬进了马尔马拉海岸边的库姆卡珀区一条鹅卵石巷弄里，那里的楼房住了太多人。库姆卡珀是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犹太区，紧邻海鲜批发市场，几乎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住在这里。在位于三楼的房间里，罗珊娜日日夜夜都闻得到鱼腥味，听得见亚美尼亚妇人和酒醉的丈夫吵架骂小孩的声音，还有海鲜餐厅里客人吃炸花枝圈，喝狮奶调酒的声音。这栋楼的水管早就朽坏了，罗珊娜房里唯一的照明设备是一颗电灯泡，但是开关也坏了，所以她得靠用手扭紧扭松灯泡来控制明暗。楼道里飘着尿骚味。房东每星期来一次，收完房租之后就闪得不见人影。

罗珊娜在这栋楼里住了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月，然后一年。她搭巴士往返于餐馆与租屋，只要有人问起，就说自己是从伊朗来的寡妇，没亲人也没朋友。她从其他服务生和洗碗工的交谈之中，学会了不太标准的土耳其语——那些打工者也都是近日才刚搬到伊斯坦布尔来的农民——还从进餐馆来吃饭的观光客身上，学会了一点点英语、法语和德语。可是她从来没交过朋友，甚至也从来不去认识同一栋楼里的邻居。偶尔，她太孤独，感觉到皮肤开始变硬、变冷，像鱼鳞一样时，就会带个男人回家，在她那张露出松垮弹簧的小床上做爱。她带回家的男人或许是餐馆里的服务生，或许是在鱼市工作到无聊的亚美尼亚少年，或许是个吃着面前那盘烤牛肉片，恰巧抬起头来看见罗珊娜在烤炉旁边刷洗地板的观光客。如果他们给钱，她就收下，在那台兼作取暖用的手提火炉上煮土耳其咖啡给他们喝。

“说个故事给我听吧。”她会这么说，然后闭起眼睛，在漫长的夜晚或短暂的白昼时光里，侧耳倾听。

过了一年，天使罗珊娜还是住在鱼市对面的那个房间中。慢慢地，她失去了逃跑的渴望，再也没梦见过飞翔。她不再说波斯语，不再看新闻，有意避开伊朗观光客或可能在对话中提及那个国家的人。她不再提心吊胆提防窃盗鬼，甚至也不再提防芙洛莲·克劳德。铁慕尔的眼睛仍然在她床上望着她，隔着安全无虞的遥远距离，她可以整夜赤裸地躺在他的目光下，一无所惧。

只是偶尔，塞在拥挤街头的车潮里，跑着躲避闯进楼房搜查罪犯与妓女的警察，或只是站在街角抽烟的时候，罗珊娜会骇然醒悟，她是这么无拘无束，这么默默无闻，她总有一天会死在这个城市里——自由自在，确实，但也孤苦无依。

室友伊丽亚娜找院长抱怨我的行径。她说，我整夜不睡，太常呕吐，总是坐在那里盯着书看，却半天不翻页；我咬指甲咬得手指流血，还拿铅笔尖把掌心戳破皮；我头痛得厉害，忍不住呻吟；我抓着剪刀，手里拿到什么都剪——我的书，我的制服，甚至我的床单；我拿蓝色墨水笔画得双手双臂到处都是。

院长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去，把我训诫了一番。两个星期之后，伊丽亚娜又告状了，于是院长打电话给我爸爸。

“给她一点时间吧。”他对她说，“她需要几个月来适应。”

她第二次警告我，还要我保证一定会改过。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从院长办公室出来之后，伊丽亚娜问我，“他们怎么会送你到这里来？”

“我不知道。”我说，暗暗祈祷她别再追问。

“噢，那他们为什么不来看你？”

我耸耸肩，加快脚步。她追上来。

“住在比弗利山庄的那个人是谁？”

我继续走。她知道我想躲开她，所以更穷追不舍。

“你知道的，你日日夜夜都摆在外套口袋里的那个信封上的地址。”

我放慢脚步，然后停了下来。

“从开学以后，我就看见你老是抓着这张纸。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古怪的文字，可是寄信的是个住在比弗利山庄的女人。”

我心跳加速。我记起信封左上角用红笔圈起来的字，我妈妈认为重要得必须做记号保存的那几个字。我从口袋里掏出信封给伊丽亚娜看。

那皱巴巴脏兮兮的纸让她皱起眉头。然后她把信封抚平，看着寄信地址。

“这里写着：加州比弗利山庄，日落大道1282号。”

我感觉到一扇门敞开了，有光照进来。

那天晚上稍晚，伊丽亚娜坐在床上给她的日历数格子的时候，我问她能不能帮我写封信给比弗利山庄的那个女人。

“你自己写啊。”她没看我一眼，说道。

“我不知道怎么写。”

“不关我的事。”她关掉电灯，回答说，“我又不是你的老师或保姆。”

我很怕她，不敢挑战她的决定，只能静静躺在黑暗里。等到觉得她睡着之后，我起了床，打开电灯。她骂了几句，但没起床关灯。

我坐在桌边，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那时快到感恩节了，我已经上了两个月的学，却还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几个简单的词。我呆坐了好久好久，之后，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唯一会写的东西：

罗珊娜

莉莉

拜托

伊丽亚娜趴在床头，嘲笑我写的信，然后，她爬起来，从她的床头柜里拿出一个信封。

“拿去。”她在信封两面都写上地址，“说不定那个女人会来带你走，那我晚上就可以好好睡觉了。”

电影明星茉希狄已经在洛杉矶住了十六年——从她和阿敏度蜜月把这儿当作最后一站，然后打发阿敏离开之后，她就一直住在这里。她和阿敏先到了欧洲的巴黎、伦敦和法兰克福，然后是雅典、马德里和蒙特卡洛。他给她买了一箱又一箱的衣服，飞机与游轮的头等舱票，并在歌剧院订好包厢。起初茉希狄觉得很不自在，想尽办法要靠仪态和穿衣风格来装出自信的样子，她很怕豪华饭店和餐厅里的其他女人一眼就看穿她是个出身遥远国度的犹太区，注定一辈子无法出人头地的可怜女孩。她花大把时间做头发、化妆，虚张声势地踏进饭店大厅，但是不到五分钟，就一副受伤小猫的模样，这模样让阿敏爱到难以自拔。她看见其他女人打量她，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很不对劲儿。

但是她很快就学到了要领，况且还有阿敏帮她。他带她到皇家御用的珠宝店，让她尽情试戴想要的首饰。她会坐下来，脱掉外套，露出她的颈线和光彩夺目的肌肤。她拿下帽子，让一头秀发倾泻在双肩上，对着那些伺候她，看她看得目不转睛的年轻人若有似无地微笑。阿敏看见那些年轻人高兴得颤抖，听见他们把宝石挂在她颈间，眼见它触到她肌肤时嫉羡的叹息。

他喜欢她买起东西来不管价钱有多贵或东西有没有用都毫不在乎的模样，他喜欢她花起他的钱来目空一切的气势——仿佛连阿敏这个人也不存在似的。大肆采购之后，她会把阿敏抛在后头，踏出店外。不管他送的礼物大小，从来不道谢。男人们驻足再三回头看她，女人们盯着她，好奇她是谁，仿佛她是个名人，仿佛她们都该知道她的名字。

在酒店房间里，他会脱掉衣服，躺在床上等她。她让他等着，让他因欲火难耐而发抖，而喊她。这时她会和衣与他做爱，这样才能让他永远饥渴，永远无法完全满足。

他知道他俩的关系迟早要结束。正因如此，每回她与他做爱时，阿敏都想尽办法要再次挣脱那种无力回天的感觉；正因如此，才让茉希狄显得格外珍贵。他是个男人，被判死刑的男人，每天都努力想要躲开断头台的男人。

他们的关系最终在纽约结束了。

她拖着他去一家又一家餐馆和俱乐部，那些屋子里烟雾弥漫，挤满酥胸半露的年轻女子与趾高气扬的年轻男子。他们住在华尔道夫酒店，在哈利·温斯顿购物。但她不肯让他碰她。

阿敏厌倦了旅行，也讨厌儿子每天打电话来警告他说，他再不回去，家里的生意就要垮了。他感觉到与日俱增的惊慌让自己的判断力变迟钝了，却又找不到办法定下心来。在过去三十年中，他每年都到欧洲旅行，在那里，他是个见多识广的年长男人，有权有势，大家都记得他做成的买卖与征服的女人。他坐在巴黎的丽兹酒店里，细数他所认识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给茉希狄听。她侧耳倾听，眼神嘲弄着他，每到故事讲完，她就举杯敬他，因为他们都知道他已经过了风华正茂的全盛时期，再也找不回往日荣光了。

但是在纽约，阿敏既不认识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人认得他，他优雅的法语和标准的德语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其他人用美式英语对他讲话的时候他也全无招架之力。他的言行举止老派过时，他的绅士风范惹人讪笑。

她告诉他说他们要到好莱坞去。

这原本就是她的计划——打从她还是住在猫婆雅丽珊卓家的小女孩，从蓝眼罗特菲铺子里买来杂志，看着上面那些电影明星的海报与剧照时，就有这个计划了。茉希狄始终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会到好莱坞去。

他们到的时候是春天，在国宾大饭店租了一个套房。她买了一件白色泳装，一副黑色太阳镜，以及一根长烟管，整天躺在游泳池边，喝马提尼，拿勺子吃鱼子酱，对身边的阿敏视而不见。身穿米色亚麻西装，戴大号太阳镜，穿白鞋，配金袖扣的阿敏，看起来就像个被罢黜的独裁领袖，失去了军队，也失去了他的男子气概。他喝着柠檬苏打水，把报纸从头版看到最后一版，觉得自己的皮肤快被太阳晒焦了，脚也因为苏打水里的盐分肿了起来。

那里有经纪人，有池畔的午餐，还有阿敏没受邀出席的深夜晚餐。经纪人安排了其他会面，电影试镜，以及和电影人的约会。茉希狄在一部蹩脚电影里客串了一次，和一个不知名的演员演了两分钟的对手戏。回到饭店之后，她告诉阿敏说他必须走。

他像个早就知道自己迟早要被开除的老仆人似的，默默接受了这个消息。他打包好行李，为茉希狄预付了国宾大饭店六个月的房租，留给她一笔够买下日落大道上房宅的巨款，替她在银行开户，以便每个月汇一笔钱给她。这全是她的，他对她说。他唯一的要求是她别和他离婚。

在银幕上，茉希狄看起来冷酷泼辣——完全不像她本人那样风情万种，也不太像是导演所想要的那种外貌。她试过其他角色，和其他经纪人、制片人上床，可是到头来还是枉然。曾经如此轻易开启的大门也很快就当着她的面关了起来。茉希狄生平头一遭尝到失败的滋味。

她变得更生气，也更下定决心要赢得胜利。

“去他的电影。”她坚决道。她费尽心机才离开伊朗，重新打造自己的人生，就算不能凭借美貌征服好莱坞，她也还可以拥有富足的产业来扭转乾坤。

靠着阿敏的钱，她买下好莱坞和日落大道的大片地产——威尔夏大道中段一整个街区的商铺和公寓建筑，破败的房宅，以及东区被焚毁的戏院。她把店铺租给任何来洽租的人，让一个个人口众多的非法移民家庭住进老鼠蟑螂横行的公寓，因为他们不敢去投诉住屋违反卫生与安全法令。年复一年，茉希狄把钱投资在害顾客因食物中毒而生病的餐馆，以及五块钱就可以玩一次的廉价妓女栖身的楼房上。她从来不同情睡在她那些四处漏风公寓里的孩子，派手下经理去对付那些迟付租金的房客时，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她这辈子一直都在愤愤不平，就算把自己的怒气转嫁到脆弱与无助的人身上又怎样？

等到阿敏过世，财产全被子女瓜分之时，茉希狄早已靠自己富了起来，不再需要电影来造就她了。

打从信一写完，尽管还没交给安娜·罗丝修女请她代寄，尽管还没看见邮差来把它收走，我就已经在等待茉希狄打电话来了。我从来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想过，她写信给罗珊娜之后或许搬了家，她或许看不懂我写的信，她或许不想回复我；我甚至也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就没给她学校的电话。我一直等，等到过了感恩节，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过了我孤零零和安娜·罗丝修女与院长留在学校的平安夜和圣诞节。我等着，等到过了寒假的第一个星期。然后，她来找我了。

星期二早上，我听到有辆车停在学校门口，接着听见有个女人对安娜·罗丝修女说话。当时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红笔在掌心画线。每回我拿笔在自己身上画的时候，安娜·罗丝修女就会处罚我：罚我不能吃晚饭，取消我看电视的时间。可是我还是不停地画，越来越用力地把笔戳进皮肤里，想尽办法要弄出个形状，弄出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轮廓，让大家能看见我，让学校里的女生、教室里的老师、我远隔重洋的爸爸，还有罗珊娜，都能看见我的存在。

“我才搞不懂什么违反规定呢。”

前厅的那个女人穿着硬底皮鞋走来走去，高声对修女说着话。我把笔收进制服口袋里，走到门边。

“你必须得到她父亲的许可。”安娜·罗丝修女的声音低了一截。

“我爱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才不需要有人批准呢。”

我突然一阵惊慌，转身跑回床上，盘腿坐在床沿，双手交叠搁在肚子上。

那女人把安娜·罗丝修女甩在身后，径自推开门走了进来，高跟鞋在地板上咣咣响着，一路朝我的房间走来。

“这个地方真他妈像地牢啊。”她大声说，安娜·罗丝修女被吓得倒抽一口气。

那女人推开我的房门，看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看见，但在最后一分钟，终于看见坐在半明半暗处的我。

“你在这里啊。”她长吁一口气，走了进来。

她很高，很瘦，而且比我见过的其他女人都漂亮。她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穿着一袭紧紧裹在身上的黑色洋装，露出一双完美的腿，肩上围了一条红色的开司米披肩，脚踏蛇皮高跟鞋，我大老远就能闻到她的香水味。她的皮肤是水蜜桃色的，双唇红艳，眼睛是明亮的深绿色。她一开口，从她唇间滚出的字字句句，在空中跳跃，就像红色、黄色、橙色的糖果。

“你不能进这里。”安娜·罗丝修女追进来，气喘吁吁地站在她身边。和茉希狄一比，她矮了一大截。“我们有规定的。”

她在茉希狄绿瞳孔的注视之下融化了，身体不安地扭动，搓着双手抹掉汗水。茉希狄连理都没理她。

茉希狄缓缓走近我，小心翼翼——宛如猎豹接近猎物，想办法不吓着它。她越过我的头顶，越过我的床，打开百叶窗。一条条阳光落在她头上，照亮她的眼睛。她傍着我坐在床上。

“老天哪，”她赞叹道，“她终究还是生了个女儿啊。”

安娜·罗丝修女立在床边不走，好像这样就可以把我从魔鬼手中拯救出来。“你没在她的许可访客名单上。”她鼓起勇气说。

茉希狄甚至懒得抬眼看她。

“只有获得许可的访客才能来看她。”她坚持道。

茉希狄还是不理她。

“谁都不行。”安娜·罗丝修女重复道，“包括你在内。”

茉希狄扬起眉毛，上下打量着修女。

“名单拿来，我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你不能这么做，只有她父亲才可以。”

“那就打电话给她父亲啊。”茉希狄转开视线，把安娜·罗丝修女甩到世界的边缘。修女啪哒啪哒走开了，脚掌沉沉地踏在拼花木地板上，她要去给索拉博打电话。

“离开的时候把门关上。”茉希狄喊道。

她对我说，她要带我走，到她位于城市另一端的家里去，等过完寒假学校开学的时候再送我回来。她讲的是英语，带着充满韵律的柔和口音，那些话宛如清流般从她口中流出，轻柔地流入我耳中，甜蜜地抚慰着我的心。

我收拾了牙刷和换洗衣物——罗珊娜买给我的最后一件衣服。这件胸前滚着细褶的蓝白格纹洋装在我离开伊朗的时候已经太小了，但我还是带来了，用来证明罗珊娜确实曾经存在。茉希狄看见那件洋装，噘起嘴唇。

“我们得给你买点像样的衣服。”她说，“再买双鞋。”

安娜·罗丝修女回来了。

“我找不到她父亲。”她得意地宣布，但是一看见我的行李就惊呼道，“你在干什么？”

电影明星茉希狄拉起我的手，像刀刃般迅疾地穿过房间。

“带她走啊。”她回答说，“你星期天会再见到她。”

有辆加长型的豪华轿车等在学校门口。银灰色车身，配着深色的车窗。开车的是个英俊逼人的年轻小伙儿，他皮肤黝黑，有双拉丁人的眼睛。我们走近的时候，他下了车，打开后座车门。他拎起我的行李，扶我上车，然后牵着茉希狄的手，看着她跟在我后面滑进车里。他的目光一刻都没从她身上离开。

在车里，她面对司机的后视镜坐着，身体靠在椅背上，拿下披肩，露出洋装前襟大开的领口，从颈线到前胸让人一览无余。她摘下帽子，让秀发在脸庞四周披散成金色的波浪，点起烟，跷起腿，呼出一口烟雾。他在镜子里看着她。她随他看。

安娜·罗丝修女敲着车窗，威胁要报警。车子开动了。

“你妈妈怎么了？”我们开上高速公路之后，茉希狄问我。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她走了。说不定死了。”

茉希狄很意外，不知道该拿我的伤痛怎么办才好。她打开车内的一扇门，拿出一只杯子和一个水晶瓶，然后倒了一点棕色的液体到杯子里，加了点冰，慢慢喝了一大口。

“别想不开。”她说，“人生就是这样啊。”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然后转下前往日落大道的出口。

“看看窗外。”她对我说，酒让她变温柔了，“这就是我的城。”

这时，我看见了我在帕萨迪纳几个月来从没见过的美国——这个美国有绿树夹道的长街和翠阴掩映的人行道，有富丽堂皇的豪宅和看起来神气非凡的男男女女，有绿油油的草坪和亮闪闪的轿车，以及长得没有尽头的马路，一直通向更为宽广的地平线。我们沿着日落大道往下开，茉希狄一一给我指着，那里是露西尔·鲍尔以前住的房子，那是她自己和柯克·道格拉斯共进午餐的饭店，还有那条街啊，是她有一回瞥见玛丽莲·梦露坐在某个金发男子车上的地方。开到日落大道和一条名为山麓街的路的交叉路口时，我们放慢车速，通过一道低矮的锻铁大门，转进一条宽阔的车道，最后停在一幢两层住房的正门门口。住房外层是光滑的黄色石墙，四周花圃环绕。

“我们到了。”茉希狄宣布。

这幢房门口是条铺大理石的宽阔走道，起居室地板上铺着浅蓝色的地毯，屋里有回旋楼梯和三角钢琴。司机把我的行李摆在楼下。有个穿着和地毯同样颜色制服的女人把我带到楼上的房间去。房间里全是丝绸纱缎，浅蓝、鹅黄搭配着蜜桃色，床头柜上堆着杂志，床上放着镶蕾丝的枕头。茉希狄要我冲个澡，换件衣服。我梳洗完之后，她又进到我房里来。

“快中午了，”她说，“我要去睡个午觉。”

她睡了一整个下午。起初我留在房里，倾听着一屋的寂静，望着窗外广阔的后院，那里有座黑色池底的游泳池，草地上摆放着许多躺椅。女仆问我想不想到楼下看电视。

“你一定饿了。”她猜，带我到冰箱跟前。

冰箱最上一层有一瓶西红柿酱、一袋苹果和一条黄油，其他层全塞满葡萄酒和伏特加。

“夫人不喜欢在家吃饭。”女仆解释说。她给我一个苹果，然后从柜子里抽出一包饼干。

“我也不带吃的东西来，因为我不住在这里。”她说，“我猜，夫人会派我出去给你买点东西。”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女仆走了。七点钟时，茉希狄再次从房里出来，重新化了妆，换上晚装。她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意外。

“我得出去。”她说，“我安排节目了。可是我没想到你年纪有这么小。你能自己一个人待在家吗？”

“当然可以。”我想办法装出很有信心的样子。我不想一个人留下来，可是又不敢毁了她的计划。她皱起眉头端详了我一晌，然后耸耸肩，放弃了。

“我想你也不得不。”她下了结论，“只是别接电话，也别开门。看看电视，然后去睡觉。我会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好。”

她走向吧台，给自己倒了杯喝的，在起居室壁炉架上的镜子里顾盼一番，然后走回来，最后一次端详我。

“你以前也曾经一个人在家吗？”

我不能让她失望，我要让她喜欢我，我不能成为她想摆脱的负担，这很重要。

“当然啦。”我又扯了个谎。

那天深夜，我清醒地躺在丝缎床单和蕾丝边枕头上，听见豪华轿车停在车道上，屋子前门随即开启的动静。茉希狄踏进屋里，关上门，但是没上锁，爬上楼梯，走进和我隔着走道的那间卧房里。我看见她在床头柜台灯柔和的光线里宽衣。她的动作很慢很慢，都精心计算好了。她在等待。

这时，前门被猛然推开，我看见那个年轻小伙子——那个有双黑眼睛、目光焦躁的司机——穿过屋子，进到卧房。茉希狄拥他入怀，毁了他的人生。

在家里，索拉博再也不和他父亲讲话。他们只在上班的时候，在铁慕尔那间宛如气派的接待大厅的办公室里交谈，那房间里有古董椅、镀金的桌子、深色的波斯地毯和天鹅绒绣帷。身穿黑白制服的仆人把饮料倒进水晶杯里，用银托盘端给他们。有个秘书负责给每次会议做笔记。她是铁慕尔花钱请的，却是国王陛下的秘密警察安插在这里的眼线，所以笔记总是一式两份：一份给铁慕尔，一份给她在警察总部的上司。

那天秘书离开之后，铁慕尔和索拉博坐在一起讨论事情。他们谈起他们的工厂和工人，以及国王我行我素动辄引进新法律的习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两个新问题。他们谈起还待在费尔多西大道地下室里的会计师。他们被埋在及腰深的文件里，老得太快，却做得太慢。

“打发他们走吧。”索拉博建议父亲道，却徒劳无功，“你自己教过我的，别挑战制度。”

这是索拉博唯一一次提起以前的事，说起铁慕尔带他到自由广场去看绞刑那一天。在罗珊娜失踪的这些年里，在他们把我送走后却还一起住在家里的日子中，铁慕尔、芙洛莲·克劳德和索拉博再也不谈起从前发生过的事。他们就像生活从来没被打断过般继续过日子：芙洛莲·克劳德照料房子和雅各布先生，索拉博不是去公司上班就是在家里看书，铁慕尔则是永远不在。或许，索拉博想，是沉默让他们还能住在一起——沉默甚至还抚慰了他们，让他们从彼此的存在里得到安慰。或许他们没什么想说的，因为他们太了解彼此的痛苦了。到头来，唯一重要的是忍耐自己的失落。

异教徒铁慕尔知道他打算付税是引火烧身。他知道，国王的爪牙盯着他，打从他在四十六年前回到德黑兰的时候就盯上他了。国王的眼线到处都是——在小学和医院里，在军队和餐馆里。他的密探整天坐出租车，就只为了探听其他乘客在谈什么，把刺探别人家务事当成内政工作的唯一目标。他们追查铁慕尔的一举一动，他的卡扎尔王朝的祖先与白手起家得来的财富，他自称是德国人的妻子和犹太人父亲，以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儿媳——连个葬礼都没有——还有那幢鬼魂频繁出没却没人逮得着它们的豪宅。他们已经追查过铁慕尔在伊朗的生活点滴，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缴税的事，然而……

然而，铁慕尔倦了。他已经六十六岁，老得知道自己罪该万死了。他抛下沉沦在痛苦之中的母亲，他背叛妻子，欺骗儿子，导致罗珊娜下落不明。而今，面对别无选择的未来，他倦了，也受够了，他不想再被迫贿赂那个提着绿色公文包的龌龊小矮子，不想再害怕那些个戴钻石尾戒、拥着瘦巴巴的情妇的脑满肠肥的将军，不想再在国王面前点头哈腰，在那些给国王陛下打小报告的街头密探面前闭起嘴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铁慕尔不肯打发会计师离开，即使他明知道税的问题会毁了自己一生也在所不惜。

我从茉希狄家回到学校三天之后，院长收到一封信，盖着德黑兰的邮戳，据称是我爸爸寄来的。在信里，他同意学校在周末与假期把我交给电影明星茉希狄照顾。

校长因为安娜·罗丝修女违反学校政策，让茉希狄把我带走，已经记了她一笔。而安娜·罗丝修女为次也处罚我一整个星期不准吃晚饭和看电视。信寄来之后，院长很怀疑地再三检查，然后从抽屉里拿出我的档案，比对来信和我申请入学表格上的签名。她马上就发现，两者字迹并不相同。

“太丢脸了。”她对安娜·罗丝修女说，“把那个小孩带来。”

她问我那封信的事——她一口咬定是那个围着红色披肩，在拼花木地板上到处留下鞋跟印的恶魔干的。我据实以告：我对这封信一无所知。我从没对爸爸提过茉希狄的事。

院长拨了他在伊朗的电话号码。

她对索拉博说，她收到一封可能是他寄来的信，她打电话是为了确认信里的授权：是关于一个名叫茉希狄的女人，她不请自来出现在学校，坚称自己有探视权。院长没提到我在寒假的时候和茉希狄住了五天。

她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得意地盯着我看，让索拉博好好消化她刚刚提供的情报。接着，她下巴一垮。

他说，他没写过信，也没在那封信上签名，并且从来没和茉希狄联络过。不过，如果莉莉愿意，学校可以让莉莉和茉希狄一起度过周末和假日。

院长大惊失色。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骗子和坏人。”她对索拉博说，但眼睛却瞪着我看。

他说的下一句话让她死心了。她缓缓放下电话，折起信，将它收进我的档案里。她往椅子上一坐，手指敲着办公桌。

“真是个奇怪的人。”她轻声说。

整整两年中，费尔多西大道的地下室里一点消息都没有。1975年，那几个人终于从地窖里现身了。他们变胖了，肌肉松垮，脸色苍白，在昼光里会眯起眼睛。他们的组长，也就是第一天穿着白色亚麻裤的那个人，把厚达一千页的手写数据摆在铁慕尔桌上，然后退后两步，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铁慕尔翻开第一页，盯着那些数字。会计师以为他会很生气，会用力拍桌子，驳斥他们计算的结果。他们想，没有任何心智正常的人会甘心把这么一大笔钱自动自发地交给政府。

铁慕尔合上报告，站起身，与他们握手，然后把他们送回了家。

那天晚上，铁慕尔留在办公室里看报告。索拉博走进来，劝说铁慕尔应该毁掉这份报告，然后买通会计师，让他们不去向国王的手下告密。芙洛莲·克劳德打电话给他，求他大发慈悲，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她和索拉博着想。第二天早上，铁慕尔独自走路到银行去找那个卖地害死莫拉德的经理。

经理一听到铁慕尔的名字，就冲出办公室。他脸上堆笑，但讲话的速度超快，掌心因恐惧而直冒汗。他给铁慕尔端上茶与椰枣，问他喜不喜欢可口可乐，坚持要他尝一点英国苦味巧克力。他对铁慕尔保证，一定会竭力服务，永远忠心，提供比平常更多的优惠。铁慕尔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数字。

“我要开一张银行本票，”他说，“开给税务局。”

经理被吓呆了。

“我不明白。”他嗫嚅道，很肯定自己一定是听漏了某个环节。

“你不必明白。”铁慕尔哈哈大笑，“照做就是了。”

在学校里，我很努力尝试，却一事无成。我的分数很低，进步很有限。我学习，但不专心，我练习说英语，却没法与人沟通。老师放弃了我，其他女生挑我毛病挑腻了，就慢慢遗忘了我的存在。而茉希狄也常一整个夏天忘记打电话或来接我。我留在宿舍里，独自和修女待在一起，仿佛没有形体，仿佛不存在。

这是罗珊娜离开之后的这些年来，我一贯的状态，是我让自己能活下来，继续过下去的方法：我变得隐形，在自己或其他人眼里都是如此。我消失在恐惧与担忧的云雾里——那是从飞往美国途中就一直环绕在我身边的云雾。不，或许更早，早在罗珊娜离开那夜，早在我叫她她回头朝我望来，却完全没看到我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于是我拿起笔在皮肤上画图案，画满手掌和手臂内侧。天亮之后，我在淋浴间洗掉它们，但几乎身体一干就又开始画起来，整夜不睡，在肚子、大腿和脚掌上到处画——只要可以用衣服遮住，不让修女看到的地方全画满。我画繁复的圆形图案、弧形、圈圈、长长窄窄的桥，从手掌延伸到手臂，跨过胸膛，向下延伸到另一边的手掌——用日日夜夜的哀伤与无止境的渴望编织而成的迷离图案，让修女讨厌，让其他女生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致命的病菌，但讽刺的是，这却赢得了茉希狄的欢心。

“你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每回看见我衣衫半露，亮出前一夜在身上画的画，她就会说，“你应该画在纸上的，否则就只能光着身子走台步了，让我带你到画廊去展示吧。”

她真的把我展示给了朋友看——在我住在她家，而她决定带我一起出去吃饭的那些个夜晚。我们到查森餐厅喝餐前饮料，到佩利诺吃主餐，到保罗沙龙吃餐后点心。无论走到哪里，茉希狄都有自己的包厢，有受她喜欢专门为她服务的侍者和酒保，有一群忠实的爱慕者，群集在她的包厢中，争相博取她的青睐。

“我侄女，从国外来的。”她向那些叫我“甜心”的男人，以及大部分连正眼都不给我的女人介绍说，“其实是从帕萨迪纳来的。可是那也和外国没两样。”

我会在桌边一坐好几个小时，吃我的东西，喝果汁。茉希狄每隔半小时重新给自己叫杯酒的时候，也会替我叫杯果汁。有其他人在身边，有音乐、笑声和不绝于耳的谈话声，我时常会安心地睡着，大多是在我们去的第二家餐厅里，然后茉希狄就会叫她的司机送我回家。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和心中的恐惧搏斗，直到最后又拿起笔，开始在皮肤上画了起来。

茉希狄总是快天亮才回家——有时走得稳，有时踉踉跄跄，但永远都有男人陪在身边。她会和他做爱，在客厅或她的卧房里，在厨房，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然后，她会抛下那个男人，独自坐在她不会弹的三角钢琴旁，用食指敲着琴键，轻声哼唱，喝酒喝到睡着。我从房间出来，在楼梯平台上望着她：她的头枕着钢琴，头发披散在琴键上，只有我知道她之所以睡在这里，是因为她就像我一样，害怕孤独。

铁慕尔把银行本票交给税务局之后，过了两天，就有个自称是“国王陛下忠心仆人”的男子来找他。这个男人有个大大的下巴，厚而多肉的嘴唇，可是牙齿却细小而稀疏，像小婴儿的似的。

“拿着你的外套，到外面来。”那个男人透过小婴儿似的牙齿对铁慕尔说，“门口有辆车在等你。上车去，别问问题。”

铁慕尔很努力不让双手颤抖。他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拉紧领带的结，穿上外套。他从靠街的窗子往外望，然后转头看看门口，希望能看到某个熟悉的面孔走进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找钥匙，塞了两沓钞票到口袋里。看到他和那个男子一起离开，他的秘书明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却还讽刺般地问他要不要回来吃午饭。

铁慕尔走下一层楼到索拉博的办公室，把钥匙交给他。他写下两个电话号码——他在空军的好友的，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代他求情。索拉博陪他一起走到街上。时间是下午两点，他们走出大楼，看见停在入口对面那辆樱桃红的沃尔沃。铁慕尔心惊胆寒，突然希望能回到他一个钟头之前还觉得难以忍受的生活。然而，他想，他这辈子的所作所为必定都是为了迎接这一刻的来临。

司机把他载到了波斯波利斯大道上一幢位于剧院旁边没有标志的建筑。里头有间办公室，摆了一张铝桌，一把椅子，没有电话。一座吊扇心不甘情不愿地嗡嗡响着，却连一丝凉风都扇不出来。门上没有把手。窗户被漆死了。

一个穿粉绿西装和鳄鱼皮皮鞋的男人询问铁慕尔，他想知道工厂的事，想了解铁慕尔的德国妻子，以及莫拉德买下现已属于国王姐姐的那块地的钱。他没提到铁慕尔付给税务局的那张本票，没提出任何指控，也没给任何解释。穿鳄鱼皮皮鞋的男子甚至没做笔录。

他们把铁慕尔留在那幢建筑里两天，然后把他转送到另一幢建筑里。铁慕尔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还要好一阵子。”他们回答。

他问罪名是什么。

“煽动叛乱。”

然后他们就把他送进了监狱。

在牢里，他挨打，受讯，但是除了煽动罪之外，没被指控其他罪名。国家控制的电台宣布他被捕的消息，说他犯了行贿与非法囤积民生物资的罪。经过政府新闻部门检查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他的照片，推断他在大战期间和纳粹德国可能互通声息。他的工厂关门了，他的财产都被充公了。

房子本来也要被接管，搬空所有值钱的东西，封起来；然后被改装成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或者当作孤儿院，让王后可以戴上精致的粉红帽子，穿着香奈儿粉红套装，一年来造访一次，和感激涕零的孩童们拍拍照。这些孩子不像谣传的那样——“您自己看啊，王后陛下”——没被绑在床柱上，也没因为营养不良而受苦。若非有鬼魂作祟，这房子铁定要被查封没收。

国王虽然曾昭告天下说现代伊朗没有鬼怪，却也很不愿碰触这个把铁慕尔逼到绝境的不祥之地。他放过了房子，允许索拉博、芙洛莲·克劳德、“果冻”雅各布和马西堤继续住在这里。

接下来的三年中，索拉博都在想办法救父亲出狱。他写信，做出承诺，贿赂高阶官员，上门找低阶的官僚。他打了铁慕尔给他的那两个电话，接着又打给其他人——铁慕尔的每一个老朋友，每一个生意伙伴。无论到哪里，他面对的都是一堵恐惧的灰墙——“我会是下一个吗？”——还有一句“抱歉”，仿佛是替铁慕尔说的，他们害怕也被当成是“同情者”。

“同情什么？”每回索拉博在老朋友那儿碰了钉子之后，芙洛莲·克劳德就会苦笑着说，“你父亲这辈子同情过什么啦？”

因为没有钱，也因为知道国王的秘密警察时时刻刻监视着这幢房子，所以她几乎足不出户。她独自在屋里踱来踱去，穿着高跟凉鞋，披着一头直发，脚踝很细很细，连她自己都怀疑还能撑住她的身体多久。她替索拉博和雅各布做晚饭，打扫房子，注意到自从罗珊娜逃走之后，窃盗鬼就再也没出现过。每天下午，在日落之前，她会到厨房去，问雅各布看见什么了。

“没看见什么。”他带着童稚的纯真回答说，“只在窗子里看见了罗珊娜，她有蓝色的翅膀，在看着我。”

芙洛莲·克劳德开始对雅各布的眼睛嗤之以鼻。

她怪他看见的东西，怪他这么轻松自在地对她提起，浑然不觉带给她的痛苦有多深。她恨他看见罗珊娜，连这丫头死了都还看得见。她恨他说他看见索拉博夜里在院子中踱步，长长的影子映在水泥地上，抬眼仰望天空，仿佛在祈求罗珊娜回来。而让她最怨恨的是，在罗珊娜还没失踪之前，他看见她带回家来的那些人——她花钱雇来洗劫她的人，那些窃盗鬼根本就不是鬼，而是训练有素的小偷，是芙洛莲·克劳德用自己的钥匙放他们进来的，还每个星期请他们再来。

从雅各布那里听说罗珊娜和铁慕尔的事之后不久，她就雇了这些人。炽烈炫目的惊慌让她变得盲目，但是芙洛莲·克劳德明白，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预做筹谋。她这么轻易就失去了儿子，接着失去了丈夫，她也会很轻易地失去她人生仅存的部分，罗珊娜还未染指的部分——钱是她的，虽然也是铁慕尔的，可是铁慕尔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她需要保障，她想，万一铁慕尔不要她了，不管是因为罗珊娜而和她离婚，或者就只单纯地要抛弃她，在这个任何男人都可以单方面终止婚姻，而且也没有义务和下堂妻分财产或付赡养费的国家里，在铁慕尔可以轻轻松松带走她终其一生所积攒起来的财富的时刻，芙洛莲·克劳德下定决心，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

她雇了两个从高加索来的俄国人，付钱要他们去偷她和罗珊娜的珠宝，带到苏联的黑市卖掉，扣除他们的工资之后再交给她。是他们出的主意，把事情弄得像是内贼干的，这样才不至于要报警。

那两个人都在白天来，从仆人入口直穿过厨房，在芙洛莲·克劳德的安排之下，那里除了雅各布，从不会有人在。他看见他们，以为他们是上流阶层的绅士，因为他们穿着昂贵衣饰，手戴金表。

实在太简单了，她爱上了这整个骗局：那两个人登堂入室，弄乱几样东西。接着，他们拿走罗珊娜的结婚戒指，芙洛莲·克劳德的耳环，铁慕尔的袖扣。他们等了一阵子，才又回来拿走那条蓝宝石项链。之后，他们离开，去卖掉赃货。芙洛莲·克劳德数着钱，拿不定主意该把它们藏在哪里，最后塞在了一个信封里，用胶带贴在她的衣柜背面。她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手握权力的滋味：用她所散播的恐惧去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指控与谴责，让人乖乖听话，毕恭毕敬，更重要的是，再一次掌控她的家庭。

她让那两个人拿走画作、古董和地毯。她把钱摆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那座不准任何人接近的衣柜里。她没数那两个人带给她多少钱。钱的数目再也不重要了。她碰上了比钱更强大也更有权力的东西，她停不下来，即使她明知道该是收手的时候了。

正因此，就算夜阑人静时扪心自问，芙洛莲·克劳德也一点都不在乎看见铁慕尔受刑坐牢。比起他深植在她心里的怨恨，比起给她的食物下毒，让她的夜晚成为炼狱的怒火，比起她内心那个与她苦苦缠斗，把她从一个照料所有兄弟生活起居的年轻女孩变成一心一意想毁灭所有人的老妇人的恶魔，铁慕尔在牢里的遭遇根本就微不足道。芙洛莲·克劳德之所以变得尖酸、刻薄、残酷，全是他的错，就算他这时饱受痛苦折磨，也不过是在偿还他欠她的债罢了。

1978年，铁慕尔从国王陛下的牢里被释放出来，就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那延烧数月的骚乱期间。他在牢里被打断了肋骨，断骨刺穿了肺部，后遗症让他痛苦不堪。他死在了家里，就在俯瞰院子的那间会客厅里，在那幢他以希望起造的豪宅里——那幢坐落在信仰大道上的宅邸里。

整个六年级，我都很担心毕业的事。圣马利只是一所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还住在宿舍里的人都会去念街底那所公立中学。

在我来到这里后的六年中，学校里有过其他几个住校生——天主教家庭的女孩来住几个月，有时候也待上一整年。只有我从头到尾都没离开。

三月时，我写信给爸爸，问他对我小学毕业之后的去向有什么计划。

“你要继续住在圣马利，”他回信说，“去上公立中学。我已经做好安排了。”

四月时，我寄给他学年结束庆祝活动的邀请函。他回信说他无法参加。

五月时，我打电话给他，求他带我回家。

“别再问了。”他变得很不耐烦，“学校就是你的家。美国就是你的祖国。你在那里待了这么久，应该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

我自己一个人参加了毕业典礼。六月底，茉希狄派人来接我。

我到她家的时候，工人正在屋前草坪上布置独立纪念日的装饰。有镶亮片的旗帜，真人大小的山姆大叔雕像，手挽手列队跳舞的头戴红白蓝三色帽的比基尼女郎人体模型——她们的腿抬在半空中，露出红黑相间的袜带，在夜里闪闪发光。

电影明星茉希狄家每逢重要节日的节庆装饰，在比弗利山庄是很有名的。观光客大老远从城里开车来看她在万圣节装置的无头新娘和飞天女巫，或者在圣诞节期间，来看她雇来的手臂上挂满装饰品的男女扮演的圣诞树。日落大道上每隔几个街口就可以看到拉美裔青少年在兜售明星家的地图，他们总会指着她家，要观光客绝对不要错过。夜里，有头戴金色假发的女侍，跳下停在贝克斯菲尔德的小卡车，踩着高跟鞋爬过茉希狄家的围墙，搔首弄姿地和赤裸的小精灵合照；有身上印着刺青、穿皮衣的年轻小伙子从日落大道夜店区[5]的摇滚俱乐部急驰而来，和复活节的巨大塑料兔做爱；比弗利山的市长还曾私下说，比起自己的老婆，他更愿意和茉希狄共度生日。

那天我下了车，提着行李进屋。那个曾经上了茉希狄的床，后来又被茉希狄给甩了的拉丁司机，早就被开除了。在好几年里，他还一直回来，在她门口苦苦哀求——哭求再拥抱她一次，再吻她一次——但是她当着他的面甩上门，就像她对付在他之前与之后的所有男人一样。

女仆在门口迎接我。“夫人在睡觉。”她说，“我端杯果汁给你。”

我拿起果汁，走到游泳池边。天气很热。我不想吵醒茉希狄，静悄悄地换好泳装后，滑进了冰凉的水里。

我潜进水下，用双手触碰池底。池水的冰凉，我的轻盈，还有身体无声无息穿破水面的动静，都让我兴奋欣喜。我张开眼睛，游到泳池的尽头，然后再折回来，连气都没换一口。

飞翔一定就像这样，我想。

我感觉到身体轻若无物，无拘无束。虽然因氧气就快耗尽，而感到胸口疼痛，但我还是不想从深处浮出水面。

死了一定就像这样。

在水面下再游一圈后，我晕了过去。

女仆和衣跳下水，把我拉了上来。

“你差点要了自己的命。”我咳出鼻腔里的水时，她对我吼道。

月姑蜜黎安去参加了铁慕尔的葬礼。她的出现把一切都毁了。

她没受邀，当然，因为没有人把这件事当成秘密，所以她也知道，她是芙洛莲·克劳德在守丧期间最不想见到的人。一如往常，她穿着深棕色的外套配深蓝裙子，懦弱没用的丈夫在她背后三步远处，打量着那些有可能帮他出掉假古董存货的吊唁者。而她竟然胆敢走近芙洛莲·克劳德，还想握手致意。

芙洛莲·克劳德陡然转开目光，房里所有的眼睛全盯着她们。蜜黎安泰然自若地拍拍芙洛莲·克劳德的肩膀，宛如宠爱儿孙的祖母包容孩童的幼稚举动，然后她依次和索拉博、马西堤、莫拉德的妻儿以及芙洛莲·克劳德的兄弟及其妻子握手。就算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看她，她也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就算她明白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她也完全没表现出来。

毕竟，无论月姑蜜黎安喜欢或不喜欢，她都已经被公认是史上命运最多舛的女人，上帝以前从没给过任何人这么残酷的命运。

她母亲或许喝下毒药，了断了自己的生命；她妹妹或许和侄儿私奔，玷辱了家门；最小的妹妹苏珊或许嫁了唯一上门提亲的人——她明知道会辜负她的男人——却发现他早就结婚了，娶的还是他深爱多年的穆斯林女人；洛雪儿的丈夫或许总不远千里到香港找训练有素的妓女，到曼谷买处女；但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芙洛莲·克劳德与铁慕尔的悲剧，和发生在蜜黎安身上的事情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塔拉叶逃离德黑兰之后不久，蜜黎安就决定要自己开创事业。好几年来，她卖假古董给不起疑心的观光客，每一分钱的支出都谨慎计划，把赚来的钱全装进酒罐，埋在床底的地下。这时她数了数钱，对查尔斯先生说，他们应该买一幢公寓作为投资。

在蜜黎安开始四处搜寻最有价值的投资目标时，她的孩子都还很小。她没有车子，也不认为该花钱坐出租车；德黑兰的巴士太拥挤，从不照时刻表行驶，而且每到十字路口就故障，所以她步行踏遍全市的每一寸土地，从城南的塞勒斯大道到城北的费米兰丘。她找每个房地产中介谈过，查阅书籍，寻访周边情况。她会在求售的公寓前面一坐好几个小时，只为了观察进出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最后，她遵从本性地选择了一幢并未求售的建筑。

那是一幢逼仄的三层楼公寓，位于波斯波利斯大道，就在她的老朋友高尚西鲁斯带他那位教师女友去看美国电影的剧院的街对面。那条街随时都人潮汹涌，挤满摊贩，充斥着噪音与汽车废气，正因为住在此地的人如此之多，所以蜜黎安相信那幢公寓永远不缺房客。当时她正在看一本美国书：《如何不靠工作赚到你的第一个一百万》。查尔斯先生老是说美国人赚的钱是以百万计的——小于这个数额的钱他们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有钱了——而蜜黎安打算遵奉书里的指示：

“如果你有钱，就在最好的地段以最低的价钱买下最好的房产。如果你没有钱，就在最好的地段以最低的价钱买下最差的房产。”

蜜黎安看上的那幢公寓夹在两幢比较高的建筑中间，面对大街，所以没有自然采光。地基形状像个扁扁的长方形，非常之窄，所以每层楼只有一户公寓。窗上装着黑色的铁栏杆，走廊拥塞不堪，房间密不透风，打从建造那天起就没有一丝空气透得进来。

从入口进来，有座狭窄的楼梯通往上面两层楼。楼梯底部，有把木头圆凳，摆着这幢楼房里唯一的一部电话。蜜黎安开始暗暗查访住户之后发现，这部所有住户共享的电话，总是遭人偷听，引起了无数口角，还导致了至少一桩婚姻的破裂。楼梯右手边的一楼公寓，下陷了大约一英尺深，所以有一半是在地面之下，从面对街的客厅望出去，只看得见行人的脚和汽车的轮胎。客厅后面是厨房、浴室，以及两间摆放了铁架床与学生书架的卧房。再后面有个封闭的天井，被当作整幢楼的储藏室，里头的东西包罗万象，从只剩一条腿的木椅到底部破洞侧边长草的陶瓷浴缸，什么都有。后院是一方阳光照不进来的干燥土地，三面围起砖墙，有个空空的圆形水池，大约五英尺深，三英尺宽。

总的来说，这个房产缺点多多，所以蜜黎安认为是她可以负担得起的。她缠着屋主不放，直到他答应卖给她。然后，她又磨着他杀价，直到他愿意免费转让给她，只求恢复生活的安宁。她带全家搬进了一楼的公寓。她很满意，也很得意，为自己和自己的成就自豪高兴——犹太区的贫穷房客终于摇身变成房东了。

她花了几个星期刷洗墙壁和天花板，放老鼠药，给每个角落消毒，重新整理厨房，打扫院子。买二手家具摆进客厅，把天井里的杂物堆摆整齐，但是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掉。然后她清掉水池里的垃圾，但没放水，反而填进施了肥的土壤。她在池里种了向日葵，在院子里铺上草皮，把砖墙漆成鲜黄色，惹来邻居的抗议，但这的确——或者如她所说的，是向日葵的作用——让房子有了更多光线。完工之后，她告诉查尔斯先生，她准备去找他们的下一笔投资目标。

投资的成功让查尔斯先生也备受鼓舞，他投注所有精力去扩展他的客户群。虽然目不识丁，也不谙人情世故，但他天生记性过人，不只能熟记账目，还靠着听美国与英国客人交谈就学会了英语。他很崇拜英国人，可是却很爱美国人，因为，他说他们比较“贵气”——不见得是慷慨，他对蜜黎安解释（事实上，只要自己的小孩年过十八，有些美国人就不愿资助他们了），却生来就很富裕，甚至连努力尝试都不必，就浑身是钱。每天早上他站在铺子前面，希望在美国人还没踏进其他商铺之前就先看见他们。他把他们从人群里拉出来，抓着他们的手臂，带他们到他的铺子里，端上茶水和开心果，说“别担心，如果你想喝韦士忌，我也有”。他带他们参观铺子，每件古董都分别摆在不同的展示柜里。他从来不对美国人用力推销。他想要的不是做成他们的买卖，而是和他们交上朋友。查尔斯先生这辈子最爱做的，就是带美国人回家。

一个月总有个一两次，他想办法迫使几个没有戒心的客人接受晚餐邀请，或撩起他们的好奇心，答应过来喝杯酒。每碰到这样的夜晚，查尔斯先生就会比平常早冲进家门，用一口不标准的英语混杂着半路学来的美国俚语，为他寒碜的居家环境频频道歉。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家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有美国人在场的时候就不同了：他的房子似乎太小；妻子似乎太老，也太爱和男人谈些不干妇道人家的事；女儿不够娴静，逮到机会就笑，嗓音也不知节制，听着像个正在发情的轻佻女子；儿子——最糟糕的就是儿子——看起来一副不可能比他父亲有出息的样子。

为了缓和自己的难堪，也为了诱使客人开口畅谈，查尔斯先生会先走近客厅墙角的一个小木柜，拿出他藏在里面的威士忌，以及他不顾蜜黎安激烈反对买来的四只水晶杯。蜜黎安说：“用普通的杯子也能喝酒啊，况且普通杯子没这么贵，也没这么容易摔碎。”他一心认为美国人没有不爱威士忌的，所以倒上一大杯，叫个人——他的孩子、蜜黎安或者某个听到他喊叫也愿意从命的房客——拿冰块来。接着他把点心摆在茶几上：炸茄子和大蒜，去皮小黄瓜、生洋葱与西红柿，烤开心果。他喝酒畅谈，有“贵客”到家里来让他兴奋不已，觉得有美国人为伴，让他的人生境界也大幅提升。喝到第五或第七杯左右时，他就会身子往前一倾，注视着美国人的眼睛，发誓说他很爱他们。“为了你，”他说，“而不是因为你可能向我买东西，而是因为你这个人。”

就在查尔斯先生满怀爱心与敬意招待客人的某个夜晚，有个美国人让他兴起了在水池里放水而不是种向日葵的念头。他们从晚上八点钟开始喝酒，到了十一点左右，查尔斯先生决定带客人参观他的公寓，带他走过二楼与三楼，叫醒愤怒的房客，要他们半裸的老婆躲起来，好让半醉的美国人可以兴冲冲地参观他们的卧室和厨房。接着他带客人穿过蜜黎安和孩子的房间、浴室、天井，最后来到有亮黄砖墙的后院。穿一身绿色狩猎外套配红色格纹裤的美国人正在想怎么用最不失礼的方式摆脱查尔斯先生的热情款待。他说他喜欢墙壁的颜色。

“不算太好啦。”查尔斯先生骄傲地接受了赞美，“不过我可是费尽心力才让我们一家住到这里来的。”

那个美国人又啜了一口威士忌，凭他隔天早上就不会记得的东西兄弟情谊说，德黑兰的夏天热得难以忍受，家里有个泳池应该很棒——“比起这个，”也就是，“种满向日葵的大盆子。”

查尔斯先生觉得自己好像顿时醒悟了。

“所以我说英国人最聪明嘛！”

他叫来蜜黎安，要她给水池重新注满水。

“我才不要。”她气得不得了，不只气丈夫的天真，也气那个美国人欠缺远见。“那样我得整天盯着孩子，免得他们掉进池里淹死。”

在其他的事情上，查尔斯先生会在蜜黎安的坚持下让步——就算不是因为她上过十二年的学，还有她念过的那些英文书。但是，家里有座真正泳池的想法，是他认为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比他们更为优越的人所提出的，他说什么都无法就此善罢甘休。他和蜜黎安吵了好几个星期，重申他身为一家之主的权利，还要拿儿子的肯定来背书，说夏天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在冰凉的水里游泳。他女儿知道爸妈绝对不会准她穿泳装或在邻居面前弄湿身体，所以置身事外，埋头准备期末考试。到了六月，她的成绩出炉时，查尔斯先生决定，他不要再争吵了，而是直接采取行动。

有天早上，他带了两个工人到院子里来，把向日葵连根拔起，然后粉刷了泳池。第二天，他扭开水管注水。

那真是个神奇的时刻——干净清澄的水流淌出来，房客从热得像火炉的公寓里跑出来，把手臂和脚泡进沁凉的水里——就连蜜黎安也没反对。

她的女儿，等着适当时机提出要求，看见蜜黎安在微笑，于是就走向前去。因为这学期拿了全班第一名，她问，可不可以邀两个朋友过来喝下午茶呢？

“干什么呢？”蜜黎安问，女儿的轻佻举动几乎冒犯了她。“你整天和一群女孩坐在一起干什么？”

女儿解释说，她只是想和朋友聚几个小时，长到十七岁，这是她第一次邀朋友到家里来，什么都不做，只和朋友聚聚，真的很棒。

“那，好吧。”蜜黎安耸耸肩。和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的是，她一直偷偷希望给儿女快乐的生活。

“可是约瑟夫没上学，我又有事要做，所以我不在的时候，你得要看着他。”

星期四下午，莎拉的朋友们穿着迷你裙和高跟鞋来了。蜜黎安在家待了一个小时，观察每个客人的个性和举止，抱怨她们的裙子太短，化那么浓的妆和每天早晨都忙着弄发卷会让她们看不见自己健康的未来。她下午三点钟离家，七点钟回到家的时候，女孩们都走了，女儿在自己的床上看杂志。蜜黎安到院子里找儿子。他脸朝下浮在泳池里，身体已经发胀了。

月姑蜜黎安清清楚楚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宛如旁观者般清楚客观。她马上就知道儿子已经救不活了。从她背后死寂的重量，她也知道莎拉随她进到院子了，猛然想起自己负有照顾弟弟的责任。她知道莎拉双眼凸出地瞪着泳池，惊恐静默地大张着嘴巴。然后，突然之间，莎拉发出野兽般的嘶喊，奔向池边，跳进水里，喊着弟弟的名字，好像要把他叫得起死回生。她的叫声惊动了房客，他们纷纷跑到窗边，看见蜜黎安看见的景象，于是骚动四起，只有蜜黎安还是冷冷地站着不动，凝神想搞清楚儿子死去的意义。

房客把约瑟夫从水里拖出来，让他躺在草地上。莎拉不愿放弃，趴在他身上，不停叫喊，直到蜜黎安上前拉开她。她奔进蜜黎安怀里。

“别叫了。”蜜黎安掴了她一巴掌。“都是你的错。你杀了他。”

那个夏天，儿子溺死之后的二十九天里，月姑蜜黎安没和莎拉说半句话。她任凭女儿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穿着一身黑，躺在床上哭到晕厥。在客厅里，蜜黎安和查尔斯先生与其他家人一起守丧。他哭个没完，而蜜黎安则要每个人放心，对每个人说她会没事的。

有几次，洛雪儿和苏珊想谈谈莎拉的事。她们对蜜黎安说，莎拉痛苦得不得了，她很自责，除非取得蜜黎安的宽恕，否则她不会放过自己的。

“这不是宽不宽恕的问题，”蜜黎安回答说，“她应该知道她要负责任的。”

守丧的第三十天，洛雪儿到房间去看莎拉，发现她蜷缩在地板上，口冒白沫，并不断呕出尼罗漂白剂。最后她死在了医院里，临死前口中一直哀求蜜黎安救她。

月姑蜜黎安又守了三十天的丧，然后换掉衣领磨破的黑色衫裙，说她自己已经走出哀恸了。她打包起儿女的遗物，连玩具也不例外，堆在天井的角落里，关起他们的房间，放干泳池的水，再次种上向日葵。接着，她继续寻觅地产，好像没受过任何伤害一样。她发表意见时仍像往常一样铿锵有力，她的步履像往常一样坚定不屈，但是在黑色头巾与宽边眼镜之下，她的皮肤在一年之间老了二十岁，她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丝曾经美貌的痕迹。

“你还没击倒我。”她每年赎罪日去会堂时，会对着上帝这番喃喃诉说。她假装是在祷告，让朋友不知道她受的伤有多重。当查尔斯先生宣称他伤心得无法工作时，她会毫无怨言地扛起工作。当他说快被屋子里的寂静逼疯时，她买来了鹦鹉和金丝雀，让它们从早到晚唱歌，逗他开心。

经历种种，蜜黎安似乎已经忘却她失去的一切。她仍像过去那样意志坚定，无所不能，下决心绝不掉眼泪，让上帝幸灾乐祸。她从不在人前展示伤痛，甚至在她丈夫面前也不。女儿的同学邀请她参加她们的婚礼，她从不显出悲伤；儿子的老同学后来成了医生与律师，她去找他们咨询建议，而且坚持付费，却从来没采纳过那些建议。在她心里，她的儿女一直还停留在死去的那个年纪。莎拉还是十七岁，留着一头乌黑乌黑的头发，动不动就发笑；约瑟夫才十岁，缺了牙，满院子跑来跑去。他们就在她眼前，她每时每刻都看着他们，有时她会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好像立马就能摸到她活生生的孩子。

雨夜里，月姑蜜黎安坐在床上，惊恐地想到她的儿女已经远去，埋在泥泞的坟地里，而一心想给他们幸福生活的她，却安坐在遮风蔽雨的屋顶下。

芙洛莲·克劳德能闻到火的味道，早在火还没放起之前，甚至早在第一粒火花还没燃起之前，她就已经闻到。她闻到血腥和火的味道，看见德黑兰灰色的天际线亮起橘红的烈焰火光。早在第一群暴民首度肆虐德黑兰街头的几个月之前，芙洛莲·克劳德就已看见全城陷入火海。

这是1978年夏天，每一天全城各地的电力都会在奇怪的时间被切断供应。毫无预警，而且持续的时间长短不等。一瞬间，所有的电灯全部熄灭，空调嗡嗡地停止运转，冰箱温度升高，电视里的老剧《我们的日子》与《无敌金刚》突然消失了，绵延长达数里的交通阻塞似乎永无止境。司机把车子丢在路上，靠着煤油灯的照明走路回家吃晚饭，几个小时之后回来，发现车子还是动弹不得。他们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但是，怒气慢慢也就消了，因为他们深切感受到末日迫近，感受到城市因发展失利而分崩离析，经济疲软不振，而政府完全失控了。

芙洛莲·克劳德听见传闻说外省有罢工事件，还说国王的政敌已经联手各方势力，他们将合力推翻王朝。大部分人都希望另一个在他们看来最有善心的人取代国王的独裁统治。他们说，国王向人民承诺要恢复“伟大的文明”，累积无穷的财富，还有一句套话，按他自己的表述，就是建立比瑞典更民主的政治体制。然而，他却靠严刑峻法治国，逮捕每个批评他的人，穿着佩戴着他颁给自己的十数枚勋章的军服上电视，告诉人民说他比上帝还伟大，比美国总统还有权力，对国家的存亡比面包和水还更重要。

整个六月，芙洛莲·克劳德都能闻到人肉被烧焦的味道。她穿着透明的夏衫在屋里走来走去，索拉博和马西堤对她的衣不蔽体觉得很难为情，她却毫不在意，伸手摸索着她的眼睛老早之前就已经看不见的东西。她不相信任何人，连“果冻”雅各布也不信了。她话说得越来越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在厨房的水槽边，往自己身上泼水，但水一碰到她的皮肤就全蒸发了。她思索着马西堤从街头带回来的消息：传信人莫拉德的大女儿改信伊斯兰教，嫁给了比她大三十岁的丈夫。他老婆从莫拉德的一个情妇那里借了三千美元，用这笔钱把儿子们都送去了美国。“果冻”雅各布的老婆和小孩都到以色列去了，他的小儿子马汀在那里被狙击手轰断了腿。芙洛莲·克劳德那些有钱的朋友和邻居，铁慕尔以前的生意伙伴，以及索拉博的同僚，全都像老鼠一样逃离了自己的国家。

到了八月，暑热更加逼人。街道上的沥青像软橡胶般熔化了，黏在行人鞋子上。成群的蚂蚁组成一英尺见方的阵容，在芙洛莲·克劳德家的外墙上爬上爬下，并侵入她的房间。蜥蜴闯进了较凉爽的露台，被暑热逼得狂躁不安的芙洛莲·克劳德在堆积如山的尘土中追赶它们，用菜刀把它们剁成两半，却只看到它们挣扎了几下，又开始跑起来。

在德黑兰南城，军队开着推土机铲平了用锡板和硬纸板搭建的简陋房舍，挖在地下的茅坑，以及搭在垃圾堆顶上的帐篷，这些全是从其他省份来寻求好日子的人栖身的地方。

国王和他的秘密警察控制了晚报，刊登了一封辱骂阿亚图拉霍梅尼[6]的信。为了抗议这封公开信，德黑兰附近的库姆市爆发了动乱。国王的军队开了火。枪战开打的消息传遍伊朗各地的城市，引发新一波的暴动，造成更多的残杀与死伤。抗议的群众——反对国王的独裁统治、王室的腐败，以及伊朗不循伊斯兰教法的风气——放火烧毁银行和餐厅，政府大楼和私家车辆，以及犹太人开的商店。

位于波斯湾的阿巴丹市[7]，气温高得惊人。有天下午，一整个家族，四百余人，坐在电影院里，火突然烧了起来。入口被锁住了，消防队来得太慢，所有的人都被烧死了。

国王指控反对派在阿巴丹电影院纵火，而反叛者也反过来指控国王。真相永远无法厘清了，但是烧焦的尸体的气味——那腐臭鼓胀的肌肤——乘风北扬，在沿途每座城市播下怒火。全国各地所有的电影院都被付之一炬。

从小学毕业之后，除了一年有几次不得不通知他我在学校的进展，以及问他对我未来的规划与打算之外，我不再打电话给爸爸，也不再写信给他，我放弃了有朝一日能回家的希望，也不再相信我能再见到罗珊娜。

“他是给你恩惠啊，知道吗？”那年夏天我毕业之后，茉希狄对我说，“我得又哄又骗，靠着和一打男人上床，才能离开犹太区，到美国来。你父亲就这样把自由双手奉上，让你想当什么人就当什么人。如果你够聪明，就该感谢他，别老想着再见他一面啦。”

那个夏天我待在茉希狄家里。大部分时间她都不在，她总和不同的男人到不同的地方去旅行。我和女仆待在家里。我们在游泳池边下棋，一起游泳。我帮她打扫。下午，她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出去散步。

在那段时间，我常碰见伊朗人。他们都是为躲避后来一路演变成革命的暴动，逃到美国来的。他们总是一群群走在一起，男的在八月的艳阳下还是穿着西装，仿佛要向自己也向别人证明他们不是流亡的难民，证明他们人生中还有重要的大事要做，他们的工作和办公室还虚位以待。他们走在妻子前面，手背在身后，低头和朋友交谈，谈论伊朗的最新消息——银行关门了，公司被烧得干干净净，还有里亚尔的汇率。

在他们后面，女人们穿着高跟鞋和窄裙，看起来疲惫苍白，谈着她们抛下的家园：“才刚装潢好”“才刚买的”“才刚刚盖好”。她们坐在日落大道那幢酒店对面的公园长椅上，不知道该拿她们一年没上学的孩子怎么办才好，担心青春期的子女如果在洛杉矶待得太久，会变得“叛逆酗酒”，而且她们女儿竟然说，不管有没有革命，她们都宁可永远待在美国，这更让妈妈们忧心不已。

每回看见伊朗人，我就跟踪他们。

我走在他们后面，坐在他们旁边的公园长椅上，或者在街对面观察他们。我歪着头竖起耳朵，但是尽管靠得很近，他们从来没怀疑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偶尔，他们会用口音很重，而且语法乱七八糟的英语开口对我说话。他们问路，想知道我几岁，念哪所学校。我很想用波斯语回答，但又怕他们听不懂，怕这六年来我只和爸爸在电话里讲过的波斯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怕他们会笑我。我也很想告诉他们说我是伊朗人，问他们是不是认识我爸爸，问他们知不知道罗珊娜的消息。

但我没有，我只是望着他们——这群在陌生土地上的过客，等待回家的流亡之人。他们失落，害思乡病，所以紧紧聚在一起，想办法把远离家乡的每一天重塑成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归属感与社群意识。我才是真正流亡的人，那些日子里，我在公园里想——我才是永远找不到终点的过客。

但在其他场合，看着我这些同胞，不只紧抱着家庭与社群意识不放，而且也背负着希望破灭与期望落空的过往——在这些时候，我会想起茉希狄对我说的话，觉得她或许是对的——索拉博把我送走，或许是给了我一个大恩惠。没错，他夺走了我的希望和家，但他也带走了我整日被窃盗鬼缠身的恐惧，带走了我担心窗边那群疯狗的焦虑，以及怀疑罗珊娜是不是被埋在我们院子的水泥地下的哀痛。他从我身上带走了困扰我母亲一生的悲哀，以及我如果留在伊朗就绝对无法逃脱的命运宰制。

或许这就是他们想为我做的——罗珊娜离开了我，索拉博把我送走——他们让我远渡重洋，就这样，赐给我崭新的命运。

马西堤的孙子，“神的恩赐”霍达达德，十七岁便辍学成为阿亚图拉麾下的全职传道人。他留起大胡子，骑着电动自行车满城跑，到一座又一座清真寺去传道，发送载有伊玛目箴言的录音带和传单。在阿巴丹电影院大火事件之后，他禁止马西堤再替芙洛莲·克劳德与索拉博工作：阿亚图拉从伊拉克捎来信息，说所有发生在伊朗王朝之下的杀戮行为——士兵对着示威群众开火，间谍在电影院纵火——全都是犹太人搞的鬼。阿亚图拉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他知道真主在梦中对他的开示那般确信不疑。他知道，因为穆斯林根本不可能屠杀穆斯林：真信徒的子弹杀不了另一个真信徒。枪或许会射出子弹，但是在真信真主的人手中，子弹是无法用来杀死另一个弟兄的。

因此，杀害反叛者的士兵绝对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穆斯林。他们是早就移民以色列的伊朗犹太人，是国王找回来杀害伊玛目信众的人。

“神的恩赐”霍达达德对马西堤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不信真主的敌人，都罪该万死。

因为烧焦尸体的臭味和自身癌症的治疗而心神耗损的国王，转而与盟友为敌，开始解雇他的大臣和情报局局长。有天晚上，他在电视上现身，看起来憔悴沮丧，请求人民“宽恕”。芙洛莲·克劳德惊恐地看着他。她和索拉博坐在一楼的会客厅里，也就是几年前铁慕尔最后一次接待税吏小诺利的那张桌子旁。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成为百姓宣泄怒气的对象，他们锁好所有的门，熄掉所有的灯，尽可能让这幢房子不引起注意。

“错误已经铸成。”国王在电视上说，芙洛莲·克劳德知道他已经输掉战争了。她的目光从电视转到索拉博身上。他坐得直挺挺的，偌大的房间内空荡荡的，电视屏幕的光线在他周身映出一圈蓝色的光影。他看起来苍白悲伤，头发未老先衰地变成了灰色，他眼珠的黄色比她以往所见更鲜亮。他看着国王，但她知道他的心早就飘远了，飘到他失去罗珊娜之后——不是在她飞走离开他身边的时候，而是在她和他父亲上床，还亲口告诉他之后——就已悄然栖身的那个惊诧与哀愁的地方去了。

芙洛莲·克劳德拍拍索拉博的手，仿佛要叫醒他。“结束了。”她说。

他没回答。

九月，一场地震摧毁了塔巴斯城，留下一万五千具尸体等待国王安葬。同一个月，他宣布德黑兰戒严。

宵禁的第一个晚上，街头一片死寂。芙洛莲·克劳德敞着窗躺在床上，只听得见军用吉普车开过以及士兵巡逻街头的声音。平常载着示威者在城区里来来去去的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的轰隆声全不见了，军队和反叛军之间的零星交火声也没了。然而，一整夜，她还是隐隐感觉到一场无处不在、势不可当的悲剧正在迫近。

三点钟时，她起床，经过索拉博的房间。他醒着，坐在书桌旁看着报纸。她下楼查看门上的锁。

她看见“果冻”雅各布脸朝下趴在火盆上，嘴巴和鼻孔里都塞满了冷却的灰烬，四肢已经干巴巴，不动了。

第二天，她出门替雅各布买了一套新西装。这套订制的深蓝色西装是宽翻领的，外套两侧各有六颗扣子。她和马西堤扒掉雅各布身上那套穿了二十年的棕色西装，换上新衣。等他们弄好之后，雅各布看起来比结婚那天还体面。然后，他们把他抬到汽车后座上，载到墓园，他的外表让掘墓人啧啧称奇，坚持要先证明他已经死了，直到脱掉衣服之后，看见他枯瘦的骨头与泛黄的皮肤才罢休。他们帮他洗净身体，塞进棉花，裹上尸布，尽快下葬——“果冻”雅各布的一生本该就此画下句点，结果却没有。

因为埋了雅各布回家之后，芙洛莲·克劳德无法狠心丢掉雅各布那套棕色的旧西装，所以她拿衣架把西装吊起来，挂在雅各布惯常坐的那个厨房小隔间里。她也把他的帽子挂在小隔间的挂钩上。

或许是因为这套西装被穿了太久，所以它永远保持着老主人身体的形状；也或许因为这衣服太让人眼熟，所以在厨房见到衣服的人，没谁会想去看看，确认下雅各布是不是还待在里面；再不然就是因为洗刷雅各布尸体的掘墓人不知道该把他的疯狂心灵一起裹起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反正雅各布脑海里的意象并未随他入土，它们跟着芙洛莲·克劳德和索拉博回家，不卑不亢地在屋里来回游荡，彼此之间讲述着或对芙洛莲·克劳德讲述着故事。

于是，正午，烈日照着院子的水泥地时，芙洛莲·克劳德一转身，就看见丈夫舔掉罗珊娜睫毛上的泪水。索拉博转进厨房来看罗珊娜，是迷路了穿着旧校服的小罗珊娜，她听着女仆伊菲特讲述的丰富情史，羞涩地微笑着。大白天里，穿细条纹西装的男人扛着地毯和画作出去；海绵女悄悄提出以和雅各布来一炮为条件，“多少次都可以”，交换抽他一管鸦片烟，但他总是拒绝。

夜里，任何在信仰大道上抬头望这幢大宅上空的人都会看见一个纤瘦的身影，穿着发光的白袍，展开翅膀朝天边飞去。

十月，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工人罢工，造成汽油短缺。十一月，楼高十一层的国家瓦斯大楼发生了火灾。然后，银行歇业，市场与政府办公室也接连关闭。国王下令散发宣传折页，警告人民说各城市水沟里流淌的红水并不是真正的血水，而是革命分子倾倒的红色染料，用来造成守法公民的惊慌。

在穆斯林的阿舒拉节来临之前的那段时间，街头的紧张气氛浓得化不开，连芙洛莲·克劳德卧房的窗上都蒙上了一层薄膜。她起身望向窗外：瓦斯工人的罢工不只让工厂停工，也导致暖气与烹饪用油的短缺，甚至石油也几乎告罄。大家在街上推着车子走，彻夜在加油站大排长龙，为了一加仑[8]汽油就放话要拼个你死我活。

骑摩托车的男子挨家挨户宣传，说几条街之外发生了枪战，征召志愿者去站在临时的路障——一辆翻倒的汽车，或一堆石块——后面和军队作战。因为缺乏绷带和急救用品，他们打劫了蜜黎安家，抢走了她所有的床单和毛巾，剪成条状，拿去给伤员用。

到了阿舒拉节那天，德黑兰有两百万人上街游行。他们带着霍梅尼的照片默默走着，没有人怀疑他们终将推翻国王。

月姑蜜黎安在1978年末的那几个月里，忙着想办法把财产变现。她几个月前关掉了古董店——因为已经快一年没有客人上门，也因为这条街上其他的店东都遵循他们伊玛目的命令关门罢工去了。不听从命令的人很快就会被烙上反真主与反伊斯兰的罪名。他们的铺子会被放火烧掉，房子会被洗劫一空。现在，她想给铺子和公寓找买主。她知道这很困难，因为有钱可买的人若非早就把现金转到国外去，就是资产被银行给冻结了。但是月姑蜜黎安坚韧不拔，绝不放弃，而且生平第一次，愿意大亏一笔钱，只求把房产卖掉。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她在深夜对查尔斯先生这么说，虽然他从来就充耳不闻。“这个国家就要爆发大战了，留在这里的人全会被活活烧死。”

所以她满城奔波——一个女人只身穿着男人的外套和鞋子，原本可以带给她美好人生却从未如愿的美貌已无迹可寻，每天破晓迎着橙红的天光出门，整日徒步走过枪火四起的街头，穿过躁动残暴的人群，踏过被焚毁车辆焦黑的残骸，进到只剩空壳的建筑里。从追猎政府官员、秘密情报员和有钱犹太人，把他们拉上街头，徒手打到毙命的嗜血百姓身边走过。

“说‘国王该死’。”他们命令挨打者这么说，“说‘美国该死’。”

月姑蜜黎安凝神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继续往前走。

她拜访了她认识的每一个人，连索拉博都不放过。她坐在他们家里，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买她的东西比较划算。她利用他们的贪婪，告诉他们说这是一生仅有一次的大好机会，说她愿意赔这么多钱卖掉，只因为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可是你们，”她对她的朋友说，“你们打算留下来，坚持到底。事到如今，国王随时会觉醒，会对着那几千个示威民众开火，把他们吓得逃回家去。到那时，我的财产就会恢复原本的价值。你们就可以赚到高得惊人的利润，而我呢，就是那个傻瓜。”

在1978年秋天，她接二连三地卖掉了所有的资产，连她和查尔斯先生还住在里面的那间地下室公寓都脱手了。有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告诉他说，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搬家。

“搬去哪里？”他问，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好像从没听她提起要卖掉公寓的计划似的。他的眼神茫然得像个瞎子，连脸都没正对着蜜黎安。打从失去子女之后，这些年来，查尔斯先生变得温驯，心不在焉，整天照料他的小鸟和花草，态度比他以前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还温柔。

“我们得离开。”她对他说。

查尔斯先生和蜜黎安一样，这辈子从没出过远门，甚至从没踏出过德黑兰的城界。

“你说离开是什么意思？”他一脸天真地问，“我们怎么离开？”

蜜黎安坐在她刚卖掉的床上，脱掉鞋子。因为走了太多路，她的脚浮肿了，还起了水泡。她伸手从床底下拉出一双查尔斯先生备用的鞋子——尖头男鞋——套在她厚厚的黑袜上。

“有点大，”她说，“不过多穿几双袜子就好了。”

她看见查尔斯先生盯着她，于是叹口气，手插进口袋，掏出一个小包裹。那是一张不透水的油纸，被对折再对折后，用橡皮圈套紧。蜜黎安把纸包摆在床上，打开来。

“看！”她说，突然兴奋起来。纸上有五颗钻石，每颗都有八克拉大。钻石在阴暗的房间里闪闪发亮——蜜黎安的一生，她的希望与成就，她无尽的牺牲，她无穷的悲伤，在烈焰焚烧的城市，躲在隐密房间里被以半价出售，然后又被当成一颗颗光彩夺目的坚硬石头买进。

“我用我卖掉所有东西的钱买了钻石。我觉得这比较容易藏起来，因为我们必须把值钱的东西偷偷带过边界。可是不管我们到了哪里，钻石都卖得掉。”

查尔斯先生又听不懂了。他的嘴唇发白，脸上冒出汗来。

“你打算穿过哪个边界啊？”

看见他如此惊慌失措，蜜黎安觉得查尔斯先生很可怜。她越过床，把手搁在他的小臂上。他颤抖着抽身退开。

“这里的情势会越来越糟。”她平静地解释。她知道他为什么抽身退开——连问都不必问，因为他怪罪她害女儿自杀，就像她怪罪他害儿子溺亡一样。她知道他甚至有点恨她，她常想，换成其他时候，他或许会离开她；她或许会拿起菜刀，割开他的喉咙，用他的血注满淹死她儿子的泳池。但是，时至今日，他们都老了，也被悲剧折磨得够了，他们只剩下彼此了。

“国王很快就会逃去国外，那时就换毛拉主政了。”她解释说，“这里很可能会血流成河。他们会彼此残杀，可是他们杀得最多的会是犹太人，所以我们非走不可。”

这辈子第一次，查尔斯先生体悟到，除了自己生长的这个城市之外，他对这个世界全无概念。

“我们要到哪里去呢？”他问，“我们对其他地方一无所知。”

德黑兰之外的世界——美国，英国，那些被笼统称为Farang（西方）的迷离神奇的地方，那些他一心向往却从来没真的想过会去的地方，那些他向来喜欢却从未想过要与之共同生活的人——这整个世界突然像个隐秘的黑洞跳到他脸前来瞪着他。

“洛雪儿已经去美国了。”蜜黎安说，努力鼓起勇气，“我弟弟巴赫朗也在那里，在同一个城市。苏珊的丈夫这个星期也要送她和孩子们走。他们都打包好了，每天坐在机场里。他们甚至睡在那里，只等有路可逃，有飞往任何地方的飞机可搭。他告诉她说，会到洛杉矶和他们会合，可是我知道他在骗人。”

她发现自己离题了。

“所以，”她凝望着丈夫的眼睛说，“我想他们都做得到，我们也一定没问题。”

查尔斯先生摇摇头，仿佛确信蜜黎安真的疯了，然后转头继续逗他的金丝雀。蜜黎安很高兴他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端上面包和酸奶当晚餐，然后坐下来，拆掉查尔斯先生那双尖头鞋的鞋底。她要把钻石黏在鞋子里——一只脚藏两颗，另一只脚藏三颗——然后再拿鞋匠用的粗针把鞋底缝好。这不太容易，因为她的手已有早期风湿症的病状，可是她那天晚上还是坐下来动手。蜜黎安知道这场奋战才刚开始。

一整个十二月，她都在德黑兰护照局外面排队。护照局因为罢工而关闭了，当然，就算开着门，就算其他相关代理机构也都开着门，像蜜黎安这样的人取得护照的机会也几乎等于零：就像他们这个世代大部分的人一样，她和查尔斯先生都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和驾驶执照，唯一能证明他们身份的方法是召朋友和亲戚来作证。然而，蜜黎安还是每天去排队，和好几千个人站在那里，直到每天傍晚坦克驶过街道执行宵禁的时候才回家。1979年一月的第一天，她去找了索拉博。

芙洛莲·克劳德来应门，但是不肯开门，怕有暴徒等在门外。

“只有我一个人。”蜜黎安想让她放心，“我甚至没有便宜的银货要推销。”

但是芙洛莲·克劳德不时担心会遭暴民攻击——怕现在全成了敌人的老仆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来杀死她，也怕其他恶棍会丢汽油弹把她活活烧死。她在房子的每扇大门上都加了至少五道锁，给门上的蚀刻玻璃钉上厚厚的原木条，只准马西堤进出。

“滚开！”她隔着门对蜜黎安吼道，“你会引来注意的！”

“那就开门啊，否则我就站在这里，喊说有血案发生，喊到有人听见为止。”

她看见索拉博坐在他父亲的会客厅里。他的头发全变灰了，双手又瘦又白。他看起来就像是某个“果冻”雅各布不时谈起的鬼魂——英俊，温雅，透明。蜜黎安走进来的时候，他起身，和她握手。

她坐下，调整了一下头上的丝巾。

“你知道国王要离开了。”她直接切入正题说。

他点点头，说他完全可以料想到。

“一旦他离开，新的政权会追杀像你这样的人。”她说。

索拉博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几份由毛拉掌控的报纸上了，名列于“俗世败类”的名单里。

“夺走你们所有的东西还算是最好的情况，”蜜黎安说，“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杀了你们。”

他又微微一笑，点点头。她一碰上他的眼神，就心头一惊。

“你应该考虑离开的。”她建议道，“带你母亲走。”

“你呢，”他问，“你也要走吗？”

她跷起腿，把皮包摆在双膝上。他想起她以前有多么美丽，想起在他和罗珊娜举行婚礼之前的那个清晨她是什么模样，那天她和丈夫与许多亲戚一起来到这里，看见这个满是奢华、财富与芙洛莲·克劳德野心的地方，看着这一切，说这里被诅咒了。

难道她早在那时就知道罗珊娜会离他而去？

“我希望能帮自己和查尔斯先生申请到护照。”她说，“可是永远没办法了。机场关了，巴士也因为没汽油停驶了。所以我想往东走，到巴基斯坦去。我在护照局外面排队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人，他们都说如果我可以租到一辆车，雇个向导带我们到那里去，查尔斯和我就可以安然跨过边界。一旦我们到了那里，我就会想办法弄到证件，再到另一个国家去。”

索拉博既觉得有趣，又觉得很困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问，“你这么怕毛拉吗？你愿意放弃你在这里的所有生活，跑到沙漠去？”

她挑起眉毛，仔细端详他。这些年来，尽管不想，也从来没注意到，但她和索拉博早已成了朋友。

“不只是害怕。”她说，“我年纪大了，我明白，这是我唯一出去看看世界的机会。”

“你要到哪里去？”他问，但已经知道答案了。

“到美国去。我妹妹洛雪儿有绿卡好几年了，每年夏天都和她女儿到美国去。她觉得丈夫对她很好——送她到那里去旅行采购。其实他送她到美国，只是为了打发她离开，好让他可以和女朋友们鬼混。”

她看见索拉博笑起来，觉得很受鼓舞。

“反正呢，她这次已经走了，带着她所有的地毯和古董走了。他们甚至买了一幢房子，因为她丈夫很怕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她或许永远不能再回来了。他们或许可以替查尔斯和我安排取得签证，如果我们能弄到护照的话。所以我才会来这里，因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她向前靠近他一些。

“我知道——我听说——莉莉在美国和茉希狄住在一起。我想要你把她的地址给我。”

她屏息以待。他完全没反应。

“她是我外甥女。况且，为了找到罗珊娜，我得先知道莉莉的下落。”

索拉博眯起眼睛，仿佛想让视线聚焦，然后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她的信心不是装出来的，他想。她早就决定要相信，决定要有信心。

“你真的相信她还会回来。”他说。

“我心里有数。”蜜黎安叹了口气，但还是在椅子里坐得挺直。

“都已经八年了。”索拉博说。

“就算过一百年我都不在乎。”她反驳道。这时她沉默了。她觉得自己在索拉博眼中看见了疑惑。她再度开口的时候，语气疲惫、平淡，没了平常的自信。

“你能承受的伤痛是有限度的。”她说，刹那间声音全吼了出来。她住口，喘过气来，挖出身上最后一点勇气来继续前进。

避免投降的唯一方法就是，索拉博想，勇往直前。

“我失去了罗珊娜两次——第一次是她去和猫婆一起住时，第二次是她逃离这个家的时候。我失去我的母亲，我的一对子女。我甚至失去了查尔斯，他人在这里，心却早就不在了。或许我需要相信罗珊娜还活着。”

那天，有那么一瞬间，月姑蜜黎安差点儿就撼动了索拉博的决心。

然而，他站起来，向她伸出手。

“祝你好运。”他说。

他的手暖暖的。她握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再逼近一步，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改变心意。接着，她放弃了。

“随你吧。”她的语气又变得坚定了，“可是我要你知道：你和莉莉断绝关系是大错特错。她让你想起罗珊娜，你受不了，所以你把她送走，把她锁起来，假装是为了她好。可是，我还是会找到她的，就像我会找到罗珊娜一样。等我找到了，我会告诉她们说你很爱她们，说你唯一的罪孽就是缺乏信念。”

国王在1月16日离开了伊朗。同一天，一场地震袭击了伊朗东部，活埋了成千上万条的人命。

马西堤的孙子出现在电视上，说犹太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罪该万死。传信人莫拉德的老管家，满嘴金牙都是铁慕尔出钱帮他镶的那个，每天都到索拉博早已关闭数月之久的办公室去递送死亡威胁。海绵女芭西耶半夜来按门铃，等索拉博一开门，就对着他喊淫秽的字眼。

芙洛莲·克劳德努力想劝服索拉博，说他们该趁还来得及的时候逃走，可是他对她的恳求充耳不闻。所以她勉强压下恐惧，在门上装了更多的锁，彻夜反复查看，数着她的珠宝和钞票，将它们藏到更难被发现的地方。恐惧给她的喉咙打上了解不开的结，然后一路要命地穿过她的胃到达她的肠，在肠壁上蓄积化脓，再变成黄色恶臭的胆汁涌回嘴里，让她无法进食。她的声音变得走调嘶哑，身边永远被一团抹不掉的臭气云雾环绕着。

国王离开之后，他的最后一任总理沙普尔·巴赫蒂亚尔[9]想试着恢复秩序，但几乎马上就放弃了。他听说霍梅尼已经从巴黎起程回伊朗。虽然机场已经关闭，但霍梅尼还是搭机回来了，唯一能阻止他的方法是在空中击落他的飞机。1月31日午夜，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开放了德黑兰机场。二十四小时之后，霍梅尼的飞机在首都降落。

索拉博用英文写信给我：

“我无法打电话给你，因为线路断了。”他说。

我看见他——我好多年前所认识的爸爸，那个年轻、忧郁、温雅，早晨亲吻我，晚上吃饭时坐着看我的人——坐在书桌旁，伏案写这封信给我，那双苍白优雅的手，几乎完全没碰到纸。

新政府征收了我们的房子，充当“保障弱势组织”的办公场所。芙洛莲·克劳德和我只各被分配到一个房间。有五家人搬进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没办法再寄钱给你，因为我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在我和新政府把问题处理好之前，或许你的朋友茉希狄愿意替你支付学费和其他的费用？

这又是她特异独行的个性里令人费解的一个谜团，茉希狄——那个从不施舍金钱给穷人，也从来不同情她那些住在蟑螂横行公寓里的房客子女的刻薄房东——却愿意资助我，不求一点回报，她一直资助我，甚至从来没当面对我提起过这事。

月姑蜜黎安在1981年三月抵达洛杉矶，在她和查尔斯先生躲在租来的沃尔沃里驶过边界到巴基斯坦的两年之后。他们付了十万托曼[10]给司机，让司机助他们偷渡出国门。一离开伊朗，他们又付了一笔钱，免得他去告密，把他们出卖给巴基斯坦当局。他载着他们开了三天半的车，到达阿富汗边境白沙瓦的难民营。这个难民营是联合国难民总署建立的，用来安置阿富汗与苏联占领军交战期间制造的阿富汗难民。烟尘弥漫，非常拥挤，每天都有新难民涌入，却正是蜜黎安与查尔斯先生躲避巴基斯坦当局查缉的安全处所。

“只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阿富汗人就好了。”司机在距难民营两英里之处让他们下车时说，“反正他们说的也是波斯语，只是有点不同罢了，而且他们和我们长得很像，没有人分得出来。”

蜜黎安和查尔斯先生在难民营里待了十七个月，睡在帐篷里，吃着——用查尔斯先生实事求是的说法来形容——比较适合稚颔幼儿与无牙老人吃的食物。一逮到机会，蜜黎安就打电话到洛杉矶给洛雪儿，要她帮他们到美国去。

“查查弄到签证的手续，帮查尔斯先生和我租个地方。”她指示洛雪儿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会去找出关键人物，收买他们，施加压力，买几本护照。”

她立刻采取行动，找联合国难民总署的工作人员问问题，游说，却只拿到更多稀粥和一副男式太阳眼镜，以代替她在逃离伊朗途中遗失的那一副。于是她另觅他途，在营区的其他难民中寻寻觅觅，最后找到途径接触一个男人，他认识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又和某个贩卖偷来的伊朗护照的男人有亲戚关系。在叛军突袭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总部期间出土的这批护照，原属于被国王秘密警察逮捕的政治犯，现被走私到伊朗境外，用高得惊人的价钱在邻近国家的黑市出售。

月姑蜜黎安用她最好的一颗钻石换来安排离开白沙瓦的机会。他们乘车到伊斯坦布尔，再搭飞机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们住进没有淋浴间，蟑螂满屋爬的廉价旅馆。查尔斯先生怕得不敢跨出房门一步。蜜黎安每天都打电话给洛雪儿。

“给我签证。”她命令道，“查尔斯不停威胁说要去大使馆自首，回伊朗去。”

法兰克福的美国大使馆拒绝给他们政治庇护。他们飞到布鲁塞尔，再次申请。

“我们逃出来时只带着几件换洗衣服。”每天，大使馆一开门，蜜黎安就对柜台职员说。她是每天造访大使馆的好几百人之中的一个。大家的故事都一样，大家的需求也都很明显。然而，蜜黎安仍设法向办事员传递她的惊慌与窘迫，让他们感同身受，无法忽视。也许是她直截了当的态度，或她奇怪的服装；又或是她说话时盯着他看的神态，或者她似乎不必真的开口就能让他明白，比起在这座清冷城市里喧嚣使馆中的区区一个低阶职员，她曾击败的敌人要强大得多，曾克服的障碍也艰险得多。

“我丈夫身上那件衬衫已经穿了十个月了。如果你不肯帮我们，他就会因为沮丧而死。”

她踏遍全市的廉价旅馆，找和她处境相同的伊朗人。她打电话给德黑兰的朋友，写信给任何可能会不怕麻烦给她回信的人，问起她离开之后伊朗的近况。

他们告诉她，政府逮捕了塔拉叶和她的侄儿情人，这两个逍遥了十二年的罪人各被判了四十年监禁。“侄儿”每天都写情书给塔拉叶。有个狱卒发现了这些信，告发了他。在历时九十分钟的审判之后，他被处决了。

就在查尔斯先生快发疯的时候，大使馆发了签证。

在洛杉矶，洛雪儿到机场来接蜜黎安与查尔斯先生。她看着他们走下环球航空的喷气式客机——蜜黎安还是穿着她当初逃离伊朗穿的那件棕色外套与尖头鞋，查尔斯先生拖着脚跟在她背后，把他所有的家当都装在一只棕色与绿色格纹的手提行李袋里，时刻准备用生命捍卫他所有的一切。洛雪儿看见他们的时候，相比兴奋，反觉得难为情。

她身穿香奈儿套装，脚蹬蛇皮高跟鞋，双唇画着咖啡色唇线，涂成琥珀色，睫毛因为起床太早而涂了太多层睫毛膏，沉甸甸地往下垂着。她迎向蜜黎安，心中希望这天早上没有认识的人在机场。然后她催着蜜黎安与查尔斯先生到停车场，把他们塞进她那辆敞篷梅赛德斯汽车唯一的乘客座位里。

他们将车开到韦斯特伍德的威尔夏大道一幢高层出租公寓旁。洛雪儿告诉蜜黎安，很多伊朗人“暂时”住在这里，等待革命平息，王朝复辟。

“那他们可得等很长一段时间喽。”蜜黎安淡淡地说。

大楼里很拥挤，疏于管理，弥漫着异国料理的气味，每一层楼都有推车装货卸货的噪音。但是蜜黎安搬进了公寓，不抱一点幻想地接受了她的流亡生活。她打定主意要挨家挨户拜访所有的邻居——连美国人都不例外，她说，毕竟，她要征服的是他们的国家。第一个星期，她替查尔斯先生买了新的鸟儿，还把家里的阳台改造成小小的花房，让他可以种花莳草。然后她答应让洛雪儿带她参观一下洛杉矶。

月姑蜜黎安穿着袖子卷到手肘的男装外套走遍了比弗利山庄的大街小巷。洛雪儿之前在罗迪欧大道[11]上花了大把的钱，想让店员留下深刻印象，对她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尊敬，但她带姐姐到这里来却是大错特错。蜜黎安伸手摸着衣服，一副挑选活羊的模样，询问价钱，却只是为了告诉店员说所有的东西都卖得太贵了。她在每家店都要求见店长，警告他们——但他们却面无表情，一副冥顽不灵的样子——别触怒全能上主，一旦他低头看见这条“短得像羊老二的街”，发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行之不义：开价要一整个家庭的收入总额，换一件并非真丝，甚至都不是手工缝制的衬衫，而且每回干洗还得花上十八美元——十八美元，按三千伊朗里亚尔换一美元的汇率来算，这笔钱够五口之家在德黑兰市中心付一个月的房租了。

姐姐对古驰和菲拉格慕神圣殿堂口出恶言让洛雪儿深感羞愧，她相信自己此后走在罗迪欧大道的每个角落都只会得到嘲弄的微笑，于是催着蜜黎安离开这条街。洛雪儿想给蜜黎安买个蛋卷冰激凌，却又换来她的长篇大论，指责柜台后面那个抽大麻的青少年真是暴殄天物——明明冰激凌只有一个口味也行，却偏偏要搞出三十种花样来。

洛雪儿带身材像梯子、脸上架着埃尔维斯·科斯特洛式大眼镜的蜜黎安到韦斯特伍德大街去，那里的伊朗杂货店和餐馆刚开张营业，但是蜜黎安不肯踏进店里一步，说这儿的价钱比皮科大街和费尔法克斯那边同样的店贵太多。

蜜黎安安顿好之后，每天下午会在海洋大道上散步两个小时，只为了碰见新来的伊朗移民，过不了多久，她就认识了每一个在圣莫尼卡街头混的酒鬼和毒贩。向来深信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浪费食物的她，会把一些剩下的食物带来给她的新朋友们：摆了三天的莳萝欧芹饭，洋葱、大蒜、番红花煎羊腿，红醋栗、小茴香煨康郡鸡。她把菜肴装在大锅里，用漂成白色的粗棉布包起来，打个结，远远看起来就像个襁褓中的婴儿，或是裹着丝巾的胖女人的头。

蜜黎安的习惯让洛雪儿备感羞辱，而苏珊则抱怨蜜黎安看什么都不顺眼，可是，认识蜜黎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看人和刺探秘密的天分无人能及。她拥有雷达似的直觉、无与伦比的记忆力，从来不在乎什么隐私或敏感话题，因此，她对住在加州土地上的每个犹太人的身世都知之甚详，连他们家族的来龙去脉都打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除非她能达成离开伊朗之前为自己设下的目标：在美国找到我，否则无论是逃离了伊朗或掌控了加州，都不能带给蜜黎安一丝真正的满足。距离爸爸送我离开家，精心安排不让妻族人找到我起，已经过去了九年。

最后，当然，她做到了。

那天早上，月姑蜜黎安从茉希狄家对面的公共电话亭打来电话时，对我说：“我是你亲爱的蜜黎安阿姨，带大你妈妈的阿姨。你很可能不记得我了，可是我知道你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你从来没想过会是真的的事。”

那是1981年的8月。我已经连续在茉希狄家度过了三个夏天。我是6月初来的。没过多久，茉希狄就临时起意去加勒比海度假了——有个拥有一座小岛的老男人邀她去做客。前一个冬季，他才带她到他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占地六千平方英尺的豪宅去。

“走到窗户旁边，往外看。”蜜黎安不给我喘息的机会，一口气往下说。

我的心“咚”一下沉到底。我从床上跳起来，抱着电话走到窗边。她在那里，在日落大道与山麓街交叉路口的电话亭里——在清晨寂静空荡的街头，一个颀长的黑色身影，一面说话，一面对我挥手。

“你不知道，”蜜黎安继续说，“我在全加州到处奔走，想找到你。”

她直盯着我的窗户，仿佛看得见我站在这里努力想搞清楚她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东西。

“我们不得不逃出伊朗，查尔斯先生和我。查尔斯先生是我的丈夫，他出身犹太区，当然啦，我和你妈妈也一样。但是他母亲自以为生了个摩西呢，所以给他取了个王子的名字：查尔斯，也不管她自己会不会念。

“反正啊，没用哪。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别说要治国了。”

她叹了口气，暗示这是她不想此刻在茉希狄家门外揭开的旧伤疤。

“革命期间，我去看过你爸爸，向他要你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不肯给我。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几个月之前来到洛杉矶。知道你应该是读中学的年纪，所以我一家一家学校找，找遍了整个州的每一所公立和私立学校，问他们是不是有叫你这个名字的学生。我没想到要先找茉希狄，但是一想到之后，就找到你了。挂掉电话，打开门吧。我马上就过来。”

我手里还抓着话筒，看着那个女人挂掉电话，然后从她袖子里掏出手帕，弯腰擦鞋子。她提了两个绿色的篮子——第三世界妇女提去买菜的那种篮子——连看都不看路上车辆就闯过街来。我一直看着她穿过院子，走上门阶。这时我转身，满脸通红，心想，如果她进到屋里来，我该怎么办呢。

我打开门之后的第一个念头是：蜜黎安好老啊——比罗珊娜老得多——“月姑蜜黎安”的意思是“像月亮一样美丽”，但是在她身上完全找不到这个美丽名字的蛛丝马迹。然后我想起来，我曾经见过她，那一天她向我保证一定会找到我妈妈，那之前她也来过我家几次，不是捎来坏消息，就是来参加守丧。我问起的时候，罗珊娜回答说没错，蜜黎安是她家姐妹里最漂亮的一个，她比犹太区的其他女孩都漂亮，只有绿色眼眸的电影明星茉希狄堪可匹敌，不过这不算，因为茉希狄是俄国贵族与亚述魅影商人的私生女。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比常人来得高，也来得瘦，腿长得像正穿着裙子踩高跷，脖子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一开口讲话就看见喉结上下滑动。她穿着尖头的男鞋，深蓝的裙子，以及一件棕色的人造纤维衬衫。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男款羊毛外套——是西装外套，她几分钟之后自己说，这是查尔斯先生以前的衣服；头上还覆着一条黑色的人造纤维丝巾，并在颔下打了双结。丝巾底下的头发用伊卡璐的染发剂染成了橄榄色的，发尾纠缠在一起，而发根全白了。脸上架着一副黑色的宽边厚镜片眼镜——是礼物，她后来自己说，巴基斯坦那里的联合国难民总署的救援人员送的。

“莉莉小姐！”她走进来的时候喊着，然后亲吻我的双颊。她闻起来有股肥皂和旧衣服的味道。她退后一步，仔细端详我的脸，然后打量我的身材。

“你几岁了？”她问，“十四？十五？”

她失望地摇摇头。

“你太瘦了。你一定是那种拼命想节食的女生。”节食两个字听起来像在骂人。

我很迷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回答说，我的体重差不多接近建议的标准体重。这句话听起来实在很蠢，但是蜜黎安竟然没觉得奇怪。

“会这么建议的人，自己一定得了厌食症。”她回答说，“难怪你脸色这么差。”

她提起放在地上的篮子，往茉希狄的厨房走去。那里面的炉子难得一用。

“那女人一定是疯了，丢下你一个人和女仆在家。”

仿佛知道有人提起她似的，管家突然出现在厨房里，大惊失色地瞪着蜜黎安看。

“你是什么人？”她问。

“是她的阿姨。”蜜黎安懒得看管家一眼，“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她把篮子搁在水槽旁边的料理台上，脱下外套，整整齐齐地挂在椅背上，开始把奇奇怪怪的食物放进冰箱里。

我站在敞开的门边，一手还握着门把手，不敢置信地看着一瓶瓶玫瑰露、樱桃与榅桲糖浆，一袋袋干莳萝与磨碎的番红花，一盒盒芝麻蜜饼和椰枣，一捆捆小萝卜、菠菜和葡萄叶被摆进了冰箱。蜜黎安拿出两只新鲜的鸡——“价钱实在太贵了，”她说，“可是我只料理依犹太教仪式宰杀的鸡。”——还有一帆布袋被漂白过的米。“香米[12]，”她指着米袋前面的大象标志给我看，“印度来的。波斯的米要好得多，当然，现在买不到了，就算在伊朗也一样。”

她透过镜片瞥了我一眼，一面挥着拿刀的手。

“你可以进来了。”她说，朝早餐桌的方向点了点头，她要我坐在那里。“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夜里敢一个人待在这里，可别说我把你给吓坏了。”

她打开橱柜，拉开抽屉，重新摆放碗盘，搞清楚怎么用炉子。她找到一个碗，装进冷水，泡进一整包我从小时候离开伊朗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的蔬菜，然后拿起一把餐刀开始磨利这里唯一一把菜刀。一直到感觉我准备打电话求救的时候，她才开口对我挑明道。

“我要在这里待一整天。”她说，“我知道茉希狄不想要我这么做，你爸爸也不想。可是你是我的外甥女，我想要多了解你一点。所以，既然我人在这里，而你看起来又一副好多年没好好吃一顿的样子，我想我得帮你弄顿饭。”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桌上有两道炖菜，一盘米饭配甜樱桃与番红花烤鸡。我把勺子举到唇边时，蜜黎安瞄见我颤抖的手，又开始发动进攻。

“我知道茉希狄一直在资助你。”

她实事求是地说，但是扬起一边眉毛，显然不太高兴。

“我和她认识很久了，而且我知道她从年轻时起到现在都没怎么变。”

她的眉毛就像我的勺子一样，还是没放下。

“如果我是你爸爸，绝对不会让你和她一起住，更不会让她养你。”

她垂下眉毛，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趁她暂时停火的瞬间，我吞下饭菜，把勺子放回盘子里。

“反正啊，”她放缓语气说，“现在我来了，我们可以更常碰面，我会让你知道，像我们和你妈妈这样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又往嘴里塞了一勺饭，嚼也没嚼就吞了下去，目光一直没离开面前的盘子。她提到罗珊娜，让我心跳加速。饭菜的滋味，茄子和酸葡萄干的气味，勾起了我不愿回想的那个地方与那个时期的记忆。

“我还在找她，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带她回来。”

我记起罗珊娜用手给细长的日本茄子削皮，记起和她一起走到院子的葡萄藤下，摘下裹着一层灰的酸葡萄，吃掉的比摆进篮子里的还多。我记起她那张浮现在饭锅上的脸，她盯着我吃饭的那双眼睛。她爱我，我想，我对她来说很重要。

蜜黎安往前倾，在我的饭上多加了些炖菜。

“所以我必须先找到你。因为我知道，罗珊娜迟早会回来找你的。”

听见蜜黎安这么信心满满，我吓了一大跳，仿佛她这说的不是什么来自遥远异国老妇人的奇思异想，而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

“你觉得我妈妈还活着？”我问。

我在她的眼镜上看见了自己的倒影——两个一模一样的纤小面孔，既愤愤不平又消沉沮丧，在这个暂时消失在她自己眼镜后面的女人面前，突然意识到自身的无能为力。

“她当然还活着，”蜜黎安想也不想地说，“她才四十三岁。她怎么会没活着？”

我感到满腔怒火，感到饭菜让胸口中毒，一股灼热就要从嘴巴里窜出来了。

“因为她没活着。”我说。

我没打算说出口的这句话突然冲口而出。我仿佛在听着其他人说话，说着我自己不知道的事。

“我知道她没活着。每个人都知道她没活着。”

蜜黎安坚决而自信地摇摇头。我明白我恨她。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她说。

刹那间，我忘了修女教我的所有规矩和礼貌，忘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时学会的自我保护方法，我对蜜黎安破口大骂，希望能彻底摧毁她。

“你是个满脑子蠢念头的蠢女人。”我大吼，把勺子丢回盘子里，看着红色的酱汁溅到蜜黎安身上。酱汁弄脏了她的镜片。“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连你在伊朗来看我的时候，也什么都不知道。”

蜜黎安一动也不动，双手紧抓着桌角，目光异乎寻常地冷静。

“我妈妈死了。”我说，又吓了自己一跳。我想住口，想躲回我住了十年的那个沉默恐惧的小空间里。可是蜜黎安在眼前，我控制不了自己。

“她自杀了。”我放声尖叫，“我看着她自杀的。她死了。”

女仆听见我的叫声，冲进厨房。我站在蜜黎安面前，对自己说的话惊骇不已。

“所以你走，快走，趁茉希狄还没发现我让你进来之前，快带着你的臭食物滚吧。”

我离开饭桌，浑身颤抖地靠着料理台以保持平衡。我暗自祈祷蜜黎安会站起来，安安静静地离开，就像她突如其来地进来一样；我暗自祈祷，我会忘记自己曾经见过她，会忘掉她说过的话；更重要的是，我暗自祈祷她不会找到罗珊娜。

但月姑蜜黎安举刀刺得更深。

“如果她已经死了，”她用面巾纸揩着眼镜，看都没看我一眼地问，“如果你妈妈已经像条狗一样被埋了起来，你会比较容易理解她为什么没回来吗？”

那天离开的时候，蜜黎安已经把孩提时期让我彻夜难眠的那种焦虑，重新植回到我心里。她清理餐桌，洗好碗碟，不准女仆踏进厨房，因为这里突然变成了蜜黎安的领地。她很细心地给冰箱里的食物贴上标签，写下步骤，交代女仆留在炉子上的那几锅菜要怎么加热。

“你应该过来见见家人。”她说了两次，显然选择了不理会我的发飙，知道我已经逃不出她的掌心了。“洛雪儿在这里，苏珊也是——还有她们的孩子，不过老公不在。”

我垮下脸，转头不看她，明白表示我对她那些妹妹的事情和生活不感兴趣。她明明看见我的反应，却还是继续说。

“我要办个聚会，邀你过来。”她仿佛没听见我说的话，“你表姐约瑟芬只比你大几岁。一到美国，洛雪儿就急着把她嫁掉。她已经有两个小孩了。还有你的姨婆——你妈妈的阿姨。亲爱的光姨雇人杀她老公，后来被联邦调查局逮到了。”

我吓呆了。我见过她——这个花钱雇用园丁暗杀丈夫的老妇人。我在夜间新闻上听说了这起事件，但不知道她是我的姨婆。

“你该走了。”我对蜜黎安说。知道自己很无礼，我刻意要无礼。“茉希狄不喜欢我让奇怪的人来家里。”

蜜黎安提起她的塑料篮子，微微一笑。

“你觉得我看起来很奇怪。”她说，又是实事求是的口吻，“你最好习惯吧。”

第二天她又来了，第三天也是。她从韦斯特伍德搭巴士到圣莫尼卡大道，然后转车到峡谷街，再转车到日落大道。她会开车，她说，但是来到洛杉矶之后，一次也没开过，她知道车子的保险费一年得花上一千五百美元——一美元从能兑换三千里亚尔，升值到了五千，最后高达八千。向来有生意头脑的她和旗下司机大多是伊朗人的出租车公司老板谈妥条件：她每星期搭他们四次车，无论车程远近，一趟收十美元。她把出租车留到要去远处或者是上市场提大包小包的时候用。

“你应该和我一起搭巴士。”她总是坚持说，“能够好好看看大家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满心疑虑，也很怕她会破坏我小心翼翼在自己周围建立起来的平静，所以她来的时候，我总是躲在房间里，叫女仆打发她走。女仆屡战屡败。蜜黎安每次都推开她，径直闯到我房门口，站在外面对我说话，好像是我的老朋友，然后下楼做饭，待在那里——待到我弃械投降，出来见她。

“尝点这个。”她会推一口食物到我嘴边，“这会消掉你的黑眼圈，让你长点肉。”

她谈起我爸爸，说他把自己锁在信仰大道的家里，整天看书看到眼睛瞎。她说芙洛莲·克劳德完全疯了，说铁慕尔是个好人，一个很罕见也很诚实的人，他被自己的自尊给害死了。

“他爱你。”她说，“他爱你，因为你是他儿子的女儿——但更重要的是，你是你妈妈的女儿。”

我垂着头，皮肤因愤怒而在燃烧发烫，低声咒骂蜜黎安，却牢牢抓住她的每字每句不放。

八月，茉希狄结束她的岛屿假期回来了，发现蜜黎安在她的厨房里。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蜜黎安把鸡胸肉串在烤肉叉上烤。她已经用番红花、柠檬汁、橄榄油、干红椒、洋葱和大蒜末腌渍了鸡肉。因为茉希狄觉得烧烤的行为非常野蛮，家里并没有烤炉，所以蜜黎安在炉子上架了个小烤架。无论我有多讨厌她来，但是只要她在，屋里就有股让人安心的烟火气。下午四点钟时，我从烤鸡肉串上抬起头，看见茉希狄站在门口。

她晒黑了，修长的身体穿了一身白，手臂纤长，头发扎成一条松松的马尾。她瞪着蜜黎安，仿佛看见了天灾的现场。

“这是什么人？”她问。

我绞尽脑汁要挤出个答案，却想不出该说什么。蜜黎安气定神闲，一眼看着茉希狄，一眼盯着她的鸡肉，翻转了一下烤架上的两个烤叉，然后用波斯语开口说：

“在这个国家，留小孩一个人在家，而且不好好给他吃饭的话，是会被抓去关的。”

茉希狄脸色发白，身体微微颤抖，目光从蜜黎安身上转到我身上，然后再回到蜜黎安身上。

有那么一会儿，她看起来全无招架之力——孤零零的女人面对一个年老却出其不意的敌人，但她马上就恢复了镇定，站得更挺，眯起眼睛，用凌厉的眼神盯着蜜黎安。

蜜黎安用她挂在茉希狄炉子把手上的厨巾缓缓地擦了擦手，然后走到茉希狄面前，伸出手。

“早就猜到我们会再见面，只是没想到是在这里。”

茉希狄没握她的手。蜜黎安耸耸肩，又回到炉子前面，给茶壶添满冷水。

“我每隔几天就来弄东西给这孩子吃。她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而且还没什么精神。”

“你想要什么？”茉希狄问。

“没想找你要什么。”蜜黎安打开炉子，放上水壶烧水。她从一个红色的金属盒里舀出两勺红茶茶叶，放进一个比较小的茶壶里。等水滚热了，她把水倒进茶叶里，浸上五到十分钟，才倒出茶水来。

“我从来没想找你要什么，我是为了这孩子才来的。”她直直盯着茉希狄说，“为了找到我妹妹。你的朋友。”

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能打败茉希狄，她很高兴自己占了上风。搞得茉希狄不知所措，这让她觉得自己力大无穷。但是强悍如茉希狄，怎么可能让蜜黎安得意太久。

“随便你。”她转头就走，“只要别再回这里来！”

当然啦，蜜黎安还是回来了——因为她是个按自己主意行事的人，因为她特别喜欢顶撞、激怒茉希狄。她找到圣马利的校址，开学之后，每个周末都到宿舍来。她和安娜·罗丝修女与院长交上了朋友，带各式各样她认为适合天主教徒口味的特色料理来。她还答应替全校煮午餐，和修女们分享东方社会教导女孩听话、用功、不和男孩鬼混的秘诀。“别让她们在镜子前面浪费时间。”她建议，修女们因为找到来自东方的知音而雀跃不已。“空虚是放纵的前兆。”她对她们说起自己在盟军学校教书的日子，坐实了她们对我身上没有半点天主教血统的猜测，印证了我父亲确实是个奇怪的人——“不过呢，他有一半的皇族血统，也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再加上他母亲是个假德国人，你们还能有什么期待呢？”

她告诉修女说索拉博和我说的都不是事实，罗珊娜并没有死。“她走了，但毫无疑问并没死。”

后来蜜黎安请院长准许她带我外出度周末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太棒了！”蜜黎安真的开心，“我要办个家族聚会，把她重新介绍给大家认识。”

她邀了两个妹妹，还有洛雪儿的女儿约瑟芬和约瑟芬的丈夫。他当然没来，可是只要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他就一定会很生气。她也打电话给查尔斯先生的三个姨婆和亚胡伯舅公。然后，她在星期天上午搭出租车到帕萨迪纳来接我，带我准时去和大家见面。

我明知道最好别去，却还是去了，一半是因为蜜黎安的强迫，一半是因为我也想看看这些和罗珊娜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蜜黎安的公寓很小，但是光线充足，洋溢着鸟鸣和一大早就在厨房火炉上烹煮的菜肴的热气。查尔斯先生在门口迎接我们。

“嘘。”他用手指抵着嘴唇警告说，“你们会吓着小鸟的。”

客厅里摆着古怪的不成套的家具。餐桌是在帕萨迪纳的玫瑰碗跳蚤市场里从一对夫妇那里买来的，波斯文的杂志和报纸堆得屋里到处都是，还有一叠蜜黎安常看的《美国国家地理》与《科学美国人》。

“我喜欢拿经验来和科学抗衡。”她看见我翻那些杂志时解释说，“每次都是经验得胜。”

她留我在客厅，径自去查看饭菜。我坐下来，胃紧张灼热，双手冰冷汗湿，看着查尔斯先生在阳台上对小鸟说话。他对着小鸟说悄悄话，警告它们马上又会有大批人马涌进。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屋子里有某种东西让我格外不安。这时，门铃响了。

最先抵达的是亲爱的光姨，她1977年来美国探望儿子，暂居了两个月，最后却永远留了下来。她是和不肯与她交谈的丈夫以及儿子一起来的。她儿子不肯和父母任一一方说话，但还是替他们付账单，当他们的司机、厨子和护士。亲爱的光姨个子很矮，腿很细，屁股肥润，每跨一步，就扭个完美的半圆形。和身体相比实在太细的手臂，牢牢抓着儿媳在市中心买来的香奈儿皮包不放。她儿媳说这皮包“很可能”是真货——店里卖一千美元的东西，是她在街角向那个名叫穆斯塔法的左脸颊有龙纹刺青的家伙用三十三块五买到手的。

“这样啊，那一定会被偷。”亲爱的光姨嘲笑儿媳胡乱花钱装大方。可是私底下，一想到皮包可能是真的，她就很兴奋，而让她最快乐的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拥有她认为其他女人会嫉妒的奢侈品。

或许是因为同情她小小的虚荣心，也或许是觉得拆穿亲爱的光姨很不智，所以她身边没有半个人自找麻烦告诉她儿媳其实是在糊弄她。别的不提，光是皮包上的那个G——是G喔，不是C——就已经露馅了。

两年前，亲爱的七十一岁高龄的光姨雇用她的墨西哥园丁去暗杀丈夫。

她付给园丁三百美元的现金和一袋她丈夫的旧衣服。园丁说他没有枪，亲爱的光姨就亲自搭巴士到市中心，到处问来问去，找到一个枪贩，给园丁买了一把猎枪。园丁在他位于埃尔蒙特那幢小房子的车库里忙着锯短枪管的时候，他老婆走了进来，问他在干什么。

“这个老太太付我三百美金，叫我干掉她老公，然后弄得像闯空门。”他一面忙一面解释，“她说他们结婚五十三年了，可是她还是恨透了他。”

园丁这个正怀着第三个孩子永远缺钱的老婆觉得亲爱的光姨是在占自己老公便宜——只花三百块钱就要干掉一个人——告诉园丁说，至少要开价七百美元才干。

“没这个行情啊。”园丁每星期定期一次来干活的时候，亲爱的光姨对他说，“就算我付得起，他也不值这个价啊。”

园丁告诉老婆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动手。“我答应过她了。”他说。所以他老婆就去报了警。

于是呢，一辈子都默默无闻的亲爱的光姨就这样成了《洛杉矶时报·都会版》的头条新闻人物。在家里被捕并被指控有罪之后，她看见自己的照片上了电视和报纸，同意接受专访，光是在南加州，至少就有十一家波斯语媒体采访过她。她在牢里待了两个晚上，然后她儿子以她年老体衰，对社会并无真正威胁为由，想办法把她保释了出来。丈夫对她的背叛当然很恼火——“我就是没办法教会这个女人安分守己”。他揍了她一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教女人懂规矩吗？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整天痛骂她，说要在洛杉矶县的检察官把她送上电椅之前亲手宰了她。他打电话给每个认识的人，说她是个荡妇，说她一定是和园丁上了床，才说动他行凶。然后他打电话给儿子，要儿子带她回家来，因为脏盘子已经堆积如山，而且他不会弄干衣机上的转盘。

和大家的预期恰恰相反的是，这件事反而让亲爱的光姨与丈夫的关系大为改善。他们的邻居说，自从她被捕之后，他们吵架的次数少了。亲爱的光姨一开口就咒骂丈夫，却也很认真善尽妻子的责任。而她丈夫虽然每天都威胁要离婚，却从来没采取行动，因为他心知肚明，在他自己和越来越深重的老年孤寂之间，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此刻，他们并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亲爱的光姨双手抱臂，但还是紧紧抓着皮包，把它放在肚子上。她丈夫手里捻着一串在伊朗买的玛瑙念珠。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有一只绘有细小蓝色花朵的绿色玻璃瓶。

我以前见过这只瓶子——或者是像这样的瓶子。我知道，因为这瓶子让我很不安，因为我没办法看着它，一瞥见它我就忍不住想哭。我费力苦思，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

紧随亲爱的光姨到来的是洛雪儿和约瑟芬，还有约瑟芬襁褓中的儿子，以及她们的危地马拉女仆和菲律宾保姆。以猫婆雅丽珊卓会客厅里那张躺椅命名的约瑟芬，才刚刚经历长达五年的“坏心情”诅咒，因为她丈夫不停“制造”女儿。终于生下宝贝儿子之后，她浑身充满骄傲，就连面对悲惨的境遇都无法不志得意满。

“你看，”洛雪儿展示所有的礼物，开怀微笑的约瑟芬站在旁边。“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挑粉蓝色的——娃娃车、尿布、帮佣的制服。现在啊，年轻的妈妈对这种小细节可注意喽。”

下一个进来的是巴赫朗，他来到美国，发现梦中修长的金发女郎全在这里之后，就改名为布莱恩。他在洛杉矶附近拥有许多自动仓储设备——这个生意不但让布莱恩赚进可观的财富，也让他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玩高尔夫球。这天陪他来的不是妻子，而是过去十年来身兼他情妇与秘书的女人。

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因为走私古董出境，在霍梅尼的大牢里待了两年的亲爱的力姨，以及她姐姐亲爱的傲姨。有钱得不得了的傲姨是全家人鄙夷、嫉妒与嘲弄的对象，可是蜜黎安还是邀她来，毕竟她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塞满了蜜黎安家狭小的客厅，然后发现了我。

“她在这里！”蜜黎安介绍我，他们全像目睹奇迹似的赞叹着。

这和过去生活为我所提供的经验完全不同——这些人看着我，仿佛是在看什么奇珍异品，每个人都伸出温暖的手，用力拥抱我，吻我的双颊，为我垂泪。他们给我东西吃，亲吻我，仿佛在说我很重要。

“我记得你爸妈的婚礼。”布莱恩对我说了两遍，“那天晚上你妈妈浑身发光，整个人都被染成了新的颜色。”

十一点钟时，蜜黎安端上了她自创的早午餐：炸日本茄子配大蒜与西红柿；硬硬的水煮蛋加羊奶酪与烤饼；生葱、青椒与新鲜的核桃拌去皮的腌黄瓜；柠檬红椒烤白鲑；菠菜、莴苣、芫荽、洋葱炒蛋。

亲爱的光姨的丈夫不屑地看着满桌菜肴。“没有饭？”他问，“什么样的女人会不煮饭啊？”

亲爱的傲姨向来相信亲戚都想毒死她，好继承她的遗产——总值约有九千万美元的巨款，所以她除了自己剥的香蕉之外什么都不肯吃。

蜜黎安看着大伙吃喝。她煮的美式咖啡很淡，他们还以为是茶，而她的茶更淡（太多咖啡因会害你心悸，让你减寿十年），尝起来简直像热开水。

到了午后一点钟，大家都不吃了——只有亲爱的傲姨对香蕉情有独钟，继续吃她的第九根。洛雪儿抽掉她的第一包蓝色登喜路，苏珊被差遣去收拾餐桌和洗碗。在餐厅里，亲爱的光姨紧抓着皮包坐着，还是不和丈夫说话，不住打量其他两个老妇人和刚刚才到的人——苏珊信佛教的十八岁女儿，她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家族聚会，好把握机会劝其他人和她一起加入本地的分会。

“你应该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的。”她这会儿对我说，“你或许会发现，你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我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思索，我和这些人有多么不同，就像我妈妈一样，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不自在。我看见蜜黎安从厨房端出一个大托盘来，上面是拌了芫荽与红醋栗的白米饭。我们才刚吃完午餐，她就已经忙着准备晚餐了。

她把托盘摆在餐桌上，用手指舀出一点米饭放到洋葱皮上，然后捏成漂亮的团子，准备等一下拿来炸。

我张嘴问出心中唯一想到的问题。

“我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影响极其深远的一刻，就连亲爱的光姨那位年迈而精神不济的丈夫也一直到死都忘不掉。就每个人的记忆所及，这是蜜黎安第一次卸下心防，完全无法招架。

她盯着我看了一晌，茫然出神，完全忘了手上的洋葱皮，让白米饭又掉回盘子上。然后，她的手垂到膝上，在围裙上抹了抹。

“我来弄点茶。”她说着就离开了餐桌。

我还是坐着。其他人都有意不看我。

我等着。

挨过似乎永无止境的沉默后，苏珊开了口。

“她与众不同。我只记得这个。”

洛雪儿又抽了一根蓝色登喜路，皱起眉头，用眼神暗示苏珊别说了。约瑟芬说她要去看看宝宝，走出餐厅。亲爱的傲姨又伸手拿了一根香蕉。

“她为什么离开我爸爸？”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一次，洛雪儿在苏珊还没开口之前就挺身而出。

“我们不知道。”她说，“没有人知道。小孩不该问这种问题的。”

很快，她打开皮包，拿出一颗小药丸，一颗她称之为“我的阿普唑仑”的抗焦虑药。

“狗屁不通！”苏珊粗鲁地说，但是马上因为背后那声很响的噪音而噤口了。这个声音也让查尔斯先生的鸟儿狂躁不安，拍着翅膀在封闭的阳台上来回飞动，互相碰撞，因而更加害怕。

厨房里，蜜黎安“砰”一声把水壶摆到炉子上，借此告诫大家别再多话。

“我泡了茶。”她挺直背脊走回餐厅里说。她开始把茶倒进一个个窄长的玻璃茶杯里，然后将杯子摆在她从费尔法克斯的九十九美分商店买来的便宜竹托盘上。她把茶还有一个她退冰退了一整天却还是飘着冷冻味儿的南瓜派端到餐桌上。这个派是布莱恩的情妇在去年感恩节送给她的，那时他妻子到俄亥俄州和父母过节去了，所以他带情妇来参加家族餐会。蜜黎安一收到派就把它塞进冷冻库里——因为她已经有太多甜点了，她对这个情妇说，而且拿蔬菜做甜点的点子也实在太惊世骇俗了。现在，过了将近一年之后，她硬是把这个派放进布莱恩的盘子里，同时严正警告。

“这很像冰激凌蛋糕。”她对他说，“吃完吧，否则又要在冰箱里摆上一年了。”

后来蜜黎安又邀我到她家好多次，每个星期五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帮她布置安息日，叫出租车来接我，坚持要我陪她去参加婚礼和成年礼，以及她向来不错过的割礼与婴儿洗礼。她也让其他阿姨给我打电话，强迫约瑟芬邀我去参加她每个小孩的生日派对。有两次，她甚至还劝动了布莱恩开他的法拉利来看我。他有一次是带女朋友来的，另一次则带了妻子。

“你不能一辈子把自己锁在教会女校里，然后以为自己踏出校门的时候就会变成正常人。”每回我拒绝邀约的时候她就说，“你得出来，交际一下，认识你的家人，就算你受不了我们。到头来，你会知道，我们是你所有的一切。”

通常我都会屈服。我从这个人的家到那个人的家，穿上茉希狄买给我的衣服，静静坐着，这衣服穿起来并不舒服，希望能让我的阿姨们看得顺眼，但心里也知道绝对不可能。她们在我身边走动，吃喝，谈天说地，就是不提罗珊娜，回避我问的问题，每回我想把话题转到她身上她们就惊慌失措。她们问起我的学校，修女的身体近况，以及茉希狄最近的男友。我简短回答，希望她们能忘了我的在场。然后我继续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聆听仅仅拜访几次就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不美满的婚姻和失败的恋情，错失的机会和溜走的机运，虚掷的青春与误入歧途的丈夫——千百年来的痛苦层层堆叠，只要我的两个或更多个阿姨聚在一起聊天，就要重新把它们从架子上取下来，讲述一遍。

最后，我告诉蜜黎安，我不想再去参加她的聚会了。

她以为我是哀恸过度，因为被双亲抛弃，被丢给天主教修女照顾，所以她保证会加倍努力，让我重新融入到家人的生活之中。那是我高三那年的十二月，因为修女的鼓励和茉希狄的支持，我申请了加州和东岸的大学。我的成绩没好到可以进顶尖学校，可是我知道自己终究可以到什么地方落脚，在某个宿舍里，重新过着我如此不屑一顾，却还是因为熟悉而紧抓不放的孤寂生活。

“这和哀恸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试着解释我的决定给蜜黎安听，“我才十七岁，年纪太轻，不该和你以及你的姐妹成天坐在一起。我想过自己的生活。”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她没去犹太会堂而是来看我，然后花了半个小时长篇大论，说我该多吃多睡，因为十七岁的我活像索马里经历饥荒的难民。“没有男人会喜欢只有骨头不长肉的女人，我才不管杂志是怎么说的咧。”

她的话唤起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惧：我已承受了太多的孤独，寂寞将会缠着我终此一生，之后没有男孩会喜欢我，他们眼里根本看不见我的存在——就像女孩那样——我在他人面前隐形透明，微不足道，过去在我父母眼中如此，未来在众人眼中亦复如此。我已经有段时间不再拿笔在自己身上画了，但是那天见到蜜黎安，听到她的警告之后，我又有拿笔的冲动。可我无法忍受在她面前示弱。

“我才不在乎有没有男人喜欢我呢。”

她环顾我的房间，看着光秃秃的墙面，硬木地板，以及对我来说早就太小的单人床。

“这个地方太暗了。”她说。

这时我觉得她看起来憔悴疲惫，严重缺乏休息，仿佛知道她如果一停歇下来，就再也动弹不得了。我了解这种感觉。从德黑兰来到这里之后，我过了好几个月这样的生活，精疲力竭，却无法入睡，惊恐万分，却无法开口。我当时就过着这样的生活，自此而后也一直这样过着。

只是，我一直陷在自己的孤寂之中一动也不动的时候，蜜黎安却想办法往前走。

就在这时，她有了新的计划。

“你需要一点自然光来治好沮丧。”

“我不沮丧。”我抗议道，“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你了。”

她拎起包包，说她要去苗圃买向日葵种子。

两个小时之后，我听见她在院子里和院长讲话。

“你要做的就只是撒下种子。”她信心满满地解释，“就撒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等向日葵抽芽开花，就会把阳光从东方引进屋里。那会带给你很多乐趣，也会带来好运。”

院长不太相信地笑起来。

“向日葵会面向阳光。”她一点也不掩饰高人一等的感觉说，“向日葵不会自己发光，也不会反射任何东西。”

蜜黎安把包放在草地上，开始拿出她刚买的园艺工具和种子。

“你们这些西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念。”她对修女说教道，“在东方，我们之所以通晓世事，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有过丰富的经验。你们这些人却只通过科学杂志来了解生活。”

蜜黎安常用群体代词“我们”给她的论点添加力度。

“而且我们为了这些经验付出很多代价。我们付出了青春，付出了大半辈子。”

蜜黎安的每一个信念或怀疑背后，都有大量逝去的生命与无数饱受苦难的男女作证。

此刻，她盯着院长，一副不怕院长提出反驳的样子。

“在东方，情况完全不同，特别是在你身为女人的时候。”她用小铲子挖着土说，“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结婚，上学，工作。如果我们搞砸了，就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她掏出一小把种子，撒到草地上。她的力道让院长猛然一惊，本能地退后一步，仿佛这样才安全。

“就像这个，”她的头朝刚才铲松的土点了一下，“只有一次机会。”

两个月之后，我醒来时发现房里满是光线。我坐在床上，沐浴在流淌的金色暖阳里。金色的光线洒满房间，让房间焕然一新。这光如此浓稠，如此唾手可及，仿佛我一握掌就能抓得住。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可以飘起来。我打开窗户。在学校前面，蜜黎安的向日葵灿灿盛开了，吸引了如此刺眼的阳光，我得眯起眼睛才看得清楚。

我犯了大错，竟然打电话给蜜黎安，说她是对的。

“我一直都是对的。”她说，“你和那几个修女现在该知道了吧。

“我还有别的事要告诉你。现在你已经快从高中毕业，就要上大学了：光会给你带来喜讯。你等着瞧吧，光会带你远离你已经过了太久的空虚生活，照亮你的道路，把你妈妈带回到你身边。”

喜讯并没有来。不过蜜黎安那天说的话或许不假，光会带罗珊娜回来。

“果冻”雅各布最小的儿子马汀在爸爸离家不返，搬进芙洛莲·克劳德位于信仰大道上豪宅的厨房时，还是个小婴儿。他那时骨瘦如柴，有双大大的黑眼睛，头发又密又亮，他妈妈不时得帮他剃光，免得遭邪恶之眼嫉妒。她每个月会带马汀和其他的孩子去看雅各布一次。

星期四下午，学校放学之后，妈妈会先带他们到公共澡堂搓洗干净再过去。不分冬夏，她都让他们穿着芙洛莲·克劳德送的厚重羊毛衣。她用毛衣来遮住孩子们衬衫上的破洞，才不管32℃的高温，也不管孩子们因为公共澡堂的热气和毛衣的保暖效果而浑身大汗。况且，她说，如果芙洛莲·克劳德没看见他们穿上毛衣，或许会怪他们不知感恩，以后再也不送他们礼物了。

“想想冬天吧。”每回马汀哭着抱怨好热的时候，她就在他耳边说，“你在上学的路上，冷得要死，而且没有毛衣可穿。”

她让孩子按年龄排成一列搭巴士到铁慕尔家去，一路上不停咒骂她的鸦片鬼老公和他邪恶的有钱姐姐。

在家里还没闹窃盗鬼的时候，芙洛莲·克劳德就指示仆人带雅各布的家人从后面进屋——也就是穿过仆人院落。她甚至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他妻子解释说，这样就不必穿过花园小径，惹得其他“有教养的”客人和访客难堪。她总是半皱眉头，要笑不笑，用她假装了好多年，已经变成第二天性的口音迎接他们。她要仆人端水给他们——不加冰块，她说，因为冰冷的东西会让孩子喉咙痛。事实上呢，她是要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不受欢迎，赶快走。

他们围着仆人的餐桌坐下，礼貌地喝着水，瞪着小隔间里的爸爸。他抽着烟管，朝他们的方向喷出烟来。有时候他认得孩子们，有时候他问仆人说这些客人是谁，为什么盯着他看。有一回，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他指着马汀，对他打从心里相信是陌生人的老婆说：“你这孩子生得真俊哪，夫人。我要对你和他父亲致敬。”

他们家没受邀参加索拉博和罗珊娜的婚礼，当然啦，因为芙洛莲·克劳德把他们排除在了宾客名单之外。等铁慕尔发现漏了他们而补正时，离婚礼只有三天了，雅各布的妻子为了自尊，不愿接受迟来的邀请。这个侮辱让她很受伤，所以她不再每个月造访信仰大道，宁可放弃铁慕尔每回都会给她的钱。她对孩子们说，与其仰赖芙洛莲·克劳德的怜悯过活，还不如贫穷而有尊严地活着。过了几年，在窃盗鬼接管这幢豪宅之后，芙洛莲·克劳德就把雅各布的家人永远拒之门外了。

因此，马汀只见过罗珊娜几次，是在她嫁给索拉博之前，以客人的身份住在大宅里的时候。她当年那么羞涩，那么低调，让马汀难以想象她最后怎么会嫁给索拉博。他还记得他当时想，她年纪好轻，其实还像他一样是个孩子，而且她那双眼睛好奇怪。可是她的笑声，悦耳轻盈的笑声，让每个人，甚至包括小孩，都目眩神迷。每回罗珊娜在屋里一笑，马汀记得，他妈妈就会掉下泪来。

后来，他听说罗珊娜消失了——“从窗户跳出去，逃离了芙洛莲·克劳德残暴的魔掌，”这是他妈妈的解释，“就连你那个脑壳坏掉的老爸都说看见她张开白色的翅膀飞走了。”马汀一点都不怀疑，只要想想罗珊娜那双奇特的眼睛，他一点都不怀疑她真的能飞。

20世纪70年代初期，雅各布的妻子带着儿女搬到了以色列，和伊朗完全断绝音信。他们住在特拉维夫，靠政府提供的房宅、食物和教育过活。女孩们服过兵役，到集体农场去展开新生活；男孩们各自成家立业。马汀失去了一条腿，搬回去与母亲同住。

他念完工程学校，娶了一个摩洛哥女孩，带着妻子和母亲离开特拉维夫，搬到了濒海的内坦亚去。他不再说波斯语，不再疑惑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不再感觉到芙洛莲·克劳德不肯给他们冰吃的那些个夏天午后，皮肤上的羊毛刺痒。1984年2月，他带妻子和女儿到伊斯坦布尔度假。

他们住在从博斯普鲁斯海滨租来的房子里，造访海滩、博物馆和清真寺。有天下午，参观过托普卡帕宫之后，他望着人群，看见一个正在等巴士的女人。

她苍白娇小，满脸皱纹，皮肤脏兮兮的，瘦骨嶙峋的脸上一点肉都没有。眼神交会的时候，她对他微微一笑，那是在雨天午后拥挤人潮中陌生人间的微笑，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有机会再见面。然后她不假思索地转开视线，脸上的微笑渐渐褪去。

马汀盯着她看。

她穿着一袭白色的棉布洋装和一双陈旧的平底鞋，没穿袜子。长及腰际的头发扎成了马尾。把塑料袋紧抱在胸前的那双手，龟裂脱皮，黑黝黝的。她不停换脚改变身体的重心，仿佛要减轻脚上的疼痛，还不时探出身子到马路上看车子来了没。可是她一次也没看手表，或查看时刻表。也许巴士向来不准时，马汀猜，再不然就是没人在等她。他转身回去了。

那天晚上，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梦见“果冻”雅各布：雅各布坐在厨房小隔间里，抽着烟管，告诉老婆说，海绵女想和他上床，交换一点鸦片。

第二天，他们又回到托普卡帕，因为马汀的妻子想参观有四百个房间的后宫，也就是奥斯曼苏丹的妻妾和儿女以及去势的奴隶所住的地方。这些后宫佳丽大多是高加索的基督徒，通过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被买进皇宫为奴，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她们整日勾心斗角，争相博取苏丹的青睐，生出继承人，筹划暗杀其他嫔妃及其儿女的阴谋。废除兄弟残杀争夺王位的制度之后，土耳其苏丹重新实行传位给在世长子的制度。为了保护王储，苏丹把他们禁锢在后宫里。王储要在“镀金牢笼”里度过大半的岁月，和其他人完全没有接触。就算能在遗世独立的孤寂中活下来，继承王位，他们差不多也都因为拘禁隔离的生活丧失了心智，无法再治理国家。

马汀又看见那个女人。

她和另外两个女人站在一家脏兮兮的餐馆门口，腰上系着围裙，抽着一根都快烧到烟屁股的烟。她站的位置，让他只能看见侧影，以及她穿的鞋子——他女儿学校里都管那种鞋叫鞍脊鞋——和洗得灰灰的白袜。于是马汀带着妻女过街，到那家餐馆去。他妻子抱怨说她不相信女儿们的肠胃应付得了这种地方的食物，可是马汀听不进去。他在离那个女人几步之处停下来。

这一次他们眼神交会的时候，她悚然一惊。

她半转开头，避开同伴的脸，吐出肺里的最后一口烟，看见他在盯着她。她的眼睛疲惫紧张，有太多皱纹，但是眼神却广袤辽阔，波涛万顷，宛如海洋。那汪洋般的眼神环绕着他，在那一瞬间，他仿佛孤身一人，在骚动不安的街头，沉浸在轻盈的水中，永远不想浮出水面。

一辆巴士在离他不到三英尺的地方紧急刹车。他的妻子高声尖叫。司机对着马汀口出秽言，然后重重踩下油门，喷了他一身黑色废气。马汀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女人已经走了。

他一直梦见父亲。

他打电话给在内坦亚的母亲，问她知不知道天使罗珊娜的下落。

“她当然是死啦。”他母亲回答说。她已经八十几岁了，可是心智还像往常一样清明。“我想她是自杀了。她姐姐月姑蜜黎安住在洛杉矶。”

一整个星期里，马汀都避开托普卡帕。然后，有一天下午，他把妻女留在海边，自己一个人去了那儿。

罗珊娜看见他拐着那条塑料义腿走进餐馆，找张桌子坐下。她忙着扫地，收拾脏碗盘，擦桌子。等厨子喊她的时候，她就把做好的菜端上桌。她动作迅速，避开马汀的桌子，尽量躲着他。过了一会儿，她去找厨子，用土耳其语说了几句话。等马汀再抬头望的时候，她已经解下围裙，冲向巴士站了。

“打扰一下，”他在她背后用英语喊道。她没回答。

他跟着她出去。她穿过街，站到等候巴士的队伍里去。她一转身看见他在她背后。

“打扰一下。”他又试了一次。

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试着用希伯来语，然后用波斯语。

罗珊娜还是一动不动，眼睛死命盯着前方，但他发觉她的手在颤抖。马汀明白，她又要跑掉了，所以他不再喊她。排队的其他人都瞪着他。

她从前门上了巴士，他则从后面上了车。他们坐到了库姆卡珀。她走下巴士，跑进一幢楼房里。

马汀回去，告诉妻子说他看见了一个早就死了的女人。

离我正式从高中毕业还有四个月的时候，蜜黎安打来电话。

“星期五晚上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周末。”她开门见山地说，“我替你准备好客房了。”

她刚从威尔夏大道的公寓搬到韦斯特伍德老兵大道上的一栋独立房子里。她不想搬离公寓，但是查尔斯先生的小鸟打扰了整幢公寓楼的安宁。它们不时从前门溜出去，飞过窄长的走廊，冲进敞开的电梯，吓坏刚从美容院顶着一头薰衣草紫头发回来的老太太。再不然就从阳台飞出去，给别人家的窗户涂满鸟粪。公寓管理员在下达正式驱逐通告之前，给了蜜黎安九十天的宽限期。

她买的房子是座20世纪60年代末期盖的西班牙风的平房。灰泥墙壁被漆成了鲜黄色，屋顶是橘色的，信箱则被做成一只巨大的非洲鹦鹉的样子。门口有条窄窄的环形车道，停车位被蜜黎安改造成了一块小草坪。屋里有三间卧房：一间蜜黎安住，一间查尔斯先生和他的鸟儿们住，第三间则是她所谓的客房。屋后有个地上铺着老旧黄砖的院子，一棵扁桃杏树占满了所有空间，树高近三十英尺，枝阴垂盖住了屋顶。

我告诉蜜黎安，我得念书，没办法去。

“带你的书过来这里念。”她的语气像以往一样严厉，“这很重要。”

“学校也很重要啊。”我用自己最尖酸的语气说。

“别唬我了。”蜜黎安几乎是用吼的，然后停下来喘口气。她的语气里有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急迫感，那种孤注一掷的感觉让我心头一惊。“毕业前四个月有谁在念书啊。你都已经有大学可念了。”

我已经收到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我从没到过旧金山，在那里也不认识半个人。我之所以上大学，是因为高中毕业之后就不能再住在圣马利了，而且我也不能再继续打扰茉希狄。

“我没唬你。”我告诉蜜黎安。我对自己的冷静很自豪，也很高兴她又给我一个可以不敬无礼的机会。“我很忙，不想去。”

一个小时之后，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学校外面。

我觉得她脸色惨白，而且很不安。她没带吃的东西来，也没提着她从城里各处折扣商店买来的、坚持要我穿的满袋衣服。她直接冲进院长办公室，关上门。半个小时之后，她们两人一起出现时，我知道自己麻烦大了。

院长命令我到会客室去，然后留我和蜜黎安独处。我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旧扶手椅里，靠着椅背，双手重重往扶手上一摆，双膝张得开开的。我知道蜜黎安最讨厌美国青少年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

“那么，有什么新鲜事啊？”我挑衅说，但是我的胃已经因为她将要说出口的话而阵阵翻搅了。

她从她那副埃尔维斯·科斯特洛的眼镜后面仔细打量着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她不急着开口，甚至不急着证明她在宇宙的所有真理上都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等着，想维持脸上那抹讥讽的微笑，抱着渺茫的希望期待她会站起来离开，期待她什么都不说，把她的新消息——这个必定酸涩痛苦，而且足以摧毁一切的消息——留在她自己心里。

我原本预期她会大发雷霆，然而，她却狠狠地吓了我一大跳。

“我找到你妈妈了。”

我听见她说的话，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动也不动，心静无波，这么冷静，让我觉得自己可能再也动弹不得了。但接着，突如其来的反胃让我不得不坐直身子。

“‘果冻’雅各布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土耳其看见她了。”

我四下张望，找寻出口，明白我的腿没办法撑着身体走到门边，于是挨近椅子旁边的垃圾桶，怕自己真的吐出来。我满脸冷汗。

“他在街上看见她，跟踪她回家。他找到她住的地方，可是他去找她的时候，她不肯和他讲话。他说她很贫穷。”

我从来没像此刻这么希望蜜黎安消失。

“我们得到那里去。”她说，“你得和我一起到土耳其去，亲眼去看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我咽下涌到喉咙的胆汁。

“滚吧。”

接下来几个星期，蜜黎安发挥她天生的充沛活力，开始着手准备去找罗珊娜。她替自己和我申请护照，然后也替罗珊娜安排必要的文件。她打电话给一个移民律师，告诉他说他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替一个没有证件、没有护照、没有出生证明的女人弄到一张美国签证；她说罗珊娜没办法在申请书上签名或按指印，而且也不知道有这趟美国之行，甚至还不见得想到美国来。律师建议蜜黎安去看心理医师，再不然就去找魔法师。

于是蜜黎安挖出自己死去女儿的出生证明，花钱找人更改出生日期——推前了近三十年，好与罗珊娜的年龄吻合。她飞到旧金山的伊朗领事馆，编了个女儿如何受伤不便移动的故事，让他们用莎拉的名字发了一本护照。她拿着护照和一大叠伪造的信件到洛杉矶的移民局办公室，信誓旦旦说她女儿必须到美国来就医。不到四个星期，她就拿到美国移民局发的三十天有效期的签证。

“我弄好了。”她回到我的学校，把护照推到我面前。她很骄傲得意，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我要买两张到伊斯坦布尔的往返机票——你和我各一张——还有一张到洛杉矶的单程票给罗珊娜。我们得马上起程。”

“你要去就去吧，”我耸耸肩，“但别以为你能带我到任何地方去。”

蜜黎安皱起眉头，非常严肃地摇摇头。

“我受够你这种白痴的粗鲁态度了。”她警告说，“我告诉过你，这是很严肃的事。现在你该相信我了。”

我是相信她啊。我一向都相信她的啊。

于是我告诉她，用我最平静的语气，用我使劲挤得胃出血的字句告诉她，我不能和她一起去，因为我不能——我没办法——承受得了罗珊娜还活着的事实。因为十二年来，我每天失去罗珊娜上千遍，我无法忍受再一次失去或找到她。

“如果她当年要我，她就会留下来。”我说，“她当时不要我，就连我站在她背后，叫她名字的时候都看不见我。即使我现在和你一起去找她，她也不会要我。”

打从我认识蜜黎安以来第一次，她拥我入怀，哭了起来。

天使罗珊娜正努力刮掉她土耳其咖啡壶里的水垢时，听见了两下敲门声。那时才刚黄昏，还有一个小时，她就要到街底那家鱼鲜餐馆上班了。这是她最近找到的工作。她辞掉了在托普卡帕车站那家工作了十一年之久的餐馆的工作。因为那个男人，那个有条义腿，满头黑发浓密闪亮得让人忍不住想摸一下好让皮肤沾上光泽的男人，吓坏她了。她始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或者他要干什么，但是自从他跟踪她，和她讲波斯语，一副认识她的样子那天起，罗珊娜就不敢再回餐馆去了。现在她替亚美尼亚人工作，杀鱼烤鱼给观光客吃。那些观光客在《米其林指南》上读到库姆卡珀，心向往之，一旦到亚美尼亚犹太区旅游，却发现那里也只不过是另一个衰败的城区时，就停下来吃点本地料理当额外收获。换工作很不容易，尽管罗珊娜在托普卡帕待了那么多年，也没和那家店或老板有什么真正的交情。或许是习惯使然吧，或许是因为她每回迟到或犯错新老板就吼着说要炒她鱿鱼，再不然就是因为她年纪大了，在煤炭烤炉边一站十四个小时期间，总是不由自主地渴望躺下来好好睡一觉。

她又听到一下敲门声，但没起身。好几天以来，风呼呼吹个不停，把街上的垃圾吹得像有生命似的满天飞，吹得雕像东摇西晃，吹得她夜不成眠颤抖不已，吹得乞丐全躲进硬纸板屋里。罗珊娜用钝刀的刀尖继续刮着沉淀在壶底的黑色残渣。一会儿之后，她放下刀子，把手浸在一碗用手提瓦斯炉加热过的水里。她的手经常受伤——皮肤之下闷闷的风湿痛，让她抽疼得想呻吟。热热的水汽舒缓了她的疼痛，但只是暂时的。这招是从猫婆雅丽珊卓那里学来的，在犹太区的那段日子里，老太太在演奏之前想放松双手时就泡热水。

有人用手掌猛拍门。罗珊娜跳起来，把水溅到了地上。她马上用裙子擦干手，然后准备找抹布擦地板。她得走下三层楼才能接水，现在水泼了，让她很生气。

“别敲了！”她对门外吼道，还是忙着找抹布。唯一到过她家门口的只有收租人和替亚美尼亚教会募款的基督教妇人。

“别再敲了！”

她把门拉开一条小缝，没看见人，于是再拉开了一点。外面有两个女人：一个很高，穿着男装大衣，头上裹着丝巾；另一个女人比较矮，穿着高跟鞋和长及脚踝的貂皮大衣。罗珊娜恨她们。

“我没有钱。”她用土耳其语对她们说，“我也不信上帝。”

她当着她们的面把门推上。门就要关上时，被一只手挡住了。

“一分钟。”那个比较高的女人用波斯语说。

罗珊娜僵住了。

那女人把门推开，一寸寸地把罗珊娜往后推，等推到有足够的空间时，她便挤了进来，踏进罗珊娜的房间里。罗珊娜惊恐万分地往后退。她们还是面对面，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门外那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哭了起来。

“我一直在找你。”蜜黎安轻声说。

罗珊娜连气都不敢喘一下。

“你走到哪里我都认得出来。”

她看出罗珊娜就要昏倒了，于是抓住罗珊娜的手臂。

“坐下来吧。”她说，四下找着椅子。

罗珊娜挣脱开来。

“没事的。”蜜黎安说，但是她自己也在颤抖。她的嘴唇发青。她试着再开口，却发不出声音来。

“滚。”罗珊娜用土耳其语说。

蜜黎安摇摇头。

“你认识我。”她说，“我知道你认得。在外面哭的那个是洛雪儿。”

罗珊娜又退后几步。

“滚。”她又说，“我不记得你。”

她突然发现自己说的是波斯语，方寸大乱。她该逃走的，她看着敞开的房门想。她应该逃到街上去，躲开这个趁她不备发动进攻的女人。她想象自己突围而出，往外冲的时候把那个穿长大衣的矮个子女人撂倒在地。但等她再回过神时，蜜黎安已经掌控了大局。

“流浪了十二年，你讲的还是一样的蠢话。”蜜黎安说着走到门边。

“进来吧。”她对洛雪儿说，“别再哭了。”

洛雪儿跨了三步进到房里，把鳄鱼皮皮包紧紧抱在胸前，闷声抽抽噎噎的，没看罗珊娜一眼。蜜黎安把她往前推了几步。察觉到罗珊娜想要逃跑，蜜黎安拉来房里唯一的一把椅子，挡住门口。

“坐下。”她对洛雪儿说。

房里灰扑扑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窗子也用油漆漆死了。有张床——更准确地说只是一副摆在水泥地板上的锈蚀铁架。床架上有个床垫，铺着一条陈旧的床单，放着两床毯子和一个被压变形的枕头。床边有张铝桌，另一边有一张弹簧露了出来的黄色破沙发。后面则是水槽，以及罗珊娜的手提炉子。蟑螂从排水管道里爬出来，在床铺与沙发下面四处横行。

没人开口。罗珊娜前后岔开两脚站着，环抱着手臂，垂眼看着地面。洛雪儿紧紧抱着皮包，指关节简直要从皮肤里蹦出来了。蜜黎安走到沙发边，坐了下来。

她望着罗珊娜。

“我们来带你回家。”她说。

罗珊娜头也不抬。

“我们现在住在美国。”蜜黎安继续说，“从革命发生以后。”

她顿了一下。

“发生革命了，你知道。他们推翻了国王，现在是毛拉掌权了。”

洛雪儿哼了一声，又开始啜泣。

“铁慕尔死了。”蜜黎安说。

罗珊娜抖得很厉害，蜜黎安开始害怕起来。

“没事的。”她安抚罗珊娜道，“都结束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罗珊娜说，用的还是波斯语。

“索拉博还在伊朗，还住在那幢房子里。他还在等你。”

“我不记得了。”

“莉莉快十八岁了。”

这一次，罗珊娜没回答。

“没事的。”蜜黎安又说，“你什么都不必解释，没人怀恨在心，我们只是要带你回家。”

回答迟迟不来。

“不。”

蜜黎安吓了一跳。

“别再来了。”罗珊娜坚持道。

蜜黎安看了她一晌，然后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小塑料夹，里头摆着护照和她替罗珊娜买的机票。她把塑料夹放在桌子边上，站了起来。她的膝盖噼里啪啦响，活像在燃烧的干燥木头。

“我们住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喜来登酒店。”她说，“我们会再待一个星期，如果你决定来的话。飞机票没有日期，但是签证的有效期是一年。我的地址写在上面了，还有莉莉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罗珊娜没有反应。

洛雪儿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口，拉开门。蜜黎安跟在她后面，却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我的儿女都死了。”她轻声说。

她等着罗珊娜的反应，等着罗珊娜抬头看她，却枉然。

“约瑟夫溺死了，而我杀了莎拉。”

她以为她会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撕心裂肺地哭喊。

“那之后我一直想着你。我一直想，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回来，无论我怎么做，无论我有多想都办不到，而且我也没办法让查尔斯回来——虽然他还活着，还和我住在一起。”

她越过整个房间走近罗珊娜。缓缓地，罗珊娜抬眼望着蜜黎安。

“可是你还在，你想找到女儿，只要转过身来就行了。”

五月，我给索拉博写了最后一封信。

“六月我就从高中毕业了，之后会和茉希狄一起住两个月，然后在八月中旬到旧金山去为大学开学做准备。”

我没告诉他，我有多害怕自己一个人参加毕业典礼，然后离开洛杉矶，到旧金山展开新生活。我没提到月姑蜜黎安勇闯土耳其去找罗珊娜的事。

“毕业典礼在6月18日。阿姨们说她们会来参加。”

毕业典礼预定在中午十一点举行。从十点开始，对街的学校里就挤满了女生们的家人和客人。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身穿学校制服，盯着摆在我床上的帽子和毕业袍。蜜黎安从土耳其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我是在和苏珊闲谈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蜜黎安自己从回来之后一直没和我联络。我其他的阿姨也都不肯提到她和她在土耳其发现的事。她没见到罗珊娜吗？她是因为太失望所以无法来看我吗？

有人敲我的门。

“我们都在中学那边等你。”苏珊挤出一个惨淡的微笑。“我和布莱恩还有他妻子一起来的。亲爱的光姨也和她丈夫来了。小孩坐不住，约瑟芬要我替她恭喜你。”

我第一次这么高兴见到他们。她没提蜜黎安也让我如释重负。

她把门拉开一些，送给我一盒鲜花。

“花店的人在外面找你。”她解释说，“我告诉他说我会交给你。”

是爸爸送的花——两打粉红色玫瑰，装在金色的盒子里，在送货卡车里待得太久，所以等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半凋萎了。我把盒子摆在桌上，给自己套上毕业袍。苏珊站在门口望着我。我知道她有话要说。我们的眼神在床前的镜子里交会。

“蜜黎安也来了。”她喃喃说，“和洛雪儿一起。”

他们坐在倒数第四排——沉默而严肃，显然不担心引人注目。洛雪儿戴着帽子和太阳眼镜，身上那袭洋装应该是给年纪轻得多的女孩穿的。她一直抽着蓝色登喜路，忙着给眼睛周围涂防晒油。蜜黎安凝望着我，脸上没有任何笑意。

于是我知道了。

我知道她找到了什么，我知道她为什么没早点告诉我，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也知道她要怎么传达这个消息。毕业典礼进行的过程中，在那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和握手，感谢与道别，对光明前途的展望与对时光飞逝的遗憾里，我一直都心知肚明。

亲爱的光姨在茶会上找我闲聊，抱怨天气好热。

洛雪儿不停调整她的帽子，问学校除了宾治酒之外还有没有供应其他的东西。

蜜黎安深吸一口气，勇往直前。

“是她没错。”她对我说，“但她不想相认。”

大家都离开之后，我回到房间里，把那盒玫瑰丢进垃圾桶，换回睡衣，然后拉下窗帘，溜到床上，拿起刀片划破了手腕。

蜜黎安离开之后，罗珊娜动弹不得，她一直站在那里，眼睛牢牢盯住地面，门还敞开着。最后，她摸索着走到床边，坐下来。夜幕降临，风吹来海洋的味道，灌进她的房间。街上有人吼叫，有人大笑。大楼里有人在吵架。男人喝得醉醺醺的，唱着格鲁吉亚歌谣，大声做爱。天快亮的时候，下起雨来。渔夫把渔获拖到对街的鱼市场卖掉，然后步履蹒跚地迈向另一个睡意蒙眬的白昼。有孩童来到罗珊娜的门口，偷偷瞄着，不敢进来。她还坐在床沿上，心中寻思着。

她的思绪漫无边际，她迷迷糊糊想到自己延误了工时，想到她走进餐馆的时候，站在收款机旁的老板一定会对她大呼小叫，出言辱骂，炒她鱿鱼，只为了看她畏缩退却，苦苦哀求，然后再雇用她。这回他很可能会永远开除她——甚至不肯付她这个星期工作的薪水——除非她马上起床去上工，但是，她还是无法动弹。

她起初没认出那两个女人：蜜黎安身上已经寻不着往日美貌的痕迹；洛雪儿换了发型，换了鼻子，也换了颧骨。但是蜜黎安一开口，罗珊娜满心只想叫她走。此刻，她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使尽全力想把蜜黎安从心里赶走，想重新拉起黑暗的帘幕，把她所有的爱与回忆全阻隔于外，像以前那样过日子。

可是在黑暗里，她看见了一道光——是索拉博眼睛的颜色——她怎么也挡不住。她转头不看，面对墙壁，却看见蜜黎安谈起她死去的儿女；一低头，看见猫婆雅丽珊卓坐在钢琴前面；一仰头，就想起她透过新娘面纱望着铁慕尔的情景。她还没醒悟过来——回忆袭来，让她如此惊恐——她已开始做雅丽珊卓警告她千万别做的事：回头看，细数她离开伊朗之后的岁月与往事，算出她自己的年纪与蜜黎安的年纪，想知道索拉博、我和每个人的下落。

日子一天天过去，罗珊娜一直没起身，连门都没关上。过了一个星期，收租人来了，以为罗珊娜死掉了，因为她一动也不动地直挺挺坐在床上，对在她脚边爬来爬去的成群蟑螂，以及随风飘舞的垃圾视而不见。他走近她，叫她的名字，但她没回答。他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碰她，因为她一定会撑不住，面朝下倒在虫子上，那他就得把她抬起来，入土埋葬。他离开了，并关上门，想，等发臭的时候邻居就会发现她的。

之后，罗珊娜站起来，突然感觉到肚子饿。她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天，只发现冰箱里的食物已经发霉，水槽里爬满蟑螂。

她把蜜黎安留在桌上的塑料夹塞进衣服口袋里。她数数自己的钱，分成七份——足够一星期每天吃饭的钱——然后去买吃的东西，找份工作。一连十天，她问过每家店铺与餐馆的老板要不要雇她。最后，她在黎巴嫩杂货店找到一份把一箱箱蔬菜扛下卡车的工作。没事的，她对自己说，她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

但是，疑惑还在。

都是因为蜜黎安。因为她谈起自己死去的儿女，谈起罗珊娜的女儿还活着，还等着被找到。她让罗珊娜在十二年里头第一次觉得，或许——只是或许——她做错了。或许离开并非最好的选择，更不是唯一的选择。或许她应该回去，她还可以回去。

罗珊娜开始不停地想，再也停不下来了。疑惑侵蚀了她向来牢牢掌握的每一个确定性，让她夜不成眠，让她不断问问题。自从逃出信仰大道上那幢大宅之后，第一次，罗珊娜必须知道自己是不是铸成大错了。

她被黎巴嫩杂货店开除了，因为她从卡车上搬下蔬菜箱的动作太慢。老板的儿子才二十三岁，有一头卷卷的金发，宽大的腰围，留着小胡子。他对罗珊娜说，她干这种工作年纪太大了，也太胖了。这让她吓了一跳，她的体重向来太轻，竟然会被嫌胖。她到店铺后面员工梳洗更衣的房间，对着挂在水槽上的小镜子端详自己：她的脸胀了起来，手脚也都浮肿了。她走出来，从收款机下面老板儿子摆皮夹的抽屉里偷走了他所有的钱。

她把钱包在手帕里，塞到口袋深处，在旧城专为土耳其有钱人服务的干洗店里找到份烫熨衬衫衣领和袖子的工作。她从早上四点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

几个星期之后，店长拿了三件衣服给她带回家。“你需要新的衣服。”店长说，朝罗珊娜的衣服点点头。罗珊娜顺着那女人的目光，发现自己衣服的腰围又变紧了，扣子都要崩开来了。

她的鞋变得太挤了，她的脚很沉重，一次无法站超过一个小时，在操作熨袖子机的时候得请求能坐在凳子上。她每回上班照镜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变得更庞大了些。

店长劝她去看医生，说她的体重在太短的时间里增加了太多，连皮肤都好像变得灰黄水肿了。罗珊娜说她会去看医生的，却从来没去，因为她想省下每一分钱。她有个想法——一个蜜黎安种进她心里的想法——她认为自己应该到美国去，找到每个人，亲眼看看他们，看看自己当年离开家是不是犯了大错。这是她唯一的念头：到美国去，看看她这些年到底是不是错了，看看她是不是把自己一生全建立在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看看她是不是曾经拥有自己从来没察觉到的选择。

到了六月，她已经很难穿过干洗店后面挂衣服的通道了，每回一上巴士，司机就叹气连连，眼珠滴溜转。店长警告她别再胖下去，否则就别来上班了，所以罗珊娜踏进诊所，告诉值班的医生说她这两个月胖了好多。

医生让她称体重。86公斤，他说。他给了她一些减肥药丸，问起她的肺为什么总呼哧呼哧的。她的呼吸的确有点奇怪，她说，胸口老是觉得沉甸甸的。偶尔，她如果走很长的路，就会觉得像是在一大缸水里呼吸似的。医生给了罗珊娜一个人工呼吸器，打发她回家。

安娜·罗丝修女到宿舍房间来叫我，她后来对院长以及被派到学校的社工说，她发现我睡在床上，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校规规定除非到了晚上，否则没有人可以上床睡觉。

“起来。”她说，“那个满嘴威士忌酒味的女人派司机来接你了。”

她看见我张开眼睛，只有一小条缝，然后又闭上。接着，她看见床罩上的污渍。她不敢拉开床罩，跑去找了院长，尖声高喊着要叫救护车。

茉希狄的司机，一个有双绿眼睛，帅得像哈里森·福特的年轻人，用他的领带绑紧我的前臂，抱起我，开车直奔最近的一家医院。圣马利的院长考虑到法律责任与学校的声誉，叫司机别再带我回来了，无论我是生是死。她说我已经念完最后一个学期，除了我父亲之外，已经没有人对我负有任何责任了。

我在医院里住了七天，对精神科医师和社工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拿刀片割腕。他们问起近亲，我给了他们茉希狄的名字和地址，暗自祈祷蜜黎安别发现这件事。

她在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医院里。

“你做的真是蠢事哪。”她看着我手腕上的绷带说，“上帝每天都在忙着杀掉我们，他可不需要你帮忙。”

我扭头不看她。

“可是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她继续说，“所以我也不能怪你软弱。我对失去亲人的伤痛还算有点了解，所以我知道你妈妈现在的情况对你来说很难受。”

“你当然知道什么是丧亲之痛啦。”我说。我反击她，伤害她，想拿一把和她戳我的那把同样长、同样利的刀，刺进她的伤口里。“茉希狄说你杀了自己的小孩。”

蜜黎安悚然一惊，变得像块石头，开始崩解。她没料到我会这么残忍，有一晌说不出话来，然后提起袋子。

“没错。”她的声音哽咽，“我给了他们生命，然后又亲手夺走了。”

一整个七月，茉希狄让我和她一起住，从不问问题，也不给建议。八月，我告诉她说，我没有气力离开这里去上大学，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一个熟悉的地方。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茉希狄耸耸肩，“只是别让那个送葬人进我家。”她老是叫蜜黎安“那个送葬人”。

整个夏末与秋初，我看着茉希狄和陌生的男人上床，碎过十几次心，喝酒喝到天色发白。有天下午，我问她罗珊娜长什么模样。

“长得像你一样。”茉希狄马上说，她的话让我泪水盈眶。

那时我们坐在院子里，酣饮洛杉矶下午的阳光。

“你妈妈像是两个永远在彼此缠斗的人。”她说，“一个是命中注定该离家流亡的人——每个人都期待她扮演的那个命带厄运的女人，另一个是努力想扭转乾坤，试图证明每个人都错了的人。”

她看见我拼命想忍住泪水，不禁微笑。

“悲剧演够了吧。”她说，“你妈妈也是这样——老是痛苦得要命。我当年就常告诉她，命运全是狗屁，好好干一场，就能改变一百万人的命运。我希望她能了解这一点，我希望这就是她不愿意和蜜黎安一起回来的原因。”

她把一杯白兰地塞到我手里。她自己灌了一杯，然后瘫在那个黑底游泳池边的躺椅里。经过这多么年的人世沧桑，她还是很美丽——齿如含贝，身材紧致，头脑清晰。

“所以她才会生下你，”她语气里带着几分讽刺，叹了口气，“就算其他人说得没错，她真的命带厄运，无法扭转，她明白，她搞砸了的人生还可以靠你来修补。”

她倾身趴在躺椅边缘看着我。

“下一次你觉得沮丧的时候，”她一本正经地说，“别拿自己出气，去毁别人吧。”

九月，罗珊娜到航空公司去，订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她准备在一个星期之内起程。

她告诉收租人说，她得等到身体好转，赚更多钱之后，才能付房租。

“我想你的身体是好不了了，”收租人认真地说，“你肿得像吞下了一整条鱼似的。”

她总在呼哧呼哧喘气，身体变得越来越肿，行动越来越迟缓。一定是疑惑，她想，是蜜黎安强行灌进她脑中的那些想法的重量，是蜜黎安和洛雪儿来看她的那天，她没说出口的那些话音。

上班的最后一天，罗珊娜从收款机里偷了几千里拉——大约五十美元。她在半夜离开住处，没告诉邻居或收租人说她不回来了。她所有的家当——新衣服、土耳其咖啡壶、诊所医生给她的人工呼吸器，全被装进一个她在到机场途中的地摊上买的小塑料提袋里。

在飞机上，空姐安排罗珊娜坐在一个小孩子旁边。她们得教她如何使用安全带，因为她从来没搭过飞机。而且她们还得把安全带拉长到极限，才系得住她。坐在她旁边的小男生穿着短裤和及膝长袜。罗珊娜对他微笑。他对妈妈说，这个胖女人让他很害怕。

罗珊娜在洛杉矶下飞机的时候有128公斤重，几乎没办法走路。海关工作人员指着一个小亭子，说她可以在那里把土耳其里拉换成美金。兑换处的女人告诉她上哪里去找进城的巴士。

在国际航站楼外面，罗珊娜站在人行道上，望着一排排电话。她知道，她可以打电话给蜜黎安，还可以打给我或蜜黎安给她的任何其他电话号码。她可以说她人在机场，说她需要有人过来，因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无法在这个城里找到路。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可是她无法这么做。她想，如果没人接电话怎么办？如果他们说她该滚开怎么办？如果他们过来——至少蜜黎安肯定会来——看见她因为生病发胖到会吓坏小男孩的模样怎么办？她要给自己找个房间和浴室，她想。她要先换件衣服，梳梳头发，或许还该买条口红，再去拜访他们。她看见一辆写有“市区—中央”标示的巴士，于是跳了上去。

司机让她在洛杉矶的中央大道下车。那会儿日正当中，街道上人潮汹涌。罗珊娜到处寻找旅馆，一家可以让她住一晚准备一下的廉价旅馆。她从中央大道一直走到皮科大街，然后又转进桑蒂大道，到了服饰区。她看见拉美人在人行道上卖小吃，撞上挂在又脏又挤的店铺外面的衣服吊杆，看着西非人推销仿冒的古驰与莫斯奇诺的纱巾。在皮科大街和桑蒂大道交会的路口，有一群人正围观三个男子吵架。有个伊朗男人骂两个韩国裁缝，说他们裁错布料，毁了三千条牛仔裤的订单。那两个韩国人则说错在制样工，不是裁缝，他们只想要回已经做完活儿的工资，然后走人。

罗珊娜和过去一样很怕碰上伊朗人，被识破身份，于是低着头，想挤出这混乱的场面，但是没人要让路。她决定穿过街，走另一边的人行道。她在路边抬起头，看见车辆正冲向她，明白自己病得太重，太虚弱，连一步路都无法多走了。她就这么待在马路边上，浑身颤抖，汗流浃背，惊恐不已。

“需要帮忙吗？”有人用英语问。罗珊娜听到这句话从周遭的嘈杂中蹦了出来，但是一时没反应过来是冲着她问的。问话的那个男人走近，碰了碰她的手肘。

“你需要帮忙吗？”

他的英语带点轻微的波斯口音。他很年轻，三十几岁，穿着浅灰西装和闪亮的皮鞋。汗水与惊慌让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雾，她望着他，却说不出话来。

那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等一下。”他说。他转头望着人群，叫他们换个地方去吵架。

“这位女士需要帮忙。”

突然之间，围观群众的注意力从为牛仔裤吵架的那三个人转到罗珊娜身边。他们从四面八方打量她，问问题，品头论足。

穿灰西装的那人暗暗怀疑罗珊娜是伊朗人。

“你是伊朗人吗？”他谨慎地问，怕猜错了会太失礼。

她没回答。

“你讲哪种语言？”他又试着问。

越来越多人——沿街开铺子的伊朗人和亚洲人，正要从工厂下工或去上工的拉美人，以及在市中心扫街讲价的家庭主妇——停下来盯着她看。只有美国人没停下来。他们放慢脚步，慢得足以瞄上一眼，然后不置一词地继续走。

“别理她，拉比。”人群里有个伊朗人对穿灰西装的男人说，“她搞不好是发疯了。”

罗珊娜知道自己就快失掉唯一可能伸向她的援手，于是强迫自己开口。

“我才刚到这里。”她说。

一开口就是波斯语，让她惊骇不已。

“我需要一个过夜的地方。”

拉比缓缓点头，再次打量她的身体。

“你病了吗？”

“我呼吸困难。”她很难为情地说，“我只需要一个可以过夜的房间。我到早上就没事了。”

拉比可不这么肯定。

“你从哪里来的？”他诚恳地问。

她只盯着他看。

“你姓什么？你从伊朗什么地方来的？你是犹太人吗？你怎么来的？”

她没提蜜黎安的名字。此刻有一大群人正围着她，她不能提，面对这个肯定认识蜜黎安，而且会把她这个胖妹妹的事传遍整个社区的拉比更是绝对不能提。

她想张嘴告诉拉比说她不需要帮忙。然而，气喘吁吁的她却只能拉着拉比的手臂支撑住自己，这样才能直视着他的眼睛，不让自己倒下。

拉比知道自己惹上麻烦了。他想过要叫罗珊娜到洛杉矶的任何一家伊朗社会福利机构去，再不然就建议她去游民庇护所或施食处。通常他都会这么做，只是此刻被一大群伊朗人围观着，而他又这么急着想向他们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于是他轻轻将手臂从罗珊娜手里挣脱出来，扛起他一点都不想要的麻烦。

“留在这里，”他对她说，“我来看看能有什么办法。”

他把罗珊娜留在人行道上，走进最近的一家店铺去打电话。这是一家寻常的服装店，从天花板到地板全挂满廉价的衣服。老板很乐意借电话给拉比。“只要你别找我募捐就成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拉比打了很久的电话。

他拨着不同的电话号码，不时挂掉，和周围的人讨论一番，然后又开始翻着他那本口袋大小的电话簿。店老板的妻子，一个有静脉曲张、满脸倦容的中年妇人，给了罗珊娜一杯泡了橙花蜜的玫瑰露。罗珊娜谢谢她，但没抬眼看她，也没喝。老板娘一副被得罪了的样子。

“我吞不下东西。”罗珊娜解释说。

老板娘飞快跑到对街快餐店的得来速，拿了一根吸管回来。

“拿去。”她把吸管放进罗珊娜杯子里，“试试看吸管吧。”

拉比从店里走出来，看似很满意，把电话簿塞回了口袋。

“我和皮科大街特拉维夫市场那个屠夫谈过了。”他对自告奋勇当助手的男人说。

“很丑的那个？”

“对，很丑的那个。他弟弟在谢南多厄开药房。他有房间可以借人住几天。在楼上，比较像是间储藏室。没有浴室，也没有炉子，只有个通自来水的小水槽，但总比让她睡在街上好吧。”

有个大概不到十七岁的伊朗男孩开了一辆大面包车过来。

“我们会把你抬上这辆车，”拉比对罗珊娜说，“带你到我找到的房间去，那里或许还有份工作，”他又打量了她一回，“如果你觉得可以做的话。”

罗珊娜坐进面包车后座，拉比坐在前座的乘客席上。他们开了二十分钟。

到了特拉维夫市场之后，罗珊娜留在车上，看着拉比约瑟夫穿着双排扣西装，昂首阔步地踏进店里。市场的伊朗老板在门口迎接他。这个老板穿着花花绿绿的开司米毛衣，就像比尔·科斯比一年到头在他那部饰演有五个子女的医生、家里好像没人打扫也能一尘不染的电视剧《天才老爹》里穿的那种毛衣。在伊朗贫穷度日的老板是最近才发达起来的，现在他学天才老爹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态穿着这件毛衣，仿佛要让大家知道，他打从出娘胎起就穿着这件价值四百美元、胸口绣着老虎头的毛衣啦。

几分钟之后，拉比又从市场里出来。有个魁梧秃顶、穿着血迹斑斑围裙的男人和他一起出来，一路说个不停地爬上前座，挨着拉比坐下。

屠夫转头盯着罗珊娜看。

“就是她？”

他有只眼睛瞎了，只能张开三分之一，右颊有一道伤疤，兔唇，手指没指甲。

“她看起来不太妙。”他微笑着对她点头，好像当她听不懂他说的话似的。

他告诉司机该怎么走。

“往下九个街口。不能左转进那条巷子，往右转，再从后面绕回来。那栋建筑像一座塔——又窄又高——前面有个招牌写着‘药房’两个字。我兄弟不知道该给店取什么名字。他就那样，你知道，不太有想象力。他唯一会做的事就是看书，配药方。”

他转头，又看着罗珊娜。

“她喘得像头鲸鱼。”他当着她的面说。

他们停在谢南多厄大街转角处。屠夫带拉比走进那栋原本是白色的破旧建筑里。开车的年轻人完全没转头看罗珊娜一眼。

药剂师很单薄，一副颓丧的样子，沉默寡言，和屠夫的健谈形成鲜明对比。他走到面包车后面，打量着罗珊娜。“你确定她不会待太久？”他问拉比。

“我担保。”屠夫插嘴说，“我会替她在特拉维夫市场弄份工作，今天，我说到做到。”

药剂师看看哥哥，又看看拉比。

“她可以待两个星期。”他对拉比说，“你保证。”

在特拉维夫市场工作的危地马拉人和萨尔瓦多人，大多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说，却会讲伊朗各省份不同犹太口音的波斯语。他们和伊朗老太太吵架，争论屠夫刚卖出的牛臀肉的肉质，还为谁装货时把鸡蛋摔下来，弄得女士们满鞋子都是而互相推卸责任。罗珊娜刚开始和他们一起工作，一天十二个小时给脚边的杂货装袋的时候，这些拉美人都以为她是他们的同胞，所以和她讲西班牙语。看她没回答，他们就改讲波斯语，甚至还试了几个他们勉强会说的英语单词。她却只是看看他们，就低下头。一阵子后，每个人都认为她要不是精神错乱，就是耳朵有问题。他们随她去。

她在市场里工作了一个星期，每小时能拿三美元工资。她最怕的事是睡着睡着就死掉了，而仅次于此的是，很怕某个进市场采买的妇人会认出她来。

住在药房的第八天的早上，她一醒来，发现自己无法动弹。

药剂师等她下楼去上工，但她一整天都没出现，他知道她有麻烦了。那天晚上七点钟，他上楼去。

“你还好吗？”他在门口喊道，“你今天没去上班。”

罗珊娜想坐起来，但是完全动不了。她奋力挣扎，再次失败，却回话说她没事。

第二天早上，药剂师又敲了她的门。他只听见她的喘气声，感觉到整栋建筑在她身体的重量之下摇摇晃晃。他下楼，打电话给拉比。

“你带到我这儿来的那个女人要死了。”他宣称。

拉比正要去给一个在韦斯特伍德被黑帮枪杀了的伊朗男孩主持葬礼，他答应会尽快过来看罗珊娜。

“趁这段时间，”他建议道，“让你太太喂她吃点东西，免得她饿死。”

他们发现罗珊娜躺在床垫上，显然比他们上回看见的时候更胖了。她张着眼睛，但是没有反应，不管他们怎么劝她说话，她都沉默不语。

药剂师想打电话给市政府，让他们把罗珊娜弄出他的房子。拉比坚持要先联络几个伊朗慈善机构。冷漠的政府公务员——这两个人对公务员的看法倒是一致——必定会把她丢到某个地方去等死。所以在把罗珊娜交给他们之前，他要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拉比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请教教区长老和教会领袖。第三天早上，药剂师的苦难终于走到了尽头。

他在星期三早上九点钟打电话给拉比。“今天早上市政府的人过来了，”他说，“塔楼好像歪了，歪向过去几天以来你那位女性朋友躺的方向。一点不让人意外，她重得能够压垮帝国大厦了。现在呢，这栋塔楼好像已经危及公共安全了，因为它随时可能倒向繁忙拥挤的皮科大街，所以市政府要把它拆掉，而且提醒你，我可没有保险。”

等拉比赶到的时候，药房已经关上大门。老板站在人行道上，一副刚埋了自己儿子的表情。他哥哥，那个屠夫，把新车停在屋前，笑逐颜开地绕着车子转，不时用衣袖拂掉闪亮车漆上的指印。

拉比在楼上罗珊娜的房里看见三个男人，他们正忙着查看房屋架构，想找出办法，在不对房屋造成更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把罗珊娜弄出去。躺在这里的几天里，她又胖了许多，根本没办法从房门出去。地基既然已经摇摇欲坠，拆掉一面墙的风险可能很高，所以他们考虑在窗户周围挖个大洞，用起重机把她吊出去。

拉比走近罗珊娜，看着她。她也回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黄黄的液体涌出眼眶流到肿胀的脸上。她看起来很哀伤，很害怕。

“告诉我，女士，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可以求救？”

她没扯动半条肌肉，也没眨眼。在她身旁的地板上，他看见了她的袋子。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其中一个男人看穿了拉比的心思，“里头有张纸，写着外国文字。说不定你看得懂。”

当然，拉比认得写在那张纸上的蜜黎安与洛雪儿的名字。他拿着纸条，迟疑了一晌，不知道该不该打电话给她们。他当然很想知道罗珊娜和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如果是在伊朗，他一分钟也不会浪费，会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她们。但是在美国，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做任何事，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如何良善，如何替人着想，都必须对个人行为负法律责任。如果罗珊娜死了，拉比知道，洛雪儿的丈夫绝对会毫不犹疑地对他提起诉讼，指控他没送她上医院或没早点把她转送适当的机构。

他把纸条塞回罗珊娜的袋子里。

“我也看不懂。”

那天晚上，罗珊娜躺在她的床垫上，十二年来第一次祈求上帝帮她。她一遍又一遍地诵念示玛——以前她妈妈教她在睡前念的祷词——恰如她多舛与波折命运的写照，她的祈祷不仅得到了回应，而且还把酿成这一切灾厄的罪魁祸首带回到她门口。

月姑蜜黎安搭出租车沿着威尔夏大道往特拉维夫市场去。她打算赶早避开那些一大清早就冲进市场，对着食品部那个阿富汗经理大呼小叫说什么蔬菜不新鲜、水果太贵的顾客。因为市场是早上七点开门，所以蜜黎安叫出租车六点半来，估算自己可以在六点五十分抵达，成为第一批上门的客人，爱挑什么就挑什么。

沿威尔夏大道往下开过两个路口之后，蜜黎安看见另一个女人——显然是个伊朗人，而且还很可能是个犹太人，因为她一脸“失望受害”的表情——在等巴士。她身边的长椅上摆了两个空的购物袋。蜜黎安叫出租车司机靠边停。

“到特拉维夫市场，”她将头探出车窗说，“我们可以载你去。”

那个屁股肥厚、关节肿胀的妇人花了很长时间才从长椅上站起来。从人行道到出租车旁的这一段路，让她气喘吁吁，好几次搁下袋子。司机和蜜黎安下车扶她。

“谢谢你们。”她深深呼了一口气，害司机以为她就要在他车上昏倒了。“我从早上五点就在这里等巴士了。车子一直来了又走，人上人下。我没上车，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搭几路车，而且我也没办法问人，因为他们要么讲西班牙语，要么就是外国人。”

妇人提到“外国人”这个词，让蜜黎安轻笑了一下——过去这在伊朗是专门用来指西方人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巴基斯坦人都各有国籍，而整个西方世界的人——美国人和欧洲人，甚至澳洲人——全都被恭恭敬敬地称为“外国人”。就连到了洛杉矶，蜜黎安这一代的人，无论男女，都还是叫美国人“外国人”。

“我儿子如果发现我这么做，一定会杀了我的。”妇人气喘吁吁地坐在出租车后座上，两条腿张得开开的，好像要让空气可以窜进她灼热的肺部。“我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们都是好孩子，可是讨的老婆都摩登时髦，还把头发染成黄色的。他们把我关在七楼的公寓里，那么高，害我老是头晕眼花。每次我抱怨说不喜欢住高楼，他们就说我应该心存感激，因为全世界的人显然都想一楼一楼往上爬，并且爬得越高越好。我跟他们说，从窗子看下面的街道，我就头晕。所以他们就说我不该出来，因为我会跌倒受伤。他们一个星期接我出来一次，到他们家里去过安息日。其他的时间我都是一个人，等我的某个儿子过来，开车载我出门。今天我想，应该自己试试看搭巴士。还好运气不错，碰到了你。”她终于停下来，端详着蜜黎安。

“你是从哪个省来的？”她问。

他们在比弗利山谷右转，开往皮科大街。那妇人谈起她从伊朗南部小城来到美国的亲身经历，然后提起另一个刚到美国来的人。

蜜黎安估计他们再过差不多五分钟就会到市场，也知道这位妇人对分摊车费的事既没概念也没经验。伊朗的传统礼数让蜜黎安不可能开口要求她付钱，所以蜜黎安打开皮包，开始数出十张一美元纸钞。

那妇人指着街道右边的一栋建筑，想对蜜黎安强调她说的那个故事有多惊人。

“……超过130公斤，你相信吗？而且很明显，全都是水。他们说她一整个晚上都在流咸泪水，流个不停，流得地板上到处都是。简直像头鲸鱼。”

出租车停在特拉维夫市场门口，六点五十五分，已经有好几个老太太等在外面了，大多是住在这个地区的东欧妇女。出租车司机数了数钱，发现蜜黎安没给他小费，所以不肯下车扶那个胖妇人。蜜黎安的新朋友好像坐得挺舒服的，完全没打算要这么快下车。

“最糟的是，你知道，她不肯告诉任何人她是从哪儿来的，或者她的家人在哪里，所以没有人能帮她。”

这句话让蜜黎安停下动作，认真倾听。

“如果我儿子知道我又嚼舌根，一定会杀了我。可是我觉得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不介意说给你听，虽然我也不算真的认识你啦。”蜜黎安扶她下车的时候她说，“我儿子说她很可能是逃犯，再不然就是想躲开嫉妒又疯狂的老公。”

蜜黎安和妇人一起等市场开门，她甚至还走到里面，和那个穿比尔·科斯比毛衣的年轻人打了招呼，然后才转身走过九个街口，到那间药房所在的塔楼去。

药房前门被封了，但是后门是敞开的。蜜黎安爬上楼梯，感觉到房子随着沉重缓慢的呼吸声摇晃着。在她的步履之下，楼梯吱吱嘎嘎抖动着，随时可能坍塌。刹那间，蜜黎安觉得应该转身逃走，救自己一命。

但是才走到半途，蜜黎安就闻到一股气味，是潮湿的空气，是纵情的梦境，是沁凉的夜晚，以及好远好远的记忆；是她孩提时期就已闻过的气味，是她和罗珊娜一起睡在地板上，一夜被罗珊娜的翅膀在风中扇动的声音惊醒数次的那些年里闻过的气味；是罗珊娜和索拉博完婚后几个月内就弥漫铁慕尔家豪宅的气味，是蜜黎安踏进罗珊娜在伊斯坦布尔的那间陋室，看见她那双衰老疲惫的眼睛而激动颤抖时闻到的气味。于是，在伸手握住坏掉的门把，推门进到阁楼间的那一刻，蜜黎安一丝怀疑都没有，她知道自己找到罗珊娜了。

房里很暗。她看见另一头有个影子，听见呼吸声停止了，然后又响起。

“是我。”她轻声说，与其说是怕吓着罗珊娜，倒不如说是为了缓和自己的恐惧，“别怕。”

她走近那个黑影，绕了一圈，找着了头。硕大浮肿的脸上，两条细缝回望着她。罗珊娜的皮肤上满是涔涔的液体，泪水汩汩流下。她一看见蜜黎安就闭上了眼睛。

蜜黎安走到窗前，想开窗，但是窗页被卡住了。

她踅回来，跪在罗珊娜床边。

“发生什么事了？”她激动哽咽地问，“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罗珊娜没回答。

蜜黎安望着她，接着转身下楼。

她找到公用电话，打给苏珊、洛雪儿、布莱恩和他妻子。

“十五分钟内赶来。”她对每个人说，“我找到罗珊娜了，如果不救她，她就快死了。”

尽管蜜黎安强调罗珊娜的处境极其危急，但洛雪儿却偏偏花了足足五个小时才抵达救援现场。她一整个早上都在努力从前一夜的派对狂欢中清醒过来，在脸上和眼睛上一会儿热敷一会儿冰敷，抽烟，然后洒上香水，盖掉身上的烟味。谢天谢地，她丈夫早早就出门了——“早餐会”，他前一天晚上说，可是洛雪儿猜他是去见别的女人了——所以蜜黎安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并不在家。他向来不喜欢蜜黎安，洛雪儿的亲戚他没半个喜欢的。他说她们还是没离开犹太区——扛着犹太区走过万里路到美国来——而且还说他们是一群疯子，打定主意要花光他赚的每一分钱。洛雪儿偶尔也有同感。

所以如果那天早上接起电话听到蜜黎安的声音，他绝对不会高兴，而且也绝对不想听到罗珊娜来到洛杉矶的消息。“又一个财务负担。”他会这么说罗珊娜，“如果是蜜黎安找到她的，那蜜黎安就该自己养她。”

并不是洛雪儿不爱家人，也并不是她没尽力帮助他们。老天明鉴，她不时偷偷攒钱给苏珊，邀请布莱恩的妻子来参加她的餐会，虽然那女人和其他客人格格不入，也一点都不想融入。只是，对洛雪儿来说，她小时候本来就和罗珊娜不熟，到如今要她觉得和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有血缘关系，更是不容易。几个月前，蜜黎安听说罗珊娜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洛雪儿要接受她可能还活着的事实已经够困难的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善意，洛雪儿花了一个星期说服丈夫，最后才说动他负担罗珊娜的机票钱。到最后一分钟，就在蜜黎安准备出发之前，洛雪儿的丈夫还派妻子一起去。

“他大概是有新情妇了，所以不想要你在家。”蜜黎安径自下了结论，完全不顾洛雪儿的自尊。

在伊斯坦布尔，她们住进喜来登酒店，蜜黎安不肯住洛雪儿允诺要买单的五星级酒店——“浪费就是浪费，花谁的钱都一样”——整趟旅程简直是一场让洛雪儿想忘也忘不了的梦魇。第一天，她们搭出租车到库姆卡珀，在罗珊娜住的楼房前面下车，盯着房子看，但没敢进去。她们回到酒店，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她们争执不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近罗珊娜才好：蜜黎安想闯进楼里，把罗珊娜的样子形容给住户听，找出她住的房号，敲她的门；洛雪儿则发誓说，大楼里的住户在帮蜜黎安找到任何人之前，就算没勒死她，也一定会先强暴她。和过去一样，蜜黎安还是占了上风。

而历经这一切之后——十二年的寻觅，折磨的旅途，所有的忧心、不安——她们从罗珊娜身上什么也没得到，只得到了拒绝。

所以洛雪儿这天早上坐在镶有荧光灯与四倍放大效果的特制梳妆镜前，心里想着到底该不该再次去拯救罗珊娜。

十点钟时，女仆端来洛雪儿的咖啡和阿普唑仑药片。洛雪儿梳完头发，化好妆后，烦恼该穿什么——蜜黎安给她的那个地址很可怕，靠近那个她死也不会去的市场（今天早上在电话里，她甚至有冲动想再告诉蜜黎安一遍，她只去世纪城的格尔森买菜），她实在不知道该穿什么。等到准备停当，已经十一点四十分，咖啡也凉了。她把整瓶阿普唑仑放进她的普拉达皮包里，坐上车，很想知道她有多少个家财万贯的朋友已经听说她离家出走的姐姐来到洛杉矶的事，更不知道该编什么样的借口来挽回颜面。可得花大力气善后，她想，而且不管怎么说，她也不认为罗珊娜值得她这么费事。

她沿比弗利大道一直开到皮科大街，然后左转到谢南多厄。远在三个路口之外，她就看见围观的群众：伊朗老太太们聚在药房对面的人行道上，好像在观赏火车事故的事后现场。一辆消防车停在塔楼前面。消防车后面是两辆警车、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平台卡车，还有布莱恩崭新的黄色法拉利，苏珊那辆老旧的庞蒂亚克，以及好几辆洛雪儿不认得的车。

她把她的宾利停在一条小街上，躲在一辆报废的庞大垃圾车后面，戴上她的杰奎琳·肯尼迪风的太阳眼镜，套上她去年在加拿大用一万美元买的灰鼠皮大衣（当然是在夏天买的，因为夏天皮草生意比较清淡，店家愿意降价求售），然后下了车，希望自己看起来不会太醒目。

月姑蜜黎安正在和拉比约瑟夫吵架。

“谁说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她问拉比。她突如其来的阻拦显然让他很恼火。“谁允许你让他们用这种方法搬动她的？”

洛雪儿一眼就在人群里瞥见苏珊，于是挤了过去。她吻了妹妹的双颊，四下张望一会儿，确定没有人能听见她说的话之后才轻声问：“我们怎么知道是她？”

饱尝人世沧桑，多年来备受经济与家庭压力折磨的苏珊很疲惫，很冷漠，没心情配合洛雪儿演戏。她看着洛雪儿，懒得回答，过了一分钟之后，才挪动了一下，让布莱恩可以靠得近一些。

洛雪儿觉得有必要替自己辩解一下。“我之所以问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冷血，”她自卫似的对布莱恩说，“只是想知道，在我们把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之前，有没有人先确定那个人就是罗珊娜。”

布莱恩转着他的法拉利钥匙，咯咯笑起来。从有了中年危机，去看心理医生以来，他就养成了在最不适当的时机发笑的习惯，告诉大家说所有的事情都会自动解决的。但是除了让他自己懊恼之外，这样的人生新态度并没有把他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月姑蜜黎安威胁要上法院控告拉比约瑟夫。

“万一她受了惊吓，”她的声音压过街头的噪音，“或在半空中突发心脏病。你告诉我，你愿意负起法律和道德责任吗？”

布莱恩注意到洛雪儿难堪得不得了，又咯咯笑起来。

“好像是因为她体形太大，没办法从门口出来。”他耐住性子解释，并不介意洛雪儿一个早上都不见人影。“他们非得把她弄出来不可，因为这栋楼房要拆掉了，所以他们在墙面上那个原本是窗户的位置，敲出一个大洞，打算把她绑在起重机上，然后吊到街上。”

洛雪儿脸色发白，害布莱恩以为她会晕倒在那件皮草大衣里。

“起重机？什么起重机？”

但她已经看见那部让她大惊失色的装置了，吓得倒抽一口气——这部用来搬动大型物体的机器，起重臂上有很宽的皮带，正吊着一张权充轮床的东西，宽度足可以躺下三个普通身材的人，它正准备把吊下来的人放进等候的那辆平台卡车上。这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救援行动，洛雪儿想，甚至不能用救护车。女儿约瑟芬的婆婆会为这事一直取笑她的。

“我几个月前才见过她，”洛雪儿哀怨地对布莱恩说，“她又瘦又小，看起来是很惨没错，可是很单薄。”

布莱恩摇摇头，没做任何解释。

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看着蜜黎安和拉比吵架。

“有人打电话给莉莉了吗？”洛雪儿又找话说。

布莱恩耸耸肩。

“有人打算打电话给莉莉吗？”

“时机刚刚好。”布莱恩笑起来。

“什么‘刚刚好’？”洛雪儿很火大，“你们这些家伙在想什么啊？”

她注意到布莱恩根本没在看她，所以她顺着他的视线，抬头迎着正午刚过的奶白色阳光，看见天空上有好大的一朵云。惊骇不已的洛雪儿摘下太阳镜，眯起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泛黄的床单，仿佛庞大帐篷的布墙，在风中缓缓扇动。床单之下，罗珊娜俯身躺着，双腿伸直，脸侧向一边，双手垂向两旁，让起重机吊着她回到街头，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宛如一个巨大无比的魔咒。

他们继续让她这么绑在轮床上，把她直接送到卡车的载物平台上。两名护理人员坐在她身边。蜜黎安也想陪着罗珊娜，但是拉比约瑟夫说她已经对救援行动造成太多干扰，应该退开了。布莱恩开车带路，她坐在车里。洛雪儿望着他们：一个举止活像青少年的中年男人，载着一个头绑丝巾、身穿男装的女人，疾驰过洛杉矶街头，后面跟着一辆载送不肯或不能开口说话的庞然大物的平台卡车，再后面是苏珊，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庞蒂亚克，这辆二手车是她十二年前买的，且光靠她修指甲的收入和布莱恩每个月月底给她的钱，根本就很难挪出多余的部分来保养车。洛雪儿殿后，她犯了偏头痛，一路上停了三次车——买杯咖啡，抽根烟，再吞颗阿普唑仑。然而，等她终于开到蜜黎安家的时候，平台卡车也才刚停下来。

她坐在驾驶座上，望着眼前的场景：蜜黎安走下法拉利，带消防员进到屋里。布莱恩和他请来的工匠打招呼，那人已经备好工具，随时能拆掉任何门，或炸掉任何窗户。布莱恩答应只要他听指挥干活儿，就能得到三倍工资。查尔斯先生站在门口，抱怨不休，说这么多陌生人会吓坏他的鸟儿，却一次也没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突然跑到他家来。

罗珊娜在卡车上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你迟早还是要见她的。”苏珊把头伸进洛雪儿的车窗里，吓了洛雪儿一跳。“迟早的问题。”洛雪儿的慌张让她微笑。“你最好还是早点适应吧。”

这倒是事实，洛雪儿想，罗珊娜人在这里，蜜黎安已经把她变成大家的问题了，不管喜不喜欢，洛雪儿都得要面对她，帮助她，忍耐她。

她叹口气，把额头靠在方向盘上。

“我只是不懂，我们为什么非得忍受这个。”她对苏珊诉苦，“这不公平吧，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公平。她甚至不想要人帮忙。”

苏珊拉开车门，扶洛雪儿下车。

“来吧。”她抓着洛雪儿的手臂，要姐姐镇静，“我们总不能让她自己一个人死在药房里吧。”

她们一起走向平台卡车，苏珊还是抓着洛雪儿的手臂，既是撑着她，也是靠着她。走到卡车后面，她们对着还留在罗珊娜身边的那个护理人员微笑，然后绕到另一边，好看得清楚一些。罗珊娜躺在那里，水与肌肉组合而成的庞然大物，呼吸得很慢很慢，仿佛每一次喘息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口气。她看着她们，一丝一毫的情绪都没有，一片死寂。

洛雪儿尽量靠近卡车。是罗珊娜，没错——像往常一样桀骜不驯，不为所动，总让人难以置信。

“见到你真好。”洛雪儿鼓起勇气说，泪水溃堤而出。

那天下午，电影明星茉希狄走进我的房间，给了我一杯伏特加马提尼。时间是下午四点。我整天都躺在床上，没睡，但也无法起床面对这一天。

“你洛雪儿阿姨打了电话来。”茉希狄举起她自己的杯子假装干杯说。我以前从来不喜欢酒。过去几个月，茉希狄给我什么我就喝什么。我喜欢的不是酒的滋味，而是酒精带来的麻痹感，那种“飘然无形”的感觉，不存在的感觉，只要我喝得够多就感觉得到。

“喝掉吧。”茉希狄催我，一口喝光她自己的酒，“在这天结束之前，你还得多喝几杯才行。”

于是我来到这里。这天傍晚，那个笑容迷得我阿姨心脏狂跳、长相神似哈里森·福特的司机，开着茉希狄的黑色捷豹，载我来到这里。我来，因为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知道自己迟早会向蜜黎安和我其他的阿姨屈服，因为茉希狄生平头一遭鼓励我来。我这天来到这里，自此而后的每一天都来。迄今将近两个月，“哈里森·福特”每天早上载我过来，深夜再载我回去。然而，对于罗珊娜，除了眼中所见之外，我还是一无所知。

起初，我只是坐在这里，坐在蜜黎安的客厅里，在正中央摆着绿色瓶子的茶几对面的这张椅子里。一整个星期，我静静听着阿姨们谈论罗珊娜和她每况愈下的惊人病情，每天听见她们为该怎么救她而争吵不休。医生来了又走，护士也是，还有远从芝加哥和纽约赶来的亲戚。洛雪儿相信，等事情告一段落后，她老公一定会休掉她。布莱恩的女朋友不再逼他离开妻子娶她。我静静看着，静静听着，完全不介入。我唯一做不到的是，走向走廊尽头的房间，推开门，去看看我妈妈。

阿姨们想逼我去，但又在窃窃私语声中退却，因为她们怕如果把我逼得太紧不知会出什么事，因为她们没想到我竟然会用她们始料未及的自杀举动来吓她们一大跳，也因为事后想想，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会想了结自己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等你准备好吧。”蜜黎安要我放心，“先留在这里，习惯这个想法再说。”

她们在我身边围成一圈，徒费心力地想为罗珊娜的病祈福，想找出治疗方法。因为没法确诊病因，他们让她打点滴，不停小口喂她她根本不肯吃的食物。带她出门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她们用尽一切关系，找各式各样的医学专家到蜜黎安家里来。她们拜访顶尖的外科医生，付钱请X光机操作员到家里出诊。她们找来专科医师，想要更多咨询意见。日复一日，川流不息的医生和护士在家里进进出出，做出一个又一个的诊断，进行一个又一个不同、甚至常相互冲突，最后却只残酷地证明完全无效的疗程。在此期间，罗珊娜还是沉默不语，只是继续水肿。她从没开口问起我。我知道，因为我一直竖起耳朵听着。

她的姐妹们想突破她的心防。她们坐在她床边，问她问题，把自她离开德黑兰之后，每个人的遭遇原原本本告诉她。她们带儿女来，强迫他们进去看她，而且不准表现出心里的惊恐。她们甚至还准许查尔斯先生带着小鸟在她面前晃，希望能唤起她的反应。过了三个星期，罗珊娜的体重又增加了，她的呼吸声让蜜黎安那条街上的狗全都狂躁不安。

有天晚上，阿姨们比往常早一些离开。“哈里森·福特”打电话来说他要载茉希狄去市中心参加首映会，要到接近午夜才能来接我。突然之间，我发现在这个房子里，只剩下我、蜜黎安与查尔斯先生。

还有罗珊娜。

我一直坐在那里，直到查尔斯先生赶鸟儿去睡觉，蜜黎安回到自己房间，关上房门。我知道她是故意留我一个人独处的，好给我机会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去看看罗珊娜。我又在那里坐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该这么做——站起来，去看这个大家都说是罗珊娜，而我却觉得不亲也不熟悉的庞然大物。我坐了好久好久，以为自己永远都不可能站起来了，但是我站了起来。

蜜黎安留着走廊的灯没关，所以我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朝罗珊娜的房门接近。房里回荡着她的呼吸声，空气很潮湿，宛如来自大海，而且很沉重。她的门没上锁。我推开，走了进去。

我站在门口，看见很大的一团东西，像只动物仰面朝天躺在薄毯里。她和我所认识的罗珊娜那么不同，那么不像，我真的觉得走近一些瞧个清楚并不难。她必定感觉到我的存在了，因为在那一瞬间，她屏住了呼吸——或许是害怕吧。她胸口再次上下起伏时，呼吸节奏变得更快更波涛汹涌了。她的腹部像个巨大怪异的水槽，在薄毯下颤动着。我想起那个一天夜里光着脚，把我扛在肩上的女人，那个爬下我们家外墙，带我穿过德黑兰雾气迷蒙的冰冷夜色，坐上摩天轮的女人。我记起她是怎么告诉我说，她曾展开过真正的翅膀在空中飞翔。我记起她是怎么在信仰大道的家里喊我的，她的笑声是怎么回荡在走廊里，传到楼梯间，穿透每个房间。

我挨近床边，近得能看见她。

我们就这样——我站在她的床边，低头盯着她看，而罗珊娜仰望着我，黄色的液体慢慢从她眼角流到枕头上。她毫无动静，就算看见我，就算认得我，也完全没表现出来。然后，她合上眼睛。

就是这样，我想，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挨过这么漫长的等待之后，天使罗珊娜看见了我，但是她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做，就只是当着我的面闭上眼睛。

我往外冲的时候撞上了蜜黎安。

“我希望她今晚就死掉。”我说，很肯定罗珊娜听得见。

她那天晚上并没死，可是病情更趋恶化，生命迹象也开始变得更为微弱。我知道，因为我隔天还是到蜜黎安家去了，再隔天也是。偶尔，甚至还违背自己的心意和怒气，再次进房里去看罗珊娜。

我的阿姨们送走了那些既无法断定病因也无法治疗罗珊娜的医生，接受科学阵线失败的事实，转而寻求更古老、更具实证经验的治疗方法。

洛雪儿不顾丈夫的强烈反对，抓住两场重要的告别单身女子派对之间的空当，飞到芝加哥，去见所有神圣拉比之中最神圣的那位——这位拉比是个美国人，他不和她说话也不看她，但是在收下丰厚的“捐赠”之后，回赠给她一条持咒祝祷过的红色丝绳，要她拿回去绑在罗珊娜手腕上。

约瑟芬看见那条丝绳时哈哈大笑。

“这东西洛杉矶到处都有卖，”她说，“现在我的朋友都人手一条。这是用来吓退邪恶之眼的。”

布莱恩不甘被洛雪儿比下去，他带情妇到开曼群岛浮潜，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他说是他“个人宗师与心灵导师”的人。这位宗师可以在世纪酒店享受一整个星期的免费招待，作为交换他得每天早上和下午到蜜黎安家来，将涂了万金油的温热手掌贴在罗珊娜肚子上。他说他这是要吸出让罗珊娜生病的负面能量。这能量花了布莱恩一万美元，却还是没被赶走。

之后，苏珊的女儿找到一名喇嘛，把他带到了蜜黎安家里来。他花了两天时间在罗珊娜房门口诵经，焚烧腐臭的香，弄得每个人双眼红肿，头发闻起来活像臭毛巾。这个喇嘛后来被赶走了，因为一直觉得曾在前世见过他的洛雪儿，后来猛然认出他是以前帮她清理游泳池的菲律宾工人，只是现在剃了头发，穿起白色长袍罢了。

被折磨了九个星期又三天之后，月姑蜜黎安端来一杯泡着小豆蔻的茶，和我一起坐下，细细盘点：她已经把她相信能救得了罗珊娜的方法全都试过了，她说，而且她也知道全都没用。她在伊朗社群里丢足了脸，还让罗珊娜无端受辱。她花了难以想象的一大笔钱，和邻居的关系搞到不可收拾，而最后，却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罗珊娜死去。

“该是实话实说的时候了。”她坦诚道。

我警觉起来，但还是默不作声。蜜黎安的“实话实说”通常也就是痛苦的代名词。

“真相是什么，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她继续说，“我早就知道我们搞错方向了，洛雪儿也知道，这也是罗珊娜一开始不想让我们带她回来的原因。”

“你大可不带她回来的啊。”我耸耸肩，从咬紧的牙关里挤出话来，“我希望你没带她回来。”

“话是这么说没错，”蜜黎安喝了一口茶，“可是这不只是你或我怎么想的问题，为了找出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必须先做出正确的诊断。”

她放下茶杯。

“现在你又成了医生啦。”我讽刺地说，“你搞不好可以自己治好她呢。”

她没生气。

“我不是医生。”她说，“不必是。我只是知道你妈妈是怎么回事。”

她往前靠，对着我的脸轻声说：“我知道是什么东西要她的命。”

我的嘴巴里，舌头又干又重。我卷动舌头想说话，但舌头却卡在唇间，让声音全发不出来。蜜黎安又靠回椅背上，继续使出致命的一击。

“她就快要因为罪恶感而死了，你知道。她有罪恶感，因为她对你做的事，以及在这之前对你爸爸做的事。她就快要因为伤心而没命了。她很伤心，因为她浪费了生命，因为她可以修补却没修补。这么多痛苦压抑在心里，这么多泪水，过了一段时间，无处可以宣泄，就会要了人命。波斯语里有个专门的单词：Degh，也就是‘伤心而死’的意思。我明白，罗珊娜从来没有机会——没给她自己机会——回头，请求宽恕。我明白，如果她能有机会——就算不求索拉博，至少也该求你——她或许可以流出一些泪水，开始康复。”

她直直盯着我，突然开始恳求我。好像以为我不只有力量拯救妈妈，也有力量拯救蜜黎安自己，仿佛我说一句话，采取一个行动，就能在一瞬间把她们这一生所失去的东西全带回到她们身边。

“你要我做什么？”我问，与其说是想帮忙，不如说我已心疲力竭，“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蜜黎安抓住机会，不肯放手。

“我要做杏仁泪。”她说得很慢很慢，不想把我吓跑，“就在这个房子里。我们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只要碰上解决不了的悲剧，就会举行这种仪式。过程很漫长——至少要花两天时间——而且到最后，还需一个心灵纯洁的人，也就是大家说的善良的人，喂那个生病的人吃下泪水。我想我得要你来做这个工作。”

她停下来，但是双眼还是紧盯着我，然后，她提出了一个她知道我绝对不会拒绝的条件。

“如果你肯做，”她说，“不管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

她打量着我，根据我的反应，判断我需求的极限。

“所有的秘密，”她承诺，“所有伤心的事。”

注释

1　一道拜占庭帝国时期修筑的、用以防卫当时名为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布尔的城墙，以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之名命名。

2　奥斯曼帝国于1465至1853年间苏丹居住的皇宫，由穆罕默德二世所建。

3　现改为卡里耶博物馆，以拜占庭帝国时期的湿壁画与马赛克作品著称。

4　以贴满伊兹尼克所产的蓝彩贴瓷、显得色彩迷离而闻名，于1617年完工，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圆顶建筑，三十多层圆顶层层升高，朝巨大的圆顶聚拢，十分壮观。

5　从好莱坞大道到比弗利山庄的日落大道区域，是洛杉矶知名的夜店区，有许多摇滚乐餐厅、酒吧、俱乐部。

6　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2—1989），伊朗什叶派领袖，流亡海外十余年后，于1979年回到伊朗，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

7　伊朗西部城市，距伊拉克边界不远，除因电影院火灾事件引发全国暴动外，后亦因伊拉克发动奇袭引爆两伊战争而几近灭城。

8　英制容积计量单位，1英加仑约等于3.785升。

9　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1914—1991），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最后一任总理。

10　伊朗货币单位，一托曼等于十里亚尔。

11　为比弗利山庄知名的高档服饰精品街。

12　Basmati，产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水稻品种，纤长香浓，透明且黏性低，价格约为一般白米的数倍，是印度极为重要的出口农产品。

罗珊娜

“所有的秘密。”昨天晚上蜜黎安对莉莉许下承诺。

她们在客厅里谈话，但是我听得一清二楚，就像她们站在我床边一样。蜜黎安的声音很高亢，可是她明明知道要怎么压低声调的，明明知道该怎么控制音量，放大或转小，这完全看她是不是想让我听见。

“不管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她说，希望能引诱莉莉踏进她的陷阱，但我想，她这么说也是为了警告我，警告我是该开口的时候了。

她说得煞有其事，仿佛真有所谓的真相这回事，仿佛她，蜜黎安，真的知道所有的秘密。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从我上回看到她以来，她变了很多，我们还在伊朗时，她说什么都不会拿秘密来招摇的。我想她很明白：在她出生的那个地方，所有的秘密都静躺等候，只等一见天日，吓得你措手不及；她也明白，自己已经从那个地方踏进了眼前的这个世界——可以揭露任何错误，坦承任何罪孽，却还至少可以抱持一线希望，幻想自己仍有机会的世界。

“这是个选择与机会的国度。”我听见布莱恩每天都对姐姐妹妹这么说。他指的是他可以钓上的女孩，尽管他已婚，身边还带着情妇。“从黑到白，还有中间的各种肤色。”他说，“尺码从二号到二十四号不等，身材从扁平到丰满，单身或已婚，如果我愿意，和男人上床也没问题。”

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明不明白其他的选择，明不明白他在此地可以拥有的其他第二次机会。

我这一辈子都在流亡，连还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也不例外。对于流亡人生，我深有体会：你要怎么爱你的故国都可以。有时候，流亡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之中最好的经历。

蜜黎安提出条件之后，莉莉打电话给茉希狄说她要在这里过夜。莉莉的声音很甜美，是那种孩童的声音，我听得出来，她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太有把握，因为她每讲一句就迟疑半晌。

“她们要我留在这里帮忙用杏仁做一些东西。”她说，“好像一大早就得开始了。”

我想茉希狄一定在电话另一头哈哈大笑。

莉莉并不需要知道全部的真相。她只需要知道我为什么离开她，而能告诉她的，只有我。

我想起有一回我妈妈在犹太区做杏仁泪。那一次是我弟弟得了天花，每个人都认为是我给他们带来了厄运。他们要做杏仁泪来挽救他的生命，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我的运气。我还记得当时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奇迹，或者应该说是可能性，无论有多么渺茫，心底仍然涌起兴奋，甚至是敬畏的感觉：一把捣碎的杏仁竟然可以改变我命中所受的诅咒。

结果并没有。

然而，和死亡面对面的时候，你还是不免会有做蠢事的冲动。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但是，在我知道死期已近的此刻，却好怕死，我几乎不敢闭上眼睛，因为怕再也无法睁开。所以蜜黎安决定要做杏仁泪时，真的让我松了一口气。她还没放弃我，让我非常感激。

一大早，我看见莉莉在院子里听从蜜黎安的指示，爬上树，亲手摘下杏仁。天空是一片艳亮的橙色，是秋天不时从树上掉下来的熟柿子的颜色，信仰大道那幢大宅庭院里熟透的柿子。杏树上开满了花，叶片鲜绿，枝干四处伸展，绿阴映满整个院子。树下的莉莉站在一把脚凳上，伸长右手，探进粉红的花朵里，摘下最鲜嫩的果子。

这个工作很不容易，也很花时间，因为她一次只能摘下一颗果子，丢进蜜黎安摆在地上的箱子里。莉莉很卖力地摘个不停，我很想知道，她是真的相信蜜黎安的承诺呢，抑或只是借此打发时间，等着送我进坟墓。

我总是从她身边离开，甚至远在我那天晚上飞出窗外之前，甚至早在她出生之时，甚至更早之前，远在我自己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始终就只有一只脚踏地，另一只脚总渴望飞起。我有一回试着要告诉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能理解。

在我离开之前，她常光着小脚ㄚ，撑着一双瘦伶伶的腿，整天跟着我满屋子转，怕我随时会在她眼前消失。每回我一转身看见她，她就微笑，但是眼睛里满是恐惧。

我爱她，这是事实。但是我爱她爱得不够。

太阳升起，我看见莉莉在灼热的阳光里很不舒服。打从过了九点，大门每个钟头都会打开一次，迎进我的一个姐妹或亲戚。蜜黎安带他们到客厅，要他们留在那里，保持安静。他们坐在椅子上，压低嗓音讲话。他们进来看我的时候，我一动也不动。如果他们对我说话，我不回答，但是静静倾听。我孤独太久了，已经忘了话语的抚慰，已经忘了此刻环绕身边，在我封闭自己时关爱着我的声音与感觉所交织而成的密网能带给我多少安慰。这密密交织的网渗透了我皮肤之下涨满的水，渗透了连我想入睡时都吵得自己无法成眠的呼吸声，渗透了我再也无法控制的恐惧。我回到了子宫里，不由自主地想着，等我死去，他们来守丧的时候，必定就像这样。

莉莉谁也不理，就只是在树下忙着。她的手被树叶上的灰尘弄得黑黑的，脸上汗水淋漓，手一拨头发或擦眼睛，就在脸上留下一道黑印。有两次，她停下来喝水。然后，她的目光越过院子，飘进我的窗里，看见我盯着她。

经过十三年的沉默不语，你要如何开口呢？

午后一点钟时，她摘的果子已经差不多装满一箱了，蜜黎安告诉她说可以了。

“进来吃饭吧。”蜜黎安说，可是我知道莉莉不会肯的。

一整个下午，她都坐在院子里，用手剥着杏仁壳，蜜黎安好几次喊她进来吃这吃那的，她都只是耸耸肩没回答。屋子里，我的姐妹们窃窃私语，讨论我死了之后莉莉会怎么样，担心她会再度自杀，所以要救她的唯一办法就是救我。奇怪的是，蜜黎安竟然独排众议。

“不能因为有个人注定劫数难逃，就断定其他人也会这样啊。”她说。

下午五点钟时，莉莉剥完所有的杏仁。她把箱子搬进厨房，摆在餐桌上，然后又回到院子里收拾残余的垃圾，拿去丢掉。时至黄昏，光线从我房间的窗玻璃上反射回去，所以我可以从屋里清楚看见她站在那里，但是莉莉却只能看见落日映照在玻璃上的红色余晖。

她走近窗前，将双手——变得伤痕累累、污黑黑的手——贴在玻璃上，往里瞧着我。

一整夜，我在黑暗里都看见那双手。

我离开家的那个晚上，她跟着我走过整幢大宅。我知道。稍早的时候，我在楼梯口看见她了。我站在栏杆上的时候，她叫我，而我回头了。她对着我伸出手。她一定以为她可以阻拦我，以为我不会离开她，或者，至少不会丢下她自己走掉。我想她心里一定是这样相信的。我转头，抛下了她。

这是我离开她之后，最让我烦心的事：她无法相信我会抛下她。

我不像爱铁慕尔那么爱她，也不像爱我自己的自由那么爱她。我曾经试着想告诉她这一点，而她从来不相信。

又是早晨了，莉莉把那箱剥好的杏仁搬回到院子里，站在桌边，用绞肉机把杏仁搅碎。她右手抓着绞肉机，使尽全身的力气往下压，然后稍稍松开一点，又再次往下压。慢慢地，她把所有的杏仁全压成了浓稠黏糊的泥状物。

在客厅里，蜜黎安端上茶和椰枣，去皮的柠檬盐渍小黄瓜，削了皮的苹果，还有更多的茶。我突然想到，这些都是守灵夜的传统茶食，不禁想笑——还真是讽刺哪，这些女人在想办法救我的时候竟然已经守起丧来了。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写照，我想。她们永远抱持最好的希望，但也知道自己终究会失望，甚至早在奋起反抗之前就已开始哀悼。她们喝着茶，望着院子里的莉莉；喝着茶，讨论早婚的好处，抽脂的风险，最新的时装风尚，保证生男孩而非女孩的受孕秘方——“在生理期中行房”，亲爱的傲姨对苏珊那个信佛教的女儿说，“让你老公吃辣的东西，喝中国蜂王浆，然后在你们开始做之前，先要他用苏打粉和水洗一洗。”

亲爱的光姨带来一个消息，她八十三岁高龄、在德黑兰独居的姐夫刚被人发现死在了公寓里。邻居闻到死猫的臭味。收尸人说他起码死了两个星期。

“想想看！”亲爱的光姨对每个人说，“你一辈子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整整八十三年，到了最后，却孤零零地死了两个星期才被人发现。”

有人生来就是流亡的命。就算哪里都不去，也还是摆脱不了流亡的命运啊。

猫婆雅丽珊卓教我，生存的秘诀就是拥抱你的流亡，踏进去，向前走。你一定要往前走，把一切抛在后面，她说。你不能觉得疲惫，不能停下来歇息，不能偏离你的道路。埋了孩子，继续往前走。输了战争，继续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她说，你一定不能回头看。

我照她的话做了十三年。我这么做，因为我对雅丽珊卓的真理深信不疑，我深信离开莉莉是我仅有的选择，深信我不可能有机会回头。在蜜黎安找到我之前，一切都很顺利。

此刻在院子里，莉莉把一大条薄棉布裁成了一张张四英寸[1]见方的小方块。她坐在桌边，还是一个人，用手指挖起一点杏仁泥放到小棉布块上。她用布包起杏仁泥，用线系紧开口。不到一个小时，她已经包好了三打，一排排摆放在托盘上。这时，门铃响了，苏珊高声说茉希狄来了。

此刻我知道只有奇迹能救得了我了：因为我了解茉希狄，我了解她和蜜黎安有多瞧不起彼此。我知道茉希狄绝对不会踏进这座房子，除非她认为我快死了。

蜜黎安在我房间外面的走廊迎接茉希狄。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她用极尽讽刺的语气对茉希狄说，“你应该再等几个月的，或许到了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变成化石了。”

茉希狄没回答，但是她踏进我房间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她周遭的空气顿时紧绷了，我也察觉到蜜黎安突然退却了。

她是一场风暴——愤怒，迅猛，令人敬畏。仅一瞬间，她就已穿过房间，用她那双猫眼与红宝石朱唇俯望着我。她停了好一会儿，足以好好看我一眼。她挑起眉毛，摇着头，仿佛说我让她失望了。接着，她转身走向通往院子的玻璃拉门，喊着坐在桌边的莉莉。

“你阿姨说的没错。”她说，明知道我听得见，却不在乎是不是会让我觉得痛苦。对茉希狄来说，软弱向来是最大的罪孽。“不管你们想搞什么法术，最好还是快点动手吧。”

蜜黎安找到我之后的最初那两个星期，我躺在这里，等着莉莉进房里来，让我可以看看她。我竖起耳朵在众人的谈话声中倾听她的声音，倾听她的脚步声。然而等她终于进来的时候，却还是狠狠吓了我一跳。我没听见她走近，甚至没感觉到她踏过我床下地板的动静；连她站在我身旁俯望我的时候，我也还是看不见她映在床边玻璃窗上的影子。她仿佛是偷偷溜进我房里的鬼魂——年轻美丽的鬼魂，来到床边索求一副躯壳。

我抬起眼，看见了她。

我的女儿。

她很高，比我以前还高，和她爸爸一样高。她有一双像索拉博的黄眼睛。我一直想让她有这样的一双眼睛。

她俯望着我，我心想，她是多么美丽啊——她的皮肤那么光洁无瑕，她的五官那么精致优雅。我看见她，觉得仿佛看见了自己——虽然她更年轻，也更美丽，而且更聪明，毫无疑问；但她身上也有我始终挥之不去的那股孤独的气息，那种同样疏离、遥不可及的感觉。身材纤弱单薄，没有我现在增添的这么多重量的她，看起来依旧宛若孤悬于无边汪洋里的小岛。

就因为这样，我才会闭起眼睛不看她。我看见她有多么孤单，了解她觉得自己有多么无足轻重，明白她有多么害怕看着我的眼睛却发现我根本没看见她。我想，我或许让自己走出了她的人生，但是却把我的宿命留给了她。

下午，莉莉开始把一包包的杏仁泥绑在树上。她用绳子把它们缠在树枝上，然后在正下方的地面摆上一个个小盘子。

“我们得等泪水滴下来。”蜜黎安解释说，“然后再装进瓶子里，喂你妈妈吃。”

电影明星茉希狄有别的想法。

“我们不能干等着。”她对蜜黎安说，“你答应要把故事说给这女孩听的。”

于是蜜黎安、莉莉和茉希狄一起到我房间里来。莉莉盘腿坐在我床尾的地板上。蜜黎安坐在莉莉对面的椅子里。茉希狄站在玻璃拉门旁，双手抱胸，望着她们。

蜜黎安从下午一直讲到傍晚。客厅里的其他姐妹揣测她在说什么，猜她会真的透露多少，也祈祷她知道节制。到最后，她们等得倦了，就离开了。查尔斯先生也赶他的鸟儿们去睡觉，自己上床了。直到夜幕低垂，茉希狄还站在那里，她的剪影衬着银色的天空，然后慢慢没入黑暗之中。她还是最坚强的那一个，我想，这个在没有其他人敢反抗的时候就大胆挑衅犹太区，打破每一条规则，最后还能远走高飞的女孩；她始终紧紧怀抱着她的怒气，她的残酷，靠这样才能生存下来；或许只有此刻例外吧，此刻，她已经倦了，倦得不想再生气了。

这就是茉希狄到这儿来的原因，这就是她看顾着莉莉，准备要保护她不被蜜黎安那些触及真相的故事伤害的原因。是我，早在我们还住在猫婆家的时候，想要个孩子的人是我。结果，把她一手带大，直到现在还照顾着她的，却是茉希狄。蜜黎安把故事原原本本说给莉莉听：从我们那位犹太仪式派的曾曾曾祖母是怎么在赎罪日裸奔逃出圣坛开始讲起，讲到我妈妈是怎么打算杀掉我，讲到茉希狄在犹太区里是怎么放浪形骸，以及我，一个犹太区的女孩，是怎么嫁给王子的儿子，却在丈夫家里和异教徒铁慕尔上了床。我记起铁慕尔的双手轻抚我肌肤的感觉，我记起他看我的眼神。如果我早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的做法会有不同吗？我会因此而少爱铁慕尔一些吗？因此而多怕芙洛莲·克劳德一点吗？我会因此而坚强起来，抵抗诱惑，不再屈服于这么多年来想到铁慕尔时那仍像绵绵不绝的浪潮般吸引着我的欲望吗？

将近黎明破晓时，蜜黎安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完全终止了。茉希狄坐在我的床沿，望着莉莉，等着看了解实情是会让她得到解脱还是毁了她。

步向死亡就像这样，我想：暗沉沉的天空，静悄悄的房间，一句未说出口的话。

我内心的伤痛很深很深，无以名状，我想告诉莉莉：

这是我妈妈，以及妈妈的妈妈的伤痛——她们滴进泪瓶里的泪水，她们独自饮下，无法抚慰的伤痛。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也有这样的伤痛。我不想把这样的泪水留给你。

所以我离开你：为了从你的眼中带走伤痛。

但我并非要牺牲自己来拯救你。我念兹在兹的不是你的需求，而是我自己的需要。我一心想要的，比我想和女儿在一起的心意或我对铁慕尔的爱恋都来得更重要的是，终结这种伤痛。

我回来，却发现自己失败了。

莉莉跳起来，吓了我们大家一跳。

“看看那棵树。”她冲到窗边说。我转过头去。

这时，我看见了：那棵高大美丽的树矗立在黎明的晨光里，枝丫阔长繁茂，一滴滴金色的油从枝叶间落到了地上一个个黄的、红的、紫的盘子里，汇聚的汁液映照出大树的红色树干，东升朝阳的温馨暖意，以及渺茫奇迹的一丝希望。

就连茉希狄也喜极而泣。

她们一直等到杏仁泥里所有的油液全滴到了盘子里。早上九点钟时，她们把盛满杏仁泪的盘子摆到了院子里的桌上，然后，蜜黎安回到屋里，拿出一只瓶子和一个漏斗。

“把油倒进来。”她对莉莉说。

莉莉脸色发白。她仿佛因惊骇而倒退了一步，张大嘴吸气，却连忙用手掩住，好让自己不尖叫出声。

是那只瓶子——绿色、陈旧、缺了一个角的瓶子——吓坏了她。她以前见过这只瓶子。她一定记得是在哪里见过。我也记得。

那是我妈妈的泪瓶，蜜黎安捎来秀莎自杀的消息时带给我的。那是塔拉叶和那个侄子私奔之后的事：“妈妈对着瓶子哭了三天，然后喝掉了她自己的泪水。”蜜黎安如是说。我把瓶子摆在自己房里，但是离开的时候没带走。莉莉也一样，索拉博送她到美国来的时候，她并没带这只瓶子走。但是蜜黎安后来去过，找到这只瓶子，带着它远渡重洋，收在她家里：我妈妈留给我的唯一的礼物，也是我将留给莉莉的唯一的东西。

我张开嘴说不。

但是，我的喉咙被肺里的水呛着了，喘不过气来。我想呼吸，但是怒气让我无法如愿，我开始随着沉重嘈杂的喘息哭了起来，水从喉咙和鼻子里涌了出来。我还没回过神，就从肺里吐出了黄色的液体。蜜黎安听见我的声音，冲进来帮忙。她伸手抬起我的头。我想躺回去，但是办不到。她慌得高声喊人来帮忙。于是所有的人都冲了进来。他们打电话叫医护人员，高声对彼此呼来喝去，或站在房间后面，无助地哭了起来。我更用力地咳嗽，吐出更多水，张嘴拼命想吸气，但是肺里积满水，气管被阻塞了，我急促喘息想吸进最后一口气。

“妈妈！”莉莉叫我。

那是孩童的声音，是那时在阳台叫我的声音，是事到如今还相信着我的声音。

她的叫声让我心头一惊。我一面喘气一面找她，在笼罩我周遭的黑幕里找她。她也回望着我，就像我上一次看她时那样惊恐。那年她五岁，我离开了她。

茉希狄把蜜黎安推开，自己扶着我的头，清空我的气管，让空气可以畅顺通过。等我再次吸进空气后，就变得平静多了。

莉莉还在那里，在我床边，低头看着我，观察我的每一次呼吸。我记得她是怎么喊我的，但是现在我看出了在我离开时的那个小女孩和今日已然长成的女人之间的不同。她吓坏了，当然，但是她也很生气——要求我不要死，别现在死，别以这种方式死。她的存在已经不再系之于我了：我还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拼命想让她消失——在那些年里，我一再告诉她说我终将离开她，不愿再见到她；在那些年里，我一心只想着自己的需求，只想着要逃走。那时我让她在我眼里消失了，可是现在，在这个城里，在这个身旁有姐妹与茉希狄围绕的房子里，我再也无法借着自己的死亡抹杀她的存在。

医护人员带来氧气，清空房间，下达指令说应该让我保持平静。过了一会儿，我仰躺着，吸着尝起来又甜又干又空洞的氧气，很高兴自己还活着。我想要再多一分钟，再多一小时。等我再次想起抬眼看时，莉莉已经离开了，但是茉希狄还在。

“她们要拿油来进行仪式了。”她第一次对着我说话，“试试看有没有用。”

蜜黎安带着泪瓶进来，喊着莉莉。她把勺子塞进莉莉手里，从泪瓶里倒出几滴油，朝我的方向点了一下头。

“最初的几滴最重要。”她说，“要有信念。”

莉莉的手在颤抖，把油滴到了我的胸口上。蜜黎安又试了一次。这一回，我的呼吸把油吹得溢出了勺子。

茉希狄开始不耐烦。

“你不能用打点滴的吗？”她语带讽刺地问，但是蜜黎安没听见她说的话。

莉莉还在试，还在颤抖。泪水从她眼里夺眶而出，流过脸颊，滴落在我脸上。

以前，我还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你的年纪，或许多个几岁吧，猫婆雅丽珊卓穿着我的衣服死了，我离开她的家，离开犹太区。在信仰大道，在我记忆中始终带着魔力的那幢大宅里，遇见了一个男人，他爱我，给了我一个我想要的孩子。那时，在那幢大宅里，我开始相信奇迹真的可能存在。

莉莉试了第三次。我真的尝到油了。

温温的，甜甜的，有点像我小时候常喝的东西。小时候，在犹太区，那个到处闹哄哄的地方，那个你永远都知道自己还活着的地方。那就是我最常回想的伊朗：家人的声音在屋顶之下回荡，我们家院子里的阳光，我妈妈永远在祈求奇迹出现，对着泪瓶掉眼泪，喝掉自己的泪水，然后再次落泪。

我逃离索拉博家的时候告诉自己，不会对任何事情懊悔，时至今日，我也不后悔。

只是此刻，看着我身旁的莉莉，尝着杏仁油，细数让她——我的小女儿——长成女人的年岁，却感觉到有一堵墙崩塌了，我开始哭——流出真正的眼泪，而不是这像毒药一样从我体内流出来的该死的水。

莉莉起初没注意到，就连非常警觉的蜜黎安也把我眼角流出的泪当成是水。她要莉莉喂我更多油。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在想——我，从来不相信救赎，也从来不允许自己祈求奇迹的我——或许一切还有可为，或许我还有可为。

我静静地哭着，眼睛因盐分而迷蒙不清。我的泪汩汩流个不停，湿了枕头，还是停不下来。我觉得自己变轻了，仿佛每流出一滴眼泪，就减了一斤的重量，仿佛这些泪蓄积已久，从我住在马尔马拉海滨的那些年，以及更早之前住在铁慕尔的欲望之宅，甚至更早之前流浪于远在沙漠里的犹太区时，就一直蓄积在我身体里——仿佛就是这些泪水让我如荷重负。

蜜黎安错了。我并不遗憾。这和遗憾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无法从你眼里带走伤痛，我想告诉莉莉，但我并非注定只能留给你伤痛。事情不是这么开始的，也不会就这样结束。你是个带来奇迹的孩子——是将未来从被施了魔咒的人生中解放出来的希望——我很确定，这么多年来始终相信，你的生命旅程不会在伤痛中结束。或许在这里，在这个充满机会与选择的国度，你的生命旅程不必在伤痛中结束。

莉莉再次将勺子塞到我嘴边的时候，我抓住了她的手。

她先是一凛，接着惊慌起来，想把手抽开，但我不放手。我把她纤细美丽的手指握在我现在已变得庞大的掌心中，使尽病躯的所有力气紧紧抓着不放，一直到她不再挣扎。她的手变软了。她站在黑暗中看着我，我知道她已经明白了，因为她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

我站起来，觉得自己变轻盈了，比我这一年来所感觉到的都轻得多。然后，我伸手揽住她，轻轻一个动作，就把她带离地面。

我们滑出玻璃门，进到院子，然后越过院子，飞进夜空里。我的脚一离地，她就抱紧我，往下看。

回头看吧，我说，穿过这一片漆黑，看看我们背后吧。此刻，你可以看到我们全部的过往，甚至包括我早已遗忘的部分。

我带她看看我是怎么一路来到这幢房子里的——把我像头野兽载到这里来的平台卡车驶过的街道，我吊在起重机臂杆上时心里的恐慌，药房塔楼的阴暗，我下飞机的第一天在洛杉矶街头昏倒时围在我身边的男男女女。

但是，接下来，我们飞得更远了，我带莉莉去看伊斯坦布尔的缤纷色彩，我那间公寓四周清真寺红的、金的、绿的瓷砖，托普卡帕皇宫的彩绘拱门，马尔马拉海的青碧蔚蓝。

我带她看我进入土耳其之前翻越的山脉，伊朗北部的丛林，还有光秃秃、足以征服一切的棕色沙漠。

德黑兰已成废墟。因为战争，因为饥荒。信仰大道两旁的树木都死了。我们家——铁慕尔的家——被充满敌意和怒气的陌生人占住了。芙洛莲·克劳德和他们在一起，茫然失神、蓬头垢面地走来走去，和她死去的弟弟讲话，问他铁慕尔的事。索拉博自己一个人在他房里，直到踏进人生的尽头，依然哀痛不已。

但是我没在这里停歇。我拥莉莉入怀，许多年前我就该这么做的。我拥着她，飞过残垣断壁，穿过火炬明灿蜿蜒数里的街道，进到我婚礼那天夜里所看见的大宅。

回头看吧，我说。

月光下，信仰大道上的大宅里，房间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这是因为我，因为身穿结婚礼服的我。我穿过一个个房间，走向索拉博，走向等待着我，对着我绽开微笑，伸出手，拉我踏进他所允诺的阳光里的索拉博。

就是这么开始的，我说。

我们听见音乐，听见塔拉叶的笑声，还有芙洛莲·克劳德的手镯，随着她在婚礼上走动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

我们再次走进摆满家具的明亮而豪华的大宅，穿过屋子，来到后院。

春天，我穿着无袖洋装站在那里，用手压碎红葡萄和紫葡萄。

索拉博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我唯一的念头却是我要生个女儿，一个有双黄眼睛的女儿。

“没有命运这种东西。”他对我说。他的语气——他天真无邪的信念——让我想哭。

我十八岁，才刚离开犹太区，生平第一次见到铁慕尔。

他站在大宅门口，就在蚀刻玻璃大门外面，不肯看我。

我不会——也不能——因此少爱他一些。我也无法因此而多拒绝他一些，多抗拒他一些。但是这一天，在这个充满选择的国度，我看见了宽恕的可能性——犯下罪行而获赦免的机会，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就是我在和铁慕尔上床之后早该做的，是索拉博当时要我做的，也是莉莉此时可以做的。

在最初的时候，我对莉莉说，未来有许多选择的机会，可我相信自己早就命中注定，于是放开手，白白浪费掉了它们。

此刻，我在她眼里看见了：她理解我。她眼里闪着光芒，就像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带她出门，爬下她房间的外墙，跑到街上，逃离芙洛莲·克劳德的暴政时，在她眼里看见的光彩。我还记得那天莉莉吓呆了，她惊骇地发现在我们家外面的世界，黑夜并不是像她向来以为的那样阴暗寂寥。然后，她抬起头，看见长靴帕丽穿过交织的车流与人潮，从烟雾与汽车引擎的蒸汽里冒出来仰头大笑——宛如童话里的神怪活了起来。莉莉已经看见另一个真相的可能。

我吻着女儿的脸颊，轻声说：

“回头看看吧。回头看，你才可能知道，并最终，心安。”

注释

1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2.54厘米。

作者致谢词

谨以此书献给外子哈密德，他始终是我最好的朋友，最有力的支柱，是我哭泣时可以倚靠的肩膀，是我跌倒时会扶住我的手。

献给我的儿女——亚力克斯、艾希莉、凯文——他们日复一日容忍母亲钉在蓝色电脑屏幕前，用他们美好的希望祝福这本书，用他们奇迹的笑声给我的人生带来满满的幸福。

献给我的双亲，弗朗索瓦·巴克霍达先生与夫人吉提，他们勇气十足地寻找“选择的国度”。

献给我的朋友，作家亚德里安·夏普与玛莉·史塔钱菲尔德，他们在许多个星期天清晨冒雨驶过南加州的高速公路，到荒郊野外的餐馆和我碰面，讨论这本书。咖啡很难喝，蛋回过好几次锅，但是那些个早晨所得到的建议弥足珍贵。

献给我的经纪人芭芭拉·罗文斯坦，她从发轫之初就对这本书充满信心，也为此书付出了无人可及的心力。

献给我的编辑克莉斯塔·马隆，她告诉我说她读过书稿之后落泪，还有她的女儿希耶拉，正因为她所以妈妈继续把稿子看完了。

献给出版人丹·法利，感谢他在赎罪日前夕点头允诺。

献给姐姐简蒂儿·巴克霍达，她不时在清晨六点接起突然打去响个不停的电话，还经常在深夜开车来帮我对付宕机的电脑。献给我另一位姐姐珍娜特·孟法瑞德，从我们在寄宿学校的岁月她就照顾着我，直到今天仍然守护着我。

献给我的朋友道格拉斯·席尔斯博士，他让我看见另一个真相存在的可能。

献给我的老师，作家约翰·雷契，他给了我渴望追求卓越的动力。

献给令人尊敬的拉辛·柯恩博士，他带我到他家，让我分享他的珍藏记忆。献给我的姨妈艾芙特妲·哈纳萨巴，她让我拥有一辈子享用不尽的故事。

献给已故的帕莉华希·纳哈伊，她的恩慈与勇气启发了我。

谢谢你们。

五岁的时候，莉莉目睹了妈妈罗珊娜从自家三楼阳台上一跃而下，消失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夜空中。没有再见，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之后的搜寻中，家人们也没有发现罗珊娜的尸体或者她从楼上坠落的蛛丝马迹。莉莉一直想找回妈妈，而她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因为妈妈的失踪从此改变。

十三年后，莉莉在洛衫矶又见到了罗珊娜，而此时的罗珊娜和过去判若两人，美貌不复，且生命垂危。经历了太多痛苦的莉莉不知是否该拯救这个抛弃了自己的母亲。为了修补亲情的裂痕，罗珊娜的姐姐蜜黎安决定把家族不为人知的过去讲述给莉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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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法庭／（美）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著；房小然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2（2021.6重印）

书名原文：The Burning Court

ISBN 978-7-5213-2386-3

Ⅰ．①燃…　Ⅱ．①约…　②房…　Ⅲ．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4883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项目编辑　赵　奂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何碧云　黄雅思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21年3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2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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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部分　提出指控

第二部分　证据提交

第三部分　双方辩论

第四部分　结案陈词

第五部分　最终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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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克森·卡尔

（John Dickson Carr, 1906—1977）

美籍推理小说家，曾在英国长期定居，有“密室之王”的美誉。他的作品集欧美古典本格推理之大成，并以“密室谋杀”和“不可能犯罪”的构思见长。1950年和1970年，他先后两次获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简称MWA）的埃德加·爱伦·坡特别奖。1963年，MWA一致同意向他颁发“终身大师奖”，这是推理界的最高荣誉。

房小然

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自由译者。中英文独立双语艺术杂志《燃点》（Ran Dian）编辑、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中文编辑。已翻译《吸血鬼日记》《神探夏洛克》等剧集，译有多部英文畅销小说，其中包括《吉诃德大神父》《泥土之界》《呼叫助产士》《格雷厄姆·格林短篇小说全集》（合译）及文斯·弗林的反恐小说。

第一部分　提出指控[†]

我们小酌了几杯，酒至微醺，就寝时已经很晚了。威廉爵士对我说，他的前任，已故的老埃奇博罗的确走进了我的卧室。我当时听罢的确吃惊——但人在兴头上，心里其实并没脸上表现出来的那么害怕。

——塞缪尔·佩皮斯[††]，1661年4月8日

1

“从前，有个男人，住在教堂附近……”对一个有待展开的故事来说，如此开篇有点意思。无论如何，爱德华·史蒂文斯也算住在教堂附近，这是对事实最平淡的描述。他家隔壁的德斯帕德庄园有一座小教堂，虽然庄园名声在外，可那座小教堂却算不上什么有名场所。

像你我一样，爱德华·史蒂文斯也是一个普通人，混迹于尘世之中。此刻他正坐在火车的吸烟车厢里，火车将于6点48分抵达宽街站。爱德华·史蒂文斯现年三十二岁，在第四大街赫勒尔德父子出版社的编辑部谋了个不错的职位。他平常租住在东七十街，在费城郊外的克里斯彭镇还有间小屋，出于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他和妻子周末大多会去小屋度假。这是1929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天气乍暖还寒，他正坐火车赶去小屋和妻子玛丽会合，随身的公文包里装着高丹·克罗斯关于谋杀案的新书书稿。这些描述虽然平平，但也都是事实。史蒂文斯现在也承认，人还是应该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打交道，那样心里才踏实。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事发当天，或者说当晚，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任何蹊跷之处。史蒂文斯也像你我一样循规蹈矩，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只是坐火车回家而已。他对工作、家中的妻子，以及顺风顺水的生活甚感满意。

火车准点抵达了宽街站。史蒂文斯下了车，绕着车站活动筋骨时瞧见车站门上的时刻表写着，七分钟后有一班开往克里斯彭的火车，而且是特快车，停靠的首站是阿德莫尔。克里斯彭站则位于哈弗福德站和布林莫尔站之间，从哈弗福德站沿干线行驶大约三十分钟后即到。至于为何选择在克里斯彭停车，或者说为何要在那儿单设一站，这问题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毕竟克里斯彭仅有沿山而上、相隔甚远的六座房子。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却自成一个社区，那里不但有邮局、药店，而且在那条蜿蜒直上、通向德斯帕德庄园的国王大道边，甚至有一家几乎藏身于紫叶山毛榉中的茶室。最让人意外的是，克里斯彭还有一家殡仪馆，虽然这看似不合常理，也没有太大意义。

每次瞧见这个殡仪馆，史蒂文斯总感到莫名其妙。这儿为什么会有一家殡仪馆？会有生意吗？殡仪馆的窗户上印着“J. 阿特金森”这几个字，字体平平无奇，看上去就像名片上的那样。史蒂文斯从来没在殡仪馆的窗户后面瞧见过人，连个人影也没见过，只隐约瞧见过几个小小的奇形怪状的大理石瓶，应该是插花用的，还有挂在铜环上的齐腰高的黑色天鹅绒窗帘。当然，无论在哪儿，殡仪馆的生意都不会热火朝天，你也不会指望殡仪馆前人头攒动。不过，一般来说，殡仪馆的经营者大多善于交际，可史蒂文斯从没见过这位所谓的J. 阿特金森。正因如此，这家殡仪馆激发了他创作侦探小说的灵感。比如，殡仪馆的经营者其实是个连环杀手，所以这家店才会有足够多的生意。

但是话说回来，老迈尔斯·德斯帕德刚刚撒手人寰，这没准给J. 阿特金森送去了生意。

为什么会有克里斯彭镇？如果非要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那德斯帕德庄园也许是唯一的答案。这就不得不说到辉煌的1681年。在佩恩先生[1]亲自出马，和生活在斯库尔基尔河[2]与特拉华河之间茂密丛林中的人达成和解之前，曾有四位专员奉命来此，为英属宾夕法尼亚殖民地[3]建城选址，“克里斯彭”之名即源自其中一位专员的名字——威廉·克里斯彭。这位专员是威廉·佩恩先生的亲戚，在一次航行中不幸过世，而他的一位表亲——德斯帕德（据马克·德斯帕德所说，德斯帕德这个姓氏原为法文，在经过一番稀奇古怪的拼写变化之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则获得了乡下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自此德斯帕德家族便定居于此，在庄园中繁衍生息。家族的一家之长，高贵优雅的浪子——老迈尔斯·德斯帕德，不到两周前刚刚过世。

史蒂文斯一边等火车，一边漫不经心地想到了马克·德斯帕德——德斯帕德家族新晋的一家之长——不知道今晚他是否会像往常一样来家里聊天。史蒂文斯在郊外的小屋离德斯帕德庄园不远，两年前两人便成了朋友，不过老迈尔斯刚刚过世，今晚应该见不到马克或他妻子露西了。经过近四十年纸醉金迷的生活，老迈尔斯的胃黏膜早已变成了一团糨糊，他最终死于胃肠炎。由于老迈尔斯一生多在国外生活，与亲戚们联系得很少，所以亲戚们对他的死并没有感到太悲伤，只是得料理他的很多身后事。老迈尔斯终生未娶，马克、伊迪丝和奥格登都是他弟弟的孩子，想必都将继承一大笔遗产。史蒂文斯对这些事倒不怎么感兴趣。

这时，月台的大门当啷一声开了，史蒂文斯晃着身子跳上干线列车，穿过众人一直向前，进了吸烟车厢。初春的夜色已由灰转黑，车上的顶灯灯光惨白，车厢内烟雾缭绕，味道呛鼻，但依然能隐约嗅到丝丝令整个乡下复苏的春的气息。史蒂文斯由此想到了玛丽，今晚她会开车到克里斯彭站接他。火车上尚有一多半空位，车厢里如往常般令人昏昏欲睡，乘客们一边哗啦啦翻阅报纸，一边吞云吐雾。史蒂文斯入了座，将公文包放在膝盖上。人一旦心满意足，就难免会想东想西，史蒂文斯也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今天碰到的两件怪事。他倒不是非要想个明白，那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只是任由心思驰骋，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

哪两件怪事呢？嗯，比如说这一件。他公文包里装着他很想一睹为快的高丹·克罗斯新书的手稿。不过，有一点很不可思议，高丹·克罗斯这个奇怪的名字竟然是作者的真名。克罗斯是编辑部的头儿莫利发掘出来的作者，他似乎是个隐士，一门心思想要重现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谋杀案。这人虽没亲眼看见犯罪过程，却能把案件描述得活灵活现，而且文风如纪实一般触目惊心，让人读起来如同亲临犯罪现场，所以读者往往对其笔下的内容深信不疑。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官就曾经不小心闹过笑话，如此写道：“根据《陪审团绅士》一书对尼尔·克里姆案的生动描述可知，作者肯定参加了当时的庭审。”《纽约时报》则讽刺道：“克里姆一案发生在遥远的1892年，而克罗斯先生今年四十岁，换句话说，他当时一定是个特别早熟的孩子。”从为书做广告的角度来说，这种趣闻倒并非坏事。

克罗斯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其文风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素材的选择。他的每本书会收录一到两个著名案件，多是过去令人称奇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案子，这些案子显然让现代的读者耳目一新。尽管书中有图片和文档为证，可内容太不寻常了，以至于一名批评家忍不住站出来，指责克罗斯笔下的案件子虚乌有，是他精心编造的骗局。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话一时间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结果却变成对书的一种宣传，因为最终事实证明克罗斯书中所写的案件绝非虚构。引发争议的那本书记载的是18世纪发生在布鲁塞尔市的一起残暴罪行，该市市长对凶手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写信给提出质疑的批评家，对批评家的无端指责表示强烈愤慨。正因如此，高丹·克罗斯虽非国内畅销作家，也不是年度热门人物，却成了赫勒尔德父子出版社着力打造的作家之一。

这个星期五的下午，编辑部的头儿莫利把史蒂文斯叫到自己那间安静的、铺着地毯的办公室。莫利坐在办公桌后，朝米色信封里摞得整整齐齐的一沓纸眨眨眼。

“这是克罗斯刚写的书，”莫利道，“这个周末你带回家瞧瞧？我想让你在5月的销售会上谈谈这本书。是你感兴趣的题材。”

“你已经读过了？”

“是的。”莫利踌躇道，“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高丹·克罗斯迄今为止最棒的作品。”接着，他又面露犹豫之色，“当然，原来的书名必须得改。书名实在长得离谱，专业性又太强，肯定会影响书的销售，但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说。这次书里写的都是女投毒犯，内容够劲爆。”

“听起来不错！”史蒂文斯真心称赞道。

莫利环视四周，神情恍惚，显然心里有事。他问道：“你见过克罗斯吗？”

“没有，不过有可能在办公室和他照过一两次面。”史蒂文斯只能如此回答，他努力在记忆中搜索，说不定在某个转角或者办公室门口，他们曾擦肩而过。

“哦……他这人挺奇怪。我是说他对合同的要求。他非要在合同里单加一个条款，至于其他的，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没准他都没好好地完整读过合同。加的那一条挺奇怪，他要求在每本书的封底印上他的大照片。”

史蒂文斯闻言哼了一声。莫利办公室的墙上成排地摆着封面抢眼的书，史蒂文斯随手从中拿起克罗斯的《陪审团绅士》，翻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啊，”史蒂文斯道，“难怪他的书封底从来没有作者生平，只印一张大照片，下面还写着他的名字，从他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一直这样。我之前还纳闷呢，不过大家好像对此也没有什么异议。”史蒂文斯仔细端详着克罗斯的照片，继续道：“嗯，这张脸很有特色，一看就是个聪明人，挺不错。可他为什么这么以此为荣，非得四处张扬？”

莫利坐在椅子上，身子没动，只摇了摇头。“不，不是这回事。他可不是个性张扬的人，他这人其实很低调。应该是有其他原因。”

莫利好奇地瞧着史蒂文斯，欲言又止，转而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些东西。“你就别为这事费心了。手稿你拿着，小心点，里面夹着照片呢。哦，星期一早上一上班先来见我。”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史蒂文斯就告辞了，此刻他正坐在驶向西费城的哐啷作响的火车上。他微微打开公文包，瞥了眼包里的书稿，但没拿出来，脑中又想起另一件令他费解的事。

如果说高丹·克罗斯这事虽不重要，却让人不明所以，那另外这桩有关老迈尔斯的事就更无关紧要，却也更让人糊涂了。此时史蒂文斯的思绪已飘到德斯帕德庄园，他仿佛瞧见了那座掩映在山毛榉中的古老石房，以及即将从冬季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的花园。去年夏天，在老石房后的下沉花园里，史蒂文斯还见过老迈尔斯。按照年龄来说，“老”迈尔斯其实并不老，他入土时才五十六岁。之所以说他“老”，是因为他平日里谨小慎微的言行举止、闪亮的白色立领里干瘦的脖颈、卷曲的灰色八字胡和喜静不喜闹的性格，给人造成了一种垂垂老矣的假象。他迎着暖洋洋的日头，抬起歪戴着的帽子，客客气气向史蒂文斯打招呼的样子还历历在目，那时的他双眼肿胀，目光中流露着痛苦。

患上胃肠炎的滋味确实不好受。老迈尔斯自周游世界归来到去世，一直饱受胃肠炎缓慢而痛苦的折磨，他家的厨娘甚至为主人的坚忍而感动到哽咽落泪。厨娘亨德森夫人也是庄园的管家，这位执掌家务大权的“独裁者”说过，老迈尔斯有时会痛得大声尖叫，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德斯帕德一家九代全葬在庄园私人教堂的地下墓室里，墓室中的棺材排成排，好像一本本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籍。老迈尔斯也被葬入了地下墓室，葬礼过后，条石复位，再次封死了墓室。不过，有件事似乎令亨德森夫人印象尤为深刻：老迈尔斯过世前手里曾握着一根普通绳子，上面等距系着九个绳结，他过世后，人们在他枕头下发现了这根绳子。

“他这么做很好，”亨德森夫人曾对史蒂文斯家的厨娘直言不讳道，“我想他是把那东西当作玫瑰念珠[4]之类的东西了。当然，他们家族的人都不是天主教徒，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但是，另有一件事却让亨德森夫人深感不安，至于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还是老迈尔斯的侄子马克·德斯帕德告诉史蒂文斯的，他说起当时的情景时，还有点哭笑不得。

自老迈尔斯去世之后，史蒂文斯只见过马克一次。老迈尔斯是在4月12日星期三晚上去世的。史蒂文斯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通常他和玛丽只在周末来克里斯彭，可星期三那天晚上他们却在克里斯彭过了夜。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开车返回了纽约，对老迈尔斯的死毫不知情，后来还是通过报纸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4月15日，也就是老迈尔斯去世那周的星期六，他们又回到克里斯彭，还去老迈尔斯家吊唁了，但没参加葬礼，因为玛丽对死亡有种莫名的恐惧，听到“死”这个字就浑身发抖。葬礼过后的当天傍晚，史蒂文斯在空荡荡的昏暗的国王大道上，碰巧看到了正独自一人大步流星地走在街上的马克。

“我们家的亨德森夫人，”马克出其不意地对史蒂文斯道，“瞧见点怪事儿。”

那天傍晚寒风料峭，树林中的花骨朵刚刚冒头，国王大道穿过林地，蜿蜒通往德斯帕德庄园。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风中颤抖，犹如一片乌云从空中罩住马克。在路灯灯光的映照之下，马克那张长着鹰钩鼻的脸看起来苍白而狂躁。他双手插兜，倚着路灯杆。

“我们家的亨德森夫人，”马克重复道，“瞧见点怪事儿。但我没搞清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因为她说得不清不楚，一边说，还一边不停地祈祷。听着好像是说，在迈尔斯伯伯去世的那个晚上，她看到迈尔斯伯伯在房间里和一个女人讲话。”

“女人？”

“哦，别想歪了，”马克正色道，“只是和女人说话而已。亨德森夫人说的是，房间里有一个‘身穿古怪老式服装’的女人在和迈尔斯伯伯讲话。当然，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当天晚上我、露西和伊迪丝都要去圣戴维斯参加化装舞会。露西打扮成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最宠幸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伊迪丝则戴着旧式女帽，穿了一条有裙撑的裙子，我觉得她扮的一定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5]。有我妻子扮演最伟大的情妇，我妹妹扮演最伟大的护士，我扮成谁已经不重要了。”

“不过，”马克面色阴沉，继续道，“这事听起来还是太奇怪了。你不太了解迈尔斯伯伯，对不对？他是个和蔼可亲的老浪子，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这你应该知道，但他总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谁也不让进，连饭都要别人送上门。当然了，随着他病情的加重，我就给他请了一位专业护士。为此，他着实大闹了一通。我们安排护士住他隔壁的房间，这样护士就能随时护理他了，可他为了阻止护士随意进入，非要把连通两个房间的门锁上，我们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说服他别锁那道门……这么一想，亨德森夫人瞧见迈尔斯伯伯的房间有个‘身穿古怪老式服装’的女人是有可能的——”

史蒂文斯搞不懂马克为什么要为这事烦恼。

“嗯，我觉得这没什么奇怪的。”史蒂文斯道，“你问过露西或伊迪丝了吗？也许亨德森夫人看到的是她们两人中的一个？不过，既然你伯伯不让别人进他的房间，亨德森夫人是怎么瞧见那女人的呢？”

“亨德森夫人说她是透过玻璃门瞧见的。迈尔斯伯伯房间的玻璃门正对楼上阳台，一般来说，玻璃门上会拉着帘子。没，我还没跟露西和伊迪丝提过这事。”马克迟疑了一下，然后放声大笑道：“我烦的其实不是这事，也不是想跟你故弄玄虚，我烦的其实是亨德森夫人说的另外一件事。据亨德森夫人所说——你要仔细听——那个身穿老式服装的女人先和迈尔斯伯伯聊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从一扇根本不存在的门里消失了。”

史蒂文斯瞧着马克。马克一脸严肃，史蒂文斯瞧不出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

“莫非你想跟我说，”史蒂文斯嘴里不置可否地嘟囔道，“那女人是鬼？”

“我想说的是，”马克皱着眉，一字一句斟酌道，“那扇门在两百年前就已经被砖砌死，外面还镶了木镶板。可那位神秘客人竟然打开了门，还从门里消失了。是鬼？不，我可不这么想。我家这么多年从没闹过鬼。我们家族是非常体面的，但你很难想象我家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体面的鬼。虽然这事说出去或许不会影响我们家族的声誉，可来做客的人会觉得受到了冒犯。要我说，亨德森夫人很可能看错了。”

说完这话，马克突然迈开步子，大步流星地走了。

那次碰见马克已经是一周前的事了。史蒂文斯坐在开往克里斯彭的火车上，一边回想着和马克聊天的情景，一边漫不经心地琢磨着其中的古怪。在办公室和莫利谈话，在路上和马克·德斯帕德聊天，这两件事互不相干，不过给人的感觉都很奇怪。史蒂文斯不想搞清楚它们背后的原因，只琢磨着要如何把它们写进同一个故事里。这两件事毫无关联，就像不同版面的新闻一样，想想下面这几点吧：高丹·克罗斯，一个深居简出的作家，执意要把自己的照片印在书的封底上，但并非为了虚名；迈尔斯·德斯帕德，一个深居简出的百万富翁，死于胃肠炎，枕头下有一根系着九个绳结的绳子；最后，还有一个身穿古怪老式服装（具体年代不详）的女人，穿过两百多年前被砖封死的门，神秘消失了。这几点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听着甚至有些荒诞，一个精于叙事的作家，要如何才能把它们写进同一个故事呢？

史蒂文斯打消了写故事的念头，但按捺不住对克罗斯的好奇，于是便打开公文包，抽出克罗斯的书稿。好家伙，书稿可够厚的，估摸着得有十万字之多，不过这本书应该会像克罗斯的其他书一样，几乎没有废话，内容简练得恰到好处。每章书稿都以铜钉装订，与书中内容相关的剪报、照片和素描也已经用回形针夹好。史蒂文斯先过了一遍整本书的目录，然后瞥了眼第一章的标题。这时，他的手突然一哆嗦，书稿差点从膝盖滑落到地上——让他心惊的不是这个标题。

这页书稿上夹着一张老照片。照片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泛黄，但上面人物的面容依然清晰可辨。照片下方用齐整的小字印着：玛丽·德奥贝，1861年因谋杀被斩首。

史蒂文斯盯着眼前这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竟然是他的妻子。

2

史蒂文斯呆坐了半晌，反复核对照片下方的姓名，仔细端详照片上那个女人的面部特征。他一遍一遍查看，脑海中几乎一片空白，恍惚中想起了自己正坐在7点35分到达克里斯彭的火车里。

过了一会儿，史蒂文斯抬起头，把书稿归置到大腿上放稳，眼睛望向窗外。此刻的他感觉像是牙医椅上刚拔过牙的病人。他的头有些疼，心跳略微加快，但仅此而已，甚至连刚才那种心惊的感觉都已消失了。火车正飞快驶过欧弗布鲁克，铁轨在车轮下咯吱作响，他瞧见不远处柏油路上的几盏路灯隐隐发亮。

这绝非一个巧合，他也不会搞错。照片上写的正是自己妻子的名字：玛丽·德奥贝。那女人看起来很像妻子，连表情都再相像不过了。如果说这张老照片上的人——大约七十年前被送上断头台的女人——跟妻子有血缘关系，比如说是妻子的曾祖母，那照片上写的日期就解释得通了。可两人连细微的表情都一模一样，这真是太古怪了，这种“返祖”现象让史蒂文斯感到不可思议。

当然，这并不重要，即便受刑的是妻子的父母或伯伯也没关系。现在这年头，只有历史学家才对大约七十年前的罪行感兴趣，它们就像桌上摆着的纸糊骷髅头，只是现代人闲来无事时的一种消遣而已，不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可这张照片却让史蒂文斯心惊肉跳，照片上的女人不但下颌也有一颗小痣，连手上戴的古老手镯也与玛丽的一模一样，他曾见玛丽戴过那只手镯不下百次。如果自己出版的书里赫然刊登了自己妻子的照片，还将妻子列为投毒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星期一早上一上班先来见我。”难不成编辑部的头儿其实话中有话？

不，肯定是我想多了。可不管怎样——

史蒂文斯又开始研究起那张照片，他把照片从书稿上取下，想瞧得仔细些。手碰到照片的那一瞬间，他的心中为什么突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恍惚诧异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竟如此深爱着妻子，爱得那么死心塌地。照片是一张厚厚的硬纸，上面的灰色部分已经泛黄。照片背面以缩进格式写着照相馆的地址：佩里谢父子照相馆，巴黎七区，让·古让街12号。还有人用法文草草写下的字：我最亲爱的玛丽；路易斯·迪纳尔，1858年1月6日。字迹已褪色为棕色，不知道写字的这位是女人的情人，还是丈夫。

然而，最令史蒂文斯感到震惊的是照片上那女人的表情。她虽然姿态僵硬，看着不自然，可脸上那古怪的、仿佛穿越了时空的表情是掩饰不住的。照片是女人的大幅半身像，在她的身后可以看见树木和鸽子。女人的站姿别扭，好像要向一侧跌倒。她的左手放在小圆桌上，桌上搭着朴素的桌布。她穿着高领裙子，面料好像是淡黑色塔夫绸，裙子褶皱处闪闪发亮。因为领子高的缘故，她的头微微向后仰。

照片中那女人的发色与妻子玛丽的一样，也是深金色，可发型略有差别，老式发卷看着有些别扭，但整体与妻子的相差不多。女人面对镜头，目光落在镜头之后。过于浓重的眼影、大大的双眸、漆黑的虹膜，她的脸上浮现着与妻子一模一样、被史蒂文斯称为“勾魂摄魄”的神情。女人双唇张开，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双眼睛就像画家观察人时那样，趁你不注意便一直打量你。这副表情在鸽子、树木和桌布的烘托之下，几乎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快的甜媚感，甚至让人心生幻觉，以为照片上的人突然活了过来。史蒂文斯拿着照片，感觉像是握着“猴爪”[6]，他的手忍不住微微发抖。

史蒂文斯再次瞧了瞧照片上的文字：因谋杀被斩首。很少有女人因为杀人被送上断头台。凡是被斩首的女人，肯定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史蒂文斯喃喃自语：“这肯定是个恶作剧，或者是谁在跟我开玩笑。该死的，这就是玛丽的照片。我差点就被骗了。”

史蒂文斯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清楚照片上的人不是玛丽。人类后代在相貌上有时会与祖先有惊人的相似，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并不奇怪。不过，就算是玛丽的曾祖母被送上了断头台，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结婚已经三年了，可史蒂文斯对玛丽的身世几乎一无所知。他不喜欢对这种琐事刨根问底，只知道玛丽是加拿大人，来自一个像德斯帕德那样古老的家族。两人在巴黎相遇，不到两周就闪婚了。他们的浪漫偶遇发生在一座废弃的古老酒店的院子里，酒店离圣安托万街不远，旁边是一家卖卷心菜的菜摊。但史蒂文斯已经记不清酒店具体是在哪条街上，也忘了自己在巴黎闲逛时为什么会到那儿去。等等，那条街的名字是……哦，等等！那地方似乎是他的朋友威尔登推荐他去的。威尔登在大学教英文，对凶杀案颇感兴趣。三年前，威尔登好像对他说过：“听说你夏天要去巴黎？如果你对凶杀案现场感兴趣，就去布兰科街，去瞧瞧那个没门牌的房子。”

“那里有什么好看的？”

“到了之后你跟邻居打听吧，”威尔登道，“我先卖个关子，你自己想办法去搞清楚。”

最终史蒂文斯也没发现那里有什么好看的，后来也忘了问威尔登。不过，正是在那儿，他遇见了玛丽，玛丽显然和他一样，也在四处闲逛。玛丽说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只是瞧见一个旧式的院子半开着门，便进去了。史蒂文斯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第一次见到玛丽时，玛丽正坐在一个废弃的喷泉旁。那喷泉在院子中央，处于三面走廊的环抱之中，走廊的石墙上雕刻着人像，但人像的五官已经剥落。玛丽看着就不像法国人，可当她用标准地道的英语热情活泼地打招呼，微笑起来脸上突然露出“勾魂摄魄”的表情时，史蒂文斯多少有些惊讶。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种因纯粹的健康活力而产生的心动。

玛丽为什么从不谈自己的家世？有必要遮遮掩掩吗？没准那个院子就是照片里那位玛丽·德奥贝的住处。谋杀案发生后，德奥贝家族一定举家从法国搬到了加拿大，玛丽作为后人，出于对祖先的好奇，所以才去探访老玛丽犯下罪案的现场。从玛丽的表哥或姨妈偶尔的来信判断，玛丽的生活单调普通。偶尔她也跟史蒂文斯讲一些家族趣闻，但说实话，史蒂文斯从未对那些事上过心。玛丽有些想法和举止倒是挺古怪，比如，她瞧不得漏斗，就连厨房里用的普通漏斗也不行。不过，还是那句话——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史蒂文斯盯着书稿上玛丽·德奥贝的照片，女人脸上缥缈的笑容似乎在嘲讽他。为什么不拿起书稿，好好读读这位玛丽做了什么？为什么要为一个看着像复活节卡片上的天使，结果却被砍了脑袋的女人担惊受怕呢？为什么不读一读书稿？史蒂文斯把照片插到书的第一章后面，重新拿起书稿。克罗斯的写作天赋显然没能体现在给文章命名上，史蒂文斯心中暗想。在给全书起了个沉闷的书名后，克罗斯试图用更耸人听闻的章节名来吸引读者。书的每一章都以“……之事”命名，比如第一章的标题是“不死情妇之事”，这标题看得史蒂文斯心中一凛。

故事的开篇出其不意，克罗斯仿佛向读者扔了一枚手榴弹。

“砒霜一直被人们称作傻瓜型毒药，这其实是一种误导。”

《化学家》杂志编辑亨利·罗兹如此说道，里昂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埃德蒙德·洛卡尔对此亦深表赞同。亨利·罗兹继续道：

“砒霜可不是什么傻瓜型毒药，犯罪者喜欢砒霜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创意。投毒杀人的凶手大多聪明，不缺乏想象力。有证据表明，事实与人们的认知恰好相反：作为一种毒药，砒霜之所以受到投毒者的青睐，是因为它的安全性。

“首先，除非有其他理由怀疑是砒霜中毒，否则对于医生而言，要想依据症状判断为砒霜中毒，难度是非常大的。其次，如果控制好剂量，持续下毒，中毒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与胃肠炎几乎一模一样。”

史蒂文斯瞧着书稿上的这段话发愣，纸上的字在眼前渐渐模糊，他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疯狂的想法。人的大脑有时就是这样不受控制，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你也许会嘲笑自己，以为自己疯了，丧失了理智，但谁又能忍住不胡思乱想呢？胃肠炎，老迈尔斯·德斯帕德两周前刚好死于胃肠炎。史蒂文斯觉得这个疯狂的想法更像是个玩笑，一个不那么好笑的玩笑……

“晚上好，史蒂文斯。”有人突然在史蒂文斯身后打了声招呼，史蒂文斯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史蒂文斯瞧了眼周围，火车正缓缓减速，即将在第一站阿德莫尔停车。在大学执教的威尔登博士此时正站在车厢过道里，一只手搭在座椅靠背上，低头瞧着史蒂文斯，一贯喜欢故作严肃的他此刻流露出几分好奇。威尔登那张精瘦的脸上有着苦行僧那般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巴；他的八字胡修剪得很整齐，还戴着无框的夹鼻眼镜。威尔登这人总是面无表情，只在讲故事时偶尔咯咯轻笑或放声大笑。那时他会双眼圆睁，用他正在抽的雪茄指指点点。威尔登是新英格兰人[7]，工作出色，表面上寡言少语，内心却很友善。他总是衣着得体，看上去干净利索，像史蒂文斯一样，他也总是随身带着公文包。

“想不到会在车上碰到你。”威尔登瞧了眼史蒂文斯身边道，“你家人都好吗？你妻子呢？”

“坐下说。”史蒂文斯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把照片夹到了书稿里。威尔登下一站就下车，可还是依史蒂文斯的话，小心地坐在了椅子扶手上。“哦，她挺好的，谢谢问候。”史蒂文斯含糊其词地说，“你家人还好吧？”

“都挺好的。女儿得了流感，但这天气，谁能不得流感？”威尔登满不在乎道。寒暄之中，史蒂文斯暗自琢磨，要是这事发生在威尔登身上，要是威尔登翻开书稿，瞧见自己妻子的照片，会怎么想呢？

“对了，”史蒂文斯突兀地问道，“你喜欢研究著名的谋杀案，那你听说过一个名叫玛丽·德奥贝的投毒犯吗？”

威尔登从嘴里拿出雪茄。“玛丽·德奥贝？玛丽·德奥贝？哈！想起来了。那是她出嫁前的名字。”他转身咧嘴一笑，显得他的颧骨更高了，“正好你提起这事，我一直忘了问你——”

“她于1861年被斩首。”

威尔登闻言一愣道：“那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话题突然从流感跳到谋杀，威尔登还有点回不过神来，“1861年？你确定？”

“确定，这里写着呢。我只是随便问问。这是高丹·克罗斯的新书。你记得这个作家吧，几年前人们还争论过他是否捏造事实。我感到好奇，所以问问。”

“如果克罗斯说是1861年，”威尔登望向窗外，火车开始逐渐加速，“那应该没错。你刚问的那个玛丽·德奥贝我不知道，我只听说过另一个玛丽·德奥贝，她婚后的名字更广为人知。她的案子其实是一个经典案例，你肯定听说过。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你去巴黎，我还建议你去瞧瞧她的房子？”

“先不说这个，先说说你知道的那个玛丽·德奥贝。”

威尔登显然对史蒂文斯的迫切感到不解，但嘴上没说什么。“我知道的那个玛丽·德奥贝是著名的红颜杀手——玛丽·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她的案子很可能是最著名的小剂量缓慢投毒杀人案[8]。看看她的庭审记录你就知道了，那案子当时非常轰动。在她生活的年代，‘法国人’一词几乎等同于‘投毒者’。正因为投毒事件层出不穷，人们甚至为此成立了一个特殊法庭——燃烧的……”威尔登突然停下，然后继续说道，“你去查查庭审记录，读读其中关于柚木盒子、玻璃面具和其他东西的内容。不管怎样，她毒杀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她的家人，她还用‘上帝之家’[9]收容的病人试验毒药。我相信她用的就是砒霜。她的庭审供述会是当今研究癔病的心理学家感兴趣的资料，我可警告你，其中有一些骇人听闻的性描述。”

“的确，”史蒂文斯道，“听你这么一说，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她是什么时候死的？”

“她被斩首和焚尸是1676年的事。”威尔登起身拂掉落在衣服上的烟灰，火车已开始缓缓减速，“我马上要到站了。如果这周末你们没什么事的话，欢迎来我家。我妻子让我转告你，她已经搞到你妻子想要的蛋糕食谱了。晚安。”

史蒂文斯没几分钟也该到站了。他下意识地将书稿装回信封，放进公文包。刚才的聊天完全扯远了，真是荒唐，史蒂文斯心中暗道，别再管那个什么玛丽·布兰维利耶了，她与高丹·克罗斯的书根本没关系，只会让人越想头脑越发晕。他现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如果控制好剂量，持续下毒，中毒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与胃肠炎几乎一模一样。

“克里斯彭站到了！”从车头处传来一声如同鬼魅般的大吼，火车咣啷啷停了下来。当史蒂文斯双脚踏上火车月台，站在清朗凉爽的夜色中时，他脑海中那些荒诞的念头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先走下一段水泥台阶，随后走进狭窄的街道。街道十分昏暗，远处药房影影绰绰的灯光依稀可辨。这时他瞧见了汽车大灯的灯光，他熟悉的那辆克莱斯勒敞篷汽车正停在路边等他。

坐在车里的玛丽为史蒂文斯打开了车门。瞧见玛丽的一刹那，史蒂文斯忍不住脸色一变，那张照片仿佛被施了可怕的魔咒，他一想起来就暗自心惊。这感觉虽然倏忽即逝，却吓得史蒂文斯只将一只脚迈进了汽车，另外一只脚还留在车外。他瞧着玛丽，感觉自己荒唐得可笑。玛丽今天身穿棕色裙子和针织衫，浅色外套像披风一样搭在肩上。街边商店的微光透过窗户，洒在玛丽深金色的头发上。玛丽回瞪着史蒂文斯，一脸的困惑。她身材苗条，声音却很低沉，一开口整个世界仿佛又恢复了常态。

“你怎么了？”玛丽被史蒂文斯莫名其妙的举动气乐了，“愣在那里傻笑什么？别笑了！你是不是喝——”玛丽忍住没往下说，随后也乐了起来，“你得为自己醉成这样子感到羞愧，我也很想喝鸡尾酒，可我一直在等你，想着和你一起喝。”

“我没喝多，”史蒂文斯正色道，“刚才只是在想事情。你——这里！”

史蒂文斯的目光掠过玛丽的肩膀，顺着照亮她头发的那束微光望去，然后整个人突然愣住了。那束光来自一家商店的窗户，那地方在漆黑的街上竟亮得扎眼。史蒂文斯依稀辨认出一些小小的大理石瓶，还模糊地看到铁杆的铜环上挂着黑色窗帘，下摆垂到齐腰高的位置。在窗帘上方透出的白光下，铁看起来比铜更显眼。窗帘上有一个男人的身影，那人站着一动不动，正望着街道。

“我的天！”史蒂文斯道，“终于见到那个J. 阿特金森了！”

“原来你没喝多，”玛丽打量着史蒂文斯，“但有点晕头晕脑的。快上车！艾伦为我们准备了特别的晚餐。”她扭头瞥了眼窗户里一动不动的人影，“阿特金森？他怎么了？”

“没怎么。不过我好像头一次瞧见那里面有人。”史蒂文斯说完又加了一句，“他好像在等什么人。”

玛丽发动引擎，以她自己那种不管不顾的开车方式调转过车头。榆树和山毛榉的叶子从他们头顶掠过，车子一路穿过兰开斯特高速公路，驶上昏暗的国王大道，沿山而上行驶半英里[10]，来到了德斯帕德庄园大门前。史蒂文斯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奇怪念头，觉得现在不像4月末，而是像万圣节。他刚才好像听到街上有人喊他，可当时汽车刚好转弯，玛丽踩了油门，汽车排气管发出巨大的嘶吼声，所以他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没跟玛丽提这事，只探头向车后瞧了瞧，大街上空荡荡的根本没人。玛丽今天看上去一切正常，瞧着她看见自己时兴高采烈的样子，史蒂文斯就打消了疑虑。人太累了或许会出现幻视或幻听，但这其实有点说不过去，因为史蒂文斯壮得简直像头牛，不过玛丽也曾对他抱怨过，说他像牛一样冒傻气。

“真好，太棒了！”玛丽道，“你感觉到空气中的春意了吗？那边篱笆旁的大树下有漂亮的藏红花，你还记得吗？对了，今天下午我瞧见了报春花。哦，它们太可爱了！”玛丽深吸了一口气，活动着僵硬的身子，头向后靠，然后转脸笑盈盈地瞧着史蒂文斯道：“你累吗？”

“一点也不累。”

“真的？”

“我刚都说了，不累！”

玛丽一脸不解。“亲爱的特德[11]，你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看来你真的需要来杯鸡尾酒。特德——今晚我们不出门，对吧？”

“我不想出门。怎么了？”

玛丽两眼紧盯着前方的路，眉头微蹙。

“哦，今晚马克·德斯帕德一直打电话找你。他说有要紧事，要见你，又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事。不过，他不小心说漏嘴了，我觉得他找你肯定跟他伯伯老迈尔斯有关。他听起来怪怪的。”

玛丽转头瞧着史蒂文斯，脸上露出他再熟悉不过的“勾魂摄魄”的表情。路灯灯光下的玛丽睁着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脸的甜蜜可爱。

“特德，不管马克说什么，你都别在意，好吗？”

3

“他找我？”史蒂文斯还有点没回过神，“你知道的，能不出门，我就不会出门。不过也得看情况，如果他真有要紧事，或者——”

史蒂文斯没继续说，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注意到玛丽有几次别过头去，脸上露出让人琢磨不透的表情。不过，这肯定是街上的灯光给他造成的错觉，因为玛丽很快便把马克·德斯帕德抛到了脑后，大谈特谈正为纽约那套公寓里的家具做的罩套。史蒂文斯心中暗想，一会儿到了家，先喝杯鸡尾酒，然后再跟玛丽说照片的事，嘻嘻哈哈一下，照片这事就会被他们忘掉的。

史蒂文斯努力回想玛丽之前是否读过克罗斯的书。她有可能读过克罗斯的书稿，因为自己的很多书稿她都帮着看过。玛丽显然读过很多书，阅读面之广令人赞叹，但多限于略读，且多是些人物传记、地域文化之类的书。史蒂文斯瞥了眼玛丽，瞧见她衣袖下露出的左手手腕上戴着手镯——纯金打造，扣环是猫叼着红宝石的造型——与他在那张该死的照片上看到的手镯一模一样。

“对了，”史蒂文斯问道，“你读过克罗斯的书吗？”

“克罗斯？他是什么人？”

“专门写谋杀案的那个人。”

“哦，你是说那个人！没读过，我可不像有些人那样心理病态。”玛丽似乎严肃了起来，接着道，“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你和马克·德斯帕德，还有那个威尔登博士，竟然对那些谋杀案和可怕的事情那么感兴趣，这样有点……你不觉得你们这样心理有点不健康吗？”

听到这话，史蒂文斯吃了一惊。玛丽虽然有时说话直接，甚至被他称为“艾尔茜·丁思莫尔”[12]，可也从没说过这种话。这有点不太对头，很反常。他再次观察玛丽，玛丽一脸严肃，没在开玩笑。

“有一位权威人士曾说，”史蒂文斯道，“只要美国人民还在关注谋杀和通奸这些事，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说到心理不健康，”史蒂文斯抬手敲敲公文包，“我这里正好装着克罗斯的新书。你要不要看看？里面写到的女投毒犯碰巧也叫‘玛丽’。”

“哦，你读过了吗？”

“只瞥了几眼。”

玛丽对书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她没搭理史蒂文斯，皱着眉，全神贯注地把车开进他们房子旁的车道上。下了车，史蒂文斯感觉浑身疲惫，饥肠辘辘。他们的小屋是依照新英格兰的风格建造的，整体漆成了白色，有绿色的百叶窗，明亮的灯光透出窗帘，看上去让人精神一振。空气中弥漫着嫩草和丁香花的味道。屋后的山上是一片树林，沿山向上走大约一百英尺[13]，便是德斯帕德庄园高大的围墙，围墙一直向远处延伸，与查理二世大街的一端相连。

进了家门，史蒂文斯只想坐在椅子上休息。走廊的右侧是客厅，里面有罩着橙红色罩布的沙发和几把高背椅，桌上摆着装有球形灯泡的台灯，有着漂亮护封的书成排地摆在墙上的白色书架上，壁炉上方挂着伦勃朗名作的仿画——还有调酒器，这已经成了美国人家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普通家庭。透过走廊对面厨房的玻璃门，史蒂文斯瞧见胖墩墩的艾伦正在忙着布置餐桌。

玛丽接过史蒂文斯的帽子和公文包，赶他上楼洗澡，这正合史蒂文斯的心意。换洗完毕，史蒂文斯一边下楼，一边吹着口哨，可还没到楼下，身子却突然定住了。他瞧见自己的公文包被放在走廊的电话桌上，闪亮的银色搭扣被人打开了。

史蒂文斯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那感觉就像是家里出了内鬼，这事他绝对不能忍受。他喜欢凡事开诚布公，讨厌被人蒙在鼓里。这会儿他脑中一片混乱，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急忙走到电话桌旁检查公文包里的书稿。

果然不出所料，那张玛丽·德奥贝的老照片不见了。

史蒂文斯顾不上细想，急匆匆走进客厅。玛丽正坐在鸡尾酒桌旁，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个空玻璃杯，史蒂文斯隐约觉得气氛有些不对。玛丽脸颊绯红，伸手指着桌上的另一个玻璃杯。

“你辛苦一整天了，”玛丽道，“喝点吧。会让你感觉舒服点。”

喝酒时，史蒂文斯感觉玛丽在不停地打量他。他脑海中闪过一些危险的念头，又埋怨自己不该这样想。于是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鸡尾酒，喝完后轻轻放下玻璃杯。

“对了，玛丽，”史蒂文斯道，“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总感觉家里好像哪里不对，觉得怪怪的。现在就算窗帘里突然伸出一只手抓住我，或者从衣柜里突然滚出尸体，我都不会觉得惊讶。你跟我说，你知道很多年前有人和你同名，还喜欢给人喂砒霜吗？”

玛丽瞪着史蒂文斯，眉头紧锁。“特德，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感觉你这次一回来就怪怪的。”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该不是怀疑我在你的鸡尾酒里下毒了吧？”

“哦，你那么做我可不会觉得奇怪。不开玩笑了，有个问题虽然听着挺荒诞，但我想认真问一下：你听说过有谁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吗？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人，那人甚至还有一只猫头手镯，和你的那只一模一样。”

“特德，你到底想说什么？”

史蒂文斯正色道：“听着，玛丽，别跟我打马虎眼。没必要，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现在可能有人想跟我开玩笑，把你穿着19世纪50年代衣服的照片放进书稿，冒充一个过去女人的照片。从那女人的下场判断，她可能把她家附近一半的人都杀了。这事说出来没人相信。早就有人质疑那个克罗斯胡编乱造。你还记得《世界报》的拉德波恩吗？他曾经指责克罗斯，说克罗斯在书里写的案件都是捏造的，当时还挺轰动的。眼前这事太像恶作剧了。你坦白跟我说，玛丽·德奥贝是谁？她是你的亲戚吗？”

听了这番话，玛丽站了起来。她既没生气，也不惊讶，只是略显激动地瞧着史蒂文斯，脸上半是迷茫，半是关切。然后她僵硬地向后退了一步。史蒂文斯此前从未注意到玛丽的神情会有如此古怪的变化，似乎听一个玩笑的工夫，或者脖子一侧的皱纹波动一下，她的相貌就变了。

“特德，”玛丽道，“既然你这么认真，那我也尽量认真地说吧。过去有个叫玛丽·德奥贝的人（你知道的，这是个很大众的名字），那人在不知多少年前杀了人。现在你认为我就是她，或者说她就是我，所以对我摆出一副大法官审判犯人的样子。如果我是那个玛丽·德奥贝，”她偷偷瞥了眼身后墙上挂着的镜子，那一刻史蒂文斯还以为那面镜子有问题，“如果我就是那个玛丽·德奥贝，那你就可以在法庭上就某个更关键的问题给我作证了，那就是我的穿衣打扮很有品位，是不是？”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问你，你和那个女人是不是远亲？”

“远亲！来，给我根烟，再给我倒杯鸡尾酒。简直是胡说！亲爱的，清醒点。”

史蒂文斯深吸了一口气，身子向后一靠，仔细端详着玛丽。

“你真行，”史蒂文斯承认道，“总有办法说成是别人的错。没关系，我的宝贝，我不介意。你就闹吧。但有一点，大出版社可不能把作者书稿里的照片拿出来据为己有……瞧，玛丽，这里也没外人，刚才你有没有打开过我的公文包？”

“没有。”

“你没打开我的包，没从里面拿走1861年因谋杀被斩首的玛丽·德奥贝的照片？”

玛丽发火了。“我没拿！”她大吼起来，“哦，特德，你说的这些胡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吧，反正有人拿了那张照片，照片不见了。家里除了艾伦，再没外人。除非是我在楼上洗澡时，有个邪恶的功夫高手溜进屋，偷走了照片，不然照片怎么会不翼而飞呢？那书稿封面上有克罗斯的电话。我之前还在想是否应该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能不能不用那张照片；现在可好，该死的照片竟然没了，这可不行——”

这时，不识趣的艾伦在门口探头探脑，兴高采烈地宣布：“晚餐准备好了，史蒂文斯先生。”与此同时，走廊外突然传来了门环敲打大门的声音。

有人敲门没什么稀奇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一天说不准有十几个人敲门，但今天一听到敲门声，史蒂文斯却着实愣了一下。他坐在沙发上，目光斜穿过拱门，落在客厅角落里的陶瓷伞架上。艾伦嘴里不满地嘀咕着，踩得地板嘎吱作响地去前门开门，随后史蒂文斯听到门锁滑动打开的声音。

“史蒂文斯先生在家吗？”是马克·德斯帕德的声音。

史蒂文斯闻言起身。玛丽依旧站着，面无表情。史蒂文斯从她身边经过时，心里有种莫名的冲动，便拿起她的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然后才走到走廊热情地欢迎马克，说他们正要吃晚餐，问马克要不要也来杯鸡尾酒。

马克·德斯帕德站在进门处，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男人。在走廊铜灯的映照下，马克那张长着鹰钩鼻的光洁的脸闪闪发光。尽管他的下巴轮廓坚毅，体格孔武有力，但他的内心其实十分敏感。他那又粗又硬的浅黄褐色连心眉下，一双凌厉的浅蓝色眼睛正扫视着走廊。他还长了一头粗硬的头发，同样也是浅黄褐色的。马克是一名年轻律师，继承了父亲位于板栗街上的律师事务所，他父亲是几年前过世的。马克的律师生意不怎么景气，因为他是个十足的理论派，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怪我那该死的辩证看待事物的能力。马克总是喜欢在德斯帕德庄园转悠，每一回他都是一身猎场看守人的装束：射击服、法兰绒衬衫、灯芯绒马裤和长筒靴。此刻马克站在门口，瞧着走廊，帽子在他修长的手指上转来转去，那双手像是音乐家的手。马克的声音坚毅果断、礼貌客气。

“抱歉打扰了，”马克道，“但你知道，若非事关重大，我绝不会贸然登门拜访。恐怕这事不能再等了。呃——”

马克转身瞧着跟在他身后的那个男人，陌生男人也迈步进了门。此人身材更魁梧，但比马克矮一些。他的行为举止虽然彬彬有礼，但却更像是一种自我防御。他的下巴上有一些胡茬，坚毅的脸庞因为饮酒发了福，但看上去仍令人眼前一亮。他的双眼呈深棕色，眉间皱成V字形，嘴角却带有几分笑意。即使穿着厚厚的大衣，他也显得气质不凡，令人印象深刻。

“这位，”马克介绍道，“是我的老朋友，帕廷顿医生——不，是先生。”马克迅速纠正了自己的口误，帕廷顿听了却不为所动。“特德，”马克接着道，“我们想跟你单独聊聊。可能要聊挺久，不过你要是知道原因，一定不会介意我们打扰你……”

“你好，马克！”玛丽一如既往地笑着从拱廊处打了声招呼，“特德，去你书房吧，你们都去。吃晚餐不急。”

待马克和帕廷顿跟玛丽寒暄过后，史蒂文斯就急匆匆地领着两人向书房走去。他们走到走廊尽头，下了几级台阶便进了史蒂文斯的书房。书房不大，刚好容得下三个人。史蒂文斯打开打字机桌上方的吊灯，清冷的灯光一下子洒满整个房间。马克小心地关好书房门，背对着门站住。

“特德，”马克道，“我伯伯迈尔斯是被谋杀的。”

史蒂文斯早就怀疑马克这次来是为了此事。听了这话，史蒂文斯虽然不紧张，心里却还是哆嗦了一下。这是因为马克如此开诚布公地将此事坦白相告，使他吃了一惊。

“我的天啊！马克……”

“他是被砒霜毒死的。”

“快坐下说。”史蒂文斯愣了一下，然后指了指书堆中的两把皮椅，示意两人坐下，他则坐在打字机桌旁自己的椅子上。史蒂文斯背对桌子，胳膊靠在桌边，看着两人沉声问道：“谁干的？”

“不知道，只知道是庄园里的人干的。”马克用同样沉重的声音回答，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道，“既然我把这事说出来了，那么我也得说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马克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长长的双臂夹在两腿间，浅蓝色眼睛紧盯着吊灯。

“我打算做一件事，这事必须要做。但除我之外，还需要三个人帮忙。我已经找到了两个人，你是我可以信任的第三个人。如果你决定帮忙，那你必须向我保证，无论我们在老头子的尸体上发现了什么异常，你都绝不能报警。”

史蒂文斯低头瞧着地毯，试图掩饰内心的慌乱。“你难道不想——不管那人是谁，你难道不想那人受到惩罚？”

“惩罚？哦，我当然想。”马克点点头，狂热中透着一丝冷酷，“但你不明白，特德。我们所处的社会很扭曲。大家不先管好自己，却偏偏爱对别人家的事指手画脚，这点我尤为痛恨。我最讨厌的就是‘社会关注’这个词。我是说对个人的关注。美国人已将这种关注奉为神明，对它十分狂热，甚至把它当作改变命运的契机。‘只要能引发社会关注，随你们怎么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评价一个人成就（即便是贬义上的）的标准已变得和报纸上的名录一样不靠谱。这不是报纸的错，报社也没办法，这就好比照镜子，镜子对执意要照镜子的人又能怎样？如果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虚荣，那还情有可原。可我家这件事性质完全不同。不管是不是谋杀，我都不想把家事变成街头巷尾那群闲人的谈资。那群人，哪怕他们只是在街上问我现在几点了，我都懒得搭理。你现在明白我的想法了吧。所以这事必须保密，一个字也不能泄露出去。

“如果今晚你肯帮我，我们就去打开教堂的地下墓室，开棺验尸。我确定我伯伯是被毒死的，但必须找到砒霜作为证据。现在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我伯伯是被谋杀的，这事我一个多星期前就知道了。可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要验证此事，就必须开棺对尸体进行解剖，而且要做到人不知鬼不觉。但没有医生愿——我是说——”

此时，帕廷顿悦耳的声音响起。

“马克的意思是，”帕廷顿道，“体面的医生是不会做这种尸检的，所以他就把我找来了。”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老伙计！”帕廷顿把目光投向史蒂文斯，手指敲着自己的硬礼帽道，“我觉得应该先让你了解一下我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我是马克认识时间最久的朋友。十年前我在纽约当外科医生，事业发展得相当不错，当时我还和马克的妹妹伊迪丝订婚了。但我做了一个流产手术，原因就不说了，我有充分理由。总之这事后来闹得沸沸扬扬，我暴露了。”他似乎很愿意把这件往事讲给史蒂文斯听，脸上的笑容中也瞧不出痛苦，“想必当时没什么值得报道的新闻，所以马克那些报界朋友就大肆宣扬此事，我因此被吊销了医生营业执照。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赚够钱了。可伊迪丝一直以为我给做手术的那个女人是……这都是陈年往事了。”说到这儿，帕廷顿的目光移到门上，眉头皱起，手摩挲着自己泛青的下巴。才说了几句话，他的嗓子就开始干渴了。史蒂文斯看出来了，起身从橱柜里拿出威士忌。“自那之后，”帕廷顿继续说道，“我就一直舒舒服服地住在英格兰。一周前，我突然接到马克的电报，说有件事必须等我回来才能做，于是我马上乘坐第一班船赶回来了。现在，你知道的和我一样多了。”

史蒂文斯摆好玻璃杯和苏打水瓶。

“听着，马克，你大可放心，我肯定会保密的。”马克和帕廷顿根本想不到，史蒂文斯其实更加热切地想查明真相，“假如你真找到了嫌疑人，证明你伯伯确实死于谋杀，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马克双手抱头道：“天知道该怎么办。我心里也一直在纠结。我能做什么？你会做什么？谁又能做什么？执行私刑？再上演一次谋杀？不，谢谢，我还没喜欢迈尔斯伯伯到那个程度。但我必须查明真相，你知道吗？我不能明知道家里有一个投毒的凶手……而且我痛恨凶手这种故意折磨人的做法。特德，迈尔斯伯伯可不是一下子断气的，他死得非常痛苦。那人一定喜欢瞧着迈尔斯伯伯受苦，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马克拍打着椅子的扶手，“另外，我还要告诉你，凶手显然是连续几天，甚至连续几周一直在下毒。我们可能查不出最开始下毒的时间，因为我伯伯确实患有胃肠炎，胃肠炎的症状和砒霜中毒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无法区分。在伯伯病情恶化到我们必须给他请一位专业护士之前，他的午饭和晚饭总是被放在托盘里送到楼上。他甚至不让玛格丽特——”马克转身瞧着帕廷顿，“他甚至不让玛格丽特——就是那位女佣——把盘子送进房间。他总让她把盘子放在门外的桌子上，有空时他会自己去拿。盘子有时候会在桌上放很久。也就是说，主宅里的所有人（要我说，还包括来访的客人）都可以轻松在食物里下毒。但是——”

“但是，”马克不由自主地拔高了调门，“我伯伯最后一次吃下毒药是在那天晚上，咽气的时间则是凌晨3点，这就排除了外人下毒的可能。正如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凭此我们就可以锁定嫌疑人的范围。我必须要查出这个凶手，无论如何我都会一查到底，哪怕最终只能证明杀死迈尔斯伯伯的不是我妻子。”

史蒂文斯刚要掏雪茄，听马克这么一说突然愣住了。不管这位神秘的凶手到底是谁，事情的发展倒是出人意料，奇怪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此刻史蒂文斯脑海中浮现出马克的妻子露西那美丽贤淑的样子：苗条的身材、偏分的黑发、鼻子旁淡淡的雀斑和爽朗大笑的脸庞；露西是那种聚会上大家会交口称赞的人，也是一桩幸福婚姻中的完美另一半。想到这儿，史蒂文斯觉得马克刚才的话实在太荒谬了。

马克一眼看穿了史蒂文斯的心思。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瞧着史蒂文斯道，“觉得我的话很荒谬，是不是？以为我在胡言乱语，对不对？是的，我知道你会这么想，就像我清楚地知道我正坐在这把椅子上一样，但我怎么说不重要。迈尔斯伯伯遇害的整个晚上，露西和我一直在圣戴维斯参加化装舞会，不过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有一些我无法回避的其他间接证据。特德，幸亏你不用像我一样面对那些证据。虽然它们说明不了什么，但我却不能视而不见，我这人痛恨秘密，眼里揉不得沙子。我一定要把杀死迈尔斯伯伯的凶手查出来，那样我就知道是谁要陷害我妻子了。我得提醒你，这事理解起来有点困难。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说清楚……”

“说不清楚？”史蒂文斯纳闷道，“好吧，先不管这个。你刚才提到间接证据。什么间接证据？”

直到此刻，桌上的酒瓶和酒杯还没人动过。马克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烟深深吸入肚中。他给自己倒了几指高的威士忌，举起杯子对着灯光瞧瞧，然后喝了个精光。

马克说道：“我们家的厨娘兼管家亨德森夫人亲眼看见了这场谋杀。她看到了凶手最后一次下毒的情景。而且根据她所说的判断，唯一可能下毒的人就是我妻子露西。”

4

帕廷顿探着身子，对史蒂文斯道：“听到马克刚才的话，还能保持冷静，很好。”然后他笃定地对马克说：“要我说，你的目击证人根本不可靠。”

在马克喝酒时，帕廷顿一直直勾勾地盯着马克。史蒂文斯瞧出来了：帕廷顿很想喝，却不伸手去拿，甚至还假装没注意到马克手里的酒杯。于是史蒂文斯给帕廷顿倒了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帕廷顿则故作漫不经心状拿起了酒杯。这些不同寻常的举动说明帕廷顿是一个安静的，不招摇的人，而且长期酗酒。帕廷顿继续说道：

“你刚才说的那个亨德森夫人，是很早就在你家的那个老妇人吗？有没有可能她——？”

“我现在脑子乱成一团麻了。”马克不胜疲倦道，“任何事都有可能，但我觉得她不是在发神经或说谎。她的确有嚼舌头的坏习惯，但你什么时候见她发过神经？再者，你也说了，她和她丈夫从我小时候起就一直在我们家，奥格登就是她带大的。你还记得我弟弟奥格登吧，帕廷顿？你离开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学生……我清楚亨德森夫人真心喜欢我们家，也知道她喜欢露西。而且她根本不知道我伯伯是被毒死的，还以为我伯伯死于胃肠炎，以为她看到的那些根本无关紧要。所以我好不容易才让她守口如瓶，不要再告诉别人。”

“等一等，”史蒂文斯突然插嘴问道，“你刚才说这是亨德森夫人看到的，那这事是不是与那个穿着古装，从根本不存在的门里消失的神秘女人有关？”

“是的，”马克不自在地承认道，“这正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整件事中就这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完全不合情理！那天碰巧看到你，我想用这件事试探一下你，看你听了会作何反应，所以我就假装开玩笑。这样吧，我说出来让你们自己判断。”马克那修长的手指不安分地摆弄着卷烟纸和一小袋烟草，他喜欢自己卷香烟，手法很敏捷。他继续道：“我把这事从头至尾说一遍，其中有几个地方十分诡异，我一直也没想明白。我最好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家族的历史。对了，帕廷顿，你以前见过迈尔斯伯伯吗？”

帕廷顿想了想道：“没有，过去他总是在欧洲。”

“迈尔斯伯伯和我父亲相差不到一岁。迈尔斯伯伯出生于1873年4月，我父亲是1874年3月出生。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细节了。我父亲成家早，二十一岁就结婚了，迈尔斯伯伯却一直单身。1896年我出生，伊迪丝是1898年，奥格登则生于1904年。我们家族的财富主要来自土地，因为祖先们不光在费城分到不少油水，在这儿也拥有了一大片土地。这些财产大都被迈尔斯伯伯继承了，我父亲对此并无怨言，父亲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而且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也蒸蒸日上。六年前，我父母都因肺炎离开了人世，母亲是因为坚持护理生病的父亲而被感染肺炎的。”

“我记得他们。”帕廷顿飞快地插了一嘴。他坐在那里，抬手遮住眼睛，好像并不喜欢回忆这段往事。

“我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们对事情的背景有个大概了解。”马克激动地说道，“迈尔斯伯伯这辈子没惹过麻烦，没跟人红过脸，也没做过任何坏事。他是个老浪子，这没错，不过他不加节制的酗酒、对女人的殷勤都是老派作风，以当今时代的标准来看，堪称斯文得体。我这么说吧，这世上根本不会有人恨他。实际上因为在国外生活多年，他在这儿和谁都不熟。如果有人想毒死他，那此人肯定只是喜欢看人受折磨而死……当然，也可能是图他的钱。”

马克瞧着眼前的两人。

“如果凶手是为了钱，那庄园里的所有人都有嫌疑，而且我的嫌疑最大。家族的每个人都会因为迈尔斯伯伯的离世而继承一大笔遗产，这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正如我之前所说，迈尔斯伯伯和我父亲先后出生，相差不到一岁。两人从小到大像是双胞胎，更是好朋友。我父亲很早便娶妻生子了，既然家族已经有了继承人，迈尔斯伯伯便从没考虑过要成家。所以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其他犯罪动机了。伙计们，就是在这种和睦的家庭环境中，有人开始给他下砒霜。”

“我有两个问题。”帕廷顿插嘴道，依然一脸冷漠，但已不像之前那么拘谨，“首先，你有证据证明他被人下毒了吗？其次，你曾话里话外暗示，你伯伯在死之前有一段时间行为异常——把自己锁在屋里之类的。这种行为异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马克又犹豫了，双手张开又握紧。

“我就怕你们会误解，”马克道，“这正是我想避免的。别误会，迈尔斯伯伯并没有突然变得极其古怪，或者说变成怪人，也没有干涉家事。他一直都以自己的老派作风为荣。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他变得与从前不太一样了。我们最先注意到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在不到六年前，当我父母过世，他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他不再是我们记忆中那个和蔼可亲的伯伯了，但也算不上郁郁寡欢，只是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说心事重重，好像脑袋里一直在想着什么。他那时也还没把自己关起来，他是从……嗯……”马克想了想道，“对了，特德，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克里斯彭的？”

“大约两年前吧。”

马克点头微笑，巧了，两者在时间上差不多。“那就是从你搬到这儿几个月后，他才开始把自己关起来的。但不是彻底与世隔绝，也没有一直待在房间里不出来；他只是在房间里吃午餐和晚餐，晚上在房间里睡觉。你知道迈尔斯伯伯的生活习惯。早上他会下楼吃早餐，天气好的话还会去花园散散步，抽根雪茄，在画廊里逗留一会儿。我只能说，他给人一种心事重重的感觉，就好像迷失在雾里走不出来。中午回房间之后，他就不再出门了，一直待在房间里。”

帕廷顿紧绷着脸问道：“他在房间里做什么？读书？搞研究？”

“我觉得不是。他不是那种爱读书的人。有仆人说他只是坐在藤椅里，眼睛望着窗外。也有人说他显然闲得无聊，将大把时间花在了换衣服上。他有很多衣服，而且一直对自己的相貌和打扮颇为自傲。

“六周前，他开始出现呕吐、痉挛等症状，而且听不得别人说请医生。他总说：‘胡闹！我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只要给我来点芥末膏，再来一杯香槟，我就没事了。’直到最后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才赶忙请来了贝克医生。贝克医生检查过之后，摇摇头，说是非常严重的胃肠炎。于是我们给迈尔斯伯伯请了一位专业护士，不管怎样，那时他还只是胃肠炎，而且从那之后病情显然有了好转。4月的第一个周末，大家见迈尔斯伯伯的身体明显见好，都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到了4月12日那天晚上。

“我们庄园里一共有八个人，除了露西、伊迪丝、奥格登和我之外，帕廷顿，你还记得老亨德森吧？他负责看护墓地，修剪花草，各种维修也基本都是他的事。还有他的妻子亨德森夫人，另外就是护士科比特小姐和女佣玛格丽特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露西、伊迪丝和我那天晚上去参加化装舞会了，而其他人也几乎都不在家。

“亨德森夫人差不多一星期前就出门了，去克利夫兰给某个亲戚的小孩当教母，她喜欢做这种事。那边会有盛大的家庭庆祝活动，所以她会多待几天。12号是星期三，是科比特小姐正常的休息日。玛格丽特那天临时有事，要和喜欢的男人约会，没费多大劲儿就跟露西请了假。奥格登要去镇上参加聚会。所以家里只剩下亨德森陪着迈尔斯伯伯。

“伊迪丝像往常一样忧心忡忡。她认为照顾病人这种事只能靠女人，还打算留在家里照顾伯伯，可伯伯根本不答应。另外，亨德森夫人会在那天晚上提前赶回家，她的火车会在晚上9点25分抵达克里斯彭。于是伊迪丝又不放心了，因为亨德森要开着家里的福特车去火车站接亨德森夫人，也就是说有整整十分钟，家里只剩下迈尔斯伯伯一个人。奥格登见状说了句‘那怎么行’，他自愿留在家里，等亨德森夫人回来后再走。这样一来，那天晚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玛格丽特一早就走了。科比特小姐也是，还给亨德森夫人留了便条，告诉她如何照顾病人。露西、伊迪丝和我晚上8点左右吃了便餐。楼上的迈尔斯伯伯心情不太好，说他什么都不想吃，也不需要任何东西，但他同意喝杯温牛奶。吃完晚餐，我们都上楼换衣服去了，露西用盘子端了一杯牛奶给迈尔斯伯伯。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伊迪丝在楼梯平台那儿赶上了露西，对她说：‘自己家的东西你都找不到，你端的是酸了的牛奶。’不过两人都尝了，牛奶是好的。”

听着马克从容不迫的讲述，史蒂文斯脑海中想象着那天的情景：橡木楼梯平台位于大玻璃窗下，墙上挂着巨幅人物肖像画，地上铺着厚如浴室脚垫的印度地毯，窗洞里放着一张电话桌。自己怎么总会想到电话桌？他可以想象到露西当时的样子，露西活泼可爱，一头黑发，脸上有几点雀斑，是聚会上“讨人喜欢的人”。他也能想象到伊迪丝的样子，她身材比露西高挑，依然漂亮，但风韵渐减，眼睛四周开始微微凹陷，人也变得越来越吹毛求疵，越来越喜欢谈论高雅的品位。他可以想象到两人为一杯牛奶争执的情景，但她们之间既没有矛盾，也不曾心生嫌隙。年轻的奥格登则站在两人身后，双手插兜，一脸挖苦相。奥格登不如马克庄重沉稳，但也是聚会上“讨人喜欢的人”。

令史蒂文斯感到揪心的问题是：那天晚上他和玛丽在哪里？他其实知道答案，却不敢面对。老迈尔斯过世当天他们就在克里斯彭，就住在自己的小屋里。原本他们只有周末才从纽约到克里斯彭来，但那天是个例外。虽然那天并非周末，但他必须到克里斯彭见《里滕豪斯杂志》的人，商谈连载文章的公事。他和玛丽开车从纽约来到克里斯彭，在那儿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回去了。两天之后，他才得知老迈尔斯过世的消息。老迈尔斯过世那天，他和玛丽在小屋里一切正常；当晚也没有客人，两人很早就上床睡觉了。没错，早早就睡了，一夜平静无事。

马克的声音将史蒂文斯拉回了现实。

“我再说一遍，牛奶没有任何问题。”马克的目光扫过眼前的两个人，接着道：“露西端着牛奶上楼，敲敲迈尔斯伯伯的门，打算把牛奶放在他门口的桌子上。之前我说过，迈尔斯伯伯一般不会马上出门拿，但这次他却开了门，亲手接过盘子。他看上去精神了很多，不像往常那样一脸迷茫，好像丢了什么东西，又不知到哪儿去找似的。（你从没见过我伯伯，帕廷顿。你想象一下，他是一个英俊的老绅士，脖颈干瘦，胡子灰白，额头饱满。）那天晚上他甚至穿了件老款的白领蓝色棉睡衣，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

“伊迪丝问他：‘你确定你没事吗？别忘了科比特小姐出去了，你按铃楼下也没人，如果需要什么只能自己取。你真的可以吗？要不我给亨德森夫人留个信，让她一回来就上楼候在走廊里？’

“迈尔斯伯伯说：‘一直候到凌晨两三点吗，亲爱的？这真是胡闹！你们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舒服着呢，我现在感觉很好。’

“正巧这时，伊迪丝养的那只名叫乔吉姆的猫正在走廊里追什么东西，猫悄悄绕过迈尔斯伯伯的脚，跑进了他的房间。迈尔斯伯伯喜欢乔吉姆。他说了些类似只要有猫陪着他就行的话，祝我们玩得开心，然后就关了门。我们就都去换衣服了。”

这时，史蒂文斯突然抛出一个显然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记得你说过，”史蒂文斯提醒道，“露西参加化装舞会时扮演的是蒙特斯潘夫人？”

“是的，她打扮得很正式。”不知为何，马克似乎被这问题吓了一跳，这还是他头一回面露惊讶之色，他瞧着史蒂文斯道，“我不知道露西怎么想的，非要扮成蒙特斯潘夫人，也许她觉得穿成那样更体面。”马克咧嘴一笑，“露西的衣服实际上是她自己做的，是她按照画廊里一幅肖像画上的衣服做的。不管怎样，画中的女人与蒙特斯潘夫人是同时代的人，至于那女人到底是谁，目前尚无定论。画中女人那张脸的大部分，还有肩的一部分都已经被某种酸性物质腐蚀了，显然是很多年前被毁坏的。我记得祖父曾说过，有人想修复，但没成功。但不管怎样，那幅画似乎是内勒[14]的真迹，虽已面目全非，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据说画中的女人是某个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你干吗问这个，特德？”马克像是突然急了，语气中透着不耐烦。

“我想我需要吃点东西。”史蒂文斯漫不经心道，“好吧，你继续说，你刚才说的那女人是17世纪法国的投毒犯吧？你们家族怎么会碰巧有她的画像？”

这时帕廷顿嘴里念念有词，身体像刚才一样费力地前倾，到底没忍住，又给自己倒了一些威士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帕廷顿抬头道，“你们家族过去和那个女人有某种关联，是不是？或者，在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去，你们家族里有人和她有关系？”

马克一脸不耐烦地说道：“是的。我不是说过吗？我们家族改过姓氏，将原来的法语姓氏改成了英语姓氏。我们家族的姓原来是德斯普雷斯，是法语姓。但别管那个什么侯爵夫人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们，露西穿的是她按照画上的款式做的衣服，花了三天时间才做好。

“我们大约在晚上9点半离开了庄园。露西一身盛装，伊迪丝穿着南丁格尔那种有裙撑的裙子，我的装扮有些奇特，镇上服装店的店员坚称那是骑士的打扮。那身衣服穿着居然挺舒服，再说了，但凡有机会腰佩宝剑，哪个男人会拒绝呢？奥格登当时站在门廊的灯下，目送我们向车走去，还跟我们开了好一阵玩笑。车子沿车道转弯的时候，我们正好碰见亨德森开的福特车，他把亨德森夫人从火车站接回来了。

“舞会上我们玩得不太尽兴。作为一场化装舞会，它一点也不刺激，大家都没喝醉。说实话，我多数时候都坐着，无聊得感觉身子都要生锈了，不过露西跳了很多支舞。凌晨2点刚过，我们就离开舞会回庄园了。那天晚上明月高悬，夜色迷人，在屋子里憋了几小时终于可以呼吸到外面清爽的空气了。伊迪丝弄破了自己的蕾丝裤，就是穿在裙子里面的那玩意儿，她有点闹情绪。露西则一路兴高采烈唱着歌。回到庄园，我们瞧见房子一片漆黑。我把车开进车库，里面还停着那辆接亨德森夫人的福特车，但奥格登的别克车还没回来。我把前门钥匙给了露西，她跑着先去开门，伊迪丝也跟过去了。我下了车，站在车道上尽情呼吸着夜里的空气。这是属于我的时刻，我喜欢这样。

“这时，我听见伊迪丝在门廊喊我。我转弯上了台阶，赶到走廊。露西正站在走廊里，一只手放在电灯开关上，半仰着头瞧着天花板，一脸惊恐。

“露西对我说：‘我刚才听见一个可怕的声音。真的！就刚才。’

“庄园的走廊年代相当久远，有时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恐怖，但那次可不是幻觉。我急匆匆上了楼，身上的剑倒不碍事。楼上的走廊里一片漆黑，我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不是走廊本身不对劲，而是走廊里好像有什么异样。你们有过那种感觉吗？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经过，留下了不祥的气息。你们可能没感受过……

“我刚要找电灯开关，就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然后瞧见迈尔斯伯伯的房门突然半开。房间内灯光昏暗，迈尔斯伯伯的身子半隐半露。他人虽然站着，但弯着腰，一只手捂着胃部，另外一只手用力抓紧门框，手上青筋突起。他整个人好像悬在门上一样晃来晃去，身子几乎弯得要对折了。他吃力地抬起头，鼻翼两侧的皮肤仿佛油纸，两眼鼓胀，看着有平常的两倍大，前额上满是汗水。他每呼吸一次，身体就猛地哆嗦一下，你甚至可以听到他胸腔里发出的颤动声。随后，他抬起头，目光呆滞。我以为他瞧见我了，可他开口后，又好像不是在对我说话。

“迈尔斯伯伯嘴里嘟囔着：‘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痛苦了。我跟你说，我再也受不了了。’

“随后他又用法语重复了一遍。

“我跑上前，赶在迈尔斯伯伯跌倒前扶住他。我把他扶起来——不知为什么，他就像痉挛了一样拼命挥舞胳膊，试图要摆脱我——我把他扶到房间的床上。他身子拼命向后缩，像是要瞧清楚我是谁，拼命……要怎么形容呢……拼命从脑海中把我清理出来，从迷雾中将我分辨出来。刚开始时他像一个被吓坏的孩子，对我说：‘不会连你也……？’我可以告诉你，听他这么说我感到很伤心。但他终于恢复了神智，两只眼睛看着清澈了许多，借助床头昏暗的读书灯，他似乎终于看清楚了我是谁，不再像吓坏的孩子那样躲着我。我感觉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迈尔斯伯伯一脸茫然地开了口，这次说的是英语。他说浴室里有药，可以止痛，他自己没力气去浴室。他大声喊着要我去帮他取药。

“他说的是之前他犯病时，我们曾给他吃过的巴比妥类药。露西和伊迪丝站在门口，被眼前这一幕吓得面无血色。露西听见迈尔斯伯伯的话，马上跑进走廊去拿药了。我们都知道迈尔斯伯伯要不行了。当时我没怀疑有人下毒，还以为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人的大限将至，任谁也没办法；你只能把他要的药给他，然后自己心痛地咬紧牙关。我悄悄让伊迪丝给贝克医生打电话，请医生赶紧过来，伊迪丝手脚麻利地悄声照做了。当时唯一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迈尔斯伯伯脸上的表情，他好像瞧见，或是认为自己瞧见了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为什么他的表情会像个受惊的孩子？为什么他会那样拼命挣扎，不让别人碰他？

“为了转移迈尔斯伯伯的注意力，缓解一下他的疼痛，我问他：‘你这个样子有多久了？’

“‘有三个小时了。’他答道，眼睛闭着，侧躺在床上，身子蜷缩成一团。他的头闷在枕头里，我几乎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你怎么不大声喊出来，或是出门求救呢？’

“‘我不想，’他对着枕头说，‘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就这样死了要比等着它到来更好。但我发现自己受不了了。’然后他似乎突然醒过神来，抬头瞧着我，一脸的失魂落魄。他还有些害怕，喘息声还是很大，他对我说：‘听着，马克，我快不行了。’他不理会我的安慰，继续道：‘别说了，马克。你给我听着，我要用木棺材下葬。你听到了吗？木棺材。我要你发誓，你会按我说的做。’

“迈尔斯伯伯执拗得让人害怕，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就连露西给他拿来药和水时，他还依然盯着我。他抓住我的斗篷，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木棺材。他在吃药上费了好大力气，因为他一直吐，吐了很多次，最后我好歹让他把药咽下去了。他嘟囔着身子冷，要盖被子，然后就闭上了眼睛。他的床尾处有一条叠着的棉被，露西默默地把被子拿过来，盖在了他身上。

“我起身想再找点东西给他盖上。房间里有个大衣柜，里面放着迈尔斯伯伯那些华丽的衣服，我猜柜子最上面的架子上可能有毯子。柜子的门没关严，微微敞开着。我在柜子里没找到毯子，却发现了一些别的东西。

“柜子最下方，在摆得整整齐齐的一排鞋子前，放着当天晚上送饭用的托盘。托盘里还放着那个玻璃杯，杯子里只有一点儿剩下的牛奶。此外，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东西，那东西并不是我们之前拿上来的。那是一个圆肚的银杯，直径大约四英寸[15]，上面有些类似浮雕的奇怪图案——据我所知，那玩意儿一点也不值钱。我记得它一直被放在楼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注意过那个杯子？总之，杯子里有一些看上去黏糊糊的残渣。乔吉姆，就是伊迪丝的那只猫，四肢伸开躺在杯子旁边。我摸了摸那只猫，发现它已经死了。

“正是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迈尔斯伯伯有可能是被人下毒了。”

5

马克·德斯帕德双手紧握，沉默了片刻。

“我想，”马克若有所思道，“人在潜意识里会不断琢磨那些令你感到不解的事，但你自己意识不到；随着时间推移，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突然开了窍，一切就变得豁然开朗——

“我当时就起了疑心。我转身看露西是否也瞧见了这些，她显然没看见。她几乎背对着我站在床尾，一只手搭在床栏上；与以往的活泼不同，她那一刻看上去十分无助。房间里只开着床头灯，灯光昏暗，却凸显出了露西的装束：红蓝相间的丝绸裙子，上面点缀着一些碎钻，下摆很宽。

“我站在那里，脑海中回忆着迈尔斯伯伯往日的症状。他饮食困难；鼻子和眼睛发炎了，瞧着你时双眼肿胀，呈淡红色；嗓音沙哑；皮肤日渐粗糙，起了皮疹；甚至连走路也颤颤巍巍，双腿几乎无法支撑身体。他其实是中了砒霜的毒。当时，我可以听见被子下迈尔斯伯伯沉重的呼吸声，甚至还听见了伊迪丝在走廊里跟接线员讲话时焦虑而低沉的声音。

“我什么也没说，关上衣柜门，见柜门锁孔里插着钥匙，就锁了柜门，把钥匙放进兜里。然后我出门进入走廊，下楼梯到楼梯平台，伊迪丝正在那里打电话。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医生，仅此而已。护士第二天早上才会回来。我绞尽脑汁地想砒霜中毒该如何处理，可想不到任何办法。伊迪丝放下电话，神色虽然平静，双手却在颤抖。她刚才给贝克医生家打了电话，医生不在，我们也不知道附近还有谁是医生。我只知道沿路向下一英里之外的公寓旅馆倒有个医生，但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于是我开始给旅馆打电话，伊迪丝则匆忙上楼去看迈尔斯伯伯。她总觉得自己可以护理病人，虽然她实际上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还没等我拨电话，露西就冲进了走廊。

“‘你最好上来瞧瞧，’露西道，‘我觉得他已经走了。’

“迈尔斯伯伯已经死了。身体不再抽搐，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再也不会感到痛苦了。我翻过他的身体想进一步确认时，手在枕头下碰到了那根绳子。你们可能都听说了，那是一条普通的包装绳，大概有一英尺长，等距系着九个绳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到现在也不知道。”

“继续说！”见马克停下，帕廷顿突然催促道，“然后呢？”

“然后？然后就没什么了。我们没惊动庄园里的其他人。没有必要，再过几小时天就亮了。露西和伊迪丝想休息一会儿，可都没睡着。我说我要守在迈尔斯伯伯的房间里，出于对伯伯的敬意什么的。那其实是借口，事实上，我想趁机把杯子拿出房间。另外，奥格登还没回来。我最好夜里守着点，万一奥格登喝多了，在这时候带了什么人回来……你们懂的。

“露西把自己关在我俩的房间里。伊迪丝哭了一会儿。在震惊之余，我们都为自己的疏忽深感自责，但我知道这怪不得我们。等她们一走，我就返回迈尔斯伯伯的房间，先拿床单盖住他的脸，然后从柜子里拿出银杯和玻璃杯，用手帕包好。别跟我提指纹的事儿！我当时那么做完全是出于本能……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决定怎么做之前，先把证据藏好。”

“你从没想过把真相说出来？”帕廷顿问道。

“如果当时能及时找到医生救治迈尔斯伯伯，我当然会说。我会告诉医生：‘别管什么胃肠炎了，他是被人下了毒。’可惜没找到医生。所以我也就没说。”马克似乎变得激动起来，史蒂文斯注意到他身体僵硬，抓紧了椅子扶手，“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你应该清楚，帕廷顿，你还记得有次我差点——”

“别激动，”帕廷顿突然打断了马克，“继续讲。”

“我把银杯和玻璃杯带下楼，锁在我书房办公桌的抽屉里。你知道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丁点证据能证实我的怀疑。另外，我必须得先把猫的尸体处理掉。我用骑士服的斗篷包住它，从侧门出了主宅，以免惊动住在后面的亨德森一家。在车道对面，草坪的另一侧是刚刚翻过土的花圃。我知道亨德森总在侧门外的小柜子里放一把铁锹，所以就用铁锹挖了一个深坑，把猫的尸体埋了。伊迪丝还不知道她的猫怎么了，大家都以为猫跑到哪里玩去了。刚埋好猫的尸体，我瞧见远处闪过奥格登的车灯。一时间我还以为他看见我了，不过我抢先一步回了家。

“目前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第二天，听完亨德森夫人的那番话，我就带着银杯和玻璃杯去了镇上，委托一个我完全信任的化学家对它们进行秘密检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玻璃杯没问题，银杯里的残渣是牛奶、红酒和蛋液的混合物，在残渣里检测出两格令[16]的白色砒霜。”

“两格令？”帕廷顿转过头重复道。

“是的，剂量很大吧？我一直在研究——”

“光残渣里就有两格令，”帕廷顿一脸严肃道，“那真是可怕的剂量。曾经有过两格令砒霜致死的案例，这是有记录的砒霜最小致死剂量，没错。如果残渣里就有两格令，那整杯液体中的砒霜剂量之大可想而知。”

“砒霜致死的一般剂量是多少？”

帕廷顿摇摇头道：“没有一般剂量这一说。我刚说了，有两格令致死的记录。另外，根据记载，有一个受害者曾吃下两百格令的砒霜（这是已知的最大剂量），可后来竟恢复了健康。砒霜致死剂量的范围太广，不太好说。比如，你们听说过玛德琳·史密斯[17]的案子吗？这位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美人被控在1857年毒死了她的法国情人。她情人的胃里有八十八格令的砒霜，辩护律师因而在法庭上辩称，吞下这么大剂量的毒药，死者不可能毫无察觉，所以死者肯定是自杀。毫无疑问，这个理由对审判产生了影响。最终法庭判决‘无法证明’对被告的指控，这种判决的意思就是‘无罪，但下不为例’。六年后，一位名叫休伊特的女人因毒杀了自己的母亲而在切斯特城受审。老人的死最初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直到开棺验尸之前，医生还认定老人死于胃肠炎，结果仅在老人的胃里就发现了一百五十四格令的砒霜。”

帕廷顿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虽然他那下巴泛青的脸上闪着正义的光芒，可似乎讲述这些案子让他乐在其中。

“另外，”帕廷顿晃着手里的空玻璃杯道，“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凡尔赛，还有一个名叫玛丽·德奥贝的女人犯了重案，性质十分恶劣。人们几乎找不到那女人的犯罪动机，好像……她就是喜欢瞧着人死去。她给其中一位受害者下了十格令的砒霜，给另一个受害者下毒的剂量则高达一百格令。这个玛丽·德奥贝可没玛德琳·史密斯那么走运，她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史蒂文斯此时已起身，坐到了打字机桌边沿，表面上随意点头附和着帕廷顿的话，暗地里其实在留意通向走廊的那扇刷着白漆的门，因为有几次他注意到门有些异样。走廊的灯比房间里的亮，正常情况下，你可以看见一丝微光透过锁孔照进来，可现在却一丝光线也看不到，一定是有人正在门外偷听。

“总之，”帕廷顿道，“剂量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会解剖尸体的。最关键的其实是下毒时间。从你提供的时间来看，你伯伯毒发得也太快了。人一旦服下大剂量的砒霜，快则几分钟，慢则一小时就会出现明显的中毒症状——这取决于砒霜是片剂，还是液体——随后在六到二十四小时内毒发身亡，但也可能会拖很久，有的人可以坚持好几天。所以你现在知道你伯伯毒发身亡得多快了吧。你们离开庄园是在夜里9点半，那时你伯伯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凌晨2点半你们回到家后，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他就咽气了，对不对？”

“是的。”

帕廷顿陷入了沉思。“好吧，这情况完全有可能，甚至合情合理。你伯伯的身体已经被器质性的胃肠疾病拖垮了；再者，如果你猜得没错，他一直都在慢性中毒。所以他一旦服下大剂量的砒霜，很快就会一命呜呼。如果我们能知道他最后服下毒药的时间——”

“我可以告诉你准确的时间，”马克打断了他，“是11点15分。”

“哦，”史蒂文斯插嘴道，“这就是亨德森夫人那个诡异故事里说的吧？我们很想知道她到底说了什么，可你却一直拖着不讲。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史蒂文斯担心自己过于激动，表现得太好奇了。幸好，马克并没在意，而是似乎在犹豫要不要把亨德森夫人的话告诉他们。

“现在，”马克道，“我还不想说。”

“不想说？”

“因为你们会觉得我或者亨德森夫人疯了。”马克看起来很矛盾，他举起手道，“先等等，你们先等等！这事我已经翻来覆去想过几百次了，甚至因此夜不能寐。但当我第一次要告诉别人，第一次要把这事清晰明白地讲出来时……我才意识到故事的某些部分会显得太匪夷所思。要是现在就告诉你们，没准你们就不会帮我打开地下墓室了。可我必须得查出迈尔斯伯伯的死因。你们能先等几个小时吗？我只要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等打开地下墓室，把该做的事做完了，我就告诉你们。”

帕廷顿晃晃身子道：“你变了，马克。天啊！我都搞不懂你了！到底什么事那么奇怪？你刚才说的话也没有多荒谬，可能很糟糕，或者邪恶——但谈不上有多荒唐，只是谋杀而已。你不想说的部分到底会有多离奇？”

“一个已经死了很久的女人，”马克平静地答道，“可能还活着。”

“这是什么胡话……”

“不，我脑袋清醒着呢。”马克镇静自若地回应道，“不信你测测我的脉搏，敲敲我的膝盖，看有没有膝跳反应。我当然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就像我绝不相信露西是下毒的凶手一样。现在，凶手的身份有两种可能，但都不成立。我只能说，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很想讲出来让大家一笑了之。但如果我现在说了，天知道你们会怎么想……所以，你们愿意先帮我打开墓室吗？”

“我愿意。”史蒂文斯答道。

“那你呢，帕廷顿？”

“我大老远从三千英里之外赶回来，可不想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回去。”医生嘴里嘟囔道，“但你听好了，我帮了你之后，你别想再用胡话敷衍我。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伊迪丝怎么受得了——”帕廷顿冷漠的棕色眼睛里闪过一丝怒火，可当马克给他倒上第三杯酒后，他又变得和善可亲起来，“要怎么打开地下墓室呢？”

听帕廷顿这么一说，马克立刻精神一振。“好！很好！打开地下墓室并不难，但需要费些时间和力气。这活需要四个人干——亨德森是第四个人，他值得信任，而且很有力气。现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另外，他和他妻子正好住在通往地下墓室那条路的右侧，哪怕我们只搬了一块石头，事后他都能看出来……我已经找借口把家里其他人都支走了，不然即使只动几块石头，住在主宅后面的人也能听见，更别说大张旗鼓地打开墓室了。至于怎么做……”

史蒂文斯眼前浮现出德斯帕德庄园的情景。一长排低矮的灰色房子，房后是一条宽阔笔直、由碎石铺成的水泥路，两侧各有一座下沉式花园。路两边榆树林立，在离房子大约六十码[18]远的路尽头，伫立着一座私人小教堂，这教堂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封闭不用了。从教堂出来继续向前，不远处的路左侧有一间小房子，那里曾经住着德斯帕德家族的牧师，现在住的是亨德森一家。史蒂文斯听说地下墓室的隐秘入口就位于教堂门前的碎石路下，但路面上没有任何标记。马克这时也刚好讲到地下墓室的入口。

“首先要翻开大约七平方英尺的路面，”马克道，“我们得速战速决，要撬的地方有很多。先把一打铁棍，长的那种，插进石头之间缝隙中的水泥里，尽量插深一点，然后向一侧用力撬开——路面多数连接处都能用这方法撬开，然后再用锤子敲一遍，就可以把石头成块成块地搬起来了。路下面还有大约六英寸厚的碎石和泥土。再往下就是用于密封地下墓室入口的条石，条石长六英尺，宽四英尺，我得提醒你们一下，条石的重量在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磅[19]之间。用铁棍把条石撬起来是最费劲的，之后只要下台阶就可以进地下墓室了。我知道，听起来这挺费力……”

“确实挺费力气。”帕廷顿先抱怨了一下，随后一拍膝盖道，“让我们放手去干吧！但你不是希望保密吗？这么一折腾，事后我们还能把路面恢复原样吗？难道别人看不出来？”

“别担心，不会的。只有特别留意的人，比如亨德森和我，才能瞧得出来。我觉得别人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因为上次迈尔斯伯伯下葬，道路边缘已经有被翻过的痕迹了。再说，碎石路看起来都差不多。”马克焦躁不安地站起身，掏出手表，继续道，“那就这么定了。现在9点半，我们抓紧出发，趁主宅那边现在没人干扰我们。我们先去，特德，你吃点东西，然后尽快过去和我们会合。最好穿旧衣——”马克突然想到了什么，惶恐道，“真该死！我怎么把这事忘了！你妻子玛丽怎么办？你怎么跟她解释？你不会告诉她我们要打开地下墓室的，对不对？”

“对，当然不会。”史蒂文斯答道，眼睛盯着房门，“放心，我不会告诉她的，放心好了。”

史蒂文斯可以看出马克和帕廷顿察觉出了自己语气的异样，他们看起来都有些惊讶，但似乎各有心事，所以选择相信他。书房里烟雾缭绕，再加上没吃东西，史蒂文斯起身时感觉头有点晕。这使他突然想到老迈尔斯遇害当晚，也就是4月12日星期三的晚上，他和玛丽在小屋过夜，他们很早就上床睡觉了。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他整个人昏昏欲睡，看书稿时差点一头栽倒在桌上，所以他10点半就上床睡觉了。玛丽说他之所以这么困，是因为克里斯彭的空气比纽约的清新，让他的精神突然放松了下来。

史蒂文斯陪着马克和帕廷顿出了房间，玛丽不在走廊里。马克挤在两人前面，显然急着要回庄园。帕廷顿在前门踟蹰片刻，彬彬有礼地将帽子放在胸前，眼睛四下打量，嘴里念叨了几句问候史蒂文斯夫人的话，然后跟着马克走上了砖路。路面上响起了一阵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史蒂文斯站在屋外，呼吸着夜里的空气。没一会儿他就瞧见马克的车灯亮起，随后听到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以及树木在夜空下的沙沙低语。然后呢？然后他转身进屋，轻轻把门关上，目光落在了棕色的陶瓷伞架上。玛丽正在厨房，他听见玛丽在厨房里面一边忙活，一边半哼半唱：“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她非常喜欢这首关于瓷牧羊女[20]的歌曲。史蒂文斯走过餐厅，推开弹簧门进了厨房。

艾伦显然已经走了。玛丽系着围裙站在碗柜前，正在切冷鸡肉三明治。三明治里面夹着生菜、西红柿，还抹上了蛋黄酱，被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瞧见史蒂文斯进来，玛丽抬起握着面包刀的手，将一缕深金色的头发拂到耳后，深色眼影下的那双灰色眼睛一本正经地瞧着史蒂文斯，脸上似笑非笑。史蒂文斯突然想起萨克雷嘲讽歌德的那首短诗里的一句话[21]：

夏洛特，宛如品行端正的少女

假模假样地继续切面包和黄油

铺着白色瓷砖的厨房里，电冰箱正发出嗡嗡的声音。此时此刻，整个场面真是太荒诞了。

“玛丽——”史蒂文斯道。

“我知道，”玛丽笑呵呵地接口说，“你要出去。亲爱的，先把这些吃了。”她用面包刀拍拍三明治，“吃了这些就有力气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出去？”

“当然是偷听了。谁让你们几个人搞得那么神神秘秘，这可怨不得我。”玛丽脸上流露出一丝紧张，“我们这个美好的夜晚算是毁了，但我知道你肯定要去，不然你心里会一直惦记着放不下。亲爱的，今晚我还提醒过你，说你们这种心理有些病态。我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事。”

“预感？”

“嗯，也不全是预感。克里斯彭这地方人不多，大家已经在到处议论了。今天早上我一到克里斯彭就有所耳闻。我是说，大家都说庄园里有些不对劲，但到底出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也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想找流言的源头是不可能的，大家甚至连自己是听谁说的也记不清了。你会小心点吧？”

然而厨房的气氛似乎与往日有所不同，一切都变了样，就连走廊里那个棕色陶瓷伞架好像也变了颜色。玛丽拿着面包刀的手放了下来，刀碰到碗柜的瓷釉架子，发出了轻微的叮当声，她走上前抓住了史蒂文斯的胳膊。

“听着，特德，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

史蒂文斯打心底知道玛丽深爱着自己。

“关于，”史蒂文斯道，“我之前想的那件事——”

“听好，特德。只要我们彼此了解，就会一直相爱下去。我不知道你脑子里现在在想什么。等有机会了，我跟你说说那座在一个叫吉堡的地方的房子，还有我的阿德里安娜姨妈，然后你就会明白的。但这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别这么笑，好像你懂的比我多似的。我可比你年纪大，大很多很多。如果你这时瞧见我突然面容枯槁，皮肤变黑——”

“别说了！你发什么神经！”

这时，尚握在玛丽指间的面包刀一下子掉落到地上，她惊得嘴巴大张，接着俯身捡起刀。

“我可能是疯了。”玛丽道，“但现在我想告诉你，今晚你们要掘墓，不过我猜，只是猜而已……你们什么也找不到。”

“没错，我也觉得不会发现什么。”

“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不会明白的。但我求你，求你千万别把这事太当真。就当我求你，你肯听我的吗？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现在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你好好想想我对你说的话，不用太明白，只要相信我就行。现在，你吃点三明治，喝杯牛奶，然后上楼换一下衣服。你那件旧汗衫挺合适的，客房衣柜里还有一条旧法兰绒网球裤，刚好去年我忘记洗了。”

夏洛特，宛如品行端正的少女，假模假样地继续切面包和黄油。

注释

†　本书五个部分的标题与美国法庭审理案件的程序相对应：提出指控、证据提交、双方辩论、结案陈词和最终裁决。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其著名代表作《佩皮斯日记》中有对伦敦大火和大瘟疫等事件的详细描述，是17世纪重要的社会文献。

1．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北美殖民地时期重要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拓者。

2．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部河流。

3．1681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赐给威廉·佩恩一块几乎与英格兰同等大小的土地，即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国王这么做是为了偿还皇室拖欠佩恩家的16,000英镑的巨额债务。

4．天主教徒诵念敬礼圣母的《玫瑰经》时用以计数的串珠。

5．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南丁格尔”同时也是护士精神的代名词。

6．出自英国小说家威廉·威马克·雅各布斯（William Wymark Jacobs，1863—1943）所著的超自然短篇小说《猴爪》。在这本书中，一名退伍的英国士兵偶然从古印度高僧那里得到一只有魔力的猴爪，虽然猴爪可以帮人实现三个愿望，但每个愿望的实现却要付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惨痛代价。

7．新英格兰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之一，包括美国的六个州，分别为：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常被称为“新英格兰人”。

8．玛丽－玛德莲·德奥贝（Marie-Madeleine d'Aubray，1630—1676），出生于巴黎贵族家庭，父亲位居高官。1651年，玛丽嫁给了安托万·戈贝林·布兰维利耶侯爵，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可婚后双方分别有了外遇，并闹得沸沸扬扬。玛丽的父亲认为玛丽有辱门风，父女关系因此破裂；随后父亲利用关系将玛丽的情人投入监狱，而后者在监狱里学会了制毒和投毒的方法，出狱后教给了玛丽，希望玛丽替自己复仇。于是，玛丽假借救助之名，利用医院的穷人试验毒药，掌握了用毒的剂量和时间，并在1666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此后，为了继承家族财产，她还毒杀了两位哥哥。1672年，玛丽的情人在制造毒药时突然意外死亡，警方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玛丽写给情人的信件，玛丽的罪行最终暴露。

9．由天主教会设立，是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救助的医院。

10．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

11．特德是史蒂文斯的昵称。

12．美国作家玛莎·芬莉（Martha Finley，1828—1909）于1867至1905年间所著的童书系列中的主人公。这套书讲述了一个八岁小女孩凭借坚定的宗教信仰克服种种困难并长大成人的故事。

13．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14．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1646—1723），英国著名肖像画家，开创了英国标准肖像画的风格，即大于半身且包括一只手或双手的画像。

15．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16．格令：重量单位，1格令约等于64.8毫克。

17．玛德琳·汉密尔顿·史密斯（Madeleine Hamilton Smith，1835—1928），出身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上流家庭，年轻时与情人秘密相恋，而不知情的父母为其在上流社会安排了门当户对的婚姻。于是玛德琳试图与情人断绝关系，可情人却用两人之间的通信威胁玛德琳嫁给自己。不久有人瞧见玛德琳在药店购买了砒霜，随后其情人便因砒霜中毒身亡。玛德琳因情人所藏信件均被发现而被捕。

18．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等于0.9144米。

19．磅：英美制重量单位，1磅约等于0.4536千克。

20．安徒生作品《牧羊女与扫烟囱的人》中的角色。该童话讲述了陶瓷做的牧羊女与陶瓷做的扫烟囱人相爱的故事。

21．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与狄更斯齐名，尤其擅长创作滑稽作品，其代表作是《名利场》。此处引文出自萨克雷为嘲讽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大获成功而写的讽刺诗《维特的烦恼》。

第二部分　证据提交

亡灵一敲门，门锁应声开，

门闩、横木、绳子统统飞！

——理查德·哈里斯·巴勒姆[†]《英戈尔兹比传奇故事集》

6

史蒂文斯沿国王大道向上走，抄近路来到德斯帕德庄园门前。天空中那轮明月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仅剩下满天的繁星。庄园入口处的每根柱子上都立着一个不起眼的石球，铁栅栏大门像往常一样没锁。史蒂文斯进了庄园，回身关上门，插上门闩。通向庄园主宅的长砾石车道由低渐高，沿精心设计的路线蜿蜒而上，因而显得更长了。要管理好这么一大片庄园，亨德森还需要两个人给他打下手。当他们三人开着割草机四处忙活时，你便会瞧见他们的脑袋在装饰树篱上来回晃动，或者像幽灵一般突然从树丛中探出来。夏日，当你慵懒地躺在草坪最高处的帆布躺椅上，俯看着阳光下花团锦簇的花坛，听着大剪刀每咔嚓两下停一下的单调节奏时，整个人都会觉得昏昏欲睡。

史蒂文斯一边向上走，一边努力想象着在庄园生活的景象，不愿再想其他事。仿佛只有不去思考那些谜团，他才能保持自我——“我不思，故我在。[1]”

一长排低矮的主宅由石头建成，整体呈T字形，窄窄的两侧厢房朝向大路。房子除了看上去历史悠久外，并无其他亮点。但它成功抵御了岁月的摧残，外观依旧完好，不但没有破败残损之相，反而很好地和四周景色融为了一体。弧形的屋顶上，瓦片早已褪成了不起眼的红褐色，窄细的烟囱看上去依旧完好，虽然没冒着烟。窗户的窗格很小，是17世纪末的法式平开窗。到了19世纪，有人还为主宅新添了低矮的前门廊，但看上去一点也不突兀，而是与主宅浑然一体。门廊已亮起了灯。史蒂文斯上前叩响门环。

整栋房子只有门廊亮着灯，其他地方都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几分钟后，马克前来开了门，带着史蒂文斯穿过他熟悉的客厅，客厅里飘荡着古老岁月、《圣经》和家具上光剂的味道；他们穿过整栋房子，一路进了厨房。厨房实在太过宽敞，所有现代家具在里面都显得很小，而且整个厨房看着很像一个工作间。帕廷顿依旧面无表情，正在煤气灶旁抽烟，整个人包裹在古旧的粗花呢衣服之下，看起来更笨重了。他脚下放着一个黑色包和一个外包皮革的大盒子。桌上的锤子、铲子、镐、钢钎，还有两根大约八英尺长的铁棍排成一排，亨德森正在桌旁清点。亨德森是个小个子，身穿灯芯绒裤，人精瘦结实，长鼻子，蓝色的眼睛四周满是皱纹，看上去像两颗核桃。他几乎光光的脑袋上好像还有几缕灰色的头发，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厨房中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情绪，所有人来此都是为了做那件见不得人的事儿，其中最惴惴不安的当属亨德森。听到马克和史蒂文斯进门，亨德森猛地跳了起来，手挠着脖颈。

“慌什么，”马克恼火道，“我们又不是去犯罪。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帕廷顿？特德，你别闲着了，过来给灯添一下这个。”马克从水池下掏出两盏提灯和一大罐煤油，“我还准备了手电筒，但挖墓时我们只能用提灯照明。希望我们一切顺利，这些锤子到时候动静肯定不小……”他突然疑惑道，“亨德森，你不是想——”

亨德森依然挠着后脖颈，他扫了眼四周，声音低沉且透着委屈道：“马克先生，您别生气。我不喜欢我们一会儿要做的这种事，您父亲也不会喜欢我这么做。但如果您说没问题，那我就照办。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把锤子稍微包一下，那样到时候动静就没那么大了。您还记得吗，有次我们重新砌花园墙，不巧伊迪丝小姐正生病，我们当时用的也是这个办法。但我觉得那儿离路那么远，不会有人听见的。没错，那么远谁也听不见。我只担心您夫人、妹妹或者我妻子，或者是奥格登先生突然回来。要我说，您也清楚，奥格登先生可是个好奇心很重的年轻人，如果让他发现的话……”

“奥格登现在正在纽约呢，”马克不耐烦地说道，“其他人我也都安排好了，他们下周才会回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史蒂文斯在厨房碗柜里找到锡漏斗，给提灯加了油，随后一行人带着工具出了后门。马克和亨德森在前方带路，手里的提灯晃晃悠悠照亮了一行掘墓人的身影。那种提灯本是用于提醒人们小心火车经过，现在则成了掘墓人的指路灯。不管怎样，庄园可不欢迎这种人。他们走在碎石铺成的宽阔道路上，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的下沉式花园，然后是一排排高耸的榆树，路的尽头则是那座沐浴在星光下的小教堂。此刻，他们正经过亨德森一家所住的小房子，又继续向前走了大约二十英尺，在离小教堂前门不远处，马克和亨德森放下提灯。亨德森将靴子跟踩进土里，用脚画出要挖的范围。

“从现在起，所有人都小心点，可别冤死在别人的铁镐下。”亨德森的语气里透着幸灾乐祸，“我只有一个要求，千万小心。先用镐刨个洞，把铁棍插进去，然后再用锤子。我要说的是……”

“行了，”帕廷顿兴冲冲地道，“赶紧开挖吧。”

众人的铁镐砰的一声落下，发出的巨大动静吓得亨德森叫出声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史蒂文斯的手表显示现在是差一刻午夜零点。史蒂文斯坐在路边潮湿的草丛中，大口喘着粗气，浑身黏糊糊的。吹着凉风，他的心怦怦直跳，整个人像被榨干了力气，要怪就怪自己长期的伏案生活，是吧？没错。但是，或许马克是个例外，四个人中就数他力气最大，刚才条石的全部重量好像都压在了他身上。

撬开铺好的路面并不难，只是动静太大，感觉都传到半英里之外了，马克甚至亲自去前门听了一下，看是否也听起来那么响。清除碎石和泥土也不难，但颇有军人作风的亨德森坚持要求把泥土和砾石都整齐地堆成一堆，他们为此浪费了不少时间。接下来，最费力气的当属抬起一块近半吨重的条石，抬起来时，帕廷顿手一滑，石头摇摇晃晃，那一刻史蒂文斯还以为整块石头会压到他们身上。现在，条石已经竖起，靠自重立在一边，看上去好像打开的箱盖。地下墓室的入口则像箱子的内壁，四面都是石墙，只需再往下走一段十英尺长的石头台阶就可以进入墓室了。

“终于成功了！”尽管气喘吁吁，止不住咳嗽，帕廷顿依然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道，“用不着我再做什么了吧？没有的话，我就先回屋洗手，为接下来要做的事作准备去了。”

“你还可以喝上一杯，”马克喘着气关切道，“我不会怪你的。”然后他举起提灯，转身对着亨德森不怀好意地咧嘴一笑，问道：“亨德森，我的老伙计，你来打头阵？”

“不，我可不要，”亨德森断然拒绝，“您知道我不行。我从来都没下去过那地方，不管是您父母还是您伯伯下葬，我都没下去过。要不是您需要有人帮您抬棺材，我这次也不会下去——”

“没事的，”马克举高提灯，安慰他道，“你不想下去也没关系，木棺材不沉，两个人就可以轻松抬起来。”

“哦，我会下去的，您可以在这上面下个天大的赌注，我肯定会下去的。”亨德森逞强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恐惧，“您跟我说什么下毒，说得跟小说里似的！还下毒！要是您父亲现在还活着，会先把您毒死！我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荒唐的事。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该对您这么无礼。我只是个糟老头子，只是在您小时候把您照料得健康又结实的那个老头子……”他停下来，吐吐口水，轻声嘀咕着他之所以抱怨的真正原因：“说真的，我总感觉附近有人在偷看我们，你们难道没感觉吗？从我们一到这儿，我就觉得周围好像有人。”

亨德森飞快地瞥了眼身后。史蒂文斯站起身，搓着僵硬的双手，来到地下墓室的入口，站在马克和亨德森身边。马克将提灯照向四周，风从榆树林中沙沙穿过，此外一片沉寂。

“好了，我们下去吧，”马克毅然道，“帕廷顿一会儿会过来和我们会合。提灯就留在上面，它们太消耗氧气，下面没有通风设施，我们要尽可能保证氧气充足。你们闻到墓室里空气的味道了吗？我这儿有手电筒……”

“您的手在抖，马克先生。”亨德森道。

“别胡说，”马克回道，“快跟上！”

通向地下墓室的一小段台阶很潮湿，但因为完全与外界隔绝，所以没长青苔。密闭环境下的空气吸进肚里甚至有些温暖。台阶尽头有一道圆形拱门，门框上已经腐烂的木门摇来晃去，墓室内本来沉闷的空气因为他们的闯入开始流动起来。马克用手电筒查看着墓室内的情况。史蒂文斯本以为墓室十天前刚被打开过，现在进去不会太难受，可潮湿封闭的墓室内依然弥漫着一股呛人的花香味。

在手电筒的照射之下，他们眼前出现一间长约二十五英尺，宽约十五英尺的长方形墓室，由巨大的花岗岩建成。墓室中间有一根八角形的花岗岩柱子，支撑着拱形的屋顶。墓室两侧，在正对门口的长墙和右手边的短墙上，棺材分几层放在壁龛里。这些棺材一直排到了墙边，而且每个壁龛的空间仅比棺材大一点，显然是出于商人式的节省空间的考虑。德斯帕德家族祖先的棺材在最上层，大多数壁龛上都有大理石的墙面装饰、花纹图案、一两位面露悲伤的天使，甚至还有拉丁文颂词；下层的壁龛则相对朴素。有几层的壁龛已经满了，还有几层几乎空着，每一层可容纳八口棺材。

在地下墓室的另一端，也就是他们的左侧，借助手电筒的光，可以瞧见墙上有一块高高的大理石纪念牌匾，上面刻着墓室中安息者的名字。牌匾上方有一座双手捂脸的大理石天使雕像。牌匾两侧各有一个大理石的大花瓶，每个花瓶上还耷拉着一大束枯萎的花，地板上洒落的花则更多。[2]史蒂文斯瞧见牌匾上的第一个人是：保罗·德斯雷，1650—1706。18世纪中期刚过，上面的人的姓氏就都变成了“德斯帕德”，或许是因为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中，这个支持英国的家族认为应该把自己的姓改成英国姓。名单最后赫然刻着的名字把他们拉回了现实：迈尔斯·班尼斯特·德斯帕德，1873—1929。

马克移开手电筒搜寻着，在正前方的墙上找到了老迈尔斯的棺材。他的棺材位于最下层，是这一层中的最后一个，离地面只有几英尺高。老迈尔斯棺材左侧的壁龛里都已经放了棺材，右侧还剩下几个空壁龛。他的棺材很好找，因为其他棺材都因年头久远而生锈或腐蚀了，但他的还很新；此外，他的棺材也是墓室里唯一一口木制棺材。

他们沉默着站了片刻，史蒂文斯甚至可以听见身后亨德森的呼吸声。马克转身将手电筒递给亨德森。

“给我照着。”马克一开口，自己也被传来的回声吓了一跳，那回声似乎能激起尘土，“来，特德，你拉这边，我拉另一边。我自己也能抬起来，不过我们最好小心点。”

两人刚要迈步向前，突然听见身后台阶上传来脚步声，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马上回身。放在墓室入口的提灯还亮着。来的人原来是帕廷顿，他手里抱着包和盒子，盒子上还放着两个普通玻璃罐。史蒂文斯和马克分别站在棺材两侧，将手伸进壁龛，用力向外一拉……

“感觉轻得吓人。”史蒂文斯脱口而出。

马克一声没吭，神色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惶恐。橡木棺材不大，四面抛光。老迈尔斯的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棺材上的银制名牌写着老迈尔斯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两人轻轻一用力便将棺材抬出，放到了地上。

“这棺材也太轻了。我跟你说，”史蒂文斯忍不住道，“看这儿，开棺用不着螺丝刀，棺材中间有两个螺栓和锁扣。抓紧了。”

帕廷顿叮当一声将玻璃罐放在地上，拿出一条显然准备用来包尸体的床单。马克和史蒂文斯用力拉出螺栓，打开了棺材盖板……

棺材里空空如也。

亨德森哆哆嗦嗦地举着手电筒，棺材底部铺着的白色缎子在手电筒的光下闪闪发亮，纤尘不染，但空无一物。

所有人面面相觑，墓室内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马克腿一软突然蹲下，差点摔了个四脚朝天。他和史蒂文斯下意识地翻过棺材盖板，再次查看了盖板上的银制名牌。

“我的天——”亨德森惊得话只说了一半。

“你——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开错棺材了？”马克失神落魄地问道。

“我可以对着《圣经》发誓，就是这口棺材，”亨德森信誓旦旦道，他的手颤抖得厉害，马克只好伸手接过他手中的手电筒，“我亲眼瞧着他被放进了这口棺材。瞧，这儿还有棺材被抬下来时在台阶上磕的印子。另外，怎么可能认错呢？其他棺材都是——”亨德森指着各层壁龛里的钢制棺材。

“那就没错了，”马克道，“这肯定是迈尔斯伯伯的棺材。可他呢？他的尸体哪儿去了？”

大家在昏暗的墓室中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史蒂文斯脑中闪过的几个灵异的念头，和墓室中的空气一样令人窒息。他们之中好像只有帕廷顿还很冷静，这或许要归功于他作为一名医生的常识，不过也没准是威士忌的功劳，他不耐烦地说道：“大家都冷静点，”还伸出一只手搭在马克肩膀上，高声道，“听着！别胡思乱想。只是尸体不见了而已，这有什么？你们应该知道这说明什么吧，是不是？这只说明，有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抢在我们前头把尸体偷走了。”

“这怎么可能？”亨德森显然对这个说法表示质疑。

帕廷顿瞧着亨德森。

“我是问，怎么做到的？”亨德森又拔高声音问道。他向后退了几步，手在身后上下摸索，似乎棺材里尸体的凭空消失让他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马克将手电筒照向亨德森的脸，亨德森嘴里不满地咕哝着，用灯芯绒上衣的袖子抹了把脸，仿佛要把什么东西抹掉似的。“偷尸体的人是怎么进来又出去的？我就想知道这点，帕廷顿医生。刚才我说了，我可以对着《圣经》发誓，这确确实实是迈尔斯先生的棺材，我亲眼瞧着迈尔斯先生的遗体被放进棺材，然后抬到这里。另外我还要告诉您，帕廷顿医生，没人能够进来又出去。您瞧瞧，我们四个人忙活了两个小时，折腾了好一通才打开入口，弄出的动静甚至能吵醒死者。我和我妻子就住在二十英尺之外，您觉得有谁可以躲过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入口？而且我家房子的窗户还开着，我这人睡觉还轻。不只如此，那人还得把一切复原，需要和好水泥重新铺好路面。您觉得有这种可能吗？还有，这路面是一周前我刚铺好的，我知道路面什么样，现在的路面和我当初铺的一模一样。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发誓，这路自从被铺好后就再没人动过，不可能有人进过墓室！”

听了亨德森的反驳，帕廷顿一点也不生气。“你说的我都相信，我的朋友。但是你别胡思乱想好吗，我的要求仅此而已。如果偷尸体的人不是从入口进来的，那么墓室或许还有其他入口。”

马克沉吟道：“墙壁都是花岗岩。屋顶是花岗岩，地面也是花岗岩。”他跺了跺脚，“墓室没有其他入口，整座墓室都是用花岗岩建成的。你的意思是，墓室或许有秘密通道，或是什么类似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找一找，但我十分确定没有。”

“我想问一下，”帕廷顿道，“那你觉得这事该怎么解释？难道你认为你的迈尔斯伯伯自己爬出棺材，从墓室跑了？”

“你们说，”心急的亨德森畏畏缩缩地问道，“会不会有人把迈尔斯先生的遗体放进其他棺材里去了？”

“我觉得那不太可能，”帕廷顿道，“因为这还是无法回答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人是怎么进来，又怎么出去的。”帕廷顿想了想，又说：“当然了，除非是在棺材被放进壁龛之后，有人趁墓室没封死，找机会偷走了尸体。”

马克摇摇头道：“那肯定不可能。举行下葬仪式时，牧师就是在墓室里念了‘尘归尘，土归土’的悼词，当时他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之后，大家都从台阶走出去了。”

“最后离开墓室的人是谁？”

“是我，”马克面带嘲讽道，“我得留下吹灭蜡烛，然后把放蜡烛的铁烛台收好。当时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就在台阶上等我，整个过程只用了一分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和牧师可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等你们所有人都出了墓室之后。”

“所有人一出来，亨德森和他的助手就开始动手封死墓室。当然，你也许会怀疑他们搞了鬼，但当时一直有人瞧着他们干活。”

“好吧，如果这也排除了，那我的猜测就无法成立了。”帕廷顿耸耸肩嘟囔道，“但马克，别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恶作剧。出于某个该死的原因，有人把尸体偷走处理了，或藏起来了。你难道没瞧出这里的问题吗？这是在我们今晚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就我来说，我现在已经确定，你伯伯肯定是被毒死的。现在除非找到尸体，否则凶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们的家庭医生已经断定你伯伯是自然死亡。尸体现在又不翼而飞了。你是个律师，你应该清楚，这件案子需要犯罪物证。尸体没了，如何证明你伯伯不是自然死亡？你有强大的辅助性证据，没错，但足够充分吗？你在牛奶、鸡蛋和红酒的混合物残渣里发现了两格令砒霜，在你伯伯房间里发现了装有残渣的杯子。好，那又怎么样？有人瞧见你伯伯吃了吗？谁能证明他确实吃了，或者这东西和他的死有关系吗？如果你伯伯觉得吃的东西不对劲，他难道不会亲口说吗？恰恰相反，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说，我们只能确定你伯伯喝了牛奶，而你检验过牛奶，牛奶没问题。”

“您自己真该去做律师。”亨德森不悦道。

帕廷顿转过身道：“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们明白下毒的人为什么偷走尸体。我们必须搞清楚凶手是如何做到的。现在，我们手上只有一口空棺材——”

“也不完全是空的。”史蒂文斯道。

史蒂文斯刚才一直使劲盯着棺材瞧，太过专注以至于差点忽视了一件东西。现在，被绸缎衬里的光芒所掩藏的某样东西呈现在他眼前。那东西位于棺材一侧，大致在本应在此长眠的死者的右手处。他弯腰把东西拿了起来，给大家看。那是一根普通包装用绳，大约一英尺长，等距系着九个绳结。

7

一小时后，四人跌跌撞撞沿台阶出了墓室，重新呼吸到了新鲜空气。现在，他们已经确定了两件事：

一、墓室里没有秘密通道，也没有其他出入口。

二、尸体已然不在墓室里，并没藏在其他棺材中。

他们把下层所有的棺材全都往外拉出一定距离，挨个查了一遍。虽然不可能一一开棺检查，但厚厚的积灰、斑斑铁锈和紧锁的棺材盖板足以说明这些棺材自被放进来后就再没被动过。帕廷顿又喝了一小杯威士忌，最终放弃寻找回主宅了。不肯罢休的亨德森和史蒂文斯则取来梯子，爬到高处检查了最上层德斯帕德家族祖先们的安息之地；对这种大逆不道的事，马克深感惶恐，拒绝帮忙。但是，高层壁龛里的所有东西几乎一触即碎，这更说明上面也无法藏尸。最后，马克甚至把大花瓶里的花都拿出来，将花瓶放倒，也一无所获。至此，他们已彻底检查了墓室的每个角落，所以可以确定尸体不在墓室里。而他们所处的又是一个花岗岩石室，所以另一种可能也被排除了。即使退一万步讲，真有人以不为人知的方式溜进墓室，像蝙蝠一样悬在成排的棺材上方，然后把尸体从棺材里搬出来——这画面想必连富塞利[3]和戈雅[4]都会觉得毛骨悚然吧——然后呢，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试着把尸体放在别的地方，但问题还是墓室里实在找不出藏尸之处了。

一番折腾之后，时间已接近凌晨1点，墓室里所有人的鼻子和肺都忍耐到了极限。跌跌撞撞一出墓室，亨德森便一头扎进路旁的树林里，史蒂文斯听到那边传出强烈干呕的声音。他们回到亨德森家的小石头房子，进了狭小的客厅，打开灯。亨德森擦着额头的冷汗，很快也跟进了屋，然后默不作声地煮浓咖啡。最后，在这个装修花哨的小屋里，四位浑身脏兮兮的掘墓人围坐在桌旁，默默无言地喝着咖啡。壁炉上放着一些镶框照片，照片包围中的钟表显示差十分钟凌晨1点。

“打起精神来。”帕廷顿终于开口道，他脸色越来越难看，两眼愈发昏沉，好不容易才点燃香烟，“先生们，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一个有趣的难题。我建议趁马克还没胡思乱想，我们先把它搞清楚……”

“该死，你怎么总是管我是怎么想的？”马克高声质问道，“除了这个你还能说点别的吗？你有什么高见我不知道，但你之前所说的只是想让大家质疑亲眼见到的事实。”马克不再盯着自己的杯子，抬起头问道：“特德，这事你怎么看？”

“我先保留意见。”这是史蒂文斯的心里话。他脑子里正翻来覆去想着玛丽说的那句神秘的话：“今晚你们要掘墓，不过我猜，只是猜而已……你们什么也找不到。”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反常，他虽然心里有几个令人不快的猜测，却要装作镇定自若。最好让帕廷顿继续他那平淡无奇的推测。此刻史蒂文斯感觉头晕目眩，喉咙也被热咖啡烫得生疼。他故作轻松地身子向后一靠，突然发现衣服侧兜里鼓鼓的。有什么东西？原来是给提灯添油用的漏斗。想起来了，他给第二盏提灯添灯油时，有人让他拿几把镐和锤子，于是他就顺手把漏斗放进兜里了。他的手不自觉地在兜里摆弄着漏斗，突然想起玛丽有一个令人费解的怪癖：瞧不得漏斗这种极为平常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总得有个理由吧？他听说过有人讨厌猫，讨厌某种花，或者讨厌某类珠宝，可从没听说过谁害怕漏斗……这就像怕看见烤箱，或不愿意待在有台球桌的房间里一样，没有任何道理。

史蒂文斯脑中想着这些，嘴里却说道：“医生，你有什么推论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纠正一下，我现在已经不是医生了。”帕廷顿认真地瞧着自己手中的雪茄道，“我觉得这不过又是老一套的密室谜题，只是更难罢了。这次要搞清楚的不仅是凶手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出上锁的房间，因为这房间不只上锁这么简单。想从这儿进出简直难上加难，毕竟这是一个完全由花岗岩建成的地下墓室，没有窗户，封闭入口的也不是门，而是一块重约半吨的条石；墓室上面是六英寸厚的碎石和泥土，以及水泥铺成的路面，而且有人发誓路面没被动过。”

“我发誓，”亨德森道，“肯定没人动过。”

“很好，那现在不仅要搞清这人如何进出墓室，还要解释尸体是如何从墓室神奇消失的。这真是绝了……关于密室的常见诡计我们差不多都知道，”帕廷顿不自信地对大家笑了笑，“起码可以试着通过排除法找出答案。现在共有四种，也只有四种可能。经过对墓室的彻底检查，我们已经排除了其中的两种可能。首先，墓室没有秘密通道；其次，尸体也不在墓室内。大家同意吗？”

“同意。”马克道。

“那就只剩下另外两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虽然亨德森先生说没发现任何异常，而且他和妻子的住处距离墓室只有二十英尺，但确实有人设法在夜里进了墓室，之后又神奇地把一切复原了。”

亨德森对这种假设颇感不屑，甚至懒得回应。他转身坐在嘎吱作响的高靠背柳条摇椅上，双臂抱胸，有节奏地用力摇晃，以至于椅子甚至开始移动了。

“嗯，我自己也认为这不太可能。”帕廷顿坦然承认道，“那么，就只剩下唯一的可能了：尸体根本就没被放进墓室。”

“哈，”马克用手指敲敲桌子，补充道，“我觉得这也不可能。”

“我也觉得这不可能。”亨德森附和道，“帕廷顿先生，我并不想总插嘴，显得不管您说什么，我都跟您作对似的，但我得告诉您，这是您作出的最荒唐的推论。我这么说可不是无凭无据的，如果您认为迈尔斯先生的尸体没被放进那地方，那就是说殡葬承办人和他的助手搞了鬼。但说实话，帕廷顿先生，您心里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我来跟您说说当时的情况，殡葬人员忙活时，伊迪丝小姐要我守在旁边，一直守着迈尔斯先生的尸体，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也如实照办了。”

“您应该知道，现在下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把遗体放进棺材，让人们在客厅里围棺材绕一圈瞻仰遗容。他们就在床上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待时间一到，就把尸体放进棺材，封棺，然后由抬棺者抬走下葬。明白了吗？迈尔斯先生下葬也是这个流程。殡葬承办人把迈尔斯先生的尸体放进棺材时，我就在房间里瞧着……我按照伊迪丝小姐的指示，几乎没离开过。葬礼前一晚，我和我妻子守了一夜……嗯，他们把迈尔斯先生的遗体放进棺材，拧上螺栓，封好棺材盖板，随后由进来的抬棺人接手，直接将棺材抬进了那地方，我一直在后面跟着，然后，”为突出葬礼的体面，亨德森急切地补充道，“抬棺材的人里有法官、律师和医生，您绝不会认为他们在搞鬼吧？”

“他们直接把棺材抬下楼，来到后院，经过这儿，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然后直接进了那地方。”亨德森用手指着墓室的方向道，“不下去的人就围在入口，听牧师祷告。等进了那地方的人从那里出来，下葬仪式就结束了。紧接着我的助手巴里和麦凯尔斯，同小伙子汤姆·罗宾森一起重新封死了入口。我回家换了一下衣服，然后马上出来指挥他们干活。就是这样。”

摇椅像要提示讲话结束似的，发出嘎吱一声响，然后转向了放着盆栽的老式收音机，摇晃的力度慢慢缓和了下来。

“该死！”帕廷顿叫道，“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肯定有一个是对的！你们总不会相信有鬼吧，啊？”

摇椅的嘎吱声渐归沉寂。“上帝在上，”亨德森缓缓道，“我想我相信。”

“真是荒唐！”

亨德森双臂依旧抱胸，皱眉盯着桌子。

“不过，您注意，”亨德森道，“我不在乎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如果您想说的是鬼很可怕，那我要说我不怕鬼，哪怕此刻有鬼走进这个房间，我也不怕。我不迷信，迷信的人才怕鬼。”他想了想，又说道：“您知道吗，我一直记得四十年前，我老家宾夕法尼亚州那个老巴林杰曾对我说过的话。老巴林杰应该至少九十岁了，他总戴着一顶优雅的高顶礼帽。你每天都能见到他，他像其他人一样在花园里除草，在房子周围忙这忙那。有一天，所有人都被这个老头吓了一跳，九十多岁的他穿着衬衫，戴着高顶礼帽，竟然在他家的斜屋顶上修瓦片，屋顶离地足有六十多英尺高。他家房后有一块废弃很久、无人在意的旧墓地。每当巴林杰先生想铺地窖，他就翻过栅栏，从墓地里取几块墓碑。没错，先生们，他就是这么干的。

“记得有次我经过他家后院，碰见他正在挖墓碑，就问他：‘巴林杰先生，您这么做难道不怕出事吗？’巴林杰先生倚着铁锹，向后吐了一口嚼烟草时流的口水，说：‘乔，我一点儿也不怕死人，你也不要怕，倒是那些活着的混蛋才需要我们小心提防。’是的，先生们，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他说‘那些活着的混蛋才需要我们小心提防’。没错，先生们，死人伤害不了你们。起码死人伤害不到我，我是这么想的。至于到底有没有鬼，有天晚上我听收音机里说，莎士比亚曾说过——”

马克没打断亨德森，而是好奇地瞧着他。亨德森缓缓摇着摇椅，眼睛直勾勾盯着桌边，一脸茫然。不管他觉得死人和活人哪个更危险，他显然已经被吓破了胆。

“有件事我想问你，”马克飞快问道，“你妻子跟你说过她跟我讲的那件事吗？”

“您是说在迈尔斯先生过世的那个晚上，他房间里有个女人的事？”亨德森问道，眼睛依然盯着桌边。

“是的。”

亨德森想了一下，承认道：“是的，她跟我讲了。”

“之前我说过，”马克转身瞧着另外两人道，“这件事我先不告诉你们，怕你们听了不相信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因为连我自己都被搞糊涂了，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了。”

“首先，我之前说的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亨德森夫人离开庄园一周，直到我们出发去化装舞会时，她才回来。也就是说，她不知道露西和伊迪丝那天的打扮……等等！”马克转头瞧着亨德森道，“除非你跟她讲过。你妻子那天回来后，你跟她描述过露西和伊迪丝穿什么衣服吗？”

“我？我没有，”亨德森大声道，“我自己都不清楚她们穿的是什么。我只知道是漂亮衣服。漂亮衣服就是漂亮衣服，对我来说看着都一个样。没有，我什么也没说。”

马克点点头。

“我现在就把亨德森夫人告诉我的讲给你们听。那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三的晚上，大概在晚上9点45分，亨德森夫人从火车站返回了庄园。她先在主宅巡视了一圈，检查房子里是否井井有条。一切正常。她敲过迈尔斯伯伯的门，迈尔斯伯伯虽没开门，但隔着门答应了。亨德森夫人也跟伊迪丝一样，有点担心迈尔斯伯伯。亨德森夫人住在主宅后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子，除非迈尔斯伯伯打开窗户大喊，否则她根本听不到主宅的动静。于是，亨德森夫人跟伊迪丝想得一样，打算上楼坐在走廊里，或至少待在楼下。可迈尔斯伯伯不同意，而且显然有些恼火，嘴里念叨着‘你们把我当什么，不能自理的病号吗？我一直跟你们说，我好着呢。回你自己该待的地方去’之类的话。亨德森夫人听了十分惊讶，因为迈尔斯伯伯通常都彬彬有礼得近乎滑稽。亨德森夫人只好答应他：‘那好吧，那我晚上11点再来瞧瞧您。’

“晚上11点，她又回主宅去瞧迈尔斯伯伯，结果就碰到了她跟我讲的事。

“过去的整整一年里，每个星期三晚上11点，亨德森夫人都会准时收听一档广播节目，从这节目开播起就从没间断过。那节目叫——”提起这个节目，马克的语气里满是嘲讽和厌烦，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那节目有趣，“叫《英格尔福德的舒心甜歌时刻》，实际上就是播放半小时的轻松歌曲，给舒心糖浆打打广告。”

亨德森眨了眨眼，听马克这么说，他显然大吃一惊。“那可是很好听的音乐，”亨德森热切地说道，“非常好听，您别忘了，它们听起来让人觉得内心平静。”亨德森瞧着其他人，“马克先生其实是想说，我这儿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是好的。可最近连着几星期都收不到广播节目，于是我妻子就想能不能把收音机拿到主宅去，她想在那儿听《英格尔福德的舒心甜歌时刻》。”

“是的，这正是我想说的。”马克道，“另外，我着重强调那个广播节目是想说——嗯，节目没有什么涉及暗黑世界的内容，一切都正常。你们明白吗？假设黑暗邪恶力量真的可以轻松进入我们的生活，通过《英格尔福德的舒心甜歌时刻》这样平淡无奇的广播影响我们……那这种力量一定是又强大又可怕。我们人类聚集在城市之中，夜里亮起万家灯火，如同点点篝火。我们可以让大洋彼岸的声音漂洋过海为我们歌唱，驱散我们心中的孤独。我们过上了温暖舒适的生活，再不必于漆黑的夜里在荒地中踽踽独行。但假如你，特德，在你的纽约公寓里；而你，帕廷顿，在你的伦敦公寓里；或者说某人在世界某处的家里——当你夜里回到家，打开普普通通的门，突然听到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我想你肯定不敢去瞧伞架背后，或者到地窖里给炉子加煤，因为你会害怕有什么东西爬出来。”

“大家听到了吧，”帕廷顿斩钉截铁道，“这就是之前我为什么说马克喜欢胡思乱想。”

“是的，你说得对。”马克咧嘴一笑，点点头，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道，“好了，那我们言归正传。亨德森夫人急匆匆跑上楼，不想错过晚上11点的广播节目。有一点需要说明，收音机被放在二楼阳台。更多细节我先不说，因为之后要讲。你们只需知道阳台一端有一扇通往迈尔斯伯伯房间的玻璃门。我们总问迈尔斯伯伯为什么不把阳台改成他的个人专用阳台，因为那阳台我们几乎不用，可不知为何，他就是不喜欢那样。他给玻璃门挂上了厚厚的帘子。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阳台，与主宅的其他地方相比，看起来要现代一点，装修都是现代风格：柳条编织的家具、色彩明亮的桌椅套，还有绿植等等。

“亨德森夫人上了楼，担心自己赶不上收听广播，所以在迈尔斯伯伯门外没多逗留，只敲了敲门，问了声：‘您还好吗？’听到迈尔斯伯伯回答‘好，都好’之后，她就继续走过走廊，转弯进了阳台。我要说明一下，迈尔斯伯伯不反对听收音机，出于某种他自己才知道的古怪原因，他常说他也喜欢听，所以亨德森夫人没有任何顾虑。亨德森夫人打开阳台的落地灯，坐了下来。灯与迈尔斯伯伯那扇玻璃门相对，在阳台离玻璃门最远的那一端。收音机刚开始工作时发出滋滋滋的电流声，就是在这时，亨德森夫人听到迈尔斯伯伯房间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

“亨德森夫人吓了一大跳。她知道只要可以避免，迈尔斯伯伯就不会让别人进他的房间，而且也知道主宅里当时没有其他人，或者说其他人本应该都出去了。一开始她怀疑（这是第二天早上她告诉我的）那女人是家里的女佣玛格丽特。亨德森夫人知道迈尔斯伯伯是个老浪子，玛格丽特也颇有几分姿色，她还注意到迈尔斯伯伯总时不时偷瞧玛格丽特。迈尔斯伯伯不让别人进他的房间，但玛格丽特有时是个例外。（护士科比特小姐倒可以进去，但那是出于照顾病人的需要，而且她算不上漂亮，也是个本分人。）亨德森夫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收音机的指示灯慢慢亮起，节目就要开始时，她恍然大悟，明白迈尔斯伯伯今天脾气为何如此古怪了，难怪他执意不让任何人陪，连听到她敲门脾气都那么大。亨德森夫人——不喜欢这样。”

在说出最后几个字前，马克犹豫了一下，目光锐利地瞥了眼亨德森，亨德森看上去有些坐立不安。

“于是，亨德森夫人站起身，尽可能悄无声息地偷偷走到玻璃门前。房间里的女人还在讲话，声音很小，再加上开着收音机，亨德森夫人听不清女人在说什么。这时，她发现自己可以瞧见屋里面。玻璃门上虽然拉着厚厚的棕色天鹅绒帘子，可帘子拉得有点歪。在门最左侧偏高的位置，帘子鼓出来的地方露出了一条小缝，门的右下角也有一条缝隙。如果眯着眼用力向里瞧，可以通过这两条小缝看见屋里的情况。亨德森夫人先透过左上方的缝隙瞧了瞧，然后又从右下方的缝隙向里窥探。阳台上除了最远处那一盏落地灯，再没有其他灯，所以她不担心屋里的人发现有人偷窥……亨德森夫人原本担心房间里正在上演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瞧发现并没有男女偷情的风流事，于是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可她又有点失望，而且渐渐感觉眼前的景象好像透着诡异……

“透过左边缝隙向里看，看到的是与玻璃门正对的墙，但只能瞧见墙上方的情况。那面墙是房子的后墙，上面开有两扇窗户。窗户中间摆着一把古怪的巴洛克风格的高靠背木椅，墙上镶着胡桃木的镶板，挂着迈尔斯伯伯喜欢的让－巴蒂斯特·格勒兹[5]所作的肖像画。亨德森夫人瞧见了椅子，那幅画也瞧得清清楚楚，但瞧不见人。于是她又从右边的缝隙向里瞧。

“这次她瞧见了迈尔斯伯伯和另外一个人。房间中那张床的床头靠着她右手边的墙，她可以瞧见床的侧面。房间里唯一的光线来自床头上方那盏昏暗的灯。迈尔斯伯伯穿着睡衣坐在床上，腿上扣着一本打开的书，眼睛直勾勾盯着亨德森夫人所在的方向——但他瞧的不是她。

“面对迈尔斯伯伯，背对玻璃门，站着一个小个子女人。我已经说过，房间里灯光昏暗，亨德森夫人只能瞧见那个女人背光的身影。那女人站着，看上去黑乎乎一团，奇怪的是她似乎一直都没动。从亨德森夫人所在的地方望过去，女人的衣饰看得一清二楚。亨德森夫人对我说得很简单：‘你知道吗，那女人穿得就跟画廊里画上的那女人一模一样……’她说的画上的女人指的是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她不愿直说那个女人的名字，就像你——”马克瞧着亨德森道，“你从来不说‘墓室’，只用‘那地方’代替。

“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我搞不懂，亨德森夫人当时的反应很奇怪。她知道那天晚上露西和伊迪丝要去参加化装舞会，虽然不知道两人穿什么，但应该会下意识地将房间里的女人当作露西或伊迪丝。可她却告诉我，她当时并没那么想，而是事后才想到那女人可能是露西或伊迪丝。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亨德森夫人当时也不觉得有多奇怪，只是隐约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的一幕好像‘有哪里很不对头’，当我追问哪里不对时，她说可能是迈尔斯伯伯的神情。因为在昏暗的灯光下，迈尔斯伯伯靠坐在床上，看上去一脸惊恐。”

马克停下了讲述。透过打开的窗户，他们听到外面的树叶正沙沙作响。

“天啊，伙计，”史蒂文斯尽量压低声音道，“那女人长什么样？除了衣服之外，亨德森夫人就没看见其他什么吗？比如，那女人头发的颜色是金色还是深褐色？”

“你看，就这么多了。亨德森夫人也看不清头发的颜色，”马克语气平静，双手交握放在胸前道，“那女人头上好像罩着一件像薄纱的东西，不是盖在脸上，而是罩在头发上，垂到了后背……那东西不是很长，只垂到了粘有碎钻的裙子的后背部，那裙子是中等长度的。亨德森夫人的原话是，她觉得‘有哪里很不对头’。那东西看起来不像头巾，更像是围巾系错了地方。根据亨德森夫人所说的判断，这些都是她当时下意识的想法。她还觉得那女人的脖子有点奇怪。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点是亨德森夫人想了几天才想明白，然后告诉我的。

“她说，那女人的脖子好像断了。”

8

史蒂文斯心中一凛，房间中的一切似乎都在他眼前变得格外清晰：贴着壁纸的昏暗房间、想必是宅主人用过的曾经很气派而现在接缝处却脏兮兮的皮革家具、很多幅家庭照片、他们正在用的咖啡杯，以及桌上放着的一堆园艺目录单。此外，马克那干净的脸颊、鹰钩鼻、淡蓝色眼睛和浅黄褐色的连心眉也愈发清晰起来。微风吹拂着蕾丝窗帘。多么好的天气。

他还注意到亨德森已吓得面如土色，摇椅几乎快撞到收音机上了。

“我的上帝啊，”亨德森悄声嘀咕道，“她可没跟我说过这个。”

“没错，她肯定没说过。”帕廷顿恶狠狠道，“马克，为了你好，我真该给你下巴上来一拳。行行好，再别说这种讨人厌的荒唐的屁话——”

“如果要打我，你自己可得小心。”马克语气柔和，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紧张不安。他面色平静，困惑中透着一丝疲倦道：“也许我说的是屁话，帕廷顿。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我只是转述我听到的，并尽可能如实还原，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因为无论如何，我必须搞明白……我可以继续讲了吗？如果你们还想听，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讲出来？”

“当然，这样最好，全说出来。”帕廷顿又坐下道，“但有件事你说得没错，如果今天晚上你先把这些说出来，我们会不会帮你还真不好说。”

“我早就料到了。为了避免误解，我得再强调一下，亨德森夫人，或者说我，当时并不觉得这事有多古怪，也没现在这么惊讶。我的意思是，事情不止于此，后面还有发展。你们可能会说，那个神秘女人的穿着打扮和我妻子露西一样，这事一旦惊动警察，他们就只会作出一种推测，所以我是在编故事替她开脱。是的，你们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你们自己都不会相信。

“我说了，亨德森夫人瞧见迈尔斯伯伯房间里有个女人，个子不高，她以为不是露西就是伊迪丝。当时她除了隐约觉得哪里不对之外，并没多想，回头继续听她的收音机去了。毕竟她也不能敲着玻璃门，大声对里面喊：‘是你吗，德斯帕德夫人？’那不就暴露了自己在偷窥嘛。总之，我觉得她并没有被轻松的音乐完全抚慰，因为过了一刻钟，等收音机插播舒心糖浆广告时，她又回到玻璃门前，从帘子右侧的缝隙向里瞧。

“那个穿着打扮像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的女人动了，没错，但似乎只向床移动了六英寸，然后就又一动不动了；她好像一直在向前走，只是走得太慢，所以瞧不出身体在动。另外，她还略微向右侧着身，亨德森夫人瞧见她右手拿着一个杯子（应该就是之后我在衣柜里发现的那个杯子）。不过，亨德森夫人瞧见迈尔斯伯伯不再恐惧，就放心了些。据她说，迈尔斯伯伯这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这时，亨德森夫人突然想咳嗽，差点没忍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她赶紧跑回阳台中间，尽可能压低声音咳出来。等她返回玻璃门外继续向里瞧时，那女人已经不见了。

“迈尔斯伯伯依然坐在床上，脑袋倚着床头板，左手拿着杯子，右臂抬起，用胳膊肘挡住眼睛，那个女人却不见了。

“亨德森夫人一下子慌了神，她使劲向里瞧，可缝隙太小，什么也瞧不见。于是她飞快转到左侧的缝隙，想碰碰运气……

“在正对亨德森夫人的那面墙上，开有两扇窗户。我之前跟你们说过，这面墙上（曾经）有一道门。这门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被砖砌死，外面还镶了木条镶板，不过墙上还能瞧到门框的痕迹。门位于两扇窗户中间，以前可通往主宅的其他房间，但那部分建筑早已——被烧毁了。”说到这儿，马克犹豫了一下，“那部分房子被烧毁之后，门就被砌死了。我们可以试着推断一下，墙上说不定有连我也不知道用途的秘密通道。但我检查过了，没找到任何秘密通道，在我看来，墙上只有那道被砖砌死的门。

“但亨德森夫人一口咬定自己没看错，看到的也不是障眼法一类的花招。她瞧见墙上格勒兹的肖像画还挂在原来那道门所在位置的中间，墙边的陈设亨德森夫人都能看见，她甚至瞧见迈尔斯伯伯的衣服整齐地挂在高背椅子上……但是，墙上的门打开了，跟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装束相同的女人走进那道门，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门是向外打开的，格勒兹的画也随着门一起转动。当门打开到能触到椅子靠背的时候，女人就顺着门溜了出去。之前，亨德森夫人还觉得那女人一动不动有点吓人，可现在那个女人真的动了——或者说是飘了——也同样吓人。亨德森夫人被吓了个半死，这情有可原，我不怪她。我试着问她关于那道门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她有没有看到门把手？这很关键，因为如果真有一道密门，门上有把手就意味着墙里藏有类似弹簧的装置，可亨德森夫人记不清了。她还是没瞧见女人的脸，门就那么关上了。按照她的说法，墙当时立刻恢复了原样，又变回原来那堵严丝合缝的墙。

“亨德森夫人回到收音机前，第一次没等节目结束就把收音机关掉了。她坐下试图理清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她鼓起勇气走到迈尔斯伯伯门前，敲敲门，问道：‘我听完收音机了，您有什么需要的吗？’她听到迈尔斯伯伯回答时语气平静，至少没有生气：‘我什么也不需要，谢谢。下楼去睡会儿吧，你一定累了。’亨德森夫人双手攥拳，壮起胆子问：‘您房间里有人吗？我刚才听到有其他人的声音。’迈尔斯伯伯哈哈大笑道：‘你一定在做梦吧。房间里就我一个人。快去睡吧！’可亨德森夫人觉得迈尔斯伯伯的声音在颤抖。

“说实话，亨德森夫人那时已怕得不敢再留在主宅了，她跑下楼，一溜烟回到这儿。剩下的事你们就都知道了。凌晨2点30分，我们发现迈尔斯伯伯快不行了，然后我注意到银杯有问题。亨德森夫人第二天早上才把她看到的事情偷偷告诉我，说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当听说露西那天晚上穿的就是那套衣服时，她有点不知所措。但别忘了，她还不知道迈尔斯伯伯是被毒死的。现在，本该在棺材里的迈尔斯伯伯的尸体也凭空消失了，这也说明我和她都没疯。我之前说过，那面墙上没准有一道密门，可问题是那面墙是主宅的后墙，上面还有窗户，所以除非密门连着密道或墙体里有夹层，不然即使有密门，又能通到哪里呢？最后，起码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地下墓室肯定没有密道。信不信是你的事，帕廷顿，我已经尽我所能保持客观了。你觉得怎么样？”

又一次，所有人一言不发。

“我妻子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没错。”烦闷地摇着摇椅的亨德森主动开了口，“上帝啊，葬礼前那晚，我和我妻子给迈尔斯先生守灵时她告诉我的，我们还发生了争执！她这么一说，吓得我差点儿产生幻觉。”

“特德，”马克突然开口问道，“你一晚上怎么这么安静？怎么了？坐在那儿像个闷葫芦。只有你还没发表过意见。你对这事怎么看？”

史蒂文斯闻言强打精神，心里则暗暗盘算着，现在最好装作感兴趣，来一番推论，哪怕只是为了不露声色地探听到某个他必须知道的信息。他掏出烟袋，用手腕擦了擦烟斗。

“既然你问了，”史蒂文斯道，“那我们就用帕廷顿的方法，推敲一下各种可能性。如果我像警察可能做的那样，先假设露西是凶手，你可以接受吗？你知道的，我绝不相信露西是凶手，就像我绝不认为——打个比方——我妻子玛丽会是凶手。”史蒂文斯低声轻笑，马克点点头，这个比喻好像让他放松了些。

“哦，没关系的，你尽管说吧。”

“第一种可能，露西用银杯给老迈尔斯下了毒，然后从密门，或是从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的机关离开了房间。另外一种可能，有人假扮露西，她知道露西那天晚上的打扮，所以特意在门帘上留了缝隙，引诱亨德森夫人偷窥自己的背影，从而让亨德森夫人以为自己看到是露西——”

“哈！”马克赞道，“你分析得不错！”

“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可能，这件事其实很……我不想说灵异，因为人们总是不好意思这么说……但总之是关于永生一族，是超脱人力的事，涉及世界的另一面。”

帕廷顿的一只手砰的一声砸在桌上，质问道：“你不会也信这套鬼话吧？”

“谁又说得清呢？我和马克想得一样，我们应该把所有可能，包括自己不认可的想法，全都考虑在内，直到推翻假设。换句话说，不能因为证据导向了我们认为荒谬的结果，就将实实在在的证据排除在外。只要证据确实存在，可以被我们感知、觉察、把握，那我们就该一视同仁。既然我们可以假设亨德森夫人看到的是露西（或伊迪丝，或我们认识的任何其他女人）把装有毒药的杯子递给了老迈尔斯，那我们也同样可以假设递给他杯子的是一个死了两百多年的女人，我们应该不偏不倚地对待实际证据，至少要公平地对待露西，承认这两种可能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单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这场谋杀实际上更像一起灵异事件。”

帕廷顿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史蒂文斯。“哈，你说得跟真事似的，学术性诡辩？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把脚架到桌子上，然后来杯啤酒。你继续说吧。”

“首先是第一种可能。”史蒂文斯继续着自己的分析。他叼着烟斗，心中清楚不能冒失，把不该说的说出去。现在箭在弦上，已容不得他不发，他努力稳住声音道：“假如说露西是凶手，可她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她整晚都和你在一起，是不是？”

“是的，差不多吧。她几乎一直和我，或是和其他可以作证的人在一起。”马克强调道，“换句话说，她如果离开过，我肯定会知道的。”

“可当时你们不都戴着面具吗？”

“当然，化装舞会就是为了让大家猜不出谁是谁——”马克突然怔住，淡蓝色的眼珠不动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摘下面具的？”

“老规矩，零点大家就把面具都摘了。”

“而下毒的时间，如果真有人下毒的话，”史蒂文斯用烟斗柄在空中比画了几下，“是在11点15分。凶手完全可以在四十五分钟之内从庄园返回圣戴维斯化装舞会，然后在零点摘下面具。那么侦探小说里的警察就要问自己了：‘假如在摘下面具前，她的丈夫和舞会的宾客们看到的不是露西·德斯帕德，而是穿着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同款衣服，假冒露西的人呢？’”

马克坐在椅子上一动未动，回应道：“你刚问我能否接受露西是嫌疑人的假设，我可以接受。可该死的，你竟然认为我妻子一戴上面具，我就认不出她来了？以为别人也认不出来？我们戴的只是半遮脸的面具，那面具连朋友都糊弄不过去。你觉得……”

“我当然觉得你能认出来，”史蒂文斯急切且真诚地说道，“其他人也一样，这正是可以证明露西清白的铁证。所以，你有十几个人证。我现在只是单纯列出事实，用最坏的假设来反证露西的清白，放下你的担心，你就会看清这一点。别轻易被假象蒙蔽，这世上有些假象确实很难被识破。另外——”史蒂文斯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方法，要是能用这个方法蒙混过关，那就既不会把怀疑指向任何人，又能让此事尘埃落定，这正是他所希望的结果，“另外，除了刚才所说的几种可能，我们还忽略了另一种可能：也许根本没有谋杀？也许那个女人，不管她是鬼还是人，其实和老迈尔斯的死无关，而老迈尔斯只是医生认定的自然死亡呢？”

帕廷顿一直揉着下巴，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史蒂文斯；现在他挪动了一下身体，皱着眉头，仿佛是因为觉得史蒂文斯的这种说法过于荒唐，所以和史蒂文斯半开起了玩笑。

“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帕廷顿道，“我想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吧。这样可就简单多了。可是——地下墓室里的尸体凭空消失，这事该怎么解释？这可比幻觉真实太多了。另外，还有那个拿着砒霜的女人，警察可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无所谓的鬼故事，或一场无聊的化装舞会闹剧。”

“这事绝不能让警察知道！”马克厉声道，“特德，你继续说说第二种可能——可能有人假冒露西。”

“这需要你来回答。谁会假冒露西呢？”

“要是假设的话，谁都有可能。”马克手敲桌子，强调道，“如果只是假设，我们这些普普通通、心地善良的人都可能做出这种事——谁都有可能。天啊，这正是我最无法忍受的。假如说露西有嫌疑，那伊迪丝也有可能，或者说那个女佣玛格丽特，再或者——”马克想了一下，“其实每当我看到谋杀案的新闻，尤其是那种本来头脑正常、恭默守静、生活体面、逢人便脱帽致礼，而且二十年如一日一直交着社会保险的人突然变成杀人碎尸的凶手时，有一点我一直想知道——我不想探究凶手为何会性情大变，但我想知道凶手的家人和朋友对他是怎么看的。他们难道没察觉凶手有任何的变化吗？凶手的转变是由身边的人导致的，还是说凶手连戴帽子的方式都没变，依旧像过去一样喜欢喝仿甲鱼汤，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仅此而已？”

“其实你已经自问自答了，”帕廷顿冷冷道，“人不会认为自己身边的人会杀人。”

“是的，但人不就这样嘛！比如，你认为伊迪丝会杀人吗？”

帕廷顿耸耸肩道：“她也许会啊。如果她是凶手，我会帮她掩饰，这不仅因为——可我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伊迪丝了，我们十年前就断了关系，现在我可以以旁观者的角度，严谨客观地看待这件事。你和露西，伊迪丝和我，或者说史蒂文斯和——”

“和玛丽。”马克替他说了。

史蒂文斯与帕廷顿四目相接，在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瞥中，史蒂文斯感觉对方心中充满了不安。

“对的，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医生满不在乎道，“我想说的是，严谨地说，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杀死老迈尔斯。这是一个无须说的事实。”

“你能相信这些推理，”马克慢悠悠嘀咕道，好像正在想与当前无关的什么事，“却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对我来说，第一种可能更难以接受。至于超自然现象，坦白说我并不了解，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但有意思的是，比起假设我们中谁是凶手，我更愿意相信是鬼干的。”

“即使我们都不相信鬼怪一说，”史蒂文斯继续道，“我们也要稍微讨论一下这第三种可能。假设这事是‘不死之人’做的，我们也要像探讨前两种可能一样，列举一下证据……”

“你为什么用‘不死之人’这个词？”马克问道。

史蒂文斯瞧着马克，马克那双明亮的眼睛正饶有兴趣地盯着他。史蒂文斯说话时一直谨慎小心，可没想到会脱口说出这么一个不常见的词。他努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词的出处……想起来了，这个词出自克罗斯的书稿。书稿的第一章，就是夹着老照片那章的标题是“不死情妇之事”。所以这个词就被记在脑子里了？

“我之所以这么问，”马克道，“是因为我只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曾用过这个词。有意思。大多数人会用‘鬼怪’或‘幽灵’之类的词。另外，吸血鬼在神话传说中被称为‘永生’一族，用的是‘永生’。但你用的是‘不死之人’！是的，有意思。除了你，我只听一个人用过‘不死之人’这个词。”

“谁？”

“迈尔斯伯伯，奇怪吧？那是很多年前我在和威尔登聊天时，听迈尔斯伯伯说起的。你知道威尔登吧，在大学里教书的那个？没错，那应该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和威尔登坐在花园里，从花园聊到大帆船，然后就聊到了幽灵，闲聊而已。我记得威尔登当时列举了夜里出没的各种鬼怪。迈尔斯伯伯走过来听了几分钟，一言不发，也不知在想什么，他看着比往常更让人猜不透，然后，他说……那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还记得，是因为迈尔斯伯伯从来不读书，所以突然听到他嘴里冒出那些话感觉很奇怪……他说的大概是：‘先生，有一类你忘记说了，那就是“不死之人”。’我问他：‘这词是什么意思，活着的不都是不死的吗？威尔登活着，我也活着，可我不认为我是“不死之人”。’迈尔斯伯伯不置可否地瞧着我，含糊其词道：‘你怎么知道不是呢？’然后他就走开了。威尔登显然觉得迈尔斯伯伯是在发神经，所以转而谈其他事了。接着谈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我一直记得‘不死之人’这个词！这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个词的？”

“哦，我是在一本书里看到的。”为了转移话题，史蒂文斯吼道，“别再纠结用哪个词了。要是你喜欢，那就用‘鬼’吧。你说你们家族的房子里从来没闹过鬼？”

“绝对没有。虽然我对家族的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但正如帕廷顿刚才说的，那是因为我是个爱胡思乱想的家伙，甚至能从吃苹果导致的腹绞痛联想到谋杀。”

“那现在发生的这些事，”史蒂文斯质问道，“到底与你们家族神秘的过去有什么联系？比如，和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有什么关系吗？今晚你说过，你们家族与那个女人有很深的渊源。你还提到那幅肖像画，说画上被酸毁容的女人据说正是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伊迪丝似乎不喜欢那幅画，她在露西按照画像做化装舞会的衣服时，更愿意称那个女人为路易十四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亨德森夫人甚至不愿意说出那个女人的名字。一个17世纪的女罪犯和20世纪的德斯帕德家族有什么联系吗？难道说，你们家族的某位祖先，用‘德斯普雷斯’这个姓氏的先人，恰好死在她手里？”

“不，”马克道，“两者间的关联说起来其实更体面、守法。我的一位‘德斯普雷斯’祖先逮捕了她。”

“逮捕？”

“是的，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逃出了巴黎。巴黎方面一直想将她缉拿归案。可她躲到了列日市[6]的修道院里，只要不离开修道院，警察就没法抓她。[7]而法国政府派出的德斯普雷斯是个聪明人，他想到一个办法。我的这位祖先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而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你们可能读到过）总抵不住男色的诱惑。德斯普雷斯伪装成牧师进了修道院，迷住了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他提议去修道院外的小河边散步。当她兴冲冲地走出修道院，迎接她的却不是想象中的幽会，随着一声呼哨，卫兵一拥而上。几小时之后，她就被关在密闭的马车里，由一队骑兵押送回了巴黎，随后在1676年被斩首焚尸。”马克停下讲话，开始卷香烟，“我的这位祖先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他用巧计抓住了罪该万死的女恶魔，但如果你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你也可以指责他是背信弃义的犹大。五年之后，这位光荣的德斯普雷斯和克里斯彭一道来到美国，成为德斯帕德庄园的奠基人。这位祖先于1706年过世，庄园里的地下墓室就是为他而建的。”

“他是怎么死的？”史蒂文斯像马克一样冷静。

“就大家所知，是自然死亡。唯一蹊跷的是，他临死前似乎在房间里见过一个女人，事后谁也不知道那女人是谁。当时没人觉得奇怪，可能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巧合。”

帕廷顿笑道：“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你迈尔斯伯伯就住在那位德斯普雷斯祖先原来住的房间里？”

“不是的，”马克面色凝重道，“不过那位祖先住的套间和迈尔斯伯伯住的房间是相通的。大约在1707年，那一侧的房子被火烧毁，从迈尔斯伯伯房间通往德斯普雷斯房间的那道门被砖封死，钉上了木条。”

这时，客厅门口处突然传来响亮的敲门声，随即露西·德斯帕德推门走了进来。

这一记敲门声惊动了亨德森，他坐的摇椅一下子撞到了收音机。其他人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得跳了起来，因为此前他们谁也没听见有人来的脚步声。露西·德斯帕德面色苍白，似乎匆忙穿上衣服就赶了过来。

“这么说，他们把墓室打开了，”露西道，“他们把墓室打开了。”

不知所措的马克好不容易缓过神来，迈步上前，伸手示意露西冷静。“没事的，露西，”他安慰道，“没事的。是我们打开了墓室，只是有点——”

“马克，这怎么会没事呢？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警察呢？”

她的丈夫闻言一怔，其他人也愣住了，这一刻仿佛只有壁炉上的小钟表还在滴答作响，其他一切都定住不动了。片刻之后，史蒂文斯回过神来，听见马克问道：“警察？什么警察？你在说什么呢？”

“我们已经尽快赶回来了，”露西的样子近乎可怜，“纽约到这儿有一趟晚间车，我们设法上车赶了过来。伊迪丝随后就到。马克，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瞧瞧这个。”

露西打开手包，掏出一封电报递给马克。马克先读了两遍，然后才把内容念给大家听。

纽约东64街31号

E. R. 莱弗顿女士请转交

马克·德斯帕德夫人收

迈尔斯·德斯帕德之死另有隐情。速回庄园。

费城警局　布伦南

9

史蒂文斯忘不了露西·德斯帕德站在门口的样子。她握着门把手，身后是高耸林立的榆树，留在路上的提灯还亮着。露西平静、机敏，和善的神情中透着一股力量；人们最先会注意的是她那深色睫毛下，那双闪闪发亮的浅棕色眼睛里透出的机灵，这是她最迷人的面部特征。露西的个子不高，身体健壮，但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优雅。她虽称不上是十分漂亮的美人，但胜在表情动人，充满活力。此刻，露西的脸色苍白如纸，脸上的雀斑因此愈发显眼。她身着素色定制套装，低调中彰显着时尚，浑身上下只有紧紧戴在头上的素色帽子有一丝亮色，黑色的头发低垂，遮住了耳朵。

露西就这样站在门口，马克再次读了一遍电报。

“这是谁开的玩笑？”史蒂文斯道，“电报是假的。没有哪个警察会像家庭律师一样，给你发这么客气的电报让你回家。警察会给纽约警察局打电话，派警员上门找你——马克，这电报绝对有问题。”

“这还用说？”焦躁不安的马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没错，无论如何，这肯定不是警察发的。看看，电报是7点35分在市场街西联邮局办公室投递的。可知道这个也没什么用……”

“可是到底出什么事了？”露西哭道，“地下墓室被打开了。警察呢？他们怎么没——”露西的目光掠过马克，突然定住了，“汤姆·帕廷顿！”露西一脸错愕。

“你好，露西。”帕廷顿自然地打着招呼，从壁炉旁迈步上前，露西下意识地伸出手。帕廷顿道：“好久不见了，是不是？”

“是的，汤姆。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还以为你在英国。你没怎么变。真的，几乎还是老样子。”

帕廷顿与露西客套了一番，似乎他去英国时，露西和马克还没结婚。“只短暂逗留几天，”帕廷顿解释道，“今天下午刚到。都十年了，我想你们不介意让我暂住几天吧……”

“当然不介意！我们——”露西再次下意识地瞥了眼身后，仿佛有什么事情让她犹豫不决。这时所有人都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伊迪丝走进了房间。

伊迪丝看起来更加光彩照人，虽然举手投足略显做作。这倒不是因为她在三十岁之后变得更拘谨或过分讲究，而是因为她不像露西那样能让人一眼看透，你好像永远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史蒂文斯不愿想象伊迪丝二十多岁时是什么样子。伊迪丝比露西更高、更苗条，身材纤细。她的面容有着德斯帕德家族典型的特征：棕色头发、蓝色眼睛，以及与马克一样不屑一顾的神态。她眼睛四周虽已略微凹陷，但还是个美人。见伊迪丝进门，亨德森立刻缩到一旁，脸上露出一副愧疚的神情。对于伊迪丝，史蒂文斯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觉得她表面上虽然给人一种坚定果决的印象，可心里说不定很脆弱。伊迪丝穿着毛皮大衣，没戴帽子，这身打扮——该怎么形容呢？——很大方利落。瞧见帕廷顿，伊迪丝一下子愣住了，但脸上神色未变。

“伊迪丝，”露西慌乱地开合着手包的挂钩，“他们说没出什么事。那封电报是假的，这儿根本没警察。”

可伊迪丝面露微笑，正瞧着帕廷顿。

“看来这次我的预感之一成真了，”伊迪丝愉快地说，“你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是不是？”

伊迪丝向帕廷顿伸出左手，然后环视着其他人。

“这儿的各位都是能保守秘密的人。”伊迪丝道，“到底出什么事了，马克？露西和我快担心死了，我们也应该知道真相。”

“这是个玩笑，我跟你说，那封电报——”

“马克，”伊迪丝断然打断马克，“迈尔斯伯伯是被毒死的吗？”

众人闻言一愣。“毒死的？我的天啊，上帝啊，不是！你怎么会这么想？”马克瞧着伊迪丝，虽然和露西一样处于压力之下，但伊迪丝显得更沉静。聪明的马克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一个搪塞的理由，他来不及细想，立刻伸手搂住露西，轻拍着她的背，然后转身不以为然地瞧着伊迪丝说：“反正你们早晚也会知道，干脆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吧。没有什么大麻烦，哪有谋杀那么荒唐的事儿……真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想的……这里没警察什么事，但也足够让人烦心的。有人喜欢发假电报——和写信。我也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有人从墓室里盗走了迈尔斯伯伯的尸体。”马克显然意识到这么说还缺乏说服力，于是急忙补充道，“如果不是亨德森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我都不会当回事。于是我们决定打开墓室瞧一瞧。很遗憾地告诉你，伊迪丝，信上说的是真的，迈尔斯伯伯的尸体不见了。”

伊迪丝听了显得更紧张了些，她似乎相信了马克的说辞，但这个解释未能令她心安。

“不见了？”伊迪丝重复道，“怎么能不见了——为什么——我是说……”

帕廷顿顺势插嘴接过了话题。

“这事太令人不齿了，”帕廷顿道，“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美国有五十多年没出过这种事了。伊迪丝，你听说过1878年的斯图尔特一案吗？有人从墓地盗走了这位百万富翁的尸体，然后向家属勒索金钱。英国的杜内赫特市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也是闯入墓室盗尸，跟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差不多。现在美国的勒索犯好像不大会用这个捞偏门的手段。”

“这简直骇人听闻！”露西喊道，“盗尸勒索？”

“斯图尔特夫人最终付了两万五千美金才拿回尸体。”帕廷顿说起这些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地调动了两人的注意力，“而杜内赫特市那桩案子，人们抓住了团伙中的一员，找回了尸体。审判时很麻烦，因为当时在法律上尚没有先例可参考。在那个年代，盗尸一般是为了把尸体卖给医学院，可那个案子完全不一样。我确定那个罪犯被判了五年……至于这次，我猜他们可能是觉得你们家族非常希望妥善保存所有祖先的遗体，所以认定为了赎回尸体你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露西深吸了一口气，身子挣脱马克的怀抱，倚着桌子。

“好吧，这起码，你知道的，比那种事好一些。是的，我必须说我真的松了口气。伊迪丝，你可把我吓坏了。”露西自嘲道，之前一直紧绷的神经一松，让她差点哭出来，“当然，我们现在必须得报警，可——”

“不能报警。”马克道，“你觉得我会让可怜的迈尔斯伯伯的尸体像死狐狸一样，任由一大群猎狗四处搜寻吗？哈，门都没有！如果真像帕廷顿说的，尸体被盗是为了勒索，我宁愿花钱避免一出闹剧。你们两个都给我振作点。”

“让我这么跟你说吧，”伊迪丝的语气十分轻柔，“你们刚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

世上难道真有漂亮女巫这回事？史蒂文斯心中暗想。不过“女巫”这个词有点荒唐，因为你绝不会把它和伊迪丝联系到一起。可眼前这个面带疑虑的漂亮女人，倒实在有点像女巫。

“不信？”马克道，“难道你还相信下毒的荒唐说法？”

“请跟我回主宅去。”伊迪丝催促道，然后瞧着亨德森说，“乔，主宅里实在太冷了，生一下火好吗？”

“好的，小姐，我马上就去。”亨德森唯唯诺诺地应道。

“已经很晚了，”史蒂文斯道，“如果没什么——”

伊迪丝一听马上回过头道：“不行！你必须和我们一起去，特德，你一定要去。大家必须一起解决这件事，所有人一起。马克，让特德一起来。你不觉得这件事中有些邪恶的，非常邪恶的东西吗？不管是谁发的电报，他玩弄了我们，现在正嘲笑我们呢。根本没什么盗尸勒索。为什么有人要给我们发这么一封电报？我一直有预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自从——”伊迪丝突然停下，望着门外两盏兀自燃烧的提灯，开始颤抖起来。

一行人默不作声地出了亨德森家。帕廷顿一路上试图和伊迪丝搭话，这两人表面虽一团和气，可他们之间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彼此心有隔阂。只有露西一个人没把事情想得多严重，盗尸勒索虽然也是糟心事，甚至也很可怕，但还不至于让整个世界黯然失色。史蒂文斯则一路琢磨着伊迪丝刚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发的电报，他玩弄了我们，现在正嘲笑我们呢。”

众人进了主宅，穿过大厅，来到位于主宅前部的图书室。在如此气氛之下，将大家聚集到这个房间似乎有点不妥。图书室里随处可见岁月留下的痕迹，空气中弥漫着古老时光的气息。图书室长且宽，天花板不高，椽子暴露在外。为了给房间添加一丝现代气息，墙壁被重新漆过，漆成了暗绿色，但从房间的角角落落，比如壁炉这种地方，你能一眼看到这里过去的样子。伊迪丝坐在铺着厚软垫的椅子上，椅子旁有一盏明亮的台灯，背后是百叶窗。为了营造一点现代感，图书室里刻意摆满了老迈尔斯或马克远游时收集的各种小玩意儿，但这些东西却一下子将人带回流行摆放廉价玩具和装饰品的17世纪。

“听我说，伊迪丝，”露西劝道，“你非要都说出来吗？我不希望你这么做。我不喜欢下火车时你说的那些话。你能不能别再纠结那事，然后——”

“不能。”伊迪丝的语气斩钉截铁，“你跟我一样清楚，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我们家出了事。”

马克忍不住吹了声口哨。“什么谣言？”

“如果你想问是谁说出去的，”伊迪丝道，“我觉得应该是玛格丽特……哦，我得说她也不是故意的，只是说漏嘴了而已。她可能听到了护士跟我或医生说的话。别显得那么惊讶，马克。其实护士在这里时，一直都在怀疑我们，你难道不知道？所以她每次出门都会把她的房间锁上。”

马克又吹了声口哨。他尴尬地瞥了眼帕廷顿和史蒂文斯。“这事还真是越挖越深，”马克道，“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大家好像都有秘密。她怀疑我们？怀疑什么？”

“因为，”伊迪丝道，“有人偷了她房间里的东西。”

“你别跟挤牙膏似的，”马克沉默了一下，恼火道，“你说话一向挺爽快的啊。到底偷了什么？什么时候偷的？为什么偷？”

“事情发生在迈尔斯伯伯去世前的那个周末——星期六，我想应该是4月8号。”她瞧着史蒂文斯道，“特德，你还记得吧？那天你和玛丽来庄园玩桥牌，后来是马克起的头，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好好的桥牌不打，竟然堕落到讲低级鬼故事。”

“我记得，”露西努力装出开心的样子，以掩饰自己的不自在，“那是因为马克喝了太多威士忌。不过你干吗用‘堕落’这么苛刻的词，我觉得挺有趣的。”

伊迪丝接过话头道：“第二天早上，护士科比特小姐找到我，说好像不记得把什么东西放哪儿了。我感觉她有点急，就问她是什么东西。于是她讲得更清楚了些。她问我是不是有人不小心从她房间里拿了东西，是医生开给迈尔斯伯伯的一种药。具体什么药她没说，只说那是个小方瓶。最后她还加了一句，说那东西对一般人没用，如果吃太多还会致命，也许有人把它当成嗅盐[8]拿走了——她觉得这不太可能——拿的人最好把药还给她。她就说了这些。我觉得她不是怀疑有人偷走了，而是觉得有人在开玩笑。”

马克有句话差点脱口而出。史蒂文斯感觉马克想说的是“医生怎么会用砒霜治病”，但马克话到嘴边，马上又咽了回去。马克疑惑地瞧了瞧帕廷顿，然后对露西道：“露西，这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露西也是一脸茫然，“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的意思是，大家有事都不会找我，而是自然而然去找伊迪丝。所有人都这样，就是换作我，也会去找伊迪丝——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吧。”

马克瞧着众人。

“真该死，一定是有人用这个把迈——”马克停住了，转而问道，“你当时怎么跟科比特小姐说的，伊迪丝？你做了什么？”

“我说我会帮她查查。”

“你查了吗？”

“没有。”伊迪丝脸上再次闪现出脆弱、怀疑和优柔寡断的神情——她好像总是雷厉风行，可临到紧要关头，就会变得犹豫不决。“我想我当时……害怕了。哦，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傻，但我当时就是觉得害怕。但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我装作不经意地四下问了问，假装打听的是迈尔斯伯伯的药，没人会把药和毒药联系在一起。我没提毒药。我说不出口。”

“真够乱的，”马克道，“但我想丢的应该不是砒……哦，对了，帕廷顿，这事儿得问你。你觉得会是什么药？”

帕廷顿紧锁着眉头说：“这取决于医生对病情发展的判断。我还不了解医生对你伯伯的诊断，贸然说的话，有好几种可能。伊迪丝，护士向医生汇报丢药的事了吗？”

“你是说贝克医生？是的，当然。所以我想当然地以为——”

“贝克医生当时直接认定你伯伯死于胃肠炎？换句话说，完全没犹豫？”

“一点也没犹豫！”

“那就不用担心了。”帕廷顿简短地说道，“我可以断定，丢的肯定不是可以引发你伯伯临死时那些症状的药物，比如锑[9]。这不明摆着吗？不然医生和护士当时就会怀疑……要我说，丢的可能是某种镇静剂，或者刺激心脏的药物，如洋地黄或马钱子碱。那些东西也可致命，但它们都是所谓的神经性毒剂，我确定，它们不会引发你伯伯去世时的那些症状。一点边都不沾！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知道，”伊迪丝悲切地嘟囔着，指甲上下划着椅子扶手，“我知道。我也一直这样劝自己，我知道不会。没人会做那种事！”她微微一笑，或者说试图挤出一个微笑，“但从那之后，科比特小姐每次出门都锁门，甚至在迈尔斯伯伯去世那个晚上，那时药都已经被还回来了，她还锁门……”

“药还回来了？”马克急着问道，“我正要问你，那瓶药后来怎么样了？贝克医生肯定不会允许那样一瓶药满屋流窜，他自己却在一旁看热闹，是不是？你说那瓶药被还回来了？”

“是的，那瓶药星期日晚上就被还回来了。只丢了一天而已，所以这事没闹腾得让大家都知道。没错，是星期日的晚上。当时玛丽正好上楼跟我打招呼告别，说她和特德第二天早上要开车回纽约。大约晚上9点我走出房间，在楼上走廊恰好碰见科比特小姐。她对我说：‘替我谢谢那个人，那瓶药已经被还回来了。有人把它放在德斯帕德先生——我是说迈尔斯先生——门外的桌子上了。’我问她：‘一切都正常吗？’她说：‘是的，看起来没问题。’”

“我知道了，”马克道，“这说明药是迈尔斯伯伯自己偷的。”

“迈尔斯伯伯自己？”伊迪丝一脸不解。

“没错。”马克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帕廷顿，你告诉我，那瓶子里装的有可能是吗啡片吗？”

“当然可能。你说过你伯伯总疼得厉害，还睡不好。”

“大家还记得吗？”马克瞧着其他人，伸出一根手指，高声道，“迈尔斯伯伯一疼起来才不管什么医嘱，总想多吃吗啡片。没错！可能是迈尔斯伯伯从护士房间偷了药瓶，拿了吗啡片，又把它还了回去。等等！我记得在他去世那天晚上，他曾喊着要人去楼下卫生间拿止疼的药，对不对？没准他当时说的就是他偷的吗啡片。他把它们藏在卫生间的医药柜里，以免护士在他房间里找到？”

“不，你说得不对，”露西道，“卫生间里没有吗啡片。只有常放在那里的普通的巴比妥类药。”

“好吧，但我推理的其他部分是合理的吧？”

“完全有可能。”帕廷顿附和道。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伊迪丝平静地说道，但随即拔高了声音，几乎像在喊，“你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吗？你们一上来就告诉我迈尔斯伯伯的尸体被盗了。天啊，被盗！有人把尸体偷出了地下墓室，没准会碎尸，天知道会怎样！这还是可能发生的最轻的后果。然而你们所有人都说得轻飘飘的，还胡编乱造了一套说辞，企图骗我相信。哦，没错，你们就是这么做的，我知道。甚至还有你，露西。我真受够了！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过去两周我真的受够了折磨。汤姆·帕廷顿，你为什么要回来折磨我？现在的局面就差个爱胡闹的奥格登，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我真受够了！”

伊迪丝双手哆嗦，连脖子都在颤抖，她仿佛突然又变回了那个漂亮的女巫，坐在大椅子里几欲落泪。史蒂文斯注意到，露西那双闪亮的棕色眼睛正凝视着伊迪丝，眼神里满是言语无法表达的同情。马克慢慢走过去，扶住伊迪丝的肩膀。

“没事的，妹妹，”马克语气温柔地安慰道，“你需要吃片镇静药，好好休息一下，仅此而已。先和露西上楼去吧，让她给你一片药。你尽可以相信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处理好的。你知道的，是不是？”

“我知道。”沉默半晌的伊迪丝终于开口道，“如此失态真让大家见笑了，但真的，我现在感觉好些了。有时候我一胡思乱想就控制不住情绪。”（站在一旁的马克表示赞同。）“我知道现在不该再傻乎乎地说什么通灵，但有个吉卜赛女人曾说我是灵媒。露西，你按照那幅画做衣服的时候，我就有不好的预感。这种事一向被认为不吉利。我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幼稚，也不该总提心吊胆地活着，就像脑袋上顶着一桶水，不敢弯腰，也不敢转身，生怕水洒了一样。可月相变化会直接影响一些人的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科学事实，不是吗？”

“因为‘疯癫’一词来自‘月亮’，”帕廷顿梦呓般地说道，“‘月亮’（luna）和‘精神病人’（lunatic）词根相同——有些人是这么说的。”

“你还是老样子，一个唯物主义者，汤姆。不过这说法也有点道理。在千奇百怪的超自然现象中，最古怪、最荒诞的是，”——这时，史蒂文斯瞧见大家脸上一变，毫无疑问他自己也一样——“人的想法会受到远在几百万英里之外的一片……嗯，一片……”

“一片绿色奶酪[10]，”帕廷顿接过话头道，“我开玩笑的。为什么要说这些神秘主义的事呢？”

“因为只要你们一笑话我，我就不会再继续胡思乱想了。我现在倒真想来片绿色奶酪。”伊迪丝一脸沮丧道，“露西，你还记得吗？在迈尔斯伯伯去世的那天晚上，天上是满月，我们都觉得月亮很美；在回家的路上，你和马克唱了一路。当一个人想到‘不死之人’的时候……”

“想到什么？等等，你是从哪儿听说那个破词的？”马克故作惊讶地急切追问道，他装作第一次听见那个词，可情不自禁就提高了音调。

“哦，我好像在哪本书里读到过……我不想上楼，但我得找点东西吃。跟我走，露西。我太累了，简直快累死了。你能给我做个三明治吗？”

露西轻快地站起身跟着伊迪丝走了，走时还回头对马克眨眨眼。等两人离开，马克阴沉着脸，默不作声地在房间里踱了两圈，然后站在壁炉前，开始卷烟。亨德森已经在地窖里生了火，不知位于房间何处的散热器开始震动，咔嗒作响。

“她们有事瞒着我们，”马克在石头上划着火柴，“你们发现了吗，听说迈尔斯伯伯的尸体不见了，她们并没有很吃惊——尤其是伊迪丝，跟没事人似的。她们竟然没刨根问底，没提出要去看看，没……哦，该死的，伊迪丝到底在想什么？难道她和我们一样，也觉得这事很灵异？或者是因为天太晚了，她只是在发神经？真想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我可以告诉你！”帕廷顿低吼道。

“伊迪丝也是在书上读到的‘不死之人’这个词。和你一样。”帕廷顿瞧着史蒂文斯道，“我猜你们读的是同一本书？”

“这不太可能。我看的那本书还没出版，只是书稿。是克罗斯新写的书——高丹·克罗斯。你们都读过他的书吧？”

马克闻言一愣，瞧着史蒂文斯，完全不顾手里的火柴还在燃烧。他睁大眼睛，拿着火柴一动不动，只是睁大眼睛盯着史蒂文斯，最后完全出于本能，才在火烧到手前把火柴丢了出去。

“给我拼一下那人的名字。”马克请求道，紧接着又道，“这不可能。你说得对，帕廷顿，我有点神经了，恐怕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神经错乱到要吃镇静药了。我见过这名字几十次，可从没觉察到它和另一个名字有任何相似之处。高丹·克罗斯……戈丹·圣克鲁瓦[11]。呦呦呦！快让我冷静一下。”

“这名字怎么了？”

“你们没瞧出来吧？”马克热切而兴奋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怪异，“碰上这档子怪事，你只有任由想象力驰骋，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这个高丹·克罗斯也许只是个善良无害、写过几本好书的作家，可当你留意这名字，你就可以联想起‘不死之人’的完整循环，以及杀戮者和被害者宿命般的轮回……高丹·克罗斯啊。我想你们肯定会感兴趣的，戈丹·圣克鲁瓦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红颜杀手——玛丽·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的情人，正是他教会了她如何下毒。他比玛丽死得早，在自己实验室的毒药壶旁丢了性命，否则他要么会被车裂，要么会被送上为审理下毒案特设的法庭——‘燃烧的法庭’[12]，然后被判火刑。正是因为戈丹·圣克鲁瓦的死，警察才在一个柚木盒子里发现了玛丽犯罪的证据。玛丽当时已经厌倦了戈丹·圣克鲁瓦，而且开始恨他，但这都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戈丹·圣克鲁瓦死了……据说，戈丹·圣克鲁瓦在制作毒气时，玻璃面罩意外脱落，他吸入了毒气，一头栽进提炼毒药的大锅里……之后警察便开始通缉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

“这种事我今晚可是听够了，”史蒂文斯草草地说，“如果你们不介意，我现在想先回家。墓室的入口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再封。”

帕廷顿瞧着史蒂文斯。“今晚天气不错，”帕廷顿道，“我送你出去。”

10

帕廷顿和史蒂文斯离开主宅，沿着车道往下走，经过高大的榆树林和成片的灌木丛，两人都默不作声。马克则在两人走后和亨德森商议了最后一件事，吩咐他先用网球场的防水帆布把地下墓室入口盖上。此刻走在路上，史蒂文斯拿不准帕廷顿心里正在想什么（如果他的确在想事情的话），于是想试探一下虚实。

“除了你刚才对女士们说的那些，”史蒂文斯问道，“你对药失而复得还有什么看法？”

“嗯？”听到史蒂文斯问他，帕廷顿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之前他一直抬头望着天边闪烁的星星，拖着脚步慢慢走在砾石路上。帕廷顿想了想道：“哦，我之前说过，我喜欢先把所有事实列出来。我们知道，那小瓶里装着过量服用可以致命的药，有人先偷了它，然后又还了回来。目前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更多情况必须等见了护士才知道。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瓶子里装的是液体还是固体，这点尤为关键。

“至于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刺激心脏的药物，如洋地黄或马钱子碱。如果是这样的话，坦白说，情况很不乐观，这说明下毒的人（如果真有人下毒的话）还会继续行凶。”

史蒂文斯点点头。

“是的，”史蒂文斯道，“我也想到这点了。”

“但要我说，”帕廷顿冷冷道，“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丢的是那种药，医生一定会把房子翻个底朝天，直到找到药为止，或至少要有个说法才会罢休。而医生和护士似乎对药丢了这事并不着急，只是有些生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同理，丢的也不会是像锑这样的刺激性毒药，不然医生肯定不会出具证明，说老迈尔斯是自然死亡。

“所以，第二种情况更有可能，也就是马克说的，丢的只是一些吗啡片。”

“是老迈尔斯偷的？”

帕廷顿绷着脸，似乎这点尤为令他困扰。

“是的，很有可能。那样最好。我们都不希望这事太复杂，不是吗？”星光下，帕廷顿眼袋松弛，一双眼睛好奇地滴溜溜乱转，“不过，有几个细节却说明很可能不是老迈尔斯偷的。比如说，药瓶的归还。我们知道老迈尔斯的房间和护士的相连。自从丢了药之后，护士只要出门就会锁门，但她锁的是通向走廊的门。护士的房间一共有两道门，除了通向走廊的门之外，还有一道与老迈尔斯房间相通的门。这道门是通向病人房间的，所以护士很可能没锁。那么老迈尔斯偷了药之后，如果想还回去，只需从这道门进护士房间，放下药瓶就好。他为什么还要把药瓶放在自己门外的桌子上呢？”

“这很好解释。因为那样的话，护士马上就会知道是老迈尔斯偷的药。毕竟他是唯一可以进入她房间的人。”

帕廷顿在车道上停下脚步，嘴里轻声咒骂了一句。

“人一上了岁数，脑袋就笨了。”帕廷顿道，“这么显而易见的原因我竟然没想到。不过，护士没准把连通两个房间的那道门也锁了，因为她也怀疑老迈尔斯。”

“说得有道理，但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偷药的动机，”帕廷顿抬手在空中轻轻一挥，就像一个聪明人讲不清楚自己的思想，非要用手势强调似的，“为什么要偷吗啡片？偷药的人可能是老迈尔斯，也可能是其他人。如果是老迈尔斯偷的，那么动机可以理解。但如果是其他人偷的呢？动机是什么？

“应该不会是为了杀人。因为只丢了几片药而已，最多也就丢了两三片，否则医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会大找特找的。根据规定，一片吗啡是四分之一格令。只有两到三格令的剂量才会对人构成危险，四格令才能置人于死地。所以偷这点吗啡片应该不是为了杀人。另外，也不会是为了吸毒。那样的话，偷的人肯定会拿走整瓶药，不会把药还回去。再或者，也许那人偷药是因为夜里睡不好？有这个可能，但为什么选择药力过于强劲的吗啡片呢？人一旦吃了吗啡片，直接就会昏睡过去，如果只是为了入睡，完全没必要这样。除非是为了止疼，否则没必要吃这个。不过，要想止疼，那为什么不吃巴比妥类的药？卫生间里放的普通药就可以达到止疼的效果。再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偷？所以，如果我猜的这些原因都不对，那偷药的人到底有什么目的？”

“那么……？”

“那么，假如你晚上想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帕廷顿锲而不舍地继续道，“害怕被人听见或看见的话，那你只需给别人来片吗啡，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我说得对不对？”

说到这儿，帕廷顿再次停下脚步，站在星光下，转身皱眉盯着史蒂文斯。该来的终究躲不过去，史蒂文斯打起精神，准备应对帕廷顿接下来要问出的话。他脑海中回想起老迈尔斯遇害的那个晚上，他和玛丽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小木屋里；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他困得东倒西歪，不到10点半就上床睡觉了。

可帕廷顿接下来的话完全出乎史蒂文斯的意料。

“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地下墓室是如何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的，以及尸体为何会不翼而飞。假如亨德森夫妇被人下了吗啡，他们还能听到盗尸的动静吗？听不到了吧？”

“天啊，你说得还真有道理！”史蒂文斯急忙出声附和，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下来，可他还是犹豫地说，“但我觉得——”

“你想说，主宅里的人可能听得到动静，而且亨德森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地下墓室入口没有动过的痕迹？好吧，我承认他没说谎。但那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已。我们打开墓室的动静的确不小，现场也乱得一团糟。但你想想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用的是楔子和锤子。再想想路面是怎么铺的：只铺了一层薄薄的石头，没用水泥，只用砂浆灌缝，把路面像七巧板一样粘在一起，石头下只不过是泥土和砾石。有没有可能有人事先在地上挖开一块完整地面，之后只要一抬，就像打开盖子一样进墓室呢？那样只需稍微破坏砂浆和四条边线，将挖开的地面变成盖子，想进去时只需从一边抬起，事成之后再原样复位。这样的话，路面在亨德森看来就是完整的，所以他发誓没人动过。当然，挖出来的泥土和砾石肯定会搞乱现场，但老迈尔斯一周前刚下葬，地下墓室被打开过，所以墓室附近本来就有动土的痕迹。”

帕廷顿显然自认为这番话很有道理，史蒂文斯也希望事实就是如此。可之前萦绕在心中的谜团依然搅得他心神不宁，他一直在琢磨着与他个人更相关的其他事。两人在庄园门前停下脚步，在习习微风中俯视着影影绰绰的国王大道，街灯彼此相隔甚远，此时的柏油路感觉像一条波光粼粼的黑色河流。

帕廷顿又继续说起来，但少了之前的自信，语气也温和了许多：“抱歉一直都是我在说。关键是我们必须得信点什么。伊迪丝刚说了，我是个唯物主义者。我觉得这不丢脸。但我承认，就因为这个，伊迪丝过去没少跟我抱怨。她认定我之所以给那个女孩做流产手术，是因为那女孩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毕竟那女孩在我诊所工作。你说说，到底谁才是唯物主义者？”

帕廷顿在出门前喝了点酒，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了，然后他突然又开始用最擅长的方式克制自己。

“是的，没错。女人啊，那河床边的报春花，在有的人眼里只是黄色的报春花[13]，至少对我而言如此，不管圣贤想让我从中看到什么。它们代表不了大自然，只是一首蹩脚诗里簇拥成堆的花而已。世上还有很多更美的东西值得一瞧，比如飞奔的骏马、纽约的天际线。那该死的报春花只不过能被插在桌上的花瓶里，作为装饰，瞧着漂亮而已。你说对不对？”

“我想是的。”

“而那些什么鬼啊怪啊，还有什么‘不死之人’的话，都是——”帕廷顿突然住嘴，尴尬地笑着，略微有些气喘，“我又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我这就闭嘴。”接着他又说道：“尽管等着瞧吧，我的推论肯定错不了。当然了，除非殡葬承办人耍了花招。”

“殡葬承办人，”史蒂文斯重复道，“你说的是那个J. 阿特金森？”

医生眉毛上扬道：“老阿特金森？没错，就是他。我想你应该认识他。他可算是一个人物。他现在岁数已经不小了，德斯帕德家族几代人都是由他经手下葬的。所以我们那位亨德森朋友才会赌天赌地，说殡葬承办人绝不会耍花招，因为我们说的可是老阿特金森。今晚从老阿特金森的殡仪馆经过时，马克还又指给我看，说现在殡仪馆的生意已由老阿特金森的儿子接手，渐渐有了起色。马克的父亲很喜欢老阿特金森，过去常跟他开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玩笑，比如他会问老阿特金森，你还总坐在那个‘咖啡馆’或‘角落’里吗？我都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没准是——哦，我得说晚安了。”

史蒂文斯确信帕廷顿已经酒劲发作，再聊下去也没意义了。他跟对方道了句晚安，赶紧向家走去。着急回家是假，他其实只想一个人静一静。直到听不到帕廷顿在车道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史蒂文斯才放缓了步伐。

史蒂文斯此刻犹如坠入迷雾之中，忍不住想发泄一下，挥挥拳头，砸砸什么东西，可只能无助地咬咬牙。整件事太让人费解了。若他真能像帕廷顿希望的那样理清所有头绪就好了；要是眼前有个头脑清醒的聪明人，一问一答地给他指点迷津，或许他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摸不着头脑。史蒂文斯试着自问自答。你确信玛丽有问题吗？但怎样才算有问题呢？具体指哪个方面呢？史蒂文斯一想到这儿，就像手碰到火，马上就不愿意再深入下去了。正是因为无法直面这些问题，他现在才会感觉如坐针毡，但所有这些想法也实在太过荒诞离奇。自己怎么会有那么荒诞可怖的念头呢？有真凭实据吗？所有这些念头其实只源于那张六英寸见方的硬纸照片，因为那近似的名字、极其相似的面容——没错，都是因为那张照片，而那张照片还不见了，仅此而已。

史蒂文斯回到白色小屋，站在门前注视着自己的家。前门的灯已熄灭，黑暗吞噬了整栋房子，唯有客厅窗户中透出闪烁的红色亮光。玛丽显然生了壁炉的火，这很反常，因为她一贯怕火。史蒂文斯心底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前门没锁。史蒂文斯推门走进走廊，走廊里一片漆黑，只有右侧客厅的炉火映出的微弱光亮。整栋房子寂静无声，隐约能听到炉火燃烧的哧哧声，听这动静，玛丽生火时一定用了还没干透的木柴。

史蒂文斯试探地喊了声：“玛丽！”

没人应声。史蒂文斯忐忑地走进客厅。壁炉里正在燃烧的果然是还没干透的木柴，大块木头差一点要把火闷灭了，一簇簇小火苗在棕黄色的浓烟中翩翩起舞，嘶嘶作响的火舌仿佛正在撕咬木头，间或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一缕烟飘出石头壁炉，在壁炉的排气罩上方缭绕。在闪动的炉火的照耀之下，本来熟悉的家不知为何竟变得陌生了。借着炉火的光亮，史蒂文斯瞧见壁炉架旁的小凳子上放着一碟三明治、一个暖水壶和一个杯子。

“玛丽！”

史蒂文斯再次回到走廊，他踏出的每一步都重得好像要把硬木地板踩裂。他摸索着走到电话桌旁，手下意识地摸到还放在桌上的公文包。这次明显有人打开过公文包，包里的手稿放得歪歪斜斜，看来有人拿出过手稿，又匆匆忙忙放了回去。

“玛丽！”

史蒂文斯走上二楼，脚下的楼梯踏板嘎吱作响。他们的卧室在后面，床旁的台灯还亮着，可屋里没人，蕾丝床罩也没被弄乱。只有壁炉上的小闹钟在寂静中兀自滴答作响，现在是凌晨3点零5分，史蒂文斯瞧见书桌上立着一个信封，打开后，只见信中写道：

亲爱的特德，今晚我必须离开。今后我们能否安稳生活全都指望于此。明天我就回来，请勿担心，只是个中原因很难跟你解释清楚。但是，无论你怎么想，事情都不是你想的那样。爱你。

玛丽

另外，我必须把车开走。我给你留了吃的，保温壶里有咖啡，都放在客厅里了。艾伦明早会过来给你做早餐。

史蒂文斯折好信放回桌上，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他坐在床上，瞧了瞧眼前干净、整齐，却突然显得空荡荡的房间，然后起身下楼，打开灯，开始检查走廊里的公文包。果然不出他所料：克罗斯的书稿本来有十二章，可现在只剩下十一章，少了一章，记载了玛丽·德奥贝一案，也就是1861年她因谋杀被斩首的那一章不见了。

注释

†　理查德·哈里斯·巴勒姆（Richard Harris Barham，1788—1845），笔名托马斯·英戈尔兹比（Thomas Ingoldsby），英国牧师、小说家、幽默诗人，著有《英戈尔兹比传奇故事集》。

1．此处作者在拉丁语原文“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前加了否定，使之变成“Non cogito, ergo sum.”（我不思，故我在。）。

2．原注：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本书的地下墓室主要借鉴了位于阿伯丁市附近杜内赫特镇的一座真正墓室。威廉·罗海先生曾在《你的判决是什么？》一书的“杜内赫特神秘案”一章中对这座墓室作过精彩的描述。

3．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1741—1825），瑞士画家，久居英国。他偏爱超自然主题，其作品明暗对比强烈，富有幻想色彩，充满暧昧不明的隐喻。

4．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戈雅的画风奇异多变，对后世的现实主义画派、浪漫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影响，他的一些画作以阴暗恐怖而闻名。

5．让－巴蒂斯特·格勒兹（Jean-Baptiste Greuze，1725—1805），法国画家，擅长创作风俗画和肖像画。

6．比利时重要城市，地处欧洲的中心地带。

7．在笃信宗教的欧洲，修道院属于上帝管辖的神圣领地，世俗权力不能介入。

8．嗅盐，一种芳香碳酸铵合剂，用作苏醒剂。更多关于嗅盐的解释请参见后文译注。

9．口服锑中毒者主要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如恶心、流涎、呕吐、腹痛等。

10．月亮是由绿色奶酪做成的，是英语中一个糊弄人的说法。

11．在英文中，高丹·克罗斯（Gaudan Cross）和戈丹·圣克鲁瓦（Gaudin St. Croix）无论拼写还是发音都比较相近。

12．亦被称为“火焰法庭”，是法国于16世纪至17世纪间设立的特别法庭，前期主要用来审讯异端分子，后来曾一度演变为专门审理毒杀案的特殊法庭；一说是因法庭开庭时四周遮以黑布，仅以火焰照明而得名，一说是因受审者多被判处火刑而得名。

13．作者部分借用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叙事长诗《彼得·贝尔》中的诗句：“A primrose by a river's brim/A yellow primrose was to him, /And it was nothing more.”（河床边的报春花，在他眼里是黄色的报春花，仅此而已。）。

第三部分　双方辩论

某天，劳伦斯在卧室醒来，拿起黑色天鹅绒小面具，出于好玩将面具戴在脸上，对着镜子观瞧。但未等他看清自己的样子，躺在床上的老巴克斯特就冲他嚷道：“快把面具放下，你这个傻瓜！你想透过死人的眼睛往外看吗？”

——蒙塔古·罗德斯·詹姆斯，《山中风景》[†]

11

第二天早上7点半，史蒂文斯冲过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重新打起精神。他刚要下楼，突然听到门口传来几下迟疑的敲门声。

史蒂文斯手扶栏杆，停住脚步，觉得舌头突然像是打了结，也不想应门。如果敲门的是玛丽该怎么办？昨晚他在心中翻来覆去演练过说辞，可临到关头，又不知如何开口。楼下的灯依然亮着，客厅里满是炉火留下的烟的味道。史蒂文斯昨晚一夜未眠，现在有点头疼，脑袋里像装满了糨糊。一晚上思来想去可能是白费力气，因为你总是精心准备了对策，事到关头却又胡言乱语。他觉得今天走廊看上去甚至都与往常不同了。伴随黎明而来的是白茫茫的迷雾，令人窒息，雾气冷冰冰地抵住窗户，仿佛在死死盯着屋里观瞧。只有餐厅里隐约传出的咕噜咕噜声和嘶嘶声令人稍感慰藉，那是正在工作的咖啡壶发出的声音。

史蒂文斯下楼走进餐厅，小心拔掉咖啡壶的插头，大清早咖啡的清香让他精神一振。然后他才去开门。

“抱歉打扰了，”听到陌生的声音，史蒂文斯心中又一沉，“不知能否——”

史蒂文斯低头瞧着眼前这位壮实的女人。她身穿蓝色长外套，欲言又止，神色中隐隐带着一丝怒气。史蒂文斯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人。她时不时地用力拉那顶蓝色小帽子，帽子下的那张脸虽然不漂亮，却很有魅力，还透着一股聪明劲儿。浅褐色的睫毛下是一双机警的棕色眼睛，看着好像一眨也不眨。她给人一种爽朗活泼、精明能干的感觉，她的性格也确实如此。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史蒂文斯先生，”女人继续说道，“但我在德斯帕德庄园见过你几次。我瞧见你这儿灯亮着，于是——我是迈拉·科比特，护理过迈尔斯·德斯帕德先生。”

“哦，天啊，想起来了，对的！快进来。”

“你瞧，”女人又匆忙向下拉了一下帽子，眼睛瞥向德斯帕德庄园方向，“事情有点不对头。昨晚有人给我发电报，让我马上赶回来——”

女人又踌躇起来。又是那该死的电报，史蒂文斯心中暗道。

“但我当时刚好出门护理病人去了，一小时前回到家才看到电报，不管怎样，”科比特小姐语气中的怒气似乎更重了，“我觉得我应该尽快赶过来，可等我到了庄园，却没人应门。我不停地用力敲门，可就是没人理我。我想象不出庄园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然后我瞧见你这儿亮着灯，就想着可不可以在你家坐着等一会儿。”

“当然可以。快请进。”

史蒂文斯闪身让客人进屋，同时瞥了眼门外的路，只见薄纱一般的白雾中有一辆车开着大灯，正缓缓沿山而上。突然车子改变了方向，转弯减速停到路旁。

“呦！呦！”听那洪亮的嗓音，开车的人是奥格登·德斯帕德无疑。

史蒂文斯先听到摔车门声，然后瞧见雾中现出奥格登高高的身形，他正沿着人行道向史蒂文斯家走过来。奥格登身穿浅色驼绒大衣，大衣下露出礼服裤的裤腿。正如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个另类人物一样，奥格登的长相一点也不像德斯帕德家族的人。他的皮肤黝黑光滑，面颊有些凹陷，下巴泛青。虽然他早上没刮胡子，黝黑的头发却是精心打理过的，看着油光水滑，好像闪亮的头盔。他的两只眼睛下面皱纹斜生，面色蜡黄，连毛孔都清晰可见。浓密的睫毛下，这双黑眼睛饶有兴趣地先扫了眼护士，然后瞧着史蒂文斯。奥格登今年只有二十五岁（而且一举一动往往显得更年轻），可看起来却比马克还显老。

“早上好啊，”奥格登双手插兜，打了声招呼，“出去寻欢作乐的人回家了。呦！怎么着？你们在幽会吗？”

奥格登说话向来如此，虽然算不上讨厌，但一开口总让人感到不舒服。今天早上史蒂文斯可没心情和他打趣。他把科比特小姐让进走廊，奥格登也晃晃悠悠跟着进了屋，然后关上了门。

“屋里有点乱，”史蒂文斯对护士客气道，“我昨晚忙了一晚上。我煮了点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那真是太好了。”科比特小姐说着突然打了个寒战。

“咖啡，”奥格登嘴里发出“噗”的一声，一脸不屑道，“咖啡可不适合用来招待一夜狂欢后回来的人。要是有酒什么的话——”

“书房里有威士忌，”史蒂文斯道，“你自己去拿吧。”

史蒂文斯发现护士和奥格登彼此连招呼也没打，只好奇地打量着对方，房间的气氛莫名紧张起来。科比特小姐板着脸进了客厅。史蒂文斯从餐厅拿了咖啡滤壶后进了厨房，正在找杯子时，奥格登推开双开的弹簧门进来了，他手中举着倒了威士忌的玻璃杯，嘴上哼着小曲，眼睛却警觉地四处瞧。他一边打开冰箱门找姜汁汽水，一边跟史蒂文斯搭话。

“看来我们的迈拉和我一样，”奥格登翻着冰箱，“也收到了警察局让她赶回来的电报。”

史蒂文斯默不作声。

“我昨晚也收到了电报，”奥格登继续道，“但我当时正马不停蹄地赶着参加一个又一个派对呢，可不能让这事耽误我喝酒。不过我很高兴，警察终于发现事情不对，要讯问所有人了。”他从冰箱里掏出制冰盒，在水池边磕打，小心翼翼地让冰块像铅锤一样直着落入酒杯中。“对了，昨晚你帮马克掘墓了吧？”

“你怎么会这样想？”

“别当我是傻子。”

“得了吧，你可一点都不傻。”

奥格登放下酒杯，蜡黄色的脸不自在地扭曲。“你这话，”他平静地问道，“是什么意思？”

“听着，”史蒂文斯转过身说，“我现在很想一拳把你，或任何一个惹到我的人，打得直接从那个瓷器陈列柜上飞过去。要是不想让大家头破血流，就别一大早上7点半跟我吵架。把冰箱里的奶油递给我，好吗？”

奥格登听罢笑了。“抱歉。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紧张不安。我这么说完全出自我侦探的本能。在你书房取威士忌时，我瞧见两支马克自卷的香烟，还有地下墓室入口处的路面示意图，显然也出自马克的手笔。哦，没错，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法眼。这很有用。我早预感到马克会这么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天晚上他把大家都支出去了。”奥格登拉着脸，面露狰狞道，“等警察来了，发现你们正在人行道上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怎么说？”

“没有警察。”

“你说什么？”

“另外，那些电报显然不是警察发的。”

奥格登咬着下嘴唇，目光灼灼地瞥了史蒂文斯一眼，脸色一变。“没错，这点我也想到了。不过——但是——听着，史蒂文斯，你最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反正一会儿回到庄园，我也会知道的。昨晚你书房里有三个人，我瞧见三个杯子。那第三个人是谁？”

“是帕廷顿医生。”

“呦，”奥格登看起来有些兴奋，若有所思道，“看来要出大事了。原来是那个被吊销执照的医生。我还以为他好好地待在英格兰呢。要是他发现——我早该想到的，现在我都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这是奥格登特有的另一种让人讨厌的说话方式，“没错，马克想让帕廷顿帮他做尸检，查查肚子里面。来吧，告诉我，你们发现了什么？”

“什么都没发现。”

“呃？”

“我的意思是，从字面意义上讲，我们什么也没发现。尸体根本不在地下墓室。”

奥格登闻言头向后仰，看脸上表情，他显然在怀疑史蒂文斯。史蒂文斯从未像此刻这样讨厌奥格登这张脸。奥格登凝视了史蒂文斯片刻，将手伸入冰箱，面色凝重地掏出一小盘苹果酱，从滴水板上推给史蒂文斯。

“你是说，”奥格登道，“马克召集了你们这帮忠心耿耿的朋友，挖开了墓室，然后在可怜的迈尔斯伯伯胃里发现了毒药。于是你们把尸体藏了起来，企图掩盖真相。我知道马克对警察的看法。想知道我对这事的看法吗？”

“不想知道。我只是如实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仅此而已。帮我扶下门好吗？我把杯子拿进屋。”

奥格登听到史蒂文斯这番话显然吃了一惊，随后便陷入了沉思，心不在焉地帮史蒂文斯扶着门。史蒂文斯看得出奥格登此刻正绞尽脑汁，试图从刚才的话中寻找漏洞。可琢磨了一会儿，他一脸茫然地瞧着史蒂文斯，问道：“对了，玛丽呢？”

“她——还没起床。”

“奇怪。”奥格登道。史蒂文斯知道对方只是随口一说而已，并无他意——奥格登就是这样，连客套话都让人听着不舒服——可他听了还是心里一惊。他拿着两个杯子，率先进了客厅。奥格登显然打定了什么主意，大步超过史蒂文斯，举着酒杯，抢先跟科比特小姐打起了招呼。

“亲爱的，我刚才就想跟你打招呼，”奥格登道，“可我必须先喝点东西。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史蒂文斯心中暗想：这家伙要是再满嘴虚伪的客套话，我觉得我会把咖啡倒到他头上。科比特小姐双手交叠放在腿上，瞧着奥格登，不为他的话所动。

“关于那封电报，”奥格登继续道，“你收到的电报上说了什么？”

“谁说我收到电报了？”护士质问道。

“难不成我得跟每个人都解释一遍吗？好吧，那我就再说一遍。因为我也收到了电报，正如我刚才跟我们这位朋友说的那样，我是昨晚收到的。但我当时正在兴头上，在这个派对喝完，又跑到另一个派对喝，所以——”

“如果你在不停地换地方喝酒，”科比特小姐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电报是怎么送到你手里的？”

奥格登眯起眼，想反击或嘲讽对手，可恶毒讽刺的话刚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很聪明，知道这么做是浪费时间。

“你以为这样就能问住我？”奥格登反问道，“是这样，当我到了卡列班俱乐部时，电报已经送到那儿了，正等着我呢。说真的，我们能不能坦诚一点？你最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你知道的，等我一回庄园，这些就都不是秘密了。不用顾忌特德·史蒂文斯，这些事他都知道。另外，那人把你叫过来很明智，你掌握的证据没准对警察很有帮助。”

“谢谢，”护士正色道，“但你说的是什么证据？”

“当然是关于迈尔斯伯伯被毒死的证据。”

“你这根本是妄加揣测！”护士大叫道，咖啡溢出了杯子的边缘，“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该找贝克医生说去。你不能随便——”她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我承认事后我有点担心，可我担心的不是中毒，而是迈尔斯先生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刚好不在，而且我——”

“而且你，”奥格登立刻抓住机会打断对方，“出门时把房门锁上了。如果迈尔斯伯伯突然发病，谁也无法进你房间拿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害死了自己的病人。如果这都不算失职，那真不知道还有什么算。这事儿一旦传出去，对你的名声可不太好啊。”

这正是护士一直担心的，大家心知肚明，可只有奥格登说了出来。

“哦，我知道你有借口，”奥格登承认道，“迈尔斯伯伯身体已经见好，又有人刚从你房间偷了可以致命的药。好吧，为了避免再丢药，你锁门也许没错。不过你就没有起疑心吗？我知道贝克医生是个老顽固，又上了岁数，但他也没有对此有所怀疑吗？先是星期六有人从你那里偷走了药，然后接下来的星期三晚上，迈尔斯伯伯就断了气。要我说，这事可真是太巧了。”

奥格登的样子太过得意扬扬，很明显，他更像是在寻衅滋事，而非推理。护士显然被奥格登惹恼了，脸色变得铁青。

“就好像你知道的比任何人都要多似的。”科比特小姐厌烦地说道，“那么你应该知道，如果真有人吃了那药，首先，他不会因此而死；其次，他也不会出现迈尔斯先生死前的那些症状。”

“哈，我想也是。那就是说你丢的不是砒霜。那是什么？”

护士一言不发。

“另外，是谁偷的药，你肯定也有怀疑对象吧？”

科比特小姐把手中的空杯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史蒂文斯整个早上都对气氛尤为敏感，他注意到护士的行为举止有些奇怪。她似乎总在四下打量房间，或是望着楼梯的方向，或是留意着房间里的动静；而且她总想说些什么，但因为有奥格登在，所以欲言又止。

“我没什么想法。”护士平淡地答道。

奥格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得了，说吧。你知道的，说出来你心里会好受点。反正我迟早都会知道——”

“你是不是总用这种伎俩，问够了没？”史蒂文斯毫不客气地质问道，“看在上帝的分上，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你又不是警察。实际上，你一点也不在乎你伯伯身上发生了什么——”

奥格登闻言转身，笑容中透着警觉。“现在我怀疑，你心里是不是也藏着秘密？”奥格登质问道，“你心里一定有事儿，整个早上你都魂不守舍。你说迈尔斯伯伯的尸体不翼而飞了，这没准是骗我的，但也可能是实话。我现在还拿不准。”奥格登瞥见护士站起身，便问道：“要走了，是吗？我开车捎你去庄园。”

“不用，谢谢。”

此刻的气氛已经有点剑拔弩张了。奥格登犹如正在提防对手的击剑手，眼睛紧盯着另外两人。他的驼绒大衣衣领外翻，藏在领子里的脖子向前弓着，长脸上挂着他惯有的半信半疑的笑容。最终，奥格登借口说感觉自己似乎不受欢迎，谢了史蒂文斯的威士忌，带着回味称赞酒还不错，然后就告辞了。奥格登前脚刚出门，护士就跟着史蒂文斯进了客厅。然后她把手搭在史蒂文斯的胳膊上，飞快地说了起来。

“其实，我来这儿，”护士道，“是想和你谈谈。我知道这不是很重要，但我觉得应该提醒你——”

前门突然打开，奥格登探头进来。

“抱歉，打扰了，”奥格登像狼一样狡黠地咧嘴一笑，“但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像在幽会。这成何体统，毕竟你妻子还在楼上睡着呢。还是说她没在家？我发现你家的车不在车库里。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需要，我觉得我应该护送你们去庄园。”

“出去。”史蒂文斯平静道。

“呦呦呦，”奥格登不依不饶地兴奋道，“另外，我瞧见你家卧室的灯全开着。怎么，玛丽睡觉还开灯？”

“你给我出去。”史蒂文斯道。

奥格登依然一脸笑嘻嘻，但显然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毕竟他已完全占据了上风。之后他开着车，以每小时两英里的速度，一直跟在史蒂文斯和护士身后，直到到达庄园。雾气此时已渐渐由浓转淡，但能见度只有十英尺左右，那些篱笆、树木和路灯柱就像从白雾中突然蹦出来的一般。他们感觉庄园内也是一片死寂。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划破了寂静，敲门声消失后，寂静再次袭来，接着又一次响起了敲门声。在这令人窒息的雾气中，这番情景着实令人心里不安。

“天啊！”奥格登突然开口道，“你们说，他们不会全都——”

史蒂文斯不知道奥格登脑袋里有什么诡异的想法，刚才在路上，奥格登的车子龟速前行，却还差点撞在车道旁的柱子上。前门廊上站着一位身材壮实、手提公文包的男人，他不时将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一阵阵敲着门。听到有人来，男人转过身，疑惑地看着他们。男人衣着干净利落，身穿深蓝色大衣，头戴灰色软帽，那下翻的帽檐下露出一双透着风趣的眼睛。他肤色浅黄，两鬓虽然微微花白，但看着比实际岁数要年轻许多。男人和蔼可亲，甚至有些过于自谦。

“你们当中有谁住在这里吗？”男人问道，“我知道现在叨扰有点早，但房子里好像没人。”男人停了一下，“鄙人布伦南，来自警察总部。”

奥格登吹了两声口哨，行为举止立马收敛了许多，史蒂文斯感觉他好像突然提高了警惕。“好吧，我猜他们昨晚一定熬夜了，所以这个点儿了还在呼呼大睡。没关系，我这儿有钥匙。我就住这儿。我叫奥格登·德斯帕德。警督，您一大早找我们有何贵干啊？”

“我是警监。”布伦南瞧着奥格登道。今天早上的奥格登好像人见人烦。“我想我要见的是你哥哥，德斯帕德先生。如果——”

这时，前门突然打开，布伦南的手本来放在门环上，现在突然悬在了半空中。烟囱里飘出细密的煤灰，就像在白雾里掺了沙子，主宅的客厅望过去感觉比雾气弥漫的门廊更加晦暗。胡子刮得溜光、穿戴整齐的帕廷顿出现在门口，打量着门前的众人。

“你们这是？”帕廷顿不解道。

警监清清嗓子。“鄙人布伦南，”他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来自警察总部——”

在这一刻，史蒂文斯确信整个世界都错乱了：帕廷顿突然间吓得面如土色，他的手扶在门框上，向下滑了一下又紧紧抓住门，好像他不这么做，就会双膝直接跪到地上。

12

“出什么事儿了吗？”布伦南的语气并无异样，只是普通的询问。正因为布伦南这正常反应，帕廷顿又突然活了过来。原本瘫倒如木偶的他好像被人猛地拉了一下身上的线，重新振作了起来。

“警察总部，”帕廷顿嚷道，语气中听不出是喜还是忧，“哦，警察。没什么事儿，一切都好。就算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你也不会相信的。”

“此话怎讲？”布伦南见缝插针地问道。

帕廷顿不说话，只是眨眨眼。瞧着帕廷顿一脸困惑的样子，史蒂文斯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喝多了还没醒酒，但他接下来的话彻底打消了史蒂文斯的疑虑。

“布伦南！”帕廷顿道，“这名字我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是你给所有人发电报，让大家赶回庄园的吧？”

警监瞧着帕廷顿。“真是越说越乱了，”他平心静气道，“可以让我进去说吗？免得大家误会更深。我没发过电报。而且我想知道是谁给我写了信。我想见一下德斯帕德先生，马克·德斯帕德，局长派我来见他。”

“我觉得医生今天早上有点不在状态，布伦南警监，”奥格登假模假样地打起圆场，“帕廷顿医生，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奥格登。你——离开的时候，我还在上学。另外，怕你贵人多忘事，这位是特德·史蒂文斯，你们昨晚还见过面。这位是科比特小姐，是负责护理迈尔斯伯伯的护士。”

“我知道了。”帕廷顿应了一声，随后喊道，“马克，有人找！”

主宅前厅的大门打开了，一道黄色的光射了进去，马克出现在房门口。所有人心中都感受到一股无可名状的压抑，仿佛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那感觉就好像你明明瞧见危机开始生根发芽，可你却一头雾水，不明所以。马克先是随意地站在门口，随后挺直了腰板，射入的光线为他的脸庞镀上了一层金光。他今天穿着厚重的灰色翻领毛衣，整个人显得头重脚轻。

“呦，呦，呦，呦，”奥格登道，“哥，我们好像有麻烦了。这位是重案组的布伦南警监。”

“不是重案组，”布伦南略微提高声音，语气中隐约透着一丝厌恶，“我奉警察局长之命前来拜访。你是马克·德斯帕德先生吗？”

“我是，请进。”

没有任何客套，马克只将身子闪到一侧，那感觉就差公事公办地加一句：“你等着，医生马上就见你。”这不是马克平常的待客之道，看样子不是好兆头。

“今天早上家里有点乱，”马克继续说道，“我妹妹昨晚没睡好。（科比特小姐，你能上楼瞧瞧她吗？）另外，厨师和女佣也不在，我们正试着给自己做一顿像样的早餐。这边请。特德，帕廷顿，你们也进来吧？不，奥格登，你别进来。”

奥格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啧啧，你在开玩笑吗？马克，你怎么了？我当然得进去。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毕竟——”

“奥格登，”马克道，“有时候我对你充满了兄弟之情，有时候你是大家聚会时的灵魂人物，但有时候只要有你在就肯定会有麻烦。你就别再添乱了，去厨房给自己找点吃的。我警告你，乖乖听话。”

等另外三人进了屋，马克就把门关上了。像昨晚一样，百叶窗依然拉着，灯依旧亮着，让人有种时间倒流的恍惚感。按照马克的示意，布伦南坐在放着厚垫子的椅子上，他把帽子和公文包放在脚下。摘掉帽子后的布伦南看上去是个精明的中年人，花白的头发经过精心梳理，以掩饰他的秃顶，下巴轮廓柔和，脸显得很年轻。他先犹豫了一下，不知该如何开口，然后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公文包。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德斯帕德先生，”布伦南道，“当着你朋友的面，我就开门见山了。我这有些东西需要你看一下。”布伦南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和一张字迹整齐的打印信纸，“昨天早上，大致就是这个时候，我收到了这封信。正如你所见，信是星期四晚上从克里斯彭寄出的，收信人处写的是我的名字。”

马克不慌不忙地打开信。他没马上读文字内容，而是先仔细瞧了瞧，然后眼皮也没抬，大声念了出来。

4月12日，迈尔斯·德斯帕德于德斯帕德庄园过世，名为自然死亡，实为中毒致死。寄信于你，绝非戏谑。如需证据，可前往胡桃街218号乔伊斯和雷德芬化学分析室。案发次日，马克·德斯帕德曾送去牛奶玻璃杯一个，盛有红酒和蛋液残渣之银杯一个。银杯内有砒霜，现锁于马克·德斯帕德家中书桌内。此物系案发后，马克于迈尔斯·德斯帕德房间内获得。另有家猫之尸体埋于主宅东侧花圃内。尸体为马克所埋。猫或因误饮混有砒霜之物而卒。马克并非凶手，却欲掩盖此事。

真凶应为一女性。家中厨娘乔·亨德森夫人可作证明。迈尔斯遇害当晚，她亲眼见到迈尔斯房间内有一女子将所述银杯递与受害者。亨德森夫人现不在庄园，你可对其展开质询。她尚不知迈尔斯死于中毒，请徐徐诱之，应可获大量线索。她此刻正在弗兰克福市利斯大街92号朋友家中。此事于你有益，务必重视。

正义之爱

马克把信放在桌上。“‘正义之爱’这个落款我喜欢。不过我感觉这个词不像是现代用法[1]，对不对？”

“这我倒不是很清楚，德斯帕德先生。关键是信上所说句句属实——稍等，”布伦南的语气有点儿咄咄逼人，“有件事我必须先说明一下，昨天我们在市政厅会见了亨德森夫人。今天警察局长之所以派我来，是因为他与你有私交，想帮你。”

“你可真是个有意思的警察。”马克说完哈哈大笑。

布伦南也咧嘴大笑以作回应。刚才还紧张的气氛，以及双方之间的敌意，竟瞬间消融了，速度之快史蒂文斯前所未见。不过他最终明白了真正的原因，布伦南显然也意识到了。

“一进来，我就猜到你心里在想什么了。”布伦南轻笑一声道，“我给你说说看，你是不是以为我一进来就会指手画脚，劈头盖脸、大呼小叫地挨个质询？听着，德斯帕德先生。我这么说吧，但凡这样查案的人，马上就会被踢出警察局，尤其是当案子牵涉到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警察局长的朋友时，比如现在。那些侦探小说好像总是忽略了一件事——政治。我们这些做警察的可绝不会忘。不仅如此，警察也只是一份工作，我们想竭尽所能将它做好，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警察局可不是杂技团或动物园。年轻人如果不顾一切，只想向上爬，不顾社会影响，那他在警察局肯定待不长。这是每个做警察的人必须明白的道理。我说过，我是代表卡特尔先生，也就是我们局长来的——”

“卡特尔，”马克嘴里重复着这个名字，坐起身来道，“没错，他是——”

“所以，”布伦南大手一挥，总结道，“坦白告诉我真相如何？我这么说就是希望你清楚我的立场，而且我们局长也嘱咐过，要我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帮你。你意下如何？”

史蒂文斯心中暗想，布伦南这番话肯定能打动马克·德斯帕德。布伦南不只是警察局长派来的代表，还是个聪明人。见马克点头回应，布伦南再次打开他的公文包。

“首先，”布伦南道，“我会把我掌握的情况告诉你，证明我没有虚张声势。”

“之前我说过，我是昨天早上收到的信。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你们每个人的情况，因为我有个表亲住在梅利昂。我当时直接把信呈给了局长。他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觉得最好去一趟那个化学分析室，跟化学家们聊聊。另外，”布伦南的手指沿着信纸向下滑，“信中这部分内容我已经核实了。4月13日，也就是星期四，你去了化学分析室，带去一个玻璃杯和一个银杯要求化验。你说你家的猫中毒了，猫舔了其中一个杯子里的东西。你还要求他们为此事保密。第二天，你取走了检验报告。报告显示玻璃杯没问题，但化学家在银杯中检测出两格令的砒霜。关于那个银杯的详细描述是：直径约四英尺，高约三英寸，纯银打造，顶部有花纹装饰，是件有年头的器皿。”布伦南抬眼道，“没错吧？”

接下来，布伦南的表现充分证明了他这个警察的确有一套。事后马克总说，那感觉就像上了销售大师的圈套，不等你回过神，你已经稀里糊涂地答应要买他推销的产品了。布伦南温顺得如猫咪一般讨人喜欢，他侧耳倾听，花白的脑袋俯于笔记本上，态度像巴尔干半岛的外交官那样严肃，仿佛连天气预报从他嘴里说出来都藏着重大机密。布伦南在利用机会尽可能地收集信息。马克则像中了魔法，不知不觉便将伯伯的病情、伯伯去世那天晚上的情况，还有自己如何在伯伯房间发现银杯的事和盘托出，还推心置腹地交代了自己的推断：如果死者喝下了毒药，那毒药一定来自那个银杯。

然后布伦南说起亨德森夫人如何为他们提供了线索，但他语焉不详。史蒂文斯估计布伦南很可能假扮马克的朋友，去弗兰克福找到亨德森夫人，利用她爱聊八卦的天性套出了需要的信息。布伦南自己也承认，直到被请到市政厅，当着警察局长的面复述时，亨德森夫人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头。布伦南还说，亨德森夫人在离开市政厅时当场落泪，情绪异常激动，痛恨自己背叛了德斯帕德家族，觉得再也没脸见德斯帕德家的人了。

布伦南拿出一张打印纸读了起来，上面记录的是亨德森夫人对4月12日当晚所见情况的供述。内容与她告诉马克的基本相同，但字里行间缺少了马克讲述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气氛。另外，记录里也不涉及对超自然力量的暗示，甚至连“诡异”这个词都没提，仅是客观叙述而已。晚上11点15分，亨德森夫人透过门帘的缝隙，瞧见老迈尔斯房间里有个女人。这时的老迈尔斯身体并无异样。女人个子矮小，身穿“古怪老式服装”，或者说庄重的华服。亨德森夫人以为她看到的是露西·德斯帕德夫人或伊迪丝·德斯帕德小姐。亨德森夫人知道她们当天晚上要去参加化装舞会，但她刚从克利夫兰访友回来，还没见过露西和伊迪丝，所以不知道她们穿了什么衣服。身穿“古怪老式服装”的女人手中拿着杯子，从亨德森夫人对杯子的描述来看，那正是后来被检测出装有砒霜的银杯。女人把杯子递给了老迈尔斯，亨德森夫人只瞧见老迈尔斯接过杯子，没瞧见他喝杯中的东西。

与马克的讲述相比，这份记录缺少对现场气氛的渲染和对超自然力量的暗示，所以听起来对露西非常不利。史蒂文斯很想知道，像布伦南这种以事实为准绳的人，在听到结尾——那个女人从不存在的门里消失——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

紧接着，布伦南就谈到了这个。

“德斯帕德先生，”布伦南坦诚道，“这份记录里有一点我搞不明白。亨德森夫人说那个女人‘穿墙而过’，瞧，这儿写着呢——‘穿墙而过’。她只说了这些，她不能，或不愿意说得更清楚。她说墙‘看着好像变了，然后又变了回来’。听明白了吗？好的。局长当时对她说：‘我想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你是想说，墙上有一道与密道相连的暗门，对不对？’局长说得有道理。我也知道，你们这房子可是一栋老宅了。”

马克一直僵硬地背靠在座位上，双手插兜，眼睛盯着布伦南。他脸上的神色像布伦南的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听到这里，他开口问道：“亨德森夫人是怎么说的？”

“她的原话是：‘是的，我想一定是像局长您说的那样。’我得跟你求证一下。我听很多人说过密道，但说实话，我还从来没见过。我有个朋友曾声称他家阁楼上有密道，可事实上那是假的，所谓的密道只是放保险盒的地方，走近看的话，可以瞧出门在哪里。所以，我对你们家的密道非常感兴趣。那房间里有密道，是不是？”

“我也只是听说有。”

“好吧，但真的有密道是吗？能让我见识一下吗？”

马克好像第一次感到内心的挣扎，但他并非纠结于事实，而是不知该如何措辞。

“抱歉，警监。17世纪那会儿还没保险盒那东西。是的，那面墙上曾经有一道门，可以通往主宅的其他房间，可与门相连的那部分建筑已经被火烧毁了。关键是我在墙上并没发现门闩或弹簧装置。”

“好吧，”布伦南盯着马克道，“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如果你能证实亨德森夫人在撒谎的话，我们就不必怀疑除了她以外的任何人了。”

布伦南停顿了一下，马克则好像在心中暗暗地咒骂。布伦南继续道：“以上便是我们掌握的情况。如果我们相信亨德森夫人，那这就是一个俗套的案件。我们认为亨德森夫人没说谎。我对谎言可是非常敏感的。”他轻轻挥了一下手，环顾着房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案发时间大约是在晚上11点15分。我们知道你伯伯手里拿着装有砒霜的银杯，我们也知道那女人穿着什么衣服——”

“一句话，你什么都知道了，”马克道，“但还没有真凭实据证明真的发生了谋杀。”

“你说得真是太对了！”布伦南立刻应声附和，还拍拍公文包，似乎为马克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而开心，“那你肯定会理解我们接下来的做法了。我们先给贝克医生打了电话，私下询问他迈尔斯·德斯帕德先生有没有可能是死于中毒。医生说我们一定是疯了，这绝不可能，虽然他也承认迈尔斯先生死前的那些症状看着像砒霜中毒。当然，他的态度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没有家庭医生想惹上这种麻烦事。但如果法庭下令开棺验尸，证明他错了，那可够他受的。接下来，我们局长试图跟你取得联系，想了解一下你对此事的看法。可他怎么也联系不到你，你既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家……”

“是的，”马克警觉地盯着警监说，“我当时在纽约，去见一位刚从英国回国的朋友。事实上，就是那边的帕廷顿先生。”

帕廷顿一直坐在壁炉旁，双手紧握放在膝盖上，闻言抬起头来。阴影让他前额上深深的皱纹凸显出来，但他没作声。

“没错，我们查到了。”布伦南简短地说道。“现在，让我们理一下头绪。”布伦南继续道，“迈尔斯先生房间里有个身穿化装舞会服装的女人。亨德森夫人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你和你妻子、你妹妹都要去圣戴维斯参加化装舞会。房间里的女人一定是她们两人中的一个，很可能是你妻子。因为第二天，亨德森夫人见到了你妻子参加化装舞会时穿的衣服，她承认它与房间里那女人穿的衣服很像。放松点，我现在只是在转述。

“但昨天我们与你妻子和你妹妹都联系不上，她们也在纽约。于是，局长决定核实4月12日当晚你们所有人的行踪。我们局长认识举办化装舞会的人，也与参加舞会的很多人熟悉，所以可以悄悄查。德斯帕德先生，现在我手上有关于你们所有人的详细调查报告，特别是事发当晚的关键时间——晚上11点15分左右的情况。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下。”

短暂的沉默。房间里闷热异常，仿佛过去二百年的时间也停滞不前，正在倾听。史蒂文斯眼角的余光瞥见门动了一下，看来有人从一开始就在偷听。他本以为那是奥格登，可等门打开得大一点，出现的却是露西。露西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站在门旁的角落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她脸上的雀斑因为脸色太过苍白而愈发显眼，头发胡乱梳向一侧，头发的黑色与她苍白的脸色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看上去充满了抵触情绪。

“首先，”布伦南没瞧露西，仿佛没注意到露西进屋，“我们来说说你，德斯帕德先生。是的，是的，我知道没人会误把你看成那个身穿低胸裙子的小个子女人，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也只是按规矩办事。你整晚都有不在场证明，尤其是你还没戴面具。有二十多人愿意作证，说你一直没离开过。情况我就不细说了，因为这不重要。只要能确定你没有离开舞会返回庄园，就足够了。”

“继续说。”马克道。

“接下来说说伊迪丝·德斯帕德小姐。”布伦南低头扫了一眼报告，“她是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和你们一起抵达的舞会。她穿的是白色黑边长裙，戴白色帽子、黑色半遮脸面具。在晚上10点至10点30分之间，有人瞧见她在跳舞。10点30分左右，女主人见过她。当时你妹妹正在试图扯掉衬裙下穿的蕾丝灯笼裤，或裤子，或其他什么东西——”

“是的，你说得没错，”马克对此表示赞同，“她回到家时，还在为那事发牢骚。”

“不管是什么吧，反正她不喜欢那东西。于是女主人说其他房间有桥牌桌，问她愿不愿意玩桥牌。她说想玩，于是去了那个房间，当然也就摘下了面具。大约从晚上10点30分到凌晨2点你们返回庄园，她一直在玩桥牌。有一群人可以为她作证。结论：完全成立的不在场证明。”

布伦南清了清嗓子。

“现在轮到你妻子德斯帕德夫人了。她当晚穿的是蓝红相间的丝绸连衣裙，宽下摆，上面有一些亮钻。她没戴帽子，但脑后戴了一块纱巾。她也戴了一个蓝色的蕾丝边半遮脸面具，一到舞会就开始跳舞。大约在晚上10点35分至40分之间，有人打电话找她——”

“电话？”马克突然高声道，人也站了起来，“怎么电话还打到别人家去了？是谁打电话？”

“这个我们还没查到，”布伦南鼻子一哼道，“也不知道当时是谁接的。之所以有人注意到这个电话，是因为当时有个打扮得像街头公告员的男子（没人认出他是谁，就连举办舞会的男女主人也没认出来）在跳舞的人群里一边转，一边说有马克·德斯帕德夫人的电话。然后你妻子就出去了。接着，管家瞧见你妻子在大约10点45分走进了前厅，这一点他很确定。前厅里当时没有别的人，她向前门走去，而且没戴面具。管家注意到你妻子，是因为他瞧见她想出去，于是想上前帮着开门，但没等管家赶到，你妻子就匆匆忙忙出去了。管家之后就一直待在前厅里。大约五分钟后，你妻子又回来了——脸上依然没戴面具。她穿过前厅进了跳舞的房间，有位打扮成‘泰山’[2]的男士邀请她跳了舞。此后她又换过两个舞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是谁。晚上11点15分，她开始和备受大家瞩目的某位男士跳舞，对方是个瘦高个儿，高约七英尺，瘦得像根竹竿，脸上戴着骷髅头面具——”

“天啊，没错！”马克猛地拍了一下椅子扶手，轻声叫道，“我想起来了。那是老凯尼恩，高级法院的凯尼恩法官。之后我还和他喝了酒。”

“没错，你说的和我们的调查相符。不管怎样，所有人都瞧到了那一幕，因为舞会的男主人当时对某人说：‘瞧，露西·德斯帕德正在与“死神”共舞。’他们注意到这个，也是因为你妻子这时刚好身子后仰，抬起了面具，想好好打量下所谓的‘死神’。我之前说了，当时正好是晚上11点15分。所以迈尔斯先生中毒时——”

布伦南放下手中的报告。

“你妻子还在舞会上。”

13

一直压在马克·德斯帕德心头的大石终于落地了。他腰板挺直地坐在椅子上，渐渐找回了自我，并开始留意其他人。但刚回魂的他与往常相比，行为举止多少有些夸张。他从椅子上一下子蹦起来，转向露西。

“请允许我，”马克如同演戏般拿腔拿调道，“为你引见一下这位曾与‘死神’共舞的女士。布伦南警监，这位就是我的妻子。”

很可惜，马克这番话的戏剧效果因为他接下来的抱怨而大打折扣：“一进门你就该先说结果的，可你倒好，先戏弄了我们一番，搞得我们谁都可能是凶手似的。”一旁的史蒂文斯则留意着露西和布伦南的反应。

露西听马克介绍自己，立刻迈步上前，步履轻松活泼，态度一如往常那般令人感到舒服。听到布伦南确定她一直在舞会，她那双浅褐色的眸子里的确有过欣喜，可闪了一下便消逝了。她依然脸色苍白，没史蒂文斯想象中那么如释重负。另外，史蒂文斯还注意到露西飞快地瞥了马克一眼。

“警监，我猜你已经知道，”露西道，“你刚才说的我在门外都偷听到了。而且我很确定你希望我能听到。好多事早该——早该告诉我的，可我现在才知道。我——”她绷紧了脸，那一瞬间眼泪似乎要夺眶而出，“我不知道背后原来还有这么多事。要是我早知道这些就好了。不管怎样，真是太感谢你了。”

“哦，没关系，德斯帕德夫人。”布伦南惊讶道，他站在露西面前，将身体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上，避开露西的目光，“要我说，不知道更好。舞会那天晚上，幸好你出去又回来了，而且管家刚好也看到了你。想必你也清楚，不然的话，你就有麻烦了。”

“对了，露西，”马克随口问道，“那个电话是谁打的？你当时去哪儿了？”

露西没瞧马克，只对他挥挥手。“这不重要，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布伦南先生，马克刚才问，为什么你不一进门就告诉他结果。我想我知道为什么。我听过你的大名。事实上有人曾提醒过我，要我提防你。”露西咧嘴一笑，“请勿见怪，但请告诉我，市政厅的人都称呼你为‘老狐狸’弗兰克，这是真的吗？”

布伦南听了微微一笑，满不在乎地摆摆手说：“哦，夫人，有些话不能信。那帮人——”

“据那些人说，我说得通俗点，”露西一本正经道，“骗子都能让你卖了，然后还会替你数钱。这是真的吗？真要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还留了几手？”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接下来会告诉你的。”布伦南答完突然问道，“你是从哪儿听说我的？”

“应该是听谁说过？我不记得了。不过我对你的大名印象十分深刻，没准是警察局长跟我说的。对了，为什么你要给大家发电报，让我们赶回庄园？”

“这事我也正想搞清楚。我没给你们任何人发过电报或写过信。倒是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说的是那封署名正义什么的信。不管给我写信的是谁，那人一定知道隐情，而且不想隐瞒。可那人是谁呢？”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马克高声道。

马克大步穿过房间，走到沿墙摆放的一堆杂物前，杂物中立着一个像桌子的胡桃木盒子，上面盖着一块布。马克用力拉开盒盖，一张折叠打字桌露了出来，桌上摆着一台满是灰尘的史密斯总理牌打字机。马克本想找几张打字纸，可费了半天力气也没找到，只好无奈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旧信纸，把纸沿背面卷进打字机。

“先打几个字，”马克提议道，“然后和你那封信上的字对比一下。”

布伦南郑重其事地戴上一副文气的玳瑁框架眼镜，像钢琴家坐在钢琴前一般坐在打字机前。他先仔细研究了一会儿打字机，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字。“是时候，”他写道，“所有善良的人——”打字机噼噼啪啪的声音像鸡在啄米。布伦南端详了片刻他打出来的字，身子向后一靠。

“我不是字迹鉴定专家，”他坦承道，“不过也没必要找专家鉴定了。结果很明显：两封信字迹一致。看来这封信就是出自这房子里的某个人之手。好吧，谁能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呢？”

“是奥格登，”马克平静道，“没错，就是奥格登。一瞧见那信我就知道是他写的。因为这家里也就只有他能做出这种事。瞧。”马克转身瞧着史蒂文斯和帕廷顿，语气不容置疑，且带着怒气，“信中说我埋猫的那段让他彻底露馅了。还记得昨天晚上，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吗？我说我刚埋好猫的尸体，就瞧见奥格登开车回来了，他开着车灯，我还担心自己被他瞧见了。看来他确实瞧见了。瞧见了，只是不说而已。”

露西的目光从房间的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那么，你认为我们收到的电报也是他发的？可是，马克，这也太可怕了！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不清楚。”马克听上去似乎心力交瘁，他坐在椅子上，手拨弄着两鬓的头发，“奥格登这么做没恶意。我是说真的，他这么做并不是想伤害谁。我这么说你们可能很难理解，我的意思是，他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只想弄出点乱子，然后幸灾乐祸地看我们怎么办。他是那种只要想给聚会找点乐子，就会把两个死对头请过来，然后还特意安排他们坐在一起的人。他就这个德性，喜欢惹是生非。这种人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也有可能是个祸害，有时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不过仔细想一想，确实有什么事情——”

“哦，得了吧，马克，”露西严厉地打断马克，她一脸愠色，可能是因为忧心忡忡，“你这人就是不肯承认别人有问题。奥格登有些反常。他——好像变了。以前他没这么坏。他好像还特别讨厌玛丽·史蒂文斯。（抱歉，特德。）事到如今，难道你还要维护他不成？他这么做其实就等于指控家里人是凶手，而你还觉得他没问题？”

“我怎么知道？这浑小子可是个出色的间谍。我猜他没料到我们会打开地下墓室——”

马克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住了口。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剩下布伦南用摘下的眼镜缓慢而有节奏地敲打桌面发出的声音。他惬意地坐在打字机旁的直背椅子上，面目和善可亲，目光灼灼地瞧着马克。

“继续，”布伦南道，“继续说，别停，德斯帕德先生。你刚才说‘打开地下墓室’，我可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希望你也别瞒我，该说却不说。”

“你这个老狐——”马克欲言又止，“你的意思是这事你也知道了？”

“是的，这正是我一直没搞清楚，还在困惑的事。所以我他妈的——”在女士面前一直保持风度的布伦南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话说一半就住了口，“所以我搞不懂这一出荒唐的不折不扣的闹剧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一直在等你告诉我你们在地下墓室里发现了什么。”

“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

“我信，德斯帕德先生，你大可放心。从你在纽约57号码头见到帕廷顿医生开始，你和你的朋友们昨晚的所作所为我都一清二楚。你身后有条‘尾巴’。”

“昨晚的事你都知道？”

“你可以听听！”布伦南举起手指放在嘴边，示意对方安静注意听，他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张纸，“昨天下午6点25分，你和帕廷顿医生从纽约返回了克里斯彭，进了这栋房子。8点零5分，你们出了门，一起开车去了位于国王大道左侧的小白房子。那是史蒂文斯先生的家……我猜你就是史蒂文斯先生。”布伦南转身对着史蒂文斯微微一笑，“你们在那儿一直待到8点45分，然后直接返回了庄园。你们两个，还有那个名叫亨德森的仆人，往返于主宅和亨德森的住处，准备工具。9点30分，史蒂文斯来庄园与你们会合。9点40分，你们四人开始打开地下墓室，差15分钟到午夜12点时，墓室终于被打开了。”

“难怪亨德森那时候说他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马克不安地吼道，瞥了眼布伦南，“可——”

“你们中的三人进了墓室。帕廷顿医生则回了一趟主宅，两分钟后也进了墓室。零点28分，帕廷顿医生、史蒂文斯先生和亨德森跑出了墓室，监视的人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于是跟着他们。奇怪的是，史蒂文斯先生和亨德森只是跟着帕廷顿医生返回主宅，取了两架折梯，在零点32分又返回了墓室。帕廷顿医生则是在零点35分又回了墓室。零点45分，墓室里传出推倒大理石花瓶的巨大响声。零点55分你们停止折腾，去了亨德森的住处——”

“这些细节你就不用再说了，”马克高亢的声音中透着一丝焦急，“不过，有一件事我得问问。我们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但监视我们的人能听见我们讲话吗？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了吗？”

“不管是在地下墓室，还是在亨德森家，你们说的他都听到了。你们可能都忘了，亨德森家客厅的窗户是开着的，所以你们说的大部分内容监视的人都听到了。”

“完蛋了。”马克愣了片刻后道。

“不，千万别这么想，”布伦南又戴上他的眼镜，安慰道，“我详细地重复这些细节——嗯，是想让你们明白我今天为什么一大早就来拜访。监视你们的人直到今天凌晨3点才离开庄园。他没惊动你们，因为他接到的命令是不得干扰你们。但他一离开庄园就赶往切斯纳特希尔，直奔我家，把我吵醒了。他说他被吓得睡不着，我还是头一次见伯克慌成那样。他说：‘警监，那些人都是精神病，一群胡言乱语的疯子。他们说死人又活了。还说死了的老头可能从棺材里出来，自己走出了地下墓室，所以棺材现在是空的。’听了这些话，我想我最好还是尽快赶过来。”

马克又开始在房间里绕圈踱步，听到这儿他停下脚步，饶有兴趣地瞪着布伦南。

“哈，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尸体的事。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你觉得我们是一群神经病吗，警监？”

“不一定，”布伦南鼻子一哼，“不一定。”

“但你同意尸体从地下墓室里凭空消失了吧？”

“我只能接受这个说法。伯克特意跟我说了。他说你们已经考虑过警察能想到的各种可能。我猜他一定被吓得不轻，等你们离开墓室，那里变得有点阴森恐怖，他一个人太害怕，没敢进去。尤其是——”他瞥了眼地下的公文包，然后突然翻了起来。

马克警觉地追问道：“等等！你刚说尤其是——是什么？你说话像变戏法似的，时不时抖出点猛料，就像从帽子里变出兔子那样突然。露西刚说得对，我也怀疑，你是不是留了后手？”

“没错。”布伦南平静道，“比如说，我手上还有关于4月12号那天晚上你们家其他人行踪的详细调查报告。”

他停顿片刻，继续道：

“德斯帕德先生，你的问题在于，你把注意力全放在了你妻子身上。”布伦南飞快地低声道，他闭着眼睛，好像在致歉，“虽然她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但别忘了，这家里还有你妹妹，以及其他人。跟调查你们一样，我对其他人也逐一作了调查，首先是你的弟弟——奥格登·德斯帕德先生。亨德森夫人说奥格登昨天出城了，但我不能，或我认为自己不能询问他。于是我派了手下去调查，很幸运，我们查到了事发当晚他的行踪。”

马克回忆了一下。“我记得他本来要去镇上参加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特福酒店举办的预科学校毕业晚宴。但我们留他在家，让他等从克利夫兰返回的亨德森夫人到家后再走，所以他肯定错过了晚宴。我记得当天晚上9点半，我们离开庄园去参加化装舞会时，他还在家没走。”

“我在想——”露西突然想问什么，可话只说了一半。

“你在想什么，德斯帕德夫人？”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那好吧，是这样的，”布伦南道，“亨德森夫人记得奥格登要去哪里。他大约是在晚上9点40分离开庄园的，开着一辆蓝色别克车。他一路开车到镇上，大约在10点35分抵达了贝尔维尤－斯特拉特福酒店，这时晚宴已经结束了，可还有人在致辞。有人瞧见奥格登进了酒店。之后，似乎有毕业生在酒店订了房间庆祝。奥格登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从晚上10点35分直到凌晨2点，都有人可以证明奥格登在酒店。所以调查的结论是——又一个事发时不在现场的确凿证明。另外，我还得多说一句，没人会误把奥格登看成房间里的那个女人，正如不会把你错认成那女人一样，但我还是调查了一下。”

“调查名单上的下一个人是迈拉·科比特小姐，专业护士。”布伦南抬头咧嘴一笑，摇了摇手。“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护士杀掉自己的病人，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但也必须查一查。于是我派了精明强干的人去查，”布伦南意味深长道，“我们的人和她面谈了一下，并核实了她的行踪。”

“你是说，”片刻沉默后，露西飞快插了一嘴，“你们和她谈了——她在庄园时发生的事？”

“是的。”

露西仔细观察着布伦南的神色，怀疑他是想骗自己继续说下去。

“你果然留了后手。”露西质问道，“她——她没说有人从她房间里偷了一小瓶药？”

“说了。”

“哦？”马克恼火地追问道，“那她知道是谁偷的吗？那瓶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怀疑的对象有两个，并且确定这两人中肯定有一个人偷了药，”老狐狸弗兰克盯着房间里的其他人，不慌不忙地说，“这点我们一会儿再说。先说一下她那晚的行踪。12号那晚她正常休息。我们查到她去了——呃——位于春园街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她大约是晚上7点到的，先在女青年会吃了晚餐，接着在7点30分左右和一位女性朋友看了场电影，回来时大约是晚上10点，然后就上床睡觉了。她的室友——另一位护士可以为她作证。又是一个事发时不在现场的确凿证明。”

“接下来是调查名单里的最后一位——玛格丽特·莱特纳，也就是你们家的女佣，她现在正在西费城的父母家……”

“玛格丽特？”露西叫道，“你连她也查了？我记得那天晚上她请假出去约会，我同意了。”

“没错，这点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还调查了她的男朋友，他们和另一对情侣一起约会，一晚上开车到处逛（其实就是四处走走停停）。不管怎样，从大约晚上10点30分一直到夜里12点，他们的车都停在费尔芒特公园的野地上。所以，晚上11点15分出现在你伯伯房间里的女人不可能是玛格丽特，我们可以排除她的嫌疑了。对了，你们知道她是德裔宾州人[3]吗？”

马克闻言双目圆睁。

“她是不是德裔宾州人和这事有什么关系？”马克道，“也许你话里有话，但我不明白你要说什么。听着，亨德森夫人说的你都相信，是不是？”

“是的，”布伦南若有所思道，“是的，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

“那你也不认为乔·亨德森，也就是她的丈夫有嫌疑，对不对？”

“是的。”

马克双拳叉腰道：“那这么说，我的伙计，你已经把所有人的嫌疑都排除了！你的调查证明庄园里所有人，或者说和庄园有关的所有人都没嫌疑。也没有其他人可能犯案。如果警察愿意相信超自然力量的话，毕竟——”

“伙计，”布伦南有些激动地说，“请你冷静点，好好想想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刚才像幼儿园老师一样不厌其烦地给你们介绍情况，就是因为你们个个都像兔子一样急躁，认定你们中有人是凶手，要不就说什么鬼怪之类的荒唐话。你们只有跳出固定思维，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其实我要说的很简单。从我听说这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个小把戏是外人搞的鬼。”

说到这儿，布伦南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向他们解释。

“别一脸惊讶。这是个好消息，不是吗？你们现在好好想一下。投毒的凶手是个女人。她知道12号那天晚上你们都要出门。她还知道德斯帕德夫人要去参加化装舞会，而且知道她穿什么衣服。要知道这些并不难。她甚至还模仿德斯帕德夫人，披上同样的纱巾，盖住后脑勺和肩部。然后她来到庄园——没准还戴了面具——这样即使有人瞧见她，也会把她当作德斯帕德夫人。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

“不仅如此，凶手还想到了另一点：尽管德斯帕德夫人参加化装舞会时会戴面具，但舞会上的人很可能会认出德斯帕德夫人，并在事后作证，说她一直待在舞会没离开过。于是这个下毒的人又心生一计，她打电话到圣戴维斯，说找德斯帕德夫人。”布伦南瞥了眼露西，目光一闪，“但我们查不到那个电话是谁打的，也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什么。德斯帕德夫人好像也不想告诉我们。”

露西刚张开嘴，可脸一红，犹豫了一下又闭上了。

“但是没关系。我赌十美元，打电话是假，那人的目的是支走德斯帕德夫人，好让她无法证明自己案发时在哪里。还记得那个电话打来的时间吗？大约是在晚上10点40分。如果德斯帕德夫人离开舞会，在外面待上四十五分钟或一小时——明白我什么意思吧？可德斯帕德夫人临时改变了主意，没上当。

“而真正的凶手（或者说那个女凶手）并不怎么担心被人看到。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她是通过秘密通道进了迈尔斯先生的房间。但是亨德森夫人出现了，她到阳台上听广播，透过门帘缝隙瞧见了凶手，可凶手并不在乎。因为除非看到凶手的脸，否则亨德森夫人会以为自己看到的是马克的妻子德斯帕德夫人。亨德森夫人说过很多次，房间里的女人一动不动，好像是静止的。这点亨德森夫人说得没错，你们可以押上所有的赌注。那个凶手不能动，因为一转身，她就会暴露自己。

“好了，刚才都是我一直在说，现在需要各位动动脑了。好好想一想，凶手是你们的密友，熟悉庄园里的一切，而且还知道那天晚上你们要去参加化装舞会。能想到谁吗？”

露西和马克对视了一下。

“没这样的人！”露西反驳道，“你瞧，我们在庄园里深居简出，都不怎么出门。我喜欢出去，可马克不喜欢。去参加那个化装舞会算得上我们的一件盛事了。而且你瞧，我们也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除了——”

露西突然住了口。

“除了——？”布伦南追问道。

露西缓缓转过身，望向史蒂文斯。

14

史蒂文斯对此早有预感。起初他心中响起的仅是一种模模糊糊的话音，东一句，西一句，一会儿好像跑题了，一会儿似乎又回到了正题上——不管怎样，它持续地越逼越近，像一张网越变越大，它的运动方式如此混乱，因此也越来越险恶。它又如同一只盲眼的怪物，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最终忽闪着翅膀，向屋中飞来，而史蒂文斯却无力将其拒之门外。

“当然，除了特德和玛丽。”露西迟疑地笑了。

史蒂文斯瞧得出来，那一瞬间有三个人同时想到了他们夫妻二人。马克和露西都在瞧着他，连之前一直安静听着的帕廷顿也微微抬头盯着自己。史蒂文斯感觉血往上涌，神经紧绷，仿佛要进入战斗状态，他好像一下子进入了马克的脑袋里，能清晰地感知马克每一种神情背后的想法——马克想到了玛丽，脑海中浮现出她的样子，随即大脑一片空白；马克嘴角微微抽搐着质疑这种假设；然后玛丽的样子再次浮现，而马克对她的怀疑渐渐消散，脸上慢慢露出笑容。

马克一开口就证明了史蒂文斯刚才的感觉果然没错。

“干脆把我吊死得了，”马克的语气平淡得就像在发表声明，“我可从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你知道吗，特德，昨天晚上你问我，如果你假设我妻子是凶手，我能否接受。现在好像反过来了，轮到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了。”

“这很公平。”史蒂文斯的语气像平常一样轻松随意，“事实上，我自己也从没这么想过。但我能理解警监的推理。”

但史蒂文斯此刻担心的不是马克，他用眼角余光留意着布伦南的一举一动，布伦南已经转过身瞧着他，看上去客客气气。史蒂文斯搞不清布伦南到底知道多少，而且心生恍惚，觉得眼前这一幕仿佛曾经发生过。不管怎样，有一点他非常清楚，那就是接下来的几分钟至关重要，没准会决定他今后的人生，因为他就要与老狐狸弗兰克展开正面交锋了。

“特德和玛丽？”布伦南重复着露西的话，一如史蒂文斯预料的那样头一偏，热切道，“我想露西说的是你和你妻子，史蒂文斯先生。”

“是的，没错。”

“好，那我们就别兜圈子了。你觉得你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位有什么要毒死迈尔斯·德斯帕德的动机吗？”

“没有，我只能这么说。我们几乎不怎么认识老迈尔斯。我和他没说过几次话，玛丽就更别提了。庄园里的人都可以给我们作证。”

“你好像——不太惊讶？”

“惊讶什么？”

“被指控有罪。”布伦南眨眨眼，似乎还要说什么，却突然住了口。

“这取决于你对惊讶的定义。我这人不会暴跳如雷，大喊大叫，说：‘去你的，你想暗示什么？’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警监，我不怪你。关键是我们没罪。”

“对了，”布伦南道，“我还未有幸见过你妻子，史蒂文斯先生。我想知道她长什么样。比如说，她的个头身材如何，跟德斯帕德夫人像吗？你说呢，德斯帕德夫人？”

露西目光闪烁，看上去有些奇怪，她一脸迷茫，似乎正出神想着什么。在史蒂文斯的印象中，露西一贯文静随和，这让他心中有些忐忑。

“是的，她的身形和我的差不多，”露西承认道，“但——哦，这真是太荒唐了！你根本不了解她！而且……”

“谢谢你，露西。”史蒂文斯打断露西，接着镇定自若地对布伦南说道：“让我来替德斯帕德夫人说吧，就怕说出来会对你的推论不利，警监。根据我的理解，你认为那个女人戴着面具，穿着与露西一样的衣服，这样，即使碰巧有人看到，也会以为她是露西。”

“是的，我对此相当确定。”

“很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断，不管这女人如何打扮，她肯定不会戴帽子，对不对？”

“是的，我说过，她试图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像德斯帕德夫人，而德斯帕德夫人没有戴帽子。但是这两人肩上都披了纱巾。”

“那么，”史蒂文斯果断地说，“你可以排除玛丽的嫌疑了。正如你所见，露西头发的颜色乌黑，是诗人会用来形容乌鸦羽翼的那种颜色，而玛丽的头发是深金色的。所以——”

布伦南抬起一只手道：“喔，等等！别这么急着下定论。关于这点，我们问过亨德森夫人。她说她没注意，或者说看不清那女人头发的颜色，所以仅凭这点证明不了什么。亨德森夫人说当时房间里的灯光非常昏暗。”

“光线昏暗，看不清头发颜色，可裙子上的种种颜色亨德森夫人却说得清清楚楚。另外，亨德森夫人看到的只是那个女人站在灯光下的背影。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那女人头上有没有纱巾，头发肯定会反光。深金色头发的边缘应该会有一层光芒，可亨德森夫人根本没注意到这点。凭此可以判断，那女人的头发应该是像露西那样的黑发或伊迪丝那样的深棕色头发，所以亨德森夫人才会认定那女人是露西，或者是伊迪丝。玛丽头发的颜色是类似铜壶的深金色，只要亨德森夫人看到，就绝不会误把她当作露西或伊迪丝。”史蒂文斯停了一下，“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一点。假设玛丽想假扮露西——金发女人乔装成黑发女人——她穿上与露西相同样式的衣服，戴上相同的面具和纱巾，那么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她费这么大功夫，却不戴帽子，留下一个别人在二十英尺外便能瞧出的破绽，你觉得这合理吗？”

马克抬手做了一个拉铃的动作。

“叮叮，第一回合结束。”马克语带嘲讽，“警监，这下你可被问住了吧？特德，本来我还想充当一下法庭之友[4]的角色，现在看来没必要了。别怪我没提醒你，警监，这家伙可是个理论辩论高手。他一开口，连耶稣会会士都招架不住。”

布伦南认真琢磨着史蒂文斯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你说得有道理。但我觉得我们有点跑题了，”布伦南眉头紧锁道，“我们先回归事实本身。12号那天晚上，你和你妻子在哪儿？”

“就在克里斯彭。这点我不否认。”

“你为什么说‘不否认’？”布伦南马上追问道。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在克里斯彭。我们一般只在周末过来，而那天是星期三。那天我正好要去费城办事。”

布伦南回身瞧着露西，问道：“史蒂文斯夫人知道你们要去参加化装舞会，以及你那天要穿什么吗？”

“知道。玛丽那天下午来庄园了，说那天是个例外，他们来这儿过夜了，问我们晚上有什么安排。我给她看了我参加化装舞会时要穿的衣服。衣服那时刚做好。是我自己做的，这你知道，是按照画廊里一幅画上的衣服款式做的。”

“我能问一下吗，”史蒂文斯突然插嘴道，“玛丽是星期三下午才知道衣服的事儿吗？”

“是的，因为我星期一才决定要做那件衣服。”

“在戏剧服装店、裁缝店或其他地方可以买到一模一样的衣服吗？”

“肯定不能！”露西有点不耐烦地说道，“那件衣服的样式太复杂、太独特了。我刚才说了，我是按照这里的一幅画上的衣服款式做的。我之前从没见过那样的衣服，所以才想——”

“从星期三下午你给玛丽看了那件衣服，到当天晚上11点15分神秘女人在老迈尔斯房间出现，这段时间里，玛丽有可能做出同样的衣服吗？”

露西的眼睛睁大了，随后又眯成一条缝。“天啊，不！那绝不可能，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做那件衣服花了我三天时间，这点时间玛丽连布料都买不全。另外，我现在想起来了，她那天一直陪着我，直到晚上6点半才离开去火车站接你。”

史蒂文斯身子向后一仰，瞧着布伦南。布伦南第一次真的急了，他虽不动声色，但故作轻松的姿态下却涌动着不安。他微笑着，摆出自信的样子以作掩饰。

“你确定吗，德斯帕德夫人？”布伦南问道，“我对做衣服的事不太懂，但我觉得如果有人手快的话——”

“那绝不可能，”露西摇摇头，那态度就像老师面对学生那样不容置疑，“你们这些男人什么都不懂！光粘衣服上那些亮钻差不多就需要一天时间。不信你可以问问伊迪丝。”

布伦南挠挠后脖颈。“但有人做了一条跟你的那条一模一样的裙子！如果——不，等等，这事以后再探讨。我们怎么又跑题了。我还没问完。”他努力摆出一副和善的态度，“史蒂文斯先生，12号那天晚上你都做了什么？”

“我和妻子在一起。我们一直在家，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几点睡的？”

“正好11点半。”实际上是10点半，史蒂文斯将时间推后了一小时，这是他第一次对布伦南说谎。史蒂文斯觉得老狐狸弗兰克听到这个回答后，双眸好像突然变大了；他沉溺在自己的臆想中，心情七上八下，声音有些不自然地补充道：“是11点半，警监。我当时刚好特意看了一下时间。”

“为什么会特意看时间呢？”

“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在非周末的时候来克里斯彭。我必须得定闹钟，第二天早上好起来开车回纽约。”

“除了你们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可以给你们作证吗？孩子？女佣？”

“我们没孩子。有女佣，但她只白天来。”

布伦南好像拿定了什么主意。他将眼镜塞回上衣胸口的口袋里，一拍膝盖站了起来。此刻的他看起来更机敏，也更危险。

“如果可以的话，德斯帕德先生，”布伦南道，“我想现在就确认一件与此案相关的事。那位护士——科比特小姐在庄园吗？我想和她聊聊偷药的人。”

“她正和伊迪丝在一起。我去叫她。”马克机警地打量着布伦南，既忐忑，又好奇，“还好你不再一意孤行，往错误的方向走。关于衣服的解释很能说明问题，而且我们所有人都清楚，玛丽和这事不可能有关系——”

“可你听别人一说，”露西道，“就认为我有嫌疑，连犹豫都没犹豫。”

露西好像想都没想，这些话就脱口而出，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她那小而方的下巴紧绷着，目光四下游走，故意避开马克。她就那么站着，满脸通红地盯着石头壁炉上的画。

“换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我问你？”马克问道，“我——哦，该死的，你想想！那衣服、那副打扮，还有——再说了，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凶手！这才是关键。”

“我在意的不是这个。”露西依然紧盯着画，“我在意的是，你至少应该先跟我知会一声，然后再去和别人讨论。”

这话深深刺痛了马克，他本能地反击道：“你以为大家闲得无聊愿意谈这事吗？我还不是因为担心你。再说了，要是我早知道在化装舞会上你差点被一个电话叫走，我会更担心的。电话这事你可从没跟我提过——”

“闭嘴，你这个笨蛋。”露西不想再纠缠下去了，但眼睛还是紧盯着那幅画，嘴上说道，“les agents ont des oreilles longues. Ce n'était pas un rendezvous, je t'assure.[5]”。

马克点点头，拖着脚走出了房间，但如果你留意他的动作，比如像猿猴一般挥动胳膊这样的小动作，你会发现他浑身散发着怨气。马克在门口对帕廷顿打了个手势，帕廷顿见状起身，面色凝重地对马克点点头，便跟着出了门。史蒂文斯差点要把医生忘了，所以吓了一跳。昨晚的医生平静而健谈，但今天简直像变了个人，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现在史蒂文斯已无暇顾及其他，只一心提防着眼前的布伦南，他搞不清布伦南到底是真的作罢，不再怀疑他们夫妻，还是只是表面上偃旗息鼓，其实正在暗暗积蓄力量，准备展开反击。

露西终于将目光从画上移开，微微一笑。

“抱歉，布伦南先生，”露西道，“刚才讲法语真是太失礼了，这种小把戏只能欺负小孩子听不懂。我这么做真无聊。我觉得你一定非常精通法语。”

布伦南显然对露西的坦诚抱有好感，他对露西摆摆手。

“德斯帕德夫人，那个电话好像让你很心烦。我并不想——说实话，我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什么，但我不会逼你。我们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

“什么要紧事？”露西喊道，“我正想问你呢。整件事简直荒诞透顶，还掺杂着鬼啊怪啊的，更可怕的是，迈尔斯伯伯的尸体还消失了。我都不知道你会先从哪里查起。”

“当然是先去找尸体，”布伦南双眼圆睁道，“没有尸体，一切就无从查起。老人家是被毒死的，这毋庸置疑。凶手事先得知德斯帕德先生要打开地下墓室，由于害怕事情败露而抢先偷走了尸体。很显然，只有找到尸体才能证明人是被毒死的。但凶手到底是怎么把尸体偷走的？这点先别问我，因为我还没找到通往地下墓室的密道——暂时没找到而已。”布伦南转身皱着眉头对史蒂文斯道：“我可以免费给你透露一点信息。我知道你们——昨晚打开墓室的四个人没耍花样。本来如果今天早上你们去警察局跟我说昨晚的事，我会怀疑你们在编故事。但昨晚我们的人监视了你们，所以我知道你们说的是真话。”

“没错。”史蒂文斯道，“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碰到的唯一一件好事。”

露西惴惴不安，问道：“但去哪儿找呢？我的意思是，你准备挖地三尺，或做类似的事吗？故事里一般都会这么写，带着提灯什么的。”

“如果有必要，我会那么做的。但也许没必要大动干戈，因为很有可能——”布伦南语气平静，却在暗中留意史蒂文斯和露西的反应，“尸体就在这主宅里。”

“在主宅里？”史蒂文斯吓了一跳，同时也感到一头雾水。

“是的。为什么不呢？一定有密道可以让人进入地下墓室。而且应该还有另外一条密道可以通往迈尔斯·德斯帕德的房间。我个人觉得这两条密道是连着的，极有可能彼此相通。”

“我的天啊，警监！你这话是不是暗示那女人先给了老迈尔斯一杯砒霜，然后从密门离开，最后钻进地下墓室的棺材里了？”

“‘暗示’‘暗示’，”布伦南厉声道，“不，我还没荒唐到那个地步。但要我说，那天晚上你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打开墓室，而那女人很可能早就进了墓室，转移走了尸体——尸体应该是被放在从墓室通往主宅的密道里了。”布伦南抬起一只手，“别跟我说女人没那么大力气。”他想了想，双目似乎失神，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我老爸就是个王八蛋。”

露西惊讶地眨眨眼。“我们又不是在说性格遗传，”露西道，“你怎么突然换话题了？”

“我爸爸出生于科克市[6]，”布伦南道，“身高六英尺三英寸，1881年来到美国。他在拉弗蒂酒吧唱Shan van Voght[7]这首歌时，声音可以从第二大街传到独立纪念堂。先生们，他每星期六晚上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我是说烂醉如泥。每次他回家经过客厅的衣帽架时如果没被绊倒，那就太走运了。他重得像头牛，可我妈妈总能扶他上床，注意——我妈妈身材可不高。”布伦南停了一下，欢快地补充道，“我提起往事就是为了说明这点，是不是有点扯远了？”

“是的。”史蒂文斯简短地回答道。

“我们先来看看凶手需要的体力。我们先不管谁是凶手，目前凶手可能是任何人。如果真有密道通往地下墓室的话，打开棺材很困难吗？换句话说，棺材盖不是焊死的吧？”

“不是，”史蒂文斯无奈地承认道，“棺材是木制的，两边只用了活动螺栓固定。但是，虽然打开棺材不需要太多时间，抬起棺材盖却需要不少力气。女子铅球或铁饼运动员或许可以做到。”

“我从没说过凶手是一个人，也许还有帮手。你看起来就很强壮啊——那位老人家迈尔斯呢？他身材魁梧吗？”

露西摇摇头，脸上又出现了之前那种困惑的神情。“不，他个子很小。最多五英尺六英寸，我得说肯定还不到。他比我高不了多少。”

“重吗？”

“不重。迈尔斯伯伯身体不好，这你知道。他病情有所好转后，医生曾逼着他在卫生间的秤上称重，他对此感到很恼火。他都瘦得皮包骨头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的体重是一百零九磅。”

“那么——”布伦南突然住了口，因为科比特小姐和马克一起进来了，两人都急着赶来想一听究竟。

护士还穿着外套，但没戴帽子。史蒂文斯如此痴迷于自己关于头发颜色的推论，以至于心中暗暗期望护士像露西或伊迪丝一样，也是黑色头发，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护士的发色有点像褪色的淡黄色，这种颜色与她坚毅的方脸、平和的棕色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护士的脸本来很耐看，可她现在却板着脸，给人感觉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除了掩饰不住的怒气，她身上没有一点生命力。一番客套之后，布伦南让护士坐下。

“你就是科比特小姐？很好。昨天下午我们警局的人——帕特里奇警探见过你，是不是？他给你做了笔录。”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布伦南飞快地瞥了对方一眼，又掏出他的调查报告，“你说4月8号，也就是星期六，大约在晚上6点到11点之间，有人从你房间偷走一个两盎司[8]的小瓶，里面装的是每片四分之一格令的吗啡片。”

“果然是吗啡片啊！”马克道。

“别出声，听我说，”布伦南高声道，“你发现药瓶丢了后，你觉得会是谁偷的？”

“一开始，我以为是德斯帕德先生拿了。哦，我指的是迈尔斯·德斯帕德先生。他总是想要吗啡片，贝克医生当然不会给他。有一次我还碰到他在我房间里翻找。所以我以为那瓶药一定是被他拿走了。”

“发现药瓶丢了之后，你都做了什么？”

“当然是找啊。”护士坦承道，纳闷眼前这个男人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我跟德斯帕德小姐提过这事，但没多说，因为我相信一定是迈尔斯先生拿的，我可以让他还给我。可迈尔斯先生却发誓说不是他干的。接下来，我也没时间做什么，因为第二天晚上药瓶就失而复得了。”

“药少了吗？”

“是的，少了三片药。”

“从法律的角度说，”马克插嘴道，“我觉得丢药可以被称为无关、无用，也不重要的事。你干吗要纠结那些吗啡片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迈尔斯伯伯是吗啡中毒，不是吗？而且三片吗啡甚至都不足以对他造成伤害。”

布伦南回头瞥了马克一眼。“马上就要到关键问题了。科比特小姐，我想让你把你那天告诉警探的话再说一遍：药是如何失而复得的，还有4月9号，也就是星期日晚上，你都瞧见了什么。”

护士点点头。

“当时是星期日晚上大约8点钟。我去了大厅后面楼上的卫生间。在那个卫生间门口，可以直接看见大厅对面迈尔斯先生房间的门，还能看见门外的桌子。桌子那儿有灯。我在卫生间里待了不到两分钟，等我打开卫生间门时，我瞧见有人走过迈尔斯先生房间的门口，向楼梯走去。然后，我瞧见迈尔斯先生门口的桌子上有什么东西，但离得太远，瞧不清是什么。之前桌上什么都没有。等我走到桌前，我发现那是一个两盎司的药瓶，就是我丢的那个。”

“从桌前走过的那人是谁？”

“是史蒂文斯夫人。”护士答道。

迄今为止，护士的一言一行不掺杂任何感情，犹如警员在法官面前作证，只是在履行自己的分内工作。现在护士转头瞧着史蒂文斯，一脸歉意。

“对不起。我今天早上本来是去见你或你妻子的，可那位亲爱的朋友，奥格登·德斯帕德先生，突然搅和了进来。我本来打算把我昨天告诉那个傻警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那个警察想引导我承认亲眼瞧见了史蒂文斯夫人把药瓶放在桌上。我可不会做那种事。”

布伦南目光一闪，显然有些不悦。“好了，好了，这种行为值得赞赏。可是除此之外你还想到别的什么了吗？还有谁会偷那瓶药呢？”

“我到现在也想不出。应该还是迈尔斯先生。”

“然后你做了什么？没问问史蒂文斯夫人吗？”

“没有。她当时已经下楼离开主宅了，然后就和她丈夫回纽约了。那天晚上她是来这儿告别的。所以我当时心想这事等以后再说。”

“好的，然后呢？”

“我可不想再发生这种无聊事了，”科比特小姐扬了扬淡淡的眉毛，道，“我才不管是谁偷的呢，从那之后只要一出门，我就把房门锁上。我把自己房间里和迈尔斯先生房间相连的门的插销插上了。可锁牢通向走廊的那道门有点难，因为那道门上用的是普通锁。但我父亲刚好是锁匠，所以我对锁懂一点。我把锁拆开，做了点手脚。要是不知道怎么用我的钥匙，就算胡迪尼[9]本人亲自来，也别想进屋。至于钥匙怎么用我就不讲了，不过接下来的星期三的下午，史蒂文斯夫人突然来庄园做客，但当天晚上我刚好休假——”

“也就是迈尔斯·德斯帕德遇害当天的下午？”

“不，是他过世当天的下午，”护士严厉纠正道，“那时，我想——”

“等等，”布伦南打断护士，转身瞧着马克说，“现在说到关键了。你马上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抓着偷药这事不放了。史蒂文斯夫人有没有——”布伦南瞧了眼自己的笔记，“有没有在聊天时提过毒药的事儿？”

“有。”

“她说了什么？”

“她问我在哪儿能买到砒霜。”

整个房间突然死一般寂静。史蒂文斯感到自己正处于众人注视之下，大家的目光都射向了自己。科比特小姐额头微红，上面的斑点更明显了，她的眼睛直盯着史蒂文斯。史蒂文斯甚至可以听见科比特小姐的呼吸声。布伦南回过头，一双眼睛如同猫眼一般冷漠。

“这可是很严重的指控啊。”布伦南提示道。

“这不是指控！不是！只是——”

“只是还需要有证据，”布伦南步步紧逼，“需要有人证实。除了你之外，史蒂文斯夫人的话还有谁听到吗？”

护士点点头说：“有的。德斯帕德夫人也听到了。”

“这是真的吗？德斯帕德夫人？”

“是的。”露西答道。

史蒂文斯手掌按着椅子扶手，感觉到房间里酷热无比，众人注视他的目光也如火一般热辣。恍惚中他还察觉到，有另外一双眼睛也在盯着他。奥格登·德斯帕德正躲在门边的阴暗处，嘴角低垂，一脸平静地盯着他，目光中充满了嘲讽。

15

布伦南斜靠着科比特小姐坐的椅子，胳膊搭在靠背上，对露西开口了。

“德斯帕德夫人，我努力想跟上你的思路，”布伦南道，“你心里想什么几乎都写在脸上了。当我第一次突然提到史蒂文斯夫人时，你先面露惊讶，然后陷入深思，心里在回想关于她的事，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你很生气，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而你没能阻止。之后说起化装舞会的衣服，有人声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法做出同样的衣服。这让你安心不少，让你觉得史蒂文斯夫人和下毒无关。可现在，你又面露犹豫，信心又开始动摇了。我说的是对，还是错？”

“我——”露西听了不自觉上前几步，马上又退了回去，双臂抱胸道，“哦，真荒唐！我怎么知道？特德，你来跟他讲。”

“别担心，交给我，”史蒂文斯道，“我可以交叉询问[10]吗，警监？”其实史蒂文斯只是在虚张声势，根本不知道该问什么。

“随便，只要你确实有想问的问题，”布伦南道，“我们继续，科比特小姐。史蒂文斯夫人问在哪儿可以买到砒霜，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三周前。我想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

“详细讲一讲，好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景。”

“史蒂文斯夫人、德斯帕德夫人和我都在餐厅，我们坐在壁火前，因为当时是3月末，还刮着风。我们在吃肉桂黄油面包。报纸当时正在报道加利福尼亚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大家谈起这件事，然后聊到了谋杀。德斯帕德夫人问我毒药——”

“你是说史蒂文斯夫人。”布伦南纠正道。

“不，不是，”护士立刻反驳道，“我说的是德斯帕德夫人。你可以问她，我们聊天时，史蒂文斯夫人一直没说话。哦，只有一次例外。我提起实习时的经历，提到了一个喝了马钱子碱进了医院的男人，还有他的症状，那时史蒂文斯夫人问我，病人瞧着是不是很痛苦。”

“哈，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她当时是什么态度？看上去如何？”

“她看上去很漂亮。”

布伦南恼火地睁大眼睛，低头瞥了眼手里的笔记，又扬起头。“你这是什么话？你好像不明白我要问什么。漂亮。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得没错。她就是——我可以实话实说吗？”

“当然，为什么不呢？”

“她看上去，”护士声音平稳，不掺杂任何情感，“像是一个为情欲所困的女人。”

史蒂文斯胸中腾地升起一股怒火，那感觉如同烈酒入喉，或者说像气得要爆炸了。但他依然忍住，不动声色地盯着护士。

“等一等，”史蒂文斯插嘴道，“这有点太过分了。科比特小姐，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情欲所困’是什么样吗？”

“嘿！”布伦南厉声叫道，护士则面色一沉，羞得低下头，“别太当真！注意绅士风度。没必要羞辱她。科比特小姐只是在——”

“我不是要羞辱她。如有冒犯，我可以道歉。我只想指出这种话毫无意义，而且会被人曲解。我想搞清楚这话到底指什么。科比特小姐，你怎么说是你的事，但不要说那些该死的只有心理医生才明白的话。我们废话少说，你觉得我妻子是杀人狂吗？”

“问得好，”马克·德斯帕德也被刚才这一幕搞得摸不到头脑，气呼呼抗议道，“警监，我搞不懂你在做什么。如果你怀疑玛丽·史蒂文斯，为什么跟我们谈？干吗不直接找她？特德，为什么不给玛丽打个电话，让她过来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呢？”

这时，一个声音意外响起。

“没错，”那个声音道，“说得对极了。问问他，问他为什么不打个电话。”

奥格登·德斯帕德一边从门口晃晃悠悠地进来，一边用力点着头，下巴都缩到衣领里去了。他没换衣服，穿的还是之前那件驼绒大衣。他上下打量着史蒂文斯，那态度与其说是饶有兴趣，不如说是审判。而且他显然太乐在其中了，忍不住又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布伦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奥格登道，“我想问这家伙几个问题。我这么做是为了帮你，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大概——也就一分钟吧，我就能让这家伙哑口无言。史蒂文斯，你为什么不给你妻子打电话呢？”

奥格登等着瞧史蒂文斯会对自己的话作何反应，就像在等小孩子回答问题。史蒂文斯好不容易才压住心中的怒火。他受得了布伦南，因为布伦南是个绅士；奥格登这家伙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你们都瞧见了吧，他不说话，”奥格登道，“那我只好逼他开口了。你不回答是因为你妻子根本不在家，对不对？她跑了，对不对？她今天早上根本不在家，对不对？”

“是的，她不在。”

“可今天早上7点半我到你家，”奥格登不依不饶，双目圆睁道，“你却告诉我，她还在睡觉。”

“你说谎。”史蒂文斯神色平静地说道。

奥格登没想到史蒂文斯会这么说，他一下子愣住，说不出话来。戳穿谎言，让对方无话可说，这是奥格登惯用的伎俩。一般来说，在奥格登的质问之下，对方只能被迫承认，然后再开始狡辩，从而让他牢牢占据上风。可今天眼前这位竟然睁眼说瞎话，死不承认，让奥格登感到措手不及。

“继续编。”奥格登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姿态，“说谎是没用的，你清楚自己说过什么。你的话可有人听到了，你还是乖乖承认吧。科比特小姐，他是不是说了他妻子还在睡觉？”

“这我还真不清楚，”护士镇静地说道，“你们两人当时在厨房里，我没听见他说什么，所以没法给你作证。”

“好吧。但你承认了玛丽不在家，那她人去哪儿了？”

“今天早上去费城了。”

“哦，今天早上去费城了，真的吗？她去干什么？”

“买东西。”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大清早不到7点半起床，就为了赶去买东西。你觉得这话有人相信吗？”奥格登一边质疑，一边面带嘲讽地环视众人，下巴蹭着衣领转了一圈，“玛丽·史蒂文斯以前也这么早爬出温暖的被窝，出门去买东西吗？”

“没有，这还是头一次。但我记得我曾当着科比特小姐的面说过，我和玛丽昨晚一夜没睡。”

“而你妻子必须一大早去购物，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商店中午就关门了。”

奥格登咯咯笑着道：“哦，星期六啊，是吗？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她丢下你跑掉了。你还想继续说谎吗？你心里很清楚，她昨晚就已经逃跑了，对不对？”

“如果我是你，”史蒂文斯审视着他说，“我不会这么一直纠缠下去，也不会做得像你这么过分。”他转身瞧着布伦南道：“警监，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妻子今天上午确实去市里了，如果她下午还不回来，那我就承认她是凶手。我可不想再听我们的朋友奥格登在这里毫无理由地臆测了。另外，就是他给你写的匿名信，还假冒你的名义给大家发电报，所以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他的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布伦南黑着脸，疑惑地看了眼奥格登，又瞧瞧史蒂文斯。

“我不想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就被人带跑题！”布伦南吼道，“不过这次多少值得调查一下——年轻人，他说的是真的吗？那封信是你给我写的，而且你还给其他人发了电报，让他们赶回庄园？”

且不论奥格登人品如何，他起码有一个优点：胆子够大。他后退两步，冷冰冰地瞧着众人。他精明的大脑显然在思考对策，脸上却不动声色。

“空口无凭，光嘴上说可没用，这点你应该清楚，”奥格登耸耸肩道，“换作我是你，我会小心点说话。你这么口无遮拦，当心我告你诽谤。虽然我搞不清楚具体的法律术语，但我起码知道说话要谨慎。”

布伦南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奥格登。他沉默了一小会儿，粗壮的手指将口袋里的硬币拨弄得叮当作响，然后摇摇头。

“年轻人，我感觉你是在模仿你喜欢的侦探小说里的套路。那我必须告诉你，那一套根本行不通，而且是错的。如果我按照你以为的方式去办事，你早就完蛋了。说到证据，那可不难。我只需查一下电报是谁送到电报局的就可以。”

“好好学学法律吧，自以为聪明的老爷爷，”奥格登微微一笑，也摇摇头道，“那些电报根本构不成伪造罪。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行为人从中直接获利才算得上伪造罪。如果我给大通国民银行总裁写信，说‘谨以此信向您介绍代表本人的奥格登·德斯帕德先生，并希望您付给此人一万美元’，然后署名‘约翰·洛克菲勒[11]’，这才构成伪造罪。但如果信上写的是‘谨以此信向您介绍奥格登·德斯帕德先生，并请尽可能给予方便’，然后署名‘奥格登·德斯帕德’，这就不是伪造罪。显而易见，仅凭那些电报就想起诉我，门儿也没有。”

“这么说，电报确实是你寄的了？”

奥格登耸耸肩道：“我可什么都没承认。你别乱给我扣帽子。我这人有一点让我颇为自豪，那就是性子烈，不服软。”

史蒂文斯瞥了眼马克。马克一直懒懒地倚在壁炉旁的书架上，浅蓝色的眼睛波澜不惊，正怔怔出神。他双手插在灰色毛衣的口袋里，衣服都被坠得变形了。

“奥格登，”马克道，“我真不知道你脑袋里在想什么。露西说得没错，以前你可没这么坏。没准是迈尔斯伯伯留给你的遗产让你昏了头。等着没人时，我倒要好好领教下你性子有多烈。”

“那你可得当心点，”奥格登闻言立刻反击，“我清楚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只是对某些事感兴趣而已。我觉得你把汤姆·帕廷顿找来，这招真够蠢的。想想他的过去吧，他本来一个人在英国过得潇洒快活，天天在酒吧里流连忘返。不过，他这人从来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他有机会了解到珍妮特·怀特那事的真相了。难道前车之鉴还不够吗？你还想重蹈覆辙吗？”

“你刚说谁？”布伦南马上插嘴道，“珍妮特·怀特是谁？”

“哦，是一位女士。我不认识她，但听说过很多关于她的事。”

“你知道的事还真不少，”布伦南愤愤道，“但关于你迈尔斯伯伯的事你还知道什么吗？有其他要补充的吗？没有，你确定？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继续——回到砒霜和史蒂文斯夫人。科比特小姐，你之前在说大约三星期前，你们谈起了毒药。继续说。”

护士想了想。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必须得走了，要去给迈尔斯·德斯帕德先生送牛肉浓汤。我进了走廊，走廊里有点黑，史蒂文斯夫人也跟着我出来了。她走在我身后，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像火一样烫。然后，她问我在哪儿可以买到砒霜。”科比特小姐犹豫道，“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一开始我没听明白史蒂文斯夫人说的是什么。她一开始说的不是砒霜，而是什么人的‘配方’——那人的名字我没记住，应该是个法国人名。然后，她开始跟我解释她刚说的是什么，这时德斯帕德夫人也出了餐厅，我想她应该也听到了。”

布伦南一脸困惑。“什么人的‘配方’？德斯帕德夫人，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露西不安地皱着眉头，将目光投向史蒂文斯，似乎要先征得他的同意。

“虽然我也听见了，但我提供不了太多信息。我没听清楚那人的名字，但我觉得应该是‘格’开头，像是格蕾丝，不过这个名字没什么意义。另外，她说话时语速特别快，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声音跟原来有很大不同。”

马克这时突然转过头，缓缓环顾四周，眼睛像突然暴露在强光下一样不停地眨，好像在努力适应光线。他从口袋里抽出手，一只手揉着额头。

“你们，你们俩，”布伦南执拗地问道，“谁能想起她的原话吗？这非常关键。”

“我想不起来了。”护士答道，语气中隐隐透着不安和恼怒，“史蒂文斯夫人当时把我搞糊涂了，就像德斯帕德夫人刚说的，她说话的方式很诡异。她说的好像是：‘现在谁有呢？去我住的地方拿不难，可那老东西已经死了。’”

布伦南用铅笔记下护士的话，然后皱眉瞧着笔记。“我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抱怨道，“我不明白为什——等等！你的意思是她说话不流利？你说过，她的名字是玛丽[12]。这是个法国名字，这么说，她是法国人？”

“不，不，不，”露西道，“她像你和我一样说英语。她是加拿大人；当然了，祖先肯定是法国人。我记得她曾经告诉过我，她婚前的名字是玛丽·德奥贝。”

“玛丽·德奥贝——”马克重复道。

马克突然面色一变，近乎惊恐地向前迈了几步。他话也说不顺畅了，但还好吐字清晰，每说一个词，食指就抽动一下。

“想想，露西，你再好好想想，这可事关人命。史蒂文斯夫人说的什么人的‘配方’是不是‘格拉泽的配方’？是吗？”

“没错，就是这个名字。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

“你了解玛丽，”马克盯着露西，一脸急切地说，“这家里就你和玛丽最熟。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除了那次，你还发现她有什么其他诡异行为吗？还能想到什么吗，不管有多荒诞？”

这时的史蒂文斯感觉自己仿佛站在铁轨上，眼睁睁看着火车迎面飞驰而来，可他既没有力气离开铁轨，也无法将目光从飞驰的火车上移开。他可以听到火车的轰鸣声。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口了。

“别闹了，马克，”史蒂文斯道，“你这爱胡思乱想的毛病简直像传染病。那话怎么说的，‘除了你和我，世界都很奇怪，而你也有一点奇怪。’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我可以说这房间里所有人都行为诡异，尤其是你自己。”

“回答我，露西。”马克道。

“从没发现有什么异常，”露西马上答道，“的确没发现什么。特德说得对，你自己的行为才诡异呢。说到这儿，我正好想到一件事，玛丽觉得你们对谋杀案什么的感兴趣很病态。我从没发现她有什么奇怪的举动。不过，除了——”

露西突然住了嘴。

“除了什么？”

“也没什么。玛丽瞧不得漏斗。有一次，亨德森夫人在厨房做蜜饯，用漏斗过滤果汁，而玛丽……我从没注意到玛丽眼角有那么多皱纹，嘴竟然可以变形成那个样子。”

房间里陷入了寂静，静得几乎让人彻体生寒。马克依然举手挡在眼睛上，等手放下后，他的脸色又恢复正常，看起来真诚而又坦率。

“布伦南先生，看来要想解决此事，最直接的方法是让你看看到底有什么秘密——大家都出去，除了特德和警监，其他人都出去。没得商量。请都出去。奥格登，你给我跑一趟，去亨德森那儿把他叫起来。他好像还在睡。让他把他的小斧子和凿子带过来。厨房里应该还有把大斧子，我就用它吧。”

布伦南显然猜不透马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瞧着马克的脸色，怀疑马克是不是精神错乱了。布伦南脸上先闪过一丝警觉，随后不以为然地两肩一沉，仿佛打定主意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准备去面对。其他人都按照马克的吩咐离开了房间。

“放心，我不是要用斧子杀人。”马克道，“现在，我们本该找个建筑师，让他检查一下迈尔斯伯伯的房间，检查检查那两扇窗户中间的墙，看墙上是否真有密道。可那需要时间，而且等的这段时间里大家还得继续胡乱猜疑。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把那道墙劈开，瞧个明白。”

布伦南深吸了一口气。“好！好！如果你不介意搞坏房子的话——”

“但我有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对此事的推论都只是理论而已。这回我什么也不说，就让你自己见证，自己判断。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假如我们在那面墙里或房间的其他地方都没发现密道，那你会怎么想？”

“那我会认为亨德森夫人说了假话。”布伦南毫不犹豫地答道。

“不会再有其他念头了吧？”

“不会。”

“那可以排除玛丽·史蒂文斯的嫌疑吗？”

“这个嘛，”布伦南耸耸肩，谨慎道，“我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的，我应该会排除她的嫌疑。这么做的确会让整件事变得明朗起来。如果辩方证明控方最主要的证人说了谎，那这案子是肯定不会被递交法庭的。肯定没人能凭空穿过石墙，这点我十分确定。”

马克回身瞧着史蒂文斯。“这听起来不错，是不是，特德？”马克道，“那我们走吧。”

三人离开图书室，走进高且昏暗的走廊。马克先急匆匆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提着一篮子工具，还有一把短柄斧子，这期间布伦南和史蒂文斯谁也没说话。

三人上了楼梯，来到楼上，迈尔斯·德斯帕德的房间位于右手边画廊的尽头。史蒂文斯注意到画廊的墙上挂着一些肖像画，但光线太暗，他没找到自己想看的那幅画。马克打开老迈尔斯房间的门，但所有人都没急着进门，而是站在门口打量着整个房间。

老迈尔斯的房间大概有二十平方英尺，和主宅的其他房间一样，都延续了17世纪末的风格，天花板比较低。地板上铺着鲜艳的带有蓝灰相间图案的地毯，地毯看着不大干净，且已褪了色。地板边缘参差不平。除了橡木横梁穿过的地方，整个天花板都被漆成了白色，墙面的深色胡桃木镶板高约八英尺，镶板上方和天花板一样，也被漆成了白色。站在门口望过去，左侧两面墙的交界处立着一个大衣柜。橡木制成的柜子上有图案，柜门上有铜把手，门没关严，透过缝隙可以瞧见里面挂着成排的西装，西装下面全是鞋。

左手边的墙就是房子的后墙，上面开了两扇小玻璃窗。窗户中间摆着一把黑色橡木高背椅。椅子上方挂着格勒兹的画，浅色的圆形画框，框中是一个鬈发孩子的肖像画。从肖像画上方的天花板引出了一个小插座，插座里插着一个灯泡。一把大柳条椅被放在远处的窗户旁。

正对他们的墙边放着一张床，床尾对着通向走廊的门。墙上挂着长柄暖床器和一幅17世纪的木版画。在房间右侧角落，这面墙与右手边的墙的交界处是通向阳台的玻璃门，门上拉着棕色天鹅绒帘子。右手边的墙边有一台丑陋的高高的煤气炉（房间里没有壁炉），炉子旁就是与护士房间相连的门，门的挂钩上挂着老迈尔斯的蓝色棉睡衣。最后，在靠着走廊的墙边有一个橱柜，里面几乎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领带。

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后墙的镶板上，墙上挂的画与椅子看起来非常不协调。在镶板后面曾经有门的地方，木头轻微鼓起，看上去像是门柱的轮廓。

“你们看见了吗？”马克指着门柱的轮廓说道，“我说过，这里曾有一扇通往主宅其他建筑的门，可那部分建筑已经在18世纪初被一场大火烧毁了。所以人们用砖把门砌死，又在墙上镶了木镶板，因为门柱是石头的，所以现在墙上还能看得见门柱的轮廓。”

布伦南走上前，仔细查看着墙壁，还用拳头敲了敲。

“看着很坚固，”布伦南四下打量着房间说，“该死的，德斯帕德先生，如果墙里没有密道——”他大步走到房间的玻璃门前，一边检查门帘，一边目测距离，“门帘现在的位置与亨德森夫人当时往里瞧时是一样的吗？”

“是的。我已经做过好几次实验了。”

“这缝隙不大啊，”布伦南前前后后试着从缝隙里向外看，疑惑道，“也就十分钱硬币那么大。她从这缝隙里能看到房间对面的其他门吗？比如衣柜门？”

“绝不可能，”马克道，“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从缝隙里只能看见她说的房间对面那面墙上的东西：格勒兹的肖像画、椅子的上半部分、墙上门柱凸起的轮廓。不管你头怎么动，只能看到这些。即使没有那幅画、椅子和门柱，也不会有人把衣柜门误认作什么密道的门。衣柜的门那么大，是向房间里打开的，门上还有铜把手，密道门可不会是这个样子……怎么，警监？害怕面对真相了吗？”

马克打趣的话中透着决绝，随即他拉开架势，拿起斧子。那感觉就好像他现在面对的这面墙是一个活物，而且这活物曾经还伤害过他。当马克抡起斧子，一斧子劈进镶板时，你甚至会以为房子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然后有一个声音缓缓飘过来：

“你现在满意了吗，警监？”

房间里出现了一股若隐若现的沙尘，斧子劈下的灰浆发出刺鼻的味道。那股沙尘看上去如同窗外薄薄的白雾，透过这层白雾可以瞧见房子下方的下沉花园、碎石路和庄园里郁郁葱葱的树林。随着斧子一下又一下的挥舞，镶板和墙面的碎片如同下雨般散落了一地。劈掉木镶板之后，木槌和凿子便派上了用场。马克先用木槌将凿子钉进砖缝，再用力把砖撬出。不消片刻，便有几缕阳光透过墙上的裂缝直接射入了房间。

墙上没有密门。

16

布伦南默默无语，愣了半晌，一张脸涨得通红，人像被霜打的茄子，连脸似乎都变枯萎了。他直愣愣地盯着墙瞧了片刻，木讷地掏出手帕，像履行某种仪式般抹了抹前额和脖子。

“这不是真的，”布伦南道，“我不相信。是不是墙的其他地方有密门或活板门，或者亨德森夫人瞧见的不是这里？”

“哦，我会把所有镶板都拆下来让你瞧个清楚。”马克对布伦南咧嘴一笑，笑容中满是嘲讽，他背对透过窗户的暗淡光线，转弄着手里的凿子，“不过，警监，我觉得你今天阴沟里翻了船，自己一头栽进去还不知道。现在你还不相信这件事里有灵异成分吗？”

布伦南走到一旁，闷闷不乐地瞧着衣柜门。

“不对，”他自言自语道，头一转，“对了，我注意到刚拆下的镶板上挂着一盏灯。亨德森夫人瞧见那扇不存在的门时，那盏灯亮着吗？不，等等！那老太太说——”

“是的，”马克附和道，“那盏灯没亮。当时只有床头的灯亮着，灯的亮度根本不够，所以我们不知道关于那个神秘女人的更多情况，连头发颜色也不知道。你自己也看到了，房间里就这两盏灯。亨德森夫人说——”

史蒂文斯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无名火。虽然他不确定没找到密道是不是可以让他松口气，很可能是的，但有一点他确定，那就是他很生气。

“我能说一句吗？”史蒂文斯道，“所有这些事都是那个‘亨德森夫人说’搞出来的。坦白说，‘亨德森夫人说’这话听得我头疼。亨德森夫人是谁？她是做什么的？是祭司、先知，还是《圣经》的代言人？亨德森夫人人呢？我感觉她像哈里斯夫人[13]一样难以捉摸。她招来警察，把我们所有人都折腾了一遍，我们却连她的影子也没见到。布伦南，你先说德斯帕德夫人有嫌疑，又说我妻子有嫌疑，尽管德斯帕德夫人有不在场的铁证，尽管有人能证明玛丽买不到或做不出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那样的裙子，你还是仔细盘问了她们，连最小的细节也没放过。好极了。可亨德森夫人说什么神秘女人，还说瞧见过我们刚才亲自证明根本不存在的门，你却对这些鬼话确信不疑。”

马克摇摇头。“也没你说的那么不合情理，”马克道，“如果亨德森夫人说谎，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她只需简单地说瞧见房间里那女人给迈尔斯伯伯喝了东西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说能被我们验证是假的，从而会让我们怀疑她的细节呢？”

“其实你已经自问自答了。因为你到现在还认定她没说谎，不是吗？否则你就不会跟我争辩了。”

三人沉默了片刻。

“而且，”史蒂文斯继续说道，“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你问我亨德森夫人为什么信誓旦旦告诉我们，说她看见一个死去的女人穿墙消失，那我问你，亨德森先生为什么信誓旦旦说花岗岩墓室里的尸体是凭空消失的？为什么他一口咬定没人动过密封的地下墓室？整件事中有两点最匪夷所思：首先，那个女人从老迈尔斯房间神秘消失；其次，棺材里的尸体从地下墓室神秘消失。而这两件事的证明人碰巧都姓亨德森。”

布伦南嘴里轻轻打了声呼哨，伸手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给马克和史蒂文斯各递了一支。两人接过烟，像两名决斗者接过各自的剑。

布伦南道：“继续说。”

“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关的事实，警监，如果这真是一起谋杀，”史蒂文斯继续道，“你认为凶手肯定是外人，我却不这么想。我几乎可以肯定凶手是家中的一员。我们好像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下毒的方式。毒药是下在蛋液、牛奶和红酒的混合物中。”

“我好像明白你要说什么了——”布伦南道。

“是的。首先，一个外人偷偷溜进房子，从冰箱里拿出鸡蛋，打蛋，再从冰箱里拿出牛奶，接着从地窖里取出红酒，然后再把它们搅拌在一起，你们觉得这可能吗？你们再想想，那个外人还要端着这么一碗东西，堂而皇之地把它倒进你家餐柜的银杯里？这还会带来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一个外人怎么能让老迈尔斯喝掉这东西呢？你们也知道，想让老迈尔斯吃点有益身体的东西有多难，尤其是在他过世的那个晚上。如果一个外人想毒死老迈尔斯，应该会选择老迈尔斯愿意喝的东西，比如他喜欢的香槟或白兰地。可结果呢，没有，凶手选的竟然是家里人才会想到的家常鸡蛋拌红酒。只有家里人才能够：一、想到做这种东西；二、让老迈尔斯喝下去。露西或许会这么做，伊迪丝和护士或许也会，甚至那个女仆没准也会这么做。可露西当时正在圣戴维斯的化装舞会上跳舞，伊迪丝也在那里玩桥牌，科比特小姐在女青年会，而玛格丽特在费尔芒特公园。这就引出了不在场证明的问题。目前只剩两人的行踪还没查过，甚至都没人怀疑过。这两人是谁，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但我要好心提醒一句，就从家常的鸡蛋拌红酒这点来说，这两人中有一位刚好是厨娘。马克，我还记得你曾说过，你伯伯在遗嘱里给他们每一位都留了一大笔钱。”

马克耸耸肩。

“我不赞同你的这种说法，这太离谱了。”马克反对道，“首先，他们一直在我们家，跟我们在一起很久了。其次，如果真是他们杀了迈尔斯伯伯，然后试图编个故事掩饰，那为什么要说得那么灵异？这么做有什么好处？正常来说，这样的瞎话最后肯定会被戳穿的，这么做简直太反常、太不合情理了。”

“我来问你，昨晚你把亨德森夫人的话讲给我们听时，你说那个女人如何诡异，穿得奇奇怪怪，甚至还提到一个小细节，说那女人的脖子可能是断的……”

“你说什么？”布伦南诧异道。

“现在，你回想一下。这事让大家感觉很灵异，这一点是你灌输给她的——就像昨晚我们以为的那样——还是她灌输给你的？”

“我不知道，”马克急道，“我也一直想搞明白这点。”

“如果她的话中没有任何暗示，你会觉得这事灵异吗？”

“或许不会。我不确定。”

“但有些事是可以确定的。当我们四个人打开地下墓室时，我们中有谁明确表示过自己相信鬼怪？或者说，是谁试图给打开墓室这件事蒙上一层诡异的气氛，甚至还暗示有某种东西在瞧着我们？是谁对天发誓，说没人动过地下墓室？难道不是乔·亨德森吗？”

“是的，是他。但你这么说我感觉有点牵强。你难道想告诉我，一对忠心耿耿的老仆人突然变成了一对恶魔——”

“不，他们不是恶魔，但你一直在说恶魔啊什么的。我承认他们看起来和蔼可亲。但据我们所知，有些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也会杀人。我承认他们对你忠心耿耿，但他们没有理由对你伯伯忠心。你伯伯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生活，他们和你一样，不怎么了解你伯伯。你伯伯之所以在遗嘱里给他们钱，是为了遵从你父亲的遗愿。至于亨德森夫人那诡异的故事，她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

不吐不快，布伦南忍不住插嘴，拿着已经快燃尽的香烟指指点点。

“所有这一切，”布伦南道，“都是这人说、那人说。都是听人说而已。我想我明白史蒂文斯先生的意思了。让我来解释一下，迈尔斯先生一死，谁都不觉得奇怪——只有马克起了疑心，他怀疑他伯伯是被毒死的。”布伦南对马克点点头道：“因为你在衣柜里发现了那个银杯。然后，亨德森夫人立马找到你，跟你说了一些奇怪的事，还说了那个穿墙而过的女人——她从没跟我提过那女人脖子是断的，不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剩下的说法都跟她告诉你的一致。她跟你说了整个故事，为什么？因为你听了后会半信半疑。因为你听了后会忌惮曝光，想方设法将此事压下去。你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打开地下墓室，可一旦你发现你伯伯的尸体不翼而飞，你就更不希望此事被曝光。这么说能解释亨德森夫妇为什么要把这事搞得这么诡异吗？”

马克突然饶有兴趣地琢磨起来。

“也就是说，”马克疑惑道，“他们说的所有那些话，还有尸体被盗的事儿，都是为了做给我看，为了让我对这事保持沉默？”

“有这个可能。”

“但如果是为了掩盖这件事，”马克道，“那亨德森夫人为什么要把告诉我的话又说给警察局长听？那时我们甚至还没打开地下墓室。这不合情理啊，这点你们来解释一下？”

三人面面相觑。

“你反驳得有道理。”史蒂文斯坦承道。

“哦，我可不这么想。别忘了你弟弟奥格登，德斯帕德先生。”布伦南道，“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而且他也对伯伯的死产生了怀疑。但没人知道他的怀疑程度有多深，或者说亨德森夫妇不清楚他的怀疑程度有多深，但他们知道他肯定会声张的。没准亨德森夫人害怕了，于是就犯了大多女人都会犯的错误——明知道是自己干的，却想用诡异的故事糊弄过去。”

布伦南踱着步，又走到衣柜前，上下打量着它，似乎在想什么。

“不知道这衣柜在这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朋友们，我有种预感，它一定有某种作用。我不是说衣柜里有机关。但你是在衣柜里发现那个装毒药的银杯的，是不是？凶手为什么要把杯子放在柜子里，还把没问题的玻璃杯和有毒的银杯放在一起？为什么猫会进来，好像还喝了杯里的东西？”布伦南用手拨弄着挂在柜里的西装，“德斯帕德先生，你伯伯的衣服还真多。”

“没错，我昨晚跟史蒂文斯他们说过，迈尔斯伯伯喜欢躲在房间里，花大量时间换衣服、照镜子，又不想让我们知道——”

“那可不是，”另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他躲在房间里可不只是为了换衣服。”

伊迪丝·德斯帕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通往走廊的门进了房间，她来得悄无声息，屋里三人之前都没察觉到。但她并不是故意偷偷摸摸的。伊迪丝神色背后的深意他们过后才明白。她昨晚没睡好，目光还有些恍惚，可纤细美丽的外表依然让人精神一振，连心情仿佛都平复了不少。史蒂文斯觉得她看起来比昨晚年轻了许多。她一条胳膊下夹着两本书，另外那只手轻轻敲着书。她看上去漂亮精致，经过一番精心打扮，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时尚感，可事后史蒂文斯记不得她穿的是什么衣服了，只记得是一身黑色。

马克被伊迪丝吓了一大跳，忍不住埋怨道：“伊迪丝，你不该来这儿！你答应我今天卧床休息。露西说你昨晚都没怎么睡，只睡了一会儿，还做了噩梦。”

“你说得没错。”伊迪丝转身瞧着布伦南，严肃而客气地说道：“你是布伦南警监吧？刚才他们跟我说起了你，说几分钟前你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伊迪丝笑起来确实魅力十足，“但我确定你不会赶我走的。”

布伦南态度和蔼，没贸然应承。“德斯帕德小姐？恐怕我们正在——”他对裂开的墙壁努努嘴，咳嗽了几声。

“哦，我料到了你们会这么做。但我这里有你们需要的答案，”伊迪丝轻轻拍了拍胳膊下夹着的书，“瞧见这个了吗？我刚才不小心听到你说，你觉得这个衣柜肯定和整件事有某种关联。你说得没错。这两本书是昨晚我在这衣柜里发现的。其中第二本书读到某一章，就被倒扣放在柜子里了，于是我推断，迈尔斯伯伯虽然不怎么读书，但一定仔细研究过这本书。我现在想给你们念念那一章的内容，你们都听听。这是一本学术性强，甚至有点枯燥的书，书的内容不太吸引人，但我觉得你们应该听一听。你可以把门关上吗，特德？”

“书？”马克不解道，“什么书？”

“格里莫写的《巫术史》。”伊迪丝答道。

伊迪丝坐在靠窗的吊篮椅上，语气自然而大方，好像要读的只是洗衣单而已。然而，朗读前，她先抬头瞥了眼史蒂文斯。她瞧着史蒂文斯，像是要瞧出些什么。史蒂文斯察觉到伊迪丝投射过来的好奇目光，心中不禁咯噔一下。伊迪丝的朗读虽说不上声情并茂，可也吐字清晰，语调流畅。

“‘不死之人’（法语为pas-morts）一说好像源自17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最初见诸文字是在1737年。那一年，法国马尔市某人的笔下首次出现了‘不死之人’一词（详见《论魔法、巫术、着魔、魔鬼附体和妖术》一书）。科学家甚至也曾对此进行过多年研究，不久前（1861年）发生的一起案子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该现象的争论。

“简而言之，‘不死之人’通常指因下毒谋杀而被判死刑的人，这些人多为女人，大多落得焚尸或被活活烧死的下场。正是在犯罪与巫术的交融之下，这个词诞生了。

“据说毒术起初被视为巫术的一个分支，这种说法的起源现在不难追溯。毒药一直被使用者冠以‘爱情之药’或‘仇恨之药’的称谓，因而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层神奇的魔法面纱，而且依照罗马法律，即便炮制无害的‘爱情之药’也会受到惩罚[14]。到了中世纪，制作毒药则被认定为异端行为。直到1615年，英格兰对投毒者的审判实质上都是一种对巫术的审判。安妮·特纳因为毒死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而受到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科克[15]的审判；当法庭展示她的‘法器’——铅做的人偶、羊皮纸和一块人皮时，参加庭审的旁听者恍如看到魔鬼经过。

“‘正当法庭展示法器，以及被施了魔法的纸张和其他图片时，’当时的记录者写道，‘断头台突然发出裂开的声音，这在参加庭审的众人中引发了混乱和恐慌，法庭上人人自危，仿佛魔鬼因怪罪人类肆意展示他的杰作而狂怒现身。’[16]

“同一世纪后半叶，法国境内的巫术谋杀案层出不穷，并达到了顶峰。据说在葡萄牙的里斯本，懂巫术的女巫非常多，整整占据了一个街区。[17]在意大利，那些秘密崇拜托法娜[18]的女人毒死的人数已达六百之多。另外还有寻找点金石[19]和出售砒霜的格拉泽[20]和艾西里[21]。本书的另一章记载了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崇拜恶魔撒旦的巫术是如何受到女士们的推崇，其中尤以将婴儿放在女人身上进行献祭的黑弥撒[22]最为骇人听闻。[23]通过在密室举行的不可告人的仪式，女巫拉·瓦森[24]在法国圣丹尼唤醒了恶魔。用戈勒的话说，现在魔鬼的爪牙已不再是一脸皱纹、长着长眉毛、满嘴烂牙、眯缝双眼、嗓音尖厉、骂骂咧咧的老太婆，而变成了人见人爱的漂亮女人，既有普通的做针线活的女裁缝，又有高贵的夫人小姐，受害者则是她们的丈夫和父亲。[25]

“根据罪犯们的供述，巴黎圣赦法院[26]敏锐地察觉到地下巫术秘密兴起的苗头，因而在巴士底狱附近的阿森纳监狱设立了著名的‘燃烧的法庭’，以火刑和车裂酷刑打击巫术。1672年，路易十四最宠幸的情人——蒙特斯潘夫人神秘死亡，成了执政者严惩投毒者的契机。1672年至1680年间，曾有几位法国的著名女士在‘燃烧的法庭’受审，其中包括红衣主教马萨林[27]的两个侄女、布永公爵夫人，以及尤金亲王之母苏瓦松伯爵夫人。1676年，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毒杀案震惊了世人，对她的审判长达三个月之久，这桩案件暴露了巫术毒杀的所有秘密。

“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的恶行之所以暴露，是因为其情人戈丹·圣克鲁瓦的意外死亡。在圣克鲁瓦死后，人们发现了一个贴着纸条的柚木盒子，纸条上交代待其死后，将盒子送给新圣保罗街的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盒子里面装的都是毒药，其中包括锑、鸦片，以及有腐蚀性的二氧化汞。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畏罪潜逃，逃到了国外，但在德斯普雷斯警探的努力之下，她最终被逮捕归案，并以大量售卖毒药的罪名接受了审判。尽管她请了律师尼伟勒为自己辩护，但德斯普雷斯警探最终让她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德斯普雷斯在法庭上提供了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私下写给他的忏悔信。信的内容歇斯底里，除了讲到她犯下的罪行之外，显然还包括一些她并没有做过的事。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因此被斩首焚尸。[28]

“宣判之后，为逼她供出是否还有同谋，法庭还对她动用了水刑。这是当时的一种残酷刑罚：将被审讯人固定在桌上，并将皮革漏斗插进其口中，然后开始灌水，直到……”

读到这里，伊迪丝抬眼一瞥。穿过窗户的微光倾泻在她的发丝上，她神情专注，满是好奇。三个男人谁也没动。史蒂文斯盯着地毯上的图案，突然完全想起威尔登曾对他说过的话。威尔登说，如果他对著名案件的犯罪现场感兴趣，那他可以去巴黎看一所房子，那所房子的地址是新圣保罗街16号。

“塞维涅夫人看到她很快要被处死，便开心地四处传播这一消息。之后，群众围观了她临死前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忏悔，她身穿白衣，双脚赤裸，手中举着点燃的蜡烛。四十二岁的她再没有之前洋娃娃一般的美貌，脸上仅剩下愧疚和虔诚，皮罗院长对她的表现甚感满意。但她似乎对德斯普雷斯警探依然耿耿于怀，在踏上断头台时，嘴里念叨着谁也听不明白的话。之后，她的尸体在格雷沃广场的一把火中化为了灰烬。

“根据当时庭审披露的线索，执政者最终摧毁了皇家宫廷的地下巫术网。戈丹·圣克鲁瓦的仆人拉乔希被车裂处死。1680年，女巫和投毒者拉·瓦森与她的所有同伙也被活活烧死。恶魔的崇拜者们都被挫骨扬灰，可恶魔依然盘旋在巴黎圣母院的上空，发出阵阵狞笑，阴魂不散。

“民众并不认为恶魔就此收手，远离了人间。至于当时人们为何会这么想现已不可考，但据说尼伟勒律师曾对圣赦法院说：‘事情还远未结束。我的确见证了她们的死亡，可她们不是普通的女人，是不会安息的。’

“那么，这些女人为何要投毒杀人，事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根据资料显示，欧洲现在还时有崇拜恶魔的罪行发生，详情可参见马塞尔·纳多和莫里斯·佩尔蒂埃在1925年进行的调查。[29]女性投毒致多人死亡的案件一直层出不穷，这点甚至不需翻阅资料便知，而这些恶行背后往往并没有明显的犯罪动机。比如（据佩罗特所说），1811年发生在巴伐利亚[30]的安娜·玛丽亚·舍恩勒贝[31]一案，还有1868年发生在瑞士的玛丽·让娜蕾一案[32]。再比如，荷兰莱顿市女子弗洛·范[33]毒死了二十七人，甚至还有男性，如英格兰的帕默尔和克里默[34]，也犯下了毒杀罪。这些人为何会犯下如此恶行？在女性投毒杀人案件中，凶手几乎未从受害人的死中获得任何好处或利益，作案动机也不涉及谁对谁错。即使是凶手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的犯罪动机，而她们的精神都是正常的。

“有人认为凶手犯罪纯粹出于一种欲望，出于对白色粉末状砒霜的喜爱，因为砒霜赋予了凶手如同女王一般至高无上的权力，让她们成为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主宰。但这种理论尚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即便可以说这些女人渴望杀戮，却总不能说受害者渴望被杀吧？这些案子都有令人称奇的相同点：凶手轻易得手、犯罪过程充满宿命感、受害者心甘情愿配合——甚至是在他们肯定知道自己被下了毒的情况下。弗洛·范曾公开对一名受害者说：‘一个月后就该轮到你了。’杰达戈[35]也说过：‘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死去。’然而却没有人告发她们。受害者仿佛与凶手签下了接受诅咒或催眠的邪恶契约。

“1737年，法国马尔市某人首次模糊地提出了‘不死之人’这一概念，因为当年发生了一起震惊巴黎的案子。十九岁的少女拉·瓦森因为犯下连环谋杀案而被捕，她与1680年被烧死的那个女巫同姓。女孩的父母是尚蒂伊森林[36]的烧炭工人。女孩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出生的过程也很普通，十六岁之前与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之处。然而，当女孩所住的街区死了八个人后，即便是那个时代最愚钝的警察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奇怪的是，所有受害者的枕头或毯子下都有一个绳状物，通常是头发，有时是细绳，上面系着九个绳结。

“当时的人们知道这个数字代表的含义。正如我们所知，九作为三的倍数，具有神秘的含义，数字九在世界各地的神秘仪式中经常出现。一根绳上系有九个绳结是一种诅咒，受害者将永远无法摆脱巫术的控制。

“警察包围了女孩的家，在她家附近树林的灌木丛里找到了她。据参加抓捕的警察说，女孩被捕时赤身裸体，有一双如同狼一般的眼睛。随后女孩被带到巴黎受审，作了供述。而且女孩一见火就高声尖叫。尽管其父母声称女儿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可事实上她不但可以读写，谈吐还很像宫廷贵妇。她承认自己杀了人。当被问到受害者所受诅咒的含义时，女孩说：

“‘他们已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人很少，还需要更多的人。他们并没有真的死去，而是已经复活了。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打开棺材自己瞧。他们已经不在棺材里了。其中有一个人是昨晚安息日复活的。’

“棺材如女孩所说都是空的，这一点似乎已经被证实了。另外，这个案子还有一个蹊跷之处。有一次，女孩的父母在法庭上试图为女儿作不在场证明，便提供了一些证词。根据这些证词来看，女孩显然在很短时间里便走了两千米，还以某种方式穿墙进入一个上锁的房间。对此，女孩当时的回应是：

“‘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只要走进灌木丛，给自己涂上油膏，穿上以前穿过的裙子就行了。’当被问到‘以前穿过的裙子’是什么意思时，女孩说：‘我有很多裙子。那条裙子很漂亮，但我在被火烧时没穿它。’一提到火，女孩似乎又变回了自己，尖叫着跌倒在地……”

“我真是听够了！”布伦南断然打断伊迪丝，抬起一只手捂住脸，似乎是要确定自己的脸还在，“抱歉，德斯帕德小姐，我还有工作要做。现在才4月，还没到万圣节，我对骑扫帚的女人不感兴趣。如果你想告诉我，一个女人先是诅咒了迈尔斯·德斯帕德，随后给自己涂上油膏，穿上几百年前的奇怪衣服，然后穿墙消失了——那我不得不给你提个醒，这案件的结论至少得能让大陪审团[37]认同吧？”

伊迪丝虽性格高傲，但并没因布伦南的顶撞而心生不快。

“是吗？”伊迪丝道，“那正好。接下来我要读的正是你需要的。要不是为了你好，我才懒得读呢。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名为玛丽·德奥贝的女人（红颜杀手——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婚前的名字也正是玛丽·德奥贝），这个玛丽·德奥贝于1861年被送上了断头台。不管你对17或18世纪的人怎么看，你总不会觉得19世纪60年代的人还很愚昧吧？”

“难道你想说这女人是因为巫术掉了脑袋？”

“不，她是因为谋杀被斩首。细节实在令人不快，我就不讲了。但我想给你读读当时的记者对玛丽·德奥贝法庭表现的描述。记者写道：‘案子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不仅是因为被告美丽的容颜和丰厚的财产，还因为她的端庄谦逊，连检察长也曾直言不讳地说，被告给人的感觉像一个正在上学的少女。’注意，到关键地方了：‘她迈步走上被告席，羞怯地对法庭庭长鞠躬行礼……她戴着一顶棕色的天鹅绒船形帽，帽子上有垂下的羽饰，身穿棕色丝绸长袍。她一手拿着银色盖子的嗅盐瓶[38]，另一只手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古色古香的奇怪的金手镯，手镯扣环的形状像嘴里叼着红宝石的猫头。当证人开始作证，说到在凡尔赛别墅里举行的黑弥撒仪式和毒害路易斯·迪纳尔[39]的细节时，几名旁听者忍不住激动地大喊：“不，不！”记者观察到，这个女人只要一焦躁不安，就会摸手腕上的手镯。’”伊迪丝啪的一声合上书，“特德，真相要水落石出了，你知道谁还有一只那样的手镯。”

史蒂文斯当然知道。在那张1861年的玛丽·德奥贝的照片上，他见过那只手镯，可照片昨晚不翼而飞了。玛丽也有一只同样的手镯，但他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搞不清玛丽和照片上的女人有什么关联，所以他什么也不能说。

“我知道，”马克插了一嘴，声音低沉，“我知道谁有那种手镯。”马克道，“可要是说出来，我有点无法接受。”

“我能接受，”布伦南厉声道，“我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现在倒是开始同情史蒂文斯夫人了。如果你是替史蒂文斯夫人担心的话，我的朋友，大可不必。这事还真有点意思，在没听到这堆鬼话之前，德斯帕德先生一直在维护史蒂文斯夫人，现在他的立场却突然变了。而我则正好相反，听了这些话之后，我反而不再像之前那么怀疑史蒂文斯夫人了。”

伊迪丝尖声问道：“难道你不承认过去有巫术？”

“我当然承认，”布伦南的回答出人意料，“而且现在的美国还有巫术。我很清楚九个绳结的诅咒是怎么回事，人们将其称为‘女巫的梯子’。”

马克瞪着布伦南道：“我的天啊，伙计！你是说——”

“你是忘了自己住在什么地方吧？”布伦南质问道，“你难道不读报纸吗？你们的庄园正好与德裔宾州人的居住区相邻，他们现在还做蜡像，给牛下咒。我知道这些，是因为这附近不久前刚发生过一起巫术杀人的案子，我们的警察过去了解了一些情况。你还记得吗，刚才我曾特意指出你们家的女仆玛格丽特是德裔宾州人，你还问我，这和我们这事有什么关系。你们的女仆与本案无关，但她是德裔宾州人这个事实或许和这事有很大关系。我一听到系有绳结的绳子，第一反应是乡下某个巫师用巫术，或借巫术之名害死了你伯伯。所以我想问一下，亨德森一家原籍是哪里？”

“我想是雷丁市，”马克道，“后来他们家族中的某些人搬到了克利夫兰。”

“嗯，雷丁市是个不错的地方，”布伦南轻声道，“没有那么多乡下人，但依然属于德裔宾州人居住区。”

“警监，我都被你搞糊涂了。你还真让人猜不透！”马克吼道，“这么说，你相信有巫术这回事？要是这样的话——”

布伦南抱着胳膊，头微微歪向一侧，闪烁的目光打量着马克，再次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小时候，”布伦南道，“我想要一把左轮手枪。噢！我太想要了，我想要一把象牙柄的六发式大艾弗·约翰逊左轮手枪。那是当时世界上我最想要的东西。主日学校的人告诉我，如果我特别想要一件东西，就必须祈祷，那样就能心想事成。于是，我开始祈祷，为了那把左轮手枪，我祈祷又祈祷。我敢说没有人会像我一样，为了左轮手枪而祈祷那么多次。那时候，我老爸跟我讲过很多关于魔鬼的事，尤其是在他从醉酒后的恐慌中缓过神来，下决心再也不碰一滴酒的时候。我老爸极其虔诚，有次他对我说，魔鬼从客厅门口的角落里探出头，指着他说：‘谢默思·布伦南，如果你再敢喝一滴威士忌，我就来收拾你。’他说魔鬼浑身通红，头上长着一英尺长的角。但不管怎样，当时我觉得即使魔鬼现身，提议用我的灵魂交换克兰西商店橱窗里那把象牙柄的六发式大左轮手枪，我也会一口答应的。可是，无论我如何日思夜想、终日祈祷，我都没得到那把左轮手枪。

“眼前这事也是如此。是巫术作祟吗？我其实也会巫术。只要我想，我可以给我讨厌的人做蜡像——他们多数都是共和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用针扎蜡像，他们就会死。所以，如果你告诉我，有人杀了你伯伯，还给他施了巫术，将他变成了食尸鬼……他从墓室的棺材里跑出来，随时可能走进这个房间……那你必须恕我无礼——”

这时，房间的门突然砰的一声打开，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马克忍不住嘴里一顿咒骂。只见奥格登·德斯帕德倚着门柱，一头冷汗，面色铁青。瞧见奥格登这副样子，史蒂文斯突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奥格登用大衣袖子衬里擦擦额头。

“亨德森——”奥格登道。

“亨德森怎么了？”马克追问道。

“你让我去，”奥格登道，“去亨德森家找他，让他带些工具过来。我到了他家就一直试着叫醒他。难怪今天早上我们没见到他，他在家里昏过去了。现在他话都说不出来了，或者说讲不清楚。我想你们应该过去瞧瞧。他刚说他瞧见了迈尔斯伯伯。”

“你是说，”布伦南好像瞬间又恢复了只认事实的态度，“他瞧见了尸体？”

“不，不是，”奥格登心急道，“我是说——他说他瞧见了迈尔斯伯伯。”

注释

†　蒙塔古·罗德斯·詹姆斯（Montague Rhodes James，1862—1936），英国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他最为世人熟知的是他创作的鬼故事，这些故事多与宗教和历史相结合，给读者以极强的真实感。

1．原文中“正义之爱”使用的是拉丁文。

2．“泰山”是美国小说及电影作品《人猿泰山》中的主人公，由类人猿抚养长大。

3．指17世纪和18世纪由德国西南部或瑞士迁至宾夕法尼亚州的移民的后裔。

4．指在特殊案件中，自愿或受法院之邀为法院提供建议的非案件当事人。

5．此处为法语，意思是：警察的耳朵尖着呢，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和人幽会。

6．爱尔兰第二大城市。

7．爱尔兰传统歌曲，自1798年爱兰尔叛乱时期开始传唱。

8．盎司：作为常衡重量单位时，1盎司约为28.35克。

9．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享誉国际的魔术师、逃脱大师及特技表演者。

10．指在听审或开庭审理程序中，一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人进行的询问。交叉询问应在提供证人的本方对该证人进行直接询问之后进行，目的在于核查证人的证言或质疑证人或其证言的可信性。

11．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办人。

12．原文为Marie，为法语名字；Mary主要出现在英语之中。

13．米丽亚姆·柯尔斯·哈里斯（Miriam Coles Harris，1834—1925），美国小说家，她的首部作品《拉特利奇》被誉为美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哥特小说。该书当时是以匿名发表，因而作者神秘的身份曾一度引发众多猜测。

14．原注：请参见保卢斯著作《法典》，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

15．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英国法学家和政治家，1613年被任命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曾不惜触怒詹姆斯一世，主张普通法为最高法律，国王不应凭借其身份裁断任何案件。

16．原注：请参见《王座法院审判遗孀安妮·特纳记录》（1615年11月7日）。

17．原注：请参见《神秘学百科》（巴黎，1924）。

18．托法娜（Tofana），17世纪制毒者，曾研制出含慢性毒药——亚砷酸的美白水，即托法娜仙液，被很多女性买来用于毒杀亲夫。

19．一种存在于炼金术传说和神话中的物质，据说可用于将普通的非贵重金属变成黄金，或制造让人长生不老的万能药。

20．格拉泽（Glaser），17世纪化学家，据说曾为玛丽·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提供毒药配方。

21．艾西里（Exili），17世纪化学家、制毒者，据说曾在巴士底狱中教会戈丹·圣克鲁瓦如何制毒与投毒。

22．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贵族及知识分子阶级中盛行。黑弥撒的本质是对恶魔撒旦的一种崇拜，通过给恶魔献祭来实现愿望，例如蒙特斯潘夫人所举行的黑弥撒，就是通过杀害婴儿献祭，企图挽留路易十四对自己的宠爱。

23．原注：请参见蒙塔格·萨默斯所著的《巫术史》。

24．拉·瓦森（La Voisin），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占卜师、女巫、制毒者，据说曾在为蒙特斯潘夫人举行黑弥撒时杀害众多婴儿；1680年以巫术罪被执行火刑。

25．原注：约翰·戈勒，大斯托顿区牧师，猎巫人马修·霍普金森的反对者。

26．罗马教廷的三个教务法院之一，负责审理天主教会中与赦罪相关的案件。

27．朱里欧·莱蒙多·马萨林（Juilo Lemondo Massarino，1602—1661），法国政治家、外交家，路易十四时期的枢机主教。

28．原注：请参见《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庭审记录》（1676）、亚历山大·杜马斯所著《著名案例》、塞维涅夫人的《书信集》、菲利普·勒弗罗伊·巴里的《十二位恶魔罪犯》和贝肯黑德大法官的《著名审判》。

29．原注：请参见《小日报》（1925年5月），另见埃利奥特·奥唐奈的《现代伦敦的奇怪邪教与秘密社团》。

30．现为巴伐利亚自由州，位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南部，曾为独立王国。

31．安娜·玛丽亚·舍恩勒贝（Anna Maria Schonleben，1760—1811），德国连环杀手，曾以砒霜毒害数人，最终被判死刑。

32．原注：请参见亨利·T. F. 罗德所著《天才与罪犯》。

33．弗洛·范（Frau Van），19世纪荷兰连环杀手。她是莱顿市一名工匠的妻子，曾在十余年间对至少七十人下毒，其中包括她的父母和儿子。

34．原注：请参见F. 坦尼森·杰西的《谋杀与其动机》、H. M. 沃尔布鲁克的《谋杀案及其庭审实录（1812—1912）》，另见《大不列颠著名案例》中记载的威廉·帕默尔和普理查德医生的庭审实录，这两件案子中的受害者似乎都意识到自己中毒了。

35．海伦·杰达戈（Hélène Jédago，1803—1852），法国连环杀手，十八年里以家庭佣人的身份用砒霜毒杀了三十六人。

36．位于巴黎北部的森林。

37．在刑事法庭审案期间由行政司法官选定并召集，其职责为受理刑事指控，听取控方提出的证据，决定是否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大陪审团成员数比小陪审团的多，普通法上由十二至二十三人组成。

38．嗅盐，又叫“鹿角酒”，是一种由碳酸铵和香料配置而成的药品，给人闻后有恢复或刺激作用，可用于减轻昏迷或头痛。嗅盐是当时西方上流社会淑女的必备之物。当时人们认为淑女应该孱弱小巧，看到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时应该昏厥过去，所以身边应备有嗅盐，以便可以马上苏醒。

39．高丹·克罗斯书稿所附照片上的文字中提到了此人：我最亲爱的玛丽；路易斯·迪纳尔，1858年1月6日。

第四部分　结案陈词

“你的鼻子哪去了？”桑丘瞧见对方的脸没有那么可怕了，问道。“在我口袋里呢。”说着，那侍从自口袋里掏出纸板做的、用漆涂过的鼻子，他戴上这个鼻子的可怕相貌之前已经被描述过了……“我的圣母马利亚啊！”桑丘道，“这不是我的邻居朋友托马斯·塞西亚尔吗？”“正是我，桑丘，我的朋友。”侍从说道，“待会儿我再告诉你，他是如何上当受骗，迫不得已来到这儿的。”

——《堂吉诃德》

17

亨德森家的小屋位于榆树下，此刻房门大开，一条碎石铺就的宽步行道绕房而过。这时雾气已完全消散，露出晴朗的天空，榆树新冒的嫩叶在习习微风吹拂之下，如同一层绿色的蕾丝边。在人行道的另一端，荒废的小教堂伫立在浅蓝色的天空下，教堂门已完全被木板封死。稍远处的地面上散落着一堆砾石和碎石头，地下墓室的入口盖着网球场用的防水帆布，四角还压上了石头。

亨德森就在昨晚大家待过的那间小客厅里，他正躺在皮沙发上，眼睛半睁半合，直勾勾盯着天花板。瞧面色他真是病了，一脸阴沉，凹陷的左太阳穴上有严重的擦伤，稀疏的头发从未像今天这样，看上去像乱作一团的蜘蛛网。亨德森衣着整齐，穿的还是昨晚的那一身衣服，似乎还没梳洗过。毯子向上一直盖到胸口，青筋暴起的双手压在毯子上，颤抖不已。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他的头猛地一下扬起，身子却好像保持不动，然后他又倒了下去。

马克、布伦南和史蒂文斯站在房门口，瞧着亨德森。

“早上好啊，乔。”马克揶揄道。

或许是出于羞愧，或许是因为经历了某种无法承受的痛苦，亨德森闻言脸一抽，依旧瞪着眼珠子，呆呆盯着天花板。

“别紧张，老伙计，”马克安慰着亨德森，语气中却没有丝毫同情，他走上前，将手搭在亨德森肩膀上，“你这是操劳过度了。一把年纪，也没好好休息过。你说你瞧见迈尔斯伯伯了，这说的是什么胡话？”

“嘿，德斯帕德先生，”布伦南悄声道，“你这人怎么像墙头草？什么是胡话？五分钟前，你还相信鬼怪和‘不死之人’那一套。现在怎么又不信了？”

“我怎么知道？”马克被问得一愣，瞪着眼睛道，“除非……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你太执迷于特德的说法了。现在，亨德森家又有一个人也瞧见了鬼。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这事太巧了。”马克回身瞧着老亨德森，厉声道：“坚强点，乔！不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都给我打起精神。警察来了。”

亨德森听到警察两字，眼睛突然睁开了，脸上的神情似乎在抗议：这真是太过分了，临了还要受这个罪。他先是似乎要放声大哭，随后硬挣着半坐起来，泪眼婆娑地瞧着马克他们。

“警察，”亨德森道，“是谁找来的？”

“是你妻子。”布伦南简短地答道。

“她才不会找警察呢！你别想蒙我。我不信。”

“我们就别争了。”布伦南道，“我想知道的是，你刚才对奥格登·德斯帕德说，你瞧见他伯伯的鬼魂……”

“不是鬼魂。”亨德森哽咽了一下，反驳道。见亨德森几乎被吓丢了魂，史蒂文斯突然觉得心有不安。“起码一点也不像我听说过的鬼魂。如果是鬼魂，我才不会被吓成这样。那是——那是——”

“是活的？”

“我不知道。”亨德森痛苦道。

“不管你瞧见了什么，”马克道，“说出来。别紧张，乔。你在哪儿瞧见的？”

“就在这屋子的卧室里，”亨德森指着房间里的一扇门说，“就在那里。趁我现在还想得起来，让我想想。昨天晚上，你记得吗，当我们在——你知道的，伊迪丝小姐和露西夫人突然来了。然后你们就都回了主宅。伊迪丝小姐吩咐我给炉子生火。我照做了。然后你们都在前屋聊天，不到凌晨3点，大家就都散了。这些事你都记得吧？”

“我记得。”

“那我就继续说了，”亨德森点点头道，“本来我和你要去网球场旁的小屋里取防水帆布，好用来盖地下墓室的入口，但当时我看你很累，取帆布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就让你去睡觉，我自己去取。你谢了我，还让我喝了一杯酒。等我从后门出了主宅，听到你在我身后把门锁上，我才意识到我必须得一个人走回家，还要一个人睡。另外，网球场在庄园南面，去那儿必须得穿过我不喜欢的那片树林。

“但还没等出发，我突然想起来，今年我一直在修补那块帆布，它现在就放在我家缝纫机下面。于是，我回了家，就是回到这儿。我发现这个房间的灯灭了，我试着开灯，可灯不亮。我讨厌黑暗，还好我有提灯。于是我从缝纫机下面取出帆布，又跑出去把地下墓室入口盖上。我干得比平常快，还在帆布四角压上了石头，因为我担心万一有什么东西从地下上来，想把帆布推开，比如万一有人想从台阶走出墓室呢？

“盖好帆布，我很开心。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从不怕鬼那种东西。原因我告诉过你们，很多年前，老巴林杰先生曾对我说：‘乔，我一点也不怕死人，你也不要怕，倒是那些活着的混蛋才需要我们小心提防。’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喜欢盖帆布这差事。

“所以一干完活儿，我就回到这儿，锁了门。我又试着开灯，灯还是不亮。我觉得提灯不够亮，于是试着调了调灯芯。但我当时一定是糊涂了，不仅没弄好，反而把灯弄灭了。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知道卧室灯是好的，于是就想进卧室，然后把卧室门锁上。

“等走进卧室，我听到摇椅摇动的嘎吱声，摇椅放在窗户旁，那声音很有辨识度。我锁上门，然后瞧见椅子上有东西，正随着椅子晃来晃去。

“借着光线，我发现那是你伯伯。他正坐在摇椅上摇来摇去，就像他生前每次来看我时一样。他的脸我瞧得很清楚，还有他的手。他皮肤惨白，但没什么光泽，手是软的。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你伯伯突然伸出手，想要和我握手。

“我马上跑出去，至少是跑出了卧室，把门一下子摔上，可钥匙还留在门里面。然后，我听见你伯伯站起身，穿过房间出门追我。

“我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绊倒，碰到了头。我只记得自己倒在这张沙发边上，沙发上好像有条毯子或别的什么东西，之后的事我就记不太清了。我当时可能是打算滚过沙发，滚到另一头藏起来。我只记得这些了，接下来就是你弟弟奥格登从那边窗户爬进来，把我摇醒了。”

亨德森用胳膊肘支着身子，额头青筋暴起、冷汗淋漓，又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躺下闭上了眼睛。

马克轻轻拍着亨德森的肩膀，而其他人都面面相觑。布伦南犹豫了一下，穿过房间，啪的一声打开电灯开关，灯亮了。他又反复试了几次，瞧瞧开关，又瞧瞧亨德森。史蒂文斯则出门站到树下，经过布伦南时，他瞧见布伦南进了卧室。一两分钟后，布伦南也出了门。

“如果你现在不需要我的话，”史蒂文斯道，“我想回家吃点早餐。”

“去吧，”布伦南道，“但今天我要同时见你和你妻子，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走远。你妻子最好能在晚上之前从商店赶回来。另外，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布伦南一字一顿地强调道，“有太多事要做了。”

史蒂文斯本已转身要走，听了这话猛地回过身。“你对这事怎么看？”他对房子努努嘴。

“要我说，那家伙如果是在骗人，那他一定是我三十年里见过的最厉害的骗子。”

“我明白了。嗯——那下午见。”

“下午见，希望到那时你妻子已经回来了，史蒂文斯先生。”

史蒂文斯穿过庄园，下了山，一路上走得不紧不慢，但当他瞥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11点多了，便马上加快了步伐。玛丽应该已经回来了。可等他回到家，才发现玛丽还没回来。艾伦来过又走了，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还给他留了张便条（另一张便条），上面是艾伦的广告体笔迹，说他的早餐在烤箱里。

史蒂文斯在厨房桌上慢慢吃着煎蛋和培根，期间起身去了一趟客厅。克罗斯的手稿仍然在客厅的电话桌上，跟他离开时一样，还在公文包外面，一半插在信封里，一半露在外面。他把手稿全都抽出来，瞧着扉页。上面写着：《各时期投毒犯罪动机研究》，高丹·克罗斯，纽约市里弗代尔区菲尔丁公寓。史蒂文斯细心展平扉页，坐到桌旁，拿起了电话。

“接线员。接线员吗？能帮我查一下这个号码昨晚打过长途吗？”

这部电话显然打过长途。

“打给了哪里？”

“先生，等一下，里弗代尔区361号。”接线员的回答干脆利落。

放下电话，史蒂文斯信步走进卧室，从书架上拿下高丹·克罗斯的《陪审团绅士》，瞧着封底上克罗斯的照片。那是一张瘦削、睿智且相当阴郁的面孔，眼睛半睁半闭，乌黑的头发仅有一丝花白。他想起书的推荐语中还引用了那位博学法官闹的笑话：“根据《陪审团绅士》一书对尼尔·克里姆案的生动描述可知，作者肯定参加了当时的庭审。”他还记得报纸对此的反驳是克罗斯现在刚四十岁，根本不可能参加过庭审。他将书放回，插入书架，然后上了楼。在卧室里，他打开玛丽的衣柜门，瞧着她挂在柜子里的每件衣服。玛丽的衣服大多在纽约的公寓里，这里没有几件。

史蒂文斯在房子里上上下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浴室里的水龙头像往常一般滴答作响，楼梯踩上去也发出咯吱或噼啪的声音，空荡荡的房子里今天似乎到处都是恼人的噪音。史蒂文斯试着读书或者收听广播打发时间，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喝一杯，后来考虑到自己的情绪，还是彻底放弃了喝酒的念头。下午4点，烟抽没了，这倒让史蒂文斯松了一口气，这样他就不得不去商店买烟，不用再因为担心听到布伦南的脚步声而一直惴惴不安了。此刻的德斯帕德庄园表面看上去平静，但却好似有一股危险的暗流在涌动。

史蒂文斯刚一出门，身上就落了几滴雨水。他穿过国王大道，沿着通往火车站的小路向前走。路两旁高大的树冠像在点头，又像在跳舞，一切全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商铺已开始亮灯，灯光透过玻璃看过去红红绿绿，马上要到商店时，史蒂文斯听到有人喊他，昨天晚上他仿佛也听到过这样的喊声。在印着“J. 阿特金森，丧葬承办人”的两扇玻璃之间，有一道门打开了。有人正站在门口向他招手。

史蒂文斯穿过马路。跟他打招呼的是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略微发福，身上穿着庄重的正装。稀疏的黑发梳成中分，丝丝缕缕打理得好像鱼刺。一张娃娃脸和蔼可亲，行为举止令人感到舒服。

“是史蒂文斯先生吧？”男子说道，“我们还没见过，但我一瞧就知道是你。我是小阿特金森，约拿·阿特金森。我父亲已经退休了。进来坐一会儿？我有东西要给你。”

进了屋里，窗户上那不起眼的窗帘与从屋外看到的感觉不一样，比史蒂文斯原以为的更高一些。窗帘是黑色的，这间小小的，铺了软地毯的等候室因而有一种奇怪的梦幻感，让人看着心情平和，或许这正是店主想要营造的气氛。瞧着房间里的这些东西，你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用途，除了放在后门两侧的两个巨大的大理石花瓶，它们看着与地下墓室里的花瓶很像。约拿·阿特金森走到房间另一侧的桌子前，行为举止泰然自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地方，但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他似乎在努力压抑心中的好奇。

阿特金森返回来，递给史蒂文斯一张照片，上面的人正是1861年因为谋杀被斩首的玛丽·德奥贝。

“有人让我把这个还给你。”阿特金森道……“天啊，你这是怎么了？”他追问道。

史蒂文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感觉自己好像在做一场噩梦。连约拿·阿特金森的和蔼态度、探头探脑时头上如鱼刺一般的头发好像都是噩梦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那张照片，还因为当阿特金森去取照片时，他瞧见放着照片的桌上摆着几本普通杂志，其中一本杂志中露出一截绳子，绳上系着几个不规则的绳结。

“哦，没，没事。我没事。”史蒂文斯突然想起源于这个殡仪馆的那个侦探小说灵感，“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阿特金森面露微笑。“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你坐7点35分的火车抵达了克里斯彭。我当时就在这间等候室，正忙着什么，碰巧瞧了眼窗外，就瞧见你了。”

“对的，对的。我当时好像注意到屋里有人！”

阿特金森听了这话面露疑色。“当时外面有车正在等你。车刚调头开走，我就听见大街上有人大喊大叫。好像有人站在通往火车站的台阶那里，正挥手大喊。我打开门想瞧瞧是怎么回事。你的车开走时，火车站售票处的兼职员工刚好走下台阶。好像是你的照片从书稿还是什么东西里掉出来，落在了车厢里。列车员发现了照片，火车开走时，列车员从通过台把照片扔给了兼职售票员。那人当时刚要下班。”

史蒂文斯回忆起火车上的情景。为了瞧清楚照片，他把照片从书稿的别针上取了下来。看了之后他把照片往书稿里一插。再之后，威尔登突然和他打招呼……

“你的车开走了之后，”阿特金森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恼火，“那个兼职售票员从我店门口经过。瞧我还站在门口，他说他下班了，问我能不能等见到你时，把照片还给你。那人挺搞笑的，他给我瞧了那张照片，说我给你比他给更合适。”阿特金森指着照片下方“斩首”这两个字，“不管怎样，照片还你了，你应该还想要它。”

“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史蒂文斯道，“很高兴它能失而复得。事情要是都这么简单就好了。对了，我有件事想问你，你可别以为我疯了。这事儿很重要。”史蒂文斯指着远处那张桌子，“那根绳子是怎么回事，就是系着绳结的那个？”

阿特金森显然只对照片很感兴趣，他直起腰，四下瞧瞧，然后嘴里嘟哝着把绳子收起来，放进了衣兜。

“你是说这个？这是我父亲的。他经常做这个，还到处乱放。他脑子现在有点——你懂的。他总爱做这玩意儿。拿根绳子系绳结，就像有人喜欢抽烟、转扣子或摇钥匙一样，就为了不让手闲着。他们总叫他‘角落里的老人’。你喜欢看侦探小说吗？还记得在奥希兹女男爵[1]写的小说里，有个坐在咖啡馆角落里，喜欢没完没了系各种绳结的老人吗？”阿特金森盯着史蒂文斯，继续道，“我父亲也喜欢系绳结，过去他可不这么乱放。你怎么问起这个？”

在这短短几分钟里，回忆突然如潮水般涌上史蒂文斯心头。他想起昨晚与帕廷顿聊天，在谈到老阿特金森时，他还以为帕廷顿说的是醉话：“马克的父亲很喜欢老阿特金森，过去常跟他开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玩笑，比如他会问老阿特金森，你还总坐在那个‘咖啡馆’或‘角落’里吗？我都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得请你帮我一个忙，”阿特金森执拗地问道，“告诉我，你为什么问这个？这对我可能很重要。是不是——”他欲言又止，“我知道你是德斯帕德家族的好朋友。迈尔斯·德斯帕德的葬礼就是由我们承办的。是不是葬礼出了什么——？”

“问题？哦，没有的事儿。”史蒂文斯觉得有些话还不能告诉阿特金森，“但这些绳子有没——嗯，有没有可能落在迈尔斯·德斯帕德的棺材里？”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这店表面上还是由我父亲负责，”阿特金森答道，随后乱了风度，急忙追问道，“该死！那真是不可原谅！该不会真有绳子落在——”

绳子确实出现在棺材里，但难道真是老阿特金森一如既往地在一根绳子上系了九个绳结，却碰巧把它落在了棺材里？那迈尔斯·德斯帕德死的那个晚上，他枕头下系着九个绳结的绳子又怎么解释？史蒂文斯继续心不在焉地应和着阿特金森，心中的疑团依旧没能解开。

照片丢失的事现在搞清楚了，原来是昨晚掉在火车上了，可照片本身还是个谜。不过，现在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老迈尔斯的尸体确实被放进了棺材。史蒂文斯把能说的都告诉了阿特金森，也问了一些问题。阿特金森则跟他讲了当时老迈尔斯下葬的情况。

“我就知道，”阿特金森手轻轻拍着桌子说，“庄园里肯定出了什么奇怪的事！大家都在说。哦，当然，我们可不能往外说。不过，你想知道的，我肯定会如实告诉你。不管怎样，迈尔斯·德斯帕德的遗体肯定被放进了棺材，是我亲自帮忙放的，之后棺材就交给了抬棺人。这点我的助手可以作证。你也知道，抬棺人抬上棺材就直接去了地下墓室。”

这时，等候室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个男人从街上走了进来。

路灯昏暗，丝丝点点的雨水顺窗滑落。进来的男人在灯光下只显出一个剪影。来人矮矮的个头，虽然穿着皮大衣，给人感觉却蔫蔫的。无论是他身上略显时尚的皮衣，还是头上歪戴着的棕色软帽，都让人联想到迈尔斯·德斯帕德，看了心里发毛。不过，死人肯定不会开豪车，比如停在外面马路旁的那辆配有司机的奔驰。男人走进屋，刚向前迈了两步，史蒂文斯他们就看清楚了，这人显然不是老迈尔斯。

男人身上的皮衣并非特别时髦的款式，带有一丝三十年前那种略显保守的复古风。他年纪至少也有七十多岁了，相貌十分丑陋，满脸褶皱，虽然鼻子坚挺，可整个人给人感觉像一只类人猿，但这副相貌又不能说没有吸引力。史蒂文斯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人，而且还见过不止一次，然而这张脸在他的记忆中模糊得好像一张素描，无论怎么想，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男人的眼睛像猴子的一般明亮，他凶巴巴地扫了一眼四周，然后目光落在了史蒂文斯身上。

“恕我冒昧，”男人道，“先生，我能跟你谈一谈吗？我一直跟着你来到这儿，大老远来就是为了见你。鄙人克罗斯——高丹·克罗斯。”

18

“是的，你心里想得没错。”克罗斯似乎看透了史蒂文斯在想什么，他从容地从皮衣里掏出名片，有点不耐烦地打量着史蒂文斯。“你觉得我比我坚持要印在书封底的那张照片上看着更老、更丑，”他挑明道，“正因如此，我才选了那张照片。不过仔细瞧的话，现在的我和三十年前有些地方还是一样的。那张照片是我进监狱之前照的。”说着，克罗斯抬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

“你还在想，”克罗斯继续道，“我出书的版税虽然不错，可买不起——”他指指屋外的奔驰汽车，“你想得没错。进监狱前我手里有点钱，这钱也没法花了，于是我就让它利滚利，再加上我在监狱写书挣的钱，结果就变成了一大笔财富。这正是金融家和作家的区别。金融家是先挣钱，再进监狱，作家则是先进监狱，再挣钱。阿特金森先生，抱歉要打断你们了。史蒂文斯先生，请跟我走吧。”

克罗斯打开了门，史蒂文斯早已惊得目瞪口呆，愣愣地跟着他出了殡仪馆。奔驰司机打开车门。“上车。”克罗斯道。

“我们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克罗斯道，“亨利，随便开吧。”

汽车的引擎发出轻柔的轰鸣声。豪华汽车后排座的灰色软垫坐着很温暖。克罗斯坐在一角，专注地盯着他的客人。脸上除了之前那副嘲讽和凶巴巴的表情之外，还有一丝史蒂文斯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他面色凝重地掏出雪茄盒，示意史蒂文斯来一根。史蒂文斯接过雪茄，觉得自己从没像现在这样这么想抽根烟。

“说出来吧？”克罗斯道。

克罗斯依旧神色凝重，或者说颇有些嘲讽的意味，他摘下帽子，举在头顶。虽然他两鬓浓密，可这个举动暴露了他干瘪的秃头，一根头发桀骜不驯地翘起，在秃头上飘动。奇怪的是，瞧着眼前这搞笑的情景，史蒂文斯却笑不出来，也许是因为克罗斯那如猴子一般明亮的眼睛正闪着冷光。

“说什么？”

“你现在应该憋着一肚子火吧？”克罗斯问道，“我是说你妻子和我素未谋面，昨夜却大老远地开车到我家，把睡得正香的我叫醒，向我请教了几个问题，而且还睡在了我家。但你应该不会以为这是幽会吧。我是和我的管家米尔罗伊德夫人睡的，抛开这个事实不说，年龄也不饶人了。先生，我希望你猜得到你妻子是去找我了。如果你聪明，早该想得到，可我觉得你没那么机灵。”

“除了奥格登·德斯帕德，”史蒂文斯道，“你可能是我见过的说话最让人讨厌的人。既然你这么开门见山，那我也就不妨直说了，你跟我想象中的奸夫不太一样。”

“哈，这样最好。”克罗斯咯咯笑了几声，然后高声道，“但这可说不准吧？你年轻——没错。健康——我想是的。但我有智慧。你们编辑部的头儿，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莫利？莫利跟你提过我吗？”

史蒂文斯回想了一下。“没有，他只问我有没有见过你，仅此而已。玛丽现在在哪儿？”

“在你家。不，等等！”克罗斯伸出胳膊，挡住车门，“先别下车。别急这一会儿。”随后他身子向后一靠，若有所思地抽着雪茄，脸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干枯了，“年轻人，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研究过大量案例，比一百七十五岁的人应该知道的还多。那是因为我有机会接触到第一手材料。我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年的时光。我今天是来帮你妻子给你解惑的。”

“我谢谢你，”史蒂文斯道，“我刚才就不该和你说话。但既然你这么说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玛丽·德奥贝的照片，“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照片是什么意思吗？我妻子为什么去找你？还有，你能跟我说说你名字的由来，或者你的家世吗，你真叫高丹·克罗斯？”

克罗斯先咯咯干笑起来，笑得身子乱颤，然后又恢复了严肃。

“哈，看来你一直在琢磨这张照片。你妻子担心的正是这个。没错，我是叫高丹·克罗斯，我有权用这个名字。二十一岁那年，我拿着单边契据[2]把名字改成了高丹·克罗斯。我原来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莫斯鲍姆。别误会，我确实是犹太人，而且像我所有伟大的祖先一样，我对自己的名字感到自豪。若不是我们，你们就不会有现在的生活，你们的世界会陷入一片混乱。但是，”克罗斯又画蛇添足地补充了一句，“我还是个自我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莫斯鲍姆这个名字不足以体现我的个性。这么说没错吧？

“我觉得有些事最好告诉你，研究犯罪是我的个人爱好，从我年轻时就是。当然了，克里姆被捕受审时，我就在英格兰。而普兰吉尼被捕受审时，我也在法国。很少有人知道博登的案子，可我知道。快到四十岁的时候，为了证明犯罪是件——‘简单事’，我犯了罪。你肯定忍不住想讽刺我，为证明犯罪很容易逃脱惩罚，我竟然在监狱待了二十年。没错。但我之所以被警察发现，仅仅是因为我自己开了口。我喝醉说漏了嘴。”

克罗斯吐了一口烟，然后挥手驱散烟雾，转了转如猴子般明亮的眼睛。

“谁能想到服刑的日子竟是一段美好时光！在监狱里，我成了典狱长的左膀右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可以直接接触所有案子的犯罪记录，不只是我所在的监狱，还包括典狱长想要从中了解案情的所有机构。就有些案子来说，我甚至比负责审讯的法官或负责定罪的陪审团更了解凶手。我还了解抓捕那些罪犯的警察。所以，我没申请假释或减刑。到哪儿去找比这更好的地方？花着国家的钱，把自己的钱存起来。等我一出去，我就是个有钱人了。”

“只有你会这么想罢了。”史蒂文斯道。

“可这么做有一个缺点，我想你也认同，那就是入狱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当我写书出了名之后。我服刑期间的登记名就是这个特别的名字——高丹·克罗斯，而且还出了名。出狱后，我不想为了隐藏身份再变回阿尔弗雷德·莫斯鲍姆了，但高丹·克罗斯这名字很容易勾起人们的回忆。我可不希望有人将文坛新星高丹·克罗斯与1895年因谋杀入狱的高丹·克罗斯联系到一起。所以我坚称自己四十岁，并要求必须在书的封底印上一张与我早年完全不像的照片，以免有人认出我。”

“你是因为杀人入狱的？”

“当然。”克罗斯轻飘飘的语气听得史蒂文斯心里一凛。克罗斯抬起戴着手套的手，拂去落在外套上的烟灰。“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书中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可信了吧？你刚才问你妻子为什么找我，现在我来告诉你答案。因为她只看了我新书的第一章，就知道我写的都是真的——我知道一些事，而她却不知道。”

“什么事？”

“1676年的玛丽·德奥贝、1861年的玛丽·德奥贝，还有她祖先的其他事，这么说其实不准确，应该说她所以为的祖先。”

“你好像了解，或者说知道，”史蒂文斯缓缓张口道，“很多我心中不明白的事。我现在……不只现在，还有刚才和过去所想的……谋杀和‘不死之人’，难道这些都是真的吗？”

“不——很抱歉，”克罗斯斩钉截铁道，“至少玛丽的事不是真的。”

史蒂文斯心中暗想：我现在坐在舒服的豪车里，抽着上好的雪茄，眼前坐着一位我既相信，又不敢相信的自以为是的杀人犯。可相比在殡仪馆听到的，眼前这个干瘪小老头说的话仿佛有一种奇特的魔力，一下子就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带我步入解开谜团的正轨。史蒂文斯望向车外，窗外的兰开斯特高速公路已笼罩在一片阴沉的雨雾之中。

“我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三年了，”克罗斯眨眨眼道，“但你了解你妻子吗？不，你不了解。怎么会这样呢？女人都喜欢闲聊。如果你提到你伯伯，女人也会说她的伯伯。如果你说你某个体面的伯祖母有一次用西红柿砸猫，结果打到了警察，那么女人也会跟你说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家庭趣事。可你怎么从没听妻子讲过她家的趣闻呢？那是因为她有苦难言。哈！不过我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让她把心里的秘密都说出来了。因为她需要我来替她解惑。

“现在，听好了。在加拿大西北部有个长年阴郁凄冷的地方叫吉堡，那里有一家人姓德奥贝，他们确实是那位红颜杀手——玛丽·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所属的德奥贝家族的远亲。吉堡的德奥贝家中也出了一位玛丽·德奥贝，就是你照片里的那位。这两位玛丽·德奥贝都是真实存在的。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在写这本新书时，我不辞辛苦前往吉堡住了两周，专为搜集这个家族的资料。我想好好查一查是否还有更多有关传说中的‘不死之人’的事例。我不信道听途说的事情，而是认真核查了这个家族的出生证明和教区登记记录。你那位值得尊敬的妻子以为自己是德奥贝家族的一员，可事实上她和这个家族没有任何关系，她是三岁时由阿德里安娜·德奥贝女士领养的，而阿德里安娜是这个邪恶家族仅存的血脉。玛丽的姓也不是德奥贝，就像我叫克罗斯一样，是后来改的。玛丽的母亲是法籍加拿大人，父亲是苏格兰的工人。”

“那我就不明白了，”史蒂文斯嘀咕道，“我到底该相信巫术，还是科学？你瞧瞧那张照片。我妻子和那个玛丽·德奥贝简直太像了，连表情都——”

“那你猜猜，”克罗斯道，“阿德里安娜为什么要领养你妻子？”

“为什么？”

“就因为长得像。因为她们两个长得实在太像了。确切来说，阿德里安娜本身就是一个老巫婆。如果我一直住在吉堡，我会相信她真的就是巫婆。吉堡的天总是阴沉沉的，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雪。你知道吉堡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吗？17世纪时，黑弥撒被称为吉堡弥撒。这家人住的房子跟德斯帕德庄园很像，也是一排低矮的房子，房后是长满冷杉树的山。

“德奥贝家坐拥木材资源，生活富裕，但即便有地方可去，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也很少出门，而是整天坐在壁炉前看照片。阿德里安娜之所以领养苏格兰工人的孩子，原因只有一个，她认为这孩子身上流着‘不死之人’的血，而那个被砍掉脑袋的玛丽·德奥贝会借这孩子的身体复活。她给这孩子看玛丽·德奥贝的照片，讲玛丽·德奥贝的故事，还告诉她冷杉树林有鬼怪。如果孩子不听话需要教训，她就会让孩子遭受德奥贝家的祖先所受的刑罚。比如，她会用漏斗往孩子身体里灌水，还用火烧她，让她感受被火烧的滋味。还需要我给你描述一下详情吗？”

“不用了。”史蒂文斯双手捂头道。

此时的克罗斯浑身上下焕发出一股奇怪的活力，他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之中，仿佛在津津有味地欣赏一件艺术品。他身子向后一靠，扬扬自得地抽起雪茄。大大的雪茄与干瘪瘦小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比，彻底毁掉了他本该有的冷酷，而且让他显得有些滑稽。

“年轻人，这就是一直以来与你朝夕相处的女人。”克罗斯的语气柔和了些，“她一直把这个秘密隐藏在心底，问题是……在我看来，她嫁给你之后，差不多已经摆脱了梦魇一般的过去，可在你们与德斯帕德家族的交往中，有几件事碰巧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比如，在某个星期日下午，当着护理迈尔斯伯伯的护士的面，德斯帕德夫人谈起了毒药——”克罗斯狠狠盯着史蒂文斯。

“这事我知道。”

“啧啧！这事你都知道了？你妻子将心中的恶魔压抑得太久了，就好像她把它们关进盒子，盖紧了盖子，可它们却一下子跑了出来。这都要怪那次关于毒药的谈话。你妻子也说不太清她当时的感觉，只觉得整个人都晕晕的，她是这么描述的：‘厄运终于降临了，夏洛特女郎惊呼道。[3]’”克罗斯厌恶地对着玻璃隔窗吐了一口烟，“我的天啊！她甚至蠢到跟那个护士出去，对着护士叽里咕噜地谈起了毒药。她对我说，她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做。这个问题精神科专家倒可以回答她。事实上，她一点问题也没有，精神再正常不过了。否则的话，我敢打包票，以那位阿德里安娜姨妈养育孩子的方式，你妻子肯定会变成怪人的。可是聊过毒药之后不到三星期，德斯帕德家族的老伯伯就死了。另外，你还把我那本书的手稿拿回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再加上马克·德斯帕德又带着那位蹩脚医生来告诉你（你妻子当时就在门外偷听），首先，他有证据证明他伯伯是被毒死的；其次，有人瞧见他伯伯房间里有一位女子，穿着很像玛丽·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马克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此事极其诡异。如果你到现在还无法理解你妻子当时的心情，那你真比我想的还要蠢。所以，你妻子不得不去找我，向我询问关于她祖先的真相。”

史蒂文斯的头依然埋在两手之间，眼睛盯着车上铺的灰色地毯。

“让司机掉头，可以吗？”史蒂文斯愣了半晌，请求道，“我想回去见我妻子。上帝啊，帮帮我吧，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不会再让她受这种折磨。”

克罗斯通过送话器吩咐司机掉转车头。“这真是最有趣的一件案子，”他倨傲地说道，“让我来安慰人，这活倒是新鲜。实话跟你说，这也让我很头疼。你我素不相识，而你妻子却委托我在你见到她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她似乎不愿意做这事儿。我其实一直都没搞懂她到底看上你什么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有，要是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你，那她提到吗啡片了吗？”

克罗斯恼火道：“哦，我怎么把这事忘了。是的，吗啡片是她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不用回答，你肯定不知道。你回忆一下，你和你妻子有天晚上去著名的（要我说是令人痛苦的）德斯帕德庄园做客。你还记得是哪天吗？”

“我记得很清楚。是星期六晚上，4月8号。”

“对的。你还记得你们当时在德斯帕德庄园做什么吗？”

“为什么这么问？我们上楼去玩桥牌，可——”史蒂文斯突然顿了一下，“可最后没玩成，那天晚上我们讲鬼故事了。”[4]

“没错。是讲鬼故事，我猜讲的都是很可怕的故事，而且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当着一个被心中的秘密吓得半死的女人的面讲的。你妻子当时只希望做一件事，那就是睡觉。她希望一上床就马上睡着。希望关灯后不要做梦，把女巫的事彻底忘掉。你没发现你妻子不对劲，这我不奇怪，可我搞不懂为什么德斯帕德家的人竟然也没注意到。德斯帕德家族似乎对你们两人都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影响，这个家族能对女巫产生很强的刺激……”

汽车平稳地前进着，引擎嗡嗡作响，车外传来隐隐的雷鸣。雨水开始用力拍打车窗。克罗斯降下车窗，把雪茄扔出车外，雨水趁机飘进了车里，惹得他忍不住咒骂了几句。史蒂文斯感觉自己脑海中的迷雾终于散去，但有一件事他还不明白。他还有一个问题。

“对女巫产生很强的刺激，”他重复着克罗斯刚才的这句话，“是的，你说得对。我现在好像也瞧出点门道了，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实在弄不明白：尸体怎么会从地下墓室里凭空消失呢？”

“哦，凭空消失，有这回事吗？”克罗斯闻言像枝头的猴子一样突然蹦起来，身子前倾道，“我也正要说这个。我说过，我来是为了帮你妻子给你解惑的，但我必须先知道在地下墓室里发生了什么。还有十分钟就到你家了。现在跟我说说吧。”

“我很乐意跟你讲。只是不知道有哪些可以告诉你。当然，警察已经来了，所以不管怎样，这事最终都得被公开。布伦南警监——”

“布伦南？”克罗斯双手支膝，警觉地问道，“不会是弗朗西斯·泽维尔·布伦南吧？那个老狐狸弗兰克？总喜欢讲他父亲糗事的家伙？”

“就是他。你认识他？”

“我认识他的时候，”克罗斯斜着一只眼，若有所思道，“他还只是个警司而已。每年圣诞节他都给我寄贺卡。他玩得一手好扑克，可惜天赋还是有限。无论是什么案子，他们都喜欢听我的意见。你继续说吧。”

克罗斯听着史蒂文斯的讲述，他的脸随着情绪的起伏而显得时而年轻，时而苍老，偶尔他会评论一句“漂亮！”，或用手指弹一下软毡帽的帽檐，期间他只打断过史蒂文斯一次，而且只是为了告诉司机开慢点。

“你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吗？”克罗斯问道。

“我现在不知道自己相信过什么，或者说还能相信什么。当他们谈起巫术——”

“这根本不关巫术的事，”克罗斯斩钉截铁道，“不要把巫术和这破事相提并论，那是对黑色艺术的侮辱。这是一起谋杀，伙计！是谋杀，不过凶手的确精于算计，或许还一丝美学上的考虑，可在谋划过程中却犹犹豫豫，差错百出，其实这整个计划中最妙的一部分完全是场意外。”

“你是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背后元凶你已经知道了？”

“当然。”克罗斯答道。

低空中突然响起一声惊雷，轰隆隆的回音一直传到天际，紧接着一道闪电划过，车窗在雨中看着愈发漆黑。

“那么，凶手是谁？”

“显然是庄园里的人。”

“我可提醒你，庄园里的每个人都有事发时不在场的确凿证据。当然了，亨德森夫妇除外。”

“亨德森夫妇和这事没关系，这点我确定。另外，与亨德森夫妇相比，凶手与老迈尔斯关系更近，而且受到老迈尔斯之死的影响也更大。至于你说的事发时不在场的确凿证据，别太把它们当回事。在我杀死罗伊斯的时候（对这人我得多说一句，那个人完全该死），我也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据。有二十个人，包括侍者在内，都愿意给我作证，证明案发当时我正在德尔莫尼科餐厅吃晚餐。我当时使用了一个巧妙有趣的机关，以后如果有时间，我很愿意跟你讲讲。另外，我最初靠抢劫谋生时，同样也有不在场的证据。凶手杀死老迈尔斯的手法一点也不新鲜，就连从地下墓室偷尸体的方法也是前人用过的，我的朋友巴思申还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改良。巴思申1906年出狱，很不幸，他回到英格兰后，他们不得不绞死他。话虽如此，单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巴思申做的一些事情很值得称赞。车好像要到你家了。”

汽车在熟悉的大门前还没停稳，史蒂文斯就已经下了车。房子里没亮灯，但在通往房门的步行道上，有一个熟悉的壮实的身影，那人正盯着他们，手中的伞左右摇晃——雨水飞溅，落在了布伦南警监干净的外套上。

“弗兰克，”克罗斯道，“过来。上车。”

“原来是您——”布伦南道，“抱歉，克罗斯先生，现在不行，我有公务在身。之后我再——”

“你这个老狐狸，”克罗斯道，“我只用了十五分钟，了解的情况就比你一天调查到的还多。我会帮你理清头绪，给你指点迷津的。上车吧，我有话要跟你说。”

布伦南收了伞，感觉像是被逼着上了车。史蒂文斯任由雨水拍打着脸庞，默默瞧着克罗斯的车消失不见了。他说不出话来，喉咙哽咽，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他格外晕眩。但他依然稳稳地转过身，向房门走去，因为玛丽还在家等着他呢。

19

两人站在客厅的后窗前，瞧着屋外的花园。他将她拥入怀中，他们的心里皆平和而宁静。现在大概是晚上6点钟，雨已变得淅淅沥沥，不再顺着屋檐四处乱窜。暮色尚未降临，花园已披上一层白色的雾纱。透过白茫茫的雾气，隐约可见湿漉漉的青草、榆树以及早已瞧不出形状和色彩的花坛。两人互通心曲，告知彼此自己今天的经历。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法儿告诉你，”她双手抱紧他的腰说道，“有时是因为我觉得这事太荒诞了，有时我也担心说出来太可怕，而你又那么——那么温和，那么敏感。像阿德里安娜姨妈这种人，任谁也无法轻易摆脱。我现在终于摆脱她了，当然，是在我成年之后。”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玛丽，我们现在可以不说这些。”

“不，我要说！”玛丽微微扬起头，但身子并没发抖，灰色的双眼满含笑意，“就是因为我不说才惹了这么多麻烦。我一直想搞清我的家世。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在巴黎那次。”

“记得，是在新圣保罗街16号。”

“对，那所房子其实是——”玛丽顿了顿，转而道，“我到了那儿，坐在院子里，想知道能不能感觉到点什么。有一件事听起来会非常荒谬，但现在我要把它说出来：阿德里安娜姨妈一定有一种可怕的力量。你从没见过我的家，特德。我希望你永远也别看到。房后有座山……”玛丽头向后仰，好让他看到自己的前颈，她的喉咙在颤抖，但并非因为恐惧。她放声大笑道：“现在，我找到克服恐惧的办法了。要是你感觉我像被女巫上了身，看我充满恐惧，或者睡觉时做了噩梦或被吓醒，我要你马上做一件事。只要你低声对我说：‘玛吉·麦克塔维什’，我就好了。”

“为什么要说‘玛吉·麦克塔维什’？”

“那是我的本名，亲爱的。一个充满魔力的可爱名字。不管你费多大力气，其他方法都不会起作用，只有这个法子能奏效。但我真希望德斯帕德庄园没那么……那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德斯帕德庄园的房子和我以前的家太像了，本来我以为你已帮我摆脱了过去，可德斯帕德庄园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更荒唐的是，我好像摆脱不了那所房子，它总像个噩梦似的缠着我，或者说是我无法无视它。听着，特德，我的确问过买砒霜的事儿！那真是太糟了，我不知道——”

“玛吉，”史蒂文斯道，“麦克塔维什。”

“哦，我没事。都怪那个星期六晚上你们讲鬼故事，搞得气氛怪怪的，马克讲了一个可怕的……当时我感觉我随时都可能会忍不住放声尖叫。我必须忘掉那些事，不然我会疯的。那些药片确实是我偷的，尽管第二天我又把药瓶还回去了。特德，我知道你听了后会怎么想！有那么多对我不利的证据，换作是我，我都会认为自己最有嫌疑。这事如果发生在过去，那么不需要这么多证据，我就已经够判火刑的了。”

史蒂文斯将玛丽的脸转向自己，轻轻帮她按摩着双眼。

“只是探讨一下，”史蒂文斯问道，“药丢后的第一个星期三晚上，你是不是给我们都下了药？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因为那天晚上我困得不行，10点半就上床睡觉了。”

“没有，我真没有，”玛丽答道，“我没骗你，特德。而且即使我想下药也不可能，因为我只拿了一片药，吃的时候还分成了两半——”

“一片？可据说丢了三片。”

玛丽一脸迷茫。“那一定还有其他人拿了，”玛丽笃定道，“我就害怕出现这种事，真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可以拿性命担保。特德，我想知道这整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的确有人杀了可怜的老迈尔斯。可我确定不是我干的，就算是在梦里我也不会有那样的念头，因为事发当晚，我到11点半才睡着。我没吃偷来的药，也没喝酒，我就躺在你身边，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你不会明白记住这些对我有多大的安抚作用，但我想庄园里肯定有人猜到了我的心事，知道我心里正备受折磨。你刚说伊迪丝——”

玛丽突然打住，换了话题。

“但，哦上帝啊！特德，虽然我嘴上说自己如何获得了自由，摆脱了过去，但现在谁要是能解开这诡异的谜团，我会觉得更开心！我是说——谋杀，真的是谋杀吗？可能吗？你说克罗斯先生……对了，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史蒂文斯想了想说：“嗯，克罗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恶棍。据他自己说，他曾是个贼，还杀过人，除非他是在吹牛，否则谁知道他还做过什么其他伤天害理的事。要是他惦记上我的什么东西，那我必须得睁大眼睛防着他，这家伙没准会割断我的喉咙。他好像根本没什么道德感。假如17世纪真有恶魔，而且还活到现在化身成人，那肯定就是克罗斯的样子。”

“你可别这么说人家。”

“别急，玛丽，我还没说完呢。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他，可他还挺招人喜欢。他好像很喜欢你——这家伙狡猾得像个猴精。另外，如果他能解开这些谜团，我就想办法把出版社原本给他的首印三千册的版税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玛丽突然打了一个寒战，俯身向前去开窗，史蒂文斯帮她打开窗户，一股新鲜空气顺窗而入。

“雾还没散，”玛丽道，“但我好像闻到有烟的味道。等这事结束，你能请个假陪我出去散散心吗？或许我该把阿德里安娜姨妈弄到这儿来，离开吉堡那个环境，我看她还有多厉害，我要证明她只不过是个丑老太婆。你知道吗，我可以把黑弥撒仪式的步骤都背出来。我亲眼瞧见过——真是邪恶至极，有机会我给你讲讲。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你等我一下。”

玛丽转身跑回客厅。史蒂文斯听到她上楼的声音。等她回来时，她手里捧着那只猫头金手镯，好像怕被烫到一样。窗户旁的光线虽然昏暗，可史蒂文斯依然瞧见她满脸通红，胸口随着呼吸上下起伏。

“给。我只有这一件属于她的东西，”玛丽抬眼道，史蒂文斯可以瞧见她的灰色虹膜和黑色瞳孔，“留着它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漂亮，据说还能给人带来好运。但看到你那张老照片上的女人也戴着一只这样的手镯，我就想把它熔了，或者——”玛丽的目光投向窗外。

“好，把它从窗户扔出去。”

“可——可这东西值不少钱呢。”玛丽犹豫道。

“去它的吧。我会给你买个更好的。来，把它给我。”

史蒂文斯懊悔自己之前竟然会怀疑玛丽，此刻他的所有悔恨仿佛都集中在这只手镯上。他如同一位二垒的捕手，猛然挥臂转身，将手镯用力抛出窗外。随着手臂的挥动，一直压在他心中的大石仿佛也砰的一声落地了。那手镯在榆树上方划出一道弧线，被树枝弹了一下，然后消失在茫茫的雾气之中，与此同时，雾中传出一声猫的尖叫。

“特德，别——”玛丽急道，“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史蒂文斯正色道，“那手镯不轻，被我这么用力地扔出去，要是真砸到猫肚子上，猫肯定得惨叫。”

“有人来了。”玛丽愣了一下道。

两人先是听到脚踏着湿漉漉的草地的声音，随后这人又上了碎石路。白雾之中渐渐现出一个人的身影，看起来行色匆匆，步伐僵硬。

“还真有人，”史蒂文斯道，“你不会以为你刚才唤醒了地下幽灵吧？那不过是露西·德斯帕德而已。”

“露西？”玛丽的语气有些奇怪，“是露西？可她怎么从后门过来了？”

不等露西敲门，两人就已经跑到后门去迎接了。露西走进厨房，摘下湿漉漉的帽子，格外用力地梳理了一下她的黑发。匆忙之中披上的外套将她的裙子弄得皱皱巴巴，她虽然没哭，可两眼通红。她在一把白色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抱歉，但我不得不打扰你们一会儿，”露西一边说，一边用目光打量着玛丽，仿佛心里在琢磨什么，但好像又突然被新冒出来的念头打断了，她哑着嗓子道，“庄园我是再也待不下去了。对了，如果你们这儿有酒的话，我想来一杯。那边刚才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特德……玛丽……马克跑了。”

“跑了？为什么？”

露西盯着地板瞧了半晌，一直默不作声。玛丽将手搭在她肩膀上以示安慰。

“可以说是因为我，但还有其他原因。”露西道，“在——在午餐之前，一切还都挺好的。我们想请那位人还不错的警官——你知道的，就是那个老狐狸弗兰克——和我们在庄园共进午餐。但警官不肯，坚持要自己出去吃。此前马克一直很安静，这会儿他也同样如此。他一句话也不说，谁也瞧不出他在发火，正因为这样，我才意识到他有些不对劲。等大家都进了餐厅，刚要入座，马克径直走到奥格登面前，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然后就开始打他。给了奥格登一顿好打！我吓得都不敢瞧，也没人能拉开马克。你知道马克那人。他就那么一直打……之后，马克还是一句话不说，直接离开餐厅去图书室抽闷烟去了。”

露西战栗着吸了口气，抬起了头。玛丽听了这番话既困惑，又不安，先瞧了眼史蒂文斯，然后又把目光转向露西。

“我可不想瞧见那种场面，”玛丽涨红着脸道，“但说实话，露西，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一直纳闷之前为什么没人教训那个奥格登，他欠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没错。”史蒂文斯应声附和道，“我猜马克打奥格登一定是因为他给警察写信，还发了那些电报吧？马克干得好。”

“是的，奥格登承认那些都是他干的，但应该不只是因为这个。不管怎样，要我说，跟奥格登过不去，”露西淡淡道，“是在犯傻。”

“你这么说我可不太赞同，”玛丽接口道，“我就很想和他过不去。他——嗯，有一次他想讨好我，话说得多少有点隐晦，我故意没搭理他，他竟然惊讶得不得了。”

“等等，”露西道，“我还没说完呢。伊迪丝和我给奥格登洗了脸，把他弄醒，听到了吧，人都被打得失去知觉了。等奥格登刚能站起来，他就立马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说有事要宣布。他把大家叫到马克隔壁，好让马克也能听到……我——我不知道你们对汤姆·帕廷顿的事了解多少。就是那个帕廷顿医生。他本来和伊迪丝订了婚，结果却被人发现私自做流产手术，他之所以躲过了判刑，是因为逃到了国外。伊迪丝一直认为，或者说，她一直声称她认为那个做流产手术的女孩是帕廷顿的情妇。我觉得伊迪丝其实并不是真心喜欢帕廷顿。伊迪丝人很优秀，可性格高冷，冷得像块冰，我相信她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因为那个做手术的女孩——珍妮特·怀特，伊迪丝和帕廷顿分了手……可今天听奥格登一说，我们才知道了真相，那女孩其实不是帕廷顿的情妇，而是马克的情妇。”

露西停了一下，依然淡淡道：“帕廷顿是马克最好的朋友，可这事马克从没告诉过他，也没对其他人说过。马克任伊迪丝抱定错误的想法。帕廷顿一直不知道那女孩的肚子是被谁搞大的，因为女孩就是不肯说。马克不顾帕廷顿有多么喜欢伊迪丝，一直保持沉默。你们知道的，马克当时已经和我订了婚，他不敢说。”

史蒂文斯在厨房里来回踱着步，心中暗想：这世上的事还真是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这事是真的，那马克的所作所为比奥格登的还卑劣。可尽管如此，我也不会看低马克，因为在我看来，马克还是很讨人喜欢，而奥格登嘛，说得好听点，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史蒂文斯有点惊讶地发现玛丽其实也这么想。

“所以，”玛丽一脸不屑道，“奥格登就把这个秘密当众抖出来了。”

“现在说这些都不重要了，”史蒂文斯插嘴道，“帕廷顿听了什么反应？他当时在场吗？”

“哦，他在，”露西点点头，本来毫无生气的眼中好像突然闪了一下，“但情况没想象中那么糟。帕廷顿听了之后好像并不太在乎。他只是耸耸肩——表现得很理智。他说这事已经过去十年了，那一切他都已经不在乎了，尤其是爱情。他说现在相比女人，他更爱喝酒。将事情搞糟的其实不是帕廷顿，是我。我说了一些很不该说的话。我还对马克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马克闻言还是那副老样子，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你这是在干什么？”玛丽睁大眼睛叫道，史蒂文斯被她吓了一跳，因为他发现玛丽脸上又现出那种勾魂摄魄的神情，说的话也一针见血，“我的意思是，你干吗要说那种话？你那么说肯定不是因为十年前马克搞大了那女孩的肚子。亲爱的露西，你给我找一个没做过这种事的男人出来，即便真有那样的男人，也肯定是没人要的货色，不是吗？再说，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另外，你这么生气，肯定也不是因为马克丝毫不顾及他与帕廷顿先生的交情。是的，马克这么做确实错得离谱，十分卑鄙，你这么想没错。但不管怎么说，这事只能说明他爱你，不是吗？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史蒂文斯给露西拿来一杯酒，露西迫不及待地接过去，但犹豫了一下，又把酒放下，脸涨得更红了。

“我生气，其实是因为我害怕。”露西道，“他还一直在见那个女孩……”

“同一个女孩？珍妮特·怀特？”

“是的，就是她。”

“又是奥格登吧，”史蒂文斯厌恶地问道，“这又是那个奥格登说的吧？我个人觉得奥格登的精神肯定有问题。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表面上一直装好人，用自以为招人喜欢的讨厌样掩饰他心底的恶意，现在他为了继承伯伯的钱，就撕掉伪装，再也不管不顾了。”

露西盯着史蒂文斯。“你还记得吧，特德，我在圣戴维斯参加化装舞会时，有个神秘电话打进来找我。幸亏我当时没走，不然我就没有不在场证明了。那个电话是匿名电话。”

“听着又像是奥格登的作风。”

“是的，我觉得打电话的就是奥格登。”露西拿起酒杯道，“所以我才差点上当了。不管奥格登人品怎么样，他算计人倒是有一套。那个电话里说，马克又和他的‘老情人珍妮特·怀特’搞到一起了。你知道吗，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前，我都没听过，或者说至少不记得帕廷顿丑闻里那女孩的名字。我从没把这个名字和那个女孩联系到一起。我只想到出现了一个女孩……而且马克似乎也不怎么在乎我了。”

露西强忍着说完最后几句话，一口喝光了杯中的酒，直直盯着对面的墙壁。

“那个电话里说，就在迈尔斯伯伯去世的那天晚上，马克利用戴面具之便，趁我找不到他，返回庄园和那个女孩幽会去了。他们两人现在就在庄园里。电话里还说，要是我开车回克里斯彭，只要十五分钟就能捉奸在床。一开始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在化装舞会的房间里四处找，没瞧见马克（实际上，他那时正在房后的一个屋子里和我们的两个朋友打台球，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于是我出了房子，可随后一想，这事有点荒唐，于是又回去了。但是今天下午一听奥格登说那女孩叫珍妮特·怀特，而且就是帕廷顿丑闻里做流产手术的那个人，我——我——”

“你确定这些都是真的吗？”史蒂文斯质疑道，“既然你认为那天晚上奥格登在电话里说的话很荒唐，现在又为什么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因为马克亲口承认了。现在马克跑了。特德，你必须帮我找到他！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马克。如果布伦南警监听说马克跑了，他很可能会怀疑马克和这案子有关。”

“布伦南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他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走了，后来又和一个身穿丑皮衣的小个子男人回来了，那家伙倒是挺有趣，可我当时实在没心情管这些事。布伦南警监问我能否留那个男人在庄园，他说那人对犯罪了如指掌，我记得那人的名字好像是克罗夫特或克罗斯。他们一起去了地下墓室，等他们从墓室出来，布伦南警监满脸通红，那个小个子男人却笑得都要岔气了。我只知道他们在地下墓室里没找到密道。我问过乔·亨德森那两人在墓室里做了什么，可……你知道地下墓室台阶下有个旧木门，就是关不紧的那道木门吧？”

“知道，怎么了？”

“亨德森说，克罗斯当时前后晃了晃那道木门，然后哈哈大笑。我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但我被吓到了。据说他们接着上楼去了阳台——就是透过玻璃门可以瞧见迈尔斯伯伯的房间的那个阳台。他们一边摆弄着门帘，一边透过门帘向里瞧，动动这儿，动动那儿，摆弄了好长时间。你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史蒂文斯道，“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其他事。露西，你还有事没告诉我们。你还在烦什么吗？”

露西咬了咬牙关。

“倒不是我烦，”她急切得几乎语无伦次，“那东西谁家里都可能有，就连布伦南警监发现它时也是这么说的。它说明不了什么。还好我们每个人都有事发时不在现场的铁证，不然我们可真要担心死了。特德，事情是这样，就在你走后不久，布伦南警监在主宅里发现了砒霜。”

“砒霜！我的天啊！在哪儿发现的？”

“在厨房里。我都忘了厨房里有砒霜，不然我肯定会主动告诉他的。但我没理由记住这东西，是不是？之前谁也没怎么提过‘砒霜’这两个字，直到今天……”

“露西，砒霜是谁买的？”

“是伊迪丝买的，用来毒老鼠的，她也把这事完全忘了。”

三个人都默默无语。露西又喝光了一杯酒。这时，玛丽突然打了个哆嗦，她走到后门，打开了门。

“风向变了，”玛丽道，“今晚又要有一场暴风雨。”

20

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史蒂文斯在费城开车四处寻找马克。马克或许根本就没进城，他离开庄园时既没开车，也没打包行李，去哪儿都有可能。一开始，史蒂文斯以为马克只是受了刺激，头脑一热夺门而去，可遍寻马克常去的酒吧、办公室和其他地方都没发现他的踪影，史蒂文斯真有点慌神了。

史蒂文斯很晚才返回克里斯彭，浑身湿透的他一脸沮丧。按照安排，今晚克罗斯会在他家过夜，但直到临近午夜他才见到克罗斯。史蒂文斯一回到克里斯彭，先去了德斯帕德庄园，安慰露西说肯定能找到马克，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该去哪儿找。此时庄园里寂静无声，好像只有露西还没睡。回到自己家，史蒂文斯在门口瞧见了克罗斯和布伦南，他们正坐在克罗斯的豪车里。

“你们已经——？”史蒂文斯疑惑道。

布伦南看上去情绪十分消沉。“是的，我想我们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他回答了史蒂文斯没说出口的问题，“但有一件事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我现在就回城着手办，另外……是的，恐怕真相就是那样了。”

“虽然一般来说，”克罗斯将头探出车窗，说道，“我对什么仁善正义不屑一顾，毕竟它们对研究犯罪毫无益处，不过这回不一样。老狐狸弗兰克，我的朋友，这一回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因为这是一桩丑陋的罪案，性质十分恶劣，就是把凶手送上电椅，我也不会觉得过分。史蒂文斯先生，非常感谢你邀请我留宿，可惜我可能要辜负你的好意了。我必须得和布伦南一起走，去证明我的判断。但我保证会给你一个答案。如果明天下午2点整，你和你那位好妻子愿意去庄园的话，我将为你们引见凶手。亨利，走，开车吧。”

克罗斯今晚不在家留宿，玛丽坦承她对此并不觉得遗憾。“他人很好，我非常感激他。”玛丽道，“可一瞧见他我总感到毛骨悚然，他好像能看穿你心里正在想什么。”

虽然两人躺下时已近午夜，而且史蒂文斯昨晚一夜未睡，可因为情绪波动太大，又劳累过度，他实在无法静心入睡。卧室里的钟表滴答作响，吵得要死，前半夜屋外雷声隐隐，不绝于耳，连房外的猫今晚也反常地闹个不停。玛丽在惴惴不安中终于睡着了，快凌晨2点时，睡梦中的玛丽突然来回翻身，嘴里念念有词。史蒂文斯急忙打开床头灯查看，打算如果发现玛丽正在做噩梦就叫醒她。他看见玛丽面色苍白，一头深金色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不知是因为屋里有灯光，还是因为屋外的雨夜太压抑，猫的叫声似乎离房子越来越近。史蒂文斯瞧了眼四周，想找东西扔出去，可什么也没找到，只在玛丽的梳妆台上找到一个空的雪花膏盒子。他打开窗户，用力将盒子掷出，等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像是人的惨叫声，他才关上窗户。大约凌晨3点，史蒂文斯终于也迷迷糊糊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教堂的钟声敲响，他才醒过来。

将近下午2点，他们才出门去德斯帕德庄园，两人衣着得体，感觉像是要去教堂。天空中虽然还是乌云蔽日，可温度已经回升，气候舒适宜人，看来春天真的来了。他们一路走，一路沉浸在星期日的宁静之中，整个克里斯彭看上去是一派祥和景象，德斯帕德庄园当然也同样如此。

为他们开门的是亨德森夫人。

史蒂文斯好奇地瞧着亨德森夫人，就好像从未见过她一样。亨德森夫人身材矮壮，相貌普通，看起来严厉却善良；两耳上是灰白的发卷，胸脯丰满，下巴的轮廓透着一股倔强劲儿。一瞧见亨德森夫人，你会觉得她或许喜欢闲言碎语，但绝不会是那种会看见鬼的人。她今天一身主日盛装，可精神委顿，显然刚哭过。

“我瞧见你们从路那边过来了，”亨德森依然不失体面地说道，“大家现在都在楼上。除了德斯帕德夫人，其他人都在。为什么她——”亨德森夫人悲伤地停住了，或许是因为她觉得星期日不该如此伤心。她转身在前面给他们带路，鞋子咯吱作响。“但要我说，”她对着身后恨恨撇了一句，“今天可不是胡闹的日子。”

亨德森夫人这话显然指的是楼上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嘶哑的说话声，声音大得简直吵死人。听动静应该是阳台上的收音机发出来的，因为亨德森夫人正带着他们向阳台走去。穿过楼上西侧的客厅时，史蒂文斯瞥见有个人影闪进门里。一定是奥格登，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瞥见一张没有血色的脸。奥格登显然不是为了参加楼上的聚会，但他肯定会偷听。奥格登如影子般一路尾随他们到了阳台，然后躲在角落里，伸着长脖子，探头探脑。

阳台长且宽，面朝西，四周几乎全是玻璃。光照不足时，阳台上带有玫瑰花纹的深色窗帘就会被拉开。阳台对面的几扇法式平开窗通往护士房间，所以光线透过窗户直接射入了护士的房间。长方形阳台的最远端，是那道通往老迈尔斯房间的玻璃门。玻璃门此刻被棕色门帘遮盖得严严实实，但史蒂文斯瞧见门帘上有两个小缝，从中透出了房间里的黄色灯光。

阳台上的家具都是用染成白色的柳条编织而成的，上面盖着亮色的罩布，还摆着几盆长势可怜的盆栽。阳台上的所有人都端坐着，拘谨严肃。亨德森羞怯地站在阳台一角。伊迪丝一本正经地坐在大椅子上，帕廷顿则慵懒地坐在伊迪丝身旁的沙发上，看上去非常冷静，甚至还冷冰冰的。布伦南警监别扭地倚在窗框上。科比特小姐依然像昨天一样端庄，正在给大家分发雪莉酒和饼干。露西没在这里，奥格登的身影也没在此出现，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此刻正躲在暗处偷窥。最扎眼的是马克不在场，他的缺席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真空，所有人都因此感到心里空落落的。

但不管怎样，说是作秀也好，克罗斯的确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在阳台另一端倚着收音机，就像倚着读经台或书桌。秃头前倾，仅存的长发正随风摇摆，类人猿一般的面容看上去一团和气。科比特小姐递给他一杯雪莉酒，他接过酒，把它放在收音机上，好像不希望有人打扰他听收音机。收音机里那嘶哑的声音还在响，节目中有人正在布道。

“他们到了。”亨德森夫人夸张地指着两位来客。伊迪丝的目光倏地射向玛丽，脸上有一种猜不透的神色一闪而过，两人谁也没和对方打招呼。“就算今天是安息日，”亨德森夫人心烦意乱地嚷道，“你也没必要把收音机开那么大声吧？”

克罗斯抬手拨了下开关。随着收音机的声音戛然而止，整个阳台一下子陷入寂静之中。如果这是克罗斯试图扰乱众人心神的手段，那他就成功了。

“尊敬的女士，”克罗斯直起身道，“星期日不是安息日，这一点我还得跟无知的人解释多少次？希伯来语中的安息日是指星期六。比如女巫，她们的安息日就是星期六。但到底用哪个词不过是一种偶然而已，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巫术的真假。亨德森夫人，你给这个案件的调查带来了令人不解的谜团，但也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你的叙述前后或许稍微有点不同，但起码你在这一点上所言为实：你真的透过那道玻璃门看到了那些情况……”

“我才不信呢，”亨德森夫人道，“我们的牧师说今天是安息日，《圣经》里也是这么写的，所以你别说傻话。至于我看到了什么，用不着你管。我很清楚自己看到了什么，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

“亨德森夫人。”伊迪丝平静道。

伊迪丝突然插嘴，所有人显然都怕她。她依然腰板挺直地坐在椅子上，指头敲着椅子扶手。帕廷顿则神情木然地抿了口雪莉酒。

“我之所以这么说，”克罗斯不为亨德森夫人的不敬所动，继续说道，“是想确认你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现在，你瞧一下那边的那道玻璃门。你也看见了，我按照你说的还原了4月12日，也就是星期三晚上门帘的样子。如果你觉得哪里不对，请告诉我。另外，你也看见了吧，那个房间里的灯现在亮着。开的是迈尔斯·德斯帕德床头上的那盏灯。房间拉着门帘，里面虽然昏暗但能看见东西。你现在可以过去从门帘左边的缝隙向里看看，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吗？”

亨德森夫人面露迟疑，她丈夫见了抬起手，好像对她做了个手势。这时，史蒂文斯听到奥格登·德斯帕德从身后接近的脚步声，但没人回头看他。亨德森夫人脸色略微发白，瞥了眼伊迪丝。

“按他说的做。”伊迪丝道。

“为了如实还原案发当晚的情景，”克罗斯继续说道，“我必须打开收音机。那天晚上你听的是音乐吧？好的，那么——”

看到亨德森夫人向阳台另一端走去，克罗斯开始旋转收音机的调台钮，喇叭里先是噼啪作响，传出一阵断断续续听不清内容的声音，随后声音开始清晰起来，变成由班卓琴伴奏的甜蜜歌声。“哦，我去南方，”歌声唱道，“为了瞧我的萨尔，整天唱着波莉多利都朵[5]。我的萨尔是个可爱的姑娘，她唱着波莉多利——”突然，亨德森夫人发出一声尖叫，声音大得盖过了歌声。

克罗斯关掉收音机，阳台再次陷入寂静。面对窗户的亨德森夫人转过身看着众人，目光呆滞。

“你瞧见什么了？”克罗斯问道，“其他人坐着别动！都别起来。你瞧见什么了？是那个女人吗？”

亨德森夫人点点头。

“从之前你看到的那道门里消失了？”

“我——是的。”

“再来，”克罗斯冷酷道，“再看一眼。别往后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再看一眼。”

“我离开路易斯安那，去瞧我的苏珊娜，唱着波莉——”

“可以了。”克罗斯再次关掉收音机，“我必须再强调一下，所有人先不要起来。弗兰克，你最好拦住那个年轻人，他太耐不住性子了。”奥格登已绕过阳台转角，他显然忘了自己脸上还有伤，惨不忍睹。奥格登刚想直奔玻璃门，布伦南一伸手轻轻松松就把他拦了下来。“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克罗斯道，“我先来说一下这件案子里最微不足道，也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意外。这本不是凶手计划中的一部分，相反，凶手的计划还差点（或者说不幸地）被它毁了。一切不过是光线作祟罢了。

“关于老迈尔斯和他的房间，你们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老迈尔斯喜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什么也不做，只是对镜打扮，换各式各样的衣服，要是有人因此说他虚荣，他就会生气。第二件事是房间里光线十分昏暗。实际上那里面只有两盏灯，而且都不太亮。一盏灯在床头上方，另外一盏高挂在墙上的两扇窗户中间。另外，老迈尔斯多数是傍晚待在房间里。

“恕我直言，诸位如能将你们有限的智慧集中起来，好好思考以上几点，那就多少能发现它们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喜欢勤换衣服、照镜子自我欣赏的人来说，有哪两样东西是必需的？除了衣服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足够看清自己的光线和能照见全身的穿衣镜。

“没错，老迈尔斯房间里有带镜子的衣柜，但衣柜摆放的位置非常不合理，白天借助透过窗户的光线勉强能看清，晚上仅凭那两盏灯的光亮根本什么也瞧不见。有一点还非常奇怪：墙上的两扇窗户之间竟然高挂着一盏灯。灯挂在那面空无一物的墙上，除了能照到椅子和那幅画之外，并无其他存在的意义。注意到那盏灯的样式了吗？是挂在衣柜上方的那种灯。晚上要想看清楚，需要将衣柜推到两扇窗户中间。

“这样的话，墙上那幅画（非常值钱的画）就需要先换个地方，先挂到别处去，等把衣柜复位了再挂回来。还有哪儿能挂画呢？房间里所有的挂钩和钉子上都挂了东西，但有一处除外，那就是通往护士房间的那扇门上的钉子。今天下午我瞧见在那扇门上与那幅画高度差不多的地方，挂着一件蓝色睡袍。同理，椅子必须也得先被挪开。我们知道老迈尔斯讨厌别人进他的房间，所以为防止有人突然进屋，他一定是把椅子当作锲子用，将椅背抵在了通往护士房间的那扇门的门把手下面。

“现在房间里看起来是这样的：衣柜被推到两扇窗户中间，上方的灯没开，房间里唯一的光亮是那边床头灯发出的微光，所以证人瞧不出那个神秘女人头发的颜色。门帘上有一道小缝，从那个高度向里看，只能瞧见神秘女人的上半身。现在透过门帘向房间里看，可以看到墙体镶板上有一扇门，那其实是衣柜镜子里的景象。实际上，这扇门是通向护士房间的那扇门在镜中的反射。因为整个房间的墙都有镶板，而通往护士房间的那扇门也装了同样的镶板，再加上光线微弱，所以从镜子里看上去就好像墙上突然出现了一扇门。而格勒兹的画其实是被挂在通向护士房间的那扇门上，画下方是抵在门上的那把椅子。当时透过门帘看到的景象几乎是笼罩在黑暗之中，而收音机的音乐声则掩盖了屋内所有的声音，比如脚步声、门锁合上的声音，或者说关门声。因此可以肯定，我们的证人看到的门——那扇并不存在的门，其实是衣柜镜子反射出来的通向护士房间的门。

“德斯帕德夫人，”克罗斯继续道，“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阳台尽头的玻璃门打开了，伴随着一阵窸窸窣窣声，露西身穿漂亮的裙子出现在阳台上。裙子是用绸子和天鹅绒面料做成的，上面的人工钻石闪闪发光，将原本黯淡的红色和蓝色映衬得熠熠生辉。露西抬手将头上的纱巾向后一撩，缓缓环顾着阳台上的众人。

“德斯帕德夫人，”克罗斯接着说道，“好心地帮我做了一个小实验。她在近乎黑暗的房间里通过那扇门进进出出，方才亨德森夫人透过门帘，看到的正是摆在窗户中间的衣柜的镜子中反射出来的德斯帕德夫人。”

“如果这个推论没错，”克罗斯那双如猴子般明亮的眼睛睁得滴溜圆，他显然是乐在其中，“那么有件事就显然说不通了：那个神秘女人是怎么离开的？现在我们已经确定，那个神秘女人并非穿墙而过，而是从通往护士科比特小姐房间的门，像普通人一样走出去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神秘女人出门时，亨德森夫人刚好瞧到了镜中的反射。然而科比特小姐确定她在事发当晚做过这几件事。首先，她闩上了与老迈尔斯房间相通的那扇门。其次，她把她房间里的另外一扇门——通向走廊的那扇门的门锁拆了，对锁进行了改装，所以那扇门谁也打不开，只有用她手中的钥匙，还得再加点技巧才能打开。

“换句话说，当时护士房间里的两扇门谁也打不开。神秘女人在给老迈尔斯下毒之后，按道理说，应该无法打开闩上的门离开。即便她成功离开老迈尔斯的房间，进到了护士的房间，那也应该无法打开经过护士改装的锁，从通向走廊的门逃走。护士的房间里倒是有窗户，但那女人不可能从窗户逃到阳台上，再从外面把窗户锁上，再说亨德森夫人当时还在阳台上。所以纵观整个案件，只有一个人能成功做到以下几件事：在临近夜里11点时回到主宅，用只有护士知道的方法打开通向走廊的门，进入护士房间，然后打开通向老迈尔斯房间的那扇门的门闩，利用自己的身份强迫老迈尔斯将被伪装成药的毒药喝下，然后再返回护士的房间，闩上与老迈尔斯房间相通的那扇门，最后从通往走廊的门出来，把门重新锁好，并且逃之夭夭……”

克罗斯将手轻轻放在收音机上，动作极轻，所以放在收音机上的雪莉酒几乎纹丝未动。他低头片刻，然后抬起头道：

“迈拉·科比特，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你被捕了。而且，逮捕令上写的不是你的假名，而是你的真名——珍妮特·怀特。”

21

迈拉·科比特面对自己房间的法式窗，身子微微后仰。今天她身上穿的不是制服，而是一条更适合她的纯蓝色裙子。她脸上气色虽然欠佳，但突然现出的红晕仿佛为她注入了一股活力，使她看起来颇有几分姿色；玉米色的发丝平整却干枯，呈波浪状紧贴在脑袋上。她像是被克罗斯的话吓了一跳，眼中流露的满是震惊和气愤。

迈拉·科比特润了润嘴唇。

“你一定是疯了，”她道，“你这个小疯老头！满嘴胡说八道。”

“恕我打断一下，”布伦南突然上前，插嘴道，“你现在可以随便说，这还不是正式逮捕，但我警告你，说话要小心。你敢说你的真名不是珍妮特·怀特？你不用回答，这里有人应该很清楚。帕廷顿医生，你说呢？”

一直紧盯着地板的帕廷顿先没作声，随后抬起头，面色阴沉得可怕。“是的，她是珍妮特·怀特，”帕廷顿答道，“没错，我认识她。本来我昨天答应替她保密，但如果这事是她——”

“医生，”布伦南顺着话头平静地说道，“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惊讶得差点昏过去。你给我打开门，我自我介绍说，我来自警察总部，当时你正好瞧见我身后站着科比特小姐——她曾在你的医所工作过，你还给她做过非法人流手术。听说你为逃避法律的惩罚还逃出了美国。后来因为马克·德斯帕德需要你，你又冒着危险回国。你当时差一点晕倒是因为你瞧见我和科比特小姐在一起，不是吗？”

“是的，你说得没错。”帕廷顿将脸埋在手里。

布伦南回身瞧着迈拉·科比特，问道：“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大概一年前，你和马克·德斯帕德再次相遇，并旧情重燃，这事你不会不承认吧？”

“我承认，为什么不承认？”科比特大喊道，所有人都听到她的指甲划过裙边时发出的刺耳声音，“我不会否认。我以此为荣。他喜欢我。我比他的所有女人，包括他现在的妻子都好。但这和杀人是两码事！”

布伦南看起来愤怒而疲倦。“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他继续道，“之前我们错信了你4月12日晚上的不在场证明。说起来荒唐，昨天我第一个怀疑的是史蒂文斯夫人。”他对玛丽点点头，玛丽则一脸惊奇地瞧着护士，“我怀疑她，是因为她的行踪只有一个人能证明，那就是和她睡在同一房间的丈夫。而我们此前似乎都忽略了另外一个人，在本案中，只有玛丽和那个人的不在场证明非常可疑，仅仅依靠一份证词。那个人就是你，珍妮特·怀特。给你作证的是你在女青年会的舍友，你让她为你证明那天夜里10点后你在宿舍。而其他人都有好几位证人，就连女佣约会也是四个人在一起……事实上，案发当晚你就在庄园，是不是？”

科比特这时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

“是的，但我是去见马克，”她紧张得几乎要喘不上气来，“我没瞧见迈尔斯先生。我也不想看到他，我甚至都没上楼。这一点马克可以给我证明。可马克不在，他一定是怕他妻子，所以——马克人呢？让马克告诉你们！他会跟你们讲的！他可以证明，可他不在，他……”

“是的，可惜那个天杀的不在，”布伦南语气轻柔却透着冰冷，“我想，现在就是布下天罗地网去找，想找到他也得费不少时间。因为可恶的马克预感到自己就要完蛋了。因为是你和马克·德斯帕德共同策划了这起谋杀。你负责下手毒死迈尔斯先生，他负责掩盖真相。”

有大约二十秒，所有人都默默无语。史蒂文斯偷偷瞧了眼其他人。奥格登·德斯帕德正躲在阴影里，好隐藏自己脸上的伤痕，可史蒂文斯还是注意到他那肿胀的嘴唇边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

“我不信，”露西平静道，“我不管这女人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本能地不相信马克会干出这种事。你说呢，克罗斯先生？”

克罗斯依然弓着身子，俯在收音机上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幕。

“我刚还在琢磨，”克罗斯道，“这帮心烦意乱的人什么时候才会清醒过来，向比他们更冷静、更聪明的人求助。德斯帕德夫人，尽管大家都已习惯了征求我的意见，但我觉得你不该问我。因为，现实残酷啊，德斯帕德夫人，你丈夫确实和科比特小姐共同策划了这起谋杀，案发之后他也确实试图隐瞒真相。无论事前还是事后，他都是这位女士的同谋，但有一点我要还他清白：嫁祸给你这事儿不是他干的。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发之后才知道。所以他才要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谋杀案变得复杂、混乱且荒诞，其目的就是排除你的嫌疑。

“让我们先从美学角度探讨一下这件案子。即使你没能力从这个角度分析，也请克制自己，别跟我又哭又闹。这件案子中有一点非常突兀，与整个案件相悖，那就是两个聪明的凶手做起事来好像在互相掣肘。

“按照最初的计划，这事本不该声张。马克·德斯帕德和刚才这位出言不逊的女士决定杀死迈尔斯·德斯帕德，动机是马克需要继承他伯伯的钱。受害者看起来显然是自然死亡。本来谁也没起疑心，谁会怀疑老迈尔斯的死另有隐情呢？不管怎样，所有人都认为老迈尔斯死于胃肠炎。头脑已经落伍的家庭医生没有起疑，没有人可能会对老迈尔斯的死产生怀疑。本不该有人那么巧地在衣柜里发现了死猫、装有砒霜的银杯，以及之后出现的有关巫术的书。

“马克·德斯帕德最初的计划很简单——将老迈尔斯的死伪装成自然死亡。可迈拉·科比特小姐并不满足于此。她不仅想杀死迈尔斯·德斯帕德，还希望顺便除掉她的眼中钉——露西·德斯帕德。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一个情妇对其情人的原配夫人总是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如果老迈尔斯死了，那必须得让人知道他是死于谋杀，而凶手必须得是露西·德斯帕德。

“要瞒着马克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断定身穿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式样衣服的神秘女人是庄园里的人。我对我的朋友史蒂文斯说过，我不怎么相信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可假如德斯帕德夫人或伊迪丝·德斯帕德小姐是凶手，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已经证明事发时她们并不在庄园，这样一来，我的推论——凶手是庄园里的人——就太没说服力了。如果神秘女人不是她们两人中的一个，那会是谁呢？有人已经敏锐地指出来了，凶手必须得有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式样的衣服。那这人就不可能是庄园外的人。首先，庄园外面的人不知道德斯帕德夫人打算仿照画里那女人的穿着做衣服；其次，庄园外面的人也无法按照同一幅画做出同样的衣服，而且还以假乱真，骗过了亨德森夫人。要想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如此劳心费神地做出一件相同样式的衣服，就必须确保一件事……”

“什么事？”史蒂文斯忍不住脱口问道。

“必须确保自己的房间锁着，没人进来打扰。”克罗斯答道。

“这时，天赐良机，”克罗斯语气平和地继续道，“凶手等到了一个好借口，那就是史蒂文斯夫人在星期六晚上从她的房间里偷了装有吗啡片的药瓶，星期日晚上又还了回去。那时所有人并不知道德斯帕德夫人打算做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式样的衣服，还要穿着它去参加化装舞会，大家是在星期一才听说了这事。药瓶一丢，迈拉·科比特便趁机找到了锁门的借口。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她扮成德斯帕德夫人，戴着面具，我猜她还戴了假发。她不是害怕被看到，恰恰相反，她希望被人看到。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她必须给举办化装舞会的地方打个电话，支走德斯帕德夫人，不只要支走她，还要引她返回庄园。那样德斯帕德夫人就无法证明自己事发时不在现场了。

“接下来，凶手来到庄园，穿上德斯帕德夫人参加舞会时穿的那种衣服，乔装打扮成了德斯帕德夫人。

“她知道亨德森夫人11点才去阳台听收音机，所以她可以在厨房不慌不忙地将酒和蛋混好，也不担心被人看到：亨德森夫人当时还在墓室旁的家里。她做的是药酒，可以强迫老迈尔斯喝下去。她能在11点前进入老迈尔斯的房间。老迈尔斯瞧见她这身打扮也不会吃惊，因为他知道当天晚上有化装舞会，只是他并不知道科比特没有被邀请。他甚至不会因为假发而起疑，因为那可是化装舞会。

“科比特小姐希望亨德森夫人透过门帘缝隙瞧见她。这里我提醒各位注意，这一点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解开所有谜团。你们好好瞧瞧这个阳台。亨德森夫人当时坐在收音机旁，就是我现在站的地方，这地方位于阳台的一端；另外一端则是老迈尔斯的房间，当时他的房间关着门，还拉上了厚实的门帘；另外，案发时收音机一直开着。然而，我们的亨德森夫人依然清楚地听到老迈尔斯房间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按照常理，凶手即使做不到悄无声息，也该用正常音量讲话。可她偏偏在把装有毒药的银杯递给受害人时说话声音特别大，这么做其实是故意要吸引别人的注意。至于她为什么想被人注意到，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可凶手的如意算盘有一个纰漏，那就是门帘上还有另外一个缝隙，亨德森夫人正是通过那个缝隙瞧见凶手穿墙而过。那时凶手已得手。她给老迈尔斯递了毒药，见他没全喝光，她就顺手把剩下的残渣喂给了屋里的猫，然后故意将杯子放在衣柜里，以此引发人们对老迈尔斯之死的怀疑，暗示老迈尔斯是被谋杀的。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注意另外一点：凶手如果希望人们认为老迈尔斯是自然死亡，就不会给他喂下那么大剂量的砒霜，连残渣里都还剩下两格令砒霜。

“迈尔斯·德斯帕德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中毒了。他把衣柜推回原来的位置，重新把画挂回去，再把椅子复位。用力加速了老迈尔斯的毒发，导致他腹部绞痛，短时间内人就不行了。而且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无法向别人求救。

“凌晨2点之后，当马克·德斯帕德回到庄园，一切正如他计划的那样，他的伯伯马上就要咽气了。可他却在房间里发现了谋杀的证据，这些东西简直像血迹一样扎眼，能直接证明他伯伯是被谋杀的。我觉得他当时看到这些东西，心里一定十分震惊。而老迈尔斯那天晚上诡异反常的行为——语无伦次的不祥的话、用木棺材下葬的要求、枕头下出现的九结绳——这些说法其实都出自一人之口，那个人就是马克·德斯帕德。还有谁听到老迈尔斯要求葬在木棺材里吗？还有谁见过那根绳子吗？没有，这些其实都是马克事后编造的。

“马克·德斯帕德当时想必是一身冷汗，惶恐不安。他完全有理由藏起玻璃杯和银杯，把死猫埋了。但情况变得更糟糕了，第二天早上亨德森夫人找到他，说她瞧见有个穿着打扮像他妻子的女人把装有毒药的杯子给了他伯伯。那一刻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情人兼同谋是在故意设计陷害他妻子。他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首先要想方设法确保亨德森夫人会保密，我大胆猜一下，他一定逼你发了毒誓……”

克罗斯停顿了一下，瞥了眼亨德森夫人。亨德森夫人脸色惨白地点点头。

“上帝肯定会抛弃我的，”亨德森夫人道，“都怪他——”她突然伸手指着布伦南，“是他骗我说出来的。”

“不管怎样，”克罗斯继续说道，“马克必须先要确定一点，即目前的证物可以证明发生了谋杀，换句话说，银杯或玻璃杯里确实有毒药。这一点在他拿到化学检验报告时得到了证实。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自从他伯伯一死，克里斯彭就流言四起，说他伯伯死于谋杀，尽管只是捕风捉影的只言片语，可架不住所有人一直在说。马克无法阻止流言，而且这种流言早晚会导致开棺验尸，在他伯伯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四，马克就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失控了。我想大家应该都猜得到是谁放风出去，说老迈尔斯是被谋杀的。

“一定不能开棺验尸。一旦在死者胃里查出砒霜，所有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尸体必须消失。老迈尔斯的葬礼是在星期六。可在葬礼筹备和遗体下葬的整个过程中，马克都没有机会在不受怀疑的情况下处理尸体，原因有二：首先，老迈尔斯下葬的所有事宜都由葬礼承办人经手；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他的同伙早有提防，会想法阻止他。要想处理尸体，马克只能偷偷做。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迈拉·科比特小姐的手段的确高明。本来她可以在自己的病人老迈尔斯刚死时就提出质疑，说怀疑老迈尔斯是中毒身亡，然后让医生立刻申请尸检。但这么做太冒险了。她不能冒险强出头，这么做没准，甚至极有可能会导致她和马克过去的关系被人发现，有人甚至会因此产生怀疑：为什么她会搅和到这件事中来？而扮演好一个无关人士或家庭护士的角色则是相对安全的，也不易引起众人的关注，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先宣布老迈尔斯是自然死亡，等老迈尔斯下葬后，再放风出去制造流言，然后耐心等待大约一个月，等她故意留在现场的那些证据发挥作用。这样做绝对安全，因为到那时就没人会怀疑她了。

“这时，整件事已变成两个凶手之间的角力。马克也改变了他最初的计划。这个新计划没准是他在星期四早上听说神秘女人‘穿墙消失’这件事时才想到的。至于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也许只有抓到他才能知道。另外，马克能想出这个计划，也是因为他想起来他伯伯曾读过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似乎还对书中关于‘不死之人’的内容印象深刻。于是马克此时开始极尽所能地放烟幕弹，先说在他伯伯枕头下找到一根系了九个绳结的绳子，还用‘穿墙消失’的故事试探他的朋友史蒂文斯。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为他的新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烘托气氛，也就是他所说的他伯伯要求用木棺材下葬。

“这个要求很反常，所有人听了都会感到不解，国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过，‘恐怖的巫术通常更喜欢使用木头和石头，而非铁器’，马克谎称他伯伯要求用木棺材下葬，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烟幕弹，可以掩饰——”

一直坐着的帕廷顿突然腾地站了起来。

“掩饰什么？”帕廷顿一改之前的木然，质问道，“如果是马克从地下墓室偷出的尸体，那他是怎么做到的？铁棺材还是木棺材，又有什么区别？”

“因为木棺材更好移动，”克罗斯恼火地答道，“即便是对马克那种身强力壮的人来说，铁棺材也太重了。”

“移动？”帕廷顿迷惑不解地问。

“现在，我来列举一下与老迈尔斯的尸体及地下墓室相关的几个事实。一、老迈尔斯的棺材可以很快被打开，尽管拧开固定棺材盖板的螺栓需要点力气；二、老迈尔斯又瘦又小，只有一百零九磅重；三、在通往地下墓室的台阶的尽头，有一扇破木门挡在墓室门口，从外向里看，看不见墓室里面，星期五那天晚上你们瞧见木门是关着的；四、地下墓室里有两个巨大的大理石花瓶，瓶里装满了花——”

史蒂文斯回想起墓室的情景，一切如此清晰，仿佛就在眼前。

“等等，”史蒂文斯反驳道，“如果你想说尸体是被蜷起放进其中一个花瓶里了，那不可能。我们查过花瓶里面。”

“你们这些求我帮忙的人，”正讲得津津有味却突然被打断，克罗斯发火了，“如果能行行好，不打断我，好好听我说，那我就会把一切解释清楚的。

“最后一点，也是毫无疑问可以指明真相的一点。五、星期五晚上进入地下墓室后，你们瞧见花瓶旁的地上撒着许多花。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花呢？它们显然是从花瓶里掉出来的。而葬礼通常要求整洁肃穆，没理由在举行葬礼时任由花撒在地上。

“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当时葬礼的情形。葬礼是在4月15号，星期六的下午举行。具体情况马克·德斯帕德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说得非常详细。他说的都是真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在场，所以他必须说实话。现在我们再好好回忆一下。

“马克承认，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地下墓室的。除了牧师，其他人都出了墓室，牧师是马克留下的。但牧师真的待在墓室里面吗？没有。这也是马克自己说的，由于墓室里的空气不好，除了下葬那一刻，谁也不想多在墓室里停留。那位牧师是站在台阶上等马克，他站的地方接近地面，为的是能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在牧师与墓室之间隔着那道木门，所以牧师瞧不见墓室里面。与此同时，马克正留在墓室里收拾铁制的烛台。他说他在里面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这是实话。六十秒钟足够他实施计划了。如果你们不嫌麻烦，可以看着自己的手表听我说接下来的步骤，你们会发现六十秒的时间足够了。

“接下来，马克做了以下几件事：抽出棺材，拧开螺栓，抬出尸体，扛着尸体穿过墓室，将尸体蜷起塞进花瓶，接着将棺材恢复原样，重新推回壁龛。该过程中发出的各种声音——碰撞声、拧螺栓的金属声——即使牧师听到，也会以为是马克收拾铁烛台发出的动静。尸体现在被藏在花瓶里，上面盖着许多花。这时无论谁来看，马克这个计划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散落一地的花，这是无法避免的。

“以上这些还仅是前期准备而已，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场，马克要开始上演‘奇迹’了。

“马克的这场‘奇迹’有两个目的。经过前期的气氛烘托，马克已经为整件事蒙上了一层灵异的面纱，接下来他要引导人们落入圈套，让他们以为尸体凭空消失是灵异事件，从而为实施下一步计划扫清障碍。他就是要让一切变得诡异，从而转移肚子里有砒霜的尸体，达到毁灭证据的目的。但在尸体尚未被移出地下墓室，‘奇迹’还没成功上演之前，他不敢过于强调事件的灵异性，否则他想骗的人会以为他疯了，反而不会帮他完成计划。马克需要这些人的帮助，因为打开墓室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也不能被警察干涉，总之要确保一切都在他渲染的气氛中进行。

“我先简要说一下马克是怎么骗过你们，让尸体凭空消失的。在马克的整个计划中，这一步我颇为赞赏，他的演技也堪称出色。他算准了尸体突然消失会对你们的精神造成什么影响，从而巧妙设计引你们入局。

“你们下到墓室。唯一的光源——手电筒，是在马克手里。他不让你们带提灯下去，借口说提灯会耗尽墓室里的氧气。接着你们打开了棺材……发现棺材里空空如也。我敢说，你们当时一定目瞪口呆。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早有准备的马克马上开始误导你们，如果我没猜错，误导的话应该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吧？当你们发现尸体不见了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有谁记得吗？”

“记得，”史蒂文斯一脸茫然道，“我记得。马克当时抬头瞧着墓室上方，用手电筒照着上面几层棺材，说：‘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开错棺材了？’”

克罗斯对着史蒂文斯深鞠一躬。

“马克这么说，”克罗斯说道，“是要你们抱定一个念头：既然墓室一览无遗，尸体肯定是被藏在某个地方了。当然，老迈尔斯的尸体这时正被花埋在花瓶里。马克有一个巨大优势：他手里握着手电筒。他指哪里，你们就只能看哪里，而你们所有人当时都坚信尸体一定还在某口棺材里。嗯，接下来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先查了下层的棺材，却一无所获，所以你们以为尸体可能在上面棺材里，这就中了马克的圈套。接下来就是马克的计划中最简单的一环。马克所有的处心积虑都是为了制造机会，让其他人离开墓室回主宅，留他一个人在墓室里，只需几分钟就够。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让亨德森和史蒂文斯回主宅取折梯，帕廷顿也被他支回主宅喝酒解闷（这也不是什么难事）。这可以从监视你们的警官处得到证实：12点28分，史蒂文斯、帕廷顿和亨德森离开墓室，返回主宅；12点32分，史蒂文斯和亨德森又返回墓室，帕廷顿医生再回墓室时是12点35分。在此期间，如果那位警官继续留下来监视墓室的话，马克的阴谋就破产了。可警官也离开墓室，尾随你们返回主宅了。因此从12点28分到12点32分，马克·德斯帕德有整整四分钟一个人留在墓室，没人监视。[6]

“至于他做了什么，还用我继续说吗？他只是从花瓶里拿出尸体，扛着尸体上台阶出墓室，走到旁边的亨德森家，把尸体藏好——可能藏在了亨德森的卧室里。之后，等其他人返回墓室，马克便建议说：‘既然墓室都找遍了，那最后把花瓶倒过来瞧瞧。’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听到这儿，在旁边一直没吭声的乔·亨德森哆嗦着迈步上前，太阳穴上的瘀伤青得发紫。

“先生，您是说，那天晚上，我在卧室窗边摇椅里瞧见的迈尔斯先生是尸——”

克罗斯刚举起放在收音机上的雪莉酒，闻言又把酒杯放下。

“哈，没错。正好说一下你碰到的那起灵异事件，这可是真‘鬼’的首次亮相，不过是有人在背后‘搞鬼’。这件事完全不在马克的计划之中，他是在无奈之下，迫不得已借尸还魂。你瞧见的不是老迈尔斯的鬼魂，我的朋友，你是确实瞧见了老迈尔斯。

“其实只要稍微动动脑子，答案就显而易见：一旦马克把尸体移出墓室，他的计划就要大功告成了。现在，他可以告诉你们，那个神秘女人像鬼魂一样穿墙消失了，还可以将巫术书故意留在他伯伯的房间——后来伊迪丝在那里发现了它。事实上，我一直觉得棺材里的绳子应该不是‘角落里的老人’——殡仪馆的老阿特金森落在里面的，不然的话，马克看到肯定会吓一跳。还有，马克昨天惊讶地发现，史蒂文斯夫人竟然成了最大嫌疑人，他一定以为他的计划失败了，大家没相信他的灵异说法。我觉得这是唯一出乎马克意料的情况。

“至于如何处理尸体，马克要做的很简单。将尸体移出墓室后，他会尽快摆脱史蒂文斯和帕廷顿。他把史蒂文斯打发回家，让帕廷顿回主宅喝酒，现在只剩下亨德森了，尸体此时还藏在亨德森的卧室里，但这难不倒马克。吗啡片被偷的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药是史蒂文斯夫人拿的，但她其实只拿了一片。其余两片是马克拿的，我们不知道这事他的同伙是否知情。

“支走史蒂文斯和帕廷顿之后，马克在亨德森喝的酒里放了两片吗啡片。只要老亨德森失去知觉，他就可以转移并销毁尸体了。”

“销毁？”伊迪丝惊得脱口而出。

“用火足矣。”克罗斯道，“过去这两天，楼下火炉里的火真是够旺的，屋里热得受不了，你们应该注意到房外的白烟了吧……不过，马克的计划出了点小意外。德斯帕德夫人和伊迪丝小姐收到电报后突然返回庄园，这打乱了马克的计划，因为尸体此时还藏在亨德森的卧室里。不过计划最终还是实现了，只是稍微耽搁了一点时间而已。等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离开亨德森家以后，马克吩咐亨德森去给墓室盖防水帆布。他以为亨德森必须走几百码，穿过树林去庄园的另一头才能拿到帆布（亨德森自己也是这么以为的），这段时间足够他转移和焚烧尸体了。

“不幸的是，亨德森突然想起帆布不在网球场，而是在他家里。亨德森回到家时，马克其实也在他家。幸好马克之前作了准备，提前给亨德森喝了有吗啡片的酒，这时药劲刚好发作。马克拧松亨德森家的灯泡，把架在摇椅上的伯伯的尸体当作木偶或娃娃，开始装神弄鬼。他躲在摇椅后面，摇晃椅子，还举起尸体的一只手……本已惊慌失措的亨德森差点被吓破了胆，然后吗啡药效发作，他便晕了过去。马克这时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尸体扔进火炉了。”

克罗斯停止了讲话，转身面对众人，脸上绽放出优雅迷人的笑容。

“有一件事我要补充几句，你们肯定也都注意到了：今天下午房间里冷得反常，所以我才安排大家留在楼上。布伦南警监现在正在掏火炉。不过可能什么也找不到了，但——”

迈拉·科比特向前迈了两步，双膝明显在颤抖，脸部因惊骇而扭曲。

“我不相信你说的！我不相信，”科比特道，“马克绝不会做这种事！就算他真这么做了，他也会告诉我……”

“哈，这么说，”克罗斯道，“你承认是你毒死了迈尔斯·德斯帕德。对了，亲爱的朋友们，关于我们的这位老朋友珍妮特，我还有一点要补充。没错，她昨天说的那番话，表面上好像要栽赃史蒂文斯夫人。大家当时听了都大吃一惊，连史蒂文斯夫人自己其实也吓了一跳。史蒂文斯夫人确实问过在哪儿能买到砒霜，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就像伊迪丝·德斯帕德小姐为了毒老鼠而买砒霜一样。但在她特意指出此事时，你们注意到这里面的玄机了吗？是谁先聊起毒药的？是谁反复询问毒药和药效的？她说是露西·德斯帕德，我当时以为她口误说错了，还提醒她应该是史蒂文斯夫人，可她立刻纠正我，一口咬定是露西。她当时依然不肯放过露西。直到听说露西有事发时不在现场的铁证时，她才松了口。现在，既然她已经承认了罪行……”

科比特听了这话，拼命忍住了怒吼几声的冲动，只是伸出双手作祈祷状。

“我没杀迈尔斯先生。我没有。我从没想过要杀他。我不想要钱，我只要马克。马克跑了不是因为他做了你说的这些事。他跑掉是因为——是因为他妻子。你无法证明是我杀了迈尔斯先生。找不到尸体，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不管你如何折磨我，就是把我打死，你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你知道的，我这人不怕任何折磨。你永远都别想——”

科比特突然住口，喉咙哽咽，伤心欲绝地发出令人动容的呼喊：“就没有人相信我吗？”

鼻青脸肿的奥格登·德斯帕德这时突然冒出来，伸出手说：“我开始有点相信你了。”奥格登瞧着众人，又道：“不管我之前做过什么，”他的态度变得冷冰冰，“我都有权那么做，这点我希望你们别怀疑。但有件事我必须纠正一下。至少给圣戴维斯化装舞会现场打电话的人，不是这个女人。电话是我打的。我当时想，如果我告诉德斯帕德夫人，说马克和老情人旧情重燃，那她的反应一定会很有趣。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这点你们很清楚，所以你们最好冷静点。”

布伦南怒火中烧，瞪着奥格登。克罗斯则像一只类人猿，礼貌地端起自己那杯雪莉酒，对着奥格登举杯示意，然后喝了起来。

“祝你早日康复，”克罗斯道，“我不得不说，在你毫无价值的人生里，你起码还帮过别人一次。虽然我的判断从没错过，但我向你保证，我是一个开明的人，有错误就会承认。最后我要说一句，我——”

克罗斯突然住了口，手中的杯子微微一晃。科比特见状向前迈了几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这时突然传来了一声轻微的碰撞声，原来是克罗斯一下子扑到收音机前，挣扎着试图转过身。大家瞧见了克罗斯的眼睛，他的嘴唇肿了，嘴里好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克罗斯终于转过了身，却一下子仰面跌倒在地，停止了挣扎。史蒂文斯瞧着眼前这一幕，目瞪口呆，他感觉当时所有人也都愣住了，过了好久大家才缓过神来。身穿暗褐色西服的克罗斯躺在收音机旁，手里攥着酒杯。等帕廷顿上前查看时，他已经一动不动了。

“他死了。”帕廷顿检查了一下，说道。

史蒂文斯后来回忆，当时无论帕廷顿医生说什么，无论说得有多令人难以置信，多令人感到恐怖，他都可以相信，可他就是无法相信医生说克罗斯死了。

“你疯了吧！”布伦南愣了一下，大吼道，“他只是滑倒，晕过去了什么的。不可能——不可能像你说的——”

“他死了，”帕廷顿道，“你自己过来瞧瞧吧。从他身上的味道判断，应该是氰化物中毒。那东西几乎一咽下去就毙命。我建议你把那个玻璃酒杯收好。”

布伦南小心翼翼地放下公文包，走到克罗斯身前。“是的，”布伦南道，“没错，他已经死了。”随后，他抬头瞧着迈拉·科比特，“这是你给他的酒。水瓶和玻璃杯都只有你一个人碰过。他从你手里接过酒杯，然后单独走到收音机前。没人再靠近过他，没人能在酒杯里放氰化物，除了你。但克罗斯并没像你预想的那样，马上把酒喝掉。他太喜欢在众人面前卖弄表演了，直到他觉得气氛达到高潮时，他才把酒喝了下去。你这个蛇蝎一般狠毒的女人，之前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你定罪，但现在有了。你知道你会落得什么下场吗？你会被送上电椅的。”

科比特整个人好像突然垮了，看上去痴痴愣愣，脸上竟浮现出一丝浅笑，仿佛依然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布伦南的手下上楼逮捕她时，只能搀着她把她带走。

注释

1．艾玛·奥希兹（Emma Orczy，1865—1947），英国女作家，常被称为奥希兹女男爵，以历史和侦探题材的作品闻名。在其代表作《角落里的老人》中，有个老人喜欢坐在一家咖啡馆的角落里，系各种绳结，然后再打开。一位女记者无意中和老人攀谈起来，结果老人足不出户，仅凭报纸的报道就破获了一起谋杀案。后来该记者便常去咖啡馆听老人讲解案情。

2．只有一方执行的契约，常用于人名的更换。

3．引自维多利亚时期代表诗人阿尔弗雷德·罗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的叙事诗《夏洛特姑娘》。该诗讲述了美丽的姑娘夏洛特被仙女囚禁在城堡里的故事。城堡位于离亚瑟王王宫不远的孤岛上。仙女告诉夏洛特，亚瑟王王宫会给她带来厄运，却没有透露究竟是什么厄运。夏洛特只能通过一面镜子看世界，当她在镜子中看到亚瑟王最出色的圆桌骑士蓝斯洛时，便疯狂地爱上了他。夏洛特决定去王宫找蓝斯洛，可刚踏出城堡门槛，镜子突然碎了，于是她意识到自己的厄运就要来临了。最终，夏洛特在不顾一切地划船前往王宫时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4．原注：请参考本书第115页。

5．出自美国传统儿歌《波莉多利都朵》，最早于1880年发表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歌谣集里。

6．原注：读者如对此处情节有疑惑，可参考本书第81页对尸体搜寻过程的描述，以及第165页对事件发展时间线的总结。

第五部分　最终裁决

动辄将侦探小说里的坏人归结为艺术塑造的结果或心理怪癖，这种做法难免令人深感疑惑，不禁自问：“难道就真的没有穷凶极恶之人吗？”而将过往历史中的恶人都洗白，那将会是艺术上的灾难。

——托马斯·塞科姆《十二恶棍》[†]

尾　声

暮色四合，凉爽而明亮的秋天渐隐于夜色之中。秋风乍起，几片颜色已深的叶子还紧紧挂在枝头，依依不舍。秋色尽染的山谷此时已一片棕黄。在温暖整洁的房间里，台历上的10月30号被人用红笔圈起，今夜正是万圣节前夜。

房间里有几张摆着阔口台灯的桌子，配有套着橙红色套子的椅子，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漂亮的肖像画，临摹的是伦勃朗的名作《情人》。报纸在沙发上摊开，露出了当日头条新闻的标题和部分内容。

恶魔护士逃脱电椅惩罚

护士迈拉坚称无辜，终身监禁判决即日生效

据悉，赦免委员会今日已将“恶魔护士”——迈拉·科比特的死刑判决改为无期徒刑。10月9日，迈拉·科比特因谋杀作家高丹·克罗斯而被判死刑。她的律师G. L. 夏皮罗承认，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神秘消失的同谋”马克·德斯帕德的蛛丝马迹，并声称——

壁炉的火光照在头条新闻的黑色标题上，仿佛在纸上跃动。房间里没开灯，只有壁炉的火在闪闪发光，房间里的一切在闪烁的火光下变得扭曲而陌生。女人站在后窗前，正透过窗户瞧着屋外的花园。窗户上黑漆漆的玻璃中映出女人漂亮的圆脸和深金色的发卷。玻璃里面的女人面容看上去有些模糊，厚重的眼影下是一双灰色的眼睛，脸上浮现出一种或可称作“勾魂摄魄”的浅笑。女人心中暗想：

她最终没死，这真是一个遗憾。仅凭搬弄我的是非这一点，她就该死。那天我在询问那个老家伙的配方时太冒失了，毕竟那时我已经很久都没用过那东西了。很可惜，她是无辜的。她本该受刑而死，那样就会成为我们的一员。我们现在的人数已不容小觑了。

室外，柴火燃烧散发出的烟气在黑漆漆的花园里轻轻飘荡。天空仿佛一块黑色幕布，上面只挂着三颗明亮的星星，前方田地里的棚屋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之中。女人依然望着窗外，没有回头，只伸出白皙的手，抚摸着摆在窗户之间的写字桌。

很好，我开始渐渐恢复记忆了。一开始，当我瞧着玻璃中映出的自己时，我脑海中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曾经，每逢吉堡举办弥撒的香烟升起，我就会回忆起——一只眼睛、一个鼻子，或者是插着刀的肋骨，在那袅袅的轻烟中若隐若现。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戈丹。那张照片上的他不像他，也许是因为戴了一顶不同的帽子，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幸好我头脑还很清楚，知道自己必须去找他帮忙。是的，这次法律根本拿我没办法，但我不想让我的丈夫猜忌我，现在还不想。我爱他，我非常爱他。如果我能找到不痛苦，或者哪怕是不那么痛苦的方式来转变他，那他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一员。

女人的手划过写字桌，手中便出现了一把钥匙。她用钥匙从低至高依次打开几个奇怪的隔间。她还是没回头，而她的手却仿佛有生命，凭着自己的意愿在开锁。在她最后打开的那个隔间里，有一个柚木盒子和一只小罐子。

是的，我之前就认识戈丹。他好像也一直在找我。他这人非常聪明，这点我不否认，他聪明到仅凭我留给大家的那些毫无头绪的线索，就能演绎出如此天衣无缝、无可辩驳的解释。我可没他那么聪明，还担心他无法自圆其说。他不得不把罪名安在马克头上，对于这点我很抱歉，因为我喜欢马克。

或许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不够聪明，但这次我赢了戈丹。戈丹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不幸在于他还想回到我身边。让他做我的情人，那简直不可能。在没涂油膏之前，戈丹仍是血肉之躯。他很快就会复活的，但现在，他只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

女人白皙的手灵活得像一条蛇，先碰了碰柚木盒子，又摸了摸那只罐子。窗户玻璃中仍然映着女人的圆脸，她的头还是一动不动，脸上却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这时，屋外面的大门响起钥匙开门的声音，随后大门就被打开了，客厅里传来脚步声。随着女人的手停止触摸罐子，刚才还仿佛沿着墙壁和窗户流动的那些明晃晃，甚至晶莹发亮的光突然消失了。女人面色一变，又变回漂亮的妻子，然后跑出去迎接自己的丈夫去了。

跑出房间时，女人的裙子不小心碰到了沙发上的报纸，报纸掉落在地，翻了过来，露出头条新闻剩下的内容：

……尚未发现“神秘消失的同谋”马克·德斯帕德的蛛丝马迹，并声称将放弃寻找马克。据了解，夏皮罗律师已向法庭提交了新的证据。“恶魔护士”一案的庭审高潮是，夏皮罗律师竟然试图证明作家克罗斯的中毒身亡是克罗斯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他声称克罗斯因为一心想指证护士是下毒凶手，却苦于没有证据，所以在自己的酒杯里下了氰化物。

“如果被告想说，”地方检察官希尔兹如此说道，“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竟然会在自己酒杯里下四格令的氰化钾，那这案子就没有必要再审下去了。”

“我的被告想说的是，”夏皮罗律师反击道，“克罗斯也许有同谋，是那个同谋给克罗斯提供了毒药，同时谎称只是剂量很小的砒霜，吃下去只会让他感到难受而已，但实际上却想杀了他。毒药是以胶囊的形式——”

听到这儿，法庭里闹哄哄乱作一团，大卫·R. 安德森法官当庭宣布，若再有人敢放肆大笑，蔑视法庭，他就会下令将其驱赶出庭。

注释

†　托马斯·塞科姆（Thomas Seccombe，1866—1923），英国作家，他编辑的《十二恶棍》一书记述了包括投毒者、作伪证者、拦路抢劫犯、丛林土匪和花花公子等在内的十二位历史著名犯罪人物。此处引文出自该书前言，托马斯·塞科姆在前言中指出，某些历史人物多少会经过文学作品的洗白或误导，因而变得不再像恶人；恶人则多出现在侦探小说里，可其行为往往被归结为艺术塑造的结果或心理怪癖，而《十二恶棍》一书则真实还原了历史上的犯罪人物。

编辑史蒂文斯看到新书稿中的照片，不禁震悚无比；

数十年前已被处决的毒杀犯，竟和他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前不久，他的邻居老迈尔斯病逝，症状却如同中毒。

管家太太声称曾在其逝世当晚，看见一名盛装女子从卧室中穿墙而过。

怀疑者决定验尸，可棺材中的尸体竟不翼而飞，仅留下一段九结绳。

到底是过去的亡魂归来作祟，还是有人故弄玄虚？

当“不可能犯罪”蒙上哥特的面纱，我们将得到怎样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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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权图字：01-2019-3666

THE ARABIAN NIGHTS MURDER © The Estate of Clarice M Carr 193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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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方夜谭谋杀案／（美）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著；覃学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1（2021.4重印）

书名原文：The Arabian Nights Murder

ISBN 978-7-5213-2262-0

Ⅰ．①天…　Ⅱ．①约…　②覃…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5404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项目编辑　赵　奂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何碧云　黄雅思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2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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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楔子

上　侦办天方夜谭案的爱尔兰人

侦缉巡官约翰·卡拉瑟斯的陈述

第1章　凭空消失的“络腮胡”

第2章　哈伦·拉希德的妻子

第3章　博物馆里的尸体

第4章　“得搞到一具尸体”

第5章　匕首柜的钥匙

第6章　铁板一块

第7章　踢头盔的警察

第8章　祖拜妲的棺柩是空的

中　侦办天方夜谭案的英格兰人

助理厅长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的陈述

第9章　青铜门前：伊林沃斯博士当了一回阿里巴巴

第10章　魔法上演：伊林沃斯博士当了一回阿拉丁

第11章　可怖的盖博博士：伊林沃斯博士当了一回威廉·华莱士

第12章　电梯中所见：伊林沃斯博士当了一回魔鬼

第13章　十一个疑点

第14章　烹饪大全的秘密

第15章　来自伊拉克的秘密

第16章　演员的首次亮相

第17章　十一个疑点，十一个嫌犯

下　侦办天方夜谭案的苏格兰人

警司戴维·哈德利的陈述

第18章　黑夜的面纱揭开了，但凶手的面纱尚未揭开

第19章　偷走匕首的人

第20章　箭头状的钥匙

第21章　镜子上的指纹

第22章　米利亚姆·韦德去地窖的原因

第23章　公诉理由

第24章　不在场证明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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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克森·卡尔

（John Dickson Carr, 1906—1977）

美籍推理小说家，曾在英国长期定居，有“密室之王”的美誉。他的作品集欧美古典本格推理之大成，并以“密室谋杀”和“不可能犯罪”的构思见长。1950年和1970年，他先后两次获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简称MWA）的埃德加·爱伦·坡特别奖。1963年，MWA一致同意向他颁发“终身大师奖”，这是推理界的最高荣誉。

覃学岚

土家族，湖北五峰人，文学博士，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著有《当代译学批判》，代表性译著有《生命的七大精神法则》《亨利六世）（上、中、下）《暮光之城：暮色》《论幸福生活》《莎士比亚传》《双面女间谍的爱情与谎言》及近译《个人印象》。

你口动口动就以先知口胡子发誓，

难道故事篓子就口能用胡子给口口

编一口离奇口故事吗？

——《天方夜谭》

口犹豫口一下；

最后终于听口口说得很慢但很清楚口三口字：

“络腮胡！”

说话口口好像有些口气口接下气。

——《巴勒姆[1]传》

注释

1．理查德·哈里斯·巴勒姆（Richard Harris Barham，1788—1845），笔名托马斯·英戈尔兹比（Thomas Ingoldsby），英国牧师、小说家、幽默诗口，著有《英戈尔兹比传奇故事集》（The Ingoldsby Legends）。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楔　子

在位于阿德尔菲排房1号的那个大图书馆里，四个男人围坐在一张圆桌边上。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吊灯下的这张桌子上，曾经摆过一大堆供菲尔博士查验的稀奇古怪、令人咂舌的物证。比如那个会跳舞的发条玩具，这锡制小玩意儿的旋转舞姿曾为韦瑟比庄园案的侦破提供了线索；又比如那六枚让摄政街的波尔顿掉了脑袋的蓝色硬币。不过，这张桌子上还很少像今天晚上这样摆出来这么一批不相协调的物品。这些物品是那桩被称为天方夜谭谋杀案的案子中的物证，共六件，头一件是一本烹饪大全，最后一件是两副假络腮胡。

桌子上方的那盏强光灯颇有点儿聚光灯的效果。房间里已经生了火，以备通宵开会之需。除了这两处光源之外，别无其他亮光。基甸·菲尔博士登上自己最大的宝座，眉开眼笑地坐在上面，威风凛凛地冲着一张堆满雪茄和烈酒的茶几指手画脚。在法国南部待了四个月后，博士活力焕发，健康状况极佳。大家也许还记得，办完了关涉两个英国女孩的吉劳德投毒案这一棘手的案子后，他就去了戛纳。后来他又沿着蔚蓝海岸[1]闲逛了一阵子，部分原因是为了治疗自己的哮喘，但主要还是想健康、自然地放松一下。如今在灯光的照射下，他的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红润。他戴着一副系着宽宽的黑丝带的眼镜，一双小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咯咯一笑，他的双下巴连同他腰上鼓起的那些赘肉就会跟着动起来；他硕大的身躯就像“今日圣诞幽灵”[2]一样，大有要从房间里溢出之势。他一只手撑在手杖上，另一只手夹着一支烟味很浓的雪茄，指着桌上的那些物证。

“对，我很感兴趣，”他高兴地喘息着承认，“愿意听个一整夜，看是什么样的案子能把一本烹饪大全和两副假络腮胡给扯到一起。我注意到了，胡子一副是白的，另一副是黑的。可我要说的是，哈德利，其他这些物证是咋回事？”他指了指，“看着差不多同样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嘛。那把弯刀我能理解，看上去足以致命。可这些照片呢？这一张看着像一组脚印。而这张嘛——嗯，看着像一张东方货摊或集市的照片，门上方一点点的墙上还溅了一大片黑色污迹。对吧？”

“所言极是，”哈德利警司正色道，“那是某个人拿煤砸墙时砸到的位置。”

菲尔博士停下了往嘴里送雪茄的动作，把头稍稍朝一侧偏了偏，于是他那一头蓬松的花白头发便盖住了一只耳朵。

“拿煤砸墙？”他重复了一遍，“为什么？”

侦缉巡官卡拉瑟斯神情沮丧地插嘴道：“没错，先生。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警司对案情的复原分析全错了。此外，关于这片污迹，还请您注意一下这副黑色的假胡子。您瞧，首先它上面有用来粘假胡子的化妆胶水，更重要的是……”

“闭嘴行吗？”凭借才能已经当上伦敦警察厅助理厅长的杰出实业家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大声吼道，“难道你看不出来全让你给说乱套了吗？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现在听我来解释！菲尔，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万不得已，只得有劳你了。此案太离奇，别人都无能为力。”

“过奖了，”菲尔博士说，“继续。”

他环顾桌子，看了看自己的三位客人。尽管他们对这件事的讲述或者看法大相径庭，但他们都从大不列颠的不同地方赶来，聚集到了这张桌子周围。

约翰·卡拉瑟斯，爱尔兰人，是万安街侦缉巡官。他算得上一名新潮警官：年纪至多三十五岁，上大学时在学业和体育方面都是优等生，举止得体，想象力强，有时候甚至有点儿不着边际。不过他很快就学会了抑制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虽然这种抑制往往搞得他有点儿不自然。他身上仅有一个特点不像爱尔兰人，就是有时候他能一眼看透别人的心思，让人感到不太舒服。另外，他生有一张瘦长、忧郁、幽默的脸，嘴角老是叼着一只烟斗，一双爱嘲讽人的眼睛上方，两道乌黑的眉毛连在了一起。

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是个高深莫测的英格兰人，早已谢了顶，块头结实粗壮。他没准儿给那个人如其名的公牛博士当过模特。他这个人忠心耿耿、多愁善感、愤世嫉俗、和蔼可亲、喜欢唠叨、性子急躁、倔强固执，讨厌自己的种种优点，对自己五花八门的偏见却引以为豪。他的性情虽说暴躁，却毫不伤人，所以警队中有人（在背地里）戏称他为“唐老鸭”。最后还有一点，他无论何时都会是一个好朋友，这一点，至少天方夜谭谋杀案中的某个人可以作证。

这三人中的第三位，戴维·哈德利警司，来自特威德河[3]北端。他是菲尔博士最要好的朋友，而且博士对他的了解不逊于任何人；不过，菲尔博士也常常承认，你根本就无从知道自己在哪一点上会跟他站在一起。别看他表面上谨小慎微、稳重沉着、讲究逻辑，其实他也是个时而迟钝，时而机灵，时而处变不惊，时而方寸大乱的主儿。说到他的处变不惊、冷静自若，他曾单枪匹马闯进波普勒以东最臭名昭著的贼窝，用一把仿真枪将迈尔斯和贝利拘捕，然后背对着一个个伺机出击的戴着手指虎的拳头，从容不迫地押解着他们出来，这一经过至今都还为人津津乐道。这种冷静掩盖了一种过分敏感的倾向，有这种倾向的人，哪怕是别人无意间稍有怠慢或冷落，也会立马气不打一处来。他不喜欢丑闻，是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而且自尊心可能还太强了一点。虽然他会愤然否认，但他的想象力或许比另外两位都要丰富。最后一点，不论是不是自己的朋友，只要是遇上了大麻烦来找他帮忙的人，他一概不会拒绝。

菲尔博士看了看身边的这伙人，寻思起来。

“听我说，”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使劲敲了敲桌子，继续说道，“韦德博物馆发生的这个案子必须得破。你肯定四个月没看过英国报纸了，对此案也是一无所知吧？好！这样更好！这是这个案件的所有记录，每一条都一字不差地摆在这儿了。我们这里有三个人全程参与了此案的侦办，大家都得意扬扬，但最后却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哈德利说，“我觉得这么说有点夸张了吧。”

“好吧，但不管怎么说，从法律上说，是失败了。情况是这样的：这桩似乎天底下没有谁能够解释的谋杀案及其案发现场，先是差点儿让在座的卡拉瑟斯疯掉了。然后我就接手了，我们对案发现场有了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对于凶案而言却是驴唇不对马嘴。之后哈德利又接了手，这回我们对凶案有了一个解释，可不论怎么看，它都完全说不通。这该死的案子就是他娘的得一层一层剥开的茧，每剥开一层，都会得到一种解释，剥到底后就仨字‘认栽吧’。煤末儿！”阿姆斯特朗爵士苦涩地说道，“煤末儿！”

菲尔博士显得有点茫然无措了。

“这是在把我们当猴耍啊，”阿姆斯特朗越说越没好气了，跟吃了枪药似的，“但这些胡话，我们还是要从头到尾再说一遍。不管你喜不喜欢，这飞毯都非坐不可。我们每个人都要依次讲一讲自己掌握的案情，而且还要解答一下上一个人的讲述中遗留的问题。听完之后，你得说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说白了，就是你能不能看出什么道道，这个嘛，我还真有点儿怀疑。好了，卡拉瑟斯，开始吧。”

卡拉瑟斯显得有些不自在。他一边伸手去拿哈德利手肘边上的那摞蓝色封面的打印材料，一边用那忧郁而又幽默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这些人。接着，他叼在嘴里晃来晃去的烟斗后面露出了笑容。

“这案子恐怕叫我给搞砸了，”他说，“不过，先生，我好像也没有为此陷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心情还算轻松。集市上的说书人就是像这样坐着说书的。先生，我建议您把杯子斟满，把帽子戴好，因为我们这就开始了。

“我的头一个预感是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注释

1．蔚蓝海岸（Côte d'Azur），一译科特达祖尔，指法国东南沿海一带，自18世纪开始，那里就成为上层人士的度假胜地。

2．今日圣诞幽灵（the Ghost of Christmas Present），狄更斯《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中三个圣诞幽灵里的第二个，另两个分别是“昔日圣诞幽灵”和“来日圣诞幽灵”。

3．特威德河（Tweed R.），一条由苏格兰东南部流经英格兰东北部，最后注入北海的河流。

上　侦办天方夜谭案的爱尔兰人

侦缉巡官约翰·卡拉瑟斯的陈述

第1章　凭空消失的“络腮胡”

我的头一个预感是肯定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产生这个预感的是霍斯金斯巡佐——一位身着制服的巡佐，这一点必须记住——尽管如此，当时除了有人在墙上搞了一个荒唐的恶作剧这个情况之外，还难以看出其他任何端倪。还有，虽然我们办过不少万安街喧哗扰民的案子，尤其是在那些系着白领结的男士彻夜狂欢的时候，但为非作歹之徒中蓄着长长的白络腮胡的却很鲜见。

6月14日，星期五，晚上11点15分，我碰到了霍斯金斯。当时我在局里加班到很晚，可工作还是没做完；于是我打算去潘顿街的一个咖啡吧喝点咖啡，吃块三明治，然后再回来工作。我站在路灯下眺望着干草市场街稍作休息时，差点儿跟霍斯金斯撞了个满怀。他是一个老派警察，一向威严，留着一撮拿破仑三世式的八字胡。我从未见过他如此震惊，平日里的沉着一扫而空。

他气喘吁吁，把我拉到了阴暗处，说：“嘿！”

“长官，”霍斯金斯说，“他们称之为恶作剧的，二十五年来我可没少见，可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恶作剧。那个人脸上还有长长的白络腮胡，即使那是假的！这里！”霍斯金斯恶狠狠地说道，“瞧！”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我看见领口上面有又长又深的抓痕，“您知道韦德博物馆吧，长官？克利夫兰街上的。”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韦德博物馆。我一直漫不经心地想着，哪天一定要顺便去那里面看看，不过还一次都没去过。不单是韦德本人要求，警方高层也曾三令五申，命令我们分局务必看好该馆。我想诸位肯定听说过杰弗里·韦德的大名，哪怕只知道他是一个有巨额银行存款的大佬。不过，巨额存款满足不了他的胃口。虽然我从没见过他，但我听到过人们对他的描述，说他脾气暴躁、行为怪异，并且是“世上头号爱出风头的人”。此外，我还知道他在圣詹姆斯区拥有一些地产，其中包括蓓尔美尔街的一片公寓楼。

大约十年前，他捐建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自任馆长。我一直听说这是一个具有亚洲或者说东方特色的博物馆，不过我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里面也展出了一些英国早期四轮大马车——一堆颇讨老头子欢心的大杂烩——还不错。博物馆位于克利夫兰街，广场对面就是圣詹姆斯宫。不过，它坐落在街道东头，隐藏在那些幽暗的小广场和看上去好像自18世纪就没住过人的建筑之间。就是在大白天，你也会发现这一带不是很热闹，没多大生气——回音倒是不绝于耳，简直太多了——到了晚上，你的想象力喜欢赋予它什么古怪的色彩，就可以赋予它什么古怪的色彩。

所以，霍斯金斯一提到这个地方，就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叫他别像被硫黄呛着了似的，好好喘口气，再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当时我正在巡逻，”霍斯金斯打起精神说道，“顺着克利夫兰街往西走。时间大概是11点，长官。我要前往下一个巡逻点——蓓尔美尔街辖区——去跟那儿的警员交接，正好路过韦德博物馆。您见过那地方吧，长官？”

我曾路过那儿几次，而且还有点儿印象，那是一座两层的临街石头房子，两侧均有一堵狭长的高墙。此外，房子还装有高高的青铜门，门上饰有一圈铭文，可能是阿拉伯文，也可能不是，这正是这座房子引人注目之处。我和霍斯金斯都放下架子，不打官腔了，我觉得我们也没办法一直端着。

“所以我就在心里对自个儿说，”霍斯金斯哑着嗓子，以一种谈论机密的口吻继续说道，“我就在心里对自个儿说，我要去推推门，确保巴顿没有丢三落四。还好，长官，门都锁得紧紧的。于是，我想都没想，就拿手电筒四处照了照，您明白的，长官；我往上一照——”他停了停，“吓了一跳，千真万确。因为上面有人，就坐在墙头。一个又高又瘦，头戴高顶礼帽，身穿双排扣长礼服的老头儿。还有，他还留着长长的白络腮胡。”

我端详了霍斯金斯一会儿，不知道是该笑呢，还是该怎么样；此外，要不是对他十分了解，我早就敢断言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了。可这家伙实在正经得要命。

“真的，长官，我没开玩笑！他就坐在墙头上。我用手电筒照着他，自然有点儿吃惊——他都那把年纪了，歪戴着帽子不说，还有点醉醺醺的，就像——但我还是大喊了一嗓子：‘喂！你在那上面干啥呢？’然后我瞅了一眼那家伙的眼睛，不得不承认……”

“你也太神经过敏了吧，巡佐。”

“好吧，长官，您大可以嘲笑我，”霍斯金斯黑着脸说道，没好气地点了点头，“可惜您没见到他那个样子。他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框架眼镜，疯了似的怒视着我。那张长脸，那一脸不自然的胡子，还有从墙上垂下来的那双腿，又长又细，跟蜘蛛腿似的……突然，他跳了下来。‘砰’的一声。我还以为他是要跳到我身上呢。长官，您见过传递募捐盘的教堂执事吧？他就是那副样子，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疯了。他摔了一个大马趴，但还是站了起来，然后对我说：‘好你个大骗子，你杀了他，会被吊死的。我看到你在那辆马车里。’说完，他张开双手就朝我扑了过来。”

此时的霍斯金斯一没醉（他正冲着我的脸费力地喘气呢，所以一闻就知道），二也没那个想象力，凭空想不出这么个怪物来呀。

“十有八九是山中老人[1]，”我说，“然后呢？”

霍斯金斯愧疚地说道：“最后，我只好给了他一拳，长官。别看他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他可是个暴脾气，所以没辙呀，我只能来这一招了。为了省点事，我照着他的下巴来了一拳，他就倒下去了。接着我就发现了最奇怪的地方——他的络腮胡是假的。上帝可以作证，长官，此事千真万确。胡子是用某种胶水粘上去的，整个儿脱落了。他的脸长啥样我没能看清楚，因为他想踢我，结果把我的手电筒踢到不知什么鬼地方去了，加上那段街道又有点儿暗。”

霍斯金斯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嗯，长官，我当时就想，‘哎呀，只要您喜欢，这就是一件奇案啦！’转而又想，‘我在这儿拿一个称得上相貌堂堂的老家伙束手无策（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这家伙戴着一副假络腮胡，像块门垫似的趴在离蓓尔美尔街不到一百码[2]的地上！’唉，可以告诉您，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傻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叫辆警车来。这时我才记起来，我正要去见在蓓尔美尔街巡逻的詹姆森警员。于是我就盘算着，我去打电话的时候，可以让詹姆森来看守这个家伙。对了，长官，我把他从排水沟里扶起来，还把他的头靠在了马路牙子上，这样他就不会火冒三丈，疯得更厉害了。然后我就走开了，顶多才走了几十英尺[3]远，我就回头看了看——只是想确保他没事……”

“他没事吧？”

“不，长官，有事，”霍斯金斯回答得很严肃，“他不见了。”

“不见了？你是说他爬起来，夺路而逃了？”

“不，长官。他已经不省人事了，这一点我可以吻《圣经》发誓！我的意思是说他消失了。啐！”霍斯金斯很紧张地挥了一下手，绞尽脑汁地说道，“我跟您说的全是实话，都是真的，长官。”他庄重地挺直了身体，显然是有什么伤了他的自尊。“您是才智过人的绅士，长官，我知道您会相信我的。可詹姆森警员呢，他不肯相信不说，还想拿自己的上司来取笑。‘不见了？’他说，‘去哪儿了呢？我猜是叫那些讨厌的小妖精给掳走了吧。’‘假络腮胡！’詹姆森又说，‘屁的假络腮胡，瞎掰！没准儿他还穿着旱冰鞋，打着绿阳伞呢。回局里后，最好还是别说这一套了，哥们儿。’——可我还是说了，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向来忠于自己的职责！何况，那家伙能消失到哪儿去呀？”霍斯金斯深呼吸了几下后，把憋在心里的怒火压下去了。“长官，您瞧，那家伙当时就在这儿，可以说是躺在街道中间，离哪扇门都有几英尺远。更重要的是，当时那么安静，只要有人靠近，我肯定听得见，也看得见，因为街上当时并没暗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而且我发誓，我走了至多也就三十英尺远。可我啥也没看见，啥也没听见，才十秒钟的工夫，那家伙就——啐！如果这都不算是马斯基林[4]的魔法，长官，那我就不知道什么算了。不见了！他从不可能消失的地方消失了，这一点我可以对着《圣经》起誓。不过唯一让我头疼的是：事情就是这样，我该怎么办？”

我让他回局里冷静冷静，而我则去喝了一杯咖啡。虽然从情理上说，我应该把这一情况当回事，从中找出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助我在伦敦西区一鸣惊人，可要真的认真思考凭空消失的“络腮胡”这个问题，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比霍斯金斯巡佐还要傻的傻瓜。和霍斯金斯巡佐一样，我究竟该怎么办？从另一方面看，除非霍斯金斯真被一个复杂的恶作剧捉弄了，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件事既滑稽好笑，又有令人不快的古怪。尽管我再三追问，霍斯金斯还是一口咬定，不管用什么办法，谁都甭想在他眼皮子底下一声不响地把那个“络腮胡”抬走；而且他也同样确信那个家伙已经不省人事了。那么眼下只有一事可做了：喝咖啡。

等我喝完咖啡回来，已经出现了新情况，对于这件该死的事会意味着什么，我愈发担忧了。霍斯金斯巡佐在门口遇到了我，他下班了，已经换上了便装。但他逗留了一会儿，压抑着幸灾乐祸的心情，伸出拇指指了指身后一脸阴沉的詹姆森警员。

“运气还不错，长官，”他大声说道，“现在轮到詹姆森去兜圈子，把自己兜得晕头转向了。”

“你的意思是说‘络腮胡’又冒出来了？”

面色阴沉的詹姆森行了个礼，显得心神不安。“不，长官，不是同一个家伙。是巡佐离开不到五分钟后，另一个人就在韦德博物馆大吵大闹起来了。我遇到这个家伙时，他居然还想动手。”詹姆森很是愤愤不平，“我想您可以跟他谈谈。我没有控告他，不过您要是想找个理由拘留他的话，我可以指控他：这个浑蛋，他居然想拿手杖揍我。我只是请他安静下来，移步和您谈一谈。这会儿他就在您办公室。”

“怎么回事？”

“是这样，长官，”詹姆森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说道，“巡逻途中——路过那个博物馆时——我看到那个家伙背对着我站在外头，手好像在青铜门上摸来摸去。他是个非常时髦的年轻绅士，身着晚礼服，身材魁梧，很有魅力，看着有点儿像电影演员。我喊了一嗓子，问他在干什么。他答道：‘我想进去，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说：‘我想你知道这是一家博物馆吧，先生？’‘没错，所以我才想进去嘛。这儿应该有门铃的，来帮我找找。’嗯，我跟他说博物馆已经关门了，里面黑灯瞎火的，劝他最好还是回家去算了。他转过身来，火冒三丈地对我说：‘这关你屁事，我是应邀来看一个预展的；我还就赖着不走了呢，你打算怎么着？’我说，那我也许就只好助他一臂之力了。”詹姆森鼓起了腮帮子，“接着他来了一句——这种话以前我只在电影里听见过——他说，‘哼，你这么放肆，我看你是找抽’（差不多就是这样），说完他就抡起手杖，想狠狠地给我一棍……”

“似乎有点儿让人发懵啊，”巡佐摸着胡子，沮丧地说道，“我绝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真搞不懂，否则我不得好死。您呢，长官？”

“你接着说，詹姆森。”

“我抓住他的手杖，然后不用说，自然是温和地问他是否介意跟我走一趟，到警局回答巡官几个问题。他态度大变，安静下来了。什么方面的问题？——他想搞清楚这一点。我告诉他：‘跟一桩失踪案有关。’我觉得他的神情虽然看上去非常古怪，但却跟我料想的不一样，丝毫看不出紧张和不安。另外，他一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问了我好多问题。我啥也没说，长官。这会儿他就在您办公室。”

诸位也知道，詹姆森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但整个案子听上去已甚是不可思议，所以我很高兴他管了这闲事。我顺着走廊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推开了房门。

今天晚上，关于我们不得不涉及的这些人的性格特点，诸位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诠释。我呢，只能给诸位说说我个人的一些见解。刚才一直坐在我的转椅上，见了我连忙站起来，仿佛一时之间手足无措的这名男子，本来就够引人注目的了，在我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里则尤为抢眼。有一瞬间，他身上有种东西让我隐约觉得非常熟悉，熟悉到了我敢发誓以前一定与他见过面的程度。这一幽灵般的感觉挥之不去，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面前这名男子的形象就像无数中短篇小说里典型的主人公。他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却奇迹般成了个大活人，又通过自身小心翼翼的努力而显得收敛又低调，达到了真实可信的境界（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比如说，他个高肩宽，棱角分明，英气逼人，这种长相深得女小说家的青睐；他那乌黑而浓密的短发下是有些乱糟糟的眉毛，下面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眸；他甚至，我发誓，还晒出了一身古铜色的皮肤。随便套用一堆陈词滥调，什么完美无瑕的晚礼服啦，曾与猛虎搏斗的气概啦，用这些来形容他都没有问题。不过，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的神态。更趋荒唐的是，你几乎可以想象出他手腕一挥，说“嗬，侍从！”的样子——这会让你产生一个尴尬的想法，以为侍从会跳出来“啪”地来个立正。多亏了一种非常真诚的迷人风度，他看起来才不像是一个自命清高之人。然而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似乎压抑着一种爱好吹嘘、活力四射和容易激动的可爱天性。那张棱角分明、晒成古铜色的脸上的浅色眼睛把我仔细打量了一番（他大约二十八岁），让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在生硬的外表下面，他正掂量着什么，而且由于某种强烈的精神兴奋，他的内心正在颤抖。然后他用手杖向我致意，显然决定抱以亲切友好的态度，微笑时还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牙齿。

“晚上好，巡官。”他打了个招呼，声音恰如你期待的那样（再来点儿陈词滥调）。他摆出一副轻松的样子，环顾了一下四周。“我得提醒你一句，我以前可是进过警局的，连相当差劲的监狱我也进过几个。但不明不白就到了这种地方，还是头一遭。”

我投桃报李，他什么态度，我也什么态度。“噢，先生，如果您想增长见识的话，我们这儿倒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监狱。”我说，“您请坐。抽烟不？”

他又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还接了一支香烟。他身子有点前倾，双手叠放在手杖上，乱糟糟的眉毛下面，那双眼睛瞪着我仔细打量，看上去跟个对眼儿似的。不过，他还是又一次露出了笑容，等着我给他划火柴点烟。

“我不禁认为，”我给他划火柴时，他把握十足地继续说道，“你手下的那个警察有点儿昏头了。自然啦，我陪他走了这一趟——你也看见了，我这个人喜欢冒险，好奇心强，想看看会出什么事。”（一种虚张声势的怪癖。）“伦敦是个没劲的地方，巡官。可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去过哪里，犯过什么事啊。”他犹豫了一会儿，“罗伯特说是关于一桩‘失踪案’什么的。”

“对。只是一点小事情，您怎么称呼？”

“曼纳林，”他说，“格雷戈里·曼纳林。”

“您的住址，曼纳林先生？”

“贝里街，爱德华大宅。”

“您的职业，曼纳林先生？”

“噢，就说是——雇佣兵吧。”

别看他直来直去，显得满不在乎的同时还有几分魅力，但我认为他的这番回答透着一股浓浓的酸味；不过我未置一词。他继续说道：

“咱们就来把这事彻底讨论清楚吧，巡官。没准儿你能给我个答案，反正我是完全不明白。你听我说，今天下午我收到了一份请柬——一个私人邀请——约我今晚11点到韦德博物馆……”

“我明白。这么说，您认识杰弗里·韦德先生喽？”

“其实，我还从没见过他。不过我想我以后会非常了解他的，因为我正巧是他未来的女婿。米利亚姆·韦德和我……”

“我明白。”

“‘我明白’，你究竟什么意思啊？”他问，语气非常平静。

我也就这么随口一说，不想就让他的两撇眉毛皱成了V字形，他还半斜着眼疑神疑鬼地盯着我的脸看。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哈哈一笑说，“不好意思，巡官。我承认我是有点儿气恼。我到了那儿以后，发现那该死的地方一团漆黑，连个人影都没有——但我真不明白米利亚姆怎么会把日期给搞错了呢。她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说要举办一个非常上档次的聚会，出席者包括爱丁堡的伊林沃斯——研究亚洲文化的学者——你也许听说过他，他是一个逢会就发言的牧师……此外，由于我在东方待过一段时间，所以米利亚姆认为——”他的情绪突然变了，“天哪，我干吗要跟你说这些呀？总之，你干吗要问这么一大堆问题？万一你不知道——”

“再回答一个问题，曼纳林先生，就可以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了。”我安慰道，“在博物馆举办这次聚会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嘛，我恐怕不能告诉你。博物馆发现了一些东西，私密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打算去盗墓……你相信有鬼吗，巡官？”

这家伙的情绪时好时坏，搞得人晕头转向，现在我们对彼此的态度又友好起来了。

“您这可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啊，曼纳林先生。不过今天晚上，我的一名巡佐差一点就要相信有鬼了；说真的，这也是把您请到这里来的原因。鬼会戴假络腮胡吗？”我看了看他，突然想吓他一跳，“这个鬼呀，当时静悄悄地躺着，然后在这名巡佐的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了；他让人给弄走了。不过，这个鬼提出了一项指控……”

我瞎扯了一通，竭力掩盖着自己自欺欺人的事实，同时也纳闷曼纳林为什么低下了头，还在我的椅子上往下滑了一点点。他慢慢地低下了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椅子嘎吱一声朝后一歪，我看到他的头正有气无力地偏向一边。银头手杖从他指间滑落，被膝盖挡了一下后，“咚”的一声摔在了地上。香烟也跟着掉了。我冲他大喊了一声，由于声音很尖，外面走廊里有人闻声冲了过来。

将格雷戈里·曼纳林先生的肩膀扭过来后，我看到他已经晕死过去了。

第2章　哈伦·拉希德[5]的妻子

我将死沉死沉的曼纳林拖到一张长凳上，让他躺平，然后叫人送了些水来。他的脉搏很微弱，看着他呼吸的样子，我不由得想，哪怕是这么身强力壮的人，心脏也脆弱得很。霍斯金斯巡佐匆匆地敲了一下门就进来了，他盯着曼纳林看了一会儿，接着又把目光移到了帽子、手杖和地上的香烟上。然后他把香烟捡了起来。

“瞧！”霍斯金斯凶巴巴地说道，他端详着香烟，而不是长凳上的人，“看到没，那家博物馆着实有些古怪——”

“说得是，”我说，“而且我们已经步入其中了，只有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要去那里探个究竟。你留在这里守着他，看能不能让他苏醒过来。他若开了口，把他说的每个字都记下来。刚才我一提到你那个朋友‘络腮胡’，他就昏倒了……这个时辰，有没有法子可以让我进入博物馆？那儿有负责守夜之类的人吗？”

“有，长官。老普鲁恩在那儿。博物馆一周有三个晚上开放，从7点开到10点；这是老头子一时心血来潮；您明白的，长官。在这三个小时里，普鲁恩充当接待员，过了这个点儿，他摇身一变就成守夜人了。不过，您从前门敲门他是听不见的。您要是想让他听见的话，得绕到后面去敲后门——走帕尔默花园路。”

帕尔默花园路，我记得是通往圣詹姆斯街的一条小巷，与后边的克利夫兰街平行。霍斯金斯承认，他没想过要把普鲁恩叫起来，理由是他没把这样不起眼的愚行与韦德博物馆这么体面的机构联系到一起。可是，就在我把一个手电筒揣进口袋，出去发动车子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觉得现在应该拿出点儿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络腮胡”凭空消失这一事件了。

常识告诉我们，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一个昏迷的人突然从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上消失。这个方式非但谈不上雅观，甚至还可能极为滑稽，可我们干吗要指望犯罪方式雅观呢？你瞧，我已经把这事看作犯罪行为了，虽然之前我还觉得它荒诞不经。十一年前我进入警界时，头儿命令我摒弃的头一样东西就是幽默感；而且对于像我这样来自唐郡[6]的人来说，我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尽了全力。

过了干草市场街，我继续沿着空寂无人的蓓尔美尔街行驶。在夜里这个点儿，像圣詹姆斯街街尾这么冷清的地方，伦敦怕是没有第二处了。月光皎洁，宫门上方的镀金大钟显示，此刻是零点5分。一路向西，克利夫兰街显得危险而又阴森。我没有听从霍斯金斯的建议绕到后面去，而是直接把车停在博物馆前面，然后就下了车，打着手电筒在漆黑的路面上展开了搜索。在马路牙子上，我看到了霍斯金斯用他那个破手电筒没能照到的东西：路面上有一个圆洞，洞口上有一个盖得不严的铁盖。

换句话说，那个凭空消失的疯子，肯定是让人顺着这个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迅速弄走了。

诸位，别笑。你们没有像我这样，站在一个人迹渺无、死气沉沉、漆黑一团的广场中央，正对着博物馆那一扇扇笑得龇牙咧嘴的青铜大门，看见这令人困惑的场景。“络腮胡”已经溜回了煤窖里，就像神怪溜回了自己的瓶子里一样。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博物馆。这是一座结实的建筑，正面临街，约八十英尺宽，共有两层，是用抛过光的石块建成的。底层的窗户被石头遮住了，二层窗户则被法国风格的铁格栅罩住了。六级宽宽的台阶通往正门；门上方有一个门罩，撑在两根石柱上。在我手电筒光的照射下，青铜大门上闪烁着一簇阿拉伯文字。真是匪夷所思，伦敦的街道上居然塞进了这么一座房子，比《天方夜谭》中的情景还要怪诞。房子两侧均有一堵约六英尺高的高墙。从右墙头望去，可以看见外面一棵树的树梢，那很可能只是一棵伦敦悬铃木，但发挥一下想象力，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幻化成某种更具异国情调的东西。

我回到那个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移开铁盖，用手电筒往洞里照了照。运煤滑板已经搬走了。酷暑时节，下面贮的煤很少，可谓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一件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探身下洞——双手像做引体向上一样抓着洞口边沿，好将盖子复位盖好，以免某个脾气暴躁的上校回家晚了，失足掉进洞里——然后我才松开手。

下面有许多盒子和包装箱，一看就是胡乱堆放在这里的，我抓着洞口边沿悬在空中时，双脚差不多都碰到了它们。不过这些盒子和箱子起到了类似平台的作用，无疑某个人就是站在这个台子上把“络腮胡”从洞口拽下来的。此外，煤窖的门敞开着，可以通向地窖的其他地方：门的搭扣上挂着一把打开的大挂锁，钥匙还插在锁眼里。也是巧了，我踢翻了一个盒子，弄出了“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我一下子跳到了地窖更大的那一边。

这地方潮湿、暖和，通风不畅。我用手电筒把刷白的墙面扫了一遍；地上堆着更多的包装箱，而且碎屑和细刨花几乎铺了一地。放眼地窖的尽头，有一个废弃的火炉，上面有几根裹着石棉的管子伸展出来：整个地窖，我判断，大约有一百英尺的进深。火炉后边一点点，后墙上有三个安得很高的活板窗。火炉左边有一个装煤用的大柜子，看着像一个高高的木棚，柜门朝向地窖的前端，里面还存放着堆积如小山的煤块。我正四处寻找“络腮胡”，期待发现老天才知道的真相，可就连储煤柜里都找了，还是连他的毛都没见到一根。不管怎么说，我愈发感到有些发毛了。这里就算没有“络腮胡”，肯定也有什么其他东西。我怕头撞到火炉管子，便伸手挡了挡头，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悬着的电灯泡，摸上去还是热乎乎的。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了一股风，我可以发誓，我听到了有人走动的声音。

朝右看去，有一段混凝土台阶。地窖顺着台阶的方向一直延伸向里。台阶修得跟座纪念碑似的，靠着一块木头隔板，隔板将这片相当狭窄的区域与另一边更大的储藏区隔开了。台阶背对着我来的那个方向。我拾级而上，关掉了手电筒，但作好了随时再打开的准备。台阶顶端有一道防火的钢门，漆成了木门的样子，还装了一个压缩空气阀，以防门会“砰”的一下关上。我小心翼翼地扭开了球形把手。这时，空气阀突然呼呼作响，吓得我停在半路，夹在了门缝里……

幽暗之中，我看到前方像是一个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大厅中央，有个人在手舞足蹈。

我没夸张，真是这样。我能听到那人在跳诡异的踢踏舞时，踢踢踏踏和翻空心筋斗的回声。朝博物馆的前端看去，大厅有一大半都在我的左侧；我能看见白色大理石楼梯的扶手。前面可以看到一盏电灯的微光，有如茫茫海湾中的一丝亮光。电灯虽一动不动，却让白色大理石地板显得阴森森的，煞是可怖，还在一个东西周围投下了一圈条状的光，因为电灯就放在那东西上——一口长方形的箱子，约七英尺长，三英尺高，上面那些崭新的钉头闪闪发亮。跳跃不定的阴影中，一个矮小的人围着箱子又是踢踏，又是蹦跳。更为怪异的是，这个小矮子居然是一身接待员的行头：穿着齐整的有黄铜纽扣的蓝色制服；戴着整洁的蓝帽，摇头晃脑时，漆皮帽舌还闪闪发亮。他跳完最后几步，那股兴奋劲儿在喘不过气的呼哧声中告一段落了。他踢了那口箱子一脚，天花板下面响起了隆隆的回声。而他开口说话时，却只是小声低语。

“哈伦·拉希德的妻子！”他相当温柔地说道，“呵，呵，呵！勇气！我称之为勇气！”

下面我就把我所见到和听到，却难以置信的事情给诸位讲一讲，绝对没有添油加醋。整个情形就跟动画片里没有生命的物体天黑后突然活了过来一样；而要说缺乏生气，我向来觉得，最缺乏生气的恐怕要数博物馆的接待员了。可他的鼻音是货真价实的。他呼哧呼哧地笑了几声后，一本正经地整理了一下制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扁瓶，摇了两下，就仰头喝了起来。

我打开了手电筒。

光线穿过大厅，照在了他一起一伏的喉结上，他的红脖子皱巴巴的，像火鸡一样。他盯着我看时，胳膊猛地垂了下来。他眨了眨眼睛，好像很惊讶，但却一点也不慌张。

“你是——”他嘴里刚蹦出了两个字，就换了一种语气，“那边是谁？”

“我是警察。到这边来。”

缓过来神以后，他态度强硬起来了，摆出了一副恼怒和蔑视的样子。他一边往后退缩，一边又横眉怒目，但依然一点儿也不慌张，甚至还残存着刚才的那股兴奋劲儿。他拎起提灯，拖着脚走了过来，嘴里不停地咕咕哝哝，脖子摇来摆去。我看到了一张瘦骨嶙峋的脸，上面全是皱纹和红斑，红斑都蔓延到了长鼻子的鼻尖上；他的眼镜戴得很低，都快滑到鼻尖了；他向上盯着我，眼睛都要挤扁了，头几乎偏到了一边肩膀上。他有点儿气不打一处来了。

“哦，你是，是啥来着？”他的语气极尽讽刺之能事。接着他摇了摇头，仿佛一个没有根据的猜疑得到了证实似的。他清了清嗓子：“可以请教一下吗，像这样破门而入，是哪门子游戏？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敢问你这玩的是哪门子游戏？”

“别费口舌了，”我说，“今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他问道，那口气好像我先前说的是别的地方，才换到这个话题似的，“这里？啥事也没发生。除非那些骇人的木乃伊从阴森森的箱子里跑出来了——反正我是没看见——哎呀，啥事也没发生。”

“你叫普鲁恩，对吧？行啊，你想背上一个绑架的罪名？不想的话，就告诉我那个戴玳瑁框架眼镜的”——我没提假络腮胡子，一提就作呕——“高个子老头儿怎么了？他大约一个小时前来过这里。你把他怎么了？”

他发出狐疑的声音，混杂着嘶哑的笑声。他盯着我看的时候，眼中的反抗意味似乎减轻了一些。

“你疯了，老兄，”普鲁恩先生很不客气地说道，“你听我说，你还没去过‘狗与鸭’酒馆吧，对不对？‘高个子老头儿戴着啥来着’——噢，要我说，别这么夸张！听着，我跟你说，老兄：你还是乖乖地回家去睡——”

我把手放在了他肩上。我自己都在想我是不是疯了，这让我直想拧断他那瘦巴巴的脖子。

“很好，那我们就把它作为谋杀案起诉呗，”我说，“不管怎样，都得有劳你随我去一趟警局……”

他整个人一下子吓瘫了，声音也尖厉起来了，“呀，这个，我说——别介呀！无意冒犯……”

“今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啥事都没发生！我10点关门后，这里就一个人也没有了！”（最糟的是，这话听起来像是实话。）

“今晚11点这里原本打算举办一个预展什么的——是不是？”

他似乎有点开窍了。“噢，那个呀！那事呀！你干吗不早说呢？”这下他来劲儿了，“对，本来是要办一个的，但没办成，取消了。（哎呀，我跟你说，松手；我跟你道过歉了，不要见怪了，得啦！）没错，他们是要看一些东西的，而且伊林沃斯博士都要亲自来看，可见有多重要了吧。只是今天到了最后一刻，韦德先生——我说的是老先生——你不会该死到要去挨他的骂吧！——我说的是老先生，不是年轻的韦德先生——不得不出了一趟城。所以，今天下午他就把这事取消了。情况就是这样。这里压根儿就没来过人。”

“也许吧。不过，我们还是把灯打开，四处看看吧。”

“没问题。”普鲁恩呵呵笑道。他看了我一眼，说道：“坦诚地说，不过，只限于你和我之间，你以为这里出了啥事？有人投诉了不成？”我迟疑了一下，他得意扬扬地穷追猛打，“没有，没人投诉。嗯？这不就结了嘛！没人投诉，你还这么非法闯入，莫非是收了人家的钱不成？”

“大半夜的，”我说，“你围着箱子跳舞，莫非是收了人家的钱不成？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那口箱子里啥也没装，”他宣称，还严肃而又得意地摇了摇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怀疑里面装着一个死掉的男人，可惜啊，里面连个死女人也没有。我这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那口箱子里啥也没装！嗯？”

我还没听懂他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他就摇晃着手里的提灯，拖着脚走开了，进入了暗处，消失在楼梯的另一边。接着就传来了一阵咔嗒声，沿着天花板的檐口亮起了一道柔光。隐蔽的灯泡发出月光一样柔和的光线，照亮了大厅。

这地方并没有因为开了灯，就变得不那么诡异了。大厅非常宽阔，也非常高大，地板全是大理石的，还有通往正门的两排间隔十英尺左右的大理石柱子。大厅一览无余，有着公共展览室常见的那种氛围。大厅后端，跟正门在一条直线上的是一座宽敞的大理石楼梯，楼梯上半段分开，分别通往两个开放式展厅，显然二楼就是由这两个展厅构成的。整个天花板清一色用的都是绿白相间的方形瓷砖，后来我搜集了诸多关于这个地方的稀奇古怪的资料，从中得知，巴格达的清真寺穹顶也是这样的颜色。

两面侧墙上有四道开放式的拱门，每面各两道；在拱门的上方，我看到用纤细的烫金字写着“波斯展厅”“埃及展厅”“东方集市展厅”和“八大天园[7]展厅”。除了这四道拱门和正面高大的青铜大门之外，还有三扇门。一扇——就是我进来的那扇——位于楼梯的左侧，如果你面对楼梯的话。另一扇一模一样的门，位于楼梯的右侧。第三扇几乎在右手边侧墙的最里端（以你面对楼梯时的角度看），上面有“馆长专用”几个烫金字，而且离标有“八大天园展厅”的那道拱门最近。

不过，我关注的是这个大厅里的展品，尽管其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右手边的侧墙上——仍旧是面朝尽头看——挂着几块巨型壁毯，上面的图案异常绚丽夺目，令人魂不守舍，你会发现自己在不停地扭头，看了又看。我不是很确定该怎样去形容。这些图案不仅色彩丰富、构图复杂，能让人浮想联翩，有迷幻的感觉（其实大部分图案如同一层层撒在地上的花卉），而且还具有既慵懒又活泼的特征，使这个地方显得更加诡异，愈发不真实。顺着大厅中央摆放着一排装着武器的扁平玻璃展柜；你的目光会本能地从壁毯转移到刀具上来。

接下来，你朝左手边的侧墙看去，倒是能松一口气。那排石柱和侧墙之间的展品本来应该是很不协调的，却不知为何看起来并不是很突兀：四轮大马车，也叫四轮马车，一共有五辆，在月光般朦胧的灯光下，显得又大又丑。正前方离我最近的是一辆漆得很俗气的敞篷厢式马车，看上去低矮又笨重，解说牌上写着：“制造者为吉列姆·布南，伊丽莎白女王的马车夫，将四轮大马车引入英格兰的第一人，时间约为1564年。挽绳是皮质的，以彰显皇家气派，不过车身尚未采用皮带悬挂。”……我接着往下看。有一辆17世纪的玻璃四轮大马车，一辆饰有红绿相间的波旁盾徽的镀金法国四轮马车，还有一辆门板上刻有“伊普斯威奇电报局”字样的狄更斯时代的邮政马车。最后，在正中间的是一辆巨型马车，漆成了黑色，用黑色皮革罩得严严实实，只有几个像窥孔似的小玻璃窗，整个车身置于离地面足足五英尺高的拱形弹簧上。

韦德博物馆一层平面图

1．从地窖通往博物馆入口的楼梯

2．找到尸体的马车

3．普鲁恩所坐的位置

4．通往二楼的铁制旋转楼梯

5．沾有煤末儿污迹的墙

6．卫生间，有朝后院开的窗户

7．通向博物馆后门的过道的门

8．主楼梯，通往二楼

9．匕首被取出的玻璃展柜

我来回走动，脚步声在大厅里回荡，直到被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打断。

“一样不少而且都没问题吧？”普鲁恩问道。他那皱巴巴的脸上，皱巴巴的眼皮开开合合。他把帽子歪到一边，简直不成样子了，还把双手放到了屁股上。“没找着被绑架的受害者吧？没死尸吧？我就说嘛！没有半点儿痕迹——”

他说了半截突然打住了，因为我已再次走到了前面离青铜门很近的地方，并且看到了一些痕迹。大理石地板上，有一串约六英尺长，从门口呈一条直线延伸过来的黑色污迹。我掏出手电筒照了照，发现是脚印；虽说不是很清晰，但通过脚印的角度和轮廓，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人进过这扇门，且在污迹逐渐变淡前还走了约两码远的距离。半个脚后跟的印迹清晰可见，鞋子尖头的印迹也很明显。这些脚印是因为鞋底沾有煤末儿而留下的。

“你发现了啥？”普鲁恩突然大声喊道。我听到了他啪嗒啪嗒的脚步声。

“这些脚印，”我质问道，“是谁留下的？”

“啥脚印？”

“你睁大眼睛看看。你不是说今晚这里没来过人吗？”

“呃，啊，”普鲁恩说，“就这个呀？我是说过10点钟博物馆关门后就没人来过这里了，也没说别的呀。我咋知道是咋回事呢？早一点的时候，这里有好几十人——你别笑——好几十！我们这儿可有人气啦，我可没吹牛！”

“你值班时的位置在哪里？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在哪里站着或坐着的？”

他指了指青铜大门左侧（以你面朝主楼梯的角度）的一把椅子。坐在这把椅子上，可以看到那些四轮马车右侧的大厅，还可以看到我上楼时所通过的那扇门的一大半。

“你坐在那儿，就没看到有人留下了这些脚印？”

“没有，没看到。”

“一个鞋底沾有煤末儿的人是怎么从大街上走进来的，我想，你能够给我一个解释吧？”

他那副薄薄的小眼镜后面掠过了一丝什么东西，他看起来很紧张却又好像下定了决心。他开口了。

“我问你，就问你一句，那是我该管的事吗？你给我听好了！那是你的事，那些脚印！”他提高了嗓门，“你要找的那具尸体指不定是活着时走进来的呢，嗯？搞不好是我拿刀子捅了他，嗯？然后随手把他扔到了其中一辆马车里，或者东方集市展厅的某个隔间里，也说不定是丢进了八大天园展厅或楼上的阿拉伯展厅呢……你就说要拿我怎么办吧。”

我气得嗓子都冒烟了，快步从那排四轮马车旁走过，任由普鲁恩在背后瞎扑腾。是中间的那辆马车让我收住了脚步，就是那辆有黑色遮罩、隐秘小窗和锃亮的黄铜门把手的巨大马车。挂在门把手上的解说牌上写着：“英国出游马车。19世纪初为欧洲大陆观光而制造，可百分百地保护乘客的个人隐私。”

身后传来了普鲁恩的声音。“天哪！”他阴阳怪气地说道，“老兄，碰它的时候可要小心喽。里面有个死人！有一具奇大无比、血迹斑斑的尸体就躺在——”

接着他的嗓门突然提高，变成了一种刺耳的尖叫声。

我够到高处，扭开了门把手。有样东西头朝前冲了出来，差点儿砸到了我脸上。这东西看似要像玩偶匣里的小丑一样起跳，我还看见了它的眼睛。它跃过了我的肩头，不料鞋子被马车的踏板给挂住了，于是侧栽下去，扑通一声落到了大理石地板上。

一个高个子男人的尸体直挺挺地仰躺在地上，四肢没有完全张开，呈姜饼形；一同摔下来的，还有从他的一只手中脱落的一本棕色封面的书。这名男子已和姜饼一样，没有一丝生气了。他穿着一件长长的深色大衣，在他胸部的左侧，大衣被什么东西顶出了帐篷的形状，看起来很奇怪。我把那一侧的大衣拉开后，看到了插在湿漉漉衬衫上的一把刀子的白色刀柄。但吸引我目光且让我目不转睛的东西并不是这个，也不是他头上紧紧戴着的那顶高顶礼帽。

这场噩梦的巅峰是，这个死去的男子戴着假络腮胡：一副几乎已从他下巴上脱落的短粗、邋遢的胡须。不过，这副假络腮胡是黑色的。

第3章　博物馆里的尸体

我认为，诸位，理性的脑子也有不好使的时候：这时候直觉判断力处于瘫痪状态，就只能把眼前看得见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并慢慢加以消化。如果你觉得这话听起来太玄乎，或者（就一个警察而言）纯属胡说八道，那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因为你不曾在半夜零点25分身处韦德博物馆，站在那个戴着假络腮胡的丑八怪身边。

我在检查每一个细节的时候都记下了时间。受害者应该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尽管从装扮来看，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就连假胡子也被细心地染上了些许灰色。他的脸虽说有点儿圆乎乎的，但无疑很英俊；哪怕已经死了，脸上也还流露出一股具有讽刺意味的冒失劲儿。他的高顶礼帽虽然破旧，却刷得很仔细，是被紧紧地扣在深色头发上的。他棕色的眼睛大张着，鼻梁很高，皮肤有点儿黝黑；留着两撇（真）黑色八字胡；脸颊和下巴上，还闪着快干胶水的光泽，黑色假络腮胡有六便士硬币大小的面积粘挂在左颌上；嘴张得很大。据我判断，他已经死了一到两小时了。

和礼帽一样，他的大衣也很旧，而且袖口都磨破了，但看得出保养得很仔细。我戴上手套，再次把那件大衣掀开。一根黑丝带绕了大衣领口一圈后，从大衣里面垂了下去，末端系着一副眼镜。大衣里面是晚礼服，也很旧，而且马甲还掉了一颗扣子；亚麻衬衫也穿旧了，就衣领是新的，但对他来说又太大了。虽然从他的神情来看，他肯定是当场就毙了命，但那截笨重的象牙刀柄是从他的胸口——比心脏稍高的位置伸出来的，约有五英寸[8]，浸在血泊里。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他张开的右手，还有他摔倒时从指间掉下去的那本书。书的封皮是磨砂小牛皮材质，平摊在地上，书页皱在一起，暗示这个谜团背后还有更见不得人的秘密。

我把书捡起来，看了看，是一本烹饪大全。

诸位，这一下真是疯到家了。这本书的书名是《埃尔德里奇太太的家庭烹饪手册》，我随手一翻，翻到的第一篇文章是一段小讲义，讲的是羊肉汤的正确做法。

我恭恭敬敬地把书放下，然后伸出一只手，攀上马车的上层踏板，朝里面看了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看得出来车内是打扫过的，一尘不染。黑色的真皮座椅和木地板都干干净净，看不到刚才在这辆车的人留下的半点儿痕迹。他之前一定是呈跪姿，头朝下，脸颊靠在门上，所以从外面看不到他。地板上有一些血迹，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首先要确定的是死者的身份，可这一问题又加剧了目前的混乱。这么说吧，除非霍斯金斯巡佐在描述时犯了两个惊人的错误，否则胸口上插着刀子的这个人，不可能是刚过11点时在博物馆外面攻击过他的那个人。死者个头高，没错；体形偏瘦，这一点也没错。把一件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青睐的老式双排扣长礼服与这么一件普通的长大衣混为一谈也是有可能的。可是，把白胡子和黑胡子，大玳瑁框架眼镜和系带眼镜都搞混了，这是怎么都不可能的。霍斯金斯再怎么粗心，在描述这最重要的两点特征时也是不可能错得这样离谱的。当然了，除非是有人出于某个荒诞的原因，来了个偷梁换柱，把这些都调换了一遍。

我跳下马车，刮了刮死者的鞋底，上面有厚厚一层煤末儿。

但现在还没到思考案件缘起的时候，更来不及思考“白络腮胡”为什么没冲着别人，而是偏偏冲着霍斯金斯疯喊“好你个大骗子，你杀了他，会被吊死的。我看到你在那辆马车里”。这个问题，必须先搁一搁。我把头转向了普鲁恩。

“你说得很对，”我说，“里面是有个死人。”

他站在几米开外的地方，一只手的手背在擦嘴，另一只手拿着那个装有杜松子酒的扁酒瓶贴在胸口，两只泪汪汪的眼睛正盯着我看。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他要放声大哭了。没想到他却非常平静地说话了。

“这事我不知道，”他说，“上帝可以作证，我真的不知道呀。”

这嘶哑的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一把夺掉他手中的酒瓶，并将他拽了过来。他全身都在哆嗦，跟筛糠似的。

“你还要坚持说今晚这地方只有你一人吗？”我说，“那样的话，你当然就要受到谋杀的指控了。”

犹豫了一会儿，他说：“没辙呀，长官。我还是得说——这里——我……没错，就我……”

“过来，再近点儿。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将头扭到了一边，迅速掩饰住了自己的表情，速度之快，出人意表。“他？从来没见过。不认识。看着像个外国佬[9]。”

“看看这把刀的刀柄。以前见过吗？”

普鲁恩转过头来，直勾勾地看着我，泪汪汪的眼中透着一股犟劲儿。“见过，见过。跟你直说吧，这把刀我见过一千遍了。它就是这里的东西，所以我当然见过，现在充分发挥我的作用吧！来，我证明给你看！”他大声说道，好像我一直在怀疑他似的，还拽着我的胳膊，指了指大厅中央的展柜，“这把刀就是从这个展柜里拿走的。人们管它叫‘阿曼弯刀’——是一种波斯匕首。你知道这东西吗？哈！我敢打赌，你不知道。阿曼弯刀，地毯推销员都会随身带上一把。刀身是弯曲的。阿曼弯刀，这个展柜里丢失的那种刀，是用来——”他就像重复套话一样，用着那种烂熟于心的抑扬顿挫的腔调，但当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后，他眨了眨眼，然后打了个哆嗦，就住口了。

“这么说，你知道它丢失了？”

又是一阵犹豫。“我？不，不知道。我是想说我现在知道了。”

“我先打个电话，回头我们再来谈这事。这儿有电话吧？好的。顺便问一下，你还是坚称杰弗里·韦德先生出城去了吗？”

他还是一口咬定，语气斩钉截铁。他告诉我，馆长外出期间，博物馆负责人是罗纳德·霍姆斯先生。霍姆斯先生住得不远，就在蓓尔美尔街的一套服务式公寓里。此外，普鲁恩还以近乎病态的热情，建议我马上跟霍姆斯取得联系。他一边嘴里叽里咕噜，一边领着我穿过大厅来到了馆长室的门口。可他按了门边墙上的一个开关，进门看到屋里的情形后，吓了一跳；而且我可以发誓，这一情形，他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见。

房间里虽然没有尸体，但显然发生过什么相当暴力的事情。这是一个宽大舒适的房间，地上铺着库尔德斯坦风格的地毯。有两张桌子，一张很大，红木材质，摆在房间中央；另一张是放打字机的桌子，样子类似办公桌，摆在一个角落里，周围全是大大小小的文件柜。椅子都是红色真皮的。墙面上有摩尔风格的回纹装饰，上面挂的镶框照片看上去也有异国风味。红木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小册子，旁边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不过，你首先注意到的还是房间里的那股穿堂风。左侧墙上靠里的地方，有一扇敞开的门，里面是一个小卫生间。卫生间后墙上，在洗手池上方有一扇很高的窗户，是打开着的。我四下瞧了瞧。红木桌前面的地毯上，一面便携小镜子的碎片散了一地。一块特殊场合铺在地毯上的小毯子被揉成了一团。不过，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没说的还多着呢。

我走进来的那扇门的右边墙内装了一部电梯。电梯是双开门的，每扇门上都有一个小玻璃窗，玻璃窗后面都用金属丝加固了，这两扇门此刻是半开着的。其中一扇玻璃窗已被人砸碎了，一看就是从里面砸的。玻璃碎片溅落在地板上，地上还有一把斧头和一块先前挂在电梯门外的牌子，上面写着“故障”两个字。我注意到电梯的双开门外边有一根铁闩，这样一来，双开门就不仅可以从里面闩上，从外面也可以闩上了。看样子好像是有人被囚禁在电梯里过，而这个人又采取粗暴的行动，逃出来了。

我推开了双开门。在大厅那个方向的电梯壁上，些许光亮从高处通风口的长纱窗透了进来。梯内横着一口翻倒的木箱，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物了。

“我一直在跟你说，这事我可是啥也不知道啊，”普鲁恩无可奈何地说道，“今天晚上我没来过这个地方。这部破电梯已经坏了一个星期了；好像没谁修得了，而且上帝知道，我也没这本事。老爷子一直在为这事大发脾气，他断言是有人故意做了手脚，把它搞坏了。肯定不是他说的这么回事，不过电梯坏了挺好的，因为他坐电梯时总是毛手毛脚的，甚至有两次脑袋都差点儿搬家了呢；要是他看到了这一团糟——哇！”

“老爷子？你是指韦德先生吗？顺便问一下，他长什么样？”

他瞪眼看着我。“长什么样？韦德先生啊，长相挺不错，虽说个子有点儿矮。他脾气火爆。特别爱出风头，哈！留着两大撇漂亮的白八字胡，很有军人风范。对了，还有权有势得很！——他刚在波斯待了两年，在那儿挖掘哈里发的宫殿，是政府正式盖章批准了的。对了，还有——”他突然打住，横眉竖眼，发起怒来了，“你干吗要知道这些？干吗不打电话？电话就在桌上，就在你鼻子下面。你干吗不用呢？”

那个一直令我困扰的模糊想法——说白了，就是隐隐觉得没准儿就是脾气火爆的韦德先生本人，戴了一副白色的假络腮胡在自己的博物馆搞恶作剧——似乎被“个子有点儿矮”这一描述给排除了。我拨通万安街的电话，跟霍斯金斯说了说这边的情况，要他派摄影师、指纹鉴识员和法医过来。缓过神来后，霍斯金斯以一种取得了重大发现的得意语气说道：

“曼纳林那家伙，长官……”

“把他也带过来。你没把他放走吧？”

“没有，长官。好的，我把他带过来，没问题！”霍斯金斯小声说道，“还有，我拿到证据了。他口袋里掉出了一张字条，长官。这张字条证明可能真的发生了谋杀案。您等着瞧吧。谋杀和共谋——”

为了让普鲁恩听到，我重复了一遍“证明存在共谋的字条”，然后“啪”的一声，果断地挂断了电话。“看来可以结案了，”我对普鲁恩说道，“现在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除非在我把你带走之前，你自己还想说。情况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所以是共谋杀人，对吧，而且是你谋杀了他？”

“不！谁说的？这话是谁说的？”

“干吗否认呢？在格雷戈里·曼纳林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字条，可以说明一切。”

他的态度变了；这个名字好像真的把他搞得不知所措了。

“曼纳林？”他咕哝道，眨了眨眼，“拉倒吧！曼纳林！就他呀，怎么也轮不到他啊，他是最不……”

我迅速举起手示意他别出声，因为我们俩都听见了脚步声。卫生间的后窗大开着，声音好像是从外面传来的。我告诉普鲁恩，他要是弄出任何声响，就休想有好果子吃。说完，我走进卫生间，爬到洗手池上，朝窗外望去。

博物馆后面有一个带草坪的院子和一堵高高的墙，从后院的铁栅栏大门出去，就是那条叫帕尔默花园路的巷子。有人正在打开大门上的锁，准备迈进来。月亮依然高悬在天上，我能看清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随手关上身后的大门后，她的步伐快了起来。她看见了我的头映在窗上的剪影，而且她显然期望见到有人在这儿，因为她挥了挥手。

“你待在这儿别动，”我对普鲁恩说道，“你要是敢出声——怎么走到后面去？”

看样子，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想出声。要到后门去，他解释说，你得先去大厅，然后穿过楼梯右边的那扇门。出了门，是一小段通道，过了这段要经过他自己宿舍的通道，就到后门了。我穿过大厅，按照他指引的路线进入了那一小段阴暗的通道，不早不晚，这时候那女子正好也进了通道。她伸手去摸一盏吊灯时，我看见了她在月光下的侧影。然后灯就亮了。

诸位，还真是一名女子。传统意义上更漂亮的女孩子，我也见过不少，但如此魅力四射、让人魂不守舍的，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你可以感觉到她的存在。有那么一刹那，我看见她在明晃晃的灯光下一动不动，踮着脚站着，高举着一只手，不停地眨着眼睛，以适应突然亮起的灯光。她披着一条深色的披肩，披肩下面是一身暗红色的低胸晚礼服。她个子不高，身材也一点不丰满——诸位，我说得不是太清楚，所以还要细细描绘一番，因为后来我同她就不只是一面之缘了——不过，在我看来，她给人留下的却是丰满的印象。她有一头似乎能反光的浓密乌发；仿佛打过蜡一般光滑的眼皮下面，是一双细长又明亮的黑眼睛；她唇色粉嫩，脖颈纤细。她的眼神似乎有些不自然，而且她无疑很紧张。不过，尽管这样紧张，但这名女子却极具活力——开朗活泼、笑容满面——这种活力使得她在那段通道里，像她那身红礼服一样鲜艳夺目。灯泡在她头顶上方摇来晃去，使得她一会儿在暗处，一会儿在明处。她顺着通道看了过来，盯着我。

“嗨，罗纳德，”她兴奋地开了口，“我看到了你这儿的灯光，可我没想到你会在这里，还以为你已经回公寓了呢，我正打算过去。出什么问——”她突然停住了，“你是谁？是谁在那儿？你想干什么？”

“小姐，”我说，“我是想搞清楚这个乱哄哄的地方到底出了什么事，这应该不算是好奇心过剩吧。你是谁？”

“我是米利亚姆·韦德。敢问你又是谁？”

听到我的回答后，她睁大了眼睛，接着又挪近了些，好看得更清楚一点。不过，在那双黑眼睛里，除了恐惧就是困惑。

“警察，”她重复了一遍，“你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出了什么事？”

“谋杀。”

一开始，她没反应过来，好像我该说的是“停车超过了二十分钟的限制”。好不容易明白过来后，米利亚姆·韦德大笑起来。她的笑声渐渐变得歇斯底里，一边笑一边打量着我。她攥得紧紧的双手，先是抬到了嘴边，接着又举到了脸颊旁。

“你是在开玩笑……”

“不是。”

“你是说——死人了？谁死了？肯定不是——？”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韦德小姐。可否请你进来一下，看看认不认得死者？”

她睁大了眼睛，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如同翻书寻找一句记不起来的话似的；长长的黑睫毛下，是紧张不安的神情，呆滞的目光中，又始终带有一种警惕性。

“当然可以，”她终于有点勉强地说道，“没问题，虽然我还是认为你是说着玩的。我想——我的意思是说，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怎么说呢，会不会很吓人？你能不能给我透露点什么啊？是谁把你叫到这里来的？”

我领着她走出通道进入了大厅。还没等我指出来，她就看见了那件躺着的“陈列品”，它的头冲着我们这边。看到她猛地往后一退时，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这并不是她期望看到的东西。然后她鼓起勇气，伸直了两条胳膊，走上前去，看了看那张脸，站住了。突然，她弯下了腰，像是要下跪似的，但马上又停住了。她的那张脸蛋在月光般的灯光下煞是可爱，只是此刻毫无表情，呆板得如同掉下男尸的那辆马车盖得严严实实的车罩。她虽然面无表情，但不知为什么，脸上却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成熟老练。然后她的脸色有所变化，好像是在无声地哭泣；我觉得她有一瞬间泪眼蒙眬，不过只持续了那一短暂的片刻。

她僵硬地站了起来，以平静的声音说道：“不，我不认识他。我是不是还得多看几眼啊？”

这是什么逻辑？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地上这个家伙的模样看着有点儿像吃软饭的，他死后嘲讽的神态和他那磨损的晚礼服都有种风度翩翩的味道，我才向她透露了我所做的事情。

“别撒谎，”我说，“你要撒谎的话，我可就更难办了。”

她差点儿笑了，身体摇晃着。她的双手不停地在衣服两侧摩挲。“你真是好心，”她说，“可我没撒谎。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仅此而已。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出了什么事？那把刀——”她用手指了指，看到刀子后她很激动，声音也变尖了，“这把刀是萨姆——”

“是萨姆——？”

她似乎没听见我说话，扭过头去，把目光投到了那口长长的，样子有点难看的包装箱上，它还躺在普鲁恩围着它跳舞的地方。但她把疑问装在了心里。等她转过头来时，已然近乎是一副卖弄风情的样子，但这种轻佻样子并没有改变她面具般的神情，也没有抑制住她胸口的剧烈起伏。

“我说，你别介意。如果你把我拽进来看尸体，你就不能指望我非常冷静、有条有理吧？说实话，我那句话什么意思也没有。萨姆——萨姆·巴克斯特，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这把刀。它就放在这儿的一个展柜里或别的什么地方。萨姆一直想从我父亲手里买下这把匕首，挂在他房间的墙上，还说它有一种很丑恶——”

“别急，韦德小姐。咱们现在离开这里。”我抓住她的手臂，领着她朝楼梯走去，“你今晚到博物馆干什么来了？”

“我不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罗纳德·霍姆斯——他是我父亲的助手——罗纳德今天晚上要在自己的公寓举办一个小型聚会，我是打算去那里的。每次我到这一带附近的时候，都会把车停在帕尔默花园路，省得停到大街上，招来某个警察说——总之，我把车停在那儿了，然后就看见了你这边的灯光，于是就以为罗纳德准是被什么事给耽搁了……”

她每说一个字，就会离那具男尸远一步，我则紧随其后，就像是在跟踪她似的。此刻她已经走过了大厅右侧的那些柱子。她伸出手来，摸了摸身后墙上一块高挂的波斯壁毯。她背靠着壁毯，壁毯上繁复而瑰丽的图案在她身后若隐若现。她还用纤细的双手在壁毯上面轻轻摸了摸，仿佛这能让她气定神闲。

“你要去霍姆斯先生的公寓参加一个聚会，”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可你的未婚夫不跟你一起去吗？”

见她犹豫了一会儿，我只好给了她一点提示。“你跟一个叫格雷戈里·曼纳林的先生订婚了，我说得对吗？”

“噢，对，谈不上正式的那种。”她一带而过，语速很快，而且含糊其词，仿佛这事一点都不重要，不过她又偷偷朝那具男尸瞟了一眼，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格雷戈[10]！我说，这关格雷戈什么事？他没看到——那个，对吧？”

“我倒是认为他看到了……听我说，韦德小姐，我不想逼你，也不想故弄玄虚，搬出一些秘密来吓唬你。”虽说不明智，但我还是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似乎在绞尽脑汁地回想，就像翻箱倒柜找东西一样，而且我可以发誓，我听见她嘴里蹦出过一句“地窖窗户”。但我没有理会，而是继续说道：“重点在于，就一个戴假络腮胡的家伙凭空消失这件事，我东拉西扯了一通，我们都还搞不清楚状况——而你的未婚夫却晕过去了。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

但她似乎把我这番话当耳旁风了。

“警察，”这次她说道，“你手下的一个警察看到了一个戴白——我说，‘络腮胡’这个词怎么这么滑稽呀？——一个戴白络腮胡的男子，这名男子指控他是凶手？”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不知是什么原因，她比先前冷静了一些，思绪也回到了我前面问的那个问题上，“晕过去了？哦，这个呀！你是不明白。格雷戈晕倒是因为他——你只要认识他，就知道这事有多好笑了！格雷戈在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1]服过役，隶属外籍兵团。他们每次在什么地方碰到麻烦时，就让他混入阿拉伯人中去当间谍，所以他是有过一段大好时光的……可是你瞧，他心脏不好，得服用洋地黄毒苷片[12]。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不得不退役的。他要是用力过度，或者让人给惹急了，就会出问题的——你说过他跟那个警察动手了，对吧？就在上周，他还扛过一口大箱子上楼，因为罗纳德·霍姆斯跟他打赌说没人有那么大的力气，能独自把那口箱子扛上去。他非常强壮，扛着箱子上了整整两段楼梯后，心脏病发作，一脚踩空，箱子也脱手滑落了：里面装的是一些古旧瓷器，所以父亲大发雷霆。因为有人对他说了什么，他就晕过去了？这种想法真是荒唐。你明白的，对不对？”

“可他怎么把今晚的安排搞错了呢？他刚才还在这儿砰砰地敲门，你知道的，还口口声声说博物馆要开个什么会……”

她直视着我。“他可能没收到我的口信呗，仅此而已。今天傍晚时我给他的住处打过电话，他当时出去了，可他们说他几分钟后就会回来的，还答应转达我给他的口信。我说聚会已经取消了，改为到蓓尔美尔街罗纳德的公寓去……”

“这次聚会原计划有哪些人出席？”

“就我父亲——你瞧，我想让他在令人愉快的合适场合见见格雷戈，他们实际上还没见过面，格雷戈甚至都不认识我哥哥……”她这一大堆话都是在拼命放烟幕弹，可我并没拆穿她，而是由着她说，因为我希望她在气喘吁吁地发表长篇大论时，会一不小心把什么给说漏嘴。“我说到哪儿了？哦，对。就我父亲、格雷戈、罗纳德，还有伊林沃斯博士——就是那个苏格兰牧师，你知道的，他这个人正经得不得了，却对《天方夜谭》非常感兴趣……”

“《天方夜谭》？”

“对，你知道的。阿里巴巴和阿拉丁之类的。只是——这也是令我恼火的一点——听我父亲说，伊林沃斯博士对这些故事很感兴趣，但没把它们只当作故事来看，而是当作了真人真事。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些都是故事，还想追本穷源，考证它们的历史起源什么的。我记得自己曾试图拜读他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探讨的是《天方夜谭》中人变鱼——白鱼、蓝鱼、黄鱼和红鱼的故事，你记得吧，说变成什么颜色的鱼取决于这些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或祆教徒。伊林沃斯博士进一步论证说，这象征的是1301年埃及的某个穆罕默德令其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臣民所缠的头巾的颜色。看得我是云里雾里，不过我知道，这是一篇极有学问也极其枯燥的东西。”

她将手指扣在一起，摆出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内心却非常着急，迫不及待地想把我的注意力从某个话题上转移开。是哪个话题呢？

“请问，”我说，“在你父亲不得不离开之前，他们今晚要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研究？”

“对。这不只是一个社交聚会，我可听说了。事实上，曼纳林先生亲口告诉过我，你们打算去盗墓。而且他还问我相不相信有鬼。”

有人在青铜大门上猛捶了一通，隆隆的回声把她吓了一跳。可是就在空洞的敲门声响彻整座博物馆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恐惧之色；让她恐惧的，正是我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第4章　“得搞到一具尸体”

我赶紧过去，拨开了大门上的门闩。霍斯金斯进门时胡子都竖起来了，仿佛期待着会在门口发现一具尸体似的。跟他一块儿来的有分局的法医马斯登大夫、指纹鉴识员克罗斯比、摄影师罗杰斯，外加两名警员。我提醒他们注意别踩了煤末儿污迹，并让罗杰斯把这些污迹拍下来，然后又给他们下达了一些例行指令。马丁警员把门，柯林斯警员搜索一下现场（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罗杰斯和克罗斯比马上就围着那具男尸忙活起来了，因为在这些例行工作没有完成之前，我是连受害人的口袋都不能检查的。

霍斯金斯把我拉到了一旁。

“我把那位爷——我是指曼纳林先生——带过来了，就在外面的车里，”他悄声告诉我，“要我现在就叫詹姆森把他带进来吗？”

“等会儿再说。他醒过来后说了什么没有？”

巡佐看上去有些发懵。“跟我说他心脏不好，还给我看了一小瓶药片。可是一说到被吓晕了，长官——嘿，他的态度就彻底变了。我跟他说起戴白络腮胡的老头儿对我干了什么时——”

“你跟他说了这个？”

“我也是没辙呀，长官！当一个人问起自己被拘留的理由时，我没法子可想啊……对了，长官，您以为这会让他紧张起来？不！他笑了，而且笑个不停。”霍斯金斯皱起了眉头，“看他那样子，好像晕厥给他卸掉了很多思想负担似的。后来，您打电话谈到谋杀案和戴黑络腮胡的男子时，他关心和激动得跟什么似的，一点也不像我这样惊恐。他还横插一杠子，一个劲儿地跟我们讲发生在伊拉克还是什么地方的一起暴徒谋杀案，说他曾协助警方调查，不过啊，”霍斯金斯神秘兮兮地挤着一只眼睛说道，“我也就跟您私下说说，我觉得他是个该死的骗子。您瞧啊，长官，有了这张字条，我们就可以把他抓起来……要我现在就叫詹姆森把他带进来吗？”

“我们得先敲定一些事情。过来，告诉我这个人与那个在博物馆外边想勒死你的家伙是不是同一个人。”

霍斯金斯急切而笨拙地走过来了。米利亚姆·韦德此时仍旧靠在壁毯上，我冲她做了一个放心的手势，巡佐一看见她，就吹了一声口哨。当我告诉他她是何许人时，从他的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吹这声口哨，这么做不是个好兆头。然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了尸体。

“不，长官，”他眯着眼睛凝视片刻后，大声说道，“不是同一个人。”

“你确定吗？”

“百分之百确定，长官！您瞧这儿！这家伙的脸圆乎乎的，而且鼻子跟犹太人的鹰钩鼻差不多。而从墙头跳下来的那个老头儿——”

“听着，你确定他是个老头儿？”

霍斯金斯鼓起腮帮子说道：“唔——不，长官，不是可以发誓的那种确定，您懂的。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寻思来着，现在您又问起了。不过下面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他生了一张又瘦又长的马脸，鼻子有点儿扁平。一点也不像这个家伙。我发誓，他们俩不是同一个人。”他又来劲儿了，“长官，还有什么指示？虽然我下班了，但既然我从某种意义上说卷入了此案——”

好了，这一点似乎确定了，有两个戴假络腮胡的人曾在此处游荡过。我不能确定的是，这一点是使案情更趋明朗了呢，还是越发扑朔迷离了；很有可能是越发扑朔迷离了。它呈现的是这样一幅可怕的景象：一帮戴着假络腮胡的俱乐部成员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一家东方博物馆聚会。这该不会是……

“让我看看那张字条。”我说。

霍斯金斯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字条。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便笺，折叠两次后成了一个压得很紧的正方形，有一面脏兮兮的。我打开了字条。上面的字是普通的打印体，标题很随便，就“星期三”仨字，接着就是下面这段相当不同寻常的话：

亲爱的G，

得搞到一具尸体——一具真尸。怎么死的无所谓，但得搞到一具尸体。谋杀的事我来想办法——那把象牙柄的阿曼弯刀可以解决问题，要不勒死也成，如果勒死看上去更好的话（后面的几个字被“×”划掉了，然后就结尾了）。

我想动动脑筋，搞明白字条的意思。霍斯金斯看出了我的心思。

“这家伙有点儿信口开河，对吧，长官？”他问道，“谋杀——瞎吹！——以为就像‘在里昂和你相聚喝茶’那样简单啊？”

我说：“他娘的，霍斯金斯，这字条有问题。这上面的话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凶手在求上天帮着杀人，你读到过比这还不靠谱的东西吗？”

沉思了一会儿后，霍斯金斯回答道：“唔，长官，一个凶手应该怎样去求上天帮着杀人，我不能说我很清楚。这字条读起来吧，确实让人觉得他好像应该更上心一点才对。不过，我得承认，这些话实在是不堪入目。”

“你在哪儿找到的？”

“我上下晃动曼纳林先生的胳膊想把他叫醒时，字条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掉出来了。关于这张字条，我半个字都没对他说，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应该让您来拿主意。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象牙柄阿曼弯刀是什么玩意儿啊？”

“得搞到一具尸体——一具真尸。”这句话不管怎么说都够难听的。在霍斯金斯的跟随下，我走到陈列那排玻璃展柜的大厅中央，寻找匕首失窃的那口展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在正数第三口标有“近代波斯”字样的展柜里，深蓝色的天鹅绒上有一个空空的凹痕，呈一把弯匕首的形状，长度在十英寸左右。展柜是封闭的，而且看不到铰链的踪影。我很纳闷，我这个人往往一进博物馆就爱这样纳闷：这些玻璃展柜是怎么打开的呢？我戴上手套，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展柜一侧的木支架上有一把很不起眼的小锁，上面没插钥匙。显然，这一侧可以像门一样整个儿地打开，可眼下却是锁着的。因此，想必是谁拿走了匕首，钥匙就在谁手里，也就直接把嫌疑指向韦德家的人或他们的合伙人了。“得搞到一具尸体——一具真尸。”如此看来，谋杀不过是某个超乎想象的大计划中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当然，这一证据直接指向的头一个人就是普鲁恩这糟老头儿了。这正是难题所在。我不相信，就算我是陪审员，我也不会相信普鲁恩知道这起谋杀案的任何情况。

“我们得干活了，”我对霍斯金斯说，“去找你的朋友普鲁恩，就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个看门的，他这会儿在馆长室。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那个房间我要用来讯问其他证人——好好盘问一下他今晚发生的一切。问问他关于这把匕首的事情：他是什么时候知道匕首不见了，以及有关的一切情况。你看见那边的那个包装箱没？搞清楚普鲁恩今晚围着它跳舞的原因，还有他提到的‘哈伦·拉希德的妻子’是什么意思。”

霍斯金斯自然也想知道哈伦·拉希德是谁，这事跟他妻子又有什么关系。我依稀记得，哈伦是8世纪左右巴格达的一个哈里发，《天方夜谭》中那个喜欢微服出巡探险的著名人物。有人曾告诉我，哈伦·拉希德可译作“正直的哈伦”，意思是“正统的亚伦”——这似乎颇令人失望。[13]诸位或许可以设想他有一个妻子，起码这样就有了一个明显的线索。曼纳林说起过博物馆里的一个发现，一桩不能与外人道的事情，还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打算去盗墓。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杰弗里·韦德（普鲁恩曾描述过他“挖掘哈里发的宫殿”）已经发现了，或者说他自认为已经发现了哈伦·拉希德妻子的棺柩？不过，普鲁恩曾得意扬扬地宣称箱子里啥也没有，这一点也得考虑进去。诸位再试想一下，那口箱子旁边就有一具戴着假络腮胡、一只手中还拿着一本烹饪大全的尸体，这样一来不就都对得上了嘛……

我跟霍斯金斯提到了这一新的可能性，他盯着那个大包装箱看了看，压低嗓门说道：

“长官，您是说，”他问道，“是一具木乃伊？电影里那种可以站起来四处走动的木乃伊？”

我指出哈里发都是穆斯林，他们和别人一样也是装在棺柩中下葬的，听了这话，霍斯金斯好像放心了。在他看来，木乃伊非常可疑。他以类似音乐厅歌曲的表现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大致观点：它们虽然死了，却不肯乖乖躺下。

“只要不是木乃伊，”霍斯金斯说，“有什么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长官。把它掘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如果普鲁恩不肯开口的话。馆长室里有一把斧头。假如从普鲁恩嘴里套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你就把箱子劈开，但要小心一点。我们要找到一个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的人……”

“噢，长官，就算韦德老爷子不在，也肯定有个人负责吧。您不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罗纳德·霍姆斯。不过，有个主意比给他打电话还要好一点。按照米利亚姆·韦德的说法，罗纳德·霍姆斯这时正在举办一个派对，与博物馆有关的人很有可能都在参加。而且他住得不远，就在蓓尔美尔街，走过去用不了五分钟。如果我抽出十分钟的时间，趁他们没得到消息之前赶过去，没准儿就可以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了。

“这儿交给你了，”我对霍斯金斯说，“我应该不会去太久，而且还会把霍姆斯带回来。假如找到了证人，这个地方够大的，可以把他们分别安排到独立的隔间里。同时，把那个女孩子带到馆长室去，交给马丁看管。不要让她跟任何人接触，别让曼纳林靠近她，就算他大吵大闹也不行。与此同时——”

“那位小姐人呢？”霍斯金斯突然问道。

我们俩都急忙转过身去。波斯壁毯前站着的人不见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像坐在失控的汽车里。她不可能是从正门跑了，马丁警员把青铜大门守得死死的。我急忙穿过大厅冲向馆长室。门关上了，可是我隐约听到里面有含混不清的说话声。是在对普鲁恩说吗？隔着那扇钢门，我一个字也听不清，好在就在我头顶上方，也就是钢门一侧的上方，有通向墙另一边的电梯井的通风口。

我迅速推开了那扇门，正好听清了一句话。

可是，整件事都再度显得古怪而又荒唐。米利亚姆·韦德坐在红木桌后面，俯身在电话上方。我听到的那句话是“白厅0066。我找哈丽雅特·柯克顿”。不过，她在话筒上盖了一块手帕，显然是想进一步伪装自己的声音，因为她已经在用一种颤抖的浑厚女低音说话，与平日的语调迥然不同。见到我以后，她“啪”的一声挂了电话，愤怒地站了起来。

“你！”她喘着粗气，大声说道，“你这个——可恨的——该死的——小人！打探，打探……”

“好啦，好啦。”我说。碰上这种喧闹货色，我总忍不住要来两声“好啦，好啦”，此刻她看上去就像飞扬跋扈的麦瑟琳娜[14]，可惜她的措辞让这一形象大打折扣。“你在打电话啊。为什么要挂掉呢？”

“这不关你的事。”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问一下，刚才你是在给谁打电话？”

“你不是听见了吗？打给哈丽雅特的。她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她跟我一块儿坐船回国的。她——”

“听见了，可是你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时，通常都会伪装自己的声音吗？听着，韦德小姐，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满以为她会拿起青铜烟灰缸砸我的脑袋，没想到她却克制了这一冲动，双手按在丰满的胸脯上，刻意以一种冷淡轻蔑的语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接下来我可以采取的行动。

“白厅0066，”我问道，“是谁的电话号码？不说你也知道，我是可以通过总机查出来的。”

“是罗纳德·霍姆斯公寓的。你不信，是吧？”（我已经拿起了电话号码簿。）“你不会信的。可事实就是如此。”她有点儿泪眼蒙眬了，“我说，你非得把我扣留在这里不可吗？你以为跟外面那——东西，还有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待在一起，我舒服吗？你就不能放我走，或是让我再打一个电话吗？你就不能让我跟我哥哥联系一下吗？”

“你哥哥现在身在何处？”

“在罗纳德的公寓里。”

她要是想跟她哥哥联系的话，为何不直接找他却找哈丽雅特·柯克顿呢？这个问题太明显了，我连问都没问。不过关于那个电话号码，她说的倒是实话：蓓尔美尔街摄政王公寓大楼罗纳德·霍姆斯，号码簿上登记的是“白厅0066”。放下号码簿后，我才第一次发现普鲁恩不在房间里，但她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显得很冷静，那股傲慢劲儿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他在卫生间，”韦德小姐解释说，“是我说要打电话，让他进去待着的。好了拉弗尔斯，老伙计！现在你可以出来了。”

普鲁恩打开门，旁若无人地拖着步子走了出来，他看起来既有点闷闷不乐，又有点不好意思。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对韦德小姐的态度近乎倾慕。他似乎在找一个谁跟他说话，就骂谁一顿的由头。我冲霍斯金斯和门口的马丁警员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过来。

“交给你了。马丁，你待在这里，看好韦德小姐，直到我回来为止。那部电话不能再用了，明白吗？”韦德小姐已经板着脸在一把红色皮椅上坐下了，我转过头去对她说道，“不介意的话，请你在这儿放松地待上几分钟。我们正在跟你哥哥联系，而且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然后就万事大吉了。我很快就回来。”

我出门时听到她在骂骂咧咧，那个骂法要是让我住在贝尔法斯特[15]的叔叔阿姨听到了，肯定会狠狠批评一通的。路过出游马车时我停了一会儿，大伙主要是在这儿忙活着。罗杰斯已经完成了尸体位置的拍照工作，但克罗斯比还在忙着搜寻指纹，马斯登大夫也还在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匕首已经从伤口处拔出，克罗斯比用一块手帕拿着它给我看了看：一把杀气腾腾的弯刀，刀身长度接近十英寸，双刃都很锋利，刀尖有如针尖。他们已经把它擦干净了。

“这上面有很多指纹，长官，”克罗斯比指着象牙刀柄汇报说，“但都弄脏了，而且还一层叠一层，好像有好几个人碰过。我会放大看看能否找到清晰一些的指纹。这辆马车里倒是有一些清晰的指纹……这儿还有一样别的东西。这个家伙的名字似乎叫‘雷蒙德·彭德雷尔’。这两张名片从他的马甲口袋里露了出来，还有，他的帽子里面印的也是这个名字。”

他拿出了两张带有血迹的名片，上面的“雷蒙德·彭德雷尔”几个字，是在街角某个立等可取的名片店印制的。我看了不爱说话的马斯登大夫一眼，他咕哝了几句。

“没多少可以禀告的，”马斯登说道，“是这把刀子要了他的命，直扎心脏，当即就毙命了。”他僵硬地站了起来，“死亡时间——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12点25分。这样的话，现在还不到1点一刻，我判断他是在10点半到11点半这段时间死去的，虽然可能有点误差。”他迟疑了一下，“听我说，卡拉瑟斯，虽然我不擅长这个，但我还是想给你一点提示。看到那把刀子的形状没？没有医学知识的话，很少有人能精准地把这样一把刀插进心脏。一刀扎得这么准，不是鬼使神差撞了大运，就是凶手对从何处下手心中非常有数。”

我跪下来，把死者的口袋都检查了一遍。除了七便士的铜币、一包还剩十支的香烟和一张破损的报纸剪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剪报是从某个八卦栏目上剪下来的，靠近版面的顶端，报纸上印的日期是：5月11日（“5”只能看到半边），是一个多月前的报纸。内容如下：

年轻貌美、特立独行、令女主人谈之色变的米利亚姆·韦德小姐，今天从气候严酷的伊拉克回到了英国。一年半前，在她尚未出国时，有传言称她与阿布斯利勋爵之子“萨姆”·巴克斯特已订婚，此人过去曾是个呜噼艺术家[16]（见1931年5月9日本栏目），现在却是开罗英国公使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下周的人物是韦德小姐之父杰弗里·韦德，他的身份是学者兼收藏家，留着长长的八字胡，在学术会议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火冒三丈的样子。他相信巴格达的哈里发宫殿遗迹可以——

我将剪报折起来，把它和在曼纳林身上找到的那张邪恶的字条一起夹到了我的笔记本里。对于谁是呜噼艺术家，是阿布斯利勋爵还是他儿子，这张剪报说得并不清楚，但我们可以理解为后者。这又是另外一层联系。关于雷蒙德·彭德雷尔是何许人，住在哪里，衣服上没留下任何线索。那套礼服闻着有一股樟脑味儿，仿佛在有樟脑球的衣橱里放了好久，而且内侧口袋上还贴着标签：“巴黎，马勒塞布大道27号，英国裁缝，戈迪恩。”就这些。

我先给罗杰斯和克罗斯比下了指示，让他们到馆长室的电梯周围那一团糟中去寻找蛛丝马迹，然后我就出门去找罗纳德·霍姆斯了。门外，一辆警车停在路边，格雷戈里·曼纳林和詹姆森警员在车里吵得不可开交。我不想卷入其中，便从他俩身边匆匆而过，然后沿着蓓尔美尔街奔东而去。在人行道上寂寥的昏黄微光下，整座城好像空无一人，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宛若近在耳畔。蓓尔美尔街是一条小巷子，通到大街的巷口有一道隧洞似的拱门。我走到那道拱门处，看到黑压压一片杂乱拥挤的建筑中有一栋又高又窄的公寓楼，闪着“摄政王公寓大楼”几个霓虹灯大字。一走进大楼就能看到一个狭长的门厅，尽头是一部自动电梯。我没看到门童的身影，不过有一个昏昏欲睡的年轻侍应生在冲着一部电话交换机打哈欠，准备下班了。看来还不能亮明我的身份。

“霍姆斯家的派对，”我说，“还在进行吧？”

“是的，先生，”无精打采的侍应生说道，他试着表现出一些军人式的机敏，伸手去拿电话线准备插入交换机，“您的大名？”

我玩了个障眼法。“等一下！别通报我来了。我会上去使劲敲门并声称自己是警察。我这就上去了，房间号是D，对吧？”

他乖乖地咧嘴一笑，说是E号房间，还说我会听出来的。进了电梯后，我停下来，摆出了一副顺便问一下的姿态。

“他们在上面待了多久了？”

“一晚上了，”侍应生答道，“至少从9点就开始了。小心脚下，先生。”

嘎吱作响的电梯摇摇晃晃地升到二楼并停住后，我还真听出来了。我所在的走廊又暗又窄，刷着绿色的漆，大小只够在里面转个身而已。走廊另一头的一扇门里，传来了微弱但热忱的口琴旋律，在带有宗教色彩的昏暗灯光下，还听得到有人在虔诚地和着旋律慢慢哼唱，声音低沉。微弱的和声庄严地唱道：

我们是弗雷德·卡尔诺的大军[17]，

是雷格泰姆的步兵，

打不了仗，行不了军，

能派上什么用场？

可当我们到了——

我用门环把门敲得山响，里面的人显然以为是有人来抗议他们太吵，因为歌声像被噎住了似的停了下来。随后传来了沙沙的关门声和脚步声。开门的是一个瘦子，手里拿着一个玻璃杯。

“我找，”我开口说道，“罗纳德·霍姆斯先生……”

“我就是，”他说，“什么事？”

他侧身站着，所以灯光照进了走廊。他戴着一副大玳瑁框架的眼镜。

第5章　匕首柜的钥匙

霍姆斯退回房间时，我跟了进去。房间很小，没什么东西，收拾得挺整洁，不像是音乐会的现场。从对面一扇关着的门里，传来了一阵笑声，夹杂着认真用口琴吹奏出来的几个试探性的音符。这里仅有的光亮来自一盏大灯，这盏配有黄色灯罩的灯在一张擦得亮亮的桌面上投下了自己的倒影，也照亮了东道主的脸庞。

霍姆斯略微有点好奇，眉毛微微上扬，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反应了。他中等身材，体形清瘦，有点儿驼背。粗硬的鬈发略微发黄，剪得短短的，紧贴在长长的脑袋上。镜片后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打量着我。他的脸又瘦又长，五官分明，神情颇为歉疚。穿的是深色正装，内搭一件硬领衬衫，脖子里系着一条皱巴巴的深色领带。他的年龄或许在三十出头；不过，当他转头面向灯光时，我看见他热得发亮的额头上刻满了细细的皱纹。尽管没醉，但他看上去却像喝了几杯似的。他清了清嗓子，挪了挪身体，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玻璃杯，修长的手指晃了晃杯子，接着又把头抬了起来。他客客气气的话语中，有一种介于深感抱歉和硬挺到底之间的奇怪感觉。

“怎么了？”他催问道，“有什么问题吗？听着，我不认识你吧？我觉得咱俩好像见过——”

门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开始语调很正常，然后突然就高上去了，最后变成了一种怨中带喜的号叫。“是你吗，林基？”那个声音喊道，“林基，你这头蠢驴！我说，是你吗？”接着便是女人为了虚张声势而用脚后跟猛踢木头家具的声音。

“里面的人别吵！”没想到霍姆斯扭过头去，大声吼道，“不是林基。”说完又转过头来等我回应。

“对吧？如我所说，您看着挺面熟的，可是——”

“我觉得咱俩以前没见过面，霍姆斯先生。我是侦缉巡官卡拉瑟斯，到这儿来是想问问你今晚韦德博物馆发生的事情。”

大约有十秒，霍姆斯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灯光映出了他脑袋的轮廓。

“不好意思，我去去就来。”他简短地说道。

这家伙动作真快，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放下了手中的玻璃杯，顺顺当当地走到了里面那扇门的门口，把门打开钻了进去，不见了踪影。我匆匆一瞥，只见里面烟雾缭绕，沙发上还横着一双女人的长腿。我听见他在里面说了些什么，不超过六个字；然后他就又出来了，并随手带上了门。

“他们太吵了，”他充满歉意地解释道，“吵得我们都听不清对方说什么了。这下好了，巡官。我觉得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您来这儿是想问问我——”他停顿了一下，“天哪，出的是啥事？不是被盗了吧？”

“不是。什么也没被盗。”

“那——您是说失火了？”

“不是。”

霍姆斯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小心地擦了擦脸。那双温和的眼睛在手帕上下左右不断移动时滴溜溜乱转，似乎在端详我。然后他露出了笑容。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自然就如释重负了，”他说，“不过，我还是一头雾水。呃——您要来一杯威士忌苏打吗，巡官？”

“谢谢，先生。”我回答说。我是急需来一杯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拿着自己的玻璃杯走向一个餐具柜，然后取出了另一只玻璃杯，朝每只杯子里倒了足足三指高的威士忌。“我们好像还是在误解对方的意思，”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据我所知，今晚博物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除非韦德先生意外地回来了。我没去过博物馆。我——真是见鬼，您别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出了什么事？”

“凶杀案。”我说。

他刚开始按苏打水瓶的压杆，可是杯子却完全偏到一边去了，苏打水嘶嘶地洒到了橡木餐具柜上，他立刻掏出了手帕，而且在擦柜子时似乎还趔趄了一下。等他转过身来时，他的太阳穴上浮现了些许螺旋形纹路。

“看我笨手笨脚的，”他轻声嘀咕道，“怎么可能——您是在开玩笑吧，还是想要——？敢问是谁被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叫雷蒙德·彭德雷尔的男子。他今天晚上被人用一把象牙柄的匕首捅死了，这把匕首来自博物馆的一个展柜。我在大厅中那辆大型封闭式出游马车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霍姆斯倒吸了一口凉气，哆嗦了一下，这才镇定下来。他的目光依然温和，但充满了困惑。此时我才注意到，餐具柜上方的墙上，有一幅镶框照片。照片上的男子置身林地，身着长袍，而且还戴着非常精致的白色络腮胡。这个案子不管你从何处着眼，都会看到络腮胡：对我来说，络腮胡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一种无法摆脱的困扰。

“彭德雷尔，”霍姆斯重复地念着这个名字，其语气我可以发誓，是真的很茫然，“雷蒙德·彭德雷尔！这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这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在那儿到底要干什么？是谁杀了他？莫非您也不知道？”

“这一连串问题，随便哪一个的答案，我们都不知晓，霍姆斯先生。不过，你也许可以协助我们找到答案。关于杀害这个男子的那把匕首……”

一听到匕首，霍姆斯的眼神第一次显得有些犹豫了。“是一把象牙柄的弯刀，听普鲁恩说，名叫‘阿曼弯刀’……”

“普鲁恩！”霍姆斯一声惊叫，好像忘了什么似的，“呃——对，那是当然。普鲁恩跟此事有啥关系？他说了什么？”

“他一口咬定今晚除了他自己，没人去过博物馆。所以，当然了，看来情况对他不利呀。”我停了一会儿，好让他领会这句话的含义，“好了，来说说那把匕首吧。谁手里有大厅里那些展柜的钥匙？”

“我有。可匕首要是被人偷——”

“还有别的人有吗？”

“哦，韦德先生当然有啦。不过——”

“匕首不是被偷走的，而是被某个有钥匙的人从展柜里拿走的，而且他拿走后又把展柜锁起来了。”

霍姆斯的语气非常平静。他机械地从餐具柜上拿起了两个玻璃杯。我则做了一个谢绝的手势，毕竟谁能跟一个已被自己这样指控的家伙一起喝酒呢；但他简短而清醒地说道，“别糊涂了！”接着又以同样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那么肯定有一把复制的钥匙。我只能告诉您，我可没干这事，而且我这辈子从没听说过名叫雷蒙德·彭德雷尔的人。我和我的朋友们一晚上都在这里——”

“顺便问一句，跟你在一起的都有谁呀？”

“韦德先生的儿子杰里·韦德，我们的一个名叫巴克斯特的朋友，还有柯克顿小姐。我料想您不认识他们。我们一直在等韦德小姐和她的一个名叫曼纳林的朋友。”

“还有别人吗？”

“眼下没别人了。先前有，但他们已经走了。您看，要我把杰里·韦德叫过来吗？”

我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房间那扇关着的门。此时，这个房间里面出奇的安静，自从霍姆斯刚才短暂地进去一次后，就一直是这样了。有一刻，那个女人曾打算来一曲《水手巴纳寇·比尔》，可刚飙了第一个高音就传来了嘘声，说明有人不想她出声，硬是让她打住了。

“不好意思，我去一下就回来。”我对霍姆斯说道。我走到门口，敲了两下，将门打开了。

房间里起初鸦雀无声，让人心里发毛，继而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给我感觉像是进了鹦鹉棚。这个房间几乎和另一个一样小，灯光也差不多亮，而且青烟弥漫。对着门的一张沙发上，蜷坐着一个瘦削的长腿金发女郎，她正高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直直地端着一个鸡尾酒杯，手肘撑在沙发的扶手上。她的脸蛋白里透红，生着一双瓷蓝色的眼睛，如同你在拉斐尔前派的油画中见到的人物一样高尚纯洁、热情奔放；此外，她还有个身体突然前倾的习惯，仿佛被魔鬼推了一把似的。

桌子上密密麻麻立着很多瓶子，瓶子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长得矮胖壮实，有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穿着一身极得体的晚礼服。他嘴角叼着一支香烟，一边眯起一只眼睛避免被烟熏到，一边端详着手上一个黏糊糊的鸡尾酒调酒器。我一进门，他就猛地转过身来瞪着我，试图摆出一副冷酷庄重的表情，可惜早前有人从巧克力盒上取下一根长长的红丝带，用安全别针斜斜地别在了他的胸前，使这副表情多少打了一点折扣。而且，他还受到了惊吓。

第三个人正坐在一把矮椅子上擦口琴。我只能这样来描述他：一个长了老头子面孔的小伙子。虽然他顶多也就二十八九岁，但只要他露齿一笑或埋头看书，脸上就会皱纹密布。除了我们的朋友菲尔博士以外，我想我见过的最和颜悦色的人就是他了。他看上去容易激动，即使手动都没动一下，看着也像是要打手势似的。这个矮冬瓜身穿一件旧花呢大衣，一头黑发梳成了德国式发型，他在椅子上朝后一躺，友善地挥了挥手。

沉寂了一会儿后，鹦鹉棚才恢复了生气。哈丽雅特·柯克顿向后一甩头，像是获得了令人愉悦的灵感似的，引吭高歌起来，口张得都可以看见拉斐尔前派笔下人物的扁桃体了。歌声似乎快把天花板震裂了。

“是谁在敲我的门？

是谁在敲我的门？

是谁在敲我的门？”

漂亮的少女问。

红发小伙子挺直身子说话了，他的嗓音由于喝多了威士忌而变成了男中音：“我说，这么横冲直撞地闯进来，是最不正当的……”

那个老气横秋的小伙子平静地伸出手来，神情阴郁，仿佛要对我催眠似的。“‘你休要说是我干的，’”他以低沉的声调宣称道，“‘别冲我晃你那血迹斑斑的头发。’[18]‘尤金·阿拉姆走在中间，两腕戴着手铐。’[19]‘喂，萨米，萨米，咋不弄一个不在场证明呢？’[20]”接着他狠狠地吹了一下口琴，咧嘴笑了笑，以自然的语调补充道：“晚上好，老兄。请坐，喝一杯。苏格兰场那些戴假络腮胡的家伙都还好吧？”

在这叽里咕噜的胡话中，插进来了霍姆斯平静、稳重而又尖厉的声音。他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都别瞎吵吵了。”

就像被劈头盖脸泼了一瓢冷水一样，这伙人很快就戛然无声了。老气横秋的小伙子悄悄地把口琴放在自己的椅子旁边，抬起了头。

“哟嗬！”停顿了一下后，他说道，“我说，这是怎么啦，罗恩[21]？你这话听起来像是要防止炸锅呀。”

“抱歉，打扰各位的雅兴了，”我对他们说道，“可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当中有没有谁认识一个叫雷蒙德·彭德雷尔的人？”

红发仔看上去完全懵了。矮冬瓜张开了嘴，斟酌了一番，又合上了，不过看他那样子，他就是说了什么，也不会有任何启发。可哈丽雅特·柯克顿的确知道这个名字，这一点我敢肯定。她看上去醉得轻一点。虽然她一动未动，依然坐在那儿，胳膊僵硬地撑在扶手上，但在她身旁灯光的照耀下，我还是看见她紧握玻璃杯杯颈的手指的指甲上出现了白块。不过现在还没到我摊牌的时候。

“没人吗？”我催问道。

没人开口，在这样的沉默中，我嗅到了一股背水一战的奇怪味道。此时，霍姆斯又以批评的语气插话了：

“卡拉瑟斯巡官告诉我，彭德雷尔这个人被谋杀了。别打岔。他是今晚在博物馆被人捅死的——巡官，我若是说错了，还请您纠正——凶器是一把象牙柄的刀子，是从博物馆的一个展柜里拿出来的。”霍姆斯字斟句酌，一字一顿地说，“我跟他说了，今晚从9点开始，我们全都在这里，可他似乎还是认为——”

“谋杀——”红发仔重复了一遍，还用一只发抖的手在脸上抹了几下。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但这件事似乎就像车祸时的撞击声一样把他惊醒了。他把手伸到脸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既像是要抹掉什么东西，又像是要找到什么东西。他的五官被太阳晒得发红，一副放荡的容貌，但人看着还不坏。他呆滞无神的棕色眼睛锐利起来了。“谋杀！上帝呀，太可怕了！您是说凶案就发生在博物馆里？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的事？”

他开始用指关节敲桌子。但霍姆斯还是一如既往地以柔和的声音说道：

“可他似乎还是认为我们是一帮恶棍。噢，对了，请允许我给大家作个介绍。柯克顿小姐，这位是卡拉瑟斯巡官。巴克斯特先生，”他冲正嘀咕着象牙柄刀子的红发仔点了点头，“还有小韦德先生。”那个老气横秋的小伙子以客气但嘲讽的态度鞠了一躬，霍姆斯继续道：“所以，他问各位问题时，还请大家不要胡说，不然的话，就算我们看起来有所谓的共同不在场证明，也有可能会惹上麻烦。”

“我们当然有共同不在场证明啦，”哈丽雅特·柯克顿哈哈一笑说，不过声音有些发抖，“这起凶案究竟关我们什么事？”

小韦德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他眯起了妖怪般的眼睛。

“这颗腐朽的心痒了，”他慢条斯理地以精练的语言说道，这样的说话方式与他激动的动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恨不得对一个毫无意义的谜团也要研究一番。闭嘴，浑蛋！”他拿起口琴，吹了一个长音，以壮声势。瞪了萨姆·巴克斯特一眼后，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好吧，第一个问题——”

“行了，小老头儿，听我说，”巴克斯特插嘴说，“我问了一个问题，巡官还没回答呢。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他遇害的时间，”我慢吞吞地说道，“在10点半到11点半之间。”

“您是说晚上？”巴克斯特怀着一种病态的希望问道。

“我是说晚上。”

房间里沉默了一阵。巴克斯特坐了下来。我没有急着问他们问题，因为不逼他们，他们说的话才会露出更多的马脚。年轻的杰里·韦德——他们称他为小老头儿——似乎觉察出了这一点，别看他表面上随和而又随意，内心其实比霍姆斯还要着急。他显然在打什么主意；在他把口琴贴着牙齿，轻轻地来回移动时，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这个主意已经开始闪现，并且成熟起来了。

“巡官，”他突然开口说道，“这个彭德雷尔是何方神圣，长什么模样？”

“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除了两张名片外，他身上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或标志。事实上，他口袋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份与米利亚姆·韦德小姐有关的剪报……”

“该死——”柯克顿小姐欲言又止。

巴克斯特抬起了头，目光冷酷。“风就是从那儿刮过来的，对吧？”喝多了威士忌的男中音问道，这一句话说得更为圆滑，几乎可以称得上外交口吻了。这种口吻与他衬衫上别着的那根巧克力盒丝带格格不入，很是荒唐可笑。“不好意思啊，巡官。您继续。”

“至于他的体形和外貌嘛，身高在六英尺上下，脸偏圆，鹰钩鼻，橄榄色皮肤，黑色的头发和胡子。这些信息对你们有没有用？”

至少对那三名男子来说，这些描述显然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说，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韦德的眼神渐渐黯淡无光了，而且他还老眨眼。不过，我的下一句话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我看到他最后的样子是被一把匕首刺穿了胸膛，”我继续说道，“戴着一副黑色的假络腮胡——”

韦德跳了起来。“黑色络腮胡！”他惊叫道，“您说的是黑色络腮胡？”

“没错。实际上，”我说，“你以为是白色络腮胡，对吧？”

对方阵脚大乱了。“我亲爱的巡官，”他老气横秋地咧嘴笑了一下，答道，“我郑重地告诉您，络腮胡是什么颜色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的心思不在络腮胡上，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可是您那么强调‘黑色’二字，害得我以为其中有某些不祥的意味，好像我们大家都要上断头台似的。”（这个小妖怪的想象力比其余几个人的都要丰富，而且我认为他如果专门去撒谎行骗，肯定可以成为一个撒谎专家。）“一具戴假络腮胡的尸体！还有别的东西吗？”

“眼下，我们还是谈谈络腮胡吧。”我建议道。现在是进攻的时候了。“这个案子是一场噩梦，我们还是把其中的一些问题弄明白为好……比如，霍姆斯先生，外面那个房间里——餐具柜的上方——挂着一幅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一件长袍，戴着白色的络腮胡。看起来有点像是一幅业余戏剧协会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人是谁？”

霍姆斯张开嘴，迟疑了一下，又瞟了对面一眼。是杰里·韦德回答了这个问题。“噢，那个啊？”他满不在乎地说道，“是我。”

第6章　铁板一块

“您说得很对，”韦德继续说道，“那是我在牛津大学戏剧协会参加活动时拍的一幅照片，您也看到了，我扮演的是李尔王这一著名角色。没让您感到惊讶吧？您好好看看我这副干枯的面孔就不会惊讶了。人们告诉我，说我一天比一天看着年轻……您对这幅照片怎么这么感兴趣？您不会见到一个戴络腮胡的人就追捕吧？”

“我是这么打算的。我们来玩个公平游戏，我呢，告诉你们我已经掌握的情况，你们则要尽最大努力来协助我。”我环视了一下这帮人。听到黑色络腮胡后，哈丽雅特·柯克顿的表情已经和其他人一样茫然。连霍姆斯也不像先前那样文质彬彬却目中无人了，他也开始老老实实地干瞪眼了。我继续说道：“案情太离谱、太不明朗了，所以必须有人提供一个合理的线索，哪怕是证明无罪的线索也成。”

“今晚11点多一点，万安街分局的一名巡佐路过韦德博物馆时，一个穿双排扣长礼服、戴玳瑁框架眼镜、双颊上粘着白色假络腮胡的高个儿男子坐在墙上冲他咆哮。这男子大声喊道：‘好你个大骗子，你杀了他，会被吊死的。我看到你在那辆马车里。’然后便像个疯子似的朝巡佐冲过去，还企图将巡佐掐死。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巡佐只好把他打晕了。接着，在巡佐去求援时，这个不省人事的家伙——看起来是昏迷了——从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中间消失不见了。”

听到这里，这帮人周围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哈丽雅特·柯克顿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用那双瓷蓝色的眼睛盯着我，还用双手蒙住了嘴。

“我从没听说过圣詹姆斯街那一带出现过小精灵啊，”小韦德若有所思地说道，“不过，也许是我弄错了。请接着讲。”

“几分钟之后，来了一个非常妄自尊大的年轻绅士，开始猛敲空无一人的博物馆的大门，搞得鸡犬不宁，所以被带到警局了。他说自己叫格雷戈里·曼纳林，还说他和米利亚姆·韦德小姐订了婚。”（听到这里，巴克斯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霍姆斯只是点了点头，韦德则依旧是一脸严肃。）“他还称受到了邀请，来参加博物馆今晚的一个预展，预展是杰弗里·韦德为爱丁堡的某个伊林沃斯博士而举办的……”

“难怪曼纳林没来这里呢，”霍姆斯说道，“敢情人在警局，呃？”他以梦幻般的快乐神情盯着天花板，“对了，巡官，博物馆里没人，这一点很好解释。我们给曼纳林的公寓留了口信。您知道的——”

“没错，”我说，“这一点已经有人解释过了。我听说韦德先生突然有急事得去……”

巴克斯特坐了起来。“这事您是怎么听说的？”他厉声问道，“是不是曼纳林说的？”

“这个回头再说。这事是真的吗，霍姆斯先生？”

“的确如此，不过严格说来算不上是突然有急事。是这么回事，韦德先生最近才刚从伊拉克回国。他在那儿待了两年，与里昂的莫雷尔一起，在巴格达城外底格里斯河西边的平原上做一些研究工作。您知道的，那儿是哈里发的旧城遗址。现在的巴格达是在东边。不幸的是，有些废墟正在被清除，而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墓地，所以他们在挖掘方面与当局产生了一些矛盾。在两年的时间里，韦德先生发掘了很多东西，大部分都用船运到了我这里。其中有一件东西原本计划是紧随其后用船运回来的，而且本该是这周初就运抵这里的。这件东西体积有点大，是一块从一座很像巴别塔的塔上弄下来的撒拉逊人砌砖的碎片，上面还刻有文字——算了，我不想说这些让您分心了——”

“没让我分心。接着说。”

霍姆斯好奇地看着我。谈到砖块时——他认为那些是波斯砖——他温和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类似狂热的神情。他犹豫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好了，情况就是这样。我说过了，这批货按说星期二就该运抵英格兰的。后来我们接到消息，说是船在途中延误了，要星期六才能到。今天，我们又听说下午船就要靠岸了。所以没辙啊，韦德先生必须亲自前往南安普顿，监督这一大箱货的上岸工作——因为其中有一些是砖瓦，您懂的，是易碎品——然后亲自把这箱东西带回伦敦。他说今晚的聚会可以顺延，推到星期六或星期日再开也不迟。”

“我明白了。还有几个涉及个人的细节问题需要请教一下。韦德先生是什么时候回到英格兰的？”

“大约是三周以前吧。我想是5月20日那一天。”

“而米利亚姆·韦德早到了一个星期，是在11日前后吧？”

巴克斯特又站了起来。他猛地抓起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往一个鸡尾酒杯里倒了好多，然后拿着这个杯子指着我。“这是什么把戏？”他问道，“要我说啊，你们警方的这套程序真他娘的太滑稽可笑了。米利亚姆跟这事有啥关系？她整个晚上都待在家里，跟一个插着匕首、戴着假络腮胡的家伙有啥关系？我们中都没人听说过他。”

他们全都在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于是我暂时岔开了话题。

“与其说我是在问韦德小姐的情况，”我说，“还不如说是在了解曼纳林先生的情况。”我这么说是为了谨慎起见，因为我还不想把她牵扯进来，“是这样，曼纳林先生与韦德小姐订了婚，可据我了解，他既没见过她父亲，也没见过她兄长。这是怎么回事？”

口琴后面，小老头儿韦德那双明亮敏锐的小眼睛死死地锁定在我身上。他有点像搞突然袭击似的开口了。

“啊哈！这是推论，我懂了。您是在想，严厉苛刻的父亲和嘴脸狰狞的兄长，两人都想拆散这桩在花园墙外偷偷猖獗起来的令人厌恶的姻缘。‘你这不得好死的浑蛋，凭你那卑贱的血统，也想跟我堂堂老韦德家的血脉结合，你就做梦吧！’真是刺激，巡官。我坚定地重复一遍——刺激。不过我倒是觉得情况正好相反。”他皱了皱眉头，“事实上，我们这帮人中，唯一称得上出身名门的就是曼纳林。是一个了解他家世的人跟我老爷子说的。从我得到的信息判断，曼纳林是天底下最会忽悠人的骗子，不过他祖上确实有人参加过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战役。这一点我乐意信以为真，因为现在我知道那些什么骑马冲进战场，一剑就砍下了三百颗人头的弥天大谎，都是什么人编出来的了。曼纳林家族的风格隐约可见……不，我觉得我老爷子对这桩婚事会相当满意，而上帝知道我根本就不介意……”

巴克斯特气得牙齿咯咯作响。

“别激动，萨姆，”杰里·韦德平静地说道，“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老弟，但那倔丫头非得自己拿主意不可。言归正传，巡官，我们家老爷子没见他纯属意外。您也知道——”

“噢，闭嘴，你——你这个老气横秋的侏儒！”哈丽雅特·柯克顿突然大声说道。韦德有点儿脸红了；我感觉到这句话戳到了他的痛处。沉默了一阵，韦德坐了下来，柯克顿支支吾吾的，自己也脸红了。

“对——不起，小老头儿，”她继续说道，“我并不是要——只是，我说啊，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她转身对我说：“米利亚姆是在回国的船上认识曼纳林的，我当时跟她在一起。说真的，我有点搞不懂他这个人。后来我们一到英格兰，米利亚姆就被打发到诺福克去看望一个姨妈，在那儿待了两周——”

“打发？”我迅速追问道，有点儿太沉不住气了。

“那个，谁不隔三岔五地去看姑妈姨妈呀？”杰里·韦德插嘴道。听他那语气，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块挡箭牌随时都准备横插一杠子。）他咧嘴笑道：“我知道，放到侦探小说里，这个动机令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是如此。”

“你先等等，先生……柯克顿小姐，你说的‘打发’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这是个极正常的词语，不是吗？老天，我会有什么意思呢？她父亲觉得自己回国之前，她可以待在她姨妈家——她母亲已经不在了，您知道的——何况她姨妈在码头等着呢，她根本就溜不掉。而且顺便也把我带去了。”她那极端无辜的脸上露出了一副伯恩－琼斯[22]看到都会想画下来的表情。“您刚才问起了格雷戈·曼纳林，对吧？唔，他打过电话说想见她。后来，两周后她回到了这里，格雷戈本来打算以最佳状态——在海德公园米利亚姆的住所——拜见老人家的，只是那天下午他到得太早了。于是他没事干就炫耀起来了，跟玩杂耍似的搬起了满满一大箱子老掉牙的瓶瓶罐罐什么的，结果一失手，把箱子里的东西摔了个稀巴烂。”说到这里，她脸上似乎流露出恶作剧般的表情，她睁大双眼，眉开眼笑道，“噢，要我说啊，简直是乱成了一锅粥！所以我们就想，最好是把他从房子里弄出去，等老人家冷静下来后再回来。后来她给他打了个电话——”

柯克顿突然停下来，擦了擦额头，记起了什么。她的表情又起了变化，这一次变成了恐惧。

“米利亚姆人呢？”她尖声问道，语气很生硬。我没有回答，于是她伸手指着我说，“米利亚姆人呢？给我听好了，你们这些家伙。你们记得吧——就在刚才——罗纳德说过，有个女人打电话来找过我——声音经过了伪装——然后又突然挂掉了。是谁打来的？米利亚姆怎么啦？您问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全是涉及她的？”

我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哈哈一笑。

“我一谈到曼纳林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你们就好像老是想把话题扯回到韦德小姐身上。明说了吧，反正藏着掖着也没什么好处。我们掌握了证据，可以证明今晚这件事，他很可能脱不了干系。”

我此话一出，他们全都哑口无言。出现了一阵沉默，我（很不妙地）感到这种沉默，是一种方寸大乱而又疑窦丛生的沉默。罗纳德·霍姆斯从我身后的那扇门慢吞吞地走进了房间，仿佛是要来掌控局面。他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坐下来，把玩着手中的玻璃杯，眼睛看着自己晃来晃去的鞋尖。

“证据，”他与其说是在问，还不如说是在陈述，“啥证据？”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倒是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今晚被你们取消了的‘预展’，原本要展出的是什么？你们打算打开哈伦·拉希德妻子的棺柩，这说法是真的，对不对？”

“哦，天——！”没等巴克斯特叹息完，霍姆斯就打断了他。后者似乎大吃了一惊，但说话的语气却很平静。

“不，不是真的。敢问您到底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说法？是从曼纳林那里吗？”

“有一部分吧。首先，他说你们准备去‘盗墓’。”

“别紧张，老兄……”霍姆斯看着天花板，“这是为什么呀？他干吗要跟您这么说呢？不，我没发昏；是这道深奥的难题激起了我的兴趣。哈伦·拉希德妻子的棺柩！”

“先别管这道深奥的难题。你说这不是真的。我劝你再好好想想，霍姆斯先生。”

他转过身来，面带苍白的笑容，那笑容里充满了怀疑，看着就像是在做鬼脸。“咱俩都再好好想想吧，”他建议道，“告诉我，您了解巴格达吗？”

“不了解。”

“哈伦·拉希德最宠爱的妻子祖拜妲[23]——我猜您指的是这一位——她的陵墓就在旧城的这片墓地里，距离马鲁夫教长的墓穴不远。这是巴格达的主要遗迹之一，修建于一千多年前，好几任穆斯林统治者还小心翼翼地修复过。谁都没见过祖拜妲的棺柩。穆斯林很少允许人直观其面目；人们拜谒麦地那的穆罕默德陵时必须隔着栅栏瞻仰，而且只能看到这位先知陵墓的外围。关于祖拜妲，除了她被安放在一口外面套着金棺的铅棺里之外，就没人知道更多情况了。至于认为有人可以——不，不，断不可能！”

他更猛烈地摇了摇头。

“试想一下某个人从圣保罗大教堂偷走纳尔逊[24]的棺柩，或者从任何一个公共纪念馆偷走任何一个公众人物的棺柩，这已经足够令人毛骨悚然了，不过和亵渎神圣一比就算不了什么了——天哪，那可是穆斯林的圣陵！这和古埃及不一样，您知道的；这是一种仍有人信奉的宗教。再说了，根本就不可能去盗这样一座墓……”他双手一摊，还耸了耸肩。尽管他眼镜后面的双目炯炯有神，但我觉得他盯着其他人补充下面这句话时的表情有点儿夸张，“这岂不是荒唐！我真搞不懂，曼纳林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不过，我倒希望确有其事。”巴克斯特喜忧参半地说道。刚才那一大杯酒下肚后，他的脸色看着好多了。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坐了回去，盯着酒瓶说：“要我说啊，如果真有此事，事情就非常刺激了。我记得那座用砖砌成的陵墓，它的顶部是锥形的。我从开罗飞过去的时候，老爷子亲自带我去瞧过。这可就有意思多了，比起摆弄——”

“摆弄什么？”我问道，“不是棺柩的话，那你们要查看的是什么？”

霍姆斯看了其余的人一眼，眼神很古怪。“听说过安托万·加朗[25]吗，巡官？”

“没听说过。”

“可他的成就世上无人不晓。他在1704年到1712年间把阿拉伯文的《天方夜谭》译成了法文，而这套译本现在落到了我们手里。韦德先生对《天方夜谭》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也认为这些故事是直接从叫作《赫扎尔·艾福萨纳》或《一千个故事》的波斯故事集里搬过来的，虽然它们从头到尾讲的都是阿拉伯人的事情。所以，当他有机会买到加朗译本的前两百页原始译稿、注释和插补文字后——”

“等一下，”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召集这次聚会，只是为了看一些手稿？”

此时此刻，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一向自以为冷静理性的我意识到了自己对今晚这荒诞不经的闹剧确实兴趣盎然，而且还觉得霍姆斯的解释让人大失所望。霍姆斯环顾了一下四周，似乎有些惊讶。

“对，那是当然。伊林沃斯博士会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有了注释和插补文字，您明白的……”

“就这些了？”

杰里·韦德刚才一直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神情愉悦而又持重，此时则向前倾了倾身子。“握个手吧，巡官，”他提议道，“我跟您有同感。这么说吧，在您那身警察制服下面，跳动着一颗孩子读《金银岛》时的心，我理解您的心情，真的，不理解的话我不得好死，您是被人从您的棺材梦中惊醒了；另外，要是这个讨厌鬼有一点点——”

“反正，我还是有分寸的。”霍姆斯说。他冷冰冰的语气让我猛然清醒，回过神来了。“别忘了，毕竟出了凶杀案，真的死人了。”他愁眉苦脸地回过头来对我说，“您刚才问，‘就这些了？’哎呀，老兄，难道您不明白……那可是加朗的手稿啊！”他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好像我问他的是“什么是文明？”之类的难以回答的大问题。“历史的探照灯将会——”

“历史的灯就拉倒吧，”杰里·韦德说道，“我才不信这个邪呢。‘出了凶杀案’，行啦。仅仅因为我们没有为一个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人的死而感到伤心难过，卡拉瑟斯巡官就对我们恶眼相向，这可不合常识。我也不拐弯抹角了，直说了吧，这件事还真是有意思；《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居然变成了现实。你的问题在于，你对这些故事一点都不感兴趣。你只对一个苏丹如何谋杀了六个妻子这样轰动的传说感兴趣，因为从中可以一窥1401年银匠哈桑生活的时代巴士拉城的婚姻习俗。我已经从你和老爷子口中学到一点皮毛了，所以不仅能聊上几句，而且连帮林基[26]·巴特勒写一部侦探小说都不成问题了。可实际上，关于亚洲人我真正了解的并不多，也就是有个大概的印象罢了：他们的穿着很滑稽，喜欢谈论真主。这就够了。我分不清谁是波斯的穆斯林，谁是印度的印度教教徒。不过有一点我还是知道的：如果不小心，妖怪就会把我掳了去，此乃刺激人生的奥秘。”

“小心，韦德先生，”看到他兴奋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并用手指着霍姆斯时，我插嘴道，“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说你与博物馆——没有瓜葛喽？”

霍姆斯微笑道：“是没有。这小老头儿的唯一工作就是看书，一本接一本地看那些没屁用的传说故事，这也就造就了他现在这种心态——心理学家称之为防御机制。他动不动就胡思乱想，在他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一切司空见惯的东西全都有点儿失常：牧师们一个个都在爬教堂的雨水管，伦敦市长看到皇家仪仗队想通过圣殿关[27]时出人意料地说‘不行’。简直是胡扯！我跟他说过一百遍了，东西不会仅仅因为倒着摆放就更有趣。而且事实就摆在眼前，小老头儿，那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不是吗？”我说，“我倒是倾向于同意韦德先生的看法。”

一阵沉默后，哈丽雅特·柯克顿以焦虑、茫然而又愤怒的语气咄咄逼人地质问我，“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找我们的原因？”她大声喊道，“你为什么迟迟不说？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劲。你说啊！”

我说：“小姐，这是因为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在撒谎。说到怪异之举，比起一个博物馆接待员围着一只包装箱跳舞，嘴里还念念有词地提到哈伦·拉希德的妻子来，一个牧师爬雨水管就小巫见大巫，不足为怪了。再比如，一具尸体的手里拿着一本烹饪大全，听起来又如何呢？现在，你还确定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没有！”

我简要地说出了实情。巴克斯特低声嘀咕了几句，还砰砰地敲了一通桌子。不过，最让他们乱了手脚的是，我提到了那本烹饪大全。霍姆斯依然强忍着，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苍白的脸上已露出了怒色，他把头扭向了杰里·韦德。

“要是我不清楚——”他说了半截，又把话吞回去了，“听起来，像是你的荒唐之作啊。一本烹饪大全！我觉得你十有八九跟此事有关联。”

“放松点，罗恩，”出人意料地，巴克斯特骤然以一种权威的口气说道，他把脖子伸了过来，“不过听好了，小老头儿，我的意思是说——你跟此事无关，对吧？毕竟——”

“信不信由你，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事。”杰里·韦德回答得毫不含糊。（不过他看上去却很不自在。）“一本烹饪大全，就我的风格来说，根本就不够档次。啊，上帝帮帮我们吧！得想出个办法来。离我远点儿，让我好好想想，行吗？依我看，那家伙不会是个什么外国厨子吧？”

“咳，他要是厨子的话，”巴克斯特嘟囔道，“就犯不着带着某某夫人的家庭食谱到处跑了吧？我的意思是说，在卡马尼奥拉蛋奶酥之类的精美食品的制作方法上，那本书给不了他多少帮助，那些东西，做厨子的似乎都晓得吧。除非上面有密码或暗号之类的东西，比如，‘牛排和洋葱’表示‘赶紧逃，已完全暴露’，说不定这是个极好的法子——”

霍姆斯坐不住了。

“你们这些人是喝醉了，”他强作镇定地说道，“还是自然而然表现得跟孩子似的，还是根本不过脑子，没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啊？”

“我们都快吓傻了，”杰里·韦德同样镇定地回答说，“如果你想听实话的话。是不是还有什么底牌没亮出来啊，巡官？如果牧师爬雨水管这种事没讨论出一个结果——”

他突然停住了，目光投向了门口，大家也跟着他看了过去。我当时正好站在门的一侧，此时新来的这个人并没有看到我。因为探进房间里的，只是一顶警察的头盔。

此人是个大块头警员，佩戴着执勤的白袖章。他瞪着房间里的人。

“谁有三英镑六便士？”他问道，“我要付出租车的车费。他妈的！——多不寻常的一个夜晚啊！要出大麻烦了，所以别目瞪口呆了，拿出三英镑六便士来，行吗？”

第7章　踢头盔的警察

在看到我之前，或者说在我来得及反应之前，新来者便非常严肃地摘掉头盔，像抱足球似的抱着它，接着一脚把它踢到了房间的另一头。头盔险些碰到了灯，击到墙上后弹回来，差点儿滚到了我脚边。哈丽雅特·柯克顿尖叫一声，站了起来。

“从这儿滚出去，你这蠢货！”她大声说道，“这儿有一名真——”

新来者猛然转过身来。我看见了他衣领上的编号，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生着一张和善友好的圆脸，眼下却大汗淋漓，愁容满面，显得无精打采。他快成秃瓢的脑袋上顶着稀稀疏疏几缕黑发，有几根垂在额头上。他一直在用白袖章擦额头，眼角有不少愁纹，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充满警觉，不像往日那般昏昏欲睡，充满善意的嘴角也耷拉着。他看着既干练又懒散，而且不知怎么的，还有点危险，不过还算不令人讨厌。一看到他，我对这场噩梦，不说全部，起码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心中有数了。此外，我也知道该如何把最伤脑筋的几块碎片拼到一起了。他看到我后愣了一下，飞快地环视四周，然后挺直了身子，显然是想要像换个面具一样转换一下自己的表情。他缩起下巴，并把有点儿沮丧的目光转向我这边；要是更进一步的话，他恐怕就要把拇指戳到想象中的马甲的袖孔里去了。

“好了！”他的声音都变得粗哑起来了，“好了……”

“这一套也太烂了吧，”我说，“我是万安街警局的。你是哪个分局的？”

他依旧一动未动，使劲儿喘着气。“没错，”他答非所问，“没错，那是当然。你知道的——”

“根本就没有ZX105这样的编号。你是谁？从哪里搞来的这身制服？为什么要冒充警察？”

“谁给我一支烟吧。”对方半扭过头去，请求道。他在空中晃了几下胳膊。“咋的啦，警官？就是开了个玩笑嘛。我叫巴特勒——理查德·巴特勒。我可是个很正派的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竭力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显得很不自在，“有什么好大吵大闹的？参加一个化装舞会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哪里的化装舞会？”

“林基，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瞎说，”哈丽雅特·柯克顿呜里哇啦地说道，她坐卧不宁，几乎要在沙发上跳上跳下了，“他一直在跟我们说一桩估计是发生在博物馆的谋杀案；我们也跟他说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连博物馆附近都没去过，可他还是认为——”

“噢。”巴特勒说道，眼睛依旧盯着我的肩膀。

“哪里的化装舞会？”

“呃？噢，嘿，就是几个朋友——”他又迟疑了一下，脸色也阴沉下来了，“听着，你这样看着我究竟是他娘的什么意思啊，好像我杀了人似的？为什么我一走进来，就全冲我来啊？”

“我待会儿就告诉你，先生，如果你愿意跟我走一趟的话。我就要离开这里了，如果你愿意随我去韦德博物馆几分钟——”

巴特勒重复地“噢”了一声，声音还是很沉重。他的肩膀在紧身制服下面缓缓动了几下。“假如我不愿意呢？”

“你不必去，你知道的，”霍姆斯冷冷地插嘴道，“如果我给韦德先生的律师打电话——”

“嗯，先生，巴特勒先生是挺重的，”我说，“不过我觉得把他带走还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我可能还真得斗胆会一会你们的律师呢。还有，”我看了霍姆斯和杰里·韦德一眼，说道，“我想有劳你们二位也随我走一趟。”鹦鹉棚开始炸锅了。“听着，你们这群该死的小蠢货！安静，老老实实地听我说。我又不可能把你们所有人都抓起来带到那儿去，你们何必大吵大闹呢？哪怕出于起码的好奇心，你们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协助调查啊；你们要是不肯协助的话，官方就要发怒了——更不必说韦德老先生会说什么了。”

老爷子这张牌还真是好使。霍姆斯不吭声了，用手摸了摸头发，严肃地点了点头。杰里·韦德摆出一副闷闷不乐地沉浸于往事的样子，拿口琴吹了《他是个快乐的好小伙》[28]的一两个小节。而还在一个劲儿地拿袖子擦额头的巴特勒则大笑了一声；他似乎乐不可支，但我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在那快乐的背后，他那敏捷的大脑正在为要不要抵抗到底而左思右想。那双引人注目的浅灰色眼睛显得很笃定，尽管他的态度很温和。

“你说得对，老兄，”他认同了我的说法，“我不知道这起所谓的谋杀案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我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重要了。不过我还是愿意乖乖地跟你走一趟，前提是有人给我三英镑六便士让我把打车费付了。司机还在楼下等着呢，而门房又下班了，所以找不到人付——”

“林基！”柯克顿大声说道，“你难道不明白他要去问那个司机吗？你难道看不出来他要带你下楼就是为了这个吗？”

“哦，就这些啊？”巴特勒摊开手问道，“我倒是希望他去问司机，说不定还可以让他帮我付账呢。喂，快点给我钱让我走啊，行吗？”

“我们大伙都去，”就像有人提出了开派对似的，巴克斯特心血来潮地宣布，“我们大伙都去，结成一条统一战线。”

我好不容易才阻止了这一提议；我既不希望巴克斯特跟过去，也不想柯克顿搅和进来，为此我都差点儿疯掉了。最后，我只把那三个需要跟我走的人（巴特勒已取回了他的头盔，而且灌下了一杯烈性酒）请了出去。我们默然无声地下了楼，每个人脸上都是人们面对面挤在电梯里时才会摆出的那种奇怪而茫然的表情。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形容枯槁的驼背红鼻子男子，一直没有贸然行事，而是在楼下大厅里乖乖地等着。韦德给他付钱的时候，我也没闲着。

“你是在哪儿拉上这位乘客的？”

“这么说，他不是警察喽，”司机以一种果然不出所料的口吻，自鸣得意地说道，“您才是，我就知道，哈哈。从肯辛顿高街的奥克尼酒店拉的。”

“多久以前？”

“大概二十分钟吧。”

“他是从酒店里出来的？”

“不。他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走着呢。怎么啦，长官？”

我看了一眼巴特勒，只见他沉稳的脸上露出了欣慰而无辜的神情。“是的，我没在酒店里头，”他说，“听我说，老兄，这位罗伯特·皮尔爵士[29]不相信我去参加化装舞会了。帮我开导开导他，好吗？”

司机毕恭毕敬。“对他来说，参加舞会是很有可能的，罗伯特爵士，”他对我说，“两三扇门之外的彭宁顿就有一场化装舞会，只是散场散得早了一点儿。编篮工协会什么的……”

这对我正在形成的推测是一个打击，不过我还是越来越相信这个推测肯定是正确的。我又问了司机一些问题，但一无所获，于是记下了他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后，我就让他走了。然后我们继续前行，我把韦德和霍姆斯丢在几步开外的后面，以便对巴特勒进行讯问。

在蓓尔美尔街，比我们这一行人还要怪异的组合是很罕见的。这三个人神经高度紧张，又错误地将这种紧张表露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点或许部分验证了巴特勒的说法；不过我认为，他们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接近一个真正的遇害者，这一点多半是事实。看到这么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命案——那血可不是舞台上的红墨水，也不是小说里描写的血腥画面——他们难免会吓得魂不附体，紧张和惊恐之下，他们开始进行一些蹩脚的表演。杰里·韦德仍拿着口琴，他吹了一曲《动物一对一对地前进》[30]，而我发现我们就像军人一样，正踩着这宛若注脚一般的节拍前进。做事很有分寸的霍姆斯虽然没发表什么与他的黑领带和拉毛圆顶硬礼帽不相称的言论，但无论别人说了什么，他都要起劲儿地嘲笑一番。在一轮西坠的落月下，荒诞的欢闹顺着这条死寂的灰褐色街道渐渐式微了，因为这样的欢闹马上就要以凝视死亡收场了。所以，巴特勒突然凑到一个正从俱乐部台阶上下来的胖老先生耳边，大“嘿！”了一声，这就变得非常无趣，一点都不好笑了。

“玩得开心吗？”为了堵住他的那张臭嘴，我问道，“咱们谈谈吧。我猜你会说你是去参加编篮工协会的舞会了。为什么去那儿呢？”

“我是去了，因为有一个漂亮的金发编篮工——”他看到我的表情后打住了。他脸上又一次出现了某种精于算计但又难以捉摸的表情；他作好了决斗的准备，打算孤注一掷。“听我说，巡官，干侦探，你还挺有两把刷子的，所以我也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确实去参加了编篮工协会的舞会——其实啊，那是一家汽车制造公司——也是巧了，的确有个好看的金发女郎说明天要在某个地方见我。不过，我之所以去了那个舞会一会儿，主要是想拿它当个借口。”

“借口？”

“没错。是这么回事：我替美国低俗杂志写冒险小说，耸人听闻而且情节刺激的那种。偶尔呢，也会找小老头儿韦德帮帮忙。博物馆藏有一份无价之宝，关于时母[31]的诅咒的资料，没准儿还有别的什么。不过我要做的就是彻底查验一下这件事，看看是否真如坊间传说的那样刺激有趣、引人入胜。请你告诉我，为了掩人耳目，我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还不如穿上一身警察制服，大摇大摆——”

他越说越起劲儿了，底气也越来越足，但我敢肯定这套说辞是他几分钟前才想出来的。他回过头看我时，眼神中刻意带有一种催眠的力量；别看他在咧嘴大笑，在这条洒满月光的街上，这种力量却让我感到茫然而惊悚。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我说，“无非是想说你今晚没去过韦德博物馆吧？”

他一时语塞。“去——？呃？对，对，我没去过。”

“那你能证明你在哪里吗？”

“恐怕有点儿难。舞会上大家都戴着面具——后来我又在街上溜达——说不定可以找到那位金发女郎，可是，”他咕哝道，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娘的，要是说到这一点，你能证明我去过博物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连我非得解释的事情是什么都不清楚。萨姆·巴克斯特是呜里哇啦地说到了一个叫彭德雷尔的人，说他被人用一把象牙柄的匕首捅死了，可对这事我是一无所知啊。你能证明我当时在那里吗？”

“也许吧。有人看到你了，你知道的。”

他突然停了下来，肩膀猛地一甩，转过身来，不过我推了他一把，让他接着往前走，以免他俩追上我们。伴着身后悠扬的口琴声，我们仿佛正在月光湾航行，但对比之下，巴特勒的脸色却非常可怕。

“看到我了？”他重复道，“血口喷人。谁说看到我了？谁看到我了？”

“一个戴着白色假络腮胡的男子。他从博物馆后面出来，爬上了墙头。你给我听好了！他看见了我们分局的一个巡佐，这巡佐体形跟你一样，样子也像你，就是胡子不一样。在昏暗的灯光下，那名男子看到巡佐正在试着推开博物馆的大门，就说：‘好你个大骗子，你杀了他，会被吊死的。我看到你在那辆马车里。’他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巡佐，而是错把巡佐认成别人了……这个别人会是谁呢？”

巴特勒走得非常慢，两眼盯着前方，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你没跟别人说过这事吧？”

“没有。”

“那么那个戴假络腮胡的目击者在哪里？”

“失踪了。”

“你知道他的身份吗？”

“还不知道。”

巴特勒神采飞扬，喜不自胜地东张西望了一番。“太好了，巡官！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很会捕风捉影嘛。可惜的是，这种向壁虚构的玩意儿，薄得跟一层窗户纸似的，一捅就破，不顶用啊！你不能以这样的罪名拿人吧。你说的这些能起什么作用啊？你有一个高贵无瑕的喜欢戴假络腮胡、爬墙、见到警察就往上扑的目击证人，对了，这个人你还找不出来。就凭这么一个——说得好听一点——这么一个怪胎一文不值的屁话，你就从八百万人当中挑出一个当夜碰巧去参加化装舞会的人来，并指控他就是凶手。（姑且不说另一个家伙似乎也是一身化装舞会的打扮。）据此，你就认定我在一个我不可能去过的地方，杀了一个我听都没听说过的人。你能不能用一个值得信赖的、并非虚构的、在现场且可以找得到的目击者来指认我当时在博物馆呢？比如说普鲁恩老头儿，他在韦德家效力了二十年，后来又在博物馆干了十年，他怎么说？他有没有说过我今晚去了博物馆？”

“这个嘛，当时——”

巴特勒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看着我，继续说道，“说真的，老兄，你那一套真没人买账。你私底下可以认为我去过那里，可我真没去过。不过，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了。我说了，你私底下可以认为我去过那里，但你拿得出来证据吗？你好意思拿着手上的这点儿证据去见地方法官吗？行啦，伙计，”他的口齿越来越伶俐了，“如实思考你的案子吧！你说我捅死了这个我都不认识的人，还把他的尸体扔到了大厅中的一辆马车里——”

“我说了吗？大厅中的马车我可只字未提。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冷静的眼神丝毫没有动摇。“噢，我确信我之前听到萨姆还是小老头儿叽里咕噜地说起过。我问你，仅凭这么荒唐的证据，你就要把我逮起来吗？”

“谁叫整个案子都很荒唐呢，所以证据也就注定会很荒唐了。我们到了。”

博物馆的青铜大门关得不是很严，一道光线斜洒在人行道上。二楼的窗户透出了灯光；四面沉寂，让博物馆看起来就像发生了什么野蛮事情。但有一个情况让我看到后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通：之前詹姆森警员和曼纳林坐在警车里，现在车里没人了。我离开这儿是个错误，要是詹姆森警员违背我的指示，让曼纳林跟米利亚姆·韦德说上话了，那可就麻烦了。我先应付了一下五六个围在门口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没好气地答应给他们一个交代，因为若是找不到死者身份方面的信息，我们就得通过媒体呼吁人们提供线索。巴特勒像一个真正的警员一样进去了，没有引起注意，但韦德和霍姆斯就难以蒙混过关了，好几架闪光灯此起彼伏地闪烁着，他们被拍了不少照片，韦德的神情是既紧张兮兮又自鸣得意，霍姆斯则是怒气冲冲。

霍斯金斯巡佐就守在门内，柯林斯警员站在他后边。巡佐看到巴特勒后瞪大了眼睛，巴特勒则潇洒地给巡佐敬了个礼。不过这种公然的戏谑有落幕的时候。这个压抑的地方有着太多的暗示，假月光比真月光更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壁毯不自然的色彩在白墙的映衬下十分夺目；那排马车在静静等候着，死去的那个男子也依然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杰里·韦德显得有点儿激动，霍姆斯取下了头上的帽子。两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我下令先将他们带去认尸，然后再把他们安置到另一个房间里，由柯林斯警员看着，别让他俩的交谈太无所顾忌，之后我把霍斯金斯拉到了一旁。

“曼纳林呢？”

霍斯金斯吞吞吐吐。“哦，长官，我以为——”

“你的意思是说，你把他和韦德小姐留在同一个房间了？”

巡佐脸色变了。“可我以为，长官，眼下也没见有啥坏处吧？”他问道，“您自己也认为她与本案没啥关系呀。加上她又求我——看样子都要哭了——没啥事的，除了对她可能不利之外，如果那家伙是凶手的话；再说了，马丁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他们现在还在那边的馆长室里呢。”尽管他的手臂没动，但他似乎想做一个挥舞的手势，“听我说，长官！按照您的特别吩咐，我一直在力争从普鲁恩口中问出点儿什么来——”

“好了，别太在意了。你问出什么来没有？”

“没，长官，恐怕没有。他啥也不肯说！即使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之类的问题，他也只以‘我不知道’或‘从没听说过’来回答，还一个劲儿地警告我，说韦德先生会撕下我的臂章。不过，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两个疑点……”

“是吗？”

霍斯金斯掰着指头说道。“首先，是那个包装箱。我照您的吩咐把它打开了。一点没错，里面还真有东西，像一口棺材，样子可以说非常旧，还是铅制的，外面都是锯末。有人用蜡封上了盖口。长官，我没再擅自乱动，我估计您想亲自处理。”

很难说这是证实了我之前的臆测呢，还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有过那么一小会儿，我曾猜想箱子里空无一物，普鲁恩的邪恶舞蹈只不过是某种恶作剧或障眼法的一部分。这时我耳边又响起了霍姆斯温和的声音，他圆滑地解释说，只有傻瓜才会以为说不定有一口我预想中的那种棺柩；看来霍姆斯这人也不可靠。他在撒谎——或者说有人在撒谎——而普鲁恩则是在这个疯狂的博物馆里围着一口真棺柩起舞。

“还有别的发现吗？”我问道。

“有，长官！”霍斯金斯点了点头，“煤末儿！煤！请随我来。”

正如我说过的，当你面朝博物馆后方时，可以看到那排柱子右边的侧墙上有两道开放式拱门，上面分别标有“八大天园展厅”和“东方集市展厅”几个烫金字。第一个展厅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想一探究竟，这个展厅位置靠后。第二个展厅则位于大厅的前端，离青铜大门不远。霍斯金斯领着我来到了东方集市展厅门口，这道拱门有十英尺宽，但由于非常高，所以看着没那么宽。里面已经开了灯，营造出一种从伦敦一脚迈进东方世界的效果，或者对于想象力不够丰富的人来说，像是从伦敦一脚迈进了一座没有蜡像的地下蜡像馆。

这个长长的房间被布置成了一条大街的样子，与别的弯弯曲曲的街道相互交叉，顶上还饰有枝干和细枝形状的浮雕，看上去就像是全尺寸复制了一个东方集市。灯光布置得非常巧妙，使这里仿佛沐浴在穿透枝叶的暮色里，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些纵横交错的阴影。墙面上的烧砖原本是黄红色，不过现在已经有些褪色了。墙壁上的一个个洞窟里就是摊铺，摊铺前面挂着一道道帘子，这些帘子说实在的，全都脏兮兮的。摊铺太多了，恕我无法一一描述。我记得有卖武器的、卖珠子的，还有一个卖亮闪闪的铜器和瓷器的，这个摊铺外边竖着一根大大的玻璃水烟筒，后面还有一块垫子，好像是吸过烟的人刚起身进了屋似的。垫子上阴影的样子使垫子显得既薄又诡秘，让你觉得这个地方本来极其喧闹，但在你走进之前刚刚沉寂了下来。这个幻觉如此逼真，以至于我会不自觉地回头去看大厅中的那排马车。

“奇妙的地方，对吧？”霍斯金斯挠着下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非得在什么地方干掉那个家伙不可的话，我很好奇，他们怎么不在这个展厅里下手？我在想我的几个孩子，要是我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他们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捉迷藏的好地方。对了，长官！柯林斯把这个地方都搜遍了，啥也没搜到！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异常的东西也没搜到，除了这个之外。”

他指了指墙面高处一个凸起的地方，仿造的街道在那儿朝我们这边弯了过来。在卖铜器和瓷器的摊铺外面一个歪歪扭扭的遮阳棚上方，黄红色的墙上有一块星状黑斑，那是煤末儿。遮阳篷上也溅满了煤末儿，煤末儿四周还有闪闪发亮的煤粒，更多的煤粒则散落在遮阳棚前面的地上。这些煤粒都是从掉在水烟筒旁边的一大块煤上掉下来的。

霍斯金斯问道，“看到了吗？在那儿！看来有人站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操起一大块煤，‘砰’的一声朝这面墙上砸了过去。咳，真是奇了怪了！为什么有人要站在这里往墙上砸煤呢？这家伙想砸什么呢？那儿啥也没有啊，而且不在墙上搞出个洞，谁也爬不上去呀。您不会认为他们是在这个地方玩打煤仗吧，长官？我不明白这玩意儿意味着什么，可既然柯林斯看见了，我就想最好还是带您来看看。那家伙肯定就在这儿，”霍斯金斯推论道，他喜欢靠复述来阐明情况，“然后‘砰’的一声，一块煤就不偏不倚地砸在了墙上——”

“好，我知道了。这事你问过普鲁恩没有？”

“煤的事，普鲁恩一点都不清楚。他是这么说的。什么煤都不清楚。”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道：“巡佐，会有——或者说上帝知道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解释得通这一切。为什么有人会站在这里朝墙上扔煤块，这个问题我和你一样，也不明白。就像你说的，他不可能是在拿煤块砸什么人；不毁掉整个集市，谁也爬不到上面去……你还发现别的什么了吗？”

“哦，发现了，长官！”巡佐大声说道，露出了一丝坏笑，使劲儿点了点头，“您这边请。”

我们再次走进外面的大厅。围在不明尸体旁的韦德、霍姆斯、巴特勒和柯林斯正准备散开，前三个人正侧着身子缓缓离开。霍姆斯看上去一副要吐的样子，韦德一脸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神情，巴特勒则毫无表情。

“从没见过此人。”杰里·韦德的喊声响彻大厅，回音隆隆大作是他始料未及的，因此他被吓了一跳。等他装出满不在乎的口吻再次开口时，他的声音都在发抖：“您还要我们怎么着？所有合理的要求我们都顺从地接受了。如果您不反对的话，罗恩想去馆长室确认一下一切是否都井然有序。”

尽管他们一再抗议，我还是把他们打发到了波斯展厅，交由柯林斯负责。霍姆斯一边掸外套的袖子，一边又说起找律师的事来了。虽然我一直担心听见小韦德的声音后，米利亚姆和曼纳林会大呼小叫地从馆长室里跑出来，但马丁警员显然很负责，控制住了局面。接着，霍斯金斯招手示意我来到了匕首失窃的那个玻璃展柜旁。

“长官，您瞧这儿。您还记得您曾让罗杰斯检查一下这个展柜，看能否找到指纹吗？是的！展柜侧面的那扇小门是锁着的。好在柯林斯对开锁还略知一二，所以听罗杰斯说那扇小门的内侧没准儿有指纹后，柯林斯便如您所愿，用一根弯曲的别针干净利落地把它撬开了。您明白了吧？”

他气喘吁吁地弯下腰来，来回摇动那扇小木门。然后他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把手伸到了里边，但并没有马上抽出来。

“于是我们就把展柜打开了。我朝里面看了看——像现在这样——就看见了一样我们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因为这玩意儿本身颜色就很暗，又放在了深色的天鹅绒上。对吧？可这玩意儿就在那里！就整整齐齐、舒舒服服地躺在这扇小门里面，整整齐齐、舒舒服服地躺在天鹅绒上，好像在被展出似的。就是这玩意儿。”

他迅速地把手抽了出来，挺起腰杆儿，像是要享受表扬似的。他摊开了手掌，上面放着一把黑胡子。

第8章　祖拜妲的棺柩是空的

“这么说来，”我把玩着手上的新物证，思忖道，“现在我们的毛发藏品又添了一样。有人拿走了展柜里的匕首，换成了假胡子。对此，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巡佐？”

“没有——长官。但我可以推断一点，”霍斯金斯颇为严肃地回答说，“这胡子不是他的。”他猛地跷起拇指，朝死去的男子指了指，“第一点，他留了真胡子。第二点，就算他没有留，这把胡子也是为另一种化装而准备的，明白吧？彭德雷尔这家伙戴的络腮胡有点发灰，使他显得很老气；另外，他戴的胡子质感很好——是真正的毛发做的。而这小玩意儿却漆黑，而且是便宜货，有点像孩子们花六便士从商店买来装扮盖伊·福克斯[32]的那种胡子。”

“如此说来，还有第三个人扮成了——他。”

“看上去是这样，长官，不是吗？居然有人朝墙上扔煤！”霍斯金斯突然迸出了这么一句话，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似乎认为这一点是整个案子中最诡秘莫测的地方，“还在放匕首的地方放上假胡子！好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确认了来拉尸体的车辆已经出发，尸体将在太平间里存放到查明身份为止。死者的衣物上说不定可以找到查明身份的突破口；我下令除了假胡子和眼镜之外，把他的衣服也保留下来。指纹的甄别分类结果，我听说要到早上才可以拿到；时间很紧，几乎都不够我写出一份完整的报告，因为看样子苏格兰场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案子从我手上拿走。所以，我将那把黑胡子补充到了我搜集的物证之中，然后再次打开信封，抽出了从格雷戈里·曼纳林口袋里掉出来的那张被折叠过、紧压过的脏兮兮的字条，把上面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那段话又读了一遍。

亲爱的G，

得搞到一具尸体——一具真尸。怎么死的无所谓，但得搞到一具尸体。谋杀的事我来想办法——那把象牙柄的阿曼弯刀可以解决问题，要不勒死也成，如果勒死看上去更好的话……

是出其不意地跟曼纳林提这件事的时候了，按我的计划，他这会儿应该处于十分紧张不安的状态。这张字条也许是破解整个案子的关键，曼纳林只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反派配角；不过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持怀疑态度。要是有人问我原因，我可能说不出什么可以得到法庭认可的理由，但我依然心存疑虑。好了，那么从这张字条上可以推论出什么呢？

这张字条所用的纸张是一张普普通通的便笺纸，色带是一条普普通通的黑色色带，打字机也是一台普普通通的打字机，除了逗点的尾巴略微有点模糊外，丝毫没有肉眼可以看出的特殊之处。想必是某个用惯了打字机的人打出来的，因为字体轮廓非常清晰，没有新手打出来的稿子上会见到的那些磕磕绊绊、凹凸不平的痕迹。此外，从漫不经心地提到象牙柄阿曼弯刀这点来看，写这张字条的人对这家博物馆肯定非常熟悉：这样一来，范围就缩小了。至于字条沾满污垢的那一面——我又看了一下，那很有可能是煤末儿。这该死的煤末儿和络腮胡一样，已经变得无所不在了。我刮了一点污垢下来，包在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里，以备日后分析之用。可是，如果这玩意儿到头来被证明和博物馆正门口的那些污迹以及东方集市展厅中那个摊铺周围的飞溅物一样，确实也是煤末儿的话，那又说明了什么呢？字条是在曼纳林的大衣口袋里发现的……

这时候，诸位，我这榆木脑瓜终于（总算是）开窍了，明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其实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就算是整整一晾衣绳的络腮胡也无法遮掩。这个事实就是：这张字条不可能是写给格雷戈里·曼纳林的。

之所以说字条不可能是写给格雷戈里·曼纳林的，理由并不是很复杂，因为字条没写完。这张字条写到一半就停下了，而且最后那半行还删掉了半截。若是你给谁写一张字条，可能会出于某种考虑而不具名，但不会写了一半就停下来，塞进信封里寄出去。事实上，这张字条甚至都不是按信封的规格折叠的，而是被折成了方形，折痕清晰，而且平平展展，仿佛被什么东西压过……

简而言之，写这张字条的人，做了很多粗心大意的写信者在身边没有废纸篓时做过的事情。头几行写得不是很称心，或者是改了主意，决定不写了，于是就停了笔。接下来呢，为了把这玩意儿扔掉，他就把它折起来，塞进了外套内侧胸前的口袋里，里面证件之类的东西就把它压平了。因此，曼纳林压根儿就不是应该收到这张字条的人；但这张字条是不是他写的呢？是在他身上找到的不假，但我觉得也不大可能是他写的。

首先，字条是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找到的，而且塞得很随意，一不小心就会掉出来。谁都不会穿着大衣坐在打字机前打字——何况还是一件夜间外出时穿的大衣——另外，就算有人偏偏会干出这种不大可能的事情，把没写完的字条塞到一件夜间外出时穿的大衣的口袋里，那他也犯不上先把字条放在别的口袋里压平，再掏出来，用煤末儿把它弄脏，然后又随意一塞，让它轻易就会掉出来呀。我已隐隐感到，曼纳林既没看过也没写过这张字条，而是在什么地方捡到后，匆匆地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字条上标的日期是“星期三”，这就意味着捡到的时间可能还不出两天——也有可能是之前很多个星期三后的某一天，而且别看我昏了头似的乐于看到哪儿都有煤末儿，但据我判断，字条既可能是在这家博物馆周围捡到的，同样也有可能是在大伦敦的任何一个地方捡到的。

虽然这一切都只是推测，但曼纳林穷凶极恶的反派形象已经开始像熔蜡一般瓦解了。此刻，我发现自己很不理智，简直要疯掉了，因为后悔在发现这一点之前，没痛骂曼纳林一顿；这让我的热情顿时大减。为了防止在热情一扫而光之前再出什么岔子，我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馆长室。

这里有四个人，听见开门声后，他们全都抬起了头，但神情各不相同。普鲁恩坐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了一团，瘦得皮包骨的膝盖上放着一本画册，正在怏怏不乐地在玩单人翻牌接龙游戏。马丁警员身姿挺拔，站在普鲁恩的身后，漫不经心地从他肩头瞅过去，看着他玩，一脸要建议把黑桃九放到红桃十上的表情。在那张大红木桌子的另一头，米利亚姆·韦德双手抓着椅子的扶手，半站着望着门口，脸上挂满了泪痕，看得出来她被气哭过，不过她的怒气并不全是冲我来的……

那么，是冲着曼纳林来的吗？这里发生过某种争吵或感情爆发，从现场看似平静的气氛中可以隐约看出蛛丝马迹。曼纳林一转身，搅动了这种气氛，情绪发作的余浪也因此扑面而来。他一直都笔挺地站着，侧身背对着米利亚姆·韦德，抱着双臂，两眼阴沉地盯着房间对面的一个入墙式保险柜，那神情很像一个拜伦式的窃贼。那乌黑的头发、眉毛乱糟糟的粗犷面孔又一次呈现在了我的眼前。此时，置身于比警局更具异国风味的摩尔式环境中，他看上去真的很引人注目。他脸上慢慢浮现出阴冷的微笑。

“哈，巡官，”他跟我打了个招呼，阴阳怪气而又不失谦和，“我们还以为你丢下我们不管，自个儿回家去了呢。”

普鲁恩停了下来，拿牌的手还悬在空中。他尖声尖气地开腔了。

“谢天谢地，你回来了，”他叽里呱啦地说道，“你虽没啥了不起的，但起码是个人。你也许可以让那个花花公子闭上他的臭嘴，他一直在惹米利亚姆小姐心烦。”

“普鲁恩！”米利亚姆大喝了一声。普鲁恩就像挨了一枪似的，马上就蔫了，嘟囔着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接着，她把涨红的可爱脸蛋转向了曼纳林，睫毛上还挂着泪水，神情懊悔不安。有的人就是这么走运。

“说真的，格雷戈，我说的那些话都是无心的。我太心烦意乱了，这件可怕的事把我困在这里，”她充满怨恨地看了看我，“害得我都要发疯了——”

“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亲爱的，”曼纳林说，“我和你一样心烦。”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我来跟巡官交涉。”

“韦德小姐，”我对她说，“你哥哥现在也来这里了，跟霍姆斯先生和巴特勒先生一起，在外面的另一个房间里。找他们去吧，他们正等着呢。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普鲁恩，你最好也一块儿去。”

她飞快地冲出了房间，动作之敏捷似乎让曼纳林的痛苦倍增。他站在那里，双手攥紧又松开，松开又攥紧，然后在桌旁坐了下来。米利亚姆和普鲁恩离开时，我对门口的霍斯金斯耳语道：“把柯林斯从那个房间里撤出来。让他们交谈，但要竖起耳朵听着。”

接着，把马丁也打发走了后，我回头面对曼纳林，拿出了笔记本。曼纳林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一屁股歪在了椅子上，姿势忽然变得一点儿也不讲究了，而且表情非常痛苦，那双眼睛又成了斗鸡眼，令人不忍直视。气氛起了变化，压力，或者说生命力，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减弱了。他坐在那里，稍稍挪动了一下，双手握成拳头，拇指分别在另一只手的食指上蹭来蹭去。他说起话来就跟打拳似的，字词都是出人意料地一个个迸出来的。

“我这是怎么啦？”他问道。

“什么？”

“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人，畜生一样的下流胚我才懒得在乎呢……想想看，我这辈子从来都没在乎过他们的想法——直到这儿的瓣膜出了漏洞，”他按着心脏上方的位置，“开始乱蹦乱跳。以前我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干的那些事，现在一样都干不了了。于是，我就试着做一些小事，结果呢，还是搞砸了，情况你也知道。在别人看来，我就是一头该死的蠢驴，一头我自己都很讨厌的蠢驴，”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声音虽然不大，但用词很激烈，脸也红了，“上帝在上，如果说这世上有什么东西让我讨厌的话，就是看上去像头蠢驴……”

虽然不太情愿，但我发现自己有点儿喜欢上这个家伙了。“你不觉得，”我说，“如果你不太往心里去，并且忘掉——”

“说得轻巧，过过脑子好不好！这就好比要一个人走进一个房间，却要人家忍住不往墙上看一样；又好比要人家去剧院，却要人家眼睛别盯着舞台一样。每个人在自己的眼里永远都是主角，至少我是这样……而且，就在刚才，我都还认为这无可厚非呢。我喜欢当自己眼里的主角，”他以一种自己丝毫没有觉察到的傲慢语气对我说，“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之常情嘛，再说了，我也不能再看着像个傻瓜——不承想，情况突然就变了——现在我不得不一个劲儿地解释，说个没完……听我说，我是干过大事的人，真的干过，但好汉不提当年勇，除非迫不得已，我可不想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一提吧，就好像是在胡说八道，我自己听了都觉得自己像个大傻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对别人冷嘲热讽。说起来，我之前就辱骂过他们——真的，因为我很瞧不起他们，”他说这话的时候，俨然就是在陈述一个明摆着的事实，语气很平静，“不过眼下我的发作是故意的，尤其是想到此事与米利亚姆那伙人有关——”

“你认识他们吗？”

“我认识霍姆斯和那个叫柯克顿的姑娘，就他们俩。我也不想认识其他人，”他冷静地说道，“因为他们不是特别令我感兴趣。我记得米利亚姆有萨姆·巴克斯特那家伙的一张照片——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她就喜欢幼稚的玩意儿——而我画过马来半岛的红猩猩，这幅画可以说跟那张照片非常相似，连细节都分毫不差。”

“分毫不差，毫无疑问。”

他想了想说道：“噢，这么说当然有点儿言过其实。不过，米利亚姆接着跟我讲，巴克斯特在开罗公使馆待了不到八个月，一口阿拉伯语就说得跟当地人差不多了。听了这话后，我也就不客气，以其应得的方式回敬了一下。”说到这里，他的笑容又为那莫名的苦涩所取代了，“我为什么不想见他们呢？为什么？我可以凛然面对他们，我可以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我可以——只可惜，我因为满满一箱子瓷器而出了个大丑——后来还像小女生一样晕倒了——”

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不行。我得单打独斗到底。我跟你说这个，一半是为了一吐为快，一半是为了解释今晚为什么会在你办公室里出了那么大的洋相。要不是跟你的警员斗了几句嘴，我都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确实是晕倒了：你提到一个戴着白络腮胡的家伙攻击你的巡佐时，我为什么会晕倒呢？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不过，今晚这里发生的事，我确实一无所知，而且，我之前肯定从没见过死者。”

这番一吐为快后，他长吸了一口气；而且我感觉到他又在调整自己的角色了，重新抹上了一层油彩来配合自己雇佣兵的身份。气氛再次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他笑的那个样子，还有他摆出的那副轻蔑而又轻浮的表情和姿态来看，他显然打算来上几句“别再胡思乱想了！老子又恢复正常了！”之类的话。不过，我得转移他的注意力。

“你要是对此事一无所知的话，”我说，“那你又是从哪里弄到这张字条的呢？”

我把字条放到了桌上。他怒气冲冲，皱眉瞪眼（仿佛整个人都绷紧了），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惊慌。盯着字条看了一会儿后，他把头抬了起来。

“这么说，你是在警局捡到的喽，”他平静地说道，“我想我肯定是把它掉在那里了。如果你硬要我说实话，那么，我是在霍姆斯的公寓里弄到的。”

他目不转睛地直视着我。

“在霍姆斯的公寓里……什么时候？”

“今晚，就在我来博物馆之前。”

“可我记得你说过，你不知道博物馆的聚会取消了啊。如果你去过霍姆斯的公寓——是什么时候去的？”

“10点40分左右。”

“哦，那他们其他人就没告诉你聚会已经取消了吗？”

“没有，他们没告诉我，”曼纳林平静地回答道，“要知道，那儿根本就没人。”

为了假装自己并不知道这一可能存在的情况，也为了对自己的进攻方式稍作调整，我围着桌子转圈，把字条又看了一遍，随后放了下来。“好了，”我说，“把事情的经过说来听听。”

“正如我跟你说过的，我本打算今晚11点去博物馆的。米利亚姆和她哥哥要先去赴个什么晚宴，然后再从那里来博物馆，所以我就没陪在她身边。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跟某个人一块儿去博物馆为好，以便——以免显得像个局外人。”说到这里，他不禁咬牙切齿，“我就认识霍姆斯一个人，所以，正如我说过的，在10点40分左右，我顺路去了一趟摄政王公寓大楼。守在总机旁的小伙子说楼上正在举办一个派对，不想放我上去。我自然是给他上了一课，让他识相了，然后我就上去了。”

他迟疑了一下。

“上去之后我敲门没人应，而且里面毫无动静。门虽闩着但并没锁上，于是我就进去了。公寓里空无一人，着实让我摸不着头脑了，小伙子明明说在开派对的。在后面一间小小的起居室里，生着一堆煤火，是刚生起来的。那张字条就躺在壁炉前地面上的煤末儿中，离火很近。字条是摊开的——不是像现在这样折起来的，尽管也是皱皱巴巴的。我——”只见他的下巴绷得紧紧的，脸也因不高兴而涨红了，尽管他说话时像在梦游，“我把它捡起来，看了一遍。然后就放进了口袋里。”

“为什么呢？”

“是有一个原因，但我不打算告诉你。”（他的情绪一触即发；那两撇乌黑的眉毛又皱成了V字形，下面那双茫然的蓝眼睛傻兮兮地瞪得老大。嗓门也变粗了。）“是有一个原因，但这不关你的事。”

“你不反对让其他人都知道这件事吧？”

“一点也不反对。”

我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对门外的马丁说道：“把其他人全都集中起来后带到这里。把他们带进来之前，先去找一下柯林斯，还有——那口大包装箱，巡佐打开过的、里面装着铅棺的那口，你知道吧？——很好，把它拖到这里来。”

当曼纳林一言不发地挺立在那里，两眼死死地盯着房间对面那两扇开着的电梯门时，我干了之前就该干的一件事。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在这个华丽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折叠式的打字机桌。我把打字机拉了起来，这是一台标准型的雷明顿牌12号打字机，上面安的是红色和黑色色带。我从桌子抽屉中拿出一张纸，在上面打了几行字，逗点的尾巴同样有点儿模糊。除非是惊人的巧合，否则专家鉴定后的结论肯定是：曼纳林在霍姆斯公寓里发现的那张字条上的字，就是这台机器打出来的。

我没把那张纸从打字机上取下来，而是刻意留在了滑动托架上，好看看会有什么效果。这期间，马丁和柯林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口包装箱缓缓拖进来了，结果锯末也洒了一路。箱盖已经移开，铺满锯末的箱子里冒出了铅棺那拱起的棺盖，这口铅棺长度不到六英尺。表面的铅被腐蚀得很严重，不过掸掉锯末后，上面的阿拉伯文字还是可以辨认出来。棺材的盖口用近代的红色密封蜡封住了。

柯林斯递给我一把斧头和一把凿子，这时门也正好再次打开。米利亚姆第一个走了进来，目光立即投向了曼纳林。她后面依次是杰里·韦德、霍姆斯、普鲁恩，再后面是巴特勒，头上依然歪戴着警盔。不过，这是唯一的滑稽可笑之处，因为大伙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曼纳林。事实上，大家的注意力非常集中，以至于直到杰里·韦德被那口包装箱绊倒，才注意到它的存在。

“这究竟是啥破玩意儿啊？”杰里·韦德问道，他脱口而出的抱怨似乎缓和了紧张气氛。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这个干瘪的小丑八怪——相貌比谁都古怪——却是整个房间里显得最有人情味的一个。“我有好多次在这儿被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蹭破小腿，可谁能以真主的名义告诉我，这究竟是啥破玩意儿啊？”

“我们会搞清楚的，”我说，“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哈伦·拉希德的妻子。顺便说一句——”

米利亚姆正急不可耐地把曼纳林介绍给韦德和巴特勒，介绍时满脸笑容，好像希望万事大吉，不出任何纰漏似的。虽然曼纳林当晚早些时候在我办公室里显得非常和善，但此时他连手都没伸。

“噢，对，那是当然，”他说，“我想我早就听说过二位的大名了。不过，巴特勒先生是一名警察，这一点米利亚姆可没跟我说过啊。”

我冲柯林斯和马丁做了个手势，两人正拿着斧头和凿子准备开棺。他们只需划开封蜡，把盖子撬开就行了。凿子发出的声音似乎把霍姆斯惊醒了，他的目光在房间里扫来扫去，先是一下子落到了入墙式保险箱上，接着落到了打字机上，最后又收了回来。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指着铅棺说道，声音颇为尖厉，“你们干吗把这个东西搬出来？它又不是什么新东西，都在楼上的阿拉伯展厅里摆了好些年了，就是一口阿拉伯镀银箱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巡官，您脑子里现在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呃，对了，我想问问，是谁瞎摆弄过我的打字机？”

“搞定了，长官，”柯林斯警员说道，“要把盖子掀开吗？另一边有铰链。”

“掀开。”我一边说，一边作好了准备。

这伙人都鸦雀无声了，不过我看到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而他们的表情则叫人莫名其妙：看上去好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在两个警员使劲儿掀盖子的时候，除了嘎吱声和摩擦声外，什么响声也没有。而我自己的脑子里也充斥着各种不着调的念头，仿佛我们可以从这口铅棺里找到的最糟糕的东西不是波斯遗骸，甚至也不是另一具尸体，而仅仅是一副假络腮胡似的。随后，在刺耳的尖叫声中，盖子掀起来了，而这阵尖叫声此时又与普鲁恩的欢笑声混杂在一起了。

铅棺是空的。铅棺内镶着一层钢板，里面啥也没有；甚至连伦敦空气中落下的伦敦尘埃都没有一粒。干干净净。

“好了，伙计们。”我说道。盖子“啪”的一声落了下来。

“我跟他说过里面啥也没有，”普鲁恩不仅嗓门高起来了，还发出了粗哑的笑声，“他却说，里面是哈伦·拉希德的妻子！我跟他说过了，里面啥也没有。”

我抬起头，正好看见霍姆斯面露淡淡的微笑。“看来这下问题解决了吧？”他问道，“唉，可怜的祖拜妲！不过，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您，您压根儿就甭想在一口阿拉伯镀银箱子里找到她。现在您愿意相信我了吧？”

“不见得每句话都可信吧，”我一边说，一边将那张字条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不紧不慢地打开，“这个是你写的吧？”

“什么是我写的？”

“‘亲爱的G，得搞到一具尸体——一具真尸。怎么死的无所谓，但得搞到一具尸体。谋杀的事我来想办法——那把象牙柄的阿曼弯刀可以解决问题，要不勒死也成，如果勒死看上去更好的话……’好生看看！是你写的吗？”

“肯定不是，”霍姆斯说着，一对大镜片后面翻起了白眼，“您究竟在说什么啊？朋友，别想恐吓我！真是可笑！”

“字条上的字是用那边你的那台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一点你否认吗？”

“我亲爱的长官，我不承认，也不否认。我不知道。不是我写的。我从来都没见过这张字条。”

霍姆斯向后退了一小步。他那和善可亲、泰然自若、不以为然的面孔，和他那双温柔的蓝眼睛一样，都僵住了。

“等一下，巡官！”杰里·韦德有点儿激动地说道，“真该死，要是——”

“你闭嘴，小老头儿，”霍姆斯急忙打断了他，但语气依然很冷静，“这事交给我来处理。您说字条是在我公寓里发现的。是谁发现的？”

“是曼纳林先生。还有，你说你和派对上的其他所有人晚上9点以后一直都待在你公寓里？”

“没错。”

“可是曼纳林先生10点40分去过你那里，根本就没人在家。什么人都没有。”

理查德·巴特勒笨拙地从门边呆若木鸡的一群人中走了出来，这群人眼下已在不止一个方面结成了统一战线。他的头盔扣在后脑勺上，靠下巴上的扣带拉着才没掉下来。那张粗眉大眼的圆脸上，一双昏昏欲睡的灰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缝，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慢吞吞地走到了曼纳林跟前。

“你这个监视别人的卑鄙小人。”他很镇定地说道。

曼纳林看了他一眼。

“今天就拿你来练手了，”曼纳林说道，“因为你块头最大。”

前面说过了，巴特勒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过就算没插在口袋里，我也怀疑他来不来得及招架。曼纳林的出手速度肯定比响尾蛇还要快上五倍，因为谁都没能看清楚事情经过。后来柯林斯告诉我，曼纳林的那一拳一准儿只飞出去了十二英寸。但我们都没注意到这一点，只注意到有什么东西像炸弹一样在曼纳林体内爆炸了。我从巴特勒的肩头望过去，看了一眼他的脸：几乎跟一个疯子的脸无异；然后我听见了类似骨头断裂的一声脆响。接着，巴特勒一声都没吭，就像是心甘情愿一样无声无息地朝前一滑，先是双膝触地，接着整个人都摔倒在华丽昂贵的地毯上。

寂静中，我听到曼纳林在呼呼地喘气，大家都一动不动。

“干得好，我承认，”鸦雀无声中，响起了杰里·韦德的声音，“可这就能证明你不是一头蠢驴了吗？”

那一刻，我以为曼纳林会揍他一顿，我都作好了准备，只要曼纳林敢动一下，我就拧断他的胳膊。但是仍然上气不接下气、古铜色皮肤都有些发白的曼纳林却从桌上收起了帽子和手杖。

“不好意思，让证人一时没法开口了，巡官，”他以正常语调说道，“不过他五分钟后就会醒过来的。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协助吗？”

“谢谢，”我说，“今晚你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好了，你可以回家了。”

*　*　*　*　*

诸位（侦缉巡官卡拉瑟斯总结说），我经办本案的情况，到此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我所做记录的结果将由更恰当的人来讲给诸位听，不过我已奉命将本案案发时的全部细节，连同我本人对涉案人员的印象和评价都告诉大家了。其中难免有一些偏见，或许可由下一个人加以纠正。我陈述的事实是需要单独加以考虑的；另外，虽然一直讯问到了凌晨4点，但我没能从这伙人嘴里问出更多的情况。他们结成了攻守同盟。

我的推测没有一条能够成立，因为第二天上午10点，整个案情都发生了逆转。这一逆转把之前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荒谬之处都一一解释清楚了，但遗憾的是，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多荒诞离奇的疑点。

那天晚上，我没回我在布里克斯顿的家。我在局里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起来赶报告了。分类工作花了些时间，哈德利警司打电话通知我去警察厅助理厅长办公室时，我才刚刚把报告写完。我在将近10点时赶到了助理厅长办公室，发现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正拿着一封信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暗自发笑，一会儿又破口大骂。这封信使得整个案情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得到了缓解。这儿有一份这封信的副本。上面的落款是：“6月15日，星期六，凌晨1点，肯辛顿奥克尼酒店”，收信人写的是赫伯特爵士亲启。从笔迹可以看出，写信人当时的心情颇为激动。信的内容是：

爵士：

我给您写这封信实在是情非得已，因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也难免深怀愧疚。然扪心自问，深知此举乃是我的职责使然。本人忝为爱丁堡约翰·诺克斯长老会牧师，在二十载微不足道（但我深信并非毫无裨益）的效力中，少说也曾有几次陷入了可以称作痛苦或难堪的处境。（您可以回忆一下在《新教牧师》的专栏上讨论募捐盘是该从右往左传，还是该从左往右传这一问题时，我与长老会教长的意见分歧；我担心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会变成一场激烈的论战。）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我都不是，或者说我希望自己不是思想狭隘之辈。我没觉得打牌或健康的放松身心的舞蹈有任何坏处；另外，通过观察，我确信教会社交活动也远没有堕落到人们估计的那种程度。就算我一度存在观念保守、视野狭隘的倾向，但在周游东方世界，接触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之后，我还是开阔了眼界的。

我之所以写这些内容，是想证明本人并不是没有实际经验或开明思想的人。但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我堂堂一个苏格兰教会的牧师，居然会——自愿——在脸上粘上一副白色的假络腮胡；居然会从卫生间的窗户爬出来，然后借助雨水管滑下来，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一栋建筑；居然会爬上一个墙头；居然会凶狠地袭击一名警察，而这名警察，现在我明白了，什么害人的事也没干；还有最后一点，我居然是经由一个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才得以从那个令人唏嘘的地点脱身。做这些事情，毋庸赘言，并不是因为好玩；我甚至也不能以醉酒、药物致幻或被人施了催眠术为借口来为自己辩护。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否则我恐怕就真没必要说出这些了。简短点儿说吧：我目睹了一起凶杀案，而且不管其他的细节公之于众后会给我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必须说出来。如蒙慨允，能让我今天上午11点半前来拜访的话，我将不胜荣幸并感激之至。

您忠诚的

威廉·奥古斯塔斯·伊林沃斯

注释

1．1933年，美国导演戴夫·弗莱彻（Dave Fleischer，1894—1979）导演了一部动画音乐短片《山里的老人》（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该片内容与此处情节有一些联系。

2．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等于0.9144米。

3．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4．马斯基林家族为世袭的英国皇家天文学家族，出了许多科学家、魔术师和知名人士。其中，约翰·马斯基林（1839—1917）被后世公认为“现代魔术之父”，其孙贾斯帕·马斯基林（1902—1973）是二战时期著名的战争魔术师。

5．哈伦·拉希德，英文作Haroun al Raschid，亦作Harun al-Rashid，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因与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结盟而蜚声西方，更因《天方夜谭》（一译《一千零一夜》）生动地渲染了其许多奇闻轶事而为众人所知。在他统治期间，阿拔斯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步入了名副其实的伊斯兰黄金时代。

6．唐郡，位于北爱尔兰东南部、爱尔兰岛最东端。1973年以后不再具备行政功能。

7．伊斯兰教中的后世极乐境界，又译“天堂”“乐园”等。

8．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2.54厘米，12英寸为1英尺。

9．原文为dago，意为拉丁佬，是对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蔑称。

10．格雷戈（Greg）是格雷戈里（Gregory）的昵称。

11．国民警卫队（Civil Guard，西班牙语作Guardia Civil，又称宪兵队）是西班牙国家级守卫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一种用从玄参科植物洋地黄中提取的洋地黄毒苷制成的药片，是治疗充血型心力衰竭、慢性心功能不全等疾病的药物。

13．“正直的哈伦”原文为“Harùn er Raschid”，其中“Raschid”意为“正直者”，是其父马赫迪赐予他的称号；“正统的亚伦”原文为“Aaron the Orthodox”，亚伦是摩西的兄长和代言人，也是古以色列人的第一位祭司长。

14．一译梅萨莉娜，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Claudius）的第三任妻子。她野心勃勃，多次谋害亲贵，个人作风骄奢淫逸。公元48年，她在丈夫外出期间与情夫盖乌斯·西利乌斯举办了一场婚礼。克劳狄一世得知后，逮捕并处决了她的情夫以及参加婚礼的人员。麦瑟琳娜被赐自尽。

15．贝尔法斯特（Belfast），爱尔兰语作Béal Feirste，北爱尔兰首府。

16．原文为whoopee-artist，“whoopee”的本意是兴奋得大喊大叫，也有肆意狂欢的意思。这里采用音译。

17．弗雷德·卡尔诺，原名弗雷德里克·约翰·韦斯科特（Frederick John Westcott，1866—1941），喜剧演员兼制作人。当时弗雷德·卡尔诺的剧团家喻户晓，他与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斯坦·劳雷尔（Stan Laurel）等组成了所谓的“弗莱德·卡尔诺的大军”。这一词语也被用来泛指混乱的组织和团体。后来，又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招募的英国军队的绰号，诞生了歌曲We Are Fred Karno's Army，曲调基于教会音乐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18．本句引语出自莎士比亚《麦克白》（The Tragedy of Macbeth）第三幕第四场麦克白的一句台词，原文为：“Thou can'st never say I did it. Shake not thy gory locks at me.”。

19．尤金·阿拉姆（Eugene Aram，1704—1759），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凶犯。在发现了至交丹尼尔·克拉克与自己的妻子有染后，于1744年将其杀害，警方虽有所怀疑，但终因证据不足而使他逍遥法外达十四年之久。这桩谋杀案直到1758年才得以告破。很多文学作品都涉及过尤金·阿拉姆，如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的叙事诗歌《尤金·阿拉姆的梦想》（The Dream of Eugene Aram）。本句引语出自这首诗歌的最后两行。

20．本句引语出自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第34章结尾处萨姆父亲的一句话，原文为：“Oh, Sammy, Sammy, vy woren't there a alleybi?”。

21．罗恩（Ron）是罗纳德（Ronald）的昵称。

22．爱德华·科利·伯恩－琼斯爵士（Sir Edward Coley Burne-Jones，1833—1898），英国画家、图书插画家、彩色玻璃和马赛克设计师，拉斐尔前派成员。

23．Zobeide（英文亦作Zubaidah）是阿拔斯王朝最有名的公主，既是哈伦·拉希德的妻子，也是他的堂妹。她极为慷慨、乐善好施，曾出资在巴格达到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路线上修建了不少的休息站及服务区，而且每个休息区都配有水井或蓄水池，麦加城外的祖拜妲井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24．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Battle of Trafalgar）中击溃了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迫使拿破仑彻底放弃海上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但自己却中弹阵亡，最后长眠于圣保罗大教堂的一个地下石棺内。

25．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翻译家与考古学家，第一位将《天方夜谭》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人。

26．林基（Rinkey）是理查德（Richard）的昵称。

27．圣殿关（Temple Bar），一译坦普尔栅门，是威斯敏斯特市西侧通往伦敦市的主要仪式性入口。按照礼仪，君主在入城前会在圣殿关外稍作停留，以接受伦敦市长献上的象征城市忠诚的珠剑。

28．英文歌名为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一首非常流行的在庆祝场合（如生日、婚礼或升迁等）演唱的英文歌曲。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该歌曲是仅次于《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的第二流行的英文歌。

29．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 1788—1850），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两度出任内政大臣和首相，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首相之一。同时，他还是英国现代警察制度之父和保守党缔造者之一。此处含有调侃或嘲讽的意味。

30．一首很有名的英文儿歌。英文歌名为The Animals Walked in Two by Two，亦作The Animals Went in Two by Two。

31．时母（英文作Kali，音译为迦梨或迦利，字面意思是“黑色的”）是印度教的一个重要女神。传统上被认为是湿婆之妻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为威力强大的降魔相。迦梨一词也可解释为时间，故中文翻译为时母。

32．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1570—1606），英国历史上的“火药阴谋”的策划者。这是一起针对包括英国国王在内的英国新教徒贵族的暗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阴谋败露后盖伊·福克斯等人被捕，最后被处以死刑。后来在英国，每年的11月5日便有了庆祝挫败该阴谋的“篝火之夜”，也叫“盖伊·福克斯之夜”，其中一项庆祝活动就是生篝火，焚烧盖伊·福克斯的人偶。

中　侦办天方夜谭案的英格兰人

助理厅长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的陈述

第9章　青铜门前：伊林沃斯博士当了一回阿里巴巴

好了，伙计们，星期六早上9点，当我的秘书把那封信放到我办公桌上时，我都惊呆了。没错，你们这些榆木疙瘩，我就是惊呆了。但令我忍无可忍的是，这家伙一直拐弯抹角，不肯直接说要点。要问我喜欢什么样的人的话，那就是说话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的人。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要细嚼慢咽的，或许只有一桌好酒好菜是个例外——哈哈！别听他们说什么这对腰围不好；只要肌肉结实，腰围有啥好担心的？瞧瞧我的，硬得跟铁似的。咳，我这都扯到哪儿去了？别让我跑题了。哦，对了，该说你的事了，卡拉瑟斯——你的问题在于，你太在乎保持绅士风度了，所以难以取得什么进展。我呢，就没这个问题。这正说明了为什么我能管理一个警察部门，或者一家牛奶桶生产公司什么的，因为他们全都很清楚，要是偷懒耍滑，不老实一点，我就会让他们生不如死。直截了当地说吧，对他们别客气。嘿！我就是这个脾气。

好了，如我所说，星期六早上9点，我的秘书进来后便同我咬耳朵……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五年来，我一直想把这家伙给炒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他就是第一个厚着脸皮在背后叫我唐老鸭的浑蛋。他把那封信放到了我桌上，见他一脸严肃的样子，我就把信看了一遍。

我问道：“这个伊林沃斯是什么人？”

他皱起眉头，挠了挠后脑勺，终于说道：“应该说是个苏格兰人吧，长官。”

我说：“他是苏格兰人我清楚得很，还他娘的用你说。我问的是，他是什么来头？你听说过他什么吗？《名人录》放哪儿去了？还有，关于假络腮胡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是咋回事？屁话！哪有牧师戴假络腮胡的？！”

“噢，长官，这个牧师就戴，”他指出，“说不定是苏格兰的一种礼节。不管怎么说，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事？我想了想，觉得还是跟您说说今天上午收到的报告为好。有一名男子，身份还没确定，昨天夜里在韦德博物馆被人干掉了。哈德利警司认为，这封信没准儿和这桩命案有关。”

他向我通报了初步掌握的一些不充分的细节，我听得目瞪口呆，几分钟内都无法反驳他。你们知道吗？我跟杰夫[1]·韦德可是老相识了，早在他发财之前我就认识他了；我们两人是老乡，出生在萨默塞特的同一个村子里。在废墟遗迹的研究方面，他一直都是个大名鼎鼎的家伙——他宁可陶醉于一堆废墟之中，也不愿在酒店里狂欢——不过，他从前并不像现在这样，总是一副故作高深的学者派头。我还记得杰夫·韦德有一次在高利特尔顿去布里斯托尔的那条路上的情形（路上的尘土有六英寸厚），他身穿一套格子套装，头戴一顶翘边的圆顶礼帽，试图骑一辆前轮大后轮小、车座有六英尺高的脚踏车。一路上他都像踩高跷似的摇摇晃晃，每骑十几码远就会摔下来，而且有一次还摔在了自己的帽子上面，但他总会再爬上去。这就是杰夫·韦德的性格。有一个靠在篱笆上的农夫看到这一情景，显然认为这是自讨苦吃，说道：“您这是何苦啊，韦德先生？”杰夫说：“我已经把自己摔成了该死的瓦片，但上帝作证，就算把自己摔成了该死的笨蛋，今晚我也要骑到布里斯托尔去。”他还真说到做到了——我不是说他真把自己摔成了该死的笨蛋，而是说他真的骑到了那儿。那个时候他已经蓄起了那一嘴大胡子，支棱在两边脸颊上，有如马刀一般；他是个敦实的矮冬瓜。后来，他北上闯荡，靠倒卖床单、枕套或裤子之类的东西，赚了好几百万。杰夫·韦德这人说来也怪，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讨厌外国人，特别是黑皮肤的外国人。是的，他现在的主要兴趣应该是在波斯或埃及的废墟上面，不过我猜想，在他心里，外国人死了也没关系：咱们英国人向来如此，而不是现在才这样的。直到今天，我还是忘不了这样一幅画面：杰夫在那条尘土飞扬的路上摇摇晃晃，农夫靠在篱笆上，周围的苹果树正繁花盛开。

我的秘书帕普金斯说道：“还是忘掉那些苹果树吧，这可是一桩谋杀案。咱们直奔主题吧，长官，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适可而止地训斥了他一顿后，要求他把现有的报告统统送来，并派他去把卡拉瑟斯叫来，跟我汇报一下情况。听完了汇报的要点后（这个汇报重点突出，清清楚楚，这一点待会儿我就让大家见识一番），我忧心忡忡。准确来说是忧心如焚啦。若说这一噩梦般的案件与杰夫·韦德无关，我是怎么都不会相信的，而我们接下来需要听听这个威廉·奥古斯塔斯·伊林沃斯博士的说法。所以，我把其他所有事情都撂在了一边，抽着雪茄，等候伊林沃斯博士的到来。11点30分，分秒不差，就在大本钟敲响的那一刹那，两名警员像押犯人似的把他带进了我的专用办公室，而他则拼命地左顾右盼，仿佛他们是要带他去断头台。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期盼的是什么，但他其貌不扬，非常普通，让我感到踏实的同时又莫名恼火。他个子很高，骨瘦如柴——活像一条大号烟熏鲱鱼，就连他那双呆滞的眼睛也有点儿烟熏鲱鱼的味道——不过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看着我的时候，倒还真有几分尊严。我没开玩笑，是真的。他生着一张马脸，皮肤有点儿粗糙。说话时会习惯性地把下巴缩到衣领里，这样一来，他的耳根以下就全都是皱纹了。他还有个习惯，就是开口说话时会使劲儿低头看着地上，然后又会迅速抬起头来，以免错过重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副看书时戴的玳瑁框架眼镜；戴眼镜的时候，他的双手有些发抖；另外，戴上眼镜后，他的鼻子显得更长了。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深色套装，胳膊下面夹着一顶软帽，一头灰白的头发梳得有点歪。当然了，我已经了解过此人的情况了，他平常就是我当时看到的那副模样。此外，我还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而且我一般是不会出错的，我的榆木疙瘩们）：别看此人看着拘谨、有礼、和善，说起话来让人不知所云，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他工作结束后可以突然以别人意想不到的惊人速度，一溜烟跑得不知去向。我别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站得比近卫步兵团的士兵还要挺直，而且穿的一准儿是11号靴子。

“您是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他问道，刺耳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请坐，”我说，“别紧张。”

他扑通一声坐在了椅子上，跟中了弹似的，又把我吓了一跳。

“该死，别这样！”我说，“放松点。好了，开门见山吧。”

他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放到地板上，下巴一缩说了起来，一张嘴就跟机关枪似的。好家伙，嗖嗖的！我记不住他说的那一大串话，所以就引用一下速记员的记录，把整个情形跟大家说一下。

“我留意到，赫伯特爵士，您已收到我的信函了，”他说，“由于心情过度紧张，我的信中可能有言不及义之处，让您对我产生了某些误解，我相信您大人大量，已经原谅了我的疏漏，不会对此抓住不放。我——怎么说呢——我得承认我现在如释重负，因为我没看出——到目前为止——您有要掏出——脚镣手铐的意思……”

“你想哪儿去了，”我说，“我是助理厅长，又不是铁匠。来，抽支雪茄。”

他接过雪茄，娴熟地咬掉了茄头，然后继续说道：“我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赫伯特爵士。虽然我不收回，或者说不想收回我昨晚那封信上的任何说法，但我真诚地希望纠正您的错误看法，您千万不要认为我提到的那起命案与我——一句话，不要以为人是我杀的。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培养敏锐的思维方式和精练的写作风格，但我还是担心自己在昨晚那乱了方寸的状态下，可能给您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印象，还请您多多包涵！”

他结束得还真是时候。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嘛，你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火柴，想拽出一根来，结果把整个火柴盒都拽散架了，天女散花似的撒了我一脸火柴。这倒也没多大关系。其次呢，他捡起了一根火柴，划着了给我点烟。也是巧了，他说“还请您多多包涵！”的时候，哆嗦得厉害，手一松，划着了的火柴便掉进了我的衬衫和马甲之间。他说真是意想不到自己会这样，这一点我倒也同意。不过我还是捶胸顿足，说了些万不该在一个牧师面前说的话。有那么一会儿，我气得直想叫人把他给我扔出去，但我还是忍住了，只给了他一个冷眼。

“伊林沃斯博士，”我喘过气来后说道，“伊林沃斯博士，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铁匠。套用你的说话风格，我可以说我也不是他娘的一飞冲天的火箭。这是火柴，看清楚点。用对了地方，是个有用的东西，但肯定不能用在我这个人身上。好了，我来给你点支雪茄，如果你能拿稳的话。还有，管他警察条例不警察条例的，你都得给我喝一杯。你得来上一杯了。”

“谢谢，”他回道，“虽然我，不用说，没有这一国民性的癖好，而且我本人对戒酒运动还满腔热忱，不过，真戒起来……总之，来一杯吧。”

我给他倒了一大杯，没加冰；他眼睛都没眨一下就一饮而尽了，而且脸上毫无表情。

“这玩意儿很提神，”伊林沃斯博士一边说，一边庄重地将杯子丢进了废纸篓，“而且会让我坚定信心，把该说的，哎呀，都说出来。还有，赫伯特爵士，谢谢您不拘礼节，让我在令人不安的处境下自在了许多：这样的处境，我焦虑地发现，对于约翰·诺克斯长老会的长老们来说不会有丝毫的安慰作用。不过，不管多么痛苦，我一定会不离题地谈这些问题的。在从爱丁堡坐火车过来的旅途中，我的大半时间都用来写原定于今晚在伦敦的联合长老会主日学校演讲的演讲稿；还有一部分时间，听我说，就消磨在一本叫《末日之刃》的警察手册上了，是同车厢的一名旅行推销员好心借给我的。我的牧师工作和我对古文明史的研究工作一样繁重，所以我没多少工夫去读探讨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的书；不过我可以说，我发现这本书写得生动感人，甚至让人着迷，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切说来，书中主角的身份虽然尚未披露，但他的恶行看得我是大为惊骇——不，赫伯特爵士，甭管您怎么说，我都没有跑题。我想说的是：就算我从《末日之刃》中没有学到你们什么办案方法，我至少也明白了一点，那就是绝不能隐瞒或放过任何细节，不管它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都遗漏不得。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我将努力把这一点牢记在心，同时尽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在法律上精炼简洁。”

诸位，我都快中风了，可这头彬彬有礼的老蠢驴却摆出那么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来，害得我没办法，只好给了速记员一个手势。他清了几下嗓子，抽了一口雪茄，接着就又眉飞色舞、口沫四溅起来了。

“我叫威廉·奥古斯塔斯·伊林沃斯，”他像降神会上的鬼魂一样突然大声说道，“和先父一样，我也是爱丁堡约翰·诺克斯长老会的牧师；我和内人伊林沃斯夫人及犬子伊恩寓居在该教会的牧师住宅，犬子目前正在加紧修习，准备接班当牧师。6月13日（就是前天），星期四晚上，我抵达伦敦，然后坐车从国王十字街到达位于肯辛顿高街的奥克尼酒店。正如前面所言，我此次伦敦之行，一半是为了在联合长老会主日学校于阿尔伯特大厅举办的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讲，但让我对此行非常期待的却是另一个目的，恐怕也是更自私的目的。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非常关注那些因为太过普及而不受重视的有趣历史文献，热衷于考察其渊源与演变，譬如《天方夜谭》。有一位令人敬重的学者，杰弗里·韦德先生，最近很幸运地得到了该书首个译本的两百页手稿……”

“等一下，”我说，“这部分让我来说吧，然后咱们看看能否一击命中要害。你昨晚应邀去韦德博物馆，目的是查验一份手稿，这份手稿出自一个叫安托万·加朗的人之手。然后你们打算再泛泛地闲聊一番。我说得对吗？”

他并未感到惊讶，一点都没有，我想他认定了我是推论出来的。而且他还随声附和了一大堆，意思是说我说的没错。

我说：“你认识杰夫·韦德吗？我的意思是说，你见过他本人吗？”

看样子他并不认识。他俩有长期的通信往来，相互恭维有加，还决定一有机会就见个面：博物馆的这次聚会是伊林沃斯从爱丁堡动身前，双方就在信中商量好了的。

“还有，”伊林沃斯继续说道，由于快说到紧要处了，他更加眉飞色舞起来，“让人相当失望的是，昨天正午，我在下榻的酒店接到了韦德先生的助理兼合伙人罗纳德·霍姆斯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之后，解释说韦德先生很意外地被人叫出城了，所以很遗憾，我们的聚会只能推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间了。我表达了失望之情，不过真没觉得惊讶。我偶尔也听到过一些说法（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我相信他们都是在夸大其词），说韦德先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行事果断，但也是个很任性的反复无常的主儿，有的人甚至管他叫怪胎。实不相瞒，我还听到过一个可靠的消息，说韦德先生有一次向大不列颠中亚协会宣读一篇原创论文，其间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居然用‘小呆子’这样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字眼来称呼打断他的那个人。有的人甚至认为他这是在暗示，因为协会主席汉弗莱·巴林格－戈尔爵士的面相像个呆子。

“所以，昨天下午5点，当我发现他又一次改变了计划时，我一点儿也不吃惊。我在南肯辛顿博物馆（就我而言，我并没有发现它像某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很不务正业的机构）度过了振奋人心的两个钟头之后，一回到酒店，就接到了韦德先生不久之前从南安普顿发来的一封电报。请您过目。”

他把一封电报放到了桌子上，上面写着：

我可早回　不必取消聚会　晚10:30博物馆见

杰弗里·韦德

“至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博士冲着电报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已努力按照从《末日之刃》中获得的可贵启发，仔细查看了这份电文，试图从中推断出一些重要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纸举到灯下，看看有没有水印。可是，由于我对‘水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没有把握，所以我担心自己肯定忽视了有无水印可能代表的阴险意义。

“请允许我接着往下说。尽管我承认，对于韦德先生的又一次变卦，以及有些不把我的时间当回事，我是有一点点不耐烦，但我丝毫没有不想去的意思。我用心打扮了一番，还带上了一本很少离身的书——是十分珍稀的阿拉伯文版《天方夜谭》的头一百夜的初本，如您所知，是1814年在加尔各答出版的——好让韦德先生饱饱眼福，这件事我已经答应他有一段时间了。”

他从大衣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本皮面的大部头著作，并把它作为另一件物证放到了桌上的那封电报旁。

“我接着说吧，”他说（此时他已变得非常激动），“大约10点20分吧，我在酒店外面上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韦德博物馆，到那儿正好是10点35分——或者说，差25分钟到11点。这一点我确定无疑，因为我付车费时，说来有些不可思议，我的怀表被手指或者口袋里的银币带了出来，掉到了人行道上。这一摔把它给摔停了，而且我到现在也拿它没辙，还停着呢。”

怀表也被掏出来了，挨着电报和书放在了桌上。感觉就像是我跟他玩起了“剥猪猡”扑克牌游戏[2]。

“我承认，”这位老兄把下巴一缩，接着说道，“我没能经受住诱惑，在这栋建筑的门口逗留了一会儿，凝视着壮观的青铜大门，一时间陷入了沉思：这些仿制的青铜大门——据说原型是阿拔斯大帝[3]的哈什特贝斯特，或曰八大天园的入口——非常逼真，惟妙惟肖。所以，我可能站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还划燃了一两根火柴，仔细看了看刻在上面的伊朗文字，直到听见街上两个过路人不堪入耳的话后才猛然醒过神来，他们看样子是误会我了，以为我是刚从附近的‘狗与鸭’酒馆喝完酒回来，醉醺醺的，找不到锁眼了。

“这些难听的话，我默然以对，没有理会，等这两个过路人过去后，我照之前得到的指示按响了门铃。门打开了，借着里面的灯光，我看到了开门的人。他必然是韦德先生偶尔提及的那个人：一个跟随韦德多年的忠诚侍从，夜间身兼二职，既是接待员，又是守夜人。他的名字，我相信，是普鲁恩。”

“所以，嗬！”我说，“他当时归根结底还是在那里。”

这位老兄似乎没听见我说的话。相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盯得我都开始心里不安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说，“我只能这么来形容，是这该死的博物馆里将要发生的咄咄怪事中的头一件，也是程度最轻微的一件。一句话，普鲁恩当面嘲笑了我。”

我问道：“什么？”

“他嘲笑了我，”伊林沃斯严肃地点了点头，正色说道，“当着我的面。他先是神秘兮兮地示意我进去，接着聚精会神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便扑哧一下，爆发出一阵咯咯笑声，我只能这么形容，那笑容似乎都快把他的脸撑破了。接着他又说了下面这句我都不想复述的黑话：‘喂！你是干什么吃的？’

“他这种行为太不像话，实在出人意料，我不恼火才怪了呢，于是我的回答也带有一股酸味儿。

“‘我是威廉·奥古斯塔斯·伊林沃斯博士，我的好兄弟，’我告诉他，‘而且我相信韦德先生正等着我呢。能劳驾你带我去见他吗？’

“令我完全没想到的是，他的笑声非但没有减小，反而越来越大，大到了令人惊恐的程度。他好像笑得整个人都跟着咯吱作响，腰也直不起来了。他双手交叉，捂着肚子，左右摇晃，样子很诡秘，但动静却非常小。

“‘哦，你还是个角儿，真的，’他大喘了几口气，又抹了一把笑出来的眼泪后，对我说，‘我不明白你为啥在大厅上没能大红大紫，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想不通。’（我后来才知道，‘在大厅上’的是那些在音乐厅舞台上唱歌、骑自行车、玩杂技之类的演员；用到一个传福音的牧师身上，就叫人完全不知所云了。）‘你是我见过的演得最传神的家伙，’这个言行令人匪夷所思的老头子补充道，‘这次谋杀，你会帮上大忙的。’

“说完这个，赫伯特爵士，他在一阵让人不堪忍受的笑声中，伸出一根长长的食指，戳了我的肋骨一下。”

第10章　魔法上演：伊林沃斯博士当了一回阿拉丁

“我只好认定他是喝醉了，一时之间我也得不出别的结论，不过除了他怪异的言行外，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他喝醉了。我环顾了一下置身其间的大厅，期望能看到韦德先生早就准备好了，正等着欢迎我。大厅里的一切无不庄严气派、富丽堂皇，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一道柔和的白光从天花板檐口倾泻下来，仿佛幽幽的月光，对一个气质沉静的人来说，倒也不令人讨厌。这光甚至在这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儿脸上蒙了一层怪异的色彩，他穿着蓝色制服，正在我身边蹦蹦跳跳。随后，他对我开口了。

“‘你想去见老板。老兄，你来晚了，因为——呃。’赫伯特爵士，我这是在竭力模仿他的原话，‘但你会得到原谅的，而且凭你这身行头，只要你提出来，甚至会事先拿到报酬。’

“我可以向您保证，长官，我的高顶礼帽和双排扣长礼服都丝毫没有奇特之处（样式很普通，甚至有点儿过于简朴），因此，我觉得他一准儿是疯了，要不就是认错了人。接着他又补了一句：‘馆长室——直走，再右转，第一个门；他现在就在里面。’逼得我不得不说话了。

“‘也说不出是为什么，’我说，‘我总觉得你好像不相信我是伊林沃斯博士。既然你不信，那就劳驾看看我的名片吧。既然你不信，那就请你看看这本初版的《天方夜谭》头一百夜吧，我是带来让韦德先生过目的。如果这真是一场误会，我会很乐意原谅你的；但如果这只是你个人无端的无礼行为，那我就会毫不含糊地跟韦德先生说清楚。’

“我注意到了，在我说这一席话时，他的神情变得充满疑虑；而且，他虽说半个能听见的词都没说出来，嘴却张开了。不管怎样，由于断定自己不需要人帮忙也可以找到馆长室，我继续极尽可能地摆出一副极有尊严的样子——直到被眼前更为奇特的景象所吸引。

“尽管您对韦德博物馆馆内的情况无疑非常熟悉，但我还是应该解释一下。当你面朝后方时，右侧墙上离正门二十多英尺远的地方有一道大型拱门，上面标有‘东方集市展厅’几个大字。仿建这么一个东方城市中的集市或者说商品街，是一件很有趣却毫无意义的事情（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可以说，它对东方集市的再现还算是精确的；另外，巧妙的灯光布置赋予了它一种戏剧般的真实感，营造出了一个奇异街道上洒满斑驳阴影的场景。我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一下子就惊呆了：不仅是因为脑子里一闪而过了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眼前的是伊斯法罕[4]暮色将近时的一条街道，更是因为我看到那儿站着一个人。

“在那条街的中央，我清楚地看到一个身穿民族服饰的波斯贵族，他一动不动地站在一片网格状的阴影下，正盯着我。

“长官，现在我的神智一点儿都不混乱，而且我可以郑重地向您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当然了，最吸引我的还是他的那一身装束。他头上戴的是一顶传统的羊皮高帽，外衣是蓝色绣花丝绸质地的，下摆很长，这件外衣——连同那件白衬衫——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裤子的布料则是白棉布，不过最醒目的彰显身份的标志还是那条闪亮的黑皮带，跟一般朝臣的皮带不一样，那上面没有黄铜搭扣，而是镶着贵族特有的一大颗圆形红宝石。他的脸处在阴影之中，在眼白的对比下呈橄榄色。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这样一个幻影，我一时还以为这说不定是一尊蜡像，摆在这里是为了给展览增添一点逼真的气氛呢。但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一点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做了一个很普通的测试，但在那样的环境中，测试结果却让我觉得极其不可思议——换言之，此人的眼睛在睁睁闭闭。

“我相信，我这个人可以用深思熟虑而不是异想天开来形容。至于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一种不寻常的心态，我只能找到一个借口，那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景象，真是太奇怪了。我觉得自己可能一不留神迷了路，已经误打误撞地从宇宙的某个裂缝进入了《天方夜谭》中的某一夜，而那个身着蓝制服的接待员说不定就是一个故弄玄虚、老以别的故事来吊人胃口的莎赫扎德[5]，不过这种荒谬的感觉（我惭愧地承认），不仅被我的宗教原则打消了，也被我强大的直觉判断力消除了。这种直觉判断力给了我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韦德先生在波斯和伊拉克无疑交游广阔，他可能结交了那儿的一个贵族，进而又邀请那位贵族来这里跟我结识，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可不是嘛。所以，我打定了主意，要以最正式的礼节上前跟他搭讪。为此，我选择了最纯正的阿拉伯语，而不是‘新波斯语’，‘新波斯语’就是语言‘杂交’的产物（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引起人们的反感），其原有的纯正性已经让阿拉伯人给败坏殆尽了。

“于是，我举手致敬。‘Masa el-khair,’我跟他打招呼道，‘es-salâmu 'alaikoom es-salâm. Inshâ allâh tekoon fee ghâyit as-sahhah.’他严肃地回了一句：‘Wa 'alaikoom es-salâm. Ana b'khair el-hamd lillâh.’

“他的声音很浑厚，而且说起话来透出一种无可比拟的庄严，不过他似乎极为惊讶，没想到我会用这种语言跟他交谈。我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他那口阿拉伯语带着埃及腔而不是波斯腔。比如，当我接着跟他说，‘El kâ'ât kwyee-seen…’不好意思，赫伯特爵士，您刚才是不是说什么了？”伊林沃斯博士停了下来，“我这说得兴起，怕是忘乎所以了。您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

听伊林沃斯这家伙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久，我一声没吭才怪了呢。

“打住！”我说，“你模仿穆斯林上层人士还真是惟妙惟肖，但别再叫信徒祈祷了，用英语告诉我你们聊的是什么。”

信不信由你，他看上去一脸惊讶。

“对不起。好的，那是当然。就是一套惯用的问候方式，一丝不苟的外国人都不会忽略的。跟他道过晚上好之后，我说的是，‘愿平安降临于您！祝您万事大吉！’他回答得也很正式，‘愿平安也降临于您。我万事大吉，感谢真主！’我可以接着往下说吗？谢谢。

“我正要进一步追问，不承想他却急切但极有礼貌地打断了我的话，并朝先前普鲁恩指给我看过的馆长室那个方向指了指。虽然觉得这个地方还有某些奥秘，但我仍然决定继续前行，而且还不时扭头跟他得体地寒暄了几句，末了还用英语作结，好让他知道也可以用英语同我交谈。刚过了大厅中央，我便目睹了这天夜里的下一件奇事：一个漂亮姑娘，穿着一身暗红色的衣服，这身衣服的正式名称叫什么我不熟悉……

“我一提到这个姑娘，赫伯特爵士，您好像被吓了一跳。我会把话说得很清楚的，因为这件事可能至关重要。当你面朝博物馆后方时，可以看到正中央有一座大型的白色大理石楼梯。楼梯两侧的后墙上各有一扇门：一扇在左边，一扇在右边。当时我注意到开着的是左边那扇门。从这扇门里，走出了一位身穿红色长裙的年轻女士，一位我应该用楚楚动人、魅力四射来形容的黑发年轻女士。到目前为止，凡是在博物馆跟我打过招呼的人，个个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可眼前的这位年轻女士吧，虽然也一样显得惊讶，但她似乎非常心不在焉，没怎么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相反，她转身冲上通往楼上展厅的大理石楼梯，不见了踪影。还有，楼上某个地方，具体位置我确定不了，传来了响声，听起来很像有人正往木头上钉钉子。

“不过，我没时间去想这个。当我站在楼梯脚下时，在我右手边不远的地方，标有‘馆长室’的那扇门猛然打开了；我终于——可以说，怀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如释重负的心情——见到了我的东道主。

“虽然我从没见过韦德先生的照片，但认识他的人都津津乐道地描述过他的两个特征：矮小的身材和长长的白胡子。矮小的身材嘛，我见到了，没觉得意外；长长的胡子呢，我也见到了，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我没想到的是，他那垂至胸口的白络腮胡竟然是那样的浓密，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会让人对他肃然起敬。一头白发加上长长的白络腮胡，使得他那张脸显得有点衰老，但他那两只乌黑的眼睛却极其锐利，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事实上，他面对我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尊严，让我想起了多年以前亨利·欧文爵士[6]扮演的李尔王。看到这位‘著名绅士’若有所思地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口琴——没错，赫伯特爵士，就是一把口琴——放到嘴边，开始投入地练起那支，我想是叫作《爬音阶》的练习曲时，我彻底惊呆了。

“一提到口琴，赫伯特爵士，我发现又把您吓了一大跳。除非是我听错了，否则您还说了‘杰里’这个名字。我猜得出这可能预示着什么，因为我听说过，苏格兰场有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所有的亡命之徒及其怪癖，以备办案时参考。一个人若是无意间暴露了自己在行窃或杀人时有吹口琴的弱点，就像《末日之刃》里的钱笛博士有吹长号的弱点一样（这一点是我后来突然想起来的），您很可能马上就可以准确说出此人的身份。不过，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想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群亡命之徒的狼窝。唉，长官，知道韦德先生这一小小的怪癖后，我还以为他对口琴的嗜好，只是一个勤奋好学之士沉迷的一种轻松消遣呢。就像我那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麦克塔维什博士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学者风度且堪称楷模的绅士，但他有个糟糕的习惯，就是动不动就跑去看电影，而且看到某个人的脸被蛋奶馅饼砸中时，还喜欢哈哈大笑。所以，哪怕我的东道主跟我说话时态度有些粗暴，我也一点儿没有感到惊讶。

“‘你迟到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口琴指着我，‘你干吗要在这里磨磨唧唧瞎扯淡？有活儿等着我们去干。你迟到了，混账东西，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工夫。进来。快点！’

“他的态度已经变得激动不已，在我看来，这种激动不仅没有必要，甚至还是失态的。然后他先我一步进了馆长室，对他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动作敏捷得简直惊人。

“‘非常抱歉，韦德先生，’我有些没好气地对他说道，‘如果我稍微晚到了一会儿，给您造成了不便的话。我承认，我曾期待我们初次会面的气氛会更友好一些。’

“他喃喃自语，以同样敏捷的身手穿过房间，在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后坐了下来。我看到桌上摊放着一本小书，书旁边有一个烟灰缸，里面堆满了烟头，边上有一根香烟还在冒烟。他拿起这根烟往嘴里一塞，把他那一嘴吓人的胡子置于了被火烧的危险之中，接着他的手指在书的某一页上滑动着。

“‘对，没错，’他说，‘我没想对你粗暴无礼，但这出戏必须顺利地演下去。’直到这时，赫伯特爵士，我仍然没意识到‘戏’这个词的不祥之音；因为我的东道主一边用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眼神严厉可怕，一边用阿拉伯语大声说出了下面这句话：‘Yâ onbâshee irga' ente bi'd-deurtena 'l wa kool li'l-yoozbâshee hiknadâr el-imdâdiyah yegee henâ bi'lghâr!’除非我的耳朵完全在蒙我，否则这句话的意思是：‘快回去，下士，通知指挥增援的队长火速赶过来！’

“我只能瞪大眼睛看着他。

“‘我亲爱的先生，’我说，‘您好像有些莫名其妙的忐忑不安。我不是军人，而且从没……’

“‘翻错页了。’这个奇怪的家伙突然说道。他翻到了另一页，使劲儿地抽着烟。‘这些该死的文法，’抱歉，赫伯特爵士，可不管多让人厌烦，我都必须精确地复述他的原话，‘这些该死的文法顶个屁用。下马，开火！上马，变阵，掩护第二中队左翼！不管用的。是一些很振奋人心的玩意儿，这个没得说，可要顺利应用到一般的社交会话中还是有点困难。啊，找到了！’他低声自言自语了一会儿之后，又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然后用阿拉伯语问道：‘告诉我，朋友，警局附近金匠哈桑的那家店铺昨天夜里被盗了，你知道吗？——用英语回答。’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看出点儿头绪了。‘韦德先生，’我问道，‘是因为遭人抢劫了，您才气不打一处来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倒也能理解。金匠哈桑的店铺在哪个城市？’

“‘在哪个城市就不用你管了，’东道主有点不耐烦地说道，‘关键是，你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好极了。不管怎么说，萨姆把你试出来了——萨姆·巴克斯特正戴着音乐厅的帽子扮演一个波斯大佬，就是你进来时跟你说过话的那个人，而且萨姆说起叽里呱啦的阿拉伯语来想必还是个高手吧。所以，我可以郑重其事地向你保证，一切我都非常满意。’

“赫伯特爵士，我一直在不停地努力，想根据记忆，把这位值得仰慕的学者以惊人的诙谐说出来的那一连串令人惊异而又粗野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那情形几乎就跟《旧约》中的一个族长突然跳起吉格舞[7]来没什么两样。不过，我心中之前所有的敬畏与惶恐统统被东道主的下一句话冲跑了。他威严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照着桌子就是一拳。

“‘万事俱备，就欠一样东西了，’他大喝一声，‘你的络腮胡呢？’

“‘络腮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该死，你得有络腮胡啊！’他大声说道，很是不悦，那副神气我只能用理直气壮来形容，‘谁听说过有不留络腮胡的亚洲文化学者？哎呀，人家大英博物馆有个老兄，一嘴络腮胡都垂到膝盖了。我可以拍着胸脯跟你保证，劳顿[8]老弟，除了惠普斯耐德动物园的河狸[9]外，有这么长的络腮胡的家伙，你绝对没见过。’

“‘可我没有络腮胡啊。’

“‘我知道，’东道主耐心地同意道，‘我不满的就是这一点。可你非得有络腮胡不可。来，’他灵机一动，‘来——用我的！’

“再有一会儿，赫伯特爵士，我对这个邪恶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状况就要结束了。然而，就在这时，我在身心俱疲、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注意到，我的东道主已经开始用手指在下巴周围摸来摸去了。他穿过房间，打开了一扇门，里面是一个小卫生间。借助洗手盆上方架子上的一面镜子，他小心翼翼地从自己的两颊和下巴上揭掉了（用某种胶水粘上去的）络腮胡。

“‘坐着别动，’他继续说道，‘我来给你粘上。这玩意儿很容易再被弄湿，是戏装供应商能提供的最好的络腮胡了；保证连福尔摩斯本人都看不出来是假的……其实啊，我压根儿就没打算戴，而且我本人是反对这个主意的。你也知道，在今天晚上这出戏里，我要扮演的是老头子——杰夫本人，因为我生来就很像他。可林基·巴特勒总喜欢把什么事情都做得过头，也是为了以防万一，省得被害人看出来我比应有的年纪小，所以他坚持要把我搞成还没发福的圣诞老人。（要我说，这假胡子还真他娘的不错，对吧？）络腮胡你拿去，但小胡子我得留着。小胡子你真的用不着。当然了，你是老手了，用不着我来提醒你，不管怎么着，凶手要袭击你时，你都得把脸绷紧了，忍住不能笑。来，趁别人还没下来，我把络腮胡给你粘上。他们现在正在楼上准备棺材呢。’

“我坐在那里都吓僵了。长官，我承认这一点，丝毫都不觉得羞愧。因为我茅塞顿开，完全明白这些行动是怎么回事了，而且我还意识到我早该恍然大悟的，毕竟《末日之刃》里记载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形。我要坚定地说，丝毫没有亵渎的意思啊，我永远都会把当时读到那本警察手册看作是一种天意。关于这起阴谋的具体细节，我还不是一清二楚，但很多方面都已昭然若揭了：这家博物馆已经落入了一帮亡命之徒手中，他们趁韦德先生不在之机，让他们的头儿扮成了韦德先生（这一招，我记得，也是可怕的钱笛博士最喜欢使用的伎俩）。不只是博物馆会遭到洗劫，某个局外人也有可能会被诱入陷阱并被干掉。原因嘛，无外乎两个：要么是此人与这帮人有过节，比如出卖过他们；要么就是此人身上可能有很值钱的东西，比如钻石、红宝石什么的。有那么一刻，我非常担忧，因为想到了说不定自己就是他们想要害的那个人，而我仍紧紧攥在胸口的那本1814年初版于加尔各答的书，正是他们盯上的东西。

“但稍一思忖，我又坚信不会是这样。很显然他们认错人了，把我当成了某个有很多化名的穷凶极恶的家伙——因为我的东道主呀，他以一种几乎要把我血管里的血都冻住的令人憎恶的诙谐口吻，在三个不同的时候，分别把我称作了查尔斯·劳顿、华莱士·比里和乔治·亚理斯[10]——而最最讽刺的是，我，真真正正的我，要在这出不道德的戏中扮演一名亚洲文化学者。

“所以，我该如何是好呢？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从这帮残酷的歹徒中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去向快速特警队报警呢？您一定看得出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但还有办法！赫伯特爵士，我既惭愧又隐约有点自豪地告诉您：在怯懦恐惧的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至今我都很陌生的感觉。我发现自己的脉搏在随着某股高地人的热血的奔流而跳动，这股被遗忘至今的热血在危急时刻苏醒并沸腾了。我应该乖乖地看着韦德先生被抢，任由某个没有恶意的陌生人被这帮恶棍杀害吗？不，上帝在上，不应该！”伊林沃斯博士咆哮道。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挥舞着手臂，有如在大浪中颠簸的船上的第二斜桅。桌上摆着我太太的一张镶框照片，让他的手臂一扫，完全飞到房间另一头去了。他激动得不行，都没想起来道歉，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压低了嗓门。“很好。我有好戏看了，我会等待时机的。我会假装成这个臭名昭著的亚洲文化学者。尽管我非常困惑，还惊魂未定，但我还是不断地用巧妙的问题来盘问他们的头儿，直到套出了整个计划的全部细节才打住——跟你们苏格兰场的人在《末日之刃》中的做法如出一辙——与此同时，我还开动脑筋，试图想出一些可以叫他们一败涂地的法子。

“虽然我已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描述我的心理活动，但这全都是一些瞬间的闪念。这帮家伙的头儿正恶魔般地轻笑着，从房间另一侧走过来（他卸掉络腮胡后，下巴上还戴着八字胡，让他的样子看上去更加邪恶了），准备把假络腮胡粘到我脸上。虽然假胡子一碰到我的皮肤，我浑身的每一根纤维都在颤抖，但我还是强忍住了，没抱怨一句。这个怪物居然不怀好意地劝我遭到谋杀时不要笑，哼，我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我甚至还对着他从卫生间拿来放到桌上的那面镜子，赞叹了一番自己的样子。然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鼓足勇气，顶住压力，压低嗓门，悄声向他提问了。

“‘我们要干掉的是谁呀，头儿？’爱丁堡约翰·诺克斯长老会的牧师问道。这一问会令他一辈子都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第11章　可怖的盖博博士：伊林沃斯博士当了一回威廉·华莱士[11]

伙计们，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离奇的案件，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得给伊林沃斯老兄再倒上一杯。他需要来一杯。而且，说真的，我很钦佩他！在我看来，似乎连速记员都在控制自己想要欢呼的冲动。杰里·韦德和他的同伙无疑是在耍什么愚蠢的把戏，但伊林沃斯并不知情。他还以为自己闯入了抓牡蛎联盟[12]。那又怎样呢？他就是一个从讲坛上蹒跚走下来的最迂腐的老先生，对什么都一窍不通；不过，真把他惹急了，他也会展现出一个苏格兰老首领的勇气与放手一搏的天性，来捍卫苏格兰人的名誉。片刻之后，他一边气喘吁吁，一边摸着仿佛还戴着络腮胡的下巴，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头儿的表情很奇怪，好像他已经察觉出我的态度有所变化。说实在的，坐在桌旁，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粘上络腮胡后摆出了一副横眉斜睨的丑恶嘴脸。这副嘴脸要是让约翰·诺克斯长老会的会众们瞧见了，我确信，坐在前三排的人肯定会吓得魂不附体。

“‘嘿，你是我见过的最古怪的家伙，’他怪兮兮地看着我，说道，‘听我说，我们就剩几分钟的时间了。其余的人就要抬着棺材下楼了，然后我们会最后排练一遍。对了，你的真名叫什么？’

“‘华莱士·比里。’我随便挑了一个化名回答道。

“这个回答，赫伯特爵士，好像把他气得七窍生烟，火冒三丈；我发现他希望我，用警察手册上的说法，‘老实交代’自己的真实姓名，而且他看出了我没老实交代。他开始挥拳捶桌子，气急败坏的神情尽写在了他脸上。

“‘是，当然是，’他说，‘老子还是克拉克·盖博[13]呢。我问你，演艺经纪公司通常派出的就是有你这样的变态幽默感的人吗？我不清楚你是什么来头。你的脸看着像一个教会执事——看你那样子，仿佛你就是那位伊林沃斯博士……’

“一听到这个名字，我的魂都差点儿没了，这一点您应该不难理解。不过在一瞬间的失魂落魄之后，我就缓过神来了，问道：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看你的样子，仿佛你真就是威廉·奥古斯塔斯·伊林沃斯博士，也就是你在今天晚上这出戏中要扮演的那个人。’盖博博士答道，他好像起了很重的疑心，‘好家伙！别跟我说林基·巴特勒或者罗纳德·霍姆斯——林基见过你，对吧，今天下午？——别跟我说他没告诉过你我们要做些什么。’

“就算不提他们胆大妄为地把我的名字，我堂堂的大名扯进了这场恶行，您也可以想象出我当时的心境；因为照眼下的情况看，我被要求扮演的是我本人。不过，知道了这一点后，我倒是冷静了，也更有底气去实施此时我必须使出的那条诡计。

“‘我对这个角色的点点滴滴都了如指掌，蠢货。’我对他说，（警察手册里的罪犯张口闭口就是‘蠢货’，我觉得用上这个词，可以让我的语气更符合角色的需要。）‘不过要我说，蠢货，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应该把各种事情都理一理，呃，你说呢？比如说，要做掉的是谁？’

“盖博博士低下了头，像是要冷静一下。

“‘行了，他们推荐你，’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腔调说道，‘我想呢，他们也是知道好歹的。总之，他们说你本人有一半的波斯血统，对古代的遗址、手稿之类的东西都很在行。明白了吧，你得唱主角，大部分台词都得从你口中说出来；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胜任这一角色，原因就在这里——而萨姆·巴克斯特的台词会很短，他主要负责威胁和行刺等。’

“‘听好了，这出戏中要做掉的是一个叫格雷戈里·曼纳林的家伙，他老吹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要小小地试他一下，看他胆子到底有多大。’

“‘他是你们一伙的吗？’

“‘我敢打赌，他很快就不是了，’盖博博士回答说，又一次露出了他那恶魔般的表情，‘我个人对他倒是没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可萨姆·巴克斯特、林基·巴特勒和罗恩·霍姆斯一见到他就来气——他说萨姆不仅人长得像大猩猩，而且阿拉伯语说得也比大猩猩好不到哪里去；而且他评价另外两个人的那些话难听死了，哪怕是关起门来，都不堪再说第二遍，尽管除了罗恩之外，他跟我们其他人连面都没见过。他们，还有我，之所以能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露破绽，原因就在这里。他曾经吹嘘，在他偷走时母神像上的红宝石，遭到一群疯狂的祭司追赶时，他那种大无畏的勇气让他临危不惧。我们倒要看看在扮演波斯复仇之神的萨姆弯下腰来，要用那把象牙柄刀子割下他的肝脏时，这种勇气还能不能让他面不改色。’

“如此说来，他们有着双重动机：仇恨和抢掠。‘不用说，到头来红宝石就会落入你们的囊中喽？’记得问这话时，我不寒而栗地瞟了他一眼。

“他笑得前仰后合，人都站不稳了。‘咳，那还消说，’这个阴险的恶魔眨了眨眼说道，‘咳，毫无疑问，我们会找到那颗缝在他帽子下面小麂皮袋里的红宝石的……不过，我们把他诱骗到这里来，并没拿那颗红宝石当借口。那样是行不通的，而且弄不好还会让他起疑心。’

“‘嗯，说得是，’我说道，对这一精明的分析，我还是心领神会的，‘言之有理。’

“‘我们告诉他，说老杰夫——就是我在扮演的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祖拜妲，也就是哈伦·拉希德最宠爱的妻子的棺柩从伊拉克的陵墓里偷出来了……’

“‘可是，我亲爱的盖博博士！’我提出了异议，‘蠢货，这明摆着就是——’

“‘等我说完。米利亚姆（我妹妹）并不想把他骗到这里来，因为她已经跟他订婚了，但萨姆和林基一个劲儿地激将她，最后她没办法，也就同意——将他一军，这么说吧，看看他有多大本事。’（要是没看过《末日之刃》的话，赫伯特爵士，一个女人对自己的恋人这样不仁不义，恐怕还真叫我难以理解，不过，漂亮的混血儿旺娜·森在钱笛博士的刑讯室里也干过极为类似的事情。但是，还是不可思议！）‘计划是这样的，’无情的盖博博士继续说道，‘他会在11点或刚过11点时来到这里——现在快到时间了。他知道有一个伊林沃斯博士——说白了就是你——要来这里见老爷子——因为这条消息早就见报了，所以一切看上去都会很正常。罗恩·霍姆斯会本色出演，扮成我的助手，这也不会有问题。米利亚姆会以她自己的身份跟哈丽雅特·柯克顿一起出场。萨姆·巴克斯特将扮成米赫兰家族的公子——塔伊夫·艾布·欧拜德（他的服饰是我们从波斯展厅偷来的），林基·巴特勒则扮成警察：他们先按兵不动，等到了该登场的时候再登场。’

“‘至于祖拜妲的棺柩，我们用的是一口阿拉伯镀银箱子；别觉得太假，我们只能找到这玩意儿了。不用说，上面的镀银早就全被铲掉了……’

“‘那是当然。’我冷嘲道，但火气越来越大了。

“‘据传闻，那口棺柩里有一道诅咒……实际上，老爷子和伊林沃斯那个老古董真正要验看的其实是某部愚蠢透顶的手稿，但曼纳林并不知道……那口棺柩里有一道诅咒。老兄，这就是你要来一通长篇大论的地方。凡是碰过棺柩，惊扰了珍藏在里面的圣骨的人，’盖博博士抑扬顿挫地说道，同时还像冷血的爬行动物一样盯着我，这让我确信自己是在跟一个疯子打交道，‘都会先被剁掉手脚，然后被九十四种酷刑毁得面目全非……这都是林基·巴特勒精心设计出来的情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台词。你觉得你能表达出来吗？’

“‘上帝在上，我脑子里的东西都能表达出来！’

“‘那就好。谁来开棺呢？我不敢，你也不敢。气氛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曼纳林先生自告奋勇，表示不信邪，要勇敢面对这道诅咒。于是，亮起了柔和的灯光，奏起了柔和的音乐，’东道主疾步绕着桌子转圈，双手在空中挥舞，大声喊道，‘八大天园展厅呈现在眼前。传来了凿子与锤子的响声。然后棺材赫然出现。一有人碰盖子——哈！你——身为演员，这就是你要拿出看家本领的时候了——你就得突然脸色大变，跳入人群，从口袋里迅速拔出一把手枪。就是这把。’

“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把看上去足以杀人的黑色自动手枪，一把塞到了我手里。

“‘然后你突然亮明你的身份，“靠后站！”你大声喝道，“靠后站，你们这帮异教徒和亵渎者！我以先母的亡灵，”——你真有一半的波斯血统，是不是？——“以圣伊拉克的繁星和沙漠的狂风发过誓，凡是碰了……”如此等等；你清楚自己该说什么台词的。“不要紧吧，公子？”你说了这一句，萨姆·巴克斯特就会进来。哈！气氛就全出来了。“不要紧，”他说，“把大不敬的亵渎者给我抓起来……”’

“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的某些疯劲儿肯定已经传染给我了。我不仅心跳得厉害，喉咙也有一种被堵住了的感觉，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可我又感到内心里有一种无所顾忌的狂喜，因为这个不法之徒——这个面容干瘪，戴着八字胡，醉心于策划谋杀的歹徒——和钱笛博士一样，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他把那把装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交到了我手里，在恰当的时候，这玩意儿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彻底完蛋的。

“‘警察闯进来时——当然了，他是我们的人，’他接着说道，‘你就冲他开枪。我们会在一个里间里，没有人能听到枪声的。所以……’

“他停了下来，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朝我后边望了过去。赫伯特爵士，我只能再一次对那本似乎是天意使然，一开始就给了我指引的启迪之书聊表谢忱。我前面可能已经提到过了，桌上竖着一面便携式镜子，正好对着我，此刻我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后面的门。那扇门已经被人偷偷打开了大概五英寸宽。我看见一个小伙子正把脸挤在空隙里，偷偷摸摸地盯着我，而且显然是想以无声的动作来吸引盖博博士的目光。这是一个很有城府的小伙子，从他的外表很难看出隐藏在他内心的东西：他的面相非但不冷酷无情，甚至还和善可亲；他顶着一头浅色的头发，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框架眼镜，跟我的那副很像；不过，他现在正处于某种由怀疑或困惑造成的紧张情绪之中。我看着这场哑剧在我背后上演：他伸出食指，指了指我，同时就像鸭子一样摇头晃脑。然后他很夸张地耸耸肩，把眼睛睁到了不能再大的程度，慢慢地摇了摇头。

“我被他们识破了。

“他们是怎么识破我的，我不得而知，但这个让人揪心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了。盖博博士说过，他的同党在楼上准备棺材；此刻他们说不定已经下楼了，正在门口集合准备抓我呢。哪怕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也不想——长官，我也不能——绝望，尽管我的身体又一次出现了我描述过的那些症状，眼睛还变得模糊不清。

“我偷偷地环顾四周，房间共有三个出入口。一个是通往大厅的那扇门，盖博博士的枪手们可能正在那里集结。一个是我身后墙上的一部电梯，可笨重的电梯门却紧闭着，上面还挂了一块写着‘故障’的牌子。最后一个在左边的卫生间里，我发现洗手盆上方的高处有一个窗户：如果真的出现了最最坏的情况，从这里逃走倒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脱身之法。可是我愿意当个胆小鬼，丢下班诺克本[14]这块光荣的阵地吗？尤其还是以这样不庄严、甚至是为人所不齿的方式，从卫生间的窗户（如果可以的话）落荒而逃？不！我环顾房间，发现地毯富丽的色彩正反映了自己的心情，于是我脑子里灵光一现，闪过了几行您没准儿也记得的华丽而激动人心的诗句：

跟华莱士流过血的苏格兰人，

跟布鲁斯作过战的苏格兰人，

起来，倒在血泊里也成——

要不就夺取胜利！[15]

“华莱士当年怎么做，如今我便会怎么做。我记得我把那本加尔各答的初版珍本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把高顶礼帽戴在头上，还往下紧按了几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能让盖博博士的枪手们从通往大厅的那扇门闯进来，免得他们人多势众，搞得我招架不过来；如果此刻我要阻止他们进来，就必须得控制住他们的头儿。

“然后，赫伯特爵士，我一跃而起。

“跳起来的时候，我手臂一挥，就把镜子从桌上扫下去了——正如眼下我又把您已摆回原位的尊夫人玉照从您桌上扫下去一样——就这样！”（砰！）“赫伯特爵士，这倒不是因为这么做可以收到什么实际效果，而是因为在情绪亢奋的状态下，我似乎非得把什么东西从什么地方扫下去宣泄一下不可。趁盖博博士的爪牙们还没冲进来，我两下就跳到了门口。当着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的面，我‘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把插在锁里的钥匙转了一下，然后转身冷笑着面对盖博博士，用手枪瞄准他的心脏。换作是华莱士，说不定也会这么干。

“盖博博士说：‘嘿，嘿，嘿，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尽管我仍然非常冷静，但内心里某种狂野不羁的力量仿佛在鼓励我，让我说出了一番从没有钻进过我脑海的豪言壮语。

“‘盖博博士，意思就是，’我说道，‘游戏结束了！我是苏格兰场的华莱士·比里探长，我要以企图谋杀格雷戈里·曼纳林的罪名逮捕你！举起手来！’

“人的脑子是没有理性可言的。哪怕是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哪怕我嘴上粘着那些白色的络腮胡，头上的帽子也戴得歪歪的，没有一个牧师应有的风范，但我还是禁不住想知道——怀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自豪感——星期二晚间妇女援助会的成员们要是见到了她们的牧师此刻的模样，会作何感想。更令我豪气倍增的是看到盖博博士脸上出现了一副青蛙般的表情，在那两大撇白色八字胡的上方，他的两只眼睛变得和镜片差不多大，似乎流露出一种恐惧与内疚参半的神情。

“他说道：

“‘听我说，老兄，你是不是疯了啊？’

“‘这些花招帮不了你半点忙，盖博博士，’我严肃地告诉他，‘等你进了牢房，就有机会思考是什么样的天意让你的阴谋未能得逞了。你要是敢乱动一步，或是乱出一声，我就让你脑袋开花！’

“‘神经病！’盖博博士一边喝道，一边疯狂地挥舞拳头，‘那把枪里装的只是空包弹，你这头蠢驴。还不快放下！’

“‘这一套不灵了，朋友，’我鄙夷地告诉他，‘太老套了。从电话旁边走开。我要给苏格兰场打电话，请求快速特警队增援，我是——’

“‘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盖博博士大声宣称，语气令人愕然，且充满了难以形容的恶意，‘你是个疯子，不知怎么就从疯人院溜了出来，跑到这里闲逛，告诉你，就算你是派拉蒙影业公司的人，你也休想毁了一出恶搞格雷戈·曼纳林的好戏。’

“虽然我本该对他的行动有所防备，因为警察手册里也写到了一件非常类似的事情，但让人追悔莫及的事实是，我并无防备。没记错的话，我当时站在一张那种会铺在地毯上面的小毯子上。盖博博士的动作像魔鬼一般敏捷，他弯腰向前，抓住小毯子的一端，然后猛地用力一拽……

“我觉得，在脚后跟飞起来一瞬间后，我的头肯定是狠狠地撞在了身后的桌沿上。我的脑袋里一阵嗡嗡响：房间里的场景暗了一点，有如巨大的涟漪，一会儿扩大，一会儿缩小，就像在水中看到的景象一般；虽然我还能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但却只能静静地半躺着，无法动弹。

“这样的姿势很丢人，我虚弱不堪的身体对此也没办法，但我说过了，我非常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当我看到盖博博士举起一条胳膊，听到他激动地对着天花板脱口喊出那句‘我该拿这个疯子如何是好啊？’时，我甚至还能冷静地跟上他的思路。他看了一眼卫生间，然后又回头看了一眼电梯——我隐隐约约记得，电梯外面有一个铁制的门闩。上哪里去找，我嗡嗡的脑子里在想，上哪里去找比一部出了故障，还可以从外面锁住的钢壁电梯还好的临时囚室啊？正当我想要无力地挣扎，口齿不清地说话时，我感觉到有人在把我往后拖，背上的小毯子也被一起拽走了；盖博博士打开电梯门之后，就把我塞到里面去了。门‘砰’的一声关上并锁住后，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不堪。我感到不舒服，头昏眼花，但还是勉强挣扎着站了起来：我的脚踝在黑咕隆咚的电梯里碰到了一口空木箱子，被擦伤了，所带来的疼痛却有利于让我疼痛的脑袋更加清醒。

“电梯的两扇门上各有一个厚厚的玻璃窗，或许有一英尺见方。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整个房间就可以一览无余。如果出现了最最坏的情况，我可以尽力用拳头把那块厚玻璃打碎，不过当时我想还是先养精蓄锐，等我不恶心反胃了再说。所以，我就来了个按兵不动。盖博博士把我锁起来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冲向那扇被我锁住的通往大厅的门，打开了它。门一开，那个戴眼镜的一头浅色头发的小伙子就急急忙忙地进来了，盖博博士跟他激动地聊起来了，两人都好几次指着电梯，还做了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手势。遗憾的是，电梯厚厚的钢壁让我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只能干瞪眼生闷气，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从这个让人无地自容的地方向外张望。据我猜测，戴眼镜的小伙子似乎是在力劝盖博博士出去，去跟大厅里的什么人谈谈。接着，他们俩就开始朝门口走去，这时我脑袋里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主意。

“在电梯的后壁上——换句话说，外面就是大厅的那面壁上——我发现了黑暗中的一线亮光，还注意到了亮光来自电梯上方某处的铁丝网通风口或纱窗。啊，有了！如果可以够到那个通风口，我应该就不仅可以听到外面大厅的动静，还可以把那里的情况尽收眼底了。虽说我的个子算是相当高的了，但还是不足以让视线与通风口齐平。不过，有那口木箱子帮忙，不论是谁站上去，事情都会变得轻而易举。

“一转眼，我就站在箱子上面了，鼻子紧贴着通风口或者说纱窗，我稍稍伸长脖子来回移动，就几乎把整个大厅一览无余了。”

说到这里，伊林沃斯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这个老兄自开口以来，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古怪的神色。

“从那个绝佳的位置，赫伯特爵士，”他告诉我，“我目睹了谋杀的全过程。”

第12章　电梯中所见：伊林沃斯博士当了一回魔鬼

现在终于——终于，我们终于——到了不能再绕弯子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这桩该死的案子的关键之处了。我不想打断这位老兄的讲述，也不想在他啰啰唆唆说了那么多废话之后要他简明扼要一点，因为他有个癖好，喜欢面面俱到。连他本人似乎都感觉到自己周围的氛围已经变了，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对于为什么会这样，他绝对是一头雾水。

这可不是儿戏，而是人命关天的谋杀案。伊林沃斯一直以为这是一次谋杀，于是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像拍电影一样，一点不落地记了下来。

他坐在我办公桌旁，手上的雪茄已经抽得只剩下烟屁股了，可他抽烟的动作还是一直没停。他脸色苍白，看起来有些疲倦。尽管如此，他还是接着往下讲，声音像乌鸦一样嘶哑刺耳。

“我知道在这个特别紧要的关头，您会希望我讲得至为精确，”他擦了擦额头，说道，“所以，我会尽力而为。从我所处的有利位置，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理石柱，这些柱子的间距大约为十英尺，顺着我这边的墙一字排开。越过柱子，我可以看到大厅中央的一大片开阔空间，然后是对面的另一排柱子，过了这排柱子，便是一排马车。往右看，我可以看到位于大厅后方的楼梯；把脸紧贴在通风口上努力往左看，我甚至可以看到青铜正门的一角。正门附近，已经聚起了一群人，正在交头接耳。其中有背信弃义的看门人普鲁恩，之前我见过的那个丰满的红衣姑娘，还有一个我未见过的身材苗条、一头浅发的姑娘——其中一个肯定就是出卖自己的恋人，忍心看着心爱之人挨刀子的米利亚姆，另一个则是盖博博士说起过的那个哈丽雅特。和他们一起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反派主角了，他要扮演的是米赫兰家族的公子，依旧穿着他那一身偷来的华丽服饰，不停地在那儿比画，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这个地方本来就因为月光一般朦胧的灯光而显得阴森空旷，他们的耳语声在大厅里回荡，愈发让人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

“馆长室的门开了，盖博博士和那个浅色头发的男子走了出来，所以我头一次听见了他们的交谈。我觉得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些突兀，甚至让人困惑不解；不过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给您听，而且可以为其准确性出庭作证，因为我离他们最多也就十几英尺远。

“‘——可他不可能真是伊林沃斯！’盖博博士低声断言道，不过声音听着像尖叫，‘真该死，罗恩，我跟你说，这家伙就是个疯子！他说他是苏格兰场的华莱士·比里，还脱口而出，背诵了一大段关于苏格兰人跟随威廉·华莱士浴血奋战的诗句！’（顺便补充一点，人的脑子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我当时根本就不记得自己背诵过罗伯特·彭斯那些铿锵有力的诗句。）

“‘我们捅大娄子了。’他的同伴断言道，我已认定他就是那个十足的大坏蛋霍姆斯，那个把自己老板都出卖了的秘书，‘你去跟普鲁恩谈谈，他一直都守在门口。那家伙一进来，普鲁恩就觉得他有点儿不对劲。接着，伊林沃斯——姑且假定是他吧——到这儿还不到十分钟，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真演员就进来了——！’

“盖博博士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

“‘哎呀，普鲁恩为什么不给我们提个醒呢？’他问道，‘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真演员呢？他现在人在哪里？他没进来见我。他在哪里？’

“‘不知道！好像谁也不知道！’霍姆斯回答说，‘普鲁恩不敢离开正门，以防曼纳林出人意料地突然现身；而那个演员大约五分钟前才来到这里，普鲁恩也是见到他后才恍然大悟的。可普鲁恩当时不敢擅离正门，刚好没过多久我就下楼了，普鲁恩跟我说了，我就跑回来见你……听着，杰里，我们干吗要在这里干等呢？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回去把伊林沃斯从电梯里拉出来，跟他赔个不是，想办法消消他的气吧！我真希望我们没捅这个娄子。老爷子要听说了这事，会让我丢了饭碗的，萨姆也会遭人嘲笑，没办法在公使馆待下去——阿布斯利那老东西是什么脾气，你是知道的；而且你也会被一脚踢出家门，更别说米利亚姆会落个什么下场了。总之，得想办法把这事瞒过去。’

“说真的，这帮人当中居然有一个人能以这么冷静而又清醒的口吻，说出这样一番不同凡响的话来，听得我心里都犯嘀咕了。是这家伙不像他的同伙那样残忍呢，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但我没时间去推测这番话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因为身着波斯服饰的巴克斯特已经离开正门附近的那群人，急匆匆地朝通风口下面的那两个家伙奔过来了。途中他路过了那排玻璃展柜，里面陈列着五花八门的武器，随后还经过了停在馆长室对面的那五辆四轮马车。他从一辆样式我不熟悉的大型黑色封闭马车边上经过时，似乎查看了一下马车后部的地面。他弯下身来，猫着腰在马车下面迂回地前进，由于那儿正好有一根柱子，所以有几秒钟我看不到他。之后，再次现身时，他的手上已经拿着一样黑乎乎的小东西了。距离实在太远，所以尽管我视力超常，还是没能看清具体是什么东西。如我所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的那两个同伙在一起聊得正欢；补充一点，盖博博士提到我时的语气，丝毫没有缓解我的头痛，也丝毫没有平复我心灵的创伤，减轻我所遭到的羞辱。

“‘说得对，我想我们是得取消整个计划，’盖博博士说，‘快11点了，我们乱成了一锅粥不说，电梯里还关了一个疯子，而现在布雷纳德经纪公司派来的人似乎已经进来了，还有——啊，老天！’

“这时，身穿蓝色绣花外衣的巴克斯特也语无伦次地掺和进来了。他的脸色阴沉，我推断，肯定是装出来的（事实上，他很喜欢用双手在脸上抹来抹去，动作很像猫），而且从他蓬乱的头发可以看出来，在羊皮帽下面，他一准儿还戴着黑色假发。他说起话来，老是一副牢骚满腹的语气，眼下又在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地说同样的话，不是‘我说’，就是‘真是活见鬼’。我承认，我感到一阵诧异，因为当时的情形本身非常恐怖，但这帮人充满血腥味地交谈时语气却很怪异，完全是一副学生腔。

“‘不，不能取消，’巴克斯特咆哮道，‘谁说要取消的？眼下我们可不能打退堂鼓。’盖博博士刚要解释，巴克斯特就打断了他，‘你说这话就像个娘们儿！那个讨厌鬼，管他是谁，都得在电梯里待会儿。这样岂不是会让剧情更精彩吗？我们可以在恰当的时机把他放出来，然后在曼纳林面前掐住他的脖子，以收到额外的效果……我想知道的是，我们雇来的那个演员躲哪儿去了？普鲁恩说他进来了，他不可能像个该死的幽灵一样消失不见，除非是从后面出去了。这个地方是怎么啦，这出的都是哪门子怪事啊？瞧这儿！’

“他亮出了手中那个捡到的小玩意儿，我提心吊胆地抓着通风口下面的横档，看到那是一团黑色的头发或者羊毛，剪成了一副假胡子的形状。

“‘我一直在到处找这玩意儿，’他说，‘林基硬说我应该戴在脸上。他特别喜欢用头发帮人乔装打扮。现在，这玩意儿被我在地上找到了。但是，我的匕首跑哪儿去了？这个我也找不到了。没有匕首，你他娘的指望我怎么演？这可是这出戏中最重要的东西啊。罗恩，你是管道具的——我的匕首呢？’

“‘你的匕首在哪里，我一点也不清楚，’霍姆斯闭着嘴巴答道，就跟我的朋友默多克先生在教会节日庆典上表演口技一样，‘我打开展柜，把它拿出来放在楼梯上你看得见的地方了。你可不可以动动脑子，搞明白有比找到你的破匕首更重要的事情啊？此刻——萨姆！’

“巴克斯特骂了一句，转过身去，再次朝博物馆前端冲去。另外两个家伙忙不迭地一边劝，一边跟了过去，我也伸长了脖子，尽力盯紧他们的脚步。我是怎么失去平衡的，我说不上来；有人对我说过（特别是我那位家里坏了一点东西都会抱怨个没完的夫人），只要陷入沉思，我的动作就会有些不协调，但我不能不认为这一说法实在是夸大了事实。不管怎么说，当时我的身体倾斜得太厉害，把下面的箱子弄翻了，幸亏我抓住了通风口下面的横档，接着又松手从那儿落了下来，这才没有摔着。长官，我又要强调——箱子被弄倒真是天意。就在我手忙脚乱地想把箱子正过来时，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个冰冷的东西；直接说吧，碰到了掉在电梯地板上的一把斧子的斧头。这一发现让我差点儿高兴得叫起来，因为擦伤、羞辱和紧张所带来的痛苦，我血脉偾张到了极点，恨不得跟这帮歹徒拼了；而且我一点也不羞愧地承认，当时我几乎都要热泪盈眶了。有了这把斧子，我就可以像迈阿密街头的美洲印第安武士一样，向我的敌人挑战，并以桀骜不驯的塞米诺尔人[16]的语言来回敬他们：

任你们集结而来的军团气势汹汹！——我也不会屈服！

镣铐休想再度铐住我的手臂，它已挣脱了束缚；

暴风雨低声隆隆之际，我已给它披上了雷电盔甲，

大雨落下之处，也会让你领教闪电出击的可怕！[17]

“不，不，赫伯特爵士，不用您催，我也会回到故事上来的。我之所以离题——引用了这几句诗——是因为我不想回想重新爬到箱子上后看到的那一幕。那既是高潮，也极其令人恐惧——相信我——不过，还是让我尽可能地如实道来吧。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当时我正盯着大厅对面的那排马车。在离我左手边不远的斜对面，矗立着我跟您说起过的那辆巨型黑色马车，但因为有柱子遮挡，所以我看不到它的全貌。我之前见过的那伙人，已经全部聚在了大厅离我最远的一角，就在标着‘波斯展厅’的那道门附近；他们在那排马车的另一边，也就是说最前边，所以我看到的东西，他们看不到。我听到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但我并没仔细分辨他们在说些什么。因为那辆出游马车的门正在缓缓打开。

“在那月光般的淡蓝色灯光下，马车的门正朝我这个方向打开。里面的空间看上去很大，站一个人都没问题。而里头还真就站着一个人，他身体有点儿前倾，正盯着脚下的一样大型块状物；同时，他还用右手将车门推开，以获得更亮的光线。这个人穿的是一身普通警员的制服；一开始我以为是警察来了，后来才记起我的东道主说过，他们这帮家伙中有一个穿警服的。他一边用脚撑着门，一边弯下身子，使劲儿把那个块状物从地板上往上提。这时我看清楚了，这个块状物是一个男人，头冲我这个方向躺着；那个冒牌警察抓住了男子的肩膀，正在把他往上拽。他一手稳住男子的身体，一手抓住他的后脑勺——显然抓的不是头发就是帽子，男子头上紧扣着一顶高顶礼帽——往上一拽，好看一看男子的脸。

“那是一张死人的脸，赫伯特爵士，而且正直愣愣地盯着我，两眼瞪得大大的，我可以看见他双眼的眼白。他的脖子耷拉着。这个人留着一脸胡子，张着嘴。他的深色大衣敞开着，我看到他胸口上插着一个像象牙的发白的东西。看到这里，我全明白了。

“就在这时，从博物馆的前面传来了浅发女子刺耳的呼叫声，她处在那个位置，是看不见马车里面极其可怕的景象的。她是在冲那个冒牌警察呼喊，一口一个‘亲爱的’，这种亲热话回荡在一辆躺着死人的马车上空，真是叫人听了很不舒服。她还问他干吗‘在这样的时候跳上了马车’。

“他身手很敏捷。一看他的举动，我就知道他有罪。他仍然用一只手扶住尸体，并从马车上滑了下来，接着用另一只手‘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门直接甩在了死人脸上。我承认我被吓得一哆嗦，因为车门碰到了尸体将要露出车外的头，发出了隆隆响声；而更令我不寒而栗的，是他那欢快的嗓音所产生的回响。

“‘没事，’他喊道，‘我把警棍落在一辆马车上了，仅此而已。没出任何岔子——不过，我们得离开这里，赶紧离开。这出戏看来要黄了，所以干吗还待着不走呢？先把你们女孩子家送到个什么地方去，然后杰里、萨姆、罗恩和我再开个小会，商量一下。’

“巴克斯特大步来到了中间的主通道上。

“‘你什么意思，离开？’他问，‘没出任何岔子，我没听错吧？’

“‘没，没——’另一个家伙粗声喊道，还装得很诚实。说完他转过身来，抬起眼睛，目光越过大厅，直直地盯着我的脸看了过来。

“尽管通风口的孔眼设计得很密，我的相貌特征他肯定无法看清楚，但隐约看见这里有一个脑袋，还是没问题的。那个穿蓝衣服戴着头盔的家伙，一动不动地站在白色的大理石上，脚边有一小块浅蓝色的阴影，周围是那些鬼影般的柱子。这番情景我一时半会儿是忘不掉的。他的双眼虽然隐藏在头盔的阴影下面，但似乎在滴溜溜地乱转，眼神也闪烁不定，而且我还看见一滴晶莹的汗珠正从他的头盔下面顺着脸的一侧流下来。

“‘那部电梯里面是什么人？’他问。

“‘是被杰里的弓和矛捕获的俘虏，’浅发女子咯咯笑道，‘怎么啦？’

“‘我要找他谈谈。’冒牌警察说道。

“还没等他开口，我就采取了疯狂的行动，对此，哪怕是现在我也不后悔。我从箱子上跳下来，举起斧子就往电梯门上的玻璃窗上砸。第一斧头就把玻璃砸裂了，接着又是两斧头，基本上就砸得一干二净，只剩个框子了，所以我也就能伸出手去摸外面的门闩了。就在这个当口，我听见了霍姆斯烦躁的声音——显然是玻璃的碎裂声惊到了他——他喊道：‘他要逃了！’紧接着便传来了冒牌警察更大的吼叫声：‘我们最好截住他，我警告你们！你们不清楚原因，现在我没时间给你们解释，但如果他跑出去找到警察的话，麻烦就大了。’

“听了这番话，尤其是听到他们正奔这个房间而来，我备受鼓舞，劲头更大了，甚至还从暴力行动中莫名地感到一阵快意。把电梯门打开之后，我扔掉了斧子，因为此时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冲向通往大厅的那扇门，赶在他们闯进来之前把它锁上。而且——我成功了。就在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越来越逼近门口时，我转动了锁里的钥匙，然后靠在了门上。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但决心却非常坚定。那些个人尊严的问题，此时必须抛诸脑后。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了卫生间。我发现要爬到洗手池上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情（虽然站在光滑瓷器凸起的表面上其实非常危险）；接着我又从那儿爬到窗台上，坐在上面把窗子向外推开。跳下去没有很大的危险，况且，就在窗户的左侧，还有一根结实的陶制雨水管或者说排水管，帮了我的忙。就是比我懦弱的人，听到了我身后那样的喊叫声，也会受到刺激而跳下去的。

“虽然那扇门依旧锁着，声音从那里传不进来，但电梯门是打开的，我还是隐隐约约听到了从通风口传来的说话声。

“‘他跑不出去的。’听声音，这话是盖博博士说的。

“‘我告诉你，他能，’冒牌警察大声吼道，‘他能从卫生间的窗户逃出去。别争了，你们去后门那里截住他，否则麻烦就大了。前门我包了。’

“不需要更多的刺激，我也会疯狂地夺路而逃了。我发现自己气喘吁吁地站在了一个高墙围住的后花园或者说后院里，好在里面洒满了皎洁的月光，让我看到了后墙上有一道铁栅门。我朝这扇门跑了过去，虔诚祈祷能从这儿找到生路。

“门是锁着的。

“我听见身后响起了啪嗒声和咔嚓声。在博物馆的黑色轮廓下，一束亮光从一扇敞开的门里顺着小径斜射了出来。我的绿洲转眼变成了惨不忍睹的沙地，我一心只想避开那束探照灯似的亮光，因为眼下我已经被他们困在了这个院子里。我顺着墙飞跑，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清醒的意图，而追我的人则一味地沿着小径向后门冲去。到了博物馆正面，我伸手顺着墙摸索的时候，发现了一样东西：一个铁支架或者说长钉。有一串外凸的长钉，由低到高钉在墙上，像梯子一样。

“爬上那架梯子的情形，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有一种感觉：自由就在另一边。但是好景不长。因为我刚气喘吁吁地骑坐在墙头，一束光就打在了我眼睛上。下面那个人的可恶体形和头上戴的头盔，让我认定他是我的敌人，也就是那个冒牌警察。当时我的脑子有点晕，听到他说了几句得意扬扬的话，但我想不起来具体说的是什么了。因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几分钟前的那声吼叫：‘前门我包了。’

“有道是，常败将军，怒火无敌。我就是常败将军，所以肺都要气炸了。当时我和他是一对一，我必须要孤身拿下凶手，不然就会成为凶手的刀下鬼。于是，我疯狂地从墙上朝他猛扑了过去，这个我就草草一带而过吧。我挨了狠狠的一击，真的失去了知觉。而就在挨这一击之前，我的内心无比痛苦，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知道自己是一名教会的牧师；二是我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凶狠地袭击了一个不该袭击的人。”

伊林沃斯博士双手抱头，沉默了好一阵子，一声未吭。我出言提醒。

“那后来呢，博士？事情还没结束，对吧？”

“就我驾驭自身的能力，或者说勾勒出一个连贯故事的天赋而言，”他颤抖着说道，“事情……简言之，结束了。昙花一现，过眼烟云，镜花水月……”

“可是，你在信中提到了一个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

“一个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他说，仿佛我拿针戳了他一下似的，“仁慈的上帝啊，一个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我——嗯，我敢说，赫伯特爵士，就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您最好还是了解一下，看11点出头到12点半这段混沌不清的时间里有什么线索没有！假如他们是罪犯的话——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相信他们不是罪犯——那我落在他们手里后，他们为什么会放了我一马，没杀我呢？事实上，什么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我一点也不记得。

“然而，我可以清醒回忆起来的下一件事就是坐在一辆汽车里，颠簸得左摇右晃，头疼得受不了，还感觉到有灯光在我眼前闪个没完。据我判断，我是在一辆出租车阴暗的车厢里。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烈性酒的气味，显然是从我自己的衣服上散发出来的，我旁边还坐着一个黑影，正把酒瓶递到我嘴边。

“我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自己身在何处。

“‘铁匠桥，’一个冷漠的声音说道，‘我们都到了绝望的境地了，费了不少工夫，好不容易才让你苏醒过来。谢天谢地，你已经好多了！别担心，没事了。出租车司机以为你喝醉了。’

“那个声音很耳熟。所以我不顾阵阵疼痛，挣扎着坐直，抱起了双臂。

“‘你们今晚还要杀人的话，’我听见自己对冒牌警察喃喃道，‘那就动手吧。我无话可说了。’

“‘没人要杀你，伊林沃斯博士！’巴特勒这家伙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嚷道，嚷得我头都快裂开了，‘没错，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把你从煤窖通到街面的那个洞中拉出来后，在你口袋里找到了你的名片。伊林沃斯博士！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我们欠你一个道歉——我们应该跪下来给你道个歉。闹出了一个天大的误会，仅此而已。我之所以要找机会单独跟你解释，说服其他人让我送你回去，原因是这样的。他们还不知道——你和我所知道的——那具尸体的事情……’

“我一时间都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尽管他还在一个劲儿地滔滔不绝。颠簸的车子，忽闪的灯光，外加常见的晕车状况，让我注意不到别的任何事情；而且我记起来了（赫伯特爵士，您问起过那件丢人的事）——请原谅——我一度晕得很厉害，差点儿彻底不行了。终于，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毕竟对于遇上那个警察后发生的事情，我也是一头雾水，感到很疑惑。

“‘我刚把正门打开三英寸左右，就看见你在痛骂外面的警察，’他跟我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不声不响地把你抓回来。后来你倒下了，就倒在一个我正好知道的煤窖洞口的旁边。我知道要是那个警察去搬援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你弄进来了。我和萨姆进入了地下煤窖。警察刚刚离开，而你差不多就在洞口边上，我们就把你拽下来了，而且警察是看不见这个洞口的，因为你把他的手电筒弄碎了……’

“我们开车回伦敦市区途中，他一直说个没完。我记得，我曾鼓起勇气，骂他是一个杀人凶手。他向我发誓，说他与这桩可怕的命案没有丝毫关系，不过他的那套说辞，我难以信服。他这么说的用意似乎主要是恳求我不要把他那些同党，尤其是那两名女同党的名字说出去。我想起了这个大块头说过的一句令人紧张的话。

“‘听着，我告诉你我要做的事情，’他说，‘都是我的错，我讨厌曼纳林那蠢货，讨厌他说我朋友的那些话。如果你以牧师和绅士的身份向我保证，绝口不提他们今晚来过博物馆的事，那我也以我的人格担保，我明天就去苏格兰场自首，承认是我杀了马车里的那个家伙。他们谁都万万不能与这事扯上关系，这是有缘由的。’

“我告诉他我是绝不会做这种事的。我记得在一盏盏一闪而过的路灯的照射下，他的脸都发白了。

“‘那我就得想个什么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说，‘我得找个地方去散散步，想一想。’

“赫伯特爵士，那天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他的这一行为让我感到不知所措，这一点相信您能理解。我们到了我下榻的肯辛顿高街的奥克尼酒店后，他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总算是掏出了刚刚够付一笔惊人的打车费的钱。他护送我进了酒店，这时候还在继续伪装成一名警察。此外，为了解释我为何是一副极其不雅观的样子（谢天谢地，络腮胡已经拿掉了），他跟酒店服务员编了一个故事，说我在一个会议上讲话时卷入了一场骚乱。当时我既没心情也没勇气予以反驳；不过，在经历了一个如同你们警察手册中所描述的那样恐怖的夜晚后，再一次在自己那舒舒服服、安安静静的房间里安坐下来时，我知道自己必须提笔把事实真相写下来。现在事情的全部经过我都已经讲述给您了。审判我愚蠢行为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赫伯特爵士——”

他的嗓子就像宿醉的酒鬼一样嘶哑。然后，他缩起下巴，住口了。

第13章　十一个疑点

吃午饭的点儿都过了，我才把伊林沃斯这老家伙打发走，但我并没有食欲，只想坐下来，让耳朵清静一下，静静地思考思考。当然了，我在伊林沃斯面前是说了一堆难听的话，因为我是个不讲情面的人——呵！——而且我认为对他们就得厉害点才成。不过即使是在恐吓他时，我也得给他吃一颗定心丸，让他相信自己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惹上任何麻烦，相信自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能有价值的零散信息！哎呀，有屁的价值！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在这儿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胡话，而且我还担心他那个大嘴巴到处去乱说。所以，伊林沃斯最后一次打翻了我太太的照片，昂首阔步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后，我在房间里转了几圈，还踢了踢家具出气。情绪差不多稳定下来后，我猛按了几个按钮。

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秘书，刚才一直大象一般竖着耳朵在门口听我们交谈的帕普金斯，进来了。

我对他说道：“坐，蠢货。除了速记员把手都写得痉挛了，我们有什么收获？”

他又习惯性地皱了皱眉，挠了挠后脑勺，然后说道：

“长官，有啊，我们收获了一位非常罕见的绅士，他热衷于把电影明星代入惊悚片里。有机会的话他自己早就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员了。我还以为他随时都会煞有介事地宣称自己是安全局的米老鼠呢。我在想，他真的是个诚实的人吗？他似乎也诚实得太过头，以至于有点儿不可信了吧？”

“不，我倒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当然了，还是派人去查查吧。想起来了，卡拉瑟斯在报告中说，他让指纹鉴识员去那部电梯里采集过指纹。如果伊林沃斯在电梯里待过——哎呀，刚才他在这里的时候，我应该问问他介不介意留下指纹的，如果他在那部电梯待过，就会对得上的……该死，我应该——！”

“长官，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帕普金斯说道，他那样子就好像他是警界的吉夫斯[18]一样，真是足以把人气疯，“他下楼时会有人把他截住的。几分钟后我们应该就可以拿到他的指纹来比对了。”

“好，好，”我说，“你模仿情报部门不是很有两下子嘛，那就展示一下，让我看看你从他的讲述中还听出了什么门道。”

当然，问了也没什么用，不过我通常都会问他一下，拿他寻点儿刺激。帕普金斯掏出了笔记本。

他说道：“要点还是容易抓住的。小韦德、巴特勒、霍姆斯、普鲁恩，还有那两个姑娘，他们听曼纳林把自己的冒险经历说得神乎其神，就合起来整了这么一出戏，想看看能不能吓倒他。他们得把戏演得巧妙一点，因为曼纳林真的去过东方，很可能还会说阿拉伯语，所以拙劣的把戏是骗不了他的。这出戏的关键人物当然就是‘伊林沃斯博士’，大部分夸夸其谈的台词都要从他嘴里说出来——问题是他们当中由哪个人来扮演这一角色？他们谁也胜任不了，因为唯一具有必备历史知识的霍姆斯，鉴于曼纳林认识他而被排除在外。您瞧，余下的人可以一一排除。小韦德吧，虽说具备饰演伊林沃斯一角所需要的口才和知识，但他得扮演杰夫·韦德，因为他最像老爷子，是可以把这一角色演得以假乱真的不二人选。曼纳林虽说从未见过老爷子本人，但照片还是有可能看到过的。巴克斯特会阿拉伯语，这倒是符合演伊林沃斯一角的条件，可对专业知识他却一窍不通，而且口才也不行。巴特勒虽然能说会道吧，却既不懂专业知识，也不会阿拉伯语。

“所以这个问题就把他们难住了，后来他们才想到了给演艺经纪公司打电话，问有没有扮演这一角色的合适人选，要完全符合以下条件：会阿拉伯语、了解历史遗迹——”

没等他说完，我便说道：“这他娘的不是给演艺经纪公司提了一个极离谱的要求吗？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这家经纪公司的名称（布雷纳德，对吧？），可以打个电话过去——”

“我已经打过了，”帕普金斯像吉夫斯一样摇头晃脑，同时又掏出了另一个笔记本，“这是有关雷蒙德·彭德雷尔的完整资料。”他顿了顿，直盯着我，“碰巧了，要我说啊，也真是太巧了，他们正好知道一个完全符合要求的人……”

我更加刻薄了。“‘碰巧了。’照你这么说，那儿岂不成了无常之水交汇、有定之命交错之所了吗？帕普金斯，这个说法我不喜欢。”

“都一样，我倒是喜欢。它可以带我们直奔要害——对不起，是带您。布雷纳德是一家专门为私人派对提供帮助的经纪公司。假如您想为令爱的招待会请一支舞蹈管弦乐队，或者想为一个单身汉派对找十几个歌舞女郎，又或者您想请的是一个女高音歌手乃至一个戏班子，只要您需要，一个电话过去，他们就可以把人给您派来。”

他打开了笔记本。

“雷蒙德·彭德雷尔，三十二岁，生于伊拉克，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波斯人，因而是地道的不列颠臣民。没受过多少教育，但很有天赋。四个月前刚从巴格达来英格兰……”

“哇！”

“是的，长官。他曾向公司里一个似乎很讨厌他的人吐露过自己的很多心事。我十分钟前找这个人谈过，了解到了一些有用的情况。彭德雷尔跟他说过，说他（我指的是彭德雷尔）的父亲是一个英国贵族，一名少校——少校都很堕落，这是众所周知的——还说在1919年大不列颠接管了伊拉克之后，他曾在一所英语学校念过书，后来当过导游——注意，是导游——带游客参观过那些名胜古迹。二十一岁时，他去了巴黎，在一家音乐厅当歌手，也演过一些角色。再提醒您注意一下：演过一些角色。此外，他还是一名专业伴舞。他似乎惹上过麻烦，照他自己的话说，有个女人诬告他，说他企图勒索她的钱财。”

“天哪，帕普金斯，我就担心这个。”

此时，我这条忠心耿耿的猎犬望着我，仿佛在琢磨我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但他只嘘了一声就又接着往下说了。

“然后他来到了伦敦，大约四年前又回到了他巴格达的老家。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但还有一个情况，自打四个月前再次来到这里以来，他的手头一直很拮据。没多少人请他去唱歌或演戏。不过，昨天韦德一伙打电话给那家经纪公司，要他们推荐一个符合要求的人时，他们自然就想到了彭德雷尔……”

“电话是他们中的哪个人打的？”

“是巴特勒。他给一个小小的角色出了二十几尼[19]，因为这个角色得赶紧临时抱抱佛脚才能演好；他是正午时分打的电话。他要他们安排此人下午2点到皮卡迪利的一个酒吧去找他，商量细节问题。所以，卡拉瑟斯昨天夜里突然向那伙人透露一个叫雷蒙德·彭德雷尔的人遇害的消息时，他们听了那个名字后没有丝毫反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或者说，起码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没……”

“我问你，你这混账东西，”我冲他咆哮道，“你是在含沙射影想说杰夫·韦德的女儿什么吗？”

帕普金斯说道：“此时此刻，我没必要含沙射影地说谁，长官。我只是在概述可能的事情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彭德雷尔接下了这个角色，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解释得通了。他那略微发灰的假络腮胡，是因为他要扮演伊林沃斯博士，而巴特勒和杰里·韦德两人似乎都很擅长用络腮胡来装扮学者。他的眼镜系在一根黑丝带上，很有学者范儿，就像咱们的朋友菲尔博士一样。他的高顶礼帽和晚礼服都很正式，是他在那段靠陪人家跳舞混吃混喝的日子的行头，您还记得卡拉瑟斯在他衣服上找到的巴黎商标吧。全都对上了，就连那帮疯狂的小家伙也都对上了——哦，也不尽然，有一个就不是那么疯狂。长官，您别激动！

“还有最后一点，如果伊林沃斯没听错的话，彭德雷尔到达博物馆的时间肯定比伊林沃斯本人晚了大约十分钟。从那时候起到11点之间，某个人把他干掉了。咳，不用我说您也看得出来，虽然也有局外人偷偷溜进来作案的可能，但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现在，整个演员表都摆在咱们——您——眼前了。您怎么看？”

我不得不承认，帕普金斯说得在理。我琢磨了一会儿他说的这番话，然后走到房间对面，看了看窗外的维多利亚堤街[20]。接着我又问他还有没有要补充的。还真有。

帕普金斯继续说道：“现在，有了伊林沃斯博士讲述的这个故事，卡拉瑟斯昨天夜里碰到的怪事，基本上就解释得通了。我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故事都串起来了。不过，还是有一些解释不通的地方。其中有几点也许很重要，另外几点则可能无关紧要。您可能得把那帮小家伙找来，好好痛斥一顿；尤其是那个忠心耿耿的普鲁恩，他没准儿可以成为您的主要目击证人，因为整个晚上他都在门口值班，大厅里的情况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解释不清的这些地方，有的您可能一眼就能看出个所以然，有的则可能会让您非常头疼。

“昨晚那帮家伙把真正的伊林沃斯从霍斯金斯巡佐手里救下来后，就马上关掉电灯，飞快地撤离了博物馆。之后他们又干了一件事：订立了一个攻守同盟，约定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否认那天夜里去过博物馆。他们担心的是伊林沃斯，不希望他把他们在杰夫·韦德心爱的博物馆里瞎胡闹，还把他锁在了电梯里这件事告诉杰夫——他们以为巴特勒说不定可以让伊林沃斯消气……可是，他们当中除了两个人之外，其他人都还不知道发生了命案。而这例外的两个人就是巴特勒和凶手；依我看，也有可能巴特勒就是凶手。不过其余的人——怎么说呢，我也不好说啊。”

帕普金斯对自己的论调很是得意。

我说：“你当我是傻子呀？他们当然不知道啦。不然的话，卡拉瑟斯进去时，普鲁恩就不会那么自以为是了。他要是知道有一个刚死的人被塞在那辆马车里，就不会在黑暗中兴高采烈地手舞足蹈，对那帮家伙的勇气顶礼膜拜了。你的话有道理，普鲁恩对那个姑娘忠心耿耿，而且对整个小团伙也都很忠诚。可是——”

“可是，如您所说，”帕普金斯真是会见缝插针，“既然命案已经曝光了，他们就免不了要来谈一谈。所以，我建议您把注意力聚焦在这样几点上。其中有几点，正如我说过的，也许容易搞清楚。我把伊林沃斯博士的故事解释不了的疑点列了一张单子。这是为您准备的一份副本，”说着，他把这份副本从桌上推了过来，“您若允许的话，我现在就从头到尾过一遍。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更侧重事实本身，第二部分可以说更偏向于理论推导。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

1．博物馆正门一进门处的煤末儿印迹，也就是卡拉瑟斯在地上发现的那些无法辨认的污迹，当作何解释？

评述：既然死者的鞋底上沾有一层煤末儿，那么这些印迹想必就是死者留下的。那他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又去过哪里，才会在白色大理石地板上留下脚印呢？

2．在曼纳林口袋里发现的那张以“亲爱的G，得搞到一具尸体——一具真正的尸体”开头的字条，该作何解释？

评述：字条是用霍姆斯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而且照曼纳林的说法，是在霍姆斯的公寓里发现的，与伊林沃斯所以为的那场“谋杀”并不能完全对得上号。

3．那个大煤块，就是卡拉瑟斯发现有人莫名其妙地朝东方集市展厅墙上砸的那块，该作何解释？

评述：这一点伊林沃斯博士和其他人都没有提到过，而且扯进来似乎也有点牵强。应该传讯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普鲁恩，大厅的情况，他自始至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另一个是巴克斯特，10点35分（左右），也就是伊林沃斯抵达博物馆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展厅。

4．那副黑色的假胡子经历了什么样的奇遇？

评述：这副原计划让巴克斯特戴的假胡子，按照霍姆斯的说法，由霍姆斯在当晚稍早的时候，连同那把匕首，一起放在了大厅楼梯上的某个地方。它好像和那把匕首一道不翼而飞了。后来，又被巴克斯特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找着了；然后它就不见踪影了，直到卡拉瑟斯在原来放匕首的上锁的展柜里找到它。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传讯在那儿值班的普鲁恩。

5．这干人在11点之后离开了博物馆，但为什么米利亚姆·韦德后来又回来了？

评述：在卡拉瑟斯于零点25分发现尸体之后不久，米利亚姆返回到后墙栅门外。门是锁着的，但她有这扇门的钥匙。她把卡拉瑟斯当成了罗纳德·霍姆斯，还说：“我看到了你这儿的灯光，可我没想到你会在这里，还以为你已经回公寓了呢，我正打算过去。出什么问题了？”其间，她去了哪里，又为什么回来了？

6．她回到博物馆并从卡拉瑟斯口中得知出了命案后，为什么要给在霍姆斯公寓的哈丽雅特·柯克顿打电话——还是以伪装的声音？

评述：如果她只是想通知并警告他们出了命案，为什么不是随便叫一个人接电话，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而不是脱口而出？似乎没有理由这么做。

7．（也是最后一点。）那本烹饪大全当作何解释？

评述：无须解释。

“我认为，”帕普金斯谦虚地皱眉说道，“这是需要注意的几点。当然了，我列出这几点的初衷只是为了让整个故事前后连贯起来。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就从略了，比如，从彭德雷尔10点45分（左右）进入博物馆，到11点（左右）巴特勒在马车里发现他的尸体，这段时间大家都身在何处？您明白，这张清单只是用来探讨疑点的。不过，我还是要不揣冒昧地贡献给您一点浅见：您搞清了所有这些疑点后，也就知道凶手是谁了。”

“头脑灵活啊，你。”我对他说，其实就算没有什么故弄玄虚的花哨材料或者有条有理的清单，这些疑点也都显而易见。帕普金斯就是那种啥事都喜欢列个表的家伙。哈！“有两下子呀，”我说，“我们还谁都没讯问，你就遥遥领先，对本案未卜先知了嘛。”

接着，他又胡说八道了一大堆，说什么身为警局的一员，没有一点先见之明怎么能行呢。不过，我很不客气地叫他闭嘴；我跟他说，要是还有别的建议，就赶紧说吧。（仿佛我，所有人当中只有我，有什么偏见似的！）嗯，下面是他那份清单的第二部分，对此，我憋了满满一肚子的火，眼下都还没发出来呢。

第二部分

8．昨天下午5点，伊林沃斯博士接到杰弗里·韦德先生发来的那封电报，该作何解释？

评述：从南安普顿发出的这封电报，邀请伊林沃斯当晚10点半到博物馆，还说杰弗里·韦德有望提前回来。显然，他并没有提前回来；他人在何处，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9．昨晚雷蒙德·彭德雷尔到博物馆为什么晚了那么久？

评述：这一点很重要，虽然没有其他几点那么明显。计划中要被作弄的对象曼纳林接到的邀请，是11点到博物馆。可想而知，他们要求彭德雷尔到博物馆的时间势必要早很多，以便他熟悉场地，并与其他人一道先排练排练。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可是，他直到10点45分才到，这时只剩15分钟就要开演了。事实上，我们知道，先到的伊林沃斯，普鲁恩和杰里·韦德误把他当作彭德雷尔了，而且也都认为他到得太晚了。

10．这帮人中有没有人学过医，或者说具备解剖或外科手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评述：分局法医马斯登大夫出具的证词上写道，能用那把弯刀刺穿心脏，不是令人称奇的歪打正着，就是凶手精通医术的结果。

11．（也是最后一点。）伊林沃斯博士进入博物馆的那一刻，米利亚姆·韦德正在地窖里干什么？

还没等他一本正经地给出他那讨厌的评述，我就打断了他。在这十一点中，有三点直接涉及米利亚姆，这令我大为光火。听我说，这姑娘我了解；诸位要是想了解令人不快的真相，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直说了吧，我是她的教父。杰夫过去老是得罪人，搞得别人都不愿意当他女儿的教父，不过我了解他古怪的个性，而且从来没生过他的气。至于那个姑娘嘛，说起来，她是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很会勾人的小狐狸精。我不想说她没有这样的倾向，看到卡拉瑟斯给的记录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但她绝不会卷进这样的事情的。

帕普金斯说道：“可是他们全都卷进去了。我并没说您教女的不是。我只是好奇，她在地窖里干什么？而且，我之所以提起此事，只是因为这个案子始终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煤末儿，这一点也许很重要。”

“是，可什么地窖？一个该死的地窖跟她有啥关系？有证据表明她去过那个地窖吗？”

“您相信伊林沃斯的陈述，对吧，长官？”

“就算信吧？那又怎么样？”

“很好。他说——我笔记本上记着呢，而且您在速记报告上也可以查到——他声称，就在他要去馆长室的时候，楼梯左侧的那扇门开了，身穿红衣服的姑娘走了出来。现在，再来看看卡拉瑟斯的报告。那扇门通往地窖，只通往地窖。所以说，她当时在地窖里。证毕。我并没说这个姑娘怎么着了，甚至都没说这一点就一定很重要；我只是说她当时在那里……但关键是，到了作决定的时候了。您要下达什么样的命令？”

这家伙的那副面孔，我真是讨厌到了极点。

“我们将正式指派哈德利负责此案，”我说，“并让年轻的贝茨协助他。不过眼下还是由我来负责，直到弄出点眉目为止。给我接通杰夫·韦德的电话，马上去办，不要以任何借口拖延。快滚！”

我忙得焦头烂额，但眼下也无可奈何，只好先把其他事情搁置下来。于是，我坐了下来，闭上眼睛，把整个案子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尽管我对帕普金斯说了那番话，但案子是怎么回事，诸位可以看出个眉目了吧？从诸位自己也可以看出的诸多迹象来看，我确信米利亚姆认识彭德雷尔这家伙。但让我对这一点确信不疑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线索，这个线索的重要性，帕普金斯的长鼻子并没有嗅出来，尽管他在评述中提到了这一线索：她得知出了凶案并见到了彭德雷尔的尸体后，为什么要以伪装的声音打电话给哈丽雅特·柯克顿？

对了，我并不认识柯克顿这个姑娘。事实上，米利亚姆本人，我也有三四年没见过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刚刚出落成一个诱人的小妖精，见了任何东西都会皱起脸，来一声“咦！”，表示自己很喜欢。关于她，只有一点我始终都记得，就是胆大包天，这一点在本案中已经表现出来了。柯克顿这姑娘吧，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和米利亚姆都漂泊在外，一起待在那个荒芜的国家，又是同船回国的，所以她很可能知道内情。四个月前，彭德雷尔从巴格达来到了英格兰。一个月前，米利亚姆从巴格达回到了英格兰，一回来就在杰夫的指示下被打发到了诺福克的一个姨妈那儿——姨妈当时就上了船，确保猎物万无一失——直到杰夫本人回国后接管了这一切。一个人背井离乡，和朋友分别快两年了，却被这样对待，肯定不是平白无故的。最后一点，在彭德雷尔口袋里还找到了一张有关米利亚姆的剪报；况且卡拉瑟斯也很肯定地声称，就像米利亚姆看到尸体后的反应似乎说明她认识死者一样，那伙人中有一个人也似乎确实听过“雷蒙德·彭德雷尔”这个名字，她就是哈丽雅特·柯克顿。确实可以从所有这些微不足道、无法证实的庭外证据中以小见大，得到一个大的发现。

事实上，我不太了解女人，只结过一次婚，再说了，人们之所以纷纷发表自己对女人的看法，原因只有一个，无非是想一鸣惊人。不过呢，有两点我倒是很清楚。这第一点嘛，就是我从没碰到过哪个女人会喜欢戴圆顶硬礼帽；这第二点呢，就是我也从没遇见过哪个女人遇事会不惊慌失措地尖声喊叫，除非是有什么极其私密的个人原因。昨天晚上，米利亚姆一逮住机会，就飞快地去打电话。这理所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要是她仅仅是被一具尸体，而不是这个人的尸体吓着了的话，那她就会直接打电话到霍姆斯公寓——她清楚大伙都聚集在那儿——并对接电话的人冲口而出：“大事不妙了，赶紧想好该怎么说吧，他们在这儿发现了一具尸体。”可她的第一个念头却不是这个。对，不是的。她的第一个念头是私下聊，私下提醒，跟哈丽雅特提及某件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某件必须要瞒着别人的事情。要是她打电话说“我是米利亚姆”的话，那就得先东拉西扯一通，可她耽搁不得，必须在卡拉瑟斯发现她打电话之前把消息告诉对方。她想要说的并不是“这儿有一具死尸，我们都有麻烦了”，而是“彭德雷尔死了，所以不管你知道什么，都要三缄其口”。她认为这才是更大的麻烦。因此，才有了那伪装的声音，而到了跟哈丽雅特说话时，这伪装的声音也就自然会变回她自己的声音。

听明白了没有啊，你们这些榆木疙瘩？尽管帕普金斯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显而易见：有个情况太重要了，她得在告诉其他人发生了命案之前，先把这个情况跟哈丽雅特交代一下。一个她刚发现的情况——死者的身份。这就意味着她或者哈丽雅特，或者是她们俩，之前是与彭德雷尔打过交道的。

难道你们不觉得她以那样的方式打电话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吗？我觉得是。因为死者的身份问题已经让她把谋杀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很可能是一个犯了所谓“轻率之过”的女人的表现，但肯定不是一个犯下谋杀罪的女人应有的行为。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依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当他们告诉我杰夫·韦德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时，我的感觉一点儿也没好多少。我作好了豁出去的准备。我说了一声：“喂，杰夫。”只听对方咆哮道：“喂，伯特[21]。”他那高亢沙哑、咄咄逼人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时，并没有因为电话线的传递而变得含糊无力，所以你得把听筒拿开两英尺。此外，还有一个不好的迹象。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吧？”时，他的反应跟以往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平常他都会先来上一句“今儿天不错，对吧？”，接着就东拉西扯装糊涂，直到你说“听着，你这该死的老浑蛋，别迷糊了，回我话”，这时他才会以正常的腔调说“哈，这下好些了”，然后快快活活地谈起正事来。

这一次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只听他低声说道：

“嗯哼，我猜到了你会来电话的。”接着就半天都没声了，我还以为电话断线了呢，“这事真恶心啊，伯特。你忙吗？”

“忙，我就没有不忙的时候。”

“噢，我只是在想——你能不能2点左右到我这边来一趟……我在博物馆。彭德雷尔这家伙的房东太太联系了我，说她掌握了重要信息。情况很糟糕，伯特，非常糟糕。”

自打认识他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听到他说话的语气像个老头子。

第14章　烹饪大全的秘密

我过了2点才抽出时间去博物馆。午饭吃得一点儿都不香，往常并不这样，鞋子也太紧。其间，仅有一条新消息，就是伊林沃斯的指纹与电梯里发现的那些指纹完全吻合；那部电梯已经停用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里面没有别的指纹了；由此看来，关于这一部分，那个老兄讲的都是实话。我已经正式让哈德利负责此案，把相关报告也转交给他了。此外，虽然这时候还是6月，天气已经变得像10月时那样阴寒多雨了。

不用说，博物馆的大门是关着的，但门口有一片黑压压的雨伞，跟长了一地蘑菇似的。我痛斥了几个家伙后便找到了执勤的警员，还算满意；开门的是沃伯顿——杰夫雇用的日间接待员——他跟普鲁恩判然有别，很像一个威严的士官长。

虽然之前我也来过这儿几次，但我对这个地方更深的了解来自卡拉瑟斯和伊林沃斯的描述，而不是我自己的记忆。月光般的灯光效果，让整个博物馆，就连马车车辕伸出来的样子，以及大厅中央的玻璃展柜上映出的绿白相间的天花板，都显得既古怪又眼熟；可是，我想我并不是在梦游。他们告诉我，杰夫已经回来了，正独自一人待在馆长室。

馆长室里非常幽暗。杰夫一盏灯都没开，仅有的一点光是从卫生间的那扇窗户里透进来的，由于窗户没关，所以雨水正往里溅。不过，我还是能看得清房间很大，布置得赏心悦目。红木办公桌后面，杰夫歪靠在一把转椅上，穿着大皮靴的双脚搁在了桌沿上。他正一动不动地看着那扇窗户，白色的八字胡下面叼着香烟，一英寸长的烟灰都变弯了也还没弹掉。灰色的光线下，可以看见他凹陷的太阳穴和茫然而古怪的眼神。他没有转身，只是动了动脚，皮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然后他冲一把椅子颔首示意了一下。杰夫虽然有的是钱，但除了要价五十先令的裁缝铺以外，他从来不光顾任何服装店；这不是因为他吝啬，他可一点儿都不抠门，而是因为他真心厌恶昂贵的服装。

我坐下来，和他一起听了一两分钟的雨水飞溅声。

“你我可是老相识了，伯特。”他说。

我记得我点头说了声“是啊”，就像若干年前我们在萨默塞特时一样；不过我没想到距离我上一次用这个词[22]，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刚才坐在这儿一直在想，”杰夫以一种好辩的语气喃喃说，“过去啤酒一夸脱[23]只要五便士，你可以在里面撒点儿肉豆蔻加热。真是让人怀恋啊。可如今你已是助理厅长，有了头衔和一切……你不是什么警察，伯特。”

“要这么说的话，你也不是什么商人，”我说，“可你照样还是百万富翁啊。”

“哦，也是。”杰夫想了想，同意了我的说法。

他略微转了转身，所以手上香烟的烟灰掉了下来。他开始用双手来回揉按太阳穴，还不停地眨眼，仿佛看不清楚东西似的。知道戴惯了眼镜的人摘掉眼镜后那种两眼模糊的样子吧？他揉来揉去的那双手下面，便是这样一副神情。

“我想，昨天夜里这里发生的一切，你都知道了吧，”我继续说道，“也有可能你还不知道。一个叫威廉·奥古斯塔斯·伊林沃斯的家伙今天上午跑到我办公室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告诉我了。”

“我也全知道了，”杰夫咬牙切齿地嘟囔道，“米利亚姆和杰里今天上午跟我说了。我想他们也很清楚除了坦白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认为自己要麻烦缠身了，我呢，也反复地告诉他们，的确有此可能。”

“说起来，杰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全都会有麻烦的。后天验尸，验尸官要是听说了这场愚蠢的化装舞会，肯定会大动肝火……”

杰夫坐直了身体。只要一对他提到当局，尤其是提到警方，就像是把一桶冷水泼到了一条脾气暴躁的狗身上。他又气得火冒三丈了。他很可能会站在那帮小崽子一边，不会对他们痛下狠手，却会对警方怀恨在心，我倒是很开心看这场热闹。

“哦，会吗，他会吗？”杰夫问道，“验尸官会大动肝火吗？验尸官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先别操心这个。昨天晚上，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在博物馆杀了这个叫彭德雷尔的人，这事你想过了吗？”

“嗯哼。是的，”杰夫慢吞吞地答道，“我想过了。我觉得，想瞒是瞒不住的，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情况？”

他的双手又在脸上摸来摸去，但并没回答。

“听着，杰夫，米利亚姆跟此案有关吗？”

“有。”

“哦？她认识彭德雷尔？”

“是的……几分钟后，有人要来这儿见我。她是彭德雷尔的房东太太，或者说，就我了解的情况看，是收留他的那个女人。我这儿有她的名字和地址：‘安娜·赖利夫人，本行政区兰特街冠龙酒馆。’待会儿我们瞧瞧，看她怎么说……还有，他们那伙人，米利亚姆、杰里、该死的霍姆斯、巴克斯特、柯克顿那姑娘、她的朋友巴特勒，以及普鲁恩（‘真该死，伯特！’我还是头一次听见杰夫这么惊讶地尖声咆哮，‘真见鬼，没想到普鲁恩这老东西也有份！’）；我已经把他们全都叫来了，就等你问话了。你会对他们手下留情吧……你知道，真该死，要是能看到伊林沃斯戴着那副络腮胡，我愿意掏半克朗，我真的会……”

“这还差不多，”我对他说，“好了，谈谈伊林沃斯这桩事以及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听着，你这老蠢驴，难道你没意识到是你让伊林沃斯身陷其中，才引起轩然大波的吗？这才是麻烦的起因所在。要说是谁的错，就是你的错。昨天下午，你从南安普顿给伊林沃斯发过一封电报，有没有这回事？”

“嗯哼。确有其事！”杰夫说道，他的四肢突然全都抖动起来，就像提线木偶上的线被拉动了一样。“我的确发过，是这样。”

“你非常清楚你发过，那就好。之前，霍姆斯已经打电话到伊林沃斯下榻的酒店，通知他晚上不用过来了，而你却又发电报让他10点半到这儿来。这才出事了。你当时身在何处？你干什么去了？你是不是根本就没回城？”

杰夫思考了一会儿。

“嗯哼。噢，回了，我回了城，”他回答得非常简单，“收购一家餐馆去了。”

伙计们，你们要是认识杰夫的话，就会知道他说出这种不着调的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要是跟这样的家伙长时间住在一起或是做邻居，就是硬汉也会迫不得已躲到最近的酒馆里去的。从多方面来看，他和伊林沃斯都是同一类人。如果这家博物馆为他们二人所共有，那么有一半的展品会被打碎，另一半则会不知所踪。这正是那帮小崽子一直担心的事情：他这人一向变化莫测，喜怒无常，搞得他们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

我说道：“你收购一家餐馆去了，好极了。你买个餐馆干什么？是一时冲动跑去买了一家餐馆，还是只想跟伊林沃斯开一个玩笑？”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伯特，”他说，“我的每一次疯狂之举看似愚蠢，其实背后都有它的道理，否则咱们眼下也就不会坐在这里了。说到买那家餐馆吧，我现在也开始觉得有点愚蠢，不过当时我并没这么觉得……我这个人吧，有时是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就是一时心血来潮，你知道的。我是坐火车从南安普顿回来的。而且我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不搭货车的，货车坐得屁股疼。在火车上，我遇到了一个老朋友，这老兄叫沙图，来自设拉子[24]附近的扎格罗斯，还有他的一个希腊朋友，名叫阿圭诺波波洛斯……”

“是开餐馆的？”

“对。他们在苏活区开了一家亚洲特色的餐馆，但已经快要倒闭了，因为没人赏识他们的厨艺。我非常喜欢吃这种东西，已经吃了好些年了。（你喝过设拉子葡萄酒，或者说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在伊斯法罕酿造的波尔图葡萄酒吗？没有，你没尝过，你这个俗人。）于是我就说，‘行，我会去照顾你们生意……不，真该死，听着！’我说，‘我会把这个馆子买下来，或者提供足够的钱，让你们把它开下去。’我想，他们会欣喜若狂的。沙图果然说道：‘这个必须庆祝一下。今天晚上你到餐馆来，我亲手为你做一桌好菜——嘿！’我当时正好也饿了，伯特……”

“你是说你把伊林沃斯忘得一干二净了？”

“嗯哼，”杰夫抽着鼻子回道，“9点左右我们到了滑铁卢，随后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们唱起了民歌——搞得极其沉静的一群人都跳了起来，你大可放心，大家可都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杰夫尖声说道，高兴得直拍桌子，“我们去了那个馆子，忙完这个又忙那个，讨论了新方案等等……他们给馆子取‘希波餐馆’之类的名字，傻兮兮的。我呸！‘没有这样做生意的，’我说，‘去弄一个巨大的电光招牌来，能买到多大的就买多大的，写上“苏活沙图”几个大字，把它往馆子的正上方一挂；再搞几玻璃罐的蛇往馆子里一摆……’”说到这里他停下了，哼了两声，掏出一块手帕擤了擤鼻子，“哎，不说了。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我直到2点才回家。”

“所以，你可以安慰自己，”我说，“这件事你只有部分责任喽。”

杰夫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愁眉苦脸的，看起来有点儿古怪，外面的雨还在噼里啪啦下个不停。

“我本来可以在那家餐馆玩得很开心的。”他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你什么意思，本来可以？”

“哦，没事。这件事了了以后，我会回东方去的，如果米利亚姆——”他把双手交叉在一起，把指关节捏得啪啪直响，然后抬起头来说道，“你有什么想问的吗，伯特？重要的问题？”

“也许吧。比方说，曼纳林似乎要和米利亚姆订婚了，关于这家伙，你都知道些什么？”

他倏地转过身来。“你干吗非得唠唠叨叨地揪着米利亚姆不放呢？曼纳林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的意思是说，我没见过他。好像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说喜欢撒谎吹牛。我问你的是，有没有重要的问题要问。”

我在桌面下掏出了帕普金斯那张可恶的单子，迅速瞄了一眼。

“有一个问题，”我提了出来，“昨晚在这里的人当中，有没有谁是医学生，或是曾经念过医学院？”

这个问题让他有点措手不及。杰夫讨厌人家问他答不上来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把他难住了。他站在那儿，脸上的肌肉抽搐，上面的皱纹和胡子也跟着颤动起来，活像一个怪胎。

“呃？”他嘟囔道，“喂，你在搞什么把戏？学医的！这个我说不上来。米利亚姆什么都学过，但大概只学会了一样东西，就是上哪所名校，就让哪所名校给开除。杰里开始学电气工程了，因为我跟他说，他娘的你就应该学这玩意儿。霍姆斯是个只知道看书的书呆子，除了看书就只会装客气了，他当过老师，但绝对没学过医。巴克斯特是个饭桶，钱多得花不完，直到后来阿布斯利拒绝给他那么多钱任他挥霍——呵，呵！迪克·巴特勒[25]写了一大堆骗人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他自己都不知所以。等一下！”他顿了一下，“我想起来了，他们有一个朋友，名叫吉尔伯特·兰德尔，他是在什么学校学医来着，不过对他，我不是很了解。”

“对柯克顿那姑娘，你了解多少呢？”

他鼓起了脸颊。

“不多。她是柯克顿老少校家的淘气鬼，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姑娘人不坏，”杰夫一边嘟囔，一边窃笑，还一个劲儿地敲着鼻翼，“她有时候也很让人讨厌，哎呀，还好喝酒！在我面前谁都不敢造次，而她却敢，这也正是她讨我喜欢的原因。她现在就暂住在寒舍。”他面露忧色，“她特别喜欢巴特勒，而他也不想对她敬而远之，两人的关系马马虎虎吧。”

有人敲了一下门，杰夫尖叫一声，跳了起来。

“来了一位赖利夫人，先生，”响起了日间接待员沃伯顿的声音，“她说跟您预约了。”

“让她进来吧。”杰夫说道，声音很古怪。他看着我说道：“坐着别动，伯特，必要时还请你帮我一把。我觉得应该用不着。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来软的，我这个人可是不会哟。”

他打开了中间的大灯，灯光太亮，晃得我直眨眼。然后他在桌后坐了下来，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老鬼，只是人很清瘦，皮肤被晒得发红；而且每次他那双小黑眼睛一眨，两撇八字胡好像就会跟着颤动。接着，安娜·赖利夫人就神动色飞地进来了。

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女人脖子上围这么大的一条毛皮围巾。围巾是黑色的，两端有很多流苏，而且似乎还像伊丽莎白时代的后领那样竖起来，把她的头都包裹住了。她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体格健美但略显矮胖，皮肤看上去跟职业拳击手的一样紧致，走起路来摇曳多姿——明白我的意思吧？她穿着一身定做的棕黄色套装，配以亮光肉色长袜，外加一双高得可以跳脚尖舞的高跟鞋。她的左手上戴着三个钻戒，看着像清洗过；也许正是这三颗钻石才让她如此光彩照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从围巾里面向外张望的那副样子：脸型略方，深褐色头发，妆化得跟马戏团海报上的人似的；她突然笑逐颜开，艳光四射。

接下来你会注意到当她微笑时，她的牙齿闪着金色光芒，魅力四射。要是没有牙齿的这些闪闪金光，在我眼里她就是人间尤物，因为我就喜欢朱诺[26]那种类型的女人。还有就是她的声音，太做作了，让你听了难受。

“韦德先生？”她说，“为了可怜又可爱的雷蒙德的事情，我给您打过电话的。”

她用充满魅力的目光把房间扫了一遍，就像是在进行烟熏消毒。为了给杰夫留下一个好印象，她特意做出了一副悲伤的表情，甚至还从包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角的睫毛膏。不过我注意到，她正目不转睛、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

“请坐，”杰夫含糊不清地说道，“天气糟透了，对吧？谁是可怜又可爱的雷蒙德？”

“这您肯定是知道的嘛——噢，对了，韦德先生，”她突然收声，向我抛来了笑盈盈的眼神，“我猜这位是您的律师吧？”

“嗯，没错，正是，”杰夫说，“可你是怎么猜出来的？你怎么会想到这儿会有一个律师？”

她哈哈一笑——笑声还挺悦耳。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姿势有如降落伞落地一般。

“既然咱们都很友善随意，”赖利夫人边说边摘下手套（若说这世上有一个我讨厌，且谁用我就想揍谁的字眼的话，那就是“随意”！），“我想，咱们就可以相互理解，对吧？哈，哈，哈。哎呀，这房间真是太棒了，多迷人啊！”

杰夫说道：“迷人的房间让人不思进取。你是谁，有何居心？”

这番话一点儿也没让她感到不快，虽然她不如刚才那般容光焕发了。“真是奇怪呀！”她说，“我以为——我当然是赖利夫人啦。先夫去世前是冠龙酒馆的老板，我从他那里继承了所有权。”

“酒馆？嘿，是个不错的行当。怪不得看着很有钱的样子呢。”

“外表往往会骗人的，韦德先生。哪怕是您的外表，说不定在某些方面也有欺骗性。我要说的是：我就住在酒馆里。而且我相信，伦敦只有我一人认识雷蒙德·彭德雷尔，也就是昨晚在这个迷人至极的博物馆里被杀掉的那个可怜小伙子。他临时寄宿在我那儿，在我家里住了三个月左右……”

“嗯哼。他付过房租吗？”

“他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时光，可怜的家伙，”她提高嗓门继续说道，“他曾把自己遇到的麻烦一一跟我说过——雷蒙德很优雅，很有风度，也很英俊！”这位夫人扭捏作态地笑着说，我发誓她真是这样，“昨天晚上，就在他来这里之前，我还帮他化装打扮了呢。我相信我的某样东西现在还在警方手上呢。知道吗？雷蒙德找我借过一本烹饪大全。”

很显然，她并没指望用这句话来引人注意或引起什么轰动，可她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借了——”我说着站了起来，“一本烹饪大全。为什么呀？”

“你不知道这事？”赖利夫人问道，她欢快地轻笑，摇头晃脑，双手拍打着膝盖，“真是奇怪呀！我以为你知道了呢……你瞧啊，雷蒙德要扮演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先生，我猜是一名教授。昨天下午他去见了一位指导他如何扮演这一角色的先生——那人好像叫巴特勒——巴特勒先生告诉他，他要演的那位教授不管去哪里，总是带着一本书，不是放在口袋里就是拿在手上。我忘了是什么书了（与加尔各答有点关系，我想）。可是雷蒙德跟我说，‘嗨，亲爱的，’他说，‘我崇尚现实主义。我们没钱去买那样一本真书，可我不必打开它呀，对吧？——所以，你这儿的书柜里有没有哪本书看上去跟那种书相似？’于是，我们把我的小书柜翻了个遍，只找到了结婚时我亲爱的婆婆给我装订得结结实实的那本烹饪大全……”

感觉就像被蜇了一下。

但我也没有为我之前没想到这一点而太过懊恼，当然我本来应该想到的，因为事情居然这么简单。卡拉瑟斯描述过那本书的封皮是磨砂小牛皮的，而它就是因为封皮才被选中的。他看到封面朝下躺在博物馆地板上的书后，一开始还以为里面有蹊跷，直到看了目录才知道并无玄机。这正是它要传递的意思。它就是一本糊弄人的书，把我们都给糊弄了。它压根儿就没有意义。

现在又有一点可以从帕普金斯所列的清单上划掉了。我瞥了杰夫一眼，只见他双手紧握，手指不断地抬起又放下。

“嗯哼，”他含糊不清地喃喃道，“有时候你得看看事物的外表。这正是你们这些家伙容易忽略的。有时候你得改改翻垃圾箱的毛病，得重新换一个角度，兜到房子的正面去，眯着眼睛多打量一会儿。可那又怎么样呢？我说你，什么夫人来着，干吗浪费我的时间？干吗不去找警察呢？我对烹饪大全又不感兴趣。你跑这里来想干什么？”

赖利夫人的眼中，闪现出了刺眼的愉悦神采。

“我亲爱的韦德先生！当然不应该找警察啦！我刚才跟您说过了，雷蒙德临时寄宿在我那儿，您也自然而然地问‘他付过房租吗？’。您瞧，您还真问到点子上了。他没付过。他欠我的钱——唯利是图不厚道，对吧？可我也得活下去呀！——欠了我将近三个月的食宿费。”

“你不会是说，要我替他付食宿费吧？”

赖利夫人皱起了眉头，脸色阴沉。她晃了晃一只鞋的鞋尖，仔细地看了看。

“没错——考虑到骨肉至亲的关系，我想您对认领他的随身物品至少还是感兴趣的吧……”

“骨肉至亲？”

“对呀。他——他娶了您的千金，不是吗？”

之前一直在不停地冲着窗户眨眼睛的杰夫，此刻突然咧开大嘴冲她笑了起来，笑容诡异而狰狞；由此我可以断定，这话无论如何不是真的。杰夫咯咯地笑了一会儿。浓妆艳抹的她则圆睁双眼，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不过，她似乎有些呼吸急促。

“是吗？”杰夫说道，“那什么夫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传闻。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女儿还没嫁人。而且无论怎样，她都绝不可能嫁给彭德雷尔那样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赖利夫人尖叫一声站了起来。她的呼吸加快了，目光炯炯有神。

“可是——糟了！哦，太糟了！我绝没想到，或者我也不应该说出来——您知道吗？她生了个孩子，是他的种。”

第15章　来自伊拉克的秘密

杰夫听了这话，就像冷不防挨了一拳，有些措手不及。她故意留了一手，先是虚张声势，然后才狠狠出手，让他受到了我所见过的最沉重的一击。虽然除了脸部之外，他全身的肌肉一动未动，但我觉得他的脸都快要气炸了。放在从前，他早就发作了，可眼下他却静静地坐在那儿，布满皱纹的眼皮一跳一跳的，而且呼吸平稳。

“我小看你了，”他说，“好吧。你开口了，我给你。”

赖利夫人倾身向前。

“让您的嘴巴歇歇吧，外公，”她平静地说道，“我说的是真的，这一点您和我一样，也很清楚。而且，还是个皮肤有点黑的小家伙，您知道的。”

她那三寸不烂之舌很是厉害，但低声甩出了这几句话之后，她就不再那么锋芒毕露了，而是又一次露出金牙，满脸堆笑，秋波流转，顾盼生辉。

“也许我最好还是告诉您一声，那是个男孩，六个多月前——确切地说，是1月9日——在开罗的一家非常私密的疗养院出生的。这事您是清楚的；您女儿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于是您把她送到了那儿，而且您也不敢让她堕胎。您想得真是很周到啊。

“可怜的雷蒙德想结婚；这样伤他的心很不好，对吧？等您得知此事（我是指冒出了这个当然继承人），已经太晚了，您就把她从伊拉克送到了埃及，并放出风去，谎称她已经打道回府了。雷蒙德都快急疯了，他试图向柯克顿小姐打探消息——他也很喜欢跟她相处，虽然没有处出这样实在的结果——可是她随令爱一同离开了。雷蒙德自然想追随令爱到英格兰来，可惜没钱。他花了好长时间攒了一点钱，我不知道这个穷小子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从来就攒不住钱，”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道，“四个月前，他还真来到了这里。结果发现了什么呢？发现您把他给耍了，发现她压根儿就不在这里。啊，上帝！”

杰夫直挺挺地坐着，冷静地看着她，还皮笑肉不笑的。这似乎惹恼了她。她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

“现在您感兴趣了吧，亲爱的韦德先生？”

“或许吧。接着说。”

“雷蒙德从我的一个朋友那儿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可他写不了信，因为他不知道地址。当然啦，自己的儿子，他是怎么都要坚持见的，而且还坚持要合法地抚养那孩子，不能让他背上私生子的名声！……后来他得知自己的合法妻子——合上帝之法，”赖利夫人喘了一口气，虔诚地举起一只手，咯咯笑着瞪了他一眼，“真的要打道回府了。啊，上帝——您不知道彭德雷尔真的到了英格兰，对吧？”

“我怎么会知道？”杰夫漫不经心地说道，“彭德雷尔这家伙是谁啊？你是在讲故事吧，虽然讲得不怎么样。”

“您才不是这么想的，不过，您没有冒险。”

“没有吗？”

“没有。您先把女儿打发到一个亲戚家待了两个多星期——可怜的丈夫雷蒙德心烦意乱，也不知道那个地址——然后，前不久您回来了，才把她接回家——困在家里——牢牢地困在家里——哎呀呀！您有一个十分忠诚的管家，我没说错吧，他会把信件或电话都挡掉吧？不过，说真的，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就在她从亲戚家回城之前，雷蒙德不是正好出城赴约去了吗？雷蒙德是个非常精明的小伙子，西瓜没到手，芝麻他是不会放过的。他前天才回来。所以，您和米利亚姆是怎么以为的呢？你们以为他根本就不在伦敦，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因为，自不待言，要是在的话，他早就钻出来再度施展自己的魅力，或是——”

“或是——？”杰夫耐心地鼓励她把话说完。他在等着下文。

“承认吧，承认吧，您就承认了吧！”赖利夫人大声嚷道，仿佛在玩一场恶作剧式的盘问游戏，场面很不好看，“现在她安全了，您就又由着她四处晃荡了。她也恨不得把开罗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忘得一干二净。孩子和护士，全都成了过去。多闹心的事啊，如今全都过去了……可是她的衬裙，您是看不住的，外公，”赖利夫人厉声说道，有如突然掷出了一枚带毒的飞镖，“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她吗？还有那温柔的抚摸——哎呀，没有！当她乘坐那艘巨轮离开东方，在船上邂逅另一个男人时，她真的把这些都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了。”

杰夫从桌后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

“彭德雷尔想要什么？钱？”

“说真的，恐怕是，”赖利夫人窃笑道，装出了一副惊愕的神情，“他这个人有时候是挺可怕的。在昨晚那场小小的游戏里，偌大的一个伦敦城，他们居然挑了一个希望见到自己露水之妻的男人来见她，这岂不是惊人的巧合？也可以说，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那你又想要什么呢？钱？”

我等的就是这个。我手都痒痒了，恨不得放开手脚拿她来擦地板；不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得慢慢来。她睁大眼睛瞪着我们，惊愕之情有增无减。

“钱？我的老天哪，不是！要钱不就成了勒索了嘛，对吧？哦，不，不，不；您误会我了！真的，一个子儿我也不会要。我可没有威胁要抖搂出去……”

“那好，”杰夫说，“门就在那里。滚出去。”

“遵命，外公，”她冲着他咯咯笑道，喜气洋洋的，但又一次气短了，“您听明白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在全体法官面前说出来，不信，您可以问问您的律师。说真的，既然雷蒙德已经死了，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该把他的行李交给您或是米利亚姆。当然了，如果您的千金没有嫁给他，那你们自然无权认领……”

她一边拍拍屁股，做出急于离开的样子，一边继续说道：

“您明白的，这穷小子吃我的住我的，可是一个子儿也没付过哟。有十几个人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哪来的收入啊？所以结果就是，他的行李，连同里面的一切，在账单结清前都成了我的财产。这一点您是绕不过去的。我相信——虽不敢断定，但我相信——他的手提箱里有咱们的米利亚姆得知自己怀孕后写的一些信。我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有我也不感兴趣。但我清楚的是，在有人替他结账之前，我只好先把他的行李扣着。”

杰夫看着她，仿佛事不关己。

“你蹲大牢之前，”他大声说道，“应该还可以再撑一阵子……他的账单一共是多少钱？”

“哦，嗯，”赖利夫人撅起红彤彤的嘴唇，歪着头说道，“数目恐怕很大，相当大。您想啊，三个月呢，加上雷蒙德饭量又大得吓人。不过，总数我还没完全算出来，只知道数目会相当大。您哪天过来一趟，我很快就会把账算出来的。在此期间，他的东西，不管是警察还是其他任何人，谁也甭想从我家里拿走一件。您知道的，这就叫法律，就是警察，有时也得尊重它一下。再见了，二位。很高兴认识二位，真是三生有幸啦。”

“赖利夫人，”杰夫说道，“你听没听说过威灵顿公爵[27]？你知道他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是怎么说的吗？”

“不知道，而且格莱斯顿1876年说了什么[28]，我也不知道，”赖利夫人冷冷地说道，“可滑铁卢我倒是听说过，而这就是您的滑铁卢。”

“他说的是：‘爱公开就公开吧，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29]”杰夫回道，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也正是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不管你犯没犯勒索罪，我都会以这一罪名控告你。这位是伦敦警察厅的助理厅长。好好收拾收拾她，伯特。”

我的确收拾了那婆娘一顿，把她的魂都快吓掉了。我左右开弓，把她揍了个稀巴烂，没了个人样（这是夸张的说法）。她当时就崩溃了，变得歇斯底里。不过，她做得很对，没留下任何勒索威胁的把柄——而且对此她心里也有数。她死死揪住这一点不放，真是妙招。不过，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火了，因为就算她认为自己没有违法，我们也还有一个法子可想。

很简单，我们的人可以以调查命案为由把行李“借走”，而不是拿走。万一她把那些信藏起来了，一纸搜查令就可以把它们找出来，因为作为他物品的一部分，信件也要接受检查。只是搜查起来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此外，虽然我不是律师，但我觉得，她在这些行李上的合法权利也有点值得怀疑。按照她逢人便吹的说法，彭德雷尔在她那儿是“临时寄宿”，不是房客。所以，房客登记簿上不会有他的签名，也不会有书面协议，更不会有收据；也就是说，此人是一个客人。所以，客人死后，房东太太是不能拒不交出客人的行李的——如果有亲属前来认领的话。有人说过，彭德雷尔在伊拉克有个波斯母亲。趁着行李在我们手上备查之际，杰夫可以跟那儿的律师取得联系，律师再与彭德雷尔的母亲取得联系，拿到索回可怜儿子的财产的授权，继而指定杰夫为全权代表。杰夫则会找到我们，呈上手中的凭证。“好的，”我们就会说，“拿去吧。”“可他欠我钱啊！”赖利夫人不免会尖叫。“行了，”杰夫会说，“给你五十英镑。如果你觉得他欠你的不止这个数，那就为这两口手提箱去法院告我吧。”

于是末了，我对赖利说了不少宽慰话，她热泪盈眶、满怀希望地离开了。然后，我关上门，给杰夫讲了讲情况，此时他双手都在发抖，脸色像自己的衣领一样惨白。

“谢天谢地。”杰夫说。他得坐下来歇会儿了。“有时候你还真顶用。对，他是有个母亲在伊拉克，我听说过她。我差点儿就山穷水尽了，伯特，刚才我是在虚张声势。你觉得管用吗？”

“咱们想办法让它管用呗。打起精神来，听着！那些信本身，如果有的话，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啊，你这么认为吗？”杰夫冷笑道，“巧的是，我不这么认为。”

“现在别扯这个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信无关紧要，因为整个案子就要浮出水面了。一定会闹得水花四溅、沸沸扬扬的，这都是迟早的事情，除非有奇迹发生。咱们还是面对现实吧。如果这些信被视为杀害彭德雷尔的动机，那就太可怕了。也就是说——”

我觉得杰夫要摔个什么东西才能发泄胸中难以抑制的情绪。他此刻的心情很差，差到了恨不能故意把椅子拆成碎片的地步。

“也就是说，”我补充道，“如果确有其事的话。真有这事吗？”

“是，当然确有其事。当时我真不知道是该宰了那个臭丫头还是该怎么办才好。现在——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也知道，我虽不如现在的人那样思想开放，但要是换了别人，只要不是这个彭德雷尔，我也不会介意的。伯特，你不知道他的为人。他这种人，见了女人就左一声‘亲爱的’，右一声‘亲爱的’，吻人家的玉手时动作夸张不说，还老盯着人家的钻石戒指。嗯哼。对于世间那些打不散的鸳鸯，我是很同情的，但这种事情——尤其是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赖利有一点还是说对了的。我不知道这家伙就在伦敦方圆千里之内，米利亚姆也不知道。”

“你好生想想！我下面要问你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我指的是孩子的事。”

“这个我还真说不上来！他娘的，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柯克顿那丫头当然知道啦。据我所知，别人都还不知道。不过，也不好说。我花了好几千的封口费，可是这种事情总是会走漏风声的。我猜不出那帮小崽子是怎么想的……”

“杰里知道吗？”

“嗯，也许吧。不过，他跟米利亚姆从来都不是很亲近，而且他没去过那些不毛之地，所以肯定没从我和米利亚姆这儿听到过。不过我怀疑，他可能还是从别的渠道听说了。他们有可能全都知道出了什么岔子。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不知道彭德雷尔这个名字。”

“巴克斯特或曼纳林呢？”

杰夫酸溜溜地笑道：“我敢跟你打个小赌，曼纳林不知道，你赌不赌？巴克斯特嘛，哼，应该也不知道，虽然他当时人在开罗。藏几个密探在地窖里来打探这事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采取了预防措施。天哪，伯特，可事情还是搞成了一团糟！伦敦的演员成千上万，他们偏偏挑中了这个——！”

“唉，跟其他所有的事情比起来，这件事也没有太奇怪，他们对演艺经纪公司提出的要求实在是不寻常。说来说去，关键还是在于：假如发现了彭德雷尔企图勒索，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人会干掉他，或者说会起杀心？”

杰夫嘲笑道：“难道你不觉得，为了确定这事，我脑袋都快想破了吗？我就会，算上我一个。杰里会，巴克斯特会。曼纳林——我没底，不好回答。米利亚姆本人嘛——嗯，很难说。有时候吧，她胆大包天，有时候呢，又胆小如鼠；她是个疯疯癫癫的丫头。迪克·巴特勒不会那么忠诚于她的，因为他跟哈丽雅特如胶似漆。我怎么知道都会有谁呢？”他胡乱地摸了一会儿下巴，“听我说，伯特，你不觉得他们是串通一气的吗？好像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我读过一部精彩的小说，情节就与此类似。十三个人，每个人都捅了死者一刀。”

“胡扯，”我胸有成竹地说道，“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把事情搞砸成这个样子了。不，行凶的只有一人。问题是，不管最终谁是凶手，都是个麻烦。”

杰夫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雨还在不停地从窗口飞溅进来。

他开口说道：“是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我想问你能否帮忙隐瞒整个事实，但估计问了也是白问，可你能不能尽可能地——？”

头一件事就是要搞清楚10点45分到11点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看看能不能排除谁的嫌疑。伙计们，这可是个一针见血的问题：第一个要盘问的就是普鲁恩。按照伊林沃斯的说法，普鲁恩从头到尾都可以把整个博物馆的情况尽收眼底。对了！普鲁恩先他人一步，已经来了，此时正在外面大厅里跟沃伯顿聊着呢。我认定约谈期间让杰夫在场绝非上策，只会带来麻烦。普鲁恩本来就很可能会撒谎，杰夫在场弄不好会让他撒更多的谎。还有一点，我们决定暂时不跟任何人提起赖利夫人，也别试着去摸清有没有别人知道赖利夫人知道的事情：说谎这种传染病如果控制得不好，一旦蔓延就会变本加厉的。

在普鲁恩进来之前，我把帕普金斯列出的那张讨厌的清单掏出来，在桌上铺开，坐下来研究了一番。这些问题有答案了吗？对，有几个已经有了。十一个疑点中，现在有四个我们已经有相当满意的答案了，分别是第六、七、八、十点。第六点是为什么米利亚姆见到尸体后，要以伪装的声音给哈丽雅特打电话，关于这一点，我的推测已经完全得到了验证。第七点是那本烹饪大全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现在搞清楚了。第八点是关于杰夫·韦德从南安普顿发的那封电报，以及他为什么没去博物馆，情况现在也都弄明白了。至于第十点嘛，有没有人是学医的？答案是：没有。这样一来，正如你们会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就只剩下第一点到第五点、第九点和第十一点这七点了，对吧？

我起身去把卫生间的那扇窗户关上了，因为感觉有点阴冷。此时，房间里已是一派灯火通明，艳丽的小毛毯、摩尔风格的回纹装饰，尤其是那一幅幅索然无味的镶框遗迹照片，全都尽现眼前了。杰夫喜欢把自己周围的环境布置得花里胡哨，连皮椅都要选红色的。除了电梯门上缺了一块玻璃，书桌上有一本格林编的《实用阿拉伯语语法》外，这儿看不到半点他们昨晚聚会过的迹象。我把疑点清单藏进了语法书里，随后普鲁恩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普鲁恩这家伙一副讨厌相。我很久没见过他了，他比我印象中的瘦了一点，戴着一副伍尔沃斯牌眼镜，脸因为红斑而显得愈发斑驳，两眼也愈发泪汪汪了——他不停地摘眼镜，擦眼睛——不过，这还是我头一次见他没穿制服的样子，所以才知道他是个秃瓢。另外，他老是不停地抽鼻子。他倒是毫无敌意，因为人都吓得魂不附体了。我吩咐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只见他双膝凸起，垂着脑袋。

随后我说：“你打算跟我撒谎吗？”

“不，长官！”（他的嗓子和伊林沃斯的一样嘶哑，我还以为他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呢。）

“对你自己的坏处，我就先不说了；可你要是撒谎了，韦德全家人都会倒霉的，你知道吗？”

“您是他的朋友，”普鲁恩简明扼要地答道，“我会跟您说实话的。”

“彭德雷尔是谁杀的？”

“骗您天打五雷轰，我不知道！”他说着，还像个高水平的悲剧演员一样做了个手势，“骗您的话，就让我死在这把椅子上，我真没骗您，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死了，直到——长官，您知道的——那位巡官来了，我才知道的。”

“以前听说过彭德雷尔吗？你知道他是谁吗？”

“没听说过，长官。我不认识那个浑蛋。他们也不认识他。所以，我想请问，为什么会有人要杀他呢，长官？”

“你已经知道，对于你们昨晚在这儿玩的那场把戏，我掌握得一清二楚。韦德先生告诉你了，是不是？这一点，你总不会否认吧？”

“不会的。”他回答得倒挺直白，脸上挂着一种缥缈恍惚的笑容，“勇气，我认为这就叫勇气！”

“你昨晚一晚上都守在正门，是吗？”

他回答得一点也不含糊。“一晚上都在，长官，包括闭馆前在内。闭馆后，从10点10分左右一直到11点，我都在那里。就在11点时，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家伙——您知道的，长官，他还以为自己是华莱士·比里呢；要我说啊，他就是凶手——大吼大叫地从电梯里冲了出来！他从卫生间的窗户逃出去了……唔！接下去的事，您就知道了。我们把他从那个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拽了下来。接着，霍姆斯先生就说：‘听着！咱们得从这里出去，万一警察来了就麻烦了。’那个疯子嘛，当然也得弄走。不过，巴克斯特先生得先到楼外去，再从那扇窗户爬进来，”他伸手指了指，“这样他们才能把那个老疯子锁上的那扇门打开，并从那个房间的衣橱里拿到自己的外套和帽子。”

他说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我说道：

“这个待会儿再说。你先把昨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跟我说说，一样也别落下，明白吗？”

“好的，长官。我这就说给您听。”他深吸了一口气，“昨晚，您知道的，7点到10点，我一直让博物馆开着门，和往常一样……”

“等等。昨晚有那么大的行动安排，你干吗还要那么认真负责地一直开着门呢？这很要紧吗？”

“这很要紧吗？”普鲁恩气呼呼地说道，“我说，长官！您难道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受欢迎吗？尤其是跟着老师或家长来参观的那些孩子，他们可喜欢这里啦！我问您，您认识的孩子中，有哪个见了东方集市展厅可以忍住诱惑，不进去看看？或者说八大天园展厅，那可是一座苏丹宫殿的再现哟！他们能忍住不去大饱眼福吗？”（说实话，这个我还真没怎么想过。相反，我还想当然地以为没人参观博物馆呢；不过，这座博物馆的影响力，我倒是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地方啊，”普鲁恩夜郎自大地说道，“可不是国家美术馆，您知道的。吃香吧？我再问您，长官，以您对韦德先生的了解，您觉得博物馆要是不吸引人，他会开一分钟的门吗？您瞅瞅这东方集市展厅，或是这八大天园展厅！巴纳姆和贝利[30]也不可能做得更出色了。他是一个真正善于出风头的人，我是说韦德先生。我们想弄一块大电光招牌，要是他们允许的话，早就弄了。还要弄一个镜厅[31]！——到时候火得，我们都要收门票了！”

“行了。昨天晚上是怎么个情况？”

“好着呢。星期五之夜，您明白的，长官——第二天不用上学。多好啊！这就是我们得开门的原因。当然啦，是破例。一般情况下，每天晚上10点整，都会有三个打杂女佣来打扫这里的卫生。只有昨天晚上没来。是我们通知她们别来的。”

“接着说。”

他又深吸了一口气。“嗯，长官，其他人——米利亚姆小姐、柯克顿小姐、杰里先生及其余的人——他们大概是，”他把头往后一仰，皱着眉头苦思冥想起来，由于太过兴奋而忘记了恐惧，“他们大概是10点钟来到这里的。没错，就是10点左右。他们是从后门进来的，因为米利亚姆小姐有钥匙。对了！他们得按照自己要演的角色来化装，巴克斯特先生和巴特勒先生，他们两个在霍姆斯先生的公寓里就装扮好了。杰里先生吧，只要戴上假发，粘上八字胡和络腮胡（不过我是反对他戴络腮胡的）就成，他穿着自己平时穿的衣服，打算到了这里再把络腮胡戴上。他们到了以后，直接来到了这个房间，等着我把博物馆的大门关上。”

“你是什么时候关门的？”

他想了想。“10点10分，差不多吧。有些人不太容易弄出去，您明白吧，长官。之后——”

“之后怎么啦？”

他在椅子上局促不安起来，愁眉苦脸地轻轻敲着椅子的扶手。

“哎呀，我刚想起来了一件事情！我跟您说，长官，这事保管您是头一次听说！只是您要稍等一下，容我先理出个头绪来……

“好了。10点10分，我关上大门，插上了门闩。然后我就来到了这个房间——他们全都在这里——告诉他们已经清场了。只见巴特勒先生正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那个演员在哪儿？’他问我，‘我们其余的人刚刚把自己的戏份过了一遍，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那个家伙呢？他还没到吗？’这是巴特勒先生跟我说的原话。”

“那个演员应该是几点钟到这儿？”

“巴特勒先生的下句话，”普鲁恩得意扬扬地指着我答道，“说的就是这个。巴特勒先生说，‘我让他10点一过就到这儿，越早越好。’接着，坐在那边那张打字机桌上，神情看着有点不安的霍姆斯先生——他们这拨人里性情最温和的一个——开口了，‘这事要是出了纰漏，我们可就成了天底下最傻的傻瓜了；你们觉得这家伙会在哪里呢？’

“杰里先生坐在那里，像老韦德先生那样把双脚搁在桌子上，他说道，‘别慌张；10点一刻都还不到呢。棺柩怎么样了？’——我说，长官，您是希望我说得这么详细吧？这么具体，对吧？”

“对。”

“那就好，”普鲁恩认同道，似乎很满意地叹了口气，“说到棺柩，您知道的，他们要用的是在楼上一个大玻璃柜中展出的一口镀银箱子。他们还没把它取出来，也还没有把它放进包装箱，因为在博物馆闭馆前，我不想让他们把展品弄乱了……当然啦，您明白吧，长官，他们得在下午帮巴克斯特先生把那套波斯服装偷出来，看他穿着合不合身；不合身就有好戏看了！……不过，棺柩还没打包。晚上早些时候，我已经帮他们把一个包装箱搬上楼了，还从韦德先生地窖的工作间里弄了一袋子锯末搬上去。此外，还搞了一些封口蜡，好让它显得精美些。

“于是他们决定，趁着杰里先生在米利亚姆小姐和柯克顿小姐的帮助下戴络腮胡和化妆的时候，巴特勒先生和霍姆斯先生先上楼去把那口箱子准备妥当。萨姆·巴克斯特先生吧，他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帮忙，说自己都穿上戏服了，脸也上妆了，不想被锯末弄得灰头土脸。所以他就进了东方集市展厅，在里面走来走去，喃喃自语地背起台词来了。”普鲁恩眨了眨眼睛，“论演戏啊，巴克斯特先生不是那块料——这么说吧，也就比我强那么一点点……”

“分开行动之前，他们全都出来，进入了大厅。霍姆斯先生打开了放阿曼弯刀——就是那把匕首，长官——的玻璃展柜，然后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副黑色的假胡子，想把这两样东西都交给巴克斯特先生。‘交给你了，’他说，‘拿着吧，萨姆，免得待会儿忘了。’不料巴克斯特先生却大呼小叫，仿佛它们会咬他似的，‘把它们拿开！’巴克斯特先生说，‘我暂时还用不着它们；我可不想皮带上别着这么个玩意儿，在滑溜溜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到时候再说吧。时候没到之前，先把它们拿到一边去。’

“于是，霍姆斯先生拿着阿曼弯刀和胡子，走回去将它们放在了楼梯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放这里了，’他说，‘你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

“然后，我说过了，他们就分头行动了。巴特勒先生和霍姆斯先生上了楼。那两位年轻的女士帮杰里粘络腮胡去了。巴克斯特先生到了东方集市展厅，边走边嘟囔着背台词。我呢，则径直朝正门边的那把椅子走了过去，然后就再也没挪窝，一直待在那里……当时的时间，长官，应该是在10点一刻左右。”

“普鲁恩，”我问道，“是谁偷走了那把匕首？谁把它捡起来的？”

他整个人都缩成了一团，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睁得溜圆。

“骗您天打五雷轰，长官，”他说，“可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第16章　演员的首次亮相

这个满脸斑点的小怂蛋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双手紧握；他的脑袋略微歪向一边，脖子上出现了一圈一圈的皱纹；脸上堆满了凝固的曲意逢迎的假笑。杂志广告上那些竭力劝你买东西的人是什么表情，诸位都见过吧？他当时就是那样的。不过，他的眼神看上去严肃得要命——而且跟吓破了胆似的。

“你这没长眼睛的该死的小矮子，”我克制着满腔怒火，越过桌子，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脸，说道，“你发过誓，说要跟我说实话的。是谁偷走了那把匕首？”

“嗯，唉！”普鲁恩伤心地叹道。

“是谁偷走了那把匕首？”

“没必要着急嘛，急了会中风的，长官。”他埋怨道。他的声音已经变成了一根细细的线，可他依然死死地抓住这根线不放，“再这样下去的话，您会中风的。听我说，长官，不差这么一会儿！我只想让您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请听我说！”

他大口吸气，语调变得平稳了。

“当时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大门口的那把，明白吗？距离楼梯有一百英尺远（或者至少有八十英尺）。那把匕首放在楼梯最下面的那一级台阶上。我和楼梯之间隔着一排玻璃展柜，它们挡住了我的视线，对吧？灯光呢，又不如月光那样明亮。再加上我这视力，您也看到了，也没法吹牛说非常好。请您告诉我，从那时到11点之间，大家走来走去的，如果其中有个人飞快地弯了一下腰，我注意得到吗？我注意得到那把匕首吗？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会想到要注意这个吗？好啦！要我说，您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后再下结论呢？”

这话虽然说得不无道理，可我仍然坚信他在撒谎。不管怎样，我还是叫他接着往下说。

“当然啦，话要从遇害人进门的那一刻说起，”他坦诚地说着，清了清嗓子，“嗯——”

“接着你前面的话，从10点一刻说起。死者进门之前还有半个小时的事你都没说呢。快说吧！”

看普鲁恩那意思，说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不过他还是接着往下说了。

“我注意到的情况不多。我坐下来后（掏出了烟斗，因为我们执勤的时候自然是不允许抽烟的），大约过了一两分钟，馆长室的门就打开了，米利亚姆小姐和柯克顿小姐从里面走了出来。就在她们出来的时候，”——说到这里时，这个怂包的动作好像是警员在向地方法官呈上证据——“巴特勒先生从楼上的阿拉伯展厅疯了似的钻了出来，冲下楼梯。那套警察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很不着调，傻乎乎的。呵呵！

“‘钉子！’他挥舞着我给他们留在楼上的那把锤子，喊道，‘钉子！钉子在哪儿，普鲁恩？’他的声音穿透了大厅，‘我们费了牛劲，好不容易才在没砸坏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把那口箱子从那个玻璃柜中弄了出来，没想到装锯末的口袋破了，而你又一根钉子都没拿过来。’

“他好像非常激动，我是说巴特勒先生。

“我跟他道了个歉，告诉他在地窖里，韦德先生的工作服口袋里有的是钉子——不说您也知道，长官，老板在地下室有个工作间，工作服和他喜欢的东西都放在那里——然后我说我马上就下去取。可是米利亚姆小姐赶紧就把话接过去了，坚持要亲自去取钉子。她一直都是个热心肠，愿意帮人忙。所以，柯克顿小姐和巴特勒先生上楼的时候，米利亚姆小姐就下去取钉子了。”

普鲁恩向后靠了靠，还在死气沉沉、漫不经心地继续说着，眼睛却一眨一眨地在房间里扫来扫去，好像急于结束似的。

“你呀。”我说。

“长官，怎么啦？”

“你是想告诉我她迫不及待地冲到地下室去取钉子了？”

“她这样不是很好嘛。”他不大服气地说道。他的双手在发抖；不过他并没冒汗，反而几乎要涌出眼泪了。“我一直都在说米利亚姆小姐，说她——”

“她是什么时候回到大厅的？”

他想了想。“哦，差不多过了五分钟，或者八分钟，大概吧。”

“普鲁恩，你睁眼说瞎话。该死的，难道你就不明白，你这样只能把大家都害了吗？我听过伊林沃斯博士的证言了，而且所有其他人的口供，我也会一一听取的。伊林沃斯是10点35分左右到达博物馆的。你说米利亚姆10点一刻刚过就下了地窖……你是想要我相信她在下面找了近二十分钟的钉子吗？因为实际情形是这样的：伊林沃斯走到大厅最里面时，看见米利亚姆正好从地窖上来。二十分钟！而且还不止这一点。就在她上来的那一刻，就在伊林沃斯走到那里的时候，他听到楼上传来了钉钉子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伊林沃斯10点35分到达这里的时候，真的看见她正上楼吗？”

“是的，他看见了。”普鲁恩回答说，这时他已经在咆哮了，“是的，他是看见了。为什么就不能看见呢？那是她第二次下去后再上来。”

“地窖她下去了两次？”

“是的，长官，我对天发誓！不过这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一点都没有！您听我说，我来告诉您是怎么回事。”

他伸出一根手指，在另一只手的掌心里轻轻敲了敲。我可不想任人耍弄，让他在这儿跟我东扯葫芦西扯瓢；不过看他当时那样子，好像有点要说真话的意思了。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像平时那样急于夸夸其谈了。他不再抗拒把该说的都说出来，因为危险的那一点，他已经扛过去了。危险的是哪一点呢？没错，就是谁偷了匕首那一点。我发现自己确信匕首就是在那一刻被米利亚姆偷走的，这种感觉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难堪不已。

“她下去给他们找钉子，”他声音嘶哑，神秘兮兮地继续说道，“过了五到八分钟——不，应该说更接近五分钟，她就拿着钉子上来了。巴特勒先生则正好又在下楼，想看看她怎么还没上来。她上来后，就把钉子给了他。”

“那应该是在10点25分到30分之间的事情吧？”（当时我喉咙里还憋着另外一个问题，但还不能马上就问。）

“是的，长官。她给了他钉子，他就回楼上去了。然后，她在楼梯前面来回走动了一小会儿——可以说，就像无所事事那样——接着她就迅速地朝大厅前端，朝我这边走了过来。不过，她只是冲我点了点头，笑了笑，就进了波斯展厅……”

“从前往后看，波斯展厅是在大厅左手边的一侧，对不对？”

“对，长官。里面黑灯瞎火的；我10点钟把参观者请出去后，就把灯都关了。所以我就问了一句：‘要我帮您把灯打开吗？’可她说：‘不，不用费心。’接下来的几分钟什么事都没发生。很安静，我能听见巴克斯特先生在不太远的东方集市展厅里走来走去，用阿拉伯语之类的语言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而我呢，也有点儿着急上火了：那个演员怎么还没露面呢？这时候，米利亚姆小姐从波斯展厅出来，再次穿过大厅——而且，她要是没打开地窖门又下去了一次的话，我就是王八蛋！”

“你看得清楚地窖门吗？”

“哦，看得清楚，长官。正好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可以说，当我坐在椅子上时——或者说，看得清楚一多半吧。嗯，我当时没多少工夫去想这事，因为紧接着门铃就嗡嗡响了……哈，真是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猜想，演员终于来了！我料想他们在楼上——我指的是巴特勒先生、霍姆斯先生和柯克顿小姐——没有听见门铃声，因为他们还在叮叮当当地钉箱子。哇，我总算是松了口气！我打开门，那个疯子就走了进来……

“唉，您说说，”普鲁恩气得跟什么似的，“我怎么看得出来这家伙不是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呢？他除了没有络腮胡外，样子跟他要扮演的角色简直是毫厘不差呀！我敢说，他那副滑稽透顶的严肃样子（还有那顶高顶礼帽）您从来没见过！他拉着个长脸，缩着下巴，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框架眼镜，像个美国佬，而他的那双大脚要穿11号的鞋，我敢打包票，错了我就不是人。不过尽管如此，长官，我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因为我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就递上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威廉·奥古斯塔斯·伊林沃斯，神学博士’，还随手把一本印着阿拉伯文的书在我眼皮底下晃了晃，然后就气冲冲地走开了。

“我在心里暗想：‘嘿！真是可以以假乱真了。’但是我开始有点儿担心了。不过，也许是我多虑了吧——看看他们在电影里多卖力呀，把一切都弄得滴水不漏！他在东方集市展厅门口站住了，而且肯定看到了巴克斯特先生，因为他叽里呱啦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巴克斯特先生也叽里呱啦地回了几句。然后那疯子就顺着大厅继续往里走。米利亚姆小姐又从地窖门口出来了，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就上楼去了。接着，这个房间的门就打开了，杰里先生火气冲天地走了出来，还说了一通‘你迟到了，快进来吧’之类的话。”

“时间呢？”我打断了他。

“正好是10点35分，”普鲁恩回答得很肯定，“我刚好看了一下表，想看看这家伙到底迟到了多久。迟到了半个钟头！呵！您说像话吗？随后疯子和杰里先生就进了这个房间，我虽说还是有点担心——可我没工夫多想，因为大概三五分钟后吧，突然传来了‘砰’的一声。”

“别这么一惊一乍的！”我吼了他一嗓子。他刚才跳了起来，还来了个双手合十，我这个人就见不得那种屁大点事就吓得屁滚尿流的怂包。“‘砰’的一声，你什么意思？”

他似乎真的毫无头绪。

“我说不上来。是一种碰撞声，长官，就像什么东西摔碎了似的。是从东方集市展厅那个方向传来的，好像就是从展厅里面传出来的。我喊道：‘巴克斯特先生！’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他把什么东西摔破了，而事后韦德先生却会把账算到我头上。于是，我赶紧冲了过去，想看个究——”

“等一下！”（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劲。）“我想，你说过你没挪窝，一直都待在门口吧？”

他似乎又大吃一惊。“哎呀，长官，我怎么就把这一茬给忘了呢！没错，我当时是离开了；不过没离开多大一会儿。这个不能算进去，真的，因为我又没走远——”这时一个全新的、能被接受的惊人想法似乎让他激动得不能自已，“对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长官！您是说有人可能趁着我背过身去的那会儿，溜出来把那把匕首从台阶上偷走了。”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这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

“你离开正门的时间有多久？”

他想了想。“大概两三分钟吧，长官。情况是这样的，我去查看那里出了啥事，结果发现巴克斯特先生没在里头，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没见到打碎东西的痕迹。但接着，我还真有所发现。地板上有一些煤块，墙上有一大块脏兮兮的地方，看来是刚才有人站在那儿，朝墙上‘砰’的一声扔了一大块煤。”

“是谁呢？”

“这我可就说不上来了，长官，因为除了巴克斯特先生，没人进去过，而当时我连他也没见着。我喊了一嗓子，然后就看到他穿过那些街市走了过来。他说他刚才是在八大天园展厅里——就在东方集市展厅的隔壁，而且两个展厅中间有一道互通的门，所以用不着从大厅里绕过去——接着他问道：‘喂，他娘的到底怎么啦？’我就说：‘巴克斯特先生，那煤是你扔的吗？’可他说：‘你他娘的在胡说什么啊？煤？什么煤？’我指给他看后，他只丢下一句话，说他可没工夫拿煤到处乱扔，然后就出去了，好像被我冒犯到一样。接着他就穿过大厅，进了对面的波斯展厅。

“可是，坦率地说，长官，我顿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有点不寒而栗的味道。就是刚才那小小的‘砰’的一声给闹的。我就想，唉，这个地方出事了，而且是很怪异的事情。另外，这里有时候真的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冷静。你在东方集市展厅里的时候，在巴克斯特去对面的波斯展厅之前，你听到外面的大厅里有什么响动没有？比如脚步声什么的？”

他跳了起来，像想到了什么似的，眼睛闪闪发光，这也许是他骗人的把戏，也有可能是出于他的幻想。但在我看来，他的反应不像是装出来的。

“对，听到了！您这么一提——我当时没太当回事，因为这里老是有很多回音。不过，我的确听到了，骗您天打五雷轰，我听见外面好像有脚步声！匕首就是在那个时候让人偷走的，我敢跟您打包票。我发誓——”

“你是什么时候听到那些脚步声的？”

他又愁眉锁眼，摆出了一副搜索枯肠、努力回想的样子。

“嗯，就在我探头到东方集市展厅里看了看之后，我想是的。对！就是那会儿前后，响起了急匆匆的脚步声。非常急促，我想起来了。”

伙计们，我虽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但一想到那些潜行的急匆匆的脚步，我的心里也发毛了。接着我又问：

“这个时候其他人都在什么地方？”

“嗯，就我所知，杰里先生跟那个我当时仍以为是演员的疯子就在这个房间里；其他人嘛，除了巴克斯特先生外，全都在楼上。我之所以知道他们在楼上，是因为从10点一刻一直到10点35分那个疯子到达为止，每隔一会儿，他们当中就会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楼梯顶端，大声问我，‘他还没来吗？’这个‘他’指的当然是那个演员啦。长官，我没法告诉您一共问了多少次，记不得了。反正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隔一会儿就问一次。不是柯克顿小姐，就是霍姆斯先生或巴特勒先生。哦，对了！最后一次就是在那个疯子跟杰里先生进了这个房间，而米利亚姆小姐第二次从地窖里上来之后。没错！霍姆斯先生从楼上那个展厅里出来，冲我喊道：‘还没到啊，普鲁恩？’（他急得跟什么似的，样子看着都有点可笑了。）我愉快地回道：‘刚到，先生，这会儿正跟杰里先生在一起呢。’对，我刚才把这事给忘了。之所以又清楚地记起来了，是因为当时我就纳闷，米利亚姆小姐明明看到那疯子进来了，她为啥没告诉楼上的人演员已经到了呢？”

“这是你听到东方集市展厅里煤砸墙的声音之前的事吧？”

“对，长官，几分钟之前。反正时间不长。还是回到有人用煤砸墙的话题吧……我听到‘砰’的一声，后来的情况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然后听见外面大厅响起了脚步声……”

我以帕普金斯一准儿会满意的方式，把这些都记了下来；我可以想象出他像幽灵一样在我身边鼓掌。另外，我几乎要和普鲁恩一样激动了。

“等一下，”我对他说，“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你在东方集市展厅里；巴克斯特已经穿过大厅去了对面的波斯展厅；杰里和那个——伊林沃斯博士在这个房间里；其余的人在楼上。时间肯定是在快10点45分的时候。现在我想知道，还有别的法子下楼吗？（我指的是从上面那层下来。）除了那座大理石楼梯，还有没有别的楼梯？有没有可能有谁从上面下来了，但你没看见？”

普鲁恩并没有马上回答。他使劲儿地打量着我，一双瘦骨嶙峋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自己的衣领，而且我还听见他在呼哧呼哧地喘气。他的表情变得很奇怪，那淡蓝色的瞳孔仿佛正在一张一缩。

“别的法子，”他重复了一下，似乎才想起了我的问题，“就一个，长官。”

“什么法子？”

“一楼波斯展厅的角落里有一座楼梯。波斯展厅——想看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出去看一看。从这座楼梯爬上去就是展示各种披肩的那间展厅，就在正上面。这座楼梯有点儿仅限内部人员使用的性质。是那种铁制的旋转楼梯，您知道的。”

“就这一个下楼的法子了？”

“是的，长官。除了那部电梯之外，不过电梯跟那个死翘翘的圣保罗[32]一样，只是一个摆设，而且杰里先生和那个疯子当时就坐在电梯外边。”

“你说波斯展厅当时是黑灯瞎火的？”

“没错。”

真是乱成了一锅粥，我得奋力挣扎才能避免坠入五里雾中，因为我是个生意人，不是侦探。不过，我认为自己还是摸清了方向的。

“好的。现在从你走进东方集市展厅，发现地上的碎煤块那里接着往下讲。”

他深吸了一口气。“我东张西望、左查右探了一番——马上就要说到重点了——我正打算好好搜索一下，看会不会有人藏在厅里——您可以自己瞧瞧，里面有那么多帐篷之类的东西，藏身之处可以说多得很——这时，只听‘呜——’的一声，门铃又响了。

“哎呀，差点儿把我的魂都吓掉了！我壮起胆子往外看了看，因为我觉得曼纳林先生不可能来得这么早，而且他们还没准备好呢。的的确确，太早了，才刚10点45分。可我转念一想，也有可能是他提前……不，我又想了想，不可能。他们——说得准确一点，是米利亚姆小姐——反复叮嘱过他，叫他别在11点之前来这里。接着，我就犯起嘀咕来了，我放进来的那个疯子，有没有可能不是我们在等的那个人。唉，我可以跟您说，我这个人很少这么疑神疑鬼的！不过，除了搞清楚是不是曼纳林先生来了，并通知其他人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说实话，长官，最让我紧张不安的是，我怕没准儿，只是说没准儿，是韦德老先生出人意料地回来了……

“对了，门上有一块小嵌板（也就是一个小玩意而已），可以旋开，瞥一眼外边的情况。我走到前门，旋开了那块嵌板，于是看到了那个后来被发现死掉了的家伙……”

他的额头已经在冒汗了。他用衣袖擦了擦汗，动作不大，还很麻利，就像女人扑粉似的。他咽了咽口水。

“长官，您说说看，我他娘的怎么知道这个家伙是谁呢？他皮肤微黑，蓄着一嘴黑胡子，戴着一副发黄的眼镜，眼镜上系着一根丝带，竖着衣领——以略带嘲笑的神情看着我。从门上的一个洞孔中，猛然冒出了他那张有点儿古怪的面孔，就像是从青铜门上突然跳出来的那样。

“我问道：‘你是谁啊？’他以一种怪怪的——怪怪的——”

“是腔调吗？”

“对，长官，可以这么说。还有，他的牙齿几乎就贴在嵌板的下缘上。天哪，好一个熊样！他看上去有点粗暴，您明白我的意思吧？他说：‘我是布雷纳德公司派来的，你这个蠢货。快把门打开。’听了他的话后，我确实感到恶心——不舒服，不过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而且我知道我之前搞错了，错把另一个家伙当成这个演员了。

“我开门的时候，他问道：‘韦德小姐在哪儿？’还是那种滑稽的腔调——这是他的原话。我回答说：‘在楼上，跟其他人在一起；不过，你就别管了。这里还有一个人，我还以为他是布雷纳德公司派来的呢。’

“他从我旁边进了门，说道：‘在楼上，跟其他人在一起。好的。’我刚一挪步，他又说：‘待在这儿别动，我要见一个人。’天哪，他路都不要人带！我动都没来得及动一下，或者说嘴都还没来得及张开，他就迈开步子，快速朝前走去了，只见他穿了一身略旧的衣服，头戴一顶旧高顶礼帽，胳膊下面还夹着一本皮面书。

“下面这部分，长官，您可要听好了，不能走神。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一个不怎么愉快的梦，梦里总是看到一张脸从青铜门上猛然冒出来……嗯，他一路往前走，就在他与那辆大型黑色出游马车并排时，传来了一个响声。

“有人‘嘶’了一声，就像这样，”普鲁恩从牙缝里挤出了嘶嘶的声音，“嘶！就像人们想要引起别人注意时发出的声音，明白吗？声音也许并不大，但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有回声的地方，还是把那家伙吓了一跳。他跳了起来，把头扭向了左边——将目光投向了马车。有个人站在那里，嘴里正在‘嘶’！那个演员停下来，站着看了看。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点了一下头，就飞快地躲到了那辆马车的车辕下面——马车停放的方向就是这样的——并且钻到了马车另一面，那一面吧，我啥也看不见。有个人站在那排马车的另一侧，但我看不到那边。”

我打断了普鲁恩的陈述，因为他的嗓门越来越尖，几乎每说一个字就要高一度。

“你的意思是说，”我问道，“坐在你的位置，另一侧的情况你是看不到的？”

“长官，要是看得到的话，我就天打五雷轰！不信，您可以过去，坐在我的椅子上试一试。我的椅子——是这样的。我直直地望过去，可以看见那排马车的这一侧，目光尽头，是地下室的门。那排马车位于左边。对了！有一排柱子，马车一字排开，夹在柱子和左手边的那面墙之间。勉强摆下了那排马车后，那地方就有点捉襟见肘了，马车和左面的墙之间就只剩下一条窄窄的通道了。灯光又不是很亮，您也知道，加上还有马车投下的大片阴影。

“于是我就起身朝那边走去，想搞清楚是什么情况。可紧接着我又意识到曼纳林先生随时都可能到来，所以我不能从门口离开，因为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还是往前走了几步，喊道：‘喂！你在哪里？你在这些马车中间干什么？谁在那儿？’

“没有半句回音。

“不，长官，我当时并没像您想的那样吓坏了。我是直到那名巡官发现了马车里的尸体后才被吓着的。当时我是有点担心。那种感觉就像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什么，结果却出了岔子。不过，接着——”

普鲁恩向前探了探身子。此时，他脑子里好像灵光一现，就像煤气灯的火光突然一闪。

“接着我看见的东西，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想起来了一些事情，而且能把它们联系到一块儿了。就在我回头看向大门，并去旋上那块嵌板的时候，我在一进门的地上看到了一些印迹。这些印迹是一分钟前留下来的，是那个家伙的靴子留在大理石地板上的脏脚印，看着像黑乎乎的粉末。”

“彭德雷尔的靴子吗？也就是那个演员？”

“是的，长官，就是刚刚进来的那个家伙。那些脚印在大厅里延伸了一小段距离后，就渐渐消失了。我心里就想，这家伙去过哪里，靴子上怎么沾了那么多灰？随后，长官，我又想起来了一件事。那家伙顺着大厅经过那些马车时，他的背影——还有他的高顶礼帽——看着有点眼熟。于是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跟您说过了，他是10点45分到这儿的。但还有别的情况：这个家伙在晚上早些时候，不到10点时，就来过博物馆。”

普鲁恩得意扬扬地靠在了椅背上。

第17章　十一个疑点，十一个嫌犯

“不到10点时，”过了片刻后，我重复道，“就来过博物馆。你的意思是说，他进来后，四处看了看，就又出去了？”

普鲁恩又在苦苦梳理自己的思绪了。

“我也说不上来我是啥意思，真的！不过，我会尽力告诉您我能记起来的事情。全都搞混了——我的意思是说——”

“大致印象？”

“嗯，”普鲁恩有点儿狐疑地嘟囔道，“是这样的。长官，干我这一行的，对进入博物馆的人就得察言观色；他们一进来，就得观察他们的举手投足。嗯，我跟您说过，昨晚很热闹。有两群跟着老师来参观的小孩子；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先生；有两帮在一英里[33]之外就看得出来的傻子，他们就像讨厌的归巢鸽一样冲向东方集市展厅；有来自城外的一家人。我不知道他们总共有多少人，但是人真的很多。然而头戴高顶礼帽、身穿黑色大衣的先生只有一个。我注意到了他，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戴高顶礼帽的人是不会在大晚上来这里的——原因嘛，我也说不上来，但他们一般都不会的……这家伙长啥样我没看清楚，因为他大概是9点45分的时候，跟在那家人后头进来的。我只看见了他的背影。换句话说，我当时把他当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先生，没想到他就是那个演员。唉！

“对了，我之所以注意到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与人们进门后通常的举止有关。长官，一个人进门后，十有八九会在一进门的地方站着东张西望一番，有点儿拿不定主意的样子。然后呢，十有八九会回头看我一眼。原因嘛，我也说不上来。我敢说，他们全都在想要不要问我点儿啥。他们有些人问，有些人不问，但不管问还是不问，他们一般都会看我一眼。长官，他们问我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您要是听了保准儿会惊讶的！大多数人想知道的是要不要买门票，有的人打听的是里面有没有刑讯室，有的人则是问厕所在哪里；而我呢，时时刻刻都得瞪大眼睛，盯紧通往地窖的那扇门——习惯性地这么做——还要盯紧楼梯另一边通往我自个儿宿舍的那扇门，目的只是确保他们别进去，尽管这两扇门上都写着‘非请莫入’。唉！

“10点之前，这个人第一次进来时，既没问啥，也没东张西望，直接就顺着大厅款步往里走去。所以我心里就想：‘你是来上厕所的，我得看着你点儿，看你会不会打开后边的其中一扇门。’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他的高顶礼帽和大衣。不过，他并没去开门，而是在马车旁边停了下来，然后他在马车之间穿行，好像打算进入埃及展厅。埃及展厅是左手边往里的第二间展厅。

“后来，我就把他彻底给忘了，因为有几个孩子过来问这问那，问了一堆问题。到了闭馆的时候，我隐约想起来没见到他出去。我之所以四处张望了一下，我跟您说过了，就是想确保闭馆后馆内一人不剩。您刚才这么一问，我就想起这个家伙来了。”

“他出去了吗？”我问道。

普鲁恩犹豫了一会儿。

“噢，长官，我四处张望了一番，没看到他，而10点45分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后，他的的确确又进来了。我敢说，他肯定出去了，不出去怎么能回得来呢，您说是吧？”

他这番话丝毫没有冷嘲热讽的意味。普鲁恩是在怀疑自己的这套说辞，但我却并不怀疑，因为我已经看出点儿门道了。我说道：

“喂，回想一下！这事是发生在米利亚姆、杰里他们这伙人到这儿之前吗？”

“是的，长官。是早了几分钟。”

“有没有这种可能，彭德雷尔（别跟我装你不知道谁是彭德雷尔！），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偷偷溜进过地窖？”

普鲁恩脸上露出的神色，就像一个寻找陷阱的人自己的脚却差点儿踩到弹簧时的样子。

“闭馆前是不可能的，我敢保证！长官，整个晚上，我可以发誓，我的目光只有两次离开过地窖的那扇门。第一次是10点钟我清场后四下查看的时候；第二次是有人在东方集市展厅里砸煤块的时候。所以——”

“可是，”我说道，“他进了博物馆后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对吧？然后趁你四处走动，请人们出去的工夫，他就可以飞快地躲到地窖里去呀。回答我！有这个可能没有？”

我得拿出点看家本领来，不能让到手的鸭子飞了：一下子抛到空中的东西太多了，接不过来呀。不过，对于彭德雷尔鞋底的煤末儿，还有他第二次进入博物馆时煤末儿在地板上留下的污迹该作何解释，我还是清楚地看出一些眉目了。

他第一次进入博物馆是在9点50分左右，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出于某种原因，他藏了起来，接着又飞快地躲进了地窖；原因很可能是他想截住米利亚姆·韦德，想一直躲到有机会截住她跟她单独聊聊为止。就是这样！他到了之后不久，其他人就到了，不过他们一起在馆长室待了一小会儿，等普鲁恩关门。然后——咳，他奶奶的，然后米利亚姆就下地窖找钉子去了！

所以，我的榆木脑袋们，她肯定在那儿见到了彭德雷尔。这次见面是提前安排好的吗？不，不，不，不可能！撇开她以为彭德雷尔在伦敦方圆千里之外这点不说，他还是天底下她最不想见到的人。可她的确见到了他。见面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五分多钟后她从地窖上来过。在楼梯前面来回走了几趟后，她从普鲁恩身边过去，走进了黑灯瞎火的波斯展厅，在里面待了一阵子，接着就又回到地窖去了。这一次，她没待多大一会儿，就又一次急急忙忙地上来了。这两次见面，都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是彭德雷尔做的，在他所能做的事情中，也就这一件与证据相符。他去过地窖前面，进过煤窖。在那里，他将几个箱子堆叠起来（卡拉瑟斯后来发现了这几个箱子），以便从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爬到外面的街上去。因此，他的鞋底就沾上了一层煤末儿，而他要再次走到博物馆正门，就必须穿过人行道，但那几步路下来，鞋底上的煤末儿并没掉得很干净。回到博物馆后，他火冒三丈，要找韦德小姐。这两次会面中，我们不妨再问一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经决定在博物馆现身，扮演自己在这出戏中的角色，装出一副不曾藏身于馆中的样子。

伙计们，他就这样走进了一个圈套。那排马车后面很隐蔽，有人正在那暗中等着他自投罗网。

没错，这是一桩恶性案件，而且和伊林沃斯那老兄一样，我也不羞于承认，这一案件令我感到恐惧。这些线索就像模糊不清的旋转木马一样在我脑袋里直打转，转着转着，普鲁恩的面孔就冒了出来，他还在叽里咕噜说个没完。

我对普鲁恩说道：“听见有人在马车后面‘嘶’了一声后，你喊了一嗓子，但没人回应，而彭德雷尔去跟那个——不知名的人会合后，你又不想从门口走开。所以你就看都没看一眼吗？”

只见他把双手笼在袖子里，还在胳膊上摸来摸去，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稍微看了一眼的，长官。我飞快地跑到了波斯展厅门口。站在那里，直直地望过去，就可以看见马车的另一侧，我的意思是说，可以看见马车和墙之间的那条通道。”

“你看见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看见，真的！连他们两人的毛都没见到一根。不过，您也明白，我没有理由认为有啥——您知道的，犯罪行为。我就是觉得有点儿蹊跷，没别的。”

“他们能去哪儿呢？会不会是在你查看那一侧之前爬到出游马车里去了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无精打采地说道。

“马车那一侧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的？”

“关着的，长官，”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道，“也就是说，要是开着的话，我就会注意到，而我却没发现什么不对劲。”

“他们两人不见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比如说话声、脚步声之类的？”

他显得愈发惊恐了。“天啊，您这么一提——倒是让我想起来了，我的确听见过一些脚步声！对了，骗您天打五雷轰，这些脚步声，跟之前有人扔煤时我听到的外面大厅里那些急匆匆的脚步声是一模一样的。没错，这些急匆匆的脚步声……”

“是从哪里传来的？这些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我说不上来，长官。好像处处都是声音，是回声。没法确定某个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加上我听见的脚步声并不多，就几声……大概是在那个演员头一低，从马车的车辕下面钻到了另一侧两三分钟后的事。不过，在没有理由要刻意记住的情况下，要确定脚步声到底持续了多久有点儿困难。”

“你听见的这些脚步声，是有人在逃跑的声音吗？”

他冲我发火了。“长官，您还有完没完啦？”他尖叫道，“我太多嘴多舌了，搞得人家还以为我有多开心似的，哪怕这出戏搞砸了——我后来还围着那个包装箱跳舞——而且从头到尾，那家伙的尸体——而我只提着一盏提灯！天哪！”他张开手掌，开始拍打椅子的扶手，“我太多嘴多舌了——没有那回事，除了我的提灯，只有我在那个地方独自跟那玩意儿在一起。天啊，我会梦到它的！现在您问起了逃跑的脚步声……没错，是逃跑的脚步声，不过这一点我现在才明白过来。”

等他发完飙，火气消了，我才又接着穷追不舍。

“他娘的，你放轻松点！”我得说说他，“我们已经清楚了一点，凶手对彭德雷尔行凶时，动作一定非常快。他要么是把他弄进马车，捅了他一刀，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接着就逃之夭夭；要么就是在马车后面的过道里捅了他一刀，接着打开最密闭、最不容易发现尸体的那辆马车的门，将他推了进去，然后就逃跑了。你说你只听见了几声逃跑的脚步声。只有几声……这么说来，我想凶手不可能横穿大厅或者冲上楼去吧？否则你就会听到他的动静了。”

“还会看到他！因为我只匆匆地看了一眼，就回到门口去了。您说得对，长官。”

“那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埃及展厅，长官。那是唯一可以去的地方。您瞧见了没，通往那个展厅的门就在那条过道上，位于两辆马车之间。埃及展厅与波斯展厅在同一侧——就像大厅另一侧的东方集市展厅和八大天园展厅一样，是挨在一起的。”

“是挨在一起的，”我念叨了一下（能看出我在想什么吧？），“波斯展厅与埃及展厅是紧挨着的。波斯展厅黑灯瞎火的，你说过了。埃及展厅呢？”

“也是黑灯瞎火的。您瞧啊，长官，昨晚的那场戏，这两个展厅我们都没打算用到。还有，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不希望曼纳林先生瞎逛到波斯展厅，发现巴克斯特先生的那身波斯行头是从一个展柜里偷出来的。”

这时候我的笔记记得完全歪七竖八，神仙都不认得了，但我还是在一个劲儿地奋笔疾书，胡乱地把他说的那些鸡零狗碎全都记了下来，虽然我自己都拿不准它们是有用还是没用。这也把我的注意力猛地拽回到了一件我已经忘了的事情上。

“听着！”我说，“咱们还是先把咱们提到的这些人理清楚吧。巴克斯特！你说有人朝墙上扔了煤之后，巴克斯特马上就溜达到了黑灯瞎火的波斯展厅。他一直待在那里吗？他在干什么呢？彭德雷尔来的时候，他没出来打声招呼吗？”

普鲁恩揉了揉脸颊。

“噢，我以为他肯定跟其他人一道在楼上。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他从波斯展厅的那座铁制楼梯上楼了。对，他是后来才出来的。我正打算跟您说这事呢。我们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把工夫都耗在了证词上——可是说真的，从那个演员走进大门那一刻算起，到我听到逃跑的脚步声为止，中间也就一小会儿时间。真的！当时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回到门口扯起嗓子喊人了。我连喊了几声‘巴特勒先生！霍姆斯先生！’，只是想看看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那时都快疯掉了……”

“是吗？”

“大厅里刚开始此起彼伏地响起我的回声，我就听见波斯展厅传来了脚步声。只见霍姆斯先生从里面冲了出来，向我挥手，示意我别出声，他的脸色看上去比之前还要苍白。他对我说：‘你嚷嚷什么呀？’（他是从那座铁制楼梯上下来的，您知道的。）‘你嚷嚷什么呀？’他问我。我就跟他说起了那两个家伙：先进来的那个疯子，和眼下不见了的这个浑蛋。听完后，他说的话很吓人。

“‘他在哪里？’霍姆斯先生问道，‘你早干吗去了，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先生，’我不喜欢他说话的语气，于是说道，‘是您亲口说让我不要离开岗位的，而且正跟杰里先生一起待在馆长室的那个家伙，那个先来的戴眼镜的瘦子，杰里先生好像没觉得他有问题呀，所以我干吗要跟您说呢？另外，我还想冒昧地问一句，’我站在他面前，理直气壮地说，‘不就钉一口小破包装箱嘛，你们这么多人，用得着花上足足三十分钟吗？’

“我后来才搞清楚，原来那口镀银箱子的铅盖被腐蚀得一塌糊涂了，他们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它弄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把我一个人晾在一边这么久，搞得我都有点儿慌乱了。可霍姆斯先生只是站在那里，按着自己的额头，说道：

“‘我的天哪，搞不好真有可能是伊林沃斯！’

“他撇下我，火急火燎地冲向馆长室——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就在这时，巴特勒先生和巴克斯特先生出现在了大理石楼梯的顶端，正连拉带推地把包装箱往楼下弄。霍姆斯先生凶巴巴地把手指往嘴唇上一放，示意他们别出声，接着又指了指我，随后就轻轻推开馆长室的门，朝里张望……

“就在霍姆斯先生从门缝里探进去半个脑袋，观察里面动静的时候，他们把箱子弄下了楼。然后，巴克斯特先生同米利亚姆小姐和柯克顿小姐一块儿，向我跑了过来，想搞清楚出了什么情况——不过，巴特勒先生却打了个响指，又跑回楼上去了，感觉好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似的。

“而就在这时——真是奇怪！馆长室的门在霍姆斯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全都差点儿又被吓掉了魂。疯子就是从这个时候发起疯来的，只是我们当时并不晓得这事……”

伙计们，我听到的新证词就是这么多了。凭借伊林沃斯的供述，此时我可以胸有成竹地验证普鲁恩说法的真伪了。结果是，双方的说法完全吻合，分毫不差。所以可以说：

普鲁恩的讲述虽算不上很精彩，却道出了全部实情。在波斯展厅的门口附近，米利亚姆、哈丽雅特和萨姆·巴克斯特这一小群人正在听普鲁恩讲当晚发生了哪些事。霍姆斯则在咚咚地敲馆长室的门，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巴特勒上了楼，称不知把警棍放哪儿了。接着馆长室的门打开了，开门的是杰里，开门前他已成功地强迫伊林沃斯进了电梯，霍姆斯走进了馆长室。一两分钟后，他和杰里又从房间里出来了，两人正起劲儿地争论着什么。然后巴克斯特发现了地上的黑色假胡子，冲他俩跑了过去；争论了几句后，他们仨就加入波斯展厅附近的那伙人了。杰里讲述自己对付伊林沃斯的经过时，他们听见巴特勒从大理石楼梯上下来了。他顺着那排马车往前走，每经过一辆都要往车里瞥上一眼，而且他还打开了那辆出游马车的车门……

然后，巴特勒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车内的情况，不消说，谁都无法看到，因为大伙都待在离那排马车较远的一端。不过，巴特勒看见了从通风口露出的伊林沃斯脑袋的轮廓，于是开始了那场先是追捕伊林沃斯，后来又把他从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拽下来的疯狂行动。

“因此，”普鲁恩兴奋地总结道，“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出了凶杀案。”（他似乎仍然不知道巴特勒早就知道了。）“我们害怕的是那个警察会搬了援兵，回来查清情况。所以他们都认为还是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溜。巴特勒先生已经先离开了，他正拉着仍人事不省的老疯子，非要把他送回去不可；巴特勒先生好像吓得不轻，这让我很吃惊。另外，他还让大伙发誓当晚晚些时候，都要到霍姆斯先生的公寓里跟他会合。唉，真是可笑；我纳闷——”

他想了一会儿，神色有些惊恐，但还是接着说道：

“巴特勒先生前脚刚走，米利亚姆就跟着离开了。她——对了，她身体不大舒服，长官；您也知道，她身体一直很差。”他盯着我，目光犀利，“她说她想开车兜兜风，散散心，让自己感觉舒服一点。她的车停在帕尔默花园路后面。柯克顿小姐提出来要陪她一块儿去，但米利亚姆小姐没同意。她说如果过会儿感觉好一些的话，她会到霍姆斯先生的公寓里去找他们的，说完便匆匆出门了……”

“独自一人？”

他迫不及待地扯到了别的话题上。“您这话倒是提醒了我。您是不是在想，如果米利亚姆小姐参与了这出把戏，那昨晚就在巡官在这儿的时候，她为什么又返回了博物馆？情况是这样的。她兜了一会儿风，然后就回来了，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了帕尔默花园路——看到了这个房间亮着灯。于是她以为大伙还在这儿，就进来看看了。

“但大伙早走了，虽然霍姆斯先生想留下来，不管会不会来更多的警察。他一直在说：‘那个演员究竟怎么啦？他在哪里？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很着急，但巴克斯特先生却只说了一句：‘你没看出来吗？这个该死的演员已经丢下我们不管了。我不想穿着这身可恶的行头在这儿耗下去了。’然后霍姆斯先生摆出一副非常有责任心的样子，说道：‘这地方乱得太不成样子了，我们得把它打扫干净。’

“‘这个您就甭操心了，先生，’我对他说，‘我有一整晚的工夫，会打扫干净的。’

“‘说得也是，’霍姆斯先生说，‘可是你自己没法拆开包装箱，把那口镀银的箱子取出来，再把四英担[34]重的铅板搬到楼上的玻璃柜里去啊，对吧？’

“可杰里先生却说：‘这事好办得很，你们这群榆木脑袋。我们现在偷偷溜走，以防有什么风吹草动；虽然会不会有我还怀疑呢；等风头过去了，我们再回来把这儿收拾干净不就结了？这期间我们可以去罗恩的公寓里待着。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回来一趟，因为萨姆得把那套波斯行头放回原处。’

“柯克顿小姐说这是上上之策，只听她连声喊道：‘快，快，快点！’当时的情况很诡异，因为我们把这儿所有的灯全关掉了，大厅里只有我那盏提灯亮着，所以我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不过，霍姆斯先生并没有因此而乱了方寸。他把我的提灯放到了原来搁匕首的玻璃展柜上，说道：

“‘对了，不管怎样，’他说，‘我们都要把阿曼弯刀放回原处，因为那可是个贵重物件。’说完，他掏出钥匙，把展柜又打开了，‘阿曼弯刀呢，萨姆？递过来。’

“不料，有点爱发脾气的巴克斯特先生却咆哮道：

“‘我可没拿！’他尖叫道，‘老子一晚上都在问你把它放哪儿了，而老子找到的就只有这副掉在那边地板上的该死的假胡子。胡子跟匕首原来是放在一起的，可现在匕首去哪儿了？眼下，老子才不管它去哪儿了呢，只想赶紧离开这里，趁——’

“门铃响了，是嗡嗡的两段长音。

“哇！长官，您没瞧见他们听到门铃后，一个个都吓成了啥样！提灯把他们的脸色照得很清楚，没被吓着的只有杰里先生和我，我们两人还相视笑了一下。当然了，按门铃的人其实——现在咱们也知道了——是曼纳林先生！但巴克斯特先生还以为是警察呢，担心人家看到他傻傻地穿着那身衣服，出尽洋相，害得他到头来丢了公使馆的饭碗什么的。哎呀，他都快暴跳如雷了！霍姆斯先生也没好到哪儿去。

“‘咱们赶紧撤。’巴克斯特先生尖叫道。他拿起那副黑色的假胡子，见着个地方就一把塞了进去：也是巧了，恰好就塞到了那个展柜里。接着，他从霍姆斯手上抢来钥匙，一眨眼的工夫就又把展柜锁上了。然后他们就一窝蜂地朝后门涌去。只有柯克顿小姐停了片刻，把双手往我的肩上一搭——天哪，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里闪着惊恐与泪水，不过我一辈子也搞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答应我一件事，’她对我说道，‘不论怎样，就算是天塌下来，或是死人从坟墓里爬出来，你也要答应我，绝不会把今晚来过这里的任何一个人给泄露出去。’”

普鲁恩停下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挺起了肩膀。他看了我一眼，眼神中闪耀着自豪。

“长官，上帝作证，”他说，“即使是在那具可恶的尸体真从它的墓穴里滚出来时，我也没有违背诺言，这个您的巡官可以证明。”

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雨点还在往窗户上溅，普鲁恩直挺挺地坐在那把红色的皮椅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从普鲁恩和伊林沃斯这两个一看就迥然有别的人嘴里，我们眼下已经了解了故事的两个部分了。

“没错，你就是一个傻瓜，”我说道，“不过，这个暂且不谈了。听着，关于这出针对曼纳林的‘把戏’，只有两个问题我脑子里还没想清楚……”

“哪两个问题，长官？”他露齿一笑，鼓励我说出来。

“这个针对曼纳林的玩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来的，是不是？换句话说，你们是直到昨天早上才知道杰夫·韦德昨晚要出门的。你们这么快、这么顺利地就跟每个人商量妥当了，是怎么做到的？是靠写信还是什么？”

他呵呵笑道：“噢，一周前就在酝酿了，长官。只剩日期没定下来了。他们决定，就在最近的某个时候吧，一旦出现了好机会就动手。而昨晚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您也知道，那个货真价实的伊林沃斯博士真的就在伦敦，而花花公子曼纳林先生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这会有助于让他信以为真。哦，为了把这出戏演好，我们还想出了一大堆方案呢。”

他把头伸了过来，像是要跟我透露什么机密似的。

“嗨，不瞒您说，我们想到的第一个方案——最初的那个，后来不得不放弃了——是筹划一起谋杀案。我的意思是说，一起有一具真尸等等的名副其实的谋杀案。当然了，长官，我的意思是说，从医学院弄来一具真尸——看把您吓得！”

我的脑子都快转不了了。我说道：“听着，这是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你说要从医学院弄来一具真尸？星期三那天，那伙人中有没有谁写过一张字条？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G，得搞到一具尸体——一具真尸。怎么死的无所谓，但得搞到一具尸体。谋杀的事我来想办法——那把象牙柄的阿曼弯刀可以解决问题，要不勒死也成，如果勒死看上去更好的话……’有谁写过这玩意儿吗？”

普鲁恩面带愧色地点了点头。“没错，长官。昨晚谁都没敢承认，不然——唉，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杰里先生有个朋友在医学院，名叫吉尔伯特·兰德尔，这事老板跟您说没说过？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觉得他没准儿可以从解剖室里弄来一具尸体；至于‘怎么死的’，意思是说，死者是怎么死的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能弄到一具尸体来用用就行。他们也就是想用它来摆摆样子。于是，杰里先生就在这个房间里坐下来，开始在打字机上打那张字条。可是，霍姆斯先生却打断了他，还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榆木疙瘩，别写这样的玩意儿，非要这么干不可的话，直接去找兰德尔好了，因为万一这封信丢了，肯定会闹出大笑话的。’听霍姆斯先生这么一说，杰里先生就把字条塞进了口袋里，不想后来掉出来了，掉在了霍姆斯先生的公寓里。当然了，杰里先生见了兰德尔先生后，发现根本就不可能弄到一具真尸，所以他们就只好放弃这个主意了。”说到这里，普鲁恩愉快地笑了笑，“您昨晚不在这儿，没看到卡拉瑟斯巡官冷不防掏出那张字条时，一脸煞有介事、凶神恶煞的样子，可轰动啦。霍姆斯先生差点儿吓死了，如果卡拉瑟斯巡官给您看了办案记录的话，您一定会发现他的反应都被记录了下来……杰里先生当时本来是想插嘴解释的，但让霍姆斯先生给拦住了。可是，哎呀，长官，字条还真是落到了不该落到的人手里，而且还真是闹了个大笑话。”

感觉又像被蜇了一下。

我往后一靠，有点儿茫然。从伊林沃斯和普鲁恩嘴里，我们掌握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我们得出了——什么呢？真是可以把人逼疯。费了那么大的劲，东寻西找地把散了苏格兰场一地的拼图碎片都捡了起来。我们已经把这些碎片都拼起来，得到了完整的图像。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朝我们吐舌头的画面。即使碎片都被拼接起来了，对于谁是杀害彭德雷尔的凶手这一问题，我们也还是与之前一样毫无头绪。

这个该死的事实让我作了一个决定。我挠着曾经有一头黑发如今却快成秃瓢的脑袋瓜时，普鲁恩满怀希望地看着我。

他说：“哎，长官，您打算怎么办？我跟您说的都是实话，即使是天使加百利问我，我也会这么回答。您尽管验证！随便问问他们哪个都行！把他们叫过来挨个儿问一遍也行！韦德先生跟我说了，您会把其他所有人都盘问一遍的——”

我断然说道：“普鲁恩，我的老弟，我不打算盘问其他人了。”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于是当时我就把眼下要跟诸位说的话跟他说了一遍。作出那个决定后，我感觉好多了，就给了他一根雪茄。

“普鲁恩，”我对他说，“我之所以插手此案，就是想搞清风向（不要点评我这个蹩脚的比喻，否则就会被我鄙视）；看看情况有多糟，并给予杰夫·韦德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我已经发现情况有多糟了，糟得很。但我仍然愿意在不败坏警局名声的情况下，能帮他多少就帮多少。不过余下的，我就爱莫能助了。6月14日晚上，进过这家博物馆的共八人：米利亚姆、哈丽雅特、杰里、巴克斯特、霍姆斯、巴特勒、伊林沃斯以及你本人。把伊林沃斯排除在外的话，剩下的七人，谁都有可能是杀害彭德雷尔的凶手。博物馆外面至少还有另外两人——曼纳林和杰夫——有机会的话，他们也有可能下手把他干掉。如果坚持涉案人员一个都不能排除嫌疑的原则，非要把伊林沃斯也算进来不可的话，一共是十个——”

“不好意思，长官，”普鲁恩插嘴道，“可您是不是把刚才在这儿大吵大闹了一番的那个板着脸的女士给忘了？我虽然没听见她说了些啥，但从她离开时您跟她说的话来看，我猜她跟彭德雷尔有些瓜葛……”

“对！”我说，“安娜·赖利夫人。没错，她也必须算进来。因此，不管有无可能，不论可能性大小，我们一共有十一个嫌犯。老弟，我再说一遍：我是头儿，不是侦探。这种给小毛驴贴尾巴的游戏必须由习惯于蒙着眼睛干活的人来完成，别把我当成这样的人。所以——”

普鲁恩若有所思地“唔”了一声。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让大名鼎鼎的侦探哈德利警司出马的时候了。老弟，帕普金斯给我的职位下过一个正确的定义。他说，虽然我说不上非常善于搜集离奇而疯狂的信息碎片，但也堪称一个搜集反常信息的高手。从某种或多种意义上说，我都是一个清扫工。帕普金斯列出了十一个疑点，供我一个个清除。十一个疑点，十一个嫌犯；所以一切都吻合了。帕普金斯说过：‘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就从略了；这张单子只是用来探讨疑点的。’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说对了。不过帕普金斯还说过：‘我想说，您搞清了所有这些疑点后，也就知道凶手是谁了。’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说，帕普金斯这个骗子看走眼了。

“这些疑点都已经有了答案，有的完全拨云见日了，有的则部分水落石出了；可整个案情却恰恰相反，变得愈发扑朔迷离和匪夷所思了。而我对本案的贡献，我对这桩荒唐案子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贡献将是这一点，而且仅此一点：我要把枪对准该对准的人。”

趁着普鲁恩正纳闷我到底在瞎吹些什么时，我把帕普金斯列了十一个疑点的那张单子在桌上摊开，从笔盘里拿起一支大号的红色铅笔，在单子上面写下了最后的问题：

是谁杀了雷蒙德·彭德雷尔？

注释

1．杰夫（Jeff）是杰弗里（Geoffrey）的昵称。

2．一种脱衣扑克游戏，参与者每输一局就得脱去一件衣服，输得惨的话便会春光外泄。

3．阿拔斯大帝（Shah Abbas the Great，1571—1629），又称阿拔斯一世，波斯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国王。在伊斯兰发展史上他与苏莱曼大帝、阿克巴大帝齐名。在他统治时期，萨非王朝达到了国力的巅峰。他不但影响了伊朗历史，而且对大航海时代的东西方交流也起了很大作用。

4．伊斯法罕：伊朗中部城市，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多次成为王朝首都，是南北往来必经之路，著名的手工业与贸易中心。

5．莎赫扎德（Shahrazád），《天方夜谭》中故事的讲述者。

6．亨利·欧文爵士（Sir Henry Irving），原名约翰·亨利·布洛德里布（John Henry Brodribb，1838—1905），英国最著名的演员之一，也是该国首位受封爵士（1895年）的演员。

7．一种活泼欢快的舞蹈，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

8．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1899—1962），英国著名演员，后加入美国国籍。1934年，因在《英宫艳史》（The Private Life of Henry VIII）中扮演亨利八世而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9．河狸的英文为beaver，除本义外，还可指蓄着大胡子的人。此处说话者用多义词以表幽默。

10．此三人都是当时的影坛巨星。查尔斯·劳顿见前注。华莱士·比里（Wallace Beery，1885—1949）因在《舐犊情深》（The Champ）中的出色表演而在1932年获得第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1930年，乔治·亚理斯（George Arliss，1868—1946）凭借在《英宫外史》（Disraeli）中的精彩表演而成为第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

11．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1270—1305），苏格兰人心中的民族英雄，苏格兰独立战争的重要领袖之一。电影《勇敢的心》（Braveheart）讲述的就是他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

12．原文为The League of the Clutching Oyster，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时代，有时会由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平信徒传道人传道。据说有一名这样的传道人在传道时引用了路加福音19章21节的“因为我怕你，你一向是严厉的人”（For I feared thee, because thou art an austere man），但他不认识austere（严厉）这个词，以为这段经文讲的是“an oyster man”（一个采牡蛎的人）。于是他便解释说一个人潜入漆黑、冰冷的水中搜寻牡蛎，双手都被锋利的牡蛎壳划破了，逮到一只牡蛎后便浮出水面，用“那双划破了且在流血的手”紧抓着牡蛎。接着他又牵强附会了一番。后来有人找到卫斯理抱怨，说这些未受教育的传道人太无知，竟连自己所传讲的经文的意思都不懂。对此，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卫斯理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没关系，今晚主得到了一打牡蛎。”（Never mind. The Lord got a dozen oysters tonight.）所以此处的“抓牡蛎联盟”具有讽刺意味。

13．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1901—1960），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著名男明星，1935年因在《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中的精彩表演而获第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14．班诺克本（Bannockburn）是苏格兰中部斯特灵城堡（Stirling Castle）以南约四千米的一个小村子。在1314年发生在这里的班诺克本战役中，史称罗伯特一世（Robert the Bruce，1274—1329）的苏格兰国王打败了爱德华二世率领的英格兰军队，为苏格兰赢得了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促成了日后（1328年）正式承认苏格兰王国独立地位的《爱丁堡－北安普顿协议》的签订。

15．这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苏格兰人》（Scots Wha Hae）一诗的第一节，此处译文出自王佐良先生之手。该诗作于1793年，最初的诗名叫《罗伯特·布鲁斯进军班诺克本》（Robert Bruce's March to Bannockburn），曾被用作苏格兰非正式的国歌。诗句中的华莱士即指威廉·华莱士，布鲁斯则是罗伯特一世。

16．塞米诺尔人（Seminole），又译西米诺尔人，北美印第安部落，为克里克人（Creek）的支系。

17．这是诗歌《塞米诺尔人的回答》（The Seminole's Reply）的第一节。

18．吉夫斯（Jeeves），英国著名作家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1881—1975）笔下足智多谋、神通广大的人物，后用来指理想的管家或仆人。

19．几尼，英国旧时货币单位，合21先令，1.05英镑。

20．维多利亚堤街（the Victoria Embankment），伦敦的一条重要河滨马路，位于泰晤士河北岸，西起威斯敏斯特市的威斯敏斯特宫，东到伦敦市的黑衣修士桥。曾是苏格兰场所在地。

21．伯特（Bert）是赫伯特（Herbert）的昵称。

22．原文中的“是啊”所用单词为“Aye”，在英国部分地区的英语方言中表示同意或赞成。

23．夸脱：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英制1夸脱约等于1.1365升。

24．设拉子（Shiraz），伊朗南部城市，古老的波斯文化中心，位于扎格罗斯山脉南部的盆地。

25．即理查德·巴特勒，迪克（Dick）是理查德（Richard）的又一昵称。

26．朱诺（Juno），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婚姻和母性之神，罗马十二主神之一，对应希腊神话中的赫拉。

27．即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曾任陆军元帅、英国首相。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他联同普鲁士王国元帅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战神。

28．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76年，巴尔干爆发了保加利亚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起义。当局使用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起义，遭到全欧洲民主人士的谴责。但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却千方百计地掩盖其罪行。格莱斯顿视此为反对政府的大好时机，把自己打扮成弱小民族的热心保护人，利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国会演说等机会，指责土耳其统治者的暴行和自己政敌的反动政策，从而获得了巴尔干斯拉夫之友的声誉。

29．原文为：“Publish and be damned!”，直译为：“公开，并遭受谴责吧！”。威灵顿公爵的一个情妇威胁要公开其情书并把两人的风流韵事公之于众，以勒索钱财。威灵顿用这句话打发了她。

30．巴纳姆，全名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1810—1891），美国马戏团老板兼演员，有“马戏团鼻祖”之称。贝利，即詹姆斯·安东尼·贝利（James Anthony Bailey，1847—1906），本是巴纳姆的主要竞争对手。两人于1881年合作，成立了“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

31．效仿的是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

32．原文为“that's dead as St. Paul”，此说出自《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说过的一句话：“I die every day.”。

33．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

34．英担：重量单位，1英担约为50.8千克。

下　侦办天方夜谭案的苏格兰人

警司戴维·哈德利的陈述

第18章　黑夜的面纱揭开了，但凶手的面纱尚未揭开

是谁杀了雷蒙德·彭德雷尔？可以告诉诸位，他是一个诸位可能一开始并没有怀疑过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检察长、内务大臣乃至赫伯特爵士也都可以肯定。若不是出现了颠倒是非、司法有失公正的情况，杀害彭德雷尔的凶手应该早就——也许不是被处以绞刑，毕竟死的是一个喜欢敲诈勒索的吃软饭的家伙，这种人死了，警方和陪审团都不会痛心的——但至少早就被判了刑。

麻烦就麻烦在这一点上。不管我是不是赫伯特爵士所形容的名侦探，我都愿意承认，对于循着蛛丝马迹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是太热衷。整个案件要是因为调查受挫而不了了之，检察长可能也就会来个顺水推舟，将此案列为悬案，任其沉睡而不闻不问了。可惜事与愿违，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在本案中，我们面对的是嘲弄正义、故生事端的人，这使得我们连冲着凶手“啧、啧”责备两声都断无可能。现在这桩案子是绝对糊弄不过去的，我们得想出个法子来，哪怕只能逮着一个作伪证的家伙也成。尽管这一回受到严厉批评的人不会是我，但内务大臣非常关注本案。如果迟早都得把一个人卷进去，我想看到的结果是，我们对案子的处理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算是我干得最出色的活了。

照这样讲下去，看来是要变成一次讲故事大赛了，所以我必须承认，我既不敢说自己具备卡拉瑟斯那样炉火纯青的讽刺才能，也不敢说自己掌握了赫伯特爵士那种事无巨细如数家珍的本事。就这个案子而言，我恐怕也不能像伊林沃斯那样绘声绘色地渲染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我觉得这位年近古稀的牧师好像已经在这场讲故事大赛中遥遥领先了。我崇尚清楚明了、直截了当、合乎逻辑的叙述方式，认为这三点缺一不可。举例来说，赫伯特爵士对普鲁恩的讯问，问出来的结果有点混乱，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必须把这种混乱理清之后才能搞懂是什么意思。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有麦考利男爵[1]写的东西可以让我一读再读，因为他的作品中没有一个费解的、需要读两遍才能明白的句子。菲尔博士会告诉诸位，我（和麦考利一样）喜欢戏剧化的语言和铿锵有力的句子，但无论怎样都必须把清晰明了和合乎逻辑摆在首位。

我相信，还从来没有哪个案子可以像本案一样，为诸位提供这么多机会来施展纯逻辑推理的本领。原因在于本案中的蹊跷古怪之处太多了。诸位，怪事再多，逻辑推理也是不会一筹莫展的，这是它的用武之地。一个普普通通的案情或难题，没准儿就可以有十来种解释，所以侦探也有可能会选择错误的解释，一开始就不得要领，把整个案子都办砸了。不过，非常离奇的案情往往却只有一种说得通的解释；案情越离奇，则越可以缩小作案动机的范围。比如说，关于那本烹饪大全的解释是如此简单，但在真相大白之前，可真是让人伤透了脑筋。要是借助逻辑推理，我们本来早就可以知道只可能有一种解释，而且是简单的解释。可由于我们生来就喜欢把逻辑推理放到一边，两眼望着青天，幻想星星能给我们答案，于是就与这个解释失之交臂了；碰到古怪离奇的问题时，我们往往本能地以为答案必定也同样古怪离奇。

所以我想领着诸位一步一步去接近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答案。我是从星期六开始奉命负责此案的，这一点赫伯特爵士已经告诉过诸位了，但我直到接下来的星期一才着手实际调查或讯问。不过在此之前，我把能找到的每一份报告都翻阅了一遍，还跟卡拉瑟斯谈了两个钟头，一下子明白了某些非常意味深长的事实。我暂时还不想把自己的推论告诉诸位，只能透露这些推论与死者的鞋子和眼镜有关；不过，我对本案很感兴趣，极感兴趣，恨不得菲尔就在身边，而不是在法国南部逍遥，这样我就可以跟他争论一番。星期六下午稍晚的时候，赫伯特爵士召见了我。他在韦德博物馆里听取了那几个人的证词后就回来了。他还把疑点清单交给了我。那个金不换——帕普金斯（有点古板，人倒是踏实可靠）已将清单更新了。这张清单已开始强有力地证实卡拉瑟斯在报告中作出的推测并非无稽之谈。

不过，我的中间名叫“谨慎”，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表什么观点，而是想方设法跟每位相关人士取得了联系。别看杰弗里·韦德吹牛，说什么为了应对传讯把他们都背靠背地拽到了一起，但如实说来，他们好像还是一盘散沙。米利亚姆·韦德住在海德公园老爷子的家里，因为神经太过紧张而休克了；反正有两个医生说，二十四小时内不得有人扰了她的清静。哈丽雅特·柯克顿的情况，医生们说，要稍好一点。年轻的巴克斯特待在杜克街自己的公寓里，醉得不行了。其余的人受到的影响似乎要小一点，但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加大。我给老爷子打过电话，是杰里·韦德接的，他告诉了我最新的情况。

巴特勒和曼纳林又干了一架（这一架似乎是以握手言和而结束的，信不信由你）。卡拉瑟斯说曼纳林那天晚上曾狠狠地给了巴特勒的下巴一拳，把他都打晕过去了，诸位还记得吧？星期六一大清早，曼纳林下楼时，巴特勒已经在曼纳林住处的门厅守着了。曼纳林刚一走出电梯，巴特勒就走过去来了一句：“早上好。没人跟你说过不能打双手插在口袋里的人吗？”曼纳林端详了他一会儿，说道：“你的双手现在插在口袋里吗？”接着两人二话不说就又拉开了架势。这一次巴特勒是有备而来，他照着曼纳林的嘴巴就是一拳，打得对方一个趔趄。接着就是一场恶架，打得昏天黑地，把门童都给看呆了，忘了上去调停。等打斗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门童也不得不做做样子出面调停时，双方都已经吃了大亏。巴特勒看了看曼纳林，接着又看了看自己，不禁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曼纳林自己也咧嘴笑了起来，说道：“上楼，喝一杯去。”巴特勒说了一声“成”，两人就上楼了。他们似乎已经和好了，而且都认为对方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大坏蛋；不过我早该想到，曼纳林的幽默感大概也就这么多了。

这个小插曲也许能说明点儿什么，也有可能说明不了什么，但既然决定过了星期日再开展实质性的工作，要先利用这段时间把所有证据都仔仔细细再过一遍，我就还是将这个小插曲归了档。因此，我星期日在家里待了一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点起烟斗，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把各种证据都认真研究了一通。我尤其关注帕普金斯的那张疑点清单，此时这张清单已经修正和更新过了，里面有很多真正具有价值的推测，有助于我们查明真相，兹呈上修正后的清单，请诸位过目。

第一部分

1．博物馆正门一进门处的煤末儿印迹，也就是卡拉瑟斯在地上发现的那些无法辨认的污迹，当作何解释？

评述：既然死者的鞋底上沾有一层煤末儿，那么这些印迹想必就是死者留下的。那他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又去过哪里，才会在白色大理石地板上留下脚印呢？

解答：他去过地下室和煤窖。彭德雷尔9点50分左右进入博物馆后躲了起来；在10点到10点10分之间，趁普鲁恩没看好地窖门时，他溜进了地窖。10点一刻，那一伙人分散开来——巴特勒和霍姆斯上了楼，巴克斯特去了东方集市展厅，那两个姑娘随杰里·韦德去了馆长室。

10点18分或稍微再晚一点儿时（时间不是很精确），那两个姑娘从馆长室出来，巴特勒正好下楼来要钉子。知道钉子放在哪儿的普鲁恩自告奋勇，主动提出来去取钉子，但米利亚姆·韦德却坚持要亲自去地窖。她去地窖的时候，哈丽雅特·柯克顿和巴特勒一道上楼去了。

米利亚姆从地窖上来的时间大约是在10点25分或再晚一点儿；巴特勒也正好再次从大理石楼梯上下来，想弄清楚是什么事情把她耽搁了。米利亚姆晃荡了几分钟后，进了波斯展厅；然后她又第二次去了地窖，这一次时间非常短。她上来的时间是10点35分，当时伊林沃斯博士正好到了博物馆。接着她就去楼上与霍姆斯、巴特勒和哈丽雅特会合了。

整个这段时间，彭德雷尔都在地窖里。在10点45分之前不久的某一刻，他肯定已经进了煤窖，又从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爬到了街上，然后装出一副之前从未来过的样子，出现在了博物馆门口。

这既为我们提供了一张时间表，也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过要是按照帕普金斯的法子来做的话，我会在答案上加一条评述。这条评述会很简单：为什么？彭德雷尔为什么要从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逃出去并回到博物馆？诸位也许会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米利亚姆说服了他，让他假装压根儿就不认识她；还说服了他，让他别让人发现他在地窖里见过她，而是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博物馆，然后装出头一次来参观的样子再回来。对于这一点，我暂不提出异议。

清单上的第二点，也就是以“亲爱的G，得搞到一具尸体”云云开头的那张字条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解释，可以放到一边，不予考虑。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点。

3．那个大煤块，就是卡拉瑟斯发现有人莫名其妙地朝东方集市展厅墙上砸的那块，该作何解释？

评述：这一点伊林沃斯博士和其他人都没有提到过，而且扯进来似乎也有点牵强。应该传讯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普鲁恩，大厅的情况，他自始至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另一个是巴克斯特，10点35分（左右），也就是伊林沃斯抵达博物馆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展厅。

解答：这一点普鲁恩倒是提到了，但依然与整体情况不吻合，说不通。砸煤块这事放到伊林沃斯博士到达以后的时间表中则说得通。普鲁恩说他在伊林沃斯到达“三五分钟”后听到了撞击声；咱们姑且取个整数，说撞击声出现在10点40分吧。

普鲁恩听到了东方集市展厅传来的响声。问题是，尽管通往该展厅的那扇门始终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他却没看到一个人进去过——除了巴克斯特之外，他自10点一刻起就一直待在里面。

普鲁恩当即前往该展厅，发现里面根本就没人。他刚进去四下查看，就听见身后外面的大厅里传来了脚步声（他对这些脚步声的形容是“急匆匆的”）。接着他就看到了碎煤块的痕迹。就在他瞅着这些痕迹瞧的时候，巴克斯特从展厅里的摊位或是帐篷间冒了出来。巴克斯特称自己一直待在隔壁的八大天园展厅，对煤的事一无所知。说完，巴克斯特就离开普鲁恩，穿过大厅，进了波斯展厅。

最终，10点45分门铃响时，普鲁恩还在东方集市展厅中寻找蛛丝马迹，接着彭德雷尔就进来了。

10点40分到10点45分之间，其余的人都在哪里？巴克斯特的行踪已经说清楚了，或者说看似说清楚了。就我们所知，霍姆斯、巴特勒、哈丽雅特和米利亚姆一起待在楼上。杰里·韦德和伊林沃斯在一起。

那么煤是谁扔的呢，扔煤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因为：

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10点一刻到10点45分之间的这半个小时，整个大厅只有一个时间点没有处于普鲁恩的监视之下，也就是他去调查东方集市展厅里为何发出响声的那一会儿。

所以帕普金斯真是令人钦佩呀，就算他不明白个中奥妙，他也会把每件事都记录到纸上。不过，我还是提醒诸位注意他的完整评述，不要掐头去尾，因为我认为其中包含着解开整个谜团的钥匙。帕普金斯本人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又再接再厉，很有逻辑地详述了他的下一个疑点。

4．那副黑色的假胡子经历了什么样的奇遇？

评述：这副原计划让巴克斯特戴的假胡子，按照霍姆斯的说法，由霍姆斯在当晚稍早的时候，连同那把匕首，一起放在了大厅楼梯上的某个地方。它好像是和那把匕首一道不翼而飞了。后来又被巴克斯特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找着了；然后它就不见踪影了，直到卡拉瑟斯在原来放匕首的上锁的展柜里找到了它。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传讯在那儿值班的普鲁恩。

解答：传讯过普鲁恩了，而且除了某些关键时间节点外，我们目前几乎已经摸清了这副假胡子的所有动向。霍姆斯那番被伊林沃斯偷听到的说辞已经得到了证实：在大约10点一刻巴克斯特拒绝戴假胡子后，霍姆斯将匕首和假胡子放在了楼梯最下面的台阶上。

这就导向了如下问题：

一、匕首与假胡子是什么时候不翼而飞的？

二、为什么这两样东西都被人偷走了？

巴克斯特似乎已觉察出它们不在了，但我们尚不清楚他最早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他第一次真正提到这副假胡子是在11点之前一点点，当时伊林沃斯已被锁在了电梯里，而且整个地方都乱作了一团。伊林沃斯看见巴克斯特从出游马车附近的地板上捡起了那副假胡子；还听见他问霍姆斯匕首去了哪里。接着，巴克斯特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下，为了摆脱掉假胡子，就将它一把塞进了一个玻璃展柜，然后还用霍姆斯的钥匙把展柜锁了起来。可10点一刻到11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真的令我们疑窦丛生。

然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匕首和假胡子被人偷走的时间不是在彭德雷尔于10点45分到了之后，因为转眼间就发生了命案；因此，它们肯定是在10点一刻到10点45分这半小时的时间内被盗的。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被盗发生在10点一刻到10点40分之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起盗窃案就必定是在普鲁恩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这样一来，普鲁恩就不仅知道行窃的人是谁，而且还故意撒谎了。另一种可能是，盗窃发生在10点40分到10点45分之间，而用煤砸墙则是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转移普鲁恩的注意力，给凶手行窃扫清障碍。

不过，对于这两样东西为什么会双双失窃，我们依然毫无线索。

在这一点上，咱们的帕普金斯（在我看来）扯得有点太远了，而我自己正在形成一套明确的看法。不过，我还是告诫自己，千万不可急于下结论，因为关于10点45分到11点之间这十五分钟的情况，我连一个嫌犯都还没问过。

自不待言，这对我的案子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十五分钟，不过，我得提醒一下诸位，其重要性并非你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按照普鲁恩的说法，从彭德雷尔10点45分进入博物馆那一刻起，到11点巴特勒先于别人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一刻为止，这段时间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嗯，按照普鲁恩的说法，彭德雷尔顺着大厅往前走，有人从马车的阴暗处跟他打了声招呼，然后他就不见了踪影。过了一小会儿，普鲁恩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加上询问“谁在那儿”也没人回答，心里就开始发毛了。接着他再次听到了那些“急匆匆的”脚步声，他跑到那排马车的另一侧去看了看，但什么也没发现。

他扯开嗓门喊人，霍姆斯立马就从波斯展厅走了出来。两人聊了一番后，霍姆斯去了馆长室，目的是想看看伊林沃斯是不是真演员——不承想门“砰”的一声在他眼前关上了，伊林沃斯突然摇身一变，演起华莱士·比里探长的角色来了。此时，巴克斯特和巴特勒则正在把那口包装箱往楼下搬，跟在他们后边的是米利亚姆和哈丽雅特。

此刻我当然觉察到了，除非另有全体不在场证明，否则楼上的那伙人中谁都有干掉彭德雷尔的机会。楼上有好几个展厅，其中一个展厅里有一座铁制楼梯，可以通往楼下黑灯瞎火的波斯展厅。可能有人从那座梯子下来，进了相邻互通的埃及展厅——也是黑灯瞎火的，记得吧——再从埃及展厅的门里出来，进入大厅，躲在普鲁恩所在位置看不到的地方等候彭德雷尔的到来。这个人是谁呢？

不过，我一直在琢磨帕普金斯所列清单上的三个疑点，因为这三个疑点连同卡拉瑟斯巡官的报告，给了我一些启发，让我发现了对凶手不利的铁证。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看一看清单余下的部分，别的疑点已经完全弄清楚了。随着案情的进展，只有一点越发明朗，越发确凿无疑，而这一点赫伯特爵士已经谈到了：其他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凶手，唯独米利亚姆·韦德肯定不是。

以第五点和第六点，也就是凶案发生后她为什么回到博物馆，以及她为什么以伪装的声音给哈丽雅特打电话这两个疑点为例进行分析。她之所以回到博物馆，是因为别人还没离开的时候她就已经离开了，她真的很心烦，便开车兜了一会儿风，回来把车停在老地方后，她看见博物馆里亮着灯，就以为大家还没走。正如赫伯特爵士指出的那样，她看到尸体后的举止——打电话给哈丽雅特时伪装了自己的声音，是为了便于跟那姑娘单独聊，说说两人之间一个共同的秘密——并非是一个女人杀了人后的做贼心虚。但这两个疑点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事实，其重要性似乎被大家忽略了。菲尔，我不知道你现在看出了这个重要性没有。这个事实就是，她有一把博物馆后门的钥匙。

趁我结束这段插曲之际，请好好想想这一点。幸好我在克罗伊登度过了一个安静的星期日，因为星期一早上，事情就开始不消停了。

9点我一到办公室，就听说哈丽雅特·柯克顿在等我，非要找我谈谈不可。

第19章　偷走匕首的人

天气依然阴冷多雨，所以我办公室里已经生好了火。刷成了棕色的墙面本来就不怎么赏心悦目，加上雨点拍打着窗户，让人心里更不舒服。我让那个姑娘在外面的一张长凳上等一等，等我先把信件看一遍再说。然后我打开了桌子上方的灯，以及另一盏灯，并把旁边的一把椅子转了过来。我这个人，对什么拿光往人家脸上一照，保证他们全都招的胡说八道的理论，从来就不相信，但我倒是相信，让证人坐的椅子比你自己的略矮一点是个高招。这让他们回答你的提问时不得不仰视你，因而往往会产生很好的效果。随后，我吩咐手下把她带了进来。

趁着哈丽雅特·柯克顿试图来一段对话式开场白之际，我把她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卡拉瑟斯说得很对，她长得像《灵魂的觉醒》[2]那幅画中的女孩，又仿佛复活节卡片上的天使，但看着一点也不像是那种轻浮的女人。我感觉她是一个通常在小事上轻率，但在大事上却非常精明的姑娘。她的身材苗条，偏运动员类型——你知道一种说法吧：像一条瘦长的赛狗——鼻子周围有一些雀斑，还有一双我见过的最大、最富表现力的蓝眼睛。她身穿一件雨衣，头戴一顶湿毡帽，帽檐下可以看到她金色的发梢；她坐在我桌边，身体前倾，双手颤抖。女人惶恐不安时，说起话来既不会气喘吁吁，也不会结结巴巴；除了东扯西拉时神色紧张、声音有点儿发抖之外，你压根儿察觉不出来。而这姑娘紧张到了极点，所以一开口就直入正题了。她的那双眼睛真可谓明眸善睐，顾盼生辉。

“我得来见见您。”她说。

我用铅笔轻轻拨弄着桌上的记事簿，问道：“怎么了？”

“我是代表米利亚姆来见您的，”她继续说道，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她身体不太好，出不来。哈德利先生——我来是想看您了解了多少情况。请容我把话说完！”她举起手来，尽管其实我啥也没说，“我知道平头百姓不该过问警方的事，但情况特殊，您得告诉我……”

“嗯？”

“是这样的。我知道那——那事还没见报。可是昨天一个叫赖利的讨厌女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说她有一些关于‘雷·彭’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米利亚姆谈谈。是我接的电话。听她的意思好像是她手上有一些——随身物品，手提箱啦什么的。”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说这些的时候，她的声音压得非常低，语速非常快，两眼望着桌子的一角，但说到“随身物品”这个词时却哽住了，就像被鱼刺卡住嗓子似的。“她还说她已经跟助理厅长谈过了，所以这事他全都知道了。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哈德利先生？”

“明白，我明白。”

“明白就好，那这事非得捅出来不可吗？”她突然大声喊道，甚至都不肯正眼看我了，“这事非得捅出来不可吗？是不是？喂，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跟我说什么非得揪住我们不放！”

这种事情会让人感到极不舒服。好在她的两颊还有一些如红色胎记般的亮色，否则她的面色就苍白如蜡了。这姑娘需要长胖一点，多睡点觉，少喝点酒，可那天早上她已经喝了几杯威士忌了。

“没人要揪住你们不放，柯克顿小姐，”我说，“听我说，实话跟你说，我们也是人。和你们一样，我们也不喜欢流言蜚语。可是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必须把凶手揪出来，而难就难在这儿：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起谋杀案的直接起因就是韦德小姐——也有可能是你。”

有一小会儿她纹丝未动，连呼吸都很缓慢。

“这么说这事您也知道了？”她看着桌子的一角，与其说是在提问，还不如说是在陈述。

“等一下，柯克顿小姐。你也明白，除非你愿意，否则你什么也不必告诉我……我们也不想公之于众，在结案之前，不管怎么说，搞得人尽皆知只会妨碍我们办案。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抓人的话，把这事公开就在所难免了。但也别觉得这种可能性会很大。遗憾的是，还要把验尸官也考虑进去。虽然大多数验尸官和我们是一个鼻孔出气，会帮着隐瞒我们不想声张的事情。但有些验尸官却是爱管闲事的蠢驴，他们喜欢站在聚光灯下，把能抖搂出来的全都抖搂出来，哪怕把案子搞砸了也不在乎。而倒霉的是，本案的验尸官威勒顿就是其中之一。提醒你一下这一点才算公平。”

跟这种心境的证人来硬的是愚蠢之举。相反，如果能像给孩子解释某个道理那样轻言细语，则往往能够获取你想知道的东西。这姑娘此时是因为太难过，才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她说，好像啥都听不明白似的，“可是——要是那样的话，米利亚姆该怎么办啊？那个赖利夫人……”

“这方面你就别担心了，赖利夫人这一头有我们呢。如果你想把自己——你们自己——完全托付给我的话，其余的方面怎么办，我会相机而动的。不过，这就意味着你得坦诚相告，毫无保留。明白吗，柯克顿小姐？”

她哆嗦得跟筛糠似的，但还是点了点头。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我继续说道，“况且你们在星期五晚上博物馆发生的事情上撒了谎，已经把你们大伙全都置于不利境地了……”

她捶了一下桌子。“而这意味着麻烦更大了，我想。”她沮丧地说道。

“噢，你们会从验尸官那里听到一些刻薄话的。不过，你要是跟我百分百说实话的话，就不必担心了。”

“您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您，”她以平静、沉着、毫无起伏的声音回答说，音量比耳语高不了多少，“通通告诉您，上帝作证。”语气变得无所顾忌了，“对，我信任您，您看着——可靠。没错。您想知道什么？”

“很好。我们暂且撇开韦德小姐不谈，直接切入主题。你是彭德雷尔的情妇，对吧？”

“对。不，不，不能说是情妇。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词听起来像是——长期关系，您明白吧？我和他只度过了一个周末。我受不了他！”她刻意让自己的脸色平静了下来，然后气急败坏“啪”的一声打开手袋，掏出了一个带镜小粉盒。她的双手在发抖。“嗨，就这点破事，我这么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事我们谁没干过呀，对吧？我想是因为他太——滑头了。您明白吧？”

“他有没有找你要过钱？”

“没有。他知道我没钱。”

“有多少人知道这桩风流韵事？”

“您是指我的那事吗？米利亚姆知道。是他告诉她的。是这样的，他先认识了我，后来又认识了米利亚姆，而我俩——我和米利亚姆——完全不知道对方认识他。我知道我说得一塌糊涂，很不清楚，可您听明白了吗？后来米利亚姆发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叫他滚得远远的，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他听了以后哈哈一笑，还说她无疑会再见到他的。他还嫌这场闹剧不够乱，就把我和他的那点事告诉了她。”

“她还——喜欢他吗？”

“您是说米利亚姆？”她“哈”了一声，声音短促而又充满鄙夷，像是要开始嘲笑什么似的，并且耸了耸肩，仿佛抖掉了一个虫子，“米利亚姆？不大可能吧。”

“现在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在跟理查德·巴特勒谈恋爱吗？”

“是的。”

“他知道你跟彭德雷尔的事吗？”

“知道。”

“知道多久了？”

“今天早上才知道的。我告诉他的。”她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几乎要歇斯底里地大笑了，“噢，天哪！您不会以为——不会以为是林基杀了他吧？哎哟，听我说！您肯定是个老掉牙的老古板。他也许会认为像彭德雷尔这样的东西是社会的毒瘤，但他再怎么也不至于把他干掉呀。您不觉得吗？”

我没告诉她我的想法，就像现在没告诉诸位一样。她继续看着我，此时越发得意扬扬了。

“我再跟您说点事情吧，哈德利先生。说不好谁都想把彭德雷尔给宰了，但我可以告诉您，他不是也不可能是死在哪些人的手上。我们四个人——有四个人！——一直都一起待在博物馆楼上。林基——林基告诉我他在——您知道的——在11点钟发现了尸体，”——她有点气喘吁吁了——“但这事不可能是他干的，这一点您是非常清楚的。我的意思是说，人不可能是他杀的。林基和罗恩·霍姆斯，还有我，从10点20分左右开始，直到11点钟为止，全都在楼上。米利亚姆在离10点45分还有一会儿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我们一起待到了11点。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还是没告诉她我的想法，可她却看着我的眼睛，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真诚或者说挑衅的情绪，但到底是哪种，我说不太清楚。我对她说：

“我能相信你说的这些吗？还是说这只是一套集体不在场的托词？”

“您可以相信的，哈德利先生。是真的，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打开抽屉，拿出了卡拉瑟斯画的那张博物馆简图。

“这是一楼的平面图。你指给我看看，你们在楼上的什么位置，在一楼哪个房间的上面。明白吗？”

“明白，当然明白。在这儿！您瞧，楼上有四个主要的展厅，和楼下一样。四个展厅外面有一圈走廊。我们在阿拉伯展厅，在这个展厅的正上方，也就是埃及展厅的上方。”

“阿拉伯展厅的隔壁是什么地方？”

“是被他们称作披肩室的地方。”

“是在楼下的波斯展厅的正上方吧？”

“是的，没错。”

“披肩室的角落里有一座通往楼下波斯展厅的铁制旋转楼梯，你知道吧？”她点了点头，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于是我继续说道，“那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愿意发誓说从10点35分起，也就是韦德小姐上来和你们会合后，你和她，还有霍姆斯和巴特勒就都待在阿拉伯展厅，而且从未离开过彼此的视线吗？——对了，到什么时候为止？”

“到10点55分左右为止，”她回答得很明确，“这时林基和罗恩已经把那口箱子拾掇好了。萨姆·巴克斯特刚从楼下上来和我们会合，他是从披肩室的那座小楼梯上来的。然后林基和萨姆，他俩是最壮的，就开始把包装箱往楼下搬。罗恩——对了，罗恩听见普鲁恩在楼下大喊大叫，于是就从那座小楼梯冲了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而林基和萨姆则从主楼梯把箱子搬了下去。我不知道您对所发生的一切是否都了如指掌……”

她已经从一个寡言少语的证人变成了一个非常健谈的证人，而我则尽可能不动声色地转移她的注意力。

“我再问你一遍，柯克顿小姐。你确定从10点35分左右起到10点55分这段时间，你、韦德小姐、霍姆斯，还有巴特勒从未离开过彼此的视线吗？”

可别小瞧重复，仅此一招往往就能奏效；这不见得是要证人改口，只要能把被隐瞒的事实挖出来就可以了。哈丽雅特·柯克顿可不是傻子。她一直像弹琴一样在桌沿上敲来敲去，显然很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出了错。这时她点了点头，但通红的脸色却并没有变。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她慢吞吞地说道，“您找普鲁恩谈过了，对吧？您指的是伊林沃斯博士那个滑稽的老头儿到达博物馆，与米利亚姆上楼跟我们会合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间，大约是在10点35分，对吧？这一点我倒没想过。紧接着罗恩·霍姆斯就到外面的走廊上冲楼下的普鲁恩大喊大叫，问他演员到了没……您指的是这个吧？”

“嗯？”

她闭上了嘴巴。“罗恩离开展厅也就20秒，而且他就在门外。我们听见了他的脚步声，听见了他的喊叫声，还听见了他回来的声音。实际上，这意味着他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对吧？”

实际上，无可否认，的确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小问题，柯克顿小姐，”我穷追猛打，“伊林沃斯，也就是被大家误当作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演员的那个家伙，在大厅里遇见了刚从地窖上来的米利亚姆……”

说这话时，我尽量显得漫不经心，因为我不希望她认为我留意到了地窖的重要性。

“……而随后她就上来跟你们会合了。可没过多久，霍姆斯就火急火燎地出来问普鲁恩演员到了没有。难道米利亚姆只字未提在楼下大厅遇到他了吗？”

在我看来，她似乎没料到我会问她这个问题，而且她似乎压根儿没想过这事。

“没有，她没提，我想起来了！她半个字都没说。”

“她上楼时是什么样子？紧张？着急？还是烦闷？”

“她神色紧张，显得心烦意乱，”哈丽雅特·柯克顿以平和的语气答道，“您要我跟您说实话，我现在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这姑娘此刻摆出了一副很多人完成一项稍有危险——不是极有，只是稍有——的任务时都会摆出的姿态，她的身体开始发僵。从一条气势汹汹马上就会嗷嗷叫的狗旁边经过时，人们也会这样。

“你知道她烦闷的原因吗？”

“不，哈德利先生，我不知道。”

我给了她时间，让她慢慢去琢磨这件事。我从桌前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上，站在那里一边看着窗外的雨，一边把口袋里的硬币弄得叮当作响。不过，在经过被灯光照亮的那个地方时，我还是用眼角的余光瞥了她一眼。我这个人不喜欢言过其实，所以我也不想太夸张，但在我看来，这个脸色白里透红，被雨水淋得很狼狈的姑娘，就像伯恩－琼斯笔下的人物一样漂亮。当我把目光移开后，她的肌肉似乎突然放松，接着又绷紧了，她微微向后一仰头，露出了脖子上的细纹，苍白的眼睑也颤动了一下。不过她只是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香烟盒，仍旧平静地看着地面。然后，我回过头来。

“柯克顿小姐，如果你的说法能得到证实，你就提供了一个不在场的证明——显然——是为你们四人。你意识到了没有，这样一来，可就把两个人置于了非常不利的境地。按照你的说法，凶手就只能是巴克斯特或杰里·韦德了。”

这句话可把她吓得不轻。

“无稽之谈！不！绝不可能！噢，简直是荒谬透顶。等一下！小老头儿和伊林沃斯在一起，不是吗？况且，他绝不会——还有，说起萨姆——萨姆！”她的嗓门已经高得说不下去了，只能靠做手势来表达；她想说萨姆明摆着不可能是凶手，可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萨姆——哎呀，是他才怪了呢！不信你瞧他一眼，跟他聊两句就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一看就是一个十足的大好人，怎么会认为他是杀人犯呢！”

“好了，被称作杀人犯，确实不是什么恭维之词。如果你认为他不是凶手，就别说对他不利的话。”

“哎呀，您明白我的意思啦！”她激动得都热泪盈眶了，“换成别的时候，您给我一剑，我一定会还您一刀，可眼下不行。我没心思开玩笑。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爬到一个角落里去发一阵酒疯，胡言乱语一通。我说，别看萨姆一头红发，过去劣迹斑斑（通常表现为喝得烂醉），但他刚刚找到了尊严和他的——只要跟他聊一会儿就知道了！我说过了，他是个大好人，不过他是那种向女人求婚时，每句话都会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来结尾的人。另外，我想起来了，他11点之前就上楼了，跟我们一起待在阿拉伯展厅……”

“具体时间？你记得吗？”

“噢，不知道。我和林基讨论过多次了，想确定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说，他上来的时间，不管怎样，也不迟于10点50分。也许还要更早一点。而且如果——”

这时，克拉克敲了敲办公室的门，拿着一张折叠起来的字条，走进来放到了我桌上；本来打个电话要容易很多的事情，他却亲自跑过来一趟。我打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陪那位女士一起过来的两名男子正在楼下外面的车里等候。分别姓巴特勒和韦德。您也许会想见见他们。”

于是我对克拉克说道：“好的，什么时候见，我会告诉你的。”

我回过头来，对这个姑娘继续说道：

“柯克顿小姐，假定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这桩风流韵事知道个大概。现在，谈谈那出打算作弄曼纳林先生的恶作剧如何？”

“让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就是这件事了！”她脱口而出，“说来滑稽，但的确如此。格雷戈·曼纳林无疑扭转了局势，反而把我们搞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不是吗？原来是我们打算作弄他的，结果却让他把我们作弄得狼狈不堪，出了大丑。我能想象出他们在验尸官面前讲述这个故事时，他——还有其他所有人——嘲笑的样子。而且这件事还会让我们显得很讨人厌，您不觉得吗？可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伤害他。我们只想看到在恶魔威胁要割掉他的肝脏时，他吓得六神无主的样子。他这个人啊，太自高自大了，谁都看不惯；您要认识他的话，就会明白的。”

“他爱上了韦德小姐？”

她若有所思地答道：“对，我想他的的确确是爱上了她。”

“她也爱上了他？”

“说来也怪，”她的语气很奇怪，“男方的心思我那么肯定，而女方的我却吃不准，岂不是很奇怪吗？米利亚姆这个人，哪怕我这么熟悉她，也有点儿说不清她的想法。我觉得她不爱他，起码没爱到死去活来的地步。”哈丽雅特咧嘴笑道，“我知道头天晚上的那位巡官——叫什么名字来着？卡拉瑟斯——给她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不过她倒是老把格雷戈·曼纳林挂在嘴上，把格雷戈·曼纳林吹得神乎其神，一说到格雷戈·曼纳林就心怦怦跳得厉害，所以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她不得不把两人的关系维持下去。还有一点，她要是真的那么醉心于他的话，就不会让我们搞那出恶作剧了。我的意思是说，假设要作弄的人是林基·巴特勒的话，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同意别人这么对他的，万一他表现不佳，那可就丢人了。”

“你觉得曼纳林怎么样呢？大致说说。”

她思考了很大一会儿，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

“这个问题我也反复想过。我认为别看他表面上装腔作势的，其实骨子里还是一个实在人。换句话说，出于纯粹的虚荣心，他也许会在喜马拉雅丛林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逞英雄，干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来，而且关键是，他会付诸行动。”

我用铅笔戳了一会儿桌面上吸墨纸的边缘。“很好。照我说的，从头把星期五晚上从大约10点钟起——也就是你们一伙人到达博物馆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其中只有一个小问题似乎谁也没提到过……”

她又警惕起来了，但还是好奇地点了点头。

“星期五晚上，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星期六凌晨1点多一点点，卡拉瑟斯发现了尸体后，到霍姆斯的公寓去找过你们。守在电话交换机旁的小伙子说从9点开始，你们全都一直待在楼上。我想，那是事先安排好的吧？”

“没错，是计划失败后我们从博物馆逃回来后作出的安排；当时我们的的确确不知道出了命案，但又觉得我们的那场恶作剧没准儿会惹来一点小麻烦。杰里给了那个小伙子很大一笔小费，告诉他要这么说。小伙子不会有麻烦吧？”

“不会，目前不会。”

“还有，您也知道，要不是出了大纰漏，您的卡拉瑟斯巡官压根儿就休想上楼。我们当时在等林基——林基送伊林沃斯那老头儿回家去了，要我们在罗恩的公寓里等他。他没向我们透露半点凶案的风声。所以呀，除了林基外，谁也上不了楼，罗恩跟小伙子是这么交代的：‘待会儿会有个乔装成警察的人过来，让他直接上来。’结果后来您那个真正的巡官来了，笑嘻嘻地对小伙子说：‘别通报我来了，我会敲门并说自己是警察的。’因此，那小伙子自然就以为——”

“我明白了。可是当晚早些时候，在你们从博物馆回来之前，他并没接到说楼上在举行派对的指示吧？”

“没有，当然没有。我说，您在想什么呢？您为什么要像斯芬克斯那样坐在那里，什么都不透露呢？”她开始拿拳头捶桌沿，“您在想什么呢？怎么啦？”

“别慌，柯克顿小姐。咱们就从10点钟你们大伙到达博物馆的那一刻说起，请吧。”

“您似乎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她沮丧地说道，“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夜晚，结果却搞砸了。普鲁恩锁了门之后，林基和罗恩·霍姆斯就上楼去准备箱子了，萨姆跑到什么地方去背台词了，我和米利亚姆则开始帮杰里戴络腮胡……”

“等一下。我知道，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此之前，霍姆斯从玻璃展柜中拿出了那把象牙柄匕首，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而且他还把匕首和一副黑色的假胡子放到了楼梯最下面的台阶上，对吧？”

“没错，是有这么回事。”

“柯克顿小姐，我希望你明白一点，如果你不如实回答下一个问题的话，我会察觉到的，情况就会对你非常不利。从楼梯上拿走匕首的是谁？”

她似乎打起了精神。

“是米利亚姆。”她平静地回答道。

第20章　箭头状的钥匙

“别误会我的意思！”她大声喊道，又一次把手举了起来，虽然我什么也没说，“我并不是说这里面有——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说是她偷的。哎呀，林基和我都看见她拿走了，还有老普鲁恩也看见了；她是拿了，但她把它们放回去了，我可告诉您，她并没有一直拿着它们！我真想知道您在想什么。”她打量着我，“不过，说来说去都一样，我就知道，这事会吓您一大跳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说过了，我们一伙分开之后，米利亚姆和我去帮杰里戴络腮胡，当时米利亚姆说了这么一句：‘要我说，小老头儿，你该穿上合适的衣服才行！’”

“衣服？”

“没错。您瞧啊，小老头儿穿的只是他平时穿的衣服。‘好在下面地窖里，’米利亚姆说，‘挂着几件老爸的旧夹克。你应该弄一件来穿上。我下去给你拿一件，如何？就让我去吧！’当时小老头儿正在骂那副络腮胡，那玩意儿很难粘在准确的位置上，所以没大注意她的话。可米利亚姆对自己的这个主意很热衷，于是我和米利亚姆就走进大厅，然后她便下去拿夹克……”

“她愿意让你陪她下去吗？”

“愿意，当然愿意啦！我本来也是要下去的，可就在这时林基冲下楼来，急不可待地喊着要钉子，于是米利亚姆就说：‘我去拿，我去拿！’对了，事实上林基还差点被放在楼梯上的那把匕首绊倒。林基对我说道：‘小丫头，你上楼来给我们帮帮忙。别的做不了，上上封蜡还是可以的。’于是我们就上楼了，到了楼梯顶端，正要转向一侧的展厅时，我碰巧朝下面看了一眼，只见米利亚姆正在捡起那把匕首，而且我看着她的时候，她还伸手摸了摸那把假胡子。好了，请听我把话说完，”姑娘凶巴巴地说道，“因为这绝对是真的，我发誓！米利亚姆抬头冲我们笑了笑，说道：‘有人不小心的话，会被这把匕首绊倒的。我会把它安全地交给萨姆的。’”

“巴特勒看见她捡起匕首，听到她说这句话了吗？”

“我——对，我想是这样，不过不敢确定。他当时急急忙忙的，加上又先我一步进了阿拉伯展厅，所以我不敢断言，但按说他应该听到了。”

“普鲁恩呢？他应该看到也听到了吧？”

“听没听到我说不好，因为大厅的进深很长。不过我觉得他肯定看到了，除非那些玻璃展柜挡住了他的视线。您不相信我的说法吗？您怀疑我吗？”

“别紧张，柯克顿小姐。来，把烟点上。”她正把香烟在指间捻来捻去，我划着了一根火柴，帮她点上了烟。她的两颊又呈现了红晕，两眼也炯炯有神了。“你知道她拿那把匕首干了什么吗？”

“她——她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确定吗？你亲眼看见了吗？”

“没有，不过我后来问过她——在发现了命案之后。我是昨天问她的，因为我担心得要命；可她对我说，没关系的，要是警方问起来，尽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就是这样！”

“她捡起匕首时，是怎样的神态？”

姑娘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嘲讽的微笑。“哈德利先生，您还在找做了亏心事怕鬼敲门的人？她看上去非常正常，略显激动和惊讶，但十分正常。”

“惊讶？对什么感到惊讶？”

“这个我可不知道。”

“接着说。”

“没了。您看不出来？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了。我同林基和罗恩·霍姆斯一起上了楼。接下来什么都延误了。先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在不损坏周围陶器的前提下，把那口箱子从玻璃柜中弄了出来。接着装锯末的袋子又破了。随后我们又发现箱盖腐蚀得一塌糊涂，不小心翼翼地用锤子敲，用凿子凿，根本就打不开。然后正如我跟您说过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正如您告诉我的，大约在10点35分的时候，米利亚姆上来加入了我们……”

“我记得你说过，当时，她神色紧张而且心烦意乱？”

“就当时情形来看，我们大伙也都一样。全都耽搁了，时间越来越逼近了！您瞧，他们把箱子弄出来了，上了封蜡，还要赶紧动手用钉子把它封在那口包装箱里，省得被人发现箱盖根本打不开。手忙脚乱的时候，总会出这种事情的。没错，我们大伙都有点儿慌乱——您知道的。所以，这说明不了什么。不过，到此为止，我把能告诉您的全都告诉您了。因为直到10点55分为止，我们全都待在阿拉伯展厅里。”

我拿起桌上的电话，对外间的克拉克说道：

“把他们带进来。”

她没有出声，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机械地把香烟拿到了嘴边。应该这么说，她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好奇心了。即使看到理查德·巴特勒和杰里·韦德被人带领着，怯怯地走进房间时，她也只是奇怪地笑了笑，对他们说道：“你俩也叫他们给逮住了，啊？进来，一块儿聊聊。”

“我们觉得不该置身事外，”巴特勒说，“你的甜言蜜语也许很管用，但我们觉得你没准儿需要有人给你撑撑腰。您好啊，警司大人。”

说到理查德·巴特勒，我们从卡拉瑟斯和伊林沃斯的描述中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在卡拉瑟斯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江湖骗子；而在伊林沃斯的眼里，很自然，他是一个披着警服的大坏蛋。要我说，冷静地讲，前者对他的评价要比后者的贴切一点，但除非在某种巨大的情感压力下，否则这两者的评价我都不会非常认同。他是个大块头，普普通通的一张脸还算和善，不过一对灰眼睛倒是非常机灵，精心梳理的黑发稀稀拉拉地贴在脑门上；他后半生将是那种逐渐发福，坐在俱乐部里呵呵笑的人。他有点紧张地微笑时，我看到他有一颗牙掉了，而且一只眼睛上方还有一个伤疤。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小伙子个头矮小，目光锐利，头戴圆顶硬礼帽，一副手摇风琴演奏家的做派。他看上去不那么温和，却精明和果断多了。他们两人都穿着雨衣，上面全是雨水，而且都很紧张：尤其是杰里·韦德。他坐下时，直直地一屁股坐在了椅子边儿上，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刺耳声音。

“不知道您认不认识我，警司大人，”他稳住自己的声音说道，“我就是伊林沃斯那老东西口中那个既下流又可怖的盖博博士。伊林沃斯昨天去见了我家老爷子，我在书房门外听他们谈到了我的恶行劣迹。这位是巴特勒先生。”

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就是在彭德雷尔命案中，”我说道，“那位发现了马车中的尸体，却知情不报，可以被我们以事后从犯来起诉的巴特勒先生——”

“我请问您，哈德利先生，换作是您，您会怎么办？”巴特勒不假思索地问道，“脱口而出，当场就在博物馆引起恐慌？我打出租车把伊林沃斯送回去之后，当然是要告诉他们的。可您的警官捷足先登，先我一步到了那里，加上他们都发过誓了，说没去过博物馆，所以我当然不能他们说东我说西，让人感到意外啊。要是有后悔药的话，再难吃我也愿意吃，只要不加重我的罪行就行……对了，伊林沃斯也看到了马车里的尸体，您该不会说他也是事后从犯吧？”

他又笑了，摆出了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摘下了帽子。

“请坐，二位，”我说，“想抽烟就抽吧。巴特勒先生，你的处境很不妙啊，明白吗？”

“非常明白，谢谢。”

我倾身说道：“还有你，韦德先生，除非伊林沃斯的说法完全得到采信——别忘了，他可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先生——否则你可能会因谋杀罪而被捕，知道吗？”

“哎哟！天哪！”小老头儿的手指头让火柴给烧着了，“喂，等一下！我？为什么？”

“因为可能除了你和巴克斯特先生外，别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而且这个不在场证明，并不依赖于那个怪兮兮的老牧师的证词，他这个人啊，什么离奇的话都说得出来。”

“拉倒吧，信不信由你，我没行凶杀人，”他说，“不过你说的情况我倒是没想到。真的，正如我跟您说我没罪一样，那个老戏骨也是真的患有妄想症。骗您不得好死，我不知道他是哪里出了问题！——可能是惊悚小说看多了，神经错乱了。昨天下午他登门来看老爷子时，不仅持有一本名叫《末日之刃》的书，还带了一本《钱笛博士无敌归来》，好像是前一本书的续篇，是塞尔弗里奇的某个人不经意间拿给他的。要是有人送给他一本关于西部拓荒的小说，最好还是注意一下会不会在爱丁堡那边引发轩然大波。一句话，”他擦了擦额头，“他可能有妄想症，不过——见鬼！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时真的在那里……”

我打断了他的辩白。“对了，巴特勒先生，你们四人，韦德小姐、柯克顿小姐、霍姆斯先生，还有你自己，有完全不在场的证明，真是这样吗？”

诸位可以看出，在这方面下套根本就没用。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他们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他们早就铁了心了。于是我采取了直截了当的策略。巴特勒沉重的眼皮下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打量着我，他旋弄着两手的大拇指，然后以询问的眼神看着哈丽雅特（她在不动声色地抽烟），但最后也同样采取了坦诚的态度。

“我想，可以这么说吧，”他无可奈何地承认道，“那——那个家伙到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楼上。时间是10点45分，对吧？没错。不过，听我说，为什么把可怜的萨姆排除在外？”

“巴克斯特先生也在楼上跟你们在一起？”

“当然啦。更确切地说，他上楼的时候恰好是10点45分。”“你这么清楚，莫非一直在盯着自己的手表不成？”

他放声大笑道：“不是。我们所在的阿拉伯展厅里有一面挂钟；这面钟虽是一件展品，却走得很准。我自然是一直在盯着它。我们大伙全都盯着呢，想看看还有多久就到11点了。萨姆探头进来时，正好只差一两秒到10点45分。”

“这一点，你愿意发誓，没问题吧？”

让巴特勒感到慌张的是，我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说辞，只把这当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记录了下来。他两眼不由自主地死死盯着我看。（我在细瞅自己攥得紧紧的双手。）他看了哈丽雅特一眼，接着又把目光投向了杰里，双脚在地板上蹭来蹭去，好像在思考有没有圈套。

“发誓？”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啊！哦，愿意，那是当然。实——呃——实际上，我还以为您会说我是骗子呢。”

“为什么？”

“为什么？嗨，警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要是没人说谎的话，那你们不得喝西北风啊？”

“此话，”我说，“倒是说得没错。好了，巴特勒先生，咱们接着谈谈你自己在本案中的角色吧。我们可以聊聊雷蒙德·彭德雷尔。”

这句话在这个小团体中引发了一阵骚动。柯克顿把香烟往火里一扔，紧紧地靠在了椅背上。杰里·韦德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口琴。

“巴特勒先生，在星期五之前，你听说过雷蒙德·彭德雷尔这个名字吗？”

“没听说过，”巴特勒非常肯定地说道，“而且，我是直到卡拉瑟斯巡官发现尸体后提到这个名字时才听说的。”

“是你打电话向布雷纳德演艺经纪公司要演员的，对吧？”

“对。”

“星期五下午，你在皮卡迪利的一家酒吧里见过彭德雷尔一面，跟他谈他要扮演的角色，对吧？”

“对，”巴特勒承认道，然后又是一阵大笑，“这您就有所不知了。我给他们打电话，说了我们的需求，他们说：‘嗨，真是巧了，我们正好有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某某先生。’我压根儿没注意这个人的名字；我认为我当时连听都没听。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您在社交——不是职场——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当中，有几个一经引荐，您就马上叫得出他们的名字？除非有必要，否则我们是记不住别人的名字的。从电话里叽里咕噜说出来的这个名字，就像是数学题里的未知数X，就算我听到了，又能记住多少啊？千真万确，警司大人，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跟他们说：‘好，那就叫他今天下午2点钟来卡利班酒吧见我，到了说找我就行。’于是我就见到了他，我当时就不喜欢那笨家伙的样子，不过，他看上去扮演那个角色倒是绰绰有余。当时我的确问过他叫什么名字，可他说：‘噢，这个无所谓，今天晚上我就叫伊林沃斯。’我觉得他的表现有点古怪，他还像通俗剧中的恶棍一样暗自嗤嗤发笑——”

“等一下。假如你对他一无所知，那又为什么要说你‘当时就不喜欢那笨家伙的样子’？现在你对他有所了解了吧？”

巴特勒迟疑了一会儿，对杰里说道：“我就知道我们应当把那个该死的律师带过来的。”

“没用的，林基，”哈丽雅特两颊通红地说道，“他全都知道了。换句话说，他知道我的情况，也知道米利亚姆与彭德雷尔有一段私情。”

她稍稍强调了“私情”俩字。我们终于踏上了一条从一开始就绕不过去的路，而我早就决定了要走哪个方向。“私情”，而且是一段事态严重的私情，足以构成本案的作案动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没有必要把孩子扯进来。为了表达得清楚无误，我一字一顿地说道：

“没错，是有一段私情。在这段私情中，韦德小姐成了彭德雷尔的情妇。公事公办的话，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而且你们大伙要是头脑清醒的话，就会明白任何人需要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

一阵沉默。他们是忠诚的朋友。哈丽雅特·柯克顿眼里噙满了泪花。杰里·韦德低着头，嘴里紧紧衔着口琴。

“那——”哈丽雅特嘟囔道，“那——就好，”她声音微弱地补了奇怪的一句，“可你们那位可怕的验尸官呢？”

“找一个高人来为你们大伙出庭辩护。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要上当受骗。会挺过去的。不过记住：别在我面前撒谎。我再问一遍，有人撒过什么谎没有？”

“没有。”杰里·韦德平静地说道。他抬起了头，满脸通红，那副和蔼可亲、玩世不恭的面容还没完全恢复。“谢谢。嗨，没有人会对您撒谎的。”

“你听说过你妹妹和彭德雷尔的事吗，韦德先生？”

“没，没听说过。这么说吧，我是昨天晚上才听说的，是我妹妹告诉我的。不过，彭德雷尔的名字我倒是听她提起过，在信中提起过。很久以前，米利亚姆写信给我，说她遇到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大帅哥’，不过她写的这样的信多了去了。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听着像迈克尔·阿伦[3]笔下的某个人物。”他用口琴吹出了几个尖酸讥讽的音符，“我能怎么着啊？对他说‘先生，只要你踏上本俱乐部的台阶，我就拿鞭子抽你！’？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也许可以证明自己有点用，但用处不会很大。啊，天哪！这个浑蛋！”

他长出了一口气，接着就闭上了双眼。

我回过头来对巴特勒说道：“好了，跟我说说星期五晚上的情况吧，比如，你们为什么那么想捉弄曼纳林先生？”

巴特勒好像很困惑。“老实说，我说不上来。我想，有可能是因为听说了那些有关他的传闻，也很有可能只是我平日里老想搞一出戏的缘故。等你渐渐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其实还不错。”他指了指自己的缺牙部位，“我觉得我成不了他的知交，不过——唉，遇事洒脱一点，活得就会轻松一点。不知道有人跟您说过没有，我和他发生过一点争执。僵持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两个大老爷们居然在这个地方捉对厮打，无非是博他人一笑或叫好，真他娘的是滑天下之大稽，于是我不禁放声大笑。那一刻，我获得了一些哲理般的感悟。这就好比走进了毒气里后，却发现那毒气原来是笑气。如果这种心态能够风靡全球，我怀疑将来还会不会战事频仍。而那出戏——好吧，我得承认，说到底并不出彩。”

他自己对当晚的描述与其他人的说法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吻合，我就不再重复一遍了。我只在一个地方打断了他。当时他正讲到米利亚姆·韦德去地窖找钉子，他和哈丽雅特上楼去阿拉伯展厅的那一段。

“你们上楼时，”我插嘴道，“韦德小姐捡起了楼梯上的匕首，嗯，她说了什么没有？”

巴特勒一时语塞，好像让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似的，然后直愣愣地看着我。

“嘿！”他嚷了起来，像是挨了冷枪，“嘿，该死的，我说——！”

哈丽雅特唐突地说道：“我要是说错了，还请原谅。一点也没关系的，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应该信守诺言，对哈德利先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林基，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但我觉得你肯定听到了。米利亚姆确实从楼梯上捡起了匕首；当然了，她把它放到了某处，说出这件事不会对她造成丝毫伤害的，因为她无疑一直都和我们一起待在楼上——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

“我没用什么眼神看你。”巴特勒委屈地申辩道。他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自己的额头。“想起来了，我确实听到她说了点什么，好像是‘把它安全地交给萨姆’。没错，我发誓！她的确说了！可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提起这事……”

“这事米利亚姆跟我商量过了，”姑娘没好气地说道，“再说了，既然我们答应了人家要实话实说——好了，就别遮遮掩掩了。”

“好吧，她拿那玩意儿到底干了啥呢？”他问道，“她把它交给萨姆了吗？我可没看见他腰带上系过那玩意儿。不过，我也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那该死的玩意儿是啥时候了。我只记得一点，那就是，萨姆和我11点把那口‘棺柩’弄下楼时，匕首确实不在楼梯上，因为当时我还刻意留意了一下。天啊，她把它放到哪儿去了？”

我打断了他。“照柯克顿小姐的说法，我们目前只知道她‘把它放到’某处去了。不过，这事不着急。她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因而这个不一定会给她带来什么不利。咱们还是谈谈本案的最后一幕……你发现尸体的情况吧。”

大伙都不吭声了。巴特勒第一次真正显得有些惶惶不安，而不只是紧张了。

“哦，好的，”他说，“是这样的。我说过，萨姆和我在快要11点时把那口‘棺柩’往楼下搬。我没听清他们在博物馆大厅前端哇里哇啦地说什么。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还不到11点，曼纳林还没来，我们还可以玩这个恶作剧。这时我想起来了，我把警棍落在楼上了……”

“要警棍干什么？你不就是要扮一个值班的警察嘛。”

“是吗？”他迷迷瞪瞪地问道，“没错。但警棍配制服，是怎么也少不得的。您想啊，我演的是警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这出小闹剧得有个结局，您明白不？换句话说，一旦萨姆·巴克斯特向曼纳林俯下身去，持刀相威胁，不管我们吓到了曼纳林没有，戏都不能就此收场，或者说像个平淡无奇的笑话一样不了了之。不，不，不。这样一来戏剧的一致性[4]就毁了，何况我们还想为日后留下一点借鉴呢。就在萨姆持刀俯身之际，扮伊林沃斯的演员拿枪瞄着众人，哈丽雅特则努力挣脱并尖叫着跑开，这时我冲上了场。‘伊林沃斯’（就是那个由演员假扮的穆斯林）毫不犹豫地向我开了枪，我应声倒地，摔破了上衣里的一个红墨水球；不过，我虽然佯装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但其实蓄势待发。他靠近我准备再补一枪时，我一警棍下去，把他的手腕打得发麻，趁机缴了他的枪。然后我就把塔伊夫·艾布·欧拜德公子和奸诈的伊林沃斯双双弄到了我安排好的地方。就这样，这两个骂骂咧咧的家伙被带到了馆长室，锁在了里面。接着，身负重伤的我催促曼纳林拿起那把枪，看好这两个孤注一掷的家伙。他可能因畏惧而拒绝，也可能答应。要是他答应，我就说：‘你敢把他们押送到苏格兰场去吗？’‘敢，敢！’浑身是胆的曼纳林大声道，‘带我去见他们！’他以坚定的决心握着手中的枪，我以沙哑的嗓门说了声‘准备好了！’，便猛然打开了门。他咬紧牙关，冲了进去。

“萨姆·巴克斯特和那名演员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桌子两旁，他们将假发和胡须搁在一边，把脚搁在桌子上，津津有味地抽着雪茄，中间放着一瓶威士忌。

“‘请允许我，’我深鞠一躬，说道，‘请允许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威廉·奥古斯塔斯·伊林沃斯博士和塔伊夫·艾布·欧拜德公子。’”

我接口说道：“我当然非常乐意听你这一系列谋划的最后一部分。只是——”

巴特勒粗野地做了个手势。

“噢，我知道此时此地，这个故事听起来简直他娘的荒唐到了极点，”他气冲冲地说道，“在这个破地方，任何事情听起来都会如此。不过当时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棒的主意，到时候仔细观察一下曼纳林的面部表情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警棍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得用到它啊。您明白不？打斗戏要演得真正令人信服，就不能只是一拳打在垫了东西的胳膊上！所以，发现时间快到了而我的警棍却不见了时，我就大呼小叫地四处去找。后来我想起来了，我进来时把它扔到了一辆马车里，省得它碍手碍脚。

“当时别人都在大厅前端的另一侧，我在大厅的这一侧打开了那辆出游马车的车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那一辆。也许是因为它的样子最气派吧……而那该死的家伙正面朝下躺在只比我的眼睛低一点点的马车地板上。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某个疯子在跟我开玩笑。所以我既没骂娘，也没说什么，只是爬到马车里面，把那家伙拽起来，好看个究竟。”

“你认出他了吗？”

巴特勒又在用手帕擦脸了。“认出了，当然认出了。络腮胡已经从他脸上脱落了；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所以我只是半扶着他，跳了下来，随后‘砰’的一声把车门甩在了他脸上……接下来的几分钟，大概是我记忆中最糟糕的时刻了，或者说我稀里糊涂根本就没记住什么。大家似乎都在冲我大嚷大叫，可是我看不清楚东西，不然就是光线不够好。我回过神来时，碰巧瞅了对面一眼，正好看见一个模糊的脑袋轮廓紧贴在电梯通风口后面。那颗脑袋从本质上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很可怕。”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噢，对了。韦德老爷子给我转述过伊林沃斯的说法，要是我没听错的话，有一件事是伊林沃斯没有看到的。当时他从电梯的高处摔了下去，没看见我上马车，所以首先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我站在马车里面，为了更亮堂一点而将车门打开的情形。

“我第一次打开车门时，有样东西掉了出来。这样东西之前肯定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他身边，后来滚到了门口。我接住了它，不由自主地接住了它。我一定是把它揣进自己口袋了，虽然我不记得自己这么做了。下一次我发现它——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是下一次我想起它——已经是今天早上的事了，当时我要把租来的制服还回去，所以先检查了一遍。这一点我对谁都还没提起过，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意味着什么。不过，我来这儿就是要把它交给您的，来，给您。”

其余的人都跳起来了，我也难以继续板着脸了。他将一把形状有点儿奇怪的钢钥匙放在了我桌上。匙柄狭长，顶部有一个窄孔，状若箭头的末端有四个平滑的凸缘。

“哎呀，见鬼——”杰里说了一半又吞回去了。

“怎么啦？”

“我知道这是啥。这是老爷子喜欢的一种特殊设计。看着像是博物馆围墙后门的钥匙。”

我倏地站了起来。

“就到这儿了，”我说，“你们，全都可以走了。”

第21章　镜子上的指纹

不过，又解决了几件事情后，我才把他们放走。据我调查，有博物馆后门钥匙的只有三人：罗纳德·霍姆斯、老爷子杰弗里·韦德和米利亚姆。杰里压根儿不知道米利亚姆手上有一把，但哈丽雅特有印象。米利亚姆前晚告诉过她，说自己从霍姆斯那儿弄到了一把。不过，哈丽雅特称巴特勒在出游马车里发现的钥匙不可能是米利亚姆的那一把，因为那一把还在米利亚姆手上，而且前天晚上她还亲眼见过。巴特勒发现的是一把新钥匙，闪闪发亮，是最近才配出来的，更难得的是，上面还刻有配钥匙那家店的信息：河岸大道，阿伦德尔街，博尔顿锁具店。

最后，我问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反对采集指纹。很多人都会拒绝，因为这是一项个人权利。可这三位似乎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巴特勒更是坚决要求采集。

“我希望把这事查清楚，因为我碰过那把刀，”他坦率地承认道，“可我既没握过它，也没拿过它，您明白的。我只是碰了碰它——我当时稀里糊涂的，想确定那玩意儿是真是假。我们要怎么配合指纹采集？”

他们走了之后，我在去韦德博物馆之前，坐下来研究了一番他们的指纹，并把所有报告都制成了表格。我仔细把那些照片过了一遍，发现匕首上的各种指纹非常模糊不清，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这样的证据来定罪吧？好在还有一些别的线索让我很振奋。我派贝茨巡佐带着那把钥匙去了一趟博尔顿锁具店，接着又打电话给万安街分局的卡拉瑟斯，让他加会儿班，替我到蓓尔美尔街摄政王公寓大楼调查一件事，然后到博物馆来找我。快到吃午饭时，我才动身去博物馆。

毛毛细雨渐渐停了，但天还是很冷，风也很大。虽然就博物馆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坚固的地方而言，卡拉瑟斯那些异想天开的想法未免太夸张了，但有一点，我还是不免赞同他的观点，那就是这儿看起来的确很荒凉冷清。今天这附近没有闲逛的人，而且博物馆依然不对公众开放。开门的是日间接待员，他自报家门，说自己姓沃伯顿。大厅里只有一个檐口亮着灯，所以整个大厅有一半的地方都是黑灯瞎火的。我又不得不实话实说，在我看来，大厅的样子看上去很普通，和任意一家别的博物馆都没多大区别。从诗意的角度出发，诗意的标准自然很有价值，不过我觉得诗意的标准代替不了卷尺和好眼力。

有人正从著名的东方集市展厅朝我走来，这间展厅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原因你们明白吧？）从半明半暗中走上前来跟我说话的这个人，从体形上看，是罗纳德·霍姆斯先生。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觉得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充满活力而又文静稳重的小伙子，他跟你交谈时会直视你的眼睛，是个不好糊弄的人。虽然他看似顶着压力，但举止却并不紧张，说起话来也很坦率。

“嗨，长官，”他说，“赫伯特爵士吩咐我们在这儿恭候您。韦德先生这会儿就在馆长室，正跟伊林沃斯博士一块儿查看一些新到的货。您要不要进去——？”

“馆长室回头再说，”我说，“我想去看看地下室。不过先要做点儿别的事。能请你把大厅里的灯都打开吗？”

他好奇地看了我一眼，但未置一词就出去跟沃伯顿交代了几句。与此同时，我去看了一下展厅里有人朝上面扔过煤块的那面斜凸出来的墙，就在我头顶上方黄红色的粗糙不平的墙泥上，煤块留下的印痕还清晰可见，下面就是——诸位都听说过了——一个挂着帘子的铜器摊（上面落满了灰尘，就像是专门用来滋生细菌的）。我背靠着这个摊位的入口，尽力让视线穿过展厅的这道又宽又高的拱门，看看可以看到大厅中的哪些景象。灯全都打开了。从这个位置，我只能勉强看到大厅正对面波斯展厅的那道拱门的一鳞半爪。不过，斜眼看去，不仅一字排开的五辆马车可以尽收眼底，就连埃及展厅拱门的一部分和大厅尽头的地窖门也一览无余。由于东方集市展厅一团漆黑，所以大厅里我能看到的那部分区域明亮得有如一方亮堂的舞台，根本就不可能看漏什么。

注意到这一切后，我非常得意地吹起了口哨。（诸位明白是为什么吧？）然后，我朝地窖走去，并示意霍姆斯过来，因为他也许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况。霍姆斯表情专注，正在打量我，我寻思着他是不是已经猜到了我的心思。不过，他嘴上什么也没说。

关于地窖，卡拉瑟斯已经向各位描述过一些了。进门后，要顺着一段混凝土楼梯下去，楼梯对着整个博物馆的后墙。下去时，在右手边有一块隔板，将这片狭长区域与地窖的其余部分隔开了，左侧是一个封闭的煤仓。当你站在楼梯上时，可以看到十英尺开外的后墙上，有三扇地下室高窗，窗户有一半露出了地面。地窖的地板是石头材质的，粉刷过的墙面比较干净。我说清楚了没有？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霍姆斯打开电灯时看到的。也许诸位还记得，卡拉瑟斯在讲述中提到过这样一点：案发当夜，他从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爬下来，来到了地窖后端时，感觉到了一股穿堂风。结合已经掌握的情况，我从这一点中得到了一个启发。在煤仓对面，我找到了一把破旧的厨房椅。我爬到这把椅子上，把每扇窗户都依次检查了一下，果不其然发现了我早就预料到的情况：中间的那扇窗户没有上锁。

接着，我回头看了看霍姆斯，他站在悬吊着的电灯泡正下方，所以鼻梁上的眼镜显得黯然无光，脸上也是阴影重重。他杵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嘘嘘”地吹着一支曲子。

“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说，“星期五晚上的事，就不劳你说了。我已经听过好几个人的讲述了，似乎都互相吻合。我想让你跟我说说这个地方后院围墙上那扇栅门的情况，它一直都是锁着的吗？”

这一问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一直，长官。您是说后墙上的栅门吧？对，根据韦德先生的指示，一直都锁着。我们的防盗措施，不消说，还是很到位的，因为韦德先生不想流浪汉跑到院子里来过夜。对了，在圣詹姆斯附近就可以发现流浪汉的踪影，呃——”他犹豫了一下，用手背擦了擦额头，“请问，您为什么想了解这个？”

“我听说开那扇门的钥匙只有三把。你一把，韦德老先生一把，还有韦德小姐一把。这个说法对吗？”

“不全对，长官。只有两把钥匙。”

“两把？”

“没错。您瞧，韦德小姐借走了我的那把。这样一来，星期五早上韦德先生离开时，我就只好借他的那把了。而且，这是一条妙计。”他笑了笑，“现在您对这场愚蠢的闹剧已经了如指掌了吧？我真傻，竟然同意了，结果就搞成那样了。我想，既然都答应干了，就不妨做得周全一点，要万无一失，省得韦德先生出人意料地从后门回来，坏了我们的好事。”

“这么说来，从星期五早上起，韦德先生就没有后门的钥匙了？”

“没错。对了，那把钥匙，您想看的话，就在这儿呢。”他急切地摆出了一副问心无愧的姿态，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和巴特勒在出游马车里找到的那把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这把旧一点，有些褪色了。“本来我要把这把钥匙还给他的，可他当时正在大发脾气。星期五晚上米利亚姆下来翻箱倒柜找钉子的时候，显然把他设在那里的宝贝工作间搞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霍姆斯冲着隔板那边点头示意了一下，“她把他的工作手套、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就像他本人弄的一样。得亏我不糊涂，否则我可能就一口咬定，说是老爷子本人在里面干过活了。”

我把他的这番话斟酌了一两秒钟，然后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这把钥匙。

“另一把钥匙，”我说，“眼下在韦德小姐手上的那把，也是一把旧钥匙吗？”

“旧？”

“不是最近才配的吧？”

“上帝哪，不是！”他越发困惑不解，虽然依旧保持着彬彬有礼、小心谨慎的态度，“少说也配了两三年了。”

“你知道她借钥匙要干什么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她。不过，警司先生，米利亚姆是个怪丫头。”他的笑容变得有点儿严肃，面容也显得老成些了，“心血来潮呗，您懂的！她的回答永远是：‘哦，拜托了，别问这问那了！——迁就一下，我也是一时心血来潮！’她提什么要求，我都不会拒绝。听我说，不是我好奇心过重，可您问来问去问了这么多，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多谢了。能否请你到上面去待一小会儿？”我提议道，“这里有些工作还需要我自己来做……”

他耸了耸肩。“悉听尊便，长官。用不用我通报韦德先生——”

“不用。我要见过韦德小姐之后，才会找韦德先生谈。请你安静地离开这里，让我清静清静。卡拉瑟斯巡官要是来了，叫他来找我。我只剩一点要弄清楚了。星期五晚上，伊林沃斯博士逃脱后，你们一伙人又从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把他拽了下来，这事你也有份儿吗？”

诸位都见过呆若木鸡的表情，霍姆斯当时就是这样的神情。在他的心目中，愚蠢之举与谋财害命几乎可以相提并论（他的这一看法也许并不是大错特错）。

“不错，我是在这里。理查德·巴特勒是在巴克斯特的协助下，把他从洞里拽下来的。我非常清楚，长官，整件事情很难辩解……”

“是，当然很难。你们下来后来到煤窖，当时是不是已经有好几个包装箱被堆起来，所以可以轻而易举地爬到街上去？有点儿像现成台阶的样子？”他眯起眼睛，点了点头，于是我继续说道，“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人鞋底上沾上了煤末儿？是吧？”

“我想是。我没发现任何痕迹，当然了，我对这样的事情一向不大留意。”

“还有，除了煤仓，”我用手指了指，“就是那边那个储煤柜之外，这个地窖里还有其他放煤的地方吗？”

“没，没有了，就那一个地方。”

“霍姆斯先生，还要请教最后一点：这个地窖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有一面镜子？”

他大惊失色，原本机灵的面孔看上去呆呆的，有半边脸还扭曲了；他扯了扯衣领，扭了扭脖子，最后却突然大笑了起来。

“不好意思，警司，不过，复仇类侦探小说还真是这个套路！您说的这些，听起来就像您的那位朋友——菲尔博士的那些趣闻一样。他办案就是这个路子，对吧？”

“别跟我扯这个，”我很不客气地说道，“回答问题。”（这是我那天听到的第一句真正无礼至极的话。）

“镜子！”他重复了一遍，接着又笑了，“这玩意儿可是一般情况下在地窖里最难找到的东西。不过呢，其实这儿是有两面的。韦德先生曾有一个很夸张的主意，想弄一个镜厅——就像杜莎夫人蜡像馆一样，我们好不容易才劝阻了他。他买了两面大变形镜，这种镜子，您是知道的；他以前曾把这些镜子放在这里，还常常站在镜前哈哈大笑。不过后来镜子就一直闲置了，堆放在那边的储煤柜旁边。”

“没你的事了。”我说。霍姆斯脸上挂着一丝严肃的笑意，慢吞吞地一步一步从我身边往后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直到脚后跟踢到了楼梯，然后便上楼了，依旧是一脸微笑。要不是心里有数，我可能会以为他不愿意我找到那两面镜子呢。

我发现镜子斜靠在煤仓稍远那一边的墙上，那里光线很暗。这是两面全身镜，高的那一面，镜面朝外，上面落满了灰尘，灰蒙蒙的，只能依稀照出一个模糊的人影。镜子的镜面凹凸不平——这种镜面大家都知道的——它会扭曲造物主赋予人的形象，还能上演一场在一些人看来很搞笑的幽默大戏，这些人啊，哪怕是自己不得不沦为笑柄，也非要嘲笑猴子不可。我掏出手电筒，朝镜子上照了照，顿时吓了一大跳。在镜面一小块没有灰尘的区域，一张脸正直愣愣地面对着我：就像噩梦一样，这张脸又宽又扁，留着长长的胡子，还像狼一样露着一排牙齿。当然了，那不过是我自个儿的脸。但是在本案中，没有什么比这安静而黑暗的地窖里，从灰尘中朝我扑来的扁平怪物更可怕的了。

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我可以看见自己的脸，可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镜面只有一块地方被擦干净了。我弯腰仔细查看了这块干净的地方，得到了即使是刑侦人员也只是偶尔才能得到的意外收获。就在灰尘的边上，有一枚清晰的指纹，虽然上半截脏乎乎的，但下半截手指停下来的地方却完好无损。

我已经逮到凶手了。只需再下达几道指示——比方说，找一盏比我的手电筒更亮的灯来，好好检查一下那个储煤柜——然后把米利亚姆·韦德叫来问问话，凶手就手到擒来了。可我并不是特别高兴，甚至还有点沮丧。但我得把案子查到底，这是有良心的人的通病。

楼梯顶端的门开了，我赶紧关掉了手电筒。

“——可要是真有哪个浑蛋偷走了你桌上的手套，”响起了一个响亮、克制然而好辩的声音，“其中的含义，我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从——”

“——是的，还有一把螺丝起子！”另一个人尖声说道，“真见鬼，他们把我的小螺丝起子偷去开那口该死的阿拉伯银箱了，那把大的怎么也不见了呢？小心脚下。那座巴别塔的仿制品还没拆封，不过已经运到我的工作间了，我们来试试，看它——喂！”

他们中的那个瘦高个子，我认出来了，是伊林沃斯博士。哪怕是走在混凝土楼梯上，他们的脚下也发出了很响的啪嗒声。杰弗里·韦德老爷子匆忙地走在前面，连他那长长的胡子似乎都在跟着忙活。另一个人一步一耸肩，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后面，戴着一副硕大的眼镜，满是皱纹的长下巴缩到了领口内。有足够的亮光可以让韦德看见我站在角落里。在楼梯底部，他突然停了下来，害得伊林沃斯撞在了他身上。

“喂！”他像公鸡一样惊叫道，“谁？嘿？是谁站在那边？”

我打开手电筒，解释了一番。他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下，活像一只竖起羽毛的公火鸡，头稍稍歪向一边，小小的黑眼睛流露出一种完全揣摩不透的情绪，像一小块玻璃一样闪闪发亮。我解释的时候，他那双眼睛骨碌碌地转来转去。气氛有点不妙，他正酝酿着什么。

“哦？”他挺起胸膛说道，口袋里的硬币叮当作响，“哈德利，是吧？对，对，对。伯特·阿姆斯特朗跟我说起过。哎呀，你也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地进来嘛。”接着他把头一仰，乐呵呵地笑道，“还四处溜达！是对我的哈哈镜感兴趣吧？嗨，那咱们就好好瞧瞧呗！”

他身手很快，我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他就从我身边一跃而过。在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推开之前，他已经用袖子擦起镜子来了。这下可全完了，指纹没了。

此刻地窖中一片寂静。然后他气冲冲地咯咯冷笑起来。“喂，你到底在干什么？”他问道，“你什么意思？”

菲尔，我觉得你会承认我是一个非常稳重沉着的人吧。我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况且，喜欢出言恐吓的往往都是些软弱无能之辈。但是他那愚蠢而疯狂的大笑，就像朝我脸上泼了一桶水——而且是一桶脏水。在本案中，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有这种感觉，也不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吗？”我说话的语气连我自己都感觉奇怪。

“好事？什么好事？你什么意思？别跟我摆出这么一副表情——”

“上楼去。”我说道，这一次语气听着和缓了一些。

“哦呵？”韦德说道，把头歪向一边，双手攥成了拳头，放在腰上，“说完了没有？你狗胆不小啊，到了老子地盘上，居然还想发号施令——”

“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说，“马上滚出去。在这个案子上，为了你们家的破事，我已经竭尽所能了。我才不在乎你是杰弗里·韦德还是鞑靼的可汗呢；不过，我对天发誓，要么你乖乖听我的到楼上去，要么就等着进监狱吧。你自己看着办！”

不消说，他恨不得剥了我的皮，但他还是立马滚蛋了。一直在一旁客客气气，关心地询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的伊林沃斯，此刻也懒得再当和事佬打圆场了。他俩走了以后，我又在地窖里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想把事情理清楚。一个人怒火中烧，却还要控制自己讲话时的音量，那火气必定都憋在肚子里了——不管怎样，都会产生不良后果。那个留着长胡子，一辈子都没颜面扫地过的专横家伙，不仅在楼梯上嘲笑了我，还威胁说一旦他的影响力起了作用，就会如何如何。

我的上上之策就是不声不响地去干活，看看还有没有未被破坏的其他证据。在粉刷过的白墙上，我发现了别的污迹，可能是指纹，也可能不是，拿不准。几分钟后卡拉瑟斯赶到这里时，我还在东寻西找。

“长官，您说得很对，”他告诉我，“我刚从摄政王公寓大楼过来。您叫我问的事情，让您说对了。”

我给他下了几条指示，其中一条就是让他在这里守着。我要打电话到苏格兰场，叫人把录指纹的设备送过来，并抽调贝茨和普雷斯顿过来把那堆煤掘开。他们来了他才能走。然后我就离开了。我走到上面的大厅时，霍姆斯就在二楼展厅外的走廊里。他的胳膊靠在大理石栏杆上，没高出那辆大型黑色出游马车的车顶多少。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戴着眼镜，在蓝白色的灯光下，有点儿像小一号、年轻一点儿的伊林沃斯。虽然他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但我还是在想，杰夫进地窖一事，究竟是一次意外呢，还是受到了他的暗示。这家博物馆里还有很多事情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我得先见见米利亚姆·韦德再说。

在外面吸了几口湿润的空气后，我感觉凉快了不少。我在圣詹姆斯街的一个电话亭里给苏格兰场去了一个电话，然后便开着警车穿过午时拥挤的车流，来到了海德公园。从外面看，杰弗里·韦德的府邸也没比街边鳞次栉比的其他暗褐色石头房子特殊到哪里去；除了大一点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不过，他的府邸里面却非同一般。这方面我不是专家，我自己在克罗伊登东区有一套房子，那房子有六个房间，还有花园什么的，就足以令我自豪了；而且身为一名警察，管家什么时候举止真像管家，什么时候像一出客厅喜剧中的演员，我还是知道的。这名管家让我很不舒服。他带我穿过一个很宽的走廊，走廊里拴着很多长毛马，又带我进入了一个小房间，房间的陈设是所谓文艺复兴的风格。然后，他优雅地拿走了我的名片，去问韦德小姐愿不愿见我。

我等的时间不长。外面的走廊里传来了沙沙脚步声和窃窃低语声，然后，一个果断的声音把这些声音都盖过了：“我来对付他。”话音一落，门帘就被人一把掀开了，我所面临的是格里戈里·曼纳林先生的冷笑，他出场的姿态就像大鼻子情圣西哈诺·德·贝热拉克[5]。

“哟，是老兄啊？”他说，“有何见教？”

第22章　米利亚姆·韦德去地窖的原因

我知道此人必是曼纳林，因为不可能是别人。他走进了房间，脸上是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用手指弹着我的名片。而在这种漫不经心的神态背后，流露出来的是憎恨——原因嘛，我说不上来。不过，我相当仔细地把他从头到脚端详了一遍。他个头很高，肩非常宽，腰却很细，不过他的那身浅灰色西装并没把这一点突出表现出来。他的穿着打扮，菲尔见了也许会说，无不透着非常好的品位。他总是微微昂着头。他那轮廓分明、晒成了古铜色的脸上蒙着一种诙谐鄙夷的神色；黑黝黝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而且那“乱糟糟的眉毛”——借用卡拉瑟斯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就别管它了——下面的眼睛还打量着我。至于他那“受到压抑的爱好吹嘘、活力四射和容易激动的可爱天性”，这也是卡拉瑟斯提到过的，倒是一点也看不出来。打死我也不会说他“可爱”。不过，他身上确实有一种魅力。他用肩膀顶开门走了进来，从长长的窗户中透进来的光线把他照得容光焕发，而那些看着像假货但很可能是真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则把他衬托得更加光彩照人。

他微微一笑。

“我的好先生，”他非常绅士地说道，“你了解警察是怎么办案的吗？”

这何止是放肆无礼，简直可以说是疯了。从他的态度来看，他是在很认真地发问。那天我第一次感觉到想哈哈大笑，而且差点儿就当着他的面大笑一通了。他看见我硬是咬紧牙关忍住了，于是那股莫名其妙的恨意更强了。

“噢，”我说，“本人是刑事调查部的一名警司，不过我想这个职位如何，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你就是那个在印度还是什么地方破了暴徒谋杀案的小伙子吗？”

他来到了桌边。

“你知道海得拉巴[6]北部那个地区吗？”他客客气气地问道。

“不知道。”

“那亚穆纳河[7]上游呢？”

“从没听说过。”

“那么，”他说，“你一问三不知，你觉得你有资格讨论那个案件吗？”

不管可以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反驳，但要说这个家伙没把我气坏，那绝对是骗人的鬼话。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算不计较他的人身攻击，干自己的正事，不料他接着又开口了：

“我之所以问你，呃——”他假惺惺地看了一眼名片，发现我的名字念起来太麻烦，于是改口说道：“我之所以问你是否了解警察是怎么办案的，是因为你想见韦德小姐。你要是懂点儿法律的话，就会知道你不能强迫她回答任何问题，而且就算是见面，她也有权要求有律师在场。”

“是，这个我清楚。所以我才想知道她是否愿意见我。”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你也明白，是因为今天早上你严重越权了，把三个人叫到你的办公室，没完没了地问一些你无权问他们的问题；结果他们怂得很，全都回答了。上帝哪！”他嗤之以鼻，“他们把我的忠告当成了耳旁风。我跟他们说过，要是非去不可，就带上一名律师……我说过了，你设下了什么愚蠢的小圈套，又是怎么威胁他们的，我不知道。不过——”

门帘一阵窸窣，哈丽雅特·柯克顿跑了进来。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个小伙子，他身体粗壮，行动笨拙，一头扎眼的红发，让人一眼就认出他是谁。萨姆·巴克斯特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晨礼服，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苏打水。他那淡红色的眼皮下，一双呆滞的棕色眼睛显得很憔悴；他看曼纳林时，脸上是一副极其厌恶的表情，这把性情随和的他本人都吓了一大跳，让他不大敢相信自己会厌恶他到这种程度。

“格雷戈，别犯傻了，”哈丽雅特看起来很理性地说道，“他是我们的朋友，知道事情的真相——”

“真相，”曼纳林重复了一遍，笑了笑，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是啊，我也知道真相，你明白的。所以我才要想办法掩盖呀。”

巴克斯特端着杯子做了个手势，反对道：“岂有此理，她是想见他的！不管怎样，她都打算见他的。听我说，警司，要不是我放纵了一把刚刚清醒过来，我今天早上就过去见您了。您想问什么尽管问。我是公子艾布，您知道的，”——听到这里，曼纳林咧嘴笑得更厉害了——“也许帮得上忙。”

“关键在于，”我说，“曼纳林先生愿不愿意回答问题。”

“我当然不愿意啦。”曼纳林回答说。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没有这个义务，也不想回答。”他冷冷地一笑，对我说道。

“你是愿意回答我的提问呢，还是验尸官的讯问？”

他哈哈一笑。“老掉牙的问题，老掉牙的套路，警察永远都会威胁这一招！我亲爱的哈德利先生，你觉得你能传唤我去接受审讯吗？”

“我亲爱的曼纳林先生，”我已经非常不耐烦了，“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只要他们认为他与案子有牵连，也照样可以传唤他。如果他们能够证明主教大人至少在一个方面撒了谎的话，那就更不消说了。”

我以为这一下可以让他张口结舌，可是只略微产生了一点效果。我第一次看到他眉毛皱成一团，这让他看上去都有点像对眼儿了；不过，他的态度接着就转为异乎寻常、彻头彻尾的鄙视，嘴巴像希腊面具那样张得老大，然后又淡淡地笑了一下。

“真能传唤我？”他的口气很嚣张，“拿这老一套吓唬谁呀！事实上，我没撒谎，我还懒得劳那个神呢，我说完了。”

“事实上，我也懒得劳神来吓唬别人。传讯你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你已经向卡拉瑟斯巡官作过一些供述了，现在都记录在案呢。我就是不知道你会不会翻供。”

“什么供述？”

“明白了。看来你终究还是愿意回答问题了？”

“你心里清楚，你那是很牵强的狡辩。我想回答就回答，不想回答自然就不回答。”

“说得很在理。言多必失，有罪的人哪能多说啊，对吧？行。星期五晚上，你跟卡拉瑟斯巡官说过，你10点40分去过蓓尔美尔街的摄政王公寓大楼。守在电话交换机旁的小伙子告诉你楼上正在开派对；可你跟他打了个马虎眼，还是上去了。”

说这些时，我的语调很平淡，没有起伏变化，只是照着笔记本念了出来。他微微耸了耸一边的肩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但一个字也没说。

“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我解释道，“并不是要说你撒了谎，而是要确定说实话的是你，还是其他所有人。柯克顿小姐今天早上在我办公室告诉我，他们是11点过了好大一会儿全都从博物馆回来之后，才交代那个小伙子，让他对外说楼上正在开派对的。在那之前，小伙子压根儿就没接到对外说什么的指示。他知道他们全都出去了，而且他只知道这一点。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难道除了你之外，整个教堂的人全都唱错了？——对了，你是这么说的，对吧，柯克顿小姐？”

那个姑娘坐在一把高背靠椅上，两眼不自在地东张西望。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这么说的，”巴克斯特突然灵机一动，“但是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我记得那事！那小子说我们整晚都待在上面，他还得了两英镑赏钱呢。”

曼纳林的笑声变得单调空洞，听着会让人联想到小孩子在玩具放映机上循环播放的有声影片。不过这笑声非常刺耳，而且显然令哈丽雅特很不安。

“你就了解到了这些啊，哥们？”他兴味盎然地问道。

“不，不止这些，还有别的。比如说，你去那个地方的真正时间，你到那里的真正时间。”

这话戳到了他的痛处。“哦？所以你不相信我去过那里？很遗憾。因为，要知道，我的确去过。”

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无懈可击的，而且他心里有数，但他显然是把全天下的人都当傻瓜了。

“我并不怀疑你去过那里。我只是在问：是几点去的？不管怎么说，肯定不是10点40分去的。看电话的小伙子说了，你不是那个点儿去的。不到半个钟头前，卡拉瑟斯巡官找他问过了。”

曼纳林稍稍耸了耸肩，绕桌子走了几步，站在了一个背光的位置，好像在左思右想。他太狂妄自大了，从我身边走过时，居然还用手肘把我推开了。

“看来你还真有两下子呀，探长先生，”他说，“但事实上，那小子是怎么也不会看到我的，因为怕人看见，我是走后门从后面的楼梯上去的。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避人耳目，又为什么要去善良的霍姆斯先生的公寓看看吗？我的好长官，到了适当的时候，你会知道的，但甭想从我嘴里知道，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吊人胃口，让人坐立不安，因而也就选择了不回答。唉，阿拉伯人说得好啊：Lahm elkhanzeer yuhfaz muddah izâ mullih!你这个喋喋不休的大骗子，容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好让你记在你的笔记本里吧。这句话的意思是：腌过的猪肉能久放。我向你推荐这一处理方法。另外，你是见不到韦德小姐的。”

这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见不到？”

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没看见。她双手搭在一把椅子的靠背上站着，此时我终于见到了米利亚姆·韦德的真容。从哪个角度去评判这个姑娘才理性、切合实际而又符合常识呢？

她的长相无疑很好看，而且除了有黑眼圈外，看上去也非常健康。我猜得出来我太太对她会是个什么看法，但这样的看法在我自己的证词里没有立足之地。说她很健康，是因为那是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当时她穿的是一件粉色的晨袍，或者说睡衣什么的；虽然我一向认为粉色是一种不圣洁的颜色，但这颜色却跟她极其相称。见到她，你就会联想到粉色，明白我的意思吧？卡拉瑟斯就会联想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理解是什么东西让大家都对她趋之若鹜了——即使她不倾国倾城，不搔首弄姿，而且（确实）不聪明伶俐。她进来后，房间里的整个气氛都为之一变。不，不，菲尔，我可不是一个老色鬼，也没陶醉于充满诗意的想入非非之中。我是个实在人，只不过是在陈述事实而已。她站在那儿，双手搭在那把深色椅子的椅背上，黑头发，黑眼睛；而且我相信，在伦敦看到任何别的女人在下午1点，穿着睡衣走进一间接待室，那都将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你根本就意识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只会因为注意到了你的确注意到的事情而感到愧疚。我说清楚了吗？

她颇没好气地说道：“他为什么见不到我？”

“他想把你送上绞刑架，就是这样，”曼纳林冷冷地回答，“如果你觉得无所谓……”

“胡说八道！”米利亚姆露齿一笑，用力喝道，还扬起了一只手，“另一位警官呢，和善的那位？绞刑架！哎哟，我说，多无聊的蠢话！”

曼纳林倏地转过身去。

“我只是在提醒你，亲爱的，”他依旧以冷冷的语气对她说道，“如果我叫你别干的事，你偏要干——唉，我们势必分手，是吧？而这件事曝光后，你到哪儿再去找一个丈夫啊？”

她的脸唰的一下变白了，但没吭声。曼纳林的这番表演冷静沉着，举重若轻，我在任何舞台上都没有见过；他冷酷无情，是个疯子，却说出了那样的话——这句话，要是换了别的男人来对任何女人说，或是在任何人面前说出来，肯定就变成破口怒喝了——但他的语气搞得谁都无话可说，更别说质问他了。他转过身来，冲我漫不经心地眨了眨眼，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再说，就优哉游哉地走出了房间。

而在米利亚姆·韦德眼中，我看到的是恐惧。她挪动了几步，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嗯！我明白，在回忆这一幕并将其完全勾勒出来，以便菲尔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我可能超出了一个务实者的限度。不过，情况就是这样。我把其他人都送走了，告诉他们我想单独向米利亚姆问话。然后我拉上了门帘。但我有一种感觉，眼下我除非每一招都慎之又慎，否则就会满盘皆输。

她已经走到一扇高高的窗户旁边，坐在了一张长椅上，椅子的皮革靠背上有一些图案，饰有黄铜钉扣。她向前倾着身子，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微弱的光线洒落在她的脸上、脖子上，还有裹在她身上的粉色睡衣上；虽然我愿意发誓她不是故意的，但她那向前倾身的样子，任何一个女陪审员只要看了都会赞成绞死她。无论如何，我还是谨慎地挑了一张跟她有一定距离的椅子坐了下来，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最后我果断地说道，“你千万不要被他吓着了。”

一阵沉寂。可我看不太懂她的表情。她正打量着地毯。

“噢，他没吓着我。只是——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我搞不懂他！他——他今天早上骂我是一个卑鄙的小贱货。”

“他知道我们其余的人都知道的那件事吗？”

“我不清楚，”她很坦率地看着我说道，“我没跟他说过，而且我觉得别人也不可能说过。也许说了也无妨。有时候吧，我喜欢他，可有时候呢，他又让我心里发毛。我——”她突然停下了。

“柯克顿小姐今天早上来我办公室时非常担心，生怕整个事情——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弄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对此你是什么看法呢？”

她又看了看我，表情令人捉摸不透，那种不加掩饰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局促不安，而且还可能含有一丝厌倦甚至是些许幽默。然后她把头偏向一边，仿佛在思考，接着又同样坦率地说道：

“唉，说实话——假如孩子的事没被捅出来，我是说假如，当然；捅出来会很可怕——那么说实话，我是不会这么在意的。我不明白哈丽雅特有什么好烦的。当然，这事之前没人知道时，我很怕家父饶不了我。可现在他都已经知道了，也没把我怎么着——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至于别的嘛，什么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之类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好担心的，您说呢？”她睁大双眼，一脸轻松地笑了，“我们应该坦诚一点，对吧？”

她的回答真是有点儿令我震惊，不过我没流露出来。

“这样的话，”我说道，“你就没有理由不告诉我全部实情了吧？”

“可我不知道啊！”她高声喊道，并且攥紧了双手。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她任性地说：“就是字面意思。您想问我什么呢？”

“首先，星期五晚上大约10点18分时，你和柯克顿小姐从博物馆的馆长室出来，接着你到地窖去了——名义上是去取钉子了。是有这回事吧？”

“是的。”

“在地窖里，你碰到了雷蒙德·彭德雷尔。也有这回事，对不对？”

她的脸色又发白了。虽然我尽量摆出了好像了解所有这一切，只是随口一说的样子，但还是把她吓了个半死。

“对！这，这对我没什么不利吧？对了！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我还是先问完吧。你是约好了跟他相见的吗？”

“约好——哦，对天发誓，不，不是！”她站起了又坐下，那种急切和她的坦率一样令人惊愕，“不。请相信我，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来了伦敦。家父和我都不知道。这是我碰到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下去时，他就在那儿，站在电灯下面欠身向我打招呼。我一时都没认出他是谁，因为他留着黑络腮胡，戴了一副有色眼镜，变了样子不说，还显得老多了。不过，他走到我跟前，摘掉了眼镜，说道：‘晚上好，亲爱的。不认识我了？’”她打了个哆嗦，“而如今他已经死了。”

“接着说。后来呢？”

“我说：‘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是指伦敦，而他却说：‘我是博物馆关门前进来的，亲爱的，又在看守没注意的时候，像只小老鼠一样溜到下面这里来的。’接着他又说，‘咱们的——’”她停下了，接着又急切地说道，“这正是我要请教您的，哈德利先生。他们问我时，我必须把孩子的事说出来吗？这一点很关键。哈丽雅特说您跟她说过并不是非说不可。难道我不能只说他想要钱就了事？”

“能，如果你想这样的话。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是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演员？”

“没！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个没完：尽是些讨厌的事情。他要钱——狮子大开口，要一万英镑，把我都气疯了。我对他说：‘你最好从这儿滚出去，因为——’”她又一次停下了。

“因为？”

“因为，”她显然硬生生地改了口风，说出来的已不是她先前想说的话了，“因为我说我会喊人来把他扔到……他哈哈一笑，说他觉得我不会。我当时想的是：‘噢，天哪，要是我再不拿着钉子上去，他们全都会下来的。’我匆忙地冲进那个大工作室，拿到了钉子，又跑了出来，而他则一直跟在我后面说个没完。他跟着我又回到了楼梯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一脸黑色的络腮胡、那顶高顶礼帽，还有他那张幻梦般在我肩头忽沉忽浮的脸。

“然后，我冲他尖叫，让他滚出去。‘不管怎样，现在都先给我滚出去；就算非见我不可，也等只有我一个人时再来，这儿不是地方。那边有个窗户，’我说，‘出去！’说完，我就急匆匆地顺着楼梯往上冲。我以为他会跟着我，但他没有。上楼后，我把钉子交给了林基——他正好要下来取钉子——之后，我在主楼梯前面来来回回走了一会儿，以防他从地窖上来。还好他没有，而我呢，则想找个地方静一静。我当时是什么心情，您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就去了波斯展厅，那儿黑灯瞎火的，没人会看见我。可我一直在想：‘假如他真上来了，或者说，噢，天哪，假如——’”她说了一半，又停住了，“别管我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决定最好下去看看他究竟走了没有。于是我就又下去了一趟——果不其然，地窖里空无一人，虽然灯还亮着。我感觉到有一股风正从正对面的一扇窗户吹过来。于是我就想：‘唉，他至少是暂时离开了，这就不错了。’接着我又想：‘呸！他居然蓄起络腮胡来了！’

“可我还是很心烦意乱，不说您也能想象得到，于是我又往楼上跑。就在走到楼梯顶端时，我迎面碰上了一个人，当时我还以为是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演员呢。不过我没停下来，而是像哈丽雅特跟您说过的那样，继续上楼，跟其他人会合了……”

现在整个案情逐渐明朗起来了，各方面的情况正在缓慢却水到渠成地汇集到一起，拼成一个紧凑的图案，我一开始就知道必然是这么个结果。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兴奋感，那种将千头万绪、毫无意义的碎片拼成一张全图时才会产生的兴奋感。

“后来我知道他死在了那辆马车里，看到他躺在马车外面的地板上——唉，我该作何打算呢？”她自问自答道，“我想给哈丽雅特打电话，请教该怎么办或怎么说，因为哈丽雅特很聪明；可是——”

“请再等一下，韦德小姐。我们漏了几件可以把一切都弄清楚的事情……你第一次去地窖时，把匕首和假胡子带下去了，对不对？请你别否认这一点。柯克顿小姐说你不反对让人知道此事。你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下去？”

她还是死死地盯着我，两眼睁得更大了。

“我说——”一个新冒出来的想法把她吓坏了，“他不是我杀的！天哪，我没杀人！您认为是我杀了他，是不是？”

“不，我一点也没这么认为。好啦，别紧张！也许我可以帮你回答你把它们拿下去的原因。不过，你要是现在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让我接着提问吧，你后来把它们怎么着了？”

“可我说不上来啊！真的，我记不起来了，彻彻底底，忘得干干净净了！下地窖后，它们去哪了，我丝毫印象都没有了。看见他在那里，我震惊不已……过了很久后，我才想起它们来，虽然我想啊想啊，脑袋都快想破了，可我还是没法——”

“其实啊，韦德小姐，你把它们落在地窖里了，对不对？”

“肯定是落下了，”她无精打采地说道，“因为我记得我上楼时两手空空，没拿着它们。”

我把身子向前凑了凑，说道：“那好，最后一个问题！那天晚上你们一伙人打算捉弄曼纳林先生，对这出恶作剧，他真的一直一无所知吗？”

“对！”

“请再想想。难道你没有提前给他通风报信，让他有所准备，免得出丑丢人？你把他吹得神乎其神，难道就没想过要想方设法保全他的面子？

“难道不是直到星期五晚上，你才知道，而且是才能知道计划的全部细节？为了防止出现新的情况，难道你没要他在那场恶作剧开始之前来博物馆的地窖见你，两人商量商量？难道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你才从霍姆斯那儿借了一把开后门的，也就是一直锁着的那扇门的钥匙？难道他没去阿伦德尔街上的博尔顿锁具店另配一把吗？难道你没叫他从后门进来——并透过博物馆地下室的窗户跟你说话吗？你那么心急如焚地冲下地窖拿外套或者钉子，而且还不让别人代劳，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就在你要下地窖的时候，你看到了楼梯上的匕首，心想给他看了这件他们‘干掉’他要用的工具后，你们会大笑一场，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你才捡起那把匕首的吗？你抬起头来，看到柯克顿小姐正看着你后，你不是说过‘把这些东西交给萨姆’之类的话吗？另外，为了让她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你不是把假胡子也和匕首一同捡起来了吗？你难道不是把这两样东西都带到地窖里去了吗？可进了地窖后，你却遇到了彭德雷尔。

“你难道不是把这两样东西都落在那儿，并且抛诸脑后了吗？最终，也是必然的结果，按照你的计划待在地窖窗外的格雷戈里·曼纳林肯定听到了你与彭德雷尔交谈的每一个字。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长长的一阵沉默，你只能听到房间里嘎吱作响的声音。然后，她像个小女孩一样用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

“是的。”她说。

两天后，在那场轰动却毫无结果的审讯之后，在搜查了某个公寓之后，我们找到了某些证据，而且网也织好了；两天后，凭借着对犯罪过程详尽的、层层递进的分析——稍后我会让诸位一饱耳福的——我申请了一张逮捕证，准备以谋杀罪将格雷戈里·曼纳林逮捕归案。

第23章　公诉理由

星期三下午，我如约来到了赫伯特爵士的办公室，来见警察厅长、检察长以及赫伯特爵士。在那里，我第一次一步一步地向他们讲述了我经办此案的情况，讲述时我尽可能做到了逻辑严谨、简明扼要，现在我也打算这么做。

因此，为了把问题彻底说清楚，我请诸位忘掉米利亚姆·韦德的那番证词，把诸位目前知道的一切证据抛诸脑后，和我一道来回顾一下那些事实，按照它们一开始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我不要求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人或某件事上，诸位只要密切关注我对证据的直接叙述就行了。

那天晚上，案发现场第一个登场的演员是格雷戈里·曼纳林，他接受的讯问及其回答已记录在案。说到那个从墙头跳下来，袭击了霍斯金斯巡佐的貌似疯子的家伙嘛，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关于曼纳林的情况，我们倒的确掌握了一些。

星期五晚上11点10分，在那个疯子凭空消失和巡佐离开之后，曼纳林在詹姆森警员的眼前现身韦德博物馆，还因为芝麻大的小事大吵大闹了一通。我们尚未下定论，说这通吵闹是大可不必的，我们只是记录下来了这一事实。詹姆森要他来警局就一起“失踪案”接受讯问，他二话没说就跟来了。据描述，他当时没有大惊小怪，但显得“非常古怪”，而且还试了好几次，想从詹姆森嘴里套出点什么来。

卡拉瑟斯也向我们描述过他当时的样子。他六英尺出头，宽肩细腰，有一张晒成了古铜色的脸，一头黑发，还有一双蓝眼睛；他身穿晚礼服，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高顶礼帽，手里还拿着一根手杖。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显得有点紧张不安，他说那天下午米利亚姆·韦德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邀请他去博物馆参观一个预展，看完预展后，他们要去“盗墓”，可当他赶到时，博物馆却不知为什么关着大门。然而，他并未出现任何异常，直到卡拉瑟斯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鬼会戴假络腮胡吗？这个鬼呀，当时静悄悄地躺着，然后在这名巡佐的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了，他让人给弄走了。”

接着，曼纳林就莫名其妙地晕过去了。

我们还是只把这事作为一个奇怪的情况记录下来了，因为卡拉瑟斯当时正调查那个戴白络腮胡的疯子。随后卡拉瑟斯就前往博物馆，在那儿跟普鲁恩交谈了一番后，有了第一个发现：一串脏乎乎的沾有煤末儿的足迹。这些足迹从博物馆正门延伸了几英尺远，然后就渐渐没了，不过，留下的这串足迹并不清晰，所以毫无用处，不能用来确定身份。

接下来，卡拉瑟斯在出游马车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脸部靠在车门上，所以车门一开，就摔了出来。检查尸体时，他注意到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似乎没给他留下多少印象，但却非常重要，重要到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程度。这一事实就是：

被害人的鞋底上不仅沾有一层煤末儿，而且还是厚厚的一层。

这一点，我请诸位好好寻思寻思。某个鞋底沾有煤末儿的人走进了博物馆——在白色的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了脚印，走着走着，鞋底上的煤末儿就少了，不足以留下污迹，结果呢，脚印也就渐渐不见了。可是出游马车里面却躺着一具尸体，尸体的鞋底上沾了厚厚一层煤末儿。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不管走进博物馆，在地板上留下了那些脚印的人是谁，都绝不可能是被害人。这是合乎常理，甚至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我们的推理必须以这一点为起点。

一个鞋底上沾有厚厚一层完好无损的煤末儿的人，眼下正躺在一辆封闭的出游马车里。这个人，不管是死是活，怎么去得了那里呢？他是不可能走到那里去的，因为他四周都是大片的白色大理石，只要他在上面落过脚，就无疑会留下脚印。可是博物馆里除了从正门延伸过来的那五六个脚印之外，别处没有任何沾有煤末儿的脚印啊。好极了，是有人以某种方式将死者搬到发现他的地方去的。

是从哪里搬去的呢？由于博物馆是集中供暖，加上别的地方也没有火炉和煤箱，所以必定是从地窖搬过去的。

我们检查了尸体，这人留了黑色八字胡，却戴着黑色的假络腮胡。我说“戴着”，其实并不是很贴切。虽然他的下巴和脸颊都因涂过快干胶水而发亮，上面还有些纱布，可见络腮胡曾完全粘在上面过，但现在却只靠下巴上一块顶多六便士硬币大小的地方挂着了。络腮胡并不是在厮打中被别人用力扯掉的，因为没有撕扯的痕迹，也没有生拉硬拽必定会造成的毛毛剌剌和擦刮伤痕。看来络腮胡是被小心翼翼地取下的，但并没有完全取下来，还有一小块地方粘着，挂在脸上。

是谁以这样的方式把络腮胡几乎完全揭了下来呢？显然不可能是死者自己。这副络腮胡又大又沉，就算这家伙活着的时候愿意只靠下巴上一块硬币大的地方粘着这副络腮胡四处走动，用这么少的胶水把它们粘住也不太可能。结合我们认为死者是被搬到马车里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显然是别人——凶手——在被害人遇害后所为。

理由呢？

请注意，关于凶手具体是怎么干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凶手小心翼翼地从死者脸上揭下络腮胡，但没全揭下来，而是只留了那一小块，让它们挂着，一如我们发现时的样子；第二种可能是，他将络腮胡完全揭掉了，后来又匆匆忙忙地粘了回去，由于太仓促，所以只粘住了那一小块地方。

我们暂且把这两种可能性放到一边，来看看其他证据。死者脖子上有一根黑色的带子，上面挂着一副有色眼镜。可这根带子没有直接挂在脖子上，而是挂在大衣衣领外面。这一点，诸位，也请你们好好想想。一般说来，戴眼镜的人是不会把眼镜带子挂在大衣领子上的。就算是有人忘了拿眼镜，穿上大衣后才把它挂在脖子上，他也不会让那根宽宽的带子像牧师的圣带一样碍手碍脚，他会把它塞到大衣甚至是上衣里面去，那才是它该去的地方。所以说很显然，死者身上的眼镜肯定是别人放上去的，而且是在他死后才被仓促地挂到脖子上的。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是第一种可能，也就是说，除了下巴上的那一小块之外，整个络腮胡都被人小心翼翼地揭掉了的话，那对眼镜的分析就讲不通了。因为这样的话，凶手无异于是在做加法的同时又在做减法，让人匪夷所思。他把一副眼镜挂在死者的脖子上，却又揭掉死者脸上的络腮胡，尽管没完全揭下来，还让它挂在脸上。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是第二种可能，络腮胡先是被彻底揭掉了，后来又被粘了回去，只是因为太仓促，才只粘住了那一小块，那这一切就完全可以解释得通了。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明白，同样的情况在眼镜上肯定也发生过。眼镜也被人从死者身上摘下来过——后来又被仓促地挂回去了，挂到了死者的大衣外面。

我们的结论就是：一名男子在地窖里遇害了，随后有人将他的尸体从地窖搬到了出游马车里。死者活着时戴过有色眼镜和黑色的络腮胡；有人把眼镜和络腮胡从他脸上取下来过，后来又放了回去。最后，鞋底沾有煤末儿的另一个人于那天晚上的某一刻走进了博物馆。

目前，根据这些分析就说第二个人是凶手，这一步未免迈得太大了，而且逻辑上也没有根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考虑到只有这两人鞋底沾有煤末儿，是可以将这两个人联系起来的，说第二个人很可能了解一些案情也是不成问题的。在我们到目前为止得出的所有推论中，只有一个给我们出了一道具有挑战性的难题，那就是：凶手为什么把络腮胡和眼镜都从死者身上取下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们可以两眼望着青天，幻想星星给出一个答案来，但最靠谱也最合乎逻辑的答案却是：凶手自己需要这些东西，需要用它们来乔装打扮一番（一副络腮胡，还有有色眼镜，差不多就夸张地暗示了这一点）。可要是他自己需要这些东西的话，那他为何又非要把它们归还给死者不可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也不是很复杂：因为必须造出一个从没有人动过死者这些东西的假象。归结起来，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第一，他需要这些东西来乔装自己；第二，他又务必让人认为这些东西从未离开过死者。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他想把自己装扮成死者，想扮演一个死去的人。

我们先把这个情况搁到一旁，继续往下看。听过卡拉瑟斯的证词后，我们于第二天听取了伊林沃斯博士和普鲁恩的陈述。这些几乎让我们对外部状况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可以顺着我们的逻辑思路继续追查。

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了关于“另一个人”，也就是在地板上留下脏乎乎脚印的第二个人的一些重要情况。这个自称是彭德雷尔的人，10点45分出现在博物馆门口，并获准进去了。这就验证了我们的推理：这是一个戴着彭德雷尔的眼镜和络腮胡，把自己装扮成彭德雷尔的冒牌货。由于他戴着这些玩意儿，所以我们推算彭德雷尔已经死了，在10点45分之前的某一刻叫人给干掉了。

在讨论这个冒牌货可能是谁之前，我们还是先设法确定彭德雷尔遇害的确切时间吧。普鲁恩称他“第一次”到达博物馆的时间是在9点50分前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地窖藏身过，而这一点现在可以支持他是在地窖里遇害的假设。他不可能是在10点15分之前遇害的，因为10点15分时，匕首被当众放到了楼梯上，而且还没失窃。他也不可能是在10点45分之后遇害的，因为当时那个冒牌货戴着他的那两样东西，来到了博物馆正门。我们有办法把这半小时的范围再缩小一点吗？

有的。如果他是在10点15分到10点45分之间在地窖里遇害的，那么他的尸体是什么时候被搬到那辆出游马车里的呢？尸体是巴特勒差一两分钟11点时在马车里发现的。好极了。由此可见，把自己乔装成彭德雷尔的凶手，是断不可能在10点45分到11点之间把尸体搬上楼的。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他得走到博物馆大厅后面，在普鲁恩的眼皮底下走下地窖楼梯，搬起受害人的尸体，把那个庞然大物——彭德雷尔是一个六英尺高的大汉——扛上楼，还得穿过就在普鲁恩眼皮底下的地窖门，把尸体放进马车里，并且逃之夭夭。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不予理会。因此，这15分钟就排除掉了。现在，我们知道彭德雷尔遇害以及他的尸体被放进马车的时间，肯定是在10点15分到10点45分之间。

不过，如果在10点45分到11点之间，一个人扛着那么个庞然大物从地窖门上去势必被人看见的话，那么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他也照样会被普鲁恩看见——因为当时普鲁恩也同样在值班，整个大厅他可以一览无遗。只有10点40分到10点45分之间的那五分钟，那个人才可以躲开普鲁恩的视线，因为当时普鲁恩的注意力完全因为别的情况而被转移到了大厅之外。这是普鲁恩唯一一段脱离了岗位的时间，也是那个人唯一一段可以将尸体神不知鬼不觉地搬上楼并放进马车的时间。

因为什么情况呢？普鲁恩听到东方集市展厅传来了撞击声，就跑去查看，发现有人扔了一块煤，砸在了墙面高处。普鲁恩东寻西找，什么也没找到，白费了五分钟的工夫。而他却忽略了一点，这一点按说应该是很显而易见的，可其他人似乎也都忽略了。大家的推测好像都是煤块肯定是待在东方集市展厅里面的某个人扔的。可普鲁恩说得明明白白，除了巴克斯特之外，根本就没人进过那个展厅；而如果说是巴克斯特扔的话，那他一整个晚上都没去过地窖，又是从哪儿弄来煤块的呢？事实上，恰恰是这块投掷物的选择，势必把我们引向一个绝无仅有的方向，让我们第一次想到了一个假设，那便是：煤块必定是从远处扔过来的，而且必定是从地窖门的方向扔过来的。只要去博物馆看看——甚至只要看一看平面图——你就可以看出点儿门道来，明白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煤块不偏不歪地砸在了那面墙上，是呈直线飞过去的。如果背靠煤块砸过的那面墙站着，你就会看出来，只有一条线可以让煤块直直地飞过来：到地窖门的那条斜线。要是从别的门飞过来的话，煤块就得像回飞镖一样画出一个圆圈或半个圆圈来。

另外，地窖门正好有一半被离得最近的那辆马车挡住了，普鲁恩看不到。地窖门和最近的那辆马车之间的空间很宽敞，还有（最后）一点，在大厅里从前向后看时，这扇门是朝左侧的那面墙打开的。所以，肯定是有人把门开了一条缝，弯着腰溜出来，然后直起身子扔煤；这段距离比普通的板球场长了顶多二十英尺。趁着普鲁恩去查看的工夫，凶手把尸体搬上了楼——之所以选择了出游马车，是因为就这一辆是全封闭的——藏起来后，他又回到了地窖——干什么去了呢？咱们来瞧瞧。

因此，尸体是10点40分被放进那辆马车的。在推断死亡时间上，我们就又排除了五分钟。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如果那把象牙柄匕首在10点40分的时候已经插在了彭德雷尔的胸口，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到了地窖的呢？博物馆里只有一个人进过地窖（因为除了那五分钟，别的时候普鲁恩都没离开过岗位），这个人就是米利亚姆·韦德。所以说，不管是存心还是无意，肯定都是她把匕首带下去的。由于在接受赫伯特爵士的讯问时，普鲁恩只在一点上，也就是这个姑娘第一次下地窖这个问题上，老是哼哼哈哈、吞吞吐吐、闪烁其词，所以匕首很可能是在她第一次去地窖时被盗的，时间在10点18分左右。如此看来，彭德雷尔的遇害时间是在10点20分到10点40分之间，于是，令我们头疼的半小时已经缩短到二十分钟了。

棒极了。这看起来对米利亚姆·韦德是不是非常不利呢？因为毫无疑问，匕首是她偷走的。请注意，如果是她杀了彭德雷尔的话，那她十有八九有一个帮凶，就是那个把自己伪装成彭德雷尔，并在10点45分进入博物馆的冒牌货。而且，这名帮凶肯定是个局外人，因为博物馆里的每一个人在关键时段的行踪都能说得清楚。不过，我们还是暂时把这个问题搁到一边，先思考一下：她去地窖时，为什么带上了那把匕首？难道说她知道彭德雷尔在那儿等着，于是带上匕首想把他干掉？我们没有一丁点儿证据可以证明她知道彭德雷尔在伦敦的方圆千里之内，除了这一点之外，该推论还有很多严重缺陷，经不起推敲。假如她下去时预料到了会碰见彭德雷尔，或者说预料到了匕首会派得上用场的话，那我们只能说她肯定是彻头彻尾地疯了。因为她让别人注意到了她要去地窖这件事，吵吵嚷嚷地坚持要去拿钉子，还在普鲁恩——后来我们了解到，还有其他人——的注视之下，明目张胆地从楼梯上捡起了那把匕首。你见过哪个打算杀人的家伙会费那么大的劲，以一种轻松搞笑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我们只能假定，她把匕首带下楼完全是没有恶意的，至少是没起杀心的。

可她为什么要带上那把匕首，为什么那么急于去地窖呢？是要去见某个人吗？这让我们马上就想起了后来冒出来的那个假扮成彭德雷尔的冒牌货。一个局外人；很好，咱们就来看看能否把这个局外人的形象勾勒出来吧。

彭德雷尔，真正的彭德雷尔，卡拉瑟斯已经描述过他的形象了。彭德雷尔身高六英尺，宽肩细腰，一头黑发，面色稍微有点黑，一双棕色的眼睛，留着黑色的八字胡，身穿晚礼服，头戴一顶高顶礼帽，外面还披着一件黑色大衣。本案中，有没有哪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本来面目隐藏在一副络腮胡后面，用有色眼镜遮住自己眼睛的颜色，冒充成彭德雷尔从老眼昏花的普鲁恩面前蒙混过去呢？普鲁恩，不消说，之前从未见过彭德雷尔，所以等后来尸体被发现后，只需要让他相信他之前看到的那个人跟死者是同一人就行了。而在整个案子中，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个描述，此人就是格雷戈里·曼纳林。服装符合，身高符合，头发符合，古铜色的脸与脸色发黑符合；眼睛被眼镜遮住了，脸有一半被络腮胡盖住了，所以也都没问题。乍看之下，只有一个难处：彭德雷尔蓄着一嘴真正的黑色八字胡。就算曼纳林可以侥幸搞到络腮胡戴上，可八字胡上哪儿去弄呢？所以关于这副难觅踪迹、令人费解、似乎与案情没有任何关系的黑色八字胡，我们现在找到了答案。

八字胡的事回头再说，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曼纳林的体貌特征与我们正在勾勒的局外人形象有多吻合吧。米利亚姆去地窖见某个人——有没有理由猜测这个局外人没准儿就是曼纳林呢？很显然是有理由的。去见他，原因呢？那么明显，就不用我多嘴了吧？捉弄曼纳林的一场好戏就要上演了，而把他吹得神乎其神的米利亚姆呢，必定不想看到他表现得很差，于是早就给他通风报信过了，而且还安排好了会到地窖里来见他，告诉他最后的细节。这一推论与物证是否吻合呢？确实吻合：因为地窖是她能够偷偷见他的唯一场所，而且也有窗户方便他进出。另外，卡拉瑟斯的证词也支持这个推论，他说自己在发现了尸体后向米利亚姆讲述当晚的情况时，她咕咕哝哝说了“地窖窗户”几个字。为了从窗户里进来，曼纳林有没有可能进过博物馆的后院呢？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知道，米利亚姆有一把后门的钥匙。所以说，她把那把匕首带下去，是想让他看看他们会拿什么东西来“干掉”他；这很可能是她的一时冲动之举，只是因为看到躺在楼梯上的匕首后觉得好玩而已，而且她把假胡子也一同捡了起来。

下一个问题是：这两人安排好在地窖见面，是为了一起干掉彭德雷尔吗？这种可能性必须排除，理由与认为是米利亚姆一人作案是一样的：如果她真的打算行凶杀人，言行就不会那样惹人注意。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整个凶案都不是有预谋的，只怪彭德雷尔出现在了地窖里，那是最不期待他光顾的地方。

把我们发现的事实和得出的结论按顺序整理一下，现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案发经过：

米利亚姆没想过要去杀人，但作出了在地窖见曼纳林的安排。彭德雷尔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来到博物馆，并藏身于地窖之中。10点18分或10点20分时，米利亚姆带着匕首和胡子进入地窖。五到七分钟后，她从地窖上来。又过了五分多钟后，她再次进入地窖；然后很快在10点35分的时候，重新回到了楼上。10点40分时，有人——几乎可以肯定是曼纳林——扔出了一块煤，目的是想分散普鲁恩的注意力。将尸体搬到楼上的马车里后，曼纳林回到地窖，从通到街面的煤窖洞口爬到街上，摁响博物馆的门铃，演了一场冒充他人的大戏。他必须将络腮胡和眼镜归还给死者。他背对着普鲁恩顺着大厅往里走，然后自个儿“嘶”了一声后停下来，还朝马车方向张望了一番，想给普鲁恩留下一个这声音是别的什么人发出来的假象。他一闪身躲到马车下面，打开了另一侧的车门——尸体仍躺在里面——但他只能草草把络腮胡往死者脸上一贴，将烹饪大全往死者手中一放，把眼镜往死者脖子上一挂。最后，他还把自己脸上的假八字胡摘下来扔掉，后来被人在马车下面找到了。这一切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然后普鲁恩就又听到了曼纳林急匆匆的脚步声。接着就是一片混乱，他可以趁机走下地窖，然后从窗户和后门溜之大吉。

为什么有必要上演这出冒充他人的大戏呢？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判断谁是真凶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两种选择：

一、虽说这起杀人案并非是有预谋的，但米利亚姆和曼纳林在地窖里发现彭德雷尔后，还是联手把人杀了。他俩当中的一个人用匕首把彭德雷尔捅死了。接着，曼纳林为了让米利亚姆有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铁证，就上演了这出冒充他人的大戏——而她则刻意上楼去找自己的朋友。

二、行凶杀人和冒充他人都是曼纳林一人所为，而米利亚姆对这两件事情都一无所知。

乍一看，从概率上说，倾向于第一种选择的几乎占压倒性优势。我们可以提出非常强有力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觉得这种选择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从表面上看，它为究竟为什么要上演那出冒名顶替的大戏提供了唯一合理的解释。米利亚姆知道有人看见自己大摇大摆地带着匕首去了地窖。她是唯一进入过地窖的人。所以，一定不能让人在地窖里发现尸体，那样的话，她的罪行就昭然若揭了。要冒险去演一出那么危险的冒充他人的哑剧，肯定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非此不可的动机，否则，曼纳林也就没有必要把头往绞索里面伸了。

还是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一直强调寻求最合乎常理的解释的必要性，但如果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合乎常理的解释，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继续讨论这两个同谋所采用过——或有可能会采用——的最不合乎常理的手段。这种解释到目前为止是完全可信的，可接下去就会变得很荒唐。因为：

如果是米利亚姆，或者说是米利亚姆和曼纳林联手捅死了彭德雷尔的话，那么作案时间只可能是在米利亚姆第一次去地窖的五到七分钟之内。如果说她参与了这桩凶案，那就一定是那段时间的事。因为不可能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她带着匕首下了地窖，遇见了彭德雷尔，同他交谈了几句；又上楼来思考了一番，可能仍带着匕首，也有可能把匕首留在了地窖；想了一会儿之后，又在普鲁恩的眼皮底下再次下去，随后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捅死了彭德雷尔；然后又对等在一旁的曼纳林说了声“继续”，最后再次跑了上来——这种设想是不合乎情理的。

很好。那么如果她跟杀害彭德雷尔一事有什么干系的话，时间应该在10点18分到10点25分之间。彭德雷尔就是在那时，在一场疯狂的争吵中被杀害的。她对要么无意中看到了此事，要么后来参与了此事的曼纳林说：“你得帮帮我。”于是他们两人当中的一个（在这个假设中，很可能是曼纳林）就想到了冒名顶替之计。当务之急是，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尸体搬到楼上去。

这自然是整个计划中最危险的环节，其危险程度甚至超过了冒充他人。处理尸体时必须想法将普鲁恩的注意力转移开。如果这两人是串通一气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干一件很自然甚至是必然的事情；采取别的任何行动都将是疯狂之举。那就是在曼纳林搬尸体的时候，米利亚姆必须去转移普鲁恩的注意力。由于普鲁恩对她心存仰慕，所以这件事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而且还会为她提供一个求之不得的不在场证明。只要把他引到东方集市展厅、波斯展厅或者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大厅就有一两分钟没人盯着了……

可她做了什么呢？10点25分刚过，她从地窖上楼，来回闲逛了一会儿，去了波斯展厅，又回来下了地窖，然后又上来——去跟楼上的朋友们会合。他俩仍在准备那场冒名顶替的把戏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她为什么没有在任何一刻去转移普鲁恩的注意力呢？说她惊慌失措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她第二次下地窖时，并没有丝毫迟疑；那天晚上在其他任何方面，她都没有胆小过。还有最后一点，只跟普鲁恩说说话，何来风险？况且她也不会丢下曼纳林不管，因为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是她自己的脑袋。

思来想去，末了我们发现，选择这个推论还有第二道难关：冒牌货如何混进博物馆，归还络腮胡和眼镜，然后再度消失？假如普鲁恩坚持要跟在他后面呢？假如普鲁恩吵吵嚷嚷，或是叫人呢？那曼纳林就会完蛋了。要是有共犯的话，那么这个共犯肯定会在场确保事情进展顺利，让普鲁恩不起疑心，并在冒牌货开溜时再次分散他的注意力，这并不是什么很牵强的想法。而且，这么做不会给米利亚姆带来一丁点危险，相反，还会为她提供一个绝佳的不在场证明。

这一点，诸位，是我在星期日梳理了所有报告后得出的结论。我研究了整个案情，但可以指证米利亚姆是共犯的证据，我一处都没找到。这起命案，在我看来，凶手似乎只有一人：一个身强力壮、行事夸张、极度自负的胆大妄为之徒。照我自己的分析来看，事情的经过肯定是这样的：

米利亚姆去了地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碰到了彭德雷尔。曼纳林早已到达窗外，而且听到了一切，但并未暴露自己的行迹。曼纳林肯定听懂了他们是什么关系，但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马上跳出来的。米利亚姆担心别人随时都会下来问她为什么迟迟没有拿到钉子，于是命令彭德雷尔离开后，她就冲上楼去了，把匕首和胡子都落在地窖里了。然后曼纳林便翻窗而入——动手了。他在东方国家待过很长时间，应该了解用一件东方武器刺中心脏的招数。他动手的原因呢？要我说啊，可能是出于真爱、虚荣心，或者想破罐子破摔，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还有，像曼纳林这样的人，一旦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令自己极为不快、大伤虚荣心的真相后，势必会突然怒不可遏，与彭德雷尔当面对峙，并且决定（咱们不妨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虽说我个人并不赞成这么做）“用东方之刃宰了这个东方无赖”。为藏尸灭迹，免得有人下来看到，他会将尸体拖到唯一可以藏尸的地方：不远处那个有高高的栅栏围着的储煤柜。这时洋溢在他脸上的英雄色彩依然会很夺目。然后——他听见有人下楼来了。是米利亚姆，她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地窖，以为彭德雷尔已经走了，就独自匆匆上楼了。

为这家伙说句公道话。我不喜欢他，甚至可以说很讨厌他的胆量；但不可否认，他的确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气。在地窖里第二次看到米利亚姆时，他意识到了她势必会因为这起命案而受到指控。是她将匕首带到了地窖，谁都知道她在地窖待过，而且彭德雷尔曾是她的情人。不管曼纳林是不是真的爱她，他都很清楚有个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未婚妻，会将自己置于一个尴尬境地。他决定来一个精彩而戏剧化的惊人表演，这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只有曼纳林才能想得出来这么疯狂而又成功的计划，只有曼纳林才有把尸体搬上楼的力气，也只有曼纳林才具备冒充成死者的条件。要移花接木，把那些道具弄到自己的脸上来，他需要一样东西：一面镜子。那么，他对博物馆有充分的了解，可以让他知道接下来具体该怎么办吗？有，我们有证词证明，霍姆斯曾带他四处参观过，“连地窖都参观遍了”。而地板上就摆着可以助他完成伪装的东西：一副很像彭德雷尔的真胡子的黑色假络腮胡。那他后来在警局里晕过去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是听说过一次类似的情况吗？几天以前，扛着一口死沉死沉的大箱子上楼后约过了半个小时，曼纳林不是也晕过去了？星期五晚上，他心脏出问题又晕过去是因为扛过一具死沉死沉的尸体。

我说过，我是在星期日得出了上述结论；星期一，我开始对它们进行检验。既然我的中间名叫“谨慎”，那我就不会完全排除米利亚姆·韦德是共犯的可能性，不过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如果她毫无保留、痛痛快快地回答我的讯问，对带匕首到地窖和在那儿见到了彭德雷尔这两点也毫不掩饰的话，我们就可以基于我的推理，把她排除了。关于这一点，你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现在要向大家展示的只剩我们搜集到的关于曼纳林犯罪的物证了，这些物证我已于星期三呈交给警察厅长和检察长过目了。地窖里的煤仓已经被清空检查过了，在那里发现了大量血迹；这不但证明了凶案发生在地窖，而且还显示出死者最初是呈佛陀打坐的姿势靠在墙上的，所以死者鞋底有厚厚的煤末儿，衣服上却很少。搜查贝里街曼纳林公寓的搜查令也下来了。在公寓里，我们找到了一双白色的羔皮手套——案发当晚他穿的晚礼服配的就是这双手套——上面有一层煤末儿，指尖上还沾有血迹。还找到了一张他身着波斯民族服饰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腰带上挂着一把跟本案的作案凶器近乎一模一样的匕首。

巴特勒在马车里发现的那把钥匙，经查，是他拿着米利亚姆·韦德手上的那把，去阿伦德尔街上的博尔顿锁具店配来的。

那一枚清晰的指纹，我跟诸位说过，已经被杰弗里·韦德从地窖里的镜子上抹掉了；我们发现了另一枚不怎么清晰的指纹，专家们查验起来可能会很头疼，但作为呈堂物证还是不成问题的。最后一点，曼纳林的不在场证明根本就不堪一击。我们拿到了摄政王公寓大楼两名侍应生的证词，证明他不仅星期五晚上10点40分时没去过那里，而且一整个晚上都没去过。当然啦，曼纳林说他是从后门上去的，可这个说法根本就无从证实。甚至正相反，弄不好还会对我们有利。因为据公寓的门房回忆，后门整个晚上都是锁着的。不过，我们愿意勉强承认他去过，因为很显然，他不是在10点30分到11点这段我们要调查的关键时间去那里的。

把这份证据放在赫伯特爵士办公室里的桌子上后，我就坐在一旁，让检察长和警察厅长定夺了。那天下午的情况，我是不大可能忘记的，因为没多久我们的讨论就被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打断了。

我说完了之后，检察长率先开了口。

“我看这个够用了，”他以他那一贯很勉强的口气说道，“我可以用更多的实实在在的物证——更多的材料直接向他们开火——不过我看这个够用了。嗯？”

警察厅长嘟囔了一声，说道：

“太他娘的可惜了，杰夫·韦德把那枚指纹给毁了；我们本应该可以想点办法，不过肯定没辙了。可我没怀疑到曼纳林会有罪。你说呢，阿姆斯特朗？”

赫伯特爵士一声未吭。我可不想重提任何老掉牙的建议或过去的那些争争吵吵，尤其是冲着我的顶头上司；提了我就是该死的笨蛋。可就在检察长收拾自己的文件，我们用力掐灭手中的雪茄时，那个金不换——帕普金斯匆匆忙忙地闯了进来。他显得很着急。

“不好意思，各位先生，”他说，“可是有位——”他改口道，“杰弗里·韦德先生来了，带着曼纳林先生一块儿来的，他想见见各位。他说他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曼纳林先生是清白的。”

第24章　不在场证明

再说一次，那场景，还有我们会议桌周围的那一副副面孔，我是不大可能忘记的。那是6月的一个明媚的下午，阳光照在助理厅长们才可以享用的奢侈品上；尽管开着窗户，但房间里还是烟雾缭绕。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让检察长很不高兴，因为他正准备出门去打高尔夫球。

但想推脱说没有预约，把人家拒之门外已经来不及了。杰夫这老东西不请自入，趾高气扬地进来了——用“趾高气扬”来形容很贴切。他身着一套招摇扎眼的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圆顶硬礼帽，上衣扣眼里还插了一朵花。他心情好得不得了，白胡子根根翘立，虽然尖声尖气的，但绝对自信。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曼纳林，温文尔雅，像个电影明星。杰弗里·韦德走过来，把桌子上的文件往一旁胡乱一推，接着就一屁股坐在了桌沿上。

“天气不错啊，对吧？”他亲切地说道，“也许你们还有人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杰夫·韦德。那个大名鼎鼎的杰夫·韦德。我想跟你们几位简单地聊几句。”

“你，真想聊几句？”厅长问，那口气啊，能有多酸就有多酸，“聊什么呢？”

对方乐呵呵地笑了，然后往衣领里缩了缩脖子，看了看桌子对面。

“你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可以控告曼纳林这小伙子了，是不是？”他问道。

“是又怎么样？”

那个枯槁的老恶魔正得意着呢。他把手伸进上衣胸前的口袋，掏出了一个钱包。从那个钱包里，他拿出了一样我从没见过，也不相信会有的东西。那是一张面额五千英镑的钞票。他在桌子上将钞票摊开。

“放上一枚六便士的硬币。”他说。

“伟大——万能——的上帝啊，”检察长低声咕哝了一句，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你是想——”

“不，诸位，”曼纳林平静而客气地插嘴道，“不是想行贿，再说我未来的岳父大人也不会舍得下这么大的本。我敢说，用不了这么多钱，就可以买通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放上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吧。”

谁都没吭声，因为这件事的离谱程度已经让我们出离愤怒了。韦德这老东西从桌上探过身来，轻轻地敲了敲那张五千英镑的钞票。

“六便士的险都没人想冒？”他问道，“你们肯定不会都这么小气吧？我想拿这小小的一张纸来赌一枚六便士的硬币，赌你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控告曼纳林，而且就算你们想试一把，连大陪审团那一关你们都过不了。怎么样啊？”

“杰夫，”沉默了一会儿后，赫伯特爵士说道，“这也太过分了。在一定程度内，我会与你的立场一致，可这一次你简直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这哪儿像你干过或能干的事啊！你给我出去，马上出去。”

“等一下，”厅长发话了，“你凭什么这么确定我们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呢？——喂，外面吵吵闹闹的，怎么回事？”

帕普金斯插嘴了，因为门外传来了好些嘈杂的声音。

“我想是和韦德先生一伙的什么人，长官，”他温文尔雅地告诉我们，“他们来的人相当多。”

“都是目击证人，”韦德冷冷地说道，“一共十三人。他们都可以证明6月14日，星期五晚上从9点一直到10点45分，曼纳林都跟我一起待在迪恩街上的希波餐馆（现在叫‘苏活沙图’）。其中有餐馆的两位老板，即沙图先生和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有四名侍应生、一名洗手间服务生和一名勤杂工；有当时在餐厅用餐、互不相干的四名目击者，最后——”

“那，”厅长不慌不忙地说道，“才十二人啊。”

“噢，还有第十三个人是做别的工作的，”老头子令人费解地咧嘴一笑，答道，“你们等着瞧吧，他们全都是循规蹈矩的英国臣民，能够得到英国陪审团的认可。有了这样的口供，我就是说鱼从来都不喝水，都没人敢提出质疑。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不在场证明。你们能推翻它吗？要不要试一试？证人全都在这儿，请啦，试试吧。你们若去法庭起诉，我在法官还在法官席上举棋不定时，就会采取行动，让你们的起诉被驳回。不过，你们休想走到起诉那一步，因为可以打个小赌，大陪审团不会受理的。所以我警告你们：最好现在就撒手作罢，否则你们自己都会惹上一身麻烦的。”

赫伯特爵士说道：“你这个浑蛋，原来你买下那家餐馆——”

“拿出真凭实据来呀，”老东西说道，还冲他咧嘴一笑，“这事你别瞎掺和，伯特。你帮了我不少忙，我不想恩将仇报，倒打你一耙。”

“我想，问问你买下那家餐馆时是不是还买了别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吧？”检察长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问问试试，”韦德探过身来，冲检察长摇了摇头，说道，“马上就有你见过的最精致的诽谤罪起诉状送到你手上。呵呵，不过，还轮不到你吧？这儿有个家伙我肯定是不会放过的。”他用手指了指我，“我想，这位警司先生，你叫啥来着，我会让你明白想威胁我，绝对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情。”

“是吗？”我说，“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曼纳林先生有什么要说的吧。曼纳林先生，你敢说你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45分这段时间都待在那家餐馆吗？”

曼纳林点了点头，表情既毕恭毕敬，又扬扬自得。他愉快地笑了笑。

“我在。”

“可你跟卡拉瑟斯巡官说过，而且后来也跟我说过，你10点40分的时候去了摄政王公寓大楼啊？”

“您说什么？”曼纳林说，面色依然凝重，“我觉得您可能对我不大了解。当然，星期五晚上我面对卡拉瑟斯巡官的时候，请您谅解一下，因为过度紧张，我在那种场合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话。我不确定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而且巡官也无法证明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没有在任何证词上签字画押。事实上，我几乎可以肯定，我跟他说过的，就是星期一我跟您说过的话，也就是，虽然我星期五晚上的确去过摄政王公寓大楼，但我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您我是什么时候去的。我只说了我是从后门去的，然后就拒绝再开口告诉您更多信息了。怎么样，您能否认这一点吗？”

“不能，你跟我说的就是这些。”

他做了一个不起眼的手势以示宽宏大量。“不过，”这个得理不饶人的家伙这下子来劲儿了，说话跟打雷似的，“现在我打算告诉您星期五晚上的真实情况了，免得您又习惯性地犯下愚蠢的错误。我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什么都没说，是因为我不想让韦德先生难堪。

“事情是这样的。9点的时候，我碰巧遇见了和他的两个——呃——开馆子的朋友一道，从滑铁卢车站回来的韦德先生，并且接受了一起去吃饭的邀请。饭后，我们本来是准备按照之前的安排，接着去博物馆的；韦德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给伊林沃斯发了一封电报，让他10点半去博物馆跟我们见面。可遗憾的是，韦德先生跟沙图先生聊波斯的事，聊得太上瘾了，于是就决定——诸位，这事咱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就决定放伊林沃斯博士的鸽子。可是他不想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博士伤了感情。于是，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趟博物馆，见见可能在那儿候着的伊林沃斯博士，并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把这事给糊弄过去。我离开餐馆时，正好是10点45分。餐馆的其中一位老板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一般都把车停在蓓尔美尔街后面的小巷子里；当时他正要回家，于是就主动提出来把我捎过去。可是，途中我突然想起来出错了。我们最初的打算，你们也知道，是要在11点钟去博物馆举办聚会的。韦德先生是给伊林沃斯发了一封电报把时间改了——但他在早上告诉大家聚会取消后，忘了通知他们晚上还是要来聚会的，只是换了个时间。他们没接到电报，所以博物馆里就会没人。我进不去，此时肯定已在门阶上等着的伊林沃斯博士也进不去。不过，我记得霍姆斯先生住在蓓尔美尔街。于是我就叫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把车从后面的通道开到小巷子里去，这样既不影响他把车停在老地方，又可以方便我去找霍姆斯先生。下车后，我就穿过摄政王公寓大楼的后面，来到了后门（给某人下达了一些指示），见到了管理公寓的乔治·丹尼森先生……”

听到这里，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拍案而起。

“一派胡言！”他咆哮道，“杰夫，那栋公寓大楼和餐馆一样，也是你的！普鲁恩跟卡拉瑟斯说过——”

“拿出真凭实据来呀，”韦德冷冷地说道，“我再警告你一次，伯特：别瞎掺和。小伙子，接着说。”

曼纳林又摆出了一副温文尔雅的冷漠姿态。“好的，没问题。对了，丹尼森先生就是韦德先生提到过的第十三个证人，他让我进了大楼，并陪我从后门上楼，去了霍姆斯先生的公寓。不过，公寓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看到的那些迹象，使我相信大家肯定还是去了博物馆。这时应该已经是11点左右了。我就又下了楼，跟丹尼森先生打了声招呼，就步行赶往博物馆了。当时博物馆黑灯瞎火的，但我觉得其他人一定都在里面，于是就不停地按门铃。按着按着，就让一个警察给打断了。当时他误会了我的举动，我自然不能向他坦白韦德先生——对不起，长官——韦德先生怠慢贵客伊林沃斯博士一事，所以，我要为自己辩解一下。”

曼纳林又露出了微笑，但他的眉毛却皱到了一起，而且他看人时的客气眼神更像是在讥笑对方。

“我想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顺便问一下，你们要不要现在就把我拘留了？”

“我还是喜欢，”厅长好奇地看了看他，说道，“走一下正式手续。”

老头子探过身来，脸上写满了欣喜之情。

“你们打算抓人了？”他问道，“好啊！哎呀，诸位，有人要跟我赌一把吗？”

那空洞的咯咯笑声，又一次像脏水一样泼在了我们身上。而他也有这个资本，笑得起。

三周之后，大陪审团宣布不受理我们的起诉。

说到这里，菲尔，我的讲述也就基本上接近尾声了。现在你可以明白我一开始所作的声明了吧？尽管我们有些人也许认为，彭德雷尔利用米利亚姆·韦德喜欢及时行乐这一点占了她的便宜，就被谋杀了，这样的谴责和报应是过了头，但没有人会为他的冤死而痛苦得捶胸顿足或深深地诅咒凶手。可整个案子吧，就是一记冲着眼睛打来的直拳，无法回避啊。你明白我们的处境了吧？

我们拿曼纳林没辙，不能以谋杀罪审判他；也拿韦德没辙，不能以作伪证罪把他送上被告席。我们坚信，所谓曼纳林一直待在餐馆的那一整套说辞，从头到尾都是瞎编出来的鬼话。我们坚信这一点——而且我看到你点头了，说明你也是坚信这一点的。然而，我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一个证人的证词都没能推翻掉。（对了，杰夫指控我们使用了包括填料橡胶管在内的各种方法严刑逼供，这是无稽之谈，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很想用橡胶管的一次。）老东西带了一大群律师在身边，为自己把关补漏；他暗示记者，是我们心术不正，老想通过给别人定罪判刑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所以我们才自认为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我们能想到什么办法吗？让曼纳林逍遥法外了，但我们也不能回过头来，设法指控那个姑娘有罪啊，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事实。不管谁有罪，曼纳林都是整个案子的主谋。这个结局真是让我们狼狈不堪，没脸见人——而那个老东西对此却早就心里有数了。这个自吹自擂的大骗子，一辈子都没吃过亏，不费吹灰之力就猜出了我们的意图，害得我们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了。这事让他的老朋友，在场的赫伯特爵士，也大为不快。

我们之所以要用一整个晚上讲述这个案件，原因就在这里。这倒不是说我们很在意是否能将杀害彭德雷尔的凶手绳之以法，虽然说彭德雷尔起码也曾经是一个大活人。但是，那个老恶魔大言不惭地吹嘘，说他已经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了，而且他的这种大话正在带来麻烦。我们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而且很可能扭转不了败局——交给你来定夺了。想必你和我们一样，相信曼纳林就是凶手且韦德犯了伪证罪吧。可是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将他逮捕归案呢？

三个多月过去了，总结起来，只有几点需要补充。我们严密监视了每个人的行踪，清楚后来发生了哪些事情。有件事说不定你会感兴趣。在大陪审团未能作出正确裁决，所有的喧嚣也都平息下来的一个月后，米利亚姆和曼纳林分手了：显然是双方同意后才分的。曼纳林已经去了中国，不过比以前更有钱了。通过私密的渠道，我们已经不露痕迹地打听到，在他离开之前，老东西把一张整整两万英镑的支票存入了他的账户。依你看，这说明了什么呢？

至于其他人嘛，情况都和原来差不多。我们摆平了赖利太太，但这等于帮了老东西的忙，并没让我们有多高兴。现在参观韦德博物馆的人比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人还要多；普鲁恩依然是夜间接待员，霍姆斯还是助理馆长。由于在审讯中情绪失控大发了一通脾气，巴克斯特只得从公使馆离了职；不过，他们这一小伙人似乎比原来走得还要近了。杰里、巴特勒，还有哈丽雅特·柯克顿，他们的样子跟我们最后一次见他们时没多大区别。伊林沃斯，对了，伊林沃斯还一度成了大英雄呢。

说到米利亚姆呢，我只能告诉诸位，我一个月前见过她，没想到她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社会排挤。事实上，她看上去好像比之前过得还要愉快一点。我是在一个酒吧——我曾在那里抓过一个犯伪造罪的家伙——见到她的，她穿着一套华丽的衣服，坐在一个高脚凳上，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漂亮。我旁敲侧击地问起了曼纳林，她说她有段时间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起身要走之前，我又对她说：

“私下里，坦率地跟我说说你对曼纳林的真实看法。”

她照了照吧台后面的镜子，露出了梦幻般的微笑。“我觉得，”她回答道，“可以用萧伯纳戏剧中某个角色的一句台词来形容：‘漂亮！精彩！绝伦！啊，多妙的一次金蝉脱壳啊！’对了，要是您见了那位英俊的年轻警官，请转告他：星期四晚上没问题。”

于是我们的故事，以卡拉瑟斯开场，也以卡拉瑟斯收尾。

注释

1．麦考利男爵（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散文家。

2．《灵魂的觉醒》（The Soul's Awakening）是英国画家詹姆斯·桑特（James Sant，1820—1916）为家族中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所作的肖像画。

3．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原名Dikran Kouyoumdjian，1895—1956），亚美尼亚裔英国作家，一些好莱坞影片如《女人实业家》（A Woman of Affairs，一译《小霸王》）和《金箭》（The Golden Arrow）等都是在其作品的基础上改编的。

4．戏剧的一致性，指的是动作、地点与时间的一致，即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引申发展而成的三一律。

5．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法国剧作家埃蒙德·罗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根据历史同名人物重新创作出的人物形象。贵族青年西哈诺聪明机智，既是诗人又是剑客，但他长了一个大鼻子，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因此只能将对表妹罗克萨娜的爱意藏在心底。他为克里斯蒂安代写情书，助其得到了表妹的爱情；但一番波折之后，在他临终前，表妹终于明白了自己真正爱的是谁。

6．海得拉巴（Hyderabad），印度第六大城市，位于印度中南部。

7．亚穆纳河（Jumna，现作Yamuna），恒河最长的支流，源于喜马拉雅山脉本德尔本杰山的亚穆纳斯特里冰川，是印度北部的主要河流之一，也是印度人心目中的一条圣河，泰姬陵就建在亚穆纳河北岸。

尾　声

“嘿！”卡拉瑟斯说，“天亮了！”

这间四面都是书的房间的窗户是灰色的，桌子上方的电灯的光线看着是既刺眼又虚幻。虽然不住地添加燃料，但壁炉台下巨大的石头炉口内，炉火还是又一次化成了一大堆余烬。烟雾腾腾，空气浑浊不堪，坐在桌子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有点儿邋里邋遢的，他们的眼睛都被熏得看不清东西了，但黎明的曙光还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丝惊喜，让他们纷纷吱吱嘎嘎地动起身子来了。房间里又冷又闷。助理厅长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招蠢棋，”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咆哮道，每到这样的时刻，他总是容易急躁，“熬了个通宵。呸！”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袖珍日记本，走马观花地翻了起来。“三一主日后的第十七个星期日。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20分。我们昨晚挤在一起听了那么多遍，这一点你应该也听明白了。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米迦勒节火险，如果你有的话，明天就可以取消了。你们这帮懒鬼，有要上教堂的吗？卡拉瑟斯，你也不害臊，‘要是您见了那位英俊的年轻警官’，你听听——”

“抱歉，长官，”卡拉瑟斯满腹狐疑而又谦恭地答道，“我什么也没说啊。警司——”

只有哈德利一人显得精神焕发、泰然自若，在那儿使劲儿抽着早就灭了的烟斗。

“我把那件事说出来，”他以令人疑虑的严肃语气解释说，“只是为了给这个故事画上一个句号。关键是，我们费了一晚上的时间把案情又捋了一遍，得到了什么神谕呢？对于这整个案子，菲尔最后的看法是——该死，他睡着了！菲尔！”

方才，菲尔博士一直都窝在自己的宝座——那把最大、最舒服也最破旧的皮椅——上面，他的眼镜垂吊在胸前，双手则蒙在眼睛上面；这会儿，从他的指间露出了一只不耐烦的眼睛。

“我没睡着，”他很有尊严地回答道，“你这话我听了很不舒服，也很惊讶，哼。”他喘息片刻，双手在太阳穴上揉来揉去。这一刻，他看上去不像那个庞大的“今日圣诞幽灵”，而是显得疲惫不堪、老态龙钟。“我只是在问自己，”博士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那个在每个案子结案时我都会问自己无数遍的问题：何为公正？时光，就像取笑耶稣的彼拉多[1]一样，是不会为了一个答案而停留的。哼，没关系。你们这些人啊，早上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来点儿浓红茶，里面最好再加点儿白兰地。休息一会儿吧。”

他吃力地挺直了身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拄着两根拐杖费力地走到了壁炉边上。一张小茶几上面堆着一堆对开本的书，这堆书后面藏着一个煤气炉。菲尔博士拽出一把水壶来，摇了摇，以确定里面有水。他点着了煤气炉，黄色和蓝色的火焰发出了微弱的嘶嘶声，这个昏暗的房间里亮起了唯一的光。菲尔博士像中世纪传说中的炼金术士一样，在那团摇曳的火焰上方弯着腰忙活了一会儿。黑暗中透出的那缕光照亮了他那层层重叠的下巴、蓬松的花白头发和土匪般的八字胡，还有那副垂着黑丝带的戴上去让他像猫头鹰的眼镜。

然后，他摇了摇头。

“首先，哈德利，”他若有所思地嘟囔道，“我要恭喜你完成了一件杰作。就像画人体素描时必须做到的那样，你点对点地把每一点都对上了，当你把那些线条连起来时，画作也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就甭提了，”哈德利半信半疑地问道，“问题是，你同意我的观点吗？你认为我的结论对吗？”菲尔博士点了点头。

“对，”他说，“对，我认为很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丢下日记本，惊讶地坐直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咆哮道，“别跟我说这案子还另有玄机！我受不了啦！停，马上打住！我们发现了一个用形形色色的神秘人物装点的谜盒，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谜盒。再打开一看——嘿，魔术师已经开枪了，鸽子也终于飞走了。别的啥也没有了，难道不是吗？”

“您歇口气，长官，”哈德利像往常一样谨小慎微地说道，“说来我们听听，菲尔。都这个节骨眼上了，可别讲什么该死的笑话了！你到底什么意思？”

博士耸了耸肩，给人的感觉类似于发生了一场慢地震。他在煤气炉旁的一把大椅子上坐了下来，接着掏出了烟斗。他冲着烟斗眨了一会儿眼睛，除了水壶下面的火苗微弱的燃烧声音外，房间里别无声响。然后，他突然说道：

“依个人浅见，诸位，你们永远也无法证明格雷戈里·曼纳林犯了谋杀罪，而且永远也无法证明杰夫·韦德犯了伪证罪。如果有什么能聊以安慰诸位的话，那就是我有这个自信，可以设法让那个老滑头生出恐遭天谴之惧念，从而助你们挽回败局，这似乎是诸位所企望的吧。不过，至于此法是否明智——”

他又揉了揉太阳穴。

“对，哈德利，你干得很漂亮。嗨，有一个古老的成语很适合用来形容我这个人，那就是：丢三落四。这些古老的智慧真的是被东丢一点，西落一点，弄得现在俯拾皆是。我就像一个对眼儿的猎人，端起猎枪就是一通横扫，把漫山遍野的野兽打得一个不剩，猎物的毛都没给别人留一根。有一个老笑话说，有个人因为皮卡迪利大街光线好一点，就跑到那儿去不知疲倦地寻一先令的硬币，其实那枚硬币是在摄政大街丢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不过，有不胜枚举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去一个你以为没有线索的地方去寻找线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你会看到一些从来都没注意到的东西。

“诸位，你们给自己出了一道题并且已经给它下了明确的定义。你们干得很漂亮，可是你们却在问题的一部分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答案。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部分你们并没看清楚：姑且称之为‘不必要的不在场证明之谜’吧。在我看来，曼纳林的不在场证明是伪造的，这一点咱们心中不可能有丝毫的怀疑。见多识广堪比基督山伯爵的杰夫·韦德，恐吓或买通了十三个证人，让他们为他编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这些证人中有十二个确实是少不得的，换言之，他们编的这个故事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大可不必弄这么多的人来讲这个故事。但第十三个就是画蛇添足了。这第十三个证人的说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另外十二人所作的伪证相互矛盾，他是一个局外人。为了获得此人的假口供，杰夫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肯定遇到过相当大的困难，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完全认可哈德利的分析的话。

“现在就容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吧。我认为，哈德利对于案情的还原是非常正确的，除了一个小小的甚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之外。这个细节就是，干掉彭德雷尔的，其实并不是格雷戈里。

“在我看来，真正的凶手显然是年轻的杰里·韦德；不过，对于诸位能否拿出足够的真凭实据来起诉他，我表示怀疑。”

“恐怕我把诸位都吓着了吧。”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其间只有哈德利骂了一句难听的粗话——菲尔继续说道。这位博士悠闲地坐在一片幽暗之中，只有煤气炉的火光映在他脸上，他若有所思地喘息着，点了点头，说道：“在跟诸位讲述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为了突出某些事情，请允许我习惯性地采取反常的方式，倒过来从案子的结尾说起。此外，我还要用一个类比来开头。

“咱们先假定这位卡拉瑟斯先生受到了指控，有人指控他于晚上11点到零点之间在伊斯灵顿[2]谋杀了自己的祖母。你，哈德利，与赫伯特爵士和我勾结在一起，为他伪造了一个11点到零点之间的不在场证明。我们找到多切斯特酒店的经理（我们收买了那个恶棍）及其合伙人，又找到七个服务生和三个在酒店用餐的局外人（也是有奶就叫娘，拿了我们钱的人），这三个人我们就以劳合－乔治、鲍德温和张伯伦[3]称呼吧。所有这些人都信誓旦旦地声称卡拉瑟斯11点到零点之间待在餐厅，零点才离开。

“这样一来，他的嫌疑就彻底洗清了。没有人在乎零点之后他去了哪里，因为显而易见，他不可能是在零点之后杀掉他的祖母的。何况，不管怎么说，他午夜后从公园路[4]前往伊斯灵顿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这就为他的不在场证明提供了更充分的余地。因此我们不必冒极大的风险，再买通另一个证人来证明他零点一刻去萨沃伊酒店找经理聊过天。这完全是多此一举，这样的不在场证明未免谨慎得过了头。如果我们把这份证明也放进去，那必定是有非常重要的理由。

“曼纳林在本案中的情况也是这样。杰夫证明曼纳林直到10点45分才离开希波餐馆——分秒不差，那个冒牌货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韦德博物馆的。所以，有了这份证词，按说就绰绰有余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精心编造一个故事，让曼纳林必须坐阿圭诺波波洛斯的车去一趟摄政王公寓大楼，必须见到公寓的管理员并且从后门上楼呢？答案呼之欲出：因为务必证实曼纳林称自己那天晚上去过公寓这一说法，这一点至关重要。

“可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正如哈德利所言，只要能证明他10点40分没从正门进去过，那他究竟去没去过那个地方，这一点诸位根本就不在乎。在这个问题上，诸位甚至连逼问都没逼问过他：你，哈德利，在韦德府邸找他问话时都没多问几句。不过，有一点你肯定是很清楚的——曼纳林也很清楚——他一口咬定说自己在某个时刻去过公寓，说明这是他试图让你信以为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说到他的行为表现，如果说有一件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不厌其烦、近乎疯狂地坚称自己去过那个地方。哪怕是没人产生怀疑时，他也会在别人面前提起这一点，从他第一次跟卡拉瑟斯交谈开始，直到他在赫伯特爵士办公室里搬出证人为止，每次都是如此。他希望自己的说法在所有细节上都得到证实，这很正常，可是在与罪案毫无关系的一点上这么偏执，似乎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好吧，按照他的供词，他在摄政王公寓大楼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上楼后，发现霍姆斯公寓的门开着，就进去东寻西找了一番，然后从壁炉前的地面上捡起了一张折着的字条，字条没写完，出自杰里·韦德之手……

“诸位，全部的秘密就在这儿。（他说）他在壁炉前的地面上捡起了一张从别人口袋里掉出来的字条。这张字条在警局里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掉出来时，他声称他是在那儿发现的，所以对此他必须给出一个解释。

“现在，我们清楚了，曼纳林在撒谎，他压根儿就没去过摄政王公寓大楼。那么，他到底是从哪儿搞到这张字条的？又为什么必须声嘶力竭地坚称自己是在公寓里发现的呢？我们看到字条的一面脏乎乎的全是煤末儿时，就明白了他肯定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为了解释那些煤末儿，曼纳林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说自己是在霍姆斯公寓生着煤火的壁炉前的地面上发现字条的。卡拉瑟斯去过那间公寓，两个房间也都看过，他压根儿就没看见里面生有什么火，煤火柴火都没有。你们这些家伙应该认识到，那些提供清洁、膳食等服务的旅馆式公寓只配备电暖器，这对我们的文明来说简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那张写着‘亲爱的G，得搞到一具尸体——一具真尸’的小字条，恐怕没有引起诸位足够的注意，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实际上只与一场恶作剧有关。由于它被当作恶作剧来解释了，所以也就没人多想了。不过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尽管字条上的内容无关紧要，但字条的下落却事关重大。这张字条儿是不是杰里·韦德写给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请他帮忙搞一具尸体，这一点无所谓。但这张字条是丢在霍姆斯公寓子虚乌有的煤火旁，还是丢在韦德博物馆地窖里的一具尸体旁，差别可就相当大了。搞清楚了这一点，很多令人费解的疑点也就迎刃而解了。搞清楚了这一点，杰夫·韦德为什么那么煞费苦心地为曼纳林开脱罪责也就不难解释了：因为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儿子开脱罪责。我认为，搞清楚了这一点，甚至连那张让曼纳林踏上更加精彩、离奇的东方冒险之旅的区区两万英镑的支票，也可以得到解释了。

“哈德利说得没错，我有个与众不同的毛病，就是拧，是块犟骨头，这不，就拧着先把结果告诉诸位了。不过，在听诸位讲述案情的过程中，我的确已经确定，彭德雷尔肯定是杰里·韦德杀害的……

“诸位一直在谈论明显的嫌疑对象。诸位一直在说，既然米利亚姆·韦德绝对是唯一去过地窖的人，而且除了地窖门之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下地窖，那么凶手如果不是米利亚姆，就是某个翻窗而入的人。问题是，还真有另一个途径可以下地窖。有一部巨大的电梯可以下去。也许是我天生不愿乘电梯的缘故吧，在我心目中，那部电梯有着火一般的颜色，很抢眼。这个案子不管你从哪个地方入手，都会让那部电梯给绊倒，不然就会撞在它上面。那部电梯总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而关于那部电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信息是——出故障了。

“卡拉瑟斯是第一个听说这一情况的，是案发当晚从普鲁恩口中听说的，当时他在找伊林沃斯非常滑稽地从电梯里逃脱的证据。对了，普鲁恩当时还说了一句应该引起诸位注意的话（和他说的其他一些话一样）。普鲁恩说，老爷子发誓说肯定是有人故意做了手脚，把它搞坏了，因为他用电梯时往往很粗暴、随意，有两次脑袋都差点儿因此搬家了。

“我就纳闷了，谁会把那玩意儿搞坏呢？有了：杰里·韦德，他的老爹亲口跟阿姆斯特朗说过，他曾经是一名电气工程师……

“我希望诸位好好看看那部电梯以及星期五晚上案发期间与它相关的讲述。伊林沃斯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我是从伊林沃斯进入博物馆的那一刻开始留意杰里的。当时是10点35分，米利亚姆正从地窖上来。（这是她第二次去地窖，她发现地窖好像已空无一人，以为彭德雷尔已经离开了，就又跑上楼来了。）伊林沃斯从她身边经过后，转身朝馆长室走去。就在这时，馆长室的门猛然开了，杰里·韦德戴着醒目的络腮胡，神色紧张地大步跨了出来。他告诫伊林沃斯，说这位老博士不应该在那边浪费时间瞎扯淡；伊林沃斯‘干吗要在这里磨磨唧唧瞎扯淡’，这是杰里·韦德的原话。

“这里有一个小地方，又没有引起诸位足够的注意。从伊林沃斯那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与馆长室和电梯相关的情况。馆长室的门，已经被多次提到，是钢面的，门外的动静一点儿也听不见。电梯门很厚，伊林沃斯被关在里面时，听不到杰里和霍姆斯在馆长室的谈话内容。大厅里的谈话，只有在电梯门开着的情况下才能听到，同意吧？话又说回来，透过那个大通风口也是可以听见的，但除此以外，一个字也休想听见。

“伊林沃斯进入博物馆后，在大厅的远端跟普鲁恩说过话，没走多远又跟巴克斯特交谈过。那么，杰里·韦德是怎么听见他说话的呢？事实上，如果杰里·韦德当时确实是在这样一个既看不到外面动静也听不到外面声音的房间里，那么他究竟是怎么知道有人来了的呢？于是我们就得出了下面这个不是很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他肯定是在电梯里面。舍此，别无他法。他一定是在电梯里面，而且肯定一直站在那个箱子上朝外张望。

“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件事非常离奇。因为伊林沃斯进入馆长室的时候，他注意到——他提起过是在他想逃出去的时候——注意到电梯门是紧关着的，而且上面还很细心地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故障’两字。要是杰里当时在电梯里，那他何必要不嫌麻烦加以隐瞒呢？天哪，诸位！——他隐瞒的还不止这一点。咱们跳一大步，来到案发第二天，听听指纹鉴识员在确定伊林沃斯是否真在那部电梯里待过时都说了什么。伊林沃斯是在里面待过，他们发现了他的指纹。奇怪的不是这个。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别的指纹。

“没有别的指纹。哼，杰里一准儿在电梯里待过，他一准儿碰过什么地方，可是整个地方就是没有一丁点痕迹。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仔仔细细地把它们擦掉了。一个人为什么要擦掉自己的指纹呢？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在那部电梯里头待过的事实呢？他干掉彭德雷尔后掉在地窖里的那张以‘亲爱的G’开头的字条，会给诸位答案的。

“看出来了吧，我对他那天晚上的任何行为都心存疑问。他乖乖地相信了伊林沃斯博士是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演员，这一点就让我顿生疑窦。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大活人会在跟伊林沃斯聊了半个小时后，还真的相信他是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吧。杰里·韦德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他假装相信伊林沃斯，顺水推舟上演了一出帮伊林沃斯一把的好戏，因为要想保全自己，他最好装出一副相信伊林沃斯是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样子。他丝毫不能露出半点破绽，让人看出自己知道真正的演员已经横尸在地窖，那可就前功尽弃、彻底完蛋了。窃以为，这位业余演员在刚刚一刀结果了那名专业演员的性命后，就为伊林沃斯表演了一出绝妙好戏。

“哈德利，把你对本案的看法套在我的上面，你瞧瞧，咱俩的看法多吻合啊，就像一个模板印出的画一样，完全对得上。我想试着用我自己那种糊里糊涂的方式概括一下。由于我们手上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也就是星期一下午，就在杰夫·韦德擦掉镜子上的指纹之前，他和伊林沃斯下地窖时，你无意中听到的那一小段对话……”

哈德利从椅子上僵硬地站了起来，两眼盯着桌子对面，指着菲尔博士说道：

“你是指伊林沃斯对老东西重复了什么？伊林沃斯说的好像是：‘可要是真有哪个浑蛋偷走了你桌上的手套。’杰夫的回应是：‘是的，还有一把螺丝起子……’”

菲尔博士点了点头。

“哼。一字不差，老弟。有人从楼上杰夫的桌子上偷走了手套和一把螺丝起子。这意味着什么呢？咱们无头苍蝇一般的思绪直接回到了那部所谓坏掉了的电梯上，没准儿有人已经把它修好了……

“杰里·韦德自米利亚姆和哈丽雅特于10点18分离开他那一刻起，直到10点35分为止，都是独自一人待在馆长室的。他一个人待了有十五分钟多的样子。他在戴络腮胡，不是什么很费工夫的事情，因为哈丽雅特说过，她和米利亚姆离开前已经快完事了。米利亚姆已经出去了，说是要去给他取——什么来着？从地窖里取一件老爷子的外套，让他扮演得惟妙惟肖。哈德利，我可以告诉你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就像我是他肚里的蛔虫一样。‘老爷子不在，好极了，没机会用那部电梯把自己干掉了。楼上的那伙人马上就要把那口大铅棺搬下楼，既然他们要把棺材搬到这里来，我就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省点劲儿呗。我来把电梯修好——有一两秒钟的工夫就行，因为就是我把它弄坏的。’他从老爷子的桌上拿了一把螺丝起子，怕这活儿搞得满手是油，又拿了一副手套。他进了电梯。‘得了！举手之劳，易如反掌。运行一下试试看。去哪儿好呢？嘿，管他娘的，就让电梯下到地窖，正好咱自个儿去拿一件老爷子的外套……’

“下去后，他走出电梯，他所在的用隔板隔出来的地方就是老头子的工作间。然后他听到了说话声。

“米利亚姆拿了匕首和胡子后，本来是下来见曼纳林的。可是她没见着曼纳林，倒是碰见了彭德雷尔。而他俩的对话，身在暗处的杰里一字不漏地全听见了……

“哈德利，这个小伙子摘掉愤世嫉俗的面具后是什么样子，你是见过的，而且还见过好几次。咱们听到过他们嘲笑他无能——一个嗡嗡响着的刺耳的声音：‘闭嘴，你这个老气横秋的侏儒！’咱们听到过他自嘲，知道他在背地里折磨他自己，因为他只是一个连对一只鹅都不愿大声说个‘不’字的‘老好好先生杰里’。可是你也看到过他在你的办公室里，听到你说不会把米利亚姆孩子的事公开时的那副表情。这个性情温和的小妖怪，可以变得比任何一个从黑暗中跳出来的妖怪都更加凶残。而他的确从黑暗中跳出来——扑向了彭德雷尔……

“米利亚姆冲彭德雷尔尖叫了一阵，要他离开，然后就冲到楼上去了。心里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满足的彭德雷尔迟疑了一会儿，思忖着如何是好。杰里则从隔板的另一边跨了出来。我可以想象出摇来摆去的电灯下方的整个场景。那把匕首，横卧在地板上。或许只说了一句‘见鬼去吧’，这位无能的哥哥就纵身一跃，扑向了彭德雷尔，其身手之快，与后来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让人觉得他有不在场证明，而同伊林沃斯耍的那出骗人小把戏中所表现出来的敏捷旗鼓相当。他一匕首就刺穿了彭德雷尔的心脏，可能是碰巧得手，也可能是因为他从朋友兰德尔那里学到了使这种玩意儿的一些窍门；要我猜，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但不管怎样，彭德雷尔倒下了，像哈伦·拉希德一样死翘翘了。‘得把尸体搬走，免得有人下来看见了。拖到——煤仓去。’难道你觉得他没那个力气？他能把无论是块头还是体重都不相上下的伊林沃斯拖到电梯里去，有这个力气。时间呢？不早不晚，恰好是10点半。‘得离开这里了……’

“他回到那个工作间，将手套和螺丝起子藏了起来。‘得回楼上去了；得把电梯弄成还没修好的样子。’他坐着电梯到了一楼，接着开始擦除自己留下的所有指纹。他必须将这件事情干好，而且必须把电梯再次弄坏。就在他做这些的时候，他听见大厅里有人在说话。把电梯里的那口箱子竖起来，他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了。伊林沃斯。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他确定不了，但他最好假装认为此人就是演艺经纪公司派来的演员。他将电梯再次关上，走了出来，一两分钟后就神定气闲地在门口见伊林沃斯了……”

菲尔博士气喘吁吁地抽了几口已经灭了的烟斗。

“可地窖那边呢？曼纳林已经透过窗户看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看见了米利亚姆第二次下楼——就在杰里上去了之后——也看到她离开了……

“曼纳林的想法？你们瞧！哥哥杀人了，而且妹妹也很有可能会受到怀疑。我已经听你们解释了曼纳林的动机，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凭借一次英勇的孤注一掷，也就是在那天夜里扮演一个危险而又愚蠢的角色，他不仅可以摆脱被嘲弄的处境，还可以让这位嘲笑过自己的老兄欠他曼纳林一个大大的人情，毕竟要不是因为他的机敏与勇气，兄妹俩都可能会因谋杀罪而受审。这正是曼纳林在无法控制自己的虚荣心时会有的表现。叫他们把吐出来的唾沫再自己舔回去？他会让每个人收回自己说过的话，把它们乖乖地吞到肚子里去。然后他会对米利亚姆说：‘谢啦，我已经证明自己了，再见。’记得那个跳进斗狮场捡起夫人的手套，只是为了再把手套扔到她脸上的小伙子的故事吧？曼纳林发现自己在愚蠢的号角声中，以惊人的面目处在了那个位置。他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干了——你说他干过的事。他从煤仓旁的地板上，捡起了从杰里的口袋里掉在那儿的那张该死的字条，这张字条就是杰里·韦德犯下这起谋杀罪的最后一个证据。

“当然，曼纳林事后就惊慌起来了。所以杰夫这老油条出手相助了。我想，这一点对于解释他从这位感恩戴德的父亲那儿得到的那两万英镑会大有帮助。最后还剩下一个不解之谜。那就是即使其所作所为受到了纯粹的虚荣心的激励、鞭策和驱使，但曼纳林究竟是一个高尚的豪杰呢，还是一个虽有个性，但本质上却跟彭德雷尔一样的彻头彻尾的无赖呢？我说不上来。我有点儿怀疑，直到他爬上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或者是在赫勒斯滂海峡[5]被鲨鱼追咬的那一天，他自己是否能够说清楚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他始终都是一个聪明人，能够把像他自己那样的家伙的一切都展示给我们；而且，就算我们解开了最后这道谜题，我们可能依然说不上来他的真面目。”

窗外灰蒙蒙的天色正在渐渐亮起来。菲尔博士在一片鸦雀无声中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去，打开了其中的一扇窗户，呼吸了一口清晨的清爽空气。

“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哈德利突然说道。

“目前当然是没有啦，”菲尔博士爽朗地同意道，“否则我就不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不要去抓捕那个小伙子。这个案子已经搞得够鸡飞狗跳的了。喜欢的话，吓唬杰夫·韦德一下——但是（套用一个令我作呕的比喻），让那只听到魔术师的枪声后从最后一个盒子里飞出去的鸽子衔一根橄榄枝，放到你们的良心上。”

大家面面相觑，接着哈德利哈哈大笑起来了。

“正合我意，”赫伯特爵士一边说，一边搔着后脑勺，“我会三缄其口的。”

“上帝在上，我也一样，长官。”卡拉瑟斯也表态同意。

菲尔博士笑容满面地转过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壁炉旁的煤气炉前。“你们老是怀疑我分析得对不对，”他对他们说，“其实啊——咱们私下说说——我也一样。不过，这壶水烧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他关掉了煤气炉。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水壶就不再嘶嘶叫了。接着，大家都胃口大开，准备进早餐了。

注释

1．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总督，曾多次审问耶稣，原本不认为耶稣犯了什么罪，却在仇视耶稣的犹太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判处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彼拉多听了耶稣“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的回答后，取笑他说：“真理是什么呢？”（《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2．伊斯灵顿（Islington），大伦敦下属的自治市，位于伦敦中心偏北，是内伦敦的主要住宅区。

3．劳合－乔治、鲍德温和张伯伦三人都曾任英国首相。

4．公园路（Park Lane），又译公园径、帕克巷等，是海德公园东部的一条街道。

5．赫勒斯滂海峡（the 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the Dardanelles）的旧称。

暗夜，陈列东方文物的博物馆外，两位不速之客先后造访。

其中一位飞扑袭警并摔昏在地，随后突然不知所踪；

另一位口袋中掉落的字条上写着：亲爱的G，得搞到一具尸体……

苏格兰场巡官当即赶往博物馆，却看到守门人正绕着一方棺椁跳舞。

而打开华美的旧式英伦马车．滚落的竟是一具东方男尸。

无异于天方夜谭的事件接连发生，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三位警方精英竭尽全力却逐一受挫，十一名嫌犯中，究竟谁是真凶？

大名鼎鼎的菲尔博士又能否揭开这博物馆之夜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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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9-3668

THE PROBLEM OF THE GREEN CAPSULE © The Estate of Clarice M Carr 193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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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胶囊之谜／（美）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著；辛可加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12

书名原文：The Problem of The Green Capsule

ISBN 978-7-5213-1512-7

Ⅰ．①绿…　Ⅱ．①美…　②辛…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44201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项目编辑　何碧云　赵　奂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黄雅思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20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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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登场人物|警察、被害人与下毒者

第1章　陵园街

第2章　苦味糖果

第3章　苦杏仁

第4章　太阳镜

第5章　临时顶替

第6章　准备陷阱

第7章　证人各执一词

第8章　魔术盒子

第9章　三重不在场证明

第10章　庞贝的少女

第11章　纯属多余的问题

第12章　旧景重现

第13章　读心术？

第14章　完全可靠的钟

第15章　影片透露了什么

第16章　硬纸盒的线索

第17章　白色康乃馨

第18章　毒杀的艺术

第19章　解读影片

第20章　心理学家的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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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克森·卡尔

（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

美籍推理小说家，曾在英国长期定居。他的作品集欧美古典本格推理之大成，并以“密室谋杀”和“不可能犯罪”的构思见长，有“密室之王”的美誉。1950年和1970年，他先后两次获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简称MWA）的埃德加·爱伦·坡特别奖。1963年，MWA一致同意向他颁发“终身大师奖”，这是推理界的最高荣誉。

辛可加

推理小说爱好者、翻译者，已翻译出版阿加莎·克里斯蒂《底牌》《黑麦奇案》、埃勒里·奎因《双面莱特》、约翰·迪克森·卡尔《三口棺材》《孔雀羽谋杀案》《福尔摩斯的功绩》等十余部作品。

登场人物|警察、被害人与下毒者

安德鲁·艾略特警督

一位知道何时该向更出色的专家求助的专家。

基甸·菲尔博士

独一无二的专家。没有任何词汇可以形容他。

玛乔丽·威尔斯

马库斯·切斯尼美丽而任性的外甥女兼监护对象。

乔治·哈丁

玛乔丽的未婚夫——一位招人喜欢的年轻化学家。

马库斯·切斯尼

爱好种桃的富翁，热衷于证明所有人都是蹩脚的证人，行事出人意表，十分顽固。

乔·切斯尼医生

马库斯的弟弟，人缘比哥哥好得多，平时就像一头怒吼的公牛。

威尔伯·埃密特

高个儿、相貌丑陋的年轻人，负责管理切斯尼的果园。

英格拉姆教授

一位比马库斯·切斯尼所预料中更为高明的观察者。

克罗少校

当地的警察局长。他说：“我们最不愿见到的——就是该死的谋杀。”

特里太太

一位紧张的店主，平时她可不会向孩子们出售毒巧克力。

第1章　陵园街

在某人的记忆中，故事是从庞贝古城的一座房子里开始的。他永远忘不了那炎热而宁静的午后；说英语的声音打破了陵园街的静谧；废弃花园里的红色夹竹桃；还有那白衣少女，周围是一群戴太阳镜的人，令她如同置身于一群蒙面人之中。

观察到这幅景象的这个人，已经来那不勒斯出差一星期。他的工作与这个故事无关，但却令他难以抽身，直到九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才腾出时间。他计划当晚动身前往罗马，然后取道巴黎回伦敦。那天下午他打算悠闲地观光一番，历史与现实同样令他痴迷。这就是他在一天中最安静的时间，头顶无言的烈日出现在陵园街的原因。

陵园街位于庞贝古城的城墙外，起于赫库兰尼姆城门。这是一条在两旁的人行道间延伸出的宽阔的石板路，顺着小山一直往下。路旁遍植的柏树，令这条本已失去生命力的街道绽出生机。这里是贵族的墓园，低矮的祭坛迄今仍未损朽。耳边响起自己的脚步声，顿时让人感觉走进了一片被遗弃的荒郊。炽热耀眼的日光照在碾出了车辙的石板路上，照在从石缝中萌芽而出的青草上，还照见了那只棕色的小蜥蜴，在他身前飞奔着，化作草丛间一小簇移动的黑影。他的前方，高耸于墓群之后的，是在热浪中呈现暗蓝色的维苏威火山，但没预想中那么高大，因为它距离此地还有六英里〔1〕之遥。

他很热，昏昏欲睡。长街两侧早已毁坏的商店，以及梁柱间的彩绘庭园，掠过眼前时频频扰乱他的想象。他已经逛了一个多小时；进入古城之后，就几乎没见到一个活人，仅有一个由导游带领的神秘团体突然出现在财富街的尽头，伴随着小石头摩擦的咔嚓声，又如鬼魅般消失了。

他沿着陵园街来到古城尽头，正犹豫是该就此返程，还是该转身继续探险之时，远远望见墓群中有一座房子。房子很大，显然曾是某位贵族的别墅，建于庞贝的全盛时期，却又地处城郊，远离喧嚣。于是他拾级而上，步入其中。

中庭十分幽暗，还带着一股霉味，保养程度远不如刚才城里那些经过修葺的屋宅。但中庭后面是廊柱环抱的花园，阳光充足。花园里生机盎然，植满红色夹竹桃，废弃的喷泉边环绕着松树。高高的草丛里沙沙作响，传来有人用英语说话的声音。

喷泉边有个白衣女孩正朝他的方向望过来。映入他眼帘的不仅仅是美丽，还有智慧。她的深棕色头发对分开来，披到耳后，在后颈处绕出一个个小卷。她的鹅蛋脸上长着樱桃小嘴和流露出幽默感的大眼睛，表情却颇显严肃。厚眼睑托着那双灰色的眼眸，目光中若有所思。她姿态轻松，懒散地抚平白上衣；但她又很紧张，甚至连微弯的眉毛都透出了紧张。

她对面站着一个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黑发年轻人，手里举着一台小型摄影机，眼睛紧贴着取景器。摄影机开始嗡嗡响动，咔嗒几声。那年轻人的脸贴着摄影机的侧面，嘴角迸出指令。

“哎，动一动！”他催促道，“微笑、弯腰，点支烟什么的，总之你得干点什么！如果你光站着，不就等于拍照片吗？”

“可是，乔治，我到底能干什么？”

“我都说了，微笑、弯腰——”

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将被记录下来，谁都难免感到别扭，女孩此刻显然如此。她的神情异常严肃，然后才挤出一个带着歉疚的微笑。她举起白色手提包，在空中晃了晃。随即她又东张西望，似是在寻机逃走，最后则对着摄影机大笑起来。

“底片快用完了。”年轻人大喊，一副制片人的做派。

十余英尺〔2〕开外，门廊下的旁观者突然明白了。他知道那女孩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她那健康的外形纯属伪装；咔嗒咔嗒响个不停的小摄影机如同一只盛满梦魇的眼睛，正逐渐侵蚀着她。

“好吧，我还能干什么？”

“走起来，动一动。走到右边去，我想让那些柱子当你的背景。”

他们的另一位同伴始终背着手旁观这一切，此时才哼了一声。这干练的小个子男人戴着太阳镜，一定程度上掩饰了他的年龄。其实他下颌边皱缩的皮肤，以及巴拿马帽的帽檐下露出的花白发茬，都表明他比那身休闲服显示的年龄老得多。

“观光客！”他不屑地说，“你这完全是观光客那一套。你想把那些柱子当作背景，嗯？你想拍摄的并不是玛乔丽，甚至也不是庞贝的建筑。你想拍摄的是玛乔丽身处一座庞贝建筑里的场景，以显示你曾到此一游。这真让我恶心。”

“有什么问题吗？”质问者声若洪钟，他更高大、更强壮，留着淡棕红色的短须，站在那两位有些别扭的年轻人另一侧。

“观光客那一套。”头戴巴拿马帽的人答道。

“我可不敢苟同，”那壮汉说，“而且你的态度也令我费解，马库斯。每次我们来到有些风景可以欣赏的地方，你都百般不乐意，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抗拒纯粹只因它们是风景而已。我倒要问个清楚——”他的吼声响彻整个花园——“到了景点不看风景还有什么意义？成千上万去看风景的人你都看不惯。难道你就没考虑过，如果某个景点千百年来总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不正是因为那里本就有值得欣赏的东西吗？”

“注意你的形象，”戴巴拿马帽的人说，“别大喊大叫。你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比如说，你都看到什么了？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有什么难的，”对方答道，“你说说吧，年轻人？”

他转向拿着摄影机的黑发年轻人。后者颇不情愿地停止拍摄正朗声大笑的女孩，将摄影机放回挎在肩头的盒子里，然后从口袋里取出旅行指南，认真地翻起书页。

随后他清了清嗓子。

“三十四号，推荐指数两颗星。亚利乌斯·狄欧米德斯别墅，”他带有几分敬意地念道，“得名于——”

“胡说，”壮汉打断他，“那是我们十分钟前看过的房子，骸骨都是在那里发现的。”

“什么骸骨？”女孩惊问，“我们可没发现什么骸骨啊，乔医生。”

壮汉在太阳镜后的神色愈显暴躁。“我没说我们发现骸骨，”他转过身，将软呢帽往头上扣得更紧，“我是指，那是当初发现骸骨的地方，就在路那边，你忘了？奴隶们被炽热的火山灰堵在那里，后来被人发现时，横七竖八全倒在地上，活像一组九柱球。就是柱子被漆成绿色的那座房子。”

头戴巴拿马帽的矮个儿老人双臂交叠，晃了几下，显得不怀好意。

“说来有趣，乔，其实它们并不是。”

“并不是什么？”乔医生追问。

“并不是被漆成绿色。我已再三证明我的论点，”矮个老人说，“普通人，你也好——或者你也好，又或者你也好——绝对无法正确描述你的所见所闻。你们并不观察。你们无法观察。对吗，教授？”

他扭头向后望去。这群人中还有另外两位，站在绕柱长廊的阴影中。远处的那位旁观者几乎没留意到他们的存在，他们远不如阳光下的另外四人那么显眼。他只能辨认出其中一个是中年人，另一个比较年轻。他们正用一面放大镜检查从长廊栏杆上拾起的一块石头或火山灰碎片。两人都戴着太阳镜。

“别管什么亚利乌斯·狄欧米德斯别墅了，”栏杆后的声音说，“这座房子的主人是谁？”

“现在知道了，”带着摄影机和旅行指南的年轻人抢着回答，“刚才我翻错页，现在我们在三十九号，对吧？没错。就这儿。三十九号，推荐指数三颗星。毒杀犯奥鲁斯·莱皮杜斯的家。”

鸦雀无声。

目前看来，这些人像是普通的一家人，或者一群朋友。炎热的天气和旅途的劳顿使得年纪较大的那位略显烦躁。从相似的长相和口无遮拦的争吵来判断，乔医生和头戴巴拿马帽的小个子（被称为马库斯的那位）应该是兄弟。名叫玛乔丽的女孩估计是他们的亲戚。一切都很平常。

然而，旅行指南中的这句话令庭园中的气氛为之一变，寒意与暗影瞬间降临。唯有捧着书的年轻人浑然不觉，其他人都半转过身，随即便僵住了。四副太阳镜后的目光都射向女孩，她仿佛被一群蒙面人所包围。镜片上闪烁着阳光，看上去就像深不可测的邪恶的面具。

乔医生不安地问道：“你说什么？”

“毒杀犯，”年轻人答道，“依据中庭入口马赛克人行道上刻着的剑和剥皮柳树（‘莱皮杜斯’的意思有——‘剥下的树皮’‘优美的’，进而引申出‘机智的’‘令人愉快的’等含义），莫姆森〔3〕考证出这座别墅的主人是——”

“知道了，但他做了什么？”

“瓦罗〔4〕声称，莱皮杜斯在蘑菇汁里下毒，杀害了五名家人。”年轻人来了兴致，边说边东张西望，似乎期待尸体仍留在原地。

“哎，不错啊！”他又说，“我想在那个时代，下毒者要脱罪很容易。”

突然，他察觉有些不对劲，后颈处的头发像是根根都直立起来。

“喂喂，”他合上书，小声地问道，“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当然没有，”玛乔丽泰然自若地答道，“再说，马库斯舅舅的兴趣不就是研究犯罪吗？”

“的确，”马库斯舅舅转向年轻人，“告诉我——你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总记不住。”

“你明明知道他的名字！”玛乔丽喊道。

但从年轻人对马库斯那过于夸张的敬意来看，马库斯显然不只是玛乔丽的舅舅；他的地位相当于她的父亲。

“我是哈丁，先生。乔治·哈丁。”

“啊，对对。嗯，哈丁先生，告诉我，你是否听过巴斯〔5〕附近一个名叫索布里克洛斯的地方？”

“没有，先生。怎么了？”

“我们就住在那儿。”马库斯说。

他健步走到喷泉边坐定，似乎准备高谈阔论一番。他摘下帽子和太阳镜，放在膝上。除下面具后，一头铁丝般的灰发显露出来。它们尽管被梳了六十年，依然虬结散乱，不肯驯服。明亮的蓝眼珠透出智慧与恶意。他不时摩挲着下颌旁干涩的皮肤。

“现在，哈丁先生，”他继续说道，“请面对现实。假设你和玛乔丽间不仅仅是随便调调情而已。假设你们是认真的，或者假设你是认真的。”

众人间的气氛又起了变化，绕柱长廊里的那两人也受到波及。其中一人（在远处的旁观者看来）是个长相喜庆的中年人，秃头上戴着一顶毡帽；虽然戴了太阳镜，仍可看出他的圆脸上气色颇佳，是个养尊处优的人。他清了清嗓子。

“那么，”他说，“能否失陪一下，我要去——”

他身边那位长相较丑的高个子年轻人转过身去，故作漫不经心地开始研究房子的内部构造。

马库斯看着他们。

“垃圾，”他朗声说道，“你们不是我们家的人，你们两位都不是。但我们所知道的，你们也都知道。所以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鬼鬼祟祟的。”

“马库斯舅舅，”女孩平静地说，“你觉得在这里谈这些合适吗？”

“我看挺好，亲爱的。”

“很好，”乔医生焦躁地同意，神色肃然，仿佛颇受重压，“该来的总要来，马库斯——好吧。”

乔治·哈丁的神情也同样严肃而充满勇气，“我只能保证，先生——”他的语调十分激昂。

“对，对，这我都知道，”马库斯说，“别搞得这么尴尬，没什么大不了的。绝大部分人都会结婚，而且结婚的时候也都清楚那些程序，想必你们也不例外。关键是，这桩婚事必须百分之百经过我的同意——”

“还有我。”乔医生十分坚决。

“好吧，”马库斯有点烦躁，“当然，也要经过我弟弟的同意。我们和你在旅途中认识，迄今一个月左右。你刚一开始与我的外甥女约会，我就指派律师去调查你的背景。唔，你看上去不错，履历很漂亮，没听到对你的恶评。你没有家庭，也没有钱……”

乔治·哈丁想解释几句，却被马库斯打断。

“是，是，我明白你是搞化工的，有可能赚到钱。但如果你们将来要以此为生，就别指望我投资哪怕一分钱。我对所谓的‘新产业’毫无兴趣，它们令我厌恶，尤其是化工业，抬举了傻瓜们的脑子，我最烦那一套。不过你倒很有可能干出点样子。只要你头脑清醒，脚踏实地，混口饭吃是不成问题的，而且玛乔丽还可能帮你一把。懂我的意思吗？”

乔治又想解释，但这次插话的是玛乔丽。她微微脸红，目光却十分坦诚，整个人都极为镇静。

“只要回答‘是的’就可以了，”她嘱咐道，“你唯一能说的只有这个。”

戴着毡帽的秃头男子原本一直将手肘倚在栏杆上，微微皱眉，审视着他们。此时他挥挥手，像是在课堂里想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等一下，马库斯，”他插话，“虽然威尔伯和我都不是你们家的人，但你却要我们两人在场，所以容我说句话：有必要用交叉询问的方式对待这孩子吗？他又不是——”

马库斯看了看他。

“提问等同于法庭上的‘交叉询问’？”他说，“希望某些人放弃这种荒谬的想法。似乎每个写小说的都爱这么想，现在就连你这位教授也陷进去了。我真看不惯。我现在是在询问哈丁先生，明白吗？”

“明白。”乔治答道。

“哎，你可别昏了头。”教授好言劝道。

马库斯尽可能往后坐了坐，但还不至于栽进喷泉里。他的神色愈显波澜不惊。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的声音稍有变化，“你也该了解一些我们家的情况。玛乔丽透露过吗？恐怕没有。如果你认为我们是那种富贵闲人，每年这时候都跑出来度假三个月，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确实很有钱，但我可不闲，也极少外出旅行。其他人也一样，这点可以确定。我有工作，而且，虽然我更愿意以学者而非商人自诩，但我的生意做得也不错。我的弟弟乔虽然生来比较懒，但他也有工作，他是索布里克洛斯的全科医生。尽管他这个医生当得不怎么样，却还挺招人喜欢。”

戴着太阳镜的乔医生满脸通红。

“请安静，”马库斯冷冷地说，“还有威尔伯——那边的威尔伯·埃密特负责为我管理生意。”

他朝柱廊内那相貌丑陋的高个儿年轻人点头。威尔伯·埃密特神情木然。与乔治·哈丁一样，他也对马库斯毕恭毕敬，但他的敬意更为彻底，也更为郑重，似乎随时都处于待命状态。

“自从受雇于我，”马库斯又说，“他也开始有工作了，这点我可以保证。另外那个秃头胖子是英格拉姆教授，我们家的朋友。他倒是没工作，但如果我安排一下，他也会忙起来。现在，哈丁先生，请你从头审视这一切，而且你要充分了解我。我是这个家的家长，这点绝不容错认。我并非暴君，我也不小气，我也不是不讲理，这些随便你找谁打听都行。”他伸长脖子，“但我这老家伙爱管闲事，认死理，闲不住，凡事都爱刨根问底。我行我素，一贯如此。明白吗？”

“明白。”乔治说。

“很好，”马库斯笑道，“既然如此，你可能很好奇，我们这趟三个月的假期是出于什么原因。不妨告诉你，起因是在索布里克洛斯这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个以大面积投毒杀人为乐的疯狂凶手。”

众人又陷入沉默。马库斯戴上太阳镜，这下所有人都跟着戴上了太阳镜，成了蒙面人。

“怎么都变哑巴了？”马库斯问道，“我可没说村里有饮水机或者安放在市场的十字架。我是说村子里有个以大面积投毒杀人为乐的疯狂凶手。他仅仅为了自己高兴，就用番木鳖碱〔6〕毒倒了三个孩子和一位十八岁的少女，其中一个孩子死了。玛乔丽特别喜欢那孩子。”

乔治·哈丁张开嘴，本想说点什么，又停住了。他看着手中的旅行指南，慌忙将其塞回衣袋里。

“对不起——”他说。

“不必。听我说，玛乔丽深受打击，一连病了好几个星期。正因如此，以及某种——某种氛围的缘故，”马库斯扶了扶太阳镜，“我们决定出来旅游。”

“太脆弱了。”乔医生边嘀咕边盯着地面。

马库斯示意他别说话。

“哈丁先生，星期三我们将从那不勒斯乘‘鹤崎丸’号回国，所以你最好对六月十七日发生在索布里克洛斯的事件有所了解。特里太太是村里大街上香烟糖果店的店主，孩子们就是吃了特里太太卖的奶油夹心巧克力之后，中了番木鳖碱的毒。或许你怀疑特里太太，但她可不会卖毒巧克力。警方认为有人通过某种方式，用毒巧克力调包了正常的巧克力。”他迟疑着，“关键在于，能接近巧克力，能如此偷梁换柱的人，肯定是索布里克洛斯的居民所熟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

太阳镜后的目光严厉地射向对方。

“我明白，先生。”

“至于我本人，”马库斯继续说，“巴不得早点回家——”

“老天，没错！”乔医生如释重负地喊道，“家里有好烟、好茶、好——”

绕柱长廊阴影内那神情严肃、长相丑陋的年轻人第一次开口了。低沉的嗓音为他那神秘的话语蒙上了一层预言般的面纱。他的双手都插在蓝色运动衣的口袋里。

“先生，”威尔伯·埃密特说，“我们不该在七八月份出行。把‘早熟银桃’委托给麦克拉肯我不放心。”

“请你理解，哈丁先生，”马库斯厉声说，“我们并非贱民。我们只是随心所欲，想度假就去度假，想回家就回家；至少我本人如此。之所以我急于赶回去，是因为我觉得我能解决令他们备受折磨的问题。几个月前我就得到了部分答案，但有某些——”他重又显出迟疑，举起一只手，摆了摆，又放到膝盖上，“等你到了索布里克洛斯，你会发现有人含沙射影，有人交头接耳，你会感觉到种种莫名的气氛。你做好准备了吗？”

“是的。”乔治答道。

在那位从中庭门廊下注视他们的旁观者眼中，古老的柱子犹如画框，定格了这群人身处花园中的画面，而这幅画面恰恰成为后续事件的奇妙象征。但此刻他的思绪并未流向哲学层面。他没有踏进毒杀犯奥鲁斯·莱皮杜斯的家，而是转身步入陵园街，走向赫库兰尼姆城门。一缕朦胧的白雾在维苏威火山周围盘旋。刑事调查局的安德鲁·麦克安德鲁·艾略特警督坐到人行道上，点燃一支烟，盯着在路中间狂奔的棕色蜥蜴，陷入沉思。

注释

〔1〕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3〕西奥多·莫姆森（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

〔4〕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前116—前27），古罗马著名学者。

〔5〕英国城市，位于埃文郡东部。

〔6〕番木鳖碱：学名士的宁，是从马钱子中提取的一种生物碱。外观为无色柱状晶体或白色粉末，味极苦，性极毒。微量可做中枢兴奋药，现已很少使用。

第2章　苦味糖果

马库斯·切斯尼的乡间别墅贝勒加大宅发生谋杀当晚，艾略特警督驾驶他的爱车离开伦敦，于十一点半抵达索布里克洛斯。夜已深沉，当天是十月三日，但经过整个白天的明媚阳光照耀，天气还很暖和。

真是命中注定。哈德利警司命他接受此案时，他并未透露心中所想。萦绕在他心头的，不仅仅是庞贝古城里的那一幕，还有药店里的丑陋行径。

“每次都这样，”哈德利之前就大发牢骚，“等线索都断了就推给我们。案发都快四个月了！之前‘扭曲的铰链’〔1〕那件悬案，你办得不错，所以你可能还有点本事，但也别太乐观。这次的案子你了解吗？”

“我——当时看过一些材料，长官。”

“嗯，现在又死灰复燃。自从切斯尼家族从国外旅行回来之后，好像怪事就接二连三，匿名信、墙上的涂鸦，诸如此类。老天，毒杀孩子，这太卑鄙了。”

艾略特犹豫着，心中隐隐腾起怒意：“他们认为凶手在切斯尼家里，是吗？”

“不知道。警察局长克罗少校自有看法。克罗这个人，并不像他的外表那么淡定。一旦他形成某种思路，就会非常执着。另一方面，他也会把事实情况全部告诉你。他这人还不错，你在他手下应该可以如鱼得水。噢，如果你需要帮助，菲尔就在那附近。他在巴斯疗养，你不妨打个电话，给他找点事做，让他调剂一下。”

年轻的安德鲁·麦克安德鲁·艾略特办事认真，是典型的苏格兰人。一听说菲尔博士的消息，他顿时信心大增。或许他会向菲尔博士倾诉心事吧，他想，博士值得信任。

十一点半，他抵达索布里克洛斯，把车停在警局。索布里克洛斯位于城乡交界处，但村里有集市，又临近通往伦敦的公路，因此交通十分繁忙。而到了深夜这个时间，整个村子仿佛都被封印在沉睡之中。艾略特的车灯照出一扇扇毫无动静的窗户，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而设的自动饮水机上有一座照明钟，此刻是村里唯一的光源。

克罗少校和波斯维克警司在警局的警司办公室里等他。

“抱歉迟到了，长官，”艾略特对克罗少校说，“开到卡尔内街的时候车胎爆了，然后——”

“哦，没事，”警察局长说，“我们都是夜猫子。你住在哪儿？”

“警司建议我住‘蓝狮’旅馆。”

“很好。你想现在就去把他们叫起来问话呢，还是先听我们介绍一下案情？”

“我想先听听情况，长官，如果不影响你休息的话。”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唯有时钟嘀嗒作响。煤气灯的光闪烁不定。克罗少校拿出一盒香烟。他个子不高，态度和蔼，声音也较温和，灰色的髭须刮得很干净；他身上明显带有军人的痕迹，这种人的成功往往显得不可思议，但只要和他有过接触，便会被他的高效作风所折服。警察局长点燃一根烟，略一沉吟，看着地板。

“其实应该由我向你道歉，警督，”他说，“既然早晚都要劳烦你走这一趟，我们该早就向苏格兰场求援才对。但切斯尼一行人回家后这几天，流言四起，人们普遍以为案情会有很大进展，”——他的笑容并无恶意——“因为苏格兰场介入了。现在，很多人希望我们逮捕威尔斯小姐，一个名叫玛乔丽·威尔斯的女孩。但目前证据不足。”

艾略特心绪翻腾，但没有表态。

“如果你了解特里太太那间店铺的格局，你就会明白难点所在。”克罗少校继续说道，“那样的店铺有成百上千家。面积非常小，很窄，但很深。左边的柜台卖烟叶和香烟，右边的柜台卖糖果，中间的通道刚够转身，通往店铺后面的租书处。能跟上吗？”

艾略特点点头。

“索布里克洛斯只有三家香烟糖果店，特里太太的店生意最好，大家都爱光顾。她性情开朗，而且做事干练。丈夫死后她要养五个孩子。能跟上吗？”

艾略特再次点头。

“你也知道那种商店卖糖果的方式：有些糖果放在扁平的玻璃柜里，但大部分糖果都比较随意地放在柜台上的玻璃瓶或敞开的盒子里。特里太太的柜台上有五个斜开口的盒子，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其中三个盒子装奶油夹心巧克力，一个盒子装硬巧克力，一个盒子装太妃糖。

“假设你想把下了毒的巧克力混进去，轻而易举！到别处买些巧克力——那种巧克力很普通，到处都有。用注射器往几块巧克力里加一点兑了番木鳖碱的酒精，表面上根本看不出痕迹。

“然后将巧克力藏在掌心里，走进特里太太的店铺（或者其他店铺也行），说要买烟，特里太太就会走到香烟柜台后面。假设你要买五十支或一百支烟，那她不光得转过身去，还得伸手或是拿梯子去高处的架子上拿一整盒一百支的。等她背对着你，你就可以把藏在背后的毒巧克力放进敞口的盒子。每天来店里买东西的何止百人，谁知道是你干的？哪有证据？”

他站起身，脸色微微发红。

“已经确定就是这种犯案手法了吗，长官？”艾略特问道。

“等等！这恶魔只想享受杀人的乐趣，完全不在乎杀的是谁，却能逍遥法外。我们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

“首先要向你介绍马库斯·切斯尼以及他的亲友。切斯尼的住处是离这儿约四分之一英里的一座大宅，或许你已经见过了。非常精致整洁的宅子，一切都是最时髦、最上档次的。宅子取名‘贝勒加’，名字来源于一种桃子。”

“一种什么，长官？”

“一种桃子，”警察局长答道，“听说过切斯尼那著名的温室吗？没听过？占地足有半英亩〔2〕。他的父亲和祖父早就培育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桃子，产业到了马库斯这一辈继续发扬光大。这种桃子在西伦敦那些酒店售价极高。他能种出反季节的桃子，说是桃子的生长不必依赖阳光或气候，至于其中奥妙则是他的秘密，这秘密就更是价值连城。他培育的品种有‘贝勒加桃’‘早熟银桃’‘皇家蜜桃（他的得意之作）’。种桃收益不菲，听说他一年进账六位数呢。”

克罗少校停住话头，投来锐利的目光。

“至于切斯尼本人，”他继续说道，“在当地人缘不算太好。他太精明，又十分固执。其他人要么极为厌恶他，要么就只是表面上忍让他。小酒馆里那种闲话你懂的：‘啊，老切斯尼，那家伙！’然后摇头，偷笑，再灌一大杯啤酒。人人都觉得那家人怪怪的，却没人说得出究竟怪在哪里。

“玛乔丽·威尔斯是他的外甥女，他那已过世的妹妹的女儿。大家都觉得她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女孩。但她颇有点脾气，虽然外貌甜美清纯，但我听说，有时她说出的话能吓死人。

“还有乔·切斯尼医生，挽救全家形象的人。大家都喜欢他。这人办事风风火火，就像一头怒吼的公牛。虽然很多人盛赞他的医术，但我却不太信任他的专业能力。他没和马库斯一起住——马库斯不允许在贝勒加大宅开诊所——而是住在大宅那条路上稍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然后是退职的英格拉姆教授，为人安静、和善，是马库斯的好友。他在同一条路上也有间小屋，邻居对他评价很高。最后还有切斯尼的温室管理员埃密特，不太起眼，也没什么人了解他。

“进入正题！六月十七日星期四，是举办集市的日子，来了很多人。目前可以确定，六月十七日之前，特里太太的店里并没有毒巧克力。原因如下：如我刚才所说，她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十六日那天过生日。那天晚上特里太太办了个小型生日聚会，从柜台上的每个盒子里都拿了一把糖果（她还准备了其他甜食）。没有任何人因为吃了这些糖而出问题。

“我们拿到一份星期四当天进出特里太太店铺的全部人员的名单。整理这名单并不难，因为绝大部分人租了书，特里太太都登记了。可以确定，当天店里没有陌生客人。对了，马库斯·切斯尼去过，乔·切斯尼医生也去过。但英格拉姆教授和埃密特没去。”

艾略特已拿出笔记本，琢磨起自己涂画的奇怪记号。

“威尔斯小姐呢？”他刚问出口，温暖的夜、闪烁的煤气灯、警察局长忧虑的目光，似乎都变得分外清晰。

“正要说到她，”克罗少校接着说，“其实威尔斯小姐那天没去。事情是这样：下午四点左右，学校刚放学，她开着她舅舅的车来到索布里克洛斯，先是因为一点小问题去帕克斯的肉店投诉，出来时遇见八岁的弗兰奇·戴尔。好多人都说她一直都很喜欢弗兰奇。一名目击者还听到她说：‘喂，弗兰奇，帮我到特里太太店里买三便士的奶油夹心巧克力，好吗？’然后给了那孩子六便士。

“特里太太的店距离肉店约五十码〔3〕。弗兰奇照办了。如我刚才所说，玻璃柜上有三盒奶油夹心巧克力。弗兰奇和多数孩子一样，分不清有什么区别，他就使劲指着中间的盒子说：‘我要买三便士那个。’”

“等等，长官，”艾略特打断，“当时还有其他人买奶油夹心巧克力吗？”

“没有。甘草糖、巧克力棒和圆形硬糖都卖得不错，但那天还没人买奶油夹心巧克力。”

“请继续。”

“特里太太给他称了糖。那种巧克力的价格是每四分之一磅〔4〕卖六便士，他买了两盎司〔5〕，一共六块巧克力。然后弗兰奇拿着装在小纸袋里的巧克力回去找威尔斯小姐。那天下着雨，威尔斯小姐穿的雨衣口袋很深。她先把纸袋放进雨衣口袋，然后似乎改变了主意，又拿出一个纸袋。她拿出一个纸袋，听懂了吗？”

“嗯。”

“她打开纸袋，朝里头看了看，然后说：‘弗兰奇，你买的是白色夹心的小块巧克力。可我要的是粉红色夹心的大块巧克力。麻烦你回去找特里太太换一下，好吗？’特里太太当然答应了。她把之前的巧克力倒进中间那个盒子，又从右边的盒子里取了巧克力装进袋子里。弗兰奇又把巧克力带回给威尔斯小姐，她说剩下的零钱就不用还了。

“接下来我就一口气说完吧，”克罗少校深吸一口气，望向艾略特的目光一凛，“弗兰奇没有马上花掉他的三便士；他回家喝下午茶，结束后又去了特里太太店里。不知他是否早就想好要买奶油夹心巧克力，总之结果是他在这上头花了两便士——那种白色夹心小块的——剩下一便士买了甘草糖。六点十五分左右，一个名叫露易丝·科顿的女佣（她给安德森夫妇打工）带着安德森家的两个孩子到店里来，三个盒子里的巧克力各买了些，一共半磅。

“所有吃了中间那个盒子里的巧克力的人，都抱怨味道特别苦。可怜的小弗兰奇没能逃过这一劫，因为他买了足足两便士，而且狼吞虎咽都吃了。约一小时后，剧痛发作，当晚十一点，他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安德森家的孩子以及露易丝·科顿则幸运得多。小多萝西·安德森刚咬了一口巧克力就大声哭闹说味道苦得没法吃——她的原话是‘好臭’。露易丝·科顿出于好奇也尝了一点。汤米·安德森吵嚷着也要吃一口。露易丝又尝了另一颗巧克力，同样很苦。她以为巧克力变质了，就放回手提袋里，准备回头再找特里太太投诉。三个人都没死，但当晚露易丝几乎是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毒药都是番木鳖碱。”

克罗少校停住了，他的口吻一直都很平静，但艾略特并不喜欢他眼中的神情。他点了支烟，又坐下来。

然后他说：“我在这里待了十二年，却从没见过一件事能激起这样的滔天巨浪。当然，最早见报的消息是特里太太的店铺出售毒巧克力，她便成了众矢之的。有些人可能觉得，既然买到的巧克力有毒，那么买到的肉会不会也有毒？特里太太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不停尖叫、哭喊，拿围裙蒙着脸。人们砸烂了她的窗户；弗兰奇·戴尔的父亲几乎疯掉了。

“但一两天后，他们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追究原委。乔·切斯尼在‘蓝狮’旅馆的酒吧里公开说那是蓄意毒杀。他去抢救过弗兰奇。弗兰奇吃了三块巧克力，服下的番木鳖碱剂量约为六又四分之一格令〔6〕。而十六分之一格令的番木鳖碱便足以致命。另三位受害人摄入的番木鳖碱剂量一共是两格令。中间盒子里剩余的巧克力被送去检验，发现其中还有两块分别含有超过两格令的番木鳖碱（以溶于酒精的形式存在）；除了露易丝·科顿与孩子们分吃的两块巧克力外，她的手提袋里还有两块，含毒量也差不多。也就是说，被注射了毒药的巧克力共有十块，而且每块的含毒量都能置人于死地。有人想杀人，而且还想让受害者死前遭受最大限度的痛苦。

“那么——显而易见——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特里太太蓄意在巧克力里下毒。最初的风波过后，已无人持这种观点。

“第二种，案发当天有人到店里，如我刚才所说，趁特里太太转身的机会，将一把下了毒的巧克力放进中间的盒子。

“第三种，凶手是玛乔丽·威尔斯。她在雨衣口袋里准备了一袋毒巧克力，弗兰奇带给她一袋无毒的奶油夹心巧克力时，她放进口袋，取出毒巧克力，让弗兰奇拿回去换。于是毒巧克力就进了中间的盒子。懂了吗？”

艾略特皱起眉头。

“是的，长官，我明白。可是——”

“的确！”少校打断他，那目光仿佛要将对方催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种推论有一个障碍。她买了六块巧克力，但中间的盒子里共有十块毒巧克力。如果她调包后拿回去换的袋子里只有六块巧克力，那多出的四块是怎么来的？如果她调包的袋子里有十块巧克力，而不是六块，难道特里太太把巧克力倒进盒子时不会发现？”

波斯维克警司迄今仍一言不发，他身躯敦实，一直抱着双臂坐在那儿，盯着日历。此时他才清了清嗓子。

“有人说如果她当时正忙着，”他说，“可能真的没留意。”

他再次清清嗓子，又说：“无论苏格兰场是否介入，我们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抓到那该死的杀人魔。”

这一表态可谓掷地有声。克罗少校望向艾略特。

“波斯维克看问题一向很公正，”他说，“如果连他都这样想，你觉得其他人呢？”

“我懂，”艾略特心头微微一颤，“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定威尔斯小姐——”

“你只能自己去查。一般人没兴趣像我们这样追根究底，这就是麻烦所在。起初，那毫无指向性的杀人方式，凶手那极致扭曲的心态令人惊愕万分。然后——对比六十多年前那起发生在布莱顿的著名毒杀案，这次的案情几乎与之如出一辙（虽然‘蓝狮’的客人们都不知道，谢天谢地）。听说过1871年的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一案吗？她的手法就是让小孩拿毒巧克力回店里去换，从而完成调包。一模一样。我估计她是在皮手筒里藏了一个样式相同的纸袋，借孩子的手偷梁换柱。”

“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艾略特沉吟道，“如果我没记错，她后来发疯了，死在布罗德穆尔。”

“没错，”少校沉声答道，“有人觉得这个女孩也会走她的老路。”

他稍一停顿，又继续展开推理：

“可是，要说她是凶手，证据也很不充分。说不通，就是说不通。首先，毒药与她没有联系：无法证明她购买过、借用过、发现过或者盗窃过哪怕百万分之一格令的毒药。村民们对此的看法很简单：切斯尼医生很喜欢她，而据说乔·切斯尼有点粗心大意，像放烟叶那样随手乱放番木鳖碱也不奇怪。的确，他的诊所里有番木鳖碱，但他向我们保证，剂量没有减少。

“其次，特里太太自己也发誓，弗兰奇·戴尔拿回来的袋子里只有六块巧克力。

“再者，倘若凶手就是玛乔丽·威尔斯，那她的手法未免太过愚蠢。她甚至没有像发疯的克里斯蒂娜·埃德蒙兹那样采取一些掩护措施。布莱顿毕竟是个大城市，某个女人利用一个不认识她的小孩施行调包，事后逃过指认的可能性不小。可这女孩！——在我们这种小地方的中心地段，跟与她熟识的男孩说话，还当着许多证人的面？见鬼，这岂不是不打自招！如果她想在巧克力里下毒，完全可以用我刚才描述的方式，绝不会惹来嫌疑。

“不，警督，假如控告她是凶手，一个出色的律师用不了二十分钟就可以把检方驳得体无完肤。我们总不能只为了平息事端就逮捕她。更何况，我并不希望她是凶手。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在这事之前没人说她坏话，充其量只有‘切斯尼一家都是怪人’之类。”

“切斯尼一家出国旅游之前，矛头是否已经指向她？”

“唔，原本只是风言风语，他们出国后，对她的质疑才浮出水面。他们回来后形势进一步恶化。我们这位警司担心某些头脑发热的村民会去破坏马库斯的温室。不过我倒没那么悲观。这里的年轻人嘴上说归说，行动起来却很有耐心，总是盼着官方先介入，除非我们不作为，否则他们是不会诉诸暴力的。老天，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少校忽然面露忧色，“我也有孩子，和他们一样，我也无法容忍这种罪行。另外，马库斯·切斯尼的态度也不对劲。从欧洲大陆回来后，他口口声声喊着要报复，还说等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来帮我们破案。事实上，前天他刚来过，问了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艾略特顿时竖起耳朵。

“真的？”他追问，“问了什么，长官？”

警察局长朝波斯维克警司投以询问的目光，警司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

“那位老爷想知道特里太太的柜台上那些巧克力盒的准确尺寸，”波斯维克警司不无讽刺地说，“我问他有什么目的，他倒发起火来，说不关我的事。我叫他最好去问特里太太。然后他说——”警司呵呵的笑声有点吓人，“他说还有个问题想问我，但因为我蠢得无可救药，他就不问了，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他说他向来就知道我不善于观察，现在才知道我连脑子都没有。”

“长久以来他都执着于一个观点，”少校从旁解释，“所谓‘绝大多数人无法准确描述其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

“这我知道。”艾略特说。

“你知道？”

艾略特没来得及回答，因为电话铃响了。克罗少校颇不耐烦地看了看嘀嘀嗒嗒吵个不停的钟，指针指向十二点二十分。波斯维克的庞大身躯挪过去接电话，艾略特和警察局长则如同陷入一场迷离而令人不适的梦境之中。少校疲惫而消沉，艾略特也情绪低落。唤醒他们的是波斯维克的声音——他重复了一遍，“长官？”语调微微有些尖利。克罗少校猛然转身，椅背砰的一声磕在办公桌桌沿。

“是乔医生，”警司语气沉重，“你最好和他说几句，长官。”

他前额渗出的微汗正稍稍反光，但眼神中并未透露什么讯息。他递过话筒。

克罗少校接过电话，一言不发地听了一分钟左右。寂静中，艾略特能听见电话那头说个不停，却听不清具体内容。然后警察局长慎重地挂断电话。

“是乔·切斯尼，”他多此一举地重复一遍，“马库斯死了，医生认为他死于氰化物中毒。”

房间里再次充斥着钟的嘀嗒声，克罗少校清了清嗓子。

“马库斯似乎用最后一口气证明了他最得意的理论，”他接着说道，“如果我没理解错，医生的意思是，家里每个人都眼睁睁看着他中了毒，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注释

〔1〕指作者的另一部作品Crooked Hinge，又译为《歪曲的枢纽》。

〔2〕英亩：英美制面积单位，1英亩约等于4047平方米。

〔3〕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等于0.9144米。

〔4〕磅：英美制重量单位，1磅约等于0.4536千克。

〔5〕盎司：作为常衡重量单位时，1盎司约为28.35克。

〔6〕格令：重量单位，1格令约等于64.8毫克。

第3章　苦杏仁

贝勒加大宅称得上是一座无可挑剔的建筑。虽然占地面积很大，却并非祖上传下的产业，也没有刻意仿古。大宅以黄色荷兰砖建成，正面延展得很长，显得有些低矮；陡峭的屋顶下，侧面的蓝色山墙看上去脏兮兮的。

但在此时，艾略特警督要辨认大宅的细节颇有难度。天空阴云密布，大宅正面没有哪怕一丝光线。可当他们驶进车道时，左侧却有一道光从房子侧面射出，正是之前他们在大路上所望见的亮光。艾略特将车停在车道上，克罗少校和波斯维克从后座钻出来。

“请稍等，长官，”艾略特恭敬地说，“进去之前最好先明确一下，我该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我是被指派来调查糖果店一案的，但现在——”

黑暗中，他感觉到克罗少校正面带冷笑审视着他。

“你做事很讲规矩，是吗？”警察局长问道，“也好，也好，先说清楚也不错，”他马上又补充，“老弟，这案子归你了。你来处理，由波斯维克监督。我先了解一下究竟出了什么事，就回家睡觉。我们开始吧。”

艾略特没有上前去敲正门，而是绕到房子侧面，查看转角处的情形。贝勒加大宅的进深看上去不太深，侧面有并排的三个房间，每间有两扇落地窗，窗外是一道狭窄的草坪，草坪上种了一排与落地窗平行的栗子树。第一个房间（从大宅正面数过去）是暗的，射出灯光的是后两个房间的落地窗，尤其是第三间。光滑的草坪在灯光下绿得不太真实，栗子树的每片黄叶也都被照亮，投下颇具戏剧效果的影子。

艾略特朝第二个房间里看了看，屋里没人，两扇覆着厚天鹅绒窗帘的落地窗都开着。这应该是一间音乐室，陈设十分精致，包括一架钢琴、一台留声机；椅子摆得比较乱。紧闭的双扇门通向第三个房间。这出奇的静默无疑预示着不祥。

“有人吗？”艾略特大喊。

没人回答。他又往前去查看双扇门所通向的另一个亮着灯的房间。然后他突然停住了。

在房子和栗子树之间狭长的草坪上，最后这个房间的窗外，有一堆艾略特从未见过的奇怪东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顶礼帽，帽顶很高、锃亮的老式礼帽，上面的绒毛磨损得很厉害。旁边有一件老式长雨衣，口袋很深，同样显得十分破旧。雨衣边上有条棕色羊毛围巾，以及一副深色太阳镜。最后，这堆东西当中立着一个黑色提包，比医生的药箱要大不少，但比手提箱小。包上印的字样是：R. H. Nemo，M. D.（R. H. 虚无医生）。

“看样子，”克罗少校不冷不热地说，“刚才好像有人在这里脱衣服。”

艾略特没有回答。因为他已经看见了房中的情形，那幅景象可不太妙。

这房间的两扇窗也敞开着。看上去这是办公室或者书房。房间正中有张宽大的桌子，桌上摆着记事簿和钢笔盘；桌子后方，也就是艾略特的左方，有一把办公椅，正好面对连接隔壁房间的双扇门。桌上的一盏铜灯装了光芒炫目的大功率电灯泡，艾略特知道那是专用于室内照相的摄影灯泡；如果有人坐在办公椅上，灯罩倾斜的角度恰好能让灯光聚集于他的脸和身体。而此刻那张椅子上有人。

马库斯·切斯尼侧坐着，双肩耸起，两手紧抓椅子的扶手，似乎正竭力站起身；然而这只是“他还活着”的幻觉而已。他的双腿耷拉着，身体的重量都抵在椅背上，脸色青紫，前额暴涨出暗蓝色的血管，与他的灰白头发相对照，令人触目惊心；他充血的眼皮紧闭，唇间浮着一丝泡沫。

摄影灯泡的耀眼白光无情地笼罩着他，将这一切呈现得一览无余。马库斯·切斯尼背后那堵墙上有一个精美的木壁炉架，壁炉架上立着一座白色的钟，小钟摆不知疲倦地往复摆动，嘀嗒响个不停。指针指向十二点二十五分。

“没错，他死了，”克罗少校故作轻松，“但是——你看——”

他的声音逐渐被淹没在大得离奇的嘀嗒声中。即使在窗边，他们仍能闻到苦杏仁的气味。

“你说什么，长官？”艾略特边记忆现场的细节边问。

“我是说，他死前好像经历过痛苦的挣扎。”

“是的。”

“乔·切斯尼说是氰化物中毒。这里的确有那种味道。我虽不敢说从前闻过，但大家都知道那气味是怎么回事。不过，氰化物不是能立即发作，瞬间夺命吗？死者应该毫无痛苦才对。”

“不，长官，没有哪种毒药能达到这个效果。氰化物的毒效发作非常迅速，但所谓‘迅速’其实是指仅需几分钟，而不是——”

光说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调查。然而，艾略特站在窗前，凭着想象力，将房中那丑陋的一切拼成一幅清晰而生动的画面。死者坐在办公桌后，面朝房间另一边的双扇门，一道强光照射着他。这简直就像一个舞台——有照明的舞台。如果双扇门敞开着，有人坐在门外往门里看的话，这房间就像一个舞台。双扇门好比帷幕，而马库斯·切斯尼就是演员。落在窗外的那些就是奇奇怪怪的舞台道具：一顶礼帽，一件雨衣，一条围巾，一副太阳镜，以及一个黑色提包，印着一个幽灵般的医生的名字。唔，先不着急。

艾略特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时间与壁炉架上的钟相一致。他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然后走进房间。

马库斯嘴边的苦杏仁气味非常强烈。此时距离他的死亡时间很短；他的双手依然紧握着椅子扶手。他身着晚礼服，衬衫前襟从马甲里鼓出来，前胸口袋里的手帕后，有张折叠的纸探出一角。

如果他服下了毒药，那么现场应该有盛放毒药的容器，但艾略特没找到。桌面擦得很干净，除了摆得整整齐齐的吸墨纸和钢笔盘，就只有两件物品：一支深蓝色的铅笔，既不是圆形，也不是六角形，而是扁平的形状；铅笔没有放在钢笔盘里，而是躺在记事簿上。还有一个大约能装两磅便宜巧克力的纸盒，光滑的硬纸板上绘有蓝色壁纸那种花纹，盖子上还有“亨利牌薄荷奶油夹心巧克力”烫金字样。

“喂！”隔壁房间有人在喊。

地毯很厚，他们没听见脚步声。而且灯泡的光圈范围之外一片黑暗，即便有人摸索着推开双扇门，他们也看不见什么。乔·切斯尼医生冲了进来，又猛然止步。

“噢，”乔医生喘着粗气，“原来是你，少校。还有波斯维克。感谢上帝。”

少校草草和他打了个招呼。

“正好奇你到哪儿去了，”他说，“这位是从苏格兰场来支援我们的艾略特警督，请你向他介绍一下这里出了什么事。”

乔医生好奇地打量着艾略特，周围的空气仿佛在他的目光驱动下，卷起了一阵风；他带来了一股白兰地与苦杏仁相混合的气息。他的嘴唇微缩，呼出的气息吹动了短短的棕黄色髭须。回到家里的他虽然穿着厚呢西装，却不如在意大利时那么干劲十足，身材看上去也没那么壮实。他有浓密的棕黄色头发和红色眉毛，目光温和，眼角的鱼尾纹令整张脸的下半部像是依靠铰链来带动的。但这张胖脸此时却称不上和颜悦色。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十分不满地抱怨，“当时我不在这里。我又不会分身术。刚才我在楼上照顾另一个病人。”

“另一个病人？谁？”

“威尔伯·埃密特。”

“威尔伯·埃密特！”少校惊呼，“难道他——”

“哦，不不，他没死。不过后脑勺狠狠挨了一下，脑震荡。”乔医生双手紧握，像洗手似的反复摩擦，“这样吧，我们到隔壁房间如何？我倒不介意和那个待在一起，”他指了指他的哥哥，“只是，摄影灯泡的寿命有限，如果一直让它亮着，它很快就会烧完，然后你们只能摸黑干活了，”他又搓着手，“搜查线索什么的，呃？”

见警察局长点头同意，艾略特便用手帕缠住手指，关了灯。乔·切斯尼快步走进隔壁房间。在音乐室里，艾略特看出他既焦躁又紧张。

克罗少校将双扇门半掩上。

“好了，”他马上说，“警司，如果他们不介意你用电话，请你打给法医，问问——”

“你找法医干什么？我就是医生。我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死了。”

“这是程序要求，切斯尼。你应该明白。”

“如果你不信任我的专业水平——”

“没那回事，老兄。警督，交给你了。”

乔医生转向艾略特：“所以你是苏格兰场的人？”他问道，旋即若有所思。“不可能！怎么来得这么快？”他又想了想，“不可能。”

“我是为了另一个案件而来，医生。毒杀孩子的案件。”

“噢，”乔医生神色稍缓，“原来手头还有工作啊。”

“是的，”艾略特承认，“那么，医生，麻烦你介绍一下今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愚蠢的把戏，”乔医生顿时咆哮道，“愚蠢的把戏！马库斯想给他们演一出戏。老天在上，他做到了！”

“演一出戏？”

“我说不清他们都做了什么，”乔医生指出，“因为我不在场。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原本准备做什么，因为吃晚饭时他们从头到尾都在争论。已经争过很多次了，但从来没具体到这个地步。马库斯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作为证人都是不合格的。他说他们无法向你陈述他们的亲眼所见；发生火灾、车祸、暴乱之类事件时，警察取得的证言都相互矛盾，根本不具备作为证据的价值。”他忽然好奇地盯着艾略特，“这是真的吗？”

“经常如此，没错。但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唔，他们一直都不赞同马库斯，理由虽然各不相同，但人人都表示自己不可能被蒙蔽。包括我，”乔医生略带戒心地说，“至今我仍然持这种观点。但最后马库斯说他要做个小小的试验。他想按照过去在某所大学尝试过的方法，对他们进行一次心理测试。他说要在他们面前演一出戏，演出结束时，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回答一系列问题。他打赌，其中至少百分之六十的答案是错的。”

乔医生颇为恳切地转向克罗少校。

“马库斯这人你是了解的。我总说他像——那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们上学时读到过的那个作家——为了正确描述一朵无关紧要的花，不惜亲自徒步二十英里。马库斯一旦有了想法，立刻就会付诸行动。所以他们就玩了这个小游戏。结果在玩到一半的时候——唔，有人进来杀了马库斯。如果我没理解错他们的意思，在场的每个人都看见了凶手，留意了他的一举一动。然而他们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乔医生停住了。他的声音粗哑如雷，脸色涨红，那眼神令艾略特不禁担心他就要彻底崩溃，大哭起来。幸好他表现得非常真诚，否则他的样子会显得相当怪诞。

克罗少校插话：“难道他们无法描述凶手的模样？”

“是的。那家伙裹得严严实实，简直像个蒙面人。”

“像个什么？”

“你懂的。长大衣，领子翻起，头和脸都被围巾包裹着，深色太阳镜，帽檐压得很低。他们说他看上去很吓人，但他们以为那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老天，多么可怕啊！这——这妖怪走进来——”

“可是——”

“抱歉，长官。”艾略特警督打断他们。他预感此案将会相当棘手，所以想先理清事件的发生顺序。他问医生：“你说‘他们’看到了这一幕。‘他们’是指哪些人？”

“英格拉姆教授、玛乔丽，还有那个年轻人，叫乔治还是什么名字来着。”

“还有其他人吗？”

“没，据我所知没有。马库斯叫我也参加，但我说过，我还得出去诊治病人。马库斯说他要到很晚才开始表演，如果我答应在十二点之前回来，他会等我。这种事我当然没法保证。我只能说会尽量争取，但如果十一点四十五分我还没赶回来，就不必等我了。”

乔医生深吸了两口气，渐渐平复情绪，坐了下来。他抬起熊掌般粗大的双手和小臂，放在膝盖上。

“表演几点开始？”艾略特又问。

“他们说十二点整。这是他们唯一意见一致的地方。”

“医生，关于这起谋杀案，能否谈谈你个人所了解的任何信息？”

“不能！十二点时我刚刚从村子另一头的病人家出来。很麻烦，她生孩子。我想开车回来说不定还能赶上，但是太晚了。我大约十二点十分赶到，发现可怜的老家伙已经没救了。”这时，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脑中似有灵光闪过，一只发红的眼睛微微一抬。

“我想说点别的，”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这件事只带来了一个好结果，我该不该让那些人彻底闭嘴呢？

“是这样的，警督，你说你来这里是为了调查特里太太糖果店下毒的案子，所以你多半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但我无论如何都得告诉你。这三四个月来，人们一直议论，说我的外甥女是凶手，说她给人下毒只为观赏受害人痛苦扭动的场面。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说，他们没那个胆子！但既然他们有这种说法，现在我该不该让他们彻底闭嘴？因为有件事已经得到证明：无论杀害我哥哥的凶手是谁，都不会是玛乔丽。无论村里的毒杀犯是谁，也都不可能是玛乔丽。即便马库斯为证明这一点搭上了一条命，也值了。你听清了吗？值了。”

他内疚地一跃而起，放下拳头。房间另一侧通向走廊的门打开了，玛乔丽·威尔斯走了进来。

音乐室天花板上有一座水晶吊灯，所有形似蜡烛的灯泡都亮着。玛乔丽开门时双眼一眨，快步进门，小巧的黑色拖鞋无声地掠过地毯。她一手搭在乔医生的肩上。

“请上楼看看，”她催促道，“威尔伯的呼吸不太对劲。”

然后她抬起头，看见眼前的众人，吃了一惊。那双灰色的眼眸流露出茫然的目光，随即，当那目光移到艾略特身上时，却像是捕捉到了什么。她的眼睛稍稍眯起，似乎瞬间便凝聚起极大的专注，但在她挺直身子时那专注又消散了。

她说：“你该不是——我是说，我们之前没见过吗？”

第4章　太阳镜

艾略特又一次失误了。出于某种个人原因，他的嗓音变得相当尖锐，警察局长不禁瞪了他一眼。

“应该没有，威尔斯小姐，”他说，“请坐。”

她又用那种迷茫的眼神望着他。当时的记忆又活灵活现地浮现于他的眼前。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她的形象仿佛触手可及。他似乎完全了解她的一举一动，知道她会如何扭头，如何抬手按住前额。

“你太紧张了，玛乔丽，”乔医生轻拍她的手，“这位是来自苏格兰场的警督。他——”

“苏格兰场，”女孩说，“这么严重吗？”

她笑了起来。

她立即克制住自己，而她的目光却与笑意绝缘。她的一切都深深刻在艾略特脑海中：富有光泽的深棕色头发，对分开来，披到耳后，在后颈处绕出一个个小卷；宽阔的前额，微弯的眉毛，若有所思的灰色眼眸；仿佛始终平静无波的嘴。在他眼中，她算不上多美丽，但他对此毫不介意。

“对不起，”她从迷茫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我可能没听清，你说什么？”

“请坐，威尔斯小姐，方便的话，我们想听听你对你舅舅之死的看法。”

她朝双扇门后黑暗的房间投去匆匆一瞥，接着又盯着地板看了一会儿，双手紧握一两次，随后才至少是表面上镇静地将头往后一甩。然而，他在她身上看出的幽默和聪慧，恐怕并不足以抵御四个月来那些流言蜚语的杀伤力。

“那灯泡不至于烧完了吧？”她用手背使劲搓着前额，“你是来逮捕我的吗？”

“不是。”

“那——好吧，你想问什么？”

“请你想到什么说什么就好，威尔斯小姐。切斯尼医生，你是否该去照料病人？”

艾略特那种沉稳、不动声色的苏格兰式礼貌发挥了作用。她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呼吸渐渐不那么急促了。她坐进他拉过来的椅子，两腿交叠。此时玛乔丽身着一件简单的黑色晚礼服，没戴戒指或其他首饰，手上就连一枚订婚戒指都没有。

“警督，我们必须留在这儿吗？我是指，留在这个房间里？”

“是的。”

“舅舅从前有一套理论，”她说，“每当他形成一套理论，就会进行测试，结果就成了这样。”她将那所谓的理论介绍了一遍。

“威尔斯小姐，我听说起因是晚餐时的一次争论？”

“没错。”

“挑起争论的是谁？我的意思是，谁先触及这个话题？”

“是马库斯舅舅。”女孩似乎吃了一惊。

“而你不同意他的观点？”

“嗯。”

“为什么，威尔斯小姐？你的理由是？”

“啊，这很重要吗？”玛乔丽惊呼，微微睁大眼睛，神态有些不耐烦。但艾略特的下颌分明写着“永不言弃”，她只好困惑而略显激动地接着说：“原因？可能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吧。我们回来以后，气氛一直很糟，即便乔治在这儿也一样。乔治是我的未婚夫，我——我是在国外的一次旅途中遇到他的。话说回来，马库斯舅舅总是那么自信。不过，我始终相信我对他说的那句话。”

“说了什么？”

“男人都不善于观察，”玛乔丽平静地说，“所以你们男人才无法成为优秀的证人。你们注意力不集中，从头到尾都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只会向内看，聚焦于自己的事情或者手头的麻烦。所以你们根本不去观察。需要我证明吗？你们总取笑说女人特别了解其他女人穿什么，就连皮带或手镯都一清二楚。唔，难道你们以为女人不会留意男人的穿着吗？描述不出来吗？问题不在于留意其他女人，而在于观察力本身。可你们是否注意过别人的衣着呢？比如说，另一个男人？不。只要他的西装或领带还算看得过去，你们就不在乎了。你们是否观察过细节？他的鞋，或者他的手？”

她略一停顿，转头看了看双扇门。

“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向马库斯舅舅发过誓，没有哪个聪明的女人会弄错她的亲眼所见。除非他能证明我办不到。我不会弄错的。”

玛乔丽倾身向前，显得异常认真。

“是这样，”她又说，“有人进来——”

“等等，威尔斯小姐，还有谁不认同你舅舅的结论？”

“乔舅舅不同意他的总体观点，英格拉姆教授也强烈反对。你知道，他是心理学教授。他说这种观点大体上有其合理性，但他自己不可能会犯错。教授说他是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了解所有套路。他还为此和马库斯舅舅打赌，赌注是五十英镑。”

她望向乔医生的椅子，但乔医生不知何时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波斯维克警司回到房里，克罗少校则抱着双臂，倾身倚着大钢琴。

“那你的——未婚夫怎么看？”

“乔治？哦，他也不同意。但他要求让他用小型摄影机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以免事后再有争议。”

艾略特顿时坐直了。

“你是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被拍成影片了？”

“那当然。所以才要用到摄影灯泡。”

“原来如此，”艾略特松了口气，“那么在场的观众都有谁？”

“只有英格拉姆教授、乔治和我。乔舅舅要出去探视一些病人。”

“可这个头部受到重击的人又是怎么回事？这位埃密特先生？他不在现场吗？”

“不，不。他本来是马库斯舅舅的助手，你不明白吗？按计划，他本该是这场戏中的另一个演员。

“事情经过是这样——虽然我们也是事后才了解这些。”她解释，“晚餐后，马库斯舅舅和威尔伯·埃密特一起，开始筹备他们要向我们展示的表演，有点像那种‘你比画我来猜’的游戏。舞台就是马库斯舅舅的书房——在那儿——而这边是我们的观众席。威尔伯会穿着某种奇装异服走进来，越奇怪越好，我们事后必须详细描述他的着装。他和马库斯舅舅会有几句莫名其妙的对白，我们也必须准确无误地予以复述。马库斯舅舅还为我们准备了一长串问题。唔，临近午夜时，马库斯舅舅将我们集中到这里，给了一些指示——”

艾略特打断她。

“等一下。你说‘临近午夜’，这场表演的开始时间是不是特别晚？”

他感觉她脸上浮现出因迷惑而有些懊恼的神情。

“是的，很晚。英格拉姆教授很不高兴，因为他想回家。晚餐九点十五分结束，乔治和我一头雾水，只好在图书室没完没了地玩拉米纸牌〔1〕。但马库斯舅舅坚持要等。”

“他有解释原因吗？”

“他说想等乔舅舅回来一起参与。可是，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乔舅舅还没回来，他就决定开始表演。”

“还有一点，威尔斯小姐。当时你还不知道埃密特先生也有份——我的意思是，他担任你舅舅的助手，在这场演出中也有角色？”

“噢，不知道！晚餐后我们根本没见过威尔伯。我们只知道马库斯舅舅把自己关在这两个房间里做准备。”

“请继续说。”

“嗯，马库斯舅舅召集我们过来，”她接着说道，“给了一些指示。窗帘都拉上了，”她指了指——“双扇门关着，我们看不到书房里的景象。他站在这儿朝我们说了一番话。”

“你能准确回忆起他的原话吗？”

她点点头。

“可以。他说，第一，演出过程中，你们将坐在一片黑暗之中。乔治提出异议，说他怎么可能在黑暗中摄影。马库斯舅舅解释说他借用我的摄影灯泡，那是当天早上我为他买来的，已经装在书房里。它的光可以直接照射舅舅的演出舞台，确保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艾略特感觉到女孩身上流露出一股犹疑不决的气息，明显得像是喷了香水。

“但不知为何，我觉得其中有问题。”她又说。

“为什么？”

“马库斯舅舅的样子不太对劲，”她高声说，“毕竟我和他一起住了这么久——还有他说的话。他说，第二，无论你们看见什么，都不要说话打岔。明白吗？最后，他走进书房之前又说，当心，可能有陷阱。说完他就走进书房，关上双扇门。我关了灯，几秒钟后，演出揭幕。

“马库斯舅舅将双扇门完全拉开，表演开始。我只觉得既兴奋又紧张，也不知是为什么。

“房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几乎能看到整间书房。他开门后慢慢走回去，在房间中央的桌子后面坐下，面朝我们。摄影灯泡装在一盏铜灯里，位于桌子前方稍偏右侧，这个角度可以照亮一切，又不会干扰我们观察马库斯舅舅的动作。灯泡在他身后的墙上投下炫目的白光，以及他巨大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背后壁炉架上那座钟的白色钟面，以及闪闪发光来回摆动的钟摆。时间是半夜十二点整。

“马库斯舅舅坐在那儿，面朝我们。桌上有个巧克力盒，还有一支铅笔、一支钢笔。他先拿起铅笔，然后是钢笔，先后装出用两支笔写字的样子。然后他环视四周。书房里的一扇落地窗打开了，一个戴着大礼帽和太阳镜，看上去很可怕的人从草地上迈进房间里。”

玛乔丽停下来清了清嗓子，紧接着又说：

“如果不考虑那顶带毛边的大礼帽，他身高大约六英尺，身穿一件脏兮兮的长雨衣，领子竖起。他的脸上有些歪歪扭扭的褐色痕迹，戴着太阳镜。他还戴了亮闪闪的手套，拎着一个黑包。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当时就很不喜欢他的模样。他看起来简直不像人，而是像条虫。又高又瘦，你想想，还戴着那么大的太阳镜。正在拍摄的乔治大声说，‘嘘！是蒙面人！’——这时那人转过身，看着我们。

“他把那个医用提包放在桌上，背朝我们，然后走到桌子另一侧。马库斯舅舅对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一次也没开口，一直是马库斯舅舅在说。除了壁炉架上钟的嘀嗒声，以及乔治的摄影机嘎吱转动，没有其他任何声音。我记得马库斯舅舅说的是，现在你已经把之前所做过的都做完了，你还要做什么？这时，如我刚才所说，那人在桌子右边。他非常迅速地从雨衣口袋掏出一个小纸盒，并从盒中抖出一颗绿胶囊，就跟我们小时候生病常吃的蓖麻油胶囊差不多。他飞快地俯下身，将马库斯舅舅的头往后一扳，强行把胶囊塞进了他嘴里。”

玛乔丽·威尔斯停住了。

她的声音颤抖着，一手捂住咽部，又清了几声嗓子。她虽竭力控制，可视线却仍然无法避开那已经一片漆黑的双扇门，最终还是把椅子转过去面朝着门。艾略特紧跟着她。

“然后呢？”他催促道。

“我没忍住，”她说，“当时我可能跳了起来，或是惊叫了一声什么的。我不该那样，因为马库斯舅舅之前就警告我们，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能大惊小怪。而且情况好像也没什么不对；马库斯舅舅吞下那颗胶囊，虽然他似乎不太情愿——他愤怒地瞪着那张花花绿绿的脸。

“刚喂完胶囊，戴大礼帽的那家伙就收拾提包，往旁边低头一闪，从落地窗出去了。马库斯舅舅又在桌后坐了几秒钟，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把巧克力盒挪了个位置。然后，毫无预兆地，他突然往前倒下。

“不，不！”玛乔丽抢在众人发话之前喊道，“他是在演戏，那只是表演的一部分，演出到此就结束了。因为马库斯舅舅随后便立即起身，笑着走过来关上双扇门，意味着演出落幕。

“我们打开这个房间的灯。英格拉姆教授去敲双扇门，请马库斯舅舅出来谢幕。马库斯舅舅把门拉开。他看上去——神采奕奕，志得意满的样子；但似乎同时也在烦恼着什么。他把一张折起的纸塞进外套的前胸口袋里，轻轻拍了拍。他说，‘现在，朋友们，请拿出铅笔和纸，准备回答几个问题。’英格拉姆教授说，‘对了，你那个长得很可怕的搭档是谁？’马库斯舅舅说，‘噢，是威尔伯，他帮我策划了整个过程。’然后他大声招呼，好了，威尔伯，现在可以进来了！

“可是没人回应。

“马库斯舅舅又喊了一声，依然没人答话。

“最后他生气了，走到窗边。这个房间的一扇落地窗开着——看见了吧？因为晚上很温暖。两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所以我们能看见房子和树丛之间的草坪。那妖怪的所有装束都在地上：大礼帽，太阳镜，印着医生姓名的提包；但我们一开始没看见威尔伯。

“我们在树丛另一边的暗处发现了他。他俯卧着，已经不省人事，鲜血从嘴里、鼻孔里一直流到草地上，后脑勺摸上去都塌陷了。用来攻击他的火钳就躺在他旁边。他应该已经昏迷一段时间了。”

她的脸不由自主地扭曲了：“懂了吧，那个戴着大礼帽和太阳镜的人，根本不是威尔伯。”

注释

〔1〕一种在欧美很流行的纸牌游戏玩法。

第5章　临时顶替

“根本不是威尔伯？”艾略特重复道。

他完全理解她的意思。那头戴老式大礼帽的怪人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翻搅腾挪。

“其实我还没说完，”玛乔丽难过地低声说，“我还没告诉你发生在马库斯舅舅身上的事。

“事情发生在我们发现倒地的威尔伯之后。我不知道症状出现了多久。他们扶起威尔伯时，我抬头一望，发现马库斯舅舅好像有点不对劲。

“说实话，我感到一阵生理上的恶心。我知道那都是直觉和预感，但我无法控制。在那一刻，我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背靠一棵树，半弯下身子，使劲喘着气。透过他身后的树叶，可以看见房里的灯光。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但灯光照着他的侧脸，皮肤显得很粗糙，带着铅灰色。我说，‘马库斯舅舅，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我几乎是喊出来的，而他只是用力摇摇头，做了个手势，像要把我推开。然后他开始用一只脚跺着地，呼吸声里混杂着哀号和呻吟。我跑过去，英格拉姆教授也是。但他甩开英格拉姆教授的手，然后——”

她说不下去了，两手拍打自己的脸颊，捂住眼睛，接着又扇了自己两下。

克罗少校从钢琴旁走过来。

“请冷静。”他沉声说。

波斯维克警司一言不发，抱着双臂，好奇地盯着她。

“他开始跑，”玛乔丽陷入混乱，“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他开始跑，来来回回、前前后后，但每个方向都只迈了几步，因为他无法忍受那种痛苦。乔治和教授试图抓住他，控制住他，但他挣脱了，冲过落地窗进了书房。他倒在书桌旁。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我出去打电话给乔舅舅，我知道他在哪儿：恩斯沃斯太太当时正在生孩子。我正在打电话时乔舅舅进来了，但为时已晚。苦杏仁味已在整个房间里弥漫开来。我以为还有希望。但乔治说，‘他走了，老人家已经不在世了，我知道。’事实的确如此。”

“真不走运！”克罗少校低声吼道。这话虽有些失礼，却发自内心。

波斯维克警司保持沉默。

“威尔斯小姐，”艾略特说，“现在我不想给你太大压力——”

“我没事，真的没事。”

“你认为你舅舅是中了那颗绿胶囊里的毒？”

“当然。他说不出话，因为毒性侵蚀了他的呼吸神经；但他竭力指着自己的喉咙。”

“那时他还有没有吞下其他东西？”

“没有。”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颗胶囊的样子？”

“嗯，我说过，它看着像我们小时候吃的蓖麻油胶囊。跟一颗葡萄的大小差不多，用明胶做的。你以为咽不下那种东西，但其实很容易。这附近很多人到现在还在服用这种胶囊。”她停下来，收敛心神，迅速瞥了他一眼，脸上重现血色。

艾略特忽略了她的状态：“回到案发时的情况，你认为演出开始前有人袭击了埃密特先生——”

“是的。”

“某人用那身奇装怪服隐藏自己，连马库斯·切斯尼先生也没能认出他。随后，这人在演出中顶替了埃密特先生的角色。作为表演的一部分，切斯尼先生原计划吞下一颗无毒的胶囊，却被这人用有毒的胶囊调包了？”

“噢，我怎么知道！但应该是这样没错。”

“谢谢，威尔斯小姐。暂时不打扰你了。”艾略特站起身，“知不知道英格拉姆教授和哈丁先生在哪里？”

“在楼上，和威尔伯一起。”

“麻烦你请他们下来好吗？噢，还有一件事！”

她已起身，虽显得心烦意乱，却似乎并不着急走。她向他投以询问的目光。

“稍后我会让你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表演过程中所看到的一切，”艾略特说，“但现在可以先明确一个问题：刚才你提到了那人的部分穿着，雨衣等等，可他的裤子和鞋呢？”

她愣住了。“他的——”

“嗯，你刚才说过，”艾略特感到一阵轻微的耳鸣，“你总会留意别人的鞋。那么这个人的鞋和裤子是怎样的？”

“台灯放在桌上，光线直射，”玛乔丽稍一迟疑，“所以靠近地面的东西都很暗。但我应该能想起来。是的，我有把握。”她原本因惊惧而闪烁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他穿的是普通的礼服裤子——黑色，侧面有道颜色更深的条纹——以及漆皮晚礼服皮鞋。”

“今晚这里所有人是不是都穿着晚礼服，威尔斯小姐？”

“是的。准确说来，乔舅舅除外。他要外出探诊病人，而且他说如果医生穿着晚礼服上门，会对病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不利影响，病人会以为医生心不在焉。但你该不会认为——”

艾略特答以微笑，但他心知这笑容有点假。

“这附近有多少人习惯穿正装吃晚餐？”

“就我所知，没人。”玛乔丽显然更慌乱了，“平时我们也不这样。可今晚出于某些原因，马库斯舅舅要求我们穿得正式一点。”

“这是第一次吗？”

“嗯，总之，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才头一回这么正式。但其实英格拉姆教授不算客人，乔治也不算。”

“谢谢，威尔斯小姐。克罗少校和警司有没有问题——？”

两人都摇摇头，虽然波斯维克的表情颇为凶恶。玛乔丽又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艾略特一小会儿，然后才走出去，轻轻关上门；但在艾略特眼中，她好像在发抖。明亮的房间里一片沉寂。

克罗少校“哼”了一声。

“哎，”他的小眼睛里射出锐利的光，锁定艾略特，“我不喜欢她的证词。”

“我也不喜欢。”波斯维克从容地松开双臂。

“案情表面上很清晰，”克罗少校压低嗓门，沉声说道，“有人偷听且发现切斯尼和威尔伯·埃密特在做准备，于是知道他们会表演什么。他打昏埃密特，取代他的角色，将无毒的胶囊换成有毒的。明胶需要一两分钟才能溶解，所以切斯尼服下胶囊时不会察觉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他不会当场喊出他被下毒，也不会拦阻凶手。凶手可以轻松逃走，将那身伪装留在外面。明胶溶解后，毒药会在几分钟内置他于死地。一切都很清晰。是的，很明显。可是——”

“啊！”当警察局长说出“可是”的时候，波斯维克嘀咕道，“为什么要打昏埃密特？呃，长官？”

艾略特突然意识到，这个一直盘踞在角落里的大块头，远比他预料中的要精明得多。当然，波斯维克是他的顶头上司，但他从未想到波斯维克竟如此厉害。警司一直来回踱步，不时往墙上靠一靠。此刻，他投向艾略特的目光中，带着毫不掩饰的狡黠，如同一盏被突然打开的探照灯。

“正中要害，警督，”克罗少校表示同意，“正如波斯维克所说，为什么要打昏埃密特先生？为什么不让埃密特在正常的表演过程中把毒胶囊喂给切斯尼？如果凶手知道他们的计划，只须调包胶囊就行了，又何必冒险打昏埃米特，打扮成那副随时可能被一眼看穿的模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来？——本来他只须调换一颗胶囊而已，为什么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

“我觉得，”艾略特沉吟道，“这正是本案的关键。”

“本案的关键？”

“是的，长官。切斯尼先生之前彩排时，根本没打算吞下任何一颗胶囊。”

“嗯哼。”稍后，克罗少校应道。

“他只准备假装吞下去而已。明白了吧，这场表演其实为观众设计了一连串陷阱。你们可能也在大学的心理学课程里见识过类似的诡计——”

“我可没有。”克罗少校说。

“我可没有。”波斯维克警司咕哝着。

艾略特的倔劲顿时蹿了上来，不光因为他们的态度，也因为屋里出现了轻微的敌意。他们是不是以为他在炫耀？尽管耳朵里嗡嗡乱响，但他还是决定，不骂人。

“老师拿出一瓶不明液体，”他接着说，“尝一尝，表情很难看，说那东西很苦，然后把瓶子递给你。里面的水是有颜色的，但如果你不仔细辨认的话，仅仅因为老师的言行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你也会发誓说那东西很苦。也可能水真的很苦，但老师之前只是假装尝了一口——并让你如法炮制。除非你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否则就会灌下一大口。

“这里的情况很可能也差不多。切斯尼先生已经提示他们要留意陷阱。还记得吗？威尔斯小姐说过，他被塞了胶囊的时候，看上去惊愕而恼怒。可能他给埃密特的指令是假装喂给他胶囊，同时他会假装吞下去；然而真凶直接强迫他吞下胶囊，就是这样。为避免演出中断，切斯尼没有出声抗议。”艾略特摇摇头，“如果在他准备的那些问题中，没有‘我吞下胶囊花了多少时间’之类的提问，我会很惊讶。”

克罗少校颇受震动。

“老天，你的推测非常合理！”他稍微松了口气，旋即又陷入狂怒与迷惑之中。“可是，警督——如果——真是这样——上帝啊，我们的对手是个疯子吗？”

“看起来是的，长官。”

“面对事实吧，”克罗少校说，“一个疯子，一个丧心病狂得无法形容的人，就在这座房子里。”

“啊，”波斯维克喃喃道，“说下去！”

警察局长低声分析：“首先，外人怎么会知道他们今晚要在这里进行一场观察力测试？连他们自己都是到晚餐时才确定下来。外人刚好经过窗外，碰巧听到切斯尼和埃密特的计划？也不太可能。而且他们晚餐时穿着正装，偏偏这天晚上有个外人也穿着晚礼服的裤子和皮鞋，在外头闲逛？这就更不可能了。我承认，这些并非最终定论，仅仅是推测。不过——你明白难点所在吧？”

“我明白。”艾略特面露忧色。

“如果凶手就在这座房子里，会是谁呢？乔·切斯尼外出诊病，如果直到午夜时分才从病人家里出来，他肯定可以排除。威尔伯·埃密特差点死在真凶手里。还有两名女仆、一名厨师，他们基本不符合凶手的条件。仅剩的可能——是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只剩下唯一一种可能。这就意味着，凶手是本该在这房间里观看表演的三个人之一。这就意味着，凶手在黑暗中溜出去，击倒可怜的埃密特，乔装打扮，喂给切斯尼一颗毒胶囊，赶在灯亮之前再溜回来。”

“不，长官，这听起来几乎没有可能。”艾略特冷冷答道。

“可我们还有什么方向吗？”

艾略特没回答。

他知道，现在绝不能妄下结论。在验尸之前，甚至无法确认马库斯·切斯尼的准确死因，只能说十有八九是死于某种氰化物。但他已经想到了警察局长最后提及的这一可能性。

他环视音乐室。房间大小约十五平方英尺，墙上嵌着金边灰色镶板。厚重的深灰色天鹅绒窗帘掩住落地窗。至于家具，房间里只有一架大钢琴，一台留声机，位于通向走廊那扇门旁边的一个高橱子，四把铺着织锦的小扶手椅，以及两个脚凳。房间中央空荡荡的，一个人在黑暗中也不难穿过房间——只要小心避开窗边的大钢琴，就不会撞到什么东西。看得出来，地毯很厚，足以消化任何脚步声。

“我们来做个实验吧。”警察局长说。

电灯开关在通往走廊那扇门旁边的橱子后面。艾略特按下开关，黑暗顿时当头笼罩下来。原来的灯光实在太亮，吊灯上那些蜡烛形状灯泡的残影似乎仍在艾略特眼前的黑暗中游移晃动。虽然窗帘敞开着，但窗外天色阴晦，仍然无法辨别房里的任何东西。有人拉上了窗帘，窗帘环扣发出轻微的嘎嘎声。

“我在挥手，”黑暗中传来警察局长的声音，“看得见吗？”

“看不见，”艾略特说，“别动，我去开双扇门。”

他摸索前行，绕过一把椅子，找到了双扇门。门很轻松就打开了，几乎没发出动静。他慢慢向前挪了八九英尺，摸到桌子，然后找到铜灯。他打开开关，炫目的白光射向对面的墙壁。艾略特退回音乐室，仔细观察。

“嗯哼。”克罗少校说。

放眼望去，“书房”里唯一的活物是钟。在死者脑袋后面，深色泛光的木壁炉架上，那座钟无情地忙碌着。那是座黄铜大钟，表盘直径达六英寸〔1〕，小巧的铜钟摆来回摇动，微微闪烁。下方端坐着死者，岿然不动。时间是十二点五十五分。

桌子是桃心木的，铺着一层棕色吸墨纸；铜灯立在桌上，从他们的视角来看略微偏向右侧。他们看见了蓝花图案的巧克力盒。艾略特踮起脚尖，能看见躺在吸墨纸上的铅笔，但玛乔丽·威尔斯描述的钢笔却不见踪影。

左侧墙上，大致可见一扇落地窗。右侧墙边立着一张桌面可伸缩的书桌，此时桌面收起，上头有一盏绿罩台灯；还有一个长长的铁文件柜，漆着木材般的花纹。此外，还有一把椅子，以及散落在地上的一堆杂志或者目录册。双扇门犹如舞台的台口，框住了他们眼中的这一切。按照音乐室里这几把椅子的位置计算，三名目击证人所坐的地方距离马库斯·切斯尼大约十五英尺。

“我没发现什么，”克罗少校怀疑地说，“你们呢？”

艾略特的目光再次捕捉到了他之前看见的那张纸——折叠起来塞在死者外套口袋的手帕后面。

“看那儿，长官，”他指了指，“根据威尔斯小姐的说法，那一定是切斯尼先生准备好的问题表。”

“好吧，那又如何？”警察局长几乎是在大喊，“就算他准备了一张问题表又怎样？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关键，长官，”艾略特险些吼出声，“你难道没发现，整个演出都是为观众设下的一连串圈套吗？他们所目睹的一切，很可能有一半都暗含诡计。而凶手利用了这些诡计。他不仅借助于诡计，以之为掩护，甚至可能现在仍处于诡计的掩护之下。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他们看见了什么，或是他们以为自己看见了什么，或许就能摸到凶手的踪迹了。即便凶手是个疯子，也不至于如此仓促、嚣张地在众人眼皮底下施行谋杀，除非切斯尼先生的计划中有什么因素成了他的保护伞，误导警方，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天知道会是什么！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克罗少校盯着他。

“恕我直言，警督，”他突然十分礼貌地说，“整个晚上你的态度都很古怪。我也很好奇，你怎么会知道威尔斯小姐的未婚夫姓什么？我并没提起过。”

（噢，该死！）

“对不起，长官。”

“没关系，”克罗少校依然彬彬有礼地答道，“这不算什么。对了，说到这张问题表，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我们来看看里面是否有什么线索。你说得对，如果问题中包含陷阱，或者在提示某种陷阱，从这张表中应该能看出来。”

他从死者的衣袋里抽出那张纸，展开平摊在吸墨纸上。笔迹是优雅的印刷体，内容如下：

请正确回答以下问题：

1．桌上有盒子吗？如果有，请描述它的样子。

2．我从桌上拿起了什么东西？以怎样的顺序？

3．当时是什么时间？

4．从落地窗进来的人，身高是多少？

5．请描述此人的穿着。

6．他的右手拿着什么东西？请描述它的样子。

7．请描述他的行动。他是否拿走了桌上的东西？

8．他让我吞下什么东西？我吞下它用了多长时间？

9．他在房间里待了多久？

10．是否有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说了话？具体说了些什么？

重要提示：必须给出以上全部问题字面上的正确答案，否则答案无效。

“看上去够直接了，”克罗少校嘀咕着，“但却有陷阱。请看‘重要提示’。关于他假装吞下胶囊这件事，你似乎说对了。请看问题8。不过——”

他把纸折好递给艾略特，警督小心地将它夹进笔记本。然后，克罗少校往双扇门退去，双眼盯着那座钟。

“不过，如我所说——”

通往走廊的门开了，一道光径直透过音乐室，随即映照出一个人的轮廓，一颗被逆光衬得锃亮的秃头出现在他们眼中。

“喂！”那人的声音尖利且稍稍上扬，“是谁？你们在干什么？”

“警察，”克罗少校说，“没事，进来吧，英格拉姆。麻烦你把灯打开好吗？”

新来的人一开始错往门的另一侧摸索了一阵，然后才在橱子后面摸到开关，开了灯。此时艾略特意识到，当初在庞贝那座庭园里，匆促间他对吉尔伯特·英格拉姆教授留下的第一印象，必须稍加修正了。

英格拉姆教授和蔼可亲的圆脸泛着光，举止颇具活力，身形微胖，蓝眼睛闪着正直坦诚的光，鼻子小而圆，秃头两侧各有两簇黑发贴在耳后，愈显得个头有些粗短。之前他喜欢低着头，再抬眼投以洞悉世事般的嘲讽神情。但此时他的气势却削弱了许多，甚至微露惧意。他的脸上有些斑点；带有一条褶痕的衬衫前襟被马甲鼓出来，如同在烤炉中膨胀的面团；他的右手指反复相搓，似是要蹭掉粉笔灰。在艾略特看来，实际上他身高中等，也并不算胖。

“你们是在重建现场吗？”他说，“晚上好，少校。晚上好，警司。”

他的姿态随和而不失礼貌，令众人如沐春风，又像鞭子轻轻驱动一队马匹。那张诚恳的脸上流露出富有洞察力的强大智慧，这是艾略特对英格拉姆教授的主要印象。

“这位想必就是乔·切斯尼向我提过的苏格兰场人士？”他迟疑地说，“晚上好，警督。”

“是的。”克罗少校说。突然，他又补充道：“是这样——现在都指望你了。”

“指望我？”

“嗯，你是心理学教授，不会被所谓的诡计愚弄。你说过你不会。这场该死的演出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吧？”

英格拉姆教授迅速瞥了瞥双扇门里的景象，神色变幻。

“应该可以。”他冷冷答道。

“太棒了！”克罗少校急于刨根问底，“威尔斯小姐刚才就说这场演出有诈。”

“噢。你见过她了？”

“是的。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整场表演中设下了一系列圈套——”

“不仅如此，”英格拉姆教授直视克罗少校，“我碰巧知道，这场演出的目的，是为了展现特里太太店里的巧克力是如何在无人目击凶手的情况下被下毒的。”

注释

〔1〕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2.54厘米，12英寸为1英尺。

第6章　准备陷阱

为了掩饰脑海中浮现的几个新念头，艾略特赶在其他人发话之前走进书房。他打开可伸缩书桌上的绿罩灯，又关掉办公桌上的摄影灯泡。相形之下，普通的灯光暗了许多，但仍能照见蜷缩在椅子里的马库斯·切斯尼。

“所以呢？波斯维克警司透露，马库斯·切斯尼遇害前两天曾向警方咨询特里太太店里巧克力盒的准确尺寸。现在桌上就有一盒便宜的巧克力，而且是这场演出的一部分。但他要如何——？”

艾略特折回音乐室，克罗少校正提出同一个问题。

“安排那个妖怪般的家伙——且不论究竟是谁——塞一颗绿胶囊到他嘴里，他要如何以此来说明特里太太店里的巧克力被下毒的过程？”

英格拉姆教授微微耸肩，瞥向书房的目光仍显紧张。

“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但按我的猜测，在切斯尼的计划中，绿胶囊事件只是一条副线，是表演的一部分，但可能算不上绝对必要的一部分。我猜他真正要向我们展示的东西与桌上那盒巧克力有关。”

“我还是不插手吧，”警察局长稍一沉吟，“由你继续，警督。”

艾略特指了指一张织锦扶手椅，英格拉姆教授小心地坐下了。

“那么，切斯尼先生是否向你说明过，这次表演的目的是展示如何在不被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给巧克力下毒？”

“他没挑明，但给了暗示。”

“什么时候？”

“表演开始前不久。我还为此责备他。‘为此责备他！’你听听，简直像一场闹剧。”英格拉姆教授打了个冷战，原本坦诚的神情变得精明起来，“是这样，警督，晚餐时我就觉得，切斯尼不由分说、迫不及待要给我们表演的欲望有点古怪。表面上看，演出的主题是偶然提出的，而且经过我们一番争论才引发了他的挑战。但其实他一直都在暗中往那方向引导，早在我们落座吃晚餐前就做好准备了。我看得出来。还有年轻的埃密特，自以为没人发现的时候，笑得就像一只狼。”

“然后呢？”

“哎！所以我才反对他推迟到那么晚才开始表演，晚餐后过了令人煎熬的将近三小时，他才进入正题。一个人的自负是神圣的，我一般不会戳穿，但他未免玩得太过火。我直接去问他，‘你早有计划吧，究竟搞什么把戏？’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留点神，没准你能看出特里太太店里的巧克力是如何被下毒的，但我打赌你不能。’”

“他已经看穿了下毒手法？”

“显然如此。”

“并且要当着你们的面证明手法的可行性？”

“显然如此。”

“对了，”艾略特漫不经心地问道，“关于下毒者，他有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

英格拉姆教授瞄了他一眼，眼中带着浓浓的忧色。如果“忧虑”这个词可以加诸他那和蔼的脸庞之上，那他称得上是忧虑万分了。

“我觉得有。”他承认。

“但他没告诉你——给点暗示什么的——？”

“没有。那会破坏整场表演。”

“你觉得下毒者杀他是为了灭口？”

“对，很有可能。”英格拉姆教授在椅子里动了动，“告诉我，警督，你是个聪明人吗？有没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他微笑道，“请稍等，容我解释为何有此一问。虽然我无比尊敬我们的好朋友波斯维克，但对于他迄今为止处理本案的方式，恕我无法苟同。”

克罗少校板起脸，面色阴沉。

“警司始终竭尽全力——”他缓缓地说。

“噢，请别胡言乱语，”英格拉姆教授并无挑衅之意，“他当然尽力了。老天，我们都尽力了！但恪尽职守不等于接近真相，有时却会起反效果。我倒不是说警方在暗中针对玛乔丽·威尔斯。我知道没那回事。但很遗憾，我朋友的外甥女无法放心地走过大街，因为孩子们可能会用泥巴砸她的脸。警方究竟做了什么努力去破解给巧克力下毒的难题？尝试了什么方法？这起案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为什么凶手要给特里太太店里的巧克力下毒？”

他敲了敲椅子扶手。

“波斯维克警司坚持‘疯子就是疯子’那套简单直接的理论，”他又说，“所以你看，为了巩固对玛乔丽的怀疑，他们搬出了相似的——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一案。我的天！好一个‘相似’的案子！”

克罗少校沉默不语。

“相似？仅从极重要的动机这一点来说，这两个案件就根本是天差地别。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也许疯了，但与绝大多数凶手一样，她有动机。1871年，这位年轻小姐在布莱顿疯狂地爱上一位已婚医生，对方没有对她表示任何好感。她先是试图用番木鳖碱毒害医生的妻子，未能成功；事发之后，她被禁止接近医生家，这让她气得发狂。为了显示她自我标榜的清白无辜——为了证明城里有个毒杀者，而且不可能是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小姐——她设下毒计，往糖果店的奶油夹心巧克力里投毒，从而实现大规模杀人。好了，‘相似之处’在哪里？玛乔丽有类似的情形吗？老天在上，她的动机呢？恰恰相反，她的未婚夫来到索布里克洛斯，听到关于她的流言蜚语，还害怕起来，想临阵脱逃呢。”

英格拉姆教授此时的措辞可谓无邪中带有险恶，他的衬衫前襟窸窣几声，更加重了效果。他笑了笑，变得更平静了。

“言归正传，”他说，“现在提问的是你们。”

“威尔斯小姐以前订过婚吗？”艾略特突然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

“有没有，先生？”

英格拉姆再次高深莫测地瞥了他一眼。“没有，据我所知没有。我相信威尔伯·埃密特对她十分着迷。但威尔伯长了个红鼻子，以及——恕我直言——整个人毫无魅力，所以他几乎没有希望，即便马库斯乐见其成。但愿我没说错。”

这时克罗少校打断了他，“听说切斯尼经常把她的追求者挡在门外。”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

英格拉姆教授迟疑着。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确实如此。他说那些人像叫春的猫，打乱了他宁静的生活。准确说来他也没驱赶他们，不过——”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克罗少校说，“玛乔丽在国外邂逅的这个年轻人，怎么就能如此轻易地获得切斯尼的认可？”

“你的意思是，”教授直言不讳，“他变得急于把她嫁出去？”

“我可没这么说。”

“朋友，你不就在暗示这一点吗？但不管怎样，你错了。马库斯很欣赏哈丁，这孩子很有前途，而且他对马库斯毕恭毕敬的态度多少也起了作用。可我想问，争论这一点有什么意义？无论其他任何问题的真假对错，”此时英格拉姆教授的衬衫前襟刺耳地“噼啪”一声——“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玛乔丽绝不可能杀害她的舅舅。”

房间里的温度似乎又起了变化。艾略特接过话头。

“你知道威尔斯小姐本人的想法吗？”

“什么想法？”

“她是否也认为有人打昏埃密特先生，取代他的角色，在表演中使用有毒的胶囊？”

英格拉姆好奇地看着他：“是的。这种解释看上去最合理，不是吗？”

“所以，晚餐后切斯尼先生和埃密特先生在这房间内所筹备的计划，被某个人偷听到了？藏在门外或窗外的某个人？”

“我懂了。”教授喃喃自语。

一时间，他的脸上现出微弱而凝滞的浅笑。他倾身向前，鼓胀的双拳按在膝上，手肘如展开双翼般撑向两侧。聪明人思绪翻涌，逐渐将事实梳理成型时常常浮现出的那种痴傻神情，此刻也挂在他的脸上。接着他又露出微笑。

“我懂了，”他说，“现在我来替你提问，警督！”他不容分说地挥着手，“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九点十五分到午夜十二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还有，‘九点十五分到午夜十二点之间，玛乔丽和乔治·哈丁在什么地方？’但你还会问，‘表演进行过程中，你们各位分别都在什么位置？’然后重要问题来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位观众在黑暗中悄悄溜出去，扮演那个头戴礼帽的魔鬼？’这就是你们想知道的，对吗？”

克罗少校眯起眼睛。

“没错。”他说。

“是个好问题，”英格拉姆教授轻松地答道，“配得上一个好答案。答案如下：我愿在全世界的任何法庭上发誓，表演过程中，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过这间屋子。”

“嗯。非常确定的答案，不是吗？”

“是的。”

“你知不知道当时这里有多暗？”

“我非常清楚这里有多暗。首先，隔壁亮着摄影灯泡，这个房间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黑；其次，我有其他理由，我希望由我的同伴来佐证。不妨问问他们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像个主持人似的朝门口招招手，玛乔丽和乔治·哈丁随即走进来。

艾略特审视着玛乔丽的未婚夫。

当初在庞贝他只望见哈丁的后脑勺，而眼前这个人的样子，令他隐隐有些不快。乔治·哈丁最多二十五六岁，显得温厚、率真、热情，一点也不害羞；他在众人之间，就像一只在架子上诸多装饰品中穿梭的猫那般自然。他很英俊，带点南欧人的外貌特征：刚硬的黑色卷发，宽脸，神采灵动的黑眼睛。在艾略特看来，这种外形与他那出自贵族公学般的高雅姿态不太协调。可能他在所到之处都有好人缘，而且他也深知这一点。

哈丁望见双扇门另一边马库斯·切斯尼的尸体，顿时显得忧心忡忡。

“能不能把门关上？”他挽起玛乔丽的手臂，“我是说，你介意吗？”

令他吃惊的是，玛乔丽挣脱了。

“没关系。”她直视艾略特。

艾略特关了门。

“玛乔丽说你想见我，”哈丁十分友好地环顾四周，脸上却阴云密布，“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请尽管吩咐。我只能说，这一切真是太糟了，而且——噢，唉！”

（我们透过艾略特的眼睛所看到的哈丁，未必是他真正的样子；所以如果一味强调哈丁那种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以及不加矫饰的举止给艾略特带来的不佳印象，未免不太公平。克罗少校和波斯维克警司对哈丁印象不错，在他们眼中，哈丁的语气相当诚恳。）

艾略特示意他坐下。

“你就是哈丁先生？”

“是我，”哈丁友善得像只急于讨人欢心的小狗，“玛乔丽说你要我们谈谈当——唔，当可怜的老人出事时，这里是什么情况。”

“他想要听的可不止那些。”英格拉姆教授咯咯发笑。

“他怀疑你或玛乔丽或我——”

“等等，先生。”艾略特厉声打断。他转向其他人，“各位都请坐。”房中顿时笼罩一股不安的气氛。“是的，我们想听各位介绍事发经过。但我会问一些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你们的任何陈述都更有价值。你们应该知道，切斯尼先生针对这次表演，事先准备了一张问题表？”

过了片刻，答话的是玛乔丽。

“当然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

“如果现在再拿那些问题来问你们，能正确回答吗？”

“可以，但我能做得更好，”哈丁说，“如果你想了解当时的情况，我拍了一部影片。”

“一部彩色影片？”

哈丁眨眨眼。

“彩色？老天，不是！只是普通的黑白影片。如果在室内拍摄彩色影片，尤其在那种光线下，效果——”

“那恐怕无助于解决我们的难题，”艾略特说，“影片现在在哪里？”

“出事之后乱成一团，我就放在留声机里了。”

艾略特的反应如同一场反高潮，似乎令他颇感失望。艾略特走到留声机前，掀开盖子，只见绿毡圆盘上有一个皮革盒子，盒盖敞开，里面装着摄影机。身后三位证人尴尬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他；留声机上方墙上的一幅画的玻璃框映出了他们的样子。他同时也看到（从玻璃中）克罗少校朝波斯维克警司投去疑惑的一瞥。

“问题表在这里，”艾略特从笔记本中抽出那张纸，“与其由我提问，不如直接用这些问题更好，因为设计它们的初衷就是为了涵盖重点——”

“什么重点？”玛乔丽立即问道。

“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我会依次询问你们同样的问题，希望各位都尽可能认真地回答。”

英格拉姆教授扬起他那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眉毛。

“警督，你难道不怕我们编造故事？”

“我建议各位不要编故事，而且我认为你们不会，因为切斯尼医生告诉我，你们的说法几乎全都互相矛盾。如果你们空口捏造，会被我看穿。那么，各位果真有十足把握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吗？”

“可以。”英格拉姆教授露出奇特的微笑。

“可以！”玛乔丽异常坚定。

“我不太有把握，”哈丁说，“当时我在全神贯注地把所有东西都拍摄下来，没有过多留意其中的细节。但我应该不会答错。干我们这一行，视线必须集中于——”

“你是干哪一行的，哈丁先生？”

“我研究化学，”哈丁的回答十分简洁，似乎有些不屑，“但这不重要。来吧。”

艾略特关上留声机的盖子，将笔记本平摊在上面。此刻，如同乐队指挥举起了指挥棒，轮子即将开始转动，灯光亮起，帷幕拉开。从骨髓到灵魂，都有一个声音告诉艾略特：这张问题表包含了通往真相的所有线索——只要他拥有足够的智慧，不仅能捕捉到答案中的意义，还能抓紧问题中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他说。证人们纷纷打起精神，椅子发出一阵尖利的响动。

第7章　证人各执一词

“第一个问题。桌上有盒子吗？如果有，请描述它的样子。威尔斯小姐？”

玛乔丽柔和的嘴唇轮廓变得僵硬起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艾略特，眼中现出怒意。

“如果这很重要，我会回答，”她说，“但这个问题非常差劲，不是吗？坐在这里问些愚蠢的问题，如同儿戏，而他——”她的视线投向紧闭的门，旋又移开。

“确实很重要，威尔斯小姐。桌上有盒子吗？如果有，请描述它的样子。”

“桌上当然有盒子。在马库斯舅舅的右手边，靠近桌子前端的位置。是一个两磅装的亨利牌巧克力奶糖盒子。我没看见标签，因为当时我坐着，但我知道那是亨利牌巧克力奶糖，因为盒子有亮绿色的鲜花图案。”

乔治·哈丁转身看着她。

“胡说。”

“什么胡说？”

“花的颜色，”哈丁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的巧克力，我也认为那个盒子可以装两磅糖果，而且有鲜花图案。但花可不是亮绿色，而是深蓝色。绝对是蓝色的。”

玛乔丽神色未变，她以高傲且极尽优雅的姿态扭过头，低声说：“亲爱的，今晚已经够恐怖了，别再刺激我，别让我产生尖叫的冲动，千万不要。那些花是绿色的。男人总把绿色看成蓝色。不要，不要，不要——今晚不要。”

“哦，好吧，都依你，”哈丁半是后悔半是赌气地说，“不，打死我也不相信是绿色！”他跳起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那些花是蓝色的，深蓝色，而且——”

“亲爱的——”

“等一下，”艾略特忽然打断，“英格拉姆教授应该可以裁断这个问题。是不是，先生？哪个答案是对的？”

“他们两位都对，”英格拉姆悠然自得地交叉两条粗腿，“但正因如此，他们两位也都错。”

“但我们不可能都错！”哈丁抗议。

“有这个可能。”英格拉姆教授礼貌地答道，随即转向艾略特，“警督，我告诉你的是字面上的真实情况。现在我就能解释，但我建议再等等。后面的问题中，有一个可以阐明我的意思。”

艾略特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后面有哪些问题，先生？”他问。

不祥的静默似乎悄然而生，逐渐滋长，充盈了房间的每个角落，静得让人几乎以为能听见书房里那座钟在紧闭的门扉后面嘀嗒走动。

“我当然不知道，”英格拉姆教授泰然自若，“我只是预测，那张表中接下来肯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你该不会看过这张表吧，先生？”

“没有。警督，老天在上，这种时候何必在细枝末节上给我下套？我早就身经百战，魔术、马戏那些花样我都玩腻了。这些诡计终归是老一套，我自己在课堂上用过何止上千次，其中的原理我很清楚。不过，正因为我不会被它们欺骗，所以也请别以为我会借此来欺骗你。请继续顺着那张表往下问，一会儿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是绿色的，”玛乔丽半闭着眼睛，凝视天花板一角，“绿的，绿的，绿的。请继续。”

艾略特拿起铅笔：“第二个问题。我从桌上拿起了什么东西？以怎样的顺序？”他又解释，“切斯尼先生第一次坐下时，从桌上拿起什么物品？按怎样的先后顺序？威尔斯小姐？”

玛乔丽立即答道：“我已经告诉过你，他坐下后先拿起铅笔，假装在吸墨纸上写字，然后放下铅笔。接着他拿起钢笔，假装用钢笔写字。他刚放下钢笔，那个头戴大礼帽的家伙就进来了。”

“你的意见呢，哈丁先生？”

“对，没错，”哈丁表示，“至少前半部分没错。他拿起一支铅笔——一支蓝色或黑色的铅笔——然后放下。但第二件物品不是钢笔，而是另一支铅笔，颜色差不多，但没那么长。”

玛乔丽又一次转头。“乔治，”她的声音毫无波澜，“你这是故意折磨我吗？拜托，我真的想知道，你非得在每个细节上都跟我针锋相对吗？”随即她喊道，“我很清楚那是一支钢笔。我看见笔尖和笔头了，是蓝色或黑色的；一支小钢笔。请别再——”

“好吧，既然你都说到这地步了。”哈丁的傲气似乎受到重挫，那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凝望着她；而且，令艾略特极为不悦的是，她的神色也为之改变，显得焦虑重重。在艾略特心中，他们就像一对画中的情侣，哈丁那带有男孩稚气的魅力凌驾于一个聪慧而可敬的女人之上，使得整幅画的风格相当混乱。

“对不起，”玛乔丽说，“无论如何，那是支钢笔。”

“是铅笔。”

“你怎么看，英格拉姆教授，钢笔还是铅笔？”

“实际上，”教授回答，“两者都不是。”

“老天！”克罗少校顿时失态，轻呼出声。

英格拉姆教授举起手。

“还不明白？”他问道，“难道你们没发觉，这一切都是诡计和陷阱？否则你们以为他想干什么？”他好像有点生气，“马库斯只不过为你们设了个最平常的圈套，你们就上钩了。首先——你们说得对——他拿起一支普通的铅笔，假装用铅笔写字。这就让你们形成了思维定式。然后他拿起那既不是钢笔也不是铅笔的东西（虽然长度、形状都不能不说和铅笔比较接近），假装用它写字。你们心中立刻产生‘看到一支钢笔或铅笔’的幻觉。当然。那东西两者都不是。”

“那它究竟是什么？”艾略特追问。

“我不知道。”

“可是——”

英格拉姆那真诚的双眼闪烁着。“别慌，警督，请——稍等！”他的语气不那么严肃了，“我保证会告诉你诡计的关键，我保证会戳穿其中的破绽。但我无法保证能准确指出他拿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承认，我也不知道。”

“但你不能描述一下吗？”

“适当描述一下倒还可以。”教授颇为困惑，“有点像钢笔，但比钢笔更细，而且小得多；应该是深蓝色的。我记得马库斯费了不少工夫才拿起它。”

“好的，但长成那样的会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也想不通。它——等等！”英格拉姆突然紧抓椅子扶手，半身撑起，像是要一跃而起。旋即，一股如释重负的神情涌过他的脸庞。他“噢”的一声，瞪着众人。“我懂了，”他又说，“现在我知道那是什么了。”

“是什么？”

“一个吹箭筒。”

“什么？”

“不会错，”教授仿佛克服了巨大障碍，“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收藏了一些吹箭筒。这种东西长度不足三英寸，用木头制成，薄薄地镀一层银，发黑，头部很尖。南美人、马来人或婆罗洲〔1〕人之类才会用；地理问题我一向搞不清楚。”

艾略特看着玛乔丽：“你舅舅有没有在家里收藏吹箭筒，威尔斯小姐？”

“没有，肯定没有。至少，我没听他提过。”

克罗少校颇有兴致地插话：“你是指一支毒箭？”他问英格拉姆教授。

“不，不，不，不一定。简单的猜测如果经过想象力添油加醋一番，就会离题万里，这就是绝好的例子——马上就会有人记起他曾看见箭上的毒，然后我们就被绕晕了。请保持冷静！”英格拉姆深吸一口气，伸了个懒腰，“我只是说，我看见的是看上去像吹箭筒的东西。明白了吗？继续那些问题吧。”

乔治·哈丁点点头。

“也对，”他附和道——艾略特注意到，哈丁瞥向教授时，脸上掠过一丝古怪的神情，又瞬间消失了，艾略特参不透其中的含义，“目前似乎还没什么进展。请继续提问。”

艾略特犹豫了。刚才的新猜测令他深感不安，他想反驳，但不可操之过急。

“下一个问题，”他看了看问题表，“我个人估计是指那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从落地窗进来，不过你们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回答。当时是什么时间？”

“午夜十二点。”玛乔丽立刻回答。

“大约午夜十二点。”乔治·哈丁说。

“如果说最精确的时间，”英格拉姆教授双掌一合，“应该是十一点五十九分。”

他略一停顿，似有疑问，艾略特则响应了他的预期。

“是的，先生，但我有个问题：你是真的确定当时是十一点五十九分——根据你自己的手表显示——抑或仅仅因为书房壁炉架上那座钟显示的是十一点五十九分？我知道钟现在的走时准确，但它当时就一定准确吗？”

英格拉姆教授冷冷答道：“我也想过这一点。我不知道马库斯会不会调过钟，用假的时间误导我们，使我们之后给出错误答案。但我要求的是公平游戏，”他又显出烦闷之色，“那种诡计未免太犯规了。这本该是一次观察力测试。马库斯不允许开灯，所以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手表。因此，如果他给出一座钟作为线索，那就是我们判断时间的唯一依据。我认为这是双方都认可的规则。我能告诉你每件事发生时那座钟上所显示的时间，但我无法判断一开始钟的走时是否准确。”

“唔，我可以，”玛乔丽说，“那座钟当然是准确的。”

她的语气十分果决，又带着惊愕和疑惑，似乎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这一点却除外；又或是无法让其他人回归理智的无力感，逼得她疲惫不堪。

“我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她告诉他们，“噢，这与观察力无关，与我的观察力无关！我很容易就能证明。那座钟当然是准确的。但钟的走时准不准确究竟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着呢，”克罗少校说，“直接关系到某个当时不在这里的人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乔·切斯尼。”英格拉姆教授嘀咕着，吹了声口哨。“不好意思。”他礼貌地补充。

此前他仅用一个笑容就能打动所有人，而此刻他同样仅用一句话（明显是说漏了嘴）就令众人浮想联翩。艾略特在琢磨词典中如何界定“言下之意”，无论定义如何，这句话都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一阵涟漪。

“乔舅舅？”玛乔丽惊呼，“他怎么了？”

“继续提问吧。”教授以微笑安抚她。

艾略特迅速记了几笔，决定加快节奏。

“如果各位不介意，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稍后再探讨。接下来的回答请尽可能简明扼要。下一个问题：从落地窗进来的人，身高是多少？”

“六英尺，”玛乔丽马上答道，“总之，他和威尔伯一样高，而我们都知道威尔伯的身高，因为威尔伯和乔舅舅一样高——”她停住了。

“六英尺应该没错，”哈丁沉思后表示，“我个人感觉略高于六英尺，但可能受了那顶奇形怪状的帽子的影响。”

英格拉姆教授清清喉咙。

“在这些问题上无休止地产生争议，”他说，“我看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生气的。”

很明显，他平静的脸色下，怒意已濒临沸点，就要喷薄而出了。这都是刚才那番“言下之意”的余波。玛乔丽的双眼格外明亮。

“噢，真受不了！你该不会说他其实又矮又胖吧？”

“不，亲爱的，冷静点。”英格拉姆教授看着艾略特，“警督，我的答案是：从落地窗进来的人身高大约五英尺九英寸——与哈丁先生或我本人的身高相当。又或者他原本身高六英尺，但借着大衣的掩护稍稍屈膝行走，让自己看起来略矮一些。无论如何，他的身高大约五英尺九英寸。”

众人沉默。

克罗少校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这削弱了他的军人色彩。他一直在一个信封背面做笔记，此时抬手抹了抹前额。

“那么——”他说。

“什么？”

“我来问你，”警察局长气不打一处来，“我问你，直接点，你这算什么答案？他的身高要么是五英尺九英寸，要么也可能是六英尺。喂喂，英格拉姆，我觉得你在给大家洗脑，抓住一切机会唱反调。要不要听听到目前为止的比分？”

“洗耳恭听。”

“唔，你们都认同的是：桌上有个两磅装的巧克力盒；切斯尼拿起了两件物品，先拿起的是一支铅笔。但其他答案就乱成一团。我自己做了点笔记。”

他把信封递给英格拉姆，教授看完后又传给其他人。克罗少校的记录如下：

巧克力盒是什么颜色？

威尔斯小姐：绿色。

哈丁先生：蓝色。

英格拉姆教授：两者都对。

切斯尼拿起的第二件

威尔斯小姐：一支钢笔。物品是什么？

哈丁先生：一支铅笔。

英格拉姆教授：一个吹箭筒。

当时是什么时间？

威尔斯小姐：午夜十二点。

哈丁先生：大约午夜十二点。

英格拉姆教授：十一点五十九分。

戴帽子的人身高是多少？

威尔斯小姐：六英尺。

哈丁先生：六英尺。

英格拉姆教授：五英尺九英寸。

“只有在时间的问题上各位观点相近，”克罗少校又说，“而那个时间的真实性恰恰是最不可靠的。”

英格拉姆教授站起身。

“我可能不太理解你的意图，少校，”他说，“你要求我从专家证人的角度告诉你事实经过，说明你预料到答案会有分歧，而且你想找出分歧所在。可当我指出这些问题时，不知为何，你又发脾气了。”

“我明白，本意是好的，”克罗少校指着信封说，“但巧克力盒是怎么回事？盒子可能是绿色的，也可能是蓝色的，但绝不可能既是绿色的也是蓝色的，而你居然说两者都对。不瞒你说，”——尽管艾略特和波斯维克拼命使眼色，他仍将警方应有的审慎抛到一边——“不瞒你说，隔壁那个盒子是蓝色的，上面的花纹也是蓝色的。除此之外桌上只有另一件物品：一支扁平的铅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还有其他东西：既没有钢笔，也没有第二支铅笔，更没有吹箭筒。一个蓝色的巧克力盒，一支铅笔，没了。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

英格拉姆教授又坐下了，面带嘲讽的微笑。

“如果有机会，稍后我会解释。”

“好吧，好吧，”克罗少校咆哮着，抬手做敬礼状，“随便你，你高兴什么时候解释都行。我放弃了。请继续，警督，算我多嘴，原本你才是主角。”

随后几分钟里，艾略特开始察觉，他们的分歧逐渐消失。接下来的两个问题，以及再往后那个问题的前半部分，都得到了基本相同的回答。这些问题都与那个从落地窗进入的怪物有关，分别是：请描述此人的穿着。他的右手拿着什么东西？请描述它的样子。请描述他的行动。

看得出来，那怪物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三人的答案中不难总结出此人的形象。从大礼帽到棕色羊毛围巾、太阳镜、雨衣、黑裤、漆皮晚礼服皮鞋，三人都没遗漏任何细节。每人也都正确描述了那家伙右手提着一个印有“R. H. 虚无医生”字样的黑包。唯一新出现的细节是：那家伙当时戴着橡胶手套。

答案的高度一致令艾略特大惑不解，然后他才想起，证人们其实有不止一次机会观察嫌犯的着装。“虚无医生”的那身装扮，包括黑色假发，都被丢弃在书房的落地窗外。证人们不仅在表演时看到过，出去寻找威尔伯·埃密特时也看见了。

不过，他们也将嫌犯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记得清清楚楚。“虚无医生”戴着太阳镜俯身、点头，在一片白光中投下巨大的阴影，那景象如同梦魇，填满了他们脑海中的银幕。他们描述此人进入房间，他们描述嫌犯听到乔治·哈丁不经意的调侃时如何转身看过来；然后又叙述嫌犯背对他们把包放到桌上的过程；接着他们说到嫌犯走到桌子右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药盒，从盒中倒出一颗胶囊，随即——

可该死的线索在哪里？

这才是艾略特想知道的。问题差不多快问完了，却依然毫无头绪。是的，证人们各执一词，但这又能说明什么？

“有了一定进展，”他表示，“先把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问完。他是否拿走了桌上的东西？”

三个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没拿。”玛乔丽说。

“没拿。”乔治·哈丁说。

“拿了。”英格拉姆教授说。

在随之而来的骚动中，哈丁斩钉截铁地说：“我发誓他没拿。他根本没碰桌子。他——”

“当然没拿，”玛乔丽也说，“更何况，他有什么可拿的？似乎只少了一支钢笔——也可能是铅笔或吹箭筒（随便叫什么名字都行）——但我确定他没拿。马库斯舅舅把它放在面前的吸墨纸上，而那戴礼帽的家伙从没接近马库斯舅舅面前的吸墨纸，所以他怎么可能拿走什么东西？”

英格拉姆教授示意大家静一静。他看上去有点不高兴。

“我费了半天劲，就是想向你们解释这一点，”他说，“准确说来，他拿走了一个绿花图案的亨利牌巧克力奶糖盒，换成一个蓝花图案的亨利牌薄荷奶油夹心巧克力盒。你们要‘字面上’的事实，我就按这个要求回答。别问我他是怎么办到的！当他把黑包放到桌上时，用包挡在绿盒子前面。而当他拿起提包，走出房间时，桌上的盒子就成了蓝色的。我再次强调：别问我他是怎样调包盒子的。我又不是魔术师。但我认为，残忍的巧克力毒杀案的手法，可以通过这一小动作得到解答。我建议你们好好研究一下。相信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克罗少校对我的头脑和品格的怀疑；还有，今晚我发了好几次脾气，趁着下一次还没来，麻烦哪位给我一支烟好吗？”

注释

〔1〕即现今的加里曼丹岛，该岛目前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三国。

第8章　魔术盒子

艾略特不知道英格拉姆教授有没有抽上烟，因为他突然想通了这个偷天换日手法的奥秘。

“我失陪一下。”他说，然后绕过钢琴，从落地窗出去了。

接着他才后知后觉地拉上身后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房子和栗子树间的狭窄草坪上，气温更低，光线也更暗，因为之前关了几盏灯，只有书房里一盏普通的灯还亮着。万籁俱寂的黑夜中，血肉之躯显得多么脆弱。远处仿佛传来微弱的铃声，但他不予理会，而将注意力聚焦于书房落地窗外“虚无医生”留下的那堆东西上。

那个黑包——

现在他知道那黑包为何似曾相识了。这个提包的形状和医生的药箱很像，体积更大一些，但比普通的手提箱小。这种提包是苏格兰场黑色博物馆的展品之一。

他在帽子和雨衣旁的提包边上蹲下身。提包的质地是刷了漆的皮革，看上去很新。侧面蜡印着“R. H. 虚无医生”。艾略特裹上手帕打开提包，里面有个鲜绿花朵图案的两磅装亨利牌巧克力奶糖盒子。

“我明白了。”他大声说。

这个提包可谓“商店窃贼之友”。艾略特把它举起来观察底部。这东西起初用于变魔术，但后来却沦为窃贼们的秘密武器，专门用来对百货商店、珠宝店等等将昂贵商品开放式陈列的店铺下手。

你带着这个平平无奇的提包走进店里，随手放在柜台上，假装在看其他东西，其实已经用提包盖住了你想偷的东西。提包底部暗藏魔术师的道具“弹簧夹”，你用它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底下的东西抓进提包，然后拎包离开。

“虚无医生”的手法渐渐清晰。进入书房后，他将提包放在桌上，这个过程中他始终背对观众。其实他并不是将提包放在绿色盒子前面，而是放在绿色盒子上面。攫取一个相对较小也较轻的巧克力盒子，对这种提包来说不在话下。他在雨衣那深深的口袋里藏了个蓝色的薄荷奶油夹心巧克力盒子，于俯身放下提包或再次俯身拎起提包时，他背过身阻挡观众的视线，趁机将蓝色盒子放到提包后面。在早已头晕目眩、高度紧张的观众面前，施展这种手段并不需要多么高级的技巧。而这一切全都是在马库斯·切斯尼的配合与指导下完成的，是马库斯·切斯尼计划中的一部分，意在让证人们怀疑自己的眼睛……

但这件事对侦破此案或者糖果店毒杀案究竟有什么帮助？这是否意味着特里太太店里的巧克力是整盒被调包的？

“嘿！”一个声音低低响起。

艾略特惊得跳起。声音嘶哑低沉却急促，来自头顶正上方。他仰头一望，只见乔·切斯尼医生的脸正探出二楼的一扇窗户俯视着他。乔医生大半个身子都倾出窗外，艾略特不禁担心他会不会像个洗衣袋那样轰然掉下来。

“你们都聋了吗？”乔医生压着嗓门，“没听见门铃响？怎么没人去开门？已经响了五分钟。见鬼，我可走不开，这里有病人——”

艾略特醒悟过来，那肯定是奉命从十二英里外赶来拍照、取指纹的警员。

“还有——嘿！”乔医生吼道。

“什么？”

“叫玛乔丽上来，可以吗？他想见她。”

艾略特立刻抬头：“他醒了？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窗口有条宽松的袖子晃动着，从中伸出一只色泽暗淡、毛茸茸的拳头，冲他摇了摇。在灯光烘托下，蓄着棕黄色胡须的乔医生恍如魔鬼。

“不行，老弟，他还没清醒，没到你需要的那种程度。今晚你不能见他，明天也不行，说不定今后几星期、几个月、几年都不行。懂吗？叫玛乔丽上来。这些女佣不中用，一个总是拿不稳东西，另一个躲去睡觉了。噢，上帝呀！”

那颗脑袋缩回去了。

艾略特缓缓收起“虚无医生”留下的衣物。遥远的铃声已经止息。一阵寒风逐渐搅动着长夜，它在残余的树叶间穿行，它从土壤中翻起秋天留下的丰饶而腐朽的气息；然后，不知是因为微风的坚持不懈，还是因为某处所打开的一扇门，它裹来了另一种更甜美的味道。整座房子里仿佛都弥漫着那若有若无的香气。随即艾略特想起，附近有面积达半英亩的温室，所种的桃树、杏树，果实在七月至十一月间成熟。孕育苦杏仁的杏树逸散出香气，在黑暗中，如鬼魅般萦绕着贝勒加大宅。

他带着“虚无医生”的衣物进入书房时，通往走廊的门正好打开，波斯维克警司新带来两个人：韦斯特医生和马修警长。克罗少校跟在他们后面。马修遵照指示，开始按程序取指纹、拍照。韦斯特医生则俯身检查马库斯·切斯尼的尸体。

克罗少校看着艾略特。

“怎么了，警督？”他问，“为什么突然冲出去？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调包巧克力盒的手法，长官。”艾略特解释了一遍。

克罗少校颇受震动。“真是干脆利索，”他承认，“干脆得吓人。但即使如此——问题是，切斯尼从哪里弄来这种魔术提包？”

“在伦敦的魔术道具商店就能买到。”

“你是说他专程去伦敦买的？”

“看起来是这样，长官。”

克罗少校上前检查提包。“那就说明，”他沉吟道，“他筹备这场表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哎，警督，”——他似乎强忍着狠踹提包一脚的冲动——“调查越深入，这场离奇表演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强，同时又越来越令人费解。现在我们的调查进展到什么程度？掌握了什么证据？等等！切斯尼那张表上还有其他问题吗？”

“有的，长官，还剩三个。”

“那就过去问完，”警察局长冷冷地瞄了紧闭的双扇门一眼，“但在此之前，我问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场闹剧中，有个东西很特别？”

“是什么？”

克罗少校站稳脚跟，伸出瘦削的手腕和食指，仿佛在发表重要宣言：“那座钟有问题。”

他们看着那座钟。韦斯特医生已经打开炫目的摄影灯泡，以便检查尸体。于是那装在大理石外框内、点缀黄铜的白色钟面，又一次在壁炉架上瞪着他们。时间是一点四十分。

“啊！我该回家了，”克罗少校突然说，“可是——你看那钟，会不会被切斯尼调过时间？可能他在表演前就下手了。表演结束时，还记得吗，他关上双扇门，直到英格拉姆敲门请他出来谢幕，他才进入音乐室。那段时间里，他可以把钟拨回正确时间，对吧？”

艾略特满腹狐疑。

“应该可以，长官。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

“当然可以，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克罗少校走向壁炉架，挤到死者的椅子后面，把钟转过去，轻轻拍了拍，让钟背对他们。“看见这两个零件了吗？一个是用来上发条的钥匙，另一个是用来调整指针位置的小针——啊！”

他俯身定睛细看，艾略特也凑过来。果然，钟的背后有把小小的铜钥匙，但另一处本该插着小针的地方，只留下一个小孔。

“被破坏了，”艾略特说，“是隔着钟的外壳动手的。”

他凑得更近了些，只见那个小孔里还留有短短的、亮晶晶的桩头；钟的金属背面有点脏，小孔周围有一道崭新的划痕。

“最近才被破坏，”他解释，“难怪威尔斯小姐说她很肯定钟的时间是准确的。对吧，长官？除非请来钟表匠，否则就算有人想改变指针的位置，也无能为力。”

克罗少校瞪着眼前的钟。

“荒谬，”他说，“这还不简单，像这样——”

他又把钟转回原来的朝向，打开保护钟面的圆玻璃罩，捏住指针。

“只须推一推而已——”他又说。

“小心，长官！”艾略特说。

克罗少校松开手，自知失算。金属指针过于精细，不管往哪个方向强行推动，都只会把它们折弯，甚至折断。显然，想将指针的位置改变哪怕一秒钟都是徒劳。艾略特退后站定，忍不住露出微笑。指针继续嘲讽般挪动着，固定指针的金属螺栓朝他眨眨眼，那嘀嗒声拨动了他心灵深处的欢乐之弦，差点让他对着警察局长的脸笑出声。多么典型的象征啊，他正望着小说家的噩梦——一座无法改动时间的钟。

“所以钟的走时正常。”他说。

“不一定。”克罗少校说。

“可是，长官——”

“这座钟肯定有问题，”克罗少校的语气缓慢而郑重，似乎在发表宣言，“我承认，现在我还没搞懂，但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证明给你看。”

这时，摄影灯泡迸出一阵强光和烟雾，骤然熄灭。众人都吓了一跳，角落里的绿罩台灯相形之下显得十分昏暗。但韦斯特医生已然起身；这位戴着夹鼻眼镜的老人，看上去相当疲惫。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克罗少校。

“唔，他中的是什么毒？”

“氰酸，或者某种氰化物。早上我会详细验尸，再通知你具体结果。”

“某种氰化物？乔·切斯尼只说是氰化物。”

韦斯特医生略显为难地解释：“你们想的可能是氰酸钾。用氰酸可以制成多种氰酸盐，氰酸钾只是其中一种。不过的确是最常见的。”

“我真是才疏学浅，”克罗少校说，“我对番木鳖碱有一定了解，但氰酸这方面就外行了。唔，假设有人用氰酸或氰化物毒杀切斯尼，毒药的来源是什么？怎样才能弄到？”

“我做过一些笔记，”医生边说边慢吞吞地在衣袋里摸索，“氰酸中毒的案例可不多见，”他的谦逊中又带着一丝自得，“罕见，非常罕见。我在处理比利·欧文斯一案时做了些笔记，不妨向你介绍一下。”

他不疾不徐地继续说道：“外行人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弄到纯氰酸。但话说回来，任何一名出色的药剂师都有能力轻易用无毒的物质（我是指未被列入毒物名录的物质）提炼氰酸。氰酸钾属于氰酸盐，用途非常广泛。你们可能也知道，氰酸钾可用于摄影，果树除虫有时也用它——”

“果树。”克罗少校嘀咕着。

“还可以用于电镀，用于制作捕虫瓶——”

“捕虫瓶是什么？”

“研究昆虫学的用品，”医生说，“可以捕捉蝴蝶。无痛苦的捕虫瓶中氰酸钾含量是百分之五，可以找动物标本制作师购买。不过买家当然必须在毒物登记簿上签字。”

“我有个问题，医生，”艾略特插话，“桃核里是不是含有氰酸？”

“对，是这样。”韦斯特医生擦擦额头。

“将普通的桃核压碎、蒸馏，能否提炼出氰酸？”

“以前也有人问过我，”韦斯特医生更用力地擦着前额，“可以办到。但我估算过，如果要从桃核中提炼出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剂量，大约需要六千五百个桃子，这几乎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片刻的沉默后，波斯维克警司沉声道：“这次的毒药总该有出处才对。”

“没错，你得查出它的来源。”警察局长说，“之前我们没能查到番木鳖碱，但现在即便要翻遍全英国的每一本毒物著作，也必须揪出氰化物的来龙去脉。这项工作由你负责，警司。对了，顺便问问——那种大颗的绿胶囊，你了解吗？那种蓖麻油胶囊？”

“怎么了？”

“如果要在那种胶囊里添加氰化物，该怎样操作？用皮下注射器可以吗？”

韦斯特医生沉思着：“可以，这种方法可行。只要添加的剂量不太多就可以，明胶和油会将氰化物牢牢裹在里面。胶囊能够隐藏氰化物的气味和口感。十分之九格令的脱水氰酸就能达到致死剂量；氰酸钾的毒性当然相对没那么烈，但客观地说，两三格令也足够了。”

“中毒后多长时间会发作？”

“这得视剂量而定，”韦斯特医生略显无奈，“通常情况下，我认为十秒钟之内就会出现中毒症状。但这种特殊情况下，首先要等明胶融化，而且蓖麻油也会延缓毒性吸收。大致可以说，两分钟后才会产生显著的中毒症状。其余问题就取决于摄入的剂量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全身器官衰竭。但中毒者也许三分钟内就死亡，也许半小时后才死亡。”

“唔，这和我们掌握的情况相符。”克罗少校气冲冲地一挥手，“总之，警督，我建议再回去和他们聊聊，”他恶狠狠地朝紧闭的双扇门点点头，“问问他们是否确定，之前看到的确实是一颗蓖麻油胶囊。难保其中又有什么障眼法。查清楚——噢，只有把这些愚蠢的花招都拆穿，我们才能理清目前的进展。”

总算有机会单独工作的艾略特暗自欣喜，他走进音乐室，关上门。几双眼睛都盯着他。

“今晚不会再耽误各位太久，”他愉快地对他们说，“但现在需要各位答完余下的这些问题——”

英格拉姆教授审视着他。“稍等，警督，”他说，“你能不能先说说，是不是发现巧克力盒如我刚才所说，被调包了？”

艾略特迟疑着：“没错，先生，可以向你透露，确实如此。”

“啊！”英格拉姆教授极为满意，他往后坐了坐，玛乔丽和乔治·哈丁则一头雾水地望着他，“如我所愿。离破案不远了。”

玛乔丽本想说点什么，但艾略特没给她机会。

“切斯尼先生的第八个问题，与那个戴礼帽的人有关。他让我吞下什么东西？我吞下它用了多长时间？各位都认同那是一颗蓖麻油胶囊吗？”

“是的，我很肯定，”玛乔丽答道，“他吞下胶囊用了两三秒钟。”

“外观上的确很像，”英格拉姆教授出言谨慎，“他费了点劲才咽下去。”

“我对胶囊之类完全不了解，”哈丁神色苍白、不安且犹疑，这令艾略特有些不解，“要我说的话，是一颗葡萄，一颗绿葡萄，我当时还奇怪他怎么没噎着。但如果你们两位都认得那东西，好吧，我也没意见。”

艾略特转移话题：“这一点先放一放。接下来的问题至关重要：他在房间里待了多久？”

他的语气相当严肃，而英格拉姆脸上的挖苦神色变得藏都藏不住，这让玛乔丽举棋不定。

“这里面该不会有陷阱吧？”她问，“你是指从他走进落地窗开始，到他出去为止，有多长时间？应该不算太久，我觉得两分钟吧。”

“两分半。”哈丁说。

“准确说来，他在房间里待了三十秒，”英格拉姆教授说，“人对时间的估算总是明显偏长——没完没了，毫无新意，实在太无聊了。事实上，‘虚无医生’的风险很小。你几乎没机会仔细观察他，却以为自己已经观察过了。警督，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整个表演过程的完整时间表，包括切斯尼的所有动作，怎么样？”

艾略特点头同意，英格拉姆教授闭上双眼。

“切斯尼走进双扇门，我关掉这个房间的灯，从这里算起。我关灯后，过了约二十秒，切斯尼拉开双扇门开始表演。从切斯尼开门到‘虚无医生’进入房间，整整四十秒。也就是说‘虚无医生’进来之前有一分钟时间。‘虚无医生’的戏份三十秒内就结束了。他离开后，切斯尼又坐了三十秒，然后他往前倒下装死。他站起来再次关上门。我折腾了一阵才开了灯，因为我在门边摸索开关时总是摸去错误的一侧。这差不多花了二十秒。但整场表演从关灯到开灯，时长仅为两分二十秒。”

玛乔丽满面怀疑，哈丁则耸了耸肩。他们虽未反驳，但心中另有看法。两人都显得苍白而疲惫，玛乔丽微微颤抖，目光中疲态尽显。艾略特知道，今晚不宜把弹簧压得太紧。

“最后一个问题，”他说，“请注意。是否有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说了话？具体说了些什么？”

“幸好最后是这个问题，”玛乔丽咽了咽唾沫，“最起码这次我不会错。戴礼帽的那家伙从头到尾都没说话。”她严厉地盯着英格拉姆教授，“你应该不会反对吧？”

“不会，亲爱的，我没有异议。”

“马库斯舅舅也只说了一次。戴礼帽的那家伙把黑提包放在桌上，走到桌子右侧时，马库斯舅舅说：‘现在你已经把之前所做过的都做完了，你还要做什么？’”

哈丁点点头。“没错。‘现在你已经把之前所做过的都做完了，你还要做什么？’大致如此，我不敢保证是否和原话完全一致。”

“全过程中只有这句话？”艾略特追问。

“只有这句。”

“我不同意。”英格拉姆教授说。

“噢，去死吧！”玛乔丽几乎是在嘶吼。她陡然跳起。艾略特吓了一跳，震惊于她那温柔的脸庞，那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宁静优雅的脸庞，竟也会骤然变色。“下地狱去吧！”

“玛乔丽！”哈丁喊道。然后他咳了两声，尴尬地朝艾略特示意，像个希望通过扮鬼脸逗孩子开心的成年人。

“没必要这么大反应，亲爱的，”英格拉姆教授和颜悦色地说，“我只想帮你的忙，你知道。”

玛乔丽不知所措地伫立许久，眼中涌出泪水，她的脸色让她的美丽显得格外真实，就连抽搐的嘴角也无损于她的美。

“对不起。”她说。

“就字面意义而言，”英格拉姆教授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说表演过程中没有其他人说话，是不对的，”他看着哈丁，“例如，你就有说话。”

“我有说话？”哈丁问道。

“是的。‘虚无医生’进来时，为了获得更好的拍摄角度，你往前挪了挪，然后说，‘嘘！是蒙面人！’对吧？”

哈丁揉了揉一头粗硬的黑发。“是的，先生。我可能是想调节一下气氛。可这算什么！——这和问题没关系吧，难道问题所指的不是舞台上的人说了什么？”

“还有你，”英格拉姆教授对玛乔丽说，“你也有说话，或者说是小声地自言自语。‘虚无医生’把那颗蓖麻油胶囊塞进你舅舅嘴里，并且把他的头往后扳，强迫他吞咽胶囊时，你小声说，‘不要！不要！’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不记得说过话，”玛乔丽眨眨眼，“但这又能说明什么？”

教授的语气变得轻松起来。

“我是在帮你应对艾略特警督的下一波攻势。一直以来我都想提醒你：他始终都在怀疑，我们三人之中是否有人能偷偷溜出去，在没开灯的两分钟时间内谋杀你舅舅。现在，我可以发誓，‘虚无医生’上台期间，我不仅看到你——你们两人——也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可以发誓你们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房间。如果你们也能同样为我作证，我们就能拿出让整个苏格兰场都无法推翻的三重不在场证明。你们说呢？”

艾略特抖擞精神。他知道，接下来几分钟，他将直面本案的关键。

第9章　三重不在场证明

这次哈丁站了起来。他那双大眼睛——“大得像牛眼似的”（艾略特在各种动物中筛选一番后，为哈丁选择了这个比喻）——显得相当惊慌。他的神色依然和善，毕恭毕敬的姿态也丝毫未减；但体毛浓密的双手却微微颤抖着。

“可我当时在拍摄啊！”他抗议道，“你看，这是摄影机，难道你没听见它转动的声音吗？难道你——”

然后他笑了，笑容真挚而迷人。他似乎希望有人能和他一起笑，又因无人响应而郁闷不已。

“我懂了，”他望向远方，“我读过一个案例。”

“现在你要说故事？”英格拉姆教授质问。

“是的，”哈丁正色答道，“案中的某人有不在场证明，因为证人们发誓，他们听见他一直在敲打字机。结果事实是，他让某个机械装置发出打字机的声音，而他本人并不在场。我的天，难道你以为有类似的东西可以帮我操作摄影机，好让我偷偷溜走？”

“这也太荒谬了，”玛乔丽的表情如同活见鬼，“我当时看见你了啊。我知道你就在那里。你不会以为他真的用了那种手法吧，警督？”

艾略特勉强咧嘴笑了笑。

“威尔斯小姐，我可什么都没说，是教授一直在说。总之，我们至少会从排除这种可能性的角度”——他安慰道——“去考虑查一查这个问题。不过，当时这里不是一片漆黑吗？”

英格拉姆教授抢先回答。

“切斯尼打开双扇门之前，黑暗持续了大约二十秒。后来摄影灯泡投在书房墙壁上的光线被反射过来，所以这里谈不上一片漆黑。至少物体的轮廓还是很清楚的，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同感。”

“稍等，先生，你们的座位顺序是？”

英格拉姆教授站起来，小心地将三张扶手椅排成一行，两两相隔约三英尺。椅子面朝双扇门，距离约八到九英尺，所以他们与马库斯·切斯尼的距离满打满算差不多是十五英尺。

“我们来之前切斯尼就把椅子摆好了，”英格拉姆教授解释，“我们没挪过椅子。我坐在右边这个位置，离灯最近。”他按住那张椅子的椅背，“玛乔丽坐中间，哈丁坐另一头。”

艾略特研究了一下位置，然后转向哈丁。

“可你为什么要坐在左边那么远的位置？”他问，“从中间拍摄不是效果更好吗？在左边这个位置，你拍不到‘虚无医生’从落地窗进来时的镜头。”

哈丁擦了擦额头。

“那好，我问你，当时我怎么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说，“切斯尼先生没提示要让我们关注什么，他只说‘坐在那里’。你该不至于以为我会和他争辩吧，我可没那个胆子。我就坐——准确说是站在这儿，视角挺好的，够了。”

“噢，这有什么好争的？”玛乔丽说，“当时他当然在场，我看见他前后走动调度镜头。我也在场，对吧？”

“没错，”英格拉姆教授和蔼地说，“我感觉得到你。”

“呃？”哈丁问道。

英格拉姆教授神色凶狠：“我是指我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年轻人。我听到她的呼吸声，我只要一伸手就能碰到她。对，她穿着黑衣；但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她的皮肤雪白雪白的，在黑暗中，她的手和脸，就跟你的衬衫前襟一样白。”他清了清嗓子，又转向艾略特，“警督，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可以发誓他们两位都没离开过房间。哈丁一直在我的视野之中，玛乔丽更是在我伸手可及的范围内。那么，如果他们也能同样为我作证——？”

他的头一低，礼貌而热切地望向玛乔丽。在艾略特眼中，他的姿态就像为病人把脉的医生，神色平静而专注。

“你当然在场啊！”玛乔丽喊道。

“你确定？”艾略特追问。

“百分之百确定。我看见他的衬衫和他的光头了，”她加重语气，“而且——噢，我全都看见了！我还听见了他的呼吸声。你难道没参加过降灵会？降灵会上有人离开的话，难道你察觉不到？”

“你怎么说，哈丁先生？”

哈丁犹豫着。

“唔，老实说，我绝大多数时候都盯着镜头，所以没怎么观察周围。不过，等等！”他的右拳撞进左掌，表情如释重负，仿佛双眼背后有车轮开始转动，“哈！稍等，别催。就在戴礼帽的家伙走出镜头后，我抬起头、往后退，关掉摄影机。后退时我撞到一张椅子，这才四下张望，”他扭动手腕示意着，“我一眼就看见玛乔丽，我看见她眼里闪着光，怎么说呢，这种表述不太贴切，但你懂我的意思。我当然知道她一直都在场，因为我听见她脱口而出‘不要’。总之我当时看见她了。”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大调剂了整个房间的气氛，“不用量也知道，她的身高既不是五英尺九英寸，也不是六英尺。所以我们还有嫌疑吗？”

“你看见我了吗？”英格拉姆教授问道。

“嗯？”哈丁的目光只落在玛乔丽身上。

“我是说，在黑暗中，你看见我了吗？”

“噢，看见了。你当时弯下腰，应该是在努力看表吧。你确实在场。”

哈丁重又精神焕发、活力四射，两手的拇指拢住马甲，仿佛要昂首阔步一番。

但一番摸索下来，艾略特却渐觉眼前的雾霭更浓。此案堪称一片心理学的沼泽，但他愿意发誓，这些人说的是实话，又或者，这些人以为自己说的是实话。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相互印证的不在场证明，非常可靠，”英格拉姆教授解释，“我们三人都不可能是凶手。无论如何，你必须以此作为查案的基础。当然，你也可以质疑我们的证词，但还有什么比现场实验更简单？重建现场！我们和当时一样坐成一排，把灯关掉，再打开书房里的摄影灯泡。到时你就能亲眼见证，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离开这个房间。”

“这恐怕行不通，先生，除非你还有一个摄影灯泡，”艾略特说，“灯泡已经烧完了，更何况——”

“可是——”玛乔丽喊出声，随即稳住情绪，只将困惑的目光投向紧闭的双扇门。

“更何况，”艾略特继续说道，“拥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可能不止你们几位。有件事我特别想问问你，威尔斯小姐，刚才你说书房里那座钟的时间肯定正确，为什么这么确定？”

“什么？”

艾略特又将问题复述一遍。

“因为钟坏了，”玛乔丽这才回过神来，“我的意思是，用来调指针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断了，所以根本没法调整时间。而且那座钟自从来到家里，走时就一直非常精确，一秒钟的差错都没出过。”

英格拉姆教授低声轻笑。

“这样啊。是什么时候断的，威尔斯小姐？”

“昨天早上。帕梅拉——家里的一个女仆——整理马库斯舅舅书房时弄坏了。她一手给钟上发条，另一手握着一个铁烛台，不小心让烛台撞到那根小针，把它撞断了。我还以为马库斯舅舅会发火。哎，他只准我们一周整理他的书房一次，因为他生意上的所有文件都在那里；特别是正在写的一份手稿，绝对不允许我们触碰。然而他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发火。恰恰相反，他走到钟的正前方，我提议把钟送到城里的西蒙斯钟表店去修。他盯着钟看了一会儿，突然放声大笑。他说，不，不，别管它，现在的时间准确，无法调整，挺有意思的。（钟的发条八天上一次，当时已经上紧了。）他还说帕梅拉是个好女孩，等她父母老了，她一定特别孝顺。这些我记得很清楚。”

这是为什么？艾略特警督思索着，为什么一个人站在一座钟前面，会突然放声大笑？但没等他细想，麻烦又接踵而来。克罗少校出现在通向走廊的门口。

“借一步说话方便吗，警督？”他的声音有点奇怪。

艾略特走出去，关上门。走廊很宽敞，墙上镶着淡色的橡木嵌板，台阶宽而低平，地面擦得锃亮，几乎都能映出地毯边缘的图案。一盏亮着的落地灯在楼梯旁打出一个光圈，照亮了旁边小桌上的一部电话。

乍看之下，克罗少校的神情依然平和，但眼中却闪现锋芒。他朝电话点点头。

“我刚和比利·恩斯沃斯谈过。”他说。

“比利·恩斯沃斯？是谁？”

“乔·切斯尼今晚去的就是他家，他老婆今晚生孩子。我知道现在很晚了，但我猜恩斯沃斯很可能还在和朋友庆祝。果然不出所料。我就和他聊了聊，没透露什么，只是恭喜他。但愿他不会怀疑我为什么非得凌晨两点打电话道贺。”克罗少校深吸一口气，“唔，如果书房里的钟走时精确，那么乔·切斯尼的不在场证明是板上钉钉的。”

艾略特没有回应。这在他意料之中。

“孩子十一点十五分出生，然后切斯尼坐下来和恩斯沃斯以及他的朋友们聊到将近十二点。他离开时大家都看了表。恩斯沃斯送他到门口，教堂恰好敲响十二点的钟声；恩斯沃斯在台阶上畅谈了一番‘明天会更好’。所以医生离开的时间可以确定。恩斯沃斯住在索布里克洛斯的另一头。谋杀发生时，乔·切斯尼绝不可能赶回这里。你怎么看？”

“只是，长官，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艾略特将先前的调查情况告诉少校。

“嗯……”克罗少校说。

“就是这样，长官。”

“这就麻烦了。”

“是的，长官。”

“麻烦大了，”警察局长不由提高了嗓门，“他们说当时其实没那么暗，足以看见每个人的行动，你觉得这是实话吗？”

“我们自然要检验一下，”艾略特迟疑着，“但我也注意到，重点在于书房里的光线很亮，所以，我真的认为这个房间不至于暗得让人有机会偷偷溜出去而不被发觉。说老实话，长官——我相信他们。”

“他们三个会不会串通好作伪证？”

“一切皆有可能，不过——”〔1〕“你觉得不会？”

“至少，”艾略特小心翼翼，“看上去我们不应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家人身上，必须拓宽思路。那个穿礼服的幽灵说不定确实是外人。见鬼，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来告诉你，”克罗少校冷冷答道，“因为波斯维克和我刚刚发现有证据表明——请注意，是证据——凶手要么是家里人，要么是和这家人关系密切的人。”

那种非理智的感觉重又攫住了艾略特，似乎有什么地方出了大差错，他仿佛是在透过度数严重偏差的眼镜审视此案。克罗少校将他拽到楼梯旁。这位警察局长的动作，显得有点儿心虚。

“用了一点非常手段，不合规矩，”他“啧啧啧”地咋舌，“但已经这么干了，而且效果很好。波斯维克上楼去看埃密特的情况是否适宜和我们交谈，他趁机到浴室里看了看，在浴室的药柜里，发现了一瓶蓖麻油胶囊。”

警察局长望向艾略特的目光中带着问号。

“这不算什么，长官。我能理解，用点非常手段也是常事。”

“对嘛。对嘛！还有后续，他发现在架子后侧，漱口水旁边，还塞着一个一盎司装的瓶子，里面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纯氰酸……

“你一定吓一大跳吧，”克罗少校不无得意地说，“我反正吓了一大跳，特别是你刚才还说这家里人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请注意，那可不是毒性相对没那么强的氰酸钾，而是高纯度的氰酸，全世界致死速度最快的毒药。至少，我们认为那是氰酸。韦斯特会拿去化验，但他也基本认定了。其实瓶子上就有‘纯氰酸’的标签。波斯维克一眼看见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他拔开了瓶塞，可刚闻到一丝丝气味就赶紧塞回去，这辈子他的动作都没那么快过。他听说如果吸入一大口纯氰酸就足以送命，韦斯特表示是真的。你看这宝贝。”

他小心翼翼地在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个小瓶子，瓶塞几乎完全被按进瓶口。他稍稍倾斜瓶身，里面是无色的液体。瓶子上贴着一张胶纸，上头有墨印的“纯氰酸”潦草字样。克罗少校将瓶子放到电话桌上，迎着光，自己则往后退，仿佛刚刚点燃一个极其危险的大爆竹。

“没有指纹，”他说，“别靠得太近，”接着他又紧张兮兮地补充，“难道你没闻到？”

艾略特闻到了。

“但这东西是从哪里搞到的？”他说，“韦斯特医生说的你也听到了，外行人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弄到纯氰酸。唯一有可能拿到手的就是——”

“没错，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化学研究员。对了，哈丁这家伙，是干什么工作的？”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哈丁恰在此时走出音乐室。

之前艾略特离开时，哈丁似乎正处于心情颇佳、雀跃不已的状态。此刻，虽然他离桌上的瓶子不远，肯定已经看清了标签上的字样，但他的兴致却不见消减。他一手扶住门框，像是有人要给他照相似的，然后又凑过来，笑嘻嘻、恭恭敬敬地朝警察局长点头致意。

“氰酸？”他指着瓶子问道。

“标签上是这么写的，年轻人。”

“我能问问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吗？”

“在浴室里。是你放的吗？”

“不是，长官。”

“但你在工作中会接触到这种东西，对吧？”

“不不，”哈丁急忙答道，“真的没有，”他又说，“我用的是氰酸钾——而且用量很大。我在研究电镀工艺，可以让仿制的银器与真货相媲美。如果能打开市场，得到足够的投资，免受资金不足的困扰，我肯定能掀起这个行业的一场革命。”听起来他俨然是在陈述事实，一点吹嘘的成分都没有。“但我不用纯氰酸。这东西对我没用。”

“好吧，你很坦诚，”克罗少校稍稍轻松了些，“不过，你有能力提炼氰酸，不是吗？”

哈丁说话时格外用力，一个接一个词从嘴里往外迸的时候，整个下巴都随之颤动。艾略特简直怀疑他是不是生来就有语言障碍，就像他已经克服的其他毛病一样。

“我当然能办到，人人都可以。”哈丁说。

“我没听懂，年轻人。”

“哎，听我说！提炼氰酸，需要什么材料？我来告诉你。碳酸钾，无毒，到处都可以买到；浓硫酸，俗称‘坏水’；再从附近的车里弄点电池。这都不难吧？还需要清水。把这些东西掺到一起，经过蒸馏——即便是个金发小朋友，奶奶的厨房里那些工具也够用了——你就能提取出那个瓶子里的东西。任何人只要面前摆上一本最基础的化学书，都能办到。”

克罗少校不安地瞥了艾略特一眼。“这样就能获取氰酸？”

“就这么简单。但可千万别把我的话当回事。问题是——唔，长官，有点不对劲。方不方便告诉我：刚才你说这东西是在浴室里找到的，对此我并不意外，我都有点麻木了，但你的意思是，这东西在浴室里随手就拿到了，就像拿一管牙膏那样？”

克罗少校两手一摊。他也有同样的念头。

“这座宅子已经腐朽，”哈丁端详着精致而宽敞的走廊，“看上去一切安好，但内部有什么东西已经被毒药侵蚀了。我是个外人，我能察觉到。现在——呃——请容我告退，我要去餐厅喝一杯威士忌。老天保佑，酒里可别掺什么毒药。”

他的脚在光滑的木地板上踏出清脆的响声，仿佛是对魔鬼的嘲笑。楼梯上的灯光颤动着，小瓶子里的毒药颤动着；楼上那个脑部受到重击的人卧床呻吟着，楼下的两名警察面面相觑。

“棘手啊。”克罗少校说。

“是啊。”艾略特附和。

“你有两条线索，警督，两条明确、可靠的线索。第一，明天年轻的埃密特可能会清醒过来，到时他就能告诉你他出事的经过。第二，还有那部影片，我会安排明天下午送到你手上，索布里克洛斯有人能处理这些东西；到时你就能分析表演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你掌握了什么，注意，我说的是‘你’。我还有事要办。明天，我以个人名誉向你保证，明天我就不再插手。这是你的案子，好好享受吧。”

就私人感情而言，艾略特一点都不享受。但公事公办，将目前的调查情况压缩一下，可以精炼得犹如一枚指纹。

谋杀马库斯·切斯尼的凶手，极有可能就是这家里的某个人。

然而这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

凶手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我明白你的想法，”警察局长说，“你放手去查，查个水落石出。话说回来，眼下我个人有四个问题，愿意悬赏二十英镑征求解答。”

“什么问题，长官？”

克罗少校放下了警察局长的架子，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为什么要把绿色巧克力盒换成蓝色的？那座莫名其妙的钟究竟有什么毛病？那个戴礼帽的家伙究竟身高多少？噢，还有，切斯尼为什么要摆弄一支之前没人见过的南美吹箭筒？”

注释

〔1〕菲尔博士曾说：“没有比串通撒谎更无用、更令人恼火的证据了。”所有，有必要在此声明，三位证人之间绝无任何形式的串通，每个人的证词都是独立作出的，并未与另外两人（或其中的某一人）共谋。——约翰·迪克森·卡尔

第10章　庞贝的少女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艾略特警督开车来到巴斯，停在波纳什酒店附近，酒店位于罗马澡堂入口对面的庭院里。

如果有谁说巴斯的雨下个不停，那简直是在诋毁这座高贵的城镇。镇上那些高耸的十八世纪建筑，宛若高挑的十八世纪贵妇，对火车和汽车视若无睹。但严格说来，今天早晨巴斯的确是大雨倾盆。艾略特一头扎进酒店大门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他迫切需要找人倾诉，否则还不如干脆甩掉案子，回头再找他的警司汇报原因。

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今早八点就开始进行例行讯问。但威尔伯·埃密特狂乱中满口呓语的模样在他脑中挥之不去——黏着药膏的头发，红红的鼻子，带着疤痕的面容——而且那些话没有一句能让人听清楚。那是昨夜留给他的最后一场梦魇。

艾略特来到酒店前台，询问基甸·菲尔博士的住处。

菲尔博士还在楼上的房间里。虽然时间真的不早了，但菲尔博士才刚起床，正穿着一件蓬松得如同帐篷的法兰绒睡袍，坐在餐桌旁喝咖啡、抽雪茄，读一本侦探小说。

菲尔博士那系着宽黑丝带的眼镜牢牢夹在鼻梁上，短髭凶恶地竖起，两颊一翕一张，身上的大紫花睡袍随着深沉的呼吸缓缓起伏，可见他正聚精会神地追缉书中的凶手。但当艾略特进门时，他便骤然起身，仿佛一头在潜水艇下上浮、正掀起滔天巨浪的海中怪兽，险些把桌子撞翻。他满脸喜气，脸上焕发出亮得近乎透明的光芒，这让艾略特宽心不少。

“哇！”菲尔博士搓着双手，“太好了。老天在上，太棒了！坐，坐，快请坐。吃点东西，随便吃。嘿？”

“是哈德利警司让我来找你的，先生。”

“那就对了。”菲尔博士如幽灵般轻笑两声，大大咧咧地往后一靠，打量着艾略特，仿佛这位客人是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他的欢乐情绪让整个房间都充满活力。“我来喝一杯。那句古诗读起来是多么精致、辽远而富有冒险气息啊——且饮美酒舒愁怀，明日扬帆再出海〔1〕。但这东西喝起来真是名不副实。我喝完第十或者第十五品脱〔2〕之后，很少还有兴致再唱祝酒歌。”

“喝那么多不太好吧？”

“要喝就喝个够，”菲尔博士坚定地说，“任何事情，我要么不做，要么做得彻底。你现在感觉如何，警督？”

艾略特试着鼓起勇气。

“好多了。”他承认。

“噢，”菲尔博士脸上的光芒褪去，眨了眨眼，“你应该是为了切斯尼一案而来的吧？”

“你已经听说了？”

“哼哼，是啊，”菲尔博士嗤之以鼻，“这里的服务员，好家伙，连铃声都听不见，读唇术倒是练得炉火纯青，一大早就全都告诉我了。他是从送奶工那里听说的，送奶工又是从谁那里得到的消息？我忘了。而且，我——哎，说起来我也算认识切斯尼。”菲尔博士有些不安，挠了挠油亮的鼻翼，“大约六个月前，我在一次宴会上见过切斯尼一家。后来他给我写了封信。”

博士又犹豫了一会儿。

“如果你认识他的家人，就简单多了，”艾略特缓缓说道，“我这次来不光为了案子，还有私人原因。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该怎么办，但问题就摆在那里。你认得切斯尼的外甥女玛乔丽·威尔斯吗？”

“认得。”菲尔博士犀利的小眼睛盯着他。

艾略特站起身。

“我爱上她了。”他喊道。

他也知道，这可真是出了大洋相，傻站着大喊大叫，简直像朝博士劈头盖脸扔过去一个盘子。他的耳根唰的一下热辣辣的。如果菲尔博士这时候偷笑起来，如果菲尔博士叫他小声点，他很可能为了维护自己那点苏格兰人的尊严，大踏步走出房间。他无法容忍，那就是他的感受。但菲尔博士只是点了点头而已。

“完全可以理解，”他沉声说，居然出人意料地表示理解，“所以呢？”

“之前我只见过她两次，”艾略特决定豁出去，“一次在庞贝，一次在——暂时先不提那个。我刚才说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并没有因为感情而美化她。昨晚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几乎不记得前两次她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知道她很可能是下毒的凶手，是个口蜜腹剑的叛徒。但当初在庞贝，当我走近那群人时——说来话长，反正我当时在场——她站在花园里，摘了帽子，阳光照着她的手臂；我只是站着，望着她，然后转身走开。是因为她的一举一动，她说话的姿态，她扭头的样子：似乎有些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懂。

“我没那么厚脸皮去尾随他们，伺机搭讪，虽然哈丁那家伙肯定就是这么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逼着自己去走那一步。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听见他们在讨论她和哈丁的婚事。行了，我根本没想到那一层。如果我考虑到哈丁的因素，就只能自认倒霉，放手吧。我只知道：第一，我爱上她了；第二，我必须把这个念头赶出我的大脑，因为那都是痴心妄想。你应该不能理解。”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菲尔博士粗重的呼吸声。窗外雨声潺潺。

“如果你以为我无法理解，那未免太看不起我了，”博士严厉地说，“请继续。”

“唔，先生，就这些。我没能忘掉她。”

“应该不止这些吧？”

“好吧，你是想知道我第二次见到她的情况。真是命中注定。我就料到会有那一天。一见倾心，试图逃避，却每次一转身都能相遇。我第二次见到她是在五天前，在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附近的一家小药店里。

“当初在庞贝，我听切斯尼先生提到他们返程搭乘的船名，以及启程日期。第二天我走陆路离开意大利，比他们早一星期回国。上周四，二十九日，我恰好到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附近查案，”艾略特稍一停顿，“我甚至不敢对你说实话？”他苦涩地自问，“没错，那天我故意找了个借口去那里，但剩下的事纯属巧合——你也可以自行判断。

“那位药剂师的毒物登记簿有点问题。他售出的毒药超乎寻常的多，所以我才去调查。我进店要求他出示毒物登记簿，他马上就拿给我，并安排我坐到店铺后面的一间小药房里，和柜台隔着一大排药瓶。我正在检查登记簿时，有顾客进来了。我看不到顾客，她也看不到我，她以为店里除了药剂师没有别人。但我太熟悉她的声音了。她是玛乔丽·威尔斯，想买‘用于摄影的’氰酸钾。”

艾略特又停住了。

他眼前已不是波纳什酒店的一间客房，而是昏暗午后的一家昏暗药店；他呼吸着在此案中缭绕不休的化学药品气息。地板上洒落着杂酚油，矮胖的玻璃罐顶部微微泛光；药店另一头的暗处有面肮脏的镜子，他在镜中看见了玛乔丽·威尔斯的影像：她双眼朝上方望去，靠在柜台边，说要买“用于摄影的”氰酸钾。

“可能因为我在店里，”艾略特继续说道，“药剂师开始盘问她为什么要买氰酸钾，要用来做什么。从她的回答不难听出，她对摄影的了解就跟我对梵文的了解一样少得可怜。药店另一头有面镜子，正当她不知所措时，恰好朝镜子瞥了一眼，她肯定看见我了，但应该没有看清楚，这点我不太有把握。突然，她骂了药剂师——哎，不提也罢——然后跑出药店。”

“妙极了，不是吗？”他自暴自弃地说。

菲尔博士不予置评。

“我觉得那个药剂师可疑，”艾略特缓缓地说，“虽然我没查出什么。但最重要的是，哈德利警司把索布里克洛斯毒杀案交给我——我。而关于此案的每一个细节，我早已在报纸上翻来覆去读了个遍，真棒。”

“你没有拒绝？”

“没有。我能拒绝吗？要拒绝的话，至少也该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向警司汇报吧？”

“嗯哼。”

“是的。你认为我应该滚出这个案子，你是对的。”

“老天，我可没这么想，”菲尔博士睁大眼睛，“你会被你那混乱的良心折磨致死吧。别说丧气话，继续。”

“昨晚开车过来的路上，我考虑了所有的解决办法。其中有些实在太过疯狂，今早我回想起来还深感不安。我竟然想过毁掉对她不利的一切证据。我甚至还想过带她远走高飞，逃去南太平洋。”

他停住了，但菲尔博士只是同情地点点头，似乎完全理解他的想法自有其缘由，这让艾略特如释重负，于是他接着说道：

“我希望警察局长——也就是克罗少校——没有察觉。但我的举止肯定从一开始就很古怪，而且一次次露出马脚。最糟的是那女孩几乎认出我的时候。她没有真正认出我，换句话说，她没把我和她从药店镜子里看到的那个人联系起来。但她知道之前见过我，而且一直在努力回想。

“至于其他方面，我尽可能地不带偏见进入此案——又一次妥协，是吧？——就像处理普通的案件那样进行侦查。也不知道我究竟能不能做到，可你看，今天我来到这里。”

菲尔博士沉思着。“告诉我，先不管巧克力商店的毒杀，昨晚你是否发现任何线索，会让你相信她可能就是杀害马库斯·切斯尼的凶手？”

“没有！恰恰相反。她的不在场证明非常有力。”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你开开心心接着查不就好了？”

“我不知道，先生，真的。只是，这案子太离奇，太有趣，太难以捉摸，从一开始就布满陷阱。”

菲尔博士往后靠去，吸了几口雪茄，神情格外专注。他散漫地晃了晃肩膀，又连吸了几口雪茄，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就连他眼镜上的丝带都躁动着。

“我们来检视一下你的感情问题，”他说，“不，不要逃避，也许你是一时糊涂，也许是动了真感情，但无论如何，我都要问你一个问题。假设这女孩是凶手。且慢！我是说：假设，这女孩是凶手。因为这几起案件并非轻而易举就能攻克，即便是我，也必须仔仔细细研究一番才能破案。这不是激情杀人，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变态罪行，凶手就像一条眼镜王蛇，在那座房子里来去自如。很好。假设这女孩是凶手——你真的想知道吗？”

“我说不准。”

“但你认为，如果查到最后是这个结果，也可以接受？”

“应该是吧。”

“好的，”菲尔博士又吸了几口烟，“现在换个角度来看，假设这女孩完全无辜。不不，请不要摆出那种令人窒息的如释重负的表情，把你的浪漫情怀收一收。假设这女孩完全无辜，你打算怎么做？”

“我没听明白，先生。”

“你不是说已经爱上她了吗？”

艾略特恍然大悟。

“噢，饶了我吧，”他说，“我不会幻想自己还有机会。你真该看看她望着哈丁的时候是什么表情。我亲眼见过。告诉你，先生，对我而言昨晚最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公平对待哈丁。我对那家伙并没有成见，他看上去很有分寸。我只能说，每次和哈丁对话的时候，不知为何，我就浑身不自在，忍不住要挑他的毛病。”

他又开始耳鸣。

“昨晚我在这方面也有种种幻想。我想象自己大张旗鼓地以谋杀罪逮捕哈丁——是的，给他戴上手铐——而她望着我，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充斥着我这傻小子的脑袋。但感情的结不可能那么简单地打开。任何人都不可能。哈丁只是干扰了我的注意力。同一个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人盯着，他怎么可能去杀人？何况真正的凶手就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家都看见了。哈丁追求玛乔丽多半是为了钱（我的个人想法），但人性如此，不足为怪。在意大利遇见切斯尼一家之前，哈丁从未听说过索布里克洛斯。所以忘掉哈丁吧，更重要的是，也忘掉我。”

“你不仅要收一收良心，还得改一改过于自谦的毛病，”菲尔博士责备道，“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没有哪个女人能忍受这种美德。先不说这些。然后呢？”

“什么然后？”

“你现在感觉如何？”

艾略特突然发觉自己好多了，他想喝杯咖啡，想抽根烟，瞬间又找回原本的智商，神清气爽。不知为何，整个房间的颜色好像都不一样了。

“哼哼，”菲尔博士挠着鼻翼，“现在我们该做什么？你忘了，我只知道案情的大概，你刚才头脑发热，根本没透露多少细节。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是回去向哈德利交差，还是和我一起梳理案情，讨论讨论？由你安排。”

“查案！”艾略特大吼，“没错，我们一起查。”

“很好，那你坐下，”菲尔博士正色道，“把案发经过详细告诉我。”

艾略特将自怨自艾抛到脑后，花了半小时，冷静、清晰地将所有案情细节叙述了一遍。最后说到浴室药柜里的那一小瓶氰酸。

“就是这样。我们凌晨三点才离开切斯尼家。所有人都否认与氰酸有关，都发誓不知道浴室里有那东西；还说昨晚他们换衣服准备吃晚餐时，那个瓶子并不在那里。我还去探望了威尔伯·埃密特，但他的状况还不适宜接受询问。”

他清楚地记得那间卧室，很整洁，但和埃密特本人一样乏味。他记得那具在被子下扭曲着的瘦长躯体，刺眼的电灯光线，以及被整整齐齐地摆在梳妆台上的发胶和领带。工作桌上有一叠信件和账单。桌旁有个小箱子，埃密特在里面放了注射器、小剪刀，还有一些在艾略特看来像是外科手术用具的东西。连墙纸那红黄相间的图案都让人联想到桃子。

“埃密特说了很多，但连一个完整的词都听不清；不过他有时会喊‘玛乔丽’，他们只能尽量安抚他。就是这样，先生。我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不知你是否看出其中有什么奥妙，能否解开这个谜团。”

菲尔博士缓慢而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想我可以。”他说。

注释

〔1〕出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颂诗》。

〔2〕品脱：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品脱约等于0.5683升，美制1品脱约等于0.4732升。

第11章　纯属多余的问题

“但在此之前，”菲尔博士颇具攻击性地用雪茄比画着，“我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要么是刚才我听错了，要么就是有人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表演接近尾声时，切斯尼打开双扇门，宣布表演结束，对吧？”

“是的，先生。”

“然后英格拉姆教授对他说，‘对了，你那个长得很可怕的搭档是谁？’切斯尼回答，‘噢，是威尔伯，他帮我策划了整个过程。’对吗？”

“是这样没错。”

“关于这一点，除了威尔斯小姐，还有其他人的证词吗？”博士追问，“别人也听到了吗？”

“是的，先生，”艾略特困惑地答道，“这些问题我在离开之前都找他们确认过了。”

菲尔博士脸色微微一变，张着嘴，雪茄停在半空，睁大眼睛瞪着艾略特。他那低沉而震耳的声音就像地铁隧道里呼啸的风：“神明在上！上帝啊！我的天！这不可能。”

“可这有什么问题吗？”

“把切斯尼那十个问题的单子拿出来，”菲尔博士激动地催促道，“好好看看，研究研究，你会大吃一惊。你没看出什么不对劲？”

菲尔博士的急切令艾略特颇为惶恐，他的视线从博士脸上移到问题表上。“没有，先生，我真没发现。可能我的头脑不太灵光——”

“确实不灵，”博士一点也不留情面，“你仔细看看！专心点！你难道没发现，切斯尼问了一个纯属多余，甚至十分荒谬的问题？”

“哪一个？”

“第四个问题：从落地窗进来的人，身高是多少？见鬼！他精心设计了一系列问题来向观众提问，这是其中之一。这些狡猾的问题本来就是要给他们设下陷阱的。然而，早在开始提问之前，他却平静地向他们透露了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懂了吗？你提到威尔斯小姐说过，他们都知道威尔伯·埃密特的身高。他们和他住在一起，天天碰面，所以他们既然事先得知神秘人是谁，就绝不可能答错第四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切斯尼要在提问之前，就把答案拱手送到他们眼皮底下呢？”

艾略特不安地低低咒骂一声，然后开始思考。

“我想想，这里面会不会藏着陷阱？”他分析道，“假设给埃密特的指令是——英格拉姆教授认为——在雨衣里弓起身子，使自己看上去比真实身高矮三英寸左右？也就是说，切斯尼先生给他们设下一个这样的圈套。他特意告诉他们那人是埃密特，期望他们上当，直接按照平时的印象给出‘六英尺’的答案。然而在雨衣里弓着身的人，高度只有五英尺九英寸。”

“有可能，”菲尔博士眉头深锁，“我敢拍胸脯保证，那场短暂的表演中所隐藏的陷阱，很可能比你表面上已掌握的还要多。但要让埃密特弓着身体——警督，我不太相信。按你的描述，那雨衣很长，而且比较贴身，一个人想在里面藏起三英寸的身高，只能弯曲膝盖，拖着碎步挪过舞台。不管是谁来做这动作，膝关节一定会在雨衣下凸出来，这么古怪的姿势，观众一眼就能看穿他在干什么。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三人似乎不觉得那家伙的姿态有什么特别之处。虽然我承认一切皆有可能，但是——”

“你是指，其实那家伙的身高本来就是五英尺九英寸？”

“噢，”菲尔博士冷冷地说，“也不能排除他确实身高六英尺这种匪夷所思的可能性。毕竟有两个证人这么说。每次英格拉姆教授与他们意见相左时，你都自动地采信教授的证词。或许你是对的，但我们万不可犯这种错误——嗯——万不可将英格拉姆教授奉为圣人、先知，无条件地视他的证词为《圣经》。”

艾略特又陷入沉思。

“又或者，”他提出，“切斯尼先生当时比较紧张、慌乱，下意识地喊出埃密特的名字。”

“不会，”菲尔博士说，“他当即就叫埃密特进来，结果埃密特没出现，他还有点生气。嗯哼，不会。我很难相信你的推测，警督。魔术师不会轻易露出破绽，也不会手忙脚乱地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他最最关键的道具。在我印象中，切斯尼不是那种人。”

“我也觉得不会，”艾略特承认，“但还有其他解释吗？只能再添一个未解之谜。你有没有看出任何有助于破案的线索？”

“多得很。关于给特里太太店里的巧克力下毒的方法，切斯尼的思路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吗？”

“不，我还是两眼一抹黑！到底怎么下毒？”

菲尔博士在椅子里动了动。他一脸心事重重的模样，轻轻打了几个手势，含义不明地哼唧几声。

“听我说，”他的语气略显不快，“我可不愿意像个先知似的坐在这里居高临下地对你指手画脚。我一向反感那种小人做派，打死我也不干那种事。但我仍要强调，感情问题会降低你的智商。

“我们来考虑特里太太店里的毒巧克力之谜。案子详情如何？哪些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首先，巧克力是在六月十七日的某个时间被下毒的。其次，那天下毒的人，要么是光顾店里的某位客人，要么就是威尔斯小姐利用弗兰奇·戴尔进行调包。因为十六日晚上特里太太还抓了一把巧克力给孩子们聚会时吃，所以可以确证直至当时巧克力还是无毒的。这段推理是否正确？”

“是的。”

“根本不是，”菲尔博士斥道，“垃圾！”

“我认为巧克力未必是在六月十七日才被下毒，”他暴躁却又认真地说，“下毒的也未必是那天到过店里的人。

“凶手怎样往柜台上的敞口盒子里投毒？克罗少校想出了（如果我没理解错你的意思）一个很轻松的办法。凶手的手里或衣袋里藏着一些毒巧克力，他引开特里太太的注意力，将有毒的糖果混进柜台上的盒子里。好，好，好！轻而易举。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转念一想，对这个无比狡诈的凶手而言，这方法是不是太愚蠢了？后果是什么？一下子就把下毒的时间锁定到具体日期，嫌疑犯也被限定在当天去过店里的人当中。

“若你不介意的话，我来推荐一种更高明的手段。

“照着柜台上敞开的巧克力盒准备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别（像个蠢货似的）给复制盒子上层的巧克力下毒，而应该把六到十颗毒巧克力放在盒子的下层。到特里太太店里调包盒子。当天不会有人买到毒巧克力，除非奶油夹心巧克力卖得太好。正相反，孩子们一般都没那么喜欢奶油夹心巧克力，他们更青睐甘草糖和圆形硬糖，因为同样的钱可以多买一些。所以，毒巧克力很可能在店里滞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甚至一星期，才被人买走。也就是说，案发当天真正的凶手极可能根本没去过店里。我敢跟你打赌，无论那些巧克力被下毒的真实日期是哪一天，都必定远早于发生命案的六月十七日。”

这次轮到艾略特大声骂街了。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雨幕，又转过身。

“是的，不过——你总不可能藏着敞口的一大盒巧克力招摇过市吧？又该怎样和另一盒调包？”

“不难，”菲尔博士说，“用弹簧夹袋就可以。抱歉，老弟，依我看凶手用的就是弹簧夹袋。那种袋子（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的皮把手上有控制按钮，按下按钮，就可以夹起袋子底下的东西。当然，反过来用也行，事先在袋子里藏好东西，按下按钮，打开弹簧夹，就能把袋里的东西放到任何你想放的地方去。”

这时菲尔博士催眠般地摇摇手，吸吸鼻子，显得闷闷不乐，最后才严肃地说：

“没错，老弟，恐怕这就是凶手的高招，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案子会跟弹簧夹袋纠缠不清。如你所说，凶手必须用某种工具来存放敞口盒子，否则无法顺利完成调包。于是他选择了小偷常用的宝贝。

“他把一盒毒巧克力藏在袋子底部，走进特里太太的店铺。引开特里太太的注意力后，他将那盒子释放到柜台上，然后将原来的盒子夹入袋中，再将装毒巧克力的盒子推到正确位置。他只须指名要香烟柜台里的某几种烟，便可在特里太太转身的短短时间里一气呵成完成以上动作。马库斯·切斯尼看穿了这一手法。为了演示盒子如何被调包，他从伦敦买来一个类似的弹簧夹袋。昨晚，切斯尼再现了凶手的诡计——而且并未被观众察觉。”

随后是沉默。艾略特深吸一口气。

“谢谢。”他郑重地说。

“呃？”

“谢谢你，”艾略特笑着重复，“先生，你将我的智商挽救回正常水平，又或是狠狠踹了它一脚，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谢了，警督。”菲尔博士略显自得。

“但你发现了没，尽管如此，这种解释反而让我们更加走投无路？我相信你的推理，你所设想的手法与一切都那么吻合。但我们原本已经奠定的案情基础却因此被动摇了。现在我们连巧克力何时被下毒都不知道，除了一点：下毒的时间极有可能不是警方四个月来全力调查的那个日期。”

“打乱了你们的部署，抱歉，”菲尔博士不好意思地使劲擦拭额头，“但是——见鬼！如果你拥有和我一样出奇的思路，那就跟猫跳进鱼罐头一样，肯定要搅个天翻地覆。而且你说得也不对，现在的情况并没有恶化，正相反，真相就在眼前。”

“怎么说？”

“告诉我，警督，你是在村里长大的吗？或者说在一个小地方？”

“不，不是，在格拉斯哥。”

“啊。但我的老家在一个小村庄，”菲尔博士心满意足地说，“我们来做个假设。凶手拎着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包走进店里。假设凶手是特里太太认识的人——这是必备前提。小地方的店主那种与生俱来的巨大好奇心，你应该没领教过吧？尤其是特里太太那种活跃人物。假设你拎着皮包走进去，她肯定会问，‘要出门啊，艾略特先生？’‘是去韦斯顿吗，艾略特先生？’——即便她嘴上没问，心里也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拎着皮包的样子并不常见，你平时一般不带包。这段记忆会留在她心里。如果巧克力毒杀案之前的那个星期，有人拎着小提包去过她店里，她很可能会有点印象。”

艾略特点点头。但他感到又该开动脑筋、大胆分析了，因为菲尔博士正极其专注地审视着他。

“或者——”博士催促道。

“我懂了，”艾略特凝视被雨水冲刷着的窗户，喃喃道，“或者，凶手经常携带那种东西，由于那场景太常见，特里太太根本没放在心上。”

“这种推测非常合理。”菲尔博士吸吸鼻子。

“你指的是乔·切斯尼医生？”

“也许吧。还有其他人经常带着提包或提箱之类东西吗？”

“只有威尔伯·埃密特，是他们告诉我的。他有一个棕黄色的小手提箱。之前说过，我在他房间里看到了那个箱子。”

菲尔博士摇摇头。

“只有威尔伯·埃密特，”他说，“听听，‘只有’威尔伯·埃密特。老天在上！如果魔术用品商店能把一个皮包改造成弹簧夹袋，为什么不能对一个手提箱同样动动手脚呢？显而易见，一旦克罗少校和波斯维克警司摆脱目前的思维定式，他们自然会将嫌疑锁定在埃密特身上。从你之前介绍的情况来看，我怀疑英格拉姆教授早已盯上埃密特，等我们一到贝勒加大宅，他就会奉上刚才这套理论。我们务必万分小心，避免踏入陷阱。因此，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我向你保证，唯一可能的凶手就是威尔伯·埃密特。愿意听听我的理由吗？”

第12章　旧景重现

艾略特觉得，如果头天晚上喝了太多威士忌，第二天一早千万别和菲尔博士讨论问题，因为他的思维速度太快，就像一个转瞬间闪过墙角、翻进窗子里的身影，迅捷得令你的目光无力追及。你只感觉得到翅膀呼扇，一连串词语层叠而起，还没等你缓过神，一整座大厦已矗立眼前；他得出结论的过程，每一环逻辑当时听来都无懈可击，但事后你又难以记起。

“请接着说，先生！”艾略特催促道，“听说你以前也用这种推理解决了案件，而且——”

“不，听我说，”博士一本正经地说，“别忘了，早先我当过小学校长，每天每分每秒孩子们都会找我说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但他们能说得流畅自如、头头是道，我在中央刑事法庭都听不到那种程度的花言巧语。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比警察占有优势；我与满嘴谎话的家伙打交道的经验比他们丰富得多。在我看来，你过于轻易地接受了‘埃密特是无辜的’这一结论。

“当然，你是在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一点之前，就受了威尔斯小姐的影响。别生气，这种影响是在不经意间形成的。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说‘家里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这不准确。麻烦你解释一下，埃密特怎么会有不在场证明？”

“嗯……”艾略特语塞。

“事实上，根本没人见过埃密特。你发现他昏倒在树下，旁边有根火钳，某人马上说，‘他应该已经昏迷一段时间了。’但你是否掌握了（或者是否有可能掌握）任何医学上的证据来证明他究竟在那里躺了多久？这不像尸检报告，可以推定死亡时间。他可能只倒下几秒钟，也可能两三分钟。检察官多半会说这是故弄玄虚。”

艾略特沉吟道：“唔，先生，其实我并非没考虑过这一层。按这种思路，戴礼帽的人就是埃密特。他扮演自己的角色，但最后加戏，给切斯尼先生喂了一颗毒胶囊。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头上来了一下——以自残来自证清白也不算新鲜事——从而表明他不可能是‘虚无医生’。”

“正是如此。还有呢？”

“他比别人更容易采用这种手法，”艾略特承认，“不用变戏法，也不必穿脱戏服，只须按既定的时间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他了解所有细节，他是唯一一个对全部细节了如指掌的人。他——”艾略特想得越多，就越是不得不相信埃密特才是凶手，“问题在于，先生，到目前为止我还几乎不了解埃密特。我从没和他说过话。埃密特是谁？他干什么工作？始终没有任何人怀疑过埃密特。杀害切斯尼先生对他而言有什么好处？”

“那他用番木鳖碱毒害一群孩子，又有什么好处？”菲尔博士问道。

“所以到头来，凶手还是个疯子吗？”

“我不知道。但你可能得多费心研究研究动机。至于埃密特——”菲尔博士绷着脸，摁灭雪茄，“我记得和切斯尼碰面的那场宴会上，他也在。高个子，黑头发，红鼻头，声音和姿态活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他四处闲逛，嘴里念念有词，还不慎洒了一杯冰水在膝盖上。一言以蔽之，‘可怜的老威尔伯’。说到他的外形——那些道具是什么情况？礼帽、雨衣什么的，是不是只有埃密特才能穿的尺寸？”

艾略特取出笔记本。

“礼帽是七号的，是马库斯·切斯尼以前戴过的东西。雨衣是埃密特的，普通的男士大码。雨衣的尺寸分级不像西装那么细致。我还在雨衣右边口袋里发现一副卷好的橡胶手套，六便士的便宜货——”

“还有呢？”菲尔博士问道。

“以下是嫌疑人的各类数据，是波斯维克整理出来的：埃密特身高六英尺，体重十一点八英石〔1〕，戴七号帽子。乔·切斯尼医生身高五英尺又十一点五英寸，体重十三英石，戴七号帽子。乔治·哈丁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十一英石，戴六又八分之七号帽子。英格拉姆教授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十二点二英石，戴七又四分之一号帽子。玛乔丽·威尔斯身高五英尺二英寸，体重七点八英石——恕我直言，她不可能是凶手，”艾略特平静而颇有信心地说，“除她之外，其他人戴那顶帽子都不会显得不自然；关键是，除了埃密特，其他人都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现在还不能把话说死，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凶手似乎只能是埃密特。但我不明白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菲尔博士好奇地望着他。直到事后很久很久，艾略特都忘不了那眼神。

“毫无疑问，心理学家朋友会将他形容为‘饱受权力欲蹂躏的人’。”菲尔博士说，“这种症状在毒杀犯中相当常见，吉加多、兹万齐格、范德莱登、克里姆〔2〕，等等，一口气说不完。我还听说埃密特对威尔斯小姐痴心一片（这得重点强调）。噢，我保证，在黑暗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也有可能——”他严厉地盯着艾略特——“埃密特还扮演另一个角色：替罪羊。”

“替罪羊？”

“是的。关于弹簧夹袋和糖果店里的凶手，还有另一种解释，你想到了吗？”菲尔博士沉吟道，“警督，很多人提到1871年的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一案，这很奇怪。而且我还觉得，糖果店的案子另有深意。”

怀疑如离弦之箭，瞬间射中艾略特的心头。

“先生，你是指——”

“呃？”菲尔博士如梦初醒，看上去像被他自己的深思吓到了，“不，不，不！老天，不！或许我没说清楚，”他慌张地连连挥手，似乎急于岔开话题，“唔，我们先按你的思路查下去。接下来要做什么？下一步计划是？”

“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去看那部影片，”艾略特说，“克罗少校说，索布里克洛斯有位药剂师是业余摄影爱好者，可以冲洗影片。今天凌晨三点十五分，克罗少校敲门叫醒他，要他答应今天中午前把片子洗出来。那位药剂师的店里有一部放映机，克罗少校说这个人很可靠。我们约好中午一点钟去那里看影片。老天！”艾略特挥着拳头，疾呼道，“这就有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了。案发经过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黑白分明的影片不会说谎！我们想知道的一切都能看出来！不瞒你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会这么顺利。万一影片出了什么毛病呢？万一片子洗不出来？万一——”

此时他还不知道，接下来一小时内，他将遭遇一生中最大的冲击。菲尔博士换好衣服，天色放晴，他们开车前往相距不远的索布里克洛斯，把车停在霍巴特·斯蒂文森先生药店外灰色的大街上；在这整个过程中，艾略特做了各种角度的心理准备，却唯独没料到那个结果。菲尔博士披着工字褶斗篷，头戴宽边帽，活像个大块头恶棍，在后座上声如雷鸣地安慰他。艾略特主要担心那位药剂师冲洗片子时会搞砸，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几乎相信那已成为现实。

大街上气氛萧条，霍巴特·斯蒂文森先生的药店位于街道中段，具有明显的摄影爱好者风格。装胶卷的小黄盒子在橱窗里堆成一座金字塔；咳嗽糖浆中探出一部摄影机，后面是一张海报，展示着各种莫名地令人着迷的放大照片。从这些照片里，可以看到整条大街，特里太太糖果店的大橱窗，车库，加油站，一长排食品店，几家小酒馆，路中间纪念女王登基的自动饮水机。虽然街上偶有几辆汽车孤独地驶过，虽然周围商店橱窗里的各种图案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外头，这家店看上去还是显得毫无人气。艾略特感觉从这里到“蓝狮”旅馆，似乎有人监视着自己。

两人走进药店，店门上方的铃铛突然“叮”地响了一声。霍巴特·斯蒂文森的店铺很暗，充满淡淡的药品气味，立即令艾略特联想到另一个地方。墙上的玻璃框里镶着毕业证书，柜台旁摆着称量机的砝码，这家药店像个干净的小盒子，像个被各种瓶子四面包围的小瓶子。霍巴特·斯蒂文森——胖胖的、噘着嘴、穿着干净白大褂的年轻人——从柜台后挪出来迎接他们。

“是艾略特警督吗？”他显然深知这次会面的重要性，视线移向门口，考虑是否要关上门，免得有顾客进来。他的每根头发丝似乎都在微微颤动。艾略特打量了他一番，认为此人可以信任。

“这位是基甸·菲尔博士，”艾略特说，“不好意思，昨晚把你吵醒了。”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斯蒂文森显然一点也不介意。

“怎么样？片子洗好了吗？”

“都备妥了。”

“可是——没问题吗？我是指，洗出来的效果如何？”

“还不错，很不错。”斯蒂文森略一思索，兴奋地答道。这话出自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之口，已足以令人放心。他像是安慰自己似的搓着手，“有一点曝光不足，一点点而已，”他的头歪向一边，又想了想，“但还不错，还挺不错的，嗯。”随即他便难抑激动之情，“希望你别怪罪，警督，为了确认片子没问题，我已经在自己的放映机上试播了一遍。等少校一来，我就为你们播放。容我多句嘴，你们肯定能从里面有所收获。破案线索，行话是这么说没错吧。”

艾略特后脑勺上的头发都按捺不住了，但他依然故作不经意地问道：

“哦？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线索，”斯蒂文森重复道，满脸敬畏地东张西望，“例如，切斯尼先生第二次从桌上拿起、用来假装写字的东西——”

“怎样？”

“刚才我说了，希望你千万别怪罪。我不得不仔细检查，还拿放大镜凑到银幕前细看，才最终确认。答案太简单了，简单得我都笑出声，现在想起来还憋不住。”

“是吗？究竟是什么？”

“你绝对猜不到，”但斯蒂文森没笑，“那是——”

“嘘！”菲尔博士吼道。

这雷鸣般的喝止，与门口的铃声交织在一起。门开了，走进来的是吉尔伯特·英格拉姆教授。

英格拉姆教授并未露出惊讶之色，相反，却显得极为满意。他戴着帽子，身穿与他壮实身材不太贴合的深色斜纹软呢西装。但比起他那毫不闪躲的目光、彬彬有礼的姿态，艾略特更在意他所带来的那种氛围。当他站在敞开的店门口时，仿佛整个索布里克洛斯的注意力都聚焦到这家药店里，如一阵风奔涌而入。外面的天色变暗了，大雨将至。

英格拉姆教授关上门。

“早上好，警督，”他招呼道，“这位想必就是菲尔博士？”（菲尔博士声若洪钟地热情回应。）“久仰大名，但我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六个月前在一次宴会上打过照面。总之，我听切斯尼提起过你。就在几天前，他是不是给你写过一封信？”

“是的。”

“果然。”英格拉姆教授没有多废话。他转向艾略特：“警督，如果我今早睡过头，应该不会有人责怪吧。我刚从我的小屋火速赶过来，”他夸张地喘着气，以表示他快喘不过气了，“其实我昨晚不小心听到你们打算——呃——在斯蒂文森这里看一部影片——（早啊，斯蒂文森！）如果我也想一起看，应该没人反对吧？”

气氛顿时有些微妙。艾略特一愣。

“抱歉，先生，这恐怕不太可能。”

教授热忱的神情变成了一个问号。“警督，这怎么——”

“对不起，先生，我们自己都还没看过呢。将来合适的时候，你总有机会看的。”

一阵沉默。

“警督，难道你不觉得这有点不公平？”英格拉姆教授的声音有了些许变化，“毕竟，我是你的专家证人，我尽我所能协助你，而且做得不错，这一点你总该承认；我自然急于了解我的观点是否正确。”

“很抱歉，先生。”

艾略特回到柜台旁。他碰到了称量机，砝码嘎嘎作响。他朝左边一瞥，望见墙上一面脏兮兮的镜子里自己的镜像；又是镜子，这种巧合差点令他按捺不住，但他突然意识到，绝大多数药店里都会安放这样一面镜子，这样药剂师即便人在后头的诊疗室，也能看到是否有顾客登门。话说回来，此时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英格拉姆教授身上——教授从帽子底下审视着他们，笑了。

“好吧，无所谓，”教授恢复了轻松活跃的状态，“我会控制住好奇心，虽然我的虚荣心已经被你深深伤害了。”他思索片刻，“对，就是虚荣心。不过，方便的话，我真的要买点东西，买完就走。斯蒂文森先生！来一小包普通的刮胡刀片，一盒喉糖，要小盒的，对，就是那边那种。噢，麻烦你再给我——”

他一边沿着柜台挪动，一边更加严肃地说：“我得赶去贝勒加大宅。验尸结束后要安排葬礼，而且我听说维克斯律师今天下午或晚上会从巴斯过来宣读遗嘱。而且，也不知威尔伯·埃密特清醒了没。”

“我说……”菲尔博士开口。

他出其不意的插话让众人都吓了一跳，就像在大街上被人突然伸手拦下来说话似的。

“你已经有想法了吗？”他带着恶魔般的趣味问道。

“啊！”英格拉姆教授本来正弯腰指着下层柜台的什么东西，此时便直起身，“先生，即便我有，此时此地也不合适说出来，不是吗？”

“不过——”

“好一个‘不过’！哎，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觉得你靠得住。”（忽然间，艾略特简直成了香皂广告牌上真人大小的年轻女模特，完全被晾在一旁。）“我昨晚就跟警督说过，我劝了他们好几次，这个案子的侦查方向不对，重要的因素都没被他们纳入考虑范围。我指的当然是作案动机。”专注让他的脸变红了，“现在没必要讨论这些，但我必须提一句：就犯罪心理学层面而言，最最有力的谋杀动机就是所谓‘对权力的渴望’，你听说过吧？”

“老天在上。”菲尔博士说。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不，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菲尔博士认真又内疚地表示，“没想到这个词这么快又砸到我头上了。”

“你不同意？那告诉我：你是否认为，特里太太店里的毒杀案，与昨晚的毒杀案，是不同的凶手所为？”

菲尔博士皱起眉头：“不，正相反，我几乎可以肯定，凶手是同一个人。”

“很好。那除了我刚才说的动机之外，还有什么动机能把两个案子联系起来？”

收银机的尖声响起，英格拉姆教授接过他买的一包东西，稍稍侧身看了看，仿佛从中获得了新灵感。“我只能再次强调：两起案件的动机是一致的。凶手杀害可怜的弗兰奇·戴尔，险些杀害安德森家的孩子，并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同样，他杀害马库斯·切斯尼也无利可图。我指的是物质利益。我们都很清楚，玛乔丽和乔·切斯尼将继承大笔遗产。但凶手——”他睁开眼睛——“什么都拿不到。唔，我不该站在这儿东拉西扯，干扰你办正事。早安，菲尔博士。早安，斯蒂文森先生。早安。”

他离开时没关紧店门。大街上有辆货车轰隆隆地驶过，玻璃微微颤动，湿冷的空气和湿冷的树叶气息飘进来，搅动了药品的气味。菲尔博士轻轻哼着小曲《我的金发女郎在近旁》。艾略特明白他的暗示，有些犹疑。

菲尔博士举起手杖指着店门。

“我真的不是胡乱猜忌，”他说，“但那位先生有不在场证明吗？”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个案子里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不是那种‘借助火车或汽车从一个地方巧妙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把戏可以达成的。这些人的不在场证明除了其中一人的，都有其他人亲眼所见、亲口确证身份；而剩下的那一人，为他作证的则是一座无法修改时间的钟。至于——”

艾略特突然反应过来，他正当着霍巴特·斯蒂文森这个局外人的面谈论案情，慌忙收住话头。他敢发誓，刚刚他说这番话时，斯蒂文森的脸上闪过稍纵即逝的欣喜之情。药剂师立即恢复了严肃的神色，努力保守重大机密。

于是艾略特厉声说：“斯蒂文森先生，刚才你告诉我们——”

“不瞒你说，警督，你还是亲眼看看为好。如果你相信——”

“嘿！”菲尔博士又打岔。

博士四处晃荡，移到了柜台后方的诊疗室。斯蒂文森紧随其后，显然对这位体型庞大的客人颇感兴趣。菲尔博士兴致勃勃地左看右看。

“你这里的毒药库存有多少？”他的口吻就像在咨询污水排放情况。

“正常的库存量吧，先生。”

“有氰酸或者氰酸钾吗？”

斯蒂文森第一次露出紧张之色。他用双手往后顺了顺头发，清清喉咙，竭力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

“没有氰酸，没有。氰酸钾倒是有一两剂，但正如我今早告诉波斯维克先生的——”

“氰酸钾卖得好不好？”

“我已经十八个月没卖出过那东西了。呃——跟你说这些应该没关系吧？”他怀疑地看向艾略特，警督也已挤进了这狭窄、昏暗、被瓶瓶罐罐包围着的空间，“今早警司来问话时我说过，如果你们认为（这只是我的个人浅见）贝勒加大宅的人买了氰酸钾——无论向谁购买——想用在果树上，唔，我觉得不太可能。温室里的温度常年维持在华氏五十度到八十度之间，在里面喷洒氰酸钾相当于自杀。”

艾略特之前倒没考虑到这一层。

“需要的话，可以查看我的毒物登记簿。”斯蒂文森又补了一句。

“不，不用。不瞒你说，”菲尔博士说，“其实我对摄影更感兴趣。这里简直像个照相馆。”他眨着眼四处张望，“告诉我，你也卖摄影灯泡，对吧？”

“摄影灯泡？当然有。”

“那好，”菲尔博士追问，“假如我把那种灯泡连上插座，点亮，让它一直亮着，大概要多久才会灭掉？”

斯蒂文森眨了眨眼。

“可你这种用法不对，”他敏锐地指出，“只须让它亮一会儿就够——”

“是的，是的，我知道。但假设我是个怪人，偏要让摄影灯泡连上插座，保持点亮的状态，它能坚持多久？”

药剂师思索着。

“大概一个多小时。”

“确定吗？”

“是的，先生，我确定。这种东西非常耐用。”

“嗯哼。昨天早上，贝勒加大宅有人来找你买摄影灯泡吗？”

斯蒂文森略显焦躁：“昨天早上？我想想。”（艾略特觉得他并非真有思考的必要。）“有的，是威尔斯小姐。她上午十点左右到店里来买了一个。不过，如果方便的话，希望你不要把这看作我的证词。我不想对贝勒加大宅的人说三道四。”

“威尔斯小姐经常来买摄影灯泡吗？”

“偶尔几次，不多。”

“买去给她自己用？”

“不不不，是帮切斯尼先生买的。他们有时需要在温室内拍照。给桃子拍照，你知道的，拍样品的照片，或者用来做广告之类。昨天是切斯尼先生让她来买摄影灯泡。”

菲尔博士朝艾略特眨眨眼：“警督，你之前说过，昨晚那个摄影灯泡是她本人买的新灯泡。”他又转向斯蒂文森：“威尔斯小姐应该不是摄影爱好者吧？”

“不不不，她从没为了摄影来这里买东西。”

不知是被记忆中的哪一个片段刺中，安德鲁·艾略特抬起头，犹如陷入轮回一般，他第二次发现玛乔丽·威尔斯在镜中看着他。

他们没留意门铃的响声。门依旧半开着，轻轻晃动，吱呀响着。他们也没听见脚步声。当艾略特抬起头，发觉自己深深望进不足五英尺处镜子中那女孩的脸庞时，他们耳边响起的，是药剂师透亮、柔和而清晰的声音。

镜中的人像仿佛来自于虚空。她双唇微启，头戴灰色软帽，戴着手套的一只手半举起，似是指向什么。艾略特径直望进她在镜中的双眼，他看到了恍然醒悟的神情，那张脸像是渐渐变成了一张全新的脸。

她都知道了。

玛乔丽·威尔斯像个孩子一样，把一根手指放进嘴里。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碎片慢慢掉落，叮叮当当的响声划破了沉寂。街上有人朝她扔石头。

注释

〔1〕英制重量单位，1英石折合14磅，约为6.35千克。

〔2〕均为历史上真实案例中的毒杀犯。

第13章　读心术？

艾略特纵身翻过柜台，冲向店门。这是他身为一名警察的本能，但同时也因为他不愿直视玛乔丽·威尔斯的眼睛。

他推开门，碎玻璃在他的脚下呻吟。猛然间，那块石头所承载的恶意令他怒火中烧，整个人几乎想要从破碎的窗框中直接撞出去。随后他才站定，开始观察街上的情形。

街上空荡荡的，视野范围内只有一个人——骑自行车送货的男孩，脚踩踏板，无辜地抬头望天——距离太远，扔石头的不会是他。这条安静的大街看上去一切如常。

冷静。

虽然气血直冲脑门，但风的凉意还是让他控制住了自己。不能轻举妄动，更不能意气用事，否则只会自己给自己挖坑，不仅落人笑柄，石头还会照扔不误的。该不该叫住那男孩问问？还是找街对面的菜贩打听？不，暂时按兵不动为好。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妨先等一等，让对方去揣测你的下一步，这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但此刻，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环绕在玛乔丽·威尔斯周围那股神秘而冷漠的恶意。大约二十秒钟的时间里，艾略特静静伫立着，来回扫视着眼前的街道。

然后他走回店里。

玛乔丽·威尔斯倚在柜台前，两手捂着眼睛。

“可这是为什么？”她哀声问道，“我——我什么都没做。”

“他们不能就这样砸烂我的窗户，”斯蒂文森脸色苍白，“我也什么都没做啊。他们不能就这样砸烂我的窗户。这不行。难道你不采取行动吗，警督？”

“我会的，”艾略特说，“可现在——”

斯蒂文森犹疑着，在若干个念头间徘徊不定。“呃——先坐下吧，威尔斯小姐？我给你搬张椅子？还是去后面的房间休息？或者到楼上？”他的谨慎消失了，“我没料到事情变得这么糟。我建议你今后还是尽量别出门——”

艾略特忍无可忍。

“哦，是吗？”他说，“我们到底在哪儿？英国？还是德国？我们是什么人？躲在避难所里的一群非雅利安人〔1〕？你想去什么地方，只管告诉我，如果有人敢用奇奇怪怪的眼光看你，我一定给他点颜色看看。”

她迅速转过头看着他，有些东西顿时了然于心，似乎已清晰地印在店里数不清的硬纸盒上。关键不在于他所说的话，而在于他所流露出的情感，如同身体所散发的热量那样触手可及。他又一次真切地感知到她的存在：她脸庞的每一处细节，从双眼的线条到鬓角处向后梳的头发。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心灵相通。

“别慌。”菲尔博士说。

博士的声音平静而中气十足，令众人镇定下来。他听上去挺高兴。

“我看事情也没那么糟，”他说，“威尔斯小姐不坐一坐吗？坐吧！她想去什么地方？想去就去！有什么不可以？你是来买东西的吗，小姐？”

“我——？”她一直定定地凝视着艾略特，这才打起精神。

“比如肥皂、牙膏、浴盐——”

“噢。我——我来找警督。”她不再看他。“少校——克罗少校想请他去贝勒加大宅。马上就去。他们——从十一点开始就找不到他，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我们试着给斯蒂文森打电话，因为克罗少校说你——他——下午一点会来店里，但没人接电话。而且我觉得，自己开车驶过索布里克洛斯，相当于一次精神上的历练。我的车在外头，也不知轮胎是不是已经被他们割破了。”

“克罗少校？可为什么要去贝勒加大宅？他本该在一点钟来这里。”

“你们没听说吗？没人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什么？”

“威尔伯死了。”玛乔丽说。

菲尔博士伸手将帽檐往双眼上方拉高了些。他的大手没有拿开，遮住了眼镜。

“很遗憾。”他沉声说，“死因是脑震荡？”

“不，”玛乔丽答道，“乔舅舅说半夜有人拿着装氰酸的注射器到威尔伯的房间，然后——然后在他手臂上打了一针，他在昏睡中死去。”

一阵沉默。

菲尔博士从诊疗室里挤出来，脚步沉重地走向门口，低头站了片刻，随后摸出一块红色的大手帕，使劲擤鼻子。

“恕我直言，”他说，“我曾见识过魔鬼的力量，但他们的行动从来没有这么精准迅速。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知道，没人知道。”玛乔丽明显正极力稳住情绪，“我们很晚才去睡，今早将近十一点才起床。舅舅——乔舅舅说没必要安排人守着威尔伯。今早帕梅拉去他房间，就——就发现他死了。”

她的手从裙边轻轻抬起，旋又落下。

“知道了。斯蒂文森先生！”

“博士？”

“你的电话坏了吗？”

“应该没坏，”斯蒂文森忧心忡忡答道，“我几乎整个早上都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好。”菲尔博士转向艾略特，“我有个建议：你务必打电话到贝勒加大宅，务必告诉克罗少校，不是你赶过去，而是请他务必立刻赶来这里——”

“等等！我不能这么做，先生，”艾略特表示反对，“克罗少校是警察局长，你知道。波斯维克——”

“你不能，我能。”菲尔博士和颜悦色地说，“我恰好和克罗很熟，之前在‘宝剑八’那个案子里有过合作。其实，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他的红脸更醒目了，“早在特里太太糖果店下毒案刚发生时，克罗就请我介入调查，我拒绝了。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既夸张又不着边际，我甚至都没继续往下考虑。但现在，老天，我开始发觉，那个想法一点都不算夸张。事实昭然若揭，那么明显，那么简单，那么确凿。正因如此，今早你刚介绍完昨天的事，我立即就能给出我的解读。”

他狂暴地晃着拳头。

“也正因为我的推辞——哎！——又断送了两条性命。请你留在这里，我要让克罗到这里来。我要看那部影片，现在我只想做这一件事。我要通过黑白分明的银幕，向你阐述我所认定的真相。所以我要去打电话，像海盗那样下命令。但在我打电话期间——”他的目光牢牢锁住艾略特，声若雷鸣，“建议你问问威尔斯小姐，之前在另一间药店里是怎么回事。”

玛乔丽僵住了。艾略特假装没看见，对斯蒂文森说：“你是不是住在店铺楼上？能不能借个房间给我用几分钟？”

“可以，没问题。我本来也打算在那个房间放映影片。”

“谢谢，请带路好吗？威尔斯小姐，可不可以移步上楼？”

她没说话。斯蒂文森将他们带到楼上一间旧式风格、可以俯瞰街道的舒适房间。这里竟也有一道双扇门，通向的应该是卧室。门开着，但门上已经用图钉钉好了一块布帘，用作放映影片的银幕。厚重的窗帘拉了一半，壁炉里燃着明亮的火焰，桌上立着一台大放映机，圆形的卷片轴已经准备就绪。

玛乔丽依然不发一言，走到沙发前坐下。艾略特心中备受煎熬，承受着良知的拷问。

玛乔丽环顾被炉火照亮的房间，似乎在确认房里还有没有其他人。随后，她点点头，冷静地说：“我早就说过，我们之前见过面。”

“是的。”艾略特承认。他坐到桌旁，拿出笔记本，小心地翻开摊平。“准确说来是上周四，在梅森父子药店，皇冠路十六号。当时你想买氰酸钾。”

“但这件事你没告诉任何人。”

“你凭什么认为我没有，威尔斯小姐？你以为我被派到这个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这是在挖苦她。他刻意为之，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一些。他不知道刚才在楼下，他在多大程度上背叛了自己，也不知道她注意到了多少，会不会加以利用；因为她已经灵光一闪，猜到了上周药店里的人就是他。他无法忍受她的利用。

如果他期望这番挖苦收到效果，那么他成功了。她的脸上血色渐失，原本直直盯住他的大眼睛现在连眨了几下；她无法看穿他，于是她生气了。

“噢。所以你是来逮捕我的？”

“看情况。”

“想买氰化物，但没买到，难不成这也算犯罪？”

艾略特拿起笔记本，又让它平平地落在桌面上。

“说真的，算我私下提醒你，威尔斯小姐，这种解释对你有什么好处？别人听到了会往什么方向想？”

她极其敏锐。艾略特欣赏她的智慧，虽然同时他又痛恨她的智慧。她仍在观望，在等待，在揣测他走哪步棋；她的耳朵立刻捕捉到了他忍不住在最后这蕴含怒意的问题中所添加的信息——“拜托——该死——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她快速起伏的胸部逐渐平缓下来。

“如果我说实话，警督——如果我告诉你我想买毒药的真正原因——你会不会相信我？”

“会的，如果你说实话。”

“不，那不是重点。那不是最关键的。如果我告诉你真正原因，你能否保证不向其他任何人透露？”

（她很真诚，他想。）

“对不起，小姐，恐怕我无法做出这种承诺。如果与本案的调查有关——”

“但这与案件无关。”

“好吧，你想买氰化物，究竟要用来做什么？”

“我想用来自杀。”玛乔丽平静地答道。

片刻的沉寂。炉火噼啪作响。

“可你为什么要自杀？”

她深吸一口气：“如果你真想知道——因为只要一想到返回故乡，我就恶心得无法忍受。好了，我告诉你了，我总算说出来了。”她好奇地打量着他，似乎不明白为什么她竟会对他说这些。

不知不觉间，艾略特已经从公事公办询问证人的警察转换成另一个角色，但两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好的，但问题是，你真有什么非要自杀的理由吗？”

“设身处地想想我在这个地方的处境。下毒杀人，用那种方式下毒杀人；每分每秒都可能被捕，只因缺乏证据才暂时逍遥法外。然后出国享受了一趟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虽然有个身为百万富翁的舅舅，但我长这么大，以前还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然而接着我又得回国，回到我所逃离的地方。你想想看，想想！换作你会是什么感受？”

她攥紧了双手。

“噢，现在我已经熬过来了。但在我下船的那一瞬间，我就是无法忍受，我根本没有停下来好好思考。如果我能稍加思索，编出个合理的故事，就不至于在回答药剂师的问题时结结巴巴、磕磕绊绊、惊慌失措。过后我才想到这些。可当时，我满脑子都只记得别人说过，氰酸钾见效快，又不会带来痛苦，只须服用一点就能送命。何况我想伦敦东区也不会有人认识我、记得我。当时我所乘的船正沿河而上——我一边看着岸边的房子什么的，一边就想着这些。”

艾略特放下铅笔问道：

“可你的未婚夫怎么办？”

“我的未婚夫？”

“难道你要告诉我，你回国准备结婚的同时，却想买毒药自杀？”

她绝望地摆摆手：“我都说了，当时陷在那种情绪里！而且结婚又是另一回事。在毒杀案发生之前，一切都那么美好，我本以为就要时来运转了。当我在伦敦遇见乔治的时候——”

艾略特打断：“你是什么时候在伦敦遇到他的？”

“噢，见鬼，”玛乔丽轻声说，抬手捂住嘴，她一直注视着他，浮现出疲惫而自嘲的神情，“无所谓了。让你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全都说出来也好——也很好。

“我认识乔治很久很久很久了。有一次马库斯舅舅破天荒地让我独自去伦敦，我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他，疯狂地爱上了他。我时常偷偷溜进城去和他约会。噢，我们没干别的。我没那么大胆，真的。”

她盯着地板。

“但我决定暂时不向马库斯舅舅引见乔治。首先，马库斯舅舅从不——从不——从来都不给我的追求者好脸色看。我是个出色的管家，把我留在家里，万事都方便得多——你懂我的意思。”她脸红了，“其次，乔治非常了解马库斯舅舅的作风，如果马库斯舅舅知道我们背着他约会，他会大动肝火。你明白吗？”

“嗯，我明白。”

“如果我们是偶然邂逅，那就好得多。在国外相遇就更合适。而且乔治也说他需要休假。当然，乔治没多少钱，那种旅行他更是负担不起。可我还有母亲留下的几百英镑保险金，我把钱取出来，帮乔治付了旅费。”

（“卑鄙之徒，”安德鲁·艾略特对自己说，“去死吧，这家伙又聪明又卑鄙。”）

她睁开双眼。

“他不是那种人，”玛乔丽喊道，“我是指，他很聪明，但他绝不卑鄙。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而且非常自信。我爱的就是他这一点，他的自信——”

“对不起。”艾略特刚开口就停住了，一种可怕的感觉突然袭来，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支柱。“卑鄙之徒，去死吧，这家伙又聪明又卑鄙。”这句话他并没说出来，而是在脑海中清晰地过了一遍，如同在电传打字机上打出来一般。这个女孩或许十分机智——在乔治·哈丁先生的问题上除外——但她不可能会读心术。

玛乔丽似乎对艾略特的心思一无所知。

“我多么希望乔治能反击一下马库斯舅舅！”她相当激动，“我希望他能留下一个好印象，那自然不用说。可结果——那样摇尾乞怜未免太过分了。有一天在庞贝，马库斯舅舅决定把话挑明，当着威尔伯和英格拉姆教授的面，在随时可能有人闯入的公共场所，直接给乔治下命令，说将来无论什么事都得由他做主；而乔治就跟小绵羊一样乖乖答应了。你还问我下船时为什么心情郁闷，恨不能尖叫出声！我算是看出来了，不会有任何改变。我看见我的生活还会像从前那样延续下去。无论在哪里，我都躲不开马库斯舅舅、马库斯舅舅、马库斯舅舅。”

艾略特打起精神。

“你不喜欢你舅舅？”

“当然喜欢，我敬爱他。但那不是重点。你能理解吗？”

“是——是的，我能理解。”

“以他自己的标准而言，他是个好舅舅。他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我需要假期时，他就按他的意愿为我筹划一个美好的假期。但只要他一开口，你连五分钟都无法忍受！还有他和英格拉姆教授关于犯罪的争论，没完没了，无止无休——就连我们身边发生了真实犯罪的时候也不例外——以及他那部‘犯罪学’手稿——”

艾略特猛然抓起铅笔。

“犯罪学手稿？”

“对。我说过，他始终致力于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但大多都和心理学有关。所以他和英格拉姆教授的关系才那么好。他常常说，‘嗯，你不是总说一个心理医生可以重现最厉害的罪犯的心理状态吗？为了科学，何不主动献身？来一次完全无关利益的犯罪，证明你的理论。’我的天！”

“原来如此。那英格拉姆教授怎么说？”

“他说不，谢谢。他说他不会犯罪，除非他能设计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艾略特曾在什么地方听过这种论调。）

“而且，即便是再高明的心理医生，也无法让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玛乔丽双腿交叠，往后靠在沙发上。“最令我颤抖的是，他们总能如此冷酷、镇静地讨论这种话题。因为，你看，现在出事了。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我们却还不知道凶手是谁，杀人手法是什么，动机又是什么。而现在威尔伯死了。威尔伯，从没对任何人有过哪怕一丁点伤害；弗兰奇·戴尔，安德森家的孩子，还有马库斯舅舅自己，也都一样。我就快坚持不住了，特别是——特别是他们开始朝我扔石头的时候，天知道接下来我还会遭遇什么。比如对我处以私刑，或者用火烧我，我不知道。帮帮我，求你帮帮我！”

她停下了。

她的声音里平添一层温柔，一层无法遮挡的生命力，其感染力之强大，令艾略特几乎无法维持一名警察应有的镇定。她倾身向前，双手摊开，似乎在请求他将她从沙发上拉起来；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的眼睛。恰在此刻，他们听见紧闭的门外传来一阵响动，像是一头大象用巨足边踩踏边刨地，同时还嗷嗷叫着提醒开饭时间到了。然后有人使劲敲门；菲尔博士侧身进门，转过来朝他们眨眨眼。

“本来不想打扰你们，”他说，“但最好过一会儿再问话。克罗和波斯维克已经在路上了。我认为你还是先离开为好，威尔斯小姐。斯蒂文森先生正在锁店门，不过他的助手会开车送你回家。然后——”

他的视线牢牢锁住那台放映机。

注释

〔1〕纳粹德国认为雅利安人是最高贵的人种。

第14章　完全可靠的钟

玛乔丽出去时，在门口遇见了克罗少校和波斯维克警司。但直到门关上，克罗少校才开口。他的状态已恢复如常。

“早上好，警督，”他礼貌地说，“或许该说下午好。今早我们找不到你。”

“对不起，长官。”

“没关系，”克罗少校仍然十分客气，“只想告诉你，又有一桩小小的命案需要查办——”

“我说了对不起，长官。”

“既然你是去找我的朋友菲尔，我没意见。你比我走运。六月时我邀他来查这个案子，但他拒绝了，可能觉得案情不够刺激。没有密室，没有超自然因素，没有皇家酒店的奇闻异事，只有一起使用番木鳖碱的残忍谋杀案，毒死了一个孩子，还差点毒死其他几个人。但现在我们握有大量证据，还增加了两名受害者——警督，其中一位或许值得你调查一番——”

艾略特拿起笔记本。

“我已经道歉两次，长官，”他慢吞吞地答道，“不必再说一次了吧。而且，说实话，我并不认为我忽略了什么本该留意的情况。对了，顺便问一下，索布里克洛斯有没有警察？”

刚拿出烟斗和烟袋，正旋出烟斗柄的波斯维克停手了。

“有啊，老兄，”他说，“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一个警察都没看到。有人用石头打碎了楼下的玻璃门，声音大得远在巴斯都能听见，却没惊动警察。”

“见鬼，”波斯维克突然吹了吹烟斗柄，又抬起头，在光影中，他的脸肿得有点吓人，“你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如果你是指我以为——”波斯维克说，“请注意，我是说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逮捕某位年轻女士，不必指名道姓——是的，我确有此意。”

“嘿！”菲尔博士怒喝。

这吼声震得窗框颤动不止，所有人都转过身来。

“够了，”菲尔博士正色道，“你们做的都是无用功，而且你们心里清楚。要怪就怪我吧。吵来吵去，无非是因为你们每个人对于谁是凶手看法不同，而且一个个都一口咬定、先入为主、顽固不化，这些你们也都清楚。老天在上，都别太固执，否则我们只会白忙一场。”

克罗少校的咯咯笑声缓解了紧张的气氛，笑声显得诚恳而亲切。艾略特和波斯维克也露出笑容。

“这老东西说得对，”克罗少校说，“抱歉，警督。其实我们的神经绷得太紧，所以才陷入误区。但我们务必看清方向，务必。”

波斯维克将烟袋递给艾略特：“来两口。”

“谢了，想抽的时候找你。”

“现在，”菲尔博士恶狠狠地说，“既然话都说开了，趁着气氛不错——”

“我可不承认我一口咬定、先入为主，”克罗少校板起脸，“我没有。我只知道我是对的。当我看见可怜的埃密特躺在那儿——”

“哈！”波斯维克警司不屑地嘀咕着，语气之凶狠令艾略特一惊。他不禁开始琢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然而什么也没有，警督，没有线索。埃密特死了。昨天夜里有人进屋往他手臂上打了一针。没人听到或承认听到整晚有任何可疑的声音，凶手可能是任何人。甚至可能是外人，因为贝勒加大宅从不锁门。这附近很少人晚上锁门。虽然我说凶手可能是外人，但我有我的想法。噢，对了，我已找过韦斯特，拿到了切斯尼的尸检报告。他死于极少量的纯氰酸。也就是说，没有迹象显示毒药是氰酸钾或氰化汞。目前掌握的信息就这些。”

“不，不止，”菲尔博士满意地说，“这位是斯蒂文森先生。朋友，我们准备好了。放影片吧。”

令人不安的静默笼罩众人。

斯蒂文森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不禁放轻脚步，格外谨慎。他擦了擦额头，检视了炉火，看了看窗户，又端详了挂在双扇门前的帘子。他花了点时间检查桌子，接着把桌子往后拖，几乎顶着帘子对面的墙壁，然后又往前推了几英寸。他从书架上拿出几册《不列颠百科全书》，堆在桌上用来垫高放映机。四位调查者都抽着烟斗，微暗的房间里腾起一阵烟云。他们潜伏着，等待着什么。

“这行不通，”克罗少校突然说，“会出问题。”

“会出什么问题？”艾略特追问。

“我不知道。会出大问题。没这么简单，走着瞧吧。”

“我保证不出事，长官，”斯蒂文森满脸是汗，“马上开始。”

静默进一步延展，只有斯蒂文森手头偶尔神秘地叮当作响，以及外头大街上传来汽车疾驶的嘶鸣。斯蒂文森把沙发移到一边，以免挡住视线。他将椅子排好。银幕上有条浅浅的皱褶，于是他又调整了图钉的位置，把皱褶抚平。终于，观众们长出了一口气，他踮着脚缓缓挪到窗边。

“现在，各位，”他摸索着窗帘，“请做好准备。请各位先就座，然后我再拉上窗帘——”

菲尔博士笨重的身躯挪向沙发。波斯维克小心地坐到他身旁的沙发边沿。艾略特拉了把椅子坐到银幕一侧。窗帘拉上了，窗帘环扣发出一阵嘎吱声。

“那么，各位——”

“停！”克罗少校从嘴里取出烟斗。

“老天，”菲尔博士咆哮道，“又怎么了？”

“别激动，”克罗少校用烟斗柄比画着，“假设——唔，假设一切顺利。”

“那不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假设如我们所愿，一定能在影片中发现一些线索：例如，‘虚无医生’的实际身高。不妨先表个态，各位觉得我们会看到什么？‘虚无医生’是谁？你说呢，波斯维克？”

波斯维克警司从沙发后面探出圆脸。他握着烟斗的姿势，仿佛让烟斗悬浮于他的脑后。“唔，长官，依我看——我相信他就是威尔伯·埃密特先生。”

“埃密特！埃密特？但埃密特已经死了！”

“当时他还没死。”警司指出。

“可是——算了算了。你怎么看，菲尔？”

“先生，”菲尔博士彬彬有礼地答道，“若不是你让我发表观点，我本不想说。依我之见，一方面我很确定我们会看到些什么。但另一方面，我不想过早下结论，等我们最终亲眼看到那些东西再说。”

“开始了！”斯蒂文森提醒。

窗帘完全拉紧，黑暗中只有微弱的炉火和烟斗那妖魅般的火光稍稍发亮。艾略特感受到了黏附在这老旧石头房子里的潮气，令人窒息的闷热，以及烟雾。每个人的身形或面孔都很容易辨认，就连房间后方的斯蒂文森也不例外。斯蒂文森来回走动，脚步小心翼翼，避开放映机的电线。他打开放映机，丁零一声，盒中射出一束光，照得他活像个忙着摆弄坩埚的炼金术士；放映机的光束投射出一块四英尺见方的空白银幕，烟雾在幕前袅袅升腾。

房间后面传来一连串轻微的咔嚓声，接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嗒一下打开又关上了。放映机开始嗡鸣，随即稳定地呼呼作响。银幕上亮光一闪，颤动几下，又陷入黑暗。

一切正常，那呼呼的声音仍充盈整个房间。绵延的黑暗中透出一丁点灰色，轻轻摇动。这种状况仿佛将无止无休。然后，一抹微光闪出，瞬间亮得令人目眩，好似是从一个黑点撕扯开去，在银幕正中垂直劈开一道裂缝。艾略特知道那是什么。他们回到了书房对面的音乐室；马库斯·切斯尼正推开双扇门。

有人咳嗽。画面稍稍抖动；然后，恍若隔着一片黑暗的虚空，贝勒加大宅书房的后半部出现在他们眼前。一个移动的影子在画面边缘摇晃着，显然是某人走回桌前的身影。哈丁拍摄影片的位置太靠左了些，因此看不见落地窗。虽然影子十分清晰，但光线相当微弱暗淡。不过，仍能看清闪烁的壁炉架；能看清钟面，钟摆边摇动边反光；还能看清椅背、宽阔的桌面、图案发灰的巧克力盒，以及躺在吸墨纸上的那两件形似铅笔的小东西。随后，光的边缘有了动静——马库斯·切斯尼的脸出现在银幕上。

马库斯·切斯尼气色不佳。光线照射的角度不理想，而且他没化妆，加上摄像机镜头不稳定造成画面跳跃，令他看上去死气沉沉。他的脸几乎毫无血色，浓眉很是醒目，眼窝深陷；只要他一转头，就有黑色条纹浮现在脸颊上。但他的神情却倨傲而淡定。他轻松地进入画面，步履悠闲……

“快看那钟，”艾略特身后有个微颤的声音一下盖过了放映机的呼呼声，“快看那钟！是几点？”

“去他妈的——”这次是波斯维克的声音。

房间里一阵骚动，似乎动的不是人，而是家具。

“几点？你说呢？”

“他们都错了，”还是波斯维克，“都错了。其中一个说是午夜十二点；另一个说十二点左右；英格拉姆教授的说法是十一点五十九分。他们都错了。应该是十二点一分。”

“嘘——！”

银幕中的小世界不为所动。马库斯·切斯尼极其谨慎地拉出椅子，坐下。他伸手将巧克力盒往右推了推，动作相当稳健，与抖动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接着，他拿起一支看上去有点扁平的铅笔，故做奋笔疾书状。接下来他又拿起另外那个小东西——他的指甲稍稍陷进吸墨纸，表明拿起来有些难度。迎着光，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艾略特脑中响起英格拉姆教授对它的描述。教授说那东西像钢笔，但更细，体积也小得多；还说它镀了薄薄的银，长度不满三英寸，发黑，一头很尖。现在看来，这段描述十分精确。

“我知道那是什么了。”克罗少校说。

椅子的剐蹭声。克罗少校急急从众人中走出，侧身一闪，把头探进光束，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影子覆盖了大半个银幕；马库斯·切斯尼幻变为一连串暗淡的奇异图像，在他的外套后背扭动着。

“暂停！”克罗少校转过身，完全挡住放映机的光束。他的嗓音更高了。

“不会错，我知道那是什么了，”他重复道，“是钟的分针。”

“你说什么？”波斯维克追问。

“壁炉架上方那座钟的分针，”克罗少校边喊边用手指比画着，“请注意，钟的表盘直径六英寸。看不出来吗？长的分针和短的时针。演出开始前，切斯尼只须旋开固定时针和分针的轴（可以看到轴上有螺钉头），将分针从轴上取下，再把螺钉复位即可。于是，钟面上只剩下一根指针，较短的时针始终指向数字12。

“老天，这——你们还没反应过来？钟面上只有一根指针。证人都以为看见的是两根指针。而实际上他们只看见了时针，以及在来自下方的亮光照射下，时针在其自身上方和侧面的白色钟面上所投下的鲜明阴影。”

他指指点点，简直要手舞足蹈起来。

“这甚至解释了证词之间的差异，不是吗？证人们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他们观察分针阴影的方向不同。坐在最右边的英格拉姆教授看见阴影指向十一点五十九分。居中的威尔斯小姐看见阴影恰好指向十二点。而从最左边拍摄的影片中则显示阴影指向十二点一分。演出谢幕后，切斯尼小心地关上双扇门——然后他将分针安回钟面即可，这只须耗费五秒钟。然后钟面显示的又是正确时间了。整个表演过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切斯尼大大方方手握分针端坐在那里，却没被任何人识破。”

一时间鸦雀无声。

沉寂中，响起了波斯维克猛拍大腿的声音；菲尔博士咕哝着表示赞同；影片卡住了，斯蒂文森边忙活边嘀咕。克罗少校虽温和却骄傲地补了一句：

“我是不是早就说过那钟有问题？”

“是的，长官。”波斯维克应道。

“绝妙的心理诡计，”菲尔博士猛点头，“嗯，我敢打赌，即便没有影子，这一手法也能奏效。当钟的指针指向十二点时，我们只能看见一根针，不会再定睛细看——习惯欺骗了我们。但切斯尼更进一步，以确保他的计划万无一失。由此可见，这就是他坚持要把演出安排在午夜十二点左右的原因。纵然钟面上任何位置的针都能形成影子幻象，但只有当时针垂直指向午夜十二点时，才可以确保身处三个不同位置的三名不同证人确凿无疑地看见钟面上的三个不同时间，而且他会在十个问题中用至少两个问题去误导他们。但问题是！问题是——当时的准确时间，究竟是几点几分？”

“啊。”波斯维克说。

“时针是垂直的，不是吗？”

“是的。”克罗少校很肯定。

“这就意味着，”博士皱眉，“根据我修过各种各样钟表的经验，这就意味着，当时分针本该指向的位置，在十一点五十五分与十二点五分之间皆有可能。这段时间里时针基本都是垂直的，根据钟的大小和内部构造，可能有极细微的差异。十二点前的时间不必考虑，我们要关注的是十二点之后。这就意味着——”

克罗少校将烟斗放进衣袋。

“这就意味着，”他说，“乔·切斯尼的不在场证明被粉碎了。本来他离开恩斯沃斯家的时间是午夜十二点整，而之前我们判断那时‘虚无医生’身处贝勒加大宅的书房里。乔·切斯尼确实是在十二点离开恩斯沃斯家，但现在看来，‘虚无医生’进入书房、杀害切斯尼的时间并非十二点整。不，真实的案发时间是十二点之后，可能是十二点五分或六分。乔·切斯尼开车三分钟之内就能轻易地从恩斯沃斯家赶到贝勒加大宅。论证完毕。谁去把窗帘拉开吧。我尚未掌握对乔·切斯尼不利的具体证据，但我认为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

第15章　影片透露了什么

艾略特拉开窗帘。灰白色的天光照进来，冲淡了放映机的光束，衬出克罗少校站在布帘前的身形，挂在门上的布帘依然映出扭曲而模糊的画面。

克罗少校越来越兴奋。

“警督，”他说，“我历来不擅长推理分析，但这个问题太过明显，一眼就能看穿。你明白吗？可怜的老马库斯·切斯尼实际上亲手为别人拟订了谋杀他自己的计划——”

“是吗？”菲尔博士若有所思。

“乔·切斯尼可能早就对那座钟和影子幻象非常了解。明白吗？晚餐后他可能在贝勒加大宅周围闲逛，而马库斯和威尔伯·埃密特用了三小时左右在书房里布置演出，窗户敞开着。或者，可能性更大的是，马库斯和埃密特几天前就已经在策划这次演出，而一切都在乔的掌握之中。

“他知道马库斯必须等到时钟的指针垂直之时才开始演出。一般情况下，那座钟的时间无法改动，马库斯无法调整指针。如果乔能在恩斯沃斯家获得不在场证明——证明他无法在案发时间回到贝勒加大宅——如果马库斯选择在稍晚于午夜十二点，而不是稍早于十二点时开始表演，乔·切斯尼就要一夜暴富了。等等！还有件事（老天，我居然刚刚才想到），过后他必须处理。”

“是什么？”艾略特问道。

“他必须杀死威尔伯·埃密特，”少校说，“埃密特知道钟被动了手脚。而且你觉得这附近能有多少人懂得如何使用皮下注射器？”他不紧不慢地说，“各位，案情一目了然。这家伙的脑子真不简单，谁会怀疑到他头上呢？”

“你就会啊。”菲尔博士说。

“什么？”

“事实上，你早已怀疑他了，”博士指出，“你最初的怀疑就指向他。依我看，以你出身于伍尔维奇〔1〕的正统思想，对于习惯了粗门大嗓的乔·切斯尼，始终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老天，我并不是刻意针对那家伙！”克罗少校高声抗议。他稳住情绪，转向艾略特：“警督，此案由你主导。过了今天早上，案子和我就没什么关系了。但我觉得你的调查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进展。大家都知道乔·切斯尼讨厌工作，而马库斯却让他难以从工作中抽身，甚至逼迫他工作。说到逮捕的理由——”

“什么理由？”菲尔博士打断他。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是说，什么理由？”菲尔博士重复道，“你所重建的案情不可谓不精彩，但你似乎忘记了一个虽然微小，但却可能至关重要的事实。利用那座钟搞恶作剧的人，不是乔·切斯尼，而是他的哥哥马库斯。你混淆了证据所指的方向，这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

“好吧，但是——”

“因此，”菲尔博士加重语气，“你说服自己去逮捕一个人，原因仅仅是你破解了其他人为他所设下的不在场证明；你甚至不认为是他自己设置了不在场证明；这是偷换概念。你想逮捕他，仅仅因为他没有不在场证明。你的推论中还有一处显而易见的缺陷，我不想评论；现在我只想说，你不能在此时此刻逮捕他。”

克罗少校被激怒了。

“我可没说要逮捕他。我知道必须掌握证据。但你认为该怎么办？”

“不如继续看下去吧，长官？”波斯维克提议，“以便找出答案？”

“呃？”

“戴礼帽的家伙。我们还没看到他。”

“大家是否都同意，直到影片放完为止，都别打岔？”场面恢复了秩序，窗帘重又拉上时，菲尔博士暴躁地问道，“都没意见吧？很好！请各位忍耐一下，约束自己，我们接着往下看。开始，斯蒂文森先生。”

放映机的咔嗒声和呼呼声再次填满整个房间。面对小小的银幕，众人缄默无言，只是偶尔传出有人咳嗽或衣服沙沙作响的声音。此时，艾略特望着银幕，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不禁好奇为何思想与视觉的结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钟面上的分针明显只是影子，仅此而已。马库斯·切斯尼神色如常，正手握真实的分针做奋笔疾书状。

马库斯·切斯尼将分针丢在吸墨纸上。他似乎听见了什么。他朝自己的右侧稍稍侧过身，消瘦且阴影斑驳的脸也转向侧面，更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前。

凶手走进了画面。

事实上，“虚无医生”已然缓缓转过身，望向观众。

他看上去十分邋遢。大礼帽的绒毛像被虫啃过似的，磨损得厉害。浅灰色的雨衣显得有点脏，衣领拉高到耳朵的位置。模糊的灰色斑点如同昆虫的脸，又似缠绕的围巾，填充了他和观众之间的空间；那副太阳镜高深莫测地盯着观众。

虽然影片是从左侧拍摄的，但观众仍可以第一眼就看见他的全身。他站在光线照射的范围内，但离场景的前方比较远，而光源的位置太高，所以他的裤子和鞋看上去太过模糊，难以辨认。他的右手戴了手套，拎着一个印有名号缩写的黑包，手和提包之间几乎无缝衔接，如同玩偶。

他迅速展开行动。

已有心理准备的艾略特看清了他的动作。他回头看向马库斯·切斯尼时，后背半朝着观众，不难捕捉他的举动。他走到桌旁，放下提包。他本来把提包放在巧克力盒后面，但一瞬间，他像是改变了心意，又拎起包放到巧克力盒上头。通过前一个动作，他用弹簧夹袋将藏在包里的巧克力盒复制品转移到桌上；而通过后一个动作，他又将桌上原来的巧克力盒抓入提包中。

“这就是他的调包手法！”克罗少校的喊声冲破黑暗。

“嘘！”菲尔博士喝止。

但没有时间思考，因为整个过程结束得太快。“虚无医生”从光圈外绕过桌子时，整个身影炸成一团模糊的黑斑，仿佛他不存在了，作为物质的属性就此消失了。

随后他们目睹一个人当场被杀害。

“虚无医生”在桌子另一侧重新现身。马库斯·切斯尼张嘴对他说了些什么。“虚无医生”的右手——因为他半侧向观众，所以能看见他的右手——插在口袋里。手伸出来了，他的手移动时微微发颤，他从一个看上去像小纸盒的东西里拿出了什么。

到此时为止，他的动作都迅速而精准。接下来他的动作变得满怀恶意。他左手的手指紧扣住马库斯·切斯尼的咽喉；手指上移，抬起他的下颌。尽管马库斯·切斯尼的眼窝深陷，你依然不会漏掉他眼中闪现的惊悸。“虚无医生”的右手逐渐探进俘虏的嘴，塞进去一颗胶囊，然后缩出来……

黑暗中响起波斯维克警司的声音。

“啊，”他说，“那位小姐就是在这时喊出‘不要，不要’！”

“虚无医生”又消失了。

他又化身为一团朦胧的影子绕回桌前，拿起黑包。但这次他移向房间后方，然后才出去。光线勾勒出他暗淡却清晰的整个身形，照出了他的晚礼服裤子和鞋子，也照出了他雨衣下摆到地面的距离。在这一瞬间，观众眼前像是多了一把尺子，几乎可以精确地量出他的身高。

“定格！”克罗少校喊道，“就在这里定格！可以看出——”

没有定格的必要，影片放完了。放映机发出一连串杂音，银幕一阵闪烁，变暗，转为空无一物的白色。

“就是这样。”斯蒂文森的声音发哑。

一时间，只有斯蒂文森一个人有所动作。他关掉放映机，缓缓从机器后面挪出来，前去拉开窗帘。戏剧性的场面由此揭开序幕。克罗少校面有得色。波斯维克警司朝着烟斗露出神秘而不易察觉的微笑。但菲尔博士则是一脸惊愕万分的神情，少校见状不禁大笑。

“看来有人大受震撼啊，”他说，“警督，你说说看，‘虚无医生’的身高是多少？”

“我认为至少六英尺，”艾略特说，“当然，我们得拿个放大镜对着影片测量一下才知道。他的位置与壁炉架平行，所以不难计算。运用比较测量法就可以。不过看上去应该是六英尺。”

“啊，”波斯维克表示赞同，“六英尺没错。你们注意到了那家伙走路的方式吗？”

“你注意到了吗，菲尔？”

“没有。”菲尔博士吼道。

“可你难道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信，”菲尔博士说，“当然不信，绝对不信。看看过去我们由于轻信自己的眼睛，上演了多少闹剧？现在我们穿行在一座幻觉之屋、一个诡计之盒里，我们已经登上一班幽灵列车，正被它载入歧途。一想到那座钟被动的手脚，我就满心敬畏。如果切斯尼能构思出如此精妙的绝技，他所设计的其他手段肯定也有这种水准——甚至更加高明。我不相信我的眼睛。老天，我就是不信。”

“但有什么理由足以推定这里也藏有诡计？”

“有，”菲尔博士断言，“我称之为‘纯属多余的问题’。但眼下我们又面临更紧迫的新问题——”

“比如？”

“唔，看看我们的专家证人是如何被愚弄的，”菲尔博士抽出大手帕挥动着，“三名证人都回答了关于‘虚无医生’身高的问题。玛乔丽·威尔斯算不上很好的证人，哈丁是个很差的证人；另一方面，英格拉姆教授则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证人。然而，在身高问题上，那两位观察力欠佳的证人答对了，英格拉姆教授却大错特错。”

“那你为什么还一口咬定他的身高不是六英尺？”

“我并没有一口咬定。我只是说有点不对劲。自从我听说这个案子以来，有个问题就像根针一样扎着我，始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现在我依然想不通。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这部影片没被破坏？

“再说一次，”菲尔博士挥舞手帕，“为什么凶手没有破坏这部影片？切斯尼死后，他们把埃密特抬上楼，房子的整个一楼都没人。凶手有充足的机会，可以轻而易举破坏影片。你们抵达时也发现音乐室里没人，摄影机被很随意地放在留声机的盖子底下。凶手只须打开摄影机，让底片曝光，这片子就报废了。你总不会以为凶手盼着自己出演的影片被警察放在显微镜底下检查吧？不，不，不可能。”

“但乔·切斯尼——”克罗少校开口。

“好，假设凶手是乔·切斯尼。假设他完全如你所言，杀死马库斯，又利用时钟的诡计构建了不在场证明。但这人不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如果他扮演了‘虚无医生’，他知道整个过程都被哈丁拍摄了下来，那么他必定也知道，只要仔细观看这部影片，立即就会发现分针缺失，钟被动了手脚；他的计划也就破产了。好，他打电话到警局找你，是什么时间？”

“十二点二十分。”

“好。你们赶到贝勒加大宅是什么时间？”

“十二点二十五分左右。”

“很好，这就对了。所以如果他给你打完电话，他人在楼下，离音乐室的门也就两三步。其他人都在楼上。他为什么不舍得花两秒钟走进音乐室，把这份能送他上绞架的证据破坏掉？”

克罗少校的脸涨红了。

“这可把你问倒了，长官。”波斯维克调侃道。

“什么叫‘问倒我’？”克罗少校强撑面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他找不到摄影机。”

“啧啧。”菲尔博士不以为然。

“不过，既然警司你对整个案件胸有成竹，或许你能帮帮我们，”克罗少校又说，“你能解释凶手为什么没有破坏影片吗？”

“好的，长官，应该可以。依我看，凶手不具备破坏影片的条件，而另一名凶手并不想破坏影片。”

“什么？有两名凶手？”

“是的，长官，埃密特和威尔斯小姐。”

波斯维克把玩着烟斗，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他的神色凝重、阴郁，似有所思；说出这番话，对他而言显得有些艰难。

“迄今为止，我对案情没有发表太多意见，但我从不同的方向考虑了很多。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想法，我不介意分享一下，而且我能提出充足的证据。

“影片里那家伙是埃密特先生。”他指着银幕，“毫无疑问。看他的身高，看他走路的样子，随便找附近的人问问，让他们看看影片，问问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有谁会那样走路，他们会告诉你，只有埃密特先生。

“我始终都不相信有人打昏埃密特先生之后再扮演他的角色。我不信。而事实正如我所料。是威尔斯小姐拼命给我们灌输这种想法，而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她的目的。这种情节未免太过戏剧性了吧，老天，”他坐直身子，“想杀那个老人，随便哪天往他的茶里加一滴氰化物就可以了，谁会费这么大周折？万一他的伪装穿帮了呢？万一帽子掉了，围巾松了怎么办？虽然实际上没发生，但不能排除这些风险。万一老人抓住他又怎样？不是也有可能吗？不，长官，正如菲尔博士所说，无论杀害老人的凶手是谁，他都不会希望我们看到这部记录了全过程的影片，所以他为什么不毁掉它？

“昨晚我一夜没睡着，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突然，我对自己说，‘真见鬼’，”——他一拍膝盖，“‘真见鬼，’我说，‘另一颗胶囊在哪里？’”

艾略特看着他。

“另一颗胶囊？”他追问，而波斯维克回应他的目光十分坚定。

“啊。另一颗胶囊。我们认为——威尔斯小姐引导我们认为——有人打昏埃密特先生，用一颗毒胶囊换掉了普通的胶囊。好，就算这是真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另一颗胶囊到哪儿去了？无毒的那颗？全家上下，所有地方，我们都找遍了，雨衣、提包都搜过了，我们找到另一颗胶囊了吗？没有。这就意味着，只有一颗胶囊；也就是埃密特先生所携带的那颗，同时也是他强迫老人吞下去的那颗。”

克罗少校吹了声口哨。

“说下去。”他催促。

“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找到，”波斯维克盯着艾略特，“那个小盒子。他从那个小纸盒里拿出胶囊。我们在雨衣里找到那个小盒子了吗？没有。但我心想，‘嘿，会不会在那儿？’于是今天早上，我去我所推测的地方查找，果然找到了。”

“在哪里？”

“在埃密特先生外套右侧的口袋里。他们帮他脱衣服时，把外套挂在他卧室的一张椅子上。”

“这可不太妙。”克罗少校说。

“既然说到这份上了，我索性一口气说完，”波斯维克加快语速、加重语气，“昨晚有人杀死了埃密特先生。而这个人正是与埃密特先生联手谋杀老人的同伙。大家都知道，埃密特先生可以为她做任何事。或许她给了他一颗毒胶囊，但没有告诉他胶囊有毒，只让他硬是把胶囊给老人喂下去。但这一点我不太确定，因为埃密特先生打昏自己以换取不在场证明，所以看样子这一切都是他们商量好的。总之，为什么老人遇害时她大喊‘不要，不要’——后来却否认自己说过这种话？

“这很不正常，除非她很清楚当时正在发生什么。她确实知情。最后关头，她控制不住自己。这种事是有先例的。可能你没想到这一层，艾略特先生，但我查阅过你们伦敦的很多谋杀案例。容我提示以前的案件：即便杀机因女人而起，她们往往也抑制不住情绪；当伊迪丝·汤普森的丈夫在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被拜沃特斯刺死时〔2〕，她在一旁也高喊‘不要，不要’。”

他停下来，大口喘气。

克罗少校不安地动了动。

“针对威尔伯·埃密特的证据——”艾略特说，“唔，如果你能找到证人指认影片中那人就是埃密特，那么证据倒还算充分。”他心中不安，有点反胃，但仍坚持直面事实，“到这里都还说得通。可是对威尔斯小姐不利的证据在哪里？总不能因为她说了句‘不要，不要’就逮捕她吧，那太牵强了。”

“并非没有证据。”波斯维克答道，他的脸又涨红了。他迟疑片刻，扭头吼道：“霍巴特·斯蒂文森，如果你敢泄露你在这个房间里听到的哪怕一个字，我就会回来拧断你的脖子。你知道我言出必行。”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警司，”斯蒂文森瞪大眼睛，“我发誓。”

“注意，如果你说出去，肯定会传到我耳朵里。”波斯维克怒目而视，再次警告他，然后回头说道，“我刚看完影片就想说这一点。之前，即便对少校我也没提起过，因为我想等到有十足把握的时候再说。但现在有证据了。长官，刚才你说除了医生之外，没多少人懂得如何使用皮下注射器。但是她懂。六七年前流感肆虐时她学过，她还帮助切斯尼医生给人打预防针。

“老弟，刚才你说我们对她被人扔石头这事漠不关心，”他看着艾略特，“没这回事，我不喜欢你的说法，一点也不。如果有人扰乱治安，我会尽到我的职责；不管犯事的是谁，法官都不会饶过他。我提醒你，我有证据。你看这是什么？”

他从外套内侧的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他把信封打开，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一圈，好让大家都看清里面的东西：一个小型的皮下注射器，活塞是镍制的，细长的玻璃管内有无色的残渍。苦杏仁的气味格外明显。

“是的，”艾略特喉咙干得厉害，两眼灼热，“是的，你在哪里发现的？”

“我这人就喜欢左翻翻右看看，”波斯维克说，“所以我才请少校安排威尔斯小姐来这里接你。这东西是我在威尔斯小姐卧室梳妆台上一个首饰盒底部的暗格里发现的。”

他将信封交给艾略特，双臂交叠。

“看来破案了，”克罗少校清清喉咙，“你怎么看，警督？要下逮捕令吗？”

“等我找机会和她谈谈再说，”艾略特轻声答道，深吸一口气，“但，如你所说——恐怕已经破案了。博士，你的意见呢？”

菲尔博士双手插进乱蓬蓬的花白头发里，呻吟着，一脸左右为难。

“如果我有十足把握该多好！”他念叨着，“现在我脑子里一团乱麻，如果能理出个头绪该多好！我不知该说什么。目前的案情发展太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很有可能是对的——”

艾略特的希望落空了。

“——不过，按之前的思路，当然还是该和那女孩谈几句——”

“和她谈谈！”波斯维克警司终于失去耐心，怒吼道，“和她谈谈！啊！我们一直都在和她谈个没完！长官，那女孩有罪，我们都很清楚。老天在上，她有那么充足的作案机会，那么有利的下手时机。我们对她已经非常非常宽容。结果如何？我们都心知肚明。她就是翻版的伊迪丝·汤普森，而且她的杀伤力更强。说到汤普森那女人，我听说她——”他瞥了艾略特一眼，“——凶案发生后，她甚至试图勾引前去审问她的警察。我把话放在这儿：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演。”

注释

〔1〕位于伦敦东南区域，既是泰晤士河上的重要港口，又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

〔2〕发生于1922年的著名案件，伊迪丝·汤普森与比自己小八岁的弗雷德里克·拜沃特斯发生婚外恋，拜沃特斯杀害了她的丈夫珀西·汤普森，二人均被判处死刑。

第16章　硬纸盒的线索

下午四点半，菲尔博士和艾略特警督跟随波斯维克警司进入玛乔丽·威尔斯的卧室。

菲尔博士和艾略特在“蓝狮”吃了一顿沉默的午餐——沉默是因为克罗少校和他们一起。虽然少校表示，等调查完案件中这一重要环节之后，他就撒手不管，但艾略特一点也不相信。其实，自从波斯维克将伊迪丝·汤普森一案和本案相关联时起，艾略特心里既郁闷，又微微有些反胃。他一直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就这么回事。回想起来，他和玛乔丽的谈话，她对他的乞求，都未免假得夸张，令他像吃了酸东西一样阵阵恶心。她多半会被处以绞刑，就这样吧。但她究竟是怎么读出他心思的呢？

他曾两次目睹绞刑现场，他不愿回忆那些细节。

抵达贝勒加大宅时，玛乔丽不在家（如释重负的感觉险些令他窒息）。漂亮的女仆帕梅拉说她和哈丁开车出门了；红发女仆莱娜说她不是去巴斯就是去布里斯托尔。两名女仆以及厨子格林利太太都很紧张，因为整座房子只有她们三人留守。一位麦克拉肯先生——好像是埃密特在温室的助手——不时过来探视她们，看看大宅是否一切正常。切斯尼医生虽然昨晚睡在贝勒加大宅，但现在已经离开。女仆和厨子对昨晚的两起命案都没有提供什么证词。

沐浴在秋日阳光里的贝勒加大宅显得安详而静美。黄蓝两色的砖墙，以及平整的山墙上那陡峭的屋顶，看上去并未隐藏任何秘密。威尔伯·埃密特死得也很平静。他卧室的窗户朝西，窗帘拉开，倾泻而入的苍白阳光洒满了整张床。他头上缠着绷带，脸色微微发紫，但这张被死亡占据的脸却一片安宁，甚至不乏魅力。他直直地躺着，被单盖住前胸和右臂，睡衣袖子卷起，露在被单外面。韦斯特医生获准移动尸体以便进行验尸，目前他只能说埃密特似乎死于氰酸，很可能用了皮下注射器。没有哪种死法比这更安静、更远离恐怖了。然而菲尔博士环顾这贴着桃子图案壁纸、沉浸在阳光中的房间时，却禁不住一阵战栗。

“我也有同感，”在一旁观察博士的波斯维克说，“这边请。”

玛乔丽的卧室在大宅前部，同样宽敞而舒适，贴着奶油色格子图案的壁纸。浅色胡桃木家具，褶边窗帘外还有一层金棕色帷帐。床边有个开放式矮书架，上头摆了二十多本书，艾略特浏览着书名：几本法国、意大利、希腊、埃及的旅游指南，一本法语词典，一本平装的《畅游意大利》，还有《海洋与丛林》《蓝开始的地方》〔1〕《滑稽的圆舞》〔2〕《道连·格雷的画像》〔3〕《J. M. 巴里〔4〕剧作集》《安徒生童话集》《情人纪事》，以及——不知波斯维克是否已经注意到了——几本化学教材。

波斯维克确实注意到了。“噢，啊，底下那层有些东西值得一看。”

“嗯。她的阅读面很广，不是吗？”菲尔博士从他身后探头嘀咕着，“看来这位小姐的个性比我预想中更有趣。”

“对我而言已经够有趣了，先生。”波斯维克严肃地说，“你看。”

两扇窗户之间的梳妆台中央，圆形镜子前立着一个五英寸见方、装饰华丽的金盒子。盒子的边缘呈弧形，有四条短腿，做工是意大利风格，盒盖上是圣母和圣婴的彩色图案。盒底的暗格高度仅有四分之一英寸，藏得十分巧妙、隐蔽；根据波斯维克的解说，只有按住一条盒腿上的一小朵圆形玫瑰图案才能让它弹出来。

“我猜这个盒子是她在国外旅行时得到的？”艾略特缓缓说道。

“应该是吧，”波斯维克对此并不关心，“关键在于——”

“所以，其他嫌疑人也可能知道这个暗格？”

“所以呢？”菲尔博士东张西望，声音低沉，“你是指有人陷害她？”

艾略特相当诚实，“不知道。我承认，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但如果有人栽赃，我也承认，我想不出会是什么理由。我们面对现实吧，”他边来回踱步边思考，“必须接受一个事实：真凶要么是家里人，要么就是与切斯尼一家关系密切的人，这一点是绕不开的。但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凶手就极有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外人——例如药剂师斯蒂文森。”

波斯维克睁开眼睛：“喂喂喂！你该不会是说——”

“不，那说不通，我们都很清楚。但这里能有什么人有理由——”

他收住话头，和波斯维克一起扭头望去——因为菲尔博士轻声惊呼。菲尔博士对珠宝盒兴趣寥寥，刚才他心不在焉地随手半拉开梳妆台的右侧抽屉，从中拿出一个装摄影灯泡的硬纸盒，是空的。他用手掂了掂，又凑上去闻了闻。他稳稳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举起硬纸盒迎着光，像在研究一瓶酒。

“哦，我就说嘛。”菲尔博士喃喃自语。

“怎么了？”

“一丁点新的线索，但价值连城，”菲尔博士说，“是这样，如果没人反对，我很想和打扫这个房间的女仆谈谈。”

艾略特去找人了。菲尔博士的样子就像一个急得使劲敲门、甚至准备破门而入的人。打扫这个房间的是红发女仆莱娜。但那个漂亮的女仆帕梅拉为了给她壮胆，也陪她来了。两人既紧张又严肃地望着菲尔博士（后来艾略特才发现她们拼命忍着笑）。

“你们好。”菲尔博士和蔼地说。

“你好。”红发女仆颇显拘束，倒是帕梅拉露出迷人的微笑。

“嘿，”菲尔博士说，“今天早上是哪位负责打扫这个房间？”

莱娜迅速朝四周看了看，鼓起勇气说是她。

“之前见过这东西吗？”菲尔博士举起硬纸盒。

“见过，”莱娜答道，“她昨天早上买的。”

“她？”

“玛乔丽小姐买的，”莱娜被同伴突然推了推，才说，“她昨天一大早上街去买的，回来时我正在整理房间，所以我知道。”

“这算是线索吗，先生？”帕梅拉很热心。

“是的。你知不知道她买来做什么用？”

莱娜瞪着眼说：“她把它放在梳妆台抽屉里，就是你刚才打开的那个，如果你是从那儿拿出来的，最好再放回去。”

“后来你见过这东西吗？”

“没有。”

莱娜表现得相当害怕，但帕梅拉则截然不同。

“我见过。”她自告奋勇。

“你见过？什么时候？”

“昨晚十一点四十五分。”帕梅拉立刻回答。

“哇！”菲尔博士如释重负，语气粗暴得连帕梅拉都往后一缩，莱娜更是面如土色。“对不起，非常抱歉。”他连连摇手，反而让两名女仆更为惊恐。波斯维克瞪着他。

“你最好小心点，”莱娜气呼呼地说，“你会被关进监狱的，肯定会。”

“我不会坐牢吧？”帕梅拉问道，“会吗？”

“当然不会，”菲尔博士再次安抚她，“能不能谈谈这件事？说说你了解的情况。”

帕梅拉沉默了一会儿，偷偷朝同伴做了个胜利的鬼脸。“当时我来帮切斯尼先生拿那个灯泡，”她解释，“昨晚我值夜，一直在听收音机——”

“收音机在哪里？”

“在厨房。我从厨房出来正要上楼，这时切斯尼先生从书房走出来。”

“然后呢？”

“他说，‘喂，你在干什么？你应该去睡了。’我解释说我一直在听收音机，马上就去睡。他刚要说点什么，但英格拉姆教授正好走出图书室。切斯尼先生问我，‘你知道玛乔丽小姐今天买的摄影灯泡吗？放在哪里？’我确实知道，因为莱娜告诉我——”

“别把责任推给我。”莱娜喊道。

“噢，别胡闹！”帕梅拉忽然不耐烦起来，“这有什么关系？我说灯泡在楼上。切斯尼先生说，‘嗯，麻烦你去帮我拿来好吗？’我就照办了，把东西拿下来给他，那时他正和教授聊天，我就去睡了。”

菲尔博士还想接着提问，却被莱娜打断。

“我才不管有没有关系，”莱娜大声喊，“我只知道我很不舒服，我不想东拉西扯，其实都在说她的闲话。”

“莱娜！小点声！”

“不，我偏要大声说。”莱娜抱着双臂，“他们说她干了那些事，我根本不相信，要不然我爸爸绝不会让我在这里多待一分钟，这是我爸爸亲口说的。反正我也不怕她。我一点也不怕她。但她跟别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们才对她指指点点。为什么昨天她单独跑去英格拉姆教授家，半个早上和大半个下午都待在那儿，而她的男朋友，那个长得很帅的，却坐在这里？以前还有好多次，她本该去参加莫里森太太的读书会，结果却跑去伦敦，这又怎么说？她是去见某个男人，错不了。”

波斯维克警司第一次表现出兴趣。

“去伦敦？去伦敦是怎么回事？”

“噢，我知道。”莱娜神秘兮兮地说。

“我问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具体时间无所谓，”莱娜的情绪被彻底调动起来，郑重得几乎有点哆嗦，“她是去见男人，不会错。这又不是坏事。”

“你给我听好，”波斯维克的火气也上来了，“如果不想惹上麻烦，就别跟我们绕圈子。为什么之前你没跟我说这些？”

“因为我爸爸说如果我敢跟别人提起，他非得揍死我不可。再说，都过去五六个月了，跟现在的案子没关系。你不会感兴趣的，波斯维克先生。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都像她那样——”

“她去伦敦见的男人是谁？”

“拜托，我们可以走了吗？”帕梅拉边插话边用手肘戳了戳同伴的肋骨。

“不行，说清楚才能走！她去伦敦见的男人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我又没跟踪她。”

“她去伦敦见的男人是谁？”

“噢，非得这么凶吗？”红发女孩睁大眼睛，“哎，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该知道，就算你把英格兰银行里的钱全都送给我也没用。我只知道那男的在实验室之类的地方工作，因为他会写信来。不，你们别想太多，地址是用打字机打在信封上的！我只知道这些。”

“实验室，嗯？”波斯维克缓慢而凝重地重复。他的语气为之一变：“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到外头等着，需要的话我会再叫你们。”

她们如获大赦，莱娜终于忍不住啜泣起来。昨晚的一连串事件确实令人难以承受，虽然她们的压力来得晚了些。相对更加冷静的帕梅拉关切地搀着莱娜出去了。波斯维克擦了擦额头。

“实验室，嗯？”他盘算着。

“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

“啊，告诉你吧，我看我们总算要走运了，之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她从哪里弄到毒药——现在有了答案，”警司说，“按我的经验，无论好运还是霉运，来得都很突然，运气这东西就这样。实验室！哇，老天有眼！我——这位小姐是不是有化学家情结？先是这家伙，然后是哈丁先生……”

艾略特下定决心。

“这家伙就是哈丁。”他说，随后解释了来龙去脉。

他解释的过程中，波斯维克的眼睛越睁越大，菲尔博士则面色沉郁地望向窗外，艾略特估计这件事博士早已知悉。他回想起今早的情形，菲尔博士打断他和玛乔丽的谈话，恐怕当时博士已听到了不少内情。但此时波斯维克冲他吹了声悠扬绵长、颇富韵律的口哨。

“你——知道这件事有多久了？”波斯维克质问道。

“用你的话说，是在她试图勾引一名警官的时候。”

（他察觉到了菲尔博士投来的视线。）

“噢，啊，”波斯维克恍然大悟，“所以就只有——算了。”警司微微叹气，略显不悦，“关键是，我们现在基本破案了，水落石出。我们知道她获取毒药的来源：她是从哈丁先生那里弄来的。她很可能去过他的实验室，什么都能拿到；她想要什么都可以偷出来，究竟谁更精明？呃？或者——”他略一停顿，脸上布满阴郁而凝重的神色，“现在我怀疑——？我怀疑——？哈丁先生谈吐很有分寸，但这事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欺骗我们怎么办？如果她和哈丁先生一起策划了整件事？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可能两边都沾。”

“什么？”

“哎，既然要分析案情，”艾略特几乎快要吼出来，“现在的前提是你只有这一个案子。结果呢？一开始说她单独杀人，然后说她与埃密特合谋，现在又变成她杀了埃密特、与哈丁合谋。上帝啊，我们不能理智一点吗？难道她在玩游戏，碰见谁就跟谁合谋杀人？”

波斯维克悠然地将手插进衣袋。

“哦？老弟，你这么说究竟什么意思？”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不，老弟，不够。最起码，你只说清了一些问题，却没有说清其他问题。听上去你好像仍然不相信这位小姐有罪。”

“事实上，”艾略特答道，“你说得很对，我仍然不相信。”

轻微的碰撞声。向来粗枝大叶的菲尔博士刚刚把玛乔丽梳妆台上的一瓶香水碰到地上。他弯腰检查，发现瓶子没破，就没捡起来。他直起腰，神色愉悦，轻松得犹如火炉上升起的一缕青烟。

菲尔博士说：“唯一活下来讲述故事的人，是来自鲁文的屠夫，可怜的贝罗德。王座上的诸王统治着大地——”〔5〕

“什么意思？”

“哈！”菲尔博士如人猿泰山般捶着胸，然后才放下他那引经据典的做派，喘了两口气，指着窗户，“我们最好定个行动计划，”他说，“最好决定该攻击谁，该攻击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要攻击。威尔斯小姐、哈丁先生、切斯尼医生这会儿正开车进来。所以有必要和他们聊聊。不过有件事我得先说：艾略特，我的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你刚才那番话。”

“高兴？为什么？”

“因为你说得很对，”菲尔博士言简意赅，“那女孩在这几起命案中没有任何罪责。”

鸦雀无声。

为了掩饰大脑的一片空白，艾略特拉开最近一扇窗户的窗帘，朝外望去。下方是贝勒加大宅前院平整的草坪、平整的车道，以及朝向马路的低矮石墙。哈丁正开着一辆敞篷车驶进铁门。玛乔丽坐在他身旁的副驾驶座上，切斯尼医生则坐在后座。虽然距离有点远，但艾略特仍注意到一件怪事：切斯尼医生虽然身穿黑西装，扣眼里却别着一朵白花。

艾略特没有去看波斯维克的表情。

“你的计划是，”菲尔博士又说，“你想全力以赴攻击她，你准备在她面前挥舞那支注射器，对她狂轰滥炸，直到她招供为止。你想抄最近的路，把她逼疯，迫使她做傻事。唔，我的建议是：别这么干。除开她无罪这一点，什么都别说——”

波斯维克盯着他：“所以你也中招了。”他语气沉重。

“是的，”菲尔博士说，“老天在上，是的！我来这里就是为了避免殃及无辜，否则我还有什么用处？请你牢记。我告诉你，如果你过于激进，亲手把人逼到自杀的地步，案子就全完了。到时候只会追悔莫及，因为那女孩无罪，我可以证明。误导我们的是一条我记忆中最大、也最醒目的‘红鲱鱼’！——哇！——现在你该听听真相。噢，别再惦记什么见鬼的实验室，玛乔丽·威尔斯和命案无关。她并没有从哈丁的实验室偷窃、借用或是获取任何毒药，而且，恕我直言，哈丁自己也同样没有。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不知他是兴奋还是烦躁，总之他往窗户的方向挥了挥手，于是众人都目睹了楼下发生的一幕。

车子沿着车道缓缓驶来，离大宅前门还有二十英尺左右。哈丁低头看着脸泛红晕、踌躇不定的玛乔丽，对她说了些什么。哈丁没有朝后视镜里观察他身后的情形——其实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要那么做。后座上的乔·切斯尼医生身体前倾，双拳抵住双膝，面带微笑。所有细节都在观众们眼中一览无余：雨后湿润的草坪，道旁挂着黄叶的栗子树，以及切斯尼医生微醺的笑容。

切斯尼医生看了一眼大宅，取下扣眼里的白花，丢到车道上。他在后座上微微摇晃着，把手伸进外套口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笑容仍停留在他斑驳的脸上。他倾身向前，将手肘稳在椅背上，枪口抵住乔治·哈丁的脖颈，扣动扳机。枪声惊得鸟儿们飞离了葡萄藤，伴随着一阵咳嗽和车身的剧烈晃动，车子熄火了。

注释

〔1〕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1890—1957）的小说。

〔2〕英国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894—1963）的小说。

〔3〕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代表作。

〔4〕J. M. 巴里（1860—1937），英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彼得·潘：不会长大的男孩》。

〔5〕1120年11月25日，一艘大船“白船号”在英吉利海峡触礁沉没，诺曼王朝的国王亨利一世唯一的儿子威廉王子及其大批随从丧生。这场海难中唯一的幸存者是一名来自鲁昂的屠夫贝罗德，他上船是为了找旅客中的一位贵族讨债。威廉王子之死改变了英格兰政局，亨利一世只得改立唯一的女儿玛蒂尔达为继承人。亨利一世死后，他的侄子，因腹泻而没有登上“白船号”的斯蒂芬篡夺了王位。此后，玛蒂尔达与斯蒂芬达成协议，她的儿子继承王位，史称亨利二世，开创了金雀花王朝。后世有学者认为，“白船号”海难并非意外，而有可能是斯蒂芬针对威廉王子的政治谋杀。博学的菲尔博士一贯爱好引经据典，或许在此暗示存在阴谋。

第17章　白色康乃馨

波斯维克警司比艾略特足足大了二十岁，但他只比艾略特慢一两步冲下楼。最初那一瞬间，艾略特怀疑眼前这一幕是否纯属幻觉，会不会只是安静的前院草坪上出现的海市蜃楼，就像马库斯·切斯尼导演的幻象一样。但驾驶座上的哈丁一声惨叫，歪倒下去。这不是幻觉。

事发突然，幸亏玛乔丽及时拉住手刹，车才熄火了，只差一丁点就要撞上前门的台阶。艾略特赶到时，切斯尼医生已从后座上站起，显然已经清醒。艾略特本以为会看到哈丁脑部中枪、横尸车旁，但现实是哈丁摸到车门把手，推开车门，手脚并用地爬过车道，瘫倒在草坪上。他的双肩直耸到耳根，鲜血从颈后顺着衣领流出，那种触觉吓得他陷入癫狂。他语无伦次地迸出一连串含糊凌乱的词句，若换作另一个场合，这景象将会极其可笑。

“我中枪了，”他的声音微弱得近乎耳语，“我中枪了，哦，我的天，我中枪了。”

随后他脚后跟蹬了两下，在草坪上翻了两圈，艾略特这才知道，他没死，连半死都算不上。

“躺着别动！”艾略特说，“躺好——”

哈丁的哀号中带上了恐惧。无独有偶，切斯尼医生也前言不搭后语。“走火了，”他交出手枪，一再坚称，“走火了。”他似乎想通过再三重复来加深听众对这可怕消息的印象：手枪是自己走火的。

“我们刚才看到了，先生。”艾略特说，“是，你中枪了，”他告诉哈丁，“但你没死，对吧？你想想自己死没死？喂！”

“我——”

“让我看看。听着！”艾略特抓着哈丁的肩膀，哈丁则呆滞、茫然地看了他一眼。“你没事，听见了吗？他的手臂不知怎么震了一下，你的脖子被子弹擦破了皮，受了灼伤，但你只是皮外伤而已，伤口一点也不深。没有大碍，听清了吗？”

“算了，”哈丁喃喃应道，“不怪谁，还是面对现实，向前看吧，呃？哈，哈，哈。”虽然他貌似没听见艾略特的话，自言自语的节奏既麻木，又平静得有点滑稽，但却给艾略特留下了全新的印象：一个敏锐的大脑已经接收到了伤情诊断信息，并在恐惧未消的情况下立即予以解读，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可笑之处，便又灵机一动，顺水推舟刻意表演起来。

艾略特放开他的肩膀。

“你来给他检查一下吧？”他问切斯尼医生。

“我的包，”乔医生咽了一两次唾沫，朝前门晃了晃手腕，“黑色的包，我的，放在楼梯底下。”

“什么和什么啊。”哈丁乖乖地说。

艾略特无法不佩服他。因为哈丁在草地上坐起来，笑了。

虽说伤情总体无碍，但被火药灼伤的伤口是非常疼痛的，如果伤口再深半英寸，便极有可能致命；而且他流了很多血。然而哈丁虽仍脸色惨白、面容变形，但看上去竟十分享受。

“你枪法真烂，乔医生，”他说，“这么近都打不准，以后可没机会了。呃，玛乔丽？”

玛乔丽下车奔向他。

切斯尼医生也朝这个方向疾步走来，恰好和她撞到一起，晃了几下，猛地站住，瞪大了眼睛。

“天呐，你该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

“怎么不可能？”哈丁咧着嘴笑，“别怕，玛乔丽，只是挂了点彩。”他的双眼睁得很大，目光专注，乌黑的眼珠闪着光；他拍拍她的肩，居然有点高兴，“不，不，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手枪走火给人脖子后面来上这么一下，可一点也不好玩。”

艾略特只听到这些，因为他进屋去拿医生的提包了。当他返回时，惊魂未定的切斯尼医生正向波斯维克追问同样的问题。

“你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警司？”

波斯维克的脸色比平时更为严肃。他冷冷答道：

“我不理解你的意思，我只知道我看见了什么。我站在那边窗口，亲眼看着你从口袋里主动拿出手枪，指着哈丁先生的脖子，然后——”

“但我是开玩笑而已，枪里没子弹！”

“真的没有？”

波斯维克转过身。前门两侧各有一根装饰柱，漆成暗黄色，支撑门廊上方三角形的拱顶。子弹嵌在左侧的柱子里。之前由于医生的手抖了一下，子弹从哈丁和玛乔丽中间穿过，躲开了挡风玻璃；玛乔丽奇迹般地幸免中弹。

“但枪里没装子弹，”切斯尼医生一口咬定，“我敢发誓！我知道。我先前扣过好几次扳机，都没出问题，当时我们在——”他停住了。

“在什么地方？”

“算了。老兄，你该不会以为我能干出这种事吧？那，那我不就成了……”他吞吞吐吐，“……杀人凶手。”

切斯尼医生那百分百难以置信的口吻，以及他指着自己、几乎快要爆笑出声的样子，倒也颇有几分说服力。他的语气带着童稚天真，俨然一个陷入诬告者包围圈的好人。他像是端着酒水请大家饮用，却被人们一一拒绝，既受了惊吓，又受了委屈，就连他那棕黄色的短须也根根直竖起来。

“我扣过好几次扳机，”他再三强调，“枪里本来没装子弹。”

“如果确实如你所说，弹仓里本来有一颗子弹，你只是把它转到了合适的位置，”波斯维克说，“但这不是重点。你为什么要随身携带一支装了子弹的手枪？”

“枪里没装子弹。”

“不管装没装子弹，你为什么随身带枪？”

切斯尼医生张开嘴，然后又闭上了。“只不过开个玩笑。”他说。

“开个玩笑？”

“算是开玩笑。”

“你有持枪证吗？”

“唔，其实没有，但我很容易就可以去办一本。”切斯尼医生哼了一声，突然变得粗鲁起来，使劲戳戳胡子，“你胡扯些什么？如果我想枪杀什么人，难道非得在房子外头掏枪、开枪？愚蠢，荒谬。再说，难道你想让我的病人死在我手上？你看看他，流血流得像头猪！别烦我，把包给我。乔治，跟我进去，如果你还信任我的话。”

“走吧，”哈丁说，“我就赌一把。”

虽然波斯维克怒不可遏，但他也无从干涉。艾略特注意到，菲尔博士正晃晃悠悠地从房子里出来，哈丁和切斯尼医生进屋时，双双向他投去惊讶的一瞥。

波斯维克转向玛乔丽。

“那么，小姐。”

“什么事？”玛乔丽冷冷问道。

“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带着枪？”

“他说了，只是开个玩笑。你又不是不了解乔舅舅。”

艾略特又一次看不透她的态度。她靠在车旁，似乎专心忙着在车道上蹭掉鞋底黏着的几个小白点。她匆匆瞄了他一眼。

艾略特走到愤怒的警司面前。

“整个下午你都和你舅舅在一起吗，威尔斯小姐？”

“是的。”

“你们去了什么地方？”

“去兜风。”

“去哪里兜风？”

“只是——随便转转。”

“在什么地方停过车吗？”

“一两家酒吧。还去了英格拉姆教授的小屋。”

“他掏枪射击之前，你是否看见过那支手枪？”

“这就得问他了，”玛乔丽依然淡淡地答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波斯维克警司脸上分明写着：“我的天，你居然不知道？”但他还是稍稍克制，“无论你是否知情，小姐，”他大声说，“我们有一两个问题——是关于你本人的——你应该能够回答。”

“哦？”

警司身后的菲尔博士露出凶狠的神情。他鼓起腮帮子正要说话，却被意想不到的人打断。女仆帕梅拉打开前门，探出头，伸手指了指在场的所有调查者，嘴唇迅速动了几下，并没发出声音，然后又把门关上。除了玛乔丽，只有艾略特看见了这一幕。两个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原来你们翻了我的房间？”玛乔丽问。

“原来你用了这种方法！”艾略特说。

如果想用一句话吓坏她，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效果更好。她扭过头，他发现她眼中闪着奇特的光芒。她立即问道：

“用什么？干什么？”

“表面上你会读心术，而实际上，你用的是读唇术。”

玛乔丽深感震惊。“噢，你是指你把可怜的乔治喊作‘卑鄙之徒’的时候吧？”她很不高兴地说，“对，对，对，我的确精通唇语，可能这是我唯一的特长。是一位从前在我们家干活的老人教我的，他住在巴斯，他——”

“是托勒伦斯吗？”菲尔博士问道。

后来，波斯维克承认，当时他以为菲尔博士疯了。仅仅半小时之前博士看上去还挺正常，而且波斯维克对他在“宝剑八”和“索命时钟”等案件中的表现记忆犹新、心怀敬意。但从刚才在玛乔丽·威尔斯卧室中的那番对话看来，菲尔博士的脑子恐怕出了点问题。此刻他说出“托勒伦斯”这个名字时，简直喜不自胜、洋洋得意。

“全名是亨利·S. 托勒伦斯？住在亚文街？是波纳什酒店的服务员？”

“没错，但是——”

“世界真的太小了，”菲尔博士从牙齿缝里挤出声音，“听到这个名字，我的耳朵简直无比舒畅。今早我刚对我的朋友艾略特提及这位善良但听觉不太灵光的服务员。最初向我透露你舅舅死讯的人就是他。小姐，你应该感激托勒伦斯，珍惜托勒伦斯，到了圣诞节寄五先令答谢他，那是他应得的。”

“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因为他将会作证是谁杀了你舅舅，”菲尔博士话锋一转，口吻顿显严肃，“或者，至少他有义务为此作证。”

“你该不会认为我是凶手吧？”

“我知道你不是。”

“但你知道凶手是谁？”

“我知道。”菲尔博士点点头。

她盯着博士看了好长时间，目光波澜不惊，就像一只猫。然后，她伸手到车前座上去拿手提包，像是准备冲进屋里。

“他们相信吗？”她忽然朝波斯维克和艾略特的方向点头问道。

“小姐，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相信，”波斯维克厉声说，又望向艾略特，“但警督来这里（请注意，是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要问你几个问题——”

“关于皮下注射器的问题？”玛乔丽说。

她手指的哆嗦似乎已扩散到全身。她盯着手提包的搭扣，打开，关上，连续的咔嗒声透露出紧张；她低着头，把脸藏在灰色软帽的帽檐下。

“被你们发现了，”她清清喉咙，“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发现，在珠宝盒底部。我想把它藏起来，但却想不出藏到家里什么地方更合适，又不敢把它带出去。这种东西该怎么处理呢？无论放到哪里，怎么能保证我的举动不被人发现？上面没有我的指纹，即便原来有，现在也没了，因为我把它擦了一遍。但将它藏在珠宝盒底部的人不是我。我没干。”

艾略特从口袋里拿出信封，好让她看清里面的东西。

她没有看他。他们之间的默契，即便曾经存在，此刻也已荡然无存。联结他们的绳索断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新的高墙。

“是这支注射器吗，威尔斯小姐？”

“是的，应该就是它。”

“这东西是你的？”

“不，是乔舅舅的。至少像是他用的那种。上面有‘卡特莱特公司’的商标，还有型号和编码。”

“能不能先忘掉注射器？”菲尔博士无奈地问，“甚至从根本上忘掉注射器这回事？该死！重点是查出谁把它放进珠宝盒，至于它原来属于谁，上面有没有指纹，具体被放进珠宝盒的过程，这些有意义吗？我看没有。但如果威尔斯小姐真的相信我刚才说的话，”他紧盯着她，“她可以跟我们聊聊手枪的事。”

“手枪？”

“我的意思是，”菲尔博士说，“你可以告诉我们，今天下午，你、哈丁和切斯尼医生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

“老天，我不知道！”菲尔博士做了个鬼脸，大吼一声，“或许我错了。这只是心情的问题。切斯尼医生的心情，哈丁的心情，你的心情。看看你自己。如果我是头蠢驴，你大可直说。但线索很明显。”

他举起手杖，指向车道上的那朵白色康乃馨——就是之前车开近大宅时，切斯尼医生从扣眼里取下丢出车外的那朵。接着菲尔博士又将手杖往下一指，点了点玛乔丽的鞋。玛乔丽本能地抽脚一躲，但鞋底的小白点却随之粘在手杖的箍头上。

“当然，他们不会朝你抛彩色纸屑，”博士说，“但我记得，城堡街的婚姻登记处门外人行道上常常落满彩纸。而今天又下过雨——非得逼我把话挑明吗？”他厉声问道。

玛乔丽点点头。

“没错，”她冷冷地说，“乔治和我今天下午在布里斯托尔登记结婚了。”

没人说话，安静得几乎能听见大宅内的杂音。于是她又说：“我们前天去城堡街的登记处预约。”她稍稍提高音量，“我们——我们打算对婚事保密，保密一年。”她的声音又大了些，“但既然你们几位侦探如此聪明，而我们在你们眼中又是罪大恶极的嫌疑犯，那好吧，被你猜到了。”

波斯维克警司瞪着她。

随即，震惊之余，他也不再拐弯抹角。

“小姐，天呐！”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怀疑，“我不相信，难以置信。虽然我觉得你有嫌疑，但我们可没料到这一层，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会去登记结婚，而且医生还同意你去。我可搞不懂了。”

“难道你不支持婚姻，波斯维克先生？”

“支持婚姻？”这几个字对波斯维克似乎毫无意义，“你们什么时候做的决定？”

“本来定在今天，我们商量好，只须到婚姻登记处低调办个手续，因为乔治很反感教堂婚礼那一套。后来马库斯舅舅死了，我觉得很——很——哎，总之，今天早上我们决定不管那么多，说去就去。我有我的理由。告诉你，我有我的理由！”

她几乎是冲着波斯维克尖叫。

“天呐，”波斯维克说，“不敢相信。我和你们家是十六年的老交情了，恕我直言，切斯尼先生甚至还没下葬，医生居然就同意你结婚——”

她后退了。

“呵呵，”玛乔丽眼中含泪，“难道没人恭喜我，或者至少祝我幸福吗？”

“我祝你幸福，”艾略特说，“真心的。”

“哈丁太太，”菲尔博士郑重地说，这称呼倒令她吃惊地一缩，“不好意思，我是出了名的粗枝大叶，所以难免笨嘴拙舌，请不要见怪。我衷心地恭喜你，而且，我不光祝你幸福，我还要向你保证，你一定会幸福。”

玛乔丽的心情顿时阴转晴。

“我们会不会太多愁善感了？”她边喊边做了个讽刺的鬼脸，“这里有位愚蠢至极的警察，”她看向波斯维克，“突然想起他和我的家人很熟，至少是和切斯尼家很熟，而且巴不得拿绳子绞死我！我结婚了。没错，我结婚了。我有我的理由。你们或许并不了解，但我有我的理由。”

“我只是说——”艾略特开口。

“不必，”玛乔丽冷若冰霜地打断他，“你想说的都说过了。所以现在你大可板着脸站好，当一只自命不凡的猫头鹰。就像英格拉姆教授那样。我们开车路过他家，请他当第二证婚人，你真该看看他当时的表情。‘不行’‘不可以’‘噢，不不不’，太可怕了。他根本不支持我们。

“差点忘了正事。你们不是想了解手枪的问题吗？我两三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那真的是个玩笑。乔舅舅的幽默感可能不太高雅，但至少他比别人更努力营造气氛。乔舅舅觉得假扮一场早已‘奉子成婚’的婚礼〔1〕会很好玩，他会把枪藏在登记人员看不到，但我们能看到的地方，而且他想假装自己是为了确保乔治‘对我负责’才跟我们一起去的。”

波斯维克啧啧两声。

“哦，啊！”他似乎松了口气，“怎么不早说？你的言下之意是——”

“不，我没有什么言下之意，”玛乔丽的语气近乎温柔，“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为了避免因谋杀罪被绞死才去登记结婚；而你竟以为我是因为和乔治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才要结婚。真有意思。”她露出笑容，“不，波斯维克先生，虽然在你看来我干了很多坏事，但我现在还是纯洁之身——没想到吧？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啊。算了，不谈这些。你想了解手枪的事，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枪里怎么会有子弹，很可能是乔舅舅粗心大意；但这次纯属意外，没人打算杀人。”

菲尔博士礼貌地问：“这是你的看法？”

以玛乔丽的机敏，也没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他的言下之意。“你是指乔治受伤并不是——”她旋又改口，“你该不会想说，这也是凶手策划的？”

菲尔博士点点头。

夜幕降临贝勒加大宅。东边的小山渐渐转为灰色，但西方的天空依然一片火红；这片天空遥对着音乐室与书房的窗户，也遥对着楼上威尔伯·埃密特卧室的窗户。艾略特偶然想起，昨晚切斯尼医生曾从其中一扇窗户探出头。

“还有事吗？”玛乔丽低声问，“如果没有，我要走了。”

“请便，”菲尔博士说，“但今晚还得麻烦你。”

她离开了，其余三人则站在黄色柱子的弹孔旁。艾略特没有多留意她。后来他回忆，那些窗户迎向落日余晖的景象，仿佛也在他心中打开了一扇窗。又或许是玛乔丽·威尔斯的所言、所思、所为，令他触景生情，从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中挣脱出来。他的判断力犹如一袭‘啪’的一声打开的百叶帘，终于得以释放。在此神智复苏之际，他不禁咒骂自己，咒骂自己所做的一切。他是怎么一步步沦落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明显。这段时间，他不是警察，而是该死的笨蛋。但凡可能走错路的地方，他都走错了；但凡可能会错意的地方，他都想歪了。如果上帝允许每个人一生中犯蠢一次，那么他已经用掉了这个机会！但现在——

菲尔博士转过身。艾略特察觉到博士犀利的小眼睛正盯着他。

“哦呵？”博士突然说，“你想通了？”

“是的，想通了。”

他朝着空气挥出一拳。

“既然如此，”菲尔博士温和地说，“我们不如回酒店讨论。可以走了吗，警司？”

艾略特再次咒骂自己，然后开始在脑中重新梳理证据。他太过专心，所以走向车子时，菲尔博士吹口哨的旋律只是隐隐约约飘到他耳朵里。那段旋律会令人忍不住跟着哼起来。其实，那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但那曲子从未像此刻这样，听起来充满不祥的预兆。

注释

〔1〕原文为“a shotgun wedding”，英语习语，指因女方怀孕而仓促举行的婚礼。乔·切斯尼携带手枪，是为了让这个玩笑更真实。

第18章　毒杀的艺术

当晚八点，四人围坐在艾略特投宿的“蓝狮”旅馆房间的壁炉周围，菲尔博士开始发言。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伸出手指盘点着，“谁是凶手，他的作案手法，他的作案动机。我们知道这一系列谋杀都是他独自完成的杰作，没有任何同伙。我们掌握了可以将他绳之以法的铁证。案件即将水落石出。”

波斯维克警司信心满满地咕哝了两声。

克罗少校满意地点点头。

“一切都美妙极了，”他说，“但一想到这家伙就在我们之中兴风作浪——”

“顿时就很煞风景。”菲尔博士接话，“的确如此。警司也正为此烦恼。这种影响虽不造成实质损害，但总会波及它所碰触的一切事物。无论你是端起茶杯，还是开车，或是去买相机胶卷，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因这种影响而出点差错。世界的平静一隅也会被搅得天翻地覆。花园里发生枪击事件，而瞠目结舌的在场众人之前甚至没见过枪。街上有人扔石头。一只蜜蜂在警察局长的帽子底下嗡嗡叫，另一只在警司帽子底下。这一切都源于那人一手掀起的风浪。”

菲尔博士掏出怀表看了一眼，放到身旁的桌上。他从容地填满烟斗，点燃，吸了一口，继续说道：

“因此，当你们专心研究证据的时候，我倒想探讨毒杀的艺术，给各位一些提示。

“鉴于我要阐释的毒杀艺术是本案的核心，首先，我们不妨将这部分凶手放在一起讨论。奇怪的是，我还从未见谁将他们归于一类，虽然他们的性格特征惊人相似，甚至可视彼此为精致的复制品。为人妻者永远都应警惕这种人，他们是生来的伪君子——我指的是男性毒杀者。

“女性毒杀者也非常危险（天知道）。但男性毒杀者对社会的威胁更大，因为除了毒杀手段的隐秘性，他们还拥有魔鬼般的统治力，拥有将商业原理付诸实践的能力，拥有使用砒霜或番木鳖碱牟取利益的欲望。虽然他们这个群体规模很小，但却臭名昭著，而且他们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然，也有个别无法归类的例外，比如塞登〔1〕。但我认为，如果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十来个著名的案例，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带着同样的面具，邪恶的脑回路也如出一辙。索布里克洛斯的这名凶手，就属于这类人。

“首先，这些男人往往想象力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极有修养。从他们的职业便可见一斑。帕尔默、普理查德、拉姆森、布坎南、克里姆都是医生。里奇森是牧师，韦恩莱特是艺术家，阿姆斯特朗是律师，霍克是药剂师，韦特是牙医，瓦奎尔是发明家，卡莱尔·哈里斯是医学院在读学生。〔2〕

“我们的兴趣立刻被挑起来了。

“我们根本不关心在酒吧里殴打别人的目不识丁的蠢货。文化程度较高的罪犯更令人感兴趣。当然，说到底我不否认，以上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罪犯都是蠢货。但他们蠢得比较迷人，他们的想象力令人折服，行动力也是第一流的，其中一些人的作案手法，或是为自己洗脱嫌疑的计策，可谓相当高明。

“乔治·哈维·拉姆森医生、罗伯特·布坎南医生、阿瑟·沃伦·韦特分别于1881年、1882年、1915年犯了谋杀罪，动机均为谋财害命。我们知道，那个时期侦探小说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他们的作案手法可不简单。

“拉姆森医生谋害的是年仅十八岁的残疾侄子。他在葡萄干里加了乌头碱，作为水果蛋糕的烘焙辅料。他胆大包天，竟在那孩子和孩子学校的校长面前切蛋糕，三人围坐在茶几旁各吃了一块；拉姆森意图由此洗脱自己的嫌疑，虽然中毒的只有男孩一人。这种手法我似乎在小说中读到过。

“布坎南医生用吗啡毒害妻子。吗啡中毒者的瞳孔会缩小，所以这种毒药很难逃过法医的眼睛。布坎南医生深知这一点，便在吗啡中添加了少量颠茄制剂，用于防止瞳孔收缩，使得被害人表面上一切正常，进而从法医那里搞到了自然死亡的证明。这一手法十分巧妙，要不是布坎南医生自己在和朋友闲聊时漏了口风，他几乎就要逍遥法外了。

“看似天真无邪的凶手阿瑟·沃伦·韦特，企图用肺炎、白喉、流感病毒杀害他的岳父母，但见效太慢，最终他改用不那么隐蔽的毒药。不过，他起初的计划是在鼻腔喷雾器中添加肺结核杆菌，好让他的岳父染病而亡。”

菲尔博士稍作停顿。

他谈兴正浓，完全沉浸在这番演说中。倘若哈德利警司在场，一定会大喊大叫，制止他的高谈阔论。但艾略特、克罗少校和波斯维克警司唯有频频点头。索布里克洛斯毒杀案凶手的轮廓已渐渐清晰。

“那么，毒杀犯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菲尔博士继续说道，“他的人品在朋友中口碑极佳。他性情开朗，慷慨大方，乐于助人。有时他可能稍有些道德洁癖，恪守宗教信条和公序良俗，但好友们并不介意，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极有分寸的人。

“托马斯·格里菲斯·韦恩莱特，非常重视社交礼仪，堪称百年前最懂得待客之道的主人；而他毒杀别人以攫取他们的保险金。鲁格里镇的威廉·帕尔默自己滴酒不沾，却特别喜欢请朋友喝酒。波士顿的克拉伦斯·里奇森牧师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信徒们的欢迎。秃顶、留着棕色胡子的爱德华·威廉·普理查德医生被格拉斯哥兄弟会奉为偶像。你们看，这类特征与我们要找的凶手是否吻合？”

克罗少校点点头。

“是的。”艾略特深表认同。在“蓝狮”旅馆被炉火照亮的房间里，凶手的轮廓逐步成型。

“然而，在他们的性格深处，与展现在人前的那一面相反，他们对于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最可怕之处在于他们竟可随意对人生杀予夺——这远远超出了我们普通人所能想象的范围。或许最令人惊骇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无视死亡本身，而且无视死亡过程中的极度痛苦。大家都听过韦恩莱特那句著名的回答，‘你为什么要毒害阿贝克罗比小姐？’‘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她的脚踝太粗吧。’

“当然，他是在虚张声势，但这的确反映了毒杀犯轻贱人命的态度。韦恩莱特想要钱，所以有人就得死。威廉·帕尔默需要一笔钱去赌马，所以他的妻子、他的兄弟、他的朋友活该服下番木鳖碱。在他们看来，这种因果关系不证自明。他们甚至还有一种‘迫于无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克拉伦斯·里奇森牧师睁着迷人的双眼，流着泪否认他娶埃德蒙兹小姐是贪图她的金钱或者地位；但他用氰酸钾毒杀原来的情人，以免她碍手碍脚。多愁善感的爱德华·普理查德医生花了四个月以酒石酸锑钾毒害妻子，却获利甚微；而他毒杀岳母到头来也只弄到了几千英镑；但他渴望自由，他是‘万不得已’才下手。

“于是我们谈到毒杀犯的另一个特征：极度的虚荣心。

“所有杀人犯都有虚荣心。但毒杀犯的虚荣心尤为膨胀。他陶醉于自己的智商，自己的外表，自己的风度，自己欺骗他人的本领。他热衷于表演，恨不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他往往确实称得上出色的演员。普理查德打开棺材吻别死去的妻子；卡莱尔·哈里斯在被押去上电椅的途中，还有闲心与牧师辩论科学与神学；帕尔默在调查者面前表现出义愤填膺的姿态。这类场面不胜枚举，其根源都在于虚荣心。

“虚荣心未必一眼可见。毒杀犯可能性情温和、人缘颇佳、极具学者风度，例如赫伯特·阿姆斯特朗律师，杀妻之后还试图毒杀事业上的对手，手法是喝下午茶时在烤饼上加砒霜。而当凶手的狂妄在调查过程中，或是在被告席上化为泡影时，情况更是不可收拾。男性毒杀犯的虚荣心表现得最突出之处，就是他拥有主宰女性的权力——或者说，他自诩拥有这种权力。

“我刚才列举的这些人，几乎全都具有（或是自认为具有）主宰女性的权力。阿姆斯特朗正是如此，虽然他隐藏得很好。韦恩莱特、帕尔默、普理查德动用这种权力去杀人。哈里斯、布坎南、里奇森则因这种权力才陷入困境。就连患有斜视的尼尔·克里姆都以女性的主宰者自居。他们的一切举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极度的自负和炫耀的心态。‘蓝胡子’式的凶手霍克，以钢笔中暗藏砒霜的手法杀害了好几任妻子。比弗利村的毒杀犯让·皮埃尔·瓦奎尔在码头上抚弄着他油腻的胡须阴笑不止，还有什么能比那场面更荒唐？瓦奎尔在酒馆老板的头痛药里加了番木鳖碱，以为凭借他操控女人的力量，便可将被害人的遗孀和酒馆据为己有。他被拖去行刑时还高喊‘正义何在’，可能他还以为自己蒙受了天大的冤屈呢。

“层层分析下来，可以看出，这些人谋杀的动机，都与金钱有关。

“克里姆却是个例外。因为克里姆是疯子，他那些疯狂的勒索行径不可过于当真。但其他人的罪行，从根本上说都出于对金钱的渴望、对地位的追求。毒杀妻子或情人，是为了得到一个更富有的女人，原配就成了绊脚石——没有她，他或许活得更自在；没有她，他或许能更功成名就。在他看来，他早已功成名就了，这世界给他的回报却还不够。所以那多余的妻子或情人只是一个象征符号，她也可以是姑妈、隔壁邻居或者‘水手巴纳克尔·比尔’。这类凶手的大脑已经腐烂，我想，索布里克洛斯的毒杀犯，也正是如此。”

一直注视炉火凝神思索的克罗少校猛地一动。

“的确，”他看向艾略特，“你已经证明了。”

“是的，我有同感。”

“但他所做的每件事都让人恨不得绞死他，”克罗少校咬牙切齿，“就连他没能逍遥法外的原因也那么可恨——如果我没理解错你的意思。他的表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

“因为他企图改写整部犯罪史，”菲尔博士答道，“那永远不可能成功，相信我。”

“等等！”波斯维克说，“我跟不上你们的思路。”

“如果你动过用毒药杀人的念头，”菲尔博士神色肃然，“请牢记，在所有杀人方式中，下毒是最难逃脱制裁的。”

克罗少校瞪着他。

“慢着，”他反驳，“难道不是最容易的？你知道，我算不上你口中那种想象力丰富的人，但有时我会想——唔，听我说！我们周围每天都有人去世，医生开具的证明几乎都显示是自然死亡；但谁知道其中有多少可能是谋杀？我们不知道。”

“啊！”菲尔博士深吸一口气。

“你这个‘啊’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听过这种论调，”菲尔博士答道，“或许你是对的，我们不知道。我只想强调‘我们不知道’。你的观点很独特，激发了我的思路。我们假设，在维甘这个地方每年有一百人去世。你怀疑其中一部分可能属于中毒身亡。以此为前提，你向我提出质疑，认为毒杀是轻而易举的事。你的观点或许相当正确，全英格兰的墓园里或许躺满了嚷嚷着要报仇雪恨的尸体。够了！假设一件事真实存在之前，总该掌握确切的证据才行。”

“那你的看法是？”

“我们只能以确认无误的案例为讨论基础——”菲尔博士不慌不忙地说，“——也就是通过验尸发现中毒症状的情况。因此不难看出，毒杀是最难逍遥法外的犯罪，因为迄今为止能全身而退的毒杀犯寥寥无几。

“我的意思是，毒杀犯的性格特征，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结局。他无法收手，永远都收不住手。当他第一次侥幸脱身之后，他会继续下毒，直到落入法网为止。前面提过的那些人都一样。背叛他的正是他自己的性格。你我杀人的方式也许是枪杀、刺杀、用棍棒击打或者勒毙，但我们不可能对锃亮的手枪、明晃晃的新匕首、裹了皮革的棍棒或是一条丝巾产生疯狂的迷恋，进而一用再用。但毒杀犯对于毒药的感情则不同。

“他面临的风险非常大。与普通的凶手相比，毒杀犯的风险系数要乘以三。与枪杀、刺杀不同，毒杀犯下手之后，任务还远未结束。他必须确保受害者活不到有机会揭发他的时候，这一层风险就不算小；他必须证明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毒药，也没有任何理由获取毒药，应付这第二层风险的难度非常大；他还得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弄到毒药，这可能是最最危险的一步。

“惨剧一次又一次重演。X死亡的情形引起怀疑，已知Y有动机除掉X，而且有机会接触X的饮食。尸体被送去解剖，发现了毒药。接下来只须追查Y如何买到毒药；后续一系列场景我们不难推想：逮捕，庭审，宣判，行刑。

“索布里克洛斯这位朋友很清楚这些。他无须对犯罪学有多么深入的了解，每天读报纸就足够了。因此，他精心设计了谋杀诡计，以三重不在场证明来抵消以上三层风险。他妄图达成历史上任何凶手都没能达成的目标。他失败了，因为聪明人（比如你们）有可能看穿他这套诡计中的细节破绽。现在我给你们看点别的东西。”

菲尔博士从内侧衣袋里摸出一个便笺盒，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纸片。这些东西他总是塞在口袋里，随身携带。他从中找出一张信纸。

“之前我说过，”他接着说道，“马库斯·切斯尼前些天给我写了封信。我一直没拿出这封信，是为了避免影响你们的思路。信里藏有太多的证据，可能会严重误导你们。但现在既然真相已经明晰，是时候展示这封信了，看看你们怎么理解。”

他将信纸展平在桌上，放在怀表旁边。信的抬头写着“贝勒加大宅，十月一日”。接下来信中阐述了众人早已熟知的那套理论。但菲尔博士的手指指向结尾部分的一段话：

“所有的证人都如同戴着墨镜。他们既看不清、也说不清看到的究竟是什么颜色。他们不知道舞台上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观众席里发生了什么。事后为他们播放一段黑白影片，他们就会相信你；但即便到那时，他们也说不清自己究竟看见了什么。

“不久后，我将在一群朋友面前进行一次小小的演出。如果进展顺利，过些天，你能否拨冗前来观赏？我知道你现在人在巴斯，若你应允，我会派一辆车去接你。我保证，你会被骗得团团转。但是，鉴于你是初来乍到，鉴于你对在场的人并不熟悉，公平起见，我给你一点小提示：请盯紧我的外甥女玛乔丽。”

克罗少校吹了声口哨。

“好，”菲尔博士咕哝着将信折起，“这封信，加上今晚我们即将看到、听到的东西，就足以结案了。”

一阵小心的敲门声。菲尔博士深吸一口气，看看表，环顾众人，所有人都点头示意准备好了。菲尔博士把表放下，门开了。一个熟人探头进来，他没穿平时的白大褂，所以看上去反而有点陌生。

“请进，斯蒂文森先生。”菲尔博士说。

注释

〔1〕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名单中没有克里平。笔者是特意将其排除在外的。很多人始终怀疑，克里平从未蓄意杀害贝莉·埃尔默，过量的东莨菪碱只是意外。著名律师爱德华·马绍尔·霍尔爵士即持这一观点（参见爱德华·马乔里班克为其撰写的传记）。克里平拒绝采用意外死亡的辩护策略，因为那有可能牵连到他的情人埃塞尔·德尼芙。——约翰·迪克森·卡尔

〔2〕本章中提到的这些人均为历史上真实案例中的毒杀犯。

第19章　解读影片

艾略特的车驶近贝勒加大宅，车上很挤，虽然波斯维克和克罗少校坐的是后面另一辆车。菲尔博士霸占了后座大部分地方，剩下的空间则被斯蒂文森奉命带来的大箱子占据。斯蒂文森本人坐在艾略特旁边，既兴奋又不安。

好吧，反正快结束了。艾略特猛拉手刹杆，看着灯火通明的大宅正面。不过他一直等到后头的车开过来，才去按门铃。夜很冷，泛起了薄雾。

玛乔丽亲自来开门。看见众人肃穆的模样，她迅速环顾四周。

“嗯，我收到你们的口信了，”玛乔丽说，“我们都在家，本来今晚也不打算出门。有什么事？”

“很抱歉打扰你的新婚之夜，”波斯维克仍不免提及此事，似乎依然耿耿于怀，“不过我们不会耽搁太久，很快就走。”

克罗少校冷冷地丢过来一个愠怒的眼神，波斯维克便不再嘀咕。

“警司。”

“长官？”

“请不要议论这位小姐的私事。明白吗？谢谢。”虽然克罗少校有些不自在，却还是尽量在玛乔丽面前表现出欢快的样子，“不过，波斯维克说对了一件事：我们会尽快把事办完。哈，哈，哈。没错，一定。我说到哪儿了？啊，对对，麻烦你带我们去见大家好吗？”

少校实在不擅长演戏。玛乔丽看看他，又看看斯蒂文森带来的大箱子，一言不发。她面带红晕，显然在晚餐时喝了白兰地。

她将众人领到氛围同样愉悦的图书室。图书室位于大宅后侧，令人舒心的传统装修风格，搭配开放式书架和一座以粗糙石材砌成的壁炉，暖心的炉火烧得正旺。炉前地毯上摆着一张牌桌，切斯尼医生和英格拉姆教授正围桌玩着双陆棋。哈丁窝在椅子里看报纸，颈后包裹的绷带使他的头看上去僵硬得很不自然。

切斯尼医生和哈丁都处于微醺状态，英格拉姆教授则很清醒。房里只亮着落地灯，相当温暖，充满咖啡、雪茄、大杯白兰地的气味。一局双陆棋已经结束，但英格拉姆教授仍漫不经心地往棋盘上掷骰子。

切斯尼医生两手平放在桌上，一张满是斑点的红脸东张西望。

“行了行了，”他吼道，“什么事？有事就说。”

艾略特见克罗少校点头示意，便开口说道：

“晚上好，先生。还有这位，以及这位。你们应该都见过菲尔博士吧。当然，你们也都认识斯蒂文森先生。”

“认得，”切斯尼医生依然左顾右盼，声音因为喝了白兰地而有些沙哑，“霍巴特，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

“他的放映机。”艾略特答道。

“先生，今天下午你迫不及待要看这部记录了切斯尼先生表演过程的影片，”艾略特对英格拉姆教授说，“我提议，如果大家都方便的话，不如一起看。斯蒂文森先生非常慷慨地带来他的放映机和配套器材，如果我们就在这里播放的话，大家应该都不反对吧。”他此刻的表达方式受过哈德利警司的特训，“观看这部影片的过程可能会让各位不太愉快，我为此致歉。但我保证，现在观看这部影片，对我们破案大有帮助，对各位也一样。”

英格拉姆教授往棋盘上掷出骰子，发出清脆的响声。他瞄了一眼点数，捡起骰子，望向艾略特。

“哎，哎，哎。”他嘀咕着。

“先生？”

“拜托，你不妨直说，”英格拉姆教授说，“这是不是所谓的——”他又掷出骰子，“——是不是法国警方‘犯罪现场重建’那一套？以为卑鄙的罪犯会尖叫着当场认罪？别开玩笑了，警督，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是很拙劣的心理学把戏。至少在本案中是这样。”

他语气轻松，但潜台词却很严厉。艾略特微笑着，见英格拉姆教授也笑了，他倒稍稍松了口气，连忙安抚众人：

“不不，先生，我发誓，没那回事。我们无意惊吓任何人，只想请各位都看看这部影片，这样你们就能认出——”

“认出什么？”

“认出‘虚无医生’究竟是谁。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影片。如果你们认真看，而且观看的地点和方式都正确，你们就可以看出谁才是杀害切斯尼先生的凶手。”

英格拉姆教授将骰子丢进杯中，摇了摇，再次掷出。

“所以影片暴露了凶手的身份？”

“是的，我们认为如此。这就是我想请各位都看一看这部影片的原因，看看各位是否与我们意见相同；我有信心，结论将是一致的。答案都在影片里。其实我们第一次放影片时，答案就已出现在眼前，虽然当时我们还没察觉究竟看见了什么；但我们认为，各位一眼便能看出。这样一来，事情就很简单了。我们准备今晚就逮捕凶手。”

“上帝啊，”乔·切斯尼说，“你该不是说今晚就要把人抓去绞死？”

他的语气相当惊愕，似乎刚刚听到的惊人事实中包含着他从未料想到的可能性。他的脸涨得更红了。

“那要由陪审团决定，切斯尼医生。但你应该不反对吧？不反对观看影片？”

“呃？不，不，一点也不。不瞒你说，我还挺想看的。”

“你不反对吧，哈丁先生？”

哈丁紧张地将手指伸进衣领，摸了摸绷带。他清清喉咙，拿过手边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看吧，”他说，“呃——拍得好吗？”

“什么拍得好？”

“我是指，影片拍得是否清晰。”

“很清晰。你不反对吧，威尔斯小姐？”

“不，当然不。”

“一定要让她看吗？”切斯尼医生问道。

“威尔斯小姐是最最应该观看这部影片的人，”艾略特缓缓地说，“即便其他人都不看，她也得看。”

英格拉姆教授又一次掷出骰子，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点数。“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反感这种方式。不错，我的确很想看这部影片，结果今天碰了个大钉子，”房中的热气令他光秃秃的额头闪闪发亮，“所以我很想叫你们有多远滚多远。但我不能。那该死的吹箭筒整晚都困扰着我。‘虚无医生’的真实身高整晚都纠缠着我，”他将骰子杯砰的一声敲在桌上，“告诉我，影片里能看出‘虚无医生’的身高吗？你们能得出准确答案吗？”

“可以，先生。差不多六英尺。”

英格拉姆教授放下骰子杯，抬起头。切斯尼医生的表情先是迷惑，继而好奇，最后高兴。

“确定了？”教授厉声追问。

“你们可以自己看。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希望你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你们可以认为这一点已经有了确定结论。那么，我们能否借用音乐室来播放影片？”

“好，好，想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乔·切斯尼大声说。他像瓶中的药水一样摇摇晃晃，而且还像某些药水那样泛起泡沫、变了颜色。他的态度十分殷勤：“我来带路，跟我来。拿点喝的来。一口气从头看到尾，但我们该喝上几杯。”

“我认得路，谢谢。”艾略特朝英格拉姆教授一笑，“不，先生，你不必想太多。在音乐室放影片并不是法国警察那种三流计策，只因为你们在那儿可以看得更清楚。我和斯蒂文森先生先去准备，大约五分钟后，克罗少校会带你们过去。”

走出房间，他才发觉自己的额头烫得厉害。但他同时也发觉，他根本不是在考虑凶手；他认识凶手，现在凶手已毫无屏障，像剥开的洋葱一样不堪一击。他在考虑其他问题，因此才有被病魔侵袭的感觉。

走廊很冷，音乐室也是。艾略特找到橱子后的电灯开关。他拉上灰色窗帘，雾气已在窗外弥漫开来。他又走过去打开暖气。

“银幕可以挂在双扇门中间，放映机可以拉近一点，画面越大越好。我们可以把那台留声机拉出来，当成放映机的底座。”

斯蒂文森点点头，两人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布帘挂在门框上，放映机连上了原本给留声机用的插座。似乎过了很久，银幕上才闪出一大块方形的白光。银幕后面是黑暗的书房，马库斯·切斯尼曾端坐过的书房；那座钟仍在书房里嘀嗒嘀嗒大声走动着。艾略特摆好扶手椅，以银幕中心为界，左右各两个座位。

“准备就绪。”他说。

话音刚落，一列奇特的队伍就走进了音乐室。主持仪式的是菲尔博士。玛乔丽和哈丁坐在银幕一边，英格拉姆教授和切斯尼医生则被安排到另一边。克罗少校靠在大钢琴上（和昨晚一样），波斯维克守在门的一侧，艾略特守在另一侧。斯蒂文森站在放映机旁，菲尔博士站到他身后。

“整个过程中各位可能不太轻松——尤其是威尔斯小姐。”菲尔博士喘着气，“但是，威尔斯小姐，你能不能把椅子拉得离银幕更近一些？”

玛乔丽瞪着他，却默默服从了。她的双手抖得太厉害，艾略特上前帮她挪动椅子。虽然没对准银幕正中，但她距离挂在门上的布帘已不足一英尺。

“多谢。”菲尔博士咕哝着，脸色不像平时那么红润。然后他大吼一声：“阿门！开始吧。”

波斯维克关了灯。艾略特再次陷入深沉的黑暗，直至斯蒂文森打开放映机。放映机的光线微微映出周围众人的脸庞。由于放映机和银幕的距离不足五英尺，银幕上的图像可能会比实际尺寸大许多。

有节奏的嗡鸣声响起，银幕转为黑暗。此刻很容易听到人的呼吸声。艾略特察觉菲尔博士庞大的身影高耸于落座的众人之上，随即明白那只是背景；他调动注意力，集中于他们即将看到的画面，集中于画面中那只要用心思考便不难读出的潜藏深意。

垂直的光斑在黑幕边缘蠕动着。幻象般的门被推开了。从光斑中逐渐浮现出的，是他们面对的双扇门后那真实房间的清晰影像。而且，当那发出微光的壁炉架、桌上的白灯、白色钟面的座钟出现时，艾略特产生了怪异的错觉，仿佛他们正观望着的不是房间的影像，而是真正的房间。他们似乎正隔着一袭透明的帷幕朝房中张望，那帷幕将所有颜色都滤成灰与黑。座钟真实的嘀嗒声进一步加深了错觉，那声音与画面中钟摆的摆动相吻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空房间，一个镜子般的房间，一座真实的钟记录着昨晚的时间，敞开的窗接纳着来自昨晚的空气。

然后马库斯·切斯尼从书房里看向他们。

不出所料，玛乔丽惊呼出声，因为银幕上的人几乎与真人一样大。惊悚的效果不仅源于光线作用下切斯尼形同鬼魂的形象，还源于那幅景象给观众带来的逼真幻觉。镜中的切斯尼认真地开始演出：他坐下来面对观众，将图案发灰的巧克力盒推到一边，然后开始用桌上的两件小东西表演哑剧……

“根本看不清啊，”英格拉姆教授边嘀咕着，边倾身向前，脑袋触到了放映机的光束，“我懂了，吹箭筒，呃？现在我懂了！我看到的是——”

“别管它！”菲尔博士打断他，“别纠缠于那东西。忘掉它。注意银幕左边。‘虚无医生’要来了。”

仿佛听见召唤，那高高瘦瘦、头戴礼帽的人现身了，刚一出现就转身面对观众；他们的视线径直投进那黑漆漆的太阳镜里。银幕上的细节被放大了，分外清晰。你能看清礼帽磨损的毛边，毛茸茸的围巾在鼻子处开了条缝，还有‘虚无医生’步入空旷的房间时那奇特的步伐。他走到书桌前，半背对着观众，迅速调包巧克力盒……

“他是谁？”那身影移动时，菲尔博士问道，“仔细看看，他是谁？”

“是威尔伯。”玛乔丽说。

“是威尔伯，”她又说了一次，从椅子里站起来，“难道你们没看出来？难道认不出他走路的姿势？看！是威尔伯。”

切斯尼医生的声音有力却茫然，“她说得对，”他附和道，“老天，绝对不会错。但他不可能是威尔伯。那孩子已经死了。”

“看起来的确像威尔伯。”英格拉姆教授也同意。在黑暗中，他的性格似乎变得更有棱角，变得更加专注，大家都感受到了。“等等！这里有点不对劲。有诡计。我敢发誓——”

菲尔博士制止了他。放映机稳定的嗡鸣在众人耳畔喧哗着。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虚无医生”走到桌子另一侧时，菲尔博士插话，“威尔斯小姐！很快你舅舅会说几句话，他将看着‘虚无医生’，对他说话。观察他的嘴唇，解读他的唇语，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请务必冷静！”

女孩站到银幕前，倾身向前，她的影子几乎触到了画面。此刻，他们甚至忽略了放映机的声音。静默，不自然的静默。镜像房间里，马库斯·切斯尼的嘴唇翕动着，玛乔丽同步复述。她的音调很别扭，似乎整个人已经神游他方。那轻柔、幽灵般的声音中，带着一种独一无二的节奏。

那个声音说：

“我不喜欢你，菲尔博士；

原因我无法透露，

但是——”

人群中顿时一阵骚动。

“这到底怎么回事？”英格拉姆教授大怒，“你在说什么？”

“我在复述他说的话！”玛乔丽喊道，“我不喜欢你，菲尔博士——”

“我就说这里有诡计，”英格拉姆教授说，“我还不至于疯狂到相信这种事。当时我就在这里，亲眼观看，亲耳听他说，我知道他绝对没说过那种话。”

回答的是菲尔博士。

“他当然没说，”菲尔博士的声音沉重、疲惫而苦涩，“所以，你们现在所看的影片，记录的并不是昨晚的场景。所以，塞给我们的是一部假影片。所以，凶手就是拿给我们假影片，同时又保证影片是真实母带的那个人。所以凶手就是——”

不需要等他说出那个名字了。

乔治·哈丁刚站起身，艾略特便穿过放映机的光束，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去。哈丁见状，右手迎面朝他奋力挥出笨拙的一拳。艾略特巴不得打一架，他做梦都想、甚至祈祷上帝能让他打一架。所有的反感都升腾为仇恨，他不得不压抑的一切，加上乔治·哈丁的所作所为及其种种动机，全都涌进艾略特脑中，激发出他心底的狂吼；他几乎是饱含快意地痛击他的对手。但这场争斗并未持续下去。哈丁那一拳摧垮了他自己最后的防线。他目光涣散，面容在恐慌中扭曲成一团；他跌倒在玛乔丽身前，伸手去抓她的裙子，继而昏死过去。他们只得用白兰地灌醒他，才能按规定实行逮捕。

第20章　心理学家的谋杀案

一小时后，图书室里，菲尔博士与众人围坐在壁炉旁。但玛乔丽不在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波斯维克和哈丁当然也不在。艾略特的大脑虽然已疲惫不堪，但主管讽刺的神经依然活跃，在他看来，炉火周围的这些人简直像一幅荷兰静物画。

最先开口的是切斯尼医生。之前他的手肘支在牌桌上，头埋在双手中，这时才抬起来。

“所以说到底凶手还是个外人，”他喃喃道，“哈！我好像从一开始就打心底里这么认为。”

英格拉姆教授礼貌地说：“那又怎样？你还一直向我们保证，哈丁是个多么优秀的年轻人。最起码，今天下午你安排那场精致又高雅的婚礼时——”

切斯尼医生脸红了。

“见鬼，我还有其他选择吗？我觉得那是我的分内事。哈丁说服了我。他说——”

“他说过的事情多得很。”克罗少校冷淡的语气恰到好处。

“可当我想到今晚对她意味着什么——”

“是吗？”英格拉姆教授捡起骰子，丢进杯中，“老兄，你一直是个差劲的心理学家。你以为她爱他？你以为她爱过他？你以为我为什么拼命反对今天下午那场恶魔般的、令人作呕的闹剧？”他拿起骰子杯摇晃着，视线先后望向菲尔博士、艾略特、克罗少校，“不过，我想各位还欠我们一个解释。我们想听听（每到故事结尾大家都想听）你们如何认定哈丁就是凶手，又该如何证明他有罪。或许你们已经心知肚明，但我们还蒙在鼓里。”

艾略特看着菲尔博士。

“请吧，先生，”他闷闷不乐地说，克罗少校也点点头，“我的智商不太够用。”

菲尔博士的烟斗燃着，手边有一大杯啤酒。

“在这个案件中，我有很多遗憾，”对他而言，此刻的音量算是放轻了不少，“因为大约四个月前被我视为胡思乱想的东西，其实正是破案的开端。或许我该从案件发生之前开始解释，依照当时我眼中的顺序向你们展示这些事件的面貌，再从我们今天的视角予以分析。

“六月十七日，孩子们吃了特里太太店里的巧克力后中毒了。今天我曾向艾略特警督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早在当初我已持这一观点）下毒者采用的并不是将一把有毒的奶油巧克力混进敞口盒子的笨办法。我认为借助弹簧夹袋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以轻松解决调包敞口盒子的难题。我认为应该追查曾经（比如在案发前一星期内）带着提包去过店里的人。如此一来，立刻就指向随身拎包不会引起注意，事后也不易被视为异常之举的人：比如切斯尼医生或埃密特先生。

“但是，”菲尔博士用烟斗比画着，“我对警督指出，还有另一种可能。即便是切斯尼医生或埃密特先生，带着提包仍有可能给人留下印象，毕竟再普通的事都难免被人记起。但还有另一种人，带着提包走进店内，特里太太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都绝无可能多加留意。”

“另一种人？”英格拉姆教授问道。

“游客。”菲尔博士说。

“如我们所知，”他接着说，“有许多旅游路线途经索布里克洛斯。往来游客数量很多，有时还相当拥挤。开车路过的陌生游客拎包进店买包香烟，走了，店主当时不会注意他的包，事后也记不得这个人。切斯尼医生或埃密特先生是本地人，难免被店主留意；而陌生游客从头到尾都不会出现在店主的关注范围内。

“但这一结论未免太过异想天开。外地人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一个疯癫的凶手或许有可能，但我总不能对克罗少校说：‘请你在全英格兰境内搜寻一个去过索布里克洛斯的外地人，我无法描述他的任何特征；他驾车旅行，但我说不出他的车长什么样；他随身带着个魔术提包，但这只是我的臆测。’这太离谱了。所以我搁置了我的推论，现在真是追悔莫及。

“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

“艾略特来找我，他的故事勾起我不快的回忆。我手里已有马库斯·切斯尼写来的信，又从有耳疾的服务员那里听说了案件的概况；艾略特的讲述令我震惊。老天在上，我从他那里得知，威尔斯小姐在意大利邂逅了黑眼睛帅哥乔治·哈丁，还和他订婚了。不能仅仅因为哈丁是外地人就怀疑他，但却有充分理由怀疑马库斯·切斯尼身边这个人数寥寥的小圈子中，有人将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变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所以，我们就从解读这场表演入手。

“我们知道，表演是事先筹划好的。我们知道（其实这一点是事先刻意强加给我们的）表演过程中藏有诡计，我们不能轻信‘眼见为实’。我们可以怀疑，游戏或许不仅仅呈现在舞台上，还有可能延伸到观众之中。听听切斯尼在信中的说辞吧，他这样形容证人：

“他们不知道舞台上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观众席里发生了什么。事后为他们播放一段黑白影片，他们就会相信你；但即便到那时，他们也说不清自己究竟看见了什么。

“那么，为了解开表演过程的谜团，我们需要解释三个矛盾，它们是：

“（一）切斯尼为什么在问题表中插入一个纯属多余的问题？如果他准备询问你们，那个戴礼帽的人身高多少，为什么事先要告诉你们‘虚无医生’就是威尔伯·埃密特？

“（二）他为什么要求所有人当晚都穿礼服？你们平时一般不穿礼服，但他偏偏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要求大家都正装出席。

“（三）他为什么要在问题表中设置第十个问题？第十个问题几乎被忽视了，但却让我相当困扰。记得吗，他想问，是否有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说了话？具体说了些什么？随即他马上提示，他要求给出以上问题字面上的正确答案。但这里有什么陷阱吗？看上去证人们一致认为，全过程中只有切斯尼本人在舞台上讲过话，虽然观众席中的确有人小声念叨过几句。陷阱究竟藏在哪里？

“各位，（一）和（二）的答案很明确。他之所以告诉你们‘虚无医生’是威尔伯·埃密特，原因非常简单：‘虚无医生’实际上并不是威尔伯·埃密特。‘虚无医生’不是埃密特，而是某个和埃密特穿着同款礼服裤子和皮鞋的人。但这人显然不可能与埃密特一样高，否则‘从落地窗进来的人，身高是多少？’这个问题就失去意义了。如果这人的身高与埃密特相同，都是六英尺，而你们的回答也是六英尺，那无论如何你们都算答对。所以，他要安排一个身高和埃密特相差一两英寸，却同样穿着礼服裤子和皮鞋的人来欺骗你们。

“嗯哼，那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当然，可以找一个不相干的外人，也可以找他在索布里克洛斯认识的人。但那样一来开这个玩笑就没意思了，也称不上一条精妙的诡计，只能算撒谎而已。况且也不符合‘他们不知道舞台上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观众席里发生了什么’这句话。由此反推，不难想到戴礼帽的人是观众中的一员。

“于是诡计的核心曝光了。可以看出，除了埃密特，马库斯·切斯尼还有另一名同谋，乍看上去规规矩矩的同谋，正如魔术表演中坐在观众席中的同谋一样。在关灯后伸手不见五指的二十秒内，埃密特和这第二名同谋交换了位置。

“观众席里的同谋在一片漆黑的二十秒内从敞开的落地窗溜出去，埃密特则溜进来取代他的位置。扮演‘虚无医生’的并不是埃密特，而是另一名同谋。演出从头到尾坐或站在观众席里的是埃密特。各位，这就是马库斯·切斯尼设下的诡计。

“但究竟是观众中的哪一位呢？

“埃密特扮演的是谁？

“用排除法很容易。排除威尔斯小姐，理由毋庸多言。排除英格拉姆教授，至少有三个原因：切斯尼给他安排的座位离音乐室的落地窗最远；他那闪亮的秃头过于醒目；而且切斯尼不太可能让他最想骗过的人来当这个同谋。

“可是哈丁呢？

“哈丁的身高是五英尺九英寸。他和埃密特都很瘦，体重也差不多：哈丁是十一英石，埃密特是十一点八英石。两人都是黑发，梳得很平滑。哈丁的座位在最左边——对于想拍摄舞台场景的人来说，那个位置最差，差得有点可笑；但切斯尼却将他安排在那里，离落地窗只有两步。而且，哈丁站在那里、眼睛紧贴摄影机时，右手便自然而然地挡住侧脸，没错吧？”

“没错。”英格拉姆教授闷声说。

“从心理学上说，没有什么比这种交换更容易。没人会注意到身高的差别，因为他站着，另两位观众坐着。而且哈丁说他‘弯着腰’，意味着埃密特弯着腰。如果你们上当了，原因在于外貌的差别很容易被黑暗所掩盖。哈丁长得很帅，埃密特很丑，但在黑暗中，他用手挡着脸，就很难辨别。你们的注意力显然不会集中在那人身上，你们甚至都没怎么看他，否则就会错过舞台上的情景。如果有谁说既看到了哈丁，又看清了舞台，那是自相矛盾。你们说是用‘眼角余光’看到哈丁，这没错，因为你只瞄到一个人影，仅此而已。你‘看到’了哈丁，是因为你本就预设站在那里的人是哈丁。

“黑暗也掩盖了你们所中的另一条心理学诡计。你们说拿着摄影机的人大声说话，依我看却未必。观看演出过程中，黑暗会产生一种心理学效应，让人交谈时不知不觉将音量压得很低；而这种低语听上去感觉和平时的说话声差不多，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如同咆哮；试想，你们去剧院看戏的时候，如果背后有某个蠢货嘀嘀咕咕，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其实声音很小，但你们绝不会相信，除非你们在正常情况下听到同样的音量。因此，我认为那人说‘嘘！是蒙面人！’的时候，他的声音其实很小。因此你们上当了，因为任何人小声说话时，声音听起来都差不多。你们之所以认为那是哈丁的声音，是因为你们根本没想过那会是另一个人在说话。

“事实上，另一个同谋的合适人选只能是哈丁。英格拉姆教授，切斯尼不可能选择你，他和你争论了很多年。切斯尼医生，即便他一开始没有因为你和埃密特身高相同而将你排除，他也不会选择你，他和你争论了一辈子。不，他会选择恭顺、惯于奉承他的哈丁；哈丁对他唯命是从，处处迎合他的虚荣心，对他那套理论深信不疑；最重要的是，哈丁有一台摄影机，摄影机有很多用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直接指向哈丁的另一条线索。本案中，我们反复听到一件事：哈丁对马库斯·切斯尼可谓百依百顺、俯首听命。这一点从未改变、从未打折、从未动摇，只在一个本不该动摇的时候动摇了。这次表演是切斯尼的得意之作，他对待表演的态度非常严肃，并且希望其他人也都同样认真。但在表演的高潮部分——‘虚无医生’戏剧性地从落地窗迈进舞台时——观众席里所谓的‘哈丁’，在早就被警告要保持安静的情况下，居然小声地脱口而出：‘嘘！是蒙面人！’这种时候取笑切斯尼未免太过突兀，很可能引发其他人的笑声，进而破坏整个表演；但所谓的‘哈丁’竟然说出来了。

“现在，我马上要向各位指出，为什么那句话本身就是锁定哈丁的铁证。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对，那是在观众席中假扮哈丁的威尔伯·埃密特。既然埃密特和哈丁一样，都不至于和切斯尼开玩笑——老天在上，那句话也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就连那句话也是表演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又回到老问题，‘是否有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说了话？具体说了些什么？’

“各位，我不会胡乱揣测，我会让事实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你们眼前。艾略特向我讲述案情时，我的思路就像刚才那样逐渐展开。关于哈丁是凶手这一点，我不敢在一开始就给他过多希望——”

切斯尼医生瞪着他们。

“希望？”他怀疑地眨眨眼，追问道，“什么希望？为什么他希望哈丁是凶手？”

菲尔博士清了清喉咙，轰隆作响。

“啊哈，”他说，“说顺嘴了。我先继续分析吧？

“我们先不考虑动机问题，也不考虑其他因素，只关注犯罪手法的技术层面，显然，哈丁完全可以扮演‘虚无医生’的角色。

“来看看时间表。从关灯到切斯尼打开双扇门这一片漆黑的二十秒内，埃密特可以从落地窗溜进音乐室，从哈丁手里接过摄影机，哈丁则从落地窗出去，打扮成‘虚无医生’。两人交换位置仅需两三秒钟，而‘虚无医生’要等切斯尼开门后四十秒才进入书房。所以哈丁几乎有整整一分钟时间来换装。英格拉姆教授会告诉你们，一分钟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虚无医生’在书房内停留三十秒后离开。接着两人再次互换，哈丁回到音乐室。这是不是很符合我们的时间表呢？

“到这一步，我还没看到影片。但艾略特对我转述了哈丁的证词。哈丁说：‘就在戴礼帽的家伙走出镜头后，我抬起头、往后退，关掉摄影机。’换句话说，这其实是假扮成哈丁的威尔伯·埃密特的动作。‘虚无医生’刚离开书房，他就停止拍摄，为什么？表演明明还没结束。马库斯·切斯尼还要栽倒在地、假装死亡，然后爬起来关上双扇门。切斯尼给了充裕的时间，让他们交换回来。

“很明显，‘虚无医生’刚离开书房，埃密特立刻‘往后退’——退出其他观众的视野范围——溜出音乐室去和哈丁会合。这是他们的计划，马库斯·切斯尼的计划。但如果我所料不错，哈丁对这个计划做了有趣的调整。他用一颗毒胶囊结果了切斯尼。（胶囊当然从来都只有一颗，没必要去争论是否存在第二颗胶囊。如果已经安排哈丁扮演‘虚无医生’，为什么要准备第二颗胶囊？只有一颗胶囊，事先交到哈丁手上，而他往胶囊里添加了氰酸。）此后，哈丁着手进行他对计划的第二个调整。

“‘虚无医生’离开后，威尔伯·埃密特停止摄影，从音乐室的落地窗溜出去。哈丁只用几秒钟就足以脱下那身伪装（比穿上要容易很多），正等着他。狭长的草坪旁，树后的阴影中，有一把潜伏了好几个小时的火钳。哈丁——那身‘虚无医生’的伪装堆在书房落地窗下——候在树旁，朝埃密特招手。他接过摄影机，指了指房子，另一只手已经裹好手帕，趁埃密特转身之际，抄起火钳狠狠一击。随后，他赶在灯亮之前潜回音乐室。时间（正如英格拉姆教授所估算的）一共五十秒。”

英格拉姆教授一直在摇晃杯中的骰子。他皱着眉，摇摇头。

“似乎很合理。他有足够的时间。但他冒的风险未免太大了吧？”

“不，”菲尔博士说，“一点风险也没有。”

“可如果有人——我，或者其他人——过早开灯呢？如果他还没来得及回到音乐室，灯就亮了怎么办？”

“你忘了还有切斯尼自己，”菲尔博士哀叹道，“你忘了，那个人实际上制订了谋杀他自己的计划。最最希望哈丁能在灯亮之前安全返回原位的不是别人，就是他。否则一旦哈丁暴露，他的计划就全毁了，他将沦为笑柄。他绝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记得吗，刚才我说过，切斯尼继续着他的表演——静静地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朝前倒下；这明显属于即兴表演，因为问题表中没有任何与这段情节相关的提问——‘虚无医生’离开后，他为你们多演了一小段，目的是为哈丁争取时间。显然，哈丁事先和他约定了某种暗号，比如一声咳嗽，好让切斯尼知道他已返回音乐室。然后切斯尼才关上门，结束表演。哈丁击倒埃密特所需的时间或短或长，可能只用二十秒，也可能长达一百二十秒，但只有等他顺利返回，切斯尼才会结束表演。”

“混账东西！”乔·切斯尼突然咆哮，一拳捶在牌桌上，震得双陆棋盘跳了起来，“所以从头到尾哈丁都稳赢不输？”

“是的。”

“请继续。”英格拉姆教授平静地说。

菲尔博士吸吸鼻子：“以上是我今天早上的分析。可想而知，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部影片——那部我以为是埃密特拍的影片。在我初次受挫之前，即便还没有百分之百认准哈丁是凶手，至少也将他列为头号嫌疑人。他研究化学；他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提炼氰酸；他是本案中唯一懂得如何短时间内戴、脱橡胶手套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尝试过，只要往橡胶手套里抹点粉末，很容易就能戴上，但如果没掌握技巧，要想在一瞬间脱下来，几乎不可能。按普通方式拉扯手套指尖是不管用的，你气急败坏扯来扯去只会把手套扯得稀烂。必须从手腕处往下卷，最后就像那副手套被发现时的样子，卷得整整齐齐。我向艾略特警督展示这一小窍门，让他惊讶不已。

“但早在我们观看影片之前，我已经给哈丁盖上了鲜明的‘凶手’印鉴。原因在于艾略特和威尔斯小姐在斯蒂文森药店里的谈话。各位，我不知羞耻地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双扇门上挂了块布帘，我就躲在布帘后的卧室里（你们不妨想象一下）。

“截至当时，除了艾略特介绍的情况外，我对哈丁还一无所知。但突然间，我捕捉到了什么！艾略特向我保证，哈丁在地中海之旅邂逅威尔斯小姐之前，甚至从未听说过索布里克洛斯。恰恰相反，我发现在那之前很久他就认识她了，早在特里太太糖果店毒杀案发生之前他就认识她了；她还经常去伦敦与他约会。请别表现得如此震惊，各位，”菲尔博士暴躁地说，“如果你冲动之下想用火钳敲我的脑袋，切斯尼医生，也请克制一下。就连家里的女仆们都知道这事，不妨问问她们。

“不过，我从这件事中获得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是乔治·哈丁先生的双面人格。当然，你不能因为他故意向威尔斯小姐的家人隐瞒他们早就相识的事实就怀疑他，虽然他心术不正，但毕竟他费尽心机兜了好大一个圈子。我不能为此怀疑他。可他引发我怀疑的关键在于——同时也是艾略特警督恨不得杀了他的原因——他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说他反正也该休假了，想去国外旅游，既然他要和威尔斯小姐的家人见面，那最好让她来承担旅费。但这还不是全部。各位，我站在斯蒂文森的卧室里，如同五雷轰顶（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我看见了各种景象，听到了许多声音。我感觉闻到了韦恩莱特头发里的香水味。我感觉沃伦·韦特的鬼魂就坐在摇椅里。我仿佛看到了里奇森那双迷人的眼睛，普理查德那醒目的秃头，正如妖魅般浮现在窗外。

“不过，还有另一面。无论乔治·哈丁从事什么职业，他都称得上一个出色的演员。我听说了发生在庞贝的那一幕。等等，先别在意我是怎么知道的。但如果我在斯蒂文森卧室里偷听到的都是实情，你们可以好好想想，发生在庞贝的那一幕意味着什么！想想看，哈丁坚定、勇敢、一脸无辜地站在你们中间，听你们介绍索布里克洛斯的情况。想想看，哈丁怎样将话题引向毒杀犯，挑逗你们的智慧，抛出‘我想在那个时代，下毒者要脱罪很容易’这句话。想想他吃惊的模样，想想他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戳到了你们的痛处，于是慌里慌张地合上旅行指南，一脸困惑地道歉。好好想想——

“唔，无须再强调了。就让那场面留在你们心里，作为后续一切事件的象征吧。那正好为哈丁的心灵画了一幅简明的写真。当时他的一言一行都极尽伪善之能事，他欲拒还迎、欲言又止、惺惺作态，我仿佛神游到当天的现场，看着他像威廉·帕尔默一样博得周围众人的一致好感。

“我还是少作抽象的阐发为好。接着我们看到了影片，哈丁便露出了马脚。破绽太过明显，我认为哈丁已经无处可逃了。

“你们都看过那部影片。但第一次观看时，我们中有些人可能忽略了一件事。是这样，如果我们相信哈丁的说法，如果我们认同影片是他拍摄的，如果我们采信他的不在场证明，并不怀疑其中有诈，在此前提下，那部影片所反映的，就应该是哈丁的视角。

“明白了吗？”菲尔博士热切地问道，“影片所展示的是他所看到的情景，也是他所看到的全部情景。那是以哈丁为观察者、在书房里发生的情景。就好比我们进入哈丁的脑中，重温他当时所见的一切。因此，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只能是哈丁本人看到的东西。

“那么，根据其他证人的证词，以及哈丁本人的证词，当时发生了什么？回到切斯尼表演的开端，戴礼帽的怪人从落地窗走进来。当他迈步向前时，哈丁低声说，‘嘘！是蒙面人！’然后那人转身看着观众。

“但我们在影片里看到了什么？我们看见，那人刚刚出现的一瞬间，就转身望向观众。他出现，他转身，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虚无医生’。这个转身的动作，毫无疑问发生在哈丁说出‘嘘！是蒙面人！’之后，因为那是‘虚无医生’唯一一次望向观众。但哈丁怎么可能说出那句话呢？那时他为什么会说话呢？因为在他说出那句话的时间点，我们还没看见影片中的‘蒙面人’，这就意味着他也还没看见。

“他根本看不见落地窗。他的位置过于偏左，所以我们在影片里也看不见。我们看不见那人走进来的最初画面，直到他转身望向我们时，我们才看到他。那么，各位可以扪心自问，哈丁怎么可能知道‘虚无医生’是什么样子？他怎么可能在‘虚无医生’还没进入他的视野之时，就用‘蒙面人’这样贴切的形容去描述对方？

“答案并不复杂。无论操作摄影机的是谁，他都是这场表演的同谋；他早已知道‘虚无医生’的样子；‘嘘！是蒙面人！’是事先为他准备的台词；他看见切斯尼转头，明白时间到了，就低声说出台词，只是快了几秒钟，当时其他人都看见了‘虚无医生’，而他还没有。由于哈丁后来很干脆地承认他确实说了那句话，可以确定他就是观众中的同谋，无论影片的拍摄者是他还是埃密特。我先前推断埃密特拍摄影片、哈丁扮演‘虚无医生’，至此得到了验证。

“今天下午我们第一次观看影片时，我几乎就快要欢呼胜利，宣布以上结论了。克罗少校说马库斯·切斯尼‘实际上亲手为别人拟订了谋杀他自己的计划’的时候，我深表赞同，虽然克罗指的是其他方面。然而，就在那时，我的推理遭到重挫。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虚无医生’的身形。

“而他的身高是六英尺。

“不仅如此，从他走路的姿态，可以确定他就是威尔伯·埃密特。

“这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花了好几小时才缓过来。

“谦虚是一种美德，一种历久弥新的美德。我原本对自己的推理无比自信，各种细节如同一块块砖，我不仅用它们筑起了高塔，还抹上灰泥，让它们牢牢黏合在一起。但今天下午，我们在威尔斯小姐的抽屉里发现了装摄影灯泡的盒子，我才意识到，我们又一次，第无数次，被切斯尼的又一条天才诡计戏耍了。那本来是那场表演中最终极的障眼法，结果却让哈丁的计划更加天衣无缝。

“当然，有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无论凶手是谁，他为什么没有破坏影片？他有无数机会趁人不备毁掉它。影片就躺在空房里，毫不设防，任何人只须将它曝光，五秒钟就能让它报废。不可能有哪个凶手——即便是个疯子——乐意让警方仔细研究如实记录了自己行凶过程的影片。然而，影片完好无损。如果我能早点洞察先机，我就该想到，凶手如此善解人意地把影片塞到我们手里，是因为片中所记录的，根本不是真实的谋杀过程。

“事实上，那是表演当天下午切斯尼、埃密特、哈丁三人进行彩排时所拍摄的影片，由埃密特扮演‘虚无医生’。

“关键在于摄影灯泡。我本就对摄影灯泡十分好奇，却又百思不得其解，一再提问。我听说，威尔斯小姐得知灯泡已经烧完时十分惊讶。为什么她会那么吃惊？这个问题或许并不重要，但在我们思路受阻时，这种不协调之处往往能成为突破口。当天早上她买了灯泡，到晚上才启用。当晚摄影灯泡用了多长时间？

“很容易计算出来。切斯尼的演出大约在十二点零五分开始，灯泡随之亮起，直至十二点二十五分警方赶到时（还记得吗）才关掉。差不多二十分钟。警察检视房间时（随后被英格拉姆教授打断）又暂时打开，只过了几分钟——不超过五分钟就关掉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亮起，是在法医和拍照人员赶到时，时间也很短——艾略特向克罗少校解释弹簧夹袋，然后他们又检查了壁炉架上的钟，灯泡就烧完了，前后大概也就五分钟。

“即便以上都是粗略估算，仍然无法解释其中的矛盾。那个灯泡总共加起来只亮了半小时左右，而药剂师斯蒂文森则向我保证，摄影灯泡的寿命可达一个多小时。

“灯泡只亮了半小时就烧完，是因为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已经用过它。

“当我发现抽屉里的硬纸盒时，这一简单的事实顿时呈现在眼前。威尔斯小姐那天早上买来灯泡，放进抽屉里。后来她自己没用过，因为女仆告诉我们，那天早上她去了英格拉姆教授家，傍晚才回来；何况我们不止一次听说，她从未涉猎摄影。

“本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帕梅拉奉命上楼去取灯泡之前，没有任何人用过灯泡。但如我刚才所言，这绝不可能是事实。还有一个理由是，我们发现了硬纸盒。如果帕梅拉奉命上楼去取灯泡时，灯泡依然封存在盒子里，她理应会连盒子一起拿下去。但她没有，她只拿了灯泡下楼。这说明当时盒子已经打开了，灯泡要么直接躺在抽屉里，要么已被放回敞开的盒子里。

“很明显，为了那场小小的演出，切斯尼、埃密特和哈丁必定进行过细致的彩排，以确保正式表演时能一气呵成。问题是，彩排什么时候进行？显然是那天下午。切斯尼那天早上让人去买灯泡；威尔斯小姐下午不在；而你，切斯尼医生，本就另有住处，那天下午也没有非来不可的事由。但根据女仆的证词，哈丁那天下午在这里。

“现在你们应该明白，这才是切斯尼最终极的诡计和玩笑，是他为观众设下的最深一层骗局。即便在所有可能的骗术收场之后，他还要再骗你们一次。他让哈丁预先拍摄一部影片——在某些不起眼的细节上，这部片子与正式表演时所拍摄的影片截然不同——这就是魔术师袖中暗藏的扑克牌‘A’。他会说：‘好，你们都给出了答案，我们来看看真正发生了什么。摄影机不会说谎。’但摄影机其实有可能说谎，因为在这部影片中，扮演‘虚无医生’的是埃密特，而切斯尼所说的话，虽然音节数与正式表演时差不多，但内容完全不一样。窃以为，这场骗局本来是为我设计的，因为他准备几天后邀请我来看表演。然后他就会对我说：‘我们来看看那天晚上拍的影片。’可想而知，当他在银幕上说出‘我不喜欢你，菲尔博士’的时候，我也有可能上当，而他则喜笑颜开。他在那封信中几乎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事后为他们播放一段黑白影片，他们就会相信你；但即便到那时，他们也说不清自己究竟看见了什么。’

“调换影片是乔治·哈丁最最致命的失误。当然，有两台摄影机。他让埃密特用其中一台拍摄，后来他自己又将存有另一部影片的另一台摄影机交给我们。各位请放心，波斯维克已经在哈丁的房间里找出了他藏着的那台摄影机，其中的影片完好无损，真是一个奇迹。哈丁将会被他这点小小的自负送上绞架。

“存在两部影片这一关键，终于一锤定音，揭开了案件中最后的谜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潜意识中一直在思考：乔治·哈丁从最左方拍摄影片，只是为了能更靠近落地窗的缘故吗？其实还有另一个因素：他没有选取能将书房落地窗摄入镜头的位置，虽然‘虚无医生’是从那里进来的；因为他不敢拍下那个镜头。否则，‘虚无医生’现身时，玻璃上会映射出下午的阳光——彩排的时间在下午。书房的落地窗朝西，昨天又艳阳高照，所以他不得不站到另一个方向。同理，晚上表演时，埃密特也就只能站在同一个位置。当艾略特警督突然领悟到我关于摄影灯泡那些问题的用意时，他也就想通了拍摄影片的位置为什么在左边；案情也就迎刃而解。”

艾略特咕哝了两声。菲尔博士的烟斗早已熄灭，啤酒也喝光了。

“现在我们来总结乔治·哈丁和玛乔丽·威尔斯这段孽缘。

“几个月前哈丁策划了这一系列高明而残忍的冷血谋杀，只有一个动机：谋财。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营造一种假象：无论索布里克洛斯的毒杀犯是谁，都绝不可能是乔治·哈丁。他的手段并不新鲜，早有先例。你们再三提及1871年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一案，我之前就告诉艾略特，那起案件留下了一个教训，可你们有些人在谈论那起案件时，却对这一教训视而不见。教训可不是‘警惕那些追求医生的女人’，而是‘警惕那些有可能随意毒杀无辜者，仅仅为了显示自己不可能是下毒者的人’。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就是这么干的，乔治·哈丁也是如此。

“哈丁那愚蠢的虚荣心，不亚于帕尔默或普理查德。他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玛乔丽·威尔斯。他这么想自有他的理由。一个女人愿意为你承担几个月假期的旅费，完全可以说明她爱得太深，对你太过纵容；而且，他可以娶到一个家底殷实的女人，就算将来真被送上绞架，想想也值了。

“马库斯·切斯尼非常有钱，而威尔斯小姐是他的继承人。但切斯尼怎么看都身强体壮，在他死前，哈丁根本别指望能弄到一分钱。这点他应该很清楚，而且我猜切斯尼也早就向他挑明。哈丁真的很想让他的新式电镀技术得到推广，据我了解，前景的确很不错；不过我倒希望让他以另一种形式好好尝尝‘电’的滋味。他自命不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以必须除掉马库斯·切斯尼。

“我怀疑他从初次邂逅玛乔丽时起就开始策划这一切。因此他在索布里克洛斯‘创造’了一名毒杀犯，具体手法你们都清楚。不知他是以怎样的伪装去了特里太太糖果店，了解了店内环境和巧克力盒的位置；几天后他再下手调包盒子。他刻意使用番木鳖碱是有理由的——番木鳖碱是化学家一般不会接触的少数几种毒药之一。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买到毒药，但警方查不出也不奇怪，因为当时他们根本没听过乔治·哈丁这个名字。”

“谢谢。”克罗少校说。

“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初计划怎样除掉切斯尼。但天赐良机，在切斯尼本人的鼓励和配合下，他得以借机毒杀他。何况切斯尼已经破解了巧克力盒的诡计，哈丁只能抓紧时间动手。讽刺的是，切斯尼根本没怀疑过哈丁，但如果他深入调查下去，恐怕就会有很多发现。还有一件事让哈丁十分困扰：如果他要采用那种杀人手法，就要用到能在极短时间内置人于死地的毒药。符合要求的只有氰化物，而他的工作涉及氰酸钾，这会让他立刻染上嫌疑。

“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今天下午我说过，哈丁没有从他的实验室获取毒药，没有。他在这里制造毒药。你们应该注意到了，这座房子，尤其是一楼，弥漫着淡淡的苦杏仁气息。即便把装氰酸的瓶子塞得紧紧的，也很难掩盖它的气味；但这种气味在贝勒加大宅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除非有谁凑到敞开的瓶口前去使劲嗅一嗅。所以他成功制出了氰酸，又故意在浴室柜子里留下一些。这是为了向你们表明：任何人只要具备一丁点化学常识，就可以制造出氰酸，而且有人正试图陷害他。他肯定已经编好了故事。”

“的确。”克罗少校说。

“我想他一开始并不打算嫁祸于玛乔丽，那太愚蠢，也太危险。他想要那女孩的钱，但肯定不愿让她进监狱。他只是将药盒塞进威尔伯·埃密特的口袋，想把嫌疑引向埃密特。然而阴差阳错之下，玛乔丽成了最大嫌疑人，哈丁则利用了这一点。因为他渐渐觉得不妙：那女孩对他的态度日渐冷淡。

“你们也都注意到了，几个星期以来，她对他的热情明显减退。她不再用痴迷的眼光望着她的爱人；她或许已经窥见了他灵魂深处的些许阴暗面；她开始指责他；她甚至考虑过自杀。哈丁纵然无比自负，却也难免为此生疑。到了这一步，他绝不能失去她，否则他冒了那么可怕的风险，到头来落得一场空，他不能接受那种结果。越早以婚姻裹挟住她，对他越有利。

“他的手段可谓软硬兼施。谋杀威尔伯·埃密特是他计划中必要的一环。切斯尼医生，他从你那里偷走一支皮下注射器用于作案，第二天又将它放在珠宝盒底部的暗格里。陷入恐惧的玛乔丽几乎被吓疯了，哈丁不失时机地诱导她产生这样一种心态：只要找个人来分担她的烦恼，她就解脱了，为此她可以不计后果，所以她愿意紧紧依靠着他。皮下注射器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计谋奏效了。她亲口告诉我们，她是为了避免因谋杀罪被捕才结婚的。无疑，哈丁给她分析了很多因素，比如警方可能发现她去过实验室，有机会拿到毒药；但如果她被捕，而他们已成为夫妻，他就可以豁免出庭指证她的义务。各位，你们不妨仔细回味这精巧、冷静、令人目眩的计划——”

仿佛心怀罪恶感，菲尔博士的话锋戛然而止；克罗少校冲他“嘘”了两声；他们都冲着炉火干瞪眼，气氛一时极为尴尬。

因为玛乔丽已经进来了。

艾略特没想到她的脸色如此苍白，眼中却又光芒闪烁。但她的双手显得很镇定。

“没关系，”玛乔丽说，“请继续。我在门口已经听了五分钟。我想听。”

“哎！”克罗少校从椅子里跳起来，手忙脚乱，“需要把窗打开吗？来根烟？来杯白兰地？或者来点别的？”

“这个靠枕给你。”切斯尼医生连忙说。

“亲爱的，我建议你躺下来比较好——”英格拉姆教授说。

玛乔丽朝众人报以微笑。

“我没事，”她说，“我不像你们想的那么脆弱。菲尔博士说得很对，他确实干了那些事。他甚至还拿走楼上我房间里的化学书籍，用来对付我。我之所以买那些书，是想更多地了解他从事的工作；可他却说，万一警察发现我房间里有那些书，会怎么想？而且，他——艾略特警督知道的事，他也知道——他知道我在伦敦曾试着买氰酸钾——”

“你说什么？”克罗少校咆哮道。

“你不知道吗？”她瞪大眼睛，“可——可警督说——最起码，他暗示过——”

艾略特脸颊发烫，这可逃不过在场所有人的眼睛。

“懂了，”克罗少校识趣地说，“跳过这个话题吧。”

“他甚至还说，你们也可能怀疑我与马库斯舅舅在表演时被杀的案子有关。他说他知道马库斯舅舅给菲尔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菲尔博士关注我的举动……”

“没错，”菲尔博士说，“‘公平起见，我给你一点小提示：请盯紧我的外甥女玛乔丽。’所以，在我还没确定谁是真凶之前，我小心地藏起这封信，不让易受影响的波斯维克警司看到，否则只会误导他。你舅舅本想耍弄我，就像他告诉你‘虚无医生’就是威尔伯·埃密特，进而耍弄你一样。但对波斯维克而言——”

“请等一下，”玛乔丽双手紧握，“真相并不会让我昏厥，请不必担心。今天下午我看见乔治的时候——我指的是他以为自己中弹的时候，一阵强烈的厌恶感让我恶心。但我想知道，当时真是一次意外吗？”

“我希望不是，”切斯尼医生从喉咙深处挤出声音，“老天，我多么希望不是意外！我恨不得当时就把子弹射进那家伙的脑袋。但那真的是意外，我发誓，我不知道枪里有子弹。”

“可菲尔博士说——”

“抱歉，”菲尔博士不自在地动了动，“整个案件中，我都尽可能避免用言语、行动或各种暗示去误导你们，可当时我不得不做出误导。所谓隔墙有耳——我指的是帕梅拉，她耳朵很尖；还有莱娜，她耳朵更尖。她们都在门里听着呢，而我们在外头大喊大叫。莱娜显然对哈丁很有好感，想必她会把我的话都报告给他；而如果哈丁得知我认为那并非一次意外，他就会以为在老天庇佑之下，他还很安全。”

“谢天谢地，”玛乔丽说，“我真怕是你。”

“我？”切斯尼医生问道。

“我是指凶手。当然，一开始我以为凶手可能是英格拉姆教授——”

英格拉姆教授温和的眼睛睁大了，“真让人吃惊，”他说，“我真是受宠若惊，不过——”

“噢，因为你曾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完美谋杀。那天我在你家待了整整一个下午，问你我该不该嫁给乔治，你帮我做心理分析，结论是我其实并不爱他，他也不适合我——噢，当时我不知该怎么想。但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是对的。”

菲尔博士连连眨眼。“为她做心理分析？”他追问道，“那她该嫁给哪种人？”

玛乔丽脸红了。

“不嫁了，”她咬牙切齿地说，“我甚至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男人。”

“希望我们这群人除外，”英格拉姆教授好言安慰，“不能让你神经衰弱啊。依我看，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治疗这种神经衰弱，可以参考死里逃生的飞行员所接受的疗法。为了让他们彻底康复，最好的办法是立刻将他们送上另一架飞机。你适合哪种人？经过考虑，我认为对方应该同样内向自抑——”

“废话连篇，”克罗少校说，“她喜欢的是一个警察。既然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我保证，以我的名誉起誓，这里的事情和我再也没关系了。这是肯定的。但我要说的是——”

特里太太店中的巧克力被人下毒，一名孩童不幸丧生。

人们怀疑贝勒加大宅的玛乔丽·威尔斯是这起无差别谋杀案的凶手。

富商马库斯·切斯尼是玛乔丽的舅舅，

他坚信，绝大多数人无法准确描述其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及外甥女的清白，他策划了一出只有两个演员的短剧。

但短剧落幕，他自己中毒身亡，另一名演员也头部遭受重击，陷入昏迷。

如他所料，三位观众都无法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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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7-5781

Copyright © 1994 by Meir Sha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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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迪斯的爱人们／（以）梅厄·沙莱夫著；刘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9

书名原文：THE LOVES OF JUDITH

ISBN 978-7-5135-8834-8

Ⅰ．①朱…　Ⅱ．①梅…　②刘…　Ⅲ．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2112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责任编辑　郑树敏

责任校对　徐晓雨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8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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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第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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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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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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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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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厄·沙莱夫　MEIR SHALEV

以色列著名小说家，当今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丰富的作家之一，曾获以色列布伦纳奖、以色列总理奖、以色列伯恩斯坦奖、美国犹太图书奖、WIZO奖（法、以、意联合评选）、意大利朱莉娅书协奖、意大利Chiavari奖等奖项。代表小说有《蓝山》《以扫》《朱迪斯的爱人们》《耶路撒冷之鸽》等。此外，沙莱夫还撰写了大量的文论、随笔、讽刺故事及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6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

第一餐

1

每逢和暖之日，一股柔和的奶香便会从我家的墙内飘溢而出。墙面抹了灰泥，又被粉刷过，地上铺着瓷砖。然而，透过墙壁的缝隙和地砖的裂痕，那味道依然可以察觉。它徘徊着，久而未散，在不经意间沁入身体，犹如昔日爱人肌肤上的汗迹。

以前，我住的地方是一间牛舍，养着一匹马、一头母驴还有几头奶牛。木质的舍门十分宽大，门上横着铁闩。舍里有几副套牲口的牛轭和一些瓶瓶罐罐，砌着几个水泥槽子，此外还有挤奶的地方。

有个女人就住在这里。她在这里做工、睡觉、做梦、哭泣。而她的儿子就在牛舍里用麻袋堆成的床上降生。

屋檐边上，几只鸽子在来回踱步；幽僻的角落里，燕子正在泥窝边叽叽喳喳。那啪嗒啪嗒的扇翅声是如此悦耳，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每每忆起，那总会令我眉目舒展，岁月与愤懑镌刻在面容上的沟壑亦得以抚平。

清晨，阳光照亮了一扇扇窗子，空中飞舞的尘粒也被镀上一层金彩。壶盖上露水凝结，小田鼠在一捆捆稻草上乱窜，如同一道道灰色的小闪电。

妈妈告诉我，那头母驴性子野，脑瓜儿也灵，即便在睡梦中蹄子都会乱踢。她还对我说：“萨义德，要是你想骑在她[1]背上，她会狂奔到大门口，然后弯下身子从门闩杆子下面钻过去。我的孩子啊，要是你不及时跳下来，那根铁杆就会打中你的胸口，把你拦下来。”这只母驴懂得如何在马的眼皮底下偷麦子，知道如何嘶鸣大笑，也晓得怎样踢门卖乖讨糖吃。她这样说，是想让我留住这段记忆。

院子里立着一棵高大的桉树，它枝长叶茂，香味沁人，而且总是会沙沙作响。没人知道这树是谁种的，抑或是哪阵风在这里播下了种子。它比附近桉树林的那些“兄弟”都要高大，都更年长。许久之前，在这个村庄远未形成之时，这棵树就已经在此处生根立户，耐心等待。树顶上有乌鸦筑巢，因此我经常爬上去。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观察它们。

如今妈妈已经过世，那棵树也被砍倒，而原来的牛舍也变成了一幢房子。那窝乌鸦业已迁走，新的又飞来这里，回归尘土，孕育新生。尽管如此，那些乌鸦、那些故事、那间牛舍，还有那棵桉树却在我心中深深扎根，构成我人生一幅幅永恒的画面。

那棵树约有六十英尺[2]高，乌鸦的巢穴离树的顶端很近。错综繁茂的低处枝丛中还能看到“泰山小屋”的遗迹。在我出生前，当时的孩子们会爬到树上，并把小屋当作据点。

无论是在英国空军的航拍照片里，还是在村民们描述的故事情节中，那棵树的踪迹都清晰可寻。然而如今，留下来的只有一个硕大的树桩，上面烫着树被砍倒的日期——1950年12月10日，仿佛墓碑上镌刻的卒年。我在摩西·拉比诺维奇家的院子里长大，所住的牛舍也为他所有。他让我姓他的姓，还将自家的农场留给我。葬了我母亲回来之后，他磨利了斧子，终结了那棵树的生命。

2

拉比诺维奇砍了足足三天。

斧头一次次被举起，又一次次落下。他围着那棵树不停地削砍，哀叹着抡斧，哀叹着狠劈。

拉比诺维奇个子不高，也不爱说话。他长得肩宽腰粗，一双手短小厚实。即便现在年纪大了，村里人还是管他叫“公牛拉比诺维奇”，因为他力气大，又总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小辈的孩子常找他玩“大坏熊”的游戏：他用一只手抓着三个孩子的三只小胳膊，同时又吼又笑，没有谁能挣脱他。

木屑伴着叹息声四下飞舞，泪水与汗水滴答落下，雪花在周围打着旋儿。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对于陈年往事总是说法不一，然而说到那次复仇之举却是众口一词，连村里的孩子都对细节了如指掌：

拉比诺维奇费了整整一打毛巾，用来擦脸和后脖颈。

他用坏了八根斧头柄，坏了又换。

他喝了二十四夸脱[3]清水，以及六大壶茶。

每半个钟头，他都会用磨石和钢锉给斧子磨刃。

他就着香肠吃掉了九个大面包，还吃了一大篓橘子。

他十七次将自己埋在雪中，十六次重新振作，继续砍树。

整个过程中，他牙关紧咬，十指紧握，哀伤的气息在冷空气中凝结。直到“嘎吱”一声巨响，众人一阵惊叹，仿佛社区中心突然断电熄灯一般，只是那声音更加响亮，更显惊恐。

几声警告的喊声，一阵逃离的急促脚步，接着便是一阵死亡的躁动。那种情景无以比拟，只有其本身可以表达——倾倒瞬间的喧闹，大树生命的终结。听闻的人永远也无法忘记，那断裂时的暴戾、倾倒时的咆哮以及倒地时的震荡。

那声音与人死之时的声音相去甚远。不过话又说回来，说到生命之声，树与人也全然是两码事；生命消亡后，留下的沉寂也不尽相同。

树死之后的宁静仿佛是一幕低垂的黑暗，很快便被喧哗的人声、咆哮的风声以及鸟声与兽声取代。而在我母亲故去之后，充斥着世界的那股沉寂则清冷又稀薄，透明且晶莹，它凝固在那里，久久不会散去。

它就在这里，与世间其他的喧哗一道伴我左右。沉寂没有将喧哗吞噬，喧哗也从未与沉寂融为一体。

3

Flikt di mame federn,

federn un pukh,

zaydelen—a kishele

fun helln-roytn tukh

这首歌谣我早已熟知，尽管最初甚至不知其所言何物。歌词讲的是一位母亲想尽办法收集羽毛为儿子缝制一床粉色布面的羽绒被。

想必很多母亲都会把这首歌谣唱给孩子听，歌词中也会换上自家孩子的名字。“萨义戴尔”就是我。这可不是什么惯用的昵称，而是我真正的名字。至于“萨义德”，意为“祖父”，则是我出生时母亲给我起的。

多年来我一直想换个名儿，却也从来没动真格。最初是缺乏勇气，之后胆子也没壮起来，最后只好放弃——我与我的名字只得握手言和。

在我几个月大时，母亲一边缝制被面，一边哼唱歌谣给我听。虽然只是个小不点儿，我却依稀记得那些夜晚。冬日里，摩西·拉比诺维奇家的牛舍寒冷难耐。夏天，母亲跟养鹅的邻居埃利泽·帕比什约定：自己为帕比什一家缝制羽绒被，以此换取他家的鹅绒。

顺便提一句，我们管埃利泽叫“村倌儿帕比什”，以此将他与那个有钱的弟兄区分开来。那个弟兄在海法[4]做建筑材料和工具生意，人称“城里人帕比什”。这个人稍后兴许还会提到。

所以呢，我名叫萨义德，萨义德·拉比诺维奇。我母亲名叫朱迪斯，村里人都叫她“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她头上总围着一条蓝色的头巾，手上总飘着柠檬叶的香味。母亲左耳的听觉不好，谁要是在她左边念叨，她一定会火冒三丈。

没人知晓我父亲姓甚名谁。我是个私生子，三个男人都声称是我父亲。

从摩西·拉比诺维奇那里，我继承了一个农场、一间牛舍和一头金发。

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给了我一幢好房子、一些好家具、几个金丝鸟笼以及一副小溜肩。

至于牛贩子格洛伯曼，我的一对大脚和一笔财产都是拜他所赐。

尽管身世如此复杂，令我饱受其害的罪魁祸首仍旧是我的名字。在村里，乃至于整个山谷，我都不是唯一一个生父不明的孩子。不过举国上下——甚至整个世界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叫“萨义德”的孩子。在学校，他们都叫我“玛士撒拉[5]”，要么就是“老爷子”。每每我回家找母亲抱怨，问她为何给我起这么个名字，她总是淡然道：“若是死亡天使降临，见到一个以‘祖父’为名的孩子，肯定立马明白，一定是哪里出了错，继而转向别处。”

别无选择，我只好乖乖认命，坚信这个名字能保佑我大难不死，因而也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甚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那些原始的恐惧也与我全然绝缘。

我大大咧咧地把手伸进鸡舍裂缝里的蛇窝，那些蛇都晃着脑袋盯着我出神，却没有一条张口咬人。

我时常爬到牛舍顶上，闭着眼睛沿着瓦片铺成的斜坡乱跑。

我壮着胆子往村里拴着的狗跟前蹭。这帮家伙常年受着束缚，早就渴望见点血腥，出口恶气。就是它们，见了我也是一脸喜色，摇头摆尾，还会舔我的手呢。

八岁那年，我爬树去看乌鸦的巢穴时，被一对乌鸦袭击，前额重重地挨了一下，我眼前一黑，摇来晃去，一下子没抓住树枝，昏昏沉沉地掉下来，心里却还美滋滋的。周围舒展的树枝减缓了我的下落。着地时，接着我的是厚厚的树叶，松软的泥土，还有我母亲的迷信。

我起身跑回家中，母亲在我的伤处擦上碘酒。

“死亡天使办事很有章法。他拿只铅笔，再拿个本子，所有的事都记录在册，”母亲笑了，每次我得救，她都会这样笑，“不过，沉睡天使却不可靠，他什么都不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有时他会来，有时他却自己睡着了，忘记过来了。”

死亡天使时常从我身边经过，他的斗篷边缘轻轻拂过我的面庞。然而，在1949年的秋天，就在母亲去世的几个月前，我却第一次与他正面相逢。

那会儿我十岁，村倌儿帕比什家那头大个儿母马发情，我家的公马听到嘶声，开始发疯一般在围栏里上蹿下跳。这是一匹栗色的种马，性情温顺。摩西·拉比诺维奇做什么事情都“讲究火候”，从不过分溺爱自家的牲畜。他轻轻摸了摸，还喂了些豆子哄他高兴。有一次，我还看到他把那马尾编成一条黄色的粗辫子，上面还缠着蓝色丝带做装饰。

拉比诺维奇甚至拒绝把那匹马阉了，不管大家怎么说，怎么劝，他都不听。用他的话说，“那样对动物太残忍了”。

偶尔他一时“性”起，命根子会啪啪地死命拍肚皮，几个钟头劲儿都不退。“可怜的家伙，”牛贩子格洛伯曼说，“蛋是保住了，却没个母的给他行欢。自己又没个手来排遣，他还能怎样？”

那天夜里，他跃过围栏去找母马交配。第二天一早，摩西把缰绳交给我，叫我去牵他回来。

“你两眼直直盯着他，然后‘来来来’地带他。要是他朝你使性子，那你就离远点儿——听懂了吗，萨义德？那样就别去招惹他，回来叫我。”

清晨，空气中回荡着小牛犊饥饿的呻吟声和睡眼惺忪的挤奶农夫骂骂咧咧的声音。村倌儿帕比什已经在围栏外团团打转，又叫又骂，而那对牲口完全不理会。只见这一公一母眼中爱意弥漫，腰下汁液淋漓，连体味也别有新调。

“难不成是你来牵马？”村倌儿帕比什嚷道，“拉比诺维奇是疯了还是怎的？居然让个小孩儿来！”

“他忙着挤奶呢。”我说。

“挤奶？！我还忙着呢。”他的大嗓门一路传进我家院子里，传到摩西耳中。

我进了围栏。

帕比什大喊：“赶紧出来！他俩凑一块儿太危险啦！”

然而我已经拎起缰绳，口中念叨着那咒语。

“来—来—来—来……”那公马向我靠近，甚至任凭我将笼头套在他口鼻上。

“他要尥蹶子了，萨义德，”帕比什叫道，“快躲开！”

大家正张罗着撤出院子，那母马突然嘶鸣起来。公马停下步子，猛地将我推倒在地，发红的眼睛向外凸着，鼻气猛一喷，中气十足。

帕比什大喊：“萨义德，扔下绳子，赶紧骨碌到边儿上去！”

可我没撒手。

公马后蹄撑地一跃而起，缰绳紧绷，我被拎离地面，仰面摔在地上。他前蹄空蹬了一阵捣在地上，我身旁的土地被踏了个瓷实。一阵尘烟泛起，我在其中瞥见了死亡天使的身影。他手拿生死簿，眼睛直勾勾盯着我。

“你叫什么？”他问。

“萨义德。”说着，我的手里还攥着缰绳。

死亡天使惊得一退，仿佛无形中挨了一巴掌。他舔舔指尖，翻查生死簿。

“萨义德？”死亡天使气呼呼地问，“小孩子怎么会叫这个名？”

我筋疲力尽，马蹄在耳边呼呼猛踏，仿佛马戏表演中扔向蒙眼女孩的斧子。抓着缰绳的手差点拉脱了臼，皮肤也被土块蹭破，内心却平静而坚定。

“萨义德，我名叫萨义德。”

刺眼的白光中，我见他舔舔笔尖，再次确认生死簿记载的内容，这才明白出了错。

死亡天使咬牙切齿，气急败坏去了别处。

听到村倌儿帕比什大呼小叫，拉比诺维奇急忙赶来。他咚咚跨过两院之间的十米距离，之后发生的事令我永生难忘。

只见拉比诺维奇左手抓住公马的缰绳将他拉住，人与马脸对脸。他举起右拳，对着脑门中间的白星就是一击，不多不少。

公马猛地后退，一时回不过神来，刚刚的威武雄风也像破皮球中的气，一瞬散了，坚挺不再。他脑袋一耷拉，眉眼一顺，垂头丧气地回到我家的栅栏里。

整个过程还不到半分钟。可等我平安无事站起身，我另外那两个父亲已经赶到：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从家一路跑来；牛贩子格洛伯曼开着绿色的皮卡，依旧撞上了那棵老桉树，跳下车，骂骂咧咧地挥动着镶满钉子的大棒。

母亲则不吵不闹，脱下我的衬衣，抖掉尘土，为我清洗消毒背上的伤口，笑道：“名叫萨义德的小男孩，一定会平安无事。”

时光流转，我自然而然将母亲的话信以为真，觉得那名字中藏有神力，也为此采取“措施”，预防神力的流失。我曾有过一个女人，几个月共同生活中我们从未行欢，她变得绝望，觉得不可思议，最终离开了我。

我告诉她：“儿子生孙子，孙子会招来死亡天使。”

她先是大笑，然后发怒，最后离我而去。听说她嫁给了别人，却无法生育。但听说之时，我早已对命运的捉弄与玩笑司空见惯，内心掀不起丝毫波澜。

就这样，那名字让我躲过了死亡，也躲过了爱情。但这与我母亲的故事无关。而故事不同于现实，唯浓墨重彩方得以流传。

讲述之中可能会掺杂一丝伤感，但这并非我一生的主调。和所有人一样，我时不时会为自己营造一些哀伤的时刻，然而对生活的喜悦我也深有体会。时间是我自己的，而且如之前所说，三位父亲对我也是宠爱有加。

牛贩子格洛伯曼留给我一笔钱和一辆绿皮卡。

育鸟人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留下一幢漂亮的大房子，这幢房子就坐落在提翁的橡树街。

还有村里的一处农场——摩西·拉比诺维奇的农场。他仍在那里生活，农场却已登记在我名下。他住朝街的老房子，我住院子里惬意的小屋。那小屋以前是牛舍，墙边三角梅蜿蜒盛开，仿佛艳丽的鬓角；燕子振翼求爱，在窗边流连；墙壁的裂纹中依然渗出牛奶的柔香。

旧日里，这里有鸽子低鸣，有母牛产奶。水罐上积着露水，尘粒披金起舞。一个女人曾住在这里，在此欢笑、做梦、工作、哭泣。在这里，她将我带到这个世界。

这就是整个故事。或者换个世故之人的刺耳闷声说来：说到底，就这么回事。从此之后，由底线向上，所有顺嘴言说的细节，无非是为了满足好奇与八卦这对栖息于人类灵魂，如饥似渴的小怪兽。

4

1952年，母亲去世约一年半后，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第一次请我吃饭。

他来到牛舍，肩膀下垂，前额的伤疤明晰可见，孤独令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生日快乐，萨义德。”他的手搭在我肩头，“明天请来我家吃晚餐。”说罢便转身离开。

那年我刚好十二岁，摩西·拉比诺维奇为我开了生日派对。

他笑着说：“萨义德，如果你是个姑娘，今天就给你办成人礼[6]了。”这倒新鲜，拉比诺维奇讲话很少假设“如果”。

摩西的长子奥代德已经在村里当上了卡车司机，他送了我一枚马克柴油车标志性的镀银斗牛犬模型。女儿娜奥米特地从耶路撒冷赶来，还带给我一本《老银斑》，里面有很多乌鸦的图片，每个种类都标有名称。娜奥米见了我，又是亲吻，又是流泪，又是抚摸，又是拥抱，我既羞怯又受用，一脸难为情。

接着，那辆绿色的皮卡出现了，依旧是撞在粗大的桉树桩上，之前撞击留下的大块痕迹还清晰可见。又一个父亲出现了——牛贩子格洛伯曼。

“一个好父亲绝不会错过孩子的生日。”格洛伯曼这个父亲的确尽职尽责。

他带来上等牛排，还给了我一些钱。

每逢年节纪念——生日、假日、学年末尾、每季初雨、冬至夏至——格洛伯曼都少不了要给钱。甚至是母亲的忌日，他都会往我手里塞几个子儿。其他人对此都看不顺眼，但也都见怪不怪。这里人都知道，格洛伯曼是个贪得无厌的大老粗。据村里人说，英国人前脚刚把德国圣殿骑士从瓦尔德海姆附近驱逐，格洛伯曼后脚便开着皮卡出现，撬门溜进被遗弃的房屋，将德国人留下的水晶和陶瓷餐具洗劫一空。

“等我们套车过去，”——说故事的人气不打一处来——“啥都没剩下。”

一次我听到村倌儿帕比什为这事骂格洛伯曼。他骂“强盗”，我能听懂；“赃物”，我能猜个大概；“坐实”，我就不明白了。

“那是偷！是抢！”帕比什骂道。

“偷？我可没偷，”格洛伯曼笑道，“我只是拿而已。”

“‘拿’？什么叫你只是‘拿’？”

“有的拖着拿，有的拽着拿。‘偷’？我可不偷。我什么都没偷。”格洛伯曼嚷嚷着。尽管他已去世多年，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他当时的笑声。

“我来告诉你送礼物和送钱的差别，”他高声嚷嚷着，好让所有人都听见，“送礼物走的是脑子，送钱走的是心。就这么简单。”

他合上我的手指把钱握住，说：“我父亲就是这么教我的，我也这样教你，就当你自己也生在肉案上一样。”

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个从不离身的扁壶，我立即分辨出母亲钟爱的格拉巴酒[7]的味道。格洛伯曼瓶口对嘴一阵猛灌，又往火上浇了一点酒，一边烤牛排一边高唱道：

萨义戴尔沿街走，

一分零花握在手；

哎呀哎呀坏了事，

摊手零花变没有；

爸爸发火脾气大，

妈妈责备不停口；

可怜小小萨义德，

挨打挨到气没有。

摩西·拉比诺维奇——三位父亲中最强壮、最年长的一位——将我抱起一次次抛向空中，又一次次用短粗的手臂将我接住。当娜奥米高喊“抛个高，长大个”，我第十三次被抛在空中时，只见一大群鸟儿飞过村庄上空，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

我喊道：“快看，夏天居然有白头翁！”

乍一看，那疾翔的鸟群的确像是错会时节的白头翁。然而，拜拉比诺维奇健壮的臂膀所赐，我很快便看清，那只是山里泛起的蝗虫。那年是1952年。

摩西的脸上泛起愁容，娜奥米也慌了神。格洛伯曼又开始念叨：“人算不如天算。”

没过五分钟，山外传来阿拉伯农舍与田间的闷鼓声，妇女的尖叫、挥舞长棍的声响、嘈杂空洞的油罐声夹杂其中，驱赶敌人。

格洛伯曼一边小口啜酒，一边给摩西拿肉吃。晚上，年轻人都擎着火把，背起包袱，带着铁锹和笤帚下地打虫，我的第三位父亲——雅各布·沙因菲尔德露了面。他的手搭在我肩头，说要请我吃晚餐。

“那些礼物都不算什么。钱会花光，衣服会穿破，玩具会坏，但一顿美餐的记忆却能永存。记忆中的美味不会像其他礼物那样容易被淡忘。食物很快会被身体代谢，但记忆却没那么容易消失。”

雅各布这样说着，声音也如格洛伯曼一样洪亮，足以让众人听到。

5

村里人都管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叫“怪鸟儿”。

他一个人过日子，住一幢小房子，守着无人照管的破败园子和几个空鸟笼——曾经丰富的鸟藏如今已散个精光。

雅各布的那块地曾经以茂密的橘林、葡萄园、繁盛的菜地和丰富的草料为人称道，如今则租给村里作公耕用。他的孵化箱停了工，妻子离他而去，而他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

那位妻子名叫丽贝卡。据我所知，她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母亲。我从未见过丽贝卡本人，但人们都说她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女人。

“什么村里最漂亮？！”村倌儿帕比什纠正道，“整个山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从古到今都算数一数二！”

帕比什十分欣赏女性之美，家里收藏着各种精致的艺术画集，经常净了手一页页悉心翻阅，惊叹“简直美过天上七星”。

丽贝卡就如远方闪烁的星云，深锁在帕比什和村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尽管她已离家改嫁，年迈才返回这里，还在死前让雅各布重回她身边——人们依旧在谈论她。一有俏丽的女人到访或有漂亮的孩子降生，人们总会将之与丽贝卡相比较——那个曾经在此生活，因丈夫的不忠而离开我们的美丽女人。用村倌儿帕比什的话来说：“在衰老、忧伤与黑土中凋零。”

那时的我十二岁。从开始懵懵懂懂一路跌撞，到最后痛心收场，我明白：正是自己导致了雅各布的悲剧和孤独。如果不是因为我，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我母亲肯定会接受他的追求，并与他结婚。

我仿佛躲在暗箱里，将与三位父亲和母亲相关的秘密深藏心中。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位父亲为何母亲会那样做，为何会那样选择；也没有告诉他们，躲在暗箱中观察的我，透过纷杂枝丛的掩护，看到的除了乌鸦，还有人性。

我也没提起过在学校遭受的嘲笑和鄙视。

那些小孩子笑着问：“你叫啥？”

大一点的孩子一边大声猜测谁是我真正的父亲，一边戏弄我：“你爸叫啥？”

他们惹不起拉比诺维奇和格洛伯曼，就只针对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他孤苦悲情，看着就好欺负。他还有个奇怪的习惯，让众人觉得既可怜又可恨：他坐在村子大路的公交车站旁，要么对着自个儿，要么对着灰突突的木麻黄树，要么对着过往的车辆或只有他才看得到的过客念叨：“请进，请进，朋友们。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快请进。”

有时雅各布像是在迎接。他庄重地站着，仿佛在朗诵某段古话：“请进，朋友们，请进，我们今天正办婚事呢。”

我坐着奥代德·拉比诺维奇开的村里的运奶车经过时，经常会看到他坐在那儿。

“瞅瞅他那个样子，”奥代德道，“他要是匹马，老早就被一枪打死了。”

然而，我没有告诉奥代德，甚至没告诉他妹妹娜奥米，小时候我对雅各布做了怎样的坏事。

次日夜晚，我做完功课，帮摩西挤完奶，洗了澡，换上白衬衣，前往沙因菲尔德家。

推开窄小的院门，一股奇妙的饭香扑面而来。香味飘出屋外，止于围篱，在院中流连。

当雅各布打开房门，说着“请进，请进”时，那香味愈发浓烈，仿佛缠颈绕足一般，把我从院子引进屋内，让我兴奋得口水横流。

“雅各布，你在做什么呀？”

“好东西。一份装在盘子里的礼物。”

不同于格洛伯曼，雅各布的礼物既不频繁也不高调，但都十分富有情趣。我出生时，他在我的小床头上挂了一只小巧的木头金丝雀。我三岁时，他用黄纸折了小船，跟我一起放进河里。我八岁生日，他准备了一份惊喜：一个巨大的观鸟暗箱。箱子上绘着迷彩斑，钻有观察孔和通气口，还有两个手柄和一对轮子。

“你可以从这东西里观察乌鸦，它们不会察觉你的存在。但别用它观察人，那样不好。”

雅各布在箱内挂了夹子，用来夹纸笔，还留出空间放了一瓶水。

“你还有地方可以插些枝叶，这样乌鸦便不会察觉，也不会被吓跑了。”他说，“在我那儿，金丝雀在笼子里，我在外面；在你这儿，你躲在笼子里，乌鸦在外面。”

“乌鸦不会逃走的，”我说，“它们已经认识我，我也了解它们。”

雅各布笑了：“乌鸦就像人类，兴许不会逃跑，但会做戏给你看。只有你藏在暗箱里，才能观察到它们的本色习性。”

第二天，我拜托格洛伯曼用皮卡载着我和暗箱到桉树林。

林子沿东部边界延伸，过了村子的公地即是，再往远处便是屠宰场。林子密集幽暗，其中只辟出一条小道。牛贩子的牲口便是沿这条道迈向它们最终的命运。

林中的树冠上栖息着乌鸦。在那个季节，依旧可以分辨出几乎与其父母身形相若的幼鸟，它们刚开始学习飞行。老乌鸦会示范各种不同的姿态技巧，幼鸟则扎堆儿在树枝上聚集。第一年学习飞行的幼鸟往往有着乱蓬蓬的羽毛，所以很好辨别。偶尔会有一只不慎滑落树枝，慌张地在半空扑腾，勇气受挫。回到原处，他推推搡搡，直到自己旁边的同伴也掉下去，尝尝扑腾的滋味。

我坐在暗箱里，可以观察到一切，而乌鸦完全没意识到我的存在。夜晚，当格洛伯曼接我回家时，尽管四肢已酸痛无力，我内心却敞亮而愉悦。

雅各布请我在厨房宽大光滑的餐桌边坐下。白色的盘碟如满月般晶莹，旁边摆置的银盘也擦得锃亮。

“为你祝贺生日！”

他的目光捕捉着我吃饭时的表情，我既不能掩饰，也不想掩饰享受美味的喜悦。

十二岁的年纪，我已经知道自己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不过，我从未想到食物可以带来如此深切的愉悦。不只是舌头和味觉，嗓子咽喉、五脏六腑以及指尖都绽出小小的味蕾。香气充满了我的鼻腔，我的口中泛着口水。尽管我只是个孩子，当时却已确信：我此生都不会忘记这一餐。

奇怪的是，那种愉悦中居然掺杂着一丝伤感，它啃噬着充斥于我身体中的快感、香气和味道。

我想起与另一位父亲——摩西·拉比诺维奇一起吃的简单餐食。通常，他只吃些土豆、鸡蛋，喝点煲过火的鸡汤——好像生怕那些被他拧断脖子、拔掉毛、扔进锅里的鸡会活过来飞出去似的。

拉比诺维奇就是这样，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和以往一样，他现在吃饭时也一语不发。他咀嚼食物十分彻底，食糜在嘴里从一边翻到另一边。待他的餐叉上再次盛上食物，我敢肯定，他再嚼六下肯定下咽。

家里只有我和他。如今母亲已去世，娜奥米嫁到耶路撒冷，奥代德没离开村子，但也搬去别处住了。和往常一样，即使现在只剩我和摩西两个人，吃饭时依旧没人开口。吃过饭，他会煮几杯茶喝，而我会洗碗洗盘，像母亲那样，把厨房收拾干净。

整理妥当，我站起身对他说：“摩西，晚安。”——我不管任何一位父亲叫“爸爸”——然后出门回我的小屋，一个人躺下。躺在我的床上，那是母亲的床。躺在她住的牛舍里，牛舍现在变成了我的小屋。

6

雅各布没跟我一起上桌，而是在我身边忙前忙后，端盘上菜，看着我吃。他兴奋地说个不停，偶尔打个磕巴，便往嘴里塞一块他给自己做的煎鸡蛋。

我生怕他会给我讲母亲的事。村里大多数人要么觉得有必要把她的事说给我听，要么就跟我打听她的事。但雅各布给我讲了个故事，部分情节我已经知道：关于他在乌克兰的童年，关于他对鸟儿的喜爱，关于那条河，姑娘们在河边洗衣，小伙子们将写满情话的纸船放入河中，让它们漂向姑娘。

“那叫爱之船。”雅各布说。

“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儿，比萨义德你还小。对我而言，那条科德马河简直大得像海。孩子的眼睛就像是放大镜。这还是我听比亚利克说的。有一次他来村里演讲，当时是这么说的：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特别高，但还不如我五岁时祖父村院里的垃圾堆高。比亚利克说得比我好听，我学不来他那样说话。”

高大的枫树沿科德马河岸生长。枝叶的荫蔽下，一排排鸭子游戏水中，头上泛着闪亮的绿色。茂密的芦苇间，微风窸窣。农民们都说那是溺水者的呻吟重现。

河湾处斜嵌着一块黑色板岩，上方有一挂垂柳。姑娘们就在这里洗衣，她们用膝盖抵着阴沉的石面，手指被冰冷的河水冻得通红，寒风中不时吸着鼻子。雅各布躲在河岸绽放的枝丛后面偷看她们。从他躲藏的角落观察，流动的河水让洗衣的姑娘看上去仿佛驾驶着小船在无边无际的黄绿波涛中航行。

一对对鹳鸟从空中降落，停在烟囱上和林间的老巢里。一只只后斜着脖子，舞动着求偶示爱，证明尽管又一年过去，它们的爱仍历久弥新。爱侣的喙彼此点啄，交换着春天的礼物，腿上泛着通红的情欲。

“爱就是爱，丑陋的鹳鸟如此，我美丽的金丝雀也如此。”

春风戏弄着洗衣少女的裙摆，将布片打在姑娘的腿上又放开。阳光下，姑娘将湿衣拎起拧干，手腕处现出青筋的阴影。那阳光耀眼清亮，脆弱如陶瓷一般，描绘着雅各布眼中的美丽画面。他为这幅图景起的名字格外绚丽：“爱的永恒画面”。

“男孩看美丽的女人，渴望的东西与男人不同，”他解释道，“萨义德，你还是个孩子，很快就会成为男人，这些你必须要知道。男孩渴望的并不是乳房和屁股，他们的渴望更微妙；他渴望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整个世界的美丽。他想摘天上的星星，想拥抱整个大地，想拥抱全部生命和整个大海。一个女人可给不了他全部。一次有人来我院里帮工，我便把刚才告诉你的讲给了他。他对我说：‘沙因菲尔德，这世上可能有六个女人能给予那些东西。但孩子们还不知道她们，大人们却再也见不到。’就是那个胖子帮工，你还记得他吗？”

鹳鸟爱侣的啄吻声清亮入耳，仿佛无形中有文法师在洗衣女的笑声中点缀句读。单身汉们在河流上游聚集，他们奋笔疾书，然后将情书折成小船，让它们下水启航。

“你看，萨义德，他们都这样折，”雅各布从抽屉里拿出张黄纸，“这样，然后这样……之后再……把它翻过来再打开，这样，这样，然后再这样折。你指甲长，折的船会很稳。爱之船这就有了。”他将漂亮平稳的纸船交到我手里——父亲为儿子折的船。

有时，爱之船是一整封情书，有时只是一颗破碎的心、一只滴血的夜莺或一幅技法拙劣的向往中的图画：一间房，一棵树，一头牛，一个孩子。

小伙子将纸船放入水中，让它们随波逐流。他们与洗衣的姑娘隔着五六十米距离，许多纸船中途湿水破损，还有些被打翻后沉了，或者被推到河岸，卡在灌木丛里。只有少数幸运的被姑娘拾起。她们等信心切，恨不得抠瞎彼此的眼睛，就为得到一个koreblik lubovi。

“就是爱之船的意思。”

情书上不会签名。因为大家都知道，命运会保护一艘爱之船免受水流吞噬，把它送到命中注定的姑娘身边；命运会赐予姑娘力量，让她战胜同伴；同样，命运会让她邂逅情书的作者，她的真命天子。

说话间，雅各布脸上岁月的沟壑稍显舒展，下颌也微微抖动。

一年之后我才反应过来，他在考验我，向我解释，开导我，也许是为本不该由他承担的罪过道歉。而他有所不知，该道歉的是我。

“萨义德，要不来口酒？”

他也说“来口”，跟我母亲、格洛伯曼和拉比诺维奇一个口气。

“摩西会生气的，”我说，“我才十二岁。”

“萨义德啊，首先，不光他拉比诺维奇，我也是你父亲。其次，咱不告诉他就是了。”

他从碗柜取出两个玻璃小酒杯。它们是如此的薄而透明，以至于酒杯里倒上白兰地后，我才看出杯子圆乎乎的形状。直到现在，它们变成了我的财产，摆在我家柜里，我依然不敢去碰。

我喝了一点点就开始打喷嚏，肩膀哆嗦，骨头里贯穿着一股热流。

“还行吗？”

“太辣了。”我抱怨道。

“你妈妈很爱喝酒。她喜欢烈性的石榴酒，还有白兰地。她爱格拉巴酒甚至胜过白兰地。格拉巴是意大利人的酒。格洛伯曼有时会给她带一瓶。每周，他们俩都会坐下来喝一杯，他把小块巧克力放到你妈妈嘴里，给她讲小故事。两个人轻轻松松就干掉半瓶，然后起身工作，跟没事儿人一样。我跟你说，大白天这半瓶不算多，可也不算少。一开始，你妈妈对牛贩子恨之入骨。街上或田里遇到了，简直就想把他的眼睛剜出来。但一周一顿酒过后，他俩倒成了一周一会的朋友。听我说，萨义德，友谊并不需太多理由；而仇恨也一样，一点点就足够了。连爱也是如此。”

雅各布有些哽咽：“村里人总问我为什么会爱上她。他们背着我打听，当着面也问。沙因菲尔德，你怎么爱上了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你怎么可以让你的丽贝卡离开？”

他说着，仿佛在重复一个问题，即便我从未发问——口里不问，心里也不问。

“萨义德，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爱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理由。爱的程度与理由的多少也无关。有时就是她一句话；有时是臀部的轮廓，好像罂粟的茎秆；有时是她说话时嘴唇的动作。她发seven[8]中的‘v’时，双唇起初如亲吻状，然后上齿与下唇短暂接触，继而微微张开……就像这样……se-ven，你看！而她说thirteen[9]时，舌尖略伸出上下齿间发出摩擦音。然后嘴巴张开，结尾舌头粘着上颚。”

他直勾勾看着我，仿佛想知道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

“为了把它弄明白，我在镜子前站了几个小时，把那几个数字念得很慢很慢，观察发每一个音时嘴巴的动作。有一次我甚至问她，朱迪斯，三加四等于多少，就为了看她嘴唇的动作。她一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还有，萨义德，有时候只是眉毛——女人的眉毛，就可以俘获男人的整个灵魂。”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然后盖上瓶盖，把酒放回柜子里。“先喝这么多吧，萨义德。今天先让你尝尝，有个念想。这瓶酒我给你留着，先把它存起来，等下次我们一起吃饭时再喝。白兰地放得越久越好喝。还有，这些杯子、碟子和所有一切，我死后全都是你的。你先好好长大，尽情玩耍。我、拉比诺维奇和格洛伯曼会让你有个幸福的童年。不然小孩还有什么？要力气没力气，要智慧没智慧，要女人没女人。有的只是爱，让人身心俱疲的爱。”

7

雅各布洗了杯子，仔细抹干，又举在灯下看有没有留下擦痕。

“我也很喜欢鸟，”他说，“也是从小失去母亲。但是，我没有童年。我父亲娶了别的女人。后妈一进门就把我赶走，扔给她的兄弟，我的养伯。他在大城市有间工场，离家、离村子都很远。后妈说，还是让他学点手艺吧，别老在河边溜达着看姑娘。在她兄弟的工场里，我被当作奴隶一样使唤，每天从早干到晚。养伯自己的孩子每天上学，穿好衣服，而我只识了几个大字。直到现在，我的希伯来文都磕磕巴巴。这么多年，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在村里人面前说话。有时我想说得漂亮点，故意用个高级点的词，大家都笑话我。一次，我说自己是‘在下’，村倌儿帕比什当着大伙儿的面说：沙因菲尔德啊，用‘在下’配你说的话，就像是垃圾堆上摆珍珠。他自己一身鹅屎味儿，还好意思说我是垃圾。每次他驾着马车路过我这儿，拉着从监狱弄来的垃圾桶回家喂鹅，那臭味连天上的鸟都得熏得掉下来。他居然管我叫垃圾。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只有鸟儿能让我感到开心。为什么会有鸟？难道不是为了逗我开心？犹太人的上帝会介意动物能不能飞上天？难道地上空间不够？养伯家院里有几只可怜的小麻雀。早晨我见它们和我一样，冻得直发抖。因为天冷，灰色的小麻雀浑身羽毛都乍着，每一只头上都有块黑色的小圆斑。它们也没什么智慧，所以人们才管笨蛋叫作‘鸟脑瓜’。可如果你会飞，还要脑子做什么。这些麻雀灰溜溜的。当雄麻雀辛苦喂养幼鸟时，雌麻雀当着他与其他鸟鬼混。这你知道吗，萨义德？所以，每次有面包吃时，我都把它放在嘴里，像这样躺在院子地上。就像这样。麻雀就会站到我的下巴和额头上，从我嘴里啄面包吃。萨义德，给我搭把手，扶你爸爸从地上起来。”

“有一回，邻居家的小男孩套住一只草雀，还说要用针把鸟眼挑出来，这样他就会叫个不停。知道吗，萨义德？如果你把鸣鸟的眼睛挖出来，他会一直叫啊叫啊，直到用尽最后一口气。我从养伯那偷了一分钱，把草雀赎回来。结果被养伯发现，把我打了个半死。‘蠢东西！’他骂，‘你想让我们都饿死吗？’我一气之下跑到河边，两天没回家。饿了就拔草吃，渴了就喝河水。我坐在河边，折纸船，在上面写：Tateh, Tateh, kum aher un nem mikh a haym。萨义德，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你的名字，我忘了你不懂意第绪语。我写的是：爸爸，爸爸，快来接我回家。我不断往河里放纸船，直到被养伯找到，把我拽回工场。回去了又是一顿打：‘你又写坏话骂我了吧？’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去河里找纸船。养伯清楚，那些船漂不远。怎么说呢？对一个孩子，你可以打，可以罚，但你摧毁不了他的意志，也粉碎不了他的梦。要说完黑心养伯让我受的那些苦，非得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长篇大论不可。但你要知道一点：我没有抛弃那些鸟。我和它们一起长大。总有一只鸟会为我歌唱。一些事情你要坚信。我坚信的是：天上的每一只鸟，都是为了我而振翅高飞；林间的每一只鸟，都在为了我而歌唱。养伯的孩子在体育馆跑跳，而我只能给锡匠打下手，满手烫疤，脸色灰白，还被煤烟呛得咳嗽不停。透过窗子，我看到养伯的孩子走在街上，穿着好看的校服。但是，那些鸟儿却是为我而歌唱。看到窗外的鸟儿，我说：上帝啊，为什么你会创造这种生灵——会歌唱的飞鸟？为什么不把我造成那样？我在这里，上帝啊，我就在这里，回答我！”

“我在这里，上帝啊，我就在这里，回答我！”雅各布重复着，边咀嚼煎蛋边回味着字里行间的味道。说这些时，他也像在说意第绪语那样，眼泪汪汪，动情不已，就像妈妈那样。

8

“那时的我善妒又贪婪。当时我有多嫉妒啊！嫉妒其他孩子身上的衣服，嫉妒鸟儿的翅膀，嫉妒浸过姑娘嫩手的科德马河，甚至嫉妒她们膝盖触碰的黑石板。连现在都是，我谁的都不欠，谁的都不偷。但我很贪婪，萨义德，贪婪，嫉妒。热情与渴望这两只飞鸟是无人能够捕捉和掌控的。姑娘们在石板上洗衣，微风在她们裙下偷看，小伙子站在水中，让爱之船漂向姑娘。萨义德，等你长大成人，就会明白：你可以追求一个女孩，送她各种小礼物，夜晚为她唱情歌，像意大利人那样拨弄吉他，也可以漂一只纸船……或者全都做到，因为你不会知道她真正喜欢什么。好比说，一次，老家磨坊主的儿子看到河边街上跑着一辆马车。当时他站在大磨轮旁，一双绿汪汪的眼睛从马车里盯着他。那种眼神，连萨义德你这个十二岁的小孩都能心领神会。他呆呆坐了一整天，想着那眼神的用意，最后终于发了疯，一见街上有马车就追着跑。有一次，他又疯疯癫癫地追一辆大马车，车上坐着一位哥萨克军官的情人。她是犹太人，追随各处征战的爱人四处奔走。她有车有马，有因爱收获的荣华富贵：挂着天鹅绒帘帐的床榻，铺着丝绸床单，让男人彻夜雄风不倒。可能你岁数太小，不该听这种故事，是不是，萨义德？她还有美酒和香肠等各样美食，因为欢爱会让人胃口大开。一切都整齐干净。恋爱中的女人都特别整洁。而男人恰恰相反。他们一恋爱就乱七八糟。那女人的眉毛很美，美得足以让懂得欣赏的男人为她大开杀戒。一个小小的优点，就可以让女人抓住男人的心。男人要像肉市的牲口一样，由里到外，暴露一切。女人则不然。你可以为一个很小的优点就爱上一个女人，一生不变。但记住，女人并不知道这点，也不能告诉她们。我告诉过你吧？没有吗？无所谓。有些话多说一次也没坏处。第一次想起来就说，第二次想好了就说。还有，如果你认为犹太人的上帝关心我们的爱，试想一下：一支哥萨克军队经过，马蹄声声，尘土飞扬，后面是那辆马车，车里软床上躺着犹太女人和军官。而磨坊主家那个傻瓜儿子也追着那辆马车。可怎么样呢？哥萨克军官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原谅我话粗，萨义德——也没把命根子从女人身上拔出来，就这么一只手撑着，另一只手拿起佩剑刺向窗外，切西瓜似的一下子就把男孩的脑袋劈开，脑袋里的零碎，连同他的爱、他的疑问和种种思绪都洒了出来。如我所说，爱是装在脑子里的，并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想的那样装在心里。年轻人总在心里找爱。来，快吃吧，我的孩子。多吃点，小可怜。真可惜你妈妈看不到我们父子俩这么高兴地一起吃东西。如果那故事倒了你的胃口，原谅我。多吃点，我的孩子。”

我乖乖从命。

9

摩西·拉比诺维奇——让我从他的姓，并让我继承农场的父亲——出生在离敖德萨[10]不远的一座小镇。他是父母的老来子，家中七个儿子里的老小。

母亲求女不成，便把小摩西打扮成女孩模样，穿女孩衣服，梳长头发，编金色的辫子，还在上面绑了一条蓝色头绳。摩西并没有反抗。

他在厨房里长大，身边尽是女人和香味。他从小织织缝缝，对厨子和女佣的情话耳濡目染，与穿蕾丝的洋娃娃为伴，就这么长成一个五大三粗的文静小姑娘。她[11]绣得一手好圈边，但心里也清楚，自己注定会让母亲失望。

确实，十一岁时，摩西撸起棉裙袖，把自己的大哥撂倒在地，一通胖揍，就因为他揪了母亲给摩西编的辫子，还叫她梅戴尔。十二岁时，其他姑娘前胸日渐丰满，而她却是胸毛丛生，两腮也开始生出阳刚的胡须。她的喉结开始凸显，声音渐渐变粗，男根也渐难掩饰。

一开始，母亲因“背叛”而怨恨她。但一天早晨，当她看到女佣正在井边弯腰取水，自己的女儿却在身后观察人家屁股时，她明白，自己的愤怒只是无理取闹，期望也只会落空。在她成人礼的前一天，母亲潜入熟睡女儿的房间，剪下她美丽的辫子，在她床边放了一套男孩衣服，还让家里一个车夫教摩西站着尿尿。

那天夜里，摩西做了个女孩子不会做的梦。次日，他早早就被脖子后的那阵冰凉激醒，用手一摸，头发只剩短短一簇，不由得心里发慌。他又缩回手往两腿间摸摸，指尖奇怪的味道吓得他腾地从床上跳起，连件衣服也没穿。找不到昨晚脱下的裙子，只有一条奇怪的男裤，他只好一只手捂住下体，光着屁股跑去找妈妈。

然而厨房门口有个壮实的女佣把门，手里擎着黑黢黢的煎锅，把赤条条的摩西赶跑了。挨了锅拍又挨打，他趴下又站起，最终只得接受命运作罢。和所有宽肩敦实的男人一样，他化眼泪为咆哮，变悔恨为力量。被偷走的辫子没被归还，他也没再留新的。此后，除了在梦中，他再也没进过儿时的厨房。

那个星期，家里请来老师，教摩西如何祷告、读书以及其他女孩子不需要学的东西。他没变成伟大的学者，但几年后，到他父亲去世时，他已经在一些方面有所擅长、经验丰富，并且打理起家中生意。

童年只在他身上留下两处印迹：他不为生为男儿而感谢上帝，也从未忘记自己的金辫子。有时，他会下意识地抬起手，顺着头皮摸到脖子后，寻找着，希望着，渴望着，至今如此。

有时，心中探寻的渴望难以抑制，他就跑去地窖、阁楼、储藏室和壁橱乱翻一通，至今如此。

但被剪的辫子终究没找到。

一天，摩西为家族生意来到敖德萨的粮食市场。就在港口街道的一家希腊餐厅，他邂逅了一位犹太女孩，无论是外貌还是身姿，姑娘都与他十分相似，仿佛就是从他母亲的梦中走出来的一样。

摩西确信，站在眼前的这个姑娘就是自己的女性翻版，那个传说中被束缚在每个人躯体内的双生子，每个男人梦寐以求并对之倾诉的孪生姐妹。然而只有少数人有缘得见，能够伸手触碰的更是千载难逢。

他一整天都跟着她，想象着抚摸她金色的发辫，呼吸着她的身体触碰过的空气，直到终于被姑娘发现，笑着同他在公园长凳坐下。

她叫托妮娅。摩西为她剥烤南瓜子，买来阿斯特拉罕苹果，用小折刀削成片，还把母亲为他准备的硬奶酪切成条给她吃。

“妹妹，”摩西的那股兴奋劲儿没有一点壮小伙的样子，“我梦寐以求，却从未有过的妹妹。”

时逢夏日。市集传来的谷香在空中飘散。在港口，海鸥与船只嬉戏。托妮娅脸上洋溢着爱意、温暖与喜悦。

摩西说想带她去见母亲，并把她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托妮娅笑着答应了。

一周后，摩西和两位哥哥一起再次来到敖德萨迎接姑娘。在她两位哥哥的陪同下，姑娘来到摩西母亲的家。

一见到姑娘，母亲大吃一惊，开口便叫“我的女儿”，让自家的六位儿媳妇很不是滋味。婆婆从未这样称呼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这位丧夫的母亲先是笑，后是哭，最后说，现在终于可以安心随丈夫而去了。

就这样，婚礼过后第七日，母亲留下儿子儿媳，撒手而去。按照拉比诺维奇家的传统，灵床被摆在院里的椴树下。母亲将财产平均分给几个儿子，珠宝分给儿媳，还把一个紧锁的珍珠母木盒留给了托妮娅。

摩西知道盒子里是什么，他浑身颤抖，但只字不敢吐露。

婆婆去世后第十三日，托妮娅避开众人躲进角落，独自打开盒子。丈夫儿时的辫子依旧鲜亮，她眼中充满泪水。那头发顺滑而有光泽，呼之欲出的动感仿佛附有生命。

托妮娅吓得赶紧把盒子盖上，平静下来才小心地再次打开。

亮泽的发辫上搭着一张字迹模糊的纸条，上面指示说：把他的辫子藏起来，别让他找到。万不得已时，再交给他。

年丧期满，一战也宣告结束。摩西的大哥梅纳汉姆·拉比诺维奇带妻子拔示巴来家里做客。梅纳汉姆在战前已经搬到以色列地。之前他就在加利利和犹地亚的农业定居点工作，并最终在耶斯列谷安顿下来。他的那些故事和歌谣引人入胜，他带来的硕大的塞浦路斯长角豆个个饱满，汁水滴得满地都是，惹得托妮娅和摩西也想同去。

夫妇俩于是也搬到以色列地，在梅纳汉姆所住村子附近的大卫村购置房产，并买了一块地。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桉树，摩西原想立马砍倒。而托妮娅不依，她死抱住树干，又叫又打，直到丈夫的斧子败下阵来。那是两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争吵。

在大卫村，人们都感叹夫妻俩的相似之处。所有人都说他俩长得跟一个妈生的一样：都是小个子，壮体格，宽面粗颈。能将二人区别开的也就是摩西过早到来的秃顶，还有托妮娅的乳房。

街坊们还说，拉比诺维奇家的两口子从不叫累，其他人早已厌倦的事情他们也乐此不疲——工作、期望、团体活动。摩西的力气和勤快简直可以以一顶三，很快就得了个“公牛拉比诺维奇”的绰号。托妮娅养了一群小鸡；她在柑橘园嫁接了一排香柚树——这种水果当时国内还很少见；此外，她还在院子里种了两棵石榴树：酸味的“绝妙”和甜味的“骡子头”。摩西在院子里建了个烤炉，托妮娅用谷壳和剥下的桉树皮给它烧火加温。

以前，村里人都叫他们“我的托妮奇卡”和“我的摩西”，夫妻俩就是这样称呼对方。他们膝下有一双子女：哥哥奥代徳和妹妹娜奥米。1930年那个冬季的雨天，摩西和托妮娅去了河谷外的橘园，当时奥代徳六岁，娜奥米四岁。他们并不知道，日落西山时，他们将失去母亲，生活也会变得一片暗淡。

10

有人说，每一个故事都是为了指导现实秩序。不光是时间顺序，还有重要性的排序。还有人说，每一个故事的诞生，都是为了解答问题。

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遭遇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厌恶蛇。当时我想：编出这么宏大的故事，讲创世、智慧树、人类、上帝这么多沉重的话题，难道就为了解释厌蛇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管怎么说，我的故事与伊甸园无关，它只是个小小的真实故事。我的智慧树虽然高大茂密，但如今已被砍倒，不复存在了。我的院子里养牛，养金丝雀，唯一一条蛇是大火中咬了西姆哈·雅克比的那条蝰蛇——详情稍后就讲。他的攻击也不怀好意，但还不及他祖先那么狡猾邪恶。

“对我来说，雅克比家的那场火是爱情的开端，”雅各布·沙因菲尔德说着，用手指盘算着，“毕竟，万事都有开端。爱情也一样。”

“比方说，”他继续道，“等你长大结婚，你会想送心爱的女人一件婚纱。可以到婚纱店给她买，或者种桑树养蚕吐丝，自己织布裁剪给她做。从哪里开始，由你决定。明白吗，萨义德？”

我并不明白。雅各布见我脸上好奇的笑容，俯身又问我：“饭好吃吗？”

我望着他。他的眼中充满笑意，但嘴角却抖动着，等待着我的回答。

那时的我是个孩子。母亲亡故，三位父亲健在。一个私生子，肚子里全是美餐，心中却满是疑问。

我望着他，笑了，极力掩藏着心中的愧疚。

11

西姆哈·雅克比与尤那·雅克比在村里居住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西姆哈·雅克比从美国圣路易斯移居以色列。在美国，他是个单身锁匠；来到这儿，他结了婚，干起了家禽养殖。他妻子尤那来自加利利。顺便提一句，“加利利来的姑娘”在我的童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到今天，每次遇到来自加利利的姑娘，我的心中都有一丝特殊的悸动，无论是故事里的，还是现实中的。

显然，“西姆哈”和“尤那”这两个名字让村民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两个名字男女皆可用，搞得夫妻俩经常被人叫错。兴许我也搞错了：西姆哈可能是来自加利利的姑娘，尤那才是圣路易斯的锁匠。

因为经常混淆，人们索性以姓氏称呼他俩：丈夫唤作“雅克比”，妻子唤作“雅克芭”，要么就是倒过来。总而言之，那场大火里，蝰蛇咬了雅克比。但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与大火和毒蛇的关联，却发生在多年后。

雅克比家的大鸡舍算得上是全村的骄傲，甚至成了观光景点。那个时候，阿拉伯斑点母鸡也就是每天在农家院溜达溜达，在垃圾堆里挑挑拣拣，每三天下一颗小蛋。而雅克比与雅克芭那些白色的美国孵化器摆在豪华的木头笼子里，鸡蛋沿着斜槽滚出。孵化器配备了锡铁盆，挂着食槽和整洁的繁育箱。

而悲剧并不理会这些，它总是意外降临。一天夜里，笼中传来惊恐的鸡鸣声。雅克比点亮煤油灯冲到外面。他进了鸡笼，不小心踩上正吓唬母鸡的蝰蛇，脚后跟立马起了瘀青。

时逢春季，蝰蛇的身体正充盈着冬日积攒下的毒液和邪恶。雅克比直挺挺倒在地上，油灯也脱手摔碎，点着了鸡笼。羽毛和木墙被引燃，空气中充斥着鸡鸣和浓烟。而那条蛇不改狡猾本性，见火立马开溜。

“做了坏事就走，”雅各布解释道，“不然他还能怎样？”

邻居们被叫来帮忙。然而一片混乱中，没人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大家只顾着灭火救鸡，没人去找雅克比。等火完全扑灭，雅克芭才发现丈夫躺在阴燃的木块和烧焦的鸡尸堆里。万幸他只有手和腿被烧伤。不过浓烟呛进了他的肺部，蛇毒也差点要了他的命。

雅克比的块头、力气加上好运让他九死一生。但他从未真正恢复。从那之后，他就没了精神头，也不工作，整天哼着童谣，一成不变的调子招得全村人反感。

雅克芭咬紧牙关坚持着，一个人努力撑起整个农场。然而花园里布满杂草荆棘，院子也成了垃圾场。四头奶牛下不了奶，只能一头接一头地卖给牛贩子格洛伯曼，生病的丈夫也不让她省心。

蝰蛇的毒液不断在他血管里作祟。雅克比成天跟在妻子身后，唱些疯言疯语。他对她胡搅蛮缠，像个四岁的孩子黏着喜欢的幼儿园阿姨。

折磨了两年后，雅克芭将房门一锁，头也不回地向田野走去。雅克比蹒跚跟在她身后，哼着歌儿，偷偷掀她裙子。就这样，两口子穿过公路，消失在北山的栎树林里，没人再见过他们。

雅克比的屋子空了数月，没人知道会怎样。

花园里灌木疯长，伸出多刺的藤蔓。花朵日渐萎缩腐烂，伯劳鸟将老鼠和蜥蜴的尸体挂在荆棘上撕扯。

西番莲在走廊的地板蔓延生长，一簇簇卷须充斥着沟槽，以致逼破门窗，蜿蜒入室。

野草和螺丝豆遍布院中，与其他废屋没什么两样，直至覆盖鸡舍的废墟。篱笆也结成一团草墙，黑蛇虎视眈眈，野猫张牙舞爪。

而壁虎、蜘蛛、螳螂、变色龙这些小帮派则潜伏在灌木丛中。叶子中总有窸窣抖动的声音。不止一次，当有孩子为了捡球而把手伸进树丛时，不是被咬就是被蜇，要么更惨：两样都中。

有人建议连虫带院一把火烧了。接着，一个夏日的黄昏，村里人听到一阵遥远而奇特的鸟鸣，而且声音越来越近。

疲惫的村民都抬起头来，连牲口也好奇地竖起耳朵。

那声音是那样陌生、迷人、绚丽而甜美，而且越来越响亮。

紧接着，老弹簧的吱嘎声、活塞的咔嚓声、魄力不再的老化引擎声纷纷应和鸟鸣。远处一阵尘烟中，一辆绿皮卡摇摇晃晃冲了过来，宛如一艘巨轮，从田间露了头。

开车的是个胖子，四十岁上下，白发如雪，又粉又细的肌肤如同犁地翻上来的小老鼠。他裹着一件黑色的旧外套，戴着墨镜，袖子上的绒面补丁十分显眼。卡车上若干个大笼子里尽是些高唱的金丝雀，仿佛正值年度春游的孩子，一个个兴奋得上蹿下跳。

雅各布把手搭在我肩头：“命运从没有意外。他按部就班做着准备，留下预兆，也会派来间谍。然而，能见、会听、懂领悟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这个陌生的怪人径直来到雅克比家的弃舍，一副轻车熟路的架势。到达目的地，他戴上一顶宽边草帽跳下车。树篱与乱丛中的躁动与骚乱瞬间化为沉寂。

一瞬间，来者摘下墨镜，露出白化病人粉色的眼珠和突兀杂乱的睫毛。他很快又把墨镜戴上。这个人五短身材，双下巴；笑容喜庆，但长相吓人。

他把笼子一个个卸下，拎着鸟笼进了屋。关门声未停息，受到惊吓的蜈蚣、蜘蛛和气急败坏的小蛇便纷纷逃离院子，像听了命令一样消失在田野里。

雅各布说：“因为动物比人类更敏感。改天我给你讲讲你妈妈养的那头牛，她才叫厉害！”

太阳落了山，白化病才从屋里出来，站在院里审度着要干的活。他二话不说，从卡车后取出镰刀，又从工具箱里找出锉刀，娴熟地将弯刀打磨。他把割下的野草堆在院子边上，动作麻利，让人无法与他的长相挂钩。他从衬衣口袋拿出一包“玩家”牌香烟，享受着吸入烟气的快感。他并不吹灭火柴，只是轻轻把它弹入草垛。稻草、野草和荆棘噼噼啪啪烧起来，火光映红了路人的脸。

看热闹的散尽，白化病继续趁夜干活。连续数晚，他修建篱笆，拔掉西番莲，剪了雅克芭的玫瑰丛，在旧桩子上栽了新种苗。他用干草叉翻新院地，天一破晓，就急匆匆进屋。乌鸦兴冲冲飞进院子，东蹦西跳寻找着翻地带出的蚯蚓和蝼蛄。对它们来说，哪里翻了地，哪里就能饱餐一顿。

“一切就是那样开始的，”雅各布说，“没人知道，连我妻子丽贝卡都不知道。公牛拉比诺维奇、牛贩子格洛伯曼都一无所知。我自己也是后知后觉。”

他从桌边站起走到窗前，背对着我说话。

“鸡舍被毁，那个白化病来了。托妮娅·拉比诺维奇溺水，你母亲到来。丽贝卡走了，金丝雀飞了，萨义德出生，帮工来了，朱迪斯去世，雅各布还活着。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每一份爱情的尽头都是如此。开头五花八门，中途纷繁复杂，但结局总是简单而相似的。最终，总是有人来，有人走，有人死去，有人继续活着。”

12

乌云聚集，凉风阵阵，河床涨水，托妮娅和摩西全无预感与担忧。

大雨在屋顶敲击出清冷的节奏，在锡槽里哼鸣。牲口挤在屋里，麻雀乍着羽毛眯着眼躲在格子里。一对乌鸦——心中只有好奇，没有恐惧的生灵——在劲风暴雨中练习着盘旋与升空。

三点钟，托妮奇卡站起身，摩西也睡醒午觉后出来。夫妻俩像往常一样，吃几个橘子，弄些抹黄油或果酱的厚面包片，再来几杯烫嘴的热茶。雨一停，他们把骡子拴在马车上，进柑橘园摘柚子。

卡梅尔山方向刮来一阵刺骨的冷风，直切脸面，生硬如未干的油画纸。骡子的四蹄陷在淤泥里，黏糊糊拔出来，留下一个个蹄印坑。田地里，不息的流水冲出新的渠道。

托妮娅与摩西经过菜地和葡萄园，跨过河床来到柑橘园。两人合力搬起沉重的木箱，转身准备回去。托妮娅抓住缰绳，摩西从马车后推，想让骡子从泥地里出来。托妮娅回头看看，摩西累得满脸通红，浑身热气蒸腾。

她爱丈夫的力量，为此而骄傲不已。每次哪个邻居有扛不动的口袋或者拉不动的牲口，托妮娅便会说：“等等，我马上去叫我家摩西。”在他们家附近，就在篱笆小门旁，有一块两百五十磅[12]重的大石头。托妮娅在上面做了一个显眼的大牌子，上写：“将我擎起的摩西·拉比诺维奇居住于此。”有人开玩笑说托妮娅应该给自己也挂个这样的牌子。这块石头远近闻名，时不时便有英军营地或卡梅尔山德鲁士村的人跑来想举举看。只有摩西力气够大，只有摩西知道如何弯曲膝盖，紧闭双眼抱紧石头，然后怒吼一声，像抱小孩一样把石头举在胸前。其他所有人都是垂头丧气、一瘸一拐地无功而返——垂头丧气是因为失败，一瘸一拐是因为他们都气急败坏地猛踹石头，结果伤了大脚趾。

雨又下起来。当夫妻二人返回河床处，拉比诺维奇发现水已经涨了一大截。他爬上马车，从托妮娅手里接过缰绳，后退几步，引着骡子朝右边过河床。然而蹄子一踏上光滑倾斜的浅滩，骡子就像女人一样大叫一声，绊倒在地。

顺着悲剧的相似脉络，情况急转直下。

骡子在车轴间陷住。马车缓缓侧翻。拉比诺维奇掉下马车，左腿被压住，动弹不得。

他疼得大叫。粉碎的膝盖骨撕扯着肌肤，伤口暴露在水中，人差点疼昏过去。然而因为担心——那种出自本能、先于理性的担心——让他将目光转向托妮娅。

她的大半个身体被压在侧翻的马车下，只露出头和脖子。头颅和后颈都陷在泥里，头发因为浸水粘成一绺一绺的。原本健康红润的脸庞也吓得灰白。

在她周围，一颗颗柚子在水里无忧无虑地跳动，如同浴缸里的玩具。

“救我出去。”她弱声道。

因为恐惧，托妮娅的声音有些嘶哑。她的嘴角渗出一些刺眼、稀薄的鲜血。她只能转动眼睛看着他。

伤腿困在泥里的摩西将手伸到车底侧面，估摸着重量。

“救我出去，我的摩西……”

她的声音哽咽着，想要叫出声却力不从心。

“托妮奇卡，听我说，”摩西道，“我把车架抬起来一点，你爬出来。”

她缓缓点头，圆睁着眼睛表示明白和同意。

“现在！”摩西吼道。

他因为用力而脸色发青，双手关节青筋暴起。马车吱呀着被微微抬起。托妮娅扭动挣扎着，最终只得无奈放弃。

“不行，”托妮娅呻吟着，“我做不到。”

又一股剧痛侵袭摩西受困的大腿。马车的重量又落下来。

有人说，这种时候，时间会静止；有人说，时间的速度会加倍；还有人说，时间会碎为成百上千个碎片，再也无法整合。在那个大雨之日，在河床倾覆的马车旁，时间并未理会这些俗套的推测。它既没有放慢也没有加快，只是按一贯的节奏，一如既往，冷静超脱，凌驾一切。

一层薄雾斑驳蒸腾于水面之上，荒凉的天空渐渐阴沉。与此同时，骡子的哀鸣和身体散发出的恐惧气味引来几只胡狼，摩西大声喊叫，丢了几块泥巴才将它们吓退。

其中一只跳过来咬住骡子的后腿。摩西用力拆下马车一侧的架杆，伤了胡狼的后背。余党见状只好后撤。过了一会儿，胡狼明白男人无法起身，狡猾和饥饿让它们变得十分大胆，开始从头部攻击骡子。那个位置太远，杆子打不到。胡狼从骡子口鼻处撕下几块肉。

“柚子漂起来了。”托妮娅突然道。

“什么？”摩西声音颤抖。

“柚子漂起来了。”

“村里人很快就会来救咱们了。别把头沉在水里，托妮奇卡，也别说话。”

雨越下越大，水越涨越高，柚子如水中褪色的月亮泛着黄色。托妮娅躺在马车另一侧，觉得头越来越沉。摩西试着用杆子支撑她的后颈，但没成功。

眼睁睁看着水位上涨，妻子脖颈的肌肉不住地颤抖，摩西的光头上满是冷汗。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突然，托妮娅的头沉下去，又立即浮了上来，仿佛被对死亡的恐惧所激醒。

“摩西……”仿佛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在说，“我的摩西……辫子……在盒子里……”

“在哪？”摩西大喊，“辫子在哪？”

水位攀涨，没过托妮娅的头颅；再涨，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是托妮娅的声音。

“我要走了，摩西。”她低声道。

拉比诺维奇紧捏下巴，双眼紧闭，直到妻子口中吐出最后一串气泡。夕阳退去，在灰云后收敛起辉煌。直到光亮淡去，黄昏和雨水洗去死亡可怖的声响，摩西才望向吞噬妻子生命的那抹阴暗。他猛咳不止，伤心与无奈的泪水夺眶而出。比任何情感都要狡猾的悔恨蚕食着他的身体。

怒不可遏的他再次抓住马车边缘，他咆哮着用力：“出来呀，托妮娅，出来呀！”然而倾听的只有胡狼和垂死的骡子。

马车脱手再次砸在他的伤腿上。摩西昏厥，醒来，再次昏厥。几小时过后，他被自己的叫声惊醒。仿佛在梦中一般，他看到灯火如大海般涌来，搜索队的叫喊声和犬吠声四起。然而，此时的他已被黑暗、悲伤、寒冷和疼痛消磨殆尽，全然没有回应的气力，还是骡子的呻吟声为他们指引了方向。

13

整整两年后，我母亲来到拉比诺维奇家帮工，帮母牛挤奶，照顾他失去母亲的孩子。

对于她那几年的境遇我只略知一二。

“管他呢，知道又怎样？”每次我一问起，她便这样不耐烦地打发我。“赶紧坐我右边，听话。萨义德，听见没有！”显然我健忘，再次坐到了她耳聋的一侧。

等再大一点，我问三位父亲，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

摩西·拉比诺维奇说她在里雄莱锡安[13]的酒庄工作过一段时间，笑着说：“她就是在那儿学会了喝酒。”

牛贩子格洛伯曼人脉遍通全国。他说妈妈的父母“听说女儿在以色列地的所作所为便远走他乡，再也不想见她”。

见我执意追根问底，牛贩子说，一个人不应该追究母亲的过去。

“萨义德，在你出生前，朱迪斯两腿间发生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不必知道，就这么简单。”格洛伯曼的粗言粗语我到现在还没完全习惯，不过也不觉得那么刺耳了。

育鸟人雅各布·沙因菲尔德——我母亲的追求者和受害者——为我端上一道道美味，他只告诉我：“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从天上来到我身边，之后又回去了。”

他说着，手指在桌上画着圆圈，前额的伤疤突然发红。每次他脸色发白时便会这样。

“我的孩子，你还太小。但你会长大，会懂得道理，会明白爱情中的规则。这些规则最好能从父亲那里学到，这样便不会因爱而受伤害。孩子为什么会有父亲？就是为了从他那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为什么以色列的儿子都以雅各布为父亲？[14]就是为了理解和学习他的爱。人们会给你讲很多关于爱的道理。首先，他们会说爱是两个人的事情。萨义德，这不对。真正的仇恨需要两个人，而爱，有一个人就足够了。对它而言，只要一点点就足够，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有朝一日，你因某个细节爱上一个女人——就说她的眼睛吧——会有人跟你说：你爱上了她的眼睛，但跟你过日子的是她的全部。萨义德，这也不对。爱上她的眼睛，陪伴你的也是她的眼睛，剩下的只是珍藏着华服的壁橱而已。”

他垂眼见我一脸惊讶，手便不再敲桌，可嘴却没停：“这些东西连上帝都不甚明白。犹太人的上帝对孤独了解透彻，但对爱却一无所知。上帝独自高高在上，没子女，没朋友，没敌人，最惨的是没女人，最终因孤独陷入疯狂。所以他让人类也跟着发疯，给了我们一大堆‘妓女’‘处女’之类的名头，让男人用在女人身上。女人才不是这些东西。归根结底，女人是血是肉。只可惜，我到现在才明白。如果我能早点醒悟，早点明白爱来自脑，而不是心，爱有律法和规则，不是梦境和疯狂，也许我的生活会更幸福。但懂得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一个男人要得到他渴望的女人，必须有天时地利，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以色列地有人溺水，可能使得某人在美国打牌赢钱；欧洲的乌云千里迢迢飘过来，就为了让一对男女在云雨之夜相会。一个人自寻短见，说明有人想置他于死地。乌鸦嘶鸣，一定会有人听到。当我看到直射的阳光下朱迪斯乘着马车缓缓到来——我一眼便看清：这就是我眼中被高高举起的女人。她被举着送到我身边。在印度就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以眼神意念移动桌上的杯子。你听说过吗，萨义德？我在村倌儿帕比什家的儿童报纸上读到的。他家有好多旧报纸。在印度他们有——叫什么名字来着——哦！托钵僧。他们感觉不到疼痛，能控制呼吸和心跳，光用眼睛就能让桌上的茶杯左右移动。我不骗你，萨义德，只靠眼神，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这么挪动杯子。不过你要明白，挪动杯子可比挪动女人要难多了。”

14

是摩西的大哥——梅纳汉姆·拉比诺维奇——用故事和可口的长角豆说服摩西和托妮娅搬到以色列地。也是他先认识了朱迪斯，并建议摩西请她来家里和农场帮工。

直到我长大了，梅纳汉姆伯伯才告诉我那个大家讳莫如深的名字——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伯伯把名字和故事都告诉了我。

“当时他们好像住在姆拉贝斯，要么就是里雄。我不太确定。”

母亲的第一位丈夫在希伯来旅当兵。一战结束，他返回以色列地，却找不到生计。

每天他都在城里的大路边找工作。这个人天性骄傲，他不会低声下气央求地主，而是像在战场一样横眉冷对。他不明白，这种眼神在和平年代只是绊脚石而已。

“人，只能利用自己已有的东西，即使不能完全符合情势所需，”梅纳汉姆伯伯解释道，“他们该笑的时候哭，该扇嘴巴的时候拔枪，该讨爱人欢心的时候却嫉妒。”

那个男人总是闷闷地躺在床上。夫妻俩租了间房子，那里以前是养土耳其鸭子的鸭舍。零碎的鸭毛刺得他两眼发红，鸭屎的臭味挥之不去，仿佛刻骨铭心的屈辱。

朱迪斯建议他种些蔬菜拿到集市去卖，他于是起身，在屋后的几块园圃撒了种子。然而，即使嫩芽出土，他还是无法安宁。午后，成群的乌鸦会飞上院里的大树，它们上蹿下跳，叽叽喳喳，仿佛恶浪汹涌一般。叫声和翅膀拍打声让他绝望地冲进屋内。有时，他强打精神坐在雅孔河边，双手抱膝闭着眼，仿佛在身体里寻找安慰。

要不是朱迪斯一直照料菜地，在院子里养了几只母鸡，把地主家橘树上掉下的果子制成果酱，东缝西补勉强度日，夫妻俩和女儿早就因骄傲饿死了。

终于，男人说他要去美国，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铸造厂干一年，厂子是他在希伯来旅认识的一个美国朋友的爸爸开的。

“我挣了钱就回来，”他说，“朱迪斯，你等我一年，最多两年。”

当时，朱迪斯坐在桌边给做汤用的豆子去壳，假装没听见丈夫的话。他抓住她的肩膀大叫，逼迫她听。

“即使在美国也没什么工作，”她又怒又惊，“好多人都跳楼了。”

她面前堆着两堆东西，棕色大堆的是豆子，灰色小堆的是砂石、豆皮和干虫。她的两腿间站着两岁的女儿，两眼盯着妈妈的巧手。

“别走，”朱迪斯央求，“别走。咱们过得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

她摸摸蓝色头巾在头上打的结，把它紧了紧。她的语气里充满悲观与恐惧。然而那个男人——那个名字我必须忘却的男人，却无动于衷。他骨子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短小的身材，模糊的身形，他的形象留在我的眼里：他在小木箱子里装了几件衣服，拿了穷小子路上吃的硬奶酪、橘子、面包和橄榄，然后告别妻女前往雅法。我母亲倚着门框，腿旁靠着女儿——我同母异父的姐姐，脸上像她父亲一样面无表情。

男人在雅法买了张便宜的甲板票，乘着满载撒马蒂橙和甜柠檬的小货船驶向英国。

那是个阴天，然而船舱里橙子散发出的阳光味道，始终萦绕着乘客，加重了他们心中的懊悔。

到了利物浦，男人换船奔赴纽约。又怕又慌的他从哈德森码头走到中央车站。身处异国他乡，他的骄傲早就化为乌有，只是徒劳地在硕大的迷宫中无助地大喊：“威尔明顿！威尔明顿！”直到有好心人为他指点卖票的窗口和站台。

列车在地下行驶了一阵，接着眼前豁然开朗。它隆隆地驶过大河，经过一片芦苇与沼泽——男人没想到在美国还有这样的地方。他坐在窗边，数着电线杆，仿佛一路撒着面包屑，以便找到回家的路。他小声念叨着经过城市的名称：纽瓦克、新不伦瑞克、特伦顿、费城……三小时后，检票员一喊“威尔明顿”，他立即冲下火车。

他一路跋涉，经过一根又一根烟囱，就是找不到朋友的铸造厂。不过，他还是边摸边问找到了哥伦布大街——朋友告诉他，自己就住在那里。他按熟记的门牌号找到了房子。

那是一座华丽的住宅，门前有修剪整齐的灌木丛。其实这里住的是一位荷兰的服装商人，但男人还是觉得，犹太铸造厂主的家就应该是这样。他举手敲门。

命运让荷兰商人在那天赚了一大笔。商人心情大好，见到门口的陌生人，居然善心大发请他进屋，以黄油和豆蔻烹调的美味蒸鱼和土豆款待他。

我时常好奇，梅纳汉姆伯伯和奥代德·拉比诺维奇当时并未在场，居然会知道这么多细节。难道年幼时奥代德对我母亲如此怀恨在心，以至于将她的生活刻画得如此声情并茂？难道雅各布将故事在脑子里反复回放，以至于编造出新的版本？难道母亲死后，梅纳汉姆伯伯会那样悔恨？如果烹调土豆的佐料是酸奶油、粗盐和切莳萝，而非黄油和豆蔻，我母亲的生活会因此而不同吗？我呢？我还会来到这个世界吗？

不管怎么说，荷兰商人和我母亲的丈夫就着月桂浆果喝白兰地，饭后还一起抽雪茄下棋。商人解释说，他的曾祖父建了那座房子，他祖父、父亲和他自己都在那里出生。“就在这张床上，我的朋友。”美国的各个城市都能找到一条哥伦布大街。“还有，我的巴勒斯坦朋友，犹太人往往不会沾手金属铸造业。”总之，商人友好而礼貌地暗示他，那个所谓希伯来旅的朋友只不过是胡说八道。

的确，这位战友只是想往自己脸上贴金。他不过是芝加哥一个缝纫铺小贩的儿子，威尔明顿他也只在地图上见过。和多数谎话精一样，他也不做功课以把谎撒圆。后来，梅纳汉姆伯伯嘲讽地说，他搬到了以色列地，自称“在约旦河谷血战中给泽夫·雅勃廷斯基[15]当过副官”。他在特拉维夫租了间房子，靠在美国修正主义报刊发表“加利利的拓荒者来信”为生。

荷兰商人借着酒兴，给了男人几件旧衣服和一条沉甸甸香喷喷的杂谷面包，又塞给他几处地址和几封推荐信。奔走苦求一番后，我母亲的丈夫变成了出售廉价商品百货商店的守卫。

从那以后，他青云直上，守卫变成信差，信差升成销售，没过多久又坐上了部门经理的位子。他买了棕色和白色的皮鞋，跟小酒贩变成朋友，也抽上了雪茄。原本说好去美国的铸造厂干一两年，结果却是抽烟卖货干了三年。

不过，男人并未忘记与妻子的约定。他每月都给朱迪斯写信寄钱，即使她不再回信也没中断过。信中他并未提到威尔明顿的两个爱他的女人。他了解妻子，知道她已猜到几分。但在两个女人面前，男人却没有丝毫隐瞒。他时不时会提起以色列地的妻女，说以后要回到她们身边。

15

Shlaf meyn meydele, meyn kleyne

Shlaf meyn kind, un her tsikh tsu

Ot dos feygele dos kleyne

Iz keyn andere vie du.

这首歌谣妈妈常哼给娜奥米听。

奥代德会发脾气，娜奥米听得起劲，摩西一言不发。当时我还未出生。

想象中，早先她应该会唱给自己的女儿听，之后是她自己。那些词句在她心中沉淀，等待着一个新生的小女孩的出现。

母亲去世几年后，奥代德对我说：“萨义德，那就意味着你在美国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当时我们正在村里的运奶车上，那是我和他同行的夜间旅途的其中一次。

“我也想有个美国的姐姐。”奥代德说。

奥代德心心念念惦记着美国：美国卡车，美国公路，还有美国女人。他从兰德·麦奈利地图上剪下美国的公路图，罩上塑料膜，贴得家里满墙都是。他对着地图一看就是几个钟头，熟记路线，插旗钉钉，为想象中的奔驰之旅做准备。

“看见这条公路了吗，萨义德？那是10号公路。在美国，这种路叫州际公路。看到这一带了吗？洛杉矶，圣贝纳迪诺，一路直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卡车站。那里应有尽有：柴油、燃油、食品、啤酒。人们常说：车油加好，肚子吃饱。五百多辆重型卡车每天在那里停靠。”

“那你干吗不去美国？”

“那样我的梦想就实现了。”奥代德回答。

“车子有点右偏。”奥代德停车，下去检查轮胎。我们绕着车子，奥代德用大木槌挨个儿敲敲轮胎听动静。他在其中一个轮胎那儿徘徊了一阵儿，往手指上吐了口唾沫抹在气门芯上，小心查看着气泡。

“稍微有点漏气，”他说，“想梦想成真，何必费那么大周折？你以为我不知道？美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男孩都有想当卡车司机的时候，很多人成了年还想呢。只有我这种笨蛋才会真拿它当营生。记得一个小时后再提醒我停车检查。”

男人离开家时，女儿只有两岁。待他返回时，女儿已经五岁，长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她手里抓着个破布娃娃，没认出眼前这个打扮时髦的小个子。男人笑着走进鸭舍，挥舞着大把钞票，叫道：“我来接你们去美国了！”

如果小姑娘没有长大，你会以为男人只离开了几个钟头。因为在他进屋时，孩子的母亲依然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剥着跟丈夫离家时差不多的豆子。她依旧双眉紧锁，空气中还是那股鸭臭味，桌上还是灰棕两堆，一切都像时间静止了一般。

他想冲到她面前，但朱迪斯站起身，动作出奇地沉重。她让女儿挡在自己前面，像是防范，又像是躲避，同时不安地用手指抚着孩子的后背。男人注意到她圆滚滚的肚子。

“你怀孕了。”他欣喜地叫道，可马上又被自己的话吓住——明明自己已离家三年。最初通信中妻子的迫切恳求，后来的麻木淡漠，以及最终失去音信，房东见到他时垂下的目光，从树上飞下来、嘲弄般对着他聒噪的乌鸦……一切他都明白了。

男人膝盖发紧，但又迅速镇定。他揣起钞票，一把抓住女儿道：“走，爸爸带你去美国。”

“我要带着娃娃。”孩子的平静和淡漠让父母吃惊。

“不用，”男人说，“我给你买新的，什么都不用拿。走吧！”

他转身离开，女孩丢下玩偶，跟在身后。

朱迪斯没有抬眼，抚摸的手还停在空中。惊吓把她钉在那里，动弹不得。她缩了缩脖子，即将到来的打击令她脊背冰凉。

临走关门前，妈妈的丈夫转过脸，带着美国销售员的职业微笑在地上啐了一口：“贱屄！”那是恶毒到连从小说意第绪语的人都难以启齿的脏话。甚至连张口闭口都是脏话的格洛伯曼，在给我解释时都要清清嗓子。

男人合上院门，穿过邻居家的菜地，不去理会正跪在红泥浆里，假装在专心侍弄洋葱和胡萝卜的邻居，和女儿一起消失在柏树林外。路上，他拦下一辆来自拉斯艾因[16]的小卡车，往惊愕的司机手里塞了一元美钞，命令他直接开到雅法港。

夜晚，朱迪斯的情人来访，见她脸色煞白，一个人呆若木鸡，豆子撒得到处都是。

“他回来了？”他问。

他在朱迪斯耳聋的一侧讲话，她没回答。

“孩子也带走了？”他大喊道。

“他回来把孩子带走了。”朱迪斯呜咽道。

“我去追他，把孩子给你带回来。”情人越说越气。

朱迪斯望着他，那温暖的身体、似火的热情曾在孤寂的岁月里俘获她，扶持她，如今却如残株般令她可悲。

“别追，也别去找孩子。这不是你们男人间的比赛。”

她紧闭双眼，面前出现未来生活的情景。“孩子没认出他，”她终于开口，“可二话不说就跟着走了，连句再见都没说。”

情人坐到她身边，伸出手臂搂住她，把她的头揽在自己肩头，另一只手搭在她肚脐上。

“朱迪斯，还有我们呢，”他低语着，“你，我，很快还有我们的女儿。”

“是啊，我还会有个女儿。”

她顿觉一阵清爽席卷全身。一个半月后，朱迪斯诞下一个漂亮的男婴。没有呻吟，没有意外，孩子生下时就已死去。

“我们去美国，去找她，”情人在孩子的坟前再次大吼，“我们闹上法庭。哪有这样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的。美国可是有王法的地方。”

“不去。这场官司已经宣判执行。”朱迪斯说。她的情人望着她，惊恐万分。他看到冷酷在朱迪斯身上积聚，它顺着毛孔渗透，在肌肤的缝隙中凝固。他知道，只能任由她去了。

16

那个希伯来旅修正派的谎话精就这样改变了一切。如果你对“如果”和“要是”这种问题同我一样感兴趣，得到的回应只是命运与机遇的转变。如果他真在威尔明顿有铸造厂，我母亲的丈夫会按时回家，我就不会出生。即使生下来，也只会有一个父亲。他们会给我起其他名字，而死亡天使也早把我带走了。

梅纳汉姆伯伯见我对命运的讽刺如此执着，便给我讲了三兄弟的故事。从前有三个兄弟：“如果”“要是”和“要是不”。“沉睡天使让人们进入梦乡，三兄弟却把他们唤醒，围着他们问一大串问题，让他们再也睡不着。”

牛贩子格洛伯曼睡得酣畅，任何心事、阴谋、悔恨都惊扰不了。格洛伯曼对我重复他的格言：“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说：总会有人问，总会有人答，三兄弟总会让你不得安宁。对于朱迪斯也是一样。她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女儿，直到去世。

所以说，我在美利坚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而母亲连她的名字也没提过。我一追问，母亲便用同一句话搪塞：“知道了又怎样。”

父女二人坐船从雅法到达热那亚，在一处廉价旅馆住了几天。那里充斥着鱼腥味、茴香味和大蒜味，阳台的天竺葵盆箱上还卧着几只大肥猫。

他们坐船从热那亚到里斯本，然后经鹿特丹到美国。其他客人大多成天躺在铺位上，操着天南海北的语言说笑打牌。船舱里尽是汗味、烟味和呕吐的味道，父女俩多数时间都在甲板散步。

不出所料，此时，小女孩已经从战利品变成了累赘，而男人的愤怒和复仇的欲望还未得到满足，它们撩拨着他，连呼啸的海浪都难以匹敌。他狠狠扇了女儿几个耳光，动作短促，几乎没人留意，也没人听到伴随而来的恶言：“小贱人，跟你那婊子妈一个德行。”如果可以再次说说我生命里和幻想中的主要人物，我要说，如果让我选择，我们再也不要遇到那个卑鄙的男人。如果他留在母女身边，兴许会变成这个故事的主角，叙述者也会变成另一个儿子。但基于他的所作所为，他已从我的故事中被驱逐，我也不必为他浪费笔墨。

至于我母亲那个被遗忘的情人，我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他从哪儿来。有三位父亲我已知足，所以甚至没去找他。可就在母亲去世约十五年后，一次我到耶路撒冷看望娜奥米。她指着一个身体伛偻成拐棍的老者让我看。他拄着两根拐杖，就在神学院不远处，沿贝特凯雷姆大街蹒跚而行。

“看见那个人了吧？他就是你母亲的情人。”

让我震惊的不光是那句话。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知道，原来娜奥米对我母亲的过去也有所了解。

她怎么知道就是那个人？我无从知晓。

为什么决定要告诉我？这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生气吗？娜奥米察觉到我的尴尬，说：“萨义德，咱们回去吧，做一大盘以前家里吃的那种沙拉。”

每次来看娜奥米，我都从村里给她带蔬菜和鸡蛋，还有一大罐酸奶油和很多奶酪。每次来都是晚上，都是奥代徳开运奶车载我。

我已经长大，奥代徳也老了，但我依然喜欢坐他的夜车，听他抱怨，听他讲故事和梦想。他总是大声吵吵，以盖过引擎的轰鸣。

路变宽了，我们身边不时有卡车经过。但夜晚还是一样的凉快，奥代徳还是一如既往，不说妹夫半句好话——谁让他让妹妹远嫁他乡。他还是会问我：“萨义德，要不要按喇叭？”我再次拉住笛绳，声音一响便吓得赶紧放开，任凭尖锐的巨响渐渐被夜晚吞噬。

两个孩子围着蹒跚的老人左蹦右跳，他的肩头仿佛无形中承担着巨大的重量。谁能保证那重量不是我母亲？谁又能免于承受那份沉重？除了几个爱过她的男人，整个世界对她一无所知。所有人都和那老人一样蹒跚街头，都会像他一样身体伛偻，在灵魂的重压下低头。

17

“托妮娅的死实在是个悲剧，”雅各布道，“巨大的悲剧。我们身边发生过其他不幸，不过像这样在河床溺水的可真没有。河床哪是该溺死人的地方？科德马河有人淹死，黑海有人淹死，可咱们这儿的河床才多深？也就二三十厘米。像这样的悲剧可不是偶然。吃啊，萨义德，你可以边听边吃嘛！我甚至一度认为，他们俩如此相像，当时又是雨又是雾，也许死亡天使错将托妮娅认成了摩西。然而，托妮娅死了，留下徒劳悔恨的摩西。那种日子可不轻松，每天都在缅怀亡妻中度过。这跟想念活人不一样。我对这两种情绪体会深刻。你母亲生前和死后我都在思念她。萨义德，你现在多大？整十二岁，而且你也是没妈的孩子，兴许不用我说你也能理解？我只能说，那就像乌云笼罩村庄。年轻的鳏夫，拖着两个没妈的娃儿……犹太人的上帝才不理会呢。托妮娅在冬末去世，一个月后，春天便飘然而至。蓓蕾绽放，云雀欢唱，鹤群引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田间鹤群的叫声你听过吧？那叫声并不响亮，但传得很远。二战的时候，有一次我见到战俘营里的一个意大利战俘在田间与三只鹤共舞。它们立即察觉到意大利人与众不同。远处看去，我还以为是四个人，那么高，就像是头顶皇冠一样。等走近了，那战俘拔腿往回跑，而三只鹤则张开九英尺的长翼飞向空中。那个战俘营，你还记得吗？那时你还小。营房的围墙上有个小洞，那些犯人有时会跑出来，四下在田里转转，就像我开着笼门养的小鸟。没人看着那些犯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想逃跑。再来点，萨义德。来，张嘴，孩子。我还记得养伯家小儿子吃饭的样子。从他出生那天起，他的嘴总是张着，说的第一个词就是‘还要’——不是‘妈妈’，不是‘爸爸’，是‘还要’。六个月大时，他就指着一盆食物说：‘还要！’会说这个词的人，估计不需要懂得太多也能过得很好。很多人一辈子会两个词就够活了：‘那个’和‘还要’。那小子就像个无底洞，简直能吞掉一头牛。他妈妈见他这副吃相，乐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让他多吃点。他长啊长啊，快得让母亲生怕他被邪恶之眼盯上。每次，等其他人都吃完了，她才叫他上桌，然后站在他面前，双手撑开一张大床单挡住他。怕他被人看见，更怕他被邪恶之眼发现。吃吧，萨义德，敞开了吃。我给你唱支歌，帮你增进食欲：

快看今天真新鲜，

一只鸟儿立窗边。

娃娃忙往窗边跑，

小鸟已经飞不见。

娃娃呜呜哭不停，

小鸟已经飞不见……”

18

一开始，全村人都跟摩西·拉比诺维奇一起承受哀痛。服丧周内，朋友们都动员起来，轮流帮他挤奶，进果园摘剩下的果子。接下来的几周，在他腿伤痊愈之前，他们纷纷来帮忙，借给他骡子和马，直到他找到新的牲口。村里的妇女纷纷叫两个孩子到家里吃饭，村倌儿帕比什的妻子阿丽莎还来帮忙擦地、洗衣和打扫卫生。

然而时间一点点过去，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邻居家的男人告诉摩西，家里多出两张嘴吃饭已经有点吃不消了。

拉比诺维奇的胸口以下依然打着石膏，他怒不可遏。本来从一开始他就答应给邻居钱，让两个孩子吃饭。如今，他再次问邻居要多少，对方开的价简直可以养活整支军队。摩西把邻居轰出家门，跟村里货栈老板的妻子商量好，以公道价钱让奥代徳和娜奥米在那里吃饭——直到朱迪斯到来。偶尔也会有几个英军士兵到那里就餐，再就是那个太阳下山后才出没于雅克比家老院子的白化病会计。

摩西从河岸边拔了水仙栽在托妮奇卡坟上，很快它便开了花。新生的小乌鸦在桉树顶的巢穴中咿咿呀呀。世界照常运转，如满载着生老病死的船只，寻觅停靠的港湾。

太阳升起，空气变暖。每天下午，摩西就像小牛犊一般在荒地里转悠，嚼着草根，伤口暴露在春日的空气里。

田凫支棱着长腿在他身边咕咕叫，炫耀着绚丽整洁的外衣。逃过寒冬幸存的田鼠兴奋地在草丛叽叽喳喳。一阵花开的香气扑面而来，让血流加速，让孱弱的鸟儿无法飞翔。

摩西习惯了裸身躺在田间，吸收春天的阳光，现在依旧如此。多年后，我依然见他来到田间，赤身躺在草地上。一次，我把暗箱搬到田边，观察飞舞的云雀。而摩西也在地里，他脱了衣服，就躺在暗箱边上。

那短粗的身体横在那里，缓慢地呼吸，一只手抚摸着胸前的毛发和肚皮。气温上升时，他还会伸手抓抓私处。

两只大苍蝇在他脸前嗡嗡，但他并不理会。

如此坦然，如此纯粹。我们离得那么近，他丝毫没有察觉到。有杂草枝丛的掩护，连鸟儿都发现不了我的暗箱。阳光直射下，我热得几乎被烤焦，但仍然不敢动弹。摩西突然自说自话起来：“我的摩西，我的摩西。”他稍稍侧身，一股类似梅纳汉姆伯伯体味的味道弥散空中。当时我还太小，不明白怎么回事，还以为因为他们是亲兄弟，所以体味相近。

拉比诺维奇的伤腿恢复迅速。然而，当他要求医生拆下石膏时，医生却说还不到时候。摩西没争辩。他返回家中，躺在饮牛的水槽里，直到石膏融化，槽子里的水变成乳白色才起来。几天后，他套上马车，带孩子们到邻村和哥哥嫂子一起过逾越节[17]。

梅纳汉姆伯伯跟摩西截然不同。梅纳汉姆又高又瘦，尽管年长于摩西，但更显年轻。他手指修长，即使一直田间劳作也不改细嫩；他有一头浓密的棕发，声音柔和悦耳，修剪整齐的胡髭被家人称作“美利坚小胡子”，没人在意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坐拥当地最大的塞浦路斯长角豆农场，产出的豆子最为饱满多汁。我依稀记得他骄傲地把豆子捏开，任其浓汁四溢的样子。

“如果巴尔·约哈伊[18]也有这么一棵树，每个安息日有一颗豆子他就知足了。”

一说起自家的长角豆，梅纳汉姆伯伯更像是谈论自家牲口的奶农。他有一大群“牲口”，几株“公牛”，还有几株优质“奶牛”。他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把他的树苗赶到农场，让他跟在后面吹笛子他也乐意。

“萨义德，总有一天，会有人发明不扎根的树。我们出门散步或者下田干活儿，吹一声口哨，树就会跟过来。人走到哪里都有树荫乘凉。”

有一个故事他津津乐道，我也很喜欢。说的是一个外族农民，马车上载着一棵开花的大苹果树在乌克兰游荡。马车由四头牛拉着，后面总是有蜜蜂追逐。

梅纳汉姆伯伯从不依赖风给长角豆授粉，而是自己亲自上阵。盛夏过后，他爬上雄株，把花粉摇到纸袋里，然后迅速洒在雌株上。如此一来，浓重的雄性气味便沾在了他身上，让邻居家的妇女尴尬不已，也逗乐了男人们。这可气坏了拔示巴伯母。

伯母爱丈夫爱得发疯。她觉得全世界的女人都跟自己一样。那股雄性精华的味道让她很是担忧，生怕丈夫会拈花惹草。那味道沾在他身上，即使伯母把他推进浴室，用刷子一痛狠刷，直蹭得他全身通红，叫苦连天，她还是不放心。但凡出现在梅纳汉姆伯伯视野范围内的女人，都会被伯母骂作“野女人”。村子太小，人心善妒。“野女人”越来越多，拔示巴伯母的火气也越来越大。

“像梅纳汉姆这样的丈夫春天最好悄悄待着，”伯母说，“他最好全年都消消停停的。不过春天他尤其得闭嘴，不能四处招摇——说故事，扯大话，示爱什么的……周围发春的女人太多，这么做太危险。”

就这样，结婚第三年时，梅纳汉姆伯伯突然染上了奇怪的过敏症，一到春天就发作。不同于一般的过敏，他不打喷嚏，不发痒，也不流泪，只是声带发不了声。

托妮娅曾说拔示巴给梅纳汉姆下了咒，但伯母死不承认：“当妻子的不能做这种事。有上帝看着呢。”说得好像事不关己一样理直气壮。

总之，每年在普林节[19]和逾越节之间的某天早上，梅纳汉姆伯伯起身便说不出话。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耳朵聋了，后来才发现是干张嘴出不了声。

起先，这强加于他的沉默令他十分暴躁，拔示巴倒是心满意足，没有一丝抱怨。可过了几年，梅纳汉姆伯伯没了脾气，也习惯了用纸条与周围人交流。拔示巴伯母再次妒火中烧。如今，她反怕春天一到，丈夫一不出声就会变着法儿招惹村里的坏女人。

她总说：“毕竟他还算只好鸟儿。”

六七岁时，我告诉梅纳汉姆伯伯在我眼中他与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的分别。

梅纳汉姆伯伯写下：“说说看，萨义德，什么区别？”

“你们都是鸟，”我说，“你是好鸟儿，沙因菲尔德是怪鸟儿。”

母亲微微一笑，娜奥米合不拢嘴，梅纳汉姆乐得浑身乱抖，还不忘在纸上写下：“哈哈哈！”

“男人开不了口，就会上蹿下跳，像猴子一样在林子里张牙舞爪。”拔示巴伯母生怕自己的嫉妒会招致可怕的后果。

梅纳汉姆伯伯既不上蹿下跳，也没张牙舞爪。他变得安静而内向，就像那些瘦削的男人经历夏末，感叹白日变短一般。

变了哑巴的他还多了几分挑衅与幽默。逾越节家宴上，他举着一张大纸在所有人面前晃来晃去：“省得我背诵无聊的《哈加达》[20]。”

奥代德、娜奥米和梅纳汉姆夫妇的三个孩子哈哈大笑。摩西也没忍住。那年进门时，摩西搂住哥哥，哭着说：“这还是第一个没有妈妈和妻子的逾越节。”这会儿他笑了。

“梅纳汉姆觉得你应该赶紧再婚。”拔示巴道，梅纳汉姆也在一旁点头。

可摩西根本不想谈这个，更何况是当着孩子的面。

摩西和拔示巴给孩子们哼唱记忆中那些古老的歌谣，梅纳汉姆在桌上敲着节拍。奥代德找到了被藏起的无酵饼，[21]许愿“让妈妈赶快回来”。

摩西听了脸色发白，而梅纳汉姆只是拍拍奥代德的后脑勺，写道：“奥代德的愿望真好。不但如此，你还会得到一把小折刀呢。”

19

有时，摩西也想悲痛，也想懦弱。承载哀痛灵魂的不该是一副日渐强壮的身体。

他想垮下去，但不能。相反，托妮娅死后，摩西反而一天比一天强壮，仿佛当初无力拯救托妮娅的那些肌肉在摩西身上得到了补足；又仿佛一丛丛生命的绿苗从悲痛的灰烬中破土而出，甚至掺杂着些许安慰，理直气壮地充实着鳏夫的躯干。没有人明说，但心里都一清二楚。

他的语气从低沉转为流利，步子变得轻快，连光头上也生出薄薄一层新发——不似年轻人的浓密，更像婴儿的幼毛。

至此，他的身体已完全恢复，强壮得跟没事儿人一样下地干活。他收割、拾穗、锄地、犁田。夜晚挤完奶后，他用两英寸粗的管子做成的扁担把四个奶罐挑到奶厂。

出了奶厂，他去接吃过晚饭的儿女。肩头的空奶罐偶尔撞出咚咚闷响，呼应着摩西的思绪。

走进货栈老板家，那个白化病跟他打招呼，他愤愤应了一声。摩西憎恶世上一切反常之物。那个白化病成天昼伏夜出，他奇怪的发色、肤色和眼睛都让摩西不自在。

白化病也没想讨好摩西或其他人。他只顾着养鸟干活，从不招惹任何人。每周一次，出纳用推车将各种收据和文件送到雅克比家旧宅。敲门声一响，粉眼黑衣的会计便将窗子拉开条缝儿，低声道：“进来时请小声点，别惊了那些鸟。”

出纳一走，白化病便埋头于文件，清算账户，打磨铅笔，权衡着外界的得失。那是一个充斥着刺眼光亮的世界。

鸟儿的歌唱和紧闭的百叶窗保护他免受阳光的侵害。只有在黄昏，当他的敌人偃旗息鼓，疲惫暗淡地扒住地平线，缓最后一口气时，他才会出来舒展筋骨，呼吸些新鲜空气。

门打开后，首先伸出一条穿长袖衫的胳膊，怯生生、颤巍巍，如同鼹鼠的鼻口，试探着光线和空气。那条胳膊微微扭动，估算着夕阳的威力和大地的温度。胳膊满意了，其余部分的躯体才从门后出来。他头戴墨镜，步子迟疑。他又冲进屋里，把鸟笼子拎出来，一副遛鸟的架势。

一条皮卡的牵引链从房子的一角牵到附近的柏树树干上。白化病把鸟笼挂上链子，在躺椅上坐下，端着一盘削皮竖切的黄瓜，就着白奶酪、鲱鱼和啤酒吃起来。身旁还有一本磨损的旧书，引得他时而血泪泉涌，时而轻声哼笑。

而与此同时，失去母亲的打击在拉比诺维奇家两个孩子身上渐渐凸显。奥代德每晚尿床，而娜奥米形容消瘦。

“娜敏卡都不怎么吃东西。”货栈老板的妻子告诉摩西。

回家的路上，娜奥米说：“她家的东西不好吃。”

沉默许久后，摩西问：“那说说你想吃什么，我告诉她给你做。”

“我们想吃妈妈做的饭。”奥代德说。

“我跟你们一样想。”摩西道。

夏日依旧炎热芬芳。村庄四下静谧，他们被夜色环绕。和去年一样，谷仓里偶尔飞出小片的稻草，蹭着摩西的脖子。那时，托妮奇卡还在世，陪着他一起打谷。

三个月过后，渐觉柔软的身体告诉摩西，秋天来了。鹳鸟划过天际，凉风自山边吹拂，海葱也会从田边拔起。

鹳鸟横空划出的曲线，海葱对土壤的依恋、对生长的渴望，都让摩西着迷。他不善言辞，鹳鸟和海葱为他诠释了无以言表的永恒与变迁——一个用翅膀，一个用根茎。

最后一波大黄蜂聚集在葡萄园的幼苗附近，气势汹汹；小斗士知更鸟也从北方返回，势要重新占领石榴树。树丛中可以听到它凶猛的鸣叫，昭示着它的领界和耐力。

潮湿的冷风吹动柏树林，偶尔有小颗的果实从树上掉下，弹在小屋的屋顶。河床再次涨水。日复一日，摩西像一头渴望疗伤的野兽，寻找着那根辫子，那个亡妻藏起的木盒。

村子上空椋鸟成群，时而聚集，时而散开，仿佛刷子在天空留下的笔触。清晨，鸟群向东飞过山谷，晚上返回，在水塔附近的加那利松上小憩。它们动作敏捷，仿佛被树丛吸入一般，枝叶间只留下微微的啁啾声，那是父母与子女睡前的低语。之后，一切归为沉寂。

家里仍留下几罐托妮娅夏天制作的果酱，但几乎没人记得它们还在。摩西执着地寻找辫子时，在角落里发现了它们。他把果酱拿到厨房。奥代徳拿到手便一通猛吃。摩西当晚在牛舍发现他时，他脸上到处沾着果酱，像中了毒的胡狼般腻得一阵一哆嗦。

“太好吃了，”奥代徳说着，舀起一勺果酱递给父亲，“爸爸张嘴，把眼睛闭上。”

像每一个曾经的孩童一样，摩西立马闭上眼睛张大嘴。香甜的果酱黏灼着喉咙，眼泪从紧闭的双眼中夺眶而出。

娜奥米悄悄尾随摩西到牛舍，看到两人，不禁一怔。

“你也要吗？”奥代徳也伸给她一勺，“是妈妈的果酱，吃吧。”

然而，一股无声的莫名愤怒侵袭了娜奥米全身。父子俩来不及阻拦，娜奥米一把夺过罐子，把它在混凝土地面上摔得粉碎，然后冲进了院子。

20

“吃吧，我的孩子。”

他伸手又摆了一道菜，然后摸摸我的头。

雅各布从不叫我“儿子”，只用意第绪语称我为“孩子”，仿佛这样说他才更有底气。而我从不把三人中任意一个叫“爸爸”，无论用哪种语言。

格洛伯曼总是因此责备我，但雅各布不介意。他只要求一点，别像其他人那样用沙因菲尔德这个姓称呼他，只叫他雅各布。

“我给你讲另一个雅各布的故事，然后你就明白了。并不是我们那位先父，那个我们以之命名的雅各布，而是另一个雅各布·沙因菲尔德，我曾祖父的兄弟。在我家，每一代都会有一个叫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的人。同一家族，不同世代。要是我告诉你另一个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以什么为生，你一定会笑死。他是品尝肥皂的。萨义德，你看过制作肥皂吗？一只占满整个房间的大桶，把各种残渣废灰倒进去，再混入死动物的油脂，在火上一通乱煮，臭气熏天，一锅糊糊里咕嘟着西瓜那么大的气泡。看过那么恶心的东西，你这辈子都再也不想用肥皂了。老沙因菲尔德就要品尝这种东西。看，你又笑了吧？我小的时候，如果一个男孩说脏话，人们就用肥皂给他漱口，以示惩罚。在肥皂工厂里，得用嘴巴品尝，才知道那糊糊够不够火候，不然就做不出好肥皂。他们是怎么判断的？那是个秘密，任何一本书里都没写。它只记录在行家的舌尖和记忆里。他又闻又咂，挤眉弄眼，一张口就能说出缺什么东西。等他一声令下‘现在’，伙计们立即关火。接下来要从中心品尝，而不是从边缘。老沙因菲尔德就这样像猴子一样吊在绳子上，身下是沸腾的大桶。他用勺子舀起一点放在舌尖，然后吐掉，下令再等等或者完全熄火。这门营生通常是父传子，而老沙因菲尔德无儿无女。眼看他岁数越来越大，老板找到他，说是时候找个弟子把手艺传下去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以后谁来掐点儿下令啊？老沙因菲尔德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他照常上工，吊在大桶上方尝肥皂，吐完后他说，还得来点老尸的油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松开绳子掉进了沸腾的浆桶。萨义德，要不要来点甜食？现在我有点后悔给你讲这个故事。也许应该再等几年，等下次一起吃饭时再讲。我去给你做些甜点，这还是我跟个意大利人学来的呢。”

他迅速起身，仿佛想顺便拽走整个故事的记忆。

“做法很简单。我们只需蛋黄、葡萄酒和糖。到水槽边来，我做给你看。”

他把鸡蛋打在手上，让蛋清从指间流走，蛋黄轻轻在凹陷的掌心弹动。

“看到了吧？它既不会破也不会流。新鲜的好鸡蛋才会这样。”

他又分离出两个蛋黄，然后放进碗里，加了些糖和酒。

“还有什么能胜过这种组合？蛋黄是来自母亲的食物，积聚着生命的记忆；葡萄酒是未来和灵魂；而糖蕴藏着欲望和力量。”

他飞速搅拌，模糊中我只看到一个银色的圆圈。雅各布把碗架在一锅开水上，同时继续搅拌。“这可比肥皂好闻好吃多了。将来我会教你怎么做。你懂我的意思吗，萨义德？”他把碗取下，用手指蘸了蘸，让我也学着做。

“意大利人就这样。”他满足地舔了舔手指，“好吃吧？我也喜欢。拉比诺维奇在家给你吃甜的吗？”

“很少。”我答道。

那个时候，人们很少吃甜食。在拉比诺维奇家，我们用果酱给面包加点甜味，喝茶时还会咬块方糖。如今我依旧这样喝茶，苦味和甜味并存，同时又不混淆。

摩西将对蛋糕和巧克力的渴望视作堕落，还告诉过我，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全家人喝茶时，只能将一块方糖吊在桌子正中间。

“然后把它蘸进茶杯里？”

摩西一脸过来人的骄傲：“哪能啊！我们只能望着它喝茶。”

“萨义德，你可别信他的话，”娜奥米告诉我，“他们在俄国那会儿可有钱了。家里又有林子又建仓库，还有工厂和生意。我爸小时候吃的糖比他所有的孩子加起来还多，连你也包括在内。”

21

细雨绵绵不断。摩西用麻布给自己和孩子做了头罩，又做了个浅槽一样的木板车，底面镶上锡边。每天晚上，他拉着一车奶罐穿过泥地到奶厂。跟其他农夫聊过几句后，再去货栈接孩子。

两个孩子跟奶罐一起坐在车上，被摩西拉着回家。一开始他们都很兴奋，又笑又叫，“驾！驾！”喊个不停。然而他们很快就没了兴致，摩西也渐渐失去了耐性。拉车的带子在他肩头豁出一道深沟，粗壮的短腿卡在泥里，举步艰难。白天他得在田间劳作，到了晚上已经没力气回应孩子们玩耍的请求，只能筋疲力尽地趴着呻吟，直到娜奥米用小脚帮他踩踩后背，用脚跟帮他舒缓筋骨。

孩子们上床睡觉后，摩西会煮几个鸡蛋，再弄几个带皮的土豆。他把肥皂弄成小块，在院子里生堆火，把奥代徳尿湿的床单放在火上煮。他一边打扫一边寻找辫子，过了午夜，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爬上床。

那一年总算太平，只是农场除外。拉比诺维奇的牛舍里发生了两次小产：一只貂钻进鸡舍的缝隙，弄死了十几只鸡仔；果园排水道堵塞，雨水泡烂了几株果树。

白天，摩西在地里忙碌；夜晚，他梦回妻子坟寝。他梦见自己触碰她的骸骨，打开木盒，轻抚着金色的辫子，从中获取力量。

梦境终止，摩西从睡梦中醒来。奥代徳来到他床边，紧挨着他躺下。等孩子睡着，摩西才起身把他抱回他跟娜奥米一起睡的床上。然而奥代徳再次惊醒，摩西再次听到床铺的吱呀声，勺子磕碰着果酱瓶，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来到他床边，有人爬上床，躺在他身边。

一早醒来，身下是失去母亲的孩子失禁弄湿的床单，摩西的心中在呼喊：托妮娅在哪里？他的妻子，他的双生子现在人在何方？他那些绣花裙在哪儿？被剪的辫子在哪儿？儿时的女红和力量又在哪？

22

1930年，耶斯列谷的大卫村里住着个鳏夫，不得不忙碌于农耕，挤奶，做饭，缝缝补补，照顾孩子，给他们讲故事。晚上给他们盖被，早上送他们上学。他每日洗洗涮涮，埋头于亡妻的衣物，沉湎于过去的记忆。虽然身强力壮，他却总觉得支持不住。

在佩塔提克瓦，要么就是里雄莱锡安，住着一位被人遗弃的穷苦女人。她因女儿被夺走而心力交瘁，成日以泪洗面。

“所以有什么奇怪的？”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一边说，一边收拾起桌上的盘子，“一切都合情合理，都是命运的摆布。”

的确，从那以后，母亲的出现，只是机遇的问题。

“萨义德，我只想问：就为这个，把女儿从母亲身边夺走？就为这个，让一个女人丧命浅滩？”

每说到这些事，他便义愤填膺。命运并不掌握在机遇或好运手中，而是交给了梅纳汉姆伯伯。

聪明而体贴的梅纳汉姆伯伯听说了朱迪斯的遭遇，好心去找摩西商量，该说的说，该省的省；后来又不辞辛苦找到了朱迪斯。本想暗中进行，无奈被拔示巴伯母发现，在村里大闹一场，非说丈夫要去“勾引野女人”。

梅纳汉姆建议朱迪斯来大卫村为他弟弟工作，这样可以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还能帮忙养孩子、挤奶、洗锅洗碗，还有个男人可以一起喝茶对看。

“这对你们俩都有好处。”梅纳汉姆如是说。

只是摩西和朱迪斯对此都不怎么热心。两人各自沉浸在内心的悲痛之中，用“也许”“何必”“再说吧”这类借口搪塞，仿佛内心一边孕育希望，一边却大叫“且慢”。

托妮娅故去一年多，普林节又将到来。家家户户壁橱大开，人们准备了各色装饰。三个候选人入围普林节服饰竞赛的最终选拔。

首先是一身暧昧蓝色的“印度洋至尊”。

二号种子是白化病会计。他来参加就已经让全村大感意外，更别说还打扮成了“河畔洗衣的少女”上台。他一手提着洗衣篮，一手抱着搓衣板，膝盖上的点点红色斑驳十分显眼。一路走来，他从未把目光从雅各布·沙因菲尔德身上移开。

最后一个入围者当然是村倌儿帕比什。每年他都会以别出心裁的装束惊艳四座。那一年，他打扮成“暹罗双生”。帕比什双眼浓墨重彩，身上裹着五颜六色的碎布。他声称自己的双胞胎因为怯场躲在家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突然，喝彩声戛然而止，托妮娅·拉比诺维奇登上了舞台。

她穿着素日的衣服，挤到三个竞争者中间。她看起来栩栩如生，又没有装扮，司仪甚至想喝骂她离开舞台。观众们又惊又怒，个个唏嘘不已。大家都知道，托妮娅已不在人世，是摩西·拉比诺维奇装扮成妻子的模样，以此纪念她。他们如此相像，摩西只要套上女人的衣服，胸前稍加填充，再拿块手绢，便足以以假乱真。

有人高喊：“下去，拉比诺维奇，离开舞台！”

“你也不觉得害臊！”村倌儿帕比什气得咬牙切齿。

然而托妮娅直勾勾盯着他，毫无惧意。她一步步向前，直逼得帕比什连连后退。她的手在围裙上抹了抹，那动作是如此熟悉，时间与死亡都不能将其抹杀。托妮娅粗声高喊：“我这就把我的摩西叫来，他会把你们都剁成肉泥！”

“下去！你这畜生！”观众中有人高叫，有人吹口哨，还有人气愤地冲到舞台跟前。

托妮娅虎背熊腰地行了几个屈膝礼，这才离开舞台。她如利刃般分开人群，离开了会场。人们三五成群，也在窃窃私语中悻悻离去。

回到家中，摩西并没有马上脱掉妻子的裙子。他在衣橱里摸索着，边边角角都不放过。他抱头对着木壁大喊。两个孩子战战兢兢地看着他，一句话都不敢说。

他来到门前的巨石旁，双臂紧扣将石头抱起，紧贴在酥软的胸口。摩西抱着石头，咆哮着就地转了个圈，这才把它放回原处。

“怎么说呢？托妮娅之死实在是巨大的不幸。除了悲伤与悔恨，他还要面对他人的同情。而同情与残酷间往往仅有一步之隔。人们开始在背地里议论摩西有多可怜，进而又说他小时候就发了疯。所有人都把他当疯子看。所以你瞧，当年的拉比诺维奇就像个疯子，而现在的我更像个傻子。现在就看你将来会怎样了。”

一天夜里，拉比诺维奇跑到村倌儿帕比什家的院子里，掐脖子抓走了一只鹅。他拧断了鹅脖子，将血洒在地上，然后拔了鹅毛，扒了鹅皮，用桉树下堆着的树皮和树枝生了火，把托妮娅那口大黑锅架在火上。锅一热，摩西把一块块鹅皮扔进锅里，反复翻烤，并时不时将溶解的油脂倒入火边的小碗，最后将干煸变黑的碎鹅皮撒在冷却的油脂上。

天一亮，他跑到面包房买了条面包，撕成小块，蘸着油糊糊，连皮带渣狼吞虎咽。

不为充饥，不为报复，更不为悔过。摩西这样做是出于悲痛——无法抑制的悲痛；同时也是为了那副躯体，那身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安慰的血与肉。

眼泪仿佛灼烧着他的咽喉，油脂与酵母掺杂着满腔悔恨在肠道内涌动，摩西哀号着呕吐出来。声音吵醒了娜奥米，她站在父亲身边，也吓得直哭。

当奥代德跑过来，下身湿漉漉地告诉他“爸爸，我又尿床了”时，摩西暴跳如雷：“为什么？为什么？你的屎尿究竟要我洗到什么时候？”说着，他抡起大手，冲着儿子的脸就是一巴掌。

油脂的香味四溢，引来众多村民到拉比诺维奇家的院里一探究竟。他们围着大黑锅，这才知道从梦里醒来时闻到的香味源于何处。不幸的是，他们也目睹了摩西的那一巴掌。

大伙儿目瞪口呆。拉比诺维奇从来没动过谁一个手指头。只有那么一回，他放倒了牛贩子格洛伯曼的朋友——一个卖肉的大老粗。那个屠夫很出名，能一斧子劈开牛腿骨。他来村里挑战，想搬起拉比诺维奇家门前的那块大石头。挑战不成，气急败坏的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猛踢石头，而是想拉着摩西比摔跤。结果一下子便被撂倒在地。

奥代德摔倒在树下，浑身瘫软翻着白眼。摩西吓坏了，冲过去把孩子揽在怀里。只听娜奥米一声大叫：“别碰他！别碰他！”奥代德回过神，扭动着从父亲臂弯里挣扎出来，死死抓住妹妹和树干。

篱笆外，人们窃窃私语。拉比诺维奇只想逃离他们，逃离孩子惊恐的目光。他冲向干草堆，对着草垛拳打脚踢。众目睽睽下，他撕扯着干草，扬撒着草碎，直到筋疲力尽而躺倒在地。

“出来！现在就出来！”刺耳的叫声传遍整个村子，之前没闻到香味的人也被吸引过来。

仿佛邻居家跑进了疯狗，或者未阉的公牛挣脱了牛圈，看热闹的人远远站着保持距离。虽然站得远，偶尔还是有人喊话安慰几句，劝他赶紧起来进屋休息。

平复过来的奥代德跑到草垛跟前，抓着爸爸的手把他拉到身边。此时的摩西轻如羽毛，轻轻一带就跟着走。

他任由儿子牵着进了屋，然后一头栽倒在床，呼呼大睡。第二天清早，奶牛急切的叫声将他叫醒。摩西起身挤奶，送孩子上学，然后骑马赶赴邻村。

他在马背上径直对梅纳汉姆道：“告诉你提过的那个女人，让她来吧。”

“摩西，你等等。喂喂马，坐下来喝口水，咱们好好聊聊。”

“今天不了，梅纳汉姆，”摩西让马调了头，“赶紧写信让她来。”

“可都快开春了，”梅纳汉姆笑道，“今天不好好聊聊，下一次又得等到逾越节之后了。”

“我这就回家等着。今天就写信给她，让她来。”

他脚跟一踹马肚子，绝尘而去。

23

“再来点甜品？”

“好啊。”我答道。

他烧了水，打了蛋，加了酒，尝了味。流程再次重复。

“每次做出的味道都略微不同，”雅各布微笑着，“也许还欠点老尸的油脂，是不是？”

雅各布取出一只闪亮的高脚杯放在桌上，杯体通透宛如蜻蜓的羽翼。他在杯里放了勺子，然后推到我面前。

不用他说，我自觉闭上眼睛，张大嘴巴。他将勺子伸进我嘴里，我耳边响起他喘息的声音。

那甜蜜的味道无法用言语表达，时至今日，我仍形容不出。那顿晚餐已过去多年，然而关于甜品的记忆依然摩挲着我的味蕾。它如此强烈而清晰，有时用牙签剔牙，感觉还会从牙缝里剔出那时留下的谷渣。

“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吗？”雅各布问。

我摇摇头。

“是一道意大利甜品。”

我生怕一张嘴，那美味便会趁机逃走。

“以前我有很多金丝雀。”

我点点头，再次闭上眼睛。雅各布再将一勺令人眩晕的美味送入我口中。

他盯着我，仿佛想弄清我还知道些什么。我以为他会问：“萨义德，你为什么那么对我？”然而他丝毫没有怀疑。他一无所知，也没想问，那餐没提，之后也没说。只是问我：“好吃吗？”

我恋恋不舍地把美味咽下。“太好吃了，”我答道，“从没吃过这样的美味。”

“要不要来点音乐？”他把两根手指伸进碗里，满足地舔了舔，“浓浓的蛋黄味，尽是活力。”

此时天色已晚。墙上照片中，村里最美的女人目光犀利地盯着我。口中的美味令我眩晕。

“好啊。”我说。

他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唱片，转过探针。舞曲夹杂着刮擦声在房间里飘荡。

“这叫探戈。村里没人跳这种舞。探戈是男人和女人跳的爱之舞，婚礼之舞。探戈就是感受触摸。知道什么意思吗，萨义德？”

雅各布没有起身，两根手指代替双腿在桌面飞旋，留下一道道黄色的甜蜜足迹。

“如果你想学，我可以教你跳。”

“以后再学吧。”

“探戈不同于其他舞蹈，”雅各布告诉我，“两个人可以跳，一个人也可以独舞。坐着能跳，躺着能跳，甚至梦中也可以跳。村倌儿帕比什以前曾说过，他那美丽的言辞我至今难忘：探戈没有领舞，探戈象征着压抑的激情和膨胀的欲望。帕比什有时说话特别好听，让人忍不住想听下去。”

那时的我刚满十二岁。听到这里，我有些害怕，急着想回家。

“现在我还不想学跳舞。”说着我站起身。

“当然不是现在，”雅各布笑了，“你还只是个孩子。有朝一日，你结婚了，我再教你。男人在自己的婚礼上得会跳探戈才行。你结婚前，我保证把你该学的都教会你。”

“我不结婚，我不能结婚！”我斩钉截铁地说，朝门口迈步。

我俩来到花园。大朵的罂粟已经凋谢，泛黄的高草随风舞动，时不时让我的双腿感到瘙痒。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一手搭在我肩头，俯身用脸颊贴我的脸颊。他的嘴唇轻贴我的太阳穴，仿佛寻找着答案和栖所。他感受到我的躲闪，于是尴尬地直起身，手也从我肩膀拿开。

“你不必刻意来看我，萨义德，”他说，“甚至不必在街上同我打招呼。我已经习惯了。自从丽贝卡离开，朱迪斯去世，我就孤身一人。但再过几年，我会再次邀请你，那时你一定要来。”

他眉上原本扎眼的白色疤痕在夜色中忽然变得不那么显眼，我知道，他脸红了。

“好。”我答应道。

回家的路上，被初夏之夜的温暖包围着，我惬意得仿佛畅游水中一般。嘴里仍回味着葡萄酒、糖和蛋黄调出的甜美，我知道那味道将永远停驻，即使失去记忆，它也不会离我而去。

一阵灼烧的烟味飘来，不远处，篝火闪耀，黑色与红色的身影围绕在周围。

我朝火光跑去。那边有我的同学，他们一边跳舞，一边焚烧蝗虫的幼虫。

雅各布在我身后大喊：“你会来吧？”

“会的。”我高声回应。

我用舌头润润牙齿，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我开始跑动，舌头抵着上颚，吞咽着因甘甜而溢出的口水。

注释

1　在原文中，作者常用“他”“她”指称某些特定的牲畜、禽鸟，将其视为有灵性、可沟通的拟人化形象。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为0.3048米。

3　夸脱：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夸脱约合1.136升，美制1夸脱约合0.946升。

4　海法：以色列第三大城市。

5　玛士撒拉：《圣经》中记载的长寿者。

6　成人礼：在犹太家庭，女子年满十二岁时会举行生日庆祝仪式，称为Bat-Mitzvah，象征步入成年。男子成人礼于十三岁时举行，称为Bar-Mitzvah。

7　格拉巴酒：白兰地的一种，用酒渣酿造而成。

8　seven：数字7的英文。

9　thirteen：数字13的英文。

10　敖德萨：乌克兰港口城市，位于黑海西北岸。

11　因为摩西被母亲当作女儿抚养，因此在特定语境下被称为“她”。

12　磅：英美制重量单位，一磅约为0.4536千克。

13　里雄莱锡安：以色列城市名，位于特拉维夫南部。

14　亚伯拉罕被认为是犹太人的始祖，他的孙子雅各布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祖先。参见《旧约·创世记》。

15　泽夫·雅勃廷斯基（1880—1940）：俄罗斯犹太人，修正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

16　拉斯艾因：叙利亚城镇名。

17　逾越节：犹太人的主要节日之一，犹太教历以此节为一年的开始，在尼散月（公历3月至4月间）14日举行。

18　巴尔·约哈伊：《犹太法典》中的圣人。

19　普林节：犹太教传统节日，以色列的狂欢节，纪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以斯帖皇后拯救他们逃离灭族危难。

20　《哈加达》：记载逾越节传统的犹太文本，大量引用了希伯来文《圣经》经文，记载了众多传说、典故。

21　按照犹太逾越节晚宴流程，吃过头盘后，会有人掰开一块无酵饼，将一半藏起，稍后由众人寻找。

第二餐

24

过了大约十年，在我退役之后，雅各布第二次向我发出邀请。

我在军队里没立下什么丰功伟业。每一次训练，我都因名字而惹祸上身。对于死亡的免疫并没将我打造成英勇的斗士，反倒让我变成个慵懒好斗、藐视权威的家伙。

入伍的前一夜，雅各布躺在乌鸦聚集的大树旁苦等，想跟我一起去母亲的坟上。

“别烦我，沙因菲尔德。”我说。

那时的我已经长大，能分辨出痛苦与受伤的神情。然而我还不够成熟，不懂得退让和道歉。

雅各布不由得向后一躲，仿佛脸上挨了我一巴掌。他继而道：“萨义德，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告诉那些军官你名字的意义。他们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派你到境外去做各种危险的事。”

我笑着说他想得太多，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名字的意义我没对任何人说起过，甚至在那场令我毫发无伤的交通意外之后也没说。当时我睡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车子翻了，我再次逃过一劫。开车的是个大肚子灰头发的预备役军官，出发前还把孙女的照片拿给我们看。他死于车祸，而我被抛进附近的水沟，有惊无险。

作为新兵，我展现出打靶射击的天赋。之前还真不知道我还有这种本领。我被送去接受狙击手的训练，结业后留下来做了教官。

训练基地的规模并不大，白色的营房整齐划一。四周桉林环绕，浓烈的香气勾起阵阵回忆，令人伤感。树冠上乌鸦的弃巢已经发黑。当我问起为什么鸟儿都离开这里，一个教官问我：“如果你是一只鸟，会愿意留在狙击手基地附近吗？”

日复一日，我每天堵着耳朵，在麻木与孤寂中不断射杀着纸板做成的敌人，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一连几个小时，我不停瞄准，无休止地让子弹射穿同一个孔洞。我不停地写信，一些寄给身在耶路撒冷的娜奥米，一些我自己留着。我能正着写，还会镜像书写。因为这个特殊的本领，格洛伯曼曾说，也许我的父亲不是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另有其人。我最喜欢的还是娜奥米的丈夫梅尔说的“转行书写法”，又叫“牛耕书写法”：一行由左向右顺着写，下一行就由右向左反着来，每行交替，就像老牛耕地一样，延续着之前的脉络。我在这方面下了好大的工夫，直到娜奥米受够了站在镜子跟前读我的信，对着我大吐苦水。

她从耶路撒冷给我寄来包裹，有好笑的图画，有好吃的罂粟籽蛋糕，还会述说关于她丈夫和儿子的无聊琐事。

雅各布也给我写信——不是很经常，而且信都很短。他的字迹歪歪扭扭，还常有错别字，跟他讲话的风格差不多。格洛伯曼还是寄钱，每张汇款单上的银行经理签字旁，都有格洛伯曼的签名和一两句话。摩西没有寄过东西，但周六晚上要回营地时，他都会送我到奶厂。如今我的个头已经超过了他。分别时，他会拥抱我，用他粗壮的熊掌和我握手，随后我登上奥代徳的卡车离开。

1961年，我将狙击用的毛瑟枪和瞄准镜交还军械库，退伍返回村子。我拒绝格洛伯曼的建议，没有跟着他学贩牛。

“萨义德，这可是个好营生，”他告诉我，“而且向来都是老子传儿子。我能把所有的本事都教给你，你会成为一个厉害的牛贩子，跟生在肉案上的没差别。”

我很喜欢格洛伯曼，不过生在牛舍的地上我已经知足，生在肉案上也算不得什么显赫家世。但格洛伯曼是位慷慨的父亲，而且十分健谈。他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和道理。偶尔有机会，我会陪上他一两天，帮帮工，听听故事。

我告诉他：“要是妈妈知道我跟你进了屠宰场，一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

当时我们坐着他的绿色皮卡，行驶在山谷的土路上。格洛伯曼正跟我分享人生的经验哲理。

“萨义德，快看，”他说，“这里曾经是关意大利战俘的战俘营，就在这小山附近。他们有自己的厨房，原来的烤炉烟囱如今就剩下那么几块红砖了。他们成天唱歌、跳舞、做好吃的，烟囱里飘出这世上最鲜美的味道。围栏上有个洞，大家都知道。那些战俘悄悄地钻进钻出，不让守卫察觉。”

“有机会你可以问沙因菲尔德。他比我更了解那些意大利人。”

他的语气里带着狡猾。我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他在试探我，所以没有回应。

卡车打了个转，倚仗的只有那个行将报废的老减震器。可怜车上的奶牛被晃得东摇西撞。牛贩子开起车来真让人心惊肉跳，动不动就七拐八拐，撞石头撞树是家常便饭，路上避之不及的动物也常做了屈死鬼。奥代徳前些年教过牛贩子开车，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坐他的车可得小心。格洛伯曼纯粹是拿变速杆当搅油棍子使。”

牛贩子问我在军队是不是碰上“各式各样的小妞儿”。

“我对小妞儿没兴趣。”我说。

“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女人。以前老家人怎么说的来着？鲁宾娶潮女，西蒙娶泼妇，李维家娶回个贤内助。也许是时候给你找个细皮嫩肉的厉害女人了。她用两腿把你勾住，一笑让你心肝儿乱颤。将来等你懂了，就知道我的意思了。现在就看你何时走运遇上这样的女人了。”

“如果不走运呢？”

“这世上歪瓜裂枣多的是，”格洛伯曼说，“我跟你说过，每个人都会找到合适的女人。”

格洛伯曼嗜血恋财，在某些问题上很自以为是——在吃饭跟调情上更是如此。

“他们都错了！美丽的女人要么聪明绝顶，要么愚蠢到家。漂亮的女人都聪明，漂亮的男人都没脑子。”

他笑着看看我，我也对他笑笑，而老皮卡就在此时冲进了附近的果园，撞烂了一棵苹果树。

格洛伯曼悠悠地咒骂了几句，熄了火。四周归于沉寂，他开口道：“还有，每个女人都有秘密，只有懂肉的行家才有识别的眼力和手艺。萨义德，你现在二十二岁，也该学学了。要是你早听话，跟着我贩肉而不是弄什么牛奶，这些东西你老早就会了。外行看女人都看不出门道，尽看些嘴啊眼啊，胆子大点的会看女人走路时怎么扭屁股，或者干活时奶子怎么晃。生在肉案上的行家，则会看女人背后的尾骨，每个女人那里都有一小撮肉。只要你一有机会——跟她跳舞什么的，记得拍拍那儿，啪—啪—，像这样。”

他伸出一只巧手，在我身后拍拍示范。

“就这儿。男人那里什么都没有，女人的那块小包会让你知道她身上其他的凸起，比如胸前的那道安乐窝。那里一定酥软挺拔，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温柔乡。如果那里没肉，整个身体肯定也干巴晦气，一准儿的。”

他起身检查车子有没有撞坏。

“这车的保险杠结实得跟牛头一样。”牛贩子一脸骄傲。

格洛伯曼的世界黑白分明，一切都有板有眼，界限清晰，绝不拖泥带水。

“萨义德，我再教你一样：如果女人上唇有些细毛，又不至于黑乎乎地跟小胡子似的，就说明这是个贴心的女人，双峰上一定有块浓密的树荫。”

他从口袋里掏出张钞票，钉在撞烂的苹果树干上。

“这样就行了。省得人家说格洛伯曼耍无赖，砸了东西不给钱。我跟你说的都懂了吗？这样她还没脱衣服，该知道的你就已经都知道了，她自己的妈都不一定知道哩。”

卡车重新回到土路上，车身不时剐蹭着两侧的枝条。我们驾车驶入桉树林。这条小径上曾经留下牛贩子和他牲口的足印。原本只能走一头牲口的小径，如今已经拓宽，可以跑皮卡，路上只留下轮胎的印记。

“贼已经守在那儿了。”牛贩子道。我们的卡车驶出林子，屠夫已在屠宰场的门口等候。“萨义德，你别吭声，好好学着点。那家伙狡诈得很，你以为他那点本事跟谁学的？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跟他老子学的。我也是从我爸那里学会了以后应该提防什么人。在那种人的肉铺，一旦来个循规蹈矩的呆子，想买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肉食，那家伙的爹就把手从身后伸进裤子里摸屁股，就这样。顾客问：‘这肉洁净吗？’他爹就摇头晃屁股地说：‘当然洁净啦。’要是你过后质问他为什么撒谎，他立马脱下裤子对着你转圈儿，没有半点儿不好意思，还说：‘这够不够洁净？你自己摸摸看。’”

格洛伯曼十分满意地见到我笑得前仰后合，随即停下皮卡把牲口赶下车。

“一会儿你会听到一模一样的话，”他咬牙切齿地低声道，“这家伙用鼻孔说话。这也算是个标志，萨义德，你记住：凡是用鼻孔说话的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人，肯定的。但我们老老实实做生意，对吧？记住，别跟他们交心，尤其别泄露我们的进价。”

那个屠户说起话来鼻子嗡嗡直响，他看了看奶牛，让她走了几步，然后拍拍脊柱，摸了摸牛屁股和脖子上的结节。格洛伯曼在我们村买牛时也这样。

“这坨烂肉你要价多少？”说着，两个人勾起腕子，议价开始。

“七十镑[1]？”格洛伯曼大叫着，狠狠拍了一下屠户的手。

“三十五！”屠户哼了一声，也与格洛伯曼击掌。

“六十八！”格洛伯曼又是一击。

“四十！”屠夫狠抽。

“六十五！”牛贩子猛地一掴。

拍掌声十分响亮，双方你来我往，都疼得一脸苦相。

“四十三个半！”

“六十四！”

“四十六！”

突然，两个人都不说话。他们死盯着彼此，手拍得通红，恨不得赶紧了事。

“Benemones Parnussa？”格洛伯曼问。

“Benemones Parnussa。”屠户赞同。

两人松开手，摩挲着自己红肿的掌面。

“好吧，”屠户道，“就让你赚七镑吧，你这个小偷！”

“五十九。”格洛伯曼道。

屠户给了钱，格洛伯曼卸下牛绳，照老样子挂在肩上，对我说：“他一叫‘个半’，我就知道这笔买卖会Benemones Parnussa。”说着我们动身离开。

“你看懂怎么回事了吗？”他边走边问，“知道Benemones Parnussa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牛贩子朝我点点头：“记住。Benemones Parnussa的意思是好营生。如果我们谈不拢价钱，他会说我应该在这头牛身上赚多少钱。如果我说进价五十二，然后他说Benemones Parnussa，七镑，那么他就得付我五十九。”

“那为什么不说你花了五十五？”

“不行，撒谎是忌讳。”

“撒谎是忌讳？你要这样教我吗？你爸也是这么教你的？”

“卖肉、卖鱼、卖马，干这些营生算不得大本事，但都是由老子传给儿子，一代代延续。你要想干这行，就要知道，我们做事是有规矩的。平时什么都可以扯谎：重量、肉质，甚至年龄。我们给牲口注水、喂盐、断粮、增肥，让牲口拉肚子，往他们腿上扎钉子，用摸过屁股的手割肉。但Benemones Parnussa一出口，就必须实话实说，就这么简单。”

25

我喜欢听格洛伯曼讲故事、说道理，跟他一起去卖牛。但我不想当牛贩子。

我读书，跟着摩西·拉比诺维奇在农场干活，回到家观察乌鸦，还和附近农校的一个姑娘互有好感。姑娘帮村倌儿帕比什家喂鹅。她是那么的性感撩人，我都不敢让她碰我腰以下的地方。

就在那段时间，我开始失眠。究竟是身体原因还是外界因素，我不清楚。记得妈妈曾说过，死亡天使细心而有章法，而沉睡天使则健忘而狡诈，他的承诺绝对不能轻信。

我利用睡不着的时间为大学备考。无数个夜里，我躺在床上看书、背诵。床头依然挂着那只黄色的木雀，另外还有盏小灯。

清晨，睡意终于来袭，打开的书本掉在我脸上。拉比诺维奇走进我房间，摸着黑四处翻找，而我也会醒来。

他并不理会，继续翻箱倒柜，拧瓶开罐。

尽管我知道答案，可还是没忍住问他：“摩西，你在找什么？”

“辫子。”他回答。

强压在身体的强韧纤维之中的力量与随年龄增长而衰退的心智共同作用，才打磨出那样的声音。即使在当时，这两股力量便如命运的预言般交织着。

“辫子，”那声音比那具躯体苍老了许多，“妈妈给我剪下的辫子放哪了？我的托妮奇卡没说过吗？”

我不由得一惊。当然，我明白生者思念故人，渴望与逝者交心，哭诉悲痛。然而我并不明白，逝者对未亡人也是如此。

即使到今天，辫子已经找到，摩西还会在夜里进我房间，所说的话还是让我心生恐惧。一切都没改变：我依旧挑灯夜读，沉睡天使依旧迟迟不来，拉比诺维奇依旧嘟嘟囔囔地进屋，“辫子……辫子……”地四处翻找。

听这样一个老头叫“妈妈”感觉很别扭。这一点我没告诉摩西，也没提醒他其实我并不认识他妈妈，还有，我出生时，托妮奇卡已经去世多年。他年纪一大把了，我何苦用无聊的细枝末节给他增添烦恼？那么大的岁数，我都懒得再将辫子藏起来。先是他母亲藏，后来是妻子藏，如今它就堂而皇之地摆在那儿，是他自己健忘，总也看不到。

如今雅各布走了，格洛伯曼走了，母亲也走了，只有摩西还在世。他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腿脚也渐渐不好使，唯有一对胳膊依然如铁钳般结实。

每天，他都会跑去查看院里被他砍剩的那个桉树桩，围着它走来走去，仔细检查，一发现桩子上长出新苗就立马拔掉，仿佛每日回访死狮的猎人。

“这就是对你的惩罚，你这个杀人犯，”他对着树桩嘟囔道，“让你求死不得，求生不能！”

然后，他在桩子上坐下，在膝头放一块木板，在上面堆满从院里和街上捡来的生锈的歪钉子。尽管已司空见惯，有时我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拉比诺维奇用两根粗壮的手指将钉子一个个掰直，然后扔到另一堆里。掰完了，他用沙土打磨钉子，用机油把它们擦得油光锃亮，仿佛全新一般。

我下了床，从熟悉的架子上取下珍珠母木盒打开。

“辫子在这儿呢。”

金色的辫子在阴暗中泛着光泽，拉比诺维奇伸出颤抖的粗手：“多漂亮的小姑娘，对吧，萨义德？”说着，他摸摸自己的辫子。

“把盒子盖上吧，萨义德，以后别藏起来让我找不着。”

萨义德照做，拉比诺维奇离去，一切恢复平静。

26

雅各布的出租车司机送来了他的第二封邀请信。以前，就是他开车载雅各布出行。司机来到拉比诺维奇的农场，敲敲牛舍的门，把信交给我。

那时候，雅各布住在村外，就在提翁附近橡树街的一幢大房子里。如今，这幢房子已归我所有。他的出租车经常在公路边的木麻黄树下等着，而雅各布则坐在村公交车站，对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说“请进，请进”。他再也不进村子了。

我决定步行去他家。早上我挤完奶，吃过早餐便离开村子，这样就可以边走边逛，不必太着急，日落前就能到达雅各布家。

时值初秋，路旁的电线杆上线条紧绷。电线上落着上百只燕子，仿佛一张乐谱。路上的土早已被夏日无数的车辆压实，偶尔刮起一阵微粒。

初雨未至，河床的水位还没高涨，河岸上的干泥里裸露出鱼骨。仅剩的几条幸存者聚在几个小塘窟中，俨然成了鸟儿的囊中之物。连乌鸦和燕八哥这些笨鸟，抓起鱼来都麻利得像翠鸟一样。附近生长着许多覆盆子，锃黑油亮，透熟欲落。我一激动，不小心在钩刺上挂破了衬衣。

我沿河床到达村子附近的实验农场。当时，农学家们正忙于培植新品种，诱人的香味时常从那里飘来。

穿过农场外的小山谷，我攀北径而上，道路两旁有几棵高大的橡树。过去，橡树林曾覆盖了山丘。我躺在一棵橡树下，喝口水休息。

我对这里并不陌生。有两片树林伴随着我的童年。一片是我家和屠宰厂之间的那片桉树林。那里栖息着几对乌鸦，偶尔能听到柳莺鸣唱。我渐渐学会追随柳莺锈红色尾巴的踪迹，继而发现他在一个老树桩上安了家。切面上已经长出了新的枝杈，交错搭出了一个隐秘的绿窝，为鸟儿提供了绝佳的躲藏地。林子上方偶尔有秃鹫和大鸨飞过，猎寻着牲畜的死尸。有几次，我在那里碰到梅纳汉姆伯伯，他正把写下的话拿给痴笑的女人看，有的我认识，有的不熟。估计这些就是所谓的野女人。但娜奥米有话在先，不准对拔示巴伯母吐露半个字。

还有一片较远的橡树林，就是我去雅各布家经过的这片。小时候我也常来，但这儿离得太远，不方便把暗箱拖过来。我喜欢躺在干树叶上仰望天空。

那些拒食人类残羹的雀鸟栖息于此。它们勇敢，好奇，同那些迁徙到村庄的兄弟姐妹一样。只是它们个头更小，羽翼上的蓝色稍逊光彩，生下的小鸟也精瘦狂野。它们贮藏橡子，很少飞行，隐秘地在枝杈间跳跃。我常见到，雄鸟依然保持着村里同类已经丧失的习性，筑建若干巢穴，供雌鸟选择居住。

我的老朋友乌鸦并不栖息于此，不过偶尔还是能见到黑色的鸟儿，听到它们的叫声。雄鸟黑衣橙喙，雌鸟则是一身灰棕。

“那小子又跑林子里去了？！”拉比诺维奇大喊。

“那里有野兽！”雅各布·沙因菲尔德责备道。童年的大河仍在他记忆中奔流，嚎叫的恶狼和恐怖的北方森林仍未完全消失。

“快！开上卡车找他去。”格洛伯曼催促奥代德。

妈妈则笑着提醒三个心急如焚的父亲：“要是死亡天使来了，遇到叫萨义德的小男孩，肯定立马知道是自己搞错了，然后就会去别的地方。”

林子里传来一阵忙碌的窸窣声。枝叶沙沙，鸟儿低语，小动物跑过，风儿吹过树林。但等我来到林边，一阵啄木鸟警觉的叫声过后，四下归于沉寂。

我坐在地上伸展腰身。橡叶悄然落下，盖在我身上。

蛛网微动，甲虫漫步，树叶层下的地表腾起一股湿暖的气息，酝酿着发酵的温床。我的耳朵习惯了寂静，渐渐能够辨析其间微动的层次：干橡叶的婆娑声，蠕虫蚕食树干的咯吱声，斑鸠嗓子里种粒的刮擦声——这个季节，它们会尽可能把肚子塞满，积蓄力量，准备冬日飞往非洲。

几分钟的惊慌和观察过后，林中的居民已习惯我的存在，渐渐恢复了淡定。啄木鸟的嗡嗡声持续划破寂静。山雀也亮出金属质地的厉声，其他的成员纷纷响应。千万个纤薄的音层叠加在一起，一发不可收拾。

仿佛置身于自然的钟表店，周围万千音乐同时奏响。鸣蝉奏出最后的乐章，犁过的土壤散发出干暖的气息，鹧鸪振翅，它们的颜色、脾性和身形彰显出发育的阶段……一切昭示着季节的短针已指向夏末。长针随西沉的太阳标记出时间，微风在轻唤：“已经午后四点，我很快将变得强劲有力。”燕子嘶鸣着寻求庇护之所，预示着夜晚的临近。

我还记得母亲第一次教我读这些钟表的情形。当时我六岁，缠着母亲给我买手表。

“妈妈没那么多钱。”

“那我去找格洛伯曼，让他给我买，”我说，“他是我爸爸，他有的是钱。”

小小年纪的我已经清楚，这三个照顾我、陪我玩、给我买礼物的男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谁也不许找，”母亲严厉、平静地说，“萨义德，你没有爸爸，只有我这个妈。我能挣什么，就给你买什么，让你有的吃，有的穿，走路也不用打赤脚。”

她牵着我的手来到外面，口气温柔了许多：“萨义德，你不需要手表。大自然已经提供了许多时钟。”

她告诉我桉树的树影大小、方向和凉意指示现在是早上九点，石榴树小而红的叶子代表了现在是三月中。我口中摇摇欲掉的牙齿说明我已六岁，而她眼角的细纹见证着她已年过四十。

“萨义德，你看，这样一来，你也存在于时间之中。如果他们给你买了手表，你就只能在时间之外了。”

突然间，我耳边沙沙作响，体内仿佛有一种力量把我的眼皮撬开。一只家猫从身边经过，好像已经离世独处了一段日子，想看看自己在荒郊野林里能否生存。这只公猫个头可不小，毛色黑白相间。他虎着背，丛林重新激发起他的凶狠斗志，但身上依旧残留着千百年家养驯化出的那份优雅、慵懒和敦实。

平时见乌鸦巢都躲着走的我这次没有避开。那只猫根本没注意到我，直到我故意发出“嘘—嘘—”的声音。

他待在原地，绿色的眼睛盯着我，差点忍不住跑过来享受抚摸。

“来—来—来—”我小声逗他。一听是我的声音，人类的声音，猫犹豫了一下，跳起来，消失在林中。

我也赶紧起身离开。

27

“你变壮实了。”雅各布一开门就说。

我在军队时同雅各布通过几次信，但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三年。

“雅各布，你也是。”我说。

“我变老了。”他笑着纠正道，接着便是那句操练已久的“请进，请进”。

他的新房十分宽敞，前有草坪，后有花园。我最喜欢的是厨房：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各式的锅具挂在架上，没有放进橱柜。我在桌边坐下来。我喜欢坐在厨房——在我家如此，在别人家也如此。

“你在军队时我很担心，因为你都不怎么回我的信。”

“不必担心。你忘了吗，雅各布？我的名字可叫萨义德。”

他看了看我被覆盆子钩刺挂烂的衬衣。

“赶快脱了，我给你补补。穿成这样走在街上可不行。”

不管我怎样推辞，雅各布直到我脱下衬衣才肯罢休。他穿针引线，几分钟就把口子缝好了。他的针脚均匀细密，令我大开眼界。

“你从哪里学的缝纫手艺啊？”

“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学。”

第一次共进晚餐时所用的白色盘子已经摆出，在灯光下反射出圆形的绿色光晕，仿佛扑克玩家头上的阴影。

雅各布很坚决：“萨义德，食物只用白色盘子盛，饮品——水、茶、果汁和葡萄酒——全部都只用无色玻璃杯。吃饭是讲规矩的。见到点蜡烛的餐厅，千万别进去。点蜡烛不是为了浪漫，而是说明主厨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对送到嘴里的东西一定得小心。人会看，会闻，会流口水。嘴巴里的六处唾液腺会立马开始工作。口水可是个好东西，萨义德，比眼泪和其他体液都强。它伴随美食创造欲望，伴随亲吻见证爱情，啐出来就成了憎恨。”

我吃着他准备的美食，雅各布则站在水槽边，边说话边做下一道菜，要么就吃两口自己的食物：煎蛋饼和加了许多柠檬、黑橄榄和白干酪的蔬菜沙拉。尽管我盘里放着精致美食，他吃的东西还真让我有些嫉妒。

“还记得我们的上一顿晚餐吗？都快过去十年了。”

“记得，但我不知道上次吃了些什么。”

“厨师真可怜，是吧？”雅各布道，“菜肴不能拿来吹口哨，肉不能拿来背诵，汤也不能拿来跳舞。”

“书也不能拿来吹口哨，音乐也不能吃。”我试着安慰他。

“不对，你可以。”

他又接着说：“每次奏出的小调在这个世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小提琴和长笛制造出的声音有些连鸟儿都发不出；画家就像上帝，能够画出世上本没有的东西。而食物呢？没有烹饪的人，食物依然存在。厨子即便是整日忙碌，做出的烤肉也不及逾越节后初收的黄瓜美味，调出的酱汁也不及一颗爆皮的圣罗莎红李爽口，甚至薄薄一片生肉也可以将他的菜肴比下去。”

丽贝卡的相片挂在墙上。我时不时回头看她，什么也不说。

我出生前，丽贝卡·沙因菲尔德曾是村里最美丽的女人。她的美甚至一直为之后才出生的人所称道。她面部的曲线、头发或是眼睛的颜色都已没人记得，只有那美丽本身依然流传着。

她小时候拒绝拍照，因为长得美；多年后重返村子，她依然拒绝拍照，因为衰老。如今只留下这一张照片，挂在提翁这座房子的厨房里。时间的爪牙也无情地伸向了那里，照片中的丽贝卡已经不及那些传说、回忆和梦境里所描述的那样美了。

“厨师，”雅各布总结道，“说到底只是个媒人。”

“肉和香料的媒人？”

“不。是菜肴和食客的媒人。”他在围裙上擦擦手，在我对面坐下。

“好吃吗，萨义德？”他沉默了片刻问我。

“非常好吃。”

“那就是配上了。多吃点，我的孩子。”

28

基布兹[2]供销社一个来买过长角豆的男人把朱迪斯的回信带给了梅纳汉姆伯伯。

他拆开信封，看完信立马找到弟弟：“她下周就来。”

摩西一时慌了神：“有啥需要特别准备的吗？”

“永远别为不认识的女人特别准备。肯定讨好不成，还闹得两个人都不痛快。她只要求有一方自己的空间，偶尔能放一天假。把孩子们叫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梅纳汉姆把娜奥米和奥代徳抱到腿上，告诉他们，家里很快要来个“女工”，还补充道：

“我认识她，她人很好。她不会成为你们的妈妈，只是住在你家，在这儿干活。她会给你们做饭、洗衣，帮忙收拾院子和牛舍。这样你爸爸、你们俩和那个女人都能好过些。她很快就来，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火车站接她。”

那天夜里，拉比诺维奇被敲打和拖拉的声音吵醒。到院里一看，奥代徳正在桉树最低的枝杈上搭木板。

“你这是干什么？”拉比诺维奇问。

“在妈妈的树上给我自己筑巢。”

“干吗非得大半夜干？”

“必须得抓紧，”奥代徳郑重其事，“那女人来之前，我必须盖好自己的房子。”

日历一页页翻过，时间来到朱迪斯到来前的最后一晚。还有几个钟头人就到了，摩西从壁橱拿出几件干净衣服，生火烧了洗澡水。

“大家都好好洗洗。”说着，他用大手给孩子们搓澡。

“不能让那个女工觉得住在这里的是脏小孩。”娜奥米道。

奥代徳闷闷不乐，泡在澡盆里硬是不肯就范。娜奥米倒是很享受洗澡的感觉和爸爸的爱抚。温暖的蒸汽、香皂的味道和贴在后背肌肤上的毛巾让她充满期待。

第二天清早，摩西没有送孩子们上学。挤完奶，他站在牛舍雨棚下的板条箱上，用一根橡胶管淋着洗了洗，同样的习惯他一直保持至今。站在箱子上的摩西像是趴在河心石头上的狗熊，头上淋着水，手里握着丝瓜络，脚边放着满是泡沫的肥皂。然后他坐在桉树树荫下挤奶的板凳上，娜奥米用剪子除去他脖子后疯长的卷毛，再把头顶的头发梳顺。

“现在大家都精神了，”摩西从板凳上站起来，“好了，出发！”

他往马车上扔了一捆稻草。娜奥米折了几个麻袋，垫着坐在摩西身边。奥代徳听话地从树上下来跟他们同去，不过有个条件：一路上骡子的缰绳由他来牵。

摩西答应了：“但河床那段除外。”

奥代徳十分迷恋车子和驾驶。三岁时，他就已经抓着个铁圈当方向盘，在村里四处开。五岁时，他坐着带轮儿的平板车学“开车”，风风火火地从供销仓库的斜坡上一路溜到村口。

“到今天也一样，所谓的半拖车不过是一车一马！”他笑着说，“稍微大了一点，但我当时学会了倒着开。那可是真格的带轴马车和牲口啊！”

多年来我经常陪着奥代徳开夜车，但依旧为他倒开车的技术所折服。“比想象的容易，比看起来要难。人们根本不知道驾着这么个大家伙是什么滋味。你瞅瞅，这位该死的司机小王子，把我挡在十字路口前，像只趴在我镜子上的蟑螂。他知道我刹车要提前多少距离吗？在美国，他早就为这个被一枪崩了。人家那儿驾车可不是儿戏。”

车子来到河床，大家照例默不作声。河流平缓，水浅而清澈。流水带走气味和印记，也带走回忆。

摩西从儿子手中接过缰绳，告诉自己，溺死托妮娅的水早已奔向大海，蒸发，化云成雨，汇成河流，淹死另一个女人，夺走她孩子的母亲。

娜奥米和奥代徳一脸愁云，仿佛受到父亲的感染。车轮颠簸着驶过河床，带起河底的泥沙，搅浑了河水。

道路在这里转向，沿着另一边的堤岸延续了约一英里[3]，之后进入大道。泥水中蝌蚪攒动，奇怪的小虫叉开长脚飞在河面上，河湾远处汽笛呼啸，惊了苍鹭，几柱浓烟四散开去。

朱迪斯下了火车。她身着灰色棉裙，头戴蓝巾，光亮加上怕生，让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她直直站着，看上去又怕又紧张。摩西的心凉了一大截，他既同情又担忧：兴许她不但帮不上忙，反而会成为一个累赘。

“一看就知道，她身无分文。她的鞋子破旧，袜子也早已洗不出原来的颜色。我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娜奥米如是说。

她拎着个硕大的破皮包，梅纳汉姆伯伯赶紧上前接过。

“欢迎你，朱迪斯，”他道，“这位是我弟弟，摩西·拉比诺维奇，这是他的两个孩子，奥代徳和娜奥米。奥代徳，你也来打个招呼，说‘欢迎你，朱迪斯’。”

朱迪斯爬上为她准备的草堆。她把脚放在车轴的连接处，膝盖在裙下微微鼓起，布面轻快地跳动着。两个孩子望着她，摩西目不斜视地盯着骡子的后身，仿佛能从那里看到未来似的。

等他们再次经过河床，踏上归途，朱迪斯突然发觉，娜奥米的小手悄悄握住了她的手。

摩西驾车从田里直接回家，避开了公路和村道。然而村里人都已知晓，大家都在好奇地等着。马车在金色与绿色的波浪间徐徐驶过，野菊和芥菜花沿路绽放。一脸疲惫的女人坐在稻草堆成的宝座上，被田间地头、牛舍窗内和帘子缝里期待的眼睛看了个真切。

回到院中，奥代徳嚷嚷着要回“妈妈树上自己的新家”，摩西、朱迪斯和娜奥米进了屋。当时家里有两间屋，外加厨房。摩西告诉朱迪斯，晚上可以睡在孩子们的房间，或者在厨房搭张床，那样也很宽敞。

“如果你留下来，兴许我们可以再盖间房。”朱迪斯没吭声，也不知将这当作承诺还是威胁。她告诉摩西，自己左边的耳朵不好使。

摩西有些难为情，正想换到朱迪斯右边，她自己先一步转身进了院子。刚才的话还萦绕在她周围，寻找着入口。朱迪斯走进牛舍，瞅瞅空荡荡的东北角仅有的几个麻袋和几件工具。她把破皮包往地上一撂，说：“我就住这儿。”

“跟牛住？”摩西一脸惊诧。

“能行。”朱迪斯道。

“村里人会怎么议论呢？”

“我把地方腾出来，清理干净。你把床和放衣服的箱子搬过来。”

突然，她壮着胆子说：“能不能在这儿和这儿帮我钉两个钉子？我想拉张帘子。女人需要自己的空间，不被别人指指点点。”

29

每两个礼拜，白化病会计就会开着皮卡出村，神秘地消失一整晚。

他每次都在日出前返回。村里人都说他跑出去“喝花酒”。所以，他一回来就带着股酒味和女人的香味，惹得金丝雀嘶鸣，农夫眼红，田里的流浪狗都寻味来此。村公所里，大家都认为第二天最好由他去，等酒劲儿过了再给他派活儿。

那天夜里，沉睡天使经过雅各布的床榻，黎明前的寂静中，他突然听到皮卡载着主人返回的动静，于是立马起身冲到窗边。车灯闪着暗黄色的亮光，在墙上照出两个光晕，雅各布心中一阵激动。

“这个点儿你在那看什么呢？”丽贝卡在床上嘟囔。

“那是1930年春天，”他说，“那晚我彻夜难眠，而第二天朱迪斯就来了。那一天我记忆犹新。丽贝卡和我当时有个小型的煤油灯孵化器，可以同时孵三百个鸡仔。这在当时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们还有几只抱窝鸡，三头奶牛，一个橘园，里面种着一排柚子跟核桃——当时还不时兴吃山核桃。此外还有一排苹果树，一排梨树和一小片葡萄。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橘园除杂草，修剪冬天坏死的枝杈。突然间，拉比诺维奇的马车从田里驶来，我一抬头就看到她。你也许会问，我是怎么爱上她的。来，萨义德，问吧，别怕。我是怎么爱上你妈妈的？无论你能明白多少，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当时的我恰巧在擦眉毛，就这样用手……看到了吗？还没擦完，我碰巧一抬头，仿佛我的手推开了一扇窗，而她就在那。马车像小船一样驶过，没有停留。就在那时，一瞬间云开日现。我总说偶然偶然，可如果这么多偶然接连发生，就说明一定是命运的安排，仿佛事先为鸟儿设下的陷阱。萨义德，这种陷阱并不复杂，可如果‘碰巧’有篓子，有绳子，有棍子，有盖子，还有人在下面撒谷子，一切就不再是巧合，鸟儿也不是偶然落网的。”

果树上鲜花绽放，雅各布半遮半掩地躲在花丛后，观察着驶近的马车。从他的角度看去，朱迪斯仿佛行驶在宽广的黄绿色河流上，两边看不到堤岸。

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心意。那如瓷器般明亮、易碎的光线在田间描绘出开花的树影，照亮了脆弱的象牙一般的后颈，凸显着手背上凸起的青筋，暗示着灵魂的力量与精神的烦扰，也撩拨着微微下滑的袜子和纤细、有力的脚踝。

朱迪斯身体微微前倾，如我想象中的情景一般，春风摆弄着她的裙角，贴在腿上又松开。就像一个人陷入恋爱时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一幅过去的图景涌入雅各布的脑海，并且找到了契合的画面。

他说得没错。这些陷阱并不复杂。但它足以让一片乌云遮住红日，让转瞬即逝的味道重现，让微光闪耀，令她的身影在记忆显现。绳子一拉，线一紧，门闸落下，陷阱奏效。命运就是这样一步步将雀跃的猎物引入兽穴，最终成功收网。

“沙因菲尔德，怎么了？”丽贝卡问。

那时很多女人都以姓氏称呼丈夫。如果丽贝卡叫他的名，兴许她会更懂得丈夫的心思，他们的命运也会截然不同。然而，正如村倌儿帕比什所说：“那会儿的人谁琢磨这么多啊？”

雅各布回过神来。

“没，没什么。”

他用发抖的手再次擦拭眉毛，下意识地在头上划出一条汗水印子，仿佛在为不久后的那道伤疤做标记。

“我那时没说谎，只是不明白。发生的一切都让我糊里糊涂。我不懂丽贝卡为什么离开，也没想到因为朱迪斯，我会活得这么艰难。”

丽贝卡也看到了拉比诺维奇的马车。

“沙因菲尔德，你这个蠢货！”丽贝卡一脸阴沉地拾起锄头，再也不说一句话。

30

“你别见怪，萨义德。有时候我甚至想，托妮娅会那样死去，就是为了让我遇到朱迪斯。这么说是不是很过分？想想都觉得不厚道。但爱情就是会让你产生各种奇怪的想法，你根本无法控制。再残忍的君王也明白这一点。思想囚禁在大脑的牢笼中，没人能逃出去。然而在牢笼内，思想却可以任意飞驰，随心所欲。以前我一这么想，就赶紧像粉碎种子一样，立马断了这念头，不留丝毫残余。因为拉比诺维奇家实在太惨了，孩子们不停地哭，有时还传出打骂的声音。他从不对娜奥米动手；而每次一扇奥代徳耳光，那孩子都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一旁的小娜奥米却哇哇大哭。萨义德，你也知道，拉比诺维奇不是个动手打孩子的人，但在那种环境中人会发疯，会失去耐性，每个人都有极限嘛。他要顾家，顾院子，顾厨房，顾牛舍，顾地里，顾果园，顾牲口，还得顾孩子。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他，他抓住我的肩膀，仿佛想说点什么，可他只是掉泪，他在我肩头抓的印子一个月后才消退。那应该是我唯一一次见‘公牛’掉眼泪。托妮娅的葬礼上，他都没哭。拉比诺维奇和我爱着同一个女人，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但在你母亲进村前后的那段日子，他与我对彼此也有几分同情。我对他那样的汉子本身就有好感。以前在科德马河畔的村里，就有个这样的人。他不是犹太人，像个箱子似的又矮又结实。他骟牛的时候，先在公牛的额头上狠狠一敲，砰！然后又一下，再一下。有时牛倒下又站起，有时人摔倒又站起，直到最后牛翻了白眼，膝盖打着哆嗦。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那小子已经窜到他身后，一刀疼得他昏死过去。等他的蛋蛋混着土豆、生蒜和洋葱进了油锅，他自己也拉着耕犁，在地里埋头来回，目不斜视。当你的睾丸变成人家的食物，你也就没什么好旁顾的，一门心思只想着向前。我猜因为那时拉比诺维奇打了奥代徳，他把自己也吓住了，把朱迪斯请来也是怕有朝一日自己会犯下大错。像他这样的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力量。牲口挨他一下不要紧，可别说孩子，大人受这么一下说不定都会没命。相信我，托妮娅去世后，拉比诺维奇比以前力气更大了。有时候就是这样：老婆死了，男人会变得更加强壮，仿佛受到悲痛的滋养。那时我们村里有棵树，我不知道外族人管它叫什么，我们称之为‘der blumendiker olman’。你懂意第绪语吗，萨义德？你妈妈一句也没教你？真好笑，名字叫萨义德，却一句意第绪语都不会说。不要紧，‘der blumendiker olman’的意思是绽放的鳏夫。每年冬天，那棵树就会因下雪而挨冻，半点生气都没有。可一到春天就会生出新叶，树干上也绽出新蕾。拉比诺维奇就是这样，突然间身体愈发强健，牙也白了，走路步子也大了，鼻子也变灵了。而且我不骗你，经历了悲伤的寒冬，连他的光头都开始生出新发呢。怎么说呢？有时悲痛是最好的肥料。总会有自以为是的人对着你指指点点，说什么悲痛中的人不该这么容光焕发。要我说，萨义德，人也许就是这样疗伤的。灵魂与身体有时相互治愈。如果连它俩都不彼此扶持，又还能指望谁？有一次半夜十二点半前后，我站在黑暗中，期待着朱迪斯的身影能从牛舍的窗前掠过。突然，拉比诺维奇来到院子里，我以为他会去找她，可他却钻到马车下，抡圆双臂大叫一声，把马车一侧抬起三英尺高。一个人身上能积聚多少力量，多少愤怒，身体会变得多么有力，有时真无法想象。所有的痛苦、记忆和悔恨，女人怀孕时子宫内包含的一切，男人都用骨头和肌肉承受。男人不会怀孕，也不会生产，他会日益强壮，仿佛体内充满一块块顽石，由于所有这些我们不可能生出的孩子，男人渐渐变成了一片采石场。以前我听说过一个外族女人，怀孕四十五年，一直没生下来。有时我自己也不信，但故事是我爸爸讲的，父亲的记性我深信不疑。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你自己的血肉，那还能相信谁呢？那个女人十七岁时被伐木场的一个家伙强奸。他抓住她的手，把她压在一袋锯屑上。她擦干眼泪，抹干净身下的血迹和污浊，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她父亲。那个父亲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耳光，甚至打瞎了她一只眼睛。她的兄弟抓住强奸她的畜生，用谷仓的干草叉把他叉了个透心凉。没过几个星期，她已腆着大肚像个水桶。她父亲说，这倒好，不会再有哪个男人想要你这个荡妇，至少给我把孩子生下来，让他跟他的穷爹一样好好干活，给我下地帮忙。时间一天天、一月月过去，孩子就是生不下来。九个月，十个月，一年，两年……转眼四年过去，她还是腆着谷堆一样的肚子，挺着两个大奶子，每天早上像醉酒一样呕吐。走路时，她总这样用手撑着疼痛的后腰。一开始，人们以为她像牛一样，吃了苜蓿犯胀气，想像扎牛一样给她来一针好放放气。可她不是胀气。摸摸她的肚子，你能感受到里面的踢动。他们想尽了办法：带她去教堂，看巫师，还找来个女人用草药熏她下身，他们甚至找到我们的拉比——萨义德，这里你要听仔细——拉比说：让她躺在桌子上，两腿之间夹一瓶烈酒。外族小孩，即使还未出生，一闻到烈酒的气味，也自然会爬出来。然而，十年，二十年后，她依然大着肚子。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六十岁的她依然是老样子，肚子里的胎儿都四十好几了，可就是不出来。萨义德，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会爱上你母亲了吧？”

“没明白。”我有些迫不及待。

“为什么我会爱上她？”雅各布饶有兴致地玩味着。

他用手中的面包在盘上擦抹，眼睛却注视着我，寻找着特征与依据。

“萨义德，从这边看，你长得像我，另一边看像牛贩子，而从这里看，你又像拉比诺维奇。东西好吃吗？”

“很好吃。”我的嘴唇发干。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会爱上你母亲？”他的声音与我的如此相似，仿佛反复发问的人是我——尽管我从未开口。

他郑重地站起身：“是命运的安排。”

雅各布把盘子放进水槽，弓着身子背对着我。

“因为每个人都有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有时命运从天而降，有时命运从一侧出击，有时命运从背后偷袭，有时他人的命运也会波及你。而我的命运最致命，它从灵魂深处决定了我的一生。就好像从《摩西五经》[4]中读到十诫，于是学会如何作恶；刚买个急救药箱回家，意外便接踵而至；把金丝雀带回家，却陷入了爱情。这就好像一个人的名字。你母亲相信给孩子取名叫萨义德，他就会平安无事。我告诉你，叫雅各布的人永远不会有顺风顺水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是这样。从先父雅各布，到品尝肥皂的老雅各布，再到我——这个十年给你做一餐饭，让你跟他聊聊天的父亲。我们这些雅各布因为爱而饱受困苦。我们的先父雅各布甚至改名为以色列，可是有用吗？他外在的名字改变了，但内心的困苦依然没有改变。萨义德，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不然就没蛋黄甜品吃，那可是你的最爱哦。有一点你要记住：我根本无法抗拒对你母亲的爱。太阳照到这里，马车经过这里，目光从这里投射，你立马就能分辨出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记忆：女人顺着黄绿色的河流乘船而来，微风戏弄着她的裙摆，拍打着她的肌肤，阴影投射在她脖子上……不爱上她，怎么可能？我就像一片枯叶被流水带到她身边。是偶然吗，萨义德？这种事会是偶然吗？”

31

朱迪斯进村的第一晚，拉比诺维奇也没睡着。

他和所有失眠的人一样，清楚地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读书只是徒劳，他只是机械地翻着页，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他一边翻，一边回想过去，在想象中点数着村倌儿帕比什圈里跳出的鹅。

当然，他还惦记着那条辫子，托妮奇卡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藏在哪里，就匆匆撒手人寰。如果她没死，会不会把辫子给他？如果她拿出辫子，还会不会死？恐惧的潮水再次令他窒息。午夜前后，当牛舍里传出哭号声，“如果”“要是”和“要是不”三兄弟依然纠缠不休，他看到娜奥米从床上跳起来，于是也起身了。

那哭号声太过意外，乍听像是噩梦后的狼嚎，或梦见死期已到的小牛，很难想象那是女人的声音。

摩西裹着床单来到院里。他没敢进牛舍，摸黑在墙根徘徊，一两分钟后，再次进屋上床。直到娜奥米问：“爸爸，你为什么发抖？”他这才注意到自己在发抖，然而并没有回答。

“是谁在尖叫？”娜奥米问。

“没谁。没人尖叫。快睡吧。”

黎明时，哭声停止。牛舍上方的空气再次凝结，仿佛星辰陨落，留在天空的伤口刚刚愈合。

灰鸦在桉树枝头开叫，夜莺与游隼也前来响应，厨房里叮当作响。摩西挤奶归来，看到两个孩子坐在整洁的餐桌旁。柠檬皮香气四溢，盘里摆着帕比什的妻子阿丽莎送来的奶酪——她这么做一是出于好心，二是想先人一步瞅瞅拉比诺维奇的帮工长什么样。

桌上还有切好的萝卜片，上面撒着盐，红白相间地装点着盘子。腌橄榄和煎蛋的香味扑鼻而来。清早，朱迪斯收拾了托妮娅的烤炉，烧树皮的浓烟飘散院中，出炉的面包鼓鼓着，像一座快乐的小山耸在餐桌正中。

“妈妈做的果酱你不吃，”奥代徳对娜奥米嘟囔，“现在倒吃起她之前做的橄榄了？”

“一闻见朱迪斯做的饭，你不也立马从树上下来了？”娜奥米反击道。

他们吃过饭去了学校，摩西按朱迪斯说的，在牛舍墙上钉了两个钉子。她问在哪能找到窗帘挂圈，摩西跑到院子里，躬身寻找着生锈的铁钉，然后跑回来问朱迪斯要多少。

朱迪斯诧异地看着拉比诺维奇用手指将铁钉一个个掰弯，不一会儿就串齐了十几个。帘子挂了起来，在牛舍角落里隔出一方空间，里面飘出柠檬的香气，与浓重的粪肥味相遇混合。

她在床上铺了一张床单。中午，娜奥米放学回来，采回了粉紫色的苜蓿和牻牛儿苗。她把花插在小罐头里，摆在牛舍的箱子上，旁边还附了一张纸条：“送给朱迪斯。”

“让你住在牛舍里，村里人该怎么说啊？”摩西晚饭后抱怨道。

“要是我跟你一屋住，他们又会怎么说？”

娜奥米收集着桌上的面包屑，奥代徳并不躲闪。拉比诺维奇不出声，纳闷着朱迪斯是否知道，自己能听到她夜晚的哭声。

“你想怎么解释随便你，拉比诺维奇，”她接着道，“我没什么好说的。”

洗过盘子，她依然甩甩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那是只有那个年代的女人才有的动作。如今连围裙也渐渐消失，那姿态也被人们遗忘。

“教教我怎么解牛绳。”说着，朱迪斯来到外面。

拉比诺维奇一脸为难地跟在她身后，嘴里依然在抗议：“人家会误会的。”朱迪斯转身道：“拉比诺维奇，你是个好人，别人我信不过。不过这里我是住定了。”

他们松开牛轭，摩西拍拍牛屁股吆喝道：“走！走！”牛被赶进院里。

朱迪斯学着照做。然后，她解下头上的蓝巾，迅速拉开帘子，在果断的沙沙声中，发丝和铁环都摩擦出了静电，大功告成。

摩西再次吆喝：“出去，你这废物，出去！”即使这时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他在帘子外又站了一分钟，然后回屋躺下，等待着。

32

丽贝卡·沙因菲尔德是济赫龙雅各布[5]施瓦茨家的千金里最美的一个。

近在当地和加利利的多个村庄，远到犹地亚、海法和特拉维夫，她的追求者络绎不绝，“仿佛干渴的流浪者奔赴绿洲”。其中既有骑兵，也有种葡萄的，还有年轻的教师和农家子弟。夜里，这些人靠谷仓里的烤粮食充饥，喝着从酒庄偷来的葡萄酒，奏起陶笛和曼陀林。

许多女人也来到这里，以便邂逅黎明归来的男子。那正是他们最沮丧、最脆弱的时候，渴望与疲惫令他们两腿发软，阳光下他们脸上的失望一览无余。定居点的很多人都说，有好几对就是因为丽贝卡才成了夫妻。

每天晚上，她父亲都把她锁在屋里，拎一罐水上房顶坐着。棕榈树叶在他耳边摩挲，他手里握着上了盐粒的猎枪。

丽贝卡透过窗子看着那些追求者，心中无限同情——既同情他们，又可怜自己。但是，一天下午，她到肉铺买肉，在村里那排华盛顿扇叶葵下邂逅了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他是个劳工，一周前来到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全然不知眼前的这位就是当地最美丽的姑娘。

“听老人劝，还是住在城里吧，”当丽贝卡宣布要嫁给雅各布，并随他搬到大卫村时，她母亲这样告诉她，“漂亮女人住在小地方，命肯定不好。”

我问村倌儿帕比什那话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一个地方能容纳和消化的美丽是有限的，取决于地方大小，居民多少。

“耶路撒冷大概能容下十几个美女，莫斯科能容七十五个，村里能容下一个就不错了。”帕比什补充说，这就好像动物中和蛇毒的能力，身型和体重是决定要素。“中了蛇毒的马能活，狗却会死。”

村倌儿帕比什嘴巴从不饶人，一把年纪了还争强好胜。活过了命运配给的时间，却依然渴望而幽默地面对生活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他还说美丽最好还是分摊在多个女人身上好，不过，幸亏夏娃的女儿们并不是个个生来都一个样儿。

丽贝卡嫁给雅各布，并随他来到大卫村。没过几天，母亲的预言就应验了。无论是与新婚的丈夫相处，还是在新家里，她都没办法安心。她一进村，村里的男人们便寝食难安。他们总是会梦见她，这比失眠还让人疲惫不堪；他们清醒时，看她的眼神也让她感到害怕。

日里吵，夜里叫

男人嚷嚷媳妇闹

缝缝补补多哀怨

满腹苦水心里咽

花心老头贪无厌

色眼咪咪把花看

丽贝卡也知道，自己的美貌远胜过村里的其他女人。她谨记母亲的话，尽量少出门。她强迫自己做最脏最累的活，不梳头不打扮。如果非到村中心不可，她会换上丈夫劳动的粗衣。然而这反倒令她更加楚楚动人。村倌儿帕比什说，那是因为抹杀美丽不同于抹杀真相。丽贝卡行走时摇曳生姿，眉目间顾盼生辉，开口说话时，触碰的嘴唇和跃动的舌尖都有着令人渴望的美女的风情。

她走在路上，粗糙宽大的灰衣轻拍着身体，仿佛一只村里从未见过的珍稀鸟儿拍打着双翼。微风吹拂下，衣料贴上她的翘臀、酥胸和下体，勾勒出只有绝色佳人才有的曲线。

但丽贝卡对这些简单的事实都不予理睬。然而，当看到自己的丈夫注视着拉比诺维奇的马车时，她俯下疲倦的身体，任清风抖动她的衣衫，任阳光勾勒出血管的脉络。她在心中问自己：是不是她谨慎过了头，反倒亲手毁掉了自己的魅力？

渐渐地，她开始理清事情的脉络。提示接连出现，她连点成线。托妮娅河床溺死，白化病和他的鸟，火光，罂粟，花海中驶过的女人……丽贝卡知道，这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好像刚刚出头的蓓蕾，大势还在后头。然而那时她会怎样？她扪心自问，到时还会有谁眼中有她？

她是个睿智的女人，事先便有所预料。在焦虑与好奇中，她静静观望着。

33

一个优雅的英国军官有时会到村里来。他身穿白色军装，开一辆咔嗒作响的木框小莫里斯。他经常找白化病会计买鸟。

某天，另一位客人出现：一位住在东山外伊鲁特阿拉伯村、双目失明的金翅雀捕手。他迈步自信坚定，一路直奔雅克比家的宅院，人们甚至没看出他眼睛看不见。

那个阿拉伯人敲敲门，白化病立马开门相迎，这在平时可不多见。

“您怎么找到这儿的？”白化病问。

“逆流可以溯源，我寻鸟也是一样。”盲人回答。他还笑着补充说：“而且我这一路都没摔跤呢。”

他细品着金丝雀的叫声，告诉白化病，阿拉伯的农夫给他们的鸟和bandook喂umbuz。

“就是大麻籽，”他解释道，“bandook把大麻籽放进嘴里，全然忘却自己身在笼中。他飘飘欲仙，像快乐的新郎一样尽情高唱，全然不理会外面的世界。”

之后，捕鸟人再次来访，这次他带来了几只bandook——野生金翅雀和金丝雀的杂交雀——还带来些大麻籽，好让它们兴奋。

和骡子一样，这种杂交雀无法繁衍后代，它们狂野的秉性也不会因世代家养和囚禁而变得温顺。血统和遗传无法成为这种鸟的卖点。然而，它们的毛色依旧鲜艳，嗓音依然嘹亮，白化病越看越喜欢，决定找些比大麻籽更刺激的东西喂养它们。

他在院里种起了罂粟，开始从茎秆中提取精华液。很快，顶端的花朵变红了，院中好像一片火海，燃烧着罪恶的绚丽，劲风袭来都不为所动。

雅各布看着罂粟丛，听着杂交雀和金丝雀的高唱，脑海中摩西家农场的女人依旧挥之不去。

罂粟有着神奇的特质：它们不会从注视者眼中轻易消逝，即便对方早已将视线移开。即使闭上眼睛，它们黑红的身姿依然清晰可见。雅各布注视着罂粟花，时不时眨眨眼，全然不知他所做的尝试是多么危险。

朱迪斯进村已有几个月。一天夜里，绿色的皮卡驾轻就熟地返回村里，精力充沛的白化病下了车，卸下车上的水泥、石膏、砖块、木板以及车后面的铁脚手架。

围栏外的雅各布听到动静，好奇地在黑暗中观察。那颗浅色的头颅在黑暗中如浮标一般显眼，有条不紊的工作节奏让雅各布确信，这个会计是个经验丰富的泥瓦匠，还像猫一样可以在黑暗中视物。

连续几日，雅各布密切关注着施工进度，而白化病似乎也在留意和关注他。一天傍晚，白化病坐在院里休息，翻着他的书，边喝酒边喘口气。突然，他摘下墨镜，发红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盯着雅各布，然后咧嘴一笑。

雅各布浑身打了个激灵，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你整天在篱笆跟前做什么？”丽贝卡问。

她的语气中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好奇，只有恐惧和担忧。

“没什么。”雅各布道。

夜晚，她真切地听到丈夫的心跳声，和他脑子里毒蛇的窃窃私语。日间的鸟鸣声也向她昭示着悲惨的命运。她孤身一人，被自己的美丽和恐惧罩住。现在，丽贝卡明白了母亲多年前对她说过的话：漂亮女人不会有真正的女性朋友。

村倌儿帕比什告诉我，丽贝卡刚进村时，村里的女人曾试图跟她交朋友。有些人远远看着，胆子大点的凑上前去碰碰胳膊跟她说几句话，下意识地呼吸着她呼出的空气。

“等她们意识到美丽并不传染，便开始同她保持距离。”

不过，即便是村倌儿帕比什，也没预料到爱情的力量如此之大，居然俘获了雅各布的心，还生出那么多枝节。

阿比盖尔和撒拉

还有利亚和耶尔[6]

伊人幽香传阵阵

四下人人心迷醉

这首歌谣村倌儿帕比什曾唱给丽贝卡听。他的手指在我膝头打着拍子，越唱越起劲。

34

谁也不知道拉比诺维奇家的帮工心里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她袖子里藏着什么花招。

大家都细心观察着，寻找着通常会泄露天机的线索：新菜肴的味道，味道奇特的香水，晒衣绳上怪异又裸露的衣服。

然而，夜里从牛舍传出的只有哭号，什么都解释不了。

女人们相互会意警觉起来，如同春天胡狼惊动草丛时田鼠们发出压抑的哨声。

然而朱迪斯并不是什么威胁。她有几分神秘，但并非出于本意；举手投足间、照顾孩子时也显现出几分魅力。她处事生硬倔强，有时像石膏一般让人捉摸不清，有时像葡萄皮一样纤薄透亮。

显然，无论是拿草叉，握缰绳，做针线，还是颠大勺，她都驾轻就熟，学挤奶也很快就能上手。她起先挤奶的架势还跟个新手一样，光知道用两根指头捏。渐渐地，奶牛习惯了她的手指，她也习惯了奶牛的体温。摩西教会她如何用四根指头逐一挤压奶头，从食指用到小指。她挤奶挤得双臂酸痛，手指发抖，但没过多久，肌肉就结实起来。听着奶浆流入铁桶的声音便可知，她已经练成老手了。

仿佛书页一篇篇翻过，朱迪斯对于牛舍的秘密也渐渐掌握。还没等牛抬蹄，朱迪斯就能判断出他要尥蹶子。她熟知了两头老奶牛变化无常的脾性，学会了从口鼻和后臀观察小牛是否生病，也懂得了识别牛舍中的权威与阶级。

几个月后，拉比诺维奇让她带一头发情的奶牛到邻村萨姆森·布洛赫家配种，那里离梅纳汉姆家不远。

萨姆森·布洛赫可是个饲养高手。运用亚麻汤混合橄榄油和炒蛋的神奇良方，他一次次将小牛从痢疾的垂死边缘拯救回来。所有人都知道他的配方，但只有他知道如何配料、控温和配比。

布洛赫曾经挑战格洛伯曼，看谁能更准地目测牲畜的重量。他骟牛骟马比兽医还利索，有传言说他把割下来的睾丸卖到海法的餐厅。白化病经常光顾那里，他消费的可远非食物那么简单。

他有头种牛，名叫戈登。“年纪是大了点，但干起活来一点不输给崽子们。”布洛赫一说起来就满脸骄傲。

“她路上闹腾了？”布洛赫问朱迪斯。

“就是有点紧张。”

“等她跟戈登幽会完，肯定会像个小宝宝一样乖乖回家，跟新娘子一样安静而又开心。”

下午，朱迪斯牵着牛回到牛舍，顿觉其他奶牛都对她另眼相看，这让她不禁会心微笑。她喜欢奶牛，对方不会满腹狐疑地看待她，不会在她耳聋的一侧喋喋不休，不问她的身世背景，见她从干草堆拿出酒瓶偷喝，也不会妄加评判。

夜晚，当我母亲撕扯着声带，撕心裂肺彻夜难眠时，那些奶牛徐徐转过头，平静地看看她，然后再次返回梦乡。

35

村子的另一头，白化病依然继续着他的夜间工程。

没过几周，雅克比夫妇旧舍的隔壁便建起一栋新屋，地面水泥光滑，双层木质墙面，屋顶的石板粉刷得雪白，还装了洒水器好在热天降温。这栋新屋用以繁育金丝雀。窗上的纱网足够密实，可以防止野猫或毒蛇进入屋内；百叶窗的格条上还加了特殊装置，既有利于通风，又不影响主人避光。

房屋竣工时，白化病来敲雅各布的门。

丽贝卡出来应门，一见来客就脸色大变。白化病看到了她身后的雅各布，问他要不要来“鸟儿的新家”看看。

闷热的新屋里已然有一股粉尘味，那种锯屑和羽毛混合的味道是养育禽鸟的人再熟悉不过的。新建的鸟舍内没有笼子，金丝雀在开放的空间内任意飞翔。白化病告诉雅各布，他想把筑巢的材料也放进来，让它们自己配对。当然，特殊出售的品种除外，它们有另外的隔间。

雅各布进屋时，鸟儿们受了惊吓，一个个上蹿下跳。

“它们很快就会熟悉你并安静下来。”白化病说。

随后的几天，雅各布时不时会来“小心翼翼”地敲门。进到屋里，他仔细地观察、研究、学习。他像学徒一样尽心尽力，帮白化病记录产卵数和孵化数，打扫配种和孵化的笼子，还帮忙清理格槽。

“你不管家里的孵化器，倒去帮着外人养鸟。”丽贝卡有一天这么抱怨，雅各布看着她没有吱声。

白化病教会他识别不同的种子，教会他给金丝雀配饲料：芜菁和萝卜的种子，大麻和谷物，加上切碎的熟鸡蛋、萝卜和马铃薯；还要把浸过罂粟的牛奶拿去喂鸟儿，“因为它们消化不稳定”。

他教雅各布识别雄性求偶的叫声。有经验的育鸟人才能听出这不是情歌，而是求偶的信号，知道要给他提供黄麻和羊毛了，好让鸟儿筑巢繁衍。

白化病让正在长身体的幼鸟和雄鸟住在一起，怕雌鸟拔掉幼鸟的嫩毛来铺垫新居。

“你看，这些好爸爸多尽职啊！”他感叹道。

的确，鸟巢一交给雄鸟照料，他们便立刻化身慈父与严师，不辞辛苦喂养雏鸟，教它们如何发声。雅各布说不是所有的鸟都会这样，白化病很意外。除了自己养育的金丝雀，他没接触过其他飞禽。“他连乌鸦跟鹅都分不清。”

雅各布告诉他，鹳、鹅和鹤都是一夫一妻制，还特别赞扬了乌鸦对伴侣的忠贞。他甚至将梅纳汉姆传授他的知识拿来与白化病分享：古埃及人将乌鸦刻画成婚姻的象征。

白化病最喜欢听那些关于鸟类习性的描述，听它们如何在冬日与伴侣分离：雌鸟向南迁徙，雄鸟留守欧洲，在寒冬与孤寂中渴望着。有些不久后就会与爱侣团聚，有些只能等待春天。

“雄鸟独守苦夏算不了什么，”雅各布道，“可如果是严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他才深切体会到孤独的滋味。等雌鸟拖着美丽而疲惫的身躯，满怀着阳光、爱意和新鲜的经历返回窝巢，雄鸟才知道为爱而感恩。”

白化病听得入迷，脸上泛起敦厚的笑容。

“它们春天再次相会，”他重复道，“春天才相会，那样多好，多明智。”

雅各布说，金丝雀对伴侣也很忠诚，引得白化病粉脸上堆起坏笑：“那是因为你把它们关在同一个笼子里。”

当花液从茎秆渗出、聚集、凝结、变黑，红色的花瓣便会枯萎，最终凋谢，花苞便会膨胀变黑，最终变硬。夜里，白化病带着修枝镰到院里剪下硬硬的花苞，并用手捻烂。他将变黑的罂粟籽同凝结的花液一起弄熟，将菜饼拿去喂鸟。

每过几周，驾驶小莫里斯的海军军官便从海法赶来，买走几对金丝雀。

“可怜的小家伙，”军官走后，白化病意味深长地说道，“它们肯定要死在埃及了。”

他用温土清理一个滚筒后面的粪便：“雅各布，这只有点痢疾。今天别用胡萝卜或者马铃薯喂他，只喂水煮蛋白，再加少许罂粟籽。”

他鼓励雅各布放弃务农，全心全意育鸟。

“做好了会是个不错的买卖。”他道。

“不过村里人可看不上。”雅各布说。

“鸡也好，雀也好，都是禽类。”

“这不是一回事。”

“胡说，”白化病反驳，“我把知道的全都教你，等我走了，你就在这儿干。”

“你去哪？”雅各布担心地问。

白化病不耐烦地笑笑，告诉雅各布到村中心的货栈给他找个半英寸[7]的水龙头。

“赶紧去吧，”他催促道，“很快那儿就关门了。”

雅各布来到村子中心，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迎面而来。她戴着蓝头巾，身穿花裙，那样貌、那姿态跟他想象的一般不二。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她就这样迎面走来，这样的偶遇还是第一次。他试图估算出相遇的具体位置，然而却做不到。他的双脚在数着自己的步子，眼睛在跟着朱迪斯的步伐，他的脑子在把步数相加，心里却在把两者相除。

还剩一米的距离，他鼓足勇气问候她，甚至还自报家门：“我叫雅各布。”

“我知道。”拉比诺维奇家的帮工边走边说。

她的脸离他那么近，她的惊鸿一瞥、翩翩身姿，她那白皙的脖颈、脚踝，都让他眩晕。裙子拍打着她的双腿，她后背笔挺，就这样渐渐走远了。

36

雅各布用木勺不停地搅拌，然后把脸贴近盆口闻了闻。

“萨义德，你说美味的秘诀是什么？新鲜，精致。简单的接触和叠加。把食材引荐给调料：你好，我是马铃薯；你好，我是豆蔻。这位是汤先生，幸会，欧芹夫人。调味料不是拍在脸上的巴掌，而更应该像轻触肌肤的蝶翼。即便是一道简单的乌克兰罗宋汤，蒜味不能重得让人咧嘴，但蒜香要给人以喜悦。以前我讲故事是为了让你吃东西，如今给你做吃的是为了让你听故事。也就是说，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萨义德，多想想你的名字，自己要多加谨慎。”

时间，它亲切、冷漠而强大，匆匆流逝中蚕食着最初的好奇。流言与猜测甚至令其始作俑者都渐渐厌烦。危机感还在延续。

如今大家都知道，别在摩西家朱迪斯的左边跟她说话，也不要打听她的身世背景。

奥代徳和娜奥米干净整洁地去上学，摩西再次变得沉稳而自信。那份眷顾——只有女人的一双巧手能带来的眷顾——重新降临他的农场。

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三个男人当时还都在各忙各的。

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给了我一对小溜肩，让我继承房子、餐具和妻子肖像的男人，当时正恋慕着朱迪斯，也在学习如何繁育金丝雀。

摩西·拉比诺维奇，给了我一头金发，还赠予我农场的男人，正聆听着母亲的哭声，寻找着自己的辫子。

牛贩子格洛伯曼，赠予我一双大脚和一笔金钱的第三位父亲，那时正开始偷偷往牛舍塞礼物：小瓶的香水、崭新的蓝头巾，还有珍珠母梳子。

“送给朱迪斯小姐。”他总这么说。

牛贩子又高又瘦，双手精干有力，而且喜怒不形于色。无论冬夏，他都穿着一件褪色的大皮衣，戴着老旧的贝雷帽——好像偶尔还用它擦个鼻子。那时候的他还没有绿色皮卡，经常到处走，有时还哼个奇怪的歌谣自娱自乐。虽然他是用希伯来语唱的，但听起来颇具异国风味。其中的一些歌词让我记忆犹新：

快马一对奔向北

瞎子搭档长短腿

一只猫咪马上骑

秃尾蔫胡惹狐疑

一只耗子后面追

西装革履步如飞

牛贩子的双脚丈量了许许多多的路，口袋里装满了沉甸甸的钞票和钱币，免得他被夏末的劲风吹走；兜里揣着的笔记本写满了交易奶牛的名字，免得他忘掉任何一桩生意；一双巨大的脚塞进两只足够大的靴子里，免得他陷入泥淖。

他有时独来独往，有时牵着奶牛同行。牛的犄角上拴着绳子，她心中惊恐万分，一路哞哞叫个不停。村东头的老桉树林颜色转青，一条牛蹄和靴子踩出的小路贯穿其间。出了树林便到了目的地，屠夫正在那磨刀霍霍。娜奥米指着脚印给我看：所有的蹄印都只朝向一个方向，靴子印则有来有往。这条小径是所有牲口的不归路，唯一的例外是母牛蕾切尔。一天晚上，她走上这条路，后来居然又回来了。因为那个夜晚，因为蕾切尔，我才来到这个世上。详情我稍后会讲。

牛贩子的肩上总是扛着一捆脏绳，手里总是拄着一根头上包了铁皮的粗“拐棍儿”。在院子里溜达时他也常倚靠着那根棍子，有时还拿它当赶牛棍，当食指，当对付毒蛇和野狗的武器。鲜血和恐惧的味道已浸透他的衣服，甚至沾染在他肌肤上，田野里的动物一嗅到那味道，便疯了一样追在他身后。

母牛也能闻出那股味道——那股昭示着死亡的味道。它如同来自地狱的热气，从牛贩子身上溢出。当他头戴帽子，肩挎绳子，怀揣笔记本，拄着拐杖出现在院子里，一种厄运当头的沉寂凝结在空气中。母牛们紧紧依靠着彼此，一个个吓得脊背僵硬，牛角低低地抵着。

和所有牛贩子一样，格洛伯曼一眼就能估算出一头牛的重量。不过他很精明，从不轻易跟农夫交底。

“首先，”他将交易的秘密传授给我，“这样一来他会觉得有愧于你；其次，农夫报的数总是低于实际的重量。卖牛就像演戏，农夫想当圣人，而对牛贩子来说，即使对方是江洋大盗也无所谓。这样一来，即使那头牛重一千磅，农夫也只会报九百，撑死报九百五。所以，萨义德，如果人家乐得赔钱，我们何苦拦着？”

他一直希望能引我入行，直到他去世。

“秘密，萨义德，”他俯身对我说，“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因为你是我儿子。所有贩牛的人都懂得验牛，可只有我们格洛伯曼家这种生在肉案上的内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要验人——要观察奶农。要了解他在牛身上花的心思，更要知道牛对他的态度。”

“爱情与做买卖类似，但又截然相反。爱情不光靠心，主要还得凭感觉；做买卖不光靠感觉，主要还得走心，”格洛伯曼解释道，“农夫卖头公牛给我，交易的只是没有灵魂的肉体，定价看的是重量和健康程度。可如果卖的是奶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卖她就像是卖亲妈啊。哎呀呀，跟她分离多难受啊，萨义德，看看他们眼神的交流。哎，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忍心让我走。啊，她看他的眼神多么凄惨。”

“你怎么忍心卖掉这么好的奶牛？”格洛伯曼会刻薄地质问农夫。

他根本不在乎答案，而是想听听对方的语气，看看他满脸羞愧的窘迫样。

“遛遛她，让我看看，她是不是吞了钉子。”

按道理说，这样做是为检查奶牛是否有内伤，如果有，宰杀后的肉食就无法做洁净认证。但事实上，牛贩子关心的是农夫如何接近他的奶牛，而她又会对他的出现和触碰作何反应。

“如果他真心爱惜自己的牲口，因为心中有愧，所以不会过分讨价还价。就这些。你可千万别向任何人透露。若问牛贩子怎么赚钱，只会有一个答案：买头活着的奶牛，把牛蹄卖了，你还剩下一头牛。[8]就这么简单。”

“我给朱迪斯小姐带了点小玩意儿。”牛贩子说。

“朱迪斯小姐”是我母亲，“小玩意儿”泛指牛贩子送给母亲的那些礼物。一开始，他只是随便放在牛舍水槽的台子上。朱迪斯告诉他：“格洛伯曼，你忘了这个。”而格洛伯曼会回答：“那不是忘了的。”

“是什么？”她问。

“送给朱迪斯小姐的小玩意儿。”说着，格洛伯曼鞠躬倒退三步，然后转身离开。他知道，朱迪斯小姐当着他的面拆不会碰他的礼物。

有时他会多说几句：“朱迪斯小姐一个人住在牛舍，偶尔也该有点做女人的乐趣才是。”有时他意兴风发，还会说：“你需要一个男人把你当女王一样宠着，像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就这么简单。”

但是，爱惜奶牛的朱迪斯小姐对格洛伯曼厌恶至极，他的态度、礼物、味道和“就这么简单”都让她避之不及。

37

“慢慢吃，别太快，比我讲话的速度再慢些。不然我们俩都会呛着。你吃着，我给你讲讲娜奥米，你会吃得更津津有味。好多次，我看到她跟我一样站在会计家的篱笆外，一天我问她：‘要不要跟我进去？’白化病不喜欢让孩子靠近鸟舍，总说小鸟不喜欢我们村里的孩子。可当我准备带娜奥米进屋时，他问：‘你是拉比诺维奇家的小姑娘吧？请进，快请进。’娜奥米于是随我进屋，她不说话，只是看。娜奥米左顾右盼，鸟舍里金丝雀四处飞舞歌唱，相互呼应着。每一只都有自己独特的嗓音和旋律，它们也是这样学习的。每一只鸟儿都是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唱歌，也有一些鸟通过模仿听到的音乐和屋外的鸟鸣学习歌唱，就像我以前的帮工，他什么都能模仿：鸟鸣、猫叫，人的声音和动作都学得来。萨义德，你还记得他吗？他刚来时你还是个孩子。有一回，娜奥米问会计，能不能给她一只金丝雀，她想送给朱迪斯。他的回答你可听仔细：‘朱迪斯会得到一只金丝雀，只不过不是你送的。’娜奥米哭着跑出去，又返回来。失去母亲的小姑娘的日子不好过，让她突然接受另一个女人更是难为她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拉比诺维奇家的女儿。她曾对我说：‘雅各布，你妻子真美。’我和她都有罪，她背叛了自己的母亲，我背叛了丽贝卡。娜奥米是个聪明的小姑娘，嫁给那个城里来的梅尔实在是可惜了。他不适合她，耶路撒冷也不适合她，可我听说他们都有孩子了。奥代德还开车带你去耶路撒冷看她吗？他可是个好小伙，虽然不如他妹妹聪明，但他配得上更好的姑娘、更好的日子。长话短说，娜奥米小时候总是跟在朱迪斯屁股后面，就像我和牛贩子。朱迪斯会远远地看着她，还会给她买礼物。她不像牛贩子，买得起衣服、香水和白兰地；她也不像我，能置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但她给予的爱抚，是我们给不了朱迪斯的，而那个最重要的道理她明白得比我早得多：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给的，爱有规则，有约束。多年后，我的帮工将这道理解释给我听，我才明白。总之，娜奥米会抱住朱迪斯，抓住她的手抚摸，还会从田野里采花送给她。也许她担心我和格洛伯曼会把朱迪斯带走，抢占她父亲的机会。谁知道呢。有时候，你母亲会带娜奥米到托妮娅坟上。娜奥米一个人不去——小孩子不会独自给父母上坟。朱迪斯不光会在忌日带娜奥米去看托妮娅，因为忌日同去的还有其他人：拉比诺维奇、奥代德、梅纳汉姆伯伯、拔示巴伯母，还有村里其他一些人也会去。有时她们两个会单独前往，我会远远地站着偷看她们。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也偷看过。你待在我给你做的暗箱里观察飞鸟，也偷窥人类。你也偷看过我。你在看着我，这让我有种奇怪的满足感，因为在公交站，我就是只被别人看的怪鸟儿。你妈妈为什么要去托妮奇卡坟上？我一直没弄明白。但她确实曾带着小姑娘过去。我看到她们站在坟前，仙客来在四周绽放。就像银莲花喜欢废墟，仙客来喜欢墓地。见到银莲花，那里一定曾经有人居住；见到墓碑，周围一定长着仙客来。这就如同燕子在牛舍筑巢，麻雀在百叶窗躲避。只有乌鸦固守着上帝在创世之日留下的树窝，不肯另辟新居。他不怕人，栖息处离人不远；然而他也拒绝像鸽子一样与人同栖。我最讨厌的就是鸽子。你看它们衔着橄榄枝，貌似是和平的象征，可关起门来却互相残杀。你自己也见过屋顶的鸽子如何相互争斗。太残忍了：如果一只鸽子半死不活，躺在那里动弹不得，另一只鸽子一定会不依不饶。连豺狼都懂得见好就收，鸽子却不懂这道理。他会追着伤者猛击，直到对方彻底断气。有时乌鸦也会这样，但乌鸦不会伪装自己是和平的使者。话又说远了。朱迪斯和娜奥米默默站在那里，朱迪斯的手在娜奥米后背摩挲，而娜奥米像小猫咪一样，一动不动地享受爱抚。之后两人从田间的小径回到大路上，小姑娘像逾越节的牛犊一样活蹦乱跳，而你母亲则笔直地站在一旁注视，她的前额光亮平坦，眉心处劈出一道深沟，如刀子一样切割着空气，隐藏着她的秘密与痛苦。萨义德，我不骗你，寒冬里朱迪斯走路的时候，我甚至能看到她前额的那道深沟劈开空气的痕迹。天热时那痕迹很快会消失，但在寒冷的空气中，你可以看到一缕气体颤巍巍地飘散空中，久久不散。好了，如今她已去跟仙客来和水仙做伴，就在离托妮娅不远的地方长眠。她的眼睛和那条深沟肯定早已被蠕虫啃噬。这里躺着拉比诺维奇的两位故人——朱迪斯和托妮奇卡。然而，他已不再有力气来坟前探望，只能坐在院子里的树桩上掰钉子，一边掰一边懊悔。一个人的悔恨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离去但可能回来的人；一种是为了已经回来，却已回不到从前的人；还有一种是为死而不能复生的人而懊悔，这种最痛苦。萨义德，我对你母亲的懊悔就是最后一种。这样的悔恨甚至不是为了重生。它们源于自我，回归自我，像恶性肿瘤一样生长在灵魂的纤维上。三种悔恨只有一个相似之处：没有食粮能令其满足，没有美酒能令其遗忘，没有解药能终止其蔓延。它们毫无来由，因为它们不需要理由。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也许不会。可是即使不明白，你也要记住一点：悔恨不需要理由。我那可怜的妈妈曾说：‘后悔不用找借口。’知道这一点很重要。这就像国王不需要找借口，警察局长不需要，军队的将军不需要，将我奴役在工场的养伯也不需要。他只需挥舞大棒，大声打骂就行了。力量与悔恨一样多的人根本不需要理由。”

38

那时的我还年轻，以为自己还有着大把的时间，对雅各布的痛苦，对他的餐桌，对他喋喋不休的回忆都不以为然。我以为自己像一只猎鹰，尽情翱翔在和暖的春风中。

如今的我因欲望而栽了跟头，因悔恨而渺如尘埃，这才终于明白了雅各布说过的话，同时也理解了那颗执着于回忆的心，体会到了那些悔恨带来的种种挣扎。

那些故事说的是他自己，预言的却是我的人生。还有那个男人——我母亲的情人，娜奥米在耶路撒冷街头指给我看的那个佝偻的老人——那些故事也关于他。

雅各布还说起摩西，说到他被侧翻的马车压在河床；还说起奥代德——失去母亲的孩子，永远被离弃，散发着奶香，渴望着新世界的愤怒的辛巴达[9]。

他还提到我母亲，提到她被夺走的女儿，她的一身盔甲。她对别人的坏话总是置若罔闻。每次村里来了陌生人，她都把自己关在牛舍里，让娜奥米代她打探：“去吧，诺米尔，去看看来的是什么人。”

她谨小慎微，然而还是不足以让自己免受伤害。她小心地避开所有玩布娃娃的孩子，再也没筛过扁豆，也不用扁豆做汤，直到去世。然而，她女儿似乎一直都在暗中等待时机，跳出来给她一记重击。往小牛的饮桶里掺奶粉时，闻到豆花的香味时，她都会看到女儿。乌云逼近，鲜花开放，乌鸦对谈，日升月落时，她都会想到女儿。夜晚，她睁着眼睛，在黑暗中思念着她，哭得撕心裂肺，因为黑暗中有空间。小时候她曾告诉过我，只是我天真健忘，没能领会。黑暗中有空间，萨义德，足以容纳圆睁的双眼，所有的悔恨和哀号。

“任何东西都可以藏起来，管它是藏在盒子、笼子、柜子，还是屋子里。甚至连爱情也可以藏起来，萨义德，藏得密不透风。”雅各布告诉我，“但回忆有所有锁头的钥匙，而悔恨甚至可以穿墙而过。它们就像魔术师胡迪尼，懂得如何逃脱；也像是鬼魂，知道如何渗入，时间、地点都能随心所欲。”

母亲的悔恨并没有令我苦恼。在美国，我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一个从未亲眼见过，想象中也未曾谋面的姐姐。母亲甚至连她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也没试过找她或见她。当然，有时我会问自己：她在哪儿生活？和我长得像吗？有朝一日会回来吗？我们会见面吗？但我并未因为她彻夜难眠，我的悔恨也与她无关。

39

转眼间，朱迪斯进村已有三年。有时她也会笑笑，也会多说两句话。午后，她会从牛舍里搬出箱子当板凳，坐在锡顶雨棚下乘凉。她用纱布袋子做奶酪，用勺子舀着送到嘴里，把腌好的咸辣小黄瓜从牛舍的窗户底下取出来嚼两口。沁人的西风阵阵袭来，时间已过四点半。从口感判断，黄瓜已经腌了四天。

我多次尝试模仿她腌菜的手法，一直没有成功，但我的鼻子仍然能回忆起那味道。我伸出舌头舔舔牙齿，从右到左，从左到右，从后到前，如同行走在车辙中，咸咸的，咸咸的……

然后我用舌尖抵住上颚，口水顺着舌尖回涌，带出那熟悉的味道。

母亲动动裸露的脚趾，满足地叹了口气，闭着眼一点点享受她的格拉巴酒。她起身给牛分饲料，挤奶，做饭，收拾，洗衣。午夜即将到来，牛舍再次传出哀号声，如同她到达的第一夜。

有时奥代徳被吵醒，嘴里嘟囔着：“她又开始哭了，装可怜！”娜奥米在那哭声的间隙才敢喘气，想象她停止了那哭声，因为它们威胁要扯断自己的喉咙。她觉得自己动弹不得，身体发凉。

“那哭声在她怀了你之后才平息。”多年后，娜奥米在耶路撒冷告诉我。

“那是她怀孕的第一个征兆。但是，她当初刚来的那几个晚上——那时我多大来着？六岁上下吧——我记得朱迪斯一哭，我这里就特别疼，就在肚脐下方，还有胸口这儿。感觉到了吗，萨义德？摸摸看。那是我有一天会成为女人的第一个征兆。”

当时我们正坐着火车，从耶路撒冷去往巴尔－吉奥拉的小火车站。娜奥米说那边有一处风景秀丽的小溪，我们该过去逛逛。

火车头冒着火花，沿铁路斜喷出一股蒸汽。我们吃着娜奥米做的三明治，里面夹了煎蛋、奶酪和欧芹，包在包装人造奶油的皱纸里。

她还记得用报纸包了些粗盐，我们用番茄蘸着，相视一笑。

“我爸也爱吃盐。”娜奥米说。

“我妈也是。”我说。

“我知道，我喜欢爱吃盐的人。”娜奥米说。

娜奥米比朱迪斯所有的情人年纪都小，但她对朱迪斯的爱却胜过他们所有人。她爱得坚决。

“她拎着那个滑稽的大箱子一下火车，我就已经决定，无论如何，我都会爱她。那不是对母亲，对朋友或是对阿姨的爱。那是对什么的爱？萨义德，这算是什么问题？它是个混合体——一只猫、一头牛和一个大姐姐的混合体。”

火车协管员说：“多加小心，这儿有恐怖分子。”

我们沿河道上方绿树成荫的小道散布。娜奥米面带微笑，我心静如水。那时的我十六岁半，娜奥米已经三十二岁。在时间的催化下，她变得美丽、沉稳，她的嗓音变得深沉，我对她的爱也是如此。她的丈夫梅尔变得愈发富有，同时也更加老迈、孤僻。

短短两年后，我从军队休假去看他们。我忍不住问她：“你丈夫最近怎么了？”娜奥米说：“你一来我就高兴，萨义德。咱们不谈他。”

娜奥米的美貌的湖水已经开始从她的前额和下巴尖上退却，但她的嘴唇、眼角依旧甜美丰满，鼻梁两侧的一双润眉也依旧动人。

妈妈和奥代徳都不待见梅尔，但我对他却颇有好感。他妻子是我深爱的姐姐，梅尔本人我也觉得不错，我只是尽量避开他们的儿子。每当我去见那位红发教授——娜奥米叫他“头号骗子”——给他送去我的观察笔记，接受称赞和新的功课时，我还是会找梅尔聊聊。他还是那么瘦，肩膀挺直，浓密的头发中分着。梅尔的步伐轻快，从内至外透着平和。

娜奥米突然歪歪脑袋，在那么一瞬间，将又甜又咸的嘴唇压在我嘴唇上。

她拍拍我的后脖子笑道：“好香。”

“你越长越好看了。肩头和双手已经有点男子汉的味道。”她说。

我们坐在桑树的树荫下。娜奥米嘴里呼出的热气在我的颈窝聚集、飘荡，她的手在我的双肩流连。一只鹧鸪腾的一下飞向天空。

“以前她常唱歌给我听，听着，shlaf meyn feygele, meyn kleyne, lig nor shtil un her tsikh tsu。能听懂吗？之后她会翻译：‘睡吧睡吧，我的小雀儿。乖乖听话，睡得饱饱。’”

她突然又说，桑树的红色枝条在天空的映衬下有点发黑。

“朱迪斯第一次在村里过普林节时，她对我说：‘来吧，诺米尔，我给你做身特别的装扮。’我以为她会把我打扮成英国女王，结果她只给我缝了条普通的素色裙，梳了个跟平时不一样的发型，还往我手里塞了个布娃娃。我问她这算哪门子装扮，她说：‘你在扮演另一个小姑娘。’我在班里也是这么说的。所有的同学都经过精心打扮，有的扮国王，有的扮英雄。他们问我扮的是谁，我就按朱迪斯说的，说我在扮另一个小姑娘。我得意扬扬，一点也不觉得丢脸，怀着我对她所有的爱。爱的法则中最重要的一条：爱需要决心。我以前告诉过你，现在我再说一次：你要下定决心——有了决心，就有爱。就这么简单。现在，就是爱。一切所听，所闻，所见，所想……全部都是爱。你看着娜奥米，仔细去嗅，去触摸，去品尝，去聆听。正在发生的就是爱。没人聆听时，把它大声说出来：现在，就是爱。像深陷爱中那样去讲话、观察、行动。我们隔壁的送奶工是一位虔诚的老人，他曾告诉梅尔：克雷巴诺夫先生，如果你只是崇拜上帝，崇敬他的创世之举，那你就一直是个异端；可如果你每早都诅咒他，上帝原谅我，但同时整月坚持戴帽，恪守洁净，遵守安息日的规定，那你就会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犹太人。爱的戒律与信条，就这么简单。时时触摸她，给她三次拥抱，想着朱迪斯正做的事情。学校课间休息吃三明治时，想象她的双手摆弄碎菜的样子，想象她给黄瓜去皮，切片，在上面撒盐。在头上绑一条她那样的蓝头巾，从她的酒瓶里偷喝一口酒，再咳嗽两声。如果我能像当初爱朱迪斯那样坚决地爱梅尔，也许我的生活会好过些。有时我觉得她也爱我，那些拥抱和亲吻也出于真心，但她从来不抚摸我。她的抚摸都攥在手里。你还记得村里的老人们怎么说的吗？爱不需要金钱来买。我对这句话深恶痛绝。如果爱不需要用钱买，为什么人们对爱总是那么吝啬？”

“我可没有。”我说。

“萨义德，你不吝啬，你只是傻。真不知哪种更糟糕，”娜奥米道，“但你妈妈很吝啬——对爱吝啬。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她会握紧拳头四处走？最初我以为她想打人，后来才明白，原来拳头里握着东西——也许就握着我盼望已久的抚慰，而她却把它留给另一个女孩。萨义德，你有没有想过你那同母异父的姐姐？也许我也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你妈妈只在我母亲坟前爱抚过我。曾经她每个月都带我去坟前。爸爸只有在妈妈忌日才会和我们同去，这你也知道。可最开始的几年，她每个月都陪我去。只有在坟前，她的手才会放在我的后背，然后一下一下地抚摸。我最喜欢坐在爸爸为她砌的水泥道上，跟她一起吃石榴。你还记得那种感觉吗？”

40

每隔一周的周二，市政厅就会放场电影。奥代徳会从海法带回扁圆的胶片盒子。有时他会凑到母亲跟前，两眼低垂道：“是个美国片。”

母亲不常去市政厅，可一有美国电影，我们俩一准儿去看。我们并排注视着银幕上美国的街道、房舍、道路和树木，一起想象着她的小女儿置身画面中的样子。

女儿在母亲的记忆中不断成长。朱迪斯眼见她越长越高，越变越聪明，看她渐渐改变发型和外貌，胸前渐渐丰满坚挺。初潮来袭，朱迪斯跟她一起尖叫。一夜，她甚至梦到女儿和一个男人结婚，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可怕的是，孩子长得像极了那个该死的男人——那个男人的名字我当时不被允许提及，现在则不能记起。

从市政厅回家的路上，朱迪斯一言不发。回到家里，她抿了口酒，重重叹了口气——她自己根本没意识到那声音有多响亮，多尖利。她躺在床上，听到“如果”“要是”和“要是不”三兄弟的舞步声，听到沉睡天使的笑声和摩西夜间的脚步声：从厨房橱柜到衣橱，一扇扇门被打开，再到床缝、地板，最后到小屋和土地接缝的墙根处。他随后来到院里，轻轻敲打仓库的墙面，挪动麻袋，拎起一捆捆干草。摩西没进牛舍，那样可能会失礼。他又往孵化场瞥了一眼，继而返回仓库。那时候，他相信辫子可以自己四下躲藏，甚至还有几分狡猾。

他反复四处寻找观察。从床架到儿时的裙子，再到冷水中死亡的气泡，他瞪着眼睛在黑暗中找了个遍。

在小屋和牛舍之间有一条水泥小路，那是在我出生前，摩西·拉比诺维奇为朱迪斯砌的。时光流逝，路面已是青苔斑驳，路缝中也生出螺丝豆苗。然而，我依然对那条小路记得一清二楚，即使现在我已不在那儿，因为曾经我每日都从路上走过。

娜奥米告诉我：“那条小道是我爸爸为你妈妈修的，从屋子通到牛舍。不错的礼物，对吧？你真该看看竣工时她的表情。爸爸对她说：‘朱迪斯，这是为你修的。’要换作格洛伯曼，这个时候肯定会深鞠一躬，并对她说：‘朱迪斯小姐再也不会在泥里弄脏脚了，就这样！’如果是沙因菲尔德，肯定会二话不说躺在泥里，让朱迪斯踩着他经过。而我爸爸实实在在为她砌了一条小道，不耍任何花样。”

朱迪斯进村第三年的夏末，一日，拉比诺维奇拉回水泥、沙土、碎石和模具，打了框，插了铁桩，一格一格浇灌水泥，在小屋和牛舍之间砌出一条水泥道。然后他抹平、洒水。水泥一干，他便邀请朱迪斯上路走走。

母亲一时间满心欢喜。她一只手将裙边微微提起，另一只手牵着娜奥米，两个人蹦蹦跳跳踏上新路。

“那年冬天，我们不再被小屋和牛舍间的大泥潭所困扰。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

“你都没有为妈妈修路。”奥代徳对父亲说。

整整两年他都沿小道外侧而行，拒绝踏上一步。到后来放弃并停止这么做时，他已经踩出一条孤苦伶仃的窄路，它控诉着，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逾越节前，托妮娅·拉比诺维奇的石榴树生出许多幼叶，红得十分耀眼。六月的南风中，圆润的红色果实渐渐膨胀，装扮着树冠。

朱迪斯用报纸做了许多圆锥帽，跟娜奥米一起把它们罩在幼小的果实上。八月夏日将尽，两个人坐在新修的小路上吃着石榴。

第一批石榴在犹太新年前后可以吃了，粉红色的石榴粒又大又饱满。住棚节[10]过后，朱迪斯采摘了那些发黑发酸的果实，用过滤牛奶的白布榨滤出果汁，教娜奥米如何用果汁酿酒。

多年过去，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勾勒出娜奥米和朱迪斯坐在灰色水泥地上的画面，两个人都戴着蓝头巾，双膝赤裸着。朱迪斯已经故去，而当年的小女孩也已长大成人。桉树树顶飘下的细小枝叶依旧扎着她们结实的赤脚，那树桩现在还站在那儿，木麻黄树上掉下的小刺猬也时不时地来捣乱。

朱迪斯拿起一个石榴，用小刀的木柄轻轻敲打它，然后把顶端切去。她把周围的皮扒了扒，在表皮割了几圈，然后用手指把果实掰开。

“千万别用刀切石榴，诺米尔，”她嘱咐道，“接触了金属，石榴会变得难吃。”

朱迪斯用拇指的指肚把石榴粒弄松，然后拨到另一只手里，再送进口中。

“这是我妈妈的石榴树。”奥代徳抗议道。

“那你也一起吃嘛。”娜奥米说。

“一粒也不能漏掉。”朱迪斯提醒她。几年后，当我来到这个世界，和她坐在同一条小道上吃石榴时，妈妈也是这么提醒我的。“一粒也别掉，掉了就算输。”

即使到现在，她的提醒依旧不绝于耳，虽然如今我已不再吃石榴。冬日里，石榴树被知更鸟盘踞，它们春天依旧开出红花，秋天依旧果实累累。出于某种说不清的责任感，我每年依旧用圆锥帽罩住果实，只是成熟后不再采摘。

夏天过去，鸟儿和风拨掉了圆锥帽，果蝇抵不住甜美的诱惑，嗡嗡徘徊在果皮爆开的果实上方，告诉我秋天到了。

接着，绽开的表皮下果实变得干硬，如同除去裹尸布的木乃伊。发黑的果皮是冬日到来的标志，里面果粒破碎，在冬风中如同尸首的烂牙。

41

Shlaf meyn Nomele, meyn kleyne,

Shlaf meyn kind, un her tsikh tsu,

Ot dos feygele dos kleyne,

Iz keyn andere vie du.

Ay li lu li lu li li.

Shlaf meyn Nomele, meyn kleyne,

Lig nor shtil un her tsikh tsu,

睡吧睡吧，我的小鸟。

乖乖听话，睡得饱饱。

“你能不能别老对着我妹妹唱歌。”奥代徳又嘟囔。

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愤怒和恐惧过早地在他脸上刻出细纹，充实了他的身体，让他走路的架势看起来像个成年男人。

晚上，朱迪斯哄两个孩子上床，给他们讲故事。娜奥米乐此不疲，听得聚精会神，奥代徳只是嘟嘟囔囔。

他冷冷地嘲讽道：“我妈妈讲的故事可有趣多了。”

“我不是你妈妈。”朱迪斯说着将毯子拉到奥代徳的下巴。

她那时的表情奥代徳至今难忘。轮到他为我讲述时，这个火爆又怯生生的小男孩依旧咀嚼着字里行间的味道。

“如果你想和我打架，就别躲在毯子下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打出来好好打。”朱迪斯说。

看到奥代徳一脸尴尬，怨气全消，朱迪斯摸摸他的小脸蛋：“晚安，孩子们。”说完转身回了牛舍，陪她的牛，睡她的床，继续哭泣。

一晚，娜奥米来到父亲的床前：“去看看她吧，爸爸！”

摩西摇摇头。

“我也跟你去。咱们问问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不能去。”摩西道。

“你不去，我去。”

拉比诺维奇腾地坐起来：“不行，谁也不许去。大人哭的时候不想让人打扰。让她哭一哭就好了。”

一天夜里，娜奥米实在坐不住了。她偷偷溜到牛舍跟前，抓住水管，站到水槽上，往里偷窥。只见光亮中朱迪斯缩在墙角，口眼大张。

摩西的大手突然捂住娜奥米的嘴巴，一把把她抱下来，紧紧抱住她。

“不能让她发现。”他小声对娜奥米道，说着把她抱回屋。

他的手一拿开，娜奥米便像连珠炮一样发起反攻。

“爸爸，全村人都知道了，”她厉声道，“这朱迪斯也清楚。连学校里的小朋友都在议论。”

“别理他们。”他又将手放在她嘴上，“但你不能让她发现。”

“村里人会以为是你欺负她！”娜奥米的小嘴吧嗒吧嗒，话语如火球般直灼掌心。

“闭嘴，不然我拿毛巾给你堵上！你长大就明白了。”

哭声渐退，空气中被扯开的口子也开始愈合。伤疤还在，但瞬间便消失了。

雅各布告诉我：“就仿佛女人无瑕的下身。”

他倒了一杯白兰地：“只有生育会在那儿留下印迹，但爱情不会，失贞也不会。男人也不会。只有在母亲的身体上，我们会留下痕迹，而不是在妻子的身体上。萨义德，你有机会留意一下。你已经是大人了，可以自己去观察。生命的所有印记在脸上、手上，甚至是命根子上都可以找到。懂的人甚至可以像翻日记一样从那里看出门道。格洛伯曼曾告诉我，那印记就像树的年轮，完整地保存下来：哪年好，哪年坏，姓甚名谁，何年何月，都写得清清楚楚。就好像加利利湖的那块湖石记录着每年水量的大小。但女人的下身没有一点这样的痕迹。这也像是加利利湖，你何时在湖上看见昔日暴风的踪影？白天的空气中又何曾见到前夜呼啸的劲风？你看，找不到吧？”

42

宛如布谷鸟的幼雀被推出巢穴，朱迪斯挤占了雅各布脑海中所有的空间。他只想着她——她的人，她的哭声，她的身体，她坐的马车在花海中徐徐驶过……雅各布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朱迪斯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拉比诺维奇的院子里和我的脑海中。”

有时在街上或村中心碰到她，雅各布表面点头致意，实际上却在用天真的计划和幼稚的企盼折磨着自己的内心：换个时间，换个地点，让他用不同的方式与朱迪斯邂逅吧。

一天，拉比诺维奇来找雅各布，想让他帮忙孵两百只鸡蛋，问能不能迟几周再给钱。

雅各布欣喜若狂：“钱不是大事，拉比诺维奇，不用担心钱。”

他把孵化器拆卸、清洗，给零件消毒，然后放在阳光下晒干。当小鸡孵出来，孵化器中传出阵阵唧唧声时，雅各布去告诉拉比诺维奇，要准备鸡舍了。

“我明天就送来。”雅各布说着，眼睛四下搜寻。

但是朱迪斯没有出现，雅各布悻悻离开。

第二天，他套了马车，用两只密封箱装了鸡仔。乳毛味和唧唧声让周围的野猫垂涎欲滴，上蹿下跳，有些跑进拉比诺维奇的院里，虎视眈眈围住鸡舍，寻找着入侵的缝隙。摩西用水泥筑起铜墙铁壁，一路把水泥抹到纱窗根儿。所有接合处都已用铁丝拧紧。他知道，饿猫的爪子格外灵活，为了吃到活鸡，它们可以像蛇一样蜿蜒从缝隙中挤入。

水泥地上已经铺好了锯屑。雅各布俯下身，慢慢将鸡仔从箱里放出来。一群黄澄澄的小家伙唧唧叫着，在地上散成几十团惊慌失措的小毛球，不一会儿又聚拢在一起，既害怕又兴奋。

门突然吱扭作响，鸡仔停止了吵闹，雅各布的后背又打了个冷战。他知道，那一定是朱迪斯，就站在他身后。

他的心怦怦直跳。慌乱让他的心脏收缩，与此同时，幸福也到达了极限。

“你知道吗，萨义德？心是会融化的。心一化，手脚也立刻瘫作一团，肌肉颤抖，骨头酥脆，血液因焦灼而沸腾。”

“我当时完全窒息，”雅各布回忆道，“根本喘不上气。这就说明一个人陷入了爱情。”

“拉比诺维奇跟她住在一个院子里，怎么可能不发疯？”雅各布纳闷，“你明白吧，萨义德？看着她干活，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看她拎着奶罐或者拖着桶子走向小牛，裙子之下的身体渐渐紧绷……他怎么能心平气和地躺在屋里？她就睡在牛舍，只隔着一层木墙、一层空气外加一层水泥，想想都觉得要发疯。”

那天晚上，朱迪斯在挤奶，摩西从车上卸苜蓿。突然，他问朱迪斯，有没有留意过雅各布的眼神。

“他喜欢你。”摩西道。

“那又怎样。”

“多有意思。村里人人都惦记着沙因菲尔德的妻子，而他却只知道看你。”

朱迪斯清洗并捏搓奶牛的乳头，一次又一次，奶水喷涌到桶里，最初尖利的触底声渐渐变得深沉、模糊。

奶牛回过头看着朱迪斯。她伸出宽大的舌头舔着鼻孔，发出湿木塞的闷响声。甜暖的气息弥散空中，渗透墙壁，朱迪斯看得出神。

她将满是汗水的前额抵在牛肚子上，奶牛因为不舒服轻轻抬起一只蹄子。朱迪斯安慰道：“好了……好了……”说着摸摸她的大腿，用手指压住一个地方，让她没法尥蹶子踢人。

多年后，我七岁时，妈妈告诉我：马奉献的是爱，换来的也是爱；狗奉献的是忠诚，换来的是权威；猫凭借的是美丽，换来的是食物；而奶牛能换来的只有责难和踢打。活着的时候，她奉献乳汁、力量和自己的孩子，死后又将肉、皮、角、骨全部献出。

“身上没一点东西被浪费。”她总结道。

而雅各布说：“伟大的爱情也是如此。真正的爱总是全心付出，一切任用，没有浪费。”

他躺在家里，头脑在休息，心却清醒着，两眼在黑暗中发亮。

乌鸦、燕子、麻雀和金丝雀都进入了梦乡，黑暗中的白面王者仓鸮静静扇动翅膀，从隐蔽处现身。

丽贝卡也醒着。失眠会传染。

“赶紧睡吧，沙因菲尔德，我实在没劲儿了。你晚上要是不睡，我第二天也不精神。”

雅各布没吭声。他的关节咯吱作响，肌肉发痛。

“谢天谢地，黑暗中睁着的眼睛不会将想法投射在墙上。想想看，萨义德，这样一来她会知道我的想法，我也知道了她的，仿佛进了电影院，或者打着魔灯。”

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肋骨压迫前胸，如一副长牙啃食着心脏。

“你最近这是怎么了，沙因菲尔德？”村里最美丽的女人问。

他还是不吭声。陷入爱情，言语还有什么意义？

43

一天晚上，白化病家的门没有开。那双试探的手没有伸出，他本人也没出现。

金丝雀依旧在欢唱，雅各布却有些担心。他等了一会儿，从雅克比夫妇家的院子里退出来，把脸贴在鸟舍的窗格上，然后敲敲门。鸟儿停止了歌唱，屋里死一样的静寂。雅各布不敢进去，他告诉自己，会计一定还在睡觉，然后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白化病也没有出现。出纳用推车送来的文件就放在门口，皮卡也停在原来的位置，引擎盖冰凉，雅各布害怕了。他找来村倌儿帕比什，后者毫不犹豫地踢开舍门，一时间雀鸣四起，金丝雀四下乱飞，羽毛飘散。白化病裸身躺在地上，肥胖的身体早已冰冷僵硬。

“他死了。”村倌儿帕比什在尸体前站起身。

帕比什出门找大夫，留下雅各布守着粉里透灰的白化病。那具雪白色尸身的毛发里，夹杂着锯屑、鸟屎和鸟粮的谷壳。

空气中弥散着死亡的味道。雅各布赶紧往瓷盆里倒了些水，把各种种子和面包屑撒进食槽，希望能从熟悉的工序中寻找慰藉。

料理后事的人来了，机械地将尸体搬走。

忙乱中受了惊吓的鸟儿此时已平静下来。凄厉的惨叫消失。空中的飞絮也逐渐落定。笼子里又传来令人鼓舞的鸣唱。起先只是只言片语，此起彼伏，然后渐渐嘹亮大胆。瘫坐在地许久的雅各布仿佛受到自古以来的所有育鸟人信念的感染，和国王、幼师、军队教官及唱诗班的指挥一样，深信歌声就是感恩与爱意的象征。

雅各布起身回家。丽贝卡做了晚饭，但他心不在焉，吃不出一点滋味。饭没吃几口，他起身离席：“我得去看看那些可怜的鸟儿怎么样了。”他没发现自己的语气跟死去的白化病一模一样，这已是同一天的第二次。

雅各布没注意到妻子的眼泪，他挣脱她的怀抱，拉上折叠床跑去了鸟舍。躺在阴暗中，他惶恐地等待着白化病的某位亲属或后人突然出现，挑动白眉，摇晃着手中签了字的遗嘱，证明自己的血缘关系，要求接管这些鸟儿。

然而，白化病孤苦伶仃，没有一个人出现。村委会在报纸上登了讣告，还向海法的托管法庭报告。可就是那些往往死了人才冒出来的亲戚，那些连死者自己都不认识的远房亲戚，这次也一个没露面。

委员会派了两个代表“清点财产”。厨房柜里有几本捷克的官方年鉴，五副墨镜，几十管臭烘烘的护肤液，另外还有两双鞋。

他们翻找了逝者的衣橱，发现他那套万年不换的黑色破西装原来一式有五件，同样的裁剪，同样有磨损，十条袖子上都有同样抢眼的老羊皮补丁。

贮藏室里有各种锅具，个个都油腻腻重如石块。还有一件黄色的金丝雀木雕，雕刻得十分生动，雅各布慌忙将它藏起。

他想起那本旧书，白化病常在午后的院子里边读边掉泪。辛苦找寻一番后，他在鸟舍的柜子里找到了它。令他惊讶的是，这并不是什么私人日记、爱情小说或诗集，而是一本装订整齐的旧火车时刻簿，记录着从前布拉格与柏林、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之间的列车往返时间。

第二天，雅各布到邻村向梅纳汉姆·拉比诺维奇请教，为何会有人对从未驶经本地的列车的时刻表感兴趣。梅纳汉姆翻翻本子，笑着解释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弥补遗憾和强化记忆的方法，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尝试过，失败过。

44

每天下午，乌鸦们都会聚集在一起。

它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我来也是为了相同的原因。在人类看来，所有的乌鸦都是一个样子，但我知道它们每一只的名字，清楚每一只的过往。有一些是通过头脸辨认出来的，就像是认人；有一些则是通过胸前黑灰交接的边线辨认出来的。我清楚地知道哪只死去，哪只失踪，哪只刚出生，哪只刚配对。

它们从四面八方聚集，一直要聊到天光渐暗，这才飞回自己的领地和巢穴。

它们也曾在我家的桉树上集会，直到我母亲去世。摩西把树砍断后的头两天，它们依然会徘徊在树桩上空，仿佛在悲鸣中哀悼自己世界的毁灭。第三日，它们将聚集地转移到河谷外的旧火车站，有时还会去银莲地。

在那里，青壮年乌鸦的个头已经与它们的父母差不多大，但翅膀还不够结实，时不时在空中炫耀着技艺的进步。老乌鸦婉转地叫了几声，侦查员和守卫提高了警惕，密切注视着附近的动静。

不时会有几只乌鸦扑向出村的猫咪，或者戏弄白昼出现的猫头鹰，有的飞起来去追秃鹰，还有的甚至找老鹰的茬儿。多有意思的一幅画面啊。六七只乌鸦一齐飞向老鹰，然而真正打起来时只有一只参战。乌鸦渴望刺激，无所畏惧，身体轻盈，行动敏捷，他冲向老鹰，从侧面进攻，又从下方出击；失去了耐性的老鹰不断猛攻，想将敌人击垮，然而只是徒劳。乌鸦闪躲转身，像磐石一样稳稳落下，继而又腾空反击。灵活而大胆的乌鸦，渴望着娱乐与荣耀。

白化病去世时，那棵桉树还长在院子里。葬礼过后的第七日，乌鸦居然打破了例会习惯，纷纷降落在牛舍院子里。显然，它们个个兴奋，强压斗志。乌鸦跳上围栏，发出诡异而沙哑的鸣叫，吓得栖息在屋顶的鸽子四下飞散。

现在，我怀疑它们来是为预报我的降生。暗地里，我甚至十分骄傲：帮我报信的是一群聒噪的黑乌鸦，而不是白鸽。不过在那时，根本没人会这么想，更没人会将乌鸦与白化病之死扯上关系。尤其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批乌鸦聚集在院中只有一种情况：要生小牛了。

乌鸦最爱吃母牛的胎盘。它们感觉灵敏，热情高涨，总是第一个察觉临盆的征兆，有时甚至比怀孕的母牛还快一步。如今它们在围栏上跃跃欲试，在牛舍屋顶又叫又跳，吓坏了酷暑中的奶牛。

摩西听见动静来到院中，他注意到奶牛急促的呼吸和鼓胀的阴部。母牛尾巴下已经分泌出长长的黏液。

“孩子们，祈祷生下的是头小母牛吧。”

“是公是母有什么区别？”娜奥米问。

“母的生在牛舍，公的生在屋里，这都是农家的好事啊。”摩西答道。

他注意到朱迪斯脸上的不安，很想安慰她，可摩西对她的脾气和忍耐度一无所知。

“没事，朱迪斯，那只是庄稼人的说法。”摩西有些难为情，他套上胶靴，回到奶牛跟前。

这次分娩漫长而痛苦。拉比诺维奇用绳子绑在胎儿的腿上，用力拉了好一阵。

“你弄疼她了，爸爸！”娜奥米大哭，“你拉得太用力了！”

摩西没回答。奥代徳道：“闭嘴，娜奥米，你什么都不懂。女人又不懂牛怎么生。”

奶牛呻吟着，她眼皮下垂。其他同伴一脸沉重地望着她。

“好了，出来了。”摩西道。他的手探进去，一直伸到胳膊肘，然后将胎儿转成一个相对舒服的姿势，拉出一头已胎死腹中的小肥牛。

“该死。”他将尸体甩在一旁，“奥代徳，把马牵来，把这东西拖去桉树林。”

他进了牛舍，而朱迪斯还盯着母牛。只见那产妇因虚弱而双眼紧闭，四肢打战。朱迪斯道：“还有一头没生出来呢。”

“你怎么知道，”奥代徳问，“难道你懂的比我爸还多？”

“我确定，”朱迪斯摸摸牛鼻子，“她冷得像冰一样。快，把你爸叫出来。她体内在大出血。”

突然，奶牛膝盖一弯跪在地上，接着又绝望地侧躺在地，一头小母牛从她肚子里蹦出，随后血流如注。母牛的四蹄和脖子伸着，又是发抖又是呻吟。

“爸爸！爸爸！”奥代徳大喊，“还有头小母牛——”

摩西冲到院里，看到垂死的母牛和喷溅的血液，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跑回牛舍，拿出割玉米的镰刀。

“带孩子们离开，别让他们看见，”他告诉朱迪斯，“赶紧去把牛贩子找来。他今天应该就在村里溜达。”

他用宽大的身躯挡住自己的动作，然而很快，脚下又多了一大摊血。

一旁刚刚降生的小牛试图站起身，她看起来强壮又灵活。但她一起身便能看出，这个体型肯定产不了崽儿。她个高腿长，肩膀又宽又斜，还长了一副公牛的样貌。

“真操蛋！”摩西咒骂道，“牛犊没活，妈也死了，现在又多了这么个不公不母的。”

十五分钟后，妈妈和格洛伯曼赶来。

“及时宰杀了没？”牛贩子问。

“宰了。”

格洛伯曼看到了死去的小牛和他那怪异的双胞胎姐妹。

“坏事一来就三件，是吧，拉比诺维奇？”

摩西没吭声。

“瞅瞅这小丫头长得，双胞胎一公一母时，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她兄弟的血液让她变成了半公半母。她既不能产奶也不能生崽儿，我连她也要了。”

“那头不卖。”朱迪斯突然开口道。

“我在跟当家的谈，朱迪斯小姐，”格洛伯曼摘下脏兮兮的贝雷帽，“那母牛是个阴阳崽儿，拉比诺维奇，你把她卖了，那头老母牛我也给你个好价。我认识个阿拉伯人，他会出高价买死牛。”

小母牛已然开始走动。她浑身湿漉漉，摇摇晃晃地四处找奶喝。她来到朱迪斯跟前，朱迪斯随即拿起个口袋，替她擦拭身上的黏液和鲜血。

“拉比诺维奇，”朱迪斯突然道，“我从没求过你什么。请你别把这头小牛卖给他。”

“女人的请求，”格洛伯曼说，“那可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把这小母牛留下，我来照顾她。”

牛贩子说：“她不是母牛，就是个小牛犊。我现在就牵走他。他都能自己走了。”

“不行！”朱迪斯大声尖叫，声音有些刺耳、怪异。

摩西看看她，看看牛贩子，再看看小牛和自己的脚。

“格洛伯曼，”他终于开口，“你说她是个小牛犊？那我就按牛犊的卖法跟你做生意。我们先养着，让她增增重，半年后再卖给你。”

牛贩子拿出本子，从耳根后取下铅笔问：“你打算给她取啥名？”

“烤肉。”奥代徳提议。

“奥代徳，你闭嘴！”娜奥米道。

“我们不给她起名，”摩西道，“只有奶牛才有名字。”

院子里的乌鸦雀跃着，鸟喙上还沾着滴血的胎盘碎片。

“我需要个名字，”格洛伯曼依旧坚持，“没有名字，我没法记。”

“叫蕾切尔。”朱迪斯说。

“蕾切尔？”摩西一脸意外。

“蕾切尔。”朱迪斯重复道。

后来，我长大了，妈妈把她和蕾切尔的另一半故事告诉我。我这才明白，蕾切尔是我被带去美国的姐姐的名字。当我找妈妈确认时，她沉着脸说：“瞎说什么呢，萨义德？你真能胡猜。”

“那她叫什么？”我问，“您是不是也该告诉我了？”

“A nafka mina。”妈妈回答。

我以为那是意第绪语，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句阿拉米语，意为“管他呢”。

45

“朱迪斯小姐，你终究会成为我的人。”

“休想，即便这世上男人都死光了也不可能。”

“朱迪斯小姐，你需要一个有心有钱的男人。心地宽厚，出手大方。这里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

狡猾的牛贩子慢慢接近主题，他的话越来越犀利，几乎将毕生对畜对人之所学所见全部用在摩西和朱迪斯身上。他开始当着拉比诺维奇的面送些小礼物给朱迪斯，以此观察二人的反应。

一次他来了，看到朱迪斯不在院里，便对摩西说：“老爷，我给朱迪斯小姐带了点小玩意儿，她回来后麻烦你转交给她，别忘了告诉她是谁送的。”

还有一次，他竟然对着摩西哈腰——摩西比他矮一头——还用嘲讽的口气问：“老爷，您跟那女人住在一个院里，居然忍得住？”

朱迪斯和娜奥米正从院里经过，提着铁桶正准备去饮小牛。牛贩子看到我母亲，说了一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下流话：“那种奶子，就是大夫也挤不出个啥来。”

朱迪斯把蕾切尔放到最后喂。这个狂野健壮的小孤儿哞哞叫个不停。朱迪斯向她走去时，她迫不及待地把头伸进桶里，结果太心急反而差点打翻了桶。朱迪斯摸摸她的脖子，对她温柔低语。

“别给她喂太多，”娜奥米小声道，生怕爸爸和格洛伯曼听见，“喂多了她会长胖，胖了爸爸就要卖给牛贩子了。”

“他不会卖的，诺米尔。这头小牛是我的。”

白化病葬礼过后数日，村委会办了一次拍卖会，拍卖他生前的财产。

一个从海法来的男人——村倌儿帕比什叫他“怪家伙”——为了那五套西装不惜还价几个钟头。

家住伊鲁特，繁育杂交雀的阿拉伯盲人买下了墨镜和几只空鸟笼。

雅各布买下了那些脏兮兮的锅具——那些东西根本没人要，还说他会继续照顾那些金丝雀，因为没人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绿色的皮卡也在拍卖会成交出售。

他们特意从城里请来专门的拍卖师，全村人都跑来看热闹。买家只有两个：附近基布兹的出纳和牛贩子格洛伯曼。

在现场见到他的对手，出纳笑了：“格洛伯曼，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汽车了？你连开都不会开。”

牛贩子在皮卡周围转了转，摸了摸挡泥板和引擎盖，又按了按轮胎，看里面有没有问题。然后他找人开着车转了个圈。所有人都在窃笑，有人大喊：“格洛伯曼，卡车吞了个钉子！”牛贩子站在圆圈中心，郑重地挥舞着拐棍，倾听引擎声，观察飞转的轮胎。

“后面能载得了两头奶牛，前座还能坐下个女人？”他问。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后，格洛伯曼心满意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捆钞票——就像传闻中那样豪爽，没有人再窃笑。那么厚一沓钱给出去，拍卖会也就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必要。

绿皮卡变成了牛贩子的财产，丢了面子的出纳回到他的基布兹。格洛伯曼给了拍卖师半个里拉[11]和一箱啤酒，作为这场“好营生”的酬谢，然后送他回城了。

46

自家孵出来的小鸡在拉比诺维奇的农场成长，雅各布觉得他也有了上门拜访的借口。盘算了一周之后，他来到拉比诺维奇家门前：“我来看看鸡仔儿长得怎么样。”

他问朱迪斯都用什么喂鸡，还给出各种推荐和建议。最终，他鼓起勇气问她要不要学折纸船，好跟摩西家的孩子打成一片。

还没等朱迪斯回答，雅各布便掏出几张纸坐下开始折。他的手法异常熟练，又折又翻又用指甲捋，不一会儿，四艘漂亮的纸船便出现在桌子上。

“要不要跟我到院子里，把船放进饮槽试试？”

小船在槽里的水面上颠簸，看上去又平又稳。

“这样的小船，放在河里也不会沉，”他保证道，接着，出乎两人意料，他壮着胆子抓住她的中指道：“朱迪斯，我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长得不好看，也没有什么钱。上帝在分配聪明和美丽时，我没排在前面，虽不是最后一个，但也很靠后。可当他分配耐性时，其他人不耐烦都走了，只有我一直站在队里等。我们这些雅各布就是这样。我不是格洛伯曼，也不是拉比诺维奇，我不是任何人。不过，七年的等待对我来讲不过是几天，我有的是耐心。”

突然间，他杯中的白兰地有些颤动，眼里也泛起了泪光。他低下头，几乎将脸贴在盘子上。

“你看，我等了七年多，一直等到她死去。之后我没有继续等。一个死去的女人等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死去的女人只能用来想念，等什么？她死了，从那以后，我想的全是问题：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失去她？如果我这样，如果我那样，最终会如何？每件事我都做得很好，都按部就班。萨义德啊，她是不是对你说过些什么？”

“没有。”我回答，害怕他会继续问下去。

雅各布眯起眼睛看着我。

“我该走了。”我说。

“有时候母亲会跟儿子分享秘密。”

“我妈可不会。你对她的了解比我多多了。”

“但你在她身边更久。”

“我该走了，沙因菲尔德。”

他笑着做了个苦相。

“沙因菲尔德，沙因菲尔德……”几分钟后他又问，“这会儿你怎么回去？大半夜的，公交也没了。这样，我在另一个屋给你铺张床吧。”

“我走路回去，”说话时我有些迫不及待，“我知道哪里可以抄近路。回去正好赶上早晨挤奶，给摩西帮忙。”

“从这里走路回村？夜里穿过林子？太危险了。”

“危险？”我乐了，“死亡天使可是很有章法的。见到叫萨义德的小男孩，肯定立马调头找别人去了。站在我旁边你可要小心啊，雅各布。死亡天使也许会因此找上你哦。”

“你已经不是小男孩了。”

“可还没到当祖父的岁数。”

“死亡天使就像是经营果园的果农，”雅各布对我说，“每天早上他都四处查看，寻找着成熟的果实。以前，我们家那边有个这样的外族人。他会在成熟的果子上绑彩带，提醒自己记得采摘。他还有另一个怪习惯——去哪里都带着吃的。即便只去个商店，也在小袋里装上面包、奶酪，再带些喝的，这样就不用求人。一次——”

“雅各布，”我站起身，“下次再讲吧，我真的得走了。”

“你不吃我做的意大利甜品了吗？有蛋黄，有酒，你最爱的那个？”

“不用了，雅各布，我该走了。”

“那就走吧，萨义德。省得说你爸爸强留你。”

“饭好吃吗？”他在我身后大喊。

“好吃，”我在黑暗中边跑边回应，“太好吃了。”

“我还会邀请你的，你会来吧？”黑暗中的声音问。

“来，来。”

我顺着东山坡滑下，跌跌撞撞，还绊在树丛和石头上。我沉浸在沟里的土木香的味道中，从鹅卵石上跳跃而过，然后爬上另一侧河岸，翻过前面的山脊。等走上大路时，远处传来卡车的引擎声，光晕徐徐向山上移动，橙色的车灯和发光的三角在村里运牛奶的大卡车的车顶闪烁。

爬坡结束，奥代徳一次又一次换挡，同时开始加速。我穿出林子上了路，站在车头灯照得到的地方挥舞双臂。我知道他的刹车距离。

鸣笛声响起，大声表示确认，负重的牛奶车刚一减速，我就跳了上去，抓住梯子爬进车里。我既兴奋又焦虑。

“萨义德，你跑到这里干吗？”奥代徳大喊，“你是从哪儿突然蹦出来的？在提翁有相好的？”

“我在哪都没相好的。”

“又去找你那个笨蛋了？”

“你要是这么说我爸，我以后也这么说你爸。”

“吃好吃的了没？”奥代徳大声问，“有没有给我带点剩的？”

长时间与柴油引擎做伴，奥代徳已习惯于大吼大叫，开不开卡车都是如此。

“有些搭顺风车的人被我的嚷嚷吓到，中途非闹着要下车，”他笑道，“在家也是一样。以前我们家黛娜就为这事生我的气：‘明明是说给我听的，为什么全村都听得见？’她以前常说：‘我就在你跟前，你说啥我都听得见。’可我能怎么办？一天，从米列克谷出来，我发现即使是跟我自己说话，我都一个字也听不见。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喊。”

我就是通过这些人了解自己的身世：有钱人格洛伯曼，烹饪美食的雅各布，徒手掰钉子的拉比诺维奇，不能说话就写条儿的梅纳汉姆伯伯，喜欢被爱抚的娜奥米，还有大喊大叫的奥代徳。

“有朝一日，你会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奥代徳曾经对我大喊，“不然我告诉你这些干吗——关于我爸爸、你妈妈、娜奥米、梅纳汉姆伯伯，还有格洛伯曼，还有这一切？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好让每个人都知道。听到没，萨义德？写下来！”

注释

1　镑：英国、埃及等国的本位货币。

2　基布兹：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类似“人民公社”，其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曾经主攻农业生产，现今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3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为1.6093公里。

4　《摩西五经》：指《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唯一的一部希伯来法律汇编。

5　济赫龙雅各布：以色列城镇名，在海法以南35公里处，是最早的犹太移民定居点之一。

6　阿比盖尔、撒拉、利亚、耶尔，都是希伯来语中的常见人名。

7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为2.54厘米。

8　原文为：you buy a cow on the hoof, you sell the hoof and you're left with the cow.此处为格洛伯曼的文字游戏，“hoof”意为马、牛等动物的蹄子，“on the hoof”意为牲畜活着、未屠宰。

9　辛巴达：《一千零一夜》中记载的一位著名的英雄、航海家。

10　住棚节：犹太民族节日，又称收藏节，为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之前的四十年帐篷生活而设立。

11　里拉：土耳其、马耳他、塞浦路斯、意大利等国的旧本位货币单位。

第三餐

47

十二年后，雅各布第三次请我上门。在这十二年中，我在耶路撒冷读了两年大学，其余十年在拉比诺维奇的牛舍中度过。

摩西将农场留给了我，对此奥代德毫不介意。比起奶牛，他更喜欢卡车，之后还依旧时不时载着我去看娜奥米。

漫长的夜车旅途中，我不再打瞌睡，而是竖起耳朵，听奥代德嚷嚷着讲述那些回忆、希望和梦想，那份坦率出乎我意料。他总时不时问：“萨义德，你会写下来，对吧？”我喜欢搭他的车，听他说话，所以才一直没告诉他：他所要求的，我不打算做。

摩西决定削减工作量。他把地租给村里的合作种植户，只给自己留下几头奶牛和一栏准备日后割肉的小牛。我戴上母亲的旧围裙，头系蓝巾，和她一样在牛舍、厨房、家中和院中忙碌。

我没有弃那些乌鸦于不顾。在耶路撒冷时，一位红发教授——就是娜奥米口中的“头号骗子”——看出了我对实验室的厌恶和对观鸟的热情，对我攀爬、冒险和观察的能力很是赏识。我退学返乡数月后，一日，他出现在我家门前，让我到山谷里替他完成些后续工作，主要研究乌鸦在人类社会中的栖息过程及其对当地小鸣禽造成的危害。

那时候，村里人已经对我无可奈何。眼看着我每日盯着乌鸦，想想我的名字，想想我如何不合群，再想想我的母亲，林林总总的印象搅在一起，咀嚼过后，他们对我的性格也就有了定论。在那样一个以生育与耕作为头等要务的社群中，我无疑是个异类。

总之，在1963年，我仍在耶路撒冷研究动物学。这只是一个既定事实，对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没有任何影响。特拉桑塔的实验室和“俄国大院”[1]都让我感到厌倦。窗外茂密的松林中，乌鸦在聚集、孵蛋。我多么渴望能爬到树上窥视它们的窝巢，而不是观察显微镜下的标本。

“我不喜欢那些显微镜，”我告诉娜奥米，“想知道的一切明明都可以用肉眼观察。”

“那你喜欢什么？”娜奥米问。

“我喜欢你，娜奥米，”我说，“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喜欢上了你。我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时我刚出生，而你已经十六岁，一睁眼我就看到你。我看着你，对你倾诉。”

“那你现在在等什么，萨义德？”

“等你到我名字的这个岁数。”

娜奥米笑了：“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了，在等我老到生不了孩子。你一直都怕这个，怕你会有儿子，有孙子，怕死亡天使降临。真是个傻瓜！”

娜奥米和梅尔有一个儿子，他在我十岁那年出生。我已经说过，我不想提他：尤其是因为他的出生与母亲的死期离得太近；并且，他与母亲的故事也没有任何联系。

在耶路撒冷待了几个月，我已将当地的鸦群了解得差不多。我时常去拜访“月林”和麻风病院的乌鸦群，也会去看看德国殖民公墓的那一大群和“以色列之家”[2]的一小撮儿。我从“回想摩西”[3]窥视，观察边界另一边亚美尼亚区的乌鸦集会。

第二年年末，我舍弃了这些趣味和那枯燥的研究，离开冰冷的耶路撒冷，回到村子。

48

第一次共进晚餐时，雅各布五十五岁，我十二岁，两个人都很尴尬。

第二次，我退役回家，饶有兴致地拿他打趣。雅各布比他的实际年龄更显苍老。

这一次，我已年过三十，雅各布也年过七旬。我手中握着第三餐的邀请函，心中一紧。那是一张打印的邀请函，装点得十分花哨。想到他不辞辛苦找铺子，就为印这么一张请柬，我心中既激动又怜惜。

“我在外面的车里等你。”来接我的司机说，上一次的邀请函也是他送来的。如今，他依旧开车载着雅各布，时不时到巴士站坐坐。

“进来喝一杯吧，我准备准备。”我提议道。

“不用了。经常等他，我已经习惯了。”

我告诉摩西当晚我不能在家挤奶，然后擦亮皮鞋，冲了澡，刮了胡子，换上白衬衣，随即出发。

这一次，雅各布穿着西装开门迎接我。这套衣服是丽贝卡的第二任丈夫穿剩下的。原本华丽名贵的套装，裹在雅各布身上却像是破布片。宽敞明亮、家什齐全的厨房里，他忙前忙后，看起来更像是误闯进慈善家房舍的乞丐。他两手颤抖，脑袋摇晃着，仿佛随时要脱臼，使得灶台边行云流水的好厨艺黯然失色。雅各布手腕轻轻一掂，就可以干净利落地给锅里的牛排翻面；他闭着眼睛就能判断烤肉熟了几分；和面准备包三角馄饨时，他撸起袖子，十指齐用，掌心、指肚，甚至连胳膊肘也没落下。

“几项任务要同时做。灶上一煎、两煮，三只锅子齐开火，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时间。”

“不光在厨房，”随后他补充道，“人们都以为时间只跟着自己的步调走。可你在村里挤奶时，树上的柚子也正在成熟，晾衣绳上的衣服正在变干，某人的灵魂正缓慢地抽离肉体。在你熟睡时，蚯蚓正在泥土中做工，云朵正缓缓飘过天空，小宝宝正在母亲肚子里长大；而在美国，某人正乘火车奔向爱人。夏天，屋顶晾晒的果肉徐徐变干。你要知道，萨义德，在那颗杏子逐渐干瘪的过程中，鸟儿正繁育幼仔，或寻找新的伴侣。战时我曾在报上看到：盟军正全面发动进攻。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同时全面进攻，所有同盟一齐出动。想想看，如果大家一个接一个往前冲的话，这仗到现在也打不完。如果你是这样看待世界的话，你的小盒子里也一下子多出许多时间。这你想过吗，萨义德？”

锅里开始沸腾，蒸汽中弥散着调料的香气，细腻而柔缓。那香气从雅各布的手中飘出，沁入我的面庞。比起争夺与模仿，他更喜欢通过感受与探索成就美味。他没有因经验和技艺而变得不可一世，而是对绿色的黄瓜、新鲜的鸡蛋、肉类、水果这样的食材充满敬意。

“我跟你说过是谁教我厨艺的吧？就是那个喜欢跳舞和模仿人畜声音的胖子帮工。知道吗？他可做得一手好菜。他告诉我，内心的感受可以相互掺拌，食物里的佐料则应逐一铺陈。萨义德，这就是为什么烹饪用盐要优于餐桌调味盐——后者溶得太快。而在灵魂深处，爱应与忧虑和憎恨相伴，恨则与渴望、恐惧和一点点喜悦随行。否则，你会感到身心俱裂。”

“而且别忘了，烹饪和美食都不是目的。它们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烹饪其实很枯燥，比下地干活好不到哪去。”他补充道。

突然，雅各布将手指伸进沸腾的锅内，我吃惊得差点跳起来。

“就这么把手伸进去，不疼吗？”

“疼？”他嘬嘬手指品着味道，“还有什么能伤到我这副皮囊？如今我耳朵听不真，眼睛看不清，对疼痛已经麻木，记性也大不如前。疼痛和记忆就好像听觉和视觉，同样也是感官，对吧？今早我还在想，一个记性不好的人，会不会连死亡也忘记？就这样一日日蹒跚向前，直到没人记得我们的名字和过往。一个老头子，除了衰老还有什么？要力气没力气，要智慧没智慧，要女人没女人，只剩下些许记忆蚕食着身体。”

停顿了片刻，他又道：“即使上帝让你再多活几年，也无非是多些时间犯傻而已。”

“河边村子里有个上了年纪的外族人。百岁之时，他突然开始担惊受怕，担心他们再也不会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因为即使在那里，也是年轻人更吃香。也许正因如此，死亡天使才对你母亲怀恨在心，谁让她给你取了这么个名字。本以为会来个唾手可得的嫩小伙儿，结果是个叫萨义德的小老头儿，真是倒了血霉！于是，一到星期天，那老人就跑去教堂，对着上帝嚷嚷，让上帝赶紧把他带走，说他已经受够了，等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有人都插在他前面，害得他上不了路。知道吗？衰老不用学习，不用努力，不需要智慧，也无所谓成功。只要你耐心等，它一准儿来。就说我吧，打几年前就开始不再对着镜子刮胡子了。快问我为什么，快问！”

“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第一，长期习惯中，手已经对脸上的部位轻车熟路，根本用不着镜子；第二，到我这个岁数，你总会在镜子里看到另一个人。那就把镜子留给那个人吧，我用不着。衰老还有个好处：一上了年纪，周围各种各样的人一下子少了很多。一些人消失是因为我受够了他们，一些人则是被我遗忘——这可是个摆脱别人的绝佳办法，一些人因为见不着而淡出记忆，还有一些死掉的，索性不再惦记。这时你就知道，你被死亡天使盯上了。这就好像炮兵从远处发射：第一发炮弹落在目标附近，然后徐徐逼近目标，直到命中。与此同时，我就好像孤岛上的鲁滨逊，一天天这么熬。晚年的生活就是这样，孤岛一座。我走到哪里，孤岛就跟到哪里。正因如此，街上才没人去理会老者，那座岛的四周仿佛被水包围，与他人隔绝。偶尔看到远方有船只，你生起篝火，跳着脚呼喊：‘我在这儿！我还活着！’然而，搭理你的除了杂货铺跑腿的伙计和清洁工，就是十年来一次的萨义德。幸好村倌儿帕比什偶尔会来，从他的岛游到我的岛，就为跟我说说话，更为了看看丽贝卡的照片，冲着我大吼大叫。以前他坐公共汽车来，现在改成打电话，我派车像招待贵族一样把他接来。前些日子我还告诉他，我的脑袋已经成了糨糊，你猜他怎么说？‘沙因菲尔德，这没什么好怕的。你三十岁那会儿就已经是个糊涂蛋了。’直到现在，他依然嘲笑我的谈吐。有什么好笑的？他念宗教学校和法典学校那会儿，我却在养伯的铺子里做牛做马。不过，帕比什对我最大的不满是因为丽贝卡，到今天他都不能释怀。每次他来，一坐下就盯着她的照片叹气。一次他说：‘帮我个忙，给我讲讲她不穿衣服时有多美。’相信我，他图的就是这个——我描述的每个细节，每个点，每条曲线。这家伙还真好意思开口！”

很奇怪，我的嘴角有些微微发紧，仿佛被婴儿的手指扯住——即使从未有婴儿碰过我的嘴唇。我知道，自己在微笑。

“萨义德啊，如果你走运，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共进晚餐。以后你爸爸再也不会烦你了，好不好？”

他吃力地站起身，走到一直沙沙作响的大黑烤箱跟前。厚重的箱门一开，迷迭香、红酒、橄榄和大蒜的香气瞬间弥散，仿佛急不可待的燕子，一只只扇动翅膀，在我的鼻侧徘徊，使我因美味而迷醉。

“雅各布，你烤的是什么？”

“一只可怜的羔羊。伊鲁特村里有个盲老汉，以前我们认识。他跟孙子一起把羊送了来。说了你都不信：平白无故来了个阿拉伯小伙敲门，丢下一句‘给你的’之后转身就走，留下只羊羔杵在门口。我一个人宰了羊，把它挂在树上扒了皮。你能相信吗？在提翁的橡树街居然还有人宰羊扒皮。这种地方，你在街上扔块糖纸都会遭白眼，可宰羊却没人注意。连那只羊都毫无察觉，这可真有意思。绵羊和山羊一般对死期毫无预感，但奶牛会察觉，伤心得浑身发软。以后我会教你如何给羊扒皮。很多类似的技巧都要从父亲那里学习，掌握了就万事轻松，不懂则毫无头绪。你还从未尝过纯羔羊肉的美味。那肉质软嫩无比，简直可以用勺舀着吃。”

他自顾自笑着摆放餐台，给我切了肉，又加了些风味米饭，自己却还是吃煎鸡蛋、橄榄沙拉和奶酪。

“吃吧，我的孩子。”

羔羊肉的确嫩滑可口，味道也富有层次，仿佛一幅色彩绚丽的春日田景刺绣。

“萨义德，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用手喂你吃，就像喂小孩或者喂女人那样。”

“不用了，雅各布。”

“用手喂一个人吃饭就好像注视他的裸体。以后若看到有人这样喂饭，记得仔细观察那个被喂的人。观察他的目光，他张开的鼻孔。唾液在口中汇聚，他双唇微启，下巴微落，舌头微微伸出以接受食物。如果是给女人喂，记得要赶快把手指抽回，毕竟咬食是本能反应，有时不由人。来，萨义德，张嘴。”说着，一小块美味便莫名其妙来到我嘴边。

我稍一迟疑，雅各布便叹了口气，将肉放回盘里。

“好吃吗？”他问。

“特别好吃！仿佛孔雀在嘴里开屏一样。”

“你说得真好，就像村倌儿帕比什形容女人的美丽一样。祝你健康——”

“我的儿子”连同那些酝酿已久的祝愿之词，他始终还是没说出口。那些词句只能积聚在胸，哽咽在喉。

49

以前老人家都说，纸船河中行，遇坡无踪影。

“那才是最大的不幸。小伙子的纸船好容易漂了那么远，说不见就不见了。他余生再也无法安心。即使有朝一日结了婚，也得不了安生。那条纸船会继续在他的脑海里漂行，每晚都驶向不同的女人。”

六十年后，一个无人认识的陌生女人来到村里。一进村，她就直奔一个叫诺兹德廖夫的农民家。那个农民都七八十岁了，早已不受女人的待见。

“自从他的纸船消失后，他结了四次婚，每次都是新婚不久妻子就死去。这分明是上帝发出的启示。”

那女人扯了几次铃绳。然而诺兹德廖夫上了年纪，耳朵不好使。她敲门叫嚷了一阵，最后还得自己开门进屋。当女人将手搭在老者肩头，他转过身子，一脸笑意地望着她，尽管还不明白一切是何道理。然而一转身，他就认出，眼前这个俊俏的女人正是他多年来魂牵梦萦的那个。现在，老人眼见她将一个个奇怪的女人从他的梦中驱逐了出去。

他眼里噙满泪水，知道自己一醒来，这个女人也会像之前一样消失。可是，这位来客伸出两条芳香的玉臂，实实在在地搂住他褶皱的脖子，将他干枯的身体顶在自己温暖诱人的胸口，他感动得简直要哭。

她的舌头在诺兹德廖夫嘴里探索，连一颗可以挑逗的牙齿都没找到。可就在当天，这两个人来到教堂，女人拿出多年前放入水中的一艘纸船给神父看。那船下水时，女人还远未出生；而当小船来到她身边时，船的折痕依然分明，字迹仍旧清晰。经历六十年的漫漫旅途，小船终于在出发地以东两百英里的地方找到了归宿。

“从那时起，我便向这里走来，来找他，”女人指了指老者，“一边走，一边沿河寻找。”

“她手里还拿了一根小树枝，”雅各布道，“寻找中的人往往都会拿着这样的树枝。你知道吗，萨义德，有人知道如何用它寻找土壤中的水。他们像常人一般行走，在行走中寻觅，等待着树枝变弯，等待小船的到来，等待着内心最后的呐喊，等待着命根子硬挺，等待着目光深入地下。你母亲以前就这样走路。她会穿一条漂亮的裙子，从田间小径走上大路，然后消失在山里，一走就是半天。她不带食物，不拄棍子，也不带娜奥米。只有蕾切尔跟着她。小娜奥米有时会跟在她们身后，直到朱迪斯把她劝回家。蕾切尔有时也会用头顶着小姑娘，仿佛在说：回家吧，诺米尔，快回去，快回去。那头奶牛完全像个公的，你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老了。以前啊，她总是活蹦乱跳的，叫声好像山羊。要是你摸她的奶，她非踢死你不可。这家伙力大如公牛，敏感如幼崽。可一见到你妈妈，却像黄油般温顺。有一回，朱迪斯甚至把她拴在马车上。我不骗你，萨义德，套着车下地拉苜蓿。傍晚，她们从地里归来，朱迪斯还会买一两瓶酒。你也知道，她偶尔喜欢喝上一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有些人对此说三道四，但她懂得节制，从来不会喝醉。我和她的婚礼是我一手操办的，当时还找到了她买格拉帕酒的地方呢，就在拿撒勒[4]的一个修道院。那儿有个意大利人酿这种酒，天知道你妈妈是怎么找到他的。以前，她牵着牛徒步走去拿撒勒，穿山过村，毫无畏惧，也不在乎有陌生人接近。长话短说，牛贩子一知道你母亲爱喝酒，便动不动就搞点酒上门献殷勤，好像是发现了缝隙的鼹鼠，想方设法要把缝儿弄宽弄大。以前他俩常在牛舍里一起喝酒。不过，她的门总是大敞着，一来这样就没人说闲话，二来访客也不敢动歪脑筋，你明白吗？你妈妈对格洛伯曼可真是恨之入骨啊。牛贩子虽然生性恶劣，既粗俗又贪婪，见了你妈妈却怕得要死。不过，他们俩确实会在一起喝酒。两人喝得不多，而且还很慢，不过还是像在相互较劲——不是看谁先像个外族佬一样喝翻，而是看谁先看着对方笑出来。到现在我才明白，牛贩子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只有他懂得爱不仅仅是付出，也要有很多索取；也只有他明白，不能将爱情和盘托出，因为恋爱中的一时软弱将会让你在余生付出惨痛的代价。他俩喝酒时，桌上总会有些吃食，也是格洛伯曼一起带来的。喝酒的人都知道——萨义德，这你要记住——酒不同，搭配的吃食也不一样，二者相辅相成。白兰地要配甜食，杜松子酒要配咸品，伏特加配什么都行。简单来说，喝酒最好配些食物，这样就喝得慢，喝得久。不能端起杯子猛干，明白吗，萨义德？慢慢喝，要闻，要品，要说，要嚼，要润色说出的话。牛贩子从不缺少这样的觉悟，当然也知道许多其中的窍门，例如一点点地吃，一点点地喝，越慢越好，两人共处的时间就越长。话匣子渐渐打开，你可以慢慢说，慢慢想。有一次，我还看到他俩干杯‘敬人生’呢。牛贩子说：‘也请朱迪斯小姐的耳朵笑纳。’紧接着，杯子相碰发出一种村里不曾听到的声响——在村里，最动听的不过是铁轭套上牛角的声音。朱迪斯突然对他笑笑，我还从未见过她那样的笑容，令我为之倾倒，泪流满面。而牛贩子那个畜生看了却不为所动。他倾倒也只是在心里，流泪也没在脸上。萨义德，你要知道，那些肉贩子对待女人可谓别有一套。以前，老家人都说：贩肉的最懂什么时候陪寡妇掉泪，什么时候陪她跳舞。不像我们。我们假设下，要是换个时间，要是我不在果园遇见她，而是一周后在街上，或是清早在货栈，一切都会截然不同。然而没有办法，我就是在果园里看到她的马车从田间驶过，身边是黄绿色的花海，当时我立马明白：这就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这就是我纸船的归宿，我的鸟儿，为我插上翅膀的女人。我告诉自己：张开双手欣然接受吧，雅各布，免得日后因悔恨而惩罚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错过心爱的女人。”

他站起身在屋子里溜达，我切身感受到了他的痛苦，嘴巴里却不停地咀嚼着，吞咽着。

“错过了，你下半辈子都会在自我惩罚中度过。这比消失不见的纸船还令人痛心。你会比漂流的鲁滨逊更觉孤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萨义德？在科德马河，在养伯的铺子，在以色列地，甚至是跟丽贝卡在一起时，我都是孤身一人。什么样的人才能与那样的美丽为伴啊？即便我已忘记她的样貌，那美丽的冲击力我仍记忆犹新。朱迪斯则不同。我一闭上眼睛，就能与她在一起。但跟丽贝卡在一起，正如《圣经》上所说，我就像是屋顶孤独的麻雀。那时的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每次做申命祷告时，我都会想：除了犹太人的上帝，没有人比我更加孤独。所以他才会成为唯一的主。快听啊，以色列，我们的主独自一人，多么令人怜惜。他如此独特又如此孤独。我一说‘快听啊，以色列’，养伯便举手要打。那时我已经长大，二话不说便拼尽全力一下下还击。他打了我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还手，也是我最后一次打人。养伯摔倒在地，我起身离开。前往以色列地之前，我再也没有回去找他。不过，某一年普林节时，一个喝醉的家伙爬上舞台，非说一主之说是摩西[5]编造的，好让沙漠里的犹太人好过些。想象一下像非利士人、希腊人和外族人那样在沙漠中跋涉，背上背着四十尊石像，在炎热的戈壁中举步维艰是怎样的情形。摩西这样一说，只有一座方舟，一个上主，方舟上有手柄，两个利未人拉着，头顶有天使的羽翼为他们遮挡太阳，人们也不需要再去记住那么多神明的名字与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

“犹太人的上帝，”雅各布总结道，“喜欢羔羊，有时可能也喜欢鸽子或细面，甜食或甜点之类的东西他一口不吃，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喜欢咸口。”

说着他突然高声唱了起来：

就在安息那一日

那一日，那一日

那一日，那一日

就在安息那一日

那一日，那一日

那一日，那一日

就在安息那一日

两只纯洁羔羊

就在安息那一日

两只纯洁羔羊

哎哎耶耶阿多乃[6]

哎耶耶耶耶耶

耶耶哎耶耶耶阿多乃

还有两成细面

调上油，调上油

特意为他留

还有两成细面

特意为他留

50

有一阵子，牛贩子的皮卡就停在雅克比、雅克芭夫妇的院里。每次他进村，都要过去望上一眼。

“它得跟我混熟才行。”牛贩子解释道。他不想承认自己不会开车。

等到大家都开始笑话他，牛贩子暗下决心在土路上自学开车。很快，田间开始出现水印子，标记着他损坏的管子。在撞死了一头驴，毁了一块西瓜地，弄折了三棵苹果树之后，格洛伯曼收到村委会的警告：如果他再不找教练，就按法律追究他的责任。

好几个教练上赶着找他，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奥代徳·拉比诺维奇。尽管当时的奥代徳才十一岁，他的驾车技术却已远近闻名。

娜奥米告诉我，他哥哥同意去念一年级，只是为了读懂《马达、汽车与拖拉机》以及能给雷奥国际进口商写信。就这样，奥代徳阅读各种关于汽车的读物，思考关于引擎的种种问题，梦里梦的都是传输、压缩比和变速器。凭借着专心与热诚，他成功自学了驾驶。奥代徳没做过任何车上操练，因为已在想象中将每个步骤演练过上千次：挂挡，松离合，加速，减速，刹车，转弯……他就像将渴望积聚在心里的恋爱中人，厚积薄发中随时准备释放热情。

“你要总是模仿汽车的动静，以后嘴唇肯定厚得跟黑鬼似的。”梅纳汉姆伯伯警告他。

但奥代徳并不理会。到了八岁时，他已经可以跟人探讨关于气冷与水冷的优劣对比和V型发动机与直列式发动机的好坏问题，令大人们大跌眼镜。有一次亚瑟·鲁宾[7]来村里访问。趁着群情兴奋的混乱场面，在鲁宾亲吻头戴花冠的孩子，而他的司机试图与丽贝卡·沙因菲尔德亲热时，奥代徳溜进了鲁宾的加长福特，打火将车子开到了田里。

他开起车来就像个老练的司机，甚至还打了几个转，耍了几个特技，弄得尘烟四起。最终，他把车丢在某片果树林，一溜烟儿钻进桉树林，第二天一早才走回来。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那些目击者眼中是多么令人钦佩与骄傲。蒙在鼓里的他还生怕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如今，他试着将驾驶的心得传授给格洛伯曼，牛贩子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格洛伯曼，汽车不是奶牛！”一阵尖细的高叫声从皮卡中传出，格洛伯曼把车从路上开进了田里。“开车可不能抓着尾巴瞎晃悠，人家是有方向盘的！”

还好格洛伯曼走运，他的绿皮卡配有六个大笨活塞，有三个挡，特别禁折腾。发动机从不堵塞，厚实的金属盖足以经受新主人造成的各种考验和打击。

说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得承认：牛贩子是个守法的人。他还亲自跑到海法的托管许可处，找了个通晓这方面的官员，用五十磅上好的牛肩肉换来两张驾驶许可证，一张给自己，一张给他的小老师。这两张许可证什么车都管：摩托、公共汽车、私家车、大小各类卡车都能用。

“火车和飞机的执照他们不发。”他笑着假装抱怨。

即使驾驶证到了手，他还是继续跟着奥代徳学习，直到奥代徳叫停。

“这么说我学会开车了？”牛贩子问。

“没，”男孩说，“不过你的水平也就是这样了。”

格洛伯曼依旧坚持。一天，奥代徳回到家中，手中拿着一大捧颜色绚丽的玫瑰花。

“给你的，”他告诉朱迪斯，“是牛贩子给的，不是我。”

朱迪斯接过来，一眼就看出这不是花束，而是一条印花的裙子。她用两手展开看看，尽管很生气，但还是不得不承认：牛贩子品位不俗，出手也大方。

傍晚，格洛伯曼来到拉比诺维奇家的院子，开门就往牛舍里走，正赶上朱迪斯在镜前试穿他的礼物。

牛贩子得意地大叫：“朱迪斯小姐，你说说，一个一眼就能看出奶牛体重的人，难道还需要量尺才能给女人买合身的裙子？”

粗俗的类比没有冒犯朱迪斯。牛贩子说的是事实，这一点才让她气愤。那条裙子的确非常合身。

“你没敲门！”朱迪斯气急败坏。

“朱迪斯小姐，这里是牛舍嘛，”格洛伯曼直起身，“这是我的工作。在村里逛杂货店时，难不成你还要敲敲门才进去？”

“这里不光是牛舍，还是我的家！”

“拉比诺维奇每次来挤奶也敲门？”

“流氓！这与你无关。”

格洛伯曼麻利地一个蹭步绕到朱迪斯跟前，步伐快得几乎无法察觉。

“我不求别的，只希望朱迪斯小姐穿着美丽的新裙子魅力四射时，感受着舒适的布料触碰全身时，也能想想送礼物的人。”

“滚出去！”朱迪斯道，“没人稀罕你的礼物。明天我就让奥代徳还给你。”

“别等明天，就现在！”牛贩子大喊，“马上脱下来还给我。”说着，他无耻地往墙上一靠。

“我得先洗洗，这样你也能送给别的女人。反正哪个村里都有女人对你发春。”

“别洗，朱迪斯小姐，”格洛伯曼跪在她跟前，“就这么还给我吧，让你的体香留在衣服上。”

一旁的蕾切尔低下头，从胸腔深处发出一阵愤怒而低沉的哞哞声。格洛伯曼乐了。他站起身走到奶牛跟前，伸手摸了摸她的脖子。老练的手指从脖子开始，沿脊柱徘徊安抚，直到尾骨的最后一节。

他满意地打了个响舌：“他长得不赖。找个懂行的屠户，能卖个好价钱。”

“你这个畜生，这头母牛不会卖给你的。”朱迪斯道。

“他已经归我了，”牛贩子道，说着把笔记本拿出来翻查，“蕾切尔，对吧？有意思，一头公崽叫这么个名儿。在这儿呢，妥妥的，没错。他长到半岁就该归我，可拉比诺维奇一直拖着不交货。”

牛贩子是个聪明人，他看得出，这句话暴露了朱迪斯与摩西之间的一道裂痕。

“贩肉的行家办事都有章法，”几天后他对拉比诺维奇说，“蕾切尔已经记在我的名下，本儿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什么时候把她卖给我，拉比诺维奇？”

“我还在考虑。这事儿有点复杂。”

“有什么复杂的？”格洛伯曼嘲笑道，“有奶农，有奶牛，有牛贩子，对吧？奶农和奶牛只需考虑死亡天使，牛贩子考虑钱，就这么简单。所以牛贩子从来都是赢家，因为丢命容易，只死一次，然后万事皆休；而亏钱可不好受，它反复发生，每一次都让人受罪。”

他看着摩西，不出他所料，摩西的眼神因愤怒而变得阴沉。

“公牛一头！”他冲摩西笑笑。牛贩子知道，摩西这样的人不轻易发火，不过一旦怒了，就一定不好惹。他拍了拍蕾切尔的肩头，又捏了几下，估计着脂肪的厚度和脂肪层下肌肉的力度。“多好的一头母牛。拉比诺维奇，你什么时候把蕾切尔卖给我？”

“我不能这么对她。”摩西说。

“对谁？对牛？怎么，你成人道主义协会的了？”

“对朱迪斯。”

“对朱迪斯小姐？”牛贩子纳闷地大声说，“这里究竟谁是管事儿的？是你还是你的帮工？”

摩西的眼神再次因愤怒而变得阴沉。

51

母亲在世时，奥代徳总是看她不顺眼。他拿她打趣，故意惹她，在她死后态度也没改变。可我还是很喜欢奥代徳，跟他在一起也很舒服。他开车带我去看娜奥米，又送我回家，给娜奥米送去包裹、信件和交给“头号骗子”的观察报告，还不停地跟我讲他父亲、我母亲和他妹妹的事。有时也说到黛娜——他曾经的妻子。

“我三十七岁半时跟黛娜结婚，三十八岁时离婚。萨义德，够夸张吧？”

黛娜的丈夫在1956年的西奈战役中阵亡，奥代徳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她。

“每个人都有那种朋友：他们自己的婚姻乱七八糟，所以要把其他人也拖下水。”

我还记得黛娜，她比奥代徳小八岁，但比他高一英寸半。尽管长得不算漂亮，但头发泛起的蓝色光泽和古铜色的肌肤赋予她忧郁而躁动的气质，足以吸引有心人的目光。

婚礼后数月的某天夜里，奥代徳出门跑车，突然觉得心里莫名地痛苦不安，甚至不敢再往前开。他把车停在公路边，琢磨了几分钟，继续往前开。没走多远他再次停下，终于下定决心掉头回村。

他在村务大厅门口关掉发动机，车子像一只巨大的铁貂，静静地沿着斜坡滑下，最后停在家门口。一辆奇怪的、满是灰尘的“无敌”牌摩托车停在树下，发动机还热着，机油味也很浓。奥代徳下了车，往窗子里望去：黛娜正骑在某个人身上，身体纤瘦健美，特有的暗色皮肤闪闪发光。

奥代徳觉得浑身的关节肌肉瘫软无力。他踉踉跄跄回到卡车上，打着火，把车开到村中心。他下了车，打开奶罐下面巨大的阀门，把自己锁在驾驶室里，手放在喇叭绳上。

一股牛奶喷薄而出，白色的恶流溢满大街。小公牛被奶香味激醒，还以为是美梦成真。卡车的鸣笛声和小牛的叫声惊醒了整个村庄。

“那是我这辈子最精彩的时刻，”奥代徳告诉我，“比冲进屋里杀了他们俩痛快得多。那次我花了很多钱，又是赔牛奶，又是闹离婚打官司什么的。不过我跟你说，萨义德，那叫一个痛快！”

“想不想拉喇叭？”他又问，他总是这样问我。

那还用说！我伸出手拉下绳子。露气凝聚的草窠里，蟾蜍在回应。夜空中的残月陪伴着我们，它推开流云柔缓的拥抱，在温存的间隙中透射。

那个时段，奥代徳的车载广播由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尖声咆哮转回到希伯来语的频道。不过我也不需要广播。周围的各个角落都指示着时间，我再次寻找着指示纪年与季节的短针，以及标示着时辰的长针。树叶的色调表明已入晚秋。低洼处黎明的寒意已潜入隐蔽的水坑。东侧的天边开始现出苍白，五点差十分。

妈妈告诉过我：“萨义德，你不需要手表。看看，这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了。”

村里每一位农民都能根据秋日无声的闪电和春天绽放田间的花朵判断月份，而我则懂得根据乌鸦老巢的色调和雏鸟换毛的阶段判断时间。

“村子就像一个挂满钟表的大房间。”我写信给身在耶路撒冷的娜奥米，提醒她不要忘记。

她回信说她只有一个钟表——社区恪尽职守的送奶工。每天清晨，他都在六点十五分准时推着满载牛奶罐的小车出现，分秒不差。一边往前走，他还一边吆喝，两个拉长萎靡的音节在狭窄的楼梯间回响着：“牛——奶——”

就在几周前，我写信对娜奥米讲述破败的村务大厅——时光变迁的一个有力佐证。干枯的常春藤依然附在墙上，残缺的七脚吊灯装饰着屋顶，鸽子在礼堂的角落里安家筑巢。

燕子从通风口飞入哺育幼鸟，老放映室里散发着猫头鹰的屎臭。这不是长短针齐全的钟表，也不是沙漏，而是一台分层的时钟，以干巴巴的分泌物、阳台廊柱上的锈斑以及地上隆起的一处处尘土的厚度度量时间。隆起之下，蚁狮幼虫正挖掘着光滑的、漏斗状的死亡陷阱。

入口处都钉着木板，但破坏闯入的痕迹随处可见。当我刚刚进来，等待眼睛适应阴暗时，一股隐隐令人作呕的人粪味扑鼻而来，丑恶无所遁形。我顿觉无力，于是坐在一把脏兮兮的椅子上。黑暗中，木头刺耳的嘎吱声惊得四下里响起一阵翅膀扇动声。

有一回，我还让村倌儿帕比什吃了一惊。他也时常来村务大厅，踩着鸽子屎四处溜达，嘴里念念叨叨，嘟嘟囔囔，说的都是关于昔日的心碎和身体的疼痛。就在几年前，这里上演了最后一次演出。正如我信中对娜奥米所言，村倌儿帕比什“献上了他最精彩的一次表演”。从城里来了个剧团，年轻的女演员美貌远近闻名，山谷里的年轻小伙纷纷来到村里，想一睹为快。那种动人的美丽激不起爱与欲望，但却令人渴望丰收或死亡。她出现在舞台上，如女神般俯视众生。女神善心大发，让崇拜者在一小时之内得以一睹芳容。

村倌儿帕比什拖着苍老笨重的身躯突然起身，气愤地大声嚷嚷：“多年前，我们已经见识过丽贝卡·沙因菲尔德的美貌了。演电视的姑娘，她可比你漂亮多了！”说完转身就走。

帕比什生村里人的气，因为他们没有拯救村务大厅。他生雅各布的气，“因为他爱上了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逼得丽贝卡带着所有的美丽离开村子，分毫没有剩下。留下我们在丑陋的泥沼中挣扎”。

雅克比夫妇的旧家——即后来白化病的房舍——如今也是一片废墟。风雨已毁掉了屋顶，露水与蠕虫也侵蚀了挡板，剩下的不是被太阳蒸烤，就是被泥土吸收。人们眼见着屋舍逐渐萎缩，到头来只剩下疯长的海葵证明它曾经的存在。

不过，白化病为他的金丝雀所建的鸟舍倒依然挺立。再也没人来填食槽、灌水槽，笼门屋门总是大敞着。金丝雀来去自如，雅各布也没再来回顾过往。

“早晨和傍晚的时间总是过得最慢。”我说。

“交替之时要减速，”奥代徳笑着说，“不然世界要翻车。”

我们离进村的拐弯处越来越近。奥代徳连续挂挡减速，双脚在巨大的踏板间跳动转换，卡车闷声抖动着。

“好了，我们到家了。”他拐了个大圈，把车开上狭窄的进村路。

这条路以前是土路。夏天车压马踩、尘土飞扬，冬天则污泥遍地、泥泞难行，后来铺上了山里运来的碎石。之后拓宽时又重铺了一下，继而成了一英里左右的又窄又直的柏油路，道路两侧还种了木麻黄树固沙。

十字路口的一侧有个公交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锡顶雨棚，外加顶着标牌的铁杆。水泥凳上坐着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一具瘦小萎缩的爱之木乃伊。他身穿蓝色长裤和白色棉布衬衫。树荫下依然停着他的出租车，司机在后座呼呼大睡。

奥代徳刹住卡车，关掉发动机，寂静来袭。他把脑袋伸出车窗外大喊：“怎么了，沙因菲尔德？”

“请进，请进，朋友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快请进。”说话的雅各布好像婚礼上的新郎官一样满脸热情。

“新娘子去哪儿了？”奥代徳喊道。

然而，雅各布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掠过，望向别处。

“瞧瞧他，”奥代徳重复着他的诊断，“他要是匹马，早就被人一枪打死了。”

一辆绿色小车从路上驶过。

“请进，请进……”雅各布对着车子说，“请进，我们这儿今天办喜事哪。”

他笑着点头致意，眼睛盯着马路来回看，再也不理会我们两个。

52

即便是谎话精，也明白真相与虚构并非互为矛盾。它们是一对好邻居，彼此关心，相互支持。

梅尔曾跟我说过这个道理——大概是同样的意思，我记不太清了——然后他笑着补充说，谎言与真相并非南北对立，而更像是磁极与北极。

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声明我无意编造或抹杀自己的部分过往，也不想辩解、粉饰或篡改。这个故事的宗旨只是梳理线索——正如耕牛走的犁沟、引水的河道和人行的水泥路一般。

每每为命中注定的混乱而反感，或厌倦了无休止的假想与揣测时，我便通过回顾一连串精彩的小事寻求安慰。那个买下白化病五套西装的古怪家伙几个月后再度进村。他一言不发，直接进了书记办公室，把他在五套西装口袋里找到的五张纸条摆在桌上。每一张上都写着：“所有的鸟全归雅各布。”

沙因菲尔德也被叫来。尽管白化病死后他就一直在照料那些金丝雀，此时的他仍是既欢喜又害怕，心脏仿佛有大锤猛敲般狂跳不止。他一句话也没说，先去了鸟舍，然后返回家中，外套都没脱就倒在床上，直到次日下午丽贝卡一声大吼方才醒来。他们结婚这么久，这还是丽贝卡第一次大声喊叫。她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雅各布看着她的眼睛，那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如今已变得像石膏般粗糙混沌。他平静地告诉丽贝卡，白化病将那些可怜的金丝雀遗赠给他，它们今后都归他所有了。

一时间，这个村子里最美丽的女人几乎要倒地尖叫。很快，她感到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臂支撑在后背和膝盖。之前所有的谜题瞬间清晰：丈夫的失眠、叹气以及对那些鸟儿的过分关心——老实说，它们的叫声根本没好听到哪儿去。

还有春日缓缓行经黄绿色的田野的朱迪斯，雅各布颤抖的样子，他难得小睡一会儿时说的梦话，还有他眼睛的虹膜颜色不对劲的那些日子……谜题一个个揭开，仿佛她的前额开了第三只天眼。丽贝卡径直走到小屋后，伸手一探，在地板与土地间的缝隙里拿出藏在那儿的那个黄色的金丝雀木雕，顺手将它扔掉。

她从那儿扛着采果梯来到鸟舍，架好梯子爬上去，在天花板和房顶间的空隙中又是伸手一探，将雅各布的小本子擎在手中。本子里用牛耕书写法写着：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

之后，她自信满满地来到柑橘园，树叶的沙沙声令人联想到那分明的叹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丽贝卡经过一排排果树，来来回回，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

在第三排第三棵果树下，她挖到了拉比诺维奇家帮工的蓝色头巾。那是一天夜里，雅各布提心吊胆从人家院里的晾衣绳上偷来的。

丽贝卡嘴角上扬，理清头绪，通过所有的疑点勾勒出了线索。

“她本身就美，年轻的时候更是美得无以复加。我们所有人都被迷住了。”村倌儿帕比什回忆道。

就在同一天，丽贝卡离开家，离开村子，带着衣裙、憎恨、美丽和智慧回到娘家——济赫龙雅各布的施瓦茨夫人那里。村倌儿帕比什一直尾随她出了村子，苦口婆心想劝她留下，承诺无论是遇到怎样的苦难，他都会想方设法解决。

“晴好的日子，她就这样走了。没人知道去哪儿，也没人知道原因。”他说。

伊人已去，化身飞鸟

逍遥高空，弃窝离巢

不及怀疑，不及预料

冷雨将至，数日不止

人人垂泪，悲戚处处

哀痛无声，徒留静穆

村倌儿帕比什伤感而庄重地背诵着，薄唇准确地发出每个音节，眼睑的开合呼应着诗行结尾的韵律。

年老、世故的施瓦茨夫人迅速而高效，一刻也没有休息。书信往来不断，信使和信鸽来来去去。不久后，一辆私人专车驶上济赫龙雅各布的高地，将丽贝卡母女送到古老的坦图拉港。

海上暖雾蒸腾，一艘精巧的白色小轮船从雾中现身，船身上分明写着“丽贝卡”的字样。一只小船从轮船放下，徐徐向岸边驶来。两名水手接应丽贝卡上船。

英国富商哈伊姆·格林正在甲板上等待。这位曾经的年轻中尉过去时常彻夜守候在丽贝卡门前。

“丽贝卡号”调了个头，两个烟囱烟雾喷薄，船渐行渐远。施瓦茨夫人见船完全消失，才上车回村。

二十五年间，无论是“丽贝卡号”还是丽贝卡本人，都没有再回以色列地。直到某天，报纸上刊登出一张“哈伊姆爵士与格林夫人”的照片，称二人“移居吾国，植根本地并投身建设”。照片拍摄于海法港的码头。对丽贝卡一直念念不忘的村倌儿帕比什得知后对着惊诧的路人大喊：“她回来了，她回来了，她回来了！”

的确，这位格林夫人就是丽贝卡，哈伊姆爵士是她丈夫。当年年轻的英国富商已摇身成为年老的英国银行界显贵。

“他可是个大人物，而且彬彬有礼。”村倌儿帕比什说。的确，哈伊姆爵士为学校捐款，出资在大学建实验室，资助穷苦学生，还在提翁的橡树街买了那栋漂亮的大房子。和气慷慨几乎是他一生言行的代名词，似乎正因如此，他才早早离开人世，好让自己的遗孀能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与前夫重聚。尽管她天性悲情任性，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年迈的她最终成了赢家。

丽贝卡离开村子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惊得大跌眼镜”，只有雅各布丝毫没有留意。他把自己关进储藏室，忙着做一个巨大的木鸟笼，鸟笼的顶部漆成了蓝色与金色，配着搪瓷食槽、水槽和两个秋千。

夜晚，他从储藏室回到屋里，喊了几声：“丽贝卡……丽贝卡……”没人答应。他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上床睡觉。黎明前他起身出去了，甚至没注意到身边彻夜清冷的空床。

他醉心情事，简直无暇他顾。当晚朱迪斯饮牛归来，发现牛舍的梁上挂着个木头鸟笼。一只友善的大金丝雀在笼子里雀跃歌唱。这只鸟甚至能唱上一小段轻歌剧，是白化病留下的雄雀中最美艳的一只。墙上一张显眼的纸条写着一句老套的情话，兴许是抄来的：“人言所不及，雀鸟以咏之。”

53

之前我提过，拔示巴伯母将她丈夫梅纳汉姆归为“好鸟儿”，而梅纳汉姆的弟弟摩西却管他叫“疯鸟儿”。尽管如此，摩西很爱哥哥，他欣赏哥哥的睿智，甚至对他坦白自己趁夜寻找辫子的事。对此，梅纳汉姆跟摩西一样记忆犹新——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兄弟二人个性迥异，但差异却令他们越走越近，而不是渐行渐远。梅纳汉姆夫妇经常带着儿子们到邻村探望兄弟，而摩西也常和朱迪斯与孩子们一起去拜访哥哥和嫂子。

奥代徳套上马车，在车板上垫了许多稻草以缓冲颠簸。他是个负责可靠的小伙子，这次依然要求执掌缰绳。

所有人在车上就座。蕾切尔从牛栏里一脸忧虑地望着他们，逗得娜奥米呵呵直乐。

“来—来—来—来。”朱迪斯吆喝着，蕾切尔轻轻跃过围栏跟到车前，迈开长腿嗒嗒地跟着，偶尔停下来衔几根苜蓿或亚麻花。

摩西面露不悦：“她干吗跟狗一样总跟着我们？”

娜奥米道：“爸爸，你在担心什么？没有人会说三道四。蕾切尔是想跟着朱迪斯，而且她又不会叫。”

朱迪斯说：“而且，她在路上吃了草，还能帮你省点饲料钱，拉比诺维奇。”

“真不像话！”摩西嘟囔着。

一条土路沿着村子与泉眼间的废旧管道蜿蜒延伸。以前，路旁蓖麻丛生，田边田鼠横行。夜晚，胡狼出洞捕鼠，然后来到村里，发出凄厉的高叫，猎物的鲜血就滴在房舍的窗根下。人们的心中充满恐惧与寒意，村里的土狗尽管个头比胡狼大，体格比胡狼壮，却也被那叫声所彰显的野蛮行径吓破了胆。那些土狗拼命地挠着门，乞求主人放它们进屋，生怕自己会被咬或被引诱。

数年后，我退学回村，在公用地耕种做工。整整四天，我驾驶一台老式D-6耕种机，按照喜欢的书写方式来回折返。猎鹰在我头顶盘旋，燕八哥和乌鸦也早已摸清了耕种的时节，成群结队地在我身后蹦跶，在翻起的松土中寻找虫子。刚来时，我还会纵容自己把机器从犁沟开上田埂，任凭铁刃豁开田边的鼠洞，雀鸟对田鼠群起而攻，大开杀戒。

田野尽头树上的若干鸟巢标志着那是河床溪流的转弯处。因河水的冲刷，使得大量淤泥在此处堆积，植物茂盛。

从儿时起，我就经常来这儿玩耍，在秋日的周六采摘覆盆子，在春天采摘海葵和水仙。

摩西不准我冬日前往。此时河水变浑，水位上涨，淤泥加深，河堤也开始变滑，十分危险。

“你干吗放他一个人去那儿？”摩西冲着妈妈大吼。

“他不会有事儿的，”说完，她转身对我道，“去吧，萨义德，早点回来。”

我去了河床。有时，我会看到三位父亲从远处偷偷看着我，担忧着我的安全。

如今，摩西连过河都让奥代徳执掌缰绳。大家一言不发，摩西不再对任何人提起托妮奇卡。可是河床还在，河水还在，妻子溺死的地方也还在。

就是拉比诺维奇买来替代骡子、母驴的那匹马，每次过河的时候都会犹豫迟疑。他畏缩地迈入河中，鼻孔大张，梗着脖子，仿佛知晓之前发生的事情。而待他想从水中抽蹄退缩时，堤岸的坡度、马车的重量再加上身后奥代徳的吆喝声迫使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前走。

马蹄浸在浅水之中，水下腾起一朵朵泥花。水面的倒影颤动着，随着点点扩散的珠母形波纹微微跳动。车轮驶过，河水立即变得浑浊不清。蜻蜓腾空而起，马儿矫健的腿上肌肉鼓起，奋力朝对岸的斜坡攀爬。

后轮出水，最后的几圈微波也被堤岸吸收，泥沙渐渐沉淀。宛如女人的肌肤一般，河道恢复如前，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刚上岸时，棕色的泥点从车轮滴在土路上，留下点点泥泪。此时，奥代徳“吁”的一声，在火车站前把马勒住，他们就是从那里把母亲接回家的。

“咱们停一停，在这儿吃点东西，”摩西道，“饿着肚子去拜访人家可不好。”

所有人都下车舒展筋骨，娜奥米在草地上铺开一张旧床单。蕾切尔在一旁吃草衔花，试着用头顶触蝴蝶，心满意足地喘着粗气。朱迪斯打开篮子，拿出鸡蛋洋葱三明治，散发着家庭旅行的幸福味道。多年后，大家都增长了年岁，我也来到世上，作为家庭的新成员与大家同行，而母亲依旧会拿出相同的食物。

我们坐在车站巨大的桉树树荫下享用着三明治。

许多腐烂的木槽堆放在一旁。当时，铁道已经拆除，铁轨被用作建牛栏的材料，枕木被拿去垛草堆。

将母亲带到这里的那列火车已不再行经此处。附近曾关押意大利战俘的营房已成为大片瓜田，只有军队老伙房的一根石头烟囱依旧立在那里。

我爬上车站的水塔。当年兴旺之时，蒸汽机车时常从车站驶出。如今这里四壁裂痕累累，早已成为蜥蜴和猫头鹰的领地。猫头鹰圆睁双眼盯着我，咕咕叫着点头，做出一些怪异的模仿动作，我完全不得要领。以前我还会收集它们风干的呕吐物，观察的结果仍记录在儿时的笔记本上：“田鼠头骨，蜥蜴脊椎，麻雀的羽毛。”

乌鸦从树顶好奇地看着我们，等待着我们离开时留下的食物残渣。胆子大点的乌鸦已经迫不及待地跳到地上，在我们不远处伸着脖子，瞪着黑眼睛观望。我认出了其中几只，它们是我家院里的午后桉树会议的常客。当时，那棵树还好好地屹立在院中，散发出勃勃生机。

梅纳汉姆伯伯的长角豆园中，果实已日渐饱满泛黄。而此时，他的喉咙也再次不听使唤。

“你好，萨义德！最近怎么样？”他把话写在本子上，然后撕下来递给我。

“我很好，伯伯。”我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好像自己也说不出话一样。不知为何，尽管我从未管他的兄弟叫“爸爸”，却一直称梅纳汉姆为“伯伯”。

梅纳汉姆伯伯出不了声，但还是乐得浑身乱颤，还伸手摸摸我的头。我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绢，对折成个大三角，然后再对角折一次，翻过来一卷。他的手指将手绢角掖入叠层，直到弄出一根香肠的形状。接着，他放开两端，比画着假装在一端系出两个结扣，当作耳朵。

“老鼠！”我兴奋地叫道。梅纳汉姆伯伯用右手把布老鼠放在左腕上，然后迅速一弹，老鼠一下子跳到我脸上，让我又惊又喜，仿佛是第一次见识他这个把戏。

梅纳汉姆伯伯的春季失声可谓十分彻底。连半点叫声、笑声、叹息甚至是嘟囔声都发不出。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如何为那注定到来的数周沉默做准备。农场的相关事宜，他会拿出一家之主的魄力，提前交代给儿子们。他还会提前准备谈话本，好在必要时与人交流。每一页的最上方都用红笔写着：“我失声了。”从而免得反复跟人道歉解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过敏反应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到了享受和期待的地步。梅纳汉姆伯伯发现，他在春季病发时往往工作效率更高，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听音乐，嗅觉和视觉也更加敏锐了。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愉快的微笑，折射出内心的积极想法，并不需要语言来宣泄。

逾越节数周过后，梅纳汉姆伯伯重新找回了声音。每每即将好转时，他内心总有种果实成熟的预感。而声音的恢复往往发生在正午：头脑中的想法冷不丁从脑外传来，仿佛有人模仿他的声音似的。有时也会发生在早上：刮胡子刮到一半，镜子里的人突然开口。或者半夜也有可能：梦中听见自己说梦话，梅纳汉姆翻身惊醒；等说出去的话被老婆的后背弹回来，他才意识到，自己果然出了声。

他迅速跳下床，穿好衣服，穿过田地往我家来，希望妻子嫉妒的某个想象中的“野女人”能以血肉之身与他相遇，让他能与之聊聊天，用话语将她感化。

“摩西！朱迪斯！孩子们！”他在院里大吼着。这些酝酿了整个春天的话语沿着兴奋的轨道脱口而出，如同生命力最旺盛时的燕子盘旋着鸣叫，永远不愿降落。

54

蕾切尔渐渐长大，虽是母牛，却难以掩饰雄性的气质。她强健的肩头高得出奇，比臀部宽阔得多；她的乳房较小，前额的那撮毛发比小公牛的位置都要低，让她看上去流里流气。她像只调皮的小公牛一样趾高气扬，常常让摩西大发脾气。

他总说：“她那副德行哪有点母牛的样子！”

摩西总说想把蕾切尔卖给格洛伯曼。每次提起这事，朱迪斯尽管假装他在对着她那只听力不好的耳朵说话，但脸色依旧会变得阴沉。

梅纳汉姆伯伯知道朱迪斯如何与蕾切尔心意相通。与摩西不同，他知道人的哪些行为——哪怕是怪异出奇的行为——是情有可原。他建议朱迪斯找他的邻居萨姆森·布洛赫商量——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牲畜行家。

“就是别给他机会问他那些废话。”梅纳汉姆提醒道。

山谷里的人们对萨姆森·布洛赫都很欣赏。不过，他为了研究牲畜的发情期，经常拿一些露骨的问题纠缠当地的妇女，结果招致许多不满。

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学教授在老鼠身上做实验，以此了解人类。而我问女人几个问题，来了解牲口的感受。”

一日，拔示巴冲他大吼：“恋爱的女人又不是发情的母牛！”

“母的就是母的，公的就是公的，”布洛赫道，“公的长蛋蛋，母的长卵巢，发了情叫唤，躁了尥蹶子。是四条腿着地还是两条腿走路，是胃里反刍还是脑子里反刍，又有什么分别？”

他瞅了一眼蕾切尔，摇摇头：“白费工夫。”

布洛赫掏出卷尺，量了量蕾切尔的身高和体长，从肩头量到尾骨，又到前蹄。

“一模一样，”布洛赫道，“朱迪斯，你自己瞅瞅，她的身高体长完全一样。这家伙是个阴阳崽儿，公不公，母不母。”

“我得保住她！”朱迪斯道，“如果她不产奶，拉比诺维奇就要把她卖给格洛伯曼！”

“奶牛都是这个命。奶子这副德行，能出多少水儿？”

“哪怕一点点都行。”

“只有一个法子：你不断给她挤、挤、挤，说不定哪天能出奶。这招有时管用，有时却很难说。”

朱迪斯回到家中便开始尝试给蕾切尔挤奶。

起初蕾切尔很不情愿，又是颤抖又是乱踢。朱迪斯不断用言语安慰，在她的爱抚下，奶牛终于乖乖听话。

拉比诺维奇见她如此，心里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朱迪斯，她是在白费力气。

格洛伯曼忍不住开了口：“朱迪斯小姐，你不如把挤奶的劲儿用在其他小牛身上，她们会很受用的！”

“我会一直给她挤，直到她乳房出奶，直到我手指出血。你永远别想得到她！”朱迪斯回答。

55

快看今天真新鲜

一只鸟儿立窗边

娃娃忙往窗边跑

小鸟已经飞不见

娃娃呜呜哭不停

小鸟已经飞不见

娃娃忙往窗边跑

小鸟已经飞不见

牛舍横梁上的大木笼里，雅各布那只漂亮的金丝雀挣扎不休。

一开始他还在忠诚、嘹亮地歌唱。然而，就像受雇的求爱者一样，一旦发现歌喉无人欣赏，便丢了面子收了声。几周后，这只鸟开始大量脱毛。朱迪斯打开笼门，他便立刻飞回到主人身边，既恼怒、羞愧，又感到喜悦，一只鸟的内心居然可以有这么复杂的情感。

一见金丝雀飞回，雅各布便明白：爱不能靠他物传情，必须亲自面对。既然他没有勇气用言语讨朱迪斯欢心，便决定以行动证明。他进城买了些黄纸。当我问起原因，他答道：“黄色是爱的颜色。”见我连如此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雅各布很是意外。他将纸剪成大小各异的方形，在上面写满了情话，然后将这些情书收在上锁的抽屉里。

每天下午，母亲都会喝上一小口，然后赶紧把酒瓶重新藏好，继续干活。

一次，她把酒瓶忘在桌上，结果被偷窥的格洛伯曼逮了个正着。牛贩子总是出现得不合时宜。他什么也没说，但下次来访时却问：“朱迪斯小姐，什么时候也跟我喝一杯吧？”

“也许吧，”她答道，“如果你挑对时间，如果你守规矩。”

“明天下午四点，”牛贩子说，“我会带一瓶酒来，还会举止得体。”

四点，熟悉的撞击声响起，绿色的皮卡又撞在桉树桩子上。

格洛伯曼打扮得干干净净，既没扛绳子也没拎拐杖，一身干净的衣帽让人简直快要认不出他。用雅各布的话说，他可是“盛装打扮”呢。牛贩子用一根亮闪闪的细棍敲敲牛舍的门，耐心礼貌地等待它开启。

朱迪斯身着印花裙打开房门，格洛伯曼送上问候。他的目光同皮鞋一样闪着兴奋的光芒，脸上手上散发出高档古龙水的香气，混杂着烤咖啡豆和巧克力的味道。格洛伯曼转身进了屋，将一个绿色的酒瓶放在桌上，还在旁边摆了两只球形酒杯。他大声宣告：“这是法国白兰地，我还给朱迪斯小姐带来点‘小食’，配酒正合适。”

两人坐下来喝着白兰地，朱迪斯第一次对牛贩子心怀感激。格洛伯曼从头到脚焕然一新，而且喝起酒来也安静斯文。他识相地收敛起粗话脏话，关于蕾切尔也只字未提。

告别时，他问朱迪斯下周可否再次登门。从那以后，每逢周二，他都会带着酒和“小食”出现在牛舍门口，待朱迪斯发出邀请方才进门。

“要不我给你讲讲故事？”牛贩子确信朱迪斯一定会同意。

“每个人身上都留有童年时的印迹，”多年后，格洛伯曼对我解释道，“知道是怎样的印迹，就能赢得对方的心。对男人而言，往往是玩具；对女人来说，往往是故事；而对小孩们自己——你会大吃一惊的——是学习某项本领。一准儿的。”

他给朱迪斯讲述自己家族的女人们，讲她们的眼睛如何会在做爱后改变颜色，而且“世代如此”。“所以家中的女儿一旦失去童贞，父亲会立马看出；如果妻子出轨，丈夫也会知晓。”

牛贩子讲起了自家的小弟弟。此人既挑剔又敏感，他对于贩肉的行当极其厌恶，夸张到一进父亲的肉铺就恶心呕吐，最后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他是我们家的知识分子，跟小花儿一样害羞脆弱，一个小不点儿，一个诗人。”

最终，格洛伯曼家这个头脑灵光的年轻人远赴巴黎攻读艺术。一次，他的几个朋友将其灌醉，还在他床上放了个姑娘，想让他摆脱童贞和苦恼。次日清早，当他感觉到姑娘温暖的肌肤和略微突出的乳头，感觉到她的肉体紧紧环住自己的肉体，还没等睁开眼睛，便已经坠入爱河。

当天，两人就在市政厅举行了婚礼。直到仪式结束后他才发现，原来姑娘是屠夫家的小女儿。

格洛伯曼哈哈大笑：“如今他既不吃素也不搞艺术。他老婆和老丈人把他培养成杀猪的屠户，还是个灌马肉肠的高手。这就是命运，是家族的遗传，是血脉。朱迪斯小姐，没有人能从它们手下逃脱。即使有人侥幸逃脱，上帝的大鱼也不会放过他们。”

见妈妈不说话，牛贩子道：“你也给我讲个故事吧。”

“我没故事可讲，格洛伯曼。”

“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包袱，”格洛伯曼道，“讲点小事儿就行。说说每晚吞噬你的那条鱼，朱迪斯小姐，它将你带到哪去？说说你的手，你的回忆，你眉间美丽的线条，讲讲你抛在身后的过去。”

“我的手就在这，格洛伯曼，”说着，妈妈突然把手伸到他跟前，“让它们自己给你讲。”

格洛伯曼握住她的手，心扑腾扑腾地跳。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心生畏惧。

“朱迪斯小姐，你从哪里来？”他轻声问。

“A nafka mina，格洛伯曼，”说着，妈妈将手抽回，“管他呢！”

“为什么来这儿？”

朱迪斯小姐笑了：“因为大鱼把我吐在这儿。”

拉比诺维奇盯着牛舍的墙壁，一言不发。雅各布听不到屋里人的谈话，只能听见窗子里传出的阵阵笑声，心中越来越绝望。一天，他躺在田间等格洛伯曼现身。绿色皮卡一出现，他就跳到车前大吼：“你为什么要夺走她？你不缺钱，不缺生意，也不缺女人。为什么？”

然而，他并未真的吼出声，那呐喊只在他的心中回响着上涌。格洛伯曼居然奇迹般的成功在距离他还有一英尺时刹住卡车。育鸟人站在车前瑟瑟发抖，牛贩子下了车：“沙因菲尔德，你疯了吗？要发癫找个会开车的发去！”

“没事儿。”雅各布说完就跑。

之后的几天，他那些黄色的纸片逐渐从抽屉里溜了出来。先是下地，然后爬墙，继而卡在院里围栏上，最后变得满村都是：公告板上，乳品店墙上，电线杆上，树桩子上，处处皆是。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雅各布道。

他决定把自己的爱慕公开，让全村人都知道，已经顾不得脸面了。他把纸片贴得到处都是，上面的颜色和文字鲜艳夺目：描述“夜晚床上”，低语“情深似海”，全力呐喊要“终结痛苦”。

村倌儿帕比什嗤之以鼻：“这个蠢货上哪儿找了这么多漂亮话？”

雅各布完全不以为意。一天，他甚至还参加了村民大会。当人们正在讨论修建进村道路时——当时村里只有一条石板路，每年冬天一下雨便十分危险难行——雅各布突然站起，慷慨激昂地讲述着他崎岖的爱情之路。他这样做居然没有被制止驱逐。

总之，用不着专家讲什么大道理和专业知识，村民们也能辨别谁是疯子，谁是傻子。但雅各布似乎既不疯也不傻。听他娓娓道来，农民们热切的目光仿佛被一层梦网笼罩，它逐渐飘起，罩住他们的面颊。他们的手指因久握镰刀而日渐粗糙，被玉米的叶片弄得伤痕累累。此时，那些手指却在桌面敲打出温柔的节奏。所有人都幻想着他能求爱成功。

“爱情，是吧？”村倌儿帕比什大喊，“看来你们除了盼下雨又有其他念想了？那也得先让他把丽贝卡找回来！”

然而有的听众微微点头，还有人露出微笑，他们如同快乐的烛光，给了雅各布勇气。接下来他又瞄准了村公报，陆续张贴了一系列名为“致朱迪斯”的字条，抒发爱意。

他站起身，在抽屉里一通翻找，拿出一张字条。

“有一天，我把所有的字条全都烧了，只留下这一张。萨义德，你看看写得多美。”

字条最上方是一个大大的“X”，后面写道：“日落之时，我会在海葵地恭候。这次请一定赴约！”

“为什么写着‘X’？”我问。

“在俄语中，这个字母发‘ch’音。每次她爽约，我就在纸上标一个‘ch’。越写越多，连起来便成了俄语中命运的嘲笑声。”

朱迪斯始终没出现。一天下午五点，雅各布来到她门前。

朱迪斯正给蕾切尔挤奶。他本想笑着告诉她，自己有的是耐心，会慢慢等；他们彼此也可以冷静思考，甚至憧憬未来。可朱迪斯刚一问他来意，他便像个受气包一样两腿发软，被饮牛桶绊倒在地，额头还磕在了食槽的角上。“我就像个笨蛋。”他说。

这一摔在他前额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他满脸是血，甚至一度不省人事。朱迪斯立即冲到跟前，用手帕帮他清洗伤口，然后撒上磺胺。恍惚之中，雅各布大张着嘴巴，所有关于爱的挣扎与痛苦倾泻而出。“我没头没脑地说了许多傻话，说什么如果我是女人，我会成为她。当时我满脸是血，傻乎乎躺在地上，嘴里念叨着，我就是你，朱迪斯，我就是你。”

56

当时娜奥米差不多十一岁，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她问朱迪斯觉得雅各布这人怎么样。朱迪斯答道：“沙因菲尔德就是个笨蛋。诺米尔，你可看清记住了。女人得懂得辨别笨蛋长什么样。”

“那你最爱谁？”娜奥米问。

朱迪斯笑了：“我最爱你。”

“不，朱迪斯。在他们三个当中，你最爱谁？我爸爸，沙因菲尔德，还是格洛伯曼？”

“在他们三个当中，我最爱你和蕾切尔。好了，诺米尔，让我一个人休息一下。”

“我特别怀念她叫我‘诺米尔’，”娜奥米告诉我，“怀念她手上的柠檬香，怀念她的点点滴滴。”

我把雅各布的话告诉了娜奥米，她也同意：男人不会在妻子身上寻找母亲、女儿、处女或妓女的影子，更别说“书上胡说八道的其他东西”。

“他们寻找的是自己的姐妹——那个深藏心中，坦诚体贴，亲密无间却无法触及的灵魂双生。”

娜奥米抱住我：“你们都是笨蛋。不过算你们走运，我们比你们还笨。”

“娜奥米，我们会怎样？”我问。

“你们男人？”

“不，我和你。”

她笑了：“我和你也是一样：我问你叫什么，你说叫‘萨义德’。我就知道弄错了，回头找其他人上床。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

多年前，在我七八岁时，娜奥米还和梅尔一起住在那间小小的公寓——他们的第一个家。一夜，我被他们的谈话声吵醒。

几分钟后，谈话停止。房门打开，走廊灯亮起，娜奥米赤身裸体从屋里出来。

我看着她穿过走廊走进浴室，拧开水龙头。水声虽大，却掩盖不住娜奥米的哭泣声。

洗完澡，她回到屋里。卧室灯光斜斜地打在她的裸体上，勾勒出凹陷的颈窝和翘起的臀丘。我有幸收获了那光彩倩影的一角切片。

我没向任何人透露过内心的永恒画面。不过在几年前，当我问梅纳汉姆伯伯他对寻找双生姐妹抱何态度时，他说这不是完全没道理，但也没什么新奇的，先人早已说过了。不过，总是要等没了用处之后，事物才变得更复杂，也更明朗。

村倌儿帕比什鼻子一哼，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最好别让他们找到双生姐妹。又说因为姑娘们选择有限，这些小丑才会有人看得上。

格洛伯曼则哈哈大笑：“恭喜你，萨义德，开头就是这样：先扯什么双生姐妹，然后对着镜子手淫，最后才准备好下场操练。”

雅各布晕乎乎、病怏怏倒在牛舍的地上，眼前是深爱的女人。因为兴奋，他忘记了朱迪斯左耳失聪，还错将她惊诧、专注的表情理解为对他伤口流出的鲜血的反感。他起身逃回家中，进门便大喊：“丽贝卡，丽贝卡，快帮帮我。”空荡的屋子里徒留回声，双人床的另一半已然冰冷，孵化器的格子里全是干枯的小鸡尸体。

他这才发现已经几天没见到自己的妻子，也意识到全村人都已知晓的事实：她已离他而去，再也不会回来。

他踉跄着摸到水槽跟前，洗掉额头和眼周的磺胺和血痂，然后在刮胡子的小镜前坐下来，咬紧牙关，用蘸了酒精的针线缝合伤口。

细线穿在肉里火辣辣的疼。伤口的边缘抖动着被聚紧、固定，刺骨的剧痛直钻脑仁，疼得他泪水横流。

空荡荡的房子里，雅各布独自一人在床上瑟瑟发抖。他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执着于交谈之道。大捧鲜花、用心修饰、好言劝说、插科打诨与动人言辞都不再重要，因为他在这些方面毫无天分。从现在开始，他要抓住命运的犄角与其抗衡，要么逼他就范，要么被他刺死。

“萨义德，现在我给你说说命运。我来讲，你边吃边听。以前在老家，有个犹太富商跟命运玩把戏。他名叫哈伊姆，人们都叫他‘大人物哈伊姆’，因为他特别喜欢跟人碰杯。格洛伯曼跟你妈妈碰杯时很斯文。两只水晶杯轻轻一碰，格洛伯曼会说：‘愿朱迪斯小姐的耳朵也能受用。’哈伊姆碰杯的力道就特别大。不过他毫不介意，还会用舌头把自己和女伴手指上的酒和血舔干净，直弄得彼此兴奋不已。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一天，他来到我们城镇。此时的他已年过六旬，拥有两辆马车，两个孩子，但没有妻子。没人知道他是谁，是干什么的；也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他富得流油，所有箱子里都装满了丝绸和皮草。他大声宣布：‘我死后，这些孩子不必靠人施舍，每一个都会得到些本钱，以成家立业。’老套的剧情再次出现：金钱让家人反目成仇。孩子们长大了，开始盼着‘大人物’赶快咽气，而哈依姆也视自己的儿子们为眼中钉，以至于他最终下定决心，不再工作，铆足劲儿在死前把赚来的钱都花光，这样一分血汗钱也不会落在不肖子孙的手里。人一旦发了疯，就再也停不下来。疯狂可以疏导，但不会消失。哈依姆卖掉大房子和奢华的家具，只给自己留下一处小宅、两匹马和一个女佣。他估计自己还能再活十七年，于是计算出还要穿多少衣服，吃多少肉、多少面、多少盐、多少糖，喝多少酒，烧多少柴火，要多少水晶杯和女伴共饮。他甚至算出每个犹太人应该做多少秘密慈善，拉比的什一税以及安息日与假日盛宴所需。在余生的十七年中，他特意扣除部分食粮，以纪念基大利斋戒日[8]、赎罪日、提别月禁食日[9]、复活节斋戒日、搭模斯月禁食日[10]和圣殿被毁日[11]。因为是家中长男，所以逾越节前夕他也得斋戒。你没听说过这些斋戒日吗？每年七次斋戒，坚持十七年，那就是一百一十九天不吃东西。那可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更是可观的一笔时间。他算过要用多少肥皂等等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毕竟，有的时候掉个扣子却打死也找不着，没办法只能买新的。他算过喂马的成本，留出了将老马送去扒皮后去买新马的足够的资金，甚至连鼻烟、猫的牛奶和鸟儿的饲料都考虑到了。当孩子们意识到老爷子是动真格的，便一个个发起牢骚：老爹想独吞给我们的遗产！他们跑去找拉比，拉比说：无能为力，一个人的金钱归自己支配，其他人应当尊重本人的意愿。儿子们问：要是钱花完了，老爸还没死，到时候这个一无所有的老头会不会变成他们的负担？哈伊姆说：我活不长的。我的余生命数已定，钱花完了，我也该走了；而我一死，钱也剩不下。双重保险起见，他还在马卡罗夫给自己订购了一个大沙漏，沙量和漏孔刚好可以计时十七年。我依然记得当时他们如何用马车将这个大家伙运来，如何将它颠倒、固定，如何在外面裹棉布缓冲。他们将沙漏立在院里，哈伊姆见大家都迫不及待来看热闹，便举手示意将沙漏倒转，让所有人见证：他的生命倒计时已经开始。沙漏之美正在于此：它所计算的不是这世上的时间，而是专注于衡量自己的时间，对之前、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漠不关心。来凑热闹的人络绎不绝，他滔滔不绝，为自己的过往经历，为他的沙漏，也为自己制造的财富骄傲不已。他说，到了最后，他会坐在沙漏旁，亲眼看自己灵魂最后的沙粒滴落，直到他的离去成为周围人唯一的话题。在‘大人物’退休的九个月零一周后，一日晚上，他正坐在钱箱上，一边吃鲱鱼，一边笑着欣赏他的沙漏。突然，两个强盗冲进屋里，用铁棍一下打破了他的头，又一下将沙漏砸碎，然后一阵风似的卷走了所有的钱。所有人都明白：哈伊姆预料得没错，他的金钱和生命将同时耗尽。正如他自己所言，一个子儿也没留给儿孙。萨义德，如果命运决定在某场游戏中一试身手，即便游戏是你设计的，规则归根结底还是由他来定。你要知道，人们总认为命运、好运与机遇都藏在扑克牌或骰子中，其实他们找错了地方。我告诉你，他们就隐藏在生命本身！生命中投骰子的人已经够多了，我们也就是挪挪步，走走棋；生活中为我们洗牌的人也已太多，那就请他们受累，你就用不着操心了。”

57

朱迪斯从未放弃帮蕾切尔揉搓干瘪的乳房。一天，布洛赫所言的奇迹真的发生了：蕾切尔下奶了。一开始只是微微几滴，渐渐地开始一股股地往外冒，而且一天比一天多。

摩西说：“她不可能像真正的奶牛那么中用。”

“重要的是，她会回报你喂她的那些草料，”朱迪斯道，“你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不是吗？”

“她也不可能生小牛。”摩西仍不依不饶。

关于蕾切尔出奶的传闻传到格洛伯曼耳朵里，他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但仍未放弃希望。他知道，摩西根本就忍受不了这个怪胎；而且牛贩子没猜错，摩西在蕾切尔跟前还真有点发怵。一有机会，格洛伯曼就会提议买下这头牛。

他是个聪明人，多年做买卖的经历让他对人的灵魂有着深刻的认识。牛贩子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脖子察觉对方细微的不快，横膈膜隐隐的痉挛、前额皱起的气象地图都能给他以线索指示。

当时日子难熬。每次格洛伯曼买牛时，都会观察主人家的孩子。他发现孩子们的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破旧不堪的鞋子脚趾部被剪去，好让贪长的孩子再多穿一个季节。格洛伯曼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饼干，看那些伸出的小手中藏着怎样的渴望。

“你看，”牛贩子道，“关于我格洛伯曼，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而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我变戏法。看着啊，这里有头牛，唰——牛里变出了什么？三张十镑的钞票！”

此时寒冬将至，格洛伯曼开始谈论天气，谈论山谷里的泥浆，“哎哎哎”地大谈今年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寒冬苦雨，“哎哎哎”地问拉比诺维奇孩子穿的衣服和靴子要多少钱。

他说起了自己的子女。没人见过他的孩子，也没人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存在。不过，他一说“孩子穿的外衣”，拉比诺维奇的眉间便露出担忧的神色。还没等他自己意识到，格洛伯曼就已早早发现，知道是时候掏出钞票在手里抖一抖了。

但摩西担心朱迪斯会发火。她坚持不懈地帮蕾切尔揉搓干瘪的乳房，想让她兴奋起来。按照梅纳汉姆伯伯的建议，她在草料中加了长角豆，甚至还遵照布洛赫的建议，用手裹着暖湿的布片揉摸母牛的下体。所有的方法都不见效。

“让她跟戈登待几天，”布洛赫最终建议，“在我的牛舍里见识见识，也许她能来点兴致。”

朱迪斯牵着蕾切尔进院时，布洛赫刚好从牛舍里迎出来。他蹬着胶靴，满脸堆笑。

“找我？还是找牛？”他打趣道。

母亲忍不住笑了：“肖珊娜在家吗？”

“在孵化房呢。”

“那我去厨房把水烧上。”

等肖珊娜从孵化房回来，朱迪斯已经沏好了热茶。

“你见过这么好的鸡仔吗？”肖珊娜问，“沙因菲尔德突然决定要把孵化箱转手，我们于是就买了下来。”

朱迪斯没说话。

“自从他老婆走后，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朱迪斯搅了搅茶杯，眼睛注视着茶汤中旋转的红茶叶片。

“那你呢，朱迪斯，最近怎么样？”

“都挺好的。”

“还住在牛舍？”

“我在那儿挺自在。”

“这样对你、对拉比诺维奇都不好，村里人也看着别扭，”肖珊娜把手搭在我母亲手上，“朱迪斯，你已经不是小姑娘了，这样不合适。你还要一个人在牛舍里待多久啊？”

“我在那儿挺自在。”母亲重复道。

“现在你还强壮、健康，可十年、二十年后怎么办？你的心呢？你的孩子呢？怎么办？”

“管他呢。心里现在空无一物，没孩子我也习惯了。”

她又喝了杯茶，搂搂蕾切尔的脖子道别，告诉她一周后就来接她，接着到梅纳汉姆伯伯家打个招呼。

回家的路上她走得飞快，好让自己没有闲心思考。

58

和戈登共处了一个星期，蕾切尔也没发情。一次，她试图冲进他的围栏，布洛赫以为是自己的计划成功，于是赶紧开门。可是蕾切尔可不是来谈情说爱的，她只想跟戈登干仗，还差点把对方撂倒。布洛赫冲着她猛喷冷水才把她赶走。

“真是白花工夫白费钱，”他告诉朱迪斯，“你家姑娘对异性没兴趣。带她回去接着挤挤看吧。”

那是一个冬日，没下雨，但天空仍被阴云笼罩。靴子和蹄子踩踏过的地面散发出碎草的浓郁气味。成双作对的躁动的田凫飞上飞下，动作激烈，场面壮观。它们收敛细腿，发出刺耳的鸣叫，俯视下方黑白相间的过客。

她们涉水过河。蕾切尔埋头水中一通猛喝，硕大的阳刚之躯也随着喘息一起一伏。寒冷中她鼻孔圆张，呼出白色的热气。偶尔，她会轻轻顶朱迪斯的大腿和后背，仿佛想逗她玩儿。而朱迪斯也会拍拍她的脖子，笑着走在她身边，以示回应。然而，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朱迪斯心头，冰冷、忧虑的泪水积聚在眼角。

她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沙因菲尔德家的胡桃林。光秃秃的枝叉在天空勾勒出一幅精致的图画。树上黑乎乎的乌鸦巢穴一个个清晰可辨，仿佛油画布上的墨点。再往前可以看到格洛伯曼高大的身影，他在一边迈步，一边自信地高唱。

牛贩子一见她们便止住歌声，挥舞着手杖打断了一株紫蔷薇的上部。他微笑着，因为他知道：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相遇。

朱迪斯却因同样的原因而十分恼火。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日积月累的厌恶在内心翻腾。对她而言，除了周二的酒桌小饮以外，格洛伯曼依然是个危险又卑鄙的家伙。

牛贩子在十几步开外的地方停下脚步，摘下脏兮兮的贝雷帽贴在胸前，并且深鞠一躬。

“朱迪斯小姐，牛犊蕾切尔，真是太巧了！牛贩子真是荣幸。”

“格洛伯曼，你在跟踪我们？谁告诉你我在这儿的？”

“一只小鸟透露的，”格洛伯曼笑言，“朱迪斯小姐一出村，风不再吹，鸟不再唱，男人们也不能呼吸……”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包递给朱迪斯：“一点心意，一对纯金的耳环，请你的玉耳笑纳。”

“我没跟你要过任何东西，也不稀罕你的礼物。我们只是一起喝酒，一周一次，如此而已。”朱迪斯说。

蕾切尔晃着粗壮的脖子，鼻子哼哧着，牛蹄子刨着地。

“干吗还得等小姐要啊。什么礼物适合哪位小姐，不用旁人指点，格洛伯曼向来都一清二楚。一准儿的！”

他俯下身子，伸手把耳环递给朱迪斯，但她没接。格洛伯曼笑了：“朱迪斯小姐这是要上哪儿？拉着牛犊散步吗？”

“她发情了。”

“她？”牛贩子冷笑道，“她发情？才怪，根本不可能。朱迪斯小姐，你瞅瞅她，公牛身子，公牛脸，公牛腿儿。到头来还得找格洛伯曼——但愿别，是吧？等着瞧，等我们把她大卸八块再看，里面肯定还长着两颗公牛的蛋蛋！”

牛贩子朝蕾切尔逼近，母牛恶狠狠地拱着脖子，蹄子却在后退。

“她嗅格洛伯曼就好像老头察觉了死亡天使，”牛贩子道，“朱迪斯小姐，你见过只剩几天好活的老人吗？他有多么不安啊，像老鼠一样在房子里来回打转，嗅嗅墙角，片刻不肯入睡。你再看看她。她能闻见我们感受不到的东西，留意我们无法理解的征兆。快死的老人就是这样，仿佛一头渴望独处的动物。女人临盆前的两三天也有这种感觉，还会无来由地清理房间。闻到死亡天使气味的人就会这样。”

牛贩子猛地向前一步，伸手摩挲蕾切尔的后背，用他的催眠“手法”感知脊椎与皮层之间肉的厚度。

这一碰吓得蕾切尔打了个寒战，牛贩子也是一惊。

“哟—哟—哟—，这可是世上最好的肉了，”格洛伯曼边觊觎，边念叨着，“什么肉也比不上生不出崽儿的母牛肉。连巴黎的顶级厨师都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些生在肉案上的行家才懂。那些混餐厅的笨蛋整天戴着白帽儿，给奶牛喂各种香料，让肉质变软，出味儿。听说日本人甚至给小牛喝啤酒，而法国人用白兰地给牛洗澡。只有一点他们不知道：这种不孕的母牛，这种阴阳合一的双生崽儿，长着公牛的身体，却有着一身永远稚嫩的体味，一辈子发不了情，配不了种，生不了崽。这种牛身上割下的肉才是顶级美味，一准儿的！”

一大群燕八哥从东边飞来，返回水塔旁树林里的巢穴。

“它们来了，”朱迪斯道，“现在差一刻五点。我得走了。”

腾空的鸟群如一张巨盘，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天空。它们飞舞回旋，张开一张巨幕，继而翻转。一根细线从其中伸出，将巨幕扯成一根宽宽的带子，然后细线被缠成一面巨大的帆。无数翅膀和鸟喙积聚出阵阵声浪。天空在震颤中渐渐阴沉。

“你永远别想得到那头牛。”朱迪斯道。

“是牛终究要落到牛贩子手里。”

“这头不会。她是我的。”

“朱迪斯小姐，我们都是你的，”说着，格洛伯曼戴上帽子，边鞠躬边后退，“我们终究都是你的，都会回到你的身边。所有人都会回到自己的贩子和屠户那里。”

59

“你会问：为什么我会爱上她？快问，萨义德！我会回答：因为在这样的村子里，工作千篇一律，环境一成不变，从泥土到汗水，从牛奶到雨水，永远都是一个样子。所以，我怎么可能不爱上她？同样的东西每年都在重复：作物发芽，花朵绽放，春种秋收，季节更替……这种地方突然来一个女人，所以你若问我为什么会爱她，我要反问你：难道这就是犹太人该过的日子？在犹太教堂里，所有的祈祷文和戒律都一成不变；如今我们被带出教堂，带到了以色列的大卫村，所有的东西还是千篇一律。我很快就明白了这里的规律：昨天、今天和明天就像一奶同胞的兄弟，长相类似。而我像是掉进陷阱的小鸟。吃吧，萨义德，听故事又不用停嘴。这就是吃饭的好处：可以边吃边听。我不怕干活辛苦，也不怕等待。谢天谢地，我从小就给人帮工，耐心也比一般人强十倍。雅各布只知道为爱而努力工作。在我们这种人眼中，数年光阴就像数天一样短暂。而像我这样长年等待爱情的人，也有足够的耐心善待马、鹅、树木和雨水，更知道如何善待时间。最后这一点很重要：耐心不为彼此，不为爱，不为工作，也不为其他，只为善待时间。无论是季节更替那样周而复始的时间，或是年龄这种一去不返的时间，都一样。不过，这里的夏天收不了橘子，公鸡下不了蛋，母鸡也生不出梨。最多也就是偶尔偏热，有时雨水偏多。还有村倌儿帕比什，我跟他永远说不到一块儿。他拿我当笨蛋，我拿他当圣人，可我们俩都错了。来这儿两年后，帕比什问：同志，这儿是怎么了？这过的叫什么日子？每年都是同样的季节在同样的树上结同样的柠檬，谁能受得了？他说得像是开玩笑，但实际上这很让人悲伤。一次，格洛伯曼告诉我：他在纳哈拉尔[12]看见城里来的两个女客站在大公牛的牛栏边——不好意思，是站在牛栏边看。牛犊长大了还是有点看头的。看着看着，其中一个开口问：挤出来的奶用来做什么？萨义德，你会怎么说？等村民都笑够了，另一个女客想证明自己懂得多，于是告诉同伴：傻瓜，他们没奶，因为还小呢。好笑吧？既然你乐了，我就再给你多讲讲——这故事虽然逗乐，但其实一点儿也不好笑。你就是倒栽葱一整天，牛犊也不会下奶。有的小牛生下来有两个头，有的小鸡长四条腿。很快会有人来看热闹，拍照片，问这问那。可这个时候，那四只眼睛已经闭上，两个牛头也已耷拉，可怜的小家伙已经没了命，两个幼小的灵魂也离开各自的头颅，‘噗’的一下消失。看热闹的人也一样，‘噗’的一下没了影儿。一切回归正轨，‘噗’，平安无事。以前什么样，以后也什么样。你说，我怎么会不爱上她？”

另一扇烤箱门打开，这次飘出烤苹果派的香味。过去的半小时里，那香味总令我分心；如今它全面侵袭了我的鼻腔，令我的感官沉迷。

雅各布用牙签插插脆皮，拔出来舔一舔，满意地笑了。他抽出烤盘，异常利落地用一条细绳将甜品从烤盘上分离，然后放上金属架。

朗姆酒火焰的香气混合着焦糖、柠檬皮、苹果和葡萄干的味道扑鼻而来。

“你看，”雅各布讲解道，“蛋糕甜品要放在架子上冷却，不能留在烤盘里晾着，这样底层才不至于像擦手布一样一直湿乎乎的。”

“这些本事你都是从哪学来的？”

“以前的帮工教的，该学的我都会了。”

他下颌微张，假牙呈现出全新的色泽。雅各布给自己和我分别倒了一杯浓烈清亮的饮料，梨子味的。他说他有点累，让我不用理碗碟。“明天清洁工会来，她会整理的。”

雅各布累得几乎直挺挺倒在床上。

“雅各布，你在想什么？”

“想着婚礼，”他的声音颤抖着，“想着怎样搭配——食物与消化、肉体与灵魂的搭配。身体与灵魂的契合比男人与女人的契合更难实现。这种契合甚至会令人无法兴奋。或许只有自杀可以改变，可死了又有什么用？身体和灵魂要学会一起成长，一起衰老，就像同一只笼子里的两只老鸟，谁也没有力气再度飞翔。肉体已经逐渐衰弱退化，灵魂也在悔恨和忘却，二者谁也离不开谁。当其他的智慧纷纷流失，最终剩下的只有对彼此的体谅——如果不能原谅对方，至少要原谅自己。”

他长吁短叹着，陷入了沉默。我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不知是不是该继续聊下去。

雅各布仰面朝天躺着，一只手枕在脖子下。突然，他将另一只手伸进裤子里，而且确确实实就放在那个地方。见我一脸难为情，他将手抽出来，可不一会儿，那只手又“故地重游”，仿佛是自己摸过去的一样。

我们两个都有点窘迫。终于，雅各布开了口：“你看，萨义德，我就是这么躺着才舒服，你别见怪。我们就是这样彼此扶持，彼此安慰。我们俩都老了，也都很软弱，喜欢怀念过去。到了这个岁数，一个人还能剩下几个朋友呢？”

我们两个都笑了。

“瞧瞧她，”雅各布睡了几分钟，我起身准备走，他又醒了过来，“有时看着那张美丽的照片，我却想不起来那人是谁。床单上已不再有她的味道，我的肌肤上也不再留有触摸她时的感觉。无论是心目中还是脑海里，都找不到她的任何记忆。如果我叫出丽贝卡·施瓦茨或者丽贝卡·沙因菲尔德的名字，一定会马上纠正：是丽贝卡·格林才对。她所期望的一切，那个人都帮她实现了——那个姓格林的英国人。他带丽贝卡离开，又带她返回，把她送到这座房子，随后就去世了，因为她想一个人待着。在英国，他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简直算得上半个贵族。但在这个故事中，他只能算得上一个不起眼的临时演员：戏份一完就毫无怨言地退场。演戏分角色，角色有大有小。但在生活中，一个人要参与很多出戏，演很多个角色。如果有人要导一出关于村倌儿帕比什或拉比诺维奇的戏，那我只会扮演一个小角色；可如果是关于你母亲的戏剧，那我的戏份就会多些，你说是不是？如果是你的人生戏剧，那你就是明星主角。记住，萨义德，永远别让其他人成为你人生舞台的主角，别重蹈我的覆辙。”

“我不明白，”我说，“既然雅各布已经放弃了丽贝卡，两个人后来又怎么会在一起生活呢？”

“我听不见，”奥代徳在发动机的轰鸣中大吼，“你刚说什么？”

我又把问题吼了一遍，他笑了：“别傻了，那有什么？鸟儿没了，你妈妈又不要他，他还剩下些什么？提翁的某座房子里，有个漂亮的房间正等着他，有好吃好喝的不说，还有她那个英国丈夫留下来的、合身到不行的衣服。清洁工帮他打扫房间，女佣替他擦屁股，还有租来的专车拉着他，想去车站坐坐的时候可以说走就走。而且司机还会一直等着，等他坐够了，念叨爽了，这才送回去。厨房里挂着老婆美丽的照片，床边还有你母亲的照片。你说他还缺什么？”

“丽贝卡全都接受了？”我问，“连他爱别的女人也接受？”

“爱别的女人又怎样？”奥代徳喊道，“他爱谁是他的自由。那个人死了，这个还活着。他爱谁不要紧，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

奥代徳关掉发动机，大家伙痛苦地喷了口气。寂静乘虚而入，逐渐占领周遭。

“当你意识到生命已快到尽头，思考的方式也会改变。”奥代徳用吼声将寂静劈成两半。

然而雅各布没有意识到结局的逼近，思维也没有改变。在他的心里和身体里，爱丝毫没有减退。

“如今，它们俩总算和睦了，”他告诉我，手徐徐伸进裤裆，去抚慰，原谅，察觉，安慰，“灵魂与身体已经熟悉彼此。我知道它的痛处，它也知道我的伤口。”

60

雅各布每天早早起身，给鸟换水，清理笼子，将蔬菜、水果、芝麻、甜菜、蛋黄和谷壳混成鸟粮，然后还会给紧张的鸟儿喂罂粟，给忧郁的鸟儿喂大麻，给嗓子哑的鸟儿喂蜂蜜。

“跟你说件事行吗？”他对我说，“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它们的叫声。外面有些鸟比它们唱得好听多了。”

他享受工作的韵律、孤独与宁静。每天，雅各布都抱着他那些黄色字条出去求爱，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张贴。

因为纸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再加上黄色本来就鲜亮，语言又简明直白，村里人不但看得仔细，还会表达自己的见解。很快，他们开始在村里的告示板上张贴自己的意见：这些未署名的字条，要么是笔记本上撕下的纸张，要么是撕开的橘子包装袋，要么就是奶粉盒上的厚纸皮，被人撕下借以表达心声。一开始，人们主要在议论雅各布对朱迪斯的爱，后来则演变成对爱的讨论。

公告板上贴满了各种胡言乱语和陈词滥调，搞得村干事、电影放映员、播种员和教育委员会的公告被遮得不见天日。没办法，村委会只好在公告板旁再放一块新的。

新的公告板专门用来讨论雅各布与朱迪斯的事，周围总是人头攒动，大家热烈讨论，有说有笑，交换关于真相与爱的看法，慨叹人生。

一天傍晚，村倌儿帕比什造访拉比诺维奇家的牛舍。他告诉朱迪斯：“你不必向他屈服，你只需要改天露个面就行。跟他聊聊，说说清楚，就像一个好女人在发生这类事情时应该做的那样。”

朱迪斯立马转过聋耳对着他。可“好女人”几个字还是钻进了耳朵，在她脑子里嗡嗡打转。

她的脸涨得通红：“我本来就是好女人。他发疯关我什么事！我求着他爱我了吗？我拆散他们两口子了吗？”

“朱迪斯啊，这种事儿也没法说理，”帕比什道，“现在大家还好说好商量。可再过俩礼拜，没准儿就人命关天了。”

“沙因菲尔德，你少烦朱迪斯！”拉比诺维奇警告雅各布，“她来这儿是为了帮工，不是来看你发疯。”

他并不在意传单上的文章和告示板上的宣言，可那些黄色字条却从每个角落飘过来，刺人眼目。拉比诺维奇双拳紧握，额头紧蹙。

一天，院里的桉树上也钉了一张。摩西看也不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它的颜色和位置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一把将纸扯下来，跑到雅各布家的鸟舍，举起短粗的拳头就砸门。结果砸烂了门轴，门板应声倒地。

金丝雀受了惊，扑腾着翅膀在笼子里挣扎。四周充斥着凄厉的叫声和飞舞的羽毛，雅各布回头看看摩西，目光单纯而无辜：“拉比诺维奇，你安静站会儿，可怜的鸟都被你吓坏了。”

摩西感到很惊奇。他一言不发地站着，看雅各布安抚金丝雀。嘶鸣令鸟儿的声音发哑，雅各布于是开始调柠檬汁和蜂蜜水，帮它们润喉。摩西有点不好意思，慌忙动手修理门轴。他走后，雅各布冲了澡，刮了胡子，换了身干净衣服，然后出门去田野里赴约。朱迪斯还是没有来，纸上只能打“X”。

61

尽管蕾切尔一直没有起色，尽管外面一直有风言风语，朱迪斯跟牛贩子照例每周见面，一起坐上一两个钟头，喝喝酒，聊聊天。

格洛伯曼把酒瓶和酒杯都留在牛舍。有一回，朱迪斯说，她从来不动那瓶里的酒，除非他来。一听这话，牛贩子心中充满意外的欢喜。

“这瓶酒是你和我的，”他温柔地说，“只属于我们俩。朱迪斯小姐，这一杯敬我们俩。”

“敬我们俩，格洛伯曼。”朱迪斯说。

“要不我给你讲讲我爸爸？”

“你想讲什么都行。”

“我所有的本事都是跟我爸学的，尤其是当肉贩子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原则和营生必须分开。”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跟他学买牛：怎么检查，怎么还价，怎么做手脚，怎么赢对手。我十岁的时候，他让我睡在卖家的牛舍里，确保对方不会给牛喂盐，让奶牛喝了个水饱才上秤；同时，也为了不让卖家赚‘屎钱’。朱迪斯小姐，你知道‘屎钱’怎么赚吗？称重前夜，他们给奶牛喂药，让她便秘，拉不出的屎积在体内，在秤上压重多卖钱。”

老格洛伯曼以前会从卡斯迪那和加沙的阿拉伯人手里买牛。

“他是个贩牛的好手。他的牛曾经卖到土耳其军队，有的还卖给英国人。他从加沙的阿拉伯酋长手里一买就是二三十头，先付点定金，声称剩下的等牲口安全运到后付清。酋长的牛倌儿是个笨蛋，他会沿着海边把牛从加沙赶到雅法。每次他只赶五头牛，这样一来，即便碰上强盗、野兽或遭遇洪水，损失也不会太大。”

第一批牲口到达时，老格洛伯曼盛情款待了牛倌儿，给他端上好吃好喝的，还特意将一瓶冰镇过的黎巴嫩亚力酒备在一旁。

“牛倌儿一边问那是什么，一边会意地用手指触碰瓶子外面凝结的水滴。”

“是冰水。”老格洛伯曼很清楚来客的宗教禁忌，也知晓他信仰的弱点。

他给牛倌儿倒了一大杯。牛倌儿一口喝下，辛辣的味道呛得他差点窒息。

“好水。”牛倌儿痛快地赞美道。

“我们自己井里打的。”

“真是口好井。”

“祝您健康！亚什拉卜，再喝一杯，我的朋友。一路上你一定渴坏了。”

他在酒杯里放上晶莹的冰块，端上橄榄、黄瓜块和新鲜的欧芹茎，还在酸橙木炭火上烤了肉串。当二人酒足饭饱，回味着“冰水”的余味时，老格洛伯曼拿起一块黑木炭，在肉铺墙上画了五条竖线，最后用一条横线贯穿。

“这些是你今天送来的牛，我亲爱的朋友。你回去再赶五头来，到时候我们再聚，一起吃烤肉，喝井水，然后再加五条线。等最后一批也运齐了，酋长大人也会亲自过来见证结算。”

两人用手蘸了炭灰在墙上按了手印，确认牲口的数目。牛倌儿感恩戴德与主人家告别，又喝了一口“冰水”才安然离开，回到自己的城市。

一周后，第二批牲口运到，照样是好酒好肉，照样是画线按手印为证。

“最后五只奶牛送到时，卖牛的酋长也来收取余款了，”这时，牛贩子用拐棍猛戳靴子，突然乐得前仰后合，“他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劲。”

“朱迪斯小姐，你说说看，”格洛伯曼挤眉弄眼，“他发现什么了？”

“什么呀？”

“他发现就在那个星期，我爸爸给肉铺刷了墙。之前的手印和标记被三层石灰遮得一点不剩。想跟生在肉案上的人争辩他得到了多少牲口，他倒试试……”格洛伯曼笑着咆哮道。

朱迪斯啜了一小口酒，也笑了。她解下蓝头巾，秀发垂在肩头。

午后，门外起了风，桉树的婆娑声越来越响。牛贩子知道，不一会儿，朱迪斯小姐就会站起来：“好了，格洛伯曼，现在四点半了，我得去干活了。”格洛伯曼起身戴上帽子，用右手指摸摸帽沿以示道别。

“那我也该走了，省得一会儿被你赶出去。下一次我再给你讲别的故事。”

他满足地来到院子里。跟朱迪斯聊了这么久，而且一次也没说“一准儿的”，他对自己很满意。格洛伯曼大喊：“奥代徳，奥代徳！”男孩跑过来，帮他将皮卡开出院子。

“要不是咱家的老桉树，遭殃的肯定是帕比什家的鹅，”娜奥米道，“你瞧瞧，他在树上撞出多少印子？”

我望着伤痕累累的树桩。曾几何时，这里大树参天，乌鸦在树冠筑巢，奥代徳在上面建屋，雅各布张贴爱的讯息，牛贩子的卡车横冲直撞……如今，摩西坐在桩子上掰钉子，大树尘封的过往在我的想象中再次变得鲜活：它再度开枝散叶，叶子轻舞婆娑，树枝渐长渐粗，我仿佛已听到即将爆发的断裂声，抱着头等待断树呼啸砸下。我被困在母亲死去的噩梦中，怎么都醒不过来。

如果摩西将树桩连根拔起并付之一炬，它就不会还像墓碑一样杵在这儿。但摩西舍不得那个桩子，那是他复仇的纪念，就好像他喜欢那块石头，它见证了摩西的力量。偶尔他会走到石头跟前，像见到老对手一样拍拍石面。夏末秋初，当凉风从卡梅尔山袭来，吹拂户外的草垛，摩西便会来到树桩前，挥动大手拔掉切面边缘长出的所有新枝嫩芽。他依然重复着那句惩罚的诅咒：“我让你求死不得，求生不能。”

接着，他在树桩上坐下开始干活：木板摆在膝盖上，上面堆放着弯钉，不一会儿，掰直的钉子也越积越多，堆出了另一座小山，两座山此消彼长。

拉比诺维奇现在年纪大了，脸总是发红，气也短了，仿佛一直在暗中跟自己较劲。他的双唇因衰老而变形，让他看上去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然而，他的内心依然执着于寻找那条辫子，手臂上鼓鼓的肌肉依然赋予他力量。即便与他相处了这么多年，有时眼见他用粗壮的手指掰钉子，就像掰铁丝一样轻松，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做这个能让他冷静。”奥代德说。

掰完了钉子，拉比诺维奇用海砂和旧机油把它们打磨。等钉子一个个变得油光锃亮，他的脸上也绽放出笑容。

梅纳汉姆伯伯告诉我，拉比诺维奇一直都喜欢亮闪闪的东西。以前还是个小姑娘时，他会小心提起妈妈给他穿上的连衣裙的裙边，跪下来，用恰到好处的力道将钉子准确地钉在地板上。

他母亲虽然忧心地板，但也知道小姑娘的一些好奇出自本能。她在厨房地板上画了个三英尺见方的框，告诉摩西钉子只能钉在框里。没过几星期，方框里密密麻麻钉满了钉子，而且个个打磨得像玻璃般光滑锃亮。

“那时的摩西是个乖女孩，”梅纳汉姆伯伯总结道，“一个男孩子如果当过女孩、穿过裙子又梳过辫子，在爱情的争夺战中一定无往不胜。”

62

一天，拔示巴伯母大步流星地从地里走来。她一袭黑衣，气得脸色煞白。整个情景既夸张又怪异，惹得人们隔窗一看便马上冲出来跟在她身后。

“怎么了？”摩西冲到嫂子跟前，“这是什么打扮？”

“这是寡妇才穿的裙子，”拔示巴伯母宣布，“你还不明白吗？梅纳汉姆死了，我成了寡妇。”

“什么叫他死了？”摩西大喊，“瞎说什么呢？你这个疯子！”

他悬着心上马奔到邻村。只见他哥哥好好地出来迎接，还帮他擦牲口，让马适当喝了些水，给摩西也倒了一些。梅纳汉姆告诉摩西，有时候他的确会在外幽会。尽管妻子多疑善妒，而且嗅觉灵敏，却从没抓到过丈夫的现行。

“这件事错在我，”梅纳汉姆道，“我应该让她捉上一两回奸，这样她也就不至于闹得这么厉害。如果一个女人心中有疑虑，却总也找不到证据，她会发疯的。”

一天，在拔示巴没完没了地逼问下，梅纳汉姆终于投降，承认偶尔会找“野女人”私会。

“在哪？”

“在我梦里。”说着他哈哈大笑。

他以为妻子也会跟着乐，因为梦境是个合情合理的避风港，就连暴君也无法将触角伸到那里。可拔示巴这次却闹了个天翻地覆，连梅纳汉姆的内心也被迫反抗。他出其不意，给暴跳的妻子一记复仇回击：他开始和“野女人”幽会，而且就在她最束手无策的地方——她自己的梦中。

“你逼得我没办法了，”面对妻子的指控，梅纳汉姆笑了，“要是你允许我在自己的梦里幽会，那我们就不去你那儿。”

“绝对不行！”接下来的几天，拔示巴伯母发现，自己的梦中不止出现了丈夫幽会的地方，还“构思”出很多没见过的“野女人”满足丈夫的欲望。

她尽力保持清醒，可这样一来，那个无法无天的男人居然得寸进尺，连她的白日梦也不放过。白日梦中有日光照射，所以她看了个真切：这一次，梅纳汉姆居然勾搭上了肖珊娜·布洛赫，她从未怀疑过的女人之一。

“我看到你跟布洛赫家的‘野女人’鬼混！”

梅纳汉姆十分意外：“那跟我说说，我们都干了点啥？”当拔示巴深吸一口气，张大嘴巴正准备讲时，梅纳汉姆轻轻把手捂在她嘴上，请求道：“说慢点，让我也享受享受。”

拔示巴冲到屋外，两眼死盯着太阳，时不时地眨眨眼睛。既然这样都无法把奸夫淫妇从自己眼前赶走，她索性跳上公交车，一路坐到海法，在库贝什托克的服装店买了一条黑裙子。

“你丈夫什么时候过身的？”售货员同情地问道。

“他没过身，是我把他甩过身后了。”

“您的意思我没懂。”售货员道。

“对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要买寡妇的裙子！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裙子很合身，拔示巴很满意。她乘三点的公交车返回，在村中心下车，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新装。她逢户必停，逢人必说，走了很久才来到丈夫的角豆园。

梅纳汉姆身上仍散发出雄树精华的气味。这会儿，他正在修剪一株树苗顶端的残枝，突然发现自家的寡妇站在树下。

她抬眼望着他，原地转了个圈，恶狠狠地问：“合身吗？”

“特别好看！”梅纳汉姆笑着说。

一瞬间，他对这个一袭黑衣、怒火中烧的俊俏寡妇充满了渴望。梅纳汉姆从树上下来，渴望能俯下身撩起她的裙子，分开双膝亲吻她洁白的大腿。

然而拔示巴却后退着尖叫起来。

“对我来说，你已经死了，”她叫道，“你和你那些‘野女人’！所有人看到我穿这身衣服，都知道我们俩结束了，再也没有梅纳汉姆这个人。梅纳汉姆已经死了，他的老婆成了寡妇！”

她就这样吼了一整天，梅纳汉姆收工回家她也不依不饶。此时的雅各布正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中，对梅纳汉姆家的事毫不知情。而他又偏偏在那个星期来找梅纳汉姆，想跟他商量朱迪斯的事。拔示巴在院子里暴跳如雷，刚好也被雅各布看见。

雅各布怯生生问道：“出什么事了？”

“他死了！”拔示巴大吼，“你没听说过死人还是怎么的？不知道女人什么时候穿黑衣服吗？”

那位“逝者”从窗子里向外窥视，招呼雅各布到草垛跟前见面。

“她这副样子你怎么看？”梅纳汉姆问。

“要不我换个时间来吧。”雅各布不无歉意地说。

“不用，不用，现在谈论爱情正合适。”

雅各布把自己的努力和苦恼一一诉说，还拿出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他抱怨朱迪斯与格洛伯曼见面，还听他讲故事，跟他一起喝酒。

梅纳汉姆笑了，接着把脸一沉，最终失去了耐心。

“沙因菲尔德，你净计较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能算爱吗？爱情就是几张字条几只鸟儿的事儿吗？仔细听我说，记住了，我再也不说第二遍：只有伟大的计划才能成就伟大的爱情，只有伟大的事物才能左右伟大的爱情。失陪了，沙因菲尔德。我妻子正为我的去世而悲痛，我得去安慰安慰她。”

63

多年过去，当年村里的许多事、许多感觉都已被遗忘。雅各布的伤口曾如红线般在额头燃烧，数年过去，那疤痕也渐渐发白。显然缝合很成功，只有当他因回忆过去而脸红时，伤疤才会变得苍白显眼。

雅各布决定，无论如何都得做点大事。1937年夏末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天光一亮，村里便响起金丝雀兴奋而嘹亮的歌声。等人们意识到鸟叫并非来自鸟舍内，而是来自户外时，那歌声已传遍整个村子。

大家纷纷来到屋外，只见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套上马车，载着四只装满金丝雀的大笼子驶向拉比诺维奇家的院落。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家门，默默跟在马车后。马车向前行驶，跟随的队伍也沿街越变越长。

雅各布把车赶到牛舍门口，大叫一声：“朱迪斯！”

夏末的暮光在炽热与尘埃中降临。这个季节，石榴渐渐胀大裂开，果粒呼之欲出；这个时辰，斑鸠在昏暗的柏树上动听欢唱，宛如珠落玉盘。桉树上的乌鸦们仍旧每日聚集。朱迪斯在牛舍里洗罐子，摩西正往槽里添加饲料，为晚上挤奶做准备。

“他来找你了。”拉比诺维奇道。

朱迪斯没吭声。

“出去看看吧，我不想让他赖到家里来！”

娜奥米说他是嫉妒我妈妈。我倒觉得拉比诺维奇是看不惯雅各布这种求爱方式，这种死缠烂打的黏人做法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他气不打一处来，感觉自己快要忍无可忍。拉比诺维奇知道：如果他出面，或者雅各布走进牛舍，整个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朱迪斯在一桶消毒剂上直起身，解下头上的蓝头巾擦擦前额和双手，这才走出牛舍。

“你想怎样？”她喊道，“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拉这些可怜的鸟儿来又是干吗？”

雅各布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令人们终生难忘。最好的证明就是那些甚至没有亲眼看见的人多年后也清楚记得。

雅各布抓住连接着四个笼子门闸的绳索，然后把手一举。

“这是献给你的，朱迪斯！”他喊道。

他一拉绳子，四个笼门一齐打开。

朱迪斯吃惊万分。

站在牛舍里的摩西也是如此。

雅各布直到那一刻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得到。他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四周一片寂静，人们哑口无言。每次目睹他人做出巨大的牺牲或奉献，围观者都是如此。家畜和野生动物们同样不吵不闹，因为自由与束缚的疆界刚刚被打破。四周没有一丝风，仿佛为了给即将腾空的黄色翅膀让路。

鸟笼装车的那一刻，金丝雀也预感到即将有大事发生。一时间，它们也吓得一声不吭，但很快便恢复了活力。雅各布再次大喊：“这是献给你的，朱迪斯！”上千只黄色的翅膀拍打着直冲天空，周围的寂静瞬间被激烈的振翅声划破。

随行者异口同声地感叹着。朱迪斯仿佛受了骗，她怒不可遏，好像一只奇怪的大拳头正攥在心头。

“真可惜，雅各布，你的金丝雀全没了。”

雅各布下车来到她跟前。

“我还有你。”

“你妄想。”朱迪斯后退一步。

“一定会的。你刚才第一次叫我雅各布。”

“你错了，沙因菲尔德。”朱迪斯断然否认。

然而雅各布没有说错。那的确是母亲第一次叫他“雅各布”。那名字留在嘴里的味道仿佛是苦杏仁：突兀而讨厌。

“错的人是你，”雅各布浑身发抖，他知道，全村的人都在目睹倾听，“除了这些鸟，我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你，只剩下我的灵魂。”

“你的灵魂我也不稀罕。”

朱迪斯转身进了牛舍。雅各布了解她的脾气，知道她再也不会出来了。他抓起缰绳，掉转空荡的马车回到自己家。

牛舍里，拉比诺维奇挤奶挤到一半，突然直起身子靠在墙上。

“朱迪斯，”他终于开口，“你也该同意见他一面了吧？”

“为什么？”朱迪斯很意外。

“闹了这一出之后，他就只剩下自杀了。一个为了爱放弃荣誉，放弃事业、财产和一切的人，到头来还剩下什么呢？他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

尽管拉比诺维奇并不十分清楚，但他的确出于本心。那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只有争夺同一个女人芳心的两个惺惺相惜的对手才能体会。一种略微恶心的感觉在朱迪斯喉咙里聚涌。

“别担心，”她道，“如果他真心爱一个女人，就绝不可能为她自杀。自杀的人都只爱自己。”

摩西问：“你认识的男人中，有多少能为女人做到这种地步？”

“那你认识的女人中，又有几个愿意要这种殉道者？”朱迪斯反问，“拉比诺维奇，你真正了解几个女人？什么时候你也变成内行了？这件事与你有何相干？我只是你的帮工。你只对我挤的奶、做的饭有发言权，仅此而已。”

大门外，人群依然聚集。好一阵过后，大家才默默散开。低语声渐渐消失，尘埃落定，风雨欲来的不祥之感停滞空中。

64

奥代徳告诉我：“我小的时候，爸爸会在晚上擦拭铜钱，擦得像金币一样闪闪发光。那时我生怕乌鸦会发疯，怕它们撞破玻璃飞进来把钱币偷走。我还纳闷呢，你居然从没在乌鸦巢里发现过钱币？”

“它们不会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在鸟巢里，而是埋在地下。”

奥代徳的左臂搭在方向盘上，左臂的肤色要比右臂更深。他的右手在挂挡杆和各式各样的按钮、手柄间飞舞转换，偶尔还会挥舞着解释强调些什么。

他满脸通红，灰色的汗衫贴在层层肚腩上。光溜的脚丫穿着凉鞋踩在踏板上。

“开这种‘老麦克’，胳膊必须要有劲儿。现在有了动力方向盘、液压座椅、减速器外加半自动什么的先进玩意儿，我每天的运动只剩下晚上按闹钟。”说着，他哈哈大笑。

“我跟黛娜说过：‘走吧，咱们去美国，搞个半拖车。不要马车，要最大的彼得比尔特[13]：后面能睡两个人，还有冰箱、风扇、无线电、淋浴什么的。’这匹马一旦放出来，路上那叫唱得一个欢实。那可是世界上最好、最舒服、最结实的车。萨义德，开着这么一台车周游美国，在车上看风景，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车子逐渐经过森林、荒漠、田野、高山，如果你以英里计算距离，而不是公里，整个感觉也会不一样。英里是英里，公里是公里，光竖起耳朵听听，也知道它俩不是一回事儿。一个司机在咱们这儿能做什么？拉点牛奶、茄子、鸡蛋、胡椒，撑死从耶斯列谷运到耶路撒冷，感觉更像是抱纸箱、骑车子的杂货铺伙计。幸好军队偶尔还会叫我去后备队拉几个水箱，从西奈开到戈兰，再开回来。那还算点儿成就。不是我小瞧这份工作，在这个国家，半拖车连个U型转弯都转不了，还得倒过来点儿才不至于过境。美国无边无际，地方又大又宽敞，干什么都能放开手脚。人家的‘大峡谷’可是真格的峡谷，真正的大，绝对不是咱们小时候村里大人带孩子郊游时去的埃拉特[14]附近内盖夫[15]边上的那种。咱们在大太阳底下走了一整天，就为看峡谷，到头来只见着个又红又小的破沟。在美国，山是山，河是河，峡谷是峡谷。拿密西西比河来说，那简直就是汪洋大海。你知道密西西比怎么拼吗？瞅瞅我们萨义德，上过大学的聪明人，什么p呀s呀都玩得转。听我说，萨义德，有一首歌：m-i-s，s-i-s，s-i-p-p-i。这还是一个美国姑娘来旅游时在路上搭便车教我的。在美国，如果开卡车进加油站，那里有优质食品，有干净的洗手间，还有音乐。杯子里的咖啡一喝完，马上有人给你倒满——他们管这叫‘续杯’。我在电影里见过一次：一个司机坐在加油站的吧台前，伸伸腿，喝喝咖啡。服务员走过来——一个经历过人生的真正女人，不是什么笨蛋小孩子。她穿着护士那种白鞋，系着小围裙。当他喝到差不多第四杯时，服务员开口问——萨义德，你听仔细了——‘要续杯吗，先生？’不像咱们这儿，什么东西都斤斤计较。给你弄杯破咖啡，再上个湿乎乎的三明治，里面加点烂番茄。厕所里屎尿永远冲不净，厕纸还得自己带。咱们这儿的加油站哪用得着厕所啊，是吧？不管去哪，不管在哪，肯定赶得及回家尿尿。”

白雾蒸腾，山中的松林里飘来温暖的松脂香。太阳爬上山头，大卡车沿一处斜坡下行，之后又在坡顶左转，攀爬一小段路之后再次转向，仿佛山谷一下子在方向盘的转动下伸展开来。

奥代徳胸口鼓足了气，转过脸对着我笑笑：“每次去耶路撒冷看娜奥米，她都会跟我聊起这个时刻：从米列克河谷出来，爬坡向左，然后右转，突然，山谷豁然开朗。这儿是吉沃－萨伊德，这儿是约书亚镇，这儿是贝特－谢安，那儿是纳哈拉尔，远处是莫雷山。她想听山谷的样子。我告诉她：‘妹妹，你想那儿了？跟我说一声，我马上带你回家。’你真该看看一旁梅尔的表情。”

从小屋往上走，眼睛所及之处都是娜奥米的悔恨之地，一路延伸至远山的蓝色壁垒。一方方农田间不时会冒出棵大橡树，那是从前的密林留下的纪念。

“你也知道，我跟你妈妈合不来。但在梅尔的问题上，我俩的意见倒完全一致。”

经过冷清的基什昂通道，穿过萨德伊－雅科夫，右转，轰鸣着攀爬到拉马特－伊沙伊——奥代徳到现在还管它叫杰伊达。我们一路爬上爬下，快到旧时的英国警察局时，奥代徳又把说了百八十遍的故事拿出来讲：施维利队长如何功勋卓著，在周围的阿拉伯村里发号施令。

“萨义德，你得把这些都写下来，”他大喊，“不然我跟你说这些干吗？你记住了，然后写下来。”

65

“那些鸟一只都活不了，”村倌儿帕比什说，“这些家雀儿被惯坏了，哪禁得住外面的折腾。”

然而，雅各布·沙因菲尔德放出的金丝雀却以惊人的毅力经受住烈日、劲风、暴雨和冰雹的考验。

它们以蓟花籽和动物内脏为食，在树上休息，见到猫头鹰、野猫和鹰也毫不退缩，甚至能打败燕八哥和山雀。但雅各布养的这些金丝雀并不主动攻击。如今，它们出现在村里的屋顶和电线杆上，到处都是。冬末，它们开始跟绿毛雀交配，生下的杂交雀也成了求爱的使者，同时也摆脱不了夜曲歌手的不幸命运。

雄鸟上下纷飞，歌声不断，仿佛上千个身着黄衣的爱之信差，仿佛黄色的字条卡到树枝上，又仿佛黄衣的歌者唱诵着古老的祷文，没有开端，也没有结束。

不过，朱迪斯还是没有接受他的请求。整整一年后，当绝望的鸟儿回到雅各布身边，承认自己的失败，想重回鸟笼时，村民们愤怒了。所有人都说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这次实在太过分了。

尽管村民们都担忧不已，但雅各布并没有自杀。放鸟求爱这一年间，他已不再公开表达情感。他的黄色字条不再占据村子的各个角落，人们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大伙儿都觉得稀奇：雅各布可比以前冷静多了。他让金丝雀重回鸟笼，但不再上锁，鸟儿们来去自由。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倾心歌唱，雅各布也只是偶尔听到有几只扇动翅膀，仿佛无法入眠的人置身黑暗，只能细数过去，倾听太阳穴血管中血液流动的沙沙声。

有时，雅各布会到村子附近爬山，然后站在大树下眺望远方，仿佛盼望着某人的到来。如果刚好有风从对的方向吹来，你可以听到意大利战俘的喊声、歌声和音乐声，雅各布一边倾听，一边会心地微笑。

不过，他往往会到村口的路边，坐在石头上等。盼望中，他的指头紧攥在一起，肌肤像马皮般颤抖着，两只眼睛被沙尘迷得不断流泪。那个时候还没有公交站，等到准备兴建时，大家决定把站设在雅各布常坐的地方，反正司机和过路人已经习惯停下来跟他聊上两句。再说，这里时常有一种等待的气氛，建车站再适合不过。

雅各布一回到家，便会到鸟舍打扫食槽，清理长芽和烂掉的粮食，把遗弃的水池边沉积的盐积物刷干净。

“只有伟大的计划才能成就伟大的爱情，”他重复着，“只有伟大的事物才能左右伟大的爱情。”

空荡荡的鸟笼门大敞着，里面风干的腐烂物分明在告诉他：真心若想如愿，必须要有天时地利。这个领悟令他心生畏惧，正如同对宇宙大小、时间流逝和重力牵引的思考，及其他高深的思想一般：脚下的裂口在张开，深渊就在眼前，身后的道路却无限幽暗。

“仿佛静候开花时刻的蓓蕾。”雅各布一边解释，一边在厨房里踱步。他看起来焦躁不安，就像一位在比喻中寻找慰藉的诗人。“仿佛冬季某日，蜗牛全部从土里钻出，各就各位。为什么会这样，萨义德？它们怎么知道？所有人都说，是上帝的旨意。那我问问你，难道犹太人的上帝就没有比关照蜗牛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光、热、时间与土壤湿度相配合，一切恰到好处，准备就绪，蜗牛别无选择，只能出土。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雅各布，认真准备好一切，时机到了她一定会来。”

他陪我出了门廊。天色已晚，但雅各布指着卡梅尔山后西边的天说：“所有的秘密，先知以利亚很久以前就已知晓。”

如果木头摆对，火会自己着起来。如果祈雨仪式做得周全，一小片云也可润泽大地。

雅各布越说越兴奋，同时又满脸伤感。他站起又坐下，拧着手指说着什么“自然规律”和规律的极致体现：地球的引力强大而严密，可以消灭或接纳一切，确保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雅各布说，万物之间相互角力。树不会走，牛不会飞，海水不会溢。星星不像人类，从不会相互残杀。

他说，因为这些规则，如果把所有的拼块摆对位置，最后那一块最重要的也将复归其位。

“我就是这么理解梅纳汉姆的话。他给我讲伟大的爱与伟大的事物。如果万事俱备——桌椅、华盖、礼服、食物和拉比都已就位——那么新娘自然会来。我这才明白，之前所做的一切——养鸟也好，送礼物也好，写信也好，求爱也好，全都是错的。我追求的不该是她的爱，也不是她的心和身体。我应该专心准备婚礼，把它置办得天衣无缝，她不来都不行。一开始，我还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后来那个胖子帮工约书亚来了。他一来我就知道：这下好了，雅各布，现在开始学着为婚礼做准备吧。你要把婚礼的一切所需都准备好，接下来的一切也都会顺理成章。”

66

1940年冬天，就在东风来袭的那个星期，格洛伯曼买走了蕾切尔。东风有时在三月初来临，有时是二月中。每次造访，都给山谷带来连续五日的大雨，随后六天则是碧空晴日。

朱迪斯趁第三个大晴天出门，带着娜奥米去海法给家里买些日用品，而摩西就利用这个空当卖掉了蕾切尔。

头脑和内心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寻求着答案。问题已无关紧要，即使有答案，也给不了我们任何启发。很多人都无法如心所愿，真正敢于放鸟求爱的毕竟只是少数，把自家帮工疼爱的母牛狠心卖掉的人也不多见。

摩西也许是屈服，也许是反抗，也许是想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当家人？或者他仅仅是需要钱？我解释不清，正如人类的许多行为也令我不得要领一样，到头来只能想想格洛伯曼的那句口头禅：“人算不如天算。”

然而，即使原因微不足道，其结果却很重要。蕾切尔将面对屠刀，母亲把她解救回家，九个月后，我——萨义德·拉比诺维奇——来到这个世界上。

蕾切尔的交易当然是在暗中仓促进行的。

拉比诺维奇突然放开了手脚，牛贩子也是来者不拒，对利润的渴望让他将其他情绪统统放在一边。格洛伯曼向来坚持在买家面前点清货款，而这次却不由分说将一大把钞票塞到摩西手上，连点都没点，恨不得赶紧把战利品牵走。牛贩子把绳索拴在蕾切尔的角上，在她鼻子跟前挥一挥手杖，生怕这生不了崽儿的母汉子趁他牵绳的时候袭击。

他告诉摩西：“公牛的一举一动都写在脸上，可这种阴阳崽儿就不好说了。”

朱迪斯不在身边，蕾切尔完全没了底气。跟着牛贩子刚走出了两三步，她突然爆发出一阵哀鸣，像人一样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仿佛瞬间从一个坚强的小伙子变成了筋疲力尽的老妇。

拉比诺维奇和格洛伯曼都有着丰富的经验，知道这种情况下母牛可能一赖就是几个钟头。两人都担心，万一被朱迪斯撞见，她一定会大发雷霆。

“拉比诺维奇，你得帮帮我。”格洛伯曼说。

卖牛的一般也就帮牛贩子牵牵牛。如果交易的是奶牛，主人一般会回避，免得眼睁睁看她被人带走。如果卖家跟奶牛感情特别好，他还会躲到地里，要么自言自语，要么跟树和石头说话，要么就跑到村子中心，找其他人分散注意力，直到牛贩子带着他的战利品走得远远的，奶牛在他听不见、看不着的地方呻吟、死去。

这是人之常情，牛贩子也从不要求卖牛的奶农帮忙。然而这一次，摩西跳到蕾切尔身后，把她的尾巴卷在手上使劲地绞。惊慌与疼痛令蕾切尔一跃而起，只好乖乖跟随买家。

黄昏时，娜奥米和朱迪斯从海法回来。一看到蕾切尔站的位置空荡荡的，娜奥米开始哭喊，但朱迪斯告诉她：“诺米尔，进屋去。”之后便一言不发。

她默不作声地跟摩西一起挤奶，摩西紧张得嘴巴发干，手指发紧，奶牛疼得哞哞直叫。挤完奶，朱迪斯回到自己的角落，拉上了帘子。

摩西早已准备好面对朱迪斯的狂风暴雨，还在焦虑中想了很多理由为自己辩护。他回到屋里，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奥代德在桌旁坐着，娜奥米却紧闭双眼，闷声躺在床上。

奥代德说：“爸爸，卖得好！反正她又没什么用。”

“奥代德，你去睡吧。”摩西道。

他在屋里转悠了一阵，出了屋，在牛舍外的泥地里来回徘徊。等他终于下定决心进屋，却发现朱迪斯不在。忧虑的同时，摩西也松了一口气。然而两种情绪翻来覆去地折磨着他，令摩西烦闷不已，他回屋躺在床上，等待着。

屋外强风大作。湿柏刺鼻的气味弥散空中，桉树枝杈抖动。雨水击打着屋顶，在沟渠中低泣，吞噬着其余所有的声响。摩西闭上双眼，竖起耳朵倾听着。终于，风雨中传来喘息声，随之而来的似乎是蹄子在泥中的踩踏声。那声音越来越近，可就是到不了跟前。他几次起身出屋，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套上靴子、穿着睡衣就冒雨出发了。他穿过农田向桉树林跑去。

道路泥泞，摩西走得十分辛苦。疾风冷雨直穿心肺。待他气喘吁吁来到树林边，却鼓不起勇气穿行而过。他步履沉重地回到家，脱掉衣服，闭眼倒在床上。

“来—来—来—”他听到，还有他的名字——母亲在叫他“梅戴尔”，朱迪斯在叫着“拉比诺维奇”，还有满口是水的托妮娅呼唤“我的摩西”。但他不清楚那究竟是人声还是风雨声，又或是树叶抖动的声音，也可能是头骨欲裂的痛楚。

当他裸身裹着毯子，颤抖着再次来到院中，却什么也没看到。又过了一个小时，摩西已经入睡，牛舍的门闩才插上了闩槽，那清晰的吱嘎声正是他梦中盼望的。摩西意识到自己终于睡着了。两分钟后，他再次裹上毯子跑到牛舍，只见朱迪斯和蕾切尔已被雨淋透，浑身冰凉。

蕾切尔呼着白气站在原来的地方。她用头靠着朱迪斯，朱迪斯横躺在她脚下脏兮兮的水泥地上，要么睡着了，要么昏了过去。

拉比诺维奇吼道：“她怎么会在这儿？”

朱迪斯没回答。

她冻得发僵，浑身汗毛竖起，眼睛如死鱼一般，只有冰冷与恨意。

清醒过来后，摩西跑回屋里，发现牛贩子给他的那笔钱还放在老地方。

他心里一沉。等再次回到牛舍，朱迪斯已经从地上起来，她在桶里生了火，正在用干燥的麻布片给蕾切尔擦身。

她们俩都又累又冷。

“你从哪儿把她领回来的？”摩西喊道。

朱迪斯吸吸鼻子，浑身颤抖着。

“这与你无关，拉比诺维奇，”她低声道，“别冲我大喊大叫的。”

“你给了他多少钱？”

“一个子儿也不用你花，”她绞着头发里的水，“是我把蕾切尔赎回来的，她现在是我的。”

“牛贩子把牛退回来了？”摩西惊叫，“他可从来不退货，哪会有这种事？”

朱迪斯不吭声。

“你把她偷了回来！”

朱迪斯笑了，笑声中充满鄙夷与憎恨，令摩西对即将逼近的真相心生恐惧。

“如果不是给他钱，那是给了什么？”他的声音颤抖着，仿佛那答案还未说出就已卡住了他的喉咙。

“蕾切尔现在是我的。你可以挤她的奶抵饲料钱和她占的地方，但她的命是我的。”

“臭婊子，你到底给了他什么？让他操吗？”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可以这样恶毒，还会有这样的感觉。他难以相信，这种污言秽语居然从他的口中说出。

朱迪斯僵在原地，只是微微转过头看着他，仿佛脖子上装了轴。

“这种话我听过一次。”朱迪斯异常冷静地抓起墙边的干草叉走向摩西。

她没有停步，没有袭击，没有佯装，也没有威胁。她那一击没有憎恨，只讲身手。摩西立刻明白，朱迪斯不是在虚张声势。他蹒跚着向后退，刚想抓住点什么，脚下却被粪槽里的铁锹绊倒。

毛毯从他身上滑落，他仰面倒进冰冷的粪堆中。干草叉再次对准他，仿佛有人麻利地将其对准干草堆。这一次他没躲开，一根叉齿刺进了他的手臂。

伤口很深，完全出乎他预料。摩西疼得厉声大叫，一旁的朱迪斯平静而冷漠。她把叉子抽出，第三次举起。摩西赶紧骨碌起身，光着屁股逃出牛舍。

进屋锁了门后，摩西瘫倒在地。过了一会儿，他爬起来清洗身上的血迹、粪便和泥巴，用酒精给伤口消毒。令他浑身发抖的不是虚弱，而是惊讶。他包扎好伤口躺在床上，渐渐明白：原来那卡住他喉咙、让他无法吞咽入眠的东西不是愤怒，也不是恐惧，是嫉妒。那真是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感觉，他此生还从未有过。

他再次从睡梦中醒来，纳闷为什么没听到朱迪斯的哭号声。摩西想到牛舍看看，但疼痛胳膊上肿胀的伤口让他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一切。还是待在床上比较好。他闭上双眼，梦见被什么东西按住了胸口——那不是别的，只是一对天使之手。天使强壮的大腿死死钳住摩西的身躯，他的乳头灼烧着摩西的前胸，留下一对征服的烙印。天使的手指在他脸上轻抚：“嘘……嘘……睡吧，嘘……”

他感到有双唇在脖子上低语：“抱歉。”一块温暖的湿绸轻抚拍打着他的躯体，美梦的愉悦甚至在他睁眼后仍在延续。伤口剧痛难忍，摩西发起了高烧。

一股曾经熟悉的浓香扑面而来，仿佛一条展开的花裙。

“你是谁？”他问道，但是没有女人回答。

外面暴雨已过，知更鸟宣告着黑夜的结束。一只站在托妮娅的石榴树上歌唱，而他的对手则立于帕比什家的院子中。拉比诺维奇知道四周没人，可以多睡一个钟头。可第二次醒来时，阳光早已照到了窗台，麻雀和乌鸦早唱过了晨曲，鸽子也从货栈飞回，咕咕地叫得正欢。空气清新、温暖而干燥，只有窗户和身上散发的土潮气为昨夜辅证。

朱迪斯把一杯加柠檬的茶端到床边。她看了看摩西的伤口道：“摩西，今天你卧床休息吧。奶我已经挤好了。”

“你一个人？”

“黎明时我去找了沙因菲尔德，是他帮的忙。”

那一夜过后，朱迪斯再也没有哭号过。

“有些女人一怀孕就能觉察到，”娜奥米告诉我，“朱迪斯肯定是这样。她在这类事情上像动物一样敏感。连排卵期这种东西她都能立马知晓——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我第一次来例假时，她还给我做过女性启蒙。所以，这孩子是怎么怀上的，当晚她是跟三个人都睡了，还是一个也没从，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现在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朱迪斯已经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她的棺材里一定很拥挤，谁让她藏了这么多秘密。”

总之，夜晚的哭号声停止了。有人听到过牛舍里传出的笑声，还有人什么都没听到。但有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村里人纷纷议论起来。

在我们这里，往往很难辨别是现实催生了流言，还是流言制造了现实。不过，随着证据的增多，事情也逐渐明朗：朱迪斯的眼白开始肿胀，乳房开始坚挺，虽然腰还没圆，可已经有好几个女人见她采酢浆草吃。

两个半月过后，一天清早，摩西走进牛舍，发现朱迪斯靠在蕾切尔脖子边正往粪槽里呕吐。他立刻明白：谣言是真的。

几周过后，格洛伯曼和沙因菲尔德仿佛商量好了一样，都跑来找摩西：“拉比诺维奇，这可不行。朱迪斯不能把孩子生在牛舍里。”

三个人一同来到牛舍，可朱迪斯说她觉得待在这儿挺舒服，离心爱的奶牛蕾切尔也近。三个男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能回到屋里。他们争论着制定出各种计划。第二天，沙因菲尔德坐着格洛伯曼的皮卡进城，拉比诺维奇则开始挖地基。

当天下午，皮卡车返回，上面堆满了一袋袋水泥、沙土和碎石，此外还有橡胶袋、工具和模板。格洛伯曼走进牛舍，拿出和朱迪斯分享的格拉帕酒和白兰地：“喝酒对咱们的孩子不好。”他还在柜子里塞满了花花绿绿的孕妇装、干果、香肠和“小食”。

大约两个月后，新牛舍建成。在所有的奶牛都迁入新居后，拉比诺维奇抡起二十磅的大锤，将旧舍内的水泥牛栏和食槽全部打掉。沙因菲尔德和格洛伯曼把碎石清出。接下来的几周，他们在里面砌出新的内墙，隔出两个房间、厨房、浴室，还多开了几扇窗户。他们还在顶上张开护网，准备吊个新顶。

终于，将这些建筑材料卖给他们的商铺老板——那位“城里人帕比什”——出现了。据说他是村倌儿帕比什的亲兄弟，如今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他不再是人们打趣的谈资，而是实实在在出现在村里人面前。城里人帕比什无论跟兄弟说什么都是大吵大嚷。他一边说，一边铺地、刷墙、抹灰、布线、铺管，屋子渐渐有了生气，有点家的样子了。我就在这里出生，母亲在这儿把我养大。这里曾经是牛舍，一砖一瓦中饱含着从前的记忆，墙面也散发出牛奶的柔香。

整个过程中，几个男人都没怎么开口。但在牛舍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却离彼此很近，有时会撞到肩膀，有时会蹭到手臂。牛贩子从山上的德鲁兹村买了个生铁炉，摩西把它从车上搬进牛舍。雅各布从自家荒废的果园砍了两棵树，带来一大堆柴火。

“朱迪斯，这是给你的。橘木烧火旺，味道也好闻。”他说。

67

“是谁让她怀孕的？”娜奥米问奥代德。

奥代德说：“她？他们所有人。”

“是谁让她怀孕的？”娜奥米问父亲。

“没谁。”摩西答道。

“是谁让你怀孕的？”娜奥米问朱迪斯。

“管他呢。”娜奥米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朱迪斯只好道：“是我自己，诺米尔，我自己怀的孕。”

“萨义德，还记得你出生那天的情景吗？”

“没人记得自己出生的情景。”

“可我记得，当时我就在这儿。”

“我知道。”

“要不我别回耶路撒冷了，留下来陪你怎么样？”

“可你在耶路撒冷有孩子，还有丈夫。”

村庄夏夜的温暖气味流入窗内。黑暗中有宽衣解带的声音，我的心狂跳不已。

“别开灯。”娜奥米并不知道我闭着眼睛。

她钻进我的被窝，问：“你叫什么？”

“萨义德。”

燕八哥在户外高唱，融化清晨的寒意，用橙色的鸟喙勾勒出东方的黎明。

“萨义德，你的眼睛变蓝了，”娜奥米道，“不信睁开眼睛自己看看。”

她的眼中透出旧日的悲伤，泪光闪耀。娜奥米起身下床，身影在黑暗中摇曳。

“上课上到一半，我突然起身跑到这儿来。朱迪斯已经瘫在地上，屋里全是那股味儿，就好像梅纳汉姆伯伯秋天时身上的味道。朱迪斯的羊水已破，那是只有医生和女人才辨得出的羊水味。”

“别怕，诺米尔，”朱迪斯道，“谁也不用叫，你去屋里拿些干净的床单和毛巾来。”

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

“你别死，”娜奥米大喊，“你别死！”

朱迪斯苍白的嘴唇泛起微笑。

“人不会因为这个死的，而且会活得更有滋味。”

她笑着念叨道：“嘿，我得活得多好啊，诺米尔，我得活得多好。”

屋角的泥巢中，小燕子尖叫着张开红色的小嘴，牛舍里的蕾切尔哞哞叫着猛踢铁门。

“现在，”朱迪斯道，“这个臭婊子马上要生个小姑娘了。”

她仰面躺着，将裙子掀到肚皮上方，脚后跟使劲蹬住地。她两腿张开，屁股向上顶。

“快！把床单铺在下头。”她命令道。

娜奥米怯生生往她腿间看去，逐渐撕裂的下体仿佛要张嘴咆哮。

“诺米，你看见什么了？”朱迪斯问。

“好像里面有堵墙。”娜奥米说。

“那是脑袋。她很快就要出来了，你要帮她一点、一点地出来。诺米尔，别怕，再过一分钟就出来了。这次一定很好生。你只要伸手等着，到时候把她接住就行。”

“是个男孩。”娜奥米道。

“她听了，一把将自己的裙子扯破。”娜奥米告诉我，她的话语和嘴唇流连于我的脖颈，她温暖的大腿搭着我的肚子，“扣子四处乱飞，她对我说：‘快，诺米尔，我快撑不住了，快把他放我胸口上。’我把你放在她胸口，她哇哇大哭起来。那前胸雪白雪白的，就像鸽子一样。”

娜奥米想逃离牛舍。在那一刻之前，朱迪斯一直都冷静果断；而在那天夜里，积聚在内心深处的哭喊却冲口而出。

她后退几步，搓着两只黏糊糊的手，直到身体顶住墙。娜奥米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在乱草与血泊中扭动着身体，喉咙不断发出尖叫，臂弯里睡着她的儿子。

沙因菲尔德、拉比诺维奇和格洛伯曼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来参加我的割礼，中途一刻也不离我左右。

雅各布不懂裁缝，于是给我买了几套婴儿服。

拉比诺维奇给我做了个摇篮，既能立在支架上，又能吊起来摇晃。

而格洛伯曼依旧恪守他的作风和原则，给我准备了一大沓钞票。他用手指蘸蘸唾沫，把钞票一张张搓开，分成五小沓儿。然后大声对客人宣布道：“一份给孩子，一份给妈妈，一份给这个爸爸，一份给那个爸爸，一份给另一个爸爸……”村倌儿帕比什和城里人帕比什实在看不下去，于是起身大喊：“礼物已经给了，赶紧闭嘴！”

68

Shlaf meyn Zaydele, meyn kleyne,

shlaf meyn kind un her tsikh tsu,

ot dos feygele dos kleyne,

iz keyn andere vie du.

睡吧，萨义德，我的小宝宝，

听妈妈的话，乖乖睡饱饱，

飞高高，高高飞，一只小小鸟，

就是我的萨义德，我的小家雀儿。

“若是死亡天使降临，见到一个叫萨义德的孩子，肯定立马明白，一定是哪里出了错，继而转向别处。”

我依旧对她赐予我的名字深信不疑。如今我长大成人，确信有朝一日我会为人祖父，让自己名副其实。死亡天使会找上门来，因为被骗而气急败坏。他完全失去了耐性，二话不说叫出我应有的名字，把我的灵魂抽了个彻底。

我依然记得幼年那些小巧清晰的照片。

还记得一天晚上，我醒来发现她仰面躺着。当时正值盛夏，她身上的被单滑落，两臂张开，前胸裸露着。她脸上的严肃消失，连鼻梁的曲线都变得柔和。

我起身帮她遮盖。当被单罩住她的身体，她伸展腰身，睡梦中绽放出微笑，仿佛裸露的身躯上有海浪掠过。我再次轻抖被单，让它落在她身上，直到她发出一声轻叹。我再次拎起被单，她的眼睛突然睁开。那眼神严厉而清澈，一如她的声音：“行了，萨义德，赶紧睡觉。”

“可我想让你盖舒服点。”

我还记得母亲如何抓住我的胳膊带我回到自己的床上，然后回去躺下。我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谁都没睡着。

我还记得三岁半时，我抱怨只有自己看不懂梅纳汉姆伯伯春季写的字条，于是雅各布便教我读书写字。

我还记得格洛伯曼将切薄撒了盐的美味生肉片拿给我嘬。

我也记得跟摩西一起玩“大笨熊”，记得我第一次从桉树上摔下去。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活不成了，我自己也不例外。我睁开眼睛，寻找着上帝和天使，母亲对我说：“起来吧，萨义德，你啥事儿也没有。”

她的故事渗透我的记忆，与之融为一体。比如，那头母驴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老死，可我却能清楚地记得她如何机灵地从马的眼皮底下偷大麦：看到马儿塞了满嘴大麦，那母驴就冲过去咬他脖子。马儿试图反击，大麦从嘴里掉下，母驴见了赶紧下嘴。

“这个我也记得，”娜奥米道，“我还记得跟她一起吃石榴：一开始是坐在石头上，后来坐在父亲砌成的小路上。我还记得，她让我去抓鸽子，然后由她把鸽子弄死。朱迪斯用两根指头猛拉鸽颈，直到‘咔嚓’一声，每当这时，她都情不自禁地咬住下唇。”

我们正站在耶路撒冷德国殖民地公墓附近，乌鸦集会的那棵树旁。娜奥米笑着要跟我比爬树：“你摔下来比我强，我爬上去可比你厉害。”

她又说：“我得去看看梅尔的母亲。萨义德，你能陪我一起去吗？她住得不远。”

娜奥米称自己的婆婆为“梅尔的母亲”或“克雷巴诺夫太太”，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兴许我五岁那年，娜奥米和梅尔结婚时，有人告诉过我，可是后来我又忘了。她家的花园里有一丛十分艳丽的蔷薇，还种着纤细的扁桃树和茂盛的忍冬花。

这丛蔷薇十分独特：它挺拔如树，荆棘像猫爪。如此高大坚挺，几乎用不着打理浇水。而且，蔷薇丛香气浓烈，路过的人们都无不震撼，小虫也乐得在它幽深的根丛中流连。

克雷巴诺夫太太骄傲地告诉我们，即便是战争中被封锁的年月，各家的花儿都在枯萎凋零，只有她的那一丛蔷薇常开不败。

这位太太是个寡妇。即便上了年纪，她的面部依然保有迟暮美人的曲线，等待着绽放光彩。

“我记得你，”她道，“你是那个帮工的儿子。你就是梅尔婚礼上的那个小男孩，对吧？”

“我也在那婚礼上，”娜奥米说，“你难道不记得我吗？”

“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对吧？”克雷巴诺夫太太问我。

“我叫萨义德。”

“你今年多大？”

那时我二十三岁。

“你这个岁数的人叫萨义德，肯定是谎话连篇。”克雷巴诺夫太太宣判道，“告诉我，你和你母亲是不是之前跟牛一起住在牛舍里？”

“差不多吧。也不是真的跟牛同处一室，不过我们住的房子以前的确是个牛舍。”

“真有意思！记得当时听说后，我还把这事讲给丈夫的亲戚们。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却跟奶牛住在一起。”

门廊上传来一阵奇怪的金属敲击声，回声甚至比敲击声更加响亮。

“那是鸟儿们在啄水箱。如今也就只有它们会来看我。”梅尔的母亲嘟囔着。

我向窗外看去。门廊上立着个大水箱，那是耶路撒冷当地人应急的储水装置。克雷巴诺夫太太在水箱顶撒了面包屑，引来小麻雀在锡顶上啄食。生活在冰冷无情的吝啬城市，能在这里找到吃的，小麻雀们当然很感激，而克雷巴诺夫太太看到它们圆圆的眼睛里的谢意也十分欣慰。她告诉我们，那回声能告诉她水箱里的水量还剩多少。

偶尔，会听到一阵更加响亮、有力的啄食声。老人知道，那一定是从柏树上飞来的乌鸦。它吓走了小麻雀，抢走它们的食物。

凡是个头大过她的手的黑色动物，克雷巴诺夫太太一概不喜欢。她立马冲上门廊，右手擎着一把笤帚，一边驱赶偷食的小贼，一边义愤填膺地大喊着：“走开！去！走开！”

她满脸通红地回到屋里，到厨房给我们沏茶，顺便稍做镇定。娜奥米小声告诉我：她婆婆撵狗说希伯来语，赶羊说阿拉伯语，轰猫说意第绪语。她不知道乌鸦属于哪个国家，也不知它们操哪国语言，于是驱赶的时候就把各种语言混起来说。

她的热茶甘甜而美味。喝过之后，我们起身告辞。

奥代德告诉我：“让娜奥米去耶路撒冷简直就是把鲜花从土里揪出来，然后扔到路上让车碾。”

梅尔与娜奥米成婚多年，奥代德的怒气一点也没消。打我小时候起，他就经常用村里的卡车拉着我去耶路撒冷看他们。我摸黑跑到奶厂，既瞌睡又兴奋。奥代德允许我爬到奶罐上检查盖子是否盖好，出发时还特准我拉动他左肩上面的绳子，鸣笛开道。

我往往会在车上睡着。当奥代德在黎明到达耶路撒冷的特努瓦营销合作社，并在场院门前换挡时，我才会醒来。娜奥米已经在那里挥手，奥代德以车笛声回应，而值班主任则丢下咖啡跑出来大喊：“拜托，小点僧！别响喇叭了！这才早上五点，耶路撒冷的人还米醒呢！”这时，维特金镇的司机艾瑟瑞尔吼道：“山姆深呀，山姆深，你自己才该小点僧呢！”[16]

车子猛一撒气停了下来。奥代德跳下车拥抱妹妹，又马上转身取下车上的包裹，那是朱迪斯给她准备的。包裹总是用奶粉盒的棕色包装纸包好，外面还用绳子系紧，里面有水果、蔬菜、应季的石榴、酸奶油、奶酪、鸡蛋，还有一封信。

“这是家里给你带的。拿着，这是给你一个人的，明白吗？就你一个人吃，一口都不给他！你笑什么？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当初我要是赶上他来家求婚，最后肯定到不了这步田地，”奥代德道，“我绝不会让他把娜奥米接走，她也不会离开。要是我在的话，他连院门都别想进。那个下三烂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像胡狼一样盯着笼里的小鸡不放。我就纳闷了，你那厉害的母亲大人怎么就没看出来？怎么没当场把他扔出去？”

两三天过后，我坐车回村。每一次，当卡车驶出米列克谷，我一定会醒来，目睹自己深爱的山谷在眼前豁然展现。奥代德又开始讲述曾经驶经此处的火车，还有阿拉伯人放进村子地里的那些野牲口。“我们冲出去，挥着鞭子把它们赶走。”他又说起英国人以前的防空哨，说起施维利警长，还有田野中被毁坏的石头烟囱的故事。那是意大利战俘营的遗迹，营地里总是传来歌声，看守们从来不站岗，身上总是一股油烟味儿。

“你会把这些都写下来，对吧，萨义德？”他吼道。

69

雅各布在火上坐了一锅水，在手掌上打了个鸡蛋，将蛋白滤掉，把蛋黄放进碗里。一点酒，一点糖，搅拌器在他手中闪耀飞舞。水汽蒸腾，将酒香释放到空气中。

“蛋黄就是力量，是母亲，是生命。”

他的动作又快又稳。但当他把手指伸进碗里蘸蘸，想品尝下味道时，那手开始发抖。

“千万别忘了我。”雅各布忽然道。

“当然不会。”

“还有格洛伯曼和拉比诺维奇，也别忘了他们。”

“雅各布，你是不是累了？要不我这就回去？”

“请你把衣橱打开。”

我照做。

“请把那个盒子拿出来。”

一个又扁又长的白色硬纸盒像幽灵一样立在挂起的衣服后面。我记得那个盒子，也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把它打开。”

一袭白色的旧礼服陈放其中。

“那是你母亲的结婚礼服，”雅各布用颤抖的声音道，“你还记得吗？是我亲手缝的。”

我蜷缩起身子，眼睛有些湿润。尽管妈妈只穿了几分钟，那礼服却像是她在田野中褪下的皮肤，等待着与主人的血肉团聚，正如等待中的我与雅各布。

“那时她穿着这条裙子，正在赶来的路上。事情突然发生了。所有人都在席前就座，等待她的到来。然而，来的却是你，萨义德。一个十岁的孩子抱着那个盒子，盒子里装着那件礼服，你不记得了吗？当着全村人的面，你把盒子交给我，然后转身就走，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然后，所有的客人都走了，我回到屋里，关上门，抱着那件衣服倒在床上。所有的碗碟，所有的上等德国餐具都晾在屋外的桌子上，让阳光暴晒，任苍蝇滋扰。我就这样躺了整整一个星期，不睡觉也不做梦，心冷得像冰。朱迪斯和摩西回来后，立马就赶上大雪。那是1950年2月。那会儿你还是个孩子，不过那场雪你肯定记得吧？有谁会不记得1950年那场大雪？全国都在下，连约旦河谷都下了几英寸。怎么说呢，那可真是没想到。村里倒了树，死了鸡，还冻死了两头小牛。附近的临时营地里，有几个新移民被厨房整个儿掉下来的屋顶砸死了。我们那儿的人，见识过三四米高的积雪，坐过三匹马拉的雪橇，见过小牛那么大个儿的狼，还敢伸舌头舔舔井边冰冷的铁栏杆。对我们来说，那年的雪只能算是小打小闹。那能算大雪吗？雪橇在哪儿？狼狗在哪儿？在这里，我们弄个泥橇，是为了走泥地运牛奶。有一次，村倌儿帕比什射死一只进院偷鹅的狼。不过，也就是帕比什管那东西叫狼，其实只有猫那么大。要我说，那撑死也就是匹胡狼。别说耶路撒冷和采法特[17]了，就说咱们这儿，一个炎热山谷里的小村子下雪？那是做梦都没有的事。谁能经得住这世面？那些树根本受不住，尤其是桉树。桉树能禁得住下雪吗？萨义德，我问你，这种来自澳大利亚的树禁得住风雪折腾吗？我见到苹果树、樱桃树、桦树站在风雪中，可桉树湿乎乎、软趴趴的，冬天也不掉叶子，压在身上的雪量远超过它的承载力，只能断掉。雪一片、一片又一片落在树上，直到落下最后一根稻草：断！现在！树顶的巨枝压断掉落，全村都听到那断裂声，甚至是断枝时叶间的风声都听得一清二楚。然后，他们听到了那一声，所有人都起来跑了过去。毕竟，有谁不知道拉比诺维奇家那棵桉树？树顶有乌鸦筑巢。你小时候曾经爬到上面去看乌鸦。格洛伯曼、拉比诺维奇和我像疯子一样在树下兜圈子，生怕你掉下来。朱迪斯还笑话我们，说这孩子叫萨义德，肯定会平安无事。现在，你该小心了。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孩子，死亡天使也不会原谅你跟他玩把戏。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就等时机到来，把你带走。有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亡天使，他与你同时降生，一直在你身边等待。正因如此，如果有人已经年纪一大把了，那他肯定还有很多年好活，因为他的死亡天使也不再年轻，眼神不好使，手也哆嗦。早晨醒来，死亡天使也是一身酸痛。当他终于完成使命，自己也会在你死了一分钟后断气。就好像蜇了人的蜜蜂自己也得倒霉。这里有一位独身女人，你母亲，虽算不得十分美丽，但开朗清亮，仿佛面对花园的一扇窗。还有她眉间那道忧伤的细线——那也是被爱割出的伤痕。不光是她的肌肤，如果你见过她挤奶，或是切蔬菜拌沙拉，或给孩子洗澡的样子，你就会立刻明白那双手是多么有魅力。你问我为什么会爱上她？你问我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我这样的人对女人能有什么奢求？原谅我的粗俗，萨义德，我们这种人既不看奶子，也不看屁股，甚至连美貌都觉得索然无味。火花已开始逐渐熄灭，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开始变得无聊。正如格洛伯曼所言：面对多数女人，命根子都要打哈欠。所以，他看重的是手。女人的巧手可以抚慰你，激起你心底的涟漪，可以如水一般流淌倾诉：我在这儿，雅各布，我就在这儿，嘘……睡吧，雅各布，你并不孤独……雅各布……睡吧。”

注释

1　俄国大院（the Russian Compound）：耶路撒冷城区名，为城中心最古老城区之一。

2　以色列之家（Beth Israel）：耶路撒冷中部犹太社区名。

3　回想摩西（Yemin Moshe）：耶路撒冷老街区名。

4　拿撒勒：巴勒斯坦北部城市。

5　此处的摩西（Moses）指的是《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领袖。

6　阿多乃（Adonai）：希伯来语对上帝的称谓，意为“我的主”。

7　亚瑟·鲁宾（1876—1943）：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活动领袖。

8　基大利斋戒日：犹太纪念日，纪念在耶路撒冷城沦陷时被杀害的犹大省领袖基大利。

9　提别月禁食日：在犹太教历10月，公历12月到来年1月间。10日为禁食日，纪念耶路撒冷首度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围困。

10　搭模斯月禁食日：在犹太教历4月，公历6月至7月间，17日禁食，纪念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攻破。

11　圣殿被毁日：即埃波月9日，在犹太教历5月，公历7月至8月间，纪念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

12　纳哈拉尔（Nahalal）：一个位于以色列北部的莫沙夫（moshav），莫沙夫是一种由个体农场组成的合作村庄或定居点。在希伯来文《圣经》的记载中，纳哈拉尔是利未人的城市。

13　彼得比尔特：美国重型货车制造商。

14　埃拉特：以色列南端港口城市。

15　内盖夫：巴勒斯坦地区名。

16　小点僧、米醒、山姆深，都是表示说话人发音不标准，如把“shut up”说成“sut up”。

17　采法特：以色列北部城市。

第四餐

70

雅各布第四次为我做饭是在1981年，就在他去世几周后。

他走得平静而直接。灵魂并非从他肋骨间逃亡而出，也没有像麻叶一样燃尽熄灭，更不是生撕活剥般离开肉体，而是在从容中渐渐抽离。司机发现他衣着整齐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说，雅各布的表情很安详，身体冰冷，但依然柔软。他的表情与姿态中既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

司机告诉我：“我自己也不年轻了。希望我也能走得像他一样。”

雅各布去世时我在耶路撒冷，当时正躺在娜奥米和梅尔家的客房，尚未入睡。电话声突然响起，打断了夫妻俩的谈话。他们俩总是在晚上聊天，我总是仔细倾听，然而却从未从那低沉愤怒的声流中捕捉到任何内容。

那里已不再是我儿时造访的那个住宅区的狭小公寓。如今，他们住在宽敞美观的石屋里。起先，娜奥米和梅尔睡在一个房间，挤一张单人床；然后变成同房双人床，后来又同房不同床。如今，夫妻俩各睡各的房间，各睡各的双人床。这也是记录流逝时光的办法之一。

出于惯性，我躺在床上，眼睛注视着那扇再也不会打开的门。再也没有三角形光线从那儿照进，也再没有走廊上玉体的金色剪影。

每次雅各布说起河边洗衣的年轻姑娘，总会不无骄傲地将其形容为“爱的永恒画面”。我也思考着自己的永恒图画——那个暗夜中的身影，湿润的面颊，纤细的腰身，光亮的肌肤。我渴望回到那个房间，用一声口哨将时间召回，再次目睹那黑暗中光彩照人的裸体。然而，那一刻却再也不会回来。

然而，纯真却早已离我而去，她的肉体也不再年轻。总之，世上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修复。想象好过修复，虚构强于想象，而这三者都比不过回忆。

梅尔拿起听筒。“喂？”我听到他说，“他在。”紧接着他喊道：“萨义德，找你的。请你告诉打电话的人，无论他是谁，现在是凌晨四点。”

“我在耶路撒冷特努瓦这边，”奥代徳在电话另一头说，“雅各布去世了，我觉得该跟你说一声。”

“什么时候？”胸腹中那刀刺般的剧痛让我猝不及防。

“昨天早上。”

“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早打电话？”

“‘他们’是谁？又该打给谁？”尖锐反问后，他接着又说，“他们已经把他下葬了。昨天下午。”

“你什么时候回村子？”

“你在出城的地方等我，我半个小时就好。”

一路上我只想着一件事——那个只有我和妈妈知道的秘密，那个她拒绝雅各布求爱的最终理由。自从她死后，我一直试图鼓起勇气向雅各布坦白。我在走路时无声地动嘴演练着那些对话，我把悄悄话说给早已钻不进去的观鸟暗箱，我张大嘴巴，撕心裂肺地对着远处的树林大喊，可就是没能对雅各布说出实情。

奥代徳感受到了我的悔恨和焦虑，回村的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我突然大声说：“其实这样更好。如果我告诉他，估计他很早就不在了。”即便这样，奥代徳也假装发动机的轰鸣吞没了我的忏悔，并没有做出回应。

几天后，我被叫到海法某律师的办公室，并且被告知：雅各布将提翁橡树街的那栋漂亮的大房子连同它的花园、厨房和里面的一切都留给了我。

律师问我：“房子你打算怎么处置？”

“把它租出去。”

“我会很乐意租下它。”

“你可以在十天后搬进去。”

律师目光低垂，清了清嗓子，“厨房的墙上有一张女人的照片。”他说得很难为情，“如果你能让它继续挂在那儿，我将不胜感激。”

“你认识她？”我问。

“格林夫人？很可惜，没在她年轻时，而在她暮年时，我才与她相识。我曾是他们夫妇俩的律师。多年前格林夫人去世时，是我找到沙因菲尔德先生，把夫人留给他的房子钥匙交给他。沙因菲尔德告诉我，自己是格林夫人的第一位丈夫。坦白说我很吃惊。如今，房子由你继承，拉比诺维奇先生。我问个私人问题，希望你别介意：你跟这一家是什么关系？”

那天晚上，拉比诺维奇先生睡在新家里。

同往常一样，他到黎明才渐渐睡去，一个梦也没做。

第二天，有人大声敲门。

“谁？”拉比诺维奇先生问。

“商店来的。”

一个满身香叶和香肠味的年轻人走进来。他似乎对这里很熟悉，一进门便径直走进厨房，把几个包裹放进冰箱，收纳好水果和蔬菜，把瓶瓶罐罐归到该放的位置。

“不用付钱。”年轻人将商店的名片放在桌上，还留下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封好的白信封。

到了门口，他回过头，深吸一口气对我说：“萨义德·拉比诺维奇先生，请节哀顺变。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先生是个大好人，对吃的很有研究。他虽然叫不上酒的名字，但在他手下，煎锅会微笑，菜刀会跳舞。我们老板有时会来这附近，就为了在他做饭时闻闻附近的香味。然后他回到店里会说：能卖东西给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先生是我们的荣幸，他可以同时用三口铜锅烹饪。老板还让我转告您，如果您继续住在这里，我们也会很乐意为您服务。”

年轻人一口气全部说完，然后转身离去。

萨义德·拉比诺维奇先生开始四处搜寻翻看。

信封里装着第四餐的食谱。

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妈妈的蓝头巾。

她美丽的结婚礼服已经从盒子里取出，挂在衣橱里。洁白的布料光滑、清新，没有丝毫异味。

萨义德·拉比诺维奇先生取出礼服摊在床上，在舒服的安乐椅上坐下来，进入了梦乡。

71

那记忆是多么清晰：枫叶变黄落下，仿佛被砍掉的双手被水流冲刷。农民们拆除捕鹅的猎网，收集屋顶晒干的果子。

事物是多么寻常：北风来袭，浮云惨淡，初雪落下，野狼的踪迹在清晨逼近村舍。

地球旋转。冬日终结。春季的鸟儿是多么顺从：芦苇中夜莺歌唱，苹果花摇摆着裙裾，陪伴身边的蜜蜂赶了个正着。就在雅各布眼前，白色的蝴蝶前后翻飞，迷醉着掉进他记忆的织网。

金色与绿色随处可见。太阳升起，已经有翠鸟与倒影齐飞——多么熟悉，多么美丽的画面。清风在桦树的叶间舞动，姑娘们来到河湾处的石头上，清洗衣物和床单。

雅各布告诉我，就这样，他的内心被爱的底色填充。如他所说，对恋爱中的男孩而言，好奇总是胜过欲望，惊奇总是多过嫉妒。这种爱胜过日后的所有爱慕，因为它全身心投入，坚定不移。

他又告诉我，小时候的他爱的并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所有女人。他热爱承载着她们重量的大地，热爱在她们美丽头颅上架起华盖的天空，也热爱犹太人唯一的神，是他把她们带到他身边。

他渴望着姑娘屈膝跪在石板上的时刻。束缚在衣衫中的嫩乳在对他歌唱，晶莹的水波在他的心中荡漾。从他所在的位置与角度看去，姑娘们仿佛漂浮在被太阳镀了金的宽广水面。清风撩拨她们的裙角，紧贴着，轻抚着，勾画着。

“爱的永恒画面。”雅各布重复着。令他沉醉的不只是记忆，还有那笨拙的唇舌表达的言语。

72

我对下厨没什么热情，对食物也没有特殊兴趣。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喜欢享受美食，但我无心探索成就美味的秘诀，也不想知道用了什么食材。为口舌之欢而长途跋涉，这种事我做不出。我相信格洛伯曼的话：“吃完能用面包把盘子溜干净，就说明好吃，一准儿的！”

平滑的餐桌正在耐心等待，桌上白色的大餐盘闪闪发光，如今它们已成为我的财产。墙上红彤彤的铜锅仿佛一枚枚落日。橱柜里，刀具正屏住呼吸，看看谁会被拉开抽屉的新手选中。

我将雅各布的食谱挂在眼前，将他的围裙系在腰间。

起初我有点害怕。正如我所说，和摩西每日的简单餐食就是我对烹饪的全部认知：煎蛋、沙拉、土豆泥和煮鸡肉。不过，雅各布写的做法很简单，肉很听话，调味料和蔬菜也已处理妥当。手中的长柄勺仿佛自己长了脚，炖锅和炒锅也很配合。我信心大增，相信很快便可以多火齐开。

在我的心中，悲痛与喜悦从来不会交融，正如水汽与油滴不会混合。事情相继发生，在时间的维度中一路为邻。切菜的同时油煎，搅拌的同时挤压，悲伤的时候微笑。我蒸着，拌着，洒着，煮着，回忆着，痛哭着，调配着。

即将收尾时，我以一个小小的仪式庆祝大功告成。独处之时，人们往往会这样犒赏自己。我脚后跟一拧，身子一转，解开围裙，微微鞠躬，然后关掉灶火。

墙上的丽贝卡好奇地看着我。一直以来，我都没理解那表情的含义。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现在的我已经比照片中的她大多了。

“吃吧，我的孩子。”我一面对着丽贝卡打趣，一面给自己盛上我与雅各布的最后一餐。

73

“她的身体里、肌肤下隐藏着怎样的情感？女人的身体上，而不是头脑里，记录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萨义德，即使是你，也并不了解母亲的一切。你所知道的，无非是她乘火车来到这里，抚养了拉比诺维奇的孩子，在他家做饭、欢笑、洗衣、刷碗、挤奶，做着一个村妇所做的一切。她一个人住在牛舍里，夜间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号声。你知道的就这么多。有时我觉得她来到这里是为赎罪。她把心爱的小牛养大，对动物能倾注如此心血，给她取名蕾切尔，难道不是为了祈求原谅吗？可她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过，眉宇间也没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她的脸明朗得像一扇面向花园的净窗，但与此同时，却不显露出任何秘密。这就是她隐藏的方式。那时的她有很多秘密，其中的一些我至今依旧为她守护着。怎么，你以为我和盘托出了吗？拉比诺维奇也许知道一些，但他从不纠结于这种东西。多年来，他也沉浸在自己的遗憾当中，对他人的伤疤不再感兴趣。只有那么一次，当有人跑到村委会，抱怨朱迪斯夜里哭声太大时，拉比诺维奇找到书记办公室，说了这样一番话：‘人家把你家奶牛的奶子哭干了？没有吧？那你管那么多干吗？关你什么事？谁都有想哭的时候，鲁宾的声小，西蒙的声大。’说完，他转身就走。起初我不明白鲁宾和西蒙是谁。村倌儿帕比什告诉我，那只是举例时随便安上的名字。当时我想：像雅各布这种名字永远不会被人拿来举例。每天晚上，朱迪斯依旧哭得令人心碎，而夜里发出的声响是掩藏不住的。这不像萨义德，你怎么也猜不出他的父亲是谁；也不像女人的秘密，来自哪里，爱过什么人……像这种秘密，如果没在肌肤上留下印记，又是在哪里呢？灵魂？灵魂上能留下怎样的印记？那样的哭号已经压抑了整个白天，就等在夜晚释放。她曾躺在牛舍里，身旁是心爱的奶牛。一个咀嚼苜蓿，一个咀嚼回忆。而那哭声……每晚不断……如野狼的灵魂般漂浮于村子上方，上升，落下，寻觅……它寻觅着……寻觅着……怎么说呢，萨义德，我不点名，不过确实有人说，如果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再这样号下去，胡狼都会进村来认亲戚了。故事越传越开，越传越精彩。有人说这是女人的事情，疼在男人没有的地方，男人也理解不来。有人说是因为爱。有人说是睡梦里想起了后悔的事。你看，每个人都有悔恨，有大有小，有的人闷声不响，有的人撕破喉咙，有的人一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是后悔。以前我认识一个外族的木匠，有时吃了东西会后悔，有时爱了某个人又后悔，有时说了什么话也后悔。人难道还缺少后悔的理由吗？有时，木匠会跑到别人家里，把自己一周前刚做好的柜子返工。有两次，人们抓到他挖坟，因为他后悔打棺材时没用对木料。他一年总要改两三回名字，如同田间蜕皮的蛇，把老问题留给旧名。萨义德，你小时候经常抱怨自己的名字不好听。不好听你干吗不改名？跑到政府去，说：我不想再当萨义德了，我想当格申，或者所罗门，或者雅各布。你要是叫雅各布就好了。但那很危险，你和我的名字都决定着命运，叫我们这种名字的人可不能胡来。”

74

那时候，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一天夜里，一个古怪的男人出现在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家门口。

“那可真是个奇怪的人。不过，这种客人来这儿绝非偶然——就像朱迪斯，就像毒蛇，就像白化病。和他们一样，这个人走的也是田间，而不是公路。”

总之，雅各布屋外响起急促恳切的敲门声。他一开门，一个身型肥胖的丑大个儿站在黑夜中，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一对老鼠一样的小眼睛怯生生地望着他。

他身穿蓝色工装，雅各布一看就知道，那是意大利战俘的囚服。英国人建的那个战俘营就在村外不远处。人们经常会看到穿蓝衣服的战俘在田里晃悠。大家都知道营区的围栏上破了个洞，战俘们从那里钻进钻出，到外面采些香草作调料，蹦蹦跳跳像孩子一样。

可眼前这个战俘的眼睛滴溜乱转，皮肤上满是汗水。他跪在地上，惊恐中喘着粗气。他用希伯来语道：“他们在追我，让我在这儿躲躲吧，求你了！”

“你是谁？是犹太人吗？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语言？”雅各布起了疑心。

“听过的语言我都会说。”这个战俘在模仿他的声音说话，令雅各布吃惊不已。“你要想学，我可以教你。让我进去吧，把门关起来，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不能就这么让一个陌生人进家，”雅各布坚持道，“我得找个人说一声。”

来人直起身子将雅各布往里推，动作很柔缓，但很坚持。他跟了进去，然后把门关上。

“别说，谁也别告诉。”他恳求道。

“萨义德，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情他吗？不是因为他逃出战俘营，也不是因为他模仿我说话。他坐在桌前，伸出三根手指从盐碗里抓了一些盐放在手掌上，像牛一样用舌头舔。只有真正虚弱和绝望的人才会这样，这一点我最清楚。我妈妈去世前一年就这样，桌上总是放一小块盐，还有一块更小的揣在兜里。当这种人虚弱时，就像需要补充糖分的人一样，他们会放一点盐在嘴里，不然就会膝盖发软。我常梦想着有朝一日赚了大钱，一定让妈妈吃上有钱人吃的那种白色的细盐，不用像牛一样舔这种灰石头。看着这个可怜的意大利人，我就知道，他真的需要帮助。”

雅各布给逃犯切了点面包和奶酪，又给他煎了个鸡蛋，看着他吃完，随后把他带到旧鸟舍。

他从孵化间搬来两袋木屑：“在这儿躺会儿吧，我们明天再谈。”

第二天，雅各布比平日醒得更早，因为金丝雀正扯着嗓子拼命高叫。睁眼躺了几分钟后，他还是决定下床。好奇与决心占据了他的内心，令他再也无法入睡。

他来到鸟舍。战俘早已醒来，他睁着眼躺在木屑包上，用两根卷轴一样的手指指挥着鸟儿们。

“你叫什么？”

“萨尔瓦托雷。”战俘站起来鞠了个躬。

“姓什么？”

“没姓。父母都不在了，没老婆，未来也绝不会有孩子，要姓没用。”

“请坐，萨尔瓦托雷。站着多不方便。”

战俘坐了下来。即便如此，他还是把房间填得满满登登。

“你家在意大利什么地方？”

“在南边的一个小村子，叫卡拉布里亚。”

“那你一定知道，这种小村子里什么事情都藏不住。一家做饭，全村都知道锅里煮了什么东西。我就是把你埋在地里都藏不住。你说我们的语言，长得也跟周围人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当地人的名字，把你打扮成当地人，就说你是我家的帮工。”

就这样，萨尔瓦托雷从一个无姓的意大利战俘摇身一变，成为犹太帮工约书亚·波尔。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为萨尔瓦托雷模仿能力超群。除了母语意大利语之外，他的希伯来语、德语、英语、俄语、意第绪语和阿拉伯语都很流利。他对雅各布只说希伯来语，只叫他“沙因菲尔德”。雅各布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敢自己直呼其名，“毕竟我是你的帮工，而且你的名字也很特别。”

雅各布给他买了工作服，这样他就不用穿着监狱里的那套衣服到处跑。萨尔瓦托雷会挤奶，会剪枝，会灌水泥，会割草，会杀树虫，还会修水管。没过几星期，村里人人都知道沙因菲尔德家的新帮工有着一双万能的黄金手。时不时地，还会有人招呼他到自家农场干点活，让他赚几个零钱。

萨尔瓦托雷很感激，同时也尽心尽力地侍奉雅各布。他做饭，洗盘，打扫房子，照顾花园。当发现雅克比与雅克芭家附近还剩下几株白化病种下的玫瑰时，萨尔瓦托雷赶紧将其从缠绕的藤蔓中解救出来，为它们嫁接新枝。

他灭鼹鼠的本领让所有人大开眼界：随随便便用草叉一桶，就能把它们消灭在窝里。大伙都以为他干过很多农活和技术活，其实不然。是他的模仿天赋让他轻松掌握各种语言，也学会了各种技能。只要花上一分钟，观察别人如何挤奶、剪枝、搭建、除草，他就能轻松展现惊人的娴熟技艺。甚至是铺地砖、钉牛掌这种复杂的技术活，他只要看上一眼，一样可以做得有模有样。

只有娜奥米·拉比诺维奇起了疑心。一天，她突然说沙因菲尔德家的帮工“很奇怪”。人们问她什么意思，她说：“他不像个约书亚，倒像个诺书亚。”

从那以后，“诺书亚”就成了他的外号，所有人都这么叫他。

一次，诺书亚学着格洛伯曼的样子，像真正的牛贩子一样，用意第绪语准确说出了一头奶牛的重量。

回到家后，雅各布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模仿他验牛时的表情，然后就顺嘴说出来了，就这么简单。”诺书亚说。

“以后可别这么干了，”雅各布道，“格洛伯曼是个危险人物，他可不是小孩子。这家伙狡猾得很，而且没一点同情心。如果你被他盯上，最后肯定没好下场。”

不过，雅各布还是会不停向诺书亚打听他的模仿天分。最后，帮工笑着说，其实自己没什么真正的模仿天分，他只是模仿了父亲的模仿才能。他说父亲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经营着一家流动的木偶剧院。

诺书亚心思细腻，一说起死去的父亲，眼泪立马夺眶而出。豆大的泪珠划过面颊，吧嗒吧嗒地滴在大腿上。

“我的大高个儿也是从他那儿遗传的。不过他很瘦，我很胖。”

雅各布问他是怎么胖起来的，诺书亚告诉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爱人。

“每天晚上，我都会为他和我做萨芭雍，补充爱与力量。后来我们分手了，可我还是每晚都做，为的是纪念和悔恨。久而久之人就胖了。”

雅各布有点窘迫。这还是他第一次听一个男人诉说对另一个男人的爱恋，更别提他根本不知道萨芭雍是什么东西。这名字一点都不斯文，听着怪怪的。接着，诺书亚取出两个鸡蛋，又找了些甜酒。他用手将蛋黄分离出来，加上糖，烧水，搅匀，然后递给雅各布品尝。

“真好吃！”雅各布又惊又喜，“这么简单的材料和方法，居然能做出这么精彩的味道？”

“要是能用点好酒，味道就更好了！”

“再说说你父亲吧。”

诺书亚告诉他，父亲沉迷于模仿，甚至忘记了自己本来的声音，只能用最近模仿的声音说话。妻子就这样发现了他的那些风流韵事，因为他半夜回到家里，连说梦话都在模仿情人的口气。

“他不像我。爸爸喜欢女人，也被女人所爱。无论她们渴望什么样的男人，他都可以模仿。”

“他都模仿了什么人？”雅各布问得急切，指望着诺书亚的答案能让自己的爱情拨云见日。

“沙因菲尔德，你一定以为他会学卡萨诺瓦[1]，变成个大众情人。你错了，那些女人们都想让他模仿自己的丈夫。”

雅各布不理解。

“女人们希望他别装得太像，有点样子就行，不用一模一样，”诺书亚笑道，“每一个女人都爱着自己的丈夫，但希望对方能有点小小的改进。”

“他是怎么去世的？”

“管他呢，”诺书亚模仿雅各布的语气道，“一天他参加朋友的葬礼回来，跟谁也不说话，上床躺下就没再起来。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以为他在模仿那个朋友，所以都没理会。渐渐地，床上散发出恶臭，我们才知道，他是真死了。”

当时的我只有三四岁，对这个人的印象也很模糊。有时候，沙因菲尔德家的帮工会来幼儿园给我们剪纸人和纸娃娃，学愚蠢的火鸡齐声鸣叫，学幼儿园的老师发号施令，学村倌儿帕比什院里的鹅嘎嘎地咋呼。

那时候，人人都知道他学什么像什么。有人觉得他挺有意思，有些人要他证明自己，有些人则愤愤不平，觉得这种模仿是冒犯。

他的模仿惟妙惟肖，连牲畜和家禽听了都分辨不清。诺书亚学饿猫叫，吓得小鸡浑身发抖；学母鸡长鸣悲叹，小鸡瞌睡连天；学牛贩子“引经据典”，母牛吓得不再产奶；学戈登和布洛赫发情呻吟，母牛兴奋不已。最厉害的是，他甚至能模仿松鸟的叫声，那可是林间最为嘹亮大胆的鸟鸣。

村子里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松鸟蓝色的身影，没有听到这些流浪者的哀歌了。这种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极强，还会偷食，会观察模仿，很快便成为恶作剧和欺骗把戏的高手。它们模仿母亲的惊叫，模仿情人的口哨暗语，还会喊“驾”和“吁”给马儿添乱。

现在，来了个意大利战俘出手反击：他把鸟儿平时习惯的叫声和求爱的鸣叫混在一起，专拣产卵的季节发声。一到下午，诺书亚就变身猫头鹰，“咕咕”地讨鸟嫌；爱侣正“嬉戏”得高兴，他又用雏鸟的尖叫毁了人家兴致。

75

直到现在，奥代德依然保留着英国托管时的驾驶证。半路上，他总会拿出来向我展示，又叨叨说这还是他儿时格洛伯曼给他弄的。每当此时，我的心中都泛起喜悦，同时又有种莫名的悔意。和我母亲一样，我对牛贩子也是又爱又恨。

“那个杂碎，他就是个混蛋！只可惜你的脚随了他，脑瓜儿却没随。”奥代德大喊。

凌晨一点半，我到达奶厂，奥代德已经在那里拔管拧阀门了。他跳上车顶，把奶罐盖子盖紧。

我们启动出发。驾驶室里有一股牙膏和剃须膏的刺鼻味道。奥代德的一侧脸颊剃得溜光。我很好奇，另一侧是不是也一样光鲜。多年来我一直坐在他右侧，左侧的面貌完全成了未知的世界，仿佛月亮的阴暗面一样。

奥代德没有他父亲那么强壮——真正能与拉比诺维奇媲美的人也实在凤毛麟角。但他们毕竟是父子，奥代德还是继承了摩西的一些容貌特征。至于是青出于蓝还是一代不如一代，旁观者也说不清楚。奥代德在村里的印度式摔跤比赛中拔得头筹，但却从没搬起过摩西的大石头。他不断地尝试，却屡战屡败。后来人们说起了闲话，他白天只好作罢，只在每晚出发前搬两下试试。

沙因菲尔德的帮工撞见过一回，问奥代德在干什么。

“把石头搬起来。”

“这种石头人哪搬得起来啊？”诺书亚道。

奥代德指指母亲那块褪色的牌子——它依然立在那里。别的诺书亚能模仿，认字却模仿不来。意大利战俘生怕露出马脚，赶紧跑回家问雅各布那牌子上写了什么。

雅各布将全村人熟记于心的那句话重复给诺书亚：“将我擎起的摩西·拉比诺维奇居住于此。”诺书亚一听来了精神，说要是这样，他自己也能搬起来。

“你肯定没戏，”雅各布告诉他，“很多人试过了，都没成功。”

诺书亚回到那石头跟前，试了几把，没成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沮丧。改头换面的他已经在村里过上了规律的生活，现在，日常习惯中又多了一项：搬搬拉比诺维奇家的大石头。诺书亚早晨起床，来一杯菊苣汁，再加个生鸡蛋，穿上工作服，在院里和田间劳作。中午，他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那还是用丽贝卡的旧衣服改的，系上围裙准备午餐。下午，他再度换上工装在院里干活。傍晚，他喝下第二个生鸡蛋，走到石头那里，尝试搬起它，但没成功。

76

诺书亚一点点走进了雅各布的生活。

一天，雅各布几乎没动盘子里的食物，诺书亚发起牢骚：“你不喜欢吃我做的东西。”

“东西是好东西，”雅各布道，“但它只适合意大利人的口味。人们总是更习惯吃家乡饭。”

诺书亚找到阿丽莎·帕比什，问可不可以看她做饭。第二天，诺书亚宰了一只鸡，炖出的鸡汤表面泛着金色的油花，香气扑鼻。他在土豆泥里加了炸洋葱、酸奶油和莳萝，还撒了些粗盐。

雅各布吃得津津有味。餐后，诺书亚在大手上滴了几滴绿油，让老板脱下衬衣，给他按摩肩膀和脖子。

“沙因菲尔德，你肩膀中间的肉可真够紧的。难道是你追求的女人不爱你？”

雅各布也有着情场失意男人的自尊。他不想承认，诺书亚也没再问。然而几周过去，一日，诺书亚正在切面团准备包三角馄饨时，突然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那个搬起石头的男人叫什么来着？”

“我跟你说过，叫摩西·拉比诺维奇。牌子上写着呢。”

意大利人目光犀利地审视着他，惹得雅各布心里发毛。

“我看见他家牛舍里有个女人在喝格拉帕酒。”

雅各布没吱声。

“那女人是谁？”

“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尽管他严阵以待准备好了答案，可还是掩饰不住那问题带来的冲击与震颤。

“我还真没见过这村里有人喝格拉帕酒。她是从哪儿弄来的？”

“格洛伯曼带来的。”

“沙因菲尔德，为什么牛贩子会带酒给她？你为什么不去？”

雅各布没回答。

“她还有个不大的儿子，”诺书亚依然不依不饶，“每天都跑出来，看我如何举不起来他爸的石头。”

“那不是他爸！”一喊出口，雅各布便立即意识到了失误。

“那么谁是他爸爸？”

“这不关你的事。”

“那孩子就像还没决定好要长得像谁似的。”

雅各布不吭声。

“看来是戳中了你的痛处，”诺书亚道，“我可以帮你。”

“用不着。”突然，一句话从雅各布嘴里脱口而出，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正不管怎样，她都不会成为我的人。”

一时间，他多么希望说出这句话的不是自己，而是诺书亚在模仿自己的声音说话。意大利人望着他道：“沙因菲尔德，你也知道，我对女人没兴趣。但正因如此，关于普通男人有些事情我比你清楚。”

“我知道。”

“而且最关键的秘诀我都已经掌握，你却蒙在鼓里。”

“什么秘诀？”

“爱情是有规则的，并非世人皆可得。没有规则，爱情会像脱缰野马一样令你丧命。道理很简单。第一条规则：如果你真的渴望一个女人，就必须和她结婚。第二条规则：想结婚的男人不能坐在家里，等天上掉馅饼。”

雅各布笑了：“‘世人皆可得’，你从哪听来的？”

“别打岔！”诺书亚一脸正经，“这可是在说你的人生大事，所以别跟我抠字眼儿。爱情有规则，有规则的地方，事情就简单得多。男人要想结婚，就得知道婚礼上怎么跳舞，怎么准备客人的饭菜，怎么缝制结婚的礼服，而不是坐在家里，说什么‘反正不管怎样，她都不会成为我的人’。”

雅各布浑身颤抖。诺书亚把一切解释得清清楚楚，多年来脑海中关于驾驭命运的种种模糊构思都变得明朗起来，是他自己太害怕，一直不敢冲破束缚，翱翔天空。

“好好观察天上的乌鸦，无论这里还是意大利，所有的乌鸦都有着同样的习性。这些乌鸦是绝顶聪明的鸟类。观察它们，学习它们如何求爱。”

“我知道它们如何求爱，”雅各布有点愤愤不平，“我可比你了解鸟类。”

“这阵风来得正巧，他刚好可以行动，”诺书亚边向窗外看边说，“跟我出来，沙因菲尔德，咱们来看看你对乌鸦究竟了解多少。”

两人来到户外。一只雄鸟飞上高空，在和暖的空中打了几个趔趄，紧接着收回羽翼一路下坠。爱侣就在前方的树枝上兴奋地等待，他瞬间张开尾巴和翅膀。一声微弱的啪嗒声传来，那灰黑色的身影突然停在空中，转身再次向上飞去。

他身手敏捷，动作娴熟，转身之时甚至没有减速的迹象。如今他再次下坠，身体旋转着，挣扎着，仿佛受了伤堕入死亡。而就在触地前的一瞬间，他再次腾空而起。

“无论何时何地，乌鸦都是这样求爱的，”诺书亚道，“即使雄鸟和雌鸟终生相守，每一年他都会重新求爱。这就是规则。如果其他鸟给她唱夜曲或者送她格拉帕酒，她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从地上看，他可真丑啊。”雅各布道。

“所以啊，沙因菲尔德，他才会从空中求爱。求爱规则第一条：求爱必须在能凸显自己优势的地方。”

雅各布说不管在天上还是地上，自己都不好看。诺书亚却说：“每个人都有显得光鲜亮丽的地方。”

接着他又补充道：“爱情细腻而睿智。它讲的是头脑，就像开车、做菜和写书。要爱就得动脑筋。”

“是心，还是头脑，”雅各布有气无力，“管他呢。”

“的确，管他呢，”帮工还在继续，“你笑了，沙因菲尔德。这说明你在期望。”

在爱情毫无章法的海浪中随波逐流了这么久，如今在严谨而确定的规则的臂膀中，在这个深谙规则之道的大个子鼓励下，雅各布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

“沙因菲尔德，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你帮了我，我会回报你，会让你得到拉比诺维奇家牛舍里的那个女人。你只需学会跳舞、烹饪和缝纫。那些就是求爱的规则。”

“可我一个都不会。”

“跳舞和烹饪也有自己的规则，”诺书亚道，“只要有规则，就能学会。”

洗完盘子，诺书亚在池子里甩了甩手，在围裙上擦干。他突然走到雅各布跟前，抓住他站起：“失礼了。”

他一只手放在雅各布头上，另一只抓住他肩膀。

“千万别摔倒。”他命令道。诺书亚轻轻一推，雅各布像陀螺一样打起转来。

眩晕的愉悦和黑暗中可怖的橙色条纹令雅各布不敢睁眼。他明明没开口，却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你一定能学会跳舞。”

清晨，雅各布到旧鸟舍抓了几只成色较好的杂交雀，让格洛伯曼载他去海法。

“你又开始捣鼓鸟儿了？”牛贩子问。

“这回是拿去卖，”雅各布说，“我需要钱。”

一路上，雅各布都琢磨着如何找到那个买鸟的英国军官，他甚至不清楚对方的名字。然而，当他们到达海军基地，那个军官就站在门口，仿佛已经等候他多年一样。他还是当年造访白化病家鸟舍时的模样，只是袖子上多了几道金色条纹，头上也添了些银丝。雅各布将鸟交给他，军官出手十分大方。

之后，他们前往火车站对面的阿拉伯纺织品商店。雅各布按照诺书亚的指示，买了一大块颜色绚丽的布料。随后，他们又来到夏皮罗街上的音乐用品店。雅各布通过分期付款买了台铜柄留声机和一个硕大的听筒，又买了四张诺书亚提到的唱片。

见雅各布如此大手笔，格洛伯曼觉得挺有意思。他问雅各布买这些东西干什么。雅各布告诉他：“爱情是有规则的。你以为只有你和拉比诺维奇是明白人吗？很快你们就会知道，这个我也懂。爱情讲的是条理，朱迪斯和孩子最终一定会属于我。”

回到村里，雅各布发现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家门外。诺书亚从林子里砍了一棵年幼的桉树拖回院中。那树干纤细高挑，如桅杆一样插在坑里，被拉紧的绳子固定。帮工迅速展开雅各布买回的布料，娴熟地将其拉伸，并围绕桅杆固定住。一个颜色鲜艳的大帐篷渐渐成形，看上去仿佛一朵巨大的花朵，鲜艳而芬芳。

诺书亚像一只大猫一样爬上牛舍房顶的电线杆，兜里揣着改锥，嘴里还衔着镊子。

“小心触电。”雅各布叮嘱道。

“别担心，”诺书亚笑笑，“我看过电工干活。”

他剪线，拧螺丝，裹胶布，将一根电线从屋顶拉到帐篷。然后，诺书亚将留声机摆在木箱上，四张唱片放在一旁，点亮灯泡，合上帐篷帘子。他郑重其事地站到雅各布对面：“现在，我们正式开始。”

诺书亚说，全世界的舞蹈加起来也就四种，而其基本动作也不过四个。

“转，跳，进，退。”他列举道。

“那左跟右呢？”雅各布问。

“面左而退即是右，右侧左边即是前。”诺书亚细心讲解道，随后又说，其他的舞种无非是对四个基本类的演变、模仿和臆测：华尔兹，回忆之舞，战争之舞，以及触摸之舞探戈——舞蹈之中最极致也最酣畅淋漓的一种。“至于其他的舞蹈，”诺书亚不无轻蔑地道，“那些乡野村夫的舞蹈，什么雨中舞，酒之舞，什么拉手转圈之类的，都不算舞蹈。”

雅各布哈哈大笑。他突然意识到，自朱迪斯进村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笑出了声。诺书亚也模仿着笑起来。那声音如此相像，仿佛那硕大的躯体反射出了一阵可怕的回音。

“正因为这样，沙因菲尔德，你才要学会探戈。不是为了取悦她或触摸她，而是因为这就是规则：新郎新娘一定要共舞一曲探戈。”

他摇了摇留声机，放上唱片。雅各布急忙站起身，以为马上就要被逼下场，不由觉得浑身别扭。诺书亚将一只胖手放在他肩头，告诉他坐下，让他聆听探戈的旋律，不用起来，也不用动。

“沙因菲尔德，你坐着仔细听，不要动，不然我还得把你绑起来，”诺书亚警告着，“仔细听，听，听，不要动。我们每天都这么做，直到你的身体充盈。”

起先，雅各布用耳朵聆听，然后是用横膈膜和腹腔。几个小时后，当他想要反抗起身，却为时已晚。他的身体瘫软松懈，肌肉根本撑不起一身的沉重。

他四仰八叉瘫倒在地，如同倒在温暖的雨中。晚上，诺书亚突然关掉音乐，扶着学生来到院子里。雅各布发现自己的肉体超越了原本的局限，脚下的步伐对他的身体来说如此新鲜，让他在惊喜中绽放出笑容，浑身的肌肉也跟着一同欢笑。

77

如今，在沙因菲尔德家中，一切都要听诺书亚的。

他负责安排日程，准备一日三餐，安排雅各布的学习内容，还要跟进他的训练。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睡觉，一切都要听诺书亚的。

他一再强调：“日程安排至关重要。”

有时，雅各布觉得诺书亚在打量自己——甚至是用鼻子嗅他。那表情可能是从橘农那儿学来的。仿佛雅各布是树上的橘子，摘下之前要闻闻看到底熟没熟。

“爱情是有规则的，沙因菲尔德，”他不断重复，“其中重要的一条我已经告诉过你：爱讲的是头脑，不是心。现在说另一条：爱一个人，你要付出很多，但绝不能全然袒露，更不能和盘托出。我已经告诉过你：爱与所有的工作、运动和艺术一样，需要规律的生活，需要休息，需要补充食粮。”

“从现在开始，你不上街，不见人——尤其不可以见她，只准在家里、院里或田里走走。就这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不对！你别数！我会跟你一起走，由我来数节拍：一、二、三、四。数字来自头脑，别忘了，头脑对探戈没有帮助。跳华尔兹需要动脑，一步舞需要动脑，查尔斯顿舞需要动脑——尽管动的是笨脑筋，但毕竟也是动脑。甚至我们意大利人的塔朗泰拉舞也要动脑。但探戈讲的是触摸，讲的是这里，这里……”

突然，诺书亚的身体舞动着，如一道宽阔、无声的闪电。他站在学生的身后，强壮的前胸紧贴住雅各布的后脖颈，肚子顶住他的后背。诺书亚双手卡住雅各布的肋扇，手从那里猛地滑至腰部和凸骨，然后滑向敏感害羞的大腿内侧。

“这样，”诺书亚道，“这才是探戈，才是触摸。”

他的手用力收紧：“从这里来，到这里去。”

雅各布感受着身后的力量，害怕得瑟瑟发抖，胸口猛烈起伏喘着粗气。

“别用脑子，”诺书亚在他脖子后提醒，“如果你用脑子，就不会找上我，沙因菲尔德，而我也不会来。”

雅各布很想说自己并没有找他。然而，这个想法仿佛从肚子里生出一样毫无意义。诺书亚用手抓着他，双腿引领着舞步。仿佛有大量黄绿色的春水在身边流动，然而并未将他包围。

78

日子一天天过去。世界大战宣告结束。雅各布琢磨着如何对萨尔瓦托雷隐瞒这个消息，但最终还是不忍心告诉了他。

战俘深吸一口气道：“我出去走走。”一个小时后，他回来并告诉雅各布，他想留下来。

“我以为你肯定想回家，想回你的村子。”雅各布说。

“父母双亡，没有妻子在等他，将来也绝不会有孩子的人，没什么回家的必要。他们叫我约书亚。我替人修东西，为人疗伤，洗衣做饭，缝缝补补，还会跳舞。好了，沙因菲尔德，我们还有事儿要做呢。”战俘说。

战争结束，那些被调到英国军队的年轻人也返回了家园。他们为村里带来了新风气：这些人喝啤酒，唱英文歌，讲述悲欢离合的故事。偶尔会有客人造访村子，来的都是当兵的。一天，从耶路撒冷来了个小伙子，名叫梅尔·克雷巴诺夫。

那天，奥代徳在外跑车，朱迪斯在家做饭，摩西去了饲料栈，娜奥米坐在牛舍屋顶，更换破碎的瓦片。当她直起身子，擦擦额头的汗水时，看到远处的一辆小汽车反射出亮光，仿佛眨动的眼睛一开一合。

那时候，小汽车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娜奥米见车子在公路上老警察局旁停了下来。

一个小点下了车，径直走开了。目睹这一幕的娜奥米并不知道：十五分钟内，那个点会来到自家院中；而几个月后，她会嫁给那个点，并随他一起去耶路撒冷。离得那么远，娜奥米甚至分不清那个点是男是女。

小点沿高粱地边缘移动，顺着河谷外橘园的那排柚子树越变越大。那个点过了河，逐渐变成个年轻人。虽然名字还不清楚，但他的容貌特征却逐渐清晰，步伐也渐渐轻快起来。

尽管娜奥米听不到，但他的步调告诉她，这个人一定在吹口哨。现在，她已猜出，这个人正往她家的院子走来。的确，口哨声逐渐响亮，娜奥米知道，那是返乡的士兵传入当地的歌谣之一。

来人越走越近，娜奥米也越看越清：他二十七八岁，头发光滑浓密，跟城里的小伙子一样梳着中分；他皮肤细嫩，虽算不得英俊，但也绝非丑陋，卡其裤上的折痕鲜明而整齐。

他从牛舍旁经过，娜奥米问：“你找人？”

口哨声停止。小伙子的眼光四下搜索着。他的胶底皮鞋擦得油光锃亮，即便穿土路而来也没有失去光泽。

“这儿是私人院落。”娜奥米道。

小伙子这才明白，原来说话人站在屋顶。他抬眼向上看去。

“不好意思，”他说，“我想找利伯曼家。”

他的声线有着男中音的悦耳清晰。突然刮起一阵风，娜奥米赶紧用手把裙子按在腿上。

“出了院子上路左转，第六个院儿就是。”

“谢谢，”小伙子走出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问，“你什么时候下来？”

“一会儿。”

“我本想上去找你，可我恐高。”

“那你最好还是待在下面。”

“你叫什么？”

“埃丝特·格林菲尔德。”娜奥米回答。

小伙子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写了些什么，然后撕下一页放在地上。他在纸上压了一块小石头，免得纸被风吹走，然后站起身：“左转第六个院儿，利伯曼家。”说完离开了院子。

两人都知道，娜奥米迫不及待想从屋顶下来，看他在纸条上写了什么；他们也都知道，她会等他离开院子，完全消失后才下来，免得让他看到自己从房顶跳上草垛，又从草垛跳到地上着急抓纸条的样子。

纸条上写着：“以后寄给你的信要是落在埃丝特·格林菲尔德手里，那就太可惜了。”

两个小时后，小伙子再次来到院里。他四下搜寻，围着牛舍边走边往上看。娜奥米道：“我在这儿呢。”

她已经换好了碎瓦，如今正坐在奥代徳的“泰山小屋”里吃石榴。桉树的枝杈将她隐藏，不让来人找到。树叶的缝隙间，她看到小伙子渐渐靠近粗壮的树干，绕了个圈，抬头往上看。

“你就没有待在地上的时候？”

朱迪斯从屋里出来，没好气地问他找谁。

“我找埃丝特·格林菲尔德。”

“这里没人叫这个名儿，”朱迪斯道，“这村里就没有埃斯特·格林菲尔德。要找你上别处找去。”

朱迪斯的火药味令娜奥米大吃一惊：平时，她对过路人总是十分热心，还会端出一杯冰水招待。

“听见了吗？这儿没有埃丝特·格林菲尔德这个人！”小伙子抬头喊道，声音嘹亮而轻快，“你叫娜奥米·拉比诺维奇。我在利伯曼家时，打听过他家右手边第六个院里的姑娘是谁，他们已经告诉我了。你叫娜奥米·拉比诺维奇，我会给你写信的。”

他边说边往后退，朱迪斯迎上去，仿佛用眼神将他往外推。她的手在围裙上来回摩擦，坚定的动作明摆着准备开战。

“我会回来的，”小伙子大喊，“我叫梅尔·克雷巴诺夫，我一定会回来的。”

就这样，他沿原路长途跋涉返回，身后被一张看不见、摸不着、坚不可摧的大网拽着。他不断挥舞双手，抛出飞吻，偶尔还会绊个趔趄。他越离越远，越变越小，直到再次变成那个小圆点，跨过河床，沿橘园里那排柚子树和园后的高粱地边缘渐行渐远，最终走上大路，被三点钟的公共汽车吞没。

两天后，来自耶路撒冷的第一封信到达，由此开始，书信络绎不绝。村里人都开始议论，说娜奥米·拉比诺维奇有了个“耶路撒冷的心上人”。几周后，梅尔再度来访。

这次，奥代徳又出了车。朱迪斯显然还是没给好脸色：“诺米儿，那个家伙跟你不合适。”她甚至不准娜奥米请他进屋。

娜奥米拿了两份吃的来到院里，和梅尔在桉树的树荫下分享。

“你妈妈可真有个性。”梅尔道。

“确实有个性。可她不是我妈妈。”

梅尔享用着食物，并没有继续追问。然后，娜奥米送他上了公路，在满是尘土的木麻黄树下亲吻了他。

“一分钟以后，我从特拉维夫开着‘老麦克’回来，”奥代徳不无悔恨地告诉我，“马路对面有个人搭车。可娜奥米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也不知道那是谁。区区一分钟就能铸成大错啊。”

79

“这房子里有点别扭的东西。”诺书亚又开始发牢骚。

找了半天，诺书亚发现了以前雅各布写给朱迪斯的那些黄字条，板着脸命令雅各布把它们全部烧掉。

“看到了吗，沙因菲尔德？”他在那一小堆篝火前暖着手，“认真观察，你就会发现：情书和其他纸张一样，烧起来没什么区别。”

中午前，诺书亚会在院子里干点活，或者从其他农民那儿接点散活。不过，白天的大多数时间，诺书亚都和雅各布在一起。黄昏到来，诺书亚就会来到拉比诺维奇家门前，尝试举起石头。

那时我五六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帮工从沙因菲尔德家出来，搓搓双手，大喊一声给自己鼓劲儿。他走路飞快，到后来简直是飞奔到拉比诺维奇家，全村的孩子都跟在他身后。诺书亚步子很大，走起来一颠一颠的，没人料到一个胖子居然这样走路。跑步时，他弓着腰，样子十分滑稽，两只拳头在空中紧握，准备迎战想象中的对手。

“简直是跟麦克斯·施梅林[2]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村倌儿帕比什惊叹。

诺书亚来到石头跟前，一秒钟都不愿耽搁。他弯下腰，抓住石头大吼一声。只见他憋得满脸通红，两手紧抠着，一边呻吟一边喘着粗气。而拉比诺维奇的石头已经打败了诸多犹太屠夫、切尔克西亚[3]的铁匠、卡梅尔山的伐木工和海法港的萨洛尼卡[4]人，知道如何分辨真实和模仿的力量。自始至终，石头纹丝不动。

村里人满以为诺书亚也会猛踹石头而伤了脚趾，但他既不生气，也不踹石头，没伤也没跛。

“不能对石头发火，”诺书亚道，“这事儿不能怪它，石头又不会思考。这就是所谓的智商。我一定会把它举起来，就像拉比诺维奇那样。”

然后，他回到帐篷里，回去找他的学生和唱片，回去教他的舞蹈。

“整天我就只是跳舞，”雅各布抱怨，“我们还说过要学做饭和缝纫的。”

诺书亚说：“快了，快了。”

他们在田里散步时，诺书亚说：“沙因菲尔德，这个橘园你再也用不着了。”

的确，柚子和橘子纷纷从枝头落下，树间果蝇滋生，杂草疯长。

“橘树的木头是很好的烹饪燃料，”诺书亚继续道，“烧出的木炭温度高，味道也好。这些树差不多也该砍了。等木头晾干了，我们就开始学如何用它们烧火，准备婚礼的食物。”

雅各布从货栈买了两把斧头和一把两人用的大锯子。诺书亚和雅各布合力砍倒了橘树——这还是当年雅各布和妻子一同种下的。朱迪斯进村时，雅各布就站在树下；而就在第三排第三棵树下，丽贝卡找到了情敌的蓝头巾。

雅各布浑身酸痛，手上磨出一个个水泡，眼睛也被树桩渗出的刺鼻汁液呛得生疼。诺书亚看了看他，笑着说；“跟我学，试着模仿不知疲倦的人。”

诺书亚将树枝砍掉，紧紧捆成一捆。“好了，沙因菲尔德，以后再也不用惦记你的橘园了。”

我起身在锅里烧了点水，在手上打了两个鸡蛋，分开手指让蛋清顺指间的缝隙流进水槽，然后将蛋黄、酒和白糖混合打匀，也加入了脑海中一直珍藏和期待的甜美记忆。

差不多一分钟后，我把碗支在沸水上，如此持续了两分钟。蛋黄逐渐升温，同时吸收了酒和自身的液体，生出光滑的气泡，萨芭雍的浓香立刻弥散开来。用手指蘸了，尝过后，我站起身，用舌头舔舔上牙，从右到左，然后从左到右，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美甜。

我的舌尖顶住上颚，吞咽着口中满溢的口水。

我再一次坐在桌边，酒足饭饱，略觉眩晕。然后，我将碗碟放入水槽清洗。

水槽边透亮的窗外，和煦的阳光抚慰着花园，仿佛在说“傍晚七点了，我就要下山了”。记忆的气泡一个个破碎，不停展现着，爱抚着。窗前阳光里，雅各布的脸上少了悔恨，多了慈祥。

“你问我为何会爱上她？”他自嘲般地笑了，毕竟我没有问——至少没问出口。

“不光是我，”他继续道，“格洛伯曼、拉比诺维奇、娜奥米，我们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爱着她。所以你才在会在一位母亲和三位父亲的呵护下长大，却不与任何一个父亲相认。从你出生那天起，这三个男人就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尽心守护，同时彼此防范着。格洛伯曼去世时，我去参加葬礼。不光是出于礼节和悲痛，也是为了确认：他是真死了，而不是为了给牲口压价玩花样儿。你以为拉比诺维奇不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吗？我们注意着彼此，村里人也在看着我们。所有人都在议论孩子究竟是谁的，只有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有爱，做着梦都可能怀孕。为了保险起见，一天我在路边等着，朱迪斯一来我就抓住她，当时我是这么说的：‘朱迪斯，拉比诺维奇卖牛的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来找过我？是我没注意吗？’有时一个女人想孩子想得发疯，这种事就会发生。她趁夜而来，而男人却毫无知觉，或者以为自己在做梦，害怕突然惊醒。我就经常这样睁着眼睛躺着，梦想着她会来找我，和我在一起，用她的手抚摸这里，还有这里，她的唇压着我的唇，还有——萨义德，你别见笑——她的乳头贴着我的乳头。人们总纳闷男人胸口为什么长乳头，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是为了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有人说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也差点成为女人，还有人说这样一来，兴许某一天我们也能奇迹般地出奶。有时，你想创造奇迹，却没有任何资本，而犹太人的上帝早有先见之明，所以才让我们长乳头。如果上帝能让石头出水，为什么不能让男人出奶？跟你说，这些都只是故事。男人长乳头，无非是为了和女人契合。如果四唇相接，乳头相对，那眼睛也能锁定对方，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相称。所以说，也许就在这样的梦中，你真的来到我身边了？我睁大眼睛梦见与你团聚。朱迪斯，你环住我的脖子，搂着我的腰，用你的手臂，你的双腿，你的全部。这样的梦我做过好多次，可在那天夜里，我闭着眼睛，居然发现它变成了现实——一切都完美相称：我们胸口对着胸口，两口相接，四目相对，她用双手爱抚我全身，如流水掠过肌肤，在我耳畔轻语：‘我在这儿，嘘……雅各布……嘘……嘘……我在这儿……你并不孤单，睡吧，雅各布，睡吧。’就这样，我终于从梦中醒来，半睡半醒地随她到牛舍帮忙挤奶。后来，眼看她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我告诉自己：也许那个梦是真的，也许她真的跟我在一起了。你也知道：等你最终醒来，她已经不在身边，但你能感觉到——原谅我的粗俗——身下黏糊糊的精液，闻到弥漫的秋日味道。真正懂得的人会知道，那是爱情到来的信号。梅纳汉姆·拉比诺维奇就是这么说的。秋天，动物觅食贴秋膘准备过冬，而人类也在寻找冬日相拥而眠的伴侣。到了春天，他们可以尽情雀跃，幸福地孕育新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在春天自杀，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全心享受那个历程。以前普林节时人们会唱‘你一定要幸福’，直到那次拉比诺维奇穿着托妮奇卡——那个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亡妻的衣服蹿上舞台，让所有人看看‘一定要幸福’所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会说起秋天？因为长角豆的味道？还要什么证据，证明你曾与我同眠？难道身下那滩精液会无缘无故自己跑出来？我就这样当街质问她，可她狠狠把手抽回，对我说：‘沙因菲尔德，别让人笑掉大牙了！我从来没去找过你，白天没有，晚上也没有。这肚里的孩子与你一点干系也没有，你少动歪脑筋！’‘那跟谁有干系？你快说啊，朱迪斯，跟谁？’我急得浑身颤抖。她告诉我：‘你不认识，跟你无关。别以为我半夜敲过你门，你早上帮了点忙，就可以得寸进尺。’可我并没有放弃，怀孕的是她，生气的是她，可那个梦，那滩黏稠是我的。我去见她，她把我拒之门外。一次她对我说：‘沙因菲尔德，看见这个草叉没？你要是再拿我的孩子说事儿，哪怕是一分钟，我就把它捅进你的肚子！’我无法忍受她叫我沙因菲尔德。她曾三次叫我雅各布：我为她放掉所有的金丝雀时，那晚她来到我身边时，另外一次我一会儿告诉你。你以为我害怕了吗？她一说完，我立马扯开衬衣道：‘来吧，朱迪斯，往这儿刺。’有一点必须考虑到：怀孕的女人有时情绪来了，会一阵一阵地发疯。她想吃什么，就让她吃；她想闹，就让她闹；她想叉你，就让她叉。可她笑了，笑得像个疯子：‘你可怎么办啊，雅各布？’就这样，她手里擎着干草叉，第三次叫我的名字。临盆前的几天，我买了一些给你的婴儿用品，还有我亲手做的小黄鸟儿，好让你有的玩。你出生后，我一次次登门，一次次问她：‘我原谅你，朱迪斯。你就告诉我吧，这孩子是谁的？’直到某一天，她忍无可忍，举手给了我一巴掌：‘傻瓜！讨人嫌的东西！我用不着你原谅，用不着任何人原谅。’‘傻瓜’在爱情的语境中很伤人，她也没回答我的问题，至死都没说。我们到达时，只见半棵树倒在地上，乌鸦蛋在雪地里碎得到处都是，散落在地的还有黑色的羽毛和蓝色的头巾，都在那儿了，就是没人应声。拉比诺维奇已经铆足了劲儿在磨斧子，仿佛那样能改变结局，仿佛那棵树是有意而为。转念想来，也许这并不是‘命运’使然，而是命运的兄弟‘偶然’在作祟。我是不是给你讲过？命运有两个兄弟，好兄弟‘幸运’和坏兄弟‘偶然’。三兄弟一笑，整个地球都会震颤。朱迪斯因‘幸运’来到这里，因‘偶然’而丧命，因‘命运’而穿上我缝制的礼服，奔向我们的婚礼，并在路上发生变故。以色列地长出这样一株桉树，这难道不是‘偶然’？还有你，朱迪斯，你那晚来到我身边，究竟是‘命运’还是‘幸运’？那样一艘纸船漂到这样一位姑娘面前，是故意还是‘偶然’？萨义德，我只能说，这些都不重要了，如她所说，管他呢。全村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只有我没去。来，快问为什么。这么说吧：我觉得如果葬礼是一场婚宴，他们一定不会请我。你明白吗？所以我没去。这个老头儿一辈子孤身一人，他的心还要继续孤独。那颗心已经习惯了，就让它再孤独一段时间吧。”

80

“那我们什么时候缝制新娘的礼服啊？”雅各布不无担忧地问。两个人已经把院子里的橘木砍好，树枝也归拢整齐。

诺书亚答道：“沙因菲尔德，万事都有时机。”

“那我什么时候能跟女人跳上舞？”

“时机成熟的时候。”

“你为什么总叫我沙因菲尔德，而不是雅各布？”

“万物各安其位。礼服，女人，名字。”

“你倒是在所有游戏里都玩得挺享受。可我一辈子也学不会你那些把戏。”

“第一，享受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第二，你能学会，能明白；还有，你不用非得找个女人跳舞。跳探戈，有没有女人都不要紧……”

“可你说探戈讲的是触摸啊。”

诺书亚笑了：“沙因菲尔德，女人都差不多，所以无所谓。探戈是要触摸，但它的触摸与其他的舞蹈不同。你可以互相触摸，也可以独自触摸，跟男人可以，和女人也可以。”

又过了几星期，雅各布的舞技渐渐进步。诺书亚满意地看着，越看越高兴。他表扬雅各布的进步，随后又扔出几条莫名其妙的规矩和说法，比如“跳探戈时，你们虽近在咫尺，却是咫尺天涯”，还有“你不是在带她，而是带着自己，跟她一起”，搞得雅各布心绪不宁，脚下章法大乱。

不过，这个意大利人心中有数。一天早晨，他起身宣布：“时机到了！”雅各布知道，诺书亚老师前一天去拜访了村倌儿帕比什，因为帕比什第一次进禽舍给幼鹅填食的时候，也庄重地说了相同的话。

雅各布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和伴侣共舞了，可诺书亚自己却深鞠一躬，伸出了他的肥胳膊，眨眨眼睛道：“能请您跳支舞吗？”他的举止十分优雅，雅各布尽管浑身紧张，但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集中精神走向老师，一瞬间便被意大利人自信而舒适的拥抱包围。

他的心怦怦直跳，但脚下和臀部已经适应了节奏；而他的身体突然间紧紧贴住诺书亚结实的大肚子，变成自己的主宰。两个人真的跳起舞来。

“跳探戈就是这样。有时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有时角色对调，有时我们俩都是女人，有时都是男人。”说着，诺书亚笑了。

诺书亚的口气很好闻，他娴熟的动作、庞大的身躯、身体的触摸都令雅各布觉得不好意思。架在雅各布背后的手带动着，紧贴的腹部牵引着，挑逗着，也令他十分尴尬。最令他难为情的是越来越密集的指令：

“女人不是钢琴，不用推！”

“女人不是瞎子，不用领！”

“女人不是石头，不用捡！”

“女人不是气球，不用抓！”

“那女人是什么？”雅各布突然大喊。

诺书亚咧嘴笑了。他旋转、下蹲、牵引、挪步，对雅各布耳语道：“一，二，三，四。你就是女人，女人就是你。”

白兰地酒杯从我手中滑落，清脆的破碎声响起。一小股鲜血涌出，将肥皂泡染得粉红。

窗外，猫头鹰嘶嘶地叫着，窸窣间扇动着翅膀，迅捷而致命。清风浮动枝叶，仿佛在说“凌晨四点，我将平息”。

我回到雅各布的床上，吮着割伤的手指，难以入睡。我下地关掉留声机，在新家的各个房间徘徊。

阵阵寒意告诉我：再过二十分钟，鸟儿将唱起晨曲。而我——正如之前所说——只需聆听那第一声鸟鸣，就能判断出季节时辰以及生命所剩的时日。冬天的凌晨五点，知更鸟第一个展开歌喉，叫醒燕子和林莺与它共同歌唱；到了六点钟，燕八哥与松鸟也加入了乐团。春末，云雀和猎鹰第一波醒来；盛夏，林莺是最早起的一个。和人一样，乌鸦起床不定时，不过只要其中一只醒来，它的伙伴们都会相继睁眼。

一天早上，当母亲起身搅拌食槽中的饲料时，却发现小萨义德已经苏醒，这个长命百岁的野孩子正竖着耳朵仔细聆听。于是，她对我说：“夜晚，全世界都盖好被子，进入梦乡。而在清晨，小鸟跳上它的被子，在上面啄出洞洞。”

81

有时候，雅各布觉得诺书亚比他自己还了解家中的屋院。

“你是不是以前来过？”他总是假装说笑着打听，极力掩饰着心中的恐惧。

“也许吧。”一天，他从拉比诺维奇家搬完石头回来，径直走向院里的仓库，像心中有数的预言家一样翻找寻觅，终于发现了他的目标——白化病那些笨重的旧锅具。

根据锅的厚度，诺书亚大概估计了一下分量，接着得意地一笑。

“这些锅具是你的？”

“是以前邻居的东西，现在归我了。”

锅子上满是污垢。诺书亚用指甲抠了抠，眼睛发亮。

“一个好厨子，如果遇上这样的好锅，卖了儿子来换他都乐意。”

他让雅各布找来些钢丝球，自己则将油与灰混合，加上柠檬、沙土和各种擦锅的用料。诺书亚一直擦，锅子本身的光泽逐渐显现，直到绽放出绚丽的暗红色——那也是所有金属中最振奋，最温暖，也是最有人情味的一种。

诺书亚解释说，铜锅是坚忍女食客的福音，也是顶级厨师的利器。这些厨师往往冷血无情，脾气暴躁。他在厨房墙上钉了些钉子，挂上平底锅，仿佛升起三轮傍晚的红日。

“我来给你做点特别的，”诺书亚道，“沙因菲尔德，你出去。准备好了我会叫你。”

雅各布离开厨房，但马上绕到屋后透过窗子往里看：只见意大利人系上丽贝卡的旧围裙，敏捷的大手切剁混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自信，看得雅各布眉开眼笑。他知道，诺书亚之前一定观察过厨师掌勺，如今正模仿得起劲儿呢。

突然，就在雅各布眼前，意大利人想也不想就将指头伸进了翻滚冒泡的锅里，却没见他疼得龇牙咧嘴。他让酱汁在手指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放进嘴里，他的表情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变得若有所思。诺书亚又加了些调料搅拌，再把指头伸进去，舔一舔，点点头，然后叫雅各布回来。

味道香甜可口。雅各布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沙因菲尔德，你要少吃，多咀嚼。多留点东西在盘子上也没关系，这是个好习惯。”

看雅各布一脸疑惑，诺书亚又补充道：“恩爱的夫妻从来不会吃太多。如果在餐厅看到一对夫妇大快朵颐，那他俩一定憎恨着彼此，恨不得将对方煮着吃了。他们把自己喂到撑，这样回了家就有理由不在一块儿睡觉。”

诺书亚稍微顿了顿，又继续道：“最重要的是，无论是美食还是恋爱，它们都有自己的规则。一个家里如果没有规矩，‘命运’就会随心所欲，‘好运’就会迟迟不来，‘偶然’就会乘虚而入。有规矩的地方，‘命运’会遵守其道，‘好运’变得无关紧要，而‘偶然’则会被拒之门外，只能徒劳地砸门大吼。”

家里还剩下一些大黄纸，没有被沙因菲尔德裁成小块。诺书亚将它们找出，指导雅各布在上面记下烹饪的要领和忌讳，写好后挂在厨房的墙上。其中的几条十分古怪：

不要把面粉和调料放在一起。

刀要长过蛋糕的直径。

芫荽是香菜的疯姐妹。

读书的灯有多亮，吃饭的灯就得多亮。

梨子要独立贮藏，彼此别挨着。

冬天吃牛的前半身，夏天吃牛的后半身。

不同的饮品各有不同的配菜。

一个夏天的早上，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儿，当两人正穿着短裤在帐子里背诵“先把鸡蛋打进小碗，然后才倒进大碗”的规则时，意大利人突然一拍脑门儿，大叫：“笨蛋！笨蛋！笨蛋！怎么我之前没想到？这回我知道怎么举起拉比诺维奇的石头了！”

从那天开始，他不再模仿任何人、动物或鸟，甚至一段时间内还用一种陌生的腔调说话。那声音听起来怪怪的，雅各布怀疑那才是他本来的声音。

一个新的阶段宣告开始。诺书亚再也不跟村里的孩子嬉戏，不再逗牛追鸟。从那时起，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观察拉比诺维奇的一举一动，牢记他的每一个动作方法。

82

一日，娜奥米的一位朋友突然来信，请她进城“小住几天”。这位姑娘来自纳哈拉尔，当时正在耶路撒冷的莫夏夫师范学院念书。

“你要去找他？”朱迪斯问。

“我不是去找‘他’，”娜奥米火了，“‘他’是谁？我去找朋友，还真没准儿也去看看‘他’。”

奥代德开着运奶车把她送到耶路撒冷。

“你们睡在哪儿？”他耐着性子问。

“睡大街。”

“我问你正经话呢，娜奥米。别跟我打哈哈。”

“我要在街上找个镶金牙、胡子一股烟熏味儿的陌生男人，问问能不能在他那儿睡。要是人家说没地方，我就说：‘没关系，先生，那咱俩挤一张床吧。’”

“你要是再继续这样，我就立马掉头把你扔回村里。”

“才怪！等你回去，车上的牛奶都馊了。”

沉默了三个钟头之后，耶路撒冷的晨光降临，奥代德又问：“你的朋友人在哪？”

“她马上就来。”

那位纳哈拉尔的姑娘果真来了，还将娜奥米带到不远处布哈拉聚居区的家中。梅尔正在那里等候。他带娜奥米来到“以色列之家”，在夜班工人时常光顾的餐馆喝了一杯浓郁的甜茶。

空中弥漫着黎明的寒意。娜奥米双手捂着厚实的小茶杯，它跟家里用的薄薄的俄式茶杯截然不同。

太阳渐渐升高，钟声响起。两人买了些新鲜的百吉饼，准备去梅尔的住处。路上，娜奥米忍不住吃掉两个。他们沿玛丽公主大街前行，梅尔帮她弄掉粘在嘴唇上的三粒芝麻：一粒用手指轻轻抹掉，一粒用嘴唇轻轻一吹，一粒用舌头温柔舔舐。

梅尔租住的地方离路德维克·麦尔书店很近。房子墙体厚实，矮床、红毯、大窗台，娜奥米一见就喜欢上这里。床上的枕头散发出梅尔身上的味道，也不知那味道最初究竟来自哪里——是梅尔，还是枕头？

“诺米尔，你太傻了！”母亲道。

“你才没没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她们的哭声很接近，但并未不分你我。几个月后，在1946年春天，婚礼在拉比诺维奇家的桉树下举行。

我依稀记得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来了许多衣着怪异的客人，还有野生金丝雀突然高唱，欢欣鼓舞的金翅雀和绿毛雀也加入了它们。雅各布的帮工从彩色帐篷里扛来了大留声机，放在牛舍的墙根下，婚礼中不停摇动手柄播放着音乐。

雅各布没有在婚礼上跳舞，而是一直坐在旁边。突然，他招手叫我过去。

梅尔和娜奥米结婚时，我只有六岁。好像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雅各布长篇大论。当时，他把我抱到膝盖上坐下，说出的话让我似懂非懂：“萨义德啊，每一个人，当他有了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结婚，当自己的父母离世时，就会感受到死亡。你知道吗？”

“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了。”

我想从他身上下来，继续在桌子之间乱跑，引人注意，赚取糖果。可雅各布紧紧抓住我，继续着他的奇谈怪论：“你有三位父亲，他们都会先你一步死去。你有个和死神作对的名字，而且依我看来，你可能不会有孩子。这一点你随我，我没有孩子，只有孩子的一部分，你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可你出生那会儿，我却像个实实在在的父亲一样痛哭流涕。人们说那是喜极而泣，但那不是欢喜，而是悲伤。死亡天使留下的许多征兆我们都没能会意，但那个征兆我们都知道。他在宣告：现在轮到你了。看来你是不想跟我待了。玩去吧，萨义德，高高兴兴地玩儿。今天办婚礼，我们得高高兴兴的。”

梅尔家的亲戚盯着我，一脸嘲讽与好奇，见拔示巴伯母一袭黑色丧服也是窃窃私语。他们也害怕蕾切尔。这头牛突然冲出牛舍，嗒嗒地来到母亲的身边，吓得人们赶紧向两边散开，桌子碰歪一地。

离婚礼还有三天时，梅纳汉姆伯伯春季的毛病再次发作。婚礼上，他举着个本子见人就晃：“我失声了。我是新娘的伯伯，那位寡妇的丈夫。恭喜恭喜！”人群里有人咯咯直乐。

伯伯把我召到身边，鼓励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眼前的纸上写着：“管他们呢，萨义德，让他们看去。”

梅尔的妈妈丰满得像只老母鸡。她不停地抱怨村倌儿帕比什院里鹅圈的臭味，还有蹭在她鞋上的烂泥。终于，格洛伯曼抓住她的胳膊请她跳舞，让她满脸通红——一来跳舞太累，又离得这么近；二来突然有人碰她的身体，令她好不习惯。格洛伯曼的大脚在她周围和双脚间闪转挪移，如野生动物一般敏捷；他的手探索着她僵直的脊线，手指估量着她腰下脂肪的厚度。

“您不该在意年龄，克雷巴诺夫太太，”牛贩子轻声道，“您温柔、美丽而且富有品位，后腰曲线这么迷人，不该这样对自己。”

克雷巴诺夫太太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男人脖子上散发的奇怪而诱人的香气其实是血的味道。他的手再次举起，透过裙子的布料摸索着她脊背上的凸起。太太突然轻叹一声，无意中，温暖的汗液居然厚着脸皮，从体内顺着毛孔偷偷溜出。

她红着脸问：“您是谁家的宾客？”

“拉比诺维奇家的。”

“是他兄弟吗？”

“不是，”牛贩子礼貌地答道，“我是他儿子的父亲。”说着，他指了指我，“萨义德，快来跟梅尔的妈妈打个招呼。”

两个戴着深蓝色贝雷帽、脚穿浅口鞋的小家伙掏出刀子，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桉树的树干上。梅纳汉姆伯伯打趣地管他们叫“小资产阶级”。妈妈走到他们跟前，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你们两个小畜生，离那棵树远点儿。不然我用这刀把你们耳朵割了。”

蕾切尔低下头，两个小孩转身就跑。乌鸦们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个飞下来啄着餐桌上的残羹剩饭。

两天过后，乌云开始在春日的天空聚集，大雨如注。而就在那个四月末的雨天，梅尔和母亲发生了第一次争吵。

我已经不记得争吵的原因，只记得一大清早，娜奥米把衣服装进行李箱，又往水果箱里装了些书。奥代德气得脸色发白，板着脸将妹妹和新妹夫送到耶路撒冷。

即使是在婚礼上，诺书亚依然密切观察学习着摩西·拉比诺维奇的一举一动。此时的他已没再尝试举石头，而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摩西身上。那一年，他已经掌握了拉比诺维奇的多数动作——从明显的到细微的都不放过。然而，诺书亚并没有向任何人展示，连雅各布也蒙在鼓里。

住棚节一过，白天变短，空气中湿冷愈重。一天夜里，摩西从奶厂往家走，诺书亚跟在身后。

摩西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又说不清是什么。一次，两次，他回过头去，想要看清楚，搞明白。此时，他的整个躯体都感受到托妮奇卡的存在，感受到他的双生。她从死亡的沉睡中苏醒，此刻就走在他身边。摩西不由得浑身发抖。

诺书亚对于这些隐秘的旧事毫不知晓，更想不到模仿摩西也会重现他亡妻的样子。第二天夜里，他照样跟着摩西。

当同样的感觉再次席卷全身，拉比诺维奇毫不犹豫，转身冲向身后的阴影。他掐住帮工的脖子，对着目瞪口呆的他大吼：“辫子呢？快告诉我辫子在哪？”

诺书亚吓得几乎摔倒。尽管摩西比他矮一头半，手却像老虎钳一样有力。

“要是你早告诉我，也许现在都还活着！”摩西大喊。

他突然绝望地松开手，虚弱地瘫在地上。诺书亚撒腿就跑，他嗓子发堵，心中却十分庆幸，一路边笑边咳嗽，跑回了他的学生家。

与此同时，雅各布也开始了新一阶段的探戈舞蹈练习。这一部分难度很大：跳舞时，诺书亚会给他出谜题、讲故事，还会问他问题，跟他争论，好让他分心，将注意力从身体转移开。

一开始，雅各布晕头转向。比如，诺书亚若问235减去117等于多少，雅各布会立马愣住，两个膝盖扭在一起。还有一次更滑稽：一天跳舞时，诺书亚抛出个众所周知的谜题——关于一个男人在十字路口碰上了只会说谎的人和只会说实话的人，雅各布索性双膝一软，摔了个狗啃屎。

不过，他的双腿渐渐有了经验，如今也能摆脱头脑的约束，自信地移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已能够一边背诵全等三角形的六条定律，一边跳阿根廷斗牛舞了。他能一边和诺书亚激烈争论关于身体与灵魂的和谐统一，甚至还开他几句玩笑，一边完成“妒意”中的激烈旋转。

83

当时我已入学。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取笑我的名字，我的三位父亲，我的母亲。他们的残酷和纠缠令我十分苦恼，只能在村里的柏树和桉树上寻求庇护。树顶太高，那些名字普通的人根本不敢攀爬。我就是这样发现了乌鸦，发现了它们的巢穴和幼鸟。

“萨义德啊，”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当街一把抓住我，“你是不是想从乌鸦那儿挖来金银珠宝送给你妈妈呀？”

我一脸稚气地纠正他，说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乌鸦会偷珠宝。雅各布哈哈大笑：“乌鸦又不讲科学。”

我们来到他家门前，雅各布问我：“进来吗？”

他家的帮工正在厨房做饭。我一进门，他就滑稽地鞠了个躬，还学狗汪汪叫。雅各布给我倒茶，告诉我在那个科德马河畔的村子里，有个年轻的外族人。他每年都会坐火车进城，“因为那里有些人非常非常有钱”。在城里，年轻人四处搜寻，找到许多乌鸦的弃巢。他拿走了鸟巢里藏着的金银珠宝，都是乌鸦从忘记关窗的富婆房间里偷来的。

“偷贼的东西不叫偷。”诺书亚在灶台旁声明。

雅各布解释道：“只有雄性乌鸦才会偷珠宝，偷来也不会藏在自家的鸟巢里。珠宝只会藏在旧巢里，甚至是地下，因为他们谁也不相信任，包括乌鸦太太，小乌鸦就更别提了。他们会趁人不注意独自来到藏宝的地方，把宝物拿出来赏玩一番。而你要知道，那个年轻人有时买不起票，就扒在车顶上进城，而回来时却坐着头等车厢，箱子里塞满金银珠宝，腿上还坐着两个吉卜赛女人。”

隆冬时节，大雨依然时时造访，但白昼开始变长，乌鸦折下干燥的树枝为自己筑巢：搭好雏形后，在上面铺上细枝，再用干草、细线、绳子和羽毛垫软。他们意志坚决，胆量惊人。我经常看到乌鸦猛扑向奶牛，从她们身上拔下一撮撮牛毛。乌鸦不用了的旧巢依然十分坚固稳定，常常被猎鹰和猫头鹰据为己有。

巢穴建好，雌性乌鸦开始孵化幼鸟，而雄鸟则站在附近树上的瞭望点站岗守卫。

此时，我已经能够分辨他把守的方向，也能认出雌鸟的大尾巴。那尾巴像一根黑色的棍子，斜着伸出鸟巢边缘。当我爬到树上，想一窥巢中究竟，雄鸟们立刻围上来，站在附近的树上大声抗议。有一次，我在树干里发现两只幼鸟，是布谷鸟将它们丢到那儿。它们又小又丑，蓝色的眼睛，翅膀上的羽毛刚刚开始丰满。

有个比我高两级的孩子，经常找我麻烦，给我起各种外号。我告诉他：可以将小乌鸦带回家里抚养，这样长大的乌鸦会很温顺。他一抓起小鸟，乌鸦们便愤怒着群起而攻，用翅膀拍，用喙啄，直到他哭着喊着跑回家。整整一年，乌鸦们都埋伏在学校操场和他家附近，一有机会就发动攻击。

这些都与我母亲的故事无关，所以就一笔带过。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报复他人。我发现，尽管我理解报复的本能，但它并未带给我丝毫快感。

有时，我们会站在雅各布家院里，希望帮工能出来，给我们演上一小段儿，或者再跑去跟拉比诺维奇的石头较较劲。我们试着透过帐篷鲜艳的帘布往里窥视，鼻子也尽力捕捉着锅盖下溢出的美味。诺书亚做出的菜肴比我们在家吃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美味，而且，他的手法独具一格，十分吸引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外国人，但没人会想到沙因菲尔德家的这个帮工是意大利战俘营逃出的囚犯。当时战争已经结束，营房也已经拆除，变成了农田。这个帮工说我们的语言，跟我们也打扮得差不多。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是雅各布拜托格洛伯曼帮他办好了所有的证件手续。

突然，沙因菲尔德来到院里。他步伐古怪，还时不时转个圈。身边的孩子们都盯着我，仿佛想知道我对这个妈妈的追求者是什么看法。他们的父母也盯着我，好奇着我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可我并没什么特别观点。母亲没告诉我任何关于她的三个爱人的事，我也从来不问。

“萨义德，也许你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也许在她去世多年后，终于有人说出了真相？也许你会去医院化验？我听说他们有专门做这个的显微镜。然而，即使不用显微镜，他们也能把你看得一清二楚。看看你自己，你就会明白什么叫遗传。你有格洛伯曼的一双大脚，有拉比诺维奇的蓝眼睛，还有我的小溜肩。真可惜，如果不是这样就好了。甚至在普通的家庭里，孩子也不一定就像爹妈。有的像舅舅，有的像曾祖父的兄弟。以前在老家，有人生了个女儿，长得跟丈夫的第一任妻子一模一样。这种事你怎么解释？如果生下的孩子像自己的前夫，虽然有点尴尬，但至少还说得通。长得像丈夫的前妻？怎么可能呢？长得像谁有时候还真难预料，真有意思。你看，人们说，不光孩子长得像父母，日子过久了，夫妻俩也会越长越像。是血液交融？是妻子吸收了丈夫的精子？是丈夫吸收了妻子的体液？要知道，男人和女人下面的皮肤都很细嫩，有些女人的那里简直就是甜美的河流，我不骗你！每次完了事儿，还得把床单挂出去晒干。我们村里就有这么个外族女人。全村都在数她家一周晒几次床单。教会里的那些小丑还会议论他们夫妻，说什么‘马儿把骑手扔进海里啦’。夜里，有蛾子扑在床单上死去。甚至很多远村的狗都跑到他家，又是发癫又是嚎。所以啊，如果我这些年都跟丽贝卡一起过，兴许能沾染些她的美貌，变成个英俊的男人，你说是不是？摩西和托妮奇卡就长得很像，不过他们认识之前就这样。打一生下来，两人就彼此相像，可能这就是他们相爱的原因——没有能比与自己相像的女人更令男人着迷的了。一旦相遇，他就想立即进入她的身体，连门也不敲。突然间，他感觉自己得到了上帝的许可，可以为所欲为。真希望我的爱情也能有如此简单而满意的答案。萨义德，我只能说，这种相像的事很复杂。发生在拉比诺维奇身上的事就更离奇了。朱迪斯和托妮娅的女儿长得也连相。小姑娘走路的姿势和长相都酷似朱迪斯。别跟我说你从没注意到。相像是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直到最后，你看上一眼，立马会赌咒发誓，说朱迪斯和娜奥米一定是亲生母女。”

太阳出来了。我打开衣柜，巨大的穿衣镜注视着我黄色的头发，下垂的肩膀和一双大脚。

事实上，我大声地自言自语：在我身上找不到任何答案，只有问题。

沙土从她眼窝中溢出，柏树的树荫爬上她的坟头，遮住她裸露的白骨。

“能跟我跳支舞吗？”

他向我伸出衰老、僵硬的枯手。

他的脚下有些蹒跚，冰冷的手在我的后背寻找支撑，脆弱易碎的下巴轻轻点在我的肩头。太阳升起，我一把将他甩开，回到床上闭起眼睛，准备进入短暂的梦乡。

“萨义德，你也知道，她没来参加婚礼。所有人都来参加我筹办的婚礼，都吃了我准备的菜肴。她穿上我亲手缝的礼服，却让我一个人跳完辛苦学来的舞步。为什么会这样，萨义德？她明明向我走来，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84

诺书亚继续翻找，这次拿出了白化病的大镰刀。他将刀刃磨利，给院子除草。然后把除下的聚成一堆，跟干草和之前累积的荆棘并排堆好。他从衬衣口袋里取出一根压瘪的香烟，点着。之前没人见过他抽烟。诺书亚陶醉着吞云吐雾。他没有将火柴吹灭，而是扔进了草堆。火焰呼啸着燃起，将孩子们一张张好奇的脸映得通红。

诺书亚宣布：“现在轮到准备婚宴上的食物了。”

他用干草叉把土翻松，插上杆子，扯上线，挖了坑，撒上菜种。鸟舍后，洋葱、茄子、辣椒和南瓜迅速发芽。菜地的前面种着大蒜和香菜，还有许多香草植物，宜人的香气与探戈音乐、金丝雀的歌声相互交织。还有几株旧时的罂粟，它们无视律法，一直在土壤里静静守候，如今也决定在一众食材中露个头。

诺书亚让雅各布给菜地施血肥，雅各布听了害怕：“为什么要用血？这么多牛啊鸡啊的，难道家里还少粪肥吗？”

“那为什么用粪？如果你是番茄，你愿意吃哪种养料？”诺书亚惊讶地反问。

屠宰场在桉树林的另一边，屠户与牲口贩子整日在此喧嚣。每周三次，雅各布会担上两个小罐子，出现在这个忙碌的小王国。

贪婪躁动的丽蝇在他身后飞舞，仿佛扯起一张绿色的死亡头纱。貂和胡狼闭着眼在他腿上狂蹭，为罐子中飘出的血味而疯狂。

那时，雅各布已将观鸟暗箱送给我，所以我时常隐藏在附近，看鸟儿啄食屠户清剩的内脏。

我还见到过人。我观察，倾听，铭记。

“要是朱迪斯小姐知道你用牛血灌溉园子，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她了。”格洛伯曼对雅各布说，当时他们在林中的小路碰面了，“请你记住格洛伯曼说的话。”

雅各布没回答。

“怎么，沙因菲尔德，”牛贩子转移了话题，“你最近还跳舞吗？”

“是啊。”雅各布一脸认真，以恋爱中人的天真抵御所有嘲讽。

“沙因菲尔德，你真是个傻瓜。不过无所谓，反正傻瓜多的是。傻瓜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大公司！”

“在朱迪斯面前，我们都是傻瓜，”雅各布突然壮大了胆子，“在朱迪斯面前，即使是你，格洛伯曼，也是个傻瓜。”

我的心怦怦直跳，直震得肋骨和箱壁也跟着颤动。格洛伯曼手杖的铁头轻轻点在雅各布的靴子头上。

“是啊，沙因菲尔德，”牛贩子细声道，“在朱迪斯面前，我们都是傻瓜。不过，只有你不光是傻瓜，还是个蠢货。你做事蠢，爱得也蠢，最后只能落得个蠢货的下场。”

“蠢货能落得什么下场？”

“蠢货的下场和傻瓜一样，只不过蠢货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么简单。”一阵短促而冰冷的停顿过后，牛贩子继续道：“既然你都蠢成这样了，我就帮帮你，给你举个你这种蠢货都能懂的例子。你的爱就好像兜里揣着张一百镑的票子在外面走。不少钱，对吧？你觉得能用这些钱干点事儿，对吧？可你什么都做不了。这一百镑买不了一杯啤酒，买不了一根香肠，甚至看不了一场电影，招不来一个妓女。因为没人找得开，所以人家什么都不卖给你，就这么简单。你的爱就是这副德行。”

“伟大的爱只会成就伟大的事，”雅各布骄傲地说，“不是小打小闹。”

牛贩子的语气中既有同情，又有鄙夷：“我不知道那个教你跳舞的帮工是怎么教你的，也不知道梅纳汉姆·拉比诺维奇在你找他哭诉时说了啥。你要知道，爱情得化整为零，而不是只想着伟大，不是只谈崇高，不是一股脑把一辈子搭进去。为了她，你把所有的金丝雀都放了，结果什么都没换来，没得到她，也没拿到放鸟的钱。”

“你闭嘴！”

牛贩子假装无奈地挥了挥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这些。毕竟，我也爱着那个女人，也想要她的儿子。但我觉得你可怜，沙因菲尔德，因为你是一个头脑不清不楚的蠢货。我爸以前说过，上帝对你这样的人特别照顾。他专门把你的蛋蛋装在袋子里，怕你弄丢。所以，你好歹放聪明点，好好利用我给你的建议。这次准备个小礼物，下次讲个小故事，这才有效果，沙因菲尔德，从小事做起，积少成多。”

85

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男人们开始从村里消失。路上传来枪声，远山腾起浓烟，村里的墓地又起了新坟。然而，走路光脚留印、带着地道加利利口音的诺书亚去了附近的阿拉伯村庄，又平安返回。他学母羊咩咩地叫，一只小羊羔居然信以为真，一路跟在他身后。

诺书亚带着小羊在田野里蹦蹦跳跳，带它玩捉迷藏的游戏。养了两个星期膘后，诺书亚把羊羔引到胡桃树下，用绳子绑住它的后腿，将它倒吊在树枝上。在羊羔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新游戏之前，诺书亚便操起一把锯齿已经被磨掉的旧镰刀，抻开羊脖子，一刀斩下羊头。

尸身的痉挛尚未停止，意大利人已经切断四蹄上方的关节。他将嘴唇贴近四肢的断口，使劲吹气。

“沙因菲尔德，注意看。”说着，诺书亚用双手拍打着羔羊的身体。

吹气有助于肉皮分开。诺书亚将羊羔的腹部纵向切开，像脱衣服一样将羊皮扒下。

“如果你学会做这个，就会得心应手；学不会，就始终无从下手。”

闻到附近有死亡的香味，兴奋的乌鸦开始在周围雀跃、盘旋。渴望与急躁令乌鸦胆子越来越大，有几只甚至凑到跟前，啄食诺书亚被血浸透的鞋子。他把羊肠扔给乌鸦，将羊肉放在芳香的木炭上烤。这些木炭还是用橘园砍回的树枝做成的。

“沙因菲尔德，你坐下，”诺书亚用手扒下一小块鲜美的羊肉，吹了吹，送到学生的嘴边，“别忘了，爱情是有规则的。你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睛也会看着你，接着，眼睛会慢慢闭上。这说明她信任你。然后，她的嘴唇会慢慢张开，你要小心翼翼地把肉送出，但不能真的送进嘴里。要等一分钟，会有信号：她的舌头会略微伸出，像一只小手接住礼物。然后你用手里的肉去触碰那舌尖，她会张开嘴把肉吃进去。你要知道，那才是完全的信任和理想的爱情。闭着眼睛张嘴接受食物，所需的信任可比闭着眼睛同床共枕多多了。”

雅各布闭上眼睛，嘴巴大张着伸出舌头。他相信着，摸索着，感受着食物的芳香与温暖，舌头承载着战利品，将其收入口中。

“吃吧，沙因菲尔德，吃吧。”又一小块肉送到他嘴边。

“婚礼过后，你们会一起坐在桌前，你要在全村人的注视下这样喂她。不用太多，也不用叉子，就用手指喂一点点。你看着她咀嚼，她也会望着你。”

雅各布睁大眼睛，一边看，一边咀嚼吞咽，那道疤在前额发亮。唾液和眼泪是体液中最为温和的两种。口舌的狂喜化作眼泪流到下颌边。他的大腿颤抖着，内心几乎融化。

诺书亚留意到学生唇边洋溢的喜悦与爱意，在雅各布咬合前赶紧将手指抽回。他站起身，在留声机上放上一张唱片。雅各布分辨不清，究竟是旋律配合着老师的舞步，还是他的动作在配合旋律。意大利战俘仿佛玩跳绳的小姑娘一般，跳得娴熟自如。

接着他转向雅各布，问：“吃完了？”

雅各布点点头。

“现在你们俩要跳舞了。”

诺书亚用双臂架起雅各布，两人身体紧贴着，共舞了一段探戈，那舞蹈中有着克制的欲望，让人口干舌燥，饱含着悔恨带来的痛楚。

无尽的旋律，烟雾与香料混合凝结的味道，从沙因菲尔德家的院里飘散而出，笼罩着大地。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所为何故。然而，神秘的氛围依旧笼罩着沙因菲尔德家的宅院，笼罩在帐篷的上方，笼罩着这两个在这里共同生活、学习、训练、准备的男人。

一层纤薄的屏障笼罩着他们的一切行动，如同笼罩着雇佣杀手、炼金术士和年轻寡妇的衣衫。

很多人在沙因菲尔德家门前驻足，想用窥探的目光推倒神秘的围墙。其他人仅仅是放慢脚步，呼吸着房子周围的神秘空气。

“在以色列地，年轻的男人们正在失去生命，而这两个人却围着那个女人转。”抽几个小时空回来探望的奥代徳愤愤不平。他正在哈雷尔旅[5]服役，当护送卡车司机，还时常帮身在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娜奥米送信。

雅各布说他想入伍参战。官方通知他，他年龄太大，不能入伍；工作人员私下里又告诉他，这么做纯粹是不要命。他这才放心回到他的帐篷里，跳他的舞，做他的菜。

美食的味道并不理会风向。雅各布家菜肴的香气总会飘进我家的窗户。但母亲完全无动于衷，她从未在帐外驻足，也不理会那音乐声。更有甚者，她甚至不屑于改换平时的路线，以避免从那里经过。她昂首挺胸，那熟悉的轮廓、摆动的裙裾瞬间从两人身旁飘过，只留下决绝的背影和冷漠的聋耳。

朱迪斯在拉比诺维奇家挤牛奶，给他洗衣、做饭，从他那里拿工钱。每周她和格洛伯曼见一次面，喝同一瓶酒。每周两次，我和她一起带蕾切尔出门散步。那时候的蕾切尔已经上了岁数，有时记性不好，得要人领着才能回家。

以前的牛舍如今变成了惬意的小屋。墙上攀着三角梅，仿佛卷曲的鬓角。燕子在窗边拍打着翅膀，柔和的奶香从墙缝里渗出。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就在这里把儿子抚养成人，毫不理会世人的目光。

这样的做法自然会令雅各布心中不安，而诺书亚则对朱迪斯这个人和她的行事风格毫无兴趣。诺书亚按规则做事，任何女人都无法逃离规则；他照周密的计划行动，任何偶然与时机都无法干扰。

第一次停火期间，他们两个到海法买了布料，准备制作新娘礼服。雅各布体会着不同布料的手感，而诺书亚则仔细地观察着裁缝师的活计。

诺书亚用胳膊肘指了指雅各布，对店里的女裁缝说：“他要给我缝裙子。”雅各布羞得无所适从。

她们都笑了，诺书亚用村里幼儿园老师的嗓音高声唱起了歌谣：

巧手衣匠坐工房

日日辛勤为何忙

穿针引线密密缝

缝纫踏板踩不停

挥汗若甘霖

女工们一边喝彩，一边跟着唱起来，尽兴的同时丝毫没有起疑，任他在一旁流连观察。夜晚，诺书亚返回村里，此时早已将量体、裁剪和缝纫的技巧烂熟于心。

“咱们现在开始缝制礼服，明年就会万事齐备。”他说。

“不用给新娘子量尺寸吗？”雅各布问。

“行了，别新娘子新娘子的！”诺书亚突然厉声道，“这跟新娘子有什么关系？你不用见她，不用跟她练跳舞，也不用给她量尺寸！”

他在地上唰唰铺开几张大纸。

“给我说说一下她的体形。”他命令道。

根据雅各布的描述，诺书亚俯身用铅笔将礼服的各部分一一绘出，剪出纸样，然后将布料铺在地上。

整个阶段在故事中只占据几行文字，几秒钟就能说完，实际上却持续了数月之久。先是买了布料，随后是准备、计算、绘图和裁剪。与此同时，雨水落下，果实成熟，月盈月亏，候鸟迁徙。最终，雅各布洗了脚，用布擦干。他先踩踩白纸，向诺书亚证明脚上没有脏土，这才放心地踏在布料上。

他的脚跟和脚趾感觉到灼烧的刺痛，但说不清是因为高温还是寒冷。雅各布将纸样铺在料子上，依着纸样的形状裁剪出布料。他伸着舌头，屏住气息，全身只有手指在动。

过后他身子一软，倒身就睡。几天后，诺书亚找到阿丽莎·帕比什，跟她借那台“胜家”牌缝纫机。

“给他，给他，”村倌儿帕比什告诉妻子，“省得又让动物遭殃。”

诺书亚扛着沉甸甸的缝纫机回到家。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将一块块布料拼接缝合，雅各布就在一旁，不断描绘出朱迪斯的轮廓。

白色的裙子渐渐成形，纯洁而空洞。

“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吗？”诺书亚问。雅各布全身心地感触，和衣料一起渴望着肌肤与肉体，期待着这份渴望——这份自以为独有的渴望——能得以满足。

诺书亚粗略缝出裙形，笑着让雅各布穿在身上试试。尽管面料清凉，雅各布的肌肤却像着火一般，疼得他不禁大声惊叫。没穿两分钟，诺书亚便要他脱下，两人用缝纫机合力完成收尾工作。

只有格洛伯曼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饶有兴致地观望着，为雅各布介绍食品暴利商中的“重要大户”。独立战争期间，牛贩子依靠他的绿皮卡、狡猾和关系网“随时为国效力”，并在物资缺乏的困难时期做起了老本行。他在黑市倒卖，将肉卖到政府高官经常隐秘出没的高级餐厅，从中赚了一大笔。所以，对于哪里可以买到婚礼用的食材，牛贩子一清二楚。

他答应帮雅各布争取折扣，甚至许诺借给他婚礼所需的全部餐具——那些曾属于德国圣殿骑士、来自德累斯顿和布拉格的精美餐盘。如此一来，当年圣殿骑士遭驱逐后牛贩子入室洗劫的传言也得到了证实。

“帮你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他说，“不过到了我这个年纪，有时爱情会敌不过好奇。”

与此同时，村里人都说已经很久没见过雅各布：没见他再纠缠朱迪斯，没见他守候在拉比诺维奇家门外，没见他四处张贴黄纸，没见他躺在路边等朱迪斯经过……到处都不见他的人影。因为他闭门不出，正忙着学习，忙着准备“考试”。

他一天到晚要么围着锅台，要么跳舞、做针线。他播种、施肥、浇水、培育。他午夜上床，时梦时醒，时而自言自语，睁眼闭眼间，他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斯迪朱，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

橱柜散发出夜晚的气息，架上精致的酒杯余韵未停，铜锅在墙上泛着红晕，绘出一轮轮不落的夕阳。

细密的针脚不断延伸，礼服渐渐完成，等待着渴望已久的躯体来接受它，充实它，成全它。

诺书亚将礼服抚平折好，放进长长的白色的硬纸盒中。

他将盒子放进衣柜：“现在一切准备妥当，就等吉兆出现了。”

86

和所有苦苦等待的人一样，雅各布不断追问着吉兆何时到来——问诺书亚，问自己。

是燕子反常的尖叫？是燕子寻常的尖叫？乌鸦会是信使？是冬天成熟的桃子？是傍晚不落的夕阳？是照常升起的朝阳？是某棵苹果树的叶子？还是秋日果园里，和它千万兄弟姐妹一样落下的某片普通的黄叶？

要如何为之准备？是坐在家里干等，还是进进出出，生活劳作？

和所有苦苦等待的人一样，诺书亚和雅各布等待着吉兆，而吉兆却和所有的征兆一样，迟迟没有出现。

“以前，天使正是因此而存在的。可如今，天使早已不理会这些，征兆都要人们自己去揣测。所以，我把整个计划告诉两个人——格洛伯曼和梅纳汉姆·拉比诺维奇，好让他们帮我。梅纳汉姆说这计划很美好，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赢得女人芳心的计划都是美好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我祝你成功。’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梅纳汉姆了。自从小儿子在独立战争中丧生，他肝肠寸断。儿子死后不久，他的失声病也没再发作，这令他更加伤心。他告诉我：‘如今，我春天也能开口了，可再也没有一个野女人来听我说话。’牛贩子一听我的计划就乐了。我告诉他：‘既然你我爱上了同一个女人，你以后能不能好好听着，不要笑，并告诉我你的看法？’我把整个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如果我把一切都备齐——婚礼、食物、跳舞、礼服、拉比、华盖、宾客——朱迪斯一定会来。如果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东风也一定会来，这是自然规律。我好心告诉他，他却笑破了肚皮：‘沙因菲尔德，看来你是要把一切都倾注在那女人身上：你的钱，你的人生，你的经历，你的一切。’他说得没错，我的确用尽了所有。正如我给你讲过的那个人，我也将死前所需的花费都做好了规划。我就像法国故事书里的那艘船——那本书叫什么来着——在大海中用尽了燃煤，只好用船身的木材当柴烧，最终抵达时，只剩下一副‘船尸’的钢架。但在我的梦中，我看到朱迪斯其实毫无选择，‘命运’的绳索已经牢牢将她套住。这一点格洛伯曼并不明白。如果不是命运，为什么一个从意大利远道而来，在沙漠打过仗，进了监狱又逃出来的人会出现在我家门口？他来就是为了帮我准备婚礼——教我如何准备婚宴，如何跳探戈，如何缝制礼服。可我一说这话，格洛伯曼突然翻了脸。他嘴巴绷得紧紧的，冲我大吼道：‘沙因菲尔德，接下来你是不是想说：那个天杀的希特勒折腾出这么大一场战争，就为让那意大利八哥逃出监狱，来这儿给你办婚事？’他真的发火了。也许是因为他有许多拉脱维亚的亲人都死在德国人手里。他的脸像纸一样惨白：‘孩子被丢进焚尸炉，士兵战死，孩子失去父母，妻子失去丈夫，还有集中营的大屠杀，这些全都没发生，只是来了个操蛋的意大利佬，千里迢迢来给雅各布和朱迪斯小姐举行婚礼，是吧？’可我没理会。并不是所有贩牲口的人都懂人性。再说，牛贩子有什么资格高谈战争、生命和死亡？对于奶牛来说，他才是希特勒。”

某日，一场再平常不过的午休过后，诺书亚忽然翻身下床，仿佛心中的气泡突然迸裂。天使的吉兆并未出现，但诺书亚穿上衣服离开家，沿着许久未走的道路走向拉比诺维奇家的石头。他已经很久没来了。

他走得平静而缓慢，不跑不跳，也不握拳使劲。他的前胸随着深呼吸一起一伏，小眼睛几乎要闭上。

几个孩子一见他，便奔走相告：“诺书亚要去搬石头啦，诺书亚要去搬石头啦！”等他到达拉比诺维奇家的大院时，人们早已聚在那里。

他毫不犹豫地走到石头跟前，对它道：“请先等会儿，我马上去叫我的摩西，他会把你搬起来。”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连那块半埋在地里的石头也仿佛抖了一下。诺书亚自己也吓了一跳，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声音、这些话语究竟从何而来。

他在裤子上蹭了蹭双手，与那位故去的妇人的动作一般不二。接着，他屈膝抱住石头，像拉比诺维奇一样大吼着将石头搬起，然后像抱小孩一般搂在胸前。

他就这样抱着石头走在村里，所有的人都欢天喜地地跟在身后。

妈妈透过牛舍的窗户大喊：“萨义德，别去凑热闹，赶紧进屋！”

我既没跟出去，也没进屋。乌鸦从桉树上纵身而下，聚在石坑边缘，我也跑了过去。惊慌的蚯蚓拼命往湿土里钻，苔藓与露珠四下滚动着。晶黄的大肚蚂蚁爬过，被乌鸦逮个正着。乌鸦们啄着，吞咽着。突然，只听一只乌鸦嘴边砰的一声，我弯腰伸出手，想要一探究竟。

我的大脑一无所知，全无预料，，可在手指告诉我它们摸到什么之前，心却怦怦直跳。我用手擦掉表面的湿土，摸到盒子的一角。在清走土块之后，木头和珍珠母露出地表。

诺书亚搬着石头来到村子中心，绕着社区中心旁的几棵榕树转了个圈，然后原路返回。他大吼着将石头放回土坑，转身回了沙因菲尔德家。他完全不理会目瞪口呆的追随者，进门便说：“雅各布，那就是吉兆。是时候了！”

他将炉子里的木柴点着，烧了水，冲了澡，吃了饭，然后倒头便睡。

晚上，他起身换上战俘营的囚服，拆掉帐篷，拿出装着礼服的白盒子。

“再见，雅各布。”

“再见，萨尔瓦托雷。”

意大利人来到拉比诺维奇家，敲敲牛舍大门，将白盒子交给朱迪斯。

“Questo per te[6]，这是给你的，朱迪斯。”

他没有等待回答，而是在等她接受。朱迪斯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伸向他，诺书亚将盒子放上去，转身来到村中心，将一张大黄纸贴在公告板上：“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与其心仪伴侣雅各布将于本年细罢特月[7]十四日，公历1950年2月1日，星期三，下午四点喜结连理。恭请各位亲友届时出席。”

随后，萨尔瓦托雷上了公路，离开村子，再也没有回来。

87

“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跳舞和烹饪。菜肴已经齐备，礼服也已准备好。意大利人搬起了石头，还第一次叫我雅各布，仿佛给我升了职。我从沙因菲尔德变成雅各布，从贫苦的大头兵当上了爱的大将军。全村人都跑来看婚礼告示。那些文字简洁而优美，喜结连理……心仪伴侣……还有日期——犹太历和公历都有，还有年、月、日和具体时辰，一切都清清楚楚，‘命运’、‘好运’和‘偶然’三兄弟绝无可乘之机。几天后，我带了一只嫩鸡，坐公共汽车去海法见拉比。我把婚礼的日期告诉他，让他千万别忘记出席。你也知道这些迂腐的老东西，支持仪式不能收钱，可为给仪式提个醒儿，收只肥鸡却觉得无伤大雅。还有，萨义德，你不是一直问我从哪里学会烹调、缝纫和跳舞吗？现在你知道了。你别理格洛伯曼那些关于战争的言论。英国人在沙漠里活捉了萨尔瓦托雷，把他带到这里，关进战俘营，他逃到我这儿，教会我那些本事和道理。如果战争的意义不在于此，那又能在哪？我问你，在哪？难道我的爱还不值一场战争？一开始，我以为他会教我做意大利菜——什么意面、番茄、奶酪之类的，然而没有。他告诉我，犹太人办婚事就要做犹太人的美食。他仔细观察阿丽莎·帕比什的手法，不一会儿就摇身变成地道的乌克兰大厨，还把这手艺传给了我。就这样，我做出了三种鲱鱼：一种配酸奶油和青苹果，用来开胃；一种配洋葱、橄榄油和柠檬，用来抚慰灵魂；一种配黑醋、橄榄油、辣椒和月桂叶，用来平复悔恨。鲱鱼还配上了面包、黄油和杜松子酒。我在鸡汤里加了三角馄饨，又滴了几滴油花儿，它们如金币般向你绽放微笑。汤里还加了莳萝，那叶片纤薄无比，突然间你会听到所有人都对着汤碗叹气，因为他们都在那摇曳的叶片中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包馄饨的面是我亲自和的。做三角馄饨，外皮比内馅更讲究。我还做了‘塔甘卡’，这道鸡肉在俄国只有基辅那些富裕的外族人才吃得起。此外，还有乌克兰风味的罗宋汤，里面放了土豆、卷心菜、甜菜和牛肉。那个意大利人真是精通此道，他还做了记录，提醒我别忘记在每位客人的罗宋汤碗边配上半叶生蒜，用来抹面包。还有一道腌萝卜沙拉，萝卜用大孔擦板搓成丝，配上热油煸的洋葱。每个人的手边都放着一点辣根——不是红色那种，是白的——它的劲儿大到让你涕泪横流，大到令你觉得它不是从喉咙而是从其他什么地方进了你的胃。至于饮料，我准备了冷甜菜罗宋羹，上面再配一勺酸奶油，仿佛血泊中的一峰细雪。还有意大利人入冬前做好的石榴汁，因为我告诉过他，朱迪斯有多么喜欢石榴。我做了三种果酱——草莓、覆盆子和黑李，李子还是从进山路上的那棵茂盛的李树上摘的呢。所有的美味都盛在德国人那些精致的餐具里——这些天杀的德国人！餐具都是牛贩子提供的。跟你说，萨义德，这些东西可花了我不少钱，为此我卖了很多鸟儿。很多东西都是格洛伯曼给的。尽管他贪财、冷酷又愤世嫉俗，但归根结底还是个好人——这混蛋比我们所有人都好，很多食材都是他当作礼物送我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赚了一大笔钱。格洛伯曼很会耍手段，知道如何在汇报宰杀数量的文件上造假，那些政府的监管员心知肚明，但从来抓不住把柄。我准备了一百人的宴席，可整个山谷的人听说后都来参加婚礼。一百个人可以坐下吃饭，剩下的人只能站在一旁闻味儿。没人有一句怨言，因为他们并非为吃饭而来，更多是出于好奇和爱，也是被我的真诚所打动。萨义德，当爱与真诚结合在一起，就会无往不胜。那个冬日阳光灿烂，这不奇怪，因为我们把婚礼筹备得天衣无缝，天气也自然会好。我从村里的木工坊取来木板，平放在支架上，给板子铺上白色的台布，为客人摆好椅子，所有的事都亲力亲为。然后，我洗漱干净，换上她喜欢的蓝裤子和白衬衫，四点钟出门迎接客人。我对宾客们说：‘快请进，快请进，我的朋友们。我们这儿今天正办婚礼呢，多谢捧场！快请进。’所有人都一脸庄重地走进来，食物的味道就像悔恨一样，飘在头顶——《圣经》中对灵魂的食粮是怎么描述的，难道不是悔恨的味道吗？这里有身体的食粮，比如肉和土豆；也有灵魂的食粮，比如伏特加和鲱鱼。拉比也带着华盖和支架从海法赶来。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村倌儿帕比什有多喜欢巴结这些迂腐的老家伙。他告诉拉比：‘长老，这里的吃食很多都不洁净，很多都是异教的东西。’说着他还冲我眨眨眼。别人眨眼眨一只，帕比什两眼一起眨。我最怕他提‘异教的东西’，是不是他发现所谓的约书亚并不是我的帮工，而是个意大利外族人？但这位拉比很精明，他看了帕比什一眼，问：‘老爷，我问过你食物洁不洁净吗？’帕比什回答：‘您没问。’拉比又问：‘既然我没问，你为什么要回答？’那天拉比狼吞虎咽，仿佛第二天‘赎罪日’和‘圣殿被毁日’的斋戒要一起到来。他嘬嘬手指，用一片面包把盘子蘸得干干净净。别的不敢说，这些拉比可绝对不是傻瓜。一吃饱，他就开始唠叨：新娘是哪位？新娘人在哪儿？新娘怎么还不来？我告诉他：‘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现在就看她赏不赏脸了。’拉比看看我：‘这位老爷，’——他好像特别喜欢管人叫‘老爷’——‘你是迎娶妻子，又不是迎娶弥赛亚[8]。’我答道：‘对我来说，这位新娘就是我的弥赛亚。’这下惹毛了拉比，他一下子站起来，气呼呼地说：‘弥赛亚我没看到，蠢驴倒是有一头。’这是个很老的笑话了。拉比起身想走，却被四个男人抓着胳膊按在椅子上。他只好乖乖坐着，和我们一起恭候她的到来。大家等了又等，不知为什么，朱迪斯一直没出现。等了半个钟头，却只等来了萨义德。小男孩就这样抱着装礼服的白盒子，大摇大摆进了院子。你还记得吗？这种事你怎么能忘？你突然跑来，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地盯着你。你径直向我走来，现场安静得可以听到我们的心跳。你把装礼服的盒子交给我，然后扭头就走，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像个疯子一样大吼：‘萨义德，萨义德，怎么回事，萨义德？’可你还是头也不回地跑了。你没听到我喊吗？你不记得了？这种事你怎么能不记得？你走后，我把盒子打开，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礼服。没有朱迪斯穿着它，这件纯洁修长的礼服显得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在感叹——他们感叹的是礼服，里面有没有新娘无关紧要。接着，那四个人将拉比拖到我面前，用四根支架撑起华盖，我拿着礼服站在下面，对拉比说：‘新娘来了，开始吧。’那时我已泪流满面，就像现在一样。萨义德，怎么你也掉泪了？事情明明没牵连到你——甚至可以说这样对你来说更好。拉比看着我道：‘老爷，你可别拿拉比和犹太人的婚礼当儿戏。’说着他再次想走。可那四个汉子再次围了上来，抓住了他的胳膊。这回他明白了：犹太人的上帝正守护着这个婚礼。他像个毛孩子一样乖乖唱颂着祷文，履行他应尽的义务。我比画着给空气戴上本应戴在她手上的戒指，然后毫不迟疑地说：‘今日，遵从摩西与以色列之礼，你嫁为我妻。’尽管她不在场，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对谁诉说；尽管她不在场，她仍然与我成婚，做了我的妻子。全村人都做了见证，大家都知道，即使人没来，我的朱迪斯仍然和我在一起。”

88

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与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的婚礼依然深深印在村里人和附近村民的记忆中，甚至连当年的幼童和他们的后代都记忆犹新。如今，人们依旧会谈起这件事。每次有人见到我，都会好奇地盯着看，仿佛我脸上写着答案。

然而，我没有答案，只有回忆。

那时的我大约十岁，记性也很好，尽管雅各布不相信。我记得诺书亚如何搬起摩西的大石头，记得他到牛舍给了母亲一个白色的大盒子。他用陌生的声音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外国话，然后就离开了。

我记得她颤抖的双手，记得她在猜忌与犹豫中抚弄那白盒子。她像受了诅咒一般瘫坐在麻袋上，倾泻而出的礼服照亮了整个牛舍。

我记得她起身脱掉衣服，裸身换上那件礼服。她双眼紧闭，双唇颤抖，不停在牛舍里徘徊，就是不出去。

随后几日，她一次次穿上礼服。一分钟，几分钟，一刻钟，一小时，一个多小时……半夜，我看见她穿着礼服溜进院子，在食槽边来回走动，如同遥远的星云。她裹在礼服里思考着，不与任何人讲话，甚至对我也一言不发。

离沙因菲尔德家帮工写下的婚期还有三天，全村人都在做着准备，每家每户都是洗洗涮涮，锅碗叮当。妈妈告诉摩西，一切都准备好了，她决定辞去帮工的差事，与心仪伴侣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喜结连理。

那天下午，朱迪斯用木头和玉米棒子生火烧了水。

“萨义德，我想洗洗。你跑过去，看看雅各布家现在怎样。”

我去了又回，告诉她沙因菲尔德支起了桌子，还铺上白布，摆上盘碟。“好像是要准备聚会。”我假装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母亲坐在大澡盆里，蒸汽轻抚着她的肌肤。她让我在她后背抹上肥皂，往她的头上淋水，我都乖乖照做。我紧闭着双眼展开毛巾，等她出浴，心中却满是凄凉、恨意、担忧与沉重。

她徐徐站起，裹上毛巾坐下来梳理头发，许久审视着镜中的那张脸。

“萨义德，你过来。”

我来到她身边。

“今天我要嫁给雅各布。”

“好吧。”

“他会成为你的父亲，”说着，她摸摸我的下巴，“你唯一的父亲。”

“好吧。”

“我们会留在村里，你不用与任何人分离。”

她站起来，把我的头搂在滴水的前胸，然后转身换上白色的礼服。

“你在这儿等我。”

她转身走出牛棚，准备离开这里。一只冰冷有力的手压在我的肩头，我跌倒了。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熟悉而可恶的声音问。

“萨义德！”我大吼一声，“我是一个叫萨义德的小男孩！要索命去找别人！”说着，我起身推开他，在饲料堆里翻出我之前藏在这里的盒子，飞身追了出去。

村子里一片寂静，四下无人。所有人都在沙因菲尔德家院里，等待朱迪斯的出现，除了正在路上狂奔的我，还有待在家里的拉比诺维奇。寂静之中只听到些许微弱的声音，然而却清晰异常。我的心跳声、脚步声、呼吸声和远处乌鸦的嘶鸣回荡在空气中，层次分明。

我没有叫她，因为我知道失聪的耳朵和白色的礼服将她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她不愿倾听，不愿停步，也不肯回头。我追赶她，追上她，追过她，在她面前将双臂一伸，把那个脏兮兮的小盒子递到她眼前。

珠母木盒上着锁，但母亲用发卡一捅就开了。一时间，那木盒仿佛只为满足她一人的期待而存在，别无其他。

她将手伸进去，感受着盒内的柔软与渴望。母亲拿出摩西·拉比诺维奇又长又粗的辫子。当母亲把它举到眼前时，老旧的头绳散开，一寻金瀑在她指尖流泻。

“他让你来的？”母亲问。

“不是。”

母亲立刻明白了，这就是摩西一直寻找的东西。但我觉得，她应该想不到这是摩西本人的辫子。她认为这也许属于某个女人——要么是托妮娅，要么是某位情人。尽管如此，在双手触碰到真相的那一刻，她仍被那深刻的喜悦与温暖打动。

“萨义德，你在哪找到的？”

“就在大石头下面。沙因菲尔德家的帮工把它搬了起来。”

我俩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中央。母亲将辫子放回木盒，走到路边转过头背对着我。她的脸埋在臂弯里，肩膀抖动着。

“石头下，”她笑了，“石头下……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为什么你会想到去那找？”

“是桉树上的乌鸦找到的。”

她走过来，用手捂着嘴，掩住颤抖的下巴。她的眼睛四下转动，寻找着庇护之所。

突然，她一下子倒在我身上：“谁能想到，谁能想到……在石头下……原来他一直找的就是这个……”

我伸手扶着她，在寂静的村庄小道上一路前行，用十岁的身躯支撑着她，直到返回牛舍。

摩西正在墙边徘徊，他的脸和墙面一样苍白、僵硬。母亲把盒子递给他。

“你一直在找这个？”

那声音低沉而坚定。母亲将盒子打开，眼睛依然注视着摩西。她小心翼翼地取出辫子，仿佛布料商人轻舞手臂，展示着店中最名贵的丝绸。

摩西的右手下意识地摸摸后脖颈。朱迪斯对此已司空见惯，而此时此刻，她终于明白了这个动作的意义。那条辫子曾从颈后垂下，摩挲着胸前的肌肉——如果他母亲的愿望实现，那里本应绽出丰满的双乳。秀发从胸前一路垂下，触直到腹股沟，在那里审视，证明，确认。摩西的动作没有丝毫生硬，那阳刚的脸庞一时间尽显阴柔。

此时朱迪斯才意识到，辫子并不属于摩西的母亲、姐妹或妻子，而是这个男人丢失的，属于他自己。

“摩西，这是你的……吗？”母亲半信半疑地低语道，“是你的？”

“是我的。”

他们没注意到，我就站在牛舍的角落里。

“让我做你的妻子，”母亲说，“我就把辫子还给你。”

细小的白雾是她的话语在冷空气中凝结而成，温暖晶莹的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那个孩子呢，”摩西的嘴巴发干，“他是谁的孩子？”

那孩子就躲在阴暗角落的饲料包中。他目睹一切，却一声不吭。

“让我做你的妻子，摩西。让孩子姓你的姓。”

她将辫子交给摩西。他把辫子贴在脸上，捕捉着头发中的气味。与此同时，母亲也脱下了白色的礼服。

她的肌肤洁白如玉，只有工作服的领口处和两条胳膊晒成了棕色。那是一副与她年龄不甚相称的年轻身体，细嫩而强壮。双乳小巧而有光泽，背上绽放出两道灿烂的小酒窝，大腿纤长而结实。

她换上工作服，俯身捡起白盒子，把礼服放进去。

“萨义德，把这个给沙因菲尔德送去。什么也别说，交给他就马上回来。”

89

夜晚，路上的脚步声络绎不绝，人们纷纷从雅各布的婚礼返回。他们在拉比诺维奇家的门前往来经过，无声地抗议着，最终渐渐散去。

第二天，奥代德把娜奥米和她的孩子从耶路撒冷接回家。娜奥米又惊又喜，心中还有几分忧虑。她管朱迪斯叫“妈妈”，母女俩抱头痛哭。

晚上，摩西睡在牛舍里，娜奥米母子和我睡在屋内。清晨，娜奥米把我叫醒，为挤奶做准备。

“萨义德，他们要出去独处一阵子。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照顾一下奶牛。”

母亲和摩西在济赫龙雅各布找了间小公寓：石墙，石子路，道路两旁棕榈摇曳，直通大门。十年后，我在服役休假时曾一度来此，但没有进去。

摩西道：“咱们早该找个这样的地方住，有马车，有仆人。”他抓着母亲的指尖，像模像样地鞠了个躬。五大三粗的摩西居然还有如此一面。

朱迪斯用手指轻抚他的后脖子。隐约传来大提琴和小提琴颤动的音符，一个小姑娘正在公寓的琴房和三个男孩玩耍。

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是啄木鸟敏捷律动，叮啄树干，还是秃鹫振翅云际，如钻石般划破长空，没人会预知，没人能破解。

1950年2月初，他们离开四日，我和娜奥米看家护院。

干燥凛冽的冷空气席卷全国。归途的公共汽车上，摩西告诉朱迪斯，这天气让他想起小时候在乌克兰度过的冬日。

汽车在穆哈拉克山脚下左转，上坡向右，眼前山谷空旷、田园辽阔。朱迪斯轻叹一声，倚着摩西道：“我们到家了，摩西，还是家里好。”

当晚，奥代德要把娜奥米母子送回城时，母亲把我叫醒与她道别。娜奥米突然道：“让萨义德跟我去耶路撒冷住几天吧！广播说兴许会下雪呢。”

“他还得上学呢。”摩西道。

“多好的机会啊，”娜奥米道，“村里从来不下雪。你们有更多时间单独相处，萨义德也能看看真正的雪花。”

“那他就要错过植树节派对了。”母亲道。

“那也不少他这一棵苗儿！”

母亲笑着装了几个鸡蛋三明治，让我们路上吃。她给我收拾了个小包裹，娜奥米一只手牵着我，另一只手抱着孩子。

“奥代德要出发了，快走吧。”我们俩赶紧跑去坐车。

跑着跑着我突然道：“我还没来得及跟摩西道别，也没亲亲妈妈。”

娜奥米笑了：“等回来再跟他说吧。亲不到妈妈，那就亲亲我吧。”

一路上，我呼呼大睡。醒来时，发现奥代德改变了平时的习惯，开着运奶车直接冲进街区，发动机的轰鸣打破了黎明的寂静。

“想鸣笛吗，萨义德？”他问。娜奥米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已经拉下绳子，笛声长鸣。

“因为你们俩，我把所有邻居都得罪了！”娜奥米愤愤不平。

“萨义德，回来时可别变成个城里人哦！”奥代德嘱咐完，又拉了拉喇叭，扬长而去。

十岁的我还从未领教过这般严寒。第二天天气更冷。娜奥米给我系上红色的羊绒围脖，梅尔带我到边界处参观旧城。

公交车摇摇晃晃，坐在上面感觉像骑牛。它还有名字，叫“肖松”。梅尔问我要不要去给司机付车费，司机找给我一些一分钱纸币，我从没见过这么稀奇的零钱。我们从锡安广场一直走到一处水泥高墙下，从墙上的洞孔窥视，然后攀上一幢大房子。房子的屋顶上有座女人的塑像，冷漠的修女在宽大的走廊里匆匆穿行。

一个五十岁上下、红眼白发的男人站在我们旁边，正将经文匣[9]缠在手臂上。他俯瞰城市，又看看我们，用单调的声音念叨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名，以吾王大卫之荣耀，求我主赐福保佑。愿你将救赎带到人类的国，助我等明辨公义。愿吾师摩西、吾王所罗门、吾王大卫安息天国。”这些词句散发着一股很浓的甘草味。

“寄生虫。”梅尔咒骂了一声，但还是让我给了他半分钱。

90

那个星期，我经历了太多人生的第一次。

第一次在咖啡馆喝热可可。

娜奥米第一次亲吻我的脖子和嘴唇，而不仅仅是脸颊。

第一次逛书店。

第一次经历母亲的死亡。

半夜，梅尔和娜奥米的孩子哭闹起来。我听到她起身给孩子喂奶，听到她望着窗外大声惊叫。

“萨义德，快起来，”她跑过来摇摇我肩头，“快起来，我不是说好让你看雪吗？现在下雪了！”

我起身巴望着，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雪。大地银装素裹，路灯的锥光下，大片雪花如羽毛般漫天飞舞。

清早，邻居家的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娜奥米对我说：“出去看看吧，萨义德，跟他们一起玩。”

“我不去。”

“他们都是乖孩子，有几个还跟你差不多大。”

“他们会笑话我的。你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了吗？”

“你叫什么名字，”娜奥米虎着脸凑过来，突然又傻笑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家伙？快说，不然我就把你抓走。”

“我叫萨义德。要抓抓别人去！”娜奥米牵着我的手，我们俩一起跑到门外。

我们和孩子们玩闹了好一阵。因为寒冷和开心，娜奥米两腮通红。雪依旧不停地下，雪花落在她的头顶。她的眼中闪着朵朵晶莹，脸上泛起温暖甜美的红晕。我们堆了个大雪人，娜奥米正给他捏鼻子，一个矮小的黑色身影从远处走来。他朝着我们一步步走近，路上跌了跤，爬起身，继续前行。

“是梅尔。”娜奥米的脸突然变得像雪一样白。

那个黑影越变越大，在茫茫大雪中蹒跚着向我们走来。

“出事儿了，”娜奥米道，“一定是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梅尔越走越近，直至来到娜奥米面前。他扶着娜奥米的胳膊，把她带到一边的围栏旁，带入噩耗的惊恐，带入尖叫的深渊——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朱迪斯！每一个“u”音在空中飘荡，旋转，下落，继而化为一片漆黑，仿佛乌鸦的羽翼。它徐徐落入雪中，飘进河里。梅尔将娜奥米搀扶起来，转头对我说：“萨义德，你先等等，待会儿就告诉你。”

黎明时，奥代德开着从村里借来的吉普车赶到。白色的大雪一路封堵，厚厚积雪掩埋下，虽然只有他能辨别出雪毯覆盖的道路，他还是开了十六个小时才到。

到达后，奥代德先眯了一个钟头，起身连喝了四杯茶，吃了两大块巧克力和半条面包。吉普车灯一亮，纷飞的大雪瞬间化为飞旋的魔法幻境。奥代德载着我们回到村庄，奔赴母亲的葬礼。

91

1950年2月6日清早，拉比诺维奇从梦中醒来。朱迪斯睁开眼睛，以往灰暗的眼珠如今变得湛蓝清亮，在眼角细纹的衬托下焕发着新的光彩。

摩西点着炉子，要为妻子煮上她喜爱的咖啡。在热牛奶时，他突然意识到是什么唤醒了自己：外面太静了，仿佛一床厚毯蒙住了清晨村庄的所有喧嚣。鸡不鸣，牛不叫，泵不响。摩西拉开百叶窗：突如其来的大雪连下一整夜，此时的大地已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纯净温柔的雪花飘然降落，越积越深。命运的英俊使者——来自远方北国的死亡天使走错了方向。他原本期待着一场丑陋的死亡盛宴：蛇毒肆虐，骄阳似火，飞沙走石，血流成河。

整个山谷措手不及。蛇虫鼠蚁冻死巢穴，林莺耷拉着灰溜溜的脑瓜，像石头一样栽下树枝。三天前学生们种下的植树节树苗也不见了踪影。泉边的仙人掌丛没了生气，果树也被压弯了腰，没人料到它们还要经受如此考验。拉比诺维奇家院里的桉树上，一根巨大的枝条正积聚着越来越多的雪花。

夜里我有时会想，故事要有模板，还要有路径和出口。

故事中有大雨，有上升的河床，有谎话连篇的修正主义者，有迟归的丈夫，有不忠的妻子。妻子失去了女儿，到一个鳏夫家当帮工，住牛舍，挤牛奶，带孩子。

我安慰自己：这样的故事不可能是虚构。

故事里有不会开车的牛贩子，有逃脱死亡与欲望束缚的男孩，有无畏的乌鸦，有纸折的小船，有剪下的辫子，有带着精液体味的伯伯，有两颗石榴树，还有尖锐的干草叉。

一，二，三，四。故事的因果脉络逐渐清晰。

故事里有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白船，有会模仿人兽之声的意大利人，他精通舞步，深谙爱情之道。故事里有等待的大树，有掉落的提灯，有不孕的母牛，有风雨交加的黑夜，还有育鸟的白化病将自己的宝贝遗赠给邻居，却将他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

听啊，命运家三兄弟正尽情欢笑，连大地也随之颤抖：如果不是那个谎话精，如果河床没有上涨，如果牛没卖……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但辫子还是被藏起，毒蛇还是咬了人，白化病还是来了，谎话精还是撒了谎。丈夫迟归，女人怀孕，在牛舍生活、做工、睡觉、哭泣，还在那里生下儿子。儿子逃脱了死神的纠缠，长大成人，却将死亡的命运带给了母亲。

人算不如天算。石头被举起，辫子被找到，大雪骤降，桉树的粗枝不堪重负，最终折断砸下。

当然会是这样。如果不是如此，那又将如何？

“朱迪斯！”窗前的摩西大吼一声。

她没有抬眼，只是略微再低了低头。头顶的恶风令她脊柱发凉。

“朱迪斯！”男人的呐喊、乌鸦的嘶鸣与枝条的断裂声冲破雪野的寂静，仿佛三声鞭响。

整个村庄都听到摩西的叫喊。然而，母亲的聋耳对着摩西，另一只被树枝下落的风声灌满，丝毫没有听到警告。

树枝如大棒般从天而降，朱迪斯被砸倒在地。世界瞬间恢复了寂静，那寂静稀薄、清冷，如透明的水晶之眼立于世界的中心，不肯消失。

村民们舍出农夫的冲劲儿从四面八方奔来。尽管他们平时看起来五大三粗，奔跑起来却速度惊人。未等看到绿白相间的雪崩之下母亲的蓝头巾、跌碎的乌鸦蛋、惨死的抱窝鸡和母亲散开的裙裾，人们已是魂飞魄散。

村倌儿帕比什牵来家里的壮母驴，牵住断枝。人们又从木工坊拿来滑轮，奥代德爬到树上，将滑轮固定在粗枝与树干的连接处。

“咑—咑—，畜生，快跑！”帕比什大声吆喝着，仿佛一切都是牲口的错。绳索崩直，滑轮吱呀作响，断枝从朱迪斯身上吊起。

没有人赶着上前。大家都围在四周，注视着那纤细白皙的脖子——岁月、懊悔与死亡都没有磨灭它的光彩；还有那微微卷起的长筒袜，停留在柔美而有力的脚踝处。

凛冽干燥的寒风撩拨着鸟儿后颈灰黑色的羽毛，摆弄着死去女人的裙摆——它时而拍打她的大腿，时而松开，仿佛想将她唤醒。

许久，断枝在尸体上方摆荡，没人敢动，连母驴也如同脚下生根，寸步不移。她用力过猛，肌肉不住颤抖，身上热气蒸腾，鼻孔里喷着白雾。

然后，阿丽莎·帕比什过去，抓住朱迪斯的胳膊肘，将她拉到一旁。摩西从工具房取来磨石和锉刀。乌鸦在他头顶盘旋，尖叫着要报仇。他有条不紊地打磨斧刃，酝酿着复仇的极刑。

92

母亲去世时，我十岁左右，最记忆犹新的是那次夜间的旅途。路上白雪皑皑，我裹着军用毛毯和又大又暖的绒线袍，一句话也不说。

娜奥米握着我的手，婴儿在父亲的怀里不停哭闹。那声音让人无比烦躁，以至于我们一进村，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便对娜奥米说，他不去参加葬礼，建议把孩子交给他照看。

“这样你和朱迪斯也能清静地待会儿。”

“我也可以留下。”梅尔连忙自告奋勇。

“你跟我去参加葬礼。”说着，娜奥米道了谢，将婴儿交给沙因菲尔德。

婴儿哭得撕心裂肺，雅各布试着安抚。

他吹着口哨学金丝雀的叫声，取出黄纸折了几个纸船，那黄纸又一次在他口袋里扎了根，最后将婴儿裹在为我绣制的毯子里，抱着他走进白雪覆盖的田野。

就在将来修建公交站的地方附近，雅各布抱着婴儿四处散心。他时不时摇晃两下，给婴儿喂块饼干，让他吮吸。等这讨厌的小东西终于闭上嘴，雅各布抬头发现，哀悼的人们已经三两成群，交谈着从墓地返回。马车在他们身后徐徐驶来，在雪地里书写着辙印，马蹄印点缀其间。

“请进，朋友们，快请进。”雅各布道。

他将外套铺在雪地里，把婴儿放上去，然后跪在一边哭了起来。乌云的缝隙间露出一抹黄日，为田野留下一眼明亮。从公墓返回的空旷的马车渐渐驶近，朱迪斯望着雅各布，仿佛她正飞身掠过不见堤岸的金绿色的宽广河面。

注释

1　卡萨诺瓦（Casanova）：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18世纪享誉欧洲的大情圣。

2　麦克斯·施梅林（Max Schmling）：德国拳击运动员。

3　切尔克西亚：高加索西北部地区名。

4　萨洛尼卡：希腊北部港口城市。

5　哈雷尔旅：以色列国防军的预备部队，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Questo per te：意大利语，“这个给你”。

7　细罢特月：犹太教历11月，公历1月至2月间。

8　弥赛亚：希伯来语原意为“受膏者”，引申义是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

9　经文匣：又称经文护符匣、“塔夫林”，皮匣为黑色，一组两个，内装书有《摩西五经》章节的羊皮纸。犹太教徒往往在平日晨祷时佩戴，一个绑在上臂，另一个绑在前额，以此纪念上帝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1930年代初，朱迪斯来到巴勒斯坦的一个小村庄，成为摩西·拉比诺维奇家的帮工。三个男人都想获得她的青睐：农民摩西，妻子意外溺亡后，独自抚养幼小的儿女，力不从心；牛贩子格洛伯曼，狡猾、粗野，见多识广，热爱女人和金钱；育鸟人雅各布，娶了一位美貌非常的妻子，喂养着数百只金丝雀。数十年间，雅各布为朱迪斯的儿子萨义德精心准备了四顿美餐，他们一起回忆了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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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拿的闪光之心／（美）吉娜·B. 那海（Gina B. Nahai）著；章力，李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10

书名原文：The Luminous Heart of Jonah S.

ISBN 978-7-5213-2109-8

Ⅰ．①约…　Ⅱ．①吉…　②章…　③李…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0891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项目编辑　张　畅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何碧云

封面设计　方　为

版式设计　马晓羽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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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21年2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2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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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索莱曼家谱

洛杉矶　2013年6月24日　周一

德黑兰　1952年

洛杉矶　2013年6月25日　周二

洛杉矶　1987年

洛杉矶　2013年6月26日　周三

洛杉矶　1997年

洛杉矶　2013年7月19日　周五

洛杉矶　2014年6月23日　周一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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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娜·B. 那海（1960—）

美国伊朗裔女作家。出生于伊朗，自小在社会底层和中层间流动，深谙伊朗犹太社群，看遍人世凄凉。经历过战乱与流亡，移民与新生。退休前是南加州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教授。作品多次荣登《洛衫矶时报》畅销书榜首，入围橘子小说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并被翻译为18种语言，热销全球。

代表作有《孔雀哀鸣》《天使飞走的夜晚》和《约拿的闪光之心》，文风绮丽梦幻，内容跌宕宏富。她着力于梳理民族文化，揭露现实苦难，作品多被归为魔幻现实主义，一些批评家将她与马尔克斯相媲美。

本书纯属虚构。书中所有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均出自作者的想象。如与任何真实事件、健在或已故的人物存在雷同，纯属巧合。

献给吉提·巴克霍达和弗朗索瓦·巴克霍达，为你们的信仰和勇气

献给大卫·那海，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及一切

献给亚历克斯·那海、艾希莉·那海和凯文·那海

谢谢你们每天赐予我整个世界

索莱曼家谱

洛杉矶　2013年6月24日　周一

拉斐尔之子孤零零地死在了自己车里。他直挺挺地坐在方向盘后面，系着安全带，喉咙被人从右至左割开了——切口很整齐，有人也许会赞叹技法之娴熟，近乎外科手术般精准。他的尸体于2013年6月24日周一凌晨4点45分被发现，发现者是与他结发十七年的妻子内达·瑞伊斯。据她向警方的陈述，他被发现时身体已经凉了，怎么叫都没反应，身子坐在他那辆灰色双开门的阿斯顿·马丁内。车牌很有个性——I WYNN[1]。车当时挂着空挡卡在他们家的大铁门上，地点位于荷尔贝山[2]的梅普尔顿街。在那之前大约一小时，内达被金属撞击声吵醒，还以为是街上出了车祸。之后的五十分钟里，她一直半睡半醒。末了，她决定弄明白早先那次惊扰的缘由，于是起床，穿过前院，走到宅院门前。她之前听到的，正是阿斯顿·马丁迎面撞上大门的声响。

驾驶席一侧的车窗敞开着。透过车窗，内达能看到从拉斐尔之子脖颈的伤口中喷出一股血，向下流过他的前胸和肚腹，落到他又粗又短的大腿上，最后在意大利真皮车座上汇成一小滩。拉斐尔之子睁着眼睛，嘴部松弛，看上去就像一只被放掉气的动物玩偶般阴沉而空瘪，仿佛他终于减掉了许久以来使腰腹臃肿不堪的30磅[3]赘肉，这也使他身上的那套衣服——花费2,800美元从萨克斯第五大道[4]购买的杰尼亚男装，花700美元从巴尼斯[5]买的牛仔裤，以及他为参加洛杉矶西区的周日运动俱乐部而穿的黑色耐克运动衫（因体型缘故，他不得不买加大号的，这样才能合腰，但下摆长得垂到了膝盖）——看着像其实属于一个比他高大许多的老兄。

为了确认丈夫是否还活着，内达将手伸进车窗，轻轻晃了晃他的左肩。看他一动不动，她便将他留在车内，回屋去报了警。

xxxxx

至少，在宣称发现尸体后的最初两三个小时内，美国伊朗犹太社群中流传着的就是这个版本的故事。到周一早上9点，消息已传到加拿大和以色列。中午，从洛杉矶向伊朗及其他中东地区播出波斯语节目的卫星闭路广播电台，接到了从德黑兰打来的电话，要求证实传闻的真假。

拉斐尔之子并非在美国遇害的第一个伊朗犹太人，却是迄今为止处世最为高调，又最遭人记恨的一个。按照他仇敌的说法，他活该早早惨死。因此，这则无论如何都将引发轰动的新闻，在人们迫切地扩散下被更迅速地传开了；每传一次，案情细节也变得愈加血腥和残忍，割喉那一刀变为连捅数刀，继而成了斩首，最后成了肢解。关于杀人的直接动机以及他的财物——包括钱夹，代替婚戒而戴在小指上的五克拉钻戒，以及他前些年在皮科区塞普尔韦达街上的阿拉姆兄弟珠宝店花30,000美元购买的劳力士迪通拿黄金腕表——是否被抢，众说纷纭。拉斐尔之子曾向阿拉姆兄弟宣称，那块表将用来纪念他在五十二年人生当中不容置疑的非凡成就——“焦土政策”[6]“赶尽杀绝”[7]“我们当中只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里”，还有他对妻族发动的法律诉讼战和心理战。他骄傲地宣称，德黑兰的索莱曼家族在他的操控下遭受了无尽的痛苦。

与此同时，接连的名人遇害案庭审以及有线电视不断重播的《犯罪现场调查》，使得洛杉矶西区的全体民众顿时都成了地方检察官和侦探，广播电视一披露任何案件的蛛丝马迹，立刻就会有人拿去分析，推测凶手身份、杀人动机和犯罪手法。

其实用不着侦探，人们自然也知道，拉斐尔之子自成年以来，因费尽心思害人而树了许多死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杀掉他——包括之前在伊朗时被他移交给阿亚图拉的“革命的敌人”（他这么干只为了之后再保释他们出来，换取“服务费”）；还有遭他诈骗后又反被他起诉诈骗的每一位商业伙伴；以及近年来被他骗过的几千名伊朗犹太人和少数美国犹太人——他最近从他们身上骗走了5亿美元。这些还只是他的敌人，其实他的盟友们甚至更想置他于死地。

多年来，拉斐尔之子始终操纵着一个伪装得极好的庞氏骗局，诈骗的目标大多为伊朗犹太人，这一招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显得尤为高明。正是因为他，许多家庭陷入赤贫，或是蒙受了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当别人追问他是怎么“赔掉”了投资者的所有资金时，他将其归咎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提醒说连希腊和冰岛政府都破产了，他的失败自然也不足为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自己该对业已造成的灾难负责时，他叹息道，他希望自己能担起责任——就像亨利·保尔森[8]、本·伯南克[9]、蒂莫西·盖特纳[10]和所有那些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一样，他们主导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却要么被重新任命为内阁成员，要么获得了巨额红利。

跟那些首席执行官一样，拉斐尔之子从庞氏骗局的垮台中重生，变得比以往更加富有，也愈发自以为是。在正式对外宣布破产五年之后，他仍住着一套价值5,200万美元的豪宅——占地2.6英亩[11]，位于城市中最可炫耀的地段，日落大道[12]旁的花花公子豪宅[13]恰与其隔街相望，那里有孔雀、天鹅和一对整天光着身子恣意放纵的孪生姐妹花[14]；一箭之地开外是斯班林[15]夫妇那幢占地5.6万平方英尺[16]、屋顶漏水的庄园别墅，价值1.5亿美元（最近以半价出售给了一位二十二岁的俄罗斯“女继承人”）。再沿街向前是占地4.5万平方英尺、价值1.25亿美元的“小凡尔赛宫”，房主是一对和善可亲的犹太夫妇，他们花了五年时间打造这座庄园，不过刚一竣工就离婚了。

拉斐尔之子的宅子有八间卧室、一幢6,000平方英尺的客房，还有户外篮球场、室内保龄球道、户外网球场、室内健身泳道、户外泳池和休闲小屋，以及三间厨房（其中一间大小堪比泰姬陵，里面从未做过饭；另一间小一些，也有饭店厨房那么大，作为日常家用；第三间是专为大型派对提供餐饮服务的）、三个常规的酒吧、一间造型屋、两个餐厅和一个用作早餐区的面积达1,000平方英尺的“小角落”，外加必不可少的藏书室、带穹顶的温室和一间可容纳三十二席的放映室。

对任何理智的人而言，这样已经很富足殷实了，然而拉斐尔之子竟厚颜无耻地抱怨这套房子“令人失望”：是的，按照多数人的标准，它的确很大，但是在洛杉矶，它还不足以令人惊艳——“小凡尔赛宫”以拥有3英里[17]半的慢跑跑道为傲，斯班林的豪宅里有一座全是纯种马的马厩，花花公子豪宅里住着休·海夫纳和几对孪生美妞。

拉斐尔之子去买劳力士那天，曾向阿拉姆兄弟提及这些。他们小心翼翼地问他在荷尔贝山是否住得愉快，想借此提醒他，他这么有钱，别要求折扣了吧。

“噢，过得不赖！”拉斐尔之子用讥讽的口吻答道，“手机没有信号，因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个大坑货。一刮风下雨就断电，因为电缆太老太破，邻居又都是些没用的废物。”

花花公子豪宅里的人一周七天，每晚都在办派对。他们把音乐放得震天响，简直能引发地震，还允许来客把车停在马路中央。每次拉斐尔之子上门去抗议时，他们既不接电话，也不开门。如果你认为警察能有点儿帮助的话那就太天真了；他们其实都巴望着能被叫到海夫纳的家门口。那样他们就能趁机闲站在门廊里，观赏漂亮的裸妞儿，仰脖痛饮几杯苹果马提尼酒；离开时，还能从豪宅里那些英俊漂亮的看门人那里收到不菲的小费。

隔壁的老妇是某位烟草大王的遗产继承人，她在家里草坪正中掘了一个湖，还执意要灌满水，到与沙质湖岸齐平，毫不在乎现在城里的其他人正面临缺水的困境。她的女儿结婚二十年了，有三个孩子，现在仍与她同住，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跟每个管道工、勤杂工，甚至是十八岁的比萨送餐员上床。马路对面有个印度制药业大亨，他一直在建造他那座有1,700个小窗户的难看得要死的棕黄色豪宅；而每当快完工时，又把它拆毁，从头再来。还有个俄罗斯黑帮的，在参加了不计其数的“里程碑论坛”[18]讨论会以后，向妻子承认自己曾有1,112次对她不忠。几周以后，他便遭人腰斩，尸体在坎昆[19]的沙滩上被发现。

拉斐尔之子曾以过度用水为由起诉“烟草夫人”，以噪音扰民为由起诉休·海夫纳，还因服务质量糟糕起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他甚至打算以提供的基础设施质次价高为由起诉电力公司。

“我感觉自己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他对阿拉姆兄弟说，“一个人囤积占用了所有的水，警察都被买通了，而且我还得自行购置发电机，否则大晚上就只能摸黑。”

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拉斐尔之子为何能保住房屋的产权，天晓得这其中有什么猫腻，只听说他从前的“投资者”中有些损失了毕生的积蓄，沦落到被迫住在自己的车里或是借住在邻居家的车库中。据大家推测，在破产前的十年间，他逐步将5亿美元暗中转移到了他那帮乌合之众的表亲及他们配偶、子女名下的储蓄账户中。他们在进入拉斐尔之子的势力范围之前，始终一文不名，被称作“杂牌军”[20]，散居在伊朗的多个省份，生活几近贫困。之后他们辗转去到以色列的“占领区”，住在煤渣砖房里，最终迁到了洛杉矶的北山与阿古拉山地区，住上了300平方英尺的公寓。2003年起，他们突然一夜之间在布伦特伍德比弗利山庄一带买下一座一万平方英尺的豪宅，他们妻子原本戴的极小的钻石骤然长到十克拉大，他们的子女进了昂贵的犹太私立走读学校。如果你问他们，这些都是怎么得来的，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伊朗的“祖产”，他们的父亲都是百万富翁，拥有土地和马匹，珠宝古玩足够塞满一座博物馆，你不知道吗？

债权人认为“杂牌军”协助拉斐尔之子藏匿被他盗用的资金——他们会把钱在手里攥上几年，然后巧立名目，在扣减自己的佣金后，悄无声息地、一小笔一小笔地返还给他。这一招简单又易识破，但令所有人讶异的是，它极为奏效。那些倾家荡产的“投资者”不太可能承担得起起诉拉斐尔之子或其表亲的费用；而那些被掠夺了几百万美元却仍颇有余财的人，都在私下里得到许诺：如果他们不去找有关当局，或不起诉，就能拿回自己的钱。地方检察官相信所有“眼朗人”[21]都很富有，颇有来头，没兴趣追究他们族群内部某些人盗取其他人钱财的犯罪案件。破产清算受托人“调查”该案迄今已有四年，因耗时漫长而花费惊人。新闻媒体则忙着报道各种名人绯闻，谁谁醉酒驾驶出了车祸、杀死老婆或是自杀。

拉斐尔之子造成这些损失，得到的唯一惩罚是在整个洛杉矶西区遭人唾弃，但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严重，因为他原本就从未被人高看过。他在一两篇博客帖子中被称作“荷尔贝山的匪徒”和“蹭吃蹭喝的贼”，可他知道重要人物根本就不看这些帖子。他的妻女也厌恶他，不过这一点既不新鲜，也不打紧。他那帮“杂牌军”表亲也每天都盼着他死，这样便可吞掉他委托给他们的所有钱财；不过他们太忌惮他了，即便真有那么一天，大概也连一块钱都不敢留。

最后我们可以说，或许唯独拉斐尔之子的母亲曾对他有些感情，不过她已经去世，葬于以色列——再说，她本人也绝非和蔼可亲之辈。四处遭人鄙视并非美事，但他的确陶醉于海外账户中的全部“免税”资产。不仅如此，他还醉心于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且总能如此轻易地逃脱罪罚；另外，他非常确信，一旦事情告一段落，当债主们已经厌倦为损失钱财而悲号时，那些记忆就会消退，而他则能凭几亿美元的雄厚财力重建自己的商业信用。其实他早已参与幕后交易，以“杂牌军”为掩护，用现金陆续买断不少被取消赎回权的财产，并将资产藏匿于未经注册登记的公司名下，尽享一切——让债主们去啃陈面包吧，经济萧条时也能赚钱——但在2011年，他的计划出了一个小纰漏。

两个“投资者”设法使地方检察官确信，拉斐尔之子有进行电话诈骗和洗钱的重大嫌疑。尽管涉案金额不大——3,000万美元——但“投资者”都是美国人，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轻易与拉斐尔之子“握手言和”，势必会要求核实查清自己存款的去向。因此，地方检察官不能坐视不理，他提出指控，并且立刻提出了调解方案：如果被判有罪，拉斐尔之子将面临长达二十年的联邦监狱生活，还必须还清所有投资款；如果他同意和解，则只需蹲六年监狱并还钱。

拉斐尔之子的律师们敦促他接受这笔交易，结果被他以懦弱无能为由，草草解雇。之后他聘用了一个更廉价的团队。他对律师们说，如果高盛集团和美国银行的头头们都还高枕无忧，那么他的案子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对第二个律师团队说，法庭绝不会判他有罪，因为他是个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在多所教堂的理事会任职。后来，他又解雇了他们，聘用了第三个律师团队。

庭审日期定在2013年7月8日，周一。随着压力不断加剧，律师们向他断言，他可不是劳尔德·贝兰克梵[22]；如果政府想判他有罪、让他坐牢，即便是贝兰克梵本人也不能幸免。拉斐尔之子开始考虑吐出一部分别人的血汗钱了。他让律师向地方检察官提出辩诉交易[23]，内容包括归还资金，但是不服刑。他称自己只能从那帮“杂牌军”表亲手中“借”钱。协商会议定于6月24日周一上午10点在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召开。而他在会议开始大约五小时前死了。

谋杀发生的当天午后12点15分，他的对头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处理这则消息，就被第二条令人更加心烦意乱的消息震惊了。

内达拨打911报警之后，救护车迅速赶到。车刚到梅普尔顿街口，就迎面碰上一个歇斯底里的拉丁女人，她身穿下摆及地、蕾丝镶边的丝质长袍，脚踩一双三英寸[24]高的金色高跟拖鞋，每只耳朵上戴着六枚耳环。在短促的抽泣声间，她不停嘟哝着“噢，先生，可怜的先生”。她说，她名叫埃斯贝兰萨·瓜达卢普·蒂·基娅拉·瓦伦西亚，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然后带医护人员去了案发现场。

内达·瑞伊斯身高五英尺一[25]，身形瘦小，像罐装沙丁鱼一般温顺。她默默站在汽车旁战栗着，睡袍上血迹斑斑。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内达和拉斐尔之子的女儿们——衣衫不整地赤脚站在供步行出入宅院的大门甬道旁。阿斯顿·马丁挂了停车挡，但引擎仍在空转。

急救人员在驾驶席和方向盘下方的地垫上发现了大量血迹。他们看到拉斐尔之子的上衣整齐地搭在副驾驶座上，并未看到劳力士腕表和小指上的戒指，可这些都不打紧，因为他们竟然也没看到拉斐尔之子究竟是死是活，是身受重创还是毫发无损。

他刚才就在那儿，内达向他们解释道，她的牙齿显然在打战。他当时就在车里，被人割了喉。那人绝对是他，当她留下他回屋报警时，他肯定已经死了。当她回来时，他却消失了。

消失。一种情形是：他假死，在一向受他摆布的妻子的帮助下，躲过审判，携全款潜逃了。

消失。另一种情形是：或许他现已逃出国境，正前往以色列或伊朗。他将躺在埃拉特[26]或里海的沙滩上，等到风浪平息，几年后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重新抛头露面，依旧阔绰富态，还是那个假充良善的犹太教徒。

总之：这个狗娘养的又赢了。

安吉拉·索莱曼在汤博乐的页面上发布了尸体失踪的消息。她是个伊朗犹太裔律师，非常鄙视拉斐尔之子，幸灾乐祸地发布了这条消息。她声称该新闻出自《洛杉矶犹太先驱报》网站。

安吉拉在汤博乐的帖子甫一上线，《先驱报》便开始接到读者来电，他们愤怒地谴责报社、汤博乐和所有社交媒体，尤其是安吉拉·索莱曼。致电者们向那天碰巧值班的倒霉接线员——一个十九岁的实习生告发说，安吉拉是个炮筒子，有很多大学学位，却没有一丁点儿常识来应付现实世界。她还是个大骗子，她在所谓的报道中（不知从何时起，能上因特网的人都成了彼得·詹宁斯[27]？）回避了一个干系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她之所以经常对伊朗社群磨刀霍霍，是因为她过得不开心，是因为她虽已四十出头，却没能找到一个笨到会娶她的男人。另外，她多年来总是试图刁难伊朗犹太人，想败坏他们的名声。伊朗裔致电者们控诉《先驱报》应该炒她鱿鱼，加利福尼亚州应该从此禁止她再敲键盘。

致电的美国人表达的观点则包括：1）他们对降临到又一个伊朗富豪身上的命运毫不关切；2）他们长期以来对整个伊朗社群深恶痛绝，因为他们竟然胆敢居住在洛杉矶最令人觊觎的地段，把子女送进竞争最激烈的学校，在难度最大和最赚钱的行业中成为佼佼者；而与此同时，他们大都又很排外，不论走到哪里都讲波斯语，坚决反对子女与外族通婚。这帮“眼朗人”居然就住在被人视为美国文化象征与标志的隔壁，还在里面用餐，这简直是厚颜无耻，哪有一点儿移民的样子。他们的女人们也到越南人开的美甲店里，做16美元一次的美甲；尽管不是名人——尚且不是——却可以径直突破狗仔队的重重包围，到比弗利山庄的贝德福德街去购物，那可是代表洛杉矶文化的女神金·卡戴珊[28]经常光顾的地方。第一代移民只能住在令人嫌恶的地段，洗衣服、卖面条或在工厂里做苦工，靠吃糠咽菜才能供得起子女上学，日后让下一代上升为中产阶级。来自俄罗斯、波兰和西欧的犹太人刚登上美国大陆时，都是这么过来的。唯独这帮“眼朗人”不懂如何取号排队。

舆论对拉斐尔之子尸体失踪消息做出的一致反应让《先驱报》的主编警觉起来，尽管他这个美国人从来也不理解他的白人同胞们为何对洛杉矶的伊朗裔群体如此深恶痛绝。

“我想指出的是，”在意识到这是一场必败之仗并因此改让实习生替他记录留言以前，他对最初几位致电者客套地说，“索莱曼女士不是本报的员工，也不代表本报的观点。”

美国人再次得出《先驱报》过于放任的结论，然后挂断电话。伊朗人则坚称不管是谁付她薪水，反正《先驱报》向索莱曼女士提供了“假新闻”。鉴于安吉拉总有办法将任何消息——不论好坏、甚或无关痛痒——变为让她的族群受辱和痛苦的源泉，《先驱报》此举可谓极其恶劣。

安吉拉·索莱曼身高五英尺九[29]，体重138磅[30]，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了本科，再到耶鲁大学读了法律（然而她浪费了所有这些教育背景，舍弃了在私人律所年薪18万美元的工作，转而当起了作家，因为她信仰真理与正义，为此甘于受穷）。身为一名四十一岁的伊朗裔犹太女人，她已经得罪了洛杉矶（和长岛的大部分）伊朗社群中高收入阶层的人，因为她将率性直言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对她的美国式和欧洲式评价；以波斯观点来看，她完全不懂分寸，粗鲁无礼，愤怒尖刻，一心想让自己的亲族难堪。她生于伊朗，但出国时还不满八岁，她的移民之路的确不轻松（又有谁不是那样的呢？人们把这称之为“流放”而非“旅游度假”是有道理的）。然而，个人遭遇并不能成为放肆胡言、口无遮拦的借口。更何况，她在美国要比留在伊朗过得更好。

她从洛杉矶的高中毕业，带着全额奖学金飞往东海岸；七年之后归来，在一家从事刑事辩护的私人律所中工作，本将就此默默无闻了。不过后来，她认定所有辩护律师都是卑鄙之徒，于是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任职；可之后她又认为所有地方检察官都是刁滑的蠢货，故又在2008年辞去那份工作。这一回，她认定美国每年出版的三十多万种新书还不足以满足读者的胃口；如今国家又正处于两场战争之中，经济几近萧条，每晚都有年轻人在街头用机枪互相残杀，因此有必要再多出一本书。这部鸿篇巨制题曰《两个大陆，一个窃贼》，旨在将真相和盘托出，揭露恶棍的真实面目，揭发拉斐尔之子和他手下那帮好像莎剧里的恶棍同伙，还要将他的双膝打穿，看着他爬到诽谤诉讼法庭去。她根本不在意洛杉矶写书的人比读书的人多，也不在乎除了伊朗犹太社群外，几乎没人认识或想要了解拉斐尔之子。

她写这样一本书，即便全洛杉矶只有一个当地人读了，也“注定要让世界各地的所有伊朗人蒙羞难堪。因为你知道，人们会认为我们伊朗人都跟拉斐尔之子和‘杂牌军’一样”——即便如此，情况或许还能令人容忍（至少能让她和她那张嘴在今后几年里消停一下）。不过后来，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私人工作坊，教授课程的是一个不开心的俄罗斯胖女人，名叫巴贝特，她平生从未出版过一本书，却声称能教人写作。她跟她瘦削却也同样愚笨的未婚夫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单间公寓里，还有他们那条“已老死多年可主人竟蠢到没注意”的狗。安吉拉能够忍受巴贝特兼作教室的公寓里到处弥漫的尿味，她也能（勉强）忍受两个女人之间的阿谀奉承，但她很快明白，这并非真正的写作课程，而是又一个洛杉矶式的自我提高骗局（排毒蔬菜汁、普拉提、回忆录），组织者自身显然更需要进修此类课程。“简而言之，她绝非纳博科夫。”安吉拉从课程中领悟到的唯一心得就是，要想把书卖出去，作者必须从事一种作践自己的活动，这被“绝非纳博科夫者”称为“平台搭建”（这个行话的意思是“寻找有兴趣买下这本烂书版权的人或自费出版它”）。因此，安吉拉在汤博乐上开了个博客。

出于某种原因，她无论在哪儿都自许是研究伊朗犹太社群社会及其文化的人类学专家，并认为治疗他们弊病的方法就是“无所畏惧又不偏不倚”地向世人揭露他们的每个重要秘密或各种生活琐屑，把他们的日常呈现给世界。的确，她也竭力羞辱美国人，但没人在意这一点，因为白人不必担心名誉受损。与此相反，少数族裔才经常被人以他们最差的群体特点来评判。可没人留意到，安吉拉对该社群的赞美力度跟她的批判力度其实不相上下。正如一位睿智的拉比[31]所言，说出十几个赞美之词再加上一个批判之词，人们只会记住那个批判之词，还会为此恨死你。

毫无疑问，由于她痛恨自己未婚无子且前途无望，便得出一个笃定的结论，那就是伊朗犹太人许久以来始终沉默寡言，与世隔绝，畏惧别人的评判——首先，因为他们是遭受迫害的少数族裔，依靠默默无闻才得以幸存；因此当他们后来被允许走出犹太区并晋升至伊朗上流社会时，就需要树立和维护一种形象——于是他们需要她来带领所有犹太人走出阴影，以便他们能借助每台笔记本电脑高喊出自身和街坊邻居的个人经历、隐秘、缺陷与差异，喊出他们的忏悔和怨言，还有他们已试图隐瞒三千年之久的其他所谓的事实真相。

“死者是谁”，这个使安吉拉成为“超级实话王”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不过，她对一两个或是十几个人“直言不讳”是一回事，而操纵一件大规模杀伤性工具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并且此举也的确鲁莽。

在博客中，她总是在挖掘并经常试图揭露洛杉矶各主要族群文化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她挑刺儿的对象包括伊朗人和韩国人，犹太教徒以及基督教长老会。她对事物的观点并不算大错特错，可她不懂得“弦外之音”的艺术——不知道什么该用语言表达出来，什么应含而不露；哪些要含沙射影，哪些即便面对证据也要矢口否认——这些全都是维护群体内部团结与和睦的手段。

若非她已故的母亲——“了不起的”伊丽莎白·索莱曼——是洛杉矶犹太社群中最受爱戴和敬仰的一大人物，安吉拉一早就会被大多数人无视或回避了。“了不起的”这一称号是在大概十年前由民意授予伊丽莎白的，当时《财富》杂志在未得到她的配合且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刊登了一篇介绍她的文章。在那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她是个自力更生的女人，虽然连高中学历都没有，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她的成就究竟有多么非凡已经很清楚了，因为那篇文章透露，她的税后净资产为27亿美元；而且最令人惊叹的是，她的成功之路诚实而坦荡。

尽管伊丽莎白的财富与声望在一定程度上使安吉拉更能为社群所容忍，但它们并未对安吉拉的所作所为起到明显的约束作用。一方面，伊丽莎白的行事作风与任何伊朗或犹太家长迥然有别——在由私人律师拟定的遗嘱条款中，她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捐给了她的慈善基金会。就像沃伦·巴菲特[32]那样，她给作为唯一继承人的女儿只留下50万美元，以及担任基金会执行总裁副手的义务。

伊朗人并不是不愿资助慈善事业，事实远非如此。只不过他们希望把更多的财富留给子女，而不是完全陌生的人。话又说回来，不论伊丽莎白还是安吉拉都从不理解当富人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

安吉拉在汤博乐上的博客名为“珍珠大炮”，名字来源于19世纪伊朗一位犹太铁匠打造的一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大炮。像她一样，这门大炮开火时会喷射大量炮弹。像她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想法，常违逆别人的意愿：真实的珍珠大炮没有从炮口向前射出炮弹，而是从后部爆炸，摧毁了己方的人马。

唯一的差别在于，珍珠大炮在第一次试射时就暴露了致命缺陷，永远退出了战斗；可安吉拉却从未辍笔。她指责伊朗犹太文化中每一块重要的基石，使它们看起来既严苛又阴险：紧密的家庭关系意味着病态共生，传统价值观原本就是为了束缚女性，对长辈的尊敬夺去了许多年轻人追求自身梦想的机会。与此同时，年轻人则是一帮被宠坏的“妈妈的宝贝小子和宝贝姑娘”，心智永远停留在高中水平，除了赚钱以外在其他方面从来没什么新想法。女人们对自身受到的奴役也难辞其咎，因为她们一直在用自由换取安稳的经济条件。还有家庭纽带……算了，关于这一点，安吉拉即便写上好几本书也说不完。

她的大多数文章都反映出她对揭露与拉斐尔之子——“穿菲拉格慕乐福鞋的卑鄙家伙”——有关的一切真相怀有特殊的热情。安吉拉并非唯一一个在这个混账远未“破产”之前就憎恶他的人，但她显然是发声最响、写文章最多的人；庞氏骗局一经揭露，她便成为最积极支持先让他蹲五十年监狱再处以绞刑的人。在社群中的其他人明白真相之前，她便早已下了结论：他所做的任何事——不论是在经济、社交或私人领域——即使说得轻些，也是道德败坏、涉嫌违法的。后来，她充分发挥斗牛犬精神，不懈证明那群“杂牌军”是败坏全人类名声的害群之马。

“让我这么说吧，”在那个周一的专栏中，她写下这段结束语，“披着羊皮的狼即将犯下他迄今为止最重大的诈骗罪行，他的妻子和‘杂牌军’会帮他，让他带着所有人的钱从人间蒸发，而这个城里的警察根本就无能也无心追查。”

最后那句关于警察的评论深深地戳进了那个周一被召到案发现场的警探心里。里昂·普利策也是一名洛杉矶作家，他坚信自己虽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忍受煎熬，但终有一日会名利双收。他执法已有二十年，从未写成过一本书，却仍自诩为“训练中的犯罪题材作家”。谋杀发生当天六点，当他的上司三级警司杰伊·奥唐纳发现受害者及其家属是伊朗裔时，便将他召到现场。

“快来，告诉我他妻子在说什么，”奥唐纳对仍躺在床上的里昂下令道，“这些人都讲英语，可我根本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

里昂正要抗议说自己既不是翻译也不是读心术大师时，奥唐纳提到了拉斐尔之子的名字。

他赶到梅普尔顿时，发现那里已挤得水泄不通，警车、围观者、电视台新闻车、摄像师和狗仔队都在现场，还有所有那些爱凑热闹的人，洛杉矶的任何地方只要出现一星半点与名人有关的新闻，他们就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从地里冒出来。在拉斐尔之子的案件中，仅是荷尔贝山这个地址就足以吸引大量媒体的关注，因为众多活生生的名流居住于此，并且已故巨星迈克尔·杰克逊于2009年在家庭医生帮助下“睡过去了”的地点，就在拉斐尔之子家附近的一座出租公馆里。而最近，拥有洛杉矶道奇队的那对夫妻的离婚闹剧，也使该地区备受狗仔队青睐。“道奇夫妇”的诉讼文件曝出，他们在荷尔贝山拥有两套房子，在马里布也有两套，国内其他地方还另有三套。那妻子精明干练，看上去像头饥饿的小兽，举止做派如同吉娃娃似的神经兮兮；离婚前，她每月付给美发师10,000美元，作为为她和丈夫打理发型的报酬。据她所述，第一套房子的买价是2,100万美元，他们本打算作为居所；第二套就在第一套隔壁，花了650万美元，准备用来“洗额外的衣服”[33]。

内达站在屋外，身上裹着染血的白色毛巾布浴袍，那是在比弗利山庄的卡侬街上那家又贵又难看的蒙太奇酒店[34]的洗浴中心里花275美元买的。她那双染血的白色毛巾布拖鞋上缀着一朵粉色玫瑰，是花5.99美元在酒店马路对面的来德爱[35]买的（那里所有的药剂师都是伊朗人，收银员都是菲律宾人，售货员都是拉美人；似乎白人都不在来德爱工作）。

她目光呆滞，惊魂未定，已经向身着黑白两色制服赶到案发现场的乔斯·蒙托亚警官做了陈述，现在正向奥唐纳再次叙述当时的情况。

里昂站在他旁边听着：内达解释说，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丈夫是在周五晚上。那时，他们已有大概十天没说过话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反常，可她已经想不起最近这次冷战的起因。她丈夫工作一直很忙，两人的卧室也是隔开的，他的卧室位于房子的另一头，这样他即使一晚上出入五六次，也不会被她发觉。

周日晚上，她在一层的“功能性”厨房里（这样说就不会跟同样位于一层的那个更为富丽堂皇的“摆设性”厨房相混淆）独自吃了晚餐。晚饭后，她在家庭娱乐室观看了一集娱乐时间电视网重播的《波吉亚家族》，之后在十点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

并且临睡前，她没有见到两个女儿。她觉得老大一直在图书馆里学习，而老二呢——嗯，说句实话，她也不知道老二都做了什么。内达按照最近三年半以来——也就是拉斐尔之子使他自己和家人被社会鄙弃以来——养成的习惯，吞了两片阿普唑仑[36]、半片安必恩[37]，外加两粒褪黑素软胶囊来助眠。几个小时后，她被一声巨响惊醒。她觉得那时“大概三点半”，但也可能记错了。阿普唑仑的药效已过，褪黑素毫无作用，但她仍被安必恩搞得昏昏沉沉，所以此后一小时里都半睡半醒，最后终于从床上起来，她自称是在“出了什么事的预感”的驱使下，大着胆子走出房间，去查看惊扰的原因。

她一开始没检查房子里的情况，而是径直走进院子，又走了一段路去到院门那儿。她听到阿斯顿·马丁的引擎仍在空转的声响，随即发现车前部撞在了铁栅栏门上。

说到这里，内达停住了，一口气没吸完就瘪了下去，脸色愈发苍白，然后对奥唐纳说：“我确定他死了。”

听到这句话，奥唐纳不加掩饰地笑了，他从内达转向警戒线边上越聚越多的看客们。跟任何正常的洛杉矶人一样，奥唐纳也厌恶狗仔队，认为他们连人渣都不如，只要他们追在别人身后，就应该没收他们的相机，朝着屁股一脚踢开。但如果他们追的是他自己呢……呃，如果是那样的话……奥唐纳的心为之一动，因为他想到自己可能会上TMZ或E！[38]，被它们引述，甚至进行专题报道，甚至受邀参加以他为主角拍摄的真人秀节目，比如《荷尔贝山警察揭秘》什么的。谁知道呢，比这更离奇的事不也发生过吗？于是他收腹，岔开双脚站着，每隔几分钟就揩拭一下面颊，竭尽全力显得专业而上镜。

“女士，”他一只眼看着里昂，另一只眼盯着电视台摄影机镜头说，“这位是普利策警探。我知道他会讲波斯语，也许这样对您更方便。”

室外的监控摄像头只是用来吓走小毛贼的摆设。拉斐尔之子买下宅子之后就把它们给废了，因为他不想留下自己进出的任何记录。而自从水电局于2009年发起“一体式节能荧光灯运动”以后，那些本该照亮车道和大门的灯就一直黑着；这些灯泡用一两周后就会变暗，以便再次蓄能，有的在安装时就坏了。它们远比普通灯泡贵，还必须更频繁地更换，结果消费者的花销比节省的电费还多。在内达家，园丁杰拉多过去常把换灯泡当作举手之劳，但最后他划清了界限，坚决要求雇主为他花费的时间和动用他的梯子付钱。拉斐尔之子则回应说，杰拉多只是拎着吹叶机到处走，他为此得到的工钱已经太多了。因为这事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那年吵到第十二次时，杰拉多辞职了，自此灯泡就一直没亮过。

奥唐纳派一个女警随内达进屋，让内达将现已成为证物的浴袍和拖鞋换下来，还让里昂也跟着进去，“你试试能不能和她套套近乎，多榨出点儿信息”。随后，他尽量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向9频道的新闻采访车。

从大门通往主楼的小径缓缓蜿蜒而上，路面铺着光洁的白色石块，道路两旁是青翠欲滴的草坪，高大的棕榈树和白色大理石长椅点缀其间。左侧有个宽阔的湛蓝色泳池，它在一段通向露台的陡坡之上，露台上有个网球场，下面是一片果园。右手边，湍急的水流从一堆打磨光亮的黑色岩石间冲泻而出，注入一个热带雨林式的池塘，那里还有竹桥、瀑布、小酒吧、篝火坑和一座休闲小屋。

正门高十二英尺，是用黑色橡木做成的，安着闪亮的黄铜配件；门厅就跟体面的饭店大堂那样宽敞。内达换下血衣后，在家庭活动室跟里昂见了面。仅这间活动室的面积就和里昂的住宅一般大，室内被分成三个起居区，摆放着超大的扶手椅和锻铁基座与玻璃面的咖啡桌，挂着厚重的帷帘，铺着精致的波斯地毯，并且随处堆放着诸如《托斯卡纳别墅》和《伊丽莎白·泰勒的珠宝》这样又厚又大的书册。

内部装潢的设计者是个假充法国人的以色列男子，他的设计体现了当年洛杉矶西区伊朗业主们的整体品位。他个子很高，油腔滑调，故意穿得很暴露，让人看着不舒服。衬衣最上面四粒扣子敞开着，希望装出“日落大道大型广告牌上的汤姆·福特[39]”的风采，实则却更似“迪斯科时代的约翰·特拉沃尔塔[40]”。他的客户大都是百无聊赖、赋闲在家的中年女性，她们子女已经成年，又备受有钱丈夫的冷落，于是“迪斯科汤姆”会先以他完满幸福的婚姻故事取悦这些太太，其中包括诸多浪漫的传奇轶事，比如他二十四年如一日，每天都向妻子献上“一枝厄瓜多尔自家农庄中培植出的黑玫瑰，花茎上唯一的装饰是用酒椰树叶绑的蝴蝶结”。既然这些客户的丈夫中没谁能做到如此关怀体贴，那么他们理当为地毯和挂饰大出血。“迪斯科汤姆”十分乐意为太太们提供她们恰好想要的东西，而且他对此了如指掌，她们就想要自己的朋友拥有的东西，当然必须是更好的。

内达蜷缩在一张罩着浅蓝和橙绿色套子的大沙发里，看上去像一只小小的毛绒玩具，害怕自己会被女仆拾起，不等主人救走就已被丢进垃圾桶。她将浴袍换成了橘滋牌的黑色运动套装，这是去年圣诞节时她在棕榈泉外的卡巴松奥特莱斯买的。她已洗净脸上和手上的血迹，却无法彻底清除血腥味儿。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脑袋稍向右偏，双手垂在大腿上，双眼黯然无神地凝视着面前的咖啡桌，她多年来已练就这副炉火纯青的状若沉思或者说是呆若木鸡的眼神。

里昂走近时，内达的视线径直越过他，脸上露出一丝微弱的表示友好的笑意：“欢迎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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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达对里昂说，她不知道有谁想让拉斐尔之子死掉。他的确跟某些人“不和”，但她声称他是个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仿佛仅此一点便可使他免受伤害。他上周跟园丁杰拉多吵过一架，因为拉斐尔之子对1,600美元的“园艺”账单嗤之以鼻，还随口丢出一句：“得了吧，那家伙只不过是在玫瑰正要开花的时候把它们齐根剪除，在我不允许的地方种了些凤仙花[41]——一个只会捣弄吹叶机的家伙怎么成园艺师了？”

内达回忆说，当时他们吵嚷了一阵，后来杰拉多再次辞职，还留下了一句警告。“把支票寄给我，”他当着内达和女仆的面吼道，“不然我会回来要你们好看！”

自上周三起，内达就再也没见过杰拉多；她不知道他姓什么，也没有他的手机或固定电话号码。她模糊记得他开的是一辆老旧的红色皮卡货车——洛杉矶的园丁都开这种车——车板上挂着一台摇摇欲坠的割草机。他没上保险，也没有驾照；既然你已经知道他的社保号是假的，又何必要问呢？

她不知道杰拉多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也许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或墨西哥。不错，他当然是非法移民，要想找到一个不是非法移民的园丁那可要些运气。家庭住址？做什么用？这些非法移民每隔五分钟就换个住处，从某个姨妈、表哥或男友家搬去另一家；反正他们从不向雇主提供真实信息，这样，万一发生了什么事，雇主也没法找上门。

内达不记得她是怎么雇上杰拉多的了。她觉得可能是女仆埃斯贝兰萨推荐他来的。埃斯贝兰萨本身就是内达亲戚家某个女仆的表亲，而那个女人则是从日落大道和本尼迪克特峡谷的公交站雇来的，就在著名的比弗利山庄酒店前面。每逢周一和周二早上，想找工作的人都会在那条人行道上等待潜在的雇主开车经过，从众人中挑出自己。内达又改口说，埃斯贝兰萨也可能来自中介公司，尽管她不记得那家公司的名字了，可即便知道又有什么区别？那些中介都是打一枪换一炮。它们都在谷区的某条小商业街上租个单间店面，某个拉丁女人或以色列家庭主妇坐在里面，诓骗其他天真幼稚的家庭主妇。上午十一点左右开始营业，因为“木莎莎们”[42]——即未来的雇员——通常不会早起。“木莎莎”有“年轻姑娘”之意，不过这些女仆即使已年逾六旬，仍会这样称呼彼此。无论如何，你永远没法知道她们的真实年龄，她们谎报年龄，就像谎报其他每件事一样，包括谎称拥有“身份证”。只有称女仆为“保姆”的年轻美国妈妈才会费心去向她们要证件来看，或是相信中介公司的确曾像他们在收费项目里宣称的那样去核实过她们的出身，或者——最荒谬可笑的是——没发觉中介提供的“前任雇主证明”都是由“木莎莎”的表亲或隔壁邻居写的。

与其拥有安全的错觉，还不如醒悟到你是在让可能持斧杀人的家伙和珠宝窃贼进入自家花园和卧室。

到上午十点左右，内达已不再瑟瑟发抖，脸色也有所好转。汗珠濡湿了她的发际线，并从太阳穴边滑落下来，她身上泛起一股混杂着湿热和已干血迹的气味，犹如封闭很久的地方散发出来的腐朽之气。她回答完里昂的全部问题以后，允许他跟自己的女儿们谈谈。

长女妮可长着亮红色头发和淡褐色眼睛，圆圆的脸庞线条匀称，皮肤白皙无瑕，略带鹰钩的鼻子和那些精美时尚杂志中的姑娘很像。她是那类孩子——沉静、善良、聪明又刻苦——大多数父母都梦想拥有，但之后多年又忍不住为之心忧：沉静是不是使她显得缺乏生气，善良会不会让她容易被人利用，她的聪明会吓退男孩们，刻苦努力则意味着没有朋友。

妮可是布伦特伍德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她首次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43]时取得的成绩近乎完美；她还参加了越野跑，在音乐会上演奏钢琴。但她总是独自一人，在家或在图书馆里，啃着自己的指甲，避开旁人的注视——她看起来像正处于一种极为严苛的重压之下，需要拼尽每一口气来与之抗争。

她告诉里昂，昨晚九点前她一直待在图书馆里。后来她从车库进到家里，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始终待在那儿，直到埃斯贝兰萨对着无绳电话冲急救人员咆哮的声音从门厅传来，才惊醒。妮可回家时没看到什么人，也不记得父母的车是否停在车库里。她不知道还有谁在家，而这对他们家来说也不算反常。

“我们不是善于交流的那类人，”她解释说，“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锁着门待在各自的房间里。”

她说话时目光低垂，脸颊略微泛红。她没听到吵醒内达的撞击声，也不知道埃斯贝兰萨是从哪一刻开始尖叫的。当被问及是否知道有谁可能想伤害她父亲时，妮可打量了一下里昂的脸，然后轻轻耸了耸肩，用一种既疏离又心碎的声音说：“所有人。”

妹妹凯拉身材高挑，胸部丰满，有一双修长的腿和一头淡棕色卷发。她坐在自己的床上，穿着UGG牌的旧拖鞋和磨破的超短裤；随着她身体的移动，轻薄宽松的上衣会时而暴露时而遮住背沟下部的“”[44]字文身。她长着棕褐色的大眼睛，尚未卸掉昨晚的浓妆，嘴唇丰厚，牙齿整齐漂亮，左肩头上还有一处文身。

她昨晚“出门去了”，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家。她先是在一个朋友家玩，之后去了另一个朋友家。“后来我们去了海德，因为我的朋友们想去，可我不喜欢那个地方。我们占了一张桌子，点了一大瓶酒，但是觉得没意思，半小时后就走了。”

在海德夜总会开一桌至少要花费3,000美元，是凯拉的朋友艾提买的单，她是一位印尼“实业家”的女儿，有一个开赛车的俄罗斯丈夫。艾提跟她弟弟一起住在比弗利山庄中一套价值1,200万美元的豪宅里。家中有五个家仆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但是艾提自九岁起，就再也没见过父母。她拥有一辆黄色的法拉利－恩佐汽车；她弟弟则驾驶着一辆170万美元的布加迪。

凯拉、艾提和朋友们从海德离开后又去了罗斯福区的酒吧，不过当时是周日晚上，很百无聊赖。她们回家时大概两点半，这个钟点即便是在上学的日子也不为过，因为凯拉上的是新路学校[45]——“父母把孩子搁在那种地方只是为了让他们上高中时别惹麻烦”。她对里昂说。在这个家里，她的姐姐才是负责刻苦努力的人。

谈及父母，凯拉认为他们都是初来乍到又自我认识完全扭曲的“波斯佬”。

“他们认为我们家是个正常的家庭，待人和善，受人尊敬，就像其他所有波斯人一样。”她对里昂说。每隔几秒钟，她手中的手机就会震动，不是短信就是电话，她每次都停下来查看屏幕。

“他们不想让我跟朋友们闲逛，因为那会有损他们的‘阿比路’[46]，会败坏我的名声，会害了我的婚姻和小孩。可你看呀，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名声。好吧，除了很烂的那种。别人都讨厌我们。就连那些没被我爸败了钱的美国人也读过关于他的报道，讨厌我们。犹太私立走读学校的小孩也互相拿我们开涮。”

她从床边站起来，从包里摸出一包特醇万宝路香烟，抽出一支，点上火。

“你不介意吧？”她在长长地呼出两口烟后才问里昂。

“所以我要说，让我爸见鬼去吧，我才不在乎他怎么样了呢。他死了我都不在乎，他就是个傻瓜、混蛋，他骗了所有的朋友，甚至还对我妈不忠，天晓得他这么干过多少次了。她也知道的，可什么都没说，没有一次站出来替她自己或是我姐姐说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样做会败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个该死的‘阿比路’。”

“阿比路”属于那种在英语中没有对应单词的词语。它的大意是指其他人对某个人的品行与受尊敬程度的印象。拥有“阿比路”意味着一个人极受世人尊敬；失去它——或从更贴近字面的意思来说，使它离某人而去——意味着此人将耻辱地活着，除非他能想方设法挽回自己的“阿比路”。有的人生来就因其家族历史而拥有“阿比路”，但要坚守住它则需要极大的自制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这意味着你做的每件事都必须符合社会对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你必须洁身自好，使家族的名声和美誉保持圣洁。并且意味着在一个求全责备、人数庞大的裁判团面前，你要具备对个人羞耻的深层感知能力。

里昂思忖着，你只有在像伊朗那种地方生活过，在成长过程中对规矩和耻辱具有强烈的感知，畏惧他人的评判，才能理解这个词。说实在的，如果你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定然没法领会它的含义。在这片永远充满希望与无尽福运的土地上，这个国家的基石是许诺人民拥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将幸福当作一种权利呢？——在这里，就连躺在棺木中的死者都显得体面而安康，他们穿戴齐整，遗容经过装扮，发式一丝不乱，形同他们的婚礼之日。他们意识不到，或许说是不需要，也无法容忍那种牺牲。

里昂可以理解，为什么生于洛杉矶、长于洛杉矶的凯拉会毫无顾忌地将这个词弃之脑后，或因为父母在意他人的评判而讥笑他们。如果没有身为伊朗人的经历，里昂恐怕也会跟凯拉一同嘲笑他们。

然而实际上，他完全赞赏这一点，也同样赞赏这种视优雅、和谐与精神成长高于一切的文化中的其他方面。即使当这种强调“阿比路”的做法走入极端时，将令人窒息，但它仍表明了做一个正直的人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性。拉斐尔之子这号人物不能代表里昂所知的伊朗人；他们是不幸的异类，因此，唉……才会格外显眼。

埃斯贝兰萨·瓜达卢普·蒂·基娅拉·瓦伦西亚在汽车旁大出洋相，因此在向她取证以后，乔斯·蒙托亚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还让另一个警官陪护，直到里昂准备跟她谈话为止。她利用这段时间化了妆，粘上假睫毛，还把身体拼命挤进一条山寨的赛文·弗奥曼德牛仔裤里。当里昂敲她房门时，她打开门，脚蹬一双四英寸高的露跟凉鞋。

“我在家就穿这个，”她发现他正盯着自己的鞋，便解释道，“哪怕鞋跟再高也不妨碍干活儿。”

埃斯贝兰萨属于那种只在别无选择时才会从事家政服务的女仆。她喜欢向别人夸耀她在萨尔瓦多拥有自己的“雇员”，外加一辆汽车、一个泳池和两条狗，人们常说她长得像詹妮弗·洛佩兹[47]——“只不过我的眼睛更大”。她有六十岁，体态丰满，钱夹里装着她自己和詹·洛的照片。她在索莱曼公馆的整间卧室都被装饰成桃色和金色的，闻起来有股粉底和发胶的味道。她紧闭着窗帘，天花板上的灯罩里拧着一枚粉色灯泡，这样当她照镜子时，她的形象能永远笼罩在一种赏心悦目的，看上去好似布兰奇·杜波依斯[48]般神秘诡谲的光晕中。

埃斯贝兰萨告诉里昂，她已为索莱曼家工作三年零七个月了。此前，她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伺候移民，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因为他们总是比美国人更挑剔，给钱也更少，但她不介意为内达工作，因为她不是个好管闲事的老板。与她许多朋友的伊朗雇主不同，内达并不一周七个晚上都招待客人，也不会在每个安息日[49]时招来六十个人。内达沉默寡言，只是管好分内的事，在家时几乎不出自己的房间，埃斯贝兰萨猜测这是因为她害怕碰见“先生”。内达定期去见的人只有纳德瑞——她的治疗师、人生导师兼瑜伽老师，每小时收费300美元，而且从不提供上门服务。

埃斯贝兰萨是通过西区伊朗人家女仆间的社交网络得知纳德瑞的，这些女仆能让所有事飞出家门，让任何家庭都没隐私可言。她还从那里得知，内达嫁给拉斐尔之子是当年的一桩丑闻，有人说促成因素是她未婚先孕，结果生下了他们的长女妮可。埃斯贝兰萨也目睹了这场婚姻的不幸。除非不说话，否则他们一开口就要吵架。

“她大哭着说：‘阿比路，阿比路。’”埃斯贝兰萨这样总结他们的交锋，“而他会尖叫着喊：‘塔拉夫比格。’”

她正要向里昂翻译最后那个词的意思——离婚——时，一个警察敲响了她的房门。

有个勉强称得上是目击者的人，声称看到了“一切”，但不愿透露“一切”具体指什么。他不会跟“任何无足轻重的街警”讲话，只会向“警察局长”提供证词。

目击者是个秃头，头皮被晒得黧黑，长着椭圆形的长脸，右眼瞎了。他名叫乔治·P. 卡特三世，又被称为“欧托滋[50]男人”。他算是洛杉矶西区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吧。他在2005年前后来到这里——身材颀长，体态优雅，合着一只眼睛，喜好洁净的毛衣和熨烫笔挺的黄褐色或浅灰色长裤。当年，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生，住在卡尔弗城[51]，习惯每周七天都去马里布的天堂湾冲浪。一天早上，他突然在圣莫尼卡的惠蒂尔街的街角现身，与他隔街相对的就是比弗利的希尔顿酒店——许多慈善晚宴、斥资百万美元的犹太成人礼[52]以及整整十年间的无数次奥斯卡午宴都爱在此举办。他举着一块标牌，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洛杉矶警察局弄瞎了我的眼睛，却拒不道歉或赔偿。”

标牌的小字内容描述了他和警方在某个周末发生的争执：他当时正行驶于比弗利山庄和世纪城的交界处，警察无缘无故地叫他靠边停车；他提出抗议，因为“我们可不是活在中世纪”。结果警察们揍了他一顿，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还把他关进监狱。事后，他们甚至拒不道歉。

他显得很老练，非常坚定固执地举着那块标牌，使得这个街角原本就已极为恼人的交通变得愈发迟滞。

在小字内容下方，他用更大号的字体宣称：乔治·P. 卡特三世并非无家可归或饥饿难耐之人，不需要那些开车人的施舍或同情。他只想为自己讨个“公道”，为眼伤取得赔偿，还想让警察局局长、市长和警察委员会主席向他道歉。

他引来许多好奇的注视，有几个人按响汽车喇叭助威，还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但警方却毫无回应。因此，翌日他又回来了。

此后五六年间的每周一到周五，“欧托滋男人”都会乘早上七点的公交车准时“到岗”，然后待上整整十二个小时。每隔大约十分钟，他都会放下标牌，伸手从衣袋中掏出一盒“正宗的”欧托滋薄荷糖，扔一片到嘴里，然后恢复举牌的姿势。中午，他会花半个小时吃饭和休息；周末他不会现身，因为那时他所在的街角不那么拥堵。经年累月，他的外貌逐渐显出被岁月消磨的痕迹。他变得越发瘦削，蓬头垢面；变得衣衫褴褛，邋里邋遢；而他的标牌也饱经风吹日晒，上面字迹几不可辨——但他从未放弃咀嚼欧托滋薄荷糖的习惯，还坚决要求洛城警署给予赔偿。

最终，他和他的标牌都如同黑白胶卷上褪了色的形象；他沦为了又一个搭乘公交在洛杉矶街头游荡的愤愤不平者，却从未停止为正义而战。为防备再次受到警方的袭击，他在裤子口袋里随身装着一台拍立得相机，每当有巡警车在他身旁减速或停下时，他就把它掏出来。

他对蒙托亚说，他用自己的独眼目击了“一切”，能提供准确的描述。“可我不会跟你们这群笨蛋讲的，”他说，“把你们的头儿叫来，让他来这儿给我舔屁股吧。”

他说的“头儿”是指警察局局长查理·贝克，不过由于局长很忙，也不在现场，“欧托滋男人”同意改与里昂会面。

他告诉里昂，他乘坐4路公交车从市中心前往海滩，他经常这么做，整夜坐公交来来回回，免得露宿街头，因为在大街上他容易受到“警方的更多暴力打击”；他也不想栖身于收容所，因为他无法容忍那里的同伴：他本人“不喝酒，不吸毒，也不讲西班牙语或黑人英语”。他不得不在凌晨两点下车去应急，“我说的不只是撒尿”。他解释说，他喜欢梅普尔顿不只因为它是一条不赖的街道，在那里，“光屁股的男人”不会被“一帮同性恋”袭击或是被“吃豆子的墨西哥人”抢劫，还因为距日落大道不远处有一大片建筑工地。

“有个该死的土豪在这儿盖了十年房子，想必已经花费上亿，可这房子的唯一用处不过就是拉屎还凑合。”

在建筑工地时，“欧托滋男人”注意到有一辆灰色汽车开到拉斐尔之子宅院的大门口，并目睹了一切，“我能向你描述出每分每秒的细节，不过，在没从该死的洛城警署讨回应有的公道以前，你他妈的别以为我会告诉你他妈的任何事”。

里昂回到屋内，发现内达正在“功能性”厨房里，坐在窗边的一张大理石圆桌旁抽烟。埃斯贝兰萨用她最喜欢的从威廉姆斯－索诺玛公司购买的新式奈斯派索牌咖啡机，为内达准备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咖啡就摆在内达面前，但她一口都没喝。

埃斯贝兰萨已在餐台上摆好一套正式的午餐——一大杯百香果冰茶、一小份用瓷碗装的沙拉，配菜盘里是一个炭烤蔬菜三明治，有一面是抹了柠檬芝麻酱的藜麦和鹰嘴豆，酱汁是从第三大道的乔纳斯餐厅买的，还铺了一块黑色餐布——她刚坐下来准备吃午餐。甜点是在全食超市购买的一杯混合浆果，上面洒着从乔氏超市买的龙舌兰糖浆。

埃斯贝兰萨或许在饮食方面被惯坏了，不过内达雇用的所有管家只要一来为她工作，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们内心深处的公主梦，仿佛她们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就感觉到内达在堆积如山的床垫下为她们放的那一粒豌豆，醒来时已是受人侍奉的女王。在那之后，就要看内达对她们能有多容忍了。一般来说，解雇帮工绝非明智之举：一个心存怨恨的仆人只消透露些她曾服务过的家庭中的私人信息，不论它们是真是假，都会对前任或现任雇主的“阿比路”造成重创。

里昂在桌边停下，扫了一眼埃斯贝兰萨的三明治。“看起来不错嘛，”他说，“你该给你的女主人做一个。”

内达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只银碗，里面盛了许多粉色和黄色小袋装的代糖，碗边放着一小排写有她名字的塑料药瓶：安必恩、阿普唑仑、安非他酮[53]、依他普仑[54]、加巴喷丁[55]、神经元修复再生素，以及其他抗焦虑、抑郁、偏头痛、烟瘾和失眠的药物。有一个瓶子里只装了一片剃刀刀片，这种刀片在五金店花一美元可以买一包。里昂揣测，这是用来将某些药品切成两半的。

“你可爱的姐姐还好吧？”

他的问题猛然触动了内达。

“妮洛和我在比弗利时是同一级的。”他解释道，随即后悔将自己的情况透露给嫌疑人。他拉出一把椅子坐下，解开上衣的扣子，将上臂搭在桌沿上。“我也记得你，”他补充道，“你很少说话。”

内达的脸涨紫了。

“我知道她是研究火箭的科学家，”他继续说，“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真让人佩服啊。”

内达依旧沉默不语，但里昂留意到埃斯贝兰萨暂停了她的营养午宴，转而轻蔑地逼视着他。她明白他是想扰乱内达的内心，而且显然不喜欢他这么做。

“我有时会碰见她。”

在洛杉矶西区就是这样，你能年复一年地碰见同一个人，如果你上过比弗利高中的话尤其如此，而倘若你是个上过比弗利高中的伊朗犹太人，情况更甚。

里昂的目光又瞟回桌上的剃刀。突然，内达将双手掌心向上，摊放在桌上。

“另一位警官已经看过了。”她直截了当地说，可他明白她仍在因与姐姐做对比而感到刺痛，“他们还拍了照。”

她的手很干净，没有切口或伤痕，没有任何被剃刀割过的痕迹。里昂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说车内的血迹是从刀口流出来的？除非找到尸体，否则里昂和奥唐纳所知的全部真相，就只是内达报警称她的丈夫失踪了。

正如安吉拉·索莱曼于那天下午两点在汤博乐上急切指出的，这甚至也可能是谎言：“当我写下这些时，他最可能正睡在自己的床上。说真的，有什么人查验过吗？他很有可能就在他用别人的钱买来的那幢宅子里，历数自己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比警察智胜一筹，嘲笑在全城大肆搜寻他尸体的傻瓜警探呢。”

尽管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但我们至少能替安吉拉说一句好话，她对自己公开谴责拉斐尔之子的动机很诚实：不是为受害者代言。除了年幼的孤儿和年迈的寡妇们，她觉得这些被骗的人都是一群白痴——竟然连问都不问，便将钱财委托给这种背景的家伙。她尤其厌恶那些更富有的债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上千万的损失较之“小债主”的严重得多。

在拉斐尔之子的问题上，安吉拉毫不讳言，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报复。

有些人或许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也许确实如此，她和拉斐尔之子都充满打击对方的欲望，对此她驳斥说，“卑鄙大王”已用连篇的谎话来摧毁索莱曼家族和其余大多数伊朗社群，而她则是在追求完全美国式的理想，即“据实陈述，句句实言，除此无他”[56]。

对拉斐尔之子而言，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恰恰就是实话。

此外，安吉拉自2008年起就一直坚持发表博客。她与“卑鄙大王”的家族世仇可以回溯到她出生以前，那时索莱曼家族在德黑兰的上流社会广受赞誉，而拉斐尔之子却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妄称他才是索莱曼家族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那时，认识他的人都纷纷议论，在酷热的夏日里，那个身穿灰色羊毛裤的小胖男孩怎样站在德黑兰市中心费尔多西大街的每家商店门口，因为他只有这身衣服。他因天热、羞耻或两者兼有而汗流浃背，他听母亲对陌生人诉说，她是拉斐尔·索莱曼的遗孀，拉斐尔在索莱曼兄弟中排行老大，理当是他们父亲财产的继承人；她还说，丈夫死后，自己被不公正地逐出了家门，拉斐尔那狂妄无耻的弟弟剥夺了“站在这儿的这个男孩”（她晃得他的肩膀嘎嘎作响）的财产继承权。

那母亲年老色衰，语气尖刻，她甚至还出示了男孩的出生证明，表明他的名字的确是“拉斐尔之子”。她讲起话来像个骗子，咒骂时好似妓女，甚至让她儿子都感到害臊。她一直徘徊在安宁大道上的索莱曼豪宅门外，冲着上天和每个路过的盲眼乞丐与饥饿孤儿尖声高叫：“这个男孩，我的儿子，拉斐尔的儿子，他才是这座宅子真正的主人。”每当看到她沿街走来，商店主们就会赶紧关门闭户，背转过身去，佯装没看见她和她儿子，也听不到她用拳头猛砸玻璃的声音。为打发她尽快走，他们经常会塞给她几里亚尔[57]——“你不适合干这一行，大姐，带你儿子回家，让他睡觉去吧”。

在那时，看来只有天意才能说服拉斐尔之妻放弃申索索莱曼家财产的权利，不论这权利多么可疑；也只有天意才能让拉斐尔之子从古都德黑兰那灰尘密布的暮色中走出来，转而与闻名于世的艾伦·斯班林和休·海夫纳为伍。但这一切恰恰就发生在他和其他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伊朗人身上——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兜售旧自行车，下一分钟便已成为互联网巨头。只不过，拉斐尔之子从未真正离开过仆人们住的院子和母亲带他乞讨过的那座大宅背后的狭窄街巷，也从未放弃过母亲代他设定的前途——有朝一日，他将奋起毁灭曾经窃取他的合法出身、剥夺他应享有的尊重与认同的每一个人，毁灭曾经嘲笑过他，或是认定他无权无势所以也就毫无权利可言，并因此拒绝接纳他的人——邻居的不屑一顾犹如尖利的刀锋，始终让他的内心滴血。

注释

1　与英文“I win”发音相近，意为“我赢”。——译者注（全书注释若无说明皆为译者注）

2　荷尔贝山（Holmby Hills）与下文的比弗利山庄和贝莱尔同属高级住宅区。

3　英制重量单位，1磅约为0.45千克。

4　美国一家奢侈品连锁百货公司。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5　美国一家奢侈品连锁百货公司。

6　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 Policy）：源于一种军事战略，此处指企业策略上的“焦土政策”，即目标公司大量出售公司资产或破坏公司经营，以挫败恶意收购人的收购意图。

7　赶尽杀绝（take-no-prisoners）：华尔街的信条，即“只要能赚到钱，不在乎是和谁做生意，也不在乎怎么做”。

8　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第74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曾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9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10　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第75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在2003年进入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前，在财政部服务过三届政府，还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处理金融危机的专家。他与保尔森和伯南克一起，协助解决了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的危机。

11　英制地积单位，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

12　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洛杉矶的著名街道，途经好莱坞、比弗利山庄。

13　花花公子豪宅（Playboy Mansion）：位于洛杉矶荷尔贝山，是休·海夫纳的一座奢华寓所，内部设施齐全，还有一座私家动物园，里面饲养了猴子、孔雀等动物。休·海夫纳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刊人及主编，也是花花公子企业的首席创意官。

14　此处暗指休·海夫纳曾被媒体爆料搭上一对年轻的孪生姐妹花。

15　艾伦·斯班林（Aaron Spelling）：美国金牌电视制作人。他的妻子坎迪·斯班林（Candy Spelling）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慈善家。

16　英制面积单位，1平方英尺约为0.093平方米。

17　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为1.6公里。

18　里程碑论坛（Landmark Forum）是一种大型团体意识训练项目，旨在帮助参与者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潜能，给他们的生活质量带来积极的、永久的变化。

19　坎昆（Cancun）：墨西哥的著名旅游城市。

20　“杂牌军”（Riffraff Brigade）：“riffraff”原意为乌合之众，此处既指拉斐尔之子的表亲成分复杂，地位不高，也因“Riffraff”与“拉斐尔”（Raphael）谐音，是对其家族的不屑戏称。

21　此处原文是Eye-ray-nians，与Iranians的形声都相近，是对伊朗人的戏称。

22　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2006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3　辩诉交易（plea deal）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官开庭审理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的认罪答辩。

24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2.54厘米。

25　约为155厘米。

26　埃拉特（Eilat）：以色列港口，海滨胜地。

27　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主播。

28　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生于洛杉矶，美国娱乐界名媛，服装设计师、演员、企业家。

29　约为175厘米。

30　约为63千克。

31　拉比（Rabbi）：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

32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全球著名的投资商人，曾为世界首富。2006年，沃伦·巴菲特正式决定向慈善基金会捐出其财富的85％；之后，他又进行过多次捐赠。

33　此处原文为“extra laundry”，除了洗衣之外，暗含洗钱之意。

34　蒙太奇酒店（Montage Hotel）是五星级酒店，坐落于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黄金地段，毗邻好莱坞威尔夏大道。

35　来德爱（Rite Aid）：美国的连锁药店。

36　阿普唑仑（Alprazolam）：镇静药药名。

37　安必恩（Ambien）：安眠药药名。

38　TMZ是美国在线旗下的娱乐新闻网站，专注于对名人的报道，曾率先发布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猝死的消息。TMZ是“三十英里区域”（Thirty-Mile Zone）的首字母缩写，主要指汇聚众多名流的洛杉矶地区。E！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娱乐新闻网。

39　汤姆·福特（Tom Ford）：美国著名时尚设计师、导演、制片人，因性感迷人著称。

40　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美国演员、制片人，曾出演多部惊悚电影，代表作《变脸》《低俗小说》《矮子当道》。

41　凤仙花的特点是花荚成熟后稍碰即爆裂。

42　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chachas”。

43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由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办，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俗称“美国高考”。

44　希伯来字母，意为“生命”，此处原文为“chai”，是该字母的发音。

45　新路学校（New Roads）：洛杉矶西区的一所较新的私立学校。

46　此处原文为“aabehroo”，是波斯语的音译，本意为名声、名誉或声誉，后文中亦多次提及。

47　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美国歌手、演员、电视制作人、时尚设计师和舞者，下文中简称为“詹·洛”。

48　布兰奇·杜波依斯（Blanche DuBois）：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作《欲望号街车》的女主人公。作品塑造了美国南方没落贵族女性布兰奇孤独、脆弱、心理畸形的形象。

49　犹太历每周的第七日（每逢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为犹太教的安息日。犹太人谨守安息日为圣日，在此期间不许工作。

50　欧托滋（Altoids）：美国糖果品牌。

51　卡尔弗城（Culver City）位于洛杉矶。1917年，哈利·卡尔弗（Harry Culver）首次提出建立卡尔弗城的构想，随后哈尔·罗奇和米高梅电影公司分别在此建立工作室，并出品了许多著名的电影。

52　犹太成人礼（bar mitzvah）：为年满13岁的犹太男孩举行的成人仪式。现代也为年满12岁的女孩举行。

53　安非他酮（Wellbutrin）：一种抗抑郁药。

54　依他普仑（Escitalopram）：治疗抑郁症和广泛性焦虑症的仿制药。

55　加巴喷丁（Gabapentin）：一种抗癫痫药。

56　原文是“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即美国法庭上证人宣誓的内容。

57　里亚尔（Rial）：伊朗的货币单位。

德黑兰　1952年

大家一致认同，这个故事缘起于“赤脸”伊兹奇耶。人们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长着火红色的头发和眉毛；而且他经常发脾气，那时他苍白的皮肤就会变成琥珀色；当他喝醉酒时，眼白会变得殷红如血。1901年，他出生在德黑兰的犹太聚居区，与父母和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两间屋子里，自六岁起便在一家玻璃瓶厂打工。他于1921年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在1960年成了鳏夫。他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以远低于任何竞争者的价格，贩卖从俄国进口的羊毛和其他上等布料。礼萨·汗[1]掌权以后，命令全国无论男女一律必须挑选一个姓氏，伊兹奇耶选择了“索莱曼”。1954年，他建造了“亚斯花园”，一座宏伟的宅院，后来成为他历经艰辛得来的财富和通过艰苦斗争战胜逆境的象征，且这个象征不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德黑兰所有的犹太人。

亚斯花园中有一座主宅和两座配楼，还有个占地7英亩的花园，那里种植着年逾百岁的槭树，它们伸展的枝干下是粉白相间的穆罕默德玫瑰花圃。院墙上覆盖着在德黑兰随处可见的茉莉那最富芬芳的藤蔓。通向“大宅”的砖路从波光粼粼的水池与倾泻而下的喷泉之间蜿蜒穿过，一直通到铺了花砖的游廊边，游廊上的法式大门通往宽敞的客厅和长长的过道，黑色花岗岩楼梯盘旋而上，直通到位于五楼的舞厅，那里装饰着水晶吊灯和飘窗，音乐与欢笑从窗口飘浮到月色笼罩的街道上以及首都阴暗的后街里弄中。

伊兹奇耶的长子拉斐尔患有梦游症，他食量惊人，外表却看似饥馑过后的幸存者。他吃的东西抵得上三个成年男子，可还总是觉得饿。他的食量和梦游症是肠道里的寄生虫所致，这些虫子十分常见，也很阴险，原本可以治愈——实际上，对这个国家中其他所有受其困扰的人而言都能治愈——可无论运用何种疗法，它们都拒绝离开拉斐尔的身体。医生、信仰疗法治疗者和草药郎中都尝试过，却没能清除拉斐尔体内的虫子，他们认为这些害虫从另一种更为神秘莫测的源头汲取了复原之力，该源头是索莱曼家族所特有的，被拉斐尔继承——由于缺乏医学命名，这种症况被索莱曼家族称为了“白炽症”。

白天时，拉斐尔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到了夜晚或暗处，他的心脏就会发亮，一道蓝白色光芒搏动着，照亮了心脏的全部血管，以及所有肌肉、肌腱和体液，仿佛他的胸腔是玻璃做的，皮肤是透明的。

没人明白“白炽症”的成因，但它已在索莱曼家族的血液里流淌了好几代。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个孩子——通常是家中的男孩——会带着一颗发光的心脏诞生。他的父母担忧在社会上会产生的不良反响，竭力掩盖这事儿，尽管根据大多数说法，发光心脏者并无其他症状，也不会发展出什么特别的疾病。若不是因为医生们在缺乏任何合理依据的情况下，假设幼年时期入侵拉斐尔体内的寄生虫似乎从他心脏发出的亮光中汲取了特殊能量和复原力的话，拉斐尔原本也可免受一辈子苦。可实际上，他的梦游症非常严重，乃至他起码每周都会在街头走失一次。有段时间，父母将他和弟弟同住的卧室的房门锁上了，但拉斐尔从窗户爬了出去。他们把窗户也封死了，结果他打破玻璃之后又爬了出去，流着血走进院子。

最后，伊兹奇耶决定对他放任不管，于是拉斐尔每隔几晚就会走上街头。他赤着脚，身穿白色棉布睡衣，心脏发出的光亮引来了城里的每一只飞蛾、萤火虫和夜间出没的鸟儿，外加一整群焦躁不安又难以入眠的孤魂野鬼——它们被活着的亲人从自己家中撵了出来，另外还有五六个一直在寻找刺激探险经历的街头顽童。拉斐尔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一直尾随他回家，进到他和弟弟亚伦的卧室里。于是翌日清晨，当男孩们醒来时，空中总是充满了飞来飞去的家伙，地板上满是赤脚鬼魂从街上拖进来的枯叶、新土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随后，亚伦会打开窗户，把已经化为蝴蝶的蛾子们放出去，让鬼魂们消散在天光里。

到十六岁时，拉斐尔已被国内所有的西医和巫医当作无法治愈的病例。二十岁时，他沦为了亲人眼中愚蠢的叔叔和令人难堪的兄弟，大多数家庭往往会让这类人与世隔绝，直至他们在家中某个僻静的角落里衰老死去。他没有结婚，并且毫无前途可言，没人指望过他在有生之年能工作一整天。至于继承权嘛，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他无疑将一无所有。的确，父亲去世后，通常会由长子继承全部遗产。如果长子已经去世，则按顺序由次子继承，由此类推，之后才轮到其他兄弟。

但拉斐尔的健康状况彻底排除了他能接管任何事务的可能性，他也无法生育。因此，亚伦将继承父亲的衣钵是不言自明的。伊兹奇耶早已这样决定，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公平合理；若不是“布什尔[2]的黑母狗”——日后的“拉斐尔之妻”——的到来使这个家族饱受摧残，这家人原本可以诸事顺遂并将一如既往地过着安宁富足的日子。

她在1950年的热浪中进入公众视野。那年的漫漫长夏发端于南方，而后渐渐向北方扩张，在它无情而干燥的喘息中，全国一片荒芜。在波斯湾的港口城市布什尔，热浪煮沸了海鱼，迫使它们浮到水面上来——它们的鳞片在地平线上泻出的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刺眼，光泽甚至遮蔽了白昼中海浪的碧色，在月辉下则闪耀着银光。港口周围的海滩上横七竖八地散布着红色、黄色和带斑纹的鱼，来自英国、挪威、俄罗斯、德国和意大利的外国船只投下的阴凉里，躺着瘦骨嶙峋的棕色皮肤的小男孩们。他们几乎一丝不挂，双脚用布或报纸裹着，以防被沙地灼伤。在热浪到来以前，他们的父亲曾是渔民、走私贩子、水手或码头工人。这些男孩曾潜水去找寻珍珠或沉没的宝藏，向随船到来的外国人求取口香糖和香烟。而今，海水中除了水母和海藻之外，一无所有，水手们也因为害怕中暑，几乎不下船。

拉斐尔之妻出身于一个充满看相人、巫师和闺房侍女的家族——他们是具有阿拉伯肤色和辛梅里安人[3]眼睛的犹太人，栖居在龙蛇混杂、习性各异的社会中灰色逼仄的边缘地带。那年她三十岁，其貌不扬，可悲的是她并不自知。她逃离了她的恶棍父亲和十一个土匪兄弟，离开布什尔去寻找凉爽一点的气候和对她仁慈一些的命运。她一路北上，前往首都。据她自己讲，这趟旅程共计十八个月又十一天。她搭过火车，也骑过骆驼和骡子，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穿越了中部的大沙漠——除了蜥蜴、蝎子和偶尔路过的沙漠商队之外，始终孤身一人。她偷了一个贝都因人[4]的头巾来遮阳，乘巴士时还从身边睡着的一个年轻荷兰游客那里顺了一双磨损严重的牛津鞋。1952年一个冬日的早上，正当宣礼的歌声飞升到砖砌的宣礼塔和城中每座清真寺的蓝瓦穹顶上空时，她跨过了德黑兰的城门。

她问明去珍珠大炮广场的路，那里是举国闻名的朝圣之地，在那里，最匪夷所思的祷告和最不合宜的愿望都能成真。她走进广场时，恰逢拉斐尔带着他那颗闪亮的心，跟一帮饿鬼、大群飞蛾和蚊子之类的东西，从对面的大门走进来。事后，“布什尔的黑母狗”坚称这是天意——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她向来吝啬的全能之神向她摊开了他惯于紧握的拳头，向这个老姑娘丢来一两粒面包屑。她认为这都是因为她和拉斐尔当时站立的那片土地具有的神性，尤其那门神圣大炮具有的赐福之力。

位于南德黑兰的珍珠大炮广场是一片呈长方形的广阔古地，也是首都众多名胜古迹的轴心。它建于16世纪，当时是连接城市和城外荒野的通道，最初被命名为“斯塔德广场”，尚不具备大约三百年后在时运不济的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5]统治时期被赋予的魅力与高贵。这位君王爱好艺术，妻妾成群，爱慕虚荣，是那种花花公子类型的人物，即使以国王的标准来说，他的虚荣心也堪称了得。并且每次战斗尚未打响，他就会习惯性地逊位。法特赫－阿里沙总是欣然接受任何以缴械投降为条件的不平等到极点的条约。他在忙于将广阔疆土和全国主要省份拱手让给外国列强的间隙，娶了158个女人（多为其他王国的公主），育有260个子女和786个孙子孙女。他还整修了玫瑰宫[6]——一座坐落于斯塔德广场一侧的16世纪遗迹，还供养了诗人、艺术家和各种各样装模作样的外国“顾问”。

他本该接受建议，将国库用于限制伊朗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权力，这帮人在那会儿几乎与法国人和英国人平起平坐，共同统治着伊朗；或是用于提升本国军队的战斗力，军队当时已沦为一群分不到饷银、食不果腹又经常缺少武器装备的悲惨的游兵散勇。但你无法告诉一个国王何处该花钱，何处不该花——因为那是毛拉们和欧洲人的工作，而他们似乎就希望军队无能的状况一直延续下去。

为抵御步步进逼并觊觎伊朗各地的俄国铁骑，法特赫－阿里沙喜欢穿着他的“怒袍”，坐在孔雀宝座上。袍服通体红色，配以镶嵌着红宝石的皇冠，旨在激起沙皇及其侵略军对真主的畏惧，因为它们表明国王已处于激愤状态——这在伊朗本国的确意味着厄运将会降临到他泄愤的对象身上。他甚至还坐在宝座上垂问廷臣：当沙皇听闻本王穿上袍服时，究竟有多不安。廷臣们答道：非常、非常不安。有多恐惧？廷臣们答道：陛下，他极度恐惧，那种心胆俱裂的恐惧。直到将整个格鲁吉亚省都输给俄罗斯帝国[7]，并付出巨额赔款之后，阿里沙才开始考虑升级军队的武器装备。

由于沙皇拥有大炮，法特赫－阿里沙自己也委托制造了一门技术最先进的新式大炮。大炮的样机是由伊斯法罕市一位著名铁匠打造的，成本惊人，一路上以很大排场运送到德黑兰。这门大炮又大又沉，被组装起来后，放置在斯塔德广场上，毗邻着一湾浅浅的水池，影子映在水面上，对面是国王的宫殿。在揭幕仪式当天，法特赫－阿里沙召集所有廷臣和外国使节，营造出那种通常用于迎接盼望已久的先知到来般的盛大场面，许诺世人将得以一瞥波斯从一个支离破碎、疲惫不堪的古老帝国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辉煌时刻。

在国王和大批宾客的共同见证下，大炮被装上弹药，炮口转向广场门外的沙漠，随后开了炮。炮声震耳欲聋，大地剧烈震颤，天空灰暗下来，油亮的黑色颗粒如雨点般坠落在四散奔逃、找寻遮蔽的宾客们身上，他们剧烈咳嗽着，耳朵被震得出血，眼睛被烟灰迷瞎。国王本人从尊贵的头颅到神圣的脚趾也都变得黑不溜秋的。当他询问惊扰的来源时，被告知，这门大炮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怪癖：它不像任何常规的大炮那样将炮弹从炮口射出去，而是偏爱从炮身后部将其排出。结果，那枚炮弹没有足够的空间被完整地射出，于是在炮膛中爆炸了，将油烟和火药喷到空中。

鉴于大炮令人沮丧的表现，若是换一个创造力稍逊的君王，或许会下令将大炮即刻拆毁，将制造者处以绞刑，将它的存在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然而，没人会指摘法特赫－阿里沙缺乏虚荣心或想象力。1797年登基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皇室头衔从“众王之王”“真主之影”和“宇宙之君”扩展到“最杰出的君主”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专家”。他不承认制造第一门现代型大炮的尝试失败了，反而为这堆废铜烂铁赐名“珍珠大炮”，还将其置于玫瑰宫外专门搭建的炮台上进行永久展示，炮台两侧还分别用锁链拴了一头凶猛的狮子和一头好斗的熊来守卫大炮，并将周围的区域指定为圣土。正如其他供人朝圣的地方那样，它将是任何到来者的避难所。在它的荫庇下，每个祈祷都将被满足，每个心愿都会成真。

从那天起，珍珠大炮广场成了一个避风港，它收容了毛头小贼、冷酷的杀手、暴露身份的间谍、失败的政变领导者、逃亡的罪犯和破产的商贾，他们只要待在这里，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和敌人的追击，安全无虞。有些逃难者只待了几天，随后便投案自首了；也有人会住上几年，靠路人丢来的施舍度日；送来吃食的人中也有恋爱中的年轻女子、生病孩子的父母，甚至梦想拥有神圣婚姻的巫婆——她跋涉了十八个月零十一天，只为夺去索莱曼家族的一夜安眠。

拉斐尔之妻在朝圣路上的日日夜夜里领悟到，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什么。

她自称对拉斐尔一见钟情。

从第一天开始她便这样说——对他和他的家人，对每个朋友和与她偶遇的路人，甚至此后三十年间，不论祸福贵贱，她始终重复着这句话。无论她正忙于替什么荒谬的谎言辩白，或是在实施什么粗率的计划，她始终如一地断言自己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又极为无私地爱着拉斐尔。

且不说她是个无家可归、无处栖身的老妇，自然也身无分文；且不说她肤色黝黑，满面皱纹，长得很冒犯别人的眼睛；也不说当她发现拉斐尔时，他正半身赤裸地梦游着，体内害虫寄居，体外鬼祟缠身。她自称一见到他，便认定他是从天而降的天使，他那颗闪耀的心是纯洁的明证，赤裸的双足和枯瘦的身形是他神圣的证明。

不管怎么说，“赤脸”伊兹奇耶仍基于实际情况断定，她是个孤独、赤贫的女人，碰巧找到一个熟睡的富家子弟，于是不等他有机会睁眼便设计诱获了他。

那天清晨，她在广场上牵着他的手，说她知道他需要什么来清除肠道内的骚乱。她将混杂了被烘干碾碎的乌鸦脚和七滴松脂的地表煤倒入羊胃里，然后让他一饮而尽。片刻之后，他呕出一堆堆滑溜溜的蠕虫，它们躁动不安地扭动着，有的足有一百英尺长，其他短的也有四十英尺呢。此后，她让拉斐尔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对他低喃着，直到他入睡。当他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她的脸。

那天，她陪他走回家，然后坐在屋外，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当大家都已入眠，拉斐尔身穿睡衣出现在她面前。她引领着仍在睡梦中的他回到广场上，他们一直待在倒映着大炮的水池边，直到太阳升起，在此地办公的经文抄写员和毛拉们带着钢笔和念珠，脚步拖沓地走进来。拉斐尔之妻没向她紧抓不放的这个毫不疑心的年轻人询问他是否已婚，因为她不想知道。即便他是单身，她猜想他父母也断然不会同意二十二岁的儿子迎娶一个年长的女人，更不消说是像她这般家境贫寒亦无姿色的女人。不过，虽然合法的犹太婚姻毫无指望，穆斯林的临时婚姻却并非不可行。

伊朗什叶派伊斯兰律法允许一个男人在任何时候同时拥有四位永久性妻子，但他还可以拥有无数个“临时”妻子。“临时”婚姻的存续时间可以从一小时到九十九年不等，这取决于结婚之初明确约定的条款。临时婚礼可由一位毛拉在几分钟内办妥，不问任何问题，也无需任何文书，在协议约定的时长过后就自动失效。

拉斐尔之妻事后声称，他与她的“临时”婚期为九十九年。这也许是真的，尽管拉斐尔私下对弟弟亚伦说，他记得合约期是九十九天，但这已无法确知，因为这个合约是口头的，也没有见证人在场。然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据说“赤脸”伊兹奇耶只瞧了拉斐尔之妻一眼，便转向他儿子说：“休了她。”

后来，拉斐尔之妻声称索莱曼家族应当为亚斯花园而感激她。她的意思是，他们篡夺了她丈夫的房产所有权，住在那里的人本该是她——其他家族成员都矢口否认这种说法。但无可争辩的是，正是她与拉斐尔的婚姻促使伊兹奇耶建造了亚斯花园：在拉斐尔将“布什尔的黑母狗”带回家以前，他们家一直住在距离珍珠大炮广场不远处的赛帕大街。拉斐尔或许不是个理想的儿子，但他很顺从、随和。后来，他走向并落入了老巫婆的魔咒，先是在转瞬间找到了带她回家的勇气，仿佛带回战利品般，而事实上她根本算不上；此后，他又胆大妄为地拒绝遵照伊兹奇耶的命令“休了她”。

伊兹奇耶盛怒之下将拉斐尔逐出家门，于是他又回到广场，和“黑母狗”在那里一连住了三个月。他的母亲把眼睛哭肿了，央求伊兹奇耶怜悯她那生病的孩子；城中谣言四起，说伊兹奇耶的长子靠嗟来之食和残羹剩饭维持生计。亚伦被派去对他哥哥晓之以理，劝哥哥离开那个娼妇赶紧回家，可他没能说服拉斐尔；于是又有人主动请缨或是被召来在父子间调停。最终，伊兹奇耶屈服了。

自他身为一家之主以来，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失利，他将全部罪责都怪在拉斐尔之妻身上。他让他们俩回到家里，但前提是他绝不见拉斐尔之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也为了修补这场僵局对他的声誉造成的损害，他建造了一座大到足以让拉斐尔之妻迷失其中的宅子。

伊兹奇耶买下一片四英亩半的钻石形地皮，这块地位于当时德黑兰的最北部。他和妻子将入住的“大宅”位于钻石的顶角，距厄尔布尔士山脉很近。因此山脉成了金砖外壳的房舍后一幅变幻多姿的背景——白昼下湛蓝一片，夜幕中树影憧憧，白雪皑皑的山顶在黎明破晓时分银光闪耀。地势从那里开始缓缓下降，在“钻石”中部渐渐拓宽，继而又在“大宅”对面收窄。“钻石”左右两边都有铁门，通向狭窄又有屋顶的走廊，这走廊如同带有顶棚的私密通道，最终各通到一座小平房的后门。

两套小宅子的形状和大小几乎完全相同，可由街上进入，因此居住者能够互不相遇地自由来去，这正是伊兹奇耶想达到的目的——在监视拉斐尔的同时又能对拉斐尔之妻眼不见为净。当建筑于1954年竣工时，他将左侧的房子分给拉斐尔，把右侧的给了亚伦。

在每个当事人和公正的旁观者眼中，这看似是很公平合理的安排。他们认为，拉斐尔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些许财产就算走运了——因为他违抗父命娶“黑母狗”为妻，令整个家族难堪；他也不具备管理自己或家庭财务的体能，他的健康状况正在加速恶化。经年累月，起初盘踞在他肠道中的虫群已扩散至全身，不仅以他的吃喝为食，还蚕食他的血液和骨髓，使他如同秋天的枯叶般脆弱不堪，渐渐地，他的皮肤皲裂，四肢稍遇压迫便骨折，他不得不一直躺在一床鹅毛上。他白天睡觉，夜间梦游；心脏仍在黑暗中放光，那是一种微弱而无邪的光亮，使他看似一个即将熄灭的灯笼，每当他父亲看到他时都伤心不已。

在此期间，拉斐尔之妻为拉斐尔擦洗身体、穿衣、喂食，为他包扎伤口，续接断骨。有时，她甚至追随他和他那群鬼魂在城里游荡，以保证他不被经常追逐他的男孩与野狗所伤。她声称自己这么干的动机纯粹出于爱情，但无需很强的疑心，也能察觉到她努力使他活下去的目的还包含利己的成分：只要拉斐尔活着又拒绝离婚，拉斐尔之妻便可确保自己有房可住，一日三餐无忧。

她努力维持了十年之久，直到生活被骤然打乱。

1962年一个冬日的早上，伊兹奇耶醒来后对他的女仆宣布，他将在那天死去。这个十四岁的哑巴女仆是他在两年前花一千托曼[8]买来的。他当时六十一岁，非常健康，不打算自杀，也不认为自己会被谋杀。他只是明白自己的大限将至，在午夜到来以前，他必须将后事安排妥当。

他给在法国留学四年的亚伦打了电话，让他带上所有行李赶快回家，“因为你不会再回去了；我今天就要死了，你必须接替我的位子”。他本想亲自向其他人道别，但他们当时正被冬季第一场名副其实的暴风雪围困。全城的道路都被封锁了，许多屋顶坍塌下来，玻璃窗也被冻裂了。于是，他在主客厅大飘窗边的淡蓝色扶手椅里坐了一整天。他喝着加了番红花味冰糖的热红茶，给每个所能想到的自己之死将会牵连的人写信。

“我父亲在今天午夜将近之时等着我。”他在每封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晚上九点，他沐浴更衣，穿上一身干净的西装，打上黑色领带，穿着鞋子躺在床上，将帽子安放在旁边的枕头上。他开着灯，没锁房门。因此，当他在距午夜还差七分钟那会儿召唤女仆曼佐尔时，她即刻在楼下自己的卧室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她在两分钟后穿好鞋，奔上楼梯，发现他仰卧在床上，仍全身穿戴整齐。他向女仆要了杯水，随后深吸一口气，缓缓地长叹一声，把身子翻向左边，便与世长辞了。

凌晨五点时，有人去请殡仪员。他们在一个半小时后赶到，被泪流满面的曼佐尔领进屋，带到伊兹奇耶的卧室。尽管时辰尚早，索莱曼家的房子里却已挤满了亲戚。他们在接到家庭厨师的通知以后，纷纷赶来吊唁，准备帮忙筹备葬礼和守丧仪式。殡仪员请求允许进入卧室，获准后，他们垂首步入，双手十指紧紧地交握着，以表达对逝者的敬意。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看到伊兹奇耶的衣服鞋帽曾存在过的蛛丝马迹，也没在现场发现任何脚印或是其他隐遁的迹象。

根据信件和曼佐尔的手语，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与其说伊兹奇耶去世了，毋宁说他正如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只不过是在他父亲的陪伴下，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明白不会有葬礼了，因为根本没有可葬之人，但他们料想还会有守丧仪式，因为当你永远失去一个人（当他们死去、失踪、嫁给异教徒，或是最糟糕的情形，自愿皈依了其他宗教）时，你总会为之守丧。他们认为，之后亚伦会搬进“大宅”，接管伊兹奇耶留下的全部财产，像父亲过去那样继续照料患病的哥哥。他将迎娶一位美丽富有的姑娘，再生几个儿子。

后来的情形并不完全是他“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不过故事的版本相当接近，他的人生对任何一个凡人（或许美国人除外）而言都可谓极其幸运。只有美国人才会厚颜无耻地想得到更多，或将“幸福”列为生活必需的要素。

亚伦面临的现实是，他永远无法逃避的出身使他自出生起便同时受到祝福与诅咒。你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这一点——他意识到他不得不担负起重大的责任。他是一个富有犹太人的子嗣，他的父亲借助国王的仁慈和自身的超凡能耐，一夜之间摆脱了犹太聚居区的艰苦与贫困，飞黄腾达，跻身于享受特权的富人世界；伊兹奇耶将往事铭记于心，决意永远不走回头路，甚至不会稍作逗留，去瞥一眼他们来自哪儿，走了多远。他将一个年轻人所能期望拥有的所有经济条件都赋予了亚伦，但也要亚伦完成极其艰辛的使命——此生中，亚伦要实现的是伊朗三千多年历史中，所有犹太隔离区和穷街陋巷居住并传世的历代犹太人所拥有的每一个崇高的理想、无谓的期待、恣意的愿景和未竟的抱负。

考虑到后来的事情及其后接踵而至的每一件事，你必须意识到亚伦生来拥有的特权也是他的枷锁，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才智实际限制了他的自由，继承来的巨大财富却使他自身的权利变得极为有限。

当你继承的不只是金钱而是遗产，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的梦想而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时，情况将截然不同。

亚伦拥有一张稚气的面孔、一副紧致敏捷的身体，却长着一双老者的眼眸。它们看起来很暗淡——瞳孔外圈有道褪色的光晕，仿佛颜色慢慢地渗进眼白里，将它们变成了奶油色。这种反差令人不安：一位睿智的老者透过一张年轻面孔，凝视着他早已注视许久的世界。

他是家里唯一上过高中的人。他毕业时在班上名列前茅，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成绩位列全国第五，不过，父亲没让他在伊朗上大学，而是送他到巴黎去攻读医学。1958年9月，亚伦在十八岁生日后不久便离开伊朗——一个温和、机敏的男孩，一只行李箱里塞满浆洗过的白被单，另一只行李箱里装着浆洗过的白衬衫，上面有手工绣成的他姓氏的首字母，叠得四四方方，印证了自幼便主宰他生活中每个琐细之处的极端苛求。四年后，当他被召回家时已变得更加自信，但严苛约束自我的程度却丝毫未减，他因无法完成学业成为医生而失落，但从未——一次都没有——质疑过自己的责任。

亚伦明白，他的首要责任就是捍卫索莱曼家族的名声和美誉。从抵达德黑兰、举行守丧仪式的第一周起，他就在努力这样做，无论会招致什么伤害，他在余生中也将持之以恒。他并非人们当时所谓的“过分拘礼”之人，也没有当今心理学家所谓的“强迫症”，他的驱动力出自他真诚的内心。他只是坚信做事应当完善并信守承诺，而这恰恰是他的不幸；因为亚伦刚一接替父亲的位子，就发现与他为敌的是“布什尔的黑母狗”，她正一门心思、狂热执着地想要玷污索莱曼家的名声。

在父亲过世三十天后，拉斐尔从病榻上起身，走到街上梦游。瘾君子“鸦片烟”莫拉德露宿于距亚斯花园一箭之地的人行道上，他看到拉斐尔时以为他会被冻死：那时正值午夜，气温远低于零度，天寒地冻，然而拉斐尔打着赤脚，只穿着棉布睡衣。莫拉德揣摩不出拉斐尔如何能在大冷天里仍一直睡着，但他却留意到拉斐尔这一次是踽踽独行。莫拉德猜想，惯常追随他的所有鬼魂和鸟虫都很明智地待在室内了。

莫拉德用身上裹的毯子围拢住加热鸦片的小火盆。他问拉斐尔要去哪里。

“去看我父亲。”拉斐尔说。由于伊兹奇耶刚刚离开尘世，这句话不禁令人警觉起来，但拉斐尔继续沿着马路中央向犹太墓地的大致方向艰难前行，墓地位于德黑兰城外好几公里远的地方，且只能经由一条危险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鸦片烟”莫拉德注意到，他发光的胸膛现在只剩下毫无生气的一丝微亮，他看似始终未醒，也从没睁开眼；他绝对没看到飘着墨绿色哀悼旗帜的那辆大卡车，没看到白缎标牌上写的《古兰经》经文——为逝者祈福的阿拉伯语祷文——也没看见映出卡车驾驶室轮廓的红绿灯，还有关于全能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门徒阿里和侯赛因的手绘训诫；又或许他看到卡车沿街疾驰而来，车灯冲刷着黑暗，却没听到一丝声响——它巨大的引擎悄无声息，庞大的车轮也没发出任何噪音，车窗没有哗啦啦地震颤，金属没有颠簸震动，也没有刺破静谧夜空的尖利声响——卡车犹如一艘静静行驶的航船，却以骇人的速度穿过黑暗的水道，它带动的疾风吹弯了树干，溅起了明沟里的水，掀起了尘土、枯叶和丢弃在路边的碎报纸，扯掉了深夜接完客徒步回家的女子的头纱——这幕场景既惊心动魄又美丽动人，就连睡在人行道上的邋遢野狗和瘸腿乞儿都坐起身来，瞠目结舌地注视着一切。“鸦片烟”莫拉德事后坚称，是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拉斐尔没有停下，反而毫不犹豫地径直向它走去。

事实上，他看似一个决意迎接自己命运的人，他也的确那么做了——“我知道你很难相信这事儿，先生，我确实容易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鸦片的确会欺骗我的头脑，但我向你保证，这件事千真万确。他径直走向卡车，卡车司机既没减速，也没踩刹车，甚至都没按喇叭，车就那么朝他开了过去，然后撞上他，把他撞倒了。整件事的发生连半秒钟都不到，我甚至没听到它撞上可怜的拉斐尔，我觉得它就像是把他吸了进去。然后，就在它从我身旁开过去时，我抬头看向驾驶室的车窗，我对着亲爱的母亲和尊敬的父亲的在天之灵发誓，驾驶室是空的，驾驶席上一个人也没有，根本没人握着那辆卡车的方向盘，就算我把用一整片罂粟制成的鸦片都抽光，也编不出那种事啊。”

亚伦又守了七日丧，在过了一段符合礼仪的时日之后，才开始着手整顿哥哥的身后事，包括处理拉斐尔和他妻子住过的房子、她从夫妻俩的零用钱中省下来的几千托曼，另外还有拉斐尔之妻本人，尽管她根本不是真正的妻子——只不过是个没有婚约的女人，对于她与拉斐尔共度的那些年甚至未曾得到任何口头的补偿承诺（在临时婚姻期间和之后都没有）。对于他们的结合，她没带来任何钱财作为嫁妆，因此也无权要求任何回报，再说她也没有子女需要抚养。从法律上讲，亚伦对她应尽的义务只是将她平安地送回她父亲家。按照习俗，一旦拉斐尔不在了，她根本不能继续住在夫家。不过，亚伦明白合法之事未必总是合乎情理，于是他决定公平地对待一直照看哥哥的人。当三十天的期限一过，他派“哑女”曼佐尔去请拉斐尔之妻。

二十分钟后，这个姑娘回来了，看上去茫然无措，对亚伦打着他无法理解的手势。他叫来另一个女仆，让她解释曼佐尔的手语，但那位年长的女人也搞不懂，所以亚伦又派这个女仆去找拉斐尔之妻。

这个女仆回来时也没带来任何答复。她面色苍白，不停地颤抖，反复吟诵着一段反对亵渎神灵的祷告词，仿佛羞愧得不能面对亚伦。

亚伦被这出闹剧激怒了，他长途跋涉地来到拉斐尔房前，用拳头敲了敲门。“黑母狗”几乎当即就开了门。

“你不能把我送走，”她说，“我已经怀了你哥哥的儿子。他出生以后，就会成为这一切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她这一步干得很愚蠢，图谋也过于贪婪，没给亚伦留下丝毫余地，让亚伦对她的警告只得反其道而行之。他绝不相信她所称的孩子——鉴于拉斐尔的疾患和她老大不小的年纪，她也愿意承认这近乎奇迹，可你别忘了亚伯拉罕和撒拉[9]——当他们有以撒时，他一百岁，而“年轻的”她也有九十岁了。正因如此，亚伦才意识到她的勃勃野心远超过他能容忍的程度。他决心在她变成需耗费全力对付的痛苦之前，要像拔掉一颗坏牙那样除掉她。

他准备了一万五千托曼——她与拉斐尔共度的每一年都按一千算——外加十五枚金币，限她三十天内搬出去。他等了一个月，可她没走，于是他又等了一个月。之后，他叫来两个警察将她强行赶了出去，还锁上门。她被获准带上自己和拉斐尔的衣物、一万五千托曼和十五枚金币。最后，为了确保她清楚自己是被永远地逐出家门，他卖掉了拉斐尔的房子。

新房主是一对犹太夫妇，带着八岁的女儿和一对六岁的孪生儿子。丈夫曾是德黑兰大学的数学教授，妻子是精通妊娠疑难问题的产科医生。他们于1950年相识，当时都是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学生。他们结了婚，又回到伊朗。她的事业蒸蒸日上；而他却在家赋闲了六年，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广场恐惧症，无法忍受离开自己的房间。他把时间都用来做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数学题、记忆百科全书和照顾子女。

他们的长女伊丽莎白（以女王之名命名）拥有母鹿般天真的双眸、白皙的皮肤和浅色的头发。她聪颖过人，特立独行。在上幼儿园以前，她就能用心算解决复杂的数学题，十几页的文字看过一遍就都能记住。八岁时，她便以阅读科学教材为乐，还自学英语和阿拉伯语，而一般同龄的女孩还在玩梳妆打扮的游戏、央求妈妈为她们买金发碧眼的娃娃呢。她思考权衡自己该读哪所大学，选择哪些课程。读大学是她的梦想与目标。她总是身穿校服，甚至在周五不上学时亦如此；她将茂密的头发梳成一条马尾辫，别上一个她每天都浆洗和熨平的大大的白色蝴蝶结。她在这世上唯一的朋友是个比她大两岁的穆斯林男孩，侯赛因·泽莫罗迪，他和伊丽莎白差不多一样聪慧。他们的乐趣是整段整段地背诵《列王纪》[10]，此书堪称波斯的《奥德赛》，通篇由韵文写成。除此之外，她与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人都没什么交往：她对其他孩子来说太过古怪，对成年人而言又聪颖得令人生畏。另外，她有体味。

这味道是从哪儿来的，究其原因，甚至连她当医生的母亲和身为教授的父亲都揣摩不透。八岁的伊丽莎白散发出一种如午夜的大海那般温暖潮湿、又甜又咸的气息，它能使人极为愉悦或明显反感，这取决于你对海鱼、海藻、沙蟹和潮水有何感受；不过无论如何，它总是挥之不去，令人抓狂。当第一缕气味渗透到空气中时，她还只不过是妈妈子宫里的一个细胞，那时，“医生夫人”喝下一瓶冰凉的可口可乐，打起嗝来。她和教授正在里海的港口城市拉姆萨尔度蜜月，可他们的婚姻却早已遭遇惨败，因为他很恐慌将与好几百人同处一个大厅的情景，于是从喜宴上落荒而逃，如今又拒不离开房间，因为不论碰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他都受不了。话虽如此，离开房间倒也并不可取，因为他们来海边时正值雨季；从他们抵达的那一刻起，直到返回德黑兰很久之后，拉姆萨尔始终在大雨倾盆，这本可构成一幅浪漫的场景——一对新婚夫妇同处一室，屋里除了一张大床外，再无其他消遣——倘若新郎不那么懦弱胆怯、容易受惊就好了。

怎么说呢，他做爱时就像在解答数学考题。

据说，“医生夫人”躺在酒店的床上，想着窗外的大海；教授的表现令人失望，所以她让自己体内充盈着又湿又咸的空气，一边聆听着涨潮的声音，一边想着点缀在海面上的小岛上的渔民，想着他们被暴晒的脸孔、肌肉发达的四肢，以及“向伊玛目礼萨致敬”的渔船。她每分每秒都变得愈发口渴，直到好事已毕，孱弱而心惊胆战的“数学家”仓皇奔进浴室以后，她才拿起电话点了一听冰凉的可乐，一口气灌下，然后颇有预兆地打出一个带有海水气味的嗝。

后来，她的肚子开始胀大，她一直不停地放屁打嗝，而且每个屁与嗝都是海水味的；她甚至像得了急性发热似的，排出的汗也是这个味儿。直到最后，她的羊水破了，伊丽莎白滑了出来，产科病房的护士纷纷逃离工作岗位，忙不迭地寻找避难之所，因为据她们推测，那滔滔的羊水一定是《圣经》中的大洪水，它从里海喷涌而出，向南奔流了350公里来到德黑兰。

对大多数伊朗人而言，里海及其周边地区要么会引人联想到令人惊艳的美景、金绿色的稻田里那种无尽的安宁，以及宛如神话故事中走出的白虎；要么则会联想到令人震惊的恐怖事件，比如有人在午夜投水自尽，俄国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入侵，他们满手是血，枪尖上还挑着人肉。身体周围充斥着这种气味并不太好，但无论涂抹多少香茅和竹芋精油，洗多少次玫瑰水浴，或是用多少椰子油灌肠，都无法消除这可怜孩子身上那与生俱来的印记。她身上唯独一点或许堪称魅力的地方是完全没有鬼心眼儿，在某种程度上，她对世事浑然不觉，如果将之误认为是愚笨的话——便可为她赢得男士的青睐，使她不致到死是个发髻斑白的老姑娘，一生埋在与下巴齐平的书堆中。

笨驴这一标签虽然有些离谱，但就伊丽莎白两个孪生弟弟的智力缺陷来看，确实会引发人们一定程度的联想。他们待人友善，活泼吵闹，总是乐于接受任何人，甚至会毫不犹豫地跟陌生人走。可他们却做不好最简单的小事，包括正确地握铅笔、系鞋带，唉……语言表达能力也总没长进。他们在听力方面还不错，也能理解词义，但大脑中那个用于遣词造句的部位想必在两个男孩成形的那一天被落在绘图桌上了，因为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不管亲友们怎么尝试，父母、医生、老师和其他任何一个好心人都无法让他们说出或写出哪怕是一个能被人理解的单词。

他们勉强能通过一套数字代码与人交流，它的设计者嘛——还能是谁？——当然是伊丽莎白，她把数字代码记在日志里，方便“医生夫人”和“数学家”对照使用。这种符号语言深深地吸引着她，也能被弟弟们理解，因为它是线性的、一维的，摒除了常规语言中的细微差别与精妙之处。

人们说，孪生兄弟的许多“怪异之处”是由他们母亲自私地求取医学学位造成的，这让她和孩子们都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医生夫人”在替自己辩护时，也指出了她丈夫自身的“怪异之处”——广场恐惧症、沉迷于逐一记诵1956年版二十三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及其索引——以此作为他将异常基因遗传给孪生子的证据。她甚至将伊丽莎白高超的数学能力、非凡的沉着冷静和不同寻常的自制力，都看作头脑紊乱。

当亚伦首次邀请这个新入住的家庭来参加安息日晚宴时，她就对亚伦这么说过。当时她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前来，身后只跟着伊丽莎白。她解释说她丈夫“不出门”，孪生子“不太适合社交场合”，至于“这一个”——她朝伊丽莎白点了点头——“你甚至觉察不到她在这儿”。接着，她宣称要回医院，有个产妇要生孩子，于是丢下女儿，匆匆走了。

伊丽莎白身穿校服，将一个螺旋笔记本紧紧抱在胸前，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学霸去学校上课，却发现今天是节假日。在母亲走后的一两分钟里，她镇定自若地站在屋子正中一动不动，脸上满怀期待，容光焕发，头发编成了一条光亮的辫子。后来，她走到一旁坐下——腰板挺得笔直，双脚在离地几英寸的地方晃来晃去——她坐的扶手椅在能俯瞰花园的窗旁。

其他孩子呆呆地盯着她看，女人们公开议论她是谁，她的家人一直以来有多古怪，亚伦·索莱曼为何将哥哥的房子卖给这种怪人，以及仆人们有关拉斐尔之妻在离开前曾诅咒那栋房子和新房主的私下传言是否属实；然而，伊丽莎白似乎对这一切毫不介怀。她对亚伦本人也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她甚至无须从微积分题目上抬眼也能感觉到，周围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他身上，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

你瞧瞧他呀，他是个真正的王子，外表英俊，举止文雅，还会讲法语，才三十二岁便已拥有这一切。他是董事长，是王中之王，我敢打赌，这个城里的每位有女儿的母亲，都会花钱雇一个巫师对他施咒；每个与他邂逅的姑娘都会在他的酒里下春药。他将会被一把抓住，瞬间被整个吞下，我亲爱的，有些人可很是知道怎样抓住一条大鱼呢，他们有自己的手段；相信我，他们为了这个家伙会使出浑身解数。

她耐着性子挨过那晚最初的三个钟头，没跟任何人有过眼神交流。夜里十一点宣布晚宴开始时，她踌躇着到处观望，仿佛拿不准该如何是好，要怎样成功闯过下一关。她注视着那些年长的宾客们懒洋洋地鱼贯进入餐厅，一只手拿着香烟，另一只手举着水晶玻璃杯，里面装有加冰的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她注视着仆人们从花园、露台和宅子的其他地方把四散玩耍的孩子们赶了进来。正当她探头探脑、举棋不定的时候，她感到有一只手搭在了自己肩头。她回头看去。

一双被困于年轻面孔里的长者之眸正微笑地注视着她。

“你不饿吗，小家伙？”他问。

她回家后告诉父母，她已找到未来的夫婿。她说，他就是住在“大宅”里的那个人，那个所有女人都想招为乘龙快婿的男人。他叫她“小家伙”，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之后他没再跟她说过话，甚至看似根本没注意到她在场，直到午夜过后，她走过去跟他道别。她向他伸出手说：“谢谢您，先生。您的邀请使我深感荣幸。”她对父母说，这句话似乎令他很惊讶，因为他把头稍向后仰，眯起眼睛，仿佛在第一次仔细端详她。

“一个小人儿竟使用这样的大词。”他说。直到那一刻，他才拉起她的手握了握。松手之后，他低头凝视自己的手掌，仿佛在寻找那种气味的来源，随后又转向她，这次对她有些着迷。

“你闻起来就像是北方。”他说。

那时，父母或许曾试图向伊丽莎白解释，她还这么小就这样迅速爱上别人是很危险的，尤其当她自己也表明那个男人对她丝毫不感兴趣时。然而，他们当时正忙于处理地下某处水管爆裂引发的小水灾，水流正以惊人的速度流遍整栋房子。由于无法准确锁定漏水的位置，他们只得彻夜不眠，眼睁睁地看着水位渐渐从脚背、脚踝一直涨到膝盖，结果家具在屋子里到处漂，孩子们不得不被打发到屋顶上去睡觉。早上，他们叫来一个管道工，然后又找来包工头，再之后是最初设计房屋的建筑师，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阻断水流，最后只好将从街上连到屋内的埋水管的地面掘开，往里面填满水泥。

这一招倒是止住了水灾，却又招来了旱灾。

一连数周，家里的家具、衣物、书本和孩子们的玩具都被摊在院子里晾晒。亚伦对此事颇为讶异，急切地想驱散关于他售出的这栋房子的流言蜚语，坚持承担这场意外的全部损失和所有的维修费。他知道管道没问题，自己也没有法定义务去维修任何东西。然而，在一个男人的承诺就是他最佳资产的社会里，在一个个人名誉在他死后仍将世代延续的地方，他出售的东西就代表他的人品，因此房子不能有什么差池。他下令将原先的管道挖出，铺上新管道，并更换了所有的水龙头，还修复了被损毁的墙漆、线脚和地板。但在家具被搬回屋那天，新的管道却停水了。

从此以后，在伊丽莎白一家居住期间，一直折磨拉斐尔宅子的“管道大战”拉开了序幕，这令亚伦和全城人都疑惑不解。无论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这栋宅子仍旧轮番闹水灾或是断水，院子里要么被浸透了，要么一片焦枯。蓄水池里出现了大批流浪猫和口渴的大个老鼠的腐尸，即使水池的闸口已关闭，它们还是能掉进去。潮湿的墙壁长霉了，木质家具都腐烂了，水槽里摞满盘子，衣服也洗不了，因为房子的供水又突然中断了；情况简直糟透了，给伊丽莎白一家造成了太多的困扰。这事也成了全城喋喋不休议论和猜测的话题。

“哑女”曼佐尔确信，这是在拉斐尔生前长期聚拢于他周围的鬼魂和幽灵在作祟。他死后，它们便成了孤魂野鬼，想必是爬进了管道或钻入了水井以躲避光亮，一活动时就会制造麻烦。其他人比女仆受过更多的教育，因此不太相信鬼怪作祟的说法，他们猜测拉斐尔之妻在被赶走前曾诅咒这栋房子，也许——这种说法最使亚伦气愤——他将一个走投无路的老妇逐出家门，全能之神因此降罪于他。

亚伦讨厌迷信，而他对于自己或许曾对“黑母狗”不公这一提法尤为敏感。部分原因是他确信已对她做到仁至义尽。他还担忧如果人心都向着那个老太婆，将有损家族的名声。然而，他还有一种隐隐约约却又纠缠不休的恐惧：那种声音来自他的母亲、祖母以及他在成长过程中认识的其他所有女人，她们经常说起自己在丈夫和父亲手下曾忍受的艰辛。那些女人提到过某种叫作“嫠妇之叹”的东西。她们说它是从世间最黑暗的角落刮来的一阵黑风，会惩罚那些令寡妇伤心之人。女人们坚称，它是守护弱者不受强者欺凌的唯一力量，是天网恢恢、无时不在的普世公义，是命运安排的正义之手，将会报复那些违背不成文的慈悲戒律之人。

亚伦在伊丽莎白周围察觉到的气息，也就是他说让自己联想到北方的那种气息，在她穿着鞍脊鞋和灰色百褶裙离开的第一个安息日夜晚后，一直飘浮在空中，许久不散。初次见面之后，他对她的全部回忆仅限于此——还有她那种古怪的成人举止和辞令。至于其他嘛，在他转身去招呼其余宾客的一刻便已忘记。

但是周六晚上，他在家中从大门通向厨房的过道里嗅到了里海的气息，瞬间记起一双白色及膝长袜和一只大大的丝质蝴蝶结。周日，他发现“大宅”外的空气比花园中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潮润。之后，他始终能在室内的犄角旮旯和房子周围遇到那种气息，比如在地毯或窗帘上，有一次甚至是在厨师为他特别准备的米饭里。他把厨师叫到餐厅申斥了一番——你在食物里放盐和鱼总该有个限度吧——但可怜的厨师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那种气味；他小声咕哝了一两分钟，最后承诺下不为例。

可等到亚伦下次在家用餐时，厨师得又一次做出同样的承诺。再之后，他将大米淘洗了七遍而不是平时的四遍，先把水煮沸一道，再将米倒进水中煮熟，此外石榴煲鸭肉汤的每一步都亲自完成，确保没有东西会被污染。当亚伦退回饭食，斥责它闻着像海水时，厨师终于按捺不住，大步流星地走进餐厅。他身穿带有姜黄粉和番红花斑点的衬衫，用围裙下摆揉搓着两天未刮的硬胡茬，说：“我没骗你，先生，这气味其实是那个每天在这儿探头探脑的姑娘带来的。”

亚伦不知道，从他首次发出邀请那天起，伊丽莎白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和周五一整天都泡在他家里，还打算在那儿一直待到自己成年，然后嫁给亚伦，把这座宅子变成她永远的家。放学后，她会带着书包和几摞活页纸径直来到这儿，然后待在厨房里。曼佐尔自己也是个十几岁的孤独少女，无亲无故，她允许伊丽莎白将书本、铅笔、圆规和量角器摊在一张小桌上，在距离厨师烹饪之处最远的角落里。起初，厨师允许她留下，因为她很懂礼貌，谦卑羞怯，也的确没给任何人惹麻烦。但是过了几天，他意识到她的体味经久不衰且非常浓烈，于是打发她回家洗澡，“直到你闻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再来吧”。不过，她翌日下午就回来了，身后仿佛拖着整个大海，她在被厨师赶走之前，只一心巴望着能看亚伦一眼或是听到他的声音。

亚伦传话给教授，让他管束自己的女儿。那个可怜人尽其所能——找她促膝谈心，告诉她这对你妈妈和我来说都很难堪，即使你不顾念自己的“阿比路”，也要替我们着想啊——但他想施加家长权威的软弱尝试却被又一轮管道爆裂和继而引发的水灾打断了；此刻他们都预计到，这还将引发一场旱灾。

到1967年，“管道大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激烈程度仍和从前相当。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管道每次喷发所造成的混乱场面，使孪生兄弟变成一对躁动不安、畏畏缩缩、一直疑神疑鬼的家伙，他们一刻不停地纠缠父亲，令他筋疲力尽。而这位父亲还被络绎不绝的管道工、砌砖工、粉刷匠和家具商搅得心烦意乱，这些人要么是来帮忙恢复家中供水的，要么就是在开始重新供水后来清扫破砖碎瓦的。他消瘦了三十公斤，开始酗酒，“医生夫人”则尽可能待在她的诊所里；孪生兄弟愈发精神错乱，伊丽莎白也成了“大宅”主厨房里名副其实的常住居民。亚伦让园丁砍掉所有的树，还将紧邻房子周围的所有花花草草连根拔除，又雇了两个人来用掺了水的白醋使劲擦洗各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以及所有的橱柜、衣柜抽屉、窗户、桌面和镜子。他让人把所有地毯都搬到室外，用木棍拍打，然后清洗、晾干；他还装上新窗帘，换掉了床垫里填充的棉花和枕头里的羽绒。

当伊丽莎白没在写作业或以消遣的心态攻读大学数学和科学书本时，她会帮曼佐尔做家务，然后让曼佐尔坐下，坚持要教她读书写字。这可真是极不寻常的一幕啊：穿着平底塑料人字拖鞋和别人传下来的旧衣服的哑巴村姑，坐在身穿白色圆领礼服衬衫的少女教授身旁，她们俩都趴在一个横格笔记本上，仿佛在共同揭开一个秘密。她们一个是文盲，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穆斯林，被人教导说犹太人按照仪规来说是不洁的；另一个是犹太人，虽然对她本族的宗教一无所知，却能用阿拉伯语通篇背诵穆斯林的乃玛孜[11]。

尽管她们迥然不同，却都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也最像彼此的保护者。曼佐尔是世上唯一会确认伊丽莎白每天吃过早餐和午餐的人，还会检查她上学时穿的袜子是不是干的，还是因最近一次水灾而受潮发霉了。伊丽莎白则用自己的零花钱，从不允许进入亚斯花园的街头小贩那里为曼佐尔买来口香糖、酸味水果卷和其他零食。她还带来自己的儿童读物、从铜版纸印刷的女性杂志中剪下的插页和一端带白色橡皮擦的铅笔。她为曼佐尔制订课程计划，布置作业，每次授课都极为严肃认真。

最终，伊丽莎白成了“大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仿佛她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她的父母已不再试图挽回她的自尊和良好举止，而是越来越退入背景。亚伦也逐渐习惯了那种气息。

就在此时，“布什尔的黑母狗”回来破坏了一切。

拉斐尔之妻于1967年重返亚斯花园，距离她被不光彩地逐出家门恰好过了五年，如今她显得更加衰老憔悴。她用手扯着一个男孩，这男孩长着圆圆的脸盘，圆圆的眼睛，神情像个近视眼那样畏畏缩缩，茫然无措。她宣称：“噢，你们这帮没信仰的家伙，这可是拉斐尔·索莱曼货真价实的合法子嗣。”

她走到宅子门口时，恰好赶上伊丽莎白放学后正从行人专用门进来。伊丽莎白碍于礼节，不敢走在长者前面，即使那是一个衣衫褴褛、皮肤干裂的人，于是她往后一退，让拉斐尔之妻和男孩先过。然而，那妇人在距离伊丽莎白几英寸的地方停了下来，用一双愤怒而无情的眼睛盯住她：打量着那白皙的皮肤、洁净的双手和一身校服，拉斐尔之妻看得出，她绝不是女仆，也不是女仆的女儿，可她却有从大街通往亚斯花园的行人入口的钥匙。拉斐尔之妻的目光从伊丽莎白扫向拉斐尔的宅子，然后又看回她，随即说：“希望天遂人愿，让这儿成为你的葬身之地。”

亚伦没在家，见到拉斐尔之妻的女仆们误将她当作拉斐尔死后留下的众多孤魂野鬼中的一员，他们曾被迫潜入地下，躲进了水井、管道和树根里，每隔几周或几个月就会突然爆发一次，破坏管道，发动水患，在花园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他们是一群腹中空空、面无血色的家伙，穿着褪了色的衣服和破烂的鞋子，聚集在树阴下或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甚至会爬进电视机壳里，然后一直待在那儿，和那些黑白颗粒融为一体，直到十一点电视节目结束电视被关掉时才消失不见。

她开口说话了，连珠炮似的讲述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她说这个男孩是拉斐尔之子，还不停地咒骂说，除非他们认这个孩子是合法继承人，否则永恒的地狱之火将吞没索莱曼家族七代人。直到此时，才有人认出她确实是活生生的拉斐尔之妻。她想必已年近五旬，尽管看起来还要再老上一二十岁；她的丈夫已去世五年，在那之前至少有十年是个废人。那个男孩跟她和拉斐尔长得都不像，也不像家族中其他任何人。不过，他此刻就在这里，他是亚斯花园曾经与未来的国王，由他的皇太后母亲陪伴着——你们当走上前来，装饰起厅堂，拜服在他跟前，让出王位和权杖，而最重要的是，献出你们宝贵的姓氏。

说实在的，这样做只会让人嘲笑她的肆意妄为。归根结底，姓氏不只是对某个人身份的界定，更是对他数十代后世子孙身份的界定。它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地位、职业、他们实现抱负的限度、通过联姻和商业联盟提高身价的机会，还有他们能获得的各种机遇，甚至包括他们在法律面前被人看待的方式。拉斐尔之妻要求将索莱曼的姓氏传给她从街上拽来的这个可怜男孩，无异于痴心妄想，也让这个姓氏与她那本大魔法书中所有诅咒和毒愿的力量交织在了一起。

整个下午，她都在等亚伦回家。她自作主张地进入主客厅，一屁股坐在伊兹奇耶生前的专座上，那个座位如今是亚伦的。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气味，她深吸了几下鼻子，然后打开一扇窗。她命令曼佐尔为她和儿子奉上茶点和吃食，再端来些枣茶。当男孩变得焦躁不安时，她让他四肢摊开躺在一张木架沙发上，并在他脑袋下面垫了个绸缎枕头，又在他身上盖了一条羊绒薄毯，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九点钟时，她还在等亚伦。她从俯瞰露台的法式大门中向外窥视，看见伊丽莎白正从“大宅”里走出去。拉斐尔之妻一跃而起，打开房门。

“上哪儿去？”她的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伊丽莎白停下脚步，随即走向露台。她碍于礼节，不愿对一位长者大声答话。她走得越近，拉斐尔之妻的鼻子也抽得越厉害。

“我要回家了，”伊丽莎白凑得足够近时才开口，“如果您允许的话。”

最后这个短语“如果您允许的话”只是敬语，但拉斐尔之妻却揪住它不放了。

“你没得到我的允许，你这个小恶魔，永远都得不到。你们偷了我儿子的房子，没得到我的祝福，就擅自占了那里，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等着瞧吧，你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一定会让它成真的，我要诅咒你和你那小偷骗子父母，直到你们全都露宿街头，向我儿子讨食吃。”

关于拉斐尔之妻，你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她的许诺可不是空头支票。

直到后来，当索莱曼家族土崩瓦解，“赤脸”伊兹奇耶的巨额财富丧失殆尽的时候；当他们的孩子在世间踽踽独行，女人守寡或遭人背弃，他们曾经珍视的美名和声望也随风而逝的时候，亚伦·索莱曼才开始思忖：会不会是拉斐尔之妻的不幸际遇、她受伤的心和辛酸的泪——拉斐尔的消亡带给她的“嫠妇之叹”——给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然而，在他担任族长的早年间，他总有好运相伴，机遇也顺服于他，索莱曼家族企业在全国同业中规模最大，也最成功，亚伦要对数百名家族成员、合作伙伴和员工的福祉负责——那时，他尚信赖逻辑和理智，相信法律不论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一概公平。若在当初，他宁可砍断自己的右手，也不会允许一个他明知视力很差且双腿极其肥胖的江湖骗子进家门。

在拉斐尔之妻首次登门的第二天早上，他曾对她这样说过。她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在“大宅”里等他回来；当他在翌日凌晨两点十分回家时，她仍守在那里。他从前门进来，开了门厅和楼梯间的灯，朝二楼的卧室走去。当楼梯上到一半时，他发现主客厅里亮着灯，以为是仆人忘了关灯和关门，于是又走下楼梯。当他正欲走进客厅时，突然看到“黑母狗”的影子如同火山喷发云一般铺展在地板上。

亚伦也不清楚究竟哪一样更令他震惊：是拉斐尔之妻回来站在他的房内，还是一看到她，自己心中突然生出的强烈厌恶之情——这就像你认为已经痊愈的顽疾再度复发，又像你以为已经一笔勾销的债务又突然被催款。随后，她猛然爆出接连不断的恐吓与斥责，还一把将睡着的男孩揪起来。亚伦清醒地意识到，她已经失去理智，全靠痴心妄想支撑着。

他站在门口没动。“你究竟想要什么？”他问。

由于她提出的要求根本无法满足，亚伦的提问算合情合理。之后他走进了客厅，将身后的房门关上，这样那些被吵醒的想偷听的仆人，就听不到后面的对话了。他们所知的全部是，只过了几分钟，房门突然就被打开了，亚伦紧握着门把手站在那儿，手指的关节仿佛要破皮而出。客厅里，男孩发出一声凄惨的尖叫，可拉斐尔之妻却岿然不动。最后，亚伦折回去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胳膊，开始将她往外拖。她奋力朝他又抓又挠，于是他又钳住她的另一只手，继续向外拖曳，之后就像提一包老骨头似的将她拦腰拎起，带到大门口，伴着她那刺耳的尖叫，男孩高呼着她的名字。亚伦将她放在前门外通向庭院的最上面一级台阶上。

“不许再回来。”他一边关门一边朝外啐了一口，男孩勉强从门缝里挤了出去。

就在亚伦松开拉斐尔之妻的那一刻，她扭转身子，咆哮着猛扑向他。可她绊了一跤，脸朝下摔倒在自己的右前臂上。

假如一生中确实有造就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时刻，那么对拉斐尔之子来说，便是眼下时刻。数十年后，他仍能记起他和母亲被人从“大宅”里撵出来的那天早上天空的颜色，还有在过道里徘徊并尾随他们出门的海水气息。他记得他们刚迈出门槛的那一刻，大门是如何在身后砰然关闭，那声音如同一记爆破在他耳中炸响。

他也记得母亲的右侧前臂和手腕显得比左侧长出许多，更加扭曲变形，还记得她是如何痛苦地高叫着寻求帮助：“他弄断了我的胳膊，这是我干活儿的那条胳膊呀，他让我变成残废了！”其实，是她自己脆弱的骨头和它们着地时的冲击力造成了损伤，但若不是亚伦关门时那么用力，若不是他将她推出家门、扫地出户，那么最后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也不至于如此剧烈。

终其一生，那个关门声都在拉斐尔之子的脑际挥之不去。他在睡梦中也能听到，惊醒时一身冷汗；每当有人提高嗓门冲他说话时，无论多么简短，他都会听到那个声响。他住在伊朗时一直听得到，后来在美国也如此；在洛杉矶时，他始终像局外人一样想要打入“社会”，可即便当他已被接纳，能够进入别人的家宅和办公室了，却也永远无法进入他们的生活。

他的确从来不曾赢得他们真心实意的尊重或敬仰，只是激起了他们的嫉妒。而那个声响也从未离开他的脑海，但他发誓，迟早会让所有与他不期而遇的男男女女，同样战栗在往昔那个令他倍感耻辱的声响中。

那晚，伊丽莎白梦见“医生夫人”脱掉了她一成不变的实验室白大褂，换上一件破破烂烂、打着补丁的衣服和一双用报纸做成的鞋。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可怜兮兮的，饿着肚子直挨到天黑，巴望着“医生夫人”把一整条鱼带回家来做晚餐。她说，那条鱼早不新鲜了，本来被丢在鱼贩子摊位后的垃圾堆里，但当她将鱼放在砧板上，用刀剖开它的肚腹时，一股洁净清澈的水流犹如芬芳的山泉流淌出来，浇到砧板和“医生夫人”手上，又流到她的鞋子和地板上，随后涨到她和伊丽莎白的脚踝。那水泛着波光，凉爽清冽。它从厨房门下滑过，进入隔壁的房间，又从那里缓缓地流遍整栋房子，渐渐没到膝盖。结果，当伊丽莎白醒来时，她的床铺已跟其他家具、她所有的书本、账簿和校服一起漂浮起来，窗帘随着水流翻滚，窗户和房门都在水流向外冲击的压力下凹陷了，整个房间好像一个被点染了蓝墨水的鱼缸——所有手写的笔记和活页纸都被洗得一干二净——随后，有块玻璃碎了，洪水冲向隔壁房间，而毫无防备的孪生兄弟正在那里熟睡。水流抬起他们的床，将他们冲出卧室，带到父母的房间，他们在酣睡中，随即一下子全被冲走了。仿佛是被一块不可抗拒的巨大磁石吸引着，屋里每样可以移动的和固定的物品，所有的地毯、窗户玻璃、塑料玩偶和皮革封面的百科全书，以及所有鞋子、盘子、自行车轮胎、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父母的结婚照和子女的出生照——全都顺流冲过亚斯花园，经由在水流面前不堪一击的后门冲了出去，一路流到两侧有林阴的宽阔的安宁大道上，最后什么都不剩，唯余一片黑暗。伊丽莎白站在拉斐尔的房子曾经矗立过的地方，赤着脚，浑身湿透。

早上，园丁发现她独自站在一片湿乎乎的土地上，她的睡衣仿佛被一场暴风雨撕碎了，她那惊魂未定的神情宛如一个人本来在自己的世界中入眠，却在另一个世界中醒了过来。她周围的地面上覆盖着碎木板、玻璃碴、一缕缕头发、地下管道的碎片和坠落的天线。站在这片废墟之中，伊丽莎白好似一场海难的幸存者。

暗示着灾祸将要发生，亚伦将面对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损失和失落的朕兆，终于被这场大水释放了出来，并如同低回不散的雾气般悬在这片土地之上。

她逃过了洪水浩劫，因为她梦见了那条引发水灾的鱼，由此惊醒。她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没人有理由去质疑她，因为唯有她目睹了前夜的事发经过，还眼睁睁看着家人被水卷走。那一整天里，关于四具尸体的传闻浮上水面：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被骤发的洪水冲走，脸朝上漂浮着，平静得就像是睡着了；他们向北朝着厄尔布尔士山脉的缓坡和卡拉季河逆势漂去。当洪水退去后，地上铺了几百张带相框的4英寸×4英寸的黑白照片，都是教授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他着迷般地将它们收集归档在几十本超大的相簿中，整理摆放得极为精准。有些照片被冲到了树枝上和停靠车辆的挡风玻璃上，还有些被冲进了私人邮箱和商店的橱窗里。

几个好心人和军警为他们收了尸，运到亚斯花园。当四具尸体的身份全被证实后，他们就被抬上灵车，送往犹太墓地，他们将在那里被清洗干净，用裹尸布包好，准备下葬。这之后，伊丽莎白出门去寻回照片。她沿着洪水泛滥的轨迹向前走，握着手电筒，挎着邮差包。她爬过篱笆墙去敲人家的窗户，还跳进街道两侧及膝深的下水道里。待她收工时，一共寻回二百八十一张照片。她擦净照片上的烂泥和垃圾残片，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归置到书包里，直到此时她才意识到已临近午夜，从前一天起，她就粒米未进，也没换过衣服和书包里的课本，但她知道自己毕竟还有个归宿。

对此她从不怀疑——曼佐尔将为她准备一张干爽的床铺和许多吃食。日后，当伊丽莎白自己捐出几亿美元用于修建医院、孤儿院、病患收容所和老年之家的时候，她依旧认为，曼佐尔的热心关怀是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大善举。《密西拿》[12]中有人这样说：救人一命就是拯救全世界。

可她却出乎意料地发现，在一楼有个为她准备的房间，那里不仅有床单和毛巾，还有三套校服、三双鞍脊鞋、白色及膝长袜，外加一整卷白色丝质缎带——全都是亚伦向商店订购，让他们打烊后送来的。另外，还有一袭她翌日参加葬礼时要穿的黑衣和一个可供装新书的书包。曼佐尔以幼稚的字体和错误的拼写，向她转达了亚伦的承诺：她可以在“大宅”里多住几天，直到她找到新居，找到能同住的亲属为止。

一个未婚姑娘与一个单身男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下，无论那个屋顶有多大，都是一桩酝酿之中的丑闻。若不是因为有失体统，如果伊丽莎白需要，亚伦将欣然在亚斯花园里为她的余生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他不觉得此举带有什么讽刺意味：将嫂子赶出去，对她所谓的“儿子”不屑一顾，却收容了一个陌生人的女儿。对他而言，拉斐尔之妻是个江湖骗子，她巧借丈夫患病，钻入他们家族；而伊丽莎白却是个无辜的孩子，被牵连进“黑母狗”和他的交火之中。

只是亚伦要领悟到这个推论——伊丽莎白是拉斐尔之妻报复他的受害者——所暗示的未来：若洪水是拜她所赐，那么“嫠妇之叹”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还需一段时间。

当她翌日早上回来，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伊丽莎白人生中那片泥沼般的废墟上时，她便是那样说的，她还向亚伦保证将有更多灾祸降临。早上六点差十分时，拉斐尔之妻按响了门铃，要求来应门的女仆放她进去，因为她来谈的事情十分重要。她快步走进“大宅”，一手拽着男孩的胳膊，不停地低声咒骂。她站在一楼的门厅里，高呼亚伦的名字，如同死亡天使在召唤下一个罹难者。

他没有答话，于是，她继续高喊自己的祈祷已经如愿：“你让人渣一样的家庭住在我儿子家里，结果他们就像渣滓那样被冲走了。这还只是个开始，你等着瞧吧，除非你公正地对待我们，为我儿子正名，否则我会让你承受比埃及七灾[13]更严酷的惩罚。”

此时，一个体态瘦小、衣着素净的身影出现在过道尽头，那是为参加葬礼而身穿黑衣的伊丽莎白。她彻夜未眠，坐在亚伦为她安排的卧房的床边，注视着敞开的衣橱中悬挂的黑衣。她不知道葬礼将于何时举行，也不知道自己必须在何时动身；她从未去过墓地，无法料想那里的情形。于是，她在凌晨四点穿上衣服，走进厨房等候曼佐尔。此时，在房内仍寂静无声的骇人时刻，伊丽莎白身处空空荡荡的世界中心，内心深处的每一分确信都已被掏空，她感到拉斐尔之妻的诅咒正以痛彻心扉的力量在她体内回荡。

从1968年那个无尽漫长的秋天到1969年冬天，伊丽莎白不停地在各家亲戚间辗转。每到一处，她都被同情的拥抱和怜悯的眼泪迎进门，还被告知想在那里住多久都行，但短短几天之后就会被默默地请出去。接待她的人担心倘若时间拖得再长点儿，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她永远缠上：她是个接近婚嫁年龄的孤女，没有嫁妆，倒是有些基因的缺陷，命数也很不济。她身上散发的气味既浓烈又怪异，从她的头发和皮肤中飘出来，充斥着她走过的每一寸空间；它渗透在她的呼吸和尿液中，让她睡过的每一张床闻起来都像是船舱外的甲板，把她的洗澡水变成了体液，她触碰过的任何东西都会留下一道清澈透明却又令人不安的痕迹。它污染了主人家厨房里俄式茶饮中的开水，还糟蹋了配餐室里磨碎的番红花和莳萝。

三周过后，她已经没有亲戚家可去，只得站在学校大门口。她饿得两颊凹陷，及膝长袜以上露出的大腿冻得发青。此时，她的朋友侯赛因·泽莫罗迪正坐在他父亲停靠在路旁的橙色培康汽车[14]里。侯赛因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的穆斯林，他们相当幸运，机敏地抓住了高涨的油价与国王的现代化改革举措带来的机遇。他的母亲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将珠子和水晶缝缀到富婆们的舞会礼服和婚纱上；父亲是出租车司机，但三个儿子都依靠政府奖学金上了一流的私立学校，如果再交点儿好运，很快就能摆脱贫农之孙和贫民窟外迁居民之子的身份，跻身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之列。

当父亲开着出租车来接他时，侯赛因看见伊丽莎白独自站在校门口。他明白她站在那儿是因为走投无路。他既没跟父母商量，也没征得任何人的许可，便拉起她的手说：“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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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在泽莫罗迪位于南德黑兰的家中度过的五十八个夜晚，将会影响她日后做出的每一项重大决定。这些陌生人心地善良，慷慨地与她分享他们用自己的血汗钱购得的食物。他们彻底摒弃了毛拉的教诲——“犹太人是不洁的，他们碰过的每样东西，按照仪规，也会成为不洁之物”。他们的信仰坚定、纯正：辛勤工作和奉献自我是每个人的命定之事。不过，对伊丽莎白而言，她还领悟到贫富之间，以及舒适安逸与朝不保夕之间的差距，远不及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么大；但也意识到复归昔日美好的路途漫长而艰苦，随处可见“也曾尝试者”的尸身；对她这个在洪灾过后困于泥沼的人来说，除了借助极端手段外，别无选择。

三月的波斯历新年那天，伊丽莎白将她的物品装进行囊——一套备用校服、两双袜子和校长捐赠的所有课本——她亲吻了泽莫罗迪夫妇的手，又吻了侯赛因的脸颊，然后转身离去。下午四点，春日出奇地寒冷，街上充满了节日的喧闹。冬日的最后一丝积雪刚刚消融，雪水汇入了道路两旁的小水洼。伊丽莎白用侯赛因给她的几个托曼买了一包水果形状的杏仁软糖，五颜六色的糖块排成几行，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盒里。她用报纸将它包好，在步行前往亚斯花园的整整一个半小时里，始终把它抱在胸前。当她到达时，她的白袜子上溅满了泥浆，白色蝴蝶结也开始松散，但那盒杏仁软糖却完好如初。她对曼佐尔说，她是来见索莱曼先生的。

在主客厅里，亚伦正与六位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衣着优雅的太太和极为乖巧的孩子们坐在一起。跟亚伦坐在一起的男士们抽着香烟，正在就国王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最新分歧交换意见，事件的起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拒绝偿还由于进口石油形成的十亿美元债务。太太们紧密地围成一圈，炫耀着各自的项链，挥舞着珠光宝气的手，热议着德黑兰犹太上流社会中条件最好的单身汉——亚伦——如何以及为何逃脱婚姻的羁绊。

在亚伦已近而立之年时，他比大多数同龄人都更久地躲过了迫切待嫁的年轻姑娘之家设下的种种圈套。与他同龄的其他单身汉，要么是太穷养不起家，要么是缺点太多吸引不了他们心仪的那类姑娘。有传言称，其中一两个人将自己与其他男性的暧昧关系看得比结婚生子的责任更重。少数几人被荡妇所骗，家里也不可能允许他们结合。

伊丽莎白走进客厅，下颌微颤，双手握拳，穿着明显偏小的破校服和鞍脊鞋，径直走向亚伦。她年方十五，身高还不足五英尺二[15]，胸部扁平，毫无姿色可言。

她将杏仁软糖敬献给亚伦，放在他身前的桌上，退后五步，双脚并拢站好，双手紧贴在身体两侧。

“新年快乐[16]，”她说，“如果你想要我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妻子。”

婚礼规模很小，在德黑兰北部厄尔布尔士山麓的达尔班德餐厅举行。由于她比女子的法定婚龄小一岁，亚伦不得不从一位家庭法院的法官那里获得特许。伊丽莎白没穿礼服长裙，而是身着白色棉布上衣搭配百褶裙，用腰带在身前系了一个蝴蝶结。她拒绝了所有叔伯婶姨和表哥表姐们提出的帮助，独自去买了这套衣服。那些亲戚曾在她登门时笑脸相迎，留她在家中住了几天之后，他们就变得粗暴无礼，爱发脾气。自此以后，他们只要在街上碰见她，就会迅速看向别处，然后走到马路对面——直到他们听说她即将成为亚伦·索莱曼的妻子，突然间又重新顾念起亲情来，不断邀请她参加午宴、晚宴和购物之旅，还约她同去美发沙龙里泡上一整天。

她倒不是因为怀恨在心才拒绝他们提出的帮助与陪伴，她只是不明白为何要两人一起去买一件衣服；明明梳理十秒钟、再扎一个简单的辫子就足够了，为何要花费一个小时（更不消说一整天）去做头发。她从来不做其他女人和年轻姑娘爱好的事——在时兴的女裁缝的工作坊里花七个小时试衣服，赶着看下午早场的电影，还有每周一次的仪式：将头发浸在啤酒里，然后用发卷裹好，等头发干透再将发卷散开，最后用熨斗拉直。

她在波斯波利斯大道上的一家小时装店里买了衣服，但没告诉店主是要在什么场合穿，花销比起亚伦给她分配的预算金额来说微不足道。此外，自她向亚伦求婚直至他们婚礼当晚的三周里，她几乎没离开“大宅”一步，也不接打给她的几十通电话。她胆大妄为的（不消说甚至是自负的、放肆的，而且——能骗得了谁呢？——完全是恬不知耻的）求婚新闻在几小时内迅速传遍了德黑兰，甚至是最不感兴趣的人也感到诧异，纷纷关注此事。不论是为待字闺中的年轻女子暗中盘算的父母，还是已“嫁作人妇”随即后悔的沮丧妻子，甚至是富庶人家中最懒散的老鸦片烟鬼仆人，人人都想知道怎么竟会有这等事。

一个拥有亚伦那样优渥条件和良好声誉的男人，本可挑选世上任何一个姑娘——只要你开口，我亲爱的，她的父母就会将她放在一个金盘里拱手奉上——为何要选择一个十几岁的孤女呢？她最杰出的才能只不过是解决别人都不屑于做的数学难题而已。

对于直指他的诸多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娶她？——亚伦只微笑着淡淡一句“为什么不呢？”。

他向伊丽莎白承诺自己将“爱她、忠于她并愿意包容她”，而伊丽莎白对他接受自己的求婚则显得毫不惊讶。

当从黎明破晓前不安的睡眠中惊醒时，他便自我安慰说，他是在为维护索莱曼家族的声誉而尽义务。

这些都是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真相有许多层次，有些对未经训练的眼睛而言是可见的，有些则不然。

亚伦起程前往巴黎那年——1958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也最糟糕的一年。四月时，他将童贞献给了他从十二岁上初中时便开始暗恋的女人。八月，他犯下一个错误，向母亲吐露了情人的真实身份。九月，距他在德黑兰的大学开学只差几天时，他被公司的一辆汽车从亚斯花园接走，然后被带到机场。在那里，有人交给他一张机票和一份将他流放的签证。

亚伦的父母对朋友们说他在法国学医。事实的确如此，这在当时也是寻常之事。许多富家子弟都被送到瑞士的精修学校或英国的军事学院读书。一些被送去上学时只有八九岁，也有的是高中毕业，没能通过伊朗的高考，或只是单纯希望能接受欧洲的教育。大多数人都在取得学位后衣锦还乡，迎娶父母为他们选中的姑娘，接管家族企业，或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内建功立业。少数人爱上了西方世界或是西方的姑娘，违背父母的意愿成亲，之后在欧洲或美国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地过日子。

因此，尽管亚伦的离去出人意料，而且与其他留学生不同，他在外四年期间从未返家，但这些都没引起人们的猜疑。伊兹奇耶可不是那种会耽于休假这类琐屑小事之人。再说，亚伦是个极为严肃认真的小伙子，孜孜以求地专注学业，也不会耽于思乡之情或成家的渴望。至于他的风流韵事——曾使他父母高度警觉，以至他们将他驱逐到另一片大陆，除非他同意与那个女人一刀两断，否则就不准回来的机密——则始终秘而不宣。

她名叫费列什泰赫·加里卜，是个拥有母鹿般的双眸和沙哑嗓音的妖媚女子。她比亚伦年长十五岁，呃……还嫁给了他的舅舅。亚伦初次见到她时，她正安然裹在一百码长的白色蕾丝裙中，坐在未婚夫家的婚礼华盖下。她二十七岁，是个离异的女人，却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华丽转身——她找到的第二任丈夫，既不是为年幼子女寻找免费保姆的鳏夫，也不是因贫病而无法轻易赢得“如意”新娘之人。

费列什泰赫的第一任丈夫与她离婚，是因为他觉得她不可能忠贞不贰。这取决于你究竟信谁：他要么是个竟会去指责流浪猫与其他男人打情骂俏的偏执狂，要么只是足够敏锐地在意图转变为实际行动前就未卜先知了。

她的第二任丈夫名叫杰伊·盖茨比（曾名贾韦德·加里卜），是个伊朗犹太人，拥有哈佛大学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偏爱丝巾、领带别针和带宽大垫肩的白色西服。上高中时，他的癖好和文雅曾引发一些关于他缺乏阳刚之气的揣测，他为此默默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为了证实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诉诸非常手段，自愿报名去服兵役：在国王治下，尽管服兵役原则上是对所有年轻男子的强制要求，但实际服兵役的只有那些没钱贿赂军官、缺乏动力去读大学或是没法托人走后门的人。两年后，当贾韦德光荣退伍时，他把武器带回了家，置于父母的客厅中展览。这真是个不易的壮举；军方可不希望平民在家中私藏枪支，但贾韦德感到这么做意义重大，因为它将会消弭那些不雅的谣言，使母亲不那么发疯似的想让他赶紧结婚，而且如果走运的话，此举还将为贾韦德争取一些时间和空间去追求他的挚爱：阅读小说和写作诗歌。

他一直以来最喜爱的那本书讲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北达科他州一座农场里的男孩，名叫詹姆斯·盖茨，他迅速发家致富，之后搬到纽约，改名为杰伊·盖茨比。此书于1925年在美国出版后，几乎马上就被人遗忘了。贾韦德碰巧在学校图书馆里见到一册。几乎从第一页开始，他就感觉像是在阅读他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故事：那里面有脱贫致富的发展轨迹、新贵与世家权贵间的剑拔弩张，以及对美的渴望（尽管贾韦德当时懵然不知，还有不道德的爱情和对婚姻的不忠）。在从哈佛毕业返回伊朗之前，他将自己改名为了“杰伊·盖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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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伦向母亲坦白他对舅母的爱恋时，母亲斥责费列什泰赫·盖茨比是个有恋童癖的无耻娼妇。他的父亲则指责杰伊是个戴绿帽子的懦夫，连自己的妻子都管不住。不过，亚伦称是他从费列什泰赫婚礼当晚起便始终迷恋她，每晚都梦见她，在六年中每天找各种可能的借口去见她，直到他十八岁、她三十三岁那年的某个夜晚，他发现她独自在家，便痛哭流涕地央求她抛弃丈夫，与他私奔。

虽然他会极力否认这一点，但人们普遍认为费列什泰赫·盖茨比即使在年轻时也非娇媚尤物，那么当亚伦爱上她时，想必更称不上什么绝代佳人。不过，她确实有犹太人所谓的无形特质，即“行为举止犹如上层淑女”。这对任何女性而言，都是对其品行的高度赞扬，尤其是以男性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她自信的举止恰能构成一种挑战，但又不致令人望而生畏；她懂得如何着装、用什么颜色的唇彩、双腿交叠到什么角度才能显得热情，但又不致看起来轻浮；她能在满屋子男人面前翩翩起舞而不怯场，甩头发时不显得像个悍妇；多次暗中出轨，也允许她的丈夫这么做，却还能不败坏他们在社会上或国内的名声。

费列什泰赫·盖茨比必定具备上述所有品格，甚至更多——行事轻率就是可以想见的一点——因为她并没和亚伦私奔，而是不时与他在夜晚幽会，地点就在她自己家里，而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就安睡于自己的卧房中。他们住在莫拉维大道上一栋二层的楼里，离拉兹医院很近。按费列什泰赫的说法，除了生儿育女的失败尝试之外，她丈夫对她再无兴趣；他看到图片里的万宝路牛仔[17]、大卫·鲍伊[18]和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比见到她赤身裸体还要开心。在结婚之初，他便宣称与别人同室而眠就睡不好觉，将自己的床铺搬到了屋里的另一处。

费列什泰赫和亚伦的私情如此持续了五个月，若不是他让良知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原本还能维持得更久，或许是一辈子。尽管他无时无刻不在期盼每周与费列什泰赫那短暂的幽会，但负罪感和对丑闻的畏惧也在折磨他。他明白，只要自己还与她同处一片天空下，就永远无力斩断情丝。于是，他利用上大学前那个夏天将自己的心掏出来，撕成血淋淋的碎片，还鼓足勇气向父母坦白了罪孽。临行前，他给费列什泰赫写了一封他这辈子写过的最长的信，落款是“今生来世，你最忠实的伴侣”。

亚伦与伊丽莎白结婚是因为他迟早都要娶妻，然后繁育出索莱曼家族血脉的继承人；他觉得她太年轻，因此感受不到他的情感缺位和性冷淡；还因为她自身对周遭发生的许多事情，更多时候只是作为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知道她家人之死与他本人和拉斐尔之妻的世仇有关，于是欣然给予了她一个新住处和一个新家庭。他很喜欢她，足以将她的奇行怪癖当作趣事，而她对他的真挚情感也很讨他欢心。尽管他无法爱上她，但还是一心一意地想完全忠于她。

在伊朗给孩子起西洋名字的做法相当普遍，因此，当亚伦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安吉拉”时，没人警觉起来，甚至都没产生什么联想。实际上，他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安吉拉”是“费列什泰赫”——“天使”——的英译说法[19]。这是亚伦对自己仍悲戚不已的内心给予的唯一让步——随他想说多少遍费列什泰赫的名字也不会引起怀疑——他有意向她发出信号，她依然并将永远是他的挚爱。从他处理个人问题和职业生涯的方式，你倒是看不出有什么非常不妥之处。两年后，当伊丽莎白生下次女时，他为她起名“诺尔”，意为“光芒”。此时，他已将索莱曼公司发展壮大，成为国内同业中的龙头，并树立起公平用工与诚信合作的声誉。他的妻子以其独有的平和方式爱慕着他，德黑兰上流阶层的其他人——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巴哈伊教徒——看似也都颇为青睐他，所以亚伦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他没辜负期望，履行了作为伊兹奇耶继承人的责任，如今只需每天醒来，照常生活和呼吸，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日子。

在东方国家，那些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人就是这样：为了能活下来，他们用自己的灵魂换来一副皮囊。

只有在美国，那些没能将你打倒的困难才会使你更强大。

虽然亚伦的孩子们从没有机会告诉他，但在与他相处的全部时光里，她们都能感觉到他心不在焉。多年后，向来能言善辩的安吉拉将她与父亲产生情感交流的渴望比作“试图去骑一匹稻草马，你可以跨上它，鞭打它，踢它，并且随意命令它，你也可以给它喂糖和一满桶苹果，但冷酷的事实是，甚至在开始尽力之前你就已经明白，它永远都不会前进”。

母亲“冰女王”伊丽莎白能够接受亚伦在感情上的疏远，但这并不能使安吉拉心里更好受一点儿。他们结婚时，伊丽莎白甚至不满十六岁，也不曾享有正常的童年生活，因此她的举止从不符合常人的生活规范。她步入了有资产者的阶层，但自然不懂得如何像他们那样生活。那类人的妻子对孩子是生而不养的，起初会将他们交由保姆或仆人照料，然后送到欧洲的寄宿学校。那类妻子不会亲自哺乳、给孩子们洗澡或为他们做饭。她留意家中发生的一切，却不为生活琐屑羁绊。她的任务是了解上流社会的处世规则，然后加入他们的行列。她必须始终衣着考究、楚楚动人，还要出现在合宜的场所——高档美发沙龙或裁缝店，在新开业的俄国餐厅进午餐，在达尔班德餐厅吃晚餐——还要跟合适的人物在一起。她必须参加聚会，还要像其他所有人那样频繁地举办派对，在男人们面前表现得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她必须舞姿优雅，制订奢华的旅行计划，购买最昂贵的珠宝首饰。她这样做，便可确保家族的地位与自己的美名，为子女带来美满的婚姻。

若是对照上述标准，伊丽莎白就算不及格。她幼年时便表现出的超越年龄的成熟，未随岁月增长或减退。她在十二岁和十八岁时显不出有什么分别，而她似乎也没想得到更多。不论居家还是上街购物办事，甚至是偶尔与亚伦一同参加聚会，她都穿着朴素的布裙和平底鞋到处活动，几乎与她钟爱的校服别无二致。她不会为奢华享受而肆意挥霍钱财，因为她不懂那样做有什么必要；她始终与“哑女”曼佐尔一起在厨房用餐。对于访客带给安吉拉和诺尔的娃娃、玩具手推车和迷你茶具等礼物，她根本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甚至对于自己只有女儿、没生儿子的事实，她似乎也毫不介怀。当别人善意地问她为何不急着给亚伦生一个继承人时，她看起来当真困惑不解。当被告知女儿当不了继承人时，她就更搞不懂了。

或许，孩提时她塞进自己头脑中的所有那些数字、数据和事实，没有为老派的有用常识留下任何存储空间。

或许，她的确在尝试生儿子，但没能成功。或许，亚伦对她失去了兴趣。又或许，她不想冒再生女儿的风险。一个女儿已经够糟的，两个简直糟透了；而说实在的，三个将会是灾难。

事实上，亚伦和伊丽莎白都没渴望有继承人，也不觉得有必要再扩大他们的家庭。他们各自都失去了太多——他失去了此生的真爱，而她失去了原本的家庭；他丧失了再爱上别人的能力，而她则失去了读大学的毕生理想——因此，他们除了已从命运和境遇中艰难得来的点滴满足之外，再也别无他求。

只是，他们还没明白一个道理：你向上帝索取得越少，他就越是吝惜赐予你东西。他很擅长这么做——在正要干涸的井水里下毒。

无论亚伦相信与否，上帝在亚斯花园投下的毒药正是“嫠妇之叹”。

每隔几周，拉斐尔之妻就会拽着她所谓的儿子来这里。她会在大门口，一直揿着门铃，直到有人来应门；等得越久，她的尖声咒骂和污言秽语就越多。

“让我进去，你们这帮婊子和臭狗屎，”她在门口尖叫，“快开门，你们这些惯盗，你们偷走了我儿子的继承权，还把我们丢到阴沟里。快让我进去，不然我就诅咒你们的孩子，让她们不得好死。”

街坊邻居和经常出没的街头小贩们都认识她，也知道她的故事；他们要么对她的暴怒熟视无睹，要么冲她大叫，要她闭嘴滚到别处去。路过的陌生人会停下脚步，打量着她和男孩，问明情况，随后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轻蔑地盯着她，仿佛在说他们知道她在撒谎。任何人都看得出，拉斐尔之妻太瘦太黑，根本吸引不了任何异性与之交欢；而且她的年龄也太大，根本生不出她声称是拉斐尔之子的那么年幼的男孩。

她手中紧紧攥着一个脏兮兮的白色塑料袋的袋口，这袋子闻起来就像死羊的内脏。她很警惕地守着那个东西，仿佛害怕它会被人偷走。只要她一到，就会有个女仆跑去开门让她进宅子来，以免她在大街上吵闹。她抢在女仆前面，大步流星地走进“大宅”，随后驻扎在主客厅里等待亚伦。倘若伊丽莎白想要跟她说话，拉斐尔之妻就会朝她啐上一口，骂她是“没娘养的荡妇”和“疯子的女儿”。如果曼佐尔拿给拉斐尔之妻一盘吃食，她会将它踢落在地，要是儿子胆敢伸手去够，她就打他的手。她只想跟亚伦说话，还威胁说她会一直等着，如有必要会等上一天一夜——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或者除非他同意让她儿子随父亲姓，否则休想避开她。

亚伦毫不怀疑——不论在哪个方面——他对这个女人和这个男孩都并无亏欠，但他也不是铁石心肠，并非毫不在意别人的评判，所以他不会无视寡妇袜子上的破洞、男孩鞋上的泥巴和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公厕味儿，因为他们的住处没有室内管道或化粪池。每次她一来，他都会给她付房租和买食物的钱，还同意付孩子的学费；倘若不像拉斐尔之妻那样，认为亚伦只不过是归还本该属于他们的钱，这或可算得上慷慨之举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拉斐尔之子渐渐明白，他们的那些造访只会带来耻辱与羞愧。为此，他讨厌母亲像携着一个耻辱的标记那样带他东奔西走，还拎着旧塑料袋，里面装着钱、钥匙和她值得保护的仅存物什。她把他的出生证装在衣兜里随身带着，每天会掏出十几次向愿意听她故事的任何陌生人展示。

就在那儿——她指着本该写着他姓氏的地方：

名：拉斐尔之子

姓：无

出身：私生子

1975年某个夏日的午后，她来到亚伦家，显得疲惫而绝望，并且一副随时要发作的样子。如果拉斐尔之妻对她身边这个男孩的血统和身世没有撒谎的话，那么他当时该有十二岁了，脸上看似不带丝毫感情。在“大宅”里，拉斐尔之妻在亚伦面前挨着沙发边坐下，将袋子放在腿上，却仍紧握着它，然后一把攥住儿子的胳膊，想让他也坐下。可他始终站着，双手插在衣兜里，眼睛牢牢盯住地面，好像一根愤懑的柱子。

“你要送他去上学吗？”亚伦开门见山地问，提到男孩时仿佛男孩并不在场。

拉斐尔之妻讥笑道：“我们头上几乎连个屋顶都没有，我们吃的东西连狗都不碰，我们需要的是新衣服和新眼镜，可你却问上学的事？”

亚伦身穿量身定制的西服和印有他姓氏首字母的衬衫，坐在一张罩着丝质椅套的天蓝色扶手椅中，木质的椅子腿上漆着金粉——这是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20]中展出座椅的复制品。他徐徐地摸出一支香烟，点上它，吸了一口，吐出烟气。

“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的学费付过了。”他说话时根本就没看她。

听到这话，拉斐尔之妻丢下塑料袋，将指甲深深嵌入儿子的手臂里。

“你告诉过我？”她将一腔怒火猛喷向亚伦，同时用力摇晃着那个目瞪口呆又茫然无措的男孩。“你告诉过我？”她松开他的胳膊，抓住儿子的后脖颈，将他的脸推向前方，仿佛它与身体其他部分是脱节的。“你看看吧！他都快瞎了。我没法给他买新眼镜，因为我没钱。”

她松开男孩，又从地上捡起塑料袋，一股脑儿地倒在桌上。两打生鸡爪被倒在打磨光亮的木质桌面上，有些是淡粉色的，其余的则令人恶心地泛着黄。

“这个！”当腐肉的气味升到空中时，她尖叫道，“这就是我们的晚饭。屠夫免费送我们的，因为别人都不要。”

亚伦无动于衷地看着她，随后瞥了男孩一眼，他正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亚伦将手伸进衣兜，掏出一叠一百托曼的钞票。他数出十张，然后把它们搁在拉斐尔之妻面前的桌上。

“拿去，”他冷冷地说，“但你要明白，你永远都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足有一分钟，两人彼此逼视着对方。之后，亚伦缓和了一下语气，又瞥向男孩，对他的母亲几近恳求道。“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他说话时仿佛是在恳请能唤醒她的常识，“不论你想要什么，心情多么迫切——你都必须明白，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你和你的同类要跟像我这样的人斗，想都别想。”

奇怪的是，词句在被说出口的那一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潜藏的力量终将被证实是多么野蛮和凶残。在亚伦看来，他无非是宣告了一个显见的事实——甚至对拉斐尔之妻来说也是个务实的建议，这样她就不会白白浪费时间，让儿子去追逐他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因此毁了他的一生——但那句话对她来说，却变成了宣战的挑衅。

那晚在“大宅”里，她怒视着亚伦，直到眼里开始涌起泪水，然后她说：“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这类人的厉害。”

十几岁时，他在许多个夜晚摸黑爬进费列什泰赫为他留的没上锁的门，爬过仆人的卧房，然后爬上楼梯，经过她丈夫的卧室，有时甚至还经过她公婆的房间；在所有那些夜晚，当他在欲望的驱使下颤抖着爬行，为求取欢乐甘愿赴死的时候，当他溜上她狭窄的木床，她已袒胸露腿，恣意饥渴地等在那里时；在所有那些夜晚，当他们自以为正独享二人世界，安然超脱于他人的评判之外时，拉斐尔之妻就在那里，她躲在杰伊·盖茨比家院子中阴暗僻静的地方，观望着。

“你那么看重名声，”她说话的语气已不再绝望，“可如果我开口把你和那个同性恋的老婆做了什么告诉别人的话，你的名声就连粪土都不如。”

有时，你伤害别人是想为自己谋得利益；而有时，伤害别人只是为了给对方招致痛苦。多年来，拉斐尔之妻对付亚伦时始终用的是第一种思路，但未能奏效。这次，她要试试另一种。

在“大宅”里，她对亚伦说，她当然什么事都会搞清。她曾是拉斐尔的看护人，当他体内发出的光亮开始燃烧，鬼魂和夜行动物将他引到屋外时，她便彻夜不眠。她不得不经常追着拉斐尔跑到街上，犹如母亲跟踪她任性的孩子。她自然会看到亚伦从亚斯花园偷溜出去。

如今，她意识到自己只有一个撒手锏了。如果她以公开羞辱亚伦相威胁，而他却拒不屈从的话，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兑现诺言。

“你是想声名狼藉，”她问，“还是想要你的‘阿比路’？”

又是那种气息——芬芳的雨露在午夜坠入湖中——好似动物进行某次没有回头路的地理大迁徙前夕，被无形的力量激发出来的那种气息。它迅速扫过房间，宛若拂晓的和风唤醒了熟睡的婴儿与娇羞的新娘，将空气中的动物腐肉和心灵创伤之气涤荡一新，将受制于拉斐尔之妻的未来清晰可见地呈现在亚伦面前。

她本以为她是在逼视亚伦，因为他们正四目相对，但是光线太晦暗，而她又近视得厉害，因此看不出他凝视的目光中其实空洞无物，全然心不在焉。

渐渐地，一个关于亚伦·索莱曼和他舅母的谣言开始传开，内容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就连复述它都是一种罪过。似乎是拉斐尔之妻这个疯婆子和她的野杂种（她干了什么——捡了个孤儿？从他父母身边偷走了孩子？反正肯定不是她亲生的）在到处活动，她把手放在她能找到的各种圣书上起誓，曾不止一次亲眼所见……呃，若再说余下的内容简直令人作呕。

起初，这就只是一个关于传闻的谣言。当它被重复了足够多次以后，就渐渐从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变成了恼人的质疑，继而演变为恶毒的怀疑，名誉轰然内爆迸发出的全副力量，重击着杰伊·盖茨比的灵魂。一时间，过去关于他长久盯视其他男孩、调情般地玩弄自己丝巾边儿的闲言碎语又活跃起来，并再次被人细究。人们纷纷揣测，会不会是因为他无法满足自己的妻子，以至于她去向别人寻求慰藉？他是否已知这段风流韵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在某些夜晚没发觉家中有客，是不是因为自己也正忙着寻欢作乐？

杰伊·盖茨比的毕生精力和屡次牺牲都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誉不被同性恋的指责玷污。盛怒之下，他斥责妻子竟会如此出格，才使别人产生这般恶心的念头。情况本已够糟的了，可他始料未及的是，局面还将愈演愈烈。

她原本可以道歉，保证改过自新，让他的怒火仅止于老婆招来了不实的谣言。然而，她却告诉他事实的确如此，那些全是真的，甚至包括她和亚伦是情人，他们就在他隔壁的房间同床共枕。一切都千真万确，因为他，杰伊，不是个真正的男人。

多年以后，伊丽莎白仍能听到黑暗中的电话铃声。那是在1976年10月31日，周日。在亚斯花园，女儿们已经入睡；仆人们结束了当日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休息。伊丽莎白坐在主卧室旁边的休息区，全神贯注地阅读一份附带图纸的英文工程报告，内容是关于美国1938年建造的第一台可循环冷却的液态推进火箭发动机的。设计者詹姆斯·H. 怀尔德于1953年逝世，终年四十一岁；不过在此之前，他设计的发动机已升级更新并投入使用，首次成功突破了声障[21]。

伊丽莎白阅读科学书籍和工程报告就如同别的女人读小说期刊与《简·爱》《悲惨世界》的每周连载译文似的。自十五岁辍学时起，她的未来便已脱离原定的轨道，但这毫不影响她与自然科学保持联系的方式，比方说：她为溺亡的弟弟们发明创造的数字语言，她教“哑女”曼佐尔书写的词句——它们在旁人看来像是一大堆随机数字或是无法突破的线性迷宫，但对伊丽莎白而言却是有含义、有情感的诗歌。

电话响了两次，停了，随即又响起。伊丽莎白从椅子上起身，伸手去拿听筒，但她中途停下，转而望向窗外：她上一次凝视窗外时，天空透着德黑兰秋日的那种明亮的蓝黑色，当时空气干燥，漫天繁星一路铺撒在地平线上。此刻，一道厚重的湿气如同暴风雨前的浓雾贴覆在玻璃窗外。透过窗户，在她看不清的地方，波浪正穿越暗夜滚滚而来；电话铃响的时间越长，波浪也聚得越高，变得愈发响亮。

她握住听筒正欲将它拿起，突然感到被某种类似闪电的东西灼伤了手掌。她松开听筒，将手挪开，可电话仍响个不停。

“接呀。”五岁的安吉拉命令道。她穿着睡衣，光着脚站在门口。

电话铃已响了九次……十二次。伊丽莎白知道，在她接起的那一刻，潮水将会打在房屋的墙壁上，然后推倒它们，冲走沿途的一切。

“接电话，快啊！”安吉拉跑向电话，“可能是——”她正要说“爸爸”，但伊丽莎白拿走了她手中的听筒。

一个略带外省口音的陌生男子在电话里冲口而出：“这是已故的亚伦·索莱曼先生家吗？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

枪击发生在晚上7点30分，地点是索莱曼公司大楼顶层亚伦的私人办公室，它位于巴列维大道，马路对面是公园。据军警事后推断，杰伊·盖茨比行动迅速，且非常精准：在他走进亚伦办公室六十秒内，人们便听到了第一声枪响，那一枪摧毁了亚伦的半张脸，残余部分也已面目全非。秘书听到后，赶紧朝远离枪声的大厅另一头跑去，她的尖叫声比火车的汽笛声还响，所有男职员闻声都跑出办公室，飞奔到亚伦门前，却发现门已被人从内侧反锁住了。

在有人能破门而入之前，身高六英尺三[22]、体重一百八十磅[23]的杰伊·盖茨比已将他那具精瘦匀称、被呵护备至到令人不安的身躯从顶楼的窗户撞了出去，他的身体向下坠落，几乎已与头分离，一直跌到七层楼下两旁栽着悬铃木的人行道上。盖茨比在用枪杀妻子传闻中前任情人的方式证明了他的阳刚之气以后，想必曾在饮弹自尽与跳楼自戕之间摇摆不定。或许，他把枪口塞到嘴里，在扣动扳机时手却发抖了；又或许，当他走近窗户时枪支意外走火了；但不论是哪种情形，总之，当他坠落到巴列维大道上时，脖颈已被炸开，脑袋靠仅存的一丝韧带勉强连在身上。

在亚伦被枪杀当晚，伊丽莎白接听着那个男人的电话。“对，这里是索莱曼先生家……对，我是他的遗孀。”是的，她将开始准备他的葬礼。之后，她挂断电话，站在自己的床榻旁，垂头凝视床头柜和电话机。就连小安吉拉拽着她的手，大声喊着她的名字问“是谁”的时候，她也纹丝未动，一言不发。

若非“哑女”曼佐尔及时赶来救场，安吉拉肯定会尖叫到歇斯底里，而伊丽莎白或许会变成盐柱[24]，永远定在原地。曼佐尔不需要别人告知详情，就能从伊丽莎白那空洞无神的目光中读懂，伊丽莎白再一次彻底茫然无措，陷入无尽的孤独。

她出门时穿着她整日在家穿的那身衣服。那时已是午夜，要到几个小时后才能找到拉比或发布讣告，但她确实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因为她曾在另一场水灾时到过那个地方。

墓地有数百年历史，地上没有铺路，位于离城很远的一座山坡上，这样能避免污染到穆斯林脚下的土地。直至礼萨·汗到来以前，犹太人都被驱逐到聚居区中居住，因为按伊斯兰教的仪规，他们的宗教是不洁的，穆斯林被他们稍碰一下就会受到污染，因此从不允许他们扩建墓地。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将逝者在地下叠放了十多层，这倒是有助于保持家族的完整性。但在想要埋葬新来的逝者时，会发生令人不快的意外，掘墓人的铲子也许会戳到已故的父母或令人怀念的宝贝孩子。当一个男孩问伊丽莎白为何前来时，她只说了一句：“我想确保你不会把他放在我的孪生弟弟们上面。”

丧葬承办人解释说，墓地是按照父系家族安置的，只有已婚女人和孀妇才会与丈夫合葬，其他所有人只能和自己的父亲埋在一起。

“回家准备守丧去吧。”男孩建议道。他这么说既是为了帮助伊丽莎白，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多睡上几个小时。

她一言不发，只是站在棺材旁边，垂头盯着自己的双脚。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和衣服滴落下来，犹如一头悲痛欲绝的巨鲸之泪。

验尸官签署死亡证明时，并未提及是他杀或自杀，之后便直接将尸体送到波黑什帝尔下葬。由于两位死者都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男人，所以大家都明白公开宣布的死因将会是“不幸的意外”。“自杀”只会出现在窃窃私语中，而“他杀”在有关他们的任何言谈中都是禁忌。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它又成了必须严守的秘密之一；倘若这场雨能止歇的话，就等于是帮了所有人的忙，因为那将足以保守秘密，使两个家庭都免于诸多尴尬与痛苦。

当电话铃声响起时，伊丽莎白本以为她听到的是海啸以时速一千英里迫近的凶兆，但那实际上是平地突起的雷雨云炸裂的响声，云层聚拢在亚斯花园和安宁大道上空，一直蔓延到巴列维大道和伊丽莎白与亡夫之间的每一寸土地，甚至在她接到死讯之前暴雨便已倾盆，昏天黑地的，气势堪比《圣经》中的滂沱大雨。[25]

一连三天，雨势丝毫未减。雨幕中的天空灰白一片，如同暴风雨中的海水那般浑浊晦暗，白昼时暗淡无光，夜晚则黑暗沉重得像是在棺木里。波黑什帝尔那位年轻的丧葬承办人好像被嫉妒的女王给诅咒了似的，从他世世代代的祖先手中继承了这份职业。他特别仔细地用碱液清洗尸体，用多余的长袍将它们层层包裹起来。他选出破损程度最轻的两副棺材来成殓逝者，把它们运到墓地，然后走到外面去掘墓。

他刚在地上掘出一点凹痕，雨水便将一铲子泥土冲回去填平了。第一天过后，土地太过湿软，就连走上去都会陷到膝盖。翌日夕阳西下时，墓碑都漂在泥淖里。第三天早上，一场泥石流将许多泥土从墓地上冲走，尸体露了出来，向山下漂去。

在一片混乱之中能看到腐烂的裹尸布，凸起的头盖骨从土里冒了出来，像鱼儿一样快活地漂游着。唯有一幕比这更加触目惊心，那就是亚伦的遗孀——年纪轻轻却怪想联翩的天才，她能全凭记忆绘出宇宙飞船的发动机，却不能指挥厨子烹饪一日的饭食——她穿着朴素的薄毛料连衣裙和鞍脊鞋，站在掘墓人的木屋里注视着一切。她仿佛是某样从船舷边坠海的物件，对风吹雨打都无动于衷，当可怜的男孩一再保证他将在能举行葬礼的第一时间通知到她时，她也置若罔闻。

到了第四天，国内首席拉比——拉布·耶胡达召集了一小队人马去寻回流落的尸体和被冲走的墓碑，然后将它们各归其位，放在用石头压住的防水油布下面。他们在索莱曼家族的墓地附近支起一顶帐篷，用临时搭建的水坝阻住泥沙，赶在雨水还不及将帆布和用于固定帐篷的杆子与绳索全都冲垮之前，迅速把亚伦放进墓穴里。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了盖茨比的尸身。随后，拉布·耶胡达用他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宣读了送走死者的祈祷词，高声哀叹为亚伦这样一位“伟人”送葬的人如此寥寥，却对盖茨比不置一词。最后，他宣布葬礼结束。

“回家吧，”他轻拍着伊丽莎白的肩膀，“逝者不复归。”

他不必对费列什泰赫·盖茨比说什么，因为她根本就没在杰伊的坟墓附近，甚至根本没在墓地现身。她要么是躲在家中等待雨停，要么就是由于丧尽“阿比路”而被迫隐居了，免得抛头露面。若是如此，那可能会是这个愚蠢荡妇几十年来最明智的想法，这对伊丽莎白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拉布·耶胡达开始对伊丽莎白咕哝着他重要宝贵的建议：“你也不是完全没被丑闻玷污，我亲爱的，因为你的丈夫放荡度日，还有关于那个‘布什尔的黑母狗’的问题，我记得别人是这么叫她的吧。是该到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在她再次叹息之前，给她点儿东西，让她离开或是闭嘴，但愿这次别让她夺走你的孩子。”

从没有任何人问起，因为也没那个必要——答案再显见不过，就连乡下的白痴都能自己琢磨出来——伊丽莎白在八岁时初遇亚伦便对他死心塌地，自此从未罢手，甚至在当他现在浑身湿透地下葬时也未能释怀，但她这样其实是有原因的。你不必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也会发现，亚伦具备了伊丽莎白的父亲所缺乏的每一样东西：自信、力量和英俊，还有假如房子失火能迅速逃生的能力。除了这些特质以外，他还拥有相当殷实的家产、全方位的社交魅力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名望，此外你还能再列举出一千条理由。

她最初倾心于亚伦时还是个孩子，当她把自己献给亚伦时则是个孤儿，尽管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尽管她竭尽所能去完成为人妻和为人母的历程，却从未甩掉让亚伦彻底顶替自己的依赖心理，他不仅是一个能代替她的成年人，更是一个使她能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人。

当拉布·耶胡达步履艰难地缓缓下山走向他的汽车，当掘墓人把空棺材、手推车和铲子全都拖走时，雨势渐渐减弱。此后的一小时里，正当伊丽莎白终于离开她守望的地方时，雾气渐渐散去，阳光照亮了山麓和城市，这座城市已将其内里倾吐一空，此刻满目疮痍，凌乱不堪，亟须一条新出路。

亲戚们没来参加葬礼，事后他们纷纷声明根本不知此事，但还是抢在天气干爽后的第一时间在亚斯花园外排起长队，带来哀悼和问询，向伊丽莎白和她的女儿们表达关切之情，也愿意提供建议和帮助。因为你知道吗，你太年轻，又太天真，现在还不懂这些，可世上尽是江湖骗子和狡诈的勒索犯，这个城里的其他所有人都正千方百计想从你丈夫的财产和利益中分一杯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儿，你又能怎么办？我猜他也没写遗嘱吧，他怎么会写呢？像他那么个年轻人，怎能料想到盖茨比会失去理智，向他开枪呢？这种事只有书里才有，真的。可你必须分清敌友，否则就会跟女儿们一起被赶出去，孤独地流落街头，名下连一分钱也没有，只不过成为又一个在风中喊冤的寡妇罢了。

亚伦的遗孀和女儿们很可能面临他曾迫使拉斐尔之妻和她儿子遭受的相同命运，人们对此并无争议，也不认为她们的下场特别悲惨，因为这是早已司空见惯的事；人们也不觉得这极其不幸，因为在亚伦结婚的候选对象中，本来有一大批人比伊丽莎白资质更佳，也更为出色，而她自己已从那些人手中把好处都抢走了。大家真正关心的——甚至在亚伦被抬上验尸官的卡车之前——是他的远亲和新老生意伙伴们会如何猛烈地互相攻讦；还有伊丽莎白接招时那种头脑冷静、看似不动声色的态度。

葬礼之后她回到家，拿起一把剪刀对准头发，“刺啦”一下绞断了辫子，然后用报纸把断发包起来，装进了匣子。当天晚些时候，她把头发交给了查姆杜尼，他是个身材矮小的古怪男人，常拎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到处转悠，以买卖女人的头发为营生。大部分头发是他从女尸上偷的——包括没人敢认领的妓女、老寡妇和政治犯——他贿赂公共停尸房的看守让他趁夜潜入，之后把头发卖给北德黑兰那些时髦高档美发沙龙的假发制造商。伊丽莎白交给他头发时没做任何解释，而他无需超凡的洞察力也能明白，一个年轻女子舍弃她仪容中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明白她的脸为何蓦然间刻上了中年人的笑纹和鱼尾纹。

她将在墓地穿过的衣服和鞋子丢进垃圾箱，锁起了主卧室，在亚伦的居家办公室里给自己搭起一张窄床，着手为守丧仪式布置房子。不出几个小时，窗户玻璃、镜子，甚至连带相框的照片，都被蒙上了黑布。家中禁止播放音乐，并切断了电视机的电源。每个人——包括伊丽莎白、女仆们、五岁的安吉拉和三岁的诺尔——都一身黑。当第一批访客到来时，伊丽莎白已然长大、变老，成长为她从不指望成为的妻子。

她将这些记在了拉斐尔之妻的账上。

伊丽莎白带着她那副人所共知的旁观者神情，感谢善意的人们提供的良好建议以及他们想要帮忙的意愿，可你能感觉到她并没认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们跟亚伦是什么关系。想必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她打算给他们中的任何人致电，或是依赖他们的帮助和建议。男人们因此受到鼓动——她显然对未来毫无头绪——女人们却很警醒，因为她们更懂得女人心，如果她毫不惊慌，早已准备抓住一切机会来捍卫女儿们的继承权免遭恶狼的侵犯，那她必是打定了主意。

她不信教，除了犹太教的哀悼祈祷词之外对希伯来语一字不识，祈祷词是她在家人溺亡后学会的（尽管大家不允许她念，因为她是个女人）。她坐在女人聚集的那半间屋子的前排，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位冒牌的拉比，他是被请来做祷告的，从黎明一直做到了天黑之后。他的白胡子又长又脏，嘴唇开裂，他只在必须上厕所时才停止进食，讨厌与人目光相交。他轻轻地前后晃动身体，咀嚼时的咕哝声极为轻柔。他总是盯着别人的手看，仿佛是在鼓动他们变出钱来交给他。说不定，他那张永远都在反刍似的嘴会突然诵读起当天的新闻或冒出污言秽语，又或将他饱受糖分摧残、满是烟渍的那颗仅存的牙齿浸在源源不断的加糖红茶和滚圆多汁的枣子里，可他却是你在这种时候必不可少的同伴，他对伊丽莎白来说似乎有种特殊的魅力。

后来她说，他让自己想到内心安定之人会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内心不安定本身就有许多危害。你只消提起拉斐尔之妻的名字就会赢得这场论辩的胜利，尽管那个女人自己被野心过分蒙蔽，根本无法理解这个道理。那些厌倦了看着她自取毁灭的人曾多次试着跟她理论：亚伦愿意给予她的那一小部分聊胜于无；让她儿子舒坦地当个私生子总要胜过受穷；她本该编造一个能自圆其说的故事，即使那无法将她儿子置于索莱曼家族的财富中心，也至少并非全然不可信。

然而，即使拉斐尔之妻或许曾一度厌倦代表她那个目光斜视、沉默如退休数学老师一样差强人意的蹩脚货儿子从事西绪福斯[26]般的事业，那么当杰伊·盖茨比在亚伦办公室关上身后的房门十秒钟之后，那种厌倦感便永远消失了。且不说看到敌人死去时的欢欣鼓舞，也不说她发现自己力量所及时的欣喜若狂，就论如今亚伦不在了，而与他亲缘关系最近的第二男性继承人又只是个远房亲戚，那么拉斐尔之子成为继承人已是顺理成章之事。

拉斐尔之妻很识时务，没在守丧仪式那一周露面，但这之后她没打算给伊丽莎白多留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机会。她几乎就站在街角那儿向世人高叫，正是她——被虐待的寡妇——让“灾祸”成为索莱曼家的家常便饭。她还得寸进尺，传话给以前在布什尔的家人。她曾经非常急迫地想甩掉那些亲戚，和他们十多年都没有任何来往。她没有他们的地址，也不知道在当地政府开始强令每个人必须拥有姓和名以后，他们都为自己挑选了什么姓氏。

“去找犹太屠夫[27]，”她对德黑兰－布什尔巴士线路上的年轻巴士司机说，一边往他手里塞了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拉斐尔·索莱曼未亡人的儿子随时都能只凭他兜里的零钱，就倒卖他们所有人的店铺。”

她心里盘算着，既然亚伦这个拦路虎已经不在了，她该去民政部为儿子申请一张新的出生证。在其他觊觎者有机会采取行动之前，她将代表儿子向法庭提起诉讼——这在亚伦活着能动用他的影响力时是办不到的。若是在十年前，她可能会完败于挑战拉斐尔之子权利的男人，不论他是谁，也不论真相或他的声明的公正力如何。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善待妇女了——至少纸面上如此。

这一切对于生活在南德黑兰的女人来说，或许过于野心勃勃。她和儿子合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那种老式房屋带有下沉式院落和室外公厕，靠便携式煤油灯供暖和做饭。邻居大多是从偏远省份迁来的穆斯林；他们抛弃了世代耕种的土地，来到德黑兰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薪水，但最后往轻里也可以说却发现自己被这座大城市及其全部的残酷和诱惑给压垮了。与这些人相比，拉斐尔之妻和她儿子算得上相当幸运了：她在拉兹医院当护工，还能从亚伦给的月钱里省下一些，外加他仅仅是为了避免她在亚斯花园高声叫嚷偶尔多给的钱。他还向礼萨·汗学院的校长直接支付了她儿子的学费和购买校服与书本的钱——确保资金用于那个私生子的教育，而不是被拉斐尔之妻挪作他用。

倘若她接受自身的局限，放弃自己的期望，本可过得更加快乐，也能教导儿子更好地做人。然而，拉斐尔之妻与伊丽莎白·索莱曼一样，不愿只是一味屈从。她不会将自身与周围随处可见的那些牙龈黢黑、骨质疏松的驼背老奶奶们相提并论，也不会将儿子视作赤脚的乡下男孩，或是得到一份为富人新建的豪宅砌砖的差事便会认为自己很幸运的毛头小子。

没人想得明白，拉斐尔之妻为什么认定她自己有权得到比命运安排得更多。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对应的，权利的天然观念引发了她的一系列行动，从而导致了所有的破坏，无论那种感觉有多么不切实际，她都认为自己像任何一个快乐的富翁那样，有权走在上帝的乐土上。

革命运动往往是这样开始的。

她无须等上太久，便可与伊丽莎白一较高下。拉斐尔之妻早已准备停当，要在亚伦葬礼后的第八天发动攻势。第七天晚上，她嗅到了海水和所有海洋生物的气息，于是出门探查它的来源。她发现伊丽莎白就站在门口。

从拉斐尔之妻最后一次见到伊丽莎白至今，她身上唯一没变的是那双月长石色的眼睛，还有对不可避免的事态流露出的“不计一切代价”的眼神。

拉斐尔之妻对伊丽莎白的出现深感震惊，认为自己可能遭到了偷袭，即将为亚伦之死付出某种代价。她偷偷向周围扫了一眼，找寻值得警惕的征兆，然后本能地转向屋子，唤来儿子。让她倍感沮丧的是，伊丽莎白觉察到了她的恐惧。

“我不想伤害您，”她恭敬地说，“我是来讲和的。”

那种态度恳切的老一套又来了。伊丽莎白身上那种“即使我想撒谎可也不会”的天真劲儿令别的女人对她起疑，简直把拉斐尔之妻给气疯了。她感觉到儿子从背后走过来，站在她身旁。她将一只手搭在他肩头，仿佛是要站稳身子，然后花了几秒钟来寻思恰当的语气。最终，她决定使用讪笑加讽刺的口吻。

“你们这种人就是这样，”她说着，脸上裂开一个勉强的微笑，如同做了个鬼脸似的，“当你什么都没了的时候，才会来求和。”

她们站在距离出租房院子门口几步远的窄巷边，路旁的明沟里充斥着垃圾和流浪动物粪便的恶臭。尽管天色已暗，大多数邻居仍待在室外，避开迅速蔓延的霉菌、腐烂的地毯和家具、潮湿的灰泥、摇摇欲坠的瓦砾和孩子们破烂的课本，还有连续三天降雨带来的溺亡野猫的残骸。他们都看到伊丽莎白坐着她那辆梅赛德斯轿车来了，这会儿又在观望她和拉斐尔之妻的交战。

当然，伊丽莎白对此丝毫未觉。

“我的确失去了丈夫……”她刚开口便被拉斐尔之妻打断。

“哼！你丈夫！失去他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她觉察到伊丽莎白愈发迷惑不解，“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因为你的驴脑子还不明白，但你已经彻底输了。你是个没儿子的寡妇，没人会对你表示一丁点儿怜悯。你跟你的兔崽子们会被赶出那座宅子，就像我当年被赶出来那样，而现在将要赶走你们的，也是当年被赶的那个人。”她紧紧钳住儿子的肩膀，使他不由得蹙起眉。“他会像你丈夫当年对我那样对你。”她再次使劲儿晃他，直到他挣脱开去。“那人就在这儿。好好看看吧。如果我带他去见你那么多次，你都从没注意过他的话，你现在总算看到他了吧。”

她气得呼呼直喘，满足感像电流般刺激着身体。她的兴奋劲儿似乎吓住了儿子，也令伊丽莎白更加困惑。

“您瞧，”伊丽莎白开了口，尽管拉斐尔之妻勃然大怒，她却仍很恭敬，“我不清楚您跟我丈夫之间斗争的真相。我不是始作俑者，也根本不想搅和进来。”

伊丽莎白刚来时天色就晚了，此刻更加昏暗。未铺地的巷子里没有树和街灯，在这片灰暗背景的映衬下，她那辆汽车的白色显得愈发刺眼。大约有十几个男人和女人正聚精会神地观望着，唯有烟头末端的火星照着他们的面孔。

“你根本不想搅和进来？”拉斐尔之妻尖叫一声，好像有人从背后捅了她一刀似的。

她的叫声使看客们凑得更近了，巷子里的人也越围越多。结果，耻辱感激怒了她的儿子。他虽然没有退进院子，也没有关门，却尽量远离母亲。他站在那儿，眼睛眯成一道缝，用右脚的鞋尖猛戳地面。

“我是来讲和的，”伊丽莎白重申道，“我会尽量满足您，不计一切代价。”

就连拉斐尔之妻都被这句话给镇住了。她仔细琢磨了三十秒，随后试探道：“你没什么可给我的。”她想借此探明伊丽莎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她当真会带着女儿们心甘情愿地搬离亚斯花园，将一切留给对手吗？她会——又有什么人会——蠢到那种地步？

“这样好了，”拉斐尔之妻继续试探下去，之前的叫嚷使她嗓音沙哑，她措辞谨慎，小心不让自己落入陷阱，“你还是先趁早离开我儿子的房子吧。”

“为了让您和您的儿子放过我们，我什么都愿意给您，”或许拉斐尔之妻眼中重燃的怒火让伊丽莎白戒备了起来，她顿了一下，“我们有足够的钱……我敢肯定……足够供您——”

“原来如此啊，”拉斐尔之妻冷笑道，“这就是你的诡计。你以为能买通我跟你讲和，给我足够的钱，让我离开。因为你心里清楚，也亲眼看到我会怎么对付你们全家。”

她知道自己说中了，因为海水的气息变得愈发强烈而浓郁。

“你知道，我不仅能带走你的丈夫，还能夺走你在乎的一切。”

谁说报复行为并不美好？那就让他们站在这里，站在这条腐臭的巷弄里吧，周围尽是断壁残垣，晾衣绳上挂着凄婉的故事；就让他们注视着“世界女王小姐”被吓得脸色发白，软了下去。

由于亚伦将拉斐尔之妻的宅子卖给了教授和“医生夫人”，她便发愿让一场洪水夺走了伊丽莎白的父母和兄弟，让她在十五岁时变得孤苦伶仃，身无分文。又因为亚伦拒绝让她的儿子姓“索莱曼”，拉斐尔之妻揭露了一件阴私，夺走了伊丽莎白挚爱之人，让她在二十岁时成了寡妇。

然而，当伊丽莎白说出那晚的最后一句话时，她所透露出的心意和决绝是绝对错不了的。

虽然她不是来讲价的，也不愿加入一场她至今都不想参与的战斗，可也不想让自己白白地失去一切。

“你说得没错，”她说，“我怕你，我是来花钱求和的，但那些你让我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东西，我是不会还给你的。”

假定他母亲所说属实——也就是说，他是在拉斐尔生命中最后几天里被怀上的，经过十三个月的孕期之后，于1963年出生；他出生时重达十二磅，第三天就会翻身，没满月就会坐起身子——那么在伊丽莎白尝试命定会失败的和解当晚，拉斐尔之子该有十三岁了。问题在于，他母亲所言不可能是实情，就连为让公众信服而改头换面的真相都算不上。索莱曼家族对此心知肚明。其他所有听过她故事的人亦如此，即使他们佯装相信她，也只是为了让她别再自说自话，赶紧闭嘴而已。而如今，拉斐尔之子已从受人打击的弱小孤儿成长为一个不易对付的躁动少年，对母亲的故事，他的态度也跟众人一样。

他自幼便已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那些不容置辩、了如白昼的事实，因为小孩子就是那样的——开始时相信他们的父母，直到最终不再相信；当他上小学时，那些事实已变得日益难以向其他孩子解释。上初中时，他发现每次应对质疑时，唯有对指责者抛出一连串咒骂，才能为自己的故事辩白，树立母亲的诚信之名。长到十几岁时，拉斐尔之子就不得不诉诸暴力了，可这对他很不利，因为他太笨重，身体协调性也不好，无法准确出拳，但作为挨打的靶子倒是不错，所以他每天回家时都带着一堆新鲜伤口和淤青。他极力掩藏伤势和平添的羞耻，不断告诉自己他不会对那些男孩就此罢休，让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手段也不止一种。大多时候他母亲都不在家——她在医院打扫卫生或是向别人掏心窝子，一并展示他的出生证、伪造的拉斐尔的遗嘱和已死去多时的动物的腐尸残骸；她仍把它们装在那个塑料袋里随身带着，作为证明索莱曼家族残酷无情的证据。

他觉得对不起她。他感到自己没能如她宣称的那样成为王储，让她失望了。她不屈不挠地维护他的权利，他不胜感激。然而……

在他最初的记忆中，他和拉斐尔之妻站在亚斯花园外面，她尖叫着，咒骂着，路人向她丢来硬币或放慢脚步，只是为了对她说一句：“算了，大姐，带孩子回家吧，别再犯傻了。”他记得每次被母亲拖上向北去往安宁大道的公交车时所感到的恐惧，记得年幼的自己是如何在每一站都扭动着身子从她身旁挤过去，然后奔向车门，希望在他们抵达令人生畏的目的地之前就溜下车去。那种恐惧如影随形——当他们在大宅门外等待时，他感到皮肤因羞耻而近乎在灼烧；当他们最终被放进门后，他站在“大宅”里，想象着自己的半个身子变成了隐形的，只留下脑袋和双腿让别人看——那种自认为多余又不受重视的强烈意识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尽头。

那么，这种痛苦该归罪于谁呢？

等他长大了，敢于面对母亲的暴打并公然反抗她之后，他曾多次冲她尖叫着说她应该罢手，别再去乞求那种只有对她而言才看似是“对公正的合理诉求”了。

“我长大了，要自己挣钱，”他许下诺言，“我会让咱们比那些犹太人更阔气。我要让他们明白，咱们用不着他们。”

“可那对你又有什么用？”拉斐尔之妻每次都这样质问他，“还是个没名没姓的杂种。哪儿都不要你，也没人想要你。”

拉斐尔之子不敢告诉她，但他从不认可母亲只因为亚伦已死，便兴冲冲地认定“我们的机会来了”的想法。他片刻都不曾相信，这个驼着背、膝盖痛且全身骨头快要散架的老妇有能力指挥整个宇宙按照她的旨意行事。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她不仅在宏大的宇宙事务中无能为力，也无力在每天奋斗打拼、力求生存的同时还保持着个人尊严。在伊丽莎白来访当晚，他突然发现母亲与这个年轻女子相比显得多么可悲，当她发愿要威胁报复时是多么弱小、苍老和寒碜。他讨厌母亲这个样子，但他更痛恨伊丽莎白。他讨厌她的眼睛——它们看似既已洞悉一切，又对一切熟视无睹。他也厌恶她那辆昂贵轿车上的白漆在黑暗中泛着亮光的样子，这让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禁想到，唯有她能逃脱他们深陷其中的肮脏环境和每时每刻遭受的匮乏。

那天晚上，拉斐尔之妻的儿子得出结论，母亲绝不是伊丽莎白·索莱曼的对手，于是重担将落到他的身上：他要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让伊丽莎白也遭受她如此轻易便可强加于人的痛苦与折磨。

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朗因石油收入变得繁荣富足，许多开发项目蓬勃兴起。德黑兰飞速发展的经济，加之大量涌入的游客、外国工人和从全国各地的村庄与小城镇迁入的居民，史无前例地为这座城市营造出一种令人沉醉的机遇与危机同在、风险与希望并行的复杂多变的气氛。在短期内，新与旧、虔诚与渎神、严苛与宽容相互混杂不清，却又难以融为一体。闪亮的高楼大厦在古老的纪念碑旁拔地而起；身穿超短裤和超短裙的姑娘们与从头到脚都裹在黑色罩袍里的妇女们同乘公交车；小伙子们每天在清真寺中祈祷五次，晚上则聚集在地下室里学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豆蔻少女听着大卫·鲍伊的摇滚乐，暗中策划着反抗资本主义腐败的运动。

在亚斯花园，伊丽莎白凭借在女人身上不近常理的（有人会说是毫无可能的）理性主义和合乎逻辑的决心化解了悲伤，承担起责任。那个近乎客人般害羞而不打眼的伊丽莎白一去不返了，过去的她即使在与亚伦结婚生子之后，仍觉得和“哑女”曼佐尔在厨房餐桌上吃饭比在宽敞堂皇的餐厅里更为舒适。那个敏感稚嫩的女学生也一去不返了，那时的她虽然手握“亚斯花园女主人”的名分，却似乎不懂得如何善加利用。

取而代之的是守护着战后残存之物的忠实而坚定的卫士，她守卫着名声、财产和索莱曼家族残留的一切，尽管并非参战方，却为此付出了毕生梦想。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守丧仪式结束翌日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里。那时，她早已变成一个看不透年纪的铁面人，对于从各个角落向她投来的尴尬微笑和侧目斜视毫不在意，还能轻松自如地盘问亚伦的秘书、助手，以及那天不敲门就走进他办公室的一连串员工，这些人来就是为了亲眼见识传说中的亚伦遗孀有什么能耐，要搞什么名堂。

他们发现她正坦然自适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查阅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堆积如山的信件和报告。

从第一天开始及其后数月内，她击败了每一次明目张胆或是暗中策划劫夺遗产的图谋；在此期间，她唯一的盟友是个“朋友遍天下”的律师。他衣着极为考究，注重梳洗、剃须，会喷古龙香水，他曾是亚伦的商业事务顾问，出于对亚伦的忠诚，认为自己也应当效忠他的遗孀。他告诉伊丽莎白，在国王推行伊朗现代化的举措中，强制实施了一部引发高度争议又广受抵制的法令。这部法令被称为《家庭保护法案》，早在1967年便已颁布，但直到1975年才开始强制实施。在这部法令的条文中，女性被赋予了继承权。女儿被获准继承的财产是儿子的一半，遗孀可以继承丈夫高达八分之一的遗产。这已经够革命性和刺激的了，然而法律还规定为实现分割遗产的目的，民事法庭具有高于家庭法庭和宗教法庭的裁判权。

该法令受到抵制既源于男人们在财务利益方面的考虑，也源于人们认为女人兜里揣着钱到处游荡会造成的社会影响。更糟的是，允许世俗法官介入历史上一向由毛拉和拉比处理的事务，这引起了群情激愤。没什么人相信这部法令会有任何现世意义，除非是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迄今为止，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尤其是与外界隔绝、未受过教育、没有男性陪同几乎不允许出门的女人们，始终全然不知这一部业已成文的法令的存在。而确知此事的人除非是白痴，否则也绝不会相信男人或清真寺在自己的地盘上能容忍这种混乱无序。这在犹太人之中尤为凸显，从传统来看，他们处理家庭事务较之人数更多的穆斯林社群而言更为私密。

不过，如今出现了百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死去时，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已不在世，他也没有子侄，只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她对于女人该如何行事毫无头绪，却能像她父亲背诵《大英百科全书》那样背诵《家庭保护法案》的全文。并且你面对的是一个手提公文包、援引法律条文的律师，他身穿双排扣西服，打着丝质领带，口袋里揣着配套的手绢，代表伊丽莎白·索莱曼发表了简短正式的声明。当一个寡妇不只会啜泣和叹息时，这个世界成了什么样子？

1977年的大暴风雪始于二月的一个周二，持续了二十二天之久。到第五天时，德黑兰的交通陷入瘫痪，学校被迫停课，流浪狗和街头醉汉冻僵的尸体被新雪层层覆盖，一夜之间就会结冰，整个冬季都被冰封起来。在亚斯花园，伊丽莎白正和女儿们一起坐在正午昏暗的光线中背诵乘法口诀表，完成写作练习，进行阅读训练。家里断电了，电话也不通，因为线路被积雪压垮了；自来水也很稀缺，因为水管结冰开裂了。

2月24日晚8点，伊丽莎白哄女儿们上床睡觉后，锁上每一扇门，走进亚伦过去的书房工作。11点时，她又去看了看她们，关掉了过道和楼梯上的灯，之后也睡了。早上7点，安吉拉使劲摇着她的肩膀将她叫醒。

尽管到了这个钟点，天色却依然很暗。一阵冷风如同毒蛇信子般从女儿们房间那边戳来。伊丽莎白还来不及完全睁开眼，便听到安吉拉说：“我找不到她了。”

伊丽莎白跳下床，赤脚奔向诺尔的房间。房门是敞开的，灯也亮着。窗户的插销没插上，打开的窗页挂在铰链上，随风拍打、开合着。在窗户底下的院子里，地面上覆盖着五英寸厚的新雪，除了仅有的一排足印之外，再无任何痕迹。那道足印从诺尔窗下一直延伸到院门，然后通向门外这座拥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

他们搜遍了整栋房子，之后又从头再搜了一遍。伊丽莎白给军警打电话，召集了一队军官，请他们和她自己的雇员一起对亚斯花园的周边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她请求亚伦所有身居高位的旧友联系他们在国王秘密警察组织中的熟人。他们向德黑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大批间谍和线人放出话去，称一个长着淡褐色头发、身着白色睡衣的四岁女孩被人从床上劫走了。

院子里的足印看起来像是男人的。它们通到距“大宅”最近的正门，从那儿开始就混入了安宁大道人行道上的其他十多种足印里。“大宅”中的所有房门都始终锁着，而且没有一个仆人曾经看到或听到有人闯入。

伊丽莎白最初的冲动是怪罪拉斐尔之妻。她告诉警方，如果有什么人痛恨索莱曼家族竟到了偷小孩的地步，一定是那个好斗的寡妇和她野蛮的儿子。曼佐尔和她丈夫以及家中其他仆人也附和了她的怀疑，于是警方突袭了拉斐尔之妻，当时她刚从肯尼迪大街附近的拉兹医院下夜班回家，她的工作是倾倒床上便盆和清洗弄脏的床单枕套。公共交通由于暴风雪的影响几乎陷于停滞，结果她冒着清晨的严寒，在海关广场的公交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决定冒雪徒步回家。她到家时又冷又累，身上溅了不少烂泥，却发现三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男人正在威吓拉斐尔之子，要挟如果不说出母亲将“索莱曼夫人的女儿”藏在哪里，就把他送进监狱。

“包在裹尸布里，埋在地下六英尺深，上面还有一只狗成天撒尿。”拉斐尔之妻这样替儿子回答，“我很快就会把他们全放到那儿去。”

尽管她害人的愿望如此强烈，但她声明自己与诺尔的失踪毫无关系。

“我整夜都在清洗金属便盆里的屎，”她说，“去拉兹医院自己打听吧。”

儿童绑架案在伊朗很罕见，可也不是没有过。在已知的几乎全部案件中，被绑架者都没受到身体伤害。他们被人拐卖用以牟利，或被无法生育的夫妇收养，也有的被拿来勒索赎金，还有的让吉卜赛人拐走后被逼行乞。过去，女孩在七八岁时就要早早出嫁，有的孩子从家里逃跑出去，又在附近的城市露面。最近一段时间，少数女人在丈夫的要求下离了婚，又被剥夺了探视子女的权利，于是便从孩子的父亲家将他们偷走。

一连几周，亚斯花园的仆人们不断接受警方和私家侦探的审讯。邻居、街头小贩、乞丐，甚至连姑娘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被问讯过多次。在初次面谈后，拉斐尔之妻又两度被军队的吉普车带到警局接受问讯。现已成为私家侦探的前萨瓦克[28]特工主动与她儿子联系，表示愿意出钱向他换取情报。

伊丽莎白已将亚伦的办公室变成搜救工作站。不论多么无关紧要的细节她都存记于心，酬谢每位提供线索的人，还派曼佐尔的丈夫或是亲自驱车赶往每个发现线索的地点。她在所有日报、周报和杂志上刊登寻人启事，悬赏线索，又雇了一位政府的线人监视拉斐尔之妻和她儿子。对于她认识的每个人、联系过她的每个陌生人和警察，她都在记事本上逐一写下他们的姓名和提供的有关诺尔的情报。她自己无需这份笔记，她能毫不费力地记住每个词、每个数字和每个地址。她保留书面记录是为了方便警察、侦探、曼佐尔和曼佐尔的丈夫，甚至包括安吉拉，以防要花费许久才能找到诺尔——久到安吉拉已经长大成人；以防她死了，可以将找孩子的任务交给曼佐尔；以防这批专业搜救人士放弃后，必须再雇用新人。

这座城市每天都满是新面孔和新移民，大部分女人还把自己藏在罩袍下面；隐蔽的小巷和带穹顶的门廊纵横交错，连接着老旧的商店和挤满住户的房屋；出租车和公交车里塞了双倍、甚至三倍于其运力的乘客，出没于迷宫般的古老街道和新建的高速公路之上。对一个既不抱有乐观幻想却又无法就此屈服的女人而言，这简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她永远不会停止搜寻，可她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找到诺尔几乎是不可能了。诺尔可能在任何地方，可能就在视线中，但人们看不见；又或许，她已远在许多个国家和时区之外。

在对诺尔的正式搜救结束多年以后，她的失踪之谜已演变为城里的一段传奇故事，时常萦绕在德黑兰富贵美满家庭的孩子们心头，那些记得拉斐尔之妻的人仍旧相信，是她凭借“嫠妇之叹”的力量，吞没了那个女孩。

每天都有人上门或打来电话——这其中有好心人，有用线索换钱的贪财之徒，还有想额外创收的警察，以及街道清洁工、当地的女乞丐，甚至还有个消息灵通的吉卜赛人。有人见过与诺尔特征相符的孩子，有人在某处的墙上见过一张照片，还有人听说一个不孕女子身边突然多了个蹒跚学步的小孩。

1977年三月的波斯新年到来前几个小时，德黑兰拉兹医院的值夜护士接收了一名严重脱水的五岁男孩。带他来的是个独腿的吉卜赛女人，开始自称是孩子的母亲，还对护士说孩子一连多日都拒绝进食和饮水；他被逼着吃东西，这才勉强活下来，可现在还是面黄肌瘦，无精打采，一天多没尿过尿了。他有个男孩的名字，叫“阿马德”，并且剃了个常见的光头。但是当值夜护士解开他身上的层层包布时，却发现患者其实是个女孩。

还没等值夜护士打完报警电话，独腿吉卜赛人就改了说法：这是她朋友的孩子，亲生母亲很害怕带这样状态的女儿来看病会受人指责。她可能五岁，也许上下差那么一点儿。她一直被当成男孩养活，这样就不会遭人排挤，也不会被其他沿街乞讨或贩卖香烟和彩票的孩子殴打。护士仍坚决要求警方介入跟这个女人谈谈。

护士在新年的凌晨2点15分时报了警。值班的警察队长说他马上赶到，却不慌不忙地喝起了加糖的热茶，抽着他喜爱的欧诗奴香烟，直到护士于5点15分再次来电。8点时他还没到，那时已是护士的下班时间，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按照报纸上或广播中发布的诺尔寻人启事里留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当护士离开二楼时，独腿吉卜赛人和她的“小男姑娘”病人还在那儿，大厅里有三十张床位，预留给没患传染病的病人。她又给警局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提醒他们说她马上要离开医院了，让其他护士密切注意那个女孩，直到伊丽莎白或警方到来。

等到8点40分，那层楼里已没人记得有段时间曾见过一个独腿女人或是一个脱水的孩子。

那天晚上，一个男人打来电话，电话里像是有静电般一直刺刺啦啦地响。

“原谅我这么晚才打电话，”他说，“我一直在美国，刚刚得知这场灾祸。”

他自称是侯赛因，在那种情况下，伊丽莎白根本没反应过来是谁，因为她记得有二十多个与之同名的陌生人在诺尔失踪后给她打过电话；在狂乱又绝望地搜寻那个抱着孩子从拉兹医院逃跑的吉卜赛人时，警方、她手下的人，甚至连她自己和曼佐尔的丈夫，都曾拦住过几个叫侯赛因的人问话。

“如果我知道的话，本来会早点儿打给你，表达我的惋惜。你知道，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我想你肯定很痛苦。”

他说话的方式听起来紧张兮兮的，既想马上解释清楚，又急于挂断电话。

“你是谁？”伊丽莎白用她能积聚起的最后一丝力气问。

男人顿了一下。“噢。”他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显然她的问题令他讶异。他想必认定她知道他是谁。

“我是侯赛因啊，”他满心失落地说，“你过去的朋——”随即改口，“同学。”他又顿了一下，仍期待无须多言她就能明白，最终放弃了。“侯赛因·泽莫罗迪。”

仿佛出于自我安慰，又或因为无法忍受那番介绍之后随之而来的沉默，他又补充道：“当然，我不指望你记得我。有段日子没联系了。你肯定很忙。”

伊丽莎白因为无处栖居而求助于泽莫罗迪家，那已是八年前的事。在此期间，他从高中毕业，在伊朗上了大学，后来在国王的政府奖学金资助下转学到波莫纳加州理工大学。而对她来说，这段日子如同漫长的一生，她成为人妻、人母，变成寡妇，最后成为现在这个寻找丢失孩子的女人。

“我想说的是，”他嗫嚅道，“除了惋惜以外，我是说，我母亲……我本来是打电话给家人祝福新年的，你知道。她告诉我，警察正在家里找一个女人。他们认为她……总之，我父母都想要帮你。他们说警察挨家挨户地到处找。”

“你有什么事想对我说吗？”伊丽莎白终于开口问道。她的声音沉着冷静，既没显出对诺尔失踪的痛心疾首，也没流露与老友交谈的喜悦之情。

侯赛因思忖着这个问题。

“我是在想，总有办法找到你失去的人。总有比我们现在更好的办法，肯定有……”

他再度沉默，呼吸急促，仿佛是在努力跟上头脑中奔涌的思绪。

“我跟你说，”他最后说道，“记下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段时间我会跟进这事，只要我有点儿头绪了，就会尽快联系你，不过在此期间，你随时都可以……”

她在心中默记下他的信息，但根本没打算致电或写信。

快到三月底时，天气终于转暖。德黑兰到处是被铲到路边的成堆脏雪，它们整个冬天都没融化，现在消融成带着泥浆的细流，流经街头巷尾，最后汇到路面的凹坑和蓄水池里。

1977年4月1日，有个街道清洁工在拉兹医院后街边一个臭水横溢的阴沟里，碰巧发现了一件又脏又破的白色棉布儿童睡袍。他本想把睡袍拉出来，丢到正要拖走的垃圾堆上，但他感到有什么重物在阴沟里扯住了它。于是，他把扫帚放到一边，取出铲子，掘起泥土、石块和其他七零八碎的垃圾，它们想必是被从医院后面的某个冰堆里冲出来之后，又被拖到水沟里的。最后，他找到了一具被睡袍拴住脖子的小孩尸体。

这具尸体被大石头或重物砸得稀烂，血肉模糊，头发，还有伤口中流出的内脏，都被冰封住了。睡袍看起来曾被血水浸透，不过大部分血迹已被水流冲刷掉了，睡袍被冲力从尸体上拽了下来，套在头上，领口卡在了下颌。尸体面目全非，但能明显看出是个光头。在警方向伊丽莎白透露此消息前，认定吉卜赛女人是从医院后门逃走的。因为她害怕被人发现跟被偷的孩子在一起而受到侦讯和逮捕，于是重击诺尔的头部将她毁容，又砸烂她的身体，塞到堆积如山的医疗垃圾下面。由于下雪，这些垃圾已堆放了一周还没被拉走。

人们所谓“没能将你打倒的困难会使你更强大”并非事实。那是无法接受失败的人虚构的信念，即使他们此刻正披枷戴锁，被拖向命运的绞刑架。“没能将你打倒的困难”终会留下痕迹，如同地震后你在勉强支撑未倒的房屋里看到的裂痕：房子仍矗立在废墟中，被细如发丝的裂纹分割成一千块小碎片，却并未坍圮——一小时、一年或许十年之后——直到地壳再次运动，一次根本未被记录的小小余震就能——嗬，你瞧！——将房子夷为平地。

从悲剧中幸存下来，虽然外表坚硬内在却已支离破碎，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变得更坚强了。一味忍耐也不代表你已击败对手。它的真正含义——当他们将诺尔的遗骸交给伊丽莎白，当她将它们葬到亚伦之上，然后回家对安吉拉说只剩她们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时——对伊丽莎白而言意味着：你学会了压制痛苦，扼杀渴望，抛弃心愿，接受一切。

伊丽莎白没有为诺尔悲恸，因为她明白风暴一旦发动，就再也不会平息。她清点了自己的损失和与敌人——拉斐尔之妻的过往，把账算清，然后决意不去在意她，而是继续前行。在被迫卷入的这场战斗中，伊丽莎白既未参与，也毫无罪责，可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了。在余生中，她每天醒来都要抗击“布什尔的黑母狗”发出的恶毒叹息。她每晚都会梦见诺尔，梦见她孤单一人，战战兢兢，手脚冻得乌青；她在黑暗中无助地摸索前行，默默哭泣着想找伊丽莎白。

诺尔死后那年夏天，德黑兰燃起了熊熊大火。烧焦的高楼残骸、被烧化了的小轿车和公交车的架子以及成堆燃烧的轮胎冒出滚滚浓烟，让空气笼罩上一层黏滞的油膜，它随风飘荡着，在人们的胃里和肺里数日不消。每天，关于国王政府进行秘密逮捕、发生人事剧变和颁布法令的消息混杂在军事政变、军队镇压和外国入侵的传闻之中，甚嚣尘上。八月，477人在南部城市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里被活活烧死。起因是有人纵火，所有出口都被从外面封锁了。国王与反对派互相指责对方应就此事负责。

九月开学时，每个班级都有近半数的座位空着——有的孩子跟家人一起出国了，有的独自一人被送往寄宿学校，还有的投奔了住在西方国家的亲友，等待“动乱”平息。有些老师也已出国，其他许多同情国王反对者的人正在罢工。当月，军队的坦克和直升机在德黑兰的叶拉赫广场向示威抗议者开火。军方宣称有88人死亡，而反对派公布的数字是几万人。

十月，石油工人加入全国范围的罢工运动，罢工使经济陷入瘫痪，日常生活也停滞了。十一月，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这位“众王之王”“真主之影”和“宇宙之君”在电视上承认“错误已经铸成”，请求民众再给他一次机会。

自诺尔被绑架后便弥漫在亚斯花园的焦虑和悲痛气氛，因为一种渐渐郁积的毁灭迫近之感而加剧了。“哑女”曼佐尔不断告诫伊丽莎白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仆人，不论有什么理由都别放陌生人进家门。她每天早晨来上班时都眼泪汪汪，双手颤抖，显然是忍受了跟十几岁的儿子在小纸片上用潦草字迹展开的又一场争执。她儿子就像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蠢货一样，发现真主借毛拉之口对他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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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佐尔是一个来自恰卢斯的村姑，当她父亲应聘将她送到伊兹奇耶家中做事时，她还是个孩子。她为了微薄的收入和食宿，每周工作七天。每年一次，她会搭乘巴士返回恰卢斯，在那儿住上两周。她十五岁时，父亲来到德黑兰请求雇主允许她出嫁。几个月后，一个满口闪亮白牙还装了条木腿的小伙子叩响了伊兹奇耶家的门。

曼佐尔和她丈夫被安排住到亚斯花园大宅后的仆人房舍里。曼佐尔的丈夫上了驾校，在取得驾照后，开始在索莱曼公司当司机。当家里不断添丁之后，他们又从仆人房舍搬到一座为他们特别增建的房子中。他们的四个儿子全都被送去读书，学费由索莱曼家负担。几个哥哥最后都去为亚伦工作，婚后搬了出去。老幺名叫默治塔巴，在诺尔失踪时仍与父母同住。

他爱发脾气，经常公然违抗父母、老师，甚至哥哥们，因为哥哥们排行都在他前面，理当对他施加权威。他们告诉他应该感激索莱曼家给父母的工作，还应当感谢真主赐予他上学的机会，让他能总是吃喝不愁，不必只为了挣钱谋生在孩提时就被迫与家人分离，被送去与陌生人同住。默治塔巴根本不把这些东西——饱食的肠胃和头上的屋顶——当成一种福气，他将它们看作必须加以修正的不公平现象。

他从小到大都眼见父母为索莱曼家效力，仿佛是在遵从一种自然法则——好像有的人生来就是主子，而其他人则生来就是奴仆。诺尔出生时他十一岁，此后他就感觉自己失去了母亲，因为曼佐尔每周七天不间断地照料那两个女孩，对她们视如己出；当伊丽莎白或亚伦晚上外出时，她甚至会睡在她们房间的地板上。曼佐尔让儿子们穿着他们挨个传下来的旧衣服，却花费好几个钟头为姑娘们领口的蕾丝花边上浆，漂白她们白袜子上最小的污点。当自己的孩子违抗她或顶嘴时，她会用棍子痛打他们，直到他们就范为止。可当诺尔尖叫着想引人瞩目时，曼佐尔会使劲亲吻她，还唱歌哄她入眠。

儿子对索莱曼家的强烈仇视引起了曼佐尔的警惕。她将其归咎于儿子最近经常去见的那个毛拉，见面地点是她和丈夫在穆斯林圣日去做礼拜的清真寺。在他年纪更小时，他们曾试图说服默治塔巴去学习《古兰经》课程并参加周五的聚礼，但直到老毛拉被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排挤掉以前，他对此从来不感兴趣。此人对默治塔巴和其他男孩讲话时颇有一套，能激发他们的热情。他们每周五都去见他，后来每天放学后也去。他们学习阿拉伯语，还学习阅读《古兰经》，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盘腿坐在脏兮兮的地毯上，聆听毛拉讲话。

十三岁时，默治塔巴已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指责母亲穿罩袍时太过随意，每次看到杂志或广告牌上有衣着暴露的女性照片时都低声咒骂。他坚决主张父母和哥哥们不该为犹太人干活，曼佐尔也不该在犹太人家里吃饭。十五岁那年，他辍学了，因为他不愿每天早晨上课前唱国歌并宣誓效忠国王。在诺尔失踪前几周，他开始告诫父亲不要用公司汽车搭载没戴面纱的女人，不要因为每日五次的祈祷与工作日程相矛盾就疏漏它们，也不要称已故的亚伦为“阿迦”[29]——“老爷”。

“世上只有一位‘阿迦’。”他说，意指所有伟大的毛拉当中最伟大的那位，他曾宣誓要推翻国王的统治，在世上重建伊斯兰王国。他流亡到伊拉克，将自己布道的录音带走私到伊朗，让话语通过遍布全国的清真寺网络广为传播。有传言称，在晴朗的夜晚，在月亮表面能看到他的侧影。

有一年多时间，默治塔巴一直逼迫母亲不再为“犹太人和君主制的拥护者”工作。十二月，他和另外四个年轻男子来到亚斯花园，威吓说除非曼佐尔立即辞职，否则就要将她的老板暴打一顿，甚至杀死。她临走时啜泣着道歉，安吉拉拽住她不放，但她最后还是被默治塔巴扭送走了。

在索莱曼公司总部，除了少数几十个员工以外的绝大多数人要么在罢工，要么来上班只是为了成天讨论阿亚图拉的那篇反对君主制宣言所蕴含的神圣性。那些胆敢提醒员工要注意工作职责的经理们被打上“革命敌人”的烙印，以备秋后算账。

犹太教徒像国内其他少数宗教群体那样，极为效忠国王，感激他近年来赐予他们自由、文化、民权和财富，终结了1,400年的隔离区生活和大屠杀，不再迫使他们皈依其他宗教，还允许他们自命为“真正的”波斯人。许多人开始尽可能将资产兑现，然后出国等待动荡结束。然而，伊丽莎白却没有这种打算。她的一个孩子和丈夫还葬在这个广袤而动乱的国度的一角。无论国王是否在位，她唯一的关切是要忠于她逝去的亲人。

一月时，曼佐尔曾两度从默治塔巴的严密控制下偷溜出来，急匆匆赶到亚斯花园向伊丽莎白预警。她说，毛拉们和他们的武装力量已拟定了大量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拥护帝制的伊朗人名单，他们全都家境富有、声名显赫，以至于也堕落腐败，不信神。从现在起，伊斯兰武装力量会随时砸烂专制的铁拳，国王的军队将被解除武装，真主的部队将公正地惩治罪人。到那时，任何与索莱曼公司有牵连的人都将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当月晚些时候，国王和他的妻子逃到国外。二月，霍梅尼在流亡十五年后重返伊朗。三月，伊朗犹太社群的领袖之一哈比卜·艾尔甘尼安[30]因犹太复国罪被捕入狱。在四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82％的选民赞成在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5月9日周三，艾尔甘尼安成为因“腐败”“勾结以色列”和“与真主之敌为友”而遭处决的第一个伊朗犹太人。

艾尔甘尼安被捕的消息震惊了伊朗境内外的犹太社群。此后几天中，又有其他若干犹太人被捕，因犯下犹太复国罪的指控被监禁。犯人无权聘请辩护律师或要求审判；他们经常下落不明，任何试图联络他们的人也可能会锒铛入狱。照此看来，伊丽莎白迟早会落入毛拉手中。

女士，你知道在那些监狱里，他们会对女人做出什么事来吗？

7月22日，伊丽莎白的名字被刊登在下午报上的一份犹太复国主义间谍和真主之敌的名单中。当晚和翌日早上，由国家操控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勒令她和其他人尽早自首。7月23日下午2点，整整一卡车蓄着黑色大胡子的武装人员涌入索莱曼公司的总部来逮捕伊丽莎白。他们的领队赛义德·默治塔巴（“赛义德”的头衔是一位毛拉为表彰默治塔巴对革命的贡献而授予他的）宣布他们要来“清除共和国颜面上的污点”。

默治塔巴拔出手枪，肩上挎着自动步枪，带领手下人闯进安静的过道和大都空着的办公室，沿途有一些尽力躲藏不想被发现的战战兢兢的员工，还有震惊的旁观者，他们眼见这帮人闯入大楼，于是好奇地尾随而来。这伙武装民兵一边高喊着伊丽莎白的名字，一边踹开房门，砸碎玻璃隔墙，直至他们搜索完全部七层楼和车库，却仍一无所获。随后，默治塔巴命令大家回到卡车上，指挥司机驶向亚斯花园。

她是趁着万籁俱寂的夜晚离开的。7月21日，她走出灭了灯的二楼卧房，怀抱着熟睡的安吉拉。为了不吵醒仆人，她拎着她们俩的鞋子，走下黑色花岗岩楼梯。院子里藤蔓上盛开的诗人茉莉在一轮圆月的映照下泛着光，散发出香甜黏腻的芬芳，使得从院墙缝里钻出来的蜥蜴都变得懒洋洋的。

早在那天的午睡时间，伊丽莎白就已为她自己和安吉拉各装好一箱行李，藏进汽车后备厢。晚上，她一直等到仆人们锁上房子，上床睡觉。她原本期盼夜里能乌云密布，但天空却是一片清澈湛蓝，月亮闪动着电光般的银辉。苍穹之下的花园——古老的槭树、玫瑰花圃、蜿蜒于草坪间的红砖小路和淡水池塘——很像一座沉睡于千年魔咒下的童话王国。

当伊丽莎白打开金属大门时，大门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门外的巷子空荡荡的，表面开裂又凹凸不平的沥青地在月光下映出暗淡的光。伊丽莎白没有发动引擎，而是挂上空挡，让车徐徐向后滑行，直到完全退出金属大门。随后，她坐在方向盘后面，透过依旧敞开的大门，凝视着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那片被施了魔法的森林和高耸的灰暗城堡。她看到八岁的女学生独自去参加她的第一次安息日晚宴，那个目光澄澈的年轻人称她为“小家伙”。她还看到“医生夫人”开着车准备去办公室时向她挥手，看到教授在及膝深的水中艰难前行，猛抓书本、玩具、厨具和相框，因为住在管道里的鬼魂再次让它们漂浮了起来。她看到诺尔最后一晚睡在自己床上，还有雪地里那串从房子远去的足印。之后，她下了车，关上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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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德黑兰瓦纳克大道外的一条土路岔道上，曼佐尔的丈夫在破旧的出租车里等候她们，自从默治塔巴强迫他从索莱曼家辞职以后，他就开始驾驶这辆车。伊丽莎白下了她的汽车，和安吉拉钻进出租车。他们行驶了三个小时，前往曼佐尔的家乡拉什特。一路上，曼佐尔的丈夫都在祈求隐遁伊玛目帮助他们顺利通过岔路口。在最后一段路上，伊丽莎白在车里睡着了，还梦见了“大宅”。虽然现在仍是黑夜，但只为监视她和女儿才留下来工作的那些仆人都已醒了。伊丽莎白的床铺没收拾，仍带着余温。她的衣物也还在衣柜里。每样东西都与短短几小时前一般无二，只有她——伊丽莎白——从画面中消失了。

他们必须一路躲躲藏藏，横跨一千英里路程。从德黑兰到土耳其凡城[31]的途中危机重重。如果他们能避开两国的军警和边境守卫，在恶劣的条件下幸存，就能在凡城稍事休整，之后乘坐巴士再走五百英里到达伊斯坦布尔。伊丽莎白就只知道这些。

他们抵达里海沿岸的拉什特之时，天已破晓。七月的空气滞重潮湿，但透着甜味。里海实际上是一片广阔的湖泊，湖水的含盐度不高，否则盐味会渗到空气中，随风飘荡。他们去的那座屋子与港口隔街相望，屋后是缓缓起伏的翠绿山峦。屋内有两个房间，厕所在屋外，加盖出来的棚子歪歪斜斜的，天花板很低，成年人如果不弯腰就无法通过。屋外有个女人跪坐在地洞旁，将几片新鲜的生面滚成球，用手掌拍打，然后将它使劲儿拍到地洞的内壁上。几分钟后，她又直接伸进手去将馕撕下来，馕上还粘着洞壁上的煤渣和熏黑的石子。她用手指剔掉了这些仍烫得发亮的东西。

一个梳着马尾辫、戴着亮黄色头巾、年纪比安吉拉还小的女孩，端来了茶水和馕。此时，曼佐尔的丈夫跟另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我表弟会载你们去赞詹[32]，”他说，“从那儿到大不里士[33]的路上，你们会换几次司机。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都很可靠。”他把手轻轻搭在表弟肩上，点了点头，“我的兄弟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贵人，他们不会向坏人出卖你们。”

他搓着双手，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

“你一定要原谅我，夫人。我是你的仆人，阿马德也是。”他再次转向表弟，“但是后面的路，”出于窘迫，他的声音几乎断断续续，“我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说，我知道，这事对曼佐尔和我都不利。”此刻，他的头垂得更低了，也不抬眼看她，于是阿马德帮他打了圆场。

“夫人，这差事很危险，他们只要抓到偷渡贩子就会绞死他，而您——阁下您——”

“我在抓捕名单上。”伊丽莎白替他把话说完。

伊丽莎白猜出了这两个人的意思。

“我不指望谁来白干这事。”她说。她把手伸进手提包里，掏出一沓美钞。凡是有门路的伊朗人都知道要在家中和银行的保险箱里藏些美钞，以防经济衰退或政治动荡。更精明的人还在美国开立了储蓄账户，置办了房产。“这是3,000美元，”她说，“我只有这些。”

他们商定向伊朗边境内的偷渡贩子支付1,000美元，对土耳其人也付相同金额。据说，土耳其人经常在拿钱之后又把难民交给边境守卫，所以他们指点伊丽莎白在旅程开始时只付一半，等她和安吉拉最终安全抵达凡城后，再付其余的钱。

他们把钱缝进伊丽莎白的衣服内侧，之后又把她的手表和婚戒缝到安吉拉的内衣裤里。曼佐尔的丈夫保证他会到亚斯花园尽量取出些值钱的东西，拿到黑市上去卖，一旦伊丽莎白在土耳其安顿下来，就把钱寄给她。

“那很危险，”伊丽莎白说，“如果你儿子发现了，或是其他仆人告发你……”

听她这么说，曼佐尔的丈夫眼中迸出了泪水。他为儿子的恶行一次又一次地道歉，发誓如果他早知天意如此，绝不会生下这个孩子。

“你一定要给我们写信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你平安无事，”他向伊丽莎白恳求道，“不然曼佐尔再也睡不着觉了。只要你一到土耳其，一定要让我们寄钱给你。”

他吻了她的手，又轻抚了安吉拉的头发，跟她们走到汽车旁，将一碗水倒在地上，祈求获得佳音。车开走时，伊丽莎白透过后窗回望：他站在那儿哭着，奋力挥着手，直到他们驶上高速公路，他才消失在视野里。

她们在大不里士的一家小旅店过夜。司机为她们办理了入住手续，陪她们走到房间，然后趁侍者到一旁接电话之际偷溜出去。

“祝你们好运，”他用在伊丽莎白听来十分真诚的语气说，“代我问好。”至于是向谁问好并没说清。

伊丽莎白和安吉拉都饥肠辘辘，但安吉拉不敢离开房间，伊丽莎白也认为最好不要出门，以免别人注意到她们。于是她们坐在唯一的那张床上，吃着已变味的馕和奶酪，这是她们从拉什特带来在路上吃的。伊丽莎白用手撕下一片馕饼，裹上一点儿奶酪和半颗核桃，递给安吉拉。然后她又用洗手池旁的玻璃杯接了一杯自来水，拿给安吉拉。

“吃吧。”伊丽莎白平静地说。

安吉拉盘腿坐在粗糙的毯子上，没理睬她手中的“三明治”。过了一会儿，她的膝盖开始颤抖。

伊丽莎白很疲惫。“没关系的。”她将信将疑地咕哝道。

听到这话，安吉拉开始抽泣。自从她们离开亚斯花园，她始终沉静而坚忍，严格按照母亲的要求做，可她现在放声大哭起来，伊丽莎白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她根本搞不懂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她想回家，但她明白“被政府通缉”是件坏事。她曾经见过报纸头版刊登的照片，上面是一排排赤裸的男人躺在血泊里，头部和胸部有弹孔；并且每小时都能从广播里听到被通缉者和死者的名单。

她们和衣而眠，凌晨三点醒来，走下楼梯。在旅店马路对面，有个男人站在一辆有凹痕的棕色沃尔沃汽车旁抽烟。当他看见她们拎着行李箱走近时，将香烟扔在地上，摇了摇头。

“能穿的都穿上，其余的留下。”他说完就走到汽车前面，背对她们。“快点儿。山里一到晚上就冷了。”

伊丽莎白两手各提了一只行李箱。她没有立即按男人的指示去做，而是站在原地，盯着他的后脑勺，仿佛在搜寻某个谜题的答案，直到安吉拉扯了扯她的衣服。

“我们不能丢下这些，”安吉拉说着，双手使劲握住行李箱的把手，想从母亲手中把它们夺过去，“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东西。”

司机是那种饱经沧桑并已厌倦一切的中东男子，他们从童年便径直步入了老年。前一分钟他们还在街头赤脚将塑料瓶当足球踢，下一分钟就每天工作十六小时，赚取微薄的收入供养父母和弟妹。他们的皮肤由于长期暴晒而黝黑开裂，嗓音也因为吸烟过多变得粗哑难听。肌肉会因焦躁而抽搐，因为天随时可能塌下来，对他们这种人来说的确经常如此。

他走到安吉拉面前，单膝跪地，温和地说：“小姑娘，你们要去的地方装不下行李。”他又抬眼看着伊丽莎白，“他们告诉过你要骑马吧？”

他们没说过。

“要么从我们的地盘经过，要么就得被装进集装箱运过海湾去。”他说着站起身，语气中透着对她们的同情。

“这不像被锁在某条偷渡轮船的箱子里那么糟，但你们只能带走穿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在她为女儿打包的行李箱里，伊丽莎白装了一些安吉拉与诺尔的衣物和爱看的书。她自己的行李箱中大多是照片：所有已经褪色又浸透过水的黑白照片，都是她在父母和弟弟们溺亡那天，循着潮湿泥泞的洪水流经之处寻回来的；还有亚伦和孩子们在一些特别场合拍摄的专业摄影照片，那是她在临行前最后一刻从相册里撕下来的；再有就是安吉拉小学一二年级的成绩单、孩子们的出生证和诺尔的姓名牌。

她将姓名牌偷偷塞进自己的外衣口袋。尽管正值仲夏，她还是让安吉拉尽量穿上所有保暖的衣服。之后，她跪在摊开的行李箱中的那堆照片旁，挑出一张她与亚伦在婚礼上的合影，还有两张诺尔的照片。她将它们塞进自己的外衣口袋，然后取出那个记录了有关诺尔下落的全部信息的笔记本，把它放在地上。

司机焦急地守候在她身旁，不停地扫视大路，但伊丽莎白始终像着了迷一样，仿佛并没意识到危险。她浅浅地吸了口气，抬头看着司机。

她默默将掌心朝上摊开，举起手伸向司机。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从衣兜里摸出比克牌打火机递给她。她的生命就在这里——生命中残存的东西，她选择留下的一切。她点燃打火机，将火苗凑近照片的一角，然后把它放进摊开的行李箱里，眼见整个箱子燃烧起来。

从大不里士开始，道路蜿蜒进入群山，朝西北方向通往乌米尔湖，湖对岸便是伊朗与土耳其的交界处。临近傍晚时，他们过了桥，进入库尔德人[34]的领地。司机带她们来到一座小泥屋前，这个村中的居民不足百人。她们刚一下车，就被一群库尔德小男孩团团围住。他们的眼睛水汪汪的，一副什么都明白的神情，开始问安吉拉一些她听不懂的问题。他们说话时混杂着库尔德语和波斯语，之后又试着说土耳其语和库尔德北部方言，最后讲起了支离破碎的英语，这是他们从走私家用录像带里翻录的美国电影中学来的。

“从这儿开始，后面的路就难走了。”司机对伊丽莎白说，“算你们走运，现在不是冬天。”他踌躇着，仿佛在估摸她们幸存的概率，“你们会没事的，只要别跟向导以外的任何人讲话，别提问题。在你们平安到达凡城以前，别向土耳其人付钱。”

她们在藏身处住了一宿。早上，偷渡贩子让伊丽莎白骑上一匹马，让安吉拉坐在另一匹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手握长木棍，肩上挎着步枪，骑马走在前面；一个沉默的高个子男人跟随在后，也带着武器。当伊丽莎白问起路上要走多久，或是他们打算如何避开沿途的边境守卫时，他们谁也不答话。

他们选择了走私贸易在几十年间开辟出来的一条迂回路线，爬上高出谷底数千米的山路。这些路都是原始小径，几乎与马匹同宽，路旁悬着许多摇摇欲坠的巨石，他们始终都有被某块巨石阻住去路的危险。

他们在约摸正午时休息了一会儿，坐在山石的阴影里，又就着干核桃吃了些馕和奶酪。那天下午，太阳很早就落山了，周围一片漆黑。他们在山边凹陷处搭建的一个小泥屋前停下。男孩用煤油灯烧水沏茶。沉默的男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万宝路香烟。

“如果我们死在这儿，”安吉拉和母亲躺在地板上的一条粗糙的毯子上，她对母亲耳语道，“如果这些人杀了我们，或是狼把我们吃了，根本没人知道我们曾经活在世上。”

伊丽莎白正仰面躺着。她用一条胳膊肘撑起上身，凑近安吉拉。“所以我们不会死，也不会让任何人杀死我们。”她轻抚着女儿的面颊说，“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曾经活在这个世上。”

她们骑马走了九天，由两对不同的向导引路。为了避开盘查，他们趁夜色进入土耳其境内，仍旧骑马走山路。边境没有标记，但向导们一直催马向前，直到另外三个库尔德人开着一辆载有二手汽车部件的破旧小货车来接应他们。他们命令伊丽莎白和安吉拉蜷坐在货车后部，盖上一块油布，还堆放了许多金属部件挡在她们身前。土耳其警察就像没有道德节操的向导一样，经常将难民交给伊朗的边境守卫以换取贿赂。有时，他们还把年轻女子卖给妓院老板或有钱的男人。

在土耳其，她们住在一个破旧的寄宿公寓里，与其他伊朗难民挤在一处。

难民们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困境，他们就连最基本的信息也搞不清楚：怎样以及在哪儿能找到按月出租的公寓，去哪儿买毛巾和杂货，怎样寄信，去哪儿交电话费，怎样找到一个割礼执行者为刚出生的男婴割包皮[35]。男女老少两三代人挤在廉价旅店和肮脏的寄宿公寓里，焦躁不安又不知所措地团团转，安慰着彼此并向孩子们保证，很快一切又都会好起来的；过不了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会采取行动，进军伊朗，帮助国王复辟。

与此同时，他们密切关注从伊朗接连传来的无情的坏消息，而他们企盼的电话从未打来，排队等候的巴士也根本没到。他们整日站在大使馆、公证处和律所的等候室里，等候任何能认定他们的政治难民身份并发给他们去别国签证的人。

“该向何处去？”

伊丽莎白毫无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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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来的人那里，她听说索莱曼家的财产——包括地产、公司业务、银行账户和珠宝首饰，甚至连他们的波斯地毯、古董家具和昂贵的衣物——已经在一场“先占先得”的运动中被赛义德·默治塔巴据为己有。他跟两个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起搬进了“大宅”，宣布要将此地变为一所宗教学校。他穿得像游击队一样到处活动，以反人类罪或涂抹指甲油为由逮捕别人，把他们送交至城中各地设立的由毛拉把持的审理委员会面前。

当这一切发生时，拉斐尔之妻当街呼喊，屡次向“无辜与贫困者保护委员会”提出申诉。在试图确立她对包括亚斯花园在内的先前索莱曼家族全部财产的所有权时，她一边晃动着已褪色的文件档案，一边破口大骂。

“该向何处去？”

1979年下半年，伊朗政府不同派系之间爆发了一场斗争。在尔虞我诈的投机行动中，任何参与方事后都无法为自己辩白：各方都曾私下密谋，在“利用”伊斯兰作为战斗口号推翻国王以后，再由自己取而代之，接管政权。

他们本该料到这一步。

在一段时期里，各派系为掌控国家政权相互攻击，也与毛拉斗争。然而，期盼比较温和的势力能战胜教士、让流亡者安然回国的全部希望被彻底粉碎了，因为毛拉在全民公投中获胜，确立了政府未来的形态，授予霍梅尼“最高领袖和人民监护人”的头衔。

霍梅尼登上神圣宝座已成事实，将被载入史册。

“该向何处去？”

十二月，伊丽莎白拨打了侯赛因·泽莫罗迪给她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一家好莱坞的餐馆。

前面三个来接电话的人都不认识什么侯赛因；第四个人自称约翰·韦恩，当他明白找不到人的原因时大笑起来。

“当然喽，他是在这儿工作。”他说。他用带有浓重口音的美式英语交谈，但寒暄几句后便改用波斯语。

“只不过，他是个很孤僻的家伙，”约翰这样说起侯赛因，“没人知道他到底叫什么。他们叫他‘霍尔’……就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36]里的……机械大脑……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伊丽莎白是霍尔的妻子还是女友？她身在伊朗还是已经出逃？她有签证和对未来的打算吗？她缺钱吗？

“过几个小时再打来吧，”末了他说，“那时霍尔会在这儿。我们保证会把你尽快接过来。”

贾汗沙·瓦拉斯泰（又名“约翰·韦恩”）是伊朗犹太人，他的餐馆坐落于日落大道和克莱森特高地的街角处，就在好莱坞西北角的比弗利山庄外面。他身高六英尺四[37]，瘦高的身量，神经高度紧张又极为活跃，喜好穿牛仔靴，这些靴子是他每年一度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旅行时在某家商店买的。店主是个爱尔兰男人，店员全是墨西哥人。贾汗沙伊朗名字的发音难倒了他们，所以在他造访过六七次以后，为了方便，他们开始叫他“约翰·韦恩”。贾汗沙不是狂热的电影迷，但他明白拥有一个既好拼又好记的名字是有好处的，于是他顺势改名，并让新名与自己本名的首字母相配[38]。

早在伊朗人开始大规模迁到洛杉矶以前，约翰·韦恩就已经因为乐善好施而著称。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善心，常慷慨解囊，对每位贫困潦倒的朋友或是偶遇的陌生人出手相助，他有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支持体系。革命以后，在那些老前辈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移民到洛杉矶的少数几个家庭——他是最先帮助新来者安家落户的。近两年里，他向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每位无助的母亲或受惊的少年敞开大门，允许男人们把他的餐馆当作临时办公室来做生意，耐着性子听完每个新来者感到理所应当要分享的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故事。

约翰·韦恩对别人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自己好——他结识了那些他若不这样做或许就永远无法相遇的人，因此感到愉快；他力所能及地让别人日子过得更容易些，从而让自己感到内心平静。大多数时候他给出去的钱都不是他自己的，甚至这也没令他烦恼。“幸运99”总是挤满二线演员（约翰·韦恩坚称他们是“超二线”的），还有他们那些衣着暴露的追随者，但这从未带来利润，因为约翰·韦恩开出的支票总比收回来的多。他位于特劳斯戴尔庄园的房子早在所有伊朗人搬到那里并抬升了房价之前，就已价值近20万美元，但它被抵押的金额是这价格的两倍。他那辆黑色限量版凯迪拉克塞维利亚古驰轿车在乙烯基材料的车顶、车座弹性头垫和轮圈盖上，都有代表其设计者的两个紧扣一起的字母“G”，还有个性化车牌“ALAMRCN”[39]——“全部美国造”——是为一个阿拉伯王子特别定制的，他开了一个夏天之后，就把车以远高于初售价的价格卖给了约翰·韦恩。

从表面上看，侯赛因·泽莫罗迪只不过是约翰·韦恩的又一个帮扶对象而已，韦恩雇用他是因为他在追求更高远志向的同时也要糊口。他年纪轻轻，肤色黧黑，头发却已过早花白，不具备任何实际的技能，也不懂得如何与平常人交往。他应征了《洛杉矶时报》上一则招聘启事：“电气工程师，有能力提升富丽堂皇餐厅的现代化水平。”他去应聘时，在右臂和胯骨之间夹着一个小公文包，因为它的提手断了。他主动承认自己对应聘的工作一窍不通。“可是，说实在的，先生，我毕生的使命是创造出别人从没想到过的东西。”随后，他把公文包放在约翰·韦恩的办公桌上，开始整理一大堆乱糟糟的纸张和表格，寻找任何能帮助约翰·韦恩理解他的东西，他神色激动，又显得苦恼而抱歉。

此前，侯赛因一直睡在自己的车里，在公共浴室洗澡，在图书馆打工，买得起什么就吃什么。他自然愿意在幸运99“帮厨”，因为这样他就能在晚上上班，利用白天绘制图纸，获得免费的三餐，还能睡在储藏室里。他甚至还能因为倒垃圾、堆放罐子和箱子、清理冰箱和从洗衣房取回桌布之类的差事挣点儿现钱。他经常心不在焉，耗费半天时间完成一件本来只需半小时的工作，然而这些都不打紧，他待人礼貌，也不妨害别人，对约翰·韦恩感恩戴德。

约翰·韦恩的会计和餐厅经理都很明智，不想多费唇舌去向他解释，霍尔只是尸位素餐，最后很可能会因精神问题被某家县立医院扣留七十二小时；他在这儿简直就是多余，他为挣工资而干的活儿原本属于其他员工的职责范围。无论约翰·韦恩要付出多大代价，他就是不认为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件坏事。更重要的是，无论他行事多么草率，也从不认为自己做的任何事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多年前，当他还是个生活在伊朗的小男孩时，曾遇到过一个女人；她以九十九托曼的价格，卖给了他九十九年的福运。他在伊朗时已消耗了几年的福气，将剩下的大部分都带来了美国。

伊朗人很快发现，对流亡者来说最难以忍受之事莫过于“消失于无形”——不是说你的身体从人间蒸发，而是说你从别人眼中消失了。

一开始，你看到的是父母眼中映出的自己。你日复一日地看着那个形象，由此明白你是谁，为人如何，直到你的世界开始扩大，又在许多双眼睛中找到自己的形象；在你察觉到以前，已经变成真正的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别人对你的看法雕琢和塑造了你，赋予你生机与活力。你对自身的点滴了解都是对那种看法的证实或偏离。无论你做什么事、成为怎样的人，都是在践行或挫败那种观念。

后来，镜子骤然破碎，世界灰暗下来。你遭人驱逐或被迫逃命。你的家变成绞刑架，你的同胞成了刽子手。十四岁的男孩，被希伯来移民救助社解救出来，因为举目无亲，而受哈巴德派[40]监护；十岁的小女孩被送去与姐姐或姑姑住，此后三十年间再也见不到父母。诗人舍弃了他用于写诗的语言；作家在新的国度既无法理解别人，亦不被人理解。在避难之地，他们在邻居们眼中发现的自己，除了白板一块，还能有什么呢？他们如同铅笔素描人像，没有姓名，也没有过去，失去了曾用于描绘他们的色彩和色调，根本无法定义自己。

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也具有摆脱束缚和解放自我的积极一面，它允许一个人重新设计和创造自己，轻装上阵，从头再来。这其中也包含自降身价和自我贬低的成分。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将“我是”变成了“我曾是”。

这就解释了移民为何总群聚在一处，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守住自身在别人记忆中仅存的东西，这也解释了为何革命之后那么多伊朗人都定居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无论他们从哪一侧海岸抵达美国，从那一刻起，他们便可称呼其他伊朗人为“兄弟”“老同事”或是“朋友的朋友”。他们聚在彼此的旅馆房间和韦斯特伍德庄园的公寓中，等待国王镇压“动乱”和能够安然返乡的消息。他们整夜坐在韦斯特伍德“轮船咖啡店”的大窗旁，喝着热茶，彼此安慰说伊朗的“动乱”会很快结束，国王是不会倒台的，西方世界也不会让他倒台。他们寻找比自己更早来到美国的少数伊朗人，向他们咨询如何租赁家具以及去哪儿求医看病。对大多数人而言，凭借这种联系便足以找到新的立足点。

但是，伊丽莎白的家庭早已脱离社群，又因悲剧性遭遇而减员、失势，支撑她们活下去的除回忆之外一无所有，这样的家庭又当如何？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半女人，二十五岁左右的母亲和快八岁的女儿，她们被迫抛弃了已故亲人的坟墓。她们初来乍到时领悟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尽管在别人眼中找到自己十分艰难，但要找到她们遗留在伊朗的任何印记更是几乎不可能。

逝者与失踪者无法跨越国境，他们的流亡便是我们的遗忘。

伊丽莎白于1979年5月抵达洛杉矶，此时距她和安吉拉逃离那个决意要监禁她们的国家已时隔近一年。她没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没有高中毕业证，也没有工作经验。她读写英文都没问题，但在理解或讲“美式英语”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她在伊朗时的老师（通常是外交官或派驻该国的石油公司高管等等的配偶）大多是英国人。在等待约翰·韦恩为她和安吉拉办理签证期间，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现金，还向约翰·韦恩欠下了律师费和其他与申请政治避难有关的费用。最艰难的是，她无依无靠。

伊丽莎白无法像其他大多数伊朗人那样，刚一抵达洛杉矶便迅速加入自己的大家庭或是投靠旧友，她衣兜里只有约翰·韦恩的电话号码，此外再无任何财物。她不是第一个带着小孩去求助约翰·韦恩的年轻母亲。别的家庭也有这样被打散的。有的丈夫把妻儿送出国，而自己仍留在伊朗守护家中的财产；还有些人因为正在接受审讯，被禁止离境；另有一大批人身陷囹圄或是已被处决。

然而，妻子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尽量少思考”，只要关心家务事，无论如何都不要主动采取行动。倘若她们走运或是明智点儿的话，就会在年近二十或二十出头时，从娘家直接嫁入夫家。她们从不独自旅行，也不能在未经配偶书面允许的情况下，从伊朗的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突然间，她们被迫要自己做出每一项决定，这些决定不仅关乎她们自身，也关系到她们的子女。她们会朗诵诗歌，缝缝补补，但还必须学会如何开立银行账户和写支票；她们能即刻精心策划出接待百人的盛宴，但在每天要给孩子们带什么午餐的事情上，却必须有人指点。然而，她们很快便迎难而上，适应了环境，在约翰·韦恩心目中，这证明她们具有内在的能力，这种能力数百年来被东方的律法和传统压制了；不过，如果要达到那一步，还需要有人伸出援手，帮助她们稳步前行。

他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海关外等候伊丽莎白和安吉拉。他没让霍尔来接机，而是亲自前来，因为你永远无法信任那个男人会守时——他的本意很好，但可能会把约定的周四记成周二，或把晚八点记成早八点。“再说，”约翰·韦恩对霍尔说，“那个可怜的女人一见到你，可能马上会被吓回土耳其去。”

当伊丽莎白和安吉拉从航站楼走出来时，她们已经历了两天多的旅程，十分困倦，不知所措；身上散发着机场的气味，充满焦虑；她们犹豫着要不要直视别人的眼睛或是回应所有陌生人的微笑。可对约翰·韦恩来说，她们看上去正如他一直渴望拥有的家人。

约翰·韦恩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60年，那年他八岁。他们当时正在里海沿岸城市贡巴德·卡武斯。他和父母一起去了那里，因为父亲要出国旅行很久，所以希望一家三口能共度一段时光。有一周的时间，他们沿着高低起伏的湖岸线驾车兜风，走访主要的城镇和小村庄。在贡巴德，约翰·韦恩的父亲带他参观了一座纪念碑，这座城市就是以它命名的。

公元11世纪，有位国王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完全由砖砌成的陵墓，它状如两百英尺的高塔。他去世后，遗体被殓在一口从塔顶悬下的玻璃棺材中，远离世人干扰，他在那儿每天都能看到日出。

“这就是成为王者和始终为奴的区别，”约翰·韦恩的父亲对他说，“奴隶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而国王即便在死亡的黑暗中也要追求太阳。”

多年以后，约翰·韦恩终于明白，父亲讲这则寓言的初衷更多是向他道歉，而不仅是阐述人生哲理。在“考察旅行”之后，他们又去西部旅游。有一天，约翰·韦恩和母亲在拉姆萨尔的汽车旅馆房间里醒来时，在各自枕边发现了一百托曼的钞票。他们以为父亲一大早就去外面散步了。后来，他们觉得他是出去买午餐了；再后来觉得他是乘船出游一整天，到外海去捕鱼或被走私犯劫持了；被边境守卫逮捕并监禁；被折磨至死，然后喂了野狗；又或许——或许他是去追求太阳了，独自一人，无拘无束。

两周后，约翰·韦恩因望眼欲穿地等待父亲归来而心碎了，他离开痛哭的母亲，走进一个小镇。日暮降临，带来一阵夜晚时分大海的气息。到处都是汽灯忽明忽灭的淡黄色星火，照亮了渔民们如皮革般粗糙的黧黑面颊；一些十几岁的男孩蹲踞在人行道上，烧烤串在金属签上的鸡肝与鸡腰子，他们眼里映照出火盆中炭火燃烧的烈焰。小姑娘们身穿印花棉布裙，戴着大大的金耳环，赤脚跑在姐姐或是年轻母亲们前面，她们一水儿的鬈发，咯咯娇笑着。

正当他觉得该回汽车旅馆时，忽然听见有人低语：“嗨，就是你！”

招呼他的是个黑发短眉的女人。“你有钱吗？”

她穿的透明白色罩袍已从头上滑落到赤裸的肩头，露出她身上大大的白色耳环和一串串白珍珠。

“干什么？”约翰·韦恩问。

“那要看你有多少钱。”

“你卖的是什么？”

“你想要什么？”

他给了她一百托曼的钞票，说他想让父亲回来。

“他走了多久？”

当他告诉她时，她哈哈大笑起来。

“可你还在等他？”她将钞票塞到乳沟里，又掏出一托曼，将这枚硬币放到约翰·韦恩手里，然后把他的手指合上，将他的小拳头握在她胸前。

“我要给你的东西比你父亲好多了。闭上眼睛，数到九十九。”她将他的手按在她心口，“我会给你九十九年的福运。”

他只要一嗅到伊丽莎白的气息，闭上眼，想起当年在拉姆萨尔照亮夜晚的魔力之光，就知道她是穿越了二十二载光阴和7,500英里[41]长路来与他结合的。他与她还有安吉拉握了手，解释说是他主动提出来接她们的，因为他的时间远不如霍尔的那样宝贵：“他是天才，而我只是个快餐厨子。”

有伊丽莎白在身边，他兴高采烈，因为想到自己获得的祝福而开朗愉悦。他都忘了问她想去哪里，也没问她是不是已经有住处。

“霍尔告诉我，在他认识的人里，数你最聪明。”他一边说，一边驶离停车场，进入通往高速公路的世纪大道。“这可吓着我了，因为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要么是个天才，要么就只是个疯子。”

他一路上滔滔不绝，直到还差几分钟就到他家了，在日落大道和山麓区等红灯时，他突然沉默下来，仿佛须臾间对境况所做的评估让他泄气：他还没告诉伊丽莎白他要带她们去哪儿，她们也没问起。她们一同坐在乘客席，孩子坐在母亲腿上睡着了，把头枕在母亲的颈窝里；母亲一动不动，显得恬淡寡欲。

当信号灯变绿时，他挂上停车挡，在座位上转身面对伊丽莎白。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看她。她长得貌似不着岁月，犹如一幅古老的年轻女子画像。

“在霍尔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以前，我本以为自己经历过不少事情。”

他说这话时目光低垂，因为他无法承受她目不转睛的凝视。

“我挺幸运的。几年前，来到这儿，来到这座城市。我曾经帮过几个人，也愿意尽所能来帮助你。”

他发觉自己听起来就像是在背诵一段预先准备好的独白，脸涨红了。

“我的房子也还算大。”他转头面向侧窗，想掩饰脸上的红晕。排在他们后面的车都在狂按喇叭。“欢迎你们住下，在我家做客。”

信号灯变红了，又变绿了，后面的司机透过敞开的车窗朝他大吼大叫，于是他亮起汽车的警示灯，想等伊丽莎白说点儿什么。

“这只不过是……”他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说法，“这只不过是个……”他顿了一下，随后继续道，“你什么都不欠我的。现在不欠，以后也永远不欠。”

母亲将约翰·韦恩送到美国挣钱那年，他十四岁，穷得就像个诚实正直的银行家。当他在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登机时，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口袋里总共揣着三十美元，根本不知道他在纽约降落后要做什么，但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打紧：几年前，他们在德黑兰隔壁的邻居就让她年仅十二岁的儿子乘船去了英国，他带走的东西甚至比贾汗沙还少，可之后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一大笔钱。贾汗沙的母亲一开始也考虑过送他去英国，但他的高中老师提出了异议：他不是个好学生，不算最懂规矩，纪律性也不强，“像他这样的男孩应该去美国”，这种说法对男孩本人和美国而言都算不上赞美，但在母亲听来却合情合理。

他于1960年7月1日降落在纽约。他在机场里度过了最初的三夜，在航站楼之间走来走去，望着窗外的停机坪，猜想纽约城会不会也不过如此。他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巴基斯坦来的医生，那人提出可以开车捎他去曼哈顿，他这才终于鼓起勇气走出去。从医生用英语对他说的话中，贾汗沙大致听出医生来美国时也一文不名，没有朋友。“我在地铁上睡觉，在一个教堂里吃饭。”他是这么说的，也没准这是贾汗沙事后能记起的内容。

一连几周，贾汗沙搭乘地铁穿梭往返于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及其周边地带，研究琢磨地图；他害怕在街上迷路，几乎不踏出地铁站半步。他以地下商店卖的面包圈和咖啡为食，偶尔从站在地铁入口处的街头小贩那里买热狗。那会儿正逢仲夏，又湿又热，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九月，他已身无分文，于是鼓足勇气，壮着胆子走出去，在位于第四十街和第八大道的港务局巴士总站[42]周围半径很小的范围内活动。

他的第一份差事是在距离巴士总站一个街区的餐馆里当洗碗工。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从晚九点开始，月薪150美元。工资以现金支付，每次当班时供应两餐。有段日子，他在第四十一街上一家又脏又破的汽车旅馆里租了个廉价房间；后来，他发现第十大道和第三十九街交叉口有座教堂，里面有段楼梯单独从街上通向阁楼，每晚都有十几个甚至更多男人在那儿打地铺。当贾汗沙早上来时，夜宿者们已清场走人；他每天花三美元就能租下这间屋子，外加一个带洗手池和镜子的厕所。

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但总有些东西在刺激着贾汗沙，令他精神振奋，比如肮脏浑浊的空气、沾着油污的衣服、餐馆的霓虹灯和铺着油毡的长餐桌，还有他与粗暴失落的老大哥和双眸放光的热切青年共事的时光，他们来自许多遥远的地方，比如孟买、圣胡安、的黎波里和阿克拉。短短几周后，他便被提拔为勤杂工，因为只有两个人来上夜班，所以他就跟服务员一样，但这意味着他能跟顾客们聊天，为他们的咖啡不断续杯，当他们将棕褐色纸包里的某样东西掺入咖啡时，他会将目光转向别处。到圣诞节时，他跟所有雇员和餐馆的常客都成了朋友。他认识这个地区的商店老板、流浪汉、妓女和警察，在吃午饭和工休时会一边抽烟，一边站在巴士总站对面，跟出租车站的司机们互相聊着对付难缠顾客的故事。

新年后的一周，老板的妻子去世了。老板是个上了岁数的拉脱维亚犹太人，在餐馆收银台后面日复一日地坐了三十七年，从没休过一天病假或外出度假。他为守丧仪式请了一周的假，之后回来上班，宣布他准备卖掉餐馆，去洛杉矶与女儿同住。他有一辆崭新的林肯大陆汽车，打算驾车穿越美国，但不愿独自出行，因为害怕在“像堪萨斯那种地方”有“浪人和杀手”埋伏他。就在一年前，克拉特全家在他们的卧室里被堪萨斯州立监狱释放的两名罪犯杀死了。这个拉脱维亚人可不希望遭逢同样的厄运，于是主动让贾汗沙搭便车，一同前往洛杉矶。

在洛杉矶的大多数伊朗人眼中，伊丽莎白和安吉拉是两个神秘人物——既衣衫褴褛、惹人怜悯，又独立自强、令人生畏。她们毫不相像，却又形影不离。伊丽莎白身材瘦小，寡言少语，端庄娴静得与其年龄不相称；安吉拉则活泼好动，吵吵闹闹，刚愎自用。任何知道她们故事的人一见她们，就会难过地想到当一个家庭爆发内战时会是什么样儿。对陌生人来说，她们在洛杉矶是日益常见的一类人物——一种不易归类的新型难民。

可对约翰·韦恩而言，自从他第一个晚上将她们载到他家，带她们看了厨房和客房再回到餐馆起，伊丽莎白和安吉拉就成了上苍降下的吉兆：他确信有朝一日，他将拥有他曾经渴望获得的所有美好事物。

“我要娶你的朋友，”那晚他在“幸运99”的里屋一见到霍尔便宣布道，“你将成为我的伴郎。”

可怜的霍尔一时没记起伊丽莎白，听了这话回应道：“我根本没什么朋友。”

那周的后几天，约翰·韦恩帮伊丽莎白在比弗利山庄最远端的奥林匹克和斯伯丁两条街的交叉路口租了一套公寓。他选择此地，是因为它是全国最出色的学区之一，而且这栋楼距离城市的奢华地段较远，让母女俩能付得起租金。他为她们购置了床铺、碗碟和家具，为伊丽莎白报名参加驾校和罗克斯伯里公园的成人英语班，教会她如何从公寓乘公交车去安吉拉的新学校。晚上，他把她们载到“幸运99”，让她们坐在餐馆中最好的席位上，向她们介绍每一位常客，并对伊丽莎白的聪明才智和出身门第赞不绝口。

安吉拉有美食和美眷为伴，兴奋不已；但对伊丽莎白来说，那些都是难挨的夜晚。她因为一路奔波，仍旧筋疲力尽；由于对未来茫然无措，而焦躁不安。她感到一种警醒，一种模糊不清却持续不断的忧虑，它始于亚伦被枪杀之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她根本不懂得如何与人寒暄，或是怎样对脚踩高跟鞋、身穿绸缎衣的陌生人佯装感兴趣。

她曾以自己客套的伊朗方式，试着婉拒约翰·韦恩的邀请而不冒犯他。如果承认自己兴致索然或没有精力接受他的热情招待，对她而言简直可鄙至极。不过，虽然她每次都以“我们已经太麻烦您”为由婉拒，可约翰·韦恩想时刻在她近旁的热情却丝毫未减。他在美国待得太久了，已不记得某些表达方式背后隐藏的含义，也无法区分它们的字面意思和弦外之音。他始终坚持每晚七点带着礼物在伊丽莎白家门口现身，为她们打气加油，向她们保证好事将至，然后开车带她们到“幸运99”。当约翰·韦恩招待其他客人时，他就让霍尔闲下来去陪她们。

霍尔很高兴——简直是满心喜悦地——与老友重逢；他心中怀着许多美好的回忆，包括他们共度的童年时光、假期时同玩的数学游戏，还有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两个月。他很荣幸能认识安吉拉——她显然跟她母亲一样聪明，也同样博学多闻。他告诉她，东方国家的孩子成熟得要比西方的孩子快得多。他们在更年幼时便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他们周围的世界更加古老，对他们的要求也更高；责任、务实和勤勉等等被灌入他们的头脑——只有在这儿才不一样，在美国，就连死亡都不那么真实；你知道吗，他们把尸体装进一口绸缎镶边的棺材，为它穿衣打扮，做发型，又化妆，好像它不是要进坟墓，而是要去参加高档的舞会。哎呀，如果你过于哀痛或是难过太久，如果你不在立好墓碑以前就宣布自己将开创一项事业、创办一个基金会并坦然接受现实，你肯定会被人瞧不起的。

他说话时，下颌微收，贴近胸口，避免因直视伊丽莎白而显得对她不敬。他双手十指交握，放在面前的桌上，仿佛是在祷告。他甚至还努力穿得体面一些，打着救世军的领带，穿着他从公共浴室的失物招领箱里翻拣出来的白色短袖网球衫。他的头发有些长，下巴偏窄，一周没剃过的硬胡茬略显花白，每隔几秒他的左眼都会跳动一下。

跟任何出色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一样，霍尔·泽莫罗迪忍受着一种未经确诊的强迫症的折磨，这使他能不计其他一切代价地去追求某个目标。然而，与出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同的是，他太执迷于实现理想，竟没发现他计划中的内在缺陷。

创造一种在无论有没有光的情况下，都能依靠探测人体散发的热量对人进行远程追踪的设备：这就是他天马行空的想法。他感到自己已接近目标，方方面面几乎都已思虑周全，可每当他自认为已准备好要制造一台样机时，总有什么东西出错，接着整个架构便会土崩瓦解。他跟这一问题缠斗了许久，差点打算撕碎所有的演算纸，把钢丝衣架插进电灯的插座里，直到他的大脑被烧焦为止。

每当约翰·韦恩招呼他来陪伊丽莎白和安吉拉时，他都会带上所有表格、图纸和大量笔记坐到桌边，还有世上为何需要他的热量探测雷达却还不明白这一点的307个理由。礼节性的寒暄刚完，他便将杯盘推到一边，把演算纸铺展在伊丽莎白面前，旋即开始非常礼貌却又十分急迫地解释每样东西的含义，甚至当她们的饭菜端上来时还没完没了。他滔滔不绝，仿佛认定伊丽莎白对这个话题就像他自己那样兴趣盎然；他还一直向安吉拉道歉“说这么一大套让你烦了吧”，却从未考虑要就此打住。十点时，餐馆里闹哄哄的，喧嚣达到最高潮，安吉拉将头枕在母亲的大腿上睡着了，伊丽莎白也愈发苍白憔悴、筋疲力尽，但可怜的霍尔的陈述报告还远没有结束。

一天晚上，伊丽莎白终于打断了他。

“这是错的。”

可能是因为他没听清她的话，又或许是因为她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总之霍尔继续说了下去。她在听了整整一分钟后，又重复了那句话。

霍尔被激怒了，他摇了摇头，仿佛在驱赶一只纠缠不休的苍蝇，然后重新开始。她向他伸出手去，掌心朝下压在他正论述的表格上，对他说道：“侯赛因！你的数字加起来说不通。”

她倒是不妨干脆告诉他，他这辈子都一事无成。他茫然注视着她，深吸了口气，然后垂下目光，看着桌上的图表。

“这些东西你不可能懂。”他听上去很受伤，伊丽莎白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说。“你没研究过这些数字。”他兀自咕哝着，根本没抬眼看她。

若是在三年前，她会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根本不需要把数字摆在眼前去研究它们，我记得每一个数字，我知道是你弄错了，我的朋友，无论你多想证明，它们就是说不通。”

三年前，她仍相信有些真相是颠扑不破的，而且必须据实相告，这一点绝对重要。那时她尚不懂得，真相要杀死你或把你解放出来都同样易如反掌，也不明白“有太多的真相”这么一回事。数字可以代表太多的损失、历经了太久的时间，也意味着出现奇迹的希望极其渺茫。

“你说得对，”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被周围的嘈杂所淹没，“可能是我错了。”

第二天晚上，霍尔没来上班，也没跟伊丽莎白共进晚餐。再之后那晚，他从后门走进厨房，但每次约翰·韦恩进来找他，他都躲着不见。他不跟任何人讲话，甚至也不回答问题，听到什么吩咐也不确认；他不再睡在储藏室里，而是睡回到自己车上。翌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仔细研究文件资料。晚上，当伊丽莎白和安吉拉跟着约翰·韦恩走进来时，他已经在等她了。

“来吧！”她们刚坐下，他便将公文包“啪”的一声扔到桌上。他明摆着是在挑战什么人；可你也说不清他挑战的究竟是她，还是他自己。

霍尔把手掌在磨损的上衣翻领上擦了擦，随后突然打开公文包的锁头。公文包的上层骤然崩开，一张张字迹潦草、皱皱巴巴的横纹纸喷了出来。他低声咕哝着拾掇好演算纸，挤出一丝微笑，然后将它们递给伊丽莎白，神情好似一个人将病重的孩子托付给世上唯一有可能妙手回春的医生。

在革命后的第一年，洛杉矶当地人不知该如何看待城里突然迁来的数千名伊朗人。几十年来，城中最富裕地区的居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移民——工人阶层，不会讲英语，勉强度日，大都来自南美或东南亚——但现在他们突然发现了一批受教育程度高且深谙世故的伊朗人。这些人居住在韦斯特伍德、圣莫尼卡和比弗利山庄的大片地产上，他们在威尔夏大道的萨克斯与马格宁百货商店购物，在查森与佩瑞诺餐厅和罗迪欧大道上的卢奥餐厅用餐，付账时你争我抢，因为每个人都想为别人买单。男人们就连周日下午去公园时都身穿正装，打着领带；女人们到处闲逛的架势，宛若正被一大群皇家侍从前呼后拥着。他们走到哪里都成群结队，前半夜围坐在威尔夏和韦斯特伍德的轮船咖啡店里，周六聚集在世纪城商场的克里夫顿咖啡馆中，仿佛这片土地归他们所有。他们每天都去彼此的旅店房间和公寓串门，工作日晚上十点才吃晚饭，周末用餐时间更晚。

在学校里，美国家长发现那么多黑眼睛、黑头发的孩子，突然间坐到了他们金发碧眼的孩子身边，不禁吓了一跳。图书管理员无法有效推行馆内“禁止交谈”的理念。老师们因为不知道伊朗的父母不允许干涉学校事务，常抱怨他们缺乏主动精神；按照中东的习惯，对于一个二十分钟的家长会，他们通常会迟到一小时，却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人质危机[43]爆发后，前往伊朗播报的每台电视摄像机前都是怒目圆睁、胡子拉碴的年轻男子在高呼“美国去死吧！”。在美国出生的金发碧眼、身高腿长而又充满自信的孩子会欺负那些有着深色头发和皮肤的孩子，管他们叫“绑匪”。

在伊朗住户大量涌入的居民区，业主们怀疑这些不守规矩的陌生人恶意控制了本地区，他们为了对抗暑热，竟然关掉自家的空调，而采取每天用水管冲刷院子两次的办法（毫不在意当地的旱情）；他们对每样东西都讨价还价，因为在他们老家“询问价格”只是谈判的开始。在比弗利山庄，白人纷纷撤离的现象已对地区构成严重威胁；那些留下的人之所以这么做，大多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和一种佛罗里达式的“不退让”[44]心态，这种心态促使五十年前的东欧和南美老牌移民与今日的伊朗移民形成对抗之势。

不过另一方面，作为美国立国基石的法律制度和宽容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它拥有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较少见的包容与机遇。

伊丽莎白必须去找工作，可她根本不知道该怎样着手，甚至不清楚她能胜任什么工作。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她就起床了，将盛美家牌果酱抹在烤好的白面包片上，给安吉拉当早餐；之后她们俩同乘公交车，沿奥林匹克街前往雷克斯福德；到那儿以后，她们还要再走十二个街区才能到达霍索恩学校。安吉拉入学时是三年级的学年中期。她在伊朗的学校里是尖子生，可以毫无障碍地用英语和法语沟通交流；但在这里，她却被归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自动被分入“慢”班。她对此很气恼——善意的老师对她讲话时音量很大，咬字吐音极慢；白人小孩避开伊朗同学，而伊朗小孩拉帮结伙，丝毫没兴趣跟白人交朋友。她发现伊朗的孩子们以前或是在别处就已彼此相识，他们的父母在伊朗时就认识对方，在洛杉矶也是朋友，他们中有许多人似乎都熟稔索莱曼家族的全部历史。

“他们知道关于你和爸爸，还有你们的父母以及亚斯花园的每一件事。”她告诉伊丽莎白，“他们问我，我们究竟找到诺尔没有，你有没有查出是谁偷走了她，她又是怎么被杀的。可你怎么会不认识他们呢？”

要如何向一个九岁的孩子解释，即便你待在家里也能成为流亡者呢？归属感对许多人都至关重要，可伊丽莎白既没寻求过它，也不觉得这是种缺憾；她的独立自主在解放她和安吉拉的同时，也使她们与外界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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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从学校继续走向市政厅旁的图书馆，坐在外面的长椅上，逐一阅读《洛杉矶时报》中的招工广告。她根本不懂“简历”是什么，再说也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只打听不要求简历的工作。有几次，她用图书馆外的公用电话拨打了报上登的号码，却发现自己说话结结巴巴，语意也不连贯，对别人的提问太过恐惧，对自己无奈的回答又颇感羞惭：“不，我没有大学学位，我连高中文凭也没有；我以前从没在‘外面’工作过；我没有汽车；我不知道在零售店里怎么‘接待’顾客。”然而，她却能轻而易举地认路，记住路线、门牌号和公交车时刻表；她对那些东西几乎过目不忘。于是，她开始按照广告中的地址去应征需要“当面申请”的职位，甚至打算在一些办公室或商店随便停下碰碰运气，问问那里是否需要打工者。

他们看着她——瘦弱、苍白，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她看起来家境太过富裕，又成熟老练，因此不适合做日间托管中心的助理或杂货店柜员；可她又太缺乏经验，根本没法让她照管孩子或负责收银机。她只能在早上八点以后开始上班，下午两点就得走，因为她要接孩子。她不会速记，也不会打字或操作电话交换机，可她坚称自己能按时完成一整天的案头工作，无论什么都一教就会。平生第一次，伊丽莎白的聪明才智既不被认可，也不被特别看好。

还有就是体味。

别人觉得她想必喷了某种产自异域的奢华香水，能勾起人们已遗忘许久的回忆——他们儿时听过的故事、在海边度过的一天、奇特的期望，或是初吻。每次她无论是走进房间还是过道，无论是登上公交车还是步入楼梯口或电梯，那种气味都会先她一步，引来好奇的注视和试探性的询问——你喷的是什么香水？它是用哪种花或植物提炼的？哪个国家生产的？

尴尬的伊丽莎白只好轻描淡写地说：“我不记得名字了，是别人送的。”然后垂下头，挨过这一刻。迷惘的感觉为这番对话蒙上了一层阴影，她比以往更能体会到，她既不能解释，也无法逃避这与生俱来的东西。

在伊朗时，情况可就不同了。她极少出门，几乎见不到生人。差不多每个与她打交道的人对她的怪异体味不是习以为常，就是知道真相。

“你打算在上班时喷这种香水吗？你愿意少用一点儿吗？倒不是说它令人不快——没有这回事——只不过它太浓烈了，这味道错不了的，甚至让人有些陶醉，它会让人想要躺下来，望着天边的云彩。”

她找工作进行到第三周时，早餐和午餐只吃点儿胡萝卜和西芹，以便节省所剩不多的钱；约翰·韦恩这才发现她白天都在做什么。他仍旧每晚专程赶来或顺路拜访，带她和安吉拉去“幸运99”吃晚餐，但谈及作业和第二天一早上学的话题时，他就搭不上话了，只得咽下自己的失落，如他向霍尔坦承的，“像男人一样面对”。他离开伊朗已经太久，不清楚这一切是多么不得体——一个男人借钱给一个独身女人，给她买东西，而他既不是她的配偶，也非直系血亲；他出现在她的住处时，没有他人在场陪同；他称呼她时甚至使用了比较非正式和亲密的称谓“你”，而不是“您”。

他能觉察到她的羞怯，她在接受他的礼物时踌躇不定，但他将这些归为她自尊的表现。他能把握好分寸，不至于站在每个屋顶高喊他想分分秒秒与她相伴；毕竟她成为孀妇的时间不长。可每当他在她近旁时，时间就会自动缩短，于是一小时变成了一分钟，宝贵得令人心痛，短暂得令人癫狂；而之后当她不在时，却又漫漫无期。所以，他想出了一些更具新意的“互通情况”的理由，正如他平时喜欢说的，这意味着无论是否受邀，他也会每天拜访，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已。

这种冲动鲁莽、“全力以赴”的行事风格正是约翰·韦恩的本色，甚至在他做出那次世纪交易、为自己买下永恒的福运之前，当他还只是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赤脚走在海边小镇泥泞的人行道上时，他心中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谨慎或疑虑，能使他放慢脚步。他是伊朗人所谓的“豪放派”——就像说一个人总是慷慨解囊那样。他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想要什么，无论遇到何种障碍，也不计要做出多大牺牲，他总有把握设法得到它。他带给人持久而坚定的希望，黑暗中的道路终将通向光明。

一个周日，他手里拿着一包早午餐，身后还拖着霍尔，按响了伊丽莎白家的门铃，按他的话说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这样我看起来就不像个骚扰狂了”，可他发现只有安吉拉独自在家。

“她去找工作了。”小姑娘解释道，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既不满怀希望，也不失落懊恼。她们需要钱，但安吉拉也需要母亲。

“她回来时可能会说，没人愿意雇她。”

约翰·韦恩将食品袋放在三英尺长的料理台上，思忖着安吉拉的话，以确保自己正确领悟了她的意思，然后他默默地祝福那个在很久以前，当他心灰意冷时，以微薄报酬卖给他九十九年福运的陌生女人。

伊丽莎白应征了一则“家政公司”多次刊登的招聘广告。她知道“家政”一词与家庭、住宅和住户相关。于是，她先搭三趟公交车来到谢尔曼·奥克斯，又从文图拉和塞普尔韦达的街角步行二十分钟到达凡奈斯，最后爬上购物中心的两层楼梯，终于到了广告中的地址。

房门敞开着，有二十四个女人坐在屋里的金属折叠椅上，她们腿上放着手提包，讲着西班牙语，看起来相当自在随意。室内光线昏暗，墙上只有一扇似被油漆封死的小窗。在远处的角落里，一个描眉画眼、戴着假睫毛的中年女子坐在金属办公桌后面盯着电话，仿佛盼望它响起来。

“早上好。”她边说边用手示意伊丽莎白进去。其他女人顿时安静了，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来回打量着伊丽莎白，之后开始彼此用西班牙语议论起来。伊丽莎白挤出一个微笑，朝她们点点头，用英语道早安，然后缓步走向办公桌。

“住家还是不住家？”那个“假睫毛”用西班牙语问。当她看到伊丽莎白的反应时，仍用西班牙语问：“你不讲西班牙语？”

过了片刻，她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问题：“住家还是不住家？不管选哪种，你在签约时都得付一百美元现金介绍费。等你找到工作以后，每周五十，一共四周。你有证件吗？”

伊丽莎白恍然大悟，原来她误解了“家政”一词的含义。她不想因为承认自己不打算找家庭保洁工作而得罪“假睫毛”——无论如何，她还没沦落到那个地步；可如果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她只好随便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了。她实在羞于承认她不知道“家政”一词还有这层意思。如果只是出于礼貌，她也会填一张申请表，可她实在没有闲钱。她尽量心平气和地把这番话告诉那个女人，因为她意识到屋里的所有人仍在背后盯着她看。

“别骗我了。”女人厉声说，她扬起下巴指着伊丽莎白，仿佛是要把伊丽莎白本人的样子当作她不说实话的证据。“你看上去可远不止有一百块钱。”

她回到公寓时，看见安吉拉盘腿坐在沙发前的地板上，腿上摊着一本书。约翰·韦恩正在洗碗。霍尔坐在双人餐桌旁，伊丽莎白已将与他发明有关的一大堆文件和草稿纸规整为干净利索的几摞，放在餐桌上。她还没来得及像她主动提出的那样仔细研究它们，但她刚一开门，便从霍尔脸上的神情看出他已有所醒悟，正眼睁睁地看着多年的苦功和堆积如山的梦想慢慢凋零，强迫自己学会放弃。

安吉拉一见伊丽莎白，立即跳起来。“你找到了吗？”她满怀希望地叫道。她用手将翻开的书使劲儿压在右侧的大腿上，仿佛是在阻止自己冲向房门。“他们给你工作了吗？”

伊丽莎白不愿接受约翰·韦恩的施舍与救济，而以她的聪敏不会看不出他提供的“职位”——“财务顾问和商务协调人”——是专为她一个人创设的。因此，她的第一反应是衷心感谢并婉言拒绝。

“你已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我不能再麻烦你了。”她周一早上对他说，当时他特意赶在她送安吉拉去上学前的七点钟打来电话。

她不是会计也没关系。“霍尔说你数学很棒。”

她要在家陪伴安吉拉，因此晚上没法上班也没关系。“你可以来去随意。”

当晚约翰·韦恩顺路来访，邀请她们陪他到“幸运99”共进晚餐时，她再次拒绝了他。她打算坚守立场，即使余生只能受穷，也要保持尊严，因为那些东西很重要，你知道——比如节操、尊严、享用他人的善意时不得寸进尺，这些是我们离开后留下的小小足印，遗留在世上的痕迹。

伊丽莎白试着对安吉拉解释这些，那天早上她跟约翰·韦恩讲电话时，安吉拉一直注视着她。

“你为什么要拒绝？”

安吉拉肤色很浅，有一双大长腿，还有一头爆炸式的闪亮褐色鬈发，这头头发很不听话，无论何时只有一部分梳在脑后，其余的都散乱地飘在脸庞周围。青春期的飞速生长会使她比大多数伊朗成年女子更加高大，不过这种蹿个儿是一两年以后的事儿；“无所不知”的态度在十年内也尚不会显现，但她已变得果断而执拗，没错，还有点儿“愤青”。

“我记得你说自己连女仆的活儿也找不到。”

周二早七点刚过，电话再次响起，安吉拉抢在母亲伸手之前猛扑向电话机。

“你必须接受。”她提醒道。她用一双小手紧紧抱住响个不停的电话机，话说到半截就哽住了。她那双警觉的黑眼睛始终保持着戒备，此刻还蒙上了一层恐惧。“你不能什么事都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

伊丽莎白事后断言，她就是在那一刻意识到女儿已经变成美国人了。

伊丽莎白在约翰·韦恩账簿里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该雇用她和餐馆里半数的员工，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很久以前就没有，或许从来没有过——他用借来的钱付账，而这些钱他在短期内无法偿还。她对此忧心忡忡，但他对她这番报告的反应更令她担忧。

“别为这事儿担心。”当她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时他说。他这种处世豁达、认为“不会出事”的做派能使许多人安心，也很讨人喜欢，却没能说服伊丽莎白。“我一直就这么穷。”

他很想在那句话后面跟上一番极为迫切的表白：他不关心她在账簿里发现了什么，只要他能坐在那儿，看着她翻阅账簿就行。

若不是认为向身处不利境遇的女人主动出击有点儿不正派，他本想告诉她这些，然后单膝跪地，向她求婚。当然，他明白自身的局限性：他曾经是一个流落街头的孩子，几乎没受过教育；而面前的她，则是一位上流社会绅士的天才遗孀，人们提到她的亡夫时仍语带敬意。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有半个世纪的福运可供取用，也愿意耐心地等上至少那么长时间。再说，他还有餐馆呢。

“幸运99”烧烤店位于日落大道和克莱森特高地的交叉口，坐落在山顶上，占地一英亩。餐馆的建筑结构松散，有挑高的天花板，宽大的窗户，还有能俯瞰洛杉矶的露天游廊。餐馆后面有个停车场，餐馆前面停着一排豪华轿车，包括劳斯莱斯。这些轿车是以每日三百美元的（折扣）价格租来的，司机都身穿黑色阿玛尼制服套装，整洁利落，他们负责接送尊贵富有的食客和住在城外的朋友。往返接送属于附加服务，如同每张贵宾桌只要有客人落座就会赠送一瓶凯歌香槟那样，还随赠主厨特供的每日开胃小菜和由约翰·韦恩奉送的一碗里海欧洲鳇鱼子酱。

他开办餐馆时曾获得一个贷款经理的帮助，该经理在一家小型区域性银行——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工作，待人和善，家中人丁兴旺，经常帮助小企业家“建立”信用。巴拉迪·麦克弗森是来自回声公园的五旬节派[45]基督徒，因婚姻成为加拿大宗教复兴运动的布道者艾米·森普尔·麦克弗森[46]——国际四方福音会的创始人——的甥孙。尽管修女艾米及其子女多年来承蒙上帝的恩典收入不菲，但余下的家族成员也得跟平常人一样靠奋斗谋生。

在事业发展早期，巴拉迪曾利用姨母的人脉来维持他的贷款经纪公司——“四方贷款公司”。十余年间，他替自己教会的成员取得了特别的“上帝贷款”：贷款人用现金向他支付百分之十的佣金，他则为心地善良、敬畏上帝的人们伪造贷款申请材料；倘若没有巴拉迪帮忙虚增信用，他们根本没资格申请贷款。当多家银行发现问题，联邦政府介入调查时，他已经赚了几百万美元，结了婚，有三个孩子。他蹲了二十七个月监狱，出狱时身无分文，离了婚，还得承担子女的抚养费。于是，他编造了一份全新的简历，刻意回避了那段仅提供“床铺和早饭”生活的“小插曲”——因为那就是牢狱生活的全部；不过说实在的，他待的监狱是安保级别最低的监狱，拥有宽敞开阔的空地和新鲜的乡村空气——没过多久，他又在贷款申请上玩起了戏法。他帮约翰·韦恩取得了80万美元的贷款和年利率为11.25％的20万美元循环信用额度。那是1972年4月的事情。截至1980年，他在原始金额上又追加了70万美元。

约翰·韦恩根本不晓得麦克弗森在贷款申请表上写了些什么，表格都是麦克弗森先填好，然后放到约翰·韦恩面前，签字即可，他只确信上面的信息都是银行想要见到的。直到伊丽莎白开始检查账簿，他才明白自己在银行看来是多么富有和成功。贷款文件显示，他拥有大量资产，收入也相当可观——约翰·韦恩对此毫不介意，麦克弗森和他的银行老板们亦如此。

伊丽莎白是这伙人里唯一的搅局者，自从接受了约翰·韦恩为她创设的职位以后，还真拿它当回事了。她尽管初到美国，却感觉虚增一个人的资产价值或是在看似正式的文件上堂而皇之地虚构财产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让她满意，约翰·韦恩与麦克弗森商议了一番，回来说银行可以随时验证麦克弗森做出的每一项报告。如果他们并不打算验证，那就说明有关责任方对各项条款都很满意。他解释说，这就是美国的生意之道，这就是为什么钱会在这里迅速增值、每个人都能发达的原因。你必须信任贷款经理，他们知道应该在表格上填什么，银行也清楚该放多少贷款，至于“实际情况”与“应该是什么情况”之间的漏洞，迟早能以某种方式来填补。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这样致富的，他说：靠大量贷款和富于乐观精神。

然而，伊丽莎白认为负债如此之多并不明智。她能理解约翰·韦恩对赚钱没有对花钱那么感兴趣，却无法认同他的鲁莽行径。她不相信数字能骗人，也不会仅凭希望就把它们一笔勾销。她建议他精简部分员工以节省管理费用。他却说无法想象自己裁掉那些非法雇用的拉丁勤杂工，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件，又尚未成年。他付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三倍，每晚十点都送他们回家，以便孩子们能在早起上学前睡个好觉。他充当着他们的“监护人”，所以当他们学习成绩下降或逃课时，学校都会给他而不是父母打电话。他还会检查他们的成绩单——因为他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告诉他们，自己雇用他们是因为他们需要钱，但前提是他们必须继续上学。

要是他在“幸运99”的开销远超过收入，他又该怎么办呢？他告诉伊丽莎白，香槟和鱼子酱是为了餐馆能长盛不衰进行的投资——是一种吸引名流的方法，他们希望每样东西都免费，而他们的光顾又会引来花钱消费的常客。他说，在洛杉矶，你必须显得有钱才能变得有钱；不过，成为富人从不是约翰·韦恩的首要目标：在他年轻时待纽约的那段日子里不是，那时他睡在教堂阁楼的地板上，冬天时周遭都是潮湿的行军毯和疲惫的脚掌散发的恶臭以及它们沾染的污渍，夏日里身边则都是肮脏的身体与腐烂的垃圾；后来，当他身处装有空调的五星级酒店大堂或在清澈的私家泳池边时，也从不以守财为乐。他刚到美国那会儿，几乎把挣到的所有钱都寄给了老家的母亲。后来，她死于肺炎，却没人告诉他，所以他还不断寄钱，亲戚们把钱领走花掉了。直到有一天，他给母亲打电话，一个邻居才告诉他她没法接电话了，因为她早已死去，埋了。

可亲戚们的背叛非但没使约翰·韦恩更加谨慎地对待花销，反而让他加倍努力去结识新朋友和帮助别人。至于那些贷款嘛，到1982年末，巴拉迪·麦克弗森已被提拔为副行长，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正要从一家网点扩展到三家。

电气工程的两个基本定律之一：所有进入某节点的电流的总和等于所有离开该节点的电流的总和[47]。内容虽然很基础，但如果你不把它搞对，就无法继续下去或在此基础上开展建设。除非你是具有非凡想象力和无限干劲的数学天才，是来自南德黑兰工薪家庭的贫穷青年，此刻正流离失所，说不太好外语，也不信教，唯一可走的道路只能由数字来照亮，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来自塞勒斯大街，在伊朗全国高考中名列榜首，是巴列维政府遴选出的三位最有前途的工程专业学生之一，荣获全额奖学金，被派往波莫纳加州理工大学攻读学位；当他被故国如废品般遗弃后，便醉心于这个念头——他认为某个具有变革力量的重要事物正待成形，霍尔甚至比看到自己的双手更加清晰确切地看到了他的热量探测雷达。他于1979年离开波莫纳加州理工大学，以便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发明创造中。他为弄清楚是否能造出这种机器困扰不已，满脑子都是对制造原理的梳理，他几乎都想仅凭意念造出机器，硬让方程式算出结果，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他反反复复地计算，制作图表，将思路从头展现出来，可临近收尾时却总功亏一篑，然后他又回头倒查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问题，找寻自己在哪里转错了弯。由于他在工作时狠命磨牙，他的牙齿都被锉成了短小的牙茬儿，头发也未老先白；每当他吃东西时，肠胃就开始出血；身体动辄痉挛——可他仍旧连一个错误都没发现。

对工程师来说，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等同于建造中国万里长城时立下的第一块基石。霍尔·泽莫罗迪可以看到城墙，甚至是每一小块城砖、每一道缝隙、城墙每一处的曲度和转角。对每一块城砖，他都要称量、搬移并替换数百次，但他从未想到返回那第一块石头，把它敲开，看看那片维持他整个世界平衡的中空。

伊丽莎白发现了霍尔的计算错误，为此感到震惊。数月来，她一直纠结于这种情绪中，在后果无可避免的情况下，苦思该如何向他透露消息。他的设想没能付诸实践，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甚至连可能性都谈不上。霍尔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创造了它，如同单凭一颗死掉的种子来建造整座花园。她最终决定在一个中立的场所告诉他，这样会比较容易些——不在他的车里，因为那是他的住所；也不在她的公寓，而是在“幸运99”，最起码他们确信在那里约翰·韦恩会积极出面调停。

尽管正值仲夏，但那天到了晚上，热气也丝毫未减，这在洛杉矶很罕见。为了帮助约翰·韦恩控制不断增长的债务，她已说服他在周一晚上将餐馆打烊，因为那时就连吃白食顾客的上座率也很低。

她在储藏室里找到霍尔，他正在漫不经心地整理罐子和箱子，“挣”工资，尽管他能做的事根本证明不了该付他那么多钱，或抵得上为他提供的住宿待遇（一张折叠床和一间雅致的洗手间，并且他可以不需要去公共浴室，随时到约翰·韦恩位于特劳斯戴尔的家中淋浴）。当他听到伊丽莎白在身后的门边喊他时，他停下工作，却没有转过身。

“我对你的数字有点儿想法，”她柔声说，“想让你看一下。”

当年，他们还是两个小学生，他身穿打着补丁的灰色长裤，靴子是别人家的孩子淘汰下来的，他母亲在那户人家做保洁工；她穿着浆洗熨烫过的校服，头上扎着白色丝质蝴蝶结；他们一个是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一个是教授与医生的女儿。

在伊丽莎白解释时，侯赛因·泽莫罗迪始终静默地站着。当她讲完以后，他不停地扫视演算纸，仿佛在等待接受更多的惩罚，当他发现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时，便开始微微颔首，一上一下地，好似人们喜欢摆在车窗里的那些宠物狗玩具。他点了太久的头，让伊丽莎白开始有些担心了，于是在那一刻，她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伸手碰了碰他的肩膀——在那个年代，伊朗异性之间不会随意触碰彼此——此举想必将他从紧张症中唤醒了，因为他不再颔首，而是直接转向她，笑了。

他仿佛退回到好多年前，并非回到人之初，而是回到了早年间，无论那时他的头脑是否机械而呆板，他仍是仆人的儿子，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行为举止也与之相符。因此，他突然在伊丽莎白面前挺直身子，深深鞠了一躬，一边避免与她目光交会，一边说道：“夫人，我对您感激不尽。”

有人最后一次见到霍尔·泽莫罗迪时，他正驾着他那辆黄色的破车，沿好莱坞大道驶向101号州际公路，没开前灯。

本不该酿成如此灾祸的。

霍尔只不过是在创造雷达时走了一条错路，并不意味着他找不到别的方法。他足够聪明，想象力也丰富，必定能想出另一种方法，或是创造一种全新的发明。他的确感到羞惭——在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上耗费了那么多年，忽略了如此明显的错误——但他本可以坚强地挺过来。他没有那么骄傲自负，也远没有那么虚荣，不至于认定自己不会犯错。真正令霍尔心灰意冷的是因为他悟出了此番经历的真正含义：他对机器运转的原理或许略知一二；或许他曾使几个人误以为他具有天生的才能，但最终却名不副实。

如果你的父母是工薪阶层的文盲，又出身于以血统设定重重界限的地方，情况便会如此。无论你跨过了多少重界限，或多或少总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

霍尔失踪几个月之后，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出现在“幸运99”，还带来一张由霍尔签名的手写便签。在一张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背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约翰·韦恩的名字、餐馆的地址和霍尔姓名的首字母——H. Z.。那个女人名叫吉芭·瑞伊斯，声称便签是一个伊朗出租车司机给她的。他的牙都掉光了，连一缕头发也没有——甚至没有眼睫毛。当时他从她叔祖家在纽约皇后区的公寓接上她和女儿们，载着她们去肯尼迪国际机场。

吉芭·瑞伊斯对约翰·韦恩说，她已经奔波了将近两年。她的丈夫在伊朗躲避着毛拉，而她和女儿们则从陆路经由巴基斯坦边境成功出逃。她们在白沙瓦[48]的一个难民营里待了十一个月，依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救援才离开那里。第一个发给她们签证的国家是意大利，于是她和姑娘们去了那里，等待下一个机会——去美国。她和丈夫都是穆斯林，但她的曾祖父是犹太人。二十一岁时，他爱上了一位毛拉之女，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她结婚。

于是，吉芭·瑞伊斯抱着侥幸心理，向希伯来移民救助社申请援助。她在哈巴德派的资助下飞到马里兰。她感激他们的帮助和热情招待，却无法像犹太人或至少像哈巴德派的犹太人那样应付这一切。她的叔祖——皈依者和毛拉之女的儿子——与其子女一起住在纽约。自从她逃离伊朗，曾十几次乞求他们伸出援手，却从没收到回音，但她仍心存侥幸，带着两个女儿和三只行李箱出现在他们家门口。他们留她住了十天，之后建议她去洛杉矶。那里的气候宜人得多，公寓也更宽敞，更适合留宿那些不请自来又不受欢迎的房客。

“到韦斯特伍德去吧。”他们说，“只要在那儿高喊一句波斯语，街上每个人都会转头的。”

当吉芭在皇后区搭上伊朗男人的出租车时，心中就只有这个打算。她告诉他说，她要去洛杉矶，那儿有她认识的几个伊朗人，他们曾在德黑兰有过辉煌的历史，可她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们，也不知能否指望他们帮忙。于是出租车司机写下了约翰·韦恩的名字和地址。

她将便签折好，放进包里作为备选方案，在飞往洛杉矶途中也没怎么多去想它。她们在晚上降落，在一家机场旅店里过了夜。翌日早上，她们的出租车司机又是个伊朗人。她开玩笑似的问他，是否听说过在好莱坞有家餐馆的老板叫约翰·韦恩。

“当然了。”司机正儿八经地说，“这么多年来，我至少在他门口撂下过两百个人了。”

吉芭·瑞伊斯属于那种“我可不认账”的女人，她认定自己是一场惊天骗局的受害者：她嫁给了一个人，醒来时身边却是另一个人。她嫁的男人资质聪颖，受过高等教育，是特权阶层的儿子。他的父亲为瑞伊斯医生和吉芭举办了一场奢华的婚礼，还给了他们一栋房子住。瑞伊斯医生年纪轻轻，仪表堂堂，富于理想主义——他属于那种华而不实的知识分子（在洛杉矶他会被称为“尼曼马克思主义者”[49]），他心目中的美好时光，就是身处德黑兰的某条著名窄巷，在一株槭树的树阴下一边啜饮波尔多红酒，一边品读让－保罗·萨特。与吉芭结婚时，他已拥有崇高的理想，希望慷慨地奉献自己的专业医疗技术，为真主和祖国效力。不久之后，他建立起一支由年轻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卫生队，自愿向医疗服务水平普遍低下的省份和偏远山村努力进发，帮助当地预防诸如由沙眼导致的目盲和由小儿麻痹症造成的瘫痪之类的常见灾病。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里，此举既值得称赞，又切合实际：家中没有孩子，要用钱的只有年轻的妻子，他可以在充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同时，挣足够的钱让吉芭高兴。

可就在那时，孩子们先后降生，吉芭的朋友和兄弟姐妹们纷纷从各自的第一套房搬进了更加宽敞奢华的住所；过去曾被瑞伊斯医生当作休闲消遣的事情，现在却渐渐地妨害了家人的利益。吉芭开始竭力劝说丈夫别再“萨德”了——对“犯傻”的一种委婉说法——要摆正“个人荣誉”和“职业责任”的位置：口头说说即可，无须实干，应当转而顾全自家人的需要，而非那些根本不认识的人。

瑞伊斯医生始终否认这一点，但妻子认定他助人的动机更多源于虚荣而非原则：就算穷人付不起钱，他也要为他们治病，因为他喜欢别人对他表达感激；他以学者而非商人自居，因为他要依靠人们给予文人墨客和科学家的敬仰才能事业有成。赞赏他为公众服务的那些人自己死也不愿将这事置于赚钱牟利之上，瑞伊斯医生始终对此不明所以。吉芭越是频繁地抱怨他因过度施舍自己的“财产”而没能让家人过上足够舒适的生活，瑞伊斯医生就越想证明他对自己的决定具有充分把握。

与此同时，吉芭一直不停地计算着因丈夫固执己见而让她和孩子遭受的每一项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损失。她将其他每家每户的收入和财产登记在册，以便向孩子们说明父亲每天都替她们舍弃了多少本该属于她们的钱财。她说，瑞伊斯医生如同有人畏惧老鼠和蛇那样，生来就讨厌成为富人；还说他为人自私，因为他坚持免费为穷孩子治病，结果他自己的孩子就不能有去欧洲购物旅行一个月这样的“基本享受”。就因为他，女儿们将来只能嫁给不如意的人家，或是根本嫁不出去。

吉芭那些不祥的预测很难说有多少会成真，不过在伊朗，从来没人因为打赌会发生灾祸而赔钱。瑞伊斯医生和妻子在婚后前十年中，都在为他的工作争吵不休；后来，1978年，当德黑兰街头爆发骚乱和暴力冲突时，他们又开辟了新的战场。吉芭想让他听从“那些更为明智者”的建议，在伦敦、瑞士或纽约开立银行账户，将存款汇到国外。她认为他们应将值钱的物什换成便于携带的珠宝，再打包好，连同孩子们一起，在夏天时送出国去。倘若她能独立完成这一切，她肯定会这么做，但即使在国王统治之时，在形势最好之际，女人在没有男性“监护人”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也不能出国旅游、带子女出境或在国外银行开立账户。

在瑞伊斯医生看来，他不相信军队会彻底垮台，美国会撤销援助，也不认为国王会下台。他对吉芭说，即便当真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他对新政权也毫不畏惧，因为他没做过任何错事。他问心无愧，除了当吉芭把他叫醒发泄情绪时，他一直睡得很安稳，只消看看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在1976年为表彰他对国家的无私奉献而授予他的荣誉奖章就足够了。

奖章是18K金的，挂在代表巴列维王朝旗帜的红、白、绿三色天鹅绒绶带上——证明他品行端正，向世人提供了专业服务。国王在位期间，奖章被装裱起来，悬于瑞伊斯家客厅壁炉上方最显眼的位置。后来，瑞伊斯医生在吉芭的多次恳求下退让了，将它取下，藏了起来，因为“现在，某个仆人或邻居随时会向毛拉举报我们，说我们与王室交好——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若非咱俩都完了，至少你是完蛋了”。她带着女儿们离开三周后，他便被政权认定为“塔夫提”——“人间败类”——被勒令前往艾文监狱报到。

那一晚，瑞伊斯医生收拾好所有荣誉证书和嘉奖状，连同奖章一起装进防火保险箱，把它埋在后院里。他把手电筒握在胸前，右手抓着一把汤勺。凌晨两点时，气温最多零下十度。瑞伊斯医生又冻又怕，双手和身体直打战，但他又心急火燎，头发都被汗水濡湿了。手电筒不断从他绵软无力的手中滑落，每次他试着用勺击破坚冰时，勺把儿都会愈加弯曲。他意识到应该用铲子，但那会让仆人们起疑。他们一直在监视他，翻找垃圾，偷听他与别人的谈话，甚至连最平淡无奇的琐事都向当地委员会报告。前一天，他趁厨子午睡时，偷偷将勺塞进自己的衣兜，现在趁着夜色来掘地。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吉芭曾对他说过一千次，等他醒来时已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赤身裸体地被绑在艾文监狱地下室里的一把椅子上，“重要的只有别人相信什么。”

瑞伊斯医生将毕生都押在单单一条真理上，可他输了。

吉芭·瑞伊斯需要一个住处，而伊丽莎白若是没有约翰·韦恩的资助，又付不起自己公寓的房租，于是她邀请吉芭搬进比弗利山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吉芭和女儿们睡客厅的沙发床，伊丽莎白和安吉拉睡在卧室的双人床垫上。如此逼仄紧凑的住所——几乎不足八百平方英尺[50]——在德黑兰简直超乎想象，但在洛杉矶，它却成了这里每位房客舒适安逸的源泉。

两个年纪大些的孩子，安吉拉和妮洛，很快成了朋友。妮洛——意为“蓝色花瓣”——是个漂亮的姑娘，头脑清晰可靠，散发着朝气蓬勃的魅力。安吉拉则敢作敢为，心直口快，在争辩任何问题时都能置对手于死地。和她们相比，吉芭的小女儿内达显得毫无个性可言，她就像八月灼热的人行道上一只将死的鼻涕虫。

她是学校里的怪人，根本不会跟别人交朋友；虽然每周末都有几十场聚会和派对，可没有人甚至只是出于同情而邀请她。除妮洛和安吉拉之外，她能整日都不跟任何人说上一句话。如果有什么人当真留意到内达，就会发现她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包括学校课间休息和午餐时间，下午在家时也是，甚至是周五晚上。她的社交生活就是，当妮洛和安吉拉在家招待朋友时，她也踅进房间，缩在其中一隅。别的孩子只有在想问作业和备考科目时，才会给她打电话。

开学期间，她每天下午乘公交车回家后，就一直宅在家里直到翌日早晨。周末和节假日时，她不是学习功课就是步行前往罗克斯伯里公园，独自对着墙练网球。她习惯啃指甲、咬嘴唇，咬到流血，在课堂上只有当被老师点名时她才讲话，尽管她对课业了若指掌，还是经常嘟哝着说出错误的答案。

她平淡乏味，反应迟钝，连面对自己的影子时都会瑟瑟发抖，安吉拉宣称她是“濒危物种，就像无法独立存活的那种，你必须始终将她置于保护区中看护起来，这样她才不会被别人撕碎或枪杀”。小小年纪，安吉拉讲话就已经很有一套了。

多年后，安吉拉在伊朗的小学同窗会将她的锋芒毕露归因于在德黑兰拉兹学校接受的法式教育。她的老师都是法国人，许多同学也是，这意味着他们都无暇顾及用词上的细微差别、分辨废话或是被称为“顾及他人感受”之类的无稽之谈。他们始终不伦不类，因为他们曾经“拥有”波斯，却让它被俄国人和英国人、最终是美国人占了去；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和最精致的文化，但他们在这场“战斗”中却也败给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因此，他们始终热衷于告诉世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每隔一句话，他们就会开门见山地说：“Je vais vous parler franchement”——我坦率地跟您说吧——这意味着后面的话会伤害、得罪别人或是更糟，并且根本没有提出异议或协商的余地。

最终，安吉拉将她的战斗精神归结为“生来就不会翻过身装死”。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她主动以斗争为乐，只不过生活摆在她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是低头挨打，要么每天随时准备好冲出门去迎战。在洛杉矶上初中时，别的女孩在课间休息做游戏时排挤她，她会在以一对十二的情况下跟她们对峙，要求得到一席之地。当男生们冲她过度发育的胸部指指点点、叫她“奶牛”时，她会将他们推搡到一边，坚守阵地，直到被打得挂彩，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被遣送到校长办公室去。上高中时，美国孩子嘲笑她大妈似的穿着和怪异的眼镜，叫她“抹布头”[51]，问她德黑兰人是不是还骑着骆驼或驴子去上学上班；当陌生人在街上拦住她，让她滚回老家去，还叫她“浅色黑鬼”[52]和“绑匪”时，她会高叫着回敬，说她认为他们是多么无知，被人误导得有多深，他们的生活想必很空虚吧。

坚韧的性格帮助安吉拉熬过了流亡生活最初几年中那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和格格不入的感觉。执着与专注帮她克服了语言和经济上的难关，抵御住惰性和无助感的死命拖曳，否则当她在短短三年间连续失去父亲、妹妹和自己的家园以后，就已被彻底吞没了。

可话又说回来，在某些事情上，她也是身不由己。她融入这个地方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

她们抵达洛杉矶两年后的一天，一位年长的美国女人在见到伊丽莎白短短几分钟后，便赞美了她的手表。她们当时在“幸运99”，女人是那里的顾客，而手表是亚伦送给伊丽莎白的新婚礼物。

“我喜欢你的手表，”女人说，“它简直是装饰艺术。”

伊丽莎白根本不懂何谓“装饰艺术”，但她明白应如何得体地回应年长女子的恭维之辞。她摘下手表，把它递给那个美国人。“它根本配不上阁下。”她边说边将它奉上。

这种做法叫“塔罗夫”，即“唯一有教养的回应方式”。在伊朗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在美国的伊朗人之间，这种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出租车司机将乘客载到目的地之后，会一视同仁地拒收任何阶层人的车费；商店老板卖东西时也拒绝收钱；吃晚餐的人会邀请陌生人来共享食物。

但“塔罗夫”是双向的。接受敬献的人势必会回绝，唯有数百年来承袭尊位的皇室成员才不受这种约束。他们是国内每样东西——人和物都包括在内——的真正主人，其他所有人只是看管者而已。皇室成员不需要开口请求，对于本就属于他们的东西当然亦无须付钱；他们只需“欣赏”即可——不论房子、农场，还是漂亮的女人——他们当场就会得到相应的敬献，否则对方不言自明便是死罪。换言之，平头百姓可不会妄想要接受“塔罗夫”。

对伊丽莎白而言可悲的是，“幸运99”的那个美国女人对“塔罗夫”一无所知。她接过手表，“天啊！”赞赏道，“你真是太大方了！”

她将自己的表摘下，放进手袋里，戴上了伊丽莎白的表。

“谢谢你。”她的语气听上去有些迟疑，仿佛那件东西随时都会爆炸。随后，她便要转身离去。

安吉拉目睹了此事，此时的她已长大到足以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却又没老成到敢畅所欲言。她扯了扯伊丽莎白的胳膊，大声说道：“你为什么那样做？”

伊丽莎白很窘迫，担心那女人会听到安吉拉的反对之辞，于是想让她闭嘴，可此举更是惹恼了安吉拉。

“把它要回来！”她大叫道。

伊丽莎白把安吉拉拽到那女人听不到的地方。“别闹了，”她说，“这不合礼数。”

安吉拉讨厌那个词。“不合礼数”这把斧子在波斯人家里每天都会斫下几十次。

违背已经做出又被人接受的敬献就意味着你言而无信，将物质财产看得比“阿比路”还重。

“但美国人不讲这一套！”安吉拉恳求道，“他们不知道你是在‘塔罗夫’。把它要回来也没有不合礼数。”

当伊丽莎白和安吉拉走过女人的桌位，准备离开餐馆时，她们听到她对同伴们说：“这帮阿拉伯阔佬真是不知道该拿他们的石油收入怎么办才好。”

当然，石油收入遍地横流，可就是没流进伊朗犹太流亡者的腰包，而是被上层严密把控着。倘若它没被用于围捕、折磨和屠戮他们的政敌，那就是被藏匿于瑞士、开曼群岛和美国的银行账户中。革命后，逃难到西方的绝大部分伊朗人几乎就只保住了一条命。的确，他们大都比一般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几世纪以来，法国、英国和美国在伊朗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熟练掌握了西方的语言，而且使他们熟稔了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跟其他地区的移民相比，他们还是与西方国家的移民更具共性。但正如所有移民一样，他们努力工作，为取得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故事书里描绘的那种生活——宫殿式住宅、红色法拉利汽车和尼曼·马库斯百货商店的购物之旅——只属于伊朗移民中的极少数人。

吉芭向伊丽莎白讲述了据她所知索莱曼家族的家产在伊朗的命运。吉芭说，当时她还在国内，这些情况大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还有的是从报上刊登的或广播里宣布的零星公告得知的。她说，亚斯花园已变成赛义德·默治塔巴的私宅，里面住着他的两个妻子、小孩和众多亲戚。伊丽莎白刚一出逃，索莱曼公司及其资产立即被“收归国有”，换言之，少数几个毛拉因此暴富了。

从其他许多新来的难民那里，伊丽莎白已经听到过同样的传闻。近来，她在跟曼佐尔丈夫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交谈中，也收集到了这些情况。在离开伊朗之后的一年多里，她都没给他们打过电话或是写过信，因为所有信件都受到监视——在寄送前会被拆开检查——电话也被监听。对于曼佐尔家，情况甚至还更难办，因为他们跟其他八户人家共用一条电话线。她的邻居们知道她曾为伊丽莎白工作，而伊丽莎白现在又逃亡了。正如革命初期的大多数信众一样，他们相信毛拉初心良好，动机纯洁。毛拉们每天都在广播和电视里宣称，美国、以色列和“塔夫提”共同密谋镇压革命运动，准备在伊朗搞王朝复辟。国王或许已死，但他的两个儿子和众多兄弟还活着，正在策划阴谋。为了防止他们接管国家，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监视其他所有人，父母与子女、学生与老师、兄弟姐妹之间都互相监视——无论关系多么亲密，信仰的神圣都凌驾于人际之上。

曼佐尔的邻居们互相偷听，还监听电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向毛拉的私人卫队举报她，或是向默治塔巴控诉她煽动叛乱。

两伊战争爆发以后，事态有所改观，因为政权被迫集结资源用于战争。伊丽莎白用假名给曼佐尔及其丈夫写信，他们也回了信。他们说，另外两个儿子在战前一直照顾他们，不过现已被征召入伍，送走了。至于默治塔巴，曼佐尔和丈夫日日夜夜都在诅咒他，因为他令家族蒙垢。他们的诅咒还有“布什尔的黑母狗”从旁助阵，她原本认定自己的梦想已触手可及，却眼睁睁看着它再次被人抢去——这次，是被默治塔巴。

致使昔日上流社会垮台的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对拉斐尔之妻而言却是一个涅槃重生和巩固权力的时代。她幸灾乐祸地眼见汽车被烧毁，商店的橱窗被砸碎；她听着国王离开伊朗和此后辗转于各国之间的传奇故事，他没被获准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就连他曾忠实代表其利益长达三十年的那个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例外。她喜欢“革命卫队”发动的午夜突袭，信奉民族主义的世俗部长和军队首领被拖到革命法庭上，经过三分钟的审判后，便在屋顶上被草草处决；她还喜欢看那些刊登在晚报头版的富人死后赤身裸体、满身弹孔的照片。在她看来，那些人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亚伦·索莱曼，那些军人、银行家和政客中的每一个都曾为他撑腰。

曾冷言冷语地说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你和你的同类要跟像我这样的人斗，想都别想”的那个人，如今安在？

拉斐尔之妻忙不迭地庆贺索莱曼家族的灭亡，却忘了自己也是犹太人——至少名义上是——而这却是一场伊斯兰革命。她找准机会，在第一时间冲到新民政部，她想必认为，新任统治者会像举办火灾受损品拍卖那样贱卖公平与公正。她排队等了一天半，一如既往地带着装着真假材料的塑料袋。等终于轮到她时，她将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办公桌上，桌后坐着一个既未洗脸也没剃须的办事员，身穿天晓得是从哪个军队补给站里偷来的迷彩服。她说：“我是来为儿子正名的。”

你不得不同情这个女人。她要么是精神错乱，要么是愚笨到家，竟会认为毛拉们在流亡近一百年后，创造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东山再起，只是为了将国家的财富拱手让与任何前来讨要的人。

办事员给了她六十秒来陈述情况，然后问她索要的是不是被宣判为“塔夫提”的那个亚伦·索莱曼的房产，而他的寡妻正被政府通缉在逃中。

是的。

那座宅子，亚斯花园，是不是位于安宁大道的那套豪宅？

是的。

就是属于赛义德·默治塔巴的那座吗？

革命曾许拉斐尔之妻以宽慰，而今却在她心头猛戳了一刀，结果她再也没恢复过来。

当她再次无助地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默治塔巴及其妻小搬入亚斯花园时，她悟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伊朗，有两种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一种人始终受压迫，而另一种人却继而变成了新的压迫者。她悟出的第二件事是，在旧政权统治下的每件坏事，在新的政权下只是变得更糟而已。

旧政权或许蹂躏了弱者，只向人们丢些面包渣；这个新政权却会人兽同戮，然后再把皮剥走。拉斐尔之妻明白了这一点，因为当她向受压迫者保护部门请求援助，想要抵制默治塔巴时，结果招来长达两天的审讯，随后的严刑拷打导致她余生大小便失禁，胯骨也被打断了。她的儿子也悟出了这一点，因为当他以“拉斐尔·索莱曼之子”的身份申请新的出生证时，即刻被逮捕，遭受鞭笞，被迫招认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他与亚伦·索莱曼有“牵连”。

在贪婪、虚伪和杀戮成性方面，伊朗上层执政者使在世或已故的任何统治者都相形见绌。这一点既已昭然，拉斐尔之妻至少在道德层面还能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将赌注押在了魔鬼身上，拯救自己脱离上帝的残酷意志。其他“被剥夺权利”的百万伊朗民众曾高举拳头上街游行，要求霍梅尼回国；但如今他们纷纷叫骂，并吁请“国际社会”出手援助。他们之中比较诚实的那些人事后承认，自己要么是疯子——重演历史却寄望于收获不同的结果——要么就是蠢货；其余的人则控诉革命成果被人从自己手中“窃取”了。

如果你把盗贼请进门，交出钥匙，还请他接管一切，又怎能控诉自己被抢劫了呢？

拉斐尔之子十八岁那年，被一卡车身穿军装、携带自动武器的街头青年逮捕了。他已不再是那个缄默而无助的男孩，穿着男人的羊毛长裤，挽着裤腿，被母亲在行乞征途上东扯西拽，穿梭于对他这类人可谓禁区的高档社区、奢侈品商店和高层办公楼间；他的行为举止像个街头顽童，受教育程度近似农场帮工，毫无魅力可言，既不英俊，也没有钱。教育、外貌、钱财方面他一无所有，取代这些的是他在“那些有钱的犹太人”手下遭受的一点一滴的屈辱与难堪，如同在他身上深深地砍下一刀。他目标专一，决意报复他们所有的人。

他毕生都在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弱点和软肋。他对人性的脆弱了若指掌——他是一个私生子，而他的母亲惯于被人不公地对待和轻侮。他的确痛恨加害者，但也同样痛恨自己的母亲就这么任人伤害。她所做的只是呼吁刽子手要有正义感，或在斧子一次次落在身上时诅咒行刑者。她将自己与儿子的尊严践踏在脚下，将它们踩进一团散发着恶臭的动物内脏里，再举起来向人展示，证明她在面对自己希望击败的敌人时是多么无能为力。

甚至早在他没有长大、不会算术之前，就已认清母亲是个贪婪的老太婆，她怀上他的故事堪称傻瓜信条；拉斐尔之子已经明白，根本无法以弱势来抵御强敌。与所处的境遇相比，更让他痛苦的却是当众受辱的羞耻感，那些看似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人，对他完全不屑一顾。他本可容忍自己生活贫困，没有父亲，甚至有个精神失常、专事邪恶的母亲；可他几乎无法容忍被人指指点点，就仿佛他根本不存在似的，被人说三道四时，就好像他根本无关紧要一样；无法容忍日复一日总有人说他根本就是个冒牌货。

于是，他反窥自己的内心，透过无影无形的有利角度，揣摩自己受到痛苦折磨的根源。多年后在美国，他仍记得亚斯花园的门铃声，记得金属大门上油漆的色泽，还有他和母亲获准踏入庭院和房舍的每一寸土地。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但还是将自家房子的墙壁漆成了同样的颜色，选择了同样款式的家具。他鄙视聪明伶俐、心直口快的女人，因为他将她们想象成幼年时的安吉拉；他厌恶“事业型女人”，将她们视为伊丽莎白的翻版。即使在事业的鼎盛时期，每当他进入一个同侪云集的房间时，都会听到很久以前每天早上老师点名时其他男孩的嘲笑声。她点到其他人时都连名带姓地叫，却叫他“拉斐尔之子，无姓[53]”。

这是一种令人气恼和痛苦的窘境——你渴望属于那个惩罚你的世界，渴求那些嘲笑你的人能接纳你。倘若他需要做的只是摆脱痛苦的根源，事情会变得更容易些，也会少一点儿固有的分裂性。但如果你是渴望在一提到名字就会使你畏缩的人那里受到欢迎，那又有什么结果呢？

他知道，他的身份和为人并非如母亲所宣称的那样；他看得出自己与索莱曼家的任何人都不相像；拉斐尔之妻比大多数老祖母还要老；他明白，没人能怀胎十三个月之久。不过，明白这些是一回事，而相信什么却是另一回事。

难道要相信你无依无靠，只有个被你厌恶的母亲？难道要相信谁都不要你，谁都不认可你，也不重视你？

所以，他别无选择，只得认为社群和家庭本该接纳和欢迎他，欢迎并惧怕他，但他们却将他拒之门外。

后来，正当他强壮到足以抵御母亲，成熟到足以策划他自己去打的战争时，在革命扯平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竞技平台时，他认识的穆斯林与他反目成仇，就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希望能被犹太人认同，可他们却放弃了斗争，偷逃到西方。他们仍随身带着曾生活在犹太聚居区的贱民身上的那种鲁莽和无畏，却在一夜之间变为伊朗主流社会的一分子，犹如不够成熟的冒险家认为他能将一国的全部文明装进单薄破旧的公文包般。

拉斐尔之子渴望获准进入的那座镀金城堡，还有传说与现实、欲望与异议交织而成的模糊世界，都曾将他拒之门外。伊丽莎白·索莱曼和她那个幸存的女儿已去了别处，使他再度变得无影无形。

在经历四个月遍体鳞伤、多处骨折的痛苦以后，拉斐尔之子终于使抓捕者相信，他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人间败类”。获释时，他已经意识到，无论自己有权继承什么，身为一个被打倒的没落王朝的子民没有什么好处。被囚禁数月后，在从监狱回家的路上，他喃喃地背诵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在伊朗任何想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只需这么说即可。

他改变宗教信仰，与其说是放弃了自身的权利与抱负，倒不如说是在以另一种手段宣战。平生第一次，他发现不为人知和微不足道竟变成一种资本：他蓄起胡须，穿着白色正装衬衫到处活动，扣子一直系到领口，却不打领带，帅气的运动上衣搭配卡其裤，脚踩战斗型马丁靴，那是从经销商的仓库里洗劫来之后，被以四分之一的零售价在街角上出售的。他命令母亲待在家里，躲出众人的视线。他选了一串排忧念珠，开始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每天念上五遍乃玛孜。他去清真寺参加聚礼，还参加本教区中自封为道德警察的家伙们组织的晚间集会。他对当地革命卫队的分队队长说，他知道有几十个“人间败类”——有男也有女——他们应该调查那些人到目前为止的罪行。这些人一旦被捕入狱，他便传话给其家人，说他或许能通过在卫队成员中的人脉，安排释放他们。

被他盯上的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在敲诈勒索，却仍被迫就范。囚犯的家属为了让拉斐尔之子出面干预，不惜付出现金酬劳、信托契约、财产所有权凭证、本票、婚戒、古玩银碗、丝毯和毛皮大衣，这些东西不能确保他们所爱之人能够获释或安然无恙，但是不交出它们的后果显然不堪设想。

当与伊拉克开战时，青年男子和十几岁的男孩被征召到前线，拉斐尔之子便将生意扩展到为免于参战能够付钱买通他的任何人。在战争的前半期，这很容易办到，那时国内到处都是肢体健全的无业游民。只要拉斐尔之子的一通电话，加之他与作战部中的“人脉”共享的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就能使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不必在坦克前面开路。可是后来，墓地被塞得满满当当，新坟也来不及挖掘。萨达姆·侯赛因如同开展野外演习一般，大开杀戒，并在美国帮助下制造了大批危险武器。罹难者家属要参加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殉国而举办的所有庆祝活动，已经筋疲力尽。拉斐尔之子别无选择，只得抬高价码；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保证他取得的豁免参战资格永久有效。

六年间，他积聚了近三百万美元，大部分来源于那些已经居住在美国和欧洲的“客户”的家族成员。此时，他母亲只剩下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的一把老骨头，裹在黑色罩袍里，只有个牢骚满腹的儿子在照料她。她穷尽毕生精力去捶打和抓挠那些她始终没能为自己和儿子打开的门，她一辈子让别人遭受灭顶之灾，可自己也没能有所建树；她还利用他——他是这么看的——为她自己争取合法名分，这使她被彻底地孤立了，成了完全多余的人。

1986年春天，拉斐尔之子付了5,000美元给当犹太屠夫学徒的远房表哥约书亚·辛查，让他将拉斐尔之妻偷运出伊朗。如今他再无羁绊，没有母亲在旁碍手碍脚，转而将全副精力用于报复“塔夫提们”，以及幼年时曾对他犯下过错的人。他们或许已忘记他——那些富有和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已离开祖国，逃避自身已不再有权有势、受人尊敬的事实；但他——拉斐尔之子——却记得他们。

注释

1　礼萨·汗（Reza Shah，1878—1944），伊朗国王。他于1921年推翻卡扎尔王朝，在1925年建立巴列维王朝，并出任国王，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2　布什尔（Bushehr）：伊朗西南部的港口城市。

3　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一支古老的印欧游牧民族，居住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

4　贝都因人（Bedouin）：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5　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Fath-Ali Shah Qajar，1772—1834），伊朗卡扎尔王朝第二位君王。

6　玫瑰宫（Palace of Roses）：即古列斯坦王宫，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巴列维王朝两父子的加冕典礼都是在此举行的。

7　在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早期，俄罗斯帝国控制了波斯声称为其所有的格鲁吉亚地区，什叶派教士向法特赫－阿里沙施压，主张向俄罗斯发动战争，于是他在1804年远征格鲁吉亚，于1813年败给俄罗斯，并签订《古利斯坦条约》，割让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多处土地给俄罗斯帝国。

8　托曼（toman）：伊朗民间常用货币单位，1托曼＝10里亚尔。

9　亚伯拉罕和撒拉（Abraham and Sarah）均为《圣经》中的人物，撒拉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子。耶和华施行奇迹，让她在九十岁高龄生下儿子以撒。

10　《列王纪》（Shahnameh）由波斯诗人菲尔多西所作，长达六万双行，叙述内容的时间跨度在四千年以上，从开天辟地写到公元651年波斯帝国灭亡为止。它简要叙述了波斯历史上的五十个帝王公侯的生平事迹，汇集了数千年来流传在民间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

11　乃玛孜（Namaz）：穆斯林每日必做五次祈祷的经文。

12　《密西拿》（Mishnah）是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

13　埃及七灾（the seven plagues of Egypt），一说为十灾，源于犹太《圣经》。埃及法老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屡次的请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就吩咐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多行神迹奇事，让七大灾难降临埃及，包括黑暗之灾、血水灾、青蛙灾、蝇灾／虱灾、冰雹灾、蝗灾和长子灾。

14　培康（Paykan）是伊朗第一台自主组装的汽车的品牌，于1967年投入市场。

15　约为157厘米。

16　此处原文为Happy Nowruz，即“诺鲁孜节快乐”，“诺鲁孜节”是伊朗的新年。

17　“万宝路牛仔”（Marlboro Man）是万宝路香烟品牌的经典广告形象。

18　大卫·鲍伊（David Bowie）：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道，是70年代华丽摇滚宗师。他具有双性取向，曾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性取向。

19　费列什泰赫：“Fereshteh”是波斯语民族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之一，其词根含义为“天使”，相当于英语中的“Angel”（安吉拉）。

20　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坐落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充满历史遗迹的半岛海角上，是昔日举行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场所，也是历任苏丹工作和居住的地方。

21　声障（sound barrier），又称音障，是指飞机等在飞行速度接近声速时，会出现的阻力剧增、操纵性能变差等现象。

22　约为190.5厘米。

23　约为82千克。

24　原文为“turn to salt”，源自《圣经》中罗得之妻不听天使警告，在逃难时回头一看，变成了盐柱。

25　据《圣经》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记6∶5），于是说“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创世记7∶4）。

26　西绪福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于他触犯众神，众神为了惩罚他，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就会再次滚下，让他前功尽弃，于是他不得不反反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徒劳无功的事情。

27　此处原文为“kosher butcher”，意为按照犹太教规供应洁净肉食的屠夫。

28　萨瓦克（SAVAK）：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创设的秘密警察组织。

29　此处的原文“agha”有宗教领袖、将军、大官、老爷等多种词义，在书中各处取义也不尽相同。

30　哈比卜·艾尔甘尼安（Habib Elghanian）：伊朗犹太裔巨贾。

31　凡城（Van）：土耳其东部山区城市，是凡城省省会。凡城省位于凡湖与伊朗中间。

32　赞詹（Zanjan）：伊朗西北部城市，赞詹省省会。

33　大不里士（Tabriz）：伊朗西北部城市。

34　库尔德人（Kurd）是西亚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游牧民族，在中东是人口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

35　按照犹太教教义，割礼为与上帝立约的标志，犹太人一般在男孩出生第八天行割礼。

36　《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是1968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其中的电脑名叫霍尔（Hal）。

37　约为193厘米。

38　他的本名是“Jahanshah Varasteh”，而“约翰·韦恩”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常出演西部牛仔的电影演员，其姓名拼写是“John Wayne”，此处指贾汗沙将这个名字改为“John Vain”，与他本名的首字母相配。

39　“ALAMRCN”是“All-American”的缩写。

40　哈巴德派（Chabad）：最重要的犹太正统派之一。

41　约12,070公里。

42　纽约港务局巴士总站（Port Authority Bus Terminal）是曼哈顿和纽约之间州际公路的主要交通门户，最初只占据了第四十街和第四十一街之间的一个街区，后扩张至第八大道和第九大道之间的街区。

43　伊朗人质危机（Iran hostage crisis）：伊朗革命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为人质。这场危机始于1979年11月4日，持续长达444天。

44　此处背景为2012年一名17岁的黑人少年在佛罗里达州被一名白人协警枪杀，该协警被判无罪，依据是“stand-your-ground law”（“不退让法”）。所谓“不退让法”，就是如果别人侵害你，而公权力又不能给你以应有的保护，那你有权使用致命武力来保护自己。

45　五旬节派（Pentecostalism）：新教教派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五旬节派强调受领圣灵的能力，注重神学研究。

46　艾米·森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生于加拿大，是五旬节派复兴运动的先驱，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宗教人物之一。她还曾成立广播电台、圣经学院和福音协会，于1927年成立国际四方福音教会。

47　即下文的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48　白沙瓦（Peshawar）：巴基斯坦城市，邻近阿富汗。

49　原文为“Neiman Marxist”，其中“Neiman”是指美国奢侈品连锁百货商店“Neiman Marcus”，由于“Marcus”与“Marx”音形相近，此处是一种戏谑的说法，用于讽刺那些名不副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50　约74平方米。

51　抹布头（rag head）：对阿拉伯人和某些其他人群的民族性蔑称，因其戴着包头布或头巾之类的传统头饰而来。

52　浅色黑鬼（sand nigger）：对中东人的蔑称。“nigger”原本是对黑人的蔑称，“sand”是形容中东人肤色较浅。

53　此处原文是“Raphael's Son None”。“无姓”暗指拉斐尔之子是不被认可的私生子。

洛杉矶　2013年6月25日　周二

“我不管这事儿看起来怎样，”里昂在奥唐纳的办公室里对他说，“他的妻子或许有协助他逃走，但并没杀他。”

奥唐纳的办公室里只有两把椅子——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的那把总裁办公椅是他自己的，另一把不带坐垫和扶手的钢管椅，是勉强凑合着为来客准备的。那把椅子很窄，几乎容不下里昂的整个身躯。

“你就不能搞个带扶手的？”他每次坐在那把椅子上时都这样问。对此，奥唐纳总是微笑一下，将两手摊开，仿佛在说：我已经尽力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奥唐纳不喜欢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待着不走，不喜欢他们随身携带的细菌、病毒、烟味和大蒜味，以及其他无论什么附着在他们皮肤和衣服上的东西。事实上，他在这个25英尺×30英尺[1]的空间里，摆了两台超负荷运转的空气净化器。

里昂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直到感觉差不多坐稳为止，随后用“现在可以开讲”的语调继续说，想让上司了解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

暂且不考虑内达只有拉斐尔之子一半重，她骨架娇小，力气还不足以在健身房里将十磅重的哑铃举过头顶；就算遭到她偷袭，拉斐尔之子也能用一只手打断她的小臂；也暂且不提她任何一根手指上都没有丝毫的伤痕或伤口；而且近十八年来，她一直忍耐着与拉斐尔之子共同生活，如今也没有特别的理由要摆脱他；再者说，如果他死了，她将变穷，失去现有的生活水平：拉斐尔之子没上人身保险，也没留下任何关于资产藏匿之处的文字记录；当然，更不必提尸体和凶器都没找到，现在也没有目击证人或其他线索。

里昂想让奥唐纳明白，像内达那样的女人从来不会——一次都没有、也永远不会——独自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尤其是内达，从外表和举止来看，她仿佛要是不照着餐馆的菜单点餐，就连焦虑症都会发作。

里昂凭直觉认为，拉斐尔之子并没死。他只不过是携款藏在某个地方。他上演了一起“意外事故”，教唆内达报警说看到他浑身是血、一动不动，这样他就会被宣布死亡，对他的起诉将被撤销，债主们会放弃收回任何资产的企图，而他便可继续欺骗无助的老寡妇，直到她们风烛残年。即使他真死了，可无论如何，内达也不会——绝对不会——是凶手。

自从成为警探以来，里昂第一次感到身为伊朗裔为他解决案件提供了便利条件。

“实际上，”他向奥唐纳解释道，“伊朗犹太女人是不会杀人的。”即使她们确实杀人——可她们不会这么做——也不会杀死自己的丈夫。她们无论如何不会采取暴力手段，也没法做到一击毙命。事情就这么简单，即便内达没有察觉，她也肯定明白这一点。就连萨巴亚——传说中过去德黑兰犹太聚居区的疯婆子，最终化作了名垂千古的形容词——“萨巴亚式的”，意思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无法遏制的、极度精神错乱的”——也没杀过人。在女人不能选择离婚的年代，或许有那么一两个妻子，给她们讨厌的丈夫下慢性毒药，直到他的肝脏都能透光；又或许，她会凭借自己撩人的狐媚，诱使他突发心脏病，可即便那样也无法准确断言谁该对此负责。在那个年代，男人确实抽烟很凶，而这些香烟大都不带过滤嘴。再者说，这里可是加利福尼亚，是“夫妻共有财产”和“无过错离婚”制度的发源地。你无须杀死丈夫也能甩掉他。

自从来到美国以后，伊朗女人在某些方面的确变了。对丈夫不忠原本极为罕见，几乎根本就没这回事，可如今却并非不可能。不过，当你的配偶跑到东南亚追妓女的时候，你在贝莱尔跟朋友的丈夫享受一段美妙而隐秘的风流韵事，可跟让男人一命呜呼大相径庭。三十年间，人们只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过一个企图谋杀丈夫的伊朗犹太妻子：他们结婚已有半个世纪，可他却仍令妻子心烦不已。事情发生在他们移居美国后不久，当时所有人都在谈论到了美国以后子女是多么容易沦为娼妓和瘾君子，多么轻易就跟“外国人”结婚了，又是多么容易在从图书馆回家途中被某个持枪的疯子击毙。那个妻子听说，有人会为了抢人兜里的几个零钱而杀人。于是，她询问家中的南美裔园丁，如果给他三百美元，能不能杀掉她的丈夫。他同意了，条件是她得付钱买武器。然后，他向警方告发了她。

那个案例不作数，因为没有死者，地方检察官甚至没起诉那个妻子，因为她上了年纪，丈夫还需要她回家做饭。在那之后，伊朗女人取得了一些大成就。她们中有的成为脑外科医生、首席执行官、知名艺术家、工程师或建筑师，却从没出过杀手，而且永远都不会有。

“我本来想说下去，”里昂总结陈词道，“但我看得出，你时间紧迫。”

在里昂陈词的最后三分钟里，奥唐纳看了三次手表。他又看了一次，然后抛出一句：“得了吧，这是我一整天里听到的最胡扯的话。”

奥唐纳是南卡罗来纳州土生土长的白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还打算竞选西好莱坞地区的市议会议员。他认识许多伊朗人，其中大多数他都喜欢，所以无法理解洛杉矶当地人对伊朗人的愤恨；在他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相当圆滑世故、经常穿着考究并乐于炫耀卖弄的人。奥唐纳本人也经常剃须、沐浴，让自己闻起来仿佛刚走出一座清爽而芬芳的花园。即使是在上班，他也钟爱身穿法颂蓝牌的粉色衬衣和唐纳·卡兰牌的橙绿色羊毛衫，系着爱马仕的皮带，脚踩古驰的乐福鞋。他的早餐是鸡蛋白和酸奶，午餐是藜麦沙拉，晚餐是鸡胸肉和芝麻菜沙拉。不过这些年来，他也参加过几次伊朗人的派对，他喜欢那堆积如山的食物、诱人堕落的甜点，还有作为主打的源源不断的酒水。在一户人家，别人告诉他，那里热带瀑布景观的原材料用的是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苏瀑布进口的石头。那时奥唐纳心想，詹尼·范思哲会喜欢这些人的。

甚至早在接到验尸报告以前，奥唐纳就已了然于胸——从车内的血量和内达的荒唐描述判断——拉斐尔之子死了，而他妻子就是凶手。还有一点也很清楚：除非能找到尸体或凶器，将凶手与被害人联系起来，否则内达便会逍遥法外。

对此，奥唐纳倒是不那么忧心。据蒙托亚称，在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之后，他发现他们大都不知道拉斐尔之子是谁，而少数确实认识他的人也说不出他什么好话。这意味着在那个有权有势的居民区不会有任何人打电话给市长或警察局局长，为督促逮捕凶手向奥唐纳或警局施压。情况甚至正相反，业主们宁可让警察赶紧走人，好让房价不再继续下滑。

内达本人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会再次杀人或以杀人为乐的人——这意味着没必要急着把她关起来。

至于奥唐纳嘛，现在是下午1点20分，而他预约了2点在威尼斯区的普拉提健身班。

假如你相信内达发现拉斐尔之子死在车里的故事，那么最后一个见到他还活着的人，就是他的会计兼私人仆役爱德华·阿拉克扎缅恩，地点在索莱曼公司位于世纪城的办公室里，时间是2013年6月24日周一晚上。办公楼的监控摄像和登记记录显示，阿拉克扎缅恩在那个周二早上9点40分到岗，在将近十四个小时后，于晚上11点30分离开。在此期间（据过道和电梯摄像头显示），他去了卫生间八次（他在办公室厨房里的手提炉上煮土耳其咖啡，不停地喝，所以膀胱格外活跃），借抽烟间隙休息了十三次（他为拉斐尔之子工作得越久，长期以来一直想死的愿望就愈发迫切），还在午餐时休息一次（他在办公楼大堂的星巴克买了一个不太新鲜的百吉圈，咬了三口，扔了，接着抽了两根万宝路香烟）。他的门禁卡进入大楼停车场的刷卡时间是11点34分，他被拍到驾驶着一辆老式蓝色沃尔沃旅行车，那是他从橙县一个名叫玛丽莲的美丽中年女子手里购得的；她对他自称是诗人，还把他介绍给她的猫认识，之后主动从汽车报价中扣减了1,000美元，“因为我感到你有压力”。她说得没错，如果“有压力”意味着一天之中屡次想要自焚或纵火去烧别人的话。

从外观来看，艾迪住的公寓楼好像已被宣告不能住人了，而且也似乎无人居住。房子没有阳台，必须始终关着窗户才能阻挡来自高速公路的噪音和污染，而窗框也经常扭曲变形或是卡住。对讲机还是从七十年代传下来的，一排排按钮旁没有住户姓名或单元门牌号，或许是因为住在这儿的大部分房客都是黑户，不想被人找到吧。

里昂把车停在大楼对面的7-11便利店门前，拨打了艾迪的手机。手机已经关机，可能是为了避开别人一窝蜂地来电打听案子的情况，他的语音信箱也满了。不过，7-11的孟加拉国店主告诉里昂，艾迪就在家里。店主的妻子是艾迪母亲的紧急联系人：艾迪的母亲卧病在床，几乎没法用电话，当艾迪去上班时，她便整天独自在家。7-11是24小时营业的，艾迪每次离开或回家时都会跟孟加拉国夫妇打个招呼。

“我很担心，”当里昂问起艾迪时，店主对他说，“以前他可从没耽误过上班。”

前厅电梯的质量不怎么样，自从安装那天起就坏了，所以里昂只好爬了三层楼梯。他敲了三次门，才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叫他“滚开”。结果，他只得亮明身份，并威吓说会一直敲到门板脱落为止。

爱德华·阿拉克扎缅恩，又被称为“艾迪·阿拉克斯”，白人男性，身高五英尺十一[2]，体重一百四十三磅[3]，患有高血压、心律不齐、重度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与疾病缠身、几近失明的[4]六十八岁的母亲同住在一居室的公寓里，这座公寓楼是一栋三层的灰色水泥建筑，与格伦代尔市134号公路通向圣费尔南多路的出口相距一个街区。他的公寓与21世纪的格伦代尔风格不同，那里拥有超级购物中心、要价高昂的寿司吧和亚美尼亚人开的波斯面包房，橱窗内摆放着一排排四十二色包装的杏仁软糖，还有原汁原味的烤肉摊位——由一个名叫拉菲的亚美尼亚人经营的露天餐馆，只供应米饭和烤肉串，跟韦斯特伍德和比弗利山庄的那种“波斯皇家美食”完全不沾边。艾迪的房东是从苏联来的亚美尼亚人（与来自伊朗的亚美尼亚人不可混为一谈，因为这两派之间结怨颇深）。房东每隔两周收一次房租，只收现金，纳税申报表上从来不提这笔钱。城市视导员——大部分是拉丁裔，依靠房东的慷慨贿赂才能为妻子购置豪华轿车——保证这栋公寓楼的情况不会被人发现。

艾迪善良诚实，记忆力惊人，但他没有高中或大学文凭，也没受过任何特别训练，只会抽烟、喝土耳其咖啡。他还擅长躲避炸弹、绕开地雷，这是他从在两伊战场上为伊朗长达三年的“效力”中学会的，他险些殁于萨达姆投下的一枚炸弹，最后因病退伍了；但洛杉矶可不太需要这些技能。他讲波斯语时操着浓重的亚美尼亚口音，英语至多是初级水平。然而，他却知道大量孟加拉语词汇。

除了语言问题以外，艾迪是凭旅游签证来到美国的，而签证已于六年前就过期了。那时，他花了一年时间寻找会计工作，但当被问及在哪里取得执业资格时，他说出的学校根本就不存在，公司账户里稍微有几个钱的美国人都不会信任这样一个人。他向一些伊朗企业主寻求工作，他们倒不会拿他的非法移民身份为难他；毕竟，他们自己也是初来乍到的难民。他们不愿雇他，是因为不敢看他那张脸。

艾迪的面颊、脖颈和双手的皮肤颜色很浅，拜萨达姆的炮弹所赐，上面布满了大片淡黄褐色的斑点。他的右侧上颚骨已经塌陷，导致脸颊上鼻子和耳朵之间的肉耷拉下来，如同被熔化后复又冷却的塑料。因为臼齿都掉光了，他的左侧脸颊向内凹陷。他额头上的皮肤皱巴巴的，头皮的前半部分满是疤痕。他脸上唯一完好无损的部位是眼睛，可是无论什么人只要对着他看上足够长时间，都会发现这双眼睛是一对充满忧伤的无底洞。

正是由于这种忧伤，以及他不会读写英文，没有驾驶执照，浑身散发着烟味等情况，致使别的伊朗人不愿雇他当会计。不过，他们的确很想帮助艾迪，于是就给了他“一点儿小意思”——一百美元的钞票，这或许是为了帮助艾迪解决困难。可是他们这么做，倒还不如朝他父亲的坟头上啐唾沫呢。

公寓很狭小，闻上去有股洗衣粉和织物柔软剂的味道。一个难看的棕色皮沙发摊开着，权当艾迪的床铺。一张玻璃圆桌被用作餐桌兼书桌，款式就是威尼斯与罗伯特森大道上，随处可见的韩国人开的小店里出售的那种。餐椅扶手上架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三屉式的胶合板碗橱漆成了淡粉色，有白色塑料把手，紧靠在离厨房区最近的墙上。这碗橱看似是从一个小姑娘的房间中抢救出来后，被丢在庭院旧货市场上出售的。厨房里有个两灶的便携式炉子、一个狭小的冰箱，洗碗烘干机挤在一个带水池的凹槽里。炉子和砧板置于洗碗烘干机之上，碗橱顶部用来存放厨具和调味品。那天，艾迪本人看起来仿佛是土耳其咖啡喝过头了。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里昂边说边四处搜寻能坐的地方，“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艾迪并不觉得好笑。“我已经跟美国警察谈过了。”

“跟谁？奥唐纳吗？”

“管他叫什么名字。有个亚美尼亚女人也打来电话，但我让她滚蛋了。”

“可你不介意跟我聊聊吧。”里昂说，显然并无讽刺之意。这恰恰表明他是个多么差劲的警探：你只消看看艾迪一见到里昂时那畏畏缩缩的模样，就会明白他其实非常介意。

在艾迪身后的卧室里，有个女人每隔几秒就会发出令人怜悯的呻吟。

“去吧，”里昂朝房门点点头，“我等着。”

不过，艾迪转身走向了厨房。

“那么，他死了没？”他用一种明显装出来的漠不关心的语气问道。

实验室已经确定，车内只有一个人的血迹，全是拉斐尔之子的。验尸官也认定，拉斐尔之子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即接受大量输血，是活不了的。鉴定小组尚未在车外的任何地方找到有关那个男人身体所在的蛛丝马迹。

“你怎么看？”里昂试探道。

又是一阵呻吟。艾迪叹了口气，用拳头揉了揉左眼。

“他妈的，我知道什么？”

“如果他死了，你就是最后见到他的人，我敢说，你知道很多事情。”

艾迪满面怒容。“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被火烧，我就知道这个。”

这个露骨的说法让里昂的脊梁骨直冒凉气。他尽力不把视线从艾迪身上移开。

艾迪开始用叉子背面将蒸熟的苹果捣成泥。里昂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床的扶手上，因为它显得太老旧，也太不稳当，难以承受他的体重。

“那么说，你认定他已经死了。”

艾迪打开了一个共有七层、每层十二个小格子的药片收纳盒，取出一粒胶囊，掰开它，将药粉倒在苹果泥上。

“这东西的味道像毒药。”他边说边用力搅拌药粉，确保自己只盯着盘子。他加了些甜东西，在里昂看来，好像是巧克力粉；他又把糊状物碾了几下，最后拿起盘子和茶匙。

“我得去喂她吃这个了。”他说着，从里昂身旁走过，又走了两步，停下来，发出好似嘲讽的讪笑，回头盯着里昂。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说，“不过，如果他死了，我敢发誓是‘杂牌军’干的。”

“杂牌军”——共有二十七个坏蛋，外加他们头脑迟钝的配偶、不计其数的子女、愁眉苦脸的岳父母与公婆，还有备受虐待的女仆们——对警方说，这个周末他们是在新近购买的兰乔米拉市的家族庄园里度过的。他们在周五中午离开洛杉矶，恰好赶在日落前安然下车，为安息日做好准备，还打算在周二早上返回。

这趟旅行是为了庆贺他们用1,200多万美元——全部以现金支付，并经担保三十天后兑现——买下了房子，自此以后，这房子至少也可用来向他们自己证明“杂牌军”家族的血统和“世家贵族”的身份地位。他们的购房开销比实际建造成本还低，这当然也占了便宜。对“杂牌军”来说，房子是用别人的钱买的则更让他们尝到了成功的甜头。

杰基·凯欧克因整理的报告记录了以上全部内容。杰基警探喜爱黑色眼影和带有边角的、染了红色指甲油的长长的假指甲。她总是心情不佳，因为每天至少有一次，她会被人或打趣或认真地问，是否确实与协助别人自杀的那个著名的杰克·凯欧克因[5]有关系。她没有。

当然，“杂牌军”的周末出逃很可能是个障眼法：庄园周围有高尔夫球场、两道瀑布、两个泳池和四个网球场，有谁进出庄园本就不易被人觉察。更何况许多人同时待在庄园里，有一两个人暂时缺席，其他人很难注意到。他们全都是骗子和窃贼，甚至比拉斐尔之子（至少，他还能以童年时受苦受难为借口）更加腐化堕落，因此，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作伪证。

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事实，在他们的社区中人尽皆知，但“杂牌军”不会主动向警方透露：他们家族的祖传行当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辗转了两个犹太聚居区外加德黑兰的塞勒斯大街，那便是按照犹太教规宰杀牲畜以供人享用。你或许会据此产生一些可能的猜疑吧。

按犹太教规，屠宰时必须使用一柄锋利光滑如剃刀般的长刃刀，飞快地一刀切断动物的颈静脉、动脉、气管和食管，再将尸体的血控干。

即使你不是研习犹太法典的学者也会知道这一点；你也不必格外偏执才会相信那套动物像人类一样拥有灵魂的理论；按照犹太教的教规，屠宰解放了动物的灵魂，只留下肉体供人享用；而以其他任何方式宰杀的动物，其肉体会一直携带着灵魂，从屠宰场到肉店，再到人类的餐桌上，最终，兽类那不幸又不安的灵魂会随消化过程被吸收进肠胃并留存在人体内。不过，只有当你对“杂牌军”足够了解之后才会明白，他们当中没人敢冒杀死拉斐尔之子后又撞见他灵魂的风险——因此，割喉时必定会干净利索地一刀毙命，又在车内先控干一加仑的血，才将尸体运走。

里昂对“杂牌军”很了解。据他所知，对伊朗犹太人而言，他们就如同俄克拉何马城的炸弹犯[6]之于美国武装部队的普通士兵，都是某种痛苦的悲剧性畸变，但背信弃义本身并不能构成杀人的罪证。

“他们以为，他会把他们当成替罪羊。”艾迪在公寓里解释说。他站在电炉旁，正要新煮一壶土耳其咖啡。

“他们以为？”

艾迪搅动着黏稠的黑色液体。

“是谁让他们那样想的？”里昂追问。

艾迪耸了耸肩，继续搅拌着。一分钟后，他从电炉上拎起咖啡壶，然后转向里昂。“他的律师们想打退堂鼓。他没给他们任何打官司要用的材料，律师说他会蹲二十年监狱，这将会有损他们当律师的声誉。”

艾迪连问也不问，便将咖啡倒入两只小杯子里，把给里昂的一杯放在电视机顶上，然后举起自己那杯。里昂没去理会咖啡。

“那么说，他把他的表兄弟们交给了律师？”

艾迪像喝小杯龙舌兰酒那样，将咖啡一饮而尽，随后从衬衣口袋里摸出香烟：“我得出去一分钟。”

他不能在公寓里吸烟，在母亲身边时，他的头发和衣服上也不能带烟味。所以，他差不多每小时都会下楼，一口气抽上两根烟，有时可能是三根，然后上楼，在去照顾母亲之前，他要更衣洗手，还要弄湿头发。

“戒烟岂不更简便些吗？”里昂一边跟随艾迪下楼，一边字斟句酌地问。

里昂站在人行道上，一直等到艾迪点燃香烟，吞下一肺烟气。“行了，继续说吧。”他催促道。

艾迪又深吸了一口。他的双手发颤，胸口瘦骨嶙峋，里昂似乎看到烟气从他体内飘了出来。他属于那种看似随时可能突发心脏病或中风的人，可不知怎的，他竟熬过了一年又一年，最终会在没人留意时死去。

“我就知道，总有这么一天。”他说着，又抽起下一根烟。

应里昂之邀，“杂牌军”派出三名代表在周一下午来到警局。他们每人分别代表着“杂牌军”整体的某一方面：代表“大脑”的是约书亚·辛查，他身高五英尺[7]，脚踩礼服鞋，已经六十三岁，但一双小手就跟孩子的似的，他还戴着圆圆的眼镜，嘴巴状如一张宽大的鸟喙，紧绷而单薄的肌肉组织也像鸟类的似的；代表“肌肉”的是丹尼尔·辛查，三十二岁，身高六英尺二[8]，肌肉结实凸起，头发浓密，鼻音浓重的纤细嗓音与他身上其余的部分完全不相称；代表“美貌”的是哈达萨·辛查，四十九岁，糟糕地混合了两兄弟的特点：约书亚的鸟嘴和坏视力，丹尼尔的身材和胸肌，在她身上变得更加不堪了。她来时身穿白色礼服裙套装，这是在韦斯特伍德大街的罗斯服装折扣店买的，第一次穿大约是在十年前她大女儿的成人礼仪式上。在上衣外套里面，她穿了一件黑色棉质礼服衬衫，这是她于史上著名的2009年“一件不留”大甩卖那天，在比弗利山庄的萨克斯第五大道购得的，据亲历者和警方报告称，那天世界上最富有地段的成年女性们为了半价出售的5,000美元的香奈儿手袋，竟然大打出手。

哈达萨握手时用力很猛，几近挑衅。丹尼尔四处张望，可就是不看里昂的眼睛，他不停地抽动、摇晃和摆动着身体，舒展着紧绷的肌肉，如同赛前的篮球运动员般。约书亚头戴犹太小圆帽，手握一盒波斯牛轧糖，这是他刚从威尔夏以南韦斯特伍德大街上的六七家伊朗杂货店中的一家买来的。他把盒子放在里昂的办公桌上，在两把不带扶手的轻便铝质椅中拣了一把坐下。

在伊朗，送见面礼向来是社交礼仪之一，礼物通常是牛轧糖或开心果：在拜访别人或请人帮忙时，你绝不能不带些糖果或献上一束花；如果是跟政府官员、警察或军队打交道，那就塞给对方满满一袋现金。革命刚结束那几年，在美国和欧洲的白人收到的牛轧糖礼盒与袋装开心果，比他们整整一辈子能消受的还多。从银行柜员、理发师到伊朗人聚集地区的交通法庭法官，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一摞棕黄色盒子的伊斯法罕牛轧糖。白人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礼物，碍于礼节也不便询问。结果，伊朗人觉察出白人的别扭劲儿，自己也觉得尴尬，却不明所以。大多数人等过了一两年之后才明白，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给警探送伊斯法罕牛轧糖，会被当成一种考虑不周的廉价贿赂。可三十年过去了，辛查一家还是记不住教训。

约书亚·辛查告诉里昂，他和兄弟姐妹们通过姻亲关系成了拉斐尔之子的远房亲戚。感谢上帝，他们的父亲是伊朗的大地主，为他们在美国的众多投资提供了种子基金。

“我们干得还不错，感谢上帝。”他用手扶了扶犹太小圆帽，希望让里昂注意到它，“但最近，我们一直蒙受损失，因为表弟敲诈我们。”

就像其他少数伊朗犹太教徒那样，辛查一家也把在美国拥护正统宗教观念作为一种商业策略——这样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有信仰的人比没信仰的人更讲诚信——辛查们只要一有机会就打出宗教牌。他们对里昂说，他们本身也是拉斐尔之子“庞氏骗局”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与他沾亲，所以才被单拎出来，受到其他债主的责难。

上帝为证，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整个周末都待在棕榈沙漠，包括周一在内，绝对身处荷尔贝山半径范围五十英里之外。

他们不知道谁有可能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只有上帝才能决定我们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死去。他们确信凶手不可能是伊朗犹太人，简而言之，那是因为伊朗犹太人是不会杀人的。

你可以回溯三千年去研究一下这个部族的整个历史，除了那些服役、参战的军人以外，你找不出伊朗犹太人谋杀别人的任何例证——一个也没有。大约每十年当中，或许会发生一次暴力或（最近出现在美国的）枪击事件，但涉案者都是精神失常者，他们因惧怕失去“阿比路”而逃避治疗；或许还有几起自杀事件，但我们从来都无法断言，因为死者家属绝不会承认有那种事，这也是为他们的“阿比路”考虑。

说到此处，三个辛查中断了他们的叙说，彼此交换了几个意味深长的眼色，用波斯语互相咕哝了几句，最终达成共识。

“如果我是你，”约书亚伸出孩子般的小手，按在里昂的手上，“我会在咱们自己人以外寻找罪犯。”他一边用波斯语低喃着，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扫视左右，以防在听力范围内有什么人能听懂波斯语。“但愿我没犯下诽谤罪，可你知道吗，索莱曼先生跟吉米·罗瑞丘那个流氓有过一些交易。”

吉米·罗瑞丘脑袋半秃，体重严重超标，从来学不会扣好自己的裤子扣。他六十九岁，是个只有高中文凭的酒鬼。他臃肿的红脸上长着化脓的红疖子和痤疮。在市政厅之外几乎没人听说过他，也没人会认出他那如同佛爷般的身材和尺寸过小的脑袋；出于虚荣，他将所剩不多的一丝头发染成了微微泛绿的金色，但没起到什么作用。他本该更好地拾掇一下牙齿，总之，他坐在办公桌前一开口，体内冒出的不管什么恶臭，都散发着一股强烈的硫黄味儿，而那时他多半在享用威凤凰波本威士忌，每天下午3点都是如此。

到下午5点时，他会对着电话破口大骂任何一个蠢到会在那个时段接起他电话的人；7点时，他已烂醉如泥地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或办公桌后。二十年前，妻子跟他离了婚，还获得了禁止他骚扰的限制令；他的子女也都改名换姓，搬到了别处；他余下唯一健在的亲人是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姐姐，但她自2001年圣诞节后就再没联系过他，也不回电话。

不过，尽管吉米·罗瑞丘的外表糟糕透顶，口臭强烈难闻，却能让市长、十五名市议会议员、五名县级长官和其他每一个洛杉矶的民选政府官员始终心存惧意。作为全市规模和权力最大的工会组织——城市员工国际兄弟会的会长，他能通过命令工人们进行定向投票，轻而易举地操纵任何选举。他经常利用自己病态的报复心和不讲情面的名声——的确名不虚传，他感兴趣的只是向任何胆敢挑战他的人，炫耀谁才是拥有这座城市的终极权威之人。

多年来一直有人猜测，罗瑞丘维持和控制势力范围的手段不仅限于对政客们采取简单老套的打击报复。在被解雇前自行离职的员工经常会发现，他们无法在城中任何地方另谋工作；对罗瑞丘做出的任何一项裁决稍有质疑的经理们，会被扣上行为不端或是不折不扣的疯子之类的罪名，被草草炒鱿鱼。关于他的种种谣言甚嚣尘上，涉及不明原因的房屋失火，非法安装电子监控设备，以及从二十层楼的屋顶上意外坠落等等。没有人——包括需要罗瑞丘支持以获得城市事务的合同或要在市议会上提出议程的警察、地方检察官，甚至私人企业主——胆敢大声提及那些谣言，更不消说去证实其准确性了。主流报纸在电子时代力求生存，它们厌倦了随时可能爆发的工会罢工，因此甚至也卑躬屈膝地避免得罪这位后台老板。

“吉米·罗瑞丘跟索莱曼先生有过一些交易。”哈达萨·辛查为了不犯下“诽谤罪”，也附和着她哥哥的说法。

里昂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却不打算就此放过。

“就是说呢，”她说，“他们通过罗瑞丘的代理人搭上线，大家都叫那家伙‘蛇’。”

路西[9]的左膀右臂之一是个九十岁的职业骗子，他在市政厅里声名狼藉，人称“帽中鼠”。“鼠”不仅代表了他黄色谷壳般的大龅牙，还表明他具有狡诈不忠的性格；“帽”指的是一顶油乎乎、尺寸也不对的破牛仔帽，他不分昼夜地在屋里屋外都戴着。路西的另一位得力干将是个肤色黝黑的东亚人，曾经当过司机，后来成了间谍。他浑身散发着香火味，长得与孟加拉水牛出奇地相像。他的本名叫纳吉，但因一贯明目张胆地行骗，本性龌龊卑劣，所以大多数人称呼他“那该死的蛇”。他们二人共同执行路西不想直接牵连其中的卑鄙勾当。

哈达萨仍在等待里昂露出认同的神情。在她身旁，她的弟弟又开始研究自己的骨节，而约书亚一动不动，嘴巴半张，目光在镜片后游移不定。

“你知道他们前段时间在报上登的那失踪的3,000万美元吧？”

里昂点点头。

多年来，工会基金及旗下财产全由吉米·罗瑞丘一人全权处置。这些钱他随心所欲地花，常用来支持就职后能由他掌控的竞选人，或是推动其他工会在合法或非法的问题上——只有天晓得还有其他什么问题——支持他本人的立场，因为工会、新闻界，甚至整个城里没人敢冒疏远他的风险，要求查他的账。在他的众多开销中，有一项是在2000年设立的特别基金，目的是为“协助劳资双方增进理解”。在设立之初，罗瑞丘将3,000万美元从工会的金库转到该基金名下。此后的十三年里，没人再听说过该基金的下文。

2013年，《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在询问基金时，被告知它已经空了。他又问起资金的用途，但未获答复。按说，考虑到路西的权势，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但是勇气经常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来。该报那一整年都在追查此事。2014年，一位新任的市审计长官——显然不打算竞选连任——渎神不敬，竟要求法院命令路西公开基金的账目，否则就得报告那3,000万美元的下落。最终的结果是，路西以打击工会为由指控了那名审计长官，还召集了一次全市范围的大罢工。

“唉，”哈达萨叹了口气，仿佛在为被迫吐露这则消息而由衷地难过，“我敢打赌，你能猜到，一旦索莱曼先生宣布破产，那笔钱到底怎么着了。”

按照哈达萨·辛查和她两个兄弟的说法，拉斐尔之子曾诱使罗瑞丘将基金的资产委托给他。他们于1998年相识，当时拉斐尔之子正想购买工会名下的一块地皮。严格来说，这项资产并未公开出售，于是拉斐尔之子遵循不成文的规定，与“那该死的蛇”联系，请他将开价转达给老板。那块地最终以远低于其市值的1,000万美元被买下。他花200万美元买下路西出售土地的许可，由艾迪·阿拉克斯将钱存到开曼群岛的一个账户上。对拉斐尔之子而言，这还只是一段硕果累累的长期友谊的开始。

他说服“那条蛇”安排他与“帽中鼠”会面，“帽中鼠”最终又捎信给路西法。当时，银行定期存单的利率是3.5％，而拉斐尔之子承诺的回报率为10％。他建议路西可以从收益中抽取3.5％返还工会，其余差额自己留下。

他们从小额存款开始——每次几十万美元。每月一次，“老鼠”会带来一捆现金交给艾迪，再以现金形式取走前期存款的利息，然后扬长而去。但之后路西的胆子越来越大，存款数额也越来越大，最终设立了基金。3,000万美元被转入基金的金库，随即移交给艾迪·阿拉克斯。

“可你知道，普利策先生，”哈达萨露出她酷似戈尔迪·霍恩的微笑，“你要是得罪了吉米·罗瑞丘，就别指望能毫发无损地逃脱。”

再说，里昂将思路引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审判进程对拉斐尔之子不利，谁知道他为使自己免于被起诉或接受认罪协议，会揭发出什么事情来？

为了看看能否进一步了解“杂牌军”或罗瑞丘，里昂拜访了法院指定的破产受托人。

受托人和他的律师阵营、司法会计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专家并不是这笔买卖中受欢迎的人物。截至目前，他们通过起诉曾从资金池里取过钱（不论本金或利息）的每个投资者，已聚敛了近8,000万美元。他们还负责记账，为此又收取了近8,000万美元的服务费。

作为服务成果，他们已成功挖掘出如下事实：1）拉斐尔之子损失了“投资者们”的5亿美元或是把它们挪用到了别处；2）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资金是如何或因何损失的文字记录；3）受托人怀疑大部分资金都被挪放到了海外账户中，其余部分存在拉斐尔之子二十七个亲戚的账户里。

仅就受托人价值8,000万美元的“发现”，安吉拉在“珍珠大炮”上连篇累牍地进行剖析：拉斐尔之子的任何一个受害者都能对智商在10以上的随便哪个法官提出这些发现。唯一从受托人的调查中获益的是受托人自己及其团队；受害者应当停止内斗，试着对受托人示好，避免再次被他起诉。他们应当转而团结起来，要求指定受托人的那位法官对其严加监管。

五年后，受托人“分散击破”的战术（对他而言）仍在发挥作用，而法官也依旧没进行任何干涉。

受托人的办公室位于世纪城一栋高楼的二十四层，马路对面就是拉斐尔之子过去的办公地点。创新艺人经纪公司[10]占用了底层和其他六层楼，因此大堂里动感十足、热闹非凡；有大批靓丽迷人的青年男女穿得宛如拉夫劳伦的模特般，手持咖啡杯或拖着洗衣袋。里昂就像洛杉矶的其他每个大活人一样，将创新艺人经纪公司视为一个由恶魔般的疯子经营的神话似的存在，其内部情况比五角大楼更难刺探。在他们将总部从比弗利山庄迁到世纪城以前，里昂曾两度试图近距离观察这座美国的“紫禁城”。尽管他戴着警探的徽章，但试图接近这家经纪公司的门卫，仍会自取其辱。这次，他竭力不去朝大门看（它真是防弹玻璃的吗？），但就在从街上走到电梯的短短距离中，他发现自己还在痴痴地幻想：某个擅长销售影视书籍的经纪人会将他截住，要求与他当面谈谈。

在办公室里，受托人坐在里昂对面，双肘撑在玻璃办公桌面上，十个指尖顶在一起。里昂觉得，他看起来像个差劲的治疗师，而非能干的律师。他穿着宽松的白色棉质正装衬衣，下面是宽松的黑裤，腕上套着必不可少的双色劳力士手表；脸上戴着电视新闻主持人中最近流行的那种昂贵眼镜，因为他们认为它能使自己显得更值得信赖。

他告诉里昂，从“受托机构”能证实的情况来看，二十年间，拉斐尔之子共持有过113家公司，其中大多数均未注册登记。他将资金在不同公司之间转移，直到无法追踪为止；他对最重要的交易都没留存书面记录，因为他和艾迪都是推崇“记忆力为王”的伊朗教育体系的产物。

“我听说，那里的孩子们必须熟记整本整本的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包括标点符号，这样才能完成学业。为了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他们必须牢记一万道数学题，还要能立即把它们释放出来。他们不需要用财务管理软件来记账。”

里昂知道，事实的确如此，尤其是像拉斐尔之子这么聪明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简直是一种浪费——他付出这么多努力，就是要成为人肉记账软件，从孤儿寡母手里偷钱。

“记账员保存了一份日志，”受托人挑起一侧的眉毛，强调他是多么蔑视这种记账方式，“手写的，铅笔字。要是能看明白算你走运。”

里昂问起拉斐尔之子与罗瑞丘的关系。

受托人僵硬地微笑着。“我对此一无所知。”

里昂问受托人是否已取得有关3,000万美元存款的记录，时间大概是在2003年。

“跟其他的相比，那只是个小数目。”受托人的手指尖再次碰到一起。

“这是个富有的社群。”他说这话的意思，好像是作为富人本身已自动成为腐败的标志。

“这是个富有的城市，”里昂就他对伊朗人所获成功的含沙射影的批评发起挑战，“你不会是对那些人怀有成见吧？”

受托人微笑了一下，不置可否。在里昂看来，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事实上，我听说你单单做这份差事，就已经发大财了。”他啐了一口，随后站起身。

他快走到门口时，受托人开了口：“我不会在这件事上跟罗瑞丘作对。”

里昂转过身，义愤填膺地瞪着受托人。既然已经收了8,000万美元，难道调查债权人资产的去向和命运不是他的职责吗？

“你知道吗，普利策先生，伊朗人问我为什么麦道夫[11]的受托人用三年时间就结束了调查，而我的调查却仍在继续。”

里昂等待着答案。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对他们说的吧：因为麦道夫的计划远没有这起案件复杂。”

在上大学以前，里昂把自己的姓氏“普尔达”改为了“普利策”，因为他觉得，如果其他警察不知道他是伊朗人的话，会更拿他当回事；他也觉得，这姓能更好地界定自己的身份，因为“普尔达”意为“很有钱的人”，而里昂当时几乎身无分文。

他十四岁时来到美国，是在希伯来移民救助社的帮助下被偷运出伊朗的一群犹太男孩中的一个，逃过了上战场的厄运。有些男孩被送到以色列或美国的亲戚家；其他在伊朗境外没有亲友的孩子被安置在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2]家中。直到那时，大家才开始留意到东方犹太人和西方犹太人在文化上的重大分歧。

里昂寄宿的那家人发现他有礼貌又害羞，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心怀感激。他英语语法使用得很正确，但发音和口音却令他们捧腹。每当有成年人进出房间时，他都会习惯性地站起身，仿佛在立正似的。在学校里，每当有老师走进教室，他也会这么做。他的寄宿家庭第一次带他去看电影时，他竟询问什么时候奏国歌，观众何时起立向总统的肖像致敬。在家时，他看到电视上任何一个笑料都乐不出来，也不明白为何女儿女婿与邦可[13]和伊迪斯同住时，邦可那么闷闷不乐。并且他每次祈祷时根本合不上拍，说的希伯来语经常出错；只要有长者对他说话，他就会低低地垂着头，脸羞得跟大红布似的。

寄宿家庭着手教导里昂应如何得体地“融入”美国社会。他们的努力成效显著，所以当他去巴尔的摩大学读书时，几乎再也没人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他选择以执法为业，这对伊朗犹太人而言很不寻常。另外作为男人，他想成为犯罪题材作家的抱负更是非比寻常：写作似乎是纽约和洛杉矶每个百无聊赖的伊朗家庭主妇选择的武器，但它不是有自尊心的男人们乐于从事的工作。家庭主妇们可以写作，那是因为她们的丈夫会付账，她们还可以动员朋友们购买、甚至赞美她们的书。不过，要是男人将“写作”与“工作”混为一谈，就要冒着被人笑掉大牙的风险。对一个男人而言，工作是要拿工资的。

里昂不仅需要工资来养活自己，还要照料父母和妹妹。他们于1997年搬到美国，也就是在他们将里昂送走后的第十三年。现在一家子同住在凡奈斯区瓦诺文街上的两居室房子里。里昂当初买下这套房子是作为“投资性资产”，那时他仍相信自己将来每年都会卖出一部电影剧本，达到好莱坞式的收入水平。如今，他睡在较小的那间卧室里，穿着曾在伊朗当裁缝的母亲为他做的衬衣。

他的父亲是被迫面临抉择的数千个伊朗男人中的一个：是担惊受怕地住在国内，还是逃到西方享受安全却被社会抛弃的生活？当所有家人都已搬走时，是独自一人留在伊朗，还是搬到美国与儿子同住？但是没有工作的话只得完全依赖儿子。他每天醒来后就穿上正装，打好领带，尽管无处可去。下午，他会乘公交车去参加正统派的伊朗犹太教徒集会，举办地点在某购物中心二层的一间屋子里。之后，他闲逛到一楼的波斯杂货店，花上半个小时，挑选最纤细、脆嫩的波斯黄瓜。

每天下午在回家路上，里昂的父亲会坐在公交车的后排，为他被荒废的人生和被践踏的尊严默默落泪。

在走出世纪城时，里昂心里盘点着越来越长的犯罪嫌疑人名单：妻子内达，契约仆役艾迪·阿拉克斯，“杂牌军”的贪婪表亲们，还有恼羞成怒的园丁杰拉多，工会头儿罗瑞丘，或者说不定哪个愤怒的债权人。最末这类人范围甚广，身份各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拉斐尔之子的岳父瑞伊斯医生，一名七十九岁的伊朗儿科医生，曾一度想驾驶他那辆老式沃尔沃从拉斐尔之子身上碾过去，但结果未遂。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施恩鲍姆夫人，一位八十四岁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老妇，家住皮科－罗伯逊区，她将毕生的积蓄交给了拉斐尔之子，因为她是在一次正统派的犹太教徒集会上认识他的，对他表现出的虔诚印象深刻。当她意识到他“挪用”了资金又不回电话时，料想自己来日无多，看不到他接受惩罚了，于是选择了速战速决的方式。

某个周一下午，她穿上漂亮的外套和舒适的鞋子，搭乘公交车前往市中心。她在斯台普斯中心的出口下车，在人行道上站了很久，等待某个长得像雇佣杀手的人出现。当她确实看到这种人时，却因太害怕而不敢接近他们。最终，她看到一个身穿正装衬衣和牛仔裤的黑人男子，从马路对面的一辆雷克萨斯上下来。他是个中年人，长相不甚吓人，但具备其他的必要条件，于是她走到他面前，问他是否需要“工作”。

开雷克萨斯的黑人其实是南加州大学管理层的三把手。他让瘦小的施恩鲍姆夫人上了他的车，载她回了家，之后还让她的房东留意她，以防她冒险出门，再去寻找杀手。就这样，整个皮科－罗伯逊区都通过房东听说了施恩鲍姆夫人在市中心的冒险，拉斐尔之子也因此派艾迪·阿拉克斯向警方举报了她。两个月后，正当施恩鲍姆夫人在皮科区奥克赫斯特大街上的波斯洁食商店“本尼农产品店”买葱时，她突然感到太阳穴一阵剧痛，随后便因中风倒地身亡。

从警探的角度看，这可真是起糟糕透顶的案件：有杀人动机者太多，没有尸体、证人或凶器，许多利益相关方甚至仍深信受害者根本就没死，只是逃跑了。里昂明白，因为他是伊朗人所以才被指派负责此案，这倒还好说。他知道自己能发现和解读一些蛛丝马迹，而这些东西在圈外人可能要花上一辈子才能明白。你必须熟悉这个社群，知道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向前追溯好几代人，明白过去是如何左右当下事件的发展进程的；还要搞清该关注哪些方面，甚至是该问什么问题。你无法将这种调查方法运用到普通的加利福尼亚人身上——他们出生在别处，只是暂住于此，只在每年感恩节举行一次家庭聚会，共进晚餐，而此前六个月都在讨厌这一天；对自己的表亲们根本不熟悉，甚至是从未谋面；完全不了解邻居和同事的私生活，只知道朋友们有选择性公开的自身情况——但你却能对犹太人应用此法，三千年来，他们彼此的生活紧密交织，命运休戚相关。跟伊朗人打交道时，重要的事实或许会被隐瞒，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你问的人觉得它不算新闻；或是担心会被社群中的其他人指责说，他告诉警方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或许，他知道某些事情却守口如瓶，因为他认为这是因果报应——受到伤害的人已经够多了，为何还要只为了施加惩罚而扩大受害范围呢？

里昂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另一个事实是，倘若奥唐纳认为这个案件足够重大，就会指派一个级别更高的警探来监督里昂的工作，但实际上正相反，他让里昂独当一面，只让凯欧克因帮着胡乱应付差事。

仿佛是在里昂思绪的感召下，凯欧克因恰在此刻打来电话。这次，她听上去兴高采烈，洋洋自得。

“你会喜欢这个发现的，”她宣布道，“依我看，他妻子有外遇。”

根据杰基·凯欧克因挖掘出的通话记录，内达有两部手机，分属两个不同的运营商。其中一部购于2013年6月2日，只用来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格伦代尔市布兰德大街上的7-11商店。自购买日起，内达几乎每天都打到那儿去。凯欧克因在六月的三周内，总共查出二十八通电话。

内达给7-11打的每通电话时长都在一分钟之内。不过，她也接到过来电，一共三通，均来自同一个号码。通话时长都在二十分钟以上。最后一通电话是内达在6月25日下午3:21拨出的，但无人回拨。

艾迪·阿拉克斯就住在格伦代尔市的布兰德大街。

注释

1　约70平方米。

2　约180厘米。

3　约65千克。

4　原文为“legally blind”，这在美国指“法定盲”，用来界定接受政府福利的资格。其定义系指较好的一只眼（better eye）的视力经最佳矫正后在使用眼镜的情况下，仍在20/200（相当于0.10度）以下。

5　杰克·凯欧克因（Jack Kevorkian），祖籍亚美尼亚，美国病理学家。他是美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的第一人，曾帮助多名病人实施安乐死。

6　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发生在1995年4月19日，它是一起针对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市中心艾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发起的本土恐怖主义炸弹袭击。爆炸案的两个主谋蒂莫西·詹姆斯·麦克维和特里·尼科尔斯于1988年在班宁堡接受美国陆军基本训练时相识。

7　约152厘米。

8　约188厘米。

9　此处的“路西”（Luci）是对吉米·罗瑞丘（Jimmy Lorecchio）的戏称，“Luci”本身是下文中“Lucifer”（路西法）的简写。按照《圣经》的说法，路西法是撒旦在没有堕落之前的名字。

10　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是在演艺经济代理领域里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总部设在洛杉矶。

11　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美国著名金融界经纪，前纳斯达克主席，操纵了美国史上最大“庞氏骗局”之一，涉案资金超过500亿美元。

12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是指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阿什肯纳兹在近代指德国）。其中很多人从10世纪至19世纪期间，向东欧迁移。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他们普遍以意第绪语或斯拉夫语为通用语，其文化和宗教习俗受到周边其他国家的影响。

13　此处的阿契·邦可和伊迪斯都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颇受欢迎的电视剧中的人物。

洛杉矶　1987年

有人证实第一次在洛杉矶见到拉斐尔之子是在1987年10月，地点在阿塔里韦斯特伍德大街和威尔金斯大道转角的波斯杂货店兼咖啡馆里。时间是上午11点，他走了进去，坐在院子里的一张桌子边，招呼店内食品柜台后面的中年伊朗男人。

“过来，伙计！”他隔着店门高喊，“拿两听可乐，要冰的。”

坐在邻桌的几个顾客不以为然地盯着他。就连店主——一个双手精心保养、明显带有“塔夫提”举止的娇小女子——都从后面的办公室里冒出来，要亲眼看看那个称呼五十多岁男人为“伙计”的家伙。

移民们离开伊朗近八年，但社群中的社会构成大体上一成不变。仅凭言谈举止、行立坐卧和处世方式，你仍能判断出一个人的宗教和民族背景，也必能看出他从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所有这些阶层的伊朗移民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意识到保持社交礼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它将形形色色的民众凝聚在一个国家里。在此背景下，一个后生晚辈称呼长者为“伙计”，不仅冒犯了别人，而且可以说是在明白无误地挑衅。

阿塔里的店主认定拉斐尔之子是个伊斯拉米——流亡社群对政府特工的称谓，他们被派往境外暗杀潜在的威胁者，或将政府高层从国家石油收入中窃取的资金用于投资，将其安然藏匿于美国及瑞士的银行账户中。她有心出言斥责他，但随即记起距这儿一个街区的某家波斯餐馆上周被付之一炬，原因是有人纵火，而关于行凶者及其动机却始终众说纷纭。店主被排除在嫌犯之外，因为他的店没上保险；他声称韦斯特伍德大街沿线的竞争者都难脱干系。他的许多顾客都知道，他曾不计后果地拒绝为伊斯拉米们提供服务，因此认为悲剧发生是因他最终激怒了那伙人。

在十分钟里，拉斐尔之子灌下了两听可乐，吞掉了两个牛舌三明治，抽了一根烟，之后又点了一听可乐。当年长的男人为他拿来可乐时，拉斐尔之子问：“来这儿很久了？”

男人始终盯着自己正在揩拭的桌面。“没几年。”他说。他那疲惫不堪的神情好似一个已奋斗太久并最终屈服的人，三天未剃的短胡茬和深陷的双眼，与许多因流亡而失去工作和头衔的伊朗男人很相似。

“从哪儿来的？”

“设拉子[1]。”他转身离去，犹豫了一下，然后再次面向拉斐尔之子，“我以前是土木工程师，”他的声音令人心酸，“我们建过高速公路。”

拉斐尔之子从头到脚打量了男人一番。“再瞧瞧你现在吧，”他给出了致命一击，“在美——国——擦桌子。”

拉斐尔之子在韦斯特伍德开业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人来敲他的门。他去了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将自己的名字从“穆罕默德·贾迪德·阿尔”改为“拉斐尔·S. 索莱曼”。他在威尔夏和韦斯特伍德街角处一栋高楼的第十七层租了间办公室，大楼是几个伊朗犹太人在轮船咖啡店的旧址上建造的。他接到了大量来电，但这些来电都是被他的名字引来的。他们一上来就问，这里是不是亚伦·索莱曼的办公室，考虑到他众所周知的命运，这么问是够傻气的，可它还是激怒了拉斐尔之子。

“是索莱曼没错，”他冷冷地回答，“是R. S. 索莱曼。”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接着淡淡地“噢！”了一声，继而又是一阵沉默，他始终猜不透这究竟说明来电者被搞糊涂了，还是在表达难以置信的心情。部分致电者继续追问“R. S.”代表什么，当他回答后，对方又沉默了，接着抛出一句半冷不热的“祝你好运”，最后挂断了电话。

在那个年代，皇室家族的每个侍女和远房亲戚都到处自称是王子或公主。起初，他们这般向毫不知情的欧洲或美国当地人做自我介绍，等过了些时日，他们自己渐渐地信以为真，也会对别的伊朗人这么说。有些人出了书，描写他们假想中的贵族家庭，稍微没有那么厚颜无耻的，就只罗列出他们在逃离伊朗时被迫放弃的众多城镇和村庄、镶嵌宝石的王冠和被窃取的权杖。

利用西方人对伊朗王朝的好奇向往来行骗的，并不只有这些新皇族：数量多到荒谬可笑的一大帮从前被征召加入伊朗军队的士兵，似乎都摇身一变成了“国王的御用飞行员”；每两个业主中就有一个似乎在为失去海景大宅而痛心疾首；每个失落的妻子都能回忆起早年间有个追求者为了娶她，宁愿献出生命和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

没人说得清这些虚构和杜撰中有多少是故意欺骗，又有多少只是对往昔理想化回忆的结果。于是，尽管洛杉矶当地人很快便相信了每个关于贵族血统或英雄身份的故事，伊朗人却变得尤为不信任陌生人。对拉斐尔之子而言还多了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他不光彩的童年之后，紧随着的违法犯罪的青年时代。因此倘若有人疑惑这小子与最不可能信任他的人接触，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你也许能表示谅解。

可话又说回来，你不得不认为，他能在洛杉矶的韦斯特伍德大街站住脚，可见并不是个十足的傻瓜。

早先他就发现，如今和在伊朗时不同了。原先在那里，身为犹太人是社交和经商的劣势，但在洛杉矶，他的犹太人身份反倒比可冒充的其他任何身份更占优势。于是，他剃掉了三天未刮的胡茬，脱下系着扣子但没有领带的正装衬衣，不再吹嘘他在伊朗政府里结识多少有权势的朋友，将他用无辜者的鲜血买来的珠宝收进保险箱，否认了此前关于他出国时携带了大量现金的说法。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的韦斯特伍德村，他发现了哈巴德派的犹太小伙子，他们为学生提供捆扎经文匣[2]或以橄榄枝赐福的服务。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既不认识他，又不在乎他是谁的犹太人，那些人没问他的姓名和出身，似乎还热切地欢迎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领悟到，皈依宗教或许能帮自己重树在社群中的形象，于是他参加了洛杉矶西区的哈巴德派犹太教徒集会，短短几个月内就结识了两个客户。他意识到自己越是显得严守教规，别人似乎就越对他青眼相加，因此他决意成为一个现代的正统派。这在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相处时颇为奏效，可是跟伊朗人么……

伊朗人仍旧在乎一个人的名声和“阿比路”。对他们来说，家族的历史始终是他们的最佳担保，比任何法律文件都更重要，比法院的任何判决都更有效力。伊朗的年轻一代无论向父母解释多少次——在这里，人人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人人都有权从头再来；在美国，名字只不过是一层皮，为了继续前进，你需要蜕多少次皮都行——都无济于事。

要蜕皮随你的便，父母会说，可重要的是表面之下的东西，我亲爱的，那个东西是你无论选择什么包装都不会改变的。

在这些伊朗人眼里，那个自称“R. S. 索莱曼”的人是个过分富有的无名小子，他要是本本分分地干，挣不到这么多钱。他的前身“贾迪德·阿尔”是个欺诈勒索犯，曾将数十个无辜者送去受折磨或遭杀害。而他最初的身份拉斐尔之子，是一个被“布什尔的黑母狗”从街角捡来的杂种。

有一阵子，拉斐尔之子祈求自己能耐住性子。他不得不相信，那些曾中伤过他的声音迟早会消退，“贾迪德·阿尔”那蓄着胡子、身穿系扣衬衣的形象将会被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头戴小圆帽、身披晨祷披巾的形象取代，终有一天——它必将到来——拉斐尔之子的财富和权力将遮蔽他早年间耻辱的回忆。

于是他对自己说，族人说了什么并不重要，他就是“赤脸”伊兹奇耶真正的继承人，所以也要表现得像那么回事儿。他开始在每次谈话中把“伊丽莎白”和“亚伦”的名字挂在嘴边，在谈及家族时使用“我们”和“我们的”。他佯装没注意到别人怀疑的神情和讪笑，每当有人无心或有意地问起“这么说他们最终接纳你了？”的时候，他会用意志力让心跳放缓，让皮肤不因愤怒而冒汗。

每次，他都会面对不屑的哂笑和无声的冷落；每次，当别人收到请柬时都没有他的份儿；每次，别人看见他时都会将眉毛一挑——这的确令他感到尴尬和孤独，可难道他的钱没有其他人的那么好使吗？——在时尚服装店或是雅致的餐厅里，拉斐尔之子变得越发热衷于“秀给他们所有人看看”。

晚上，他独自坐在韦斯特伍德的波斯语书店的二楼公寓里，盘算着第二天的会谈，练习自己的声调、肢体语言和握手姿势。每到周六早上，他会步行八个街区前往威尔夏大道和比弗利峡谷，然后坐在西奈寺的犹太教徒集会上，只是为了观察像在故国那般聚集于此的所有伊朗人。他们沿袭了在故国的习惯，到得很迟，成群结队。男人们诚挚地祷告；女人们社交联谊，思量着各自处于适婚年龄的子女。他们在大堂和过道里讲波斯语，在成人礼上抛撒糖果，宣布婚礼定于晚8点举行，希望拉比届时依然在那里耐心等候、心情舒畅，可到了10点，新郎新娘却仍未到场。

在整整三个半小时的礼拜祷告中，拉斐尔之子一直站在后排通往圣所的入口处，竭尽全力表现得严肃认真、颇具权威，俨然犹太会堂领导小圈子中的一员，被赋予了审查新来者是否重要合宜的权力。他不去理睬别人质询的神情和会堂的真正管理者让他就座的邀请，他们都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此看不出伊朗犹太人之间的区别。他记下了所有认出他的伊朗人，佯装他们没认出他所以才没跟他握手；他记下了不认识他和不想结识他的人；还有每次从他身旁经过，出于无知、怜悯，或只是出于旧礼而冲他微笑和点头致意的人。他鄙视最后这类人，其程度至少不逊于鄙视其他人；他们让他想起了自己始终拒不接受的一切——没权没势、卑躬屈膝、老老实实接受自身的局限。如果家境富有和门路颇多的人因看重名分、漠视公正而理当被消灭的话，那么其他这帮只因对方有钱、有门路就对其表达尊敬的人，理应被当作毫无眼力的白痴，遭人践踏。

他最大的愿望是在某次犹太教徒集会上碰见伊丽莎白。在洛杉矶，掌握她的行踪、了解她的境况并不难。他知道她的住处，还曾数十次开车经过那栋带有乡村式奶酪色屋顶和老旧管道的二层灰楼，她和吉芭·瑞伊斯还继续合住在那里。他知道她在为约翰·韦恩工作，而约翰·韦恩又安排她为另外几个餐馆老板做记账员。他们付得很少，因为她并非真正的注册会计师，但他们又极为信赖她的能力，一个劲儿地夸赞她“甚至比菲律宾人更聪明、更诚实，也更有条理”，这可是他们能给出的最高褒奖了。拉斐尔之子听到伊丽莎白得辛勤劳作的消息时幸灾乐祸。他觉得，她或许不像在伊朗的拉斐尔之妻那样贫困，做拼死一搏，结果落得元气大伤，但她也不再拥有曾经轻而易举便可施加于他和他母亲身上的那种权力。

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年代，他想对她说，你和你的同类要跟像我这样的人斗，想都别想……

他估计自己最有可能在重要的圣日时在某个犹太会堂中找到她，她会去西奈寺，因为约翰·韦恩肯定会去那里。然而两者都想错了——约翰·韦恩不属于任何犹太会堂，而伊丽莎白也要到许多年后才会踏入西奈寺。尽管如此，拉斐尔之子依然穿上他最好的黑色正装，在1990年的赎罪日[3]前夜，出发前往威尔夏和比弗利峡谷的街角。他之前已来过西奈寺很多次，从没碰上什么麻烦；但是这一次，入口处的一名保安要查他的“门票”。

“我又不是来看电影的。”拉斐尔之子一边窃笑，一边想从那男人身旁走过去。在他旁边，还有个保安正撕掉别人门票的一角，之后才放他们进去，看着就像一名本该护卫美联储金库的以色列伞兵。

“今晚只有有票的会员才能入场。”前一名保安说。

拉斐尔之子从未听说犹太会堂还要求会员制。据他所知，犹太会堂就跟清真寺和教堂差不多，都是由慈善家和社群领袖们出于纯粹的慈善目的，或是为了实现个人目标而建立的。一整年里，它们通过募集资金的方式维持运营，而最终的高潮就是在重要的圣日“购买”《托拉》[4]。其实你购得的只不过是手持羊皮经卷穿过集会会众的机会，而花费则要看拉比认为你能负担多少。

保安都是大块头的以色列男人，对社交礼节几乎不感兴趣，也没有耐心对又一个犹太移民解释会员制的概念。拉斐尔之子以为他们的粗鲁举动是针对他个人的，于是拒绝离去。他这么做起初是因为不相信他们的借口：“你必须有票才能进；没错，就像看电影一样，只是更贵罢了。”后来是因为他要求对方道歉却始终未果。不知不觉间，已有二十多个伊朗人目睹到一个身高是他两倍的以色列人冲他大吼大叫。一个伊朗人宣称就是这种人让“我们所有人”背负恶名，另一个人主动提出为他们充当翻译，以防因语言不通产生误解。

拉斐尔之子倒抽了一口气，用英语低声咒骂了几句，随即转身，沿威尔夏大道走向他在韦斯特伍德的公寓。

在阿沃克剧场外的米德韦尔街，有个女人正坐在老式现代汽车的驾驶席上，等待信号灯变绿。她身旁的副驾驶席上坐着一个粗壮的孩子，戴着大大的眼镜，有一头褐色卷发。那时已是黄昏，尽管汽车前灯亮着，他仍能透过挡风玻璃看见车内。

拉斐尔之子走下人行道来到车前，瞥见了左侧的那个女人，但又拿不准以前是否见过她，或许她只是让他想起了某个人而已。他稍停了片刻，更加专注地凝视着那张苍白的脸：颧骨很高，神情极度专注于某样唯独她一人可见的东西。他又继续往前走。

在迪迪里斯附近的布罗克斯顿大道，他感到胸口发紧，不得不停下。人行道上涌动的声响、脚步和汽车前灯错杂交织。片刻间，拉斐尔之子害怕自己会被人群吞没，就像在德黑兰街头被母亲拖在身后的那个小孩那样，被人抹去和遗忘。他摘掉眼镜，闭上眼，垂下头，用大拇指和食指紧压住泪腺。

某样坚硬而沉重的东西打在他身上，让他歪歪斜斜地趔趄了一阵。他重新站稳时，发现旁边有个体态丰腴的年轻女子，她涂着草莓香型的润唇膏，看上去好像被她的某个男伴推了一把，那人此刻正哈哈大笑。只有在面对美国小孩时，拉斐尔之子才会如此胆怯。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太过自信——甚至是傲慢。没人指望他们对成年人表现出一个后辈通常会有的那种尊重，而他们每次犯错时又都会被原谅，因为他们“还是孩子”。

在穿过村子和沿着老兵大街走的一路上，他感到太阳穴一直火辣辣地痛，可直到他将钥匙插到房门上准备开锁时，才感到手一软，一阵冷飕飕的惧意从胃里升起：他见到伊丽莎白了。他甚至就从她面前走过，驻足凝视她的脸，却没有认出她。

那个他自幼便认识、从此穷追不舍的伊丽莎白，远比现代汽车里的那个女人更加苍老、高大，也更令人畏惧生厌。

拉斐尔之子自变成“穆罕默德·贾迪德·阿尔”以来，第一次怀疑自己的潜力。的确，他没有认出伊丽莎白，但她也没认出他。她看到他了——这一点他能肯定。当他透过汽车挡风玻璃凝视她时，她也正盯着他看。

他恍然大悟，或许她并不在意他的存在，并不像他所以为的那样惧怕他。或许，她不会夜不能寐地躺在床上，回想着拉斐尔之妻曾对她造成的伤害，哀悼亡夫和失踪的孩子，明白那孩子是因为自己和家人的残忍行径才遭受惩罚的。

他决定向她开战。他不打算再去会堂里偶遇她，也不想冒着被羞辱的风险出现在她家门前，以免吃个闭门羹，他决意直接去“幸运99”找她。一个周六的早上，他去了罗迪欧大道的贝尔尼尼男装店，这家店的风格很迎合那些热衷烧钱的阿拉伯男人。他买了一套正装、一件正装衬衣和一条领带。之后，他走到马路对面，买了一双菲拉格慕的乐福鞋。正装需要改一改，而他却惊讶地得知，这里不像在伊朗，裁缝随时能在一小时内完工，他必须要等上五个工作日才能取回正装。最终，他决定就这样穿着去。

他预约了9点半的桌位，但是到达以后，女招待整整五分钟没搭理他，之后她问过他的姓名，连正眼都没给地说：“还有四十分钟。”他抗议说他预约了；她屈尊俯就地冲他一笑，然后说：“别人也一样。欢迎先去吧台喝一杯。”

此后半小时里，拉斐尔之子眼看着那个典型的加利福尼亚金发女招待亲吻每位后来者的脸颊，带他们从他身边走过，坐到一张桌旁。最后，他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还没桌位，店里明明那么多桌子都空着呢。

“因为那些都被预订了。”她说。

他再次指出他也预约了。

“别人也一样。”她假惺惺地笑着重复道。

可空桌又怎么说？

“那是预留的。”

他抗议说，她都请那些显然没预约的顾客落座了。

她的眼珠滴溜溜一转。“他们不需要预约。”

拉斐尔之子穿着超大的崭新正装直冒汗。他越是冲女招待厉声说话，她就变得越发轻蔑。他要求跟经理谈谈。

“我就是经理，”她说，“你要是愿意，可以等店主来。再过两个钟头。”

在他身后，一个面部整形糟糕透顶、打着厚厚粉底的高个子秃头男人对他的同伴耳语道：“你还以为他是搞那一行的咧。”

直到多年以后，拉斐尔之子才明白，“那一行”在洛杉矶指的是电影产业，它比其他一切都更能操控人的情感与理智。盛怒之下，他转过身，用响亮过头的声音冲“整容男”吼道：“如果我愿意，我能在一天之内把这地方连同你一起买卖个三次。”

随后，他快步走了出去，那个男人的笑声在身后追着他跑。

在安吉拉和妮洛高中毕业那天晚上，约翰·韦恩在“幸运99”为她们举办了一场庆祝宴会。那是在1990年6月，他邀请了99位来宾。他对外打烊了餐馆，将菜单印在一卷卷羊皮纸上，做成毕业证书的模样，还请了一支弦乐四重奏乐队演奏背景音乐。“把你们所有的朋友都请来。”他热切地鼓动姑娘和她们的母亲。吉芭和妮洛每人都请了十几位宾客，安吉拉邀来了三位，而内达和伊丽莎白谁也没请。在最后时刻，为避免宴会上因来宾寥寥而尴尬，约翰·韦恩打了几通电话，填满了空位。他甚至为自己请来了一个约会对象。

约翰·韦恩自从遇见伊丽莎白，便在心里和她结了婚，以至近十年来，他带去吃中饭、晚餐或看电影的女性连十几个都不到。甚至在同等条件下，他宁愿连那些时间也用来陪伴伊丽莎白和安吉拉，他半开玩笑地称她们是“我真正的家人”。即使他迫于压力，屈从于追求他的女性或坚称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该“出门”玩玩的朋友，也只是为了免得自己因为钟情于索莱曼家而闹出更大的洋相。任何认识他的人哪怕没有深交，都不可能觉察不出他对伊丽莎白迷恋之深和对安吉拉喜爱之切。他未经她们同意，也不需她们参与，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把她们变成了名人。他甚至把吉芭·瑞伊斯和她的女儿们也庇护在羽翼之下。可因为他的心地太过善良，又或许是因为他爱得太深，所以甚至从未斗胆向伊丽莎白本人吐露过自己的情感。她会拒绝我，然后一切就全完了。

他的想法是对的——伊丽莎白不会回应他的激情，也绝不会同意嫁给他，或是比朋友关系走得更近。至于安吉拉，她喜欢约翰·韦恩，也渴望重建她在伊朗失去的家庭，母亲默默地回绝了为她们付出那么多的男人，只是证实了她有关“冰女王”的猜测。

据安吉拉说，伊丽莎白最后一次真情流露，是当她走进女儿们的房间，发现诺尔失踪的时候。从那以后，每次经历考验时，她虽显得备受打击却从未被击垮；当他们将诺尔的尸体带给她，当她在停尸房里，注视着无头玩偶般的小小尸体被洗净和包裹起来；当她在坟头撒下第一把土时——在所有那些时刻和此后的全部岁月里，伊丽莎白展现出的决心都多过悲恸。

在那天晚宴上，约翰·韦恩端上香槟向姑娘们敬酒时，他就像任何一位父亲那样满怀喜悦与赞赏。他早已写好演讲稿，对着镜子排练了六次，还让他将要“约会”的对象——一个生物钟快速运转的迷人伊朗女子——帮忙纠错，用“更好”的词汇来替代他的用语。他一直是这么做的——试图完善自我——他自遇见伊丽莎白后，一直对此坚持不懈。他阅读关于礼仪的书籍和“伟人”的传记，穿得更加正式，大部分时候甚至将牛仔靴换成了系带的牛津鞋。他明白在思想深刻和门第血统方面，自己根本赶不上她，但也想尽力做到最好。而大多时候，这意味着要花大钱。

“我感激上苍和阿亚图拉，”他在为安吉拉和妮洛发表演讲时说，“将你们带到我身边。”

他热泪盈眶，顿了一下，将泪水吞下肚去，想要铭记此刻光景——两个姑娘洋溢着欢乐与兴奋的笑脸，昏黄蒙眬的烛光中伊丽莎白双眸的颜色；在内心深处，他认定自己平生终究还是成就了某件伟大而有意义的事。随后他说道：“从今以后，不论发生什么，我都觉得自己是有福的。”

宴会直到午夜才结束。

凌晨1点半，约翰·韦恩离开餐馆。

3点时，员工们锁了门。

早上6点，警察打来了电话。

他沿着洛玛维斯塔街行驶，来到山麓街，睡眼惺忪，认定不该在那种状态下开车，于是把车开回家，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的头发乱蓬蓬的，属于那类人：“我是个艺术家，这工作根本配不上我，我妈是匈牙利末代国王的亲戚，可我忘了他叫什么。”他自称拉兹洛·德·瓦嘎，以前多次载过约翰·韦恩，受邀在餐馆里吃过不止一顿饭，喝过不止一瓶凯歌香槟。约翰·韦恩每次喝酒都叫出租车，给小费时出手相当阔绰，结果司机们常为了该派谁去接他，与调度人员争执不下。拉兹洛·德·瓦嘎通常会胜出，尽管他自己也总是半醉半醒的，就连午餐时间亦如此。

那天，他宿醉得厉害，总想倾吐心声。当他们在日落大道上向东行驶时，他开始对约翰·韦恩诉说，他——拉兹洛——并非他之前宣称的皇亲国戚；实际上，他是个孤儿，连母亲是谁都不知道，所谓与国王沾亲是他瞎编的故事，好帮自己多得点儿小费，因为，让我们说句实在话吧，“人们想给皇室成员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比普通人得到的更多更好”。“德·瓦嘎”中的“德”[5]是申请驾照时妻子建议他添上去的，就是为了凸显贵族背景。

他们一直向东行至佛蒙特街，才发现开过了，于是折返。这次，他们在驶过克莱森特高地路口的信号灯后仍未看到餐馆，所以又调了个头，停在消防车后面。

给约翰·韦恩打电话的警察说餐馆失火了，但这里既无火情，也没有餐馆。

约翰·韦恩绕着消防车转了一圈，在岔路口前前后后看了又看。他只瞧见停车场空空如也，汽车残骸被烧成了焦炭，一堆木头和金属冒着浓烟。

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虽然空气很凉，但他能感觉到汗水顺着脖颈滴到背上。有个身穿厚重夹克衫的人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店主。

“保险公司会派查勘员过来，你应该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约翰·韦恩没有答话。这是他那周第二次听到“保险”一词。第一次是伊丽莎白告诉他“幸运99”的保单已过期失效，应该申请复效。

“别太担心啦，”约翰·韦恩宽慰她说，“保险是为不走运的人准备的。”

他回到家，打开保险柜。他在里面存了5,000美元的“地震”基金。曾有人建议所有洛杉矶居民都这么做：手头存些现金，以防大天灾突袭时所有银行都关门，而你不得不像某部表现末世生存的电影中那样度日，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唯独你自己是解救全人类的关键人物；如果你能找得到一加仑汽油，售价将是5,000美元。

当他从保险柜里取出钱时，猛然意识到自己想必是认为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比洪水或火灾更可怕。因为地震发生时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每一个人，洪水或火灾只影响受灾者——而他可不是那类人。

他取出4,000美元，折回餐馆所在地，正好赶上下午当班的人来。他逐一拥抱了每位员工——勤杂工、厨师、门卫、男招待、女招待和酒吧服务员。他将4,000美元平分给每个人，还为没事先通知他们就“放假”而致歉。他打算用几周时间清点下自己的财务，然后在原址上重建餐馆。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他会重新雇用每一个人，给他们加薪，外加补偿这几个月的失业工资。他或许在火灾中损失了一大笔钱，可他还有别的重要资产，特别是还有联合银行的循环信用贷款。

多年来，约翰·韦恩依靠巴拉迪·麦克弗森支撑奢侈的开销，还为他的朋友们筹款。根据最新核算，他欠银行180万美元，伊丽莎白对此忧心忡忡，而在约翰·韦恩眼中她只是杞人忧天。

“即使银行想要回它的钱，”他每次借更多钱时都这么对她说，“我还有房子和餐馆呢。”

麦克弗森告诉约翰·韦恩，为了符合贷款的资质，申请人的资产必须与借款金额相当。麦克弗森还说，凭他作为信贷部经理的能力，可以确保验资过程迅速完成又不会搅扰约翰·韦恩。约翰·韦恩会意了其中的暗示，发挥想象力，不仅填补了他自己的，甚至还有朋友们的资产清单。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大多数伊朗人还完全不熟悉“借贷购物”的概念，因为在伊朗，每笔交易都以现金支付。约翰·韦恩让申请人在空白表格上签字，再由麦克弗森填好。

后来，伊丽莎白告诫他，为符合贷款资质向银行做出虚假声明被称为“按揭欺诈”，是违法的，最高可判处三十年监禁，他却十分诚挚地理论道：“不管叫什么吧，它对每一方都有好处：银行赚取了不合理的利息，巴拉迪获得了佣金，我们其他的人用钱投资，坐看它升值。”

许多人的确投了资，但约翰·韦恩却只是花钱。这种做法一直还算灵光，直到火灾将他用于贷款担保的部分抵押品刹那清空，才引起他对自己全部投资组合的关注。而突然之间，联合银行总部的高层想要查看他的所有财富证明，就是那些麦克弗森颇具创造性地想象出来、约翰·韦恩信誓旦旦声称拥有的全部资产。

麦克弗森警觉地意识到，银行将发现他放宽了贷款标准，于是切断了信用贷款，要求约翰·韦恩归还本金。

“去借高利贷呀，”他催促道，“卖掉你的房子。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总之要赶在我丢掉执照和你进监狱以前。”

约翰·韦恩还不肯相信麦克弗森摆在他面前的黑暗厄运，他也片刻都不曾想到，此前在“幸运99”免费用餐并享受过其他百般好处的所有亲切友善、毕恭毕敬的银行职员，突然间都不接他的电话了。他的确想归还银行贷款，但促使他还贷的不是恐惧，而是羞耻感——这事若曝光，任何人都可能怀疑他诚实正派的人格与道德品质，也许伊丽莎白不会再视他为成功的商人，她或许不会再尊敬他，还会厌倦他们之间的友谊。

他竭尽全力向她隐瞒自己在财务上有多困难，急迫地想从一家银行借钱去还另一家，却发现借款条件已变得更加严苛。他试着向多年来曾借给过钱或送过钱的所有朋友借款，却发现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或是不愿借给他。他把房子放到市场上出售，卖得的钱比原先的买价还低。他变卖了所有地毯和家具，卖掉了汽车和收藏的金表。他尽快向银行还款，可负债总数却似乎从未减少。

“不只是你！”麦克弗森在电话里叫嚷，最后连嗓子都喊破了，“包括你引进来的所有贷款，还有你让别人签字后、由我填写的所有那些表格。如果你违约拖欠，咱们都得完蛋——你、我，还有你那帮从我这儿借钱的朋友，这都要怪你蠢到家了，居然没上保险。”

直到1992年的大萧条以前，流亡社群里的“世家贵族”都指望并且获得了原先在伊朗时拥有的那种敬重和艳羡，头上顶着“他们很特殊因为他们配得上”的光环。其他每个人——专业人员和工薪阶层——都在为谋生而东奔西跑。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没有需要维护的公众形象，也没有需要证明给别人看的伪装。富人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无论他们离开伊朗时是否一文不名，也无论他们是否成功地保住了部分财产，昔日的“塔夫提们”仍背负着维护“阿比路”的重任，而在他们眼中，这主要取决于财富的多寡。贵族生来从没干过一天的活儿；国王治下犹太聚居区的孩子努力打拼，付出牺牲，最终飞黄腾达到无法想象的高度；因联姻进入豪门的男男女女转眼便忘记了他们所夸耀的其实是别人的财富——在美国，他们都背负着证明自身仍值得公众膜拜的重担。

在确立收入来源以前，许多“塔夫提”就已买下昂贵的住所，租下顶层豪华办公室。为了在竞争中更胜一筹或与别人并驾齐驱，他们购买了第二套住房和周末出游的汽车，举办奢华的派对，把孩子送进私立中小学和私立大学。他们以自己所知的唯一方式为每样东西付款——全部支付现金。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很老旧：凭一次握手或仅凭信任，将别人的“阿比路”当作主要的担保。

后来，当他们的现金开始缩减时，美国的银行家向他们介绍了一种叫作“信贷”的魔术戏法，能使他们花上本不属于自己的钱。当“塔夫提们”借贷、花钱、再借更多钱时，起步资金很少或全无的其他那些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伊朗人都是先储蓄再投资，就像冬天里那些出了名的鸟儿一样，他们开始以“现金牛”的身份崭露头角，即便还不是很有交际头脑，可就外表来看，都是一群很有文化教养、温文尔雅的人。

而“塔夫提们”得到的总体印象是“那些你从未听说过、在伊朗甚至信不过让他们为你擦鞋的人，不知怎的就掘到了金子”。实际上，“金子”无非是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是牺牲精神，是耐得住性子。他们对自身和子女的期望很高；他们先挣钱后花钱，开销不会超过自己的支付能力。

于是，“世家贵族们”只得用好名声聊以自慰，即使不能彻底欣然接受，至少也要学着去应对后来者。家族血统或个人声誉都靠边站吧，银行想要回他们的钱，否则就要剥夺房屋的抵押品赎回权，谁在乎这家伙在伊朗是干什么的？那个世界已经死了，再也不存在了。

这正是拉斐尔之子一直以来所期盼的。

多年后，当安吉拉放弃了她很有发展前途的法律事业，准备在她构想的书中揭露拉斐尔之子的背信弃义时，她声称“庞氏骗局”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92年7月，即“幸运99”失火两年后。那时，拉斐尔之子循着约翰·韦恩的不幸轨迹（尽管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雇用了R. S. 索莱曼公司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员工，显著用意（安吉拉是这么认为的）便是找人成为他“千年诈骗案”的替罪羊。

当拉斐尔之子找到艾迪·阿拉克斯时，艾迪已在美国住了六年，曾在加油站、干洗店和满是油垢的汉堡店里干过，还在随便什么愿意雇用他这样有非法居留背景者的地方打过工。除了一年里会随便找几个政府部门的职员干架以外，艾迪还算是个守法的公民。他认为，美国当局有义务帮他延长在美国的居住年限，因为从情理上讲，无论如何移民局都应该为他提供政治避难权和一张绿卡而非旅游签证：艾迪脸上的伤残是拜萨达姆·侯赛因所赐，那是在长达十年的两伊战争期间，在萨达姆屡次向伊朗士兵和平民发动突袭战时受的伤。世人后来才得知，萨达姆的那些武器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发展起来的，里根总统热切盼望伊拉克能打败伊朗，不认为使用危险武器是“具有战略关切的问题”。如果里根政府能帮萨达姆用先进武器屠戮十万人的话，艾迪认为他也该向幸存的受害者们发放一两张绿卡。

他在流亡之地不算是差劲的租户，但亟须一份正点上下班的白领工作，甚至希望——尤其希望——能在家办公，同时照料他的母亲。然而，当艾迪接到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这样的工作机会时，第一反应是声明他宁可至死手上还沾满油渍，也不愿为贾迪德·阿尔干上一小时——没错，先生，有些事无法轻易克服，即便是在美国。

他们是在拉菲餐厅偶遇的——艾迪在格伦代尔的这家波斯餐馆里打杂，而拉斐尔之子是个很不受欢迎的顾客。被那些在伊朗就认得他的老相识“突袭”（艾迪是这么看的）是艾迪在洛杉矶最惧怕的事，那时他还拥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和一张正常的脸。被他甚至在伊朗时就想避开的某个人发现时，他正手上端着几摞脏碟子跑来跑去，围裙上沾着番茄和烤肉的污渍，这大概是他所能想到的最痛苦的经历。

可恰恰是这个家伙向艾迪提供了亟须的工作，艾迪也明白这是唯一的选择，此外再没别人会雇用他，而这也正是拉斐尔之子想要他的理由——他们对此都心知肚明……算了，有时候一个人必须吃掉地雷，哪怕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再多熬一天，少受点儿惧怕自己下一步就是最后一步的痛苦。

从他们在德黑兰一起上小学，为期末考试的头名奖励你争我夺开始，拉斐尔之子便一直是艾迪的眼中钉、肉中刺。有几年，他在考试中以半分的优势击败了拉斐尔之子；而在其他时候，拉斐尔之子也凭借同样微弱的优势抢了艾迪的第一。在那种时候，艾迪便认定学校的管理者多给了拉斐尔之子一两分，那是他不应得的，可因为他是私生子，校长同情他，也因为艾迪是亚美尼亚人。

艾迪的父亲名叫拉斯米克·阿拉克扎缅恩，自从瓦纳克大道上的大都会酒店开业那天，直到1979年革命前几周关门为止，他一直在那儿做记账员。酒店所有支票都是拉斯米克写的，所有收入也都经他的手；他向收税人和政府官僚付清税款，还抓出了公司里的骗子和窃贼。倘若是在美国，他的职务应该是首席财务官，薪酬也会很可观；可是在伊朗，拉斯米克只是个卑微的记账员，这个职位可以指派给会拨算盘（许多年后是能用简单的计算器）并能记录简单账务性交易的任何人。

拉斯米克在六位数以内计算的速度和准确性方面，可以击败任何老式计算器，但这并未赋予他在西方理应被某些人当作优势的东西，也没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拉斯米克的工资几乎从来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但就像忠实工作多年的任何白领员工那样，他也收获了某些好处：在准备结婚时公司分了一套房子，婚宴费用由老板买单，孩子们上私立学校的学费也是公司出的。不过，对于像拉斯米克这样的人而言，真正的荣耀并非源于金钱，而是在于他从工薪阶层跨入了办公室职员的行列，还负责管理某一方面的重大财务事项；最重要的是，他的诚实可靠是出了名的。

艾迪始终认为，端正的品行和荣誉是富人在丰盛的宴会上狼吞虎咽后余下的残渣。这些，他们都丢给了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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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对拉斐尔之子抱有成见，不只是因为他不公平地多得了那些零点几的分数，更因为久而久之，那个杂种的优势在许多更重要的事上开始发挥作用。

几世纪以来，在伊朗已经确立的社会等级中，尽管亚美尼亚人被看作异教徒和外来者，可他们的地位略高于犹太人，只是比任何穆斯林都低得多。后来，无论是因为国王上台，石油收入来了，还是由于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之类的，那些直到昨天还是“贱民”的犹太人，一下子就爬到亚美尼亚人的头上去了。国王喜欢他们；作为回报，他们也敬仰他。他们还热爱钻研，这意味着他们当上了医生和建筑师，成了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也乐于雇用的那些从业者。亚美尼亚人在被驱逐出住地前，曾经拥有自己的家园，还有他们坚决捍卫使之生生不息的语言；犹太人则与他们不同，犹太人将自己视为伊朗人。他们已经在波斯——后更名为伊朗——居住了2,700年，根本就没打算离开。一旦给他们机会，他们全都忙不迭地摆脱了犹太聚居区，“融入”到范围更加广阔的伊朗社会中。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人仍继续数着还有多少天，会有什么人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热爱的亚美尼亚归还给他们。

与伊拉克开战时，不想上前线的犹太人有处可逃——以色列、欧洲和美国；那些不逃的人也付得起贿赂官员的钱，将年轻子女的名字从征兵名单上抹去。亚美尼亚人则没有选择的余地。

据艾迪所知，拉斐尔之子在国王倒台前，始终是伊朗的犹太人，而这时大多数有钱有权的犹太人都逃到西方去了。在毛拉们掌权的那一刻，他放弃了犹太人身份，变成了一个“赛义德”。

然而，艾迪面对的抉择是上前线打仗，还是进艾文监狱。他回来时已被战争毁得面目全非、人不像人，父亲只看了他一眼，便因悲恸过度，当场倒毙。

那天在拉菲餐厅里，拉斐尔之子让艾迪把要说的话说完，然后假惺惺地一笑，将名片丢在桌上，旁边是已经空了的烤肉盘和拌了漆树粉的番红花蒸白米饭。

“在我的印象中，你记性不错啊，”他说，仿佛艾迪并未拒绝工作机会，“我需要你把数字记在脑子里。”

五个月后，艾迪因多次与顾客和其他员工吵架，丢掉了在拉菲餐厅打杂的工作。他拨打了拉斐尔之子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我估计比为你工作更糟的事就只有无家可归和跟我生病的老妈一起饿死了。”他在接受工作机会时这样说。

艾迪的时薪是六美元，对此拉斐尔之子解释说，倘若你撇开艾迪要是合法移民须缴纳的税款后，这真的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直到我找到更大的办公室为止，你都可以在家办公。关键是，我来保存书面记录，你记住我告诉你的东西。”

就在那一刻，艾迪知道他本该退出，挂断电话，然后用硬纸板做一个“以工作换食物”的标牌，站到比弗利山庄的街角去；据一份报纸近期报道，那里的乞丐每天平均收入为120美元。他知道他那时本该逃掉，此后二十年中他每天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重大的错误就是这样日积月累酿成的。

“你要知道，”他对拉斐尔之子说，“我会乖乖听命于你是因为我别无选择，但如果我有办法的话，绝不会为虎作伥。”

他的第一份差事就是给约翰·韦恩打电话。

拉斐尔之子坐在办公桌旁，脱了鞋，解开衬衣领口，此时他抬头瞟了一眼，只见一个穿着牛仔靴的高个儿男人站在门口。那是某个周三的上午9点。在威尔夏以南的韦斯特伍德大街上，伊朗店铺刚开始营业，但餐馆、书店和美发美甲沙龙仍关着门。拉斐尔之子已来到办公室，因为他5点就起床了，在狭小的公寓里坐立难安，可他没料到会有访客。他将收音机调至播报天气和路况的频道，正在做波斯语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报纸是他在街边卖玫瑰香露和开心果仁冰激凌的小摊上买的。他开着门透气，所以第一反应是那个牛仔想必是在找别的办公室。随后，男人走了进来，伸出一只手说：“索莱曼先生吗？我是约翰·韦恩。”拉斐尔之子心想，命运原来就是这样找上门的。

他曾在伊朗正统（尽管这术语是个矛盾的修辞）会堂里听说过约翰·韦恩的困境，该会堂是最近由众多年轻拉比中的一位建立的，他们对于争夺西区居民的灵魂和钱包份额都雄心勃勃。这位拉比生于一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和酒鬼之家，他有意不去想伊朗人并非哈巴德派。他到处活动时，头戴大黑帽，身穿长长的黑大衣，极力鼓吹在逾越节[6]期间饮用不洁的瓶装水是一种罪过。他已是十一个孩子的父亲，可他的繁衍活动还远未结束。在西奈寺败北之后，拉斐尔之子加入了他的会堂，发现这里的集会氛围包容宽松得多。他只需在会堂里露个面，尽管他显然不清楚大家都在做什么，也不懂得如何诵读《托拉》。他们乐于认为一个保守派的犹太教徒（你即便说异教徒也无妨）已有所领悟，迫切地想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取悦他们也容易得多：献出一百美元就行——那些精致的会堂会对这点儿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在这个配备塑料椅子的店面会堂却颇受赏识。

自从火灾之后，约翰·韦恩的命运已成为更加虔诚的犹太教徒之间（说实在的，那男人从未拒绝过任何人）大肆揣测的话题，他们关心的是，一个便利而丰沃的融资来源或许已然枯竭。拉斐尔之子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两个人在谈论此事时便脱口而出：“他活该。”当他看到别人面露困惑时，本想解释一下，但随即觉得不妥。他意识到，要是承认自己曾被“幸运99”的员工和顾客奚落羞辱的话，只会贬低他在这群新交眼中的地位。拉斐尔之子正是在母亲拖着他挨家挨户寻求同情与正义时悟出这一点的。多年来，他一直想让她看清他已明白无疑的事——人们都愿意支持胜利者；他们也许会怜悯受到不公对待的人，可如果能选择的话，他们宁愿属于获胜的一方。

因此，他没有解释自己对约翰·韦恩怀有敌意的原因，从此以后，每次听到别人提起那人时，也必将嘴巴管得紧紧的，但私下里还是津津有味地听人谈论约翰·韦恩的财务破产和可能面临的起诉。他甚至在白天和黑夜几次驾车经过餐馆旧址，只是为了看看损毁的情况，想象它必会对约翰·韦恩造成的伤害；他还将想象力延伸到伊丽莎白身上。这就是他让艾迪给约翰·韦恩打电话的原因。

拉斐尔之子无疑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大半生都在规划复仇与致富之路，但直到那天在办公室里与约翰·韦恩握手，感到韦恩的手在微微颤抖时，他才终于感到能让自己的钱好好派上用场了。

“随你需要多少，我都会借给你，”他对约翰·韦恩承诺道，“我收的利息也不会比银行高。”

条件只有一个。

她伴着二月的一场暴风雨而来，在青灰色的天空下走向他。她穿着褪色的衣服和磨破的鞋子，右手撑着的雨伞被风掀得翻了过去，根本遮不住雨；左手拿着一个裹在白色塑料袋里的马尼拉文件夹。一瞬间，拉斐尔之子觉得自己的感情即将决堤，几近落泪，无论是什么神灵创造了这一刻，他都要跪倒在地，感谢这位神灵让他活了足够长的时间，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终于看到他和母亲的每个心愿都得以实现：昔日年轻的邪恶女王竟沦落到哀求别人的地步，她显然没意识到白色塑料袋包含的反讽意味，还需要——是她需要——哪怕就只是替一个朋友来讨钱。可就在那时，伊丽莎白已穿过马路，踏上人行道，地上满是被暴风雨从藤蔓上扯落的紫色九重葛。她把雨伞丢进垃圾桶，将湿漉漉的头发从脸边甩开。直到她与他四目相交的那一刻，他才明白权力的天平并没有丝毫改变；无论境遇如何变换，她依旧是城堡的主人，而他，却只是大门外的流浪汉。

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在她面前仍感到那般渺小，他一生都在设想这个场面——就在这里，就在他面前，他站在大楼入口处的雨篷下，而她，仍站在雨中——结果却只是发现，天平一丝一毫都不曾变动。

她之前来找过他一次，就在他与约翰·韦恩会面后的两小时内，正当拉斐尔之子关上窗，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碰巧朝大街上匆匆一瞥，而她正在停车缴费。他感到焦虑难耐，不得不抓住窗框，这才没倒下。随即，他扑向房门，从里面锁上，熄掉灯。他紧紧抵住墙壁，几乎透不过气来；在此期间，她敲了近三分钟的门。

事后他对自己说，他躲着不见她，只是为了延长她的屈辱，迫使她下次再来；但他明白，迫使他避开伊丽莎白的其实是恐惧，它虽然年深岁久，已然生锈，却仍深深嵌在他心里。那一周的余下几天，他没去办公室，只给电话答录机打过几通电话查收留言。令他沮丧的是，没有任何留言；要是有的话，那该多好啊，因为他本来很想知道约翰·韦恩和伊丽莎白正在寻他呢。

周一早上，他认定已让他们等得够久了。他像平常那样将汽车停在楼后的巷弄里，走到马路对面的7-11买咖啡，之后又折回办公室。在前门的雨篷下，他合上伞，使劲甩了甩，正欲将便道两侧掉落的沾在鞋底的纸花擦掉时，突然感到一种熟悉的惧意。他转过头，看到了她。

“我是伊丽莎白·索莱曼。”她用波斯语说，仿佛他不认识她似的。她的手被雨水淋湿了，但她还是伸出手，与他握了握。她仍站在倾盆大雨中，浑身都湿透了。他想象着自己闪身让她进入大堂，却怎么也无法强令身体挪开。她等了片刻，之后硬从他身旁挤了过去，走进大门。她将头发向后一甩，用淋湿的手揩拭着滴水的脸庞。

“我来了好几次想截住你，”她一边说，一边还在甩水，“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来得够早的话……”她停住了，会意地含笑看着他。

上了楼，他打开办公室的门锁和电灯，随后请她进去。如果他有毛巾的话，本可递给她一条；又或许他会让她坐在那儿，浑身湿透，打着寒战，不过她说了什么洗手间之类的话，就消失在过道尽头。当她回来时，脸上已经擦干，头发和衣服还湿漉漉的，但已不再滴水。她在办公桌另一侧的扶手椅上坐下。他仍一言不发。

“你想跟我谈谈吧。”

突然间，他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认为能迫使她开口乞求。现在，他也许是有钱了，比她富有得多。他或许能让她来求自己，尽管那是为了别人，但他明白，这对她而言却不是用尊严换金钱的问题。她没打算恳求别人接纳自己，恳求被当作合法子嗣，也没打算乞求别人的爱。因此，当拉斐尔之子让约翰·韦恩传话“如果伊丽莎白来求我就借钱”时，她才如此迅速地做出回应。

现在，她来了，冲他微笑着，她即刻就会提出借钱，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拉斐尔之子唯一的撒手锏就要用完了。

“我请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谈钱。”他不由自主地说。他发现电话铃在响，而且已经响了一阵儿，但是在答录机启动前，他始终没去理睬。他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双手交替转着笔，端详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有些事情，我认为你会想要知道。”

她略微蹙了蹙眉，眯起眼睛，把头偏向一侧，仿佛这样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话。他用食指和中指把铅笔转得如风车一般，双眼却始终盯着她的脸。

“我相信这对你很重要。”

瞬间，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了。她原本藏而不露的双眸犹如黄色玻璃似的暗淡下来，他希望那是由惴惴不安造成的。

拉斐尔之子咽下了嘴里充斥的苦味。即使他无法心满意足地看着她放低身段，也势必不会让她全身而退。

他把铅笔丢到桌上，往椅背上一靠，手指尖抵在桌边，然后说道：“想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死的吗？”

放拉斐尔之妻进屋的是他们新雇的年轻女仆，她跟曼佐尔是同乡。

伊丽莎白记得那个姑娘——按出生证推算有十五岁，尽管无法确定信息是否准确。她长着淡绿色的眼睛，皮肤白皙——裹在黑色罩袍中的脸极为娇美——曼佐尔正因此选中她做自己的长媳，付了聘礼，又买了送她到德黑兰来的汽车票。在首都，曼佐尔和她丈夫或许只是卑微的仆役，但在北方的同乡眼中，他们与贵族无异：他们有房有车，两个儿子都念了大学，在办公室里上班。

姑娘的家人极力盼望他们尽快完婚。他们举办婚礼时身处两地——由一位毛拉代表新郎与她举行仪式——曼佐尔在郁金香大道为他们租了一套一居室的公寓。

在汽车站，新娘身穿棉布印花的白色罩袍，恰如大家所期望的那般妩媚动人。她还很害羞，不与别人的目光相交，也不让一缕头发或是除脸颊外的一寸肌肤暴露在外。这是个好兆头，意味着她纯洁、顺从，易于管教。当他们来到曼佐尔家与家人共进第一餐时，她就连去洗手间时也不脱罩袍。后来，当她和新郎二人独处时，新郎坚持要看她不戴面纱的样子，甚至脱下了她的第一层衣服更仔细地端详她，却根本无法说服她让他看看头发——她在罩袍下还戴了一条头巾，这个嘛，她可是不愿摘掉的。

之后的两天里，曼佐尔的儿媳始终裹着头。来到德黑兰的第三天晚上，她摘掉头巾，站在丈夫和婆婆面前——绿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但显而易见的是，她完完全全是个秃子。

他们的婚姻自动失效了，因为新娘的家人歪曲了对她的描述。曼佐尔的儿子想让她坐船回娘家，但她恳求让自己留下。她宁可死在德黑兰的大街上，也不愿忍受家人和邻居的羞辱。她扑倒在曼佐尔脚下说，他们都对她的婚姻妒火中烧，掐指计算着新郎何时会发现她有这么大的生理缺陷，将她撵出家门。

曼佐尔夫人明白天生就有缺陷却又无法修复的滋味。她结婚时，丈夫也不知道她是哑巴，差不多有一周都没发现。若不是因为曼佐尔拥有稳定的工作、她的雇主们也同意一并雇用她丈夫，那么她的秘密一经暴露，丈夫也会打发她回去，还会索要赔偿。

曼佐尔不忍心将秃头姑娘送回去，于是把她带到了亚斯花园。

“只要有饭吃，有地方睡，我就愿意为您工作。”姑娘恳求道，但伊丽莎白并没想雇个奴隶。她把曼佐尔过去的房间给了姑娘，付给她工钱，还送她去上学，坚决让她先完成作业再料理家务。

“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找到她帮忙的，”拉斐尔之子回答了他在伊丽莎白眼中看到的渐显的疑问，“我不认为那姑娘恨你。我觉得她是想报复曼佐尔。”

他沉吟片刻，随即苦笑了一下。

“这不是很傻吗？认为劫走一个仆人必须照顾的受宠的小崽子，而不是她的亲生孩子，就能伤害到她了？”

他们分坐于办公桌两侧，目光齐平。即使看不到伊丽莎白的手，拉斐尔之子也知道它们正在她腿上颤抖，她的膝盖也在打战，她的心被愤怒与期望、仇恨和兴奋揪扯、折磨到了极限。

“就因为你，”他对她说，“我妈妈不得不在医院上夜班。她给人家擦地板、倒便盆，回家时满身是血渍、粪便和疾病的味儿。每隔一阵子，她就会看到产房里有人生下死胎，或是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她忘不了那些女人是多么悲痛欲绝，那像是一个人能遭受的最坏的厄运。”

他顿了顿，随即补充道：“也许她们是这么想的，可我猜还有比这更糟的。（他轻轻一笑。）比方说，不知道孩子是死是活。”

“有一天晚上，一对母女在遭遇交通事故后被送进医院。当时，她们在家门口的便道上，那儿离电报大道不远；有个富家子弟开着橙绿色的宝马车，径直撞向她们。他还不满十八岁，也没有驾照——可这何尝阻止过什么人开车呢？——他看到自己犯了事儿，就倒车打算逃走，但一群人堵在汽车前后，把他从车里拽了出来。他说跟爸爸吵架了，飙车是想发泄一下。

“他们叫警察来逮捕这小子，但他父亲带来了某个不知是上校、中士还是军队中其他什么头衔的卑鄙家伙，他们就这样把孩子领走了，还拖走了他的车。这就完事了。他撞的女人被救活了，但她的孩子重伤死了。肇事者的父母把儿子送走了。”拉斐尔之子再次轻笑，“他或许就在这儿，在洛杉矶，可能是个医生。他家里派了个传话的带着一包钞票到医院——这人说，钞票是给女人的礼物，因为给她‘添麻烦’了。”

令他惊诧的是，他看到伊丽莎白正在流泪。他想，她肯定料知了故事的结局。

“我妈妈每晚都要为那个女人收拾清理，她问女人打算如何抵补死去的女儿。一个有钱的恶棍夺走了她的孩子，何不让另一个有钱的恶棍，”他停下来，将头歪向伊丽莎白，“就是你——用她自己的孩子来抵命呢？”

他感觉到一阵狂野而凶残的情绪快要把胸口炸开了。他将目光聚焦在桌面的报纸上，努力放慢心跳，平息太阳穴的疼痛。

“是你逼她这么干的。”他喃喃地说。随即，他站了起来，倚着桌子将身体前倾，爆发出的吼声把他俩都吓了一跳。

“是你！”

那时，他注视着伊丽莎白，明白他已达成心愿：重击在她最柔弱的地方，让她碎裂、流血。

“等你们睡着以后，秃头女仆打开门锁。我妈没想杀死你那个小坏蛋，她原本是为死孩子补缺的，可她却被毯子裹得断了气，所以她们就把她扔掉了。”

若是在几年前，她们至少还有可能求证这故事部分的真相。伊丽莎白或安吉拉本可打电话给曼佐尔和她丈夫，请他们回到拉斐尔之妻曾工作的医院，看看有什么人记得在某次事故中失去孩子的受害者。她受的伤不会像事故原因那么引人注目：显赫人家的儿子和橙绿色的宝马车。当然，肇事者会逃脱应有的惩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年代……如果他们没被毛拉杀死，肇事者及其家人会去西方生活，丧失了头衔和社会地位，也不再享受那条不成文的法律的保护，即有权有势者只需对那些比他们更有权势的人负责。最可能的情形是，即使伊丽莎白找到他们，他们也不会承认事实真相。

在离开伊朗后的三年里，伊丽莎白每个月都会给曼佐尔汇钱。伊朗里亚尔贬值得很厉害，所以几美元能维持人们生活很长一段时日——尽管食品、燃气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都很短缺。后来，对德黑兰的轰炸开始了，整片的城区被夷为平地，许多家庭永远地流离失所。有些人从陆路逃离了伊朗，一出边境便销声匿迹。大部分人死后被送到当时在德黑兰已司空见惯的临时烈士公墓，他们躺在那里，满身弹孔或支离破碎，上方挂着彩灯和哀悼的旗帜。

有一天，伊丽莎白发现伊朗那边没人领取她的汇款。有人认识某个听说过赛义德·默治塔巴的人，那人似乎记得，他成了毛拉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受害者，站错了队，被剥夺了在革命卫队的军衔。他被迫迁出亚斯花园，住进一个妻子家中。他睡觉时，床下放着十几挺机枪和一箱炸弹，他深信老战友们会奉某位毛拉之命来刺杀他。有人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全身赤裸地躺在亚兹德附近的一个太平间里，尸体上布满弹孔，脖子被一个昔日同伙的靴子给踩断了。他的父母害怕也被当作煽动分子，所以不敢认领他的尸首安葬。

在那之后，伊丽莎白和安吉拉再也没听闻过曼佐尔和她丈夫的消息。伊丽莎白无法依靠他们去调查拉斐尔之子所说的情况，只得通过本能与常识来判断。她断定这故事足够邪恶，拉斐尔之子在讲述时也够恶毒的，从这一切来看，它应该是真的。

在与伊丽莎白碰面以后，拉斐尔之子就再没接过约翰·韦恩的电话，也不同意见他。在她临走前，他就对她说过——他无意于帮助她的任何朋友——尽管他并不肯定她是否听到或是在乎。

当她走下逼仄昏暗的楼梯时，他刻意走在她身后。外面的雨势更大了，贴近地面激起一层水雾，结果他从人行道边望去，最远只能看清马路中央的两道黄线。他琢磨着，当伊丽莎白蹒跚地走过人行横道时，或许会被车撞上。他希望她不会，这样她才有时间深切地体验他的话带来的打击。

约翰·韦恩没得到拉斐尔之子许诺的贷款，于是赶紧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起初，他试图说服过去的朋友和顾客一起合伙开个新餐馆（“你出钱，活儿都由我来干，你得七成”）。尽管他们对他遭逢逆境感到懊丧，也一心祝福他，希望他重铸昔日的辉煌，这样他们也能跟着沾光，可他们却比谁都更清楚，约翰·韦恩是个多么差劲的生意人。他们曾因他出了名的慷慨而获益良多，因此他们不相信情况会有所改观或产生不同的结果。

他来到比弗利山庄的吉米酒馆做侍应生，可他太要面子，拒收小费，结果只能挣到最低工资。他曾在马尔蒙庄园酒店干过领月薪的差事，但现在已入不敷出，于是搬到韦斯滕附近洛菲利斯街边的一套底层公寓。在他周围都是放映三级片的电影院、破破烂烂的酒吧，还有男妓和妓女——他们都是在洛杉矶贫困潦倒的家伙，约翰·韦恩与之相处总是觉得无拘无束。他刚开始在穆索与弗兰克烧烤店做吧台服务生时，巴拉迪·麦克弗森便打电话来报告消息：他已与联邦调查员达成协议，放弃抵押贷款经纪人执照，同意交纳50万美元罚金。他即将搬到田纳西州去，那儿有他的家人，税率也低。他正盘算着开始从事与上帝有关的生意，成为一个布道者，就像他那位著名的亲戚——福音传教士艾米·森普尔·麦克弗森那样。

“至于你嘛，我的朋友，”巴拉迪用一种已然在暗示“上帝最明智，我们须服从他的意志”的声音告诉约翰·韦恩，“将会因欺诈罪被联合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邦调查局起诉。”

1994年1月2日，约翰·韦恩被判在隆波克的联邦监狱服刑十三年。在自首以前，他给伊丽莎白和安吉拉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在发生的所有事中，最令他难过的莫过于“知道我让你们失望了。我证实了自己配不上你们的友谊。对此，我的歉意无以言表”。之后，他许下一个诺言，还提出一个请求。

他许诺，他将尽量从她们生活中消失，“这样我的缺陷就不会玷污你们的美名”。

他的请求是，“无论出于同情或好心，如果你们想来我将身处之境看望我，那请让我免遭这最后的耻辱吧”。

伊丽莎白明白了。她从没打算去监狱探视约翰·韦恩，但在他的整个监禁期内，她每周六都给他写信，还在每封信的落款写道：“希望我们很快就会相见。你的朋友伊丽莎白。”

安吉拉当时已去普林斯顿上学，心里有种遭人背叛的感觉。

她不仅因为约翰·韦恩的轻率鲁莽很生他的气，还责怪伊丽莎白没有更努力地敦促他为餐馆上保险、理顺他的财务问题。即使他是因同情才雇了她，但毕竟雇她就是做这些事的。他信任她，依赖她，但她回报他的就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次（好吧，不止几次）警告。她本该一直敦促，直至他采取行动。可她只是给他留便条，进行口头报告，复印联合银行贷款申请表背面相关的小字部分，将它们圈出来，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或当他来进行“社交拜访”时顺带提一提。在安吉拉看来，这“基本上意味着你失职了”。

甚至在那时，安吉拉就已认定她自己比其他所有人更有见地。

她从新泽西飞过来旁听对约翰·韦恩的审判。十分钟后，她便认定代表他的公设辩护人既不胜任，又不上心。她当时是英语专业的大四学生，因为她想成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她对妮洛解释说，她要做“一个发型更佳的犹太裔‘克里斯汀·阿曼普’[7]”。由于对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引发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报道，阿曼普已于三年前成为国际明星。她的外表和安吉拉很相像：她们都是高身量、大骨架，声音低沉有力，但音量偏大；在谈起她们都并无真正专长的问题时，腔调相当权威。

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安吉拉已在亚特兰大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实习过三个月，如果他们录用她，她就准备去上班，尽管工资低得都没法保障基本生活；但是，法院指派的律师为约翰·韦恩所做的拙劣辩护激起了她的义愤。在那次庭审后，她一心认定法律体系更偏袒富人，于是重返普林斯顿，报名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她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并为读法学院，申请了贷款。

多年后，她会提醒别人注意这一事实：当伊丽莎白成为最富有的伊朗犹太个人（与家庭相对）以后，人们已忘记她并非一直富有，忘记了她和安吉拉曾奋斗多年，那会儿她们在黎巴嫩人和伊朗人开的商店里买食品和杂物，因为那里的东西更便宜；还在慈善机构或犹太妇女全国委员会的廉价商店买过衣服；安吉拉和妮洛共用她们所有的课本，之后再传给内达；吉芭和伊丽莎白合用一辆汽车。但这并不是贫穷的难处。

最初几年，当伊丽莎白依靠约翰·韦恩的慷慨大方和善意举荐维持收入时，还在第五街玩具城中的一家韩国进口公司打工。作为仓库监督员，她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件十美分的玩具消防车、二十五美分的公主袍和王冠，从国外刚一运到，直至它们被售出并运往市区的各处零售店为止，她都要负责跟踪记录。仓库里遍布灰尘，没有窗户，也没有暖气或空调。她只在有空时才休息一会儿，大部分日子里都站着吃饭，但她保住了这份工作，因为老板们意识到，她干了三个人的活儿，却只需领一个人的工资。她从不休假，只有当不得不去安吉拉的学校参加家长会时才请半天假。

多年后，安吉拉会对那些试图暗示她的成长过程一帆风顺的人说，贫穷时难过的日子是伊丽莎白在玩具城工作时她们彼此分离的时光；是她不得不向吉芭——而非自己的母亲——寻求大多数孩子从父母那儿得到的种种情感慰藉的时候。

而比这更难过的是被迫失去约翰·韦恩，对他爱莫能助，因为无论是她还是伊丽莎白都没钱借给他，也没钱为他聘请私人律师。

“我们让他失望了，”她对伊丽莎白说，“现在，他抛弃了我们。”

约翰·韦恩刚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吉芭·瑞伊斯就迎来了她的丈夫。

1982年，瑞伊斯医生免遭就地正法，因为贾迪德·阿尔从吉芭在伊朗的兄弟们手里收了5万美元，他出手干预，安排释放了瑞伊斯医生，但之后出尔反尔，要求追加3万美元。他等到医生获释十天以后，就去向当局指认说医生是个逃犯。在被打断多条肋骨并且又交纳12万美元以后，瑞伊斯医生被送回空荡荡的公寓，在那里又消磨了五年时光。

他不得不等到1989年。当时，与伊拉克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政权因损失惨重，将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他获准持为期三十天的签证离开伊朗。即便到了那时，他还是没去洛杉矶，因为他没脸面对家人。他的精神备受折磨，身体虚弱不堪，因此他觉得自己刚与吉芭或孩子们重逢便会支撑不住。他知道吉芭在圣莫尼卡市的一家幼儿园兼职，做教师助理，孩子们在周末和放学后都要打工，她们和别人合住在比弗利山庄边缘地段的一所破旧公寓里，以便能在那儿上学；而且她们都没有医疗保险。

作为男人、养家糊口者和一家之主，看到全家人如今沦落到这般田地，他该如何证明自己曾经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读医学院时最好的朋友在1978年就离开了伊朗，现在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医院的外科主任；朋友的妻子也是伊朗人，是位大学教授。他们共同许诺将竭尽全力帮助瑞伊斯医生开立诊所，或是找到医疗领域的工作。他首先去投奔了他们。

他在亚特兰大的执业资格考试中两度失利，后来随另一个朋友去了纽约，在那儿也没考上。他在巴尔的摩、安阿伯和芝加哥都没考过——他过去的同事已在所有这些城市的大医院和研究中心东山再起，而他——因为对国家的无私奉献，法拉赫·巴列维王后殿下亲授荣誉奖章者——竟连行医执照都拿不到。在伊朗，他每年都是班上的尖子生，被认为是最聪明、也最应当取得成就的人。而在美国，他就像他的考试成绩那样差劲。

瑞伊斯医生的友人们背着他私下议论：一个男人曾确信无疑的信仰被夺走后，他就只剩下一块了无生气的土坯，再也无法重现生机了。

1994年，他抵达洛杉矶时已筋疲力尽，饱尝挫败。就像其他许许多多受革命影响被迫提早退休的男人一样，由于文化的错位，他与自己的孩子形同陌路，还必须依靠妻子来维持生计；他的身体和情感或许每天都会再萎缩一点点，最终变成他家人出门前要绕过的一块绊脚石。

但这是在美国——人人都有一路不通、再试它途的机会，瑞伊斯医生做不成大夫也不要紧。他决不会让自己沦为别人的负担。

他在本尼农产品店谋了份差事，这是一家简陋的伊朗杂货店，旁边是皮克洗衣店（非常环保，每周七天都能送货，店主会讲波斯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跟他一起干活的是两个十几岁的萨尔瓦多男孩，他们根本不懂英语，但仅凭波斯语也应付得过去。瑞伊斯医生特别留意每天都非常尊重和礼貌地向他们问好。他对那些在伊朗时就认识他的顾客亦如此，与他们握手，询问他们孩子的健康状况，还解释说——尽管没人问起——他在这儿工作是因为这个国家进入医疗行业的壁垒高不可攀，医疗体系更青睐年轻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即使在经验或技术上，他们连他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他们肯定没听说过，更不消说确诊或治疗过他在自己的从医生涯中曾诊断并治愈的各种疾病了。他在这儿，在本尼农产品店打工，是因为他不以辛勤工作为耻，也不会成为妻女的累赘。

还记得瑞伊斯医生曾救活许多孩子并获得皇室奖章那段岁月的顾客们，每次在本尼农产品店里碰见他时，都极力想掩盖他们的震惊与怜悯。老友们看到他在等公交车，就会靠边停下自己的豪华德国轿车，装作这一切再正常不过——才华横溢的医生身穿正装，乘坐公交车前往一条小商店街，他整天在那儿堆放一盒盒新鲜的芫荽和葫芦巴。谁说在洛杉矶只有贫困潦倒的人才坐公交车？

他们会捎他到目的地，然后开走，仍装作这一切都毫无问题的样子，直到医生从后视镜中消失才发出一声叹息，掂量着这场悲剧的影响程度。他们明白，若非蒙受神恩，这也可能成为他们自己的命运。

当霍尔·泽莫罗迪前来探视约翰·韦恩时，就连在工作中不时见识个把怪人的狱警都不禁盯着他看个不停。他来的时候是个瘦高个儿，皮肤呈橄榄色，戴着松动的假牙，脸上和身上没有一缕毛发。他的眼镜片上尽是指印，他居然能透过它们看见东西，堪称奇迹。他称呼每个人时都用“先生”或“女士”，仿佛正置身于一场白宫外交宴会，行为举止如同一位不巧将双手在机油里浸泡了一二十年的物理学教授。他对陪同他到探视室的狱警说，他从纽约来，路上一连开了六天车，每夜只睡三个小时，就是为了看望“我认识时间最长、也最亲密的两位朋友中的一位”。在探视室等候约翰·韦恩时，他坐在那儿，双膝交叠，上衣的扣子也没解，始终盯着犯人走进来的那扇铁门。当他终于看见约翰·韦恩时，突然一跃而起，连身后的椅子都撞翻了。他使劲张开双臂，向前跨出三大步，紧紧抱住约翰·韦恩，犹如悲伤的母亲那般开始啜泣。

“我真不该离开你，”他痛哭流涕，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你蹲监狱都是我的错。”

在霍尔永远离开“幸运99”那晚，他驾着车，只要一遇到高速公路的匝道就开进去，一直开到汽车没油为止。第二天早上，他把车卖给一个加油站的老板，用卖车的钱买了能带他穿越美国、抵达另一侧海岸线的汽车车票。

他极力想忘却的不只是失败的发明，还有他过去懂得的全部科学与工程学知识，以及在学校里学到的或是他曾对自己说过的所有谎言。

“我太想放弃那个雄心壮志，渴望成就我力所能及的事，”他对约翰·韦恩坦承，“我觉得我或许做得到接受自己的局限，至少是部分接受吧，这样夜里就能睡个整觉，不用中途醒来，把数字在脑子里过上一遍。”

随后他顿了一下，抿起嘴巴，审视着约翰·韦恩的脸。从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以来，韦恩至少瘦了二十磅。他看上去像一个被剥夺了自己的灵魂，然后，又被注入了一个不大合适身体的残缺灵魂的人，但仍保有昔日的善良、超强的同理心和致命的天真劲儿。

“我会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知道你能理解。”霍尔字斟句酌地说。他向从自己来到这里起就一直盯着他的那个狱警鬼鬼祟祟地瞄了一眼，把身体前倾了几英寸，然后低声说：“她不让我死。”

他们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灯光昏暗，四周是水泥墙和防弹玻璃窗；大楼是灰色的，位于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大院中央，周围是广袤空旷的平地，再向外是长长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他们置身于此，是因为他们曾以各自的方式执迷于自己的幻想。然而，霍尔如同科幻电影中的机械大脑一般，追踪约翰·韦恩到了隆波克，只为与他分享另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她”，就是伊丽莎白。

1982年的一天，他在穿越得克萨斯的国铁火车上睡着了，车里尽是汗臭味，肮脏不堪，但是他待的整节车厢里却充斥着大海的气息，仿佛伊丽莎白本人走了进来。那晚下着雨，霍尔梦见了他的图表，所以他对自己说，那种气息是他臆想出来的，然后继续睡觉。

之后又来了，在科罗拉多、费城和马里兰，每一场雨都为他带来伊丽莎白的气息，这倒不像是她在一直追随他，甚或主动接近他；而是像她就在那儿，宛如他意念图景中一个定格的画面，既遥远疏离，又不可撼动——虽只是一个纤细静默的侧影，却映射出霍尔最初珍而重之，如今却想舍弃的一切。它让他想起童年时的家园被毁于战火，父母去世时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他在少年时代与这个古怪的犹太女孩结下了旁人无法理解的友谊，在“幸运99”与鲜花、鱼子酱和在大笑时将头发向后一甩的美女们共度的许多个夜晚，还有创造的梦想。

他走得越远，那种气息就变得越浓郁。

在隆波克的探视室里，狱警们盯着约翰·韦恩和霍尔，仿佛预见到一件令人不快的意外事端。将霍尔从登记处带进来的那位最年轻的狱警把一只手按在手枪的皮套上，看似正在警备两人突然有什么行动，引爆暗藏的炸弹或扔出催泪弹。尽管这里是安保级别最低的监狱，但隆波克的狱警们的确巴望着出状况，以使他们可以采取行动。尽管霍尔和约翰·韦恩都不会像“逃离恶魔岛”的那类人一样攻击任何有理智的人，但霍尔讲话的方式和举止中带有某种不同寻常的悸动与狂热，仿佛一个人看到圣母马利亚从日落大道的广告牌上走下来，横穿马路，身上一丝不挂，只笼罩着光晕。

约翰·韦恩自己倒曾在“幸运99”遇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通常在周六凌晨一点左右现身，他往往需要叫出租车送他们回家，因为他们不记得把车停在哪儿了，甚至不记得自己有没有车。他们大多是在洗手间里吸了太多毒品后，从某个俱乐部——彩虹或威士忌俱乐部——游荡出来的。少数人的确是疯子，全赖慷慨的信托基金来维持幻想；也有一两个人确实看到过裸体女子穿过大街，将她误认作圣母。

约翰·韦恩确保那些向他寻求庇护的“眼见异象”的迷途者都吃饱喝足。有时，他还开车送他们去急诊室进行快速排毒或留院观察七十二小时；其他时候，他会替他们付出租车费。他对此的看法是，无论现实情况如何，一个男人都有权执着于他的幻觉和妄想。或许就因为这样，他现在相信了霍尔的故事。

在霍尔失踪后的许多年里，伊丽莎白为了他的热量探测雷达独自与那些蓝图搏斗。她对约翰·韦恩说，她为剥夺了霍尔的挚爱而自责。她本以为自己是在帮他找对方向，没料到他会一并抛弃这个项目和他在洛杉矶的生活。起初，她想维系这项研究，以便霍尔归来时把它接回手中。但几个月后，还是没有他的下落，警方也无法将他归为失踪人口，从而启动真正的搜查。那时她觉得，如果霍尔已去世，这是她对他的精神遗产应做的工作；如果他还活着，让他毕生的努力有所成就，也算是对他的纪念。不知不觉间，她已被卷入解开谜题的任务中无法自拔，只是因为问题就摆在眼前。

1989年的一天，她一大清早就给约翰·韦恩打电话，用那种每次他听到都会为之一颤的明快声音宣告：“霍尔是对的，它能实现。”

约翰·韦恩本想告诉霍尔，他熟悉那股气息，因为他也为此魂牵梦萦，每次下雨时，它都会席卷他那间8英尺×10英尺[8]的牢房，使他再次满心欢喜。然而，他却只是将手垂到两腿之间，仿佛很痛苦般地弓着身子，努力不让自己哽咽得讲不出话来，随后说道：“她一直在等你呢。她有你想看的东西。”

当拉斐尔之子从可能成为他妻子的一群倒霉蛋里挑中内达的时候，她正十九岁，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生。

他考虑结婚有段时间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特别想组建家庭或是想要为人父，而是因为它——婚姻——将成为他打入犹太社群的好工具。他的确喜欢女人，尤其是身材高挑的平胸女人，这排除了多数伊朗姑娘，也排除了洛杉矶（在某家有机硅树脂制造商的支持下成为DDD码胸罩的发源地）的大部分美国女人。一开始，他初来乍到住在韦斯特伍德时，既没有勇气，也缺乏社交技巧去接近任何女性。每当他与迷人的女子擦肩而过，甚或在电视上看见个美女时，就会嘴巴发干，心跳加速。他经常去世纪城商业街的百货商店，只在出售化妆品或珠宝首饰的那几层徘徊，佯装在找寻一样礼物，而他这么干，只不过是想跟涂脂抹粉、喷了香水的女推销员站得近些。

他从她们那儿得到了远比在男士购物区更为热情的接待，那里的男推销员大多是同性恋，又非常嫌恶他。他意识到，女人喜欢买礼物的男人；她们以他谈论虚构的女友时流露出的喜爱程度，或是花钱的迫切程度来评判他。他仍旧不懂得如何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表示兴趣，也不知道当她们拒绝自己时该怎么办。实际上，他从未真正地恋爱过，他只跟妓女做爱，也从没考虑娶一位在美国可能成为累赘的永久妻子。

可是，孤独感开始缠上了他。

在1987年，情形可不一样。他那时二十四岁，初到异邦，光是努力熟悉在美国所处的环境就已应接不暇，并且着手对伊丽莎白采取报复行动的憧憬令他跃跃欲试。那时，他经常一整天都没和谁真正说过话，每顿饭都一个人吃，死死盯着电话，直到两眼瞪出泪，他对自己说，这种与世隔绝只是暂时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还是没有朋友，于是决定凭借加倍摆阔来吸引别人喜欢自己。他在特劳斯戴尔的伯克广场买下一套两居室的公寓，加入西奈寺的集会，每周五在花园酒吧里吃午饭以及每周六晚上在莫顿酒吧出入时，他都要游走好几圈。

可他几乎与隐形人无异。

不只是女人对他的反应仿佛他额头上贴着一块“别靠近”的牌子，也不只是伊朗人对他熟视无睹，看到他时连眼睛都不眨，无论他给侍者小费时多么豪爽，也无论他问候隔壁邻居时多么热情，他就跟幼年时一样，始终是个局外人。

他退掉了韦斯特伍德的办公室，在世纪城租了一间比之前远为豪华的办公室，开始坚决要求艾迪·阿拉克斯每天“像真正的雇员”那样来上班。他去参加社群举办的每一次公益活动，像分发万圣节糖果似的发名片。他会向近乎陌生的人提议共进午餐或晚餐，还加入了塞普尔韦达街的洛杉矶运动俱乐部。然而，他发现自己仍旧独自排队买电影票，在餐馆里要的也还是单人桌，四处碰壁，不受重视。他倏忽间便已年过三十，眼看着自己的发际线稳步后退，腰围不断膨胀。因此，他采取了对于渴望被爱的阔绰男人来说尽管花费高昂却是最有效的两个办法：捐助慈善事业，还有结婚。

他认为内达很不受欢迎，所以无论谁想娶她，她都不得不同意。她沉默寡言，不会质疑他为两人共同生活所做的决定。她出身的家庭声誉斐然却很穷，因此这将是一次公平交换——拉斐尔之子将收获他们的美名，而瑞伊斯家会看到女儿过上安逸的生活。

他发现内达时，她正独自生活，她家人的影响也鞭长莫及。那是在1996年1月，她刚从洛杉矶开车回伯克利，开始第二个学期的生活。在伯克利，她来到平时聚集了所有学生的兰格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个硬面包圈做午餐。店里几乎没人，但她还是坐在最远处角落里靠墙的那张小桌，远离窗户和进进出出的顾客。她在学校生活了近四个月，连一个朋友都没交到。在公共场所独处时，她会感觉自己暴露无遗，于是忙着埋头整理她的支票簿。

一个男人走向她。她的目光始终粘在桌上，希望他从自己身边走过去。

“我听说你在这儿上学。”

她觉察到了危险，不知该抬头打量，还是假装没听见他说话，所以继续忙着整理支票簿。

“我一直希望我们能相遇。”

一瞬间，她觉得自己认出了这个声音。

“索莱曼，”他伸出一只肥胖的手，“R. S. 索莱曼。”

她与他握手时，他微微一笑——一种温和而平静的微笑，不带威胁和侵犯的意味。他戴着一副金属镜架的眼镜，正装衬衫最上面的两粒扣子敞开着，还套了一件极力想展现风度的皮夹克。他左手拿着一个小小的男士钱夹。

“很荣幸。”

他出其不意地拉起她的手，凑到他的唇边，亲吻了她的指面。

内达觉得自己从头到脚忽变得冰凉。她眼看着他从邻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转头对柜台后面的姑娘说：“热茶。”仿佛置身于德黑兰的一家茶馆中。内达心想，他肯定不知道在这儿必须到柜台点餐和付款。

“我一直想见你，”他说这话的语气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你比我听说的还要漂亮。”

她低下头，不让他看到自己的眼睛。她的头脑一片空白，心脏感觉像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似的，唯有如此她才能不让自己推开桌子跑掉。

她知道他是谁。他刚一报名字，她就认出来了，也记得家里和外边关于他所作所为的种种传言。她几乎能肯定，他便是那个从她家敲诈钱财，帮助瑞伊斯医生活着出狱的人，此前也是他——拉斐尔之子——将父亲投入监狱的。但是，她听到的所有这些故事都是关于一个她不认识的人，是关于一个她没留下什么生动记忆的地方——那样一个国家和那样一个年代。

在很长时间里，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谈起洛杉矶和旧金山，他驾车去了那里，还穿越了加利福尼亚，去寻找要购买的房地产。他很精明，足以一时掩饰自己缺少教育背景，但后来说漏了嘴，提到伯克利是两年制院校之类的话，就像圣莫尼卡的另外那所学校一样。她发现他不了解二者的区别，于是当他问起她为何选择伯克利而不是圣莫尼卡大学[9]时，她耸了耸肩，说她也不清楚。她那样做是为了不让他难堪，但当她在几个月后对他解释说，只有四年制的大学才能授予学士学位、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不行的时候，他还是因此而恨她。

她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几点离开咖啡店的，但外面天色已黑，而她没穿外套，于是他脱下夹克衫，不顾她的反对将它裹在她身上。停车计时器已经超时，她收到一张罚单，尽管那天其实是假日。他拿走了罚单，说他会处理的，还说她忘记停车计时都怪他。他问她要去哪里。

“回我宿舍。”

他端详着她的脸。

“让我带你去吃晚餐吧。”

那年她十九岁，本以为自己会永远孤身一人呢。

他住在城中的圣弗朗西斯酒店。他们在正式的餐厅里共进晚餐。他点了葡萄酒，当她起身去洗手间时他也站起来，对她说她穿着“嬉皮士般的学生装”看上去很可爱。他问她想不想看看他的房间。

完事以后，他问她是否想让他离开，以便她有私密的空间，她回答说是的，她认为那样最好。她仍半裸着身子，腿上沾着血污，床单上也是。她把床单拖进洗手间，用手在浴缸里搓洗。她清洗了每样东西，又洗了澡，然后坐在柔软的扶手椅上，抱着膝盖，一整夜都盯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的新闻节目。早上天刚亮她就走了。她没法再次面对他，也不想记起发生了什么。

她没给他电话号码，但他还是找到了，一天之内打了三次。她没接电话。

“我想见你，亲爱的。”他在前两次留言中说。第三次时，他留下了他在洛杉矶的电话号码。

晚上，一大束鲜花被安排送到宿舍大厅。花束实在太大，内达没法将它抬进宿舍房间，即使搬回去也放不下，于是它就一直留在大厅里，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驻足观看。她打电话向他致谢，他们聊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在那以后，他每晚都给她打电话，不时寄送昂贵的礼物、传递甜言蜜语的情书、贺卡和毛绒玩具。他一次都没提两家的恩怨，也没显露丝毫敌意。

“在这个世界上，你最想要什么？”一天晚上他问。她回答说：“我想要孩子，爱我的孩子。”

第一次没来例假时，她对自己说，性爱想必扰乱了她的生理周期。她没去理会头痛、失眠和渐增的食欲。第二次没来例假时，她又等了两周，之后去了校医院。当护士告诉她怀孕的消息时，她开始啜泣。没错，没错，她想堕胎。她预约了两天后做手术，然后回到宿舍，爬上了床。她知道绝不能告诉父母。她本想打电话给妮洛或安吉拉，却没勇气这么做。她跟室友并不亲密，平常也不会谈心，但她既害怕又迷惘，于是她问室友是否堕过胎。

“没有，因为我还没蠢到会怀上孩子。”

那晚他打来电话时，内达哭了起来，把一切告诉了他。

内达从未考虑过结婚的问题。她对怀孕谈得不多，而是对他说了许多准备堕胎的事，说她为将要实施的暴行是多么痛恨自己，对自己的没脑子是多么羞愧自责。

在圣弗朗西斯的那晚，与其说她被欲望或激情冲昏了头脑，毋宁说她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知该如何逃离的境地。她喜欢在兰格咖啡店和在吃晚餐时他给予她的关注；当他们一同乘电梯上楼，当他将手放到她的T恤衫下触摸她的胸部时，她甚至因激动而微微战栗。之后的事就是礼节问题了，那是对他的主动热情表示感激，她觉得如果让他住手，可能会冒犯或触怒他。

无论他是谁——完全陌生的人或是她家最好的朋友——她都只会对他的来电和礼物感到高兴。尽管她非常厌恶堕胎的想法，但从不觉得还有其他选择。

因此，翌日早晨，当他带着二十四枝红玫瑰，下半张脸上挂着永恒不变的咧嘴微笑出现在宿舍大厅时，内达已经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了。

“我们刚挂电话，我就跳上车，往这儿开。”他说话时兴奋得喘不过气，“我要带你出去，随你选哪家商店，我都会买下那里最大的钻石。”

她不想要钻石，也不要玫瑰，也不要拉斐尔之子献的殷勤。她要去堕胎，然后待在校园里，远离他和别的男人，就像安吉拉和妮洛决意要实现的那样，有所成就。

他们争吵起来。他求她。她哭了。在电报大道的变形虫唱片店门外，他们坐在他的汽车里。年轻的人们络绎不绝地进出店门。内达听不到他们彼此在说什么，但能看见他们手牵着手，兴奋地端详着刚买到的唱片的封面。除了少数几人，他们想必和她同龄或是比她稍大，可她发现自己正在嫉妒他们的年轻。

她告诉他，她还没准备好要放弃成为那些人当中一员的梦想。她说，这就是她的结论。她决心已定。

拉斐尔之子坐在方向盘后面，盯着仪表盘，仿佛被暗黑的表盘上闪耀着的红色与白色的荧光指针给迷住了。

“嫁给我吧，”他说道，他的声音仿佛在千里之外，“否则，我就把咱俩的事告诉洛杉矶的每一个人，让你名誉扫地。”

在1996年，怀孕的新娘、未婚的母亲和离异的妻子在伊朗社群中并不多见。昔日的社会准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已经改变或被修正，却尚未被后来不相信和连根铲除它们的人摧毁或忽视，那是在21世纪头十年末，以及之后的事了。女人离开丈夫时，会要求得到他一半的财产、基本抚养权和可观的子女抚养费。儿子会向父母坦露实情，甚至跟情人结婚，却希望父母仍然接受并尊重他们。女儿则不肯仅仅为了不成为老姑娘而嫁人；如果她们想要孩子，就会去精子库。尊重，成为长者应给予年轻人的东西；顺从，则意味着奴役与桎梏。尽管少数男女——主要是女人——会将肆意的堕落赞美为“进步”，其他许多人仍会求助于正统教义，以免堕落。突然之间，曾以某种特定方式做礼拜的米兹拉希犹太人[10]开始接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习惯和信仰。伊朗犹太女人开始戴假发，不再穿长裤，甚至拒绝在父母家吃饭，因为他们的食物按照犹太教的标准来说不够洁净；她们坚决要求女儿高中刚毕业就结婚，然后赶快生孩子。男人会戴黑色帽子，身穿黑色长外套，蓄起胡子，甚至刻意不与祖母握手。不过，所有那些现象在1996年都尚未显出端倪。

内达回到家，告诉父母她怀孕了，准备嫁给孩子的父亲。吉芭哭了，发誓说她经不起再一次的打击。瑞伊斯医生垂首走进卧室，独自落泪。直到那时，他们才问起孩子的父亲是谁。

“贾迪德·阿尔”——正是那个曾敲诈和背叛瑞伊斯医生的人，榨干了他的钱财，让他饱受折磨。R. S. 索莱曼特意告诉伊丽莎白诺尔是怎么死的，令她心碎；后来还炫耀他将约翰·韦恩拖下水，之后又落井下石。曾经乞求、要求并试图窃取他人尊敬的拉斐尔之子终于要如愿以偿了，他将榨取一样瑞伊斯医生曾用生命守护的美好事物——声誉。

他对内达说，他们可以省去传统的立约宴；在宴会上，新娘的父母通过交给新郎一碗糖果的方式，正式允诺他们二人结婚；他甚至连订婚宴也省了，因为“这些事务都必须由新娘的父母来操办，可你家穷得叮当响；要是我的客人看到你家的房子，或者得知我岳父是杂货店店员，我会觉得难堪”。可他当然不会放过向公众宣布自己获胜的机会。

他预订下比弗利希尔顿酒店主舞厅（可容纳1,200人；以举办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格莱美奖和“希望木马”慈善舞会[11]活动而闻名）的一个周四夜晚；拟定了他在洛杉矶、德黑兰和特拉维夫认识的所有人的名单，还亲笔起草请柬：“R. S. 索莱曼先生，已故的拉斐尔·索莱曼先生和夫人之子，荣邀您莅临本人与瑞伊斯医生和夫人之女内达·瑞伊斯小姐的婚礼。”

他将请柬手稿连同1,100人的名单交给艾迪·阿拉克斯，让他开始打电话。

但问题在于，名单上有半数人不知道拉斐尔之子是谁，而确实认得他的另一半人根本不愿屈尊参加他举办的任何活动。尽管艾迪·阿拉克斯如同药店店员诵读一盒试验药丸的副作用说明书般，以确信无疑又兴高采烈的语调对着电话另一端念出请柬，但也无济于事。况且，当被问及“幸运的新娘”时，他十分诚恳地说：“要我说，她就算被拉水泥的卡车撞了也比这走运。”之后，还有艾迪无暇顾及或无心应付的其他问题：为何要在周四晚上举办这么隆重的仪式？为何此前没人听说过他们在一起了？这对幸福的小两口是什么时候订的婚？为何这么仓促结婚？对于最后这个问题，艾迪会回答说：“趁早是因为怕她可能会醒悟过来，然后逃之夭夭。”

让艾迪恼火的是，人们总是轻轻一笑，根本不把他对拉斐尔之子毫无保留的敌意说法当回事。他们认定，绝没哪个雇员敢一本正经地对老板发起如此攻击，他这么做之后的第二天势必也不用再回去上班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拉斐尔之子饶有兴致、开开心心地看着艾迪无论多痛恨他，还是得每天来上班，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艾迪打完第一轮电话之后，已确认180人会出席，其中约有80位是拉斐尔之子的表亲。他们风闻他在伊朗取得了不义之财，争先恐后对他这桩意外收获的婚事表示支持。其余的则是拉斐尔之子已开始资助的形形色色犹太慈善机构的代表，或是艾迪根据他们的反应所猜测的“无可救药的失败者”。

至于内达，她请了父母和妮洛参加，甚至都没想过要邀请伊丽莎白或安吉拉。

“你最好订个小一点儿的房间，”艾迪饶有兴味地对他的老板建议道，“否则这会成为最奢华冷清的盛宴。”

上高中时，安吉拉喜爱的一本书里有个佳句。那时，她在周末暗暗祈祷，除了妮洛和内达以外还会有别人打来电话，一个可能成为新朋友的人或是（她几乎不敢寄望于此）可能约她出去的男孩。伊丽莎白通常会埋头工作，妮洛则在巧妙地应付五六个可能的约会对象，所以只剩下安吉拉和内达在准备考试和写论文，还尽力装作“我没空搭理男生，他们都是些呆子和怪人”。安吉拉通常会嘲笑年轻女孩因男孩而感到沮丧或让自己溺于孤独的做法。她不这样看待自己，也不想成为那种人；她宁可战死，也不愿整夜趴在枕头上哭泣。但是每隔一阵子，她便无法抗拒愁思的牵引，无法抗拒珍妮丝·伊恩[12]《在十七岁时》的歌词引发的共鸣，或是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中年轻女主人公话语间流露出的感情的蹂躏。

在妮洛打来电话说内达将要嫁给拉斐尔之子的那一天，安吉拉想起了那句话：“在我很年轻时，一切已经太迟。”

由于出席婚礼者寥寥，让拉斐尔之子备感屈辱，于是他取消了婚礼庆典，并将它归罪于瑞伊斯家卑微的社会地位。自从那日在唱片店外胁迫内达嫁给他以后，他就卸下了所有客套的伪装，甚至连问都不问，便着手在瑞伊斯医生的名声和“阿比路”上插上他的旗帜。他可不会去履行惯常的礼节，比如：请求女方的父亲同意将女儿嫁给自己，邀请女方的家人共进周日的午餐和安息日晚餐，与未来的岳父母到圣巴巴拉一日游，然后在比尔特莫尔共进早午餐。

他与内达结婚当天，才第一次同他们见面。那是一个周六的早上，在市中心凯撒·查韦斯大街上的市政厅里。拉斐尔之子独自前来，内达则跟父母和妮洛一起来。

瑞伊斯家对他们的结合感到无地自容，担心伊丽莎白会将它看作对她本人的背叛，因此他们等到最后一刻才向她透露消息。吉芭在电话中哭了。

她在市政厅里再次落泪；之后，当拉斐尔之子在罗伯逊大道上的常春藤餐厅邀请一家人共进他所谓的“庆贺午餐”时，她又哭了。他坚持要了露台上的桌位，因为他不仅想让别的顾客看到，还想让必然蹲守在餐厅外的狗仔队也看到这一切。在他们落座前，他向内达瞟了一眼——她瘦弱、苍白，活像一条知道自己永远也逃不出渔网的鱼——他丢出一句：“你本该打扮一下。”

他在面朝马路的位子坐下，让内达坐在他左手边，瑞伊斯医生坐在右手边。吉芭一直泪水涟涟，他递给她一块餐巾布，然后提议道：“你自己去洗手间擦干净。”他点了香槟，让侍者端上主厨推荐的开胃菜，又与瑞伊斯医生东拉西扯地闲谈。任何人都看得出，医生在面对拉斐尔之子时简直是在忍受折磨。他还向妮洛问起学校的事。

即使是在一个云集了全世界佳丽的城市里，妮洛那超乎寻常的美貌还是很引人瞩目。除此之外，她还聪慧过人，毫无心机，这让大多数女人很难喜欢上她。安吉拉则是个罕见的例外。

她本没接到共进午餐的邀请，可还是来了。当时，所有人都已在痛苦中挨过四十分钟，逼迫自己说的话也已说尽，内达还一口没动主厨的推荐菜。

安吉拉从东海岸赶来，没告诉任何人，甚至是她的母亲。她只在那天早上给妮洛打了个电话，询问“内达最后的晚餐”将在何时何地举行。

“假如我觉得我能不呕出来的话，就会跟你们一起去市政厅。”她说话时带着惯有的同情。

安吉拉一抵达午餐现场，便绕着桌子亲吻了瑞伊斯夫妇的脸颊，拥抱了妮洛，还轻拍着内达的肩膀说：“你原本可以打电话给我的。”

她对拉斐尔之子说：“你简直猪狗不如。”

注释

1　设拉子（Shiraz）：伊朗南部城市。

2　经文匣（tefillin）：犹太教徒在祈祷时佩戴在身上的两个黑色的皮质小盒子，盒内放有手抄《圣经》经文。

3　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在新年过后的第10天，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这一天也是“禁食日”，当天不吃不喝、不工作，要到犹太会堂祈祷，以期赎回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或可能犯下的罪过。

4　“托拉”（Torah）是希伯来文“律法”的音译。犹太人所称的《托拉》，广义上是指整部犹太《圣经》，狭义上是指《圣经·旧约》的首五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5　此处指法语姓名中的“de”，是旧时贵族的姓名标志。

6　逾越节（Passover）：犹太教的主要节日之一，它是纪念犹太人在上帝的佑助下从埃及成功出走，为感谢上帝的拯救而设立的节日。

7　克里斯汀·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曾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国际新闻特派员。

8　约为7.4平方米。

9　圣莫尼卡大学（SMC）：南加州洛杉矶一所公立学院。

10　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 Jews）：“米兹拉希”意为“东方人”，米兹拉希犹太人是居于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犹太人的后裔。

11　“希望木马”慈善舞会（Carousel of Hope Ball）：是儿童糖尿病基金会定期举办的慈善义卖和公益活动。

12　珍妮丝·伊恩（Janis Ian）：曾获得格莱美奖的美国创作型歌手，《在十七岁时》是她推出的专辑之一，此处指专辑同名歌曲。

洛杉矶　2013年6月26日　周三

周三早上8:30，当里昂重返梅普尔顿时，内达否认她听说过艾迪·阿拉克斯。里昂到来时，她正坐在“早餐厨房”里。为他引路的埃斯贝兰萨身穿运动服——上身穿着运动内衣，袒露着由三层脂肪组成的上腹，下身穿着从比弗利街的露露柠檬商店买来的瑜伽裤；她正准备出去慢跑。内达正在喝她早上的第四杯意式浓缩咖啡。她身穿一条时尚的黑裙和一双四英寸高的黑色高跟便鞋，轻妆淡抹，涂了米色指甲油。前几日的战栗与惊恐神情已被几近动人的哀伤所取代，这种神情在政客们的遗孀得知她们正被人拍照时很常见。

里昂问内达，她是否认识某个叫爱德华·阿拉克扎缅恩的人。

她说不认识。

他告诉她，艾迪是她丈夫的雇员之一。

内达说丈夫从未对她谈起过他的工作或雇员。

甚至是跟了他二十多年的人？

内达耸了耸肩。

确定吗？因为里昂有理由相信，艾迪可能与拉斐尔之子的死有牵连。

她与里昂对视了约摸一分钟之久。

她确定。

里昂思忖着，难道她当真愚蠢到会撒一个如此轻易便可拆穿的谎言吗？而且她为什么甚至都没佯装悲伤呢？到目前为止，里昂只见过埃斯贝兰萨流泪，而她显得比前一天恢复了许多；并且内达竟一次也没问过警方是否已经找到有关尸体所在的蛛丝马迹，也没问过“凶手”是否还会回来伤害其他家人。

一个从外面走进来的白人可能会将这种感情完全藏而不露的现象误认为是西方的斯多葛式的坚忍：将悲伤等同于脆弱，坚称每次挫折都是机遇——“没能将你打倒的困难会使你更强大”以及“用柠檬做柠檬汁”的哲学激励着某些人去颂扬所爱之人的生平，而非哀悼他的离世。但是在内达的故国，悲伤与喜悦是同一只毒果的两半——它又苦又甜，可最终还是会要了你的命。与西方不同的是，那里的人们生来就不是为了去征服，去获胜，然后成为总统的；而是被恳求在面对生活的打击时要学会隐忍与克制，还要尽快复原。父母的损失成了他们自身的损失，而他们的损失又将成为他们子女的损失。就这样，他们比任何西方人都更懂得如何去哀悼。

里昂在他的汽车里给艾迪拨了几通电话，也给公寓打过一次，但没人接听。最后里昂发了一条短信：该死，接电话啊，否则我会在二十分钟内出现在你家门口。

他正在罗德奥附近布莱顿街的“两小时免费”停车场。头戴假发，嘴唇和面部整过形，还隆过胸的女人们，驾着夫妻共有的跑车经过，她们脚踩镶嵌水晶的十英寸高跟鞋，长途跋涉地来到大街上，像朝圣者似的出发前往古驰和华伦天奴的商店，从时薪十美元的推销员们那里寻求爱情和称赏。

艾迪接了电话。

“你和内达在干什么？”

里昂能感觉到，艾迪有几秒钟屏住了呼吸。

“别耍花招，艾迪。你知道我们会查出来的，别假装惊讶。”

由于所有那些咖啡因和香烟的缘故，艾迪的声音变得刺刺啦啦、粗哑难听，听上去就跟电话里的静电声差不多。

“我没耍花招，”他说，显然是投降了，“只是累了。”

里昂等待着。

“她跟她丈夫之间有些问题。”

里昂仍在等待。

“根本不是那种事。”艾迪叹了口气。里昂的沉默想必比任何公开指责更加恼人，因为过了片刻，艾迪再次说道：“我告诉你，那根本就不算什么。”

“她为什么说不认识你？”

里昂听到艾迪在电话那头吞咽了一下（是空气？口里的苦味？还是更多的烟气？）。最后披露的这件事显然令他感到困窘。

“我问她听说过你吗，她说没有，”里昂步步紧逼，“她为什么要说——”

“因为她是个该死的笨蛋，”艾迪对着电话怒吼，“这就是原因。”

一个被长期剥削却极度依赖雇主的员工。一个被糟糕对待的不幸妻子。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或许，奥唐纳终究还是没说错。

“你抓住这事不放只是在浪费时间，”艾迪更加平心静气地说，“你要是想找真正的证据，就去找罗瑞丘的马屁精吧。”

“那该死的蛇”同意与里昂会面，但他太畏惧跟警察在一起时会被人看到或被录音。“那条蛇”固执地认为，路西的间谍遍布洛杉矶每条城市街道和公共大楼中的每个角落；他还在街灯里安了摄像头，在配电箱里藏了窃听器；他拥有便衣巡逻车，专门用来搜寻潜在的麻烦来源。“老鼠”曾说，这就是路西十八年来稳居老板之位“为所欲为”却能逃脱惩罚的原因。

里昂最初提议的二十多个会面地点，包括他自己的公寓在内，都没被同意。而里昂建议的第二批地点——凌晨两点在兰开斯特的一个空旷停车场、好莱坞山的林茵纪念公园中的长椅、圣莫尼卡山区的一条废旧的徒步山道——都太过僻远，会为路西的任何一个打手提供下手的良机。最终，他们商定在托兰斯的哈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中心主厅里见面；随便什么日子，那儿都有好几百号没上保险的人及其家人在转悠，等着让急诊室的医生看病。

尽管“那该死的蛇”声称他五十一岁，但很容易被看成一个衰弱的七旬老者。他硕大的脑袋和鼓出的眼睛被过于短粗的脖子稳固地架在身子上，其余部分则瘦骨嶙峋，浑身散发出一股浓郁的古龙水味。若是从医疗档案来看，早在好多年前，他就已因为某种他自称的在工作时遭受的损伤或疾病死了，朽烂了；他的心理医生也不记得这些年来为他开过多少抗抑郁的药物。

“那该死的蛇”将他所有的生理与感情问题都归咎为替“老鼠”和罗瑞丘工作感受到的压力。他还埋怨说都怪他们，他十二年来一直没跟妻子说过话，有两个女儿都已年过三十还未出嫁，另一个女儿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而他唯一的儿子，呃，结果是个同性恋，这都是因为他母亲——“那条蛇”的老婆——的鼓励和纵容。

“前几天晚上，溃疡又出血了，我差点就死了。”他在哈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对里昂吐露，“女儿给我看了我儿子和他‘未婚夫’马克在‘脸书’上的合影。”

里昂猜想，与溃疡出血有重大关联的，除了儿子决定与他的同性伴侣结婚以外，还有市审计官和市检察官为调查路西、“老鼠”和“那条蛇”而放出的大批律师和会计师。路西的所有抵抗与暗中破坏都没能使3,000万美元的事件烟消云散，于是他在市议会上作证，称他最近发现自己的同伴“老鼠”把钱投资进了一个最后被证明是张狂恶徒所操纵的庞氏骗局。路西“上周刚刚”得知此事，当场解雇了“老鼠”，还承诺会全力配合调查，而他自己将置身事外，让工会为他高昂的辩护费用买单。“老鼠”害怕最坏的事情发生，即死在牢里，于是搭乘最早一班航班，飞往了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他知道，在官僚机构层层审查之下，本案想水落石出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与此同时，他将在多哈安家。如此一来，“那条蛇”只得自求多福，或是抛下家人逃亡到孟加拉国。因此，他才决定与里昂会面。

“可能会有一阵子很难联系上我，”“那条蛇”解释道，“但我希望能问心无愧，坦白一些事情。”

里昂心想，他的良心只有借助氟锑酸[1]的化学效果才能洗刷干净了。这个人在逃走之前，还要尽可能地给路西和“老鼠”造成伤害。

2013年6月初，约书亚·辛查和哈达萨·辛查曾邀请路西在示罗餐厅共进午餐，那是他们在皮科－罗伯逊地区最中意的犹太洁食餐厅（不同于任何一家老饭馆）。路西当然不会去赴这种“鸿门宴”，但他派“老鼠”出马，“顺带一提，他是只在对自身有利时才自称是犹太教徒的那种犹太人”。在那次会面后不久，“那条蛇”奉命将某个电话号码口头传达给了哈达萨·辛查，但没留下关于会面的任何记录。他在联合76加油站与哈达萨见面，地点在威尔夏大道与惠蒂尔街交会的老罗宾森商店附近，那里已空置十年无人使用。当他们在同一个自助加油设备两侧各自加油时，他低声告诉了她一个电话号码。

“那条蛇”不知道传话给哈达萨·辛查的号码是谁的。他同时表明，尽管“出于友谊”，他乐于跟里昂分享这则消息，但是“鉴于我过去的某些问题，我没法在任何法庭上成为可靠的证人”，因此也不愿做出正式声明。他能告诉里昂的全部就是，他有时会“代表老鼠”去“转达”这类消息而已。

“我并不是说路西知道这事，”“那条蛇”强调说，“但你只要想想看：索莱曼在最后那段日子里一直保持低调，谨小慎微。他在午夜时回到家，大门打不开。如果他看见一个陌生人信步走向汽车，绝不会摇下车窗。”

然而，如果有个他认识的女人从灌木丛里冒出来，他也许会那么做。

“我觉得是辛查家的某个女人勾引了他，然后‘老鼠’的人把他杀了。考虑到后来的经过，只有这样才讲得通。可别忘了，如果有什么人能运走尸体、再让它消失的话，那就是路西。”

埃斯贝兰萨在“装饰性厨房”中用电话冲泳池清洁工大声嚷嚷。似乎是因为他没按预定时间来，让泳池——不是拉斐尔之子家的那个，而是埃斯贝兰萨在塔扎纳的自家泳池——里面水藻越积越多。

当看见里昂进来时，她招了招手，但直至训斥完雇员才挂断电话。

“我向你发誓，我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她对里昂说，“他是中国人，口音很重。”

她啜了一小口瓶装维他命水。

“你想来杯意式浓缩咖啡吗？我们可以去厨房。”

她指的是“功能性厨房”。

“索莱曼夫人在哪儿？”

埃斯贝兰萨显出些许反感，因为里昂不只是来见她的。

“内达小姐不在家，”她说，“你们事先有约吗？”

“她去哪儿了？”

“周三，她和阿奇塔小姐去练瑜伽。在私人工作室。”

里昂听到身后有动静，他转过身，看到内达的长女妮可正站在门口。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你要找我妈妈？”

她说话时是那么伤心，那么无奈，这让里昂颇感尴尬。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她，”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等她回来。”他坐下来。

妮可没反对，可也没表示准许。

“今天不上课吗？”他问完随即后悔了。现在是六月末，当然没有课。

“我们的学期结束得早。”妮可礼貌地回答。

里昂突然意识到，她或许想让自己留下，甚至可能有话对他说。他转向如同多事的管家一般在桌边徘徊不去的埃斯贝兰萨：“能麻烦您为我拿杯意式浓缩咖啡吗？”然后对妮可说：“来一杯吗？”

她摇摇头，却慢慢走近桌子，随后害羞地滑进椅子里。

“可怕吗？”里昂问。的确，他这么说是想让她信任自己，不过他也确实想知道。她眼里泛着泪光。

“你觉得他死了吗，像我妈妈说的那样？”

里昂点点头。“恐怕是的。”他感觉他像是刚给了一只小狗崽致命一击。就在那时他心想，如果他真有孩子的话，希望会是个女儿，就像这一个，只是希望她能更快乐些。“对不起。”

她低头掩藏泪水，但他还是看见一滴泪落在她的腿上。她坐在那儿，双手塞在大腿下面。她的头发又长又直，只有一道波浪卷儿，一直垂到膝盖。

埃斯贝兰萨挪开了几英寸，却没走。

这个女孩身上的某些东西——她是那么甜美，看似那么脆弱而羞怯，显然也很孤独——使里昂想要证明内达无罪。

“你看到事情经过了吗？”他问。

妮可摇摇头。

“他们根本不该结婚。”

里昂琢磨着，妮可知道拉斐尔之子正是利用内达怀了身孕，从而胁迫她嫁给他的吗？

“她怀上了我，”她说，“否则她不会嫁给他。”

谁会把这种事告诉一个小女孩呢？

“我可以肯定，他们俩谁也没有后悔生下你。”里昂安慰道。

妮可仍没抬眼。

“不要紧。有我一个人为全家人感到痛惜就足够了。”

埃斯贝兰萨还待在厨房里，显然不打算漏掉雇主家传奇故事的任何一处细节，或者——比这更糟的是——她将不得不从“拉美管家小集团”的其他女仆那里听闻此事。

妮可似乎没注意到她。

“她说她不认识艾迪是在撒谎。”

里昂屏住了呼吸。

“我们都认识他，”妮可继续说，“他经常往这儿打电话。”

有个声音在里昂心中尖叫起来：你无权得到这个消息，这个女孩也许是来向你求助的，她或许是要你担负起她的信任，却没料到你会背叛它。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不能采纳她说的任何话，因为她尚未成年，他与她的谈话也没经她母亲允许。

他看到埃斯贝兰萨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甚至对此毫不掩饰。他本想让她离开，但又觉得那样可能会吓坏妮可。

“最近几周他还经常打来吗？”他还能比现在更痛恨自己的工作吗？还是痛恨自己因屈服于同情，便要就此从案子里抽身？

他感到妮可心中动摇了。或许，她已发觉他的目的——他不是以朋友身份到这儿来的，跟他说话是个馊主意。他几乎因此感到释然，几乎就盼着她起身离去，不让他成为恶人。

“她发现我爸还有个孩子。”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里昂都不敢肯定他有没有听错。

“艾迪告诉她，我爸还有个孩子，所以她才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这事只有他知道——除了我爸爸，我猜——可他告诉了我妈，所以他们聊了很多。”

里昂的嘴里感觉像被填满了沙子，然后又被刮净，掏空。他不假思索地起身走向水槽，发现自己需要个杯子，便准备打开橱柜。

“它们在炉灶右边的柜子里。”妮可告诉他，然后，仿佛为了顺着思路说完同一件事，“她是绝不会告诉你的，这你知道。她宁可让你认为她杀了人。”

里昂拿了两只杯子，倒上水，又回到桌边。他喝了半杯，妮可没动自己那杯。

“什么时候的事？”他问。

“他什么时候有孩子的？”她反问。

“也包括那个，但我想问的是艾迪是什么时候告诉她的？”

这一次，艾迪·阿拉克斯再见到里昂时终于释然了。

当里昂在路边停车时，他正在公寓楼外的街区一边踱步，一边亢奋地猛吸香烟。在阳光的照耀下，他的脸好像一张用硬橡胶制成的面具。

在他们进公寓之前，艾迪脱下抽烟时穿的衬衣，挂在门外的钩子上，然后换上干净的T恤衫。这一次，沙发床收拾好了，于是他朝它指了指，然后走进厨房去洗手洗脸。为了母亲，他甚至用沾水的手指捋了捋头发，想要除掉烟味。之后，艾迪用厨房的毛巾擦了擦脸，之后把毛巾扔进水池，开始煮他的土耳其咖啡。

2006年，拉斐尔之子那时每周都去拉斯维加斯旅行，再经由巴斯托返回，他在某次旅途中遇到了男孩的母亲。关于她，他只告诉艾迪，她图谋要生个孩子，这样便可依靠抚养费度日。

“你能想象有人也会跟他耍手腕吗？”艾迪得意地笑了。

每月一次，拉斐尔之子指示艾迪通过西联汇款公司汇去2,000美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据艾迪所知，拉斐尔之子与其子之间的全部联系仅限于此。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里昂问。

艾迪白了他一眼，仿佛在说事情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然后他走了过去，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突然有一天，那个家伙出现在办公室里——是个戴着那种犹太小帽的黑人。他说自己有一半黑人血统，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他是个拉比——但他有文身，穿着牛仔裤，戴着项链，看着像某个帮派的。他说他有前科，不过现在是社工。我发现他不认识拉斐尔之子，因为他问我是不是他，我说是——因为我们经常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恶心事儿，你知道，诉讼之类的烂事儿，所以如果有什么人找上门来问的话，我就得说我是他。这样一来，他就不会真的惹祸上身，你明白吧？”

里昂明白。

“所以我说，我就是。紧接着，这家伙说他们已经收养了小孩，他妈妈在2008年死于某起事故，他们在汽车里找到那孩子，也许是在河床中的车座上什么的——谁知道这些信教的人为了让你可怜他们，会编出什么故事来。他说，孩子在一个什么鬼地方，那儿的社会服务机构只能永远把他寄养在什么地方，但这个有前科的黑人对他感兴趣。他说，因为那孩子有点儿特殊，而他——那个黑人——到处寻访，发现孩子他爸是犹太人，还找到了我们的地址。他想让我——因为他还以为我是他，你知道，拉斐尔之子——去看看孩子。”

他们——里昂、艾迪和拉斐尔之子的阴影——坐在那儿，心头都压着这个沉重的故事：一个私生子遗弃了他自己的私生子。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里昂终于开口问。

艾迪面色泛红。“我不知道，两年了吧，没准三年？”

“他带孩子一起来了吗？”

“谁？拉比吗？”艾迪看上去有些气恼，“没有。万一他爸爸不合作呢，你懂吧？我猜他是这么想的。”

里昂端详着艾迪。“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早就知道有这么个孩子，却一直不吭声，之后突然有一天，就在审判开始前——”

“该死的！”艾迪唾沫横飞地咆哮道，“我又不是孩子他爸，他妈的没责任要照顾他。”

在他们身后的卧室里，艾迪的母亲发出一声长长的、急促的呻吟。

艾迪朝关着的房门用亚美尼亚语喊了一句，随后起身，开始在房里来回踱步。“对不起，”他咕哝着，“没想这么激动。”

里昂点点头。“没关系。”

“你知道，”艾迪继续说，“那是个临界点。你看到有个人害人不浅，你觉得不关自己的事，于是放任他继续为害，但到了某个点，如果你再沉默下去，你就成了罪人。”

没错。

“所以，你明白了吧，”艾迪气冲冲地走来走去，“我对自己说，该死的混蛋，他已对那孩子糊弄克扣得够厉害了，每月只给2,000块钱，可实际上，他本该给得比这多得多。如果他发现孩子他妈已经死了，而孩子待在某个收容所里，他根本就不会再寄钱了——”

“可我们又怎么知道那是他的孩子？”里昂打断了他。

艾迪停下脚步，斜瞥了里昂一眼，那只正常的眼珠转了转，他又开始继续踱步。

“所以，我每个月拿钱以后，你明白吧，并没汇给孩子妈妈。我把它当作‘慈善捐款’，给了儿童服务之类的机构，就是安置这类孩子的地方。”他停下来看着里昂，仿佛预感到里昂会反对。

“直到他发现为止。”里昂推测说。

艾迪走向烧热的炉子，又舀了些咖啡，倒进土耳其咖啡壶里。

“几个月以前，大概是在四月吧，黑人又来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干吗来了，也许是来多要点儿钱，也许是想看看‘撒旦之子’会不会良心发现，去看看孩子的住处。事后，那混蛋对我破口大骂，还威胁说要借挪用公款的罪名把我送进监狱，该死的。他跟那帮可恶油滑的表兄弟合伙，窝藏了别人的五个亿，却要因为我给一帮孤儿寄了几千块钱就送我进监狱。”

他把壶放在炉子上，然后转过身，迎面正对着里昂。

“所以，你就告诉了他老婆。”

他们彼此逼视了片刻，艾迪试图逼里昂出言谴责自己，可里昂没那么做，于是艾迪平静地说：“所以，我就告诉了他老婆。”

孩子的母亲名叫詹娜·罗丝·罗宾斯，哦，是的，当她怀上约拿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身无分文，也没有真正的家。她勉强算是有个男朋友——比她年长许多，属于巴斯托本地众多“摩托车帮”中的一派；但他们同时还与别人交往，他也从不给詹娜·罗丝钱。她父亲早就不在了，她母亲整晚都在高地区的圣曼努埃尔印第安人赌场的酒吧做招待，这意味着詹娜·罗丝是像沙漠中的荒草一样长大的。她在赌场那条街上不远处的戴尔罗莎的壳牌加油站当收银员，每天从下午四点到午夜当班。当拉斐尔之子第一次进来买口香糖和瓶装水时，她就已经瞧见他了；当他盯着她问“这附近有没有像样的牛排馆”时，她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

她很漂亮，却苍白瘦弱，就跟那些靠垃圾食品、香烟和啤酒度日的年轻人一样。当时临近午夜，她快要下班了，于是他在车里等她。后来，他们开车去了赌场，她点了菜单上最贵的牛排。她想方设法确保两人坐在靠近吧台的桌位上，想让母亲看到他们和他们的牛排，她也的确看到了；当女招待端上他的苏格兰威士忌和詹娜·罗丝的啤酒时，她甚至看到他向鸡尾酒女招待的托盘里扔了二十美元的小费。他们坐在那儿的全部时间里，他几乎没对她说过话，只是不停抱怨那地方臭烘烘的，净是别人的体味和乡巴佬味，还埋怨牛排比他的皮鞋还硬，简直没法下咽。她刚吃完，他便起身走向前台，用现金付了房费，然后带她上楼。他们完事之后，他给了她一百美元。给你自己买点儿好肉吃吧。

詹娜·罗丝的母亲对拉斐尔之子所谓的慷慨大方不为所动。“那家伙能付的比这多得多。”她说。

巴斯托恰好位于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中点——作为“摩门走廊”的一部分，这片4万平方英里[2]的沙漠地带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有人定居。不过近来，这里只是三条主要高速公路的交会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与伯灵顿北方圣太菲铁路运输公司的铁路也从这里穿过。这里还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后勤基地、欧文堡军事禁区、一个汽车电影院、一家派派思炸鸡店、一家熊猫快餐店和一个实为国铁车站的“铁路博物馆”，还有两个奥特莱斯工厂店，周末从拉斯维加斯返回洛杉矶的旅客们会顺道来这里购物。

2005年年初，拉斯维加斯的土地投资仍处于繁荣时期，拉斐尔之子每个月至少会去那儿一次。他不是每次都顺路去见詹娜·罗丝；即使去找她也绝口不提他自己的事，就连他是哪国人都没说。她猜想，他是某家公司的承包人，在金融危机以前，许多这样的公司都忙不迭地建造公寓房和投机性住宅，可她从没想到他竟会拥有自己的公司，因为她从不觉得她会认识那么阔绰的人。

他买每样东西都付现金，就连带她去赌场里的商店买她喜欢的东西时亦然。他从不给她电话号码，也从不会忘记给车里的手套箱上锁。不过，詹娜·罗丝或许年纪轻，可她却不傻；她记下他的车牌号，让男友通过车辆管理局的一个朋友挖出了注册登记信息。某日，她甚至跨上男友的摩托车，一路骑到洛杉矶，走进位于世纪公园东街的办公楼大堂。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拉斐尔之子的确很有钱。这就是她在发现怀孕后决定留下孩子的原因。

她不确定拉斐尔之子就是孩子的父亲，但还是这么对他说了。当时是凌晨一点，他们刚在赌场用过餐，詹娜·罗丝的母亲便走了过来，坐到他们桌边。在此之前，拉斐尔之子根本不认得她，也不知道她竟会认识詹娜·罗丝。但他能看出这两个女人长得像，尽管相像之处已没那么明显，可他还是能隐约觉察到自己中了埋伏。

他没像老套剧情的男人那样退缩或皱眉：可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怎么知道孩子是我的？他提出由他为堕胎买单，外加1,500美元的“零用钱”。詹娜·罗丝正欲同意，却被母亲那老头儿一般的沙哑嗓音给打断了。

“这可比你为孩子付十八年抚养费少多了。”

拉斐尔之子的眼中燃起了怒火。为了掩藏愤怒，他低头将目光掠向桌面，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弹起一粒面包屑。他一再沉默不语，最后都能感到汗水浸透了衬衣。

“你要找碴儿，那可是挑错人了。”他对她母亲说。

说完以后，他便彻底不再理会她的母亲，而是告诉詹娜·罗丝这是他能开出的最好条件，给她三分钟时间做决定。如果她拖延不答，他转身就走，根本不在乎她和她所称的胎儿会怎样。他把一百美元钞票扔到桌上，然后站起身，把左手抬到胸前，看着手表。

“现在开始计时。”他宣布。

詹娜的母亲骂他是“阿拉伯臭狗屎”，然后转身回到吧台后面。就在她转过头背对他俩时，她对詹娜·罗丝说：“去他妈的。他那是在唬人。”

三分钟后，拉斐尔之子走出了赌场。

詹娜·罗丝事后说，她一直在苦等拉斐尔之子回来。母亲告诉她，那样的一个男人——阔绰的中年人，很可能已婚，尽管没戴婚戒，可能是个阿拉伯人、“眼朗人”或是犹太人——绝不会贸然让怀孕的姑娘去惊扰他的家人。詹娜·罗丝不知道自己怀孕多久了，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拉斐尔之子才会屈服。她没有想过，他可能根本就不相信她怀孕的说法，他可能认为说不定她是在撒谎，她会私吞堕胎的钱和额外津贴。他也不知道那孩子究竟是不是他的；她每个月见他一次，见男友的次数却频繁得多。他还没蠢到会在不加防护的情况下做爱，说实在的，一次意外结果就怀孕的概率能有多大？但是这种思考方式——将心比心地试着以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对詹娜·罗丝这个年纪的姑娘来说可不容易做到；她也没意识到在有些问题上，冒一次险就可能招致某些永难消除的后果。当老海军背心和救济军的牛仔裤已装不下詹娜·罗丝那日渐膨大的肚子时，她甚至还在等拉斐尔之子回来，带来更优惠的条件。

她母亲找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个律师写了封信，威胁提出要求确认生父的诉讼。显然，律师并未要求拉斐尔之子接受验血，只要求他承诺向詹娜·罗丝支付医疗费，外加每月2,000美元的抚养费。

每月2,000美元是詹娜·罗丝闻所未闻的天文数字，她的孩子也根本用不完，但与拉斐尔之子的支付能力或是与他在其他孩子身上的开销相比却少得可怜。若是换作任何别的事，他都会拒绝服从，再反诉对方，比他们花上更多的钱，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但在这个案子里，他十分明智地意识到，打持久战的潜在危险远远超过了投降的成本。

因为怀孕，詹娜·罗丝失去了车手男友，可她倒并不介意生小孩。她很享受她从同事和陌生人那里得到的关注，也喜欢顾客问她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想了哪些名字。她的母亲提早下班，带她去医院分娩，可无论詹娜·罗丝如何强烈反对，母亲一路都在车里抽烟。结果她们吵了起来，母亲在急诊室门口让她下车，随即驾车扬长而去。

医院里没人注意到约拿肚脐后面的小小光点。一个护士为詹娜·罗丝演示如何为他换尿布、喂食和包襁褓，之后就只剩下她自己，回到满是烟味的拖车上。她母亲白天在车上睡觉，每当婴儿哭闹时就勃然大怒。抚养费刚一寄来，詹娜·罗丝就赶紧搬离拖车，住进一家公路旅馆，房费每天六十美元。她在那里过着女王般的日子，感觉安全有了保障，能在约拿睡着之后一次离开一两个小时，出去跑跑腿，或顺路去家得宝超市见她开始约会的一个男孩，他是那儿的起货机操作员。她第一次与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发生小冲突是在约拿十个月大的时候，那时约拿已经会走路。她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汽车旅馆的店主就报了警。店主是个尖酸刻薄的越南女人，只有当她乐意的时候才听得懂英语。那天下午来了一辆巡逻车，警察们跟詹娜·罗丝足足谈了十分钟，然后向县里打了个报告；不过，还要再过整整七周才会有社工顺路来汽车旅馆看望约拿，到那时，母子俩早已搬走，跟詹娜·罗丝在家得宝工作的男友住到了一起。

十三个月大时，约拿从他与詹娜·罗丝跟男友挤在一起睡的床上掉了下去，摔断了胳膊。急诊科医生在检查他是否有遭受虐待的迹象时，留意到他腹部的亮光。他们在X光片上和做核磁共振成像检查时都看到了同样的亮光，一致表示之前从未见过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等候室里挤满了重伤患者，治疗区的轮床上也躺满了病人，因此他们无暇研究这个小男孩的发光之谜。急诊科医生建议早点儿带约拿去看儿科医生，一名社工把“圣伯纳迪诺市立儿童和家庭服务机构”的电话号码给了詹娜·罗丝，那里免费提供儿童养育和安全课程。可詹娜·罗丝根本找不着什么儿科医生，约拿也没病。他即便胳膊打着石膏，仍旧非常活泼好动，令人精疲力竭。

2008年，家得宝男友决定搬回他父母在亚利桑那州的家里住。他想让詹娜·罗丝一同前往，但约拿则另当别论——他太占地方，要求也太多，为什么不把他送还给他的“犹太蠢驴父亲”呢？

因为詹娜·罗丝爱她的宝贝孩子，又因为他们仨要依靠抚养费过日子，所以不能这么做。如此一来，要走，要么带上她和约拿，要么谁都别带；“家得宝”可以一个人去亚利桑那，她根本就不在乎。

他们把约拿装上车，沿40号州际公路向东行驶，但是约拿哭闹个不停，折腾起来没完没了，还多次尿湿了裤子。在尼德尔斯，“家得宝”在里约多索酒店订了间房。他跟詹娜·罗丝吵了一宿。早上，他们开到里弗赛德，又住进另一家汽车旅馆。“家得宝”在那儿喝醉睡着了。詹娜·罗丝带上约拿和车钥匙，沿原路，径直往巴斯托开。

开出十英里后天开始下雨，她发现车的雨刮器坏了。她又勉力前行了一阵，但是雨下大了，车内闻起来如同堆了一千个贝壳，广播里发出暴洪来袭的预警，于是她驶下高速公路，朝着远处的一个加油站开去。

消防队员将她从车里拽出来时，她已死去至少一个小时。他们找到了卡在路旁两根金属短护栏之间的婴儿汽车座椅，约拿当时还在椅子里。他们猜测，孩子的母亲在汽车被彻底淹没之前松开了座椅，将它推出了车门。

翌日凌晨两点二十七分，里昂从他的车里看到4路公交车在日落大道和梅普尔顿街角停下，乔治·P. 卡特三世，即“欧托滋男人”，下了车，踉跄着沿街走去。他径直走向建筑工地。里昂在大门外的人行道上跟他见了面。

“你想干什么？”欧托滋男人说。他根本没停下，甚至都没放慢脚步。

里昂举起胳膊，挡住围栏上的豁口。

“首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你在那晚目击了谋杀案，你根本不可能看到？”

欧托滋男人上上下下地审视着里昂，随后把手伸进衣袋，掏出装着薄荷糖的脏兮兮的盒子。“你能给我什么呢？”他问。

“我不相信你知道什么情况，”里昂说，“我还认为，关于你眼睛的故事也是你胡编的。”

即使在黑暗中，他仍能看到欧托滋男人气得脸色发紫。

“不过，我还是想帮你摆脱困境，”里昂说，“你给我点儿有用的东西，我是说在那儿发生的事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他朝拉斐尔之子家被撞凹的大门点了点头，“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力帮忙，让他们重新审理和调查你的案子。我只能做到这些。我没法让警察局局长向你道歉，也不能让市长跟你握手，所以如果你还不满足，可以继续守着你那个胡编乱造的故事，一直到死。因为我向你保证，再没其他人会在乎这破事儿。”

他们打量着彼此。随后，欧托滋男人推开里昂的胳膊，拖着脚走进工地，然后褪下裤子。

“雪佛兰羚羊。”他释然地叹了口气。

里昂听到小便浇到地上的声音。

“租来的，”欧托滋男人一本正经地宣告道，“假车牌。”

里昂将手伸进衣袋去掏笔记本。“这你怎么知道的？”

一阵用脚蹭地的声音过后，欧托滋男人的声音从更贴近地面处升起。

“我听到那家伙停车。”他呻吟道。

“哪个家伙？”

“死的那个，你这笨蛋！”

“你听到他停车？”

“过了一分钟，他开始像婊子似的疯狂按喇叭。”

里昂琢磨着婊子怎么按喇叭，但没问出口。

“你怎么知道是他在按喇叭？”

“因为我憋住屎，把头伸出去，什么都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

“那辆雪佛兰肯定是辆逃逸车。我下公交时，它还不在那儿。”

里昂可以想象陪审团想方设法去理解这段证词时的样子。“那你是什么时候看到它的？”

“它开走的时候。你简直是个笨蛋。”

“你还看到了什么？”

欧托滋男人不慌不忙地提上裤子，把浮土踢到粪便上。

“雪佛兰开走时，之前那辆车的司机在哪儿？”

“还在那儿，”欧托滋男人朝大门比画了一下，他大笑起来，“已经不再按喇叭了。”

“你认为他死了？”

“我认为你要么滚蛋，要么就给我二十块钱。”

里昂选择了后者。

“你看到雪佛兰的车牌了吗？”

“我告诉过你，那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租来的车的车牌上有那种恶心的框子，上面是公司的名字。这辆没有。”

里昂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还费神接着聊。“那你怎么知道它是租来的？”

“我跟你说：车是绿色的，森林绿。你要是找到一辆差不多那样的绿色新车，它一定是租来的。”

“还有吗？”

“有个女人待了一会儿。”

“女人？”里昂惊诧道。

“对啊。像只湿透了的耗子。”

注释

1　氟锑酸（fluoroantimonic acid）：氢氟酸与五氟化锑反应后的产物，是目前已知酸性最强的物质。

2　英制面积单位，1平方英里约为2.6平方千米。

洛杉矶　1997年

从1977年算起，在诺尔被绑架的十八周年之际，伊丽莎白和霍尔注册登记了他们的公司“Z工业”。一年内，他们就已筹资创造并试验了一台样机。又过了两年，他们开始生产制造雷达。直至2000年，他们又有十几项设备已经申请专利或在研发中，还创建了从帕洛阿尔托到特拉维夫乃至班加罗尔的天使投资网络。

他们的圆满成功，湮没了他们共同记忆中多年的奋斗与艰辛、深夜的祈祷与清晨的绝望，抹销了伊丽莎白没陪在安吉拉身边从而导致母女关系淡漠的那些时光，还消除了霍尔彻底的心碎神伤，这心碎已让他失去了牙齿、头发和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应有的每一丝青春活力。在Z工业成功的神话中，四十年的钻研与试验，两个杰出头脑的通力合作，以及这对执着痴迷者付出的不懈苦功，都被概括为只是交了好运，它只是一个恰逢科技爆炸时代，形成、胀大并持续膨胀的泡泡，用人们的话说，这全仰赖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荒谬繁荣。只不过，这个泡泡没有被撑破，究其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伊丽莎白的才思极为敏捷，绝不会做出差劲的投资；也有人说是因为霍尔极其聪明，所以始终领先市场一步。然而，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

不论股票市场如何波动，Z工业都能持续兴盛的原因其实在于它的根本目标并非逐利。伊丽莎白和霍尔都不曾像正常人那样，有过一星半点贪图享受的念头。对他们而言，金钱是你用来换取机遇，去追求其他更长远路途的东西——那条路会将他们带离平凡的生活，让他们沉迷于静谧而恒常的数字模型中。

在侯赛因·泽莫罗迪作为21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成了《华尔街日报》头版人物的十年之后，他仍旧穿着不搭调的衣服、戴着松垮的假牙到处跑。有时，他的确想显得体面些，于是就会穿着各式各样彩色蜡笔画似的衣服——蓝色或橙绿色，还有一次是黄色——从巴尼斯或拉夫劳伦的店里走出来；他不在乎，因为他是色盲，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商店的营业员也不愿冒着得罪持有黑卡顾客的风险，指出他整套服装选择上的问题。他始终未婚，也不交女朋友。他把全部家当装在一只大旅行箱里，辗转于一家又一家酒店的客房，衣兜里揣着一点点现金，打死也看不出本田和兰博基尼的区别。

伊丽莎白对待财务问题则敏感得多，不过就像约翰·韦恩一样，她的“补救办法”是设计出更加新颖的方式，将钱给出去。她在有足够的钱购买独栋住宅甚至只是公寓之前，便已创立了一个基金会，还聘请约翰·韦恩昔日的女友来运营。那人名叫斯蒂芬妮·达洛尔，是名律师，瘦得像铅笔杆，总是喜欢把自己晒成健康的古铜色。从那时起，伊丽莎白就已不再是孤苦的寡妇伊丽莎白·索莱曼了，她成了当地神话中“了不起的伊丽莎白”。

拉斐尔之子决定改建伯克广场的住宅，于是带着内达迁到了位于威尔夏区曼宁走廊大街的公寓。在安吉拉看来，他这么做是因为那幢楼里住的大多是伊朗人，这意味着他可以炫耀自己取得的新近胜利，确保社群中的其他人比他在《洛杉矶时报》上刊登一整版公告还更迅速地听闻此事。这也是他在房地产市场树立自身财务优势的机遇：由于前任业主们欠他债务无法偿还，他便收回了他们公寓的抵押品赎回权。

楼里的所有邻居几乎都知道或听说过索莱曼家族，还有他们与拉斐尔之妻及其子的敌对关系。许多人知道他在伊朗身为“贾迪德·阿尔”的岁月，有几位甚至曾是他敲诈勒索的受害者。无论是在大厅和电梯里，还是在楼道和车库中，他们都用困惑与义愤交织的眼神盯着内达，窃窃议论她日渐膨大的肚子和过于紧绷的衣服，谈论她明知他和他母亲都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们极不光彩的过去，明白他带她入住的公寓其实是从真正的房主手中攫夺来的，那她夜里怎还能睡得着觉呢。有时，年长的女人会在过道里截住内达，为的只是要提醒她，她父亲享有美名和声望，做子女的要保住父母的“阿比路”是多么重要。

邻居之间窃窃私语：你想想看，虽说是个新娘，可她看起来的确早就有孕在身了；说实在的，对一个在美国养大的姑娘，你还能指望什么呢？这儿的孩子毫无责任感可言，他们不会感到愧疚，也不认为对父母负有义务。难道你还没从他们所有的电视节目里看出来吗？孩子一贯正确，他们总是告诉父母要如何生活；每部情景喜剧每一集的结尾都是父母向孩子道歉，或至少是承认孩子最明智。

直到妮可出生，内达才终于有了个需要照顾的人；在此之前，她始终低头耷脑的，让别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她简直是太愚蠢了，就连自己有多难堪都不知道。在那之后，她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女儿身上，甚至以女儿为借口逃避家庭聚会，刻意避而不见伊丽莎白和安吉拉，甚至她的亲生父母。仿佛她与魔鬼做了交易，打算坚守自己的结局；又仿佛她委身于拉斐尔之子，是为了换取生养孩子的机会。

但可悲的是，倘若内达希望通过疏远别人能将他对她父母和伊丽莎白造成的痛苦降至最低的话，那她就错了。对他们而言，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在最艰难岁月里曾维系两家关系的友谊与信任的纽带，已逐步瓦解。

安吉拉从法学院毕业以后，继续待在纽黑文工作；妮洛则前往波莫纳钻研火箭。无论她俩如何主动联络内达，内达都反应冷淡。她的父母既不能心平气和地接纳拉斐尔之子这个女婿，又无法彻底与女儿断绝关系。有几次，他们曾痛苦地试着忍受拉斐尔之子在场作陪，直到他最后宣布，他们对他毫无用处，还对内达说不欢迎他们来他家。如果她想的话，可以独自去看望他们，甚至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只要别带他们到我近前就行，不然的话，我就得叫他们把三流的昔日‘塔夫提’式的傲慢都抛到九霄云外去”。

内达在婚后一如她婚前那般孤独。只是如今，她没法再欺骗自己说，有朝一日，在某个地方，她会培养出一种性格，找到一些勇气，克服导致她跟几乎所有人相处都感到羞怯窘迫的那种局促不安。她是个尽心尽责的母亲，可就连跟女儿们相处时她仍然怀疑自己，猜忌她们的一举一动，后悔做出的每个决定。后来，当她每天开车接送她们上下学时，从没一次有勇气站在其他家长身旁跟他们聊天。她独自去参加所有的家长会，观看她们的演出和放学后的比赛，因为拉斐尔之子“总是拼命忙着赚钱，这样才能维持你们时髦的生活方式”。她大着胆子去参加午餐会、女孩成人礼和学校的筹款会，身穿昂贵的衣服，吞下大把的阿普唑仑来帮自己克服社交恐惧。她全程都坐在同一个地方，呆板地微笑着，佯装乐在其中，之后开车回家时却一路痛哭不已。

后来，拉斐尔之子走了，还盗走了每个人的钱，内达这才切实地尝到不受待见的滋味。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金钱本身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那几年，金钱充斥着整个社会，太多的人挣钱都过于容易了。正因为它充斥全社会，寻常的洛杉矶人在参加安息日晚宴，去犹太会堂，或是参加孩子学校的家长会时，以及女士们在每周的牌局中，谈话总是不可避免地沦为情绪激动、夸大其词又极为详尽地讲述“别人”上周赚了多少钱。赚钱的路子不只是发展迅猛的网络科技或是价格高涨的房地产业；亦不限于股票市场、九十九美分的低成本商贸或电子产品。这些“别人”只要早上醒来或是一息尚存，就能捞进数百万美元，或者像“了不起的伊丽莎白”那样，懂得该买入什么样的小型初创企业，然后在什么时候卖掉它。

挣钱看似易如反掌，任何没能暴富的人不是鲁钝迟缓，就是不够积极主动。医生、律师、会计、建筑师和工程师——尤其是工程师——任何挥霍岁月去追求更高的教育、后来依靠支付时薪的工作还清助学贷款的人都是在虚掷光阴。且不说他们的父母做出各种牺牲才把孩子送进大学，也不说这些孩子在高中和大学里焚膏继晷，刻苦钻研，耗费数年求取学位和完成实习，毕业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可如今又怎样？如今，他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年只能挣上十万美元，而他们班那些“不太聪明”的同学、退学生和逃学生们，今天在拉斯维加斯买了块地皮，不出一个月将它卖掉，便能获利一倍。

至于伊朗人嘛，他们最终坦然接受了“名字在美国一钱不值”的事实。它伴随个人的生死存在或消亡；只要花上几美元，就能通过法定手续修改；除非你是范德比尔特[1]或肯尼迪家族的一员，抑或其他某个亡命徒摇身变成的政治家，否则你的名字还不如社会保险号、邮政编码或银行账号更能说明你本人的情况。

在革命后的几年里，这就是伊朗人在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和帕洛阿尔托发现的真相：美国富人头上围绕的光环，实际上就是把一美元变成十美元的那个零；零的个数越多，光环就越闪亮。对多数人来说，似乎周围每个人都在大把捞取这些“零”，唯独他们自己错失良机，只得靠努力奋斗去支付房租或偿还房贷，还要付租车费、私立学校的学费和不可少的成人礼的筹办费。

此时，拉斐尔之子现身了。他眯着一双近视眼，步态好似企鹅；他声称塞满行李箱的所有那些钞票都是他的“祖产”；当他“砰”的一声打开箱子，宣布在他挣钱的地方还有好多钱可赚，只要跟着他一起投资，你就一定能把钱捞回来时，一直等待机会赶上美国致富大赛的所有那些伊朗人，以及所有那帮盼望让自己在美国已赚得的数百万财富翻番的家伙，都将常识和浅显的道理弃于一旁，把他们毕生的积蓄交到拉斐尔之子手上，甚至大多连收据也没有。

他们这么做——信任一个出身有污点、编造血统，往好里说，财富来源也算可疑的人——是因为他们喜欢他的承诺，还眼见这种事就发生在他们周围二十岁的大学生身上：这些年轻人最大的成就无非是敲击电脑键盘，直到突然冒出个不错的点子，转瞬间就成了亿万富翁。

且不说他从伊朗带出来的“祖产”都不是他自己家的；也不消说，他从富人的妻女们手中敲诈勒索了大量现金、宝石、古董地毯和千年艺术品，革命让那些富人锒铛入狱，甚至被判死刑，直到政府和大批像拉斐尔之子这样的“促成人”获得相当可观的“捐赠”后，他们才获释出狱。甚至也不必提起他自己的会计员——那个满脸病容、每天抽四包万宝路红标香烟、竭尽全力作死的亚美尼亚人，还经常告诫上了年纪又不那么富有的“投资者们”别把钱交给拉斐尔之子。可人们依旧说，这个家伙白手起家，赚了大钱，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是对的，拉斐尔之子的确明白他在干什么。

对于自己为什么能为任意数额的存款支付如此之高的利息，拉斐尔之子的解释是，他投资的方式旁人几乎都做不到。在那个年代，华尔街造就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硅谷和其他地方也纷纷传出“乞丐变富豪”的故事，因此这也并非多么不可能的事；况且干那一行的也不止他一个。他的投资者们正如其他曾经陷入骗局中的任何人一样，都要承担自己鲁莽草率的罪责。

而拉斐尔之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要追求自身的富足，还想毁掉他的受害者。他对朋友与仇敌、家人和陌生人“一视同仁”。最终，他就连岳父也没放过。

多年来，他不停地对内达说，无论她的父母怎样假充斯文，他们的寒酸不仅对他，甚至对妮可和凯拉来说也很难堪。

“当别人看到你过得像女王，而你爸爸却跟骡子似的，拖着一箱箱黄瓜和一袋袋大米，这可不合适，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好。”

2005年，他提出要帮瑞伊斯夫妇“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他说如果他们同意偿还抵押贷款，他就会交纳首付款，以便他们能买下一爿商店。

若是在以往，当瑞伊斯医生尚未丧失尊严与傲骨，没将雄心壮志跟奖章和回忆一同埋葬的时候，他宁可从行刑队面前昂首走过，也不会从拉斐尔之子手里拿一毛钱。即使是现在，当他的后背已经因搬举重物受到永久性损伤，双手像农夫似的皴裂时，他对这个提议的第一反应仍是义愤填膺。

“告诉你丈夫，我们谢谢他，”当内达为他和吉芭捎来拉斐尔之子的口信时，他说，“但我们不是乞丐，不会为了要活命去欠他的钱。”

当时，他们租住在凡奈斯区穆尔帕克街上的一幢没有电梯的大楼里，吉芭已经失业五个月了。他们的收入只有从本尼农产品店挣来的每小时七美元的工钱。妮洛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参与火星探测项目，她一直给父母寄钱；吉芭在伊朗的兄弟们亦如此。内达本也想帮忙，可她从来攒不下什么钱：拉斐尔之子允许她刷信用卡，却刻意确保她手头总是缺少现钱。

从他们结婚之初，他就一直这么干。内达曾一度试图在购买杂货或在药店买药时，通过要求返还现金的方式绕开这一限制，但拉斐尔之子在月底检查信用卡账单时发现了。他销掉了她的信用卡，一连十二周都没给她新卡。他直接给女仆发工资，这样内达手上根本不过现金，而他给女儿们的零用钱却颇为慷慨。他想让内达记住是谁在供养她，她又是多么需要他。

或许是因为对父母爱莫能助而感到内疚，也可能是害怕他们拒绝的话会触怒拉斐尔之子，总之，内达坚决希望父母接受提议。每周一次，她会在瑞伊斯医生不上班那天去看望他们。她开车去到谷区，在他们的公寓里度过下午的时光，因为不朝阳，屋里永远是半明半暗的。每次探望或与吉芭通电话时，她都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她们俩都明白，一旦她——吉芭——答应了，那么瑞伊斯医生也只好同意。他在美国很快悟出了这一点——在家里做主的人不一定是父亲，而是挣钱最多的那个人；在伊朗时，他曾因忽视妻子的恳求而危及全家人性命，使他们沦落到后来的田地，因此他再也不能独断专行了。

当你正依靠曾极为敬重你的成年子女给的一点钱度日时，也无法在许多决策上独断专行。而最终，当你已逾退休年龄，却仍在等待自己取得重大突破时，就更无法拒绝类似拉斐尔之子施舍的这种机会。

在皮科－罗伯逊区的所有伊朗杂货店里，本尼农产品店规模最小，利润也最薄。店主巴不得卖掉这个鬼地方，留待瑞伊斯夫妇去让它起死回生呢。

在结婚九年后，拉斐尔之子终于让妻子感到嫁给他的姗姗来迟的幸福：他对她父母的态度，交钱和签合同时的轻松与迅捷，甚至表现诚恳地与瑞伊斯医生握手并亲吻了吉芭——“祝贺您，夫人，我祝你们取得成功；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请随时联系我的助手艾迪”——所有的举动都使内达相信，他的为人实际上要胜过自己对他的评判。

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九岁，另一个七岁，因此不妨说，内达在过去八年里都不曾与丈夫亲密过；自打他们从医院把凯拉接回家以后，便一直分房睡。在内达哺乳期里，拉斐尔之子搬到了走廊另一头，以便夜里睡个好觉。在那之后，他作为父亲的主要功能就是写支票，外加抱怨私立学校的学费和孩子们的课外活动费用太高。他为女儿们花钱举办奢华的生日派对，甚至更为豪奢的成人礼，但从不在策划工作上花一分钟时间，宴会刚一开始便急着走人。

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对自己最需要的人怀恨最深？拉斐尔之子是否因此而对他如此渴望接纳自己的社群深恶痛绝？既然他最终已达成心愿，砸开了大门，将自己安插到每次商界聚会、非营利机构的委员会和社会活动中，却又为什么几乎无法容忍那里面的人呢？

或许可以预见的是，那个唯一看到瑞伊斯医生从本尼农产品店的售货员升为店主以后并不高兴的人是安吉拉。她从妮洛那里听到消息后，立即警告说这样做会招致可怕的恶果，例如但不限于破产、入狱、离异，或是“幸运的”新店主遭人谋杀或自杀。那年，安吉拉三十三岁，在一家大型高档律师事务所工作，较之以往更加放肆和武断。她不在乎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已变得多么富有，也不关心在抵押贷款相当容易取得的年代里，在男女老少面前，成功之门是如何豁然大开，她清楚拉斐尔之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能猜到他对岳父母打的什么算盘。

她前往本尼农产品店当面告诫瑞伊斯医生。医生仍旧每天穿着正装，系着领带，站在收银台后面，查看着一磅又一磅的日本茄子、印度茶叶和以色列腌黄瓜。她警告说他犯下了平生最大的错误：“这比你当年不听吉芭姨妈的劝告，结果被困伊朗还要糟。”他不仅跟魔鬼立约，还向他借钱。“我想说的是，谁告诉你这是个好主意的？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我保证他居心叵测，一旦你让这地方好转起来，盈利了，他就会出手。”

瑞伊斯医生觉得，在本尼开始盈利之前，他和吉芭恐怕早已作古。他们买下这地方还不到一个月，它便已耗费了他和吉芭仅存的全部精力。她总是这儿疼那儿痛的，不停地跟他们雇来接替瑞伊斯医生在库房工作的洪都拉斯男孩寻衅吵架。她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跟别人说话，而内容总是关于卖家如何欺骗他们，或是顾客如何轻视她。瑞伊斯医生早就料到，尽管他之前已为本尼农产品店服务多年，但他和吉芭年纪太大了，也缺乏经营这种商店的经验，在他们接受拉斐尔之子的提议前，他就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可如今他们已到了这般田地——又能怎样呢？——他们只有奋力一搏才能不败。

“别太担心我和妻子，”瑞伊斯医生对安吉拉说，“我们已经时来运转了。在我离开你们大家以前，你只用确保自己和妮洛都找到丈夫，再生几个娃娃啊。”

较之其他任何问题，安吉拉在婚姻问题上与“迷惘一代”的伊朗女性尤为相近，她们在幼年或少年时逃离祖国，陷于东西方之间的尴尬境地无可依傍。她们逃离故国时太年轻，还尚未被传统价值观塑造成形；可她们业已长大，又无法彻底理解和适应美国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些女人在寻求“明智的”婚姻带来的安全感和“真爱”的吸引之间摇摆不定；她们意识到应该充分利用青春和美貌，确保经济上的安稳，创建朝气蓬勃的健康家庭，却又被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脑力和个人力量深深诱惑。大多数伊朗男人觉得她们太过摩登，而大部分西方人却认为她们太过守旧。

正如拉斐尔之子对阿拉姆兄弟道出的名言那样，洛杉矶实际上是座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形象中充斥着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加利福尼亚姑娘和小伙儿，他们全都面色红润，身穿超短裤，在沿着海滩骑行。可事实上，住在此地的每个人几乎都不是加利福尼亚本地人，金发碧眼也只是化学作用的结果，另外在洛杉矶县人们使用的语言超过了224种。

这种状态让外国人更容易感到舒适自在，但也确实存在一些弊端：每个族群的成员只要一到此地，便立即加入他们各自的小部落，之后永远待在那里，或多或少也还算和睦。但每个部落都有很强的占有欲和领地意识，并始终受到邻近部落的成功或扩张带来的威胁。在城中某些地区，他们将恐惧诉诸AK-47步枪和《宪法》准许持有的其他大杀伤力武器——因此，该市以“世界帮派之都”而闻名。在其他地区，比如在西区，他们将战争带到了私立幼儿园的沙坑和操场上，带进了市议会的会议室和犹太会堂的圣所中。

在每个部落内部，当西方价值观初现威胁，进而蚕食，甚至吞没昔日的信念和传统那垂死的残骸时，一场消耗战就此上演。安吉拉了解那种战争。对她来说，这场冲突塑造了她成年后的全部生活。因此，她去接受一流的教育，事业有成，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因此，她始终独身，没有孩子。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中期，安吉拉正处于约会的年龄，社群中的年轻人都被寄望于跟其他伊朗犹太人结婚。若非如此（比如跟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结婚），那么做父母的只得守丧七日。对此，安吉拉经常感到荒谬可笑，因为他们已然选择在美国而非伊朗生活；但这大体上与她本人无关，反正也没有“正常的”白人男子曾对她表示过真正的兴趣。实际上，正常的白人男子认为，他们能找到比伊朗女人更好的伴侣。

所有那些抱怨伊朗人不愿混同和融入更大范围社群的洛杉矶本地人，责怪伊朗父母坚决要子女跟其他伊朗人结婚，也埋怨那些子女基本只跟其他伊朗小孩亲近。所有昔日的移民都对新来的移民缺乏尊重，正如他们自身也曾经历的那样；如今，他们却忽视了自身在维持部落之间的分隔状态中所起的作用。

正常的伊朗适龄男子也没在安吉拉面前排起长队要求迎娶她。她不够漂亮，满足不了未来婆婆对外貌的要求；她也不够富有，无法左右他们的父亲放弃那些要求。二十五岁一过，她就不仅是不够漂亮和富有了，而且年纪也太大。不知不觉间，她就二十七了，年长的女人会说“她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之类的话，那语气仿佛她已经死去或是命在旦夕，错过了姑娘们被认为是值得娶进门的三分钟机会的窗口。后来，她三十了，拥有常春藤学校的教育背景和高薪的工作，但在社群里任何人心目中，她都是个现成的悲剧，因为她一直没嫁出去。并且后女性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伊朗人特有的：大多数美国女性也一样——认为婚姻才是最佳选择。

当安吉拉年满三十岁时，她在穆赫兰道买下一栋俯瞰山谷的小房子，还告诉自己必须学会接受她无法改变的事。三年后，即2005年，她三十三岁，已然接受自己或许正朝着永远“没有丈夫”的终点进发。大多数时候，她对此并不介怀，但是每隔一阵子，当她看到一个孩子，通常是陌生人的孩子时，总会心头一沉，直到多日后才能摆脱那满腹的忧伤。

自从约翰·韦恩去隆波克自首以后，她就再也没见过他，但她一直算着日子，知道他快要出狱了。他被判十三年监禁，已服刑十一年。在联邦监狱，犯人每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获得五十四天减刑。假如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减刑，在接下来数月中的某个时间，他就能获释了。直到现在，安吉拉始终尊重他孑然自处的愿望，可“凡事总有个限度”，她向伊丽莎白宣布了自己要去探望约翰·韦恩的意图：“他现在随时都会出狱，需要有人帮他过回正常的生活。”

安吉拉关于“约翰·韦恩需要帮助”的想法是对的，但她算错了出狱的日期。她到达隆波克时，才发现他在六十三天前就获释了。“因为五十四天的规定嘛，您瞧呀，从东海岸来的律师女士，它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都喜欢约翰·韦恩，连看守也是。”

她焦头烂额地试图在能想到的每条路上找寻他的踪迹。那时，她正担任公职律师，工资比在私营律所时少了一半多，所以雇不起她认为要追踪一个决意隐遁的有前科之人所必需的那种调查员。她觉得这是伊丽莎白欠她的情，实际上是她欠约翰·韦恩的情，尽管他曾一度恳求与她们断交。

安吉拉并非有意生母亲的气。她过了三十岁以后，确定自己已经能够理解，甚至谅解为什么伊丽莎白没有时刻对她关心呵护，因为幼年时，伊丽莎白的母亲就没这样对待过她。安吉拉能够理解，早年间的损失、颠沛流离与随之而来的艰苦奋斗是如何扼杀一个人心中被女儿渴望获得的那种柔情的，即使是像伊丽莎白这样坚定执着的人。她也能想象到，在埋葬了一个孩子以后，伊丽莎白或许会犹豫该不该对另一个孩子爱得太深。

不过还有些事情，即便安吉拉已经谅解，却无法释然。其一是自幼年时起便被灌输进她头脑中的极端自立的习惯；另一件是孑然独处和疏于联络。这在曼哈顿很容易做到，她在那儿没有家人，也不喜欢任何一个同事。但当她搬回洛杉矶之后，经常碰见高中时代的老相识，还有一些认识她，尽管她并不认识的人会走上前来，在马路中央、餐馆里或是说实在的，在随便什么地方截住她，打听“你亲爱的妈妈”。最终安吉拉才搞明白，他们对伊丽莎白的个人情况掌握得比她还多；并且，仿佛这样对她当众羞辱得还不够，他们总是继续询问安吉拉自己的隐私，好比说她结婚了没有，如果没有也“别担心，现在的姑娘结婚都晚，有的甚至跟美国人约会。你肯定会遇见不错的小伙子的，你那么聪明，事业有成，还有其他好多资本呢”。

“翻译过来就是，”安吉拉在电话里气冲冲地对妮洛说，“也许你很聪明，可一点儿也不漂亮；或者说，一定会有什么人为了得到你妈妈的钱而娶你。”

最后这一点——关于伊丽莎白的财富很可能为安吉拉招来夫婿——算是合理预测，因为世界各地的每个社群中都有这种事，尤其是当它涉及巨额资产的时候。

伊丽莎白的宅院位于布伦特伍德的奥克蒙特街，她花费重金使它看起来并不奢华，反倒颇具禅宗的简洁。所有的线条和框架都笔直流畅，每道墙面都平滑朴实，每种色彩都柔和悦目。女仆身穿CK的无袖灰色女装，男仆身穿白色正装衬衣和量身定制的灰色套装，打着灰底白条纹的领带。他们讲话的声音都如同休闲健身中心的服务员——训练有素，音量仅略高于耳语，它昭示着价格不菲的安静肃穆、用黄瓜片调味的自来水、十八种草药茶和雪尼尔浴室拖鞋。

在此背景下，伊丽莎白家中那位自封大管家、处处提防的看门人斯蒂芬妮·达洛尔犹如恋爱中衣着考究的人般显眼。她身材高挑，瘦削，很享受在日光沙龙里把皮肤晒成古铜色，看上去就像一名里约热内卢的沙滩排球运动员。斯蒂芬妮·达洛尔属于那种在加利福尼亚沿岸随处可见的不幸身处富贵之家的人，她们通常是些四五十岁的女人，内心纠结而痛苦，曾一度相信自己能够并应该得到一切。起初，她们受过良好教育，聪明伶俐，迷人而自信——哦，没错，还身材苗条，有着健康的褐色皮肤和结实的身体——她们认为生活——还有男人——将会公平地回报她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在离过一两次婚和一连串的恋爱失败之后，她们依然聪明、受过教育，依然只穿4码的衣服，可如今她们依靠不加调料的沙拉和脱脂拿铁度日，改用喷雾剂而不是躺着晒太阳让自己变黑；要是在圣莫尼卡的台阶上跑上跑下，肯定会弄伤膝盖，所以她们只好每小时付180美元，雇用健身房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小伙子来帮忙完成“定点减肥”训练。比这些女人年长十岁以上的男士不会考虑与她们约会，因为她们太老，要求也太多，还有“太多的包袱”。同龄的已婚女人对她们退避三舍，未婚的则同她们争抢新近离异或丧偶的男士们的注意，而那些在离婚前或妻子刚患病的一刻没被人抢走的男士可谓凤毛麟角。

斯蒂芬妮穿着铅笔裙和蜥蜴皮的便鞋，在她的车里听着自助课程，用“亲爱的”来称呼每个人。她无可挑剔地服侍着伊丽莎白，却讨厌伊丽莎白的不知感恩与抠门，当然，她抱怨伊丽莎白吝惜的并非金钱或工资，也不是批准度假或病假，而是在分享介绍她那些英俊富有的单身男性朋友和同事方面。据斯蒂芬妮所知，伊丽莎白身边这种人可多着呢。七年间她们天天见面，伊丽莎白却从不过问斯蒂芬妮的私生活。你可以称赞她尊重员工的隐私，或许也可以认为她不问是因为漠不关心。而斯蒂芬妮认定是后者。周二下午她正要出门时，门卫来电称安吉拉来了。

“告诉她不行，”斯蒂芬妮冲门卫吼道，“索莱曼夫人正忙着呢，不见客。”

两分钟后，安吉拉驾驶着她的普锐斯，犹如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开着一辆玩具坦克似的，沿车道一路猛冲过来。

一个男仆引安吉拉来到藏书室，关上房门。几分钟后，他端来一个小银盘，上面放着一瓶苏打水、一只水晶杯和一个装着馥颂巧克力的多姆糖果盘。他将托盘放在其中一张极简抽象风的桌子上，那种桌子经常被置于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展览。他用极其微妙的目光瞥了安吉拉一眼，问她要不要水。安吉拉此刻正如同一个不服管教的十岁顽童般，四仰八叉地坐到双人沙发上。

“不用，”安吉拉气势汹汹地说，“但请你转告我妈，我可没工夫整天泡在这儿。”

她琢磨着，这个男人好像是叫杰拉德。他好像曾在一家男士奢侈品商店当过经理，虽然挣着最低的工资，外加零星的回扣，可行为举止却仿佛他就是店主，还蔑视那些花了不少钱的顾客，直到最终被一个比他长相更英俊、手脚更勤快的人所替代，被迫去别处找工作。

“你在她这儿干了很长时间吗？”她尽量柔声问道。她明白自己在亲生母亲家感觉像个陌生人并不是他的错——实际上，她在母亲家的确是个陌生人。

“到今年八月就满五年了。”他说话时眼睛看向别处，小心翼翼地以此来表示对她举止的不满。

“嗯，”安吉拉高声寻思着，“我想知道为什么——”

“以前我们的确见过，女士，”杰拉德插话道，“见过几次。”他漫不经心地低下头，离开了房间。

难道她们——安吉拉和伊丽莎白——在对待别人时，当真有天壤之别吗？

她听到鞋跟在灰色木地板上快速走来的声音，仿佛节拍器开始进入急板，她感觉自己的心因情绪而绷紧了。

“你来了我真高兴。”伊丽莎白在门口出现时说。转瞬间，她已抱住安吉拉，亲吻着她的双颊，之后说出了每个伊朗犹太母亲的标志性话语：“愿我能为你牺牲。”

“我一直想见你。”

安吉拉听到伊丽莎白说出“愿我能为你牺牲”或是其他任何母亲表达喜爱之情的话语时，总是感到沮丧。对安吉拉而言，这些说法感觉像是在蓄意破坏她几十年来对母亲发动的冷战。

伊丽莎白身穿一件普通（无疑很昂贵）的米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两英寸高的高跟鞋。她浅妆淡抹，除手表外没戴任何首饰。

“你工作很忙吧？”她用波斯语问。

“不忙，但我想让你做件事。也就是说，我希望你履行一项你一度疏忽的义务。”

听到这话，伊丽莎白的目光暗淡下来。她点了点头，然后苦笑道：“你是指约翰·韦恩吧？”

安吉拉常常惊异地想起，五十一岁的母亲是如此年轻，却又总显得那般睿智，理解和领悟事物总是那么神速。安吉拉不由得敬畏她，钦佩那种曾帮她多次浴火重生的力量。

“我根本找不到他的半点儿踪迹，”安吉拉说话间突然感到像是失去了亲人，“我觉得你应该雇个专人。我想这么做，可他们要价太高。”她匆匆环视了一下房间，仿佛是在证实伊丽莎白能负担得起。

“你觉得他想让你找到他吗？”伊丽莎白柔声问。

她说“你”，而不是“我们”，这在安吉拉看来真是个冷酷无比的立场。

“真见鬼，妈妈！”当她听到声音在屋里回响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叫嚷，“你也应该找他，你就不该一直不去看他。”

这不是安吉拉第一次责备伊丽莎白遵照约翰·韦恩的意愿而背弃他。

“我知道你想帮他。”伊丽莎白冷静地说。

“必须有人这么做。”

当伊丽莎白进门时，安吉拉起身问候，之后便一直站着。现在，她无力地坐回沙发上。

“他是为了我们才蹲的监狱。”她发觉自己快要迸出泪来，于是用一只手捂住脸来遮掩。

曾有过太多太多的渴望，又有过太多太多的失去。

“安吉拉，”伊丽莎白柔声说，“我也曾像你现在这样——年纪轻轻，认定自己想要什么。我了解那种需要，知道它看起来有多重要，又多急迫。但我希望你相信我说的话：有些真相还是不说为好，因为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会被未知困扰。”

瑞伊斯医生成了“矿坑中的金丝雀”[2]。

2008年，他收到一家银行发来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通知书”，而之前他从未与那家银行打过交道。他猜想是寄送失误，于是给银行打电话，告诉他们发错了。他本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

21世纪的头几年里，抵押贷款很容易申请到。拉斐尔之子几乎以他拥有的每样财产为抵押，取得了第二、第三笔贷款。贷款的实际用途只有他本人和开曼群岛的某些银行经理才知晓；但当破产日迫近时，他开始让银行在他加了过多杠杆的财产中随便拿。当然，没人通知瑞伊斯医生，以他的商店为抵押的贷款现已属于另一家银行。据他所知，拉斐尔之子在2005年完成首付之后就撒手不管了，而将商店登记在瑞伊斯医生名下。医生每次把抵押贷款支票交给艾迪·阿拉克斯，再由他转交给银行。

在瑞伊斯医生手握被汗水浸透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通知书”匆匆赶来那天，艾迪痉挛得异常剧烈。他刚看到瑞伊斯医生进来，便开始低声咒骂，随后用他那种在恼羞成怒时变得愈发浓重的亚美尼亚口音说：“跟其他所有人一起在过道里等着。”

此时，瑞伊斯医生往身后一瞥，这才留意到他进来时因情绪太过激动而漏掉的一幕：一队躁动不安、神情焦虑的男男女女沿着走廊，一径排到办公楼大堂，最后排了出去，一直站到了电梯旁。他很快得知，他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以为是误寄的信函或通知。

拉斐尔之子“破产”的消息传到洛杉矶的方式，就像其他大多数西海岸突发的头条新闻一样，都是通过长岛伊朗犹太人之间运转顺畅的流言网络扩散出去的。也许因为长岛只是美国的第二大伊朗犹太社群，所以早在移民开始大批涌入之前，“洛杉嫉人”[3]就对东海岸人具有一种稀奇而持久的吸引力。那时，只有几十个伊朗犹太人离开德黑兰到美国谋求出路。大多数人在纽约定居，投身房地产市场；许多人都极其成功。但那是在伊朗经济扩张的黄金时期——树上都会长出钱来，获利成了生而有之的权利；周末从德黑兰飞往伦敦的购物之旅，夏天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三个月公费旅游；工作日在将近午夜时分开始的通宵达旦的派对；私有村庄和纯种赛马，还有令英国王冠上所有宝石之和都为之失色的珠宝首饰。尽管这些离经叛道的伊朗人在纽约发展得风生水起，却尚未给德黑兰的家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无法说服他们背弃古老的家园——“因为我们是伊朗人，你知道的，我们是血肉至亲，永远都是”——转而投奔曼哈顿那落满煤烟的高楼、拥挤狭窄的居住空间和被闯黄灯的司机撞倒的风险。

革命唤醒了一部分身在伊朗的“血肉至亲”，促使他们拖着行李来到长岛，忍受暴风雪和飓风天气；但大多数人避开了这种刺激，去了西海岸。他们穿着厚厚的紫貂大衣，戴着貂皮耳罩，坐在前往曼哈顿的火车上，希望在那儿能咨询到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纽约人自我安慰地想，洛杉矶的气候让那些“洛杉嫉人”精神浅薄，外表虚荣。儿子带回家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怪兽新娘”，未来儿媳用他们的钱（因为对伊朗人来说，都是新郎家为婚礼买单）雇来的强盗般的派对策划人，都令他们进退维谷；他们彼此安慰说，影视文化让“洛杉嫉人”变得太过浮华放纵。经年累月，那些看透了抗拒无效的人都打点行囊，悄然搬到洛杉矶。其余的人始终在寻觅第一万个住在长岛上更好的理由。其实，只要单单一条就够了，那就是东海岸的女士和先生们受到了R. S. 索莱曼的殷勤礼遇。

在移民西方以前，伊朗人将美国奉为地球上唯一一个法律力量胜过立法者的国家。

“在美国，”他们心怀敬畏地对彼此诉说，“即便总统犯了法，也会被弹劾。”

总统或许如此，但华尔街的玩家们却是例外，哎哟，对了……还有拉斐尔之子和“杂牌军”。2008年的金融危机向此前曾吹捧美国司法体系的众多移民证实，这与他们已经逃离的故国颇为相像，法律基本只对穷人生效。

瑞伊斯医生没能从艾迪·阿拉克斯那儿得到答复，之后每天给拉斐尔之子的办公室、家和手机打去很多电话。他留了言，还试图自我说服并没在做蠢事。毕竟，比他更出色的商人已将更大数额的投资款委托给拉斐尔之子；他们不可能都是傻瓜。包括超级正统派、改革派和重建派在内的拉比们都称赞拉斐尔之子有金融头脑，对犹太教的每项事业都慷慨奉献；他们不可能全看错人。

他向内达、甚至向外孙女们求援，他对妮可和凯拉说：“拜托让你们的爸爸给我回电话——事情紧急，十万火急。”他回到世纪城的办公室，却骇然发现更大一帮惊慌失措、怒不可遏的客户正威胁说，如果艾迪不开门就要破门而入。

艾迪像风中的稻草人一样颤抖着，貌似快要中风了。他在屋里尖叫道：“我今天没法给你们钱！我根本就没钱。”

在之后的几天里，果然还是难觅拉斐尔之子的踪迹，有传言称他正准备进入破产程序，而他那帮在九十九美分廉价商店工作的土包子亲戚却正在用现金买下市中心和其他地区一个又一个街区的房产。艾迪被越来越多的客户围困起来，要求归还他们的存款。起初，他的言辞尤为尖刻，脾气也火爆；后来他的确感情崩溃了。别人冲他尖叫，他也尖叫着还嘴；他们恳求他，他就痛哭流涕。

“我什么也做不了，”他每天要重复一百次，后来终于关掉了他办公室的门铃和手机，“不该我还钱。”

他食欲全无，烟抽得也更凶了。他要吞下一整板安必恩才能勉强睡上两三个小时；他感觉浑身不舒服，盘算着如果他飞往伯利兹，谁还能照顾他的母亲。他打拉斐尔之子的私人手机——极为私密，只有约书亚·辛查、哈达萨·辛查和艾迪三人知道号码——冲他大吼大叫，直到拉斐尔之子挂断通话。

“你过来亲自答复这帮人吧。”他说。

“即使你不见他们，至少给他们回个电话，这样他们就不会来烦我了。”他说。

“如果你打算失踪，告诉我账本和办公室要怎么办。”他说。

艾迪无法说服他的老板不再躲藏，也避不开那些债主，就连在格伦代尔他自己家里也不行。他闭门不见老人和寡妇，因为不忍心直视他们；对于损失数百万的更为富有的债主们，他则往伤口上撒盐似的说：“如果你是笨蛋，那混账是小偷的话，这可怪不得我。”

后来，贾克内和雷西——“帽中鼠”和“那该死的蛇”来拜访了他，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性命堪忧。

安吉拉与妮洛开车前往市中心的庙堂街，希望说服破产法庭拖住或阻止拉斐尔之子和“杂牌军”的“抢劫”。在路上，安吉拉突然发现了约翰·韦恩。她们在主街和第七街的路口停下等红灯时，她碰巧抬头扫了一眼旁边车道上那辆橙白相间的城市公交。车窗边的男人看上去丝毫不像她幼年时熟悉的约翰·韦恩，可她还是当即认出了他。安吉拉挂上停车挡，把车泊在十字路口，连引擎都没熄、妮洛也还坐在副驾驶席上，便猛冲向公交车，使劲儿砸车门，直到司机注意到她。他没开门，而是指了指一街区开外的车站。安吉拉叫嚷着让妮洛坐到驾驶席上，跟上公交车，然后她自己跑着去跟公交车会合，不等乘客下车就上去了。她在台阶上跟约翰·韦恩撞了个正着。

从监狱获释时，他在一个旧账户里有几百美元，还有包括霍尔和伊丽莎白在内的一帮有钱的旧友，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帮他东山再起。但他从感情上不愿再回去，也没脸再见他们；他不愿想起自己曾是什么样的人，后来境遇又如何：他曾是个大施主，如今却要靠施舍度日。

他搭乘巴士从隆波克出发，经过175英里来到洛杉矶。他在旧日厨房帮工曼纽尔的一居室租屋里借宿了两夜，同住的还有四个在市中心亚当斯区工作的无证移民。他在狱中瘦了三十磅，脸色蜡黄憔悴，衣服破旧过时。他不遗余力购买的一排排牛仔靴，还有他曾经酷爱穿戴的昂贵套装、丝质领带、领带夹和衬衣袖链，全都被堆在一只大行李箱里，放在好莱坞藤街旁的一个储物柜中。它们闻上去有一股混杂着灰尘、樟脑球和陈腐空气的味道。即使在被清洗之后，它们穿在他身上仍松松垮垮的，好像是从卡车上偷来的。

在隆波克时，他曾被分派到厨房帮工，所以他努力想找一份快餐厨师的工作。他特别害怕碰到以前认识的任何人；鉴于他申请职位的范围，这种事倒是不太会发生，但这也意味着他得不到推荐，找工作时没法求助于任何老相识。最后，他从几个俄罗斯少年手里买了一张伪造的社保卡，跟六个无证工人一起，到奥维拉街的肌肉健身房旁边的一家美式墨西哥料理餐馆打工。当安吉拉刚开始寻找他时，他就在那里。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还省吃俭用，以便能搬离洛杉矶，然后远走高飞，找到一个他负担得起的便宜地方，哪怕不得不到死亡谷[4]的中心也好。之后他要给住处安装下水道，再支个旧炉子，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警告：此处供应监狱饮食”。

安吉拉穿着安泰勒牌律师套装，约翰·韦恩则穿着一条破旧的黑裤和一件褪了色的黑色T恤衫，他们站在主街和第八街路口的人行道上，等待妮洛停好车后来会合。从远处看，他们像两个经常碰面却总不知该从何谈起的老相识。妮洛随即赶来，一下子扑进约翰·韦恩怀里，哭喊道：“约翰叔叔，我一直好想你！”她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怨愤。他张开双臂抱住了她。

他现在刚开始在第六街和主街路口的“工匠坊”当导购，店主是两个伊朗孩子，尽管他年纪太大，但他们还是雇了他，就因为他是伊朗人。他住在可谓贫民窟的第六街和圣佩德罗街区，但他的公寓有不错的浴室和厨房，况且他也不介意要先跨过别人、穿过帐篷才能到家。

他一口气把自己的情况报告完毕，仿佛已为这类场合事先准备过，预演多次，铭记在心。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身上隐约显出一两处永久性损伤，但最显著的却是空虚感，是他和姑娘们之间的情感空缺。就好比你回到自己成长于兹的城市，却发现自从你最后一次见它后，它已被烧毁又重建了。

他十分礼貌拘谨地问起伊丽莎白和瑞伊斯夫妇。

“他们都好，”安吉拉替自己和妮洛回答，“但你肯定不会想知道内达的事。”

倘若这话是想请他追问下去，他却没选择接话。

很快，他们彼此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要不要去哪儿坐坐，叙叙旧？”妮洛迟疑地提议道。

约翰·韦恩上班要迟到了。他没有手机，但他记下了安吉拉的电话，还许诺会打给她。

在拉斐尔之子宣告破产后的几个月里，瑞伊斯医生像西绪福斯那样，徒劳无功地试图从不知怎的便拥有了商店的“影子银行家”手中救回他的店铺。在艾迪没接他的电话，而拉斐尔之子为了吓跑债主，在自家门外安插了一对夜总会的保镖后，瑞伊斯医生去过警局，也找过地方检察官和法律援助署；他还找过“杂牌军”的每一位成员以及他们的配偶和朋友。他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内达，仿佛她对丈夫的事务有什么发言权似的。他写了一封雄辩有力、感人肺腑的家书，在信中请她伸出援手，算是回报“你母亲和我在你尚且需要我们时为你付出的一切”。

之后，他搜寻到其他债权人，建议他们共同商讨，齐心协力。可一开始就没多少本钱、现已全部赔光的那些人认为，最好还是保持沉默，避开是非，盼着拉斐尔之子人性未泯，在尘埃落定之后把钱归还他们。他们不想冒险因团结一致而疏远拉斐尔之子。而更有钱的债主们听说那笔对瑞伊斯医生利害攸关的金额是如此之“小”时，大笑了起来。

“但愿我只损失了这么多。”他们说。

瑞伊斯医生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在21世纪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标榜“我们如此自由开明、为其他所有人树立了标准”的加利福尼亚州，竟能容忍像拉斐尔之子犯下的如此不义之举。

他最新想到的主意是给银行行长写一封申诉信，提醒行长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还请求面谈，以期“达成一个友好和睦且被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

除受害者外，委托人以“破产”为由招来的那些吸血噬尸、不择手段捞钱的律师和法庭会计师也认为，拉斐尔之子所作所为的天才之处在于刻意不保存文件资料。21世纪已经过了十年，但索莱曼公司的所有账簿都仍以老式分类记账法用铅笔书写，没有任何复印件。办公室里没有电脑，只有一个电子计算器，就连这也几乎没怎么用，因为拉斐尔之子和艾迪都是伊朗教育体系的产物，他们能在头脑中记忆和存储海量的信息，并且处理复杂的数学运算。

当然，拉斐尔之子的大部分客户都留意到了文件档案的缺失，尽管它的确吓跑了少数潜在投资者，但其他人却熟视无睹，反倒把它当作与能提供如此稳定高利息的机构做生意的合理代价。再说，当他们在每周五的安息日晚宴上饮下几杯龙舌兰酒之后，或是每周六晚上当七百个最亲密的朋友齐聚一堂时，就会对彼此说：“那个艾迪简直是活脱脱的电子表格啊。”

只要进展顺利，投资者就乐于依靠艾迪在瞬时之间便能从大脑调出信息的记忆力，他能将他代表拉斐尔之子收支的每一笔钱精确计算到分。当拉斐尔之子说他“不存书面记录是为了避税”“国税局真该死”“等亨利·保尔森为他的收入交了税，我才会交自己那份”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了他。拉斐尔之子唯恐他们以前没听他讲过这个故事，总是在这段声明之后追加一番解释：在保尔森给全世界挖了个大陷阱的同时，保尔森自己是如何从高盛集团获得了7亿美元；2006年，当他离开公司，成为乔治·W. 布什内阁的财政部部长时，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碰巧”免除了保尔森应缴纳的5,000万美元税款。

“为此，同时也因为他太愚蠢，看不出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保尔森才能到奥巴马政府时仍能守住财政部的高位。”

然而，一旦钱没了，艾迪就被留下来背黑锅。拉斐尔之子对债主们说，他根本没法弄清他欠每个人多少钱；他对律师们说，他们应该跟艾迪谈谈，毕竟他才是保管账簿的人。在针对他的唯一一起诉讼中，他向地方检察官暗示，只有他们指控艾迪做假账才能更好地结案。而他对艾迪则解释说，根本不用担心：“你没有财产可损失；如果最终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坐牢的话，我会确保你母亲受到很好的照顾。”

的确，在普莱森特瓦利州立监狱中安安静静地服刑一两年，或许对艾迪的狱外生活还是一种改善，那里因绿色的草坪和宽松的管理而以“乡村俱乐部”闻名。况且，尽管他从未直接因欺诈获利，但这么多年来艾迪始终明白他的老板在搞什么名堂。关于他在脑子里记住每个数字的故事——那当然纯属一派胡言。艾迪的确留存了分类账，只不过它们是用铅笔手写的，很容易擦除或按照拉斐尔之子的指令调整。

有一周多时间，约翰·韦恩在“工匠坊”的老板一直想要联系上他，不过最终放弃了通电话的念头，而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些时候出现在约翰·韦恩家门口。他敲门之后没人应，现场也没有物业管理员，但门板很不结实，铰链也很老旧，所以他用力一推，门就开了。

这套公寓不足八百平方英尺[5]，T字形布局，狭小的客厅里靠墙摆着一个老旧的黄白色沙发，对面是一台更老式的电视机。一间小小的卧室和一个更小的厨房分列于起居区的左右侧。在它们之间的后墙上，有一扇装着廉价铝质窗框的方形窗户，俯瞰着楼下拥堵的十字路口。这扇窗户不得不始终关着，才能阻挡灰尘和吵闹的车流声，可即便如此，公寓里还是弥漫着汽车的声音和汽油的味道。

老板在黄昏时走进公寓。在他的后方，拧在天花板上的唯一一枚灯泡射出白光，照在塑料折叠桌上。在门边，狭窄入口两旁各有一盏台灯，发出微弱的淡黄色亮光。厨房里的冰箱已被清空，擦拭干净。洗过的盘子被放在沥水架上。卧室里的窗帘都被拉了起来。床铺整理好了，抽屉都好好关着。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约翰·韦恩非常年轻时的照片，他的手臂轻轻揽着一个女子。窗台上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同一个女子，还有个更年轻的姑娘，身穿学位服，戴着学位帽。

浴室里一尘不染，右手边是洗手池，放着两块森林绿的毛巾，叠得整整齐齐。在这之旁，约翰·韦恩吊在钉于天花板的拉力杆上。

约翰·韦恩的葬礼定于周日下午一点，在米申高地的伊登纪念公园举行。每隔两小时，波斯语闭路广播、以色列电台由米纳什·阿米尔主持的节目，以及伊朗电台AM670频道都会宣告一次葬礼的日期和时间，随后播放一段逝者的生平简介。最近刚从纽约迁来的一位伊朗拉比受雇来吟诵惯常的祈祷词，他被明确告之待在墓地的时间不得超过分配给他的二十分钟。

这些都是由安吉拉来安排，伊丽莎白负责买单的。无论是在殡仪馆还是在跟拉布·柴姆通电话时，她都自称是逝者的挚友；拉比对此并不在意，也无须知道得更多，因为安吉拉的母亲拥有良好的声誉，又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他的报价。尽管经济萧条，死亡率仍一成不变，不过经常有人要求“殡葬专家”提供折扣或无息分期付款套餐。

安吉拉竭尽全力使葬礼流程显得既庄严又深刻，但她不了解犹太律法中关于埋葬逝者的头等大事，这造成了麻烦。当人们于周日来到伊登，准备面对一副华丽的棺木和一片白色的花海——每个伊朗犹太葬礼的必需品——进行祷告时，安吉拉把一只小骨灰瓮递给拉布·柴姆，指着墙上一个12英寸×12英寸[6]的方洞给他看。他面色苍白，惊愕不已地对安吉拉解释说：“真正的犹太教徒是不该被火化或埋进墙里的，如果他们还恪守最起码的教规的话，就不该这么做，他们不会像那帮内心已经不是犹太教徒的改革派和重建派一样——如果你愿意，可以从那帮拉比里雇一个来，把骨灰瓮塞进墙里，但你休想让我因违背犹太教的两条最基本的律法，而毁掉今生和来世的名誉。”

你不得不同情拉布·柴姆：他是个正统学者（比方说，他确实上过拉比学校并从那里毕业），观点相对温和。若是在当今的时代，你会把这算作他的优点；但在他事业起步的长岛，他发现自己愈发被一群更加正统（黑色礼帽、络腮胡和全套装饰）的年轻拉比边缘化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已开始在社群中引发共鸣。这几乎成了一种风尚，人们对这类在伊朗并不存在的正统趋之若鹜。就在几年前，犹太教徒还对自身的“现代化”（竟达到公开食用有壳的水生动物[7]、承认自己每年至多去两次犹太会堂的程度）引以为豪，如今却变得越发严守教规，也因此背弃了像拉布·穆萨这样的拉比，转而投向观点更加严苛、态度更不宽容的拉比们。

20世纪90年代时，拉布·柴姆在东海岸就已经被当作多余的人了，于是他将目标锁定为洛杉矶的犹太人。他于90年代初期来到这里，几乎与西渐的正统之风同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他极力想避开的那伙人以及他们大大小小的复制品——他们蓄着胡子、摇着手指，还向别人保证地狱中有硫黄火湖的磨难；而这一次，他已走投无路。有一阵子，他掘壕固守，试图培养一批观念保守却态度宽容的信徒，再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会众。不过，他想要接触的那些比较温和的伊朗犹太人早已遇见西奈寺的美国拉比大卫·沃尔普，紧密追随于他。而其他那些人——谷区和西区的伊朗犹太人——并不敬仰沃尔普，因为他们发觉他太过“放任”，但又疑心拉布·柴姆是否会全心致力于他已开始宣讲的那些原则。

拉布·柴姆奋力在洛杉矶保住一席之地，被迫依靠私下讲授《托拉》和希伯来语课程来贴补收入，他的处境不允许他拒绝任何提供服务的邀请，可他也不能在公众记忆中留下自己身为拉比，却纵容焚化尸体，并将残骸置于骨灰瓮中埋进墙壁的行为。

这个男人是自杀身亡的，而和他关系最近的亲属只有伊丽莎白、安吉拉、瑞伊斯医生及其家人，这就已经够糟的了。在伊朗犹太教徒看来，葬礼上的亲戚屈指可数几乎是所能想象到的对逝者最大的侮辱。在伊朗，人们甚至会雇用职业的哭丧人在葬礼上滥竽充数。毕竟，他们的文化是以有多少眼泪洒落在一个人的墓地上来衡量他的名望的。

这些伊朗人在悲痛时，也会带着他们热烈欢愉时那种蔚为壮观的澎湃激情。他们注意到，美国人在葬礼上比他们参加派对时穿得更讲究，也更爱交际：在派对上，他们穿着短裤和人字拖到场，端上薯片和一碟小菜，到晚上九点就散场。而在葬礼上，他们给逝者做专业的发型，还要上妆。至于家属，即使他们想落泪，也只会在背地里这么做，然后面向世人做出宣告：“我必须继续向前，走向人生中的新篇章。”

最终，约翰·韦恩的葬礼看起来纯粹是美式的——简单，仓促，参加者寥寥。

拉布·柴姆留下来继续参加葬礼，但吟唱卡迪什[8]的任务却落到了瑞伊斯医生身上。事后，医生独自驾车离开了伊登，没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儿。他给他那辆轮胎歪歪扭扭、排气管嘎嘎作响、外壳坑坑洼洼的银色现代汽车加了三十七美元的汽油，然后前往世纪城。他把车停在距离瓦特广场一百英尺的禁区边上，坐在那儿，没熄引擎；因为焦虑，双手直冒汗，又湿又黏。他在等拉斐尔之子现身。

瑞伊斯医生并非暴力之徒。除了那群蹂躏抢劫了伊朗，迫使他逃离祖国的暴徒外，他从不想任何人遭殃。他将自革命以来三十年间所经受的无论何种困苦和侮辱，统统归咎于他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既不指望美国能弥补伊朗政府对他的不公对待，也不指望他们能弥补他维护自身财务安稳的失利，但他确实希望能从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获得某种公正。

在伊朗，一个无法偿债的人会待在债务人监狱里，直至他死去或还清债务为止。他的共犯和同谋要么随他入狱，要么声名扫地，结果只得逃离伊朗或坦白罪行。可在洛杉矶、纽约和特拉维夫，拉斐尔之子和“杂牌军”目前得到的唯一“惩罚”就是利用价格下滑的时机，有能力光靠现金来维持一场“抢购热潮”。

瑞伊斯医生在车里坐等了三个小时。他的手机响过二十多次，妻儿都在找他，但他没将手从方向盘上挪开过，也没熄灭引擎，因为他要随时做好准备。

要进入办公大楼的停车场，租户和访客必须穿过一条人行道。那晚7点15分，拉斐尔之子刚从楼里出来，瑞伊斯医生便发动汽车，踩下了油门。他瞄准拉斐尔之子径直冲了过去，显然意在将他恰如毒蜘蛛似的碾死。

然而，医生汽车的前轮撞到了马路牙子上，爆胎了。

妻女将他保释出来，还聘请了一位律师。拉斐尔之子坚决要求地方检察官提起诉讼，但安吉拉跟她的同僚们长谈几次后，最终他们决定只提出警告，责令医生为社区服务十八个月。法官毅然签字同意，同时建议医生参加瑜伽和冥想课程——她煞费口舌向他说明，即使对于城中的临时住户来说，比弗利山庄的公园和休闲娱乐部门所提供的这类课程的收费也是微不足道的。

约翰·韦恩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没向别人吐露过心声，也没想把他的生平或死亡记述下来，供人留存或凭吊。最终，对于安吉拉、伊丽莎白和其他每一个曾被他感动过的人而言，他留下的一切唯有回忆——他的仁慈善良，还有他对自身福运美好而持久的信念。安吉拉对自己说，自从“幸运99”被烧毁以后，或许是持续不断的羞耻感和致命的罪恶感吞没了他；又或许，击垮他的是周遭的新环境，是他对特劳斯戴尔故居的回忆——所有那些开阔的空间、沐浴阳光的起居室和在房内随处可赏玩的窗外的花园景致。

当我们不再确信生活只会日渐宽广、眼界总会不断开阔时，该如何自处？即便这种确信本身是虚无缥缈的。

守丧仪式在伊丽莎白位于奥克蒙特街的家中举行，因此也成了十年之间参与人数最多的重大活动之一。一连六天（第七天是安息日），每天下午，宅子里都挤满了赶来参加祷告的访客。他们停留的时间从五分钟到五小时不等；他们喝着用豆蔻煮的热茶，吃着大枣和削了皮的黄瓜。为他们端上这些东西的是恼怒而乖戾的亚美尼亚女人，她们过去在伊朗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如今却沦为仆人，因为她们既不会讲英语，又没有身份证件。奢华的晚宴是罗勃托免费供应的。他是个年轻的危地马拉人，属于“基督复临派”，曾在多埃尼与皮科街的俄罗斯犹太洁食肉店打工，并成功地使之升级为一家全面经营伊朗犹太餐饮服务的公司。

有些访客早在“幸运99”的辉煌时期就认识约翰·韦恩，于是前来致敬；而大多数来到这儿的人，只是为了满足他们长久以来对伊丽莎白私生活的好奇，或是要看看他们通过观察她的居室内部能收获哪些零星信息；还有少数人是索莱曼家在伊朗的故交，在亚伦去世后，他们与伊丽莎白失去了联系，借助守丧仪式终于算是勉强重聚。亚伦的儿时好友奥米德·阿巴布便是其中之一，他抛弃了在德黑兰的妻儿，于革命前夕追随情人来到美国。“月姑（美丽如月的）蜜黎安”[9]来了，虽已不带一丝一毫昔日闻名的美貌娇容，行为举止却仍像个正在执行任务的海军军士。莉莉也到了，她是那个俄罗斯“小三”茉希狄的养女。茉希狄一心想成为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但她在荧屏事业上一败涂地，却在房价非常便宜时买下了城里好几座街区的房产，全都留给了莉莉。之后，在第四天，迟来了三十年的那个男人终于到了。

他走进来时，身后跟着一队年轻男子；他们全都身穿黑色长外套，戴着黑帽；目光低垂，生怕看到任何女人；他们因为毕生都坐在屋里研习《托拉》，全都脸色苍白，好似一群黑鸟般跟随着老人。老人步履沉重地穿过走廊，步入接待大厅，蓦地停住，显然是震惊于这间屋内的男男女女之间竟然没有任何区隔，就那么坐在一起；随后，他垂下头，将下颌转向身后的人，低声命令他们退下。于是，所有年轻男子都退后靠墙站好，以防目光游移到一个女人身上。他一直等待着，直到斯蒂芬妮·达洛尔走过来请他进去。她的身体舒适熨帖地裹在黑色铅笔裙和黑色绸缎上衣里，这件上衣还衬托出她在日光沙龙晒得黧黑的醒目脖颈。他告诉她，他不能进去，问有没有男人能以神圣的方式坐下祈祷的房间？这样问的结果是引来了管家比平时“你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更加尖酸刻薄的回应。那个男人始终不卑不亢，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自己和斯蒂芬妮身上，直到她最终气冲冲地屈服，带他和那群随从去到一间更为私密的客厅为止。之后的三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坐在那儿，以同样的节拍和速度哼唱着祈祷词，那声音听上去就像一个享有盛名的蜂群正等着被认出。晚餐时，他们不请自来，鱼贯进入餐厅，但他们甚至连面包和酒水都没碰，唯恐食物够不上洁净的标准。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们又来了，在奥克蒙特街的大门外等候着，直到随从去叫门，杰拉德才来应门。他们自称是来包裹经文匣的，于是再次获准进入客厅。他们连续两日都如此，并在待客的礼节和高雅的品位上都要求服丧者尽心尽力地接待。其他来客对这群人的身份猜想联翩，起初认为他们是“黑帽帮”的家伙，那群人经常出没于全城犹太富人的住宅和办公室索要捐款，但有人曾看到那个男人乘坐专职司机驾驶的加长版梅赛德斯轿车到这儿，之后那种论调便偃旗息鼓了。

在守丧仪式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路经客厅时问道：“我们能帮您什么忙吗？”

老人彬彬有礼地回答：“我的儿子不幸离世，我们来为他的灵魂祈祷。”

穆萨·瓦拉斯泰先生是加拿大官佐级勋章的获得者，这是仅次于同伴级勋章的荣誉，并且是由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亲自颁发的。他从安吉拉的专栏通告（好吧，七十亿人里的确还有个人愿意读那讨厌的东西）得知约翰·韦恩去世的消息，当即命令助手让机长为他的“里尔喷气式飞机”加油。那时，他已将自己的一批黑大衣和钩织的犹太小帽装进行囊；在二十四小时内，登记入住了比弗利希尔顿酒店的总统套房。

他选择这家酒店，是因为店主是个犹太人。一个热情过度的侍者对他说，瓦拉斯泰先生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仅仅四个月前，惠特尼·休斯顿就是在他如今下榻的套房中去世的，他被安排睡在此处是无上的荣耀。即使听闻此事，他仍决定住在那里。无疑，侍者原本料想这则消息会令他兴奋不已，多给点儿小费，然后急匆匆地在套房各处拍照，这样他就能用电子邮件把照片发给朋友们。但事有凑巧，这位先生不仅是安吉拉的通告在世间的唯一读者，还是唯一不喜欢跟死去的名人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的人。想到将要在休斯顿用过的浴缸里洗澡，他就极为反感；事实上，他在倏忽间也曾考虑过搬到五星级的比弗利山庄酒店，甚至是比弗利的威尔夏酒店去。不过，他迅速打消了念头，因为那两家酒店是个阿拉伯人开的，后者的特色之一是餐厅拥有一位名厨——这个城里难道没别人注意到吗？——他刚好来自诞生了阿道夫·希特勒的那个国家。

瓦拉斯泰先生是个极其良善的模范教徒，但他首先会告诉你，他笃信宗教的原因更多是出于畏惧，而非信仰。

在八十四载的生命中，穆萨·瓦拉斯泰曾两度赢得“上帝在世间最差子民”的头衔，无论多少祈祷和善行都去除不掉那些污点。

第一次是他在拉姆萨尔抛弃了妻子和八岁的儿子，独自离家去寻找发迹的机会。当时他三十岁，他自六岁起便每天干活。他的父母很穷，有五个孩子，于是他们将身为长子的他送到一家瓶子工厂，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他每周都把收入上交母亲，自己却几乎吃不饱饭。但他意识到身为人子的责任，并未抱怨或怠惰。十四岁时，他辞掉了工厂的工作，来到设拉子中央集市的一家织品店做推销员。在他二十岁那年，母亲认为他应该结婚生子了，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再次履行了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两年后，妻子抱怨他在织品店挣的工钱永远也不够养活那么多人，于是他去了一家烟草出口公司上班。他的工作是将伊朗种植的烟草卖给美国和加拿大的香烟制造商，他们会在里面掺入适量的致癌物，经过迷人的包装，再提价数倍，将它返销给伊朗人。穆萨·瓦拉斯泰跟美国人打的交道越多，就越盼望能离开家乡和祖国。

他花费数月精心策划如何启程。他选择加拿大的埃德蒙顿作为未来的归宿，因为那里天寒地冻，远离德黑兰，人口又稀少，他的妻儿不会轻易想到去那儿找他。

在埃德蒙顿，穆萨本想寻找一个犹太会堂或犹太中心，结果找到了一个哈巴德派会堂。在那里，有人为他提供了他数周以来的第一餐热饭，还告诉他在哪儿能寻到廉价的租屋。翌日，他走进市中心的一家织品店，买下一匹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羊毛，把它扔上左肩扛着，然后开始在市中心附近的居民区沿街叫卖。他几近文盲，能讲的英语仅限于他在伊朗跟美国人交往时学来的基础会话。他敲响别人的家门，在人行道上拦住路人；按尺出售羊毛，卖价比成本高不了多少；他坚持不懈，直至卖掉最后一片毛块。那是1960年的事；到2000年时，穆萨·瓦拉斯泰已是加拿大的大富豪之一，女王也肯定了他对国家制造业做出的贡献。

现在，他有钱了，却无法设想回到伊朗去探望家人，也无法直视他们的眼睛，解释他为何离去。这不只是出于愧疚；如果距离足够遥远，便会使心灵淡忘。

他在埃德蒙顿建起最大的零售中心，在全国各地拥有油井和石化工厂，慷慨地捐助慈善事业，还恪守犹太律法，可他从没有一天忘却自己曾经背叛和遗弃了妻儿。

他的加拿大护照上没提及妻子或孩子，于是他在1970年结婚了，1977年又再婚。她们都是年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女子，心灵纯洁，守身如玉，本可为他生育许多儿女，结果却连一个都生不出来。医生查不出她们有什么毛病，而穆萨尽管没有道破却心知肚明：他是能生育的——然而，人又怎能扭转上帝的意志呢？1985年，他将离婚协议交给了第二任加拿大妻子，决意接受自己无子的事实，作为对背弃贾汗沙的惩罚。两年以后，他去多伦多出差时，在哈巴德会堂邂逅了一个伊朗犹太裔的孀妇，并娶她为妻。

这位新夫人已逾生育年龄，但她跟第一任丈夫育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女孩名叫沙巴南姆，费丽简称她为“沙巴”。这在穆萨看来很别扭，因为“沙巴”在波斯语中意为“夜晚”；他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影响她的命运；他向费丽解释说，因为这样，伊朗犹太人不会用那些生活不幸者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以沙巴为例，名字已经为她打上了阴郁的烙印，因为这个女孩经常数周或数月沉溺于晦暗忧戚的情绪中。她一直沉默寡言，忧心忡忡，似乎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信任。对她唯一有利的是她的艺术才能，但她却利用它反反复复地描绘那几个相同的意象，仿佛是在讲述一个她认定必须要讲，却无法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表达的故事。

埃德蒙顿经常下雪，但不怎么下雨。这对沙巴而言是件好事，因为她往往会太过在意雨，从最初落下几滴雨开始，她便会滑入深深的抑郁之中，一直躲在阴暗的房间里，状态几近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点起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什么线香或香薰蜡烛——它们能散发出强烈的大海气息，这味道会紧附在石膏圣像上，怎么也洗除不掉。

穆萨和费丽试图为女儿寻求帮助。他们带她看过十几位心理医生和二十多个治疗师。他们送她去参加艺术夏令营、瑜伽和冥想课程，又让她尝试一系列“身心食疗法”。费丽将女儿的每一次抑郁发作都看作是对她本人的公开羞辱，确信沙巴是“上帝对我所有恶行的惩罚”。穆萨为了能免除他遗弃了第一个家庭的“原罪”，开始收养孤儿和被人遗弃的男孩，还忧惧沙巴是被上天派来的，就是为了提醒他给亲生骨肉带去的痛苦与折磨。至于沙巴呢，她对自己极度痛苦的根源所说的只有：“我有一种感觉，我不属于这个世界。”1990年十八岁生日那天，她上了床，拉上窗帘，把门锁住，然后用一把剃刀割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不能怪罪这个男人浑不知情：他早在1960年便已离开伊朗；十六年后，杰伊·盖茨比才在亚伦头上打了个洞，然后跳窗自尽，以捍卫自身的尊严。直至那时，穆萨还从没去过德黑兰，也从未听闻过索莱曼家族。后来，他躲到一片遥远大陆上最僻远的角落，将自己隐蔽在黑帽和浓须之下，以躲避偶尔一见的伊朗游客，绝口不提他原先的家人。两个阿什肯纳兹犹太妻子很容易应付，她们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伊朗，又认为自己根本无权过问丈夫的过去。伊朗妻子费丽（即费列什泰赫）也同样好对付，她对自己的事所说甚少，问得就更少了。她曾告诉穆萨，她出身于喀山市的一个显赫家族，他认为这解释了她守口如瓶的天性——喀山的犹太人自古便很隐秘——而且他们还住在伊朗。她的丈夫已经过世，死因是他爬上家的平屋顶铲雪时，在冰上滑倒，摔断了脖子。她说，在那之后，夫家将她和女儿撵了出来。她不得不在自己父亲的帮助下取得护照，上面只有她娘家的姓氏。

当他们在多伦多相遇时，穆萨没有理由怀疑费丽的故事。他更担心的是向她吐露他自己曾经的罪过。在求婚前，他对她讲述了伊朗妻儿的事，“这样你就会明白，无论今生还是来世，我都难逃罪责”。

费丽对上帝对穆萨的惩罚不感兴趣；她只在乎他是个颇为阔绰的体面男人，如果你已人老珠黄，跟一个感情脆弱的孩子住在天寒地冻的地方，那么这一点就至关重要。她还没蠢到会为了回报他的诚实相告，就把自己的过去和盘托出：像穆萨这种男人，无论自己多么罪孽深重，也不会原谅像她这样的女人。因此，她听他说着，不时点头应和：是的，她确信他已真正遵照了上帝的旨意。直到沙巴自杀以后，费丽悲不自胜，意识到她的婚姻在这之后将再难维系，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法继续待在埃德蒙顿，这才将真相告知穆萨——关于她曾与前任丈夫十几岁的外甥偷情；关于杰伊·盖茨比如何枪杀了亚伦·索莱曼；还有那个老寡妇在揭露她的风流韵事后，继而发誓称自己与索莱曼家尚未了断，远远没有。

1977年时，费列什泰赫·盖茨比是个曾经离异、现又死了丈夫的人，她毫无指望，没有钱，也没孩子，并且她名誉上的疤痕使该隐[10]前额上的记号都相形见绌。在亚伦与拉斐尔之妻这场互相厮杀的骇人闹剧的所有幸存者当中，她——费列什泰赫——蒙受的损失最大。不错，亚伦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他的妻子变成了寡妇，但伊丽莎白已跻身商界，作为单身母亲过得也还不错。她无疑会再嫁人，生育更多孩子。

因此，当拉斐尔之妻登门拜访时，费列什泰赫让她进了屋，在听她诅咒伊丽莎白时甚至生出了几分快感。她听到“黑母狗”提议结盟，共同抵抗“疯子数学教师的女儿”，但费列什泰赫划定的底线是不伤害孩子。

“可我们拿她怎么办呢？”她为这个主意的癫狂而大笑道，“我们要把她藏到哪儿去？再说，除了让我们的脖子被套上绞索以外，这么做又有什么好处？”

就跟其他许多罪名一样，诱拐儿童在伊朗会被判处死刑。

那一次，她对拉斐尔之妻下了逐客令，叫她别再回来。不过，费列什泰赫仍住在莫拉维大道，距拉斐尔之妻上夜班的医院只有几步路远；拉斐尔之妻每隔几天就顺道过来，又按门铃，又猛敲房门，直到她被放进去为止。

她们只会把孩子扣留几天，只要足以让伊丽莎白担惊受怕，让她明白自己有多脆弱就行。她们会用药把小家伙迷昏，悄悄藏到费列什泰赫家里，因为任何人都想不到来这里寻找。拉斐尔之妻有个朋友在“大宅”工作，可以托付她打开门锁，并且她会守口如瓶。她——拉斐尔之妻——可以在当班时偷溜出去一小时，也不会有人找，但她需要一辆汽车把她载到亚斯花园，在那里等她，然后载她和孩子回来。

只是几天——仅此而已。她们只会把孩子扣留几天。

她们会带走那个小女儿，因为抱走她比较容易。这会让伊丽莎白尝到真正的无助和受制于人是什么滋味。之后，她们会把孩子放到某条街上——她心惊胆战，仍因药物处于昏睡状态，又因年纪太小而无法提供有用的描述。

费列什泰赫每次在莫拉维大道上听到这个主意，都知道这是在作恶。在二月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当她在安宁大道坐在“逃逸车”里时，也清楚这是个馊主意。当她看到拉斐尔之妻从亚斯花园的院门里钻出来，肩上扛着麻袋时，费列什泰赫有一种头也不回、尽快把车开走的冲动。

但她没这么做。她等拉斐尔之妻带诺尔上车后，载着“黑母狗”返回拉兹医院，然后把女孩带回了家。

她不是在某天睡醒后突发奇想才决定留下诺尔的。那些最重大的错误往往不是这样铸成的。每一次，你都会滑落一厘米，直到已坠得太深，无法自拔，于是便这么放任坠落下去。或者你只是停滞不前，袖手旁观，然而真理就这么渐行渐远，最终再也无法企及。费丽的处境便是如此：与其说是她带走了诺尔，毋宁说诺尔硬是被留给了她。

德黑兰对诺尔失踪的反响之大，远超出费丽和拉斐尔之妻的预想。她们料想警方甚至情报机构会介入其中，伊丽莎白会独自或与自愿帮忙的人一起搜寻，还会发布一两则新闻通报。之后，她们就会将孩子放了，再幸灾乐祸一番。费丽将重归她莫拉维大道上离群索居的幽闭生活，而拉斐尔之妻会在“嫠妇之叹”名下标记又一次胜利。此举大胆而草率，没错，也很愚蠢，但她们本不想制造震惊全国的事件。

费丽事后扪心自问：把一个名门望族的孩子从床上掳走，而当时孩子的母亲就在隔壁，宅子里还有一帮仆人，她协助做这件事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呢？要知道，伊朗对绑架的惩罚与谋杀一样严厉；要知道，失踪孩子的母亲是像伊丽莎白这般意志坚定的人。

费丽有好几周没法出门。她向诺尔脸上吹鸦片烟，让孩子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把她的脚捆在床上，强行给她喂饭。宅子足够宽敞，周围还有两英亩空地，外加像其他大宅那样高达十英尺的砖石院墙。自从盖茨比死后，费丽已雇不起仆人，也没什么朋友会惦念她。她自然也不想让拉斐尔之妻造访——那女人是主要嫌犯，无疑正被人盯梢。

当费丽非得出门，匆匆跑去买食物或其他必需品时，她将诺尔锁在卧室里，尽快赶回。她终于等到了拉斐尔之妻的电话，在一番泄愤之后要求道：“今晚，你在医院的后巷里等我，我会带小孩来，把她留在那儿，往后就是你的事了。”

“你要是那么做，”拉斐尔之妻警告说，“她就会冻死，或者溜达到街上被车撞死——相信我，他们马上就能顺藤摸瓜，从她身上查到你。”

她们只好干等混乱的局面渐渐平息下来。

女孩仍像一头被困在阴暗牢笼里的幼兽，胆战心惊，不停地哆嗦，但每次鸦片的药劲儿过后，她已不再号哭，喂饭也更容易了。她不再呕吐或把自己尿湿，这可着实让费丽轻松了不少，因为她无法忍受去触碰秽物，也受不了那股味儿。后来，寒意渐退，冰雪消融。一天早上，费丽被广播里的声音惊醒，有公告称：“已故亚伦·索莱曼先生失踪的女儿已被寻获。”

“如果你现在放她走，”拉斐尔之妻从她家附近的一处公用电话打过来，“既然已经没人再找她了，她肯定不是被吉卜赛人捡走，就是被妓院老鸨偷走卖掉。

“给她买个假出生证，带她去西方，把她丢在那儿，没人能想得到。”

加拿大使馆发签证的速度比美国快，他们的提问也更少。

在瓦拉斯泰先生讲述的整个过程中，安吉拉一直注视着母亲的脸，她觉得伊丽莎白随时都会举起手来，结束这场骗局，然后说：“求您了，先生，我已经听够了，赶紧带上您编造的故事离开，去把它说给比我更绝望的人听吧。”伊丽莎白脸上全无表情，极为淡定，静默，她好像对男人所说的话半个字也不信。

似乎有某个小伙子随时会站起身，宣布这是一场老人搞的恶作剧——“的确如此，女士们、先生们，这是在极不合宜的时候，开的一个糟糕的玩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为此向你们致歉，我们不是很会搞笑，您瞧——我们整天都在读《托拉》，每晚跟同一个女人上床，时常感到沉闷无聊，因此我们穿上大衣，戴上帽子，飞越1,800英里来到陌生人家里，佯装忏悔一番，权当娱乐罢了”。

说实在的，倘若瓦拉斯泰带来的是真相，那么除了证实即便知情也全无用处以外，它还能证明什么呢？

安吉拉平生始终寄望于弄清真相与虚幻，明白分辨两者的重要性。当她父亲死去时，没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或他为什么死了；当诺尔被带走时，没人知道是谁劫走了这孩子；当她们离开亚斯花园，离开德黑兰和她们唯一能称作祖国的国家时，安吉拉不断告诉自己，总有一天——只要她保持坚强并能自我防卫——总有一天会得知所有真相。她就是以此来支撑自己健全的心智的。

除此之外又能怎样？一旦你已算清自己无法阻止的损失，承受了你绝没想到会发生的伤害之后，那唯有从对它们“如何”又“因何”发生的领悟中，才能获得些许安慰吧。

安吉拉祈祷着，伊丽莎白随时会说今晚到此为止，然后走出这间屋子，走出这第二个真相，走出这关于诺尔下落的另一个版本。她将回到从拉斐尔之子那里听来的故事，相信它；它就似浩劫般的洪水巨浪，突如其来；它每天都在打击着你，如今又再次将你淹没。她将回到她在伊朗时为之哀恸并埋葬的那个孩子，如今在洛杉矶，再一次为她哀恸，再一次将她埋葬。

那天晚上，当安吉拉驾车回家时，穆赫兰道下起了雨。街上灯光昏暗，风雨交加，山谷里的亮光远在一千英尺开外，她只看得清汽车前灯照亮的路面。不过，每当一滴雨打到挡风玻璃上时，安吉拉都会看到一寸光在黑暗中昙花一现。它在半秒内一闪即灭，紧接着又出现一寸，雨下得越大，闪光坠得也越快。越来越密的闪光照亮了地平线，每一道都如同安吉拉童年时在树丛中看到的蓝白色磷火。过了一阵儿，闪光密如牛毛，仿佛月亮从空中陨落垂挂在了她前方的路上，从它冰冷而光洁的表面射出光亮；正是在这个月亮上，她第一次看到人们讲述伊朗故事时所说的拉斐尔的身影：他通身被由内而外地照亮，周围环绕着飞蛾，身后尾随着众多生灵——就连安吉拉这个在普林斯顿受过教育、一向追求真理的头脑，也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些生灵的存在。他是那么真实，那么明亮，那么步履稳健地在另一片陆地上行进着。安吉拉只得靠边停车，透过现已厚厚的雨幕注视着他。她告诉自己，伊朗那些老妪过去常说的话千真万确：决定你看见什么的不是你身在哪里，而是你看向哪里，还有你选择相信什么。

的确，伊朗人常说，往事会像魔咒一样跟随着你，这也是真的。

伊丽莎白纵身向后一跃，坠入大海，犹如船锚终于得以离开它的泊地；她下落得离水面越近，身体就越是向往海水。时值正午，太阳发出炫目的白光，在滚滚热浪中，海波平静而慵懒。她漂浮了一两秒，然后开始下沉。接着，耀眼的白光退去，世界变得黑白分明。

“了不起的伊丽莎白”利用她被赋予的生命，究竟做了些什么？她又是如何动用别人——她的兄弟、丈夫和女儿——不曾拥有的岁月的？

设法穿越自降生起便环绕在她身边的静默之墙，与另一个灵魂会合，包容并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这是她原本想要做的。

从在“大宅”的安息日见到亚伦的第一夜起，她便始终在追逐这个梦想。她知道蚌壳里的珍珠藏在何处——这种迫切的需要，只有通过两个生命间的紧密结合才能平息。她尝试过，她本想建立那种亲密的纽带，但是，只有感受还不够；在大门关闭、机会丧失殆尽之前，你必须找到借以表达的词汇，发现达成目标的通途。

一个寡妇被拒之门外，在她的诅咒下，伊丽莎白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在一个不被允许跨过某道禁爱门槛的男人的报复下，她失去了丈夫亚伦；而愤懑取代了安吉拉对母性温暖的渴望，她因此失去了安吉拉；约翰·韦恩的羞耻感替换了单恋，这使她失去了约翰·韦恩。她曾一度失去诺尔，后来又再次失去了她。

除了站在门的另一侧之外，伊丽莎白（了不起的，冰女王）·索莱曼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她仍在下沉，但她能听到大雨滂沱，能感到仆人们的焦躁不安，他们从一个房间奔到另一个，用力将毛巾牢牢塞进护壁板的缝隙里，接住从窗户铰链中渗进的水。她能听到他们彼此高呼着，关闭一道又一道房门，还猛敲她卧室的门，想要叫醒她——“快醒醒，小姐，雨下得太快，土里全是水，都变成暴洪了，城里的下水道也不够让它排走的。快醒醒，咱们到屋顶上去，我们没准会被风刮下来，但至少不会被淹死。快醒醒，小姐，你以前见过这种雨，你知道得逃走。你从水中来，你是一滴雨，本该像其他所有雨滴那样落进里海，却落入了女人的子宫。你身上既有血肉，又有海水。你没法拼命喊出自己的恐惧、痛苦，甚或是爱，当你由它泛滥时，它就变成了一场洪水，带走了太多太多。快醒醒，你的女儿，你失去的那个，想必曾是你身上的那些水，你没法紧抓住她不放，就像你也抓不住这场暴雨，抓不住泥沙、断枝和枯叶。它们已经冲破了过道那头的屋顶，现在正朝我们涌来。你还有个孩子，她完全是血肉之躯，充满决心和定见。快醒醒，小姐，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不然就会被困在泥石流里。这栋房子建得像座堡垒，能抵御机关枪的火力，也许甚至是坦克的炮火，能抵抗高达7.3级的地震，防盗水平就像美国造币局一样，但它不能阻挡区区一滴雨水乘以数百万倍的强力。快醒醒吧，小姐，大水已经把房门从墙上扯下来了，不论有什么在另一边召唤你，不论是什么阴影或希望正在引诱你，都可以先搁在一边。还有时间啊。”

对伊丽莎白而言的确还有时间，可她已不再想要了。2008年12月12日晚上，她孤身一人，淹没在自己悲痛的暴风雨中，终年五十四岁。

注释

1　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因经营铁路和水上运输致富。

2　“矿坑中的金丝雀”（the canary in a coal mine）：比喻脆弱和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东西。这个习语源自一种古老的习俗：17世纪，英国矿井工人发现金丝雀对瓦斯十分敏感。空气中存在极其微量的瓦斯时，金丝雀就会停止歌唱；而当瓦斯含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虽然人类毫无察觉，金丝雀却早已毒发身亡。当时在采矿设备相对简陋的条件下，工人们每次下井都会带上一只金丝雀作为“瓦斯浓度预警”，以便在危险状况下紧急撤离。

3　此处原文为“Los-Aan-jealous-syiah”，是美国东海岸伊朗犹太移民对他们西海岸同胞的戏称。

4　死亡谷（Death Valley）：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之间的峡谷，两侧是悬崖绝壁，十分险恶。

5　约为74平方米。

6　约0.9平方米。

7　犹太教教规认为，凡在水中、陆地或空中靠食腐物为生的动物，包括无鳍、无鳞、无骨、有壳类的水生动物，均属不洁净的食物，不可食用。

8　卡迪什（kaddish）：犹太教徒每日做礼拜时或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

9　此处的蜜黎安与后文中的莉莉和茉希狄，均为本书作者另一部小说《天使飞走的夜晚》中的人物。

10　该隐（Cain）：《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因憎恶弟弟亚伯而将其杀害，受到上帝的惩罚，上帝还在他前额留下一个记号，免得别人遇见他就杀他。

洛杉矶　2013年7月19日　周五

“我坦率地跟你说吧，”安吉拉对里昂说，“这件案子不是你解决得了的，可你自己还不知道。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从‘杂牌军’到路西，再到拉斐尔之子本人，都是世界级的恶棍。他们可以在你身边大开杀戒，而你根本无能为力。”

此刻，他们正坐在比弗利山庄一家巧克力和意式咖啡店外面，地点位于卡姆登与布赖顿的街角，这是她最爱光顾的地方，在过去十年里，她每天至少要顺道来一次。安吉拉中意这里的咖啡，也喜欢观察其他顾客。马路正对面的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雇用了几十个英俊倜傥、衣着考究的年轻实习生，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帮代理人遛狗，或是帮他们取回干洗的衣物。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楼上是一家健身房，许多中年男女每天在那里上四个小时诸如“摆臀跳”和“基础升级”的课程，之后他们会走到马路这边的咖啡吧，喝一杯不带咖啡因的脱脂泡沫，里面只放一滴意式浓缩咖啡。这些常客中有个年近六旬的伊朗男人，裹着闪亮的银色绑腿，穿着霓虹橘的鞋子，他认为这会使自己在姑娘们眼中显得更年轻；有个奥地利的心理医生，佯装成犹太教徒，这样就不会吓跑西区的潜在顾客；有个以色列女子假充英国人，希望能让一个美国阔老头迷上她，娶她为妻；还有个英国男人冒充某某国的公爵，开着一辆租来的宾利到处转悠，希望找个富婆为他买单；有段日子，他跟一个阿富汗女人订了婚——而他恰好在婚礼前发现——她谎称是皇室后裔，开着一辆租来的保时捷跑车到处转悠，希望找个富翁替她买单。

那天早上，里昂在“脸书”上给安吉拉留言约她面谈。此刻，他正隔着一张小铝桌注视着她，周围挤满了人、狗和婴儿车。尽管她想压低音量，可在三十英尺开外都能听到她的说话声。

在意式咖啡吧吧台后面，一个身上有大片刺青、发丝里夹杂一抹亮蓝色的高个子女人嘟哝道：“你听着像是要来一杯双份吧。”

安吉拉站起身，从吧台上端起咖啡。“不管怎么说吧，”当她再次坐回椅子上时说，“很高兴你有空来看我，但我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

在他们旁边的人行道上，比弗利山庄的“丐帮”元老卡瑞姆正冲一个拒绝给他钱的男人大吼大叫。卡瑞姆和他妻子刚刚庆祝完他们在这座城市“工作”（这是他们对警察讲话时的用词）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一开始，他们各自占据指定的地盘：她在威尔夏大道，马路对面是比弗利的威尔夏酒店；而他在比弗利街的内特与阿尔熟食店门外。在共同努力下，他们俩过得还算不赖——在所有正统犹太教徒聚居的皮科－罗伯逊地区足以负担得起一套小公寓。他们还拥有一个支票存款账户；安吉拉从近来一直代表卡瑞姆先生的公设辩护律师那儿获悉，他们持有大量信用卡。过去，卡瑞姆一向彬彬有礼、乐观向上，渴望加入绵长不绝的智性谈话（因此，内特与阿尔熟食店的一位年长常客给他起了这个名字[1]），但在过去一年里，他却变得粗鲁无礼，喜欢寻衅滋事——他承认，这是由经济衰退时期收入缩水带来的“工作压力”导致的。为了弥补收入下跌，他已舍弃比弗利街以东的那处房产，搬到了威廉姆斯－索诺玛商店旁的停车场外。但当这招也未能奏效时，他便开始推着轮椅（他随处带着它，这样总能有坐的地方）来到邻近的街上。现在，他已离开自己的地盘，得不到曾经惯享的那种尊重，因此他每天都会“失落”好几次。

那天，激怒他的是个高大壮实的家伙，当时他正要走进咖啡店隔壁的三明治店，用卡瑞姆的话来说，他拒绝“帮我过上好日子”。出于报复，卡瑞姆将轮椅挡在三明治店门口，拼命叫嚷说那个男人“太胖，太笨，不配吃用马苏里拉干酪、番茄、全麦、菠菜包着我的卵蛋裹成的菜团子。你能花上八块钱买你不需要的三明治，就不能给我一块钱去买杯咖啡，你这死胖子”。

安吉拉摇了摇头。她知道，两辆巡逻车随时都会在咖啡店门外停下，把卡瑞姆先生带到警局去，以制造公共骚扰为由对他记名警告。去年，他的妻子也被警察带走过几次，因为她对她的“支持者”行为过激。当法官命令她搬到城里别处去做生意时，她解释说自己现在的位置最方便，因为“我丈夫和我在那儿的银行办业务”。

里昂一直等到安吉拉看够了人行道上的表演，才开口说：“你知道拉斐尔之子还有个小孩吗？”

拉比把男孩带来了——他身高只有四英尺五[2]，却每天都穿着肥大的黄色T恤，晚上睡觉也不肯脱，紧黏不放的样子仿佛它是他的一层皮或是一条多出来的手臂。但如果了解他的身世，任何人都不会为此震惊——就连向来伶牙俐齿的安吉拉也不知该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是个漂亮的孩子——金红色的卷发，弯曲的长睫毛在颧骨上投下影子，皮肤白皙，嘴唇红润——但他身上还有一种神秘而亦真亦幻的感觉，他宛若画中的男孩，而那位画家身处高寒地带，渴望阳光。他名叫约拿，或许他也曾在暴风雨中被抛进大海[3]，后来在洛杉矶的穆赫兰道被冲上岸。

周五下午，就在夕阳西下之前，拉比开门见山地对安吉拉说，他们今夜不得不住下，因为他在路上花了五个小时，才从里弗赛德赶到她这儿，现在快到安息日祈祷的时候了，他一直要等到周六晚上天黑以后才能开车；再说，她住的地方可真不错，高居于山顶，只是他在周围步行一小时的范围内，都没看到汽车旅馆，甚至是加油站。所以说呢，她会十分介意他们在此安营扎寨吗——他带来了睡袋——就睡在她家的地板上？他们也带了换洗的衣服，还有男孩喜欢的蓝色枕头。

她让他们住下了，尽管她发觉拉比早就是这么盘算的。他们在她家见面正是他的主意，还把时间定在了周五；她只想亲眼见见这个男孩。她本想自己开车去找他们，也更希望能这么做，但拉比的态度很坚决，这让她觉得这个故事还有里昂不知道或无法言说的隐情。

拉比提议去谷区买些食物，他说他不是犹太洁食者，男孩也不是，所以任何老餐馆都行，但他尤其喜好波斯饮食，你知道，比方说酸梅羊肉蒸白米饭，呃，这附近有送外卖的餐馆吗？

当他们等待食物的时候，身穿黄色T恤的男孩弓着背坐在沙发上，翻阅一本印有大象照片的《国家地理》杂志，因为安吉拉这里既没有电视机，也没什么儿童读物。拉比趁机对安吉拉说：“再说说我自己吧，我叫科尼利厄斯·柯亨。就是在洛杉矶这里的华兹塔附近出生长大的。哦，不，我家并非来自埃塞俄比亚，我的亲生父母不是犹太人，他们只是从非洲来的寻常黑人罢了；哦，不，我没被犹太家庭收养，我是在寄养院长大的，惹上了麻烦，最后来到这个叫贝特楚瓦的地方，在罗伯逊区附近的威尼斯大街上。那是犹太教改造中心，不是正统派的，不，根本不是。实际上，领头的拉比有过前科，不过他们救了我的命。我有拉比的学位，但没有会众。我加入了一个说唱乐队，还为州政府工作，照看像我这样被遗弃的孩子，柯亨[4]是我为自己选的姓氏。”

十点钟时，他们仍在等外卖。送餐司机在穆赫兰道的某个地方绝望又无助地迷了路，这条路长21英里，是条双车道的高速公路，几乎没什么路灯，却有数十条不带路标的逼仄岔道，其中一条竟然就叫“无名小巷”。许多小巷都没铺地，因为业主就想这样——隐蔽难寻——因此，许多电影明星、音乐界泰斗和色情片大王都在这里安家落户。费·唐纳薇[5]在这些悬崖峭壁边垂垂老去；沃伦·比蒂[6]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布鲁斯·威利斯[7]的婚姻破裂时，他便在此地抚慰受伤的心灵；罗曼·波兰斯基[8]在这儿强暴了一名十三岁少女，而作案地点是在杰克·尼科尔森[9]家中。波斯餐馆那个可怜的伊朗司机驾着他叮当作响的老旧大黄蜂汽车，在黑暗中透过满是划痕的驾驶眼镜想要查看地图，如此说来，谁又能怪罪他在这里迷了路呢？

最后，安吉拉用微波炉解冻了一些从乔氏超市买来的饺子，把它们放在厨房餐台上的盘子里。男孩已在沙发上睡着，茶几上放着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他的头垫在他用双臂紧紧环抱住的蓝色枕头上，其余的身子蜷在安吉拉从自己床上拿来的羽绒盖被下面，几不可见。

刚吃过饭，科尼利厄斯·柯亨便问安吉拉能否煮些咖啡，“要是你有那种波斯的上等茶叶也行，他们用豆蔻种子一起煮，我最近才知道，还放了玫瑰花瓣呢”。

安吉拉颇感讶异，她竟会如此放任拉比的无礼行径，仿佛她认为由着别人掌控局面，自己便可不受某种可怖打击的影响。

他们坐在长木桌旁。桌子是安吉拉的勤杂工曼纽尔先生打造的，实际上是——他的婚姻简直活见鬼了——用来表达他对她的一片爱慕之情的。他是墨西哥人，牙齿掉了好几颗，喜好上浆的织物和古龙水。当他从安吉拉在穆赫兰道山顶住的那条街开车下山时，你都能闻到那味道，还能听到他那身浆洗过度的粉刷匠白裤和棉质白T恤在车道上簌簌作响。他的步履犹如牛仔，说的话仿佛抒情诗句，但安吉拉对此无动于衷，因为她无暇顾及亦不赏识他“阴柔的一面”；她只说日常实用的西班牙语，而他对英语只字不懂。她想要的，只不过是粉刷一间屋子，或是把漏水的水龙头换掉；可你瞧曼纽尔先生，他却在台阶上观赏日出，或在深夜凝望文图拉大道上的灯火，哀叹他的妻子一向小肚鸡肠，每次抓到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就会将他逐出家门。他还给安吉拉送玫瑰花，只要允许他带她去享用一顿美妙的晚餐，就不收取工钱。

拉比是里弗赛德犹太家庭服务机构的雇员，该县毗邻圣伯纳迪诺县，那里是约拿的母亲曾经生活和去世的地方。自2008年起，他就一直负责照顾约拿，但他只接触过拉斐尔之子两次——第一次时他将艾迪错当成了他的老板，第二次是在去年四月，当时他觉得应该再试一次，看看那位父亲是否比之前更愿意照顾自己的孩子。拉比认为，不该将孩子强加于根本不想接纳他们的父母，而这个人——拉斐尔之子——显然根本不想要这个男孩，甚至还说他不相信约拿是他的亲骨肉。他拒绝去看望孩子，连照片都不屑一顾。当他发现艾迪·阿拉克斯曾在2008年去看望过男孩之后便气得发疯；后来，当他听说孩子的母亲早在五年前便已去世时，简直大发雷霆。那个只有半张脸的亚美尼亚人用每月2,000美元的所谓“子女抚养费”究竟做了什么？把它捐了？他有什么权利捐？这可不同于他交了税还能享用税款减免！

拉比觉得，最好还是别提他们每次从艾迪那里只收到1,000美元的事。

“不论他用其余的钱去做什么，我想我们都管不着。哦，快瞧啊！”他指了指客厅的玻璃滑动门，“现在，你看他呀，你怎么能说他不是个特别的孩子呢？”

约拿站在屋子正中，仍闭着眼睛，右臂下夹着蓝色枕头。在他的肚子中央，有一星针尖儿大小的银光透过肥大的黄色T恤，犹如萤火般闪耀着。

“他向来如此，”拉比柔声说道，“我相信这是他体内的神性——上帝的光辉正在他的最佳造物中闪耀。”

当安吉拉目瞪口呆地凝视他时，约拿周围的空间缓缓消失，世界变得愈发暗淡虚无，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小小的闪亮的奇迹。安吉拉也渐渐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们领着约拿走向沙发，扶他躺下，然后站在周围，注视着亮光随着他的每次呼吸忽明忽灭。夜色越深，闪光就变得越发明亮；在安吉拉看来，那个可能性也越发得到证实——一百年间从没人深究过——拉斐尔之子居然名副其实。无法想象的事情竟会是真相，伪装成了事实。

渐渐地，她看到花园里出现了萤火虫、飞蛾和其他夜行生物——起初是孤零零的小小闪光，后来在转瞬间，它们便已成群结队，变成宛如针尖儿大小的荧光灯泡——它们冲着关闭的玻璃门拍打着翅膀；数量庞大，迅速聚集起来，照亮了整座花园。

黎明前几分钟，约拿醒了。他走到窗边，把长着焦糖色大眼睛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仿佛要沉浸在屋外萤火发出的暖意中。他看到安吉拉充满敬畏、一动不动，正想领悟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含义，他对她微笑，仿佛是在祈祷——相信我——然后侧身打开房门，让成千上万即将在第一缕晨光中变得苍白的飞虫蜂拥而入。

那时是凌晨五点。一个小时后，整个房间充满了缤纷的色彩：现在，所有墙壁和天花板上，橱柜顶上和每一处空隙都染上了极其鲜亮的色彩，仿佛电影短片中用染印法制作的魔幻场景，奇妙无声地成了现实。院子里，七月的天空如玻璃般澄澈，甚至对夏日的洛杉矶而言，空气都很温暖。安吉拉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玻璃拉门。她踩在西班牙地板砖上的脚步声打破了屋内的沉寂，在世间的某个地方震开一道缝隙，因为紧接着，所有人都看到色彩迅速从墙壁与家具上倾泻而下，在约拿头上聚集成一片云，如同祈祷声般盘旋，随后仿佛一只蝠鲼展开巨大的双翼在波涛中滑行，像在上演经过编排的舞蹈，铺天盖地地遮蔽了房门口，继而是台阶。曙光倾泻在颜色褪尽的露台地面上，犹如水彩颜料掠过纸页，将它涂染在他们永恒的记忆中。

在之后大约一个小时里，那片云朵向西飘去，飞向大海。地上的人们驻足凝视，用手机拍照，还给电视台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景象。记者和昆虫学家纷纷揣测它的性质和形成原因；与此同时，在穆赫兰道安吉拉家的客厅里，带着电光般心脏的小约拿梦见了闪亮的魂灵。

安吉拉和拉比坐在台阶上，直到太阳投下影子。约拿睡醒了，走到窗户边。他赤着脚，怀抱着枕头，朝他们挥挥小手。拉比随即宣布，他们要出去吃早餐。“白天，我找到下山去文图拉的路应该不是很难，我们会找一家麦当劳，给你带点儿回来。”他对安吉拉说。他们离去时，她几乎都没抬眼。

她思忖着：如此说来，约拿确实有一颗会发光的心脏。那又如何？世界上有近七千种罕见疾病，有的甚至只会影响到两个人；何况还有其他数千种“症状”未被命名。在历史上一直被孤立的小规模社群里，许多稀奇古怪、无法解释的病症传了几代人，都不会引起特别关注。据伊朗犹太人所知，目前为止每个发光的病例都出现在索莱曼家族中，但这一事实也无法证明伊朗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其他家族中并未出现过此类情况。

就像HIBM[10]这种病一样，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只有伊朗犹太人才会得。后来一个印度女孩被确诊患有此病，再后来是一个日本女人、韩国人、中国人、巴勒斯坦人……

况且，谁又能保证詹娜·罗丝声称拉斐尔之子是孩子父亲的说法是真的呢？

可话又说回来，这种概率有多大呢？

“我敢说微乎其微。”当安吉拉在电话里询问里昂时，他这样回答。那时还不到早上九点，但他的声音已变得沙哑而干涩。

“只要看看那孩子……”他顿了一下，“在我看到那个男孩以前，还以为所有关于你父亲家族的事情都是胡扯呢。”

这件事经常让安吉拉震惊，那些她只是偶遇，或从未谋面，甚至是出生在美国的伊朗人，竟然对她家族的历史如此熟稔。

“不管怎么说，”安吉拉厉声道，主要是因为她讨厌里昂提及她的过去，“这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想必认为这个问题愚蠢至极，所以没答话，而这令安吉拉愈加气恼。

如果约拿证实了拉斐尔之子的合法身份，那么伊兹奇耶和亚伦又当如何？还会将他拒之门外吗？拉斐尔之妻道出了真相，几十年来却始终被拒绝，被嘲笑，她又会怎样？一直持错误观念的伊丽莎白会作何感想？

曾将自己觉察到的真相挂到面向全世界的网站上的安吉拉，又当如何呢？

真相就是：五十年来，拉斐尔之子心心念念想摆脱身为私生子的耻辱，因为他民族的同胞几乎完全依靠名声和血统来界定自身与彼此；五十年来，索莱曼家族始终拒绝让他认祖归宗。出于报复，他给安吉拉的父母制造了不可名状的痛苦，后来又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受重创。然而，他却发现自己造成的伤害越大，盗取的钱财越多，越是难以获得期望的成功。即使他已在美国有所成就，搬到荷尔贝山，又肆意挥霍，可那些了解他经历的伊朗人仍鄙视他；而只因为他是伊朗人，白人邻居也不喜欢他，彼此窃窃议论说不该准许他搬到这个地区来。

坐拥湖泊的老太太也许是靠害死大量吸烟者来发家致富的，但她显然认定身为外国人的罪过更大，因此，每当她驾着捷豹汽车从拉斐尔之子身旁经过时，都佯装没瞧见他。拥有“小凡尔赛宫”的女士或许是从丈夫的第一任妻子手中将他偷来，结果又将他输给了某个比她更年轻白皙的女人，但她命令司机驾驶宾利汽车时要避开拉斐尔之子的宅院，因为她无法忍受“看到那帮波斯佬”。就连谎报姓氏的那对古怪的匈牙利夫妇每次在街上看到他，都会厌恶得汗毛倒竖。且不说他们是面积14,000平方英尺[11]的豪宅中的仆人，一个十几岁的俄罗斯男孩独自住在那儿；就连他们与某位东欧国王沾亲的冒牌血统都比拉斐尔之子的实际出身更加高贵。

倘若你不知道他多年来已证实自己是多么卑鄙无情，不知道他此前声称拉斐尔·索莱曼是他父亲的说法看着多么荒唐可笑，那你几乎要同情他了。若要对这种说法有半分信任，你从一开始就得相信死去的男人还能参与制造小孩的工作，当然这只是针对凡人而言；你还得相信，他和一个如此苍老的女人做了这种事，她恐怕要借助神力才能怀孕；这个老妇怀胎的时间也不是九个月，而是整整十三个月。

否则，你大概会按常人的平凡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拉斐尔之妻从什么地方买来、偷来，又或许仅仅是捡来一个孩子，带他回家，然后宣称他是拉斐尔之子，以便她能够染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最殷实富足的家产之一。

“他本来可以要求做DNA鉴定啊，”安吉拉咕哝道，“这么多年……”

“我认为他自己也不信。”里昂说。

拉斐尔之子想必是盘算过了，与其确凿无疑地证实他的身份是假的，毋宁让这种说法永远得不到证实。

十一点时，拉比和约拿在吃过麦当劳烟肉蛋汉堡早餐之后回来了。拉比仿佛那天仍受邀留下似的，收拾了咖啡桌，从衣兜里掏出一副扑克牌。

“他算牌简直是神速，”他这样评价约拿，“想跟我们玩‘二十一点’吗？”

安吉拉心想，幸亏这个拉比相貌十分英俊，否则他的放肆专横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我从没学过比‘小猫钓鱼’更复杂的玩法。”她坦承道。约拿听后哈哈大笑，这是安吉拉第一次见他笑。

她没让他们走人，因为她不敢肯定自己真想这么做。她也没问拉比想让她做什么，因为她自认为已经知道答案。

显然，即便在拉斐尔之子死后，拉比也希望那笔被艾迪·阿拉克斯挪用又逐渐缩水的抚养费仍能继续。这就是他带约拿来见安吉拉的原因——这样她便可作为中间人，与内达联络，说服她尽到义务，每月仍贡献出1,000美元。无论慈善机构多么穷困或富有，这些宗教人士总是在讨钱。

“我完全左右不了他父亲的遗孀。”她说。安吉拉指的是内达。那时，约拿为玩牌走进浴室洗手去了。

“我可以问问运营我母亲基金会的那个女人，”她提议道，“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最好还是自己去问她，因为那个蠢娘们儿讨厌我。”

她站起来找出一张纸，写下了斯蒂芬妮·达洛尔的联系方式。拉比抬起一只手来。

“不需要问她，”他边说边向回到屋里的约拿微笑，“我们不是来要钱的。”

他竟当着男孩的面说出最后那句话，安吉拉不由瞪了他一眼。这意味着她无法在不伤害约拿的情况下，质疑或辩驳他的说法。“我只想让你俩见见面。”

她宣称要小睡一会儿，于是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和衣倒在床上。一分钟后，她又起身去锁上门，因为她发觉这个拉比简直得寸进尺，甚至可能在她睡觉时走进来。

她转动门锁的时候，心想这简直是发疯——只为得到五分钟的私密时间，她在家里也不得不将自己反锁住；即使在那段时间里，她仍然感到约拿和拉比无处不在——既在门里，也在门外。

我父亲在今天午夜将近之时等着我。

她是从哪儿听到这句话的？

这是伊兹奇耶在预言自己大限将至那天写下的话。后来，他又回来带走了拉斐尔。

“我必须埋葬亚伦，因为他们没在那边等他。”多年后，伊丽莎白对安吉拉这样解释。杰伊·盖茨比抢在亚伦的祖先之前，过早地杀了他；又因为没人来认领他，他的尸体只得在伊丽莎白悲恸的暴雨中渐渐腐烂。

此刻，安吉拉恍然大悟：无论是谁杀了拉斐尔之子，倘若凶手知道他一旦死去，尸体就会消失不见，那又如何？假如他把车开到大门口，然后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尽管他们在午夜时从暗处走出来，但他仍放心地摇下车窗，那又会怎样？他并没挂停车挡，只踩了刹车，然后扭头面对车道上的那个人。

他看到了刀，惊慌失措地猛踩油门，想赶快逃，可是车子启动后却撞向了大门，停住了。后来，拉斐尔之子就坐在那儿，血流不止，直到他的父亲来把他接走。

“哦——我——的——上帝啊。”安吉拉悲叹着瘫倒在地。

只有两个人——艾迪·阿拉克斯和内达——知道约拿有发光的毛病。

人们都说内达嫁给拉斐尔之子是因为她太过愚蠢，又过分屈从，所以难以拒绝他。安吉拉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她觉得，内达是认为她无权得到任何强过拉斐尔之子的人，因此才嫁给他，还一直跟着他——这也是为了女儿们好，她明白如果跟他离婚，拉斐尔之子会让她和孩子们变得贫困潦倒，以示惩罚，那些钱绝对要不回来。

经年累月，她想必已意识到，她消极被动，自认身价并不比拉斐尔之子高的心态，使自己越发泥足深陷，这种心态的影响还逐渐渗入了女儿们的心灵，这就是妮可那么孤独，而凯拉如此迷惘的原因。她想让她们自我感觉更好些。所有那些治疗专家和音乐老师、缅因州的夏令营和私立学校的教育、比任何犹太女孩成年礼都更奢华的生日派对，以及花费堪比大型婚礼的成年礼——然而，她现在想必也明白光这些是不够的。

她本该带着女儿们一走了之，可她缺乏那种魄力。

直到有一天，艾迪·阿拉克斯打来电话告知她约拿的消息。

“我不能见你，”他对内达说，“你也千万别告诉他这事是我告诉你的。”

这么说，拉斐尔之子曾对她不忠。这对内达而言原本算不上新闻。

他有了个孩子，却不认。

那意味着他和内达还能像从前那样过下去，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过各的，再这么过一百年，或是直到其中一人死去。只要拉斐尔之子对男孩的事情秘而不宣，内达便可坚守住她最后一丁点儿酸涩的“阿比路”。

但事情还没完，艾迪说，那个男孩的心脏会发光，这是证明拉斐尔之子是合法子嗣的有力证据。多年来，艾迪始终瞒着他的雇主。他是在报复——不让拉斐尔之子得到他和他母亲曾经最渴望的东西。再说，每月克扣1,000美元也不是件坏事；只是现在，那个黑人拉比抓住拉斐尔之子不放，坚决要求他去见约拿，就见那么一次。拉斐尔之子对拉比下了逐客令，还威胁要起诉他领取了明知不是给他或是给他所在慈善机构的钱，但拉比保证他还会再来。

艾迪警告内达，总有一天，你丈夫会发现这个孩子能派上多大用场，而一被发现，就再也阻止不了他了——他会认下小孩，带孩子回家，然后满世界炫耀。

“到那时，索莱曼夫人，你打算怎么办？你没有离开他的勇气和谋生的手段，可你也不能把孩子藏起来。到时，大家都会知道，即使他已经在炫耀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可你却还在维持这段婚姻。尽管无意冒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从男孩出落的模样看来，她生前肯定是个大美人。”

若是在二十年前，无论一个女人遭受什么虐待或是如何饱尝凌辱，她继续维持婚姻的做法不仅能被人理解，甚至是人心所向；人们认定她即便去死也胜过离婚。可在过去二十年间，一切都变了。如今，一个妻子能公开忍受的事情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那个限度她还不走人，就会被当成彻头彻尾的傻瓜。

在忍受了多年辱骂、背叛和暴虐后，内达发现她还要面对这最后的耻辱。

一个是长期遭受压榨、极度依赖雇主的员工；另一个是受到不公对待、郁郁寡欢的妻子。这就像那些承受住了一次次强震的楼房，最终却在短短三秒的某次余震中坍圮了。

德黑兰和洛杉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建在主要断层线上的城市。

晚上，拉比称他另有安排——不消说，他不便带约拿同行——问能不能在这几个小时里“托付他的家人勉为其难地照看这个小伙子”。

“我和他该怎么办才好？”安吉拉问话时很不知所措。她知道拉比哪儿都不会去，只是要回家；他没有别的约会和目的，只是想让约拿跟她多相处一段时间。“我甚至连他吃的东西都没有。”

令安吉拉茫然无措的是，约拿是那么无依无靠，根本就没人要，甚至还不如当年的拉斐尔之子，因为他至少还有拉斐尔之妻的疼爱。

安吉拉曾经听说过也遇见过那种人，他们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人关心自己。在工作中，她也碰到过成百上千起儿童死于暴力虐待或漠不关心的事件，因为没人插手去帮他们；她还听说过老人因受热或受冻，在人行道上窒息而死，因为没人抽空去关怀他们。

然而，她仍为这个孩子的无依无靠和彻底孤独所震撼。你可能会说，有说唱演员拉比关心约拿，他付出的关心已超出他所获得的酬劳，事实的确如此。在约拿的人生中，拉比付出的时间无人能及，所尽的心力也远超出其义务，可就连他也明白，就他能给予这个男孩的情感是不够的。他——这位没有会众的拉比——明白二者的区别：一个是有人照顾和满足你的需求；一个是拥有能真正接纳你的家庭和社群。

安吉拉也心知肚明。无论“珍珠大炮”曾多少次将家庭或世族当作攻击的靶子，也无论她对于在21世纪的洛杉矶仍维持“部落心态”的复杂性有过多少怨言，但有一点始终不渝：在她的出身之地，人们彼此需要，这毕竟是有意义的。或许，它值得你去经历随之而来的所有艰难险阻；或许，这也解释了安吉拉为什么没切断所有联系，而是始终对部落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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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仍坐在桌边，尽管约拿早已放弃安吉拉为他做的“有机麦芽面包和不含盐的有机杏仁黄油三明治”。她一直把这堆东西储藏在冰箱里，因为它们是洛杉矶的健康食品，用于替代烤白面包片和带氢化油的加甜花生黄油，美国其他地区的正常人就以此为食，但她自己却死也不会吃“健康食品”中的任何一样。杏仁黄油味同烂泥；而无论就着多少咖啡，一个正常人的喉咙都不可能强行咽下发芽的谷物面包。她还储藏了一些无糖的杏仁饮品和椰奶来代替常规的食物，因为在洛杉矶，奶制品是公认的致癌物，仅次于香烟和糖类。因此，她每月在乔氏超市买一次“类牛奶”，一个月后再原封不动地扔掉，然后到她经常光顾的意式咖啡店，在享用早餐、午餐和下午茶时，坚持在拿铁里加普通牛奶，吃带巧克力碎屑的松饼。

“你喜欢In-N-Out汉堡[12]吗？”她问约拿。

他摇摇头，又重新抱起蓝枕头。他看起来甚至比昨天更瘦小了。

她突然意识到，他现在独自与一个陌生女人待在这儿，想必很害怕，而他唯一的朋友——那位拉比——已经走了，还保证今天晚上才能回来。不过，同情一个遭人遗弃的孤独孩子是一码事，突然间成为注定要解救他的人则完完全全是另一码事。

因为，她已经成了那个人，从她同意见约拿的那一刻起，她对此已深感于心。这也是里昂让她“亲自见他”的原因。伊丽莎白去世后，安吉拉就成了索莱曼家族唯一的幸存者——或者说，直到约拿出现以前，她曾经认为是这样。而今，家族中有他们两个人了。

她要么只能将约拿放归大海让鲸鱼吞食，要么就带他回家。

注释

1　卡瑞姆（Kareem）源自阿拉伯语，主要形容人慷慨大方、乐善好施，有时也指人说话絮絮叨叨。

2　约为135厘米。

3　约拿（Jonah）是《圣经·旧约》中的先知。当时的尼尼微城很强盛，且罪恶满盈，常用酷刑对待以色列人。上帝差遣约拿前往尼尼微城劝人悔改，但他违背了耶和华的旨意，坐船朝相反的方向逃走。上帝使海上起了风浪，约拿要求同船的人把自己抛入海中，以得平安。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将他吞进肚腹，约拿在鱼腹中受了三天三夜的煎熬。最后他终于悔改，完成了使命，宣布尼尼微城的人获得赦免。

4　柯亨（Cohen）：犹太教祭司职务，在古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也是常见的犹太姓氏。

5　费·唐纳薇（Faye Dunaway）：好莱坞著名演员，素以饰演性格怪异、叛逆而又精明的女性著称。

6　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美国演员、导演、编剧和制片人。

7　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美国演员、制片人和编剧。

8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生于侨居巴黎的一个波兰籍犹太家庭，后成为法国著名导演。1977年，他被指控强暴一名十三岁少女，在加州被逮捕，之后逃到巴黎定居。

9　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美国著名演员，代表作《飞越疯人院》。

10　HIBM是Hereditary Inclusion Body Myopathy的缩写，即遗传性包涵体肌病。

11　约1,300平方米。

12　In-N-Out汉堡：美国西海岸一家地方性的连锁快餐店。

洛杉矶　2014年6月23日　周一

珍珠大炮

安吉拉·S. 的博客

2014年6月23日　周一

今日话题：出乎意料的结果

拉斐尔之子在自己车里孤零零地死去，他终其一生造成的巨大伤害可谓天理难容。倘若他不幸的存在有某种好处的话，那便是他挽救了索莱曼家族行将绝迹的命运。

这是第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在约拿到来以前，就只剩我一个人——脾气暴躁、争强好胜、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况且，谁敢跟安吉拉那家伙生孩子呢？我知道你们都是怎么评价我的。对于前三个形容词，我无可争辩；但是在我成为（无论是多么修辞学意义上的）家长的问题上，我想说，已经有那么一段时日，男人不再是女人成为母亲的必需品了。不过这是题外话。

在约拿到来以前，整个家族就只剩我一个人——我敢肯定自己属于这个城中为数不多的那种伊朗犹太人，他们无法夸口拥有五百个表兄弟和数量与此相当的叔伯婶姨。不管你信不信，多年来，我并没被举目无亲和无依无靠的状态困扰；从高中毕业离家去上大学时开始，我便与同样没有五百个表亲的其他年轻人共同生活。直到遇见约拿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形单影只，而在这方面我跟母亲是多么相似。

我不清楚自己以前为何没看出这一点——我指出别人身上显见的谬误时迅捷无比，甚至责怪他们不够自省。我总认为自己与伊丽莎白毫不相像，远不及她那么聪明、能干和乐善好施——没错，我母亲的确乐善好施，我指的不单单是她的慈善事业。这是我遇到约拿以后认识到的另一件事。

我过去对伊丽莎白的评价是不对的——她绝非“冰女王”。她作风顽强，干劲十足，没错，堪称“伊朗犹太女性中的希拉里·克林顿”，却从未真正学会如何通过言语或是一个简单的拥抱来表达情感。“如果你想要我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妻子”，这句话可算不上情诗，但她就是那样向我父亲求婚的，甚至没等到和他独处时再说出口，而是当着一群她根本不认识的人。一个更加伶牙俐齿的年轻女子或许会等到那晚的活动结束、宾客们各自散去后，在一个昏暗的过道里，悄然靠近那个男人，头发披散，唇若朱丹，身上穿着薄如蝉翼的纱衣；她会纵身扑入他的怀中，落下足有鸵鸟蛋那么大的眼泪。她或许还会向他诉说，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那些屏住呼吸的苦守，自己怎样抱守着缥缈的一线希望——可如果你不要我，我就不想活了。我会得一场伤寒，卧病在床，郁郁而终。

希拉里不会这么做，我母亲也不会。这并不说明她们感情淡漠，或是冷酷无情。我现已懂得，而正是遇到约拿以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一个人无力表达自己的深情与漠不关心是两回事。在那之前，我从不知道作为孩子的唯一监护人，即在这世上唯一一个对他的人生和幸福负责的人，是一项多么令人生畏——抑或说令人气馁——和可怖的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伊丽莎白同辈或有相同背景的其他女性，在孤独上鲜有可与她相提并论的。大多数人身边总会有某个人——配偶、父母或是一两个远房亲戚——在事态变得相当不利时，能丢给她们一件救生衣。而我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只能靠她自己，正如拉斐尔之妻那样。

的确，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伊丽莎白还有曼佐尔、约翰·韦恩和吉芭姨妈在一旁支持她：如果你打算铤而走险，甚至还可以说，她能求助于“机械大脑”霍尔。然而，她那种孑然自立的冲动，从非常年幼时便培养出来的独处精神和照顾自己的能力，总是在我们心中占据上风。那道从她青年时代令她与人疏离的玻璃屏障始终追随着她，一直跟了她一辈子，乃至延伸到我。

在伊朗或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这都算不上什么罪过。在大部分地方，人们太过忙于谋生，因此无暇将“有效表达你的爱”列入日常事务清单。只要每天都能彼此保护，不忍饥挨饿，也不受战争和自然界的侵害，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奇迹就足够了。伊丽莎白正是那样表达她对我的爱的——通过面包，而非诗句。只不过，我没能看清这一点——一代人想要吸取前人的教训推陈出新是多么困难，就像是他们原本只懂一些老套乏味的白话文，讲话却偏要合辙押韵似的。

在约拿到来以前，我认定自己是德黑兰索莱曼家族的最后一员。无论三千年前发端于伊朗的是什么，都将随我在洛杉矶这里消亡。所有的是非曲直，每一次热望与战争，都会与我同葬一穴，洞口堵着无法搬动的巨石。因此，我急切地想要澄清事实，揭示真相。那本该是我的角色，为家族童话书写尾声，这个故事里有身体透光的男人和消失的尸体，还有呼吸中带着海的气息、泪水里含着雨的味道的小女孩。

但现在，我知道自己不会是故事的终结。在我之后，还有妮可和凯拉；在她们后面是约拿，如此延续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在岁月中抛出一段线绳，下一个人会抓住它，将它挽成一个套索来绞死自己或别人，或是将它当作救生索，抑或二者兼有。你知道，这意味着我的行止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我本人的一生。因为这个故事不会随我消亡，它肇始于很久以前，当索莱曼家的第一个孩子体内发出第一道闪光时，招引来每一个迷途与孤独的魂灵，让父辈们跨越阴阳两界，带走他们逝去的儿子。

我们知道，在东方国家便是如此，子女会继承父母的罪孽与悲伤，就像继承他们的“阿比路”那样；实际上，根本没有“从头再来”这回事，也许你不会去在意过往，但它却知道去哪里找你。我们有些伊朗人在发现洛杉矶之后，或许本想忘记这一点；我本人肯定是这么想的。

请注意，我说的是“我们”，好比说“我们伊朗人”；我知道这很怪异，在我听来甚至很刺耳。你看看我，几乎不记得那个地方，我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西方生活，可依然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伊朗人。不言而喻，我对美国也心存感激。

然而……

自从找到约拿，我对此思索良多——他和我是两个多么迥异的世界的产物啊；即使我在美国还能多活一百年，仍旧无法成为美国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可他和我毕竟是同一个“魔法城堡”[1]中的孩子，是有血缘关系的堂亲，尽管我走的是陆路，他走的是水路。吾父们的罪孽和吾母们的无辜，或许是一个诅咒，又或许是一种赐福：在安宁大道高高的砖墙之后，有某样东西拖曳着我，而在南加州阳光暴晒的沙漠上，也有某样东西拖曳着约拿，借由一位名叫科尼利厄斯·柯亨的黑人拉比之手，在雾气缭绕山头的无名小街上，我们终于相聚了。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经常抱怨伊朗人厌恶“融入社会”。这一点他们说错了。你能找到的最大限度融入社会的市民也莫过于像我这样的，其他伊朗人也大抵如此。我比许多本土人更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语言和历史，也更经常参与选举投票。的确，我的美国朋友不多，可我真正的知己也只有一个。我敢肯定，我的葬礼会像美国独立日的野餐烧烤那样十足美式：哀悼者屈指可数，他们衣着考究却并不哀伤，外加一顿自助冷餐。

或许我会要求海葬。

然而，我们不是很擅长“被同化”。我们的行为举止是美式的，但思考、感受，甚至做梦，都是波斯式的。我对此并无遗憾。我们可能会彼此依赖共存，但也重视家庭的价值；我们或许溺爱孩子，但他们绝不会质疑我们的爱。我们或许会随身携带往事，如同受到束缚一般，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自身和他人看得更远、更深。

在回首往事时，我看到了亚斯花园，夏日的花园看似白雪皑皑，因为诗人茉莉在藤蔓上盛开着；我看到带有高高的天花板和凸窗的房舍，还有伊朗阳光的色彩——因为它的确与此地的不同——还有曼佐尔的善良和她丈夫的泪水。我也记得那夜的电话铃声；记得无情的暴雨不肯收敛片刻，好让伊丽莎白埋葬我的父亲；记得那个早上，我醒来却发现诺尔不在她的床上；记得雪地里的足印。

我记得趁夜色离家出走那晚，当伊丽莎白关上亚斯花园的大铁门时，身后传来的尖利刺耳的声响；记得行李箱中的照片在被火烧尽前，那翻卷的边缘。

有人说，感觉伊朗人在洛杉矶享有格外的特权，他们的孩子在家里受到溺爱，男人很容易钻空子，而女人们拒不服从规范。有些人的确如此，这对任何人群都适用。这座城里的几万个伊朗人当中，可能会出一两个帕丽斯·希尔顿[2]，他们确实鹤立鸡群；但为了准确起见，我想说的是我们剩下的其他人，我们心怀对艰苦奋斗的记忆，也怀着恐惧、悔恨和悲伤，有些是继承下来的，有些则是亲身经历所得，但它们都以许多不易察觉的方式，定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预示着我们的行为。

在伊朗，我们必须依靠力量和勇气才能生存下去；来到美国后，则要依靠力量和勇气来决定故事在当下的走向，守住精华，摒弃糟粕，不能全盘固守或是彻底丢弃。

因为，你知道，我们无法丢弃过去。这是我见到约拿后悟出的又一件事。

最初那几周，我让他与我同住，因为我被那种美给迷住了——那些幽灵魅影和夜行生物，围绕在他闪亮的心脏周边，仿佛因反射了他的光而显得熠熠生辉；成千上万的蝴蝶为墙壁铺上了超乎想象的色彩。只消看看他——坐在沙发上，穿着仿若他第二层皮肤的那件T恤，恰似一个小小的太阳，怀抱着它借以栖身的一片蓝天——就值得你接连几夜不眠不休。不过，让他住下也是因为我明白（是啊，我偶尔确实能理解一两种微妙的情感），他此刻身在此地，乃至他的诞生，都是一种机缘。

我不得不让拉比也住下，因为他不能只把约拿留给我，然后转身就走，尽管他经常一连两三宿都不露面。其他时候，他就睡在我客厅的沙发上，自斟自饮我用波斯玫瑰水沏的茶。反正我自己不喝茶；买茶只是因为我在这座城里每到一处，都听到有人在议论我们现在应该喝茶，而不该喝咖啡。于是，我将茶叶留在厨房里，让意式咖啡店的姑娘来关照我的健康状况。

由于约拿的关系，我允许拉比喝我的茶、睡我的沙发；当他建议我去参加收养子女的课程——一连三个月的每周六早上，这样他把约拿留给我的时间就能更长一些——我甚至也照办了。我又回到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工作，因为我发现自己在分辨真相与谎言方面并不权威。我也不再写《两个大陆，一个窃贼》这部书了（虽仍觉得这个标题很绝），因为我没法设想自己对约拿做出那种事；如果里昂当真将他扬言要写的警方破案实录写出来，那就让他赢走我的普利策奖吧。

约拿没问起过他父亲的事，姑娘们也没有。他们没问过，内达如何能继续守住宅子，而债主们却连一毛钱都收不回，也没问为什么从去年六月起，她的生活状态似乎一直蒸蒸日上。她沉寂了两个月，之后出门理了发，还垫高了双侧的颧骨。又过了一两个月，她花钱垫厚了嘴唇，隆了胸，消除了肚腩，还买了卡地亚的新款白金镶钻“蓝气球”腕表。她报名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继续教育学院的意大利语课程、沙欣在马里布市讲授的艺术课程和“正是午餐”网的交友婚介活动。她将家宅移交给破产委托人，然后在委托人“变现”拉斐尔之子的财产，把它们贱价出售时，又派“杂牌军”将房子购回。“杂牌军”付的是现金，众所周知，因为他们有大量现钱可供调度。他们若非出于忠诚便是由于畏惧，本来不得不归还替拉斐尔之子保管的所有钱财——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可以随意投资、挥霍，或是用去为他们那些不可爱的孩子套牢自己的配偶。我想说的是，虽然我本人绝非玛丽莲·梦露，但在“杂牌军”中被看作美人的哈达萨·辛查，看着像只长着斑点的啄木鸟，我这么说可无意冒犯那种鸟。

我讨厌长相难看却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就这样，“杂牌军”为内达买回了房子，想必还给了她一大笔钱，那或许是出于感激，但更可能是为了阻止她向地方检察官告密。

以前，她也许不了解有关拉斐尔之子的任何事务；但是现在，她有了艾迪这个“活算盘”，他存着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明细账目，这意味着“杂牌军”还是交出一部分别人的血汗钱为妙。

确切地说，对于艾迪在他整个被奴役期内所挣的钱，无论是工资还是他自行发放的奖金，我连一分一毫都不嫉妒。的确，他本可将每月2,000美元悉数捐给犹太家庭服务机构，但也可以分文不给。最起码，这个男人遵守游戏规则的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都长。他参加了有史以来最无用、无意义的战斗，他那张脸便是明证。他照顾患病的母亲长达二十年；她现在还病着，呼哧带喘的，每隔五秒钟就会在他们同住的公寓那间煤灰箱似的房间里唤他。他为拉斐尔之子干了二十年，拜“卑鄙大王”所赐，他都快听到自己的肋骨被公交车轮碾碎的声响了。

艾迪确实对折磨他的人实施了最凶狠的打击报复——向那个人隐瞒了他母亲并未谎称他身世的证据；但说实在的，簿记员有责任向拉斐尔之子报告他的亲骨肉长什么样吗？假使艾迪告诉了他——难道有人相信约拿的日子会更好过吗？此外就只剩下一个问题：艾迪该如何处理那些他可能知道的海外银行账户。

然而，他可不是要在盗取钱财据为己有和物归原主之间二选一。绝对不是。倘若他遵守本国法律的话，情况就不是那样。实际上，他只能选择要么盗取钱财据为己有，要么把它们交由破产委托人去窃取。

按照法律规定，加之美国司法体系的全力支持，破产流程必须经由一名法院指派委托人来处理。债权人希望收回他们的一小部分债权，可谓痴人说梦。在拉斐尔之子的庞氏骗局案件中，委托人最终以收取“服务费”的方式，将拉斐尔之子剩余的财产尽收囊中，分毫不剩。八千万美元跟债权人损失的五亿相比并不算多，但对委托人——这名律师和他发薪名单上的几个会计——来说也的确不是小钱。只是话又说回来，法官本人可能就是骗子，那么当有人不停向他送礼时，他又怎会就此收手呢？一旦他将“委托”掏空，受雇的律师先生便会分别起诉被认定拥有或实际拥有财产的任意三百个人——没错，是三百个而非三个；之后，无论他能从那些人身上敲诈多少钱，都会迅速结案。接着，他会继续向自己支付他为起诉和结案提供“服务”所涉及的清算资金总数。

如果艾迪、内达或随便什么人——甚至是“杂牌军”——指出哪里还藏着钱，只会使委托人变得更加富有。

那将会成为第二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第三个结果就是，里昂找到了他（和我）坚信能解开拉斐尔之子死亡谜团的答案。在与“欧托滋男人”谈话后的三周中，为追踪那辆神秘的绿色羚羊汽车，里昂寻遍了荷尔贝山及其周边城市的每一条晦暗的巷弄和废弃的后街。他派出身穿制服的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查邻近街坊。他还从私宅外面正常运作的监控录像机中（而不是拉斐尔之子刻意安装的廉价假货中）调取和研究录像副本。在车辆管理局的记录中，他搜索了拉斐尔之子的每位受害者，以及“杂牌军”和艾迪·阿拉克斯，甚至是内达名下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和集团企业。后来，他又将搜索范围扩大到拉斐尔之子办公室所在的世纪城办公楼的影像档案与租车公司的记录，还有比弗利山庄方圆5.71平方英里[3]地界外围一圈安装的闭路监控摄像机。

奥唐纳已经受够了，凯欧克因也威胁说要罢手，但里昂却不死心，仍继续挖掘真相。

在他经手的案件中，从没有哪个受害者比拉斐尔之子更加死有余辜，促使地方检察官起诉的概率也微乎其微，比任何案子都低。在约拿现身前，里昂随时都准备叫停，让他们狗咬狗去吧，或是至少等到什么人在某个地方发现尸体。在约拿现身前，里昂还能分辨事实和幻想，区别理智与荒谬。可如果关于拉斐尔之子的最基本假定——他并非他母亲所说的拉斐尔之子——不成立的话，而关于约拿的最难以置信的推测——他因索莱曼家族的血统而遗传了发光的病症——是真的，那你又如何区分真相与谎言呢？如果内达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在她发现尸体后的几分钟内，它便消失无踪——是真的，还有什么能让里昂不相信欧托滋男人的证词呢？他对里昂描述的那个女人，听起来简直像极了辛查家的某个人。他们有动机（艾迪·阿拉克斯已证实这一点）和作案手段（屠宰是他们的天性），又恰好贪婪成性，甘愿谋财害命。的确，除“杂牌军”以外的其他许多人也有动机。没错，假如有什么人认为自己杀人后可以逃脱惩罚，那便是路西和他身后那帮宵小鼠辈。

然而，里昂不禁感到绿色羚羊的意象和作用都带有某种诗意。事后，他向我解释说，这令他想起母亲曾对他讲述的一个故事，主人公是母亲自幼便认识的一个男孩。她说，男孩在骑车时死于事故，但他变成鬼魂以后，还夜夜不歇地回到他母亲家中，回到他自小长大的街道，在月光下拼命蹬着车，仿佛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断言一个从未被人提及的真相。

“你怎么能相信这种胡话呢？”当母亲第一次对里昂讲那个故事时，他这样问她。那时他才八岁，却早已知道鬼魂是子虚乌有的。

“因为我闭上眼睛听，”她说，“当有真相触动我的时候就睁开眼，这次我用心一看，也瞧见了那个鬼孩子。”

于是，里昂开始打电话，分别向洛杉矶和棕榈泉各自五十英里半径范围内的每家汽车租赁公司进行调查核实。在徒劳无果之后，他又重新打了一轮电话，询问有没有任何与羚羊车型相近的机动车。他说话说得声音沙哑，脖子和肩膀的肌肉都绷紧了，却仍不肯放过那辆车。劳动节当天下午，他忽然福至心灵：虽然辛查们趣味低级、卑鄙下贱，但还没蠢到会留下类似租车这样易于跟踪的线索。倘若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当真驾驶过绿色羚羊汽车，那它很可能是从某家回收废旧租赁汽车的二手店里用现金买的。

那晚，里昂驾车来到棕榈泉。他带着一沓“杂牌军”成员及其配偶和成年子女的照片，还有科切拉山谷全长四十五英里范围内的二手车经销商名单。五天后，他找到的一家经销商认出了哈达萨·辛查。

不消说，哈达萨·辛查和她头脑简单、愚昧落后又极不讨喜的亲属团，没有将“偷拿某个毫无提防的孤儿的午餐费”的机会浪费在担忧里昂会发现辛查美妞的购车行为上。如果某个旧车贩子声称他曾将一辆绿色汽车卖给哈达萨，那又如何？他们家人可没有义务向警方透露自己的消费行为，不管怎么说：“如果你那么聪明，就自己找车去，把它带回来，再找个独眼的目击证人来对质，向陪审团解释解释。二十年来警方一直宣称这家伙不是骗子就是疯子，很可能两者兼是，他充其量也就是个不靠谱的货色，在那事儿之后只会更糟；考虑到没有尸体，而且……”

管他呢。反正里昂和我知道谁是凶手了，理由都一样：因为只有内达和艾迪才会笃定一旦拉斐尔之子被割喉，尸体便会消失；也只有他们才知道拉斐尔之子是合法子嗣。恰恰是由于那一点——里昂知道是谁杀死了拉斐尔之子以及尸体的下落——所以他也知道内达将解除嫌疑。

你能想象得出，里昂说服奥唐纳说某个周一清晨，拉斐尔·索莱曼的魂魄降临荷尔贝山，匆匆带走了他儿子那具毫无生机、血流不止的尸身吗？你能想象得出，奥唐纳彻底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带着这个故事去找地方检察官，要求他指控某个人，比方说内达吗？

即使他这么做了——即使里昂真能让杀死拉斐尔之子的凶手锒铛入狱——一想到他是怎样百般虐待她，他是一个多么卑鄙之徒，难道我们当中有什么人会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吗？

我跟你说吧，我将称之为“第四个结果”的，才是真正的正义。你瞧，就连最不能宽恕拉斐尔之子的受害者在确信他已死去、一去不返（而不是活着去了墨西哥）以后，都放下武器，埋葬了积怨，终于能恰如其分地将他视为伊朗犹太民族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比渺小且无足轻重的一分子。自从第一圣殿被毁，他们披枷戴锁，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4]手下为奴开始；直至后来，他们成就伟业，登上全球各大陆的权力宝座，远在拉斐尔之子以前，早就有人企图将永恒的灾祸强加于这个具有奇特复原力的小小部族。他们全都失败了——有些人败得很惨。在不到那段历史十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制造了俄克拉何马城的爆炸犯、伯尼·麦道夫和华尔街的大批首席执行官。他们造成的危害至少足以使自己在国际范围内臭名昭著；而拉斐尔之子在永垂不朽方面的成就，至多不过是载于本博客中。

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乏人问津，正是他最渴望逃脱的存在形式。

在伊朗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女孩是携着自身的命运降生的。这也许是件好事，比方说有福的女人将为丈夫带来巨额财富和众多子嗣。可如果你碰巧空手而来，这也可能成为麻烦。没人对男孩的命运有过任何说辞，因为此举实属多余——男孩本身就是福气。从前这经常困扰我，至今亦如此；可我不得不承认，在约拿身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的确是一份福气。

六十二年前，在德黑兰的珍珠大炮广场上，一个孤独的流亡女子在玫瑰宫的大门前播撒下希望。她用言语和泪水浇灌它，用爱意或仇恨、亵渎或信仰去照料它，直到它长成一个畏缩不前、身体有缺陷的男孩，他后来成了恶人，却依然渴望获得爱，并被接纳。我也跟别人一样拒绝接纳他，对此我无法原谅自己。

因为有了约拿，我似乎觉得，在这个全新国度的这座崭新的城市里，我被赋予了一次机遇，去采撷那株饱受摧残的老朽灌木复又初绽的花朵，那是拉斐尔之妻的所有梦想之和。亚斯花园的土地或许已被“嫠妇之叹”荼毒，在拉斐尔死后，我祖父母和伯父伯母的住处或许曾被那些孤魂野鬼缠扰。约翰·韦恩的九十九年福运，或许也是被巫婆的一口气给吹丢了；而身为救治者的瑞伊斯医生或许也因为诅咒，竟成了杀手。

不过现在，约拿来了，虽然他的父亲冤枉了他，但他却证明拉斐尔之子本身也被冤枉了，证明过往的错误未必会造成新的伤痛；即使这个世界错待你一百次，公正也终将到来——一个小小弃儿心中那一丝微弱的闪光——而你只需要（是我只需要）将双手拢在那寸火光周围，对黎明的到来怀着信仰，相信每种颜色暗淡的生灵有朝一日都可能变为万花筒，相信每个毫无血色的游魂终将觅得一颗搏动的心。那么我呢——许久以来始终在寻找一个宏大、透彻、确凿无疑的真理，它将为我解释一切无法解释的事情——即使是我，也会满足于这个奇迹，满足于这个谜语，满足于在一片深沉浩渺的大海上，那一星光亮带来的静谧无言的希望。

注释

1　《魔法城堡》（The Enchanted Castle）本是英国儿童故事作家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所写的童话故事。

2　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美国模特、演员、歌手、商人，希尔顿集团的继承人，拥有挪威、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四国血统。

3　约为14.8平方公里。

4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此处指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他侵占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攻占并焚毁耶路撒冷，将大批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兴建了巴比伦塔和空中花园。

鸣　谢

感谢易卜拉欣·阿玛德、乔尼·邓波儿和阿卡西出版社的全体同仁，现在我终于明白人们为何喜爱你们了。感谢亨利·杜那促成此书得以成形。感谢有芭芭拉·洛文斯坦相伴的二十年时光。感谢维多利亚·梅耶如此善待笔者。感谢杰佛利亚·格雷森建议保留“里昂”这个人物。感谢大卫·沃尔普的善意提醒。

不论结果如何，我的本意不坏。

洛杉矶的伊朗裔犹太富商拉斐尔之子，靠着旁氏骗局和他的伶牙俐齿，从流离异国的同胞手中骗走了大量财富，在好莱坞名流聚集的荷尔贝山过上了穷奢极欲的上流生活。而许多人却因他而流离失所，背负巨债，正义似乎永远无望降临到贫苦人之身。

可就在这个擅于钻营的狂徒志得意满庆祝的时候，某天凌晨，他却被发现被放干血坐在跑车里，死在了家门口；更诡秘的是，在他妻子进屋报警时，他的尸体不翼而飞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伊朗移民们被骗走的五亿美元。而除了被他骗走毕生积蓄的受害者外，他身边的所有人似乎也都有嫌疑：长期遭受精神暴力折磨的妻子；在他手下薪资微薄每天想自杀的记账员；因他而吃尽苦头的索来曼家族的后裔；被他耍得团团转的黑道，以及那些协助他干见不得光的勾当的亲戚……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段纠缠四代人的悲剧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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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China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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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权图字：01-2017-5782

Copyright © 2006 by Meir Sha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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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路撒冷之鸽／（以）梅厄·沙莱夫著；白岸杨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A Pigeon and a Boy

ISBN 978-7-5135-9536-0

Ⅰ．①耶…　Ⅱ．①梅…　②白…　Ⅲ．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0494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张　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执行编辑　郑树敏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9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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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曲终人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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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厄·沙莱夫　MEIR SHALEV

以色列著名小说家，当今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丰富的作家之一，曾获以色列布伦纳奖、以色列总理奖、以色列伯恩斯坦奖、美国犹太图书奖、WIZO奖（法、以、意联合评选）、意大利朱莉娅书协奖、意大利Chiavari奖等奖项。代表小说有《蓝山》《以扫》《朱迪斯的爱人们》《耶路撒冷之鸽》等。此外，沙莱夫还撰写了大量的文论、随笔、讽刺故事及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6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

献给佐哈尔和迈克尔

第一章

1

“突然，”穿白衬衣的美国老人说道，“突然间，一只鸽子从头顶飞过，飞到那片可怕的战场上空。”

大家顿时都不说话了。他突然冒出的这句希伯来语，以及他口中提到的那只鸽子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连那些没听懂他说什么的人也不例外。

“一只鸽子？什么鸽子？”

老人手指着寺院塔楼的方向。他有一头浓密的白发，但身材结实，皮肤晒得黑黑的，一看就是美国人，脚上还穿着一双印第安风格的软皮平底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他对曾经发生在此地的那场可怕战斗仍然记忆犹新。“我是绝对，”他郑重地说，“绝对不会忘记的。”不仅因为这场战斗十分惨烈，对阵双方都疲惫不堪，也不仅因为最终的胜利——“胜利的结果其实让双方都大感意外。”他特别说明——更是因为其中那些微小的细节，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到后来才逐渐被人们理解：头一件，就是那些流弹——也可能都是特意瞄准的——偶尔几次射中了寺院的大钟——“就在这里，就是这口大钟”——大钟随即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很奇特的响声，四下里都听得见，然后逐渐减弱，但是夜色中，余音仍然回响不绝。

“还有那只鸽子呢？”

“钟声很怪，开始非常尖锐，好像大钟自己也受到了惊吓，然后声音越来越低沉，似乎是吃痛呻吟，可还没死呢，就又被下一发子弹击中了。我们一个受伤的家伙说了，‘大钟一般习惯于来自内部的撞击，而不是外面的打击。’”

老人仿佛刚刚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似的，忍不住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雪白雪白的，也只有美国老人才有这种牙齿。

“快说说那只鸽子怎么样了？是什么品种的鸽子呀？”

“我几乎敢打保票，那是一只信鸽，帕尔马赫突击队[1]的信鸽。当时，双方的战斗已经持续一整夜，直至清晨时分，大概日出后两三个小时吧。突然间，大家就看到那只鸽子飞上天空。”

猛不丁地，他嘴里又蹦出了一个颇为地道的希伯来词语——当然有些口音——但是他用英语说出的信鸽这个名称听起来比对应的希伯来语说法要更顺耳，更恰当，尽管他口中的这只鸽子确实是帕尔马赫突击队的信鸽。

“你怎么能确定呢？”

“上面派给我们队伍一名驯鸽师呀，他是一位养鸽专家，还背着一个小鸽舍——反正都是这么叫的。也许他在被打死之前设法把鸽子给放了，要么是那个鸽舍给打碎了，鸽子飞了出来。”

“他被打死了吗？怎么死的？”

“怎么死？战场上的死法可多着呢——随便你选择哪一种：被子弹射中，或者被霰弹片击中；打中脑袋或者肚子，要不就是大腿的大动脉；有时你当场死掉，有时你中弹之后还得拖几个小时才咽气。”

他黄色的眼睛看穿了我的想法。“很来劲，是吧？”说着他轻声笑起来，“我们带着信鸽打仗，感觉跟古希腊时一样。”

2

突然之间，在战场的焦土之上，士兵们看到一只鸽子。这只鸽子从团团烟雾中诞生，穿过尘土的层层包裹，然后飞起来，一飞冲天。鸽子高高在上，她[2]的下面则是另一番景象：士兵在呻吟和呼喊，流弹在清冷的空气中嗖嗖作响，子弹画出一道道看不见的抛物线，手榴弹在爆炸，步枪一直在啪啪作响，还有加农炮砰砰发出炮弹。

这只鸽子看上去很普通：蓝灰色的羽毛，血红的双脚，翅膀上有两道黑色，就好像披上了一条祷告围巾。这只鸽子跟其他千百只鸽子一样，甚至跟所有其他的鸽子都一样。只有专家的耳朵才能分辨出她的翅膀拍动得格外有力，是普通鸽子的两倍；只有专家的眼睛才能看出这只鸽子胸部宽阔、肌肉发达；她的喙部向上到前额形成一条直线，一直延伸到头顶，令她浅色的后脑十分丰满，这同样是只有专家才能辨识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样一只飞鸟心中，积聚着一种热望，并因此决定了她飞行的路线，也锤炼了她的体力。只有热爱鸽子的人内心才能体会并欣赏鸟儿的这种热望，但是爱鸽人的双眼已经模糊，双耳被震聋，他的心也已空落而沉寂。只有她——这只鸽子——心中还保留着回家的渴望，这也正是爱鸽人最后的心愿。

高飞，不顾一切要高飞。飞过战场上的鲜血、火焰和一道道烟柱；飞过那些伤员，他们沉默着，身上弹痕累累，血肉被弹片撕裂，被火焰灼伤；飞过那些幸存者，他们的身体虽然完整无缺，但是精神已经被摧毁；飞过那些死者，他们还将再死一次，因为很久以后，曾经怀念他们的人也将死去。

高飞，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在那里，只会模糊听到零落的枪声，痛苦的叫喊声将渐渐沉寂，呛人的硝烟也会慢慢散去。当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些死去的士兵，样子都差不多，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而那些还活着的人，则要向这些死者告别，各奔前程。离开战场的时候，他们也不由得纳闷，自己何德何能，就能活下来，而同为一个战壕的战友，怎么有些人就躺在面前，死了呢？难道他们做错了什么吗？这只信鸽继续飞着，向周围瞟了一眼，然后又直盯家乡的方向，就在前方。要回家了，她的心跳有些加快，不过仍然充满勇气；她的眼中虽然饱含恐惧，但是仍然睁得大大的，不会错过任何一点标志性地貌；她那近乎透明的眼睑正努力地伸展着，好遮住那些足以让眼睛失明的亮光和灰尘。她那卷曲的短短的尾羽上有一抹美丽的灰色，这是古老的大马士革血统的颜色。她那小小的圆脑袋里面满满都是回家的渴望和记忆：鸽舍、一间间鸽房、伙伴们的咕咕声、窝里和孵化宝宝时那温热的气息；她还记得一位年轻女士的手在食槽上方掠过，她仿佛都能听到食盒里种子碰撞的叮咚声。她能感受到这位女士的目光就在高高的天空扫过，还能听到她说：“来吧，来吧，来吧”——那声音召唤着她，让她感到安慰。

“不光是我一个，我们都看到鸽子了，”美国老人说，“他们肯定也都看到了，因为就在一瞬间，我们的枪声，敌人的枪声，全部都停了。没有人射击，也没有人扔手榴弹，甚至也没有人喊叫。就在那一刻，大家都用手指指着鸽子，目光追寻着她飞行的方向，因为她做的就是我们所有人期盼的事——回家。”

老人说话的时候不停地走来走去，有些焦躁不安，手指深深插进满头浓密的白发当中。“毕竟是信鸽啊，她只知道回家就是唯一的任务。你们在书里面都看到过吧，信鸽起飞之后，要在空中绕一个大圈，之后才能确定飞行方向。但是这只鸽子并不是这样，她一飞到天上，就毫不迟疑地朝一个方向飞去，就像一支离弦的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她是向西北飞去的，没错，按照当时的时间和太阳的位置，就是西北方。她径直飞去，转眼就看不见了，快得超出想象。”

她那么渴望回家，速度奇快，一开始还在那儿，瞬间就消失了，不过几秒钟工夫。把她放飞的那只手垂落到地上，目光仍然死死追随着她，钟声回响不绝，似乎没有要停止的意思。最后几声叮叮当当又响了一阵，然后一起汇入了那遥远无边的静默之中，此时那只蓝灰色的信鸽也被同样遥远静默的地平线吞没，飞得没影了。天空下的战场上，士兵们又纷纷将手指扣到扳机上，眼睛也回到准星前瞄准。枪声瞬间就噼噼啪啪响起来，士兵又开始咧着嘴呻吟或者大口倒气，有的大声惨叫着呼出最后几口气。

这时那位老人又转向了他那帮朋友，一边四处指点，一边用一口美式英语给他们解释着。“就在那边，松树林脚下吧”，或者说，“就是这儿”。他还提到一辆伊拉克装甲车，载有一挺机关枪和一门大炮，“在这里兜了一圈，好像巡视自己的领地一样”。他就像一个大方的主人一样随意指着一个地方说：“就是那儿，屋顶拐角那一块，我就扛着枪躺在那里。不过那边高楼上有个狙击手，给了我一枪。”

说着，他弯腰卷起裤腿，给大家展示膝盖和脚踝之间的两处已经变白的伤疤，动作灵活得不像这个年纪的人。“看到没有，就是这两个疤。小的这块是子弹射入的地方，大的那块是子弹穿出留下的。队伍里的工兵把我背下去，然后又上来替我，结果被迫击炮的弹片击中了。”他转而使用希伯来语，只是为了说给我一个人听。“可怜的家伙，他可比我壮实，块头也大，结果炸成了两半，一秒钟不到就没命了。”

他细细地讲述着当时的情况，这些情景在他心里埋藏了太多年，这一会儿终于释放出来了。那些记忆就像已经被关了很久的老人，好不容易有机会出来透一口气，抻抻筋骨，再来看一看当年的这片地方，做个比较。有些记忆已经不太清楚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东西是当年根本就不存在的？还有哪些值得保留，哪些就废弃算了？

“带着鸽子上战场的那个人呢？”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问下去，“就是那个驯鸽师，你说他给打死了，你看清楚他到底死在哪里了吗？”

老人转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他那双黄色的眼睛就像狮子的眼睛。他用一只晒黑的大手搂住我的肩膀，举起另外一只大手，也是晒得黑黑的，指着空中。我能看见他手背上的老年斑，指甲都变成黄色的了，手腕上戴一块船员用的银表，倒是配得挺漂亮，白色的衬衫袖子整齐地卷到胳膊肘上面。我很容易就想象出这样一只手肯定能做很多事情：抓握步枪啊，拍拍孙辈的头啊，捶拍桌子啊，还有摩挲感受纤腰和大腿啊。

“就是那儿。”

我突然感觉浑身是劲，特别精神。老人看着我，似乎是父亲盯着儿子看，是父亲的手在抚摸我，从后脑勺到肩膀——指导着我，给我力量和支持。

“在哪儿？给我指清楚一点。”

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倾向我这边，就跟平常我身边那些高个子跟矮个子讲话时的动作一样。“就是那儿，你看到草坪边界和坐在秋千上的小孩了吧？就在他们之间。当年那里有一栋石头搭的小屋，也就四五英尺[3]见方吧，跟花匠的工具棚差不多大。我们当时就驻扎在修道院的小房间还有院子里，而另外一个连队的人就集结在那边那个楼里，就在这条道的另外一边。要是有人敢从任何一栋楼里往外探头探脑，那辆装甲车就会轰了他。但是那位驯鸽师——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反正他就是从楼里出来了，到了那个小屋那里。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就是在那里发现他的。”

3

我没有继续在那边逗留，就带着那些人坐上了“巨兽”——我的那辆雪佛兰大越野，我太太给我买的，绰号也是她给取的。我们驱车前往耶路撒冷的德国殖民街区。

现在我开始觉得十分疲倦，这个小团比一个大巴士的旅游团还要麻烦，要求还要多。我们一早从特拉维夫开始行程，然后到达胡尔达基布兹[4]，并给他们讲述了该农庄因之而得名的护卫队的故事，接着又在哈雷尔观测点稍作停留，简单吃了点三明治作为午餐，之后又在被命名为伯玛公路的山间土路上颠簸，到达了哈马斯雷克以及沙尔哈盖河谷口要塞，然后又是各种眺望观赏，各种解说。

我从那里带着这个团又去了位于吉亚塔纳维姆的帕尔马赫突击队公墓，接下来进入耶路撒冷，到了这个修道院，然后就遇到了这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一路导游的这个团一共六个人：最年长的一位是参议员，他的助理、顾问，还有三位商人，他们都是外交部邀请的客人。没想到参议员过去竟然是帕尔马赫突击队的一员，而且还参加过此地的战役，本来是应该由我来描述这场战役的，但他却描述得更生动。更大的惊奇还是他突然想起来那只信鸽的事情。

“你认识他吗？”我问。

“认识谁？”

“就是你之前提到的那位驯鸽师。”

我从“巨兽”的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他的整张脸。“也不算认识，他不是作战部队的成员——他到我们旅就是为了安排一间可以参与战斗的鸽舍。大家都说他是一流专家，从孩童时期就开始驯养鸽子了。”

他双眼还是那么有神，没有一丝浑浊，那目光依然紧紧地盯着我，就像刺山柑枝干上那些钩子一样的尖刺。“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我还有好多朋友死在了战场上，而且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在德国殖民公墓前方的红绿灯路口左转，这条路上人多车也多，因此我的车开得很慢，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继续讲述：利乏音人和腓力斯丁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先生们，请留意镌刻在门口的《圣经》中的诗行。那边就是耶路撒冷老火车站，虽然现在这个车站已经停止使用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去特拉维夫的，还是蒸汽火车呢，你们信不信？”

隆隆的火车一路开得很慢，经过山谷中那些闪着金属光泽的铁轨弯道时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记得，在车上能够看见国境线那边阿拉伯人一小片一小片的菜园子，都是被精心照料过的；还有阴沟里面聚集起来的水花，像肥皂泡一样。有风吹过火车头的时候就会扬起灰尘，落在乘客的头发上。不过大家拍打灰尘的时候都挺开心，我们快到特拉维夫了，就要回家了……

我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有面包、煮老的鸡蛋和西红柿，坐火车时你总是给我们带上这些吃的。我的脑门会一阵阵发抖——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脑门就在发抖——因为你会把鸡蛋在我脑门上磕开，这是你最喜欢的游戏。“啪！”你总是这样一边喊一边哈哈大笑。每次我都会吓一跳，每次你也都会大笑一阵。你的手指捏起一小撮盐撒在蜡纸上时窸窣作响，这声音我也记得。还有你用童声的变调唱的那首小歌：“火车头，隆隆响，轰，轰，轰／坐到椅子上呀，说得就是你！”我还记得你总是满脸笑容，那是高兴的笑，因为我们离耶路撒冷越远，也就离家乡特拉维夫越近了。

他们当然相信这一点，怎么会不信呢？整个旅游行程安排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每到一个地方，三明治、咖啡和果汁都准时供应，这样的服务也增加了导游讲解的可信度，看来他对当年事件的回忆所言非虚。在电影资料馆的咖啡厅里，桌子照例已经给他们预订好了，可以看到他们所期待的日落和风景。如果有人对历史遗迹和传说感兴趣，可以看到那边有锡安山，再过去一点就是大卫陵墓；窗户下面则是著名的苏丹池，还有古老的阀门“滋润了焦渴和憔悴的人”。

再往那边看过去——落日余晖中，摩押群山都被罩上一层金色。“没错，它们离得太近了，简直是触手可及。摩西就是站在尼泊山那个地方，俯视着那片应许之地。他也觉得距离很近，不过是从对面那边。”

“也许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团里一个商人看着这一切说。他穿着一件很滑稽的猎装马甲，到处都是口袋的那种，一般旅游者和外国记者在中东地区东奔西跑时都爱穿这种马甲。“这里什么东西都太小，距离太近，造成拥挤，结果你们无论站在什么地方，朝哪个方向，看到的都是所谓名胜古迹，层出不穷啊。”

导游——就是我呀，妈妈；中规中矩地做了回答——当然要加上“的确”再补上一句“你说得对”，让他高兴高兴。没错，这个地方那么小，那么拥挤，到处都是人，每一步都充满了故事和回忆。“关于犹太传统的事儿，我还知道不少呢。”他说，然后就指着欣嫩谷，也就是“地狱”，开始大讲特讲，历史和词源，真相和寓言都掺杂在一起。他还拉拉杂杂地说到那里曾经举办过的电影节、圣经派信徒的墓地、奉献给火神的儿童祭礼，接着又突然问是谁点了冰咖啡，似乎是祭坛上那些献祭的小孩喊叫起来。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把这个尊贵的小旅游团送到了大卫王宾馆，某位以色列议会中的大人物——“实际上他是来自反对党的”，负责安排这次旅行的外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么告诉我——要在那边请他们吃晚餐。之后大人物还要发表一个演讲，并回答该代表团就当前世界局势提出的一些问题，“因为外交部长不仅同意让他们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且还坚持必须要这样做”。

我上楼进入给我安排的房间——可不是每个旅游团都能给导游提供这样的待遇——冲了个澡，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铃响了六声，我也松了一口气：还好没人接；看来里奥拉不在家。或许她在家，知道肯定是我的电话，所以才故意不接的。说不定，这个电话自己都有灵气了，能辨认出我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然后就自顾自地决定当我不在，干脆一声不响了。

“喂，”我喊了一声，“喂……”我又接着说，“是里奥拉吗？是我呀，你在吗？拜托接一下电话好不好？”

不过听筒里传来的答话声——冷静而礼貌的腔调——却是我自己的：“这里是里奥拉和雅尔·门德尔松的家，我们目前无法接电话”，接下来的声音就是她的了——嘶哑的美国腔挺迷人的，“请你在嘀声之后留言”，听起来有点不耐烦。

我挂上电话，又打了蒂扎尔的手机。她接电话的时候从来不说“喂”，有的时候说“什么事”，有的时候说“请稍等一下”，然后我一般都能听到她给其他人下各种指示，我就那样听着，很开心。

“好吧，”她终于说道，“现在该你说了。”

“你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来呢，蒂莱勒？他们给导游安排的房间里面有一张超大的床，今天又是一轮满月，隔窗就能俯瞰老城的城墙。”

“是你啊，宝贝儿？我还以为是公共工程部那个讨厌的工程师呢。”

蒂扎尔不爱叫我的名字，她有时候叫我伊莱勒，我们俩小的时候，她爸爸就是这么叫我的——“瞧，这不是伊莱勒和蒂莱勒嘛”，只要看见我们俩在一起，他总要喊上一声——也有些时候，她会亲热地叫我“宝贝儿”。

“就是我，也算个讨厌的家伙吧。”

她大笑起来，现在她可以确信：的确不是那个讨厌的家伙，而是这个讨厌的家伙。听到蒂扎尔的笑声，我就特别开心。她是因为我而笑的，我把这笑声看作是对我的赞许。

“你在哪里呢？”

“大卫王酒店，怎么样，你来不来？”

她又笑起来。说我这个提议不错：她和我和一张大床，窗外看得见圆月和老城墙，的确很有诱惑力。不过第二天早上他们在海法湾那边有个工程要浇注水泥，她和国防部的人还有两个会要开——一个是跟建设处的蠢货开，另一个和财务处的人开，那倒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希望你我能有机会在咱们的房子那边见个面，因为还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一起拿个主意。”

我假装没注意到“咱们的房子”这个词，随口问她到底有什么事需要拿主意。

“还不就是那一套：地面用什么地砖，窗框要什么材质的，还有墙壁要涂成什么颜色。不用担心，我来做决定，不过你一定要在场。”

“明天可以，我把这些美国人安排好，然后就可以去了。”

“他们怎么样啊？”

“你绝对想不到，其中一个竟然曾经加入过突击队。”

“你爱我吗？”她像是在开玩笑地问。

“爱。想你。”我赶紧回答，好堵住她下面的一个问题，她总是接着问：“那你想我吗？”

“我们的装修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你要听吗？”

“这个突击队员冷不丁告诉我一些故事，我得给你讲讲。”

“故事都是应该上床的时候讲的。”

“我就在床上啊。”

“我是说咱俩一块躺床上的时候，不是光你一个人。明天晚上吧，我们一起迎接满月升起，然后你把一切都讲给我听。记得给我带一个格里克小卖铺卖的那种煎蛋三明治——让他们多加点盐，还要在烤架上撒一些辣椒一起烤。跟他们说是我要的，别忘了告诉他们：这个三明治可是迈沙勒姆·弗莱德的女儿订的！”

我穿好衣服，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决定不去参加当晚的那个晚餐了，也不和议会里反对党的那个大人物见面了，管他有什么不同观点呢。我脱掉衣服，爬回到那张大床上，面对着满月和老城的城墙，打了个盹，不过老是有点心烦意乱，醒了以后感觉比刚才还要累。我就干脆起床穿好衣服，到楼下的酒吧去了。

4

底层大厅的一个角落里，那位“老狮子”正歪在一张扶手椅上等着我，他很有精神，身上有一股须后水的味道。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目光还有他的手表都显得格外闪亮，浓密的白发藏在一顶帽子下面，满脸沟壑纵横，花白的眉毛竟然根根直立。

“我一直等着你呢。”他起身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出于礼貌这样做，还是想提醒我他各方面都比我强——从年龄、身高和阅历来看都是这样。他能看到的，我却一片茫然；他能听到的，我却只能想象；他的大脑里装满了各种清晰的记忆，我却只有揣测和推断。

“他们保证过，我带的这批人是来自美国的重要代表团，”我对他说，“他们可是完全没有提到团里有人曾经在帕尔马赫突击队服过役。”

“我想要谢谢你，”他说，“从那次战斗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当年那些地方了，我觉得故地重游实在很残忍。”

“不过，总归不如当年战斗中的情景残忍吧。”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历战斗反而更容易。那时我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随时准备战斗，迎接一切挑战，而且很快就能恢复。我就是战争最需要的那种士兵：不仅没有啤酒肚，而且没有脑子，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回忆。”

“那么今天哪个地方最让你难受呢，公墓还是修道院？”

“是修道院。公墓至少有一点好：他们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过去我还一度为此感到羞愧，不过现在没这感觉了。”

“他也埋葬在那里。”我说。

“你说谁？”

“就是你今天跟我谈论的那个人，那位和你们一起参加了战斗，后来阵亡的驯鸽师。”

“喔，是宝宝！”他叫了一声，“这正是我在这里等你的原因。我就想告诉你，我想起来，当年我们都叫他宝宝。”

“那当你想起他名字的时候，你能想起他长什么样吗？”

“你说他的脸吗？不太清楚了，只有一个整体形象——非常模糊，完全看不到五官。不过那肯定就是他。我们叫他宝宝，因为他很矮，而且胖嘟嘟的。当时还有从约旦河谷来的人，告诉我们宝宝也是他在学校和基布兹时的绰号。他老是忙忙碌碌地照顾那些鸟儿，而且不允许任何人靠近鸽舍，唯恐吓着他们。他还跟我们解释过，鸽子一定要爱自己的窝，否则他们就不会想着回家。你真是想象不到，我现在一边跟你讲着，一边想起更多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大名了。”

就跟在修道院那次一样，他又俯身看着我，尽管他已经八十岁了，但是他身上那种捕猎者的气场依然强大。不过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一股巧克力和薄荷的味道，嘴巴里的酒气，若隐若现的须后水气味，三分熟牛排的味道——就是外面烤得略焦，里面还有血丝的那种牛排，他肯定不抽烟。我灵敏的鼻子还告诉我，他的衬衫刚刚用象牙牌香皂浆洗过，我妻子的内衣也用这种香皂洗。不过香皂的味道掩盖不了他身上的那种战场气息，混杂着烟火味、喧嚣道路上的尘土气，还有营火的余烬。

“这真是十分神奇，你明白吧：我越来越老，也越来越糊涂，但是反而有很多事情都想起来了。我们那时候没有一个晚上不在忙碌，而且分工明确：没有直接冲到战斗前线的人就给那些再也不能活着回来的人挖坟墓。我现在还能听到回荡在山谷中的镐头的声音，就是金属碰到石块的叮当声，比枪声还清楚。你就不停地挖呀挖呀，根本不敢仔细去想到底是在给谁挖坑。他偶尔也会分配到挖坟墓的任务。”

“谁会分配到？”

“宝宝呀。一直到修道院里开火打起来的时候，他才加入我们的，之前他就给那些前线的士兵挖墓坑。等清晨那些家伙的尸体给拖回来的时候，墓坑应该已经挖好才行。死人最讨厌等待了。”

太奇怪了，我忍不住想：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是话很多的那种人啊。但是现在他似乎要清空他心中淤积许久，一直等待清除的那些记忆。我回想起一个故事，还是我十几岁时你讲给我听的。你说词语产生和增加的方式有好多种：有的像阿米巴原虫那样不断分裂而成；有的则是不断冒出新芽和分支。而对于眼前这位老人，那些字母随着他的记忆涌现而不断组合汇集成词语。

“那么你呢？你是作为美国志愿者来参加战斗的吗？”

“什么话？！你这是侮辱我的希伯来血统！我可是皮塔提瓦市土生土长的，现在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呢。我是接受过洁净礼的正统犹太教徒，后来进入农业培训学校，然后是替补队，最后进入著名的帕尔马赫突击队第四营“突破营”。从你今天给我们做的讲解来看，你跟我一样熟悉这些地方：卡斯特尔要塞，克洛尼亚村，河谷口巴布伊尔－沃德，当然还有卡塔蒙地区。战争结束后，我没考上以色列理工学院，所以就到美国去学习工程学。然后我在美国遇到一个女孩，并且在她父亲的公司里找到一份工作——”

“他的外号真的就是宝宝，”我插嘴说道，阻止了他滔滔不绝的回忆，“而你今天下午提到的那只鸽子也的确就是他的。”

“我看你对那位驯鸽师很感兴趣啊，”这位来自美国的帕尔马赫老兵说，“你认识他吗？”

“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那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呢。”

“那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是对信鸽感兴趣，”我告诉他，“也许是因为我带着观鸟团在全国寻找迁徙鸟类这一工作的缘故吧。”

他眼中金色的火苗慢慢变成蓝色，满脸皱纹也松弛下来，表情也和善了许多，就好像他希望能详细述说更多的东西，甚至不知不觉把这样的叙述当成是一种安慰——解释一切，然后让心中的伤口愈合。

“修道院的那场战斗，我们勉强取得胜利，”他说，“其实伤亡也十分惨重，还有几个可怜的修女也被打死了。幸存的那些修女中还流传着一个战斗笑话：说修女们跟我们一样，为耶路撒冷而死；而且，她们死的时候保持着童贞，也跟我们一样。我们打了整整一夜，清晨初升的太阳也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鼓励和希望，反而让我们感到绝望。白天的阳光下，我们看到地方上不断有补给过来，还有装甲车，上面有一挺机枪和一架加农炮。更可怕的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伤员伤口的颜色，并且明白谁能活下来，谁会死掉。伤员太多了，大家都开始在想，要是万一收到撤退的命令怎么办：我们到底应该带走哪些伤员？那些带不走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安置？然后，就好像上天赐予的奇迹一般，发报机又能正常工作了，传来的信息说阿拉伯人突然匆忙地从整个地区撤退了，而且由他们的司令官在前面带队，因此我们只要能再多扛一会儿就行。我真不知应该怎么跟你说，反正最后我们赢了，不过这场胜利很少见，因为胜利者比失败者还要惊讶。”

“这个嘛，至少你们为此很开心啊，对吗？”

“我们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庆祝胜利。大家爬起来，开始组织清理战场的工作。突然，修道院的一扇大门开了，三名修女走出来，其中两名把死去的修女的尸体往寺院里拖，而第三名——这一位上了年纪，个头较矮，简直是个侏儒，身上的黑袍一直拖到地上——走到我们士兵中间，手里还拿着一瓶水和几个水杯。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啊：我们，所有的伤员和死去的士兵，而这位修女就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递给我们水喝，就好像我们都在一场鸡尾酒会上一样，‘尼罗，尼罗’，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尼罗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肯定是我方赢了，因为她走出修道院就是为了给胜利者送水。你能明白这点吗？如果我们输了，她就得给阿拉伯士兵们送水了。”

“尼罗就是水的意思，”我告诉他，“这是希腊语。”

“你说是就是吧，”他轻声笑起来，“你是导游，肯定要知道不同的语言是怎么说‘水’这个词的。说不定哪天你要接待希腊观鸟团，他们也会口渴呢。”

“观鸟团不会从希腊到这里来，”我说，“他们一般都是从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那边过来，有的还是从美国大老远过来的。”

但是这位老人责备地瞥了我一眼，让我一下子又回到了我带他去过的地方，回忆起的过往，以及那些本来不该去的地方。“我们离开了修道院，四处检查一番，希望在满地的尸体中找到我方人员。一开始我们找到一位团长，已经死了，肠子流了一地。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了。有人叫起来，‘看呐，宝宝死了’，我的天呐，只要说到‘宝宝死了’这句话我都浑身颤抖。”

“你也看到他的尸体了吗？”

“是的，我刚不是跟你说了吗？而且更早的时候我也告诉过你了，但是你要么不愿意好好听，要么就是想多听我说几遍。我看见他就躺在离修道院不远的棚子里，就是现在草坪和秋千之间的那块地方。”

“在棚子里面？”

“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

他显然看出了我眼里的恐惧，所以就赶紧解释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他的尸体仍然是完整的，不是像你刚刚听到以后想象出的那个样子。棚子的四壁也都快被炸没了，所以他躺在那边，腿伸到棚子里，但是腰以上部分都在外面。他身边还有一挺机枪——是汤米冲锋枪——还有很多园艺工具。你要还有兴趣，我还会告诉你，他的脸是完整的，面容平静，双眼没有闭上，朝天上看着。这其实是最悲惨的部分，因为那双眼睛还充满生命力，还在注视着什么。你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吗？跟我现在的想法可不一样。我当时就想，宝宝到底从哪里弄到这么一挺汤米冲锋枪啊！我们前面打仗的士兵用的都是斯坦冲锋枪这种破玩意，射击的时候卡个不停，而他竟然弄到一把汤米冲锋枪。点四五的口径——不管子弹打到你身体哪个部位，你都得死！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说当时身处战场比现在故地重游更轻松了吧？那时还年轻啊，根本想不到别的，就是奇怪为什么他有一把汤米冲锋枪而我们都没有。”

我已经弄不清为什么他会说到这些，到底是什么让他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呢：从词语、喝水、我到他脑海里的各种形象。他的脑子到底是怎么转的？他的记忆深处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都发到了美国兵的作战服，是他们二战时候剩下的。原来印制证章和军衔的地方，现在变成一种深绿色。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我都还记得，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却忘了，你信不信？不管怎么说吧，他躺在那里，身上也穿着一件美军作战服，当年这件衣服应该是某个美军中士的，身材应该比他高大一倍。我们抬起他的时候，他的胳膊耷拉在两边，那件作战服敞开着，我们看到了他穿着的内裤——不好意思要跟你说到这些——他的裤腿从腰带处一直扯裂到膝盖的地方，向两侧耷拉着，因此我们能看到里面的身体伤得厉害，血肉一片模糊，内脏什么的都流出来了。”

突然这位美国老人一下子伸出胳膊。“这儿。”他一边说着，手就摁住我右边屁股，然后滑了一圈到了我尾椎骨那块儿地方，不动了。“子弹从这边进去，然后从这里出来……”他的手随着又滑到前面裆部，轻轻按了按。我对他的手掌有些排斥，又混杂着一种舒服的感觉，一时间也不知该做什么。

“或许不止一颗子弹，可能是一梭子呢，因为他的，他的……你们管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希伯来语怎么说了……他的屁股，对，是屁股，已经给打飞了，里面的一切都露在外面，好多好多的血，大腿上的肉都碎了，骨头在外面支棱着。我想他当时努力剪开了裤腿，但是没劲处理伤口，结果就只能这个样子躺着，直到最后咽气。”

“那些鸽子怎么样了？”我问。

他把手从我身上拿开，有一种既悲伤又欣慰的感觉。“他一直背着的那个小鸽舍也给打成了碎片，地上有两只死掉的鸽子。第三只不见了，应该就是今天我们到战场参观时我给你说到的那只。”他随即开始哼唱一首歌的调子，我听了颇为难受，因为这首歌我妈妈过去也经常唱：隆隆的炮声不会再响／到处是废弃的杀戮场。他又说：“那一天很美，很不一样；后来我们才意识到那天是五月一号。竟然就有那只鸽子，飞得那么高，远离那片人间地狱、死亡之谷。幸亏鸽舍被打碎了，要不这只鸽子还逃不出来呢。”

“她不是逃出来的，”我告诉他，“是他把鸽子放飞的，他死以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老人吃了一惊。“谁告诉你这件事的？”

“没有别的可能性，就得这么解释才说得通啊。”

“你说他让她出去是什么意思？为了给总部送信吗？”

“他不是让她出去，”我纠正了他的说法，“他是把她放飞。‘放飞’这个词对鸽子来说才是正确用词，他当时做的就是这件事，如同方舟上的挪亚：‘他放飞一只鸽子，鸽子一路毫不停歇，最后回到了方舟上。’”

“那么他放飞这只鸽子又是为什么呢？后来鸽子怎么样了？”

“他让鸽子飞到特拉维夫他女朋友那里。”

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由来已久了：一双翅膀在我身体里扇动起来，一上一下的，我的双膝颤动，腰腿之间似乎空了，而我的胸口阵阵作痛，咽喉不住地痉挛，似乎都感受到了那双扇动的翅膀。回家，鸟类中的奥德修斯，径直回家。地球巨大的磁力给她指引着飞行的方向，回家的渴望推动她前行，爱意给她发出信号，就好像是落地的信号灯一样：来吧，来吧，来吧，从远方回家来吧。这也是宝宝带着她的原因，她所有的驯化和训练都是为了回家这个目的。甚至她遗传下来的特征——肌肉强劲，身体轻盈，骨骼中空，肺部和心脏有力，有识途能力，有方向感——也都是为了回家。

她身上负载了三重期望：宝宝的期望，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所爱之人的期望，那个时候她已经感觉到了发生的事情；还有鸽子自己回家的期望。回家，回到特拉维夫，回到那片金色的沙滩，回到那片湛蓝的水面，回到粉红瓦片的屋顶。

回家，回到那双盼望她的眼睛那里，那双眼睛正满怀喜悦地仰望天空；回到为她跳动的那颗心脏那里；回到迎接她的那双手上，一只手里抓了一把大麻种子，这可是驯鸽师给的最好礼物，专门犒劳从远方飞回的信鸽，另一只手从她腿上取下小信管。随即是一声可怕的尖叫，宝宝的名字从他所爱之人的嘴里大声喊出，回荡在空中，只听得鸽舍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就是越来越远的匆促的脚步声。

“上帝啊，”这位来自皮塔提瓦市的美国帕尔马赫老兵叫了一声，“你到底跟我说什么？难道这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要做的事吗？难道真的是要让鸽子飞到他在特拉维夫的女朋友那里吗？”

我没有答话，他更加不安地追问道：“那他的信息应该怎么写呢？难道是‘你好，我死了’不成？”

注释

1　帕尔马赫突击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军事力量，为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2　此处信鸽的代词为“她”，是因为在本书中，信鸽是非常有灵性、非常拟人化的形象。甚至可以说，信鸽是故事的主角之一。因此，全书中指称信鸽的代词为“她”“他”或“他们”，指称普通鸽子或其他动物则依然用“它”或“它们”。

3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048米。

4　基布兹：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类似“人民公社”，其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

第二章

1

我去给自己寻找一个家。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正要开枪——射向自己或别人——但是我就要去给自己找个家。我在这个家里可以疗伤，获得安慰，它塑造我正如我建造它，然后我们俩就可以相依为命。

我离开了，只带了一件让人惊奇的礼物，是妈妈给我的，那就是满足她的心愿，也就是她的命令，不过这个命令说出来的时候，字里行间都是遗憾，她说：“带上这个，雅尔。去给自己找到一个家，一个你可以歇脚的地方，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地方。”

“要找个有人住过的房屋，”她指示说，“房子有些年头但是不用太大，稍微修缮一下……”她停了一会儿没说话，喘着粗气咳嗽起来。“你这个家一定要在一个古老的村子里，周围绿树成荫——最好是柏树，不过一棵老角豆树也不错，旁边的人行道上最好有野草从地缝里长出来。”

她解释说：要去一个古老的村子，因为那里一般各种情况都比较稳定，人们之间就算有不和也已经相互习惯；而且这样的村子往往情义深厚——不是那种小情小爱——彼此之间都可以开诚布公，无须打哑谜，也无须相互试探。

“妈妈，歇一会儿吧，”我说，“说这么多话，耗费那么多力气，对你身体不好。”

你躺在病床上，有点喘不过气，还有点不耐烦。柜橱顶上的罐子里插着几枝剑兰，你的秃头上包着一面头巾。“一定要有大树，雅尔，别忘了。吹过大树的风和吹过树苗的风都不一样呢。来，拿上这个……给自己在院子里弄一个淋浴，淋浴时如果能迎着清风、看着风景，就会特别舒服。”

我浑身颤抖着伸出手，接过妈妈递来的东西，一边看着，一边问：“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就是妈妈给的。”

你咳嗽起来，一边痉挛着一边大口地喘气。“趁我还有一口气，还能把这钱递给你，快拿上吧。跟谁都别说，连你弟弟、你爸还有你妻子都别告诉。”

的确就是这些词句：“去”还有“找到”还有“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地方”。一字不差。在你咳喘的间歇，你提醒我里奥拉在特拉维夫的斯宾诺莎街给我和她买的那所房子并不算是我的。房子和它的女主人，她和她的住所，两者珠联璧合。浅色的宽敞房间感觉就像她这个人；每个恰当的角度，俨然她分明的轮廓；房子是她的财富，粉白的墙壁就像她的身体；窗户之间合适的距离就像她那双间距完美的眼睛。

2

妈妈生病以前，身材颀长，有一头漂亮的鬈发，还有一个酒窝。她生病之后，背就弯了，鬈发也不见了，酒窝也平了。我们为她举行的第一次悼念仪式上，我的弟弟本杰明和我还站在她的墓地旁边时就忍不住开始争论起来：她的酒窝到底是在哪一边脸颊来着？本杰明说是在右边，我则坚持认为是在左边。开始我们只是开玩笑似的，故意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说些难听的话。后来，我们的手打得越来越重，用词也越来越恶毒。

打了赌之后——我们过去经常争论；后来就开始打赌，每次打赌都是在同一家罗马尼亚饭店，还吃着同样的午餐——我们开始问遇到的每一个人，到底那个酒窝是在哪一边，结果是马上出现新的争论，彼此怒目相向，然后还要再打新的赌。我们后来就去查看老照片——既有孩童式的激动又有成年孤儿共有的那种甜蜜的痛苦——我们发现无论哪边脸颊都没有酒窝，左边没有，右边也没有。这个发现让我们非常失望，而且还忍不住有一丝丝上当受骗的感觉。

难道我们都记得的那个酒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许我们根本就是自己编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包括她的微笑、身高、酒窝和鬈发，都是想象出来的？不对，我们的确有妈妈，只不过出现在照片里的妈妈——她过世以后我们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并没有微笑罢了。我们因此明白，我们从照片中看不到妈妈那略大而整齐的牙齿，看不到她略带讥讽时稍稍歪斜的上唇，看不到她的酒窝，也看不到她的那种特别的目光——和“你们爸”结婚的第一年，她的眼中一直是那样的目光。

妈妈和我们提到他的时候，从来不说“父亲”或者“爸爸”，而是说“你们爸”：告诉你们爸我在等他。给你们爸讲讲今天我们在街上都看到了什么。你们想养条狗？去问你们爸，不过别忘了告诉他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小，而她总是称呼他为“你们爸”，我们还以为这就是他的名字呢，所以我们跟他说话或者提到他的时候也用这个词。直到那一天，这个称呼一直都是他的绰号，他倒也不反对，就是要我们不要在陌生人面前这样叫他。

“叫你们爸上楼吃午饭。”每天中午一点半整，妈妈都会秉持着德国人的守时传统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就会一路冲下楼梯，到底层的儿科诊所去找他——本杰明那时候三岁，已经上蹿下跳了，而五岁的我下楼的时候还有些磕磕绊绊——我们相互推搡着，大声喊道：“你们爸，你们爸！妈妈叫你回家吃……”

听到我们的喊声，爸妈都笑了，妈妈在厨房里大声地笑，爸爸则微笑着，默默地挂好工作服。偶尔爸爸也会训我们两句：“孩子们，不要在楼梯井那边跑来跑去——会吵到邻居的。”爸爸个子很高，所以我们只感觉他满是金发的脑袋高高在上地摇晃着。有时候，他还会俯身给我们打开那盏彩灯。那是一盏很大很闪亮的灯泡，可以交替发出红色、黄色和绿色的光，爸爸就用它来吸引来诊所看病的小孩子的注意力，还能给他们一些安慰。

现在妈妈已经死了，你们爸也退休了，并且把自己的诊所改造成了一间小公寓。当年爸爸是一名儿科医生，比妈妈大四岁，不过看起来要老上二十岁。有好多次，爸爸都会盯着妈妈看，好像她也是一个小孩，甚至还会轻声批评她一句。天长日久，他就开始制订一些其实并没什么用处的规定，并以此来要求妈妈，比如“今天外面太冷，应该穿什么衣服”，或者“外面太热，应该吃什么”之类的。有时还会加一句“你这次又忘了”，虽然真正记不住的其实是爸爸。有些家庭里，妻子似乎没有和丈夫一起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同变老，那些丈夫就会变得跟你们爸一样。

有些时候，她也觉得有必要在家里定一些规矩，不过她定的规矩和他的都不一样。一天，她刚刚吃完第一口饭后甜点，就问了一句：“人一辈子需要什么？”“其实并不多，一点甜食吃吃，有个故事讲讲，再要点时间和空间，一个插着剑兰的花瓶，两位好友，两座小山包，一座用来登顶，另一座用来遥望，还需要一双眼睛，仰望天空，翘首以待。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雅尔。”

还有一次，当时我们已经搬到耶路撒冷住了，你本来正在专心致志看一本书——是本小开本的厚书，封面是亮蓝色，不过我弟弟本杰明认为是灰色，突然你就合上书页，大声宣布：“我不能再这样了。”

“我不能再这样了。”我当时听到你这么说，现在这声音仍然在耳边回响。“我不能再这样了。”你说了这一句之后，就没再说话，结果我们所有听到你说话的人都无法保持平静了，然后你又打开那本又小又厚的书。我——尽管刚刚过去的二月我已经满四十九岁，像一头老笨牛——再次想起那个遥远的时刻，感到一阵悲伤，因为那本书的封面和书页边缘以及用作书签的丝线的不同颜色——分别是亮蓝、浅粉和深金色——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你眼睛、皮肤和头发的颜色完全一样，但是我记不起书名了。我也没有再看过那本书，没能找到到底是书中哪一句话把你给惹着了，让你说出那样的话来，因此我也没有弄清楚最终让你离家出走的那些念头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冒出来的。

妈妈离家出走的方式完全符合她做事的一贯风格：一个念头慢慢滋长，成为想法，又逐渐成熟，变成了决定，这个时候就没人能够说服她了。她会坐在厨房的大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大张纸，准备在纸上画出两栏。一栏的顶上写着“支持”，另一栏则写着“反对”。比如支持和反对把楼梯井刷成白色的理由啦，支持和反对放化疗啦，支持和反对自杀啦，甚至到底是要吃什么：煎小牛肉排配盐水煮土豆再撒葱丝——就是切成段的细洋葱——蘸黄油，还是吃安息日下午的牛肉派配月桂树叶，她也会找张纸列出一个“支持与反对表”。她列出两个表，用手指计算项目，再反复权衡，之后才会做出决定。有时我也会猜测，你在出走以前到底写出了哪些支持和反对的理由，想到的却总是支持和反对这种好奇心的理由，然后我就被吓住了，只好放弃猜测。

对我们大家，包括我和我弟弟本杰明，她会这样说：“我支持去海边，但是你们爸反对！”还有当她不喜欢家里某些书籍的作者“写作的时候太享受，或者太痛苦”，要把这些书卖掉或者处理掉时，她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告诉我们她的决定。她用这样坚决果断的方式制订了我们家的家规，这一点我和本杰明是无须打赌的——和那本书封面的颜色问题不一样——因为这部家规现在还有，就在我这里，还可以随时拿出来翻看。

有些时候，我也能展现出让人惊异的速度和决心，这既不符合我的身材，也不像是我的性格。那一天，也就是她去世的那一天，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消息传出来，得到确认，并且不会再改变或者撤销的时候，门铃和电话铃声都响个不停，你们爸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走，时不时就撞到墙上，而本杰明跟往常一样，不是来晚了，就是忙着什么。我冲过去拿到我们的家规，并且把它藏到“巨兽”的一个设备舱里，从此以后，这部家规就归我所有了。看，就是这个：写在窄幅的浅蓝色信纸上，还是你那容易辨认的希伯来字母的写法：圆胖的pe，花哨的beth，喏，还有这里，细长的kaph-sophit，sameth这个词写得实在太小了，就像一个圆点。

每次我把这件小小的珍宝从隐藏的地方拿出来的时候，我总是会对自己说——喏，就在这浅蓝色信纸上，你的手曾经走走停停，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孩子们要打扫自己的房间，抹干各自的餐具，并且倒垃圾。”“孩子们要给妈妈讲故事，周六上午要给全家人的皮鞋打油上光。”“孩子们要记得给厨房里妈妈种的欧芹浇水。”“父母要让孩子吃饱穿暖，还要教育关爱他们，给他们拥抱，并且不要再生了。”

类似的话还有好多，都在呢。你的手就曾经在眼前的这张纸上沉稳地写着字，有的时候也几乎停下不动，曾经那么温暖，那么鲜活。

3

她是一位非常随和、非常亲切的母亲。除了你们爸叫她“妈妈”而不是她的名字拉娅，或者她的儿子提到她的时候用“她”而不是“妈妈”，或者她粉刷房子的时候被儿子打扰，或者她说了什么孩子们却回答“不对！”这样几种情形，她都很少发脾气。

不过她曾经做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个中缘由。这件事发生在赎罪日[1]当天，当时我们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已经五年多了。本杰明十一岁，我十三岁。过节前一天，我们穿着白衬衫和帆布鞋，去了这个街区的犹太教堂。通常你们爸是不允许我们穿帆布鞋的，因为他担心这种鞋子对全身的骨头不好，具体说就是会影响我们双脚的发育。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节日的风俗，也包括禁止穿皮鞋这一条，让他心软了。尽管他通常不会遵守犹太教的任何一条教规，但是那天他还是履行了斋戒。

“在我父亲的记忆里……”他说道，脸上似乎假装出一种郑重其事过节的表情，这种表情我们其他时候都没有见过。

妈妈、弟弟和我都没有斋戒，不过我们还是按照他的愿望，只吃了一些味道不会飘散到窗外的食物。“这里是耶路撒冷，”他接着说，“不是特拉维夫，所以我们一定要顾及邻居的感受。”

早饭之后，妈妈想用留声机听点音乐，但是你们爸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

“我们会很小声地听，”妈妈说，“你也不用一遍遍地提醒我这里是耶路撒冷，不是特拉维夫，我又不是不知道。”

“我请求你，拉娅，”你们爸说，“不要在赎罪日这一天听音乐。”他用很清晰正式的方式叫出她的名字，拉－娅，而不是勒娅，只要不是赎罪节，所有人——也包括他——都叫妈妈勒娅。

妈妈把凉鞋的扣系好，戴上她那顶宽檐草帽，草帽的颜色和她的皮肤特别配，缎带是蓝色的，本来她脸颊上就有因为生气涌起的红晕，这下看上去更红了。

“来吧，”她说，“咱们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谁让咱家里突然冒出一位主教大人呢。这里这么高尚，这么神圣，让人都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很吃惊，但很听话——只要说到我们和她的事，“吃惊并听话”就是描述当时情形的最恰当的词，除了本杰明有时会小小地捣个乱——都跟她出去了。我们沿着比亚里克大街走到一个小花园，这个花园的花都是贝特哈克莱姆街区的居民种的，为了纪念他们在独立战争中阵亡的儿子。走到哈鲁兹街以后，我们就向左拐。我们学校隔壁有一片农田——还好这次她没有跳过篱笆，去偷菜地里的欧芹，我们就从农田旁边向下走，到了对面的河谷，如今这里拔地而起的是一排丑陋的旅馆。有的时候我就是从这些旅馆的大厅里接上那些观鸟旅游团，偶尔也会接上里奥拉的兄弟艾曼纽尔。里奥拉家的美国亲戚来这里的时候都是住在大卫王酒店，但是艾曼纽尔比较抠门，所以他一个人来的时候就住在山谷这边某一家旅馆里，这里距离城门很近。

当时，山谷里有一条上山的小道，这条小道颇有历史，还是从前阿拉伯的农民和小商贩以及赶着骡子的脚夫来来回回走出来的，他们沿着这条小道从麦克哈到里夫塔，或者从谢克贝德尔到迪尔亚辛。本杰明还是老样子，又蹦又跳地从一块石头蹿到另外一块上，而我则在后面笨拙地跟着，眼睛紧盯着妈妈的脚后跟。夏天快要过去了，空气中有热热的尘土味道，我很喜欢；脚下的树叶和树枝发出咯吱咯吱声，我也觉得很动听。

米卡谢尔公司的一家公共汽车修理厂旁边有一小片已经废弃的果园：里面有两三棵石榴树，几棵葡萄还有无花果树，周围是一排满是尖刺的仙人掌。石榴还没有成熟，而仙人掌的刺却已经开始腐烂了，刚结出的葡萄已经被晒成了葡萄干，但是无花果树已经硕果累累了。妈妈很喜欢无花果，她说无花果应该拔下来，而不是摘下来，所以我们就边拔边吃，突然听到一个过路人冲我们喊道：“你们真不害臊，竟然还吃无花果，今天可是赎罪日！”大概是因为天热，他又施行了高尚的斋戒的原因吧，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要晕倒了。

我弟弟虽然也知道自己做了违反教规的事，但是因为有妈妈在场，加上吃了不少甜甜的无花果，因此浑身是劲，也不害怕，反而有些得意，便大声回嘴说：“你这个虔诚的大猴子！”

妈妈说：“住嘴，本杰明，你不需要回答。”

那个人骂了几句就继续赶路了，我们便走进那家公交车修理场，穿过一条尘土飞扬的小道，就来到一片空地，那里停着一些老旧的公交车，它们会被卖掉或者拆散。妈妈坐在一块大圆石上，开始抛接三块小石头，好像有点走神的样子。我跟平常一样，到处走着，寻找小螃蟹或者甲虫什么的。本杰明还是在一块块大圆石上跳来跳去，他根本不用朝前看，也不用朝后面或者两边看，就可以跳得很好，好像脚底长了眼睛一样。

妈妈抛接了一会儿石头，竟然一个都没有掉。突然，她站起来，毫无征兆地，就把几块石头狠狠地朝着一辆巴士扔过去，一块接一块。

空场原有的静默被打破了，代之而来的是玻璃碎裂的千万声回响。本杰明就站在她身边，我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很担心地看着她，都吓了一跳。她弯下腰，又捡起两块大一点的石头，接着又是两块，统统都向另外两面汽车玻璃扔过去。

“你在干什么，拉－娅？”弟弟模仿你们爸的语气问道。

“接着来呀——你们两个也试试，”妈妈动员我们，“真是太好玩了。”

“真不害臊，竟然打碎车窗，”本杰明说，“今天可是赎罪日。”但是我就照着你的样子，也捡了两块石头，然后都扔了出去。

“你还真有本事啊，”本杰明笑话我，“隔着七英尺都打不中。”

妈妈也大声笑起来，我觉得很没面子，很生气，就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像一条面包那么大。我抱着石头绕到一辆汽车正前方，然后双手举过头顶，用力将那块石头向汽车的挡风玻璃扔过去。厚实的玻璃裂了，但是并没有破碎。我感到怒火中烧，同时又体会到一种快感，便去寻找一块更大的石头，好再扔一次。

“等等，雅尔，”妈妈说，“让我教教你吧。”

这片空场一边有几把从公交车上搬下来的椅子，锈蚀得只剩下铁架子了。其中一把是车上最后一排那种连座，大概十英尺长。妈妈走过去抓住一端，我抓住另外一端，然后我们俩一起将它举过头顶，就好像举着古代攻城用的铁槌一样，然后妈妈用喊号子的腔调喊了一句“这里是耶路撒冷，不是特拉维夫！”这时我就弯下腰，从身体后面猛然发力一推，只见两辆巴士的挡风玻璃应声破裂。我们顿时感到痛快极了，这种快感来自于报复和破坏。忽听得本杰明大声叫着“快停下！停下！警卫过来了！”我俩才反应过来。

我们赶紧把长椅扔到一边，蹲在一辆巴士后面，互相看了一眼，两人都一脸通红，满面笑容。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卫从停车场的另外一边赶过来。他个子挺高，手很脏，脸上好像一直都汗津津的样子。这个人我们见过好几次，都是在格里克的小卖铺那里，他经常会要一份加辣椒的煎蛋“桑明治”。

警卫头上戴一顶脏兮兮的帽子，脚上的鞋也是破破烂烂的。他弓着腰，气喘吁吁地在一辆辆巴士之间钻来钻去，终于发现了我们。他也吓了一跳：怎么也想不到捣蛋者竟然会是一位金发碧眼的母亲，还有她两个可爱的儿子。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

“这边有阴凉，我们坐下歇歇。”妈妈说。

“斋戒以后，挺累的。”本杰明接上一句。

“我听到有什么东西碎了，还有金属和玻璃掉下来的声音。”

“刚才这里有几个小混混，”妈妈说，“他们在扔石头。不过我们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跑了，对不对，孩子们？”

我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不由得低下了头。

“他们朝那边去了。”本杰明说着，还指了一下。

警卫走到外边，四下里看了看，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座沉默不语的城市——在这样到处都是敬畏、忏悔和虔敬的日子里，耶路撒冷就是静默的——然后他又回来了，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认得你，你是本地专门给孩子看病的那位门德尔松医生的妻子。”

“是我。”

“我兄弟曾经告诉过我。我和他两人当时在伊拉克市场里，就坐在鸡肉摊旁边的一家小酒馆里，刚好你和他一起走过来”——警卫指了指我——“买东西。我兄弟对我说：‘你看到这个人了吗，就是这位女士？她是哈达萨医院的门德尔松医生的妻子。她丈夫可是个好大夫。他让我带女儿到他的私人诊所看病，临了也没有收我的钱。’说不定那几个小混混还会找你麻烦呢，门德尔松太太。要是让我抓住他们，我一定会打断他们的骨头。”

“没事，没事，都挺好的；孩子们会保护我的，谢谢你。”妈妈说，“这边没什么事，我们过了一个很不错的赎罪日，我们也祝愿你的大名能够被镌刻在《生命之书》上。”

她站起身来：“走吧，孩子们，回家找你们爸。”

我们一起走了，本杰明领头，还是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我在他们后面跟着。走到街上的时候，你两只手分别牵住我们的手，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俩永远都是我的好孩子。”

我们都大笑起来。三年之后你就离家出走了。是不是赎罪日那天你就开始有所考虑了？本杰明说你肯定是的，我不那么确定，但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为这个问题打赌了。

4

“抛下了她的孩子……”，“别的男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哈达萨医院的走廊上，相识的人们中间，甚至学校里以及维奥莱特和欧法迪亚社区，到处都是闲言碎语，各种猜测和责难。只有一件事明白无误：不管有没有别的男人，不管这个人在她离家出走之前或者之后是否出现过，反正妈妈再也没有回到家里。她一直待在别的地方，她自己的地方，一套租来的公寓，就在基亚特莫什社区郊外的一个小区，正对着磨坊和面包房。那是一套非常小的公寓，但是窗外视野非常开阔，向西看去一览无余。

本杰明和我那时候都已经进入青春期，我在十年级，他在八年级，他比我还高了。我特别记得那一年，除了因为妈妈在那一年离家出走之外，还因为从那一年开始，本杰明养成了一个讨厌的习惯，一跟我说话就把头低下来看着我。我们当时都选择继续和你们爸一起住在贝特凯雷姆，因为在那儿我们各自有一间卧室，而妈妈那里只有她自己的卧室。不过我们还是每天都去她那里，而且总是在同样的时间。我们喜欢坐在她的灶台间里。在贝特凯雷姆的家里，她有一间厨房——“真正像样子的厨房”，你们爸说到这个总觉得有点可笑，他搞不懂妈妈为什么出走——而在基亚特莫什她只有一个灶台间，就是那种很小很拥挤的厨房。

我们俩有时候一起去，有时候分头去。她一般都是一个人，见到我们就很开心，要拥抱我们拍拍我们。她的衣服上有肥皂的味道，不浓但是很清新，还有咖啡、白兰地和爽身粉的味道。她会关掉自己那台小留声机——她大量地听音乐，主要是普赛尔的歌剧《狄多与埃涅阿斯》——然后把花瓶挪开，那里面总是插着她最喜欢的剑兰，现在这种花也会时时出现在她的墓地上。那个时候到底是谁送花给她呢？现在又是谁呢？她总是给我们香菜籽饼干吃，还有茶，里面加了很多柠檬汁和糖。

我曾经不止一次想到，如果我换成别的时间去妈妈那里，会怎样呢？我会遇到那个所谓的“别的男人”吗？即使并没有这么一个人。这个男人应该能想方设法取悦她，讨好她，他应该会给她讲故事，替她抹干餐具，擦亮皮鞋，并且倒掉垃圾吧？

我会在心里想象这个人，想象他坐在小饭桌旁，或者坐在沙发上，这个沙发晚上展开就是妈妈睡觉的床。想象他盯着妈妈看，他不规矩的双手蠢蠢欲动，嘴里面的牙齿很强劲。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个人去过，有两个人倒是一起去过几次。一个皮肤黝黑，身宽体阔，秃顶，拄着一根拐杖；另一个身材很好，年龄较大，瘦得像一根鞋带似的。那个拄拐的人哼着一首关于普林节[2]的亚哈随鲁王[3]的歌，还喝着黑咖啡，那是他自己准备的。年长的那位先生打量着我，充满好奇但十分友好，然后还问我在学校里学什么课程，将来想要做什么。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很好，不用操之过急。”

一年前，有次我去看她，她毫无征兆地就给我钱，让我购买房子并装修我自己的家。也就是那一次会面，我才敢问妈妈离开我们出走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不是要离开你们，”她说，“我是要离开你们爸和他的房子。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住在他的耶路撒冷；离你们两兄弟也不太远啊。”

见我没吭声，你接着说：“你为什么要问？你知道原因啊，我没有什么瞒着你的。你还是一个小青年的时候，我就把一切都跟你解释过了，不过或许你并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吧，或者你干脆就是想多听几遍这个故事。”她伸出手来拍了拍我，就像当年我们到她的小公寓去看她时那样。虽然用的力气已经大不相同，但是那种感情并没有变。

你的手指凉凉的，很舒服。当你的手指轻轻地穿过弟弟的满头鬈发时，便张得很开。“你长得多好看呀，本杰明……”你对他说，你还会再说一遍“你长得多好看呀……”，然后你的左边脸颊就会笑开一个酒窝。而我有一头粗硬的短发，根根直立，那么你就会抓一抓，用的力气跟养牛的人一样，你个子高，所以也会俯身看着我。“你这头小牛犊，真是精选的牛排啊！”而我呢，怀着一颗不无妒忌的被蹂躏的心，暗想你前面说话时的那几点省略号里得包含了多少对本杰明的爱呀。

跟她讲完学校和家里发生的大事小情，我们还讲了你们爸刚刚雇来的在诊所帮忙的护士——一个身材不高、敏感多虑的女人。她什么都怕：门德尔松医生，病人，还有电话铃声，连自己的影子都怕——妈妈会给我们准备两片厚厚的加了罂粟籽的蛋糕，然后再用纸袋装一片让我们带走。“把这块给你们爸，让他也开心一下。”

我们离开她的房子回家去，走的时候她会用手指摸摸我们的头顶。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那种抚摸，而且似乎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有力。突然，本杰明说这个动作其实是妈妈想要说明她曾经工作得多么辛苦，总算现在“不用再在诊所里帮忙了”。这个原因我也想到了，不过只敢想想而已，没敢说出来。

那天的情形就像一场戏，接下来一幕就是你们爸上场表演了。他打开纸袋，探头进去看看。他的眼皮很快速地有些挣扎似的动了几下。我还记得他长长地吸了口气，一只手奇迹般地既有力又放松地将那片蛋糕递给我们，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自己把它扔进垃圾桶了。“你们拿着吧，她离家出走就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开心了。”

“我再也不能这样了！”这句话有时用她的声音说出来，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的声音，有的时候则回响在穿过大树的风声中，就是她坚持说要长在我自己新家外面的那棵大树。她自己拿定主意，然后让大家知道；她拿走了自己的衣服、小留声机和《狄多与埃涅阿斯》歌剧唱片——她特别喜欢这部歌剧，尤其是其中的《天鹅之歌》；我则把这部剧叫作“记得我”，因为整部歌剧里我只听懂了那几个词——然后她就走了。

她在做家庭开支的“支持与反对表”的时候就要计算总数，数出硬币和省下来的钱。她做食品表格的时候，就会列出客人、土豆、盘子和刀叉的数量。但是妈妈你那一次在计算什么呢？人们在离家出走之前会计算什么呢？

5

我对特拉维夫的记忆已经不太多了。我们住在本耶胡达街，距离穆格拉比电影院不远，那个时候电影院还在。你们爸的诊所在一楼，门上钉着一个小小的铜质铭牌，上面写着：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儿科；另外还有一块小铜牌——雅·门德尔松，私宅——就钉在二楼我们家的公寓门上。

距离我们家不远的还有特拉姆裴多街上的公墓，你曾带我们到那里去过，还把那些埋在墓碑下面的诗人的名字给我们看。本杰明在墓碑之间来来回回跑着玩，而我则一直看着你，并重复着那些名字。有时我们也会一直逛到街道的北端，从那里再走到雅孔河，当时那里还没有被开发，然后你们爸就会找到野餐的绝佳地点，或者，用他的话就是“一片漂亮的阴凉地”。我们也去过动物园，但是只有我们两个——你和我——而且只有一次。那时，靠近动物园入口的地方有一块栅栏围起来的地方，里面养着巨大的龟，我还记得一头公狮和两头母狮的名字：英雄，以及塔玛尔和多丽。

突然，出现了一只孔雀，她的尾羽在飞扬的尘土中像扇子一样展开，然后又收了起来，那声音很吓人。我还想去看猴子，但是你说：“我们走吧，雅尔，我真受不了它们。”我们顺着小道走，走过了鸽舍、圈住的大象和养着水禽的池塘。然后我们看到了几台游乐设施，原来是个又小又破的游乐园。你站在那里四下里看了看，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一个非常胖的人冒出来，还跟你打招呼。我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的大肚子看，还对你说：“妈妈，妈妈，你看有个大胖子……”只见这人摘下帽子，鞠了一躬，对我说：“我不是有个大胖子，我是动物园的那个大胖子。”

孔雀的尾羽又收起来了。围栏的另一边传来了开心的欢呼声，原来动物园隔壁有个游泳池，人们正在里面游泳。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原来是果园的灌溉井”。我们正往外走的时候，迎面有一支小的游行队伍从我们身旁经过，里面的人都挥舞着红色的小旗子。你说：“今天是五月一号。来吧，雅尔，咱们回家。”

我后来又不止一次地回来拜访这个地方，沿着熟悉的道路四处闲逛，甚至今天也不例外。里奥拉给我们买的房子在斯宾诺莎大街，我从那里出发走到本－古里安大道，就看见周围有不少年轻夫妇在果汁摊消磨时光。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这些夫妇怎么都这么相似。他们都有可爱的宠物狗和孩子，所有的丈夫都很相像，所有的妻子也都长得一个样儿，而夫妻两个更是难分彼此。

我向右拐，记忆又回到了参观动物园那一次。有时候我从曾经是大门的那个地方进去，有时候我一直逛到原来围栏的那个地方，不过现在围栏已经没有了。然后我又向右拐了一次，一路走到大广场那里，广场上的悬铃木和柑橘树老早就已经被砍掉了，那些沙土也被埋在了路边石的下面。我穿过弗里什曼街，走过法语书店，就到了马萨里克广场。那里还有一片很小但是很舒服的游乐场，一些年轻女士总是带着她们的孩子在那里闲坐。我经常回想，这些小孩子中有几个将来长大了会写一写他们的母亲，提到母亲时，谁会用她，谁会用你，谁会称呼她为母亲，谁又会管她叫作妈妈。

从这里顺着乔治王大街可以一路笔直地走到迪岑哥夫中心。我走进中心，几乎被孩子们的尖叫声淹没，还有一些又矮又胖的妇女，都穿着露脐装，胸罩的肩带都是透明塑料的。我好不容易才穿过人群，走上三楼，到了旅行者商店，这里才是我的目的地。把这个店开在这里的确是明智之举，任何人在下面那种空虚无聊的地方待上几分钟，就会想要去旅行，离开这里，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我在商店里买了一些我永远也不会用上的徒步旅行装备，还听了几段关于旅行的高谈阔论，不过我是不会去旅行的，也永远不会光顾他们提到的那些地方。我不无羡慕地看着店里一些年轻人在制订旅行计划，而这些年轻人则不无羡慕地看着我手上拿着的一条昂贵的睡袋，这睡袋又轻又保暖，我拿着睡袋到了收银台。他们还很羡慕地看着一种野营炉具，这种炉子即使在狂风大作的时候也能持续燃烧八个小时。我看了看那些钉在留言板上的便条，都是一些年轻姑娘留下的，她们的名字很现代，塔尔、努法、诺阿、斯塔夫和阿耶勒什么的，字体也很时尚。每个留言都心急火燎的，要寻找旅伴共同搭乘热气球，甚至一起到危险遥远的东部徒步，等等。

我心中的幻想也同样危险和遥远，几乎无法承受，所以我离开那里，走上通往海边的伯格拉肖夫街，在一家挨一家的路边咖啡馆中穿行，每家咖啡馆都是满满的人。终于到了本耶胡达街，我左拐之后向南一直走到街道末端，其间走过了最初几年曾经住过的房子，不过现在它已经被夷为平地。我们搬离这里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这座房子曾经几易其主，最后变成一间妓院。因此，就在几年前，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一把火把它给烧了，我们这块土地就是盛产这样的人。

当年，本耶胡达街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记得邻居中有很多讲德语的，妈妈和你们爸都懂德语，不过他们平时不说，除非个别场合。我们总是在一个可以俯瞰街道的阳台上吃晚饭。我记得下面有一座售货亭，还有那棵能将整个后花园都染红的凤凰木。记得每天早上，明亮的朝霞慢慢爬上阳台的墙壁，然后就打开了“一千只蓝眼睛”，她就是这么说的。

“都结束了，”每次吃完饭，她就会这样说，“植物已经闭上眼睛了，所以我们也要去睡觉了。”

她非常喜欢这座房子。每次我们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返回的时候，她都会很激动，情绪高昂。她总是说“我们很快就到家了！”真的到家之后，她还要加上一句“我们到了，到家了！”有的时候她甚至还要异常庄重地背上几句诗，总是这样几句：“水手终于回家，告别海洋／猎人终于回家，离开山岗。”

我们公寓门的锁眼有一人高，所以你每次都是把我抱起来，说：“你来开门。”

我就会插入钥匙，转动门锁。然后你就向下按住把手，把门打开，对着凉爽幽暗的房间说：“你好，房屋……”“你们两个，也要跟房子打个招呼，”你总是这样要求我们，“仔细听，因为房子会回答你们的。”

本杰明说：“可这只是一座房子呀，房子怎么能答话呢？”我就说：“你好，房屋。”然后就不说话，按照你的要求仔细听。

“安静点，本杰明，”你说，“你们两个，都好好听。”

这间房子也会很开心，因为我们回来了，所以它就喘着气回答我们，就跟你说的一样。我们跨过门槛，你又说“让我们吃一点吧”，意思是吃上几片面包，上面抹着“非常非常薄的一层”软奶酪以及一个煮老的鸡蛋——“啪！”——还有从一个黄色的管子里挤出来的鱼酱，以及欧芹段和切得很薄、几乎透明的番茄片。这一切就是人们在家里做的事。一个人从外面回到家，问声好，听到回答之后进屋。然后，他吃点东西，开心得要命：我们回家了。无论是从山上、海上，还是任何遥远的地方。这些事情是我们所热爱的，也是我们所擅长的。

6

我们还没上学的时候，妈妈和你们爸就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总是和我们一起坐在一本巨大的德语地图册前面，指着地图告诉我们各个陆地、岛屿以及一些很遥远的地方，用手指带着我们在大洋上航行、穿越河流、攀登高山，然后下山来到另一边。她则教我们读书写字。

“希伯来字母下面的小点和短横是读音的标志：Aleph下面有一个小点，这个字母就读做ee，mem下面有个带钩的短横，就读作mah”，她用“母亲”这个词中的字母做例子教我们。我很开心地小声笑起来，因为她发那些小圆点的音时就会改变口型，连脸上的表情也会跟着变。我笑还因为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这些字母就知道自己干什么用，怎么发音了。

那时我还只有五岁，本杰明总是要加入我的这个阅读课。他虽然只有三岁，但是学得却比我快。不过几周工夫，他已经能够大声念出那些诗人的名字。他从一块墓碑跳到另外一块，眼睛一会儿看看墓碑，一会儿看看妈妈明亮的眼睛。我还记得在4路公共汽车上，他是怎样把全车的乘客都震住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金发小男孩，竟然像个小大人一样念出了本耶胡达大街上所有店铺的招牌，更不要说我们还是坐在行驶的汽车上，那些招牌只是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我还记得有一次正在阳台上吃晚饭，妈妈突然说：“我们很快就要添个小女孩儿了，你们的小妹妹。”

“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呢？”我有点担心地问，“说不定又是一个弟弟呢。”

“一定会是个女孩儿的，因为妈妈想要个女儿，”你们爸解释说，“她列举了支持和反对的理由，然后做出决定，原来希望要两个男孩，愿望达成了，现在我们应该有个女儿了。”

然后她就开起我们兄弟俩的玩笑来：“支持就是她，而反对就是你们俩。”

几个星期后，她每天早上都会干呕，我也会跟着干呕。你们爸说儿子和母亲像到这种程度，在儿科医学上还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这种新现象值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他这么说的时候，唇间总是泛着笑意，但是眼里却没有，反而掠过一丝不忿，似乎他见证了一种自己从未了解的亲密。

每天我们俩，就是他和我，都会坐在阳台上剥杏仁。“怀孕的妇女要特别当心饮食，”他告诉我们，“因为市场上没有足够的肉类、蛋类和奶酪，这些杏仁就是很有营养的替代品。这样，母亲的奶水才会充足，女婴才能长得又快又健康，还能有一口雪白的牙齿。”

每剥够七颗杏仁，他就允许我吃一颗。“不劳动者不得食。”

“可是我在劳动啊。”我自豪地说，希望他能表扬我一句。

“我是说你弟弟。”你们爸严厉地大声说道，为了本杰明也能听见。

本杰明到一边去玩了，对那句话没什么反应。我把所有的第七颗杏仁都攒着，然后一起放进嘴里，细细地嚼，直到嚼成了浆，然后很有决心地一口咽下去。我能感觉到白白的杏仁在我和你的身体里变成了母乳的白和牙齿的白。我希望你肚子里的小妹妹很小很结实，皮肤黝黑，可是她不足月就生了，而且一出来就死掉了，所以也不可能再考虑她的身高和肤色了。

过了好几天，妈妈才出院回家。那天晚上，我们听到你们爸在说话，但是母亲没有吭声。

我们都在我们房间里，“你看吧，”本杰明在黑暗中小声地说，“你给她剥的那些杏仁一点用都没有。”

我替你感到愤怒：“你为什么说‘她’？要说‘为妈妈剥的杏仁’，而不是为‘她’！”

7

你让我去买过好几次东西，有时是穿过本耶胡达街到佐尔提蔬果店，有时是到附近的小卖铺。“这家小卖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好，”你说，“他们家有棒棒糖、衣服夹、沙丁鱼、口香糖、冰激凌，而且如果你提前预订的话，还能买到鞋子、冰箱和婚纱呢。”

我记得有一天，小卖铺的老板走上楼梯来到我们的公寓，他说：“门德尔松医生，你的儿子一直偷我的钱，而且肯定也偷你的钱。”

我拽了拽你的裙子，你就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到我的嘴边。我悄声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老板在他的铺子里很高但是到了我们的房子里就矮了呢？你也小声地回答我说，他在铺子里的时候是站在一块台子上面的，现在到我们家里则是站在地面上的。你的嘴唇离我那么近，那么舒服，结果我过了好几秒钟才注意到你们爸正严厉地盯着我，目光几乎要把我扯裂。我实实在在注意到这种目光之后，又羞又怕，心脏几乎都不跳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并没有偷东西，根本不应该接受惩罚，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其实是本杰明偷的。

小卖铺老板马上就看穿了眼前的情形，“这黑皮肤的孩子看起来像个坏蛋，不过不是他，”他说，“是那个弟弟偷的，就是一头金色卷毛，长得像天使的那个。”

他走下楼梯回到他的铺子里，又变高了，然后你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愤怒地看了你们爸一眼。他被看得不知所措，只好走出去，到诊所中去求得安宁。

我还记得每天都会徒步走到海边，做操游泳。最近我已经不去海边了；里奥拉更喜欢游泳池，再说，飞来飞去的板球和年轻姑娘们的泳装也让我紧张。海边的阳光也很吓人，这种恐惧是你们爸灌输给我的，而且我一直都没有克服。当年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曾警告过那些父母，要当心中东地区的阳光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晒黑的皮肤被当成健康的标志，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梦想实现的标志，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上午去海边，只有门德尔松一家是快到傍晚，阳光不那么强烈的时候才去。我们路上总会迎面撞上那些正要回去的大人孩子，他们高高兴兴地坐在大篷车上。这些孩子们晒得黑黑的，鼻头和后背红通通的，也都很开心，而那些大人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父母。

很多人会和我们打招呼，有些还会问几个问题。尽管你们爸还很年轻，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他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这些人就是想借此机会获得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建议。他会告诉他们：“我赶时间，来跟我一起走，我们好谈一谈。”然后他就撒开两条大长腿，迈着大步，急速地向前走，结果那些纠缠不休的人很快就给搞得晕头转向。但是有一天妈妈对他说：“对他们好一点，雅科夫，那样反而更轻松。”他要是抱怨，她就会耐心解释：“那样更省时间，不信你可以试试。”他真的试了，看到了效果，而且他也承认这一点。“你说得对，”他说，“至少节省了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她给我们讲过，从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特拉维夫还没有那么多人行道，好多地方都是在沙地上铺上厚木板。她很喜欢那种感觉，木板会在脚下上下震荡。我喜欢街道尽头和海岸开始之间的那个点——一个难以琢磨的地方，处在两个时间和两个地点之间，城市在这里结束，海滩在这里开始，沥青和混凝土在这里结束，沙滩和海水在这里开始。一条腿还踩在硬实的人行道上，另外一条已经陷到软软的沙子里面。

我们的玩具是个小的健身球，根据我们的年龄而换成不同的重量，这也是我唯一能比弟弟做得好的运动项目。我稳稳地站住，身体绷紧，而本杰明则一次次地向后仰着身体，大声笑着跌倒在沙滩上，高兴极了，根本不在乎他又输了。你们爸就会教训他：“站稳了！”然后，他就强压愤怒——他从来不高声说话，生气的时候反而会放低声音——说道：“站稳了，本杰明！怎么连雅利都会了，你还是不会呢？”我心里一阵得意：妈妈叫我雅尔，迈沙勒姆·弗莱德，就是蒂扎尔的父亲叫我伊莱勒——“伊莱勒和蒂莱勒，好似一对小鸽子”——直到今天你们爸才把我当回事，叫我雅利，我的雅尔，就好像要提醒全世界我是他的孩子一样。

本杰明咧嘴一笑，叹了口气，又故意摔倒一次。你们爸这次可生气了。他一下子把本杰明拽起来，让我们到海滩上去跑步，而且还要“膝盖抬高，雅利，不要在沙滩上拖着脚步”。我们就这样跑啊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我们游了一会儿泳，又做了一会儿操。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们吃着葡萄，眼看着海边没什么人了，才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相比去海边，我更喜欢回家的感觉，从软软的沙滩换成硬硬的人行道我也很喜欢，一只脚还在摸索着陷进沙地，另一只脚已经找到了可以踏踏实实踩住的地面。

你们爸大步走在最前面，背挺得很直。我在后面跟着，妈妈和弟弟则玩笑似的从一块铺路砖跳到另一块上，“因为如果踩到两块地砖接缝的地方，就会打断妈妈的背。”[4]他俩一会儿走在我前面，一会儿在后面，一会儿又和我并排。这时的太阳温暖柔和，非常低，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的影子比他们的影子更宽更短，而且跟我一样也更黑，紧紧地裹在一件长浴袍之中。这个影子有些郁闷不高兴，赌气地专门去踩地砖的接缝。这件浴袍原来是妈妈穿过的，我求了好几次，她才把它改了一下给我穿了。它似乎也在嘲笑我，不过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把我这个陌生的身体紧紧地裹住。

他们三个人都那么漂亮，那么修长，那么苗条，他们的皮肤晒过以后是金色的，还发亮，而我一晒就更黑了，还显得十分粗糙。我好几次都担心自己是收养的，而且本杰明最善于挑我的毛病，每一个小缺点都不放过，他因此还编了一首短歌：“他们用包裹把你寄来／他们在垃圾箱里找到你／他们从孤儿院里找到你／我们付钱给吉普赛人……”这样我更生气了。

妈妈很不高兴地说：“本杰明，你说够了没有。”但是她的酒窝出现了，说明她是笑着说的。有的时候甚至连她也会用这件事来打趣我。“你以后可怎么办呢，雅尔？有一天你的亲生父母会来把你带回去，我们会非常想念你的。”

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愣在那里；本杰明就会和妈妈一起大笑。你们爸就会说他们几句。“雅利，别搭理他们。至于你们两个——马上给我住嘴！”

我的未来是没什么指望了，全靠弟弟来纠正错误，成为全家的希望。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不敢表达出来。现在，不管我是不是收养的，我都要把这种感受写下来。

8

1957年暑假第一天，我们搬到了耶路撒冷。在城市的西部，新的哈达萨医院当时正在建设当中，但已经允诺你们爸可以在那里做医生，而且还可以做研究、进行教学，并且开个私人诊所，而这些都是他在特拉维夫想做却不被允许的。

我当时八岁，本杰明六岁。我们雇了两辆盖着油布的卡车——一辆小型的一辆中型的——来运送我们的所有家当。我们站在小卖铺边上，急切地等着卡车开过来。妈妈说一辆大型卡车足够了，但是你们爸坚持要这样，因为“诊所和家里的东西不能混在一起运送”。

门德尔松医生习惯于把东西归类以后再分开。他教导我们要把玩过的积木按照颜色和大小分开，放回原处。他不仅把自己的衣服按照季节和类型分开，还要按照一天里的穿着时间、颜色以及材质进行归类。他喝水的时候绝对不吃东西，吃东西的时候也绝对不喝水。他盘子里的食物总是先吃完一样再吃另一样：先是煎小牛肉，吃完才能吃土豆；或者先吃鱼，都吃光以后再吃米饭；或者先吃完蛋卷，然后是沙拉。妈妈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会把沙拉里的每一样配菜也依次吃掉：先是所有的黄瓜，然后是所有的胡椒，最后是所有的番茄。他这种绝对不允许混淆的规定从食物延伸到各个方面：他从来不把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也不会把酒和秘密搅和在一块，当然不同的药物更是要分开，他给每件事物都安排了不同的功能意义。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微微一笑，那么你左脸颊的那个酒窝也会一并出现，同时还有略略歪斜的上唇。每当你们爸对我们的进餐礼仪过于严格要求的时候，这种讥讽的表情就出现了——对他进行公开嘲笑。有时候他会问——我也说不准他到底是当真的还是开玩笑——“如果英国女王决定邀请你们参加晚宴，会怎么样？”然后你就会反驳说：“就跟我们邀请她来吃晚餐一样呗。”

你们爸自己给我们大家准备沙拉。他非常熟练地把蔬菜切好，再加入油、盐、胡椒和柠檬；他的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就会指挥我们：“现在你们可以切点洋葱，放在各自的沙拉里面。”

多年以后，当本杰明把佐哈尔——就是他要娶回家的那个女人——带到家里见父母的时候，她说：“门德尔松医生，我们家里管你做的那种沙拉叫‘儿童沙拉’。”

你们爸打量着她。“有意思，”他说，“那么你们家里自己吃的沙拉叫什么呢？”

她笑起来，那笑声也感染了我，因为让我想到了蒂扎尔·弗莱德的笑声。“我们家的沙拉是用肉和土豆做的，”她说，“不过如果我们只用蔬菜的话，就会在里面加一些软奶酪，切成片的煮老的鸡蛋，要趁热加，还有黑橄榄和大蒜碎。”她描述得那么直接那么生动，我真恨不得能马上尝一尝。佐哈尔朝我笑了笑，我一下子就感觉和她亲近起来，这种亲近感一直延续到现在。她是个大块头，身材高大，充满生命力；喜欢吃，也喜欢看“阿巴迪的东方点心和美食小说”。她来自贝特谢安山谷的基布兹，还有三个同样人高马大的兄弟，以及十几个侄子和侄女，“都是一样的身材：超——，超——大号”。

我对她的感情跟其他的感情一样，都植根于某种相似性。不是我们之间的相似性——我们俩一点都不一样——而是我们的配偶，也就是他的丈夫和我的妻子之间的相似性。好多年以后，佐哈尔自己也跟我说过，当时她一度感到酒里混杂着尴尬，笑声里还有孤独：“我们的问题差不多，只不过你的麻烦比我的要无聊，而我的麻烦比你的更恶心罢了。”我感到我们俩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两人都是不合时宜的闯入者，依附在一个显赫的家庭后面。

我也很爱她的一对双胞胎——雅埃夫和雅利夫——虽然他们刚出生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嫉妒，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宣布是我给他们取的小名，双雅兄弟。这个绰号马上就被接受了，后来甚至还被修改了几次：里奥拉叫他们双雅；而佐哈尔在这个基础上给了每个儿子一个小名，先生出来的雅埃夫叫大雅，几分钟后出生的雅利夫叫二雅。

这一家人的好吃基因在双胞胎出生不久以后就充分体现出来。佐哈尔不止一次说过，她准备多给他们喂上几年奶，因为他们实在太能吃了，几乎吃得她失去知觉，而且她越来越享受那种时刻，就是“乳房空空，而孩子们饱饱”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她的身体也轻盈到几乎飞起来，而她的两个儿子却喝得饱饱的，像是两个沉重的沙袋，坠得她几乎倒在地上。

的确如此，双雅兄弟只有两岁的时候就已经比同龄的孩子们都要高大壮实，结实的小肚子鼓出来，圆滚滚的。两个孩子跟我和他们的爸爸一样，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认字了，不过不是认那些墓碑上诗人的名字，而是认食品包装盒上的谷物名称，他们的妈妈经常会把这样的盒子放在两个人永远吃得光光的饭碗前面。

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问在基布兹的舅舅们是否也收到邀请，然后就会急急火火地寻找他们，还会高兴地喊着“给我留点地方！”或者“我们想和你们坐在一块儿”，他们特别喜欢舅舅们满怀爱意地在他们的后背上拍打。舅舅们出现的时候经常穿着同样的熨烫过的蓝色裤子，结实的肚子被帐篷一样的白衬衫包着，每个人的口袋里还有一把亮闪闪的大勺子。“我们自带家伙——这样可以吃得更多。”

他们从不关注那些在人群中穿行并送上餐前小吃的女招待。“这些都是分散注意力的小事。”佐哈尔引用了一句她从某本厚厚的小说里看到的话。婚礼还在进行当中，他们便从放在餐桌一头的高高一摞餐具中取了自己的盘子，然后很有耐心地站在盖着的锅和准备端上去的食物旁边，一句话不说，只有从他们鼻翼的翕动这样小小的动作，以及脑袋倾斜的方向上可以看出，他们正在努力猜测这些盖子下面到底有什么吃的。

“来点沙拉吧。”里奥拉对佐哈尔的某一个侄子提议，她已经被他盘子里堆得像山一样高的红烩牛肉吓着了。

那个男孩笑了笑：“沙拉？你是说生菜之类的东西吗？”

“为什么不吃蔬菜呢？对你们的身体有好处啊。”

“你说什么呀，里奥拉阿姨？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吗？牛吃蔬菜，我们吃牛肉。”

“蔬菜可以帮助消化。”

“我看上去像是消化不良的样子吗？”

“你看，”里奥拉对本杰明耳语，“就是因为你的这些亲戚，我才把我给雅尔买的那一辆雪佛兰叫作‘巨兽’。”本杰明听她这样说，便附和着抱怨：“我也不喜欢孩子们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不坐在我们自己的桌子这边？”但是他们的妈妈已经露出了淡定的微笑，不慌不忙地说：“因为他们是一类人。和他们在一起，儿子们才觉得放松，他们可以打成一片。没有人训斥他们或者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没有人硬要把他们变成他们不属于的那一类人。”

“早晚有一天孩子们也会长成他们那副样子，到时候不会有女孩子对他们感兴趣的。”

“他们现在就很像他们了，”佐哈尔说着，对这一点有些得意，“只不过小一号罢了，但是会长得很好，不要担心。至于女孩子嘛，”她接着说道，“我们走着瞧，本杰明。我就知道好些女孩子——实际上我也是其中一员——就喜欢他们这样的男孩子，块头大，心地善良。这样的男孩可以让你依靠，可以一把抱起你来就走。你需要偷个懒的时候，他们就随叫随到，过来帮忙。”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男孩，为什么没有找这种模样的大牲口呢？”里奥拉追问。

“我这不是挑了一头你这个模样的牲口了嘛。”

看吧，我们的家庭就是这样，虽然不大，但也真算是亲情满满啊。我妻子喜欢你们爸和我弟弟，而我弟弟也喜欢里奥拉和他自己，而我则喜欢他的妻子和儿子，我还有点嫉妒他。

9

公寓和诊所的家具都搬空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回声。搬家工人把捆绑家具的最后一个结也打好了。你们爸用螺丝刀把写着“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儿科”和“雅·门德尔松，私宅”的两块铭牌从门上摘下来，他一边使劲地拧着螺丝，一边用舌尖打着节奏，神情十分专注。他把两块牌子和所有的螺丝一起放到口袋里，说：“我们走吧。”

妈妈的脸红了，有两种情况她会脸红：当她觉得尴尬的时候，一片红晕就会从她的额头向下蔓延开来；当她生气的时候，红晕就会从她的胸口开始，一路向上。这一次，红晕是向上走的。她转身上楼，脚步轻快，走进已经空空如也的房间。我们在下面等着，她返回下楼，宣布要坐在卡车车厢后面，坐在诊所候诊室的那个沙发上就行。本杰明赶紧跑过去，说他也想坐在卡车后面。但是你们爸说这样太危险，万一有个急刹车或者拐弯什么的，而且，“我还不了解你们两个吗？”他说，“你们肯定会把身子探到车厢外面的。”

她没再争辩。我们都坐在家里那辆小福特安格利亚中，在卡车前面带路。“盯着后边点，孩子们，”你们爸开玩笑说，“别让搬家工人把听诊器、耳镜和那盏彩灯给偷跑了。”

开到半路，估计是在拉姆拉，我们停下来。你们爸给司机、搬家工人和我们大家各买了一杯叫巴拉德的饮料，还有阿拉伯冰激凌，这种冰激凌非常黏稠，很好吃。妈妈不想和我们一起吃喝。你们爸讲了一个关于拿破仑的故事，说的是他把一个可怜的宣礼员一枪给打死了，就因为他的宣礼打扰了拿破仑的睡眠，而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那边一座白塔旁边。我们继续前进，看到东边有亮光的地方有一座座黄色的小土墩和小山包。我们就在这些小山之间穿行，还经过了你们爸出生的小村庄，一路上他喋喋不休地给我们讲《圣经》中力士参孙的事迹。

我们的车开始爬坡，这时你们爸就聊起了独立战争。他指着窗外某些装甲车的残骸，讲了一些跟护卫车队和几次战役有关的故事，有些战役发生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些就在城里。妈妈闭上眼，我也闭上了眼，不过每过几秒钟我就偷偷睁眼瞄她一下，看看她的眼睛是不是还一直闭着。

我们终于爬上去了。空气凉爽了一些，干燥怡人。汽车的引擎也不再发出吭吭哧哧的呻吟声了，你们爸说：“爬坡爬得跟梅赛德斯－奔驰一样，我们的小福特安格利亚真够棒的。”

妈妈也醒了。年轻的松树散发出好闻的味道，让人神清气爽。你们爸把犹太国民基金的造林项目大大赞扬了一番，还预言说将来“耶路撒冷的山上也会出现好多这样绿树成荫的好地方”。我们的车蜿蜒蛇行，在一座座阿拉伯村庄中进进出出，“这里是阿布高什，那边是吉亚塔纳维姆，现在，”你们爸快活地说，“我们要爬卡斯特尔山了。”

妈妈什么也没说。我们的小车爬上了山顶，又沿着一个陡坡开下来，到了山的另一侧。你们爸说起了“库塞尼”“科洛尼亚的那群杀人犯”和“索瑞克河”，然后他指着外面说：“这里就是边界线了，真够近的，那边是先知塞缪尔的墓，其实就是《圣经》中我们的先知撒母耳。”

他不停地讲着，你一直沉默不语，他就一直高谈阔论。我们又爬了一座山，然后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入口处——反正他是这么说的。那里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入口，一座城市就突然出现了。就是一条路拐了个弯而已，连个过渡也没有，就是城市了。“耶路撒冷就像一座房子，孩子们，刚踏上门口就一下子进来了。这一点跟特拉维夫不一样，那座城市这边延伸一点，那边延伸一点，进进出出有上千条路，随便你选哪一条。”

他不说话了，微微笑着，希望我们有点回应，但是本杰明似乎没什么兴趣，而我则等着你能说点什么，不过什么也没等到。

“这里的空气多好啊，你们感觉到了吗？这可是耶路撒冷的空气。孩子们，吸一口吧，还有你，拉娅，也吸一口吧。想想特拉维夫那种又湿又热的可怕气候，终于都被甩到后边了。”

我们的小福特安格利亚向右拐上了一条很长的街，街的左边由石头铺成，光秃秃的，有一个公交车终点站和汽修厂，右边有一栋还在建造的楼房。我们还经过了一座被葡萄树包围的小石屋，我还一度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呢，不过我们接着又向左拐上了一条短短的街，很窄，上面长满了草。

“这就是我们的新社区，”你们爸说，“贝特凯雷姆。沿街继续向前，右边就是你们的新学校。我们现在还得左拐一次——这就是我们家所在的街道，比亚里克，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就在眼前啦。”

我们在一栋楼前面停下来，这是一座三层小楼，有一个入口，底层有个小套间，上面两层有四个宽敞的大房间。我问你：“这就是我们在特拉维夫的公墓看到的那个比亚里克吗？”你说：“是的。”

我们下了车，上到二楼。你们爸打开过道左边的房门，只见面前是一个空旷的大房间，满室的阳光，还有耶路撒冷的好空气。我等着你说那句“你好，房间……”，然后我们就可以走进去了，但是你没说。本杰明和你们爸大步走进去；你的手摆了摆，犹豫着，最后放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这是一个珍贵的时刻，就我们两个，在门外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你示意我一起进屋。

你们爸说：“在这边，你们俩每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这间是你的，雅利，这一间是本杰明的。”

我们都没有争辩，随即大家都急忙跑了出去，因为卡车已经到了。卡车停下来的时候发出一阵沉重的喘息声，然后搬家工人就把盖在家具上的油布卷起来。周围的邻居逐渐聚拢过来，因为我们所有的家具都展示在外边。大人们仔细地看着，希望就此能确认这个新来的家庭的收入和品味，而小孩子则看着那些搬家工人忙活。工人已经把一捆捆的绳子解开，好用来将那些家具绑在他们的肩膀上，再把绳子绷在前额，这样就可以运送家具了。孩子们可以看着工人怎么把一台冰箱或一座沙发绑在背上，憋得满脸通红地将其背到楼上，这样的情景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

所有的家具都被卸光之后，卡车就开走了，好奇的邻居们也渐渐四散离去。你们爸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块铭牌和几个小螺丝钉——他的舌尖伸出来，坚定地打着拍子——把它们钉在新的大门上：第一个“雅·门德尔松，私宅”钉在了二楼套间的门上，那个“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儿科”钉在了一楼小套间的门上。

最后他把每个螺丝都拧紧。“好了，”他说，“你们两个去找找小朋友吧。我们，拉娅，要在新家里品尝咱们的第一杯咖啡。水壶还在箱子里没有拆开，不过我特地带了个电热棒和两个杯子，还有几块饼干，咱俩还可以坐下聊聊天。这里竟然还种着一棵柏树呢，你不是最喜欢柏树嘛，简直是个惊喜！”

一个男孩子弓腰骑着一辆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来到门前，然后几步就冲上楼梯，手里攥着一大把剑兰。“给门德尔松夫人的，”他说，“请在这里签个名。”你们爸满脸笑容，还有点紧张，然后他长出一口气，说：“庆祝我们搬到新家。”

妈妈把厨房的水槽灌满水，然后把剑兰的杆插进去。“谢谢你，雅科夫，”她说，“花儿真漂亮，你真是太好了。等我们把箱子都打开，我就把它们插到花瓶里。”

本杰明和我走到外面，街上有一群小孩子正等着我们。耶路撒冷的夏日似乎不依不饶地强烈要求能和特拉维夫的夏天比一比，而且还得获得表扬才行。我对本杰明说：“我们回家帮着把东西收拾一下吧。”只听他说：“你回去吧，我想玩呢。”

没花多少时间，弟弟就已经熟悉了一些儿童游戏的耶路撒冷名称和玩法。他仍然继续在小卖铺里小偷小摸，这儿的小卖铺叫多夫。等到暑假结束，他就上了一年级。虽然其他孩子都是一起玩了几年的，但是他很快就加入进去，没费什么劲，也用不着靠打架来确立地位。他既灵敏又狡猾，长得漂亮还有一头金发，因此轻易地就获得认可。我上了三年级，而且毫不意外地被一帮小孩子排挤，他们自成一伙，对我半信半疑。他们开始先戏弄我，我一个新来的，长得矮墩墩的，动作迟缓，还有一头粗硬的短发和塌脑门，当然会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不过很快他们就开始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玩了，因为他们都听各自的爸妈说了，本杰明和我都是门德尔松医生的儿子，这位医生可是从特拉维夫来的著名儿科专家。

10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贝特凯雷姆社区的边缘还是一大片空地。从入口一直延伸向下到城中的浅浅的山谷——几年以后，我们也就是从这个山谷爬上去，然后妈妈对那些公共汽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破坏——一直向南延续，然后逐渐没入里费姆河。这也是妈妈常常来的地方，她管这叫“我们的长途徒步”，她也是在这里发现了樱草和银莲花，然后拔出它们的球根，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另外还有一个山谷，因为里面有一块横亘在谷底中间的巨大圆石“大象巨石”而出名，这个山谷下面就是索瑞克河。“我们的短途徒步”就是到这里，沿着山谷上面的山脊走就行。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可以看到一条直线直通到家，这条路线一直往西就可以通到地中海。站在这条山脊上，你一定要我们相信，从这里可以看到特拉维夫。

“走吧，来一次我们的短途旅行。”你总是这样说，我们就知道又要看着那条苍白而漫长的海岸线，它的尽头延展着一大片蓝灰色的空间，笼罩在似乎永远不消散的薄雾中，然后你就一遍遍地告诉我们，那里就是特拉维夫。我看不见特拉维夫，但是我相信你说在就在：特拉维夫，还有海，还有带阳台的房子，还有红彤彤的朝霞爬上阳台变成了蓝色；还有花园中的凤凰木的红色更深了，这种树耐热，给人们提供阴凉，但是在凉爽的耶路撒冷是没有种植的。

妈妈每次都要用富有诗意的一大段话表达对凤凰木和凤凰花的期盼和赞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这种树有脑子。整个耶路撒冷见不到一棵凤凰木，这的确是事实。谁要种一棵这种树，实际上就是在宣判它的死亡，因为树即使不开心也不能离开，他们就只能困在原地等死。”

她和弟弟两个人，像羚羊一样轻盈，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上——在特拉维夫，我们不能踩到地砖的接缝处，但按照耶路撒冷当地的说法，如果踩到了地面才会招致厄运——而我则拖拉着脚步跟在后面，还得低着头，两眼使劲地搜寻，才能不踩到土地。到了坡度变陡的地方，我们便停下来。眼前一片开阔，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就是特拉维夫。”妈妈说。每次到这里，她都会重复同样的话，已经好多次了。

“不对，”本杰明说，“现在我们是耶路撒冷人了。”

她的脸微微一红：“不允许你对妈妈说‘不对’这样的话。”

本杰明没吭声，甚至还不害臊地盯着她，这时她就生气了。“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本杰明？”

本杰明还是不说话。

“你到底明不明白，本杰明？我要听你说‘明白’！”

“明白！”本杰明说。

一大群鸽子从头顶飞过，飞向面粉厂，那里有很多剩下的麦粒可吃。妈妈抬起一只手在眼睛上方遮住阳光，眯起眼来凝视着它们飞行的方向。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带着观鸟旅行团在以色列各地参观之后，才逐渐明白，能这样凝视的人一定是已经习惯了观察鸟儿的迁徙，看它们飞向远方，然后又返回。然后她又指着最西边的两条长带，一条窄窄的，是金色的沙滩；另一条先变蓝又变灰，非常宽阔，并且最终融入无尽的天边，这是海。

“就在那边。”她说。突然，她把两个手指一下子插进嘴里，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你们两个也来吹啊——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

本杰明和我都吃了一惊，我们可没想到她竟然还会这一招，不应该呀。不过她吹响的那一刻，我们感觉她似乎一直就会这么做。她很快就教会了我们吹口哨的各种花样：一只手的两根手指吹，两只手各出一根手指吹，以及只用一根手指吹。“大点声，这样他们远远在那边也能听到我们了。”

现在，我偶尔也会再来一次这样的短途徒步，因为就算是在耶路撒冷，我也会到处闲逛，这种闲逛跟我在特拉维夫做的不一样，不过也一样形成了习惯。我去你们爸家里看望他，然后是妈妈那儿——先去了她曾经住过的地方，然后是她墓地所在的安眠之山——然后我就想重新恢复我们的那两条徒步路线。就在那个瞭望点，就是我们和妈妈极目西望的地方，早已盖起了一座座新房子，所以如果想看到远处那两条带子，一条金黄纤细，一条灰中带蓝，我必须得站在那些房子之间一块高出来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条马路，然后稍稍向下走一小段，停住，吹一声口哨，再往远处看。现在的薄雾中增加了烟尘污染，这团团烟尘一直扩散到远处，盘踞不动，因此海面变得模糊不清了。然而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副10×40的双筒望远镜，施华洛世奇的牌子，昂贵但是质量很棒，是我妻子里奥拉——这很自然——给我买的。这副望远镜证明，妈妈的话是对的，本杰明是错的。我先是看到从慕尼黑来的观鸟团用这种望远镜，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然后我就跟里奥拉说了，没想到不久就看到这样一副望远镜躺在我的床上，礼盒包装，还扎着蝴蝶结。当时我还想，要是里奥拉本人躺在我的床上，身上什么也不包（请允许我有这样一个额外的小小要求），那该多好啊！但是事情总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像我这样年龄和身份的人只能明智地生活，而且还要顺从生活的安排。

注释

1　赎罪日：赎罪日在新年过后的第十天，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还是个“禁食日”，在这一天完全不吃、不喝、不工作，并到犹太会堂祈祷，以期赎回过去一年所犯或可能犯下的罪过。

2　普林节：犹太教传统节日，以色列的狂欢节，纪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以斯帖皇后拯救他们逃离灭族危难。

3　亚哈随鲁王：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

4　此处英文版原文是一句押韵童谣：“Because if you step upon the crack，you will break your mother's back.”

第三章

1

我初次见到装修我新房子的承包商蒂扎尔·弗莱德——蒂莱勒，宝贝儿——的时候，只有十一岁。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是暑假里的一个下午。街上突然一片沉寂，本来在玩弹子游戏的男孩们都抬起头来，跳绳的女孩们绳子甩到一半就呆住不动了。男人都沉默不语，女人都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变成了盐柱一动不动。从街道拐弯的地方，出现了那辆美国轿车，白色的敞篷车，红色内饰，这辆车耶路撒冷尽人皆知：承包商迈沙勒姆·弗莱德的福特雷鸟，这辆庞大宽敞的汽车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引起注意，何况那个年代汽车在耶路撒冷还很少见，所以就格外醒目。

那辆车就停在我们家房子旁边。一位个子不高、身材敦实的黑头发男人有些费劲地把自己从方向盘后面拔出来，走下汽车。汽车后排座位上有两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孩，一男一女，长得都很像他。我刚好站在公寓的窗户旁边，一看到他们便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一时间我觉得妈妈讲的故事和本杰明的嘲笑都是真的：我的亲生父亲和兄弟姊妹要来接我回我真正的家了。

那个人双手抱起那个男孩子，一直走进我们的诊所。我惊奇地看到你们爸出来迎接他们，他可从来没有对其他病人这样。

“请这边走，弗莱德先生，”他说，“从这边进来。”

等那个男人和孩子的身影消失在诊所中，我就开始观察那个女孩，她已经挪到前座。这时我的吃惊变成开心，恐惧变成好奇。刚好，本杰明和他那帮朋友聚拢过来，艳羡地看着那辆汽车。本杰明走近汽车，围着它绕了一圈，仔细地比量着圆圆的尾灯的大小，又看了看可折叠的敞篷，还有能够把孩子脸照得扭曲起来的镀铬表面，以及红色真皮的凹背座椅，他一边看一边对其他人说：“车是开到我们家的！”

“你知道你坐的是一辆什么样的车吗？”他问那个女孩。

“我爸爸的车呗。”

她的嘴角掠过一抹微笑，那一瞬间她可真漂亮，不过很快她就恢复原样，长得跟我十分相像。

“这是一辆福特雷鸟，”本杰明说，又恢复了他一贯的镇静，“V-8引擎，三百马力。整个耶路撒冷也就只有一辆，说不定全国也只有一辆！”看看女孩子并没有什么反应，他又加重语气补充说：“这可是从美利坚来的美国车。”

女孩朝我挥挥手，笑了笑。我离开窗户，走下楼梯，和其他孩子一起站在汽车旁边。她眼睛一亮：“想坐到我边上来吗？”

我坐在司机位置上，本杰明反应很快，连忙说：“我是他弟弟！”然后就抢上前来，想要爬到汽车后座上去。但是，女孩说：“我又没有邀请你！”他被这句话噎住了，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我是蒂扎尔·弗莱德。”她告诉我。我没说话。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别的小孩这样介绍自己。“那么你是谁？”她问。

“我是雅尔·门德尔松，”我急忙回答，“我是医生的儿子。”

“你长得不像他，”她说，“你长得也不像那个孩子，说是你弟弟的那个。”

本杰明和他的朋友们都溜达着散开了，蒂扎尔又接着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自己也已经想过了：“你长得像我和我弟弟格申。”

“迈沙勒姆是谁？”

“就是迈沙勒姆·弗莱德呀，他是我和格申的爸爸。”

“你弟弟闹什么毛病了？”我问。

“他有风湿，全身都肿起来了。我爸爸妈妈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到心脏，然后他就活不了了。”

“别担心，”我说，感觉自己的话特别重要，“我爸爸是个特别好的医生，一定能治好他。”

事情果然如此。蒂扎尔·弗莱德的弟弟并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只是对盘尼西林过敏罢了。原来给他诊断开药的医生一次次加大盘尼西林的药量，结果他的情况就急速变坏了。迈沙勒姆·弗莱德，承包修建了哈达萨医院整座大楼的人，决定来找刚刚从特拉维夫调过来的儿科专家门德尔松医生。

门德尔松医生一眼就发现了真正致病的原因：“如果你继续给你儿子吃盘尼西林，他可就真的要死了。”

“太感谢了。”承包商说。然后他小声对儿子耳语道：“你也跟医生说声谢谢，格申，就说谢谢门德尔松教授亲自照顾你。”

格申也表示了感谢，接下来的几周里，这辆白色雷鸟敞篷车就经常光顾诊所。有的时候是带格申来看门德尔松医生，有的时候是为了接你们爸到弗莱德家里去。偶尔承包商自己会亲自开车来接你们爸，其他时候他就会派一名下属来接。你们爸说他不好意思总是享受这样的待遇，“坐着美国总统才能享受的座驾穿过整个耶路撒冷”，他宁愿开着我们家自己的那辆小福特安格利亚出诊。听他这样说，迈沙勒姆就说：“门德尔松教授，我并不是故意为了让你感觉迈沙勒姆·弗莱德亲自派车来接是什么特殊待遇，我们就是为了确保你平安到达我们家。”

迈沙勒姆·弗莱德出手大方，不拘小节，他说话风趣，易动感情，脾气火爆。他这些性格在我们面前毫无掩饰地一一展现，而且从那时起到现在都没什么变化，也有四十年了。你们爸喜欢的音乐他从来不听；他喜欢喝酒，你们爸滴酒不沾；他嗓音洪亮，经常闹一些非常奇怪的语言错误，有的时候还爆粗口。门德尔松医生一般是不太合群的，但是却从他那里找到了友谊，是男人之间的友谊，每个男人都需要的那种情感，而我，就不够稳重，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情感。

每次从迈沙勒姆家回来，你们爸都会带一小篮冷冻无花果回家。“他们有一个无花果园。”他说，然后就会给我们说说承包商家的花园，他的果树，以及他在花园里修建的棚屋，那个棚屋的屋顶是白铁做的，这样他就能坐在屋里，聆听雨点的滴答声。

“他在卧室的窗户外面也加了一张白铁的凉棚，”你们爸说，“这样他晚上在卧室里也可以听到下雨的声音了。顺便说一下，雅利呀，病人的姐姐问你要不要下次一起到她家去玩。”

两天后我就和爸爸一块去了。本杰明嫉妒得都要疯了，他待在家里，努力想弄明白一个难以置信的问题，就是竟然有人不喜欢他而喜欢我，而且我还坐在雷鸟敞篷车里，在整个社区小伙伴们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

弗莱德一家住在阿诺纳，位于城市的东南角。我们两家相距甚远，路上会经过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我还能听到远处两名宣礼员柔和的报时声，虽然看不到他们，但是我能听出两个人的声音相互影响，此起彼伏，此外还有牧群叮当的铃声和教堂清脆的钟声——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觉似乎正坐车去往世界的另一头。

“这里就是分界线。”你们爸对我说，同时也证实了我的感觉。“雅利，你看，那片柏树林的另外一边就是约旦王国了。再往远一点，”他的语气严肃起来，“就是摩押群山。你看它们在落日的余晖中是多么漂亮啊。如果伸出双手，你说不定还能摸到它们呢。那边就是摩西曾经到过的尼泊山，他就是朝这个方向看的，而且他也觉得距离很近，不过是从那边算的。”

这次旅行就我们两人，一路说着话，他还亲切地叫着我的小名——雅利——大手放在我肩头那么温暖，此时夕阳西下，温柔的余晖将它笼罩之下的一切都镀上一层亮光——这一切都让我身体中充满力量。我全身心地爱着他，不由得暗自期待更多和他一起远行的机会。

弗莱德的豪宅一下子就把我给震住了：整个建筑都是粉红色的耶路撒冷岩石筑成，到处是巨大的落地窗。虽然房子很大，但是处处体现出一种低调和简洁，与周围环境十分和谐。豪宅周围是一圈果树，而蒂扎尔就站在大门口等着我呢，她邀请我到房子前面去摘石榴，又到房子后面摘刺梨，然后还摘了各个品种的无花果——黄色的、绿色的、紫色的，还有黑色的。她妈妈戈尔迪·弗莱德，一位安静的红发女士，给我们端来了新鲜的柠檬水，还有厚面包片，上面涂着厚厚的奶油，另外还有一罐自己家里做的酸菜，然后就出去了。她的酸菜实在太好吃了，后来我再到她家去的时候，刚刚到火车站附近就开始咽口水了，那里距离她家和家里的酸菜缸还有整整三公里远呢。现在四十年过去了，一想到那罐酸菜，我还是忍不住开始咽口水。

“看看，看看这些酸菜，”迈沙勒姆总会这样说，手里还举着盘子里的一根酸菜，“我家戈尔迪做的酸菜，就算是拿到凯撒大帝的饭桌上也绝不会差呀。”

他对戈尔迪的一切都十分自豪，对她做的所有东西都爱得要命。“她就是个女战士！是花冠中的那颗樱桃！这座房子，我们这个家，还有银行里所有的钱，都归她管，而我就负责管理工人和花园里的那些树。”

迈沙勒姆·弗莱德的承包生意很大，涉及的门类也很多，但是他的花园却非常简单——不像有钱人家。拿我小舅子家来说吧，我前几年去美国的时候见过他家的花园，由两位专门的园丁打理，到处都上了肥，盖着大棚，设计入时，而且有先进的灌溉系统。弗莱德家的这座花园根本就没有人管，因为主人不愿意雇佣园丁（“这样会把花花草草们搞迷糊的！”），花园里只有各种颜色的野花和灌木丛。

迈沙勒姆一棵棵地告诉我那些花草的名字，这一次他可一个词都没说错，而且讲起来滔滔不绝，连个奔儿都不打：这里有秋水仙、番红花、银莲花、野韭菜、水仙、野蒜、岩蔷薇、星蓟、毛莨、西班牙金雀花、肉桂、麦秆菊、金鱼草、罂粟，还有曼德拉草。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蜀葵和粉旋花最后几朵花，到了秋天，则有海葱。这里没有什么金鱼池和铜质喷泉之类的玩意，以前我在里奥拉父母家的花园就看到过，当然这里也根本没有什么金鱼。在一块块岩石之间，倒是能看到绿色的蜥蜴和大个儿的石龙子跳来跳去，还有两只乌龟。蒂扎尔以前老是跟我讲，这两只乌龟爬得可快了，还能追猫咪呢，我每次听了都笑个不停。

蒂扎尔把每颗无花果一分两半，给我一半，自己吃另外一半。她说，就算是一棵树上摘下来的无花果，也是一颗有一颗的味道。“迈沙勒姆告诉过我，要是有人吃到了好吃的无花果，而有人吃到了烂掉的，就不公平，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应该一掰两半分着吃。”

我把这事也跟本杰明说过一次，他就嘲弄地问我：“要是有三个人一起吃怎么分呢？”

“要是有三个人吃怎么分呢？”后来我就问了蒂扎尔。

“告诉你弟弟，只有成双成对的人才能分着吃无花果。”蒂扎尔回答，她还告诉我她妈妈和爸爸还把亚力酒滴几滴到手里的半个无花果上；然后，她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他们就关上门，在床上吃，“吃完他们就叽叽咕咕地笑”。

“那样弄真好吃，”她说，“有的时候他们也让我和格申尝尝加了亚力酒的无花果，不过只能一点点。迈沙勒姆说：‘亚力酒毕竟是亚力酒，孩子毕竟是孩子，所以一次只能吃一颗滴了亚力酒的无花果，而且只能在安息日那天吃。’”

“你为什么要叫他迈沙勒姆呢？”

“不为什么。格申叫他爸爸，我叫他迈沙勒姆。迈沙勒姆也是这样称呼他自己的，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吗？”

接着她又说：“我妈妈叫他沙勒姆，叫我蒂莱勒，把格申叫格莱勒，她还让我爸爸叫你伊莱勒。她就喜欢给人起小名。她甚至还造了一个词叫‘小肉肉’，指女孩两腿间的那个东西，男孩的那个东西也这么叫。”

蒂扎尔用一根松树枝拍打那些刺梨，好把刺都给打掉，然后她就像一头结实的小熊崽一样爬到树上，开怀大笑。格申那时还处于康复阶段，苍白虚弱，所以他只能坐在阳台上，手里拿着你们爸的那盏彩灯，朝我们挥挥手。“他是活了，不过你看他那可怜样儿，”迈沙勒姆曾经这么咕哝过，“这些见鬼的所谓预防措施我应该用在那个医生身上，让他也受受这些罪。”

格申就跟蒂扎尔和我一样，身材也是矮墩墩的，手指甲也是平的，还同样有一头粗硬的短发，他的头上有一个双旋，就是两小团漩涡状的头发。你们爸当时一眼就发现了，还告诉过我，一模一样的那种双胞胎头顶上的旋往往方向刚好是反着的，有的双胞胎长得太像了，就只能靠着头旋的方向来分清谁是谁。

好多年以后，当本杰明的那一对大个儿双胞胎生出来以后，我就一直等着他们的头发长起来，好看看你们爸说得对不对。这两个孩子长得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似的，但是雅利夫头顶的旋是顺时针方向，而雅埃夫的旋是逆时针。

“我的女朋友就是通过这个旋来判断回家的到底是我们弟兄俩中的哪一个，”雅利夫上次从军队回来休假的时候跟我说，“但是雅埃夫的女朋友有时候就会弄混了，其实那样还真不错。”

2

“就这样吧，弗莱德先生，”你们爸说，“你儿子需要锻炼和营养，但是他已经康复，就不需要我到你家出诊了。”

迈沙勒姆又动感情了，而且他的反应还是他一贯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他冲到地下室那台大保险柜那边，回来的时候手里就攥着厚厚一摞钞票。

“这是给你的，门德尔松教授，”他说，“这是为了你给迈沙勒姆治好了他的儿子。我要谢谢你。”

“弗莱德先生，请别这样，”你们爸一边说，一边忍着不笑出来，不肯接钱，“你已经给过我一张支票，我也把收据给你了。那些钱已经足够了。”

迈沙勒姆听到这话不高兴了。“支票是为了你的工作——现金的意思可是完全不一样。这是表达我的感谢，感谢不需要什么收据，也没人跟迈沙勒姆·弗莱德说过‘不’字。”

“治病是我的专业，弗莱德先生，”你们爸说，“你已经支付了我的诊费，所以不行，我不能再接受你这样的厚礼。”

迈沙勒姆抬眼看着你们爸的脸，然后用他那双黝黑厚实的大手握住你们爸苍白修长的手，说：“门德尔松教授，你今天可不止救了一条命，你救了两条命——我儿子的命和那个医生的命，那家伙差点把我儿子给弄死。你从我这里挑个礼物吧，要什么都行。”

“要是这样的话，”你们爸说，“我还想从你们的果园里再多摘一些无花果，还有三四个石榴——就是深色的那种。我妻子和我特别爱吃这些东西。”

迈沙勒姆更加感动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蓝色的大手帕，“我得哭一会儿。”这话我们还会听到他说。他哭过一会儿之后，就把手帕挂在一根树枝上晾干，然后摊开双手说：“不光是水果，门德尔松教授，我要送给你——一整棵树。明天早上我就派一辆拖拉机和一辆卡车到你家里。告诉我你想要哪一棵无花果树。这棵？要么这棵？要么那棵石榴树？你想要哪棵，尽管开口。如果你家里需要敲掉一面墙，或者再装修一间厨房，要是你想把什么沉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要是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如果你们楼里的邻居找你麻烦，需要找人修理一下，我就从贝尔斯基的施工队里找一个打架好手，他现在正给我安装脚手架呢。他只要一下子就能把钉子砸进厚木板里面——可不是用锤头哦，用的是拳头。说说你需要什么东西，迈沙勒姆就会上门服务，给你做好。”

“真的不需要，”你们爸说，“迈沙勒姆，求你了，真没这个必要。”

迈沙勒姆眼眶又红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新的蓝色手帕：“你在孩子们睡觉以前需要给他们讲个故事吧，你和夫人可能非常累——这时候迈沙勒姆就会来。对吗，格申？对吗，蒂扎尔？告诉他们我们听过的故事多棒。”

你们爸又说一次没必要，但迈沙勒姆还是不甘心。“像你这样的教授开着那样一辆小福特安格利亚在城里面转悠可不咋地。我得给你一辆车——你就开着这辆车到处跑，跟哈达萨医院别的医生还有你那些亲戚炫耀一下。再说了，我反正要换一辆车，庆祝格申逐渐康复。我要把我的福特车给你，就是你的了。”

你们爸咯咯直笑：“你这车需要高标号的汽油，我可买不起。”

“你不用担心我这车的油钱，你可以用迈沙勒姆·弗莱德公司的优惠券呀。对了，你刚才说以后不用到我们家来了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格申已经好了。”

“所以你就不用以医生的身份来了，你再来就是朋友。伊莱勒也要一起来，”他指着我说，“你看蒂莱勒和他，两人玩得多好啊。我现在已经开始给她准备嫁妆了呢。”

后来，你们爸——他一般是不怎么爱串门的——确实带我去过弗莱德家好几次，迈沙勒姆也带蒂扎尔和格申来过我们家几次。而且，迈沙勒姆每次来都要把公寓和诊所的各个电路开关、房门合页和水龙头都仔细地检查一遍，你们爸好几次劝他不必这么做，他也不管——“这个水龙头有点漏水，得赶紧给它换个新的垫圈”。到现在他的这个习惯都没有改，尽管妈妈已经去世了，格申也不在了。你们爸当年救了这个孩子，他长大成人后却死在了战场上。你们爸自己也老了，身体衰弱，就住在原来用作诊所的底层房间里。迈沙勒姆帮他改装的：他把原来的候诊室改成起居室加厨房，治疗室则改成了卧室。他费了半天劲才把诊所惯有的那股味道去掉，但是却保留了墙上的那些学历证书、营业证和病人的表扬信，又把楼上房门写着“雅·门德尔松，私宅”的铭牌拿掉了。

“这样就比较好了，”迈沙勒姆对他说，“楼上这么多房间，还得爬楼，一爬楼就会想起过去的那些事儿。现在你住在一楼，就不用操心这些了。大大小小的东西都在身边，一伸手就够到了，你还可以出去到花园里坐坐。”

他还找到了几个人，“脾气好又安静，按时付房租，而且不惹麻烦”，然后把二楼的大套间租给他们。他每次有机会来，都会给两人泡茶，然后他们就坐下来聊天。你们爸年纪大了，人也随和多了——“其实也不总是那么好”，本杰明观察比较仔细，“不过至少有些时候，他确实很不错”——他给迈沙勒姆讲笑话，下棋的时候也允许他赢自己。然后他就累了，睡着了——你们爸就跟个孩子似的，会突然瞌睡过去——迈沙勒姆总是站起身来，把房间再仔细地检查一遍，“确保教授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正常，都没毛病，都好使。”

然后，他会靠在起居室墙边待一小会儿，凝神专注。这里现在有一台漂亮的五斗橱，原来则放着一张诊疗台，好多孩子在这里接受过诊疗，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他会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蓝色的大手帕，擦擦眼睛。有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是因为流眼泪了，有的时候他流眼泪是因为掏出了手帕。不管因为什么，迈沙勒姆都会哭上一小会儿，回想起他儿子起死回生的时刻，和他再也不能复生的时刻。

3

照顾小病人的时候，你们爸的双手总是沉稳有力，但是干其他的事，特别是家里的修修弄弄，他就特别笨拙。按照妈妈的说法，就连住房和诊所门上的那两块铭牌，他都给钉歪了。至于其他的活计，无论是换个灯泡，还是疏通下水道，他都没心思干，也没时间。妈妈总是毫不犹豫地跟迈沙勒姆联系，请他帮忙。他手下的工人偶尔也会来我们家，把所有该修的地方都修好，给花园送来一卡车泥土，再把我们的福特安格利亚送到汽修厂修理。

只有春天粉刷房间的活儿她会留给自己亲自去做。每到这个时候，你们爸总是急急忙忙去诊所，本杰明总是收拾一个包，说自己要“到朋友那里待一阵子”，最后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一起到商店去买白漆和漆刷，一起把油漆罐拖上楼梯——“你真壮实，雅尔，像一头蛮牛！”——然后我们会一起把家具搬开，用报纸和旧床单罩住。她就爬到梯子上开始粉刷——她的胳膊上上下下地动作，十分敏捷，金色的头发用一块头巾裹住——而且她的动作十分熟练，甚至可以踩着梯子从房间的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就像踩高跷的小丑一样。

“你不会是想到我手下来干吧？”迈沙勒姆总会开她的玩笑。有一次，当时你们爸正在诊所工作，本杰明在外面玩，而我在帮忙粉刷，他来了，和她一起坐在厨房里小声说话。我拼命想听他们说些什么，可是一个字也没听到，但是两天以后，迈沙勒姆对你们爸说：“你们家老大和你太太要到我们家待一两个小时，见见戈尔迪和孩子们，顺便到花园里摘几个鲜扁桃。”

我们还是走的惯常的路线，从贝特凯雷姆到城市入口；就快到米卡谢尔巴士公司修理厂的时候，迈沙勒姆向右拐上鲁品街，那时候这条街很窄，沿途经过几座开阔的石头山。他告诉妈妈，他很快就要在这里“盖几座大楼，是政府和希伯来大学的工程”，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谁能相信你能干出这么多大事呀，迈沙勒姆。干得好啊。”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下到圣十字山谷，然后又七拐八弯地上坡到了瑞哈维亚社区，不过我们这一回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继续往前开到火车站，再一路开到阿诺纳的弗莱德家。迈沙勒姆猛地一打方向盘拐了个弯，然后我们就进到一个陌生的社区，我以前从来没来过。

当时有一群人正在街上游行，他们手里举着红色的旗子和标语。迈沙勒姆轻蔑地哼了几声；他特别看不上“那些没出息的社会主义游行者”；说到他们经常组织人们边打工边度假，他也颇为不以为然。我们先开上山，然后下山，到硬路面的尽头；然后往右拐上坡开到一条土路上。雷鸟那又大又软的轮胎在碎石路面上发出好听的声音。一个土包突然剐了汽车底盘一下，迈沙勒姆说：“别担心——这个大家伙不是一般的老车，迈沙勒姆也不是一般的老司机。”

“我们不担心，”妈妈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

近旁的山顶上有一座钟楼，还有一大一小比它矮一点的两座石头屋，周围有一圈高大的松树。我们下了车，在周围走了走，妈妈说战争中好多人就死在这里，还很年轻呢，都没来得及要孩子，或者成立个家庭，或者种一棵树。

“或者讲个故事。”她接着又说。突然一面石头墙上有扇小门开了，只见一个很矮小的女人——矮得跟侏儒似的，从头到脚都裹在黑色袍子里——从院子里走出来，从一个瓶子里倒水给我们喝。

“尼罗……尼罗……”她嘴里嘟哝着。迈沙勒姆本来一直走在我们身后没说话，这时候就给我们解释说尼罗是希腊语，意思是“水”。接着他也用希腊语对她说了声“谢谢”，并鞠了一躬。那位修女也鞠躬回礼，然后就走进院子，关上了身后石墙上的那扇门。我当时着急得要命：我们手里的这几个杯子怎么办呢？

“没关系，”妈妈说，“我们只要走之前把杯子放在门旁就可以了。”

“可要是有人把杯子拿走了怎么办？她肯定以为是我们把杯子偷走了。”

“不用担心，雅尔，没有人会拿走杯子，所以她也不会以为是我们偷的。”

我们回家的时候，迈沙勒姆从汽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小篮鲜扁桃递给妈妈。“给你，这样你就有东西带回家给他看看了。”

第四章

1

跟宝宝生命中其他的日子一样，那一天他的眼睛睁开得还是比其他孩子要早。他的皮肤感觉到了空气中的温暖和清凉，一阵阵的，有时候两种感觉轮流出现，有时候一起出现，大清早的，舒服极了。他的耳朵听到了雄鸽在房顶上斗嘴的声音，爪子还挠着落水管，还有负责基布兹儿童之家的那位女士在小厨房里弄这弄那的声音。他的鼻子闻到了正在煮着的粥的味道，人造黄油慢慢变软，果酱在小盘子上越积越多。他的心脏一阵阵收紧，因为睡梦中出现了几个人，但是醒来却想不起那几个人是谁了。

宝宝用毯子蒙住头，给自己营造出一小片黑暗，毯子还隔绝了所有声音。对于基布兹的小孩子来说，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多几分钟而已。“在基布兹里，连时间都要集体共享。”我弟妹佐哈尔曾经对我说过，因为她也是从“一模一样”的一个儿童之家长大的。就在这不多的完全属于个人的几分钟后面，一些活动正在蓄势待发，而且终究都会按时发生，既不会被阻止，也不会被拖延，那就是清早“早上好，孩子们，大家起床了！”的喊声，然后就是拉开窗帘，起床时的喧闹，还有洗漱和穿衣服时的吵吵嚷嚷。早饭以后，孩子们要集体出门走到马路上，集体等待坐车，到约旦谷基布兹的集体学校去上学。

“他那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外来户’。”这是好多年以后，一位来自于那个基布兹的老人告诉我的，如果宝宝没有死在战场上，应该也跟这位老人一样年纪了。“跟别的‘外来户’不一样，我们一般不找他的茬，因为他的伯父和伯母在这里。不过外来户就是外来户，这一点你改变不了。”

“就好像你在你们家一样，”佐哈尔咯咯笑着说，“你多少也是个外来户。”

宝宝有爸爸也有妈妈，但是他那个妈妈实在受不了以色列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受不了当地人，受不了炎热，受不了贫穷，也受不了那些规矩。她把孩子扔给他爸爸，就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家去了，在那里迎接她的是她喜爱并思念的戏剧和音乐，还有她的母语和天气，还有几年以后便早早降临的死亡，算是对她的惩罚吧。

他那个爸爸又娶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逼着他和朋友们断绝来往，还逼着他把儿子也送走。“你不是有个哥哥在基布兹吗？”她说，“年纪虽然大了点，但是人很好啊，他可以收养他。基布兹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也不错。这样对我们好，对他也好。”

就这样，因为有这么多的好处，他就被放逐到这个新家来了。当时他七岁，他的手背——还跟小孩子一样有些小窝窝——还有他黑黝黝胖乎乎的小脸蛋让他得到了“宝宝”这个外号。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是怎么想的，而且，我能够猜测或者查证的信息也实在有限，因为所有跟宝宝早年生活有关的人都已经离世多年：他自己在独立战争中阵亡；他的伯父和伯母同一年因为同样的疾病在同一家老人院去世；他的父亲则在床上安然离世，旁边躺着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至于这位妻子，我只知道有这么个人，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他的母亲被关进一所集中营，死于饥寒交迫之中，死的时候还在想着她丢下的孩子以及难以忍受的烈日，甚至认为二战之所以爆发也是她的报应，让她为自己曾经对孩子所做的一切还债；他的继母死于一场车祸，那是在耶路撒冷的加沙街道上，现场一片混乱——下着雨，一辆巴士和一辆跨斗摩托相撞，摩托的跨斗里装满了玫瑰花，事故发生时花散落得整个人行道上都是。

不过当时那会儿，所有这些人都还活着，宝宝的伯父伯母收养了他，爱他，把他养大。收养他的时候他们年纪已经大了，唯一的儿子早已经结婚成家，住在另外一座基布兹。继母说得的确没错：他们是很好的人，在那个基布兹里也有一定的地位。伯母在基布兹里管理着一个生产基地——奶牛饲养场，她是这一行里全国第一位女领导，而伯父主要负责各地的基布兹运动，每次回家都会带一份会员大会报告和“一点点小东西”给他的妻子和侄子。

他父亲来看他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待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渐渐地，宝宝开始管自己的伯父伯母叫“爸爸”和“妈妈”。每天下午，宝宝都要到老两口住的家庭公寓去，他们总是对他又抱又亲，还要给他讲个故事。他们会问他当天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教他一边下跳棋，一边用果酱把两片饼干粘在一起，蘸着茶水吃。伯父知道怎么用两根手指在桌子上快速敲击，模仿马儿奔跑的声音。伯母就教他说绕口令，他也试着说，那些词一个个哽在喉咙里，他就笑得特别开心。

然后，他就会要求翻看那本相册，那是一本法语图画书，一直放在书架的柜子里。他看不懂那些法语——说实话，他们也不懂，但是书上有好多漂亮的照片和图画，上面有城堡和山峰，蝴蝶和爬虫，还有花朵、水晶和长着翅膀的生物，等等。伯父琢磨着他们得当心一点，因为这本书既可以在这位小读者的心里唤起学习的热情，也有可能埋下将来要收藏图画上这些玩意儿的危险。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宝宝在基布兹里溜达的时候，眼睛总是盯着地面，倒不是因为害怕或者不好意思，而是他总是想找到什么亮晶晶的甲虫啦，闪着光的石头啦，或者嗖嗖乱窜的绿色蜥蜴之类的东西。有的时候他会发现一个硬币或者钥匙什么的，多半是从谁的口袋里掉出来的。然后他就会冲到伯母那里，郑重其事地把他的新发现上交。这时，伯母总是拍拍他的脖子说：“你真是个可爱的柯卜里啊。”然后再给他一张纸条，让他钉在食堂的通知栏上，纸条上写着：丢失物品可以去奶牛场向她取回，须提供身份证明。宝宝一直都认为柯卜里就是小狗狗的意思。好多年以后，等到加入了帕尔马赫突击队，他才明白原来那个词的意思是“牛犊”，真不知道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生气才好。不管怎么说吧，因为这个特点，基布兹里的人都知道宝宝。经常就有人叫他去寻找一些丢失的重要物件，因为他的那双眼睛特别擅长搜索扫描，总是能将失物找回。也就是这双眼睛，后来能够在天上老远飞着的一群信鸽中一眼认出每一只。

有一天早上，他和其他小孩子一起排队，等着坐车到集体学校去。突然，街上出现了一辆奇怪的卡车，就停在路边，大家都好奇地打量起来。那个时候汽车还不常见，所以街上的每一辆车都会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心，而这辆卡车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就更好奇了。

有个穿着工作服和工作靴的男人——身材干瘦，年龄似乎从三十岁到六十岁都说得过去；相貌嘛，一眼看上去都觉得见过，但其实完全不认识——从车里出来。他高喊了一声“多谢你啦，司机同志！”，又说“早上好啊，小朋友同志！”，说着就大步走过来。他特别高，手里提着一个有把手有盖子的柳条筐。他的鼻子有一点小弯钩，脸上密密麻麻的尽是雀斑，一头浓密的红发整齐地梳成中分。

这个外来者径直走向帕尔马赫突击队的帐篷营，站在团长面前，两人没多寒暄，就一块去了基布兹的木工作坊。一走进作坊，他们迎面看到的就是堆放得到处都是的厚木板、钉子、筛子，还有一位挑剔的木匠和各种工具。那个年代每个基布兹都有一家木工作坊，每家作坊都有一位挑剔的木匠，要是找这位木匠做个什么木工活，哪怕跟他说这个东西对即将诞生的国家很重要，或者说是即将到来的战争用的军需品，他都会更加不耐烦，各家的木匠都是这样。不过坐卡车来的这个男人对这一类挑剔的木匠见怪不怪，他熟悉他们的习惯和脾性，甚至还知道怎么让他们变得有耐心起来，那就是告诉他们一些“绝密”的小消息。他小声对木匠说：“你可不要把这个说出去啊！”一双满是雀斑的手比比划划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还问了几个问题，在同来的那位团长看来，他似乎不是在下订单、提要求，而是在征求建议。

两个人开始费劲地做起活儿来，一开始看上去好像是一只巨大的箱子，或者是个小棚子。他们弄出来的围成四壁用的板子有各种高度和大小，可以容纳一个人站在里面，并伸开双臂。过了一会儿，里面的巢箱也弄好了，还有外面的架子，几扇木条遮挡的屏蔽窗，还有双层门，里层也是有木格屏蔽的。

作坊里传出各种声音：咚咚的敲击声，锯木头声，和用意地绪语、德语和希伯来语喊出的争论和指令，一直持续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团长从附近帕尔马赫突击队帐篷营派了几位年轻小伙子到作坊里来。他们把装着百叶窗的小棚子抬上一辆手推车，推着车到了给基布兹里的孩子们办的儿童动物园，然后把棚子立在那里，面朝东。那个外来者四下里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突出的钉子或者尖刺。一切满意之后，他一连说了好几遍“真是不错”或者“真是太棒了”。然后他打开带来的柳条筐的盖子，从里面掏出一只鸽子。这只鸽子跟其他成千上百只鸽子一样也是蓝灰色，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她的翅膀宽阔，尾羽较短，喙和头连接的部位有一块浅颜色的凸起。外来者把鸽子放进小棚子，大家都看出来原来这是一座鸽舍，不过他们不知道弄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一只鸽子住在里面。

外来者给鸽子喂了一碟水和一些种子，然后就去了餐厅，但是并没有好好地吃他的晚饭。一开始他小口小口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然后就开始将一片又一片饼干浸到一杯又一杯柠檬茶里，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停歇地做着。然后，宝宝的伯母走到他的桌子边，打断了他，“你好，医生，”她说，接着又说，“你好吗？”然后请他到奶牛场去帮着看看一只快死了的小牛犊。

开始只有负责奶牛场的伯母知道这个红发男人是谁，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原来他并不是只会建造鸽舍，然后在里面养一只鸽子，他其实是个兽医。他也不是周围城镇或者某个基布兹里那种能给牛看病的土大夫，而是真正的医生，有学历的那种！外来者给牛犊做了检查，从不同的妇女——奶牛场饲养员、药剂师、补给负责人——还有儿童区的厨房那里，收集了各种配料，把它们调和成一种温热的而且烂乎乎的药汤，然后用一根管子把药汤从一只桶里灌到小牛犊的嘴里。后来他就回到分给他住的房间里，据值夜班的人说，他房间的灯一直到黎明时分才关掉。

第二天一大早，外来者出了房间，匆忙赶到奶牛场，给牛犊又灌了一些他头天晚上配制的那种药汤，同时还说：“耐心点，牛犊同志，很快你就好了，这些苦都不记得啦。”接着他又甩开大长腿，继续向那间鸽舍走去。到那儿以后，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本小笔记本，在一页窄窄的纸上写了些什么，撕下来，卷成一条，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管子，把纸条塞进去。他一手抓起鸽子，把小管子绑在她的腿上，然后放她飞走了。

他双手放飞鸽子的姿态看着那么舒服，那么温柔，给予鸽子自由，同时又传递给她一种力量，挥手作别的同时还充满着对鸽子的希望和羡慕。当时在场目睹这一切的众人都被震慑住了，他们眼睛一眨不眨地追随着鸽子飞行的方向，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遥远的天际。兽医本人在德国科隆出生长大，孩童时期，他在那里放飞了第一只鸽子，到现在已经放飞过几千只鸽子。但是这一次，连他也小小地激动起来。

一时间，他的双手继续保持着向外撒开的姿势，就好像要助力鸽子飞起来一样，然后他收回手，在眼睛上方搭了个凉棚。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鸽子飞行的路线，随着她越飞越远，他的双唇翕动着，默默祝福她一路平安，早点抵达。每一次放飞，怎么都那么愉悦和新鲜啊，他不由地想。等到这只鸽子飞得看不见了，他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第二个小本子，在上面划拉着什么。

第二天，一辆绿色的敞篷小皮卡开进了基布兹，货箱上装满了金属盒子、有百叶窗的木板条箱、胀鼓鼓的粗麻袋、更多的柳条筐和食槽，还有一些白铁皮饮水器。驾驶座上是一位沉静的年轻女士，不过她只要一坐下就要抖腿。这位女士也随身带来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些百事通类型的人物马上开始聊起来关于女司机以及给她们颁发驾照的那些人的一些小道消息，另外一些百事通则在探讨她手中的鸽子是否就是那位外来者昨天刚刚放飞的那一只。

金属箱子里装着一些工具和仪器，麻袋里满满地装着种子和谷物，木板条箱里传出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是不耐烦的抓挠声还有单调的咕咕声。从这些声音以及气味上，随便什么人都能猜得出，板条箱里装着更多的鸽子。兽医和那位沉默的姑娘把卡车清空，将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阴凉地里，然后就去新的鸽舍里里外外检查了一番，以保证一切就位。干完以后，他们给了木匠一个“活板门”，就是在一根立轴上安上几条窄金属板，可以绕着立轴转动，可以设置为只朝外转，或者只朝里转，或者里外都能转，或者里外都不能转。

木匠把这个活门安在鸽舍的开口处，兽医就把几个食槽和白铁皮饮水器拿进来放好。他一眼瞥见有一根钉子的头从食槽的里面冒出来，尖尖的一点，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他用锤子把钉子尖头砸进去，嘴里还说着：“你还以为我们看不见你呢！”那个沉默的年轻女士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好像在说：“可没人怀疑是我窝藏的。”她拿出一个漂亮的彩色标牌，上面有一些希伯来语字母，周围还画着充满童趣的花朵和小鸟做装饰，那些字母的意思是“鸽舍”。她把标牌挂在鸽舍门上方，后退两步，看了看，走过去把牌子摆正一些，又笑了。这时旁边看热闹的人群中又有人在相互议论说，这个女的老是自己跟自己笑，之后还会不会朝着别人笑呢。

然后她拿出一把锄头和一把镐头，走到离鸽舍稍远一点的地方，开始挖坑。她身材结实，干活又卖力，挖个不停，直到挖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坑，才直起腰来。她挖坑的时候，围观的人一个个走过来说要帮她的忙，不过对于他们的好意她一概摇摇头。以后他们再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肯定会说“所有参加突击训练项目的战士，所有在田里干活的壮小伙儿，所有在铁匠铺里干活的大汉”都来帮忙了。

她回到鸽舍，撒了一把种子，往饮水器里面舀了一些水，又把几个带百叶窗的板条箱拿进来。然后她直了直腰，看着一边的兽医，好像在等着他下一步的指令。

“把那些箱子打开，米里亚姆，打开，”兽医说，“鸽子就是给你的。”

年轻女士把几个箱子打开，只见大约四十来只鸽子有些胆怯地在里面缩着。大部分鸽子都已经羽翼丰满，只有个别几只还有一些没褪干净的绒毛。这些鸽子扑扑棱棱一下子从箱子里飞出来，飞到了这个新家的各个角落，最后落在食物和水跟前。她把空箱子清理干净，拿到外面太阳底下暴晒消毒，还把箱子里的鸽粪掏出来扔到刚才挖的那个大坑里，用薄薄的一层土盖住。

2

傍晚时分，两个人一起去了餐厅。他们把一块又一块饼干泡进一杯又一杯“加了茶的柠檬汁”里——基布兹里爱开玩笑的家伙们当时就已经是这么称呼这种饮料了。一头红发的兽医站起来，用一把叉子轻轻地敲着杯子。餐厅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到底是谁呀，敢在基布兹的餐厅里弄出这种资本主义沙龙里才有的声音。

“下午好，同志们，”他说，“我是劳弗医生。”接着他又跟大家介绍那位年轻女士：“她叫米里亚姆，是一名驯鸽专家。”他还问大家，餐厅里还有没有谁是从外边来的，或者大家是否都是基布兹或帕尔马赫突击队的成员，因为“我们在守护一个算得上是秘密的消息”。

“这里都是成员。”人群中传出这样的回答。

“我们要先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劳弗医生开始说起来，“你们同意我们借贵方宝地给哈加纳组织[1]的信鸽盖一座鸽舍，真是非常感谢。我们带来的这些鸽子都是四周大，很快就要开始接受飞行训练了。等到他们半岁大的时候，就要配种生育，同时还需要工作，到时候可就不自由了。”

人群中开始窃窃私语。类似“需要工作，不自由”这样的词句他们可并不陌生，但是医生用的是复数形式，结果就引得那些经验丰富的基布兹成员相互争辩起来：有人说他运用了“崇高复数”，也就是“君主第一人称复数”这种将单数的讲话者崇高化的语法，就像《创世记》里面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还有《可兰经》里也有这样的用法；有人说他其实运用了“谦虚复数”的语法，好强调他在给大家传授知识的时候内心充满谦恭？

劳弗医生也没有解释他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就接着告诉大家这座鸽舍“要保密而且很重要”，所以把它建在儿童动物园，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万一英国军队真的来搜查，你们一定要说这是给孩子们看的鸽舍。”他又解释说：“信鸽跟普通的鸽子长得很像，只有专家的眼睛才能区分两者。不过就算这样，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们肯定对信鸽也很熟悉。一战的时候，英国人在前线也放飞过几千只呢。我们跟你们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们保守鸽舍的秘密，跟谁都不要透露。”

震惊的人群现在弄明白了，劳弗医生用的这个复数表达是一种新的“崇高复数”的用法，跟以前的不一样，其实是“Pluralae”，就是一种阴性的复数形式。大家马上就又争论起来：有的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希伯来语的一种错误用法，就是语法错误中的一种，来源于“德式意地绪语”，就是德国人讲意地绪语时犯的错误；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幽默的用法，那些讲意地绪语的德国人特别偏好这种幽默；还有人认为劳弗医生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于和那些鸽子待在一起，所以讲希伯来语的时候把本来是阳性的鸽子说成了阴性。

“无论怎么高估信鸽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劳弗医生宣称，“从法老时代和雅典召开第一届古奥运会的时候开始，信鸽就已经肩负使命，用双翅来传递信息了。一只信鸽拯救一个军团的士兵或者一支迷途的舰队，有的时候甚至为了人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腓尼基人的船上就一定会带着信鸽，努尔丁苏丹也到处建造鸽舍，靠着一个信鸽网络把庞大的穆斯林帝国联系起来。信鸽曾把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消息带给内森·罗斯柴尔德，而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者晚了三天才得到消息，因此才有人断言，”这位兽医说到这里突然放低了声音，“内森能够带领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家致富，其实还欠了那些鸽子一份人情呢。”

“而且就在去年，”他又提高了声音说，“渔民随身携带的信鸽就拯救了在美国新英格兰海岸附近遭遇暴风雨的三艘渔船。”

劳弗医生顺口引用了奥维德的一句诗，然后又背诵了一首辞藻华丽的赞颂信鸽的诗，作者是中世纪时期的一位西班牙犹太诗人。他接着还指出按照《新约》的说法，信鸽就是圣灵的化身，说着便流利而准确地引用了四种表述中的两种：“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还有“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当然，我们自己的《圣经》中也提到过鸽子，这就不用我来提醒你们了吧，”他说，“《雅歌》中有‘我那栖于岩缝中的鸽子’，以及yonati tamati，意思是‘我纯洁无暇的鸽子’，还有挪亚在方舟上放飞的那只鸽子，一次次回到方舟上，直到它找到落脚的陆地才不再回去了。”说着，他下意识地伸出双臂，饱含深情，好像正在放飞一只鸽子。看到他这样做，专心倾听的众人都微笑起来。

“是呀，”他又强调道，“除了回归祖国的犹太人，还有谁能够欣赏信鸽对家乡和祖国的极度渴望啊……”他的演讲马上要结束了，他降低声调总结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恳请各位严守秘密。不要不经意间跟别人透露这里有座鸽舍的消息，当然故意透露更不可以。”

他还有一个请求：同志们不要在鸽舍附近闲逛，不要打开鸽舍的门，不要把手伸进去，不要弄出不必要的噪音，也不要吓唬那些鸽子。“信鸽一定要爱自己的家，否则她就不愿意飞回来了。”他说。他再次对同志们表示了感谢，然后才坐下来，继续把一块块饼干泡在一杯杯柠檬茶里。等到他终于吃饱喝足，面前已经有一堆挤干了的半个柠檬。他跟木匠、分区负责人、帕尔马赫营地的团长一一告别，然后去奶牛场看了看那头已经复原的牛犊，并且和场长——宝宝的伯母——告别。这些事都做完了，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终于睡下了。

第二天清早他一起床，便发动了那辆绿色小货车，开回他来的地方去了。一切又都在瞬间恢复正常。伯母回到了奶牛场，那头牛犊欢蹦乱跳地向她跑来；营地团长又回到日常的训练和指挥工作中；那位挑剔的木匠——现在他才意识到跟兽医在一起的时候多么开心——也继续进行他那些做木床啊格子间啊等一贯单调的工作。米里亚姆这位不太说话的驯鸽师也回到新建的鸽舍忙活起来，这就是她的职责。她打扫干净鸽舍，重新换了水，把那些木箱子放到储藏间，然后又把每一只鸽子的档案卡以及鸽群日志上记录的足环号段全部重看了一遍。太阳落山的时候，她坐在一个空箱子上，一边享受自己的晚上的一根烟，一边悠闲地抖着腿。

3

劳弗医生在餐厅发表的那番演讲果然有效。大家都对鸽子闭口不提，不过他们肯定免不了会提到驯鸽师米里亚姆。他们讨论她抽的烟，奇怪她怎么会喜欢抖腿，还一直琢磨另外那条不动的腿是什么感觉，两条腿之间的距离得是多少才行。后来他们得出了结论，就这两条腿说明驯鸽师既不忙乱，也不懒惰，也不喜欢出去跳舞什么的，她是那种非常自信、充满力量而且内心安定的人。而她只有干完一天所有的活儿才会抽烟，看来纯粹是为了解乏，而不是什么胆大妄为的表现，因此他们也就不指望能靠香烟和她套近乎了。

最初三天里，米里亚姆只是把鸽子关在新鸽舍里，定时给他们喂食，隔离了两只生病的鸽子，另外一只因为传染病脖子肿了，所以她就拗断了鸽子的脖子，把尸体烧掉，然后把骨灰埋在大坑里。

她在鸽舍日志上做了记录，撵走那些忍不住要探头探脑的野猫，还用镐头逮住一条黑蛇，这条蛇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从百叶窗的孔洞那边滑进鸽舍偷袭。当然，她还得跟帕尔马赫训练营的所有成员一样，完成基布兹分配给她的各项工作。每天傍晚她就会坐下来，抽上一天里唯一的那根烟，抖着腿，好好解解乏。

而孩子们对米里亚姆的两条腿可不感兴趣，他们就是对那些新来的鸽子和家门口大院里新建的鸽舍好奇。不过大人们已经告诉他们，绝对不允许进入鸽舍，不许给鸽群喂食。他们倒是可以看看那些鸽子，当然只能远远地看。但是这已经足够了，他们的兴趣因此格外浓厚，问题就更是一个接一个。这些新来的鸽子长相非常普通，却有好多陌生人围着他们打转，在孩子们的眼里，这恰好说明这群鸽子一定隐藏着天大的秘密。他们的儿童动物园里已经有了两对鸽子，都是白色的观赏鸽，它们的小脑袋向后挺着，绷得紧紧的，尾羽像孔雀的尾巴一样充分伸展着。大家也分不清哪两只是公的，哪两只是母的，因为它们啄羽毛和整理打扮的习惯都一模一样，它们对自己的形象太关注了，甚至都没有时间生儿育女，所以也不可能分辨出哪只是在求爱的，哪只是被求爱的，哪只在孵蛋，哪只又在交配。

米里亚姆从米纳海米亚的村子里又带回几只观赏鸽，目的就是为了不使鸽舍里的信鸽太显眼。这些观赏鸽的住所紧邻新鸽舍，表面上看是相互联通的，实际上两座鸽舍之间有内置隔门分开。这些鸽子是那种花里胡哨的法国观赏鸽，无论长相还是动作，都很像小鸡，脖子上羽毛浓密，嗉子膨大，步态优雅。其他的鸽子都被孩子们封为“拖鞋鸽”，因为它们的脚趾上覆盖着柔软的羽毛，可以在地板上蹭来蹭去。

帕尔马赫训练营的年轻人也想给这座新鸽舍送来几只鸽子——肉乎乎的大个儿鸽子，是其中一个小伙子从家乡玛格迪尔父母家里带来的——他们说这可不是因为这些鸽子肉质汁多味美，而是用它们给那些信鸽作掩饰。米里亚姆证明了她并不是一个沉默不语的人，必要的情况下，她不仅能说话，甚至还能喊叫：她不想要任何这类鸽子出现在她的鸽舍周围！她知道那些小伙子到底是干吗来的，她可不愿意有人在周围闲逛，就是想把手伸进鸽舍，抓几只倒霉的信鸽出来享用。

“这样会吓着他们的，逼得他们远走高飞，到别处建一个家！”她告诉这些人，然后又把劳弗医生的格言重复了一遍：“信鸽一定要爱她的家，否则她就再也不会飞回来了。”宝宝那时就站在鸽舍旁边，希望她能让自己进去，帮着打个下手。后来他一直记得那一天，她竟然抽了两支烟，一支接一支，而且连平常不动的那条腿也抖了起来。

就连负责儿童之家的女士也提出了一个让自己惦记好久的问题：她不愿意看到——反正她是这么说的——“挂在儿童动物园里的那块标牌上的希伯来语竟然有错误，而且还距离儿童之家这么近！”有人问她错误之类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就告诉人家说，劳弗医生定制的标牌上鸽舍是shovekh，但这么写其实是错的，因为当元音字母遇到希伯来语中表示“鸽舍”的字母组合——shin和vav还有kaph——时，整个词就应该变成shovakh才对。米里亚姆就告诉这位负责人，认识劳弗医生的人都知道，驯鸽师犯的希伯来语错误可不止这一个。

比如说吧，她举了个例子，鸽舍入口的活门上写着loked，但是按照语法，正确的形式应该是lokhed。甚至米里亚姆本人也会把活门叫作loked，虽然她知道这么叫是错的。不过，她是不会把写着shovekh的那块牌子摘下来换成shovakh的，因为不仅信鸽必须要爱自己的家，驯鸽师也要爱自己的家。

我可告诉你，不久以前，我就见过shovekh这个词，不过不是在某个偏远的基布兹儿童动物园里，而是在诗人纳坦·奥特曼自己写的诗里（我可能把迈沙勒姆·弗莱德的一两个笔误也一起抄下来了）：

田野已暗淡，树木拖长的阴影

坦诚面对你的白光

樱桃树为你发亮而鸽舍（shovekh）上方

鸽子令黑夜晕眩。

我真是激动坏了。米里亚姆和驯鸽师当年是对的。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敢说奥特曼——他可是奥特曼啊！——写的希伯来语是错的。而且，这首诗还犯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错误：鸽子从来不在夜里飞行。我想把这个发现告诉妈妈，问问她到底是这首诗里的shovekh先出现，还是约旦河谷中的基布兹的那个shovekh先出现，但是妈妈已经去世了。我就打电话给本杰明，跟他说看来我不应该再这么胡闹了，还告诉他我一直以来依靠妻子娘家的财富和对去世母亲的回忆而生活，这种状态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废物白痴。

“shovakh也好，shovekh也好，都一样。诗人为了押韵和音步的需要，什么都敢写！”接着他又说，就算我凌晨两点还睡不着觉，也不应该把他也叫醒吧。上帝造女人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为了让丈夫半夜把她叫醒啊。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4

已经第四天了，那些信鸽已经熟悉了新鸽舍内部的样子、气味、声音和摆设，米里亚姆就把他们带出来飞了。以后每天清晨和黄昏都会有一系列的飞行训练，今天是第一次。这种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信鸽明白，他们跟野外的那些同类——就是那些野鸽子——其实是不一样的：野鸽得离开家才能找到食物，而信鸽要想有食吃，必须回到家才行。

从那时起，定期的飞行训练就没有停止。每天早上，米里亚姆都起得很早，先把鸽舍里里外外和周围彻底检查一遍。太阳刚出来一会儿，她就把窗户都打开，摇动一面白旗间或拍着手，嘘嘘喊着把鸽子全赶出去。那些鸽子一开始都会暂时待在起降台上，然后，他们就会开心地张开翅膀，飞向高空，在新家的上空盘旋。

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回了。这时，米里亚姆就再朝着他们挥舞白旗；过个一刻钟，她又换成一面蓝旗，然后把活门上的门栓改个方向，变成只进不出的方向，同时还大声吹着口哨。她又对周围的孩子们说：“走开，鸽子要回家了。”等到鸽子越飞越近，她就对他们唱起来，“来吧，来吧，来吃饭啊”，同时还把白铁皮食槽里的种子弄得哗哗响。

鸽子降落了，一开始还有些犹豫，后来就目标明确了。这时米里亚姆就记录下鸽子降落的情况，哪只最先哪只最后，哪只能够想办法轻松地通过活门上的栅栏，哪只不能。米里亚姆把那些徘徊不前甚至总是不肯进入活门的鸽子转移到鸽舍一个单独的巢箱，免得他们带坏了其他的鸽子。

训练刚开始那两天，返回的信鸽会吃撒落在地上的种子，之后米里亚姆就会很小心，只把种子撒在食槽里让他们吃。鸽子的食物很干燥，他们每顿饭吃完都要喝水。如果哪只鸽子第一个吃完开始喝水，米里亚姆就会把所有剩下的种子都清理掉，让那些行动缓慢、落在后面的鸽子什么也吃不到，更不用说那些仍然待在鸽舍房顶不肯下来的鸽子了。吃过饭以后，她就去完成基布兹布置给帕尔马赫突击队员的各项任务，那些鸽子则被关在鸽舍里不许出去。傍晚的时候，她就回来了，打开窗户，挥动白旗，招呼他们进行第二次飞行训练。鸽子一飞回鸽舍，就要进食当天的主餐。米里亚姆把所有工作都干完，坐下来，抖着腿抽上一根烟，然后她就回帕尔马赫帐篷营睡觉。

这群鸽子很快学会了看见白旗就起飞，看见蓝旗就降落。他们也熟悉了手指含在嘴里打唿哨的尖锐声音，以及活门上锁住的和开放的各个不同位置。还有种子落在白铁皮食槽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富有魔力，让他们感到心安。短短几天之内，米里亚姆就已经把飞行的时间延长到上午半小时，傍晚一小时。鸽子在天上飞的时候，她就打扫鸽舍，换水，处理粪便。

孩子们都聚拢过来，一边盯着鸽子飞，一边问些问题。不过米里亚姆不做声，摆摆手让他们走开。她换了手中的旗子，那群饥饿的鸽子便齐刷刷一起降落，全部都进入鸽舍。驯鸽师非常满意，她一只只地检查鸽子，同时在几个本子上和不同的卡片上做着记录，琢磨着可以把哪些鸽子成功地配对。就这样，一天天下来，米里亚姆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喂食、喂水、飞行训练、打唿哨、打扫、挥舞旗子。她还是不回答孩子们的问题，甚至连瞟都不瞟他们一眼。

很快，孩子们对这一切都习惯了，也不再到鸽舍这边来东瞧西望了——除了一个孩子，就是那个胖乎乎矮墩墩的被叫作宝宝的男孩。从那时起，到他长成个小伙子，到加入帕尔马赫突击队，这个外号都跟着他，一直被人叫了九年。九年后的一天，这个基布兹的各个人行道上都传来阵阵哭喊声：“宝宝给打死了”，“宝宝在战斗中阵亡了”，等等。当大家听到“宝宝”和“死亡”这两个本来不应该放在一起的词同时出现的时候，都不仅感到悲痛，更多还有震惊。

5

鸽舍强烈地吸引着宝宝。信鸽毫不起眼的外表和他们的鼎鼎大名之间的差异让他震惊。米里亚姆的工作也让他开始思考，他的成长瞬间似乎提前来到了。他不再像以往那样，每天清早躺在床上，仔细品味属于他自己的美好时光。他开始早起，迅速穿好衣服，再从儿童之家厨房的面包盒里抓起两片面包，然后跑出去看信鸽清早的那一次飞行训练。米里亚姆做了个手势，让他不要靠得太近，他便后退几步，躲在一棵棕榈树后面。他还不知不觉地模仿她的动作：挥动想象中的旗子，还要同样地手搭凉棚。他甚至养成了仰头看天的习惯，有的时候是为了追踪鸽子飞行的轨迹，直到看不见为止；有的时候是为了等待鸽子飞翔的身影再次出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所有的驯鸽师都有同样的仰头看天的习惯。

米里亚姆向宝宝那边看了一眼，虽然她的表情略带愠怒，但是心里还是忍不住笑了笑。她眯起眼睛。“走开！”她皱了皱眉，“你都把鸽子吓着了！”宝宝又退了好几步，远远地看着，但是几天后，他又忍不住走近了。终于，他按捺不住，问她可不可以进去帮点忙。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干什么活儿都行。虽然自己还小，这点他也承认，但是他身体结实，干活卖力——“看我身上的肌肉，你摸摸这里，别怕，使劲摁也没问题”，说着，他曲起一只胳膊伸到米里亚姆面前，脸不由得红了——他也不会让她为难，绝对不会打扰她的工作，他会直接从学校过来，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连问题都不会多问。

米里亚姆说：“我不需要帮手！”但是就在那一天，通到鸽舍的一根水管的连接处出现一条裂缝，米里亚姆需要个人去把总阀门打开或者关上，她好把裂缝修好，接头拧紧。宝宝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米里亚姆夸奖他干得不错，并允许他清理食槽。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干活，当她还是宝宝这个年纪的时候，劳弗医生也曾用同样的眼神看着她给他打下手。当时，她妈妈带她到特拉维夫的动物园去，她就跑到鸽子房那边站着看鸽子，一直不肯走，根本不去看蜥蜴、狮子和猴子之类的动物。然后，一个特别特别高的红头发先生就请她到鸽舍里面去了。现在她站在一边看着宝宝清理食槽，他很卖力，清理得很彻底。最重要的是，他进入鸽舍的时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安静和温柔，动作还那么流畅，所以他的出现一点也没有吓着鸽子。

她又指挥他把鸽舍的地面扫干净，还让他把鸽粪埋到外面的大坑里。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她捻灭了手中的香烟，突然问他多大了。

“十一岁。”他回答。

“不错的年纪啊。你是想一直来烦我，烦那些鸽子呢，还是想学着做一名真正的驯鸽师呢？”

“驯鸽师是干什么的？”宝宝问她。

“驯鸽师照料信鸽，”她说，“比如说我吧，就是驯鸽师。”她突然又说：“这是我一天里最享受的时刻。现在特拉维夫的太阳也应该落山了，动物园里到处是尖叫声、咆哮声和狺吠声，劳弗医生应该正给他的鸽子喂晚餐，跟他们道晚安。”

“那么说这些都是信鸽喽，”宝宝问，“就像他说的那样？”

“是的。”

“那么他们从哪里接受信息呢？是到被指派的地方吗？”

她面露微笑。“信鸽只知道做一件事：回家。如果你希望有人能用一只信鸽来给你送封信，你就得把你家鸽舍里养大的鸽子给他才行。”

“好吧，”宝宝说，“我想要学着成为一名真正的驯鸽师。”

“那就让我们看看应该做些什么吧。”米里亚姆说着站起身来，说明她要走了，当然他也得离开，因为如果她不在，就不允许他靠近鸽舍。鸽子可能会受到惊吓，而且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鸽子一定要爱自己的家，否则他们就不会飞回来。

6

就在劳弗医生离开米里亚姆，离开他在基布兹新建的鸽舍和信鸽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一只受伤的鸽子落在特拉维夫的本耶胡达街一座房子的阳台上。也说不清到底是飞落下来还是掉下来的，反正她在阳台上抽搐了几下，几滴血溅落在地板砖上，然后晕了过去。当时也没人特别注意，后来人们才明白这件事的影响和重要性。

当时阳台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女孩是个独生女，十二岁，正躺着看一本书；男孩十五岁半，是三楼邻居家的儿子，他几分钟前刚刚到楼下来，因为他家晾衣绳上有件衬衫被风吹到这家的阳台上了，他下来拿回去。

看到一只受伤的鸽子掉到阳台上，两个孩子立即跪下来，把鸽子仔细看了一下。这只鸽子长得实在太平常了，蓝灰色的羽毛，红色的爪子，跟其他上千只鸽子没什么差别。只不过她的两只眼睛因为疼痛而蒙上一层阴影，右边的翅膀扭歪了，悬吊在一边，都能看见细细的断骨从破碎的肌肉中戳出来，白森森的。

男孩飞快跑上楼，到家里拿了一个盒子，上面用德语写着“急救箱”，字是白色的，很漂亮。回到阳台上后，他从盒子里拿出绷带和消毒水，先用碘酒清洗鸽子的伤口，然后用酒椰纤维和一根小细枝把右边翅膀的断骨捆扎好。女孩将她好看的满是卷毛的小脑袋靠近男孩，好看得更清楚一些。男孩内心一阵悸动，很轻柔、很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以前根本不敢想，哪怕是在梦中和这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

女孩当然不知道她此刻在男孩心中唤起了怎样的情感，她指着鸽子的尾巴说：“你看。”只见尾羽上有两根羽管被一根很细的线缠在一起。“这根羽毛是她的，另外一根不是。”

她说得没错，这根羽管上没有羽毛，根部也没有长在肉里，看上去比另一根粗一些，应该是从一只鸡甚至一只鹅身上掉下来的。男孩用一把小剪刀剪断细线，把这根粗羽管拿下来，对着灯光仔细地看着。羽管中有东西：是一片卷成卷儿的纸。他用一根火柴梗把它捅出来，展开，对女孩说：“你看，上面写着什么消息。”

纸片上只有三个字：好不好？有人在问问题，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

“‘好不好？’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好奇地问，“什么东西好不好啊？”

女孩的心怦怦直跳。“这是问爱情呢。有人在问另外一个人是否接受他的爱。”

“为什么是爱情？”男孩问，“也可能是亲戚或者生意人之间的问题，也说不定是哈加纳组织的消息呢。”

但是女孩还是很坚持。“这就是一封情书。鸽子掉到我们这里，男孩就会疑惑为什么收不到女孩的回答。”

现在读者明白了吧，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不需要地震或者世界大战这一类惊天动地的事件。有的时候，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够了，比如：某个小孩子的弹弓，或者一只猫的爪子，或者不小心飞到老鹰的地盘里，等等。不管什么原因，这只鸽子需要急救，男孩也需要一个机会。他找了一个旧的木箱，在里面衬上丝网，然后把鸽子放进去。“我知道咱们该怎么办了！”他说，“动物园里肯定有兽医，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去，我帮你提着箱子。”

他们先沿着本耶胡达街往北走了一段，然后向东拐上一条大马路，终于到了那座特拉维夫全城人都熟悉的沙石丘。很多人在池子里游泳，这里曾经是给果园供水用的灌溉池。

“票！”一个人站在动物园门口对他们叫道。这个人很胖，穿着卡其布衣服，戴一顶有护目镜的帽子。

“可是我们这儿有只受伤的鸽子。”

“这里又不是动物医院，你们要想进去，就得花钱买票。”

两个孩子犹犹豫豫地走开了。“真是个坏人。”女孩说。

“你难道不认识他吗？”男孩问，“他是动物园里的那个胖子——反正大家都这么叫他。他并不坏，这只不过是他的工作而已。不过你要是能带一点给动物吃的过期面包，他就会让你进去。”

“那我们就去弄一些吧，快点！人们总是把这种面包放在院子的篱笆那里，没人真的会把过期面包扔掉。”

男孩赶紧跑去找了。这时，一辆绿色的小货车在街上开过来。一个腿特别长、个子特别高的红头发男人从车上下来，向动物园大门走去。这个人也说不清是多大年纪，鼻子很窄，有些歪扭。那个胖子招呼道：“你好，医生。”女孩一听，毫不犹豫地走到医生身边说：“你应该是能给动物看病的医生吧？我这里有一只受伤的鸽子。”

那个男人瞥了鸽子一眼。“进来吧，”他对她说，“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

那个胖子走到一边，让出门口。劳弗医生急急忙忙走进去，胳膊和腿都扎煞着，身体向前弯曲，脸上的点点雀斑似乎跟着一起在空中飘过。女孩跟在后面，今后几年，她将在脚下这条路上走过几千遍——先经过乌龟栏，然后是一些小动物的围栏，她甚至连动物的名字都叫不出，一些貂啊，鼬啊，还有貂鼠之类的动物——然后是关着公狮和母狮的笼子，还有它们的邻居，一只脾气很大的孤零零的豹子。小路到这里就拐了一下，变得稍微开阔了一点。在一片空地的正中间，就是鸽舍了。女孩原来以为鸽舍应该是建在一块小高地上的圆形围栏，但是这座鸽舍是一座鸽棚，是那种真的棚房，有门，有房顶和墙壁，还有带格栏的窗户。这座鸽棚面朝南，隔壁是水禽池和猴山，再过去就是关着大象的地方。

劳弗医生从箱子里把鸽子拿出来，去掉夹板，问她：“谁给做的夹板？”

“我家邻居。”女孩说。

“他做得很棒。”劳弗医生说。他解开绷带，用一种棕色的软膏给伤口消了毒，将断掉的骨头复位，重新包好伤口。做完以后，他又说：“你们肯定知道这是一只信鸽，对吧？”语气很实在。

“不知道。”女孩说着，脸有点发红。

“那么现在就应该知道了。普通鸽子的喙是从头部突出来的，就像是煎锅的手柄一样，但是信鸽的喙是沿着额头一条直线下来的，还有一块浅色的鼓起部分。就在这里，看到了吗？她的身体更强壮，肩膀更宽，她的肺和心脏像运动员一样强壮。如果你能看到她飞行的样子，就会发现，她是独自飞的，沿着一条直线，而且飞得比普通鸽子要高。”

“我没见过她飞，她突然就掉到我家阳台上了。”

“她腿上是不是绑着一根带子？”兽医问，“带子上有数字，这样我们就知道她是谁家的鸽子了。”

“没有。”女孩说。

“或许她腿上绑着别的东西，有没有一封信？”

劳弗医生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金属管，上面有根绑带和按钮。“这个东西叫‘信管’。”他告诉她。

“没有，没看到这个。”女孩说。恰好这时，那个男孩回来了，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手里还拿着找到的面包。他张嘴想说什么，但是女孩看了他一眼，他便没说。

“要么是这种东西？”说着，劳弗医生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根切断的鹅毛。

女孩的脸一下子红了，不过没说什么。

“你们把鸽子照顾得很好。这是一只优良信鸽，她还年轻，很快就会痊愈的。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她放在我们这里照管。”

“我在家会照顾她的。”她说。

“我来帮你。”男孩赶紧接茬。

“那么这位绅士是谁呀？”兽医问。

“我是她邻居。”

“是你给鸽子上的夹板吧？”他问男孩，“最后的结打得太松了一些，不过你的手非常灵巧。或许有一天你自己也会成为专业人士呢。”他又转向女孩：“等到这只鸽子恢复健康，你们就得放她走。这是一只信鸽，她必须得回家。这是她唯一明白的事，也是她唯一要做的事。‘飞禽中的奥德修斯’——我们都这么称呼信鸽。”

“这就是信鸽的特点啊，”男孩加重了语气说，“我以前在儿童报纸上看过讲信鸽的文章，说他们飞到天上，在空中盘旋一圈，然后就径直向家的方向飞去。”

“可是我想留着她，”女孩说，“她受伤到了我家，我会照顾她，养着她，我的家就是她的家。”

医生脸上的雀斑挤在了一起。“这只鸽子绝对不会属于你的。信鸽不属于某个人，他们属于某个地方。当她回到家里，主人当然会很高兴，但是信鸽不是为主人回来的，而是为了她的家才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中管这种鸽子叫返巢（homing）鸽。”

“也许，”女孩说，“英语的说法来自于希伯来语的homiyah呢。”

“就是渴望，”兽医接上去说，一边惊喜地看了女孩一眼，“很聪明啊。我本来应该也想到的，来自于诗人比亚利克的诗：‘浅色的信使代表了渴望，我的鸽子／她在高空引导船只航行的方向。’”

“我要照顾她，”女孩坚持道，“请告诉我应该给她吃些什么。”

“受伤的鸽子和健康的鸽子吃的东西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每天给她换两次水。鸽子喜欢洗澡和喝水，他们洗澡和喝水的样子特别可爱。他们喝水的方式跟别的鸟都不一样，但是跟马差不多，就是把喙插进水里，然后把水吸上来。”说着，他就模仿起了鸽子喝水的样子，把头低下来，嘴唇向前噘着，发出吧吧的声音。

女孩没想到医生会这样，大笑起来。劳弗医生给她一袋混合种子，告诉她这些够鸽子吃一周的，然后他还在里面添了一小把土、一些小石子，还有碎鸡蛋壳。然后他又提醒她千万记得每天换两次水，过几天再来这里拿一些种子。他还告诉她，如果动物园门口的那个胖子不让她进，就告诉他自己是劳弗医生请来的客人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大声叫我！”他说，“站在篱笆那一边大声喊就行。这个动物园很小，如果我们的女士在动物园里，她们会听见的。”

“他为什么那样说话呢？”两人走出动物园的时候，男孩大声地问。

女孩说：“我倒是很喜欢。”

虽然鸽子受了伤，但是她的胃口不错，吃喝都很多。几天以后，她强壮了一些，就尽可能把自己的翅膀朝远处伸展，然后再收起来。一周之后，女孩又去了动物园。劳弗医生检查了鸽子的翅膀说：“进展不错啊，而且鸽子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理疗康复呢。把鸽子放在这儿吧，我们要拆除夹板，这样她也可以开始正常展翅，很快就恢复了。过不多久，她就可以飞了。”

“可是她已经习惯我家的环境了——她可以在我家试着飞起来！”

“她在这个箱子里没办法锻炼，而且如果你放了她，那么她飞不过三十英尺，就得掉下来。就好像萨拉·阿哈若森的那只间谍鸽，不就是刚好掉在土耳其军官自家的院子里了嘛。”他一边说，一边高声大笑起来，就跟那些讲德语的犹太人一样。女孩还不知道，从这以后她将无数次听到这样的笑声。

“把她留在我们的鸽棚吧，这里比较宽敞，你可以每天来照顾她。”

7

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鸽子被留在动物园的鸽棚里，女孩每天放学以后就来看她；尽管动物园的那个胖子允许她进去，她还是非常小心，记得要讨他喜欢，每次都带上一些过期面包给动物吃。鸽子一天天恢复健康，并锻炼着把翅膀伸展得越来越开，每次都努力伸得更高一些。这个过程女孩都看在眼里。

几天后，劳弗医生叫她到孵蛋间去，“看一些好玩东西”：一只雏鸽孵出来了。然后他就让她看，鸽子父母是怎么给小鸽子喂“鸽奶”的，其实就是他们从嗉子里吐出来的东西。他教她怎么把种子哗啦啦倒在白铁皮食槽中，同时还要唱着“来吧，来吧，来吃饭吧”。第二天他还指给她看一只雌鸽是怎么招惹一只雄鸽，并把他从另外一只雌鸽那里抢过来的。

又过了几天，他对她说：“你的鸽子已经完全康复，现在可以飞了。”

女孩做了个深呼吸说：“我已经想到了，我同意放她飞走。”

“我们就此向你表示感谢，以鸽子的名义。”劳弗医生说。

女孩的脸又红了，说：“不过还有一件小事。”接着她就把鸽子尾巴上的那根羽管和羽管中的信之类的事都跟他说了。

“所以，当时真的有一封需要传送的信，”他责备她说，“为什么你带她来的那一天不告诉我呢？”

女孩不吭声。

“你知道鸽子传的是什么信，对吧？”

“我不知道，但是我明白信的意思。”

“信上写着什么，你肯定已经看过了。”

“是一封情书。”

“真的？我们平常用鸽子传送哈加纳组织的信息，都很枯燥，情书倒是有趣多了。不过就这么一张小小的纸条上，能写下多少情话呢？”

“就三个字：‘好不好？’”

“好，”劳弗医生说，“当然好。”

女孩从口袋里掏出那根羽管，递给他。劳弗医生有些惊异地喃喃道：“我知道只有两个人会把信息放在羽管中传送，一个人是我们在德国学习时的同学，后来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他就留在德国没有走；另外一个和我们一起回来了，但是已经去世了。”

他把那张纸条拿出来，“好不好？”他笑了笑，“原来真的就写了这么几个字……我刚才还以为你问我们的问题是好不好呢。”他把纸条卷好，原样放回，然后把羽管封上口，绑在鸽子尾巴中间的羽毛上。

“就这样，”他说，“就跟放飞这只鸽子的姑娘的做法一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这就是正确的用词啊，你寄出一封信，你放飞一只信鸽。”

“不是，我说的是为什么是‘姑娘’？你怎么知道放飞鸽子的是一位女士？”

“这个很明显啊，你自己看看，这是一位年轻姑娘的笔迹。”

“是个男孩子发的信，不是女孩。”女孩说。

“是一位姑娘，”劳弗医生说，“从笔迹上看是这样。”

是个男孩，女孩心里想；男孩才会问这几个字的问题呢。同时她暗暗吃了一惊：自己才十二岁，脑子里怎么竟然就冒出这些想法呢？

劳弗医生把鸽子递给她。“来吧，你放飞她吧。”

女孩两手捧着鸽子，感受着她光滑的羽毛、温热的身体和心脏的跳动，跳动比女孩自己的还快。

“不要漫不经心地往上一扔，也不要往下一丢；要放飞她，就像这样——”他空手给她做了个示范。“你的动作要保持流畅，脑子里要想着你在做什么。这是你第一次放飞，你会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我们从德国来到这里的时候，开始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四处旅行，了解这里的动植物。我们第一次见到虾蛄，第一次闻到羊群中的泥土味，第一次喝了泉水，第一次吃了破壳橄榄，第一次吃了自己从树上摘下的无花果，每一个第一次，都会有很特别的感受。”

女孩按照他的指点放飞了鸽子，动作流畅而自信。就在那一刻，发生了三件事：她的脸庞闪着光，她的心中因为渴望而感到一阵刺痛，还有就是那只鸽子——她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传送的纸条上写着什么内容——展开双翅，有力地拍打着，飞了起来。

“真美啊！”劳弗医生说，“我们在一个恰当的角度起飞。我们有力量。我们终于恢复健康，既然可以飞翔，我们将更加强健。不要担心她，她会飞回家的。她是一只优良的信鸽，这个国家也不大，无论到什么地方距离都不算太远。”

鸽子飞到那些动物栏笼上空，继续向高空飞去，并且转向东南方。“她可能是要飞往耶路撒冷，”兽医解释说，“不过希望她的家比耶路撒冷近一些，在里雄莱锡安或者雷霍沃特。”

他又说：“不过也说不定是在塞拉芬德，英军的营地。那里有一座很大的军用鸽舍。就算是军人有时也可以有爱情啊。我们一开始怎么会没想到塞拉芬德呢？我们有时候真是傻到极点。”

他手搭凉棚看着鸽子飞行。当他注意到女孩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就笑笑说：“不要让视线偏离她飞行的方向，因为她很快就会从视线中消失，比你想象得要快得多。”

女孩说：“等到盼她回家的人看到她，她才会从我们的目光中消失。”

劳弗医生说：“这不可能。没有这回事。”

女孩说：“可是事情就会这样发生。”

劳弗医生看着女孩脸上的表情，觉得她是对的，虽然他知道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他说：“你知道杜杰克（duvejeck）是什么吗？我出生在德国科隆，当地人说到疯狂喜欢信鸽的人，就用这个词——爱鸽狂。你也会成为这样的人，真正的爱鸽狂。”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了一条新的规律：“只有当鸽子被等待她回家的人发现时，她才会从放飞她的人的视线中消失。”然后又加上一句：“即便不可能，这也是应该发生的。”他还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着重线，才把本子放回口袋。

“你还能看到她吗？”劳弗医生问。

“是的。”女孩说。

“我们都看不到了。”

“那是因为放飞她的人是我，不是你。”

两分钟后，她说：“她已经到家了。”

劳弗医生问：“你还愿意继续到我们的鸽舍里来帮忙吗？”

“我会考虑考虑的。”女孩说。

“原来在这里工作了六年的一位年轻女士刚刚离职了，她刚来的时候也还是个小女孩呢。”

“她也是送一只受伤的鸽子来的吗？”

“不是，她只是有一天和她妈妈来参观动物园。”

“那么她去哪儿了？”

“去约旦河谷的一处基布兹，负责一座新的鸽舍。你可以开始学习，并代替她的位置工作。把跟你一起来的男孩也带来。”他俯身向她，笑眯眯地问，“好不好？”

“我会考虑考虑的，我还得问问我爸妈，然后再告诉你。”

接下来三天，女孩经常待在自家的阳台上。她抬眼看看天空，每当看到一只鸽子，心脏都几乎要停止跳动。但是劳弗医生说的是对的：那只鸽子没有回到她这里。第四天，女孩跑到动物园，对医生说：“好吧，我要来。”

“你的朋友在哪儿？”

“他不行。他每天都要学英语，因为他有个叔叔在美国芝加哥，他想以后到那里去学习医科。”

“真遗憾，”劳弗医生说，“实在遗憾啊。不过也许这样更好。”

“就是因为你对他说的话呀，”女孩说，“你说他有一双灵巧的手。”

这就是1940年初发生的事情。特拉维夫的一个男孩开始学习康宁解剖学和英语大词典；还有两个小孩开始在两个不同地方的鸽舍里工作，学习成为驯鸽师——一个是在特拉维夫动物园的这个女孩，一个就是在约旦河谷基布兹的宝宝。因为那个时候全国上下还没有多少驯鸽师，而且所有的驯鸽师都和哈加纳组织有联系，所以他们经常在专业驯鸽师大会上碰面，主要因为一切皆是命运使然——命运自有其说法——女孩和宝宝命中注定将会相遇，那个男孩注定会到美国去，在那里深造，然后回到特拉维夫。

注释

1　哈加纳组织：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1920—1948），由在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建立，目的在于保卫犹太人的居民区，防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袭击。

第五章

1

性格上，我也和父母兄弟还有我妻子不太一样。有些我前面已经提到过，有些我现在就要讲。他们——也包括她——都能与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融洽相处，而我却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他们——特别是她——喜欢冒险，但是我却犹豫不前。他们——特别是她——决定了就行动，而我则满足在虔诚的祈祷中说出自己的希望和幻想，就好像一把锤子，总是一遍遍敲击同一个地方。我总是说同样的话，总是同样朝向东方。有时候——包括我深色的、离得很近的双眼，对漫游的渴望和对旅行的恐惧，说出我的祈祷又害怕得到回应——这一切让我觉得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犹太人。

你们爸给我选定了高中的专业——生物学，科学的轨迹；等到我参军入伍，也同样是他决定了我的兵种。在他的强烈建议之下，我一直学习跟医科有关的课程。也是多亏了他人脉较广，我的成绩也不错，结果我就留在部队做指导员。他把这一切看作是一个良好的起点，意味着我将来可以去医学院深造并最终接手他的诊所。他的这个想法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从来没表示过有兴趣要当一名医生，我也绝对不会想到，他执着地认为我命中注定就是要走上行医之路。

“本杰明不行吗？”我有些惊讶地问他，“我觉得他才是那个要学习医科，然后接替你诊所的人啊。”

你们爸严肃起来，脸上布满阴云：“本杰明不是学医的苗子。”

我又问他要是我接替了诊所，那么本杰明会得到什么。他说：“你不用操心本杰明了，雅利，他会给自己找一个有钱的妻子的。”

但是本杰明最后却学了医科，而他妻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乐观的天性和聪明的头脑，而我则参加了由旅游部赞助的导游课程，这是我妈妈曾经建议我做的工作。“不要坐办公室，”她说，“能在外面工作很好，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回到家里的感觉也很棒。不过，”她开玩笑说，“说不定在某一趟旅游车上你就会遇见一位富有的女士，一个美国旅游者呢。或许最后是你遇到了有钱的妻子，而不是本杰明。”

“她有什么权利？她有什么权利来干涉？她已经不要我们了，但是还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你们爸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然后压低声音说：“你可以做一名优秀的医生，雅利。为什么要做导游呢？”他低下头看着我的脸，“给人们讲故事，带他们到纪念品商店去，让他们看那些橄榄木做的小骆驼和贝壳做的十字架，做这些吗？指望他们的小费生活吗？还有什么富有的美国旅游者，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雅利？富有的旅游者坐在专职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奔驰车里，根本不乘大巴。”

“妈妈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说，“她并没有当真。”

“我可不喜欢她的这些玩笑！”你们爸大发雷霆，唾沫四溅，“我一丁点儿也不觉得这些笑话好笑。”

我列了一个“支持与反对表”：做一名导游，遇到我富有的妻子，而且是用你的玩笑中说的方式——在旅游大巴上遇到。如果我有勇气，我就要像个小娃娃那样哼哼唧唧地跟你抱怨：“都是你的错！”但是实际上我只是如实地描述事情，并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我带着旅游团游览基督教圣地和十字军遗址，给他们讲故事，带他们到纪念品商店。而且我在这一行已经颇有名气，我先是把自己积累的那些古人的名字和各种轶事记在脑子里，然后记录在你们爸给我买的小笔记本上。他是笔记本的狂热爱好者，而且他所有的笔记本都是黑色小开本那种。谁知道呢？或许我本应该就这样继续下去，但是有一天一位年轻漂亮的美国旅行者上了我们的大巴——我当时真不知道她还很有钱——在后排坐下来。她非常用心地听了我所有的解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打转，好像在对我进行评定，衡量我的价值。当天下午，她来到我跟前，告诉我她名叫里奥拉·基尔申鲍姆，希望晚饭以后能够和我见一面。

说实话，这位旅行者早就引起我的注意了。她的个头和眼睛让我想起了我妈妈和你们爸，还有我弟弟，但是她比他们都好看，虽然好看的方式很奇怪。通常一个人好看不仅仅是因为面部轮廓漂亮，还因为他容光焕发。我妈妈的五官和脸上的光彩是协调一致的。蒂扎尔的五官比较普通，但是她光彩四射，几乎让人不能直视。这位旅行者的脸毫无光彩，但是她就是出奇的漂亮。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酒店大堂里坐着，所有在场的人都好奇地盯着我们看，那目光就像在说，这位漂亮的姑娘怎么会和这么一个皮肤又黑、个子又矮而且慌乱不安的小伙子坐在一起呀。

旅游车司机如果发现游客试图和导游套近乎，一般都会毫不客气地制止，但是这一位游客却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她告诉我她准备在秋天的时候，带上几位英国朋友，再来以色列一趟，那些朋友都是年轻人，有钱有闲，而且喜欢观鸟。“我们希望你——门德尔松先生，能够带着我们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自然之旅，去探索那些迁徙的鸟。”

“我对自然一无所知，”我告诉她，“特别是对迁徙的鸟类完全不懂。”

她碰了碰我的胳膊：“你也不用认识什么鸟，也不用给我们任何人做任何解释。你要做的就是帮我们确认地点，安排观察点和我们能够吃饭睡觉的地方，再帮我们包一辆车，你当司机。你我都算在内，我们一共六个人。”

那个时候，你们爸有个熟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科医生。这个人有些咄咄逼人，个子不高，脾气很大，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业余鸟类学家。一位“鸟专家”，他总是用德语这样称呼自己。我就去咨询了这个人，他把我介绍给他圈子里的那些观鸟爱好者。他们都跟他一样是上了年纪的德国犹太人。对我来说，他们比那些鸟儿还要奇特，难以捉摸。

我告诉他那位美国姑娘准备雇我做的事之后，他就邀请我和他们这个小团体一起进行一次观鸟远足。

“她说我用不着熟悉那些鸟。”我对他说。

“可是你要熟悉那些观鸟者，他们是你的客户，鸟群又不是。”

再出现的时候，这位德裔犹太观鸟者装备齐全，有双筒望远镜、照相机和伸缩望远镜，他还穿着长靴、卡其布及膝短裤和及膝长度的卡其色袜子。他们都戴着宽檐草帽，只有一个人不一样，他戴着有一簇羽毛装饰的帽子。一看到这个，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忍不住用刻薄的话责备他，说爱鸟的人怎么可能戴这样一顶帽子呢：“他和我们根本不是一类人！”

他们坐在小折叠椅上，几乎马上就开始各种讨论：距离啦，方向啦，鸟的品种啦，等等。接着又争论起来：到底是凤头蜂鹰，还是黑鸢？是草原雕还是乌雕？他们还告诉我，初入门的人很容易就把茶隼和雀隼混淆起来，但是雀隼的翼幅更宽，而且它们也不会盘旋。不管怎么说，能够盘旋的小型猛禽只可能是茶隼，而能够盘旋的大型猛禽肯定是蛇鹰——一种短趾雕。

几个小时以后，他们进行了小型投票，并决定开始吃饭。他们从各自的旅行背包中掏出了三明治、水果和装着清咖啡的保温杯。空气中飘荡着香肠和煮蛋的气味。

“我们有两个人负责值守，”他们告诉我，“一个人负责观察天空，一旦有值得观察的鸟类在头顶出现就要通知全组。另外一位嘛，请来见一见弗洛伊德教授吧，他今天的职责是提供蛋糕。”弗洛伊德教授是一位希腊史专家，他妻子给大家做了很棒的苹果酥，他就负责一片片切好，再小心而庄重地递给每位成员。

“她给我们烤了一个薄酥卷饼，就待在家里了，”他很自豪地告诉我，“观鸟就适合我们男士，是非常好的活动。”说着他开始很奇怪地大笑起来，笑声很奇怪，听上去跟清嗓子差不多。

他们在我面前铺开一张以色列地图，给我解释在什么样的地点可能会见到什么种类的鸟。这一课很重要，因为直到今天，我还很清楚地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们，还能很熟练地发现它们，并指给其他人看，虽然我并不那么擅长辨认不同的鸟类。有些地方，比如胡拉谷已经是所有观鸟人必去之地了，而在耶路撒冷周围的某些地点，仍然可以找到几片鹰隼的栖息地。在基利波群山的某个山谷中，还能观察到鹳鸟。我知道有一个深谷，鸟儿全年都在那里栖息；知道朱迪亚沙漠中有个地方，多种猛禽会聚集起来，在地面上睡觉。我知道一只大雕——这是唯一一只我真心喜爱的鸟——的栖息地，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今天我指给我的旅游团看它的后代。我还知道一片位置偏远的小池塘，周围栖息着各种类型的野鸭：有绿头鸭和黑鸭，还有鸬鹚、白鹭、苍鹭、黑鹳、长脚鹬、田凫等等。你看，我能记住这么多鸟的名字，虽然有的时候名字和鸟我会对不上号。

2

几个月过去了。按照约定好的日子，我开着一辆租来的小巴去海法港接那位有钱的美国旅游者以及她那帮英国来的富豪观鸟团朋友。海鸥和大群的鸽子在头顶上转圈，有时降落在附近的谷仓，有时只是轻轻地碰一碰谷仓就又飞走了。

一艘从比雷埃夫斯港开出来的客船刚刚到港，我的客户们就是从这艘船上下来的。里奥拉·基尔申鲍姆叫着“亲爱的”，低下头亲了亲我的面颊，然后就把我介绍给那四个朋友组成的小旅游团。那几个人都很友好，也很兴奋，好像喝了点小酒似的。他们身上都是好闻的古龙水的味道，装备也整齐划一：每人戴一顶浅色的草帽，保护已经被晒伤的鼻子——这保护似乎来得迟了些，胸前都挂着一架双筒望远镜，屁股后面的兜里都塞着一个包着皮套的小酒瓶。

我们离开港口，先去了边防检查站那边。一进入城里，他们就开始辨认哪些是雨燕哪些是家燕了。我们一路向北开。我一边开车一边试着讲起导游时经常讲的那些故事，其实他们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不过我还是讲了，可能是因为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这些故事主要是关于伽密山上的以利亚；阿卡古城的十字军和拿破仑军队；能够分泌紫色液体的蜗牛，古代腓尼基人用它给布料染色；还有玻璃的发明，等等。其中有一个身材矮胖，好像得了黄疸病一样的小伙子，他的喉结几乎要突出到脖子外面。他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他们不想听这一套“神圣垃圾”——他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故事——这都是旅行团导游硬要贩卖给圣地旅游者的。

“我们是来看鸟的，门德尔松先生，”他说，“我们最好先把这一点说清楚，这样才能保证旅程顺利。”

这次旅行的确很成功。组织、食物、住处以及租来的小巴——每一样都很好，甚至连鸟儿都没有让我们失望。鹳鸟似乎和我们约好而来，雨燕也按照惯常的时间出现，大片大片灰色的鸟群就像接到命令一样，从我们头顶飞过。我的新客人都很满意。他们还听到一种柔和的啾鸣声，尽管难以定位，但却让他们格外激动。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在贝特谢安山谷中的一大片田野边上吃着三明治，突然那四个人都抬眼望天，目光在天空中搜寻，不过他们脸上的表情说明他们其实是在听，而不是在看。

“你们在找什么呢？”我问。

那个矮胖的，黄疸病人似的小伙子脾气也比较爆，他很不耐烦地朝我做了个手势，让我别说话。他仰着头听了半分钟左右，将双筒望远镜举到眼前，说：“一点钟方向，三十度。”他的那些伙伴也在看，其中一个说：“是侦查兵。”

“那些是仙鹤，雅尔，”里奥拉小声对我说，她的双唇跟我的耳朵靠得很近——很舒服啊，“你听，它们的叫声轻柔安静，但是隔得很远仍然可以听得到。”

我听见它们温和的鸣叫声就像是彼此在悄声交谈，然后我看见了，是三只大鸟，长腿，脖子向前方伸着。

“我以为它们都是成群地飞呢。”我说。

“这几只是侦察兵，”黄疸病人一样的矮胖小伙子说，“它们飞到大部队的前面，负责寻找一个好的地点休息。找到以后它们就会降落下来，在地面上给其它的仙鹤发信号让他们过来。”

“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我提醒他。

“仙鹤群晚上也会飞的。”

鹳鸟、鹈鹕和猛禽——这些鸟都会滑翔。这也是他后来讲给我听的。阳光照射使地面温度升高，地面使空气温度升高，热空气向上走，同时抬升了鸟儿，它们就可以滑翔。这就是为什么白天它们专门在陆地上空飞行。但是仙鹤是大型鸟中唯一能够同时滑行并拍动翅膀的，所以鹳鸟要花上几天时间沿着海岸山坡滑翔，才能最后聚集到黑海海岸周围；而仙鹤通过拍动翅膀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横穿黑海。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贝特谢安山谷的一个基布兹里。顺便说一下，几年以后，我未来的弟妹佐哈尔刚好就住在这个基布兹，还有那位负责我们的房间租住事项的年轻人——他长得高大结实，对人友好，工作利索，其实就是她的三兄弟之一。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她自己也负责接待工作，如果我不是和客户们一起坐在草地上，而是出去绕着基布兹散步，并且在人行道上遇到佐哈尔，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可能会警告她不要和本杰明结婚。但是那天黄昏我就是和那些英国观鸟者在外面的草地上一直坐到深夜，我的生活也就继续了它原本的轨迹。

满月升起，月光皎洁。那四个人喝了很多酒，大讲笑话，逗得彼此哈哈大笑，里奥拉也乐不可支。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的行为说明这几个人一般都不怎么担心钱不够花，而金钱上的窘迫往往不是因为继承下来的钞票不够多，或者不太能挣钱，而是由某种神秘的遗传因素决定的。

喉结突出、皮肤像黄疸病人一样的矮胖小伙子哄劝我和他们一起喝酒，我拒绝了，告诉他们我不习惯喝酒，也从来没有喝过白酒，而且对我来说，所有酒类甚至包括葡萄酒都是要戒除的。但是黄疸病人先生就是不依不饶：“那么你现在就应该试着喝一口了。一口就能喝下肚，这可是上等的爱尔兰威士忌。”

或许是因为里奥拉也在场，也或许是他的话多少说服了我，我一口喝干了他递给我的那杯酒。我一下子就觉得喉咙那里像是盘踞着一条火蛇，还有一匹马在我的眼眶里面猛踢，难道当年我妈妈啜饮她那每天一杯的白兰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吗？我希望自己能和这群人拉开距离，好呼吸点新鲜空气，让自己清醒一点。但是我的身体根本就站不起来，只好爬到这伙人边上。大家都笑起来，里奥拉走近我，眼睛里满是同情，但是双唇仍然带着笑意。

“很抱歉，”她说，“他真不知道你的反应会这么强烈。”

我都不敢张开嘴巴，生怕吐出来，或者晕过去。我用尽力气做了个“让我一人待着”的手势，硬撑着站起身来，忍着恶心跌跌撞撞往前走。里奥拉跟在我身后，把我放倒——很准确，就是把我放倒——在草地上。然后她坐在我身边，把我的脖子放在她大腿上，这样我的头可以稍稍朝后仰一点。

过了一小会儿，我的脑袋清醒了。我一下子站起来，踉跄着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奥拉跟着进去，给我煮了一杯土耳其咖啡。

“这是我第一次煮土耳其咖啡，”她说，“希望我弄得还可以。”

她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鼓励的笑容，我只好抱歉地笑笑作为回应。我对她说我想回到草地那边，好呼吸点新鲜空气。

那几个英国人都已经去睡觉了。天上的满月升得更高了，月色不再温柔，而是有一点蓝，有一点金属色泽。我坐在草地上，里奥拉坐在我旁边，她可爱的脑袋靠近我，微微张开双唇，等着我去亲她。她的身体放松下来，要躺在我身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彼此的身体紧紧贴着对方，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她的美丽那么近，近得陷在我的眼睛里，我全身的肌肤都能感受她的美。

我俩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惊异：她的嘴巴和舌头温热有力，双手的动作十分大胆，两腿之间充满激情；而我的身体竟然十分享受。

“你真可爱，”我在大巴上遇到的这位富有的旅游者对我说，“你小巧而甜蜜，正是男人应有的样子。就算没见过你的母亲，我也看得出她肯定比你高。我就喜欢你这些，在大巴上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喜欢了。”

她突然从我的身上下来，躺回草地上。“你听。”她说。

我听着，但是什么也没听到。我想再吻她，但是她把手按在我胸口。“等等，耐心一点。你第一次听到它们的那个时刻是很重要的。”

我们仰面躺在草地上，肩并肩手牵手。时间流逝，但是记录时间的却是豺狗的嚎叫声和远处公路上单调的喧闹声。突然，四周一片寂静，是轻易就打破的安宁，接着是远处传来的喋喋不休，交谈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世界到处都是翅膀，耳中则充满了温柔的低语。满月的光芒闪烁，在空中掠过，消失，然后在经过的鸟影和切切的话语后面重新出现。

我问她：“这是什么？”

“那些是仙鹤群，”美国来的这位年轻而富有的游客说，“你记得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的那三只侦察兵吗？这些就是跟着它们来到的大批同伴。”

我还在听，很想知道这群仙鹤在讨论什么呢？它们是不是在相互分享上一次长途飞行的经历？它们是不是在争论哪里是合适的降落地点？它们是否在比较这一片休息处和其他的休息处？而这位年轻富有的女士，命中注定将在这一年的年底成为我的妻子。她模拟出三种不同的粗哑声音对我说：“快一点！我们马上就要降落啦，得找一个好的降落点……”“嗨，祖母在哪里，到现在还没见到……”“我们又要落到最后啦，他们会把食物都吃光的……”

对话的声音更响了。就在这一天，我知道仙鹤鸣叫的声音可以传播好远，真把我震慑住了。它们距离还很远的时候，就可以听到鸣叫，等到它们离开之后，这个声音还会萦绕很久才消失。

“大雁和仙鹤飞行的时候还会相互交谈，”里奥拉告诉我，“可能因为它们是夜里飞行吧。”她解释说这些声音是“仙鹤妈妈”和“仙鹤爸爸”为了安慰“仙鹤宝宝”而发出的，这些雏鹤年龄还小，这是它们第一次跟着大部队长途飞行。

你曾预言我会遇到一个年轻富有的旅游者，现在这样一个人，有血有肉的活人，就躺在我身边。她让我开心，我们谈话很投缘。她说：“在日本，仙鹤象征着长久而忠诚的婚姻，而古埃及则是以乌鸦为象征。”

我说：“真的吗？在我们这里，表示爱情的鸟叫作‘斑鸠’。”

里奥拉轻轻地搂过我的头，在我的脖子上印下无数个温柔的吻。我觉得她正在抽吸我的力气，让我无比欢悦，也无比虚弱，简直分分钟就能死掉。她脱掉衬衣，露出小巧美丽的乳房，随即又轻轻推开我，所以我也只好继续躺着。她把一条大长腿放在我身上，说：“就这儿，雅尔，我们的第一次。”

我不由得十分诧异，就问：“你是处女吗？”

她咯咯笑起来：“很快不就能知道了嘛。”

“呃，这个，我还是处男，”我对她说，“你得先了解这一点，这样彼此之间就不存在什么误会了。”

“我可不相信你。”

“为什么不？”我说，“结婚的时候我妈是第一次，相信我爸也是第一次。这是我们家的传统。”

她把脸靠过来，双手张开，分开，抽出，然后直奔目标。她的身体一点点往上爬，坐在我的身体上。“以前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她说，“现在我们来讲个新故事吧。”

翅膀的拍打声更加密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喧闹声。年轻富有的旅游者弓起身体，又伸展开来，我轻轻滑入她的身体。这一动作比我想象的要简单，比我期待的还要愉悦。

“嘘……安静。你要把周围所有人都吵醒啊。”说着，她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3

看起来，那些英国观鸟者回国以后跟他们的朋友提到了我，因为经常有人跟我联系来参观，我也渐渐在各旅行社出了名。我还年轻，却这么快就能经济独立，这种喜悦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准备起飞的鸟，正伸展翅膀准备翱翔。因为妈妈没有什么钱，而爸爸又反对我做导游，总是提醒我：“现在还不算晚，雅利，迷途知返还来得及。”我只好去找迈沙勒姆·弗莱德，准备借一笔钱，这样我就能着手自己创业，购买必要的交通工具。

每次我去看望迈沙勒姆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蓝色的大手帕，其时距离格申在战场上阵亡还没几年。“自从格申那什么，一看到你我就受不了。”从他儿子战死到今天，他一直对我唠叨这句话。只说“自从格申那什么”，后面的动词实在难以出口。

“看到你我就受不了，伊莱勒，”他用手帕捂住嘴，痛苦地咆哮，“因为你俩以前老是在一起。看到蒂莱勒没有兄弟陪着也很难受，但是看到你最受不了。”突然他就停住了，“行了，我也哭了一会儿了，你找我什么事？”

我告诉他我带的那些观鸟旅游团的事，以及摆在面前的机会，迈沙勒姆说：“这个事情是有女人插手的吧，我都闻到味儿了。要是我感觉不出她的存在，就让我右手残废，嘴巴痉挛。”

“就算有也是我妈妈的手，”我说，“她曾经提过这建议。”

“是另一个女人，”迈沙勒姆说，“不仅仅是门德尔松夫人。你脑门上写着呢，就像报纸大标题一样，很清楚。”

我问他能否帮我找到一辆二手小巴，他说可以。我又问他能否借我点钱，有利息的，他拒绝了：“对你来说，我只可能把钱作为礼物给你，不用还。”

我跟他说自己不会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他说：“好吧，那就不叫礼物，迈沙勒姆准备借给你一笔钱，而你不需要偿还。”他略带责备地看了我一眼：“自从格申那什么，你就跟我的儿子一样。如果他还活着，伊莱勒，难道我不会给他钱吗？如果你娶了蒂莱勒，难道我不会给你钱吗？”

我再次拒绝：“我不是格申，而且蒂扎尔也已经嫁人了。”

迈沙勒姆做了个痛苦的鬼脸：“我们可是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的。婚宴高档，新娘可人，伴娘漂亮，唯一问题就是新郎应该是另外的人。”

我没接茬。他说：“对不起，迈沙勒姆向来心口如一，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

几天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要的车我找到了，过来看看吧。”

我急忙赶到他的办公室。“太遗憾了，”他说，“蒂莱勒一刻钟前刚刚走。我跟她说，‘再待一会儿，你的朋友伊莱勒就快到了。’但是她现在一直都心不定，不停地换工作。女人结了婚就是这样，她也不例外。”

小巴就停在停车场，我告诉迈沙勒姆这辆车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种。接着他就让公司的车队经理仔细地试试车，把所有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好，然后赶紧过户。他好像还悄悄地给经理下了其他什么指示，因为经理试车回来之后，这辆车就增加了车顶行李架和通到车顶的梯子，新的轮胎，还有额外的备胎。

“这辆车全套下来多少钱？”我问，有点担心。

“一点小钱而已。你什么意思，我就不能给门德尔松教授的儿子买个小玩意儿？祝你事业成功。”

“那么销售商在哪儿？我想跟他问问价格。”

迈沙勒姆放声大笑：“一个得到迈沙勒姆帮助的人还需要去讲价钱吗？好吧，我已经跟他谈过，把他拿下了。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你开始赚钱的时候，就可以把钱还我了。”

4

一年过去了。鸟儿飞走又飞回，而我的小巴——满满的都是观鸟者，从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来的，还有从荷兰和美国来的——也跟随着鸟儿迁徙的路线，从胡拉谷到死海，从贝特谢安山谷到南阿拉瓦。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借迈沙勒姆的钱也已经还掉了一大半——当然是我强烈要求还的。

这期间我一直和里奥拉通信。无论是她写的信还是她的生活都比我的要有趣得多，丰富得多。我们计划了另一次行程，这一次她会一个人来。

“现在我正学习摄影呢，”她声称，“只要他们还没要求我进入家族企业，我就要尝试其他所有不同的东西。”

我带她到海弗尔湾和米什玛尔湾去拍野山羊，到大卫湾拍秃鹰，到阿鲁格特谷去拍一种稀有的猫头鹰。我们开着车跑了不少地方，也徒步走过很多地方。我们睡在露营小帐篷里，那是充满爱的帐篷。她告诉我她特别想我，经常会想起也经常梦到那个晚上，就是我们躺在草地上，仙鹤从我们头顶正中高空飞过的那个夜晚。

我告诉妈妈和你们爸“我有女朋友了”。我告诉他们我想把她带到家里让他们看看。你们爸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我妈妈，说他认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做父母的不应该让孩子重复做两次。她同意了，来到你们爸这里，这可是她离家出走之后第一次回来。本杰明那时正在学医，也腾出时间赶回来。

“咱们就坐在客厅里吧。”你们爸说，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待在厨房里，就是那间你曾使用的大厨房。你一直打量着里奥拉，而你们爸一直看着你。后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道了歉，然后说：“里奥拉，你看起来太像我们家的人了。”

她笑了笑：“这一点你的儿子并没有预先告诉我。”

的确，直到那一天，大家才知道里奥拉和我妈妈、弟弟以及你们爸竟然那么像，以前只有我才知道。现在他们也发现了，都一脸惊奇。看到他们这副样子，我觉得很开心。他们先是相互打量着，然后齐齐看着她，激动起来。似乎有一团美妙的小云朵在他们头上升腾，升到天花板的时候，这团云彩变红了。

本杰明坐了一小时就走了，里奥拉和我多留了一会儿也要离开。“你为什么不多待一会儿，拉娅？”你们爸对妈妈说，但她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我说要开车送她回家，她也不肯。“我走着回去就行，”她说，“不太远。”

里奥拉回美国了，我两个月后也去那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见了她的父母，还有她的兄弟艾曼纽尔。我们在美国结了婚，然后回到以色列。从此以后，里奥拉再也不拍野山羊了，也不再到野外观鸟。她将家族企业拓展到以色列，事业风风光光，给我们买了房子，而且她学希伯来语也很快。这期间她还怀了孩子，不过没过多久就意外流产了。我的两个孩子的生命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被埋葬在母亲的子宫里，他们的年纪完全一样——孕期二十二周。

我还记得医生尖刻的批评——就是那位鸟类专家，几年以前，他曾在地图上指给我看几处最好的观鸟点。第一个孩子流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个男孩。”而第二个孩子流掉的时候，他明显给吓着了，用十分糟糕的希伯来语告诉我们：“这次这个孩子是女的。”那语气似乎在暗示某种征兆，却不肯解释其中的含义。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发火了，“难道有人让他这么做了吗？难不成他还想告诉我们两个孩子的名字，以后在哪里上学，以及将来会到哪支部队服兵役吗？幸亏没有。”

里奥拉对着镜子轻轻地刷着自己的头发。她的脸上除了疲惫之外，看不出任何其他的表情：实际上这样她看起来更漂亮了，金色的瀑布在发刷黑色的鬃毛中流淌下来。我们都在打量着她，我从侧面看，她则正面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我们俩的目光在镜子上相遇，里奥拉宽容地笑了笑，就像当妈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娃娃生气时的那种笑容。

她那姣好美丽的脸转向我，真像一位王后，我忍不住想到。象牙色的面容，宝石般的蓝眼睛，深金色的头发犹如皇冠。我感受到了镜子所受的侮辱和疼痛：镜子一直承载了她全部的美丽，但是此时，这种美丽突然失去了内容。

我说：“也许你想回父母那里住几个星期吧？”

她说：“我的家在这里，我的工作、我的办公室都在这里。你，也在这里。”

我妈妈——我从特拉维夫的家里逃出去，到耶路撒冷她的家里待了几个小时——说：“里奥拉很坚强，这你也知道。不过坚强的人一旦伤心，伤口会更大，心碎得更厉害。”

“或许是她有什么问题呢？”我问。

“不要责怪里奥拉，”她说，“或许是我的问题，我遗传给你的。别忘了，我以前也流过一个孩子。”她双手放在我的手上，“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每天早上都会干呕，就你和我？”

“当然，我记得，”我笑着说，“我并没有责怪任何人，妈妈，不怪她，不怪我，也不怪你。我只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赶快回到她身边去吧，”她说，“这种情况下，让一个女人孤零零的，可是不好啊。”

我回到自己家。里奥拉已经把心中所有受伤的碎片都拼接好了，所以外表上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她的背还是挺得直直的，还是那么潇洒；她的皮肤光滑纯净，刷过的头发像火焰一样簌簌作响；她清澈的眼睛平静如初。她没有问我去哪儿了，也没有因为我扔下她不管而责备我，但是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她对我说自己再也不想怀孕了。

我说也许她应该到别的医生那里检查一下，但是她打断我的话。“我没有任何问题。”她说。

我问她：“那你是要暗示什么吗？想说是我的问题咯？我的意思是说，毕竟我已经让你怀孕了呀。”

里奥拉生气了：“我根本就没暗示什么，雅尔。我向来想说就说，不用暗示。”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她身边，两只手搂住她，柔声细语地哄她，希望她能平静下来。她站起来，整个人都靠过来，对我说：“你和我单独都绝对没有问题，是我们两人在一起才会有问题。”她把自己完全包裹在大被子里，就是我们一直同盖的一床被子，拿上自己的枕头——里奥拉自己的枕头非常柔软，她一睡我的枕头就脖子疼——走进卧室，从那天起，这间卧室就成了她一个人的。

我没有反对，而且我回想一下也觉得，她是对的，就连这样的时刻她都是对的。每个月，她到我的房间来“温存”一次——“为了保持面色光润”——我得承认，每次我都充满感激甚至快乐，然后就很受伤，很愤怒，因为“温存”一结束，她就会下床回到她自己的房间。

“这样很无礼，”第二次“温存”之后，我对她说，“你这么做，倒像是被人埋怨最多的那种男人：你来一下，就又走了。”

“是我来吗？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好。”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为什么不在这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

“和你一张床感觉太热了。”

我们那未出生的儿子是谁？未出生的女儿又是谁？如果他们都生下来了，会长得很像吗？想想那个说话又急促又尖刻的医生的诊断：一个是男孩，而他还有一个妹妹；想想俩孩子之间年龄的差距——整整两年——我只能胡思乱想。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当我坐在我的宝贝儿蒂莱勒给我的新家造的木头露台上时，还是会想象这两个孩子，好像他们突然就从空气中的微粒变成了人，在透明的虚空中形成不那么透明的实体。他们并不是像鱼一样在这虚空中游动，也不像飞禽那样在空中盘旋，他们就是在走着，虽然他们的脚下并没有踩着什么坚实的东西。

有一件事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出生了，一定会是好朋友。事实上，他们总是一起出现在我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分开过。他比她大两岁，而她——更聪明，更伶俐——各方面都是比他小两岁的样子。他们总是并排站在一起，还惦记着同样的事，就像连体双胞胎，靠着共同的兴趣彼此联结。他们相互争论，盯着远处的什么东西看，还用手指点着，好引起对方的注意。

我没给他们取名字，总是想象他们出现在眼前就已经够傻的了。何况，名字总要依存于固定熟悉的人，但是这两人——他们总是在变。有时他们像我的父母、妻子、兄弟——又瘦又高，长得漂亮——有的时候像我，皮肤黝黑，身材矮壮。当然，他俩从没有出现一个瘦高、一个矮壮的样子，总是一种类型。我从来都看不到他们的面部特征，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行动，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没有见过他们的脸。

“你们为什么没有出生？”我问他们，然后自问自答：也许这只是个意外，是命运之手的捉弄。也许他们的妈妈说得对，任何我俩混合在一起的事物——家、孩子、工作，还有睡眠——都注定要失败。

5

里奥拉的美貌遗传自她的父亲，魅力则来自母亲。他是纽约基尔申鲍姆房地产公司的总裁，而她是新罗谢尔基尔申鲍姆酥饼公司的所有人。除了父母之外，里奥拉还有个哥哥艾曼纽尔，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他是六个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基尔申鲍姆房地产公司东岸——波士顿、华盛顿、长岛和纽约市——分公司的负责人。很久以前，他还是个桀骜不驯的小青年，迷恋游艇航海和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他却穿着犹太教哈西德派信徒的典型服装：简单的黑色西装和白衬衣。他肩膀下垂，眼睛也总是往下看。他声音轻柔，走路很快，两脚在地板上拖拉着，是犹太教中典型的回头浪子的形象。另外，他喜欢跟人纠缠不休的个性还没有变：过去是缠着我讨论高定鞋款和游艇的引擎，最近则是讨论对移民做的贡献和《圣经》中的隐秘信息。

里奥拉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都是装模作样，”她聊起了他哥哥的过去，“他原来就是个讨厌的家伙，现在也还是。这些丑陋的新衣服不过是他炫耀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她嗤之以鼻，“艾曼纽尔的晨祷披巾是范思哲的，这样的哈西德信徒世界上也就他一个。”依我看，她说得不对。艾曼纽尔可能还是一个讨厌鬼，但是他的忏悔也是真的。

这个犹太家庭每年都会组团到以色列来出差，艾曼纽尔也会加入，大概一年来个两三次。每次他或者基尔申鲍姆家其他人来的时候，我都得开着“巨兽”到机场去接他们，再送他们去酒店。这是我的工作，毕竟我的工资来源于他们家族企业的以色列分部，这点不能忘。

机场到达大厅的自动门在我面前打开，我走进去等着他，有时我还会举个接机牌，上面用两种语言写着“基尔申鲍姆”。我虽然没有司机专用的制服和帽子，但是我干得很像专职司机，我的接机牌每次都让艾曼纽尔气得要命。

他们来了。艾曼纽尔和他爸爸先出来，然后是他们的妻子，衣着昂贵而低调，艾曼纽尔的妻子还提着一个圆形帽盒。有的时候这个旅游团的规模更大，团里的人我也不全认识，不过很容易在人群中认出他们来。尽管基尔申鲍姆家族的人彼此都很不相同，但他们——甚至那些由姻亲而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所有成员都有一种家族气场，一看就是这个家族的人。“你看他们个个都很漂亮吧？”当我们的结婚照从美国寄回来的时候，里奥拉看着照片责备我，“就是你看起来不一样。”

“这才是我真实的样子啊，”我对她说，“就算在我自己的家里，我跟其他人也都不像。”

等到我见过家族里刚刚出生，或者刚刚加入其中的男孩或者女孩之后，我就让他们彼此拥抱、亲吻和聊天，而我则把他们的行李都放到“巨兽”的后备箱里，或者车顶的行李架上。我爬上车顶，这边拉拉，那边拽拽，把箱子摆正，然后用绳子绑好。虽然这个活儿很简单，我还是干得很卖力很起劲。然后我就坐上驾驶座，等着他们进一步的指令。

几天后，他们结束了家庭和公务聚会，就让我开着“巨兽”带他们到以色列各地转转。里奥拉的父母都是很随和的旅游者，带他们到哪里去都很开心，不管我怎么讲解都很满意。艾曼纽尔则不太一样，他到这里来只喜欢一种类型的地方：拉结墓，麦比拉洞，以及西岸的非法定居点和前哨基地。后来，他还在北部地区发现了正义之士的圣墓，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要带他跑得更远，旅途更长。我倒是不在乎开车，但是跟他单独待在一起好几个小时让我觉得特别难受。在这样的旅程中，我的“巨兽”本来只是一辆宽敞的交通工具，却突然就变成了个孤零零的移动监禁所，而我则变成了脾气暴躁易怒的囚犯，甚至连假释的机会都没有。

“我真受不了跟他一个人一块旅行。”我对里奥拉说。

“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啊，所有的导游偶尔都会被一些烦人的游客缠上。而且，你可别忘了，这位烦人的游客还是公司的主管，你的工资就是他发的。”

6

给我发工资的家族公司的以色列分部就在特拉维夫的陈氏大道，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陈设十分优雅，而且空气通透，阳光充足。我们的家就在不远的斯宾诺莎街，里奥拉就算踩着尖细的高跟鞋，也只要走一小会儿就到了。每天早上，她都是这样走路上班：先往南走到斯宾诺莎街，穿过戈登街，再经过弗里什曼海滩——有不少崇拜者在那里等着，就为了看她那紧实的小腿和大腿在面前快速经过。她总是当他们不存在，然后就抄个近路，往右拐，碎步走上林荫大道的小斜坡，最后一口气爬上二十四级台阶，就到了她的办公室。

她的秘书西格尔身材矮胖，做事严谨。她看到里奥拉到了办公室，就把当天的会议日程表递给她，还有一杯温热的牛膝草茶，里面加了柠檬汁和蜂蜜。然后她就直接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人赚钱，好给雅尔买东西：要买旅行服，虽然他从未穿着去旅行；买旅行背包，虽然他从来没有背过；买车用减震器，虽然从来没有充分地使用过；还有“巨兽”车盘需要的车底护板，虽然它从来没有在崎岖的石路上接受过考验。

里奥拉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要在以色列找房子的美国犹太人，都很有钱；其他客户还包括驻以色列的外交人员，最近又增加了从法国和墨西哥来的有钱的犹太人，艾曼纽尔和他们一起参加宗教会议。她负责给这些人找独栋房子或者公寓，都在最好的地区，包括耶路撒冷的泰比尔和瑞哈维亚、凯撒利亚、瑞什彭、阿什杜德，以及特拉维夫。因为很多客户并不在这些房子里长期居住，也不会经常来以色列，所以她同时还负责房屋的维护和再次转租。

有时候西格尔会让我收拾一下其中的某座房子，以备短期出租或者屋主的临时来访。我要检查水电、空调和厨房用具；还要找技工和清洁工来干活收拾；甚至偶尔还得买些食物，这样房主一回家就能在冰箱里找到东西吃。因为这一系列服务，基尔申鲍姆公司的以色列分部每月给我发工资，靠着这份工资，我一直心怀幻想，有一天能够独立创业，我妻子也能用我的钱来支付一部分家庭账单。

娶一位家底丰厚的女人做老婆当然有些好处，但是不好的地方也有：我必须得不停地提交报告，让他们计算成本，一小项一小项地列出我的价值所在。我按照你的预言，娶了一位富家女，如果你愿意，就可以看到我的生活因此变成了一长串的上交记录，都是各种收据和证明。

“你错了！”听到我这样的说法，里奥拉完全不赞同，“我从来没有问你为什么需要买某一样东西，而且你买什么我都没说过一个‘不’字。但是钱这个东西是需要有序管理的，这可是伊奇克的教导。你得知道赚了多少钱，从哪里赚的；还得知道花了多少钱，花到什么地方了。”

伊奇克是她的会计，摩洛哥出生的普鲁士人，当然他头上戴的是一顶无边便帽，而不是那种尖顶头盔。

“我就是一件东西，一个奴隶，一名人质，”我说，“你和伊奇克有个钱包做成的枪管，时刻瞄准我的脑袋。”

“那你可以走人，我给你离职补偿，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创业了。”

“这些日子没有多少导游的活儿可接。”

里奥拉并没有搭话，这种沉默充满了对我的鄙视，因此我一下子爆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活儿干吗？就是因为像你哥哥那种人，还有他那些移民朋友。”

“不要找借口。如果旅游业没有工作，就换一份职业啊。我可以给你贷款，替你担保，保证你能开业。你父亲的朋友，就是那位建造了半个以色列的建筑承包商，不是给过你创业的资助吗？我这也是一样的性质。我们婚后回以色列举办的那次宴会上，我见过他，一直忘不了他看我的那种眼神，就像蛇盯着猎物。”

她也同样恶毒地看了我一眼：“我早就听说他还有个特别成功、非常忙碌的女儿，另外那半个以色列就让她给承包了。你为什么不到他们家干呢？说不定你跟她在一块儿更舒服呢。”

“我可以给你当司机呀，你开心的话，甚至可以给我加薪。”

“我宁愿给你更高的薪水，好让你不要给我当司机。”

这是她的原话，但是接下来几周里，西格尔经常给我打电话，让我开着“巨兽”带里奥拉四处跑。有时她就坐在我旁边，有时坐在后排座位上。她那双间距很宽的蓝灰色眼睛不是盯着文件，就是盯着她的苹果笔记本的屏幕，为各种会议和交易做准备。而我那间距很窄、眼眶深陷的棕色眼睛——就像一头揣测自己命运的公牛的眼睛——则一会儿看着路面，一会儿看着后视镜。如果我看后视镜的的时候位置刚好的话，她两眼之间宽阔的印堂和膝盖之间窄窄的地方就会重合在一起，映入我的视线。

这种新的状况重新点燃了我内心的激情，而且很明显，有一次也同样感染了里奥拉。我们那次正按照艾曼纽尔的要求，开车从耶路撒冷到贝特谢梅什去，顺便到那里一个正为极端正统派兴建的开发区看看，那里有几处他们的地产项目。我建议不走大路，从因克莱姆、巴吉奥拉农业合作点和以拉谷一线直穿过去。

我正沿这条线开着，我妻子突然让我把“巨兽”拐到一条尘土飞扬的辅道上停下来。这条路我并不熟悉，路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角豆树，占地很大。我从后备箱里拿出一条毯子铺在树下不显眼的地方。这条毯子是我买的，本来都没指望它还能有什么用处。完事之后，我心里真是又开心又难过：开心的是妻子突然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难过的是这样的机会实在太难得。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我从“巨兽”里拿出一个阿尔卑斯野营炉、一个水壶，还有一把煎锅。里奥拉终于睡醒了，她伸了个懒腰，满脸笑容。此时我已经准备好一份两人量的野餐，调味用的叶子和香草都是我从路边石头缝中现摘的。

“真没想到，你和‘巨兽’简直是装备齐全啊，”她说，“你还弄了什么好东西？”

“你需要的都有。”还有更多的呢：一套修复工具和器材、烹饪用具、一张大睡袋、一个窄款自充气床垫、分别用来装油和装水的大桶、一盏头灯、电池、一盏煤油灯、一袋咖啡、几瓣大蒜、速溶汤，还有一些咸滋滋的东西——我妈妈喜欢这么说我和本杰明：“本杰明喜欢甜滋滋的东西，雅尔喜欢咸滋滋的东西”——总之如果我得出车在外或者被赶出家门，所有需要的东西车上都有。

还有一套备用的“巨兽”钥匙，就放在车子底盘一个隐秘的地方。这样，如果有一天里奥拉通知我立即离开，我就能马上起身出门。否则，还得有一套复杂的收拾行李和装箱的过程：带多少衣服，带什么衣服，有时候还得问：“你见我的车钥匙了吗？”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不过现在这些难堪的场景就不会发生了，我可以像那些被驱逐的女人离家时一样：只要把金银珠宝带上就能走了。我会离开的，我会走的，先到周围的山上凑合几天，然后还会有其他什么富家女收留我。

第二天，伊奇克通知我，我妻子不再需要我给她开车了，不过我的工资还是全数照付。又过了几天，我被叫到她的办公室，签了几份文件，然后我的身份就从兼职导游变成了这个家族公司以色列分部的“交通处处长”。这个处一夜之间就成立了，就为了让我做这个处长。“巨兽”和我原来还追在迁徙的鸟群后面跑，现在则专门负责接送演讲者、歌手和演员，还有——因为我和车子都很擅长从柏油马路转到泥土小路上——以色列电力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外国电视摄制组，以及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的特邀客人。正是藉由这样的机会，我认识了那位美国的帕尔马赫突击队员和他的朋友们。我带着他们参观了位于哈瑞尔基布兹的观测点和位于基亚特阿拉维姆基布兹的帕尔马赫突击队员公墓，以及宝宝放飞最后那只信鸽的修道院。

经过这些行程和一次次接送，我开始考虑着不再回去了，而是给自己找一个房子，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家。我在里奥拉买的房子里特别不安，经年累月，我心里越发不踏实、不放心。现在我终于得到机会，四处看看，寻找自己的安身之所。不止一次，当我开车载着什么演讲者、歌手或者和音领唱到某个小村子的时候，我就利用这些机会干点自己的事情。我的客户在当地的俱乐部或者社区中心出场的时候，我就在周围边逛边看，看哪里有“房屋出售”的告示，或者没有人住的空屋，那些希望迎接新主人的空房，那些能够让我来重建，并且也能重建我自己的地方。

如果有这样的告示，并且房屋里有人，我就敲敲门。如果房屋是空的，我就走到房子跟前，透过窗户往里看看。有时候，某个满腹狐疑的邻居会走到我跟前，问一些我是谁，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

“我是今晚要在俱乐部演出的客座艺术家的司机。”

“你在找什么呢？”

“找一个家。”

我的情绪立即好转。很少有人能像我一样，这么轻松地就把自己的身份和目的说明白。

第六章

1

我着手给自己找一个家，一个收容所一样的地方，能将我包进它的怀里。一条条乡村小巷里，阴影中摇曳着点点灯光，偶尔传来斑鸠咕咕的叫声。我就在小巷中穿行，有时驻足张望，有时停下敲门。我走进当地的杂货店，向店主打探消息；或者站在公告栏前，仔细阅读用图钉摁在板子上的一张张纸片上的信息。我还拜访了村子里的管委会秘书处，里面都有与办公室相配的灰色办公桌，还有同样相配的工作人员。所有这样的地方都有同样的航拍照片：琥珀色的镜头下，可以看到参差相间、大小不一的果园和田地，农用建筑，还有牛栏里面黑白花的奶牛。

我像飞翔的秃鹰搜寻腐肉一样到处巡行，到处搜寻那些破败不堪、摇摇欲坠或者已经废弃的房屋。我和破产的农场主以及离婚的夫妇攀谈，走进遍布荆棘和尘土的农家宅院。我和老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喝茶，老人都不肯卖房子，而孩子们都盼着父母死掉。我听到鸽子在一座废弃的干草棚中咕咕地叫，破裂的房顶传来嗖嗖穿行的风声。我还看到水泥墙和蜘蛛网正在被黯淡的梦想和错判的爱情一点点侵蚀破坏。

我是逃亡者，是流浪汉，两只手把着“巨兽”那宽大适手的方向盘，在村子里四处转悠，东寻西找。终于，我找到了。就是它了，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房子。房子看上去不大，而且老态龙钟，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外面有两棵柏树，就跟你喜欢的房子一样，也就是你让我去找的那种。院子的角落里种着粗大的角豆树，沥青路面的裂缝里有野草冒出来，一切都跟你期盼和指示的一样。

你好，房屋。你的墙壁上的灰泥都脱落了，你的大门都被钉死在门柱上，你的窗户也被木板封住，你的房间已经无人居住，但是它们都在声声召唤我：来吧。一只尾巴上长着刺的大蜥蜴嗖的一声从白铁皮排水管中跳过，看到它的趾甲，我的皮肤一阵阵哆嗦。古老的燕窝里满满的都是草秆，从房顶的裂缝中支棱出来。我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又一圈，在跟我一样高的张牙舞爪的荆棘丛中艰难前进。还有一棵可怜的无花果树，一片光秃秃的草地，外加一棵看起来奄奄一息的柠檬树。突然，一阵噪声吓得我停住了脚步，原来是一只很大的蜥蜴倏然掠过。

房屋另一边的景象更是让我始料未及。那是一片宽阔的土地，一眼看上去光秃秃的，冷漠而自信。但是定睛看去，可以发现这里那里仍然有朦胧的绿色努力冒出头来。其他的乡村地区大多地面有公路，空中有电线，但是这里却一马平川，望过去没有任何工业痕迹的阻碍，只有一座座小山丘，就好像一只只绵羊。山丘连绵不断，直到远方，颜色也越来越浅，山坡则呈现出黄色，山顶上还顽强生长着一棵棵矮小的乳香黄连木。零零落落的，也可以看到一棵孤独生长的角豆树，或者奶牛棚、牲畜栏什么的。干涸河床的阴影中，隐藏有低矮的梯田、小块的田地或者尘土飞扬的小路。这一片地区景色简单，却很有内涵，让人不由得想要走出房门，走进这片空旷当中。

我看中的房屋就建在一个山坡上，房屋的西侧有柱子支撑。屋内堆满了垃圾：旧马桶、厚木板、管子、肘形连接管，等等。曾经有人利用两根柱子和铁丝网围起一块地方，里面有一个白铁皮食槽，两个已经坏掉的下蛋间，还有四小堆非常奇怪的羽毛。我用鞋尖扒拉了一下这些羽毛，仔细看了看，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原来这是四只死掉的小鸡，已经干巴了。看来过去住在这里的人走的时候把它们扔在隔间里就不管了，结果它们因为又饿又渴，最后都死了。

我离开了这里。只要不碰上堵车，我还来得及赶回特拉维夫和里奥拉一起吃晚饭。几只大乌鸦在头顶盘旋，希望趁天黑之前找到一只可怜的小鸟做猎物，然后就能安心回巢休息了。在更高的天上，是一朵朵羽毛般的云彩，薄薄的，边缘被落日染成了粉红色，并一点点地向东边飘动。

我又停下来，感觉我给自己寻找的房屋就在背后。这一瞬间，天地之间唯我一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我踩动油门，将方向盘转到极致，感觉寂寞的时光一分钟一分钟地流走。“巨兽”有些不习惯我的动作；通常它应该像牛儿奔向食槽一样，向回家的方向奔跑；而此刻它却顺滑地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开上公路肩，一路疾驰，扬起了一阵阵泥土和小石子。我沿着刚刚在田野里开行的车辙，又回到了我给自己找到的那座房子。

“巨兽”不紧不慢地爬上房屋后面的陡坡。我从后备箱中取出睡袋和床垫，用铁棍撬开封闭窗户的几块木板，然后爬上破碎的窗户，坐在窗台上。“等到你给自己找到一个新地方，”妈妈曾经教过我，“要分别在白天和晚上查看一下，要看看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情况。”我们得考虑房屋周围不同的声音和气味，你是这么解释的。要测量一下屋顶温度上升和墙壁温度下降的情况，要记录日出的时间、花开的时间，看看窗户上的日晷和风向标上的数字。

“你好，房屋……”我大声地喊道，声音在越来越沉的暮色中十分清晰。我又安静下来，侧耳倾听，听到房屋在呼吸，在回答我。我进了屋，走进茫然的暮色，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碰到。我暗自微笑。在里奥拉的屋子里，晚上起一次床，简直就跟远海航行一样危险。我得先靠近海岸，也就是先用一只手摸着墙壁，稍过一会儿，猛地积聚起一阵探险的勇气，胆子才能大一些，接着用手摸索。我只能一点点向前走，不是撞到这儿，就是撞到那儿。有时遭遇浅滩，也就是被某件家具撞得后退几步；有时又碰上暗礁，就是房间里莫名其妙冒出不知什么东西。还有好几次，我不是脚趾头碰到了门槛，就是额头撞上横梁，因为它们的位置不知什么时候就变了。

而在现在这所房子里，我可以大步穿行，充满自信。空气出奇的新鲜。地板已经许久没有感受到人类的脚步了，因此似乎对我的到来非常欣慰。我把充好气的床垫铺在地板上，脱掉衣服，钻进睡袋，就像小动物钻到了自己的洞里，马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自己刚好躺在一条经线上，脚朝着正北，脑袋下面的枕头朝着正南。此外，我还觉得特别舒服惬意，身体好像漂浮一样。我闭上眼睛，先听到风吹过大树时发出的独特声响，接着是豺狗在嚎叫，先后叫了三遍，然后是一只夜行的鸟在叫，声音轻快透彻，富有韵律，准确得跟节拍器一样。我提醒自己，到了早晨一定要看看我收藏在“巨兽”中的观鸟手册，就可以确定这只夜鸟到底是什么品种。等知道以后，我就要做出决定，先列一个“支持与反对表”，然后按照你的方式做决定。然后，我就睡着了。

2

早上我一睁开眼，就明白自己在哪里了。我起来走出房子，到了“巨兽”那里。昨晚那只夜鸟原来是只猫头鹰，品种是红角鸮，特点是“小型、常见且羽毛丰密”。我咯咯笑出了声：里奥拉肯定会说这几个词用来描述我的特征也很准确。我又绕着这座房子转了一圈，一边估量着看到的一切：死鸡代表着诅咒，花园里的荆棘丛，墙上的水痕，蜥蜴趾甲的锋利，做决定并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这一切都被列为“反对”项；良好的视野，花园中的古树乳香黄连木，跟图画中位置一样的几棵柏树，房屋呼吸的律动，我在屋子里行动得自得自在——这些都被列为“支持”项。

我自己也是一条支持项啊，自言自语了这一句，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喜悦。“支持”，我重复一遍。原来我也能够做决定，我自己都感到惊奇。我把床垫和睡袋放回“巨兽”里，又把野营炉搬下来，煮了一杯咖啡，这可是我在给自己找到的新家中喝下的第一杯咖啡。然后我就出门到村管委会去咨询情况。

这座房子和村管委会之间大概隔着五百英尺，中间有三座房子、两处有人照料的花园、一处干枯凋敝的花园和四对赏心悦目的柏树。还有一棵巨大的松树，树下有些鸟儿在叽叽喳喳地叫，从这些鸟儿的数量来看，树上肯定有不少的鸟类栖息。

“出售的房子吗？我们说的到底是哪座房子？”村管委会的人问。

“就是那一座。”我边说边指了指。

跟所有的村管委会一样，这里的墙上也挂着一些航拍照片。我看着照片：柏树尖而短的阴影就好像一组指南针的指针，证明照片拍摄于某个夏天的傍晚；一辆浅色的汽车——谁的？——就停在房屋旁边；晾衣绳上挂着的床单方方正正的，一动不动，里面隐藏了多少秘密啊。照相机的镜头将这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实体：停着的汽车、慢慢移动的影子以及在风中摆动的床单。

“确实在出售。”他说。

“我应该到哪里找房主谈一谈呢？”

“就在这里。”

“是你？”

“这里还有别人吗？”

“那是你的房子？”

“不是，那是社区的房子。”

“这以前谁在那里住？我看都已经用木板封上了。”

“现在没有人住了。原来有些租客，但是他们什么账都没付就走了。有半年的水费、电费和租金呢。但是这个由我们来解决，不用你费心。”

“价格是多少？”

“我们有个管理大会——你应该知道的吧——以及一位财务总长。这里可不是什么土里土气的小地方，我们还有一位律师呢，是特拉维夫来的。还要经过一番挑选，”这个人接着说，“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人提出购买。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最后可以和你达成协议。”

“你们还要投标吗？”

“投标？干什么用的？只要想买，谁都可以申请，我们择优接受。”

我离开村管委会，回到房子那里，最后一次上下左右地看了看它，然后就发动“巨兽”，缓缓开下山坡到了田野上。一群鹈鹕在头顶上高高地盘旋。一位丹麦观鸟人曾经告诉过我，秋天的时候，鹈鹕就顺时针盘旋，春天的时候就逆时针盘旋。这让我想起了那对双胞胎“双雅兄弟”，雅利夫和雅埃夫，还想起你们爸曾经说过的关于同卵双胞胎的头旋的事。

关于这段旅行我还想起另外两件事。第一件是车越开越远，我清楚地感觉那房子似乎在后面一路护送我；另一件是我再一次回到沥青路上后，“巨兽”的车头本来应该向左拐，结果却拐到了右边。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并没有朝着里奥拉·门德尔松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室开，而是朝着迈沙勒姆·弗莱德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室开。

3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去迈沙勒姆那里了，不过还是经常见到他，都是在你们爸家里，因为他经常去看他。这次我去了他的公司，只见办公室上面又增加了一层楼，而且公司正前方墙上的铭牌也添了“父女”两个字。一个保安问了我的姓名，又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然后就让我进去了。

迈沙勒姆办公室的门半开着，我敲敲门探头进去。

“伊莱勒！”迈沙勒姆叫了一声就站了起来。他张开双臂，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迎接我。“你这是要侮辱我吗？到了迈沙勒姆·弗莱德这里竟然还敲门？”

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亲吻我两边的脸颊，开心地笑起来。“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太惊喜了……你以前老在这里和蒂莱勒还有格申一起玩抓子儿，你还记得吗？”

“记得。”

“自从格申那什么，我就只剩下回忆了。”他边说边掏出了那块大手帕。他擦了擦眼睛，说他很感谢我能来，又问能帮到我什么。

我说：“我需要劳驾你几个小时。”

迈沙勒姆说：“我所有时间都是你的，伊莱勒。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说：“好事。我给自己找了座房子，想让你一起去看看。”

“你给自己找了座房子？”迈沙勒姆两眼放光，“我还真不知道你在找房子呢。祝贺你！这房子干什么用？”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我说，借用了你跟我说的话。

“你说‘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是什么意思？你在特拉维夫已经有一所漂亮的大房子了，而且里面有不少新奇的好东西，门德尔松教授都跟我说了。里奥拉夫人怎么说？她知道你找到的这座新房子吗？”

“还不知道。”

“你中了彩票？”

“彩票？”

“要是你妻子没参与房子的事，而你又没有中彩票，那么你哪来的钱呢？”

“我有钱，从哪儿来的无所谓。你什么时候能挤出点时间跟我一起去看看？”

迈沙勒姆径直走到门口，“现在我们就走吧。”

他这么快就决定倒是把我吓了一跳。“现在吗？去那里需要些时间的，有点远——”

“不用担心时间，我有的是时间。迈沙勒姆其实没有人们想的那么有钱，但是他有大把的时间。所以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要节省时间，什么时候可以花费时间。”他微笑着说，“我的时间太多了，可能还没花完，就已经死了。”

他到隔壁一间办公室指示了几句，然后跟我一前一后大步来到走廊上。路上有人想跟他搭话，也被他用眼神制止了。他将手安慰似的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按了按，然后转向我大声说道：“这就是一个人的真正自由。不是有钱，而是有闲。”

我走出去到了停车场。迈沙勒姆犹豫了一会儿，两只手好像各自具有独立意识似的，分别做了个是与否的手势。“我们坐你的车去吧，”他最后决定，“我们可以做个小旅行，路上你就把兜售给那些旅游者的故事都给我讲讲。穆罕默德在空中飞起来的地方是哪里？耶稣在水面行走的地方是哪里？天使又是在哪里令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怀孕的？”

他拍了拍我的大腿：“不过还是先到格里克的小卖铺去一下吧，我们买一点三明治路上吃。”

我们出了城。我计划着先跟他讲讲罗马之路，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开到这条路上，说不定还会下车走一走，我就趁散步的机会再跟他说说妈妈留给我的礼物，但是迈沙勒姆已经先开始讲他自己的事了。他先是指出哪些建筑是他负责造的，哪些建筑是他负责拆掉的。接着他又指着一些小山丘说，那是他在独立战争中住过和打过仗的地方，当时他是一名帕尔马赫突击队员。“你原来对帕尔马赫突击队员怎么想的？”他说，“是不是认为他们都是你妈妈那样的金发高个儿？其实呀，也有些像我这个样子的家伙。”然后他就直奔主题，他的蒂莱勒，就是蒂扎尔。

“你记得吧，伊莱勒，你们都还是小孩子那会儿，每年夏天格申都去魏茨曼学院露营，然后她就会跟我到办公室来。你知道她现在已经是个一流的承包商了吧？你知道现在迈沙勒姆·弗莱德公司的每一项工程其实都是她在负责吗？”

“我知道她和你一起干，但是我不知道她已经把你从理事会中请出去了。”

迈沙勒姆两眼放光：“不是我，是她的丈夫。她把那个尤西甩了，过来跟我一起干。”

他大声笑起来。“迈沙勒姆·弗莱德父女有限公司。”然后他叹了口气，“就算我的格申还活着，我也不会带他进入生意场的。只有她行。”他微笑着说，“他呀，我要让他去上大学。她会因为能挣钱而出名，而他会因为有学问而出名。两人一起就可以镇得住亲爱的戈尔迪家族和我家的兄弟姐妹了。这帮人一向看不上我，特别是他们来借钱的时候。”

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他接着说下去：“你觉得迈沙勒姆这些年就没有考虑过你和她的事对吧？你觉得迈沙勒姆不知道你和她是天生一对是吧？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我带着我的格申到你父亲那里看病那天。就是我，抱着我那奄奄一息的孩子冲到诊所门口，然后门德尔松教授走出来说：‘这边走，弗莱德先生，从这边进来。’然后他就带我从他的私人入口进去了。当时我眼角的余光看到你们两个正相互打量对方，简直就像两滴水似的一模一样。”

他看着我，目光专注：“像我家蒂莱勒这样的女人需要一个和她很像的男人，而跟蒂莱勒很像的男人也需要跟他很像的女人。就这么回事。她甩了自己的丈夫，你也离家出走了。是时候了，得趁热打铁啊！”

“别再说了，迈沙勒姆。我没有离家出走。”我说。

“没有吗？我没听错吧，伊莱勒，‘我给自己找了个房子’，是你说的吧。‘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也是你说的吧。要不是离家出走，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

“不管怎么说，我不是蒂扎尔，我只是外表长得像她。而她内心是一个孤傲的人，我不是。”

“好好好，你说是就是，但是一个家庭里需要几个孤傲的人呢？”

“我们高中约会过，”我说，“我们也有过机会，但是没用啊。而且我跟里奥拉的关系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婚姻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不那么光鲜，但是说到底也没那么差。”

迈沙勒姆上上下下地看看我，目光中有些嘲讽：“怎么着，你现在也看《妇女之家》这类的杂志了吗？你甚至从来没说过你爱她。爱是很简单的东西，也是爱将人们拴在一起。但是你甚至都没说过你爱她。”

“迈沙勒姆，”我说，“什么时候你变成爱情专家了？”

“我刚才这番话难道还非得是专家才说得出来吗？只要不是傻瓜，人人都明白这些道理。”

“除了爱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把人联结在一起。”

“那你干吗不给我解释解释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把你俩联结在一起？”见我没有回答，他便自问自答说，“要么是她的钱，要么是你的恐惧，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你们就是靠这些联结在一起的。”

“你干吗老想着这些东西啊？”我说，“说到底，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跟我有关系，因为我想看着你和蒂莱勒在一起。”

我沉默了几分钟。突然，迈沙勒姆咯咯笑起来：“你还记得我已经去世的好妻子吗？我的戈尔迪，我唯一爱的女人。”

“当然记得，”我说，“我记得很清楚。”

“你记得她什么呢？”他的目光中不再有嘲讽，而是充满了渴盼。

“她的腌菜，”说着，我咽了一口口水，对腌菜的记忆一直深藏在我的嘴巴里，“还有她手上好闻的味道，她的那种从容不迫。我妈妈说她敢肯定，当你和你的那些工人啊、卡车啊和机器啊什么的一块干活的时候，一定很想念妻子从容不迫的样子。”

“你妈妈是个很聪明的女人，”迈沙勒姆说，“她的心里受过伤。其实你也是知道的。要不然她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收拾东西离家出走了呢？不过我啊，我不仅想念我的戈尔迪的从容不迫，也想念她手上的味道——好像是一种柠檬味儿。其他的女士要花很多钱买香水，但是她从来不买——那是她身上自然的味道。不过这一切都已经到天堂去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宁愿下地狱，因为如果我也上天堂的话，肯定会为了她把天堂折腾得一塌糊涂。”

那块大手帕又拿出来了。迈沙勒姆清清嗓子。“现在我要为了两个人上去折腾啦。”他把手帕叠好放回口袋，“现在你听清楚了，我和戈尔迪，我们俩都不喜欢蒂扎尔的尤西，是不喜欢他这个人，而不是说不喜欢他做蒂扎尔的丈夫。你可以一眼看出一个男人是不是笨蛋。聪明人你一眼看不透，而那些傻瓜，脸上都挂着相呢。你看，你也知道蒂莱勒的性格——就是因为我们告诉她尤西是个什么人，她反而一定要嫁给他。因为她怨恨我们。但有时候，我也会问我的戈尔迪：‘你是怎么想的，戈尔迪？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两个在一起的？’你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听听这个淡定、温柔的女人是怎么说的，跟你说的一样：‘就是那些事呀，迈沙勒姆，就是床上那些事呗。’我温柔淡定的戈尔迪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能相信吗？”

“我会相信任何人说的任何话，迈沙勒姆。”

“还有好多聪明话儿呢，她以前经常说。再听一句：‘女人必须得好看，不过男人——只要比猴子好看一点就够了。’”

我们会意地朝对方笑了笑：“像咱俩这样的人身边有这么聪明的女人，真是幸运。否则，我们会遇到些什么人啊？不过是一些差劲的小姑娘而已。相信我，伊莱勒，迈沙勒姆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一对夫妇的床上功夫如何。”

听到他最后这句话，我没有搭茬，他就接着说下去：“还有啊，蒂莱勒做了决定就马上行动，跟你可不一样。她想清楚了，就马上去离婚。我以前跟你说过，但是你甚至都没问问怎么离的，原因是什么。”

“我当时没有问，”我对他说，“因为我不想掺和别人家里的事。”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是说我想掺和喽？”

我没说话。

“你知道吗？其实你是对的。是的，我掺和了，我的确这么做了。如果你坐在一边等着事情发生，你看着吧，什么也不会发生。有的时候你就得掺和一下。有时候不仅是掺和，还要出手。先是一只手，然后另外一只手也上来，然后你就发现门被你打开了一点点，你就塞进一只脚，接着就挤进去一个肩膀……”

迈沙勒姆看了看我，确认我还在笑，就继续说道：“所以你得知道这些，伊莱勒。蒂莱勒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不再是蒂扎尔·维西，而是又回到蒂扎尔·弗莱德的身份了。为了让她和那个一坨屎一样又肥又蠢的家伙离婚，我可花了不少钱，不过现在她已经都赚回来了，还有利息呢。”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大着胆子说，“如果你能看出所有女人的床上功夫如何，你的蒂莱勒怎么样啊？”

迈沙勒姆的眉间掠过一阵阴云，这片阴云又集聚到他的下巴肌肉上，然后生生给逼走了：“蒂莱勒的床上表现跟他爸的床上表现一样好。她知道该做什么，她很贴心，很有技巧。你想知道吗？可以试试呀，看看她到底怎么样，同时也显显你的本事。”

他的嘴唇突然耷拉下来不住地颤抖。蓝色的大手帕再次给掏了出来。“试试，伊莱勒……试试……”他按了按我的大腿，“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保证。”他的嗓音有些嘶哑劈裂，“试试吧，你们两人一起。试试，让我抱上孙子。我想要我的格申回来。”

迈沙勒姆，跟其他一些男人一样——我自己不属于这类人——既强韧又柔软，既坚决又感性。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时候，他的泪腺一下子就崩溃了。

“停车，”他呜咽着说，“我得好好哭一会儿。”

我踩了刹车。迈沙勒姆下了车，靠在后门上。我能感觉到他苍老的身体——块头并不大，但是很紧凑很结实——连带“巨兽”都抖动起来。然后这种颤抖慢慢停止了，迈沙勒姆走到离车稍远一点的地方，在路边跺着脚，强壮敦实的男人一般都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把手帕叠好，又上了车。“我们是幸运的，”他说，“因为我们老的时候可以忘掉一些事情。否则我们精神上的负担就会越来越沉重，但是我们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说得也够多了。咱们走吧。”

4

我们开进村子，向右拐，到了村管委会。经过五百英尺，经过三座房屋、两座怡人的花园和一座干枯荒废的花园，我们就看到了几棵令人赏心悦目的柏树，还有一棵巨大的松树，然后就是那座房子。房子周围都是荆棘，窗户上钉着木板。迈沙勒姆透过车窗打量着房子，没说话。

“那么，你怎么说？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很好。”

“你不想到跟前仔细看看吗？”

“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吧，闻到三明治的味道我都饿了，而且我也得平静一下。”

我从冷藏箱里把食物和啤酒拿出来，然后在人行道的台阶上坐下，只见一些野草从砖缝中冒出来，就跟你说的情况一样。迈沙勒姆胃口很好，大口吃着喝着，不过从他咀嚼的样子能够看出他正在沉思。最后，他说：“这里有什么可检查的？伊莱勒？一眼看过去就都清清楚楚了。你自己看看：地点确实很好，但是这算什么房子啊？又没有粗壮牢靠的柱子撑着！你得推倒重建。”

“我喜欢这座房子，不想把它推倒。”

“你看看房子的构造啊：几根支柱都太细了，水泥墙里的钢筋都支棱出来了，还都是锈的。”

“那你觉得我买下它要多少钱合适？”

“你是买来做投资吗？还是因为你根本无家可归才买的？既然是给自己的礼物，就不要在乎花多少钱。稍微讲讲价，心理安慰一下就行了，但最终还是要把它拿下。”

“我手头资金有限。”

“这种房子都该拆了，你那点钱也够了。如果你还需要一些，也知道找谁能借到，感谢上帝。记住，你不能改变的才是一座房子最重要的，也就是地点和视域。就连罗斯柴尔德那么有钱的人，在耶路撒冷也住不上能够推窗看海的房子。所以这座房子周围的风景相当不错，但是房子本身需要推倒。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就让蒂莱勒来看看。干脆，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让她过来吧。”

“要是这个地方这么好的话，为什么没有人买呢？”

“因为他们都傻呗，跟你一样。他们来了，看到墙上有霉点，有裂缝还有铁锈，就吓着了。他们考虑的是房子和钱，而不是时间和地点。其实，这里的地点是好的，时机也是对的。买下来吧——蒂莱勒会把它推倒，建一座新的。对她来说这只是个小活儿。”

“不，迈沙勒姆，我喜欢这座房子，我只是想重修一下。”

“我可以跟你一直讲下去，直到把死人说活，但你是不会听的。行啊，我们到房子里面检查一下，看看能做些什么。”

5

一走进屋子，迈沙勒姆就开始敲敲墙壁，敲敲柱子。有时候他用拳头，有时候用手掌，有时候用手指尖。

“你听见了吗？这些都是不好的声音。你看到这些裂缝了吧？到处都是小裂缝，而且还在慢慢地向上向下延伸。这个房子已经死了，希望它能安息。房子一侧比另外一侧沉降得还要厉害一些。”

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把螺丝刀，插进墙上的一个插座里，然后猛地把插座拔出来。

“你来看看这个家伙，”他说，“电线还用黑胶布绝缘呢，这可是我们父辈时代才会用的方法，这些都得改才行。你看，”他说着，抓住厨房里一个水龙头，“看仔细了。”他拉扯了两下，水龙头就从墙上掉下来了，墙上剩下一段锈蚀破碎的管子和一股细细的黄色水流。

“你看到了吧？并不是因为我力气大，而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腐烂。你看看天花板，已经脱落了，再看看墙壁靠近地板的地方，也都掉皮了。还有那边，看到门柱脚的潮渍了吧？裂缝应该在别的什么地方，水就从瓷砖下面一点点渗过来，就像黑夜里的筛子。原来住在这里的人肯定是坏人，从他们对待房子的方式就能看出来，他们和房子相互憎恨啊。”

“要是把这一切都换掉，要多少钱？”

“跟造个新房差不多，而且更让人头痛。”

“你就说吧，到底多少钱？”

“你怎么老是问钱呀钱的？明早我把蒂莱勒带来，你可以具体跟她商量钱的问题。来吧，我们往回走吧。”回到“巨兽”的路上，他说：“你看这边这位小巧的女士到底怎么了？”

我一看，只见无花果树下面，散落着一些小小的尚未成熟的果子。靠近树干的地方是成堆的黄兮兮的锯末。

“这得连根拔起，”迈沙勒姆说，“树干已经感染，结不出果实了。得把它拔出来，不然它自己倒下来就会砸到别人的脑袋。”

“我试试看能不能救过来。”我说。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房子快要塌了，无花果树也要烂掉了，而你还要去挽救这房子和这棵树？盖个新房子！重新种一棵无花果树！”

把迈沙勒姆送回他耶路撒冷的办公室以后，我给里奥拉打电话留了言，说我要跟一个奥地利摄制组到北方旅行，然后我就开车返回要买给我自己的房子那边。我沉默地开着车，一路车速都很快。没有什么让我减速或者停车，也没有什么让我偏离路线。其他车辆都为我让开道路，经过的所有十字路口都是一路绿灯。等我拐下主路，就沿着一条直线在田野中穿行，径直开往我给自己找好的那座房子。

我又一次把封闭窗户的木板撬掉几块，从同样一扇窗户里爬进去。我又说了一声：“你好，房屋。”房子再一次回答了我。我脱下衣服，沐浴在四月柔和的夜色里，就是你最喜欢的四月。第一场干热的南风已经吹起来，和冬末最后的寒冷混在一起，犹如“钢琴上颤动的琴键”，正是你说的“又热又冷”的感觉。我光溜溜地躺在宿营床垫上，把睡袋卷起来当枕头。我感到整个屋子包着我的身体，在它里面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的身体里还逐渐弥漫起另外一种感觉，当这种感觉悄悄进入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在期待蒂扎尔的到来。我知道她会来的，也意识到我的生活将翻开新的一页，既不同又相似，既老套又新鲜。

第七章

1

驯鸽师米里亚姆在鸽舍的墙壁上贴了两张布告。第一张的标题是：

优秀驯鸽师必备素质

下面是具体内容：

1．驯鸽师须稳重，动作鲁莽会让信鸽受到惊吓。

2．驯鸽师须忠诚负责，各项工作准时有序。

3．驯鸽师须善良，对每一只鸽子都小心呵护。

4．驯鸽师须耐心，对工作全心全意。

5．驯鸽师须干净利索，注重卫生。

6．驯鸽师须意志坚定，培养信鸽良好的纪律性。

7．驯鸽师须敏于观察，对每一只鸽子的性格和状况了然于心。

8．驯鸽师须任劳任怨，鸽舍中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9．驯鸽师须体谅他人。

10．驯鸽师须善于学习，掌握与鸽子相关的所有知识，包括：个性、饮食习惯、飞行练习以及养育技巧。此外，学会写作言简意赅的鸽信也是驯鸽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张布告的标题是：

鸽舍工作时间表

下面是具体内容：

1．早晨进入鸽舍，对鸽群和鸽舍进行全面检查。

2．第一次飞行训练。

3．刮擦地板，过筛，重新铺上干净的沙子，将粪便埋入大坑。

4．清理食槽和饮水器，更换饮用水及洗澡用水。

5．鸽群回舍——准备第一顿小食。

6．更新鸽舍日志。

7．依次仔细检查每一只鸽子。

8．特殊任务：信鸽分级、杂交育种、食物检测、长距离放飞。

9．傍晚飞行训练。

10．晚餐。

11．一般性巡查。

12．熄灯。

“这两张布告你都得背下来。”米里亚姆教导宝宝。她还告诉他自己小时候给劳弗医生帮忙，他也是这么教自己的。她还说，驯鸽师必备素质中的前九条对普通人来说也很重要，不管他养不养鸽子，但是第十条只针对驯鸽师。

“我不知道怎么像你一样对鸽子吹口哨，”宝宝说，“我想让你教教我，怎么用手指来吹口哨。”

“这个不着急，”米里亚姆说，“以后有时间学。”

几天后他看到她将彩色丝带系在三只鸽子的腿上。她从帕尔马赫突击队的营地中叫来一名队员，给他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又告诉他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她把鸽子放进一个柳条筐，盖上盖子，把筐子牢牢地绑在自行车上，并且骑车经过牛奶棚和田地。宝宝跟在后面跑了一路，但是米里亚姆离开了基布兹的院子，头也没回。

他只好回到鸽舍，看到那个帕尔马赫突击队员还站在那儿。“你靠活门太近了，”他对他说，“鸽子会吓得不敢进去的。”

帕尔马赫突击队员说：“闭嘴，小子。”

宝宝不说话，走到一边去。他眼望上天，等待着。大概半个小时以后，他对帕尔马赫突击队员说：“他们来了，他们飞回来了！”

“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帕尔马赫突击队员惊异地问道。

“那儿，这儿。你没看见他们吗？他们越来越近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举起旗子吹口哨哇。”

那个帕尔马赫突击队员被宝宝这种积极的劲头和敏锐的观察力给弄糊涂了，慌手慌脚地举错了旗子。三只鸽子吓得不知所措，又飞到了鸽舍上空，不敢下来。

“是蓝色旗子，”宝宝冲他大喊，然后他又对鸽子喊道，“来吧，来吧，来吃饭吧。”

鸽子都降落了。帕尔马赫突击队员又糊涂了，他没有把种子撒在活门的另外一边，而是撒在了起降台上。鸽子们吃了一点，然后又飞开了。

米里亚姆骑车回来了，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帕尔马赫突击队员赶紧说：“他们都飞回来了！”然后把笔记本递给她。米里亚姆看了看本子，说：“你一个字也没写！”宝宝实在憋不住了，大声喊道：“第一只飞回来的是蓝色的！”还有，“他把食物撒在外边了。”

米里亚姆大发脾气：“鸽子一定得明白他们必须要飞到鸽舍里面才算回来，否则你就没办法把他们腿上的信管取下来。现在我得一切重新来过。”

第二天，她考察了宝宝，看他能不能清楚地把她规定的表格填好，还告诉他以后要由他来负责迎接返家的鸽子。

“这很重要，”她告诉他，“鸽子仅仅能回家是不够的，所有的普通野鸽子也都知道这个。我们还得记录他们要多长时间回家，以及回来以后做什么。是在门口闲逛呢，还是直接通过活门进入鸽舍？”

又过了几天，宝宝问她：“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让我跟你一起出去？”米里亚姆回答说，驯鸽技术每次只能学一样，现在他已经学会了迎接鸽子和清洁食槽，可以学习制作鸽食了。

“你还得学习好多东西呢，然后才能练习自己放飞鸽子。”说着，她把笔记本和铅笔放在他手上。

他记得很仔细：豌豆、小扁豆和野豌豆可以提供蛋白质，高粱、大米、玉米和小麦——碳水化合物，亚麻籽、芝麻和葵花籽——脂肪。米里亚姆教给他混合这些种子的窍门；她告诉他预先闻闻味道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判断种子是否发霉了；她还说用锤子敲碎一两颗很重要，因为如果种子足够干燥，就会碎掉，如果受潮，就会变成糊糊。

她还仔细给他解释：饥饿的鸽子往往更加专注，更有效率，飞起来就更轻巧更有活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早上只给鸽子喂一顿小食，到傍晚的飞行训练结束之后才能喂正餐。而且还得记住：鸽子喜欢饭后马上喝水。

她还打开一个装着混合矿物的小罐子，她说这些矿物质叫“沙砾”，只见里面有一些玄武岩碎屑，可以帮助鸽子磨碎那些坚硬的种子；一些氧化铁粉末，可以让鸽子的血液更干净；还有煤屑，能清洁鸽子的消化系统；磨碎的贝壳和石灰石，可以让鸽子骨骼强健，蛋壳坚硬，“就跟基布兹的养鸡场里给那些下蛋的母鸡喂的一样”。她还告诉他：“跟普通鸽子相比，信鸽需要更加强壮的骨骼，更强壮还得更轻巧。”

“而且，”她说，“这些混合矿物质里面含有盐分，所以鸽子长途飞行前你绝对不能喂给他们。”

“这样他们路上才不会口渴。”宝宝说。

“回答得很好。如果鸽子口渴了会怎么样？”

“会死在路上的。”

“不是，”米里亚姆大笑起来，“她会降落，喝水。这样一来最好的结果是路上耽搁一会儿，最坏的结果就是会被人捉住吃掉。”

宝宝鼓起勇气又问了个问题，就是她偶尔喂给那些返家的鸽子吃的小而光滑的黑色种子是什么。她回答说那是大麻籽，鸽子喜欢到发狂，每顿饭里会给他们添加一点，偶尔会多给一点点，作为奖励。

“一周两次，”她说，“我们让他们从我们手上吃食。”她说这样做虽然很花时间，但是特别愉快，也很有用，可以近距离观察鸽子，还能增加他们的亲近感，让他们和驯鸽师更容易相处。动物害怕人类的眼睛，害怕人体发出的气味，以及人类手指的灵巧。要想让动物克服这些恐惧，最好的办法是教它们从人类的手上吃东西。这样它们就会慢慢习惯人类，敢靠近他们，最后成为忠实的朋友。

“鸽子不像狗或者马，没那么聪明、敏感，也没那么复杂，”她说，“尽管人们对鸽子有很多传说，他们看起来也很可爱，但实际上他们不那么容易驯服。不过即便如此，她也懂得忠诚和友谊。你不用把这些都写在本子上，有些东西听听记住就够了。”

2

“你真是太棒了，”几天以后她就夸奖了他，“有一天你会成为真正的杜杰克。”

“杜杰克是什么？”宝宝着急地问。

“等到你成为一名杜杰克，就知道了。”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一起去‘发出’鸽子呢？”

“这不叫‘发出’！叫放飞！学习放飞之前，你还得学习一个重要的本领：怎样抓住鸽子，并且把她捧在手里。”

不要在半空中抓她，她教他说，也绝不能在鸽舍外面抓，只有在鸽子降落而且进入鸽舍以后才可以抓。两只手靠近鸽子的时候要让她看见，绝对不能偷偷摸摸的，动作太快太慢都不行，也不能犹豫。一般都是从上面向下抓，这样她如果飞起来也可以抓住她。最后要学的就是抓鸽子的手形：手掌捧着翅膀，手指向下把脚抓住。“轻柔，所有的动作都必须轻柔。他们的身体构造不像我们的那么简单，他们的比较精巧复杂，这样才适合飞行。”

“而且绝对不要盯着他们的眼睛！”她说，还告诫他，对动物来说，目光接触是一种挑衅性的动作，“鸽子的目光是往边上看的，而我们的目光是向前看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们的目光是猎食动物或者猛禽的目光。”

宝宝的双手慢慢靠向一只鸽子，逐渐放低，接近她，然后抓住了她，感到她的小心脏在快速跳动，他自己的心脏也跟着怦怦直跳。“不要抓得太紧。”听米里亚姆这么一说，他紧张起来。“很好。”她又说，这下他马上感到一种愉悦传遍了全身。“现在再抓另外一只感觉一下——每只鸽子都很不一样。”她指点着他，他就跟着练习和学习，对鸽子们越来越熟悉。他的动作更加小心、温柔，同时也越来越自信。

几天以后，米里亚姆让他找一辆自行车来，这样他就可以跟她一起去远处放飞鸽子。他个子矮，还从来没有骑过那种男式自行车，所以他去找伯母，想借她的女式自行车。

他伯母有点犹豫。“这辆自行车是归养牛场所有的。”她说。

“求你了，妈妈，求你了。”宝宝说。听到他叫她“妈妈”，又看到他本来充满希望的脸上掠过的一丝痛苦，她就同意了。不过有一个条件：他不能骑太久，而且出发前一定要跟“鸽舍那位年轻姑娘”练习一下才行。

他试着骑上去，摔倒，再试再摔，终于掌握了平衡。虽然有青肿和擦伤，但他还是一路冲到鸽舍。米里亚姆很贴心，并没有多问他什么，只是让他快用肥皂和清水冲洗一下伤口。然后她把兽医用的药膏涂在他的伤口上，并告诉他今天要带的是哪三只鸽子。

他们先在一条和公路平行的土路上骑，她骑得毫不费力，他就要大口喘气，使出全身的力量，才能踩动踏板。不过同时他也忘了自己的伤口，忘了恐惧。他爱听轮胎轻柔的吱嘎声，一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心中就一阵激动。他们骑到一根电线杆旁边，拐上一条柏树成行的小路，朝田野骑过去。柏树的阴影让他们眼前一会儿亮一会儿暗，金合欢树都开花了，把他们的鼻头都映成黄色，一阵阵香味钻进鼻孔，很舒服。

又骑了几英里，他们来到水泵房附近。米里亚姆停下来，把车子靠在一颗柏树的树干上，从筐子里拿出一只脚上系着红丝带的鸽子。

“拿上笔记本和铅笔，”她说，“这样你就可以记下丝带的颜色和放飞的日期、时间、地点，每一项都写在相应的空格里。”

他用圆圆的儿童体仔细地写着，很自豪，也很急切。

“首先，记下她丝带上的数字和字母。很好。在地点那一栏里写下水泵房，在天气那一栏写下晴朗，温度24℃，轻柔东风，时间那一项写13:45，就是差一刻两点。都写下来了吗？明白都是什么意思吗？现在你仔细看我的动作。”

他仔细地看着，只见她将鸽子向前向上放了出去，此时她身体绷紧，虽然穿着灰色的工作服，也能看出她突然挺起胸来，唇间不知不觉浮起一抹微笑。她放飞的动作那么流畅，鸽子看上去就像是从她身体上分离出的一抹笑容，随即又飞上高空。这一幕景象是那么可爱那么动人，宝宝不由得激动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因此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米里亚姆又用同样的办法放飞了一只扎着黄丝带的鸽子，宝宝有点着急了：她还会让他放飞第三只鸽子吗？也许三只鸽子都由她自己放飞？他把第三只鸽子的放飞信息填好，抬眼看着她，米里亚姆说：“这只轮到你放了。”

他捧着鸽子，虽然记得不能盯着鸽子的眼睛看，却还是像一只鹰一样盯着鸽子的眼睛看了一眼。

“好好想想你在做什么，”米里亚姆对他说，“这是你放飞的第一只鸽子，千万别忘了。不要只是把她撒出去，也不能把她扔出去。要想着你正在把她送上天堂。要轻柔。”

才刚刚张开两手，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就已经感到自己的动作不像她的那么流畅。但是鸽子已经展开翅膀，他注视着她飞起来，恨不得也跟着她一起飞上天。她的翅膀拍打着，先是变成一种蓝灰色，然后——在辽阔晴朗的天空中——变成黑色而且收缩成一点。九年以后，在一座修道院被打烂的园艺工具棚里，宝宝流着血，全身几乎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腹部被子弹撕开，到处都是刺出来的断骨，他就这样躺着，眼睛注视着头顶上方一只高飞的鸽子，一只倾注了他最后希望的鸽子。九年后这一幕将是他的双眼最后看到的场景，此时此刻他当然不会知道这一点，而只是同样专注地看着同样高飞的鸽子。

“你做得非常好。”米里亚姆说。她用一只凉冰冰的手摸了摸他的头，先是轻轻地转着圈摩挲他的头顶，然后用两根手指一路滑到他脖子一侧，又到了他的背上，他觉得很舒服。

3

几个星期过去了，米里亚姆让宝宝问问他伯母，可不可以让送牛奶的卡车司机捎上他和几只鸽子到更远的地方去放飞。第一只在加利利湖那边放飞，另外两只分别到阿弗拉和海法那边。然后她对他说，她知道他的伯父偶尔要到特拉维夫去参加基布兹运动会议，所以想让他问问伯父能不能带三只鸽子，好让他们从特拉维夫放飞。

“我怎么带呢？”伯父问。

“有专门装鸽子的筐子，”宝宝回答，“是用柳条编的，有盖子，还有提手。”

“要是他们在路上叽叽喳喳吵起来，或者闹成一团怎么办？”

米里亚姆不死心，她和宝宝一起去找伯父，说：“鸽子不会打架，他们有一点点吵，但是不会惹什么麻烦。筐子里面都塞着报纸呢。”

“我在哪里放掉他们呢？”伯父咕哝着，“什么地方都行吗？还是在大街正中间？我只要站在那儿把筐子打开就行吗？”

“你还记得劳弗医生吗？他救了你妻子的那头生病的牛犊，记得吗？我想你肯定愿意帮他这个忙来表示感谢吧。把鸽子交给他就可以了。你会在我们的中央鸽棚找到他的，就在动物园，”米里亚姆说，“他会放飞他们，他也会把表格填好，说不定他还会给你几只他那边的鸽子，好让我们帮他从这边放飞呢。这很重要。我们从远处放飞鸽子的机会并不多。”

伯父看起来有些不安，他的身体明显表现出了拒绝的意思。但是宝宝觉得“中央鸽棚”这个词很神奇，很重要，就像指的是宫殿和寺院一样。他对伯父喊道：“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会照管装鸽子的柳条筐，看着那些鸽子。你只要把我带到动物园里的中央鸽棚就行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米里亚姆俯身对他说，“我相信你。”

“然后呢？”伯父说，还是有自己的顾虑，“你要一直跟着我吗？跟我去开会吗？”

“你可以让他待在动物园，”米里亚姆说，“劳弗医生会找事情给他做的。中央鸽棚很大，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凌晨三点钟，伯父把宝宝叫醒，带着他到了送牛奶的卡车那里。宝宝的眼睛还没睁开呢，但是手上一直紧紧抓着柳条筐的提手。卡车旅行让他睡得更沉了，不过他偶尔还是会清醒一会。每次他睁开眼睛，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结果这段旅行就像是做了一个又一个梦。到了海法以后，他和伯父还要去中央汽车站。伯父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三明治，还从一个阿拉伯摊贩那里买了一杯酸味饮料给他。等到他们乘坐的大巴离开车站，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开去，伯父就告诉他光看窗外的风景还不够，还要深深地吸气，仔细地闻一闻，因为嗅觉是最好的记忆。

大巴中间停了好多站，有人上车有人下车。窗外的大海一开始很近，颜色是蓝的，还有咸咸的味道，然后就越来越远，海水也越来越绿。大海的味道也不一样了，先是淡下去，后来又浓烈起来，后来就变成了果园的味道。鸽子在筐里很安静，宝宝也忍不住又睡着了，直到伯父把他推醒。伯父让他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周围：“我们到了，这是你第一次来特拉维夫。看，这就是中央汽车站。”

宝宝一下子就记住了。“怎么这里有个中央鸽棚，还有个中央汽车站啊？”他问。

伯父听到这话便大声笑起来。“以色列定居组织[1]还有个中央委员会、农业用品部在这里，还有个中央百货商店呢。特拉维夫就是这样啊。”

两人从中央车站开始，沿着一条到处都是脚手架的湿漉漉的街道步行，然后上了另外一辆大巴。伯父还是让他到处看看，并且指着外面的商店、汽车还有戴着巴拿马帽的人——都是你在城里能看到但是基布兹没有的——给他看，但是宝宝脑子里只惦记着一件事。他们到了动物园附近，能听到动物的叫声，还能闻到动物的味道，这时宝宝对伯父说，现在他必须要放飞鸽子了。

“可是米里亚姆说劳弗医生会放飞他们的。”伯父说。

“她相信我能行，”宝宝说，“要不我就不会一路跑到这里来。你看着吧，爸爸。鸽子都会安全返回的，而且，米里亚姆肯定会夸奖我做得好。”

他给鸽子喂了一点种子——就一点点，不会让他们增加重量，但是也足以让他们撑到回家吃东西——然后他舀了一些清水到一个小碗里让他们喝。他把要填写的表格递给伯父。“这里，写上日期，”宝宝教给伯父怎么写，又接着说，“放飞地点：特拉维夫动物园门口。”伯父还记下了时间和天气情况：炎热潮湿，无风晴朗。米里亚姆已经提前把鸽子丝带上的号码填好了。

宝宝把这些信息分别抄在随身带着的纸片上，把纸片塞进信管里，然后绑在三只鸽子的腿上。他把双手举到空中，一只只地放飞鸽子，先是一只浅色的，几分钟后，又放了两只蓝灰色的。伯父一直看着宝宝，他的嘴唇上洋溢着笑意，但是内心——将来他也还会记得这一刻的感觉——却收紧了。他是一位善良慈爱的伯父，绝对不会忘掉这一刻。而且，九年以后，当人们因为他侄子的阵亡来安慰他的时候，他还会满眼泪水地跟大家一遍遍回忆此时此刻看到的一切。至于宝宝，他只是觉得很遗憾，因为米里亚姆没能亲眼看到他的动作是多么流畅，多么正确。然后他对伯父说：“现在咱们到动物园里去找那个中央鸽棚吧。”

没想到劳弗医生已经从入口那边走出来了，他是个高个子，长鼻梁、红头发、满脸雀斑。他穿着胶靴，看起来略有些驼背，两只胳膊像翅膀一样呼扇着。还有一个非常胖的人跟在他身后，这人戴着一顶有护目镜的帽子。

“他来了，”宝宝小声说，“那就是劳弗医生，是他在我们基布兹造了那座鸽舍。”

“哎呀，看看谁来了！”兽医叫了一声，“是米里亚姆派来找我们的小伙子，还有他的伯父。就是没见着鸽子。”

宝宝有些沮丧，低着头没说话。

“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的，”劳弗医生引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接着又背了一句比亚利克的诗，“还有鸽子与男孩，依然在敲门！”然后他说，“你自己把鸽子放飞了，是不是？我们刚刚看到他们飞上了天。”

“我还把所有的表格都填好了。”宝宝很自豪，把记录递给他看。

劳弗医生仔细地看了看那张纸片。“非常好。不过我们本来希望增加一点给米里亚姆的消息，但是现在鸽子已经飞走，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她没跟我说呀。”宝宝不安地说。

“你，伯父——同志，”兽医说，“现在继续办你的事去吧，我们会让他在这里等着你回来，还有好多事情要他做呢。”

伯父走了，劳弗医生对那个胖子说：“现在你认得这个好孩子了吧，他是我们的客人，不管他什么时候来，请直接让他进去。”他又对宝宝说：“来吧！”

动物园慢慢呈现在宝宝眼前，一眼看上去就像一个梦幻乐园。靠近入口的地方有几只巨型乌龟，就算——或许是因为——它们巨大的体型摆在那里，人们也很难相信真有这样的龟存在。过了龟栏是一群猴子，看到它们宝宝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总是在他噩梦中出现的动物原来就是猴子，现在他好像突然醒了，终于可以将它们忘掉了。还有几只笼子里面关着些小型动物——看起来凶狠狡猾，他不止一次见过长得跟它们很像的动物，就在基布兹附近约旦河岸上密布的芦苇丛中——还有一方池塘，里面有鹈鹕和各种鸭子，他也都在约旦河谷见过。不过，除了这些之外，这里还有一头黑熊，一只雄狮和两只雌狮。很多年以后，我妈妈也带我来过这个动物园，这几只狮子是不是就是我看到的塔玛、多丽和英雄呢，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开心。还有一只花豹——了不起的花豹泰迪——是在加利利湖那边抓住的。“雅尔，你能相信吗？以色列竟然就有花豹，就在萨费德附近找到的……”

但是宝宝最想做的事就是到中央鸽棚去，因为那可是他心里想象了无数次的地方啊。在他的想象中，中央鸽棚看起来一定像一座巨大的大理石宫殿，跟伯父给他讲的童话故事中的宫殿一样，跟他在那本法语图画册上看到的一样。里面一定有几百只毛色闪亮的蓝色和白色鸽子，它们一定从大理石食槽中啄食金色谷粒，从象牙水盆中饮水，在乌木床上睡觉，头下枕着最好的亚麻做的绣花枕头。

但是，当他们来到中央鸽棚，他发现这座鸽棚实在是非常普通，也有窗户、防护栏、起降台和活门，也有鸽粪，只不过看上去比基布兹的那座鸽舍要大许多。而且，这座鸽舍有一些分开的小巢箱，养着来自其他鸽舍的鸽子。这里还有一些下蛋隔间，因为劳弗医生告诉他：“在中央鸽棚，我们还负责孵蛋，并培育幼鸽，然后将他们分送到全国各地的新鸽舍中。”

宝宝还发现中央鸽棚的墙上也贴着两份布告，内容跟他自己鸽舍里的一样——《优秀驯鸽师必备素质》和《鸽舍工作时间表》——然后，中央鸽棚里走出一位姑娘，她有一头金色鬈发，神情严肃，比宝宝大半岁，也比他高半个头。

劳弗医生给他们两人做了介绍。“你是为我们工作的最年轻的男驯鸽师，”他对宝宝说，“而她就是最年轻的女驯鸽师。她对我们鸽棚的工作非常熟悉，她会告诉你该干哪些活儿的。”

宝宝瞥了她一眼，感觉很想在这里多待好多天，这样女孩每天都可以告诉他该做些什么。他甚至已经想象着自己离开了，然后又回到她身边，不仅仅是今天在这座鸽棚，而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了给她留个好印象，他说：“他们让我一路从约旦河谷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从这里放飞几只鸽子。”

“你不应该说这些——这是秘密。”女孩说。

宝宝有点糊涂。“我以为他们让我告诉你呢。”

“那是哈加纳组织的一座秘密鸽舍，”女孩说，“你不准跟任何人说的。”

“那你刚才为什么告诉我呢？”

俩人都脸红了。“不用再争了，”劳弗医生说，“我们自己人之间可以说，只是不能告诉陌生人。”

宝宝等了一下，问：“你什么时候带他们出去进行第一次飞行训练？”

女孩说：“刚出太阳的时候。我必须很早就得起床，才能按时放飞它们，然后我直接从这里去上学。”

宝宝说：“我日出之前就得起床去干活，因为我们学校和基布兹离得比较远。你让他们在外面飞多长时间？”

“看情况吧，”女孩说，“年龄大些的鸽子飞得远一点，年龄小的就比较容易受惊吓。”

“他们同意你抓鸽子，并且把鸽子捧在手里吗？”

“当然，早就同意了。我甚至还能用筐子把鸽子带到远处单独放飞。两天前是从驯马围场放飞的，有时候也从雅孔河那里放飞。”

“他们也让我抓鸽子和放飞，”宝宝夸口说，“今天我从基布兹赶到这里，刚刚放飞了鸽子。不过我有时候会忍不住盯着他们的眼睛看。”

“你们基布兹负责驯鸽的人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驯鸽师是个女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说这些，说不定这也是个秘密。”

“我可以问劳弗医生啊，”女孩说，“全国所有的驯鸽师，所有的鸽子，都是从这里出去的。”

“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宝宝问。

“你会干什么？”

“什么都会，就是不会用手指吹口哨。”

她一听就大笑起来，然后又变得严肃：“我不能让你碰我们的鸽子，因为你们的鸽舍可能不干净，而且你还可能携带病菌，但是你可以打扫卫生。”

“那你准备做什么呢？”

“我要给刚刚‘断奶’的那些小鸽子喂食。”

宝宝不得不承认，米里亚姆还没那么信任他，所以没有交给他这么精细的工作。女孩带着满脸胜利的神情，走近旁边的一个巢箱，只见那里养着几只稍微成熟一点的幼鸽，驯鸽师觉得他们不需要再吃父母嗉子里吐出来的“鸽奶”了。

宝宝清理了食槽，他的目光透过窗户上的防护栏一直落在女孩身上。她混合了一些种子，这些种子已经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都变软了。她又在里面撒了一丁点贝壳粉和磨碎的矿物，然后坐下来，把一只幼鸽放在大腿上。她用左手张开幼鸽的喙，然后用一把很小很窄的勺子将几粒种子塞进去。她这样重复了几次，等到幼鸽的嗉子鼓起来后，就在勺子里加了一点儿水，灌到幼鸽的喙中。

“这并不复杂，”劳弗医生站在宝宝的背后说，“但是这种工作一定要由这里的专职驯鸽师来做，访客可不行。不过别担心——你们的鸽舍也会有小鸽子的，你很快就要学习怎样饲喂他们。”

4

天还没黑的时候，伯父回到了动物园，他站在外面瞥到宝宝正和一个高个儿鬈发女孩一起工作，心里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脑子里涌起一大堆词汇，也没什么顺序或规则，突然它们就自顾自地形成了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在他的脑海里回响不止：将来这俩孩子会堕入情网。转来转去都还是这个句子。

他叫了宝宝一声，宝宝转头看着他，满脸放光，特别开心。为了不惊到鸽子，他小声说：“再等一下下，爸爸，我马上就干完了。”

伯父问劳弗医生这位小客人没有给鸽棚添乱吧，兽医回答：“恰恰相反！他帮我们干活，真是特别能干。你有空就让他来待上几天，我们非常欢迎。我们这里的女士有时也得有个助手，他再合适不过，而且工作热情很高。”

伯父说：“我们不希望强迫他什么。”然后又说：“他有地方睡觉吗？”宝宝马上回答说：“我会很好的。”劳弗医生又说：“猴子笼里还有一点空。”然后他放声大笑，发出喉音很重的笑声：“吼吼吼吼！”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女孩突然对宝宝咬起了耳朵：“是德裔犹太人的笑声，这下你知道了吧。”

她说话时嘴里的温暖气息在他耳边蹭来蹭去。不要停，就一直在我耳边说吧，他在心里请求她：继续！女孩又悄声说道：“我爸爸也是这么笑的。德裔犹太人要告诉大家他们刚刚说了什么好玩的事时，都会这样笑起来。”

“非常感谢。”伯父说。而宝宝——因为靠女孩太近，他此时还有些眩晕呢——则暗自祈祷，劳弗医生还有女孩，你们千万要邀请我下次再来啊。但是她却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什么都没说。她的眉头微微红了，这抹红色蔓延向下，一直延伸到她的双颊。宝宝注意到面前的她同时呈现出几种色彩，觉得真是漂亮极了——粉红、蓝色还有金色：就是她的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

“你们离开以前，我还有一件小事需要安排一下。”劳弗医生说。

他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点什么，然后把纸片卷起来，插进一个细窄的硬纸筒中，对宝宝说：“请把你的手伸出来。”

宝宝伸出胳膊，兽医就用一根细布带把那个纸筒绑在他胖乎乎的手上，边绑还边对他唱一首古老的歌谣：“放飞一只鸽子信使／假若她沉默无言／还有翅膀负载小小的信息，犹如一个护身符／紧紧地，绑在你的胳膊上。”

“有没有太紧？”他问。

“不紧。”

“稍微动一下你的手看看。很好。现在把胳膊伸直，再弯曲。”

宝宝按照兽医说的做了，他又说：“很好。现在你可以飞了。吼吼吼吼！你到了鸽舍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我要把这个给米里亚姆。”

“不要给她！就让信管绑在手上，像这样，”兽医说着便伸出他的两条长胳膊，“然后直接走进鸽舍，不过别太快，明白吗？不要吓着其他的鸽子。”

“然后怎么做呢？”

“就跟每次鸽子返回鸽舍一样啊：米里亚姆会把信管取下来，然后给你点好吃的。”劳弗医生说。然后他又转向伯父，问他能否把几只特拉维夫的信鸽捎到基布兹去，这样米里亚姆就可以从那边把鸽子放飞回到动物园。

“我会放飞他们的！”宝宝大声说。

这一次伯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此劳弗医生将三只鸽子放在宝宝带来的那个柳条筐里，还有一袋信管、丝带、绑带和表格什么的，都是带给米里亚姆的。

太阳落山了。动物园里一片嘈杂。宝宝知道，这些就是米里亚姆以前给他讲过的动物发出的尖叫声、咆哮声和狺吠声。女孩一直送他们到动物园门口，对他笑笑说：“一天中我最喜欢这个时刻。”

宝宝和伯父与她告别之后便向中央汽车站走去。“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伯父对宝宝说。

宝宝则暗自担心，刚才与她告别的时候，自己是否表现正常，而且她是否明白自己希望再次见到她。然后伯父说：“你知道你能做什么吗？劳弗医生不是给了我们三只鸽子从基布兹放飞嘛，你就给她写点什么，然后让鸽子帮你传信给她。女人都喜欢收到来信，如果能收到鸽子传递来的信件，那肯定特别棒。”

5

米里亚姆结束了清早的第一次飞行训练，鸽子都飞回来了，米里亚姆正在鸽舍中给他们喂食。这时，宝宝来了，他挥动双手，双脚带起一片尘土。

她微微一笑，好像已经很熟悉这个游戏一样。她给他一把瓜子仁，然后热情地从背后抱住他，说：“这是给我的，对不对？”边说边把那个纸管从他手上解下来。

“鸽子都回来了吗？”宝宝问。

“两只蓝色的回来了，”米里亚姆说，“年轻一点的那只蓝鸽用了一个半小时，非常不错。另外那只用了一个小时四十二分钟。”

“那只浅色的鸽子花了多长时间？”

“她还没回来呢。”

宝宝十分沮丧，也很羞愧。也许他不应该最先放飞浅色的那只，应该最后放飞就好了。

“你放飞他们时做得非常好，”米里亚姆说，“或许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她就会出现。”

但是宝宝还是很不安，他的眼前老是出现可怕的景象：尖利的鹰爪、嗖嗖的子弹，还有纷飞的羽毛。他又跟米里亚姆说了他的担忧，她说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一只已经久经沙场的退役信鸽身上，那的确是很遗憾，但是浅色的鸽子还很年轻，如果她第一次长途飞行就没有顺利返回的话，就说明她不能成为一只训练有素的信鸽，因此她没回来说不定是好事呢。

然后伯父也来了，把劳弗医生委托他的三只鸽子送来了。米里亚姆把他们从柳条筐里转移到一个专门的大盒子里，并给他们喂了种子和水，然后说：“他们也经历了长途旅行，先休息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就放飞他们。”

第二天一早，宝宝把放飞信息都准确填写在相应的表格里。他给了米里亚姆一份留底，另外的表格则塞到几只鸽子的信管里。然后他和米里亚姆又分别写了一点东西放在各自的羽毛管里。米里亚姆是写给劳弗医生的，宝宝则写给女孩：“我希望你能接受一只我的鸽子，而我能得到一只你的。”

注释

1　以色列定居组织：指犹太人定居点计划。犹太人定居点在以色列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以色列建立以前，犹太人就开始迁回巴勒斯坦居住，建立定居点。1882年至1923年，先后有四批大规模犹太人移民到达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定居点越来越多，1909年第一个现代化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建立。现在所谈的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主要是指以色列在其公认边界以外，尤其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占领的包括约旦河两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大片阿拉伯土地上修建定居点的行为。国际社会认为这些政策和行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冲突。

第八章

1

清晨六点，我被一阵很大的噪声吵醒了。一辆旧铲车正绕着房子转圈，后面还拖着一台除草机。除草机轰轰响着，一会儿抬升，一会儿下降，一圈圈地除掉所有的荆棘和野草。我走出门去，只见铲车操作员关掉引擎，摘下护耳。

“你是房主？”他问。

“还不是，你是谁？”

“我？他们雇我来把这一带的草都除掉。”

“谁雇你来的？”

“你的承包商啊，”那个人咯咯笑着说，“你的承包商是个女的，你知道吗？”

我告诉他自己的确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他回去继续工作，我就跟在他后面，好像一只鹳鸟跟着农夫一样。我低头看着潮湿的土地，发现蜥蜴、小昆虫和百足虫之类的小动物慌慌张张地逃离它们被毁坏的家。还有大个儿的石龙子突然跳出来，旁边跟着两条受惊的小蛇，还有蝎子，吓得尾巴上的刺都翘起来，准备攻击。我还看到各种不知多少年前的老古董，也都被割草机翻出来，证明这里也曾有过往日的生活：一把断掉的菜刀，缺了一条腿的娃娃，两只褪了色的鞋子——左脚的是棕色工作靴，右脚的是白色婴儿鞋。

铲车操作员割完了草，点了一根烟，站在院子里不动。

“你在等什么呢？”我问他。

“等工钱呢，她说她马上就到。”

就这样，一位不知姓名的铲车操作员通知我，我马上就要再见到我年轻时的恋人。我想着要不要到“巨兽”那里把刮胡刀和洗漱用具拿来，但是已然来不及了：一辆白色的小皮卡已经停下来，车上印着绿色的迈沙勒姆父女有限公司的标识。清晨的太阳还不太高，阳光勾勒出车上两个人的剪影。父亲迈沙勒姆·弗莱德从驾驶座上下了车，女儿则从后排座位上下来，迈沙勒姆让她走到自己前头。蒂扎尔跟我一样，个子比较矮，但是她的腿长，肩背挺直。她走路的姿态很迷人，这一点我知道，她知道，她的爸爸也知道。

我用一只手搭凉棚，看了她一眼，只看到低矮的太阳下一个轮廓清晰的影子。看到她的脸以后，我应该怎么办？我叫她什么？蒂莱勒还是蒂扎尔？我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你好，你过得好吗？”

蒂莱勒，蒂扎尔——我很久以前的恋人和不久之后的爱人——往前走了几步以后就站住了。我知道她的脸背光，所以蒙着一层阴影，五官也看不清楚；而我的脸刚好被阳光照亮，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早上好。”她说。

“早上好。”我说，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这么简单的开场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们又见面了，伊莱勒，我就知道咱们迟早还会再见的。”

我走向她，身体歪到一侧看她，一下子就看清了她的脸。她就在眼前。她的嘴唇看起来薄了一点点，头发中冒出几根白发。她的眼睛还是黄绿色的，眼角出现了两三道细细的鱼尾纹：哪一道是岁月刻蚀的？哪一道又是大笑塑造的？

迈沙勒姆走开了，周围已经除好了草，他四下里转转看看。蒂扎尔伸出双手，我马上握住了它们。我们两人靠近一些，亲吻彼此的两颊。跟所有已经成为前任的人一样，我们亲吻对方的时候嘴唇都没有出声，只是将自己的双唇在彼此靠近嘴角的地方停留得久一些而已。

“你来了我真高兴。”我说。

“我也是，”说着，她微微一笑，“祝贺你找到了这样的房子，更祝贺你做了决定。带我到房子里看看吧，告诉我你想怎么改造它。”

“我很遗憾。”我说，感到有点尴尬。

“为什么？这个地方很好啊。”

“不是为房子，而是为我们两个，为我们过去的时光。”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想命运本来就是这么安排的。”她又对她爸爸喊道：“迈沙勒姆，别跟那个人厮混了，把钱给他就行了。”

迈沙勒姆付了铲车操作员的钱，但是那个人还是站在院子里不肯走，等着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蒂扎尔和我走进房子。“你带我看看，”她说，“告诉我你这个房子好在哪里。”

“是我，”我突然回答，自己也被这个回答吓了一跳，“这个房子好在有我。”原来这就是我对房子的判断。

蒂扎尔大笑起来。我还记得这种笑声，因为时隔久远变得干巴巴的，但此时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它从我的记忆里伸展开来，与现在的笑声愉快地呼应。空气骚动起来，充满了希望。她看着窗外，说：“你这里的风景真是棒极了。”然后她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问我：“所以你想要做些什么呢？是加以改造还是干脆原地重建？”

“加以改造。”

“很好。”

“但是你爸爸已经把我吓着了，他说这个房子会塌掉，所以需要把房子推倒，新造一栋。”

她笑了：“他只是这么说说，还是已经做了全面检查？他拔出水龙头了吗？咚咚地敲过东西吗？贴着墙壁听了吗？解释过他听到的东西吗？”

“是的，”我开心地说，“他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该拔的拔，该敲的敲，也听了墙壁。”

“迈沙勒姆就爱引人注意。他喜欢在原来的基础上搞出新东西。这座房子是谁的？”

“村里的。”

“所以啊，首先你先把它买下来，这里的位置相当好。”

“你爸爸也这么说的。”

她把脸转向我，靠近：“他当然会这么说。他想再把我们两个拽到一起，他肯定也给你这么说过了吧，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他是说过了。”

“他这一点绝对不会改变：迈沙勒姆啊，他永远心口如一。”

蒂扎尔并没有从墙里面拽出什么管子，也没有在屋子里东敲西敲。但是她轻轻敲了敲我的头，有点开玩笑的样子，用指尖敲的。她似乎真的在我的脑袋里开出了沟，过去的人和事一下子都浮现出来。

“我们长得还是那么像，”她说，“我们变老的方式也一样。头发还是那么浓密，都有白头发冒出来，嘴边的笑纹都不对称。不过我最深的那道笑纹在右边，而你的在左边。”

她又拍拍我的肚子：“我也没有这道救生圈。来捶我一下，看看我的腹部多么紧实。”

我没有捶她。而是张开手掌按了按她的肚子。

“你这样戳戳摸摸算怎么回事？”她的眼睛都在笑，“打我一下。”

我握起拳头轻轻打了她的腹部一下。

“使点劲呀！”看我没有反应，她又说，“我可以帮你改造这座房子，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必须直接和你联系。如果你带来什么设计师，或者你妻子来了，满脑子各种想法，或者你弄个什么室内雷管来炸我，咱们就拜拜。你的承包商就走人了啊。”

“好的。”我说。

“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新建什么，而是改造，所以就会这里缩减一点，那里增加一点；这里改短一点，那里弄长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你不需要时装设计师，一个技巧熟练的裁缝就够了。”

街上传来了一阵喊声。“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几个人在干什么呢？”来了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你们是谁？”他们问。

“迈沙勒姆，”蒂扎尔透过窗户喊了一声，“请你过来看看他们有什么事好吗？”

迈沙勒姆从另一边走向那两人，说：“早上好。你们两位是？”

“我们是村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是买家。”

“什么买家？谁要买？”

“这座房子不是要卖吗？对吧？”迈沙勒姆指了指我，“看，他就是买家。”

“可是你们不能现在就在这里开工呀，你们都还没买下房子呢。”

“我们刚刚只是把荆棘野草除掉。我们不只想看房顶，还想看看这房子的墙壁怎么样。再说了，这个费用我们自己单付，不会算在房价里面的。所以，两位再见吧。请让我们安安静静地看看，然后好做决定。”

“来吧，伊莱勒，我们继续。”蒂扎尔说，“告诉我你想怎么做。”

“我希望外墙保持原样，”我匆忙答道，简直跟背出来的一样，“大门位置也不要变。我想要更大的窗户，好看风景。最主要的就是我希望能平静安宁。房顶不要漏，下水道不要堵塞，墙上不要有裂缝，水龙头开关良好。总之就是一切都结实牢靠，运转正常。”

“就这些吗？我以为你想要些特别的东西呢，比如说天窗什么的，或者在起居室里装个坐浴盆？”

“我希望该阴凉的地方阴凉，该通风的地方通风，希望有良好的采光，还希望能从房间里看到很多的风景。”

“这样听起来好多了。我建议这边不要弄什么大窗户了，直接敲掉一面墙，给你弄个露台吧。”

“蒂莱勒，”迈沙勒姆说，“你愿不愿意先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然后再给他造什么露台？把这座快塌了的房子拆掉，给他造个全新的漂亮房子。”

“首先我想听他说他要买下这座房子，他必须是认真的。”蒂扎尔说。

“我要买下它。”

“干得好。我要安排你和我们的律师见个面，他可以代表你和村子、以色列土地管理局或者其他任何人谈这个生意。我还得派个工程师过来检查一下地基和墙壁。”

“要把房子推倒，你需要推土机，而不是什么工程师，”迈沙勒姆说，“我想要在这里盖座新房子。”

“你说‘我想要’是什么意思，迈沙勒姆？”蒂扎尔说，“在你的房子里你可以想要这想要那，在这里不行。”

迈沙勒姆叹了口气：“你得把他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换掉，明白吗？这里原来的东西都不能留。地板砖——换新的，屋顶瓦——换新的，窗户、门、太阳能暖气——都换新的。屋子要重新布线，重新铺设水管，原来的电线和管子都得换。还有水龙头、中央保险丝、电源插座都得换。所有这一切都得一直刮到水泥层才行，不能让他在这些地方节省。”

我们出门到了后院，走到离房子远一些的地方。刚刚割过的草地露出了地皮，让这座房子呈现出某种复古的魅力，甚至看起来像带上了些许的喜悦和笑容。“这里，”蒂扎尔说，“这些角豆树之间的地方，拖拉机进不来，但是必须要清理干净。”

她走进树丛，高高抬起膝盖，用工作靴使劲跺着地上的野草：“这里已经变成了荨麻丛和蛇窝，而且还有火灾隐患。我们要清理这里，把东西弄得整齐一些，再给角豆树剪枝，然后我们就会有个小小的可以放松的天堂了。”

“你刚才问过我是否想要什么特别的……”我说，觉得脸上发烧。

“比如？”

“就是，除了屋里的淋浴间，我还想在这里弄个室外淋浴。”

“没问题，伊莱勒；室外淋浴很棒，而且也很容易造。”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一根管子，头顶上有个喷头，脚下有几块瓷砖，再要个屏风之类的，到肩膀那么高就行。这样外人看不到我的屁股，但是我能看到外面的景象。”

我们的目光突然就胶合在一起，彼此都知道对方想起了什么。我、她，还有格申，曾经一起在弗莱德家的花园里互相喷水玩儿。当时迈沙勒姆和他的戈尔迪去走亲戚了。戈尔迪走之前还告诉我们：“我在厨房里给你们留了吃的。”迈沙勒姆说的是：“乖一点，孩子们。”我们三个互相脱衣服，摸来摸去，探索彼此的身体。我们的“小肉肉”那么不一样，又那么相似。我们一次次地相互抚摸，探索身体：我们男孩——她；她和他——我；她和我——他。紧紧地抓着，挤着，发现着，压着对方，呼吸着。

“我们可以在这里造，”蒂扎尔说，“水可以直接流到柠檬树那里，柠檬树肯定很喜欢。你还在这里？”她问那位铲车操作员，这个人把铲车放在一边不管，一直跟在我们后面。他有点害怕也有点期待，远远地跟着。“给你点钱，去杂货店给我们弄点吃的。面包、白软干酪、凤尾鱼，再弄几样蔬菜。”

铲车操作员几分钟后就回来了，把购物小票和零钱给她，说了一声：“没有凤尾鱼！”

蒂扎尔从小皮卡的车厢里拿出一个装满冷水的泡沫塑料冷藏箱，还有几个塑料杯和盘子。我从“巨兽”中拿出了野营炉和咖啡壶。我们在院子里做了我新房子里的第一顿饭。

“你站在那里干什么呢？”迈沙勒姆对铲车操作员说，“来跟我们一块吃吧。”

蒂扎尔说：“我们的工程师过两天就有时间了，然后他还得再花几天时间拟订计划，计算工程量。”

“好的，”我说，“我不着急。”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拍几张房子的照片，给你妈妈看看，应该会不错。”

2

特拉维夫的斯宾诺莎街和莱因斯街之间的街区叫7号工人宿舍区，我住了二十年的家就在这里。这处房子属于我妻子，按照她的喜好设计，也成为她的同盟。原来这个房子是同一层中两套相连的公寓，后来里奥拉找到这里，便将两套都买下来，将中间打通，搞得很复杂，也很成功——反正她觉得很适意——最后成为一个大公寓。

这个地方符合她的需要，满足她的要求，就这么被连接，被改造了。增加了一些东西，也去除了一些她认为没用的，没多久，原来居住在这两处房子里的普通工人家庭的痕迹就被彻底消除了，这里变成了一位富有而漂亮的女士的家，还是从美国纽约来的女士。里奥拉在这里安装了来自美国的卫生设备和电子器具，包括隐藏在墙里的喷气花洒淋浴，以及静音开关和双层玻璃。有的墙被敲掉了，新的墙被砌起来，有的地方被撬开，有的地方被封上。很快这座房子就跟以前彻底不一样了，一切都按照新的女主人的意思重新布置。原来房子里我喜欢的几样东西都没了：装在墙里的老式碗橱给拆掉了；那种有百叶门，底部有木板条，可以晾干盘子的小隔间原本装在洗碗池上方，现在也给处理了；还有类似的东西，天井里那架带纱门的蔬菜橱也给扔了；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门没有了，变成了涂满灰泥的砖墙，门的痕迹给消除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原来的老式木质百叶窗也都换成了电动百叶窗。

两个卫生间原来的大门都有猫眼，能引起好奇心也能激发想象，后来也都换成了新的。当里奥拉拿着一份设计书回来，考虑拆除卫生间门后面的水槽时，我终于爆发了：“别动这个！”我坚决不让步。两个水槽都非常宽大，底座短而粗，边很宽，无论是形状还是功能都很对我的眼。

“我不在乎它们是不是老旧，是不是普通！”我大发雷霆，大喊大叫，连自己都震惊了。“求你了，不要弄这两个水槽！”不知为什么，里奥拉没有把原来两套公寓中的卫生间也打通，好像她提前知道终归有一天我们会各用一个卫生间。她说：“我不知道它们对你那么重要。”结果她就留下一个水槽没有动，后来这个水槽所在的卫生间就变成我专用的。每天早上，我刮胡子的时候，都要把她给我的一个分割带绕在脖子上再刮——“你的胡子和脖子上的毛发之间一定得有个明确的界限”——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住所，在敌军的领土包围中，我还有个同盟军。这个同盟只不过是个水槽，但是当我把剃须套装和肥皂放在上面的时候——我喜欢普通肥皂，里奥拉喜欢香皂——这个水槽就变成了我的私人空间。

两套公寓打通之后就出现了七个房间，我本来还奇怪这么多房间干什么用——毕竟我们没有孩子，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而且偶尔到访的几位客人也不会在这里过夜——她就提醒我，在她美国的家里，虽然只有她和艾曼纽尔两个孩子，却有八个大房间，有两个大车库用来储藏，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

我说：“里奥拉，这里不是美国，我们也没有孩子。”结果她生气地反问：我是在指责她吗？只有有孩子的父母才能住在房间很多的大屋子里？我是不是故意想伤害她？是不是“两次流产之后”，我就这么看她了？

“有的人是按照功能分配住所房间的，或者按照住在里面的人分配，”她说，“我分配房间是按照需要和时间安排。我们会改变，所以房间也要改变，不过我也不指望你能明白这些。”

就因为这样，我才发现自己住的房子是我的敌人，充满恶意，简直跟我不共戴天。这个房子虽然表面上有卧室、办公室和客房，但实际上它的房间是早晨间、傍晚间、独处间加玩乐间，以及分居间、争吵间加和好间。在这两类房间之间，是小块小块的无人之地，还经常被调整，并设置了边境管制和路障。

还有的房间是在里奥拉不在的时候，用来漫游的；另外的房间是用来承载她不同情绪之下的氛围的；以及还有用来探查她的手指甲在门上挠出的印子的房间。虽然她身材修长，但我却经常感觉她就像一个公熊在自己的丛林之家逡巡，留下她身材和力量的印记。这印记主要通过门柱——树干和展示力量的脚印，以及刻录了她美貌的镜子，这一类的东西体现出来。

我当然也留下了痕迹。房间似乎变成照相机的暗箱，四面都永久陈列着我的形象：不仅是缩小版，还是头朝下颠倒着的。我被记录下来，被拍了照片，被储存起来，被复制了一千次，就出现在无数双方争吵的照片中，在极少出现的性生活的气味中，在大量的沉默时刻的记忆中。我的叫喊声被墙壁吸收，而她的耳语声则被反弹。

3

7号工人宿舍这一片住宅区面积不大，环境宜人，但是这房子本身让我觉得不舒服。首先，这里总像是有人和我们住在一起一样，这人要么就是在墙外面，要么就是在壁橱里面。后来，这里还引起了我生理上的不适：夏天，墙壁会散发热量，但是里奥拉对此却毫无感觉；冬天，寒气从墙里往外飘散，里奥拉当然也不承认。最后，我的不安已经抑制不住，就跟吃到变质食物时的感觉一样：一进入房间就感觉一种强烈的压抑，一出门就觉得特别轻松。

甚至早上走到社区杂货店的这段路都让我呼吸顺畅，身体舒展。我走出家门，把头天剩下的面包放在篱笆那里，然后就给自己买一条新鲜的黑麦面包和刚刚做出来一天的咸味白奶酪。要是仔细算的话，我的生活不仅被不同的女人和地点分割成不同的阶段，而且也被四个不同的杂货店分隔开：前些天是村子里的杂货店；最近这段时间是特拉维夫戈登街的赛伊杂货店；再往前，是耶路撒冷贝特海客莱姆社区的维奥莱特和欧法蒂亚商店；更早则是在特拉维夫的本耶胡达街的佐尔蒂商店。这就是我回家时的样子，每走一步，心情就沉重一分，一边爬上楼梯，一边在思考。别人都是“下”地狱，只有我是“上”地狱。我就在想，这次我走进公寓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对大门产生那么强烈的厌恶之情。里奥拉打开门的时候，门轴和合页都乖乖的，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能听到它们发出了声音，它们看到我来就忍不住悲哀地呻吟，看到我走就高兴地要吹喇叭同时还伴随着警报器的嚣叫声。

哪怕仅仅是打开门锁这一件事，即使之前还没有里奥拉安排的一切——她的艺术收藏品，她的保险柜，还有她让人安装的监视摄像头、传感器和警报器——都会变得很困难：钥匙怎么也转不动，门也总是打不开。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十分困惑，就在外面等着她回来，然后跟她发发牢骚，她也觉得很逗，就耐心地听着。然后她就从我的手里拿过钥匙，把这个顽固的大门打开。第二次开不开，我就稍稍用了点劲，结果接下来好几个星期我都听到她一遍遍地复述和抱怨这件事——跟她自己，跟本杰明，以及跟她家人两周一次的长途电话：“他把钥匙弄断在锁眼里了，他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壮实。”

“他非常壮实。”本杰明说，他向来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们之间突然慢慢掠过一阵开心的微笑，这种微笑一直上升到我的头顶，罩住我，然后压在我脑袋上，就好像你们爸电脑里某一份长着翅膀的文件。我忍不住琢磨：有没有可能本杰明和里奥拉两人睡过呢？相似的两个人容易产生共同的欲望，这不是常识嘛；如果我自己有过这样的感受，他们两个也一定会有的。

我弟弟接着说：“他八岁的时候就能帮我们的妈妈拉动食品杂货了，还能把刷墙用的白漆桶拽到楼上去呢。”他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不过为什么都是关于我的记忆呢？她总是在我前面跳着上楼梯，手里只拿着几把刷子，或者一束剑兰，或者一盒鸡蛋，“这样就不会碎了”。而我则跟在她后面，拖拉着好几桶白漆，或点炉子用的煤油，或者好几篮蔬菜。我拼命要把这些东西拽上二楼，脸都憋红了，其实就是为了让她高兴。“别停下，雅尔，一鼓作气把这些东西弄上去，给我们看看……”你总是这样夸奖我壮实，“真是个棒小伙儿！个子不高还这么有劲，力大如牛啊。”

后来，她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住以后，有时还是会叫我去搬“一些沉东西”。她和本杰明一般都是在她的灶台间喝茶，而我则要把一个大床垫拖到阳台上拍打，一边忍不住怀疑是否真有另一个男人。我总想，我这样拍打到底会消除那个男人的气味呢，还是让味道渗透到床垫里面，变得更重呢？

我经过通向庭院的电动门，然后爬上楼。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这座房子，而且我知道，这座房子也不喜欢我。它一下子就能感知我的到来，会在我身上打一束光，好像用怀疑的电子目光盯着我：走上楼梯的这个家伙到底是谁？谁来打扰女主人？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提醒我自己接下来得做这几件事：打开门，走进去，迅速按动密码好解除警报器。但是里奥拉的家已经将监视镜头瞄准了我，获取了我的形象，并与另外一个原本应该娶女主人为妻的丈夫，也就是一个更好的丈夫形象做了对比，然后爆发出了抗议和惊恐的警报声。

“你没有按对密码，”里奥拉听我抱怨之后就这么回答，还耐心地低头看着我，就像那些德裔犹太父亲和高大的母亲一样。

“我根本都还没有来得及摁密码呢。你难道不明白吗？警报器根本就不让我靠近。”

“是，我不明白。”

有一次，我让她站在我旁边，亲眼看着她的房子是怎么虐待我的。我们在大门面前站好，我拿出钥匙，说：“你好好看着。”结果这房子表现得规规矩矩：它先等着我开始，给我时间摁动四位密码，通知我密码错误，然后又给我时间再试一次，它是给我机会提高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住客。

“你看吧？”里奥拉说。

我说：“因为你在这里，门才会开。它是为你开的，不是为我开的。”

她说：“你疯了，雅尔。”

我说：“你什么意思，疯了？你难道看不出来你的房子讨厌我吗？”

她说：“就好像你多喜欢它似的。”

但是那天晚上她来了，拉开她曾用来裹住自己的那条大被单的侧边，滑了进去，摊开身体躺在我旁边。

“你上一次和我‘温存’是一个月以前了吧？”我问。

“差不多吧。”她答道。

她甚至还把那个超级柔软的枕头也带过来了，简直是惊喜啊。

“你这么做是不是要留下和我一起睡？”

“如果你不是太用力压我的话。”

她拥有一种罕见的特质，应该只有最最幸运的女人才会有：时光流逝，她却日渐美丽。年轻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完美的容器，形状清晰，面容冷静。现在她的皮肤上也有了细细的皱纹，皮下有淡淡的蓝色血管，还有正逐渐变软的小腹和胸部，不过这些岁月带来的变化用眼睛都看不出来，只能用手掌来感受。我们像过去一样睡在一起，她趴着睡，双颊埋在枕头上，一条腿伸直一条弯曲。而我就躺在她背上，我的手压在她的乳房下面，我的大腿在她的两腿之间，我的脚在她的脚下面。

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已经在半夜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我去了杂货店，回来时把警报器弄得铃声大作而吵醒了邻居，又把买好的东西一件件在冰箱里放好。然后我转头问她：“你睡得怎么样？”

“睡得不好，谢谢。”

“我倒是睡得很香。”

“很好，至少有一件事你知道怎么做好。”

她周围摊着一堆报纸，都是财经专栏。她的笔记本电脑嗞嗞轻响，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图标闪闪发亮。她清晨的第一杯温水，加了柠檬汁和蜂蜜的牛膝草茶，正被她一口口喝下肚。

她说：“你要是正给自己做早饭的话，就请给我也做一点吧。”

有两件事是她特别迫切要学习，而且还非常喜欢的：希伯来语和我做的早餐。我非常自豪。我烧上水，烤上土司，把蔬菜切成一样大的细条，将新鲜的咸味奶酪切片，还煎了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将一只鸡蛋煮老，在她额头上磕开，嘴里还说：“啪！”结果她生起气来：“别玩这种愚蠢的游戏了，雅尔！我又不是你妈！”

我将煎锅里的油烧热，背对着她，这样才可以不再听她那连篇累牍的抱怨：她又是一夜没有合眼。“看看这些黑眼圈，都是拜你所赐。”她脑子里始终坚信：我偷走了她的睡眠。的确如此。

第九章

1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宝宝的伯父已经开始定期将基布兹鸽舍的鸽子捎带到特拉维夫的中央鸽棚。不过所有从那边放飞回来的鸽子都没有带回女孩的任何回音。伯父也从特拉维夫带鸽子到基布兹来，宝宝就在其中一只鸽子身上绑了一封鸽信，然后放飞到特拉维夫，但是也没有任何消息。

“这是个很尴尬的年龄啊，”伯父对伯母说，“这个年纪已经能感受到爱情，但是又太年轻，承受不了这样的单相思之苦。”

他请宝宝跟他一起再去特拉维夫一趟——“如果你看到她，她看到你，事情就有希望了。”他很肯定地说——但是宝宝没有答应。他要等她先给自己发一封鸽信；然后他才会去看她。

后来，那辆绿色的小皮卡回来了，劳弗医生从车上下来。他已经参观过了雅古尔、麦哈维亚和贝特哈什塔三个基布兹的鸽棚，后来又去了盖谢尔基布兹，现在他来看米里亚姆了，“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给她带来了要放飞和用来育种的鸽子，检查了鸽舍和里面的鸽子，审看了记录卡片和名单，参观了牛奶场，去餐厅喝了柠檬茶，然后又给基布兹的成员做了一个演讲。

劳弗医生离开以前，宝宝鼓起勇气问他，女孩有没有捎信给他。兽医说话没精打采的，不过还是承认了她没有捎信。伯父听到了这些，就对宝宝说：“你已经快十四岁了，必须跟她把事情挑明。你去特拉维夫一趟，把你的鸽子带给她。”

宝宝选中六只成熟的鸽子，给他们做了记号，开始对他们进行特别训练。他的伯父帮他把鸽子带到蒂伯利亚斯、阿弗拉、海法和特拉维夫去放飞。其中一只没有回来，宝宝还把另一只也剔除出去，因为她虽然飞得很快，但是却拖拖拉拉不愿进入鸽舍。四个月以后，他终于宣布：“我的鸽女士们都准备好了！”还说，他想出发去特拉维夫，亲自把这些鸽子带给女孩。

伯父本来要帮他在送牛奶的卡车上安排一个座位，但是已经有人提前定下了。宝宝也不想再等下一次的卡车，他一定要马上出发。他对伯父伯母说，自己已经十四岁四个月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伯父给了他一点钱，说：“你得想办法先到阿弗拉，然后买张票坐火车去海法。我们在那边的亲戚会把你再送上公共汽车。”

宝宝把四只鸽子装进一个有盖子有提手的柳条筐，又在背包里装了一些给他自己和鸽子路上吃的食物和水。黎明时分，他走到公路上，搭到一辆运货马车，这辆马车从麦纳哈米亚来的，要去蒂拜瑞亚斯卖水果，再买些货物回去。快到肯耐瑞特基布兹的时候，马车夫拦住一辆他认识的车，开车的人是亚夫尼尔城里小学的校长，校长把宝宝——当然先批评了一番他逃学的问题——载到一户农民家里，他在那里吃了饭还睡了一觉，作为回报，他要帮这家人挑选和包装杏仁。

“杏仁对赶路的人和孕妇来说是最好的食物，”农民对他说，“带一些到路上吃吧——既可以解饿，又便于携带。”

第二天早晨，这位采杏仁的农民认识的一位切尔克斯卡车司机开车捎着宝宝走完最后一段路。司机非常非常瘦，面容有些憔悴，一双眼睛和上唇的胡子特别显眼。不过让宝宝安心的是，这位司机几乎不怎么说话，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说明他在不停地自己跟自己说话。既然没人打扰他，宝宝就一边盯着车外的风景，一边琢磨着，慢慢弄明白一个道理：他心中一直纠结的那种期盼；他一直记挂的一些念头；想要多听多看，多触摸多感受，直到地老天荒的这种愿望；所有这一切，原来就是大人们所说的爱情那东西。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或者别的解释，如果这都不算是爱情，那么什么才能算呢？爱情还有别的什么呈现方式吗？

卡车轰轰响着爬上陡坡，终于到达山顶。圆圆的塔泊尔山完全展露在面前，再远一点，是哈默勒山丘，看上去好像更有活力。宝宝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是在地球表面移动的一颗小小微粒，渐渐靠近他的爱人。柳条筐突然掉了，鸽子们躁动起来，他也和他们一样浑身颤抖。快到卡法迦拿的时候，司机突然大喊一声：“这是我家啊！”然后就又一声不吭了。

到了塔泊尔村以后，宝宝继续步行前进，中间也搭乘过运送草料的过路货车，还有满载牛奶和蔬菜的卡车。那个年代的世界还很空旷，交通很慢，路途遥远。我开“巨兽”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穿越的一段路，宝宝那个时候用了半天的时间。到了阿弗拉，有两个男孩子请他喝了一杯苏打水，还和他聊了聊鸽子。他们离开后，他去了火车站，这时才发现，原来那两个男孩子偷走了伯父给他的那点钱。他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心怦怦乱跳，他很害怕。他甚至感觉到放在腿上的柳条筐里的鸽子的心也怦怦乱跳，他们也害怕。最后，他上了一辆去海法方向的火车，没有票。

很快他就被抓住了。检票员说如果他不想被撵下去，就得用两只鸽子交换。他苦苦哀求，几乎要哭出来，但是检票员不为所动。他摁着宝宝的脖子，威胁说要把他直接从火车上扔下去，下面是空阔荒凉的贾兹瑞尔谷。他吓坏了。以前他曾经见过一大群秃鹫撕扯着一头奶牛的尸体，现在他担心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甚至已经在心里盘算要让鸽子给米里亚姆和伯父送个信，好让他们组织一个搜索队来救他。附近坐着一位长相特别的外国女士，一个个子高大、骨瘦如柴的荷兰女人。她本来一直在座位上画八哥和金翅雀的水彩画，现在被他的可怜样儿打动了，便帮他付了火车票的钱。她跟他说话，他假装听不懂她的语言，其实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她说她知道筐子里装的是什么，也知道他这趟旅行的目的。

到海法以后，宝宝先去了亲戚家里，他们送他去见了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英国工程师。工程师是他们的朋友，要夜里开车到特拉维夫去。他先因为开车很慢而跟宝宝表示歉意——夜里能见度不是太好——然后，他请宝宝跟他说话，以保持清醒。宝宝怕他问起那些鸽子，但这位老工程师的确问了——不仅如此，他还显示出自己在两个危险的领域都很在行：信鸽和希伯来语。现在宝宝再假装不懂英语也没用了。他告诉这个工程师自己住在海法，家里的屋顶上有个鸽舍，现在他想到特拉维夫去“放了他们”——他很小心地避开了“放飞”这个词。

“他们怎么能找到回家的路，这个问题很有趣。”这个英国人说。

宝宝说：“他们天生就有方向感。”

“他们没有这种感知力，”英国人不同意，“除了返回自己的鸽舍，他们不知道怎么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是方向感，因为方向感是一种能够从随便什么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能力，特别是能够到达陌生的地方，同时还能顺利返回自己的家——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呢，小伙子？——这就好像是遵循地心引力一样，我们都有这种能力。河流不需要地图就一定会流向大海，扔起的石头不需要指南针就一定会掉到地上。”

他们开车过了雅孔河以后，地平线上已经有了些许亮光，从远处甚至可以看到特拉维夫城里最早亮起的几盏灯光。汽车穿过了女孩跟他讲过的驯马围场，她就是在那里放飞年轻的鸽子。汽车继续向南开行，这时宝宝就要求下车，这样工程师就不会把他和这里任何人、任何事情联系起来。

“外面还黑着呢，”英国工程师说，“你要去哪里？”但是宝宝回答说：“可以的，很快天就亮了。”然后他就向动物园走去。他并不认识路，但是他已经听见了猎豹的吼叫，还有早起的猴子和鸟儿吱吱的叫声，这些声音都能给他带路。动物园的大门还没开，宝宝坐在门口，半个小时后被一个胖子叫醒了，这个胖子就是来开门的。

“我记得你——你在米里亚姆的鸽舍工作，”他对他说，“你的女朋友还没到呢，但是快进来吧，进来，到里面来等她。”

2

两天以后，他乘坐大巴回家了。柳条筐里还有四只鸽子，是女孩给他的。劳弗医生对两人说：“表达爱情的鸽信虽然很好，但是我们还需要鸽子传递工作和训练的信息。你们两人放飞给对方的每一只鸽子，都要加上放飞时间和天气条件的记录。不要把我们的信管和你们的鹅毛管弄混了；否则我们这里几位尽职尽责的女士就会读到你俩的鸽女士带给对方的东西了，吼吼吼……你这趟旅行也算是执行公务吧，我会报销你来的路费和回去的大巴车费。”

回去一路上他都在想她。想到他们一起沿着特拉维夫海岸散步；想到在一条街上她从他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而在另一条胡同里，她就由他拉着了。他还想到她给他的那个吻；想到他给她的好几个吻；想到她把他的手从自己胸口上拨拉开，大口呼气的样子；还想到他们的舌头纠缠在一起的感觉。他让她教他吹口哨，他用一根手指没吹出来，两根手指也没吹出来，她就说：“我们这样试试看。”说着就把她自己的手指伸进他嘴巴里。

“吹啊！”她说，但是他的舌头绊在她的两个手指中间，他感觉自己腹部的横膈膜充满欲望，他的肺部几乎无法呼吸。

“吹啊！”她又说一遍，结果他吹出来的声音变成了惊奇又亲热的笑声。女孩说，“得像我这么吹才行。”便拿起他的两根食指放进自己嘴里，对着他的脸吹起来。这时，他觉得自己也一起在吹，但是他过去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吹气。他心中如海浪翻滚，他们的目光相遇，近到难分彼此的地步；他们深深地注视对方，几乎要淹没在彼此的目光中。

“好不好？”他问。

“什么好不好？”

“我带走一只你的鸽子吧？好不好？”

此刻他又想起了她接受他的几只鸽子时脸上的表情，还有她把自己的鸽子送给他时的表情，她还说：“我们鸽女士同意了。”这个国家并不大，而他们的思念又那么强烈，因此就在他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两只鸽子就被放飞了。一只从约旦谷的鸽舍，另一只从特拉维夫的中央鸽棚。

两只鸽子非常自然地飞过他们回家的路线，到达目的地，降落下来，闪亮的胸部有力地跳动着。在各自的鸽舍中，女孩和宝宝先将鸽子携带的信管中的信息分别交给劳弗医生和米里亚姆。然后，他们解开绑在鸽子尾羽上的丝线，取下另外的鹅毛管，走到一边，去看专门写给对方的鸽信。信很短，寥寥几个字，跟所有信鸽能够携带的信息一样。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相爱，是的我想念你，是的我们不会忘掉，是的我们都记着呢。

他们从不曾想象，这么短的信，这么少的字，这么简单的话，竟然可以带来难以名状的喜悦。他们从不曾知道，一个人可以把这些信看了又看，看无数遍。米里亚姆和劳弗医生两人，一个在基布兹，一个在特拉维夫，看着宝宝和女孩，都不由得叹了口气，笑了。他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通过鸽子传递情书之后，无论是发信人还是收信人，都不会再接受其他任何邮递员了。没有什么比得上放飞鸽子的感觉，目送着他们渐渐消失在天际，然后出现在——就在同时——期待着他们的视线中。

而鸽子也是这样做的：俯冲，到达，如同离弦的箭一样飞出，拍动双翅的韵律、太阳穴血管的跳动和心脏的跳动，三者混合在一起。还有什么比得上捧着鸽子的感觉，比得上她胸口那簇羽毛的柔软？还有什么比得上从鹅毛管里取出情书的感觉，比得上感受她跳动的心脏？她怎么能这么有力气，负载了如此深沉的爱意？到底哪一种感受更令人振奋：是放飞者松开鸽子的那一刹那，还是接受者抓住鸽子的那一瞬间？

劳弗医生也很满意。一次飞往北方的飞行还打破了当地的一项纪录：一只从女孩这里飞向宝宝的鸽子飞出了每小时平均七十四公里的高速度，仅仅比雄鸽阿方斯的速度慢三公里，他可是那一年比利时的信鸽飞行速度纪录保持者。

宝宝每两个月来特拉维夫一次，带来新的鸽子，也带走几只。一年以后，女孩到基布兹去看他了。

“这就是你一直跟我说的那个女孩吗？就是你第一次带他和鸽子到动物园的时候见到的那个吗？”宝宝的伯母问她丈夫。

“她已经比那个时候长大一些了，但绝对就是同一个人。”他肯定地说。

“她可是我们这一带见过的最漂亮最聪明的女孩，”伯母说，“可她竟然是来找我们家小牛犊的，谁能相信啊？等着瞧吧，女孩子们可要屁颠屁颠追他了，她们对这种事最来劲。我就是希望他可不要做什么傻事啊。”

第十章

1

就算迈沙勒姆说，“他们这价格也太高了”，还说“我们得给那些卑鄙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我也没有同意。价格就这样定下来了，而且我被邀请参加村管委会的接收新村民面谈，还要“带上妻子”。

“我应该怎么办呐？”我问他，“里奥拉穿的衣服都很贵，会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她还会反对这反对那，并且要讲英语。”

“那就带上蒂莱勒吧，”迈沙勒姆说，“她会做一个很棒的门德尔松夫人，也会给管委会留下个好印象。”

“你说‘带上蒂莱勒’是什么意思？怎么带？”

“开车去呀，就这么带！”

“她不是我妻子！他们说‘带上妻子’。”

“没错呀。他们说‘带上妻子’，又没说‘带上你的妻子’。”

“那要是她不同意怎么办？你怎么知道她会同意呢？”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

第二天，迈沙勒姆打电话通知我，他的蒂莱勒同意了。她不仅同意，而且还开心地直笑。但是她爸爸又有了个新主意：“反正你们俩得一起去村子里，你干吗不早点到我们特拉维夫的办公室去接她，比如说，十点钟怎么样？”

“但是管委会面谈要晚上才进行呢。”我说。

“这里还没有到夏天，”迈沙勒姆耐心地解释，“现在还是春天，阴凉地里还开着银莲花和仙客来，还有一些羽扇豆、矢车菊和金凤花什么的。就算是蒂莱勒这样的工作狂也应该偶尔享受一下半天的清闲吧，对不对？带她做个小小的旅行吧，或者带上各种甜食来个野餐也不错啊。我会派人去买些吃的喝的把你的冷藏箱塞满。出去转转吧，吃吃喝喝，享受一段你俩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去和管委会面谈。”

“要是她没时间怎么办？要是她不感兴趣怎么办？要是她安排了和什么人开会怎么办？”

“她有时间，她没有会要开，而且她很感兴趣。”

2

我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开车向南，一路沉默，这就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的第一次。我沉默是因为尴尬而舌头打结，不会说话了；她是那种微笑不语的沉默，似乎期待着什么。然后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废话，比如“迈沙勒姆真是给我们安排了个好天气啊”还有“我喜欢这种云彩，就跟《辛普森一家》里的一样”。

一群个头很大、飞得很高的鸟儿从天上经过，我指着它们告诉她：“这是一群鹈鹕，它们要飞向北方。”她问：“距离这么远，你怎么知道它们是什么鸟啊？说不定是鹳鸟呢。”我就告诉她鹈鹕转圈飞的时候会改变颜色，而鹳鸟不会。

“迁徙的鸟有冬天的家和夏天的家，”过了几分钟，我接着说，“但是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家呢，哪个是它们真正要返回的家呢？”

“整个世界都是它们的家，”蒂莱勒说，“对它们来说，向南飞到非洲就相当于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

我跟她说了“亚伊拉（牧屋）”这个词，就是土耳其东北部山区那些牧羊人的夏季住所。冬天，他们就离开这些住所，下山到山谷的村子里和海边小镇上去住；等到了春天，他们就赶着羊群，又回到亚伊拉去住了。

“我以前不知道你还去过那里，”蒂莱勒说，“你和谁一块去的？”

“没和谁，”我告诉她，“我自己也没真的去过那里。是一个关于卡奇卡尔山的讲座中讲的，我在旅行者商店听过。”

“你为什么不真的到卡奇卡尔山去一趟呢，光听别人的故事有什么意思？”

“我不喜欢到处跑——我喜欢回家。”我说，然后就给她背了另外一首我还能记得住的诗歌，一篇关于回家的美文，就镌刻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的墓碑上。我还听过一个关于斐济、萨摩亚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的讲座，也提到了这首诗：

请你为我镌刻如下诗行：

他躺在一直期望的地方；

水手终于回家，告别海洋，

猎人终于回家，离开山岗。

那个演讲者背诵了这首诗，讲了《金银岛》这部小说，还有史蒂文森在萨摩亚给自己造的房子。他还特别说到史蒂文森在这所房子里只住了三年就死了，而当地人都特别爱他，所以就抬着他的尸体到山顶上埋葬了。我当时本来在一边听，一边记，突然就走神了，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我妈妈过去在特拉维夫本耶胡达街的家门外给我吟诵的那几句诗，其实不是她写的，而是史蒂文森写的——“水手终于回家，告别海洋／猎人终于回家，离开山岗。”——她总是一边念叨着一边把钥匙给我，然后抱起我，好把钥匙插进锁眼里，告诉我说：“打开门，说‘你好，房屋’。”

3

我想起当我第一次在讲座中听到有些孩子气的牧屋这个词的时候，真是开心极了。不是德国房子，不是俄式别墅，不是夏季宅院，而是牧屋。我一直在想，这样一座牧屋的主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不顾清晨的寒霜，不顾枯黄的落叶，甚至也不理会飘落的第一片雪花，就一直住在牧屋里。当严冬让他别无选择的时候，他才关上牧屋的大门，下山到黑海岸边某个破旧小镇的公寓去住，接下来整个潮湿发霉的冬天，他只能和煤烟、污泥还有梅酒作伴。他思念着牧屋，那是他在山区的世界一角，是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地方。终于，春天来了，他又可以回牧屋去了，他爬上山，登上木头阶梯，打开大门，屋里所有的气息都在等待着他，他深吸一口气，说：“你好，牧屋……”而他的那座牧屋，就用迎接主人回家的方式，呼吸着，并回应着他。

“我能告诉你的是，”我的这位女承包商咯咯笑着说，“你这座房子买得非常好，出手的正是时候。”然后她告诉我工程师已经到房子那边看过了，并要求工人先去加固地基，同时还要增加横梁和大梁。“也就是说，伊莱勒，我们得讨论一下房间改造的问题。”

我告诉她原来的房间分配——一间起居室，两间小卧室——就已经很好了。

蒂扎尔说我实在太守旧了。“造房子实际上没有什么绝对的规则，一切都要根据需要和机会来决定。”她又问我，“不管怎么说吧，你要几个房间干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敲掉几面墙，把几个房间打通成一个非常大的房间？再加上一个小房间就够了，以防万一需要。然后是卫生间和厨房。”

“因为房子就应该是这样的嘛！”我咕哝了一句，一部分原因是她用了“我们”这个词让我觉得惴惴不安。“因为房子总是需要几个房间。卧室、工作间和客房之类的。大家的房子都是这样的。你说‘你要几个房间干什么’是什么意思？”

“不要搞得情绪这么激动啊，伊莱勒。我们今天见面可不是为了争论的。我们见面是为了给你造一座房子，你还得感谢上帝呢，毕竟我是你的承包商，因为改造这所房子绝对是个艰苦又麻烦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有多难。”

“我很抱歉。”

“还有这个‘大家’是谁呀？还有‘房子就应该是这样的嘛’到底是什么样啊？家不是百货商店，一定要明确分成‘家具’、‘服装’和‘厨具’几个部分。家的核心是住在里面的人，而不是房间功能。具体到你，情况是这样的：你没有孩子，貌似也不是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这样你不需要几个房间，只要一个大房间就够了，既当客厅又可以在里面做饭、吃饭、睡觉和看书。然后再在一个小房间里加张床——以备不时之需而已——和一个卫生间就够了。房子里应该有看得见风景的大窗户和门，还需要一个大的露台，而且你想要的户外淋浴房我也没忘。”

“我什么时候必须得定下来？”

“越快越好。但是此刻嘛，房子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吧。你要带我到哪里去？”

我带她去看我最喜欢的三座小山：每年都是满山的银莲花先开启花季的序幕，一直到金凤花开才结束花季。蒂扎尔老远就看见它们了，就像我第一次发现它们一样。她都不敢相信原来那整片的红彤彤其实都是开放的花朵，但是等到“巨兽”靠近的时候，她就看清楚了，那片绯红的地毯其实是红色的花瓣、黑色的花心和浅绿色的待放的金凤花苞，还有淡灰色的银莲花种子在空中飘飞。

“停车！”她大叫一声，“太美了，快停车！”

她下了车，面对着一大片红色的花海，大大地张开双臂。我把毯子拿出来铺在地上，坐在上面。她俯身过来，亲了我的嘴唇一下。她的双唇微微张开，半开半闭那种，给了我一个顽皮的试探性的吻。她的舌头没有伸进我的嘴里，而只是在我的牙齿和上唇之间扫来扫去，好像在检查我。这只花豹的斑点改变了吗？我品尝到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吗？从我们年轻约会的时候到现在，这还是第一个吻，我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不仅因为这个吻和当年那些随便而笨拙的吻很相似，也因为这个吻又很不一样。

一阵好闻的、清新的气味从她的脸庞飘散过来，我的双唇已经感觉到了她的笑意，然后她才移开嘴唇。当年我们是那么冲劲十足，现在却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到我们两人的动作都很纯真，很克制。

“今天的管委会面谈你想好了要说些什么没有？”

她大声笑起来：“就说你的嘴唇还是没变，但是你的内心已经变得焦虑而挑剔。”她的头靠近我的脑袋。“我们不需要提前想什么。他们这种接收新村民面谈第一个问题都是‘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重要的是你先回答，不要看我。他们要的是一对正常的夫妇，男的当家做主，女的小鸟依人。”

她打开冷藏箱，又是一阵大笑。“哈哈，都是弗莱德老爸的催情药，”她一边一件件拿出来放到毯子上，一边大声说，“羊奶酪、瑞士干酪、黑麦面包、樱桃番茄——他可真了解他女儿啊——匈牙利萨拉米香肠，还有白葡萄酒。他太希望我们能狠狠地吃吃喝喝了，就算我们醉醺醺地去面谈也无所谓。还有奶油小萝卜、橄榄油、腌菜……”她使劲地闻着这些东西：“可怜的老家伙——他很想做得跟妈妈当年一样，不过他真的不在行。我们坐在这儿狠狠地啃着这一堆食物的时候，他肯定正在家焦躁不安地狠狠地啃指甲。”

4

我们进了村子。

“真可爱，”蒂扎尔说，“黑黢黢的沥青街道，巨大的坑洼，当地的杂货店里肯定也没有凤尾鱼卖。”

“这又有什么可爱的？”

“这说明他们根本没什么钱，他们更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需要他们。”

村管委会旁边停着两辆汽车和几辆自行车。我们走了进去，蒂扎尔朝一个房间里瞄了一眼，里面坐着几个人，然后她很有礼貌地说：“你们好，我们是门德尔松夫妇。”

“我们马上就出来见你们。”一个声音说。

“有三个男的，”她小声说，“还有两个女的。完全不出所料，我就知道在这种地方肯定会见到这样几个人。”

我们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几张航拍照片。就是这个村子：住家、鸡笼、奶牛棚，还有田地。

“这里没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蒂扎尔说，“这很好。”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内容没有什么变化。同样的公共建筑，农场里多了一点点房子。你看这个地方：黑白照片里还有几头奶牛，但是彩色照片里就没有了。住家的房子也都是原样。”

“所有村子的管委会都有同样的照片。”我对她说。

她告诉我，从来没想到我竟然对乡村的管委会都这么熟悉；我就告诉她，我已经找了好多地方，才终于在这里找到我们的房子。

她微微一笑：“你不用非得把这个地方叫我们的房子，伊莱勒。”

我说：“我只是在练习一会儿面谈时要说的话，蒂莱勒。”

“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住下并不容易，”她说，“又小又旧。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村子里的小秘密，也搞不懂当地人特有的语言，谁讨厌谁，为什么讨厌，谁是那种多产的大树，谁又从不开花结果。你在这里交的朋友往往会是被村民排斥的人，也可能你对着某人夸奖的另外一人正好睡了某人的老婆。你得当心一点。”

又有两人走来，进了房间。接着只听有人喊道：“请进来吧。”

蒂扎尔是对的。我马上就看出这几位是什么人了：一位好像失去了一切的先生，一位先生琢磨着“这个人怎么才能救我们”，一位护鸟人，一位老处女，一位满怀希望的少女，一位陆军预备役的副营长，还有一位自封的监视者。一共十三只眼睛——护鸟人的左眼上蒙着一个布罩——上上下下审视着我们，目光中既有仁慈，又透着权威。

蒂扎尔先为我们鞋上的污泥表示了歉意。“我们不想迟到，”她解释说，“我们很早就离开家了，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先在周围稍微走了走。”

“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副营长和那位似乎失去一切的先生异口同声地说。说罢，两人颇为不满地看了对方一眼，蒂扎尔偷偷笑了。

“我叫雅尔·门德尔松，”我说，俨然就是一家之主，“这是我的妻子，里奥拉。我1949年出生，是一名导游。不过由于经济不太景气，我目前从事运输业。而里奥拉——”

“在这片地区，你会带旅游者到什么地方去？”

“会去我的田地看看，那里适合观鸟，而且很有历史。这周围的景点并不太多。”

“怎么会呢？”护鸟人说，用他那只好的眼睛看着我，“鹈鹕和鹳鸟每年都定期从我们头顶飞过，有的时候还有仙鹤。小山的另一边有我们的一套古代水井系统，还有一些秘密山洞，可以追溯到巴尔科奇巴起义[2]的年代。”

“的确如此，”满怀希望的少女说，“每年都有几千名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来这里寻找山那边的水井系统，我们需要找个人给他们带路并进行讲解，还需要警察来指挥拥挤的交通。”

“你当兵的时候在哪里服役？”老处女问，吓了我一跳。

“我当时是军医。退役的时候是指导员。”

“雅尔，这里写着你们没有孩子。”副营长语气咄咄逼人，但是态度仍然友好。

“不好意思我要插一句，”蒂扎尔说，显得颇为热络，“既然提到了孩子，那么，我是你要求他带的妻子，这个问题似乎应该由我来回答。”

“那就有劳你了。”

“这个嘛，实际上我的上一段婚姻中是有孩子的，我儿子在美国，女儿正在远东一带徒步。”

“那你做什么工作，里奥拉？”

“做过好几份不同的工作。我对养育东西很有经验——养花，养孩子——我还是个护士，在军队里也是军医，跟雅尔一样。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战场上认识的，不过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就各有各的生活，后来才又碰到了。”

她朝我笑笑，我感觉脸色有点发白。我不太善于临时抱佛脚，这种当场随口就来的一套套故事完全编不出来。

“现在呢？”

“现在？我们旧情复燃了呗。”

一个女人大声笑起来，“失去一切”先生还是不肯罢休。“我明白，门德尔松夫人，你很有才，但是我还是希望知道你现在到底干什么工作？”

“我就是个万金油，什么都干干，”蒂扎尔说，“但是我挣得也够花的，从来不依靠任何人。我曾经在一个承办酒席的公司工作，后来辞职了，又去卖木头玩具。我还教授民族舞，但是他不肯跳舞，”说着，她指了指我，“两只脚根本踩不上点。”

“为什么你们想要住在这里呢？”

这样我才不会杀人或者自杀，我心中暗想。这样我才能有一块自己的地方，过平静的生活。还因为院子里有大树，人行道的裂缝中有野草。

“这片地方很漂亮，”蒂扎尔说，“这个村子也很漂亮。我们喜欢这座房子，我们都喜欢亲近自然，而且我们存了一点钱，所以就想换个新环境，过过新生活。”

“你们两人在这里能做什么？”

“我希望经济形势能有所好转，这样我就可以重操旧业。说不定我还能成为这一带旅游业的行家呢。里奥拉——”

“首先，我计划着自己承包我们自己家的改造工程，如果干得比较开心，我就准备进入这一行了。”

“依你的意见，”那名监视者一直在沉默不语地做记录，这时突然问了一句，“你们能为此地做什么贡献呢？”

“我很看重良好的邻里关系，”我说，“任何人有需要，我都乐意帮忙。”

“我说的是为这个社区承担有组织的义务工作。”

“或许可以搞搞文化吧，”我说，“至于里奥拉，你们也看到了，可以帮忙干很多事情，组织——”

“我可以坐在这里和那些有能力的村民资格候选人进行面谈呀，”蒂扎尔说，“我现在很喜欢这个工作。”

“你们两个年龄有点大了，”监视者说，“我们希望来的是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最好还准备多生几个。”

“我们也希望永葆青春啊，”蒂扎尔说，“希望有好几个宝宝。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回到现实，大家还是说点实在的吧。那座房子已经空着关了好一段时间了，也没有什么人看得上。现在我们准备买下它，所以别扯那些没用的了。我们跟你们这些人一样：都是体面的普通人，没有犯罪记录，只是想过平静的生活。你们能为社区做什么，我们也一样，不比你们多，也不会比你们少。”

几分钟以后，我们就离开了那些人，在夜色中绕着村子溜达了一会儿。我们在房子旁边停下脚步，待了一会儿。蒂扎尔说她得回去了，她第二天还得去南方出差。她打了个电话，给手下做了些安排，我开车送她到大路上。一辆印着迈沙勒姆父女有限公司标识的小皮卡已经等在路边了，停车指示灯亮着，卡车在暗夜里闪着白色的光。

她跟我吻别，我又感觉到她的双唇在微笑。

我实在忍不住，还是把那天来院子里除草的铲车操作员讲的关于她的话都告诉了她，她大笑着说：“真是他说的吗？你的承包商是个女的？他说话有点颠三倒四，不过没关系。”

“晚安，蒂莱勒。谢谢你陪我参加村民资格面谈会。”

“谢谢你带我旅行。别担心，我们已经通过了。”

“你通过了，我表现一塌糊涂。”

“我们都通过了。他们也很清楚我们不是理想太太和完美先生，但是他们有债务，也没有别的什么人来申请这个资格，也没有人愿意像你一样花这么多钱买下房子。你开始考虑考虑房间的问题吧，因为我们得着手做个计划了。”

“我同意你的想法，一个很大的房间加一个小房间就够了。”

“这是正确的选择。替我问候迈沙勒姆——我保证他一会儿就会来电话。明天就开始清除角豆树周围的藤蔓和寄生植物之类的，还要割一割野草。铲车拖着除草机进不去那里。”

“你不想先从管委会那里得到确定的消息吗？”

“不需要等，我们通过了。如果没通过，他们等于没花钱就清理了那个院子，也不吃亏。”她从来接她的那辆小皮卡车厢里拿出一把大镰刀、一把小镰刀、一副工作手套、一把大剪刀，还有一把锯子。“给，拿着这些，你得有这些工具才行。”

5

几个星期以后，我又一次到新房子里过夜了。我甚至还收到了它给我的礼物，是我做的一个梦。在梦里，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一开始没人说话，然后我听到了我的名字。是你在叫我，这是你去世以后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说：“雅尔……”然后又叫了一声：“雅尔……”你的声音比平常来得轻柔，但是我能听得出你很开心，我心里对此毫不怀疑。“雅尔……雅尔……”你叫着，尾音略微上扬，好像我名字后面有个问号一样，尽管这个问号的尾音非常非常轻，几乎听不出来，更不可能写出来，你有时候就是这样叫我的。这样叫我的意思是，是你吗？你在吗？回答我，我的儿子……

等到我反应过来准备回答的时候，我妈妈已经把听筒放回去了。梦醒了。到处一片静寂。只听得外面一只毛茸茸的小猫头鹰，很常见的那种，在叫，叫声很有节奏。我醒过来，浑身发抖。为什么我没有回答说“我在呐，妈妈”？为什么我没有说“我就在你买给我的房子里”？为什么我没有问“你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这里，我胸膛里有个声音在说。她不会再出现了，墙壁在回答。雅尔……？雅尔……？雅利，雅利，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我梦里的声音在回响。是他，我的感觉证明了这一点。他和我们在一起，让他进来，我的回忆对我说。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所处何地，意识到我的存在，这种意识越来越强。我能亲身感受到妈妈买给我的，宝贝儿帮我改建的这座房子。房子在生长，像一层新长出来的健康皮肤一样包围着我。这种感觉那么舒服，那么踏实，搞得我自己都有些怀疑了：到底这种感觉是在我体内生长的呢，还是像温凉的回声一样反弹到我眉间的呢？

我用毯子蒙住头，进入属于我自己的一小片黑暗当中。我在这里，在我自己的地方，你给我的礼物包裹着我。我是墙壁之间的虚空。我是这里的男人和他的家。我就是我的房子和里面的一切。我是楼梯下面的空间，也是台阶，我是门柱之间的跨距，是地板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间。

我一夜没有合眼，直到夜色将尽，东方既白——过去多长时间了——就好像我耳朵里的夜莺在唱歌，就好像梦境还在我心里延续。让我走吧，天要亮了，你说。让我走吧，我的儿子。

6

我伸手去够床垫上边的电灯开关。在里奥拉的屋子里，这样做往往会碰到灯罩，发出噪音。过去我们还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一听到这种噪音，她嘴巴里就会下意识地发出嘶嘶的声音，表示抗议。但是在这里，我的手很自信，手指一下子就摸到地方，把灯打开了，一点也不犹豫，不需要磨蹭。这是那个晚上打开手电筒时候的动作，也是今天打开台灯的动作，就在同一座房子里。现在这房子是新的，都改造好了，蒂扎尔又离开我了。她把房子弄好就走了。有时候我看看书，等待睡意再次袭来；有时我就仔细地看一幅地形图，好让自己平静下来。最后，我用目光开始了一段旅行。

我的装备很好：徒步服、远足鞋、背包、防风帐篷，还有睡袋，这些东西都堆在壁橱里，“巨兽”里也放着一些。我弯曲膝盖，两脚踩在床上，静静的没有动，我的呼吸很均匀，只有我的目光在纬线之间行走，猜测会经过怎样的风景。我把平面的地图想象成三维立体的，这里是深谷，这里是山顶，这里是河道支流；这里有陡坡，这里是平地，这里有悬崖。我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滑下来，然后找个地方搭起帐篷，并升起一团火。

有的时候，我还真的出发去旅行了。就是从房子到花园，从那里再走到山那边。我发现这一路有人们走出来的痕迹，有牛的蹄印，有蚂蚁和刺猬爬过的踪迹，还有豪猪、豺狗和野猪猎食的印记。不管到什么地方，我都利用一切机会熟悉这些交织错落的痕迹，熟悉每一条泥土路，熟到能够逃跑，能够绕路，甚至可以飞行。

“你这些妄想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一个以色列人还会害怕国外的犹太人呢？”里奥拉在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海外旅行途中问我，就是到她在新罗谢尔的父母家里和她结婚那一次。我早晨出去散步，回去以后才知道全家人因为我不见了而紧张了好一阵子。

“怎么回事？你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吓着了，纷纷问我。

“我出去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她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子、叔叔、姑姑，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所有基尔申鲍姆家的人都来看新娘里奥拉到底从以色列带回来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面面相觑，都摇了摇头。

“在这里人们是不会到处乱走的，”他们对我说，“这里人们要么开车出门，要么穿上跑步服慢跑。如果你真想走路的话，就要穿上徒步服到专门的步行道上走。那些随便走走的人会因为到处闲逛而被警察盯上。”

“为什么？”每次我开车下了沥青马路去探索某一条没走过的泥土小路，里奥拉都会这么问我：“这里有大路啊。都是用我们交的税铺的，我们在上面开车，就等于赚回一部分钱。”

有一次徒步旅行的时候，我甚至发现了那次村民资格面谈时他们提到的古井。这些井很大很深，井口周围原来放置了一些石头水槽，早都已经干涸。当年这个地方也曾是个生活的好地方，有很多居民、羊群，还有住家。现在唯一曾经有人住过的痕迹就是井口石沿上被井绳勒出来的刻痕。你们之中是谁最先在这里挖井的？是迦南人吗？腓利斯人？阿拉伯人？还是圣经时代我的祖先们？

距离古井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交错丛生的各种树木，村民把这片地方叫森林。这些树包括橡树、角豆，还有大片的松树、桉树和柏树，它们的树干上还看得到有油脂流出，还有一个苗圃的遗迹，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以色列犹太建国会管理的。这里还有一大片野生灌木丛，里面灌木的种类也非常多，还有古老的杏仁树。我竟然在这片灌木丛中发现了古老的葡萄榨汁机、墓地，还有利用松软的巨石开凿出的洞穴，不过现在已经被苔藓地衣染成了黑色和灰色。这里并不是黑熊和狼群出没的那种小树林，这里的味道是森林的味道，树影是森林中的树影，沉静也是森林才有的那种沉静——不是沉默无声，而是树叶落下、清风吹过、种子发芽和鸟儿拍翅——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在森林深处，有一些笼罩着树荫的小片空地，特备适合一个人发呆，或者自杀，但是这些地方经常住满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仍然对俄罗斯森林难以忘怀，所以选择到当地这种稠密的树丛中生活。他们在这里吃吃喝喝、弹奏乐器、下棋，在小火堆上烤肉，还可以采蘑菇。有一次我在这里偶遇一位正在抽泣的老太太，她在树林里走来走去，结果迷路了。我让她到我的“巨兽”上去，我们用了一个小时在这一带四处寻找她的家。她眼泪汪汪地讲着俄语，很动感情，讲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嘴巴里只剩下辅音接连不断地蹦出来；而我则一直考虑有没有可能绑架了她，这样虽然你不在了，我也可以有个妈妈。最后，我们听到她真正的孩子们大声喊着“妈妈！”跑向我们。他们从怀疑到感激，从焦虑到开心，齐齐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接受了邀请，还和他们喝了点酒，觉得除了羡慕他们，还获得了某种亲近感。

偶尔我会遇到另外一种在此寄居的人，不是周末来喝酒作乐的那种，而是工作日来此地避难：他们要躲避喧嚣来寻找一份独处的幽静，要回到自己的青春期时代，还有一些不合礼法的恋人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地——或者是正常的夫妇想要寻求新生；蒂扎尔和里奥拉都能一眼看出来到底是哪一种夫妇，但是我不行，看不出到底哪些是正常夫妇，哪些不是。这些人中有的跟我年纪差不多，偶尔遇到，我们彼此点个头，交换一下目光，意思是说“彼此彼此”。这样的交流就够了。大家都曾经历过很多事，我们用目光交谈：我们直奔目标，我们疼痛，缺这缺那，慢慢隐退，被人遗忘，分手，最后在灌木丛深处消失。

7

我先抓起一把大镰刀，弯下腰，挥舞着手臂，不停地割着。一开始还很小心，免得碰到会引起刺痛的蓟草，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副新的工作手套，这样我就能一只手握着镰刀把，另一只手紧紧薅住野草，完全不用担心被扎到了。后来，我的背部开始感到刺痛，不过心中却充满自信，我就试了试使用小镰刀。我觉得自己的动作是错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正，就决定还是用回大镰刀比较好。正在这时，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原来是那位铲车操作员。

“慢一点，”他说，“也不要握得那么紧。”我能感到他的两只手就在我身后，左手在我肩膀上，右手扶着我的腰，就好像一个操纵木偶的艺人。我感觉自己的脊柱就像是帆船的枢轴，桅杆在上面自主转动。我两条大腿中含糊的力量逐渐在里面增长，分散，然后蔓延到两个肩膀之间的部分，柔和下来，灌注到我的双手，并最终积聚在挥动的刀锋上。小镰刀也感受到了这一切，开始自在地转动，似乎在和地面亲密交谈。它那么锋利，那么精准，连最干燥、最细弱的草棵也不会弯曲折断，而是被它整齐地斩首，并随即倒下。

铲车操作员走了，但是他双手扶着我的感觉并未消失，我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又干了一个小时。我以前也并没有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确具有某些适合体力劳动的素质——我妈妈经常这么说我——就是那种驮兽才具有的力量和意志：宽厚结实的背部，突出的前额还有粗短的大腿。“雅尔的躯干是从屁股那里往上长的，”小时候，我曾听到你这么跟你们爸说过，“而本杰明的躯干则是从脖子那里往下长。”

我的额头开始冒汗，一直流到眉毛上，滑溜溜火辣辣的。我的脊椎痛得厉害，但是肌肉并不感到疲劳。荆棘和野草，所有的那些，都像剪羊毛一样被清理干净了。我用耙子把它们堆到一边，然后开始清理爬山虎。这些东西盘绕着角豆树的树枝生长，就像一条大蟒蛇。爬山虎已经长出了嫩芽和树叶，并一直攀到树顶，以获取阳光和空气。我也爬到高处，先是站在梯子上，然后就直接站到树枝上，把爬山虎砍断，拽出那些藤蔓，然后扔到地上。铲车操作员又来了，后面还拖着一个空的垃圾推车。我用一把干草杈把所有割下来的荆棘野草和藤蔓都堆在里面，然后他把推车拉到村子里的垃圾场倒掉。

我正从“巨兽”的冷藏箱里拿出一杯冷水喝，迈沙勒姆到了。他四下里看了看，说：“看这些小姑娘多爱你呀。”

“为什么是小姑娘？”

“这些是雌性角豆树。”

“你怎么知道的？”

“你没有看到这些果实吗？角豆树就跟我们人一样：雄树发出臭味，雌树结出果实。这些破烂剪刀和锯子是干什么用的，你准备就用这些东西修剪树木？”

“这些都是你女儿给我的。”

“还是让蒂莱勒专门负责房屋改造的事吧，她对园艺一窍不通。你到我的车里去看一下——我刚好有几件工具适合你使用。”

我在车子后排座位上发现两把把手很长的大剪刀，还有两把日本锯子，都连包装还没拆开呢。还有一把看起来很吓人的修枝剪、一根绳子、一组滑轮和一根杆子。除此之外，还有一罐绿色的液体，可以涂抹在修剪过枝条的缺口上。

迈沙勒姆喜气洋洋的：“我今天刚好带了这些东西过来，真是运气，对不对？我们可以先把低处的树枝剪除，保留主干，这样人们就可以在树下面站直身体了。”

我们把树枝砍下来，清理干净，然后堆到一边。迈沙勒姆开始教我怎么从树里面修剪内部的树枝。“所有朝里长的树枝——都弄下来。朝外长的那些只要把旁边的小枝子去掉就行了。每过一会儿就后退几步看一看，就好像艺术家审视自己的作品一样。要保证树顶和侧边看起来像房顶和墙壁，因为一棵角豆树就是一座房子。树叶秋天也不会落下，如果你修剪得当的话，这树冬天可以挡雨，夏天可以遮阳，跟房顶一样。”

我们又干了三个来小时，迈沙勒姆在下面给我指导和建议，我站在梯子或者树枝上操作。蒂扎尔中间来过两次。第一次她说：“你还在呐，迈沙勒姆？谁管公司里的事呀？”第二次她笑着开起了玩笑：“很好，小伙子们，真的很好啊。”

现在，角豆树看起来就像两把巨大厚重的雨伞，我们可以在树里面站直身体。抬头往上看，就能看到一个通风良好、清新提神的空间，还有浓密的绿色屋顶。

铲车操作员拖着垃圾车回来了。迈沙勒姆问我知不知道应该怎么让挂着垃圾车的拖拉机倒车，我说我从来没试过。

“挂一辆垃圾车可跟拉个小提琴什么的完全不一样，”他开玩笑说，“你要没试过，肯定不知道怎么做。”

他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上，熟练地操纵它后退。“过去我可是整个帕尔马赫突击队里最棒的司机，”他说，“队里那些来自农业合作社的男孩都看不上我，还有来自基布兹的男孩，但是我，海法城赫泽街道锡匠弗莱德的儿子，干得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好。现在你把垃圾装上吧，我得去歇一会儿。我现在这个年龄，只能想干就干一点，再也不能有多少活儿干多少活儿了。”

他从车里拿出一瓶啤酒和一把折叠椅，坐下，小口地呷着。他跟我说：“蒂莱勒还小的时候，我喜欢她叫我‘迈沙勒姆’。但是自从格申那什么，我就一直请求她叫我‘爸爸’。一个人突然就听不到有人喊你‘爸爸’了，真是无法忍受。叫我‘迈沙勒姆’或者‘弗莱德先生’的人已经够多了。”然后他对她喊道：“你得叫我‘爸爸’，你听见了吗？叫我‘爸爸’！”

蒂扎尔就在屋子里，应该听到了他的喊声，但是没有走出来，也没有回答。

“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迈沙勒姆，”我说，“我可以叫你‘爸爸’，过段时间就叫一次。”

“一星期一次怎么样？”他说。

他坐在椅子上打了个盹，醒了，然后就走了。

注释

1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卡特丽娜》等。

2　巴尔科奇巴起义：古犹太人三大起义的最后一次，发生在公元60-70年的犹太省（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主要为反抗罗马征服者。

第十一章

1

哈加纳组织中的驯鸽师要定期会面参加实训课程。他们要听讲座，主要是关于信管、寄生虫、疾病和鸽食等内容，他们还会彼此交流逸闻，交换观点，同时也交换一些年老不能飞行，但是血统纯正适合育种的鸽子。

这些研讨会通常由国家中心城市的几处基布兹轮流承办，但是劳弗医生决定在特拉维夫举办1945年的会议。因为已经到了夏天，学校都放假了，他就从阿哈德海姆小学借到一间教室，原来他也曾在这间教室里给小学生们办过一个小小动物园。与会者参观了动物园的中央鸽棚，但是没有集体一起去，而是“零零散散”地过去——劳弗医生的口才向来极富说服力——“这样才不会引人注目”。他们寄住在特拉维夫城中积极参加哈加纳组织活动的家庭里，女孩的妈妈推荐了“一位可靠而体面的家庭主妇”，她会给大家准备一顿恰当的晚餐，价格还打折。

为了帮劳弗医生做些会议准备，米里亚姆比宝宝早两天出发去了特拉维夫。宝宝在离开基布兹之前，先是确认了临时代班的人——一位退休的养鸡场工人，而不是帕尔马赫突击队中随便一个毛头小伙儿——已经记录了每一件事情，并了解了自己要做的工作。宝宝右肩背着一个小背包，里面是一些洗漱用品、书写工具、一件衬衫，还有一套换洗的内衣。他左手提着一个柳条筐，里面是给女孩的鸽子，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大巴车票，是米里亚姆的一只鸽子从特拉维夫给他带来的。

等他到了阿哈德海姆小学之后，有几位参会者已经到了，都是成年人。大家都好奇地打量着他，劳弗医生充满关爱地看着宝宝，把他介绍给在场所有人，说“宝宝——同志”是“未来的一代”。女孩没在那儿，准备会议杂事很多，只要没开始，她就得忙到最后一分钟。会议开场致辞之前，她才进门，他已经把自己旁边的位置给她留好了。她一坐下，就把胳膊摁在他的胳膊上。他十六岁了，全身不由得一阵悸动。

墙上到处都挂着鸽子的解剖图示——有内脏器官的和外部构造的——还有一些引言和谚语，比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般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还有，“看见鸽子啄食糠草，就知农民收成不好。”还有劳弗医生自己的话：“鸽子＝伴侣、朋友、会动的诗篇。”还有，“无论风雨无论雪雹，我们的鸽子朋友总能飞高。”今年又添加了一条：“鸽以羽毛聚，人以品行分，”不过这句话引起了些争论：句末逗号到底是德裔犹太人的笔误呢，还是准备后面再加上几声“吼吼吼”呢？

在那些挂图和引言之间，是一些“英雄鸽子”的画像，这些鸽子的名字大多是“水星”“彗星”或者“飞箭”。劳弗医生每次开幕致辞的时候都把这些会飞的英雄时时挂在嘴边，这次当然也不例外。1574年，荷兰的莱顿市被围困，几乎要被彻底摧毁，居民已经在考虑是否投降。此时，是谁给百姓带来消息，说援军将在两小时之内到达？是鸽子。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1]被囚禁的时候，是谁将她的消息传递给她在巴黎之外的顾问的？是鸽子。在进攻凡尔登的苏维尔要塞的时候，是谁飞越德国军队释放的毒气云团，成功地将消息传递到前线？就是一只法国信鸽。

他又对与会者讲了一些近期世界上跟鸽子有关的消息。英国人，他做了个鬼脸说，已经开始训练游隼之类的猛禽，猎杀敌军的信鸽。德国，他一脸严肃地告诉大家，已经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养鸽子的人登记注册，当国家发生紧急情况时，他们要把自己的鸽子都送交国家承担任务。德国政府将为此承担运送鸽子参加训练和比赛的费用。一只名叫“光束”的加拿大信鸽刚刚救了一船渔民，他们的船在纽芬兰岛外的冰冻水域几乎倾覆。还有，比利时——这个国家人口只有四百万，却是世界信鸽和驯鸽师的大本营——有大约十万只种鸽登记在册。“而且他们都没有剪过翅膀，吼吼吼……”

有几名参会者也发了言。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驯鸽师声泪俱下地读了一篇她自己写的暖心小故事。故事里的一只鸽子被电线缠住，但是距离放飞时间两个月之后，她还是到达了目的地，“只能用两条烧剩下的残肢走路”。一位来自雅戈尔基布兹的驯鸽师读了一份报告，是一战期间一名美国军官记录的：“我们正在等待战场上的消息，突然那只叫舍拉米的鸽子飞回来了，身体已经伤痕累累。他带来的鸽信上写着：‘我们的大炮正在向自己的部队开炮，快调整方向，否则我们都将毁灭。’”

然后，有人讲了一只信鸽的故事。他给希腊克里特岛上干地亚城[2]里被围困的居民传送了一封“非常棘手的鸽信”，信上写着：“吃了我。”这个故事又引起了一番关于道德的讨论。一个人大声喊着说这个故事不可信，也不可能。劳弗医生示意大家安静，然后高声宣布：“现在——看看希伯来诗歌里的鸽子吧！”他请女孩起身站到自己旁边，朗诵一首他提前请她准备好的诗，“是著名诗人萨乌尔·切尔尼霍夫斯基[3]博士写的”，他描写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鸽子。

这些是埃及鸽，这些叫作撒克逊修士，

还有其他的品种，比如采摘者鸽子；

它们像孔雀一样展开尾羽。

扇尾鸽会扩大它们美丽的尾巴，

雅各宾鸽会耸起羽毛颈圈。

一群莱茵打铃鸽

遇上匈牙利霸王鸽。

情侣们在角落里咕咕叫，

那是罗马猫头鹰鸽和黑头摩尔鸽成双结对；

而印度珍珠高翔鸽从空中飞落

如此引人注目。

一只来自神父鸽家族中的幼鸽——不会迷失

意大利鸽，叙利亚鸽，瑞士鸽全都不会。

女孩神情庄重地背完这首诗，原本粉红的脸颊变得微微发红。劳弗医生谢过她，说，“看上去诗人似乎忘了提及那些信鸽，只是关注了一些观赏鸽”——他忍不住把这些鸽子称为人造“怪物”——但是仔细看过这首诗后，他又发现名单最后提到了叙利亚鸽，“毫无疑问，诗人暗示的是大马士革获奖的信鸽”。

来开会的驯鸽师大多是成年人。午饭时间，宝宝和女孩交换了个眼神，在桌子下面大腿蹭着大腿。宝宝年纪比女孩小，个头比女孩矮，甚至直到他战死那天还是一样。但是尽管如此，他不再腼腆——无论是和她在一起还是和别人——表达观点时的神情俨然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驯鸽师。

下午的议程是讨论对比蛋白质丰富的种子和脂肪丰富的种子，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要给一只幼鸽留下持久的影响，并且阻止她以后的求偶行为，用手饲喂的方法否可靠。然后他们转向关于天花的问题，以及如何在痢疾流行的时候让鸽舍避免传染，从这个问题，他们又转向一些没有什么答案或者解决办法的难题：鸽子飞行的时候到底是仅仅依靠他们天生的方向感，还是他们可以记住某些地标？要么就是两种都有？宝宝也大着胆子发了言，他提出一点：与会者只是把人类对于地图的认知、方向感和罗盘的概念强加给了鸽子；可是，他说，也许鸽子根本对所有这些都不熟悉，她可能只认得一个方向，就是“回家”的方向，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人类对于方向有不同的说法——有时“向南”有时“向东”有时“向北偏西”。

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女孩脸红了，就像一位骄傲的母亲。“这个想法太有意思了。”劳弗医生说。他同时还想起了她说过的话，鸽子被等待接收者发现的那一刻，她的身影才会从放飞者的视线中消失。他突然意识到，就在他眼前开放的这一朵爱情之花比他想象的还要美丽，还要深沉。但是他摇了摇头，先不去想这些事情，而是回归了他医生的角色：“今天聊的这些问题有趣且有意义，我们平常也偶尔会有类似的思考，但是这些还不可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其他的驯鸽师马上都表示赞同，还是应该回到比较实际的问题上去：是什么带领鸽子回到鸽舍，是渴望回家，还是盼着食槽，或者思念配偶？我们违背天性地训练鸽子在夜间飞行，这样做是否正确，是否公平，又是否值得？鸽子的喙上有磁性物质吗？喙上的小肉瘤到底有什么功能？

傍晚时分，女孩带着宝宝到海边去散步，两人在人行道上溜达，尽量避开她几个同学的视线，她们一直想知道这个男孩，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她亲吻了他的嘴唇，而且这一次还允许他抚摸她身体的任何部位，但是只能隔着衣服。他让她看自己已经学会了吹口哨，但是接着又问她能不能像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做，就是把手指伸到对方的嘴里去吹口哨。

第二天早上，宝宝又一次参加了成年驯鸽师的讨论，还发了言，说他最大的梦想是杂交出一种本地品种，可以比欧洲鸽子更加抗热，抗寄生虫，抗口渴。女孩突然提示一句，过去世界培育鸽子的中心是开罗、巴格达和印度，这些地方的天气远远不如布鲁塞尔和列日市更加宜人。

后来，到了一段比较正式的茶歇时间，大家都把饼干泡在茶里，因为加了太多的柠檬，茶水都变成黄色了。从教室外面到学校的院子里，宝宝一直跟在女孩后面。

“这就是你上学的学校吗？”他问。他已经在心里暗自盘算怎样找到她上课的教室，她坐在哪一排，哪套桌椅是她的。

“不，”她说，“阿哈德海姆是一所男校。”

“那你在哪所学校？”

“卡梅尔。离动物园很近。”

“我实际上已经不再去上学了，”他告诉她，“我整天都在鸽舍和鸽子们在一起。但是我还是会做基布兹分配的工作，而且我也看书。”

女孩告诉他，他提出的关于鸽子的方向感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也不仅仅是方向，”她说，“她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家，但是我们很肯定她想要把重要的鸽信送到中央鸽棚。”

“是我们鸽女士很肯定。”他纠正了她的说法。这一次，当他们笑起来的时候，彼此的目光就会紧紧锁在一起。他们坐下来，他又跟她说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可以实现一代又一代驯鸽师的梦想：训练鸽子往返飞行，不只是从一个地方回家，而是在两座鸽舍中间往返。这样的能力将为鸽子驯养提供新的机遇，他激动地说。信鸽可以定期在山里的牧羊人和农场之间飞行，或者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与报社之间飞行，或者在司令官和军队之间来回传递消息。

“还可以在家人之间传送，”女孩说，“或者在恋人和夫妻之间也可以啊。”

2

研讨会开了三天，最后动物园的胖子带着好几个咕咕作响的柳条筐进来了。劳弗医生把里面的鸽子一只只拿出来，分别递给每一名参会者，让他们回家后把鸽子放飞。然后他把大家原来带过来的鸽子放到已经腾空的筐子里，告诉他们这些鸽子也会在两天后的早上放飞。

驯鸽师们互相告别，各自回家，也回到了他们的鸽舍中。劳弗医生长时间和动物打交道，能够明白各种细微动作——眼睛的每一次翕动，皮肤的每一次微红，以及耳垂的每一次抽动——的含义。因此，他请宝宝多留一点时间，帮着女孩把图片和海报摘下来，然后再把那些柳条筐送回到动物园去。

教室里只剩他们俩了。他们把图片和格言都从墙上摘下，仔细地卷起来，这样才不会皱。他们又弯腰去拿那些柳条筐，这时，两个脑袋靠得很近，还碰到一起。两人一下子直起身来，紧紧拥抱在一起。

她俯过头去，双唇贴住他的双唇。宝宝轻轻嘬住贴过来的嘴唇，顺势把她的身体拉向自己；然后——完全身不由己地——他掀起了她的上衣，她的双乳都露出来，宝宝的嘴唇离开了她的双唇，转而去亲吻吮吸她的乳头。

她浑身颤抖，呻吟着，双手放下来，刚刚来得及抓住他的那个部位，别的什么都没做呢，宝宝已经叹了口气，像所有急不可耐的年轻人一样，将一团“种子”释放到她的手上。宝宝那么急切地想要她，虽然她就在他身边，他还是感到心中一阵揪心的刺痛，觉得自己在生死之间挣扎。他浑身都没了力气，甚至都忘了自己现在多大。女孩感觉到自己的手指间一股热流，一阵战栗传遍全身，她以前还从不知道自己真有这么强大。

宝宝十分尴尬，赶紧去找了一块布，要把自己的身体和衣服，还有她的手都擦干净。但是女孩把那块布扔在地上，把手在他脸上擦了擦，又将他拽倒在地板上，说：“还像刚才那样摸我吧。”

他其实还只是个男孩，不知道谁更急切、谁更快活，是他的手还是她两腿间的部位，是她的肉体还是他的。他希望知道到底是谁，让他的手指竟然有了味觉，竟然有了听觉。尽管他还不太明白身体传递给自己的一系列信息，但是他已经想要去感受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不是大体感受，而是很精细准确地去感受。他特别想知道自己的手爱抚和探索过的一切奇迹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不光要用手去感受那种温暖、光滑和柔软，还要用嘴去品尝，用鼻子去闻，并且用眼睛去看。这些动作的感觉会和手指的触觉一样吗？

女孩抓住他的手，将其从自己的两腿根部拉到自己的腹部。“不要，够了，”她说，“我不能再这样了。”他们并排躺在地上，两人都这么强壮有力，又都这么虚弱不堪，这让他们感到震惊。他把她手上自己的印记舔掉，她也从他的手上舔掉自己的气息。过了一会儿，两人站起身来，整理整理衣服，拿起那些装着鸽子的柳条筐。他们走在阿哈德海姆街上，开始还有些局促不安，后来，两人心照不宣地笑起来，走上长而缓的山坡，坡下就是动物园了。

走到坡底之后，他们面前是一大片沙地，还有一座已经废弃的果园和几棵悬铃木。沙地的另一边是一座砂石小山，游泳池和动物园就在山上。最近，当我经过那里去另外一个方向时，我还能想象出“还没有这么多人行道”时铺在沙地上的木板。宝宝不想走在女孩前面，也不想走在她后面。他和她并排走着，两腿发沉，但是内心却无比喜悦。同时，忧伤的情绪也在噬咬着他的心：两人马上就要分别了。女孩要留在特拉维夫，他则要返回基布兹的鸽舍。

注释

1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1755.11—1793.10），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囚禁并送上断头台。

2　干地亚城：在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对威尼斯的战争中被围困，于1669年失陷。

3　萨乌尔·切尔尼霍夫斯基（1875.8—1943.10），俄裔希伯来诗人，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希伯来语诗人之一。

第十二章

1

电话铃响了。一个细细的男声说我的妻子和我已经通过了面谈。

“但是我们的财务总长还有一个小问题要跟你们谈谈。”说着，这个男的将电话递给他。财务总长声音很响地清清喉咙，他这种咳嗽声说明他旁边还站着几个人，都在听着我们的对话。他告诉我“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村里“经过进一步调查和考虑，并参考了专业人士的意见”，决定在原来的要价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小数目。

“多小的数目？”

“一万五千美元，他们告诉我们应该加这么多。”

“我再联系你吧。”我说，然后打了个电话给蒂莱勒。

“当然，”她说，“他们所谓的‘进一步调查’指的就是你真正的妻子买给你的那辆豪车。我们如果开着我公司里随便哪个泥水匠的破车去就好了，不应该开着美国总统乘坐的那种防弹车。”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打个电话给他们说你取消这笔生意了。不过别马上就打，等个四十分钟再说。四十分钟是个很折磨人的时间段：回一趟家，时间太短；坐办公室里干等，时间又太长。”

“但是这个房子……”我有些焦躁不安，“我真的想要啊。”

“别着急，他们会让步的。我就用他们多要的这一万五千美元跟你打个赌吧。四十分钟以后再打回去，记住：不要闹情绪，不要生气。提醒他们最初的价格就是他们定的，而且我们甚至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就一口答应了。告诉他们，你已经按照原来的价格把钱准备好了，他们最晚到明天必须定下来。别忘了，他们还当我是门德尔松夫人，万一事情不顺利，我还可以介入。”

“但是为什么？”村管委会秘书说，“你顺利地通过了村民资格的面谈，如果你手头现金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安排别的付款方式呀。”

“这跟付款方式没关系，”我说，“你们定的价，我们也没有还价就同意了。钱已经准备好，你们最晚可以拖到明天下午，还是回到原价；否则你们就另找买家吧。”

迈沙勒姆从他的合伙人女儿那儿听说了整件事。第二天早上，他的满意之情藏都藏不住，“全新的伊莱勒嘛！”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太遗憾了，你没再加上一句话‘你们这帮家伙没有通过我们的村民资格’。不过没关系，关键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是在跟谁做生意了。”

事情果然就跟他们说的一样。他们放弃了加价的要求。第二天一早，那个全新的伊莱勒签了合同，全款把房价付清。然后他给房子拍了照，在最近的商业中心冲洗出来，然后开车去把照片给他妈妈看。

那时，她正躺在一张靠窗的病床上，就在哈达萨医院的内科病房。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她消瘦而虚弱，光秃的头上包着一块很大的蓝色头巾。她正看着窗外的风景——卡斯特尔国家公园、拉达山、撒母耳墓——然后慢慢转头看着我。

“你好，妈妈，”我说，“新头巾？”

“迈沙勒姆给我的。”

她看着我带过去的照片：“我真开心。这房子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我还看到屋顶上有几只鸽子。如果它们在屋檐下面做了窝，一定要撵走它们，把洞封上。屋檐下的鸽子实在讨厌。”

“我照得不好，”我说，“而且照片中也看不出这房子和周围的风景多么契合。等到你好一些，我就带你去看看。”

她说：“恐怕我是不会有机会去看了，雅尔，但是蒂莱勒肯定会改造得很好的，你完全可以信任她。”

听她这么说，我一时呆住了，竟然忘了问她是怎么知道蒂扎尔正在帮我改建房子的。“你会好的，”我不同意她的话，“而且你还要去看看改建前的房子什么样，改建后又是什么样。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会在那里听到风吹过大树的声音，你会面对着你所描述过的风景，慢慢地呷着一杯白兰地。那座房子不算是我的，更应该是你的。”

但是第二天，妈妈就陷入了昏迷，三天以后便去世了。迈沙勒姆说推迟改建的决定是对的。“房子可以等。你首先应该好好地悼念她。重要的是，她知道你找到了属于你的房子，而且有可靠的人帮你。”然后他又痛哭起来，“自从格申和戈尔迪那什么之后，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心痛过。”

我们本想把她埋在她的城市特拉维夫，但是妈妈已经在遗嘱里面留下了指示，虽然出乎我们意料，但是说得很清楚。她希望埋在耶路撒冷，就在公墓西北角那座小山的山顶。迈沙勒姆通过一些人脉关系，同葬礼部门一起把事情安排妥当。“她跟我和我给她介绍的律师都说过：‘并不是我要看着特拉维夫，而是特拉维夫可以看着我。’”

我们在你们爸的公寓度过了妈妈的头七：你们爸，我，还有佐哈尔，她负责茶壶、茶杯和点心之类的。还有迈沙勒姆，他从格力斯克的小卖铺给我们买了些吃的。还有雅利夫和雅埃夫，军队也给了他们丧假。就算房间里没有别人，这个“双雅兄弟”组合也能弄得像是有很多客人。里奥拉和本杰明每天傍晚过来，还经常带来一些吊唁的朋友，他们总会讲一些医生的小事故这样的恐怖事件。蒂扎尔没有来，迈沙勒姆帮她捎了个信过来：她很难过，她非常爱你的妈妈，工程师已经安排好还要再讨论，而且勘测人员也要去。

我不知道曾经在妈妈自己住的公寓里见到的那两人会不会来：记得一位绅士年纪较大，问我在学校里学哪个专业；另外一位皮肤黝黑，腿有些跛，自己弄很浓的黑咖啡喝，嘴里还哼唱着一段滑稽的调子，是关于普林节故事中的亚哈随鲁王的。吊唁的朋友来了，对你们爸表达哀悼：主要是他的同事和从前的学生，还有他曾经治疗过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有些是出于感激，还有些人是想看看那块写着“雅·门德尔松，私宅”的铜质铭牌后面到底有些什么。

头七的最后一天，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把我们都吓了一跳，这个时间这种大雨已经不多了。那天晚上等我和里奥拉一起回到特拉维夫的斯宾诺莎大街的时候，街道已经水流成河。听广播里说大雨造成了洪水，我突然害怕起来，妈妈的新墓说不定已经被洪水从公墓里冲走，冲下山坡，一直冲到索雷克河里了。

在里奥拉的房子里，听着哗哗的雨声——雨水流到下水道里，落到房顶上，打在花园里的树叶上，还有记忆中的白铁皮屋顶上——我脑子里一下子冒出了很多断肢残骨的可怕形象。我从床上一跃而起，穿好衣服，终于决定还是要启用那套新的戈尔特斯雨衣和胶靴，它们已经在“巨兽”中的一个盒子里放了一段时间了。

“你要去哪儿？”里奥拉在她的卧室里问。

我很坦率地告诉她，我担心雨一直下，妈妈的墓地说不定被冲毁了，我要去看看。

“你说什么呀？她是被埋在水泥坟墓里的。”

“你真不知道这种洪水会造成什么后果。”

“我们刚刚从那里回来！你是在这里编故事吗？”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就跟我一块去。”我对她说。她不会来的。她绝对不会跟我一起干什么疯狂的事。

“就算美国那些神经质的犹太人儿子，也不会去检查他们母亲的墓地是否被雨水冲毁。相信我，我美国老家的雨更大，那些妈妈也不如你的妈妈。”

“但是这里的儿子更好啊。”说着我就冲出家门。

天气很恐怖。风从四面八方刮来，雨同样从各个方向抽过来，像鞭子一样打在身上。有时雨水砰砰地击打着车顶，有时几乎从车两侧倾倒下来。但是“巨兽”跟它的主人一样意志坚定，所以它一往无前，非常自信，对沿路那些抛了锚的小汽车睬也不睬。它径直穿过阿亚隆谷，翻过沙尔哈盖山区，上坡，下坡，最后拐了三个红绿灯，才到达了城市入口，并开进了公墓。

我从车里下来，在墓碑之间穿行。各个坟墓之间的小道也已经是水流成河，但是妈妈的那块墓地却完好无损，所有的花圈都在。有一个花圈是哈达萨医院送的，还有一个是伊车洛夫医院送的，还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送的，医师协会送的，基尔申鲍姆房地产公司特拉维夫、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分部联合敬赠的，还有一个是迈沙勒姆父女有限公司送的。还有一个白铁皮小饰板，仍然立在满是泥水的墓堆上。上面用黑色油墨写的拉娅·门德尔松还是非常清晰，湿漉漉地挺立着。我绕着墓地检查了一圈，然后回到“巨兽”上给本杰明打了个电话。

“一切都好。”我通知他说。

“什么都好？你说什么呢？”

“妈妈。她的墓地完好无损，没有被大雨破坏。”

“你在哪里，雅尔？你回到公墓去了吗？”

“我有点担心。这样的天气，而且墓地还没来得及用石头覆盖呢。”

本杰明问我是否知道现在几点了，我告诉他我当然知道，他又问我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我告诉他这不是问题，我可没想让他帮我，也不需要他的建议。我就是想告诉他墓地这边怎么样了。

“就算你不需要建议，”他说，“我还是要给你一些。如果你已经到耶路撒冷了，就到你们爸那里去睡吧。先去看望一位小儿科医生再去睡觉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2

第二天早上，天空放晴。我赶到新房子那边的时候，迎面遇到三位测量员。一位已经老了，沧桑的脸上布满皱纹；另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已经有了啤酒肚和红鼻头；还有一位块头很大，乐呵呵的，踏实肯干，他还在培训阶段，所以另外两位经常对他说，“把冷水拿来”或者“如果你的杆子倒下了，就想想碧姬·巴铎[1]！”然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

他们走了以后，隔壁邻居从屋里出来，在地上打了两根桩子，中间拉上一根绳子。

“你为什么不弄个真正的篱笆呢？”我建议她。

“没必要，”她拉拉绳子，打好结，然后直起身来说，“只要这样他们就知道这里是两家的边界，不会有什么纠缠不清的问题的。”她干脆地说。

第二天，她沿着新的边界做了初次巡游。我走出房子跟她问候早上好。“过去出现过问题，”她高声回答我，“事情都弄清楚以后，一切都好办了。”

我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搭腔，但是内心还是对她外表与行为的巨大反差感到惊异。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不是那种让男人腿脚发软的惊艳，而是那种让你觉得赏心悦目的美丽。她的笑容和举手投足都说明她内心没有任何愤怒或者疑虑，平和而清澈。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她，根据测量员绘制的蓝图，她拉的那条线其实不是准确的边界，反而缩小了一点她自己家的地方。她丈夫刚好出来听听我们在争论些什么，此时他忍不住笑了笑。但是这位年轻的妻子却生气了，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她已经受够了“那些各种类型的有钱的新来者”，这些人到了村里，就是为了“干涉我们的生活”。

她丈夫温柔地说：“他没有干涉你呀，也没有干涉我。”

听了这句话，她更生气了：“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他那边还是我这边？”

他们进屋去了，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聆听四周的各种声响。节奏很快的“哒哒哒”声来自邻居的波斯丁香树的树干，是一只啄木鸟。灌木丛下面有一阵细碎的声音，好像是谋杀犯偷偷摸摸的脚步声，其实这是乌鸦啄食落叶的声音。沙哑的笑声是某种体型稍大、羽毛鲜艳的翠鸟发出的——具体是哪一种我也不知道——周围最吵闹的噪声是松鸦的声音，这种鸟的叫声一直让我觉得很疑惑：我从来都分辨不出它们到底是在吵架，还是在玩耍；到底是在咒骂，还是在闲聊。

太阳落山了。周围的田野上传出声音很高的尖叫声。我站起来，走近一群在地面上摇摆的鸟儿。它们的身体是黄色的，略带一点棕灰，体型比鸽子略大一点。它们有一双长腿，尖叫起来就像疯了一样，而且还用尽全身力气奔腾跳跃着，似乎用一种仪式一般的舞蹈来欢呼黑夜的到来。

乌鸦发出最后的叫声之后，果然，夜色加深了，山里传来了最早的几声豺狗嚎叫。突然，我想起了我们在耶路撒冷听到这种声音的场景，就在我们那个街区的边上。附近有一群豺狗叫起来，然后第二群豺狗就会叫着回应它们，有时更远的地方甚至还有第三群，如果站在另外两群的领地之间的地方，就可以听到第三群的叫声。我问你它们为什么要叫，叫声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人类经常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无聊的事情上，而动物则是逻辑性很强的生物，它们的每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你又说，这几群豺狗，在互相告知它们的位置，以及它们将到何处去猎食。“否则，它们就会整夜地打架，而不是去觅食。”我喜欢听你讲这些关于自然的小道理。我觉得，好像在你的童年时期也有一位老师教过你，你也很喜欢听他讲道理。

我又回到房子里。露营床垫还是放在地板上，乖乖地充满了气。我脱掉衣服，爬上去，闭上眼睛。屋子外面，你所允诺过的两种风都在吹着：一种是吹过大树的风，另外一种是吹过小树的风，它们的声音都不一样。我慢慢地睡着了，中间一次又一次地醒来，一次是因为“毛茸茸的，较为常见的小猫头鹰”，它们的声音让我的心中充满神秘与魔力：这声音那么整齐，那么空洞，声音之间的间隔如此精确，如此有节奏，带来一种让人愉悦的痛感。另外一次醒来是因为，我听到了很可怕的“咔啦咔啦”声，好像是响尾蛇的声音，所以我就走到外面，逐渐靠近声音的来源。原来那是一只鸱的呼吸声，它就住在村管委会的阁楼上。我回到家，躺下来，再也睡不着了。你是对的：头顶上的刮擦声是鸽子走路发出的。迈沙勒姆也是对的：外面微弱的嘎吱声是毛虫的牙齿啃无花果树的声音。一定得把鸽子撵走，所有的洞都堵上；有毛虫的无花果树一定要拔掉，补种一棵新的树苗。

边界附近的声音也响了起来，这声音我不会弄错：邻居夫妇在做爱。这声音那么清楚，他们肯定是在门廊上干的，甚至就在花园里。他不出声的时候，她的呻吟声就好像小提琴发出的逐渐增强的持续乐段，但结尾并不是一声大叫，而是一声顺从的轻叹。这些声音让我很容易就想象出靠紧她大腿的感觉该有多么舒服，她的脖子多么光滑，还有她那个部位多么温柔甜蜜。随她画线，随她确定边界吧：能够在爱人的身下发出这种声音的女人绝对不会是个坏邻居，即便他们努力想要变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房屋本身也在发出声响，就好像一个八音盒，一个记忆匣。有些声音很清晰，毫无规律：是风吹动了百叶窗，还有房门碰撞着门框。其他的声音都很规律，但是听不出来源：可能是两块终生要挨在一起的砖头在窃窃私语；可能是过去某些时间的某些人在交谈，虽然他们早已不在，但是旧日的声音却被记录下来：男人和女人说话，孩子的梦呓，婴儿的哭声；也许是光线曾经渗入墙壁，而现在希望化作声音而逃出来。

我听着，琢磨着，分辨着，陷入记忆当中。我并不是要责备邻居的公寓。这是你的房屋，在你周围呼吸、萦绕、充满、收缩，最后包裹住你。这儿的地面还是土地，并没有被水泥或者沥青封死，所以它还可以进行缓慢的、永不停息的舞蹈，而我们——所有的房屋、树木、人和动物——都在它的怀抱中，在它薄薄的表面移动。

3

自从离婚以后，蒂扎尔就没有自己的家了，分手的时候她把共同居住的房子留给了她丈夫。“首先因为我觉得对他很抱歉；其次，如果给了房子就不用争吵，当然这样做更好。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好活？开心过七年，然后不开心再过七年？或许只有三年，就像可怜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你给我讲过，他刚刚在岛上建好自己的房子三年之后就死了。所以，我们应该浪费本就屈指可数的东西去报复吗？”

她仔细审视着我，看我是不是跟得上她的思路。“他因为获得房子就开心得要命，我根本不在乎。我在意的是终于可以摆脱他，让他在我的生活中消失。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不想听见他也不想感觉到他了。”

“现在呢？”

现在她没有家。她只有自己的汽车和房间：特拉维夫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房间，海法市一家旅馆里有个房间，别士巴市一家旅馆里有个房间；此外，他爸爸在耶路撒冷的阿诺纳区不是有个大房子嘛，她在那里也有一个房间。

“你偶尔要招待客人可怎么办？”

“想什么就说什么吧，伊莱勒。你是说一夜情对吧？和一个男的过上一夜？或者一个星期？这就是你说的偶尔招待客人吧？”

“你也知道……”

“我不会偶尔招待什么客人。不会有一夜情或者两夜情。我自己过已经好几年了。女人没有男人也可以过上好长时间，”说着，她突然咧嘴笑起来，“但是迈沙勒姆，你听了肯定会吃惊的，他有时候倒是会招待些女人。”

“我一点都不吃惊。他和她们睡在哪里呢？”

“他不和她们过夜。她们来了待一会儿就走，然后他晚上一个人睡，睡在格申的床上。”

“这很奇怪呀？”

“什么奇怪？是指她们不过夜这事吗？”

“不是，你爸爸睡在格申的床上比较奇怪。”

“没什么好奇怪的。迈沙勒姆就是一位丧子的父亲，很简单。他别的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到军人公墓参加纪念日仪式。他甚至不愿意出版纪念格申的一部相册，这真是很遗憾，因为格申上高中时，以及参加魏兹曼学院的夏令营时进行的几项化学项目现在还留着，我就跟迈沙勒姆建议，可以以格申的名义设立几项奖学金，结果他就跟疯了一样说：‘我儿子埋在地下，其他什么人却代替他做研究，并且要成为专家吗？’”

“你能明白这个人吗？他只是拿着那块手帕哭泣，让我不要习惯性地叫他‘迈沙勒姆’，而改口叫他‘爸爸’，他还睡在格申的床上。这些都不是什么麻烦事。我不介意，他的那些来了就走的女客不介意，我去世的妈妈也不介意。我敢说，就算格申知道爸爸睡在他的床上也不会介意的。那张床足够睡两个人，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里就你会觉得奇怪。”

这样弗莱德的家就变成了旅馆，而迈沙勒姆的园艺棚过去只是他的私人小角落，现在却成了他的家。一开始这个棚子很小，存放一些工具、肥料和种子。后来，里面又加了一张折叠床、一个电热水器，还有一个糖罐和两个茶杯，这里变成了一个域外小世界。自从格申那什么，他又添置了一个单眼煤油炉、一台小冰箱和一把扶手椅，这把椅子可以放倒变成一张床。自从戈尔迪那什么，园艺棚就不再是迈沙勒姆的私人小天地，而是他每天实际居住的地方。他下班一回到家就直奔那里，休息，看书，给自己准备一点简餐；过后，他就躺下来，将那块大手帕——泪水中的盐分在原来的蓝色上面留下一些褪色的条纹——展开蒙在脸上。只有傍晚时分他才会进入他的房子，冲个澡，刮刮胡子，然后招待那些女客。等她们走了以后，迈沙勒姆就爬到儿子的床上，听着雨滴打在外面护墙板上的声音，慢慢睡去。“所有关于房间的所谓功能和名称的那些胡话都没有意义。”

4

早晨我被一阵新的噪声吵醒了。我透过钉在窗户上的木板缝隙朝外看，只见两辆卡车停在房子外面，上面的吊车正在放下大袋大袋的沙子和石子，用木头托板装运的砖块、地板砖和屋顶瓦，还有各种口径和颜色的管子——有软管也有硬管，各种厚度的屏风板，还有电路板和水暖设备，还有两名中国工人正在往墙上抹混凝土。这就是蒂扎尔的新游乐场，这就是她摆放的新玩具。

我穿好衣服，出门走到院子里。“早上好，伊莱勒，”迈沙勒姆在叫我，“你修剪了树木，清理了院子，看看，很有用吧。我们这样就可以给你弄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了。”

他一边得意扬扬、昂首阔步地走过来，一边挥舞着双手，指指这儿指指那儿。这是他最喜欢做的：指挥别人做事。“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斜坡填平。我们把卵石堆在这里，筑起一道墙，然后往墙里面倾倒三四卡车的土。我已经找了个人，他会送来一些深层土，一点野草的种子都不会有，你也不用为此花一分钱，因为那人欠我一个人情。”他凑到女儿耳朵边，悄悄说了点什么。我喜欢看他们健壮结实的身体彼此靠近的样子，那么亲密，父亲把嘴唇靠近女儿的太阳穴，女儿则很踏实笃定地把一只手搭在父亲的肩膀上，拍着他，给他力量，驱走他的痛苦。

“我不想这里有一堵高墙，”我赶紧声明，生怕两人就这么替我做了决定，“我喜欢两三层小台阶那种，还想能从这个房子后院就直接把‘巨兽’开出去。”

“一道高墙会更好一些，”迈沙勒姆强调说，“至于汽车嘛，你前面院子有整条道都可以用啊。为什么要从后院上车呢，就像田地里的抢劫犯似的？再说了，我们必须得加快速度，因为夏天一过就要开始下雨，整个地面都会和稀泥，卡车就没有办法开到跟前了。”

但是蒂扎尔也觉得在后院留个地方给“巨兽”是个不错的考虑，而且她也认为几个小台阶比单独一道高墙要好。她建议这些东西我干脆自己造。“你看看他，迈沙勒姆，”她指着我说，“这座房子给他灌注了多少力量啊，让他充分利用这种力量难道不好吗？”

“我对这种工作一点谱都没有，也没干过。”我提出意见。

“这些你都不需要。这些都是不用什么技术的粗活，是个人就会干。”蒂扎尔说，“我把那辆小皮卡借你用，你去找些石头，装上卡车，运回来，就可以干活了。你的身体跟我的差不多，肯定喜欢也需要好好表现一把。我们最后结算的时候，我会扣除台阶这一项的费用。”

她还建议我说，台阶并不是房子，不需要把石头凿成固定规整的形状。正相反，粗粗打制出来的不同大小和色调的石头反而会给台阶增添美感和个性。“记住一条，”她在我身后叫了一声，“小皮卡得能够开到马路上才行，所以不要装载过重，也不要开到泥土地里。”

蒂扎尔借给我用的小皮卡和里奥拉给我买的小汽车完全不一样，小皮卡更加粗糙，也更加泼辣，遇到崎岖不平的路面，她就会自动抬起一只后轮。“但是，”正如同它的女主人拍胸脯保证过的那样，“它什么路都能走。你那辆豪华战车几个台阶就抛锚了，可是它还能一直跑。”

我很小心地驾驶着这辆小皮卡，习惯了“巨兽”那种流畅的自动挡之后，我很喜欢小皮卡引擎的嗡嗡声和猛踩离合器换挡的感觉。我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上她握过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穿一件她穿过的衣服，闻着她的味道，想象着她臀部的热度，这种热度被坐垫吸收，现在又传递到我身上。

几分钟以后，我开车到了山那边一处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便停下车，到卡车的车厢里好好刺探一番。人们总应该确切地了解一下他们的承包商吧，特别是这个承包商还是个女的。我发现一些歌曲收藏，质量出奇的差，都是军乐队录制的；一副黑色太阳镜；干净的凡士林唇油；几个塑料打火机；一包鼓牌烟草；一把中等大小的瑞士军刀；还有一个钥匙环，上面挂着五把钥匙。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兄弟，”我对那些钥匙说，“请一个个地来。”

我打开了她给我改建的这座房子的门。我打开了耶路撒冷弗莱德家的大门。我打开了迈沙勒姆父女有限公司的门。我又打开了文件柜的门。

“那么你是开哪扇门的呢？”

沉默。

我走下小皮卡，打开后车门。地板上有一顶安全帽在滚来滚去，还有一双破旧褪色的徒步凉鞋，和我自己的凉鞋很不一样。三瓶矿泉水，都已经打开喝过。还有卫生纸和胶靴。座位上放着一顶草帽，还有一台数码相机，还有湿纸巾、护手霜和几本折过角的小说——都是外语翻译成希伯来文的。

“我最不能忍受那些描写我们自己生活的小说，”她后来告诉我，“我喜欢看那些描写别的土地和民族的小说。”她笑了笑，“你把我的车里外看了个遍，就只有这一个问题吗？”

在车座后面，我发现几根拖车带，都带着专业的红色钩环；几根绑绳；一件旧的军用夹克，翻领上面的名字是：陆军上士格申·弗莱德，已经褪色了；还有一副工作手套。然后我又到后面车厢里，发现那里有偷石头用的全套工具：一根铁撬棍、一把铁镐、第二双工作手套。然后——真是万幸！第五把钥匙竟然刚好打开一个锁着的金属工具箱，里面有几件修理工具、一个咖啡包和一个关着的派力肯行李箱。我把箱子也打开了：只见里面有一件干净的、还散发着香水味的长裙，一条熨得很平整的裤子，两件衬衫，两双鞋，化妆品，一小瓶须后水，另一把钥匙，还有内衣。我的心脏——本来已经很放松的——这时候格外紧张起来。你到哪里去娱乐开心，蒂莱勒？和谁在一起？你什么时候才能在我面前穿上这件长裙？还有这把该死的新钥匙，它打开的门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原处，然后合上箱子。我继续开车，先是沿着一道浅沟开，中间还被一些金属栏杆硌得颠簸起来，这些栏杆本是用来防止牛群乱跑的。然后我顺着一个缓坡爬上一座小山，翻到山的另一边，之后终于来到一片已经破坏了的阿拉伯小村子，这是我以前查看该地区的地图时发现的。

所有的建筑物都只剩下残垣断壁。有的是自己塌陷的，有的是军队进行爆炸训练时炸坏的。收集泉水的池塘也给毁了，但是一个水渠中仍然有小股细细的水流在流淌，这个水渠就在野薄荷和覆盆子交错而成的灌木丛中时隐时现。周围都是一堆堆的石头，这儿那儿的还有剩下的半面墙，或者仍然矗立着的拱门。拱门上到处都是参加航海训练的士兵们留下的涂鸦：雅利小组，本兵团收留老弱病残和活腻了的人，生而为杀人，飞虎巡逻队，等等。还有仙人掌组成的树篱，苦杏仁树，因为没人搭架子、没人修剪、没人采摘而只能匍匐在地的葡萄藤，所有的废弃村庄都有这些东西。这里还有一些孤独的无花果树无声地哭喊着，它们的叶子都耷拉下来，从那些已经开始膨大但是还没有成熟的果实中可以看出，树干母亲曾经拼命地将最后几滴养分输送到它们的果实后代当中。

旁边还有几株野李子。它们的果实很小，还是青色的，我倒想知道它们的味道到底怎么样。这些树过去也曾有人管理，嫁接过甜杏和李子，但是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曾经嫁接的砧木部位重新抽出了嫩芽，还结了果子，不过又小又酸——真的没有人工培育的那种甜，味道也不好。就是因为果子长得奇怪，才挑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还摘了几个，准备带给迈沙勒姆。我记得他有几瓶罗马尼亚梅子白兰地，瓶子上的图标中画着的梅子和这几个小果子很像。

接下来，我就开始挖石头了。我的选择面很宽：已经砍凿整齐的石块，田地里随处可见的小石头，远处的近处的，都可以。有些石块我认出来是石灰石，肯定是从沿海地区被带过来的；还有些石头已经非常古老；有些石头伤痕累累，看得出铰链或者螺栓的痕迹；这些都说明了这块土地曾经的心酸与沧桑：战争，流亡，人们离乡背井，连石头也不能安生，被人一会儿搬到这儿一会儿搬到那儿。或许我应该带观鸟团一起来看看这些迁徙的石头曾经走过的路线：它们千里迢迢，从神庙、公墓、浴室给搬到这里；从石弩上弹射到这里；从人行道上给踢到这里；从墓地或者井沿口滚到这里。这些石头曾经有不同的用处，铺路、砌墙、筑篱；曾经放在角落、顶端，用作门槛和大梁；用来榨油，做里程碑，做磨坊的上下磨石；还有用来镶嵌的碎石，和磨刀石，等等。现在它们都静静地躺在这里。

我把选好的石头装上车，刚刚要走，就趔趄了一下，差点跌入一个很大的蓄水池，以前我从来没注意到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大坑。我探身向下面这片空旷而黑暗的地方看了看，只见两只蓝灰色的野鸽子呼啦呼啦地扇动着翅膀从里面飞出来，吓得我忍不住向后跳了两步。鸽子越飞越高，慢慢地盘旋了两圈，好像等着跟我告别。

我向蓄水池里扔了一块小石头，只听它干巴巴地撞到池底。水池是空的，没有水，但是鸽子还是从最深的地方飞出来。刚才两只鸽子拍翅膀的声音惊动了旁边几个蓄水池中的同类，它们纷纷都从各自的池底飞出来。土地好像突然在我身下张开大嘴，吐出几只鸽子，而且越来越多。它们在我头顶上飞着，就像一团云朵，云里是长满羽毛的胸脯和不断拍打的翅膀。

接着，所有的鸽子聚集在一起，在天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而下面的我就是这个圆圈的中心。我离开那里之后，它们就一个俯冲，回到了筑在水池底部的鸽巢里，好像被大地的裂缝吸回去了一样。我登上蒂扎尔的小皮卡，向我的新家开去。

5

工人们把所有的材料和设备都卸下来。他们还从一辆卡车中拖下一台旧冰箱，把它放在房顶下面的几根柱子之间。他们又将一个接线板从屋里拉出来，挂到窗户上，再把冰箱的插头插上。他们在冰箱旁边摆了一个柜子和一张桌子，上面放了电水壶和瓦斯炉。一个黄头发的高个子青年在冰箱里装满了蔬菜、酸奶、软干酪、硬干酪、几瓶饮料，还有几盒牛奶和鸡蛋。

卸货工作完成后，蒂扎尔的装卸工们就都开车回去了。迈沙勒姆按照要求，把当地政务会开具的建筑工程授权书张贴在墙上。“看到了吗？本来你们跑来跑去折腾一圈儿才能办好的事，迈沙勒姆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那个铲车操作员又在院子里出现了，好像得到什么指示一样。他把垃圾车拉到后院，从里面搬下一根很粗的金属管，然后挂在柠檬树上。他敲了敲管子，管子发出了回响。接着就看到两名中国工人、那个黄头发的高个子、铲车操作员本人，还有另外一位身强力壮的工人一起在蒂扎尔面前站成一排。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就留在原地没动。

“伙计们，”我这位女承包商说，“我从其他工作中把你们几个调到这里，是因为这个人需要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帮他建一个小小的伊甸园。这个乐园里有地板有屋顶，有水有光，有树有草，还有飞禽走兽。我们要弄出全新的管道、全新的电路、全新的门窗。我们要加固地基，给墙壁涂灰刷白，还得给他修一个小型的户外淋浴房和一个大的木头露台，好让他能坐下来放松一下，欣赏欣赏风景。”

工人们都咯咯笑起来，朝我这个方向点点头，然后都进屋去了。

“演讲真不错！”我称赞她说，“你肯定他们都听得懂希伯来语吗？”

“他们不需要听懂希伯来语，伊莱勒；这个演讲是为了让你听的。好了，现在我们进去吧，因为工程马上就开始了，你必须得在里面见证开工。”

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和村里签合同，也没有预付第一笔工程款——事情就这么定下来，这种“进入状态”的感觉，好像就在此时此刻形成了。改建计划开始实施，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沉重的大锤第一下撞击墙壁的时候，全部工作便由此开始。

选定要敲掉的那面墙是大房间的西墙，刚好正对着外面的风景。墙上还有个抖抖霍霍的小窗户，窗户实在太小了，让人禁不住觉得它宁肯一直关着，也不愿意被打开。现在两者——窗户和墙——都没有了。蒂扎尔说这里将变成一片十分敞亮的空间，这后面就是将要建造的木头露台。

蒂扎尔指挥着那名身强力壮的工人拿起大锤，然后她微微点了一下头，向着墙的方向挑了挑眉毛。工人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先向手心吐口唾沫，再搓搓手掌。他只是紧紧抓住长长的锤子把的末端，这样可以增强敲击的力量，然后把锤头甩起来，直到左肩膀后面。锤头被举起来，在他的头部和肩膀上空画了个弧线，接着便实实在在撞到墙上，立即撞开一个大洞。这把锤头就好像一只铁鸽子，它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撞墙。

整个房子都产生了回响。几天下来，它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种骚动。迈沙勒姆专业性的敲击和撕裂，还有他说话的嗓音，都在屋子里留下了痕迹。这座房子也听到了我和蒂扎尔的对话，看到测量员、工程师、卡车和各种设备在这里进进出出。房子也已经准备应对将要降临的一切：猛击的重锤，抠缝的凿子，前进的圆锯，发力的撬棍；还有各种动作：拔出，移位和清除，等等。新的房主即将到来，他要改变这座房子原有的运转方式——进门和出口——灯光明暗都将重新安排，他还要擦掉原有的记忆、足迹和气息，然后重新确立这所房子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那名强壮的工人在第一个大洞周围敲敲打打，很有条理地把砖头都清除干净。终于，整面墙都不见了，只剩下瓦砾、灰尘和砖堆。两名中国工人随后进来，进行最后的清理。他们用大铁锹把这些垃圾都铲进了院子里的垃圾车，就是铲车操作员操作的那台车。

“还是要有光，”蒂扎尔说，“你看，房子一下子就变得多么明亮啊。”

那名工人又用同样的方式拆掉了房屋内部的两面墙，然后用电锯扩大了外墙上几扇窗户的面积。中国工人排净水管中的水，把这些已经锈蚀的管子从墙里面拽出来。然后他们把那些电线也拽出来，这些电线已经不通电了，看起来像是一条条死蛇。他们还把原来的窗框、门柱和过梁都清理干净。

蒂扎尔对黄头发的高个子说：“去拿一口大汤锅过来，放在瓦斯炉上，做点东西让大家吃午饭。”

“吃什么？”他嘟囔了一句。

“就吃你在爸爸妈妈家里喜欢吃的呗。”

“可是我不会做妈妈烧的那种汤。”

蒂扎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他：“拿着，给她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做。”

年轻人走到一边，用俄语打了个电话，边说边不停地做记录；然后他走到蒂扎尔身边跟她说了些什么。只见蒂扎尔把小皮卡的钥匙给他，还给他几张钞票，然后他就开车出去了。他回来以后不到一个小时，瓦斯炉上已经升腾起一股香气。他按照妈妈教他的办法，做了一大锅浓汤，汤里面加了土豆、大麦、洋葱、芜菁、胡萝卜、大蒜、牛肉和骨头。然后他问蒂扎尔什么时候可以开饭。

“汤烧好了就开饭，我都饿死了。”

汤煮好了，黄发青年就敲了敲铲车操作员挂在柠檬树上的金属管，招呼大家吃饭，这是他们在我家里的第一顿午饭。

6

第二天，蒂扎尔把俄罗斯青年和那名壮实的工人调派到她其他的工地去，我们俩和两名中国工人留在这里。“除了后面会有几名技工加入以外，”她说，“就剩咱俩和他俩要干到最后了。”

那两名中国工人爬上天花板和屋顶瓦片之间的部位，然后便听到他们在里面又是锯又是撬。一片片房顶——附着在锈蚀的金属网片上的灰泥碎片——噼里啪啦地掉下来，激起一团团灰尘。原来住在那里的鸽子惊恐地飞出来，直到这一刻，它们才明白这一切躁动并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事实。它们在屋顶瓦片下面撞来撞去，然后就从新开的大窗户中飞出去了。

我告诉蒂扎尔，妈妈以前曾要求我一定要把鸽子都撵出去。

“她说得绝对正确。一定得把那些脏不拉几的鸟都赶走，而且要确保它们不会再回来。”她说，“我们要把所有的裂缝和墙洞都堵上。‘鸽子在你头上飞过’，听听这句儿歌就够了。”

移除了天花板之后，敞开的空间又增大了一倍，整个房子都充满了回声。蒂扎尔靠墙竖了一架梯子，爬上去，非常内行地在木板上走了一圈，搜索每一个鸽巢的位置。发现一个，她就立即用靴子的尖头踢掉一个。鸽巢纷纷掉下来，细弱的树枝上面覆盖着鸽粪，有的还有几个白色的鸽蛋，黄黄白白地溅了一地。

“鸽子嘛，”她说，“飞在天上的时候是很好的，捎来信件的时候就更好了，和大米以及香草一起送上饭桌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了。不过房顶里面的鸽子实在讨厌。不能在这里待着，女士们，出去再找一个家吧。”

她从梯子上下来，“想不想干点活儿？”她问我。

“好吧，”我说，“不过别忘了我完全是外行，给我一点简单的活儿吧。”

她把房间角落中的两块地砖弄碎，接着递给我一根撬棍。“拿上这个家伙，把旧的地砖都撬起来，用独轮手推车运走，还有天花板上掉下来的那些垃圾，也都清理干净。”

我很喜欢那些地砖在我手下屈服的感觉，它们脱离了地板，就相当于曾经在房间各处走来走去的脚步也同时被清除了。我把一些垃圾铲到独轮车里，推着它走到房间边上。早上这里还是一堵墙，现在只有一片空旷，面对着外面的风景。我把独轮车上的垃圾倒进停在下面的垃圾车里，回去再运第二趟。后来我用一把扫帚把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干净，直到最后露出了水泥地面为止。

“干得不错，”蒂扎尔表扬了我，“我喜欢现在这个阶段，房间的层高达到了极致，从水泥地面一直到屋顶的瓦片，没有地板，也没有天花板。这就是可能呈现的最大空间了。”

她话音刚落，迈沙勒姆就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身材瘦削但是肌肉结实的老头。老头的两只手大得不相称，就好像从别人身上借来的一样。

蒂扎尔满脸喜色：“这是瓦工斯坦菲尔德啊，是我们最有经验的雇工。我出生时就认识他了，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一百岁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现在得有多大年纪了。”

斯坦菲尔德一只大手提着一个桶，桶里有一根长长的透明软管，一个小号漏斗，还有一把木质折尺。他耳后别着一根黄色粗铅笔，斜背着个很旧很旧的学生书包。这个包的皮子都破了，搭扣也脱了皮，而且肩带也很老旧，看上去好像当年他就是背着这个书包走进小学一年级教室的。

他在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小三角形，距离水泥地面三英尺。

“抓住管子的这头，孩子。”他说着便把那根软管递给我。

“他不是我们的工人，斯坦菲尔德，他是房主，”蒂扎尔说，“那边的中国人才是工人呢。”

“一个老中？”他不知不觉用意地绪语问道，“那我该怎么才能让他知道该做什么？意地绪语和希伯来语，他哪个懂得更多一点？”

他把水从自己手里抓着的那一头灌到管子里，然后拉着管子从一面墙到另一面，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又从一片空白到另一片空白，把所有的墙都大概检查了一遍，画好小三角，然后朝着我这个方向喊道：“不要动啊！”

“你明白他在干什么吗？”蒂扎尔问我。

“不明白。”

“你们这是在测水平。”

“那我明白了，不能再清楚了。”

“你还记得我们上高中那会儿，讲过连通器的用法吗？那些小三角都画在同样的高度，它们就决定了接下来房子里所有一切的高度——地板、门槛、窗沿、窗户，还有厨房的工作台面。怎么样，很利索吧？”

“我希望也能很准确。”

“你说什么呢？测水平是这里最精确的工作了。这并不是用尺子、用眼或者用手来测量那么简单，所有测量都要考虑到房屋的地板和天花板，考虑到整个世界。你厨房水盆上面的窗台与地心之间的距离，你卧室的窗台与地心之间的距离完全一样，知道这一点，你不会觉得很开心吗？”

“当然很开心，是的。”

注释

1　碧姬·巴铎：法国性感女星，代表作《上帝创造女人》《穿比基尼的姑娘》等。

第十三章

1

约旦谷地区高中的阵亡将士纪念匾上也刻着宝宝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当年并不出众，还经常逃课，老师总是要责备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定，他对鸽子的兴趣比对学校里任何课程的兴趣都要大。两年以后，米里亚姆也告诉他，她知道的都已经教给他了。

宝宝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杜杰克的名声，同时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他参加各种在职培训课程，赢得各种比赛，还成功地将优良的雄鸽和获得飞行冠军的雌鸽进行杂交。有的时候他也会到特拉维夫去，要么是因为驯鸽工作出差，要么是去看女孩。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她聊天，和她一起吹口哨，爱抚她，她也用同样的方式爱抚宝宝。他还把自己的鸽子带给她，再将她送的鸽子带回去。十八岁的时候，他向大家宣布，自己应该去帕尔马赫突击队报名了。

他的伯父和伯母都对他特别不放心，但是劳弗医生安慰他们说，宝宝到了帕尔马赫突击队也还是会继续发挥他在驯鸽方面的专长，而且也会跟米里亚姆一样，建立自己的鸽舍。“任何一名队员都能点燃营火，都会使用斯特恩手枪，也都能偷个鸡什么的，”他说，“但是专业的驯鸽专家才能有几个？”他跟他们保证，宝宝很快就会被派去训练和培育鸽子，必要的话，还会放飞鸽子到总司令部，或者为战斗部队提供可以放飞的鸽子。

考虑到很快就要入伍，宝宝便去了基布兹的木工房，在木匠的帮助下，提前造好了一座独一无二的鸽舍，准备到了突击队后可以背。这座鸽舍分成四层——三层用木头和纱窗，第四层缝上了防水帆布，里面有些隔间，分别放置信管、丝线、鹅毛管、鸽信记录表格、矿物粉、药品、鸽子的吃喝用具，以及给他自己用的茶叶、糖和一个大水杯。他加了一个帘子帮鸽子们遮光挡雨，他伯父给他缝了又宽又厚的肩带。

入伍当天，宝宝脚踩一双工作靴，身上穿着从基布兹仓库领的，已经褪了色的卡其布工装，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渔夫帽。他的小行李箱里装着几件衣服和内衣，一件套头毛衫，一顶伯母给织的羊毛绒线帽，洗漱用品，书写工具以及一个针线包。鸽舍里有三只鸽子，一只是米里亚姆的，还有两只来自特拉维夫。

宝宝来到了耶路撒冷附近吉亚塔纳维姆的帕尔马赫突击队帐篷营，他是被派遣到那里的。尽管那座鸽舍沉得要命，宝宝的眼神还是保持他一贯的那样，微微看向天空，带着一点迷恋的神情。他的身材还是那么敦实，还是一脸惊奇的表情。当基布兹的那座鸽舍第一天在儿童之家隔壁竖立起来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就是这样。所以，不难想象他以这副样子出现的时候其他队员的反应。大家先是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有个人叫他是“驮着鸟的驴子”，还有个人叫他“柯卜里”，或者“牛犊”，跟他伯父伯母给他取的昵称一样；但是这个人可不是充满爱意地说出“牛犊”这个词，而是无比蔑视；他还呲着一嘴尖牙，笑容十分邪恶。突然，一个在学校里比他高两年级的家伙走出来，说：“帕尔马赫突击队竟然连宝宝也招进来了，真是糟糕得很。”从此他的外号“宝宝”便广为人知，到现在也没有变。

但是宝宝昂首阔步地面对这一切。他放下带来的东西，给鸽子喂食喂水，然后去检查了一座鸽舍，特拉维夫的中央鸽棚将送来几只幼鸽，他就要在这座鸽舍里驯养他们。看过之后，他的评估意见是这座鸽舍的位置不适合鸽子居住，也不能满足完成任务的需要。“信鸽一定要爱自己的家，”他提出了驯鸽师的经典名言，“这样的鸽舍鸽子是不会愿意回来的。”

他急忙赶到木工房，说服木匠——这个人简直就跟他原来的基布兹里那个挑剔的木匠一模一样，实际上在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基布兹中，所有的木工房中所有的挑剔木匠看起来都一样——把其他的工作暂时放一放，先帮他造一座新的鸽舍。这位木匠个子不高，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干净的工作服熨得整整齐齐。他还不敢戴上领带，但是衬衫的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一直到脖子。木工房里还有一面大镜子，比基布兹中任何一位女同志房间中的镜子都要大。

两人一起造了一座新的大鸽舍，既能保证阳光充足，空气流通，又能抵抗强风和潮湿。劳弗医生曾经对宝宝说过：“建造鸽舍并没有绝对的规则，就好像给人们盖房子也没有绝对的规则一样。”而这座鸽舍就是按照他这句话造的。宝宝发现了一处又安宁又僻静的地方，那里也驻扎着一个帕尔马赫突击队的部队，其中两名队员，还有木匠帮着宝宝一起，再加上一头骡子和一辆推车，把鸽舍运到这里，安置下来，面朝南方。宝宝先挖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处理鸽粪的大坑，然后洗洗手，拿出一只女孩送给他的鸽子。他在鸽子的腿上绑了一个信管，又在她的尾羽之间绑上一根鹅毛管。信管中的鸽信是给劳弗医生的：“鸽舍准备完毕，可以接收幼鸽并开展训练。”鹅毛管中的信是给女孩的，上面写着“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爱你，是的我想你，是的我知道而且也记得你也是一样。因为她上次写给他的那封信上说“不，不”，意思是：不，除了你我不想要别人；还有，不，我晚上不想睡着。

他举起双手，松开，放飞了那只鸽子，注视着她飞上高空。鸽子先是变成一个小黑点，然后就融入天际，消失在同样蓝灰色的天空中，他又一次兴奋地浑身发颤。曾经的那一天——这一天已经逐渐进入到记忆深处——他和米里亚姆到田地里去，放飞了他生命中第一只鸽子；在未来的那一天，他将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放飞生命中最后一只鸽子。这段时光中，他放飞了几百次几千次鸽子，但是每一次都会感到同样的悸动。

2

自从一只受伤的鸽子落到特拉维夫那户人家的阳台上，自从劳弗医生和米里亚姆还有那些鸽子一起来到约旦谷基布兹，九年过去了。宝宝和女孩变成了年轻的小伙和姑娘。米里亚姆已经在晚上抽掉了三千多根饭后烟。绿色的小皮卡的里程表记录了许多许多公里，发动机已经工作了许多小时，小汽车本身也经历了多年的岁月。现在它已经非常苍老，也很难从海边平原那里开始爬坡了。劳弗医生的一头红发现在也夹杂了根根白发，但是他还是跟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容易激动。他带着设备和幼鸽出现在吉亚塔纳维姆，仍然是从小皮卡上跳下来，颀长的背部有些微驼，两条胳膊四下里挥舞着，说话时仍然用或尊贵或谦卑的我们来指称自己。

“我们给你带来个惊喜！”他对宝宝喊道，话音未落，女孩就从小皮卡的车厢里走了出来。她高个子，神情严肃，一头鬈发。眼睛那么蓝，双颊那么粉红，头发那么好看，这一切都跟宝宝梦里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我来给你帮把手。”说着，一抹红晕悄然飞上她的双颊，她的眼眸中闪着喜悦。

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劳弗医生在场，他不敢碰她，但是女孩把头靠近他。他们的脸距离特别近，触碰到对方，彼此都感到一阵火热。他们的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又松开，简直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

木匠也从木工房赶来，把活门安在鸽舍的架子上。劳弗医生一边检查他的作品，一边说“好”和“非常好”。然后，他按照通常的习惯，仔细检查了鸽舍，看看有没有可能造成伤害的尖刺或者钉子，有没有裂缝，免得蛇或老鼠会偷偷溜进来。他用小锤子这敲敲，那弄弄，边敲边得胜似的说：“你们还以为我没看见呢！”他检查每一座新的鸽舍时，都会这么说。

宝宝和女孩把装着幼鸽的盒子，几袋种子，还有鸽舍固定需要的一些设备都从卡车上搬下来。劳弗医生放飞了几只他从中央鸽棚带来的鸽子，就去拜访耶路撒冷的哈加纳组织的鸽舍了。他从那里带回几只鸽子——年轻的几只要从吉亚塔纳维姆这里放飞，有经验的几只要从胡尔达基布兹放飞，最为老练的几只则要从特拉维夫放飞。

“每一次长途外出都要充分利用。”他说，并祝宝宝好运，然后就走了。

女孩在吉亚塔纳维姆又待了两天。他们把种子袋放在高于地面的木板条架上，用非常细密的铁丝网盖住，这样老鼠才不会钻进去。然后他们又准备好信鸽信息识别带，上面都记录着年月——也就是鸽子的出生日期——还有驯鸽师姓名的首字母，因为记录地点和部队的全名很不安全。他们把带子先绑在每一只鸽子并在一起的三只前趾上，然后再绕到后趾——这个趾头已经被按到腿部——绑住，然后就放开他们。

弄完这些以后，女孩把每一只幼鸽的编录卡和血统卡全部整理一遍，等到幼鸽成熟，并且成功配对之后，还要填写这些卡片。她还在鸽群日志上记录了最初的信息。

傍晚，宝宝到食堂去带了些面包和橄榄回来，他们就坐在鸽舍旁边吃着。这是一个夏末的傍晚，又热又干，而且，就跟在耶路撒冷山区一样，热风中偶尔会有舒爽的凉风轻轻拂过。他们吃完饭之后，就在鸽舍旁边的地上铺开一块军用羊毛毯，然后并排躺在上面。

他们听到从阿布高什传来的穆斯林宣礼员第一次召唤大家进行昏礼的声音，豺狗也嚎叫着凑热闹，并最终盖过了宣礼的声音，它们每晚都是这样。女孩呼吸的气息拂蹭着他的脖子。“它们距离太近了。”她说。

“它们的声音听起来近，实际距离要远得多。”宝宝告诉她。

几个人影走过，静悄悄进入深谷，不见了。

“他们是谁？”她问他。

“跟我一个部队的几个家伙，他们要去参加什么行动。”

晨光微曦，两人同时醒来，因为听到下面的干涸河床上传来一阵金属掘地的声音，好像是锄头碰到石块和镐头划拉碎石、土块的声音。

“这是在干什么？”女孩小声问。

他犹豫了一下，本想告诉她那是基布兹成员挖掘树坑的声音，不过他还是实话实说，告诉她这是同志们为那些再也不会活着回来的人挖掘墓地。他咧嘴笑笑：“我也经常参与挖掘，因为我不出去参加行动，不过你来了，他们允许我先不值班。”

第二天，女孩要回中央鸽棚去。宝宝的鸽舍中只有新来的幼鸽，都还没经过驯化和训练。他没有自己的鸽子可以送给她，但是她留下了一只自己带来的鸽子，然后才爬上卡车，回特拉维夫去了。

卡车的影子终于完全看不见了，这时宝宝感到比以前更加孤独。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她抛弃了他回到欧洲，后来死于大屠杀——这时他终于明白那些大人以前到底揣测耳语些什么了——他也想到他爸爸，他也回到基布兹来看过他，但是从来不看他的眼睛。他还想到他爸爸的妻子，她向四周瞟了几眼说：“多么漂亮的地方啊——我自己都想住……”他也同样想起了自己，那天他说了这样的话：“别再带她到这里来了，否则我就把你俩都踢出去。”

他的心收紧了，感到一阵难过。他又回到鸽舍，琢磨着怎么这么悲惨的开始竟然能变得如此美好：如果妈妈不离开他爸爸回到欧洲，他爸爸就不会再婚，他也不会被送到基布兹来，不会遇到米里亚姆或者劳弗医生或者鸽子或者他的爱人。然后他摇摇头，不再想这些事，并且安慰自己说，从此以后他的生活里再也没有起伏波折，没有阻碍，只有对女孩的爱和驯鸽的日常工作。这很好啊：每天的日程表，工作计划，固定的杂活儿。这令他平静，治愈了他心中的伤，他满怀欣喜地接受这一切。

每天早上他一醒来，先把鸽子放出去进行第一次飞行——路线越来越长——再用旗子和口哨将他们召唤回鸽舍，然后喂食，把他们关进鸽舍，再给他们洗澡。晚上，他就去挖掘墓坑。他把基布兹要求的奉献时间都用在牛棚和木工房了。有的战士看不上他，甚至嘲笑他，说他既没有朋友，也没有血性。他对此一向置之不理，不去回应他们的挑衅；他们列队到耶路撒冷作战，他也不加入。他们因此开他的玩笑，说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也没有被人杀过，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一些比较善良的队员往往会好奇地看着他，因为这个胖墩墩的男孩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吸引人的东西，他能驯服鸽子——哪怕只是短暂停留的鸽子——让他们朝他的方向飞下来，在他头顶盘旋，然后落在他的肩膀上。

劳弗医生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鸽子往家里飞的时候速度最快，也最为坚定；他们互相争夺巢窝和伴侣的时候脾气都很坏，而且充满恶意，但是这些在回家的鸽子中是看不到的。宝宝也给人一些错误的印象。他矮胖的身材还像一个小孩子，但是他的自信一直在增强；虽然他的胳膊肘、膝盖和双手仍然还保留着只有小娃娃才有的肉窝窝，但是在这些表象之下，他的肌肉力量在加强。随着长大，他也瘦了一点——蒂扎尔现在要求我自己做一些改造房子的工作，宝宝和我现在的身材差不多——有些人能通过一个人嘴角的弧度和面部表情来判断性格，他们也能从宝宝的脸上看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会一往无前。

他的心中还一直保留着很早以前就有的愿望，教会鸽子——原本只知道朝一个地点飞——在两个地点之间来回飞。专家曾经不无惊奇地告诉过他，这样的信鸽只能在印度和美洲找到，前者是因为他们有延续几千年的驯鸽技术，后者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训练资金。

“现在我们的宝宝也可以啦，”劳弗医生在那一年的研讨会上对参会的驯鸽师们自豪地宣布，“他在一没助手，二没预算的情况下，成功地驯出可以双向飞行的鸽子，现在已经开辟了吉亚塔纳维姆和耶路撒冷两地之间的固定通讯。”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嘛，他先选择翅膀已经长成，并且长出了飞羽的年轻鸽子，等到他们完成了基本的飞行训练之后，他就开始教导他们。他们能在自己居住的那座鸽舍获得食物，但是得飞到另外一座鸽舍才能喝到水，而这座鸽舍是一个便携式鸽舍，颜色非常突出，很容易辨认。他逐渐挪动这座便携鸽舍的位置，直到最后鸽子在吉亚塔纳维姆吃食，在耶路撒冷喝水。在空中飞的时候，两座鸽舍之间的距离只有六七英里——也就是说，只要十分钟的飞行就够了——这样鸽子可以每天来回飞两次，这边吃，那边喝，然后他们可以在两个指挥部之间传递消息和指令。

他还对听众们说，甚至连返回挪亚方舟的鸽子，也可以被看作一只信鸽，而挪亚方舟在一片苍茫中十分显著，正好就是一座便携式鸽舍。他开始计划造一座大一点的流动式鸽舍，就拖在一辆汽车后面。这座鸽舍可以容纳很多鸽子，护送军队到战场上去。但是，那个时候他既没有预算，也没有车能完成这项计划，路上也不安全，训练也就不可能进行。这件事还只是一个梦想，宝宝继续照顾那些执行正常任务的信鸽，包括住在他负责的鸽舍中的鸽子，还有来自耶路撒冷鸽舍以及特拉维夫中央鸽棚的鸽子。这些鸽子满怀渴望地等待着，除了关押他们的地方的百叶窗和窗外的蓝天，以及更远的家园外，他们什么也不想。他们当然也不知道自己的翅膀上传送的是什么——情书还是作战命令。

3

与此同时，特拉维夫动物园也完成了一项新的训练项目，接受训练的是超大一群幼鸽。劳弗医生告诉女孩，这些鸽子要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南部的前哨基地成为矗立在埃及军队和特拉维夫之间唯一的屏障，因此有必要去探访这些基地，给他们带去鸽子，帮助他们保持与中央司令部的联系。

“你要去乃格巴和鲁哈马，”他对她说，“还有杜瑞特、格瓦拉姆和亚末代查，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去可法达洛姆、尼瑞姆和格夫洛特。每到一个地方，你都要留下几只鸽子，这样如果万一他们遭到围困，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当然这种事最好不发生。别忘了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把鸽子放出去飞，因为鸽子只要放出去，一定会朝家的方向飞，也就是飞回到特拉维夫我们这里。”

“都是我一个人去送吗？”女孩吃惊地问道。

“已经安排了一辆指挥车供你使用，还有两名帕尔马赫突击队员，这已经比其他行动的条件好很多了。两名队员中，一名是优秀的司机，另一名在战斗中负过伤，但他是一位优秀的侦查员，而且对南方也很熟悉。他们负责开车送你到那些基地，再把你送回特拉维夫。你呢，就负责把鸽子分派给每个基地，并且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鲁哈马和多瑞特两个地方有我们的驯鸽师，还有合格的鸽舍，所以你得带几只他们的鸽子回来，这样我们可以让他们传送鸽信。其他的地方，你试着在牛棚这样的地方抓一些鸽子。如果距离不是太远的话，普通的鸽子也是可以飞回家的。我们将把其中两只的羽毛上涂上黄色和绿色，这样他们就知道她是否飞回去了。”

他们把物资和设备都准备好，又挑选了几只鸽子，做上记号，并且在两本完全一样的笔记本上做了记录。劳弗医生留下一本，另外一本则放在女孩的背包里。第二天她早上醒来，和父母告别之后，就动身去动物园。她妈妈哭起来——“那些男孩子都干吗去了？非得派女孩子去吗？”——她爸爸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很信任你，自己多保重，也照顾好那些鸽子。”

“每一个哨兵基地留下六只鸽子，”劳弗医生告诉她，“四只是你的，另外两只是西蒙的，就是来自吉瓦布莱纳基布兹的驯鸽师，研讨会上见过的，你肯定还记得他吧。我们请他用红丝带给他的鸽子做了记号，这样到了哨兵基地，他们就知道哪只鸽子应该飞去哪里。”

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这项任务有点危险。和你同去的两个小伙子，你还是要小心点——不要让他们有什么非分之想。别忘了带上一只宝宝的鸽子，这样他就不会因为突然见不到你而担心了。”

街上传来一声口哨。动物园的那个胖子打开货运入口大门，一辆指挥车开进动物园，缓缓地向仓库开去，里面坐着两名帕尔马赫突击队员。司机个子较矮，皮肤黝黑，身材敦实，让她不禁想起了宝宝，不过宝宝的眼神可没有这位司机的眼神这么强硬，这么咄咄逼人；那位侦察兵也是黑不溜秋的，块头很大，一条腿有点跛。他们给女孩带来一件什纳尔军用羊毛长外套——夜里还是很冷的，他们告诉她——还有一把手枪。

“我不知道这该怎么用。”她说。

“很容易，”那位大块头说，“你把两条胳膊伸进袖筒里，然后把所有的扣子从上到下都扣好。就像这样。”

矮个子又补充说：“要是还觉得冷，就把领子竖起来。”

女孩有些生气，脸都红了，而两个小伙子都尖声大笑，把动物们都惊着了。“不用担心，”他们说，“到了吉瓦布莱纳我们就带你到一个靶场练练。”

指挥车里堆满了装着设备和邮件的硬纸箱；动物园的胖子把装着鸽子的盒子整齐地摞在上面，绑好，最后把食物袋放在最上层。女孩和劳弗医生说再见，然后爬上汽车，坐在一个长凳上，这是小伙子们用盒子和毯子给她搭出来的。

指挥车离开动物园，一路向南，穿过特拉维夫的大街小巷。战争迫在眉睫，到处都充满着紧张感：每一座建筑的入口处都堆满了防御工事一样的沙袋，时不时还可以看到路障和带钩的铁丝网。全城一片静寂。穿着卡其工装的人走来走去，目标明确。他们面容有些憔悴，似乎都在思考着什么。

到了城市出口，他们和已经等在那里的另外几辆汽车汇合，车上都装满了军需品。一有机会，这个小小的护卫车队就拐下柏油马路，开上黄红色的泥土路，在葡萄园和果园中穿行。这些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到处都是春天到来的景象：野花四处摇曳，果树散发出甜香，鸟儿在巢里叽叽喳喳，蜥蜴窜来窜去，蝴蝶在空中扑闪着翅膀。四月，这是一年中的黄金时光，美得出奇。但是两个小伙子无暇欣赏，他们一直注意着道路两边。驾驶汽车的黑皮肤矮个子甚至把两枚手榴弹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就放在大腿上；那个大个子则一直用双手端着斯特恩手枪，目光轮番在地图和他们实际行驶的路面之间扫来扫去。有时候车队中的某一辆车会陷在沙地里，他就命令其他人卧倒，把他们围在中间担任警戒，一直到指挥车把那辆陷进去的车拖出来为止。

他们开到里雄莱锡安，经过葡萄酒厂以后，就和车队中的其他汽车分道扬镳了。那些车继续开往胡尔达，他们则在田野里开，目标是吉瓦布莱纳。那里的驯鸽师西蒙非常高兴地迎接女孩的到来，问她是不是还在想方设法和宝宝见面。

“只要有可能吧。”她回答说。

“他是个不错的年轻人。”西蒙说。

“我们鸽女士深表同意。”女孩说，西蒙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先不管战争了，反正总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接着他又不无歉意地说，“我大概又管闲事了吧，还是闭上嘴的好。”

他的鸽子都已经用红丝带做好记号，在盒子里等着了。西蒙说：“劳弗医生觉得只有专业的驯鸽师才能照顾好他们，其实他是多虑了。哨兵基地的人用不着驯养或训练这些鸽子——他们只要给鸽子喂食喂水，保证他们不生病就行了。那些人都是农民，他们知道怎么养家禽，养鸽子和养鸡的差别也没那么大。”

“下次开研讨会的时候你可别说这些，”女孩说，“劳弗医生会很不高兴的。”

“我要提个建议，每一个你所到的基地最好都能找到一个有责任心的孩子，专门负责照顾鸽子，”西蒙说，“如果孩子喜欢做这事，那就比成年人做得还要好。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了解这一点。你就教那个负责的孩子怎么传送鸽信，这样，万一情况危险孩子们需要转移——这种事其他地方已经发生过——他们就可以给留下战斗的父母发送消息，鼓励他们。那好，就这样吧，再见，祝你好运。”

他们沿路经过一片片金雀花丛，上面已经到处是朦朦胧胧的浅色花骨朵，很快就要开花了。一排排已经开过花的扁桃树，一眼望不到边，还有即将要开花的葡萄园。肥沃的红色亚黏土已经发黄，温度逐渐升高。两名突击队员给她介绍着周围的村镇，都是她曾经在报纸大标题中看到过的熟悉的地名：贝埃里、埃尔巴巴拉、迈季代勒和贝特达拉斯，他们需要注意这些地方的居民。

矮个子队员的驾驶技术简直登峰造极。有一次，一群流浪汉从一道深谷中冒出来，靠近他们，一边朝他们大喊大叫，一边还开着枪。他一踩油门就把这群流浪汉甩在后面，指挥着这辆笨重的指挥车爬上沙丘，实在很神奇。而高个子队员堪称是活导航，而且每到一个岔路口，他都能指出正确的方向。他的背包里有满满一罐被叫作“哈曼的耳朵”的那种三角糕饼。“我妈妈做的，”他解释说，“别人是普林节的时候吃，我一年到头都要吃它。”

4

他们就这样一路前行，从干涸的河床到小山包，从犁过的田野到果园。他们开到一个基地，停下，然后再开往下一个基地。女孩永远也不会忘掉这段旅行的经历。他们就这样一路向南。两名护卫一路上不停地逗她，不是猜谜语就是讲故事，或者唱歌，或者让她喝那种不加糖的浓咖啡。行程中，她曾在路边放飞了一只鸽子，他们知道她的心已经被人占据，就是鸽子将要飞去的那个鸽舍的主人。不过他们还是继续逗她，乐此不疲。

“他应该长着金色头发，又高又帅，很像你吧。”矮个子说。

她笑起来。“其实，他长得倒是像你：又矮又丑，皮肤又黑。但是你已经是个小伙子，他还是个宝宝呢。”

“他都做什么？”

“跟我一样：想我，等着我，还有为帕尔马赫突击队照管鸽子。”

每到一个基地，他们就留下几只鸽子，她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知道的都尽量教给他们。每到一个基地，她都会反复提醒他们不要让鸽子乱飞，因为他们的家都在不同地方。每到一个基地，她都要给木匠详细地解释如何修理旧的鸽舍，如何制作运输用的柳条筐，筐子要足够大，鸽子可以在里面飞起来，这样他们的肌肉才不会萎缩，身体不会变差。每到一个基地，她就建议他们到牛棚附近去抓几只野鸽子来，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还要把他们转送到附近的一个基布兹。每到一个基地，她都会找到一个孩子，和她一起工作，此时这个孩子往往会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就跟她自己和宝宝当年一样。

有些地方的路上没有那种可以充当掩护的车队让他们加入，他们便选择夜里开车，就靠指挥车的灯光照路，把发动机的声音放得很低，低到他们可以听见豺狗的嚎叫声和远处海边的窃窃私语以及鸽子的爪子在盒子里刮擦的声音，因为车子拐弯的时候他们要拼命用爪子抓住脚下的地板。

差不多快到满月的时候了。沙地原来的金色逐渐变淡，变成了银色和蓝色。高大的悬铃木——当年那片地区零零散散的还有不少——看起来像是一群群黑黝黝的动物。突然就下起雨来，小伙子们高兴坏了——大块头队员解释说，这样就不太容易陷到沙地里，他的嘴唇上还沾着几粒罂粟籽——云层散开之后，他给她看了一幅星空图，他知道所有的星星，所有的神话人物和星座。他指着猎户座，以及旁边的星座“大犬座”，还有它们的邻居“天鸽座”，天上的这只鸽子一直向南飞去，永不疲倦。

“她甚至还叼着一根橄榄枝呢，”他说，“不过这得到新月的时候才看得到，还需要一个望远镜。”

他们在每一处基布兹的停留也都被当地人记着。在他们记忆中，三名参观者突然就出现了，原来只是从远处而来的一个小点，然后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两个穿着长外套的青年男子——高个儿的那一位有点跛脚，戴一顶破旧的澳大利亚帽，另一位矮个子戴一顶羊毛绒线帽——还有一个高个子姑娘，头上包着一块褪了色的粉色头巾，金色的鬈发，同样裹着一件什纳尔羊毛长外套，她的脸上也跟那两个小伙子一样布满灰尘。传闻四起，经由呼呼作响的大风，从鸟儿的喙到人们的耳朵，被牛棚附近的鸽子传送。每一个基地的人们都在等待着他们到来，等待着两个年轻小伙子和从特拉维夫来的“带着鸽子的那个姑娘”。

她把鸽子分发出去，好像在分发一份礼物，也像是一名送信人，在传递陪审团的决定意见，或者情书，或者死亡预告。她过去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转换：在恐惧与希望之间，在焦虑与安心之间。她觉得自己突然就长大了，会永远记得这份安静，这种安静比随后而来的战斗的嘈杂更加可怕。她记得那些会霍然翻脸的沙土路，比柏油路要舒畅得多，也危险得多。两名队员会给汽车轮胎放掉一点气，这样车子才不会陷入沙地，成为任人攻击的目标，她甚至记得放气的时候突然窜出的那股气团。她记得那两名护卫，如果情况允许他们就对她大声唱歌，如果不方便就轻声哼唱。她还记得基布兹的居民，他们把沙袋装满，挖掘大坑，为即将在自己家门口打响的战斗做准备，尽量不去想谁会死，谁能活着回来。

她见到最多的，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那些在道路两边等待的战斗部队。人们三三两两地，散步、聊天、检查设备、擦拭武器或者围坐在小堆营火旁。有些人会抓紧时间睡上几个小时，有的人在聊着各自的经历，还有的在争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她目睹了这一切，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她所看到的东西。

几天以后，她又自然而然地想起另一件事：那么多的写信人，他们将纸片铺在卡车的引擎盖上，或者膝盖上，或者树桩上，或者铺在朋友的背上，而这个朋友也是把纸铺在另一个朋友背上写信的。他们好几次都拦住指挥车，递给她一摞信封，说：“你们回到特拉维夫之后，就把这些信都塞到邮筒里。”她把这些信放在一个空的种子袋里，一路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这就是由她来传送的一个巨大信管。袋子越来越鼓，里面有各种要求、命令、恐惧和渴望。还有各种信息：新生婴儿的喜讯与失去宝宝的哀伤，回家邂逅的幻想，分隔两地的爱人的希望，将死之人的祝福。她突然有一种激情，感觉自己腹中也有了一个宝宝；还有一种不能明说的喜悦：她的宝宝是不需要参加战斗的，他只要和鸽子在一起就行了，他会在鸽舍中一直等着她。

第十四章

1

“你为什么不喝一杯？”那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帕尔马赫突击队员问我。

“我妈妈不允许我和陌生人一起喝酒。”我说。

他笑起来：“你已经是个大小伙子啦。”

“说实话，我其实并不喜欢喝酒。”

“给这位先生来一杯纯真玛丽，再给我来一杯威士忌酸酒。”他指了指自己的杯子，对侍者说。

“如果宝宝不是一直和他那些鸽子一起混，”他说，“他一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士。有一次我们甚至看见他狠揍了一个家伙。我们有几个人要到贝尔图威亚去，他就请他们带上几只鸽子，第二天清晨再放飞她们。”

到了上午十点钟，宝宝在鸽舍周围散步的时候已经有些紧张了，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天上，注视着，等待着。信鸽一小时可以飞行将近五十英里甚至更多，他开始担心了。日上三竿，鸽子还没有回来。太阳西斜，没有鸽子的任何信号；太阳落山，还是没有消息；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鸽子还是没有回来。如果其中一只鸽子没有返回，可以归因于自然选择的结果，相当于一种筛查。但是怎么可能四只都没有返回？宝宝的担心变成焦虑。四只鸽子都健康强壮，是冠军母亲和优种父亲交配繁殖出的四个女儿，所有的飞行训练都完成得很准时。其中两只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幼鸽，这应该是促使她们回家的因素啊。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说不定有人违规泄密。

五天之后，那几名队员回来了。他们到鸽舍把表格交给宝宝，上面记录着放飞的确切时间地点和天气状况，然后他们就回到帕尔马赫突击队的帐篷营。几个人东拉西扯的闲话引起了宝宝的怀疑。这些人偶尔会对某些事情的结果赌上一把，赌注就是一根香烟，或者一块巧克力什么的；但是这次他们一点儿也不关心放飞的结果，比如鸽子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谁第一个回来之类的，这让宝宝有些不放心。宝宝尾随他们到了帐篷，本来想多问几个问题，却在其中一个帐篷外面听到了响亮的笑声，他便走近一点，仔细地听了听。隔着帐篷那哗哗作响的防水油布，他还是听到了里面断断续续的对话。这下搞清楚了，原来他把鸽子交给他们的当天晚上，这几个人就拧掉了鸽子的头，借着营火把她们都给烤了，然后一人一只吃掉了。

听到这些，宝宝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猛地冲进帐篷，又是用拳头揍，又是用脚踢，就像疯了一样。“杀人犯！”他怒吼着，“你们这帮笨蛋，我要杀了你们！”因为他的婴儿肥还没有褪去，皮肤又那么光滑，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外表下面，还藏着结实的肌肉，加上震怒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如此之大，好几个人用了绳子才制服他，捆住他的胳膊和腿。

宝宝像一只被绑住的羊羔一样躺在地上，扭动着，尖叫着，口水四溅：“那些鸽子本来可以救你们命的。你们这帮人渣！死掉的应该是你们而不是鸽子！我希望今晚我挖的墓坑就是给你们几个的！”

“他这样说我们可是不太厚道，”那位像狮子一样的美国老人说，“我们死的人已经够多了。那些人听了宝宝的话真疯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让他知道鸽子是不能和人相提并论的，然后把他拽到帐篷外面，让他自己冷静下来。”

他们解开捆绑他的绳子之后，宝宝回到鸽舍，用他所知道的唯一方式使自己平静下来：给心爱的人写了一封鸽信。这一次他还向劳弗医生投诉，报告了这边发生的事情。其中一只鸽子第二天就从特拉维夫回来了；他喜出望外，甚至没等到鸽子进入鸽舍就冲过去一把抓住了她，这可是违反规定的动作。但是，鸽子没有携带女孩传信用的鹅毛管，信管中的鸽信也不是兽医写的，而是一份通知，说有一项紧急的军事行动，要将一大批军需物资护送转运到被围困的耶路撒冷去。

他急忙找到行动指挥，指挥是一位身材健壮的家伙，来自于赖阿南纳。关于他有很多传说，都是说他战斗中多么勇敢，多么冷静。官员看了鸽信之后，责问宝宝为什么信被打开了。宝宝连忙道歉，说自己还以为是封私人信件呢。指挥狠狠地批评了他：这些鸽子可不是用来交换私人信件的。但是刚批评完，他就从柜子里拿出一件绿色的美军作战服，打仗的战士都穿着这个，已经好长时间了。他对宝宝说：“这件给你，因为你得带上几只鸽子和一支护卫分队一起上前线，我们可不想你突然感冒什么的。”

宝宝穿上作战服，行动指挥一下子笑起来。“我们要把你培养成战士，”他说，“等你从战场回来，你的那些鸽子都会认不出你来的。”他指了指袖子和胸口部位的几个黑点，那里原来应该缝着记录部队番号和军衔的徽章，说：“这本来是一名美军中士的，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打仗，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现在，衣服是你的了。以后你们互相关照。”

宝宝把作战服拽拽平整，突然就感到浑身舒畅，他很喜欢这种感觉。他没有马上赶回鸽舍，而是先去了木工房，好用木匠的大镜子好好照照自己。那位不知名的美军中士应该是个大块头，因此宝宝看起来有些可笑。他考虑着是否要请基布兹的女裁缝把衣服尺寸收一收，可以适合他的身材。倒是那位时髦的木匠说没必要这样做：“这件战斗服已经被其他国家的士兵在别的战场上穿过了。看见了吗？衣服上有些印子都洗不掉了，可能是血或者油。后背和侧边还有两个补丁。这种衣服自己会越来越适合穿它的人。”

木匠说清楚他的想法之后，宝宝就穿过帐篷营，向鸽舍跑去。路上他听到帐篷里传出“看起来不错”和“好得很”还有“看看谁来了”等等叫喊声，不过他一概置之不理，因为他要赶回去准备行动中可以携带的鸽舍。

第一批和第二批护送分队出发的时候都没有征调他，但是1948年4月17日，也就是他最终在战场上阵亡的前两周，第三批护送人员又组织起来了。他接到命令，带上几只鸽子，和士兵们一起赶往胡尔达。到了那里他又被派往吉瓦布莱纳，结果就遇上了基布兹的驯鸽师西蒙。西蒙告诉他：“你女朋友一个月前来过这里，她带着鸽子到过南方。”

宝宝明白了，那个时候他收到的她的鸽信——“是的是的是的，不”——原来并不是从特拉维夫发的，她没告诉他这件事是怕他担心。他看着她留在西蒙鸽舍里的鸽子，想象着她的手指怎样抚摸着他们的翅膀和胸口。他用双手捧起其中一只，心中充满激情和渴望。西蒙说：“听着，我们的一个同志马上要骑摩托车去特拉维夫，今晚回来。如果你想，我可以跟他谈谈，让他带你一起去。”

宝宝抓起一只他从吉亚塔纳维姆带来的鸽子，把她放进自己这件新作战服的口袋里。他赶到指挥中心，站在一辆摩托车旁边。

过了一小会儿，司令出来了，“你是那个搭车人吗？”他问。

“是的。”

“以前骑过摩托车吗？”

“没有。”

“把手放在这儿还有这儿，明白了吗？”

“是的。”

“你难道不敢从后面抱住我吗？”

“我敢。”

“咱们走吧。上车，出发喽。”

2

已经是傍晚时分，动物园的大门已经关了。摩托车停在大门口，宝宝下了车。他谢过司令，并商定了再来接他的时间。然后他翻过动物园的围墙，跳下去，落到另一边。他知道，女孩一定在鸽舍，他希望她是一个人在那里。

他周围的动物都很聒噪，很好动，跟任何一个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有的尖叫有的嚎叫有的咆哮有的叽喳。动物园里也笼罩着一层哀伤的气氛，所有的动物园到了晚上都会有这种感觉。宝宝在一个个笼子之间奔跑着，感到笼子里面有些好奇的眼睛满怀希望地看着他，他尽量不去回应这些目光。

鸽舍隔壁的仓库里有灯光，女孩正在里面工作，整理麻袋，制作卡片，登记药品等等。她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便向身后看了一眼，立即高兴地大叫起来。他们拥抱在一起。

“别抱得这么紧，我口袋里有一只鸽子。”

她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掏出鸽子。

“给我的？”

“不，是给我的，”宝宝说，“是让你传送另一份信给我的。”

女孩用丝带在鸽子的腿上标记好，将她放进靠边的一个盒子里。“你能来我太高兴了。你能待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

“只有这么长？”

“明天我们要和一支护卫队一起出发去耶路撒冷，”他告诉她，“我现在要跟战士们一起上前线。我这件作战服跟他们穿的一样，看到了吗？这是二战时期一位美军中士的。”他转了个圈，笑起来。

“真棒，”她说，“我得到一件什纳尔外套。怎么样？还有一把手枪，他们给我的，我在一个靶场练习射击，还乘坐指挥车跑遍了整个南方。”

“你在那儿放飞的鸽子，却弄得好像在特拉维夫放的一样。”

“我不想让你担心。”

“西蒙告诉我你也去过他的基布兹。”

“我还从他那里拿了几只鸽子。他们派我到每一处基布兹，每一处都要送几只鸽子。”

“你觉得怎么样？”

“有趣，惊险，悲哀，充满希望，还有绝望。我看到战士们写信回家，就想，你能和鸽子一起待在鸽舍，真是好极了。他们怎么会突然派你出去加入护卫队呢？你连枪都不会打啊。”

“我也会的，不过只是一点点。再说我根本不用开枪。我周围会开枪的人足够多了。好啦，别担心了，我不用真的去打仗，我就背着鸽子待在后方阵地上。”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就像一个信号兵——你得走在前头，在司令官身边。”

她抹去因为激动而涌出的一滴泪水，红着脸亲吻了他，然后平静下来：“那么，你是来跟我告别的？”

“我来看看你，摸摸你，跟你说说话。当然也是来告别。我们有一个小时，但是因为你跟我吵了两句，所以我们只剩下五十二分钟了。”

她再次扑到他身上，两只乳房紧紧地挤压着他的身体；他的大腿找到她的两腿之间熟悉的地方，感受到了那里的热度。她隔着他的裤子抓住他。他叹了口气，离开她的身体，把自己的作战服脱下来。女孩抱着他，对着他笑，睁大眼睛近看看他。

“来摸我吧，”宝宝说，“抚摸我，说你爱说的那句话：‘现在你也这样摸我吧。’”

他们进入鸽舍，他还在解靴带的时候，女孩已经开始亲吻他的后颈窝，就是那两块延伸到背部肌肉的地方。她的吻温暖长久，令他全身酥软。

“我讨厌那些猴子，”她说，“你看看呀——它们盯着我们看的样子就像海滩上的流氓一样。”

她把窗帘的绑带解开，鸽子的咕咕声立即就听不见了。他们一起将一张军用毯子铺在地上，然后躺下，久久地亲吻着。他把脸颊贴住她的脖子，说：“那就是你。你的手指就像郁金香花瓣。我能感觉到那就是你。”

她放开他，一只手凑到嘴边，手指弯曲，在里面吐了一点唾沫，然后又抓住他。

“现在呢？”

“就像蜥蜴的肚子。”

“那么现在呢？”

他呻吟着说：“就像丝绒套环。”

“现在你也这样摸我吧。”女孩说。

他的手指滑入她两股之间，她先是收紧，然后伸展，最后放松下来。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她的气味。

“我们做吧，”她说，“完整地做。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们是放飞信鸽到前线，是参加战斗的人。”

“等我从战场上回来吧。”他说。

“我在南方的时候看着那些男孩子，”她说，“他们把信给我，让我寄出去。然后我就想，谁能活着回家呢？谁还能有孩子呢？谁不会有呢？”

“我们会有的。”

“来吧，我的爱，我们做吧，”她说，“我们现在就弄出孩子来吧。”

“现在做我还有点怕。”

“怕？怕什么？怕人们议论？”

“没有……”

“那你怕什么？”

“我怕万一我们俩做了爱，我就回不来了。”

“别胡说。”

“总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离开他的身体，伸展手脚平躺在毯子上，粗重地呼吸着：“我要脱掉衣服，光溜溜的。你也是。”

他们脱得赤条条的，躺在毯子上。

“抱住我，我的爱。”她说。此时潜入她内心的恐怖到底是哪里来的？她心中涌起的悲哀又是怎么回事？

“等我从战场上回来，”他边说边抱住她，“我们再做吧。人要是有了活下去的目标，就不会死了。”

两人沉默片刻，用手指探索着，然后他说：“我希望我们的第一次是为了重逢，而不是分别。要在家里做，铺着床单的床上，而不是在鸽舍的地板上。我们已经忍耐了这么久，再多等一会儿也没关系。”

他们用全身力气彼此抱在一起，然后稍稍分开一点，这样她另外一只手也可以抓住他。

“这样很好。”他说。

“什么很好？说得具体一点。”

“就是你可以两手同时干两件事情。”

他们咯咯笑起来，然后又沉默了。他的沉默是因为集中精力做准备，而她的沉默是因为好奇。“我真喜欢看你射精的样子。”她说。宝宝全身都颤抖起来，他弓起背，呻吟着，将自己的头埋在她的双乳之间，大声地笑起来。“还有你的笑声，你的气味，就跟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一样。你记得吗？在阿哈德海姆学校那次。”

“我记得，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一切怎么就那样发生了。”

“你突然吮吸我的乳头，我就摸了你，然后你就射了，精液又白又新鲜。”说着，她就举起自己弯曲的手指给他看，好像在展览。“我们有段时间没有在一起了——你看，你的……真多啊，如果能把这些放进我的身体，我就能有你的孩子了。”

“我不要！”宝宝说着，抓住她的手腕，然后把她的手在自己胸口使劲擦了擦。“我们要等到战争结束再要孩子。我会活着回来的。我们要在大白天里做爱，眼睛睁大。我们要看着对方，我进入你，你进入我。”

“吻我啊。”她说。她腹部的疼痛感到底是哪里来的？是谁在她的胸口滚动这块石头？

“如果你怀孕了，我就给你剥杏仁，这样你的母乳就会很白，我们的宝宝牙齿也会很白。”

他爱抚着她的腹部，她的呼吸变得粗细不均。“你也这样摸我吧……”她说。宝宝爬到她的身体上，他的嘴唇在她的两个乳头之间游走，她的手指引导着他的手指，她的肉体为他充分展现，他享受着那种快感。她一时间说不出话，然后呻吟起来，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宝宝不得不示意她安静。“街上的人听到了，会以为这里的什么动物出了事呢……”

“不会有人误会的。”女孩说。两人都捂着嘴压低了笑声。她让他安静，自己则身体绷紧，然后松弛下来。她忍不住哭了，小声说：“下一次。这场战争将会结束，你会回家，我们就睁大眼睛做爱。你在我身体里，同时包围着我，我也在你身体里，同时包围着你。我们要抓着对方的手，盯着对方看，我们要合成一体。”

“我们可以在我的基布兹里置办一个家庭公寓，”宝宝说，“我们还要有个孩子，光着脚跑来跑去，在泥地里弄得脏兮兮的。”

女孩没有回答。

“好不好？”宝宝问。

她站起来，两条长腿在他身体上方伸展开来，他能看到黑暗中她的阴部在他上空盘旋，那里很蓬松，长满了草似的，也很柔软，又好看同时又黑暗。她的形象那么美丽，那么魅惑，他干脆坐起来抓住她的屁股，将自己的双唇放在她两腿之间，呼吸着，亲吻着，期盼自己能够包围她同时进入她的身体，沉浸在她的气息和她的味道里。他又问她一次：“好不好？回答我。”

她大笑着说：“你是在问我还是问她？”她的身体摇晃起来。“别……”她说了一声，然后问他是不是喜欢她的气味，因为仓库的管理员以前告诉过她，有些男孩用下流的语言议论过女孩的气味。

“仓库管理员？她是个白痴！你的气味好极了，”宝宝说，“现在开始我不洗脸不洗手了，一直等到战争结束。这样你的气味就会保佑我活着，而且我的每一次呼吸都有你的气味。在我身边再躺一会儿吧，我马上要走了。”

她躺在他旁边，枕着他的右臂，他的左臂搂着她的腰，他的一条腿在她两腿间，她的大腿在他两腿间。

“好不好？”宝宝问，“你不能不给我回答就让我走。”

“好，”她说，“战争结束你就回来，好好好好。好的我们会要个孩子，好的我爱你，好的我开始想你了，好的我会等你。”

夜色加深了。公园里的动物发出各种声音，混杂着城里的人声。远远的，有个孩子在哭；一匹马在围场里轻声嘶鸣；从基亚特梅尔方向传来一个男人的大喊声；动物园里的鬣狗狺狺地叫，仿佛与它应和似的，远处有人醉醺醺地唱起英语歌；还有豺狗开始了觅食前的第一次嚎叫，在特拉维夫任何一座房子里，都能听到它们的叫声——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你说过的。

他们的身体相互缠绕着，又躺了几分钟。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听着粗壮的悬铃木间传来的飒飒风声和彼此身体中血液的嘶嘶流动。然后宝宝放开她，说他得穿衣服了，因为再过一小会儿，那位司令就要骑着摩托车过来接他回去了。

“给我一只鸽子，要你这里最好的。”

她坐起身，推着宝宝让他平躺下，然后她凑过去，亲吻他的嘴。她把他的衣服拽过来，递给他，自己也穿好衣服。

“我新到手一只极好的比利时竞翔鸽，她每次飞行都完成得特别棒，”女孩说，“但是劳弗医生绝对不会同意我把她给你的。肯定连你也不行。”

她伸手到那群正迷迷糊糊打盹的鸽子中，把她拿出来。“她看上去有些纤弱，但是她是全国最优秀的雌鸽。上个星期我们从哈尼塔将她放飞，结果她用了两小时五分钟就飞回来了。”

“她正是我要的那种。”

“那我该怎么跟劳弗医生说啊？信鸽可不是那种上了天就不见的鸽子，除非有人偷了她们，不让她们回家。”

“那你就这么说好了。告诉他是我偷了她，不过我保证她很快就会回家。”

“你看到这条细线了吗？她是比利时竞翔鸽，不过劳弗医生说这条细线说明她的远祖应该住在大马士革的苏丹皇宫鸽舍。好好照顾她，她真的是一只优良信鸽。”

“跟你交换鸽子，”宝宝说，“我的鸽子给你，你的鸽子给我，每次都那么开心。”

他站起来穿上衬衣和作战服。“真不能相信，竟然还有恋人彼此不交换鸽子，也不传送鸽信。”说着，他将女孩给他的鸽子放在口袋里，又很快地亲了她一下。“再见，我的爱。我得跑才行了，回见。”

见面时的拥抱没让她觉得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甜蜜的亲吻也不会让她想到，以后只有在梦里和想象中她才能再次爱抚他。他的背景离鸽舍越来越远，他的脚步声离动物园大门越来越近；他穿着那么大的一件作战服真是滑稽，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全国最好的鸽子就藏在他的口袋里；他一只手抓着她，以免他跑的时候鸽子撞来撞去，又挥挥另一只手跟她告别，没有回头；这一切都使她安心：他一定会回来的。

动物们都安静下来，有的是折腾够了，有的是睡着了。宝宝一路跑过狮子、蜥蜴和黑熊，在龟栏前面拐了个弯，然后就看不见了。就在宝宝刚刚才一闪而过的地方，女孩看到了他们接下来的生活：在宝宝成长的那处基布兹，他们两人并肩走在楼与楼之间的小道上。前面还走着一个孩子，虽然看不清五官什么样，但肯定光着两只脚丫，一只还踩在柔软的草坪上，另一只已经在水泥人行道上踩出了泥巴印，两只脚底板不同的感觉让孩子特别开心。就是这座房子，我们到家啦，这是门，给你钥匙，帮爸爸妈妈开开门，咱们进去吧。一只胖乎乎的，满是肉窝的小手抓住门把手。他的目光在问，我能推吗？妈妈就会说：“你好，房屋。来，你也说一遍。”然后，跟所有的房子一样，这座房子就会回应：房间里轻轻流动的空气，特有的气味，一句回声，一架子的书，墙上的一幅画，一张床，一面飘动的窗帘，所有这些都是房子的回答。

“回头见。”女孩在夜色中大声地喊道。可是，那道滑过脸颊的泪水又是哪里来的？

答案尽在她的右眼——它满含泪水地闭起来，看不见面前的一切，却看到了未来，是她的理智不能知晓，而她的内心不愿接受的未来。这只眼睛在呼唤，“不要走！”接着又在大喊，用只有眼睛才明白的方式——泪水凝聚，盈满，最后奔涌而出——“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

3

已经听见摩托车的声音了，它的灯光很弱，宝宝摸索着坐上去，司令官对他说：“抱紧我，别睡着了。”

宝宝从吉瓦布莱纳出发，先到达雷霍沃特，然后继续行军，到达胡尔达。在这里，他给女孩的那只鸽子喂了食又喂过水，把她放到背着的鸽舍里，带着她和护卫队一起赶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两个地方和敌人交了火，一名战士的下巴被敌方某个枪眼飞出的子弹打穿了。他倒在金属地板上，痛苦地号叫着，又被涌出的献血哽住了。宝宝抓起这个士兵的枪，开枪回击。真是奇怪，他心里想：我竟然不害怕。

他一回到吉亚塔纳维姆的鸽舍，就马上向作战指挥做了汇报，指挥对他说：“你已经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我听说你表现得相当不错。”他给他一封鸽信，让他传送到特拉维夫。宝宝取出中央鸽棚的一只鸽子，将信管绑在她腿上，又在她尾巴上绑了一根鹅毛管，在这封鸽信中他对女孩宣布：是的，她的爱人和她的鸽子都安全到达，不知道是爱人还是鸽子会先回到她身边。

鸽子从他视线中消失，同时出现在女孩眼前。她解下鹅毛管，拿出鸽信，然后给自己的爱人写了一封回信：好的我记得，好的要当心，不我不生气了，好的就你和我。她把信放进鹅毛管，封好口，扎在宝宝带给她的那只鸽子的尾巴上，将她放飞。鸽子立即飞了起来，但是女孩的双手原来每次总要伸在空中一会儿，这一次却马上放下来，捂住嘴，让双唇不要颤抖。她一直注视着鸽子，直到她出现在宝宝的视线中。她浑身一阵战栗，感觉自己好像呼吸到他的气味，并且吞了下去。一阵疼痛让她肝肠寸断。就像她那桀骜不驯的思想一样，她的双手突然从嘴巴上拿开，一下子抱住了自己的肚子。

第十五章

1

“巨兽”横穿十字架山谷，经过了那座莫名其妙被漆成红色的英国碉堡，然后在街道上继续穿行。从那个时代起，这里已经增加了很多新的建筑，不过我仍试图透过这些建筑，想象当年宝宝和他的同志们行军的路线。我似乎看见一道石坡，橄榄树，还有石露台，一条羊肠小道在耕作过的小片田地中蜿蜒而过。战士们在这些地方穿行，他们背着沉重的装备和武器，腰都有些弯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快得无法目测，他们的动作轻得难以听见。他们的腰带还紧紧地扎在腰间，没有人表现出疲倦，也没有人脚步蹒跚。他们的双腿早已接受过良好的训练，习惯了黑夜中在岩石间穿行，甚至不用眼睛看，也不会绊倒。

宝宝背着那座便携式鸽舍，里面有三只鸽子：一只雌鸽，刚刚和军团总部鸽舍的雄鸽配对成功；一只来自耶路撒冷哈加纳鸽舍的雄鸽，体型较大，容易激动；还有一只他最爱的人从特拉维夫给他的比利时竞翔鸽。夜色和负重让他的行动力大大降低，不仅仅因为背包的重量和眼前的一片黑暗，还因为他心中又是激动又是敬畏，同时还担心鸽子的安全，更何况他每走出一步，每转一个身都得小心翼翼。这点路对于其他战士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他没有什么行军的经验。他好几次脚步凌乱，还有一次差点绊倒。但是他身后的一名战士伸出一条强有力的胳膊，抓住了便携鸽舍的框架，才让宝宝重新站稳身体。

他们的计划是继续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十字架修道院。但是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和伊拉克志愿者驻扎在这片地区，他们已经躲在岩石后面开始伏击，从四面八方展开了重火力攻击。很多很多人负伤，但是宝宝并不畏惧，就像几天前护卫队在通往耶路撒冷的途中遭到阻击时一样镇定。仍然是那样，背负鸽舍更耗时间，加上缺乏经验，所以等到他勉勉强强赶上同志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正急急忙忙地从山坡上下来。

第二天，战士们又一次试图爬上修道院，立即又遇到火力封堵，但是这一次他们距离修道院近了一些，而且决定不再撤退，改以大火力进攻。有人扔了一颗手榴弹，没想到点燃了一个谁也没注意到的煤油桶，燃起的大火照亮了天空，一下子让他们失去了夜色的掩护。修道院隔壁的建筑也烧起来了，熊熊火焰照亮了整个地区；不过，这帮进攻者还是通过修道院北墙上的一扇小门，小股小股地悄悄潜进去，并立即组织了防守。他们把桌子靠在墙边，上面再摞上椅子，然后爬上去，透过附属小教堂窄窄的小窗户向下面射击。宝宝因为没有作战经验，就负责从下面支撑射手，因此他没有被枪弹打到。

修道院遭到了来自墙外的猛烈的火力进攻，伤者的号叫声此起彼伏。宝宝感到自己驮着的枪手的身体猛地战栗一下，从椅子上跌落下来，滚到鸽舍顶上，鸽子在笼子里发出焦躁不安的声音。受伤的战士发出痛苦的号叫，同时只见羽毛四散乱飞。宝宝急忙抱起鸽舍，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它放好。他迎面撞到一名团长，这位军官用他的冲锋枪头打着宝宝的腿，喊道：“要么乖乖坐着别动，要么找个位置开始射击。我们这里最不需要的就是你和你那该死的鸽子。”

更多受伤的士兵痛得叫唤起来，宝宝找到军医问他是否需要帮手。

“我需要更多的绷带，还要更强的光线。”军医说。

宝宝找来床单和桌布，把它们撕成长条；然后他把一座座插着圣烛的烛台排列在军医工作台周围。外面的枪击声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修道院的钟也嗡嗡作响。军医叹了口气。“人都快死了，”他说，“可是你看那钟，每一颗子弹都让它活了起来。”

工兵们爬到了房顶上，但是一个接一个地受伤倒下。伤者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哭喊让其他同志也感到痛苦。传令兵也中弹了，没法执行任务，因此宝宝觉得他随时会接到放飞鸽子的命令。谁知团长又大声斥责他：“你怎么还在这儿？听着，我交给你一项任务。一百英尺外有个棚子，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但是它就在那儿。去占领它。”

“什么意思，占领？怎么占领？”

“不用担心，我会派几个援兵跟着，等我们进入反攻阶段，你们就在那边负责掩护。”

“那么这些鸽子怎么办？”

“鸽子？我这个时候哪里还管得着什么鸽子？”

“我不能丢下他们。”

团长突然笑了笑，他笑的时候嘴巴咧得很开，露出一排尖牙，看起来很邪恶。宝宝想起来他曾经见过这些尖牙，但是忘了在什么地方见过。

“没问题，”团长说，“带上你那些鸽子好了。”

宝宝把鸽舍背在背上，扎紧肩带，走到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内心充满恐惧，但同时也充满喜悦。团长走到修道院和修女宿舍之间的小巷中，对他说：“小巷尽头有一辆他们的装甲车，你要是能走到那里，你就安全了；要是走不到，咱们就地狱里见吧。”他猛推了宝宝一把：“现在我掩护你，按‘之’字形路线跑起来！要快！”

宝宝冲了出去，紧紧贴着墙壁向前跑。他没有按“之”字形路线跑，也没有蹲下，而是按照直线向前跑。他没有跌倒，也没有被打中，连他自己都很吃惊。虽然他能听到枪击声，但是并没有听到子弹在身边嗖嗖地飞，跟朋友们曾经跟他讲的不太一样。他穿过一条寂静而安全的透明隧道，这个隧道只有刚刚入伍的新兵和最富经验的老兵才知道。他觉得绿色的战服舒服而温暖，鸽舍的重量不再像往修道院爬的时候那么沉重，反而平衡了他背部的重量，让他的双腿更加有力，脚步更加轻松。他的心中已经展开了想象：背上的鸽子都张开了翅膀，他就被他们带着，一块飞起来。

棚子的门是锁着的，这让他非常苦恼，他便飞起一脚，没想到竟然把薄薄的金属门闩给踹断了，整个人一下子冲进去。他从肩膀上解下鸽舍，此时才意识到那把斯特恩手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也说不清到底是刚才跑过来的时候掉了，还是离开修道院的时候忘了带上。

他把鸽舍放在地上，自己就坐在旁边。我的身体原来是在不住地抖啊，简直跟米里亚姆抖腿一样，他突然这样想。同时，他还想起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天，他被送到基布兹以后，便从床上爬起来，悄悄地溜出儿童之家，然后躺在草地上，仰头看着天空，想着他的妈妈。突然，他觉得有什么东西从他的两条腿上滑过去，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蛇，而且是约旦河谷中的一种大毒蛇。他没有动，一动也不敢动，但是那条毒蛇爬走之后，他开始浑身颤抖，膝盖虚弱地都站不起来了。他现在就是同样的感觉，不过他已经成熟多了，知道这种战栗可以让他心情平复，不再害怕。

他坐着，慢慢平静下来，但是他后面没有什么增援的队员，修道院那边也没有什么反攻的迹象，也没有人从团长刚才指的方向出来。他等待着。时间在这样的时刻总是过得特别慢，但最终还是一点点过去了。他不敢回到主楼，毕竟团长的命令很清楚：坐在这里等着。

他越发感到疲劳和紧张，虽然外面很吵，战斗进入白热化，他很害怕，但是或许就是因为这一切，他反而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是一下子惊醒的，被什么东西吓着了一样，一边还在想，我在哪里？我在做梦吗？这梦把我扔在什么地方了？那边的人是否还记得我在这里？他们都怎么样了？——东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他能看到一点周围的景象了。模糊的细节慢慢清晰起来：石头墙，一个又小又窄的房间。育秧盘，一袋袋粪肥，园艺工具——一把锄头和一把杈子——都是过去悠闲时光的遗迹。墙上，有光线勾画出一个小方框，原来木质百叶窗后面藏着一扇小窗户。他站起身来，打开百叶窗，向四周看了看。他的视野实在有限，但是他的耳朵告诉他，枪击的节奏和方向都已经变了。他又想了一遍，到底该做点什么。继续等待吗？背上鸽舍回到修道院吗？如果这次他的运气不像来的时候那么好，不能安全跑回去怎么办？如果鸽子被击中怎么办？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鸽子太重要了，甚至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

新一轮枪击打在修道院的钟上，声音尖利刺耳。又一轮子弹连续打在这间棚子的墙上，那声音听起来就跟他伯父用手指在桌子上弹敲，模仿马儿奔跑的响声差不多。几天前，在跟着那个人数多一些的护卫队挺进耶路撒冷的路上，子弹打在装甲卡车上的梆梆声和刚才子弹打在钟上，以及打在墙上的声音都很不一样。透过那扇小窗户，宝宝只能看见修道院的墙壁周围有更多或死或伤的敌军。他又坐下去，然后站起来，坐下，站起来。他向外瞥了一眼，刚好看见一名帕尔马赫突击队员爬上了修道院的房顶，接着腿上就中了一枪，宝宝听见了他的喊声。有个人——一个高大魁梧的年轻士兵——冲过去把伤员拖回去，然后又回到房顶上，结果被一枚迫击炮弹直接劈成两半。

突然，宝宝听见了一些不同的叫喊声，不是因为伤痛，而是出于愤怒和疯狂。修道院角落上的一扇门开了，之前派他到这间棚子来的那名团长一下子窜到小巷里，一边用冲锋枪扫射，一边叫喊着，咒骂着：“死去吧，你们这些混蛋！我来收拾你们了，一群混蛋！”

宝宝眼看着他一边跑，一边像个疯子一样拼命开枪。敌军装甲车上的机枪枪筒像一把镰刀一样转向团长，他立即就中弹了。他倒在地上，开始爬行，一边大声呼救，一大团红红白白的东西像绳子一样拖拉在他身后。宝宝意识到那些东西是他的内脏，吓坏了。装甲车没有再射击，只是矗立在巷子口，就好像一头巨型野兽在观察自己的猎物如何受折磨，甚至允许他爬到一片空地上，并且转动枪筒来护送他一路爬行，枪筒的动作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慈悲地抚摸着他，好像在给这个牺牲品指引方向：先到这儿，再到这儿，躺到这儿。很快死神也会来拜访你的，现在他忙着呢。镇静。请再耐心一点。

枪筒转到这一圈尽头，便又转回去，指着小巷深处，静待另外一个牺牲品。团长躺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呻吟，咒骂。宝宝行动了：他把鸽舍挂在工具棚墙上的一个粗粗的钉子上，然后走出去，跑起来，俯下身子，一直到受伤的团长跟前，一下子扑倒在他旁边。

团长呻吟着，开始恳求他：“请……请……请……”宝宝问他：“请干什么？告诉我要干什么。”团长小声地说他很痛，很冷，很渴——“给我水，行吗？我的喉咙干死了”——他还在流血，当宝宝以为他死了时，他突然又说起话来，说他一定得活着。然后他用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子弹，大声喊道：“有本事来吧，你们这帮混蛋。还有你，给我滚一边去。”他突然讲起了意地绪语，这下子宝宝认出他是谁了：他就是宝宝到达军团总部那天，叫他柯卜里的那个人。现在他说的是：“Di toybn……鸽子……对不起……”然后说的几个词宝宝都听懂了，比如“mamme，mamme”，是在叫“妈妈，妈妈”。修道院的钟，每一次中弹都会发出回声，重现活力，但是这个呼唤并没有回声，而是慢慢地就听不见了。他死了。

宝宝干呕了几下，感觉稍微好了点。现在没人知道他和他的鸽子在哪里了。他要回到工具棚，背上鸽舍，返回修道院，等待哪位长官要他放飞鸽子。他从死去的团长手中拿过那把汤米冲锋枪，斜挎在背上，开始爬行。一颗子弹嗖地从他耳边飞过，他害怕被发现，马上原地不动。然后他又开始爬，非常慢，用肚皮和胳膊肘一点点往前蹭。他的下巴也贴着地面，尽量不把头抬起来。

2

我已经解释过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以及特定的场合，宝宝也能做到非常坚定，非常有决断。他矮墩墩、胖乎乎的身体下隐藏的是结实的肌肉和钢铁般的脊梁。而且他还有种一心一意的专注力，总是选择直接通往目标的道路，而且勇往直前，不会停下。如果他看到我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上乱逛，一定会训我的。如果他要训我，我肯定乖乖听着。我知道他长什么样，我知道他做了什么，是怎么牺牲的。我可以想象被他手指抚摸的感觉，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声音是怎样的。

爬了几英尺之后，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大腿，令他整个身体都向前弹了起来，然后他又打了个滚，惊叹一颗子弹竟然有这么大力量。没有被子弹打中过——特别是穿透骨头那种——的人不可能想象那一击的威力能有多大。他的大腿在膝盖部位断掉了。宝宝只发出一声叫喊，把后面几声硬硬地憋了回去，只是把手指插进土里，继续朝鸽舍爬去。

他的嘴巴十分焦渴，双眼因为疼痛和吃力而盈满泪水。他的腿就像一块破布一样在身后拖拉着。他的裤筒里面满是温热的鲜血，衬衫则被冷汗湿透了。他爬到一片低矮的石头篱笆后面，开始积聚浑身力气，不仅要爬上去，还要掉到另外一边，因为那边更安全，他还得忍住因此而带来的剧痛。他已经努力地抓住最上面一排石头，把自己拽了上去，但是就在他趴在上边，琢磨着自己怎么才能慢慢滑到另外一边，以及他得承受多么厉害的疼痛时，又有两颗子弹打中了他，从作战服的两块旧补丁那里钻进去，进入他的腰部和背部。

宝宝咬着牙呻吟着，掉到石篱的另一边。这几颗子弹都没有打中他的动脉或者重要的器官，但是每一颗都击碎了他的骨盆，穿出去的时候在身上扯出大洞，鲜血从身体前边飙出来——不是动脉切开时，那样一股一股地流出来，而是强有力地、毫无阻碍地奔涌出来。

此时，一门加农炮也加入了战斗。宝宝听到了炮声，努力想分辨出到底是装甲车上的炮，还是从远处什么地方发射的野战炮；到底是要轰击修道院，还是冲着工具棚这边来的——也许，炮弹发射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方向，指望着凭运气打中什么东西。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探寻似的触碰，只有经验丰富的战士才有这样的意识——他们要经历几个月的战斗才行，但是他第一次上战场就明白了——他感觉到有温柔的手指在触摸他的皮肤，这一下拍拍背部，那一下顺着脖子两边滑下来，这一下挠挠他的小鸡鸡，那一下摸摸锁骨窝：死神先要来一段舒服的前戏，这样他的伙伴才会心甘情愿地，甚至满怀爱意地，跟着他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把希望分解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现实——不要期望道路终点有个巨大的奇迹，而是希望前面几英尺之内就能得到一点命运的恩泽。内心深处，宝宝知道不管是再来一颗子弹，还是只有刚才那几颗子弹，他都一样会死去；他还知道他不再是为了修道院或者耶路撒冷而战，甚至不是为了那些同志们的生命而战，而只是为了对女孩的爱，为了战争结束后两人要生的孩子而战。他感到自己的力气在慢慢抽离身体，他现在已经不指望什么，唯一的愿望是能爬到鸽舍那儿，看到女孩给他的那只鸽子。

他沿着一条直线，用胳膊肘很慢很慢地向前蹭着，两条腿在后面耷拉着，已经破碎的身体扫着地面，手指机械地向前扒着：靠近她，靠近鸽舍，靠近鸽子。此时死神就在他身后跟着，舔着嘴唇，准备迎接将要来临的那一刻。

第十六章

1

你们爸躺在他的床上——原来是他们的床——安心地等死。他经历过艰难的日子，也享受过美好的时光，但是等待这种事在两种岁月里都发生过：好日子里他一边看书或者听音乐，一边等待；苦日子里他就仰面朝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等着。他身体干巴瘦长，直挺挺的，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双唇微咧，扯出一抹平静的笑容，两只手交叠放在肚子上。他的一只眼睛一眨不眨，好看清天花板上的一切；另一只眼睛闭着，好看清内心的活动。

“生了病，一整天一个人躺着，这样可不行！”迈沙勒姆大声说。

你们爸没有回答。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要是摔倒怎么办？要是心脏突然出问题怎么办？”

你们爸两只脚一会儿分开，一会儿交叉。先是右脚放在左脚上，现在左脚又放在右脚上。

“我们给你安装一个紧急按钮，直接和医疗呼叫中心连上，还可以连到我、伊莱勒，还有其他任何你想通知的人。你只要按一下按钮，我们分分钟就能赶来。”

“迈沙勒姆，”门德尔松教授说，“你尽管放心。心肌梗死可不是邀请客人的理由。我没生病，就是老了而已，跟你一样啊。如果你这么想要弄一个紧急按钮，就先给自己装一个吧。”

迈沙勒姆走了，第二天又来了，还带来医疗呼叫中心的主任和一名技术员以及他自己公司的一名电工。他们邀请本杰明和我来参加安装仪式，但是本杰明没有来。他打电话跟我说，安装一个紧急按钮绝对合理，而且就算他不在场，迈沙勒姆也肯定会让人安装一个最好的按钮。

现在你们爸又换了个理由拒绝这个提议：“要是我安装了这么个东西，你们平常就不会再来看我啦，只会在家等着，紧急呼叫了才来。”

“不会这样的！”迈沙勒姆说，退让了一步，“如果我现在一周来三次，以后我要开始一天来三次，一次看看为什么蜂鸣器会响，还有两次看看为什么它不响。”

你们爸终于默认了。呼叫中心的技术员把一个麦克风和一个扬声器连接在一起，迈沙勒姆的电工又增加了一个双重动力系统，既可以使用电池，也可以使用从楼梯井那边偷来的交流电。我问迈沙勒姆要是有人说我们偷电怎么办，他说：“首先，这个装置只用很少一点点电，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其次，因为门德尔松教授住在这里，整座楼的价值都提高了，难道他还不能免费用几度电吗？”

“门德尔松教授，”呼叫中心的主任说，“咱们现在要模拟一个紧急状况。我们一会儿都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你就在这里，就好像你平常一个人待在家里一样。当然，你身体肯定没什么问题，不过就是假装不太舒服，按一下按钮试试，然后你的医生就会通过墙上的扬声器回答你，好像他真的给你做检查和诊疗一样。你们可以听见对方，还能交谈。”

门德尔松教授不耐烦地摆摆手，他当然知道什么叫模拟情况，也知道什么叫检查和诊疗。那些一片好意的人鱼贯而出，到了厨房里，主任喊道：“请按按钮！”

没动静。

技术员说：“他没有按按钮。”

迈沙勒姆走到你们爸的房间门口说：“请按一下吧！”

“可是我听到的是他正常的声音啊，”你们爸说，“不是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

“你得先按按钮，才能听到扬声器里的声音。”

“门德尔松教授，”主任又喊了一遍，“请按按钮！”

你们爸按了一下，只听一个有着金属味道但是很悦耳的声音回答道：“你好，门德尔松教授，我是你在呼叫中心的医生，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爸清清嗓子说：“1964年，我妻子拉娅离家出走，我的心脏因此受了刺激。”

他的语调清晰缓慢富有节奏，在这背后隐藏着医学知识、渴望和某种絮叨。而我则感到两条腿几乎都不是自己的了。

“那时我心脏病轻微发作了一次，”你们爸继续说，“恢复过来之后我只把这事跟她一个人说了，但是她没有回来。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每况愈下。”

迈沙勒姆紧紧扣住我的腰，一把将我拉到他那跟我一样矮壮敦实的身体跟前。

“门德尔松教授，”年轻的医生通过扬声器说，“多年以前，我的父亲就是你的学生。你看，我们的对话只是为了测试这个装置能不能正常工作。”

“这张床，我一个人躺的这张床，”你们爸自顾自继续说下去，“本来是我们的床。我躺在上面感觉非常糟糕，躺在别的什么床上我更不舒服。”

“你以前怎么不说呢？”迈沙勒姆松开我，冲进你们爸的房间，“我马上就给你弄一张新床！”

“谢谢，门德尔松教授，”年轻医生说，“装置工作正常，我将结束对话。”

主任、电工和技术员都走了。迈沙勒姆帮你们爸找的厨师回来了，拿着一堆吃的用的东西。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因为朋友和厨师都比我更能帮到你们爸。

“留下来吃饭吧，”迈沙勒姆对我说，“有烤腌肉串和沙拉，只要二十分钟就好。”

“不，我得走了。”我说，觉得自己一开始就不应该来。跟以前一样，本杰明这一次又对了。有些事你只要和朋友一起做就行，不需要儿子；和技术员一起，而不需要家人。通过麦克风、蜂鸣器和一个扬声器，通过电线和紧急按钮，有些事情讲给陌生人听会更好。

2

两天后，我又去看了他一趟。

“你好吗，雅利？我没听见你进来，紧急按钮并没有响啊。”

我决定既不解释也不纠正他的错误。

“里奥拉和两个小姑娘怎么样了？”你们爸问。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怎么那两个已经死掉的胚胎又怀到他脑子里去了呢？怎么他的嘴巴就能生出两个活生生的女孩呢？”

“里奥拉挺好的。”我说。我应该提醒他那位喜欢观鸟的妇科医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是个男孩”，还有，“这次这个孩子是女的”？里奥拉的话也一样可怕：“是我们两人在一起才会有问题。”我是不是也应该提醒他呢？

“我知道一个新的笑话，”你们爸说，“你想听吗？”

“你都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笑话啊？你有我不认识的新朋友了吗？”

“从网上啊，我在网上找到的，然后就存在我的记事本里。”

他伸出一只手到床边的小桌子上，他的手又白又好看，然后他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记事本。我已经说过，你们爸特别喜欢记事本，手边总有几个。他一贯喜欢把所有东西都分组归类，对记事本也不例外，这些本子包括病人记录本、琐事记录本和想法记录本，他会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在上面记录一些他想隐藏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些公开的秘密。他已经可以算上一个业余的电脑专家了，不过他还是声明说，有些情况下，还是一个记事本更快捷，用起来更舒服。现在又增加了一个专门记录笑话的本子，这样以后如果万一有客人来，他就只要给他们读笑话听就行了，而无须和蔼可亲地跟他们聊天。但愿不要这样啊。

“很多人喜欢跟我们交朋友，”妈妈过去老跟他这么说，“但是你总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筑起高墙。”

“我很累。”他总说，要么就说“你昨天才刚刚邀请人来过的”，或者“我头疼”。

“你说的这些都是女人才会用的借口呢，雅科夫。”

他一般对这种讽刺不置可否，然后就转身直接回到诊所。

我妈妈喜欢客人，请客的时候总是神采奕奕。她知道怎么安排座位才能让谈话一直继续，不会冷场，也不会有人觉得被冷落。她知道谁和谁得挨着，而且，更重要的是——迈沙勒姆的笑话——谁和谁得离远点。她知道有的女人得和丈夫在一起，而有的女人不在丈夫身边就会精神焕发。期待客人来访的时候，她就双眼炯炯有神，笑意盈盈，容光焕发。现在，距离她出走已经好多年，距离她过世也好几个月了，我待在自己的屋子里才突然明白，她邀请客人来家里，就是为了不要单独和你们爸在一起。

她给客人准备茶点，满屋都是好闻的香味，大家都知道她特别擅长这种简单的酥饼，一种在调味的面团里面塞上熏肠做成的点心。吃过的人都觉得好吃极了，他们说秘密就在于其中的酱汁，一种“味极美”酱汁，里面有芥末和黑醋栗，是她自己调配的。

妈妈离家之后，你们爸的朋友和熟人也都不来了。当他筑起的傲慢与隔绝之墙倒塌以后，他发现那后面竟然空无一人。没有敌人，没有伙伴，没有积怨宿仇，也没有不速之客。什么都没有，只有偶尔的来访者：医生、学生、因为医疗事故而向他咨询的律师。还有我们：本杰明，他几乎不来；里奥拉，她有业务出差到耶路撒冷时都会来看他，两人很开心地用英语聊天；我，没事或者有心事的时候就来耶路撒冷，每次都来看他；他的孙子双雅兄弟，他们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就跟他一起玩一种游戏，现在二十岁了，还在继续玩——在一本大型德语地图册上“旅行”，很多年以前，他也用同样的地图册和我们一起“旅行”。

“来吧，孩子们，”他跟他们说的话也和跟我们说过的一样，“让我们到地图册上转转，到各地旅行吧。”那两位特大号的孪生兄弟就会乖乖地坐好，大雅坐在祖父右边，二雅坐在祖父左边。不过，以前本杰明和我总是跟着他一起穿越沙漠，跋山涉水；而他俩不一样，他们最喜欢地图上跟美食和农业有关的部分，总是在这些地方转来转去。他们浏览那些肉食之国、鲜鱼之国、橄榄油之国和奶油之国；他们对没有浓汤可喝的国家深表同情，哀叹有些人要吃豆腐、莴笋和海藻。他们窥测一片又一片土地，无论它们富裕还是贫瘠。

这个世界差别巨大，你们爸又一次跟他们解释：这个地方吃玉米，那个地方吃大米，这里，我们这个地方，人们吃小麦。然后他们就告诉他：“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祖父。人们什么都吃。我们不光吃面食，也吃玉米，还有各种米。”他们问你们爸的厨师什么时候到，这位厨师是一名罗马尼亚工人，迈沙勒姆发现了他的烹饪本领。我妈妈出走以后，他就让这个人来我们家做饭。他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年轻工人，现在他已经和迈沙勒姆还有你们爸一起变老了。他也打扫屋子，洗衣服，熨衣服，买东西。后来，你们爸自己弯不下腰的时候，他还帮他剪脚趾甲，帮他淋浴，再扶他出来。

迈沙勒姆警告过他，千万别在门德尔松教授的沙拉里加洋葱。他还给你们爸做过粗玉米粥和鱼子，都是罗马尼亚特色食品，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一句冷冷的“不要，谢谢”。以后他就知道了，要准备香肠扁豆汤——小扁豆汤里面加香肠碎——以及用香葱和黄油给土豆调味。至于罗马尼亚食物，他主要给他做腌蔬菜、菜肉酸汤和烤肉卷。

他不和门德尔松教授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尽管他偶尔也会给两人倒上一点梅子白兰地作为饭后消化剂。他一般站在他旁边说：“祝你健康！”然后就打扫厨房，扶着门德尔松教授到外面散散步。

迈沙勒姆自己也常去看他。一周三次，有时候还要更多。虽然他有钥匙，但是他每次都先敲门，声音很轻（“说不定门德尔松教授刚才在睡觉呢？”）不过也足够听得见（“说不定正好有一位女性访客呢？”），然后他才用钥匙打开门，静悄悄地进去。如果你们爸正在睡觉，他就在房间里“随便地转转看看”：给铰链上上油，加固拉动百叶窗的皮带（“我们得把这个小姑娘弄弄紧”），检查一下水龙头和出风口（“这个家伙得换掉了”）。有时他还会上楼到我们以前住过的大套间，看看租客的房间是不是一切正常（“如果真有点什么小问题，他们也用不着把门德尔松教授逼疯”）。

如果门德尔松教授是醒着的，迈沙勒姆就给两个人准备好咖啡，有的时候他也给两个人分别倒上点酒——“拉娅特别喜欢白兰地”，他们都想起了过去的事——和他聊聊天。迈沙勒姆和谁都能聊起来，聊什么都行；他聪明又有好奇心，这些都足以弥补他知识的不足。

我告诉你们爸自己非常羡慕他们这种男人之间的友谊，我还做了个简单的“支持与反对”的分析，接着又说：“你知道吗？我敢肯定如果格申还活着，他一定会成为我的朋友，就像迈沙勒姆是你的朋友一样。”

“格申很久以前就死啦，”你们爸干巴巴地说，“要我说，雅利，你应该有新朋友了。”

“没那么容易，”我说，“到我这个年纪，人们就不交新朋友了。”我告诉他，赢得男人的心可比赢得女人的心困难多了，因为要讨好女人可以“先把身体送上去，甘愿为她放弃生命就行了；而讨好一个男人，一开始就得用脑子，还得用心才行”。

你们爸脸上掠过一丝不满。他琢磨了一会儿这种令人生畏的可能性，然后说：“是的，雅利，这种特点很有意思。”他突然又说：“雅利，我听说你正在建造一座自己的房子。”

“我不是在建造，而是改造。”我对他说。

“但是你在特拉维夫已经有一座漂亮房子了啊。”

“特拉维夫的房子是里奥拉的。她选的，她买的，装修也是她设计的。而我正在改造的是为我自己的房子。”

“是属于我自己的房子。”你们爸纠正了我的用词。他盯着我，让我心里发毛：他是在解释我说的话，还是重复你的话？他是猜到你给了我钱买这座房子吗？如果知道，谁告诉他的？迈沙勒姆还是你？如果他真的知道这回事，还有谁知道？我弟弟？或者我妻子？

“带我去一趟，雅利。我倒是挺想看看的。”

“好啊。”

“我们定个日期吧。”说着他从床头橱的抽屉里拿出另一个黑色的记事本。

“你跟我做计划还需要日期记录本吗？”

“你和本杰明还真以为我整天无所事事呀，”你们爸嘟囔着，“我得开会，写文章，每天早上要上网，医学期刊还有邮件等着我处理呢。我还在网上找过我自己的名字，看来我还活着呢，人们还在引用我的文章和我的话。”

我夸奖他这么快就适应了新科技，学会了使用计算机，发电邮，还能用文字处理软件。

“与时俱进，学点新东西对你也同样没坏处啊，”他对我说，“有些人总是停留在过去，觉得以前什么都好。但是他们忘了在过去那个所谓黄金时代，一半的孩子五岁以前就因为疾病而夭亡。现在的生活轻松了那么多，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下载音乐，雅利，还去听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会，还参加各种研讨会——”

“那其他作曲家呢？”

“没有其他的作曲家，到我这个年纪已经能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太好。”

“妈妈喜欢歌剧。”我说。

“她不是喜欢歌剧，她是喜欢一部歌剧。唯一的一部：《狄多与埃涅阿斯》。这部剧里，她只喜欢一支咏叹调。没有这一支成功的咏叹调，这一出剧就什么也不是。”

他开始唱起来，表情凝重，唱得很熟练：

“把手给我，贝琳达，黑暗的阴影将我笼罩，

让我在你的胸口歇息片刻，

我多想停留长久一些，但是死神侵袭了我；

死神现在是受欢迎的客人。

当我长眠于地下，希望我的错误不要在你的胸中引起困扰；

不要忘记我，但是，唉！忘记我的命运。”

“来吧，雅利，”你们爸唱完了之后说，“让我们定个去你那里的时间吧。”

我也拿出了我的日期记录本。

我开始先提了三个日期，你们爸都否决了，“你看吧，”他说，“我比你还忙呢。”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合适的时间，我建议到我家去的同时，还可以顺带安排一个小的旅行。“我带上点吃的，咱们可以找个有树荫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你呼吸点新鲜空气，看看风景，这对你的眼睛也有好处。”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张压缩碟：贝多芬的，不是全部作品，但是收录了作品片段的选集。这样一路上他可以欣赏音乐，我也不用那么难熬。我还买了一把折叠椅，说不定他能接受我的建议，在路边停车吃点东西，椅子就能派上用场。还有一个枕头：或许你们爸会疲倦，需要打个盹。

3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起床以后，很早就从特拉维夫出门了。到了你们爸那里，我发现迈沙勒姆也在。

“才早上七点啊，”我实在很吃惊，“怎么，难道你也睡在这里了吗？”

“我们老家伙起床都很早，所以我就来了。要是我们互相不帮忙的话，谁还能帮忙呢？”

门德尔松教授看上去神采奕奕。一头整齐的白发就像戴着一顶银色的皇冠。高龄并没有令他的身高缩减，也没有让他的身材走样，他还是那么儒雅从容。

“早上好，雅利。”他容光焕发，“我已经准备好了，你肯定以为到了这里还得再等一会儿吧。”

“看看，看看，他就像住棚节[1]那天的棕榈树枝一样新鲜呢。风度翩翩！快通知警察：门德尔松教授马上就要走出家门了，把所有的女孩都关在家里，不许出门。”

他说的没错。你们爸，穿着一条卡其长裤，裤缝笔挺，上身是一件灰蓝色衬衫，外面套一件浅褐色开司米夹克，脚上是一双舒适的棕色小山羊皮休闲鞋。

“标准的度假装！”迈沙勒姆评论说，“你只要再加上一条围巾，就是摩洛哥王子啦！”

迈沙勒姆伸出一只手搀了门德尔松教授一下，因为他走下四级台阶的时候，有点哆嗦。然后迈沙勒姆又赶紧把他的草帽和手杖递给他，但是你们爸不肯要，所以迈沙勒姆就把这些东西给我，让我先放到“巨兽”上。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地表明他心里其实特别特别想跟着一起去，但是他很聪明，并没有真的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迈沙勒姆，你知道吗？”你们爸问他，“雅利在给自己造一座房子，这样他就有完全属于他个人的家了。”

“这可太好了，”迈沙勒姆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一座有些年头的小房子，花园里种点花，再有几棵大树。最重要的是，要能看得见风景。伊莱勒，你怎么没早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改造啊。”

他把一个木头板条箱放在“巨兽”车门下面：“这个车很舒服，就是比较高。把脚放在这里，雅科夫。”

你们爸爬上去坐好，轻轻地哼了一声，说：“这辆车真是很舒服。”然后他系好安全带，踏踏实实坐定。迈沙勒姆从车子后面绕到我这边。“你别告诉他我帮你弄房子了！”他小声说，接着马上提高嗓门，“把这个板条箱拿上，这样门德尔松教授上下车都方便一些。”

听到他此刻叫“门德尔松教授”，我才意识到刚才他是直接叫他名字的。“巨兽”已经缓缓开动了，只听得迈沙勒姆大声喊：“开车小心，伊莱勒。听见了吗？你身边可坐着一位重要人物呢。”

我决定从耶路撒冷森林那边出城，沿途还经过贝特扎伊特村，这样一路都可以浏览风景。你们爸打开窗户，欣喜地呼吸着松树的味道。他还看见一只瞪羚一路跳下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2]下面的台阶，这也让他很高兴。

一路上他都兴致勃勃的：“我们以前都很喜欢在这一带远足，你妈和我两人。我们还会采蘑菇。看这边，我们以前就是从这条路走到‘大象巨石’那里。我们回来的时候走面包店那个方向，顺道从工人那里买一条新鲜的白面包。”

“我们也跟她一起走过这条路，”我说，有点要激怒他的意思，“这样可以从远处看到特拉维夫，记住这个城市。”

但是你们爸只是微微一笑。“是的，”他漫不经心地说，“她非常喜欢特拉维夫。她喜欢剑兰，喜欢喝一点点白兰地，喜欢吃西芹，当然还有特拉维夫。”

我决定趁着现在这种融洽的气氛，趁着父子间的这种亲近，像放飞鸽子一样，把一个问题抛出来，看看怎么样。“你也许还记得她脸上的酒窝在哪一边吧？”

“谁的酒窝，雅利？”

“妈妈的酒窝，我们刚才不正在谈论她吗，对吧？”

你们爸已经老了，对老人来说，一旦对话中有他可以占上风的机会，他一定要抓住，并且充分利用。

“她有两个，”他说，“两个grübchen。你知道grübchen是什么意思吧，雅利？德语，酒窝的意思。”

他是装出来的吗？他在重写我们的历史吗？他的确真的已经忘记了吗？

“上一次，”我提醒他，“你说她根本就没有酒窝。另外一次，你说她的酒窝不在脸颊上，而是在下巴上有一个。”

“可能吧，”他回答道，然后开始直接反击了，“不过如果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为什么你们俩还总是问呢？”

“你说‘你们俩’是什么意思？本杰明也问过你吗？”

“就是你们两个。你们俩老是因为这个问题对我纠缠不休。”

“这是因为她的酒窝到底是在左脸颊还是右脸颊，我们都不能说服对方。”

他不说话了。我差点就要不耐烦的时候，他突然又说起来。“既不是在左边，也不是在右边。她有两个酒窝，在尾巴骨的地方。这里。”说着，他伸出一只细长白皙的手，一下子摸到我右边屁股和车座之间的位置，速度快得出奇，而且位置十分精准。他的拇指和食指摁住我的脊椎两侧，就像蛇牙咬住我一样。

“两个。这边一个，”他说，几乎要摁到我的肉里去，“另外一边，还有一个。”

以前那位美国帕尔马赫突击队员和那位拿着镰刀的铲车操作员都碰过我的这个地方，但是他的手一碰，我就说不出话来，而且全身都动弹不得似的。你们爸似乎要让我更加难受，接着说：“我喜欢亲吻那酒窝，有的时候我会在梦里描绘它们。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雅利。现在也一样，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他又不说话了。

过了几分钟，他接着说：“我们都对彼此做过一些不厚道的事，也曾经相互较量过好多次。但是为了伤害我，先离家出走，然后在外面死去，需要这样做吗？这太过分了，对我们两人都太过分了。”

好长时间，你们爸和我都没有再吭声，突然他说：“我再也不能这样了。”用的是你的语气。我吓坏了，但是他微笑地看着我，好像很满意的样子。他睡着了，即便是坐在座位上打瞌睡，他看起来还是那么令人尊敬，那么儒雅。他醒过来，过了几分钟之后，他说：“这次旅行搞得我有点累了，雅利。我们回去吧。”

我争辩说：“但是你原来是要看看我的房子的，还有四十分钟我们就到了。”

“再找时间吧。现在我想躺下来，睡一觉。”

“我会找一个有树荫的好地方呀，我已经买了红酒和食物，还有毯子和枕头。你可以躺下休息，然后我们再继续行程也行呀。”

“下次吧，雅利。现在请送我回去。”

注释

1　住棚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也称收藏节，为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前40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戮，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即是为铭记这段历史而建。

第十七章

1

死神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第一次他往工具棚那边跑的时候，死神似乎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是那个时候吗？现在他拖拉着身体朝工具棚爬过去，鲜血流到了土地上，是这个时候吗？女孩曾经说过这样一种灵异现象，等待鸽子返回的人眼中就会看到还在途中的鸽子：当宝宝拐过动物园的小路，在女孩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或许是在这个时候吧。

远处又传来一声爆炸，把工具棚的外墙都炸开了。宝宝从断墙处爬进了工具棚，因为虚弱和疼痛而不停地呻吟，浑身抽搐。他一动不动地躺着，脑袋好像被什么人扔了一块毯子盖住了一样，战场上的呼啸声现在传到耳朵里，只是遥远单调的聒噪罢了。积聚力气。还不能死。睁开眼睛。看看周围。

到处是断砖碎瓦，园艺工具散落满地，不大的鸽舍掉在地上，已经破了。这样更好，宝宝想；要是它还挂在墙上的钉子上，谁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把它拿下来呢。那只大个儿的耶路撒冷雄鸽半边身体都被压碎了，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还在抽搐着。那只小一点的来自吉亚塔纳维姆的鸽子就躺在他旁边，她的身体看不出任何受伤的痕迹，但明显是已经死了。鸽子会因为惊吓而死，这是劳弗医生以前教给驯鸽师米里亚姆，后来米里亚姆又教给他的。“他们跟我们一样，”她告诉过他，“他们也打架，相互欺骗，也和朋友一起吃东西，渴望回家，他们也会心力衰竭。”女孩的鸽子没有受伤，她明显是受到了惊吓。周围的喧闹，枪炮声，叫喊声，还有两只同伴就躺在身边，一只死了，一只将死，这一切都把她吓坏了。不过她很安静，似乎对这些置若罔闻。

宝宝伸手够到已经残破的鸽舍，把卷成一卷的驯鸽师工具袋从里面拿出来。他解开绳子，把工具袋铺开，一切都整整齐齐的。驯鸽师喜欢整洁，所有的东西都弄得很干净。这边放着鹅毛管、空信管、玻璃管、杯子、信息簿；这边则放着丝线和驯鸽师专用的单刃刮刀。他侧过身躺着，把需要的东西都拿出来，又把从死掉的团长身上取下来的那把汤米冲锋枪的皮带割断，让枪掉到地上。幸亏他一向都定期磨刀，所以刮刀仍然很锋利，没费他什么劲。

他把作战服抻平，将刀刃慢慢插进已经浸透鲜血的裤子和皮肤之间，小心地把裤腿割开，一直割到腹股沟位置，再继续向左，到了已经破碎的骨盆那里。他把裤腿的布条尽量向下，向两边扯，然后向下看了看自己的耻骨部位。他长舒了一口气：还好，阴茎完好无损，虽然沾染了斑斑血迹，但是它本身并没有伤到，而且还微微动了动，用它特有的方式回应宝宝注视的目光，友好，还有点尴尬。跟他主人的身材类似，阴茎也是又短又粗，此刻正平静地耷拉着，刚好靠近子弹穿过身体的那两个大洞。这个小东西看起来有些胆怯，它本来应该是隐藏在隧道里的，因此怕光，怕冷，也怕失血。

这样，四样东西一起待在工具棚里：受伤的宝宝，他依然健康的阴茎，鸽子，还有等在一边的死神。鸽子和阴茎没有动，也没有抖；死神伸出一只手，这只手寒意逼人，同时又让人舒服，它摸着宝宝，就好像宝宝自己的手在抚摸自己一样，不过这两只手都不仅仅是触碰他的身体，或者爱抚他，而是轻轻摁着他：这个果子熟了吗？时候到了吗？

还没有呢；宝宝把死神推开，然后伸展四肢平躺在地上，重新开始抚弄他的阴茎。因为严重失血，他那里已经举不起来了，但是阴茎感觉到不仅主人的抚弄，还有他急迫的心情，都跟平常很不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平常会用力地抚弄自己的阴茎以获得快感。但是这一次，阴茎感到主人的抚弄是为了什么重要的事。它跟他的主人一样年轻，没有什么经验；不仅如此，跟主人一样，它也明白自己将在童贞的状态下死掉；而且它还跟主人一样为此而伤心。既然这个器官能够感受到愉悦，为什么就不能感受到哀伤呢？

宝宝的手指摸着自己的嘴唇，希望能沾一些口水，这样可以起到润滑作用，感觉舒服一些，抚弄的速度也能快一点。但是他的嘴唇干得要命，一滴口水也没有。他从水罐里倒了一点水在手里，继续抚弄着。他的手指模仿着女孩的手指，好像在慢慢感受丝绒戒指，感受郁金香球根，感受蜥蜴的腹部。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向他发出了信号：时间不多了；死神也悄悄地耳语：他抚弄得很好，但是建议他最好停下这些舒服的动作，回到那种平淡普通的状态；还有他的阴茎，不管是因为激情，还是因为明白事情紧急，正努力地变硬一点点。

宝宝担心死神会失去耐心，在这场可怕的竞赛中，他的灵魂会离开肉体，从而伤害他的那些“种子”。他希望死神能因为好奇而多等一会儿，等到他的动作有了结果。他开始祈求脑海里能出现一些画面和一些感觉，这样他的动作就可以更快一些。他想象着女孩的手指，想象着她的抚弄那么舒服，他总是把这个部位叫“那里”，她就叫“这里”——“如果它戴上个领结，”她曾经笑着说，“一定就戴在这里。”

他还想象着在鸽舍里，自己躺着，她站着。她身体挺直，两腿分开，昏暗的光线中，她那漂亮的、毛茸茸的阴部在他眼睛上方浮动。他还想象着自己跪起来，搂住她的两条大腿，亲吻她的两腿之间，令她——还有他——一阵悸动。她的气味重新回到了他的嘴唇上，为他的身体中灌注了新的生命，在他的鼻孔下面汇聚起来，又在鼻腔中萦绕。

当他感觉到奇迹发生的时候，那些种子在管子中冒出来，没有迸射，只是缓缓地爬着，期望能够流出来。他把身体倾向一侧，痛苦地呻吟着，对准一个玻璃杯子，射了。没有精液喷出来，不过的确流出了细细的一小股。宝宝已经大量失血，现在又失去了这样白白的一小团，他浑身的力气一下子抽干了，腹部失去了热度，记忆也在脑海中停滞。如果他是在女孩的双乳之间感受到这种解脱的快感，他一定会大声笑起来，不过现在他只能抽动双唇，挤出一抹微笑。

又一次榨取，又流出一滴，宝宝停歇了。射精刺激了他的神经，加剧了他的疼痛。但是他很开心：疼痛将拖延死神的脚步，又给他争取了几分钟时间。他把杯子斜过来，凑近一根玻璃管管口，然后用手指帮忙划拉，让精液流进管里。“快一点。”他说，鼓励那些种子加快速度。“我的双手正在变凉，马上就要发抖了。”他用软木塞塞住瓶口，平平地躺下。不要失去意识。先不要死。还有事情要做呢。

与此同时，那只比利时竞翔鸽的一双圆圆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她先是看见宝宝拖拉着身体爬进工具棚，浑身是血哼哼着；然后她看见他割开自己的裤子，露出身体，然后做着什么，跟女孩在鸽舍里为他做的一样。接着他打开信管的盖子，把一根小管子放进去，然后盖严。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浑身发抖，嘴里还嘟囔着什么。最后，她看到他抚弄身体的那只手向自己伸过来。她的心藏在皮肤、肌肉和羽毛下面，怦怦直跳，为了他而跳。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没有感觉了，也不知道手里握着的到底是什么——她的身体还是他自己——不过她身体中的温热又让他有了些许力量；他的手掌感觉到她背部和翅膀的肌肉传递出的期待。童年时，当他在基布兹的鸽舍里握住生命中第一只鸽子的时候，他的手掌也曾有完全一样的感觉。

一声惊雷炸响，这一次是架设在装甲车上的大炮发射的炮弹，掀起更多石块，而且还激起一柱烟尘。不过宝宝并未受到惊吓，死神距他如此之近，他已经无可畏惧。鸽子也没有吓到，她将人类没有的那层薄薄的透明辅助眼皮闭起来，遮住双眼，准备着起飞并为爬升积聚着力量。宝宝将信管绑在她腿上，然后在地板上拖拉着身体摸索着，好像要突破自己的虚弱，直到他的头、双肩、胸膛和手都从墙的裂口中伸了出去。他伸出手，然后松开，他一直觉得惊奇，自己每次放飞鸽子，都会感到快乐，感到激动，连最后这一次也不例外。鸽子一下子就飞到空中，好像他的手掌是点了火的推进器一般。

这么长时间，死神一直在等待，此时他气愤地哼了一声，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但是宝宝没有庆祝自己的胜利，他想亲眼看着自己的鸽子飞上天空，于是侧着滚动身体，动作很轻微，但是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不能完全翻转过来。他就这样躺着，一半靠背，一半侧身，不再呻吟，也不再动弹。从这个时刻起，最要紧的东西已经脱离了他的双手。从这个时刻起，他就得将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希望她能一路飞行顺利，她能完成任务，她能躲开所有子弹、弓箭和石子，希望她既不要成为猎物也不要受到诱惑，不要停下来吃东西或者喝水或者休息，希望她能明白信管里是什么内容，是以前从来没有传送过的东西——这其实是劳弗医生即将说的话——从信鸽最早出现到此时此刻，整个世界的信鸽发展史都不曾传送过这种东西。

寒意从他的骨骼间涌出来，瞬间便弥漫全身，他的心脏跳得越来越慢。这一切到底是我想象出来的，还是我真实感受到的？他把割破的作战服拢了拢，遮在他的两腿之间，然后交叠双手放在胸口。就这样，他睁大双眼，注视着鸽子飞走。起先她飞离时颜色越来越浅，向高处爬升之后颜色又越来越深；她柔软的胸腔充满空气，强壮的翅膀有力地扇动着，真是太美了。他就要死了，此时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起身到她身边，握住她，再亲亲她。可是他还在地上躺着，而她正在向上天飞去。他周围一片寂静，内心也是一片寂静，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鸽子飞远时有节奏地拍打翅膀的声音。

“回家吧，”他对她说，“飞高一些，远离这片地方，因为这里已经没什么要看的，也没什么要做的事了。不要扭头，不要回头看。不要害怕死神；我会一直拖住他的。爬升，爬升到高处，到安全的地方，光明的地方，和平的地方。前进，前进到远方，到等待你的人那里，到女孩那里。快快飞吧，让等待爱人的人早点看到你。”

鸽子很快就飞高了。越过火焰，越过烟尘，越过嗖嗖的子弹，越过叫喊声；一直飞向静谧湛蓝的天空。回家的方向。飞向她。穿过宽阔的云海，海面一望无际，没有声响，只能听见风儿穿过你的羽毛的声音，还有你血液的跳动之声，还有你的腿上，是我的心愿在呼唤。

2

那是一个春日的早晨，典型的耶路撒冷天气，凉爽而晴朗。围住修道院四边的花园里，柠檬树和茉莉花开得正盛，正好和夜晚开放的仙客来轮流值守花园。战士们的眼睛不再瞄准准星，他们的手指也离开扳机，一时间，所有人都望向鸽子。一开始她在蓝色天空的映衬下颜色越来越深，后来，她的身影在巨大的天幕上就变得越来越小。她扇动翅膀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她变成蓝灰色的小点，最终融入同样蓝灰色的天幕。沉寂只持续了片刻，炮火声和叫喊声重新响起，战斗又开始了。

一阵清风吹过。山坡上，就在如今的草地和秋千架之间的那块地方，躺着宝宝的尸体，一半在工具棚外面，下半身还留在里面。因为血液几乎流干，加上精液的损耗，他的身体已经轻了很多。当他这样一半侧身，一半朝天地躺着的时候，他发现微风对他来说就已经够用了。因为重量减轻和身体虚弱，他一开始会被微风推着走，就像狗舌草的种子一样；然后他就被风卷进怀中，像一片羽毛；最后他变得强壮了一些，便升到空中，飞腾而去。

尽管他对鸽子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和指令，她还是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他在她下面滑动，她就安心了。放飞之后，信鸽一般要先在空中盘旋一圈，然后才确定飞行方向。但是她没有飞满那一圈，就径直向家的方向飞去，没有丝毫的犹豫。她飞得那么迅速，目标那么精确，宛如一支离弦的箭。沙漠和山峰都被她甩在后面，大海在前方。还有一个叫宝宝的小伙子，穿着作战服，裤腿撕烂，满头尘土；宝宝已经融入她的灵魂，正和她一起飞。他的身体开始跟鲜血一起腐坏，但是他的眼睛一直睁着，还看到很多东西：这里是鸽子，那里是城市；远处黄蓝相间的是沙地和海洋，接下去还有一个村庄和一座果园，一座小山和一道深谷；这里是银色的橄榄树林，还有一个农民赶着骡子在小路上慢慢地走着，一群山羊挨挨挤挤地走下山坡；河底到处是石头，头一天刚刚被雨水浇过，所以有一片片的水洼，在他下方一明一灭地闪着光。宝宝激动起来：这些就是苏莱克溪、卡斯特尔山和吉亚塔纳维姆啦；这边是牛棚、餐厅、帕尔马赫突击队帐篷营；还有这里，山谷当中，是一片墓地，他的两名同志正挥舞着铁镐和锄头在下面干活呢。金属撞击石块的叮当声通过清凉的空气，一直传到高处，传到他耳朵里，特别清楚也特别熟悉；他听着，看着，然后明白了：他们正在挖的就是准备埋葬自己的墓坑。

这里就是他和那个吹毛求疵同时又穿戴时髦的木匠一起造的鸽舍；这位是养鸡场里干活的农民，是来替他的，只见他打开门，然后他心爱的鸽子就要结束上午的飞行训练，正在返程途中；白色的旗子已经放下去，蓝色的旗子正在飘扬，召唤鸽子回家。宝宝突然感到一阵恐惧，生怕这只鸽子也要准备降落，不过她根本没有朝下看过，也没有放慢扇动翅膀的节奏；她一直飞着——向前，向前——本能的指南针一直指引着她飞向唯一的方向。

向着家的方向。她的翅膀没有停止让空气流动，她的双眼没有停止搜寻和辨位，她的心脏也没有停止泵送血液。她飞得那么高：高于那些不敢直飞，只敢选择曲折支线的鸟类；高于那些无法飞行的生物留下的脚印；高于早就被居民废弃已久的古老鸽房；高于那些鸽舍和野鸽用来遮风挡雨的岩缝；高于看下去缩小了的那片土地，在这里，鸽子可以畅通无阻地在空中腾飞而人类则被石头绊倒，倒在地上，回归尘土。向着家的方向。那里有鸽棚，有子宫，还有指引她的手势，还有精液里的小东西，就像小小船桨一样从后面按着她，控制着方向。

飞禽界的奥德修斯——她比奥德修斯更了不起。没有什么能让她减速，或者降落，或者突然偏离路线；无论是喀耳刻女巫，卡利普索女巫，还是独眼巨人，都不能阻碍她。她会急速爬升或者下降，躲避突然俯冲下来的老鹰；她会拒绝谷仓的诱惑，不去吃那些遗留在打谷场的谷粒；她在悬崖上方，看到下面深谷中大笑的漩涡邀请她放纵自己，但是她不会迷失；她听见小溪清澈的流水在呼唤：飞下来吧我的爱，我那纯净无邪的小鸽子，来洗澡，来喝水吧，但是她不会被诱惑。

而宝宝呢，他有时飞在鸽子后面，有时又轻松自在地在她身边滑翔。有时他还会自己找乐子，跟着她扇动翅膀的节奏哼唱自己的歌：我死去了，我回来了，我在飞翔，我复活了。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高度，而且很享受高高在上的感觉，甚至还一会儿头朝下飞，一会儿爬升，一会儿俯冲玩花样。他的耳朵可以听见她翅膀哗啦哗啦地拍动，风儿呜呜地在双翅中穿行，甚至还能听到她腿上信管中发出的闷声叫喊，喜悦中夹杂着恐惧。他的鼻子闻到大海咸湿的味道，他的眼睛向下看到飞行途中经过的一个个地方；我们活着的时候这些地方这么小，他不由地想，死了才发现这些地方真大啊：山上有贫瘠的梯田，田野努力地发出生命的讯息，绿色庄稼做出最后一搏，黄色的沙地本要昭示胜利的旗帜，现在却突然撤退了。

一座座山丘也退缩了，开始变圆，山顶被削平。鸽子飞过一座城镇，发现那里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塔，想起来她以前曾经见过它，便知道家就要到了。从这个点再向前，各种人造的景观为大地穿上漂亮的衣衫：淡绿色的葡萄园，深绿色的柑橘林。空气开始变得温暖，宝宝闻到花香，知道这是最后的美好，是证据：死者也可以欢喜，他们也有快乐，他们也有记忆，也能感恩。这里有一道道金色的沙丘，还有蓝色的海洋，居于中间的就是——特拉维夫。她多美呀，他想：蓝色、粉色和金色，就是海浪、房顶和沙地的颜色，也是她眼睛、皮肤和头发的颜色。

突然，鸽子俯冲下去，宝宝急急忙忙跟了过去，只见砂石山就在下面了：山脚周围的悬铃木，山顶的游泳池，山坡边上围起来的小动物园，都看得见了。鸽子向下面的鸽舍猛冲过去，而宝宝则停下来，在鸽舍上空盘旋，只是远远地看着：圈着动物的笼子，还有那些动物，睡着的，在做梦的，醒着的，在警戒的；巨大的乌龟，还有水鸟池，还看见了狮子和黑熊。然后看见了她，他的最爱，她冲出鸽舍，伸着双手，满脸希望和喜悦。

鸽子落在鸽舍的起降台上，然后经由活门进入鸽棚。女孩欢迎她归来，态度温柔有礼，赶紧给她送上清水和大麻籽。她抚摸着鸽子，从她腿上把信管解下来。宝宝目不转睛地看着，只见她从信管中抽出玻璃管，仔细地观察，然后打开盖子，把管子凑到鼻子跟前。她的嘴巴无力地张开，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呼喊声几乎刺破了天空，不不不不！但是他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了。他死了。

第十八章

1

那天早上女孩要求做简单一点的工作：检查鸽子的食品袋，打扫食槽，把鸽舍的地板扫刮干净。满怀忧虑的心灵不适合做育种的工作，肯定也不能放飞鸽子，或者训练幼鸽。这种情况下，哪怕填写一张育种信息卡，也会出错。

她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一言不发，这种例常的任务让她心情平静。突然，她听见翅膀的沙沙声，不在别处，就在自己的脑海中。这声音那么有力，似乎整个动物园都安静下来，跟她一起侧耳倾听，拭目而视，所有的动物似乎都已经呆立在原处，一动不动。猴子们不再吱哇，狮子不再咆哮，鹿群也不惊恐，女孩转过身，冲出去，伸出手，抬头看着天。

鸽子向她飞过来，速度那么快，好像天空要裂开一般。一时间她都不知道眼前飞来的到底是一个魂灵还是一个身体，是鸽子有血有肉的身躯，抑或只是她的幻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先有身体的感知和理解，然后大脑和意识才能明白过来；因此，喜悦并不是来自于大脑的思考，而是来自于胸膛内那颗心脏的期盼。她送给他的鸽子回来了；他派她回来的。他还活着。一切正常。

鸽子落在鸽舍东南入口处的起降台上，推开活门的栏杆，进入小巢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女孩先把鸽子的尾羽伸展开来，寻找鹅毛管，却没有找到，然后她才把鸽子腿上的信管解下来。

完全出乎意料。信管中没有信息，只有一个有盖子的玻璃管。女孩把管子拿到灯光下，发现里面也没有纸条，只有几滴含糊浑浊的液体。她把盖子取下来，闻了闻里面的东西，鸽子归来的喜悦瞬间变成了惊愕，她的身体已经明白了，几乎动弹不得，嘴巴无力地张开，呼喊起来。那个名字尖声而出，在空中炸裂。

她的膝盖不住地抖，但是对于管子里内容物的担心让她的手上有了力量。不能松手！管子不能掉！哀悼和死亡等到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冷静思考。不要放弃！她把盖子重新盖好，用棉絮把管子包好，放进衬衫口袋里，用手紧紧地捂着。她就以这样的姿势离开鸽舍，朝动物园工具棚跑去，劳弗医生的小指挥部就在棚子旁边。

“发生了什么事？”仓库管理员问她，“从来没见你这副样子。小心一点吧，别打破了东西。你手里是什么？”

“注射器……我要一个注射器。”女孩结结巴巴地说。她两只手使劲地拉各个抽屉，在里面匆忙地翻找，把东西都弄翻了。突然，她尖叫起来：“我需要一个注射器还要一把勺子！你还不明白吗？你也跟我一样是女人呐！你难道不明白女人需要注射器和勺子是要做什么用吗？！”

“不，我不明白。不过你突然这么急着要，好吧，这里有一把勺子。这边，还有一个注射器，”管理员说着，从架子上拿过一个金属盒，打开盖子，“拿去，刚刚消过毒的，就在你眼皮底下。你喊什么？女人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吗？你要什么尺寸的针头？”

“不要针头，只要注射器……快呀！很紧急！”女孩从管理员手里一把夺过注射器，又从桌上抓起勺子，冲出仓库。

管理员在她后面喊道：“我听说过有女孩子马上就要巧克力，马上就要个男人，或者马上就要诗集，但是要不带针管的注射器和勺子，做什么用啊？”

女孩没听见管理员这一番经验之谈，她已经跑回鸽舍，一下子冲进去——这样既不符合规则，也不符合习惯。她把一张军用毯铺在地上，头上放了一个小的饲料袋。她深吸一口气，稳定一下情绪，然后打开门，放出一群受惊的鸽子。他们冲出鸽舍，飞到动物园上空，但是他们没有飞走，也飞得不高，只是在原处绕着大圈飞。她使劲扯了四下，把窗帘绳都拽掉，厚重的窗帘布落下来，盖住窗户，黑暗立即充满了整个鸽舍。她把管子拿出来，去掉盖子，然后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管壁，宝宝的精液一滴滴流到勺子上。女孩向后拉动活塞，将所有精液都吸到注射器里。到底有多少啊？不过几滴而已。

她三下两下扒掉衣服，仰面平躺在毯子上，想起了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光。那时，她亲吻他，拥抱他，触摸他，抚弄他，她让他愉悦，并因此自己也感到更加愉悦。现在她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坚持要求他跟自己真正的交合，不该让那些精液只是射在自己的手上。哭是没有用的！她把那个小饲料袋垫在自己的腰下，大张开双腿。然后她右手拿着注射器，左手的手指伸到嘴里湿润一下，然后从下边插入自己的身体。她一次次地弄湿自己的手指，尽量让自己阴部周围和里面都润滑起来。然后她屏住呼吸，将注射器针管的全部都插入，推动了活塞。

她把两条腿紧紧并在一起，将膝盖抬高到胸口位置，用两条胳膊抱住。她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身体，寄希望于他的种子可以找到合适的路线。她就这样抬着腿躺着，眼睛闭起来，倾听着精液的流动——向下，向下，向下——感受那些小东西如何四散游动，冲入她身体的深处。

这就对了，她的内心有个声音在说，一直向下游动，这就是回家的方向，径直行进。一千对小翅膀在她体内扑闪，漂浮在最幽深的地方。向下，降低，到那个幽暗、安全的深处；到里面去，里面，那里温暖湿润，包围你们，赋予你们生命。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现在轮到你们这些小东西了，一路向前，不要回头。

那精液，似乎非常留心地聆听她的声音，加快了速度猛冲。冲向回家的方向。它们从死亡的天空来到了生命的深处，从寒冷的体外进入温暖的体内，从阳光照耀风声呼啸的飞行途中，进入夜色一般幽暗静寂的深沟。

2

几分钟后，女孩睁开眼睛，发现那只鸽子并没有和同伴们一起飞出鸽舍，而是在她脑袋旁边站着。她们看着对方，女孩的眼睛湿润了，鸽子的眼睛依然睁得滚圆，流露出同情的目光。她的小脑袋向上歪着，鸽子想要把什么东西看清楚的时候，都会做这样的动作。

“你从哪里来？”女孩问。

鸽子没有办法表明方向或者地点；他们这种生物的眼睛就像望远镜，喙就像指南针，回家的渴望就是地图，他们根本不需要表明方向或地点。因此，鸽子的回答是非常模糊的，跟人们的期待不一样，同时也就更富有诗意，更加绚丽。

“从山顶，”她宣告，“宝宝临死之前，从喧嚣和炮火中将我放飞。”

“你飞了多长时间？”

“四十分钟。”

“太阳呢？”

“整个行程都照在我的背部。”

“四十分钟，从东南方向飞来，”女孩说，“你来自于耶路撒冷。”

“应该就是吧，”鸽子咕咕地说，“对我们鸽子来说，只要是回家，从什么地方起飞都是一样。”她又想到一件重要的事，便接着说：“我是他最后一只鸽子。我是宝宝放飞的最后一只鸽子。”

女孩的眼皮变得沉重，她觉得很疲倦。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底涌出，顺着双颊流下来。既然该做的事已经完成，她就不用再想他给她送来什么，也不用想自己刚才都做了些什么；她现在就想要思考一下爱人是怎么死的。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要求鸽子，“他被击中的时候是不是还背着你住的鸽舍？”

“不是，”鸽子回答，“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出去了。钟声敲响，响雷炸了，一条火舌翻卷着。整个世界都在晃动，鸽舍掉在地上，摔坏了。我的两个同志被杀死了，小一点的当场死掉，雄的那个大一点，撑了一会儿也死了。只有我一个留下来，等待着。”

她不再说什么了，转而啄起掉在地板上的一粒种子，又呷了一点水，意思是她已经吃好了。然后她从食物旁走开，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孩。

“那宝宝怎么样了？”

“他回来了。他的皮肤破碎，血液流失，他是呻吟着爬回来的。”

鸽子如此郑重的讲述让女孩警觉起来，她抑制住自己的泪水，这样她的身体才不会颤抖，从而不会影响那些种子流入她的身体深处。

“他做了些什么？”

“他把裤子割破，暴露出身体，然后他做的事情跟你以前做的一样，就是你们在这个地方做的那种动作。”

她们俩都微笑起来。鸽子笑得很动人，她眯眼看着，喙微微张开；女孩的眼睛闭着，满是泪水，嘴唇发白。

“如果他有翅膀，他一定会自己飞到你身边的，就像我这样。你就是他的前进方向和最终目标。细细的一股，倒出来，盖好盖子，把管子绑在我腿上。他握住我，爬出去，放飞，然后停止呼吸。”

“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要飞到他身边去救他。”女孩说。

“我做过你的翅膀呀，”鸽子骄傲地说，“我就是血肉，是灵魂，我就是掠过身体的微风，是爱的负载，我是风与力量。”

刚才一直在鸽舍上空盘旋的鸽子现在都落下来，站在周围。他们可能饿了或者渴了，也可能他们想听听里面的对话。有几只鸽子站在房顶上，其他的则落在地上，咕咕叫着走来走去。

“嘘，”这只鸽子对他们说，“嘘。种子已经回到了它们的安乐窝。耐心一点。”

“嘘，”女孩拖长声音说，“他回来了，他在我的身体里航行，腾飞。我能感觉得到。”

外面的鸽子又飞起来，在鸽舍上空盘旋。女孩把注射器从体内拔出，针管已经空了，女孩看也没看一眼，就撒手让它掉在地上。她闭着眼睛，胳膊和腿都软塌塌的，整个身体都松弛下来。几分钟后，劳弗医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满头大汗。半小时以前，他从远处看到鸽子都在盘旋，既不升空也不降落，既不靠近也不远离，只是很清楚很明确地绕着一个中心，一圈圈地飞。他一看就明白肯定出事了。

他已经不年轻了，但是恐惧让他的双腿能够一下子跳起来，担忧让他的双腿像年轻人一样灵活。他像个疯子一样狂跑，越过篱笆，落在一片片的沙地上，喘着粗气，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向前跑。他抄近路，从后院直接到了动物园，路上有人让他不要跑，也有人试着耽搁他拦住他，但是他没有停下，而是一边跑一边大声喊：“不，现在不行，我们有特别紧急的事情！”他到了动物园之后，并没有直接到大门那边，而是收拢双腿，直直地一纵，撑上墙头，然后翻过围墙，落到对面地上，然后他站起身来，径直向鸽舍跑去。

他扒拉开窗帘的带子，往里瞥，看到女孩躺在地上。开始他担心她死了，然后看明白她只是睡着了，这时候他才看到她没穿衣服。她赤裸着，胳膊和腿都摊开，脸颊上的泪痕有点干了，闪着光。大腿之间还有口水的痕迹，也变干模糊了。那只走失的比利时冠军鸽在那里和她干什么？为什么她坐在女孩的肩膀边上？她在警戒着什么吗？

他立即扭过脸去，避免再看到女孩的裸体。出了门，他去找来自己的灰色羊毛毯。有的时候，为了照顾一些生病或者难产的动物，他得在动物园的小房间里过夜，睡觉就用这条毯子。拿了毯子回来，他轻轻走进鸽棚，把毯子给女孩盖上，起身离开，把门在身后关上。他回到自己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遇见了仓库管理员，她十分激动地悄声告诉他，女孩疯了。

“我的意思是完全疯了，劳弗医生，”她说，“我跟你说呀，劳弗医生，她神经错乱了。她大喊大叫着进了仓库，劳弗医生，你根本想不到，她要的到底是什么：一把勺子和一个注射器，劳弗医生，我真不明白她要这些干什么用。”

劳弗医生也不明白她要这些有什么用，不过他——不像仓库管理员——很了解女孩，也明白她这么做并不是疯了，一定有她的目的。他又回到鸽舍，先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就看见窗帘又拉上去，女孩——醒了而且穿好了衣服——走出来。那只比利时竞翔鸽就停在她的肩头，刚才那些在头顶上盘旋的鸽子都已经进入鸽舍，开始吃食了。

“这就是前几天从我们这里不见了的鸽子。”他告诉她。

“宝宝死了。”女孩说。

“在哪里？怎么死的？”劳弗医生叫起来，“他怎么会死呢？”

“他临死前放飞了这只鸽子回来。”

“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把她给他的？”

“他来跟我道别，就在去打仗之前过来跟我说一声。我把她给了他，然后他就走了。”

“去打仗之前？”劳弗医生大吃一惊，原来那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感觉有点应付不过来了。“打什么仗？他是驯鸽师，又不是战士。打什么仗？你为什么说他已经死了？”

“今天早上，为了争夺耶路撒冷的一座修道院，打起来了，他在战斗中阵亡了。这座修道院有一口钟，还有一门炮……”

说到这儿，女孩已经号哭起来，哭声沉重而痛苦。劳弗医生搂住她的肩膀，说：“嘘……好了……嘘。谁告诉你他死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他告诉我的，还有鸽子也告诉我了。”

“一个人怎么能通报他自己的死亡呢？鸽子怎么能告诉呢？这不可能！”

女孩没吭声。

“他让她给你传送的是什么？”

女孩把已经打开的信管和空了的玻璃管递给他。

劳弗医生往里边看了看，刚刚闻到气味，他已经双腿发软，几乎站不住了。他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身体所感知的事实，尽管他的内心已经接受，理智上却依然拒绝。他慢慢坐到一个箱子上，抱紧女孩的大腿，头顶在她的腹部，抽动着肩膀，喉咙阵阵发紧。

“原谅我们，”他对她说，“请原谅我们还要哭泣。他们跟我们保证过，他只负责驯养鸽子，只需要建立一座鸽舍。可是最后我们怎么得到了这样的消息？我们只会照顾动物和驯养鸽子。我们还能明白什么？”

他站起身来，将女孩的脑袋放在自己肩膀上，喃喃地说：“那么你……真是难以置信。这就是你跟仓库管理员要勺子和注射器的原因……毫不犹豫，也不需要‘支持与反对表’，这个决定……”

“这就是我想要的，也是他想要的。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说过要孩子的事情，战争结束我们就想要个孩子。这就是他传送给我的。”

“这样的经历闻所未闻，简直是奇迹。”劳弗医生说着，振作起来，好像女孩已经恢复的气力也同样灌注到他的身体中一样。“这是世界驯鸽发展史上都不曾记载的奇迹。下一次研讨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件事讲给所有的驯鸽师。”

3

时间一天天过去，然后一星期一星期过去，劳弗医生恢复了理智，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不过下一次研讨会上——半年以后——所有的驯鸽师都看出来女孩的肚子大了，而且那只比利时竞翔鸽总是停在她的肩膀上。又过了三个月，她生了一个男孩，跟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不用猜测，大家都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他妈妈带他参加了一次驯鸽师研讨会。劳弗医生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坐着，那只比利时竞翔鸽停在她肩膀上，孩子在她怀里吃奶——那张照片哪去了？我要是知道就好了——驯鸽师们都开心极了。他们挨个到她身边，与她一起哀悼，同时分享她的幸福，每个人都一边微笑一边擦拭眼泪。

女孩独自照顾了孩子好长一段时间——大概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劳弗医生暗示她为宝宝守丧的时间差不多了（“这种事情我们兽医可比儿科医生更了解呢”）。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位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客人出现在动物园：就是受伤的鸽子掉在阳台上那天，和女孩一起的那个男孩。他是邻居家的儿子，当时帮着给鸽子做了包扎，陪着女孩去了动物园，搜集了一些过期的面包，后来学习了康宁解剖学还背了英语大词典，最后去了美国，在芝加哥学医。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十年，在他眼里，似乎经过了一百年。他没有一天不想着她，没有一个晚上不梦到她。他已经不再是个小男孩了，而是一个学有所成的青年，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他做出选择，等待他建功立业。他后面有成打的工作机会，都被他拒了；成打的人劝他未果；美国还有四颗为他而碎的心。在海法港，他下了船，亲了亲他自豪而激动的双亲，接着，一个小时以后，在他们坐上出租车去特拉维夫的路上，他便问到了女孩。

“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他妈妈说。他爸爸插了一句：“我们回家再谈她吧。”他妈妈接着又低声咕哝了一句：“一桩丑事，全城都知道了。”

他们早就不住在本耶胡达街女孩父母家的楼上了；他们搬到迪岑哥夫广场一套更大的新公寓去了。他把行李往父母给他准备的房间里一放，就对老两口说：“我要出去一趟，过一会儿回来。”

“你要去哪儿？”他妈妈叫起来，“你才刚从美国回来呢，现在就要出去？”

“我就出去一会儿，”他说，“我要去见她。”

他并没有朝本耶胡达街方向去，而是下意识地去了相反的方向。动物园的胖子收下了他一路收集来的过期面包，让他进了动物园的大门，同时目光低垂，颇为苦恼地看着他。

年轻的医生进入动物园，顺着小路走到鸽舍，只见女孩正坐在那里给一个婴儿喂奶。他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浑身僵硬。女孩没有注意到他，因为她跟所有哺乳的母亲一样，正低头看着孩子。他悄悄地后退，藏在小道拐弯的后面，终于重新鼓起了勇气，然后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你好，拉娅。”他说。

“你好，雅科夫。”说着，拉娅抬起头。

“我们分开的时候你还是个女孩，现在你已经在给孩子喂奶了。”

“他的名字叫雅尔。”

“这孩子很好看啊。”

“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样，要是长得像我的话，还会更好看呢。”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我已经结束了在那里的医学院课程了。”

“祝贺你。”

“也祝贺你。我半小时前才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来看你。”

“谢谢你。”

“雅尔的父亲在哪儿？”

“他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了。”

“我很遗憾，我不知道这事。”

突然，他觉得心中充满勇气，再也不想压抑封锁自己的想法了。他早上起来时，走在路上时，坐在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医院里时，晚上躺下时，都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同样一句话。现在，这句话终于脱口而出：“拉娅，我本来应该留在这个国家，我本来应该参加战争，而不是到美国去学医，我本来应该接受劳弗医生的提议，和你一起在这座鸽棚工作，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发展的。不过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医生的人也是他，事实证明，他说得没错。”

“真滑稽，”我妈妈说，“没想到劳弗医生竟然就决定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你的，我的，我活着的这个宝宝的，还有我已经死去的那个宝宝的。”

她把我从一边奶头换到另一边，动作果断，甚至有些急促，好像一下子从恐惧感转换成安全感一样，然后她说：“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这样的安排还是很好的啊。”

“我原来希望能够忘掉你，拉娅，”年轻医生说，“但是我忘不掉。”

她没有回答。

“第一年我给你写了七封信，第三年写了十封，第四年又给你写了五封，后来我就不写了，因为你从来没有回过信。”

“这没有什么意义。”

他坐在她对面，说：“拉娅，从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一直爱着你，甚至在那只受伤的鸽子落在阳台上以前就爱你了。那时你喜欢趴在阳台上看书。我就经常从楼上的阳台看着你。有一次你的衬衫掀起来一点点，我看到你的后背有两个酒窝，我就在你楼上，闭上眼睛，亲吻了这两个酒窝。”

她还是沉默不语。

“受伤的鸽子飞来的那天，我家不是有一件衬衣掉到你家阳台上了嘛——其实是我扔下去的，衬衫没有掉。”

“我那时也想到了。”

“如果你问我，我在医学院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所有东西都可以被修复。不光是身体，灵魂也可以。它们可以被修复，重新来过。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她不说话。

“我甚至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他说，“我父母写信说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们从来没说你已经结婚了。”

“我没结婚。”我妈妈说。

年轻医生深吸了一口气，他决定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所有的澄清，所有的惊奇，都留到以后，再找机会聊吧。

“我希望你能嫁给我，”他说，“你可以再生个女孩，我想要个女儿，这个男孩我会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情况就是这样，大致如此吧。也就是说，几天后，我妈妈对他说：“我们同意。”尽管他们没再生个妹妹，而是生了一个弟弟；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却变成了你们爸，不管在谁看来，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昵称都非常合适。

第十九章

1

“就这样吧，”我的女承包商说，“我们已经把该拆的都拆了，该扔的都扔了。现在该建设了。”

“你准备从哪里开始？”

“通常先要砌起内墙，然后是基础工作，准备水电工进场。不过我们准备先从户外淋浴间开始。”

她叫其中一个中国工人过来。“这边浇混凝土，”她指示说，“五英尺乘五英尺，这样就可以供两人使用，百分之二排水坡度。”

“你确定这个地点没问题？”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我可不希望整个村子的孩子都跑过来偷看我洗澡。”

“不用担心。中国人发明了面条、风筝、火药，还有户外淋浴。他们知道怎么造可以不被外人看到。”

工人又问了一些我听不懂的问题，蒂扎尔指指点点地说：“把排水管接到柠檬树那边，用直径两英寸[1]的管子。”

她又对我说：“行了，我们现在让他一个人在这边就行了。中国人跟我们差不多——他们最不能忍受干活的时候有人在旁边监视。”

“他怎么能明白你说的话什么意思？”

“我们各说各的语言的时候，语言的韵律很自然，我们的手势和体态也很自然，然后我们就明白对方的意思了。”

“他怎么能够明白‘百分之二坡度’这样的话？”

“你什么意思，怎么明白？职业工匠，当然明白百分之二坡度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说一遍呢？”

“这样他就知道，虽然他的老板是个女的，但也是很了解业务的，他必须要尊重她。”

我新家的改建工作就这样从一个户外淋浴房开始了。中国工人先找平地面，安装了一个木头框以浇筑水泥，放置金属网并安装了排水管，然后他浇灌了混凝土，并用长长的抹子抹光。等到水泥地面有点变硬之后，他建议——笑容可掬，手势自然地——我可以在上面摁个手掌印作为纪念。我做了，并且建议他也摁一个。他大声笑着，拒绝了，然后走到一边去。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走到我身边，弯下腰也摁了一个掌印。

第二天，我带团到贝特谢安去观察谷仓猫头鹰。等我回来以后，蒂扎尔大声宣布：“你的淋浴房弄好了，过来看看吧。”

我过去看了看。先是一条窄窄的瓷砖铺的小道——“这样泥巴就不会进到你的脚趾缝里”——直达终点。作为户外淋浴房来说，这里可算是应有尽有：地板和排水管，毛巾架，放肥皂和硬毛刷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个小镜子——这是那名中国工人的灵感，他估计我喜欢淋浴的时候趁便刮胡子，因为脸上刚好会涂肥皂，冲水也方便。这一点迈沙勒姆和蒂扎尔倒是都没有想到。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安装到位了，”蒂扎尔说，“省得你以后还要跑到承包商这里来投诉。”

我打开水龙头，一片水幕喷涌而出，水流柔和，水量充沛——尖利的细水流不适合户外淋浴——流出来的水瞬间就消失在地板的排水孔中，最后被柠檬树吸收了。

“这棵树跟你一样开心呢。”蒂扎尔说。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棵树呢？本来还可以把水排到其他几棵树那里啊。”

“只有这棵树才配得上这个待遇，它发出的味道好闻，结的果子也好。”她说。她推着我走到工人跟前：“去谢谢他。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他们喜欢被人表扬和赞许。”

我很热情自然地用希伯来语和肢体动作对他表达了谢意，只见他满脸放光，鞠了一躬，笑了起来。我也回鞠了一躬，跟他说什么时候他想用这间淋浴房，都尽管来用。蒂扎尔又从她的小皮卡上拿来肥皂、香波、润手霜，还有四条毛巾，一块木板条浴垫，一块丝瓜络，一个刷手掌和指甲的硬刷，一把剃刀，还有五支纪念蜡烛。

“你疯了吗？我们要这蜡烛干什么，边淋浴边哀悼吗？”

“傍晚的时候在烛光中淋浴最好了，这种纪念蜡烛不会滴蜡油，不会倒掉，而且燃烧时间很长。再说，一想到别人死了，你还活着，还不值得好好高兴一下吗？”

2

太阳落山了，蒂扎尔把小皮卡的钥匙给了铲车操作员，让他把工人们送到宿舍，第二天早上再把他们送回来。只剩下我们俩了。

“伊莱勒，”她说，“我给你在户外造了个新的淋浴房，你想不想来个落成典礼？”

“蒂莱勒，”我说，“你要不要剪个彩，再吹个喇叭？”

“不要，就来个淋浴吧，第一次开用。”

“光着吗？在外面？”

“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穿着衣服洗，但是我，要脱光衣服，在外面洗，你也别再问什么傻乎乎的问题了。”

我看着她脱掉衣服，打开水龙头，然后站到水流中。她的眼睛平常是黄绿色的，在水中则变成了蓝色。她对着水流仰起头，手指穿过头发，攥了攥，然后转身面对着我。

“你不想和我一起洗吗？”她问。

我也脱了衣服，走到水幕下面，和她站在一起。

“自从格申那什么，我就没有和你一起淋浴过了。”她说。刚过两分钟，她就把水给关了——“看着清水白白地流，我们耶路撒冷人可是不能忍受”——开始非常认真地给我涂肥皂，就像给孩子涂肥皂一样：耳朵后面，胳膊肘，“小肉肉”，膝盖，还有屁股缝。

“你在干什么？”我觉得又痒，又不好意思，同时还挺舒服。

“我给你洗洗干净呀，宝贝儿。得把你身上犄角旮旯的脏东西都洗掉。现在你也同样帮我弄干净吧。”

蒂扎尔的身体健壮结实。她的皮肤是天然黑，而不是白色有晒斑的那种。我也开始在她身上涂抹肥皂，一开始还有点犹犹豫豫地不敢下手，然后就自然了：脖子和肚子，两只手和后背，上下左右，里外前后，都涂满了。以前双雅兄弟小的时候，周末总是要到伯父家里来玩，我就是这么给他们涂抹肥皂的。我给她浓密的短发抹上香波，然后蹲在她旁边，拍拍她的脚踝。她大笑起来，先抬起一只脚，接着抬起另一只，就像等着钉掌的马一样。“我以前光记得你多么混蛋了，忘了你其实还非常贴心呢。”她说。

她一只手从我背后伸过去，又把水龙头打开了——开得很小，这样水流就不是流畅的那种，而是细细的滴答，也不连贯，重重的水滴偶尔砸一下到身上，还吓人一跳。我们浑身上下都充溢着喜悦。蒂扎尔靠在我身上，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事就是你站在你家的窗边看着我，我一下子就爱上你了。”

“那时你才十岁。”我说。

“你是不是觉得，十岁的小女孩就不理解自己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咱俩是兄妹，我爸爸肯定和你妈妈过去有过一段。我都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

“如果我们真的是兄妹，你爸爸就不用费这么大的劲撮合我们俩了。”

“别在这儿跟我讲逻辑，我知道咱俩不是兄妹。”

外面阴影散了，一阵西风吹过，我们湿漉漉的身体很舒服地微微抖了一下。我宝贝儿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我们的手在对方身体上游走，不时停下来。我们的眼睛互相注视，嘴唇互相体味。我们拥抱在一起，我感受到她两腿之间的潮湿；流水的湿润下，她仍是湿润的；流水的清凉下，她是发烫的。

“躺在地板上，”她说，“我们已经淋浴过了，也玩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用合适的方式举行落成典礼了。”

后来，当她翻了个身，仰面躺在我身边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后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庆祝新地板、新房顶、露台和厨房的完工，一个个挨着来。“这样你就知道是我为你改造了这座房子，这座房子也会知道的。”

“我本来一个星期就能把房子造好，”她说，“我可以带四十个工匠来，连着干上六天，然后第七天休息。但是这毕竟不是天空和大海，也不是树木，不是地球，不是动物。这儿是水泥和混凝土，是灰泥和黏土。这些家伙每一个都需要好几天才能干燥。这不是人，我的宝贝儿，这也不是上帝：这是支撑起所有工作的建筑原材料。”

事情就这样开始，并且这样继续下去，至少我记忆中是这样的。现在房子已经改造好了，蒂扎尔也离我而去。我记得她是怎么改造房子的，怎么一次次地举行落成典礼。我记得她是怎么指着这儿或那儿说，“这里得有一面墙”或者“那里开一扇窗户”或者“这边要一个过道”或者“应该弄个露台”。每天她都在忙，不是布置改建项目就是给某些构造命名，不是庆祝落成就是这里那里贴标签，然后又继续到另一天。

注释

1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为2.54厘米。

第二十章

1

这个村庄就像一个污浊的小水洼，每一块石头上面的青苔都不得安宁，蒂扎尔和我——还有一天天成型的房子——每天都吸引着参观者和好奇的旁观者。有些人很有礼貌，因为我还没有装好前门，他们就会敲敲门柱，探头问道：“我能进来吗？”有些人就比较粗鲁，既然我还没装好前门，他们就自说自话地进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好像进自己家一样。他们四下环顾着房子和花园，目光像貂一样敏锐，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他们计算着有多少袋水泥，多少根管子，多少块天花板吊顶用的金属网。只要几秒钟，他们就可以算出改造工程有多大，预算多少，虽然经常是不准确的。一旦感觉到我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马上躲到矮树丛里去。

他们并不会激怒我，毕竟我是新来的，而他们都是本地人。在这样的地方——古老而成熟的地方，树木根深叶茂，人行道的裂缝长出了野草；恩恩怨怨已经消弭，无论是仇恨还是爱意也都不再激烈——新来的人也是一种威胁。他的记忆和经验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他也不了解当地约定俗成的等级秩序。这样的人肯定会破坏传统，所以需要立点规矩。

这座房子的前主人也开始出现了。关于房子现在的状态，流言纷起，所以他们就来了。他们来调查，证实，否认或者惊叹。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人来了，希望我能允许他从柠檬树上摘一个柠檬下来。“我父亲种的这棵树，”他说，“那边的无花果树也是他种的。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好好照料？你看看树干上这些洞，就是因为你呀，这棵树要死了……”

他的嘴唇颤抖着，眼睛忽闪着，嘴里说着说着，就从责备变成了回忆：“当时那边那些房子都还没有盖起来，公路也只是马车走的那种土路，我父亲要从那里一直走到大交叉路口，因为公共汽车那时还没开到村里。他在那儿弄了一个小的水泥槽，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姐姐和我就在这个槽里洗澡。这个槽到哪里去了？你把它砸掉了吗？谁允许你干的？”说完他就走了。

一对年轻夫妇突然出现。女的小时候在这里住过半年，现在她马上就要结婚了，想让她的爱人来看看这个地方。她想让他知道什么东西保留下来，什么东西已经消失，哪些东西曾经存在过，哪些没有。

她还年轻，但是挖掘记忆的过程让她看起来像个老太太。“这里曾经有架秋千，”说着，她带着他一边走一边指点着介绍一些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这里是我们晾衣服的地方……这里有个小水泥槽，我爸爸挖出来的，后来扔掉了……这个棚子当时不在这里——柱子之间原来都是空地。冬天我们就在这里脱掉靴子，还得刮掉上面的泥，她就会朝着我们大喊：别把泥巴带进屋……”

她突然转向我说：“怎么，你要把原来的几个房间改成一个大房间吗？”

“是的。”我简短地回答。

“为什么？”

那个小伙子用手抚摸着她的脖子，他手指的动作温柔有爱，但是看得出手掌上用了力气。他说话的语气也不那么耐心了：“我们走吧，都打扰到人家了。”

大多数参观者仍然是纯粹出于好奇。他们想看看这个没用的家伙到底什么样，为什么总是在一群工人中间拿不定主意，还有那个女汉子到底什么样——自从村管委会面谈之后，大家都把蒂扎尔当成了我的妻子——她总管全局，一些老人已经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作“旋风”。

有些人会向她请教一些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里奥拉，你觉得隔热砖好吗？里奥拉，你觉得预制板怎么样？里奥拉，保温砂浆可以用吗？地热呢？里奥拉，进行全木装修怎么样？你有什么推荐的木材吗？芬兰松还是红松好？处理材、漆板和原木板，哪种更好？

有些人请她帮忙——或许你的中国工人能顺路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帮着修修厨房里的东西？——还有些人是来问问是否一切进展顺利，甚至还要给点建议：他们知道一家店，品质可靠，价格公道，可以买喷头，买镀锌排水管，买马赛瓷砖，买凯撒大理石，等等。他们还认识一位要价低手艺好的砖瓦匠，或者泥水匠或者屋顶工，等等。

其他人则提出了一些农业方面的建议：怎么照料将死的柠檬树啦，怎么去除杂草啦，或者怎么杀死那些在无花果果肉上钻洞的毛毛虫啦，等等。但是园艺方面我根本不需要任何建议，因为迈沙勒姆就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不愿意就改造房子的事情和他女儿争论，宁肯一心一意地帮我把花园搞好。

我听着所有那些来访者七嘴八舌的建议，尽量保持耐心和友善。我妈妈曾经给你们爸提出过建议：对他们好一点，这样反而更省时间——现在也只有我记得这句话——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小心翼翼，尽量做到笑容满面，但是回答非常简短。

这种事情的处理原则非常清楚。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他们除了知道我的职业和蒂扎尔在面谈时候说的那几句谎话之外，对我同样知之甚少。但是他们认识曾经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认识在这里出生并成长的孩子们。他们知道这些房间里曾经有过的快乐或痛苦的时光。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牢牢保留着昔日的点点滴滴：叫喊声和笑声，刀叉和玻璃杯碰撞的叮当声，还有呻吟和啜泣声；这些声音在墙壁之间萦绕徘徊，最终都飘出了窗外。

“这座房子有很多故事可讲。”其中一个参观者对我说，期待我能接着问下去。看我没有问，他说：“你最好别问。”然后就走了。

我没问，我不想知道。我只是做了你让我做的：我按照你的指示选择了我的家。位于老地方的一座古老的小房子，一座已经住了好多年的房子。我对第一位住户一无所知，至于最后一位住户，我只知道他扔下四只小鸡，让它们在关着的笼子里饥渴而死。仅仅这些我就觉得已经够了。

我年轻的邻居——就是他的妻子在我们的房子之间拉了一条分界绳——也不打招呼就来了，手里拿着一大碗装得满满的西瓜，都已经切成了小块。一个个红红的小方块那么清凉，可以看见水珠在上面闪着光。只有那种做一切事情都一丝不苟的女人才会把西瓜切得这么完美。

“我妻子送给你们的礼物，”他说，“改造工作进展如何？”“一切顺利。”

她的声音插进来：“你把东西给他了吧？别忘了把碗拿回来。”

他站起身，有点慌张地把碗拿起来，尽管里面还有几块西瓜没有吃完。“好吧，我再来吧。”

“非常感谢你，”我在他身后喊道，“问候你的妻子，也谢谢她。”

他转脸看着我说：“你应该知道，她其实人很好！”

“我的确知道。突然一下子去适应一位新邻居的确不容易，告诉她其实我也没那么讨厌。”

我又自言自语：“还告诉她，我听见你们俩晚上闹出的动静了，告诉她我很踏实平静；一个像那样跟丈夫做爱的女人肯定是个好人。”

当地的建筑督查也来了。他个头不高，年轻又有干劲——他的眼睛看着善良而且快乐，但是笑容却很邪恶。规划书在哪儿？他想看看规划书。规划书在地方政府？真的吗？那他在那儿的时候他们怎么没有给他看呢？是的，他看了建筑许可证，但是为什么签名在这里而不是那里？突然，他口袋里的电话响了，只听他说，“你好，弗莱德先生”，还有“我不知道是你呀，弗莱德先生”，还有“不，你不用给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打电话了，弗莱德先生”，然后他就走了。

弗莱德先生的女儿说：“我觉得迈沙勒姆站在那边的小山上，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这边的情况呢。”

又来了一位督查：里奥拉的弟弟，艾曼纽尔。他来以色列的时候，我一般都开车去接他，然后带他到全国各地转转，但是这一次他竟然是坐出租车来的。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承包商。”我说。

“很高兴见到你。”蒂扎尔说。

艾曼纽尔绕着房子转了一圈，然后走进去。

“小心脚下，”蒂扎尔对他说，“我们今天铺水管。”

他像一名重生的犹太人那样微微驼背，脚步小心，声音轻柔，但是他说话的态度还是跟往常一样那么直接，不容置疑。他说他想知道里奥拉给他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现在他亲眼看到了，就想知道花费多少，钱从哪里来的。

迈沙勒姆几分钟后突然出现了，他刚才肯定用双筒望远镜窥探他来着。

“这关你什么事呀？”他说，“用的都是他的钱。”

“你是谁？”艾曼纽尔问。

“门德尔松家的朋友。你是谁？”

“他的小舅子，”艾曼纽尔说，“里奥拉·门德尔松是我姐姐。”

“朋友可以选择，”迈沙勒姆说，“但是小舅子你就没得选了。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在伊莱勒和你姐姐的婚礼上见过你。那时候你还不是现在这副“道德模范”的样子嘛。你当时从美国来，穿着一双蛇皮皮鞋，两边胳膊还各挎着两个小妞儿。”

“这个地方你花了多少钱？”艾曼纽尔转头看着我问道。

“足够的钱。”

“你从哪里得到这‘足够的钱’？”

“你给我听着，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钱是从哪儿来的，用你能明白的方式，”迈沙勒姆对他说，“他在市场里买了一条安息日用的鱼，结果在鱼肚子里发现了一颗珍珠。”

我送艾曼纽尔出门上了出租车。在座位上坐稳之前，他警告我说：“你应该知道啊，这座房子的投资是绝对不会有回报的。”

“这不是投资，”我告诉他，“这是个礼物。”

“谁给的礼物？”

“我给的。”

“那条鱼就是以利亚先知！”迈沙勒姆在他身后喊道，“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也买点什么东西呢？自己送自己礼物也是很有益健康的。”

还有其他人就是来看买家我本人的，他们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奇迹：在这么困难的经济形势下，他竟然没有讲价就一次性付清全款，给自己买了一座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的破房子。很自然地，那些参观者十分鄙视我，但他们同时又死死地盯着我，琢磨我，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认出其他像我这样的冤大头，就不会错过类似卖房子的机会了。

别再指望还会有这样的买家了，我心里说，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会像我一样。我的职业是妈妈决定的，妻子是她预言认识的，也是她在活着的时候给我钱来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的，她说：拿着，雅尔，趁我的手现在还温热，趁我现在还活着，能把钱给你。这个家可以将你包裹其中，保护你，给你力量。这个家会像你塑造它一样塑造你，你们两个会感激彼此，治愈彼此，改变彼此的天与地，为对方修建墙壁，打开窗户和大门。

2

中午的时候，另一位客人毫无预警地就来了：本杰明。他把车停在工人的卡车后面，喊道：“雅尔！”

我出来迎接他。

“这就是人人都在谈论的房子喽？”他问。

“是的。”

“谁给你买的？”

“我买的。”

“谁掏钱改造的？”

“也是我。”

“你从哪儿搞到的钱？”

“你是想听实话呢，还是想听好话呢？”

他审视着我。妈妈的守丧期结束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对方，这座房子给我带来的变化让他也吃了一惊。

“你看起来很精神，”他说，“我当然要听实话。里奥拉已经跟我说了，她没有给过你这笔钱，她也很想知道你的回答。”

“你俩都很着急知道，这我能理解。”

“我们当然着急，各有各的原因。”

“迈沙勒姆借给我钱买的房子，”我说，“蒂扎尔免费帮我改造，作为送我的礼物。”

“跟我想的一样，”我弟弟说着，松了一口气，“但是里奥拉其实还有些别的想法。”

“你看，”我说，“你这个人外表看上去比较圆滑，实际上很容易上当。现在你想听真正的实话吗？”

他脸色一黑。“妈妈给你的？”他蓝色的眼睛盯着我。“回答我！”他凑近我的脸。“别再瞎说了。她才是给你钱的人对吗？”

“是的，”我说，“就在她去世之前几个月。她叫我过去，把一张支票搁在我手里，说，去给你自己找个家。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

“多大一张支票？”

“没有多大，大约够八百平方英尺的钱，刚好够买这座房子。”

“我就知道是这样，”本杰明说，“谢谢你这么坦率。”他接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让人惊喜。无论对于收到礼物的人还是没有收到的人来说，都一样。”

“绝对的，”我说，“实在是个大惊喜！”

“我一直都以为她更偏爱我。”说着，他把头靠近我，得意扬扬地，甚至有些轻佻。

“其实，她的确偏爱你，”我说，“所以我才会得到支票。”

本杰明满脸笑容。每一次我都会想，他跟你和你们爸可真像啊。不仅仅是他的身材、肤色、体态，连他那优雅的动作也和你们一样。甚至他穿的衣服都很喜悦，很感激，因为它们很幸运，能穿在这么英俊的人身上，所以衬衫紧贴着他的胸膛，裤子紧抱着他的腰：太好了，我们裹着的人是他，而不是别人。

“你错了，”本杰明说，“不过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她已经死了，抱怨也没人听了。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能够接受？”

“完全可以，”我说，“不管什么情况我都接受。”

“这就完了吗？”本杰明问，“一个兄弟得到了房子这么大的一个礼物，而另一个一分钱也没有？”

“这是她的决定，不是我的。而且我觉得这不是钱，而是礼物。这是一种补偿。”

“你的爸爸另有他人，这不是谁的错。”本杰明说。

“我的爸爸不是别人。她过去有个男朋友，是他给了我生命，但是你们爸才是养育我的人。他就是我的爸爸，而且他很疼我。”

“我真想知道，这么多年他对这一切都是怎么想的。”

“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怎么去做。他对她说，他一定会对我视如己出，而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他是个特别好的爸爸。你只继承了他的外表，真是太可惜了。”

“当年那个时候，没结婚就和男朋友发生关系是不能被接受的。”

我并没有想着纠正他，我已经在谈话中告诉他两个事实。迈沙勒姆不是说过吗？“说实话是好事儿，但是没必要养成说实话的习惯。”

“她全都告诉我了。”本杰明又说。

全部？现在轮到我怀疑了：“她告诉了你什么？”

“她说她那个朋友上战场以前去看她，他们就是那一次发生关系的。”

他的语气里有抑制不住的自豪，就是那种更受妈妈偏爱的儿子才有的自豪。有些儿子，妈妈会给他们钱；而还有些儿子，妈妈会对他们敞开心扉，告诉他们内心的秘密。我没有纠正他，既然你这么告诉他，那就这样吧。

“说到那笔钱，”我告诉他，“你妻子和我想了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本杰明既感到安心，同时又特别怀疑。“什么办法？”他问。

“我要在遗嘱里把这个房子留给雅利夫和雅埃夫。”

“这个主意太棒了。”我弟弟思忖片刻说道。

“不过你别以为这是因为你，”我说，“是因为他们，还有佐哈尔。你根本不配有这么好的妻子和儿子。”

“你已经变了，”本杰明说，“不光是因为有这座房子。我在这里闻到了爱情的气息。”

3

铲车操作员又回来了。他把自己那台垃圾车靠到房子的西墙边，然后就走到角豆树树荫下休息。两名中国工人爬到房顶上，开始把旧的水泥瓦一块块拆下来，扔到地上。他们又爬到后面继续干，把刚刚还跪过的那片屋顶一片片拆掉扔下来。

蒂扎尔下午也回来了，几分钟后一辆白色的小皮卡开过来，车上印着迈沙勒姆父女有限公司的标志。跟第一辆不一样，这一辆车不知道司机是谁。

“这是伊鲁兹，我们的房顶工，”蒂扎尔开心地介绍道，“太准时了！”

小皮卡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特别瘦、特别矮的人——其实就是个侏儒——走下来。他的胳膊很长，头很大，笑眯眯的。他跟蒂扎尔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像猴子一样迅速地爬到屋顶的架子上，顺着水泥边和木头梁走了走，仔细地检查，并得出结论：“这一根已经朽了！”“这一根也是。”“这一根还行。”“那根得换了。”

他从挂满工具的腰带上拿出一把专用锤子，把一些钉子起出来，然后拆下几块木板扔掉。接着他又量了一些尺寸，把数字记在手掌上。干完这些，他就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迟到的午餐，吃的时候还把一些辣酱浇在食物上，辣酱就一直搁在他的包里。他大声告诉我们，大部分房顶都“好得很”，还说他第二天带上他兄弟和一些新的材料再来。蒂扎尔让他开着小皮卡带上两名工人一起走，然后她让铲车操作员也走了，最后她说她想“庆祝屋顶清除”。

“怎么庆祝？”我大笑起来。我觉得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到自己大声笑了。

“我们仰面平躺在屋里，向上看着天，看看夜色到底是像他们说的那样‘降临’，还是‘升起’。”

我们脱掉衣服，并排躺下。四周的墙壁挡住了外人的视线；四敞大开的屋顶将我们暴露在来自上方的目光中：迁徙的鸟儿，回家的鸽子，如果你真的也在上面，那就还算上你。

太阳西斜，慢慢看不见了：那光亮也逐渐变淡，终于消失。先是形状没有了，后来就彻底不存在了。夜色既没有降临，也没有升起。光啊大海啊树啊人啊都是一下子给创造出来的，但是夜色不是，它先慢慢有了形状，逐渐扩展，增厚，最后才成形。房顶上暴露在外的木梁在天空衬托下先是变成了黑色，现在则完全被夜色吞没了。光线稀少，夜色就像细细的镰刀，只有西边被照亮一些。一颗颗星星兴奋地闪烁着。我们四仰八叉，光着身子，只是手拉着手——这也是蒂莱勒全局安排的一部分——注视着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然后就形成了筛子一样形状的天穹。

后来，我宝贝儿开始抚摸我。以前她也老是这样摸我，那时他弟弟就坐在我们旁边，一边看一边还指挥：摸他的“小肉肉”，你摸她的那里，就这样，我想看看……

我们相互依偎着。我们亲吻。我靠紧她，一会儿低声嘶吼，一会儿小声哼哼，在她身上蹭来蹭去。蒂扎尔笑了：“伊莱勒……”

“什么？”

“你爱我。”

然后她说：“我们家里还有你婚礼时的照片呢。大多数照片都是迈沙勒姆和你父母的，但是偶尔也能看到你和里奥拉，她真的很漂亮。”

我没吭声。

“有一天，大概是两年前了，我在特拉维夫的爱哈德海姆街上见过她。她正和一男一女从饭店出来，那一男一女看上去应该是外国来的。我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看你的。”

“你又是怎么看我的呢，你确实明白吗？”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你的妈妈。”

“我跟她一点也不像。”

“无所谓。不管怎么说，你我长得的确很像，世界上长得丑的人一定得抱团才行。”

“我们没那么丑。”

“我们虽然算不上是美杜莎，也不是巴黎圣母院的畸形怪人，但是我们也的确没有任何回头率。”

“你有回头率。你浑身都散发着光彩，神采奕奕。你走路姿势好看，屁股好看，腿长，脖子结实。你的两个乳头颜色不一样，你的‘小肉肉’很柔嫩。”

她大笑起来：“它也说了你好多好话呢。”

“我见过人们看你的眼神，他们看我可不是那样的。”

“男人不用长得多么英俊；比猴子好看一点就够了，”她引用了她妈妈的经典名言，“或许里奥拉爱你是因为，每天早上她丈夫都会感谢上帝，赐给他这么高挑美貌的妻子。”

“我们干吗非得谈论她呢？”

“因为我想谈。想想看，她每天走在街上，从家到办公室，犹如北海的破冰船，引起一路欢腾。关键是她并非等着这样的情景出现，而是提前就知道，非常清楚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反应。我就想体会一下大美人的这种感受，哪怕只有一次也行。”

“你曾经跟踪过她吗？”

“你疯了吗？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她走着去办公室，收获无数艳羡的目光，来自那些街角的崇拜者。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在一本书上见到过‘一位妖娆魅惑的女人’这样一句话，然后我就魔怔了。格申说这句话说的是一个女人俘获了你的眼神，让你为她而迷乱。我妈妈说这个跟俘获没关系，而是施展妖术的缘故。迈沙勒姆说是什么都无所谓，反正结果都完全一样。”

“你这些想法都跟全家人说过吗？”

“为什么不说？我现在不也在和你分享他们的故事嘛。身份证上你是门德尔松家的人，但是对我和我爸爸来说，你就是弗莱德家的。”

两小时以后，夜色更加浓重，但是热气并未减退。我们悄悄地走到户外淋浴间。蒂扎尔点了一支纪念蜡烛，在这样的烛光下，我们洗了澡，然后穿好衣服——“你看？这些蜡烛很棒吧，你一开始竟然还敢嘲笑我买了这种蜡烛！”——后来我们点起了缠挂在角豆树树枝上的彩灯串，并且准备了一顿沙拉晚餐，是按照佐哈尔成长的那座基布兹的吃法：沙拉里添加了软奶酪、趁热切片的煮老的鸡蛋、黑橄榄，还有切碎的蒜瓣。我拿起第一个鸡蛋在我的额头上一磕——“啪！”——蒂扎尔哈哈大笑，我又把第二个鸡蛋在她的额头上磕开。

她在放了冰块的杯子里倒了些亚力酒，又加了点她在淋浴房水管边上找到的薄荷枝。我说我也要喝一口。

“对你来说太烈了。”

“我会小心的。”

“只能喝一点点，而且要慢慢呷。这个酒会让你的心脏无力，还会软化体内组织。”

“我不会发生这些反应。”

“这是因为你第一次喝酒，就被要求一口喝干。”

我们都很开心，浑身酥软地坐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爱抚对方然后睡觉。我们头顶是神圣的天穹，身下是人造的水泥地板。蒂扎尔趴着，嘴里含着一块巧克力，等着它慢慢融化。“过来躺在我身上，”她说，“我喜欢负托着你的重量，这让我的身体感到舒服。”我们用这样的姿势睡了几分钟，醒来，脱掉衣服，面对面躺着。我们慢慢地，一点点地靠近，相互凝视着对方。和你爱的女人躺在一起真是惬意，我用这样的方式庆祝我的新家的时候，我对这位承包商的爱照亮了各个阴暗的角落，驱散了我的空虚。每日每夜，一天又一天，这座房子渐渐获得了生命。

4

午夜时分，我的手机响了。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你们爸。

“雅利，”他说，“妈妈在你那里吗？”

“不在。”我回答，担心他还会说出什么不着边际的话来。

“如果她去了那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放松，也很理性——“告诉她——”

我一下子打断他的话：“她不会来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知道她不可能来了。”

“为什么不？你们是不是吵架了？出什么事了？”

我坐起身。“因为她死了，”我叫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记得我们参加过她的葬礼了吗？”

我的嗓门提高了，回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嗡嗡作响。蒂扎尔在我身边动了动。我感觉到她睁开了眼睛。你们爸说：“我当然记得葬礼。人们怎么会忘了这种事呢？还有守丧期。来了很多人啊——其实，依我看，来得过多了。但是如果她去你那儿了，雅利，告诉她回家的时候进门不要出声，因为我如果被吵醒，就很难再睡着了。”

“好吧，”我说，“我会告诉她进门时不要出声。”

“那么晚安。我要睡了，你也该睡了。”

我无法入睡，刚刚进行过这样一段谈话，怎么可能睡得着？我四仰八叉地平躺下。看着空空如也的屋顶，我一时间竟大吃一惊，不过马上我就感到很愉快了。夜的黑暗渐渐褪去，淡淡的蓝色慢慢扩散，预示着拂晓将至。蒂扎尔盘腿坐在毯子边上，点起一根蜡烛。我看着她，她光着身子，面部的侧影透着光亮。她那线条优美的嘴唇曾吻过我的全身，她的手指曾探索过我身体的每个角落，但是我们却不曾感到羞愧，将来肯定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电话吵醒你了吧？”

“没关系。我得一早就走，去我们在北边的一个建筑工地。”她把一壶咖啡放到瓦斯炉上。“我就不给你煮了，因为你还可以再睡上几个小时。”

她搅了搅咖啡，倒进杯子里，呷了一口。“不过，既然你刚才有那样一段对话，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什么事？”

“你妈妈去世的前几天，我去看过她。”

我坐起来。“我也来一杯咖啡吧。你去哪里看她的？”

“当然是在医院里。”

“我怎么没在那里看到你？你以什么身份去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当然是以蒂扎尔·弗莱德的身份去的。迈沙勒姆在那儿，他给我打电话说，‘蒂莱勒，我带了个律师来处理拉娅·门德尔松的遗嘱，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如果你想跟她告个别，现在可能就是你最后的机会。’我对他说，‘我想告别，但是我不想撞到伊莱勒或者他们家其他任何人。’他说，‘那么赶紧扔下手头的事过来吧。门德尔松教授和本杰明医生刚刚已经来过，伊莱勒在他们之前来的，不过他一直哭，所以她就跟他发了脾气，他一生气就走了。现在我们也要走了，你就可以单独跟她在一起了。’”

“他真是太好了。”

“好？不过是聪明狡猾而已，我敢肯定。但不是好。”

“当然是好啦，”我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对此你真没什么好说的。”

“他一点都不好。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么不好。不过他仅有的那一点点好都集中在四个人身上了，而你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你以为他就是那样的人呢。”

“谁是第四个？”

“他自己。”

“好吧，后来怎么样了？”

“我跳上车，开车去了医院。已经是夜里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猜多亏了你爸爸医院里有关系，所以她能住上单人间。”

“或者是多亏了你爸爸的人脉呢。”我插了一句。

“她还醒着呢，很瘦很虚弱，但是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她说，‘蒂莱勒，你来看我太好了，好像你感觉到我盼着你来似的。’我说，‘时间过得太快了，拉娅。你怎么样？’她说，‘就现在这样呗。’我说，‘迈沙勒姆说我可以来。’她说，‘你现在还是叫他迈沙勒姆吗？为什么你不能叫他‘爸爸’呢？自从格申阵亡，他应该非常想念这个称呼吧。’我突然觉得这似乎是她最后的心愿了，所以就不想跟她争辩。因此我说，‘我会试试看，不过我不敢保证。’她说，‘如果他告诉你，你现在应该来看我，那就是说他感觉到你想来。’我说，‘而且他还感觉出你也希望我能来。’她说，‘是这样，我想要你来。’”

我妈妈大口地吸着气，咳嗽起来。蒂扎尔想问问她关于我的事，我的生活，我的快乐还有我的妻子，但是她在心里暗暗列了一个“支持与反对表”，决定还是不要问了。我妈妈说：“我们这是到末日了吧：连蒂莱勒都无话可说了。”然后她转头盯着窗户。“那边那团黑暗中是卡斯特尔，通往耶路撒冷的巴贝韦德，撒母耳墓还有公墓——它们不停地向我飞扑过来，黑夜中也不停歇。那条路再过去就是特拉维夫，我来自那里，但是最后我只能留在这里。”

蒂扎尔握住妈妈的一只手，妈妈也握住她的手：“你问我我在想什么，蒂莱勒？我呀，我在列最后的‘支持与反对表’，好决定哪种情况对我更好：是死还是活。”

她的笑声变成呻吟，呻吟变成咳嗽，咳嗽又变成了痉挛。

“就是那个时候她告诉我你已经给自己找了一个家，而且都签合同了，她还告诉我，你前面去看她的时候还把照片给她看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又说，‘所以，蒂莱勒，也许这座房子可以给你们俩第二次机会？’”

“所以你就告诉她你已经知道这事了，而且你去过房子那边，和我一起接受了管委会的面谈，是吗？”

“不，”蒂扎尔说，“我跟她说，‘我怎么感觉你和我爸爸在一起策划什么阴谋啊，你们两个是不是在门德尔松教授救了弟弟的命之前，就已经认识而且有过什么故事啊。’”

“当然有故事，”我妈妈说，“一般都是有故事的。但不是什么阴谋。只不过有些事情需要修正，修改。我要在死以前把我的宝宝安排好。”

你的故事又是什么，蒂莱勒？我问她，不过跟往常一样，只是心里在问，没有出声。

“迈沙勒姆给了她那笔钱，”蒂扎尔继续说，“这样她就可以把钱给你，然后你和我就能再见面。听到这样的话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这就是他，你的‘好人’朋友。如果他想得到什么，就会不择手段。不过我干吗要在乎？我也想再见到你。迈沙勒姆告诉我你给自己找了个家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我们之间能做的不仅仅是见个面而已。”

“我没问题，”我对她说，“我也想找回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再说，我已经习惯被人操纵的生活了。”

“就算他实际上没有给她那笔钱，”蒂扎尔不理睬我说的话，接着说道，“我的确知道好几年以前，他建议她存点私房钱出来。人一定得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钱，特别是女人。他甚至还替她投资，你知道，投在人们觉得他应该投的地方。这样如果投资成功，你就发了；如果不成功，你也需要像迈沙勒姆这样的人帮你承担后果。”

太多的人触碰我，引导我，对我倾吐秘密，帮我制定计划了，我想。蒂扎尔站起来说：“最后，我们到底在乎什么？我们也不是真的在受苦。你有个女承包商，她跟你睡在一起，拿你当她宝贝儿，还绝对不会欺骗你，不会在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玩消失。而我也有了你。你也爱我，伊莱勒。我能感觉得到。”

5

她穿好衣服，凑近我，亲了我的嘴唇一下，告诉我接着睡。我就继续睡了。夜色温柔微醺，依然那么炎热；头顶的天空敞开着，无边无际；还有那个故事，我既想沉浸进去，又想逃离——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睡得更沉更香。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铲车操作员站在我旁边，低头看着我说：“房主先生，你得起床了。他们在上边干活，可能会有木板掉下来砸到你头上。”房顶的边框上，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侏儒在跑来跑去：房顶工伊鲁兹和他兄弟伊鲁兹，只见两个身影在换木梁。

“没什么好紧张的！”他们喊道，“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你们不一样。我们看见你光着身子也不是什么大事。”

铲车操作员出去了，迈沙勒姆走进来。“蒂莱勒不在吗？”他开心地问，“很好，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件事。我也要在这座新房子里留下我的手印。”

他四下里看了看，告诉我他要来处理挡风雨条的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她可能不会注意到。他还把砂浆和沙子在一个白铁皮桶里混合搅拌，然后用这些水泥把卫生间地板和墙壁连接部分的直角全部抹成圆角。“否则的话，原来抹的密封剂会开裂，这个地方就会受潮。”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然后迈沙勒姆说他要让那两名中国工人都回宿舍去：“因为房子的事也没有那么急，而且蒂莱勒很快就要回来了，你们两个肯定想单独待在一起。”

他带着他们离开了。果然我的承包商很快回来了。我们将要面对着窗外的风景坐下来，聊聊天，还要让爱和快乐把彼此包围。看到已经改造的部分，我们就说“那很好啊”，然后就做上标记，庆祝一番，还会给它们取名字。

第二十一章

1

修道院附近的松林中，风嗖嗖地吹过。孩子们在一辆旧坦克上玩耍，这辆坦克后来就被挪走了。一位年轻的教师有力地挥舞着胳膊，一会儿指着这边，一会儿指着那边，他在给学生们讲解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战役，还有“独立战争中牺牲的那些英雄们”。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妈妈说，“这也将是你的故事，你可以把它传下去，愿意给谁讲都行。”

给我的孩子们讲，如果我有孩子的话。给一个朋友讲，如果我有朋友的话。给我爱的一个女人讲，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女人躺在我的臂弯的话。给我自己讲，如果上面说的这些人都不存在的话。这个故事不仅触及我们的理解力和已有认知，而且让我们的肌肉绷紧，内脏翻腾；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发酸，心里发疼。

“一个故事，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还有空气和爱情，两座山头——一座用来登顶，另外一座用来遥望——还有一双眼睛，可以仰望天空，翘首以待。你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吗，雅尔？”

“知道。”我回答。

一个故事。不一定非得跟英雄啊城堡啊仙女啊巫术啊之类的有关，也不是什么琐碎的小事。现实的琐碎已经够多的了。这个故事跟伤痛和忏悔有关，也跟文化和礼仪有关，还有那么一点滑稽和神秘。既然你已经不跟我在一起了，我要再多说一句：这是我的故事，我会将其缩短或者加长，我会捏造一点或者承认一点。虽然我还有个弟弟，我也只会写“我妈妈”而不是“我们的妈妈”；我没能抵制诱惑，忍不住开始推断和猜测。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不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才是。不是你，而是你的儿子。

2

我们绕着修道院走了一圈。“你记得吗？”我妈妈问，“你小的时候我们来过这里？一位修女从门里走出来，给我们凉水喝，当时你还挺着急的：这些杯子怎么办啊？”

我们回到了秋千架那边。我们在纪念匾周围来回转悠，在阵亡将士的名单上面，有人刻了这行字：他们的生命在此结束；他们的勇气不曾消逝。“讲得很好，但不是真的！”我妈妈大声说，“生命结束，一切就都结束了。包括爱、勇气、知识和记忆，都没了。你十五岁了，雅尔；你应该可以知道并且明白这个道理了。”

她讲了那个故事。她讲到了那只受伤的鸽子和写着“好不好？”的鸽信，还有特拉维夫动物园的鸽舍，还有喜欢使用阴性复数的劳弗医生，还有邻居家的儿子，他到美国学医回来以后就成了你们爸，还有驯鸽师米里亚姆，还有那只比利时竞翔鸽，还有基布兹里宝宝的伯父和伯母，还有他的父亲、继母和亲生母亲，还有宝宝这个人。

“这就是他阵亡的地方，他临死以前就在这里放飞了他最后一只鸽子，他是我的男朋友，你的名字就是跟着他取的。”

一开始我很生气。我觉得如果她没有这个男朋友，如果他没有阵亡，我就不会叫这个名字了。我会长得像爸爸妈妈，有跟他们一样的金色鬈发，名字会变成本杰明，而本杰明根本不会生出来，因为他们有我这个孩子就够了，无须改正什么错误。

但是当我继续思考下去的时候，另外一种可能性就冒了出来。现在我很生本杰明的气，因为他是老二，所以我才是现在这副样子。如果他是老大的话，他就会长得像个罪犯，他就会用那个死掉的男朋友的名字，而我就会变成他：白皮肤，长得帅，面容如天使，还有金色鬈发。我就会从那个杂货铺偷东西，坐在公共汽车上从本耶胡达街驶过的时候，我也会去念那些店铺招牌，还有刻在墓碑上的诗人的名字。

迈沙勒姆这一次还是陪着我们。他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说远不远，足可以起到保护和关照的作用；说近也不近，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的周到和礼貌；这样的距离分寸也只有迈沙勒姆可以拿捏得当。他就这么跟着，同时保证只有我能听到我妈妈的话，而且一个字都不会落下。

我问：“你总是会保留一只他送给你的鸽子，他也会有一只你送给他的，是吗？”

“是的。”

“你们互相传信吗？”

“是鸽信，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传。”

“这样小的纸片上，你们能写几个字啊？”

“你肯定想不到，雅尔。有的时候几个字就足够了：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或者不是是的不是。这些就够了。”

她回忆起劳弗医生对驯鸽师说的话：信管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古希腊人已经用鸽子传递消息了。他们预先设定好消息和坏消息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然后通过将信鸽的某一根羽毛染成相应的色彩，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她还告诉我一些劳弗医生都没讲过的话：鸽子本身就可以充当一封信。这封信的信息就隐藏在她盘旋的动作和拍动翅膀的样子上；隐藏在她降落的方式和她的体温中；还隐藏在放飞者握着她的手指的指纹中以及他们的眼睛里，这双眼睛注视着鸽子，直到她出现在等待接收者的视线中。

她沉默了。我已经熟悉了她的这种沉默，因此就耐心地等待着。她有时沉默的时间长，有时比较短；有时她缄口不言，有时却欲言又止；沉默的时候，她可能满面笑容，也可能面无表情；如果她说“我再也不能这样了”，这就预示着要开始一段最为彻底的沉默，这种沉默她已经一直持续到今天。我还记得，她有季节性的失眠——“从普林节到五旬节[1]，我都无法入睡”——还有她每天一小杯的白兰地，还有那段美丽的骊歌，她总是不停地在那小留声机上放：“我多想停留得长久一些，但是死神侵袭了我；死神现在是受欢迎的客人……”

最后，我问她：“所以这些都是真的？他从这里也发出一只鸽子喽？”

“放飞，雅尔。不是发出。你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了，而且要记住。”

“他从这里放飞了一只鸽子给你？”

“是的，他的最后一只。”

“有封信？”

“是的。”

“上面写着什么？”

“什么也没写。”

“那他从这里传送给你的是什么呀，一张白纸吗？”

“不，他从这里把你传给了我。”

然后她就讲述了整个故事。

注释

1　五旬节：亦称圣灵降临节。据《圣经·新约》载，耶稣复活后第四十日升天，第五十日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后开始传教。这天也是以色列人传统上纪念农业丰收的日子，也是纪念上帝在西奈山上向摩西颁布十诫的日子。因为是在逾越节后第五十天所庆祝的节日，故称“五旬节”。

第二十二章

1

屋顶的木梁之间浇注了水泥，形成顶板桁架，开出来准备做门窗的地方也安好了水泥柱。蒂扎尔指挥着把内墙砌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庆祝两个新房间的落成仪式。一个特别大的房间是我住的，小的那间说不定将来哪天我会需要。她安好了门柱和横楣梁，在上面抹好水泥，然后她给窗户都安装了窗台，说，好了。

伊鲁兹和他的兄弟铺好拉丝网，准备安装新的拉维兹吊顶。他们替换了一些木板，把瓦片铺在顶板上，封好每一个开口，免得以后招来老鼠或者鸽子——蒂扎尔看了说：“做得非常好。”

我总能感觉到她对我的爱，和我对她的爱：不光是她触摸我的时候；不光是她叫我“宝贝儿”的时候；还有她给我造房子的时候——她付出的心思：测量，估算，给工人下指令，眼见房子就在她手中慢慢成形；还有我们每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甚至是她到别处去，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时候。

有时她的身体和气味让我疯狂，我简直被这种爱淹没了，还觉得自己特别愚笨。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就像一只乳臭未干的小狗，轻轻地推进，亲昵地依偎，满意地摇摆，同时我还咕哝着或者嘶吼着，小口地咬着她的肉体。

然后她哈哈笑着说：“伊莱勒……”

我说：“什么？”

她就再重复一遍自己的判断：“你爱我。”

“所以呢？”

“你爱我，我能感觉到。”她说，说话的腔调跟其他女人——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么感觉的；我也没办法真的比较——说“我爱你”的时候一样。

2

雅埃夫和雅利夫也突然出现了，块头很大，笑声朗朗：“你好啊，雅尔伯伯。有什么吃的吗？”

“你们好，双雅兄弟，”我说，高兴地和他们打招呼，“什么风把你们给吹到伯伯这儿来啦？”

“爸爸说，你死了以后这房子就是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地方。”

他们俩出生那天，我感到很痛苦，对他们的爱也不能减缓这种痛苦。我弟弟从医院里打来电话的时候，我碰巧——也许不是碰巧——在我妈妈那里。我没听见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看见她的脸上散发出光彩，而且听见她说：“我终于做奶奶了。谢谢你，本杰明。”

一阵妒忌刺痛了我，我小时候经常有同样的感受。我的妈妈理应说点什么来安慰我，或者用孩童时期她安慰我的方式。我大声喊道：“我还在这里呢，你非得这么做吗？我能听见你说什么，你为什么还要那样感谢他？”然后你说：“镇静一下，好吧。”我接着说：“你那句‘我终于做奶奶了’是什么意思？里奥拉怀的孩子流产了，这是我的错吗？就是因为我你终于没有当上奶奶是吧？”你还是说：“镇静镇静。”

你的脸上略显不满，但是你的手指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抚摸并安慰我：“镇静一些吧，雅尔，本杰明也是我的儿子啊。”

我无法镇静下来，但是时间是有魔力的。以前你们爸请求你嫁给他的时候说过：所有东西都可以被修复。现在我发现这句话真有道理。很多事情都经历了修修补补。好多年过去了，我渐渐地爱上了我弟弟那两个壮实的儿子。某种程度上我甚至从他们俩那里获得安慰，不再因为我那两个流产的胚胎而伤心。他们跟我一样，也都是军医，尽管他们服役的军医院在两个不同的基地，也没有像我一样参加过作战训练。

抚养一对双胞胎并不容易，特别是碰到了本杰明这样的伴侣。雅埃夫和雅利夫小的时候，佐哈尔经常让我帮忙，偶尔我也会接他们俩过来。我已经说过佐哈尔和我之间有一种亲情，好几次我都把孩子接过来带好几个小时。他们大一些以后，我就开始邀请他们过来度周末。我们一起玩耍，远足，或者看书。我给他们讲故事，还讲一些过去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他们，“过去这附近有一家动物园？我们要不要去散个步，我指给你们看具体的地方。”

“以后吧，咱们先吃东西。”

“当时，周围的邻居每天傍晚都能听到动物的声音。想象一下，城市中间竟然传出咆哮声、尖叫声和狺吠声。那里还有一座鸽舍。”

“谁要到动物园里去看鸽子呀？街上的鸽子已经够多了，爸爸说它们身上携带有疾病。”

他们的身体朝着厨房那边侧过去，伸着脖子去看里奥拉的大冰箱。

“那里面放了什么吃的呢？”

“里奥拉伯母很快就回来了，我们就可以开饭了。这会儿我们可以看看相册。”

我用手指着旧的婚礼照片上的人群，一个个地问：“这是谁？”

“爸爸。”

“不，这是他爸爸年轻时候的照片。他们看起来很像。”

“这个是谁？”二雅问。

“是我。”

“你和谁都不像，雅尔伯伯。”

“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只像我自己。”

“这里有个肉饼。”雅埃夫对雅利夫说，还指了指照片中你们爸的盘子。

我告诉他们，当时大家都围着一张放满砂锅菜和大盘子的桌子排队取菜，但是雅科夫爷爷不喜欢这样。“请给我准备一个盘子，拉娅。”他会这样说。

他们哈哈笑起来：“请给我们准备一个盘子，雅利。”

我吓了一跳：“你们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的？”

“是我们从你这里回去的时候，爸爸跟我们说的，‘你们在雅利家玩得好不好啊？雅利给你们吃什么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雅利’？真的吗？”

“是的，但是妈妈让他不要再说了，还说那样说不好。”

“看，这里有烤牛肉，还有肋排。”

“这肯定是基布兹叔叔们的婚礼。”

我弹了弹册页。雅利。不可能是雅尔或者伊莱勒或者我哥哥或者雅尔伯伯。所有的名字中，只会是雅利。

现在，这两个小伙子正仔细地验收这座新房子，还有院子和窗外的风景。

“真是个好地方。”大雅说。

“好极了。”二雅做了总结。

“我们要在这里放一个大烤架，那边放一个炭炉。”大雅说。

“我们就吃比萨和牛肉，从早到晚地吃。”

“还有烤土豆。”

“如果你们不介意，孩子们，我得提醒一下我还活着呢，而且准备至少再活三十年呢。”

“我们可以等。”

3

西格尔打电话来有两件事：第一，里奥拉的父亲希望我们回美国参加一个家庭活动。活动在赎罪日前后举办，所以得提前订好飞机票。什么时候出发和返回对我来说比较方便？

我：“不用给我订机票。我不想去美国什么地方。”

西格尔：“我把电话转给你妻子。”

背景音乐是钢琴声。其他办公室都是用电子音乐做电话等待音，而里奥拉专门请格林·古尔德过来给她的崇拜者弹奏巴赫。

里奥拉：“你怎么回事呀，雅尔？这次又是什么问题？”

我：“我不想旅行。”

里奥拉：“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这是礼貌和表现的问题。”

我：“我不喜欢旅行，而且我很忙。”

里奥拉对我说：“给我个干脆的回答：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

我对她说：“不。”

里奥拉挂了电话。西格尔打回来继续讨论第二件事情。她先是抱歉这个通知来得有点急，接着说有几个荷兰观鸟者刚到以色列，他们要求我来带他们，一共三天。可能的话，明天就出发。

可能吗？当然可能。跟开车接送演讲者和演员到处转悠相比，给观鸟团当导游要开心多了，而且收入更高。我到位于特拉维夫内斯锡安纳街的一家旅馆接上他们，这旅馆和那家罗马尼亚饭店距离很近，这个饭店就是本杰明和我打赌时请客的地方。那天下午，我们就到了我在加利利预订的宾馆。

宾馆的老板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好像很辛苦很疲倦的样子。好多年前，他拔掉一片荔枝树林，盖上房子用来出租。有一段时间，他的生意非常发达。后来——“因为这个国家麻烦太多”——旅游者就不再来了。“有段时间，”他对我说，“我只能把房子出租给恋人，能跟你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不开心吧。有妇之夫或者有夫之妇会到这里来，你懂我的意思吧。”

“多少算是明白吧。”我回答。也是在告诫我自己，如果我和蒂扎尔真的到这里来，我得到别的宾馆去住才行。

“无论如何，他们最后还是把胡拉山谷自然保护区的池塘恢复了，他们还撒了玉米，准备给仙鹤吃，这样它们就不会到田里去吃鹰嘴豆。所以，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而不是其他原因来这里。”

不仅仅是仙鹤，鹈鹕和鸬鹚也会飞到这里来，还有各种各样的雁类、鸥类、鸭类和猛禽，都会在黄昏时分飞来，夜里便在这儿休息。天上这儿那儿到处都是翅膀，还有鸟喙发出或尖或粗的叫声。鹈鹕的身体紧实强壮，总是目标明确地向水面飞去，但是就在触碰到水面的一刹那，它们就会显现出突然受惊的样子，很好笑，似乎它们发现降落的步骤中出了错误一样。它们的腿猛烈地打水，水花四溅，而它们的翅膀——特别是年轻一点的鸟儿——也缠在了一起。仙鹤的腿很长，长脖子还向外伸着，所以不擅长游泳。它们要落在水最浅的地方，先是盘旋几圈，就像在挂带上绕圈的舞者，然后它们就服从了地球引力，一头向已经聚集成一群的朋友们扎过去。这些伙伴们看上去就像一百来个“Kaph-sophit”印在水面上，像你自己的笔迹。

我那些荷兰旅游者提着双筒望远镜和照相机从“巨兽”中下来，他们都很激动。其中一位身材很高、瘦骨嶙峋的老太太从包里掏出一个写生本，以及水彩和刷子，然后坐下来画那些鸟，不仅速度惊人而且极为准确。她的朋友在旁边看着她画，惊喜地赞叹几句，然后又去观察真正的鸟群了。观鸟者不停地分享他们的发现，经常会挑起新的讨论——鸟名、飞行方向、距离——还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是一直保持着一种急迫的感觉。突然一下子，所有的脑袋都会转过去，所有的望远镜都被举起来。经常会有某个人通过瞄准镜而得到重要发现，他们就会像慷慨的胜利者一样，邀请同事们来分享自己的珍宝。大家立即就会在瞄准镜头前排成短短一行，各个都很有礼貌而且充满感激。

跟你们爸原来介绍的那位德裔观鸟行家——就是曾经告诉我一些最好的鸟类观测点的那一位——一样，这些荷兰观鸟者关心的不是动物行动学，也不是鸟类学，而是识别不同品种的鸟。因此他们互相竞争，看谁见过的鸟更多，认得的鸟品种更多。他们也会争论：到底是棕斑鸠还是雉鸠？到底是沼泽鹞还是侏隼？好几次，这样的争论最终偃旗息鼓，都是因为有观测镜或者功能更加强大的双筒望远镜；不过有的时候，争论也会升级到脸红脖子粗的地步，往往是因为大家讨论的鸟一下子飞走了，或者某些鸟类的区分特别困难，比如红隼和黄爪隼，特别是在万里无云的情况下。

太阳逐渐西斜。野鸭的光泽慢慢看不见了，水面变成银白色，站在里面的朱鹭也从棕色变成黑色。仙鹤翅膀上的灰色融入了黑色天幕中，后来，鹈鹕的白色也看不出来了。最后，唯一能看得见的色彩是水面最后的反光和相间的阴影，甚至连这一点点色彩也最终汇合成一片黑暗。我也把我的小团体召集起来，回到了我们的住处。

晚饭后，观鸟者还都坐在饭桌前不肯离去，比较各自的战果，继续那些没有结果的争论。他们甚至还想让我也加入进去，帮他们决定哪只老鹰——既指鸟类，也指他们自己——是哪只，结果我的无知立即就暴露了。他们甚至因此批评我说：“草原雕的翼展长度比斑点鹰的翼展要长，这样的基础知识你一个导游竟然都不知道，简直无法想象。”但是对我来说，做一件事情前，越是需要关注这些小事——翅膀展开的长度，墙壁的颜色，房门和橱子的把手样式——我越是可能会对事情本身失去兴趣。大方向的了解就够了：飞行高度，天空的弧度，两地之间最短距离，两个身体的全面贴合，充斥在家里和空间的气息。这些才是重要的。

4

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先打开门口的那个俄式大茶壶，这是宾馆老板昨天晚上帮我们准备好的，然后叫醒那些游客，他们想要在早上出发以前看看昨晚降落的鸟。等待他们从自己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我把一个大保温瓶里灌满咖啡，然后从厨房冰箱里拿出包装好的三明治，这也是老板给我们准备的。天还黑着，我们已经出发去胡拉保护区。

我们向东开，正好顺风，风很大，吹起一团团尘土，树顶也被吹弯，甚至“巨兽”的发动机舱都被吹得有些摇晃起来。到了保护区入口，我给他们讲了还湖工程的前前后后以及最终的结果，一般我都要讲讲这些，这些游客便卷着舌头，学说一些当地的名称，有些人甚至还匆匆记下来，以备到了地方就能用上。再过一周，他们就可以在坐在当地的咖啡馆里，一边呷着啤酒，一边传看照片，一边还向他们的朋友显摆我教他们的这些词了——agur，sharkia，hula，saknai——好像他们打吃奶时就会似的。

风沙太大，我们不得不到“水族馆”里去寻求庇护，这其实是一座四面都是窗户的建筑，本来用作观测点。可惜门锁了，但是敬业的导游——就是我呀，妈妈，你的头生儿子——绕着这座房子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一扇没有上锁的窗户。我把窗户向两边推开，邀请我的团员们进来。

从这以后，事情似乎就自然地进行，就像昨晚原样重现，只不过刚好顺序相反：晨起的动物开始叫，深沉的夜色褪成灰色，水面渐渐变得清晰，都能看得出鸟儿倒映在上面的影子，太阳升得更高了，到处都开始活动起来。没有什么领导者或者统治者或者组织者，所有的鸟儿只要自己准备好了，就按照各自的方式和节奏，飞了起来。鹈鹕飞得沉重，仙鹤似乎在空中跳舞，雁和鸭伸着脖子，拍动翅膀，迅速掠过水面。所有的鸟儿都在尝试，失败，盘旋，降落，等待太阳升得更高一些，加热空气，同时也让它们的肌肉温暖起来。

慢慢地，天空又变得斑斑点点的了，到处都是鸟儿飞来飞去，它们伸展翅膀、拍动翅膀，发出各种声音。突然，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我一看屏幕上显示你们爸，就赶紧接起电话，也顾不上那些游客不满的目光了。

5

你们爸并不经常打电话，当然更不会在这个时间打来。一般来说，德裔犹太人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也不愿意给别人提要求。再说，每次你们爸有什么需要，他都会去找迈沙勒姆·弗莱德。不过自从上次他打给我，提出那个可怕的问题——“妈妈在你那儿吗？”——之后，一看到屏幕上显示他的名字，我都会心惊肉跳。

“打扰你我真是很抱歉，雅利，”他说，他的声音烦躁而疲惫，“我认真思考了很久，该不该打给你。我看你还是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吧。”

我跟那些观鸟人说了一声，便走到一边。

“我现在在北部，正带团呢。出什么事了？”

“有人要闯进我的房间。”

“报警，马上！”

“不是现在——外面已经亮了。是在夜里，每天晚上都这样。有人摁住门把手，想要打开门。最近这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

“门锁好了吗？”

“当然锁了。”

“你总是会听见这种那种声音，”我说，想要让他平静下来，“建筑物自己会发出声响的，特别是公寓楼，因为总会有别的住户。深夜，到处都很安静，哪怕三楼什么人冲一下马桶，你都会觉得一定是有人想要破门而入。”

“不好意思，雅利，不过我还是要说，我现在还分得清到底是有人在破门，还是三楼什么人在冲马桶。而且我也绝对没有产生任何错觉或者幻听，你根本不用朝这个方向想。”

啪！最近他养成了一个讨厌的习惯，就是打电话时不说再见就结束对话，跟那些美国商人一样。我就当没有注意到他挂了电话，又给他打回去，说“电话怎么断了”，假装“这边的信号不太好”。我试着换一种幽默的腔调：“或许是迈沙勒姆，要来看看门德尔松教授睡觉以前是不是记得锁上门了呢。”

听我这么说，你们爸的声音高兴起来，好像他刚才根本就没有生我的气一样：“我已经问过迈沙勒姆了，雅利。我第一件事就是问他。”

“那他说什么？”

“他说，会从负责他们公司保安的人里面派一个过来，在外面站岗。”

“好主意呀。”

“是坏主意。这又不是首相官邸。你自己说的：这是一座公寓楼。我可不想楼梯井里面有拿着枪的打手。”

“你也跟本杰明说过这事吗？”

鸟群飞走了，我周围都是拍动翅膀的声音，风声也在空中呼啸。即便如此，你们爸的叹息声依然听得很清楚：“跟本杰明讲这些没用。他很忙。”

“所以你才来找我？就因为我没有那么忙？要是你碰巧忘了的话，我要提醒你，我有时候也要工作的。此时此刻，我正在带一个旅游团，是从荷兰来的观鸟者。今天清早我三点三刻就起来了，带他们去胡拉山谷看迁徙的鸟群，所以我现在离你有点远。”

“我也觉得麻烦你很抱歉，雅利，因为你是我大儿子，我才找你啊。”

那天下午，我开车向南，带观鸟团到旅途的下一站去：约旦谷。我先给每个人安排好单人间还有一顿晚饭，一切妥当之后，我就开车经约旦裂谷去了耶路撒冷。十点半，我将“巨兽”停在贝特海客莱姆的海鲁茨街。我从“巨兽”里拿出一直放在那里的锄头把，还有我们那次未完成的旅行中我给你们爸准备的折叠椅，也一起拿下来。然后我穿过没有灯光的纪念花园走到比埃里克街。此时要是有人看见我，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一手拿木棒一手拿折叠椅，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他要到哪里去？他想干什么？实际上，也无须多猜，因为这个男人就是多年以前，和他妈妈一起走过这片花园的那个小男孩。现在他正穿过花园去保护父亲，他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视如己出。

跟我想的一样，一辆印着迈沙勒姆父女有限公司的车已经停在外面。我把椅子撑开，放在花园里的无花果树下面。几年前，迈沙勒姆将一棵树苗从他的花园里移植过来，现在它已经变成一棵大树，我现在就坐在大树下面的阴影中。这里别人看不到我，但是我能清楚地看到你们爸住所的大门。十一点过几分的时候，大门开了，迈沙勒姆大声喊着“晚安”，然后从外面把门锁上，从楼梯井出来，朝四周看了看。他要是发现了我，我该怎么说？我要跟他说实话，迈沙勒姆会听着，并且从口袋里抽出大手帕，说：“自从格申那什么，谁还能想着来看看我？”然后他会提出可以替我待在这儿，或者跟我作伴。

但是迈沙勒姆没有发现我，他上了车，直接开走了。你们爸卫生间的灯亮了，我听到他咳嗽和吐痰的声音。有人来拜访他的时候，他是不会这样咳嗽的，更不会吐痰。后来，他卧室的灯就灭了，只剩下厨房里一盏小灯还亮着。

我一直那样坐着，又困又无聊。突然，楼梯井的灯亮了。我立即站起来，不过白搭：只是你们爸的房客从二楼下来而已。他从车里拿了什么东西，打了一会儿手机，一边讲话一边一直捂着嘴笑，然后他又走回到电梯井，不见了。还有另外两次，都是有人回来，上了顶楼。突然，我紧张起来，因为本杰明竟然来了，就站在门口。他听了听，但是没有摸门把手，没有摁门铃，也没有开门。我在藏身的地方一动没动，然后看着我弟弟走了。

慢慢地，空气开始变得凉爽潮湿起来，路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都不见了。后半夜的风突然刮起来，在几棵小树间发出低低的回响，在一棵大树中大声呼啸。从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短促而可怕的尖叫声，接着是一片沉寂，跟着是狗叫声。蝙蝠绕着路灯乱飞，捕捉扑着灯光而来的那些小飞虫。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走了。格里克小卖铺里的灯还亮着；格里克先生已经开始在厨房工作了。“你只要等五分钟，我就能给你做好一个三明治了，”他从窗户里对我喊道，“你先喝一杯咖啡等着吧。”

我喝了咖啡。格里克先生问：“也给弗莱德的女儿做一个吗？”

我脸红了。“今天我们见不到面。”我说。

“这可不行，”格里克先生说，“那样一个女人，每天都得和她在一起，不然就是浪费。”

“你说得对，格里克先生，”我说，“没有她的所有日子都是浪费。这是个错误。”

他把三明治给我：“不要马上吃，等几分钟，里面配料的滋味就可以融合在一起了，从她是个小女孩开始，我就一直跟她这么说。蒂扎尔·弗莱德，她真的很特别，跟别人都不一样。听着，如果你能在我咽气之前有进展，最好能这样，那么我就做你们婚礼的大厨。”

从耶路撒冷去杰米科的一路上，我都在想你们爸这个人，犹豫要不要告诉他我在他公寓楼下花园度过的这一晚。我在约旦裂谷中径直向北，边开车边想着我自己，我的经历，以及是否有必要把这一切总结成一个故事；关键是我还没出生，这个故事就已经达到高潮，那么这个故事和我这个人还有没有关系。我已经开到宝宝长大的那个基布兹附近了，便离开大路，开到一条土路上，他曾经和米里亚姆在这条路上骑过自行车。继续向前，又开到一座废弃的房子，我停了下来，这里原来是一座泵站，我的大脑——当然我们总认为它是独立工作的——开始进行逻辑思考，很理智，从放飞第一只鸽子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只。只有几名驯鸽师参加了宝宝的葬礼。当时战争尚未结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道路也很危险。父亲从耶路撒冷来，伯母、伯父和米里亚姆都从基布兹来。米里亚姆的头上已经过早生出了几根白发。伯父和父亲站着，彼此离得远远的，用各自的方式哭着，相互一个字也没说。

劳弗医生和女孩也去了。女孩几乎挪不动步子，也喘不过气，时不时就得张着嘴大口吸气，抽搐起来。但是她子宫内的两个细胞已经分裂，成为四个；这四个很快就会继续分裂；当天晚些时候，就会变成八个，十六个，然后三十二个，然后是我，今天的我。除了她之外，劳弗医生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他致了悼词，还是用了阴性的崇高复数形式。以前他这种用词方式总是会逗乐大家，不过这一次却引起一种恐怖感，因为这种语法让整篇悼词听起来像是为了悼念成千个母亲、女儿、姐妹和爱人而作的。

大家都知道要利用一切出行的机会放飞鸽子，每一名参加葬礼的驯鸽师都随手提着一个有盖有把手的柳条筐。葬礼快要结束的时候，所有的鸽子一起放飞，他们高高地飞上去，越过泪水，越过哀伤，也越过这座新添的坟墓。劳弗医生说：“这既是一次飞行训练，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纪念仪式的传统。”

第二十三章

1

今天，蒂扎尔的全明星泥瓦工队伍在你给我的钱买的房子里有一场精彩的表演，你没看到真是太可惜了：所有的工匠都是来自尤瑟菲耶的德鲁兹家，都有大胡子，戴着五颜六色的无边便帽。他们先在房屋外墙上搭好脚手架，然后爬上去站在上边，两个在上层，两个在下面一层。他们用橄榄油擦擦手，好保护皮肤，然后就开始涂灰泥，动作整齐划一，就像一个人似的；涂得那么光滑，也像一个人干的一样。

“为什么四个人涂一面墙？”我问，“为什么不每个人负责一面墙呢？”

蒂扎尔解释说，整面墙需要在同样的阳光下同时干燥，这样以后无论是纹路还是颜色都不会有差异。

他们开始把灰泥掷到墙上，然后抹匀，这一层主要是为了盖住水泥。这一层之上，他们又涂上一层，用圆形的手锯转着圈将其抹匀抹平。之后再盖上第三层，用长长的滚筒快速推开。屋子里面，他们也是同样的步骤，只不过灰泥不是白色的，而是黄色——蒂扎尔和我都不喜欢白色——外墙的灰泥最后还要用拉毛的方式覆盖一层涂料，颜色是——蒂扎尔是这么告诉我的——“桃色”。

第五个人负责内墙粉刷。他爬上一架低矮而厚重的梯子，在上面工作。他先检查了一下天花板上的金属丝网，就跟你检查竖琴的琴弦似的，这里捏一捏，那里拉一拉。丝网随着他的动作而嗡嗡作响，似乎把孔眼都填满了。他接着把灰泥扔在网上，一边扔一边抹平。等他弄完了，蒂扎尔说，这样好啦，这就是我们的天花板，而不是以前房主的天花板啦。很快，工人们就会离开。伊莱勒，看到你有了力气和欲望，我真高兴，因为我们有双重典礼要完成，庆祝天花板和拉毛外墙落成。

2

那些中国工人在卫生间地板下面的地基上抹了一层密封剂。他们敷设了长长的塑料管，有绿色有黑色，然后用一捧捧水泥将其固定在地板上。一名水管工和一名电工也来到现场准备铺设水管和套管电线。等到所有一切都干燥了，粘住了，光滑了，绕好了，封死了，绑牢了，而且一切都仔细检查过之后，迈沙勒姆来了，还带来了瓦匠斯坦菲尔德。

“你好，斯坦菲尔德，”蒂扎尔大声说，“你好，迈沙勒姆。防风雨条看起来很棒呀。”

斯坦菲尔德还是背着原来那个旧书包，手里还是提着那个桶。这一次桶里装着一把锤子、一个水平仪、一把油灰刀，还有一个枕头。他的嘴巴里开始一咕噜一咕噜地冒出各种抱怨的话，就好像他刚刚才完成几周以前开始的测水平工作一样：“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瓦工锤子；只有真正的工匠才有这种东西。没有现在用的那些塑料和橡胶什么的。光是铁锤头就有三磅[1]重，可以凿开厚块，錾进拐角。把手是白杨木做的，为的是敲击和压直。把手有七英寸，跟我的小弟弟一样长，不过更粗，也没那么硬。”

“你讲了这么一大堆，都是什么呀？”迈沙勒姆说，“他们还在用你的瓦工锤处理那些旧的地板砖——碰到瓷砖的时候他们才会用橡皮锤呢。”

“老的地板砖更好看，”斯坦菲尔德咕哝一句，“那些瓷砖的尺寸也测量得不够精确。”他又仔细地看了看铺地板用的大理石，说这些材料“让新房子看起来就像罗斯柴尔德家里侍女的卫生间”。

“你是房主，不是他们！”他转向我说道。听到这句话，蒂扎尔和迈沙勒姆都乐不可支。“就让弗莱德父女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想弄啥弄啥吧。这是你的房子，我要给你铺最好的那种老式地板砖，八英寸见方那种。”

蒂扎尔不同意：“这样就需要更多砖块，更多工作量，还得盯着填上更多泥浆，最后瓷砖机也没法切割楔子填缝。”

“蒂莱勒，你忘了现在是瓦工斯坦菲尔德在做活儿。用不着多少楔子，需要的几个用切割片切开就行。”

“他切割的时候连老虎钳都不用，”迈沙勒姆小声告诉我，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这位老兄已经八十岁了，但是他还能一手拿砖，另一只手直接切割。你会看到的，简直难以置信。他使用切割片的那副样子，就好像屠夫的妻子在切黄油。”

一个小时后，一辆卡车开过来，卸下一堆地板砖。不过此时又发生了新的争论：斯坦菲尔德坚持要在地砖下面用沙子，而蒂扎尔更喜欢磨过的碎石。她甚至把她列的“支持与反对表”给我看：用沙子的话可以混合一点砂浆粉，这样在黏土上会粘得更牢一些，但是微小沙砾会传送水分，“然后你就得把半座房子都折腾起来，才能查出水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喜欢在地砖下面铺碎石，”斯坦菲尔德抱怨，“沙子没什么声音，碎石的声音都能听见：喀喇喇……喀喇喇……喀喇喇……”

蒂扎尔笑起来，不过这次她没有屈服。“首先，你肯定不会住在这座房子里。第二，”她指着我说，“他听不见喀喇喇……喀喇喇……的声音，你是世界上唯一能听到这个声音的人。”

斯坦菲尔德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默许了这个结果，蒂扎尔又说：“没关系，你用你的方式处理地砖，我用我的办法负责地砖下面的部分，你的胜利显而易见，我的胜利反正看不见。”

迈沙勒姆此时非常自豪：“你看到了吧？你看到她怎么帮你争取了吧？绵里藏针！刚中带柔！”

“这就能让你这么高兴啊？”蒂扎尔稍后问她爸爸，“就因为你的女儿说服了瓦工斯坦菲尔德按照她的要求铺地砖？她曾经建造了旅馆、医院、工业中心、购物中心和立交桥；跟国防部、住房部和交通部的官僚们的斗争她也大获全胜；这些都不算什么吗？”

“别转移话题！”迈沙勒姆说，“你知不知道你额头上都冒出两根白头发啦？”

“你到底怎么回事呀，爸爸？你脑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好好好，白头发挺漂亮。现在你可以让我清净一会儿了吧。”

“我自己因为白头发哭就已经够糟心的了，”蒂扎尔说，“你呢？马上把你的大手帕放回到口袋里去！”

“我掏手帕不是因为你的白头发，而是因为你最后叫了我一声‘爸爸’。”

“行了，别说这些废话了。继续你的老一套吧：‘如果我的格申还活着，他的头上也应该长出白头发了。’”

斯坦菲尔德生气了：“够了！你俩这样我都没法干活了。”

他拿出一根跟房间一样长的绳子，比量着看看哪里开始铺第一排地砖，年轻一点的那名中国工人在水泥层上面将碎石铺平整。斯坦菲尔德指挥着他在搅拌盆里倒进白色的普通沙子、石灰水和砂浆，他自己则负责往里面加水。

中国工人一边用一把锄头在盆里搅动，一边还咯咯直笑，因为他听见斯坦菲尔德正在生气地斥责他，声音跟连珠炮似的：“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干！有结块！给这个老中解释一下，黏土必须非常的光滑，跟切片的肝脏一样好吃才行！”

他把随身带来的绣花枕头放在地板上，哼哼着跪在上面。那个工人提着一桶黏土到他跟前，斯坦菲尔德把自己的油灰刀插进去，粘上一大团甩在碎石上，抹平，然后再加上一些，再抹平。他动作迅速，毫不拖拉，跟他说话和走路都完全不一样。他又用油灰刀的顶端在黏土上画了两个小的闪电符号，就是两个小的“之”字。“这样黏土就不会流出去了，因为有压力，黏土流动时会先流入这个符号，然后把它填满。”

干完这些，他铺上第一块地砖，轻轻地用锤子的木头把手敲了敲，并用油灰刀边缘把地砖下面挤出来的灰泥弄起来，又用水平仪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测量了一下：“你看到有多直了吧？就算放上一个滚珠轴承，它也不会稍微移动。我给你抹的地板，绝对平，就连美国总统的台球桌也比不上。”

他又用手掌把碎石摁平，咕哝着：“沙子更好！”他抹上更多黏土，划上闪电符，对准另外一块地砖，敲了敲。他的敲击沉闷而缓慢，有种很特别的节奏，就好像他和房子在彼此交换信息，就像囚犯在牢房里干的那样。他敲了敲两块砖的边缘，并用大拇指熟门熟路地把胶泥接缝处捋了一下，让它们接缝更加整齐。然后他拿起水平仪，放在两块瓷砖上面。

“瓦工的错误是绝对藏不住的，”蒂扎尔给我解释说，“电线和水管藏在墙里面和地板下面。建筑工、灰泥工和粉刷工经常互相埋怨，也经常互相包庇。但是瓦工的工作结果都是暴露在外的，因为直角是否垂直，那些胶泥接缝的长度是否相等，就算是一个外行也能一眼看出来其中的问题。”

“她真是个粗鲁的女孩，”斯坦菲尔德低吼着说，“但是她明白建筑是怎么回事。”

大概两个半小时以后，这位老瓦工把前三排地砖铺好以后，朝那位老承包商伸出手去，说：“拉我起来。”

迈沙勒姆抓住他的手使劲一拉，两个人都因为太用力而痛得哼哼。“斯坦菲尔德就觉得这活儿好像只有他会做一样，不过既然他已经铺好了前三排，现在其他人总算可以照着做了吧。”迈沙勒姆说。听他这么一说，斯坦菲尔德回答道：“我在这儿给你做的活儿连政府都撬不动。那个老中可以接着干——只要他记得要在下面垫上碎石，而不是大米就行。”

我和他一块走出屋子。他看了看冰箱里面，喊道：“蒂莱勒，哪里可以弄到一片鲱鱼啊？”

“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呢，”她在屋子里面回答说，“你只要再看看。”

“来点伏特加配鲱鱼怎么样？”

“工作时间不行，斯坦菲尔德。喝点啤酒吧——这就行啦。”

斯坦菲尔德找到了鲱鱼，还拿出一根黄瓜和硬奶酪，又抓了一些面包。然后他在书包里掏啊掏，从最深处拿出一把刀子。随即他展开一片鱼肉，坐在椅子上。他右手一直抖。

“这样好几年了，”他告诉我，“医生都治不了，但是只要我一跪下干活，它就不抖了。”他把黄瓜递给我，“请帮我削下皮。”

我把黄瓜削了皮给他，问他要不要把啤酒也给他倒好。斯坦菲尔德说他更喜欢直接用瓶子喝：“用杯子喝总是会溅出来。别告诉蒂莱勒，好吗？”

看他吃饱喝足，我就在角豆树树荫下面铺开一张油布，他四仰八叉躺在上面就睡着了。迈沙勒姆对蒂扎尔说：“让工人做点别的，我们来继续铺一会儿地砖吧。”他又对我说：“蒂莱勒和我当年也都铺过几次地砖，你可以负责混合黏土然后递给我们，这样你又学了一门新手艺。”

我混合了黏土，递给他们，而迈沙勒姆·弗莱德父女有限公司现在正跪在地上铺地砖。然后迈沙勒姆说：“听着，伊莱勒，你为什么不也铺几块地砖试试。是你的地板呀。”

我还记得我铺地砖的准确位置。蒂扎尔已经离我而去好几个月了，我依然能够分辨出哪些是我铺的地砖，哪些是她铺的地砖，我依然还能感觉到我们的身体留在地板上的那种看不见的印记。

3

不过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蒂扎尔也承认说：“斯坦菲尔德是对的，八英寸的砖的确更好看。”第二天她宣布：“来吧，黏土都干了，让我们庆祝我们的新地板完工。”

“你不想让我在身子下面铺点什么东西吗？”

“不要。有多少情侣能说他们曾在自己铺好的地板上做过爱？躺在我上面，我的宝贝儿，我想要感觉你的重量。”

我躺在她身上。我们胸口贴着胸口，耻骨压着耻骨，我们的嘴唇挨着嘴唇。我们的膝盖骨相互贴着，双手都伸向身体两侧，彼此手指紧扣，就好像钉在对方身体的十字架上一样。

“我们把衣服都脱光吧，这样就可以感觉对方身体的热度和地板的凉意。”

透过第一天改造在墙上撞出的大口子，刚好可以看见落日，余晖如火焰一般照在我的新房子里面。

“你想我吗，伊莱勒？”

“是的。”

“那好，我已经来了。这就是我，我在这里。”

“好啊。”

“那我不在这儿的时候呢？”

“你不在这里，什么意思？”

“你那时候也想我吗？”

“是的。”

“什么时候更想我？”

“蒂莱勒，我今天早上才见到你呀。”

“我不是说今天早上，我也不是说今天，我说的是这些年，从那时起已经过去的这些年。你那时也想我吗？”

“你就是个害虫。”

她哈哈大笑：“我们这是要争论吗？如果你要是跟我争论的话，我一会儿可就跟你搞不了啦。”

我们翻滚着换了个位置，现在她的脸在上面，埋进我的脸里。我开始浑身一阵战栗，不仅仅因为愉悦，还因为这个画面一下子就变得那么清晰。有些人的感觉器官捕捉的是现实的感觉，但是我的感觉器官会在现实和回忆之间游走，不是每一个器官都在它应在的领域。有的时候我的鼻子会把声音和形象联系起来，有的时候耳朵能有感觉，眼睛想起某种香味，而手指却能看见东西。

蒂扎尔亲了亲我的脖子，我脖子立即抖了一下。她坐起来一点，好让我能看着她的眼睛和她的身体。尽管她以前怀过孕，也生过孩子，但是她的乳头还是小小的，形状清晰，左边的那个是粉色，右边是淡紫色。有时她会用口水把手指弄湿，然后小心地检查乳头。“看看它们啊，这个一定是我从酸石榴树上弄下来的，而另外这个就是甜石榴喽。”

我总是在想她，念念不忘。她小小的乳房，浓密的头发，微微鼓起的小腹；她短粗的身体，修长的腿；她微凸的肚脐，还有下面那浓密的黑暗之处，每次见到我都感到震惊，还是青春期时我见到的样子；那时，她总是放声大笑，说：“我的‘小肉肉’里长出了丝毛球！”这下面就是她全身唯一柔软的地方，就好像小溪从芦苇和灯芯草中流过。

我们抚弄着对方，就像年少时候格申指挥我们做的那样。我们身体中所有的记忆细胞都苏醒了，它们在肌肉、皮肤和手指尖活跃起来。蒂扎尔说：“真是舒服，简直都受不了了。”

“你指什么？”我问。

“就是我们俩合二为一，一个我还有一个你。我们曾经这么做过，现在还要这么做。”

她的手指张开，从我的腰部滑向背部。她用手按了按，给我一个信号。来吧。我身体中的每一个女人都在紧挨着藏在蒂扎尔身体中的她的弟弟。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注释

1　磅：英美制重量单位，1磅约等于0.4536千克。

第二十四章

1

第二天早上，伊鲁兹兄弟又来了，开始给我造一座露台。因为露台下面的木柱需要铁爪来咬住，所以他们先挖了一些坑，在里面灌入水泥和石头，用来支撑那些铁爪。这两个矮小的房顶工用了三天把露台造好了。他们还用木板搭了台阶，并在露台周围加了一圈栏杆；他们又用钢缆自上而下挂起帆布，让整个露台看起来就像一艘帆船。

第四天晚上，我们先庆祝露台完工，然后就睡着了。突然我被一阵很大的断裂和掉落的声音惊醒了。蒂扎尔没有醒，我一下子就明白出了什么事：无花果树倒了。迈沙勒姆说过的话是对的，这一阵噪声就是他预言成真的证明。

我立即列了一个“支持与反对表”，决定不起床了。要检查东西，最好是趁着白天的光亮，因为晚上东西看起来总是和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我躺在那里听着，宁静再度降临，填满了东西掉落之后造成的虚空。接踵而至的是通常的那些声响：呼呼的风声，远处的狗叫声，青蛙的呱呱声，还有小猫头鹰发出的呜呜声，空洞而有节奏，以及矮树丛下面一只刺猬的脚步声。

蒂扎尔没有听到这些，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黎明以前就已经起床走了；我一小时以后醒来，走到院子里。铲车操作员已经到了，还带了一台小电锯。无花果树的树枝散在地上，树叶到处都是。断了的树干看上去就像一袋裂开的锯末。看到这些我才明白毛毛虫的攻击有多么大的破坏性。铲车操作员看见我醒了，就开动了电锯的马达，把残余的枝干切成块，装到他的垃圾车上，然后就开到垃圾场去扔掉。

当天下午，迈沙勒姆来了，还带了一棵盆栽的无花果，已经抽芽开花了。

“你早就知道，你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我说，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是在抱怨还是默许，或者是表示惊讶。

“那是自然！”他说，“毕竟第一天你带我来这里，我们就看到树干上的虫洞了。我当时就告诉你这棵树会死。”

“这课树苗可真不小，你肯定是第一次来之前就准备好了。”

“迈沙勒姆从不打无准备之战，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一棵实实在在的无花果树，”他说，“不像你现在有的这一棵。我这一棵能结出漂亮的果实，有些无花果树会落果，但是这一棵的果实最后都能成熟。”

“我们都不再年轻了。”我告诉他。

“谁不是这样？”

“别装得跟什么都不知道似的，迈沙勒姆：我说的是蒂扎尔和我。”

迈沙勒姆既没有不知所措，也没有觉得不高兴：“现在哈达萨医院的医生多厉害，甚至能让老迈沙勒姆和他妻子怀孕。”

他回到小皮卡那里，拿回来一把镐头、一把锄头和一把叉子，还有另外一件新工具，很奇怪的样子——一根又长又粗的镀锌管，头上却是一个铁镐头，镐头的宽边向外。

“这是种花草用的工具，伊莱勒。你在哪家商店也买不到这个家伙。”

他解释说，在种花种草以前，我们一定得“使劲地想”，这样才能想象出几年之后这个地方的样子，比如“当这棵小树苗长成大树的时候，能不能和周围的环境，包括植物、建筑还有人和谐相处呢”。

比如说吧，白杨树就不能种在房子旁边——“绝对不行！”——因为它的根系太厉害，能顶破地板和人行道，还能进入下水管道里面。波斯丁香又好看，又有香味，但是这种树特别吸引啄木鸟，结果就是树倒下来，砸到人。无花果一类的树长得乱七八糟的，还容易招苍蝇，“但是，”迈沙勒姆笑笑，好像很赞赏的样子，“它的根系可以向四周扩展，到邻居的花园里偷取水分。这就是我说的好树。”

还有一些水果树，特别是杏树和李树，它们是同时结果的，然后把果子摘下来，洗干净，放到罐子和大瓶子里，再把这些瓶瓶罐罐整整齐齐放好，以后就有果酱吃了。“我的戈尔迪每个夏天都做，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就会和她吵，把她那些果树都连根拔了，但是她已经不在了，我再做这些事也没什么意思。”

听了他这番解说之后，我们便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考虑周全，也想象了未来的景象。最后，迈沙勒姆在一个地方做了个标记，还用脚后跟往里挖了挖。

“就在这儿！”他指挥我说，“你在这里挖个像样的坑，得让你的汗珠子滴进去。这是你在新家种的第一棵树，所以我们一定得干好。”

2

我先把叉子插进地里，翻出大块大块的泥土。然后我用镐头继续挖，等到坑比较深的时候，迈沙勒姆就把装着镐头的铁管递给我。

“现在用这个家伙试试，会用吗？从上到下地挖，就像他们采石场里用的那种挖斗一样。这样你就会挖出一个很好的树坑，非常标准的那种：坑又深，坑壁又直。”

我接着挖起来，让它又深又宽，一直到迈沙勒姆说可以了，我才停手。他往坑里倒满水，等着水全部渗入土里看不见以后，他又浇满水——“树苗一种进去，就得有潮湿的土才行。”接下来他把土和堆肥混在一起，填到树坑三分之一的地方，上面盖上缓释的化肥。“我们也能用硬牛粪团——都完全干燥了，一点味道都没有——不过鸟粪绝对不行。现在咱们把树苗从桶里拿出来吧。”

他跪下来，按住桶边，我就把树苗从里面拔出来——“也得抓住底部，好保护树根不会折断”——然后我就把树苗放在树坑中心。

“把树靠在肩膀上，这样你们就能感觉到彼此的弱点和需求。今天她[1]先靠着你，很快你就可以坐在她的树荫下了。”他往树坑里耙了一些土，退后两步，看了看，说树苗没有摆正，让我把她往左边稍微靠了靠，然后才用手把土拍实。

“再多填一些土，可是别埋到她脖子，我们可不想让她烂掉。不要用脚踩，你真野蛮！不要把她堵死了！这是你在新家种的第一棵树，你得趴下去，用手拍土。你既要用上点力气，动作还要非常温柔才行。”

无花果树种好了。迈沙勒姆又从车里拿出三根长木杆，绕着树干围了一圈插在土里，然后迈沙勒姆教我怎样把它们漂漂亮亮地绑在树干上。“要用布条，绳子会勒坏树皮的。”

他检查了一下，看看布条是否绑得太紧，必须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可以让树苗在风中略微活动一下。“这样树苗才可以活动一下她的肌肉，树干才会更粗，更壮。”他退后两步，说：“这样就行了。她就算种下了。我们再给她浇一点水，等我们把花园弄好了，就可以在她的根基处绕几根滴灌管。同时，你还要每天带一小罐水来看她，这样她就会学着每天等你，并为你的到来而欢欣。你给她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地看看她。检查她的叶子和树干——这样你才能发现她在一点点长大，也能及时发现冒出来的问题。她呢，就会明白你不仅仅是种下她就走了，而是会一直照顾她。”

我们坐在刚种下的无花果树旁边，我就坐在地上，迈沙勒姆坐在倒扣的桶上。他给自己点了一根香烟，说：“你不抽烟是好事，伊莱勒，我希望我的蒂莱勒的男人能健康强壮。我也不知道这棵树结果子的时候我还在不在，所以我还要再给你一条建议。你说得没错：我的确是在你为房子的事情来找我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棵树苗了，是从另外一棵树上剪下的枝条扦插长大的。那是蒂莱勒最喜欢的一棵无花果树，她和绿色树干的那些树不同，外皮有点黄。我告诉你她喜欢怎么吃无花果：冷冻一下，然后横切，不要竖切，看起来才像无花果的样子，你就这样拿给她。你明白我的话什么意思，对吧，伊莱勒？因为这是你告诉她你想要什么，和你喜欢她什么的方式，但是要礼貌一些，不要粗鲁。除了无花果，你再带上一个小碗，里面装一点点亚力酒。”

“这样就会让她很开心了，”他跟我保证，“你会看到她开心的样子的。她会高兴，会哈哈大笑。女人喜欢他的男人能自己感受到她的需要，而无须她亲口告诉他。所以不要告诉她这是我透露给你的小花招，让她相信你自己就能理解她的一切。”

他思忖片刻，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吧，如果蒂莱勒问你，你就跟她说实话。是的，蒂莱勒，这个秘密是你爸爸告诉我的。他希望我能让你高兴，他想让我们在一起，他决定要帮个小忙。然后她就会大笑着说：就这样吗？以后你为我做的所有好事我都会想想，是不是我爸爸让你去做的。那么你就说，不，蒂莱勒，不是所有的好事，只是无花果这件事而已。然后她就会问，你肯定？他没告诉你我还喜欢什么吗？你就说，不，蒂莱勒，大部分女孩喜欢的事情，她们的爸爸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好啦好啦，我们不要再讨论他了，现在只有你和我，我们干吗还要在乎那个老家伙呢？你就这么跟她说：现在，蒂莱勒，我们就像亚当和夏娃：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别人。这里就是我们为自己建造的伊甸园，而且谁也不能把我们从这里赶出去。”

3

迈沙勒姆走了以后，我躺在屋子的地板上，感觉好极了：虽然我对我那位女承包商的爱并没有减退，但我还是觉得一个人很惬意。工程已经快完工了，屋顶的大梁修的修，换的换，都弄好了；房顶的瓦全部铺上了；中间是天花板；我身子下面就是斯坦菲尔德铺的地板砖；门窗全部就位，厨房的工作台、洗碗池和水龙头也都安好了；墙壁涂了灰泥，也刷了大白。最后剩下没弄的就是家具、卫生间、厨房橱柜和壁橱。另外还有几处地方需要重新粉刷，照明设备也需要连接起来。

空荡荡的房子里，我躺在地板上，仰头看着上面，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在房子里面飞升起来一样。我一般下午都不睡觉，但是这一次我却睡着了，又一次梦到了我妈妈。自从上次她在梦里的电话中喊我“雅尔……？雅尔……？”我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她。这一次我甚至看见了她。

梦中的我走到房子外面，到了院子里。十几个工人正在干活，还有好多客人——有些我认识，大部分都完全陌生——到处乱走，一边还聊着天。空气中充满过节庆祝的味道。几台铲车也在工作，又是挖又是拖又是转的。其中一台特别大，正是我的那位操作员在驾驶。这辆铲车的铲子上挂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是搬运工用一些宽宽的带子绑在上面的。石头太重，结果铲车都歪了，很危险。我就想：蒂扎尔在哪儿？迈沙勒姆呢？那两名工人呢？他们回中国去了吗？

我走近一些，看见和街道连通的前院里有一群人，你也在里面。你看上去漂亮活泼，非常开心，穿着一件连衣裙，是我童年时你最喜欢的一件之一，现在已经见不到这种款式的裙子了：宽大的浅色印花棉布太阳裙，收腰短袖，圆领让胸部看起来比较丰满，所以小胸的女人也能穿得好看。

我当然明白你已经去世了——我在梦里也很清楚这一点，就好像我清醒的时候一样；一个人做了这样的梦应该很震惊吧，我也一样，不过这种意识和惊异并没有减少我的喜悦之情。我对你说：“你来啦，真是太棒了。”你抱住我，亲了亲，什么也没说，而我——怎么回事，见鬼，我难道就不能找点别的话说吗？——重复了一句：“你来啦，妈妈，真是太棒了！”还有，“你看起来多漂亮啊！”然后梦就一下子消散了，就好像我从来没做过一样。这种梦一边在做，一边就在忘记，做梦的人根本都来不及告诉梦中人自己想说些什么，更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回答。

我没觉得自己醒了，但是突然就那么醒过来，仍然沉浸在梦中那美好的感觉当中。暮色和凉爽的空气告诉我现在已经是傍晚了，我下午这一觉睡得实在太长了。我大声喊：“蒂扎尔……蒂扎尔……”喊了好几遍，想告诉她我梦见了什么，说不定还会自夸一番呢，但是她不在。工人也都不在，但是我不是一个人；我能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

我打开灯，看见一只鸽子。她坐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我的身体僵住了，头发也根根竖起。这只鸽子看起来非常非常普通：蓝灰色的羽毛，红色的双腿，跟成百上千只鸽子一个样。圆圆的眼睛，翅膀和尾巴上有两道深色的羽毛，就像祈祷者的披巾一样。

我尖叫一声，鸽子也吓了一跳，拍打着翅膀飞起来。她撞到了新的天花板，掉了下来；然后又重新飞起来，又撞到天花板上；然后她有些迷惑，开始在屋里乱飞，最后终于落到远处一个角落里。我站在宽敞而空旷的房间中间看着她，她也看着我。一片静寂。

“你从哪里来？”我终于问了一句。

鸽子没办法表示方向或者地点。“来找你。”她说。

“我不想要你，”我说，“回到你家里去吧。”

“我已经飞了一整天，”鸽子说，“我的脚很酸痛，请让我休息一下，就让我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在这座房子里不行。在我家里不行。你不行。”

“我就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不会打扰你的，你也不会看见我，也听不见我的声音。鸽子能够把全身收缩起来，消失——躲进柳条筐、木箱，甚至口袋里。你比所有人都了解这一点。”

“现在！”我大喊，“马上离开！”

“太阳已经落山了。”她哀求道。

但是我还是不为所动，感觉到自己的怒气正在恣意发作。“我已经把屋顶上的洞都堵死了，所有的裂缝也都填上了，根本就没有鸽子能够待住的地方。”

“你能堵的堵，能封的封，能塞的也都塞住了，但是我，一只鸽子，就在这儿。”

我站起来。鸽子又飞起来，在房间里绕圈，我弯腰捡起某个矮个儿房顶工掉落的一块木板，然后纵身向前一跳，那股力量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猛地向她抽了一板，好像她是个在空中飞过的棒球一样。她跌落到地上，拍拍翅膀，然后就安静了。她右边的翅膀断了，以一种奇怪的角度晃荡着。我看见有细细的断骨从破碎的肉里刺出来，白森森的。她半张着喙，喘息着，眼中蒙上一层因恐惧和痛苦而起的阴云。

“我就是血肉，是灵魂。”她宣称，好像某个典礼的录音一样。

“闭嘴。”我说。

“我是掠过身体的微风，是爱的负载。我是风与力量。”

我抓住她，走出屋子，一下子就把她的头拧下来，然后用尽全力把她的头扔进遥远的夜色中。我拔掉她肚子和胸口上的绒毛，又扯掉她脖子和背部的羽毛。现在她身体上的毛都被拔掉了，躯干光秃秃地暴露在外，成了非常小的一团。她翅膀上的羽毛看上去似乎属于别的什么生物，要不是因为这身体明显承受着剧痛，我真想说她看起来非常荒诞。

我摘下挂在腰带上的那把莱泽曼多用工具——下次里奥拉和本杰明再开我的玩笑，我就能告诉他们，我终于用上了那件没什么用处的工具——打开，然后切掉鸽子的翅膀和尾巴。接着，我迅速地划了一刀，从胸口到肚子，然后打开她的腹部，把肋骨部分向两边拉开。所有内脏都暴露在外——嗉囊、胃、肠子、气囊、膨大的心脏、鼓起的肺部——我把这些东西攥在手里，一把拽出来远远地扔了。

我走到房子的后面，打开挂在角豆树枝上的串灯，然后找了一些蓟草和木板，点起一堆火。只用了半个小时，我就烧出一堆嘶嘶作响的炭火。我把鸽子烤熟，吃起来，嘴巴里立即充满了一股血的味道，浓烈但是滋味很好。我吃的到底是她的血，还是自己嘴巴被碎骨刺破流出的血？

我脱了衣服，点上一根我宝贝儿买的那种纪念蜡烛，站到了她帮我造的淋浴下面。我先洗净沾满血的双手，然后洗净身体。我关上水龙头，光溜溜地站着，任由身上的水珠滴滴答答落下来。突然，我听到一阵低低的啼鸣声，好像也是从上面落下来的。我抬头看着漆黑的天空，但是什么也没看见。仙鹤一般不会飞过这个地区，而那种啼鸣声就像拍打翅膀的声音一样，不仅从高高的天上传来，也从我身体最深处传来。

注释

1　此处用“她”，译自原文“she”，下文中迈沙勒姆对这棵无花果树的谈论充满感情，将其视作有灵性、可沟通的女性形象。

第二十五章

1

电力公司的人来安了一个新电表。地方政府的人来安了一个水表，并设为归零。燃气公司的人来安了气罐和管道。贝泽克电话公司的人也拉好了电话线。这座房子——一个有生命的假人，砖块、砂浆、碎石和沙子就是它的血肉——感受到了它的血管中有东西流动起来，它有了生命。它全身所有的筋骨都伸展开来，它的窗户打开又关上，吸收着光亮与黑暗、景色与形象。它的大梁提供了支撑，墙壁将空间分隔，它的前门要么半开，要么关着。蒂扎尔的工作结束了。

房子里其他人都走了，新电话突然响起来。我有些惊讶地拿起听筒，只听见她的笑声：“是我，宝贝儿。你的女承包商。我在花园里，就在角豆树旁边。我就是想庆祝一下你的新电话安装完成。”

夜幕降临。我们吃过东西，洗了澡，进入屋子。蒂扎尔说：“这已经是我们的家了，我们脚下是地板，周围有墙壁，头顶还有房顶。”她还说我的露营床垫“一个苦行僧睡睡还不错，但是不适合一对享乐主义者。我们也应该买个合适的大床了”。

第二天早上我很晚才醒过来。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空气中弥漫着切开的蔬菜的香味。蒂扎尔正在挤一个柠檬，柠檬汁顺着她的手指滴到沙拉上，柠檬籽则被顺手扔掉了。

“总算起啦？我在做我们厨房里的第一顿沙拉。”她把两只手互相摩擦了下，“我跟妈妈学的这招，对皮肤好，而且会让身体有股柠檬的清香。”

她一边品尝沙拉的味道，一边继续加点这个加点那个，我则把她买的面包和咸奶酪切成片，然后把盘子和刀叉拿出来。“既然其他东西都放在桌上等着了，”蒂扎尔说，“现在就该准备鸡蛋了。”

我们坐在她给我造的木头露台上，吃着我们在新厨房里做出来的第一顿早餐。蒂扎尔说：“好啦，伊莱勒。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买家具，再把所有工具、剩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理出去，但是改造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且我还有个礼物给你。”她递给我一个包装好的小盒子，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把钥匙和一个铜质铭牌，上面写着“雅·门德尔松，私宅”。

已经是秋天了。在我的宝贝儿看来，树丛的黄色越来越亮，而绿色越来越淡了。“这些是给你的，”她说，“如果你想给我一把钥匙，现在就该列个‘支持与反对表’，然后做决定了。”

我递给她一把钥匙，她开心极了，我也很开心。从天空中传来了那种温和而恍惚的啾鸣声，先是进入我的皮肤，然后充斥了我的各种组织，直到这时，我才听见并且开始理解这种声音。

我手搭凉棚，便听见蒂扎尔问：“你在那儿看什么呢？”

“那些是仙鹤。它们正飞往南方，飞到另一个房间去。你看。”

“怎么只有三只啊？它们通常都是一大群一起飞，不是吗？”

“大部队几个小时之后就到，这几只是侦察兵，它们要寻找合适的地点来休息和进食，找到以后它们就会呼唤同伴降落。”

三只仙鹤飞得低了一些，从村子上空掠过。我的心怦怦直跳，大脑在快速计算：何地，何时，那时，现在。我的胃拧巴着，甚至都疼了。我听见自己说：“我得走了，蒂扎尔。”

“上哪儿去？”她惊讶地问。

“特拉维夫。”

“你的家在这里，”蒂扎尔说，“已经改造完毕。把铭牌钉在门上，试试钥匙吧。”

“我想把里奥拉带到这里，我想让她也看看这座房子。”

“为什么？”

“我想让她知道，我找到并且买下一个属于我的地方，而且还改造好了。”

“这些她都知道了，她还知道我也在这里，她甚至还派他弟弟和你弟弟这两条毒蛇过来，帮她打探情况。”

“我就是想要她来看看这座房子改造完工的样子。”

“你不需要这种胜利感。不要带她到这里来，求你了，雅尔。”

我的胃抽得更紧了，但是我还是站起身来。蒂扎尔突然一脸痛苦地站起来，跑出去。我追出去，发现她弯下腰，把早餐都吐到了花园里。我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但是她把我的手拨开，从我身边走开了。

我向“巨兽”走去。蒂扎尔跨了三大步赶上我，站在我面前。“等一下。像你妈妈一样列个‘支持与反对表’吧。”

“我只不过想让她看看这座房子。这没啥大不了的。”

蒂扎尔让开道。我去了特拉维夫。

2

里奥拉家的街道竟然有一个停车位，真是给我面子。里奥拉家的门在我面前乖乖地打开，跟机场的自动门似的。里奥拉家的报警装置也按照预先设定的要求，沉默着迎接了我。里奥拉本人正在等着我，她手脚大张地躺在床上，正在翻看她的一份电脑打印件。我脱了鞋子，躺在她身边。

“我的房子完工了。”我对她说。

“祝贺你，蒂扎尔肯定干得特别好。”

“还没什么家具，”我说，“但是水电都通了，门窗也安好了，还有脚下的地板和头顶的天花板也完工了。”

“所以你是到这里来和这座房子说再见的喽？”

“我来邀请你去那里，你也该去看看那座房子了。”

“什么时候？”

“现在。”

“不行。我今天下午和客户有个会，我们给办公室打个电话，让西格尔再给我们安排一个更合适的时间。”

“一定要今天，而且我们马上就走。我们得下午五六点钟才能到那儿，然后我们可以待到第二天，这样你就能看看风景。”

“这么说你还同时邀请我过夜喽？有床吗？”

她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声音听起来也在笑，但是双唇却没有任何笑意。

“那里还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带上你的床垫。来吧，起床。我去把床垫装上‘巨兽’，你先收拾几件东西。”

“但是我明天一早也有会。”

“都推迟。”我现在更瘦也更强壮，造了房子也被房子改造，说话都有了底气，所以我又加一句：“我见你处理过比这个更麻烦的问题呢。”

她从床上下来，打开壁橱，拿出一个旅行包；而我则迅速地，大张旗鼓地，把床单扯下来，抬起床垫，从床上搬下来，然后拖到屋子外面。我们经过过道，我推着床垫在前面开路，床垫感到自己被我指挥，有些生气。所有里奥拉的房间——清晨的房间和傍晚的房间，独处的房间，争论、温存、睡觉还有和好的房间——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经过，并且都猛地一下把房门打开。

我们走到公寓外面，把床垫一层层往下滑，经过每一个大吃一惊的摄像头，走到花园里、大门口、大街上。我拖拉着床垫，然后举起来放到“巨兽”的车顶架上，再用带子把它绑好，而里奥拉——她跟在我后面下来，光彩照人，她轻盈的身材、浅色的裙子以及手中的旅行包看起来完美无缺——乐呵呵地看着我。这竟然是雅尔？他这股力气从哪里来的？这么有活力？

我们开出特拉维夫，沐浴在夏末的空气中，虽然冬天正在逼近，但是最后的温暖还在奋力挣扎。我们没怎么说话。我一只手从座位间摸过去，碰了一下她的手。她的手感觉到我的触碰，便握住了我的手，过了一会儿，她握得更紧了。我感觉我们似乎在经过一个巨大的走廊，从世界的一个房间到达另一个。血红的落日挂在一面墙上，月亮挂在对面那一面，而我们就在中间，这样的组合并不协调。

太阳看不见了，月亮升起，挂在天空，黄色的大圆球变成带点蓝色的白色圆盘。“巨兽”在交叉路口拐弯，绕过弯道，这次决定不从田地中间穿过。村庄的路口很快就到了，先在村委会所在的房子那边向右拐，经过了巨大的松树，上面的鸟儿已经安歇准备过夜；然后经过那些让人心情愉快的柏树；再就是两座有人管理的花园和一座已经干涸的光秃秃的花园。

“巨兽”停下来。我走下车，跑到车子另一边，郑重其事地打开门。只见一条修长白皙的腿从里面伸出来，接着是另外一条，然后里奥拉就站在我身边了。她看着房子。月光溶溶，还不够明亮，不足以把房子的整个轮廓全部勾勒出来，但是已经让她看出房子很大，院子宽敞。

“你妈妈不在了，真是可惜，这座房子非常适合她。”

“是的，的确很遗憾。”

“你这里有几个房间？”

“一间非常大的和一间非常小的，下面还有一个储藏室。”

“太少了。”

我把床垫从“巨兽”的车顶架上拉下来，拖着它走上有裂缝的人行道，穿过前门，进入大房间，然后从后门出去，到了我的宝贝儿给我建造的木头露台上。

“这里吗？”里奥拉问，“在外面？为什么不在房子里面？”

“来吧，躺在我旁边，”我对她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们把她带来的床单铺在床垫上。她优雅地抻抻裙子，坐下来，然后用很优美的姿势仰面躺到我身边。

“什么惊喜呀？”

床垫上躺着我们两个，一个金发白肤，美丽镇定，等待着秘密被揭开；另外一个黑发矮个儿，因为要马上揭示一个秘密而激动不已。

又躺了一会儿，我们的眼睛渐渐适应了月光，我们的双手也习惯了互相拉着，但是里奥拉终于还是不耐烦了，说：“好了，到底是什么事啊？”我回答说：“耐心等一下。”

我们继续躺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小猫头鹰空洞的叫声记录着时间的流逝，伴随着角豆树落叶的声音逐渐累积，并在附近豺狗的嚎叫声和远处的牛叫声中蔓延开来。夜深人静，伟大的安静，是那种无声渗入温和的喧嚣之后的安静。头顶的天空夜色渐深，逐渐被什么东西充满，那是阵阵低语，我们都听见了；还有某种动作，只能感觉到，但是看不见。这种弥漫的过程一开始很慢，后来就加快了速度，甚至覆盖了身体每一处裸露的肌肤。低语声变成拍动翅膀的声音，又变成鸟儿的啾鸣声，最后变成交谈的声音。整个世界都充满了音节和翅膀，夜色中大量的声音哗哗地落下来。月光掠过水面，时明时暗，一会儿隐藏起来，一会儿又在阴影后面闪现。

“妈妈，妈妈，”里奥拉模仿仙鹤幼鸟稚嫩的声音略带哀怨地问，“我们到地方了吗？”

她又对我说：“它们来了。”

一条窄窄的、闪亮的细线曲曲折折地从她的下巴流下来，她咧嘴笑着，牙齿闪闪发光。我——她刚才已经模仿仙鹤幼鸟说了话，我还记得她的自问自答，假装是“仙鹤爸爸”和“仙鹤妈妈”，还有那些刚刚长大可以进行第一次长途飞行的幼鸟，尽管如此——我还是又问了她一遍同样的问题，它们在讨论什么。

“‘我们呀，’”她说，“它们在说，‘孩子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的祖先那里听到了一个故事，讲给了我们听，我们又讲给了你们，这个故事你们还记得吗？故事讲的是那天夜飞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对恋人躺在基布兹的草地上，对吧？那么，现在又要看见他们了。那就是他们。看。’”

她一只胳膊肘支起上半身，漂亮的小脑袋靠近我。她嘴唇半张着，我伸长脖子去回应她的吻。她双手抱住我的胸和我的腰，她的耻骨也靠了过来。

“嗨，你。”她说。

我的身体在呼吸，在回应。

我感觉到她的大腿像镰刀一样举起又落下，最后落在我的肚子上。仙鹤已经飞远，扇动翅膀的声音越来越弱，但是它们温柔的啾鸣声并未停止，穿越了遥远的时空。我妈妈预言中的那个女人靠近我，打开自己，弓起身来，重新将我送回她的体内。

3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她，她穿着白衬衣和牛仔裤，光着脚，修长优美的身体靠在露台的栏杆上，边喝咖啡边欣赏着风景。

我坐起身来：“哪里来的咖啡？你把瓦斯炉从‘巨兽’里拿出来了吗？”

“当然没有，是邻居给我的。一位很好的年轻女士。很明显她认为我是你的情人，蒂扎尔是你的妻子。”

“她看起来是不错，但是真说不上有多好。”

“角豆树那边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淋浴房。”

“你在外面淋浴？”

“你想试一下吗？”

“会被人看见的。”

“修建这个的工人是中国人，他们都知道什么样的淋浴房不会走光。”

“那水泥地上的手印是谁的？蒂扎尔和你的？”

“我的和他的。”

“我不相信。一个手印是男人的，另外一个是女人的。”

“中国人的手比较小。”

我站起来，想给她解释一下手印的事，并带她看看风景。我还没来得及抬眼看看面前的一切，伸出去的手就垂了下来，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们房子周围的地方已经被清理了，干干净净，空空荡荡。工具，砖块，剩下的瓷砖、砂浆、沙子、铁块和碎石，搅拌盆，运货板，冰箱还有桌子——所有的东西都被收拾好运走了。院子已经被仔细地扫过耙过，无可挑剔了。连那个小型水泥搅拌机也不见了，很有可能昨晚被一辆白色的小皮卡拖到别处去了，那辆车可能就从我们面前经过，印着迈沙勒姆·弗莱德父女有限公司的商标。

很明显，蒂扎尔从其他的工地上，从所有她修建的交叉路和大桥上，把她的人叫了来，当时我正在往返特拉维夫的路上。然后，所有的痕迹都被抹除干净，哪怕是一个水泥点，一粒沙子，一个烟蒂，一个瓶盖。唯一剩下的是一张白铁皮板，靠在窗户旁边的墙上。

外面传来一阵熟悉的隆隆声，那位铲车操作员来了，车后面拖着空的垃圾车。他停下来，走到柠檬树前，把第一天就挂在树枝上敲过的金属管摘下来，随手扔进垃圾车里。

回声很响。操作员说：“你的承包商走了。”然后就爬上座位，开车走了。

4

我去给自己找了一个家。我到那里，是回去，而不是到达。你好，房屋，我对它说，然后它也回答我。

我建造了它，也被它建造；我爱它，也被它爱着；我的灵魂似乎有了新的皮囊，是房顶、地板和墙壁形成的。我有了一座木头露台和一间户外淋浴房；还有大把时光、一个故事和一片风景；冬天即将来临，所幸我还有一片白铁皮板，可以坐听雨声；当然还有一双眼睛，可以手搭凉棚，仰望天空，翘首以待。

两周以前，我收到了寄到这个新地址的第一封信。信封是厚厚的马尼拉纸，寄自荷兰莱顿。曾经有一位骨瘦如柴的荷兰老太太，在胡拉山谷观鸟时把那些鸟都画了下来。这封信就是她寄给我的，里面有几幅她的水彩画的复制品，包括《圣地群鸟》和《迁徙的鸟》等。

“感谢你带给我们精彩的旅行。”她在信中写道，在那些鹈鹕和仙鹤的画中，竟然还藏着惊喜：一幅我的肖像，寥寥几笔勾勒而成，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她在画我。画中的我就像一只敦实的黑色大鸟，不是迁徙而是回家，不属于任何一个鸟群。

“请原谅我的唐突”，她的话语中满含歉意，但是她说，当她年轻的时候，英国人还统治着这个国家，“而你，肯定还没有出生”，她当时已经开始对鸟类感兴趣，并且亲自到圣地来过，就是为了追寻它们迁徙的路线，“这些画里面有单独的四幅，是从我那个时候画的几十幅中挑出来的。亲爱的门德尔松先生，或许你会对它们有些兴趣，因为当今在你的国家里已经很难发现这样的鸟儿和这样的景色，这非常遗憾”。

这四幅画就在我眼前了：几只秃鹰聚集在一头牛的尸体跟前；一大群八哥飞过，斑斑点点的身影投射到了太阳上；一群五颜六色、活泼可爱的雀鸟停在高高的干燥的蓟草之上；还有，一个男孩，孤身一人坐在火车站的一个长椅上，腿上放着一个编织的柳条筐，就是那种有把手有盖子，专门放鸽子的筐子。

曲终人不散

雅科夫·门德尔松教授收拾了他的计算机、所有的记事本、紧急按钮，还有他的书，离开了耶路撒冷贝特海客莱姆街区的公寓，搬到了位于阿诺纳的弗莱德家。他和他的罗马尼亚厨师一起照顾迈沙勒姆，因为他中了一次风，现在半边身体瘫痪。

本杰明·门德尔松教授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斯阿尔托斯山，在附近的斯坦福大学教书，做研究工作。他几乎不回以色列。

佐哈尔·门德尔松跟他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但是一年以后就独自回到了以色列。她在拉马特沙龙开了一家咖啡馆，隔壁是一家专卖大码服装的服装店，也是她开的，生意兴隆。

里奥拉·门德尔松继续做生意，还是那么成功。

雅尔·门德尔松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大概在造好自己的房子两年之后。他当时正从胡拉山谷开车去下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去接蒂扎尔。一辆卡车的司机睡着了，突然偏离车道，迎面撞上了他的车。雅尔受了重伤，一星期后去世。

蒂扎尔·弗莱德离开雅尔之后几个月，就又回到他身边。他去世之后，她马上就搬离了帮他建造的那座房子。他们曾一起度过了“充满爱情与幸福的十七个月，还有一个星期令人痛恨的日子”——反正她的原话就是这样。现在，按照她自己的定义，她正在经历一段“肤浅的浪漫时光”，对方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们在一次晚间歌会中相识。

雅埃夫·门德尔松和雅利夫·门德尔松两人都进入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医科，而且异常勤奋。他们经常去雅尔伯伯遗嘱里留给他们的那所房子，雅埃夫的女朋友也经常加入。现在，整个村子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他们能看到那三个人在户外一起淋浴。

宝宝最后放飞的那只鸽子再也没有离开过鸽舍。劳弗医生把她作为种鸽留在鸽舍，她死了之后，劳弗医生就把她做成标本，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动物园从特拉维夫搬到拉马特甘的野生动物园中，她就不知所终了。

劳弗医生自己于耄耋之年在德国的鲁尔地区辞世，他受邀到那里去做讲座，并担任信鸽比赛的评委。

驯鸽师米里亚姆拒绝了基布兹和帕尔马赫突击队中几个小伙子的表白，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她搬到了耶路撒冷，为犹太人事务局工作。她终生未婚，也没有孩子，但是创作了精美的童书，并负责插图，这些书只在德国出版。她一直对劳弗医生怀有激情和爱意，但是直到她去世那天，她也没有向任何人，包括劳弗医生本人吐露过心声。1999年夏天，她因肺癌去世。

宝宝的伯父和伯母尽力维护着他们基布兹中的那座帕尔马赫突击队的鸽舍，但是没有再培育和训练新的信鸽。我2002年去拜访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了一堆木板、几个食槽和一些百叶窗。一位基布兹老太太发现我在那一带转悠，而且还在做笔记，便走过来跟我聊天。她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一座帕尔马赫突击队的信鸽鸽舍，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曾在鸽舍工作，这个孩子后来在独立战争中阵亡。

“他是我们说的那种‘外来户’，”她告诉我，“他和其他孩子处得不是很好，但他很爱那些鸽子。”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

“他有几个绰号。‘男孩’，要么就是‘宝宝’。”

“是‘男孩’还是‘宝宝’？”

“这还重要吗？他已经不在了，他们把他埋在了别的什么地方。我们记得，我们记得很多东西，但是谁也不能什么都记得呀。”

然后她充满歉意地看了我一眼：“已经过去很多年啦，而且还有别的孩子也阵亡了，怎么可能记住那么多啊？连鸽子都没再来过啦。”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犹太复国组织的帕尔马赫突击队里，有一个外号叫“宝宝”的驯鸽师。在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的他，临死前于痛苦与激情中放飞了最后一只鸽子，让“她”将一件礼物送给了恋人拉娅。由此，叙述者雅尔得以诞生。

雅尔在成长中始终困惑于自己为何与家人格格不入，成人后则努力寻找着自己与父辈、与历史的隐秘关联。此外，他还在妻子里奥拉和初恋情人蒂扎尔，以及她们所代表的两种生活方式之间

游移不定、难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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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PAST BEGINS. Copyright © 2017 by Amy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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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昔之始：谭恩美自传／（美）谭恩美著；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8

书名原文：Where the Past Begins: A Writer's Memoir

ISBN 978-7-5213-2032-9

Ⅰ．①往…　Ⅱ．①谭…　②李…　③章…　Ⅲ．①谭恩美－自传　Ⅳ．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2830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黄雅思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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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时间滑流

序言　往昔之始

序言　断篦人

第一部分　想象力

第一章　滴漏的想象

第二章　音乐之神

┃奇趣┃　来自一个梦的纪念

第三章　隐藏的天赋

┃插曲┃　重新定位：阿拉斯加，荷马市

第二部分　情感中的记忆

第四章　真情实感

第五章　恍若重历的感受

┃奇趣┃　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凡人

┃奇趣┃　不过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凡人

┃奇趣┃　如何改变命运：第一步

第三部分　寻回往昔

┃插曲┃　卷叶舒展

┃插曲┃　疯女的姨妈

第六章　誓不罢休

┃奇趣┃　时间与距离：二十四岁

┃奇趣┃　时间与距离：五十岁

┃奇趣┃　时间与距离：六十岁

第四部分　结局未晓

第七章　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奇趣┃　追咬的小狗

第八章　不为我知的父亲

┃奇趣┃　可靠的见证

第五部分　阅读与写作

┃插曲┃　我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第九章　我如何学习阅读

┃奇趣┃　延展开来的诗歌：路

┃奇趣┃　幻象

第十章　致编辑的信

第十一章　英文书信

┃奇趣┃　为何写作？

第六部分　语言

第十二章　语言：爱的故事

┃奇趣┃　坚韧的肠道

第十三章　语言学准则

尾声　家中的伙伴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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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恩美（Amy Tan）：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三十三岁开始小说创作，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喜福会》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其后更被改编为电影，创下极高的票房记录。其他主要作品有《灶君娘娘》《接骨师之女》《奇幻山谷》等。

译者简介

李军，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戏剧；章力，从事金融工作，亦为自由撰稿人。两人曾合译《喜福会》。

献给丹尼尔·哈尔彭

倏忽之间，我们的书终于问世了

时间滑流[1]

［摘自日记］

2012

你以为你们远隔重洋，

其实那只不过是你碰巧或不小心坠入的一股时间滑流。

注释

1　时间滑流：原词为Slipstream，中文通常译为“滑流”或“气流”。作者在此处提及该词，应特指一种昔往今随、今昔相连的“时间滑流”。值得一提的是，Slipstream是2007年一部美国影片的名字，被译为“随心逐流”，由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自编自导自演。片中，一位电影编剧落入一种“时间滑流”，故事情节随之不断在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拟中变幻。作者可能对这部影片中“Slipstream／时间滑流”的特定语境有所暗指。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序　言

往昔之始

我的办公室里有个“时光胶囊”：七只透明的大塑料箱，守护着一些被定格的时光片段——在我出生前便已开始的往昔岁月。在本书的写作期间，我细致地探究了箱内的物件——纪念品、书信和照片之类的东西——我的发现有着能使冰川崩解的力量，重塑了我对父母的记忆。

在有关事实的证据中包括父母的美国留学签证、美国司法部关于驱逐他们出境的信函，还有他们的入籍申请。我找到了人生重要阶段的相关物品：婚礼通告、接踵而至的产子喜报、带有黑色小手印和几缕胎发的宝宝纪念册、年度日记簿、每年圣诞节抱怨和夸耀子女的书信、以鲜花为主题图案的生日与周年纪念贺卡、为父亲的葬礼敬献鲜花的二十二人名单，以及绘有十字架、橄榄树和客西马尼园[1]暮色的慰问卡。还有一份我草拟的回信，听上去成熟得令人惊讶，那是我为母亲准备的模板，以便她抄录下来，感谢致哀的人。

或许，最感人的发现莫过于母亲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给母亲的信。她保留了我写的信，我也留存着她写的，甚至是那些充满怒气的信，它们证明爱能愈合、复原。在另一只箱子里，我找到了一家人勤勉做事的相关物品：母亲在获得移民资格过程中写的ESL[2]论文和护士学校作业，父亲的论文、布道文和读电气工程研究生时的课程作业，我的小学作文和哥哥彼得的历史课作文，彼得、约翰和我从幼儿园直至高中毕业的成绩单，还有父亲的大学成绩单。在不同的文件夹里，我分别找到了父亲和母亲的死亡证明。我尚未看到彼得的死亡证明，却找到了他躺在灵柩中的照片：他六十磅[3]重的身躯裹在高中优秀运动员的荣誉衫里，因脑部手术和尸检造成的损伤却暴露在外。如今我不禁扪心自问：究竟是怎样的情感促使我保留了这张照片？

其实我向来不扔照片，除非是模糊不清的。所有的照片，甚至是可怖的，都是我存在于世的生活记录。就连箱中的尘埃微粒也是我本人的点滴组成部分——这样便有了仓鼠敛物储藏般的极端逻辑，确信宝藏就埋在残渣碎屑之下。对我而言，我并不喜欢灰尘，但在灰尘之下的确发现了许多值得珍惜之物。

事实上，我的确丢弃过自己再也不想记起的人的照片，经年累月，唉，其数目已增至十一二个人了。我活得越久，积存的模糊照片就越多，同时也有几张一看到就让我如遭冷拳的照片，里面的人我曾信任过，却为了相当于争当买冰激凌队伍第一名的小利而将我击倒。岁月赋予你这个简单的智慧：躲开传播疟疾的蚊虫，也要远离混蛋。其实，扔掉可恶者的照片并不能从意识里抹除他们。哪些时刻你能抹去，记忆并不允许你选择，还恼人地执意保留最令人痛苦的时刻。记忆极为忠实地记录了骇人的细节，日后还会借助仅与之依稀相似的时刻，唤起你对这些细节的回忆。

除了这些例外，我保存着其他所有照片。问题是，许多面孔我已辨认不出了，譬如跟我同在泳池里的女孩；换装派对上的四个女人中，有三人我都认不出；还认不出那些在我家共进晚餐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六十五年间曾遇到过许许多多的人，其中有些人或许曾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尽管我本人从未刻意选择，我的大脑已任由许多时光片段滑入深渊。在写这部回忆录时，我才意识到自认为记得的许多事都不准确，有猜测的成分，或是因事后的经历而导致偏误。倘若我过五年来写本书，对某些事件的表述大概会不同，原因可能是观点发生变化或记忆力变差——甚或是因为有了新的证据。在写此书的过程中的确发生了这种情况。有新的发现时，我不得不经常修订书稿。

我曾认为照片比单纯的记忆更为精确，因为它们捕获了那些瞬间的本来面貌，令人无可辩驳。照片如同确凿的事实；而不断老化的记忆在处理细节时仅凭印象，又带有选择性，这与小说颇为相似。而今，我浏览这些档案后却发现，照片也扭曲了它们正在捕捉的东西。为了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凌乱混杂的东西被推到一边，长满杂草的院子可被排除在镜头外。人物形象也脱离了背景环境：某些人没在照片中的原因，拍照前后发生的事情，谁喜欢或不喜欢谁，是否有什么人不乐意出现在照片中。当他们听到“喊‘茄子’”时，便齐刷刷地盯着相机的机械之眼，戴上快乐的面具，使五十年后看照片的人以为每个人都过得很愉快。我始终牢记一个告诫：所见和未见之事物，均当质疑。我利用照片让情感记忆得到补充。我用放大镜近距离观察黑白人像上的种种细节，那些照片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普遍流行的尺寸——1.5到3.5英寸[4]见方。它们记录了复活节星期日教堂礼拜之后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每年圣诞节时，大家在老旧公寓房或新开发区的房子里手忙脚乱地堆放礼物，把它们摆在枝叶稀疏的圣诞树或人造圣诞树下的情景。这些照片中有几张推翻了我过去认定的事实，例如：我记得家里没有童书，除了一本《中国神话故事》，书中人物被画得如同影片《西区故事》中的乔治·查基里斯[5]和娜塔莉·伍德[6]。我三岁时的一张照片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腿上摊开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正看得入迷。同一天拍摄的其他照片证明，还有尺寸相似的礼包等着拆封。我在写《我如何学习阅读》时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但完全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即便我的父母不送书给我，他们的朋友也会送。身为作家，我很高兴得知自己幼时脏兮兮的小爪子曾在那些书页上到处摸索。

我翻到自己一到五岁期间的许多照片，看起来都挺上镜，可以说是“搔首弄姿”：骑在树杈上的、在浅水池中仰视镜头的、双手捧着杯子的、双臂环抱自己身子的，或是在游乐场的滑梯底部咧着嘴笑的。父亲是业余摄影师，有一部获奖得的禄莱相机。他无疑在启发我如何摆姿势，表扬我能定住不动，还夸我看起来多么漂亮。我会把这些称赞视为爱的奖赏，而母亲和兄弟们是得不到的。

最老和最珍贵的照片存放在大幅面的相簿中。七十年过去了，相簿的黏合处已经开胶，生锈的铆钉帽也脱落了。用来固定照片四角的纸套都掉了，照片散落在厚厚的黑色纸页间。有些一百多年前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只有邮票大小，直到六年前，当我用放大镜细看深褐色的人像时，才意识到那是我的外婆。

一本相簿保存着父亲1945年在天津为母亲拍的照片，当时他们已成了秘密恋人。父亲将照片巧妙地拼贴起来：中间是一帧母亲的大幅照片，周围环绕着父亲稍小一些的照片，仿佛在表达她是他的宇宙中心。父亲也为头生子彼得拍了许多照片。我发现同样的照片被冲洗了很多张，表明他把照片寄给了朋友们，或是在教堂里分发给他们。弟弟约翰不太受重视，为他拍的单人照相当有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父亲不再用他的禄莱相机拍摄艺术造型类的照片。他换了一台布朗尼相机，在举办生日派对或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探望我们时用来抓拍。当兄弟们和我不再萌憨可爱、让人总想抱在怀里时，为我们拍的照片就少了；我们四肢变长，关节突出；我们脸上汗津津的，长着痘痘，被太阳晒得黝黑。在一张照片里，我戴着白色“猫眼”眼镜，发型犹如一团黑蛇乱舞（那是一个新手美容师首次尝试为人烫发的后果）。我长着圆头鼻子，脸蛋鼓得像气球，两条粗腿完全没型。当年我眼中的自己就是那副模样。我又浏览了更多人物照片，找寻家人发病的线索。在父亲生前最后几帧照片中，他在短短一年光景中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脸看起来疲惫而浮肿，眉毛掉了一半，使他看上去不再是那么生机勃勃。在他去世以后，摆拍的照片几近绝迹，甚至在卢[7]和我举办婚礼时也不例外，只有亲朋好友用一次性相机拍的十几张快照。我是多么幸运啊，父亲这个业余摄影师用他获奖得到的禄莱相机，为我留下了一部如此丰富而形象的家族史。

在另一只箱子里，我找到了自己三十三岁那年最初尝试创作的小说。我看到了过去二十七年中被废弃的一沓沓小说文稿。有一天，我打心底里意识到这些小说已死，进一步的修订或叙事上的改进也无济于事，这是最难过的一天了，自此我便再没看过这些令人痛苦的书稿。我早已不再为它们感到沮丧。如今，我舍弃文稿时心情轻松得多，这也是构思一个故事的必要环节。然而，重读这些被遗弃的书稿仍使我感到不安。在重读时，我再次发现令它们注定失败的那些缺陷。不过，我也很欣慰地想起自己久坐于书桌前，曾经一连数月或数年在想象中生活在那些虚构之地。我对那些人物及其个性依然饶有兴趣，也仍颇为中意那些故事中的许多内容。我从未失去它们。它们就在那里，但只为我而存在。

我取出一些随意聚拢的童年纪念品。触摸着这些曾有着重要意义的物品时，我心中有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情感。我意识到自己此刻的指纹与幼年时留在上面的指纹相交重叠。这些物件上仍残存着昔日的我。我就是曾私下里想成为艺术家的那个女孩。我十一岁时的画作——家中的猫咪仰躺在地上——是我一生的最佳画作。十二岁时画得最好的是这只猫咪的画像，绘于它死后不久。我保存着哥哥字迹潦草的科学项目笔记，上面记录了如何照料、饲养和繁育豚鼠，以及它们的死亡。我留着他的威利·梅斯[8]式棒球手套，尽管它已不再柔软、开合自如。我保留着两个光着身子的玩偶，它们的关节铰接相连；眼睛可以开合，但是步调不一，因此它们看上去总是一副醉眼乜斜的神情。我记得自己为何保存那张粉色的外出留言条，因为中学的校秘在上面写道：彼得在脑部手术后状态不错。那时我觉得如果把纸条扔掉，他就会死去，所以一直留着它。可他还是去世了。

去年，当我检视那些箱内的物品时——照片、信件、纪念品和玩具——我心满意足地发现我的许多童年记忆大体是正确的。许多时候，回想往事时我的理解都更加充分。然而，某些关于父母的发现令人震惊，包括他们在我六岁时撒的一个善意小谎，它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整个童年时期，甚至是成年以后的自尊心。这些发现自成板块，仿佛受到磁力吸引似的彼此关联。这些发现中有殷殷期盼与雄心壮志，缺陷与失败，灾难祸患和希望的毁灭，还有锲而不舍的努力与自然流露的温情。这是贯穿我生命的情感脉搏，把我造就成这样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作家。我不是母女关系题材的作家，亦非中国文化或移民体验题材的作家，尽管大多数人在引述时认为那些是我的写作领域。身为作家的我在潜意识中受到知晓渴望这一理念的强力推动，它与知晓需要不是一码事。后者能通过获取信息来满足，而前者则是永恒的不确定状态，是联结往昔的纽带。

本书的写作初衷与挖掘所作所为或书写历史无关。我创作《奇幻山谷》时曾连珠炮似的发给我的编辑兼出版商丹尼尔·哈尔彭数千封电邮，他建议我基于其中的一部分，在两部小说的创作间隙写一本过渡性的书。我认为这个主意很糟糕，可他后来说服了我。理由我记不清了，大概包括任何作家在一杯酒后飘飘然之际都乐于听到的说辞：“引人入胜”“富于洞见”“容易编织成一体”。我干劲十足地梳理着那些电子邮件，希望找出能派上用场的内容。最早的邮件通信是在我们初次会面以后，那次我们一边小酌，一边讨论合作下一部小说的可能性。我的邮件措辞不甚严谨，仓促落笔，率性随意，不拘形式，混杂着我脑子里突然冒出的杂乱无章的思绪、当天的逸闻趣事，以及我家狗狗们和我的完美丈夫的最新动态。相形之下，丹（丹尼尔的昵称）的邮件则经过深思熟虑，更多地关注我的顾虑；尽管偶尔也附带对摩洛哥美食的点评。有时，他以为我表达了灵魂深处严肃而纠结的问题，因此回信时对我漫不经心的某些评论过于用心。在花六个月时间费力地读完我们的邮件后，我明白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基于邮件写出书来的主意很糟。邮件无法汇集成任何与写作有关的、有洞见的著作，只能充当拖延症的颂歌。如今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写一本真正的书。

与那些邮件不同，我不能在书中信马由缰地写，还认为这样对读者来说是一种享受。我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写出一页我感觉值得留存的文稿。待到重新修订全书时，又会删掉那一页和前后几页的文稿。在精心遣词造句时，我意识到编辑期望我提交干净整洁、完美精良的底稿。［编者[9]注：本编辑可不这么想。］对此事实的认识致使我有意识地、无休无止地修改文稿，不断碾压人物角色和场景的新颖性，直到它们变得枯燥无趣、死气沉沉。完成每部小说所花费的时间都比预计时间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我在一年中尝试过一连串模棱两可的点子，最后终于想出一个计划。促使我写出那数千封电邮的是自发性，如果将它用在写书上，我就能迅速完稿。我不会过早预想到后面要写什么；无论我当天想到什么都写下来，允许自己冲动、失误或是过火，事后还可以修订和删减。为了确保书稿自然天成，我与编辑约定如下：每周我都会交出十五至二十五页不等的文稿，绝不找借口拖延。［编者注：我要补充的是，我告诉作者，超出必交十五页以外的任何书稿都不能抵减下次要交的稿件。我们还约定，在完稿前的艰难进程中不得使用某些词，包括：章节、随笔、回忆录（这成了我的秘密）、完稿、新书和最后期限。这些散篇后来成了诗章，在创作散文时没什么坏处。］既然我没时间修改，丹必须明白他收到的将会是十足的草稿，成文时完全即兴而发，因此会有糟糕文笔的特征，包含杂乱无序的思想和陈词滥调。为了将自我意识降到最低，我请丹不要提出评论意见，不论是好是坏，除非他认为我严重偏离正轨，而出版这样的书纯属发疯。［编者注：这种书我可从来没有出过。］

试问有哪个编辑不乐于强制实施这样的计划？又有哪个明智的作者事后不会发觉这样的工作计划既会把事情搞糟，又难如登天？［编者注：说老实话，我不觉得这个安排有那么繁重。］

即便如此，我还是没错过每周的交稿期限，唯有一次例外，即最后一次。［编者注：严格而论，她总以“太平洋标准时间”为由晚交一天，借此声明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10]”。］那天是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星期一，我感到迷惘，无法集中精力。我为最后那篇文章选取了与我当时心境相关的唯一主题：选举以及假使父亲在世会如何投票。写完这篇文章时，我拥有了一部书，还得了个溃疡。

我写的内容比本书的内容多。不拘形式的自发写作决定了随机的题材与风格。有的妙趣横生，比如我与野生生物的关系，尤其是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陆生害虫——新近被认定的一种水蛭，学名Chtonobdella tanae，里面带有我的姓氏（Tan）[11]。我还写了一篇关于著名短篇小说家梅维斯·加兰特[12]的文章，讲述我们十年来在巴黎共进午餐和晚餐时的谈话，最后一次是在她的公寓，在午餐享用了俄式薄煎饼和烟熏三文鱼以后，我为她一连朗诵了好几个小时。我还曾设想插入几页漫画——我在某次研讨会上感到无聊时的随手涂鸦——我称之为“关于自尊的绘本回忆录”。当全书逐渐成形时，丹和我最终商定应该保留哪些内容。我只担心一件事：保留的内容或许会使读者误以为我独自幽闭在黯淡无光的房间中，沉思之际，积下了好几桶泪水。我倒是沉思过，但房间四壁都带窗户，光线亮得刺眼，以至于我在写作时都得抹防晒霜。

由于这是一本偶然成书的回忆录，我觉得在其中收录我日记中的内容是比较合宜的。我收集了能反映自发性写作的日记条目，以及能显示我思考特征的看似随意的想法。它们在本质上也与本书中其他篇章很协调。我将日记中篇幅较长的逸闻趣事条目称为“插曲”，将篇幅较短的条目称为“奇趣”——有些是我突发奇想的产物，有些是我所见所闻的奇闻逸事，又或是梦中的古怪片段。对作家而言，奇闻逸事不啻为令人惊叹的神奇护身符，有些则新鲜怪异得足以成为故事情节。

我另外补充了两篇文章，反映出我幼年时爱读的故事所具有的童话特征。它们是从那个令人心碎的废弃小说箱中取出来的。两篇都是序言，第一篇《断篦人》成了本书的序言之一。它记录了伴随我成长的神话般的过去，我曾经摆脱了它，但成了写作者时又复归那段往昔。第二篇题名“语言：爱的故事”，它源于我大学时代对语言学的早期痴迷。直到读博士以后，我才发现做学术已经扼杀了我对语言学的满腔热情，还向我灌注了如何从其他博士生中脱颖而出的焦虑心理。这篇杂录引述的语言学原理或许已是明日黄花，内容亦不正确，但我基本保留了二十五年前草稿的原貌。那时，我对满语怀有特别的兴趣，它是一种行将绝迹的语言，具有丰富的意象语汇和拟声词。它也同样承载着神话故事的精髓，是曾经统治中国的满族人的语言。早在1911年清朝被推翻前，满语便已走向消亡。在为本回忆录修订这篇序言时，我从一个业余家谱学者那里得知，我的DNA表明，我可能有一位满族祖先。那是当然的。我书中所写的“满族”也正是我人生经历中的“满族”。单凭想象就能实现。你只需回首往事即可。这部回忆录的书名“往昔之始”脱胎于那个故事的最后一句。这是丹的建议。我甚至都不记得写过这句话。

尽管我放弃了以编辑与我的电邮作为全书内容的主意，但在写与母亲的书信有关的文章时，我意识到那些书信与本书密切相关。在私人信件中，母亲的自我表达方式与平时不同。她以写信当日的各种事件开头，之后会讲述一个具体的境况，引发她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导致她说些题外话，再后来是更多的、一连串螺旋线似的思绪，直至最后她径直奔向恼人的执念。唯有信纸的底边才能使她笔下的想法悬崖勒马，就此打住。我发现自己写电子邮件时亦如此，只不过电邮不受纸张的约束和限制。我还发现，电子邮件和纸质书信不同，因为人们更愿意在电子邮件中坦承隐私，进行哲学思考，袒露粗鄙和脆弱。它们具有私密性，因为其中的字句不会向许多人说起，只会写给信任和熟识的人。换言之，这些电邮包含了回忆录的特性。丹最初的建议［编者注：我认为她指的是强制执行］促成了本书的诞生。

一想到我写的一切真会成为公开发行的书，我不时感到惊骇。令我矛盾的是，既需要保护隐私，又需将其流露于笔端，因此我曾踌躇不决是否要收录电子邮件。但当我将本书最初的设想告诉许多作家朋友时，他们都表示希望一览此书。相信我，没人能忍受一整部书的电子邮件［编者注：我就能］。不过我选取了一些信件，足以展现我与编辑之间的关系如何发端，以及后来与我努力创作本书有关的对话。

如果你曾好奇一个作家的草稿究竟会乱到什么程度，那么你读到《致编辑的信》时将得到慰藉或鼓舞。如果你曾好奇作者和编辑如何共事，这些邮件可不会成为最佳范例。我觉得，大多数作者顺道拜访新编辑的次数并不多，他们不会像我通过电邮与丹闲聊旧事时那样喋喋不休，包括诉说自己曾因抓狂而失去写作能力。大多数编辑不会在回复杂乱无章的电邮时如此富于技巧和善意，因为显而易见，对每封邮件的答复本该是坚决要求我停止用手指敲出电子邮件，转而完成拖延日久的小说。在回信中，他似乎总是乐于更多地了解我的想法。

为了他给予我的灵感、耐心和指点，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编辑，丹尼尔·哈尔彭。

注释

1　客西马尼园：耶路撒冷的一个园子，基督教《圣经》中耶稣遭出卖的地方。

2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针对母语非英语并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开设的专业英文课程。

3　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1磅合0.4536千克。

4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合2.54厘米。

5　乔治·查基里斯（George Chakiris，1934—）：美国著名演员，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和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奖。

6　娜塔莉·伍德（Natalie Wood，1938—1981）：美国女演员，曾获金球奖最受欢迎女演员奖，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两次，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提名一次。

7　卢：谭恩美的丈夫Louis DeMattei，昵称Lou。

8　威利·梅斯（Willie Mays，1931—）：曾为美国职棒大联盟球手。

9　指丹尼尔·哈尔彭。

10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指因某种突发的威胁性或灾难性心理创伤而发的延迟的、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原文中使用了其缩写“PTSD”，与前文“太平洋标准时间”（PST）相映成趣。

11　2016年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以谭恩美的姓氏，将一种新发现的澳大利亚水蛭命名为Chtonobdella tanae，以感谢她长期以来对该馆的支持。

12　梅维斯·加兰特（Mavis Gallant，1922—2014）：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

序　言

断篦人

姨妈们曾给我讲过关于“断篦人”的故事：有一个老妇人，大家平日都躲着她，只在发生最凄惨的悲剧时例外。那时，人们会请她弄坏深爱的人生前用过的篦梳，那人可能是个小男婴，可能是忠实的丈夫，可能是身为读书人的儿子或是美丽的未婚妻。

我们认识的一户人家把她请了去，因为这家的妻子用长发上吊自尽了。她的女儿那年即将嫁入一个好人家，她发现了母亲的尸体，剪断头发将她放下。后来，当家人发现她们母女俩时，母亲已死，女儿则紧抱着母亲不放，两人都双目圆睁。姨妈们说，那位母亲下葬以后很久，那个姑娘还在家的四周游荡，舌头耷拉在外面，悲恸得说不出话来。

断篦人来了。她让那家的父亲取出亡妻的篦梳，她女儿曾每晚用它为母亲篦头发。老妇人细细打量着篦梳：由金玉制成，做工精美，齿密而尖利，手柄是双凤的造型。

“众所周知，”老妇人开口道，“当女儿为母亲篦头发时，她会从发根那里收到母亲所有的过错和悲伤。”

随后，老妇人用篦梳在姑娘的头上梳了三遍，又用一条长长的白绫将篦梳擦拭干净。她用白绫打了三个大大的结，又命伸着舌头的姑娘逐一解开。

第一个结被解开后，断篦人高喊：“我们已经松开姑娘和母亲过去的联系。”在姑娘流着泪解开第二个结后，老妇人说：“我们已解除母亲与女儿当下的联系。”在第三个结被解开后，断篦人宣布：“现在，死去的女人与这个姑娘在今生和来世都没有联系了。”姑娘开始放声痛哭，老妇人将玉篦放在展开的白绫上，举起石锤，砸碎了玉篦。

姑娘当即平复下来，她的所有悲伤都永远被砸碎了，正如那把篦梳一样。她的家人千恩万谢，送走老妇人时给了她一个金锭，外加好几吊钱，恳求她绝不再提起这个悲剧。

姨妈们就对我讲了这么多，但故事至此并未结束。我还听说了后来发生的真实故事。那个年轻姑娘拿起被砸碎的篦梳的残片，割断了自己的一头长发，头发短得像男孩一样。后来，她离家出走参军了，自此再也没有篦过头发。

第一部分　想象力

第一章　滴漏的想象

自年幼时起，我便相信自己拥有超常的想象力。这一评价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许多人都这么对我说过。人们说我具有艺术想象力，因为我画猫像猫，画马像马。他们夸奖我画的房子，说房门跟一旁的人物比例协调，还欣赏屋旁的树木，粗干细枝，纤小的绿叶茂密如盖。我在树上画了一只鸟，这在人们看来也是有创意的。人们端详着我的画作，晃着脑袋赞叹我想象力丰富。

起初，我猜不透别人为何做不到那些对我来说自然而然的事情。你只需把眼前的事物画出来就好，管它是真猫还是照片中的猫呢；你画过多次以后，就很容易凭记忆来画猫了。我是如此擅长绘画，以至于在十二岁那年，钢琴老师让我教他八岁的女儿画画，用为我上钢琴课来交换。我多半是这样指导那个女孩的：眼睛应该画在中部，鼻子在两眼之间，不能像你这样画在脑门上。它是什么样，就画成什么样。

后来，我领悟到拥有好眼力不同于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我的高中美术老师本身是位艺术家，他在我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报告单上总结如下：“具有令人赞叹的绘画能力，但缺少想象力或内在动力，而这些对于更深层次的创造而言是必备的。”当时，这条评语深深地刺伤了我：他没说我需要更多地运用想象力，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我“缺少”想象力——而且缺乏深度。

福福，绘于我十二岁时

高中最后一年之后，除了偶尔素描和涂鸦外，我在艺术爱好方面没有更多作为。但我确知的是，即使我坚持不懈，也不会在抽象艺术领域有所发展。即便时至今日，我也常困惑于抽象艺术——十英尺[1]高的画作上有些小到不能再小的色块和乱涂的线条。在博物馆里，我和先生面面相觑，戏谑地用没文化修养的人的语气说：“他们管这叫艺术！”我仍记得，有几次下午的课上，美术老师要求我们只用不同形状的色块来作画。无论我画什么，都可能使他更确信我缺少想象力或深度，至少在抽象艺术的复杂性方面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他搞的便是那种艺术。

最近在参加每月一次的“自然笔记”课程时，我又重拾绘画了。这门课对笔记与外光画法[2]素描同等重视。我从鸟开始画起，再次听到朋友与家人发出同样的赞美：眼力不错。我能画鸟像鸟。然而这一次，我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仅止于此。我可以画得像，但要创造出比长着几片叶子的树枝更加繁复的背景却不易办到。我无法增添新的背景和环境——倾覆的危楼或是消融的冰盖——或增添能使具象绘画表达某种观点的其他任何东西，比方说，通过一只渡鸦的虹膜来表现全球变暖。结果证明，班上每个人的眼力都不错，有人的技巧还特别好，并富于想象力。我们的老师——一位自然主义艺术家兼作家——告诉我们，任何人都能学绘画。自那时起，我听许多艺术家表达过这一观点。技巧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比方说，如何勾勒出绘画对象的形状，如何利用物体周围的虚空来观测它的形状，如何利用明暗法来体现鸟类、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的解剖结构。你可以巧妙地运用水彩、水粉颜料和石墨的混合效果。你可以仅凭一支铅笔和一个日记本就画得相当不赖，抑或为满足艺术需要，倾囊购买自动铅笔、调色工具、凝胶笔、一套十二支软硬程度各异的石墨铅笔、名牌水彩铅笔，甚至买下牌子更棒的水彩铅笔、压印工具、水彩笔刷、带颜料管的水彩笔刷和素描本，再买来质量更上乘的素描本、带变焦远景和微距镜头的双筒望远镜、观测镜和可用于携带全套素描工具的野外考察背包，外加便于连续数小时坐在野外的折叠坐凳。你必须坚持每天练习，让某些技能变为直觉体悟——举例来说，透视法和阴影与光的方向有关。要描绘眼睛，你需要先了解整个动物或鸟的准确外形。不过，我会不由自主地先画眼睛，之后再作修正。在画鸟的过程中，我喜欢它用几分存疑的目光注视我。

由于每天都坚持作画，我逐渐明白自己注定成不了艺术家的更主要的原因：这与我作画时未发生的事情有关。突如其来、让人脊背发颤，犹如醍醐灌顶般让我感到画作就是对我自身的记录——这种启示，我从未体验过。当我混合水彩颜料时，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信念、困惑与恐惧怎样以不断变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当我用明暗法作画时，不会去思考死亡，亦不去想随着可预见的余生时日渐少而日益笼罩的死亡阴影。当我从别的角度而不是从侧面观察鸟儿时，我不会意识到自己选取了错误的视角。通过练习，鸟的眼睛或脚趾我会勾画得更好，但练习无法使我获得意想不到的灵魂意识。我前面提及的那些在我作画时未发生的事情，在我写作时倒的的确确发生了。它们肇始于我三十三岁时最初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都对我有所启迪——痛苦的、振奋的，以及对我身心有转变作用的，其效果经久不衰。在写作时，我认识了自己。

绘画将作为一种令人愉悦的活动继续发展下去。我享受作画以及它所需的耐性。我喜欢石墨轻轻滑过纸面的那种快感。两天前，我因发现水彩画法并不仅仅是颜料的平面涂抹而激动不已；它们创造出斑驳的杂色、明暗的变化和其他有趣的效果，表现出物体的材质与纵深。最终的作品让我欣喜。这幅画画得是不是很像？它能展现生命的迹象吗？有人在“脸书”上评论我描绘白冠鸡（长着白喙的、黑身的禽类）的第一幅水彩画，评语写道：“你画得真棒，抓住了它的精髓。”她认出那是白冠鸡，我为此让自己享受了孩童般的骄傲。

我也发现自然笔记在诸多方面与小说创作颇为相似。它要求我具备好奇心，善于观察，爱好钻研。我必须持续不断地思索自己所见的事物，摒弃惯常的臆断。甚至早在我明白自己会成为作家以前，好奇心便一直是我的习惯，至今依然如此。举个例子，在南非的罗本岛，我留意到海岸上有四只橙色眼睛的蛎鹬，它们齐齐整整，间隔均匀，一字排开。它们不约而同地将喙伸到沙地里，瞧瞧我们，之后又把嘴伸进沙子里——所有动作都相当精准，犹如无线电城火箭女郎舞蹈团[3]的禽类小队。它们这是怎么了？我思忖着种种可能性，有些甚至太过不着边际——这就近似于“物以类聚”的本能吧，它们行动起来堪比军团，动作整齐划一，这样便能留意周遭环境中突显的不协调，比如鱼鹰，或是揿得相机喀嚓作响的一群呆头游客。又或许是有一种能引发某种僵尸鸟综合征的寄生虫或病毒，类似于我在巴布亚见到的僵尸蚁，它们的头部寄生着泡沫状的真菌，这驱使蚂蚁附着在位置理想的林间落叶上，直到它们的头部迸出能创造新一代僵尸蚁统帅的孢子。待到下次又看见这种步调一致的行动时，我会再度好奇，产生更多的揣测。在进行自然素描时，我试图描绘出我所看到的东西，真实呈现某一特定种类的鸟以及它们的行为。我的观察和质疑与现实中或许真实的东西有关，对此我唯有咨询鸟类学家才能证实。但在创作小说时，我所寻觅的并非事实性或科学性的真实。它关乎人性，而人性本身也与我的天性息息相关。写作中关注的是表面看来并不显著的那些事。在着手创作故事时，我会通过一个问题——通常是道德问题——来摸索方向，试图找到某种方法来捕获它的方方面面与种种难点。我不期望得到一个绝对的答案。在创作小说时，我试着记下给人真实感的东西。尽管故事表面上可能不属于我，但它包含了基于我个人经历的理解和认识。正是我的经历为故事汇入了某种特别的情境，兼具可悲的反讽或可怖的透彻。我希望表达出我未见的、根本不存在的，或是尽管存在但几乎不可察的东西，因为构成整体的百万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从过去一直延伸至今。在写作时，我让头脑在所有的可能性间环游，不会囿于某一结论。没有什么真理是恒久不变的。奇异可笑的情景也并非不可操纵的事实。想象力流动易变，能汇入任何沟渠，其中淤积着情感、个人特质或是洪水退去后显出的记忆。

倘若说我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我无奈地充当母亲和她的“奇思臆测学校”学徒的经历更是大大强化了我的好奇心。她质疑一切，从可疑的气味到可疑的解释说辞，因为两者都表明人品有缺陷。她于机缘巧合中发现重大意义，又几乎将任何碰巧并发的事件视为机缘巧合。在某个场合，我说了一个词儿——一个寻常到我都记不起是什么的词——与此同时，插在花瓶里的玫瑰花恰好从花茎上落下。母亲会盯着我问：“你是我妈妈吗？”我的外婆于1925年自杀身亡，母亲把我看作轮回转世的外婆的想法把我弄得紧张兮兮。我坚称我不是她母亲，可同时也怀疑自己或许就是。一个人如何能知晓自己前世是谁呢？你可不会带着行李牌从今生旅行到来世。“你不必遮遮掩掩的。”母亲说。那一整天，她始终用古怪的眼神看我。“你为什么说自己无聊？”有一次她说，“我妈妈也这么说过。”她高声说出自己的猜测，怀疑我便是她对她的母亲不够关心的恶报。母亲独有的奇思臆测集好奇、爱管闲事、猜测假想、站不住脚的观点和疑虑于一炉，她以为看到了她所相信的事情，她寻觅她希望发生的事情——包括奇迹，还有她母亲转世投胎到她讨厌的美国女儿身上。

我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机缘巧合。就在一小时前，当我正撰写上段文字时，句子敲到一半，我的键盘就转换到只能录入汉字的模式了。汉字我不会认也不会写。我的第一反应是“黑客入侵”，而不是“因果报应”。我检查了是否有非法登录电脑的迹象，修改了密码，重新进行设置，将正在编辑的草稿打印出来，然后重启电脑。经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四十五分钟，我的电脑又恢复到只说英文的状态。我仍不明白那意外的语言转换为何会出现。可我接受一种可能性，那或许是母亲跟我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吧。我倒是更倾向于不太刺激的东西，比如断头的玫瑰。

自然素描将始终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单单是因为它所激发的好奇心理。它允许我将缺憾当作寻常事，而小说创作却从不允许我满足于自己已经写下的东西。如果我认为我写的任何草稿“还不错”，更不消说“真棒”，那将是一种神经紊乱的征兆（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征兆之一便是她不太关注自己汽车上逐渐增多的划痕与凹坑）。然而在作画时，我放任自己，多马虎都行。如果我画的鸟太大太笨，画纸已容不下的话，我会去买更大的画板。如果下一幅画比新画板还大，我就会“切断”鸟冠、尾巴或翅膀，这么做也不必采取艺术的手法。有一次，我把杓鹬的长喙画得过分弯曲，这样纸上就画得下了，结果鸟喙看起来像卡在电源插座里。我笔下的羽毛也有许多不拘形态的，长着这些羽毛的鸟倘若没有氦气助推的话，绝对飞不起来。我曾于无意间画出视觉错觉效果：树枝出现在鸟的身前，又从身后穿出。我发现了上述缺陷，不禁捧腹大笑。它们可真滑稽。我把自己的画发布在自然笔记的脸书页面上。我把它们拿给我的先生和朋友们看。我把画强塞给陌生人时的那股子热情劲儿，仿若一个妇人在展示她那些愁眉苦脸的孙子的照片。我又回到了幼儿园时代，那时的我对父母说：“看看我画的。”

我甚至会向从前的美术老师展示我的画。每年圣诞节他和我都通信联系，互相报告最近的健康状况、读过的书和参观过的博物馆。我会发给他一两幅画作，提醒他在我十七岁时给我的评语。我会告诉他，我很高兴自己没能成为艺术家。

在我八岁时，我得知自己有写作本领，这一技巧还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我写过一篇命题作文《图书馆对我的意义与影响》，在小学组得了优胜奖。奖品是一台象牙色和金色相间的晶体管收音机。我胜出是有原因的。我写了我认为图书管理员和新图书馆的支持者想听的话：“我是个爱读书的小孩；我非常喜爱图书馆，所以我为新建图书馆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十八美分）。”我心里清楚，有必要在文中提及自己的年龄和我“家当”的数额。我凭敏锐的直觉知晓什么能取悦于人，也就是说，我懂得如何运用心计。

弗雷斯诺，1952年：清贫的牧师、节俭的妻子，逐渐添丁进口的家庭

不过，我事后发现，在那篇关于图书馆的作文中，有些内容是我的想象力和作家气质在早年的灵光闪现。这种灵光体现在文章中间段落的句子里：“这些书籍仿佛打开了我小屋的许多扇窗户，让我发现了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这是一种象征：屋子和窗户是自由与想象的隐喻，二者互为条件。而且，我的确喜欢独自待在自己的小屋里。整个童年时代，我的小屋——更确切地说，是从我出生到十七岁期间前前后后住过的许多房子中的不同小屋——为我逃避父母的责备提供了避难所，在那里我不会受到他们的盘查。我仿佛身在一个被故事的力量驱动的时光机里，可以一连几小时大胆尝试新近想到的写作技巧——与女神一同在水下呼吸，回答伪装成大胡子乞丐的圣贤提出的谜题，骑着光背的马驹跨过平原，或是在孤儿院里忍饥受冻，连稀粥也是香甜的，就像中国的大米粥。我在《简·爱》中找到了友谊，简·爱是个思想独立的女孩，敢于向虚伪的舅母指出她不仁慈、不善良，死后会下地狱。《简·爱》让我明白，孤独更多是源于被人误解，而非形单影只。

在学生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顺从别人对我的期望，表面上也显得自己是依照这些期望行事。我是个乖巧的写作者，恭顺本分地写出我认为老师和教授们想读的内容。在小学里，好作文要符合标点、拼写、语法和字迹方面的要求。有错误的词句都被红笔圈出来。我经常马虎，容易犯母亲讲话时犯的那些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错误——“I love to go school（我爱上学）”[4]。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作文得到的评语不是“注意你的拼写！”。当我翻出七年级的成绩报告单时觉得很好笑，上面显示我分数最差的科目是英语，其次是西班牙语（我很高兴地报告诸位，这些成绩并未劝阻本人取得英语学士学位和语言学硕士学位）。上大学时，我的文章只写我认为教授们想读的内容：以社会阶层和理想文化形态为主题，或是研究士兵在战斗中无法避免的道德纠葛。有一次，我为了写一篇关于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的论文背离了惯例。我并不喜欢那本书，理由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忆犹新的是，教授坐在讲台边上，在课堂上当众宣读了我的论文，却没点出我就是作者。他用嘲讽的语调念每一句话，每段末尾都停顿一下，驳斥我写的内容。他气愤地总结道：“这个学生对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无所知，也无权批判我们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自此以后，我的文章里再也不提我对任何著作的真实想法了。我的文笔变得随和而驯服。基于这个标准，我写得还不错。

我放弃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以后，就很少写文章了，除了那些评估小孩表达和语言能力发育迟缓问题的报告。有时，我会将阴暗悲观的思绪诉诸笔端，有时在活页本上写一两页，有时写在日记本里。几年前，我找到了那些直抒胸臆的文字的一部分。它们也具有我在那篇关于图书馆的作文中发现的那种闪现的光彩——隐喻。它们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些甚至过于雕琢或失之牵强。但我不无激动地发现，它们包含两种共性特征：情绪阴郁、涉及近来的经历。我在二十五岁时便使用过这些隐喻，当时感觉自己虽然年轻，却已然厌倦世事。我急不可耐地想终结各种错误和对美好前程的憧憬。我希望多长出些皱纹，以表明自己不是天真的孩子。我的忧虑多到双手扳着指头都数不过来——担心选择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满脑子想着最近被谋杀的一个朋友，还有对婚姻的期望，母亲接连不断的危机，财务上的拮据……雪上加霜的是，我缺乏准确表达情感诉求的能力。当我试着去表达时，却总是夸大其词。去海滩旅行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就像一只海葵，被人一戳就缩了回去，分不清哪些是善意的，哪些是企图伤害我的。在朋友遇害的周年追思会上，我拍了一些照片，由此想到自己如同照片一样平板似的存在，没有更美或更有意义的东西凸显出来。因此，我越发垂头丧气。我这样写道：“我的人生如同一系列拍立得快照，那些时间被定格的、单薄的形象经过化学反应，在相纸上成像，它们就像悲剧性的琐碎时刻的替身。”我后来还写道，我漫无目的地将光阴虚掷在一些事情上，毫无意义，就像将银色小球射进弹球盘游戏机[5]，赢得更多银色小球，在一种成功的假象中没完没了地玩。然后，我又自怨自艾，认为使用隐喻是恶习，是在逃避问题。我为何不能说出自己的需要，而要成为曲意迎合的牺牲者呢？

如今，我的情绪不再像二十五岁时那般阴郁，但与那时相似，我使用的隐喻仍由情绪和新近体验混合而成。它们不符合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对隐喻的定义——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具有相似的特征，比如大小或行动方式。它们不像那些一套一套的说教，例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恰恰相反，它们常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某些自传式隐喻只有我才明白。它们油然而生，包含着弧线般的经历。实际上，它们总与发生在不同时刻之间的变化有关，而不单指某一时刻。它们常与不断变化的状态有关，这使我从情感上领悟过去经历的某些事。与个人经历明显紧密相关的那些隐喻，姑且可称为自传式隐喻。下面一例摘自我的日记，里面尚未用到隐喻意象，不过内涵的确丰富，足以营造一种隐喻氛围：

我在开阔的水面上游弋，与右侧的一头二十五英尺长的鲸鲨恰好四目相对，近到触手可及，近得都能看到它灰褐色身体上的白色斑点如天鹅绒般的细微之处。当我向后漂去，想要观赏那种图案时，忽然感到后背被轻拍了一下。我本以为可能撞到了邓肯或是卢，结果却看见左侧赫然耸现出一面“斑点墙”。我旋即发现，两个庞然大物如天鹅绒般柔软光滑的躯体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楔形空间，将我兜在里面。我们三者创造出来的壮丽景象——一个原始的子宫，一处隐秘之所——使我兴奋不已，竟然从没思虑过它们或许会瞬间将我挤扁，直至一群鲨鱼从我身旁徐徐游过，消失在广阔湛蓝、深不可测的海水中，此时的我孑然一身，全无庇护。

重温这段趣事，我意识到自己在其中寄托的情感正如青年时期的热恋感受。我记得我与爱人在每个琐细之处都保持协调一致，感受着“我们是那么特别”的欣喜，毫无危机意识，直到我因为不能肯定内心是否安然稳固而焦虑难安。当然，这两次经历——热恋和鲸鲨——在实际的危险程度上迥然有异。你因热恋而受伤的可能性极高，反倒不大可能被鲨鱼所伤，这是我在与它们同游了五天以后发现的。它们始终对我们很好奇，又极其温和。每当我累得跟不上时，有一条鲨鱼总会细心周到地等候我。

最佳的隐喻借助直觉和我对微妙情感的心醉神迷骤然出现，完全令人始料未及。

在创作第一部短篇小说时，我运用了栀子花的意象。故事讲述了一个女子竭力想弄明白她的丈夫缘何骤然离世。哥哥彼得和父亲相继过世带给我的情感体验，深深地影响了我写的这个故事。哥哥去世后，许多鲜花被送到我们家里，康乃馨、菊花、玫瑰、紫菀、百合与栀子花表达了人们的哀悼和慰问。唯有奇迹能救哥哥，父亲生前曾是多个教堂的特邀牧师，这些教堂的牧师和教友都曾祈祷能够发生奇迹。倾注着同情的鲜花沿我家的厨房料理台和餐厅的餐桌摆放。有些花被放在客厅的咖啡桌上。六个月后父亲去世时，类似品种的鲜花又到了我家。我记得那些多彩的花与混杂的气味。我记得我盘算着那些鲜花的费用。父母很少买花，它们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吊唁之花不出一周便凋谢了，但我们仍留着，直到花瓣纷纷掉落，花茎逐渐腐烂，闻着就像死尸。生命转瞬即逝，你无法紧抓住它不放。这就是那些花的意义。

我曾经认为栀子花是最美的花。它们芬芳馥郁，长着奶白色的花瓣和光滑的厚叶片。在高中舞会上，女生都想得到栀子花手环。但在哥哥的葬礼之后，我再也不喜欢栀子花了。它们的美丽和香气违背了它们传递悲戚情绪的用途。当栀子花在父亲去世后被送到我家时，那种气味简直令人作呕。

在一篇名为《栀子花》的故事里，我运用的意象是，一间屋子里弥漫着栀子花香，使人窒息。暗绿色的叶子僵硬而锋利，看似足以刺破柔嫩的皮肤。它们凋敝时，花朵耷拉下来，奶白色的花瓣边缘都变为棕褐色，如死人的手指般卷曲着。它们在我心目中的意象便是如此，因此其气息也变得令人厌恶。那种气味无异于腐烂的花茎和死尸的恶臭，那些花朵也成了悲戚的象征。当时才十几岁的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内心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最终，我的隐喻在太多含义的重压下垮塌了，我不得不放弃那个故事。但它的内核——悲伤的本质——仍属于我。

今天，我读到一篇关于视觉意象研究成果的文章，这篇文章使我明白了自己为何既喜欢绘画，又热爱写作。当二十一名艺术类学生和二十四名非艺术类学生为他们面前的物品画像时，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磁共振成像。研究结果表明，艺术类学生的大脑明显不同。最有趣的现象是，位于他们大脑顶叶的楔前叶中的灰质密度较大，而那里正是加工视觉心理意象的部位。研究者声称，目前还无法判断这部分格外致密的灰质组织是否是与生俱来的。不过，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就表明艺术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科学家们证实，浸淫于艺术活动确实有作用，就像“环境”的作用一样——比方说，你有一位美术老师，他称赞你想象力丰富。于是，我现在揣测：我童年时的绘画癖好增强了我在视觉与情感意象方面的才能，而我后来又将其运用于写作？如果我每天都画一只鸟，我楔前叶中的灰质能否增多，进而充实和丰富我用于创造隐喻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常大脑损失细胞的速度会加快，人会随之遗忘一些日常的小玩意儿叫什么，忘记下次去药房打算买什么东西，忘记从家去某地做某事不会迟到的最佳线路。我希望能再多储存一些灰质，以备不时之需。

这项研究使我了解到我写作方法中的某些方面。当我在头脑中将一个视觉图像视为情景时，我想要用文字来捕捉它。这一过程与画鸟有某种相似性。我看着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将它写进故事中；当我试图更清晰地抓住它时，我会不断修订文字。我看到的意象仿佛是透过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6]看到的，我可以置身其中旋转360度，以便全面感知周围的视觉意象。最初，意象也许并不完整。草坪已经植上，但繁花尚未盛开。要有蚊虫出现，我方才感到草坪是真实的。我将自身投入意象里，穿过房间，坐在花园中，再沿街漫步。我查看想象中各个房间的每一处细节。倘使某个细节不在那里，我也会设想它在。我住在屋子里，体会着各种噪音、气味和私生活的琐碎细节。我想方设法去获得所有体验的细微之处中貌似真实的情感——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即使现实中从未发生此事也无所谓。使我能画猫像猫的那种“好眼力”，也正是使我能基于头脑中的意象来描写某种情景的“心灵视野”。我意识到好眼力和心灵视野是相互关联的。我不必等到科学研究来向我证明这一点是否正确。

交嘴雀吃细沙的画作，受到友人——鸟类学家布鲁斯·比尔勒——拍摄的照片的启发

我的一次TED[7]演讲的主题是：创造力藏于何处？我没理解这个问题及其意图，所以我似乎将评述聚焦于自己的写作，可以说，这是我的专长。我回溯了自己因某些神秘力量的聚合而成为作家，包括尚未被察觉的天赋能力，还有早年间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创伤，它们决定了我命中注定会写出何种故事。我的演讲还算顺利，但我并不满意。其实，我讨厌这次演讲。我从未阐释过心目中的创造力是什么，因为我无法专注思考这个概念，它就像一个硕大的坑，里面有如沼泽。这就仿佛被人提问那些无法解释的玄学难题，比如：“什么是思考？”在回答的过程中，你就在思考自己是如何思考的。你究竟要怎样着手分析“创造力”这个宏大的概念，同时将与写作相关的要素和方法分离出来呢？我始终将创造力视为一种过于复杂的、神经学方面的新发明：一个词语引发一个想法，继而产生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三个猜想和一些“假如……怎么办……”式的设想，之后便将你扑通一声摔进一系列涉及方方面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之中。

后来有一天，我颇为偶然地发现了一些有关我思想方法的东西，而它们最终使我弄清了我写作方式上的其他方面。有一次，我参加一场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云集的社交聚会。一位大学研究人员简短地介绍了一种有可能治愈艾滋病的疗法。他的团队从某人身上提取出一份脱氧核糖核酸（DNA），此人的基因发生了罕见的突变，因而对艾滋病病毒具有免疫力。该科研团队设计出一种被称为“锌指”[8]的分子结构，能存储带有上述突变的蛋白质。“锌指”被移植到一位濒死的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中。那位患者身上的病毒不但消失了，还从此拥有了免疫力。在休息期间，我与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他是“锌指”研究的先驱人物——闲聊。我向他请教被移植的DNA蛋白质如何能实现这一结果。DNA蛋白质改变或杀死了病毒？又或是改变了免疫系统细胞中的某些物质，使艾滋病病毒无法附着？他回答说，情况更接近于后者。当我试图领会自己无法理解的科学概念时，通常借助于比喻。我问：“所以说，这有点儿像是把机油倒在船上，让索马里海盗没法登船喽。”我的话让他很吃惊。“说得对，”他答道，“可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比方？”

至于我呢，我也对他的问题感到惊讶，随即意识到我举的例子的确蛮古怪的。我只好回答说，我在找寻通过比喻来理解事物的方法。“但为什么说成是机油和海盗呢？”他问。我回应道：“那为什么是‘锌指’呢？这你又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回答符合逻辑：它的结构就像五根手指，而且与锌离子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事后，我深入地思考我们之间的谈话。究竟为何是油乎乎的海盗从浩如烟海的所有可能的比喻中浮出呢？比方说，我为什么没使用“县集市上的牧人想要抓获油光滑亮的肥猪”呢？这个意象的某些方面让我觉得熟悉，但要对其追根溯源简直如同在支离破碎的梦境中开展侦查工作。突然间，因果联系喀嚓一下拼上了。

几个月前，我去过一个朋友在佩特卢马的农场。那时正值炎炎夏日，我们五六个人坐在安乐椅上，旁边有个形状不规则的小池塘。或许是因为身临水畔吧，我们想起了一位女士，她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讲述了她只身游历半个世界的经历。自然而然地，话题推进到最近爆发的一连串海盗劫持船只事件。接着，有人想起一个可怕的故事：索马里海盗登上游艇，杀死了全部四名乘客。这使我们陷入沉思默想：倘若海盗要爬上我们的船，我们该怎样阻止？用枪吗？有人打趣道：我们是马林县的人。我们不会有枪。我们又提出了更多假想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这些办法与船上装载的能扔出去的东西有关——用厨房里的刀、沸水和钓具。当时，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几桶机油倾倒在甲板上，这样能让匪徒们滑倒，掉进水里。我清晰地描述着这个场景——滑溜溜、黑黢黢的一层油，还有一堆已倒空的油桶冲海盗滚过去，给他们以令人捧腹的“致命一击”，犹如卡通人物摆脱坏蛋时的情景。在我想出“抗击海盗方案”几个月以后，它又突然出现，这次我用它猜想：大量DNA蛋白质如何阻止艾滋病病毒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尽管一桶油与离子和蛋白质构成的结构在表面上毫不相像，但患者与乘客却存在某些共性：他们惊恐无助，死亡迫在眉睫，因此急切希望有人能想到一条出路，不管是某人的DNA突变还是油腻的船身。

我对自身的许多理解都源于隐喻意象。某物与另一物相似，指的不是物理层面的相像，而是在某种情境下的情感内核相近，对事态的感受相似。如果你绘制一张隐喻意象与当前处境的维恩图[9]，那么重叠处就是情感记忆，它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与我的过往存在潜意识的关联。我知道它是潜意识的，因为我根本没去想它，它就兀自出现了。它的启示往往使我感到震惊，仿若见到母亲的幽灵拿来一件她在我五岁时为我织的毛衣。“看看我做的活。”她说。我认出了那种感觉，也懂得它的意义。这便是写作令我深感心满意足的原因。即使我写下的篇章最终用不到小说里——常常如此——我仍然获得了运用回忆与直觉来创作故事的体验。我发现我的生活中有更多不同的点交织在一起。它们创造了一幅意义的地图，带我追本溯源，复又折返。我能看出早年间的期望与诺言的模式，发现死亡如何搅乱模式和宗教信念；以及别人宣称我缺乏想象力时，我如何既相信这种说法，同时又置它于不顾。通过写作，我一头扎进奇异之境，脑海中涌现出尸体、鲸鲨、海盗和那朵玫瑰的断头。

尽管我心中浮现的意象有如行云流水般顺畅，但实际创作故事的过程却是一段辛劳费力，又令人惊惶困惑的经历，相当于指挥幽灵演奏一场交响乐，又好比在小偷和酒鬼充斥的婚宴上担任服务人员。叙事的步伐踌躇不定，每小时都在朝着新的方向蹒跚前行，或是渐渐飘移而去。第一章反反复复写了十遍，最终还是被完全丢弃。故事被犹疑不决和零碎的修订捆缚了手脚，在很长的时期里，我总担心故事太过脆弱，终将土崩瓦解。我的小屋是纪念品储藏室：一箱箱旧时的日记、我自己的以及父亲的签证、伪造的证明、一封封请求信、成绩单、“有事外出”的留言条、数千张家庭旧照和陌生人的照片、中文的航空信、地址簿、生日贺卡、产子喜报、婚礼请柬、慰问卡、推荐信、我的作业、哥哥的作业、父亲的作业、母亲的作业、泄愤信、录取通知书，还有对我已失去的东西的回忆，以及童年时代的纪念品（我确信自己都留着呢，可就是找不到）——堪称我生活的大杂烩。在极力想表达自己的意思时，我所熟稔的恰当词语就在嘴边却说不出口，合适的观点亦如此。可当我刚记起那个词语、短语或观点时，另一组难以捉摸的同类内容便会取而代之。我必须这样重复多次，才能找到足够多的东西填满一部小说。创作的过程就是失而复得的痛苦经历。

故事中的人物带着僵硬呆板或矫揉造作的性格登场。在我能真正感受到他们以前，他们只是漫画式的人物。在创作过程中的某些时刻，我发觉自己开启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写不过一百页，总是不到一百页，而且它们全都很差劲。存在层面上的那种恐惧攫住了我，我担心自己永远也写不完这本书。一小时前的我已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不是作者的思维阻塞，而是毫无出路的混乱局面。隐喻的关联已被切断，奇迹也已消失。最糟的情况业已出现。我不再是作家。又自我鞭挞了五分钟后，我再次动笔。

在第一次参加写作班时，我听到有人谈论起绵延不绝的梦境，其内核如下：一旦你开始建构自己的故事，你就必须走进故事当中，创作时仿佛身临其境地生活在那个虚构的梦里。最终成形的故事会使读者感到，他们也同样身处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中，一场梦中。我认为，进入连绵不断的梦境是大多数作家的常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这种情况在我身上时有发生，不过是瞬间迸发的，也没有我期待的那么频繁。我在小说创作上是个新手，不过我相信，终有一天我那接连不断的梦会变得愈加绵长。我想将临近的大楼的建筑噪音降到最低，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听音乐能使我更持久地沉浸在某个场景的情绪里，但我还得为小说创造出场景、人物和根基。音乐不能修正缺陷，亦无法成功阻止外部纷扰来打搅我——电话、传真以及作品出版后可能发生的干扰我私生活的事。我还很幼稚——没察觉到大量的自我意识正要觉醒。在处女作出版后，我发现自己笔下现成的套路比以前少多了。从那以后，每本书都比前一本难写。我越了解创作，就越难下笔。我过于频繁地陷入一种刻意而为的状态，它将直觉性的潜意识状态拒之门外。我不得不停止反复重读我写下的每一句话，之后才能继续写下一句。创作小说时可不能每次只写一句话呀。

分心的事与完稿意识相互抗争，交稿的事一直因为我的懈怠而停滞不前。我已学会谢绝参加社交活动和聚会，接待从外地来拜访的朋友，或为即将出版的著作写评论。然而，每当家中突发紧急情况，或是友人被医生诊断为情况不妙时，我都无法守住自己设定的时间期限。几日前的某个晚上，当我听到自家小狗发出惨兮兮的尖叫声时，所有规定顿时失效。我冲出创作的连绵梦境，奔向小狗。原来，小狗在与它的泰迪熊玩具亲昵了一番以后，没法将生殖器缩进包皮里去。眼前的问题对于这么一丁点儿大的小狗而言，严重程度可远甚于我的想象（假如我真去想的话）。想象一下这只四磅重的约克夏犬是一匹微型种马！作为它的非犬类妈妈，我被这场景吓坏了。我迅速在互联网上搜寻信息，找到预判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如不立即处理——切切实实地妥善处理——我的小狗可能会受感染，甚至需要接受切除手术。我取出橄榄油，戴上检查用的手套。一小时后，它没事了，我不行了。这正是我所谓的我必须即刻处理的那种分心事儿，无论我的创作状态是好是坏。

为了躲避纷扰，我曾试着住在一个艺术家聚居区。尽管我在飞机上能工作得十分顺利，但在这个专为勤勉艺术家提供的避风港里，我却无法开始工作。那里的房间格局很怪异：两张单人床和三张金属书桌靠墙而立，这种布局让我觉得不舒服。这样风水不好，如果我不改变这种布局，内心就无法平静。床上铺着橙色床单，这也让我心绪不宁。在这里的第一天，我整夜都在挪动家具。翌日早上，我买了新床单。后来，我发现朝阳直对着我的房间，在电脑屏幕上投下一片耀眼的反光。房间里溽热难耐，我不得不紧挨一台大大的电风扇坐着，再压住稿纸，以防它们被吹走。即便这样，我还是无法工作，因为隔壁的空房变成了婚外情的幽会之所。在此幽会的一帮发狠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根本闲不下来，床架砰砰猛撞我们之间的那堵公共墙，他们毫不害臊，也无视隔壁的我的心灵平静。我买来质量更好的耳机，听更响亮的音乐。我离开艺术家聚居区时只带走了二十页文稿。其实，我没法创作与那个房间并无关系。房间很漂亮，橙色床单也不是我写作的障碍。我自己才是。我曾设想自己本该在那个房间里写出伟大的作品，尤多拉·韦尔蒂[10]和卡森·麦卡勒斯[11]也在那儿住过。脑子里尽装着她们的佳作，我发现自己难以下笔。我太在意我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以至于干脆不写了。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创造力与大脑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使我明白了自己在写作时遇到的困难。研究人员在爵士乐钢琴家即兴演奏时对其脑部进行了磁共振成像。即兴演奏的本质是在匆忙间作曲，是一种高水准、全然自发的创造力。结果表明，当爵士乐钢琴家即兴作曲时，其大脑的参与程度并不比平时更多，反倒更少，尤其是额叶的部位。用非科学术语来说，额叶控制着你，使你看起来是个有理性、懂社交的人，还防止你骂老板是笨蛋，让你不会在公共场合只因为天热就脱衣服。每次遇到那种意识不到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有多么蠢笨的人时，我就怀疑他们的额叶已经朽烂掉了。我猜想额叶是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的中心，而爵士乐钢琴家却能以某种方式暂停那种自我控制状态。有个爵士乐钢琴家将即兴创作形容为“彻底的自由”。

在创作时，我确信自己的额叶正处于非常活跃的模式，自我审查器也正忙碌着。疑惑与忧虑的源泉奔流横溢。完美的标准不断被打磨润色，陈列展示。我想象编辑在读我的底稿时，脸上挂着深切忧虑的神情。我觉得我的脑部有疾病。我怀疑我楔前叶中的灰质变得有些单薄。避免自鸣得意的心理需求困住了我，对我的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是时候轰走假想中的批评家了，某人曾说：“缺少想象力或内在动力，而这些对于更深层次的创造而言是必备的。”

正如那些爵士乐钢琴家，我也曾有过文思泉涌、充满想象力的即兴创作。我很清楚地体验过这种感受。在创作每部小说时，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这种感受至少都出现过一次。这种感受来临时仿佛为我打开了意料之外的大门，使我能步入自己正在描述的场景。我完完全全地身临其境，是旁观者，是叙事者，是其他人物，也是读者。我显然正在创作，但不确知故事将如何发展。我并没在策划下一步。我下笔时毫不犹豫，感觉像是在变魔术，而非运用逻辑。但逻辑事后告诉我，我的创作是自由不羁的，因为我已设定了条件，准许额叶赋闲，不加干涉。大部分时间、地点和叙事结构都已确立；没有多少待定的，因为亦无多少内容可以略去。我余下的工作就是讲述将要发生的事，让各种情感与张力成为驱动故事情节前进的动力。假使能排除各种制约，我便会获得直觉，我毕生积蓄的自传式隐喻就会如期而至。意象的到来并未经过我有意识的筛选。叙事的路径凭借直觉就明白该伸向何处。

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这种情况的发生机制，剖析这种发生机制相当于解析思想或情感洪流的到来及其内容。但我确实发现，思维中存在一种类似算法的东西，功能是发现可能构成自传式隐喻的视觉意象、语言和情感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它们的组合并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符合某些模式和参数。这或许与化学相似。毕竟，大脑就像忙碌的蜂巢，氧、金属元素、荷尔蒙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在这里发生各种化学反应。每个意象或许都有一个化合价，即与直觉和情感结合以产生隐喻复合物的潜能。故事的张力也许就像充电的状态，吸引着词汇搭配向思想靠拢，吸引着词汇流向情感和意义的分子靠拢。

我清楚地知道，在故事中感受到的张力越多，我就越会被牵引着向前——曾经在十二小时内完成近五十页连续的文稿即为例证。那次畅快的写作发生在我创作第三部小说时，那也正是我在身居艺术家聚居区的前一年想写的书。那时，我已发现叙事者正处于何种紧要关头——有个女人失踪了，她是抑或不是叙事者的姐姐。我一想到刚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即将逝去，便产生了同样的急迫和紧张感。一个月后，当我的编辑费思·赛尔被诊断患有四期癌症时，我体验的休戚相关的感觉更是倍增。她与我情同姐妹。我没有借口推迟交付书稿，我不能让她看不到这本书。我在纽约市里租了一间公寓，就在费思的住处附近。这间公寓跟艺术家聚居区的房间差不多，阳光太过充足，书桌也没有根据房间的格局合理摆放。我将一套塑料桌椅放在不透光的餐具食品储藏间里。下午六点，我开始动笔，只觉得思路清晰，毫不踌躇，在情节设计上也全无困惑。我沉浸在这种创作的欢欣状态之中，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书稿完成后，我推开房门，惊讶地发现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十二小时过去了。那一天，我将完成的底稿交给费思。我在那一夜写下的文字，正是后来出版的内容。

回想起来，那五十页文稿在我看来就像是奇迹。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专注的强度来看，我自此再也没有体验过类似的神游状态。如今，当我写下这段经历时，我体会到什么东西能把人从自我意识中解放出来，正是不确定性和紧迫感。在我写第三部小说时，紧迫感是恐惧和爱交织而成的。不确定性和紧迫感也推动了其他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发展。如今，那种一气呵成的篇章仅能延续几段，至多几页而已。这种情况几乎总是在某一章节或整部小说的结尾出现——此时，叙事者与我本人会达到一种境界，此时我们意识到思绪、情感与事件的合流通向何处。当我继续往下写时，我既不清楚又清楚会发生什么。将要写下的东西必定会涌现，仿若那些似曾经历的时刻，我甫一下笔便觉熟悉，它们是我精神上的孪生姐妹的显现，使我心中的直觉变得清醒而有意识了。

在写《喜福会》时，我便感觉到了上述情形。当对隐喻的领悟来临时，我感到惊讶，就像我在不透光的房间中走出魔咒，发现清晨初升的朝阳时的感觉。在《伤疤》的故事中，我没料想到既强烈又痛苦的意象同时还能释放情感。

尽管那时我还年幼，但能感受到母亲肉体的痛苦，也懂得这痛苦的价值。

这是女儿敬重母亲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深彻骨髓的孝道。肉体的痛苦微不足道，而且你务必忘却。因为有些时候唯有如此，你才能铭记自己骨子里的东西。你必须把自己的表皮剥掉，还有你母亲的以及她的母亲的，直到没有伤疤，没有表皮，没有肉体，一切都不复存在。[12]

这个始料未及的领悟源自头脑中的某个地方，在那里，隐喻的意象不受逻辑的掌控，而是作为对真理的感知渗透在记忆中，与直觉是孪生姐妹。

对事物真谛的油然顿悟总是一次次使我确信，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事比我写作时发生的事更具有深刻意义。这种顿悟带给我的认识是那般锐利而强烈，刺穿层层老旧的思想，使我能向上攀登——我有这样的感觉：轻飘飘地升至高处，有足够宽广的视野，能审视那些通向此时的过往时刻。倏忽间，那种感觉便烟消云散了，当我降回到寻常的思维、精神状态时，还紧抓着那种感觉的尾迹不放。在寻常的状态下，我创作时必须采取更勤奋、更自觉、更有计划的方式，自始至终都在期盼自己不久便可再度体验顿悟——碎片拼在一起，缝隙消弭于无形，化为一个整体。

自出世以来，我的想象力一直是这样起作用的吗？是什么使我画的鸟看起来的确像鸟？我是从何时开始留意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在情感上相似的？情感与意象是从何时起与天鹅绒般的鲨鱼串联起来的？

无论想象力是什么，我都要感谢它的灵活顺应，感谢它愿意容纳任何新出现的情况，感谢它带给我的“意象小舰队”在头脑中环绕畅行，几乎在任何事物中都能寻到情感共鸣。我只需抛开自我意识，让想象力畅所欲言，仿佛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聆听音乐。

第二章　音乐之神

我从未在钢琴上弹奏过拉赫玛尼诺夫[13]的任何乐曲。倘使我尝试，他的任何一首曲子都会要了我的命，因其作品要求弹奏者能够驾驭截然相反的力度变化，能够进行杂技般的技艺表达，能在以非人的速度唤起人的极端情感时，保持头脑冷静且全神贯注。尽管我一贯喜欢将自己带入思绪忧郁的音乐，但是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几乎是我能弹下来的最阴郁和最难弹的乐曲了。相形之下，我觉得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已然超越了精神病理学标准的上限。他的音乐听似歇斯底里之人的颤音，辗转于不朽的爱情誓言和自杀的威胁之间。轻微的挣扎演变成大灾难，希望化为妄想的泡影，责备转而成为报复，最后以某人的祖宅在烈火中被夷为平地告终。这种音乐要是被用作我母亲的情绪伴奏，倒是十分理想。

然而，大约在十五年前，我爱上了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我很难相信自己竟然挑过它的毛病。我在音乐品位上的变化大概与年龄不无关系。经年累月，我渐渐积累了大量可供回忆的东西：撕心裂肺的欣喜、奇异莫测的命运、遭人背叛时痛彻心扉的感觉，还有因失去太多——包括失去母亲——而愈发刻骨铭心的爱。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成了一位极富同情心的伙伴。我的手指依然静止着。我是个倾听者，随时准备顺着情感之路走进一个故事。

我曾以为，每个人都会在音乐中发现故事。可后来我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就像人们在阅读文字时看不出故事，而仅仅是智力上的理解。我的意思不是指音乐中包含对故事的叙述；更准确地说，我无法阻止故事自由不羁地涌现出来。可叹的是，当我写小说时通常不会如此。写作需要有意识地精雕细琢，而我越是意识到自己在如何写作，我笔下的文句就越笨拙。我付出的努力越多，能发挥出来的想象力就越少。相比之下，当我在音乐中感受故事时，是无需费力的——因为我没在作曲，只是聆听者。借助想象，我可以在声音的原野深处漫步遨游。这种体验很有意思，甚至令人兴奋，但我从没能将这种过程或结果运用到小说中。我的想象力不在意技艺和专注。乐曲中的故事或许有漏洞，情节也不连贯；人物角色可能会几度变身；故事的脉络也许杂乱无序，毫无悬念，甚或伤感脆弱。但我无法改进这种自发的故事，正如我不能在睡眠中调整梦境的奇诡之处。它们只是我在某一刻想到的东西，是在我从音乐中感受到的情感的指引下，自由形成的富于旋律的幻想。

近年来，我留意到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候，我越来越需要沉思和梦想。我在参加巡回售书活动时，必须不断讲话和回答问题，从早到晚都必须做一个妙趣横生的健谈者；每当此时，我的这种感觉最为敏锐和强烈。到了某个点上，我的头脑就不想再听我自己讲话，也不想再监督我说的话是否高明或真实。它想告别有序的思维，告别“面对带小孩前来的普通受众不要提及性和毒品”这种常识。假如无视让自己闭嘴的需要，我最终会感到精神上的幽闭恐惧，仿佛置身于一部拥挤的电梯，它哪层也不停。

我在绘画中找到了幻想；或是在阳光明媚的一天，当我坐在花园中，小鸟在四周蹦来跳去时，我同样会有幻想。在观察水族箱里的鱼时，我也找到了幻想。还有一些是富于旋律的幻想，与其他形式的幻想稍有不同。在音乐中发现的故事使我的思维得以延展，颇似一个人在伸展痉挛的肌肉。在我的思绪随着乐曲运转时，音乐所起的作用如同清洁剂，涤荡掉我头脑中混乱纷杂的念头。无论我身处何地，音乐都能带来幻想。它不单是乐趣，它对生命、创作至关重要。

我并不能在每首乐曲中都发现完整的故事。如果曲子只有一两页的话，一种情景或情绪或许会展现，当音乐结束时，情景亦随之消失。舒曼《童年情景》[14]中的乐曲便是如此，我在十一岁左右时曾弹过。如今就像那时一样，那些乐曲仍唤起一些情景，唤起一个孩子和她的各种情绪。《孩子的请求》所唤起的情景是一个小姑娘噘着小嘴，扯住母亲的裙子要买玩具娃娃。在《心满意足》[15]中，还是那个小孩，她在与新玩偶一同翩翩起舞。我还算喜欢这些乐曲，主要是因为它们容易学会，但我并不认同这个有心机的孩子的做法。这部作品集中只有一首乐曲令我感同身受，即《梦幻曲》（Traumerei），德文意思就是“做梦”。随着我不断长大，我感觉它的意思是“创伤”（trauma）或“悲剧”（tragedy），因为这首乐曲表达了永恒的心痛。我现在听到《梦幻曲》时仍会这么想。如果《孩子的请求》后面紧跟着《梦幻曲》的话，我想象到的就不只是女孩想从妈妈那里谋取玩偶，还会将镜头转换至随后发生的事：父母跪在刚刚离世的孩子床边，孩子怀抱着她死后才得到的、梦寐以求的娃娃。《梦幻曲》引发的情感标志着童年时代的终结；在我十一岁时，青春期前期的荷尔蒙正蠢蠢欲动，那首曲子对我再合适不过。

更宏大的作品，如奏鸣曲、交响曲、幻想曲、协奏曲之类，长度足以将我带入涵盖人生之变化无常的故事中。它们唤起的故事令人伤感：歧途多险，转瞬间又峰回路转。最终幸福、勤劳和基督徒的愿望一同骤然跌落悬崖。这些跌宕起伏的旋律般的故事并未反映我的现实生活。我还算是个挺快乐的人，只是习惯性地稍有些担忧，所以会列出各种清单。跟所有人一样，我容易发点儿小脾气，只是偶尔才期盼自己会点儿巫术，能让某些人一觉醒来就像奶牛似的哞哞叫。不过，我为富于旋律的故事所选择的乐曲，在我心中并不具备欢乐的特征。它们具有戏剧性，情感强烈到足以撼动人的自制力。“浪漫主义音乐家”可以创作出这种情感级别的作品——从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到肖邦、马勒、德彪西、圣－桑、福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早期的斯特拉文斯基，当然，还有拉赫玛尼诺夫。他们音乐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可不能与适用于求婚的曲调混为一谈。最吸引我的音乐是那种更加自如地被故事所驱动的乐曲，演奏时乐队各部分完美配合，演绎出变化多端的极致效果，音乐在狂飙，切切实实从小提琴席卷到大提琴，到木管乐器，到打击乐器，再继续推进，让我经历自己所需要的精神荡涤。乐曲中阴沉的情绪是一种动力。你瞥见乌云，察觉到暴雨将至，雨水随后如期到来，还伴着七级以上的狂风。故事在恶劣的天气中继续推进。人们奔跑着找地方躲避电闪雷鸣。当阳光明媚，人心喜乐时，故事就少多了。人们席地而坐享受野餐，之后便是长长的午休。

当一首乐曲动用整个乐队来演奏时，我对故事的体验也似无所不知。不过，看故事的视角却流动不定。在某个乐器独奏出乐曲的旋律之时，视角可以迅速转换为第一人称叙事。我最喜爱的乐器是钢琴，因为两只手就能让它容纳整个世界，几乎能表现一切，从风景、战斗、县镇集市，到大教堂中的会众，或是一个孤单的忏悔者跪在地上，膝盖上长满老茧，祈求爱或悲悯。

故事中的时代和背景都植根于作曲家的民族和作曲的年代。以拉赫玛尼诺夫的乐曲为例，你会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民间故事中找到音乐中的故事的发生地。我的想象力对时间和背景的设定有一种乖僻的执拗。歌剧导演能将十九世纪的歌剧迁移到二十一世纪的停车场和自助洗衣店里，同时又使社会与政治背景焕然一新。我有意尝试改变那个背景却徒然无功，正如我杜撰不出一部关于格陵兰岛的运动员之家的小说。强加一种不同的背景会将我带离遐想，从而进入作家的自觉角色。如果我不得不将思路朝着某个并非出于直觉的方向推进的话，我便不可能无拘无束地想象了。我的想象方式更像是一个委员会把各式各样的市场营销点子抛在白板上以供筛选。

作为倾听者，我无需工作，却也并非消极被动。我阅读时的情况与此相仿。一旦故事情节抓住了我的感官，我就意识不到正在阅读文字的行为。我已置身于故事中。听音乐时亦如此，然而与阅读不同的是，富于旋律的故事不是预先编排好的，而是由当时的情绪促成。我发现，故事与音乐都把主题当作反复出现的范式，以唤起一种观点、情感或记忆。这些主题甚为微妙——不像海斯特·白兰在衣服前襟精心绣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红字[16]，也不像公民凯恩临终前在床榻上喊出的雪橇名字“玫瑰花蕾”[17]。当主题元素与故事中的其他成分交织在一起时，我或许注意不到它。它可能是由六座山峰构成的一道风景，也可能是某个人物说出的单单一个字。在乐曲中，它也许是一段自然音阶，一段快板，或是一段在低音部重复的旋律。不断重现并不是它成为主题的原因，原因其实与我发觉它在何时何地重现，以及在它前后出现的内容有关。在故事中，六座山峰的重要性取决于某人是初次、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看到它们。一个破损的手推车车轮的重要性在于有人会因此受阻，无法抵达目的地。这些主题的重要性在于某种单一的或共同的关系，随着我不断认清其所有变化形式，这种关系也在持续发展。当我认清这些主题以后，那些一度看似随机或寻常的东西，如今都具有了有趣的，或许是更加深刻的模式，这也同样是凭借直觉得到的知识。在某一特定时刻发现凭直觉获得的知识，这就是顿悟。它是指认清整个事物，而不仅是模式。模式本身会迅速变成追溯既往的后知后觉，继而很快成为陈词滥调。举例来说，六座山峰的景象会随着你经过它们时的速度的变化而变换。透过细微的变化，小说和音乐均可展现事物间的区别与联系：幻灭变为与过去和解，利他主义迫于必要而沦为背叛。情感真相方面的细微差别可以在单单一行文字或一小段乐音中被捕捉到。我能从一个生硬的用词或是突兀的和声解决[18]中体会到这种差别。

我惯于在音乐中发现故事，这可能是受到孩提时动画片配乐的影响。它们与情节中的动作呼应——木琴的乐声与拨奏小提琴的乐声正好配合“歪心狼”踮着脚去给“哔哔鸟”[19]设陷阱的步态。低音管的一连串滑音表示“爱发先生”[20]已想出一个狡猾的计划让“兔八哥”受挫，而小提琴的一串下行滑音则让你明白，他的主意其实并不高明。童年时期，观看动画片是聆听古典音乐的绝佳方式。现在依然如此。“兔八哥”演奏着李斯特和肖邦的乐曲，而“爱发先生”则依照瓦格纳《女武神》的旋律唱着《杀死兔子》。卡尔·斯托林斯为《乐一通》系列动画片谱曲，将古典音乐介绍给一代又一代孩子，他理应因此获得经久不息的赞誉。我将《幻想曲》列为配乐动画片驾轻就熟地从不同作曲家的音乐中创造故事的巅峰之作，乐曲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组曲》和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作曲家们从民间故事、英雄神话或诗歌作品中汲取灵感。在《荒山之夜》中，黑暗扼杀了一个小村庄，亡灵如同焚化炉中的灰烬般飘到空中。如此不羁的想象，对于小孩子过于沉重，看得他们瞠目结舌。

1959年圣诞节，身穿配套睡衣的我们：5岁的约翰、9岁的彼得和7岁的我

音乐还以另一种方式向我释放故事。这种故事源于每天一小时练习钢琴的纯粹的乏味——同样的序曲、回旋曲或奏鸣曲，并且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我不得不始终全神贯注地留心升号和降号、节拍与音色、踏板和指法——所有这些令人头脑麻木的练习更易激起我对音乐的憎恶，而非遐思。钢琴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个失败者；母亲让我注意自己进步不够又缺乏热情，这更加深了我的失败感。最终我发现，在带着情感练琴时，记住作品的力度变化往往容易得多。倘若一个故事随着乐曲而生，这个故事总是关于我自己的，最近发生的任何事，不论是家庭矛盾还是单相思。在弹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一乐章中的强音时，我体验了愤怒。当乐曲在《如歌的柔板》中流动时，我体会到波澜不惊的喜悦。自怜自哀往往随着渐强的乐句涌动而生，而孤独的泪水则在渐弱的乐声中隐去，直至沉寂、空默与死亡。这是我的音乐，里面的差错和情感都是我的。

我有一次难得的机会了解电影配乐是如何作曲的。在《喜福会》改编电影的摄制过程中，我被冠以名义合伙制片人的头衔。让我开心的是，我无需因此去开会，却可以聆听为不同场景创作的配乐。早些时候，作曲家蕾切尔·波特曼把将在电影的很多场景中反复出现的乐旨之一发给我们，并针对不同场景进行微调。该乐旨由一小段五声音阶音符组成，属于典型的中式五音阶音乐。它是电影开场时确立的音乐基调，经变换运用于其他场景中，如在表现战争时变得更为阴郁，在表现母亲的悲戚时变得更加孤寂、悲伤。这一乐旨犹如某个人物的心声，是她往昔岁月的标志性时刻，揭示了她生活的方式——她自己已经认清，而她女儿却没发觉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部影片的音乐具有世纪末[21]音乐的所有浪漫主义特征：基于情感的如歌的旋律、华丽的配器和极端的力度变化。音色与旋律配合每个场景中的故事，步步相随，可以替代故事起到潜意识记忆的作用，或是用于表达那种“尽在不言中”的情感。无需一位母亲说出，“我为女儿感到心痛，正如我母亲为我心痛一样”，某个过往场景中这一辛酸的乐旨能表达当此刻与往昔交融之时，爱是何等五味杂陈。任何几乎被遗忘的记忆都能被某一乐旨唤回。小提琴奏起，随着令人晕眩的旋涡进入昔日的岁月，或是索性让往昔保持静默。凭借直觉，我们在那么多种感官的组合中发现事物，有时我们会遗忘静默。在音乐中，静默是深思熟虑的安排。当我最终听完波特曼为每个场景谱写的乐曲，看着摄制人员名单出现时，我不禁边看边哭。这并不意外，在聆听交响乐或歌剧时我常落泪。但是这一次，被波特曼的音乐感动的人显然不止我一个。导演与联合编剧也同样潸然泪下，这让我们欣喜若狂。如果你能使观众感动得落泪，他们会甘愿将自己交给你。这就是电影配乐的艺术、目的，及其对人的操控力。

电影配乐是刻意为不同场景和人物的情绪而作的，这令我发现它是创作小说时的理想伴奏。它兼具实用和联觉作用。我在创作第一部小说《喜福会》时，发现它具有实用作用。当时，我们家隔壁的房子正在整修，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风镐就会启动，猛砸地下室的水泥墙，距离我坐在自家地下室里的位置仅十英尺之隔。自童年时起，我便已具备一种令人钦佩的不理睬周围环境的能力，尤其是来自父母的搅扰，有时也来自我丈夫。身处一个挤满人的房间，我仍可以继续阅读或写作，只要没人直接跟我讲话说事就行。可要对付风镐，我就无能为力了。最终，我是通过戴着耳机听音乐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尽管我仍能听到噪音，但我可以选择以音乐为前景，并将精力专注于此；风镐则变成了背景音。音量本身并不能左右我注意力的焦点。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偶然发现：每天清晨，当我戴上耳机播放同一首乐曲时，音乐不仅将我带回写作的状态，还带入了情景中。我的大脑使音乐与情景密不可分。我碰巧找到了一种自我催眠般的写作方式。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都按照情景的要求来定制乐曲；与此同时，风镐也让位于钻孔机，接着是砰砰猛撞、安装水管和用砂纸磨光地板。而我呢，开始是听《火鸟组曲》[22]，后来则从我先生称之为“新时代多情善感的音乐”中精选曲目来听。那些都是电影原声音乐的先驱之作。

此后，听音乐也一直是使我安然稳坐进行创作的最佳方法。即便如此，我仍要用几年才能写完一本书。我的生活中有许多分心事，而且还有增无减。有段日子里，我在玩脑波娱乐游戏——音乐与双路立体声相结合，产生跟清醒、放松、创造和睡梦相关联的脑波频率。如果我想的话，本可按照“冷静反思”“宣泄愤怒”“头脑风暴”，甚至是“欣快”等情绪要求来定制音乐声道与脑波模式。想象一下吧，这是一台人类情绪的自动唱机。可我不能这么做。那种程度的头脑操控使我想起了影片《人体入侵者》[23]：个体人格与自我意志被来自外太空的标准外星人取代了。

我还会利用音乐来创作情景。我羞于承认的是，实际上我将播放列表标注为“愉悦”“忧虑”“希望”“毁灭”“灾难”“悲伤”“重生”等等。我选出一首乐曲，在写完一出情景以前一直播放它，可能播过成百上千次。当我在头脑中构思故事或修订文句时，音乐也会确保某种情绪始终如一。它确保即使我的注意力被犬吠声、门铃声或是为我端来午餐的丈夫（他可真是个好男人）打断，我也能重回情感的梦境。即使没有别人在家，我也会戴上耳机。这样做有种心理作用，能把我与外界隔开，抑制感官注意力涣散，还能突出听觉感官，即倾听故事声音的听觉。当晚餐准备好时，我摘下耳机。晚餐过后或翌日清晨，我再次戴上耳机，之前的情绪仍在。催眠的效果将我攫住：聆听小提琴乐曲时，我仿若回到了中国，回到了那个逼仄而阴冷的房间。听觉的记忆转变为故事的情感记忆。

由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和埃尼奥·莫里康内作曲的电影配乐尤其吸引我，他们的音乐以浪漫主义传统的华丽配器而著称。独奏部分往往深沉而切中要害，能表达某个人物的思绪。他们塑造角色如同我为小说创造人物。我在写《奇幻山谷》时，迪斯普拉特为电影《色·戒》谱写的《王佳芝主题曲》在不知不觉中把我和我的叙事者完完全全带入上等妓院那种慵懒倦怠的生活氛围中。开始时由大提琴和贝斯定下预示不祥的音调，之后钢琴声响起，却只是右手弹奏的简单旋律。这些反映出一个女人的内心情感，她孤苦伶仃，胆战心惊，失去了振作的力量。这个女人正一步步走入危境，此时由双手弹奏八度音程旋律，唤起对往日某个相似时刻的回忆。为了创作另一个情景，我选择了迪斯普拉特为影片《面纱》创作的开场主题曲，以此模拟走在通往难以预知的未来的漫漫旅途中的紧张情绪。我聆听莫里康内为影片《教会》谱写的乐曲《嘉比尔的双簧管》，将欢欣鼓舞的解脱感和愉悦之情作为旅程结束时精神上的补充。这支乐曲后来又被录制在另一张专辑中，不过，马友友用大提琴的旋律替代了双簧管独奏，他的演奏尤其适用于表达与心灵启示、顿悟、迷醉、背叛相关的广阔而浩瀚的情感。节奏、主音和控弦技巧上的细微变化，便能表达出坠入爱河如堕入深渊。

经年累月，我在选择乐曲时已变得愈发具有洞察力。当我钟爱的一首曲子被用于影片《怒海争锋》[24]之后，我对它再也爱不起来了。那部电影算是相当感人，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拉尔夫·沃恩·威廉斯谱写的《泰利斯主题幻想曲》时，我心中总会浮现这样的景象：一个行将溺死的水手在暴风雨肆虐的海面上徒劳无果地挥动着双臂，而一艘宏伟的大船正远驶而去。我写作时没法听流行音乐、嘻哈音乐、说唱乐或摇滚乐。它们那种悸动的节拍不适合沉思默想的情绪。有歌手演唱的任何歌曲对我都不适用——即使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的最富悲剧美感的歌剧咏叹调也不行。我仍能看到那个歌手，而他或她却跟我的故事无关。我也不能一边听加沃特或华尔兹舞曲一边写作，除非我正在创作的场景中有十七世纪的城堡，里面在跳加沃特或华尔兹舞[25]。尽管我是博普爵士乐[26]的忠实乐迷，我写作时也不能听它，甚至连它的钢琴独奏都不行。即兴演奏的爵士乐本质上既不可预料，又奇谲多变。我觉得它像一个持有强硬观点的人。在创作时，我需要具备自己独有的奇谲多变。我在头脑中听到的必须是我自己的观点。

在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中，我最爱《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友人们称其为“拉三”，且他们都跟我一样对它颇为着迷。它是我最喜爱的五首乐曲之一。我从阅读中得知，拉赫玛尼诺夫本人也最喜欢这一曲，可惜我无法知晓他的理由。我认为，此曲是他在无法返回俄国时于极度痛苦中创作的。可他又想回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正是乐曲所表达的。或者他只是觉得这支乐曲在音乐方面更有意思？听到第三小节，它的旋律就紧紧抓住了我，成为我的情感线路。有一阵子，我将这支协奏曲定到自动循环播放的状态，整日不停地听着，即使不写作时也在听。我太钟爱这支乐曲了，所以收藏了五张唱片，包括播放时带着沙沙杂音的一张，这张唱片收录的作品是拉赫玛尼诺夫亲自演奏的。在那种演奏速度下，我想象着他的手指掀起阵阵旋风，将观众们的头发都吹得飞了起来。他演奏第一乐章才花了十分钟多一点儿的时间，而大多数钢琴家要用十六七分钟才能演奏完。这样的节奏是他的本意吗？我读到有人猜测说，拉赫玛尼诺夫的一双大手张开，有十三个琴键之宽，这使他的弹奏速度更快，而他也确实弹得更快。然而，又有哪个音乐家（更不消说作曲家）会根据手掌的尺寸来确定乐曲的节奏呢？另一项假设则直指纯粹的商业行为：一张78转／分钟的唱片只能容下不超过十分钟的演奏。还有人提出，拉赫玛尼诺夫演奏得更快是因为，在一整场按正常节奏演出的交响音乐会上，大多数普通听众无法安稳地坐到曲终。我倒是更愿意相信，这些只是杜撰的传闻，源于那些跟不上拍的乐队指挥和音乐家所散播的牢骚和谣言。我愿意相信，任何音乐作品及其演奏形式，由对美的更为深刻、更为本能的感知塑造，而非由最低级的普通衡量标准塑造。

我最喜爱的《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唱片是由伦敦爱乐乐团录制的，由埃萨－佩卡·萨洛宁指挥，钢琴演奏者是叶菲姆·布朗夫曼。我现场听过布朗夫曼在交响乐舞台上的演奏。当他的手指急促地掠过低音区的琴键，随即猛敲在上面时，我一度几乎从座椅上蹦起来，心中的惊恐与狂喜交织成一种怪异的感受。他演奏时也能表现出惊人的细腻。在《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某个段落中，我经常感到自己在相邻的两个音符之间屏息凝神了一毫秒，那仿佛是令人心悸的间断的心跳。

昨天，我再次聆听《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还用笔记下我发现的故事。我想搞清自己的想象力如何随着音乐自由起舞。当乐曲终了，我翻看笔记，发现这个故事有许多近似卡通和寓言的特质。可我不觉得我熟悉其中的人物：她颠沛流离，相当贫困，屡陷危机，际遇令人疲惫不堪。我丈夫倒是尚未对我提起他有不同的感受。这个故事与《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倒有几分相似——女主人公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为了激情，对一切都不管不顾，包括她们所处的社会。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总在内心深处不断悲叹和恸哭。我可不想在小说中读到这种人物，或是在现实生活中听闻某个人总是如此。但在音乐中，这种过度的情感是美妙的。叙事过程会骤然出现空白。男性角色几乎不存在。如果以小说的标准来评判，这些将被视为过分戏剧化和故作多情，在那胜利的辉煌和弦终结之际有些过于轻率。作为个人的幻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情感上完整如一的故事。它像一次狂野的纵马飞奔，其实我能从中看出一丁点儿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故事随着乐曲如此铺陈开来：我将主人公命名为“安娜”，尽管在我的想象中她不需要名字，因为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故事中事件发生的大致时间基于布朗夫曼的演奏。方括号中的说明解释了我所认为的意象的起源。

00:00管弦乐队开场，带来一股不祥的暗流。钢琴的旋律旋即进入，以八度音弹奏出简洁、干净的自然音阶。安娜，一个身披斗篷的年轻姑娘，踽踽独行，步履艰难地攀上一条乡村坡道。今天不同往常，她对自己说。她的人生即将改变。她确信这一点。她希望如此。她犹疑不定。她害怕自己可能会失望，或是遭到拒绝。她必须抗拒这种令人厌恶的希冀。可当她抵达顶峰时，她看到位于空旷山谷另一侧的小镇。［在我心目中，它看起来颇似一大片罂粟花田另一边的奥兹国[27]。］情人正在等她。安娜甩脱了恐惧的重负，毅然决然地向前奔去，她感觉自己仿佛脚都没沾到地。［在我看来，她走路的样子就像尼尔·阿姆斯特朗走在月球上。］她认清了她平生都不理解的事——没有什么比满足欲望更有意义。在这种意识的鼓舞下，她的衣裙如气球般鼓胀起来，带着她飞向爱情。

01:00　当安娜距离小镇越来越近时，阴郁的思绪不期而至，使她迷惑不解。她回想起暗无天日的过去，那时她活着，却毫无欲望可言。她在心中描绘出自己孤寂的生活：住在了无生趣的一幢大房子里，白色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房间几乎空空如也。白色封面的书本翻开着，散落一地。她每本书都读到一半，便失望地丢下。它们没能告诉她活着的理由。年复一年，她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她向上帝呼唤，请求他告诉自己为何得忍受这种孤独；她随即又咒骂起来，因为她得不到答复。她没有与别人相关的生活记忆，甚至包括她的父母。

02:10　当安娜走向她的情人时，她回想起自己明白人生将会改变的那一刻。昨天，孤独感变得难以忍受，为了避免发疯，她夺门而出，跑上大路，听任那阵狂怒将她带向无论什么地方。幽暗的森林，或是晦暗的大海——这又有什么关系？正当她在路上艰难跋涉，高声咒骂上帝时，她看见一个年轻男子迎面走来。两人彼此飞快地扫了几眼，就在即将擦肩而过的刹那，又同时停了下来，四目相对地凝视着对方。仅仅是看着他的眼睛，她便已明白这些年来究竟是什么禁锢了自己：她从来不懂得什么值得渴望。她仅仅盼望孤独会消失，而她本该渴望爱情的降临。她曾渴望逃离疯狂，而她本应企盼获得激情。一种欲望阻碍了另一种欲望。认清了这一点，安娜便从压抑的孤独中解脱了。而今，她发现命运将这个男子带到自己面前。当她凝视他时，他透过她眼眸的入口进入她的灵魂。［这或许是我看过的所有白马王子类型的动画片的结合——无言的凝视与叹息不知何故就产生了颇具预兆性的意味。］她与这男子心有灵犀，正因如此，他都不必大声说出话来。她暗想，他多么熟悉我啊。他知道我一直钟情于他，此情恒久不变。她甚至意识到更令人震撼的事情：他竟也一直爱着她。他强烈地渴望得到她的爱，正如她渴望他的爱一样。两人默默无言地起誓：翌日再会，要竭尽所能地表达对对方的爱恋。现在，就在今日，两人将会初次倾诉衷肠，触摸对方。

02:50　安娜来到高耸的村子大门前，又发现自己正站在市镇广场上，街道从此处如辐条般伸向各方。她不清楚该走哪条路，但还没来得及心烦意乱，她就发现自己的鞋履知道该带她去往何方。她在一条又一条空无人迹的街上快步疾行。两旁的房屋看似无人居住，了无生机，只是窗帘偶尔会被扯动一下，露出好管闲事者的脸孔。转过街角时，她看到三个头戴白帽、系着围裙的女人，神情严肃，正在使劲儿搓洗衣服。她们停下闲谈与手头的活计，拉下脸来不满地瞪视她。她确信这些人知道她为何而来。于是，她收肩挺胸，径直走过去，毫不理会她们的看法。她告诫自己，她是不会被这些心中无爱的女人吓住的。她们嫉妒我，她对自己说。可现在，她的双脚变得越发沉重了，仿佛正在齐膝深的泥泞中艰难行进。为了迫使自己继续前进，她回忆起那近乎疯癫的孤独感。她不能走回头路。一想起情人的面庞，她就会重拾决心。她努力回忆着两人邂逅的情形，想着他的双眸紧盯着自己的眼睛，这使她对那几个女人带着奚落神情的脸孔熟视无睹。可现在，她却记不起他眼眸的颜色。再一次，每前进一步都有某种灾祸的重压。她为何不记得他的脸庞了呢——使她蜷缩的心灵因欲念而膨胀的那张脸庞？就在这条街上，它仍在不断膨胀，已然变成一颗充满欲望的心，胀大到足以杀死她。她能感觉到它正压在喉头，令她窒息。正当她要转身回去时，却听见内心深处有个声音问道：如果已经生无可恋，那要自尊又有何用？她快被自尊与规矩给逼疯了。倘若不是因为有了他的爱，她或许会自寻短见。她甩开关于流言蜚语的种种念头，将欲望当成温暖的、保护她的披风，紧紧裹住自己。新寻获的激情再次引领着她，每一步都变得更加轻盈。很快，她来到情人的门前。终于，她的人生要改变了。孤独就此结束。

04:05　安娜走进去。他的住处很简陋，就像木雕工匠或青年艺术家可能会住的那种地方。她猜想着他的职业。也许，他是贵族的后裔，但家道中落，就像她的家族一样。［童话故事和十九世纪小说中总有家道中落的贵族女子。］天花板很低，房间很狭小。一张桌子和几条板凳摆放在屋子中央的石砌壁炉前。房间另一侧有张窄窄的小床，她的情人正睡在床上，在梦中急不可耐地想要见她。一扇方形的窗户对着空荡的街道，一缕光线斜斜地落在他脸上，这可真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啊。一头浅色金发，几近发白，眼睑和鼻孔犹似粉雕玉琢。他的鼻子长长的，下巴小小的。他显然是个贵族，或许是个俄国小王公，不习惯劳作，有一个只适于高贵目的的头脑。她热切期盼再看到他眼眸的颜色。

她脱去斗篷，到火边取暖。壁炉里的火光将整间屋子染成玫瑰色。过去，她从不留意自己的仪表。但在这柔和的光线下，她意识到自己光彩照人。她正欲叫他时，他睡醒了，奔过来拥抱她。他的凝视与爱抚表明，他视安娜为完全属于自己的爱人，这便打消了她对追随欲望是否正确的疑虑。他治愈了她；而直到那一刻，她才恍然明白自己此前一直病着。他温暖了她，而直到那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骨子里始终是冷的。她看到他眼中的自己的确很美。她令他感到惊讶。在摇曳不定的火光中，他的双眸呈现出灰色，继而是淡蓝色、青绿色、冰蓝色和银色。他带她来到床边，低矮的小床覆着一条兔皮毯子。她甫一躺倒便褪去了羞涩，衣衫旋即脱掉。从没有人触摸过她的肌肤。他的手也明白这一点。两人喁喁私语，倾吐毫无意义的傻话。她哭了，因为她听到他的喃喃细语是关于她的，他在向她倾诉对她的爱恋有多深。她听不真切他在说什么，过后还得请他再重复一遍——尽管她或许已经知道。毕竟，两人拥有完全相同的思绪和感受，两人躯体的精妙感受也一模一样。她纵声欢呼：这些时刻加在一起，早就够我憧憬一辈子了。

她的想法仿佛咒语一般，魔力被破除了。两人在一起的时光结束了。［有点“灰姑娘”的影子，粗心大意的计时员推动着情节发展。］他忧伤地看着她。他似乎想通过她的眼睛告诉她：时间虽然会将我们分开，但此刻我们拥有永恒。两人绕在一起的四肢松开了，从一个整体变为两个人。她立刻发冷了。他向她告别。当她迈出大门时，发现已是清晨。一夜过去了，那仿佛只不过是睡前的片刻光阴。

06:17　安娜走在回家的路上，神思恍惚，仿佛仍被困在梦中。旧日里孤独的痛苦已烟消云散。她几乎不记得曾有过那种感觉。如今她有了一个目的地，一个生存的理由。回到家时，她发现房间是多么肮脏，那些小小的卧房和长长的过道让人感觉有如洞穴般幽暗而又逼仄压抑。她以前怎能忍耐这么久呢？她想即刻去找他，向他倾诉自己曾经受过的苦，以及他所改变的一切。她究竟为何要离开他呢？她想不起他说过她该走了，他没说过这样的话。也许，他本想挽留她，一想到是她决意离他而去便受到了伤害。她此刻就该回到他身边去。可她转而忆起他颤抖的呻吟声。他认为两人应该细细品味欲望，而不是一下子被它吞没。他是对的。她要等，等到他无法忍受没有她的日子，当他也感到生活缺少欲望就毫无意义时，她就去找他。道路的另一头总会有些暖意，而她现在已懂得如何抵达那里。

06:55　简洁的自然音阶旋律响起。安娜再次动身去找她的爱人。她看上去苍老了一些。显然，许多年过去了。她的步履不复轻快，感觉上坡更加陡峭。这趟旅程通往她必须去的地方。开始下雨了，道路很快变得泥泞。她滑倒了几次。她思忖着要不要转身回去。她对他仍心存欲念，但当昨日回到家时，她奇怪为何欲望犹存，而它本该在很久以前就已得到满足。她的脑子里装了太多的忧虑，结果哪个都难以思考清楚。她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他也不晓得她的名姓。她跟自己理论说这无关紧要，因为两人在更重要的方面彼此相知。可两人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她从没问过他，也从未扪心自问。两人交谈时只使用欲望的语言——嘟哝和喘息。

一阵风起，雨落更疾，瀑布般冲刷着安娜的脸庞，使她看不清东西。她心生恐惧，无法前行。她望见远处有个驼背的人影正朝她走来。她很快发现，那是个没有斗篷遮蔽的老妇。她披散的头发沿着脸颊垂下，仿佛长长的苔藓。她那曾经精致的衣衫如今脏兮兮的，袖孔处撕裂，衣服的褶边都碎成条了。安娜猜想，她是个遭逢厄运的可怜人，原本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而今却会为得到一分钱而撩起裙子示人。老妇大笑起来，仿佛听到了安娜没说出口的羞辱。她摇了摇头，然后看了安娜一眼，眼神里满是怜悯。安娜简直怒不可遏：这个卑贱的淫妇竟会来可怜她。须臾之后，她惊诧地发现那个妇人尽管形容枯槁，却并不苍老。那妇人或许与她同龄，事实上，她们长得太像了，甚至堪比孪生姐妹。她们有着同样乌黑的长发，灰色的眼睛间距较宽，右脸颊上都有一颗痣。若非那个娼妇的衣服很脏，而她的却很干净，她们连衣着也会分毫不差。当她低头看自己的衣衫时，才第一次发现上面有个黑色的油点污渍，之后又发现一个，接着又是一个。她顿感寒意，冻得脊梁骨发脆，随时可能“啪”一声折断。那个女乞丐根本不存在，她对自己说。情况比这还糟。那人是她想象中恶毒的孪生姐妹，一直等待与她相认。安娜想要计算出，从她跑去与情人幽会开始，反反复复，至今已过了多少个年头。有多少个清晨，当她起身离开那张窄床时，他仍在酣睡？肯定有上千次了。她的肌肤经过那么多次抚摸，想必已被磨薄。她不敢看。这些年来，她坚决不许自己心里有对他的任何疑问。然而，一些小疑问仍在折磨她：他对她的爱并没有她爱他那么深。或许，他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她第一次有此念头时，当即掉头飞奔回村。回去的路上，她注意到路途变得更远，也更陡峭。回到他家之时，她透过窗户向内张望，见他仍像往常那样熟睡。她有心想敲敲窗户，看看他见自己这么快便去而复返的欣喜模样。但转瞬间，和往常一样，她觉得最好还是别去打搅他对自己的一席春梦。于是，她就这样回家了。

可是现在，自从在路上遇见那个可怜的妇人，她便无法不再忧虑。他仍对她怀有满腔欲望吗？他对她的欲念是否跟他对妓女的欲望一般无二呢？这是不是妇人丢给她怜悯眼神的原因？她可真是没头脑的傻瓜呀。她本该猛砸窗户，打破玻璃，然后伸手进去把他摇醒，逼他开口。他也认定对她的欲望就是人生的意义吗？他还对谁抱有欲念？除了用她的身体来满足自己以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她那个恶毒的孪生姐妹乐于见到她满腹疑虑。她告诉安娜，他那令人无法理解的呻吟和嘟囔并非爱的承诺，而是用异乡话讲的淫亵脏话。你只在从黄昏到清晨的几个钟头见过他？你的眼睛只盯着路的尽头有什么，根本没看清自己周围。安娜向四周一看。妇人不见了。谁在对她讲话？她看到周围的树木都枯死了。它们已死了多久？她将死树看作预兆。爱情正在枯萎，不只是他的，也是她的。很快，她也会像路旁这些僵直的枯树一样，了无生机的枝干向上伸出爪子，想要抓住更多的天空。［有几分《绿野仙踪》里人形树的影子。］

她转身回家。可她不能回去。她越是抗拒，迎面刮来的风就变得愈加猛烈。

10:30　过去，她只能屈从于他爱她的幻想。如今再也没有幻想了。认知简直是个杀人凶手。她现在明白，自己从情人那里得到的一点点幸福不会再增加了。幸福感非但没有积沙成塔，反而在她踏上回家路时立即土崩瓦解。她对他的爱恋将一直是啃噬心灵的欲念。旧时的思想纠结再度浮起：如果她拒绝爱情，她将一无所有。她心里会空落落的。她奋力留住如水雾般缥缈的爱情幻觉。她无法再做决定，于是躺倒在路上，任由暴风雨吹打蹂躏。她对狂风毫不闪避。她早已放弃了自我意志。她很快就会变成骑在乞丐背上的欲望之鬼。何不就此做个了结——但了结什么呢，是她的生命还是欲望？

12:45　暴雨停歇了。它涤荡了犹疑，而她庆幸自己还活着。她终于明白，她对欲望的抵抗只不过让欲望更加强烈。每当她想要回头时，欲望就会汹涌而起，变为恐惧，变为一种狂悖紧紧将她攫住，直至她再次推开情人的房门，躺倒在他的榻上。清晨，他放她离去，在她刚出门的那条街上，洗衣妇们能看到她。之后，她就走上回家的路，带着几乎无用的一点自知之明。她的头脑已被腾空。她欢迎他把她的身体当盛器用。她一无所求。她会一直这么做，直到自己消失——躯体、思想和感知。她执着于这个可怕的意念不放，现在终于转身回家。她顶着劲风，每走一步，道路在身后消逝。

13:17　安娜到家了。雨也差不多停了。她第一次感到独自在家的平静。头脑中不再争执不休。要是在过去，她本会因寂静和孤独而感到恐惧。可是现在，她明白自己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离开家。她不需要一个视欲望而定的目的地。她走出门去，第一次发现四周风景之美：小丘的缓坡上，大树枝叶繁茂，树冠被阳光照得发亮，看似覆了一层金色的纱。这棵树始终都在那里，她认出它来，记得有一次曾在树下躲避雷雨。她跑向大树，爬到弯曲的树杈上。树叶摩挲着她的皮肤。她透过树枝望见明亮而湛蓝的苍穹。眺望天空的方式真是太多了。她突然发现一只胖乎乎的蓝鸟在对她歌唱。原来，发现蓝色的方式也有许多种。可爱的事物不期而至，令人始料未及。她此前为何不知道这一点呢？她继续眺望着，又看见村里教堂的尖顶，乌云正朝它飘移过去。后来，尖顶刺破了乌云，昏黑的大雨倾盆而下。

15:50　简洁的自然音阶旋律复又响起。安娜再次走在路上。她步伐稳健，充满信心。她去见他——她欲望的幻影。这么多年，她看到的始终是在他充满情欲的凝视中被扭曲的自己。她曾经认定，他眼中的激情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她自己的影子和渴望。没有了她的欲望，他就是虚空。没有了她的激情，他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了她的耻辱，那些耷拉着脸的妇人会成为子虚乌有的人物。他们全都是她幻觉的一部分，而幻觉使欲望显得比实际上更重要。认清了这一点，她面前的路也不复存在。

第一乐章到此结束，另外还有两个乐章。这个安排不错，因为这个女人的故事在消逝的道路尽头确实仍在延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始终怀着想要作曲的秘密心愿。我曾梦见自己已经遂愿。我听到了，那是我的音乐，我一边作曲，乐曲一边被整支管弦乐队演奏出来。乐曲具有浪漫派的形式。曲调是抒情的。先是弦乐演奏，管乐随之加入，之后是钢琴独奏。情感深沉而宽阔。我知道乐曲要揭示的主题。我看到尚未写完的乐谱就在我面前，三英尺宽，四英尺高。我在为所有乐器谱曲，一小节又一小节，层层叠放着。我的手轻轻扫过乐谱，音符就会出现。可后来我醒了，却发现根本没有乐谱，我没有这种技能，自己在梦中听到的音乐，我一个音也写不下来。不过，我仍怀有一点惊叹：梦中的音乐如此容易生成。同时，我又颇为沮丧，因为我无力留住这份感受。或许，那是因为本没有什么可以留下。

关于音乐的梦犹如我反复梦到的一个秘密舞厅——总能在房子的深处找到一个无人使用的宽敞房间，要经过餐厅，或是穿过洗衣间的房门。在梦中，我常惊讶于自己以前为何从没注意到这个房间。它本可满足我的需要，需要额外的空间来藏书，或是需要一间更大的书房，抑或一间画室。在某个版本的梦里，舞厅位于一幢维多利亚式公寓三层的后部，那公寓是我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住所。在另一个梦里，舞厅能从一个地窖入口进去，地窖位于已摇摇欲坠的村舍的院子里，我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时就住在那儿。我梦见的另外三栋房子各不相同，但舞厅却一模一样。它曾经富丽堂皇，如今地板上却散落着塑料垃圾，墙上的法国蓝漆已开裂剥落，被人马马虎虎地黏合起来。有时，舞厅后面还有个小房间，里面乱七八糟，堆满了建筑材料、拖把、水桶、锯子和锤子，还有一个大大的水泥盥洗池，里面装着几罐半满的油漆。我得用这些物料来修整舞厅。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有些梦里，我能在一天里做完大扫除，在晚上举行晚宴。在另一些梦里，我决定推迟修葺房间。我扫完地后离开房子，却发现自己其实住在另一栋房子里。我刚刚离开的房子是我二十年前住过的地方，但我已忘记那是我的房子。我目瞪口呆。我怎能忘记我拥有一幢房子呢？我很好奇它如今在房地产市场上能卖多少钱。

睡醒以后，我可以利用这些文字留住对舞厅的记忆，却无法利用文字留存乐曲。我不具备将乐曲从梦中带回的音乐才能。音乐只活在它自己的语言中——它是一切，唯独不是我捕获到的一缕余音。我刚一醒来，就赶在梦中的旋律消逝以前，用手机录下自己哼唱的片段。我按下了回放键。曲调严肃而忧郁，听起来几乎像巴洛克音乐。当我一个月后再听它时，它根本不像任何我能想出来的乐曲。据我推断，我哼唱的曲调隐约有些熟悉，因为它是我过去曾经听过的曲子，是我童年时听到的圣歌，又或是我曾在交响音乐会上，在收音机里听过的成千上万首乐曲中的某一首。它可能是某张唱片中的段落，也没准是别人梦中难以捕捉的旋律。

我尚未放弃这个念头：我在梦中听到的音乐可以在清醒的世界中活跃起来。我也梦见过一些别的事情。猫咪们将尾巴伸进墨水瓶里蘸墨，然后像收到指令般书写，直到其中一只小猫遇到意外。这个故事变成了儿童读物《傻瓜，中国的暹罗猫》[28]。我梦见月圆之夜的船上派对，一个小姑娘落水，迷失了方向。当她被找到时，已完全变了个人。这个故事成了童书《月亮夫人》。我在梦里想到一个主意，让刚刚过世的母亲的幽灵成为一部小说的叙事者。在梦里，她提议，凭借全知视角，她可以为去缅甸度假的游客们当向导；依照她的心愿，她成为小说《拯救溺水鱼》中的画外音。为情节设计中的小难题所想的各式各样的解决办法都是在睡梦中得到的。我两年前做的梦最绝：那是一整部小说，包括背景、叙事者和其他人物角色，还有引发一连串故事、事故和阴错阳差的事的情境，以及其他人物角色的作用、在中国发生的背景故事、一套家谱、错综复杂的事件，甚至还包括琐碎的情景。醒来后，我怀疑这些是只能用梦中的逻辑去理解的莫名其妙的胡话。当我头脑中仍记着它们时，我便写下来，记住多少就写多少。一共十页。之后，我读了读写下的内容，发现竟完全合乎情理。

实际的写作过程仍令人气馁。每写一部小说，难度都会加大。我必须重新学习和领会我的写作技巧，克服同样的疑虑，回避曲折冗长的叙述；或该怎么叙述，就怎么叙述。我还会找到适合为创作故事情景作伴奏的音乐。我思忖着，那甚至也许是我将会梦到的乐曲。它不必是一支完整的管弦乐曲——还是让我们别抱幻想吧。一个简单的乐旨就足够，只要乐曲中的四个小节延展出一段旋律，让我能在钢琴上用右手清晰地弹出来即可。只需一个恰如其分的梦，将近乎悬于一线的直觉转变为乐旨传达出来。我会哼唱它，用录音机捕获它，然后把我听到的音符写到一页五线谱纸上。我会恣意玩味乐旨，尝试不同的变化，之后将最具情感共鸣的五个版本一一记到乐谱纸上。我会将那个好听的乐旨弹奏一百次，直到它成为一段根深蒂固的情感记忆，成为我本人的一部分。我会将那个乐旨弹奏一千次，为了写下我已梦到的、自己将要创作的小说。

┃奇趣┃

来自一个梦的纪念

2002年1月8日，旧金山。在一个关于以往时代的梦中，我在为一首歌曲作词。醒来后，歌词仍萦绕在脑中。于是，我将歌词记下来，仿佛我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梦中跨出来，带回一件纪念品。这些歌词在现实中存在吗？还是当真为我梦里所编？下次或许会梦到：摩登女郎连衣裙[29]。

两人康康舞[30]，

——良人独无助。

两人康康舞，

——良人独无助。

我若能康康，

你若能康康，

两人康康舞成双，

咱俩跳一场？

双唇欲对吻，

霜椿将凋零。

双唇欲对吻，

霜椿将凋零。

我能吻你吗？

不，那你可不能。

双唇欲对吻，

双唇不动。

咱俩快拍拖，

不，咱俩不怕拖。

咱俩快拍拖，

不，咱俩不怕拖。

若我前一步，

你能前一步，

你我跳起二步舞，

教堂升阶齐步入。[31]

第三章　隐藏的天赋

在我父母看来，你可能是个天才，但是如果你懒惰，你甚至可能对此浑然不知。你必须勤勉努力，敦促自己去做有难度的事情，这样你才会明白自己的头脑有多强大。如果你只做容易的事，那就跟其他人没有区别。在童年印象中，我那懒惰的大脑就像一块松松垮垮的肌肉。倘若体育运动可以让皮包骨的小瘦子变成肌肉男，那么思维训练也能对我的大脑产生同样的功效。那样的话，如果我的确是天才，就将人尽皆知，而我也会被称为神童。“如果彼得能做到，”他们会说，“你也能做到。”

彼得比我大十八个月，天赋英才，命中注定要做大事。我听父母对我这么说过，也对亲戚朋友这么说过。我说不准他是否的确是天才，因为他去世时年仅十六岁，未及实现父母所预言的鹏程。尽管如此，在我记忆中，小时候没有哪一次觉得父母对他的夸耀没有事实依据。一年级结束时，他跳级到三年级，在父母看来，跳级后他仍比班里其他孩子学得好。他学什么都快，具有很强的专注力。他专门花了好几天工夫，利用不同种类的干豆子来制作南美洲地图——阿根廷是眉豆，巴西是小扁豆，智利是黄豌豆——那么多国家，用了那么多豆子。父母将他的南美洲地图摆在我们各个时期的住处的壁炉架上展览，说到此处我才不禁好奇，令父母为之骄傲的这件重要装饰品后来不知去向了。

彼得从不自夸说比我更聪明。他在做的事，只要我做不来，他都帮助我。他教我如何用棒球手套接球，在送报时如何把报纸扔到订户家门口，如何骑车撒把，如何翻过篱笆墙或是从带刺的铁丝网下爬过去，如何繁育豚鼠，如何收集棒球泡泡糖附送的卡片，如何在辞典里查单词。他教我读《疯狂》[32]杂志里的笑话，告诉我最流行歌曲的名字，还教我如何偷窥邻居家吵架。无论他在玩什么游戏，他都让我一起玩。他戴着仿制的浣熊皮帽，假扮成大卫·克洛科特[33]的样子，我则扮作印第安少女。他收到圣诞礼物莱昂内尔小火车以后，自己组装了操控盒，又连上电线。他让我帮忙一起连通铁轨，搭起塑料布景。高中时，他竞选财务委员，我则竞选秘书。他允许我读他的书，起初是小学启蒙读本，后来是他高中时读的小说。

我总是认为，他做什么事都表现更出色，并且将一直如此。这倒不仅是因为他比我大十八个月，更因为父母公开评价他聪颖能干。就在几天前，我找到了自己一年级的成绩单，看到父亲写给老师的话。他表扬了我，但效果被他给予彼得的更高赞赏抵消。自我幼年时起，他的这种评价便在我心中留下了如同评语墨迹般不可磨灭的痕迹：

奥克兰，1955年。玩伴：5岁的彼得和3岁的我

恩美在哥哥更出色的聪明才智之下曾感到相形见绌。这份成绩单大大地鼓舞了她的士气。她仍需我们和您持续不断给予鼓励，让她能以这种精神饱满的状态继续阔步前进。

其实我不记得曾自认为不如彼得，至少没有自愧弗如。我只是接受了他更聪敏的事实。我在与周围别的同龄孩子相较时丝毫不乏自信。我的父母和其他孩子的父母会在各个方面拿我们做比较。我出生时重9磅11盎司[34]，从一开始便注定在身高、体重以及脚长大的速度等方面雄踞冠军之位。我在亲友豆芽菜似的孩子们当中始终是“重量级人物”，直到我上大一为止：那时我被诊断患有甲状腺疾病，经过治疗便迅速消瘦了三十磅。去年，令我尴尬的是，父母的朋友们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每当几家人共聚晚餐时，他们都得耐着性子听我父母多次炫耀子女：“彼得真是个天才”，或是“恩美的老师夸她读书的时候声情并茂”。

以孩子的眼光来看，我感觉别人每天如何评判我决定了我能获得多少爱。聪颖些的孩子会更招人喜爱，而身体更弱的孩子亦会得到更多怜爱。我记得自己曾力争获得各种爱——代表特别关注的微笑，或是被母亲叫过去看她如何准备一场派对，或是踩在父亲的脚上保持平衡，又或是母亲在烹饪什么特色菜时让我提早尝个鲜。父母觉得我可爱，因为我性格文静，干净整洁，举止得体，脸长得喜兴。我发烧时更惹人怜爱，但呕吐起来就不可爱了；如果打针时我没哭更可爱，但当我因不听劝阻而擦伤膝盖时就没那么可爱了。有一次，我仅仅因为自觉上床早睡便赢得了母亲的柔声表扬。为了维系住这份表扬，我佯装睡着了。我装得很像，母亲熄了灯，关门离去，随后我哭着坐起来，听着其他孩子在别的屋里大笑大喊。我会用绘画来博得老师的称赞，尤其是初到新环境时。当幼儿园里另一个小朋友的画作被选中，挂在园长的过道橱窗里展览时，我记得自己既震惊又失望。她画得糟透了，仿佛是将蜡笔插在鼻孔里胡乱涂画。我画得明明更真实呀：人都有脚，房子都有门。

童年时期，我认为母亲有时不喜欢我，甚至讨厌我。爱并非恒久不变，其数量时增时减，甚至会彻底消失。每当母亲对父亲、子女或命运感到不满时，她便以死相胁或企图自戕，爱并不牢靠，这无疑增加了我的不安全感。

时下称职的父母或许认为让孩子生活在缺乏确定感的状态中危害很大。但哪有父母能做到不让敏感的孩子去想与他人相比自己处于什么地位呢？从全家睡醒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上百种评判孩子的方法——小孩的吵闹程度，吃早饭或系鞋带的速度快慢，等等。虽然身为父母，但你无法保证孩子在操场上受人欢迎，或是老师如何给孩子打分。你无法改变家中的排行，无法改变你哥哥是长子的事实，对他如痴如醉的父母总将全部情感倾注在他身上，而他日后还将被视作你的领导者和保护人。在弟弟降生后，我就像许多排行在中间的孩子那样，在新的家庭排行中被推来挤去，地位不断地演变和变化。约翰出生那天，我身穿绣着百子图的中式新睡衣坐在门廊上，焦急地等待妈妈回到我身边。父母的朋友想安慰我，哄我跟她女儿玩。可我坐在门廊上一动不动，母亲就是在那儿丢下我走开的。

我的小弟约翰，昵称就叫“弟弟”，他只要一哭就会得到关爱。为他拍照时，或是当他没能挨着母亲坐时，他都会哭鼻子。彼得和我不让他玩我们的玩具时，他也会哭。父母不会要求他跟上彼得和我的快速步伐。父母对他没有明确的要求，不拿他跟别人比，因此他不会有自卑感。没人说他应当立志成为医生。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和引发焦虑的各种预判在哪儿呢？“顺其自然”便是父母对他的规划。他们在彼得和我的教育问题上从不懈怠——或者说，他们对任何事都从不懈怠。但弟弟是不会犯错的。当父母撞见他嚼着从人行道上抠起来的口香糖时，只会责备彼得和我看管他不够细致。当他弄坏我们的玩具或是偷走我们的万圣节糖果时，父母便教导我们本该分享，而不该自私独占。父母无意间在彼得和我心中播下了怨恨弟弟的种子。弟弟总给我们惹麻烦，于是我们尽量躲着他。

在我成年以后，母亲告诉我，她和父亲对待约翰的方式不同是因为在他身上花的时间较少，他们对此感到内疚。她说，他们疏于照顾约翰。彼得和我降生之后，他们一直悉心尽责地照料我们，带我们到公园玩，指出我们的错误，辅导我们写作业，密切关注我们的进步，陪我们去图书馆，还让我们上钢琴课。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变得越发忙碌。他身兼数职：全职电气工程师、在读研究生、浸礼会替补牧师，同时还是创业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多硅谷工程师都在车库里初创了基于细分市场的利基公司[35]，父亲拥有和他们同样的抱负。母亲是治疗过敏反应的全职技师，还在家经营假发生意。他们疲惫不堪，没有精力再去督促另一个孩子提高成绩或是练钢琴。父亲没像对我那样，一晚上花几个钟头帮弟弟学会全部乘法口诀。弟弟也没像我那样，被迫在二年级学书法以提高书写能力。父母任由他裹着破旧的毯子，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连续几小时看动画片。他们只想通过更便捷的方式让约翰感到关爱和快乐。

在彼得和父亲相继死于脑瘤的那十二个月里，我和弟弟都靠边儿站了，基本上同样被忽略，我也改变了对弟弟的怨恨心情。亲戚、朋友、牧师和教友围在我们的父母身边，祈祷能发生奇迹；他们对我昏迷的哥哥讲话，聆听父亲讲述医生最新的诊断结果，每次手术期间他们都陪坐在医院里。当父母回忆往昔快乐时光的趣闻时，他们也陪着一同欢笑，一同落泪。母亲将哥哥在昏迷中的每次无意识抽搐都视为有意义。那一年，他们无心关心约翰和我做的任何事。他和我都同样被忽视，同样被指责在危难时刻帮不上忙，同样受到母亲消沉情绪的反复冲击。当母亲把一批又一批信仰治疗者[36]和转运师带回家时，弟弟和我同样质疑她是否头脑正常。当母亲担心某种诅咒将会逼死我们全家时，弟弟和我也同样惊恐不安。下一个该谁了？当我们抱怨头疼或肚子痛时，就会被硬拖去医院做检查。我们不知该如何表达悲痛，可也不能像母亲那样发疯。

奇迹未能出现，约翰和我却在那一年里幸存下来。父亲去世后，我们不再在就餐前祈祷。日复一日，母亲的生存意志忽而崩溃，忽而高涨。她会哭喊着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随后细数她设想出来的原因。还有些时候，她会狂热地规划我们的前途——开餐馆，开纪念品商店，去中国台湾以便约翰和我学习礼节、规矩和中文，或是搬到荷兰去，只因为那里干净卫生。但我们完全明白这个家已支离破碎，也清楚为何母亲永远难以痊愈。约翰和我成了余生能够彼此依靠的骨肉同胞，这既出于自然，也基于必要。

父母非常爱我们，因此希望我们拥有移民家庭能得到的最佳机遇。这需要树立成功的典范，其中之一便是也身为移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无法想象父母当真认为我们能和爱因斯坦一样聪明。但志存高远而后稍有不及又何妨？这便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在我身上仅发现一个与爱因斯坦相像的闪光点，那就是他出了名的特征——沉浸在幻想中，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他们读过这样一则故事，当爱因斯坦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时，各种观点在他头脑中激荡和迸发。我的头脑可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在走神。

还有一个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史怀哲[37]医生。他是道德楷模，曾深入非洲丛林，冒着生命危险和被截肢的风险，为瘦骨嶙峋的孩子治愈可怖的消耗性疾病，因此荣获诺贝尔奖。身为牧师的父亲也盛赞他是基督徒的最高典范之一。美德和善举却激励不了我成为史怀哲医生那样的人。杂志在刊登他的英勇事迹时，展示了患者的双脚布满血痂，被麻风病侵蚀殆尽的照片。史怀哲医生的工作不适合过早就有焦虑心理和病态想象力的孩子。

1959年的复活节，参加礼拜后在公园里

另一类成功的典范是音乐家。在许多抱负远大的父母（包括我父母）心中，莫扎特堪称此类典范之首。母亲告诉我，莫扎特从五岁开始作曲。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也五岁，这可绝非巧合。也正是在那时，一架乌黑发亮的沃立策[38]牌小型立式钢琴来到我家，占据了狭小客厅的一整面墙。沃立策钢琴顿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父母告诉我们，钢琴价格不菲，这话使我以为我家一夜暴富了。母亲过去总抱怨家里穷，部分原因是我们捐了许多钱。父亲向教会奉献十分之一的收入，还寄钱给他在中国台湾的兄弟们及其家人。父亲给我们看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这使我们为当了心地善良的孩子而自豪。我们还得照顾母亲同母异父的弟弟及其家人，脱离殷实、优越生活的他们来到美国，不会讲英语，不习惯干许多中国移民不得不干的那种粗活。他们到来时，母亲正在上护士学校，同时在医院兼职做护工，需要给病人倒便盆、换床单和洗屁股。有一次，她还得忍耐一个新生儿片刻不停的啼哭。那孩子先天没有肛门，母亲说。她们没法给婴儿喂食。值夜班时，母亲听那婴儿一直在哭，非常痛苦。第二天夜里，孩子仍在哭。又过了一天，她夜里已听不到哭声。她向我们讲述那种可怕的故事，表明她为我们如何含辛茹苦。她将生活形容得那般凄惨，说她几乎“忍无可忍”。当那架昂贵的钢琴到来时，她非常开心，我还以为凄惨的日子已经到头了。

母亲告诫我们不许破坏钢琴完美的外表——严禁出现划痕、凹痕、刻痕、污点，或是黏糊糊的指印。她说琴凳也很贵，如果我们光着腿在凳子上滑过，发出放屁一般的吱吱声，那就会受到责骂。她成了侦探，能将指纹跟罪犯对上号。当最早的划痕出现时，她又成了可怕的审讯者。这是谁干的？是谁？由于没人承认错误，我们全体被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件乐器具有如此的威力，却又那般脆弱，它成了母亲最珍视的财产。她经常让我们认识到，她和父亲来美国牺牲了许许多多，就是为了我们做子女的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包括学会享受音乐。

及至成年之后，我才明白她所谓的“牺牲”是指什么，那是她遗留在上海的一切。她的寡母嫁给了上海周边一个小岛上最富有的男人，所以从那时起，母亲便在那里过着优越、特殊的生活。我的外婆从一个为穷学者守节的孀妇，变成富人家的四姨太，这使她沦落到社会地位的底层。按照家史的一种说法，娘家人原本希望她能一直守寡，因此她的再嫁使全家蒙羞。但她若不嫁人，就得靠施舍过日子——更确切地说，是要依靠她那个视财如命、吸鸦片成瘾的哥哥。另一种说法则将她描述成被富人奸污的受害者，结果怀了孕。外婆生下儿子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娘家人称她吞下了生鸦片，以结束她做小妾的耻辱。夫家则称此事纯属意外。母亲对两种说法都有些许认可。她说，她的母亲沦为妻妾成群的大户人家里身份卑微的小妾，感到这种生活忍无可忍。因此她让那个富人承诺，如果她生下儿子，他就允许她住在上海她自己的房子里。他同意了。我母亲是唯一听到他们达成交易的人。她发现母亲在谈起她们将返回上海的时候，情绪就比较好。她抱怨岛上的生活无聊。但当儿子降生后，富人的诺言成了泡影。我母亲见证了她的母亲在得知被骗后的愤怒。为了给丈夫一个教训，她吞食了鸦片。她只是想吓唬他，母亲解释说。她的母亲绝不会有意抛下年仅九岁的女儿，让她成为孤儿。“她非常疼爱我，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她死于意外。”不过，她偶尔也承认我外婆是自杀的，因为“她忍无可忍”。母亲说有时她也有同感。

1955年：三岁的我对着父亲的禄莱照相机摆姿势

外婆去世后，我年幼的母亲仍住在大宅子里。富人感到内疚，于是在四姨太死后尊她为自己儿子的母亲。她死后在家中的地位变得无法撼动。富人保证对我母亲视如己出，让她随他的姓，表明正式承认她与他家的关系。他送我母亲到私立女校读书，还花钱让她学钢琴。他为她买来漂亮的衣服和一只贝德灵顿。母亲说，她的继父很喜欢她——甚至允许她跟他同桌用餐，而其他人只能坐在另一张桌上。不过，她对继父的感情始终很矛盾。她因母亲的死而怪罪他——首先不该纳她为妾，其次不该食言。我想象她出于尊敬称他为“父亲”，但每当她对我说起他时，并不称他为继父或母亲的丈夫，而是连名带姓地提到他。她提起其他几房姨太太的子女时也不称兄弟姐妹，而是用名字，以及那人的母亲在姨太太中的排行，比如：“三姨太的二女儿某某”。尽管从小在大宅里长大，可她对我说从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她的母亲是妾，又自尽而殁，给家里投下了阴影。亲戚们总是提醒她，说她真有福气，虽不是富人的血亲，却被获准住在那座宅子里。母亲说，他们提醒得太频繁，所以她听得出他们言下之意是她其实不配住在那儿。“我孤苦伶仃，没人像我对你这样疼爱我，指引我。”她说。少了母亲的指引，她就没能认清想要娶她的男人是个坏蛋，后来几乎摧毁了她的心灵。

我猜她结婚时大概十八九岁。她形容自己当时幼稚而愚蠢。他出身书香门第，是岛上第二大富家的长子。他的父亲是她继父的生意伙伴。他还接受了飞行员训练，隶属一支精英队伍，这使他成了颇有名气的英雄，社会地位堪比电影明星。母亲说，他本该迎娶继父家的长女。这场联姻本是父母之命，是上流社会两个豪门富户的强强联合。飞行员却想娶我的母亲，更漂亮的自尽小妾之女。大家都对她说，这可是天赐良机，那个男人愿意娶她是她的福分。“你为什么想长得漂亮呢？”有一天，当我因害怕自己长相丑陋而哭泣时，母亲这么对我说，“我就是因为漂亮吃的苦。”

新婚之际，丈夫就告诉她，他不想抛弃那些情妇，其中一个是当红电影明星。他几乎每晚都带女人回家。“那个混蛋说，我应该跟她们睡一张床，”母亲说，“你能想象吗？我不答应，这让他很生气。他居然生气？那我还不该气死？”“那个混蛋还是赌徒，花光了我的嫁妆。他根本不是英雄。他是个懦夫。在一场大战中，许多飞行员都阵亡了。可他却掉转机头逃跑，谎称迷了路。”在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中，她生育了一子三女，还有个十磅重的女儿生下来是死胎，皮肤发青（在我的想象中，夭折的同母异父姐姐是个表情愤怒的小娃娃，肤色如同海水）。当三岁的儿子死于痢疾时，母亲对生活绝望已极，于是对怀中的孩子说：“这下好啦，小家伙。你解脱了。”甚至在她企图自杀之后，丈夫仍不放她走。她是他的财产。他可以折磨她，扇她耳光，每当她拒绝跟他做爱，他就用枪抵着她的头。

几年前一次家庭聚餐时，此前与我从未谋面的一个远房亲戚对我说：“你妈在中国有很多情人。”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也附和道：“好多啊。”她们脸上一副津津乐道却欲言又止的样子。她们透露的事令我感到震惊，不仅因为消息本身，还因为她们说话时的神情。倘若母亲仍在世，她听了一气之下会想死。我本想替母亲说话，却又因想多了解内情而内疚。这是真的吗？她真有情人吗？如果有，那些男人都是谁？他们爱她吗？她爱过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吗？然而，我没问，她们也没再说。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我能想象她以找情人的方式气那玩弄女性的丈夫。她在表达愤怒时从不消极被动。我还能设想出另一个原因：她感到自己并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希望有人来关爱她。我也确知她在婚内有过一个情人，那便是我父亲。他们大约相识于1939年或1940年，当时正同船从香港起程。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也在那条船上，他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父亲正要前往桂林，他在那儿的一家大型收音机工厂里担任无线电工程师。母亲要去昆明，她那个飞行员丈夫的飞行基地在那里。叔叔说，我的父母一经邂逅便擦出火花。叔叔称赞我母亲美丽活泼，企盼她对自己而不是对我父亲感兴趣。父亲和叔叔当时都不知道她已婚。或者父亲即使知情，也没对弟弟透露过。

1945年，母亲和她嫂子同在天津。有一天，她认出了向她迎面走来的男人。他的长相不容错辨——向下弯曲的眼角皱纹，露牙的咧嘴笑容和垂在前额的波浪式刘海。母亲回忆说两人的相遇纯属天意。倘若她晚到一分钟，就会和嫂子登上火车，目的地是延安。那时，父亲在驻天津的美国情报服务机构担任业余无线电台操作员。他讲一口地道的英语，衣着时髦，中美两国的男男女女都很欣赏他，认为他魅力十足，英俊潇洒，脾气又好。他温和地与人打趣，总是笑呵呵的。“他想娶哪个女人都可以，”母亲特别强调，“好多姑娘的母亲呀，都想招他做女婿。可他选择了我。”两人开始交好那年，她二十九岁，他三十一岁。

我有他们在浪漫的早期生活中拍摄的许多照片。她眼中的神情毋庸置疑。她在午后露出羞怯的微笑，清晨时则笑得光彩照人。我不知道两人秘密地共同生活了多久，但从照片中她变换的衣着来看，我能想象出那段时光长到足以跨越冷暖两季。

母亲的丈夫，那个名声在外的战斗英雄，因她离家出走而狂怒。他雇了一个侦探，把她的照片挂在各家美容院里。一天，她做完新发型刚走出美容院就被抓住了，然后被押回上海。在那里，她被关进监狱，跟妓女同在一间牢房。八卦专栏中出现了相关新闻：漂亮的交际花对英雄飞行员丈夫不忠。在牢里等待审判时，她企图自杀。当别人告诉她在审判前可以获释回家时，她自称宁可待在狱中，也不想冒着被丈夫毒打的危险回去。就算获释，她又能去哪儿呢？一个亲戚告诉我，没人敢收留她。她犯了重罪，使家族蒙羞。她的继父一家在幕后收买了许多人以确保指控被撤销，八卦专栏里也不再出现更多消息。她走投无路，只好回家，她的三个女儿、丈夫和他强势的姨太太都等着她呢。好些时候，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就住到别的亲戚家里。丈夫则指使女儿们到她的窗下，哭喊着央求：“回来吧，妈妈！”姐姐锦多告诉我，她哭得最响。另一个姐姐丽君当时年仅四岁，她回忆说自己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只知道妈妈太难过，没法照料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我的父亲仍在天津，最终任职于美国陆军。他已于1944年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两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却因正逢战时无法出国。1947年，他受雇于美国经济事务委员会，最终以“经济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了赴美签证。他到美国后不久就申请了留学签证。

我父母的情史中有重大信息缺漏。两人曾在某个时候盟誓相许。父亲在护照上注明自己已婚。母亲说他那样做是为了向她证明，两人在精神上已经结婚，即使尚未履行法定手续。两人想必也讨论过母亲如何去美国。为了做好准备，她拿到了学士学位，不是通过录取入学的惯常方法，而是靠某个亲戚帮忙，把她自己在上海大学的学位证书给了我母亲。她们的名字很相近，一个是杜娟（Tu Chuan），一个是杜琴（Tu Chan）。母亲的申请表上显示她的中文名字是“琴”[39]。这个差异不是大问题。中国人用英语拼写姓名时通常有几种方法。父亲拼写姓氏“谭”时用过不同的写法，包括“Thom”“T'om”和“T'an”，最终才定为“Tan”。有了学士文凭，母亲向旧金山的一所大学提出申请，声明她计划攻读美国文学的硕士学位。我曾认为这是个奇怪的选择，因为她的英语水平令人生疑，对小说也缺乏兴趣。可我现在觉得她的选择很精明。倘若她说想学习钢琴，美国领事馆就不会发给她留学签证，因为她也可以留在上海，到著名的音乐学校深造。再说，一个想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的学生还能去哪儿呢？

1949年，函内附件：杜娟的文凭，母亲用于申请留学签证

我不清楚母亲在与父亲分离的那些年里，在感情方面是如何熬过来的。但我确切地知道她当时处境凄惨。1948年的一张照片上，她脸上毫无笑意，显得清瘦无神。当时她的体重只有七十磅。母亲与父亲分隔两地期间，收到过他的信吗？她丈夫是否截获了信件？我想知道母亲是否放弃过两人能够重逢的希望。她想象过他或许会爱上不受丈夫、孩子和丑闻拖累的其他女人吗？

1949年，随着政权更迭，与婚姻相关的法律也发生了变化。男人不能再三妻四妾，而是只能娶一个妻子。女人也可以提出离婚。[40]母亲抓住机会，在她继父一家的帮助下，通过复杂的谋划，在一个公开场合，迫使丈夫回应他的小妾是不是他的妻子——当时小妾正站在他身旁。在小妾的瞪视下，他承认小妾是自己的妻子。母亲给他提供了一份文件，他一签完字，她在法律上就是自由身了。

1949年春，她发电报问父亲是否仍想跟她在一起。他的答复是“速来”。那个小妾盼着她早点走，还说在她安顿下来以前，应该暂且留下孩子。母亲登上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轮船去了香港，同行的还有许多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心的人。她在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申请了留学签证。由于英语水平差，她去攻读美国文学硕士的打算想必引起了怀疑。幸运的是，美国的大学致函领事馆，表明她到美国后将修读英语语言强化课程，包括“练耳”和口语表达。一个月后，她拿到了留学签证。那时，她已迫不及待地想奔向命运的安排。她改变了乘船去美国的主意，因为那样的行程会停靠许多站，一个月后才能抵达旧金山。她花700美元买了一张菲律宾航空公司的机票。

抵达旧金山以后，她得知父亲没按原计划在麻省理工学院登记入学。我料想他始终感到痛苦，因为他，母亲的婚姻破裂，她受到犯罪指控，酿成公开的丑闻，并且失去了孩子。他自小是基督徒，一直读钦定本《圣经》[41]。在一份书面的个人声明中，他说自己感觉在精神上已迷失方向——如同旷野中的扫罗[42]——直至最终听到上帝要他成为牧师的召唤。因此，他没去麻省理工学院，而是在伯克利浸礼会神学院注册入学。

母亲几乎没有宗教信仰。她恐怕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走向何种生活。起初，她接受了贫困的生活条件，自己洗碗，打扫屋子，在没有保姆帮忙的情况下抚养孩子。当家人在进餐前祷告时，她垂下头，闭上眼。然而年深日久，爱情便不足以平息对某些牺牲的抱怨。作为华人浸礼会的牧师，他为何应从200美元的月薪中缴纳“什一税”[43]呢？为何一家人就该住在由教堂配备了没人要的旧家具的地方呢？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通宵达旦的争吵，我从中读出母亲的不快。在第三个孩子出生前，夫妻间关于金钱问题的争论促使父亲放弃了牧师的工作，转而重操昔年旧业，重拾稍稍不那么穷的工程师行当。他加班加点地工作，母亲则去上夜校，不是攻读美国文学，而是学习专业护理。两人继续给我父亲在中国台湾的兄弟们寄钱。母亲同母异父的弟弟——她母亲和那个富人的儿子——也去了台湾。从显赫公子沦为落魄穷人，他极度惊愕，后来眼睛坏了，成了瞎子。他的妻子变卖珠宝首饰，使家人得以糊口。夫妻俩写信给我父母，称家财已尽，走投无路。我父母资助他们及子女赴美。母亲说她很乐意这么做，不仅因为他们是同母姐弟，也因感念他父亲曾帮过自己。1957年，就在母亲离开中国八年后，我们两家人搬进位于奥克兰市第51街的一幢双层公寓。我们家住在一层，舅舅[44]全家住楼上。就在那一年，母亲终于攒够了钱，买下钢琴、洗碗机和电视机。

旧金山，1949年：从上海突然到来的新娘

我不知道在母亲看来，哪些算是她为了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而做的牺牲。她的某些牺牲是物质上的，包括漂亮的连衣裙和毛皮大衣。某些牺牲与她从前的生活方式有关——拥有女仆、司机和厨子。她还不得不放弃一些习惯，比如抽烟。当然，她还被迫放弃了许多的自尊和骄傲，因为她在别人心目中已不再是那个口齿伶俐、机智诙谐，言谈和文笔都颇为雅致的女人。在美国，她没法跟任何人轻松自如地谈话，她的英语实在不灵。她在美国遇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讲广东话，而非普通话或上海话。她后来也被迫放弃了每周去发廊做头发。四十岁刚出头，她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工作日时，她穿着白色护士服和笨重的白鞋回到家，然后坐到沙发上，抱怨腿都“酸”了。我们哪里知道曾有女佣为她做足部按摩。四十多岁时，她虽仍漂亮，却已不再捯饬，只在参加社交活动的晚上才卷发，之后穿上中式绸缎衣裙，描好眉毛，涂上口红，焕发出往日的些许风采。

所以说，这些就是她做出的牺牲。当年的牺牲与我们却毫不相干，那时根本还没有我们。她牺牲那些东西是为了爱情，为了托付终身。那种对爱的渴望极其强烈，结果她确确实实做出了重大牺牲：她的女儿们，分离时分别是四岁、七岁和十三岁。离开了中国，她就无法再要回她们，除非她买一张单程票回去，要求前夫交出监护权。她没法抚养她们，其实无论怎样，他出于积怨也会拒绝她，并非因为他喜欢做父亲。他是个禽兽，后来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因为强奸女学生——他女儿的朋友们。母亲想不到他会如此狠心地虐待女儿们，也不知道女儿们还被那个小妾继母虐待。那女人宠爱亲生的儿子，却讨厌抚养我母亲的孩子。她把她们关进壁橱里。她使劲儿掐锦多的腮帮子，指甲几乎戳进她的脸颊。她用痰盂当儿童便盆，强逼丽君坐上去，还不让她起来，结果当她最终站起来时，她的臀部因被虫咬而感染。她不让她们吃饱饭，导致丽君患上佝偻病。

在中美两国不通邮的那些年里，母亲只能靠生活在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朋友转寄信件，偶尔获悉女儿们的消息。前几天，我找到锦多二十岁出头时的一张照片，颇似母亲年轻时的相貌。照片背面是工整的中文题赠：“最亲爱的母亲惠存。我日夜梦想见到您。”这句话使母亲感到痛苦与内疚吗？我从未听母亲表达过懊悔。她表达对现实的屈从时，倒有一些不同的表述，像“无可奈何”“别无选择”“无法避免”等。其他家庭，比如我们的亲戚朋友家，也无法避免这种事。母亲的嫡亲哥哥和他妻子，在战时将刚出世的女儿留给一个贫苦的农民收养，这样他们这群年轻的革命者就不会因婴儿的啼哭声而暴露在日军面前。舅舅和舅母在七八年后与女儿团聚。而母亲直到三十年后才与女儿们团圆，那时女儿们比母亲离开她们时的岁数还大。

父母没向美国的新朋友们讲述过母亲以前的婚姻和仍在中国的孩子。父亲也没向神学院的导师吐露此事，尽管他可能是因为爱上有夫之妇、自觉有罪，才成为神职人员。父母也没告诉出生在美国的彼得和我，我们讨厌听母亲提及一堆她为了让我们享受音乐而做出的、我们并不知晓的牺牲。

弹钢琴时，母亲的手指敏捷得仿佛有魔力一般。她端然稳坐，我们站立两旁观看，父亲则带着热恋般的神情痴迷地看着她演奏。真是天才爱妻啊！她喜爱的乐曲有肖邦的练习曲、波洛奈兹舞曲，尤其喜欢华尔兹舞曲，经常引得父亲情不自禁地携起她的手，领着她翩翩起舞。两人舞姿潇洒，在许多婚礼的舞场上都是跳得最棒的。两人步调一致，在舞池中迤逦游走，当两人在完成上摆荡[45]动作后定格时，母亲会翘起鞋跟，父亲则让她的身体向后微倾，作为这个动作的收势。在家里，他有时会将她揽入怀中，带她在客厅里快速旋转，然后穿过狭窄的过道，一边还哼着《溜冰圆舞曲》之类的调子。最后，他会将体重八十磅的母亲抱举起来，亲吻她的嘴唇。当母亲发现孩子们在旁边观看时，总会出声嗔怪。

每晚，兄弟们和我都会换上配套的睡衣，和父母一起，围在钢琴旁边。母亲会弹奏父亲钟爱的旧时基督教常用的赞美诗曲目：《基督精兵前进》《我独自来到花园中》和《古旧十架》。父亲会以浸礼会牧师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吟唱。当时七岁的彼得早已学会熟练地阅读，认得赞美诗中的许多词语。我会用手划过书页，仿佛我也能读，尽管如今我想象得出，假使自己认识什么词的话，也仅限于经常重现的那几个：“上帝”“耶稣基督”“神圣的”“主”“阿门”。钢琴使母亲心情愉快，或者至少使她不容易勃然大怒和陷入不可预料的忧思魔咒中。这让我们觉得钢琴可真是一件好东西。可就在那时，父母找来一位钢琴老师。我的钢琴老师陶勒小姐一头白发，态度慈祥，她的声音柔和，举止老派。她跟她的母亲住在一起，那位老太太喜欢笑眯眯地坐在楼上露台阳光房中的藤椅上，彼得上课时我就在那儿等候。

母亲担保我们会像她一样热爱钢琴。“你越多练，就会越快地喜欢上它。”起初，我们相信了她。她说我们的钢琴课非常贵，彼得和我每人每周五美元。这又是父母为了我们做出的另一项牺牲。父亲只得靠加班来负担这些学费。作为回报，我们每天必须练琴一小时。只有极其自私的小孩才不肯答应——每天一小时，算什么呀！对成年人而言，一小时在不经意间就匆匆流逝了。但在幼儿园的小孩眼中，那一小时可是放学后玩耍嬉戏的黄金时间，你终于能摆脱在上学时蓄积的烦躁不安，然后尽情尖叫，开怀大笑。下午也是全世界最棒的娱乐节目《米奇俱乐部》在电视上播放的时间。在彼得和我练琴的两小时里，我们不能看电视。每天一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坐在那张昂贵的硬琴凳上，移动着手指，瞪大眼睛吃力地看乐谱。

那些钢琴课改变了父母对我的印象。我成了懒丫头，因为我在坐上琴凳之前尽可能地磨蹭。我是个坏女孩，因为我在练琴时间上撒谎。我是个粗心大意的姑娘，因为我弹错了许多次，还不用心去克服。我不知感恩，因为我没微笑着感激父母为了我能享受音乐而做的所有牺牲。有许多个下午，我懒懒散散地坐在钢琴前，眼睛盯着窗外，注视着表兄弟们奔来跑去，绕着房子玩捉人的游戏，还高声尖叫着，而我却坐在那张琴凳上自叹自怜。

对我而言，学习钢琴可不像五岁的莫扎特学琴那般轻而易举。想想看，我得牢记多少东西啊：准确计时，注意节奏。全音符中间有个大洞——用脚把拍子敲出来：一、二、三、四。有连线的黑色音符节奏更快。我响亮地奏出一串音阶，想象自己的手指是转圈行进的小小士兵。钢琴老师曾教过我，每根手指都有指定的数字，从一到五，大拇指是一，小拇指是五。如果我不注意指法，在弹完音符以前手指可能就不够用了。我的手指反复不停地操练——弹奏一个八度音阶，来回上行、下行，然后是两个八度音阶上行、下行，之后是三个。最后，八度音阶中还会出现升降音，为了力度均匀地弹奏音符，我的手指不得不像做体操动作一样，快速扭转，这根掠过那根，那根掠过这根，还得与木质节拍器强加给我的专横节拍保持同步。我时常感到手指疼，于是将它们向后扳，再用力拉长，以为能将它们抻到一定长度，这样我伸展手指弹奏大和弦时就不会那么疼了。我怎会爱上弹琴呢？它盗走我的游戏时间，使我双眼疲劳、手指痉挛，还让父母冲我大喊大叫，责备我自私懒惰。你很聪明，父母会说，这对你来说应该很容易呀。你只需要更努力一些。如果彼得能做到，你也能。

至今我仍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我在甚至不识字的时候就被要求认识乐谱上的小小音符。我的眼睛必须飞快地扫过纸页上丛生密布的黑点，然后将它们转换成协调一致的左右手神经肌肉连贯动作。我惊叹于一些很小的孩子能用双手弹奏。他们能同时用左右手写出不同的单词吗？如果他们每天被迫这样写一小时，双手写字会成为一种可习得的普通技能吗？很小的孩子如何根据“中弱”“弱”“中强”“强”等记号来控制弹奏的音量呢？我很少见到有小孩能在婚礼和葬礼上控制说话的音量。什么样的孩子刚勉强学会走路，便已拥有充足的仪式感与情感体验，能以缓慢而庄严的情绪来弹奏呢？

为我们未来的职业而进行的训练早早地开始了。彼得和我被指派在家宴上表演。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就会听到这句可怕的话：“让叔叔阿姨看看你们学会了什么。”当我们做客的朋友家也有钢琴时，父母就会让我们跟人家的孩子比试弹钢琴。我家的朋友都是华裔，大多生于美国，又与华人社群联系紧密。只要他们开口讲中文，那一定是广东话。我的父亲会讲，母亲却不会。许多朋友都是一个投资小组的成员，他们称其为“喜福会”。他们每个月都根据缜密的分析买入股票；倘若形势按他们的计划发展，他们有朝一日定会发财。同理可见，孩子们的钢琴课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五美元的钢琴课能使我家每晚叮叮当当的折磨变为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演出。志当存高远。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的榜样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父母要求我们更努力地练琴，这样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榜样之一是范克莱本[46]，他战胜了苏联钢琴家，因此被美国媒体极力宣传。志当存高远。后来，我们又得跟华裔小神童金尼·蒂[47]竞争，她在埃德·沙利文的真人秀节目中频频出镜，在以惊人的速度演奏乐曲时，还会冲着镜头露齿笑和挤眼睛。母亲会说，你看她多爱弹琴，为什么你就不喜欢呢？

在几家朋友聚会的钢琴之夜，所有父母为了赢得赞美都会说一些标准的自谦之词：“他刚开始学，弹得不是太好”，或者“她练得不够努力”。我们这些小孩本该证明他们完全说错了，但都没能成功——只有一个男孩例外，我将称他为查尔斯。他比我们大多数小孩年龄大；我现在估计，他当时十或十一岁。我记得他的脑袋形如一个硕大的倒置的梨，相比之下，他的五官显得较小，有些紧巴巴的。当他坐在琴凳上时，表情并不垂头丧气。他显得镇定自若，甚至乐于被叫去弹奏。他不用看乐谱，手指就忽然弹奏起来，在琴键上如行云流水般地游走。他的身体随着乐曲自然摇摆，演奏得分毫不爽，曲终时双手悬在半空，此刻余音渐退，取而代之的是热烈的掌声与喝彩。我们注定相形见绌。在我们表现平平之后，父母会说：“学学查尔斯。刻苦练琴吧！”有的大人会对查尔斯说出标准的溢美之词：“又一个莫扎特！”查尔斯引起了许多家庭骚乱。

我们都不情不愿地当着“未来的神童”，忍受着被别人以孰优孰劣的浮动标准评头论足，结果取决于跟哪些来赴社交晚宴的小孩相比。我体会到竞争带来的情绪——恐惧与绝望，尴尬和耻辱，羞愧与内疚、厌恶，甚至是憎恨，还有复杂的幸灾乐祸心理——因别人弹奏失误而窃喜，接踵而来的是基督教徒的畏惧心理，害怕上帝知晓我内心的自私刻薄。我讨厌被人寄予厚望，讨厌父母的朋友在我表现不佳时虚情假意的夸赞，即使是父母发自肺腑的赞美也令我难以接受。赞美使我焦虑不安，那只是暂时的慰藉，可能会随着下一曲被迅速夺走。六岁时，我周围的孩子自然形成两拨：赢家或输家，聪敏过人或愚不可及，深受喜爱或是毫不讨喜。我属于哪一类呢？我的地位不断波动，然而失败总会占上风。生活变得严峻起来，充满烦忧与自怜，还不容我表露出来。

大约在圣诞节时，即钢琴课开始一年以后，彼得和我得知，父母已为我们报名参加教堂举办的才艺表演。我得到一身漂亮的新装，笔挺的紫罗兰色雪纺绸连衣裙，还有新颖别致的皮鞋，这让我觉得才艺表演或许不是那么糟糕的主意。陶勒小姐指点我在坐下弹奏以前向观众微笑致意，教我如何庄重地行屈膝礼，以便曲终时我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谢幕。我必须将裙摆尽量向外提起，足尖点在地毯的花朵图案上，随后伸腿以顺时针方向一扫，低头行礼时眼望地板，然后抬头粲然一笑，最后优雅地挺胸昂立。

我知道这次演出很有风险，于是每天都用整整一小时来练习巴赫的小步舞曲，还练习行屈膝礼。通过如此严格的训练，我成功地背下了谱子。乐曲以小调开始，在我听来有些哀伤，但之后转为大调，带来一个欢快的结尾。当时这支曲子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出发去教堂之前，我将乐曲准确无误地弹奏了三遍。我已准备就绪，兴奋而自信。

当我到达教堂的大厅时，由于父母一路上紧张兮兮地担保我能弹好，反倒使我担心自己可能弹不好。对他们而言，许多事的成败在此一举，包括他们的牺牲、尊严和良好的家教。大厅有篮球场大小，宽敞而有回声，里面挤了好几百人，他们烦躁不安地坐在吱吱作响的折叠椅上。绝大多数教友是白人，但也有二十来个华人及其子女，竞赛即将开始。其实，招贴告示上写的不是“竞赛”，而是“才艺表演”，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美国式思想：每个孩子都是各自星系中一颗闪亮的小明星。我可不是在美国星座的思想体系下长大的。因此，每颗星星相形之下不是更闪亮，就是更晦暗。只有一个小孩能成为最棒的，也有一个将是最差的，最差就相当于最愚笨，最不招人喜欢。父母不可能指望我成为最棒的。毕竟我只有六岁，才练琴一年，许多孩子都比我大。父母为我提出的目标是比同龄或稍大些的孩子弹得更好。志当存高远。

我和年龄小些的孩子坐在前排，看着每个人依次登台。我已不记得那天大家展示的才艺，但我敢肯定，它们都是那个年代在才艺展示上常见的感人表演——指挥、口技、踢踏舞，朗诵《海华沙之歌》[48]，唱名为“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的歌，或是演奏乐器，比如，小提琴、歌笛[49]或钢琴。我记得就在自己被点名前，我满怀期待，感觉心脏飞快地怦怦直跳，简直跳到嗓子眼儿了。母亲不停地揉搓着一小团纸巾，父亲则礼节性地为每个孩子付出的努力报以同等赞赏的掌声。

轮到我登台时，我茫然地走向一架毫不熟悉的钢琴，它矗立在那里，全然不像我家小巧精致的黑色立式钢琴，或是钢琴老师家里那架气势宏伟的施坦威三角钢琴。它也不像朋友家中短小的金色或栗色小型钢琴。以前，琴凳的高度是用靠垫或厚厚的电话簿来调节的，使我的手臂、手腕和双手能在琴键上方保持水平。我现在坐的琴凳太矮，结果琴键就太高了。我没法请任何人来调节高度。钢琴闻起来也很怪异，如同我家以前房子里陈腐发霉的壁橱，而我们小孩子都认为那幢房子闹鬼。我不喜欢象牙琴键，它们已经泛黄，看似老人坏掉的牙齿。

开始弹奏时，我的手指漫不经心地移动着，习惯性地触碰着琴键。琴键的触感不大对劲，中部的由于常按而向下凹陷，有些琴键太紧，其余的则松松垮垮，好像即将脱落的牙齿。弹出的音符听起来与我练习时不同，先是软绵绵的，随后又太响亮。突然间，我的手指绞在一起，停住了。出错了。钢琴和观众都静默无声。我已经失败了。我来回摇动手指，寻找能引领我往下弹的正确琴键。问题在于，我从头至尾背下的是一整首乐曲，但不会在中间随便哪一节开头往下弹。我眼前没有乐谱可看，也没有陶勒小姐坐在旁边暗中提示。我别无选择，只得从头再来。我的双手机械地弹着，我再次发觉那些琴键看起来像大黄牙，意识到琴凳太矮，音符太响亮，之后又太轻柔。再一次，我的手指在同一处绞在一起。我又重来，我这次用力敲着声音发闷的琴键，仿佛加大力度、提高音量便能帮我挺过这道难关。可是我的手指现在甚至连头两个小节都弹不下去。还没等我再次开始，我已听到寥落的掌声，随后渐渐响亮起来。这可不是赞美，而是一个信号，轰我退场，我该赶紧下台了。我冲进一条昏暗的过道，惊吓得浑身打战，痛哭失声。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成了最蠢笨的女孩。别人会嘲笑我一辈子。所有小孩都会因我的失败而幸灾乐祸。最糟的是，父母会大发雷霆，责怪我给他们丢脸，埋怨我练琴不够刻苦，还白白浪费了他们为钢琴课交的钱。我想像卡通人物那样顿时消失。在拔腿跑掉以前，我看到父母快步向我走来。但当他们来到我面前时，我发现他们并未生气，而是面带一种伤心的微笑。母亲伸出双臂，我奔向她，把脸埋进她的裙褶里，呜呜大哭起来。过了一阵，父亲抱起我，温和地叫我别再哭了。这下我哭得更厉害了。几个路过的教友轻拍着我的头，告诉我重要的是我努力尝试了。那时，我看到了彼得。他脸色严肃地盯着我，随后垂下目光，显然为我感到难堪。我使劲地抽泣，大口吸着气，直到我的肺再也吸不进更多空气。由于过度吸气，我扭着身子，挣扎着呼吸，结果人们都来安慰我：“嘘——嘘——别再哭了啊。”

接下来的钢琴课上，老师让我不看谱子弹出那首演砸了的乐曲。我的手指依照它们新养成的恶习移动着，又在同一处绞住。老师当即找到原因：指法不对。这很容易纠正：只要多留意指法，下次我就能出色地弹奏此曲了。可我明白事情并不如此。我的手指还会再次背叛我，即使不是这一曲，也会发生在别的曲子上。不会有下一次了。我要拒绝登台。如果不这么做，我还会再次当众受辱，那是我在六岁时经历的极糟感受之一。我告诉父母，我不想再弹钢琴了。实际上，我宣称自己永远都不再弹了，他们不能逼我。

此后的十四年中，我每天弹奏一小时。在那段日子里，琴凳上出现了许多划痕和凹痕。母亲对最先出现的几处痛心疾首，责怪我们几个孩子粗心大意。我印象中是这样，最近在读父亲的日记时也得到证实。继而，琴凳上又有了不少缺损和深痕，多半是数次搬家时磕碰造成的。我们经常搬家，而钢琴在我家不同住处的客厅里，始终占据显眼的位置。我在练琴一小时中的专注度与我写作业和洗碗时的专注度是一样的——只是在完成例行的、乏味的任务。父母仍坚信我总有一天会爱上钢琴，但已不再使用“神童”一词。我觉得，他们对我成为钢琴演奏家仍抱有希望，哪怕只是当爱好。志当存高远。在十五年的学琴历程中，我有过好几位钢琴老师，每一位都有行之有效的教学技巧。有个女老师让我握住一个红苹果，以便我能用已成形的手掌手指姿态来弹奏。另一位当过指挥的老师用力按我的右肩，让我感受到自己难以用耳朵辨识的节拍。母亲向他们打听过，但没有哪位老师说我天赋异禀。整个小学期间，我必须在各个钢琴老师家中举办的汇报演奏会上弹钢琴，年龄最小的先上场，最大的压后阵，我总是排在漫无尽头的中间位置，而那时的比较效果也最明显。随着年龄增长，我渐渐懂得了如果我预计自己会弹得很糟，便不会在预想之事成真时遭受惊人的打击。有一次，当我即将弹完一首长长的回旋曲时，竟意外发现这一曲弹得非常精彩——直到弹最后一个和弦时，我的手指重重地砸错了一个琴键。高中时，我是欢乐女生合唱团的伴奏。有一次我突然僵住了，没法开始弹《我喜欢做女孩》。音乐老师把指挥棒举了三次，最后他狠狠瞪着我，厉声命令我开始弹奏。

独自练琴时，我的心思始终飘忽不定。每当母亲打断我时，我就回击道：“你在跟我说话，我怎么集中精力啊？”我经常想象自己身在别处。我在头脑中构思不同的场景，都是根据乐曲塑造的——小调式的低音区预示着不祥的昏暗地带，完整和弦的乐段使我联想到皇家仪仗队，一节拨奏犹如踮着脚初涉魔幻之境，三连音仿佛是冲向一场舞会、一座城堡，或是动画片中王子的怀抱。乐曲不只是故事的背景，还创造了我头脑中的场景。我步入森林，踏上草地，潜入水下，那里有长发漂浮的少女在歌唱。我想象自己看到人行道对面有许多宝石。这些场景是童话故事中的，但其中蕴含的情感是我自己的，它们大都在希冀与忧伤之间摇摆不定。在父亲和哥哥彼得死于癌症的那一年里，我在阴郁忧伤的乐曲中寻到了慰藉。我偏爱《肖邦前奏曲Op.28 No.4》慢板部分葬礼般的情绪，其中蕴含了孤寂的绝望，还有对生命终将悲哀落幕的惯常认识。每隔两三个星期，我都会拿到一批要学的新乐曲，有些里面有适合我的情感，其他曲子则有如算术般呆板枯燥。还没等到弹奏娴熟，我就得把它们抛到脑后，学习新的曲子。

在读大二时，我决定放弃钢琴课。我已经长大，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母亲和我都清楚，我绝不会成为钢琴演奏家，这一认识已存在了一段时日。我的决定令我害怕。我将要改变已与自身融为一体的东西，那个被努力和期望的重压所打磨的讨厌东西。我不得不承认，十五年的钢琴课程，以及所有泪水、胁迫和羞辱最终毫无成效。事实上，我失败了。父亲已于三年前去世，我很欣慰宣布此事时不会看到他失望的面容。我料想母亲会哭，还会以父亲的名义来打动我。当我终于告诉她时，我摆出自己不得不放弃的理由——我需要时间完成必修课，穿过校园去琴房会占用过多学习时间，走夜路很危险，等等。她没像我预想的那样发脾气，也没怪罪我浪费了多年的学费。她说，她已料到我总有一天会放弃。我没觉得释然，反倒有种奇怪的失落感，如今我只能推断自己受到了震撼——她早已不再不切实际地高看我了。她对我弟弟几乎没什么期望，对我的期望也比我设想的少。我能察觉到她很难过，她加上一句说，只盼有朝一日我能享受音乐。我请她放心，我已经在享受音乐了。

母亲有生之年没能看到音乐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假使她看到了，她会十分欣喜地穿上礼服，随我一同去听交响乐、看歌剧，甚或去参加爵士音乐会。她将措辞谨慎地向别人夸耀我为一部歌剧创作了脚本。“那是真事儿，”她大概会这么说，“故事的原型是我和女儿相处时的所有麻烦事。她可真讨厌。”她会很乐意让我支持年轻的音乐天才和神童，他们勤奋刻苦，喜欢在观众面前演奏。为了让她高兴，我甚至可能会坐在钢琴前——施坦威三角钢琴——弹奏一首我反复练习、驾轻就熟的乐曲。我会与她一同回忆那些可怕的日子，那时我们为了我练琴是否练够了时间而争论不休。我们俩都会开怀大笑。

我想要告诉她，音乐已不限于我用手指来弹奏，它能陪我去任何地方，甚至进入我的想象，来到思想与情感的隐秘之处。我与别人分享它，在音乐会结束后谈论它。我已学会享受音乐。更重要的是，我爱音乐，它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昨晚，我找到了宿敌——巴赫的《G小调小步舞曲》，六岁时我曾尝试在才艺展示上演奏的曲目。收录乐谱的薄书已破损泛黄，有几页都开胶了。“巴赫初级，”书上说，“练习重拍及音的匀称。”第一首就是我曾背过的曲子，带两个降号的简单旋律，在持续稳定的音符和带附点的拨奏音之间波动起伏。在试着弹奏它时，我惊异于自己竟在那么小的年纪被要求学习这首曲子。随后，我弹到了五十九年前手指绞在一起的那个地方，这次又弹乱了。就像那时一样，我指法错了，误将第三指而不是第二指按在黑键上。我试着正确地弹奏，但童年记忆中的那个错误被恐惧强化了，很难克服。我遇到曾经弹不好的音符时就格外谨慎。它们包含着诸多情感：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厌恶当众表演的原因；我讨厌被迫参加无论何种竞赛的理由；只有独处时我才会弹钢琴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至今仍厌烦别人对我寄予任何期望，包括与我正在写的书有关的期望。无论期望的事是否实现，我一想到公众的审视就会突然觉得胃痛。

我将小步舞曲弹奏了几个小时，试图克服旧时的习惯，再将新习惯深深印在心里。我走进对教堂大厅的回忆，回荡的掌声，气味古怪的钢琴，冰凉的折叠椅，低矮的琴凳，松垮的象牙琴键和没有谱子的乐曲——我回忆起阻碍我前进的一切。我最终出色地将曲子弹出来——一遍又一遍，直到凌晨两点，弹得手指酸疼。我已战胜错误，改变习惯。我记得母亲的裙褶，我曾将脸藏在里面，因失败而抽泣；而当我发觉自己已被他们原谅时，我啜泣得更厉害了。

┃插曲┃

重新定位：阿拉斯加，荷马市

［摘自日记］

阿拉斯加，荷马市，2005年6月9日。我们把船划了几英里[50]，横渡卡彻马克湾，途经加尔岛和岛上的一大群鸟：三趾鸥、海鸦、松鸦、北极海鹦、鸬鹚、海鸥和各种鸽子都蜷缩栖居于岩石的罅隙中。峰顶栖着一只鹰，犹如旗杆上的装饰。它的位置只要一动，就会引得成千上万只鸟儿振翅尖叫。

我们抵达了东道主居住的岛屿，看到漂亮的乡村房舍，带有顶棚的庭院，能一览无余眺望海湾的客厅。他带着我们走了不远就到了海滩，我们聊起某种翻搅的潮汐运动能产生涡流效应，力量之大足可撕裂和吞噬整条船。此事或许是我记错了，可它足以令我心惊。阿拉斯加人的传说。

后来，他向我们讲述了冬天发生的一件事：一层薄薄的淡水流到海面上，结了冰。阳光切开冰面，海水的这个保护层断成形如蜡烛的碎冰。冰面坍塌后悄无声息地滑入水中。不过，如果风将那些“冰蜡烛”推到岸边，它们就会堆在一起，直到被挤得竖起来，好似亮晶晶的玻璃。当它们一排排地倒塌时，会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

他邀请我住在他那儿，把那儿当成作家的静居之所。如果你冬天来，那你可就被困住了，没法划船返回。我憧憬着，如果花上一两个月在与世隔绝之地写作，弹弹他家的钢琴，观赏鸟儿，聆听冰蜡烛的声音，那该有多美好啊！他说，你没准得把耳朵贴到冰上才能听见。那声音并不常有。你或许得在这座岛上度过五个冬天，与荷马之声及其他一切隔绝。在这座岛上，即使你尖叫，外面的人也听不见。

注释

1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

2　外光画法：19世纪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采用的一种绘画理论和画法。

3　无线电城火箭女郎舞蹈团：火箭女郎舞蹈团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后因在无线电城音乐厅演出被称为“无线电城火箭女郎舞蹈团”，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舞蹈团之一。

4　应为I love to go to school。

5　弹球盘游戏机：一种日本游戏机，弹球落到盘中特定位置时，会滚出更多小球作为奖品。

6　原文为virtual reality headset，中文一般称为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简称VR头显。VR头显将人对外界的视觉、听觉封闭，引导用户产生一种身处虚拟环境的感觉。

7　TED：指Technology、Entertainment和Design的缩写，即技术、娱乐和设计。TED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其组织的TED大会著称，会议宗旨是“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创意”。

8　锌指（zinc finger）：常出现在DNA结合蛋白质中的一种结构基元。

9　维恩图：又称文氏图，是用于显示元素集合重叠区域的图示。

10　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美国著名女作家。

11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2　引自本书译者的另一部译著《喜福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11月）。

13　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1873—1943）：俄裔美籍作曲家、指挥家及钢琴演奏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

14　《童年情景》是一组钢琴套曲，由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于1838年创作。套曲由十三首乐曲组成，《孩子的请求》是其中第四首，旋律亲切温柔、充满稚气，带有祈求、幻想的情绪，形象地描绘了孩子提出请求、期待答复时的神情。

15　《心满意足》是舒曼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五支乐曲，刻画了孩子得到所期望的东西后满足幸福的心理。

16　此处指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字》中女主人公衣服前襟上的大写英文字母“A”。它最初作为通奸（Adultery）的标志出现。然而，这个字母也可解读为其他不同含义：譬如，“A”不仅是海斯特的恋人亚瑟·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mesdale）名字的首字母，也是法语中爱情（Amour）一词的首字母，因此，相应地代表了海斯特对丁梅斯代尔的忠贞爱情；后来，红字成了海斯特事业的象征。她乐于助人，精明强干，又富于同情心，因此，“A”也可理解为天使（Angel）。可见，“A”字作为这部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尽管如此，本书作者可能认为，她用到的主题与之相比更为复杂和微妙。

17　“玫瑰花蕾”指的是美国电影《公民凯恩》中凯恩幼年时雪橇的名字，但它一般被认为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比如代表凯恩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本真。

18　解决（resolution）是音乐术语，指和声中的不协和音或弦向协和音或弦转向。

19　此处为两个卡通人物的名字：歪心狼和哔哔鸟是华纳公司出品的系列动画片《乐一通》中的两个卡通形象。

20　爱发先生也是《乐一通》系列动画片中的卡通角色，和兔八哥是一对冤家。

21　“世纪末”这个名称源自法语“fin de siècle”，最初指19世纪末法国的以象征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艺术思潮，后来影响到其他国家，成为19、20世纪之交欧洲的一场文化运动。它具有颓废、忧郁和唯美等特点，也带有因面临新时代，预感到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兴奋或绝望。

22　美籍俄裔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根据其芭蕾舞剧作品《火鸟》的总谱改编的三部组曲。

23　《人体入侵者》：1956年在美国上映的科幻影片，讲述外星生物占据人类身体、意识和社会身份的故事。

24　《怒海争锋》是一部讲述海权争霸的动作剧情战争片。19世纪初，英国海军“惊奇号”战舰在新任舰长杰克的带领下出海远征，为了光荣与荣誉，官兵们在海上与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展开殊死搏斗。音乐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没有像惯常好莱坞大片配乐那样使用恢宏的管弦乐营造各种激烈的气氛，而是毫不夸张地在关键时刻使用精致的音乐小品，紧随主题，烘托氛围并推动剧情发展，下面提到的《泰利斯主题幻想曲》即为一例。

25　华尔兹舞大约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其名称来自古日耳曼语“Walzl”，意思是“滚动”“旋转”“滑动”，此处说在17世纪的城堡中跳华尔兹舞，疑似笔误。

26　博普爵士乐始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它极富革命性，在当时看来是一种很极端的新型爵士乐。

27　奥兹国：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的代表作《绿野仙踪》中的地名。

28　作者小时候曾救过一只中国暹罗猫，这只小猫伴随她一起成长，小猫去世后，作者非常伤心，夜里经常梦见小猫。作者创作了《傻瓜，中国的暹罗猫》这部关于猫的作品来纪念她的宠物，后被改编为系列动画片《傻瓜猫》。

29　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又被称为“爵士时代”，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女性的服饰特点不再是勒腰束身，而是改成较为宽松的剪裁，将腰线下移。

30　康康舞（can-can）：起源于19世纪末法国的音乐厅，通常由数名身着艳丽服饰的妙龄女郎表演。表演者一般穿着长及地板的裙子，从上到下有很多层，并且每层都是波浪形的皱褶。舞蹈的主要特点是跳舞时双手提着裙摆，不断左右挥动，并向前高高踢直腿，令人眼花缭乱。

31　此部分原标题为Quirk，译者取其“凑巧发生的奇趣事”之意。所收诗作中有多处谐音文字游戏，将发音相近的两个不搭界的意象关联起来，从而产生奇趣效果。如“two can（两人能）／toucan（巨嘴鸟）”“two lips（双唇）／tulips（郁金香）”“twosome（情侣）／too soon（太快）”等组合都具备这种谐音“奇趣”；但由于中文直译很难兼顾原意与谐音，故译者尽量保留“奇趣”效果，同时考虑到中译全诗语意，将上述组合译成了“two can（两人）／toucan（良人）”“two lips（双唇）／tulips（霜椿）”“twosome（快拍拖）／too soon（不怕拖）”。

32　《疯狂》是时代华纳旗下的杂志，创刊于1952年，内容以幽默、恶搞和讽刺著称，嘲弄范围覆盖美国的生活、流行文化、政治、娱乐和公众人物，每期都有不少经典漫画。

33　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1786—1836）：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他于1813年加入田纳西骑兵志愿军第二团，在军旅生涯中崭露头角。他曾被选为田纳西州众议员，反对驱逐印第安人，倾向于与他们和平共处。1836年，他在阿拉莫战役中战死。

34　盎司：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1盎司合28.3495克。

35　利基公司（niche company）：源于英文niche的音译，有拾遗补阙或见缝插针之意。利基公司的战略强调在竞争中集中力量后发，看重职能战略中的市场细分。

36　指相信祈祷或超自然力量可以治病的人。

37　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著名学者和人道主义者。1913年他去往非洲，建立丛林诊所，从事医疗救援工作直至去世。他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8　沃立策（Wurlitzer）：著名钢琴品牌，起源于德国萨克森地区的一个乐器工匠世家。19世纪，家族中一个叫Rudolph Wurlitzer的人到美国发展，之后Wurlitzer逐渐成为美国重要的钢琴品牌。

39　关于谭思美母亲的姓名，翻译时依据《美国小说背后的中国家族故事》，原载《南方周末》，“中国网”亦有转载。

40　此处对相关法律沿革的描述为作者或作者母亲的个人记忆。

41　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简称KJV）：由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于1611年出版。

42　扫罗（Saul）：在《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中，以色列第一位国王扫罗因为嫉妒大卫，惧怕王位被大卫夺取，多次想要谋杀他。为了追杀大卫，扫罗带兵在旷野中奔波，多次迷路，内心充满了惶恐不安。此处所指应为这一经历。

43　“什一税”起源于公元6世纪，当时的欧洲基督教会根据《圣经·旧约》向居民征收捐税，要求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

44　对母亲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后文中提及的、母亲生活在中国的嫡亲哥哥，作者均称“舅舅”，两者非同一人。

45　上摆荡：交谊舞中一个常见的动作，一般指胯部位移转动，其作用是加大步幅，增强身体舞动幅度，有如荡秋千一样从下向上荡起，从而增强动作美感。摆荡技巧适用于除探戈舞以外的其他各种交谊舞，尤其在三步舞中常用。

46　范克莱本（Van Cliburn，1934—2013）：美国钢琴家。他4岁登台演出，1958年参加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获得一等奖，蜚声国际乐坛。

47　金尼·蒂（Ginny Tiu）：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华裔钢琴神童，出生于1954年，3岁半时便无师自通地学会弹钢琴。此处“蒂”为“Tiu”的音译；作为华裔家族的姓氏，“Tiu”也很可能为“刁”姓按粤语发音的拼法。

48　海华沙：相传是北美印第安人奥农多加部落的传奇领袖。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朗费罗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不朽的长篇叙事诗《海华沙之歌》。

49　歌笛：一种美国常见的初学者使用的七孔吹奏乐器，其构造特殊，吹奏容易，有些乐队偶尔也用它来表演。

50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3千米。

第二部分　情感中的记忆

第四章　真情实感

2004年10月，我每天一醒来就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这可不是我往常醒来最先有的正常情绪——好几轮闹铃打断了我的梦，它们兀自响了一阵后，声音逐渐变着调减弱，直至最后消停下来。

这种幸福的清晨情绪启动时，我的生活的确充实而喜悦。我实现不了想实现的事只不过是因为没时间和缺乏自律。当然，我跟所有人一样，有一大堆问题和烦恼，比如：我家的车停在路边时被人喷了漆；或是臭鼬在我家窗户洞开时造访，而客人马上就来；又或是要对付莱姆病[1]残留的少许疼痛症状（我已通过药物治疗控制住这种慢性病，目前情况好到终于能让大脑再次开始写作）。若从总体上来评价我的生活，那些真正重要的部分——家人、朋友、有意义的工作、家庭生活和狗——造就了我的幸福生活。但是，对于我或任何人而言，醒来就想高喊“早上好呀[2]”毕竟还是不太正常。我所感到的是喝醉时可能产生的那种微醺的喜悦，却没有酒精的余味。到中午时，我的情绪稳定下来，不再那么欢腾雀跃。在为十个人准备午餐时，废物处理机坏了，这当然让我高兴不起来。但是翌日早上，循环又开始了。我真高兴！当我把这奇怪的感觉告诉丈夫时，他回应道：“感觉高兴过头有什么问题吗？”

在变得高兴过头之后不久，我来到机场，准备前往森瓦利[3]，那里将举办一次作家研讨会，我计划在会上发言。在航空公司柜台，客服代表通知我，去往盐湖城的航班被取消了。我询问有无其他选择。她输入了一长串代码，然后告诉我下趟航班将在一个半小时后起飞。棒极了！但是舱位超卖了。哦。但如果我不能坐那趟航班，还有另一趟。太好了！但飞到盐湖城后，我得跑着去赶飞往森瓦利的航班，那也是当天的最后一趟。我开玩笑说，我总能在盐湖城机场里睡着。结果，我确实错过了转机的航班，转而飞到博伊西，之后乘巴士前往森瓦利，抵达目的地时只比原计划晚了九个小时。在机场里东奔西走时，我根本不觉得生气或心烦。甚至在事发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能如此镇定，不太真实吧。我至少应该感到担忧，而不该像一望无垠的草地上的奶牛那般心满意足，从容自在。

我思忖着生活中有何变化，随即想起一周前刚启用的控制颞叶癫痫发作的新药方。癫痫发作从不会使我过于虚弱，我也没有严重抽搐过。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只是经历了一些有趣的感官偏差，唯一的问题是有时会突然昏迷。大脑将突发的过度脑电活动视为三天不眠不休，因此让我的意识停工大约十五分钟。有一次，一同坐在餐厅里的人仿佛从我面前荡了开去，随后又荡回来，好像他们在巨大的转盘上。有几次，雷诺阿的油画在我眼中如同现实景物般大小，我还看到了B级片[4]中造价低廉的外星生物。我清晨刚睡醒时，出现最频繁的幻象是：一个汽车里程表，约有十五个数字那么长，它飞速地旋转着，结果数字都碎了，好似雨点般滴下来。我在数字掉落时报出数来，仿佛在做游戏。二十秒过后，游戏结束。这些怪异的感觉对我都毫无意义。它们既不可怕，也不象征我生活中的任何事情（著名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5]将我的事例写入他的一本著作中，证实癫痫引发的幻觉通常是无意义的）。当我被确诊患有癫痫时，神经病学医生告诉我，癫痫发作可能是由我脑部的十六处损伤造成的，这是莱姆病留下的神经病学纪念。他给我看那些损伤的磁共振成像。左颞叶的损伤可能会刺激大脑皮层，而过度的脑电活动有时会引发癫痫。在开抗癫痫药方时，神经病学专家告诫我，要留意任何不同寻常的征兆，比如：扩散的疹子，那可能会致命。他却根本没提到突发的、持续一天且时强时弱的喜悦之情。我找出随药附带的薄薄的说明书，读到小字部分，得知此药也可用于药品提示范围外的病，如较小剂量可治疗抑郁症和双相障碍[6]。换言之，我的抗癫痫药方也是一种情绪稳定剂，可我怀疑，我本已稳定的情绪被它搞得紊乱、出毛病了。

过去，我曾有过阵发性的抑郁。这种情况出现在我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常常在一些本该快乐的时候——包括我的处女作《喜福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时。此书出版当天，我哭了，那不是梦想成真的幸福泪水。其实我很害怕。我从未梦想过出版小说。我太务实，以至于从未想象过以写小说作为自己的事业。作为商业方面的自由撰稿人，我的生活已经过得很不错了。我拥有一个家，嫁给了一个理想的伴侣，两人拥有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而现在有征兆表明，我的生活即将在许多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与我的编辑、出版商和代理商日益高涨的兴奋情绪截然相反，我已准备好蒙辱和快速复归默默无闻。我强烈感到这本书会终结我本已拥有的幸福。大家期望过高，而我确信自己将会令人失望。我拒绝让自己从眼前的事情中享受任何喜悦。意想不到的赞美使我想起童年时代，随称赞而至的总是更高的预期、更大的希冀，之后便是挫败、羞辱和别人的失望。我已懂得赞美只是暂时的，是由别人掌控并限量发放给你的。如果你接受了它，让它来决定你的幸福，那你将成为情感上的乞丐，当它事后被收走时，你就会遭受痛苦。对我的赞美铺天盖地，而我不得不在情感上置之不理。在领取不同奖项时，我的获奖感言都很沉闷，其中一篇大致如下：月圆时总比月亏时更受人称赏；然而，即使人们的态度变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当地报社的书评人写道，我的获奖感言是他听过的最阴郁的一篇。对我的批评也同样积聚起来，包括负面的，甚至是重创性的评论。我无意中听到或是被告知某些人谈论的内容，说我连一个像样的句子都写不出来，说我不配取得成功，或称我并非真正的华裔。这些评论者曾被我当作朋友。

机缘巧合、混乱无序与戏剧性事件支配着我的生活。无需心理医生告诉我，我也明白自己对稳定生活的需求与持续动荡的童年有关，它迫使我两害相权取其轻：麻木还是痛苦，承受抑或逃避。我开始使用抗抑郁药物，我发现药物抑制了我对厄运迫近的感知。最终，我就觉得这是常态，这种永远不会正常的生活我也能继续过下去。然而，抗抑郁药物不同于抑制癫痫的药方，从不曾使我情绪高涨。倘若它确有这种效果，我大概就不会停药了。

在“快乐效应”开始几个月之后，我参加了一个女作家朋友的节日派对。当我们的谈话转向对忠诚的讨论时，有位朋友举了个例子。幼年时，她去看的那位牙医多年来一直负责她全家人的牙齿保健。甚至在牙医由于事故失去一条手臂之后，她的家人仍继续找他看牙。派对上的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故事感人至深。朋友说，他们家无疑应该忠于这个牙医，不另投他人，但当他姿势别扭地将失去胳膊的那一侧身体倚在她身上以保持平衡，同时用另一只手为她补牙时，儿时的她感觉不大舒服。这一形象实在惊人，结果我没控制住，忍不住笑了一声。朋友跟其他人一齐瞪着我，我赶紧道歉。我很震惊，自己居然在一个男人的不幸和一家人的忠诚中看出了幽默，但随即又忍俊不禁。我想努力忍住不笑，我忍着忍着，结果却哼出声来。那些“噗嗤噗嗤”的鼻息声如放屁，又令我笑个不停，结果我开始喘气，几乎无法呼吸，只能间或稍稍止住，我为自己有失体统向宾客们低声致歉。这种无端嬉笑的事，我后来又经历过几次，最终注意到某种情况有些奇怪：伴随着压抑不住的笑声，一种怕痒的感觉出现在我的肋骨周围，使我弯下腰去——当真是笑弯了腰。

情绪继而又有更多变化。有一天，当我专心写作时，我的两只小狗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地进了办公室。它们经常这样。但是这次，我感到心中瘙痒难耐——你或许会称之为“撩人心弦”。这个说法形容得的确没错，就相当于说出：“噢，多可爱呀！”我曾有过那种感觉，但只出现在罕有的场合，比如：在婚礼或葬礼上目睹感人情景的时刻，或是当深情流露带给我惊喜的时候。眼下的问题在于，这些感人时刻出现的频率。每当狗狗们在我面前活泼摇尾巴时，我都会怦然心动。问题是，狗可是经常摇尾巴的。有时，那种怕痒的感觉纷至沓来，使我在写作时很受干扰。有位朋友建议我咨询医生，以确认那种感觉不是初期心脏病的症状。我确信它不是，因为那种效应只出现在我感到亲切、愉快的时刻，却从不在我有其他感觉——譬如，愤怒或无聊——时发生。

最终，我在互联网上搜寻了一番，渐渐拼凑出一种可能的解释：瘙痒效应并非源于心脏内部。实际上，它是迷走神经传递的一种感觉，途经颞叶、脖颈下部、肺、心脏和胃。在本质上，这是大脑情感控制中枢在起作用，这能引发内脏的各种反应，又被称为植物性神经系统反应，比如颤抖、眩晕、低血压、心跳加速、心慌、恶心反胃、起鸡皮疙瘩，或是感觉毛骨悚然——这些“或战或逃”的应激性直觉与畏惧和平相处。在恋爱时，大脑情感控制中枢会模糊你的判断，让你体内的多巴胺升高，使你无法辨别所迷恋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而朋友们一直在旁边提醒你，他是一个花言巧语、工于心计的混蛋。我猜想，我的左颞叶现已在抗癫痫药的化学作用下发生变化，生成对可爱事物和酸楚场面高度敏感的最佳接收点，幸而不是对混蛋。我应当心怀感恩，因为生活中有诸多美好与光明。不过，我也不需要每小时被提醒二十次我有这种好运。好些时候，我只得揉揉胸脯，摆脱迷走神经的阵发性过激反应带来的那种有蠕虫在爬的感觉。

在真正令人心碎和伤感的时刻，我的迷走神经极易受到刺激。当注视着两位年逾花甲的朋友交换结婚誓言时，我会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当看到“伟哥”的广告向老年人传递希望，称跳舞之后会产生性欲时，我同样感到一阵酸楚。我的迷走神经在识别真情实感时，有算法方面的缺陷，会为平淡无奇的爱情场面挤出泪来。当我在几乎不认识的人的葬礼上听到悼词时，我会潸然泪下，让身旁的人误以为我与逝者特别亲近。电视上播奥运会颁奖仪式时，只要一见升国旗、奏国歌的场面，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我眼里都会噙满泪水，哪怕是我平素并不认同的国家。我几乎要变成巴甫洛夫的流泪狗了。

我有时思考，已发生改变的大脑会如何改变我的个性。我或许即将变成国际黑天觉悟会[7]的信徒，那些信徒边唱颂边抛撒花瓣时，浑身洋溢着幸福。如果我笑得太多，别人可能会觉得我要么磕了药或喝多了，要么在自鸣得意。我记得有个关于微笑效应的实验。那些有意经常微笑的人，幸福感在量和质这两方面都更高。面部肌肉系统当真能改造大脑，增进幸福，减少恐惧吗？过分的乐天态度会妨碍我创作小说；而如果我过分陷入感伤，我对人的本性、意图和情感真相的细微差别可能就不那么敏感。我将变为低劣品的探测杖，我的作品将成为陈词滥调和滥用惊叹号的文学典型。我咯咯笑！我倒抽气！我长吁短叹！我抽抽噎噎！我会对别人尽情倾诉：我的狗狗们实在太可爱啦。我的丈夫可真好。我最好的朋友是世界上最棒的。或许，变化早已发生，体现在我的作品中。

有个朋友提出建议，如果情绪变化给我带来如此多的困扰，那就应该停药，改用其他治疗方案。我不愿这么做，因为这个药方不仅相当有效地控制住癫痫，还抑制了我脚部的周围神经痛。这两件事才是值得高兴的真正原因。倘若我停用这种药，新药或许没那么管用，一旦病症复发，七成的概率是我局部的小病将演变为癫痫大发作。如果脚痛复发，我的活动自由将再次受限，忍受剧痛方能走到一街区以外的餐馆，更不消说远足或滑雪了。户外活动使我由衷地感到快乐。我担心，停用使我情绪高涨的药物也许会导致情绪低落，使我陷入持久的抑郁。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因不真实的快乐而高喊，而会面对禁行的标识哭泣。所以说，比较风险与收益，感觉太幸福又有何妨？无论药物对我的大脑做了什么，我都要袒护这位富于同情心的神经系统的新伙伴。

时间消解了部分顾虑。药物的副作用稳定下来，突然高涨的乐天情绪的出现频率也降低了。我醒来时不再快活得想要高歌一曲，我需要喝咖啡。我在机场确实变得紧张了，也的确能停止放声大笑。我心里仍觉得痒痒，大脑却多了几分辨识能力。当我的小狗屡次试图让我这个懵懂的人类拿一个比它还大的玩具和它玩“你丢我捡”游戏时，我的辨识能力发挥了作用。

由于心里痒痒的情感反应已变得没那么频繁，我开始进行分析：例如，将这种反应持续了多长时间与刺激因素究竟有多暖心相比较（这样一来，我家的可爱小狗与狗粮广告中的可爱小狗成了竞争对手）。就这样，我有个奇特的发现：在我的头脑意识到这种情感之前，我总感到内脏先有反应——突发的痒感。二者的先后之差不到一秒钟。不过，由于经常有这种体验，我已了解它们的时间排序：心痒。噢！真可爱。心痒的感觉就像有人轻拍我的肩膀，让我注意狗狗充满渴望的神情。身体的反应比意识超前，这引我发问：在令人畏惧的情形下是否同样如此？在我有意识地感到地震发生之前，心跳会加速吗？我向别人问起过这些感觉，可是没人明白我在说什么。也许，只有我的情感与迷走神经总是稍稍不同步。又或许，你需要体验上千次突发的身体感觉和随之而生的感情，才能分辨二者间细微的时间差。无论是何种情况，我都由衷地高兴，原本旨在减缓神经活动的药物也干预并影响了我的情绪。它促使我追根溯源，由此发现情感与迷走神经之间存在关联。

对意识与身体反应的持续兴趣使我注意到另一个对身为作家的我而言非常重要的神经过程：在情感加剧的情形下，迷走神经释放出一种荷尔蒙——去甲肾上腺素，它进入大脑中被称为“扁桃核[8]”的部位，那里储存着感情最强烈的记忆及其最初反应。经历越是可怕，进入扁桃核的去甲肾上腺素增多得就越迅猛，从而增强扁桃核的能力，储存生动且更加强烈、持久的记忆。这种过程又被称为内脏反应，因为当受创时刻的记忆浮现时（通常出人意料），内脏会发生潜意识的反应。对遭受过枪击的受害者来说，骤然炸裂的气球即刻勾起他们被枪击时的记忆。你不会在其中找到有关生日派对或动物园的快乐记忆——除非生日蛋糕爆炸了，狮子逃出笼子，咬掉了你的耳朵。我们生活中的恐怖事件——最糟的经历——存在扁桃核中。这是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的记忆通道。

我记得有一次在意大利，卢和我坐在租赁汽车的后座上，我们的一对夫妻朋友坐在前排。其中的丈夫以八十英里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按当地人的标准这算慢速，他们在高速路上飞驰时真叫人不放心。过了高速路岔道大约一英里，我们听到了神秘的、节奏如心跳的哔哔声，这种声音很快变得更快，好似加速的心跳。“那是什么声音？”我问道，声音却停了。片刻后，声音再次响起，起初很慢，之后逐渐加速，接着是持续了一秒钟的一声巨响，一辆汽车猛地撞了上来，我们的车被撞得沿着高速公路连弹带转。卢和我紧握着彼此的手，但在汽车打转时我们没发出任何声音。随后车子撞上隔离带，急转，往另一个方向冲去。那一刻，我确信我们要死了。我们对命运毫不反抗，也不祈求上帝。我只希望我们不要受罪。就在我们看似要翻车的刹那，车又撞到另一处隔离带，车身歪了一下，随即又正过来，滑行一段后慢慢停住。车子到处都撞烂了，车窗全掉了，下面的轮子也变形了。但我们竟然没受伤，另一辆车里的乘客可就不同了。其实，我的右手肘的确擦破了皮，尽管没流血，却留下一个疤。至今疤痕仍在，提醒我那次奇迹。事故残骸导致高速公路被封了三个半小时。当晚，我们赶上了一位朋友家的户外晚宴。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复原，但在描述我们死里逃生的经历时，我仍浑身打战，声音发颤。之后的那个星期，我只要一醒来就会半开玩笑地问卢：“我们死了吗？”从我们的窗户可以远眺连绵起伏的山丘和柱子似的林木，犹如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中的背景。我陷入沉思：也许我们已经死了，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是度假的幽灵，如同上世纪五十年代电视剧《逍遥鬼魂》中的乔治和马丽恩，两人在瑞士滑雪时死于雪崩，化作游魂。我们死后不在格施塔德的滑雪坡道上，而是在俯瞰意大利卢卡市的山坡上，在一座有四百年历史的猎户小屋里。我们回到家，而关于那场车祸的记忆经过一番辗转，成为我们常讲的大难不死的逸事之一，只不过讲述时略微加了一些幽默的点缀。

“当汽车打转时，我在想我终于可以不用写完那本小说了。”如果我们都能这样一笑了之，我们显然已经恢复正常。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在墨尔本搭乘租来的轿车去参加活动。当司机倒车准备掉头时，我听到哔哔声，立刻惊叫起来，整个人扑倒在座位上。几秒钟后，当我尴尬地笑着坐起来时，心脏仍狂跳不止。这种哔哔声属于汽车警报系统的一部分，在美国尚不常见，作用是让司机知道与其他物体的间距，无论是停着的车，还是在意大利高速公路快车道上的尾随车辆。在那以后，我的扁桃核便将哔哔声从引发恐惧的刺激物清单中剔除。这很好，因为我们买的下一辆车就装备了同样的警报系统。

我还经历过这些恐怖时刻——被人用枪逼迫，被泥石流所困，险些溺水，从冰川上翻滚下来，立于街头眼睁睁看着世贸中心的第二座高楼倒塌。这些事件为饭桌上的交谈与冷静清醒的思考提供了真实生活的现成素材。我也经历过令人惊恐的情感创伤，比如那一次，我们陪同警探进入前室友的公寓，我看到了床上的血迹、曾用于勒死他的绳子，还感到强烈的恐惧气息。我们必须确认可能失窃的物品，后来又看了在停尸房拍的照片以确认死者。多年来，即使我自以为在心理上已复原，但每年他祭日的前一天我都会失声，而那天恰巧是我的生日。由于潜意识，我仍旧骇然无语。

还有一些经历是我的个人秘密。它们可能不像谋杀那般富有戏剧性，但或许在其他某些方面具有危险性——可能是在我的心理和精神方面。每个人都受过大大小小的惊吓，心里有长久埋藏的情感伤痛。它们常在我创作小说时浮现，总是让我吃一惊。有一件事令人震惊：母亲险些杀死我。我怎么可能忘记此事呢？我不是有意识地选择遗忘。我的潜意识将一些记忆推到了密室的最里面。这是在为我的幸福着想，替我决定这样做对我最有利。潜意识为了保护我，于是安抚道：好啦，好啦，都过去了，多想也没用。它如何决定应该隐藏什么，如何决定应该让我规避哪些危险？也许我年轻时必须遗忘一些事，但年龄的增长和事后的洞见显然已清除危险。谁想回到闹鬼的房子里，去看被砍掉的头颅和死者的鬼魂？我想。我想找回被潜意识隐藏的那些时刻。我的好奇心尤甚——这倒不是因为我写小说，总在寻觅能当素材的好故事。那些故事本身在促使我创作小说，而我永不餍足地需要明白事情为何发生。扁桃核里储存着大量的失望和震惊，还有伤痛与残骸。有些时候，我迷失在商店或街头，能想到的原因并不只是我走错了方向。没有人爱我，我被遗弃了。那些负面的东西赋予我如今的情感反应——个性中的怪癖，反复无常，深藏不露，还有我的耻辱感和愤慨，我的恐惧与痴迷执着，还有希望的延展和压缩。那些记忆使我的想象力成为随时待命的生存机制。我想了解那些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

请注意，我的目的与自我心理分析无关，也不是想以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方式破解侵犯我灵魂的罪行，使我能够一键复原。我不想改变自己，不想胆子更大，不想变得更加开朗，更有雅量，或如此等等。我乐意接受这些事实：某些事物使我不开心，我的恐惧在别人看来是多余的，或是我每天都在私下里思考死亡。这些没有一样是我无法忍受的，它们都是我的癖性、我的个性。它们造就了我。但我也想知道扁桃核里保存了什么，因为其中包含的成千上万个故事解释了我如何渐渐变为现在这个样子。我要如何回溯自己的本原呢？

就在今天，我悟出了答案，正如多萝茜在《绿野仙踪》中所说的那样：“原来它一直都在那儿。”小说的思维能带我去它熟知的地方，使认知浮出水面，并跃然纸上。显然，我无法说明虚构性思维与有意识和潜意识的记忆是如何合作的。不过，基于我对虚构性思维如何在我这里起作用的直觉，我得出了一种假设。它与虚构性思维允许想象力将自由浮动的情感作为线索带回的方式有关。我指的不是与编造细节相关的那种虚构想象力，那犹如从调色盘里选取一种颜料。我所谓的虚构性思维，能放手让自由形式的想象力来接班。那种被释放的想象力浮起来，变出看似随意、不那么有意义的东西，譬如在我癫痫发作时显现的里程表。虚构性思维的运作方式是任由“各色念头联翩而至”，不固守真实发生的事情，而是即兴发挥。它要求我抛开逻辑、假设、理由和有意识的记忆。直觉引导着我，而当我整合出故事时，直觉的本源就会回归，它不仅仅是对发生了什么的遥远记忆——我仿佛正在亲身经历某个时刻，并由此体验着惊心动魄的悬念。

奥克兰，1955年7月：右边咧嘴大笑的是我，比左数第二个女孩大一个星期

我的写作可以这样开始。首先，我选择一个场景作为虚构的世界。如果我愿意，之后我可以改变它。因此为方便起见，让我们就当它是一场生日派对吧，发生在我八岁时曾住过的一个小区的房子里。朋友们都来了，有小孩，也有他们的父母。所有人都聚在厨房的餐桌旁，桌上摆着一个自制的蛋糕，上面点缀着八支蜡烛，女孩的父亲很快就会点亮它们。桌上还放着包好的礼物。（此处，我以作家的理性思维快速评估一下：八岁时适合举办生日派对。那个年龄的孩子想显得更成熟，但作为主要礼物，父母送给她的东西也很重要。那会是她想要并暗示了好几个星期的东西吗？比如，一个娃娃？如果她得到了，那将成为爱的证明。又或者，那会是她父母曾暗示过的她实际需要的东西吗？比如，一双便鞋？）

作为作者，我设想出礼物可能的备选项：（A）她想要的东西；（B）父母想给她的东西；（C）父母想给她的东西，但还给了她第二件礼物，即她想要的东西；（D）她想要的东西，但在收到礼物时，她发现自己并不想要，而又必须隐藏这一事实。诸如此类。作为作者，我会剔除这些选项。它们是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创作时把玩情节的产物，而这些东西都很普通。现在是时候放开手脚，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即使并不合乎情理。我就在此处找到了惊人的直觉。从这里开始，我即兴发挥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八支蜡烛插在白色蛋糕上，上面用花式字母写着女孩的名字。蜡烛的大小和颜色各不相同，有粗大的粉色蜡烛，棍状的蓝色蜡烛，还有带螺旋线的……这些杂色蜡烛都是以前生日派对剩下的。她的弟弟指着黄蜡烛，说他喜欢那支。三个邻家女孩也指出自己喜欢的颜色。在父亲点亮最后一支蜡烛——一支看似拐棍糖棒的红蜡烛——之前，他说她应该问问自己，上帝想让她许什么愿。她点点头，不过她已有一个秘密的心愿，就是要比学校里人见人爱的另一个女孩更受欢迎，因为那个女孩对她不好。如果父亲问，她会说希望中国的亲戚们有一天能来美国，那是他们企盼的事。父亲将火柴移向第八支蜡烛，她准备吸气。砰！一声巨响撼动了整幢房子，屋里白光闪动。是闪电？外面有人尖叫，还有喊叫声。肯定是出车祸了，父亲说。有个小孩高喊某国刚刚投下炸弹，随即跑了出去。大家也都跟出去。只有女孩仍坐在桌边，她面前蛋糕上七支蜡烛的烛泪融进了糖霜里。她不在乎外面发生了什么。她气鼓鼓的。她想许愿。但如果只吹熄七支蜡烛，她可能会死去。她轻轻拔出黄蜡烛，用它点燃那支糖棒似的红烛，随即惊叫起来，因为热蜡烫了她的大拇指。她奔到水槽边，用冷水冲洗大拇指，冲到它不疼为止。当她走回桌边时，看见铺了油毡的地板上有一小摊黄蜡，还有火苗起伏的光晕。她跺着脚使劲踩，仿佛那是一条毒蛇，她要将它踩扁。她发现脚趾上有一层薄蜡，地板上有一张黄蜡饼。她笑起来，将油毡上的蜡饼撕下来。她的心怦怦直跳。她看到一个铅笔尖大小的黑点，边缘是棕褐色的。她想将它擦干净，结果中间烧煳的地方却显得更深、更黑了。她用糖霜盖住黑点，又把糖霜擦掉。可它看起来更深了。她不想再看见那个黑洞。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无济于事。妈妈会发脾气，生日派对、蛋糕、礼物和她的心愿都完蛋了。她的兄弟们会出门去，邻家女孩们也要回家了。她开始哭泣，无法自控。她凸起的下唇颤动着，犹如一只接眼泪的杯子。她忍不住放声哭泣。她从来没有如此孤独和凄凉过。就在那时，她看到一个白人女子站在屋子靠里面的地方，她不认识那个人。她一直都在那儿吗？她是父母的朋友？她看到有东西掉在地板上吗？一种不祥的感觉使她觉得胃里一阵翻滚。白人女子看似有些眼熟，但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她头顶的天花板上有一处裂痕，最近一周越裂越大。那个女人可能是从裂缝里蹦出来的。女人举起一只小小的八音盒，示意女孩过去看她带来了什么。她给八音盒上弦，准备播放音乐。女孩瞪大眼睛，低声说：“不要。”但她不由自主，没法逃开。她认出了这个女人，可就是想不起前因后果，只记得那是件坏事。她的胳膊绵软无力。她想让女人走开。但她只有八岁，不能那样跟大人讲话。女人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而女孩现在认为，上帝派她来是因为自己不服从上帝的意志。她想要许下一个自私的愿望，让她的亲戚们忍饥挨饿。那个女人是愤怒的天使，甚至会比母亲更严厉地惩罚她。她无力改变这一切。

我刚刚写下的内容无一出自我的生活，除了我想象中的布景：厨房中的桌子。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确信，在记忆最深处的某个地方，我的想象与情感是一致的。这种感觉令人感到如此熟稔。现在，仅仅凭借身体的感觉——比如，沉重的心脏歪斜在体内，狂跳不已，四肢则软若无骨——我便能追寻到线索。即使从未刻意回忆某些真实事件，我也能欣然发现它们的本质，我需要理解往昔，才能明白在我生命的某些时刻，对生存而言，什么是必需的。是真实的情感。虚构性思维在漫步闲游之际，找到了它们。作家能将它们写进从未发生的故事里，但未发生的故事实际上以最深邃的方式发生过。

第五章　恍若重历的感受

在开始写小说几年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名为“寻找故事”的作家工作坊。它由已故的了不起的吉尔·丹尼斯[9]发起，属于编剧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目隶属于斯阔谷作家同盟[10]，我第一次参加作家工作坊就是在这个同盟。我们屋里大概有十个人，彼此都不认识，其中有位明星学员，他导演的独立电影曾获奥斯卡奖提名。有两人曾在影视行业从事过初级工作，余下的人都是发表过一两部作品的小说作者。我属于后者，此前不久，我在一本小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作家工作坊的地点在一个滑雪屋的餐厅里，小屋位于峭壁上，俯瞰一条滑道。冬天时，你在可以在院子里踩上滑雪板，爬上设有索道缆车的斜坡。我很欣赏这个地点，因为我滑雪，尽管水平一般。这正是我钟爱的滑雪地形。此时正值八月的温暖午后，透过打开的窗户，我们能看到缆车载着夏日的游客上山。这真是个诗情画意的日子，但当时屋内却“危机四伏”。吉尔让我们做个练习。他说：“我想让你们想出某个时刻，在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即将死去。把它写下来。”

我的选择大概与我们在斯阔谷所处的位置有关。我记得有一次，卢鼓励我从一条滑道滑下去，他说我能做到，没问题。我到达滑道顶端时吓了一跳。滑道又陡又滑，布满小雪丘。他哪能料到我有可能滑进深渊里呢？要原路折返上山已为时太晚。卢已滑到山脚下等我。我站在滑道顶上，动弹不得。他喊了我十五分钟，让我下去。最后，我僵着身子滑了出去。在第二个转弯处，我滑倒了，仰面朝天地摔在地上。我的滑雪服光溜溜的，在冰面上根本停不下来，向下滚落时我一路都在尖叫，喊娘喊救命。我觉得自己势必会坠下岩脊，或是猛撞在一棵树上。滑到山下时，我已变得歇斯底里。当我终于缓过神来以后，便开始骂卢。后来，我疑惑自己为何一直喊着妈妈，像我小时候的样子。想必那表明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当我们放下笔以后，吉尔用催眠般的声音说：“无论你写了什么，我都希望你将它搁在一边。也许你记起了某件事，事发时有十秒钟左右，你认为自己快死了。但事情随后就过去了。”的确如此。吉尔继续说：“我想让你们再努力想想，你当真确信自己会死的一次经历。”

经过一番努力回想，我记起了十九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有个室友要前往我就读的社区学院，于是我与室友搭便车同行。我已错过前一节英国文学课，所以那天一定得去。那时正在下秋季的第一场雨。过桥时，车子侧滑了一下，我的胃跟着翻搅起来。然后，车子开始失去方向，轮胎打着滑，竟滑过了马路的中线，将我们置于旁边的双车道上，正好对着迎面而来的车辆。我闭上眼睛，认定自己必死无疑。车上没有安全带。就在我们即将与一辆卡车迎头相撞的千钧一发之时，我们的车向右一滑，一路蛇行穿过三条车道，径直撞向路灯杆。过了一阵，我感到头痛欲裂，医护人员扶我下车。我的头猛撞上挡风玻璃，想必晕了过去。当他们将我抬向救护车时，我拒绝上车。我没钱付费。我还告诉他们，我必须去上英语课。他们坚持要我去医院，而我碰巧被带到母亲工作的那家医院。她神情忧虑地守在我身边。X光报告认定我的脑部无恙，但鼻梁略歪，右半边脸肿了，最终诊断为“眼眶瘀青”。之后我就搭便车去上课了。故事到此结束。

吉尔又说：“我想让你们把那个故事放一边，再绞尽脑汁想一想——你当真确信自己会死的一次经历。”我回想起另外几次事件，但都不比前两个更糟。在一次背包旅行时遭遇六头黑熊，但与其说可怖，倒不如说是滑稽有趣。还有什么？刹那间，一阵势不可挡的心潮涌起，我顿时潸然泪下。吉尔示意我发言。我一边啜泣，一边倾吐那段记忆，仿佛呕吐般难以遏制。

母亲举着中式切肉刀，就是她平时用来切生牛肉的那把刀。她冲着我走来，我一路后退。我们身处同住的卧室里。她用插在锁孔上的万能钥匙锁了门，将钥匙丢到一边，朝我一步步逼近。我不停后退，躲开切肉刀，最后紧紧贴到墙上。我不会让她看出我害怕。我比她更厉害。我能让自己毫无感觉。

但她的眼睛的确很怪，这回与以往不同——灼灼放光，二目圆睁，仿佛她看不见我。就在那一刻，我觉察到她疯了，真的疯了。她离我的脸那么近，我都能感到她呼出的热气和说话时喷出的唾沫。我没法再直视她。于是，我扭头望着左侧窗外的日内瓦湖和山上的皑皑白雪。风光旖旎，只可惜所有美景都枉费了。我是如此孤独无助。

随后，母亲用一种喃喃发颤的怪声说：“我受不了了。”她没大喊大叫，而是近乎低吼，听起来反而更可怕。她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你跟那个男的在一起，毁了你的一辈子。还等什么，我们早就该跟彼得和爸爸在一起。我先杀了你，然后是约翰，最后自杀。我们一起上天堂吧。”

她像招魂般呼唤爸爸和彼得的名字，她此前也曾威胁说要自杀去陪伴他们。现在，她要和我们同归于尽。这次，她或许真的打算付诸行动。就在那时，我突然发火了。她没完没了地威胁要自杀，如今又威胁要杀我。她忍无可忍，我也是。我大喊着：“来呀。动手吧。现在就杀。”说完我就意识到我可能真的会死，但为时已晚。我这是在激她，会让她无路可退。她呼吸急促，胸口起伏不定。她目露凶光，当真要杀人。我就要死了。生命就这么结束，此刻我孤独而哀伤。那会很痛，可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只想结束一切。我闭上眼睛。但那一刻，我听到心底有个脱离身体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它在哀号：“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气得要死，因为那个声音出卖了我。

我讲完故事才意识到，自己竟当着一帮陌生人的面，进行了一次情感大曝光。他们对我一无所知——事发时我十六岁，父亲和哥哥已于前一年去世，母亲着了魔似的带我们去欧洲逃避诅咒。我们住在瑞士一座巴伐利亚式的小屋里，屋外是赏心悦目的湖光山色。母亲已连续数日因我的男友而冲我大喊大叫。他是德国军队的逃兵，无业嬉皮士，吸食毒品，有自杀倾向。他们不知道的是，自从我记事以来，母亲便一直威胁说要自杀，但唯独这次威胁要杀我。

我记得当时的感受，那个无形的声音自有其意志，与我的想法相抵触。这意味着我当时已精神崩溃了吗？为何它说“我要活下去”而不是“我不想死”呢？也许，我的心灵将它存在记忆的禁区，是因为知道那次经历已将我逼到绝境？我思忖着其他令人心惊的问题：她会那么做吗？她一向都过分地保护我。她会为保护我而杀了我吗？有可能。母亲有没有放下切肉刀，因险些做出的举动惊恐得倒吸一口气？她是否当即打开门锁放我出去？

后来，我又怀疑也许那一幕从未发生。如果确有此事，我是不会忘记的——至少二十年内不会。我向弟弟讲述了这段经历，可他不记得曾经发生过任何此类事情。他说，倘若他当时在另一间屋里，或许会认为那就跟曾发生在我们母女间的其他争吵一样。最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直截了当地问她，我们在瑞士时她是否曾想用切肉刀杀死我。她当即证实此事，而且说话时毫无懊悔之意。她说，那时她已失去一切，彼得和爸爸，还即将失去我。她实在忍无可忍了。我问她最终为何住手，她说不记得了。

自从目睹她的母亲死于过量食用鸦片，我母亲心中一直有自杀的念头。那时她九岁，她说想跟母亲一起随风飞去。由于某种原因，她认定母亲之死与她有关。我现在明白，她可能顶撞过自己的母亲，就像我对她那样。或许是她不肯对守寡的母亲表示同情，而我对自己的寡母亦如此。又或许，当时九岁的母亲曾对别的姨太太表示好感，因而激怒了她的母亲；如果那个姨太太曾羞辱过她的母亲，那么后果尤甚。无论情形如何，尽管我母亲因其母自杀而怪罪继父，但她也同样自责。她始终在追究事发的原因；通过自找罪恶感，她也找到了原因。

母亲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小女儿丽君曾说，我们的母亲想以自杀来逃避姓王的丈夫。丽君也因王某的凶残而憎恶他，不认他这个父亲。她被我们的舅舅搭救出来，抚养成人。与我同母异父的二姐锦多记得母亲曾威胁要自杀，也尝试过几次，有一次甚至因此被送进医院。当母亲撇下她离开中国时，她才七岁。她从未因母亲将她们姐妹三人撇下而怨恨。她说，她理解母亲为何被迫出走。她仍爱母亲，盼望她回来。她保存着母亲的毛皮大衣，尽管所有的毛在洗后都已掉光。可她怎能不生气，怎能不被深深地伤害呢？“文革”期间，锦多在十七岁[11]那年被派到稻田里干活，在那儿一待就是十九年。她睡在公社棚屋的木板床上，大雨滂沱时屋里就发大水。她经常想象母亲住在一座大宅中，尽管那与事实相去甚远，但母亲的艰苦生活却无法与锦多的艰难生活相提并论。后来，母亲曾几次去中国看望女儿，但直到锦多移居美国以后，才深入地了解母亲。她去加利福尼亚探望母亲时，亲身体会了我们的母亲是多么易怒，批评别人时是多么尖刻，譬如数落别人习惯不好、小气吝啬、不讲卫生、厨艺尤其糟糕。她发现母亲不肯放过任何错误，尤其是第一任丈夫犯下的那些过错。她会列举他的一系列恶行，连续几个小时变着花样地控诉，还不时询问我们这些听众：“你们能想象吗”，或是“谁能忍得了这种事”，又或是“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恨他了吧”。有一次，母亲得知锦多用自己给她的两百美元支付了她父亲来美国时的花销。对母亲而言，这可是背叛行为。她屡次追问锦多：“你爱他吗？”锦多会回答：“当然不爱。”母亲去世后，锦多说她知道自己不该说出任何会让母亲认为她喜欢父亲的话。她承认他是坏人，他在第二任妻子虐待他与前妻所生的孩子时袖手旁观。“可爸爸就是爸爸，”她用抱歉的语气对我说，“正如妈妈就是妈妈一样。”她还说，尽管她现在知道母亲不易相处，却仍觉得自己能在她身边长大该多好。

妈妈就是妈妈。幼年时，我有好多次希望她不是我妈。但我长大以后，她便是我思考方式和观察方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希望她不是我妈就好比希望我完全是另一个人。我之所以是我，很大程度来自她的基因特征，也源于她通过生动形象的告诫，反复灌输给我的噩梦；源于我本人对她的反抗。我无法想象，倘若她的性格乐观开朗，不像间歇性海啸那样狂暴，那她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我又将是怎样的人。那些或疾或缓的情感发条塑造了我的一部分心智，而它们最终归于她那句惊人的宣告：“我还是自杀的好！然后你们就高兴了。”父亲、兄弟们和我绝不能把她的威胁当作虚张声势。她已向我们表明她会将威吓付诸行动，尤其是当她怀疑我们不相信她的时候。我们是她的人质，见证彼此被卷入无休无止的情感战争。有时，她宣称就要死在我们眼前。其他时候，她平静而悲伤，说她不如马上死去，免得让我们受罪。六岁时，我宣布再也不想弹钢琴了。她听完沉默不语，过了好几分钟，她终于声音颤抖地说：“你为什么要听我的？很快，也许明天，就是明天，我反正要死了。”这使我抓狂。那个年龄的我即使在商场里迷路都会在内心留下阴影。我恳求她不要死。她安慰我说，如果我真心想要一个母亲尽她的一生指引我，她就会留下。或许她的母亲说了类似的话——如果没人想听她的建议，她还是死了好。也许，她以前也有不听她母亲的话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九岁的孩子会完全听话。她的母亲曾有过一系列以死相逼的经历，还至少两次当真。有人说，外婆二十四岁时曾威胁要吞金——在家境富裕的女人当中，这是自尽的常见方式——因为她的父母不想让她嫁给一个穷学者，那人便是日后的外公。我思索着外婆曾让我母亲体会到怎样的情感危境，又是什么赋予了母亲如此的天性：具有不可思议的韧性典范般的适应力，却又能在瞬间变得狂暴冲动，想要将自身一举毁灭。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从不觉得母亲抑郁消沉。我以为患抑郁症的人都因悲伤而整天卧榻，看起来病恹恹的，无精打采。母亲总是下床活动，精力超常。我记不起她得过感冒或流感。她的主要问题在于，她思考问题时很消极，我眼见这种情况日益严重。她在好人身上发现虚假，从别人对待她的方式中看出轻慢。她无法容忍别人与她意见不合。如果屋里有个人更引人关注，她就以为别人排斥她。她将别人的拖沓视为缺乏尊重，以为别人不爱她了，而且自己将被抛弃。可有些时候，她却在同样的举止行为中发现幽默和风趣。她谈吐诙谐，能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地模仿别人的虚情假意，包括扭捏作态的假笑。但某个不好的念头潜入她心里以后，便会始终盘踞在那儿，化脓溃烂。她无法摆脱那个念头，直至在爆炸般的威胁中将它驱走。

1960年：作为客座牧师的父亲成功发表布道之后

威胁恐吓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在一段糟糕的时日里也许天天出现，或是每周出现，或是一月两次；在相对安宁的一段日子里也可能荡然无存。倘若我按时间顺序记录每次爆发，我怀疑是否会发现一个可靠的模式。事实上，正是由于她的威胁全然不可预知，我们才时而高度警惕，过后又不加防范。我会在母亲的情绪中找寻细微的变化，却又过早假定没有什么事会将她引爆。

今晚，我观看了朋友们自制的关于家庭晚宴的影片。我父母出现在两个场景中。第一段是1963年拍摄的，当时我十一岁。弟弟约翰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出神地瞧着面前的摄影机。母亲接着出场，身穿红色连衣裙和奶白色大衣。她的发型柔软蓬松，几缕银丝泛着娇俏光泽。她粲然一笑，鼓励我弟弟微笑，然后进了屋。父亲随后出现，对着已经在场的人露出惊讶的表情。他开心地笑着，在一堆礼物上又添了一件。母亲美丽动人，父亲英俊潇洒，两人美满幸福。第二段录像是在一两年后拍的。弟弟和我在别处跟其他小孩玩耍。父母还在那座房子里，和十到十二个华人朋友聚会，他们团团围坐在餐桌旁，正用中式的汤碗喝汤。其他人比我父母年轻十到十五岁。女士们都精心做了发型，身穿社交礼服。母亲穿着白毛衣，就是跟她的护士服搭配着穿的那件。她是下班后直接来的吗？还是她特地穿上这件以表明身份呢？她的发型不好看，因为没烫好。母亲曾以她那上海电影明星般的姿容为傲，如今人到中年，尽管风韵犹存，穿着却已过时。大家都抬头看着摄像机，有的面带微笑，有的哈哈大笑，还有的挥手示意，或是高叫着插科打诨。当镜头拍到母亲时，她迅速配合地微笑一下，随后继续低头看着碗里的汤，神情阴郁，眉头微蹙。当镜头再次转向她时，我猜举着摄像机的朋友说了一句“嘿，黛西，给我们美美地笑一个呗”，因为她阴沉着脸，紧抿嘴唇，摇了摇头。影片过了一帧又一帧，她的神情始终忧郁而愠怒。父亲仍面带微笑，但似乎有些迟疑，完全不像他平时那样合群。大概是出了什么事。或许父亲在家说了什么，导致她来的时候情绪低落。也可能是他对别的女人说了什么，比如称赞她的厨艺或待客之道。我料想我们一进到车里往家开，争吵就会立即爆发。之后，我观看了第三段录像剪辑。时间是1970年，大约在哥哥和父亲去世两年后。我离家去上大学了。母亲和参加庆祝活动的其他人一起站在草坪上。乍看之下，她似乎很开心，大部分时间都在微笑。可我后来注意到，别人都三五成群地聊天，在她身旁，在她身后，或是在她面前，却没人跟她说话。没人邀她加入闲谈。父亲不在了，她在这种聚会上茫然无措。当有人示意大家站过去合影时，她走到最靠边的位置。她仍在微笑，但身旁的男士从她面前探过身去跟别人讲话，仿佛根本没她这个人。后来，她那种遭人排斥的感觉恐怕演变为愤懑与绝望。我想知道她独自一人时会如何表达那些情感。我热泪盈眶，因为我第一次发觉她是多么孤独，多么脆弱。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但想要呵护她却为时已晚。

天津，1945年：婚外恋之初

在成长过程中，我在她脸上搜寻着危机的预兆：紧绷的下颌，双唇紧抿的笑容，还有可怕的怒视。她不想吃任何东西、不想参与任何活动时会淡漠地找一些托词。她的情绪会骤然转变——从争论不休到过分殷勤。一旦她发作起来，几乎没有悬崖勒马的可能。有时，当弟弟约翰情绪失控时，她会恢复理智。但那时他还是个可爱无助的小男孩，等他年纪大了，就只得在她面前沉默无语。当弟弟和我熬过了又一次高风险的风波之后，他曾哭着给我打电话：“我都四十二岁了，可她还是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害怕她真会那么做。”

她最后一次想要自杀是在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之后不久。当时我们在餐馆里，她误以为女儿丽君抢了她的“电影主角”位置，因此发起火来。那时，一家英国电视公司计划为我母亲拍摄一部纪录片，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她有了当“电影明星”的错觉。当我们得知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后就取消了该片的制作。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还得顺着她的错觉演下去。我们让她放心，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主演那部片子，因为“影片”全部是关于她的。我很不明智地补充说，无论如何丽君也不是能做出那种事的人。“没人相信我，”母亲说，“你们都宁可相信丽君。”在那家拥挤的餐厅里，她说出了吓人的话：“你们再也不必听我的，我现在就自杀。”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夺门而出，奔向范尼斯大道交通繁忙的六条车道。她已越过马路牙子，踏入一条车道；千钧一发之际，我丈夫一把抓住她，将她扛在肩上，而她则一边踢他，一边捶打他的后背。我们将她带上车，送去了医院。当医生来跟她谈话时，她就变得温顺了。医生总能使她顺从。

她一生中第一次，医生让她服用抗抑郁药物，效果很显著。她向心理医生谈起自己人生中的种种悲剧。她问医生：为什么会出这种事？她向他讲述我平生一直在听的故事。“抑郁是因为我忘不掉。”她说。

上海，1934年：18岁的黛西，“我就是因为漂亮吃的苦”。

当我出版第一本书时，母亲欣慰于我的故事中包含她的一些生活点滴，尤其是她母亲惨死的事件。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些故事中有多少虚构的成分。但她也能从其中看出她自己的影子——在母亲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在她们强调往事的重要性时，在她们顽强地改变命运的过程中。不过，因为故事是虚构的，她要求下一本书就写她的“真实故事”。我其实已开始创作另一部小说，正在奋力把它写得生动精彩。下一部小说何不更多地基于她的一生呢？她给我的什么礼物能胜过她的亲身经历呢？我给她的什么礼物又能好过做她往事的见证人和寄予同情的伙伴呢？她开始讲述曾对我说过无数次的那些故事。于是，我把她拉回她仍感觉幸福的早年生活中。她的小儿子做过什么事让她认为他特别聪明？她陪她母亲去过哪里？为了更多地帮助我，她经常给我打电话，诉说刚记起的一些事。她能聊上一个小时甚或更久。挂断电话几小时后，她会再次来电说：“还有件事。”我的小说俨然成了她排遣哀愁的通道。她极其乐于分享自己生活中的所有琐事，谈论着她对打过交道的人的看法——他们说过什么，她又说过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回应。然后，她会问我对她刚提及的某个女人有何看法。她很假吗？她诚恳吗？有许多次，我的大脑因为倾听她的愤怒、悲伤和恐惧而过度饱和。但当她正向我讲述母亲去世后她感到多么孤独时，我怎能告诉她我无暇倾听呢？当她在电话另一头哭泣时，我又怎能对她说我得继续工作呢？

有一天，我邀她到我的住处讲一整天故事。我对自己承诺在聆听时不带任何判断，确保绝对耐心。我架起一台录像机。看到录像机时，母亲羞怯起来，担心自己会说错话。但在她开始谈论第一任丈夫——“那个坏蛋”——之后不久，她便似乎意识不到录像机就在面前。她表达流畅，开诚布公，感情强烈——她一边垂泪，一边紧握拳头捶打胸口。在某一刻，她仿佛从魔咒中抽身出来似的说：“可能你不想录下一段。我要说说性的事。”我告诉她可以畅所欲言。她向我讲述了婚后的早期生活，关于这个或那个情妇，这样或那样的谎言。她告诉我，她如何佯装腹泻来逃避与他做爱。我笑她聪明机灵。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演示记忆中的场景。她指着门口，说那个坏蛋持枪站在那儿。她趴伏在地，指着别人在她丈夫疯狂挥枪，恐吓要射杀他们时躲藏的位置。她听到枪“咔嚓”一响，随即他嘲笑大家被吓破了胆。那只是玩笑而已。“这算什么玩笑啊？”母亲对我说，“他只想看你跳起来磕头，但你却得把他要射杀你当真。”翌日，有一头猪阻塞了交通，他气得跳下汽车，射杀了那头猪。农夫奔到死猪旁边，为失去宝贵的财产放声大哭，结果“那个混蛋”还威胁要射死农夫。“有一天，他说要跟我离婚，我喜出望外。”她模仿着签署文件的动作，“他签了字，然后用枪抵着我的头，命令我也必须签字。我说不必用枪威胁，我巴不得跟你离婚。”于是，她迅速签署了文件，然后交给他。就在那一刻，他将她推上床，骂她现在是婊子，随后强暴了她。讲述故事时，她声音发颤，时而高喊，时而痛哭。她在那里重演自己的过去，重现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她忘不掉这些事，它们连同所有的怨愤和恐惧，一起储存在她的记忆和身体里。

我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有许多受创的经历想必已被潜意识束之高阁，而有些则是我刻意置诸脑后的，比如：味道糟糕的初吻，或是我孩提时可能干过的坏事，还有多次受辱经历中的任何一次。我的确相当擅长避开不愉快的念头。但有些记忆和真正恐怖的经历又怎能忘却呢——比如，跟母亲手持切肉刀，对准我的喉头相似的经历？在作家工作坊发起人那催眠式的声音的诱惑下，或在我本人想要深度挖掘安全区域以下的内容时，会不会有更多经历浮出水面呢？当我开始创作小说时，许多痛苦或辛酸的记忆再度涌上心头。摆脱自我意识需要付出努力，甚至比避开不愉快的念头要花更大的力气，而这种努力本身与我所探寻的东西却势如水火。但是小说创作的思路一旦被解放，便既不被审查，亦无禁忌。它充满好奇，包容万物。它不带主观判断，因此它想象的东西都没错，也不受逻辑与事实的束缚。它可以迅速跟踪任何线索，但也能轻易转向，尤其是当它探查到一个秘密或矛盾时。不过，它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探寻故事，它讲述发生了什么，以及因何发生。它如同探测棒，搜寻破裂的碎片而不是整块。它将残存的碎片与想象结合，意外地发现内在模式，而模式中的某些关键部分就在真实经历的记忆中。它能引导我回溯事情的本源：是什么使我现在胃中打结，四肢发凉。即使我为适应故事情节而改变事实，其核心仍是原始的体验。故事在回荡，真实可信，如同事发当时那般身临其境。

我一直在琢磨自己九岁或十岁时发生的某件事。我对这段记忆的感知仅限于最粗略的轮廓。它发生在我和家人坐在车里时，紧张的气氛最终引发了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想起这段模糊的记忆时，我注意到某种不愉快的感觉——下颌与喉头发紧。我吞咽了一下，感到四肢有点儿发软，仿佛潜意识在警告我不要去那里。我也确实多年未忆及此事。但如今，在思考过记忆本质和身体感觉以后，我想知道自己能否跟随内脏发紧、扭动的不适感受寻回当初的体验。我发现自己感觉越难受，距离体验的本源就越近，如同“冷热游戏[12]”似的。如果紧张感减轻，就代表我正远离事情的起因。我的身体感觉能引导创作小说时的心态。这样会使真实记忆的幽灵出现吗？我又如何得知呢？

是时候走进鬼屋了。我做了一个让步：出于对安全和自由的双重考虑，我将以第三人称来体验这段记忆。我已心跳加速了。

从教堂返家途中，女孩和兄弟们坐在汽车后座上，父母坐在前排。天气很热，所有车窗都被摇下来，但也不管用。吹拂她面颊的微风如同烤面包机顶上冒出的热风。那种热度能使一切都变热——之前她走到车旁，抓到车门把手时就发现了，她的手几乎要被烤熟了。父亲不得不用礼拜程序的小薄册隔热，以打开每扇车门。他拉开母亲座位旁边的前门时花了很大力气，等她上车后，他还得身体前倾奋力推门，直到车门关上。有什么东西卡在合页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没人能找出原因，只知道车门在“砰”地关上之前，会发出拖长的摩擦声。门响声犹如某人抡锤砸门，这样车门才终于能打开或合上。女孩上车后坐下，大腿后侧感觉被烫到了。她的弟弟笑个不停。他已六岁了，但大家仍当他是小娃娃。她的腿黏在塑料车座上，座椅都被热气烤软了。她想知道公路是否会烫坏车胎，也许它们不会融化，因为轮胎在不停滚动，没有哪个部分会那么持久地接触灼热的路面。但如果汽车没开动呢——车胎会被烫爆吗？父亲打开转向灯。他们刚上高速公路，父亲就一脚把油门踩到最大，引擎嘎吱吱地响，听着仿佛要爆炸似的。她的心突突直跳，尽管她知道汽车在提到那种速度之前总会这样响。父亲并入快车道，弯着的胳膊搭在窗框上，右手把着方向盘。他吹着口哨，就是那天早上他们在教堂唱过的圣歌《我独自来到花园中》。有时，母亲在家以华尔兹的风格来弹奏此曲，父亲就喜欢听她这样弹。但此刻她听母亲厉声说：“慢点。”父亲不再吹口哨，放慢了速度，用双手握住方向盘。

她只能看到母亲的后脑勺，但当母亲扭头望向窗外时，女孩能看见母亲的部分面颊：她蹙着眉，嘴抿成直线。出了什么事吗？她的喉咙开始发紧。母亲皱眉也许是因为阳光刺眼。她希望这就是原因。可她随即注意到，尽管今天是星期日，母亲的头发却乱糟糟的，这可不只是由于开着车窗。她脑后的头发在睡觉时压得平平的，女孩能透过乱蓬蓬的头发看见母亲肉粉色的头皮。这天早上，母亲根本没好好打理头发。为了参加教堂的礼拜，母亲总在前一晚卷发，早上再梳理，让头发平整地散开。她会穿上最好的连衣裙，然后用眉笔描眉，涂上口红使唇部更丰满，之后上下唇一抿，再揽镜自照，扭头左顾右盼，看看整张脸有无瑕疵。她在手掌上喷洒香水，然后轻拍脖颈。她会摆好姿势问大家：“感觉怎么样？”女孩和兄弟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漂亮！”他们的父亲则会把手指搭在脸上，假装在努力评判，随即说出他的口头禅：“真是世上最美的姑娘！”她报以微笑，露出夫妻俩心领神会的幸福表情。

女孩觉得母亲的乱发说明，无论现在出了什么事，其实起因都出现在昨晚。而且母亲穿着松松垮垮的棕色连衣裙，不像新衣服那般光鲜。这也是个征兆。女孩之前没留意到任何征兆，因为那天早上他们准备出发去教堂时，弟弟做了一件事。他拿走了她心爱的手绢，上面有一只眼睛凸出的猫头鹰。当她要回手绢时，发现猫头鹰丢了一只塑料泡沫做的眼睛。她冲弟弟喊叫，他也高叫着还嘴，随后哥哥冲他们俩喊话，让他们到别处叫去。那时，父亲站在前门高喊说该去教堂了。女孩仍在为猫头鹰丢失的眼睛生气，因此没留意到其他任何事，比如母亲乱糟糟的头发和难看的棕色连衣裙。她在教堂也没注意到什么事，因为她正盯着赞美诗，数着“死亡”一词出现了几次。她总在寻找母亲暴怒的征兆，以便做好准备，但这次她忘记了。

母亲扭头不看父亲。她的嘴紧紧地抿成一条线，嘴唇向里吸着。在切到手指或腿撞上矮桌时，母亲便会露出这种痛苦的表情。弟弟挨着女孩坐在中间。他晃着腿，左脚踢到父亲的椅背，之后右脚又踢到母亲的椅背。女孩觉得他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于是冲他板起脸来，用口型示意他“不要”。他朝她皱皱眉，随后更使劲地踢父亲的椅背。“停，别踢了。”父亲训道。弟弟垂头看着大腿，这下老实了。女孩对他幸灾乐祸地笑了一下。

随后，她听到母亲高声自言自语：“为什么他叫儿子停下，自己却停不了呢？”她的语气很怪，仿佛是在询问为何会下雨。女孩隔着弟弟朝哥哥看去，他摇了摇头。他眉头紧锁，叹息时胸口高高隆起，停留很久才呼出气来。他把头伸出窗外，仿佛想要吹掉脸上的灰尘，可风却随意吹拂着他的短发，使头发看似天鹅绒。女孩也把头探出窗外。她的马尾辫抽打着脸颊。她紧闭着嘴和眼睛。母亲曾告诉她，恶心的虫子或一块垃圾可能会飞进嘴里，使她生病。蜜蜂也可能刺穿她的眼睛，一直钻进大脑里去。她能感到眼睑在颤动，仿佛风想要将它们撕开。

他们驶过高速公路的转弯处，那里有一家面包厂。她喜欢烤面包的香气，可现在，她只能闻到父亲在母亲身旁的车门合页里挤的机油的味道。父亲转向母亲说了些什么，但是听不清楚，因为一辆大卡车恰好缓慢经过。过了几秒，母亲回答：“你还在乎我想什么？”父亲皱皱眉，看似很疲惫。大家都一动不动，就连弟弟也是。她知道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都将决定午餐前后和晚餐前后的情形——谁知道这次会持续多久。女孩看了看哥哥，他耸耸肩，表示自己不知情，而且他也很紧张。弟弟瞪大眼睛，牙齿咬着下唇。他害怕时总是这样。他不停地扭头看她，开始对她耳语，但她摇摇头，将脸转向车窗，这样他就没法再问她什么。她感到弟弟在扯她的袖子，于是想冲他喊，如果他不停下，就会把一切都搞砸。

母亲转向父亲说了些什么，女孩即刻感到事情不妙。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短促而尖细，之后又如锯齿般刺耳，一字一顿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你就想要这样？”

出事了。女孩握紧拳头，她总是以此来保持坚强，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是这次，她感觉双手软弱无力，无法握紧。

“你想走，那就走呀，”女孩听到母亲说，“要不我先走。”她说“走”时声音非常刺耳，听着就像咳嗽的“咳”[13]。母亲转向父亲，女孩能看到她讲话时喷出的唾沫星儿：“家里没人要我，那我就走！”

女孩感觉腿里仿佛有蠕虫在爬。她想甩掉它们，想要跑开。她感觉喉咙疼，某样尖利的东西卡在里面，她得把它喊出来。她想冲母亲大叫：走啊。没人拦你。母亲立即像受惊的鸟一样尖叫起来，仿佛她听到了女孩的想法。父亲伸手去握母亲的手，但她马上把手抽回去，好像他想偷走她的手似的。他劝慰她说，她累了，他们可以回家再谈。可她根本不看他，只顾喃喃自语，呼吸越来越用力，好似一头怪兽。女孩的胃里一紧，她对自己说：快啊，请快一点。她望向窗外，寻找他们即将驶下高速公路回家的路标，却只看到枯草丛生的田野。

突然间，母亲平静下来。事情变得更糟了。正当她这样想时，母亲发出类似“嗯哼”的嘟哝声，仿佛在赞同自己，最后冒出一句：“没准我现在自杀，大家就都高兴了。”

女孩看着自己软弱的拳头，暗暗对自己说：别忘了这一天。记住她对我们做了什么。别哭。你一哭，她就胜利了。女孩感到身体仿佛离自己很远，随即感到它庞大而沉重。她的身子动不了，只有头脑还在运转。她目睹了一切，尽管她再也不想看下去。她忍无可忍，母亲情绪的跌宕起伏使他们全家人都跟着起起落落，没人知道会发生何事。她恨母亲，恨不得她死了。她正这么想时，听见车门“嘎吱”一响。门被顶开了一些，母亲正用肩膀使劲撞门。父亲叫了声“喂”，伸手去抓母亲。汽车猛然转向，车喇叭响成一片，她和兄弟们尖叫着东倒西歪。当她重新坐起来时，看到母亲在用双手推门，但车门卡住动不了。女孩想起车门坏了，不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但在那一刻，她听到刮擦的响声，继而“砰”的一声。女孩探身向前，发现车门此刻已经敞开，底下的路面犹如晦暗的河水般快速“流过”。她感觉胃好像被整个翻了过来。她开口尖叫，却只发出微弱的低鸣，因为她没喘上气来，根本叫不出声。父亲用左手继续开车，腾出右手去够母亲。车子猛然转向一侧，又急转向另一侧。弟弟尖叫道：“我害怕！”哥哥高喊着：“妈妈！妈妈！求你了！妈。”女孩头晕目眩，胸口发紧，几乎无法呼吸。她的双手太软弱，甚至没法抓牢汽车后座。她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和向后退去的路面。母亲的头发被吹起来，像疯女似的。她把右腿探出车门。女孩感到胸口格外难受，她已料到即将发生什么。可母亲并没掉下去，路面蹭到她右脚的鞋，鞋子马上就掉了。震惊之下，母亲把腿缩回来。女孩以为最糟的情形可能已经过去，但两秒钟后，母亲竟将整个身子探出车外，女孩再次预感到接下来的事情——路面会像带走母亲的鞋那样迅速将母亲拖走，再撕成碎片。接着，车子又蓦地转向，她感觉轮胎打滑，驶离了公路。她的身体变得越发僵硬和渺小，她等待着猛烈的撞击声，那就意味着他们都死了。但车继续前进，现在放缓了速度。很快，她听到砾石嘎嘎作响，最后他们终于停住。她坐起身时，看到母亲仍在车内。父亲的手紧抓着母亲的手腕，她尖叫着打他的手。但父亲的手像铁钳似的，他脸上的每块肌肉都紧绷、凸起。最终，母亲不再抵抗了。她往后一靠，用哀号的声音说：“我想死。”车门依旧敞开着，好似一只笨鸟的断翼。女孩怒不可遏地在心中对自己说：我恨她。我恨这辆车。我恨车门。我恨这一切和每一个人。

父亲松开紧抓着母亲的手，熄掉引擎。汽车安静下来，每个人都静默了。一辆辆卡车隆隆驶过，小汽车也从他们身旁呼啸而过，但仍令人感到寂静，静到女孩都能听见耳朵里仿佛有虫鸣声。母亲坐直身子，向后拢拢头发，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之后，她跳下了车。哥哥喊了声：“妈妈！”弟弟尖叫起来。女孩无法思考，也张不开口。她注视着母亲奔向高速公路。她打算迎面撞向汽车。她以前也这么干过。但是这次，她只跌跌撞撞地趿着一只鞋。父亲已从他那侧的车门下去，一把拽住她，将她拉回砾石路上。母亲想猛地抽身离开他，于是他像对新娘一样把他的妻子抱起来，走到远离岔道的立交桥的阴凉下时，他才放下她。女孩看到母亲上下挥动着手臂，仿佛想要飞起来。弟弟仍在哭喊，喊叫时口水汩汩直淌：“我害怕，我害怕！”女孩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他扑到她腿上，把脸埋在裙子里大哭起来。她用感到刺痛的手拍了拍他的头。哥哥凝视着前方，眼睛不眨，身子也不动。他的嘴唇翕动着，好像在祈祷。那一刻，女孩摸摸自己的脸颊：她泪流满面，开始哭时竟没发觉。她还不够坚强。她觉得胃疼，需要躺倒，可她不能，因为弟弟正趴在她的腿上，而他还只是个小娃娃。

她注视着父亲拥抱母亲。母亲的手臂也绵软无力了，就跟她的一样。只是母亲站在阴凉下，而她仍在车里，分分秒秒都感觉更热。现在她转而生父亲的气了。我们怎么办？他应该担心我们，而不是她。这都是她害的。女孩的喉咙痛得厉害，需要喝水。他们还要我们等多久？回家的路上，父亲会让母亲坐在哪儿？前排吗？假如车门关不上怎么办？他们回家后又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像上次那样晚餐就吃麦片吗？母亲要过多久才会走出卧室？多久之后她才能声音如常地讲话？

但是现在，她不想再知道任何事。她头晕目眩，鼻子因哭泣塞住，几乎无法呼吸。她仰头靠在软塌塌的塑料车座上。她闻到路过的车辆的气味，车门上的机油味，还有干草的气息。轮胎将会融化，但她不在乎了。她只想结束一切。她只想不再颤抖。

我只想不再颤抖；但在写下此事以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却做不到。

我的一位密友是心理医生，他也很熟悉我的母亲。他称我在孩提时拥有惊人的复原能力，成年后我也没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这简直是奇迹。尽管我没有自杀倾向，但童年经历的确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我无法容忍情感操控。我会匆匆逃离那些以威吓和不确定性作为操控手段的人，也绝不原谅那些有此企图的人。我的身体不喜欢当年我体验过的那种感觉。

不过，我发现自己的大部分文字都关乎不确定性——当某些情况不明朗时，当情势发生变化时，当真相变得真假参半，后又变成谎言时，我都会感到心碎。我在童年时历经过颠倒混乱的情感，这其实已成为我写作的理由。我能将这样的情感平铺在纸上，仔细看清楚。我能理解这样的情感，发现其中的模式和规律。我笔下的人物见证了我过往的经历。在每个故事里，我们都在一大团乱麻中解开绳结。一个一个地解开绳结是写作时最令人欣慰的部分，但乱麻始终存在。

┃奇趣┃

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凡人

［摘自日记］

旧金山，1977年。我想起D. H. 劳伦斯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我不记得是哪本书——是关于一个年轻人乘火车旅行的。当火车呼啸而过时，他瞥见窗外风景映衬下的人。年轻人思忖着他如何能捕捉到许多人生命中的只鳞片爪，而这些人也像他一样，在另一些人周遭投下错综复杂的网。不过，短暂的一瞥也就是那些人在他的记忆和生命中留下的唯一印记了。我感到自己像上帝，一种全知全能的感觉，它使我相信，世上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对片刻的感知，可供我事后加工润色。我看到一个衣着醒目的女人和一个男人在餐厅里聊天，便立即弄清了这个女人的生活经历。这个想法很奇妙：想象一下，见过我的人也会想象同样的事情，但绝不会发现我经历过的恐惧，享受过的狂喜和领受过的感觉。可怕的是，当我回顾过往，想要记住所见所感时，甚至连我本人都永远不会明白关乎自身的那些事。凭借一闪而过的奇想，我可以抹去一段不堪的记忆，可以追忆某次经历并加以发挥，使其超出实际情形，从此再也不知晓真相。

┃奇趣┃

不过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凡人

［摘自日记］

旧金山，1978年。六岁时的我与如今二十六岁的我本是同一人。岁月相连，并无间断。不经意间，时间已悄然从我身旁溜走，六岁时的想法现已成为二十六岁的想法。我常玩这个游戏：在散步时回顾生活中无关紧要的某个片段，我心想：等你老了还会记得这一刻，因为你此刻感到孤独，而唯一能分享这一刻的人只有十八岁时的你。由于某种原因，十八岁似乎是充满未知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年龄。

今天，我好奇自己会认为哪段不重要的经历值得去回忆。当然，有些经历是一个人无法忘怀的，比如悲恸、愤恨和爱意绵绵的感觉，因为这些都是情感连续体上的极端点。

┃奇趣┃

如何改变命运：第一步

［摘自日记］

要想改变命运，你不能选择小步前进。这与你的意愿无关，而是要你随遇而安，犹如望着一艘轮船逆着自然的水流拐入东海，缓慢却无可置疑。当船抵达时，你径直登船，前往它带你去的任何地方。其实，你也大致知道它的航线。

注释

1　莱姆病：通过蜱虫叮咬传播，最常见的症状是皮肤出现不痒也不痛的红斑，通常发生于被叮咬后一周。其他常见症状包含发烧、头痛和疲倦。如未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脸部麻痹、关节胀痛、严重头痛合并颈部僵硬、心悸等症状。

2　原文为“Top o'the morning to you”。这是一句传统的爱尔兰问候语，意思相当于“早安”。但是这句问候语现今已很少用，除非是带有某种讽刺或幽默的语气。

3　森瓦利（Sun Valley）：亦译为“太阳谷”，美国爱达荷州著名的滑雪及旅游胜地。从犹他州的盐湖城直飞森瓦利仅需一个多小时，每天有多次直达航班。从其他地点前往森瓦利的游客多选择在盐湖城中转。

4　B级片：指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此处的分级是制作投入分级，而非内容和观众年龄分级。B级片拍摄时间短且制作预算低，所以普遍布景简陋，道具粗糙，影片品质不够理想。

5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英国著名脑神经学专家，也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科学家，在医学和文学领域均享有盛誉。

6　双相障碍指抑郁、狂躁这两种相反的极端情绪交替出现，强度与持续时间均超出正常范围。

7　信仰黑天的印度教分支。黑天是印度教中深受崇拜的神。

8　扁桃核：位于大脑底层，是产生、识别、调节情绪，控制学习和记忆的脑部组织。

9　吉尔·丹尼斯（Gill Dennis，1941—2015）：美国著名导演和编剧，导演代表作有《无证可寻》，编剧代表作有《重返奥兹国》《无证可寻》《与歌同行》。

10　斯阔谷作家同盟：1969年成立，每年夏季在美国加州斯阔谷举办作家联盟会议。斯阔谷是美国滑雪胜地，此地曾举办1960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1　作者的母亲于1949年离开中国，前文称那时二姐锦多年仅七岁，此处说她“文革”期间十七岁，疑似笔误。

12　冷热游戏：一种多人游戏，规则大体为一群人猜谜或寻物，另一群人评判。当接近谜底或被藏的物品时，评判的人喊出“更热”，反之则喊“更冷”，直至猜出谜底或找到物品。

13　英语发音中，go（走）与咳嗽的声音（ko）相似。

第三部分　寻回往昔

┃插曲┃

卷叶舒展

春日里的一天，我在上海某条人行道旁驻足观察：一个男人，用双手搓着被阳光晒暖的干锅中的茶叶。他的手法极其轻柔，使我想起魔术师耐心地摆弄着勺子，将它变弯。他正在轻抚压平的茶叶——选自新从茶树尖上摘下的叶子——再将它们卷得精细如针。在品茗课上，我了解到行家看重外形完好的“针茶”，手工揉搓方能做成，与无需用心、轻易可得的机器搓茶迥异。付出辛勤的劳动，上好的茶叶才能变得既赏心悦目，又沁人心脾。与次等茶叶不同，上好的茶叶无需加入花香。

那一周又过了几天，当我向朋友说起搓茶人时，他评论说上等的好茶不仅由极珍稀的茶叶组成，还蕴含着搓茶者令人愉悦的气息。这个信息并未使我立即赞赏此等珍品，反而担心起卫生问题。手的气息——难道不是汗味吗？那么汗水究竟把什么带给了茶叶？就此问题的快速咨询使我得到这个简短的答案：酸性水分、皮脂油和碱性矿物质，包括我的狗狗们喜欢舔食的带咸味的钠元素。带有人手气息的茶叶或许还受到搓茶人当天所吃食物的影响，比如许多大蒜或臭豆腐——有一种令我作呕的气味。

更多遐想使我进而认为：搓茶人的“气”——各种元素，加之冷热作用的平衡——也会影响茶叶的气味，也许还会受到德行、精神和性格缺陷的影响。有的人会比别人散发出更多的性感信息素。再者，狗狗和它们高超的鼻子已经证实，一种气味能包含各种各样的信息：年龄、性别、攻击性、服从性、恐惧、疾病等等。人类的气味肯定包含同样的信息，尽管我们的鼻子察觉不到。不过，当真如此吗？在大脑的某些部位，我们是否也会下意识地记录那些细微的差别呢？人的气息能以文学鉴赏的方式被记录吗？

无论浸润到汗水中的品质是什么，那必定是搓茶人赋予茶叶的东西。我揣测自己散发的气息也与此相似，因为我不会将任何现成的人工混合物轻拍到手腕上或耳后，我对自己的“劣等品质”不加掩饰。况且，我每天都会吸收许多不可预知的元素：晚上用宾馆里提供的洗发液和护发素；就着腌咸菜喝大米粥；早上灌下过量的咖啡；阅读国际新闻后的阴郁情绪；拥抱身穿樟脑丸味毛衣的老伯时的喜悦心情；珍贵的针茶在我杯中舒展开时，完美散发的清香；我离开茶馆时出租车猛喷的尾气；在中国某条繁华的人行道上驻足时，将我笼罩住的那团烟雾——我驻足观察搓茶人耐心细致地揉搓着茶叶，而他的烟灰也许会飘到混合的气息元素中。

┃插曲┃

疯女的姨妈

1990年9月，我不问舅舅和舅妈对于美国政策持何态度。我们是家人团聚，而不是搞论坛。令他们紧张不安的是，我这个美国作家也许会做出什么给家里惹麻烦的事。他们将担忧告诉了我的母亲。他们以前遇到过麻烦，但原因不是他们能掌控的。“文革”期间，他们遭受了磨难。舅舅受到牵连，因为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离开中国去了美国。但他们的爱国爱党之心却从未动摇。

两年前，他们曾在加利福尼亚州我母亲那里小住，后来提出想提早返回北京，以便能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母亲解释说机票很难改签，让他们别走，别去开会了。舅舅坚称会议很重要。于是母亲问：“什么更重要？是开会还是家人？”

“开会。”他们当即回答。母亲大为光火。上海人的脾气爆发了，一阵叫嚷过后，机票被改签。很快，舅妈和舅舅就要回国参会，那的确是重要的全体会议，我能理解他们为何把会议放在妹妹前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他们还是年轻的革命者时，曾时刻准备为他们的理想献身。他们认识那些烈士，那些对党忠诚的楷模。他们原本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学生，在革命事业中成了同志，又成了夫妻。为了掩护藏身的同志们，他们将自己啼哭的婴儿交给一户农家照顾。

每天早上，他们问我的唯一问题是想喝小米粥、大米粥还是红豆粥。吃早饭时，舅舅会播放共产主义歌曲，第一首便是《国际歌》。

今天，司机小春驾驶丰田轿车带我们出门。后车窗是暗色玻璃，还挂着带褶的白窗帘，使我们感觉自己像是冒牌的国外要人。我们准备前往北京大学附近的一栋师生公寓楼。我请母亲提醒我要探望的人是谁。

“她是杜娟的姨妈，杜娟是二姨太的女儿。”母亲说，“你认识她，她疯了，但咱们上次来时仍哭着要见我。”

“我们要去见一个疯女人？”

“你怎么这么笨啊？”母亲说，“疯了的是杜娟——她已经死了。我们要见的是杜娟的姨妈，她脑子清楚得很呢。她九十多岁了，家里的东西样样都清清爽爽的，一尘不染，不像现在的很多人。你可以喊她‘阿姨’。”对我而言，这个称呼用着很方便。比我年长的每个女人都是“阿姨”。人们也这么叫女佣。

在公寓院门口，小春把车停在警卫室旁边。警卫正和一个显然是好友的人聊天。他们抽着烟，高声谈笑，似乎故意不搭理我们。让有特权的人等着吧，看看现在是谁在管事。几分钟后，警卫转向我们，脸上没了笑容。“说明来由。”他盘问道。小春说出了我们要拜访的女士的姓名和门牌号。警卫透过车窗窥视，逐一扫视我们的脸，仿佛能察觉我们的谎言和真实意图。

警卫嘟囔了一声，甩甩头，示意对我们放行。当我们爬上昏暗的两层楼时，母亲告诉我，阿姨见到我们会很惊喜。

“你没打电话说我们要来？”

“怎么打呀？她根本没电话。没关系，她从不出门。她怎么出得去呢？这么多级楼梯。她的脚太小，走不了路。”

正如母亲所料，阿姨在家，见到我们惊喜得眼泪都出来了。门厅太昏暗，起初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大致轮廓，她身高不足四英尺半，比我母亲还矮几英寸。她步履蹒跚地领着我们来到一间狭长的客厅，里面阳光充足，墙边都是高高的书橱。现在我能看清她了：年过九十，在看遍生死和战乱之后，她的鹅蛋脸上居然几无皱纹，花白的头发干净利落地挽成一个髻。她身穿白衬衣、灰裤子，趿着黑色拖鞋，这是中国老妇典型的非正式着装。母亲用中文说让我看看阿姨的脚。见我盯着她的脚看，阿姨带着明显的自豪笑了。它们极其小巧，我立即明白了原因。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就裹脚，脚骨已碎。尽管她如今不再裹脚了，但已造成终身残疾。她的脚背隆成两个肿块，逐渐收拢于向内压平的脚趾处。也许，她自豪于自己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仍健在的小脚女人。又或许，她想让我赞美她的脚仍是那么小巧。尽管看上去很痛苦，但它们的确堪称奇观，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女性苦难史。

我们所在的房间其实是阿姨的卧室和她儿子的书房。她的儿子是教授，经常不在家。这次他在德国有个研究项目。“瞧瞧这些书。”阿姨指着一排玻璃书柜，用中文对我说。柜子里是一本本工商管理方面的英文著作。我取出一本，假装赞许书中的内容。我想象不出有人学英语就只是为了读懂这些书。

“看到有多干净了吧？”母亲指着阿姨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床铺问我。寝具按照传统的中式方法摆放：床单平整地铺在双人床垫上，叠好的缎面棉被置于床尾。阿姨礼节性地解释道，她的视力越来越差，看不清藏在角落里的灰尘。她拍了拍床，示意母亲坐在她身边。阿姨和我七十四岁的母亲并肩而坐，她们双脚悬空，晃来晃去，看着就像两个小女生。我突然想起，我忘了把见面礼送给阿姨。这是在当时的中国商店里难得一见的东西——五磅裹着箔纸的太妃糖。当我奉上礼物时，母亲像往常那样脱口说道：“没有什么。”这次倒是实话。太妃糖是我们在Price Club[1]购买的一种通用礼品，买的时候并不知道最终会凑巧送给谁。我真希望礼品是好几沓绸缎、一件开司米毛衣或是一双崭新的小鞋子。阿姨已开始翻箱倒柜地搜寻她所谓“没有什么”的礼物，结果找出半磅白色的人参，这可比廉价的糖果值钱多了。

“对你的身体有好处，”阿姨对母亲说，“我已经很老了，不必担心健康问题。”“您在说什么呀？”母亲回应道，“看您身体多硬朗！”后来，她们开始滔滔不绝地闲话家常，讲的都是杜老爷家各位姨太太及其子女得了什么病，或是怎么死的，而这位杜老爷便是娶我外婆做四姨太的人。终其一生，杜老爷共娶了七个太太。时不时地，我请她们为我翻译和解释。我能听懂一部分对话，却不知道杜老爷所有太太和子女的名字。母亲提起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加利福尼亚的近况，列举他的孩子们的种种成功之处。她们聊起杜老爷那个年幼的儿子，他声称上海的祖宅和老爷的全部家产由自己继承，而实际上母亲同母异父的弟弟也有权继承。“那个儿子让我们跟他一起逛商店。他把橙汁、牛奶和香烟放在收银台上，叫我们付钱。他那不是在请求，而是在命令我们。你能相信吗？”母亲还抱怨想收回她自己的房子有多难。她提出索赔，但问题出在租户上——一共十户人家。她必须付钱才能让他们走人。“我为什么要付钱？那是我的房子。可他们把房子毁了。他们搭起硬纸板做墙，还拆掉门板，把过道变成房间。他们从不打扫厨房。蜘蛛网上积了五十年的油垢，像油乎乎的纱线一直垂到你的鼻子上。人怎么能那样过日子？这是怎么回事啊？”闲谈持续了两个小时，涵盖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史，还有各种秘密与关系。

“不管怎么说，她从不喜欢她婆婆。”

“不管怎么说，我从不信任她。”

“不管怎么说，她从来都不是最受宠的。”

“不管怎么说，总得有人告诉她实情。”

“你能相信吗？她竟然那么贪婪。”

“你能相信吗？她竟然那么糊涂。”

“你能相信吗？她那么快就又找了个男人。”

“你能相信吗？她把我的钱给了那个坏蛋。”

“现在我告诉你一些只有我清楚的事情。”

“现在我告诉你一些我预言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告诉你她一直在撒谎的事。”

“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能再守口如瓶。”

“猜猜我见到谁了。”

“噢，这让人听了真难过。”

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反反复复地听到此类闲聊。过去，我对关于往事的闲谈感到无聊——有人丧了德，有人失了财，还有人发疯了或是死了。如今我却听得入迷。他们是母亲谈论多年的人，她曾与他们扭打、争吵，向他们寻求慰藉，或是倾吐心事。他们影响了她成为什么样的人，决定对她来说什么重要，乃至那些人也同样影响到我。他们成了我纳入小说的人物。

猜猜我见到谁了，我又听母亲这么说。我继续听着各种事情的大意，之后需要补全，成为更完整的故事：有些关于不幸，有些关于背叛，也有些关于自毁性的暴怒，或是幸存，或是欺诈，还有些证明了经久的友谊。我想象阿姨会对爬上两层楼的下一批访客说：你们记得嫁给王茁的那个杜琴吗？她跟她的美国女儿来过我这儿。她身体还挺硬朗。她女儿个子很高。瞧瞧她们给我的这一大包美国糖。她们说这种最好吃。不过，你们拿去吧。我太老，吃不了糖。那会黏掉我仅剩的几颗牙。

2017年5月。我刚刚得知杜娟——哭着要见我母亲的那个疯女人——是杜老爷的长女。她本该奉父母之命嫁给飞行员王茁，但王茁更青睐我母亲的美貌，因此转而娶她为妻。我觉得杜娟或许对我母亲心存感激，因为母亲嫁的男人后来显露出残暴的本性，他摧毁了许多女人的尊严。然而我却发现，杜娟始终爱着他。为了陪他，她不惜走遍天涯海角。不过，她和我母亲很要好，好到在有生之年找到对方的下落。事实上，杜娟还让母亲借用她的大学文凭，获得赴美留学的签证。如今，想问她们为何如此已为时太晚了。

第六章　誓不罢休

母亲常用一个特定的中文词来形容我的性格，那就是“厉害”。根据语境和吐字的力度，在表达做事正确时，它可以是“强烈”或“强大”的意思；在表达做错事时，它也可以是“无情”“执意”或是“誓不罢休”的意思。我小时候她常说我很“厉害”。有一次与万圣节的服装有关。我想穿母亲的红色绉缎婚纱裙，上面绣着几百朵小花。她却认为我应该戴她那顶硬挺的白色护士帽，还觉得这个精明的细节设计可以惟妙惟肖地呈现出采郁金香的荷兰女孩的形象。我反驳说，大家都会以为我是护士，因为我没有荷兰木鞋。她说我会把婚纱裙弄脏。我哭喊着说大家都会嘲笑我。她说我争辩此事时很厉害。我越哭越凶，想证明自己究竟有多厉害；而她大叫着说再哭就不给我服装，没法玩“不给糖就捣蛋”。结果那年，我随戏装队伍在校园里四处游行，头戴荷兰女孩的帽子——帽子是用白餐巾做的。晚上，我身穿中式婚纱裙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母亲则跟在我身旁，确保我没把裙子拖到地上。所以说，那一回我们俩都很厉害。

如果母亲加上“那么”一词，并蹙着眉头，用惊疑的语气说“那么厉害”，就表示我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硬性格，大概宁可让她死，也不想屈从于她的命令。当我做错了事——比如冲弟弟喊叫——挨了批评却毫无悔恨之心时，她经常说我“那么厉害”。可他惹恼我是他的错，我又为何要道歉呢？

我十八岁时，母亲说我对男友的妈妈表现得太厉害，他妈妈曾几次想逼迫我跟她儿子分手。那个女人还变本加厉，威胁说要以违反《曼恩法案》的名义让警察逮捕我，该法案禁止以不道德的目的（比如性）跨境贩运未成年人——对我而言，就是运到加拿大去。我提醒她注意，我十八岁，她儿子十九岁。在谈到一些问题时，她那不甚微妙的言外之意与种族有关。我让男友站在我这一边。他们还是我，你选吧。我们每逢感恩节和圣诞节就分手。母亲说我的要求只会让事情更糟。她说，他还太年轻，不懂得如何与父母决裂。她建议我耐住性子，让那女人“日久见人心”，更好地了解我。之后，她没告诉我她要做什么，就径自开车前往我男友父母家，跟他们会面，试图温言相劝。“他们在谈恋爱，”她解释说，“他们还年轻。谁晓得感情会不会长久？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放手随他们去。”男友的母亲回应说，她只关心儿子当律师的前程——他的同事也许不像她和她丈夫那样理解和包容我的种族。母亲嚷道：“你歧视我们？我还更瞧不上你们呢！”当她将此事告诉我时，我也感觉志得意满。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和我都很厉害，但我认为她的手段比我高明。

在爱情的问题上，她也很厉害。几周前，有个亲戚告诉我，在母亲和父亲恋爱时，父亲的家人曾强烈反对。他是长子，最有资格继承家业。他为何会选中一个有夫之妇，况且她丈夫有权有势，为了报复竟将她投入监牢？父亲为了支持母亲，与不肯接纳她的家人断绝了关系，包括他最疼爱的妹妹。那大概是1946年的事。直到上个月，我才得知他为她做出过如此大的牺牲。后来，我记起有段时间母亲和我与父亲最疼爱的妹妹住在同一个城市。自那场决裂以后，五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也早已离世，但他妹妹只要略微提到要前来拜访，母亲仍会一口回绝。她就是那么厉害。

我长大些以后，每当母亲感到自己被人当成傻瓜时，我都会颇具权威地出面接管局面，此时她会夸我厉害来表达感谢。譬如有一次，一个可恶的女人忘记告诉我母亲要填写某个表格才能按预约时间就诊，且从未给过我母亲表格。有一年，就在我辞职去创业时，她语气温和地夸我真厉害。她既表达了褒奖的意思，又替我担忧——我辞掉在单位受人轻视的工作是正确的决定，但我必须格外坚强才能靠做自由商业撰稿人度日。幸运的是，临别时前任雇主刻薄地对我说：“写文章是你最差的技能。如果你能挣十美分就算走运。”事实证明，他的“十美分”临别赠言恰到好处地激发了我“厉害”的反应，迅速取得了成功。几年后，当我挣够了钱为母亲买下一套公寓时，她再次断言我很厉害，而且我能成功也是因为厉害。后来，我成为小说作家，她又多次这样称赞我。

经年累月，通过母亲的性格和情绪变化，我渐渐懂得“厉害”包含的所有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这个词刻画出她的正直和刚毅，固执与坚持，还有她代表全家解决任何问题的决心。在她暴怒之际，这个词也形容出她多么怒不可遏和招惹不起。

母亲是上海人，“厉害”一词的某些含义适用于我认识的许多上海朋友和亲戚——或者说，其实适用于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住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拥有的抱负多于机遇。队伍很长，你需要奋力推挤才能前进。你还必须培植适当的“关系”，或是至少认识一些有人脉的人物。在中国，这被称为“关系”，人们大量运用关系，灵活自如。我在中国的一个外甥曾向我求助。他需要证明自己精通英语，以便获得赴加拿大的留学签证。他除了死记硬背的几句话以外，几乎什么也不会说，于是他请我告诉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他能讲英语。“你是名人啊。”他说。我建议他还是学学英文。最终他没得到签证，他的母亲气冲冲地来找我，坚持要我想办法。你应该动用你的关系，她说。对某些人而言，“想办法”与“厉害”是同义词。她大为光火，因为我竟然如此不济，甚至都没试过就放弃了。

尽管一概而论常会出问题，但我认为上海的某些特性确实影响了其居民的行为。在历史上，上海虽然容纳了千丝万缕的外来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无疑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包括且不限于历史和传统，审美和行为方式。社会地位非常重要，我听别人在很多方面提到它——什么是最新的，最稀罕的，最昂贵的，出价最高的，利润最丰厚的，尺寸最大的，尺寸最小的，最具声望的，最奢华的，最高科技的，最有名的，或是最原汁原味的；从艺术、时尚、饮食、酒店、汽车、电影、技术、国际贸易，到公共交通，无所不包。这些东西对其他国家的人或许也很重要，但是在上海，此类需求和竞争给人的感觉都更为激烈。人们甘愿花费不可估量的重金以获取身份地位，并且在自己的游戏规则中击败西方人。上海与西方之间有一种微妙多变的亲密关系。

二十世纪初期，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这座城市可谓催生了最殷实的财富、最显赫的地位，但也不乏不堪的颓废与悲惨的贫穷。界定社会地位的新式方法产生了；而旧有方式更敬仰学者而不是商贾，更看重老钱而非新贵。发展和动用关系也有新的途径，富贾、军阀、政要、与洋人打交道的掮客、流氓帮派，这些人的关系最硬。他们能动用手段让流言蜚语消弭于无形。举例来说，收养我母亲的富贾买通记者，让他们停止报道我母亲婚外情和被监禁的消息。在与两位生于上海的朋友共进晚餐时，我听说他们认识的某人的父亲平息了其世交与某影星之间的风流韵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的地主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批判。我在中国的家人也受到波及。我同母异父的姐姐们下乡，在稻田里劳动。有个姐姐在那儿待了十九年，因为她得不到返回上海居住的许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雄心壮志被激发出来，每次回到上海，我都会发现令人瞩目的变化。第一次去上海时，我造访了外婆所嫁的富贾家的宅邸，房舍已年久失修。母亲告诉我正门没了，两侧宽敞的厢房也不见了。我第二次到访时，底层的房间已变为廉价电子产品商店。之后的某年，那里又成了能上网的咖啡厅，再后来是禅式水疗健身中心。最终，它在楼市上以天价卖出。

无论发生什么变化，这座城市始终保持着上海的风格。作为从未在上海生活过的美国人，我解释不出那究竟是什么，但它给人的印象是由许多事物共同构成的骄傲感。上海方言是值得骄傲的组成部分，只会讲普通话或广东话的人基本听不懂上海话。这种方言赋予其使用者一种直接的身份，将他们与别人区分开。有位朋友曾带我去上海的一家高级餐厅吃饭，而她却对服务员讲普通话。我问她为何不说上海话。“她不是上海人。”她回答。我问她怎么知道的。“上海姑娘太骄傲，不会去当服务员。”她说。在其家族史与上海的传奇历史相关联的人身上，我也觉察到了骄傲。据说，我的外公参与过青年革命者筹划推翻清政府的秘密集会。

上海式的财富和声望并不隐晦，鄙夷与轻蔑都表现在明面上。有一次，在一个为艺术赞助人举办的晚宴上，我与邻座的上海小伙子相谈甚欢。根据他的姓氏和他在不经意间透露的少许细节，我推断他出身于殷实、有名望的家庭。他显然认为我家也具有相似的声望和地位——否则我怎会受邀前来呢？他询问我的祖上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解释说，外婆原是贫穷学者的孀妻，后来嫁给有钱人做了四姨太。他突然不跟我说话了，还把脸扭过去。那天晚上，他再也没瞧过我一眼。我很震惊。尽管我从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但在这一屋子富有赞助人的面前，我不可能做出损害组织者和赞助人的关系的事。片刻之后，我意识到那人的羞辱恰是对小说作家的无意馈赠：只有一拳直捣肚腹才能使我有切肤之痛，感受到母亲和外婆所忍受的一切，即我努力想在故事中捕捉到的感受。我的疼痛转瞬即逝，而她们的伤痛却是人生中无法改变的经历。

作为小说作家，我喜欢不一致的情节、有缺失的信息、矛盾、误导性的线索和变化的细节。事实真相往往被笨拙地隐藏，可以被人梳理出来。我仔细检视每种变化形式，总是不断追问：“事情为何如此？”关于我外婆的故事恰恰包含着上述要素。

根据母亲的说法，外婆初婚和再婚的早期版本是这样的：二十四岁时，她爱上了一个落魄的学者。对她宠爱有加的父母试图阻止他们的婚事，因为那个男人没有工作。外婆对她父母说，如果不能嫁给他，她就要“吞金”而死——小说中女主人公自尽的浪漫方式。我不知她是否真会吞下金子而非灭鼠药，但她的父母惊恐不已，心肠一软便让步了。于是，她在1914年前后嫁给那位学者，成为他的妻子，我母亲着重强调是“正妻”。外公始终赋闲在家，直到1919年才被指派到外省做公务文职工作。他借钱雇了一辆骡车回家。但他回家后不久就染上了病，于一周后去世，身后留下妻子、三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成为寡妇的外婆回到哥哥家中。她哥哥是个吝啬鬼，只给他们提供吃住。外婆为了换钱，当了自己的衣物。有一天，当她在湖畔散步时，有个姓杜的富贾发现了她，对她一见倾心。尽管她本该守寡，却改嫁成为杜夫人。母亲说，在那个年代这原本是一桩丑事，但她至少当上了正室夫人，而不是小妾。作为正妻，她分得了上房。当她和丈夫一起抽鸦片时，她的女儿——我母亲——会扮作女仆，来回帮他们递烟管，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因为她当时只有八岁。不出一年光景，外婆为这个男人生下长子。在除夕前后，她不慎吸食过量鸦片，撒手人寰，我的母亲因此成了孤儿。

接下来是不同的故事版本，某些情节是我推测的，后又得到母亲的证实。那个富贾看到外婆在湖边散步，就让二姨太邀她到岛上的家中做客。那一晚，大家相聚甚欢。因为天色太晚，已经没有回上海的渡船，外婆便留下过夜，和二姨太同榻而眠。二姨太半夜起床，富贾顶了她的位置。他把刀架在我外婆的脖子上，威胁说如果不从就杀了她。随后，他强奸了我的外婆。翌日，大家都得知了此事。更糟糕的是，她怀孕了。她向哥哥赔罪，但他对她拳脚相加，因为她给全家人丢了脸。她本该宁死不从。她走投无路，被迫嫁给那个姓杜的——不是正妻，而是小妾，即我在文章中提过的“四姨太”。在她生下儿子以后，便自戕以免受辱。母亲告诉我，当外婆去世时，她就在床前，她哭喊着想跟她一起升天。自杀念头的原型就这样形成了——当女儿与已故的母亲在死后重逢时，便会得到亡母的抚慰。母亲说，姓杜的深感愧疚，因此向外婆的亡魂发誓，会将她的女儿抚养长大，视如己出，而他也信守了诺言。她跟其他几个女儿享受同等的待遇，包括接受教育和锦衣华服。她得到了丰厚的嫁妆，举办了奢华的婚礼。然而，她总能觉察到家中的其他人并不像真正的亲人那样待她。她不是老爷的亲生女儿，能住在那里只是她运气好。

另一个亲戚告诉我，外婆上岛拜访的细节中还另有曲折。当二姨太下床由富贾取而代之时，富贾持刀对准自己的喉咙——不是我外婆的——声称，如果她不嫁给他，他就自杀。我思忖着为何会有两种说法，而且都与刀有关。倘若富贾杀了她，就会担着坐牢的风险，还会为一个几乎陌生的女人累及家族的名誉，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他拥有多家船运公司、纺织厂和公用事业公司。他是受人尊敬的慈善家，曾出资兴建学校、医院，铺设公路，还在岛上做过其他许多贡献。他已经娶了三房太太，若要再娶别的心上人也轻而易举。我猜想，刀子的细节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我怀疑她早就是杜老爷的情人，当她怀孕以后，他便捏造了有关刀子的故事。家中的其他人或许是假意附和这个故事，几乎没人相信它。他们了解老爷的为人。也许，别的姨太太仍会传闲话，因此母亲在宅子里长大时无意中听到了。

在两个故事版本中，还有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细节。当外婆被安置在宅子里以后，她成了最受宠的，被安排住在上房，还与老爷共享一杆烟枪。然而，她不想待在那座宅邸里。母亲记得在与我外婆乘车出游时，她抱怨岛上的日子百无聊赖，她已忍无可忍。因此她与丈夫达成协议：如果她生下儿子，他会在上海给她一座房子，能跟别的太太及她们的孩子分开住。她丈夫也住在上海，所以会有很多机会去看儿子。他同意了这笔交易。但在儿子降生后，她的丈夫反悔了。春节前后，她愤而吞食了生鸦片。有个版本称事发时是除夕，所有的债那时都必须结清。另一版本强调，鸦片被塞在黏米糕里，那种黏性导致毒物无法排出。母亲则称此事纯属意外，外婆只是想吓唬杜老爷，迫使他兑现承诺。

其他置换的情节相继出现。原来身为学者的外公在遇到外婆时已经娶妻，那就意味着外婆是他的二太太，也就是妾。这样的话，侧室再嫁就没有正妻改嫁那么耻辱了。某位年长些的亲戚幼年时曾住在宅子里，她从长辈那里听到的故事是，外婆凭借火暴脾气威震全家，她才是老爷面前最得宠的红人。亲戚还说，如果谁不赞同她的主张，将来是要后悔的，她可不是什么温和安分的人。

母亲每次提起我外婆都要落泪。“他们像对待妓女似的对她，”母亲曾说，“我的母亲是良家妇女，出身门第也高。她只是别无选择。”

我说我明白，但她回应道：“你怎么会明白呢？那时你又没生活在中国。你不明白毫无地位地过日子是什么滋味。我是她的女儿。我们根本没脸见人，也没人要我们。我一辈子都得背负这种耻辱。”她愤愤不平地说，别人不尊重外婆，后来也不尊重她——仿佛她们娘俩品行不端、不知耻。她的胸口仿佛风箱似的一起一伏，注入的是绝望，排遣出来的是愤怒。她说得对。直到最近我才真正明白，因为我也被人像社会弃儿那般对待。

《喜福会》出版几个月后，有个亲戚向母亲抱怨，说她不该把那些没用的故事统统告诉我。“她又不能改变过去。”他说。母亲却回答：“可以改变。我告诉她，她就能告诉所有人，告诉全世界，这样别人就知道我母亲遭受的苦难。过去就是这样被改变的。”母亲准许我讲出事实真相。她想揭露那些秘密，这样羞耻感就会被义愤所替代。那时，她已认定我的理解远比她预想的透彻。我捕捉到了她身为孤儿的那种孤单无助感。我甚至原原本本地描写了房间、家具和那些对话，仿佛是我亲耳听到的。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是你告诉我的，我回答说。她坚称并未对我和盘托出，还说出了心存的疑惑，想知道她的母亲是否来过我办公室帮我写作。“你可以跟我说说，”她柔声道，“没关系的。”我受到了触动，她竟认为外婆曾秘密地来看过我。我说事实不是那样；但实际上，的确有些时候，我怀疑外婆就在屋里。那种时刻，写作不同寻常，故事情节毫不费力地付诸笔端。我能清楚地看到故事发生的场景，我的想象力更加丰富，理解的东西更多。

如果普遍意识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当想象力的大门豁然洞开，所有的可能性都获准进入时，我的意识会与普遍意识结合起来，这合乎情理。我拜托同伴帮我厘清自己和他人的诸多令人困惑的观点、看法和信念，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以此而论，我笔下的人物恰如同伴那样，尽管我始终意识到他们只是我创造的虚构人物。然而，我偶尔感到有位精神伴侣在陪着我，向我示意，引领我走向心灵的启示，而这种东西绝不会是我自己意外发现的。有时，我读到了我不记得自己曾写过的句子，甚感惊恐。而更令人困扰不安的是，当我读到日记里写的某些想法时，自己也不记得曾经这么想过。那些想法与我现在的认识并不矛盾，只是我不记得曾在那个时间或以那种方式思考过那件事情——似乎比我以往的水平更有真知灼见。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我的个性有另一面，也并不意味着我的精神支离破碎。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我都不必更深入地分析。在创作时，我只要迎接这位善意的伙伴就好，不管那是外婆，是普遍意识，还是想象力所释放的更深层次的潜意识。

大约七年前，我与家人一同前往位于旧金山市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上海艺术与文化展。其中部分内容展示了上海不断更替的景观和建筑。我的家人曾见证过这些变化。兄弟姐妹们和我继承了三幢石库门的房子，它们比肩立于旧时法租界的一条窄巷里，最终因修建地铁站而被拆除。崇明岛上的宅邸依然如故，但现在已是办公楼，里面都是工作人员而非姨太太。

当博物馆参观进行到三分之一时，我们偶然看到一幅几个女人凭栏眺望城市的钢笔画插图。讲解员解释说，她们是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流名妓，将西方流行文化推介给她们的客人，包括上海当时的精英、官员和商贾。另一幅画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名妓们招待男宾的场景，屋内摆放着台球桌、痰盂、维多利亚式的座椅，挂着带搭扣的厚重帘幕。讲解员介绍说，这些妓女享有极大自由度，在无人陪同时也能出门或在城里闲逛。她们坐着敞篷马车穿过公园，炫耀她们最新潮的时尚装扮。女学生们见到这些代表着流行文化的装扮，甚至会激动得晕倒。妓女们在宴会上熬到很晚，下午一两点钟才起床。她们从自己最青睐的餐厅订餐，并让人送餐，用最新款的西洋陈设装饰房间。娱乐小报以她们的消息为料，报道名妓间的公开争斗，同时警醒男士们注意那些惯于收取求爱厚礼，继而选择更年轻英俊的追求者的妓女。为了成名，许多雏妓十几岁时就必须在格调和才情上独树一帜，还得巧用心思，尽量多赚些钱。她们显然符合“厉害”一词的多重含义，在应付光鲜背后的阴暗面时尤其厉害。

作为小说作家，我立即想到，我可以为正在创作的小说添加一个人物：小村子里意外失火后，一个年轻女子的家人被村里人排斥。这是沿用《远大前程》[2]的传统写成的一部教育小说[3]。正如皮普和老贼费金[4]也许会鬼使神差地在黑道相逢，我笔下的人物没准会在烟花柳巷中偶遇一位过气名妓呢。在博物馆的礼品店里，我发现了一本研究妓女的、资料详尽的著作，题为《上海·爱》[5]，作者是研究上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妓女文化的学者。后来，我又找到关于同一主题的另外几本学术专著。之后的一周里，我阅读了妓女文化的早期发端，其中一本特别详述了旧上海的情况。早期的高级艺妓热衷于艺术，是颇具才情的音乐人，甚至被人尊称为“先生”。她们的周围渐渐形成小规模的名流聚会，以丝竹雅乐助兴，男人们会买礼物赠予自己欣赏的歌妓。这些名流聚会后来演变为高档妓院。男士在数周甚至数月的漫长求爱以后，方能与心仪的对象交欢，之后又需赠送更多礼物以示倾慕。令我惊讶的是，女人自己决定何人能与自己共享云雨之欢。她们在生活中可以任意做出自己的选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女子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服从丈夫、婆婆和正妻，还要服从社会秩序。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上海，妓院的经营方式在许多方面如同男人的俱乐部，客人可以在那里约见朋友，整晚吃吃喝喝，赌博掷骰，听曲享乐，身旁有一群温存的美人作陪，她们貌似沉静，实为诱惑的前奏。如果一个男人没钱去逛奢华的一流妓院[6]，也可以去二流妓院，那里的装潢陈设稍逊一筹，不过妓女们在简短的求爱后便肯通融。阶级更下层的男人可以在烟花间[7]迅速找到乐子，几口醉人的鸦片抽下去，接着就会做爱。最低端的性交易场所是钉棚[8]，男人可以在那里找到被拐骗的年轻姑娘，她们被药迷晕后倒在地上，每天被迫接待二十至三十个男人，直到她们死于虚脱、疾病或是自杀。色情交易在旧上海迅速蔓延，以至于到二十世纪初期，每一百个女人中就有一人从事妓女的行当，至少是兼职。人口统计数字显示了大城市中的悲惨生活：乡下女孩被拐骗进城，饱受欺凌的姨太太们逃到城里，刚刚家道中落的孤女寡母隐姓埋名，来到城里艰难度日。有些女人的丈夫因吸毒成瘾或好赌成性将家财挥霍一空，或是成为旧上海诸多“快速致富”骗局的受害者。书上说，一些学校教员在失业后，沦落到在出租屋里接客的地步。她们还能怎么办？自杀是一条出路。每四个姨太太里就有一个选择自杀。我不知道妓女自杀的比例是多少。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关于做爱技巧的任何书面记载，只略提及某些妓女很受欢迎，因为她们掌握这一行当的特殊诀窍。阔太太付钱给妓女，要她们传授那些诀窍，促使丈夫留在家中，而不要去妓院里消磨时光。有传闻称，温莎公爵夫人华里丝·辛普森[9]曾习得性爱诀窍“上海指法”。我对男人可能会付钱参与的活动有所了解——在古典文学小说的情色场景中可以找到它们。这方面最知名的作品就是《金瓶梅》，它令文学方面的重大成就让位于情色韵事。

在妓女们短暂的职业生涯里——通常为十五到二十四岁——精明过人者会逐渐攒够积蓄，向老鸨还债赎身，然后自己开妓院。有的妓女嫁给恩客，当上了姨太太。等待大多数妓女的，是更加严峻的未来——落入次等的廉价妓院，甚至是贫民窟。在二十世纪早期，某个最抢手的上海妓女就遭逢了这样的命运。我读到妓女笔下肝肠寸断的书信，曾有男人以爱情和婚约来迷惑她们，之后却携其积蓄逃之夭夭。

我历来讨厌将旧上海刻板化地形容为“罪恶之城”或“欢愉之城”，因为这样的称呼传达了一种观点：寻欢作乐是好色的男人和淫荡的女人之间的互惠交易。如果你只从表面上看妓院的数量，上海似乎担得起这样的绰号。然而，色情交易的供给方是被拐骗、贩卖和奴役的妇女和女童，她们经常遭受虐待殴打，以防逃跑——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在旧上海，卖淫嫖娼在中国人管理的区域是非法的。但在洋人居住和做生意的公共租界内却开着妓院，而书寓也都聚集在那里。“罪恶之城”表面下的普遍现实是凄惨的境遇，身陷色情行业的多数女人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了。我看过许多年轻妓女的照片，大部分女孩的眼神都空洞呆滞——她们要么显得冷漠无情，要么因饱受虐待已变得麻木不仁。

有一天，当我随手翻阅《上海·爱》时，偶然发现一幅摄于1911年的照片，题为“上海十大花魁”。照片上是赢得一场选美比赛的妓女，比赛成绩根据男客的投票来评判。其中五个妓女的着装一模一样：戴着饰有繁复刺绣的发箍帽，帽子在前额中部呈V形。她们把头发塞在帽子里，使眼角略向上挑起，成为颇受称赏的丹凤杏眼。她们看似一副冬装打扮：穿着带衬里的紧身绸缎上衣，镶着毛边的衣领高耸至耳垂，袖子刚好到肘部以下，上面绲的白边一直延伸到手腕。她们搭配的裤子也很时髦。这种着装风格看起来似曾相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外婆在我最喜爱的那张照片中就穿着与此相似的衣服。其实，照片就摆在我书桌的另一头。

在比较两张照片时，我发现几乎在每一处细节上，她的服饰都与书上的完全相同。我猜想这是当时流行的装扮，也许很多年轻女人都这么穿。但我再往下读，却发现那是妓女特有的衣着。她们在洋人的照相馆里拍照，照片的显著特点是以风景或高楼大厦为背景，还有种在盆里或插在瓶中的鲜花，有的画在背景上，有的拿在妓女手中。花是烟花柳巷中的妓女的象征，在那种地方，如花的美貌转瞬即逝，犹如从含苞待放到花团锦簇，终至枯萎凋敝。在阅读时，我有种恐惧与兴奋交织的奇异感受。我误打误撞地闯入禁地，那似乎不可能是外婆的生活经历，甚至连这么设想都是在亵渎对她的回忆。这种想法违背了家史。在家史中，她被描述成一个传统守旧、沉默寡言的女人；她早年丧偶，若不是遭强奸后被迫做妾，她本该是守节的孀妇。我仔细端详她的照片。她无疑是去了一家西洋照相馆，照片中包含所有标志性要素——背景上描绘着山峦、大楼的栏杆和石阶，桌上摆着一瓶花，她脚边还放着五盆花。另一个女人坐在桌边，服饰风格也一模一样，只是绸缎更有光泽。她没戴发箍帽，而是把头发紧紧梳到脑后，只留下耳前的两缕卷发。

我取出一本旧相簿，里面有些照片只有邮票大小。我拿出放大镜，用全新的眼光来观察。在一帧照片上，外婆看似只有十三四岁。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她的发型也会被视为相当激进——头发像帘幕似的分到两边并垂下来，并不对称，只露出一部分脸。她的姿势也很大胆：一只胳膊叉在腰间，手放在臀部，另一只手搭在仿造的乡村篱笆上。她直视相机，却不像妓女那样死盯着镜头。事实上，她看起来自信而愉快，甚至有些顽皮。她的下颌肉嘟嘟的，下唇饱满，上唇唇弧分明。她的手很大，我的手亦如此。这张照片中的全套服装与1911年“上海十大花魁”照片中另外两个妓女的穿着完全相同——裙子搭配深色上衣，衣服看似由厚重的锦缎制成，镶着毛边高领，还有短袖子和白色绲边。这张照片上还有一个女人，与上一张照片上的不同。她也穿戴着相同的服饰，坐在石凳上，倚在乡村篱笆上，角度有点别扭。她显得年长许多，但也许是发型产生的效果——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方的蓬松发式，那时想必相当摩登。她的手也很大，就像我外婆的手。她的下颌也很宽大，她们肯定有亲缘关系。我记得母亲曾说，外婆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很喜欢她。也没准是堂姐？

我找到第三张照片，背景使人联想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拉开的帘幕后面是错视画[10]。她在维多利亚式的座椅旁边摆好姿势，肘部支在高高的扶手上，另一只手搭在臀部。她看上去年龄大了一些。她的眉毛很浓，仿佛描过。她的神情暗示她桀骜不驯，敢于反抗，却不含一丝假笑或顽皮的迹象。她的发型与前一张照片相似，从中间分开，两缕头发形成帘子，遮住她的脸侧。她身穿一套浅色服装——想来适合温暖的天气——上衣配裤子，衣领很高，袖子较短，带白色绲边。她的鞋子很古怪：波斯风格的拖鞋。她露出脚后跟，踮脚将自己增高一些，这样肘部刚好稳稳地搭在扶手上。

上海，1910年前后，我的外婆（右）和不知名姓的女子（左）

上海，1912年前后，我的外婆

我又发现另一张照片，那时的外婆年纪更大，穿着也更传统：低领的上衣，宽松的衣袖，朴素的裙子。她很美，却并非光艳照人。她的刘海边缘遮住了眉毛，其余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髻。她穿着白色长袜，两膝相搭。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女人来说，那种坐姿是否不算得体呢？

一个年轻些的女人耸肩弓身地坐在一个台子上，双脚离地悬着，表明她个子矮。她衣着朴素，最初让人以为是女仆。但后来我想起母亲曾说，外婆有个堂姐或是同父异母的姐姐就是驼背。布景看起来破破烂烂，装了软垫的椅子也很破旧，花朵看着像是假的，散落着稻草的地板表明美好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她为何选择如此破败的照相馆呢？

我找到的最后一张照片摄于外婆三十六岁那年。布景右侧的部分廊柱依稀可见。树上零星挂着几片叶子——只有叶，没有花。她把一只胳膊搭在白色的高架上，手垂下来握着另一只手。她的脸颊显得更加丰满。她的刘海中部剪出一个三角形的豁口。她穿着朴素的黑鞋，显出畸形的双脚：她在十二岁前一直裹脚，脚骨已被挤碎。她的上衣宽松合体，袖子宽大。这是传统女性的服装。那时，她已成为富贾家的四姨太。她的双手搭在腹部，证明她似乎已有六七个月的身孕。那年她三十六岁，而这是迄今已知的她的最后一帧照片。我又留意到一样东西，于是拿起放大镜，以便看清她戴在无名指上的物什：原来是我结婚时母亲送给我的翡翠戒指。我还留着它，但只剩下指环。在我们兄弟姐妹初次团聚的那个场合，那块珍稀的翡翠神秘地从指环上掉了。

崇明岛，1925年：外婆最后的照片

一连数日，我仔细端详着这些照片，反复阅读关于妓女的研究文献。身穿妓女的服饰并不意味着她是妓女，正如我戴过护士帽不代表我就是荷兰女孩。我还提醒自己，我拍过许多身穿施虐狂套装的照片——带绑带的短皮裙和网格丝袜，镶嵌装饰钉的项链，手铐、脚镣、无指手套和宽腰带，再配上高跟、靴帮直达大腿的高筒靴和黑漆皮的警帽，一只手拿着九尾鞭，另一只手捏着仿造的冒红光的香烟。二十多年来，我每年都会穿着这套服装参加一个由作家组成的文学业余乐队的演出，蹩脚的音乐才能和诙谐滑稽的表演有助于为儿童读写能力项目筹款。也许，我继承了外婆对服装的爱好。或许，她斗胆穿起那套服装也是为了好玩。我们都想让自己的装扮显得逼真，甚至连一个钉子的细节都不放过。但她为何要穿烟花女子的衣装呢？

这种质疑外婆身份的行为本身就很危险。如果她还健在，会不会把我的疑问视作侮辱呢？上锁的箱中有吸引我这个小说家的秘密，于是我便想撬开它——我必须提防这种欲望。我很可能会将无关紧要的垃圾误当作吸引我的宝贵素材。我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女人。我无法透过社会学视角看待烟花女子的世界。我必须以外婆年轻时希望被人看待的方式来看待她，还必须考虑她希望如何被人铭记。但我继而想到：我希望别人记住我什么呢？我会希望铭刻在别人记忆中的自己具有陌生人、外来者的特征吗？也许，外婆想驱走消极守旧的自己，重拾曾经的激进大胆。也许她想让我偶然发现“上海十大花魁”的照片。

外婆的故事犹如被撕碎的地图复又粘在一起，由于七零八落的碎片太多，结果用的胶水比地图本身还多。碎片并未指向可靠的事实真相。基于我本人的情感与道德特征，我曾设想过真相究竟如何。别人也这么做过。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在为逝者代言时，我们都是不可靠的叙事者。

昨天，卢和我在北京散步。这真是春日里少有的晴天，完全没有雾霾。为了避开故宫博物院正门的人群，我们从奉先殿[11]旁绕道而行。宽敞的院落里和游廊上几乎寥落无人。我们只稀稀拉拉地看到几个摄影师和他们的顾客，都是拍婚礼照的年轻人。摄影师指挥他们先直视相机，再向左看，然后仰头，仿佛在共同憧憬光明美好的未来。摄影师还让他们情意绵绵地凝视对方的眼睛。新娘都穿着款式相似的大红色婚纱裙——无袖的紧身衣，宽松的蓬蓬裙，层层叠叠的网状婚纱，朦胧透明的面纱上缀着小粒珍珠，还有十英尺长的红缎裙裾。新郎尽职尽责地提着裙裾，紧随新娘身后，从一个拍摄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难道他们都在同一家店里购买大甩卖的红色婚纱裙吗？后来我意识到某个明显的事实：婚纱照摄影师以打包协议的方式提供那些服装。你大概也可以得到白色婚纱裙。鲜花则属于额外服务。

我又转念一想：西洋照相馆的摄影师会不会提供时髦的妓女服装，甚至连最细小的地方也仿造得别无二致？我记得曾读到倾慕妓女的豆蔻少女见到偶像时当场晕倒的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富家女孩暗中裁制服装，模仿她们最喜爱的妓女的时尚装扮。她们穿着那样的全套服装走去上学，被老师训斥一顿，然后被遣送回家。二十世纪初期的姑娘们会胆大到做出什么事呢？我想象着——那恰是外婆决定穿上妓女服装的时候。

她在她堂姐父母经营的服装店里。她十四岁，她的堂姐年纪大些，十九岁，待她一直像待亲妹妹似的。她们甚至长得很像，都有丰盈的下颌，弧度明显的上唇和一双大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她们百无聊赖，突然听到街上一阵骚动，于是奔出门去。两个妓女各乘一辆马车，竞相高声叫骂，彼此的辱骂之词令人瞠目结舌。外婆和她堂姐看得入了迷。她们听到身旁有别的女孩赞美妓女的衣服漂亮。有个女孩说，两条街外的照相馆就有同样的服饰，可以穿着它们照相。其他女孩说她们不敢。外婆和她堂姐对视了一秒，之后便走向照相馆所在的那条街。她们选了最便宜的一整套服务。她们选出各自要穿的服装，在穿戴仿制得分毫不差的违禁装束时咯咯娇笑。她们认为高楼大厦布景不像别的那么破旧，便在仿造的篱笆旁边各就各位。摄影师告诉她们如何摆姿势：手放在臀部，手肘搭在那里，站直别动，也别笑。翌日，她们选中两张照片，一人一张。她们笑自己的装扮多么逼真，之后相约每年都要这么拍照。

我情愿相信那些照片就是这么来的。她并不老派守旧，而是敢想敢为。我愿意相信自己像她一样，相信往昔与今朝相互关联，我们不断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演变甚至会体现为青睐惊世骇俗的服饰。母亲从我身上看出外婆的影子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颇为相似。我们固执强硬，我们不能忍受羞辱。再看看我们为爱情付出的一切吧，我们不会因为遭到反对就放弃退缩，而是变得更加意志坚定。卢和我结婚以后，我仍因公婆对我一再轻视而气恼。我也生卢的气，气他不出面替我说话。

有一天，母亲又劝我不要那么厉害。“要善待你婆婆，”她说，“这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你丈夫着想。别让他做两难的抉择。将来他母亲走了，别让他为护着你而感到懊悔。”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她说得对。我和婆婆的关系好转得很及时。唯一让我丈夫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我花了一年时间安排婆婆跟我们一起乘邮轮游览阿拉斯加，但游览时间只有一周。尽管她常惹人生气，但他始终孝顺母亲。在最难挨的时刻，我对他深表钦佩，因为他不仅是好儿子，还是好男人。婆婆在101岁高龄时辞世，我丈夫因自己一直善待母亲而没有丝毫的悔恨与遗憾，我也没有。

而今，就在此刻，我恍然明白母亲为何要我轻松洒脱一些。父亲后悔在她的迫使下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再未见过他最爱的妹妹，这使她无法释怀。

┃奇趣┃

时间与距离：二十四岁

1976年，我自身的死亡看似遥不可及——就像遥远的异域一样——我与死亡之间隔着时间。现在到了四十岁，死亡似乎更有形了。像高速公路上的路标一样的人生标志偶尔会自动弹出，我正往那些地方去，还想走得更快；不停顿，不转弯，不绕路。我想要四十岁，在我身后有整整四十年。四十岁是安全的。四十不惑。不笨手笨脚，不摸索前行，也不等待。这是一个目的地。有太多我未知的东西，有太多我不确定的东西。什么时候我才能摆脱这种感觉——自己曾愚蠢过二十四年？

我脸上没有太多皱纹。我看起来古灵精怪。有时候我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眼周的皱纹能更多，这样看起来更有个性。现在看来，我受的苦还不够。

┃奇趣┃

时间与距离：五十岁

2002年，我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已经过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当我花时间寻找失物时，或是做琐碎的事时，我会不耐烦；当我沉迷于不愉快的事无法自拔时，我也会不耐烦。所以，我要扼杀、消除那些时刻，尝试寻找可被重温的时刻。想象力就有这样的作用，就像可以让事情重新发生，但是并不确切。

┃奇趣┃

时间与距离：六十岁

2012年。我每天都在思考一个事实：我有一天会死去。每天，我都在想，我有可能失去理智。每天，我都在考虑最后期限，我要迟了，可能完不成了，因为我没有写作能力了。它消失了。这种想法令我的心脏和四肢变得虚弱。这种想法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有可能的，它最有可能引发持续性的惨事，就像瘫痪一样可怕。如果我死了，就不会因自己将要死去而焦虑；如果我患了老年痴呆症，我就意识不到自己会死，或者不再关心这件事。但是如果我失去写作能力，就无法再了解自己。我会找不到线索。我的消遣将是一个又一个占位符，或读或写，没有连贯的故事，就像几百本书中的书签。

注释

1　美国实行会员制的仓储式连锁超市，以物美价廉著称。

2　《远大前程》：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主角孤儿皮普自述从7岁开始的三个人生阶段。作者通过展现孤儿生活中的跌宕起伏，表达自己对生命和人性的看法。

3　教育小说：此概念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是西方文学中颇为重要且常见的类型，常描写主人公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

4　费金：查尔斯·狄更斯所著小说《雾都孤儿》中的人物。

5　《上海·爱》：作者叶凯蒂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十九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媒体与视觉文化，并着重探索文学、文化、艺术观念的跨国流动。在《上海·爱》中，叶凯蒂的论述深入而独到，对视觉文本进行了精彩解读，细密梳理了大量文字材料，探寻旧上海妓女、文人及城市现代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细描了中国近代娱乐业的兴起以及它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6　旧上海的高级色情娱乐场所被称为“书寓”，妓女则被称为“先生”或“校书”。

7　旧上海档次较低的妓院，由鸦片烟馆发展而来。

8　旧上海档次最低的色情场所，常见于棚户区，嫖客多为车夫、搬运工、船夫等穷苦人。

9　华里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1896—1986）：生于美国，后与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交往，起初是爱德华八世的情人，后爱德华八世欲娶她为妻。此举遭到英国王室与教会的反对，爱德华八世遂退位，将王位让予其弟乔治六世。他后来改称温莎公爵，华里丝也获得“温莎公爵夫人”的头衔。

10　错视画：又名“视觉陷阱”，是一种作画技巧，使二维的画给人以极度真实的三维空间感。

11　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明清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

第四部分　结局未晓

第七章　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最近，我去了复活节岛参加洞穴探察。洞穴探察是探洞者的术语，意思是进入一个山洞，而真正的探洞者需要特殊的装备，因为他们所探的洞穴可能进出都有点费劲。与我同行的人就拥有那些装备——头盔和头灯、防鸟粪的连体服、护膝、护肘和手套；我穿着日常的衣服，戴着橡胶手套，就是护士为你打流感疫苗时戴的那种。对于不怕被困在洞里或活埋其中的探洞者而言，洞穴探察充满乐趣。我稍有些畏惧，但依然跟随前往，因为阳光灼热难耐，仿佛在烤箱中烘烤似的。除了躲在面包车旁，别处再无阴凉。我猜山洞里会凉爽得多，因为我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洞穴中的平均气温终年在华氏五十五度[1]左右。这个洞穴却没有那么凉快，我感觉如同在蒸桑拿。如果再考虑靠指尖奋力爬行的因素，你很快就会感到洞中比洞外还热，或许还会感到缺氧。身着连体服的探洞者们都大汗淋漓。下次有人对你说洞穴气温始终在华氏五十五度左右时，告诉他们：这是个弥天大谎。

探洞者进入的洞穴不像你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你知道那些洞穴，隐藏在假造的灌木丛后，里面是空荡荡的巨大空间，有宛若枝形吊灯的石钟乳，有石头搭的炉灶，天窗底下有为孩子洗浴的小水池，在洞穴的其他层面还有几处卧室。那是好莱坞的布景。我读到过，探洞者梦寐以求的洞穴是“高级别”的，意味着通道可能一路弯曲，或是向下通到某个类似排水管道的地方，而你的体重和重力作用会将你推到一个U形转弯处，你得有乌丹尼[2]那样的柔韧性方能应付。你无法直立着退出去，因为你就像被巨蟒吞下的兔子，困住动弹不得。你听说过好奇的小猫钻进排水管的故事吧？最后它们只能可怜巴巴地探出惊恐的猫脸。总会有路人救起小猫，他们会用碰巧放在汽车后备箱里的电动链锯割开水管。在复活节岛上，没人会在外面用链锯切开山洞。因为首先，复活节岛是世界遗产，你甚至连一块石头都不能捡走带回家（有个朋友试过）。

因此，你若去探洞，须有一位探洞专家随行，甚或两个专家，一个在前头带路，一个跟在身后，这样你既能被人往前拉，又能被人向后拽，前拉或后拽，取决于怎么做更妥。我们的探洞专家名叫塞斯，另外还有连我在内的五人。那天早先探洞出来的一个人将带灯的头盔借给我。我们刚进洞时，洞内的宽敞程度给了我一种错觉，因为它好像好莱坞的布景，只是没有石钟乳，因为这不是石灰岩洞穴。塞斯解释说，这个洞穴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熔岩隧道，熔岩从火山上奔流入海，不时放缓速度，逐渐形成硬壳，最终变为隧道。更多熔岩奔流而下，挤入隧道再流出来，近似于肠道的蠕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结果，挤进挤出，洞穴的某些部位就像患了洞穴探察版的憩室炎。牢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黑暗的洞穴中前行时，你俯视着身下的流水，思考水位是否会持续升高，此刻你很容易一头撞到洞顶，因为洞顶会毫无预兆地骤然降低一英尺。绝对不要无所畏惧地闯入黑暗之中。我开始是直立行走，之后便弓身缓步前进，继而以蹲踞式的姿态蹒跚挪步，最终只得腹部贴地匍匐前进，仿佛逆向行走在生物进化进程中，从直立人复归蠕虫。

当你身处洞中时，不禁会猜想数千年前住在此地的是谁。他在洞中四处活动时，前述所有那些姿势都得用上。我猜弓身弯背是最常用的体位。适者生存也许意味着个子最矮的人或早期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基因会延续下去吧。但事实并非如此。以种族而论，拉帕努伊岛[3]的居民长得特别美，拥有典雅的身姿。在黏稠的物质中爬行时，我试图将它们想象成勃朗尼蛋糕粉，而不是被称为“地球肠道”的熔岩洞中的某种软泥般的物质。

我们似乎在洞中爬了几英里，最后终于到达尽头，那儿有个齐腰深的水塘。探洞专家并不感到意外，他已事先查阅地图，早就料到地形如此。他建议我们轮流到水塘里凉快一下。我们不必担心水中有生物，因为这种环境不适合生物存活，哪怕是植物。不过我随即想到，某些种类的细菌可能生活在这种地方。细菌总是出人意料。毕竟，最早的菌株发源于火山口，后来成为地球上的生命起源。我身处奇境时就会联想到这类事情。我总是浮想联翩。

探洞专家建议我们熄掉头灯。几秒钟后，我们陷入完全无光的状态。我以前从未想过什么是“伸手不见五指”，现在就是了——比你走进暗室时体验到的黑暗更深更浓。没有电路的嗡嗡声，没有人类脉搏的跳动声。当有人开口讲话时，词句仿佛甫一脱口就被深沉的阒寂所制服，跌落在地，不省人事。我感到迷失了方向。尽管双脚稳稳踩在洞穴的地面上，但我们占据的空间却变得无影无形。我的身体——不只是眼睛——感到全然无光。我发觉人体具有感光装置。首先，我们皮肤细胞中的黑色素能识别紫外线。受尽折磨、被单独幽禁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的人往往会精神失常。不只是眼睛，身体也同样需要光。我在洞中无光的地方只待了一分钟，便已意识到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就身体的感知而言，此地空空如也，唯有思想才能抵补缺失的刺激。

我记起自己十四岁时的一篇习作——《虚无的价值》。老师让我们用一小时在课堂上写一篇关于“任何事”的作文。我想不出任何东西，却想到了虚无，于是决定以此为主题。最近，我找到那篇两页纸的作文，为了搞懂我青春期时关于存在的看法，我不得不将它读了两遍。文章大部分读来像是励志的演讲，你可以从这段节选中看出这一点：

人们很少意识到虚无的真正价值，尽管我们时常遭遇这种障碍……实际上，我们本不会在虚无中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虚无意味着不存在什么实体物质。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唯有借助人的思想方能体现出来……

与虚无相关的情绪有许多种。当一个人感到无所事事时，往往会彻底意志消沉。但若以截然不同的乐观态度来看，反倒应该体现出成就感，因为这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的一次难得机会。某些事物的缺失促使我们发觉自己一无所有，于是产生不安感和缺失感。

“无”中总能生出“有”来。当我们自称无所事事时，只不过是没努力摆脱那种被人诟病的状态。细想起来，人类发明创造的每样东西几乎都源于我们自认为一无所有的感受。我们于虚无中创造出物质主义。我们先是渴求一样东西，一旦拥有，我们就会来消费它。

当然，虚无会一如既往地跟随我们，直到世界末日它才会随之终结。从那时起，我们会明白自己将始终拥有一切。但是现在，既然我们受困于人对完美的需求和奇想，为何不充分利用呢？

在那个洞穴中时，十四岁时思考虚无的想法又浮上我的心头。我认为，洞穴对于我这个作家而言，是完美的环境和氛围——没有刺激物，没有分心事，亦无引我注目的任何东西。想象力就是一切。每天开始写作以前，我可以戴上眼罩来模拟黑暗的状态。我能捕获虚无的境界，宛如梦境一般。黑暗和梦境都很好，辽阔无疆。我敢肯定，有人开过一场关于内在意识的研讨会，用的就是这个观点。也许，与会者甚至钻进洞穴，体验虚无的自由自在，产生类似“智慧源于黑暗和蒙昧”的体会。

我不清楚同行的探洞者和我在彻底的黑暗中待了多久。在漆黑一片中，时间过得与平时不同。身体开始从白天的节奏转换为夜间模式，大脑中也开始发生某种变化。深沉的黑暗浓缩了光阴，我怀疑黑暗中的一小时大概相当于一整晚。塞斯让我们打开头灯。开灯以后，我们看到一只蟑螂。我们早该料到，和细菌一样，蟑螂也能在任何环境中生存。

时光飞逝，转眼我们就该回到起点——户外的大烤炉。进洞时仿佛走了几英里路，现在显得短多了。对未知的恐惧拖长了时间。那时我们不知将要踏入什么境遇，现在却清楚出路通向哪里。

探洞的经历让我思索通常被称为“黑暗”的其他时刻——那些涉及悲剧的时刻。我们为何说它们是“黑暗”的？身处黑暗之中当真是那么消极的经历吗？如果不是，还有没有另一种更贴切的比喻，来形容我被绝望压倒时的感受呢？那是迷失或坠落的感觉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一种真空状态，仿佛被活活地抽空了。在思想能自由发挥想象时，我的脑海中不会浮现黑暗的画面。我的脑中只会出现自己刚刚失去的人，譬如我的母亲、我的狗，还有我的朋友比尔。

自从那次探洞之后，“黑暗”已不再是我用于形容绝望的词。现在，我觉得漆黑一片适于比喻“从头再来”和“意在笔先”。在黑暗中，以往的形式和臆断都消失了。时间停滞，声响被阻隔。在黑暗中，我只拥有想象力。

┃奇趣┃

追咬的小狗

［摘自日记］

旧金山，1977年。思考我生活中所作所为的原因和理由简直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有时，我感觉自己像只焦虑的小狗，追着日夜游荡的羊群，咬它们的脚跟，把它们轰进羊圈。

第八章　不为我知的父亲

1962年元旦那天，父亲在崭新的袖珍日记本中写下第一条日记：“今年准是一个好年头。”身为牧师的父亲祈求上帝多多赐福。他写道，新年新气象。他用圣诞节时为母亲买的地板清洁器清洁了硬木地板。尽管他做了祈祷，用了清洁器，厄运却已在那天晚上悄然降临我家。翌日早上，父亲身体太虚弱，没法去上班。到了第三天，家人发现我卧床不起，神智昏乱，高烧华氏一百零五度[4]。随后，我俩都因肺炎住院治疗。我其实还蛮喜欢这段经历——我是说，在医院的那部分经历。我被注射大剂量的青霉素以后，第二天感觉好多了，住院那周的其余几天如同在高级宾馆里度假一样：持续的客房服务，能在床上享用早餐，看电视不受限制，还有父亲来探视。我们同病相怜，同享特殊待遇。

没有人冲我吼叫，即便我不慎按下呼叫按钮。每天早上都有烤面包片、小盒的草莓酱和人造黄油。护士们都喜欢我，以至于她们在我必须出院回家时都不舍地哭了。我把小盒带回家，还一直戴着医院的身份手环，直到它断掉为止。

父亲与我同患肺炎的那段日子，回忆起来可谓我俩共度的极为美好而特殊的时光。整整一星期，我都和他在一起。晚上，他不用忙着出门去开导别人，也不用专注于撰写布道文。我保留着那几个人造黄油小盒和已断了的医院手环，直到去读大学，不得不扔掉童年时收集的大部分东西。我一直把它们留到最后才处理掉。

尽管那年开局不利，但父亲在当时的日记中仍旧表达出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很少记录子女的生日，想必他认为无需提醒自己早已熟稔的事情。在每天日记的狭小篇幅里，密密麻麻地用铅笔记录着精确的费用清单，项目包括钢琴课、治疗蛀牙、修补汽车凹痕、给教堂的“什一税”、每周付给照看孩子的小时工的支票（20美元）和偶尔为母亲买的新衣（4.15美元）。里面还记录了他与母亲的争吵。“直到凌晨3点才睡。”他的大部分日记都是他作为特邀牧师准备发表的布道，或是作为助理牧师选取的祈祷文。“发表布道《来到圣殿，目睹神迹》。出席率较低，但布道顺利。”他承认曾经拿不准自己侍奉上帝是否称职。他记录了从导师那里获得的鼓舞，结尾处是下面加了双横线的誓言，称自己还要更努力。他记下他打算前去拜访，为之提供慰藉或疏导的人。他还记下两个男孩失和，他们都说如果对方去教堂，自己就不去。他没解释自己做了什么，但在另一条日记中表示问题已经解决。通过阅读父亲的日记，我发现他生活在教堂和家庭这两个相互独立的世界里，而他对前者的用心程度和从中收获的快乐都远胜于后者。

我找到父亲在1967年的日记本，4英寸长，2.5英寸宽。他的字迹密密麻麻，内容有时也晦涩难懂。从二月到六月，他记载了大量内容，包括我哥哥的病症、随附的诊断、手术和昏迷的情况、朋友们的探视、又一次手术，他写到哥哥的手轻轻捏着探视者的手，还有他们寄希望于出现一种新疗法。在六月六日这天，他写到自己在和教友们吃午饭时端不住碗。“左臂发麻。”六月八日，他左手的小拇指已不能动弹，在键盘上打布道文时落了几个字母。六月十日，他写的既有英文词儿，也有中文词儿，包括“突然发作”和“日瓦戈医生”。他可能突发了癫痫，在随后五天里持续加重，直到他最后入院治疗。起初，医生诊断他患了流感。其实，他长了一个葡萄柚大小的脑瘤。正如对待所有困难那样，他也将其视为对信仰的又一次考验。他几乎显得很高兴，因为上帝召唤他去忍受疾病，展现他的信仰有多坚定。他将会通过考验，救活自己的儿子。在他术后恢复期间，没人敢向他透露彼得已然离世。按照母亲的要求，我负责记录彼得的病情进展，还有父亲术后他和彼得两人的情况。

若要为他日记的主题来配乐，最初将是两小节柔美的赞美诗，接着就被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所淹没。这两种乐曲，将不停地循环。

曾有读者在公开场合问我，为何我的小说中没有父亲的角色。我的回答是，虚构的人物必须是立体的、复杂的、有道德模糊性的——换言之，他们存在缺陷，而不是理想化的人物。我还指出，我的小说中确有父亲的形象，而他们都英年早逝也并非巧合：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十六岁。他过世后，我在记忆中已将其理想化——我们二人站在往事的镜中，面朝前方，我眼中的父亲处于单向度的状态，有一种凝滞在悲恸中的完美。我存储的记忆足以使我认定，他待人和善，对陌生人富有同情心又慷慨大方，对所有人都坦诚相待；作为美国浸礼会的牧师，他具有感召力，能鼓舞别人。他还英俊潇洒，善讲故事；他舞姿翩翩，是出色的歌手；他多才多艺，优雅迷人得恰到好处，总让别人乐于见到他。我记得，我在许多场合都因他是我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假使能选择，我也会选他做父亲。他很特别，能在一屋子为父者中脱颖而出。再有，他并不伪善。我经常公开表示这一点。他的信念和行动是一致的，这在我十几岁时至关重要，那时我倾向于理想主义，但理想又容易迅速破灭。

今天，在2016年总统大选日之后，我的幻想破灭了——极为痛心和愤慨。我支持的政党败选了，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美国一夜之间变了样，这个国家将受制于公开的种族主义规划，将移民视为经济问题、违法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根源。相当一部分民众正在向非白种人、非异性恋者或非保守派人士表达反感情绪。这是美国的新主流。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历这类攻击，我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种族主义的侮辱，典型的措辞有：“滚回中国去”“你不是美国人”——后一句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告诉别人其观点不是美国式的。公然的敌视使我无比焦虑，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亲朋好友之中谁曾经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过该党派的反移民立场。我无法继续尊重那些人。我很庆幸的是，家中的每一个人——兄弟姐妹、晚辈——都支持我所支持的候选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移民，后来成为美国公民。倘若母亲还在世，她无疑会与我投一样的票。在最敏感的问题上，我们大都意见一致，即使不是全部。

然而，我在这番思考过后，惊讶地发现我并不知道父亲将会如何投票。他生前是福音派基督徒，在危机中总是信仰坚定程度倍增。他或许会把选票投给福音派支持的政党。仅仅想到这一点，我就已经在破坏他在我记忆中的完美形象了。

现在我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他究竟会如何投票？我害怕自己可能找到的答案。我担心自己对他的看法将永远改变，却又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我对这次选举感到悲痛，这迫使我审视自己曾对父亲的一切深信不疑。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发生在弗雷斯诺，我两岁半以前，我家就住在那儿。弗雷斯诺的酷暑是出了名的，这一点与父亲的出生地武汉难分高下，因为武汉是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强健的当地居民靠吃辣椒来消暑。父亲开玩笑说，当魔鬼被投入地狱里的一锅热油时，有人问他是否在为自己的罪孽受苦。魔鬼回答：“才不是呢。这跟待在武汉比起来，就像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父亲或可用弗雷斯诺代替武汉来开同样的玩笑，同时建议教民们应以升入天堂为目标，而不要最终下了地狱才发现魔鬼在说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以现成的玩笑巧妙应对；对于所有的疑虑，他都能以《圣经》中的章节来回应。有人告诉我，当父亲已明显病入膏肓时，一个教友问他是否已同上帝讲和。父亲回答：“当然没有！我们从不吵架。”

我想起在那样一个典型的酷暑天里的事情，当时我想必只有两岁多一点。在蹒跚学步的幼儿期，我的记忆自然不准确，大概是成年后的思维填补了不连贯的空白。我可以肯定，非常年幼时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情感认知密切相关，而情感认知又和对空间的感知有关，比如：与父母的距离，身处开放空间的感觉和身处带黑暗角落的小空间的感觉。我记得，当父母让别人抱我时，我努力忍住不哭。我记得，当一片水果掉到我头上时，父母哈哈大笑，而我却哇哇大哭。我还记得我被关进一个密闭的空间——一辆大大的旅行车。车里挤满了其他大孩子，都比我高大许多。他们穿着泳装，非常兴奋。我那当牧师的父亲沿着林荫路行驶。停车后，其他孩子都四散跑开，奔向公共泳池。父亲拉着我走向泳池，让我一点一点地往里踩，然后他把手放到我的肚子下面，这样我就能漂浮着用手臂打水，仿佛是在游泳。我们肯定在泳池浅水区这一侧，因为他能站在水里，四处走动。后来，我们离开泳池，去玩水滑梯。他扶我爬上台阶，让我坐好，然后要我等着。当他不在我身后时，我对所处位置的整体感知变得大为不同。我看到他在滑梯底部。我确信相隔的距离很短。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看起来很渺小，滑梯却又长又陡。他让我滑下去，他会接住我。尽管我有些犹豫，但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每当他把我抛向空中，或让我踩在他脚上保持平衡时，他都值得信赖。所有小孩都喜欢他那么做，他们也信任他。于是，我放手滑下去，可他并没接住我，而是让我猛冲进水池里。呛人的水涌进我的鼻子。他大笑着把我举起来，可能还问我是不是很好玩。为了让他高兴，我大概点了点头。如今我却害怕滑梯和深不见底的水域。在那之后，他带我来到大约六英寸深的浅水区，我坐在那里拍着水，观察池底的一分钱硬币不断变换形状。我注意到身上潮湿的泳衣渐渐变干，褶裥花边又突显出来。

弗雷斯诺，1954年：父亲与两岁的我

我回忆起三岁半时的一段经历。当时我家住在位于奥克兰的公寓里。我站在楼梯顶上，父亲在楼下的客厅里，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我想去找他，紧接着就滚下了楼梯。终于停住之后，我惊魂未定地大哭起来。我有一种小孩的愤慨，觉得这种事本不该发生。父母走到我身边，父亲一把抱起我，让我靠在他胸前，然后坐在扶手椅上，轻拍着我的背。最后，我感觉好点儿了，一睁眼就发现他肩头有血，结果尖叫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那可能只是鼻血，但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他的半边衬衣都已浸透我的血。当他更紧地搂住我，轻拍我的背时，我记得心中有股混杂的古怪情感——当我紧紧依偎他时，感到既安慰又恐惧。

我四岁半时，我家住在另一幢房子里。房屋虽然摇摇欲坠，却足以容纳我们全家，还有我的舅舅、舅妈和四个表兄弟，他们刚从中国迁来。我记得，有天晚上父亲为我洗澡，我就蹲在白色的洗澡盆里。我必须站起来，他才能帮我冲洗干净。他为我洗完就走开了，大概是去取毛巾。我背对着他，他可能只走出两步，却仿佛已出了房间。于是我转身看他，当即在弧形洗澡盆里滑倒，仰面摔在冰凉的瓷砖地上。作为一个小孩，我感觉独自等了许久，才被人发现，实际肯定只有几秒而已。我不觉得自己受了伤，却仍号啕大哭，主要是因为心有余悸，加之孩子的某些混杂情感——震惊和恼火于父亲竟离我而去，才导致这种事发生。

到五岁时，我的记忆更加生动鲜活。我开始上幼儿园，学校距我们的公寓只有一个街区。校园围着高高的钢丝网眼栅栏，操场上大多是沥青地面，不过有一侧有沙坑、单杠、秋千和旋转滑梯，还有一片浓密的树丛，我们女孩子在那儿用细树枝来划定“想象之屋”的游戏区域。一天下午，父亲带我来到操场，只有我们两个。那天大概是周六或周日，操场上一个孩子也没有。我想玩高大的旋转滑梯，那是操场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一项，通常被大男孩霸占，所以我还没机会一试身手。父亲站在我身后，扶我爬上陡峭的扶梯。我到滑梯顶上坐下来，抓住侧面的栏杆，此时父亲已走下扶梯。情况与在泳池滑梯上一样，当他不在我身后时，我立刻感到脆弱无助。他在滑梯底部叫我，但因为滑梯有几处弯道，我看不见他。我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想要松手就得相信我的身体能顺利转下三道弯，投入父亲的怀抱。我胆怯了。父亲继续招呼我。每当我在暴风雪中立于滑雪板上，看不清面前的滑道时，全身瘫软的那一刻便会重演。像童年时那样，不确定的感觉瞬间将我淹没，我发觉自己无法前进，这令人大为恼火。我仿佛变成了两个人——一个爱好探险，想要纵身前跃，体验那种刺激；另一个却还是当年那个小姑娘，拒绝移动半步，因为不相信父亲会在下面等她。但我最终还是松手了，当我冲向转弯处时，猛然被扯住，挂在滑梯的扶手上。锋利的金属边缘钩住了我的裙摆，我挂在滑梯一侧来回晃荡。我尖叫起来。似乎过了许久，父亲才恍然明白出了什么事，于是赶来搭救。那段记忆中有一个情节是不可能的，它只是我获救脱险后情绪亢奋的产物：现场有几辆救火车和一架云梯，帮着父亲将我放下来。

就在刚才，在唤起这些记忆时，我突然发现它们的某些相似性——都与下落的感受有关，还有觉得父亲应当保护我。这是否反映出我对父亲的某些看法呢？其实，我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下落的回忆，与父亲全无关联：和表兄弟们沿着弧形的栏杆滑下，结果尾骨着地；骑着没闸的小自行车下山，当我想要停车时，前额磕在人行道上；几个大男孩不顾我反对，使劲推动旋转木马让它加速，结果离心力把我甩飞了；我坐跷跷板升到最高处时，另一头的孩子突然跑掉了，结果我这边重重砸在地上。如果我回忆的时间足够长，为每道疤痕找出原因的话，大概还会记起其他许多事件。我的总体感觉就是，我已有点将父亲定位成英雄角色，当我们共同体验激动人心而又惊险的事情时，我指望他会保护我不受伤害。与此相反，母亲则不准我做任何冒险的事。她紧抓着我的手，告诉我不该做什么，如果我不服从就斥责我。我满脑子都是她灌输的各种景象：我可能被挤扁、肢解，在热水龙头下被活活烫死，遭到雷击或摸电灯触了电。

关于那些坠落事件，我没有任何照片作为佐证。它们只是出自孩子内心的直觉性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它们是真实的，甚至比有照片为证的那些记忆更为真实。对于后者，我猜是我编造了与照片相符的记忆。不过，即使这两种记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事实，却都包含对当时真实事件的情感认知。

父亲是业余摄影师，因此我拥有他用禄莱相机拍摄的成百上千张照片。有些照片是他在简易暗室中冲洗的。当他将相纸浸在味道很冲的药水中时，还允许我旁观。他会把中意的照片冲洗许多张。他最初在天津为母亲拍照，她从上海的丈夫家出逃后，就和父亲住在那里。在一张照片中，她在床上刚睡醒，看上去充满喜悦。她有意让显然已梳理过的长发披散在枕头上。在另一张照片中，她伸展双臂，表示很快就要下床。下一张里，她坐在床沿上，双腿交叉，弯腰去穿缎面拖鞋，还抬眼望着相机。之后，她穿着睡衣站在镜子前，用手指捋着梳理齐整的长发。他还在户外为她拍了许多照片——在湖畔的，坐在台阶上的，背靠大楼外墙站着的，看上去总是爱意浓浓，容光焕发。在有些照片中，她身着洋装；在其他照片里则是中西混搭——西式开襟毛衣罩着朴素的中式格子连衣裙。在一张照片里，她不同寻常地穿着牛津鞋和短袜。母亲对自己4码[5]的小脚颇为自豪，而父亲亦感骄傲，所以有时只拍她的双脚。在大部分照片中，她都对着相机微笑；而在少数几张里，父亲让她摆出特定的坐姿，面带沉思的神情凝视远方。

他也会让我摆特定的姿势。我记得，许多次，在照相的时候，他让我将双脚交叠，或是双手交握着放在腿上，或是指向天空，又或是盘腿坐好，鞋子则从裙摆下露出来。我觉得，他从挂历上的美女拍照的姿势中得到启发。在四岁时的一张照片里，我必须挺起胸膛，将手臂向后弯，抓住栅栏最上面的横杆。我身穿泡泡袖粉色条纹雪纺连衣裙，脚上是漆皮鞋，这张照片想必摄于周日的教堂礼拜之后。我梳着两条马尾辫，几缕头发从一大堆小小发卡中冒了出来。我记得那个姿势并不舒服。我的手臂扭得酸痛。但在照片中，我丝毫没显出那种不适。我面带微笑，紧抓着栅栏，既是出于纯粹的勇敢，也是希望取悦父亲。他大概说了许多好话来鼓励我：“笑得多美啊。真是个好姑娘。”就在那天，他还让我在桦树上摆姿势。我记得我被举到V形的树杈上时心情迟疑不定，但后来努力待在那里，不显得害怕。坐在那儿可并不舒服。照片上摆出来的姿势很刻意——一条手臂搭在一根树枝上，另一条手臂轻触另一根树枝。我把双脚交叠起来，依旧是那副标志性的表情——凝神眺望远方。我双唇紧闭，大概很害怕，只是努力不显出来。那天，他让我弟弟坐在同一棵树的枝杈上拍照。在一张照片里，一岁半的弟弟正不安地皱着眉。在另一张中，他看似正在尖叫。我推测弟弟的照片是先拍的，而我想表现得不像他那么爱哭。我在争宠方面颇有技巧。如今，我的谨慎多过了勇敢。母亲的警告发挥了作用。不过，别人的胆怯有时反而会给我壮胆。当别人说起滑雪坡道很陡峭时，我的踌躇顿消，于是纵身滑下坡道。我将好几条蛇盘在脖子上，眼看别人尖叫着跑开，享受幸灾乐祸的快感。这并不需要我鼓起勇气，因为我喜欢蛇，而且我手中的蛇是无害的。有一条其实是毒蛇，但在拍照几年以后我才知情。

父亲很有竞争意识，也希望我们具有竞争意识。你必须具有雄心壮志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六岁那年的某天下午，我们恰好路过公园的小树林，那里正要举办呼啦圈比赛。大多数孩子都会玩这个。加油站为来加油的人免费赠送呼啦圈。父亲鼓励我参赛，为我报名与六岁的孩子同台竞技。有人递给我一个呼啦圈，我开始跟别的小孩一同扭摆起来。结果很快就见分晓了，与那些孩子相比，我简直就是奥运会级别的运动员。我来回走动，以不同的速度摆臀，使呼啦圈轻松地从腰部上到手臂，再到脖颈。也许是因为疲倦，其他孩子陆续对呼啦圈失去控制，结果呼啦圈掉到地上。我继续转着呼啦圈，将它转到膝盖处，之后甚至低到脚踝，再轻松地让它升回腰间，最后又回到颈部。我完成摇摆动作时显得毫不费力，最终赢得一大块好时巧克力，这在孩子眼中相当于一百万美元。但我有种比赛作弊的怪异感觉，因为父亲和我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些小孩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我觉得父亲不仅想让我胜过其他孩子，而且还要出类拔萃。二年级时，我的书法作业得了“需要提高”的评语，于是父亲买来一本书法书。他指导我在纸上拓写字母，我每写一笔都必须力透纸背。果然，我下一次成绩单上的书法项目取得了“优秀”。六年级时，我必须选做一个科学项目，父亲提醒说我对行星和火箭感兴趣。所有孩子都听说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土星计划”。父亲建议我可以在太阳能电池方面做点什么。当时科学界正在对太阳能电池进行测试，以期将它们用在卫星上。父亲在为卫星的电力系统制造变压器，因此知道此事。为了我那年的科学项目，他全程每一步都耐心指导。起初，他教我写信给NASA著名的沃纳·冯·布劳恩[6]博士，恳请他给我几块太阳能电池。冯·布劳恩博士没有回信，但NASA的另一个人回复了我——用三页信纸解释太阳能电池如何运作，如何测试它们以用于卫星和火箭。最终，我从NASA的太阳能电池供货商那里收到九块电池。父亲弄来我所需的其他部件：电容器、电阻器、电路板、电线、转换器和蜂鸣器。他让我使用烙铁将部件组装到电路板上。我写了一篇关于太阳能电池的详细论文，包括它们应用于太空卫星和地球上的门铃蜂鸣器的情况。老师夸奖我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我明白倘若没有父亲的帮助，我大概只会写培植在牛奶盒里的番茄的生长率。尽管我很高兴父亲花了大量时间帮我，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我的自信。关于太阳能蜂鸣器的聪明点子是他想出来的。是他组装了电路板，还向我解释电路是什么。即使在他解释以后，我仍不肯定自己明白所有部件的用途。在他的努力下，我被硬推进六年级科学课的最难领域，但我不觉得自己的项目最棒，因为我知道这是假冒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多数孩子可能都得到了父亲的帮助，只有培植番茄才是最诚实的项目。

有时，父亲是我的秘密同盟。当母亲泄愤时，我们同为受害者。记得有一天，我们买回家一个西瓜。那时我家住在海沃德，父母在那儿买下了第一套房子。当时我大概七八岁。西瓜滑落到厨房地板上，摔裂了。我不记得它是怎么掉下来的，但我肯定难辞其咎，因为母亲对我发了通脾气。虽然只有瓜皮碰到地面，但母亲说西瓜太脏不能吃了，让我把它整个扔到垃圾桶里。因为我做错了事，所以大家都吃不上西瓜了。父亲说他来拿一半，让我拿另一半。我跟着他走出厨房，来到车库旁的垃圾桶边。我当然心情沮丧，也可能一直在哭。父亲将裂开的西瓜放在垃圾桶顶盖上，示意我别出声。随后，他示意我用手挖出瓜瓤，尽快吃掉。那一刻，我知道他并不怪我。我们像小偷似的，将偷来的食物贪婪地塞进嘴里。我们违反了母亲的禁令，就此结盟。

在我九岁生日当天，他也是我的同伙。那天是周日，由于一些原因，母亲没跟我们去教堂。但当我们回家时，看到她把客厅里的家具掀翻了——沉重的大椅子和咖啡桌都倒在地上。东西都被扔到地上，包括我的生日蛋糕。我以为她这么做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哭起来，于是父亲带我出门，让我坐上车，带我出去吃午餐。我流着眼泪，但努力止住哭声，因为我知道他想让我觉得开心。他带我去溜冰场，我在那儿摇摇晃晃地滑了几圈。我明白自己应该高兴，因为父亲这会儿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但当我问他为何母亲要毁掉一切时，他含糊其词，这让我认为问题就出在我身上。我们的下午时光快结束时，他带我来到绿草茵茵的小山顶上。我们步行到山顶，眺望下方的山谷。他让我倚着篱笆摆好姿势。这次无需叫我眺望远方，我已经扭过脸去，因为我仍在哭泣，眼睛都哭肿了。我不记得我们回家以后的事，不记得母亲是否已平静到能为我们做晚饭和再做一个蛋糕。她从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但假如她为我做了蛋糕的话，我就会明白她感到歉疚了。

我记得父亲曾和我一起朗读《读者文摘》上的“词汇力量多选小测试”。那是我们每月都会共度的一段时光，客厅里只有我们二人，以平等的身份学习单词。他喜爱词汇，我也是。他写下他喜欢的多音节生词，我也这么做。

还有一段可怖的记忆。那天，他发现我在洗衣房里痛哭。我抱着我的猫咪福福，它回家时轻声叫着，不知是被车撞了，还是被狗咬了。我正想将它的肠子塞回撕裂的身体里。父亲取来毛巾把它裹起来，当我们上车后，他把猫放到我的腿上。在去兽医院的路上，它不停地发出咕噜声，我啜泣不已。兽医说它已经不行了，我只得在那儿跟我的猫咪道别。那时，父亲就在旁边陪着我。只有父亲和我见证了猫咪和我的痛苦，也只有他知道，告诉别人自己的猫咪已死，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那之后，我记得父亲没有太多时间与我相处。他总是忙于工作。他是全职电气工程师，同时还为教堂做义工，作为客座牧师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各处的第一浸礼会布道。他一直将神职视为使命，而工程师则是他的职业。他在圣克拉拉大学攻读了工程学硕士学位。正如后来硅谷的许多工程师那样，他创立了一家公司，特定产品是甜甜圈形状的小型变压器，尺寸跟“救生圈糖”[7]一样，是满足电力系统高压需求的最小型变压器，就像卫星上使用的那种。他认定这将是一种突破性的产品，能让我们富裕起来。母亲、哥哥和我都无偿为他打工。我们轮流在一台会发出嘈杂闷响的机器上干活，用手指捏住变压器，在攻丝机里上下移动，让铜丝缠在变压器上，仿佛在锁一个巨大的扣眼。我总是紧张，担心弄错变压器的绕线方向，或是线圈缠得太多或太少，担心这样会毁掉卫星，使它坠到地球上。五十年后，我发觉真正的损害或许在于，变压器发射强功率的电磁波，而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和测试它们。这可能就是哥哥和父亲在同一年罹患恶性脑瘤的原因，大约与此同时，母亲也长了一个良性瘤子。这个原因比随机降临的厄运更能讲得通，也使我预感到自己将遭逢相似的命运。

家中再也没人经常见到父亲，只有晚餐时例外。他刚吃完饭，就立即起身去学习。有一天我去找他，原因我已不记得了。我发现他在做工程学作业，他将作业铺在浴室的小梳妆台上，权当书桌。他递给我一张黄色格子绘图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精确的希腊符号和数字。“你觉得怎样？”他问。我不记得自己的回答，但我很高兴他征求我的意见。

他不间断地工作，结果也没空去度假。当家里来客人时，父亲就带他们去参观圣克拉拉大学。在我看来，我家的生活单调乏味。我把房门一关，埋头读书和绘画。我报名参加了许多教会活动——青年合唱团、浸礼会青年团契、爬山和公园户外活动。我尽可能多地待在朋友家里。

1966年，父亲照例写下油印的圣诞书信：

今年，我们决定免去舟车劳顿的度假行程，把钱用于在家休闲放松。我们买了带15英寸低音喇叭的RCA牌120瓦立体声系统，全家都乐翻天了。我们仿佛置身于爱乐乐团的上百件乐器中间，让心跳与低音鼓产生共鸣，这种感受简直令人震撼，就连甲壳虫[8]的音乐也美妙动听。

他补充说，他不会像往常那样吹嘘子女们简直像极了父母。他的语调诙谐幽默，不过后来他的确提到我们已变得开朗外向，还在担任班干部。他下面的几句话却伤害了我：

若是提到家庭责任，他们的智商就会降为负数，永远为穿着和发型小题大做。恩美拨开前额的那团乌云，我们方能看见她如星般的明眸，此刻令人颇感欣慰；但当她长长的青丝秀发垂到晚餐浓汤里时，哎呀呀！

他怎能在别人那里取笑我们呢？他总是以母亲和他的对话来结束书信，可能还会模仿乔治·伯恩斯和格雷西·艾伦[9]的日常对话风格——乔治总是直来直去，天真却又精明的格雷西则漫不经心地道出睿智机敏或令人捧腹的点睛之笔。在父亲的版本里，他是画龙点睛之人。

隔着烛光映照的桌子，约翰欣赏着她斑白的头发——“黛西，在我眼里你总是那么年轻漂亮。”她瞧了瞧他乌黑的头发——“你怎么好像什么事都不太操心？”约翰竖起手指：“我听老板的，楼上那位。[10]”

两个月后，他给朋友和教友们写了一封风格迥然不同的信，开头是这样的：

彼得正在和圣徒彼得争论若无有效门票能否强闯天国之门的问题。

信中其他内容按照《圣经》的韵文风格写成，改述了《马可福音》9：14—29。

耶稣说：“因着你的信仰，我将如此施予你的儿子。”随后他对垂死的男孩说：“凭借上帝的力量，我让你痊愈。”男孩大叫一声，口吐白沫，剧烈地抽搐着，之后如死尸般躺倒在那里。因此，大多数被请来会诊的著名神经外科医生说：“他死了。”但耶稣握住他的手，将他拉起来。他站起身，拿着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录取通知书，因信上帝而冲浪去了[11]。

这便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对他的仁慈的期望，也是我们对彼得的爱。请为彼得，也为我们祈祷。

“就是这样！”黛西说出了著名的结束语。

“就只能这样！”约翰补充道。

大家都认为这封信写得非常好。如今，我在五十年后读信时，记起自己为何不相信他写的内容。那是口不对心的。事实上，他以牧师的口吻写了一篇布道文。他改写了《圣经》中的段落，将我家混乱无序、阴沉晦暗、令人生畏的生活淡化为基督徒的见证，油印了几百份发往各地的教堂。父亲是在演绎亚伯拉罕的故事。上帝让他杀死儿子，以证明自己的信仰。上帝是在考验我们，我们终将通过考验，彼得会从昏迷中苏醒，让母亲为他做锅贴。母亲已答应要为他做。来医院探望和安慰我们的那些人，离开时都深受父亲信仰的鼓舞。当人们围成一圈祷告时，我是其中沉默的薄弱一环。我料到哥哥会死去。我看着父母极力鼓励他睁开双眼，将每次肌肉抽动看作爱的讯息。我想大喊，让他们别再这么做。弟弟和我变成了家中的影子。父母冲我大吼，责备我没帮上更多的忙。在医院的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一成不变。有一段时间，哥哥头上缠着白色绷带。后来，他被剃了光头，头皮上那道术后缝合过的刀口犹如弯弯曲曲的铁轨。

加利福尼亚的圣克拉拉，1967年：哥哥十六岁去世时的纪念

我保留着那年的日记，但我写的内容琐碎至极，有明显的病态特征。里面没有关于哥哥的事，反而井井有条地记录了广播里百首金曲的歌名。我记下某些男孩对我说过的话。那是1967年，在充满爱的夏季。我渴望爱。我想做一个寻常的少女。我想要迷幻般的探险经历。我并不企盼自己长生不死。

现在，我又想起那个时期发生的其他事情。彼得去世前几个星期，几位高中朋友和我约定去看新上映的电影《日瓦戈医生》。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了这部影片。我激动不已，因为我暗恋的一个男孩也会去看。在他眼中，我只是个乖女孩。但他哪怕往我这边瞧上一眼或是问声好，我就算是成功了。当我们抵达影院时，我却惊恐地发现父母和弟弟站在入口处。他们微笑着走向我，以为我会又惊又喜。我现在猜想，当时我责怪他们暗中监视我，或是故意前来让我难堪，我说的话大概就是那个意思。无论我说了什么，那一整晚父亲都为此耿耿于怀。当我回家时，他正站在大门口。他冲我怒吼，责备我对家人没有关爱之心。我们都应该尽量多跟家人在一起。他的语气中透着对我的怨怼。我们之间曾拥有的某种东西正在消逝。我们对彼此来说的全部意义从来都不是真的。我们从来就不是同盟。我肯定露出不依不饶的神情，因为父母叫嚷说我感情冷漠。我的表情肯定丝毫未改，这令父亲大为光火，抬手要打我，可他没打下来；他的手臂不由自主地重重落到我肩上，随即滑下去。母亲大叫起来。父亲还想再次抬手，可抬不起来。他们都以为这是中风，我感觉自己是罪魁祸首，当即愧疚不已。母亲跑去取钱包和车钥匙，要送父亲看急诊，他们将我丢在门边，让我有一种仿佛被遗忘的感觉。

大选过去已有一周；就在一周前，我走进车库，又发现父亲的好几箱论文和文档：他为取得神学学位撰写的文章和论文，用打字机打出的或手写的布道文，几本《圣经》，更多的黑色小日记本，地址簿，油印的圣诞书信，最后一封致友人的信件——字迹已不工整；以及他的照片——剃了光头，脸被放疗照黑了；还有他躺在棺材里的照片。此外还有几份打出来的长篇悼词，教堂信息栏里的纪念文章和慰问信。我将它们带到办公室，在这一堆堆文件中搜索，找寻能理解父亲的线索。

当父亲入读伯克利浸礼会神学院时，他写了一篇简短的布道文作为课堂作业：

我出生在一个殷实富足、信仰基督教的新式中国家庭。我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学毕业就找到一份好工作。经过努力，我在五年内取得了无线电工程师的资质。1944年，我成功通过竞争激烈的政府考试，获得赴美深造无线电工程学的奖学金。我本打算去麻省理工学院，后将全部档案转至哈佛大学，拟攻读工商管理专业。但我最终来到伯克利浸礼会神学院，为人生的重大任务做准备。

显然，当时他尚未意识到自己将成为谈吐间极富魅力的牧师。他几乎没提及过往经历或虔诚基督徒的新生活带给他的感受。他没有解释为何改变计划，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专业转到哈佛大学的商科，后来又转到神学院学习神学。他没像后来几年那样，讲述法利赛人扫罗的故事，并用以自况。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扫罗受到闪光的惊吓，摔下马来。扫罗和族人听到耶稣的声音，耶稣质问扫罗，为何要逼迫他。他命扫罗进城，接受神谕。扫罗站起身，发现自己已经瞎了。族人领他来到大马士革。三天后，他听到一个声音说耶稣就在他面前，他的视力立即复原，能看到耶稣基督了。扫罗当即洗心革面，变成使徒保罗[12]。他提笔给科林斯人写了一封信，讲述爱的本质。父亲经常运用上述故事比喻我们对基督的存在视而不见，但只字未提他将神职当作毕生事业的原因。他曾因爱情而盲目行事。

在他去世很久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他因爱上她而深感内疚。他拆散了她的家庭，也把自己和父母、妹妹的关系搞得一团糟，他对这些事负有责任。当他于1947年来到美国时，肯定缄口不提我的母亲——他爱上的那个有夫之妇。两年后，当我父亲做礼拜的那所教堂的牧师宣布他的新娘要从中国来时，几个姑娘惊诧地叫出声来，有一个甚至哭着跑出教堂。据父母的朋友回忆，大家都将他的新娘想象成貌似电影明星的高挑女子。结果，她的身高竟不足五英尺，体重只有八十磅。我觉得那些目瞪口呆的年轻姑娘曾是他拍摄的对象，是野餐时坐在他身边的人。他为某个年轻女子拍过许多照片，她身穿宽松的中式绣花衣裤，按父亲的要求在柱子和映着她的倒影的水池旁边摆姿势。在有的照片里，她面带梦幻般的神情，凝神眺望着未知的地平线。

没人知道父亲的新娘仍是有夫之妇，还有孩子。他写下那篇简短的布道文后，不到几个月，母亲就到美国了。我怀疑他是否曾试图告诉她，自己已改变心意。我不怀疑他爱过她，正如他在信中描述的那样，她是他的“第一次真爱”。但他对她的爱恋违背了基督教“十诫”中的一条：“不可通奸。”如果娶她，他每天都会想起自己犯下的那桩罪。她为了跟自己在一起，抛下三个女儿，为此，他心中想必备受折磨。隐瞒她的过去无异于撒谎，不提此事便是罪过。为了与罪搏斗，他想让自己的信仰坚如磐石。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其严格地遵守其他诫命。他谨记安息日，让这一天过得圣洁。

我不记得他在家中发出过地狱之火的警告，但他在某些问题上管得很严，而大多数基督教家庭或许并不如此重视。比方说，我们不许说“哇（gee）”“啊呀（gosh）”“天哪（golly）”“该死（darn）”，因为它们对应“耶稣（Jesus）”“上帝（God）”“罚入地狱（damn）”，不仅是渎神的派生词，亦违背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神的名”。出于某种原因，“他妈的（doggone-it）”一词却被豁免了。他认为饮酒是罪过，尽管我们认识的基督徒大多并无这一信条，他们在庆祝圣诞节时会喝酒。但我们家从来没有酒。有一次，他购物回家时，发现本来想买姜汁汽水，却一不小心买了半打强麦酒[13]。他没回商店换货，而是把我们叫到厨房，眼看他打开每一罐强麦酒，将酒倒进下水道。我认为这两美元浪费得太不值，尤其是在炎热的午后。然而，不论父亲想树立什么良好行为模式，母亲都会一味附和。没酒就没酒。行吧。

在我童年时，我们每餐前都要祷告，从无例外。大多数情况下，会由父亲说祷告词，但有时他会点头示意我们中的某个人说。我们的祷告不像他在公众面前做的祷告，没有那般激动人心。我们会一口气背完那段一成不变的谢饭祷告：“主啊求你降福于即将赐予我们的食物并让我们时刻谨记别人的需要以耶稣基督的名义阿门。”

当父亲住院时，母亲在家中不再祷告。最初几次我们在餐前免掉祷告时，弟弟和我会彼此瞧上几眼，随后耸耸肩，开始用餐。某些东西变了，令人顿感危险。

我偶然找到几捆打出来的布道文。祷告的引文部分打成红字。令我称奇的是，父亲竟没打错什么字。我写作时若能那么有把握该多好啊。在翻阅父亲的布道文时，我找到1963年的一篇，大概就是我们做太阳能电池科研项目的那一年。他将其命名为《我们信仰上帝》，目的是回应那个星期的头条新闻《学校禁止主祷文[14]，公众大多反应温和》。父亲的反应可不温和。“像许多人一样，”他在布道中称，“最高法院在公立学校祷告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使我深感不安，激愤难平。这似乎不仅颠覆了我们的历史传统，亦侵蚀了我们美国民主的基石。”他表示希望切实促进宗教和民主的共同复兴。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肯定会有意见分歧。我想象着二十岁的我和他争论主祷文入校的问题。我会引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而他会引用后半句：“或禁止信仰自由”。我们面临所罗门王的困境。所罗门会提议我们将国家一分为二吗？我要指出，这就是2016年大选导致的情况。当然，他不认为犹太人和无神论者应被迫念主祷文。他也许会说，这不会伤害他们，甚或是有益的，而我会立即尖锐地驳斥他。就在那篇布道中，他解释说，即使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我们也必须遵从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立场：“我们信仰上帝。”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信仰上帝”字样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864年铸造两美分硬币时，而非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初。过了一段时日，那些文字才被加到五美分硬币上；又过了很久，它们才出现在一美元的纸钞上。我还会说，在涉及金钱问题时信仰上帝并不能使这一信仰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立场”。它取代“合众为一[15]”是由于麦卡锡主义的恐惧。它能试出一个人是否左倾。如果有人在试图说“我们信仰上帝”时咳嗽起来，那他就不是美国人。这句话于1956年被采纳为美国官方格言，就在他发表布道的七年前。若要称其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立场”，那么这段历史可谓相当短暂；而“在上帝的庇护下”直到1954年才被纳入效忠誓词。既然我生于1952年，那么我会挖苦他说，我是否比效忠誓词更有历史意义。我们会没完没了地争论关于祷告和上帝的问题。倘若他仍健在，为了跟他维持友好关系，我大概会提议学校在每天上课前给学生们两分钟的静默时间。他们可以选择向自己信仰的任何神灵祷告，或是静心冥想，做白日梦，思考人生的目标，或是戴着耳机听音乐。既不确立何种宗教，亦不禁止哪一种宗教。

父亲的布道文之一，以祷告开篇

我们会有多少争执？信念冲突的鸿沟会使我们疏离吗？

我读了他的书信、布道文和日记，想找到我热爱的父亲，那个我曾经视之为完美化身的父亲。我面对许多证据，说明我以前对记忆做过重大修正。他的所有文章几乎都充满宗教情怀和经文般的思想，只有在他和母亲的留学签证过期后，他致函司法部时例外。有位知交好友接受了电休克疗法，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谈到信仰和仁慈，却没问她感受如何，也没问她出院后想去哪里。他没提出要帮助她，只是为她祷告。他笔下似乎罕有率真的内容，或是——请恕我斗胆这么说——发自内心的内容。他的日记就是《圣经》的段落节选、开销清单、电话号码，再有就是关于约见教区居民的、提醒性质的内容。他在我出生当天记了一笔，又在几年后我过生日时写了一条。但他的日程表显示，在之后的日子里，在我过生日的晚上，他都约见了别人。如果这些资料就是我对他的全部了解，我的结论就会是：他待人真诚，却不够亲近。

随后，我又读了父亲葬礼上的部分悼词。它们既包含溢美之词，也存在某些误解，但全都是善意而无害的。然而，悼词中描绘的正是他——那个爱开玩笑的人，总能话锋一转幽默一把的令人着迷的人，那个我选择要铭记的父亲。有人说，他住院时会花工夫去儿童病房，陪伴那些哭闹的孩子。他主动走向看上去不自在的陌生人，让他们感到环境友善。他打出来的布道文不包含任何自发的行动、言论和个人经历，也丝毫无涉自己的心情。不过，正如许多人回忆的那样，他离开别人的时候，总是留下一片欢笑。

我读完那些悼词以后，发现没人提及他跟另外两个小些的子女的关系，即约翰和我。人们称赞他尽心竭力地照料我的哥哥——他垂死的儿子，还赞美他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始终如一的感激。成年以后，我能够理解他和母亲为何选择尽量多陪在哥哥身边，却无暇陪伴健康的子女。换作是我，大概也会如此安排时间和精力。我也能理解他为何不得不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信仰——那是为了使他有资格祈求上帝救活他的儿子。为了爱我的母亲，他已违背“十诫”的要求。他想弥补自己所犯的通奸罪，情急、绝望之下，他忽略了照料其他子女。

父亲的绝笔信写于他去世前四个月，收信人是同为牧师的一位至交。那时，父亲的右脑已经受损，因此他无法看全一整张纸。他只在信纸的右半边写字，而且越写越窄，仿佛暗示他的生命也在随之消减。他曾写得一手好字，如今字迹却参差不齐，形如蜘蛛。他优雅的谈吐已然不再。他缺少华丽的辞藻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在问候语之后，他表达了日益繁复的护理带给他的沮丧，还有对精疲力竭的妻子的关切，他称妻子为“我的初次真爱”。第二段读来令人心碎：

最重要的是，我家出现了“青少年”问题。恩美突然叛逆得不可理喻。一大清早，她会连着两小时看报，懒得抬一下小手指去帮她妈妈……

他的思绪又飘移到其他方面，始终担心自己不是合格的基督徒：

在过去十八年的牧师生涯里，我是一个虚伪的法利赛人，耶稣就痛恨那种人。我慷慨激昂地宣讲上帝之爱，却极少践行我宣扬的主张……我自愧难当，恨不得以死来逃避良心的谴责。

之后，他又回到对我的看法上：

恩美的冷漠[16]态度大概是因为我本人疏于给予她耶稣基督的自我牺牲之爱。

再后来，他在空白处补充了关于此事的更多想法：

其实，这暴露了我的失败之处：没能向她彰显上帝之爱。爱，从来不会失败。如今不是爱的失败，而是我的失败。

我很难过，这竟是他对我的最后记忆：一个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女孩。他只说对了一部分：我确实叛逆，但那是因为我当时十五岁。我的确看似冷漠，但实际并非如此。我无法忍受眼下的事情，不得不逃避。他本该明白，没有哪个十五岁的少年应该被迫看着死亡一天天逼近。如果说他对我没有尽责，那是因为他以牧师的眼光来看待我，而身为牧师的他却根本无暇约见我。他已忘记如何为人父。我不想让他向我彰显耶稣基督的自我牺牲之爱，或是他在《圣经》中找到的信条。我只想得到他的爱，他那曾经保护我、在摔倒后将我抱起来的父爱。我想要那个秘密的同盟者，当母亲因西瓜滚落桌下摔裂而暴跳如雷时，那个同盟者会来安慰我。我想要父亲相信我聪明能干，足以向月球发射由太阳能电池驱动的火箭。那个父亲渐渐与我疏离，甚至早在他和哥哥得病以前。我失去他是因为他有当牧师、学生和发明家的远大抱负。在他去世后，我便彻底失去他了。我没有机会让他看到我后来变成一个体贴周到的女儿。我没有机会看到他如释重负，因为我选择的夫婿是善良的男人。我没有机会让他在我每次开始新工作或创作新小说时为我鼓劲加油，正如他过去那样，当我惊恐地站在滑梯顶上时，他耐心地在另一端召唤我。

这些都是我的损失，但它们使我明白，他向我表达的父爱已经足够，使我希望给予别人更多的爱。在男人之中，他是伟大的男人。在父亲之中，他是了不起的父亲。然而，我也意识到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他爱上帝远胜过爱我。他也会承认这是事实，还会解释说我们都应更爱上帝，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比父母能给我们的爱更伟大。读过他的日记和布道文以后，我认为他对上帝的爱更多是基于对上帝的畏惧。敬畏上帝便是爱上帝——许多福音派基督徒都持此信念。他忧惧自己对上帝爱得不够，因此上帝才一次又一次地考验他。他感到自己让上帝失望了，于是祈求原谅。在每次危机过后，他都会重塑自己的信仰。当更多危机来临时，他还得更多地为上帝做工。为了上帝，他必须有雄心和抱负。但还不够，上帝要带走他的儿子。上帝带走了他的儿子，还要带走他。我记得他曾在病中大声疾呼：“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别人却只听到这句玩笑：他不需要跟上帝讲和，因为他们从不吵架。他们没听到他的疑虑，没听到他为何惧怕上帝的震怒。

我想要告诉他，对上帝的畏惧并不是爱。某位亲戚，一个福音派信徒，也不是出于爱才来劝告父亲，应该为娶了我母亲而再次祈求上帝的宽恕。在父亲仍头脑清醒时，恐惧是他最后存在的情感之一。如果一种宗教的基本观念是等待未皈依者的将是永恒的折磨，那我怎么能信奉它呢？根本没机会获得拯救便死于疟疾的婴儿又当如何？我向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亲戚提出上述问题，她相信未获拯救的人都会在滚油锅里受罪[17]。“遗憾的是，通向天堂的门缝很窄。”她说。难道父亲也心胸狭窄地认为，天堂之门只为少数人敞开吗？

当哥哥躺着等死时，父亲抱着强加于己的热望去取悦上帝，去鼓舞和激励信众们，这种热望蒙蔽了他。他不明白我正挣扎在恐惧中，只能凭借自我麻痹来应付。我已失去哥哥，对上帝或医生能拯救父亲也不抱希望。我害怕自己很快就会被剃成光头，还有术后缝合的难看伤疤，在被人用勺喂食时断断续续地呜呜哀号，思绪不清。他过于忙着平息上帝的怒气，顾不上留意女儿，只在他因我什么都没帮母亲做而生气时例外。他太惧怕上帝了。

他的恐惧没使我远离上帝，只使我排斥必须时刻取悦和畏惧上帝这种观点。倘若父亲还在，我想在他的基督教框架内跟他探讨。我要告诉他，如果上帝等同于戒律禁令和威胁惩罚的话，我便无法敬奉上帝。我认为，恐惧是宗教里最糟的部分。人们用宗教里的恐惧为更多的恐惧辩护，证明仇恨、缺乏同情、不宽容和战争都是有理的。我不必以任何特定方式来敬奉我心中的上帝。我想对父亲说，我的上帝始终与我同在。这是一种意念，比我的意念更广博，却又包含我的意念。爱、喜乐与安宁是等同的，就在我们所有人心中。我们不必为得到这些而超越别人。我想告诉他，当我能够摆脱恐惧、成见和忧虑，让不停地制造无关紧要的想法的齿轮停止运转时，我便能体会到那种意念的完满。我必须释放自己，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爱的神秘和大爱无疆。爱、安宁与喜乐也体现在基督教教义中。我会对他说，只要摆脱恐惧就好。耶稣之死是因为仇恨。如果有人不相信耶稣是为他而牺牲自己，耶稣真的想让这个人下地狱吗？难道天堂不正是一个隐喻，要我们分享能凝聚人心的爱的奇迹吗？我想问他是否真心赞同“天国之门仅对某些人敞开”这种观点。他在天堂的未来，比地球的未来和地球上的后世子孙更重要吗？多一些想象，少一些遵从吧。如果父亲还在世，而且仍考虑把选票投给推行恐惧的候选人，我就想对他说这些。

可如今我意识到这样看待父亲是缺乏同情心的。父亲确有缺点，他自己也承认。但在我的全部记忆中，在我读到的他的布道文里，我从来找不到他心怀怨念或缺乏同情心的任何证据。不管哪种立场，只要涉及仇恨，不讲同情，他是不会遵循的。倘若他还活着，也将经历美国后来几十年间的所有变迁——前来定居的几百个民族、难民的困境、新思潮的流行、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我们或许会谈论越南战争与和平示威游行，还有美国浸礼会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遭遇的暗杀。他会加入哀悼金博士的人群，投身于反种族主义运动。他会深深感动于争取民权的和平示威游行，还会颂扬那些提倡信仰与良善的人。我料想他会写一篇关于移民的布道文，在其中讲述他和母亲害怕被驱逐出境的故事。他会诙谐地表达让世界更包容的观点：面对巴别塔[18]与种种不和谐之声，我们需要一个通晓所有语言的翻译，这样才能听到彼此的共性。他会调侃说有个晚辈正在求职，他是出色的同声传译员，而且是基督徒，大概能给他们打折优惠。他还会开玩笑说，当耶稣讲《山上宝训》时，中式菜肴被送去了，这足以让众人吃饱，使他们处于热爱和平的情绪中，因为大家都爱中餐。我很容易设想他说出这些话。

我们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共同的立场。他会像我母亲那样跟我们的朋友见面，不论他们的信仰或性取向如何。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称赞某些同性恋伴侣比自己认识的许多异性夫妻关系更融洽。他将会主持他们的婚礼。他会修订那篇题为“我们信仰上帝”的布道文，表示他痛心地看到信任正成为日益缩减的资源，而人和人之间的猜疑却在不断加剧。我料想在关于贫病交加者的许多问题上，我们会意见一致。他会知道我身患顽疾，倘若没有医疗保障的话后果将会如何。

我要感谢他给予我思考意义与同情的基础。他想找寻意义、赋予同情，这一需求引领他成为牧师。我对探寻意义和表达同情的需求则引导我去写小说。

我只剩一个问题无法确定，不知他是否会像我一样投票：女性有选择的权利。对许多福音派基督徒而言，他们把票投给某人，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男人认为女性不应自主决断。对这些人而言，其他的问题都不重要，甚至为缺少医护就会死去的人提供医疗保障也不重要。父亲投票时会不会考虑到一种集体良知？这种集体良知已预见到社会秩序的剧变将引发多重危机。他能否意识到，具体问题可以继续争论，但投票应该基于大局意识？我知道许多基督徒，比如父亲的朋友，都心怀这种良知，把票投给了我支持的候选人。

现在，我发现我确知他会如何投票，也明白为何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原因就是我母亲。我知道她对女性的选择权作何感想。我二十八岁时，她告诉过我。当时，我们正坐在我的车里，准备进餐馆。雨水猛敲着挡风玻璃，这时我告诉她我心烦意乱，因为刚得知自己怀孕了，受孕是在两周假期中的某个时刻，那阵子我一直在饮酒——早上一杯“血腥玛丽”[19]，晚上一杯“玛格丽特”。当时，我正从事发育障碍方面的工作，刚好有婴儿被诊断患有新发现的先天性疾病——“胎儿酒精综合征”。医学界尚不清楚多少酒精可能损伤胎儿，也不知道妊娠期的哪三个月饮酒有害。再者，卢和我都没有抚养孩子的经济力量。他还在法学院读书，我们依靠我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受到职业的影响，我深知抚养一个残疾孩子需要多少尽心的照料和额外的时间。我明白自己必将面临的挑战。我向母亲坦承，我们甚至不确定想要孩子。卢的父母经常暗示他们想抱孙子。我们没法对他们说，我们觉得没必要把我们特定的DNA传给后人。卢和我已达成一致，如果我们改了主意，就收养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但现在我已怀孕六周，不得不考虑应何去何从。

在我说话时，母亲始终一言不发。等我讲完以后，她平心静气地说：“如果你想要小孩，即使你受穷，也没什么能阻拦你照顾这个孩子。你会找到出路。”随后，她坚定有力地说：“但如果你不想要小孩，没有人——你的丈夫、婆婆和任何人都算在内——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要这个孩子。”

她说在她嫁给“那个混蛋”以后，他经常折磨她，不肯跟她离婚。他根本不采取避孕措施，只当她是性工具。他每年都让她怀孕。她有四个孩子，还曾三次堕胎。“只有你能做主。”她对我说。结果是我无需做主。几天后，我流产了。我曾在两种抉择之间进退维谷，此时有种释然与悲伤交织的感觉。但最重要的是，我感激母亲说过的那番话。它不限于我有权选择堕胎还是产子，还关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记得我多大时她第一次告诉我，我和男人是不平等的，因为我更优秀。

她还说我必须比男人更坚强，才能使男人相信我更优秀。多年来，她曾反反复复地叮嘱我，永远都别被任何人瞧不起，也绝不能轻视任何人。我不该让别人来告诉我，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她嫁给“那个混蛋”时，她别无选择，“只得认命”。但我可以选择。我不该害怕出面维护自己的观点。尽管她认为我丈夫是个好男人，却仍要他为我买24K金手镯。黄金是难民的流通货币，她这是在幽默机巧地向我丈夫预告，如果他以后虐待妻子，妻子有办法离开他。手镯大约价值200美元，因此我也不能靠它过太久，但我们都明白她的意思。

倘若父亲不赞同女性拥有选择权，在那些年里，他会被迫忍受妻子的争辩：“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我错了，那个混蛋做得对？你是在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逼迫你通奸的？你是说你比我强，所以你应该决定我的命运吗？”

与敬畏上帝相比，他更惧怕妻子发火，但他也不会完全出于对她的畏惧或对上帝的畏惧投票。事实上，他总是挺身维护她——对抗她暴虐的丈夫，对抗不满的家人，还反对女儿自私自利，不为帮母亲减轻负担抬一下小手指。他会承认自己对妻子的事负有责任，承认和她心意相通的爱与激情。两人曾发誓要永结同心，祸福与共。因此根本无需争论，也不会有争论。我的父母在投票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奇趣┃

可靠的见证

［摘自日记］

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2008年11月。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日记犹如我过往生活片段的见证者。当我在读自己记录和思考过的内容时，有些词句竟使我感到惊讶，我本已将它们遗忘，甚至不记得自己这样想过。因此，我读它们时就重新捕获了它们。活在当下是记录意念的必要条件。我觉得每一刻都在逝去，好似一次次微小的死亡，是肉体消亡前的数百万次微小的死亡。写作为我见证自身的存在。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或解读我，都只是他们自己设想的幻象。

我设想亚洲研究专业的一个积极进取的研究生提出一项假设，一种理论，并有选择性地利用档案文件证明自己的观点。我读过分析我的著作或我本人的文章，从没有一篇是准确无误的。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径，自己创造了一幅地图，因此只看到文章中的观点和论断。将一个人的档案送交图书馆并不意味着就此获得象征性的不朽。这是一种永恒的曲解。在我跨离尘世以前，关于我是谁的答案便已残缺不全。

注释

1　约等于摄氏12.8度。

2　乌丹尼（Houdini，1874—1926）：美国魔术师、遁术表演家。

3　复活节岛的另一个名字。

4　约等于摄氏40.6度。

5　美国的4码鞋大致相当于中国的34码鞋。

6　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美籍德裔火箭专家，1969年，他领导研制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将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

7　救生圈糖：美国一种外形像救生圈的糖果，多为薄荷或果味硬糖。

8　此处指甲壳虫乐队，由约翰·列侬、林戈·斯塔尔、保罗·麦卡特尼和乔治·哈里森四名成员组成。1960年于英国利物浦市成立，音乐风格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摇滚乐，开拓了迷幻摇滚、流行摇滚等曲风。

9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0年至1958年播出的系列喜剧《乔治·伯恩斯和格雷西·艾伦秀》中的两位主人公。

10　此处应为以戏谑的口吻指凡事按照天上的神的旨意。

11　圣克鲁斯是冲浪者的圣地，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爱好者。

12　此故事出自《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此处的扫罗即后来的使徒保罗，与《圣经·旧约》中的以色列君王扫罗非同一人。

13　强麦酒的英文是ale，姜汁汽水的英文为ginger ale，ginger ale是不含酒精的。

14　主祷文是耶稣亲授门徒的祈祷文，见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15　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原文为拉丁语，意为团结统一。

16　在日记原文中，冷漠写为indeferent，而非indifferent，应为笔误所致。

17　此处应指被判入地狱的罪人受到的酷刑之一。但丁《神曲·地狱篇》对此有生动而骇人的描述。

18　巴别塔：《圣经》中记载，从前人类联合起来，兴建有望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无法沟通，计划因此失败。

19　“血腥玛丽”与后文的“玛格丽特”同为鸡尾酒名。“血腥玛丽”由伏特加、番茄汁等混合而成，鲜红的番茄汁看起来像鲜血，故得名。该名通常被认为暗指十六世纪中叶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她心狠手辣，为复兴天主教杀戮了很多新教徒，因此得到了“血腥玛丽”这个绰号。

第五部分　阅读与写作

┃插曲┃

我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我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小说由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来叙事，但这个“我”并非我本人，这跟某个评论者的意见不同。首先，我并非一半阿尔萨斯血统，一半切罗基血统。我的母亲来自利希滕施泰因[1]，父亲是中国人。我没结过四次婚，只有两次。我有儿子，没有女儿。我养猫，不养狗。我的房子在海边，而不在湖畔。我不抽烟，也不服用摇头丸。

但从更深的意义上说，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我，因为它具有循环往复的叙事驱动力、基于史实的主题、神话般的虚构意象，它体现了我的思维模式和对往昔的念念不忘。可我并非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是作者，决定了叙事者的声音，乃至整个叙事过程的声音。提到声音，我指的不是音质——比如悦耳的、嘶哑的、洋腔洋调的等等。与声音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奔涌的潜意识，潜意识超出人物有意识的自我及其观察力。叙事者自然而然、天衣无缝地讲述故事情节——然而，为了显出这种效果，我必须精心雕琢，这比结果所展现的更为艰难。声音还与人物在故事情节发展时有多少自我认知相关。让叙事者对情节发展懵然无知是一种窠臼。

所以，我所谓的“声音”更多是指人物的思想和个性——她在所处的世界中如何看待自己，而不是她从事何种工作，挣多少钱，或貌美与否；尽管在这个故事中，外貌特征的确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叙事主旨，尤其是在她周围的美好事物被地震毁灭以后。人人皆知“大地震”[2]即将来临却不肯承认，地震毁了她的容貌，地震时整形医生的手抖动了，使她的脸变得歪歪扭扭。手术刀只要抖一下，就会造成这种后果。关键是，她的思想并非我的思想，她的身份也不是我的身份——除非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相对于外在身份，去理解内在身份。某个特定时代的女性对此体会尤为深刻，她们颠覆自己的身份，得到赞赏，以此换取合作，后来却发现如同陷在果冻里，不得不奋力摆脱困境。与此相似，我们这位叙事者未经省察的想法、信念、情感、道德和非正统的性取向把她自己拖入困境，此时，她也被迫挣扎着从中解脱出来。她和我在观念层面或有相似之处：她混淆了意图和逻辑基础，而我也在同样的问题上苦苦挣扎，我还将其嵌入我最新的两部小说中——一个不具备道德观念或批判性思维的人物在经历强烈的性欲时，会展现怎样的个人自制力和道德判断。

我写了七本小说、两部外百老汇戏剧[3]剧本和六本童书，发现所有故事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道德和政治潜台词——然而，我不会继承奥威尔[4]的（确切地说，是他曾经的）写作目的和使命。如果我要创作关于战时经济状况或经济萧条期人情冷漠的小说，或许会采取更加政治化的视角，贯穿整个创作过程。不过，政治观点并非我作品的全部——我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大奖评选委员会寻觅的是厚重的地缘政治主题，还有被大众文化征服的思想，我的小说对这些问题也略有涉及。出于某种原因，评选委员会还喜欢关于十九世纪轮船的故事，里面真实地描述了绳索、铁锈和朽木之类的东西。然而，我们这些作者必须慎选创作内容，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要基于我们希望探寻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写专制，也不写船。这部小说包含作者与叙事者在道德方面的微妙互动，包括叙事者童年时的个人创伤，她对于曾拥有阿尔萨斯人的美貌的自我意识，她反常的性欲，她渴望成为偶像的秘而不宣的抱负和种族主义态度。小说还描写了她对时尚的公然不屑，而这种不屑却讽刺地引发了另一种时尚潮流；她过于热切地支持该潮流，声称这有助于在品牌中迷失的人寻找自己的身份。叙事者与我本人不同，她可以有点儿古怪，缺乏自我意识；但作为文学作者，我懂得关键是使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既惹人喜爱又存在缺陷。因此，尽管她同情尼泊尔女人，却始终没察觉自己对白人的种族歧视态度；对此我当然不认同。不过，我感觉一部文学小说以温和的方式揭示好人心中的种族主义是至关重要的，那种自我意识的缺失或许与道德动机相关，而道德动机已被一种利己性的辩解——为有悖常情的性癖好辩解——所改变。现已了然的是，作者颇费功夫编织了复杂离奇的情节、晦暗阴沉的主题和错综复杂的心理活动。如果有什么人像某个评论者那样，将一个个组成部分解构为比较分析的图表，以此证明作者本人就是第一人称“我”的话，那将是荒谬可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应当感到荣幸，因为我创作的故事竟使人感觉真实可信，以至于认为确有其事。假使我用第三人称来叙事，大概就不会搞混了。

与此同时，我还想谈谈对普遍性顿悟的看法：在那种时刻，读者俨然变成了书中的人物，他们恍然大悟——“噢，上帝！事实就是如此！”——或哭或笑或歌。在这部小说中，这样的时刻还不少。有位读者告诉我，她哭了十四次，不再做心理治疗了。阅读故事时潜移默化的身份认同感表明，任何人——不仅是作者——都能成为书中的人物。我们成了书中的人物，因为我们完全沉浸在故事的情感中，但也明白我们并非某个角色，例如：我从未在拉萨做过地质工作，也没在尼泊尔创立过羊绒纺织公司。我发挥的作用是创造第一人称叙事者和其他所有内容——故事、人物声音、主题、次要人物、人物的缺陷，还有道德问题的微妙性——它们全部是我创造的；从更高的概念层面来说，我讲述的那种故事和选择的人物形象的确在某些方面表明了我是什么人。从概念的角度而言，也许你甚至可以说，我是叙事的意识。有人这么命名，但这会误导人们将术语错记为叙事者。必须讲清的是，虽然我采用的术语可能误导某些评论者，但第一人称的虚构意识不是我本人，除非你认为我的幽灵应当被誉为独立的个体。她在提出这个修辞问题时，显然认为自己应得到认可。

因此，请允许我换种说法：我是小说的作者，而小说被占据我思想的幽灵讲述，她将自己的潜意识植入我的潜意识，很像是有人在我没发觉时敏捷地将双手滑到我手里。不是我的双手在敲击键盘，尽管我仍认为是它们；你正在读的这些文字完全出自她的手笔，尽管我仍认为是我写的。

第九章　我如何学习阅读

1958年秋天，我六岁，有个引人注目的年轻女子来到我们在奥克兰第51街租住的复式公寓，与我的父母商讨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们坐在客厅里，父母坐在花呢沙发上，那位女士坐在配套的扶手椅上。哥哥彼得和我刚放学回家——他上三年级，我读一年级。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竟然在家，因为他本该上班的。我们遇到麻烦了吗？似乎不像，因为父母都满面微笑。那个女人跟我打了招呼。我认出她了，这位衣着靓丽的女士最近曾带我离开教室，到一间小屋里答题。

父亲让我出去跟彼得玩。过了一阵，我看见父母站在门口跟那个女人道别。当我回到屋里时，父母看起来兴高采烈。“我们有好消息喽。”他们说。那位女士刚告诉他们，我在一次测验中表现出色，尤其是数字方面。“她说你具备当医生的条件——就像彼得那样。”彼得是个天才，什么都会做。后来，他们继续讨论我的前途，还说我应该选择做脑外科医生，因为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脑外科医生也最聪明，最受尊敬。

我记得我当时既高兴又困惑，多半因为我在他们眼中突然变得比以往更讨人喜欢，成了一个令他们骄傲而不是生气的孩子——母亲过去常跟我发火。事实上，我以前不高兴是因为她总挑我的错，她指摘我练钢琴不满一小时，或是她叫我时回应不及时，或是头发乱蓬蓬的，或是我没洗手，或是我忘了穿毛衣，又或是我没吃完米饭，诸如此类。我的确擅长计数。我算得出母亲对我厉声讲话的次数。有时，我几乎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一整天，认为也许不会犯什么事，结果却发现她因为一点小事跟我生气，比如没赶紧上床睡觉。回想起来，她发脾气或许是由于在护士学校读得精疲力尽，后来则是因为在兼职上班的同时要对付三个好动的孩子。她也经常对父亲发火。可我在六岁时对父母如何对待兄弟们和我很敏感，于是断定母亲不再喜欢我了。

现在，奇迹发生了。我日后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医生。期望随即带来压力。我从来都不如彼得聪明。我得学得多刻苦才能赶上他？我成为医生以后会做什么事？我曾见过几个医生，其中一位与我们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每当父母见到他时，便会刻意用溢美之词跟他打招呼。他们会把我们几个孩子叫过去。“这位是周医生，”父亲说，“他可是个大人物，大家都尊敬他。他能莅临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哥哥、弟弟和我在那样一位大神面前都说不出话来。每当我发高烧或嗓子疼时，父母就带我去医院，我在那儿也见过别的医生。回想那时，医生们从不微笑，也不欢迎别人提问。父母总是毕恭毕敬的。医生会这样宣布：“她的扁桃体又发炎了。”父母显得很愧疚，仿佛是他们粗心大意或不讲卫生才导致我发病。“她得摘除扁桃体。”有一次医生这么说。后来我再见到医生时，他戴着口罩，低头看着我，而我正躺在手术台上。有人在我鼻下放了个小袋子，里面喷出冲鼻的凉气。后来，伴着一阵剧痛，我醒了，跟其他大哭的孩子一起身处一个陌生的房间。有个护士拿走了我的娃娃，我的嗓子太疼，无法出声反抗。所以说，这就是我六岁时对医生的印象。他们预示着疼痛即将到来。

我还在父亲取得学位并被任命为牧师的神学院里见过几位神学家。这些人也被称为“Doctor[5]”，却远比医生和善，也更年长——他们都白发苍苍，身穿黑袍。父亲亲切地问候他们，话语中带着尊敬和宗教式的赞美。我们还认识两个被称为“博士”的女人，一个是母亲在上海时的旧友，另一位则年轻许多，是从中国来的一个朋友的表妹或侄女。年长女人和年轻女人彼此并不认识，却凑巧都取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更不寻常的是，她们在中国都被当作男孩抚养长大，以补偿父母没生男孩的遗憾。母亲说，她们出于习惯，仍继续穿男装、留短发。母亲解释说那样更舒服。她们都没结婚。父母要我们尊重她们，不过我们可以叫她们“阿姨”，不用称“博士”。弟弟曾误把那个年长女人喊作“伯伯”，幸而父母和她都一笑置之，于是兄弟们和我始终叫她“伯伯”，直到我们长大，必须懂得尊重别人为止。因此，那些人成了我未来当医生／博士的榜样：沉默寡言的男人、黑袍加身的年长贤人，以及男人模样的女人。

父母对我说，不能仅仅因我要成为医生，就不再练钢琴了。他们仍希望我成为钢琴演奏家。母亲解释说，我可以两样都做：每周有五天当医生，周末举办演奏会。就这样，在我六岁时这些抉择就定了，而且是最终决定。我注定了要去履行移民父母的梦想。

最近，我在一家房地产名录网站上找到了第51街的住宅信息。与我记忆中一样：带护墙板的复式公寓，外墙漆成美味的女童子军饼干的薄荷绿色和巧克力色[6]。那是我出生后的第五个家。突变和动荡是父母的家常便饭，对于经历过世界大战、内战和婚外情的任何人而言皆是如此。

我们家住在楼下，包括父母、哥哥彼得、弟弟约翰和我。母亲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乔）、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住楼上。他们于前一年从中国移居到美国，从殷实富足、声望显赫、享有特权的名门望族，沦为又一个贫寒的移民家庭，还不习惯被当作只适合干体力活儿的文盲。在刚来的那两年里，他们依靠我父母的帮助，逐渐适应讲英语的环境。我能想象出母亲在她年轻的弟妹面前铺陈的恐怖景象，都是她自己亲验过的苦：你觉得美国梦比你以前在中国的日子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刚来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才明白这个道理。我不仅得打扫自家的屋子，还要为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太太清扫房子，她吃东西时把食物掉得到处都是。她每小时付给我二十五美分，累得我腰都快断了。现在我们也只能勉强糊口。我没钱买奢侈品，每花一分钱我都精打细算。我把所有开支都记下来。用一美元十四美分买食品杂货——记下来。花十美分买了冰棒——记下来。花一美元加油——记下来。你只能一直穿着从中国带来的衣服，直到它们最后烂成一缕一缕的，从肩上掉下来。

母亲大概还详述了她忍受的屈辱，那些对她来说比贫穷糟糕得多。他们把你当哑巴。即使我讲英语，别人也说听不懂我的话。他们说，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就回中国去吧。你以为在美国生活很容易啊？你得吃好多苦头，还得感谢那些让你吃苦的人。这就是生存之道。多年以来，我常听母亲提起这些事。多年来忍受了那么多艰辛，她为此自豪。她的皮肤粗糙坚韧，她的眼睛能看清形势。她的弟妹对此一无所知，听着听着就流下泪来。

从复式公寓的右侧门可以进入我家，左侧门通到楼上。楼前有一小片草坪，余下的景观就是易打理的水泥地了，只需把地缝里长出的几株杂草拔掉就好。我家客厅的凸窗是临街的，但公寓的其他部分都处于仅约十英尺外的一幢房子的阴影里。我们和邻居家只隔一道返潮的阴沟和一窄条绿坪。如今回想起来，我仍不理解母亲为何选择住在楼下，不但没有阳光，还得忍受楼上亲戚们难以消停的重重的脚步声。也许，母亲担心三个孩子会从陡峭的楼梯上摔下去，造成脑部损伤；在前两个家里，我们多次在楼梯上摔倒，总会戏剧性地挂点儿彩。她也可能是想方便进入水泥院旁边的洗衣棚。她有一台洗衣机，干衣机是后来才买的。有一次，我们出于好玩，就用手柄绞衣机帮她拧干衣服，然后晾到树杈形的晾衣网上。之后再干这活就不好玩了。在中国时，她有仆人负责做饭、清扫、开车和洗衣。那时，我不知道她曾经娇生惯养。她从不谈自己的过去。想必她曾多次提醒自己，她的子女会取得成功，以弥补她遭受的损失。她的女儿将成为脑外科医生，挣的钱足以照料她的晚年生活。

时至1958年，我家仍在为有朝一日成为中产阶级而勉力经营。我们已经拥有中产阶级的某些符号——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如钢琴和电视。母亲已取得X光技师的从业执照，很快便找到一份薪酬更高的工作。父亲在制造厂任工程师，同时也为上帝做工，在教堂的专职牧师休假时担任客座牧师。我们新住处的地段比过去更方便，过两条街就是糖果店，再往前一点是学校，另一方向的两街区外有图书馆。以孩子的视角来看，我家堪称完美。父母住小卧室，兄弟们和我同住靠里的大卧室，睡上下铺。电视在客厅里，这样稍有不便的是，当我们有人练钢琴时，大家都不能看电视。厨房是最宽敞的房间，也是我家的核心区。厨房一侧是冰箱和带凹槽的料理台，一端倾斜向下，连接水槽。料理台对面是炉灶，还有一个更长的料理台和带拉门的一体式橱柜，我已经长高，足以打开柜门。柜子里储存着盒装麦片，我们不喝大米粥时，就用麦片当早餐。我们在镀铬的黄色福米加餐桌上进餐，还有六把配套的椅子。墙上挂着一小幅深褐色的耶稣画像。他蓝色的双眸仰视我们神圣的天父。在每餐前，我们都一口气向他咕哝出同样的祈祷词：“主啊，求你降福于即将赐予我们的食物并让我们时刻谨记别人的需要，以耶稣基督的名义。阿门。”我们总在桌旁摆六把椅子，空椅子是为“每餐看不见的客人基督”准备的。基督也在那儿盯着彼得和我写作业。他注视着父亲撰写客座布道文，注视着母亲刻苦学习以取得X光技师执照。他眼看着我弟弟用蜡笔和掉渣的食物把家里搞得一团糟。那张桌子是移民们勤奋努力的中心。

在过中美两国的节日时，母亲和舅妈会在桌上铺几层中文报纸，在最上面摆好木砧板。她们坐在桌旁一边闲聊，一边给鱼净膛，还从虾背上拉出黑色的虾线。她们把姜、腌萝卜和大蒜切成薄片，再擀出圆圆的面片准备包饺子。母亲对父亲说普通话，但她跟舅妈闲谈和争论时讲上海话，嗓门往往很大。每餐都是无休无止的期待和紧张忙乱。到了开火烹炒时，母亲将报纸铺在炉灶旁的地板上，以便接住湿漉漉的蔬菜碰到热锅时溅出的油点子。她讨厌油脂，但你很难分辨出厨房地板究竟是干净还是肮脏。油地毡简直每况愈下——破裂磨损，翘曲不平，接缝处也渐渐开裂。炉灶和水槽下方的地板上，还有墙角处的踢脚线上都盖了一层虫胶似的黑色油污，那是几十年间住户疏于清理的结果，日积月累，渐渐变硬。那些油乎乎的黑暗角落成了“丑陋虫子”的藏身窝点。它们大概是蟑螂。母亲有限的英文词汇中包含苍蝇、蜘蛛和蚂蚁，但不包括能迅速掠过难看的油地毡，或是排成一列爬上墙的虫子。我能想象她用上海话冲舅妈大喊：“在那里！用你的拖鞋打死它。”随后她就会让舅妈出去把拖鞋搞干净。杀虫也是你作为移民不得不完成的又一项丢人的任务。

老鼠也喜欢厨房和我们的卧室。我家的地板就像是为它们铺的迎宾垫。它们咬穿了我们上下铺旁边的踢脚板和厨房水槽边的墙壁。它们咬出的洞大到彼得和我可以把拳头伸进去。我们见识过老鼠的本事。有只老鼠爬上炉灶旁的料理台，从一整条基尔帕特里克面包中打洞穿过，从头到尾，只剩下面包的硬壳。母亲碾碎残余的面包，滚成小球，里面塞了一点肉——这是为老鼠做的小热狗。父亲保护我们的手指和脚趾不被老鼠咬，向我们演示如何将这种美食装在捕鼠器上，这样一来，老鼠刚咬一口就会一命呜呼。他将捕鼠器放在水槽和炉灶旁边。我们兴奋地想要看看面包窃贼会是什么下场。我们在那晚看到的情景堪称残忍的一课。我认为，任何父母在向小孩展示某活物被压碎的身体、暴突的眼睛和顺着口鼻淌出的鲜血时，都不该幸灾乐祸。父母向我们保证，现在没什么可担心了。但老鼠仍继续光临我家。有一天，父亲在我家和邻家之间的窄条绿地上发现一个地洞。他把水管尽可能深地插入地道，冲灌了好几个小时。我的头脑中出现这样的画面：在广阔的地下洞穴深处，有一群绝望的老鼠正奋力游泳，好让胡子不沾到水。无论实际情形如何，自此之后老鼠再也没造访过我们家。

倘若母亲仍健在，她大概会回顾更多可怕的东西，可不止油污、虫子和老鼠。她会向你尽情倾诉她为何想尽早搬到一个干净整洁的新家。她还会说，为了孩子，她才甘愿违背自己的意愿，更久地忍受那个讨厌的地方。在彼得和我的学年结束之前，我们不能搬新家。

我的学校是一幢哥特式砖楼，高大的双开门通向铺着硬砖的长长的过道。我对此记忆犹新。天花板像我们教堂的穹顶一样高。窗户、门、黑板和展示柜都镶着木框。我的书桌也是木头做的，桌面因几十年间学生们奋力练习书法而坑洼不平。那些关于迪克、珍和萨利的书，书页曾经硬挺，现已变得如同软塌塌的布料，上面还有干了的鼻涕印子。我的班级由附近收入较低的多族裔组成：黑人、西班牙裔、包括我在内的华裔、日裔和白人。

新学年伊始，校长陪同一位女士走进教室，将她介绍给我们的老师。那位女士比校长年轻，但气度举止显得更为尊贵。校长对她的尊敬态度就像我父母面见医生时那样。不过，校长称她为“小姐”，那大概是我认为她年轻的原因。她的外表有些特别，倒不像著名的电影演员，更像西尔斯百货[7]商品目录中“更优服装”栏目的模特。她身材苗条，比老师更高挑。她的上衣和窄窄的裙子比校长的外衣好看，也远比老师的连衣裙漂亮。她留着短发，但不是母亲那位从上海来的物理学家朋友留的那种男士短发。现在想来，那种发型类似于奥黛丽·赫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的俏皮时髦发型。后来在我家客厅里拜访我父母的那位女士就是她。

校长私下对老师说了几句，老师点了我的名，让我跟那位穿套装的女士走。我很惊讶，起初还有点犹豫。她没解释为何单独选中我，不过，我显然不是要挨骂。事实上，由于那位女士看似身份尊贵，我跟她走时，她的一部分尊贵气质宛如仙尘般落到我身上。她带我来到一个无窗的房间，只容得下一张小桌和相对而放的两把椅子，一把是她的，另一把是我的。我不记得她如何解释测试的目的。其实，我都怀疑她是否说了“测试”一词。我想象她说的是，我们将要解开不同种类的谜题。她撕开包装纸，打开一本小册子，里面大概有二十张散发着新书气味的画页。她让我选择一个词来描绘图片。如果我不知怎么选择，只需跳到下一幅图。她离开了房间。最初的游戏简单明了。但过了一阵，我就不清楚该怎么答了。我可能猜了几幅图。十五分钟后，她回来取走那本小册子，然后又给我一本新的，向我解释如何完成下面一套题目。我已忘记那些测试的内容，只记得自己答不出时的羞愧感。后来又有更多的册子，更多的谜题。在全部测试结束后，那位女士说我们完工了，还向我致谢。我回到教室，发现老师待我与以往不同了。当我们轮流读书时，她安排我最后读，并且仿佛料到我会把字句都念对。她表扬我的读音正确，表达得声情并茂。

又过了段时间，那位女士拜访了我的父母。就在那一天，父母说以我的聪明才智足以成为医生。还是在那个学年，我惊讶地发现那位女士又来到我们的教室。她带我去了同一个无窗的小房间。那时，我已明白这些题目和猜谜游戏其实是某种测试，而我的表现则事关重大。五年间，每学年伊始和学年结束的暑假前，她都会来看我。由于我们频繁搬家，她想必侦查了一番才能追踪到我。二年级时，她追着我来到位于海沃德的学校；三年级是在圣罗莎的学校；五年级则是在帕洛阿尔托。每次我离开教室时都感到自豪。每次我回来时都感到自己令她失望了，担心她发现我每过一年都不如以前那么聪明。也许，她后悔仓促下结论说我聪明得足以成为医生。我担忧父母会发现此事。1963年，在五年级学年结束时，她告诉我，我们已共同完成任务，她不会再来见我了。我很难过。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因为我知道她想要我做什么。每年被单独选中两次的经历使我在别人面前变得与众不同。

五十九年前，一位神秘女士所说的话为孩子的父母带来了希望，给孩子增添了忧虑，那段小插曲本该到此结束。但由于写下这段回忆，我开始从更客观的角度而不是昔年的痛苦视角去思考那些测试。在缺少客观事实的情况下，我尽量回忆那个女人、那些小房间和测验内容。我以前知道她的名字，可令人沮丧的是，厨房油地毡上的油污如今尚在，但我已忘记那位曾在无意间对我的自我认知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的名字——某位小姐的名字已堕入极少用到、现已消逝的一堆混杂事实中。

基于我对她的全部印象——她的衣着，校长对她的态度，她直截了当的举止——她显然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教育人士或研究人员。既然如此，一位专业人士不大可能基于单单一次测验来预测孩子的前途。那是不负责任的。我在学校里见过那个女人十次，她从未和我谈论我的前途。她甚至从没和我说过，较之其他技能，我在数字方面尤为出色。当我们在一起时，她从不逾越手头的任务范畴。她从不大声惊呼，无论是我出色完成测验的某个部分，还是需要在某方面更加努力。她从来不提我可能会成为医生。实际上，她似乎不像是会评论私事的那种人——“天啊，你都长这么高啦”，或是“你的连衣裙可真漂亮”。我记得她态度友善，但不很热情。她会说：“尽量多回答一些问题，但如果你答不出来也别担心。”当她说我们以后不再见面时，看似并不忧伤。那么，她究竟对我父母说了什么，才使他们认为我将成为医生呢？我现在设想父亲诙谐地问她：“这么说吧，测验结果表明她将来会当医生还是会成为乞丐？”我能想象年轻女子为了保持专业态度，模棱两可地回答：“她长大后想当什么都可以。”按我父母的思路，我想当什么就是他们想让我当什么。我觉得事情的发展大致就是这样。

可是现在，有个显见的问题出现了：最初为何要选我去做测验？为什么不是教室里的其他学生？老师选我可能是因为我会配合。可那也无法解释为何我被测试了不止一次，而是十次，何况是数年间在几所不同的学校。我大概是某种纵向研究的组成部分，该研究或许与社会经济条件低下的城市地区少数族裔儿童有关。我在这两方面都合乎标准：厨房里的老鼠，油腻的油地毡，母亲和舅妈用上海话高声争论。我猜想，该研究可能与智商测试中的种族偏见有关。当时有人已开始批评说，那些测试对中产阶级的白人有利。由此我猜测，一个用于纠正种族偏见的研究项目会包含大量的学生样本，还会由研究团队来执行。每年来见我的年轻女人大概是众多研究助手之一。她也可能是博士生，为写论文而针对几个孩子进行研究。这就讲得通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或许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她完成学位要求后，就不必再见我了。

我想出了一个合理的假设，却不由得一直在琢磨那个女人和测验。这一切影响了我生活的轨迹。如果你把那些册子捆在一起，它们会组成与我的自尊心有关的教育小说。我只是略有些夸大。我突然想到，也许能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相关的研究线索，不过希望渺茫。五十九年过去了，如果此事与年轻女人的博士论文有关，很可能没留下任何记录。我选取了我认为最恰当的一串搜索词：“纵向智商研究奥克兰　一年级　1958年”。

在几毫秒内，显示出来的第一项内容如下：

对较早阅读的孩子进行的两项纵向研究，1966年

……作者：德金博士－1966年－被引述1305次－相关文章

第一项研究始于1958年9月，基于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5003名一年级学生中抽取的样本……

多洛雷斯·德金——正是她的名字。没错。在那五年里，我都称她“德金小姐”。她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多洛雷斯·德金，1958年时，她已经被称为“德金博士”，因为她已取得博士学位。这也解释了校长和老师对她表现出的尊重。我的想法没错，那些测验是纵向研究的组成部分——但无关智商、种族或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8年，奥克兰学区检视了即将入学的5003名儿童，发现其中49个孩子已学会阅读。在接受测验几十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何会进入那些无窗的房间，因为我会读书识字。

我哑口无言。原来，测验与天资聪颖、能当医生竟毫无关联。我内心的那个孩子对这场欺骗感到厌恶。这比发现圣诞老人是我的中国爸爸还糟糕得多。这个谎言几乎跟了我一辈子。我在孩提时从未质疑过父母与德金小姐会面后的说法。我从不违逆他们的期望，至少没有公然违抗。父母的期望也成了整个童年时期我成败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确信测验结果是错的。我的智商没有父母向我传达的那么高。我达不到别人的期望。每当成绩单显示我的数学比英文好时，我都会想起那个测验。当一个比我年幼的同班女生成绩比我好时，我又想起那个测验。在我十二岁时，一个非常聪明的十岁女孩极为自信地说她以后要当医生，那时我再次想起那个测验。当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们彼得长了脑瘤时，我还是想到那个测验。五个月后，当另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们父亲得了脑瘤时，我也想到那个测验。十七岁时，我提前一年高中毕业，去上大学，终于鼓起勇气在大一结束时放弃攻读医学预科，那时我再次想起那个测验。我选择转到英语文学专业，因为我热爱读书。当我对刚守寡的母亲说我不会成为医生时，她感到失望，但并未崩溃。那时，她的生活中诸事不顺。我保证说，不学医，我会取得别的博士学位。后来，当我决定放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学博士项目，舍弃我被称为“谭博士”的机会时，我又想起那个测验。当我取得荣誉博士学位，终于能将学位证书交给母亲，让她有机会称我为“谭博士”时，我再次想到那个测验。那时，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切，格外骄傲于我取得的成就，我也实现了她作为移民的梦想，为她买下一幢房子。

在写每部作品时，我一如既往地受到此前被寄予期望的影响——在作品完成时我才发觉，那并不是我原本想写的书。每当有人对我赞誉有加，不切实际地对我的能力给予表扬时，我便会想起那个测验。我会马上置之不理。我对宏伟的厚望感到厌恶。我宁愿让别人立即失望，也不想背负他们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德金小姐的测验一直跟了我五十九年。若不是被那个谎言折磨良久，如今得知她关心的只是我能阅读，我应该感到欣慰。我父母大概认为这样做没什么坏处：为何不告诉她，她将来会成为医生，给她一些动力呢？他们没有考虑后果。

我从来不缺乏执念，还因此挨过批评。我虚掷了生命中的许多光阴，执着于最终无关紧要的事。这一回，执念促使我找到了多洛雷斯·德金在1966年出版、现已绝版的书——《较早阅读的孩子》。我有诸多疑问，其中包括：一年级之初为何只有四十九个孩子能阅读？如今，似乎两岁的娃娃都会用手机发短信。答案既浅显又愚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人强烈建议父母不要让孩子在一年级前开始识字。把教孩子读书的任务留给专家吧——这便是当时的常识。被人以错误方式早早教会的那些孩子，在面对正确方法时也许会遇到困难，可能终身都有学习障碍。各学区在家长为小孩报名上幼儿园时，向他们发出这一警告。幼儿园老师在家长会上对孩子的父母反复重申同样的警告。大部分人顺从了。父母们肯定被吓怕了，以为如果家里放着书的话，自己的孩子就会一辈子尿床。在那5003名儿童中，有4954个孩子的父母遵照执行，于是德金小姐凭借顽强的意志，搜寻到另外49个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并未对子女读书的兴趣严加防范。多洛雷斯·德金的研究目的并不是管制踌躇满志的父母，而是要搞清楚早期阅读是否确如教育学家声称的那样对儿童有害。她想确切地了解早期阅读的远期影响——比如，当孩子上完五年级时，它是有害、无害，还是有益？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她的发现改变了全美国的学校对于早期阅读的看法。实际上，早期阅读对孩子根本无害。简而言之，它是有益的，尤其是对智商平平或社会经济条件不佳的孩子来说。她的研究工作颠覆了关于早期阅读的大量成见，强调儿童对文字和胡乱涂写的兴趣表明阅读会带来快乐。我在她的研究中无意间发挥了作用，我感到自豪。

在深入了解她的研究时，我的视线在大量数据中跳跃前进，目光落在那些柱状图上。研究中有关于种族群体的记录。49个孩子中，有半数几乎被均分到“黑人”和“东方人”两组，另一半是白人。其他柱状图对比了使用单一语言的家庭与使用双语的家庭，我家会被分在后一组。如果将用上海话争论与闲聊也算在内，那么我家使用三种语言。大部分家庭处于中等偏下或低等偏上的社会经济阶层。七个家庭被视为中上阶层，他们都是白人。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从那时倒推十年，非白种人在沙塔克大道上还不能租房或购房呢。非白种人都住在奥克兰市的平地[8]。我想知道我家会被定为什么阶层。我们显然不属于中上阶层，可我们会被视为穷人吗？我们住的房子——倘若没有老鼠和开裂的油地毡——会被看作体面的住所吗？父亲的教育背景和职业会影响德金小姐划定我们的社会地位吗？我的过去就在那些分组柱状图里，包括种族、智商、阅读能力和社会地位。我就在那里，在那些数字和百分比的阶梯上爬上爬下。

我偶然发现，书中有一个部分记录了德金小姐对49名早期阅读者的父母的访谈。那便是她出现在我家客厅里的原因。她请父母们从一个清单中选出孩子的特征。我感到自己仿佛找到一个装载着往事的时光胶囊，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仍未解密。父母当时如何描述我呢？他们会说我“感情丰富”吗？三十五对父母形容他们的孩子“坚持不懈”。我的父母想必也这么说我。我能想象出他们夸口说：

“只要她一开始读书，其他任何事都没法把她的注意力拉回来。这可真成问题。”

或是，“只要她一开始弹钢琴，至少有一个钟头停不下来”。

又或是，“她刚会认五种颜色，就想认识更多的颜色，所以我们只好给她买了一盒六十四色的蜡笔，当作四岁的生日礼物”。

我继续浏览清单中的其他个性特点，想象父母会怎样形容我，他们大概会高估我的优点。二十对父母形容孩子是“完美主义者”，十六个孩子“敏感而紧张”，十五个“性情温和”，十五个“严肃认真”，十三个“干净利索”，还有十一个“爱操心”。父母知道我也爱操心吗？如果他们知道，多半会将其视为优点。如果你不操心，那就意味着你不在乎自己表现如何，不在乎你妈妈有多操劳，或者你弟弟是否走丢了。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将我描述为“热切地讨好大人”。

在另一个章节中，德金小姐更为详尽地描述了针对五个家庭的案例研究。我快速扫了一眼学生的名字，我不在其中。我读了前两个案例，第三个案例是关于一个东方女孩苏珊的，我偶然间读到这句话：母亲对孩子们的音乐教育尤为感兴趣，尽管她说自己“早年就明白无法强迫孩子们爱上音乐”。

德金小姐虚化了所有孩子和家长的姓名。她当然会这么做，因为她是专业人士。我就是苏珊，她将我家归为“中产阶级下层”。对于早期阅读者而言，我的阅读水平似乎没那么高，勉强超过一年级。随后我发现，德金小姐从四十九个访谈中仅选取五个详解，因为那些案例代表最高或最低水平的阅读成果。我属于最低水平之一。我的羞耻感犹如一个孩子看到她的成绩单上写着D-。我的识字水平只是刚刚够格参与研究。我六岁时没在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大概处于“鸭鸭走路呱呱叫”的水平。

不过，我发现自己的阅读水平在研究结束时跻身前列，总算找到一些慰藉。我当然有资格被称为“进步最大的”。我看到智商评分时，再次感到震惊。我的评分还算不错，但还不至于敲响赌场的钟并宣布：“诸位，我们这儿有一位赢定了——脑外科医生！”实际上，它低于我后来接受智商测试时的得分。那么，哪个是正确的呢？都不对。我在童年时接受的所有测试，结果都被证实是毫无意义的。我在测试时总是发挥不佳。我从不选择看似明显的答案。那肯定是圈套。他们都说我擅长数学。他们向我推荐科学领域的职业。没人建议我选择可能会依赖英语语言能力的职业。

在开始读访谈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五十九年前的那个客厅：我在一旁观看倾听，既是六岁的懵懂孩童，又是具备了后见之明的成人。我想象父母身体前倾，僵直地坐在沙发上。德金小姐则端正地坐在扶手椅上写着笔记。她在报告中说，几乎是父亲一直在讲话。她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她希望了解我是如何学会阅读的。但是首先，她需要了解我父母的背景。父亲说他“在神学院刚刚开始为期一年的硕士学习”，还说他是“新教牧师，为了继续深造暂时休假一年”。我将那些字句反复读了几遍。

父亲曾为牧师——直到母亲抱怨家里穷，促使他于1954年辞职，以便能重操在中国的旧业，做个工程师，挣更多的钱。但他根本不可能请一年假。母亲的收入不够养活我们全家。他为何要撒谎呢？他说自己是物理学学士和神学学士又不算丢人。他已提交神学硕士论文，正等着学校审核通过。但他也不必向单位请假等喜报到来。再说，相较于弗雷斯诺一所小教堂的牧师，以电气工程师为业根本算不上自降身份。父亲在接受访谈时并不了解他的前途，但现在的我了解：他将一直以全职工程师为业。他渴望通过进修工程学硕士课程来提升这方面的专业水平。他去世时只差一学期就完成学业了。

其余的访谈内容也使我困惑不解。德金小姐想从我父母那里获得我的信息，但从一开始就受阻。父母几乎刻意回避每个问题，转而吹嘘彼得。他们称赞专家不让父母教孩子读书的建议。尽管彼得对单词感兴趣，也认识字母表，但他们对此并不鼓励。毫无疑问，他开始上一年级以后，轻松地学会了正确的阅读方法。他们夸口说，彼得是个“非常早熟的孩子”。每当她试图将问题重新转向我的阅读能力时，父亲就继续赞美彼得的聪明才智。我同时带着孩子和成人的心理读这篇访谈，原本满满的父爱随着他对哥哥的每一次夸奖而逐渐消减。我努力使自己相信，我曾是他最喜爱的孩子。我听说他曾被警察拦住车子，因为他对着我婴儿时期的面庞惊叹不已，结果在高速路上一路蛇行。我记得他是多么喜欢为我拍照。我们曾经一起做单词游戏。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特别的时刻，就只有我们俩。难道不是吗？那又如何解释呢？但我随即又想起最近在他的日记中找寻关于我的内容时的发现。他记录了我出生的情况，包括我的体重，“9磅11盎司”；还有我的身长，“22.5英寸”，我以后过生日时就没有任何记录了。

父亲一再向德金小姐保证，他和母亲根本没鼓励我读书。我本可担保他说的是实话。我们家没有童书。我们的书架上只有《圣经》、神学书籍、父亲最喜爱的葛培理牧师[9]的布道文、护士专业书籍，诸如此类。幸而德金小姐最终从我父亲对彼得的夸耀中找到了自己想找寻的信息。彼得刚上一年级时，将作业带回家，那是他在横格纸上写的单词。四岁的我被他在纸上做的事给迷住了。于是，我会誊抄他写的单词，然后问他：“这些是什么意思？”他不介意我这么做。我们经常一起玩，其中一个游戏就是假装上学。当我犯错时，彼得会纠正我。父亲说，“［恩美］似乎不在意受责罚”——因为我向来敬重兄长。

父亲提到彼得在客厅里布置了一个教室，还教中国来的表兄弟们如何读书。我被允许旁观。我记得此事。我曾试着教与我年龄最相近的表亲如何将中文词翻译成英语。当他说错时，我就用拖鞋打他的手。德金小姐在访谈记录的末尾评论道：此时，他又一次提到他时刻牢记［彼得的］幼儿园老师曾说，不建议父母教孩子读书，他不想给女儿［恩美］“在学校找麻烦”。在我看来，他的反应过了火。他提了三次，他为何如此重视这件事呢？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还上过其他阅读课，只是没人将它们考虑在内——我自五岁时开始上的钢琴课。我学会了乐谱上的字母C、D、E、F、G、A和B，它们代表音阶上特定的琴键，以及那些琴键发出的声音。那些琴键被写成音符，看似纸上的蝌蚪。我学过高音和低音谱号以及升号、降号。我能读出音符上的数字——1、2、3、4、5——它们与指法相呼应：在弹奏时，哪里该用拇指，哪里该用其他手指。钢琴课就像哥哥的指点一样，显然对我学会阅读发挥了作用。

不过，从始至终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我读书。父亲已经说了出来，却没觉察到。

这位父亲说他的女儿“经常胡乱涂写，甚至早在四岁以前，她就喜欢画画，再根据图画来编故事……她的想象力令人惊叹”。

读到此处时，我哭了。我读了一次又一次，仿佛将药膏敷在早年的伤口上。如果他了解我的这一点，说明他看过我的画，也听过我讲故事，相信我的想象力是惊人的。我惊叹于自己儿时的这些往事。

我喜爱绘画，喜欢按照图画编故事。又或许，顺序恰好相反。我在脑子里编好故事，再将它们画出来。没人教我这样做。在四岁以前，图画与故事是密不可分的，我画的就是故事，那便是我想象力的本质。

我打开一箱纪念物，里面装着父母的文件。我找到了父母的学位证明、留学签证、证实他们优秀人品的推荐信、大学录取通知书、肺结核的检测结果、父亲与名为A. Kuckein的男子的频繁通信（那人是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出入境部门的主管）。他们自1951年开始通信，内容涉及父母的留学签证延期、到期，注销护照，他们的非法身份，以及暂缓驱逐出境，父亲还咨询怎样才能免于被驱逐出境，以及如何成为美国公民。Kuckein先生冷峻地回答，首先必须解决非法居留的问题，才能考虑公民身份的事情。我找到父亲于1958年6月5日做好并签署的另一份文件，就在他与德金小姐会面前不久。之后还有一份申请，希望按照1953年颁布的《难民救济法》调整移民身份。父亲留的是我们位于第51街的公寓地址。在同一张薄质半透明纸上，父亲详述了他的教育背景，从1939年取得理学学士（物理学专业）开始，之后在1951年获得文学学士（神学专业），随后又于1952年取得神学学士（神学专业），并因此被任命为牧师。后来，我发现了他研究生时期的功课，他曾说在1958年9月提交论文后将成为神学硕士。他希望居留更久的原因是希望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留学签证失效了，因为他已不再是学生。

1952年：关于父母非法身份的十几封信之一

与Kuckein先生通信是一段交融了恐惧、绝望与智谋的历史。我发现了父亲对德金小姐谎称他在牧师岗位上休假一年的原因，也明白他为何避而不答我学习阅读的问题。他们是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处于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之中。他们没能阻止我读书识字，这是违反规定的。德金小姐来到我家，坐在客厅里，询问她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她曾承诺访谈内容将严格保密，但她不知道的是，我的父母时刻警惕着，避免说出任何可能让Kuckein先生抓到证据的事，避免被看成违背法规的人。因此，父亲三次声明他们了解并遵守规定。这便是他们对我和我的阅读能力避而不谈的原因。

我的执念又带我前进了一步。我想联系德金小姐，感谢她的访谈为我打开一扇窗，使我明白父母对我的期盼，也更了解我的家庭。我还想告诉她，我成了作家。我搜索到许多名为“多洛雷斯·德金”的女人的讣告。她们生前是家庭主妇，是尽心尽职的母亲和祖母，但不是拥有博士学位的教育工作者。我搜索了与德金小姐有关的文章，有许多篇提到她，却并未提及她的私人生活、住址，或是她去世与否。我又查找了家谱记录，找到了一位名叫玛丽·多洛雷斯·德金的女士，她来自伊利诺伊州。她应该有八十六岁了。我发现一个名为“玛丽·多洛雷斯·德金”的人曾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1958年还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我通过地址记录搜索住在芝加哥郊区的多洛雷斯·德金，由于年龄不符排除掉许多人。我找到一些可能的地方，但那些地方没住着叫“多洛雷斯·德金”的人。我联系了她以前的同事——曾在论文中介绍过她，还写信给为她写过介绍性文章的学生。我在脸书上寻觅姓“德金”的人。我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发布告示，说我希望联系“一位名叫多洛雷斯·德金的教育工作者”。到认为自己已穷尽一切可能性时，我终于停止搜寻。

在放弃搜寻几个月以后，我突然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发现一则留言。她说，多洛雷斯·德金仍然健在，身体还很硬朗。她还给了我联系方式。

德金小姐的形貌依稀就在我眼前。在追踪过诸多真假参半的情况以后，我将童年的琐碎记忆拼在一起。我隐约感到焦虑，担心得知某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再次颠覆我对童年的理解。我花了两周时间，终于鼓起勇气给她打电话。

那个女人接电话的声音听起来年轻得出人意料。与许多上了岁数的人不同，她的声带没有丝毫颤抖，音高和音量并无忽高忽低的起伏，也没有戴假牙导致的那种呼哨声或咬舌音。她的声音非常清晰，尽管对我磕磕绊绊的解释略有些不耐烦。“德金博士，”我开口说，“我是Amy Tan。我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我是1958年最初的四十九个学生之一。我拜读过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著作，明白您的工作有多重要。”当我停止喋喋不休时，她说：“我当然记得那项研究，但不记得你了。这些年来，我跟许许多多的学生合作过。”但我是第一批的四十九人之一啊，我本想这么说。我告诉她，我很自豪曾参与过她的研究，我成了作家。“我并不惊讶，”她说，“你开始阅读的时间早。”

随后，我向她讲述了她与我父母在客厅会面那天的情况，以及我父母此后说过的话，他们说我能当医生。我还解释了那番话对我整个童年时期，甚至是成年以后的影响。没等我继续说下去，她便打断了我：“我从没说过那种话。那不是研究的目的，我研究的是早期阅读。”我请她放心，我明白这些，因为我读过她的研究著作。我解释说，父母借此机会向我表达希望我以后当医生。“嗯，他们不该那么做，”她强调说，“那是错误的。你开始阅读的时间早，这才是关键。这才是你成为作家的原因。”

她所说的正是我需要听到的话。

┃奇趣┃

延展开来的诗歌：路

［摘自日记］

2012年2月。我在努力理解一个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我抄录了头顶上方书架上的一本诗集——沃尔特·惠特曼的《自己之歌》。摊开的第一页上是这么写的：

我不能，其他任何人也不能替你走完这条路。

你必须自己去走。

它并不遥远，你力所能及，

也许你从出生开始就在这条路上，

只是浑然不知；

也许无论水陆，它无处不在。

那些字句犹如被召唤的幽灵。我恍然大悟：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不，还不止于此：我的写作就是这样。我的一生亦如此。那是一种从未彻悟我是谁的孤独感，因为我还没发现自我，只通晓文字不足以助我发现自我。我只能借助私下撰写而非公开发表的文字，理解与领悟自己的思想和所有感受。自孩提时起，我便已明白别人永远不会理解我。

┃奇趣┃

幻　象

［摘自日记］

2012年2月。一个新词：幻象。一个理想的意象，不是替身，不是复制总统签名的机械装置，不是散播地区选情预告的政客代理人，不是对观点与风格的剽窃抄袭，也不是用十六位数字表示身份的黑客。幻象——案头的伙伴，我的灵魂意象，宛如我将在生命尽头换上的旧睡衣。那时，我终将看到最初的文字，我曾反复修改、推敲过数百万字，只为挖掘最初的含义。

第十章　致编辑的信

3/8/11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恩美、卢和邦博[10]：

刚抵杰克逊维尔市。什么样的地方？天气温暖，绿叶青葱……是打高尔夫球的好地方。

我想再说一遍，遇见你们三位真令人高兴。我知道我们是有缘才相会，但与你们几位共度的充实而优质的时光对我而言非同寻常。自从费思向我介绍“这位令人惊叹的年轻作家”，我就一直是谭的粉丝。因此，对我这个读者来说，这次会面令人格外激动。

祝好！

丹

3/8/11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丹，你好！

感谢与你和你的团队共度的美好时光，还有品尝马尔白克[11]的意外收获。顺带一提，我喜欢房间里只亮着书桌台灯的那种感觉，它营造了一种私密书房的暖意，与典型的日光灯照明的办公室形成鲜明对比。看到我的书已完工，我也感到释然。书的封面设计棒极了。

“令人惊叹的年轻作家”如今已老了23岁，正惊叹于时光带来的变化。我跟朋友们和史蒂芬·巴克莱聊起过你。他是我信赖的朋友和讲座经纪人，他的客户们经营五花八门的出版社，各等书籍齐全。各方都对你赞不绝口。

恩美

3/31/11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丹，你好！

上周，我一直在琢磨《奇幻山谷》的结构。我正打算重构，使全书不按时间顺序叙事，而是从目前的中间部分开始——黛西[12]的故事。重整顺序其实并不需要对文稿进行任何重大修订，主要就是不时转换一下话题，而这些话题将随着故事的发展而相互关联。

我有几点理由。直觉上的理由是：我感觉这个叙事声音[13]与自己最贴近。我明白这一点。这也是叙事的策略：不在开篇揭示油画的意义、作者的身份和作画的原因。另外，书中的“她”[14]隐没不现，在全书末尾联系起另外两个人物。那是她的天性在闪光。我还认为，那个声音会更容易，也更迅速地吸引读者。

小说以声音，即某个特定的意识开篇，随后转换到另一个声音，这种写法的确需要慎重。在某些守旧的大学创意写作课上，这可谓犯了大忌。但我认为，我是在铺垫读者“须知”的叙事吸引力，以便使声音间的转换水到渠成，推动故事的发展。无论如何，现在我觉得以美国女人的声音来开篇会误导读者，因为这本书讲述的不是美中文化，而是个体和境遇。故事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推进，而是以环状结构展开叙述，感觉更像博尔赫斯[15]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无限的可能性，不断重现的机缘巧合，意识到任何事物给人的感觉及其意义都不是线性的，也不遵循既定的次序，而是出于自发的扩张和分岔。

既然你尚未读过这本书，那么我不指望你能对此发表评论。但由于你现在是我的编辑，我会用自己反复推敲的过程来折磨你，而你也会愈加深切地发现，这个过程就像我在迷宫和分岔的小径之间寻找出路。

恩美

3/21/11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恩美，你好！

尽管用你的反复推敲来折磨我吧——我在这儿等你，就在某条平行的分岔小径上，甘愿受此折磨。

你打算进行的（抽象）重构，听起来将在情节线的上下为故事增添更多质感。当然，如果你真想这么做，成书后你还有机会调整——当然，这取决于小说最终写成什么样子。顺带一提，你把故事形容为“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推进，而是以环状结构展开叙述”，这可真棒。同样的还有“不断重现的机缘巧合”，以及“任何事物给人的感觉及其意义都不是线性的……而是出于自发的扩张和分岔”。说得真好。这些想法或可成为我们求索文学创作之道的一部分。

你的开心的编辑

丹

4/1/11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丹，你好！我想不出你会有和我语音通话的迫切需要，但还是附上我使用的一个美国本土号码，这个号码带语音信箱，我会收听的——在海外收到的语音留言一般都是比较要紧的事，就像我儿时对长途电话的感觉。距离使消息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成本高。想象一下，电话线延伸那么长距离，才能连上双方的听筒。

拨号方式就跟你拨打美国本土的任何号码一样。

415 729 3350

很容易记。

729是几个3连乘的结果，从素数3开始：

3×3×3×3×3＝729

注意数字3出现了5次[16]

用因数表达，看着就像这样：

3×3＝9

9×3＝27

27×3＝81

81×3＝243

243×3＝729

由于本地前置代号729后面没有其他数字，在我看来，从逻辑上说这可以用3350末尾处的0来表示。

这个网络通信号码是Skype[17]分配给我的。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哦。

用数字说话的

恩美

4/1/11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我感觉自己刚刚又考了一次SAT[18]。如有需要，我会联系你，但愿不必如此，以免扰乱你的巴黎之行。邦博可好？我猜，以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应该不用倒时差吧。

4/1/11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感谢你的反馈意见，也谢谢你再次表示喜欢我的自白式倾诉，甚至希望看到更多。我曾将它寄给一位作家朋友，他有些顾虑，认为这样写有些过头，不过仍像看《国家询问报》[19]那样蛮有兴致地读完了它。好吧，他的原话不是这样，但大意如此。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品位高雅，因此我有点担心你会觉得我是个需要提防的家伙，最好躲着点儿。

说起通俗小报，卢和我看到有一期的封面故事为“他们现在何处？”，就忍不住买了一份。他注视着封面人物微笑的面孔，当着收银员的面说：“她死了，他也死了，她绝对已经死了……”于是，他推断那些人埋在墓地里。他当真坚称自己料想得没错。收银员大笑起来！我则瞠目结舌。他们当然还活着。我知道。一份通俗小报拥有数百万富有同情心的读者，他们读着那些不幸之人的艰辛，作者怎么可能写出颇受喜爱的电视明星死去或被遗忘的残忍故事呢？《范戴克摇滚音乐剧》[20]里的那个“她”叫什么来着——还活着，非常感谢！（时下的电视节目还会起带有“dick”和“dyke”[21]字样的名字吗？）（看到我多能闲扯了吧？）

赶紧起床吧！一个全新的我，上午10点前就起床。但要先吃燕麦片。没有健康奶，喝的是30度奶酒，我们在卖通俗小报的超市里发现的。

4/1/11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现在你没法动摇我了，《国家询问报》或你的回绝都办不到。我的的确确欣赏你对写作艺术与心理的个人见解。备个记事本随时记吧！

全新的生活作息安排——听上去你似乎已彻底摆脱莱姆病了！听着也像一种理想的生活——真希望我也能写小说，可我缺少必备的耐性。

4/28/11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你在Spenders享用了周日的早午餐可真有福啊！丽兹告诉我，威斯坦[22]（她称为奥登）经常光顾那里，另一位晚餐时的常客斯特拉文斯基为她写了一个9个音符的乐旨，但愿她能找到，这样我就能带去给我的音乐家朋友们（乐队指挥、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赏玩了。想象一下听他奋力弹奏《彼得鲁什卡》的感觉吧！我过去整天播放[23]它——嗯，是在我的iPod上。我抓住一首乐曲不放，在写作时不断播放，以便能保持同样的情绪。

你喜爱古典音乐吗？如果你喜欢，随附我的一些音乐笔记：

我最近播放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我喜欢D小调！（强调这个细节只是为了开开玩笑。）所以你现在能想象出我写小说时的情绪了。“拉赫”总是激情澎湃。在我喜爱的专辑中，钢琴演奏者是叶菲姆·布朗夫曼——郎朗也演奏过此曲，他们二人的现场演奏我都听过，但在听布朗夫曼演奏时，我汗毛直立，泪流满面，最后情不自禁地跳起来，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起立热烈欢呼。

一次，我们在顶楼上举办即兴派对，在场的有四位钢琴演奏家、两位歌剧演唱家、一位爵士乐歌手、一位说唱摇滚乐作曲家兼歌手，还有一位歌剧作曲家。那并不是一场音乐派对，但其中四人自发演奏起来。我不觉得这次有哪位音乐家要来。我想起自己六岁时，在教堂举办的才艺表演上第一次公开蒙羞，现在我认识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有些惊讶。

4/28/11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亲爱的感伤者：

同样的乐曲／同样的情绪和心态，这种做法很有意思。我在播放列表中听过某些古怪的音乐，比如当代意大利音乐、法国流行乐、古巴音乐、萨蒂／米约的音乐。我喜欢古典音乐，但爵士乐听得更多。这周末我会把笔记过一遍，做一个正在播放列表。

提醒我跟你讲讲采访奥登的事。

刚做了牙根管治疗的

D

5/26/11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好吧，我承认我可能会在城里，其实是来参加丽莎·蓝道尔[24]的派对。我答应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结伴前往，之后乘火车到华盛顿，我将在那儿领一个奖。

但是The Moth[25]举办的这个活动，无关我的个人定位，纯粹是时间不合适。我知道这就是你所需的全部答案，你也肯定会理解，但等我们谈到这个社会时，我要把所有理智的和疯疯癫癫的想法都倒出来。

帕德玛讲的那种故事[26]，需要花时间才能整理出来——我有许许多多小故事，但我需要在它们的基础上创造口述故事的脉络。口述与书面不同，我全程都需要锚钩来固定脉络。对于记忆力有问题的人而言，那就意味着在头脑中为每处转折点构建意象，外加紧凑的出入口，要知道在哪些节点变换叙事的速度、语气和遣词造句的方式。我必须了解脉络通向何处——我认为口述的故事需要宣泄口，如果我错过了宣泄口，就像在解释一个笑话。

因此，正如他们所说，完成这些事需要排练，演习，严格控制时间；而限时会对我造成压力，能要了我的命。我宁愿牺牲些写作时间来整理衣橱，也比编故事要好。编故事让我走出我的小说，它需要同样的脑力劳动。

如果我同意编故事，我得为此花上一周甚至更长时间，这会令工作时间受损，我会为自己竟同意做这种所谓的容易事而恼火。我知道，我给你的印象大概是能轻松地抖搂出许多故事。我也确实能通过电子邮件，在几分钟内发给你一个故事的零碎花絮。但当故事被公演，从而成为戏剧时，就会呈现严肃的形式，像任何短篇小说那样需要花许多时间塑造。它必须结构紧凑，组织起来不费力，自然如随性而发。故事越短，我要下的功夫就越多。当我兴之所至，谈论起某事时，我的心灵自由得多。我在大学的演讲和系列讲座是多年苦工的结果，看似是即兴完成的，浑然天成，但其实并非如此。我能脱稿演讲一个小时。

现场表演最糟的部分是：结束后，我分析思考自己的表现，为此由衷地感到恶心，因为差劲的方方面面我都想起来了。我讨厌自己的演讲被挂在TED网站上。我根本看不下去，真想把它从网上撤掉。

若是在几年前，你可以让我穿着小丑服装表演马戏，我也肯定会同意。过去，我经常为所有人破例，多年来总惹上麻烦，这就是我出不了书的主要原因。歌剧应该容易写吧——根本不必下功夫！结果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我接受了数百次采访，因为他们前来恳求说，这位或那位采访者自称，除非我接受采访，否则那档节目就不做了——“你得接受采访！这可是《纽约时报》！”结果耗费了我好几年时间。后来我在Chronicle Books出版了一本关于制作歌剧的书。之后，有位男士为歌剧拍摄了精彩的剧照，要我写个前言。接着又来了一部与歌剧创作有关的纪录片，需要在旧金山和中国录制拍摄。

近五年里，我还做过一项“容易的”差事——《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我担负主要工作。我为此去了贵州的偏远乡村，走进贫困农户在大山里的稻田。在那里，我与风水大师们一起吃神奇的吃食，帮助“被鬼魂缠身的人”。在那里，我坐在给客人的小凳子上吃一日三餐，谈论某个死于火灾的男人的“幽灵”，那场大火烧毁了五分之一的村子。我在那个村中前前后后住了大约三周。写下那篇4000字的文章花费了几个月时间。那段经历美好充实，我并不后悔，因为它丰富了我的生活，而我也正需要那种生活来进行创作。

不过，我还得完成一部小说。

5/26/11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接连数月，我饱受各种公共活动的折磨，为演讲或短文起草了上百篇稿件。活动一结束，它们便立即湮没无闻。坦率地说，最舒坦的夜晚莫过于我在一天终了时发现自己忘了制订计划。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出去吃晚餐，又匆匆写下这首打油诗（完全是为了押奶油培根酱[27]的韵脚）：

角落里的就餐者

桌子在房间一角，我的桌子，52是桌号，

除了新换的电子产品，就餐的我始终形影相吊。

只此一刻。只此一夜。倘若成名的代价当真

是不再隐逸无闻，别了！喝彩。别了！掌声。

这家餐馆就在邻里，我被迎回熟稔的旧座，

领班不在，衣着朴素的女招待，一声“欢迎回来”让人快乐。

特色菜是黑板上用粉笔写就的寥寥数语，

黑板倚着斑驳的墙壁。今晚有烧烤剑鱼，

还有铸铁锅里的贻贝和甘蓝配奶油培根酱。

我拥有所需的同伴——小说和近日的邮件，

愉悦的晚间消遣。独自一人，无以对白，

唯有餐盘与我，食物和酒水，

自我与灵魂的独白。坐在此处简直爽到不行，

墙角的52号桌，只有我和自己，互不宽恕却很清醒。

5/27/11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我喜欢你的诗！我也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桌号，当我需要在精神上逃离时，就能一直想着它。上周六的法语课后，我去了渡轮大厦里一家颇受欢迎的餐馆，坐在吧台上吃了一顿越南风味的午餐。我在这里也是默默无闻的，但没有桌号。也许我是17号座吧。

我感觉自己大多时候都默默无闻，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却还嫌不够，比如在公共洗手间里。不过，我今晚没有默默无闻真好。我去观看伍迪·艾伦的新片。赶到放映室时，有个染了几缕红发的好事者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已回复请柬，但已无多余的座位。他把手朝另外四个神情失落的人一挥，说没座的可不止我们。我们刚要离开，有个女人从放映室出来，发现我后招呼道：“Amy？”她示意我稍等，随后又走进去。几分钟后，她走出来示意我进去，恰如仙境中的兔子[28]。我招呼卢过来，可是那个染了红发的家伙警告他别进去。不过，我们飞快地冲进了放映室，被引到座位上。那个家伙跑进来，说我们没有门票。接着，“兔子女士”跟他说了几句，他就走了。

因此，虽然没有52号桌，我也很高兴；没有剑鱼，没有高汞鱼，但甘蓝是我钟爱的食物之一。

影片妙趣横生。我左边的陌生人对我右侧的男士说他“觉得没意思”。在影片开始前，他们连珠炮似的发表影评，你一言我一语，把我夹在中间。这两人我都不认识，但我感觉左边那人是个书呆子。影片里也有个类似的书呆子，所以我认为他是不喜欢别人把他塑造成蠢货吧。

看完放映后，我买了一大袋爆米花当晚餐。

17号座

7/3/12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丹，你好！

你真是大好人。

我常记起费思在我陷入窠臼时说的话——通常是因为故事让人没有“感觉”。我扔掉了几百页让人没感觉的差劲开篇。它们躺在车库的塑料垃圾桶里。我不忍见到，亦无法重读它们。它们就像我无法遗弃的婴儿。

我确信自己能从更理智的层面看待这次的叙事者。举例来说，这与浪漫主义有些关联——比如19世纪油画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在我看来，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物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掌控他们日后的决定来说。也许，她理智（且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使她太没同情心。然而，有些章节的确关系到她无能去爱，或至少无法表达爱，她还质疑自己是否真正被人爱过，这便是薇奥莱的疑问。

或许我告诉你的已经太多了。这样你会有偏见。

作为编辑，你或许能给我建议。你可以让我删除关于她的章节，重新写些别的。我需要的是驱逐令、摧毁房屋的龙卷风、纵火案、挚爱者被人谋杀……所有事情你都该放手却又欲罢不能，直到有人将你扶起，令你恢复如初。

xoox

A

7/6/12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亲爱的Amy Tan：

“大好人”——不尽然。我知道此书对你很重要，而成书过程中又受到生活中许多事件的影响。作为回应，我不认为你此时应重读旧素材——相关的剩余素材，你提炼过的内容，想必仍在你心里。但要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未被钝化的眼光来看待你拥有的素材呢？（我是指你的眼光。）

说到“感觉”，我不觉得你对这些人物及其处境和故事缺乏强烈的感知。有人会说，对某事的过度感知也会造成俗套。想想我们因痴迷于青涩的爱情（无论在什么年纪）而陷入的俗套吧。再想想塞林格对“多愁善感”的定义吧……

枯燥乏味的声音则是另一码事，多下点功夫，再加上敏感的耳朵就能解决。我乐于把耳朵借给你，我将洗耳恭听，我的耳朵惯于聆听伟大而骇人的散文和诗歌。

如果你担心理智和冷酷，我敢肯定你有办法向我们证明热度的确就在那里，让我们透过缝隙一窥那种情感，也就是说，让我们读者发现书中人物隐藏的、不想暴露的某种东西，甚至是对她自己。哎呀，我希望这听起来不算太抽象。

至于那两章，我还没读过。我现在就读，以免被继续搁置。

顺带一提，我素来不带个人倾向性，编辑小说时有些例外。

丹尼尔·哈尔彭谨上

9/23/12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恩美：

附上我的批注。首先是概述，接着对章节逐个进行批注。周一你应该会收到经过文本编辑的文稿，将通过UPS快递到你家——如果那个包裹周一没到，务必马上通知我。我请助手用更清晰的字迹汇总了所有批注，尽管最后通读时我又用红笔进一步补充了批注。我认为标注得都很醒目。

正如我一直说的那样，我很喜欢这本书——感觉自己一连数月置身其中，以至于书中的人物成了我生活中的人，书中的风景成了我住过的地方。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都意义深远，诸多主题纵横交错——家庭、母女关系、形形色色的生活哲学、混杂交融的文化，还有围绕到达与离别的潜在主题。

这真是一部好书，我希望随附的建议能使内容成为有机的整体。

9/23/12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此前，你发表意见太少了，只是在我停滞不前时给予我美妙的赞许，使我能够继续前进；而说到那些令我受阻的原因，你的表述比我感觉到的更加连贯和清晰。直言不讳地说，在我收到这些批注之前，我曾怀疑要使你满意是不是有点太过容易。可如今我发现，你始终在思考如何使这部小说能更好地实现其潜能。这一点待会儿再详谈。

我也很感激现在收到这些批注。因为它们不仅在丛生六年的荆棘中开辟出一条更清晰的道路，还为我如何利用时间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在邦博死后的头两天里，我痛哭不止，睡不着也吃不下。我把用于维持生命以外的每一丁点儿水分都哭干了。我感觉我的体重已降到102磅，看起来形容枯槁。我播放邦博的录像，看遍了我为它拍的照片，可真不少。我跟谁都不说话。两天后，我终于起身下床，在卢的坚决要求下走出屋子，来到花园。那天天气很好，我种了花，又修剪掉所有的枯叶——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它的喻义。我在一只进入院子的橘猫身上寻找意义，它径直走向我，蹭蹭我来引起注意，想逗我抓挠它——就像邦博那样。在我修枝剪叶的两小时里，猫咪就陪在我身旁；当我完工时，它便倏然离去。在过去18个小时里，我都无所事事，要么在脸书上发发帖子，流着泪看邦博的录像，要么在Netflix视频网站上观看《唐顿庄园》的重播。

再回到批注。我由衷地赞同大部分批注、问题和建议，有些内容我不能表示同意只是因为我没能完全理解。令你感到困惑的某些话语，其实与后文的变动有关，前面还没写出来。

我完全同意叙事上存在明显的漏洞——主要包括薇奥莱的性格、肥皂剧般的跌宕情节、弱化了角色性格的刻意雕琢，还有叙事方面的遗漏之过（我删除了之前版本中的某些内容，因为它们会绕路或是将人带进死胡同）。你对“夜行书生”[29]的一条评论使我颇感有趣。我记得我对你说过，书中应该减少“性”的内容，于是我将某些情节拿掉了。可我记得你说多多益善——这使我感觉你欣赏情色描写。因此，我又将“夜行书生”加回来。顺带一提，“夜行书生”是基于对妓女从业经历的调研写成的，可以参看画册和同时期情色小说中的描绘——假使你相信的话。我有些好奇为何你在读Byliner[30]版本时没说应删掉这个角色。是否因为你尊重沃尔特作为Byliner出版社编辑的地位？沃尔特只是略微润色了一下——仅修订了寥寥几行。

关于佛斯莱特[31]，正如我在之前的邮件中所说，我确实认为可以删掉他的早期章节，他儿时与薇奥莱的会面也可简单、快速地嵌入薇奥莱的叙述。我早先写下这些是为了给自己营造长三书寓[32]的氛围。后来，我在薇奥莱的早期章节中更多地描写了书寓的情况，因此，佛斯莱特的章节就变得多余了。但我为了好玩还保留着，我觉得你也许会发现我对一个小男孩差点开苞的想象挺有意思。

感谢你对人物的评论。过去经常困扰我的是，我倾向于将人物写得过于卡通和老套，力图写出既轻松又复杂的情节。这些也是我最近一本书的主要缺陷。在我的头脑里，故事一开始总跟原来想象的不同。我觉得，我以后就该迅速把故事讲完，将具有先天缺陷的文稿寄给你，以便在最初阶段就能得到你的反馈意见，避免在泥淖中艰难行进，越陷越深。你认为叙事更顺畅的章节都是我迅速写就的——几乎是倚马可待。

我现在的计划是，首先要新买一台打印机。我感觉自己害怕看到写完的文稿，逃避的借口就是我的打印机坏了。我敢说自己精于逃避之道。邦博临死时我就在逃避现实，尽管我知道问题已很严重。我不肯正视那种可能性，却又心知肚明。逃避和无知是有区别的。

第二点将与第一点同步进行，那就是重读小说——啊呜！——这样我就能带着更清晰的理解和视角重温你的批注，而不是雾里看花上百次。

第三，我将借助你的批注整理出一条新的叙事脉络，说明哪些问题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解答。当然，这就会出现平行的人物发展和背景，无论是历史演变、环境，还是社会规范，例如：人们对混血儿的看法。我想摆脱结构松散的感觉，因为松散的结构缺乏叙事吸引力。

我记得以前提到过，我卡在了关于路路的那章。我写得太生硬了，而且她极不讨喜。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她不可爱，那你真该看看过去的她，那时她简直令人厌恶，恨不得彻底删掉。也许让她休养一阵，我便能再次看清她，明白如何能使她的性格更可爱。然而，她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就是那种性格，我可能会发现要改造她其实很难。描写她得知薇奥莱还活着时的反应大概能起点作用。失去邦博虽然让我难过，但也发人深省——倘若我得知它起死回生，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不知我是否告诉过你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还有我真正想达到的效果：我强烈感到自己需要了解上几代女性对我性格的影响。我传承了母亲的哪些方面？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但我也很好奇，想更多地了解外婆，她的天性、个性，以及对待机遇和逆境的态度——这些被传承下来，再想想我们所处的境况有多大差别。我认为，一些点滴细节被掩盖了，母亲从未发觉。她有照片，但她只把它们视为她母亲的照片而已，此外再无其他。她认定母亲遭人强奸，但在那个年代，寡妇情愿再嫁就等于掘她亡夫的坟墓，因此这会不会是必须杜撰的故事呢？我有证据表明，外婆在家中颇具影响力。

这些就是我最初的反应和惯常的题外话。

我敢肯定，以后还有更多要说。

再次感激不尽！

A

9/28/12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恩美，你好！

抱歉这次回复迟了。正如我昨天所说，我想琢磨一下你的回信。那么——首先，赶紧恢复饮食吧。只有你超过110磅，我们才能见面。我指的可不是在哈勒姆区。我希望你继续和橘猫保持联系……

你信里的所有内容都合情合理——对许多不太重要的问题给出了很好的回应。至于你不理解的那些内容，欢迎随时把问题用邮件发给我。等你来了，我们可以当面讨论。既然你那么说，我猜某些地方让人费解，是由于书中后来的变动没有体现在前面的章节里。

在我看来，薇奥莱的性格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本书是她的故事，她还需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她经常模糊不清，甘愿随波逐流。与她的母亲不同，她似乎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导致其动机不明。当故事的主导叙事变得更突出、更清晰时，情节的反复自会消失。那种反复的确会减损创作的效果，分散各种原本壮观的场景描述。

我将重读“夜行书生”出现的段落。我觉得应该保留，只是不要太多。我同意删除关于佛斯莱特的章节。

你说自己倾向于将人物写得“卡通和老套”，这就怪了，因为大部分时候他们都远非如此！是不是过度修改有一种刨平效果，抹去了人物个性的棱角呢？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意识到了。也许就像你说的，你应该更信任初稿。不必一蹴而就，但亦无需踯躅过虑。

你的计划：

1、新买打印机！我可以划出一部分阶段性稿酬给你。我明白你所谓的“逃避”，但正如阿里所说，你可以逃跑，但是躲不过去。[33]

2、在我看来，你用新买的惠普打印机打出清晰的文稿后，最好立刻通读。通读过程中你自己做些批注，或是边看文稿边读编者批注。我不确定哪种方法效果更好。

3、我喜欢这个主意：整理出一条新的叙事脉络。拥有确保你不偏离正轨的框架，似乎是井然有序推进工作的最清晰方式。这样做势必对人物发展和背景材料（历史的、社会的、种族的等等）有所帮助。远离任何类似松散片段或插曲的内容，许多方面会因此改善，强有力的叙事吸引力将明显有所助益。

我想指出一件事，这相对复杂。既然书已写完，我怀疑“强烈感到自己需要了解上几代女性对我性格的影响”对你是否仍有益。不论那方面的素材是否真的提供了支撑此书的叙事鹰架，如今既然书已写成，外部支撑架也该摒弃了。你写成的书和你希望写成的书——真实地讲述我正在寻找的渐变关系、矛盾心理，以及我固守不放的家族神话，我于其中灵光一现、喜出望外地悟出自己是谁——这两者是否可能存在差异？或者说，在我看来似乎如此。

欢迎随时发给我你的“快剑”，只是别刺向心脏。

丹

9/28/12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好极了。你的答复足以让我探究如何从整体上进行修改。人物要更有分量，但不同人物所占篇幅不必相等。

不要将个人的知晓需要作为小说的推动力——这的确堪称洞见。我觉得这种需求使薇奥莱具备了两种动机，而非一种明确的动机，结果导致她的动机模糊不清。即便要删掉，我也仍对身份问题感兴趣，当然，这也会引发关于身份的个人疑问：我们所说的身份是什么，环境和出身决定的是什么，什么是可以改变的，突然的变故如何影响我们，我们最终如何看待世事的发展方式或规律。信念如何影响我们为人处事，信念是否可以改变，什么是构成信念的基础，什么是无法改变的，由社会强加的双重身份如何影响个人对自我的认知。这些是心理层面的问题，情感层面的问题则变为指南针，它们诚实却不可靠，具有自我毁灭的力量。年龄如何影响我们的所有欲念？我们会在哪些方面妥协、接受或放弃，在什么事情上虽知不会有实际结果，却仍念念不忘、孜孜以求？

10/2/12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补充：并非杂言碎语——我不停地追问自己，究竟为何要写一部如此臃肿冗长的书。页数太多了，我觉得打印机打的甚至比我写的还多。而且，版面格式还不一致——没有行间距，页面底部空白较多。我想要调整格式，但还是放弃了。

让薇奥莱及早知道她父亲的事，果然让故事改进许多：她起初认为父亲是白人，已经去世了。之后我更早地令她得知他是中国人，而且还活着。但我也在努力控制新素材，新写的不能多过我删除的。整部书简直像是中国的战乱史。

这次修改时最愉快的部分就是删除整章整节。如此容易。我删除它们时颇有成就感。只消敲一下键盘，按一下删除键。

噢，有件事我本该问你，可从没问过：你想让我在带标注的底稿上注明我改的内容吗？我已开始那样做，却又不可行。那样的话，我就得写下新增的句子，以替代被删除的整段文字。请别告诉我你需要我这么做。带标注的底稿简直是一团乱：满是我字迹潦草的批注，还有一长条、一长条的删除线。

10/2/12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哇，我想真是这么回事……我稍后会看看手头的书稿，我这儿还真有一些呢。但我想尽快答复你关于底稿的疑问。我认为最好不要担心纸质底稿，只要提交一份清晰的即可，以便我从头至尾重新读一遍。我不用看你的修改记录，读的时候我能觉察到它们。

1/17/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母亲、弟弟和我从西班牙乘船去了丹吉尔[34]。这个城市的水源相当充沛，可我记得它也有沙漠地带。为了吸引游客，该市进口了一些沙子、一头骆驼、一匹昏昏欲睡的驴子和几条眼镜蛇，假造了一个露天市场，让我们这些游客“在沙漠中讨价还价”。

你能信吗？我妈真的让某个陌生人将眼镜蛇缠在我脖子上。她信任那个家伙，因为他站在沙地上，这就意味着他可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没准会被咬死。再说，我也可能从骆驼上掉下来，造成终身瘫痪。我大概会像斯蒂芬·霍金那样口述我包罗万象的理论，关乎意识清醒状态下的痛苦与不幸。

更糟的是，那头驴子有可能把我的脸当成橄榄球，踢进一个三分球。那样的话，我就会描写瘫痪的状态和一张别人不忍看的脸。我将再也离不开精神科病房，并且由于整天不能做别的事，粗制滥造100本关于自己的恐怖小说。你不会愿意出版其中的任何一本——不会有人想读没完没了的自怨自艾。我的确会在清醒的每分钟里都怜伤自己，因为我的生活有可能毫无幸福可言，我有可能自17岁起就被永久收入精神病科，也不会去读大学，那么我就无法在女子联谊会举办的谷仓舞会[35]上邂逅卢。这一切都是因为母亲和我相信丹吉尔是一片沙漠，而所谓的“沙漠”其实只是几桶沙和几条蛇，还有迷惑了母亲的吹笛人。

1/17/13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丹吉尔的沙子听着像鲍尔斯[36]的故事……不过，丹吉尔并没有沙漠。

2/13/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关于芙洛拉的性格：我和一位心理医生讨论过（区别在于：不是我的心理医生——我没有那种按小时付费的心理医生）——好吧，也就是说我和诸多心理医生朋友中的一位讨论过，内容是关于三岁半的孩子痛苦地与母亲分离。由于这一创伤，孩子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长期表现呢？答案是：糟糕。非常糟糕。即使妈妈只是离开一周去了夏威夷，孩子在某段时间里也会表现出焦虑、猜疑和坐便盆方面的退步。一周？？？但眼下的问题可不是一周，而是十分粗暴的遗弃！如果突然间被迫永别，又被丢给极其可恶的人，后果如何呢？芙洛拉真是可怜的姑娘。那时还没有自杀咨询热线，对吧？只能去找牧师、拉比、村中的长老和萨满教巫师之类的人。

我尚未决定她的现实危机：是自杀、堕胎，还是其他的毁灭方式。我一开始为何没意识到这一点呢？猛拍下脑门。我在某个层面想到了，却忘了我内心深处的一大块内容：我的母亲九岁时失去了她的母亲，眼看她在蓄意吞食过量鸦片后死去。这件事对她的终身影响是无法摆脱的困扰、持久的焦虑、遗憾、愤恨与不合情理的期望，这些也都让我吃了苦头。母亲不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她一生直至晚年都有自杀倾向。她在风烛残年时精神错乱，突然变得快乐无忧。芙洛拉可不是快乐的孩子。

我还有个顾虑：新增的文稿有多页，我不知你在通读之后是否会认为需要更多的修改。我担心也没用。这更多地关系到你如何安排时间，不由我安排。你也许会觉得新内容无聊乏味，或是过于简略。最起码，我认为这比你找找哪里需要进行文本编辑更费心。比起修改前，我自己对现在这几页满意多了。不过你呢？

2/13/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丹——你爸妈离开你去拉斯维加斯，对你造成伤害，而你成了编辑和诗人。你怎么会看不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呢？大多数人或许不会察觉，父母去一趟拉斯维加斯对年幼的孩子产生的影响。短期内需要有人多搂抱他／她（焦虑）。当月第二次离开：尿床，但不会持续一辈子。第三次：诗人深恐有朝一日终将死去，在电梯里也是如此。我敢肯定，如果你的父母就待在家里，跟你一起看《埃德·沙利文秀》，你将会成为快乐的汽车修理师。列侬姐妹[37]，耶！在清仓甩卖时，你会很现实地将碰巧看到的棺材买下来。为将来做好储备！

我本该说明，自己抛出的那些问题只是我弹球式思维的例证——在我脑子里飞来飞去的就是这种玩意。我击中一个弹球，它按照不同角度飞滚，之后我又击中它。就这样没完没了。因此，在你看的那一版里，根本没提1926年的薇奥莱和密涅瓦，现在的版本里有。佛斯莱特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我很高兴你认为那样写好，流产体现了戏剧性，芙洛拉记起来了，还找到了那封信。

其他想法：我有一种感觉，与某些读者想看到的小说结局不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会学习怎样才能不自私自利，但或许在一闪念间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自私的，又或许会可悲地变得更不自知。你如何治愈某人的自私呢？把他送到特丽莎修女学校去？自私心理涉及某些很深层的东西。它和爱洁净不同。因此，密涅瓦想知道如何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却无能为力。还有陆成，他似乎在做正确的事，可其实从来都不是。但这也留给我一个问题：芙洛拉与薇奥莱相处时／相处后，在意识、举止与行动方面有多少改变？

你喜欢这本小说里的惠特曼的《动荡的岁月》[38]，我可真开心。这本书里的一切，都在探讨“你是谁”的问题。

动荡的岁月急卷着我不知去往何处，

你们的图谋、权术失败了，路线垮了，实质的东西在嘲弄我，使我迷惑，

只剩下我歌唱的主题，牢牢据守的伟大灵魂才不躲不闪，

“自我”永远都不能垮——那是最终的实质——

一切之中唯有它确定无疑，

在政治、胜利、战斗、生活中，最后终能留下什么？

一切场面上的东西都粉碎时，

除了“自我”还有什么确定无疑？

薇奥莱[39]自幼便形成一种“理论”。我不知你会不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但她称之为“纯粹的自我”，决意不因别人认为哪样更好而改变自己，她很精明地把握时机，宣布她是为了学琴才截掉多余的六指，大家都在议论此事，以弹钢琴为由真是最好的回答。她时而认为别人会使她平庸无奇，或是——没准更糟；时而认为她已然平庸无奇，因此别人才想改造她。无论如何，她都一心想“成为纯粹的自我”。

你认为孩子长到几岁会有那种感觉？你有过那种感觉吗？我想到这一点是不是有点儿怪诞？还是你的父母更甚——“无论你想怎样，丹尼[40]！就做你自己！”没人让我成为我想做的那种人。

那么，我们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2/13/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你所谓“劳伦斯[41]式”是何意？差劲？粗鄙？过火？还是，“噢，请呗”？过多心理上的自我关注？我16岁时在《儿子与情人》中读到的那个场景——有米丽娅姆（她是叫这个名字吗）——是什么来着？我记得这对情人站在篱笆旁边，酝酿着两性间的紧张与躁动。就是这样。是我吸收得太多以至于如今变得过于“劳伦斯式”？是不是有太多内省式的性冲动、狂热的自新和“混蛋，妈妈”？在过去25年里，作家小组的成员和莫莉一直对我说，我写不出得体的性爱场景——我确实没写过。又或许我写过一次，后来有人说我写得不好。现在，我确实在琢磨要怎样才能写一篇不那么差的。我认为，真实的性爱场景中会不断重复这两句话：“感觉真爽”和“别停下”，外加一些不正经的感叹语，可能还有叙述性的评论，认为他或她并没有真的在思考存在层面上不同寻常的事或精神上超然物外的事。其实，只有当性爱表现不佳时，人才会内省，内心的想法可能包括：“这简直是大错特错”，或是“这家伙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又或是“这条狗干吗汪汪？”。事后或许会出现顾左右而言他的评论，或是给死党写信剖析：“太逊了，路数也不对”，或是“他绝对不可多得”。

2/13/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没关系。我删了。那段很差劲。

2/13/13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我喜欢惠特曼，今天在回家路上还谈论他呢。一边是惠特曼，一边是狄金森——其他所有诗歌都介乎二者之间，除了史蒂文斯、叶芝和艾略特。

最小的嫩芽表明，死亡其实并不存在，

即使真有过死亡，它也是在引导生命前行，而不是在生命的尽头等着将其终止，

一旦新生萌发，死亡就将结束。

一切都向前、向外延伸，没有什么会崩塌，

死去不像任何人想象的那样，

它更幸运[42]。

2/13/13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我正在读这首诗，令我忧伤的是，它是那般真实。

蝴蝶中的一只

W. S. 默温

快乐的恼人之处在于时机

它能毫无预兆地不期而至

在我意识到它之前又倏然消失

它能站在我面前却不被认出

而我的思绪正徘徊在另一个时代

另一个地方，或是某个人那儿

——多年不见且此生不复再见，似乎

直到现在我才珍惜过去未曾留意的欢乐

尽管它始终够不着、捉不住

既无以名状，又无法唤回

而倘若我能随心所欲地使其逗留

它又将会化为痛苦。

3/3/13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那天晚上，他记住了我身上的地形：我四肢不断变化的周长，两个挚爱的点点之间的距离，低洼，酒窝和曲线，我们两颗心紧密相偎的深度。我们一次次结合，分开，结合，又分开，这样便可享受深深凝视对方双眸的快乐，之后再度陷入彼此。我陷在他的身躯里睡着了，他则用双臂裹住我。平生第一次，我感到自己真正被人爱。

半夜里，我感到身后传来一阵颤抖，接着又传来三次轻微的颤动。我转过身，发现他正在哭。

“我好怕失去你。”他说。

“你为什么现在会怕这个？”我轻抚他的额头，吻了他一下。

“我希望我们深爱对方，心灵被饱满的爱情撑得发痛。”

3/3/13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这是谁写的？

3/3/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一个字也不能改。

3/3/13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对，不能改。

3/3/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哈哈，没错，是我写的。我曾一度考虑删掉。很高兴你喜欢。

3/3/13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这段情节很美。你为何要删？我当然知道是你写的——它在你的书里，是另一个谭恩美写的书。

3/3/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我读自己写的东西，过段时间，就分辨不出好坏了。那一段情节曾经在我看来有些老套，可我却保留了真正老套的其他内容。直到我把它搁下一阵之后，才发觉这一点。那时，我留下的内容真让我目瞪口呆。

4/30/13

收信人：恩美

发信人：丹

我知道，（如果早谋面）我应该会喜欢您的母亲。

书从来都写不完，只是作者抛弃了它们。迫不及待想要庆贺啦！！！

4/30/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书从来都写不完，只是出版商突然从你手中把它们给抢走了。

6/20/13

收信人：丹

发信人：恩美

除了感谢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向Ecco出版团队的诸神跪地谢恩。我虽是作家，可除了陈词滥调之外竟无以言表。我喜不自禁——不胜感激，激动不已。我感觉极佳，备受支持。跟对了团队使我增强信心。我爱Ecco的全体成员。他们满腔热情，精明能干。所以——再出两本书吧。这次，我们会非常愉快。关于媒体发布活动，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预告小说的题目是《欲望的回忆》。非虚构类的作品？《故事背后的故事》怎么样？

或者，《亲爱的丹》如何？

第十一章　英文书信

母亲的英文写作技能与她的口语能力相近，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父亲会处理需用英文书写的任何事务，从为他们的移民身份问题致函司法部，到每年圣诞节自我吹嘘的书信。

但在父亲因长了脑瘤而无法写字以后，我就成了母亲的秘书，第一份差事是给寄来鲜花或吊唁信的人写感谢信。那时我十五岁，对家里出的事感到既愤懑又惊恐，最不想做的就是感谢别人的吊唁和慰问。为了完成这项差事，我不得不一边听母亲口授，一边在脑子里进行大幅度的修改，然后才能将她想表达的大意落在纸面上。对她而言幸运，对我而言却不幸的是，我们的笔体风格几乎完全相同，仿佛我遗传了她的倾斜字体，遗传了她写大写字母的方式，写字母t上那一横的笔法，还有写n和m时的隆起。我只需稍加练习，帮她签名时就能以假乱真。在写感谢信时，我用的是殡仪馆提供的信笺，开头是：“我们真诚地感谢您的慰问”——被预印成固定形式的“真诚”，显得毫不真诚——这就是我十几岁时愤世嫉俗的观点。我们坐在餐桌旁，桌上放着一堆信。我们每次拆开一封，就由我高声念信。当信中提到关于父亲或哥哥的美好回忆时，母亲就会潸然泪下。那对我是一种折磨，我只得竭力掩藏情绪。然而，母亲却欢迎各种让自己悲恸的新理由。之后我会写回信，开头通常是：我们感谢您表达慰问并出席葬礼。随后，我再附上一些内容，母亲认为这样会使每封信带有个性化色彩：我将始终感激您细心周到地建议恩美在这段困难时期如何帮助我。或是，我们感谢您送来美味可口的砂锅菜。又或是，您对我儿子的美好回忆温暖了我的心。我觉得写下这些一本正经却毫无感情的文字令人极为痛苦，仿佛猛击在瘀伤上，好让它一直瘀青下去。后来，我还得写长信，给银行和许多其他地方，通告父亲的死讯。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突然发现了一块通灵板[43]，那是学校里的朋友带来的，想预知我们将来的结婚对象是谁这一重大问题——我未来的丈夫是一个住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名叫加福克的陌生男人。父亲在世时将使用通灵板视为渎神，认为这无异于在对魔鬼讲话。然而，母亲却把它当作某种速记工具，用它记录和传递与天堂的通信。她早已感到我拥有与鬼魂交谈的隐秘能力，认为我应当运用这种才能和通灵板，跟父亲与哥哥彼得交流。她说起此事时，我记得当时我胃里泛起一阵恶心。问问丈夫的姓名只是开个玩笑。可对母亲而言，通灵意味着与家人重聚。以前她也向神灵求助过几次，希望治愈我的父兄——一位风水大师走遍房子和后院，判断与自然不合宜之处；两个女人和母亲坐在沙发上，伸着舌头发出持续、含糊的声音。我的处境和那时一样，我无法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她日渐增多的古怪念头之外，又平添了混杂在一起的无助与愤懑。她的头脑已有些失常，而且愈演愈烈。任何反对她的意见要么使她哭得更久，要么令她大发雷霆，以为我在暗示她很愚蠢。她会说，也许她的确愚蠢，没能觉察到诅咒的征兆，否则她本可保护父亲和彼得，甚至保护在她九岁时去世的母亲。每个错失的机会都成了遗恨，她能历数许多。自那时起，我就对自己发誓永远都别后悔。

那天晚上，我们将通灵板放在餐厅的桌子上，把我们的手指分别放在塑料心形乩板两侧，乩板上透明的圆眼滑过字母表上的一个个字母。当滑动戛然停止时，板眼儿里的金属针指向一个字母，我们就把它记下来。最初的几个答案来得很快。开始时她问：“你们想我吗？你们还爱我吗？”我知道自己能给她的答案只有一个，所以坚定地将乩板推到“是”。她的反应是泪如泉涌，不住地宣告她也爱他们。最后，她向父亲和哥哥咨询今后要如何度日。开个中餐馆？我代表沉默的父亲“响亮地”回答：不行。在波特兰开一家纪念品商店？不行。搬到台湾去，让约翰和恩美学会怎样才能更像中国人？我回答：不行。在我们把其他许多想法试过一遍之后——从我的角度来看都不合意——她询问应该投资IBM还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那时，我已开始随意行使权力。我不记得自己的回答，但无论答案是什么，她都听从了。我很欣慰地报告诸位，我们没有蒙受经济损失。事实上，身为寡妇的她到临终时已积累了数目可观的证券资产。

几个月后，母亲和三个寡妇成了朋友，她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用通灵板，得到的答案比我给的好多了，有一次它表明父亲对我找的男友感到失望；另一次是我男友的父亲——千真万确是用德语——宣布他对儿子感到失望。

倘若我没开始创作小说的话，我为鬼魂代笔的规定任务将就此结束。母亲认定我写的许多故事是外婆向我口授的。

前几日，我在倒腾一箱文件时，发现了母亲写的一点东西——她写的简略食谱，当时有人建议她为我的小说《灶君娘娘》写续集，而她也感觉这部书几乎就是她的真实故事。她将把自己的书命名为《灶君娘娘的食谱》。她的确是出色的厨师，却无法将她的烹饪知识整理成精确的食材用量和清晰的步骤说明。她的说明更像随意罗列的不带用量的原料清单。她凭直觉做菜。她常对赞美她厨艺的人说：“菜谱就在我的鼻子里。”她用嗅觉来判定原料搭配是否合宜，味道够不够咸。她的眼睛、舌头和手指能判断火候是否到家。在她看来，再过二十秒钟，鱼肉就会从鲜嫩多汁变得焦煳干硬。我吃着她做的饭菜长大，能以精到的品位和眼光鉴赏上海菜——厚薄长短，肉或菜切得如何；菜品是泛着恰到好处的油光，还是泡在厚重的油汤里，令人恶心。跟她一起下厨让人压力倍增。她是完美主义者，加之采购、准备、烹饪、上菜和清理所需的精力，我就没动力学做饭了。我偶尔真要下厨时就即兴发挥，但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但如今，在母亲去世近二十年后，我手头竟有她关于煮馄饨的亲笔说明，是我在一箱文件和书信中找到的。食谱里有煮馄饨的步骤，但没有包馄饨的方法——既无原料清单，也没有提示怎样用方形薄面皮裹馅。她写的内容恰如她讲的话，令我想起她的模样，当时她正向我讲解面对一堆生馄饨和一锅热气腾腾的沸水时要怎么做。那些文字说明让我想起她为何让我写下她的口授内容。

1991年：母亲煮馄饨的食谱

怎样煮馄饨

1、煮半锅开水，放盐。

2、将馄饨放入开水。

3、马上搅拌，别让它们粘锅。

4、等水再开，搅拌馄饨，在沸水中加一杯或半杯凉水，再将馄饨煮开。之后再加凉水，总共3次。等2—3分钟后，看看煮好没有。

在装着馄饨食谱的箱子里，我还找到了母亲的信。有半打是用英文写的，大多写在薄纸上，以确保四页的航空信不超重。有几封写在航空邮简上，比如她在1968年寄给一位故交的信，发信地是瑞士的蒙特勒。那时，母亲、弟弟约翰和我在辗转于美国和欧洲以后，终于安顿下来，而我们漫游的部分原因是想逃避我的父兄去世带来的悲痛。我觉得她用英文写这封信很怪，因为她十几岁时就认识那位朋友，而且她们都讲上海话。信的开头是地道的英文，这让我觉得信是她口授给我的。笔迹也可能是我的。

我们在日内瓦过了圣诞节，受到约翰以前的教授及其夫人的邀请，在他们的公寓共进晚餐。这次节庆颇令人伤感，今后的生活也再不会与过去一样了。

她添加了某人的中文名，之后的内容字迹较轻。那是她的笔迹。尽管不时出现错误，但句子大多合乎语法，给我的感觉是她错误地誊写了我在另一张纸上写的话。之后的句子中出现了大量错误，显然她没再让我帮忙。最末一段是她的口吻，鉴于它的主题内容，显然不是我帮她写的。

抚养孩子真叫人头疼，几乎使生活变得毫无意义、漫无目的。闲话专栏是这么说的：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从不会忘了说，“我觉得自己身体不够强健，这里难受，那里也难受。现在她写文章也跟说话时一样。最关键的是，她说话从不算数”。

我很惊讶，她竟然知道如何运用现在完成时：自从我认识她以来（ever since I've known her）。肯定有哪位老师向她传授了这一点。其实，在她使用的所有时态中，最常用对的是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大概是她在某个英语语法提高班上学的。现在完成时可用来表述你去过哪儿。我去过佛罗里达。我去过纽约。我去过瑞士。过去完成时可用于表述你精神错乱之前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俩都已死了（They had both died）。过去完成时也可用于表达最终被证实有误的设想或臆断：我曾经认为换个环境也许对我们有好处，却忽略了选定我们应该换到什么样的环境里（I had thought a change of scenery might do us good. I had neglected to choose the scenery we should change to）。

母亲换了好几次环境。她的第一次选择是受到一罐“老荷兰”清洁剂的启发，她每晚都用它清洗厨房的水槽。罐子标牌上的荷兰小姑娘以前也启发过她，其结果是我一年级时穿着讨厌的服装过了万圣节。现在，她还会帮我们设定生活的新航向。“荷兰很干净，”一天晚上，母亲向我们姐弟俩宣布，“我们要搬到荷兰去。”如果母亲借助通灵板问父亲，这个冲动的想法是否合适，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没错，这是你一直以来最好的主意。但我也明白，搬到我们没一个熟人的国家的确有点疯狂。母亲却自有道理：我们很少真正出去度假。我们只会努力工作，也许这就是父亲和哥哥得病的原因。她暗示说我们应该去见见世面，否则一切都太迟了——意思就是，在我们都死于诅咒以前去。亲戚朋友建议她多等一等再做如此重大的决定。她将别人的关心视为对她才智的侮辱。母亲得到的反对意见越多，就越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他们没法说服她，于是承认换个环境没准对她有好处，但她如果感到孤独就该回来。他们还让她带回纪念品。到1968年6月，即父亲去世四个月后，母亲已变卖房屋、汽车和大部分家具——却留下了钢琴，她把琴寄存在亲戚家。

母亲铺开从汽车协会免费领取的地图，向我们展示她的宏伟计划。她为我们每人买了周游世界的机票，每张700美元，优惠价。她已为我们预订火车票和船票，甚至考虑过搭乘直升机。她将手指放在地图上，把未来一年将抵达的一系列目的地指给我们看。7月，我们踏上旅程，这是约翰和我第一次离开加利福尼亚。我们第一次坐飞机——飞往佛罗里达，住在我姑奶奶和姑爷爷家。由于这趟航班几乎没什么人，所以我们坐在头等舱，还从机头游荡到机尾，透过不同的舷窗向外眺望，观赏下面不断变换的风景和城市。在佛罗里达，我们写明信片说我们与海牛一起游泳，还将手指浸在庞塞·德莱昂的不老泉[44]里。姑爷爷用他的网帮我们捕获了五十多只软壳蟹。姑奶奶将它们活活煮了，这一令人痛苦的景象让我无法下咽。我还写道，我们几度死里逃生，因为姑奶奶开车太惊险了；她转头跟我们说话，结果差点儿冲出路面，或是迎头撞上对面驶来的车辆。在华盛顿，我们寄了印有白宫、林肯纪念堂、史密森学会和弗农山庄的明信片。在纽约，我们又寄了火箭女郎、帝国大厦和自由女神像的明信片。我们夸口说碰巧看到雪莉·麦克雷恩[45]在洛克菲勒中心绕着喷泉翩翩起舞，当时正在拍摄电影《生命的旋律》。这就是纽约。你差不多什么都能看到。我在写给高中同学的信中说，我看见一个身穿商务套装的男人被出租车撞死以后，倒在水沟里，他的四肢扭成不可思议的角度。我说，根本没人管他。这就是纽约。

我们从纽约登上鹿特丹号邮轮，起航前往传说中的洁净之地。每晚我们都身穿最好的衣服，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边。招待我们的是三名身着白色燕尾服的英俊年轻男子。令我异常兴奋的是，他们当着母亲的面厚颜无耻地与我打情骂俏，每个人都自称我让他心碎。上高中时，从没有男孩跟我调笑，我也没伤过谁的心。有天晚上，我跟其中一个侍者秘密约会，他叫塞基，比我大十岁。我们打破禁令，共享了一个带尼古丁味儿的浪漫香吻。那时的标准很低。我给老家的密友写信，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这段经历。他担着可能被炒鱿鱼的风险呀。我们家只剩下三口人，凡是能使我们忘记悲剧的新事物，我们都欣然接受。我改换了身份，变得魅力四射。我佯装对从法式菜单上点三道菜的程序很熟悉。有一次，当银色的餐盘盖被揭开时，我看到一块可怕的生物组织，呈直角扇形。脑髓[46]。哥哥的。父亲的。侍者友善地微笑着。为了保持新装出的老成世故的外表，我假装那道菜确实令我垂涎三尺。我见多识广，有许多类似的经验。母亲与陌生人碰面时颇有诀窍，能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咨询欧洲有什么地方值得一去。有天晚上，我听一个头发油亮、满口坏牙的瑞士裔德国推销员说，他愿意带我们游览他那面积不大却很迷人的家乡。为了能更吸引我们，他用约德尔调[47]唱起了歌。十八个月以来，母亲第一次面露喜色。

我们在公海上度过了精彩迷人的一周，之后在鹿特丹登陆，我们眼中的景色确实焕然一新。弟弟和我很快发现，母亲对登岸后的生活竟毫无准备。她不知道我们要住在何处，更不消说弟弟和我要去哪儿上学。及时行乐的心态把我们引领到一家干净的廉价旅馆。由于我们读不懂荷兰语菜单，担心点到脑髓之类的东西，所以就吃能在自动售货机里看清的当地菜。我们还在一系列所谓的中餐馆里吃过饭，可在母亲看来，它们都难吃极了，根本不是中餐，而是印尼菜。我们发现在鹿特丹租不到带家具的公寓，于是搬到乌德勒支，待在基督教青年会，那里的工作人员会讲英语。从那里，约翰和我搭乘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加汽车，去最近的英语学校上学。学校在韦尔克霍芬一座风景如画的城堡里，那里有马厩，甚至有吊桥，还有天鹅在护城河里游弋。我觉得这所学校棒极了，很快凭借天鹅写生画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我们住在一个吝啬的女房东家，她不许我们用灯超过晚上九点。一周以后，母亲决定我们下一步要去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市，我家的一个朋友及其妻子住在那儿，他是牧师，与我的父亲曾是神学院的同学，他的妻子与我母亲非常要好。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间客房，找到公寓前我们能一直在那儿。由于我们都不会讲德语，母亲就用简单而巧妙的方法，收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信息。首先，她会问陌生人能否讲英语。如果他们不会，她就通过打手势请他们推荐旅馆、餐厅和旅游景点。不走运的是，这种沟通方式让几个男人误认为母亲是皮条客，而我则是受雇的妓女。有一次，一伙醉汉竟沿街尾随我们。还有一次，让我们搭便车的男人放母亲和弟弟先下车，之后差点儿载着身陷车后座的我扬长而去。母亲追上汽车，设法打开车门。当她将困在后座的我解救出来以后，我嚷着说她再也不该向陌生人求助了：“我可能会被强奸的！”母亲并未道歉，也没争辩，而是买了一辆大众牌甲壳虫汽车，以英语学校的一本手册作为向导。我们一路驾车南行，在开设英语学校的各个城镇下车，询问能否再收两个学生。即便在小镇里，母亲也会问当地人有没有中餐馆。他们有的甚至从没见过亚洲人。

我记得我们的自驾旅程非常愉快。风景美不胜收，我们唱着《音乐之声》中的曲调。就像冯·特拉普一家那样，我们逃走了——逃避忧伤、讨厌的女房东和变态的男人。最终，我们来到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旅游小镇蒙特勒。那里有一个当时被称为蒙特罗莎中学的学校，确实还有两个走读生的名额。该镇是游客的度假胜地，因此有许多带家具的公寓招租。对那些闻着有股尘土味儿的公寓，母亲不予考虑。她选了个干净的住处，由厚重的深色圆木搭成的一幢巴伐利亚风格的木屋。我们走进客厅，那里有滴答作响的布谷鸟座钟。右侧是母亲和我将要同住的卧室，屋里有两张填塞着羽毛的床，两扇方形百叶窗，透过窗户便可看到日内瓦湖。弟弟睡在我们隔壁一个大些的房间里。这间屋中有一张可供十二人用餐的长餐桌，还有一张沙发床、一台电视机和一个瓷器柜。柜子里还有额外附带之物：文具——面巾纸般薄的粉色和绿色纸张及配套的信封。女房东鼓励我们随便用。在之后的一年里，母亲和我都照着她的话去做。我们寄了许多信，通报我们的新生活。我写的信通常长达十页。我描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我们能清晰地隔湖远眺，事实上能看到日内瓦。我们能看到法国一侧的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一侧的阿尔卑斯山，山顶终年积雪。十四世纪的房舍之间延伸出一条石砌小径，我们能看到校园坐落于小径尽头。在距离我们的木屋几步远的地方，我可以和新男友一同爬上索道。他是无业的德国逃兵。我们会去莱萨旺享用牛奶咖啡。整个下午，我都在观看男友玩桌上足球。他十分擅长此道，与当地人比赛时经常获胜，因此他新开局时从不用付一法郎。我们从莱萨旺出发，坐齿轮火车去罗什德内山。在那里，我们可以将一切尽收眼底。

我们是聪明的观光客，将“及时行乐”[48]当成座右铭——珍惜当下，因为我们明天也许会死去。在那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学会了滑雪——尽管代价惨重。我学着去品尝当地美食：酸奶和瑞士果蔬燕麦片，还有拉克莱特[49]。我学会了品味波尔多红酒和咖啡。我学了一点儿法语。我懂得了爱，有情书为证。我知道你若想显摆需要哪种皮衣，不是兔皮。我学会了抽烟：先是万宝路，再是高卢牌香烟，之后是大麻，紧接着是掺鸦片的大麻。我了解在瑞士因吸毒被捕会是什么境遇。与男友不同，我知道自己不会进监狱，因为我只有十六岁。我知道母亲发疯时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来，也懂得她出于母爱会为我做什么。有时它们就是一回事。

当我们即将离开蒙特勒时，柜子里的纸几乎用完了。

这个月，我寻获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我刚上大学时写给母亲的信，那时我们第一次分隔两地。我感动得落泪了，因为她还留着这些信。我从我们共同的生活中汲取了许多素材用于小说创作，其中的部分经历就保存在这些书信中。我看到的第一封信是打出来的开支清单，日期是1969年9月26日，那时我十七岁。由于节俭和贪心，我提早一年从瑞士的学校毕业。每年600美元的学费对我家来说是一笔大数目；不过，我们发现能选的课程数量没有上限。学校的管理原则无异于那些1.99美元餐馆：你可以在海量的食物中选择，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从烤牛肉和土豆泥，到果冻布丁和浸在蛋黄酱中的什锦水果。我热爱学习，而且也没什么理由阻碍我同时学法语和西班牙语，艺术史和艺术创作，还有化学、数学、美国历史、英语文学、钢琴和滑雪。第二学期伊始，校长说我当年就能毕业。我感觉自己像获奖了。我能早一年离开家。母亲、弟弟和我经历了动荡不安的一年：频繁不断的争吵，自我毁灭性的冲动，随后是泪流满面的和解。在哥哥和父亲病危的那一年，我们在情感上遭到重创；如今，我们已不必再抱什么希望，所以都变得有些癫狂。在一次争吵中，约翰将柠檬汁泼到我的大学申请书上，我用力打了他。他在黑夜里赤脚夺门而出，当时正下着大雪，通向我们木屋的小径上，已有一英尺深的积雪。母亲和我叫上女房东、她的儿子和一位老师，组成了搜救队。我们沿着积雪覆盖的鹅卵石小路，边走边喊我弟弟。我料定我们找到他时，他会冻得浑身青紫，而母亲会尖叫不止。我们还能忍受多少痛苦？最终找到他时，他还活着，但因体温过低，他浑身发抖，几乎冻伤。我们被各种危机消耗得精疲力尽，却仍在不断制造危机。

我手中的信是我刚上大学时写的，这也成了我们日后的通信模式：当我们远隔两地时就用英文写信。除了我八岁那年离家出走时写的信以外，这是我第一次给她写信，而不是替她写信。如今我读着这些信，对信中奇怪的语调颇感震惊——我的语气仿佛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少年电影中神奇活现的角色。我当面跟她讲话时可不是这样。

1969年9月26日

亲爱的妈妈：

天哪！跟你通电话真是太好啦，虽然我也没说什么太深刻的话。家里有两部电话，哇，好耶！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变得像麦克林托克夫人那样有点儿奢侈吗？今天是周五，许久以来，我头一回真正坐在家里——今晚没有约会！我周日倒真有个约会。他要带我去吃周日的正餐。所以说，千万别担心，亲爱的母亲，我真的有很多吃的。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最好别再吃甜点了！嗯，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向你展示一下我的财务状况。你瞧，我的打字水平没那么差，对吧？

开支：

机票——$19.95

学生证——$3.00

住宿费——$2.00

邮箱——$1.20

书——$13.74

笔记本——$1.54

教堂——$0.25

可乐——$0.15

冷帽[50]——$2.00

钢笔、邮票——$0.60

连裤袜——$1.33

运动服——$1.20

杂费——$0.80

运动鞋——$4.99

运动袜——$1.00

窗帘、窗帘杆——$5.17

杂项——$0.80

音乐会——$1.00

加急费——$2.00

床单——$6.00

游戏——$1.00

杂项——$1.00

货到付款的包裹——$7.70

微积分、化学和物理书——$4.75

食品、杂项——$1.00

就是这样！我记得一开始有$140，现在还剩大约$55。花钱如流水可真吓到我了。不对，我刚算了一下，还剩$53.17[51]。另外，如果我加入女生联谊会，还必须马上交每学期$25的会费。我在杂项里列了不重要的小开销，比如：食品、小甜饼、线、邮票和电话费等等。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除去所有非买不可的东西，只计算食物、邮票、连裤袜和娱乐（游戏和音乐会）方面的开销，那我这四周里只花了$6.68。这还不算太糟，但我也可以省下这些钱！女生联谊会的会费才真是让我郁闷！这所大学就是为有钱的孩子开的！可不是为贫困的华裔小女生开的，她在瑞士上完高三就必须提早一年毕业[52]，因为穷苦的妈妈负担不起女儿在高中再疯一年的学费！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我觉得如果每周约会一次，在食物和娱乐上的开销都能有所节省，因为约会时有人为我买比萨、可乐，还会掏钱请我跳舞……

我继续详述自己如果跟大学联谊会的某个人约会，他将乐意把大一的课本送给我，这样我大概能得到退回的某些书款。这封信的重点在于勤俭节约，还有她欣赏的那种物色便宜、合算物品的小窍门。这些肯定是我们之间的安全话题。我没提买香烟的开销。当时，香烟的价格是二十五美分一包，因此很容易并到那些一美元的杂项费用里。不管怎样，母亲大概已猜到我的某些开销中包括买香烟。我会当着她的面吸烟，因为我俩生活在瑞士时都已开始抽烟。我不记得开始读大学时她警告过我有什么危险。从前，她会没完没了地告诉我，坏男人可能对我做出什么事来——夺走我的纯真，让我怀孕，监禁我，逼得我发疯、想要自杀。但现在却没有关于性，或是将童贞留到新婚之夜很重要之类的告诫。实际上，她公开猜测我已将童贞给了我在瑞士的德国男友，而那并非实情，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她在想到我童贞已失时并不气恼。她也没警告我有关毒品的事。她知道我在瑞士吸过大麻；事实上，她感到些许歉疚，因为她想令我的男友因吸毒被抓进去，结果让我也被抓了。也许她已不再为那些危险担忧，因为我的开支清单表明，我已变为成熟、负责任的年轻女人。或许，我家已然发生太多坏事，因此其他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当我翻看下一封信时，才发现开始读信时的顺序搞错了。附带开支清单的那封信其实是第三封。第一封是这样的：

1969年8月29日

亲爱的妈妈：

现在我去上大学了，难道你不会为此伤心难过吗？最近我实在苦闷，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真心不希望在离家时把事情弄得这么糟糕。我想说的是，很抱歉有一阵子我那么疯狂和愚蠢。我甚至在发疯时也清楚是我错了，但我太疯癫，不肯承认这一点。你明白我的感受，不是吗？

我的确对上大学变得缺乏信心，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感觉自己毫无准备，似乎也没人理解我。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在风光旖旎的航程过后（见到了沙斯塔山和克雷特莱克），我抵达了波特兰，现在才9:20……

这样看来，我以前是对的。这封信证实了我印象中最清晰的母女关系，在情感跷跷板般起起落落的争斗之后便是爱的宣告，主题始终如一：当我们不吵架时，始终深刻地理解彼此。我们理解彼此间的相似之处，理解那些近乎失控的感觉。第一封信中余下的内容与我的室友有关，还有她带来的一堆可爱却没用的物件：唱机转盘、爆米花机、轻便电炉、收音机、闹钟、配套的毛巾和床单，还有大量衣物。她的衣橱都塞不下了。相比之下，我只有几件衣服，甚至连一条牛仔裤或一双运动鞋都没有。我记得当时我认为自己颇似电影《长腿爸爸》中的那个女孩：多亏一位匿名的美国资助者，那个法国孤儿最终进入了一流的美国大学。像我一样，她去上大学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再没有几件了。可与我不同的是，她自怜自叹了不到十五分钟，好几箱衣物就运到了——设计师专门设计的连衣裙和舞会礼服，甚至还有一套网球服，都是那位匿名资助者寄来的。过了很久，我才收到几箱我需要的东西，而且运费由收件人付，包括我的冬衣、父亲的打字机和全家的合影，合影时我们还是五口之家。

我不明白母亲为何没像大多数父母那样，帮我打包行李，也没陪我去大学。我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没准备好要当大学生。我只有十七岁。她甚至没陪我去机场，是我们家的一位朋友顺路送我去的。我独自站在预约柜台，买了飞往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单程机票。我随身只带了一只手提箱。飞越山巅时，我从飞机舷窗向外眺望，身旁却没人听我赞叹景色有多美。降落后，我饿着肚子走到电话亭里，往电话投币口里塞了十美分，打给说要来接我的亲戚。接下来的一小时我听到的都是忙音，而我每分每秒都更饥肠辘辘。母亲为我交了部分学费。至于剩下的学费和开销，我就得依靠助学贷款、奖学金、父亲每月$50的抚恤金和我那两份兼职的收入。大多数学生不打工。当宿舍里的女孩们讨论回家过感恩节时，我才意识到母亲和我还没商量过我的计划。然而，对我来说，为回家享用感恩节晚餐购买双程机票，似乎是不大可能的。那样太奢侈了。

如今我再思考这件事，终于明白母亲为何没帮我整理行李。当我们在7月回到美国时，母亲发现自己身处空落落的出租公寓，而不是具有永久地址的家。没有需要破译的外文菜单，路标上也没有带变音符、闭音符，或开音符的城镇名称。在欧洲，一切都是探险和奇遇，没有令人惊奇的往昔记忆。我们在那里做的每件事都是初次经历。我们像流浪者那样随遇而安。欧洲的生活物价低廉，加之美元汇率的优势，我们能住两美元一晚的酒店，感觉无需抠抠搜搜。当我们仨回到加利福尼亚时，母亲发现亲戚朋友们已适应了我家人丁的减损，因此再次受到悲痛的打击。她对未知的将来感到茫然无措。过去的一切就在她周围，可她却看不到未来。

我想象她眼里噙着泪水，满脸痛苦。我看到她环视着几近空荡的公寓，随后无可奈何地追问着同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当她这样没完没了时，弟弟和我都焦虑难安。我猜想我终于对她说，她再这样闹，我们真受不了了，还告诉她我庆幸自己要去上大学了。因此，她没跟我上飞机，也没清点我需要多少鞋袜、裤子、半身裙、连衣裙、衬衣和毛衣。

我料想她读完我的信后哭了。她已接受我的道歉，打算很快就来看我。可她之后打来电话，她心烦意乱，语无伦次。那时十七岁的我，竭力想让自己显得成熟稳重，给予她支持，正如父亲当年的样子。然而，我写信的风格倒像是精力充沛的陌生人，一个十几岁的治疗师，她已学会将母亲的任何感受反射回去，以此抑制她的自杀冲动。

1968年：在鹿特丹号邮轮上，约翰、黛西和我摆出见多识广的样子

1969年9月17日

最亲爱的妈妈：

请别为你不能来而难过。至少我没生你的气！（无论相隔多远，我们谭家都团结一心！！）当然，你不能来，我也伤心——这是预料之中的（我觉得如果我不伤心你反而会失望）。但我完全理解你不能来的理由。你没跟我多说原因，但即使如此我也能理解，而且料到你不能来。换个角度看待此事：假如你这个周末来，我可能不堪应付微积分和化学的作业与测验；而现在，我这周末能学习了，不错吧？

不管怎么说，你随时想来我都欢迎。宿舍很宽敞，费林楼23室无论如何都能随时容纳一位娇小的中国妈妈。有许多人想见你呢。我跟她们讲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宿舍里有个妈妈总是开心事，只要你不介意姑娘们穿着睡衣跑进跑出就好！……

告诉我，为何你在电话里听上去那么烦闷。我不明白X为何生气。林菲尔德之行对他而言只是为了好玩，可你却有其他诸多问题需要应付。也许，他们认为你在大事上做不了决断，可我倒想瞧瞧如果他们失去父亲或长子，要如何努力下定决心开始新的生活。我想看他们快速决断要住在哪里，同时决定自己和子女的未来（我说的话不太近情理，可他们不理解你的确让我气愤）。想要改变生活，即使夫妻双方共同努力也是极难，而当你孤身一人时，那几乎势比登天……在我看来，他们才不懂怎样做重大决定呢，而你却在短短一年之内，做出了许多几乎不可能的决定。我情愿让你改变上百次想法，只要你最终做出正确的决定就行——到目前为止你都做得很好！在我心里，你特别棒！

这周末你没来林菲尔德，而是为约翰、他的未来和我们的家尽责。这可比给我寄几件衣服重要多了。我知道如果你先安顿下来，开始新生活，那样就会放松得多。我在林菲尔德的新生活过得相当不错。

在这方面我有许多话要说，他们真叫我怒火中烧。别让他们烦你。可以冲他们发发火，但他们的看法实在不值得你烦心。他们这么急着想让事情快速进入愚蠢的正轨，最佳决定对他们而言似乎无关紧要……我认为必须做出决定——这毫无疑问——可如果一个办法不灵，那就再找替代方案。倘若我早年间决定做护士，一个月后却发现我讨厌这个职业，为何要固守不放呢？我只是举个例子。这个国家赋予我追求自身幸福的自由。因此你要做适合自己的决定，而不是适合别人！当然，我们一家人要共同决定，我只盼能在你和约翰身边，无论你们决定做什么，我都坚决拥护。

妈妈——请答应我，由你决定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认为什么最好，别听某些人毫无益处的建议。你是妈妈呀——你能为谭家做决定，别人不该干涉，也不该强迫你成为你不想成为的人。

也许听起来我心怀怨恨，也许迄今为止我说过的话不全对，但现在我很气愤，我认为他们对你来说是弊大于利的人。他们已证明他们只会破坏你的聪明才智。他们低估了你的能力，让你误以为自己应该依赖他们。

你只要知道我在支持你，支持你做的一切。无论你是对是错，那都是你和我们想要的。假如我们在别人眼中显得快乐而愚蠢，就让他们为此忧虑去吧，我们不用操心。

让我们拥有幸福的未来吧，别因为听信他人而留下遗憾。你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吧，妈妈。那是你的钱，是你的权利，你的想法。如果过几年就把钱花光了，我会照顾你的。我保证，妈妈，

如果你也保证相信我的话——无论你是对是错，是富是贫，我都会照顾你。你的博士女儿（希望能成为博士）会供养你，不会送你去养老院。我从没对你说过，因为我觉得你不会相信我，但我想取得成功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让我们不必为家人担心。等我有钱了，我会确保约翰念完大学，而你也不用疯狂地数着硬币过日子了。不过以你的头脑，我敢肯定你能成功。我们对未来从无把握，但重要的是我们充满自信。

我这封信写得真糟糕，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几乎从没这么生气过。你是我妈妈，我不允许任何人含沙射影地反对你。咱们家的处境非常特殊——谁又能理解呢？我多想当面跟你说这些，那样更能讲得通。

我真的很好，只是非常、非常想念你和约翰。请给我写信，让我了解你们的境况。

非常非常爱你的

恩美

现在，我记起那时我曾狂热地感到我家在合力对抗全世界。没人体会过我们经历的一切。他们不懂我们的痛苦，我们多么缺乏安全感，不明白我们为何不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说教。尽管我常和母亲吵架，但弟弟和我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指责她。我们明白她是多么茫然无措。我们知道她曾多少次痛哭哀号，祈求上帝和她的亡母把她的儿子和丈夫带回来。我们清楚她曾多么频繁地想要自杀。从我写的信来判断，我猜亲戚朋友当时正因她无力决定如何度日而极为恼火。她会咨询别人的建议，然后置之不理，不断念叨着她的恐惧，仿佛边念“万福马利亚”边数念珠。我敢肯定，他们以为逼她决定就是在帮她。也许，有人建议她别做什么傻事，比如搬到中国台湾或是开餐馆。她可能认为人家在含沙射影地说她糊涂。我理解亲戚朋友可能感到沮丧，因为我也有同感。我眼看她在情感的旋涡中打转，呼救之后却又拒绝别人帮忙。不过，正是从大一开始，这么多年来，她和我都明白，任何人贬低她，我都会为她辩护。我不仅理解她，而且也变成了她。我跟她一样被激怒了。当她感到遭人非难时，弟弟和我会围上去，我们变得更加紧密和团结。

就在最近，有个母亲在上海时就认识的人在信中指责她。她暗示母亲也干得出残忍自私的事，还举了几个例子。我惊骇于母亲竟做过这些事。我向那个女人致歉，因为母亲的行为曾使她遭受苦难。我甚至承认母亲也曾伤害过我，但我认为母亲不是故意这么残忍的。她曾患有心理疾病。我的辩护促使那个女人讲述了更多细节，不仅限于母亲的残忍行径，还说她离开丈夫——那个飞行员和英雄——是不道德的。她说，所有八卦专栏里都写着呢。大家都在谈论她，说她就该坐牢。人家在我外婆自杀后收养了她，可她却使那户人家蒙羞。那女人说，虽然他们并无血缘关系，那户人家还是帮了她。她是个孤儿，不是人家的亲闺女。可她做了什么？她给人家丢了脸，简直可耻。

这个女人讲述的一切，母亲早已眼含愤恨的泪水告诉过我。那就是她常想自杀的原因。别人瞧不起她的母亲，因为她本该是守节的寡妇，结果却成了小妾。我的母亲继承了那种耻辱，别人总在提醒她，说她是孤儿，而非血亲。她感觉自己是外人，总是有污点，从来都不够好。她的确离开了飞行员丈夫。她怎么能熬得下去呢？他带别的女人上了他们的婚床。当她不愿与他同床时，他就举枪抵着她的头。他强奸年轻女孩，赌输了家里的大部分钱财。他还把淋病带回家。再说，他也不是英雄，而是懦夫，在战场上掉转飞机临阵脱逃。其他飞行员都阵亡了，可他却活着。母亲因为离开他而蒙羞。我为自己竟对那个憎恶我母亲的女人道歉而感到愤慨。我怎么能怀疑母亲的正直与品行呢？我理解她。我也有她的性格特点。

我重新翻看存放母亲书信的文件夹，取出一封1980年写的信，那时卢和我显然已想过要在母亲能对我们提什么要求的问题上“划定底线”。我怀疑这和母亲曾对上海一处属于她的祖宅念念不忘有关，又或是与她的出生年份问题有关。记录的时间是1917年，而不是1916年。相差一年原本不是问题，直到她发现那意味着她得多工作一年才能退休。她让我们负责修改出生年份，这道手续颇费时间。我们每次见到她时，她都会抱怨她的出生年份记录有误。不管我们说什么，大概没说几句，我们的谈话就失控了，她回家后便写了下面这封信继续泄愤。信的开头是理智却很受伤的语气。她的笔迹显得很克制，但她不久就提到自己想死，继而表达怨愤。写到第二页时，她开始回溯往事，回到了哥哥彼得昏迷不醒的时候，那一刻，她的字体已然走形，变得支离破碎。母亲任由自己坠入抑郁之中，一把一把地将她的痛苦往外掏。

亲爱的恩美：

我走了，因为我觉得毫无理由再多待上一小会儿。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在哭。想不哭实在太难，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就连在餐馆吃饭时和回家的一路上都如此。我痛哭不已。我羞愧至极，恨不得死掉或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永远不见任何人。

当你们出于爱的考虑而表达慈悲的时候，至少应保持更柔和的语气，但你们的声音听来是那么冷酷无情。你们俩都受过高等教育，相比之下，我讲的是洋泾浜英语，你知道，二者的差距超乎想象，天差地别。当你们俩同时指责我时，我几乎无力辩解。有什么用呢！你不喜欢我一直招你烦，干涉你的私生活，你对此忍无可忍，因为我的行为不得体，不懂应在何时何处划定我该做和不该做什么的底线。我全都搞砸了，所以应该道歉。我保证我再也不这样了。另外，我说不清楚话，无法让别人理解我的真实意图，这也会造成问题，惹恼许多人。我必须为这种蠢事道歉，上帝没赐予我那些有用的智慧，让你失望了。我觉得自己那么差劲，感谢上帝，你宽容大度地向我一再保证：“我们关心你的健康，设法放松心态——不要那么执拗。那样你就能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灵。”可你用斧子砍我时太用力了，毫无怜悯之心！而且你说了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事实又是什么。

彼得眨了三次眼睛，代表他在说“我爱你”。事情是那么突然。爸爸和我情绪失控，因为爱、喜悦和希望，我们热泪盈眶。我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一刻。我懂得什么是爱，它是那么感人，那么温柔，又那么温暖。

我不想对恩美做出任何评判。肯定是因为学校里出过什么事——上中学的孩子有时非常残忍。我真的不知道，只是留意到恩美在许多方面都变了。她背离了我们。那时爸爸还健在。为什么？中国人？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要感谢你为我准备的生日晚餐和礼物，也感谢你的关心。我可不指望下次有什么，谢了！你看完照片就还给我吧。那是我的。

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对谁都没用！没错——什么都不是！

母亲

她这样表达情感，我们听过许多次——常与别人怠慢她有关，她说别人不相信她，而她也不知该信什么。我们常听她说她自己真没用。我们会根据她的态度和举止，估计她是否真想自杀，或是我们能否通过向她保证我们相信她、爱她，使她镇定下来。她忧伤地痛哭和颤抖，之后又过了几天，她表达那些内容的信才寄到。书面文字具有承诺的效力，而她的承诺则令人胆战心惊。三十六年前，我在读她的信时必定惊恐不安，不知她写完信后已做出什么事来。毫无疑问，我一读完信立即给她打了电话。她大概说的是让我不要哭，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将更好地理解对方。

在那些信中，她的心理疾病显然很严重。我当时体会到那些文字的鲜活力量，书信捕捉到她当时的崩溃心理，并保留下来。即使在最美好的日子里，她也会轻易崩溃。我在她1985年写给我的信中发现了这一点，当时她正在上海探亲。信里大部分篇幅在提一台遗失的收音机。当有事困扰她时，她总是放不下。那件事会驻扎在她心中，并分裂成更多碎片，她也会过滤那些碎片，最终认定自己快发疯了。

第二天，我打开书包，却找不到其中一台收音机。我不信我会把它弄丢，因为在海关检查后，我把它从检查台上拿起来，放进了书包（跟你的包一样）。我把包背在肩上，一只手推着行李车，另一只手拉着行李走到外面，大家（包括司机和亲戚们）都伸手来抓我的行李和书包，我只顾着看手包，他们（因为客气）本来也想帮我拿手包，但我想抓着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还拿着手包。飞机降落后，我去等待取行李。我非常能干，把每件行李从手推车里拽出来。在［为丈夫］打工的那两年里，我变得很自立。

收音机弄丢了，我真想不明白。当时我并没发火，但此事让我很烦心。在［与朋友们］相处的那段时间，似乎我只要找不到自己的东西就会指责别人。其实，我感到非常困惑。我担心自己脑子坏了，于是竭力想搞清是我的记忆力变差了还是我疯了。我经常神游天外。别人跟我聊天时，我通常只听到一半内容，有时觉得跟他们谈话会让我落泪，那时我就得咽下泪水，这可不容易。在约翰的婚礼上，我却想着别的事，竭力忍住眼泪。我觉得你的朋友拍下了我非常非常难过的表情。那段时期，我过得太惨了。很难说我会好起来。

两周后，她仍在为遗失的收音机烦恼；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她为亲戚多带了一部照相机，还得付$110的关税附加费。

每次乘飞机出国，在降落前空姐都会给你两份打印的文件，要求你写下携带入境的物品，另一张纸要写上国籍、年龄和地址等信息。当你入境时要出示护照，再过海关。他们会核对物品清单，有时还要求查看物品，比如你给的收音机（后来找不到了）。我认为不是他们拿的。弗兰克也一样，他给别人带了两部照相机和一个大件——电视机，是免税的。弗兰克大概不晓得他不能多带照相机，而且只有一件物品能免税。照相机应该缴关税。他们为照相机估值200元人民币，再用150％乘以200元，得到300元，大约等于110美元减去11元人民币[53]。如果弗兰克解释说，带照相机是给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用的，之后会从中国带走，情况就不同了。也许，他们会在纸上记下来，如果照相机没被带出境，那就需要缴关税。无论如何，事情本可更好地解决。现在，我带的照相机的估价是那台的两倍，虽然我有部分票据显示照相机的价格是300元人民币，但我没法像弗兰克入境时那样出境。我去了北京海关，以为他们可以统管此事。我尽力争取也没用。他们说，“太复杂，办不到”，并建议我给广州海关写信。

我怒火中烧。弗兰克对关税感到不快，那110美元他还想留着花呢。

母亲的执着抵消了抑郁和无助感，于是她想出一个计划。

埃尔西姨妈想让我去香港探亲。我觉得这主意不坏，意味着我能去广州要回我的钱。我能用这笔钱支付部分开销，这也会让我感觉好些，同时还能去香港看看……我会趁机放松一下，有大把的睡觉时间，下午还能打个盹。

我用了三十六年时间，才理解她对那部遗失的收音机为何无法释怀。当我仔细重读那封信时才明白，那部收音机是我给她的。

［说到遗失的收音机］我感到你非常爱我，想尽一切办法讨我欢心。我深深地理解你，却担心你工作得太辛苦。这值得吗？你不必那么辛苦地工作。整天坐在电脑前，绞尽脑汁，那对你太苛刻了。有什么办法不让你那么有压力吗？压力会害了你的。

我最好就此搁笔。照顾好自己，别饿着，少抽烟，少喝点儿（咖啡），多吃水果。你会听我的话吗？

爱你的

妈妈

我们远隔两地时用英文写信。我写了一本书，向她表明其实我们是多么亲近。

┃奇趣┃

为何写作？

［摘自日记］

肖托夸[54]，纽约州，2008年8月。有位诗人朋友引述另一位作家——谁？——的话：我们写作的目的是延长两次死亡的时间间隔，即我们去世时的肉体消亡，以及我们被人彻底遗忘时的那种死亡，两者的间隔可能是数周、数月，或是数年。

但那并非我写作的原因。为何要让陌生人记住我呢？况且别人对我的记忆已经包含误解和错觉，他们现在对我的著作就抱着类似的看法，从我的作品中得出了错误的“记忆”。

如今，我写作是为了延长对生活的记忆，为了证实我曾拥有的思想、情感、观点、遭遇和体验。倘若我记不住它们，就仿佛我从没经历过那些时日，我的人生就只是我记忆中的细枝末节。记录生活能使其根深蒂固，我的思绪仍在奔涌，汇入了某股水流，而不只是每天菜单中相同的、断断续续的点滴，我并不总在品尝自己吃上一餐时喜爱的食物。

注释

1　此处及之后的一些描述显然不符合作者的真实生活，而是对无端揣测和杜撰作家生活的评论者的戏仿（parody）。

2　大地震：美国的一种传言，认为美国西北海岸可能发生超级大地震，并引起海啸。

3　外百老汇戏剧：美国剧坛的小型专业演出，与纽约百老汇以营利为目的的戏剧演出相对立，通常在费用低廉的小剧场演出。与百老汇所演的戏相比，这类戏风格较自由，想象力也较丰富。

4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他的代表作《动物庄园》和《1984》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他生活的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

5　此处Doctor指的是“博士”，与前文的“医生”共用一个英文词“Dr.（Doctor）”。

6　美国最大的女孩组织美国女童子军从1917年起制作饼干，用于普及性筹款活动。据记载，巧克力薄荷曲奇在所有口味中销量最高，其外包装主色为薄荷绿色和巧克力色。

7　西尔斯百货：美国著名的连锁百货商店。

8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可分为北边的“山地”和东南部的“平地”，前者是较富裕的区域，主要为白种人聚居区；后者是较贫穷和落后的区域，非白种人居多。

9　美国当代著名基督教福音布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

10　邦博：谭恩美家的约克夏犬Bombo。

11　指马尔白克红葡萄酒，原产法国波尔多地区，现多产于阿根廷和智利。

12　实际出版时人名有变化，没有叫“黛西”的人。

13　《奇幻山谷》以主要叙事者薇奥莱的这样一句话开头：“七岁的时候，我对自己是谁知道得一清二楚。”

14　从前后文推断，此处的“她”实际指路路，最后由她促使薇奥莱与芙洛拉重聚。

15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他的作品以隽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见长，代表作有《老虎的金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

16　此处原文有笔误，应为6次（3×3×3×3×3×3＝729）。

17　讯佳普，互联网语音和视频通话软件。

18　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是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办的考试，其成绩是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依据，它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均被称为美国高考。

19　《国家询问报》：专门报道名人隐私和内幕的小报。

20　The Dick Van Dyke Show。

21　这两个词都有性方面的暗示。

22　威斯坦·奥登（Wystan Auden，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成为新一代诗人代表和左翼青年作家领袖。代表作有《西班牙》《新年书简》《焦虑的年代》等。

23　此处原文为play that all day，因为play兼有“弹奏”和“播放”之意，故作者随后说明是在iPod上播放，而非弹奏。

24　丽莎·蓝道尔（Lisa Randall，1962—）：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权威专家，也是知名女性主义者。

25　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举办讲故事节目，每次邀请一位文学或文艺界知名人士，就相关主题现场讲一个几分钟至十几分钟的故事，主要探讨讲故事的艺术和技法。

26　此处应指美国美食畅销书作者Padma Lakshmi曾在The Moth举办的节目中讲的名为“我胳膊上的一样东西”的故事。

27　原文为“Carbonara”。

28　此处与《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故事情节相仿。

29　夜行书生（Night Scholar）：根据小说《奇幻山谷》中的描写，妓女扮演“夜行书生”，为同性恋男客提供服务。

30　Byliner是美国一家专门从事电子书出版发行的机构，出版内容包括虚构和非虚构文学读物，每篇长度一般比杂志上刊登的文章长，比单本发行的书短。谭恩美的小说《清倌人守则》（Rules for Virgins）于2011年发表在Byliner上，后来构成其长篇小说《奇幻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2013）第四章的主体部分。

31　《奇幻山谷》最终出版时没有“佛斯莱特”这个人物。

32　旧上海的高级妓院。

33　原文中，此处应指“拳王”阿里（Ali）说的话，但经译者查证，此话是美国拳击手Joe Louis在挑战Billy Conn前接受采访时说的。

34　摩洛哥北部港市。

35　谷仓舞会：因旧时农民们在谷仓等场所举办舞会而得名，以传统的民间音乐为舞曲，是家庭和社区的欢庆形式之一，后来在更多场所举办，也受到许多年轻人的青睐。

36　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1910—1999）：美国小说家、作曲家、旅行家、编剧、演员，作品有《情陷撒哈拉》等。

37　列侬姐妹：美国著名声乐团体，最初由一个家庭中的四姐妹组成。

38　此诗主要参照《奇幻山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10月）中的译文，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

39　根据后文判断，此人应为《奇幻山谷》中的“路路”，大概作者写信时的书稿内容与实际出版时不同。

40　丹尼尔·哈尔彭的另一昵称。

41　此处指D. H. 劳伦斯，20世纪英国小说家、批评家、诗人、画家，代表作有《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42　选自惠特曼诗作《自己之歌》中的第六节。

43　通灵板：流行于欧美的一种占卜用具，可能起源于古代巫术。它是一种平面木板，上面标有字母（或文字）、数字及其他一些符号，使用者希望借助这些与鬼魂对话。

44　关于不老泉的传说很多，一种说法认为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为找寻传说中的不老泉，于1513年抵达美洲大陆（相传具体位置在今美国佛罗里达）。从此，不老泉就与佛罗里达产生了联系。现佛罗里达州东北部港口城市圣奥古斯丁有不老泉考古公园，游客通常会在游览此公园时，饮用传说中的泉水。

45　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1934—）：美国女演员，凭借《母女情深》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46　这大概是法式菜系中的一道特色菜——牛脑髓，在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也常见。

47　源自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特殊唱腔，特点是自然声和假声快速交替。

48　原文为拉丁语carpe diem，意即“抓住今天，及时行乐”。

49　瑞士特色奶酪。

50　无檐的毛线帽或针织帽，又称冷帽。

51　此处或为笔误，或又计算了未体现在上述清单中的项目。

52　美国高中一般上四年。

53　1985年时，1美元大约可兑换2.9元人民币。

54　此处应指纽约州的肖托夸县（Chautauqua），此地曾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举办夏季教育集会，类似学校的暑期活动，常在野外举行，把教育与文娱结合起来，包括报告会、演戏、音乐会等，与会成员包括演说家、教师、音乐家、艺人、牧师等各领域专家。现今，该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如往昔，但仍时有类似的集会活动在肖托夸举行。

第六部分　语言

第十二章　语言：爱的故事

我会让我喜爱却已失传的那些语言在夜晚复活。我躺在床上，旁边放一本书，每晚书都不同。我侧身转向自己选中的书，将拇指和食指滑过书脊，抚平书缝与书页，然后开始阅读。随着一种语言的所有母语者的消亡，那种语言本身也销声匿迹。前天晚上，我读的是源自阿拉米语[1]的《圣经》。昨晚是拉科尼亚语的送葬诗文，今晚则是公元前四世纪时的苏美尔[2]人的楔形文字。就在那一刻，有个苏美尔人扫视苍穹，发现了一颗星星，他从未见过如此辉煌耀眼又令人惊恐的东西。他在平整的石灰岩墙壁上刻下那颗星，即东、西、南、北、天、地全部六个方向的光的交点。他将他写的第一个词命名为Ahn。“神。”我跟着他念，Ahn。那一刻出现了幻觉，我已看不到苏美尔人的符号，也看不到周围密密麻麻的、关于语言上的来龙去脉的讲解。我听到了那个词，它无影无形，无边无界，它是我体内律动的生命。我就是Ahn。

我们交谈、倾听，我和苏美尔人如今是爱侣，在往昔的生活中却互不相识。我们讲着数千年来没人用的词句，我们变成了它们：它们的含义，欣喜若狂的幻象，不可言说的折磨，忧伤且半真半假的话，没被折磨逼出口便已死去的忏悔。自从我的苏美尔伙伴被阿卡得人扼杀以来，这一切便再也无人听闻，归于长久的死寂。

夜复一夜，那些语言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通过这种途径，我已接纳八百多种失传的语言。它们向我讲述其敌人的弱点，敬神时的祷告，还有被意料之外的恶劣天气挫败的取胜计划。它们悄声告诉我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表示“嘴”“胸部”“腹部”的所有说法，其中有许多双唇音，发音时需紧闭双唇。我们在口中感受这些词语时能体会到愉悦，这种愉悦就在我们交谈时所说的话的形状中。

但是在早晨，那些词语整洁而缄默地重现在书页上。我在镜中出现，不再是双唇音的感知体，而是一副六十四岁的骨肉之躯，膝盖和关节曾依偎过许多男人，紧贴着他们的身躯，紧贴着我的渴望，那段历史实在不值得详述。逝者如斯。我提醒自己，我清楚幻想与妄想之间的区别，那是欲望和信念的分隔。我明白是什么将往昔与现今分开，是什么横亘在过去与此刻之间——其实仅有片刻之隔，不经意间就会失去。将彼时与此时发出的声音分隔的是沉寂，不易被打破。

我将关于苏美尔楔形文字的书放回适合它的位置：一个书架的底层有关于西徐亚语和泰诺语的书，两本书之间有个空位，像缺了颗牙。那个书架连同其他许多书架一起，从地板到屋顶，四壁皆是。我卧室的两个窗台上也有书架。我根据地名，按字母顺序整理书籍——更确切地说，是按它们现在被人所知的地名，而非征服它们、将它们据为己有的帝国——蒙古、奥斯曼、巴比伦等——给它们起的名字。我没按它们消亡的时间进一步排序，因为那需要我回想起语言学家针对失传的定义开展的全部学究式争论。语言学家会说，阿卡得人的语言曾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所有部族的语言，大约在楔形文字末次出现时消亡，即公元前一世纪。我过去曾接受经验主义的证据。但是现在，我还考虑到另一领域的可能性，即我自己的想法。想象一下：无数的阿卡得文盲不依靠楔形文字，想必仍会聊天、说谎与责骂别人。

另一方面，我对拉丁语的态度则很苛刻。如果某种语言仅用于礼拜的经文和圣咏，那它就不会生机勃勃。如果某种语言现在的使用者需要别人教授语法、发音和变位，而不是在婴儿期吸着母亲的奶水习得这种语言，那该语言就毫无生机。如果某种语言在日常对话中没出现各式各样的形态，那它就没有生命迹象，比如：与朋友闲谈，为卷心菜讨价还价，传播古怪疫情消息，告诉大家敌人和杀死敌人的英雄死了。如果没人将某种语言作为母语，那它就无法复兴，而是永远地死了。拉丁语死了，Latina mortua est，连天主教徒也救不活她。让我们为她默哀吧。Nos eam contristare.

有人声称拉丁语还活着，因为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都是她现存的后裔，我无法理解这种逻辑。我们是否还要算上世界语？我们能否说尼安德特人[3]还活着，因为他们像智人那样，是由人科动物进化而成的？感伤怀旧的语言迷们认定，古希腊伊奥利亚地区的方言尚未绝迹，现代希腊语反而使它变年轻了。他们应该问问诗人萨福[4]，她的里拉琴是在哪儿买的。一种语言被另一种语言吞没固然值得哀叹，但其主体被同化吸收后只剩下残余部分，这不足以称之为幸存。刻在一千座墓碑上的文字算不上一种语言的词汇。语言活在它的使用者身上，活在他们自发的俏皮话中，活在他们低俗的戏谑和冗长的故事里。正是由于语言具有细微的差别，邪恶的政客才可以讲得唾沫横飞，吹出貌似真理的假象。一种语言无法充分翻译另一种已消亡的语言，因为它不能完全捕捉到语意含糊的艺术、出乎意料的图像式词语、伴随情感起伏的抑扬顿挫，以及巧妙运用史实的双关语。我们应当尊重已消亡的语言，哀悼已然失去却又无法被替代的一切。

倘若没有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谁能恰如其分地称颂语言的使用者及其文化、历史功绩和盛衰呢？我们能相信古罗马人对敌人埃特鲁斯坎人[5]的评价吗？古罗马人诽谤他们残酷无情。想象一下吧，弗莱维厄斯：奴隶们身上只系着腰带，头上罩着兜帽，一手拿着木棍，脚踝被拴恶犬的皮带捆绑着。在埃特鲁斯坎人的启发之下，古罗马人建造圆形剧场，在里面举办娱乐活动，但他们对埃特鲁斯坎人竟毫无感激之情，这岂非怪事？没有哪个虔诚的古罗马大婶会为埃特鲁斯坎女人说好话。相信我，卢恰娜，她们的淫荡好色无人能及，在外面把屁股扭来扭去，坐在她们丈夫身边观看体育赛事，为她们喜爱的狮子加油助威。那些埃特鲁斯坎女人说不定会跟公羊交配。有多少历史是刻在石头上的诋毁和中伤，所有的评论和哂笑都离不开复仇一词。埃特鲁斯坎人也许曾是可爱的民族，充满幽默感，对奴隶也比较和善。但面对诽谤，埃特鲁斯坎人却没有留下语言为自己辩护。他们残存于世的，只有身份的象征——在博物馆中隔着玻璃或围绳供人观赏——金手镯，带宝石的项链，镶嵌象牙的青铜战车，石棺中的陶土人像；长着杏眼的夫妻侧身而卧，神秘的面孔看似茫然出神，仿佛正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家小孩做滑稽的动作，或观看剧场中上演的神话剧。他们的神话已荡然无存，唯有一些碎片显示它们存在过。在一万三千片亚麻布条和一些大理石块上，埃特鲁斯坎语仅有的线索是其他文化借用的神名和冥府里度假胜地的名称。“渔猎之墓”“日月之墓”。它们不足以解开埃特鲁斯坎人隐晦的密码。但我猜测，总有一天，某个农夫——经常是农夫和他的母牛——会绊到戈耳工[6]的头上，它曾是埃特鲁斯坎某户人家屋顶上的石像，而那个屋顶的轮廓线则指向埃特鲁斯坎郊外的遗迹，考古学家将在那里发现足以解开语言之谜的字迹。我想象着，人们会通过墙上潦草的字迹了解许多情况：“库图·斯维特斯这个混蛋，死时欠我三桶特级初榨橄榄油。”“萨纳女士是不忠的婊子，她脚踩两条船。”“别为拉斯哀悼。他爸是韦尔瑟·邦珀利，专卖假冒的金腰带。”

在我的书架上，没有关于哪些语言已经消亡的争论，只有对离去的共识：埃特鲁斯坎语当然算一种，还有菲律宾的Agta-Dicamay、印度的Ahon、西伯利亚的Arin、伊朗高原的Azari——犹如漫天繁星，数也数不清。有些语言的遗迹存于厚重的古墓中，其余则在打印出来的单薄的专题论文中。它们或斜或立，参差不齐，好似立在松软泥土上的墓碑。有时，我醒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加入已逝语言及其使用者的行列，没人会记得我说过什么。我在人类的记录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正如大多数沉寂的语言那样，不会有人惦念我、哀悼我。这并非抱怨，只是我不时地提醒自己，扪心自问是否还应做点什么。这样我的生命才会继续。

有三种已绝迹的语言如同姐妹般联系密切，它们是卡帕多西亚[7]语、卡塔欧尼亚[8]语和西利西亚[9]语。我曾标记过它们在希腊文学中的位置，并顺便提及：它们好比地位较低的邻家姐妹，向满载神恩的希腊语借双耳酒罐里的酒，之后不久就死了，因为它们忘记用主流语言明确指出：“要普通的酒，也就是无毒的酒。”

我要哀悼沃肖语[10]和奎查恩语[11]，二者的末代使用者去世后，出席葬礼的人只会说英语。我已将研究那两种语言的书和研究其他濒危语言的书一起放进书房。书实在太多，把沿四壁摆放的书架塞得满满当当，只露出房门的支柱和小窗。我发现，决定该将哪种语言列入濒危类是极其痛苦的事——比如，在一百二十种汉语方言中，哪二十种已属濒危？关于濒危语言的书籍和论文也不总是十分严谨，有些既缺乏信息，写得又很无趣。对于某些语言来说，残存的词汇颇似幼儿园小孩的课程计划，例如从一到十的数字、基本颜色等等。我时常无法断定是不是某个对音素不敏感的人在记录资料时出了错。

丧钟很快将为很多方言而鸣，公众教育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普通话是中国的授课语言，孩子在操场上玩时也用这种语言，流行音乐和电影也用。使用方言的孩子一样要接受教育，一样需要享受大众文化的乐趣。我们无法禁止他们在上学途中、吃一日三餐时、坐在教室或影院里时，盯着手机的小屏幕看。在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他们设法用精简的形式表达思想，省掉完整的句子，使用大量机动灵活的拼写方式将情感速记下来。他们应该都有能力给爱人发送文字信息，记录他们存在的每个时刻：刚到家，刚坐下，刚看你的照片，刚进被窝。他们通过文字信息交谈，失去了各自声音的特性、地域性语言的细微差别、愤怒烦躁的语调和羞怯时发颤的声音。这些东西正与一种更实用、语法更简化的语言融合，在这种语言中，与格词和方位格词只存在于发信息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接收信息时却没有。“你在这儿吗？”“不，我不在这儿。”

我不指责这些变化。我哀其所失，然后继续前行。我观察和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让我们继续吧。还有意第绪语[12]，虽仍有人在讲，却已渐渐衰落，只出现在民间故事、宗教仪式和戏谑说笑中。我已不看笑话书了。

我对语言的热爱源于家庭，源于在一个容易意见不合的大家庭中聆听语言大杂烩——普通话、上海话和英语，每种语言都有标准和不够标准两个版本。我模仿长辈和同辈讲话，不只模仿词汇，还模仿他们的独特风格。若要流利地讲某种语言，你在使用它时必须具有说服力，不能只是能争好辩。若要深入了解某种语言，你必须理解言语意图。

十七岁时，我将对语言的热爱带到大学，攻读语言学学士学位，之后是硕士和博士。我年纪轻轻，需要为自己赢得某种标记，而我对语言的喜爱很快就让位于追求才智的热情。我堕入了各种理论的深坑——乔姆斯基[13]认为天生语言结构是大脑的固有结构；之后，另外一大批理论家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争辩，最终建立起各自的理论阵营。我也是这么做的，我需要靠语言学确立大学助理教授的地位，比如：探究新方法，以解释语言起源、习得、演变和衰败之谜；提出关于语言演变的新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忘记了语言具有说服力的本性，忘记了意图先于言语。我写这样的论文：《蒙古语和满语－通古斯语的谱系分类创新方法之得失》。二十六位语言学家读了我的论文，他们都对这一跨代的领域拥有话语权，从中国东北地区到阿尔泰山脉，从成吉思汗到透明化[14]。就这样，我险些扼杀对语言的满腔热爱。我将它掩埋在与同事的学术对话中，他们能争好辩，会寻找最细微的差别来挫败我。你认为卡尔梅克语和瓦剌语有关联吗？达斡尔语与布里亚特语有关联吗？你认同那些苏联学者的理论吗——语言会根据元音是否和谐而自动分化？你考虑过这样的语言吗——以音节为语音结构，不仅仅以元音为语音结构？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将语言视为领地，需要为之战斗。我只看到事物间的联系，却未深究其本质。我在同音异义词中找寻证据，在同韵词中寻找反证，目标就是要发现证据，发现更好、更多的证据，固若金汤、颠扑不破的证据。若是缺少证据，你将再也无话可说。我和同事们共同判定应将什么证据纳入考虑范围。

二十年前，我对证据的观点改变了。我开会后驱车回家，正沿着奥克兰山间熟悉的桉树夹道爬坡时，突然出现一只狐狸。迎面下山的司机也看到了。她事后解释说，她错将狐狸看成自己喜爱的猫科动物。出于这种喜爱，她猛然打轮，免得撞上长得像猫的狐狸，结果却撞上了我的车，使我连人带车滚下路堤。我没被甩出车外，但汽车翻滚了三次，它每滚一次，我的头骨都猛撞到侧窗上。医生事后告诉我，头骨没碎算我走运。我只被撞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颞叶上有一处瘀伤。但是第二天，有证据表明硬膜下有一处血肿——程度很轻，只是头骨下有点瘀血，不在大脑内部，很快就会自愈，无需手术，因此我还算走运。但当我发现一丁点脑部血肿和瘀伤并不像膝盖上的擦伤和青肿那么容易复原时，运气就逐渐消退了。我很难记住用文字组织起来的想法。当有人让我描述在事故发生前刚好看到什么时，我能看到路面、狐狸和另一辆车，还有在金属撞击声响起以前那个女人直瞪着我的眼睛，可我无法描述这一切。我说不出事物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当我能重新讲话时，我感到自己的想法仿佛被转移到了一个存储区，某些想法会比其他想法更快地被释放出来。当我再也看不懂别人针对我在《语言》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提出的反对意见时，我才明白我的智力已严重受损。可我自认为能完全康复，因此并未辞职，而是向学校请了假。我说我只教一个班，以后会慢慢恢复正常。系主任含含糊糊地保证说，等我好了，我的教职还在——他们会竭尽所能保留我的教职。他的语气太过安抚，仿佛在对将留下大笔遗产的垂死之人表达过分的热情。虽然大脑受损，可我还是觉察到了：他很想摆脱我。我随即大喊道：“你以为我已经笨到竟会相信这种话？”这是事故发生后我说过的最容易理解的话。

律师列举并夸大了我的伤势，保险理赔时也相应地付给我一大笔钱。六个月后，我才发现付给我这笔巨款并不过分，因为我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补偿的。我被迫思考我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思维能力控制。随后，我陷入了曾拥有健全大脑的悲伤之中。

我的思维变成了无关联词语的拼字游戏板。我必须有意识地拼凑它们，才能构成句子。与此相似的是，我的思路也不连贯，我不得不寻找连贯的思绪，将它们按逻辑顺序连缀起来。我分辨不出比低俗的闹剧更微妙的讥讽、反讽和幽默。我变得惊恐不安，担心自己的损失或许根本无法衡量。

为了让大脑康复，我接受了言语治疗，但对自己缓慢的进步很不耐烦。晚上，我会阅读简单的文本、童谣和童话故事，首先是英文的，之后还有别的语种。在治疗初期，我计数着自己的点滴进步——一天后我还能记住故事的主旨，或是记得不同的矮人、仙子、妖怪、巫师所特有的本领。我读了上百篇童话故事，然后一次次地重读，直到我感觉它们不再陌生。我恢复基本分析能力的方法，是在那些童话中寻找模式：故事里经常出现欲望和阻碍，还有需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方能应付的考验。我在便笺本上记录自己的发现，作为临时的记忆。我注意到，获取胜利既需要猛烈地摧毁敌人，也需要城堡、王国和爱的奖赏。我还发现，许多故事有同样的情节模式，常出现于故事中部，在那个交会处，糟糕的决定迅速变成毁灭性的决定：离开一地时，不要回头看；如果你回头，就会回到起点。我用这句话来警示自己的人生——如果我回头，我的所有进步都会消失。我仿若童话中的人物，被驱逐出王国，直至找到充足的线索来解开谜题。我被迫蒙着眼睛走进一片会说话的森林，必须找到吐着水舌的大海。我不得不用漏水的桶子打水，直到海浪都变成沙丘。该死的城堡，可恶的谜语。

一天晚上，我拉开抽屉寻找便笺本，偶然翻出我在事故发生前起草的一篇专题论文草稿。我手中捧着的稿子便是五年前的我的残留部分，稿子写出后几小时，我便跌入了深谷。我明知自己不该读那些文稿，但我亟须了解大脑的状况是否已有所改善，这既是渺茫的希望，也是巨大的折磨。我先看看标题，随后小心翼翼地读着简短的描述性段落，最后欢呼起来。我读懂了，更确切地说，是读懂了段落的含义——构词学证据表明，锡伯族的语言很可能是一种满语方言，而不是满语演变的产物。我继续读下去，终于想起我为何选择撰写这篇论文。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偏远乡村里，新发现了几个以满语为母语的小块地区。我掌握了新数据和新证据。但这些讲满语的人上了年纪，而他们的后代又只说汉语，因此，满语如同一场到了最后一棒却无法传递下去的接力赛。这篇专论犹如及时雨。令我欢欣鼓舞的是，我能理解零零星星的前提、数据和假设，也理解互争高下的理论和有待补充的证据主体内容。我只能看懂那些碎片的大意，但它们足以成为解谜的线索，每块碎片都是一片绿洲，一个连着一个，在我记忆的干涸沙丘中创造出一条通路。

身为语言学者，我比大多数人更明白一个人不会在遗传中获得对特定语言的偏好。然而，我在初学满语时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正在重拾一种曾经用过的语言。我念出的重复音节结构似曾相识。文字的含义伴随着生动的意象，仿佛是在追忆往事。十五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就回想起那么一个意象——不是单词，而是它代表的意象——一株古老的枯木，树皮已经剥落。我在头脑中仍能描绘出那株光秃秃的树。当我回想它时，有个影子从树后跑出来，犹如全息影像般浮在我眼前。我去触摸它，它立即消失了。我以为我中风了，大脑出现了渗漏，之后整个人都完了。我闭上眼，静观其变。一分钟后，我睁开眼睛，发现那个影子又出现了。它是个单词。Kirsa[15]，我高声念出来。那个词立即跳了一下，又迅速穿过我的视野。一片剥离的视网膜。医生曾警告过我，这种情况可能在事故之后数月甚至数年发生。那个词又回来了，稳固而可靠。这种幻觉意味着什么？是我精神错乱了吗？我想证明我没有精神失常。我想让Kirsa融入记忆中，变为我曾熟悉的单词再次出现。我读出那两个音节，软腭音连同咝咝声，却依然对不上词义。Kirsa，kirsa，kirsa，我念道。我正要放弃时却突然看到了它：kirsa，狐狸，倒不是损害我大脑的那只路遇的狐狸，而是大草原上的狐狸，是你找寻它时总也找不到的那种。我了解狐狸知道的事：为了看到幻象，你自己必须变成幻象。下一刻，我已驰骋于大草原，干燥的沙粒打在我的白肚皮上。

从那天起，我便自由自在地遨游在已逝的语言文字中。我念着它们，我为之惊叹，我珍视它们；有片刻工夫，它们鲜活地来到我面前，犹如火焰燃起前的磷光般转瞬即逝，却又明亮耀眼。

我现在理解了元朝末年蒙古人退居漠北的选择。听听他们的开元音和快速的齿龈边闪音。他们渴望再次狩猎，渴望站在马镫上越过山岗，驰骋在刺草原野。三百年后，清朝风雨飘摇，一些满族军士离开平原，当他们沿着阿尔泰山脉穿越大草原时，满语的发音也开始随之变迁。腭化的塞擦音前移为咝音，通古斯人的舌头欢快地嘶啦嘶啦响。每天夜晚，他们坐在满天星斗下，畅饮着发酵的马奶，低声咕哝着明天又将穿行于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但是不出两年，他们就跪倒在地，惊诧地高叫着——Adada ebebe[16]！Adada ebebe！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任何东西从长草中冒出来标明路线。敌对的部落已拆毁祖先留下的石堆——三十七代人的路标如今已经消失。很快，他们便出现了幻觉。鹿看着像石头，石头则变成了兔子。

从那以后，他们惜语如金，只讲述有关水源的传闻。地下水从一条隐秘的河流中淌出。七位美丽的姐妹把罐子里甘甜的水倒在绿洲中。泥泞的池塘被骆驼的鼻息熏臭。齿鼻音n摇摆不定地退回旁流音l。寻找水源的人们绝望地抓挠着沙地：“回想起来，从此处向东，半天的路程内是没有水的。回想起来，这条路走错了。”后来，他们的喊叫减弱为olhokon, olhokon——“我们都干死了”——他们干渴的声音被卷入呼啸的风声里。他们最后听到的声响是十万只蟋蟀跃向空中时“沙沙”的尖叫声，它们跳到满族人身上，趁他们的肌肤尚未腐败吞噬了他们。

十五年前，我读到这些文字：离开一地时，不要回头看；如果你回头，就会回到起点。那时我将这句话视为告诫。但当狐狸出现以后，这句话就成了一种选择，从那以后，我每晚都回望过去。

今晚，我来到头脑中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山脚与河流交会在一起，senggin，即会合之地。我等待着，直至感到声音在我的血脉中律动。它响起来了——泼啪！泼啪！——是马群轻盈奔腾在草地上的声音。第二个元音收紧了。泼噼！泼噼！马蹄踏响了大草原被炙干的土地。很快，我们就会到达往昔开始的那个地方。

┃奇趣┃

坚韧的肠道

［摘自日记］

我将“意图”误读成了“肠子”[17]，现在想来，这个意象倒也恰如其分。你的意图部分源于别人喂给你的东西，由于时间太久，你已忘记吃的是什么，更不消说是为了有益才吃，还是只为果腹充饥；也忘记了你所吃的是美味可口的东西，还是一种毒药，一种上瘾的滋味。

人们不再买书。人们吝于为自己的思想花钱。他们正在挨饿。

第十三章　语言学准则

语言习得

我母亲讲上海话、普通话和英语，但无论她讲哪种语言，别人都经常误解她。

上海话是她习得的第一种语言，她听父母讲上海话，上海话她讲得最好。童年时，她开始在学校里学习普通话，普通话是授课的语言。她和我父亲争吵时，两人都讲普通话，我猜想，他们做爱时亦如此。她在学生时代上过英语课，在她讲的语言中，讲得最差的显然是英语。因此，在她去世十二年后，当我偶然找到一份大学文凭的副本，表明她在英文授课的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时，我颇感震惊。我仔细查看后发现，获得者的姓名是“杜娟”（Tu Chuan），跟她留学签证上的名字“杜琴”（Tu Chan）只是相近而已。她利用了别人的文凭。她的英语总是错误百出，证明这个假设很可能是真的。假如她确实读过英语专业，我就会看到她读英语小说，可我甚至一本都没见她读过。我家拥有的小说仅限于成套的《〈读者文摘〉精粹系列丛书》，是别人捐给我们的，可她从来不看；我倒是读过。卡森·麦卡勒斯的《婚礼的成员》[18]便是其中之一。她从未承认读过我高中时看的任何小说。噢，《红字》。我爱那部小说。牧师和那个女人。她受到了惩罚，可他却没有。太悲哀了。我父亲和她就是牧师和那个女人，而她受了罚。可她从不那样说。

1949年，她收到位于旧金山的林肯大学的美国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之后，她给教务处主任写信坦承自己的英文水平变得有点儿“荒疏”了。主任回信说：“你的困难和那些中断了学业的中国学生一样。”主任指的大概是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发生那年母亲二十一岁。她指的又或许是更近的内战，时间从1945年至1949年，那是母亲个人生活的动荡时期，她爱上了我的父亲，离开了丈夫，因不贞被捕入狱。

“不要因此气馁，”主任于1949年7月26日写道，“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主任告诉她，到美国后她将被收入英语口语、听力训练和地道演说的强化班。一旦语言熟练了，她就能正式开始上课。同时，主任还给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负责人写了封信，母亲在那里申请留学签证。她呈上书信，证实自己已被大学录取，而且“任何语言缺陷都将被及时弥补，包括语法结构的问题”。她于1949年8月27日抵达美国，两周以后，她并没开始上英语强化班，而是嫁给了我父亲。不到一个月，她怀上了我哥哥彼得。她从未踏进那所有主任帮过她的大学。直到父亲去世两年后，她才开始上英语速成班来打磨自己的水平，因为我离家去上大学，没人替她写信了。她参加了一个ESL课程。我很佩服她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她的句式结构远非完美，却已颇有进步。最令我震撼的是她对背井离乡，在美国漂泊的感想。

旧金山，1989年：母亲在翻译姐姐丽君写给我们的家书

我来到这个国家已经很久了。我能记得的最后一个场面是我在悄然驶离上海外港的最后一班船上，当时战事仍在持续，那是1949年5月。一些人并不觉得战事与自己有关，相信自己很快能回来，但这只是那些人的一厢美梦罢了。

她说话时总也摆脱不了语言荒疏的毛病。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她的英语一直很烂。在我出版第一本书之前，她从未读过任何美国文学作品，这是她读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当我出版第二部小说时，她已患阿尔茨海默病，很难厘清《灶君娘娘》的故事情节，而那部书包含了她生活中的许多事件。“我不必读了，”她对我说，“写的就是我，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语言的演变

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以后，母亲丧失语言能力的顺序与习得的顺序刚好相反。最先失去的是跟我说话的语言，即被她个性化改造过的英语。之后，我们交流时就只讲普通话，我理解起来相当容易，但只能说出有限的语汇，相当于五岁小孩。这倒足以与母亲沟通交流，因为她的思维和情感已退到孩提时代。久而久之，她与我讲话时，渐渐转为使用普通话与上海话混杂的语言；不久以后，她和我的语言表达缺陷几乎不相上下，我只得指着东西猜她要说什么。你想去那儿——去洗手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她的口语表达主要是含混不清的上海话、手势、咕咕哝哝，以及少许怪异的惊叹。她所说的我都理解，因为总是同样的内容：她只是想让我陪在她身边。

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只要我一走进她在辅助生活中心的房间，她便会立即认出我。有时，她会喊出与我名字非常相近的代称——双音节的鼻音化元音。那时，她的双唇几乎不动，呜咽声听着像是有人在她嘴里塞了东西。她面无表情，这是患病晚期的普遍表现。但我知道母亲并非感情冷漠。当她使劲扑腾双手让我尽快走到她身边时，其激动心情显而易见。她偶尔咕哝出一个词，通过语境和手势让人理解——要拿她喜欢的毛衣，或是给我看一张纸片，上面是我无法破解的神秘内容。我们使用哪种语言都无关紧要，无论是英语还是普通话，又或是二者的组合，只要我在她身边，用她想听的话来抚慰她就好。我会告诉她，她十分美丽动人，简直让别的女人嫉妒。我会告诉她，她聪颖过人，能留意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还告诉她，大家都很爱她，会在她中意的餐厅等她，而她将成为主宾。我用普通话报出她爱吃的菜——虾仁、扇贝、鲈鱼、海蜇、豆苗、饺子，还有热汤——滚热滚热的，她就喜欢那样的汤。我们的首要语言是情感，我握着她的手，她也握着我的手。我们说话的语调、手势和我们四肢动作的幅度表现了情感。情感还体现在我的面部表情和我对她表情的解读中，倘若她还能微笑、蹙眉或面露困惑的话。“你是在笑我吗？”我会一边佯装惊诧一边问，再将她发出的任何声音和嘴部的动作大声解释为肯定的回答。她喜欢这种逗趣的关怀，甚至在生命尽头，当她还头脑清醒时，也能理解所有仅由讲话的声调和语气表达的意思，包括爱意、确信和幸福。丢掉了字词，含义仍在。无论用何种语言来表达，含义都相同。这是我们共享的情感语言，它绕过了大脑中管理句法、语义和语音规则的部位，由储存长久情感记忆的区域加工处理，那些记忆始于她的婴儿时期——清晨时，她的母亲想必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别哭，我就要喂你啦。”声音的形态意味着安慰与信任。她也这样对我说过。

有一天，我从纽约回来，发现她在我离开的两周里消瘦了许多，我为此向她表达了忧虑。从几个月前开始，她就在不断消瘦——身高四英尺九英寸的她从体重最重时的八十磅下降到七十二磅。后来，她几乎不足六十五磅，很快又降到六十磅。终于有一天，她开始拒绝进食。她不停地呜咽，推开我举到她嘴边的勺子。当我执意坚持时，她开始像婴孩那样号啕大哭。到那一刻，我终于再也无法否认她真的会死了。几年前，母亲曾要我保证绝不为她上鼻饲管。她对我说，她被迫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莫过于同意医生的建议，为我不省人事的哥哥撤掉鼻饲管。“别开始用，不用就不必停用，”我记得她说过，“反正它根本就没用。”

心理和情感上的四年准备并未减少我意识到她时日不多时的震惊，医生说她至多还能活一个月。母亲从不回避谈论死亡。实际上，她曾过于频繁地盼望自己死去，尤其是当她发现你有秘密瞒着她，或在背后议论她时，她会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无论她能否听懂我的话，我都决定尊重她。于是，我坐到她身边，抬起她柴棍似的手臂，用英语柔声说：“看你多瘦啊。”

她盯着手臂瞧了一会儿，然后咕哝道：“还挺不错的。”她确实说出了这些词，而且是用英语。这句话曾是她在各种情况下的自发性用语。“还挺不错的。”她想把旧沙发给女儿丽君时就是这么形容的。“还挺不错的。”她形容自己弹奏肖邦的练习曲时也是这么说的。“还挺不错的”指现状和持续状态。

我轻抚着她的手臂说：“你太瘦了。你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吗？”

她再次注视自己的手臂，盯着看了许久，仿佛它就在眼前发生变化，然后说道：“我可能死。”

她并未简单重复我提问时的说法——快要死了，而是组成了她自己的词句：我可能死（Maybe I die）。她身体强健，反复以自杀相要挟时曾这么说。我不知道她能听懂什么，但我用安慰的语气对她说，我会竭尽全力让她舒适些，她什么都不用担心。她会感到欣慰的。

“好的。”她说话的语气就像小孩相信母亲所说的任何话：只要你穿上毛衣，我们就能去公园。好的。我离开她以后就崩溃了，坐在车里放声痛哭。

当临终关怀护士来评估母亲的状态和需要时，母亲将食指搭在那个女人的胸牌上。“凯瑟医院。”母亲缓缓念道。这又是奇事一桩。她认出了医院的徽标，她曾在这家医院担任过敏反应技师多年，如今在这儿接受治疗。那几个词的发音比她近几个月来说的任何话都清晰。她继续盯着那个胸牌，随后手指滑过下一行字，高声念出护士的名字。她能读出字来。她垂死的大脑是怎样使她还能识字、讲话的呢？

多年来，母亲揭露的事情始终出乎我的意料：外婆第二次婚姻的隐情，外婆自杀的秘密，母亲初婚时嫁给一个暴虐男人的秘密，她在中国留下三个女儿的秘密。另外，她心平气和地接受我不再学钢琴，也平心静气地接受我与白人男友同居。当我男友的父母不赞成儿子选择我时，母亲替我辩护也令我吃惊。再有，她宣布要嫁给弗雷斯诺的一个杂货商，那人只讲广东话，而她却不会说。

她在电话里宣布要和杂货商离婚，想让我当天就去接她。几年后，她又宣称交了个八十五岁的男朋友，是上海人，他将随同我们参加我在日本的售书活动。我们不得不手忙脚乱地为他买机票，但让我们高兴的是，活动期间她会一直跟她爱的男人黏在一起。他们没有结婚，但我的任务是告诉在北京的舅舅说他们结婚了，蜜月里有段日子会跟我们一起过——意思就是，他们将同住一间卧室。旅程过半时，她和男友吵了一架，还宣布当天就想回家。这倒并不意外。

如今，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她表现出自己仍会读英文，我本以为她在三年前就已失去这项技能。我迅速找出一张纸，打印了几个单词，字号很大：眼睛、鼻子、嘴、耳朵、胃。我让她念第一个词。“眼睛。”她清晰而缓慢地读着，好像一个女生在学英文。我问她：“你的眼睛在哪里？”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们过了一遍清单，她正确认出了所有单词。真是奇哉怪也。一定是她脑子里的某样东西发生了变化。飘忽不定的语言绕开重重阻碍，转移到脑部受损较少的区域。她能读、能说，也能理解词义——还都是英文的。后来，我问她：“感觉身上有什么地方疼吗？你的胃痛吗？”她茫然地看着我。看来还是有局限的，但我们通过阅读来交流仍令人欣慰。她向我表明，她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我们再一次被文字联结起来，这个字表示“爱”，那个字代表“你”。我仿佛被带回到许多年前，那时我们因距离之遥和缺乏理解而分开，为了消融这种隔膜，我们曾给对方写信。

“你能读啊，”我说，“这么长时间，你一直瞒着我。”我逗她，夸她，我欢呼雀跃。她的回应听起来好像在说：“哈——哈。”我想尽一切办法称赞她，以便她确实能听出我说话时兴奋的语调。“你真是个小鬼丫头。你骗我。你可真机灵，简直是最聪明的姑娘。”从她头部、手臂和腿部的动作中，我看得出她因为让我高兴而得意。

那是我们唯一一次一起读那些单词。她在停止进食后，迅速变得更加虚弱，无精打采。我们一家都来守夜，包括我弟弟，从埃尔塞里托赶来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从威斯康星来的另一个姐姐，还有表亲、外甥和母亲的多年老友们。她经常昏昏入睡，即使在清醒的状态下，她也神情茫然，一动不动。她的体重很快掉到五十磅以下。有一天，躺在带枕头的躺椅上时，她突然醒了，自从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以来，她从没这么活跃过。她嘴里咕哝着，抬起瘦削的手臂，比画着指向天花板。“姆妈！姆妈！”她说。那是上海话里的“妈妈”。她在召唤自己的母亲。她九岁时曾站在母亲床前连哭了三天，而她的母亲因吞食过量生鸦片慢慢死去，自此她再也没见过母亲。现在，母亲的声音紧张不安，牙齿直打战。我想象外婆身穿她在最后一张照片里的中式衣裙，正微笑着张开双臂，想要一把搂住女儿，带她回家。母亲向我摆着一只手，断断续续地哼出几个词，声调恰如她在家里来客人时发号施令：别只站在那儿呀。快！请她坐下。我打着手势，请外婆坐在沙发上。母亲指着房间另一侧的什么东西，发出不耐烦的声音。我猜她想要什么：照片、电视机遥控器、茶叶、椅子，还是水。最终，我猜到了正确答案：她的貂皮大衣，那是她暗示想要一件时我买给她的。她指向沙发。快！快！她想让我把大衣给她母亲。我将它披在沙发上，披在我想象外婆可能落座的位置。这时，母亲正朝着天花板含糊不清地说话。显然，又有隐形的客人到了。从她咕哝的声调来看，她似乎是在回答他们：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们。没错，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她没让我邀请他们落座，可能是因为来的人太多。当夜更晚些时候，天气转凉了，我将貂皮大衣盖在打盹的母亲身上。她醒来后变得躁动不安，不停地推开大衣，仿佛它正在燃烧。她疯狂地比画着沙发的方向，那是我邀请她母亲坐的地方。多么奇异啊。我忘了曾给过她母亲这件大衣，可她没忘。她处于另一种清醒的状态中。

翌日，她始终昏睡不醒。她仍在呼吸，但她的某些部分已然离去。临终关怀护士给了我们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临终时会发生的情况。册子上说，最晚丧失的是听觉。于是，我们为母亲举办了一场喧闹的派对，让她知道自己仍是我们的世界中心，是最重要的人。我们知道她喜欢别人关注她。二十位亲朋好友一整天都在打麻将、玩扑克。我们点了比萨和中餐外卖。我们观看她喜爱的电影，聆听肖邦的练习曲。两天后，我们意识到她绝不会离开为她办的派对，于是我们缩减了规模，除了个别人之外都回家了。我睡在她身旁，注视着她呼吸的样子，快速吸三口气，之后稳稳地长吸一口气。这是她平生发出的最后声响。我留心观察着她已随她母亲离去的迹象。

常见的表达方式

父母没强迫我学普通话，因为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学习父母语言的孩子永远不能彻底掌握英语，仿佛我们的大脑每次只能掌握一种语言，因此，双语学习就意味着我们每种仅能掌握一半。幸运的是，我设法吸收了足够多的普通话，通常是无意中听到，或是日常生活中别人对我说的，又或是母亲紧张激动时用普通话大喊大叫。

显然，那些经历足以使普通话在我大脑天生的语言结构中永久占据一席之地，此外还有我在学校学的西班牙语，我在瑞士的遭遇中学到的以及最近自学的法语。尽管我能读写西、法两种语言，在中文方面却是完全的文盲。不过，理解普通话与理解西班牙语和英语不同，我不需要借助额外的语言学步骤，即在脑子里翻译文字的含义和正在使用的词形变位。与姐姐们相处时，我们聊着闲话，交换不同的看法，这时我们都讲普通话，我表达自我的潜能又暂时恢复了。我只有幼儿的词汇量水平，因此经常受阻，但她们懂得如何自发地迁就我的水平，或是提供更多语境提示，例如，前几天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又如，他们为我抽血的原因。我有许多白人朋友普通话讲得比我好多了。他们刻苦学过普通话。他们能看懂中文菜单，点出繁复的菜名，组织商务会谈，几乎能应付任何情况。但在普通话方面，我拥有他们永远都不具备的直觉，那是语言学校里绝不会教的东西。这与中国父母抚养孩子时的日常表达方式有关。我能不费力地知晓微妙的情感差别与意图，还有愤怒、忧虑或带着温情说话时的潜台词。

以常用的表达方式为例：“我气死了”，意思是“我气得都要死了”。英语可对应翻译为“I'm angry as hell”，但这个翻译可无法涵盖母亲说那些中文词时可能想表达的各种意思。就恐怖程度而言，“hell（地狱）”和“死（death）”的程度不同。这种说法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取决于你说“气”和“死”两个字时的强调程度，以及你是否说了“我”字。迅速嘟哝一句“气死了”——可能是表达她在生气，因为发现自己从商店货架上拿了两只左脚的拖鞋，付了钱，到家后才意识到自己拿错了。在那种情况下，“气死了”只表示“我很生自己的气”，一边说着还恰到好处地拍了下额头。如果是售货员将两只左脚的鞋装起来，而且鞋子很贵，商店又远的话，就会着重强调第一个字“气”，随后吁出一口气，使人联想到从她嘴里喷出灼人的热气。如果她用低沉的咆哮声说“死”字，还以大量“咝咝”声来强调，就代表在模拟以刀割喉的声音。

母亲会用普通话说“我打死你”，这是她表达愤怒的另一种方法。在此例中，字面意思是“我要把你打死”。英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这些巧克力不管你吃掉哪块，我都会杀了你。”这代表你态度认真地表明你多么爱吃巧克力，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他们绝不能染指，但那并非真正的威胁，因为你不会做出任何能让你坐一辈子牢的事。中文“我打死你”的分量与此相当，但听着厉害得多，令人恐惧的音节更长，表示随后可能真会打人。为了努力提高普通话水平，我大概看过三十集反映过去某时代的中文电视剧，它们充分向我展示了这一说法的实际含义。该剧讲述了七十年间三代人的兴衰，播放时没有字幕。倘若我一点普通话都不会的话，“我打死你”就将成为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因为它在诸多情形下被用到——从羞辱到违逆，再到背叛。父亲威胁要打死考试不及格的儿子，还差点杀掉赌光了一大笔家财的那个孩子。在那部电视剧里，亲兄弟、表兄弟、亲家之间互相恐吓，主人威胁仆人，姨太太威胁女佣，而女佣们在自尽前险些被打死。在这部电视剧里，每个人脾气都很坏。在我们家，“气死了”是“打死你”的情感序言。我要赶紧补充的是，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特有现象。在我成长的年代，许多美国家长都遵循“省了棍子，宠坏孩子”的箴言，就连老师也在教室前面打学生。与其他父母相比，我父母没有那么频繁或严厉地责罚孩子。跟我一起长大的有些孩子只要一耷拉着脸就会挨巴掌。我还记得隔壁有个生着金色卷发的四岁小女孩，她每天都在洗手间里挨打，发出尖叫和哀号声。那个女孩自己也渐渐有了暴力倾向。她会把我们推倒，只要有机会就猛一关门，夹住我们的手指。当然，我家有时也会拿出发梳，父亲会在母亲的命令下动用它。母亲偶尔会扇我耳光，但我十二岁时个头就比她高了，她不得不改用拳头打我的背。我记得还有一次，母亲在邻居的要求下惩罚了我们。哥哥、表兄弟们和我在我家后院采野黑莓，然后将它们扔过篱笆墙。我们透过小孔，幸灾乐祸地看着“子弹”连珠炮似的纷纷击中“靶子”——晾衣绳上晒干的白床单。母亲不喜欢这个白人邻居，但也不能放过我们的错误。于是，当邻居在篱笆墙那边听她训话时，她用中文对我们说：“我一拍手，你们就大声尖叫。”随后她用英语嚷道：“这是你们干的坏事？嗯？伸出手来。”之后，她自己拍拍手，我们就轮流扯着嗓子尖叫。

母亲对我和兄弟们常说的其他中文语句宛如纽带，联结起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刷牙。洗脸。关灯。睡觉。

晚饭好了。别等我。趁热快吃。多吃点儿。味道怎么样？太咸了？没味道？够辣吗？你能吃几个饺子？

听我说。别惹麻烦。当心。留神。你吓死我了。

谎话连篇。笨得难以置信。你太坏了。脾气这么差。你为什么给我脸色看？我要是死了，你会高兴吗？

我累坏了。我腿酸。看看我得受多少苦。你信我还是信她？

你病了吗？你烧得真厉害。你受伤了吗？你肚子不舒服？多喝点儿大米粥。别哭。躺下。等着我。别害怕。我很快就回来。你相信我吗？

标准英语

我的非华裔朋友大多得费力去猜我母亲说的话。有时他们能理解一半，但有时什么都听不懂。在美国生活的五十年里，她的语法变得越发与众不同。她从过敏反应技师的岗位上退休后，无需再努力让患者理解她的意思，因此发音就退步了。但她滔滔不绝地以她的方式讲英语时却毫无困难。“我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话要对你说（Lots lots lots lots I have to tell you）。”在与我进行两小时的谈话前，她这样对我说。她没发觉自己的发音有多么不标准，一天我发现她正想教她的女儿——我同母异父的姐姐丽君——读单词，用她不正确的发音教。

我能理解她那种洋泾浜式的英语，因为它伴随我长大，是上海话、普通话和英语的混合体，有着独特的发音和出奇有用的混杂用语，例如：“You unwind my mind”，意为“你歪曲了我的话，把我弄糊涂了”。母亲的句式结构是将英文单词叠加在随性发挥的中国式“主题”句法上，根据她想强调的内容来遣词造句：“你穿的那件连衣裙这么短，是想让大家都看到你的屁股吧（You wear that dress so short you want everyone see up to your pi gu）？”

她讲英语的方式没妨碍我学会说标准英语。幼年时，所有孩子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校园英语。其实，我的确零散地用上了她的某些语言结构，但不是一贯如此。我会说：“go school（去上学）”“go hospital（去医院）”“go library（去图书馆）”。这大概是因为我在家时会按母亲说话的句式，讲一种改良模式的英语。她的词汇量有限，我在开始读书和上学以前，始终依靠她一成不变的策略，以功能而非名称来识别物体。“我想要你涂在脸上的那种东西。”

到十几岁时，我已懂得如何在家里讲改良英语，以便与母亲的语言相适应。一方面，我本能地实时摒除她听不懂的单词和习语，例如：Ignorance is bliss. Elephant in the room. Shoot the breeze.（无知是福。避而不谈的事情。闲聊。）还有些是她大概能理解的：a bitter pill（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burn the midnight oil（熬夜），thumb one's nose（嗤之以鼻），be glad to see the back of him（跟他断交），cost an arm and a leg（付出高昂的代价），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百闻不如一见），以及cut corners（走捷径）。她常对我说——你很懒，爱“走捷径”。

我懂得应避免复杂的英文语法结构和概念。因此，我不会向母亲报告“我们正在讨论宪法修正案”，否则可能会兜一大圈向她解释那是什么。“我们读到在美国建国之初，有人颁布了某种类似于头号法律的东西，意思是我们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没人能剥夺我们的那项权利。”有许多次，我惊讶于母亲实际了解的事情如此之多。在我刚举的例子中，她可能会这样回答：“让我瞧瞧书。宪法修正案。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啊，这可不是法条，不是‘摩西十诫’。这就好比说你拥有某样东西，现在受到许多法条的保护。我知道这个，因为你爸爸和我为了考取公民身份背过。得了一百分呢。你以为我那么无知，一窍不通？我懂。这是重要的修正案，是美国人的权利。但这不代表你想对我说什么都行，这可不是美国人的权利，而是欺负你妈。”她确实学过宪法、《人权法案》、宪法修正案和三权分立，还有对美国的效忠誓词。她的英语还真够用，一个对英语生疏的人如此让人称奇。在留学签证过期后的十年里，他们战战兢兢，不断恳请司法部暂缓驱逐他们出境。最后，她和父亲终于将手按在胸口，宣誓效忠美国，于1961年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回家后就哭了。我一直记得这一场景。

基于史实的语言学

父亲的第一语言不是普通话。他生于一户广东人家，祖籍是地处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中山县[19]。既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想必那是他们的家庭用语。他也能熟练地讲英语。毫无疑问，这得益于他能讲流利英文的父亲。我听说他的祖父，即我的曾祖父，受过英文教育，我猜他大概在循道公会传教士开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上学，因为那是我父亲家信奉的教派。祖父也在英文授课的学校上学，因此，他在没学会读写中文以前，就已学会用英文读写。父亲在北京城外一家以英语授课的男校上学，他肯定是在那儿熟练掌握了英语和标准的普通话。他的家人很可能充分利用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的多语言技能，与外国人做生意。他们经营了一家出口公司，在中国的经商线路从南到北，再由北向南，还挺进了中部城市武汉，那也是父亲的出生地。祖父想让全家十二个孩子都学英文。他用英语给他们写信，把十一张复写纸放在家书原件下面，用力压出十一份副本，再寄给他们所有人。有位叔叔说，在他收到的副本上，字迹很淡，因为他比我父亲小很多。身为长子的父亲收到了家书的原件，因此他的英文是十二个孩子中最好的。凭借这种技能，父亲可以带领英美来访者参观桂林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他在那里任工程师。后来，语言能力还帮他在美国情报服务机构和美国军队里找到了工作。父亲最疼爱的妹妹桂英（Jean）也住在桂林。她在家中排行老二，因此收到的是那摞副本中的第一份。她的英文也很棒，只是稍逊于我父亲，这使她成为电台的英语节目播音员，那家电台正是由父亲供职的无线电器材厂经营的。

1977年时，祖父八十七岁，我二十五岁。我从旧金山写信给他，他则从上海给我寄了回信。我们从未谋面，这也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我父亲是祖父的长子，自1947年后，祖父就再没见过他，而父亲也已去世近十年了。他的信写在一张薄薄的信笺上，字迹颤颤巍巍。他抱歉没能早点回信。他说自己因年迈而眼神不济，倒是没有别的毛病，可他发觉读写困难。他的信里绝大部分是详谈他视力问题的性质。他补充说，他的胃口不错，睡得也好。他很高兴得知我母亲的身体还算硬朗，仍能从事护士工作。他盼望我多给他写信。这封信中提及的信息不多，语气也不是特别亲切，但最令我困惑的是他的落款：“深爱你的休”。我在五页纸的信中称他“爷爷”，落款是“爱你的孙女恩美”。我自忖他为何不写“你的爷爷”或是“爷爷休”呢？他觉得“休”在美国孙女听来会更亲切吗？我听说有的亲戚曾反对我父母结婚，母亲也因此怨恨父亲的妹妹Jean，但我没听说父亲和祖父之间有任何龃龉。也许他的视力太差，所以没读出我向他表达的爱。他可能只是习惯性地签了名，没考虑名字里蕴含的复杂家庭关系。无论是哪种情况，我敢肯定他不会料到自己的签名会让孙女在余生里一直揣摩祖父如何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父亲的英语远胜于母亲，但直到最近，我一直认为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旗鼓相当。别人曾评价父亲能讲一口标准漂亮的普通话。他们也这样评价他的广东话和英语。他是牧师，习惯公众演说，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说服与安抚。即使在转行当工程师以后，他仍以客座牧师的身份发表振奋人心的布道。他主持过婚礼，在庆典上担任非正式的司仪，向别人祝酒，带领亲朋好友唱歌。人们有许多机会听他讲演，但从来没有人让我母亲在任何聚会上讲话。她是沉默寡言的半边天，在家中却是说一不二。

我经常琢磨，华人从我母亲的讲话方式中读出了什么。因其运用语言的方式，人会被迅速打上标记，包括年龄、教育背景、地域环境，还有教养——通过彬彬有礼且微妙的言说方式反映出来。但是语言运用也能欺骗你。我认识的许多自学者比拥有高等学历的人更善于表达，也更博学多闻。而今，很多美国妈妈会模仿孩子说英语时挑高声调的疑问语气。我也在同一家餐馆？我碰见了一个高中时认识的朋友？我曾认为年轻人在找工作时如果不用挑高声调的方式讲话，听起来会显得更加成熟自信。但是后来，我听到与我同龄的一位大学教授也挑高声调讲话。

在中国，你的用词还能说明另一个问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离开祖国的中国人可能会在他们的词汇中留下那个时代的语言学印迹。当时流行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如今已陈旧过时。虽然我不知道哪些是当时的用语，但一位具有语言学侦探才能的朋友告诉我，我母亲会用那些词。这位朋友是电影导演兼演员，会讲上海话、普通话和广东话，她的英语也几乎没有瑕疵。我见识过她分辨口音的能力。当时天气炎热，我们正在内华达山脉八千英尺高的地方，沿着石头小径徒步下山。尽管我穿着远足靴，但在碎石上艰难跋涉时仍经常失去平衡。一对中国夫妇穿着日常的衣服和旅游鞋，沿同一条路向上攀登。他们累得大汗淋漓，满脸通红。正如中国人在不同寻常的地方相遇时常做的那样，我们打了招呼，随后我的朋友用普通话问他们从哪儿来。那个男人看似闪烁其词，说他们刚搬到这个地区，还指了指身后的山峦。朋友解释说，她是指他们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男人回答：“北京。”朋友进而明确说，她是问他的原籍，不是后来的住处。他再次声明是“北京”。朋友亲切地笑着点点头。当我们继续往前走时，朋友说：“他根本不是从北京来的。他的口音表明他来自其他地方。他讲话的方式很粗鲁，不像受过高等教育。他说不定犯了什么罪，正被中国政府通缉。”

当时，我问她我母亲的口音有多重，她回答说：“口音确实挺重。你知道她的英语发音有多差吧？她的普通话也差不多。”我简直难以置信。我问她，我讲普通话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口音，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记得有位中国朋友每次听我说普通话都哈哈大笑。她说我讲话像个小娃娃，非常可爱。我以为她指的是我的用词。但她肯定也在说我的口音——上海口音，我甚至不会讲上海话，只能模糊地理解对话的大意。我曾听别人形容上海话听着像咿呀学语。在我看来，用上海话交谈听起来如同无休无止的争吵，而非吵吵嚷嚷的小孩。不过，上海话中的某些用词确实具有幼儿语的特点，以叠声词为例，比如：“yi di di”在普通话中是“yi dian dian（一点点）”。北京普通话是新闻播音员和电影明星的标准口音，在说“一点”时会加卷舌的儿化音，听着更像“yee-dyarh”，但从不用叠声词，就连幼儿语中也没有。可如果你是个小宝宝，你的上海妈妈正要喂你吃一口东西，让你吃“yi di di”时，所有区别都无关紧要了。

没等我领悟这则关于母亲普通话水平的新信息，朋友便补充道，我母亲的上海话发音非常棒——只是稍有些苏州口音。苏州距离上海大约九十分钟车程，风景秀美，有运河穿城而过，以古典园林著称，激发了伟大诗人的灵感。我外婆就出生在那里。苏州话的确颇具声望，因为它被视为出身高贵、富有教养的象征。“许多人觉得它使上海话更加婉转动听，”朋友说，“有人还想模仿苏州口音。”众所周知，苏州人讲话温文尔雅，因此，他们吵架的语调在上海人听来就像是正常的交谈。

母亲讲的似乎不纯粹是哪个地区的方言，这对我而言是多么幸运啊。她特异的语言能力为我们的家族史提供了线索。外婆家世代居于苏州，经营上等苏绣、丝绸布料生意，直到一场无名的灾祸迫使他们向东迁到近七十英里外的上海。太外婆大概还继续对女儿讲苏州话，那时我外婆还是个小婴儿。苏州话也正是我母亲在家里听到的语言，她可能会讲苏州话，同时也讲家中其他成员讲的上海话。尽管外婆在我母亲九岁时去世了，但母亲显然保留了苏州话对自己的影响——带苏州腔的发音，但少了争吵时的温和声调。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对我讲受到苏州话影响、带上海话腔调和普通话口音的英语；在我十几岁时，她在公共场合这样对我说话会令我颇为难堪。

朋友让我放宽心，对于上海人来说，母亲讲话听起来既清晰，又文雅。有时，她的措辞和信中的表达方式稍有点过时，但行文风格却尤为说明问题，表明她受过教育，聪敏机智，出身门第不俗。

倘若母亲仍健在，我要用系统而有条理的方式录制她的讲话。我不会只让她念单词，比如“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我要请她自然流畅地用苏州话、上海话、普通话和英语来表达饥饿、痛苦与疲惫。我会仔细判别哪种语言能使她表达出爱与悲的细微情感。我会分辨出在她改说英语的过程中，没能幸存的微妙变化。我要听听她在咿呀学语时可能对她外婆说过的那些词儿，还有她讲苏州话的外婆可能对她喃喃低语过什么——当时她被一锅翻倒的热油汤烫伤了脖颈，正忍受痛苦，神志昏迷。我在听完后会判断一下，在苏州话、上海话和普通话中，“仇恨”和“背叛”是如何被渲染的；这些词在哪个年龄段进入她的词库，是婴儿期、幼儿期、青春期，还是成人期。我会请她用英语重述同样的背叛事例，确定我是否理解她有多痛苦。我要请她用普通话描述初见我父亲时的感觉，之后再用英语描述那一刻。哪种语言形容得更贴切呢？我会请她先用上海话、再用英语形容，当娱乐小报称她与父亲的婚外情使她的家族蒙羞时她所感到的愤怒。哪种语言更完整地捕捉到了她的气愤与绝望？我要请她先用普通话、再用英语描述她同意医生的意见，为我昏迷的哥哥撤掉鼻饲管的那一刻。哪种语言更准确地捕捉到她所受的折磨？我会录下她几千个小时的讲话，还有表示希望、恐惧和绝望的习语——从苏州话到上海话，再到普通话，最后是英语。我要观察她的面部表情，胸口的起伏，留意它们在意图和语义上的效果。我要分离出不认识她的人听不出来的那些含义。

我也会录下自己说的话，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对她说的幼儿语似的普通话。我会录下她尚能听懂的幼儿语。如果这样，通过她的语言史、她口音自然或被迫的演变、她讲话时体现微妙变化的能力，以及她提要求时的效果，我就能了解我们两人。我就会明白我对她的误解，明白我原本有望了解的关于她的方方面面，也会明白我本可用各种方法告诉她，我理解她所忍受的一切。

注释

1　阿拉米语，古代中东地区语言，现仍在叙利亚及黎巴嫩部分地区使用，属亚非语系。

2　苏美尔为古地名，在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苏美尔人建立了苏美尔文明，创造了楔形文字。

3　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原始人。

4　萨福：古希腊著名的女抒情诗人。

5　埃特鲁斯坎人，亦称埃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中部古国埃特鲁里亚的居民，其文明对古罗马人产生过重要影响。

6　戈耳工：古希腊神话中生有双翼的蛇发女妖斯忒诺、欧律阿勒和墨杜萨中的任何一个。

7　卡帕多西亚，小亚细亚东部古老地区，以出产马匹著称。

8　卡塔欧尼亚（Cataonia）属于卡帕多西亚，是一个平原地区。

9　西利西亚，古代小亚细亚东南部一地区，今土耳其阿达纳省一带。

10　沃肖语，北美洲原住民沃肖人的语言，沃肖人的生活区域在今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交界处。

11　奎查恩语，北美洲原住民奎查恩人的语言，奎查恩人的生活区域在今科罗拉多河谷处。

12　意第绪语，欧洲等地犹太人及其移民的土语，以希伯来字母书写。

13　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其著作《句法结构》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中最伟大的贡献。

14　亦称公开化，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施行的政策。

15　在满语中有“沙狐”之意。

16　完整说法是adada ebebe seme，在满语中表示惊奇。

17　原文为“intentions”（意图）和“intestines”（肠子）。

18　20世纪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佐治亚州的一个南方小镇为背景，围绕一场婚礼，讲述了十二岁少女弗兰淇短短四天的夏日经历。

19　今广东省中山市。

尾　声　家中的伙伴

每天清晨，我丈夫都会早起，然后上楼看报。我则会蜷进被窝更深处，挤出更多梦来。我的小腿弯里卧着我家四磅重的约克夏犬，我的手臂靠着丈夫救助的杂种狗，这条老狗会久久地凝视你，仿佛在向你表达爱意。喂我吃东西。卢早上第一件事通常是喂狗，再带它们去花园拉撒，然后让它们回去睡觉。在我起床、沐浴，坐在书桌前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写作时，它们甚至仍纹丝不动。它们就习惯懒洋洋地待着。

卧房旁边的凹室是我的办公室。就寝与工作的地方被六扇中式镂花滑动屏风隔开。它们是用榆木和樟木打造的，这些木材回收自百岁的破旧家具。我请人在上海做了这些屏风，上海也是我家人的故土。它们是海运来的，在历时一个月的行程中，部分木板受潮膨胀，在我们组装后就开裂了。做家具的人曾告诫我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对他说，这会使家具看似古董，而非复制品。每扇屏风顶部都有一块匾额，上面刻着两个汉字，每扇屏风上的汉字都不同。那十二个字共同组成了我写的第一首中文诗，虽然蹩脚得可笑，对我来说却意义深远。满月心，映寒潭，春雨至，万物生。有位已故的友人曾在中式庭院的象征主义方面指点过我，这十二个字正体现了他的情趣。我真希望能牢记他关于月亮和水潭的确切说法，但他说我属于那种感受深刻的作家，因此有朝一日会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我还在尝试。

每天早上，我都能听到碾磨咖啡豆的声响。当我丈夫下楼时，咖啡的香气愈发浓烈。他把杯子递给我，再举行我们的仪式。“你要说什么？”他问。“谢谢。”我答。随后，他领受我的亲吻。有些日子，我睡醒后感到迷惑，因为家中寂静无声，屋里的气息是凝滞的空气。我随即想起丈夫去山里滑雪了，而我选择留在家中写作。思念某人亦是思念当你醒来时本该一成不变的东西。我养过的狗，两只寿终正寝，一只死于疾病，每只狗死时我都悲痛不已，一连数日卧床不起，沉默寡言，因为我承受不了它们带给我的乐趣一去不复返：它们沿着楼梯上蹿下跳，冲幽灵吠叫，或是躺在门廊上的一小圈阳光里；当微风将它们面颊上的毛往后拂时，它们一动不动地站在花园里，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我在花园里栽了一棵矮种海棠树，在树干底部摆了几块光洁的石头，上面刻着狗狗们的名字。我也为我的猫咪“傻瓜”放了一块石头，尽管我们拥有花园时它已去世多年。那棵树看似低矮的垂柳，初冬时，树叶便已落尽。春天时，它总在一夜之间冒出新叶。我想象狗狗们又在花园里奔跑，猫咪则在观望。那些新叶令人伤感，但也是一种慰藉。

我们的房子坐落在山丘上，俯瞰索萨利托港、浣熊海峡和旧金山湾。在三处海水的合流处有一座岛屿。我们建造这幢房子时，体现了中式阁楼的空灵飘逸和微妙情调，类似于中国水墨画中描绘的文人隐居之所。房屋一侧是高大的橡树，我们能从二楼平视树枝，枝头栖着乌鸦和灌丛鸦。它们轮流栖居，否则就会发生口角，我就见过它们争吵。有时，我注视着一只灰色的小松鼠上蹿下跳，然后跑上我家屋顶。我不喜欢松鼠，因为它们咬穿过屋檐和地板、墙壁与天花板，几乎摧毁了我们在山中的小木屋。它们扯出绝缘材料，为安在我们鞋中的松鼠窝做衬里。当我们拆掉厨房的墙壁时，在墙里发现了上千只死松鼠，好似埃及的墓穴。我们新家橡树上的松鼠在枝丫间耍杂技似的蹦来跳去，但并未损坏任何东西，至少我没发现。白天，它有时会用哀伤的哭腔一连尖叫几个小时。懂鸟的行家朋友告诉我，它大概是在保护松鼠宝宝不被乌鸦或灌丛鸦伤害。朋友说，那些鸟还会劫掠鸣禽的巢，就像猫头鹰那样。有几次，我听到暗处传来大雕鸮的夜鸣声。呼——呼，呼，呼。它们叫声的音色听着宛如双簧管，能传相当远的距离，大约一英里左右。我从没在我家花园里见过猫头鹰，这是好事，因为猫头鹰能轻易杀死我家这种四磅重的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没见过猫头鹰并不代表没有。猫头鹰静止不动时，看着就像树皮。

有一天正下着雨，我回家时发现几簇茸毛从面前飘过。雏鸟的软毛正从我头顶的树枝上落下，刚掉到湿润的石阶上就立即展平，仿佛花朵被压在书页间那样。我将一片茸毛拿进屋，为它绘制素描，我观察它的全部细节，思考这是哪种鸟的羽毛。近来，鸣禽的叫声越来越少，我也好几个月没看到松鼠了。也许乌鸦或灌丛鸦杀死了雏鸟，于是鸟妈妈离弃了那棵树。如果是猫头鹰干的，鸟妈妈很可能也被杀了。虽说发生过屠杀，但我仍觉得那棵百年古木美丽、壮观而强劲。它的枝丫间容纳过许多松鼠和小鸟，没准还有猫头鹰。

楼上的客厅和用餐区是一片宽敞的开放空间，当横贯房间的玻璃滑门被推开时，房间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一望无垠的水池，越过池水能直通小岛。在建房时，我们始终牢记中国的风水哲学，它关系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这个词的本义是“风和水”。和谐的精神在风水之上奔涌不息，我将其视为一种理念。各种元素的适当组合能使你与合适的力量结合，而错误的组合会影响你的健康情况、经济状况和内心的宁静。家舍的最佳朝向是面山对水。房地产中介也会这样告诉你。山峦不仅能构成超凡的景致，其形象还常融入中国的诗歌和具有历史背景的四字成语中——山林是古代诗画家的静修之所。山峦满载着象征和文学指涉。你很容易联想到可能的含义：需要克服的艰险，成堆的机遇，崇高的思想或是人生理想境界的巅峰。有时，这些中文含义会充溢我创作时的头脑，可我只想看到自然风光，欣赏山岳外表的美丽景致，而非象征性的机遇或阻碍。

我每天都从办公室的座位眺望这座岛屿——安琪儿岛[1]，一座幽灵之岛。冷战期间，为了建造奈基导弹[2]基地，岛顶被夷为平地。十年前，岛顶被恢复原貌，小岛现在的形状看似农夫的圆锥帽。我想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该岛在1910年至1940年间曾是移民隔离站，而移民大多是中国人。对他们而言，这座有山的岛屿是一个障碍。初来乍到，工作人员不肯给他们的证件盖章；没有船载着他们迅速穿过海湾，去见在旧金山海岸上等候他们的亲人——他们称旧金山为“Old Gold Mountain”。新来的人被剥去衣服，检查是否携带害虫或患有疾病，之后会被反复审讯。只要他们的回答与其他家属的说法有差异，哪怕是最细微的——不管是国内家人的年龄，还是家中台阶的数目——全家就都会被遣返。很多人被扣留许久，因此写诗抒发孤寂。隔离站的工作人员用油灰盖住那些诗，但新诗又会出现在别处，转而又有更多油灰遮住那些诗。后来，诗作出现在别的墙上，于是用上更多的油灰。隔离站关闭很久以后，油灰从墙上掉下来，现出了两百多首诗：有看到海藻和雾气的人写下的感伤文字，有描写绝望的对联，还有抨击不公正待遇或种族主义的愤懑诗篇。它们像是陵墓的碑文，又像漂流瓶中的消息，放入消息的人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这儿。他们有重要的情感要抒发，无论他们遇到什么事，无论何时，他们的情感都应为人所知。

有一首诗颇具哲理：

你反而该让无谓的忧虑

顺水而去。

历经些许考验不算是艰难。

拿破仑亦曾是岛上的囚犯。

我不知他是否被遣返了。拿破仑在一年后逃跑，再次统治了法兰西。

夜晚，小岛如同映在苍穹中的紫色剪影。在月圆之夜，天空澄澈，水波不兴，岛顶泛着辉光，山峦映在水中。那些坐监的移民看不到辉光和倒影。连着两月、两年，或是不知多久，他们看着牢房的墙壁，直到有人告知他们是能进入美国，还是将被遣送回中国。我想象着他们中的一些人终能站在旧金山海岸上，看到岛上的亮光。他们必会想起仍身陷囹圄的那些人，可能是朋友、叔父或妻儿。有些人始终未能登岸，也没重返中国——比如，某个华裔美国公民的准新娘。当被告知不准入境时，她穿上从包里取出的婚纱，在淋浴间上吊自尽了。多年来，许多女人称见过她的鬼魂。

我想象着那些移民单调乏味的生活——同样被油灰覆盖的墙壁，不变的臭气，同样的食物，希望过后接踵而至的绝望与愤懑，循环往复。当这种单调突然被打破时会怎样呢？他们倚窗眺望水面时，看到了什么？在我看来，从早到晚，日复一日，随着季节更迭，水面始终在变；时而澄澈如镜，时而波涛汹涌，有时呈宝蓝色，也有时是泥灰色，从不相同。有一天，丈夫和我看到水中有一条闪耀的光带，有富豪的游艇那么长，就在岛的正前方。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什么？我猜是一群金鱼。罐装鳀鱼也有那种光泽吗？后来，我们发现成因只不过是特定的阳光照射角度。当我们再看到浮动的金光时又大喊道：那是什么？随即记起缘故。

移民们留意到小岛和索萨利托港之间的金色水面了吗？还是他们只将水面视为与家人团聚的阻碍？

白鹭和鹈鹕飞过水面，红头美洲鹫在高空盘旋。秋天里，岛上成群结队的野鹅蔚为壮观，就像正在进行精准花样飞行的“蓝色天使”[3]。猛禽在十月开始迁徙，借助上升的暖气流轻松滑翔，总有几只红尾鵟和游隼绕道来到我家所在的小山上，扫视一番。它们栖于树顶，寻找毛茸茸的小动物来果腹，飞扑下来的速度快如蓝色天使。秋天里，我在放狗到花园里玩时留意天空——老鹰能落到小狗身上，在几秒内将它撕成碎片。

春天，蜂鸟回来了，飞过我办公室的窗口。几个月前，我挂起装有红糖水的喂食器，还在旁边插了一朵大大的红色三色堇假花，看起来像喂食器的塑料开口。我觉得它会提示蜂鸟此处供应早餐。我每天查看红糖水的水位，看看有无减少。结果从没少过。我经常换红糖水，还在旁边放了一只鸟浴盆。有一天，我将喂食器移近树丛，立即就有一只蜂鸟飞到那儿喝了好久。它不介意我在场。现在，我用自编的鸟鸣来招呼小鸟，它们真会过来，有山雀、灌丛鸦、红眼雀、鸽子和蜂鸟。有时，蜂鸟会从我手掌上的小喂食器中饮水。

不过说真的，我该写作了。我在花园另一处给灌丛鸦放了喂食器，从我书桌的位置也能看到。当它们为争食而吵闹时，想写作实在很难。我相当成功地吸引了它们。它们晨昏都来，有时上下午也来。因此，我不得不时常告诫自己该写作了。

在窗边的长书架上，我摆了几张照片，上面有我爱过但已逝去的人。当我眺望小岛的方向时，也会看到他们：父母在不同时期的合影，那些时候他们疯狂地相爱；幼年时的哥哥和我；在中式庭院方面指点过我的朋友。在那张糟糕的照片里，他戴着农夫帽——就像小岛的形状。他会讨厌这张照片，但我只有这张不模糊，而我也的确想记住他。我有外婆的许多照片。我从不认识她，除了在我的想象中；不过，我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对她很熟悉了。由于我不时加入新照片，因此相框各不相同，如今有些已开始散架。我本该更换新相框，可后来又觉得，相框就像照片中的人已经适应的家园。

我还有两只小小的代用骨灰盒。一只是带密封盖的空心竹节，里面盛放着一位朋友的骨灰，他曾教过我摄影和打台球，所以我家现在才会有台球桌，1909年产的古董桌。另一只是蓝白相间的陶瓷茶叶罐，里面装着另一位友人的骨灰，他曾教我用荒谬可笑的举动给自己找乐子。我一直打算将两人的骨灰都撒在花园里，但至今未遇到合适的时机。

每天，我都会感谢丈夫端来咖啡，观察树上的鸟儿，因我家狗狗满足的表情而开怀大笑。我留意水中变化着的色彩，注视书架上的照片和岛上的幽灵。我想象岛上的诗人们隔着无边无垠的水面望向我，而我也望着水那边的他们。我想象家人一如从前那样活着，而我与他们都活在往昔的岁月中。终于，我开始动笔了。

注释

1　安琪儿岛：位于旧金山湾，曾被用作军事要塞和移民隔离站。20世纪初，许多去往美国的中国人都从这里上岸，岛上的老旧隔离站就是他们的落脚地，至今仍可在隔离站的墙上看到当时苦苦等待审查的中国人刻下的血泪诗篇。

2　奈基导弹：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研制的远程高空地空导弹。

3　指美国海军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成立于1946年，由海军航空兵中的精英飞行员组成。

致　谢

我要感谢许多人，包括家人、朋友，以及其他熟人，他们或无意或恰切地促成了本书的几度蜕变，直至最后成形。

约翰·谭（John Tan）、吴锦多（Jindo Eng）、王丽君（Lijun Wang）、本杰明·谭（Benjamin Tan）、杜秀梅（Sieu-mei Tu）、诺曼·杜和安东尼娅·杜夫妇（Norman and Antonia Tu）、哈罗德·杜（Harold Tu）、戴维·杜（David Tu）、塔克·钱和杰恩·钱夫妇（Tuck and Jayne Chin），还有桑迪·布雷姆纳——这些人与我分享家庭的故事和爱。

迈克尔·蒂尔森和约书亚·罗比逊带我沉浸到音乐的平静、狂喜和深邃之中。

上帝、乔伊·亚历山大及其父母、法拉·西拉和丹尼·西拉夫妇让我体会到爵士乐、爱和上帝所彰显的非凡力量。

梅甘·加文、乔·弗曼和约翰·缪尔·劳斯教我带着激动不已的好奇，用二号铅笔绘画。

多洛雷斯·德金在我六岁时将我鉴别为“早期阅读者”，也感谢科琳·惠廷厄姆令我能够与德金博士对话。

迈克尔·霍利、E. G. 年会、露西娅·雅各布斯和哲学俱乐部、奥利弗·萨克斯、罗伯特·宾尼克、卡尔·帕博和卡雷·穆利斯令我这作家的头脑中充满改变生活的创意、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幻想和谜、真正的科学和不切实际的理论。

克里西·赫法德、马克·莫菲特、马克·西多尔、迈克尔·特斯勒，以及柔软的、以我的姓氏命名的澳大利亚水蛭，引我进入愈加令人好奇的细胞、海洋和热带雨林的世界。

琼·陈（Joan Chen）、谢利·利姆、邓肯·克拉克、罗宾·王（Robin Wang）与我分享关于中国文化的全球效应、上海风情的独特之处、我母亲特有的杂糅语言风格的见解。

埃伦·穆尔和马西娅·索尔斯的体贴周到，让我看上去像是有规划、有准备、有责任心的人。

Ecco出版团队的丹尼尔·哈尔彭、索尼娅·储斯、布里奇特·里德、米丽娅姆·帕克和钟雪怡（Suet Yee Chong）为这本书，以及它那情绪轻微不稳定的作者带来理解、关心与热情。

桑迪·迪杰斯特拉和她的团队、埃莉斯·凯普伦和安德烈亚·卡瓦拉罗一直支持与保护着我。

卢·德马泰给了我坚定的爱、支持与宠溺，包括在我写作这本书期间，将一日三餐送到我的桌上。

“你以为你们远隔重洋，其实那只不过是你碰巧或不小心坠入的一股时间滑流。”

在《往昔之始》中，谭恩美述说铭刻于心的成长经历、众说纷纭的家族往事、亲人间悲欣交集的情感交流。书信、日记、记忆，乃至想象共同拼贴出她文学创作背后的情感核心。

外祖母的身世扑朔迷离，父母的爱情远比想象中复杂，父兄在不到一年间相继离世……谭恩美的生活中屡有意料之外的冲击，但创作灵感也在黑暗时刻萌发。她回到往昔开始的地方，照亮记忆中隐秘的角落。

《往昔之始》不是一部传统的自传，它颇具实验意味，似乎更像一幅拼贴画，或者一本剪贴簿。

——《纽约时报》

她的新书（《往昔之始》）挖掘得更深……谈到了她以前从未触及的与父亲的关系。

——《图书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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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权图字：01-2017-5780

Copyright © 1988 by Meir Sha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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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山／（以）梅厄·沙莱夫著；黄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The Blue Mountain

ISBN 978-7-5135-9848-4

Ⅰ．①蓝…　Ⅱ．①梅…　②黄…　Ⅲ．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7899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责任编辑　陈　宇

项目编辑　郑树敏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9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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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厄·沙莱夫　MEIR SHALEV

以色列著名小说家，当今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丰富的作家之一，曾获以色列布伦纳奖、以色列总理奖、以色列伯恩斯坦奖、美国犹太图书奖、WIZO奖（法、以、意联合评选）、意大利朱莉娅书协奖、意大利Chiavari奖等奖项。代表小说有《蓝山》《以扫》《朱迪斯的爱人们》《耶路撒冷之鸽》等。此外，沙莱夫还撰写了大量的文论、随笔、讽刺故事及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6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

献给我的母亲巴恰

1

夏夜，老教师雅科夫·皮内斯一个激灵，惊醒过来。有人在屋外高喊：“我把李伯森他孙女儿给操啦！”

那喊声高亢、激越、清脆，掠过水塔旁的加那利松林，猛禽般盘旋片刻，一头扎进村里。老教师的心再次被揪得生疼。这回仍旧只有他一人听到了这下流话。

他经年弥缝补洞，用身体堵决口。每次化险为夷之后都说：“修坝要学荷兰佬。”不论是果树生蚜虫，国家闹彩票，牲口长虱子，蚊子传疟疾，还是蝗虫成群，爵士乐手成灾，全都像层层黑浪，在他心中的堤防前撞成泡沫。

皮内斯从床上坐起来，手指揪着胸毛，又惊又恼。如此伤风败俗还堂而皇之，村里的日子居然照过不误。

耶斯列山谷中这个小小的合作定居点在沉睡。骡子和牛入了圈，母鸡归了窝，怀着梦想的劳动者上了简陋的床。村子就像一台磨合良好的机器，在夜色中一如既往地哼鸣。牛羊奶子饱胀，葡萄汁液充盈，小牛犊上好的腱子肉鼓鼓囊囊，就等着送到屠宰场。细菌，皮内斯在课堂上赞为“咱们的单细胞朋友”，孜孜不倦地把新鲜的氮送到植物的根系。别看老教师不急不躁出了名，他可绝不答应任何人，特别是他自己，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你个坏蛋，看我不逮着你。”他气哼哼地嘟囔着，咚一声跳下铁床，哆嗦着扣上旧卡其布的裤子，蹬上那双壮声威的黑工靴，准备战斗。天黑，心急，他竟一时摸不到眼镜，幸亏门缝里一道月光指明了方向。

一出门就让院子里的鼹鼠洞绊了一跤。他爬起来，掸掸土，大声喝道：“谁在那儿？”接着就支棱起耳朵听动静，老眼昏昏，夜色茫茫，花白头发的大脑袋转来转去，像只猫头鹰。

可那不要脸的家伙再也不出声。每回都只有一嗓子。

皮内斯觉得那就是生活腐化、低级趣味、个人主义的冲锋号，总而言之，就是大逆不道。老教师一心要“培养孩子们胸怀远大、勤奋工作”，一想到那起“巧克力大劫案”就堵心，那回他班上几位年纪最大的学生洗劫了村里的合作社。还有些烦心事：丽娃·马古利斯那从俄国运来的大皮箱里塞满了各种引诱人的奢侈品和不像话的玩意儿；村外的土狼鬼嚎了好一阵子，“假笑起来没啥好事”。

想到土狼，再想到自己没戴眼镜啥也看不见，皮内斯急得不知所措。

土狼不时从麦田那头、蓝山之外光顾此地，是那边派来的信使。建村以来，老教师常听见附近干河滩上传来清晰、揶揄的叫声，寒彻心髓。

让土狼咬了可不得了。感染严重的人秋季播种珍珠粟，夏天修剪葡萄藤。也有人失去了理智，没有了信念，油头滑脑，跑城里鬼混。还有人苟延残喘，甚至离乡叛国。

皮内斯忧心忡忡。他这辈子见过太多人在路边倒下，在港口首鼠两端，或是心力交瘁一死了之。到处都是变节者和迷途者，“耶路撒冷编纂犹太法典的寄生虫，萨法德的弥赛亚千禧年派，还有断送工人支队的那些没头脑的人”。长年的观察和思考告诉他，免疫系统一旦崩溃，人就变得不堪一击。

他在农户周围发现这下流坯的足迹，要求对学校实行全天候保护。他说：“孩子特别容易遭袭击，因为他们头脑稚嫩，抵抗力弱。”他从前的学生试图逮住那恶棍，老教师就和年轻人一道巡夜。可土狼滑头，神出鬼没。

“跟咱见过的叛徒一样。”皮内斯有一回在全村大会上说。

有天夜里，他出去为学校的自然角捕地鼠和树蟾时，看见土狼在枯河对岸，它穿过田野，向他步步逼近。皮内斯停下脚步，那野兽眼冒红光，盯着他呜咽，想诱他过去。粗壮的溜肩，鼓起的腮帮子，皮毛上的花纹，瘦骨嶙峋的脊背，皮内斯都看得真切。

土狼加快步伐，踏着野豌豆的嫩芽，朝老教师抛出讪笑，随后龇着毒牙隐入青纱帐。皮内斯想起自己没有带枪，一下明白这畜生为啥“坏笑”。

庄稼人听说了那晚的遭遇后都说：“皮内斯老是忘带枪。”从前，村子刚建起不久，皮内斯的老婆利亚怀着双胞胎女儿染上了疟疾，人死尸僵，绿汗还冒个不停。皮内斯从爱妻床前站起来，扭头往干河滩上那片刺槐林里跑。自杀的人都爱去那儿。朋友们赶过去救他，却见他躺在金色的蓟草丛里，哭成了泪人。“那次他也忘带枪了。”

皮内斯恼怒地想着那烦人的畜生，自己的亡妻，还有她肚子里那两个发青的无辜胎儿，不再喝问。他转身回屋找了眼镜，急匆匆来找我外公。

皮内斯知道外公觉少。他敲了门，径直进屋，纱门砰的一声把我吵醒。我朝外公床上瞥了一眼，果然空荡荡。厨房里飘来他的香烟味儿。

我那年十五岁，大多数日子在外公的小屋里度过。他用那双开荒的手把我拉扯大，用粗重的酒椰麻绳把我牢牢拴住，一步不让我离开他视线。村里人叫我“米尔金家的孤儿”，可心软、热情、复仇心切的外公，从来只叫我“娃儿”。

他苍老、苍白，仿佛刚从他春天涂刷果树的白色药浆里爬出来。他矮壮、秃顶，留两撇小胡子，两眼越陷越深，越来越无神，最后看上去像两个灰暗的石头坑。

夏季的夜晚，外公爱坐在厨房桌边吞云吐雾。他穿着蓝短裤和旧汗衫，晃着腿回忆往昔的是是非非。那两条辛苦劳作的腿青筋突暴，厨房里满是木香和奶香。他爱把想法写在纸条上，不一会儿屋里就如蝴蝶纷飞。他一直在等待失去的亲人。有一回一张纸条飘到我手里，上面写着：“又见他们，活生生地在我眼前。”

从我懂事那天起，直到他去世，我一直在追问：“外公你在想什么？”他每次都说：“想你想我，娃儿。”

我们住的小屋有些年头了，屋顶落满木麻黄的针叶。外公每年让我爬上去清扫两次。小屋悬空而建，为的是让木墙不受虫子和潮湿之害。地板下黑暗、低矮的空间里，常常听见刺猬和蛇打架，和小蜥蜴鳞片窸窣的声音。有一次，一条大毒蜈蚣爬进了屋，外公就用砖封死地板下的空间。可是地板下传来一片垂死的呻吟和求饶的哀号。外公又把砖给拆了，从此再没想过封堵的事。

我们的小屋是村里剩下的最后一批。村子的元老们用第一笔钱盖了结实的牛棚，驯服了千百年的牛已经听不见野性的召唤，招架不住无常的气候。拓荒者自己则住帐篷，后来又盖了小木屋。又过了好些年，家家盖起了砖瓦房，我家的瓦房让亚伯拉罕舅舅、利百加舅妈和我的双胞胎表哥约西和尤里住着。

外公不想离开小屋。他是种树的，喜欢木头。

他对我说：“木屋会呼吸、出汗、挪动。每个人在屋里走动，声音都不一样。”他得意地指给我看他床铺上方的那根粗大的房梁，每年春天梁上都发一枝新芽。

小屋有两间房和一间厨房。我和外公睡一间，各睡一张铁床，海藻床垫扎得慌。房里有一个简单的大衣柜，衣柜旁边是一个“屉柜”，就是带抽屉的柜子，柜顶上的大理石已经开裂。外公把他的麻绳团和格拉夫特克斯布匹放在最上面一层抽屉里。墙上的小皮包里放着外公的红把剪刀、嫁接刀，还有一管封切口用的自制黑焦油膏。其他的家什都锁在牛棚旁边的杂屋里——修枝的锯子，熬油膏和毒药的蒸馏器，调“波尔多汤”的锅，砒霜、尼古丁和除虫菊药水。以法莲舅舅失踪之前，也把自己关在那间屋里。

另一间房里摆着当时村里家家都有的那些书：波登海默和克莱恩合著的《农用昆虫手册》，蓝封面的《田野》和《种植者》期刊，一本浅蓝色布面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本黑皮的《圣经》，密茨佩和施提尔贝出版的希伯来文学系列，还有外公最喜欢的书，路德·布尔班克的《丰饶的岁月》，绿色封面的两卷本。外公曾把这位美国传奇庄稼汉自传的前言读给我听，他“瘦小灵巧微驼”，“双膝和双肘因常年繁重的劳动而微曲”。可布尔班克的眼睛“蓝得宁静深沉”，而外公的眼睛已然灰暗。

布尔班克的自传旁边，摆着一排回忆录，全是外公的朋友写的。有些书名我至今还记得：《故乡之路》《从顿河到约旦河》《我的土地》《回乡之路》。这些朋友是我童年故事中的英雄。外公带着俄国口音对我说，这些人全都出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又在很久以前“秘密地”离开了那个地方。有人挤在满是muzhik——贫穷的俄国农夫——的火车里，火车“在白雪和野苹果树间缓缓行进”，驶过海岸、大盐湖、秃山和沙暴。另一些人骑在大雁的背上，大雁翅膀展开有“饲料仓到孵化房那么宽”，欢叫着冲上天空，高高飞过广袤的田野和黑海。还有些人会念咒语，“一阵风就把他们吹到了”以色列。他们落地的时候浑身是汗，都不敢睁眼。还有希福利斯的故事。

“我们都到了马卡洛夫火车站，万事俱备，列车员鸣笛让全体乘客上车，希福利斯突然说不跟我们走了。把西红柿吃了，巴鲁奇。”

我张开嘴，外公往我嘴里塞了一片撒着粗盐的西红柿。

“希福利斯说：‘同志们！我们应该走到以色列去，像朝圣一样。’他说走就走，扛着行李，挥挥手，一溜烟就不见了。他现在还在路上跋涉哪，将会是最后到这里的拓荒者。”

外公给我讲希福利斯的故事，怕他到达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了。别人早就不等他，或者还没等来就去世了，我还在等着。他进村的时候，我会跑过去迎接他。远处山坡上每一个小黑点都是他的身影。田边的每一圈灰烬都是他煮茶烧过的篝火留下的。山楂树上的每一簇绒线都是从他的裹腿上扯下的。泥土里每一个陌生的脚印都是他行经时留下的。

我让外公在地图上把希福利斯的路线指给我看，他秘密跨越的国境线，他蹚过的河流。我十四岁那年，外公说：“别提希福利斯了。”

他说：“他倒真是说过要走过来，可过几天他肯定就没心气了。或者，路上出了什么事——他可能病了，或者伤了，或者入了党，或者爱上什么人了……谁知道呢，娃儿？好多事都能把一个人钉在一个地方。”

我在一张纸条上读到他用小写字母写的话：“开花，不在乎结果。行路，不计算里程。”

那些书靠在一台庞大的菲尔柯收音机旁边，收音机是订《田野》时得了优惠，分期付款买的。收音机和书对面有一张沙发和两把扶手椅，是亚伯拉罕舅舅和利百加舅妈换新家具时搬到外公屋里来的。外公管这间房叫客厅，但客人们其实总爱坐在厨房的大桌子旁。

皮内斯进了屋。照旧是那样的大嗓门，如同在课堂上讲《圣经》和自然。

“米尔金，”他嚷着，“又喊啦。”

外公问道：“这回是谁？”

皮内斯一字一顿地喊道：“我把李伯森他孙女儿给操啦。”他小心地关上窗，解释说：“不是我，是那人。”

外公说：“好啊，干大事儿啦。来点儿茶？”

我支棱着耳朵听他俩说话。我经常在偷听时被人从窗外、果园、干草堆揪出来。可我总能熟练地挣脱，然后凛然昂首走开，一言不发。等受害方到外公那里去告状时，外公才不信他。

我听到他拖着老迈的双脚在木地板上走动，接着是倒水，茶匙清脆地碰上玻璃杯的薄壁和吧唧嘴的声音。我常常看到村里的老人捧着滚烫的杯子，淡定地啜饮，老早就见惯不怪了。

“狗胆包天了！”皮内斯说，“就敢这么嚷嚷。看我不一枪把他臭嘴打树林里去！”

外公说：“就是个玩笑嘛。”

老教师嚷道：“那我怎么办？”他觉得这是自己失职。“我还怎么有脸见人？”

他站起来焦躁地踱步。我听见他拳头攥得嘎巴响。

外公说：“毕竟是孩子嘛。发这么大火干吗？”

外公半开玩笑的口气惹得皮内斯更是火冒三丈。“玩儿命喊，天底下全听见了！”

“我说雅科夫，”外公想息事宁人，“咱这地方又不大，做事太过分，总会被巡夜的人逮住，村委会开会的时候会处理。火什么呀？”

“可我是教师，”皮内斯跳起来，“教师，米尔金，教书育人的！他们会怪我呀。”

麦舒拉姆·泽尔金的档案里记录着皮内斯在1923年复国运动大会上的名言：“会生育不等于会教育。”

“没人会把小驴子发情的事怪罪到你头上，”外公大声说，“你为咱村儿和咱们的复国运动培养了一代优秀青年。”

“每个人都历历在目哪，”皮内斯声音柔和起来，“他们在第一级，嫩得就像灯芯草的嫩芽，是我给咱的锦绣生活添上的花儿呀。”

皮内斯从来不说“年”，只说“级”。我知道他后面要说啥，在黑暗中偷笑起来。皮内斯喜欢把教育比作种地，谈起自己的工作，就爱说什么“处女地”啦，“还没修剪的葡萄枝”啦，“灌溉口”啦。学生就是幼苗，每一“级”都是一畦地。

“米尔金，”皮内斯动了感情，“我可能和你们这些庄稼人不一样，可我也是有种有收啊。他们就是我的葡萄园，我的果园。一只烂苹果就会……”他绝望到几乎要哽咽了，“是啊，会让葡萄长野了……‘操’！驴子和马才干那事儿哪！”

我，还有其他学生，常听他引用《圣经》，这种话却是头一回听。我不由自主地在床上动了一下，立刻定住。地板被我弄得吱扭响。俩老头儿立刻不说话了。十五岁的我体重已接近二百三十磅[1]，能抓住牛角把小牛掀翻。村里人都对我的身量啧啧称奇，说外公一定给我吃了牛初乳，就是母牛产仔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最养人。

“小声点儿，”外公说，“别把娃儿吵醒了。”

娃儿，外公到死都这么叫我。“我的娃儿。”哪怕我身上毛发开始浓重。哪怕我开始变声，肩膀又宽又厚。我们嗓音开始发哑时，尤里表哥忍不住发笑，说村里这么些男孩，只有我从男中音直接变成了男低音。

皮内斯说了几句俄语。村里的元老一生气就爱用俄语小声嘀咕。接着我听见金属轻轻“砰”了一声，那是外公用螺丝刀撬开了一罐自家腌的橄榄。接着他会满满地盛一盘放到桌上。皮内斯酷爱辣、酸、咸，一吃橄榄就开心。

“米尔金，还记得不？咱们一伙儿土包子，从马卡洛夫过来，下了船，在雅法的那家餐馆吃黑橄榄。街上有个金发美妞，戴着蓝头巾，朝咱招手。”

外公没吭声。他最怕听人说“还记得不……”，而且，我知道，他嘴里含着橄榄，喝一口茶嘬一口橄榄，说不了话。有一回他对我说：“吃东西就别想事儿，一次只能嚼一样。”

他喝茶时爱在嘴里含一枚咬碎的橄榄，手里再拿一块糖，用门牙小口嗑着吃。他最爱那种苦甜相交的柔柔味道。“茶和橄榄。俄国和以色列。”

“橄榄不错，”皮内斯慢慢心平气和了，“好极了。咱没多少乐子啦，米尔金啊，真没多少啦，也没几档子事能让咱激动啦！仆人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听得见男女歌唱吗？[2]”

外公说：“你进来的时候好像挺激动呀。”

“呸好苦！”皮内斯噗地吐了一口，我听见橄榄核从他嘴里飞出，从桌上弹入水槽。接着又没声了。我知道外公的假牙又在慢慢碾压一枚橄榄，挤出里面微苦的汁液。

皮内斯忽然问道：“以法莲呢？以法莲有消息吗？”

“啥也没有，”外公照旧漠不关心地答应，“没有。”

“就你和巴鲁奇，啊？”

“就我和娃儿。”

就外公和我。

我们俩。从他把我从爹妈家抱过来，到我把他抱到果园的墓穴里。

就他和我。

注释

1　磅：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一磅合0.4536千克。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19：35）。

2

想外公想得泪眼蒙眬。我从真皮大椅子里站起来，从这间房晃到那间房。我长大了，把外公和他的朋友葬在果园，发了财，买下这座豪宅，从村里搬了出来。“就我和娃儿”——这几个字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我走到室外修剪一新的草坪上，面朝海岸躺下，听巨浪轰鸣。

我从一位急着出国的银行老板手里买下了这座房子和里面的所有东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就像我从不认识那个圈子里的任何人，也从来没进过银行。死者家属给的钱，我都塞进化肥袋子，堆在牛棚里老才泽的床边。老才泽固执地要和牛同眠。

“当年在塞耶拉，我也和牛睡一块儿。”他说。

才泽的大耳朵从俄式工装帽下支棱出来。他的耳朵会动，赶上他心情好，又架不住我们这群孩子央求时，他就会动耳朵给我们看。才泽有一套雷打不动的原则，现实在他的纲领面前如同三叶草般不堪一折。外公曾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只有才泽的劳动党不会分裂，因为党员从不超过一人。”

我经营的墓园叫“拓荒者之家”。管墓园的巴斯奇拉开车把我送到新居。平时从机场和“老年之家”拉棺材，去加利利的老石匠家拉墓碑，用的也是这辆小面包车。

新居是一座白色豪宅，四周围着的海桐花篱笆香气袭人。巴斯奇拉志得意满地打量了一通，才去按电子门铃。最后一位拓荒者已经去世，墓园里哪怕一座新墓也添不进了。我打算关闭墓园，从村里搬出去。我跟巴斯奇拉这么一说，他立刻去给我找新居，和经纪人讨价还价，说好话哄得律师没脾气，一手操办买下了这幢房子。

我和他并肩站在豪门前，这才想到我长这么大还没在真正的房子里住过。我的家就是外公的小木屋，村里其他人家的小木屋早成了牛棚或者劈柴。

我穿着蓝色工装，巴斯奇拉穿了一身浅色亚麻西服，手里拎着一只袋子。银行老板是个大块头，行动敏捷，呼扇着一身肉快步走过光亮的地板砖，迎向我们。

“啊，”他高声说，“殡仪员们来了。”

巴斯奇拉没吭声。和村里人以及复国运动的意识形态战争打了多年，他深知凡是死后进不了我墓园的人都会恨它。他解开袋子，把满是尘土的钞票倒在地毯上，硫酸铵的毒味扑鼻。银行老板直抽鼻子，巴斯奇拉走到他身边，一只手重重拍在他背上，另一只手握住他的手。

“我是墓园主管，叫巴斯奇拉，姓摩尔迪采，”他自报家门，“按协议，全付现金。您点点吧。”

巴斯奇拉是我的得力助手，也是朋友，论辈分却比我大。他瘦小敏锐，毛发稀少，身上总散发着好闻的药皂味儿。

银行老板把钞票拢到一起，巴斯奇拉趁机带我参观豪宅，我们走过绊脚的地毯，看过亮晶晶的水晶器具和银酒杯，惊得墙上的速描和油画人像一个个居高临下地怒视我。巴斯奇拉探头看了看步入式衣柜里悬挂的几十套西装，很在行地摸了摸布料。

“这些东西怎么办？”他问我，“他的衣服你穿不下。”

我让他看上什么尽管拿。他放上一张唱片，尖细的歌剧女高音淹没了大白房子。银行老板气急败坏地冲过来。

“等我走了你们再庆祝不行吗？”他没好气地说。

“早数完早走人，”巴斯奇拉微微一笑，“这可是为你好。”他搂着银行老板的粗腰，一个舞步带着他转了身，把他轻轻推回钱堆旁。

没过一会儿，律师带着文件来了。银行老板拉着箱子，仓皇离去。酒杯已然在手的巴斯奇拉在露台上祝他旅途愉快。他一扭头，发现我不高兴。

“那我走了？”

“别，”我说，“不然住下吧，明早一块儿吃饭，吃完再走。”

睡在银行老板的大床上，我平生第一次不用把脚伸到床外了。床垫深陷，丝绸奢靡，床单上遗留着放荡女人的香气和惹人邪念的皱痕。我的身体对这一切都不适应。皮内斯和外公在我心中筑起的那道墙坚不可摧。脚底的老茧蹬破了软丝绸，真皮和木镶板的气味，镀铬和水晶器具的耀眼，都不能在我皮肤上留下痕迹。

天快亮我才睡着，没睡一会儿又醒了。外公的作息时间已深深刻入我的身体。他每天比我醒得早，给我做好早餐，使劲推我一把，就去果园里干活了。他对我说：“最好趁梨子没醒就把它摘下来。”

巴斯奇拉还没醒。我推开大玻璃门，走到屋外。银行家的花园里长着各种我没见过的奇花，香得腻人。皮内斯只教我们认野花和农作物。

他说：“大丽花和小苍兰是资产阶级植物。咱们家里摆长寿花和蔷薇花，花园里种葡萄和三叶草。”

他嘲笑外公：“你那位布尔班克还种菊花，瞎耽误大好的时辰。”

我放眼望去，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海。我在外公的故事里听说过海，海浪把他和我爸带到这片国土，又溅湿了失踪的以法莲舅舅的面庞，把他送上战场。可海总是藏在山的后面。半小时后，我在草坪上，巴斯奇拉穿着晨衣过来了，端来一大盘吐司和几大杯果汁。

我们坐在花园一端，我往灌木丛扫了一眼，立刻发现一个带露珠的球蛛网。我手脚并用地爬过去找蜘蛛，巴斯奇拉见状大笑不已。那只球蛛用蛛丝把几片枯叶缠成小帐篷，正躲在里面等候猎物。第一次看到球蛛是在外公的果园，是皮内斯指给我看的。那年初夏，他常带我去“大自然这所学校”，寻找昆虫和蜘蛛。他倏地在一片叶子上捉了一只苍蝇，扔到蛛网上，动作快得吓人。

“看好了，巴鲁奇。”他说。

蜘蛛沿着辐射状的蛛网疾奔过来，用白色蛛丝裹住苍蝇，毛茸茸的脚把这小小的木乃伊拨弄几下，再送上一记毒吻，然后熟练地把苍蝇搬运到它的藏身之处。我站起来，回到巴斯奇拉身边。

“怎么样，好点啦？”他被我逗乐了，“你在这儿还行吧？我专门订了些虫子放在新园子里。”

我五岁那年，外公和皮内斯把我带到艾利泽·李伯森家的扁桃园。外公大步走到一株果树前，在果树根部挖了几下，给我看树皮下的虫洞。他用手轻压树干，找到一处，掏出修枝剪，方方正正切下一块树皮。里面露出一条浅黄色幼虫，足有四英寸[1]长，头部宽大、坚硬、发黑。那虫子受了太阳光的刺激，骂骂咧咧地扭起来。

外公说：“这是桃吉丁，扁桃、杏、李子和一切有核果树的天敌。”

“它们专在暗中搞破坏。”皮内斯引经据典。

外公用刀尖挑起幼虫，扔到地上。我觉得又气愤又厌恶。

皮内斯说：“因为你外公的果园里没有这些虫子，我们才带你到这里来。桃吉丁母虫不找那些养护得好的健康树，专挑软柿子捏。一看那树汁液饱满、生机勃勃，它掉头就走，去找蔫头耷脑的病树，在那里撒下怀疑的种。虫卵很快就从内部瓦解心志。”

我想上前踩死那条幼虫，皮内斯把我拦下，外公扭头憋住笑。

他说：“别管它。松鸦会来结束它的痛苦。贼挖洞，若被发现而被打死，打的人没有流血的罪。[2]”

回家时，外公和皮内斯一人牵着我一只手。两人都叫雅科夫。雅科夫·米尔金和雅科夫·皮内斯。

后来又出去过一次，皮内斯指给我看一只桃吉丁成虫从树枝上爬过。

他低声说：“它把自己伪装成一颗腐烂变黑的扁桃。”

我伸手去捉时，那虫子缩脚像石子一样掉在地上。老师弯腰拾起虫子，扔进一罐氯仿里。

“它的壳可硬了，要用小锤子敲，针才能刺进去呢。”皮内斯对我说。

俩老头儿喝了十几杯茶，吃了一磅橄榄，凌晨三点，皮内斯说要回去了，要是让他逮着那个浪荡子，“非得让他后悔生出来”。

他打开门，对着黑暗发了一会儿呆，转身对外公说，他刚才想起土狼，心里沉甸甸的。

“雅科夫，土狼死了，”外公说，“你知道得最清楚。放心吧。”

“每一代人都不太平。”他走前阴郁地说。

他在热烘烘、黑沉沉的夜里往家走，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脆弱基础”。我知道，他心里在想身边那不断繁殖的险恶的生物，它们不停地涌入他阴暗的梦魇，仿佛从过去的艰难岁月冒出的一串串臭气泡。他能感觉到虎视眈眈、静静蹲坐的猫鼬；看到野猫脸上沾着鲜血，踏着柔软的步伐，毫不留情地杀掠；看到田鼠在农田里啃噬庄稼人的劳动成果；还有刚翻过的土地，刚收割的田野，整齐的果园，下面潜伏着最可怕的猛兽——元老们制服的沼泽，只等怀疑的苗头出现。在遥远的西方，他看见山外的大城市灯红酒绿，诱人去剥削，去腐败，去不劳而获，去声色犬马。

外公在厨房里收拾了好一会儿，关灯进了卧室。他俯身看看我，我立刻闭上眼睛装睡。

“小宝儿。”他小声说，胡子茬蹭在我脸上嘴上。

我那年十五岁了，体重结结实实二百三十磅，毛发浓黑，但外公依然每天夜里给我盖被。从他把我抱过来那天起，每晚如此。他给我盖好被子，才从床底下的亚麻箱子里拿出睡衣换上。我看着他脱衣服，岁月丝毫没有夺走他皮肤的光洁。我把他葬入果园的那个深夜，从他身上脱下他死前让我去买的新睡衣，他通体依然是那么的白皙光洁，一辈子没变。他的朋友个个是古铜肤色，常年的户外劳作使他们皮肤褶皱、皲裂。但外公每次去果园都要戴上宽边草帽，穿上长袖衣服，他脸上皮肤一直保持白净，看不见烈日的鞭痕。

他打开窗，叹口气，上了床。

注释

1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为2.54厘米。

2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22：2）。

3

麦舒拉姆·泽尔金说话时一句一晃头，花白的长发随之飘动，脸上的深纹也跟着展开。我从小就不喜欢他。这个百无一用的人，住在村子另一头。他以前老在我背上猛拍一掌，说：“你从哪儿得了这么大的个子和这么小的脑袋呀？”然后咯咯地尖笑。

麦舒拉姆是曼多林·泽尔金的儿子。曼多林种庄稼、弄乐器都是好手，和外公、菲吉外婆、艾利泽·李伯森一起组建了“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如今他就葬在我的墓园里。

麦舒拉姆的妈裴莎·泽尔金是复国运动的干将，很少在家。麦舒拉姆吃的是百家饭，还得洗自己和他爸的衣服，但他对他妈充满敬仰，对她为事业做出的贡献感到无比骄傲。他每月最多只能和妈见一两次面，得趁她挺着大奶子陪贵客回村，贵客们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我们这群小孩也能见着她。尤里表哥总是第一个发现那辆灰色凯撒车停在泽尔金家门口，然后给我们通风报信。“他们又来闻牛粪啦，还要跟牛犊子、萝卜合影。”

麦舒拉姆的妈在他的世界里来去匆匆，他便一直在给自己找安身之道，也就没工夫像其他孩子那样在幻想的迷宫里徜徉。前辈们对他另有规划，和对我不同。他凭借博闻强记搞研究，做记录，搜集历史文物，研读过去法规，破解前人书信，埋首于一碰就灰飞烟灭的故纸堆里，乐在其中。

他十几岁就有了好几样颇拿得出手的藏品，每件藏品上都挂着手写的卡片：“李伯森的锄头”“牛奶罐，约1924年”“第一张犁（歌德曼兄弟铁匠铺制造）”，当然少不了“我父亲的曼陀林”。稍长几岁，他把他爸的旧喷雾器和锈迹斑斑的旋耕机刀片搬出工具棚，翻修了棚顶，在那两间小屋里摆上坏炊具和烂家具，名之为“元老小屋”。他挨家挨户搜罗朽坏的面粉筛和洗衣板，长满绿锈的老铜锅，甚至一件老旧的泥橇。

“我要让每个人了解我们的过去，”他说，“我要让他们知道，修路之前，大车每到冬天就深陷于烂泥，只好用泥橇把牛奶送到奶场。”

他最得意的藏品是艾利泽·李伯森家那头牛的标本。那头荷兰牛和黎巴嫩牛杂交的庞然大物名叫哈吉特，拿过产奶量和牛奶脂肪含量的全国冠军。后来哈吉特衰老了，李伯森的儿子但以理打算把她[1]卖给制胶厂。麦舒拉姆挺身而出，要求村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说“这么忠诚的一位同志”，你们怎么忍心让她变成香肠和明胶。“哈吉特不仅仅是优秀的农畜，她还确凿地证明了纯种荷斯坦牛不适合本国环境。”

村委会付钱让李伯森把牛转让给麦舒拉姆，还付给这头牛一小笔养老金。可麦舒拉姆当天就给这位忠诚的同志喂下大量耗子药，找兽医把她那巨大的身躯做成了标本。

后来哈吉特在泽尔金家门前站了好多年，散发出一股防腐剂味道，那对著名的奶子里滴出福尔马林，牛嘴里支棱着紫云英草梗。因为吃了耗子药，牛身上出现大片斑秃。麦舒拉姆经常给这头牛刷毛，擦拭玻璃球做的眼睛，缝合牛皮上的裂缝，防止麻雀把里面的干草和棉花偷去做窝。

母牛标本把全村人都给惹毛了，特别是才泽。他念念不忘哈吉特和她那惊人的产奶量，说那是“国家复兴的象征”。他有时从我家院子里偷偷出去看那个标本，他告诉我们，每次和她面对面，“恐惧与思念”就会油然而生。

“可怜啊，”他小声嘀咕，“麦舒拉姆塞进她肚子里的草，比她一辈子从李伯森那儿吃到的还要多。”

可我那不知深浅的尤里表哥看啥事都高高在上、玩世不恭，他说母牛标本和麦舒拉姆的历史研究没半毛钱关系。

“哈吉特的奶子让他想起他妈，”他对我说，“就这么简单。”我满怀爱意与嫉妒地看着他，时至今日还是这样。

村里常有访客。一车一车的游客和学生来参观建国元老的累累硕果。他们兴奋地在村里流连，对每一个梨每一只鸡大惊小怪，感受泥土和牛奶的气味。游览的最后一站总是我的墓园，曾经的老米尔金农场。

麦舒拉姆要求旅游车必须在“元老小屋”停一站，让游客看看哈吉特和她脖子上英国高级专员颁发的金质奖章，否则就禁止旅游车进村，也不能在“拓荒者之家”停车。

村里人人讨厌“拓荒者之家”，麦舒拉姆更是深恶痛绝。客车川流不息，孩子们惊奇不已，游客如醉如痴，在擦洗一新的墓碑和玫瑰丛中徜徉，低声念出用黄铜镶嵌在上面的那些传奇的名字，喝着巴斯奇拉的弟弟在墓园入口处从大罐子里卖给他们的清凉果汁。这一切都令麦舒拉姆血往头上涌。

麦舒拉姆·泽尔金痛恨我的墓园，因为我没让他妈在这里下葬。我只接受第二波移民潮[2]中外公的朋友。

他在我眼前晃动着《工会年鉴》，里面有一篇文章记载了他妈对“劳动者合作信用基金”所做的贡献。我对他说：“很抱歉，你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到我国，那时第二波移民潮已经结束了。”

“死者不符合入园条件。”巴斯奇拉向他解释。

麦舒拉姆说要到复国运动机构去投诉，我提醒他，上回李伯森出版《拓荒者影集》，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收入裴莎的照片，他已经投诉过一次了。

“再说了，”巴斯奇拉说，“她活着的时候你爸也受不了跟她在一起呀。”

对麦舒拉姆最大的刺激莫过于我从机场拉回来的铅制棺材。他知道美国每来一具新棺材，我的破袋子里就增加好几万美元。

“凭什么这些逃离国家的叛徒能葬这儿，我妈就不行？”他朝我大吼。

我说：“凡是在第二次移民潮中到达本国的，都可以在这里买墓穴。”

“就是说，随便什么狗屁人渣，只要从俄国来，在这里锄两礼拜草，之后一溜烟去了美国，就能葬在这里，成为拓荒者？你看看你看看！”他边喊边指向一块墓碑，“罗莎·孟金，最大的坏蛋！”

罗莎·孟金在马卡洛夫就认识外公，是我墓园的第一位顾客。

罗莎的粉色墓碑紧挨着外公的，甫落成即引发轩然大波，麦舒拉姆不屑地问我：“罗莎·孟金是什么人还用我说吗？她是乌克兰人，在雷霍沃特的一个扁桃园干了一个礼拜，就嫌这个国家毁了她那双雪白的手，于是向全世界疯狂发送SOS。她的一个兄弟，一个小痞子，移民到了美国，成了布鲁克林最早的犹太黑帮。他给罗莎寄来一张票，把她接走了。”

麦舒拉姆的一只脚踏在粉色大理石墓碑上，既高傲又轻蔑。

“一战期间，你外公外婆、我爸、艾利泽·李伯森饥肠辘辘，才泽被土耳其军队征了兵，罗莎·孟金呢，在布朗克斯[3]盘下了她的第四家女式内衣店。‘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在村里成立时，罗莎·孟金投机地嫁给了一个巴尔的摩人，施内乌尔拉比，在报纸上大肆发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言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可怜的以法莲舅舅参加英国突击队负了伤，正在守寡的罗莎呢，在迈阿密一家饭店租了套间，经营她兄弟的赌场。FBI至今保存着她的档案，称她为‘红色女王’。”

“现在可好，”他高声说，“她葬在你家地里。葬在咱这片山谷。成了拓荒者、建设者、元老。”

“愿她安息。”巴斯奇拉说着，走到墓碑旁，彬彬有礼地挪开麦舒拉姆踏在墓碑上的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绒布，揩拭罗莎的名字。

麦舒拉姆气得脸色发白。“巴斯奇拉你给我闭嘴。谈论元老们的时候，你这种蠢货好好听着就是了。”

巴斯奇拉对这类侮辱无动于衷，回嘴道：“死者付了十万美元哪。”

“黑钱。”麦舒拉姆冷笑。

“麦舒拉姆，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她是第二批移民。”

“那舒拉密呢？”麦舒拉姆嚷道，“她也是第二批移民？”

“别自作聪明好吧？”我火了，“舒拉密是我家的私事。”

舒拉密是外公的老情人，比外公晚五十年才从俄国过来。法尼亚·李伯森说她是“克里米亚婊子”。我接到罗莎·孟金的信时，墓园里只葬了外公和舒拉密。那时候巴斯奇拉是村里的邮差，骑着邮局的驴子齐斯狂奔而至，一面高呼：“航空信！航空信！美国来的！”

我正在给外公和舒拉密墓旁四季常开的布尔班克玫瑰浇水。

路德·布尔班克也是因为恋爱伤了心，才离开家。虽然外公常给我讲布尔班克的果树、无刺仙人球、白土豆，但却给亚伯拉罕舅舅的那对孪生子尤里和约西读了布尔班克求而不得的爱情故事。这让我嫉妒得想哭。

我一摔门走出小木屋，从窗户里听见外公还在读，仿佛对我的愤懑一无所知：“‘事实是，我非常喜欢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士，可她好像对我不怎么上心。一次小小的争吵，双方并无恶意，或许只是拌了几句嘴，我就觉得伤透了心。坦白说，我向很多人说过，那次恋爱是我去西部的原因。’”

“别吵吵，”我没好气地说，“任何人不得在这里喧哗。”

他把信递给我，站在我身旁等着。

巴斯奇拉五十年代初进村，那时外公还活着，我还是他的娃儿。巴斯奇拉穿着便鞋，头戴可笑的蓝色贝雷帽，走进村里的合作社，站在钱柜旁。史洛莫·列文正在钱柜旁坐着。巴斯奇拉一边有滋有味、啧啧作响地喝柚子汁，一边垂眼看着柜台。列文嘴里念念有词地算账。

列文还没算完第一栏，巴斯奇拉就在他身后说：“两镑五十四便士。”

列文以前吃过亏，特别讨厌毛遂自荐的“瞎参谋”。他最不喜欢受人监视，所以转身抛给这位不速之客一个狠眼神。他立刻看出此人是桉树林外临时营地的新移民，那些营地修得很草率，引起村民的嘲笑和同情。村里人自发地伸出援手，把自己的余粮送给新移民，教他们使用农具，回村后却互相八卦那些戴蓝色贝雷帽的小人：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喝酒耍牌吹牛皮，“念念不忘摩洛哥的岩洞，擦屁股都用石头”。

列文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冒犯，竟然瞠目结舌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开始算下一位顾客的账。

这回还没等列文在那一列数字下面画横线，巴斯奇拉就报出了得数：“一镑十七便士。”

史洛莫·列文在村里经营这家商店几十年了，他起身脱帽，问来者姓名。

“巴斯奇拉·摩尔迪采。”来客觉得很有趣。他喝下最后一口果汁，又说：“刚从摩洛哥来，正找工作。”

“我就说嘛。”史洛莫·列文说。

巴斯奇拉在摩洛哥教过算数，还用三种语言帮法庭和政府官员写过信。他想做簿记员、教员，或者到养鸡场工作。

他说：“我最喜欢小鸡、小孩和钱。”

列文尽管错愕，还是把这事告诉了村会计李伯森。

“这人虽说无礼，算数还真行。”他说。

村委会大多数人认为爱财是个缺点，可还是出于同情接受了巴斯奇拉的请求。尤里说：“贝雷帽就更别提了。有原则的人只戴工人帽。”

艾利泽·李伯森对我说：“考虑到咱们的价值观、新移民的整体需要，以及巴斯奇拉的能力，我们决定先试用他，让他去收葱头。”

两年过去了，巴斯奇拉干遍了农田里的各种力气活，比如喷杀虫剂、间玉米苗、除草、收水果等等。村里的邮差听见田里传来土狼的叫声，吓疯了，买了一支黑蜡笔，自封为寄出邮件审查员。村委会把他开除，把这份工作连同邮局的驴子一起交到巴斯奇拉手里。巴斯奇拉在邮局四周种上摩洛哥草药，泡的茶香气迷人。他还推出上门取件的服务，村里人都说好，这下不用跑村中心去寄信了。

我拆了信。舒拉密从俄国过来之后，就再没收到过国外来信。

巴斯奇拉小心翼翼地问：“巴鲁奇，信里说些啥？”

“私事。”我说。

他后退几步，靠在舒拉密的墓碑上，等着我请他翻译信里的内容。

他把信扫了一眼，对我说：“信是一位名叫罗莎·孟金的美国老夫人写的。她跟你外公是老乡，很多年前在咱们这儿，跟他一块儿在里雄莱锡安和雷霍沃特干过活，对他极为敬重。听说你把他葬在家乡了，她希望死后也能葬到这里，在他身旁。”

他把信封还给我。“里面还有东西。”

里面有张支票，一万美元，给我的。

“这只是定金，”巴斯奇拉说，“她病得很重，来日无多了。她的律师会把她和余款一起送过来。”

我不知如何是好。“那该怎么办呢？这玩意儿也不是真钱啊。”

巴斯奇拉轻声说：“巴鲁奇，你得找个人帮你。这可不是小钱。而且是外国人。得用英语。还有律师啊，村委会啊，所得税什么的。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我心想，要是有一万美元，就能在外公墓旁种上最稀奇的树种，比如紫荆、凤凰树、白色夹竹桃。还可以用红石子铺一条路，从外公的墓到舒拉密的墓。我可以去找失踪的以法莲舅舅，还可以花钱给老才泽看肚子疼的毛病。

巴斯奇拉说：“这事千万别透风，巴鲁奇。跟谁也别说。也别跟你那尤里表哥说。”

当天晚上，巴斯奇拉抱着黑色打字机到我的小屋，替我写了封英文信。罗莎·孟金回了信。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她躺在一口亮晶晶的棺材里来了，护送她来的律师满头浓发，西服笔挺，须后水异香扑鼻，村里的空气从没这么香过。我挖墓穴时他站一边看着，光鲜，卑鄙。

“看看，看看，”巴斯奇拉低声说，“这种人我见多了。半夜埋人这种事，他绝不是头回做。”

黑灯瞎火中，律师晃着锃亮的皮鞋，坐在外公墓上，嘴里嚼着一截干草。暖烘烘的夜风从村里送来牛棚和鸡窝的味道，他厌恶地抽抽鼻子。

我们把罗莎·孟金葬入山谷的泥土中。美国律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和一顶无边便帽，用根本听不懂的希伯来文念诵了一小段祷文，让我准备一个正方形的混凝土碑座，然后从他那辆大旅行车的后排提出一只黑手提箱。巴斯奇拉舔舔手指，飞快地点钱，然后开了收据。

几天之后，律师带了一块漂亮的粉红色抛光大理石回来。其他墓碑用的都是本地石料，非灰即白，罗莎·孟金的这块碑至今在墓园鹤立鸡群，像一个大糖盒。

我把钱藏在牛棚里。才泽盖着他那条一战时的军用毛毯，睡得死死的。然后我和巴斯奇拉回到小屋，坐在外公的餐桌旁喝茶，就着橄榄吃面包。

“我知道你一准儿想告诉你亚伯拉罕舅舅和皮内斯。不过先不急，等等再说。”他劝我。

第二天，巴斯奇拉辞去邮局的差事，专为我工作。

他说：“我帮你打理生意，工钱嘛，你看着给。”

外公的复仇从此开始，准得像庄稼好手预测作物长势，我赚了一袋又一袋钞票，把村里最敏感的神经中枢搅得天翻地覆。

“他们赶走了我儿子以法莲，”外公临死前又对我和皮内斯说，“我就是入了土，也不放过他们，专挑他们的痛处戳。”

当时我们都没听懂。

村委会考虑了好几个人选，接替巴斯奇拉在邮局的工作，最后选定了齐斯。那头驴认得村里的每户人家，既然不用驮人了，正好驮包裹。齐斯是卡什咔的孙子。卡什咔是村里载入史册的成员，每天给村里拉泉水，直到死于蛇咬。

可是还不满两年，齐斯就干不下去了。一开口就冷嘲热讽的尤里表哥说：“老家伙们发现他把邮票从信封上舔下来。”

村委会请求巴斯奇拉重操旧业，可他已经是有名片的人了，名片上用希伯来文和英文印着：“拓荒者之家　经理”，而且还“管着一百具尸体”，老李伯森常常这样嘲讽他。后来李伯森的老婆法尼亚，他人生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挚爱，死了，成了墓园里第一百零一具尸体，他这才不说了。

注释

1　在本书中，动植物多是有灵性、可沟通的拟人化形象，因此多以“他”“她”指称。

2　指1904年到1914年间犹太人向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移民，这一批移民大多数来自俄国。

3　纽约市最北端的一个区。

4

米尔金家的农场是全村侍弄得最好的。每逢外公的果树铺天盖地地开花，亚伯拉罕舅舅的母牛潮涌一般地产奶时，村里人都这么满腔热情地说。现在，果园荒芜，遍布白骨和坟茔，牛棚尘封，四处是昆虫的蜕皮和鼓鼓的钱袋，村里人还是这么说，厌恶又嫉妒。

坟茔在红白双色石子路的两侧成行成列，中间点缀着绿色长椅、花丛和树，还有僻静的角落供人沉思。果园正中是外公的白色墓碑。本应出产果实和草料的土地，如今成为复仇的战场，村里人人摇头哀叹。

我在豪宅的大房子里闲逛，对自己说：“本来很简单，何必钻牛角尖，非要弄个水落石出？”

外公不就想把我调教成这样吗？健壮如牛，忠猛如犬，皮肉糙，头脑钝。如今他入了土，亡友环绕，村里闹得不可开交，他在坟中笑。

我宣布，不出席村委会的听证会。皮内斯说：“随他去吧。那孩子就会编瞎话、说大话。”

我不再是孩子了。我年轻有钱块头大。钞票和体重都是负担。在皮内斯眼里，一朝做了他学生，一辈子他都当你是孩子，秃头也罢白头也罢，他总要伸手拍拍。“看这孩子的大块头，谁知道里面塞了多少回忆，它们把他撑破啦，才有这坏脾气，对吧？”他也没指望有人回答。要是外公在世，准得说皮内斯记得好多寓言，可“就是有时候忘了其中的寓意”。

每次有人劝我别搞丧葬，我总是说：“外公让我做的。”我让巴斯奇拉和他雇来的律师去参加村委会的听证会，因为他们是外人，说话进退自如，身上没有往事的包袱，脚上没沾山谷的泥土。我想象着村委会简陋的椅子，粗糙的大手拍在桌上，声如马蹄。还是让他俩替我去承受虎视眈眈和张牙舞爪吧。

我只是外公的小娃儿，按他的想法做事。除此之外，我没啥好说的。

外公和他兄弟约瑟夫在敖德萨搭上“埃夫拉托斯”号，这艘脏乱的小船挤满了在地中海和黑海一带流窜的“坏人”。米尔金两兄弟，雅科夫和约瑟夫，就像硬币的两面，眼里各看半边世界。“我兄弟兴奋、狂躁地在船头走来走去，眺望前方。”

约瑟夫梦想着白色的驴子、希伯来人的力量，和基列山[1]中的犹太人家园。外公一心想念没跟他走的舒拉密，她用欺骗和嫉妒整得外公遍体伤痕。他还想着巴勒斯坦。对他来说，巴勒斯坦不过是平息激情、避免犯罪的去处，那里没有回忆，可以慢慢疗伤。

他坐在船尾，把心事都交付给船后的泡沫。多年后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君不见热切的心如线团般松散。”

船上的吃食只有面包和无花果干，米尔金两兄弟吐个不停。

“我和约瑟夫到这儿后，一路北上，夏天到了加利利海边。”外公的手穿梭着往我嘴里送自制酸奶拌土豆泥和撒盐的炸洋葱。“第一晚，我们找到一份看田的活。清晨我们坐起来，看‘应许之地’的日出。太阳四点半升起，五点一刻就烤得要命。约瑟夫垂头哭起来。他期盼的救赎日不是这样。”

外公开始喂沙拉了。“我们朋友三个，曼多林·泽尔金、艾利泽·李伯森和我。我兄弟约瑟夫病了，受不了了，跑美国去了。”

外公烦热虚弱躁得慌，被疟疾、愤怒和思念轮番折磨。

约瑟夫在加利福尼亚发了家。“我们只能裹粗麻布御寒过冬，在袜子里塞报纸保暖，他呢，在向美国资产阶级兜售西服。”菲吉外婆死前几个月，村里用上电了。约瑟夫寄来一张汇款单，让他们买台冰箱。外公把信扔到牛棚旁边的臭水沟里，对外婆说绝不碰“资产阶级叛徒的钱”。约瑟夫便到圣罗莎去找路德·布尔班克，那个可爱的小农场吸引了大批多愁善感的游客、昆虫和崇拜者的邮件。后来他寄给外公一张有这位种植高人亲笔签名的照片。我在外公床下的箱子里见过这张照片，布尔班克戴着草帽和圆点领带，长着肉乎乎的大耳垂。“就这样的讨好也不能和米尔金和解。”

法尼亚·李伯森是外婆最好的朋友。

“菲吉病得很重，体弱气短，缺疼少爱。她泪汪汪地来找我，”我跟在她身后磨叽了好几个小时，她终于对我说了，“可我们也劝不动你外公。他还是让她去背冰块做冷柜。”

还有一次，法尼亚对她丈夫说：“你那位朋友米尔金对她来说是最大的冰块。”她至今对菲吉外婆受的苦和她的死耿耿于怀，一想起来就火冒三丈。

我没听见艾利泽·李伯森嗫嚅着答了句什么。我蹲在他家窗外，脸贴在百叶窗潮湿的木条上，只看得见他嘴动，还有她的头倚在他胸前，银发飘飘。

外公一辈子没原谅他兄弟，也没再见过他。直到外公死后，我才把约瑟夫的遗骨从加利福尼亚移葬到我们的山谷。约瑟夫的两个儿子共同拥有洛杉矶米尔金和米尔金纺织公司，他们寄给我一张九万美元的支票。

巴斯奇拉用“拓荒者之家”的公函纸给他们写了回信：“你们的父亲是资产阶级叛徒，但我们还是给予九折优惠，因为他是家人。”

逝者躺在木棺材或铅制棺材里，用草草冲洗的农用卡车、挂斗拖拉机或者飞机运过来。

有时葬礼盛大隆重，记者、贵宾、政要熙熙攘攘，汗流浃背。巴斯奇拉对这些人曲意逢迎，我只觉得恶心。他们看着我挖墓穴，一边向后躲避我扬起的泥土，一边让巴斯奇拉催他的工人动作快点。

也有些人孤零零地来，只有一张提货单和碑文底稿。有时只有一位气呼呼的儿子或泪汪汪的女儿来送葬。还有些人活着就来了，拼着最后一口气爬过田野，要葬在“拓荒者之家”。

“和老同志们在一起，”他们说，“挨着米尔金，”他们恳求，“在山谷的泥土里。”

下葬之前，我在巴斯奇拉办公室外面的棚子里开棺验尸，防止不符合条件的人鱼目混珠。

从美国来的“资产阶级叛徒”都已轻度腐烂，褪尽虚华，双眼黏湿、浑浊，可怜巴巴的。山谷里的老同志平静安详，好像在田间树下小憩。很多人我从小就见过，他们手里拿着陈年信件、被害虫咬了的树枝或者遭蚜虫祸害的树叶，来找外公或者才泽。另一些人我只在故事里读过，在问答里听过，或者在脑子里想象过。

我两岁那年，外公用毯子裹着我抱到他的小屋，给我洗去烟灰，清理皮肤上的玻璃碴和碎木屑。他把我养大，教我树木和果子的秘密。

还给我讲故事。在我吃饭、除草、睡觉的时候，在我给石榴树修枝的时候。

“我儿子以法莲养了一头小牛叫冉·阿让。以法莲每天早晨起床后，就背着冉·阿让去溜达，中午才回家。一天不落。‘以法莲，’我对他说，‘小牛不能这么养。背惯了他就再也不想用自己的腿走路了。’可以法莲不听。冉·阿让越长越大，长成了一头大公牛，以法莲还是到哪儿都背着它……这就是我儿子以法莲的故事。”

“以法莲去哪里了？”

“谁也不知道，我的娃儿。”

他的眼里从不闪泪光，但嘴角有时会不易觉察地抽搐。每逢果树开花，或者山谷里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他就会给我讲以法莲舅舅长得多英俊。

“他小时候，鸟儿成群地飞到窗口，等着他醒来。”

“我给你讲讲你妈。啊——张嘴，巴鲁奇。她可不一般。有一回，她还小，坐在我们家小屋门口，给全家人擦鞋，我的，菲吉外婆的，亚伯拉罕舅舅的，以法莲舅舅的，那时候以法莲舅舅还在家呢。就在这时……张嘴，我的娃儿……就在这时，她看见一条蛇，一条大蝰蛇，在人行道上向她慢慢爬过来，越来越近。”

“后来呢？”

“后来……再来一口。后来怎么了？”

“怎么了？”

“你妈跑开了吗？”

这故事我都能背了。

“没有！”

“她哭喊了吗？”

“没有！”

“她晕倒了吗？”

“没有！”

“来，巴鲁奇，我的娃儿，把嘴里的东西吃完。咽下去。你妈没有晕倒。她做啥了？你妈做啥了？”

“她坐着不动。”

“那条蝰蛇慢慢地从人行道上爬过来，呼呼呼，嘶嘶嘶，爬到你妈的赤脚旁。这时……她举起大鞋刷……”

“乓！”

“正中蛇头。”

“我妈去哪儿了？”

“你有外公呢。”

“蛇呢？”

“死了。”

“我爸呢？”

外公站起来，拍拍我头顶。

“你会长得像你妈那么高，像你爸那么壮。”

他给我看我妈做皮内斯学生时晒的干花，现在都脆了。他给我讲大河，“比我们的小溪宽一百倍”，讲“吉卜赛小偷”，讲可怜的日耳曼圣殿骑士，在我们之前也曾想在这山谷里住下，可他们的孩子个个“浑身发黄，像小鸡一样摇摇晃晃”，全都染上疟疾死了。

他那惯于用酒椰麻绳捆嫁接枝条、锄草、摆弄水果的手，轻轻解开我脖子上污渍斑斑的围嘴，弯腰把我抱起来，吹气逗弄着我，胡茬扫在我的脖颈上。

“我的娃儿。”

“菲吉外婆从哪里来？”

菲吉外婆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她比外公小很多。菲吉外婆到这里的时候，外公已经是庄稼老手，不拿生病当回事，土坡上长的都能吃。可他一直想着舒拉密。舒拉密毁了他的生活，现在又从俄国给他写信了。一年两封，装在蓝色信封里，经土耳其寄过来，乘着北方的风吹过来，由鹈鹕衔在嘴里带过来。这些鹈鹕要“飞往非洲最热的地方”，中途在我们这儿停下来歇脚。

注释

1　《圣经》中约旦河以东巴勒斯坦地区的古代山名。

5

外公和外婆在巴勒斯坦相遇。当时外公、艾利泽·李伯森和曼多林·泽尔金在齐克隆·雅科夫小镇干活。慈善家罗斯柴尔德男爵[1]出钱资助那里的个体农户。

仨小伙粗野地唱起乌克兰歌曲，故意“恶心吃男爵饭的寄生虫”。菲吉和她哥哥史洛莫·列文坐在一旁，饿得发昏。他俩结伴来到巴勒斯坦，被阿拉伯装卸工抛在了肮脏的码头上。两人爬起来，饥肠辘辘，烈日炎炎，还受着腹泻的煎熬，四处找工作。他们看上去弱不禁风，没人想要。后来列文摘去眼镜，藏起些书生气，在一家葡萄园找了份活。可他修枝时看不清三芽还是四芽，毁了整整一垄葡萄藤，让人当场开除。

他俩只好乞讨为生，给啥吃啥：油腻烧心的小扁豆、埃及洋葱、烂橙子、黑乎乎的杏片。

杏片就是杏糊摊成薄片晾干后制成的食物，是穷人的糖果。我每回说到这个词，嘴里就泛起黏糊糊的甜味。史洛莫·列文有回说他恨死那东西了。

“可它便宜啊，”他说，“我和你外婆，我那可怜的妹妹，当时没钱。”

他说：“穷人需要吃糖，甜味给人慰藉。”但心里仍愤愤于村里的男孩子到他店里偷巧克力的事。“他们又不是没钱买，装什么好汉！”

在雷霍沃特，菲吉找了份缝缝补补的临时工作。有天她正坐在装橙子的空箱子上，给人补衣服，一群人骑马在她跟前停下。马背上的妇人消瘦挺拔，高傲严厉地俯视她。

“为什么做这种下贱工作？”她厉声问道。

菲吉泪如泉涌，扔下针线跑开。史洛莫连忙追过去。

“知道那是什么人吗？”他说，“蕾切尔·亚纳伊特，工人领袖啊。”

十年后，外婆从附近切尔克斯人的村子买回第一只母鸡，就给她起名叫蕾切尔·亚纳伊特，最让她开心的事儿就是骂母鸡下的蛋太小。

饥饿的感觉融进了菲吉的血管，随着心跳流遍全身。那天在齐克隆·雅科夫镇，她和她哥在酒厂刷酒桶，腹中空空，差点让发酵的气味熏晕。在旁边干活的仨小伙唱完了歌，拿出皮塔饼、橄榄、奶酪和一瓶从仓库偷来的白兰地，她双眼立刻蒙上了一层雾。他们擦了手大嚼起来。过了一会儿，曼多林·泽尔金发觉菲吉直勾勾地盯着他嘴边的饼渣。

泽尔金看得懂饥饿的眼神。他拨动了一下手里的曼陀林，邀她一起吃。

“她像只受惊的鸟儿。我向她微笑，就像对小孩子。”

菲吉放开哥哥的衣袖，加入他们。

“她真的是吃他们所吃，喝他们所喝。[2]”皮内斯在外婆坟头引经据典。

史洛莫不喜欢这吵闹的三人组，怕他们。他在合作社办公室对我说：“他们一副阿拉伯苦力的吃相，俄罗斯流氓的腔调。那时我们正千头万绪，纠结于各种信仰和矛盾，可他们毫不在意。”

办公室就我们俩，他不看我。窗外斜阳下，微尘飞舞。列文用指甲压着，把复写纸裁成收据本大小。我还小，听不懂他的话，但什么也没说，怕打断他。列文就像皮内斯家种的沙漠植物，数年一开花，千万不能打断他。

“她立刻喜欢上他们了，”他低声说，发青的手在颤抖，“像傻蛾子扑向夺命的火苗。”

列文见他们用脏手扯下饼和奶酪，塞到他妹妹口干舌燥的嘴里，心惊肉跳。他竭力不让菲吉跟他们来往，可那天晚上，李伯森、米尔金和曼多林·泽尔金喝完了一瓶白兰地，趁着酒兴成立了“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讨你外婆欢心”。他们甚至做了预算，拟了章程，还写了前言。

麦舒拉姆·泽尔金告诉我：“历史学家从来没拿‘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当回事。也许就是吃了名字的亏。哪位严肃的学者会就这种名字的组织写论文呢？”他咧嘴一笑。“不过，它在拓荒者中名声还蛮大的。它第一次赋予女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因而是我国第一个真正的公社。它的章程虽然独特，但有几点重要突破。”

小屋里，外公的床下有只大木箱。我拉上窗帘，打开木箱。文件就藏在白色绣花衬衣、俄式工人帽和发黄的帐篷下面。还有她的照片。

外婆冲着我笑。两条黑辫，一双小手，好像随时会从照片里走出来。一转身，外公就在我身后，面孔苍白严峻。他蹲在我身边，把我的手指逐一从照片上掰开，把照片放回箱子，又从一个信封里拿出另外一些照片。

“这位是里洛夫，大名鼎鼎的‘哨兵’。”我太熟悉外公那种嘲讽的腔调了。他不喜欢哨兵协会的人。“他的阿拉伯长袍下藏着两把毛瑟枪，一门法国野战炮。他身后就是害人精罗莎·孟金，前排侧躺的两人是皮内斯和玻登金。”

他开始踱步。

“在所有老照片里，”他说，“你看我们总是站一排，坐一排，两人躺前面，支着胳膊，头挨头。总有一位站着的和一位躺着的最后离开这个国家。总有一位坐着的年纪轻轻就死了。”

他弯腰从箱子里抽出一张纸，大笑起来。

“看，”他说，“这就是‘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章程。”

他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念章程。

“‘第一条，“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拒绝一切城市的诱惑和虚荣。

“‘第二条，列文同志负责做饭。泽尔金同志负责洗碗。米尔金同志负责找工作。李伯森同志负责洗衣和谈话。

“‘第三条，泽尔金、李伯森和米尔金同志不得欺负列文同志。

“‘第四条，列文同志不得试图……’”

小屋的门被撞开，麦舒拉姆·泽尔金闯进来，脑袋摆得像拨浪鼓。

“给我吧！”他高声说，“米尔金，求求你，给我吧！我必须存到档案里。”

外公说：“你还是去帮你家老爷子吧，他今天收干草。快去快去，不然我让巴鲁奇收拾你。”

外公死后，麦舒拉姆·泽尔金说：“不管怎么说，米尔金在复国运动中还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之一，要不怎么会有这么多败家子要出大价钱埋在他旁边呢。他给你留了份多好的遗产啊！”

仨小伙签署了章程，向菲吉郑重其事地鞠躬，请她加入。待菲吉签上自己的名字，李伯森又问：“你哥呢？”列文阴沉着脸，说自己还没确定“政治立场在哪里”。

外公说：“拿个主意这么难啊，那下届犹太复国运动大会就派你去发言，专谈这个问题。”

曼多林·泽尔金说：“我看你还是参加‘本地数洞者协会’吧。”“数洞者”是他这辈子说过的最狠的骂人话。

史洛莫满脸厌恶，起身回劳动者旅店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可能要落单，只好跟着‘劳动者之圈’南下，去犹大地的葡萄园。

“没路没车，连匹马都没有，”外公说，“我们一路步行，跟着青蛙向导穿越了沼泽。”

列文觉得仨小伙就是一只三头怪，无奈中也只好跟他们厮混几天。泽尔金不停地弹曼陀林，“音符简直把我脑壳打穿”。米尔金抬头观察枣花雄蕊的慢舞，一看就是老半天，大家只好一起等着。李伯森最糟糕，一到晚上就发出低沉、慵懒的咕咕声，把四面八方的癞蛤蟆招来爬了他一身。他说：“它们是特好的消息来源。”

列文对菲吉说：“一帮小丑，没个正经。”

他每次对我说起他那死去的妹妹，总要摘好几次眼镜，擦去厚镜片上的水汽。

“我对咱爸保证过，要照顾你。”他对我复述的这句话，这辈子一定有声无声地说过多次。“别跟他们一块儿，跟我走吧。”

可菲吉说：“史洛莫，我都十七岁啦。我找到了要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男人。”

“谁？”列文满不信任地看着葡萄园里的仨小伙。他们衣衫褴褛，锄草的速度让人眼花缭乱。

“还没定，”她说，“也不会拖很久。反正就在这三个里面挑。”

“他们是无赖，会让你给他们做饭、洗衣、补袜子。”

菲吉说：“有章程在呢。”

“他们会把你当丫头使唤。多少女孩子到这儿来开天辟地，到了还不就是围着公社的灶台转。你不会是第一个。”

菲吉外婆说：“可他们会逗我笑，我会通过他们了解这片土地。”

“谁也不能说，”史洛莫哽咽了，“谁也不能说雅科夫·米尔金没有帮她了解这片土地。”

如今外婆死去多年，史洛莫原谅了外公，甚至还和他一起干农活、下跳棋。可他每年会去给菲吉上两次坟，一次在到达纪念日，一次在他妹妹的忌日。“好有个地方自己清净一两个小时，发泄对大人物和万事通的痛恨。”

列文随着他们去了犹大地的犹太人定居点、实验农场、约旦，又去了雅比聂[3]一带的山谷。外公给我讲他们当年跳舞、挨饿，排干沼泽，搬走石头，开荒种地，结伴而行，徒步走遍了加利利海和戈兰高地。

“那时候没有巴斯奇拉或者齐斯送信。你知道俄国的信都是怎么过来的？”

“怎么过来的？”

“李伯森有几位鹈鹕朋友可以捎信。”

我吃惊得合不上嘴，外公趁机把一只硬邦邦、上面有辣口牙膏的牙刷塞到我嘴里，刷我的牙床。

“你见过鹈鹕的长喙吗？”

“啊？”我咕噜噜地漱口。

“长喙下面有个袋子。用清水漱漱。鹈鹕把邮件放在袋子里，飞往非洲时顺道把信件和问候捎给我们。”

皮内斯对这类故事不以为然。“咱这山谷和海岸平原压根不在鹈鹕迁徙的路线上，”他对外公说，“何苦弄得孩子满脑子胡话？”

可外公他们三个不管皮内斯那套自然规律，骑上锄头，飞越毒气蒸腾的沼泽，在茂密的灯芯草和马唐草丛中开路，菲吉衣裙上的淡香给他们的面庞镀上一层献身的容光。我看见他们化为星星白点，如同千里光的种子，在单调贫瘠的大地上御风飞翔。列文在下面奔跑，叫菲吉快下来。

“他们谁也不敢动你外婆一指头，”皮内斯对我说，“只敢开开玩笑，讲点傻乎乎的笑话，博她一笑，他们的柔情蜜意帮她驱退了疟疾和抑郁。”

他们像羊倌那样扔石头，每到秋天给顿河三角洲飞来的水鸟唱俄国歌，一个月只洗两次澡。他们整夜赤脚跳舞，伴着晨光周游。“只要给五个橙子，他们就能干一礼拜活。”我对尤里表哥说。

可亚伯拉罕舅舅的双胞胎儿子，约西和尤里，对这类故事不感兴趣。

尤里说：“这算什么。他们忘了给你讲李伯森为了菲吉在加利利海上裸奔，泽尔金在岸边整夜给她弹曼陀林，清晨三条巨大的圣彼得鱼从水中跃出，在菲吉脚边着了魔，支棱着鱼鳍蹦高，爷爷扔出的石子打着水漂飞到了湖对岸。”

我找麦舒拉姆核实，他说，“‘劳动者之圈’还有更离奇的故事”，但不知有谁能证实。

麦舒拉姆完全没有洞察力。皮内斯说，人要是脑子里装着别人的记忆，就会这样。在他那一锅粥的脑子里，艾利泽·李伯森的水上行和获得约旦河谷的土地同等重要。不过我亲眼见过李伯森老头儿半夜浮在村里游泳池的水面上，连喘带笑地向老伴儿法尼亚显摆自己依旧年轻。全村数泽尔金种的禾苗长得又高又水灵，那是因为他半夜在绿油油的田野游荡，白发在夜色中闪耀，用轻柔的曼陀林抚慰嫩苗。只有外公不好说，因为他一直爱着舒拉密。那个克里米亚婊子背叛他，欺骗他，“睡遍了沙皇的军官”，这么些年一直留在俄国。

“可他娶了菲吉奶奶。”尤里说。只要一说到女人和爱情，他那对小母牛一样的长睫毛就上下扑闪。

我打小就很喜欢尤里。亚伯拉罕舅舅和约西坐在老旧的马拉收割机上去给牛割苜蓿，我和尤里坐在一望无际的草地边等着。外公和才泽在不远的果园里烧荒草。

“那不是一回事。”我说。我知道外公只是服从“劳动者之圈”全体会议决定，才娶了外婆。“外公有个女朋友在俄国，她会来的。”

“才不会，”尤里说，“她太老了，还要睡那些退休将军，正不亦乐乎呢。”

那时菲吉外婆已经死了好多年，我两岁起就跟外公住，夜里看到他打开那个盒子，里面装着来自远方的蓝色信封，来自那个有邪恶的米丘林、肮脏的穷农夫、不要脸的舒拉密的国度。他坐在那里，一笔一画地回信，写下的字从不划掉，也没有全部寄出。一天早晨，外公去了果园，我在头晚扔地上的一堆纸条里发现了一封没写完的信。

我一个字也看不懂。不是希伯来文，也不是大收音机绿玻璃上印的那种外国字。我拿张纸小心地描下几个词，带去学校。

课间休息时，我去找皮内斯。他正跟老师们喝茶。

我问他：“雅科夫，你见过这种字吗？”

皮内斯看着那张纸，脸上一阵白一阵红，领着我走到教师办公室外面，把我给他的纸撕得粉碎。“巴鲁奇，不能这样。不许再偷看你外公的纸条了。”

我后来再没对外公撒过谎。也再没看过他的纸条，直到他死。

注释

1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的金融巨鳄，积极支持并大力资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2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12：3）。

3　今以色列中央区城市雅弗尼（Yavne）。原文使用了《圣经》中的老拼写法，写为Yavne’el，故按中文《圣经》译为雅比聂。参见《旧约·约书亚记》（15:11）。

6

我还记得菲吉外婆的哥哥在村里走过时的样子，脑壳和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肩膀耷拉着，牙缝里塞着不知哪天的杏片渣。庄稼汉平日里看不上列文这样的公务员，可一旦需要做个旁证，或者调解纠纷，就都来找他：他光明磊落，丁是丁卯是卯。

一天下午，他坐在自家院里的白桑葚树下，用发青的细手指撕扯皮塔饼和奶酪，喂他的也门老婆蕾切尔。我拼命缩紧身子，藏在树丛里偷听。

他又撕下一小块，说：“再吃点儿。”

蕾切尔咯咯嗔笑：“我不用喂，都老太婆了，又不是小宝贝。”

“小宝贝，”我听见史洛莫·列文长叹，“宝贝妹妹。”

老辈人追忆外婆时，也会顺带说说她哥。久而久之，我就知道了他那些事。经我手下葬的其他人的事，也是这样知道的。比方说哨兵里洛夫，我冒险打探了好多年。我和他孙子，我爸和他儿子，是世仇。更可怕的是，他老躲在他家牛棚的化粪池里，那是村里的武器库，闯进去就可能命丧枪口。“还想死在自己床上的，趁早滚蛋。”他瞪起四眼儿说——俩枪眼儿加俩斜眼儿，远近闻名。

我一辈子没跟里洛夫搭上腔，但列文就随和多了。他喜欢我，看到我半是忧伤半是好奇，想不通这种人家怎么生出我这么个歌利亚[1]。他笑着对我说：“我要是像你多好，简单、强壮。”

列文跟“劳动者之圈”厮混了几个礼拜，终于还是独自离开了。倒不是外公、曼多林·泽尔金和李伯森对他不好。可是，他每次揉揉生疼的手，或者锄头落歪了时，他们那眼神，直让他满眼泪水，心灰意冷。他们的笑话他听不懂，他们每晚都编出新歌来，他从来都学不会。

在某些方面他们粗野得很，饭桌上抠脚，用草秆剔牙，和牲口说话。这些让他又郁闷又害怕。他感觉菲吉对他也不那么尊重了。

“爸让我照顾她，可我呢，成了可怜的农民，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这哥哥当得真是多余。”

仨小伙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吃，在犹太定居点帮他和菲吉找农活干。兄妹俩有回在佩塔提克瓦附近遭到阿拉伯驼帮抢劫，也多亏了仨小伙搭救。

泽尔金喊道：“你和菲吉快跑，看好我的曼陀林！”

史洛莫和外婆找了个地方躲着，呆呆地看着那“仨流氓”和打劫的扭作一团，竟把打劫的给赶跑了。李伯森嘴唇上裂了个口子，挥动着韦伯利左轮手枪，得意扬扬。菲吉帮他擦净伤口，又在上面留下一吻，惹出两位伙伴一阵欢呼。

列文事后怪她太随便。

“我爱他们。”她在黑暗中回嘴。

他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便黯然宣布，他要走了。

泽尔金说：“我们刚来也觉得日子难挨。再过个把月就好了。”

可列文拿定主意要分开，不管以后如何。

李伯森和外公给他买了到耶路撒冷的火车票，又塞给他几枚土耳其硬币。哥哥上了车，妹妹泪涟涟。

列文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意志消沉，手插在兜里取暖，膝盖紧紧夹在一起，羞怯地弯着，日后他在商店柜台后面就一直是这种坐姿，看着让人心酸。对面座位上，几对犹太教徒夫妇在议论他们的拉比，说他乘着哈西德教派的皮毛帽子，从雅法的港口一路飞到哭墙。他们用厌恶的眼神看他。他旁边是一位驼背商人，一路都在小声地念叨各种数字，仿佛要靠数字保持清醒。

列文刚逃离让他感到压抑的鹈鹕信使和青蛙向导，就忽然意识到准是这片土地有疯气，甭管来者年纪多大，属哪个部族，信哪种教派，都会染上。

他看着贫瘠的土地，小口啃着菲吉塞他包里的面包。车窗敞开着，火车头的烟尘吹进嘴里，味道像苦涩的麦粒。凋敝的乡间让他打不起精神。灰秃秃的山谷遍地荆棘，山坡上的废墟死气沉沉、可怜兮兮，哪像他童年记忆中河边的宽广绿野。

火车转过最后一座山，进入耶路撒冷，外婆的哥哥拎着行囊出了站，走过静悄悄的蒙特菲奥里风车，下坡便是老城墙外的水塘。几头牲口在塘边喝污水。穿过城门，城里的破败肮脏让他恶心、害怕。他向阿拉伯男孩买了一杯寡淡无味的枣汁，喝完更觉天地昏暗。天擦黑时，他发现两位跟他一样的拓荒者，于是尾随着俄语乡音，找了个过夜的地方。可心情一点没好转。

他写信给妹妹说：“这儿的犹太人用鼻孔看人，阿拉伯人已揍了我两回。城里除了石头就是贫穷。我要留这儿就完了。眼里所见只有繁华消逝，徒剩死灰。这地方只适合石头，活人没法儿待。”

他学了一阵子石匠活。阿拉伯石匠的火眼金睛让他着迷，他们能看透石头的内心。“还专门有个词，mesamsam。他们削石头如同切面团。”可列文放下凿子，手指肿痛很久不消，于是他决定到雅法去。“那座城市比较柔软，”他对我说，“没那么多石头。”

列文没钱买火车票，就和明斯克来的俩小伙、一姑娘结伴，徒步去雅法。他们走了整整两天，为了“躲过阿布戈斯的劫匪”，翻山越岭，穿荆棘，爬巨石，遇吠犬；累归累，但是很快乐。

一种不知名的黑鸟漫山翻飞，翘着橘红色的喙子鸣唱。“荒野的主人”灰蜥蜴祷告的样子乐趣无穷。这俩小伙待人友善，帮他扛包，还给他提了一些好建议。高个子的哈依姆·马古利斯教他别管天多热，一定要围羊毛护腰。马古利斯告诉他，自己想做养蜂人，“从石头里取蜜”。

“不过养蜂可不光是为了取蜜，”他兴致勃勃地说，“没有蜜蜂，野地里永远不开花。没有蜜蜂，就没有水果，没有紫云英，没有蔬菜，什么都没有。这儿的苍蝇和黄蜂可指不上。”有一次歇脚时，马古利斯教他找野蜂巢。“哥萨克的老法子。”他边说边拿出一个小盒子，靠近开花的百里香，几只“野人蜂”正在鲜艳的花朵上嗡嗡嗡。

“就那只，烂醉了。”他指着一朵花小声说，一只蜜蜂懒洋洋地趴在上面。他悄悄把盒子凑过去，一关盖子就把蜜蜂收到盒里。接着又用这法子收了几只蜜蜂。

“它们准会直接回巢。”他说着就放出一只蜂，仰面跟着跑，踩着石子和土坷垃，跌跌撞撞。列文紧随其后。跑了几十码[2]，那小家伙不见了，马古利斯再放出一只，再跟着跑。

放了六只蜂，终于找到了藏在角豆树树杈上的蜂巢。马古利斯用野花的花瓣涂抹手和脸，走到蜂巢下，任由蜜蜂爬满他裸露的皮肤。列文远远地叫好。马古利斯伸手从蜂巢里挖出些蜂蜜，回到明斯克姑娘身边。姑娘驾轻就熟地从马古利斯伸出的手指上吸吮蜜汁。

那个叫冬妮娅的姑娘笑起来：“马古利斯甜蜜蜜。”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马古利斯。

他们遇见驼队，马古利斯说那是“土耳其列车”。列文开心得发抖。哈依姆·马古利斯是他到巴勒斯坦后遇见的第一个不羞辱他的人，列文对这位芬芳的青年生出巨大的好感，偷偷在心里大胆地叫他“哈依姆－咖”。他幸福地想象着马古利斯永远带他一起走，梦想着两人共同拥有土地和冬妮娅，一道耕种，共建家园。瞬间，未来似乎在温暖的希望中向他招手。一切来得太突然，他狂喜到脖颈发软。没承想刚到雅法，马古利斯就挽着冬妮娅，挥手道别，和另一位朋友消失在帕克酒店后面，从此不见踪影。列文伤心地看着他们离去，独自坐在酒店花园的长凳上，对着路德派教堂的尖顶和周遭火红的凤凰树发呆，直到酒店招待过来轰赶他。他在雅法城北的沙丘上过夜，冰冷的蜥蜴爬上他肚子，豺狗在他腿上嗅来嗅去。他毫无睡意，天一亮就去特拉维夫的建筑工地找活干。

他给在哈代拉橙园挖洞灌溉的妹妹写信：“这边的女孩蠢笨不解风情，像我这样的青年，不会哼小夜曲，不会用蜜糖哄人，她们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她们要边劳动边歌唱的壮汉，我这么文弱，她们不大喜欢。我多渴望素手纤纤，布裙飘香，青青河畔支起白桌，摆着咖啡和小蛋糕。”

列文挖地基，在沙地上推独轮车，腰都快累断了。

“我可怜的双手满是磨破的水泡。我浑身皮开肉绽，白天干活，夜晚失眠，腰酸背痛，满脑子胡思乱想。我还撑得下去吗？我的身体和精神还经得住考验吗？真想回俄国，或者去美国。”他在写给菲吉的信里说。菲吉那时正在提比利亚，唱着歌儿砸石头。

列文给我看外婆的回信。“这里还有些女工，她们的确要给男人洗衣做饭，和你替我担心的下场一样。可你的小妹妹何等快活！她是真正的劳动者。泽尔金、米尔金和李伯森——我称呼他们的姓，他们也叫我列文，见面向我敬礼，就好像我是军官——我们人人动手打扫帐篷。泽尔金兴致好时能做出最好的饭菜。他光用白菜、柠檬、蒜和糖就能煮出无与伦比的罗宋汤，用一个南瓜、一点面粉和两枚鸡蛋，就能做出够我们吃一个礼拜的饭。昨天轮到米尔金洗衣服。你能相信一个大男人给你妹妹洗内衣吗？”

列文嫉妒、厌恶到了极点，在日记里痛骂他们道德败坏。

“你还记得我在家经常唱的那支歌吗？昨天我教小伙子们唱啦。泽尔金弹琴，我们唱了一通宵，直唱到太阳升起，迎来又一天的劳作。”

列文把铅笔夹在耳后，从办公桌旁站起来，缓缓起舞，绕着他所受的磨难划出一个悲伤、优雅的圆，高声唱道：

只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耕也欢畅，种也欢畅。

只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穿布衣，称“犹太”，皆无妨。

只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管他粗茶与淡饭，何须低头复惶惶。

他颓然坐回椅子上。“以色列的土地，”他说，“在这个国家扔块石头，不砸着某个圣地或者疯子才怪。”

他四周所见，唯有特拉维夫的第一批房屋和里面的犹太建设者、阿拉伯车夫、新居民。

“我忽然想到没有谁生于这片国土。人们不是从天而降，就是从地下蹦出。”

他又把抽屉里扎成一捆的信小心地抽出几封。外婆的字大而圆，潦草、秀气，可爱地向前倾斜着。

她在信里告诉她哥：“我从病床上起来，傍晚时到加利利海里游泳。小伙子们在水中像裸体的婴儿一样游泳，我裹着床单下去，等水淹到脖子再把床单扔回岸上。他们仨赛了一轮。李伯森说能学耶稣行于水面，结果差点被淹死，米尔金的水漂打得真是漂亮，泽尔金对鱼弹琴，那些鱼是我们的晚餐。说实话，我这三天只吃了几枚无花果。”

列文从没见过妹妹裸体，又气又羞。短短的午餐时间过完了。尘土飞扬的街上人来人往，像他一样的青年工装破旧、一身汗味，姑娘食不果腹，面容憔悴。但优雅的绅士穿着白上衣，高级皮鞋绝不会踩进沙地。其中一位绅士狠狠瞪了列文一眼，列文从石灰板上起身，回去干活。

“整个下午我都在盼着晚上快来，好回到沙丘上那棵无花果树下，坐在黑暗里想想心事。”

那天晚上，他爬上沙丘，走到树下，原想就那么瘫倒，直到体力恢复，可是却看到一对“像猪猡发情”的情侣。列文看了他们一眼就失魂落魄地一路跑到海边。

第二天，他到雅法一家银行求职，结果运气不错。他写得一手好字，懂点会计，一张笑脸让人看着放心，于是人家答应让他从会计助理做起。一年后，他已升为出纳，穿着白上衣，头上戴着凉帽。他手伤痊愈了，皮肤又变得柔滑，晚上穿着软皮鞋在海边散步，听着沙丘上拓荒者的低吟和歌唱，闻着他们的金属饭盒里传出的茶香，怦然心动。

然而，幸运之神，或者，至少他认为是幸运之神，刚向他露出微笑，战争就爆发了。外婆的哥哥和全城人一道被赶出了特拉维夫。

外公说：“那次战争期间，我们被发了伪造的vasika。”

我写下vasika这个词。我从不问含义，一解释故事就乱了。vasika、kulaks、sukra、ottomanistation——就因为一直没搞懂，这些词我至今还记得。列文对mesamsam也是这样。

外公说：“我们靠橄榄、洋葱度日，险些饿死。”

他每年秋天腌一桶橄榄。在水泥路上，我坐他身边，看他剥蒜、切柠檬、洗茴香梗，双手沾上了青生白嫩的香味。他用刀柄拍蒜，白生生的蒜瓣噗地从皮里滑出。他教我桶里要放多少水、加多少盐。

“去鸡窝里取枚鲜蛋来，我的娃儿，我变个好戏法给你看。”

他把鸡蛋放盐水里，鸡蛋不沉不浮，仿佛是信心和信仰这根看不见的线，把它悬在正中。这说明盐不多不少正合适。我觉得盐水里的鸡蛋，我家果园里的嫁接果树，艾利泽·李伯森的水上行，都是魔力所致。

列文战争期间躲在佩塔提克瓦的一家难民营。他要么是把那段苦日子全忘了，要么是不愿提起。他只记得一个晚上，蝗虫遮天蔽日地落在田里，咬噬不停，那声音几乎听不见但很瘆得慌，蝗虫把能看见的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早晨起床，树全都被扒光了皮，白花花地死了。”蝗虫翅膀的扇动和牙齿的咀嚼让他像脑子里进了沙粒一样难受。

英军的炮声从南方迫近，列文回到了特拉维夫，重新漫步街头。傍晚时分，街上的沙土由红转黄。商人忙着搬开封店的板子。全城都有澳大利亚士兵巡逻，他们的笑脸让人燃起新希望。

列文没回银行上班，而是找了一家文具店学修自来水笔。他毕恭毕敬地拆开布莱纳、齐斯金德、艾汀格等名人的书写工具，放在他亲手用无花果树树瘤制成的溶液里清洗，磨光笔尖，修理笔胆。店主看着列文检修阿瑟·卢平的黑色威迪文钢笔，笑言“咱们的政治前程就握在你手里了”。列文心中涌起一阵自豪。店主喜欢列文，还把年轻女士和朋友的女儿介绍给他。可列文偏偏怀念干草、炊烟、泥脚杆的味道。他想睡打谷场和沙丘，披星盖草。他终于说服老板让他每礼拜搞一次送货上门，骑驴到附近的犹太人定居点去售货。

“我就喜欢出去跑。”他渐渐吸惯了沙尘，驴子走得不紧不慢，让他感觉十分惬意。他在橙树和柠檬树之间蜿蜒的夹道上前行，相思树篱笆缀满点点繁星。他穿过“以色列浸礼会农业学校”的铁门，拐进里雄莱锡安的葡萄园。花海无垠，歌声飘扬。他看见一群拓荒者席地而食，就羞怯地勒住坐骑，远远看着，等他们邀他入席。橙子依旧不新鲜，蘸面包的油依旧烧心，可他吃得很带劲，还把自己带的甜卷和阿拉伯蛋糕拿出来分享。这都是他在雅法特意买的。

“还吃杏干吗？”我问他。

他凄然一笑，显出吃惊。“不吃了，”他说，“那会儿日子稍好一点了。”

拓荒者中有位金发美女，鼻子晒脱了皮。列文鼓足勇气，把一小块黏黏的蛋糕放进她嘬起的小嘴，她边笑边吻了他的脸，还叫他“贴心的列文”。

“我心里那个慌呀。”那晚他梦见了这姑娘，还梦见他盖了一座农舍，给她和他的孩子住。农舍四周蔬菜葱郁，母鸡勤恳，有一头牛，有没完没了的事要做。“直到今天，我读农村刊物还跟女人读菜谱差不多，”他一脸苦笑地对我说，“每次走那条路，我就在树丛里、葡萄园找她的蓝头巾。”过了一个月，他终于憋不住了，向人打探她的消息。人家说她害伤寒死了。他又一次堕入忧郁的深谷。

“我还没问她的名字，她就死了。”他写信向妹妹倾诉。妹妹那时已经学会赶着一队耕牛犁地了。

“这是我在以色列犁出的第一道垄，”她写道，“刚开始，我顾了方向就顾不上压犁。只好让李伯森帮我牵牛。可是现在，我犁出的地笔直如箭。”

她也染上疟疾病倒了。“但他们的柔情把我治愈。”她写信告诉她哥。

史洛莫·列文骑着驴四处贩卖钢笔、墨水瓶、文具、笔尖、商用表格和铅笔。虽然两次遇匪，东西遭抢，人挨揍，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流的推销员，最后成了公司的合伙人。

那年，犹太居民在耶斯列山谷搭起第一批帐篷。“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做出了决议：“米尔金同志和列文同志应步入婚姻。”一群人率先在山谷里搜寻能买下的农田，“寻遍全地”[3]，皮内斯引用《圣经》说。这些人中，除“劳动者之圈”之外，还有养蜂人哈依姆·马古利斯和他的明斯克爱人冬妮娅，未来的教师雅科夫·皮内斯和他当时已有身孕、当年就死去的老婆利亚。冬妮娅后来爱上了里洛夫。这群人于是成为建村元老。

“我们有头毛驴叫卡什咔。他白天拉泉水，夜间等我们都睡了，就披上僧袍，擦亮蹄子和眼镜，展开双耳，飞向伦敦。

“英国国王正要坐下吃早餐，卡什咔在王宫外抬起蹄子敲门。国王把他请进来，用蛋托给他端上软煮鸡蛋，还请他吃天下最软的白面包。卡什咔说起咱村的事儿，国王立刻命仆人取消了当天所有的预约。

“‘可是，陛下，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还在国王办公室等着哪。’

“‘让他等着呗。’英国国王说。

“‘比利时女王在花园里。’

“‘就让她待那儿吧，’国王说，‘我今天要和以色列来的希伯来毛驴卡什咔谈话。’”

注释

1　《圣经》里记载的非利士巨人，最终被大卫战胜。

2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等于0.9144米。

3　参见《旧约·约书亚记》（1：2，3）。

7

尤里眼神迷离地说：“菲吉奶奶走在一大片长寿花中，按乌克兰农民的习惯，长裙下不穿裤子，感花粉之气而受孕。所以我爸每到春天长寿花开的时节，就一把眼泪一阵喷嚏。”

村委会一算日子，断定外婆会在五旬节[1]前后生产。“还有什么果实能胜过村里的头生子呢？”

“你外婆怀孕的事让泽尔金和李伯森兴奋得难以自已。”外公的口气平淡无奇。泽尔金和李伯森冒着危险，渡过约旦河去采柠檬，去撒玛利亚山摘刺山柑花蕾，到卡梅尔捕鹌鹑，拿回来送给她。最后身子沉的那几个月，两位妇女专门从约旦河谷的定居点过来，尽心尽力照顾她，给她读精心挑选的小说和“复国运动理论家的文字”。

“对头生子的迷信长盛不衰，实在可笑。”麦舒拉姆·泽尔金说。他父亲曼多林和母亲裴莎只落了个第二，他一直耿耿于怀。“你外婆菲吉肚里怀着全村的种。”

菲吉容光焕发地在村里土路两旁的帐篷间闲逛，男人和雄兽统统为她那甜美的嗓音迷倒。

皮内斯说：“那阵子连米尔金都对她深情款款。他向来对她就像对艾利泽·李伯森、曼多林·泽尔金一样，只有同志之谊。他把菲吉领回帐篷的那天，心里还想着克里米亚的情人。”

“他用绿橄榄油给她揉肚子。”尤里添油加醋地说。

菲吉要分娩了。众人用大车拉着她奔向好几英里[2]之外的火车站。但是他们还没出村，就看见火车转过蓝山进了站。

我舅舅亚伯拉罕的降生记，村里无人不知。五十周年村庆时，还从特拉维夫来了个导演，把这故事排成了戏。导演的紫裤子，和他对视线之内年轻姑娘的肆无忌惮，让村里人大跌眼镜。

曼多林·泽尔金和哨兵里洛夫“飞身上马，疾驰而去，仿佛两道哥萨克闪电”，追上了火车。机师挥舞着煤铲阻挡，可里洛夫从马背纵身跃上火车头，目眦尽裂，当胸一把推开机师，拉下车闸。

“咱可不是一般人。咱是村委会！”他冲机师和一身煤黑、倒在煤堆上簌簌发抖的助手大吼。这番通报和火车的急刹车把那两人给镇住了。

“还想死在自己床上的，趁早起来，快！你个死狗，说你哪！”里洛夫粗声大气，“全速前进！”

火车一声长鸣向前冲，金星四溅，浓烟滚滚，转眼把两匹鞍马、菲吉外婆和众人抛在后面。众人追喊了一阵，最终只能选择在地头生产。

一小时后，我舅舅亚伯拉罕出生了，外公外婆的头生子，村里的第一个后代。“他生在咱的田里，咱的地上，咱的太阳下，就在马古利斯家的主灌溉阀那儿。”

那天，田里蝉鸣不止，拓荒者彻夜歌唱。清晨，里洛夫和泽尔金一路狂奔回来。里洛夫顾不上道歉，喝了几口水就说，要开个全村大会，给孩子命名。有人告诉他：“当妈的已经给起名了，随她爸叫亚伯拉罕。”艾利泽·李伯森嘟嘟囔囔地说“有些同志太自作主张了”，还在村通讯上说，“孩子是她的也是全村的”，但他对此也无可奈何。

几个礼拜前刚从别的基布兹被诱拐过来的法尼亚·李伯森，料到村里第一个孩子的出世会让所有男人意识到自己终将老去，硬把外公赶出了外婆的帐篷。

“法尼亚和我那可怜的老婆利亚搬进去陪她。两个女人在小亚伯拉罕的尿布上绣花，还用春天割下的苇草给他编了个摇篮。”

一个礼拜后，割礼师从蓝山外的城里到村里来。全村人换上白衣，理发修甲，在米尔金帐篷外坐了半圈。外公高举着儿子从帐篷里出来，人群一阵欢呼。“你舅舅亚伯拉罕是咱村名副其实的头茬果实，他出生时果子还没成熟。”至今村里人在五旬节庆祝头茬果子成熟时，还要当众高举当年出生的孩子，以纪念这个时刻。

新宝宝柔嫩美丽，村里人见人夸。他“笑起来小嘴亮亮的，看上去就像长出了牙。他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长寿花”。刚出生的亚伯拉罕神情可亲，额上还没长出那两道深沟，鲜嫩得像只削了皮的大苹果。

皮内斯说：“我们立刻围成一圈，胳膊搂在肩膀或腰间，舞蹈起来。”人人觉得这恩宠属于全村，“接力大赛的火炬后继有人”，从此再不用担心元老百年之后火炬会熄灭。

皮内斯轻声笑起来，脸上每道皱纹都洋溢着回忆往昔的快乐。“这孩子让我们永远相连。”字字如同马古利斯地里熟透的野李子从树上坠落——又小又甜，清清爽爽。

“我们轮流抱他，抚摸他的柔嫩，呼吸他的芬芳。那短暂的一刻甜蜜、神圣。我们把他像圣物一样传递，高声或默默祝福他。他身上有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

“改天我给你看割礼流程，”麦舒拉姆给我打包票，“李伯森祝宝宝长大后在内盖夫沙漠犁出第一道垄。里洛夫祝他夺回基列和巴珊[3]。我爸说教他弹曼陀林。他们想着他耕田、播种的样子，希望他把犹太人从遥远的乌拉尔山和阿拉伯沙漠带到这个国度，种出更壮的小麦新品种。可他长大变成了啥样？你那个亚伯拉罕舅舅。”

但那终究是个美好的时刻，陪伴村里人在辛劳和贫困中挨过一周又一周。那一刻人人安详满足。除了外婆的哥哥史洛莫·列文。他乘火车从特拉维夫赶来，不敢穿城里人的白外套，特地换了一身粗布工作服，戴了一顶灰色帽子和一副防风镜，结果长了满身疹子。

列文穿过田野，从火车站走到村里，脚下的泥土咕叽作响、味道浓郁，他陶醉了。菲吉伸出瘦弱疲惫的双臂环抱他，徒步去雅法时结识的冬妮娅和马古利斯，用老朋友的笑容迎接他，兴奋的拓荒者与他拥抱，与他对饮。可他就是觉得格格不入。他笨手笨脚，“连孩子也不会抱”，手腕被宝宝的小尖牙咬了一口。

随后大家就去找割礼师，他正在村里闲逛，嗅着泥土的芳香，独自幸福地默默祷告。他抱起亚伯拉罕，对他的家伙啧啧称奇，然后割下包皮。李伯森向来认为割礼是野蛮的习俗，但这会儿不是争论的时候。头生子嘹亮的哭声响彻田野，拓荒者们任由自己热泪奔流。

注释

1　五旬节：亦称圣灵降临节。据《圣经·新约》载，耶稣复活后第四十日升天，第五十日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后开始传教。这天也是以色列人传统上纪念农业丰收的日子。

2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为1.6093公里。

3　基列和巴珊都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古地名。

8

以法莲，我那失踪的舅舅，是外公最宠爱的孩子。他相貌英俊，腿脚勤快。外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舅舅的故事：他上了前线，他到哪儿都背着牛犊，他从村里消失。以法莲比亚伯拉罕小一岁，比我妈以斯帖大一岁。“看这些孩子在村里跑来跑去，做这做那，我们美得跟进了补似的。”

马古利斯的冬妮娅也生了个闺女，可孩子他爹是里洛夫。冬妮娅自打进了村，就让里洛夫暴风骤雨式的阳刚之气轰得五迷三道，只想死了也要做他家的鬼。里洛夫让她在乳罩里偷运子弹，她让激情冲昏了头。里洛夫把她带到化粪池的武器库，伸手从她胸前往外掏军火，两人的身影在油灯下欢蹦乱跳。可他清点了子弹，就帮她穿上衣服。他在背后帮她系紧粉丝带，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里洛夫脸上带着向往的笑意，说他夜里总梦见裴莎·泽尔金。“她要什么有什么，”他说，“有汽车，路子广，乳罩大。”冬妮娅忍着心痛，毫不退缩。

里洛夫很快发现冬妮娅能保守秘密。她夜里跟他到河滩与阿拉伯线人接头，把手雷藏到隐蔽处，除掉与英国人合作的犹太叛徒。两人一身弹药粉，相拥在成箱的手雷上。里洛夫没什么想象力，他把冬妮娅叫作“施瓦茨劳斯”，那是他钟爱的重机枪。冬妮娅觉得两人的心终于贴近了。

两人在哨兵协会成员的环绕下举行了秘密婚礼，哨兵们送的结婚礼物是一副鞑靼马鞍和一匹纯种马。那马在婚礼上始终精神抖擞。他们还从提比利亚铐来一位哭哭啼啼的拉比，让他蒙着眼睛主持了仪式。一年后，冬妮娅生下了一女，可她对自己怀孕的事浑然不知，因为里洛夫满不在乎地说，她长期接触硝化甘油炸药，当然会在清晨反胃和呕吐，这是正常反应。

甜蜜蜜的马古利斯登门拜访里洛夫一家，一如既往的好脾气，一点不嫉妒，一点没怨恨，一点不想报复。他左手拎着一大罐蜂蜜，右手挽着新女友丽娃·贝林。丽娃是工人支队的拓荒者，马古利斯在去提比利亚的火车上认识了她。冬妮娅刚生完孩子，浑身酸痛，看着自己的旧情人挽着新女友，心如刀割。就在那个礼拜，她丈夫非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把女儿出生这事也变成秘密。冬妮娅跟丈夫吵了第一架，感到深受伤害，恨得泪流满面。

法尼亚和艾利泽·李伯森的儿子但以理，和我妈以斯帖一样大，自打他俩在田头盖同一条毯子时起，但以理就爱上了我妈。那时他出生三周。

外公、李伯森、外婆、法尼亚带着宝宝去果园，外公站在一株叶子卷曲的年轻梨树前给他们讲课。手里的修枝剪咔咔响着，他顺嘴奚落苏联农艺学家米丘林的理论。米丘林认为嫁接树结出的种子带有接穗和根砧木两边的基因特征。

菲吉羸弱苍白，枕着法尼亚的腿躺在地上，帮宝宝赶着虫子。只见头发还没长出来的但以理抬起脑瓜，身子用力一摆，翻身面对以斯帖。他出生才三个礼拜，他妈觉得难以置信，完全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是想找朋友的闺女作伴。但是外婆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丈夫爱说啥说啥，她想，米丘林才没那么容易被驳倒。

但以理那天晚上还学会爬了，外婆收拾好，准备把以斯帖抱回家时，他像小蜥蜴似的跟着爬到门口，百折不回，号啕不止，把大人都吓了一跳。他没日没夜地哭了好几个礼拜，当爹妈的才意识到他哭不是因为肚饿，也不是因为出牙，而是要找米尔金的闺女。“你爱信不信，”尤里说，“割礼后两个礼拜，家伙就硬了，搁谁谁得哭。”

法尼亚只好抱着哭得青头紫脸的儿子，半夜三更到外公外婆家敲门，一连声地道歉。虽然但以理还不会走，但他已经学会像猴子一样爬进心上人的摇篮，手脚并用地搂住以斯帖，如同知了搂上了汁液饱满的树枝。然后泰然安睡。

他整天赖在外婆家。以斯帖被抱走洗澡或睡觉的时候，他那哭声能传到蓝山的另一边。七个月大时，他会走会跑了，也就能随时跟着心上人了。他还不会叫爸妈时，就先学会了叫爱人的名字。

菲吉外婆慈爱地看着俩孩子。她一直认为世上每个人都会有真爱。

“只是有人偏让他们生在世界的两端，”她对法尼亚说，“他们哭了一辈子，却不知为啥。我闺女和你儿子生在同一个村里，这是命。”

雅科夫·皮内斯说：“如同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年轻的他失去了爱妻，正伤心欲绝。婴儿但以理·李伯森和以斯帖·米尔金的爱情令他感动不已，恨不能立刻收他俩做学生。

村里有个《圣经》俱乐部，成员争执不休，乐此不疲。皮内斯说：“伊甸园的真正寓意不在于精神高尚，而在于肉体欢愉。他俩是天下唯一的夫妻。”

艾利泽·李伯森站起来发言：“比起亚当是天父的唯一，亚当是夏娃的唯一，才最让我感动。”

满座颔首称是。李伯森有两件事村里无人不知：他是无神论者，他爱法尼亚。皮内斯心花怒放。他一向在《圣经》中探究人的境遇和自然历史。对于那些从中发掘乱七八糟信息的学者、教士和政客，他从来不屑一顾。

“从《圣经》时代至今，唯有人心和这片土地不变。这两样全都历尽苦难。”他说。

俱乐部成员从老教师家出来，举着油灯踏上了烂泥路。“每座乐园里都有蛇，”外婆对法尼亚说，“说不定啥时候就从草丛里钻出来。”

“她那条蛇住在俄国，”法尼亚小声说，“智慧之树的果实就从那儿来，装在蓝信封里。”

菲吉喜爱地看着小但以理躺着吸吮心上人的手指。“他再也不会看别的女人。”她说。

但以理和以斯帖还没长大，她就死了，有生之年没见着我妈抛弃初恋情人。法尼亚把外婆的照片，就是外公箱子里那张，放大后摆在橱柜上好多年：也是辫子黑黑，也是小手握拳，也是那件亚麻绣花白衬衣，也是那双仿佛朝相机两边分开的眼睛。我从小就知道，“缺爱”的女人就是这副模样。

那张照片上写着：“法尼亚好友惠存”。

那时村里只有寥寥两排白帐篷，隐在沼泽的腾腾毒雾和嗡嗡蚊虫之中。几座简易小屋已建成，还有个饮牲口的大水槽。鸡在泥土里自由自在地啄食。

后来，外公在离帐篷数百码的地方种上了树：一株石榴，一株橄榄，一株无花果，两排莎斯拉葡萄。枝干上别着小纸条：“葡萄树必结果子”[1]，“全境有橄榄树”[2]，“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3]，“石榴树开了花”[4]。

石榴树转眼就变得衰老，粗糙的树干上挂满泪一般的黄汁，隔数年才结出几个小果子。用尽了各种法子和杀虫剂都无效后，皮内斯终于宣布它“染上怀疑症，活不了了”。第一批葡萄藤染上了根瘤蚜，烂了根。外公只好把下一批葡萄藤嫁接在加利福尼亚砧木上，尽管他对那个地方又爱又恨，那里既有他弟弟约瑟夫，又有路德·布尔班克。

时至今日，只有无花果树和橄榄树枝繁叶茂，哪怕四周全是墓碑、草坪和各种观赏类植物。无花果树经外公的手摆弄后，简直长疯了，枝条上溢出的黏稠糖浆滴落了一地。橄榄树结的果也满是黄色油斑。

外公生来会侍弄树。全国各地的庄稼汉都来找他，或者把染病的叶子和虫卵寄给他，讨教整治的法子。专家对他种在后院的树赞不绝口。每年，迁徙的鸣禽和农艺学家都要到我们村来品尝米尔金的果子。我还记得有人在秋天专程赶来看外公收橄榄。

“我的娃儿，过来。”外公教我学他那样搂住橄榄树。他不像常人那样用杆子敲树，而是搂着树，把脸贴在上面，轻轻摇晃。开始什么动静也没有。但是，没过一会儿，我就能感到生气勃勃的树在轻叹、微抖，接着果子静悄悄地落在我的头顶和肩上，人群发出一阵惊叹。我至今记得橄榄轻轻敲打皮肤的感觉。

亚伯拉罕出生时，外公种下两排木麻黄树。麦舒拉姆·泽尔金比亚伯拉罕小一岁，常称亚伯拉罕是“指望不上的头生子”，对于外公为何在长子出生后种下不结果的树，他自有一番理论。

菲吉外婆生下次子以法莲舅舅之后，外公欢欣鼓舞，在一根酸橙砧木上接种了橙子、柚子、柠檬、橘子，说那是“我的二次方程式”。等那棵奇妙的橙树结出不同的果实，他便在村里推广各种疯狂的试验，不同的树木开始胡乱授粉。麝香葡萄烂在高高的柏树枝头，没人够得着；椰枣黄澄澄地挂在李子树上。外公终于对米丘林式的无节制起了戒心，可那些树自顾自地生长。

第二年，外婆生下她最后一个孩子，我妈以斯帖。她的身体从此不再结果，一步步走向死亡。仅仅几十年前的往事被时间层层包裹，被神秘地深深封闭，倒像皮内斯《圣经》课上的故事一般久远，底波拉的棕椰枣树[5]和亚伯拉罕的柽柳[6]还在故事的长河畔鹅黄嫩绿——那些游牧故事关乎土地和帐篷，关乎神奇的水井、绿树、子宫。

后来外公和我住的那座小木屋建成时，外婆还在世。她跪在地上把木地板洗刷到发亮，膝盖在地板上留下的微凹至今依稀可见。后来小木屋装上了玻璃窗，外婆用旧布缝成鲜艳的窗帘。她还在屋外靠近无花果树的地方垒了一座土灶，灶膛里总飘着烤南瓜和烤面包的香味。牛棚里拴着两头杂交大马士革牛，小亚伯拉罕每天傍晚把牛牵到田边去吃草。蕾切尔·亚纳伊特和其他几只切克斯花母鸡一道，在院子里啄食。新孵出的小鸡放入一只木箱，靠一盏油灯保暖。老野猫闻到了小鸡的嫩鲜味，把窝从蓝山搬到田野的泉眼旁。

尤里的孪生兄弟约西说：“他们在露天土灶上做饭，采马齿苋喂鸡，赤脚走路，用铁皮罐打水。总而言之，他们和阿拉伯村子没啥两样。”

外公在今天“拓荒者之家”这片地上种了大片果树。他在果树间挖沟引水，白天太热，树需要休息，所以浇水都在晚上。要是困了，他就把水管放在水渠头，自己躺在水渠尾打盹。等水缓缓从上游流下来，把他唤醒，他便起身，把水管挪到另一条水渠，接着再睡。村里人常常拿他浇水的办法打趣。法尼亚不满地对李伯森说：“他就是为了不在家里睡觉呗。”还有些庄稼人说，要是米尔金忘了醒来，果园里发起大水，山谷又变成沼泽，那可咋办？

外公对这些议论统统置之不理。他每天清晨回到家，身上带着泥土的潮气，冷并快乐着。他侍弄的果园里第二年就结出了硕大的果实。

那一年，外公的老友才泽从约旦河谷的公社来找他。虽然他嘴上不说，但“看得出来不适应公社的生活”。外公留他在村里住下，才泽说住下可以，但不能因为是朋友就搞特殊待遇。他说自己就是单纯的庄稼人，也不想干别的。他要求很低，甚至露宿也不在乎。

我问外公：“他干吗住牛棚里？老才泽干吗和牛住一起？”

“才泽是头倔骡子，”外公笑了，“他习惯了，喜欢这样。”

他是严格的素食者。外婆很喜欢他，有时送他一块蛋糕，但他每每吃下就会心痛加腹痛。

才泽一直跟我们住，直到惨死。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田垄犁得笔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干活从不嫌累，只有礼拜六休息时，才走很远去“闻花香，想问题”。

“带我去，”我边喊边光着脚追他，“带我去，才泽。”我早知道，外婆死后，亚伯拉罕舅舅是才泽带大的。他驮着亚伯拉罕到处转悠，哄他玩。可他从来不带我玩，也不带我表哥。他老了，冥思苦想损耗了他的身体，除了自己的记忆和论断，他什么也背不动了。

外公说：“巴鲁奇，别烦他。今天是他的休息日。每个人都该有点自己的时间。”

才泽壮实的身影渐行渐远，先被果树遮挡，过一会儿又变成远处黄灿灿庄稼茬上的一个小点，最后终于上了山，看不见了。

皮内斯在他那幢小房子的厨房里对我说：“那个时代艰苦而美好。我们打赤脚，穿破衣，活像基遍人，但心绪飞扬。”

夏天，庄稼汉在一起打谷，十八人共用一台巨大的打谷机，每当转轮卡住，他们就互相大喊，如陷疯狂。女人把饼干和家酿葡萄酒送到打谷场。夜幕降临，高高的谷堆是恋人、合唱班和蛇爱去的地方。

“女人穿什么都不及身上挂几绺干草好看。”尤里说。

“菜园里每颗红艳艳的小萝卜，每个宝宝，每头牛犊，都是新的保障和希望，”皮内斯在学校的历史课上对我们说，“牛奶的脂肪含量达到了百分之四，新的油暖孵化箱一次可容纳三百六十枚鸡蛋。”里洛夫经常多日不知去向。人人都以为他出去买军火，到叙利亚搞侦查。后来才发现他家牛棚旁边巨大的化粪池早已被改造成复杂的军火库，他在下面搞备战，只是偶尔上来透口气。

“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不复存在，烟消云散。麦舒拉姆说：“算不上派性分裂。可能是解散了，也可能就是各忙各的了。没人提起过。我认为这种局面出现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后。”

“但根子要深得多，”他推测，“他们仨有秘密。”

曼多林每逢礼拜六就来找外公，一起吃橄榄和鲱鱼。有时他会带小麦舒拉姆来和亚伯拉罕玩耍。泽尔金父子俩总是一副脏兮兮没人管的模样。麦舒拉姆的鼻涕结了痂，亮晶晶地挂在脸上。他盯着桌上的玻璃盘子，惊奇地瞪大了眼。曼多林用那样的眼神看外婆。过了好几年，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偷听俩老头罕见的争吵，才明白了那眼神的含义。茶和橄榄也压不住他俩的怒气。

“我们把她托付给你。”曼多林·泽尔金低吼道。

“别跟我谈这事。”外公回击他。

“就要谈！”泽尔金说。

沉默。吃橄榄。小口啃方糖。

外公终于爆发了。“你俩既然那么爱她，搞那劳什子的抓阄是什么意思？”

“又没人逼着你抓。”泽尔金咬牙切齿。

“我又没怪你一个人。”

“我们想拉你一把嘛，”泽尔金小声说，“帮你忘掉舒拉密。”

“菲吉·列文，”外公故意拿腔拿调起来，“不声不响地奉献，一心一意地爱恋：好无辜，好可怜，就像祭坛上的羔羊。”

李伯森有时也来，但婚后很少上门了。他感觉到外公对他的态度起了变化，况且，“他要把每一分钟闲暇都用来讨好法尼亚”。

人人都觉出雅科夫·米尔金对朋友们暗自怀恨。凭外公的教养，他绝不会故意伤害任何人，但他绝不抛弃往昔的记忆，也拒绝与人讨论和菲吉一起度过的日子。

“你四岁那年，电台想给他们做期节目，你外公拒绝参加。”

“‘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外公一把推开话筒，“属于私事。李伯森和泽尔金如果想说说他们如何跳舞，如何让荒野开花，那随他们便。”

但每年村庆日，“劳动者之圈”都会重聚。满山谷的人都来参加，像小黑点一样从收割完的田野里汇集。

他们席地而坐，看着三男一女登上高高的草堆，面对他们。寂静笼罩人群。泽尔金弹起曼陀林，李伯森和米尔金伴着琴声歌唱，病弱的菲吉笑着击锅为鼓。

来日无多的她向好友法尼亚·李伯森袒陈心事。

“那些讨厌的鸟一年来两次，带来蓝信封。”

“半年一封信，”法尼亚·李伯森边给丈夫揉背边说，“她每半年就死去活来折腾一次。”

我在雾气朦胧的窗外看得见她的手在动。那双手已长出老人斑，但愤怒、温柔都不输年轻女子。

李伯森嘀咕了一句。

“你们那个‘劳动者之圈’的笑话收场很拙劣。”法尼亚说。

李伯森不同意：“可三人里总有一人要娶她。这是章程里定的。”

“为啥不是你？”法尼亚问。

“我没抓到幸运号呀，”李伯森笑着，翻身把老婆搂过来，“再说了，我要娶了她，咱俩怎么办？你会一直困在基布兹的葡萄园里吧。除非米尔金带着你私奔了。”

“那敢情好。”

“奶奶花了三年才怀上孩子，她挤牛奶，背冰块，做饭，缝纫，打扫卫生，爱着爷爷，直到最后一口气。”尤里表哥罕见地动了真情，出乎我意料。

“不怪外公。”我说。

“他就是不让人说他那大好人外公的坏话，一个字都不行，”亚伯拉罕舅舅的老婆利百加舅妈啧啧地说，“怪不得俩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他这一辈子光听老糊涂胡说八道了。外公当妈，讨厌的皮内斯做朋友，下午跟才泽混。可那老傻瓜一句话都没跟他说过。哼，他从没交过女朋友。他也交不上。”

她转动冬瓜一样的肥身子对着我，大声说：“他们当初就该把你送到孤儿院去。”

我那年正是十七岁，悲愤难平。孤独，青春期日渐强壮的躯体，加上自幼满脑子的弯弯绕，让我心里充满怨恨，体内流动着黑色、黏稠、冲动的胆汁。舒拉密刚到以色列，外公陪她住进了“老年之家”。我隔天步行去看他一次，给他捎一罐新鲜牛奶。

提着空奶罐回家后，我照例去找皮内斯。年迈的老教师在院里摆张小桌。他在树丛里养了球蛛用来观察。几十只球蛛藏在密叶间，随时准备冲向蛛网捕捉到的猎物。皮内斯虽然老了，但仍能单手抓住飞蝇，扔到蛛网上。

“这些年你外公一直爱着舒拉密，终于把她盼来了。这些年我一直思念我死去的利亚。我们和你是用不同的材料制成的。一个民族的等待，两千年的时间，在我们体内积淀，直到热血沸腾。”

他叹息着。“我多羡慕你。可我们也浪漫过。我们那时候，年轻男女在葡萄园里赤身跳舞，在打谷场上做爱。可我们这些人谁能当众大喊‘我把谁谁的女儿，谁谁的孙女儿，谁谁的老婆给操啦’？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7]”

“那人还在喊吗？”

“隔几个月喊一次，混蛋。喊一次闹得我一个礼拜睡不着。第一次我想扑上去掐死他。现在我只想知道是谁。看着他的眼睛，看穿他的心思。”

我把一枚橄榄含在嘴里，小口啜茶。皮内斯慈爱地拍拍我。

“真像你外公呀。跟他学没错。雅科夫·米尔金特立独行，咱这村里也找不出第二位。他从不去国会，不到耶路撒冷游说，不会荷枪实弹戴着阿拉伯头巾策马驰骋，但人人尊敬他。他抚摸果树时，我们都知道他在想什么。有这样的人养育，真是得天独厚啊。他还好吗？”

“他和她住在那儿。他在露台上一站就是老半天。”

“做啥呀？”

“张望。等待。”

“还等谁呀？”

“以法莲吧。还有冉·阿让。也许还有希福利斯。”

注释

1　参见《旧约·撒迦利亚书》（8：12）。

2　参见《旧约·申命记》（28：40）。

3　参见《旧约·箴言》（27：18）。

4　参见《旧约·雅歌》（7：12）。

5　底波拉是古代希伯来人第四任也是唯一的女士师，相传她常坐在椰枣树下断案。参见《旧约·士师记》。

6　亚伯拉罕与基拉耳王亚比米勒起誓后，种下一棵柽柳，作为纪念。参见《旧约·创世记》。

7　参见《旧约·约伯记》（39：5）。

9

外婆的遗骨埋在村公墓，一直迁不进我的墓园。我出高价也没用，想盗掘也没用。后来，就连激烈反对“拓荒者之家”的皮内斯也替我上书村委会，还写了文章登在村通讯上。

法尼亚怒了，那晚撞开老教师家菜园的绿门，把那颗美丽苍老的头颅探入窗口那片灯光中。

“你们就不能让她消停会儿吗？”她嚷了一句，没等皮内斯答话，就风风火火地回家了。我躲在暗处，静悄悄地跟踪。

“米尔金要了她的命，他孙子接着干，来毁她的记忆。他想干吗？让他外公左拥右抱，一边是老婆，一边是那克里米亚婊子？美得他！”

我竭力缩紧庞大的身躯，蹲在李伯森家屋外。后面的话听不清。一阵风吹过，法尼亚的唇贴在她丈夫皱巴巴的脖子上。

亚伯拉罕五岁那年死了娘。他至今记得娘的容貌，娘的葬礼，和娘牵他手的感觉。丧母的阴云在他脸上刻出纵横深壑，他却从不提他妈。

下葬时，皮内斯站在尚未填土的坟前说：“亚伯拉罕，咱村的头生子，现在成了头一个没妈的孩子。”

村公墓的高大柏树那时还是幼苗。当时公墓里只有十座坟。除了六位献出肉体或灵魂的拓荒者，还有养蜂人马古利斯的老母亲——老太太带着一巢上好的高加索蜜蜂从俄罗斯来，三天后喜极而终——还有两个在帐篷里冻死的孩子，再就是冬妮娅·里洛夫那个秘而不宣的闺女。孩子一岁那年自己从小木屋里爬出来，在院子里被牛踩死了。“可怜的孩子竟没个好死。”皮内斯一辈子没说过几句残忍的话，这是其中一句。

“也就在那时，”他又说，“我明白我们其实建了两处定居点，村子和公墓。两边会一块儿壮大。”

不远处，羊群在吃草，脖铃儿叮当，毛色斑驳，牧羊人的口哨悠扬，在清冽、静止的空气中细若游丝，却干脆清晰，飘向送葬的人。村里传来但以理·李伯森的哭声。家里只剩他一人，他去找以斯帖，结果在饲料仓摔了一跤。史洛莫·列文在妹妹的墓边落泪。

泽尔金和李伯森一边一个站在米尔金身旁，搂着他的肩，半是安慰半是护卫。“劳动者之圈”的成员沉默不语。正值春日，鹈鹕成群，它们低低掠过村子，飞向北方。法尼亚远远地躲开她丈夫和他那伙朋友，且哭且骂。她仰面朝天，喃喃地对鸟儿们说：“去吧，去告诉那婊子，菲吉死了。”

我设想史洛莫·列文接到关于外婆的电报时，晕倒在文具店的地上，自来水笔从他手中掉落。

我问他是不是这样。他答道：“不是。我就看着电报，心里想：‘流氓，流氓，流氓！’只有这两个字。流氓。来来回回就这俩字。”

他坐在椅子上，想象着父亲的鞭子抽在他身上。“我手里正在修的那杆自来水笔，笔胆破了，墨水滴在我裤子上。”他关了店门，给俄国的家人写了信，然后乘火车去海法。出了站，里洛夫发现了他。里洛夫正要把一车藏着猎枪零件的水泥拉回村。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里洛夫警觉地问。

“‘我是米尔金的大舅子。’我对他说。”

“上车。”

“到底怎么回事？”列文坐在里洛夫身旁问道。他能感觉到里洛夫大腿上疙疙瘩瘩的肌肉，所以有点怯怯的。可里洛夫只说：“生病呗。”他粗手掌、硬脑门，脑门后藏着建立全约旦军事公社的秘密计划。他还用一种没人懂的语言跟那两头驴说话。这些让列文想起初到以色列的那些日子。里洛夫默默掂量了一小时，终于决定再透露一条消息。“她有点不对劲，”他说，“浪费弹药。最后一个月出去两次，去打空中飞的那些鸟。”

外公一手抱着以法莲，一手抱着以斯帖，亚伯拉罕搂着他的腿。列文见了，对泽尔金、米尔金和李伯森的一腔仇恨和恐惧化为怜悯。他抱着妹夫痛哭，为死去的小妹妹，为自己随波逐流的生活。村里人在亚伯拉罕的割礼上见过列文，都还记得他。哈依姆·马古利斯拍拍他的背。

“我有一只新蜂王了，”他低声说，“叫丽娃。”

列文沉默不语。

马古利斯说：“等会儿到我那儿去，尝尝花粉，春天的糖粉。你会知道这多么能安慰到你。”

葬礼过后，列文走到外公身边。

“雅科夫，”他鼓足勇气说，“这个礼拜，我陪你守丧。”

他说到做到，打扫，做饭，给亚伯拉罕洗澡，给以法莲和以斯帖换尿布。他在菲吉搁荒的菜园锄草时，忽然感觉到自己到巴勒斯坦后做的事从没这么好过，太阳终于不再能把活人烤死。他手上沾着山谷的黑泥土，从西红柿地里锄起的木犀草和野莳萝气味令他欣悦。同在外公家帮忙的法尼亚·李伯森被感动了。

“他不是一般人，”她对丈夫说，“我知道你们那伙人总看不上他，但他真是可爱。”

守丧的一个礼拜过去了，列文回到文具店，心思却再无法放在顾客身上。“我坐在那儿，下了决心。”一个月后，他回村给妹妹扫墓时，到村委会要求留下工作。他是个好会计，又有从商经验，庄稼汉们欣然接受了他。

列文卖掉文具店的股份，在村里分得一栋小木屋和一块地，开始经营村里的合作社，同时给外公搭把手。

“史洛莫一有空就过来，给孩子洗澡、做饭，还给他们带小礼物。”

但他试图干农活时，遭到了才泽的阻挠。两人从一见面就互不相容。才泽不反对列文到家里来，可也从来不帮他。“他只当我不存在。”

列文天生文弱，那年夏天他和大伙儿一起打谷时吸入了草屑，结果落下长年咳嗽的毛病。从此他只做家务。我们扎堆儿说长道短时，约西说了一句：“女人的活都让他干了。”他喂鸡、捡蛋，整理空饲料袋，清洗奶罐，还用外公树上的果子做好吃的果酱，渐渐和外公成了朋友。他从多年的羞涩和失败中养成了兔子一般的敏感，发觉外公对他的两位老友已不同往昔。外公喜欢他的不声不响，不想跟曼多林·泽尔金和艾利泽·李伯森争论逝者。这让列文感到高兴。

“你外婆死后，你外公心里有愧，渐渐看顺了他妹夫，喜欢上他的厚道和懂事。日子和从前不同了。我们脚下有土地，家家有葡萄园，尝到了家园和亲人的滋味。舞跳得少了，歌唱得少了，心里的仇恨少了。”

冬日夜晚，已故女人的丈夫和哥哥一块儿下跳棋。才泽站在外公身后，伏在他耳边支招。外公对我说：“那也没用。我总输。这倒让列文找到了家的感觉。”

外公教列文嫁接果树，修剪树枝，切开病树找虎蛾，这坏蛋最厉害，害了全山谷不少苹果树。可树就是不听列文摆布。他在圣罗莎李树的树皮上开刀，结果那棵树一夜之间叶子掉个精光。

“得给他找个老婆。”村里人说，把认识的寡妇和单身的拓荒女人挨个儿在心里捋一遍。

可列文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偷偷给媒婆写了封信，然后搭流动剃头匠的车去了提比利亚，带回一个比他小很多的也门女人，叫蕾切尔。蕾切尔身上两样东西特别多，臂钏儿和牙齿。婚礼上她家好几百位亲戚骑驴而至，在田野里扎营，住芦草帐篷。蕾切尔说话口音重，挺难懂，走路不出一点声。这些都不算什么。她最令人称奇的习惯是把大蚂蚱放在铁皮上烤得焦脆，吃得津津有味。列文看着蕾切尔，怎么也看不够，庆幸到这儿这么久，幸运之星终于照到他头上了。

他说：“蝗虫的翅膀曾经使我头上的蓝天变得昏暗，蕾切尔来替我报仇了。”

列文死后，蕾切尔来找我：“我知道，他想葬在你墓园里。他好歹也算拓荒者，又是第二批移民。就把他葬这儿吧，今后我不能和他葬一块儿也没关系。”

我那失踪的以法莲舅舅五岁那年，列文娶了蕾切尔。以法莲喜欢蕾切尔环佩叮当，也喜欢她棕色脸上的安详，还有她无声的行走。婚礼那夜，他抱住新舅妈的腿不让她回家，惹得村里人大笑。等他长大一点，蕾切尔教他在铁皮上烤面包，向上帝祈祷，以及在沙地上像猫一样来去无声。这一招吓到过不少庄稼汉，也让不少德国和意大利士兵年纪轻轻就送了命。

我两岁那年，以法莲带着他的夏洛莱公牛冉·阿让从村里消失了。尽管我不大记得他，却一直羡慕他走路无声。我这大块头走路永远咚咚响，弄得我躲人家屋外偷听时经常被捉住。他们愤怒时目光如炬，我只得慢慢起身，无言地走开。好在也没人把我怎么样。我没爹没娘，是“米尔金家的孤儿”，外公的娃儿。

蕾切尔指点以法莲：“深吸气，高抬腿，呼气，落脚，要平。”秋天，他俩专挑踩上去声音最大的蓟草练习。以法莲舅舅八岁时，跑过一片玉米地或一片荆棘时能不发一响。他说话甚至带上了也门话的重喉音，皮内斯费了好大力气给他纠正发音。

那时我妈以斯帖还小。法尼亚·李伯森和史洛莫·列文帮外公照顾她。才泽给她学禽鸣兽叫。皮内斯给她用俄语读托尔斯泰的《小菲利普》。泽尔金弹摇篮曲给她听。就连里洛夫也啪啪地甩着他那条远近闻名的牛鞭逗她，声如炸雷。他的鞭子功炉火纯青，他甚至能用鞭子摘苹果。

“你把树吓着啦，滚回你那化粪池去！”外公朝他嚷。但他并不反对里洛夫逗他闺女。

以斯帖和但以理长大了。以斯帖明白了但以理对她的爱。他眼里的火花把她点亮，他的亲吻和爱抚让她窒息，她的手永远握在他手里。外公、李伯森和法尼亚美滋滋地看着俩孩子形影不离，在田野里奔跑，在院子里追小鸡。

只要有人问：“你长大娶谁呀？”但以理立刻走到以斯帖身边，搂着她的腰，头靠在她肩上。

可每逢李伯森开玩笑地提到订婚仪式和聘礼，外公总是顾左右而不语。法尼亚竟然站在外公一边。

她说：“你总想决定别人的生活。”

秋季耕田播种时，他们把孩子带到地头。亚伯拉罕会套车了，他们把犁和种子装到牛车上，再带够自己和牲畜的吃喝。他们不回家吃午饭，相近的几家人凑一起，靠着大车，在田头就吃了。以斯帖和但以理躺在大车的阴凉地里，搂成一团。年纪稍大，大人们就在播种时把他俩放在种子箱里。我妈比但以理淘气好动，常唆使但以理跟她一起搞怪。有一回，两人在饮牛的水槽边玩，失足落水，险些淹死，头发上沾满了绿水藻和黏唾液。还有一次，两人不见了，大人们找了老半天，才发现两人在村里新建的水塔顶上，正号啕大哭。

“你妈就一个毛病——她是彻头彻尾的食肉动物。”当以斯帖半岁开始长牙的时候，她妈菲吉扔给她一根鸡骨头，让她磨牙。以斯帖自此迷上肉味，再也不吃别的了。

外婆菲吉撇下的小孤儿，不吃水果，不吃奶酪，不吃鸡蛋。只吃肉。一日三餐。

以斯帖两岁半时，有一次列文把一盘拌好了欧芹的生肉末放在洗碗槽里。“你妈一勺一勺全给吃了，还没够，气得摔盘子。育儿专家索尼娅的那套理论，什么适量的维生素，健康的矿物质，吃肉和杀戮欲的联系，到这孩子身上全然不对。她出落得高大、漂亮，就像用血浇灌的西红柿，肤色艳丽，笑声爽朗，性格温和。”

10

养蜂人马古利斯在把冬妮娅赶出家门前，就知道情况不妙。她的嗓音和气味不似从前，肌肤不再光洁，谈吐变得粗俗。她整夜整夜不着家，在家睡也不说梦话了。

马古利斯心地善良，猎巫和审讯不是他的风格。后来他在一桶蜂蜡里发现一包气味难闻的手指状炸药，啥也没说，把冬妮娅赶出了家门。

“我的手指和他的太不一样了。”他哀伤地说。

他过了一段忧郁、孤独的日子，埋头钻研养蜂技术。马古利斯把蜜蜂放到田里，训练它们专采某类花粉。这在全国也是独一份。马古利斯从米丘林的忠实信徒、俄国养蜂专家克里曼科的书里学到这种技术，他的蜜蜂能生产新口味的蜂蜜，并且按他的喜好给植物授粉。但他只学了这位共产党人的技术，并不接受背后的理论。克里曼科认为，昆虫后天学到的知识，就如同嫁接果树的特征和革命者的信念，能够代代相传，因此有可能培育出专采某种花粉的蜜蜂新品种。

外公讥讽地说：“专采红花吧。”

马古利斯说：“他们说得不对。工蜂学到的东西怎么可能通过基因传递？负责繁殖的是蜂王，蜂王从不离开蜂巢，啥也学不到。”

外公听马古利斯说每一代工蜂的本领都必须后天学习，激动万分。那一天，米丘林在山谷里可不大好过。

两位拓荒者坐在地上，笑声拂过年轻的梨树，逗弄得花心里的蜜蜂笑个不停。

外公对我说：“哈依姆·马古利斯有一次把他那些长翅膀的无产者带到铁路旁，让它们见识路堤上盛开的野兰花和紫云英。”

火车缓缓驶过，马古利斯从车窗里瞥见丽娃·贝林的身影。他带着陶蜂巢追上火车，跳了上去，蜂群紧随其后，吓得旅客四散而逃，丽娃身边顿时空无一人。

“别怕，”他对她说，“它们不咬人。”

丽娃·贝林是基辅富豪的女儿，身上贵得吓人的衣服惹来同志们的讥讽。她那糖厂厂主兼粮食商的父母对她要来巴勒斯坦的事一万个反对。现在，她狐疑地看着靴子上满是泥点的马古利斯。马古利斯老练地把手探入蜂巢，手指滴着蜜汁，伸到她嘴边。

丽娃不知所措，可马古利斯纯真的蓝眼睛击败了她的抵抗。她迟疑地握住马古利斯的手腕，吮他手指上的蜜。这一吮令她双眼放光，笑颜顿开。那是她头一回尝到马古利斯的手指和山谷的蜜。马古利斯甜蜜幸福地跳下火车，去找他的蜂群。此后数月，他每周坐两次火车去会新情人。

*　*　*

每个礼拜六，马古利斯都会神神秘秘地给外公送一罐他专为本村头生子调配的糖浆。村里人人耐心盼着亚伯拉罕实现他们的期望。村通讯定期公布他的身高体重、新学会的字词，以及惊人妙语。村里的每只手都抱他拍他，庄稼汉们给他吃新鲜蔬菜和最好的牛奶，主妇们为他裁衣缝裤。可外公就是不懂他的头生子属于集体。

“菲吉还活着时他们就开始了。邻居带着客人，深夜十点来看村里的头生子，非让米尔金把孩子叫醒。”

麦舒拉姆给我朗读了一份关于扎卡伊·阿克曼的“原件”。阿克曼是附近一个基布兹的头生子。“人人当他是公产，随意把他叫醒，带他去食堂，即使是在深夜。许多个漫漫冬夜，基布兹人围桌而坐，瞻仰婴儿。”

“别来搅扰这孩子。”外公轰赶成群结队来看新鲜的人。他们不分昼夜地掀开帐篷的门帘，还有人悄悄溜进帐篷，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那样会在夜间发光。

外公气坏了。“我们不再生活在过去啦，”他说，“孩子不是你们的。”说着抄起牧羊杖和蚊帐，带亚伯拉罕睡到泉边的树丛里去了。没人敢去泉眼那边。那里早先是德国人的定居点，他们染上疟疾，死得精光，金发的孩子临死前尖利刺耳的哭声，至今不绝于耳，在灯芯草和土木香的叶间飘荡。终于没人再来打扰。那晚无论谁在水塔上向南瞭望，都会看见黑黢黢的黑莓地里闪动着一点黄光，如同一只巨大的萤火虫。又过了几年，外婆死了，再没人敢打搅没妈的孩子。对于那一夜亚伯拉罕仅有的记忆是，他一辈子对长寿花和湿地野花过敏。

可大家始终在心里牵挂着他，替他着急。河滩对岸那个基布兹的头生子，扎卡伊·阿克曼，已种出十八英寸长的黄瓜，他种的欧楂树结的果实，个头跟亚历山大苹果差不多。克伐尔·阿维沙伊村的头生子“才三岁半”，已参加复国运动大会，头回发言就“一鸣惊人”，预言了工人支队的分裂。贝特·以利亚胡的头生子六岁钻研球虫病鸡瘟，不久应邀加入了阿德勒教授的研究团队。这个团队当时已研发出一种疗法，专治1920年代通过荷兰母牛传入我国的母牛流产，因此受到英国高级专员的嘉奖，复国运动还为他们颁发了羊皮纸奖状。只有亚伯拉罕·米尔金迟迟不见动静，全村人的心都悬着，说白了，很失望。

“这要是个普通孩子，我们也就不说啥了，可你舅舅真有过人之处啊，大家都看在眼里。”

亚伯拉罕只消一个眼神，就能让发狂的动物安静下来。蚊虫肆虐的时节，嗡嗡声吵得骡子或农夫发狂，亚伯拉罕就得到田里去医治他们。还有些怪事，也让村里人对他不死心，比如他五岁时总在夜里四处游荡，翻遍一摞摞空罐子，抖开一堆堆旧口袋，掀开一道道门帘，盯着入睡的小牛，吓唬窝里的小鸡，好像在找什么，可找什么只有天知道。

有人说他是没妈的孩子，“在找他妈，”他们说，“菲吉可怜啊。”

“不奇怪。”法尼亚多年后说。她在李伯森的怀抱里，沉浸在无限爱意中，根本想不到隔墙有耳。

“不奇怪，”她提起我舅舅时说，“这孩子生在一所没有爱的房子里。”

11

把美国慈善家带到村里的人，当然非裴莎·泽尔金莫属。她就这样粗野地踏进了我家的历史。

外公向来对她和颜悦色，但我最擅长捕捉他脸上每根线条最轻微的动作。他不喜欢她，也连带着不喜欢她丈夫。

曼多林和裴莎在一次大会上相遇，她慷慨激昂地谈论互助基金，说到动情处，大奶子跟着上蹿下跳。泽尔金对拓荒的财政一窍不通，却彻底被激情裹挟了。他顺利地用曼陀林的琴弦网住了裴莎。她怀孕了，他俩结婚了。可她很快发现要论精神满足，村里的生活远赶不上复国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后者能带来使命感和旅行的快乐，还有演说家、财务主管和文件起草人那被打磨过的智识和锃光瓦亮的皮鞋。

有段日子，裴莎站在院子里“嘘嘘”地唤鸡，烤面包，种大头菜、埃及洋葱和西红柿，来供着自家吃，也算其乐融融。可没过多久她就对自己灰头土脸、满身鸡屎的状态烦不胜烦。麦舒拉姆两岁时，她去了一趟特拉维夫，架不住中央委员会老同志的鼓动，回到了从前的岗位。

裴莎官运亨通，很快便亲自掌管预算和整个部门。曼多林没过几个月便明白，老婆一回来他就恶心，除了恨还是恨。裴莎从伦敦公干回来，满身是香水的怪味儿，谷仓里的动物给熏得踉踉跄跄，喷嚏连天。她进了家门，亲了正和小绒鸡玩耍的麦舒拉姆，把丈夫往卧室里拽，神色诡异。她身上的气味与他心底的信念水火不容，他便甩开那只色迷迷的手，却发现她箱子里藏着更多香水、高跟鞋和黑色礼服，还从她身上搜出了丝绸衬裙。

“你用复国运动的钱买这些烂货。”他气得发抖。

“我他妈就买了，”裴莎张开双臂大笑起来，“钱是休会时间我和艾汀格去赌场赢来的。”

他发现她还刮腋毛，恐惧和愤恨交织在心头。他把衣服和鞋扔进焚烧死鸡和死耗子的桶里，又把香水浇在火上，火苗蹿得老高。那个礼拜六，他把床搬到院子里那棵大桑树下，与玷污了复国运动、玷污了全村和泽尔金家门的女人划清界限。每逢老婆回来，他就睡在院子里，半宿半宿地弹琴，闹得村里无人不知。熟透的桑葚在他熟睡时落在他身上，把安息日礼服染上黑紫的印渍。有时全村人会听见他突然惊叫一声，那是他被以法莲作弄了。他成了以法莲潜行术最初的受害者之一。以法莲蹑手蹑脚走到他床边，用带刺的麦穗捅他鼻孔。

四十年后，裴莎得了劳动奖。挂在“元老小屋”墙上的羊皮纸奖状上说，泽尔金同志把毕生“奉献给了她的社会和人民”，但这其实是拜她丈夫的坚韧克己所赐。这也是为什么麦舒拉姆始终是独子。

裴莎带来的客人是捐助村里买地的美国人。他们为荒野变良田出了力，现在要来看成果。三辆福特小轿车载着客人进村。这是我们头回见识美国车。

几个犹太富佬在农庄里转悠了好几个小时，笑眯眯地摄影留念。“他们衣装奢靡，细皮嫩肉掩盖了财富丑恶的秘密。那又怎么样？人家掏钱了。”

有个人带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村里就没见过这么美的人儿，高挑个儿，天使一样纯洁，嘴角含笑，灰眸子弯弯，像两颗橄榄。”

客人到奶场参观新冰箱，观看阿维格多·雅克菲只手套牛车，坐在车上到菜园里采摘蔬菜。他们亲眼看着雅科夫·米尔金把葡萄藤嫁接到他们带来的新砧木上，里洛夫给他们演示了用三种标准姿势——站姿、跪姿、卧姿——打靶的正确呼吸方法。

接着，裴莎宣布下一个节目是参观村里的头生子。

外公反对。“孩子又不是展品。”他说。

裴莎笑着走过去，颤着一对奶子劝说外公。

“这里不是伦敦的赌场，”外公很清楚曼多林安息日礼服上的污渍从何而来，“别碰这孩子。”

才泽恰巧这时驮着亚伯拉罕从田间归来。外公接过孩子，转身回屋，但村里的头生子盯着那群人看，目光让外公寒彻心肺。

美国来的慈善家见这没妈的孩子目光真挚，激动万分。这光彩照人的孩子，完美体现了他们所支持的事业的意义。他笑对参观者，在没人教他的情况下，自己跪在地上挖了个小坑，放入一颗玉米种子，再盖上泥土。“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充分描述了我们的生活，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受感动。”两位慈善家立刻提出要带这孩子回美国，送他去最好的学校，让他学成回国，成为复国运动的全面型人才。这时，皮内斯插话了，委婉地说头生子必须脚踏家乡的土地，才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旦分离，“他就会像参孙一样失去力量，成为普通人”。客人们只得退而求其次，请这孩子发表讲话，说一说犹太人返回祖先的土地，说一说村庄和大地血肉相连，等等。

那位年轻的美人儿恰好这时走了过来，见到头生子，不自觉地伸手抚摸他的头。亚伯拉罕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拍去双手和膝盖上的泥土。

空气不祥地凝固。每个人都预感到灾祸迫在眉睫。

头生子把直愣愣的目光从人群移到美人儿身上，对她开了口：

当屋顶落尘纷纷，

当身体的记忆苏醒，

灵魂之火何以安息？

你的肉体绽放，

花儿温暖、坚强。

当爱人陷入言词的罗网，

默默绝望，

当他轻抚你的肌肤，

用柔软如放债人的手掌，

你在梦中如何呢喃？

爱情之果长青，

你才懂东风灼人，沙漠难驯。

背负打击，深藏回忆。

渴望如永恒深渊中的野草，

层层缠在我们头上。

亚伯拉罕语毕，人群哗然。“他说什么？”美人儿用英语发问，她完美的四肢动人心魄。“他说什么？”随团的《复国运动报》记者奋笔疾书。麦舒拉姆给我看了那篇文章：“村里的头生子亚伯拉罕·米尔金诵诗一首，诗意不明，与我国的现状和目标似无明显关联。”

同志们惊呆了。法尼亚·李伯森把脸埋进丈夫的脖颈，这个动作后来习惯成自然。她喃喃地说，这孩子在菲吉肚子里时感受到她身体的痛苦，染上了对爱的渴望。他疯了。

“看见了吧，”她愤愤低语，“这不是血脉，不是美好。是毒药。永不凝固的毒液。别跟我就这事儿开任何玩笑！”

皮内斯很同情亚伯拉罕父子俩，想替孩子开脱，说这孩子“不过是对《约拿书》里的几句话做了点自由发挥”[1]，可里洛夫喝道，还想死在自己床上就趁早闭嘴。

只有亚伯拉罕对骚乱无动于衷，只顾盯着美人儿看，看得美人儿开始颤抖，她的身体被这孩子的凝视刺穿。一股农夫们再熟悉不过的腥味压过了她身上的香水味，荷兰公牛在牛棚里咆哮着畜栏。美人儿尴尬地笑着跺脚，扭腰撅屁股走到亚伯拉罕身边，从钱包里掏出一枚闪光的硬币，在他眼前晃动。

“她给他钱，”外公某次夜谈时对皮内斯说，“钱！裴莎就教他们用这玩意儿赎回土地和灵魂。”

外国女人把硬币放入亚伯拉罕衬衣口袋，如同放入一个诅咒。然后她退一步，急切地等着亚伯拉罕的反应。

头生子的脸色骤然灰暗，眉心皱出两道深沟，简直像镐挖出来的，从鼻梁直到发际。

注释

1　《旧约·约拿书》里有“海草缠绕我的头”“东风”等词，所以皮内斯以之为开脱的借口。

12

我躺在长寿花丛中仰望天空。迁徙的鹳鸟群高高在上，像小虫在清水塘里团团转。外公在乌克兰时，两只鹳鸟把窝做在了他家烟囱里。外公对我说：“我知道，它们每年会去以色列，带回一肚子迦南的青蛙。”在我头顶上翱翔的，可是那两只鹳鸟的子孙？

每年春秋两季，外公从小木屋里出来，手搭凉棚，凝望天上的鹳鸟和鹈鹕，怀想广袤的田野和江河，雪原和白桦林。他写道：“如今身边是黑莓、草蜢和豺狼，是橄榄树和无花果树。”

我想着希福利斯。他还在人间吗？找得到同志们多年前开辟的小路吗？他在哪里？在边境警卫队的枪下丧命，葬身雪地或沙漠？触上电网灰飞烟灭？沼泽已排干，荒地变粮仓，他知道吗？外公和舒拉密一起住进了“老年之家”，他知道吗？

希福利斯到来，我会把外公的床留给他。他会腌制橄榄，夜晚在厨房吸烟，种植橄榄、石榴、葡萄和无花果。他想必苍老单薄，头戴旧帽，拄根桃木拐杖，背包里有一袋发霉的面包、一只水壶，还有橄榄、奶酪、《圣经》和橙子。他一路小声哼歌，或吹着顺手折下的芦笛。他在高山、沙漠、嶙峋的海岸一步步跋涉，嘴唇干裂，脚步拖沓，一副苦力模样。

“咱该弄一小块沼泽，让希福利斯排水，”尤里表哥说，“再种上一点杂草，好让他除草。还得找个白辫子的拓荒大娘，晚上跟他到打谷场疯野。”他说得两眼放光。尤里表哥要的是此刻，最不爱怀旧，只喜欢爱情故事。

希福利斯会像一个小黑点，从蓝山走来，一步步走近，来到外公的小木屋，说：“快去，我的娃儿，去告诉米尔金我来了。”他风尘仆仆倒在外公床上，只想喝杯水，什么也不要。我背着他穿过田野，去见外公，他那么轻那么瘦那么憔悴！

然后我会躺在泉边的矮树丛里。回来的路上，我会穿过我家的田地，地里曾有水牛吃草，曾有灯芯草茂密，曾有疟蚊在浑浊的水面产卵。那是在沼泽被排干变成耕地之前。那是在外公种下鲜花盛开的果树之前，是亚伯拉罕在草地牧牛之前，是我在地里种上观赏树木、花卉和葬入死者之前。

米尔金家的孩子和“泽尔金家那男娃”不同，个个会帮爹干农活，勤快能吃苦。亚伯拉罕对牛很有一套。十二岁那年，他想出了人工授精的主意。可兽医对外公说，那法子行不通，因为国内找不到好精子。但是，亚伯拉罕在科学上往往比科学家领先一步。

有天正吃午饭，他忽然说：“精子可以冷冻啊。”额头因思考而紧蹙。“不用牵着母牛找公牛，可以把精子冷冻起来，送到牛棚。可以去国外找最好的纯种牛。多省时省力呀。”

可自从出了“美国美人儿”事件之后，村里人对他不大信任了。他变得内向、木讷，有时会整天不见人影，躲在他妈坟前倾诉心事。

以法莲悄悄跟着他，偷听了他对妈说的话。

“我们把鸡窝的地板架高了，让鸡屎落在下面。那是最好的肥料。”

弟弟在背后喊道：“为啥不说说你打算用牛蛋做冰激凌。”

亚伯拉罕猛地转身扑向以法莲。以法莲身手矫捷地闪开，像猫头鹰一样无声地掠过田野，赤脚下尘土微扬。亚伯拉罕穷追三英里，边跑边哭，一路追回村里，不时捡起石头或土块扔向弟弟。

晚上，外公给孩子们讲自己童年的故事。他说他那个资本家叛徒弟弟，约瑟夫，三岁时曾经被吉卜赛人绑架。

“沙皇警察在哈尔科夫火车站的一个袋子里找到了他。吉卜赛人逼他学杂耍和偷东西。他只和吉卜赛人过了四天，就不会说话了，我们不得不重新教。他把学会的词全忘了，用四肢在地上爬来爬去，还偷东西。”

外公说，他十岁那年修了个暖棚，在里面种桃金娘。“我在住棚节把桃金娘枝扎成捆，卖给虔敬派教徒，他们把它用在仪式上，看起来好极了。[1]那是马卡洛夫的第一个暖棚，父亲很为我骄傲。”

亚伯拉罕恳求外公：“讲讲我妈。”外公就讲菲吉外婆怎样让雄火鸡孵鸡蛋。火鸡很大，一次可以孵五十枚鸡蛋。可问题是他一站起来，就把鸡蛋全踩碎了。外婆就给火鸡灌酒，醉酒的火鸡喉下的肉垂红似火焰，高高兴兴地趴在鸡蛋上，再也不乱动了。

外公笑道：“村里的女人都改用火鸡孵蛋，才不管李伯森在村通讯上写什么‘希伯来鸡场不是酒吧’。”

我羡慕那些如梦如幻的日子。可约西说其实那时很苦。

“三个没妈的孩子一个爸，当爸的还不会种庄稼，”他说，“其他人新买了双刀犁，爷爷却在拥抱橄榄树。冬天没钱买靴子，挤奶完全靠手工，耕畜要跟邻居共用，争吵是家常便饭。哪像今天，我们有了电孵化箱，不久火鸡也可以人工授精来繁殖了。”

约西给火鸡新盖了一个用沥青纸遮光的封闭式繁殖窝，他很是得意，把年轻的雌火鸡放在暗无天日的窝里，选最好的时机给她们授精。她们摸黑吃食，不思考，没念想，不想性事。只等全国火鸡委员会一声令下，我们就迅速把雌火鸡送到雄火鸡群里。雌火鸡双脚孱弱，摇摇摆摆，眼睛在阳光刺激下泪水模糊。可是五分钟的阳光就能让她们发情，在灼热的土地上点头抖翅，屁股下面像红花乱颤，尖声召唤雄火鸡。

约西说：“蠢鸡，真粗野。”雌火鸡翘着屁股蹲在院子中央，只顾发情，走不动路了。约西和亚伯拉罕把雌火鸡踢入鸡窝，并用帆布裹住她们的背，以免笨重的雄火鸡上身后把她们抓得皮开肉绽。

“看这些火鸡，”约西对我说，“堕入情网就这副嘴脸。引以为戒吧。”

雄火鸡推推搡搡地涌向急不可耐的雌火鸡。每只雄火鸡完事，他的配偶就慵懒地站起来，得意地伸展双翼，闷声向其他雌火鸡显摆。

“她跑去对伙伴们说，总算没白等。”约西说。

“昏天黑地两个月，就等着被操。”约西满脸不屑。

但我心里另有一番景象。冬日里，三个孩子在外公的庇护下，坐下来吃晚餐：带皮的土豆，煮老的鸡蛋，自制柠檬汁腌鲱鱼，洋葱圈，鲜嫩的萝卜片。我想着死去的娘，想着她的长辫子和双腿被火焰吞噬，想着以法莲。我至今还会突然转身，以为他就在我身后，背着那头庞然大物的夏洛莱公牛，我吓一跳，他哈哈大笑。

“没人知道我儿子以法莲怎么能背起一头公牛。”外公笑眯眯地说。

没人知道，也没人预见后来的事。前事酝酿的恶果，连皮内斯也没料到。“外公带大的孤儿，肚里装满故事。”他对我说。我早已分不清哪些是故事，哪些是亲历。跑向母亲坟头的是亚伯拉罕，还是我自己？离开村子的是我自己，还是以法莲？

“拓荒者之家”墓碑耀眼。皮内斯说这些墓碑是“止梦石”。夜晚，我在银行家的豪宅里游荡，回忆像头牛，沉沉压在我肩上。

注释

1　根据犹太教风俗，住棚节在每年公历九、十月间，为纪念犹太人走出埃及进入迦南前四十年的帐篷生活而设。律法书规定，节日期间犹太人须将椰枣树、番石榴、柳树和香椽枝条扎成捆，拿在手里摇晃，并口念祝福语。

13

“你妈像个男孩，可又多愁善感，是汤姆·索亚，却比他多一颗心。”

可皮内斯无论如何也弄不懂她怎么就嗜肉成性了。

“她是一个好学生，会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莱蒙托夫的诗。可是课上到一半，她会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块肉来啃。”

老教师和村里人都对孩子们寄以厚望。他们在父母身旁劳作，健康敏捷如同野驴。这里的空气不会灼伤他们的肺，太阳也晒不黑他们雪白的皮肤。

“米尔金家的三个没妈的孩子什么活都干。”清晨，亚伯拉罕叫醒弟弟妹妹，帮着挤牛奶，然后去上学。晚饭前他们割上满满一车苜蓿，拉回自家院子。草叉杵在摇摇欲坠的草堆后面，我妈和以法莲打打闹闹，亚伯拉罕一言不发地赶车。农场实际上已经由他操持。愤怒在他额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像蜥蜴一样爬进他的浓发。

我妈精瘦结实，和小哥哥滚作一团，嬉笑怒骂。有时两人从车上滚到路上，还在打闹不停。他们的爹透过果树枝叶远远地望着。

“对鸡来说，这丫头比泉边的野猫更可怕，”外公对才泽说，“就她那种吃法，没几天母鸡就会一只不剩啦。”

我妈开始爬树上房捉椋鸟。她每次都强拉着但以理·李伯森一块儿去，爱得晕头转向的少年跟着她穿过田野，看着她从罗网上把鸟儿取下。鹌鹑被她吓得不敢在我们村的地里歇脚，菜园里一只野兔也没有了。她拍拍小牛犊的脖子，就能把牛犊吓呆。

有一次，她和以法莲爬到村里饲料仓的顶上逮鸽子，脚下的一块木板突然断裂，她从屋顶滚落，抓着排雨沟悬在二十英尺[1]高的半空，下面是坚硬的水泥地。以法莲想把她拉上去，却拉不动她。

“你抓紧，”他喊道，“我去叫但以理。”

他一溜烟跑了，我妈惜命，咬紧牙关，死死抓住排雨沟。“里洛夫的笨蛋帮工”本雅明·施尼策恰巧从下面路过。

“本雅明！”姑娘从牙缝里挤出一声。

里洛夫的工人抬头看了一眼，立刻害羞地低下头。尤里眼睛发亮地告诉我：“你妈穿着喇叭裙，正蹬腿哪。”木雅明老被村里人捉弄，还以为这回也是。

“别害羞，本雅明，”我妈大声说，“没关系，看吧。”

他当时正站在我妈下面，一抬头，差点窒息。裙摆弯弯如钟，我妈的大腿像暖暖铃舌摆动，美不胜收。

“你爸本雅明三十年代和一群犹太小伙儿从慕尼黑来到这里。他到村里来学农，被分到里洛夫的农场。”

他金发、矮小、有劲儿。在村里的阵亡人员相册里，我爸身穿蓝色工装裤和清爽的白汗衫，裤脚漂亮地卷起，站在里洛夫的枣树下。听尤里说，这棵树的果子落地就炸。他肩膀滚圆，眯着眼，扬起年轻刚毅的面庞迎接阳光。那双手跟我的一样，粗大难看。胳膊、手腕和手掌笔直如板，胸膛像铁桶一样庞大浑圆。

我常听人说：“你长大会像你妈那么高，你爸那么壮。”等我长大了，人人乐见预言成真。

本雅明张开双臂。

“你撒手，快。”他的希伯来语还说不成句。

我妈拿不定主意。

“Schnell[2]，Schnell，”他说，“我接你。”

我们村里的人，看一眼牛犊就能估摸重量，看一眼月亮就能预测风力，尝一口洋葱就知道土壤里的氮含量。我妈对着本雅明平静的双眼和宽厚的双肩打量了一会儿，撒手坠下，衣裙飘上脸，心飞到嗓子眼。她紧闭着眼睛，感到一双大手将她抱住。

我妈个子高，体重也不轻，把本雅明砸得吼了一声，跪在地上。她受惊不小，身体撞在他胸上，肚子赤裸地贴在他脸上，紧紧贴着，过了这么些年，那场景口口相传到我耳里，我仍能感到那肌肤相触的温暖。

“你可以把我放下了。”她微微一笑。她气是喘匀了，可指甲还死死掐着他的肩膀和胳膊。“你太厉害了。”

我爸彻底晕了，他从未如此贴近女性的身体。

“多谢你啊，本雅明。”她笑着从他身上跳下来，理平衣服。这时以法莲和但以理扛着摘果子的长梯子赶到了。

“嘿，德国笨蛋，你干吗哪？”以法莲很生气。他那年十五岁，骨瘦如柴，却不顾一切地要揍里洛夫的帮工。但以理不知所措，嘴唇哆嗦，嫉妒、无助、失落，五味俱全。

“他救了我的命，”以斯帖说，“里洛夫的德国笨蛋救了我一条命。”

我爸又一次听见她笑了，如沐春风，又是一阵脸红。我妈和以法莲、但以理·李伯森早跑得没影了。

我爸十六岁那年进村，住在里洛夫的农场，在那里干活。

村里的相册里写着：“他于大战前夕从德国来，家人全死于毒气室，他在我们这里丧了命。我们永远铭记这位爱劳动、勤思考、有教养的青年。谁能忘记他每天日暮去奶场的身影呢？他肩背四只大奶罐，口里吹着交响曲，逢人就热情地打招呼。”

里洛夫家的德国笨蛋每回都把奶罐背在自己肩上，因为里洛夫的骡子不听他使唤。他用铁扁担把四只奶罐担在肩上，每只奶罐重达七十七磅。

里洛夫那几头骡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军来的，他们到村里就决定留下不走了。

麦舒拉姆说：“他们有个讨厌的习惯，逢人路过就讨啤酒喝。不过他们拉车也真是拼命。”他有个盒子，贴着“杂类”的标签，里面的村委会会议记录里写着里洛夫为骡子申请啤酒费的经过。每到村庆他都要把记录大声朗读一遍。

“‘里洛夫同志：骡子吃大麦，啤酒是液体大麦嘛。

“‘李伯森同志：里洛夫这是诡辩。

“‘里洛夫同志：那火鸡和葡萄酒又怎么说呢？

“‘泽尔金同志：没人浪费上好的葡萄酒来喂火鸡。那只是米尔金编的故事。

“‘里洛夫同志：喝点小酒，那些骡子会更舍命干活。

“‘李伯森同志：申请被否决。工作时间禁止饮酒。

“‘里洛夫同志：“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喝掉了好多伏特加。

“‘李伯森同志：感谢里洛夫同志的类比，但“劳动者之圈”没有骡子，只有驴。

“‘里洛夫同志：那我就自己酿啤酒。

“‘泽尔金同志：我们到以色列来，不是为了给牲口吃香槟早餐。’”

听众都会鼓掌，大笑，但人人都知道里洛夫种了两垄啤酒花，他的骡子一天犁出的地是其他牲口的两倍。村里人至今记得那几头骡子一尿一大洼，热气腾腾。但是就连骡子和大麦双料行家才泽，也声明“坚决反对这种腐败的生活”。

这两头骡子常年辗转于军旅、公社和各乡村定居点，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见到青涩的少年，不免戏弄一番。他们在他上套时往后躲，把缰绳拧成一团，再把粪便拉在上面，互相怪声怪调地打嗝逗乐。可我爸是个勤奋的年轻人，村里人笑他无以复加的笨，却终于为他的坚韧和准时所折服。那头厉害的奶牛黛博拉一脚踢在里洛夫头上，我爸就任由昏迷的哨兵在污水沟里躺着。这则故事在村里流传至今。

我爸带着歉意解释道，他要“去奶场”，还要去找冬妮娅，“迟到不得”。“我怕他着凉，还给他盖了麻袋呢。”

在德国时，他上过技术学校，来到这里不到一个月，他就为里洛夫的牛犊们设计制作了一套自动饮水系统，这件事被山谷里的人津津乐道。他还用硬刷和来苏尔清扫牛棚，并把他小木屋里的留声机连接到里面。

“就连里洛夫的老婆冬妮娅都承认，马勒的曲子让母牛的产奶量增加了。”在我们仅有的几次谈话中，亚伯拉罕曾经这样告诉我。

“有一天我走在村里，一串贝多芬从天而降。我不由自主循着音乐到了你爸的小屋，凑窗户上往里一瞧，你爸躺在床上听音乐，头发像金色稻草一样堆在前额。他有台留声机，是他爹妈从德国寄来的，再晚点就被希特勒烧掉了。”

皮内斯敲门进屋。本雅明起身站好，鞠了一躬。那天发生了三件事。我爸把名字从本雅明·施尼策改成了希伯来语，叫便雅悯·申哈尔；他上了平生第一堂希伯来语私人辅导课；他借给了皮内斯两张唱片。

“你爸是个刻苦、认真的学生。他的希伯来语一直说不流利，但拼写无可挑剔。”

村里有一伙快乐的年轻人，被称作“匪帮”。这群青春期的少年是元老们的后代。

“他们是新犹太人，是大地之子，经受了阳光，挺直了腰杆，所以全村人都包容他们的胡闹，”皮内斯说，“他们在夜间到合作社偷糖果和咖啡，到附近的英国空军基地偷枪支。里洛夫有时派他们持鞭驱赶来啃庄稼幼苗的阿拉伯人的羊群。每逢头茬果实收获和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都要搞一场‘狂野东部’表演，学着乌克兰土匪的样子站在马背上，从观众面前疾驰而过。”

他们把合作社里的巧克力洗劫一空，史洛莫去找皮内斯，要当面锣对面鼓地说个明白。

“这帮无赖就是冲我来的，”他说，“他们瞧不起我，因为我和他们爹妈不一样，不是庄稼汉。”

“他们就是想吃巧克力而已。爱吃甜食是生物共性。”皮内斯说。

“他们就不敢偷庄稼人，”列文说，“他们要是买不起巧克力，可以吃杏片啊。”

“就在上周，他们还从马古利斯的棚子里搞了两罐蜂蜜。”皮内斯说。

“我踏上这片国土，遇到的全是这种烂事，”列文气得什么也听不进，“你们这些人根本看不起普通的日常工作，心里只有你们那个救赎和重生的大业。每一犁都是回归大地，每只鸡都在两千年放逐后生下第一只犹太蛋。普通的土豆，跟你们在俄国吃的有什么不一样啊，怎么就变成‘土里的苹果’了，不就是想说你们和大自然浑然一体嘛。你们背着枪扛着锄头照相，你们跟青蛙和骡子说话，你们打扮成阿拉伯人，你们以为自己会飞。”

“所以我们才能活下来。”皮内斯说。

列文站起来，脸都气白了。“我也活下来了，”他说，“我可以走，但是我没走。我可以在城里做有钱的商人，可我到这里来了。你教他们瞧不起我。收起你那套歌舞吧——他们是我的幼苗，他们是我的温床——你跟我一样，不是庄稼人。咱俩都是坐办公室的。咱俩都认为自己在为某个理想服务，可这理想原来就是一群神经病。你就跟他们混吧，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头茬果实，他们的牛！戈登和布莱纳的自来水笔还是我修的呢。”

皮内斯也按捺不住了。“谁也不是为谁到这里来的。”他嗓门大起来，“谁也不能因为放弃了城里的店铺就该得奖章。你到这里来，因为你跟我们一样，需要这片土地，要感受它，闻到它，需要它的承诺。你需要它，不是它需要你。”

可是等史洛莫带着受伤的心摔门离去，皮内斯把“匪帮”叫来，一通好训。

“我们在村里的生活不只是糖果吧。如果你们只想吃棒棒糖和小蛋糕，还不如卷铺盖进城去。”

“匪帮”成员满面羞愧地从老教师家出来，接受了惩罚——给幼儿园挖个大沙坑。孩子们至今还在那个沙坑里玩耍。

我舅舅以法莲也在“匪帮”里，他英俊瘦长，像雪貂一般敏捷准确，也是这群孩子中最顽皮的。“匪帮”见便雅悯迟缓笨拙，就想捉弄他。自打便雅悯救了我妈，以法莲就对他又恨又怕。

一个礼拜六，孩子们趁便雅悯休息，把一条小蝰蛇放进他的小屋，然后等着看热闹。我爸听见鳞片窸窣，吓得大叫一声，在一阵哄笑声中逃到屋外。他明白自己受了捉弄，愣了一会儿，明亮的眼睛在午后阳光里眯缝起来，怒气逼人。他走到十七岁的以法莲身边，抓住他的宽皮带，只一下就把他拎起来。

“你舅舅以法莲挣扎着，连嚷带笑，可你爸用左手把他拎到农场，扔进饮牛的水槽，当时你舅舅一身安息日礼服啊。”

“匪帮”齐声叫好。没一会儿他们就都进了便雅悯的小屋，小蛇正盘缩在椅子下面，以法莲用硬如牛角的鞋跟狠狠砸向蛇的颈部。接着他们让便雅悯坐在桌边，挨个和他比赛掰腕子。便雅悯战胜了所有人，最后竟成了“匪帮”的一员。

他每个礼拜五都和“匪帮”聚会，依旧迟缓，羞涩，面带微笑，不善言辞。“匪帮”很快就发现他的技能大有用武之地，他们让他去撬裴莎·泽尔金的车门。那辆车是复国运动委员会发给她的。便雅悯听说是为了运送军火和重要情报，就施展了无钥匙发动汽车的本领。可是“匪帮”每回开车出去，都停在城里的电影院门口。

以法莲渐渐喜欢上了便雅悯，也就把看见妹妹在他怀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旧恨抛到了脑后。他每个礼拜去便雅悯的小屋听好几次音乐。他还发现便雅悯箱子里的德国衣服也怪有趣的。他穿上蒂罗尔皮短裤和深色法兰绒夹克，跑外面惹朋友们大笑。他还看见箱底有一件细纱长裙。

“这是啥？”他伸手摸着柔软的布料问道。村里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是小马毛茸茸的鼻头，或者苹果花的花瓣，比得上这布料的滑软。以法莲突然想起了亲娘，眼眶湿了。

“结婚用，”便雅悯答道，“我妈给我的，结婚用。”

他从钱夹里拿出一张照片，指点着说：“爸爸，妈妈，汉娜，萨拉。衣服我妈给我。”

便雅悯的妈妈，一位高个儿金发女士，坐在椅子上，两个女儿穿着同样的衣服分立两旁。后排站着他爸，身材瘦小，短发，留着军人式的小胡子。

没娘的以法莲和不久后失去所有亲人的便雅悯，成了朋友。

“你失踪的舅舅和死去的爹，我的两个学生，音犹在耳，以法莲说话急促如连珠炮，便雅悯发声时低沉带鼻音。”

注释

1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2　德语，“快”。

14

晚冬的一天，冬妮娅·里洛夫潜入马古利斯的养蜂场。她女儿命丧牛蹄之后，她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叫达尼。里洛夫寡言少语，这孩子也是五岁上才开口说话。冬妮娅对丈夫的怨恨，渐渐垒成心中的一堵墙。里洛夫整天待在他那个化粪池的武器库里，没人敢想里面究竟攒了多少武器。他身上总混合着尿和火药的味道，用钢丝球用力洗刷也没用。冬妮娅渴望马古利斯蜜甜的手指。

她躲在雅克菲家的李子树下远窥旧情人。马古利斯穿着养蜂服，像只快乐的笨熊。他一边盘算着怎么根据花期和新口味的搭配来在春天放牧他那群长翅膀的奶牛，一边在果树林里移动蜂箱。冬妮娅猫腰悄悄跟着他进了棚子。马古利斯戴着厚实的面罩，没看见她。

马古利斯从架上取下一只蜂箱，细细观察里面的蜂巢。冬妮娅看着聚精会神、心情愉悦的他。只见他从蜂箱里取出一只蜂巢，赤手把上面密密麻麻的工蜂赶开，又把两只扭打的蜜蜂放在桌上，脸上笑逐颜开。他用火柴分开两只厮打的蜜蜂，不让它俩扑向对方。等两只蜜蜂耗尽了体力，他就捉住它俩，放入一个特别的容器，容器里有一个玻璃片，把两只蜜蜂隔开。接着，他脱下面罩，想把容器放回原处，一转身却和站他身后的冬妮娅撞个满怀。

马古利斯吓了一跳。“冬妮娅！你疯了吗？大白天的？你丈夫还不得宰了我。”他不由分说地把她推到椅子上坐下，给她拿蜂蜜。

“干吗用勺子，哈依姆，”冬妮娅嘟着嘴，“干吗不像从前那样？”

“你刚见到我最大的秘密，”马古利斯笑着扯开了话题，“怎么让两只蜂王和好。”

冬妮娅还想说说他俩和好的事，可马古利斯的蓝眼睛纯洁无瑕，自顾说自己的。

“每只蜂箱里只有一只蜂王，”他给冬妮娅讲解，“这条规矩不能破。那新蜂的数量就受了限制。现在春花怒放的日子就要来了，工蜂越多越好啊。”

“你活像个资本家。”泪汪汪的冬妮娅笑着说。但是，对她的幽默和幽怨，马古利斯都无动于衷。

他只管往下说：“等新蜂王孵出来，互相进攻，我就耐心地用小棍把它们分开，一来二去，它们就打烦了，宁愿在同一只蜂箱里产卵。这样，我就能有双倍的工蜂，能出双倍的蜂蜜。当初是你离开我去找他的，冬妮娅，铺了哪张床就睡哪张床吧。”

“可这和蜜蜂有什么关系呢，哈依姆？”她喃喃叫着他的名字，想起他沾着蜜汁的手指，语调温柔，“跟我说蜜蜂干吗？”

马古利斯却已经转身去看那两只斗架的蜂王了。他轻声细语地劝解，无比耐心地分开不共戴天的雌蜂。冬妮娅默默走出养蜂棚，穿过雅克菲的果园回家了。天如铅盖，万籁无声，只有她压抑的低泣，和靴子踩在烂泥里发出的令人生厌的咕叽声。

她穿到下一块地时，半隐在繁花初绽的果树和茂密的白菜之间，忽然发现以法莲和便雅悯在瓦伦西亚橙树下跳华尔兹。她立即回家告诉了她丈夫。

里洛夫急忙去找外公。他倒不太担心两个男孩的关系，而是害怕这种资产阶级舞蹈在村里悄然泛滥。但村里谣言四起，议论纷纷。

以法莲在餐桌上辩解道：“他只是教我跳舞。我背普希金给他听，还教他给里洛夫的疯骡子上套，他教我听音乐。”

外公问道：“以斯帖从房顶摔下那回，是不是就这小子接的？”

我妈回嘴：“我没摔，我自己跳他身上的。”

外公对以法莲说：“要不把你那罗密欧带回家给我们看看？”

正和亚伯拉罕约会的鞍匠女儿利百加·佩克，嘟着厚嘴唇发了个怪声。亚伯拉罕嘲笑以法莲，把他叫作“施特劳斯”和“玛蒂尔达”，结果他在衬衣口袋里发现了一整条鲱鱼。

第二天，以法莲宣布：“我请他礼拜五来吃晚餐。吃什么都行。”

便雅悯还没到，亚伯拉罕就开始打喷嚏。全家人都笑了，知道那德国人准带了一束长寿花。

那年我妈十八岁，她从小就给这没妈的一家子做饭。她好奇地打量里洛夫的这位笨帮工。他能娴熟地使用刀叉，却把为她从干河滩上采来的花掉在了她的白袜子上。这白袜子是她专门为他穿的。她的身体依然能感受到他强壮的双手，他发烫的气息仍在吹拂她赤裸的肚子。自打她从房顶跌下，他们常常遇见，但他一见她就低头。一想起她裙子下摆来摆去的那双腿，他就口干舌燥，连句“你好”都说不出。

便雅悯当然知道以斯帖是但以理·李伯森的女朋友。但以理排球在全山谷打得最好，他是以斯帖的固定舞伴，还是艾利泽·李伯森的儿子。艾利泽·李伯森每个月都会给村里的年轻人上一次课，讲复国运动的原则和信念。

他眼睛死盯着面前的餐盘，稀里呼噜地喝汤。整顿饭的工夫，他心里似乎一直在挣扎。吃过甜点，他请求外公允许他“和以斯帖去散散步”，仿佛不说就再没机会了。

外公说：“这得问那位年轻女士。”他看看便雅悯，又看看自己女儿。他每次看见一对新人坠入情网，就想不知爱情何时何故会消失。

两人走到田里，以法莲像只臭鼬无声地跟在后面。跟了很久，前面的两人谁也没说话。最后，便雅悯终于抬头向天，用一种奇怪的语气低声说：“星星真多。”

“很多。”我妈说着把双手搭在他肩上。她比他高很多。“你说，便雅悯，”她问道，“你们那的人觉得香肠比肉好吃，是真的吗？”

下个礼拜四，她让以法莲潜入英军基地，到食堂里偷些香肠，因为便雅悯又要来吃晚餐了。“来，我的娃儿，把晚饭吃了，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啊。”

*　*　*

外公叹了口气。“你爹妈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他说。一个是赤脚姑娘，“米尔金家野气的母山羊”，扎着辫子、一双长腿，棕色眼睛里闪着半绿半黄的光；一个是礼貌、笨拙、寡言的巴伐利亚少年。我爸的金发头顶刚好到他爱人的肩膀。他脚步笨重，她高挑欢快。村里人见两人走在一起，都乐个不停。也有人说“不般配”，除了“外表不配”外，米尔金的女儿怎么能找一个“没有从母乳里吸收复国运动价值观的年轻人”。

有些人想得更为实际。庄稼人从养牛的经验中知道浪漫会遗传，他们特别想让米尔金的女儿配李伯森的儿子。

但以理自幼见惯了爹妈亲昵，他俩一对眼神，就从桌边站起，躲起来睡个激情午觉，这家里一下午就不得安宁，母鸡吓得产蛋量都减少了。对以斯帖变心的种种前兆，他要么是看不懂，要么是不愿懂。

尤里有回提到我妈时说：“男人最怕这种事。这会让他失去勇气和头脑——也就失去了所有魅力。”

但以理失去爱人如同断了手脚。他在众人怜悯的目光下失魂落魄，一趟趟来我家，哀求、哭泣，继而沉默。他晚上藏在外公小屋外高高的草丛里，偷看心上人的身影在明亮的窗前晃动。过了几个礼拜，外公发现有一块草长得特别高，还以为是得益于漏了的水管的浇灌。他有天晚上过去查看，发现但以理在那里，低头无语泪如麻。

“我对他说：‘就你这样，别想让她回心转意。’”

李伯森和泽尔金决定找米尔金谈谈，可还没出门就遇到意外的阻碍。法尼亚堵在门口，说在感情问题上，“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已经管过一次闲事了。

“管一次菲吉就够了，”她对丈夫和他朋友说，“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吧，让那姑娘自己拿主意。咱们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正统派犹太教徒，咱不包办婚姻。照你们定的章程打发姑娘，用同志们的投票伤人心，那个时代过去啦。”

李伯森火冒三丈，觉得里洛夫的笨帮工不配跟他儿子竞争。

他气哼哼地说：“白费一张移民证。”说着把老婆轻轻从门口推开，温柔地搂着她，等泽尔金安全通过。他们找到外公，却从外公嘴里听到了同样的话。

外公对李伯森说：“我喜欢你儿子，可便雅悯也没什么不好。这孩子正派、勤劳、可靠。我觉得那姑娘真的爱他。”

李伯森和泽尔金说，但以理出生三周就爱上了以斯帖。可外公发火了，说这是一派胡言。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爱情不同于其他，不靠打桩、插旗、犁地。”

15

那时艾利泽·李伯森还是单身汉，但以理还没出生，哈吉特还没买回来。他有一头大马士革母牛，体大消瘦，长脖长角。李伯森和这牲口的关系，让全村人笑话。这头牛吃草要双份，奶却一滴也挤不出来。李伯森身为庄稼人，却不待见这头牛。他说这头牛是“牛渣”。这牛身体庞大，心眼儿却很小，她感觉到李伯森的敌意，也就报之以不善。

有一回，李伯森从田间回到简陋的小屋，发现这牛正卧在地板上“啃床单和博罗晓夫的一篇文章”。他吃饭、写字、读书用的桌子，他唯一的家具，成了一堆碎木块。牛看了一眼暴怒的李伯森，知道这回超越了招人厌和招人恨之间的微妙界限，赶紧跑了出去。

“还撞坏了一面墙。”李伯森哀叹。第二天，他在牛脖子上拴了根绳子，打算卖给附近的基布兹。那个基布兹新来的饲养员刚从乌特勒支学成归来，对荷兰牛赞不绝口。但李伯森给他大讲荷兰牛无法适应炎热气候，把他吓得要死。

“他们太娇气，”李伯森说，“爱长寄生虫，爱抑郁。”

“这事我做不了主，”饲养员说，“得基布兹投票。”

“那当然。”李伯森说。操控全体大会对他来说如同捏面团。

“你们的荷兰牛要有点本地血脉，”他对满满一食堂的人说，“荷兰牛能产奶，我这头牛能给他们耐受力。”

基布兹的人被他迷惑了。“咱们一起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头希伯来奶牛。”李伯森大声说。

李伯森美滋滋地从基布兹回来，到泽尔金家吃豌豆粥。泽尔金问道：“这可咋办？那个基布兹的人准得报复啊。每回你到菜地去，家禽牲口没人管可不行。你得找个老婆。”

那时候李伯森是正经单身汉。泽尔金要把裴莎说给他，再搭两头奶牛作嫁妆。但是李伯森没答应。

我和尤里听说后，尤里说：“那可就三头奶牛了，一个单身汉哪受得住啊。”

那会儿村里一个合适的姑娘也没有，泽尔金和李伯森就决定恢复旧俗，来个抢婚。

两人又去了那个基布兹。正值秋日，一群姑娘到葡萄园采摘都快被晒成葡萄干的末茬葡萄。两人带着曼陀林、一盒美食和几件厨具，等候她们。

我磨了很久，法尼亚才告诉我后面的事，讲述这个故事时，她的头时而抬起时而低下，耀眼的白发颤巍巍。

“我听见有人在葡萄园那头弹琴，就过去看个究竟。两个男孩子站在最后几行葡萄架后面。弹曼陀林的我不认识，另一个就是那个刚把一头没用的奶牛卖给我们的好青年。他正在切菜做沙拉，邀我过去吃。”

“你们快走吧，”法尼亚对李伯森说，“这里的同志发誓，要是找见你，非把你捆在那头牛的犄角上。”

李伯森只是咧嘴一笑，加好了沙拉酱，又动手切面包和奶酪。他和法尼亚席地而宴，泽尔金脖子上围了一条吉卜赛红丝巾，“像只小公鸡”，绕着他们弹奏“最甜美最诱人的曲调”。李伯森趁机向法尼亚做自我介绍，讲起他的农场、“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还有那头牛带给他的苦恼和折磨。

法尼亚听得动了心。那时“劳动者之圈”已经被吹得神乎其神。山谷的女人都知道菲吉的故事，说她是第一位干男人活的拓荒女，三个男人都爱她，死心塌地地侍奉她，用鲜血为她治病，还给她洗脏衣服。

李伯森谦虚地说，他的确认识菲吉，也曾为她洗衣做饭，还接受过她的亲手包扎和抚慰。他给法尼亚看他下嘴唇上的小伤疤，告诉她这就是菲吉·列文亲吻过的地方。他见法尼亚脸上果然现出了柔情和梦幻，就偷偷示意泽尔金，然后哼起那支耳熟能详的歌：“只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耕也欢畅，种也欢畅。”泽尔金在一旁伴奏，法尼亚忍不住用她那甜美的女高音，一道唱起来。

李伯森得意忘形之际，犯了大错，差点让这事告吹。他告诉法尼亚，小时候在乌克兰，他加入过一个有名的哈西德教派。这种小秘密对犹大地的农家女儿很奏效，但法尼亚对祷告、宗教仪式或神迹这一类事极敏感，李伯森吐出一连串他从前认识的著名拉比和牧师的姓名，法尼亚的漂亮脸蛋变了形。

幸好李伯森反应快。“劳动者之圈”的这位青年才俊有鹰的本领，能在飞行中不减速不下降而突然掉头。“说实话，我其实是布拉格泥人勾勒姆[1]的嫡传后代。”法尼亚听了愉快地笑了。

他太了解笑声与爱情的关系了，它能撩动女人的身体，让她燃烧、熔化。于是他趁热打铁地拿基布兹的平等理想开了个玩笑。

“法尼亚，我的天使，”他说，“那天我偷看了你们的混合浴室，亲眼看见人类生而不平等。”

法尼亚红着脸又笑了起来，玉体摇曳生姿，不自觉地把一只手放在了他腿上。“再逗我笑一笑。”她说。

李伯森知道这位漂亮的基布兹成员十拿九稳到手了，也知道追求、试探是经年累月的事。他握住她的手求婚。法尼亚就从葡萄园直接嫁到了我们村。

尤里表哥热切地说：“多好的故事，艾利泽·李伯森最擅长这事。不过事实不是这样。泽尔金一个人去葡萄园弹曼陀林。没有哪个女人能抵挡曼陀林的乐声，法尼亚循声而至。泽尔金诱她穿过葡萄园。他进入草丛，滑下山坡，法尼亚紧追不舍。到了大橡树下，她看见李伯森手里拿着曼陀林。泽尔金悄悄躲在树后。婚礼过后，法尼亚才发现李伯森根本不会弹琴。”

麦舒拉姆说：“就在那一年，本－古里安提出基布兹是比合作村庄更高级的犹太复国运动形式，而塔本金提出只有贪财的人才会离开公社。这里面的关系不难理解。我爸和艾利泽·李伯森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改善两类农业定居点的关系毫无益处。”

诱拐法尼亚让我们村和基布兹的关系再次恶化，合作灌溉项目终止了。双方甚至在干河滩上发生过数次石头大战和拳头大战。村通讯的一篇幽默文章里称法尼亚为“美女海伦”，有人议论说，不能因为一己的色欲而牺牲山谷的重生。但是犹太人的故土从没有过艾利泽和法尼亚这样恩爱的夫妻。李伯森不停地向老婆倾诉爱意，哄她开心，她的笑声和惊叫传遍全村。那会儿村里人都住帐篷，家里家外只隔着一层帆布，不用躲窗户下面偷看偷听，所有事都在每个人的眼皮底下。

“先逗她笑，”李伯森对儿子说，“女人都好这口，根本挡不住。”

“笑声，”曼多林说，“就是摧毁耶利哥城墙的号角[2]，就是开启宝藏之门的暗语，就是落入焦土的第一滴秋雨。”

“说得好。”李伯森对朋友刮目相看。可那时但以理与笑无缘。爱情夭折首先殃及幽默感。

“鲜花！歌声！音乐！”曼多林说。

“泽尔金，行了。”李伯森扭头问儿子：“她最喜欢什么？”

“肉。”但以理怯怯地答。

李伯森和泽尔金立刻动手煮肉。在那缺吃少穿的苦日子里，但以理端着盖好的盘子，神神秘秘地夜访米尔金家。烤鸡、烤羊排，甚至难得的烤牛肉，各种香味闹得邻居一边垂涎一边冒火，他们觉得这太过浪费，还抱怨招来了全山谷的野猫和土狼。以斯帖狼吞虎咽地把送来的美食一扫而空，用快乐的拥抱回赠但以理，晚上却照旧和便雅悯出去散步。

我爸用床垫、铁链和横杆给心上人做了一张巨大的吊床，挂在小木屋后两棵木麻黄树中间。木麻黄的针叶落在她发间。两人的低笑，便雅悯细细的口哨，以斯帖被便雅悯强壮的手臂搂抱时的娇喘，小屋里听得一清二楚。

冬妮娅·里洛夫自从被马古利斯拒绝后，对风化问题格外敏感，责骂外公允许女儿夜晚和那个“德国新移民”手挽手地散步，还说村里的孩子晚上到果园去偷看他俩。

那年外公果园的花开得格外茂盛。他叫马古利斯放几只蜂箱在果树下，那几只蜂箱产出的蜜色泽红润，甜得发辣。那些天外公整日在果树间巡视，从冬到春计算着果树开花和香气四溢的日子，闻醉了，就跌跌撞撞地回家。家里的牛已经全部交给亚伯拉罕照看，外公尽情享受他一个人的伊甸园。他在果园四周种上柏树，抵挡从蓝山吹来的寒风。

最先开放的是雪白的扁桃花，花香在空气中浮动，仿佛对雨水和烂泥宣战。接着就是艳粉的桃花，细长的花蕊颜色略淡于酽浓的花蕾。和桃花同时开放的还有优雅的杏花，气味像极了女人的芳香。过不多久，李树也开花了，满枝细碎、柔软的白花。普林节[3]一过，苹果花就开了，一片粉红嫩白，带着果实的浓香。逾越节[4]时，榅桲花开，蕾切尔和史洛莫·列文会采花制酱。白色的梨花也在这时怒放，花托深紫，酒香扑鼻。等骄阳当空，成为果园的主宰，把泥土烤热，橙花的花蕊授过了粉，饱满鼓胀，浓烈的香气笼罩了全村，外公的闻香盛宴进入尾声。

这就是我葬下外公和他朋友的果园。园子里蝶舞蜂飞，虫鸟醉得从树梢跌落。那时候，以斯帖种下的是能彻夜开放的紫罗兰，她领着便雅悯到湿润的落花中去，天亮前拎着凉鞋潜回小屋，却挡不住热腾腾的身子散发出浓浓的湿泥土、梨花和紫罗兰混合的味道，那熟悉的味道，外公一闻就醒。

“他高兴得无以言表。女儿身上带着和上帝赐福的土地相同的气味。”

“这故事多动人，”法尼亚·李伯森这么说的时候，准把长发垂在丈夫胸前，腿搭在丈夫肚上，“但以理怪可怜的，不过米尔金家也有了个为爱发狂的男人，倒是好事。”

爱情第一次在米尔金的农场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斯帖和便雅悯尖叫着重演两人第一次相逢的那一幕，以斯帖爬上饲料仓里的草垛，把自己悬在大梁上，便雅悯站在下面看她双腿踢蹬。

她喊道：“你说‘schnell, schnell’，我就放手。”

亚伯拉罕打扫干净牛棚，眼睛阴郁地看着地面，额上皱纹跳动。

有天晚上，我从田野里闲逛回来，脱了鞋，悄悄走到利百加和亚伯拉罕窗下，正听见我舅妈在议论我妈。

“想起她就像昨天，”她用蜥蜴一般嘶嘶啦啦的哑嗓子说，“悬在饲料仓的屋顶上。你从来不看，我跟你说吧，她真的没穿内裤。”

“我看我妈就是嫉妒。我爸从没那样从裙子下面看过她，也从不吹跑调的歌剧给她听。”

注释

1　勾勒姆是犹太民间传说中的人形灵物，是用泥土和水制作，被咒语和魔法赋予生命的偶人。布拉格泥人是最有名的勾勒姆，传说是16世纪布拉格的洛伊拉比为了保护犹太人，用沃尔塔瓦河边的泥土做成的。

2　据《旧约·约书亚记》，耶利哥城墙坚不可摧。犹太人攻城时，围城七日，每日绕城走一圈，第七日走了七圈，之后祭司吹响号角，众人齐声高呼，耶利哥城墙轰然倒塌。

3　普林节：犹太教传统节日，以色列的狂欢节。纪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以斯帖皇后拯救他们逃离灭族危难。

4　逾越节：犹太人的主要节日。犹太教历以此节为一年的开始，在尼散月（公历3、4月间）14日的黄昏开始，为期七或八日。

16

那阵子邻村出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个庄稼汉自杀了，谁也不知道为啥。村通讯里说：“死因跟着入了土，成了谜。”尸体在外公的果园里躺了好几天，盖在干枯的花瓣和眼蝶的断翅之下，大脚趾连着老式五轮半自动步枪的扳机，天灵盖崩开了花。浓烈的花香掩盖了尸体的腐臭。还是外公看见绿头蝇成群才起了疑心。绿头蝇通常不喜欢花香。

自杀者留下寡妇和八岁的幼儿，还有一支锈迹斑斑的步枪，里洛夫不得已从山谷可用武器清单上划去了它。大人对孩子说，他爸出远门了，会给他带礼物回来。可学校里的同学晚上听见爹妈和朋友在厨房里喝茶、闲聊，就把听到的话传给了这孩子。这孩子从此添了梦游的毛病，每天天亮前回到家，脚上满是荆棘和石子划出的伤口。

他逢人就说：“我听见我爸叫我。”

皮内斯火了。死者村里的孩子在我们村的学校上学，每天早晨乘马车来，路边野草上的露水打湿了他们脚上的鞋。“怎么能这样骗孩子？”他在教师休息室里喝问，“怎么能毒害这么稚嫩的幼苗？”

他立刻明白这是土狼在捣鬼，可当时春意正浓，没人在意他的警告。人也好兽也罢，都只想在草地上舒展身子，吸收阳光和土地的温暖。牛棚和兔窝里全是幼崽尖细的叫声。头次产仔的小母牛春思萌动，竖起牛尾狂跑乱踢。一冬积累下的烂泥干了，脚下的土地柔软有弹性，不再泥泞湿滑。小野猫在草丛里雏菊间戏耍，练习捕杀技巧，走到泉眼附近就能听见它们呼噜噜的声音。哈依姆·马古利斯的蜜蜂在花丛里轻柔地哼唱，搬运甜蜜的花粉。成群的食蜂鸟刚从热带返回，在蜂群里搅起一片骚乱。雄鸽在牛棚顶上昂首阔步，嗉囊滚圆，胸部的羽毛像棱镜一样将阳光反射出彩色光芒。大群鹈鹕从天上飞过，飞向北方的那个地方，那片有着麦田、野狼、白桦林的土地。它们飞到李伯森家上空，降低了高度，嘲弄地对法尼亚鸣叫。泉水喷涌，冬季最后一茬长寿花香味浓烈，亚伯拉罕整日流泪不止，喷嚏不停。

皮内斯急切、紧张地带孩子们到田野里看花。

“尼散月是纪念复国运动的月份，”他边说边用目光搜寻附近的敌人，“为了纪念我们从埃及获得解放，大自然高擎红旗：罂粟花、银莲花、红毛茛、福寿草、郁金香和万年花。”

“当时，我正站在田野听他们欢笑，土狼的肩膀突然拱开了玉米地的青纱帐。”

每到春季，大黄蜂的蜂王从冬眠的地方出来找地方筑巢。那时它们虚弱僵硬。用不了几个礼拜，每只黄蜂王都会孵出一群强盗。夏天一到，它们那黄黑相间的身影就会在空中闪电般地穿梭，带着刺耳、可怕的嗡嗡声，袭击葡萄串，落在果子和奶罐上，蜇咬人畜，毁坏蜂箱，给全村带来灾难。孩子们每杀死一只黄蜂，就能从村委会得到一笔小小的奖金。皮内斯每年春天都会带孩子们到田间，趁黄蜂王还没产出新一代“劫掠成性的米甸人[1]”时就捉住它们。

“我也不想让你们杀死大黄蜂的蜂王，”他对孩子们说，“我们不该杀害生命。但田鼠、大黄蜂、蝰蛇和树上的所有害虫，都是我们不同戴天的敌人。”

那年蝰蛇出洞早，在阳光下舒展粗壮的身体，等待不提防的老鼠、马蹄或赤脚。清晨我们经常看见蝰蛇悬挂在鸡笼的铁丝网上。这是它们夜间来偷鸡蛋或小鸡时，大头卡在了网眼里。便雅悯最怕蛇，每次下地必定穿上靴子，扛上锄头。

“我女儿老是笑话他，她赤脚在苜蓿田里跑来跑去，任他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

“看你个头这么大，还是男孩子，”以斯帖说，“怎么胆子这么小！”

他俩坐在田野里望着英国空军基地。

“我要偷架飞机，飞回老家。”便雅悯说。

“我妈活着的时候，”以斯帖说，“我们家有头小毛驴。她每天晚上展开双耳，飞到君士坦丁堡去会见土耳其苏丹。”

以斯帖仰面躺着，便雅悯狐疑地看着她。他小心翼翼地探查茂密的草丛，然后才脱下衬衣和靴子，欢喜地挨着她躺下。才过两分钟，以斯帖戳他肚子，让他看一条慢慢朝他们爬过来的大蝰蛇，蛇身有男人小臂那么粗。她感觉到便雅悯浑身一紧，开始发抖，每个毛孔都在冒汗。

“别动，”她说，“要是我没吃了你，它也不会。”

可蝰蛇继续贴着地面向他们这边爬，蛇信子嘶嘶作响。以斯帖使劲摁住便雅悯，不让他动。等蛇靠近她的脚，她拾起便雅悯沉重的工靴，使劲砸蛇颈。蝰蛇不断挣扎、扭动，以斯帖一下接一下，一气把蛇头砸扁。

“你怎么这么蠢！”她对便雅悯说，“蠢胖子！打蛇有什么难。以法莲有回用鞋刷打死了一条蝰蛇。”

他俩看见皮内斯和学生在田野另一头的玉米地旁边，离村舍很远。可他俩看不见土狼。土狼隐藏在茂密的玉米田里。

皮内斯知道土狼不会袭击他们。土狼很少袭击人，即便发动攻击，也只挑落单的弱小目标下手。

“可我认出它了，”他惊呼，“它让我起了杀心，我想扑上去，杀死它，掐死它。它也认出了我，却躲回了密叶深处。孩子们压根没察觉到。”

他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像老母鸡一般展开双臂，护着他们回村，向村委会的负责人讲述了他的担忧。

“准是有人把骨头扔在玉米地里，招来了土狼。”村委会负责人说。他觉得皮内斯的担忧好比“白痴阿拉伯人的迷信”。这头土狼不可能是他们刚到山谷时曾袭击他们的那头，他认为。皮内斯离开村委会时，心里愈加不安和忧虑。

他急匆匆去找邻村的老师，让他下圈套，布岗哨。可邻村没人见过土狼，甚至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就像多年后，除了我没有人在半夜听见过下流话一样。”他愤愤地对我说。

梦游者每晚都会消失不见，去找他爹。他在睡梦中解开捆缚的绳子，从追踪者的眼皮下销声匿迹，仿佛化作了暗黑雪花。有天晚上，守夜人看见他的身影从暗处出来，挨着正在交配期的公马走过。那是匹好马，就是脾气暴烈，踢死过一头小牛和一位雇工。可那马见了他不仅没伤害，还轻蹭马栏，惊恐地嘶鸣，如同被弃的马驹。

“第七天晚上，土狼又嚎起来，金发的小男孩以为那是他爹，从他妈的床上起来，闭着眼走向田野，身上只穿了一件白色的睡衣。”

三天后，老才泽散步思考时，在干河滩的枣树边上发现他断了颈骨的尸体。尸体上落着一层熟悉、可憎的绿头蝇。他走遍山谷，把这事告诉了所有元老。

皮内斯平日脾气并不“火爆”，可那天站在墓穴边看着小棺材，边哭边骂，发誓要报仇。

“它专门袭击我们之中最弱小的，这并不是偶然，”皮内斯说，“土狼就是怀疑和绝望，是丧失信念，滋生迷惘。可我们要打起精神，不断建造、栽培，播种、灌溉。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2]

周边数村都陷入恐慌。小男孩折断的脖子和撕开的胸膛，令人人胆战心惊。家家都不敢再让孩子晚上出去关水龙头或谷仓的门。可春日自顾蓬勃。

“不久，死去的男孩就埋没在山谷沉痛的记忆里。那里面还埋着死于疟疾和阿拉伯匪帮的人，自杀的人和在路边倒下的人。他跟这些人一样，成为教科书里的一则寓言，教师休息室里的黑框照片。每回看见他那张小脸，我就暗自诅咒命运。”

春季的土地干涸开裂，庄稼秆变黄，人们把崭新的马歇尔打谷机抬到田间。那年收成特别好，“大地似乎接受了我们的祭献”。便雅悯忙完里洛夫的活，就到家里来帮忙。我妈给他带一份饭到田间，拿他被太阳晒起泡的敏感皮肤打趣，在他身后学蛇吐信子的声音，在一捆捆庄稼之间跟他捉迷藏。他们在田野里扭打，任漫天飞扬的谷壳落在脸上和衣上。

米尔金家同时在筹办两桩婚事，以斯帖要嫁便雅悯，亚伯拉罕要娶利百加。没人料到时光弄人，也没人料到邪恶的根结会在时间的田垄里胀大。我父母的死，以法莲和冉·阿让的失踪，才泽的惨死，“拓荒者之家”——这一切那时候连影子都没有。皮内斯和泽尔金编了一出音乐短喜剧给婚礼助兴，讲的是打谷场自路得时代至今的历史。村里几个女人主动帮忙准备饭菜，村委会负责桌子和桌布。

两座婚礼大棚搭在米尔金家的无花果树和橄榄园之间。外公外婆的朋友从全国各地赶来，欢笑，拥抱，在松软的土地上踩踏。他们的手指因过度劳作患上了关节炎，很多人秃了头，不少人白衬衣的口袋里揣着老花镜。

“肩膀，”艾利泽·李伯森说，“那些扛起了全民族的肩膀，略显佝偻，但目光依旧炯然有神。”政界要人也来了。“‘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一子一女同一天举办婚礼，就连那些跑到复国运动大会去逃避劳动的人，也不得不露面了。”

全国各地的头生子都在米尔金家的两个婚礼上济济一堂，他们相聚在一起，是一道动人的风景。这些人里有军事指挥官，有教师，有村庄或基布兹领导，有农业机械发明家和哲学家——“可他们，”皮内斯说，“个个目光明澈，举止高贵。”

我舅舅穿着蓝裤白衫，庄重地站在大棚下，作为一个安静的新郎，默默地看着一切。看着他那样子，人人想起李伯森的评价：“他就像橄榄核，要在硬壳里等好些年才开裂、发芽。”婚礼上的宾客仔仔细细打量他，想看出他身上还隐藏着哪些尚未完成的重任。鞍匠谭春·佩克的女儿利百加站在他身边，看着以斯帖的礼服，嫉妒地皱起眉头。她爹灌足了杜松子酒，皮靴锃亮，散发出浓重的皮革味道。他和宾客们追忆起俄国骑兵军官舞会，大谈当年厨子和侍女在熏肉美酒间偷情，被他逮个正着的事。他弯腿模仿骑马的动作，啧啧地指挥着胯下只有他还记得的老马，因怀旧和自豪而双颊涨红。

以斯帖在另一座大棚里笑着，不时咯咯地转个圈，身上的巴伐利亚式婚纱向上飞扬，白如堆雪。远处桉树林里，但以理·李伯森蜷缩在潮湿的树干间，痛不欲生，哭哑了嗓子，只剩喘粗气的份儿。一个礼拜前，但以理从村里得到犁耕近一千英亩[3]良田的大合同。泽尔金和李伯森让他来个绝地反击。但以理听从他俩的指令，开着D-4圆盘耙地机，在收割过的田野里写下心上人的名字。“以斯帖”几个字长宽各有半英里，字体是土地的深棕色，底色是干草的金黄色。可村里人人脚踏实地，没人站得那么高，也就没人看到这绝望的表白。除了几个英国飞行员，“可他们又不懂希伯来文”。

“那我爸呢？”

“便雅悯笑对宾客，却沉默寡言，因为他在思念自己的爹娘。”

“仪式和讲话之后，人们腾出一块地方让两对新人跳舞。泽尔金弹起曼陀林，你爸和我儿子以法莲走到中间，跳起贴面华尔兹。冬妮娅·里洛夫大怒，全村人在笑声中站成了两个阵营。”

“后来呢？”

“后来，我的娃儿，开战了，以法莲上了战场。”

注释

1　米甸人：《圣经》所载与以色列人密切相关的阿拉伯游牧部族，以畜牧、行商、劫掠为生。

2　最后一句出自《旧约·阿摩司书》（9：13）。

3　英亩：英美制地积单位，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

17

外公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就把以法莲带到果园，希望用新鲜事物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告诉他说，大多数梨和苹果长在一些特别的短枝上，这些短枝决定着一年的收成，千万不能修剪。多年后，他也这样对我说。

外公又带以法莲去看旁边又高又直的树枝，它们长得很快，可是不结果。专家们都说这种不结果的枝应该剪掉，可外公教以法莲把这些树枝弯成弓，树梢绑在根端，弯枝上果实累累，村里人叹为观止。“他刚来这里就想到了这个方法，”皮内斯敬佩地说，“你外公发现不光是人和马能被控制和驾驭，树也一样。”

数年后，一位热情的农业指导员到村里推广新的“考德威尔弯枝法”，说是美国人发明的，村里人告诉他说，我们这里老早就这样做了，只是没有花里胡哨的名字。而且外公的法子还有其独特之处，他会定期让弯曲的树枝放松一下，树枝以更高的产量感戴他的体恤。

但是，以法莲心思不在树上，他心烦意乱，浑身皮肤像马一样乱颤，他每天晚上都到以斯帖和便雅悯的小屋里去，小屋墙上的地图布满了按钉和小旗。

村里已经有人参军走了。最早参军的是铁匠歌德曼兄弟。他俩从建村第一天起，钉马掌，打镐头，制铧头，人越长越壮。“两人往炉边一站，左手钳，右手锤，胸膛映着炉火的红光，活像圣殿巨柱雅斤和波阿斯。”

外公说：“有一天我和才泽到铁匠铺，发现两兄弟不在了。火熄碳冷，风箱静悄悄，烟火消散了。只剩两柄大锤悬在铁砧上。”

下一个走的是但以理·李伯森，他战后留在欧洲，参加了追杀纳粹的复仇小组。他给以斯帖写信永远草草几句，带着怨气，虽然从不提我爸，可字里行间寒气森森，无不带着对金发德国人杀之而后快的恨意。

晚上便雅悯和里洛夫以及一众陌生人聚在一起，准备武器库，计算引线燃烧时间，用水管铸造迫击炮，还制订了一套夜间声音信号系统，“能把山谷里的猫头鹰和蟋蟀逼疯”。那些陌生人化装成施肥顾问或卖鸡蛋的人，混进村子。

空气里浮动着不安。战争很遥远，但在夜间，或者秋日静谧的午后，村里人静静凝望西北，仿佛能看见或听见那边发生的事。“远方兄弟的血在召唤我们。”

以法莲请求外公让他参加英国军队，可外公置若罔闻。

“你这岁数的男孩儿在这里做贡献就可以啦。打什么仗。”

他在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的纸上写道：“我俊俏的流浪者在国外的田野上游荡。”

以法莲跟着他爸干活，魂不守舍地弯曲树枝，脸庞消瘦、严肃，心事全藏在肚里。皮内斯会根据动物的动作和表情预测它们的迁徙，他警告外公要出事。

“我又不能用链子拴着他。”外公说。

“看紧点儿。”皮内斯叮嘱了一句。

“那时候有人能拦住咱们吗？”外公问道，“你爸愿意你从家里跑到这里来吗？”

晚饭时，他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扫荡了蔬菜沙拉。他看着儿子强壮灵巧的臂膀和神色涣散的绿眼睛，知道他内心的翅膀早已展开。

吃完了饭，以法莲从椅子上跳起来，说要出去查看水龙头。

“再见，以法莲。”外公说。

“就一会儿。”以法莲说着，就走了。

过了一个礼拜，有人看见他那辆沉重的大力神自行车锁在撒拉方德英军基地的栅栏上。而他早已登上开往苏格兰的英国军舰。他并不晕船，可脸上溅满了海水。那双行走无声的脚穿进笨重的军靴，可是，即便他在颤动的铁甲板上重重跺脚，声音也会被淹没在海浪的轰鸣中。

夜晚，我听着浪头在我白色牢房的窗外撞成泡沫，耳畔回响起各种永不停歇的声音，但要聚精会神才能听见：风穿过木麻黄树，洒水器滴答，泉水汩汩，奶牛嚼草，木屋地板下窸窸窣窣。皮内斯给我解释以法莲走路无声的奥妙：“他其实不是毫无声息，只是会把自己的脚步声伪装成某种恒久的声音。”

“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像他那样加入英国突击队的，寥寥无几。”麦舒拉姆如是说。那时以法莲已成为记忆，不是人人都关心并相信，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承受。他从一个橘黄色的筐里拿出一些文件和信封，筐子上写着“参军人员”。

“农户里一共五十三人报名参军，两个大人，三十八个本村出生的男孩，十三个女孩。还有非农户家的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十六人再也没回来。我搜集了不少人参军后寄回来的家书，但没有以法莲的。你家不知为啥，死活不给‘元老之家’。”

麦舒拉姆的“你家”，说的就是我。外公已不在世，约西在军队，尤里在加利利给他舅舅开推土机，运土固沙。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准备去加勒比海地区，有人请他们过去管理一家大型奶牛场，家里的农场于是传到了我手里，在外公墓旁欣欣向荣。

“我不想和他们埋一块儿。”这是他的遗嘱，对我说了很多遍，“他们赶走了以法莲。把我埋在自己的土地里。”

麦舒拉姆竟敢来要以法莲的信，放入他那个傻乎乎的博物馆，胆子可不小。

“我要用最让他们心痛的办法报仇，”外公最后几年一直这样念叨，简直成了诅咒，“就用土地。”

外公的心愿由我来实现。老树精的遗体毁了土地，也彻底毁了建村元老的梦想。米尔金家的土地变成了墓园，坟墓仿佛是对村子的公然嘲讽和惩罚，令村里人坐卧不安。亚伯拉罕先进的挤奶间蛛网密布。水泥墙上长出苔藓，抹去了眷顾和祝福的最后一丝痕迹。泥蜂在饲料仓的墙缝里用纸和泥筑了大片的蜂巢。

满目荒凉，财源滚滚。我的墓园蓬勃发展，一袋袋钱在破牛棚里堆积起来。“拓荒者之家”像一枚巨大的楔子插入泥土，阻止了时间的步伐，粉碎了各种章程和生活方式，打乱了草木的枯荣，嘲笑了春夏秋冬。

以法莲参军两个月后，开始给家里写信。每封信都三言两语，干巴巴的。有时我会反复阅读。实弹两栖登陆演习。攀岩。“老打听咱家奶牛品种”的那个新西兰小伙儿，在因弗内斯附近阿奇那卡里的渡河训练中淹死了。我缓缓念着那些陌生的音节，体味着以法莲在那里的生活。全副武装的急行军。奥本的工兵课程。一张夜景照片，以法莲身穿苏格兰短裙，头戴滑稽的豹皮帽，手持一柄带毛权杖。给蕾切尔·列文的感谢信，感谢她教他行走无声。

“女王陛下的皇家突击队竟然连偷袭的入门知识都不会，”他在信里写道，“在咱村泉边的树丛里，他们走路的动静赛过豪猪。”

就像我曾听说的那样，他在冯·克里普斯达尔皇家猎苑里持刀偷猎鹿，被抓后被关了一个礼拜禁闭，罚款四十英镑。后来他参加攻打迪耶普的战役，徒手消灭了将给洛华特爵士的突击队造成重大伤亡的一组德国机枪手，因此获得杰出服役十字勋章。我听惯了口述历史，就把这些信都大声念出来。“迪耶普。”我对自己说，“克里普斯达尔。洛华特。”读这些外国词的时候，口腔和咽喉的气流变得陌生。

时光荏苒。每天清晨，太阳照亮俄罗斯士兵的散兵坑，照在克里米亚的舒拉密身上，照耀着在路上的希福利斯，照亮我们这个山谷，落在菲吉外婆的墓上，落在外公的草帽上，落在亚伯拉罕皱纹深深的脑门上，落在我爸妈身上。然后才轮到在西边的以法莲。太阳周而复始地运转了一整月，之后外公听说爱子在突尼斯的盖塔尔战役中负了伤。

以法莲负伤后，整整六个月没给家里写信。外公愁得不行。有天晚上他和才泽一块儿爬上蓝山的山巅，从那儿能看到海。

大山如墙，隔开我们和城市、大海，以及各种虚荣和诱惑。年复一年，村里人看着大山，看山岭上云飞扬，浩浩荡荡飘过我们的田野。“云是山的孩子。”我小时候外公对我说。我们当时走在田间，等着下雨。我学他用手搭成凉棚。他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捏碎，双眼凝望大山。

“有一年，雨云没来，我们过去查看怎么回事。‘劳动者之圈’的人都去了——泽尔金、李伯森、菲吉外婆和我。我们披荆斩棘，走了整整一天才爬到山顶，又花了整整一夜寻找雨洞。后来我们听见云的低吟和咆哮。洞口堵着一块大石头，云出不来了。我们就动手搬石头，一二，一二，我们在外面用力拉，云在里面用力推。石头终于松动了，云一下子冲出来。泽尔金抓住一朵云，乘着云回了家，雨也随之落下。”

外公和才泽在山巅眺望远方。良久，才泽闻到远处的硝烟，咳嗽起来。外公看了看战场的火光，听着阵阵喊杀声如卵石般从波涛上飞掠而来，把头深深埋进了膝盖。

他们回了家。第二天清晨，一辆英国汽车进了村。孩子们跑去给里洛夫报信：斯托夫斯上校来了，快把军火库入口伪装起来。斯托夫斯上校是个瘦高、跛脚的英国人，在北非负伤后调到了巴勒斯坦。他一身戎装，手拄一根黑拐杖，从车上下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另一边的车门，开门，敬礼。以法莲回来了。

以法莲下了车。他足蹬黄色沙漠软靴，身上佩戴着英国突击队的标志，还有绶带、勋章和军衔，笑眯眯地看着围过来的村民。他口袋里揣着女王陛下的政府颁发的终身抚恤金证明。

村民见到他，惊恐万状，发出了令人难以忘记的尖叫声，因恐惧和惊愕而大张着嘴干呕。男人从绿茵茵的田野，从枝叶繁茂的果园，从牛棚鸡舍，狂奔过来看以法莲。兽医的老婆间或跟他睡过几次，尖叫了一分半钟，“中间不带喘气儿的”。曾经跟他学飞刀、学做风筝的孩子吓得乱叫。雅科夫·皮内斯从学校咚咚地跑来看他昔日的学生，在半道顿住脚步，仿佛撞上了一堵墙。他闭上眼，像公牛进了屠宰场似的嚎叫。奶牛、牛犊、马和鸡在圈舍里一片躁乱。

尤里说意大利士兵是“胆小鬼”，可他们的一枚地雷把舅舅英俊的脸变成了一团发亮的皮肉布丁。“那张脸吓人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的娃儿，像个烂石榴，红、紫、黄搅在一起。幸亏你不记得他了。”

舅舅的一只眼睛炸掉了，鼻子错了位，嘴唇没有了，一道紫红色的伤疤斜过面颊，从额头直到咽喉下的凹处，一直延伸到衣领下面。烧成焦炭的皮肤松垮垮地在脸颊上晃悠。只有一只碧眼从这堆完全看不出形状的组织中往外张望，证明医生的确为复原这张人脸做出过努力。

以法莲沉鱼落雁的俊美曾经吸引了整个山谷的人，如今他变成了没人敢看的丑八怪。村里人吓得抱作一团，“呆若木鸡，尖叫不已”。

舅舅脸上恐怖的笑容渐渐不见了。他猛地转身，似乎想重新消失。斯托夫斯上校嘴里喃喃地骂了一句，把车门打开。可这时人群突然分开，便雅悯的胳膊像坚硬的犁头翻开土地。他的目光迎着大舅子，毫不躲闪，他张开粗壮的手臂拥抱他，亲吻他那片曾经是面颊的发亮的烂肉。

我爸的希伯来话大有长进。“欢迎回家，以法莲。”他领着以法莲穿过那片寂静，如同走过全是烂泥的街道。

吃晚饭时，以法莲说想吃“咱家招牌蔬菜沙拉”，还把做法告诉了以斯帖。他的声带也受了伤，说话声音微弱沙哑。

“先切洋葱，撒点盐，再切番茄，也撒点盐。最后放青椒和黄瓜。拌匀，加入黑胡椒、柠檬汁和油，搅拌一下，再腌一会儿。”

他说，这两年他就想吃这道沙拉，可“全世界没别人会做”。

他把满满一勺沙拉塞到嘴里，愉快地叹息了一声。他咀嚼时，脸上的肌肉就像上千颗子弹爆裂，怪吓人的。亚伯拉罕哭着离开了餐桌。可便雅悯说：“他准是忘了关苜蓿地里的水龙头。”然后若无其事地接着谈论战争、德国机枪、隆美尔将军、突击队的训练，还有英国军队的授勋。

“我说不出话来，”外公说，“他们毁掉了我英俊的儿子。睡前他匆匆说了一声‘晚安，父亲’，然后赶紧转身，不让我抱他亲他。”

“落不到他脸上的那些吻，都是从我心头割下的一片片肉。”我看见外公的一张纸条这样写。

以法莲整夜在院子里转悠，无声的脚步扰得人人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便雅悯来了，两人坐在桌旁，在好几张大纸上一通写写画画。便雅悯请才泽帮忙，赶着大车穿过田野，前往英国空军基地。跛脚的斯托夫斯上校和两个精干、寡言的苏格兰突击队军官出来见了他们，他们上前拥抱了以法莲。一同出来的还有一位印度军需官，以法莲胸前的奖章让他激动得心咚咚跳。他们再次回到村里时，后面跟了一辆军用卡车，车上装着盖房用的木材、沙子、水泥、石子，和两个苏格兰人。便雅悯和以法莲脱下衬衣，动手在牛棚旁边挖地基。最终他们在地基上盖起一座砖房，有窗有门，门窗背对着我们家的房子，朝向牛棚和田野。

便雅悯给砖房接上水电，砌了一座漂亮的柴灶，能取暖能烧水，还做了棕色的木百叶窗，铜扣环做成小矮人的形状。多年后，铜环上的绿锈把灰墙染上了难看的道子。

“我现在用那屋子存放工具和草药。”

以法莲搬进新家，再也不出来了。

“我绕着墙转，闻着墙上新鲜、潮湿的青苔和石灰的味道，等我儿子走出来。你妈把饭放在门口，求她哥哥出来。可他就是不肯。”

皮内斯来敲门，要见昔日的学生。

“你看见我的时候叫出了声。”以法莲不开门，声音难听刺耳。

“我对他说：‘我也是人啊。谁能想到你伤得这么厉害。开门吧，以法莲。给老师开门，老师要向你道歉。’”

以法莲就是不开。

外公和皮内斯把这件事对我说了几十遍，仿佛在请求我替以法莲原谅他们。

每天晚上便雅悯都过来看以法莲。过了几个礼拜，他让他晚上到牛棚干点活。

“牛也怕我。”以法莲说。

便雅悯说，他要是再不去干活，他就又要抓住腰带把他扔到饮牛的水槽里去。

“那只在晚上干。”以法莲说着，从屋里走了出去。

“九点半，我就会看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我儿子双腿的影子闪过，那是他悄悄去牛棚。他铲牛粪，洗奶罐，添夜草，为清晨挤奶做准备。”

外公躺在小屋里一动不动，心“碎了一地”，听着牛粪车在金属斜坡上咣当响，铲子刮擦粪槽，牛在圈里挤作一团哞哞叫的声音，偷偷地瞧着他儿子，悄悄哀叹。

这样过了四个晚上，雅科夫·米尔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牛棚外，在黑暗中喊他儿子。

“爸，别进来，”以法莲带着哭腔低声说，“别进牛棚！”

“我做不到。”米尔金说着走进了牛棚。

以法莲急忙抄起一只空饲料袋盖在头上，这时他感到父亲的手搭在了自己肩上。米尔金把吻印在粗糙的麻袋上，牙齿死死咬着麻袋上残留的草料，草料和着泪水和口水，化为草浆。他轻轻拿下儿子头上的麻袋。老才泽假装睡着，在角落里默默看着父子俩。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马古利斯给我儿子要了一只养蜂人用的旧头罩，好让他出门见人。”

以法莲俊美的样子变得遥远、模糊，只有那些愿意珍藏的人闭上眼才能看得见。但是，没有了这样的美貌可以欣赏，村里人的日子变得更艰难了。

“在这个地方，人们如此地依赖土地、天气、动物与生俱来的习性和人类后天习得的变化，”皮内斯对我说，“以法莲的俊美对我们来说，如同雪的清凉之于收获季节，歇息之于疲惫，湖水之于荒漠。”村里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这让他们愈加疏远他。

舅舅每周去一趟空军基地，把卡其布裤子熨得笔挺，去跟斯托夫斯上校和那两个少言寡语的苏格兰人聊聊，跟驻扎在那里的英国和印度枪手喝啤酒。有时他会穿过田野，一直过了橙园才摘下面罩，一群跟着他飞的蜜蜂惊得目瞪口呆。有时候基地的长官会派车来接他。

“你儿子跟英国人走得太近。”里洛夫说。

“村里人看不起他。可英国人懂得敬重英雄。”外公答道。

“那些印度人在家乡见惯了丑八怪。”利百加说。

以法莲喝啤酒吃香肠，在曾经偷牛肉罐头的食堂里买了糖块带回来给牛吃。亚伯拉罕舅舅含糊地抱怨过，说牛吃了糖块会生虫子。可牛吃了糖块后都喜欢上了以法莲。他和英国人的友谊也在村里惹出闲话。自从他赌气拒绝到村卫队帮忙，非议就更多了。“匪帮”的成员一直是犹太地下武装帕尔马赫突击队[1]的骨干，但以法莲就是不把自己在英国军队里学到的任何本事，包括爆破、狙击、绘制地图等等，传授给他们。

里洛夫知道以法莲对游击战了若指掌，忍不住吼道：“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

“我会吓着那些可怜的孩子。”以法莲说。

战争结束后，尤里、约西和我已经在娘胎里，一辆英国军车来到我家门口。车里坐着斯托夫斯上校、两个精瘦的苏格兰人和一个红头发中士。中士手臂上有一层卷曲的金色汗毛，衣服上佩戴着指挥官的标志。

他们擅长夜战，麻利安静地从路虎越野车上卸下一箱啤酒和几罐“游戏者”，抬进以法莲屋里，陪了他一整夜。里洛夫在给村委会的报告里写道，那些突击队员很少说话，用一套约定的暗号交流，走时酩酊大醉；那个中士喊道：“两个月内把奶牛给你送来。”

注释

1　帕尔马赫突击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军事力量，为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18

我和外公一样，喝茶时也喜欢从嘴里那枚苦涩的橄榄里吸取营养，从手里那块方糖中吸收力量。我也像他那样眺望远方，等着以法莲和冉·阿让回家，等着希福利斯到达。我站在豪宅的屋顶看海。白帆点缀在碧浪间，修长的男子泳裤下饱满充实，健壮的女子屈膝立在帆板上，撅着屁股调整方向，海风习习，短发飘飘。

有一次巨浪把一个冲浪者冲到了岩石上。我放下望远镜飞奔过去，一手扛着她，另一手扛着帆板和帆。到了安全的沙滩，我把她脸朝下放在地上。等我回到房顶，就见她站了起来，晕乎乎地东张西望，研究着自己身上的血迹和沙地上我的脚印。

外公也像这样站在饲料仓的顶上，站在“老年之家”的露台上，放眼山谷，等着儿子回家。

“老年之家”离村子十一英里，在一片低矮的房屋中鹤立鸡群。我隔天去一趟，从田间抄近道，提着刚在牛棚里挤出的鲜奶，三个小时一气走到。

“巴鲁奇，等等，”亚伯拉罕舅舅总说，“我找头更好的牛挤奶。”我等待的时候，就会帮忙干活，扛起重重的饲料袋，搬运装满的奶罐，把胆怯的牛犊赶入准备运输的牛栏。

两位表哥都在忙着喂牛：约西继承了他爸的阴郁，干活麻利出活多，他养的那只红毛猎鹰要么停在他肩上，要么像狗一样连蹦带跳地跟着他；尤里昨晚又不知去了哪里，早晨睡到很晚。

“准是他的哪个女人又发情了。”亚伯拉罕说着，亲昵地在他背上拍了一掌。

外公说，尤里像以法莲，只是比以法莲更爱幻想、更敏感。两人最像的是瘦长的身材、消瘦的面颊和好看得吓人的脸蛋。外公常常把这个孙子左右打量，仿佛那是他儿子凝固在一滴琥珀里。“后代。串起的珍珠。精子串成的长项链。”他搬去“老年之家”后，我看到他的一张纸条上这样写着。

出发前，我把奶罐装在浸过水的麻袋里，给牛奶保鲜。半路再用浇灌龙头淋几次。

我动身时空气凉爽，露珠还挂在叶尖。山谷笼罩在一片云海之下，山峰刺透云层，如一座蓝色岛屿。初升的太阳，在清晨五点一刻就差点把外公和他弟弟烤死的那个以色列的太阳，已驱散了田间的那层薄雾。山谷慢慢揭开柔软的床单。土地变暖，把我脚底烘干。我总爱赤脚走路，把凉鞋挂在脖子上，用脚跟碾碎地下的土块。至今我的脚趾间还能感受到那令人舒适的细软温热的泥土，那被大车的轮子和牲口的蹄子碾出的灰色细粉。有时，我也会沿着大房子外面的沙滩散步，可沙砾尖锐粗糙，一点不像我去看外公时那条路上的细软粉末。

金翅鸟在路旁的树篱笆上跳来跳去，两只鹰在空中翱翔，盘旋着直冲云霄。一群黄雀在蓟丛上匆匆掠过，短粗的喙发出的尖叫带着惊惶。

“看喙子就能认鸟。金翅鸟的短而粗，正好嗑种子；鹰的弯而尖，撕肉最合适。”

一天清晨，皮内斯带我们到桉树林旁去看一头死牛。那头死牛肚子肿胀，牛角插在土里，是头天晚上被拖拉机拉到此处的。“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1]皮内斯忧伤地背诵，让我们静静地观察。几只秃鹫围在尸体旁，秃头，锐目，咽喉褶皱。这副样子我熟悉，而且喜欢。它们把光秃秃的白颈伸到死牛肚子里，用进化得完美无缺的喙子啄食内脏。

皮内斯给我们讲达尔文如何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苍头燕雀，那是“一小群与世隔绝的鸟儿，通过进化长出了不同的喙子，以适应不同的食物”。它们进化成了不同的亚种，各自有了新食谱，因此存活下来。说到这里，靠着比喻和类比，我们的老师一步跨到教授给我们多元农业的优势。“果园和牛棚，鸡场和菜园：这边也要抓，那边也别放。”

我有时把孵蛋的百灵从窝里轰出来，赶着她在收割过的地里笨重地蹦跳，像个尖叫的跛脚老太太。为了把我引开，保护窝里的鸟蛋，她的鸟冠上沾满了泥土。绿蜥蜴一闪而过，留下的细脚印像楔形文字。山鹑起飞时响亮地扑扇翅膀，时而有猫鼬飞快地穿过小路，身体细长，神出鬼没，像蛇。也有真蛇。

“尽管黑蛇偷吃鸡仔和鸡蛋，庄稼人倒当它是朋友，因为它们吃田鼠。所以如果遇上黑蛇，闪一边儿给它让道。”

早起的庄稼汉认得我笨重的步伐和手里的奶罐，友好地跟我打招呼。还有人让我跳上他们的大车，捎我一段路。我格外小心地穿越邻近基布兹的麦地时，一个基布兹人从树后闪出，年纪跟亚伯拉罕舅舅差不多，手里提着一只小篮子。我浑身的肌肉顿时绷紧了。李伯森诱拐法尼亚虽已过去多年，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晚辈们根本不明所以。李伯森的爱情恶作剧在时间长河、记忆堤坝、政治冲突和四季更替的合力下，带上了抹不掉的敌意。基布兹和村子之间的毒血传染扩散，向四面八方蔓延，在仇恨的棚架上缠绕。双方一次次地抢资金，扔石头，冷眼对怒容，隔河骂脏话。

树后闪出的人没有同伴。他迟疑地向我走来，双眼盯着地面，像是在看我有没有什么邪恶企图。

“你是去‘老年之家’？是雅科夫·米尔金的外孙吧？我父亲给我讲过他的事。”

他局促、犹疑地递过手里的篮子。“帮我把这个带给泽耶夫·阿克曼，五号房的，行不？他是你外公的朋友。”

人人都是外公的朋友。我把他们都埋在外公身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泽耶夫·阿克曼在第六排第十七号。

草篮子里有一块蛋糕和几枚橙子一般大的枇杷。“自家树上结的。路上尝一个吧。就一个哦。”

我八点二十到了“老年之家”，先在草地上蹭蹭脚，再穿上凉鞋。

坐在门口的老人照例说：“米尔金家的外孙来了。”他们就盼着有人来。“给他外公送牛奶来了。好孩子。”他们赞许地看着我。有些老人长得跟外公极像，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另一些城里来的老人带着一种透明的灰色，像我在田间拾得的虫蜕，脆弱羞涩，是史洛莫·列文那一路的。经年累月的营养不良、“思想软弱”、“远离自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

“老年之家”最初只接收自己人：村里和基布兹的老人。可他们刚一入住，就开了个全体会议，投票同意拒绝职业理疗师和他们带来的珠子、毛衣针，他们要到花园里去干活。他们用粗糙、中风的手拔除了黄玫瑰和蓝茉莉，种下一排排甜菜、辣椒、卷心菜和大葱。接着，他们纵情高歌，把金鱼池里的水引来浇地。

“就差一两个闹自杀的了。”外公说。

多年后，李伯森对我说：“谁都拿我们没办法。”那时，法尼亚死了，李伯森也进了“老年之家”，眼睛看不见，脾气暴躁。“他们从没想到拓荒者会老去。眼看着我们这些伟大的梦想家和行动者变成动脉硬化性风湿病患者，他们都傻眼了。”

我到食堂去找外公，他在那儿等我，我在他面前站住。每个人都羡慕他。他快活地拍拍我一头硬发茬。

“早啊，舒拉密。”我跟他身边的女人打招呼。

外公的女朋友人高马大，驼背，一头白发，满脸病容，戴着眼镜。她冲我笑笑。我的眼睛盯着地面。

有一次，我来的时候外公不在食堂。我穿过花园，透过窗户看见舒拉密躺在床上，裙子撩到松垮垮的肚子上。外公跪在地毯上，秃头在她两腿间一上一下，她叽里咕噜地说着皮内斯不愿意翻译的语言。我把牛奶放在门口。过了一会儿，外公到草地来找我，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胡子上一股吓人的沼泽味。

现在，我把奶罐放到桌上，掀开盖子，给外公倒了一杯牛奶。“刚挤的。”我自豪地环视四周。女管家绍莎娜在围裙上擦了擦红彤彤的手，鼓起掌来。

“多好啊，米尔金。快喝，米尔金。对身体好，对吧，米尔金？啥也比不上牛奶健康。”

“她觉得人只要过了六十五就老了。”外公擦去嘴角的牛奶，嘟囔了一句。他一连喝了四杯。舒拉密不喜欢喝牛奶。

接着，外公和我在众人注视下到园子里散步，或者在露台上闲聊。我得一遍又一遍地把家里的事说给他听，讲果园和庄稼的变化，讲村子里的动向。

“皮内斯咋样？”

“又听见那怪叫了。”

“这回操谁了？”

“又是另外一个人。”

“泽尔金呢？”

“泽尔金和麦舒拉姆大吵了一架。他让他把院子里的草烧掉，可麦舒拉姆一心修理那台收割机。”

“那台破玩意儿？”

麦舒拉姆在牛栏旁发现了那台老旧的克莱顿收割机，履带开裂了，叶片断了，活像一只撑不起来的大鸟骨架。我站起来学他：“‘你总不能因为没有零件，就把咱们的历史给扔掉吧。’”

外公笑起来。“麦舒拉姆有一天会把他亲爹做成拿着曼陀林的标本。”

外公搬到“老年之家”后，麦舒拉姆来问我要外公所有的文件、信件和个人物品。

“雅科夫·米尔金的回忆录太宝贵了，反映了我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状况。”他说。

“他没写过回忆录。”我说。

“信件和笔记也很珍贵啊。”麦舒拉姆急切地解释。

我抓着麦舒拉姆的腰带和衣领，把他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外公听说后笑了。

“麦舒拉姆会惹出大祸，”送我走的时候，外公说，“别忘了给果园浇水，到牛棚里帮把手。别等亚伯拉罕来叫你。”

他会站在露台上很长时间，看着我离去，看着我拐弯、消失。有一回我在拐弯的地方等了半小时，悄悄潜回去，抬头一看，外公还站在原地。累弯了腰，望穿了眼，等着复仇。等他儿子以法莲。等着果园开花。等最后一位拓荒者希福利斯，他会缓缓走来，穿过沙和雪，来到以色列。

注释

1　参见《旧约·耶利米书》（22：19）。

19

“我有一张他的照片。”麦舒拉姆主动说。有时候，我们走在墓园里，他会向我献媚，想给我留个好印象。

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照片。照片的边缘切成波浪纹，所有的老照片都是这样。以法莲的脸藏在面罩后面，看起来像个养蜂人。小伙子清清瘦瘦，穿着宽大的卡其布裤子和胶底鞋。美丽和恐惧都随时间死去，只有那份沉静，经过多年依然清晰可见。

“跟你换‘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的章程。”麦舒拉姆提议。

我把他推开。“滚！不然我揍你。”

我一直不喜欢麦舒拉姆。我小时候，他曾来找外公打听他初到以色列时的事。

“米尔金，我听说你是在加利利海见过弗鲁姆金？”

“是。”

“那，约旦附近的那个泵站呢？”

“在那儿也见过。”

“你听见他说要举行罢工逼伯曼辞职？”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麦舒拉姆？他们想用一匹马拉一挂车，到提比利亚去看望病中的老友，伯曼就是不同意。后来那位朋友死了，他们火了。他就是不让他们好过，克法·尤赖厄和其他大农场的官员也一样。”

“伯金在《青年劳动者》中写道，克法·尤赖厄有四位管理者，他还揭露了经济不规范行为。”

“那就咋啦？”

“这样，我告诉你他具体怎么写的。”麦舒拉姆闭上眼开始背书，“‘克法·尤赖厄至少有四位管理者，他们有什么作为？第一位，首席管理者，住在佩塔提克瓦，骑着骡子来视察。另外三位，一位主管农田，一位主管种树。’”

“对不起，麦舒拉姆，我活儿多着呢。”外公用力一抖肩膀，转身走了。麦舒拉姆追上去。

“米尔金，你没听明白吗？他说有四位管理者，一位住在佩塔提克瓦，一位负责农田，一位负责果园。第四位呢？第四位怎么样了？比利茨金说只有三位。我得找个人问清楚。”

“就这事？克法·尤赖厄管理者的人数？怎么不去问才泽呀？”

“你明知道才泽什么都不跟我说。”

麦舒拉姆十岁那年，缠着才泽提了一整天的问题，最后才泽一脚把他踹开了。他哭哭啼啼去找他爸。他爸说，如果他再胡说八道，还得挨一脚。

其他的元老也都受不了麦舒拉姆。

李伯森忍无可忍地喊道：“给我滚！我凭什么记得汉金在恩谢喀买地的时候问阿布拉姆松要了多少钱？”

李伯森被麦舒拉姆纠缠了六个小时，终于把手里那捆沉重的干草扔在地上，筋疲力尽地坐在上面。八十岁的人不喜欢总被问迂腐的问题，这会让他们衰退的记忆力暴露无遗。

“不记得也没关系，”麦舒拉姆说，“直说嘛。”

“十二法郎一德南[1]。”

“你看，李伯森，你还是记得吧，就看你想不想，”麦舒拉姆说，“不过，还有点小问题。阿布拉姆松在战争末期写给乔姆金的信里，特别提到十五法郎一德南。余钱到哪里去了呢？”

我也忍不住烦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着把照片扔在地上，“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以法莲？”

那头牛是英国战友送给以法莲的。他们在战后散落天涯。那是一头有了身孕的纯种夏洛莱母牛，价值连城。买牛的钱大部分是以法莲的老班长掏的，他已回到罗得西亚继续经营他家的钻石矿。两位苏格兰特工把钱带给一位在第戎修理摩托车的前抵抗运动战士，他从夏洛莱的一位老农妇那里买下那头牛，再送到他们手里。他们赶着牛走出山口，到了地中海港口，再把牛装上英国海军灰色巡航舰，运到巴勒斯坦。那艘巡航舰的任务是搜捕那些运送非法犹太移民的船只。

以法莲穿上军装，戴上勋章，驾车前往海法的港口。

“他坐着一辆贝德福德军用卡车，和跛脚的斯托夫斯上校一道回来了。那头牛站在大木箱里，带着旅途的劳顿。”

全村人都到大路上来看这头奶牛，这是巴勒斯坦的第一头夏洛莱牛。法国农业部颁发的装裱好的证书放在带绿色绒衬里的胡桃木扁匣子里。

“从没见过这样的牛。体宽个矮，透着高贵和人类搞不懂的纯粹基因。我一见到她，就明白为什么耶利米把辉煌的埃及王国比作‘肥美的母牛犊’[2]。”

皮内斯说，雅克菲的健美的母牛“谦虚”在那年的海法农业展览决赛上得了铜奖，可是往夏洛莱牛旁边一站，简直就像“基遍人的瘪酒壶”[3]。

“她散发出红肉的芳香，我女儿以斯帖直勾勾地望着，满眼写着一个‘饿’字，周围的人全都大笑起来。”

一个半月之后，以法莲的母牛产下一头漂亮的夏洛莱牛犊。“在我们这一带前所未见。”接生的时候村里的兽医和英国军区的兽医都来了，军区兽医负责给我们这个地区所有的警犬和马看病。

“她像个老手一样沉着。”医生说着，摘掉橡胶手套，洗净手上的血污。纯种牛在牛棚一个僻静的角落产犊，一声不吭，不像村里的杂种牛，产犊时扯着嗓子叫，倒像是要去屠宰场，招得棚里其他牛都过来围观。

以法莲兴奋地看着牛犊挣扎着站起来。小犊子粗脖颈、方脑门，四肢粗壮，卷毛柔亮。以法莲激动得发抖。他跪在小牛身边，摘下面罩，伸手抚摸小牛宽厚的脊背。小牛用粗糙的舌头舔他脸上的伤痕，企图从他变形的鼻子和耳朵里吸奶。他还走不稳。母牛站在一旁，用蹄子掩埋胎衣，不安地喷着鼻息。

“就这么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友谊。”养牛高手亚伯拉罕舅舅说。

皮内斯说：“以法莲搂着牛犊，油然生出一种令人尴尬的冲动。他抱起牛犊，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4]，走到院子，走向田野。”

“你以法莲舅舅扛着九十磅重的香犊走出家门，暗自决定给他的法国可人儿起名叫冉·阿让。”外公从我颈上解下围嘴，把我从婴儿椅上抱下来，让我骑在他肩上，在屋里转悠。夏洛莱牛犊把温暖卷毛的头靠在主人胸前，发出轻微的呼噜。外公用手指搔我的脖颈时，找不见牛犊的母牛在惊恐地嚎叫。以法莲在田野里载欣载奔，直到入夜寒气弥漫，才把冉·阿让送回母牛身边喝奶。

牛犊成了村里的谈资。两天后，英国兽医过来看情况，用消毒剂擦洗了冉·阿让的肚脐，又教给以法莲养牛的方法。村里的兽医也提了一些好建议。

以法莲每天都会在院子和果园里遛冉·阿让，每晚扫完牛棚，总要看看冉·阿让是否安好，草垫是否干燥。之后他才满怀喜悦地躺在床上，仅剩的一只眼熠熠发光。便雅悯打趣地叫他“弥诺陶洛斯[5]”，他并不在意。他说牛犊没见过受伤前的他，所以能接受他现在的模样。

冉·阿让满月时，以法莲扛着他上了街。这是他回家以后第一次上街。

“我带他在咱村逛逛。”他用沙哑的嗓音说。

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可以法莲只是在面罩后面粗声粗气地说，他带小牛犊认认家。村里人不自在地笑着，跟着他，拍拍冉·阿让，抚摸他优美的肢体。有几个人友善地打招呼，让以法莲心中燃起了新希望。他觉得跟村里的关系在好转，所以马古利斯来找他帮忙搜捕布尔加科夫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布尔加科夫是丽娃·马古利斯养的大猫，后来跑野了，成为这一带最危险的杀手。

皮内斯说：“我没见过哪只动物捕杀是为了找乐子而不是找食物，除了马古利斯的猫。”他专门用了一节自然课讲这只猫。“它被传染了人类的恶习。”

他说，这畜生当过宠物，染上了人的习惯，忘掉了“丛林法则”。

布尔加科夫是只白色波斯猫，浑身的长毛非常耀眼。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每天都会在村里停一下，这只猫有一天从车上跳下来，径直走到马古利斯家，仿佛在那儿住了一辈子。这只漂亮猫咪进了屋就在丽娃腿上蹭，直蹭得猫和人都舒服得合上了眼。丽娃·马古利斯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动物。布尔加科夫跳上桌，舔了些牛奶，微笑着把几排蜂蜜罐挨个看了一遍。多年后，丽娃非说这猫当年还读出了上面的标签：“紫云英蜜，野花蜜，柚子蜜。”

访客把修剪过指甲的爪子搭在韭葱蜜上，示意丽娃打开蜜罐。吃完了蜜，它舔了胡须，蜷在丽娃腿上。丽娃便梦见自己那一大皮箱从基辅运来的嫁妆，梦见那些被委员会征去换购荷兰牛和机关枪的厚地毯，梦见那些在麦田里被打碎的利摩日瓷器和施托伊本酒杯，至今秋季翻耕土地时，还会有碎片闪亮。

波斯猫到马古利斯家时，正是最后一只雕花高脚杯打碎二十年后。“整个山谷只有这只猫不喝结皮的牛奶。”丽娃坚信这只猫也是父母送她的礼物，所以给它起名叫布尔加科夫，以纪念她在基辅作家俱乐部遇见的一位年轻的俄罗斯爱猫人士。

“你就是把蜂巢里的蜜全涂在我身上也没用，”丽娃对丈夫说，“这只猫是我的，不是村里的。它不会去犁地、拉车，也不会被任何人挤奶。”

她用酒红色丝带在布尔加科夫的颈部打上蝴蝶结，把细白沙放在木箱里给它用。午餐时间，这只漂亮的畜生在家里吃了第一顿饭。

第二天，丽娃带着猫去村里的商店。

法尼亚·李伯森发现这猫无精打采地瞥着空荡荡的货架，警告说：“丽娃，你犯了大错。这猫不适合咱这乡下地方。要么它遭罪，要么咱遭罪。”

丽娃拍拍布尔加科夫，什么也没说。它柔软的毛发治好了她手上的水泡，把她丈夫那间蒙尘的草棚化为金色常春藤装饰的乌克兰庄园主豪宅。

马古利斯也不反对。“只要保证别让它靠近蜂箱，”他说，“别让它碰我的意大利蜂就好。”

丽娃有洁癖，在马古利斯家里，只有布尔加科夫可以随意出入每一间房，坐在椅罩上。只要猫咪往沙发套上那么一蜷，房间里顿时一尘不染，空气中飘着酸奶油拌浆果的那种好闻味道，和女仆走动时双腿摩擦的沙沙声。布尔加科夫从不靠近蜂箱，从不爬树，从不抓草棚里的老鼠。面对里洛夫的狗，布尔加科夫绝不畏缩。它朝来犯者举起一只巨爪，逐个亮出它的利甲，如同一道道电光。

就这样过了三年。一天晚上，布尔加科夫脸上带着高贵的寂寞，从田间走过，忽觉春风骀荡，紧接着就遇到了野猫、大雕和猫鼬。没人知道田间发生了什么，但布尔加科夫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绵滑的叫声变得嘶哑、刺耳，动作不再优雅，变得粗鲁、暴躁、凶恶。大家都注意到这些变化，但谁也没料到以后的事。我们村的人从来看不懂各种凶兆。村里的狗和豺厮混在一起，庄稼汉的儿子纷纷逃往城市，牛犊和水牛私奔，村里人不都看见了？尤里补充道：“更不必说，还有一次，里洛夫的信鸽飞到野鸽的巢里，泄露了他所有的军事秘密。”可是，即便布尔加科夫一身漂亮的皮毛蜕成魔鬼般的短毛，耳朵里长出猞猁一样粗野的黑色长毛，最后干脆从家里跑出去，撇下惊讶的马古利斯和吓坏的丽娃，村里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布尔加科夫也会走上那条路。

丽娃四处寻找，在田野里洒下炸肝和它最爱吃的奶油，留下一堆堆干净的猫砂。结果只是徒劳。她间或看见它像影子一样在果树林里一闪而过。有一回她追着它，求它回家。布尔加科夫却露出獠牙，嘶嘶地吓她。它嘴里臭气熏天，喷出腐肉和胃酸的味道。丽娃哭着回家，整晚都在用柠檬汁和擦铜油擦洗门把手。

布尔加科夫嗜杀成性，数百只鸡在它的利爪下身首异处，血溅鸡窝。它像获得新生的福音派信徒一样，狂热而坚定地遵守新生活中的每一条戒律。那些动辄振翅惊叫的鸡只要看见它英俊、凶残的脸出现在铁丝网外，顿时哑然呆立。它给前主人造成的损失最大，杀死了整整一窝安科纳雏鸡。庄稼汉想方设法下套诱捕，围追堵截，都不成功。它们甚至从山里找来一位德鲁兹猎人。可恶猫跳上猎人的脖子，撕破了他的衬衣和帽子，吓得他脸色苍白，喃喃祷告着回家去了。

马古利斯一筹莫展，只好去找里洛夫。里洛夫从加利利叫来了两位哨兵协会的老人。可是他们的马靴、旧长袍、毛瑟枪和暗号对捉猫毫无用处。这畜生狡诈奸猾，对人了如指掌，圈套和毒肉都骗不了它。它来去飘忽如云，无声无息。

“我觉得小鸡吓坏了，纷纷向它敞开大门。”马古利斯对外公和以法莲说。

以法莲到英国军队里借了一杆枪和一粒子弹，等太阳落山后，躲进马古利斯饲料仓的干草堆。我仿佛看到他那只独眼从草堆的缝隙里向外张望。他看见布尔加科夫，立刻从藏身处悄悄地出来，悄悄地尾随着那只猫，养蜂面罩后的脸上挂着笑容。

马古利斯和外公躲在储物棚里。“我们从窗户里看见野兽和猎人像两个幽灵一样走过。”三点绿光，两低一高，在黑夜里闪烁。走到孵化棚门口，以法莲高喊：“举起手来！”

布尔加科夫顿时僵了。“不是害怕，是吃惊。”外公解释。居然还有比它强的，它转身要看个究竟，耳毛怒竖。这时以法莲一把摘下面罩，猫吓得目瞪口呆。唯一的那颗子弹从猫嘴里射入，以法莲早已把铜弹头磨得几乎开裂。达姆弹在布尔加科夫的头颅里炸裂，炸得它脑浆迸裂，溅了满地满墙。

尸体血肉横飞，却仍在扭动，散发浓稠的毒汁。以法莲说：“这下咱俩一样了。”说完回到自己屋里。

注释

1　德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的土地面积单位，现在仍被该地区多个国家沿用，但各地具体面积不等，在以色列为1000平方米（1928年以前为919.3平方米），在伊拉克为2500平方米。

2　参见《旧约·耶利米书》（46：20）。

3　据《旧约》记载，基遍人是亚摩利人的后裔。以色列人进攻时，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带着发霉的面包，装作远来的旅人，与以色列人签约以求自保。后来他们成为耶路撒冷圣殿的守殿人。

4　参见《旧约·民数记》（11：12）。

5　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牛怪。

20

有时候村里人会顺便到我这里歇歇脚：饥肠辘辘的士兵从基地回家，村里的会计或者作物经理到沿海的城市出差。他们惊讶地参观我的豪宅，走到草坪上去看海边的女泳者。小伙子羞涩地问我借泳裤，可我没有。年长的看不下去，低头看地，或者盯着最近的树篱，竭力捍卫着过去的界线和底线。

我对海已经习以为常，如果不是刻意聆听，我对汹涌的涛声都全无感觉。海浪对我也不再有催眠作用。离得近了，海固有的危险就不复存在。大海在阳光下慵懒地翻滚着；即使在冬季，冷雨抽打下的海水转为冷峻的灰色时，海也总有点滑稽蠢笨的味道。我不在海里游泳，海也无可畏惧。

“你怎么样啊？”他们问我。

“还行吧。”

我努力地尽地主之谊。传言沸沸扬扬，说我发了大财，并非全无根据。他们可能以为我会用上好的牛排和羊排招待他们，但我穿的是过去的衣服，吃的跟在村里时一样。只是不再喝牛初乳了，因为我已经不折不扣地遂了外公的心愿，长得魁梧强壮。在草坪一端，我从村里挖来八立方码的泥土，掺上园里的沙，让巴斯奇拉用那辆黑色农用卡车拉过来。我在土里种了西红柿、大葱、黄瓜和辣椒。我的鸡原来都是散养，但现在被关起来了，因为邻居家的孩子朝它们扔石头，我怕自己报复起来太凶残。

客人们从一间房转到另一间房，连说：“真好。”他们走路小心翼翼，一如当年走过“拓荒者之家”的墓地。他们既佩服又犹疑，于是四处寻找秘密和解释。

我做了沙拉、煮鸡蛋、酸奶土豆泥、炸洋葱和鲱鱼片，在厨房招待他们。

“村里怎么样？”

他们告诉我：蕾切尔·列文这么多年一点没变；村委会头头雅克菲的老婆办了一个剧社；为了谁欠谁的债常有争吵；马古利斯的儿子不接受合作社的市场体系，自己在路边摆摊卖蜂蜜，村民大会上吵得不可开交。

“都怪你。”里洛夫的孙子约齐说。他有一天突然光顾，好像完全忘记他曾跳到我背上拉扯我的耳朵，也忘记他爹达尼给以法莲起了很多难听的外号。几个月后他死在了战场。我不怪他，我现在知道有些人不像我这样什么都在心里记着，对这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原来我和麦舒拉姆一样，总要驶入别人的记忆轨道。

“都怪你，”约齐责怪我，“你把我们生活的基础搞坏了。”

我不耐烦地说：“我照外公的话做。”

约齐讨厌地朝我冷笑了一下。“咱是老朋友了，你就说实话吧，”他说，“别装傻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不像他们想的那么蠢，更不像你看上去那么蠢。”

有一天我打开门，门外站着但以理·李伯森。

他阴郁地说：“我正好在附近办事。”

“进来。”我说。

在所有客人中，但以理是第一个没有绕过客厅里的中国地毯的人。他穿着工靴直接踩在地毯上，走进厨房，拉开冰箱门看了一眼。

“没有冷水么？”

我近乎愧疚地给他演示冰箱门上一个吐冰块的小装置。

他微微一笑。“想当年你外婆跑到我家来哭，因为你小外公送的美国冰箱没有了。看来时代进步啦。”

我想象着穿尿裤的他爬向我妈的小床。提起我妈，他脸上依旧爱得忘我，双手依旧危险地攥拳。

他朝窗外望一眼，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儿的空气太不一样了，”他说，“走，巴鲁奇，到海边走走。”

但以理走得很慢，步距相等，仿佛是用尺子量着走。我远远看见大卫的身影，朝他招手。大卫是海边出租太阳椅的老人。

“那你整天都做什么？”但以理问我。

“没什么。”

“我有时候，在我爸或者我妈的忌日，会去你的老房子看看。尤里干得不错，种庄稼是把好手。真的。他变了很多，你表哥。变好了。”

但以理既不像他爸也不像他妈。艾利泽·李伯森直到去世都是满头鬈发。但以理头发都快掉光了，比他爸敦实、安静。

“有时候，我也到山顶看看你娘的坟。”

如果他想说的就是这些，那就说吧，我暗想。我不打断他。我跟他一样魂牵梦系。我俩都让同一片土地和同样的记忆牵着鼻子。

“我已经不难过了，”他接着说，“今天想想，我在合适的年纪爱上她，也在合适的年纪离开了她。”

背后忽然一阵嘈杂。一个少年和一个姑娘骑着一辆蓝色摩托车在水边飞驰，扬起一片金色的沙子，留下一排参差的轮胎印痕。

“如今我娶了老婆，跟她生了孩子，孩子都长大了，还有人看我的时候眼里有以斯帖。”

我跟但以理的老婆不熟。她个子不高，结实，肯干，像头驴。他在一个移民定居点担任农业顾问，从那里把她带回村里，又紧张又兴奋。对她，村里人只说：“就一个罗马尼亚人而言，她很不错啦。”

“他们还没忘记童年的以斯帖和我。麦舒拉姆说，我们的爱情成为一个机会，一个直接从皮内斯的《圣经》课上走出来的预言。李伯森的儿子和米尔金的女儿。如果不是我妈和你外公，预言就成为现实了。”

“麦舒拉姆怎么样？”

他嗫嚅了。“你本来是我儿子，”他喃喃道，“那你就会不一样。”

“那就不是我了。”我说。

“那种爱是懵懂的，”但以理说，“八岁，男孩讨厌女孩的年岁，皮内斯安排我俩在学校合唱团里挨着站，我就爱上她了。”

“村里流传的版本永远比当事人的多。”麦舒拉姆曾经说。

“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她拉着我上山。她说：‘山上有野鸡。我要抓几只，再采些花做标本。’我们在山上转了一整天，太阳下山了，她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个石头缝睡。’她啥都不怕。可是，你知道，即使那种时候，她也让我觉得是我在保护她。一个九岁的小姑娘……

“我们在石头堆里走了一夜，就在那次，她说她不会嫁给我，因为我太严肃，太深情，太依赖。才九岁啊！她吃肉太多，完全是女人的思维了，虽然看起来还是个小姑娘。”

“后来呢？”

“才泽早晨找到了我们。全村人找了我们一整夜。里洛夫从山里找来了贝都因牧羊犬，还从特拉·阿达希姆找来了骑兵。但只有才泽找到了迷路的孩子。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我是问你们俩后来怎么了。”

“怎么了？”他喊起来。两个每天晚上都到海边钓鱼的人扭头望着我们。“你想知道后来怎么了？你逗我是不是？你想说你不知道？”

我没回答。每回把陈年旧事的不同版本放在一起比较，都令我失望。

“你爸蠢笨粗憨，你妈在他身上彻底感受了不可思议的男子汉的冷峻气概，所以选他不选我。”

“他救过她的命，”我大声说，“你和以法莲跑去搬梯子的时候，他用手臂接住了她。”

“什么？”但以理吼起来，“他们这么说？他救了她的命？”

我什么都没说。

“这对夫妻很有趣，你爸和你妈。很有趣。村里流传着各种荒唐的传说——说我经常带着一锅肉去追求你妈；说我没去参加她的婚礼，而是在桉树林里乱跑乱叫；说我在地里犁出她的名字，每个字母有一英里宽……”

“你没有吗？”

“你倒说说看，”但以理气势汹汹地看着我，“耕种的季节要争分夺秒地把种子播到地里，谁有工夫去犁一英里宽的字母？我倒想知道你整天都怎么活的！你知道村里的事吗？你了解这个国家吗？你知不知道复国运动出了大问题？年轻人在流失，每个人都负债累累。庄稼人把牛卖了，把果园砍了。男人都战死了，没人告诉你吗？还是你以为阵亡战士纪念碑不过是皮内斯从地下挖出的一块化石而已？”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但以理的呼吸渐渐平静，脸也不再哆嗦。

“只有你外公一个人帮我，”他终于又开口了，“就在那个晚上，我把你妈放下了。你外公听见我在你家外面，像个傻子似的嚎叫，他拐着罗圈腿走出来对我说：‘用这种方法，你永远得不到她。’就在那一刻，我，艾利泽·李伯森的儿子，但以理·李伯森，运动健将，跳舞高手，浪漫情人，从地上站起来，心想：‘我也只知道得到她的这一种方法！’”

我们又陷入沉默。

“我像除草一样把她从心里除去。连根拔起，统统烧掉。再爱她一分钟都不值。”

“爱情的事我不大懂。”我咕哝了一句。

“我唯一珍藏的记忆，”但以理说，“是山上的那一夜。我们都还是孩子。说起来难以置信，我们还那么小。四周有野猫。豺走过来嗅我们的脚。她说个不停，我吓得要死，不停地抱着她，吻她。我听见她的话从我嘴里说出。”

我妈的声线让她身边的空气颤抖。九岁的但以理不知道，他的生活从那一刻起就在幻灭的斜坡上一滑到底。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说，“无所谓啦。”

但以理说：“我只是偶然路过，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我知道，你小时候和我父母很亲。他们也爱你。当然啦，到某一点为止。真的，我根本没想对你说这些。”

“其实你也没说多少新东西，”我说，“大部分事儿我早知道。”

“你总得比别人知道得多一些，是不是？”

他探究地看着我。

“你小时候我经常观察你。你肯定没注意过。皮内斯有一回邀我参加你们班的远足。我的眼睛从没离开你。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一定会担责任的。你这孩子很奇怪，一直跟在皮内斯身边。你帮他拿氯仿瓶和捕蝶网，甚至，他一说话你的嘴唇就跟着动。”

“皮内斯对我就像外公一样。”我说。

“他俩结婚以后，每个人都替我难过，我好像成了大家眼里的可怜虫。别说咱们村没有原则。同志有难必出手相援，哪怕这位同志少不更事。只有一个人觉得这事很好笑，就是我妈，村里的爱情女神、田间精灵。”

“说起来，”他顿了一顿，“那还不是因为我妈可怜你菲吉外婆。这是唯一的原因。”

“咱村的那些爱恨恩怨，就像一根虹吸管，”我们往回走的时候他说，“你挤这端，所有烂事就从那端出来。最后一切恢复自然，一切归于平静。你外公对那个俄罗斯女人天长地久的爱，是以我为代价。麦舒拉姆杀了哈吉特，因为裴莎·泽尔金不肯下地务农。你外婆，可怜的菲吉·米尔金，为每个人做了牺牲。她死的时候我还很小，但我记得她。真的。我父母每次吵架都是为了她。”

小时候，法尼亚·李伯森对我说：“我嫁到村里之前，只是远远地见过你外婆几次。第一次是在米格达尔附近。当时‘劳动者之圈’住在山顶，就在我们上面。我们社简直像触了电，大家伙儿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菲吉一身加利利地区犹太农民的装扮，白色短衫、红色阿拉伯鞋子，鞋带历历可见。”

法尼亚脸上浮起笑意。“我从没干过犁地、播种的事，也没砸过石头。我们社有一大批理想主义者，高谈阔论平等和分工，却让妇女整天围着灶台转。前一晚我把扁豆烧煳了，男人那副德行样，我一辈子也忘不掉。他们把盛着糊扁豆的餐盘狠狠地摔在桌上，传给别人，最后全倒在地上。我哭了一宿。我们女人都觉得菲吉·列文是位奇人。”

法尼亚嫁到村里，就让李伯森介绍她认识了菲吉。“我怯怯地走到她跟前，注视她的眼睛。”结果却发现外婆的眼睛分别看向两边。法尼亚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外婆的太阳穴上。“又湿又冷。她额头上总像蒙着一层霜。”

外婆的双眼聚拢过来，两个女人从此成为密友。外婆接连生下三个子女，法尼亚的第一个孩子胎死腹中，接着生下但以理。但以理是她唯一的孩子。

“你要么就嫁给他们所有人，要么就一个都不嫁。”法尼亚对菲吉说。她知道雅科夫·米尔金喜欢菲吉，但是不爱她。

每逢有人杜撰“劳动者之圈”的故事，或者胡乱揣测，法尼亚就会说：“他们在一起十年，早成了兄弟姐妹。”她一直不肯原谅自己的丈夫和他的两位朋友。从外婆去世那天起，她那口恶气就没消下去。

法尼亚对蕾切尔·列文说：“我见她坐在加利利海边一块黑色的岩石上哭泣。那是一个晚上，他们三个给她梳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两个老太太坐在蕾切尔的香料园子里，醉人的气味也笼罩了躲在篱笆后头的我。

但以理笑道：“你偷听的事，谁都知道。我才不怕。”

我俩坐在屋顶上。我边摆桌子边说：“这是我的瞭望哨。”

“我还记得你外公年轻时的样子，还有你外婆，还有童年的以法莲。”

“在我认识的人里，数你外公最有智慧，”第二天早晨他对我说，“最有智慧也最坏。”他兴致勃勃地走进我的小菜园，摘下一枚青椒，大口吃了下去。

“这青椒，”他说，“太好吃了。如今村里除了蕾切尔，没人种菜了。我们都跟城里人一样，到商店里买菜。菜也都是城里味。”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啥这些人要从世界各地过来，埋在他身边。”我说。

“时兴呗。不过他也的确是每个人的榜样。就连我父亲站在他身旁，都觉得自己谁也不是。泽尔金就更不用说了……”

“我跟你说，”他又说，“我小时候，整天待在你家那小屋，就像你知道的那样，全世界的人都来向他请教果树的问题。他发现了治理橙树流胶病的办法，那是全国闻名的。”

过了几分钟他又说：“他大概被当成圣人了。椰枣树下的米尔金。园艺高手圣米尔金，头上闪耀着令人神往的光环。”

21

以法莲和冉·阿让爱得轰轰烈烈。没过几周，村里对以法莲扛着冉·阿让就习以为常了。这期间，冉·阿让每天长好几磅肉。可以法莲一点不嫌重。他只觉得轻松快乐，仿佛那牛犊是他身上的骨肉。这时，“法国肥婆”——村里人给夏洛莱母牛起的名字——也知道儿子散步之后会安全回家，以法莲来扛牛犊时，她不再担忧了。牛犊也喜欢散步，在院子里盼望主人，活蹦乱跳地向主人献媚，用身体的一侧和坚硬的头轻顶主人，求着他带他出去。我估算了一下，那时冉·阿让的体重应该超过三百磅了。以法莲觉得牛犊一点都不重，可他整天扛着牛犊的怪癖，还是招致了批评和反对。牲口们也颇有不满，村里有人担心他们会暴动。

自然，村里也不乏爱开玩笑和爱扫人兴的，拿以法莲和他随身扛着的牛犊打趣。有位佚名作者在村通讯上发文说：“在不知不觉间，咱村的牛和驴都会要求享受同样的交通方式呢。”

更有刻薄人胡说什么“《悲惨世界》、冉·阿让和他的主人加西莫多”。外公听到这些话，脸色煞白跟鬼一样，一直没缓过来。以斯帖和便雅悯以为春天一到，外公就能恢复血色。但外公奶白的肤色至死未变。惨白的皮肤下藏着他冰冷、强烈的仇恨，和他精心编织的复仇的网。经彻查，发现“加西莫多”这个外号是里洛夫的儿子达尼给起的。便雅悯去找他，铁钳般的手抓住他的肩膀，说：“你也别想睡踏实了，在我这儿，你就算完蛋了，听明白了？”

我那不幸的舅舅原以为“疼爱冉·阿让就能在村里重新交上朋友”，这下又一次沉入孤独的深渊。他默默地扛着硕大的牛犊，在村里踽踽独行，仿佛有一道看不见的藩篱把他隔开。他走到村外，踏过橙园、果园和广袤的田野。庄稼人看见他俩，都远远地躲开。只有一群孩子跟在后面，嚷着要摸摸冉·阿让。

外公罕见地求朋友们帮毁容的以法莲重返社会，免得他变成背牲口的疯子。可是以法莲吓人的脸庞和面罩，以及他出格的行为，把村里人吓坏了。

外公愤愤地说：“元老的后代毁了容，扛着牛犊满村转，宪章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条款。冉·阿让越长越大，我儿子却依旧扛着他满村转。”

冉·阿让成年后，一身肉肆无忌惮地长到两千九百磅。我舅舅身上蕴藏的力量可敬又可畏。因为冉·阿让是全国唯一的夏洛莱公牛，不久村民都找上门来给自家的小母牛配种，以法莲门口排起了长队。

开始，以法莲气鼓鼓的，谁都不答应。我猜，在他心里，公牛散发的雄性力量打破了他的平静。在我身上，也有那种感觉。以法莲很久没碰女人了。我猜想，他也许情愿这样，虽然这些事我不懂。可冉·阿让想要配对儿。谁都看得出，他一身阳刚之气需要宣泄，长剑每每出鞘，在空气中寻索，仿佛通红的盲人拐杖。

就在这时，从法国夏洛莱地区来了一封信。巴斯奇拉读后笑得浑身乱颤，我让他翻译给我听。把牛卖给第戎摩托车修理工的那位农妇写信询问“那头牛是否撒欢儿啦”，还说“他的那点精华可是金贵哟”。以法莲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朋友也说，那头牛不光是战友情谊的象征，也是实实在在的表示，希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事业成功。

村里的庄稼汉愿意出大价钱，让这头大牛跟他们的母牛撒欢儿。邻村的养牛人也火急火燎地找过来。他们只要朝冉·阿让看上一眼，就立刻折服于他那庞大身躯所蕴含的希望。

以法莲成了有钱人。每天早晨一起床，他就给冉·阿让刷毛，把他的短角和四蹄洗得锃亮，再拍拍他硕大的身躯，用刺耳的声音亲昵地说：“来，大家伙，咱开工咯。”

冉·阿让闭眼收腹，岔开四条粗腿。以法莲蹲下身，把牛举离地面。他抓住牛的两条前腿，丑陋的脸几乎被起伏、明亮、肉山一般的牛肚子完全遮挡了。两只精巢粉红光滑，沉甸甸地晃在以法莲胸前，如同两只异域水果。现在这是以法莲的衣食之源。

冉·阿让和他的主人消失时，村里家家户户的牛棚里都能看到他健壮的子孙。我至今到访村里，还时而看到颜色特别浅的牛犊，宽脑门的母牛，或者脖毛卷曲、矮壮的一两岁小牛。在村里的牛棚，冉·阿让的精华的热乎劲不减当年，那无言的斥责仿佛长河大川，奔腾咆哮。

尽管村里的孩子跟在我舅舅和他的牛后面起哄，要看那牛的本事，以法莲却一直严防死守。“他进入母牛的牛棚，立刻让所有人都出去。”他把背上的牛卸到角落，先检查地板是否清洁干燥，以防公牛滑倒，跌断腿骨。再拉上一块麻布帘，挡得严丝合缝，这才把冉·阿让牵到母牛身边。牛棚外的人只听见以法莲嘶哑的轻声细语，巨蹄的撞击，以及，在公牛庞大身躯的压迫下，母牛大声地呻吟。接着便是公牛的精华伴随着粗喘声喷薄而出。

之后，以法莲会把面罩掀开一条缝，探出半藏不露的头，含羞宣告：“我们完事了。”随后用专用消毒剂擦洗公牛湿漉漉的后腿内侧。没几个月的工夫，他就用攒下的钱给冉·阿让盖了一座豪华的专用牛棚，给自己买了台收音机，一台留声机和几张唱片，还在自家屋顶竖起了一根长长的天线，看着就可疑。下午他就躺在床上听着苏格兰风笛曲或便雅悯的唱片消磨时间。他不时把英军朋友邀过来做客，里洛夫便目不转睛地监视着。

史洛莫·列文一直在我家的农场干活。他啥也不会，种田也种不好，对土地的热爱却一如既往。菲吉死后，列文一直帮忙照看孩子，做家务，外公心存感激。可就在这当口，列文对外公说自己“实际上就是孩子他妈”，说不能由着“以法莲胡闹下去”了，还说只有普通农活能帮助以法莲回归正常生活。外公的回答又直又愣。

“只要以法莲高兴，做啥都行。”

也就在这时，冉·阿让的法国肥妈病倒了。她自从来到以色列就水土不服，有一天吃了蓖麻子后一命归西。这以后，那头体型硕大的孤儿更加依赖以法莲。才泽可怜这公牛没了娘，对他格外偏心。他对所有一根筋又有所成的人都关怀有加。有回他在院子里拦下列文，直截了当地说“农畜也是国家复兴的一部分”。

列文顶撞道：“他要是壮得能把公牛背在背上，也就能做其他事情。整天躺自己屋里，靠牛的交配为生，对他不好。”

可是以法莲在战争中受了伤，变得很弱。他背得动冉·阿让，却拿不动其他轻得多的物件。就说我爹便雅悯吧，能把两麻袋饲料从车上扛到牛棚，大气儿都不喘，可以法莲扛一袋就摇摇晃晃。除了皮内斯，没人说得清他怎么能扛起一头牛。皮内斯在村通讯上发表文章说，“以法莲和冉·阿让无法用物理学或生物学解释。这是个心理学上的问题，是友谊、愿望、喜悦和巨大的希望。”

皮内斯写道：“人人都有一头必须背负的公牛。我们是血肉，是种子，是心头那声不吐不快的呐喊。”

22

一个夜晚，我听见利百加和亚伯拉罕的交谈。

“那头牛真是被毒死的？不是你妹妹杀掉做了烤肉？”

我急忙跑去找皮内斯。他从不锁门，就把老骨头往床上一摊，手脚伸展，如孩童般不设防，透着从万物中汲取的信念和通达。

“利百加不学好。”他宽慰我说，一点也不怪我这样冒失地闯入，把他从梦中搅醒。外公死后，我就拿皮内斯当了外公，他对我也比以往更多了几分耐心。

“别信那些故事，”他严肃地说，“还有人传谣，说以法莲是因为给英国人通风报信，所以被赶出村了。他跟斯托夫斯上校是好朋友，咱这儿有些人——我就不说名字啦——不喜欢这样。”

那阵子，村里来了个养鸡专家，很不明智地在里洛夫的院子里多待了一会儿。过了几天，有人在桉树林里发现了他，他眉间盛开了一朵血凝的暗红色的花，胸前别着从《圣经》里撕下的一页纸。

皮内斯说：“那都是胡扯。以法莲是因为你爹妈才走的。他跟他们感情很深。便雅悯就像他亲兄弟，他全心全意地爱他。”

有人说他带着才杜尼表演用的软骨女跑了，也有人说他就是因为无法“重返社会”才绝望了，消失了。

“一个人跟一头牛能厮守多久呢？”外公每次说起儿子的事，就气得不行。

“别把我葬在他们公墓里，”他死前又一次嘱咐我，“那些土狼赶走了我的儿子。把我埋在我自己的土地上。”

“那我们该怎么办？”利百加反问，“谁都不愿意看到他。他那副鬼样子，还疯疯癫癫的。他们想要我们怎么做呢？”

“我了解以法莲。他就是为了报复。”斯托夫斯上校说。他带人花了一整天时间细细搜查里洛夫家，可就是没想到军火都藏在化粪池里。

里洛夫三缄其口。

“他杀了我的布尔加科夫。”丽娃·马古利斯说。

猫死后，她把那件杂物棚搞成了一座堡垒，里面堆满清洁工具、来苏水、清洁剂和几千块抹布，还动辄计算自己为犹太人返回故土付出了多少代价。

全村的妇女每天手持扫帚，挥舞抹布，和车轮扬起的尘土战斗。丽娃对清洁的要求本就高于常人。布尔加科夫死后，一旦窗外有一丝纤尘玷污她最纯洁的记忆，她的强迫症就变本加厉地发作起来。她先把家里的三间房设为禁区，后来发现淋浴时水溅在地上，蒸发后会在地面留下小白点，于是浴室也划入了禁区。她说那些小白点是“地砖麻风病”，所以打发家里人到洗衣房或者饮牛水槽去洗澡。

全村人都看出来丽娃疯掉了，可马古利斯和几个儿子被自然界最纯净、最芬芳的物质滋养着，生性温和宽厚。他们整日与蜜蜂为伍，懂得尊重辛勤的劳动，因而对丽娃的疯事不仅不加呵斥，竟然还有求必应。在布尔加科夫的忌日，马古利斯买了一台美国进口的吸尘器送给太太，抚慰她的悲伤，并给她新的生活目标。

丽娃打开大纸箱，记忆中奢华的味道扑面而来，心脏因为狂喜而停跳了一拍。那一晚，她几乎要原谅丈夫找以法莲杀死那只猫了。强大的马达吸起尘土，在身后留下一道洁净，她整个身体都随之悸动。喜悦延续了一个礼拜。她打开吸尘器，发现里面满是脏污，又伤心又气愤。她发觉马古利斯欺骗了她。吸尘器不能清除脏污，只是把脏污藏得更好而已。尤里听说这事后说：“丽娃发现了污物守恒定律。”

丽娃把吸尘器拆开，洗刷得里外一新，用干净柔软的亚麻布把零件包好，锁进了浴室。之后，她冲到蜂房冲丈夫一通喊叫。

“你那台机器只是把地毯下的所有东西都藏起来呀。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每件事都是这样！”

马古利斯一眼就知道，最纯的花粉也不能让太太安静下来。

“别过来，”他说，“小心蜂蜇。”

马古利斯自己在蜂巢间走动时，周围的空气纹丝不动。工蜂密密麻麻聚了一层，气势汹汹，随时准备为了保护他而攻击来者。马古利斯透过蜂群打量自己的老婆。年复一年拼命擦地，让丽娃膝上长出了厚厚的肉茧，不停地拧干浸在氨水里的抹布，让她的手指腐蚀得只剩一半，变得短粗。这些他之前从没注意到。

“让我静静，丽娃，”他说，“你脑子坏掉了。”

那天晚上，他去找冬妮娅。他躲在暗处，眼看着里洛夫打着电筒背着机枪，朝化粪池走去。看着用泥土和稻草伪装的小门在里洛夫身后关上后，马古利斯立刻进了屋，手上滴淌的没药[1]沾在门把手上。他向冬妮娅伸出两根甜蜜的手指，告诉她说他愿意。

我完全不记得以法莲了。有时我在记忆里努力搜寻那张凑在我床前的戴面具的脸，那只绿眼睛透过网纱的小孔，直愣愣地盯着我。我也完全不记得见过人背牛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场景。

我也不记得我爹和我娘。米尔金家祸不单行的那年，我才两岁。我爸妈死了，以法莲和冉·阿让也不见了。从此外公就把我带在身边。

村里人——主要是女人——说，一个老鳏夫给不了小婴儿“应有的家庭环境”。但是外公并不理会。他从前也带过孩子，现在只需在橄榄、丧亲之痛和糖块的组合中加上我。

孤独和思念让他在我记忆中的模样变得模糊。偶然我也能拼凑出他的完整样子，苍白，精准。但大多数时候只有某些零散的细节，在奇光中一闪，如霞光穿透云层，照在冬日的田野上。一只苍白的胳膊搁在茶杯旁；肩膀的一动；一侧的面颊和胡须俯看我；瘦腿上青筋凸起，那是年岁和劳作留下的印记。

但有几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晰，即使它们发生在我跟着他的头一年。

第一件事是称体重。外公每个月必给我称一次体重。我还很小，他就给我吃各种植物的种子，还有马古利斯的蜂王浆。每天早晨给我穿衣时，他都要轻轻地捏捏我屁股和肩膀上的肉，看它们结不结实，高兴地看到我发育速度惊人。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完全照着他的计划一步步长大。

称体重成了我真心喜欢的仪式。村里的宝宝都是到村医务室称体重，再长大一点，就由护士到学校给他们称，只有我是外公带到村里的饲料仓去称的。我还记得自己穿着棉布短裤，光脚站在光滑、凉爽的金属大秤盘上，可自豪了。扛饲料的壮汉围了一圈，看着我笑。外公前后挪动秤砣，然后掏出皱巴巴的小本子，心满意足地记下一些数字，再在我后脖子上拍一掌。我闭上眼享受着他粗糙的手掌摩擦我皮肤的感觉。

我记得他递给我一把木槌，在我身边坐下，敲碎需要腌制的橄榄。橄榄汁溅入我的眼睛，针扎一样疼。我哭着跑出去找我娘。

我记得他每晚用粗布和洗衣皂给我洗澡，一边擦洗我的手肘，一边讲在大河里游泳的事，河里的大鹅，纸莎草丛中胸脯雪白的苍鹭，可爱如同靓丽、友好的妇人。

我对我们的早餐印象深刻。我三岁时，他给我把早餐放桌上，就自己去干活了。我醒来看到的食物从来不变：两片剥去“硬壳”（这是他对面包皮的称呼）的面包，一块我最喜欢的农家奶酪，几段葱，一片撒粗盐的西红柿，一枚尚留余温的水煮蛋，一杯掺了亚伯拉罕家牛初乳的牛奶。

我坐下来，独自细嚼慢咽，享受盘中的鲜美和窗外的清新，以及小鬼当家的感觉。餐后，我推开纱门，纵身投入倾泻而下的明媚阳光，身上只穿一件白色睡衣。屋外看不见一个人。我赤脚穿着鞋底已经踩硬的鞋，穿过黑色碎石路，去找晒太阳的猫咪。

各种声音静静地从村里传来，引擎和喷水器哼鸣，锄头铿铿，树叶沙沙，还有牛用力咀嚼饲料的声音。这些声音至今犹在，仿佛从我身体深处升起的屏障包裹着我的双耳。在我周遭，鸽子栖在房顶，向日葵成熟饱满，外公从牛棚向我跑来，一手握着以法莲的尖草叉，一手拎着自己的裤腰。他正在粪堆后面撒尿，一眼看见土狼夹着尾巴、饥饿而贪婪地张着嘴，从田野钻进了我家院子。

“你正坐那儿逗猫。猫温暖地晒着太阳，你往它们身上撒土。”

土狼一来，猫咪嗖地躲到一堆旧罐子下面，曼尼亚，我们家的狗，吓得狂吠起来，瞬间变身松鼠，一步蹿上了牛棚的屋顶，趴在瓦片上抖作一团。

那天日丽风清，我清楚地记得外公那沐浴在阳光中的英雄壮举。土狼向我抽动鼻子，龇牙露出诱人的笑脸。它朝我走来，屁股压得很低，满地都蹭上了它的气味。听说我当时一点不害怕，因为我老跟动物待在一起。可是土狼的脸色忽然变得狰狞狡诈，因为它看见一位老人一手提裤子一手握草叉冲将过来。

外公那张苍白的脸严峻专注，穿过温暖的空气飞向我。他边跑边扬手向土狼投射草叉。没中。土狼被激怒了，嘴里流下黏稠的涎水，看看外公又看看我，拿不准先对付哪个。外公直朝土狼冲去，连喘带骂，一纵身，瘦骨嶙峋的手臂抱住了土狼胸毛结团的身体。

土狼连喘带叫，连踢带踹，湿漉漉的利齿划伤了外公的肩膀，把他身上那件灰色棉布衬衫的袖子咬成碎片。外公那惯于干苦活，拆信封，挥手道别，修剪树枝的苍白的手臂一发力，挤碎了那畜生的身体。我至今记得清澈的空气中响起肋骨粉碎的声音。我就那么坐着，舒舒服服，信心十足，也许只有一些好奇地看着外公和土狼搏斗。外公终于站起身，咬牙切齿地用俄语骂骂咧咧，手里硕大的尸体四肢伸展地晃荡着。

“你……你……你……”外公不停地呻吟，直到邻居们闻讯赶来，掰开他的手取走尸体。外公紧紧搂着我，把我抱回家里，嘴里不停念叨：“再别想抢我的东西，再别想抢我的东西。”有几分钟他一言不发，随后土狼的毒性发作，他忽然奇怪地前后摇晃，唱起了古老的哀歌。邻居赶紧把他送到村里的诊所。

邻居的儿子用草叉把土狼的尸体扔到牛棚后面的粪堆上，从一只黄色罐子里倒出煤油浇在尸体上，又点了一把火。恶臭的浓烟在村子上空弥漫数日不散。

“太没有历史远见了，”过了几年，麦舒拉姆对我说，“应该把那只土狼送到我的博物馆呀。”

村里人都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复国运动报》上以《第二批移民男子勇救外孙》为题，发表了一则短篇报道。我识字后，经常挨个翻看外公的抽屉，所以把这张剪报读得烂熟于心。

“雅科夫·米尔金，第二批移民中的资深人物，耶斯列山谷拓荒者，本周在自家附近，从土狼利齿下救出了小外孙巴鲁奇·申哈尔。那头野兽已袭击过数位山谷居民，十分危险。米尔金的外孙正在院里玩耍，野兽逼近孩子，正在牛棚干活的米尔金见状奋不顾身地扑向它，徒手扼死了野兽。米尔金被野兽咬伤后，在以色列健康计划总工会诊所接受了系列狂犬病疫苗注射。获救的三岁男孩巴鲁奇·申哈尔是以斯帖和便雅悯·申哈尔之子。在去年阿拉伯人的炸弹袭击中，以斯帖和便雅悯·申哈尔在家中双双被炸死。”

注释

1　没药：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树脂，有芳香味，可用来制作熏香或香水等。

23

“可当时你正撒尿。”过了几年，我长大了点，这么对外公说。那个故事我让人给我讲过多次，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走在果园里。外公教我给榅桲树修枝，因为如果这些树枝长得过长过盛，就不分杈了。

“我的娃儿，说说看，你想让这一枝在哪里分杈呢？”

我看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时我还不知道给树枝分杈是果园里的日常活计。外公仔细观察一根笔直的树枝，选中了一个芽头，在它上方切出一个月牙形的小口。等下回发芽长叶时，每一个切口处都会生出一根斜逸的树枝。到那时，外公会再次修剪树的枝干。

艾利泽·李伯森丧偶又失明之后住进了“老年之家”。他对法尼亚的爱情变成模糊的影子，这是他残存的全部视力。有一次，他给我讲外公如何成了果树神人。

“我这会儿都能看到他和那株酸橙树，”他愉快地叹了一口气，“印象太深刻了。俄国来的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想在殖民地的橙农面前表现一番，这事可不是每天都有啊。”

我知道外公发现部分橙农出售芽条时“不负责任”，影响了撒马蒂甜橙的质量，并为此跟橙农大吵一架。

“不久爆发了流胶病，橙园全都毁了，”李伯森说，“橙树的枝干烂了，叶子枯了，最后死掉。药膏、杀菌剂、氧化铜、石灰都用尽了，就是没用。锄头每用一次，都像医院那样消毒，那也没有一点用处。”

外公想要一处被感染的果园做试验。一筹莫展的橙农大多不信这位年轻的拓荒者，但决定不妨让他一试，于是把一处橙园连同资金和工人交给了外公。外公找来粗壮的酸橙树种在病树旁边。等酸橙树长好，他在每株酸橙和相邻的病树上各剥下一块大小相等的树皮，再把两棵树暴露的部分贴在一处，用干麻布绑好。

“快死的橙树竟然复原了，像输了血一样。”李伯森说。

麦舒拉姆说：“拓荒者把这事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大肆宣传。他们说这不单是农学或者植物学的问题，而是一个象征。酸橙纯洁的新鲜血液拯救了腐败的殖民地——他们到城里宣扬此事的劲头，你就想吧。你不知道？怎么会！所有的报纸都有报道呀。”

“撒尿的拓荒者可上不了报纸。”外公打趣道。可我带着孩子的任性，更喜欢真实的版本。那就是当年外公看见土狼的时候，并不是在院子里干活，而是在水沟边小便。因为这样的话故事就大不一样了。扔下一桶饲料或者一捆干草，当然比尿到一半停住容易多了，谁都知道。

那次意外发生以后，我下午有时会趁外公在小屋或者果树下小憩，转到牛棚里去。才泽斜倚在墙上，百无聊赖地研读史洛莫·列文扔在院子里的旧报纸。牛在棚里打盹。连苍蝇也懒洋洋的，落在角落的一摞脏袋子上歇脚，或蜷在角豆上做美梦。我就走到粪堆后面撒尿，尿到一半，猛然用全力憋回，转身抄起草叉跑回院子。练了又练，终于达到滴水不漏的境界。

外公从诊所回来，嘟囔着抱怨打针太疼了。他回家头一件事就是把家里那只犯错的看门狗招过来，好一通骂。狗又伤心又丢脸，垂头丧气地走了，还带走了她的饭盆，从此再没露过面。李伯森当时任村会计，常去特拉维夫，说在那里看见她混迹于海边咖啡馆，专向英国人献媚。“她看见我，羞得无地自容，假装不认识我。”李伯森说到这里，大笑起来。

我给外公拉过一张椅子，让他坐下。那个时候他们就说这孩子长得真壮。没人说我聪明，都说我“健壮，负责，好脾气”。外公坐下来给我讲故事。现在我只记得故事里全是我听不懂的词——杆菌，炭疽，恐水症——那似乎是一个乌克兰农村孩子让疯狼咬了，送到巴黎才保住性命的故事。

“我的娃儿，记住啊，”外公说，“和布尔班克一样，路易·巴斯德也是庄稼人的朋友。”

丽娃·马古利斯和冬妮娅·里洛夫来探望外公，担忧得脸皱成一团。外公见到她俩吃了一惊，因为这两人从不在一起。她们说委员会决定给米尔金同志熬点鸡汤补补营养，她俩主动请缨领了任务。外公谢了她们，又说完全没必要。他叫我取来短斧和钩子，带着我亲自去捉鸡。

我们看见皮内斯在牛棚那一头测量土狼焦黑的骸骨，量了牙齿又量头骨，飞快地把数字写在本子上。他看起来平静但其实很兴奋，一见我们就快步走过来。

“肯定就是它，”他说，“绝对没错。”

他用力把刀插入土狼的脊柱，熟练地敲打，切开粗壮的颈部和肩部筋腱，要把土狼的头砍下来。一周以后，白花花的土狼头骨摆进了自然教室的玻璃柜。皮内斯从来不用化学品清除皮肉，任由绿头苍蝇在尸骨上面密密麻麻地产一层卵后，再把它埋入地下。用不了几天，新孵出的肉蛆就把土狼的骨头剔个干净。

母鸡在饲料仓周围游荡，见外公和我拿着短斧和长钩，立刻明白了来意。外公先磨斧头，磨刀石在一盆水里转动，水花四溅，金石铿铿，再用镰刀锉一挫斧刃。母鸡扑打翅膀，互相尖叫着，在院子里四处逃散。外公不大吃肉，但家里杀鸡的活一般都是他干。他挥舞着钩子，打翻了那只叫索莎娜的芦花鸡。其实那钩子也就是一根一尺半长、一头掰弯的锈铁丝。外公弯腰抓住鸡脖子时哼了一声，因为打针，他的肚子还在疼。

牛吓得闭上眼。外公把索莎娜的脖子放在食槽的水泥隔板上，手起刀落。那动作迅疾如闪电，我老想用慢动作回放，好看出个究竟。鸡头带着鸡冠掉在外公的黑色橡胶靴上，扭曲的鸡嘴大张着。外公扬手把抽搐的鸡身扔到身后，不用看，那道抛物线自然完美无缺。

鸡被砍掉了头，鲜血喷涌，落在地上，扭动，站起，跳着最后的死亡之舞。外公躲开了。而我如痴如醉地看着鸡跳她的吉特巴舞蹈。外公很不以为然。“准是从你妈那儿遗传的。”

与此同时，索莎娜没头没脑地乱跑，血带着泡沫从断了头的咽喉涌出，浸入泥土。身首异处的沉默恐怖而诱人。

最后，即使鸡头和咽喉，连同声带、记忆、痛感中枢，被摆在了食槽旁的干草上，我依旧担心它们会拼拢，跑开。我捡起已经与身体分离的鸡头，扔给了几只猫，以防万一。

索莎娜的挣扎慢下来，她的朋友回到她身旁啄食，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裤兜里那只火红的鸡冠也慢慢死去。等她终于倒下，我走过去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她又抽搐了几下，喷出几小口血，切开的食管白花花的，最后冒出一些浅红和黑色的泡沫，发出奇怪的喘息声。外公走过来，踢起些泥土盖住那摊血，把索莎娜交给利百加舅妈去褪毛。鸡的临终舞蹈招来满院子苍蝇，好几个小时才散去。

当天晚上，法尼亚·李伯森过来熬汤。她一如既往地好看，坐着看外公吃下索莎娜，又给他朗读村宪章，音色甜美。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劳动者的共同体，劳动者自食其力，没有剥削……

“‘我们的道路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一切成员的后代享有平等和相同的教育机会……

“‘村里的制度应满足每个家庭的精神和经济需求……’”

“互助”“自给自足”“妇女地位”“回归土地”——这些词在外公的小屋里回响，令他宽慰，他忽然起了宽恕之心，伤痛渐趋平复。他嘴角漾起淡淡的笑意，像个婴孩一般睡去。他死后，我把他温暖、柔软、苍白的身体葬入他希望长眠于其中的土地时，他的脸看起来就跟睡着时一样。

24

舒拉密来了，把外公接到“老年之家”。我想听故事了，就去找皮内斯。他住在水塔旁边的小屋里，屋外的园子与众不同，灌木和野花都是本地物种。他在园子里种下仙客来的黑色球茎和各种颜色的大银莲花；还有从加利利海边的山上带回来的东方风信子，和从卡梅尔带来的野羽扇豆，结出的种子粒大有毒，包着深紫色的浆。他从泉边的沼泽地里采来长寿花和婆婆纳，他种的金凤花亮得如同被村里的铜匠打磨过。

“如果我想种玫瑰和菊花，那还不如留在俄国。”他这么说。

他听说我喜欢听鞍匠佩克讲俄国官员爱上“将军家美丽的女儿”，派他去送大把的兰花向她求爱的故事，便没好气地对我说：“兰花原本是多好的野花，全让人类给糟蹋了。”

“即使是路德·布尔班克，他种玫瑰和菊花，但却发誓永远不碰兰花。兰花就像那些从小裹脚的中国女孩，多可怜。”

我每次打开他家那扇绿色的门，沿石板路走向他的房子，就仿佛变回了“第四级的巴鲁奇”，每周都因为殴打别的孩子被叫到老教师的家里。

“你怎么不去找雅科夫，让他帮你冷静冷静？也许他能让你有个人样。”

他是村里第一位教师。他教过我妈，教过以法莲舅舅和亚伯拉罕舅舅，也教过尤里、约西和我。村里人都是皮内斯的学生。他每招一班新生，教他们识字时，村里人嘴上不说，但兴奋显而易见。有人甚至聚在学校的篱笆外，听窗里飘来新学生的欢笑。他教新生认字母，不从“alef”开始，而是从“heh”开始。“孩子们，这个字母念‘哈’。跟我读：哈，哈，哈，哈，哈！”他会花上一两年的时间，带着学生玩耍，散步，熏陶他们，等他们发现自己让他套牢了，就怀着一生的敬爱和渴望，接受他的权威。

村里不种地的人只有皮内斯得到不折不扣的尊敬。孩子们有时候会跟他闹着玩，却对他永远充满敬畏。退休后，他会随意走进一间教室，不敲门，对紧张的教师和激动的学生说：“别管我，别停。”然后坐下来，怀着期待和关爱听上一堂课。

不管村里来了多少新教师，对他们的无知和错误的教育观，皮内斯从不责骂。

“那岂不是在山里捉松鸡的人对着风车厮杀起来吗？”他说。

犯错的学生都会被送到他家。小“罪犯”磨磨蹭蹭走到崖柏树篱笆旁，打开那扇绿色的门，在石板路上穿过小喷嘴喷出的水雾，心神不定地打开从不上锁的房门。皮内斯友好地搂着学生汗津津的脖子，把他带到小厨房，给他端上一杯永远备好的香茶，然后跟他谈话。谈话的内容或是田间排水系统，或是《以赛亚书》里葡萄园的寓意，或是两性花避免自授粉的妙招。送去谈话的孩子攥着一块饼干或一颗糖回到教室，久久不能忘怀老教师的温暖和茶的香甜。

皮内斯年轻时，常常用一队骡子套上车，拉着二十来个学生去春游，一走就是两个礼拜。“孩子们，出发啦，赶快赶快，我的小小花儿。”

向来挑剔的老才泽有一回竟主动提出要跟着皮内斯去春游。那是皮内斯搞的最后几次春游了。回来的时候，他累得够呛，满身篝火的烟味和压碎的野蒜叶子的味道，但他兴致勃勃地宣布：“再没哪个老师比得过他。”

皮内斯把我们带到基利波山，给我们讲大卫为扫罗和约拿单唱的哀歌[1]。我们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诗，皮内斯就带我们去隐多珥，扫罗王就是在那里求问女巫[2]。我们学习复国运动史，他就带我们去看约旦山谷。他教我们辨认野鹿的气味印记，观察蜂兰的花粉陷阱，看圆蛛在岩蔷薇上编织黏糊糊的网。我们是他的小使者，帮他从发掘过的考古遗址拾来古陶碎片，从田间捡回小蜥蜴蛋，从山上的石灰岩里挖出化石。他把这些东西整理、分类，装入盒子，寄给耶路撒冷和伦敦的教授。夜间他把我们带到星空下，看“天体”，听“蛙鸣”。

“菲吉是慢慢死去的。”他倒茶拿饼干的时候说，流露出的眼神似乎是不确定我到底能否听懂。“她是积劳成疾。那种日子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她又接连生了好几个孩子。亚伯拉罕出生不久，就怀上了以法莲。你妈以斯帖比以法莲小一岁。她的身体受不了了。”

我说起曼多林·泽尔金用那种眼神凝视外婆的照片。

“他们三个都爱上了你外婆，”他叹息道，“他们崇拜她，把她捧得高高的。他们对她的爱不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爱。”

“法尼亚说他们就像三兄弟加一妹妹。”

“他们就像三兄弟加一小兄弟，”皮内斯说，“对小兄弟爱得发疯。你明白吗？”

“明白。”我说。

就因为我体格大，大家老觉得我脑子笨。

“我知道你跟你外公有多亲。他的确不是一般人。我也知道没有他你有多难过。但他爱着另一个女人，他一辈子都在等她，与她抗争。这事你现在必须明白。”

“那他干吗要娶外婆？”

“我的孩子，”皮内斯笑起来，“那是‘劳动者之圈’的决定啊。今天听起来像是他们那些恶作剧的其中一个，可那个年代，这种事都是投票决定的。我当年在约旦山谷的公社，他们有一回开会决定哪几个女人在什么时间怀孕。所以我带着丽雅和她肚里的双胞胎走了。我们隔壁的基布兹为了互道‘早安’和‘晚安’到底算不算资产阶级生活习惯，还有过一次大辩论哪。”

“也许他们担心她最后嫁给别的什么人。也许他们根本没有认真想过。她也从不了解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四个人还一起在加利利海里裸泳呢。搁今天，谁都不理解，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连大学者麦舒拉姆·泽尔金也不理解。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能知道吗？[3]你曾进到海源吗？[4]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又是谁生的呢？[5]”

他在我后脖颈上拍了一下。“你这孩子有点怪。约西是庄稼人，尤里太像以法莲了，你是老家伙的孩子，米尔金家的孤儿。来来，孩子，干点活。跟我到园子里帮把手。”

给我父母守丧七天后，以法莲就扛着冉·阿让，跟才杜尼的马戏团走了。扔进他们房间的炸弹滚到我床下，嘶嘶地冒烟。窗户破碎的声音惊醒了我爸，但是他过了几秒才闻到烟味，宝贵的几秒。他明白过来，拉开了灯，抄起毯子什么的把我裹上，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就像扔一捆包裹。然后扑在我妈身上。我妈伸出胳膊和腿裹住他，在睡梦中露出微笑。

村里人正在会议室开大会，为更换几条灌溉主管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听见了爆炸声，全从屋里冲出来。爆炸的巨响在回荡，墙烧得噼里啪啦，空气中有烤肉的味道。他们朝着那个方向跑去。

他们经过里洛夫的院子时，声音已经平息。牛不再嘶叫，重新低头吃草。烟也消散了。我仿佛看见但以理在遥远的柏林从噩梦中惊醒，喊着“我要回家！”声音像个婴孩，远远近近的人都能听到。他把屎拉在裤子里，吸吮手指头，像蜥蜴一样在床上爬。朋友们给他裹上被单，轻轻摇着他，他才入睡。天一亮，两个懂很多语言、认识很多路的苏格兰人踏上了千里迢迢送他回巴勒斯坦的路途。

蒂罗尔皮裤、婚纱、以法莲写给便雅悯的信，全都被付之一炬。“黑暗中我们只听见一个婴孩在痛哭。举着火把找了半天，在草丛里找到了你，光着半个身子，身上净是大蛾子。”

那年我两岁。

“交给我吧，和约西、尤里一起养。”亚伯拉罕说。

可外公用毯子把我包好，抱回了自己家。整整一夜，他给我清洗身上的烟灰和蛾子的焦翅，挑出我身上的碎玻璃。清晨，他给我穿上衣服，牵着我到村会议室前，站在覆盖着国旗和黑旗的棺材旁边。

里洛夫早到了，还没从失败的打击中缓过神来。“至少他们死在自己床上了。”他只能这样安慰外公。外公勉力挤出一丝笑。

“对，对，里洛夫。他们确实死在自己床上。”他拍了拍哨兵那被步枪带子勒出一条沟的肩膀。

“白痴，”尤里对我说，“全家都是白痴。他爷爷强奸哥萨克女人，全俄国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犹太人，还能指望他说什么呢。”

村里人都说：“米尔金又要养孤儿了。”史洛莫和蕾切尔过来做了午饭，走了又回来，想帮着带孩子。外公说：“农场的事交给亚伯拉罕，我自己带娃。”

冉·阿让用身体轻蹭环绕墓地的柏树。以法莲和亚伯拉罕给我爹妈的墓穴填土。国家政要和复国运动的重要人物在葬礼上致辞。外公抱着我，泽尔金和李伯森分立两旁，像两张照片。

之后，大家三三两两地用鲜花和卵石覆盖坟茔。

外公招呼我：“来，巴鲁奇。Schnell, Schnell。”

“那是你在家听惯的话。你笑了。”他把我举起来放在肩头。

村里人从悲剧中恢复过来。“我们是最坚实的布料做成的。”没有哪家没死过人，或死于疟疾，或死于枪弹，或死于骡子撒野，或者自己了结生命。“或死于我们为之奉献的国家，或死于复国运动和复国的梦想。”

“离散的犹太人同样流血，”李伯森给村通讯写了纪念我爸妈的文章，“但那些犹太人的血在死亡中毫无意义，犹如他们生时。在这里，鲜血对我们的生死产生了意义，因为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自由在召唤我们。我们的哀痛要加倍坚定我们的决心。我们选择了生，就一定会活下去。”

注释

1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1：19-27）。

2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28）。

3　参见《旧约·约伯记》（39：1）。

4　参见《旧约·约伯记》（38：16）。

5　参见《旧约·约伯记》（38：29）。

25

皮内斯给我们讲授进化论，最后他说，才杜尼恰好在我爹妈刚死就回到村里表演，也是纯属偶然。

这位下流的杂技演员又来到我们村，就像水塔顶上传来的脏话，土狼三番五次的光顾，一年一度从俄国飞来的鹈鹕，舒拉密和外公的重逢。两匹高头瘦马拉着一辆愁云惨淡的帆布大篷车，车里锈迹斑斑的铁笼里关着一头老熊。柏树木炭、底妆油彩、错视画，还有各种戏法都会从这辆篷车里变出来。

才杜尼，提比利亚人，原先是哈西德派教徒，一场大水让他家破人亡。蕾切尔·列文很早就认识他。她说，打那以后，他剃净胡须，把圆帽和祷告头巾抛入卷走他珍爱的一切的湍流，卖掉祖传的律法古卷，带着马戏团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希布伦和贝鲁特一带流浪。

就这样他来到山谷，所以他的到来和以法莲的失踪，都赖那场洪水。可外公不信偶然，不信先兆，也不信没由头的命中注定。他说以法莲无论如何都会消失，要赖得赖村里人，而不是才杜尼。

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把我葬在自己的地里。”他知道我把他的纸条都收起来了。他的复仇目标明晰，计算精确，瞄准弱点，剖开柔软的小腹。

才杜尼最开始靠小偷小摸和哈西德教派的普通神迹混日子。他向不孕的妇女兜售铜片护身符，靠命理学给人治疗梅毒、用咒语点燃湿木，念四字圣名[1]呼风唤雨。这些微不足道的奇迹在以色列各地激发出狂热的希望，但在山谷只换来咒骂和同情。“这种胡闹我们在乌克兰的哈西德教廷见多了。”建村元老纷纷颔首赞同艾利泽·李伯森的这句话。

才杜尼第一次到村里来，是建村那年。表演结束时，掌声稀稀拉拉。曼多林·泽尔金当时年轻又快活。他母亲家出了好几位哈西德派拉比，父亲家则出了好几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他走到才杜尼身旁，夸张地挥锄挖沟。挖得越深，泥土发出的咕叽声越大。锄头敲碎了沼泽地表面的硬壳，尖尖的灯芯草叶带着成群的蚊子弹了起来，划破了才杜尼娇嫩的皮肤。肥大的水蛭死死叮在他干瘪的小腿肚子上，白色的蠕虫试图把他拉入地下。他疯狂地呼喊他所知道的一切神灵，最后还是里洛夫逼着他唱了一首山谷里的人最喜欢的老歌——《青蛙之友》，才用鞭梢把他拽到安全地带。

“耍点花招，搞些愚蠢的骗术，还有什么比这更无聊，”皮内斯说，“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我看他就是个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大骗子。”

*　*　*

以法莲在山顶我爹妈的新坟前守了一个礼拜，无声无息，就连菲吉、以斯帖、便雅悯和其他死者都没注意到他。就连冉·阿让若无其事地啃掉了坟茔之间的嫩草，伸出长舌薅掉了墓碑上的花，他也不声不响。他渴了就从墓地的喷水器接水，饿了就到对面山上摘枣，或者烤松鸡吃，那些鸟儿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被野猫、鹰、臭鼬还是别的什么猎杀。夜晚，他盯着在墓地栏杆上点头哈腰的小猫头鹰，与它们晶亮的黄眼睛对视。

第七天，我舅舅正要起身回家，才杜尼他们一伙从桉树林的暗影中悄然现身，跨过当年英军高射炮留下的小径，在泉边扎营。不一会儿，一堆堆小篝火在浅铁锅下跳跃，烤肉和粥的香味随着一缕炊烟飘入以法莲伤残的鼻孔。

流浪艺人边吃边聊，笑语喧哗，穿透了清亮的空气。戴大礼帽的亚述魔术师精瘦精瘦的，兼任驯熊师。阿拉伯占卜女走起路来肥臀乱晃，胸衣里的硬币叮当作响。大力士食指和拇指一发力，就能劈开烧火的木柴。才杜尼掀开篷车的罩布，从后面拿出一个水果筐大小的木箱，木箱里掉出个关节灵活的软骨女，蝰蛇一般在地上蠕动半晌。以法莲眼尖，透过阵阵热浪看见软骨女软塌塌的身体挣脱束缚，沙沙地卷曲、滑动，棕灰色的皮肤亮晶晶。

尤里说，以法莲战时曾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港口城市见过这么一个女人。当时他们突击排的人像蜘蛛一样，吊着绳索顺墙而下，攻占了控制港口的外国军团要塞。他们先从窗户扔了一堆手雷进去，再动手消灭城里的狙击手。

有人从一座房子里向他们开火。他们冲进房子，射死了狙击手，却看见满屋惊恐的年轻女子，衣衫透明，被子弹溅起的尘土和四散的香粉呛得咳嗽。这些妓女以为他们是美国大兵，硝烟落定之后，就向他们讨口香糖。斯托夫斯上校，以法莲的排长，问一个妓女要了一只口红，走到外面，在门上写下“军人禁入”。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左膝，他拖着腿回到屋里。

尤里说得眉飞色舞：别看那些女子头脸用丝巾一层层遮挡得严实，乳头却隔着蕾丝在每一位突击队员的肩膀上摩擦。她们把浓浓的香水倒在斯托夫斯上校的伤口上，替他包扎，让他躺在柔软的睡榻上看她们表演。领舞的两个姑娘高高大大，是塞内加尔人。按她们部落的规矩，交媾必须站着，好让男伴在高潮时把头顶在拱形的雪花石膏天花板上。年轻的匈牙利姑娘嘴里衬着天鹅绒，肥厚的花瓣在嗓子眼颤颤巍巍。安纳托利亚牧羊女在腋下喷了金莲花的汁液，腋毛编成长辫子，缠绕了五彩丝带。她的阴毛浓密卷曲，从肚脐倾泻到膝盖，见到的人都忍不住伸手轻轻拉扯一下，试探真假。还有一位从克拉科夫来的眉毛细细的犹太姑娘，她的闺房要求绝对安静，这样她才能集中精力，用两腿之间的地方说话。“以法莲啥也听不懂，他又不懂意第绪语。”尤里自由发挥。这故事每讲一次，妓女们的奇闻就变得更奇一点。

她们使出浑身解数款待突击队员。“以法莲一夜之间就把兽医老婆还没来得及教他的本领全学会了。”坐浴盆欢乐地喷出五彩的水柱，寒鸦学了暧昧的话，用各种语言说出来，挑逗姑娘小伙。有个天赋异禀的姑娘跳了软骨女之舞，舞罢在身后以手击脚，给自己鼓掌。尤里说，才杜尼的软骨女让以法莲想起了这个阿尔及利亚婊子脚趾上的小银铃。她跳完舞之后，以法莲回到二楼房间里挂着紫色帐幔的床上时，银铃还一直回响在他耳畔。

皮内斯见他们在泉边扎营，就没了主意。这种事一般都向里洛夫报告，但皮内斯和里洛夫互不搭理。结果他跑去告诉了马古利斯。马古利斯告诉冬妮娅，冬妮娅急匆匆出去，敲开军火库的铁门。

她迎面看见一道手电和一支双筒猎枪的枪管。

“什么事？”里洛夫问。他听说才杜尼来了，立刻抄起牛鞭，翻身上马，向田野疾驰而去。

里洛夫和村里的其他元老一样，了解才杜尼，不喜欢他。

才杜尼见里洛夫骑马过来，拿了一把勺子，打开锅盖，问道：“来一口？”

里洛夫质问道：“才杜尼，你来干吗？”他的马被缰绳勒得用后腿站立起来。

“吃点东西，演场戏，就走人。”

“吃什么吃，演什么演，立马走人！”里洛夫少不得又拿“死在自己床上”威胁一通。

才杜尼笑笑。“这是我们的营生，”声音像抹了蜜，“死在哪儿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里洛夫继续吓唬他，“我是村委会的！”

可才杜尼比火车司机难对付，不依不饶地回嘴。里洛夫本来想把曼多林·泽尔金叫来，再用沼泽制服这位马戏团老板。别看他外表凶悍，人其实并不极端，“于是转念去掏马鞍口袋里的鞭子”。

大力士看出里洛夫的意图，正想从岩石上起身，加入争吵时，村里来了一群男女，边走边聊得热火朝天，只想赶紧忘掉一周以来沉重的哀悼气氛。皮内斯紧随其后，一边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跌跌绊绊，一边高声喊他们回去。才杜尼见状，给马戏团的艺人打个手势，让他们操演起来，自己则爬上椰枣树指挥演出。

“你管他们干吗呢？”我问皮内斯。

以法莲失踪以来的说长道短，皮内斯都记在心里。“这么说吧，巴鲁奇，”皮内斯的语气平静、亲切，“就算不说你父母刚刚下葬，也还有几件事要讲原则。两千年来我们与这片土地隔离，现在我们拼命在这里扎根，这样的人不要看犹太人走钢丝表演；那个算命人预测的未来，可能跟我们的期待不同；魔术师的骗人把戏则会把我们的年轻人引入歧途，让他们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的机会主义倾向只会加重怀疑心态，动摇我们的决心。”

他换成俄语低声说：“再说，绝不允许那个粪坑女王——就是那个软骨女，那个人们的夜壶——展示她那下作的淫技。她那令人羞于提起的拍拍蹭蹭的动作会把我们的年轻庄稼汉带坏，有谁能说个不字？婊子是道深渊，陌生女人是个陷阱。”

我们坐在外公墓边的长凳上。“拓荒者之家”已经把外公的土地占满了。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出国了，约西做了职业军人，青云直上，尤里在加利利给他舅舅开推土机。

牛棚里的钱越堆越高，空气中飘着鲜花和沃土的芳香。访客不多，他们在墓碑间转悠，愉快地摩擦着鞋底的沙砾。其中有死者家属，有要写抒情散文的高中生，还有几位人高马大的青年女性组织的领导，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悠闲地呼吸斑驳树影间的芬芳。冬妮娅满头银发，照例坐在马古利斯的墓旁，翅膀闪亮的蜂群聚在她周围，为她遮出一片阴凉。我写信向尤里描述年迈的冬妮娅坐在爱人墓边，不停地吸吮自己的手指的情景。尤里回信说：“她才是他真正的墓碑。”

巴斯奇拉带着两个美国青年在小路上走来走去。他俩是纽约化妆品制造商亚伯·蔡德金的儿子。蔡德金曾经是约旦公社的成员。他派儿子过来给他选墓地。他们看上去情绪激动。

“真好，太棒了。”两个儿子赞不绝口。

他俩告诉巴斯奇拉：“我们父亲在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酒厂干了三个礼拜，后来他母亲病了，他只好离开了巴勒斯坦。”

巴斯奇拉笑容可掬：“好的拓荒者也得替自己亲妈着想呀。”他在墓园地图上把几处空墓穴指给他们看。“离雅科夫·米尔金的墓距离不同，价格就不同。愿他的记忆给我们力量。”

“我们父亲在佩克提塔瓦与他共事四天哪。”两个儿子说。

“天下犹太人皆兄弟，”巴斯奇拉说，“谁没跟米尔金一道干过几天呀？”

“我们父亲还让我们给巴拉莱卡·泽尔金带个好。”大儿子说。

“曼多林，”巴斯奇拉纠正道，“是曼多林·泽尔金。第七区第五排，就在那棵大橄榄树下。他是米尔金最好的朋友。”

“我们父亲也是啊。”美国人说。

“我们不打折，”巴斯奇拉一点不带商量余地，“只要你父亲，愿他长寿，属于第二批移民。”

“那当然。”

“现在交定金就可以给你留位。人运过来后付余款。当然啦，不用急。这边请，到办公室去吧。”

皮内斯饶有兴趣地看着巴斯奇拉的推销套路，随后哼了一声，转过身去。他已经很老了，眼光昏花，面颊和舌头动个不停，仿佛在不停地咀嚼食物。他胖了很多。

“是啊是啊，我老啦，人又胖。”他自言自语地念叨。

“才杜尼终于让步，同意只保留熊和大力士的表演。”他告诉我。

演出很克制，很专业，怪让人失望的。

“那头熊真的会算数，”尤里总爱给才杜尼的故事添油加醋，“不过任何一个三年级的孩子也都会呀。”

不过大力士表演把大钉子拧在一起，又用额头撞碎好几块砖，一下提起了人们的兴致。庄稼汉好奇地打量他，就像在估量一头牲口的价值。他亮出肌肉，抖动几下，庄稼汉兴致更高了。大力士的肌肉像一只只大耗子在皮肤下乱窜，从斜肩直窜到腰部那两个有点孩子气的下凹处。

他一声大吼，浑身肌肉快乐地颤抖，举起“阿波罗之轮”——一根粗大的轴上挂着两个火车车轮。就在这时，以法莲从我父母的墓地过来看演出，肩上扛着冉·阿让，牛角、牛蹄、牛筋、牛肉加一起一吨半重。

村里人笑起来。大力士看到以法莲和牛，呆住了。他开始摇晃，手里的哑铃掉落，人也瘫倒在地。以法莲的碧眼隔着养蜂面罩，也盯着大力士看。

“太棒了太棒了，”才杜尼边喊边跑向以法莲，“不可思议！你这帽子也可爱。”据皮内斯说，“贪婪和清算旧账的可能”让他喘不过气来。

冉·阿让在以法莲肩上伸了个懒腰。以法莲站在一旁看那头满是疥癣的熊钻火圈，痛得直叫唤。

“你收多少出场费？”才杜尼问。

人群发出抗议。以法莲扛着牛，转身面对人群。

“给他们演不收钱。”他说着一把扯下面罩。

人群中没有一个人敢偷看一眼。

“大家下午好。”以法莲说。

“我们都盯着地面，又羞愧又害怕。”

我舅舅转身面对才杜尼和马戏团。大力士看了他一眼，哇哇地呕出一堆铁螺丝和水泥块。魔术师的鸽子闭上眼睛。算命人尖叫：“我看见了大火和剧痛！”

“闭嘴，愚蠢的东西。”才杜尼喝住她。

“所以，才杜尼，你喜欢我的长相吗？”以法莲问道。

“我才不在乎，”才杜尼说，“别人看外表，才杜尼看内心。你跟着我会发财。”

“我不要发财。”以法莲说。

才杜尼难以察觉地给软骨女使了个眼色，她像蛇一样扭到以法莲身边，用脚腕钩住自己脖子，仰面摇晃，像只四脚朝天的海龟。接着她把一条腿在全身扫了一遍，平坦的腹部漾出波纹。她把脸的一侧贴在阴阜，那里回应似的隆起了。

皮内斯微妙地清了清嗓子。“那个词指阴毛下的脂肪组织。”他无比耐心地向我解释。

“她代表了身体暗自渴望的一切禁忌享乐，”他说，“那样子太恐怖太恶心了。简直就是一只野猫，一条土狼。”

以法莲回村后一直没有女人。有些更恶毒的流言说他跟冉·阿让交媾，获得满足。他们回忆说，以法莲年轻时就睡过兽医的老婆，那个粗俗、纵欲的女人喜欢看自己的男人骟马骟牛。以法莲感到一股火热、强烈的仇恨，恨得胃痉挛成一团。两股间则湿润地忆起那顶紫色帐幔。他仅剩的一只眼从软骨女身上转向才杜尼。

“晚上再说，”他说，“你在这儿等我。”

他颠了颠冉·阿让，让他趴稳一点，然后就脚步轻滑地回家了，沙地软靴仿佛走在空中。

“从远处看，他俩就像细秆上长了一朵巨型牛肝菌。”皮内斯说。

他吃力地从长凳上站起来，摘下眼镜，撩起蓝衬衣的一角，一圈一圈地擦拭。虽然气温很高，镜片上还是蒙了一层雾气。

“那边那人是谁，巴鲁奇？是鲍登金吗？”

“是。”我说。

伊兹查克·鲍登金是约旦山谷最早的一波定居者，现在是一位半聋的老人，瘪嘴歪了，看上去像陈年的干草叶。他正在慢条斯理地给门边的一片百日菊除草。

“他在这里做啥？”

“他来这里一个礼拜了，”巴斯奇拉说，“从基布兹的隔离室跑出来的。一路步行过来，到这里只剩了半条命，请求我们让他在这里耗尽剩下的半条命。”

“晚上他就睡那里？在外面，像条狗？”

“当然不是啦，”我有点委屈，“他自己想要给花园除草。他睡在旧牛棚里。”

“牛棚里？”

“我说让他睡小屋，但他自己更想跟才泽住在一起。”

“就像大象一样，都要死在家里。”皮内斯说。

他走过去跟鲍登金打招呼，可老头不认得他了。

“别妨碍我干活，孩子，”他嘟囔道，“吃过午饭我带你去集市，给你买棒棒糖。”

“他不认得我了，”皮内斯说，“当年我们在约旦泵房附近的葡萄园里一起干过几天，用你外公发明的黑浆涂抹树干。那里的老鼠个头跟猫一样大，在酷暑和孤独中都疯了，爬到橘子树上啃树皮，把树毁得够呛。”

他坐回到长凳上，忧伤，疲惫。

“谁也不知道今后会怎样，”他说，“里洛夫真该把那个专惹麻烦的才杜尼赶走。真该抽死他，鞭子是为打马，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2]”

注释

1　即YHWH，希伯来文《圣经》中上帝的名称，意为以色列人的圣父。

2　参见《旧约·箴言》（26：3）。

26

夜幕降临之前，我从不到豪宅下面的公共海滩去。等我过去时，游泳冲浪的人都走了，海边空无一人，沙滩上散落着吃剩的三明治、单只的凉鞋和细溜溜的葡萄梗。孩童的喊叫久久不肯散去，像肮脏的破布挂在空中。海面上，海岸警卫队的死灰色船只在泡沫中摇晃个不停。

大卫，年迈的沙滩椅管理员，见我走过去，把壶放在他那个藤条棚子里的小煤气炉上。我每次去不是给他带些吃的，就是从银行家的酒窖里拿一瓶酒，或者从他的书房里拿一本书。大卫啃了很多法文和西班牙文书。

“就叫我‘Da-vid’吧，和‘read’谐音。”他憨笑着自我介绍。他的牙大而白，浑身让太阳烤得干巴巴的。

我们喝着加香料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四周的沙地上爬满举着细钳子的黄色小螃蟹。

“它们是沙滩清洁工。”大卫说。

沙蟹从洞里钻出来，四处跑动，它们举着前臂的样子，活像人类具有双重含义的那个动作：恐吓或祈求。这是人类最感人、最原始的动作。以法莲回到村里，从英军的汽车上下来时，就是这样将双手举到头部。菲吉外婆也是这样举起双手，在天空中搜寻着鹈鹕或雨水来临的征兆。

另一拨蟹正忙着修整洞穴，却常常因湿沙地上的小骚乱而暴露自己。如果它们不动，你很难看见这些沙黄色的小家伙。但我接受的教育里包括如何发现在枯枝上猎食的螳螂，拨开蜘蛛巧妙伪装的陷阱，分辨尺蠖蛾幼虫和光树枝，所以我一眼就能看到它们。

“你喜欢这些小东西？”大卫循着我的目光问道，“犹太教可不让吃。”

“喜欢，”我说，“我不吃。不过我有个舅妈，她爱吃蚂蚱。”

“沙漠里有些蚂蚱，不动时简直就跟石子一样。”大卫笑道。

“得有耐心。”我说。

小虫藏在银色的花里，装成闪光的枯叶。

“得有耐心，巴鲁奇。”皮内斯说。我们埋伏在一丛矮树后面。“那些前后摇摆的白色小树叶，有些是昆虫，它们会模仿树叶在风中摆动。风静了你就会看出来。真树叶不动了，愚蠢的虫子还在动。”

他说，人和昆虫适应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人天生没什么本事，又脆弱，只能靠自己的发明创造和学习能力；昆虫呢，皮实而且数量多，但没有任何学习能力。生下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马古利斯的蜜蜂行为够复杂了吧，那也跟学习、经验没有一点关系，皮内斯说。

外公看着我们踩着两个牛奶桶扒在牛棚墙头，观察屋顶一角的泥蜂巢。皮内斯用一根稻草，在蜂巢里一个小杯子形状的玩意儿底部戳了一个窟窿，让我看那只蜂仍自顾在顶上忙个不停，根本不来修补底部。

“她遵循遗传的行为方式，”皮内斯解释之后，立刻抛出一个问题，“昆虫的智力有限但已精确设定，人的头脑强大但无法集中，哪个更好呢？”

另一次，他说：“比如里洛夫和他儿子，生来就是白痴，一辈子也没变。他们的大脑顶多只有百分之五能用。但他们不像那些天才，一天一个主意。他们专心致志，就把那百分之五用出了效率。”

我向大卫说起皮内斯从加利利带回来的长角大蚂蚱。皮内斯把那只蚂蚱加入他的收藏，用别针钉在墙上，怪吓人的。可皮内斯眼睛都亮了。

他说：“巴鲁奇，看看，它伪装得多好啊。绿色的身体不动时看着就像一片长叶子。一旦猎物靠近，它跳起来扑过去，给猎物致命的一抱，用胸前的刺扎死它。就像约押抓住亚玛撒的胡须给他一吻时，另一只手却用剑划开他的肚腹，让肠子流在地上。[1]”

“你有一位好老师。”大卫说。

“连小鸟、老鼠和蜥蜴它都能吃。”我对自己的博学很得意。

大卫将信将疑。“蚂蚱能吃老鼠？”他惊叹地说，“简直是小魔鬼啊！”

“还吃小蛇哪。”

大卫说要敬蚂蚱一杯。接着话题一转，拐弯抹角地打探我和我家的事。

“你挺怪的，”他说，“看你那房子，应该是个有钱人。可你又跟其他的有钱人不一样。”

“我原来是庄稼人，现在不干了。”我说。离开了我们村。离开了我的家人。离开了土地。

后来我回到银行家的房子里，就想看看外公的信件和纸条，看看他留给我的那本路德·布尔班克的著作。

“死去的人没有谁面容如他这样美丽、平和，简直是宁静。他就像睡梦中的孩童……

“我们让路德·布尔班克安息在旧农舍院子里的雪松树下。他在那间农舍里住了四十年，他那些革命性的、对同胞价值连城的工作，大多数是在那块土地上完成的。

“他过去常常到那里去，大树枝叶垂地，在粗壮宜人的树干周遭搭出一个阴凉安静的小屋，针叶的油脂散发出清香……

“所以他躺在这里长眠……覆盖着鲜花。”

我在一本《田野》旧刊里随手翻出几朵干枯的仙客来和藏红花，那是我妈留下的。外公用蓝色笔在一位A. 费尔德曼为他偶像写的悼词下画了线。“他在圣罗莎简朴的家里去世，在李树、玫瑰、葡萄藤和刺梨的环抱中。享年七十七岁。”

外公在发脆的书页边缘写道：“葡萄藤、刺梨、荆棘和麻醉人的天仙子。”这些是他在巴勒斯坦最先遇见的植物。

“覆盖着鲜花，”我大声朗读，“覆盖着鲜花。”布尔班克也离开了他心爱的女人，也种得一手好果树，却是那么快乐、有活力、满足。但是，他不曾在西西拉的泥沼里开荒，也不曾葬在应许给他祖先的土地上，他没有制订过章程，也不需要复仇。

才杜尼眼看着以法莲的身影在远处越变越小。他嗅到了轻松发大财的机会，也感觉到很快会遭报应。他搓搓手，转过身。

“动起来动起来，”他朝大力士嚷了一嗓子后，又说，“去把大锅洗干净。去啊，臭婆娘，说你哪！”

村里人不安地起身散去。里洛夫不依不饶，才杜尼只好带着马戏团从泉眼走开，到村外过夜。

“第二天清晨，胡赛因来了，这位贝都因老人是马扎里布部落的，天蒙蒙亮时，他出门遛狗。”

透过田野上丝丝缕缕的晨雾，他看见大篷车向东走了，后面跟着以法莲，步伐轻快、坚定。冉·阿让趴在他肩头睡觉。阿拉伯老人以为以法莲带着冉·阿让去配种，可他一整天都觉得不对劲。他得找人说说这事，于是晚上去找他的老朋友里洛夫。

“你们那个扛牛的走啦，”他一边敲打秘密武器库的门一边喊，“你们那个扛牛的走啦！”

可是里洛夫不在武器库，他正开着一辆小卡车，从一条密道往村里去，下坡时关闭了引擎和大灯。车后面拉着的捷克产的联合收割机里装满了炸药。胡赛因当然知道冬妮娅这会儿正在果园的蜂巢之间和马古利斯耗尽所有的甜蜜激情。他不愿意惊扰那些蜜蜂，于是去了村委会办公室。一支搜索队立刻组织起来，但以法莲、冉·阿让、才杜尼和马戏团已经了无踪迹。

“我就再没见过我这位学生了，”皮内斯说，“米尔金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儿子。”

他又擦了擦眼镜。“全国仅有的一头重达一吨半的牛，一个以法莲那副样子的人，哎呀呀，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怎么可能呢？”

“以法莲走过满是蝙蝠的岩洞都不会被发现，”我对他说，“你自己还给我讲过关于马古利斯家的猫的事呢。”

皮内斯起身在墓碑间踱来踱去。

“你刚开始干这可怕的营生，我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话的时候，口水从戴着假牙的嘴里流下来，“你还记得吧，你派了个混蛋律师去参加村委会，那次我也在。”

我没吭声。

“别以为他那一派胡言能让我改主意。公墓是合法的买卖……是农业的一个分支……也是向土地讨生活……你真该替自己害臊！我听了那些话都觉得害臊。简直要尴尬死了。谁能想到米尔金的外孙会说出那些话来！”

“现在呢？”

皮内斯笑起来。“现在不一样啦。堤坝已经垮掉。实际上，我正存钱呢，好埋到你这来呀。”

“你在说什么呀，雅科夫，”我嚷起来，“你怎么能觉得我会收你的钱哪？”

“那你还白埋我呀？”皮内斯说。

从他的表情看，我一定是说错话了，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的娃儿呀，”皮内斯伸手拍拍我的脸，“我的娃儿呀。”那只手握惯了长笛和钢笔，被粉笔灰和乙醚浸得光溜溜。那只柔软的手拂过我的面孔，搭在我的脖颈上。我闭上眼。

“巴鲁奇，为你做的事自豪吧。有时候我们做事的理由错了，可事情本身并没错。不过，我还是在别处找块墓地吧。”

他慢慢走开，手依然伸着，仿佛还放在我头顶，好像外公的手。好像曼多林·泽尔金的音乐。好像外婆冰冷的前额。好像饲料仓屋檐下乳鸽柔软的绒毛。

别看我三十八岁，体重两百八十磅，已经拥有了一座海边别墅，我仍然是皮内斯的学生、外公的娃儿。我仍然盼着外公的胡茬扎我脖子，等着听他讲故事，等着他把粗盐番茄片放在早餐桌上。

我的脚趾感觉到泥土的温暖，软软的，有点痒。防疟疾抗抑郁的甜蜜的血液。永不失效的毒药。希福利斯会来的，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用风笛演奏着马勒的交响曲。马卡洛夫老屋烟囱上的鹳鸟，梦想着锡安的青蛙。

豪宅窗外传来的海浪澎湃声。钱袋子的窸窣声。我墓园里埋葬着两百七十四位老年男女，一把曼陀林，一头老骡子。拓荒者，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叛徒。

注释

1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20：1-10）。

27

我和尤里五岁就识字了。约西不想学习，外公在纸上给我俩写字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我们旁边。外公教识字的办法和皮内斯不同。皮内斯从字母开始，外公一上来就教整个的单词。他说：“他们自己能学会辨认字母。单个的字母没有意义。凑在一起才有生命。”

在幼儿园，我们在沙坑里玩。那沙坑是以法莲和“匪帮”在“巧克力大劫案”后挖的。我们还可以玩那辆老旧的卡瑟铁轮拖拉机。尽管麦舒拉姆·泽尔金连声抗议，这辆老拖拉机还是赠给了幼儿园，而没给“元老小屋”。

列文的小店离幼儿园不远，他有时会送冰果汁或者新烤的面包卷给我们吃。我们会把面包卷拿到会议室后面的那片树林里，夹着味道浓烈的长长的野蒜叶吃。野蒜是那个疟蚊成群、水牛漫游的年代仅存的遗迹。

幼儿园老师露丝说，野蒜是“天然面包酱”。“走啊，去抹点天然面包酱。”我们就排着队唱着歌，清一色的短裤加白棉布遮阳帽，脚上是鞋匠伯恩斯坦给我们缝制的简易凉鞋，浩浩荡荡向树林进发。每年逾越节之前，伯恩斯坦招呼我们到他的小屋里，在我们手里放个重物，好让我们一刻不停的脚丫牢牢地站在皮料上。他用粗铅笔勾勒出脚掌的大小，把大脚趾搔得很痒。

“孩子们，不要说话。”他满嘴钉子，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们常常听见他在鞋店后面的浴室里疼得大叫，一个礼拜最少有这么一次。

“你们出生之前，我们可没有这样的鞋。亚伯拉罕的凉鞋是用旧轮胎做的，你妈和以法莲赤脚走路。”

我们排成单列向树林走去。我个头最高，总是走在最后。约西心不在焉，老是掉队，给他的弹弓找圆石子。尤里钻到露丝的裙子里，只露出小腿和双脚，看起来倒像蜜蜂钻在硕大、甜美的花朵里，只露出后腿。露丝胖胖的脸上宁静满足，把尤里想成了一种前爪大后爪小、前爪裸露后爪穿鞋的四足动物。

皮内斯见了，爱溺地打趣：“这孩子真是不可貌相。”

“你给我打住！”利百加忍不住吼她儿子，“全村都在议论你。这都啥事啊？”

可五岁的孩子也不愿意别人剥夺自己的乐趣。

“我乐意。”尤里说。

“你看谁那样走路啊。”亚伯拉罕插话。

“关你什么事，”利百加说，“你九岁时候背的那诗，我们可都知道。孩子是老树上砍下的枝。”

“露丝说可以。”尤里说。

“我倒想看看再过两年她还会在什么事上对你说可以。”利百加没好气地说。

“露丝身上好香。”尤里说。

因为尤里，村委会下了命令，露丝上班必须穿裤子。我表哥就只好在十点下课时跟在她后面，脱掉衬衫，懒洋洋地靠在露丝结实的大腿上，让她“把我的背弄舒服点”。

上学的第一天，外公腾出半天侍弄树木的时间，送约西、尤里和我去学校。约西走到教室前面，对着皮内斯贴在黑板上方的招贴画，一字一顿地大声读出上面的字。

“征服土地靠的不是战士的剑，而是农夫的犁。”

外公大笑起来。“你把我们都给蒙啦。”他对约西说。约西高兴得脸上红扑扑的。“你老是一声不吭地坐着，可啥事都明白！”

我比班里其他人高出一头，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我的书包是一只德国皮公文包，从前是我爹便雅悯的。我放下书包，这时皮内斯走进教室。我不是头一回上他的课。我五岁的时候他曾经带我到橙园，给我看一侧开着圆洞的带顶鸟巢。

“这是苔莺的巢。苔莺是种优雅的鸟，”他说，“雏鸟已经离巢啦。你把手指伸进去摸摸。”

鸟巢里铺着一层柔暖的鸟的绒毛和千里光种子。

“苔莺吃害虫，是咱的朋友，”皮内斯说，“它身子小，尾巴长。”

他把我带回家，从盒子里几百只空鸟蛋壳里挑出一只苔莺蛋壳给我看。那枚蛋壳小小的，颜色很淡，两头长着红斑。又过了几天，我们躲在浓密的灌木丛里，听雄苔莺求偶的鸣叫，看它靠尾巴保持平衡。它的喙又长又尖，真的特别适合捉虫子。

“孩子们，早晨好。我叫雅科夫。”皮内斯的眼睛扫过教室，看见我和我的皮公文包，停顿了一下，露出微笑。那个公文包里曾经装满古典音乐唱片。我父母遇难那晚，公文包恰好在他家，才躲过一劫。开学前，他把包给了我。“明天就要上学啦，巴鲁奇。这是你爸的公文包。我替你留着哪。”

每年开学，皮内斯都要到新生班级致辞。他每年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讲个故事。今年讲的是力士参孙。他学血肉模糊的狮子的吼声，震得学校的墙壁簌簌发抖。

“孩子们，你们说，”他讲完故事这样发问，“参孙为什么成为了英雄啊？”

“因为他杀死了狮子。”里洛夫的孙女雅亿说。

“因为他推翻了非利士人的房子。”约西说。

“他不怕蜜蜂。他会用手掏蜜。”马古利斯的孙子米迦说。

“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呢。”皮内斯高兴地说。

放学后，他召集教师开会。

“我年轻过，可岁月不饶人，”他说，“我送走了一班又一班的孩子，可还是对他们的智慧充满好奇。今天上午，一年级有个孩子告诉我，参孙的英雄气概来自心里的勇气，而不是身体的强壮，因为他不怕徒手伸进野蜂巢取蜜。”

他的目光从教师脸上挨个扫过。

“你们守护着稀世的财宝，守护着咱村在泥土里种下的最柔嫩、最美丽的幼苗。你们得浇水、施肥，让他们成长，但修枝时要格外小心。”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偷听皮内斯和外公聊天。皮内斯把马古利斯孙子的话以及他给教师们讲的话，都学给外公听。

“你看，雅科夫，”老教师说，“哈依姆·马古利斯的小孙子见他父亲和祖父戴上面罩、手套，穿上防护服，用烟把蜜蜂从巢里熏出来。可参孙毫无防护，取蜂蜜如同从婴儿手里拿面包。在那个孩子的眼里，没有什么行为可以比这更英勇了。”

“好极了，”外公说，“不过不管戴不戴养蜂人面罩，徒手杀雄狮对任何人来说都太难了。”

我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哽咽了。他的脸皱在一起，一副痛苦的模样。

“有什么关系呀，米尔金？”皮内斯问道，“这孩子说得对或是不对，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孩子思想多纯真，多鲜美，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是庄稼汉，应该知道这样的东西有多难培养啊。”

“雅科夫，不要再做这些类比啦，”外公说，“反正种庄稼和培养人毫无关系。人和动物毫无关系。毛虫和人的思维方式也没关系。”

放学后，我跟外公一起吃午饭。不过，如果他要干活，或者感觉不舒服，我就在蕾切尔·列文家吃饭。她浓密的鬈发已略显花白，整天穿件绿色罩衣进进出出。

她走路时，双脚在地板上滑动，悄无声息。我一直觉得好奇。

“你也想学走路不出声吗？”她问。

“想啊。”我热切地说。我听说过我舅舅以法莲的故事，也早已开始偷偷试着隐匿行踪。

“来。我教你。”

她把我带到菜园里。她家养了几只鸡，有一窝兔子，还种了些蔬菜和香料。列文刚到村里的时候，想自己种菜，可手太笨，种什么死什么。他把那些发黄的西红柿和打蔫的辣椒拌点酱吃下去，还跟行家说这是他自己研发的新品种。结婚后，蕾切尔接管了菜园，一直梦想当个庄稼人的列文才终于享受到自己土地里长出的果实。蕾切尔·列文种菜、养花，还从她父母那里带来了成箱成罐的罗勒。一到夜晚，人畜都愿意在她家篱笆外站一会儿，闻那香气。

蕾切尔从树篱上摘下几根干细枝，撒在小路上。

“看好了，巴鲁奇。”她说着就踏在细枝上，毫无声息。“你来。”

细枝在我脚下爆裂。蕾切尔笑了。

“以法莲在你这岁数，静得像桌上的法兰绒布。落脚要轻要平。要用肚子呼吸，不要用胸膛。”

她又扔了几根细枝。结果还是一样。

“你走路像头老牛，”她叹了口气，“只能等以法莲回来啦。”

列文回家吃午饭。他一点也不像照片上的外婆。他总是苍白瘦弱，踢踢踏踏地拖着腿走路。

不过，我想，大概列文家的人都那样，要不外婆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

亚伯拉罕有时候叫我去他家吃饭。可是因为有利百加，我不愿意去他家。我还是最喜欢跟外公一起吃，哪怕他只会做烤土豆。午饭过后，我悄悄溜到碎石小路上，躲在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窗户下面，偷听他俩在饭桌上说啥。

尤里那时候就好奇心重、怀疑一切，爱四处寻刺激，总能让他爹妈倒胃口。

“外婆怎么死的？”他会突然问。

听得出来亚伯拉罕皱起了眉：“生病。”

“什么病？”

“别惹人讨厌啊，尤里。”

“妮拉·李伯森说她没病。”

“你怎么不让李伯森的孙女别管闲事呢。”

一阵沉默。然后我听见利百加说：“是你们崇拜的爷爷害死了她。你不知道吗？”

我站起身，扒着窗台向里看。利百加在气鼓鼓地擦桌上的油布，胸、腹、臀被衣服勒出一道道肥肉，看着像浑身长满了双下巴。苍蝇不停地飞来，落在吃早餐时滴落的果酱上。亚伯拉罕一声不吭地吃饭。约西也不吭声。两人都用面包把食物赶到叉子上。

“沙拉酱放少了。”约西说。父子俩都喜欢用面包蘸着沙拉酱吃。

“你们是要吃沙拉，还是要进沼泽？”利百加问。

“他说得对，”亚伯拉罕说，“我俩就爱吃沙拉酱。”

“没错，你俩都用面包蘸酱，吃得越来越胖。”

“可爷爷怎么会害死她呢？”尤里插嘴。他看出来关于沙拉的讨论不会有任何结果。

“用冰块和俄国来信呗。”利百加答道。

“给九岁男孩讲这些事不适合吧。”亚伯拉罕说。皱纹已经爬上他的前额。

窗户上忽然噼啪作响。约西养的猎鹰在用翅膀拍打玻璃。我连忙蹲下，悄悄溜走。约西把红猎鹰从窝里掏出来的时候，它还是只幼鸟，浑身覆盖着白色的绒毛，嘶嘶地叫着，对整个世界充满敌意。过了三个月，猎鹰长大了，羽翼丰满。约西就抓了老鼠和蜥蜴喂它。大鸟弯着利爪，蹦蹦跳跳、跌跌撞撞地跟着主人满院子转，像狗一样忠诚。等时候一到，约西带着猎鹰爬上牛棚的屋顶，把它抛向空中，教它飞翔。猎鹰学会了飞行，却并不离开，还待在我们院子里，不停地跟着约西，呼唤约西。窗户一刻都不能打开。只要一开窗，猎鹰就飞到屋里，兴高采烈地撕碎窗帘，打碎花瓶。其他的鸟都飞去南方了，只有这只留在我们这里。

“太不寻常了，”皮内斯说，“红猎鹰在这个国家过冬，太不寻常了。忠心耿耿啊。”

“快把这该死的鸟扔了！”利百加忍无可忍。

尤里咯咯笑。

“它在咱们这儿，没去你爸那儿，你还不满意啊。”亚伯拉罕说。

利百加的父亲鞍匠谭春·佩克听说外孙要养猎鹰，特别热心。“咱把它训练成猎鸟。”他的秃头兴奋得闪闪发光。佩克曾经是村里最忙的人，挽具、马鞍、缰绳、挽绳什么的修修补补，都得找他。他在山谷里名气很大，经他手做的颈轭从来不磨牲口的脖子。外公曾经给我描述过佩克如何挥刀把大块皮料切细，编成鞭子，“他的手特别有准头，鞭子一脱手，尖头就抖起来”，专注干活的时候，他会把舌头伸出来，喘着粗气。后来拖拉机取代了耕畜，佩克的生意少了，可他指尖、靴上始终还有皮革和洗革皂的味道，他工作间的木墙上闻起来也还是一股皮革味。

“就像过去军官和贵族的那种训练有素的猎鹰。”佩克憧憬着。

他年轻时在沙皇尼古拉的军队里做过骑兵副官。

“那个时代啊，”他总爱这么说，那种怀恋的语气让建村元老不安，“身上佩剑、肩上戴着金质肩章的军官们，贵族地主的女儿，舞会，带箍的长裙，华尔兹，花园里的甜言蜜语……”

佩克喜欢谈论外省警察总督的年度舞会。“舞会上有巨大的河鱼、梭鱼和鲈鱼。我也美餐一顿，然后跳舞。”

“就你这么个犹太人，佩克，还跳舞，还在花园里谈情说爱？”李伯森讥讽地问，“你是给那些跳舞、谈情说爱的人舔靴子吧？”

“我跳舞了。”谭春很自豪。

“是跟少校的仆人啊，还是跟总督的母马啊？”

佩克没搭腔。哨兵协会的马鞍和马肚带都是他缝的，所以他在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是村里的老人们梦寐以求的。他觉得《哨兵名录》的索引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光荣，晚辈们是否对他有更多的认可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了。

外公讨厌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者之圈”以牧羊为生，哨兵协会的人曾骚扰过他们，偷了他们的羊，还散布谣言，弄得雇主扣发他们的工钱。他们饥肠辘辘，艰苦地劳作，最后仅剩一双鞋，让给了菲吉穿。泽尔金没完没了地弹琴，用音符来安抚咕咕叫的肚子。菲吉的皮肤上生了疖子，被太阳灼伤，憔悴不堪。她咬牙坚持着，伸出疲惫的手，拍拍几位同志的头。

“我的小伙子，”她这样称呼他们，“我的爱人。”

她的小伙子用破布裹着脚，再也不能御风飞翔。他们变得皮糙肉厚，被饥饿牢牢钉在地上，像土坷垃一样不起眼，如果站着不动，都不能被人看见。泽尔金隔天会用锡炉煮一锅黏糊糊的玉米鹰嘴豆粥。他把炉子修在一个坑里，用一只破陶罐做了烟囱。

多年后，外公这伙人身上的烟味终于散尽了，可他们对哨兵的怨恨没散。“他们这些总督想在加利利建立一个阿拉伯马群公社。”他说。

“一只猎鹰。”佩克边说边从工具箱里掏出一些旧鞋锥和弯针，在工作凳上坐好，中间放着一个笨重的老虎钳。约西、尤里和我坐在旁边，被他灵活的手指和手中皮料的味道迷得恍惚。老鞋匠给线上了蜡，在发黄的拇指指甲上吐了一口唾沫，在皮子上轻划几道，然后下刀，再把几块轻软的皮料缝在一起，做成一副鸟眼罩。“给鹰戴上眼罩，”他解释道，“它就会像个婴儿那样乖乖蹲在那儿。”

他在眼罩上给鹰的弯喙留出一个洞，再用厚皮料给自己缝了一只可以套到肘部的长手套。“这个保护我的胳膊，别让鹰抓烂。看它那爪子。”

那只鹰已学会独自猎食了，可只要听见约西的口哨，就急忙回来，落在他脚边。

“已经训得能自己回来了，极好。下面我们教它站在我胳膊上。等着瞧吧，约西，再过两个礼拜，咱午饭就能吃上它逮的兔子啦。”

“红猎鹰个头太小，”皮内斯对佩克的想法不以为然，“顶多也就给你逮几只耗子回来。真要捕猎啊，还得靠游隼。再说了，约西，驯鹰可是一桩令人讨厌的消遣，是寄生、腐朽的剥削阶级追求的奢华生活方式。”

约西不无焦虑地把这些话学给佩克，鞍匠哼了一声，说：“那让你们老师回去过夜晚捉青蛙的日子吧。”

约西和他外公把鹰带到田间。他们怕我和尤里碍事，所以让我俩远远跟着。那只鹰棱角分明的头上戴着皮眼罩，一动不动，乖乖停在鞍匠的胳膊上，白色的鸟爪紧扣鞍匠的皮手套。佩克选中合适的地点，用口水沾湿指尖试探风力，摘去眼罩，让鹰飞起来。那鸟不负所望，腾空直上，腹部的红底棕纹在晴空下闪闪发亮。

“好——吹口哨，让它回来！”

约西把手指含在嘴里，打了个呼哨。鹰在空中猛地停住，尾翼展开，扑扇了几下，然后半收翅膀，直接向他们扎下来。老鞍匠向鹰伸出戴着手套的那只胳膊。鹰呼啦一下展开羽翼减速，可那只胳膊吓了它一跳。它扇动翅膀，直冲老鞍匠的秃头而去。

“太可怕了，”缝针的时候佩克对医生说，“我还以为自己要完蛋了。”

约西的鹰在光溜溜的头顶站不住，只能用利爪不停抓挠。佩克登时满脸是血，晕了过去。那鸟闯了祸，吓得一溜烟飞走了。我们几个跑回家找人。家里人都不在，只有老才泽在院子里干活。他跟着我们到田间。佩克的头皮一绺一绺地耷拉着，头上落了一层绿头苍蝇。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弄到才泽背上，一起去了村诊所。

数日之后，村里人见谭春·佩克捡回了性命，能顶着满头白纱布下床了，就给他起了各种外号，“鹰眼”啦，“猎户宁录[1]”啦，“阿卜杜拉哈米德苏丹”啦，不一而足。李伯森在村通讯上撰文说，我们固然要建设一个返朴归真的新社会，但绝不能“利用猛禽的本能满足一己的原始需求”。

皮内斯在课堂上说：“野兽捕猎是为了活命，人却是为了变态的乐趣。”说完从拉迪亚德·吉卜林的《丛林之书》里挑了几段念给我们听。他说吉卜林是“明智的殖民主义者”。

我站起身，向窗户投出手里的石块。碎玻璃落在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桌子上。

“外公没有害死她。”我斩钉截铁地说。

“真是他外公的外孙，”利百加讥讽道，“趁早把他弄出去，别等我宰了他。”

“别闹了！”亚伯拉罕吼道。

“叫你爹来赔我窗户！”

“你给我闭嘴，马上。”

“等着吧，老爷子一死，”利百加嚷着，“他准得争遗产。”

“你闭嘴！”亚伯拉罕大喊。

他起身出门，朝我走过来。

“巴鲁奇，别理她，”我舅舅亚伯拉罕说，“她正在气头上。你就在这儿，爱待多久待多久。这是我家，谁也不能把我外甥轰出去。”

我看着他。小短腿，溜肩膀，额头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像一层坚硬的乌龟壳，他走哪儿都带着，坚不可摧。有时候他把我和双胞胎带到饲料仓，让我们在草垛上摔跤。我不知道他看着我把他两个儿子摔翻，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尤里会跳到我背上，我把他举到空中，他就无助地咯咯乱笑。约西却觉得很受伤，跑去向他妈哭诉。

亚伯拉罕拉起我的手。我喜欢那种感觉。我那个时候就模糊地知道，我们家族的某些成员的内心可以感受到同样的痛苦。听村里人说，亚伯拉罕小时候曾经袭击过一个来参观的外国女人。他大喊大叫，踢她的腿，咬她肚子，最后是里洛夫一掌把他掴翻。不过我舅舅是出色的庄稼汉，读了很多专业文献，常被叫到附近的农场去帮兽医做诊断。他家的每一头牛身上都挂了个小牌子，记录着每头牛的家族谱系，还有产奶量、牛奶脂肪含量、受精次数、产仔量、死胎率和停奶期等信息。这已经是一份极细致的农耕记录了，但他还把每头母牛产下的公牛哪天被送往屠宰场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娘死了，以法莲走了，菲吉外婆生下的子女，只剩了亚伯拉罕在家。他每年都会定期去给他妈上坟。我和尤里那时候常常看见他骑上以法莲那辆笨重的大力神自行车，到山上的墓地去。

“他去跟奶奶说话，”尤里说，“把农场里的事说给她听。”

“你妈也在那儿。”他加上一句。我没吭声。

我每年都跟外公去给我爹妈上坟，每次都感到害怕。村里的岁月随着雨云流淌，村里人靠孕期、轮耕和神秘而不可逆的衰败衡量时间。我不想再添什么新的纪念日。多年后，我成为丧葬专家，听得见死者的肚子在泥土中爆裂的声音。可那时候，我只会跟外公在我爹妈的墓碑前坐一会儿，再跟他到他老婆的坟前，那儿永远被打理得干净整洁。坟墓下面的排水槽里总有黄白的长寿花和泛紫的罗勒，鲜亮夺目。

“长寿花是我爸种的，”尤里说，“这让他更容易哭出来。”

注释

1　宁录是《圣经》里的人物，诺亚的曾孙，示拿（Shinar）的国王，是一位英勇无敌的猎人。

28

我们十一岁那年，皮内斯组织了一次远足，那是他组织的最后几次远足之一。皮内斯宣布：“咱们套马赶车，像过去那样开心地出去玩吧。”

头些年，他带着学生游历戈兰高地和浩兰高原[1]，一走就是三个礼拜。他们沿途采花草，捕昆虫，夜晚在犹太人定居点住宿，有时也住在里洛夫认为安全有保障的阿拉伯村庄。家长们为此恼火不已，抱怨皮内斯在农忙季节把家里的孩子带走。村里专门为此开了会，皮内斯在会上怒斥道：“教育不分忙和闲。”

“耐心点吧，朋友们，”他说，“学校现在播下种子，十年后你们会有收获。”

但这回他只带我们出去三天。

“孩子们，抱歉啊，你们的父母会说起很久以前的长途远足。可是我的力气不如从前啦。我们这回只走到基顺河和贝特沙瑞姆遗址[2]附近。”

天还没亮，外公就把我送到皮内斯家。

“雅科夫，我的娃儿可就交给你了。”外公叮嘱道。

十一岁的我个子已经赶上了外公。皮内斯笑起来，说不如我来照顾他。

但以理·李伯森骑马挎枪持皮鞭，全程护卫。他盯着我的额头，寻找消失的印记，那眼神简直像要活剥我的皮。我们走到基顺河畔，从背包里掏出袖珍版《圣经》大声朗读，难掩激动：

“君王都来争战；

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纳争战，[3]

星宿从天上争战，

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

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

古老的急流，基顺的急流。[4]”[5]

皮内斯的身体随着古老的节奏摇来晃去，说到米罗斯城的长老们，口气严厉起来：“他们躲在城里的垃圾堆，不愿战斗。[6]”他又说：“迦南人有战车九百乘。他们雷鸣般冲过山谷，我们藏在他泊山的橡树林里。”他仿佛在空旷中看见那壮观的场面，语气中的情感渐浓。“这时天降大雨。雨中的山谷会给我们什么呢？”

“烂泥。”我们高呼。

“多少烂泥？”

“好多，”我们高呼，“淹到靴子口。”

“淹到牛肚子。”我表哥约西认真地说。

“那回一直淹到了马肚子，”皮内斯循循善诱，“战车的轮子陷入烂泥，我们从树林中冲出来，痛击敌人。大地静默了四十年。”

“那种静默啊，”他似乎在对自己说，“那种静默只能用年来衡量。”可我们还小，听不懂他的喃喃自语。

第二天，我们去了贝特沙瑞姆遗址。路上，皮内斯说我们要去一个“可怕的地方”。

在那个大墓葬岩洞前，他告诉我们：“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死后被带到这里，葬在咱自己的土地上。”他的声音在阴冷的空间里回响，他的身影在岩壁上晃动，拂过古代石匠凿出的沟槽。“拉比犹大王子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辞世，自打他葬在这里，这儿就成了一片重要的墓园。”

“可是，孩子们，我们，”皮内斯接着说，“回到这片土地，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生。过去人们相信，死后葬在以色列就能洗清罪孽，进入永生。可是，我们不信死后复活和通过仪式赎罪那一套。我们靠劳动赎罪，不靠凿刻坟墓。我们耕种的田地就是我们的复活。我们的‘交账’在现世，不在来世。”

“干吗在他们的脑瓜里塞这些胡话？”外公有天晚上喝茶时问皮内斯。李伯森却打断了外公，说皮内斯没错，无良的拉比和牧师没办法在现世兑现他们的诺言，才耍了个花招发明出来世。

十年后，我自己的墓园里大多是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皮内斯又提起那次贝特沙瑞姆之行。

“这是什么样的教学失败啊，”他说，“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学生竟然复制了那里的见闻。我是想告诫你们的，现在想想，恐怕就是那时把这可怕的念头种到了你脑瓜里。”

“第二批移民有百分之九十离开了这片土地，”他说，“而你，又让他们回来了。”

我俩当时站在曼多林·泽尔金的墓前。“他到了下面也在不停地弹，”皮内斯说，“不停地弹。”

就在曼多林墓前，皮内斯中风了。他用他特有的姿势弯下腰，耳朵贴近土地，脸上忽然露出虚弱的微笑，仿佛听见了什么秘语。我刚开始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他身体一软，我立刻扔下锄头奔过去。我不好意思用双臂抱住他，只向他伸出了一只手。可他的手已经不听使唤。那只曾在显微镜下解剖蝌蚪、曾经拨动蟋蟀鸣翅的手，如同昆虫失明后的长喙，茫然地空中摸索。

他费力地抬起头，想说话，却只是难看地咧了咧嘴，喉咙里发出粗重的喘息。他慢慢倒在地上，仿佛陷入流沙，脸色惨白，呼吸急而浅，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我扛起他就往村诊所跑。

令人讨厌的村医蒙克叫来救护车，我跟着去了医院。

急诊室的医生说：“结果如何很难预料。得留下观察。这种事说不好。”

皮内斯在床上扭动，如同见了光的大蛆，雪白、臃肿，浑身潮湿，在床单上翻来覆去，不停地咀嚼，不停地尝试说话。我给他拿来纸和笔，他在一个角上写了几笔，就移到空中比画。他的一条腿几乎不能动了，两个眼珠子向外凸着，如同熟透的果子一样在眼窝里乱转。

皮内斯的皮肤长了霉，每天早晨护士来给他擦身后，海绵上都留下薄薄一层网状物。早上擦完，晚上又长出来，好像他要做个茧子把自己包起来，然后苏醒，长出翅膀，飞向他熟悉的花儿和阳光的世界。

我很发愁。他像动物一样咯咯地笑，把床尿湿，还不时地想把两只手在半空中握到一块儿。我在病床边守了他三天两夜，简直要被他不停的磨牙声逼疯了。幸好村里派了个人来接替我，照看他直到康复。

三个礼拜之后，他的皮肤恢复正常，也能说话了。刚开始还有几个辅音发不好，可他一旦开始说话，词语的力量就把他从深渊托起。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他不用过去时和将来时了。我对医生说，这是好兆头，说明老人在努力恢复对此时的感受。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词语和相应的语法回来了，如同蚂蚁在熟透落地的果子上聚集，用盛大而激动人心的仪式将老人带回意识的世界。太好了，太令人激动了。

“好极了，”医生说，“他好多了。”

皮内斯的语言功能一旦恢复，人也很快康复了。医生都惊诧于他康复的能力。他哪里知道，像皮内斯这样善言又有想象力的人，完全可以绕过受到阻滞的神经元，直接对肢体发号施令，让它们服从于他的语言。他就是这样重新控制了他的腿，并且最终重新具备了精微的运动协调能力。

他自言自语了三天。到第四天，他看着我，清晰地说：“我的远祖是穴居人。”

我惊讶地瞪着他。他嫌我没什么回应，又一字一顿地说：“把人捆绑在土地上，无异于把人变成瞎眼的鼹鼠和蠢笨的牲畜。”

我忽然明白，老教师就算能说能走，能回家，能再次举着捕蝶网跑来跑去，他却永远不可能恢复如初了。当黑色血液淹没他的大脑，他毕生营建的价值观世界和信仰之墙、希望的水库一同坍塌，化为虚幻的泡影。

过了些天，他明白了自己的状况，哀鸣道：“这下大伙都会以为我疯了。”我安慰他说，村里没谁是公认的正常。对我们来说，心智正常只不过意味着大多数人认为他脑子没坏。以法莲直到今日还因为冉·阿让而被当成疯子，更别说还有所谓的告密和叛变了。皮内斯中风之前，村委会就有好多人认为他疯了，因为他夜里老听见那喊声。还有些人说外公老糊涂了，因为自从以法莲消失后，他就不再采摘果园里的果子。他任由成熟的果子落在地上，轻飘飘地说种果树就是为了看花。里洛夫发现马古利斯和冬妮娅藕断丝连，就说养蜂人疯掉了，而且愚不可及。而马古利斯认为丽娃疯了，于是飞蛾扑火一般扑向冬妮娅·里洛夫那骨瘦如柴、被人遗忘的躯体。用尤里的话说，用他甜美的生命力“嗡嗡地环绕着她”。冬妮娅知道自己不对劲，但宁愿疯着，也不愿意闻她丈夫身上那种润滑油、火药和尿混合的味道。

我也不例外，我在村里住的时候，他们也认为我脑子有问题。我的墓园就是铁证，不过，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其他孩子就躲着我。除了尤里，我没有同龄的朋友。

外公和皮内斯给我灌输了各种故事，教我昆虫和果树的知识，泽尔金为我弹奏曼陀林，他徒手把钉子敲进木板，看得我目瞪口呆。我每次握住他的手，都会听见干燥的木料开裂的声音。麦舒拉姆笑着说：“有只蝎子在我爹手上把刺给折断了，从此我爹牛棚里的蝎子都远远地躲着他。”可曼多林挤奶时，两只手轻柔极了，奶牛从来不觉得它们粗糙。

李伯森给我读书里的故事，甚至还有一次跟我玩躲猫猫。

“他们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外婆。”皮内斯说。

注释

1　巴珊高原的一部分，位于约旦河谷上游东南部，自古物产丰富，是兵家必争之地。

2　海法附近的一处古代文化遗址，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末期，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后，这里成为犹太人最重要的墓葬区。那里的古代大型公墓于201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

3　后面还有一句：却未得掳掠银钱。

4　后面还有一句：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

5　参见《旧约·士师记》（5：19-21）。

6　参见《旧约·士师记》（5）。

29

艾利泽·李伯森并不总是有时间哄我。他把农场交给但以理之后，所有时间都用来变着法子向法尼亚求欢。

他有无穷的才智逗她笑、让她惊喜。这种才智一开始蛰伏着，一旦被开发，就迅速得以增长。他深知爱情的沃土最神秘，最需精耕细种，所以宣布轮耕、休耕这些常用方法一律无效。这些方法只能让想象力枯竭的庄稼人对付着耕种贫瘠的土壤。法尼亚的笑声常常一波一波地穿透李伯森家的窗户，传遍全村。“李伯森又来劲儿了。”尤里每次都钦佩地说。

没人知道李伯森怎么能同时拥有如此截然对立的两面。他是毫不通融的思想理论家，在会议上和村通讯上滔滔不绝，发表乌托邦式的言论；内心却藏着个唐璜式的浪子，为了法尼亚什么事都干。他教果园里的寒鸦挑逗地向法尼亚吹口哨；他在夏夜拉着法尼亚到田间卿卿我我，有时候我还会暗地里尾随。多年前，皮内斯告诉我说，法尼亚在村里的包装工厂工作时，李伯森会冲一杯浓浓的可可，放上甜奶油和糖，然后含一口去找法尼亚，给她一个奶香味的甜吻。“大家在路上碰见他，停下来跟他说话，他却前所未有地紧闭着嘴，我们全都不明白这是咋了。”

在他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把无产阶级原则撂在一边，赶车进城，买了很贵的香皂，味道又轻浮又邪性。那时候村里的女人洗头洗澡都用难闻的大块灰色洗衣皂。法尼亚虽然只在礼拜五用她的礼物，可那浑身诱人的芬芳依然让她好不自在。村里人也在背后嘀嘀咕咕。这勾起了几位老人的回忆，比如丽娃·马古利斯大皮箱里奢侈得不像话的东西和裴莎·泽尔金的香水，于是李伯森对法尼亚的激情在他们眼里就翻了三倍。

两个月后，香皂快用完了，法尼亚才发现里面藏着她丈夫送她的真正礼物——他专门找锡匠打了一小节管子，在里面塞了“一张写着傻话的字条”。李伯森听见法尼亚在洗衣棚里欢声尖叫，立刻飞奔过去，那时候洗衣棚兼做淋浴间。

听说，从那以后，他一有机会就给她写字条。法尼亚在农家自制奶酪卷和奶牛的牛栏里发现这些小管子，暖房的油罐里丁零当啷也有它们，甚至有一次她在已经杀好准备下锅的鸡的嗉囊里也发现一只小管——那时候李伯森已经深谙此道了。

“艾利泽总是太过，”皮内斯有些赞赏地说，“他要是一直搞下去，法尼亚就该疯了。不过，他选的藏东西的地方可比里洛夫那个臭气熏天的军火库强多了。”

不过，泽尔金却依然过得了无生趣，烦透了没用的儿子和胸脯颤巍巍的政客老婆，一心一意照料农场。

那几年，麦舒拉姆从山谷的一个基布兹里搞了几十箱故纸，自顾闷头整理；裴莎偶尔陪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缅甸的农业专家，或者穿着花哨的裙子、戴着糕点师式的帽子的非洲某国部长，从特拉维夫的复国运动总部回到村里。她也常常在移民营地里搞各种社会和教育活动，报上甚至登过她用铁皮澡盆给摩洛哥宝宝洗澡的照片，她在照片里笑眯眯地看着宝宝妈。在她充满母爱的丰乳下，写着的文字说明是：“裴莎·泽尔金同志把母爱传授给新移民”。

外公表面对他的两位老朋友一如既往，内心的不满却与日俱增。他一边养育我，一边种果树，修枝叶，写纸条，定计划。那些日子里，我一个接一个地听故事，一磅接一磅地长肉，“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却走到了尽头，只剩下一段不朽的传奇，几张破损的旧照，一些虚无缥缈的影子。

可在我心里，泽尔金和李伯森依旧亲如家人。有一天，李伯森家里没人，我拿起他常读给我听的故事书。那时候我还小，不识字，但也知道那布面之间的全是白纸，一个字也没有。李伯森给我讲的每个故事，都是他编出来的：《蚂蚁和蚂蚱》《鹳和狐狸》，甚至还有《金心之花》！

我把这事告诉皮内斯，他哈哈大笑。

“一般来讲，”他说，“我们的故事要么是编的，要么是从别处听来的。特别是蚂蚁和蚂蚱的故事，碰巧是一堆废话。”

一天晚上，我听见皮内斯和外公在厨房说话。

“他应该多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皮内斯说，“这么小的孩子总和大人待在一起不好。”

“他是我的娃儿。”外公使劲嘬了一下嘴里的苦橄榄。

“米尔金，”皮内斯不放弃，“不管你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你是在一座破旧的修道院里养育巴鲁奇。他在学校的表现我可是看见了。他下课的时候不打弹子不玩球。也不跟人说话。他在草地上爬。就他自己。”

“他那是学你，在找甲壳虫。”外公说。

有时候我一抬头，发现一圈人围着我，又喊又笑。

“孩子们围着他，就像鸣禽围着猫头鹰。他们叽叽喳喳地笑话他。”

“我才不担心，”外公说，“我也不羡慕那些招惹他的孩子。”

上二年级那年，我掰断了约齐·里洛夫的两根手指。我蹲在篱笆旁边的白色夹竹桃树下，寻找绿天蛾的幼虫。这些胖嘟嘟亮闪闪的虫子在有毒的树丛上蠕动，我碰一下它们，它们就扭着脖子冲我摆出吓人的样子。我知道那些带黑眼线的蓝色大眼睛不过是唬人的，因为皮内斯讲过，那是吓唬捕猎者的假眼。

约齐·里洛夫忽然扑到我背上，双手揪着我耳朵前后摇晃。我扣住他手腕，猛地转身面对他。他十三岁，比我大，反应比我快。在他的受戒礼上，他爷爷里洛夫送他一匹公马和一把左轮手枪，把他扔在靠近切尔克斯人村庄的山里，没留吃食，让他自力更生。我虽然只上二年级，但体重已达九十二磅，个头和他一样高，而且外公用牛初乳和仇恨把我喂大。我慢慢地把他的两根手指向后掰，直到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他脸色惨白，瘫倒在地，晕了过去。两个老师把他抬走，我蹲下来，继续看毛毛虫身上那对逼真的假眼。

那天晚上，里洛夫到小屋来找外公理论。外公把嘴里的冰块嚼得咯啦啦响，轻蔑地建议他告诉自己的孙子，以后打架找和自己年龄一样大的孩子，别惹拳头硬的小孩儿。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对我那样了。可是课间的时候，同学们总会把我编入可笑的歌里。皮内斯总是在节骨眼从教师办公室的窗户里往外看，在我行将发作时出来把我领走。他用手拍拍我梗着的脖子，让我放松。

每周有两个下午，我跟他到田野里，到“自然的学堂”去。

“大自然里没有废物，”我们沿着崎岖的小路往干河滩走的时候，他说，“一切各尽其用。抓住其一，勿放其他。有些虫子专吃蒜皮，有些蜘蛛会吃掉自己的伴侣。牛粪、烂果子、纺织品、纸张——各有其用。”

他背着双手，仿佛地主巡视自己的产业。我背着一只四方的军用背包，里面装着他的钳子、网、空火柴盒和几瓶盖紧的氯仿。“这个军用背包是你外公给我的，”他说，“英军无线电发报员背包，从前是你舅舅以法莲用的。”

我问他能不能捉一只磕头螳螂，它的小碎步和虔诚的样子太逗了。可就在这时，路上爬过来一只甲壳虫，橘红色的硬壳上有黑色斑点。我连忙指给皮内斯看。他一路东张西望，不停地念叨。他看见甲壳虫，高兴极了。

“也许这回咱的运气不错。”他命我盯好那只甲壳虫。

甲壳虫一直向前，两根触角像天线一样不停转动。显然它脑子里有什么想法。

“它的嗅觉非常灵敏。”皮内斯跟在甲壳虫后面，一边四肢着地慢慢爬，一边小声说。

过了一刻钟，甲壳虫加快了速度。不一会儿，我们就闻到淡淡的腐臭味。

甲壳虫钻到一堆干草下面不见了。

“好了，”皮内斯说，“咱们看看。”他搬起干草堆，一只死去的金翅雀露出来。我们坐在上风口，免得闻臭味。皮内斯让我仔细观察。

又一只甲壳虫从土坷垃里爬出来。两只甲壳虫二话不说，开始在尸体旁交配。

“巴鲁奇，看，每个人在自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皮内斯说，“有些情人在鲜花盛开的田野相会，有些人在剧院——这两位偏爱死亡的腐臭。”

两只甲壳虫开始在死鸟身体下面挖沟，把小石子和泥土挖出来，鸟身慢慢落入洞中。我们坐在那里看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死鸟完全被埋入土里。

“现在，”皮内斯说，“母甲壳虫要在尸体上产卵，再把尸体上的肉嚼碎留给它的幼虫。有些孩子在宫殿里长大，有些则在尸体上长大。愿我的命运常与大地之盐[1]共存！”

他拉起我的手往家走。

医生们终于宣布皮内斯可以回家了。巴斯奇拉叫了一辆出租车来接他。我劝老教师到我那里住几天，可他开口只说了一个字：“家。”

到家的时候，皮内斯眼里满是哀伤和疲惫。他真的老了。小血栓切断了记忆，如外科手术一般精准，他在村里多年修建的堤坝如今颓败坍圮，闹得他的大脑不停地发出饥饿的信号。

“老伙计们都死啦，”皮内斯说，“远离了辛勤的劳作和与诱惑的斗争。只剩列文还活着。只剩列文啦，我也还活着陪他。两个老不死的。”

他不再到学校上课，也很少有学生到他家里来。他也不再去田野里。有时候他坐在自家园子里，看蚂蚁和蚂蚱急匆匆从草地这头爬到那头。他从学校自然教室的笼子里捉出一条沙蟒放到园子里，那条蛇正懒洋洋地蜷在野花丛中。他把自己收藏的动物标本分给了我和学校，有节肢动物、被福尔马林泡得发白的爬行动物，那些空鸟蛋还是留在自然教室。除常见的分类法之外，皮内斯还把一切生物分为有益的和有害的。而他自己的私人收藏则只有两类：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

“有些情况不好界定，”他承认，“比如食蜂鸟。它一方面杀死黄蜂，可另一方面也吃掉马古利斯的蜜蜂。猫鼬捕食野鼠，可也吃掉小鸡。”

“看见昆虫、鸟儿、哺乳动物或爬行动物，先问问它是敌人还是朋友。”我五岁那年，皮内斯开始带我们去远足，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

“我会把这些收藏品都留给你，”他早就对我说，“这是你应得的。”

外公是树木虫害专家，皮内斯常向他请教。他们俩一起教我发现并消灭树上的虫害。他俩把我带到果园，搂着我的肩膀，让我看一株梨树。

“仔细看。”外公说。

两人都穿着灰色的工装，一个头戴工人帽，一个头戴软沿草帽，一起低头看着我，好像在举行什么仪式。我感受到他们殷切的情感，却不知这情感从何而来。

“我什么也没看到啊。”我说。

外公跪下，指给我看树干上一个直径大约四分之一英寸的圆洞。圆洞正下方的地面上有一小堆木屑。

“这样一个掠食者能把整棵树吃掉。”皮内斯说。

外公拿出一根细长的铁丝，铁丝的一头像弹簧一样卷着。

“这是种树人的钓鱼线铁丝。”他说着，又稳又慢地把那根铁丝探入幼虫啃出的隧道。细铁丝竟然一点一点往里走了一码半。外公默默地叹了口气，意识到伤害的严重性。

当他感觉到细铁丝插入了幼虫的身体，不禁骂道：“去死！”他旋转细铁丝，让它钻到幼虫的肉里，然后轻轻往外拉。幼虫用牙齿和爪子死死刮擦着虫洞的边缘，它在脱离梨树的树髓、暴露在阳光下的一瞬间，发出了怪异的尖叫和恶心的哨音。

“哈哈。”外公欢呼着，把剩下的铁丝拉了出来。铁丝的一头扭动着一条黄底黑点、软乎乎、圆鼓鼓的肉虫子。外公把铁丝举高了让我看。我心头涌起一阵恶心和憎恨。

“好好看看，我的娃儿，”外公说，“这就是敌人。虎蛾。”

这是我的第一节农业课。从此以后，我每周两次被派到果园，在果树的根部寻找泄露秘密的木屑堆。

我至今不忘第一次从一株苹果树里钓上来一条幼虫的感觉。那魔鬼扭曲着，从内部啃噬树干的感觉，通过细铁丝传到我的指尖，又从指尖通过手腕传到脊髓。

“别怕，巴鲁奇，”外公说，“你已经戳中它的要害了。”

我把肉虫摔在地上，又狠狠踩了一脚。

李伯森的一株杏树被一只虎蛾咬死了。皮内斯砍下枯树，用小斧头劈开树干，找到了一条幼虫。

他把带着幼虫的那一截树干切下来。“把你放入我们的收藏，”他笑着说，“烧死你的那些同伙。”我们把死树拽到果园外烧掉了。

“坏蛋们，永别啦。”皮内斯说。烈焰中的树枝上传来一片鬼哭狼嚎。

他把我带回家，用镊子取下幼虫，把它裹在吸墨水的纸里。“有些幼虫死的时候会分泌出脏东西。”他向我解释。

他把仍在扭动的幼虫放入一根试管，在试管里塞了一团浸透了汽油的棉球，然后让我坐下，给我拿了一块饼干，接着上了一课。

“对收藏者来说，这活儿最见功力，”他说，“幼虫最难保存。体内液体太多，很容易腐烂，又没有外骨骼保持它的形状。”

过了一会儿，皮内斯把已被汽油熏死的幼虫从试管里倒出来，放在一张玻璃片上，用一把锋利的外科手术刀从肛门附近切开幼虫。“我从诊所把索尼娅的刀偷出来了。”他坦白的时候，乐得浑身直抖。他用铅笔在幼虫身上滚压，从切口处挤出肠子，切下来扔到窗外。

“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2]”他朗声吟诵。

之后，他把一小段干草塞入幼虫掏空的身体，轻吹了几下，在起雾的镜片后使劲眨了眨眼。等幼虫的身体渐渐展开，皮内斯小心地站起来，弯腰凑近桌上的台灯，一边在发烫的灯泡上面转动幼虫，一边继续轻轻吹气。

“用热烙铁也行，但不能用明火。”

只用了几分钟，幼虫的皮肤就变得干硬了。

“最地道的做法是裹一层清漆。”他边说边往幼虫尾部的切口里倒入一滴胶水。

他把那截杏树纵向剖开，露出虎蛾咬出的隧道，吹净里面的木屑，把进入永恒的害虫放回故居。接着，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下日期和捕捉地点，又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只毛茸茸的、翅膀上带斑点的虎蛾成虫，钉在树干上。

他呼出一口气，满意地说：“展示时一定要把它们放在自然环境里。”

注释

1　原文为“the salt of the earth”，可译为“大地之盐，社会中坚，优秀公民”等，出自《新约·马太福音》（5：13）。

2　参见《旧约·耶利米书》（34：20）。

30

垂暮之年的列文脾气坏得令人难以忍受。之前他只听外公的话，可外公已经死了。我一时心软，把外公在果园穿的工作靴给了他。列文坐在我床上，把两条细腿塞到靴子里，站起来走了几圈，高兴得像第一次穿上成人鞋子的小孩。他每回低头看一眼几乎磨破的鞋头，就摇头晃脑如同马驹儿撒欢。

“你干吗把爷爷的靴子给他呀？”约西很不满意，“这下他觉着自己可是个人物了。”

自从有了这双靴子，列文开始对农场的事指手画脚，对合作社的账目倒是不上心了。他朝蕾切尔大喊大叫，穿着靴子在田野里一走就是半天，在每一汪积水边停下来自我欣赏，自称“甜蜜蜜的列文”。他非让老婆戴蓝头巾出门，还患上了蚂蚱恐惧症。

有个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到他家房前扒窗户缝，只见他拿出一个黑色的本子，气愤地在蕾切尔眼前挥动。

“‘劳动者之圈’的全部罪孽，”他咬牙切齿地说，“都记在这里面了！”

“你冷静冷静，”蕾切尔一筹莫展地说，“泽尔金和米尔金死了。可怜的李伯森瞎了，住在‘老年之家’。你找谁去呀？”

“你看她笑的那样儿，”列文说，“她每天晚上跟他们出去，一直在笑。他们故意在哈西德派的歌里加些好笑的字眼，逗她笑，侮辱我。”

菲吉的笑声，被偷巧克力留下的印渍，才泽嘲弄的目光——这一切如同贪吃的蝗虫啃噬着列文薄薄的皮肤。他想起李伯森对他喋喋不休一整晚，大谈“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是否应该积极参与中国的工人运动。“‘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来啦，欧耶——黄皮肤的大众呀。”年轻的拓荒者朝着黑夜高呼。菲吉搂着他咯咯笑起来，紧贴在他身上。列文那晚整夜没合眼，确信他妹妹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革命的幻想。

在佩塔提克瓦，米尔金公然在安息日吸烟，并和当地虔诚的农民干了一架。在雅法，他们偶遇两位哈西德派教徒，泽尔金竟给人家讲那些反哈西德派的愚蠢笑话。在里雄莱锡安的葡萄园里，李伯森把手伸到校长女儿的衬衣里面，让人逮个正着。他们三个人还经常当着菲吉的面脱衣穿衣。

列文悄悄把他们勾引妹妹的坏事一一记录在案。一天晚上，他拿出记录，读给他们听。

“你漏记了米尔金在雅法偷橙子的事。”李伯森说。

“我什么都没漏，”列文对蕾切尔说，“他们侮辱了我，害死了我妹妹，自己倒是平安无事，除了米尔金。只有米尔金受了惩罚。”

他开始向麦舒拉姆打听第二批移民早期的自杀情况。每个老村子和基布兹的墓地里都有自己结束生命的拓荒者，他们的墓碑上刻着内疚和悔恨。这些人大部分迁到了我的墓园。列文在墓地徘徊，细细地读碑上的铭文。“死于自己的手”“克服不了磨难”“喝下毒药”“终结自己的生命”，他喃喃地念出这些不祥的字眼，如堕梦里。

有时，他手里拿着一罐绿色的杀虫剂，大喊着从家里冲出来。蕾切尔在后面追赶。她虽然年轻，但跑不过被疯癫驱使着的老胳膊老腿。有一次她在田野里找到他，他喝光了一罐杀虫剂，躺在地上等死。可是他长年在商店里被氨水、滴滴涕、对硫磷和苯甲酸的气味熏染，早已对化学药剂百毒不侵。他在太阳地里躺了两个小时，沮丧地爬起来，回家了。蕾切尔一声不吭地跟在旁边。

外公死后，列文依旧到我家的场院里来找点零活做。舅舅亚伯拉罕还记得当年他失去母亲，是列文亲手喂他吃饭，给他洗澡，帮他穿衣。所以他能忍受列文，让他在干草捆里拣铁丝。铁丝并不值钱，不过挑出来免得混在饲料里把牛吃死也好。列文在牛棚里占了一个角落，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画彩色牛奶产量表，把旧钉子敲直，好再利用。我们常听见锤子的敲击声伴着正寻欢作乐的火鸡们的痛苦呻吟传出来。“你舅舅敲直的手指可能比钉子多。”我有一次听见尤里吃午饭时跟他爹说。约西抱怨列文捣弄旧麻袋扬起的尘土让家禽们得了咽炎。他站在院子里，粗暴地痛骂列文，他妈利百加也在门廊里起劲地骂。

列文又羞又恼，只能回家琢磨怎么报复。他再次想起“劳动者之圈”对他的嘲弄。有一天，亚伯拉罕正睡午觉，列文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

“你对我像牲口，倒一直养着才泽！”

“才泽从前跟我爹一块儿干活，”亚伯拉罕说，“我们可不能因为他变老变弱了就把他扔出去喂狗。”

“才泽在这儿吃闲饭，”列文没好气地说，“他是寄生虫。”

“才泽，”亚伯拉罕回嘴说，“是村里最棒的骡子。我爹和我从来不把他当牲口看。他一辈子都在给我们干活，替我们流汗。好多两条腿的拓荒者干的还不及他的一半。”

“就算他从前是村里最棒的骡子，”列文觉得流汗之类的事是在说他，感到被侮辱了，“我可从来没听说哪头骡子拿养老金。干吗不把他卖给阿拉伯人的香肠工厂或者海法的制胶厂？没有人会把拉不动车的老骡子养在栏里。”

“别逼着我在你们两个之间做选择，”亚伯拉罕说，“才泽不是牲口，从来都不是。”

我们村的骡子大多是英国种或者南斯拉夫种。有两头是德国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下的。我听说，唯有才泽是俄国种。一群家住莫吉列夫的拓荒者在动身去敖德萨的那天买下他，把他带到这里。他们在动物集市上看到有人在卖才泽，其中一人就大声地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认识那头骡子。他可是巴尔·谢姆·托夫[1]的直系后代。”

“休得胡言！”牵着才泽的哈西德派教徒呵斥道，“骡子哪有什么后代？”

“那你是怀疑巴尔·谢姆·托夫的能力咯？”拓荒者在同伙的一片笑声中回应，“如果那位神圣的拉比希望骡子有儿子，骡子就会有儿子。”

莫吉列夫的哈西德派信徒差点蜂拥而上，痛揍他们，可是钱袋一响，万事平息。拓荒者买下这头骡子，才泽心怀感激，驮着他们的行李到了码头。他们登上科尔尼洛夫号轮船后，见他满面哀伤，于是凑钱多买了一张票，“把他装在一张大网里用起重机吊上甲板”，带着他一同来到以色列之国。

“他们从不后悔带上了他。才泽干什么活都是一把好手。”

还是麦舒拉姆·泽尔金发现，才泽曾经在塞耶拉和本－古里安共事[2]。他有一次和人交换得到了复国运动档案馆的一份文件，是本－古里安的一封信。他念给我听。

塞耶拉　1908年4月2日

四点半，太阳尚未升起，我就起来到牛棚里喂牲口。我把筛过的草料放入公牛的食槽，在草料上撒了几把野豌豆，拌匀。然后我给自己泡了茶，吃早饭。太阳一出来，我就把牲口赶到水槽边喝水，其中有两群公牛、两头奶牛、两头牛犊和一头驴。

麦舒拉姆罕见地笑起来。

“一头驴！”他边喊边拍自己的大腿和肚子，“一头驴！那头驴就是才泽。不过刚下船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哪里分得清驴和骡子！”

有几年，才泽属于莫吉列夫公社。他和外公那伙人数次相遇，甚至肩并肩地干过活。后来他们公社找到一块地，安顿下来，才泽却有了自己的想法。外公说，主要矛盾是“才泽老想独自待着，可集体的原则牢不可破”。才泽对会议和辩论深恶痛绝。什么“怀孕同志的地位”啦，“拉脱维亚工人运动最新消息”啦，“改善下地干活人员的营养”啦，才泽对这些问题毫无兴趣。其中他最讨厌的是恳谈会，公社社员们聚在一起，互相袒露心事。

尤里说，有一天一位女社员在清理牛棚时，在才泽的栏里产下一个满身血污的婴孩。才泽觉得自己所理解的家庭生活和基布兹的理念格格不入。就在那天，他独自出去考察了一个合作村庄。

“才泽干起活来没得比，”我小时候外公对我说，“他总是知道哪块地里有活，根本不用人支使。”

才泽在我们的地里耕地翻土，拔死树，拉大车。看到每一棵新苗，每一罐牛奶，他跟我们一样欢欣。需要更换或者调整蹄掌了，他会自己走到歌德曼兄弟的作坊。全村所有的牲畜，只有才泽不戴佩克做的皮眼罩，不用遮挡世俗的诱惑，因为“除了干活，什么都诱惑不了他”。只有一次出了差错，那次他误吃了粪堆旁的曼陀罗花，兴致高昂，连续两天不停地绕圈子，朝年轻的母牛抛媚眼，像个血气方刚的愣头青。

才泽的气力随时间流逝。外公自己也感到年岁不饶人，所以一下就看出骡子的身体不行了。他想让骡子少干点活。可才泽不服老，直到有一天干活的时候累倒了。

一般来说，我对耳闻的事情比对亲眼所见的有更清楚的记忆，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牢牢印在我脑海里，堪比外公从土狼嘴边救我的情景。外公、才泽和我去拉草料。我们往车上装了二十来包。上了一个小坡，还剩最后一个拐弯的时候，才泽忽然浑身抖了一下，尖叫着停下来，沉重的大车开始向后滑。外公一辈子没对才泽使过鞭子，这回也只是喊叫，拍拍缰绳催促才泽向前。才泽浑身哆嗦，好容易止住了下滑的大车，用尽全力把车拉到坡顶。他的臀部几乎蹭到地面，铁掌在硬路面擦出火花。最后，才泽呼哧呼哧地几乎要喘不上气，外公赶紧扔下缰绳，下了车。他一边安抚骡子，一边忙着卸下辕轭，急得秃顶上暴起青筋。才泽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放了一个响屁，随后瘫倒在地。套车的木杆发出一声巨响，断了，只剩缰绳搭在骡子颈上。外公三下五除二卸了颈轭，双手抱住才泽的头。他俩就这样默默垂泪，待了好一会儿。

才泽回家时没有拉车。他羞愧地低着头。我走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

“他是干活的牲口，”外公说，“坐他背上吧，至少让他觉得他在工作。”

我骑着他往家走，大腿下面感觉到他汗湿的皮毛因为羞愧而抽搐。泽尔金的两匹马，米丘林和斯大林，帮着把车拉回我们家院里。那天晚上，外公和亚伯拉罕决定从第二天起让才泽退休。也是那时，我们家买了第一辆烧油的弗德森拖拉机，让才泽只干拉奶罐的活儿。可外公一直没有学会开拖拉机。又过了几年，才泽前腿的静脉炎和肠道的圆线虫耗尽了他最后的气力，他连最简单的指令，比如“驾”，都听不见了。外公就用一根长绳把他拴在高大的无花果树下。亚伯拉罕把一只桶锯成两半，放在树荫里，一半盛水，一半盛大麦。有时候，外公牵着才泽去散步，就他俩，冥思，赏花。

大多数老人记不住眼下，却忘不掉往昔。皮内斯不同。他已经彻底忘掉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我知道我是谁，要向何处去，只是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他对我，对自己，对每个人都这样说。

我到他的花园里去看他，他就看着我，满眼悲哀。前一天，他在“拓荒者之家”参加了鲍登金的葬礼，现在还在不安、悲伤。他一辈子坚信教育的力量，对我的堕落有点自责。“我不该带你们去贝特沙瑞姆吗？还是观察那些食腐的甲虫闹的？”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生气，他对夜间的喊声也不再真生气。他说起这些的时候，已经不会脸色铁青，挥着手用俄语咒骂。事实上，他胖胖的脸上更多的是不解和好奇。他头颅里血流的泛滥已无法控制。

“好啦，巴鲁奇，”他微微一笑，“我好像突然变了个人。只是这种变异无人可以继承而已。”

他非常非常老了。我每周给他送去干净衣物，给他换床单和桌布。

“你替我做这些干吗？”有一回他忽然警觉地问，“你图个什么？”

“咱俩都没亲人了，”我说，“我没有外公，你没有孙子。”他的笑里带着哀伤，可我看得出他听我这么说很高兴。

他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了。外公、李伯森、法尼亚和泽尔金都死了。连里洛夫也死了。冬妮娅每天早上到丈夫坟上转一转，确定他没有找到密道跑出来。然后她拄着铝拐杖，艰难地沿着碎石路，走到马古利斯的墓碑边，老态龙钟地坐下，舔自己的手指。我安葬马古利斯时，完全按他自己的要求，像赫梯国王一样做了防腐处理。他几个儿子把他裹上黑色蜂胶，放入装满蜂蜜的棺材，再用蜂蜡密封。盛夏时节，泥土在酷暑中干得裂开，坟头上会冒出橙色的烟。马古利斯的蜜蜂受不了这浓烈的香甜和渴望，聚在坟头，嗡鸣出悲歌。冬妮娅寸步不离地守着，“如同爱亚的女儿利斯巴守卫儿子的遗体[3]”，皮内斯很是敬佩。他又说：“我们和你们就是不一样。我们想的是神圣的奉献，你们想的是在水塔上淫荡。”

这时，丽娃正在家里擦净丈夫留在地板上的最后一块污渍，心里想着蕾丝桌布、涂漆的中式家具、安哥拉猫和吸尘器。

“丽娃要是知道中国漆其实是某种蚜虫的分泌物，”皮内斯说，“就不会这么稀罕了。”

他的血液不停地改道，把神经末梢和记忆裂隙之间冲得沟壑纵横。“我觉着，我到这个国家的那天，就像个十八岁的新生儿，”他说，“我父亲可能是在雅法开旅店的。他是我新生后记住的第一个人。”

他不记得父母和姊妹的名字，不记得家乡的景色，也不记得涅米罗夫的那所犹太学校。他偷跑到以色列之前，就在那里读书。

“一点痕迹没剩下。”

他头一回公开说起跟里洛夫的宿怨。没人搞得清原委，因为里洛夫本人已死。他说死去的哨兵是“大男子主义者，车夫，小人。披着犹太人外衣的异教徒”。

他把盘子里的食物摞得摇摇欲坠，大口大口地吃饭，仿佛有饿狼等在身后抢食。没来得及嚼烂的饭菜从嘴里掉出来，把他的下巴弄得油光发亮，在盘子四周积了一堆又一堆。

“我吃饭像头牛吧？像冉·阿让在田野里吃草。”

一顿饭能耗尽他全身的力气，所以他吃完就睡。

“休息好才能消化好，”他说，“不能让身体同时做好几件事。哀悼就哀悼，跳舞就跳舞，拥抱就拥抱，不拥抱就不拥抱。”

村里不只有我关心无儿无女的老教师。他的饭总是从合作社送到他家，省得他要自己提篮子。蕾切尔·列文做好了饭给他送去，穿着柔软的旧鞋，悄无声息地走进他家，直到饭菜上桌，刀叉相碰发出轻响，才会把老教师吓一跳。

“我要吃新鲜食物，不要锅里煮着的肉，”他开口就对她引经据典，“从你的园子里给我摘些果子，准备一桌绿色、宁静的筵席。”

我每周从小屋旁的菜地里摘菜送给他。他狼吞虎咽的吃相让人担心。巴斯奇拉住在附近的小镇上，也从家里带来自家的饭菜。老皮内斯爱上了巴斯奇拉夫人做的古斯古斯饭[4]。他不碰盘中的肉，但风卷残云地吃掉蔬菜和粗麦粉，下唇粘满黄色碎屑。

“你诱惑了我，而我屈服了，”他冲巴斯奇拉引经据典，“该把佩塔提克瓦的劳动者食堂交给你老婆。没人会把她做的饭倒在地上。”

“您吃好，皮内斯先生。”巴斯奇拉说。他对皮内斯又爱又怕，有时偷偷吻一下皮内斯的手，然后飞快地一缩头，躲过皮内斯另一只手扇来的一掌。皮内斯的那只手依然迅捷如跳蛛。巴斯奇拉一个劲儿地解释，说“这只是摩洛哥风俗”，但皮内斯还是不接受这类行为。

我提出付点钱给巴斯奇拉的老婆。

“你好意思，巴鲁奇，”巴斯奇拉说，“皮内斯是圣人啊，神圣之人。我们只配做他的仆从。你不懂，因为你看不懂那些异象。你以为他屋顶上总是落着的白鸽仅仅是鸟吗？你没见他的园子入口有蛇把守吗？”

“他死的那天，上帝请饶恕我提及他的死亡，”他眼睛向天上看了看，“他的坟墓会光芒四射，或者，水会从他墓碑流出。给他带吃的，多么光荣，这是供神啊。”

尤里对巴斯奇拉的信仰不以为然，背地里称老教师为“圣人皮内斯”。

“咱去看看圣人吧。”他会对我说。但我们见了皮内斯，就只听他一人说话。我们又变成了他的学生，他喋喋不休地给我们讲亚拿的儿子珊迦用赶牛棍杀死六百非利士人的故事[5]，或者讲大山雀的生命周期，甚至还想给我们布置作业。

每隔几个月，他仍然听见高处传来厚颜无耻的淫棍的喊声。

“他肯定在水塔上面，”他塞了满嘴香豌豆，呜哩呜噜地对我和尤里说，“人类和鸟的一个区别，就是人不在树顶上交配。”

“他已经把村里一半的人给操啦，原谅我用这种字眼，”他顽皮地一笑，“还有已婚的妇女。昨夜是以斯拉里长孙的老婆。我就不懂了。她结婚才两个月，而且看起来是一位挺可爱的女士呀！”

除了他，没人听见那个喊声，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呢？”他问道，“已经好几年了。村里每晚有岗哨，他们应该竖起耳朵呀。庄稼人也会半夜起床，照顾牛产仔，或者准备运送火鸡。有人早起浇地，有人开车送奶，送奶的车都是半夜以后才出发。为什么除了我都听不见呢？”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准是可怜的但以理·李伯森。那事儿他就没过去。也可能是以法莲？半夜回来报复。”

我和尤里不安地对望，闹不清他哪片脑叶出了问题，编出这些臆想。

“我这辈子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到水塔下面去，”皮内斯说，“我要爬到顶上去等他。”

我笑了，没打算劝他。老教师病重体胖，身体衰弱，肯定爬不了水塔的梯子。但是皮内斯一辈子讲究科学严谨，决意要解开这个谜。他在安乐椅里半躺着，花好几个小时翻看旧日的笔记，想找找学生们童年的异常表现，或者其他线索。他有一个专门的本子，记录学生最好的诗歌和最聪明的言论，有时还从中挑选一些发表在村通讯上。他从前的学生当然会恼火，有些人已经五六十岁了。有一回他把达尼·里洛夫的一首诗拿去发表了，全村人笑了好一阵。

叽－叽－叽叽喳，

小鸡吃面渣。

母鸡好可怜，

垂垂成暮年。

没了脑袋瓜，

她就死掉啦！

时光已过了四十年，悲悯的诗人早已成为养牛专家，走得最近的朋友是野蛮的肉贩子和粗鲁的屠户。皮内斯听说了达尼·里洛夫的暴怒，只是微微一笑，然后继续低头收拾他的各种鸟窝，悉心地照顾雏鸟。麦舒拉姆读了这首诗也气得不行，他觉得这是粗劣的歪曲。

“那个年代谁家有钱用面喂鸡？”他气愤地说，“有些人为了押韵，不惜改写历史，太不像话了！”

皮内斯发现我晚上到他家四周巡逻，防备里洛夫家的人来报复。

他走出来，说：“去睡吧，巴鲁奇。我已经把孢子散在风中。无儿无女的老教师坚不可摧。我撒下的种子要等我死后才会发芽。”

皮内斯还有一个本子，知道的人很少。多年来他在这个本子里记下对学生家庭的各种评价。他一直鼓励学生多帮家长做家务，但他知道有些庄稼汉让孩子干的活太多了。

他对我讲起刚当教师时候的事。学校没几个学生，教学设施又少又破。学生们夏天坐在芦苇垫上。他每天清早都要仔细查看学生，“如同牧羊人查看羊群”。他的目光扫遍教室，看看哪些学生得到家长的宠爱，吃饱了饭，被爹妈亲吻，哪些学生天没亮就被爹妈从床上拖下来干活。丽娃·马古利斯的女儿上学多次迟到。她每天五点就被叫醒，擦洗屋外铺路的石头。她妈一次次把钟上的指针往回拨，直到石头路洗得发亮才罢休。那时村里没有挤奶器，有些孩子挤奶挤到手指僵硬，来上学时连字都写不了。困倦的孩子闭上眼，脑袋垂到胸前，皮内斯从不说什么。但人人都知道，那晚他一定找孩子的家长私下谈话。

“一娃一世界。我总也看不厌。”

他总是比孩子们先到教室，在墙上挂好图画和招贴画，然后坐下来等他们。亚伯拉罕告诉我说，斯科特和阿蒙森竞逐南极时，皮内斯每天都向学生们报告双方的进展。冬天，村里四处是可怕的烂泥，他把年纪小的学生背在背上，或者亲自拉着传说中的泥橇送他们回家，一路大吼，如同奔向南极的哈士奇。

亚伯拉罕和麦舒拉姆都是他的第一批学生，那个班只有七人。亚伯拉罕安静、爱整洁，刻苦内向，麦舒拉姆活泼好斗，喜好争论。他酷爱听皮内斯讲老一辈拓荒者的故事，但是对自然课毫无兴趣。

“你舅舅家里没娘，麦舒拉姆也一样。”皮内斯注意到麦舒拉姆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带三明治到学校，他只有一块白面包。他也知道泽尔金整天就给这孩子吃烤南瓜和白煮蛋，他只会做这些。有时候邻居好心，会给麦舒拉姆带点热饭菜，或者叫他到家里吃一顿。

“麦舒拉姆本来可以带给我们骄傲和快乐，”他说，“他脑子聪明，性情稳定，可他小时候被误导了，以为破衣烂衫和烤南瓜代表了崇高的理想，而不是代表着缺少父母关爱。”

他知道全村人都讨厌麦舒拉姆，因为他懒。“不过，”他对我说，“我希望你对他多一些理解。”

“外公也忍受不了他。”我说。

“你外公谁都忍不了，”皮内斯说，“只在某些时候，不知道为啥，对我例外。你在用你外公的眼睛看这个村，看整个世界。你好像一直和他绑在一起。”

他为自己的双关语笑出了声，然后几近耳语地给我讲麦舒拉姆的受戒礼。裴莎总不在家，曼多林·泽尔金干完农活就累得不行，麦舒拉姆只好自己准备学校的庆祝会。他从家里找出几块蛋糕，那是复国运动领导人哈依姆·魏茨曼来做客时送的，这时候已经干了。他把蛋糕切成薄片，第二天一大早拿到学校。皮内斯六点到校时，看见这孩子泪流不止，正疯狂地往干硬的蛋糕上洒甜酒，企图把蛋糕“救活”。他悄悄退出去，回家端来一盘涂了果酱的饼干。

“你妈交给我，留着给你过生日的。”他对麦舒拉姆说。麦舒拉姆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但什么也没说。

这些事都记在皮内斯的本子里，他说那是他的“粮仓日志”。学生成绩报告单上没写的事，老教师用漂亮的字体，全都记在这里头。他的字优雅极了，而且他非常在意书法好坏，所以全村的孩子都学出一手和他一模一样的字体。事实上，到现在大家写字还是一样，以至于没署名的情书会找错作者，兑换支票时会记错账户。诗人比亚利克来访时，皮内斯给他看学生写给老师的诗集。这位大作家见每个人的笔迹都一模一样，惊呆了，开玩笑说这些都是老师自己写的。皮内斯觉得这真是奇耻大辱，竟不知如何反驳。那个礼拜他把学生带到基利波山脚下，教他们读比亚利克的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诗。

我见他打开绿色的门，蹒跚地向列文家走去。这个村的元老，女的只剩下冬妮娅和丽娃，男的只剩三人：皮内斯、才泽和史洛莫·列文。

有天晚上，他回来时见我坐在外公坟上，便对我说：“才泽向来不善言谈，蕾切尔只会往我嘴里塞饭，永远学不会种地的列文，如今却什么也不干，整天在地里种这种那。”

注释

1　Baal Shem Tov，生于1700年前后，卒于1760年5月22日，被认为是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创始人。其生平事迹多为传说，已不可考。

2　塞耶拉（Sejara），又名伊拉尼亚（Ilaniya），是以色列下加利利地区委员会下的一个莫沙夫，下加利利地区最早的犹太人定居点。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3　爱亚是扫罗的妃子。大卫王在位期间，因扫罗杀死基遍人，天降大旱。大卫王因此杀死扫罗的七位后人，其中包括爱亚的两个儿子，并暴尸荒野。爱亚每天守护儿子的尸体，防止鸟兽来食。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21）。

4　古斯古斯（couscous）是北非摩洛哥、突尼斯和意大利南部撒丁岛一带流行的一种食物，用小麦制成，外形像小米，煮熟后和肉类、蔬菜搭配。

5　参见《旧约·士师记》（3：31）。

31

才泽每年参加两次节庆活动。在建村日，文化委员会邀请他到主席台上，和元老们坐在一起。全村的动物里，只有他跟哈吉特享有这份殊荣。再有，每逢五旬节，三个梳妆整齐的白衫男孩把他带到麦舒拉姆的院子，在一片欢呼声中把他套上“第一辆大车”，车上满载果子、奶罐、麦穗编成的花环、哭闹的婴儿、雏鸡和牛犊。每年只有这一天，才泽才会让人把他头上那顶特地挖了耳洞的旧俄式工人帽，换成一个花环。戴着花环的他有几分酒神的模样。

本来就怒气冲天的史洛莫·列文听人说起这些，愈加怒不可遏地咆哮，骂才泽是“老寄生虫”，又嚷嚷着数落，说他头天晚上把报纸放在牛棚，转回去一看，才泽背靠无花果树，坐得自在滋润，借着月光像模像样地把报纸摊在腿上读呀读。他列文的报纸！

这些话在不远处的骡子耳边沸沸扬扬。骡子拴在无花果树下，身边摆着食物和水，还有两只专门从约旦山谷飞来的白鹭，小心地替他捉虱子。周围一圈泥土特别硬，那是他的蹄子踩出来的。才泽把巨大的下巴探入食桶，吧唧着嘴吃上好的大麦。他的耳朵从帽子的破洞里耸起，仿佛在倾听，脸上似笑非笑。列文见状，更是火上浇油，冲过去一脚踢翻了骡子的水桶。亚伯拉罕忍不住了，从院子里追出来。

第二天，老人又来了，道了歉就去干活。亚伯拉罕也很后悔，找我念叨了一通。

“才泽和列文都对我们有恩，”他说，“把才泽送到制胶厂肯定不行，可也不能伤害史洛莫舅舅的感情。他虽然干农活不行，可要是没有他，我爹肯定熬不过来。”

约西讨厌列文，尤里则觉得列文和才泽都该被送去做香肠，所以亚伯拉罕让我留心点儿。我不久就发现老列文偷偷把才泽的水桶移到骡子够不着的地方，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渴死才泽。

在墓园里除草时，我会时不时地朝骡子挥挥手，让他知道我在保护着他。才泽从来不朝我挥手。外公一死，他最后一点心气儿也耗尽了。再加上列文的捣乱，他变得紧张易怒。小店掌柜的单薄身影只要在院子里一出现，才泽就立刻紧张起来，尽管硕大的头还埋在桶里吃昂贵的大麦，屁股却不停前后晃动着计算位置，随时准备用后腿踢人。

才泽成了列文的讨伐对象。外婆的哥哥是出色的会计，有天晚上，他拿着账单来找亚伯拉罕，“你那头自以为是、好吃懒做的蠢蛋”这些年花掉的每一分钱，“都一文不差地记在这里了”。

那天晚上很热，蟋蟀叫个不停。透过敞开的窗户，我把那场争吵全听在耳中。列文高声读出“骡子账单”，音调平直，语气恶毒。“每天十八磅去皮大麦，外加三磅半野豌豆草料，六磅麦秸草料。”他就这么读下去，直到亚伯拉罕让他别发神经了。

列文重重地摔门，冲了出去。他驼着背，嘴里骂个不停，气急败坏地从木麻黄树旁走过，伤心欲绝，竟没发现坐在树下的我。

他有一个礼拜没露面，随后在村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回应，谈及村里“有一家养了一头放荡无度的骡子，极其奢侈地喂养它，丝毫不顾我们的复国运动要求提高经济生产力”。

村通讯平日里登的都是本季降雨量和牛奶价格，赤裸裸的配种通告，青春期少女的无病呻吟，还有出生、死亡、婚配声明等信息。如今版面全都充斥着关于才泽和列文的辩论，阅读量暴涨了好几个礼拜。

才泽和小店掌柜各有一伙支持者。达尼·里洛夫整天跟屠宰后的死牛打交道，居然有了冷嘲热讽的能力。他写了一篇幽默小品，描述一个虚构的世界，“蒙昧但慈悲的心灵”使犹太人的家园遍地是“病驴疗养院和更年期母鸡养老院”。但他还在结尾写道，“对于一个早就因扛牲口而出名的家庭来说”，在才泽身上大把花钱不足为怪。

最后，艾利泽·李伯森亲自出面。李伯森，“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最后一位在世的成员，当时住在“老年之家”，就住在外公和舒拉密先前住过的那个房间里，孤身一人，双目失明，他自己和村里人都认为他已经跟死去没什么区别了。那天他给我捎信，说欢迎我速速拜访他，还让我“带上铅笔和纸”。

我俩坐在露台上。李伯森问起村里的情况。他让我想起外公，不过他的声音比外公多了许多愤怒和渴望。他问我有没有给他老婆坟边的花草浇水，有没有跟他儿子说话。

“也没怎么弄，”话刚出口，我立刻有点担心，于是改口说，“我是说，花浇了，但没怎么跟但以理说话。”

“每件事本来都可以大不相同。”李伯森说。

“是啊。”我说。

“是啊？！你什么意思啊？”老人嚷嚷起来，“他根本不懂我在说啥，他就说是啊！”

我不作声。

“铅笔和纸带了没有？”他问。

“带了。”

他愤愤地说了几句，话不多，但口气强硬，让我写下来交给村通讯。他的意见是，“史洛莫·列文同志的话固然符合经济逻辑，我们这些庄稼汉都很感谢他在合作社的奉献，但是非农人口干预村里的生产活动，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亲爱的才泽就从事生产劳动。”

我离开的时候，瞎眼的人对我说：“巴鲁奇，原谅我冲你吼。你将来会明白我的意思。原谅我，再来啊。”

皮内斯和列文晚上都失眠了，各自躺床上琢磨、谋划。

列文千方百计想报复骡子。李伯森为了这头骡子当众羞辱他，他还没受过这样的羞辱呢。我在窗外看见他的旧伤疤被揭开，流出耻辱的脓水。“劳动者之圈”的粗野流氓又在向他投掷嘲弄的飞镖。一座座沙砾和巧克力山仿佛要把他埋葬，一群群蝗虫爬满了他的床，要把他生吞活剥。

而这一刻，皮内斯刚到冰箱里去拿了吃剩的古斯古斯饭，撒得枕头上到处都是，而他心里在想着那淫荡的喊声。那喊声穿透他柔软的耳膜，蔑视了他珍惜的一切。如今脑溢血消解了他的愤怒，淹没了他复仇的欲望，他只剩下好奇，想知道这恶人是谁。

他费劲地起床，走出院子，来到街上，在水塔巨大的水泥柱下来回踱步。过了好一会儿，他体内忽冷忽热的涌动才渐渐平息。他抓住铁梯，开始向顶上攀爬。

“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爬，”他对我说，“三十年前，一些高中学生想练习滑绳，我和以法莲、麦舒拉姆、但以理·李伯森、亚伯拉罕一块儿爬上去过。他们都顺着绳子滑下去，只有我和麦舒拉姆是又从梯子下去的。”

他害怕被人看见，更害怕病体不支。“我剩下的那点逻辑都在反对。”恐高让他的每个细胞都失去了感觉。但是，虚弱恐惧的他依然向上爬。他不敢向下看。越往上越冷。

他用汗津津的手死死抓住掉漆的横杆，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拖着惊恐的躯体一步步向上，直到水塔顶。他费力地跨过边缘后，立刻瘫倒在水泥地面上，因为疲累和害怕抖作一团。他躺了一会儿，“像具受尽折磨的尸体”，心甘情愿地让粗糙、冰凉的水泥帮他慢慢找回知觉。然后他坐起来，依旧喘着粗气，四下张望。

水塔的圆形平顶四周围着一圈矮墙，矮墙上装着空心铁栏杆。一个角落里遗留着从前观察哨用的东西。那时候这里有“站岗从不马虎”的瞭望员，配备了安装好的探照灯和一口警钟。就在哨位那里，还扔着几条空麻袋和破旧的信号旗，蒙了一层灰，看起来发白。

皮内斯站起来，靠在冰凉的铁栏杆上，忍过一阵晕眩，未加思考地开口大喊：“呦——嗬！呦——嗬！”可是，他的喊声太弱，难以穿透层层叠叠的枝叶和阵阵晚风。猫头鹰在皮内斯的分类中算益鸟，可一只猫头鹰擦着他头皮飞过，如同千里光的种子飘过，悄无声息，把皮内斯吓了一跳。“猫头鹰吃掉的老鼠远远抵销了它捕食的家禽。”他常常这么说。庄稼人害怕猫头鹰静悄悄的飞行术和那人脸一般的白脸，就捕杀它们。皮内斯非常生气。

村子躺在他脚下，“不再是荒野中的白帐篷，而是房子、牛棚和田地，街道俨然，绿树成荫，人人安居乐业”。

村子在熟睡。风沙沙掠过树冠。蛋黄在母鸡的体内成形。饲料仓里搅拌机哼鸣，洒水器在黑暗中低唱。

皮内斯在水塔顶上埋伏了一个半小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终于颤巍巍地爬下来，慢慢往家走。

他几乎走不动了。“我上去了，”他心想，“明晚我还要来。”

32

外公最后的日子在“老年之家”度过，他身体非常虚弱，大部分时间都要卧床或坐轮椅。舒拉密尽其所能地照料他，可她自己身体也不好。两人隔着老式蒸汽轮船和火车站的烟雾，相互触碰、凝望、支撑，相会又分离。

克里米亚婊子数小时凝望外公，手挨着他的指尖，流着泪读他褶皱的脖颈上的楔形文字。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他身体变矮，胸膛变窄，整个人都萎缩了。他不再注意她的身体，失去滋养的她如饥似渴地以他的身体细胞为食。

他的爱小心翼翼，严谨得如同走钢丝，一个闪失就可能栽进她的眼睛，被自己的骨灰呛死。

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屋里其实坐着两对恋人：年轻的外公和舒拉密，年老的外公和舒拉密。有时两人同在青年或老年，有时一人年轻一人衰老。我从果子的坐果和青贮饲料的发酵中学得的时间概念，在他们屋里变成没有风力吹动时的多叶风向标。

外公几乎无法吞咽我给他带去的牛奶，但还是坚持要全部喝完。有时他忽然噎住，接着呕出一堆结成小块的酸奶酪粘在胸前。如果是“坏日子”，我就把他抱到浴室去洗澡，他躺在我怀里，瘦小的身体打了肥皂，目光虚空如白手帕。在“好日子”里，他勉力微笑，向我打听农场的情况。

我有好多事想问舒拉密，可我从不跟她搭腔。她刚到的时候，我恨她——恨她，也恨所有放她出来的俄国人。她来了一个礼拜，外公就开始安排搬入“老年之家”。他一个字都没跟我们透露，突然就说要搬，我们都傻了。亚伯拉罕皱起眉头，利百加倒抽了一口气，吼道：“好吧，你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约西一声不吭。尤里笑了一声，说：“爷爷，你可真是个老坏蛋。”

我吓得要死，只觉得肚子冰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俄国女人。一天，她忽然在小屋外敲门，然后走了进来，仿佛是从外公的箱子里走出来的。

“你好，雅科夫，”她说，“不给我倒杯茶吗？”

外公站起来，双手颤抖。他并非不知道舒拉密要来。鹈鹕早就捎信来了，再说头一天巴斯奇拉还欢天喜地地送来一份来自耶路撒冷的电报。巴斯奇拉最喜欢电报，而且还训练齐斯在送电报时叫得像高音喇叭一样。“这一天多带劲儿。”他说。

“这是我外孙巴鲁奇。”外公说。这么多年之后，这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他一边把茶杯递给她，一边茫然地转动着嘴里的橄榄。她笑起来，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仿佛宣示对他的占有和确认。

我心想，没啥，就一老太太。她个子虽高但已经驼背，白发浓密，一脸皱纹，脖子上的皮肉松弛下垂，肤色就像老橄榄皮一样发了霉。但是她的长裙下有一双大长腿，摇摇晃晃的脚腕也依旧有型。

她也爱喝滚烫的茶。两人喝完了茶，才站起来，相拥，仿佛有什么事先安排的信号。外公的头挨着她的头，搂着她缓慢晃动。他的胡须蹭着她的脖子。他的一只手迅速在她肩上微微一拍，另一只手心照不宣地滑向她的乳房和腹部。这熟练的动作在珍藏旧时习惯的阁楼里尘封了多年。

后来，尤里告诉我，每对恋人都会有那么几个私密的示爱动作，这些动作迅速确定，慢慢纯熟，然后一辈子不会忘记。

“哪怕爱情消逝，他们不再呼吸对方的气息，不再倚赖对方的身体，也不再傻头傻脑地跌进对方的眼睛，那些动作也会保持不变。”他说。

尤里对眼睛的作用不屑一顾。他老说眼睛什么也表达不了，哪是心灵的窗口，“纯粹是愚蠢的光学幻觉”罢了。他自己识人从来都是观察嘴巴。他看人们的嘴而不是眼睛，从他们的嘴角解读信息。

舒拉密哭了，哭得浑身颤抖。外公用那双种树的手，轻轻扫过她的皮肤。眼看着时间的堤坝就要决口，洪水就要冲弯他俩衰老的膝盖，外公忽然发现我还在小屋里，于是从她身边挣开。他俩重新坐下，四目相对，那么多的话，那么多的爱抚，都藏而不露，空气变得凝重。我连忙嗫嚅了几句出去关灌溉水阀之类的话，一人到果园里去转悠了。

我两小时后回家，灯依然亮着，开水壶还在冒气。他俩用俄语聊得正欢。

“过去的都过去了，”外公对我说，“从现在起，舒拉密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也没多少年了。”

*　*　*

“我爬水塔，一次比一次费劲。”

有一晚，皮内斯几乎要抓不住梯子了。下来的时候，他差点失手从三十多尺的地方摔下来。“我吊在那儿老半天，自己都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他的膝盖哆嗦着，撞在冰冷的金属上，生疼生疼的。他吓得不敢呼吸。

“你为啥不叫我？”我忍不住嚷起来，“如果你掉下来，我会接住你。”

皮内斯悲哀地笑了一下。“这可不是讲故事，巴鲁奇。这是真实的生活。再说，你也许跟你爹一样有劲儿，可我比你妈重多了。”

他稳住自己，重新向上爬，因为爬上去要比爬下来容易。然后他躺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等着神智和呼吸恢复正常。

过了半小时，皮内斯打算下去时，忽然听见梯子上传来敏捷的攀爬声和愉悦的喘息声。他朝下一看，两个矫捷的身影飞快地向他靠近。他无路可走，只好滑稽地躲到老哨位的后面，尽量把身体缩紧，眼看着两个人朝他走来。

天黑黢黢的，他看不清两人的脸，但从动作看，来人很年轻，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信心十足。“他们有着年轻人的自信，知道自己的身体绝不会出错。”

两人急急忙忙地倒在那堆麻袋上。皮内斯躲在角落里，听得见脱衣时衣服摩擦皮肤的微响，接着是欢愉的低声呻吟，还有他久已忘记的潮湿的身体相撞的声音。温暖的身体散发出爱的气味，在寒冷的空气中凝聚，飘入他的鼻孔。老教师被困在这罪孽的魔幻时刻，身上最麻木的部位竟然感到一阵兴奋。可他紧接着就看见情郎把英俊的头探出栏杆，轮廓分明的剪影映在夜空。

淫声就在身边喊响。

“我把雅克菲的老婆给操啦！”

皮内斯缩得更紧了，如同受惊的鼹鼠缩进洞穴。欲望和羞耻让他头疼欲裂。雅克菲是村委会的年轻领导人，干得不错。他老婆是皮内斯的学生。

“本－雅科夫的孙女——就是在阿拉伯暴动中被杀死的那个本－雅科夫。那姑娘聪明又可爱：我眼看着她长成漂亮、勤快的大姑娘！她总是一副害羞的模样。”

喊声随风飘散，音节如杏花白色的花瓣一般落在村里，惊醒了梦中带笑的女人。随后，水塔重新落入寂静，皮内斯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狂跳，离他不远，雅克菲的老婆吃吃笑着，把情郎的头摁在自己怀里，不让他再喊。

两个年轻人静静地躺着。老人腿上的血液渐渐停止了狂奔。他身上感到阵阵寒意，却只能忍耐着，等两个年轻人起身穿上衣服，顺着梯子下去。

皮内斯决定多等一会儿，免得自己被发现。然后他牢牢抓住栏杆，开始往下爬。就在这时，他看见几个男人从黑暗的树丛里冲出来，“像野兽一样”朝一对恋人扑过去。

女人被揪着头发拖到一旁，小伙子“被打翻在地，劈头盖脸挨了一通老拳和工靴”，打人者有条不紊，如同机器，四周静得可怕，冰冷的空气里只有闷哼声、呻吟声和拳脚落在扭动的躯体上的砰砰声。

等这伙人离开，皮内斯才从梯子上下来，过去看一眼小伙子血肉模糊的脸。那张脸皮开肉绽，如同挤烂的石榴，露出深深浅浅的肉红。老教师看得痛彻心扉。

“他脸朝下躺着。我轻轻把他翻过来，他痛苦地哼了一声。是尤里·米尔金。你表哥。”

33

我那晚没能去救表哥，至今愧疚不已。那天我正躲在村医家房外，想偷听外公临死前的身体状况。“老年之家”的健康主任正在向这一片的医生们做定期报告。

“我要在就好了！”我哭着对皮内斯说，“我要在就好了！我能救尤里。我一个个弄死他们。”我的双手握紧又松开，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

尤里被赶出村子之后，皮内斯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了我。村里人都知道这事，但只有我听到老教师亲口说那晚他在水塔上。村委会询问他的时候，他只说他睡不着，出去散步，发现我表哥躺在水塔下面，不省人事。“接着我就大声诅咒那些匪徒，那伙哥萨克人，那帮坏蛋。”

皮内斯问尤里感觉如何，尤里没有回答，他急忙到礼拜堂旁边的玫瑰园里，在水龙头下浸湿了手帕，湿润我表哥干裂的嘴唇。他修长、重伤的身体“如同堕落、受刑的天使”，慢慢动弹了一下，忍着剧痛移动着断裂的肋骨和破损的脏器。

皮内斯抓住尤里的胳膊，勉强把他拖到附近的自己家。“他锁骨骨折，一侧肩膀脱臼。”

“为啥不叫我？”我哭喊着，“我来背他。”

皮内斯把尤里放在床上，坐在他身旁。他把衣服从那英俊、优美、伤痕累累的身体上全部脱下，然后用软布擦拭伤口，并且给伤口消毒。

尤里疼得翻来滚去。浑身的伤痕色彩如同鲜花，大腿根散出的气味钻进皮内斯发炎的鼻孔，“堵塞了我的鼻窦”，如一层蜜露聚在他前额后方。

皮内斯守了尤里一整夜。

“他问我为啥每回都要喊叫，为啥村里的女人排着队跟我上床。”

“他又震惊又痛苦，我的问题他一个都不回答。”

那些声音，沉闷的击打声，骨头的断裂声，关节的嘎巴声，皮肤撕裂的锐响，在皮内斯脑子里挥之不去。天太黑，他没看清打人的人。现在他怀疑村里每一个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人。“我们现在变得像森林里的野兽，”他说，“每个人都要生吞自己的亲兄弟。”他的脑壳薄得像穿孔的薄膜，包不住悲哀和愤怒。“我一辈子都在站在岸边，现在大坝垮了，我自己也可能被潮水卷走。”

一大早，他把茶和饼干留在床边，就奔我家牛棚来了。亚伯拉罕和约西一边挤奶，一边念叨尤里不知去哪了。我正在谷仓里卸一车甜菜饲料。

“尤里在我家。”老教师说。

话刚出口，村委会的人进来了。亚伯拉罕让我和约西继续挤奶，自己带着村委会的人进了屋。过了两分钟，满街响起利百加惊恐的尖叫。她已经够没面子了，她爹不是庄稼人而是鞍匠，她男人是村里令人失望的头生子。这一切好像还不够，现在她儿子又做出这种丑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用猫腰低头，不用爬树，也不用做贼似的躲在黑暗中，就能把全部谈话尽收耳中。

“都怪那个无聊的幼儿园老师，老让他走她屁股下面。”我舅妈哭喊道。

“那你也不用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吧。”亚伯拉罕说。

“都怪你。你自己在九岁的时候也够无聊的。你弟弟操牛，你妹妹从村里每家的房顶上往下跳。”

牛棚房顶上的一群鸽子忽然惊飞，翅膀扇动的声音拂过利百加的面颊。村委会的人耐心地等着风暴平息，然后向尤里的父母宣布村里的决定：“让尤里离开一阵子。”他们还说，雅克菲的老婆当晚就被送到城里她姐姐家去了。五十岁的老处男麦舒拉姆·泽尔金事后说：“如果把尤里睡过的女人都赶出村，那咱村除了冬妮娅和丽娃就剩不下别的女人了。”

尤里被送到地区医院。我只去看过他一次，因为他拒绝任何人的探访。“至少爷爷死了，不知道这事。”他说。绷带和伤痕也掩不住他的美貌，护士们对他眉目传情，他兴致寡然，她们还以为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他出院后，家里决定送他到他舅舅家。他舅舅是加利利一位富有的道路承建商。亚伯拉罕和利百加送他到火车站。我在饲料仓的房顶，目送他们从“拓荒者之家”的小路离开。

他们在外公的墓前停留了一会儿，然后穿过果园，像蚂蚁一样消失在草黄色的天际。我曾经看着才泽在安息日散步时这样消失，以法莲也是这样不见的，菲吉外婆和她的同志们这样奔向铁轨，列文在参加完他妹妹的葬礼之后也是这样回到了特拉维夫。

尤里穿着浅色衬衣和熨烫过的蓝色棉布裤子，手提小木箱。利百加走在他身边，亚伯拉罕走在前面几步，低着头，仿佛在清路。他们穿过收割过的麦地，绕过英军废弃的高射炮，到了高大桉树掩映中的车站。火车开了，只留下一声长鸣，我看见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往回走。这回是利百加舞动胳膊大步在前，亚伯拉罕不时弯腰往路旁的老鼠洞里放几粒毒种子。

我每次向皮内斯提起尤里，他就说我不懂，因为我从没对某个女人产生过爱欲。他一贯的谨小慎微忽然烟消云散，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你只爱你外公，没爱过别人。我有时候觉得你就像以法莲的那头牛，没准也得靠什么人把你扛到背上带去交配。”

其实我早知道表哥的风流韵事，但是我没告诉他。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不过我好几次无意中偷听到女人之间不知羞耻的悄悄话，她们笑着嘀嘀咕咕，说起尤里时手指、眼神都透着挑逗。过后，我发现她们在村里相遇，总是会神一笑。这些人中有里洛夫和李伯森的孙女，牛倌舒卡的老婆，木匠吉登的女儿，米迦·马古利斯的娘，跟我们同班的米迦本人，医生的老婆；还有兽医的老婆，别看她岁数不小，疯劲儿像风中的小麦那样一点不弱，不停地大喊“以法莲，以法莲！”——她们每个人都这么喊。

尤里没想到我竟然全知道。他说：“最奇怪的就是，我喊她们名字的时候，她们乐不可支。她们还互相交流，觉得互相诉说比实际跟我做更有意思。”

第一位是里洛夫声音嘶哑的孙女以德纳[1]，她九岁时胸就挺起来了。每个月都有那么一次，成群的大雄蛾子在她窗外扑棱。

她那时十七岁，比尤里大两岁。尤里一天到晚盯着她看，举止轻浮。她烦不过，索性一把拉着尤里上了水塔。

“我不从都不行啊，”尤里说，“她手里拿着枪。”

他跟在她后面往上爬，眼睛始终盯着她包裹在白裤子里、在夜色中发亮的臀部。

“她太骚了！”尤里对我说，“她弄出的声音像光脚踩在泥里。我就想扑到她身上，手脚头身，全钻进她的身体——可我忽然想起她爷爷的炸药和枪弹，一想到她爷爷知道我进了他孙女的弹药库会对我怎样，我就忍不住笑起来。”

“有啥好笑的？”以德纳问道。

“我把里洛夫的孙女给操了。”尤里一边亲她，一边小声说。

“有胆让大家都听到。”她咯咯地笑。他二话不说，把头探出水塔的栏杆，扯着嗓子喊起来：

“我把里洛夫的孙女给操了！”

喊声被夜风裹挟着，在树梢上弹跳，散落成没有意义的零碎字母和音节，没有被庄稼汉们听见。

甚至没有落入我这个偷听高手的耳朵。可是皮内斯听见了。他的双耳从来不被泥土堵塞，他跟昆虫、孩童的亲密关系教会他从零碎的音节中听出意义。村里的女人也听见了。她们会从单调乏味的生活里找乐子，哪怕乐子躲在毛茸茸的南瓜叶背后，或者母鸡臭烘烘的水槽里。

老教师从床上跳起来，大汗淋漓，冲出房门去抓坏蛋，而女人们只是醒来，不约而同地对着黑暗微笑。她们一下就认出了那个种马般嘶鸣的声音。一缕微妙的奇香，一种水晶般的透澈，年轻的身体或者无瑕的水晶的触感，令她们动弹不得。

“你永远不懂，”尤里说，“你对女人没兴趣。可我想到了关在黑屋子里的那些可怜的雌火鸡，想到奶奶，还有舒拉密，想到哈依姆·马古利斯甜蜜的手指，想到可怜的但以理·李伯森，他出生三个礼拜就爱上了你妈，还想到奶奶说，每个人都会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真爱。我要去寻找我的真爱。”

皮内斯说：“法尼亚·李伯森如果还活着，她会说这是你外婆在复仇。‘劳动者之圈’的柔情蜜意在米尔金家族的血脉里化成了永不凝结的毒汁。你外公无法爱上菲吉，只好用对舒拉密的渴望和仇恨折磨自己。亚伯拉罕九岁唱出了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情歌。接着是尤里，他让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分寸感。还有你，家里的公牛，以赛亚网罗里的黄牛[2]，硕大，健壮，没心没肺。”

尤里挨打，对老教师打击很大。“我们做错了，”他在村通讯里写道，“在教育上，在政治上，错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错了。我们深陷泥潭，像瞎眼的野兽一样遭受灭顶之灾。”

皮内斯在九十五岁时，蓦然发现恶浪已在堤坝外干涸，清风再度吹拂大地。

“我要是能把脑子里美好的思想讲给你听，那该多好！它们在我脑子里振翅，像蛾子一样。”他对我说。

“我到现在才明白，”他在一篇引发巨大争议的文章中写道，“尤里·米尔金是咱村有史以来最有创造力的思想者。欣嫩子谷的耶利米[3]，迦密山的以利亚[4]，基利心山巅的约坦[5]——尤里·米尔金与他们一样，在水塔之巅道出喻世明言。”

注释

1　Edna，女子名，希伯来文意为“欢愉”，《旧约》伪经《禧年书》中多次出现。

2　参见《旧约·以赛亚书》（51：20），有些版本作“网罗里的羚羊”。

3　参见《旧约·耶利米书》（19）。

4　参见《旧约·列王纪（上）》（18）。

5　参见《旧约·士师记》（9）。

34

“所有的事都发生在爷爷离开村子和去世之后。”表哥被驱逐之后，写信给我。他服完了兵役，在加利利他舅舅的公司里开推土机，不愿意回山谷。“才泽和李伯森瞎的瞎，死的死，皮内斯脑子坏了，麦舒拉姆想把村子变回沼泽，我爹我娘出国了，约西当了职业军官，说话不动嘴，想事儿不用脑。我被赶了出来，倒是你，成了山谷地区最富有的庄稼汉。”

“我收到皮内斯的信。他在思考我们。他在信里说，‘米尔金的两个孙儿一人给了他一闷棍。一人利用死亡，一人由于爱情。一个恋尸癖，一个性欲狂。’可惜爷爷不在了，听不见皮内斯这些话了。”

“这老头儿从不失态，这是怎么了？”尤里写道，“谁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崇尚自然的天使，还是可怜的菲吉奶奶的‘劳动者之圈’的撒旦？我和你一样，也一直在思索关于以法莲的事儿。爷爷让以法莲戴面罩，是为了以法莲，还是为了他自己？有时候我觉得以法莲纯粹是因为爷爷才离家出走的。”

海边无人的沙滩上留着我的大脚印。我望着眼前浅色、贫瘠的土地，惊叹于物产的美丽和无用。和山谷的泥土相比，这里有什么不同呢？速度快一点而已。更快地吸收水分，更快地失去水分，更快地被风吹走，更快地聚集成丘，更快地散落，更快地成团，更快地留下印记，也更快地抹去印记。

孩童戏耍留下的潮湿足迹，沙滩鞋的鞋印，女子圆润的脚跟走向水边的痕迹，都消失在水里，慢跑的人笨拙、痛苦地在沙地留下一串深坑。如果以法莲扛着冉·阿让在这里走过，那重量会在沙地留下很深的凹陷，比我的脚印还深。

我没法想象有人会因为外公而离开。直到今天，在内心深处，我还想拉着他的衣衫，躲在他的羽翼下。我想对尤里说：“才不是。根本不是。没人会想要离开外公，即使是以法莲舅舅也不会。”

外公一直在找以法莲，直到他去世。他在黎凡特地区铺开大网，搜寻一个肩扛浅色大公牛的戴面罩的男人。斯托夫斯上校正在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服役，也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四处寻找以法莲。里洛夫的阿拉伯老朋友从叙利亚和黎巴嫩传来消息。复国运动也在国内有自己的谍报网。农业顾问、党派活动家、割礼师、能遇上各类人和兽的形形色色的旅行者，全都得了信，要多留心。

不时有夏洛莱牛处处留种的传言，地点千奇百怪。麦加回来的朝圣者向马扎里布部落首领报告，在沙特阿拉伯的奥尔·马格纳附近的海岸，见过一头巨大的白色公牛。两位苏格兰博物学家在土耳其赛汗沼泽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黑鸭的繁殖习性时，看见一头短腿浅色的小牛在和一头母水牛交配。一只迁徙的椋鸟被脚上绑的金属管子烦得不行，落在皮内斯的园子里，求他给拆掉。鸟儿说曾看见以法莲在黑海里向北游，冉·阿让在岸边狂奔。

这些消息曾让人充满希望。可是行走无声无影的以法莲，这个渗透、伪装、潜行和生存高手，始终没有被找到。他去了大家一开始都意想不到的远方。过了几年，一位法国摩托车赛手在亚美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发现了疑似夏洛莱种的小牛。冉·阿让的精髓仿佛变成了花粉随风飘散。

“他一准带着冉·阿让到阿尔及尔的那家妓院去了。”尤里说。

“国界从来挡不住以法莲。”他的老上司洛瓦特爵士从伦敦来访时这样说。他告诉外公：“您儿子是一流的士兵，真正的朋友。他退役以后我们仍然有联系。他帮了我们的大忙。”

外公紧咬嘴唇，一声不吭。

洛瓦特爵士是一位老绅士，身材消瘦，拄一根雕花手杖，戴一方蓝色丝巾。丝巾的另一个作用是遮挡从喉头伸出的不锈钢管。他笑的时候，管子会发出轻微的哨音。陪着他的是一位高挑漂亮的中年妇女，从进村就开始颤抖。

洛瓦特爵士在村里的来访簿上签了名，然后提出要看看以法莲学习无声行走的地方。于是他被带到蕾切尔·列文家。这位古铜色皮肤的老妇人悄然走近正在她家园子里偷吃蔬菜的兔子，忽然对着它的长耳朵大喊一声，吓得那只兔子应声毙命。爵士叹为观止。

然后，他和外公在小屋里关起门说了老半天话。我在木头墙外偷听，被他们逮着后打发到果园里去陪那位漂亮女人。她在鲜花盛开的树下微笑着徜徉，低吟浅唱，把花瓣贴在自己脖子上。

我的任务是保护她，我就乖乖地执行任务，安静地跟在她后面，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妨碍她在梨树下翩翩起舞。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外公都没能认出她。只有我嗅到了她身上的气息，听见了公牛吼叫着冲撞牛棚的栏杆。

洛瓦特爵士和他漂亮的同伴离开之后，外公对皮内斯说：“雅科夫，你还记得《圣经》里雅各怎么说的吗？‘我的儿子还活着。我要趁我未死之前去见他。’[1]”

“他真的见到他了，雅科夫，”皮内斯说，“他最终见到了。”

“我这个雅各却再也见不到儿子了，”外公说，“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跟你们这些人斗到底。你们把他赶出了村子，我要在你们的最痛处报仇，在泥土里。我在心里报复舒拉密，在泥土里报复你们这些人。”

注释

1　参见《旧约·创世记》（45：28）。

35

她说话时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大舌音“r”生硬，“l”音绵软有弹性。曾经，村里的元老都带这种口音，但以色列的空气捋平了他们的舌头，拓宽了他们的喉管，稀释了他们口中黏稠的唾液。

“你外公心里暗自和舒拉密斗了六十五年。他像动物一样在沙子和泥沼中打滚，企图去掉她的气味和她的抚摸。他要把她从每一个毛孔中清除，用铁丝网把她拦在记忆之外。但是，她的皮肤雪白如梨花，明亮如蓝山。从他灵魂的水面掠过的石块，无法沉入水底。李伯森家房顶上低低盘旋的鹈鹕，每一只都令他想起她的酥胸。”

生病后的皮内斯现在又老又胖，胃口大开，好奇心高涨，说话如作诗，快得像连珠炮。他仍装作一位年迈的自然课老师，把我揽在怀里，不由分说地向我灌输他的想法和关爱。我要是用发闷的男低音大喊，他就拍拍我的后脖子。

“复仇需要耐心，”他说，“就像海葱的球茎等待夏季过去。成熟和优雅是它最大的乐趣。它在灵魂的最深处，在麦田的浅土层和光滑的皮肤之下，在隐秘的缝隙中，逐渐成熟。”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切复仇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把外公如何报复村里人和舒拉密，土地又如何报复我们所有人，向我一一道来。那几年里，他的话在村里制造的震动，仅次于“拓荒者之家”。

“这片粗野的土地，向来习惯了圣人遗骨散发出的恶臭，朝圣者和罗马军团经过时令人恶心的踩踏。忽然来了我们这群拓荒者，亲吻它，用我们感恩的泪水浇灌它，狂热地占有它，把我们的小锄头插进它广袤的躯体，叫它母亲、姐妹、爱人。它一定笑岔了气。当我们犁出第一垄田，种下第一片庄稼，当我们清除杂草，排干沼泽，砍净树丛，我们就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再往下，他的语调几乎欢快起来。

“我们倒是把沼泽排干了，可接着发现下面的泥土更加糟糕。人与大地的纽带，人与自然的结合——还能更落后更野蛮一点吗？我们培养了一代土生土长、不受压迫的犹太人，一代与土地连在一起的庄稼人，一群最粗鲁、最爱争吵、最狭隘、脸皮最厚、最顽固的农民。你舅舅亚伯拉罕九岁就明白了，你外公在以法莲出走的时候，也明白了，后来他只管让果树开花，却任由果子烂在树上，这时我也明白了。尤里直到被人打没了脾气，才终于明白。”

“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地，”皮内斯总结道，他显然不再使用什么双关语，“也没有这样的爱人。”

外公站在我和舒拉密面前，衰老，脆弱。

“从现在开始，我跟她住一块儿，”他对我说，“我的娃儿呀，要理解我。我这把岁数，也只能做这件事啦。但我不能在这儿。不能住在这幢屋里。”

我听见熟悉的脚步向小屋走来。皮内斯敲门进来，后面跟着李伯森和泽尔金。

他们相拥在一起，终于掩不住哽咽。从衰老的俄罗斯躯体中迸发出如此炽烈的情感，让我不知所措。于是我转身走开。那天晚上，我睡在成包的饲料中间，外公没来给我盖被子。午夜后他的朋友走了，小屋的灯依然亮着。第二天早晨我回去的时候，见外公正在慢吞吞地做早餐，那位克里米亚婊子在他床上熟睡。

“我从来没给你看过这张照片。”外公说。他的手指扫过箱子的纸衬，笨拙而温柔地摸索着，直到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他拿起嫁接用的刀子，划开并撕下来纸衬，再伸进去两根手指，取出了一张老照片。

“我们年轻时，”他朝床上努努嘴，轻声说，“在那边，她就这样。”

照片几乎从上到下撕成了两半，像是被镰刀削过一般。照片背后用棕色遮盖胶带粘合在了一起。

舒拉密坐在雕花椅上，身穿深色圆领衬衣，系着黑色天鹅绒窄领带，年轻的脸庞棱角分明，双眉上扬如高傲的月牙。仇恨的剪刀切开了文静地交叠着的双手。她浑身洋溢着漂亮女人的自信。

“夜晚，我们到河里去游泳，在长满芦苇和灯芯草的幽静角落里，舒拉密雪白如白鹭。”

我自顾自地说，她把官员和老将领睡遍了。而且无人不知。因为她，你夜不能眠。因为她，外婆死了。

外公站起来，痛苦地踮着脚，冲我脸上打了一拳。他太老太弱，我都没感觉到疼。可我身上大汗淋漓，如同秋耕的骡子。泪水一下涌了上来。

这时舒拉密醒了，我冲了出去。半小时后，他俩到院子里散步。我远远地跟在后面。外公带舒拉密去看亚伯拉罕的奶牛棚、饲料仓和正在狼吞虎咽吃特供早饭的老才泽。骡子平静地看着她。他活到这把年纪，很明白畜生在人面前并没有优势，二者的生命过程都不过是奋力拉车，一路沟坎颠簸。他们走过菲吉外婆当年用过的土灶，破损的内壁上至今留着面包、痛苦、烤南瓜的味道。然后他俩向果园走去。外公带着舒拉密看不同的果树，我在后面看见外公的长衣袖飘飘荡荡。我知道他这是挥手告别——向桃树，向梨树，向杏树，向我。

“看看，看看，”尤里走过来，站在我身边，“活脱脱从俄国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

过了一个月，他俩搬到了“老年之家”。外公一直用刻意的、精打细算的、永不消停的爱施行着报复，至死方休。他手法纯熟，冷静无情。旧日的那种爱抚带来的欢愉让舒拉密褪尽枯叶，双手挠墙，双腿蹬直，全然不顾关节衰老，患有风湿。

后来，就像尤里在信里说的，外公死了，世界土崩瓦解。利百加的音量提高了十倍，亚伯拉罕愈加沉默，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而我，什么也不吃，因为一大团思念堵塞了我的胃。米尔金从家里搬出去的消息不胫而走，从笔尖传到笔尖，从棚屋传到棚屋，霎时飞越了田野。没几天，野草淹没了小屋旁边的菜园和花园。腹部几乎拱到和背一样高的黑蚁在地板上疯跑。果园里三株绝望的杏树颓然倒下，空心的树干里满是怀疑的白花花的木屑。牛蝇不管不顾地落满院子，粗壮的口器刺入人畜的皮肤，留下血印。牲畜受了叮咬，就暴躁得无法工作。

牧豆从小屋地板下面钻出来，丑陋的果实在我眼前，像癌症肿块一样膨胀着。我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来了约西。我俩扛着锄头到院子里，把诅咒一般的枝叶连同地下疙疙瘩瘩的硬长根一并铲除。约西干了一天，实在受不了了。他的双手起了水泡，到晚上腰都直不起来了。

“没个头啊，”他对我说，“地面上的一周砍一次吧，多洒汽油烧烧，或许能行。”

可我要找到它的命脉，找到那个外公一走就把触角从地下伸出来纠缠我的母体。我挖的深沟横跨院子，一直延伸到田里，再伸向果园。我在玉米地和苜蓿地挖沟，在英军的旧炮台挖沟，土坷垃随着锄头飞舞，鼹鼠和蜈蚣四下逃窜，碎陶片和蝼蛄从地下翻出。我埋头苦干四天，挖掉了所有的枝蔓，一抬头，发觉自己到了泉边。

就在这黑莓丛里，婴儿亚伯拉罕躺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皮内斯遇见跟着他的犁走来的阿拉伯老人，布尔加科夫的遗臭依然呛人，空气中还飘着它油亮的毛发，土木香的叶子仍凝聚着土狼的毒气。母藤的老巢就在此处。

顽固的根须在这里陡然变粗，扎向泥土深处。我把根须缠在腰上，脚跟站稳，拼命向上拔。我继承了母亲的身高和父亲的强壮，长成二百七十磅重的大块头。一点一点地，泥土向上翻起，发黄的根须开始松动，带着大块土坷垃、死老鼠、猫头鹰粪便、白镴啤酒杯、锡制玩具的碎片，一起见了天日。当年患疟疾的德国孩子攥着这些玩具死去，锡片上至今留着他们的体温。

主根被拔出来时，我仰面摔倒在地。白色的小根须颤巍巍地寻找可以抓的东西，像蠕动的寄生虫。地上留下一个大坑，坑里冒出一股乳白色的毒烟和成群的蚊子。我探头一看，只见往昔的浑水在坑里缓慢地打旋。水面上飘着一层虫子，耐心地用头上的短管呼吸。就像任何一个皮内斯的老学生那样，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那是疟蚊的幼虫。

坑底传来低沉的流水声。喧嚣的沼泽被元老们深埋，又被种下的桉树镇压了多年，此时一经阳光照射，就开始向我喷涌。

我吓坏了。老一辈拓荒者给我讲的各种恐怖故事已长入我的身体，这一瞬间全都活了过来。我拼命用锄头把土填回坑里，再用全身的重量和力量把土踩实。

回到家，我发现羽毛状的牧豆叶子枯萎得奄奄一息。我用手扯下残留的枝叶，然后就去睡觉了。我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伴着春天的气息、小屋木墙的香味和外公的体香。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完全笼罩在他巨大的阴影下，已然长成了低矮的蕨类、地面的苔藓。

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我躺在床上，不盖被子，听着屋顶细碎的脚步和黄毛鸡哆哆嗦嗦的啼叫。直到亚伯拉罕拿着一整罐牛奶来找我，说外公让给他送去。

就在那时，我接到免除兵役的通知，因为我是孤儿。村里人议论纷纷，说其实是因为我心理有问题。

“那孩子把疯癫的外公当成妈，还能指望他啥样呀？”我舅妈利百加说。

利百加舅妈向来就不好惹，自从外公搬到“老年之家”，她就公开地恨上了我。她生怕外公会在遗嘱中把农场留给我，就老央求自己的两个儿子到“老年之家”去探望外公。可是约西说要忙着照顾牛，尤里根本懒得理她。

“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树木，也不想当一个农民，”他说，“谁想在这种地方过日子？整天说来说去，就只有养牛那点事儿。”

不过大家对我都还是很客气。村里十几岁的少年数我最壮。我十四岁就当上了拔河队的主力。每次比赛之前，外公都对我说：“只要脚跟向下用力，站稳，巴鲁奇。让他们瞧瞧！”

除了皮内斯，我什么朋友都没有。皮内斯愿意跟我聊天，讲讲自己的新想法，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才泽会从窗外看看我，点点头。可才泽太老了，几乎不再说话。

小屋里一直留着外公的气味。每天清晨，我在这气味中醒来，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我腌的橄榄味道跟他腌的不一样。我还是不知放多少盐，橄榄很快就会长毛、烂掉。鲜鸡蛋不是像石块一样沉到桶底，就是像从弹弓里射出来一样跳到桶外。

尤里说得对，我就是“屋顶上的孤鸟”。他被赶出村子以前，每天早晨都来看我，从他妈的储藏室里偷两块蛋糕，一块给我，一块给才泽。

“你怎么能活成这样呢？”他问道。

燕子在天花板的角落筑巢，墙上蒙了一层灰色的苔藓。

“你可不能让小屋就这么毁了，”麦舒拉姆说，“这是村里早年留下的最后一批物件之一。”他来这儿把外公的旧帽子借去展览。就是我爱戴着下地的那顶软沿灰帽。

我一个人住在小屋里，在四面朽墙之间游荡，想念着抛弃我的外公，死得早的爹妈，失踪的舅舅，希望天上的星星让我不再觉得孤独和悲伤。只有墙角灵动的蜘蛛和墙上半透明的壁虎与我为友，壁虎用小爪子攀住墙壁，用无知的黑眼睛看着我。白天，我照看外公的果园。他高踞爱巢，命令亚伯拉罕把果园交给我。

“那孩子得有点事做，”他说，“而且他手巧。”

我学着外公的样子，给树木修剪枝叶，切口、绑枝，用焦油涂抹伤口，等着果子成熟、掉落。亚伯拉罕隔三岔五叫我到牛棚搭把手，我也乐得帮忙。我喜欢把沉甸甸的大包草料从车上卸下，然后码在饲料仓里。我也喜欢清理污水沟，或者把焦躁、兴奋的小母牛牵到人工授精器前面，让她们经历自己的第一次幽会。

如果我觉得生活了无趣味，乃至骨头都开始朽坏，我就到牛棚，找小公牛摔跤。我走近一头半吨重的牛犊，漫不经心地抓住他的犄角。老才泽从面前一摞旧报纸上抬起头，投来狐疑的一瞥。那些牛犊是布拉玛牛、安格斯牛和夏洛莱牛的杂交种，身躯庞大。他们一见我甩掉衬衣靠近，就兴奋而骄傲地怒吼。他们爱我。在他们短暂而艰辛的一生中，只有我这么个亮点。

那个年代，养肉牛是非常赚钱的营生。可我舅舅亚伯拉罕每回看见牛贩子停下他们的卡车，眼里就冒火。他们抓住牛尾，在手上缠几圈，推搡着庞大的牛犊走上卡车的活动坡道，把他们弄得很疼。亚伯拉罕受不了这个。牛犊被送到屠宰场的时候眼泪汪汪。此后两三天，亚伯拉罕浑身紧绷绷的，像个机器玩偶一样在院子里跌跌撞撞。

对我与牛犊的玩闹，他从来不置一词，可每回撞见，脸上都隐隐浮现出微笑，眉间的深沟舒展开来。有时候，我光着膀子，大汗淋漓、青筋凸起地从牛棚里出来，却瞥见利百加舅妈躲在一棵大桉树后面。

“干吗把牛往牛粪里摔？找个姑娘不好吗？”她愤然一喊，匆匆离开。

我在外公的抽屉里翻出旧纸片和旧文件，我妈做的干花，还有全国各地咨询农业问题的来信。“我地里的土很黏，逢雨必涝，”卡佛尔·伊扎克村的阿尔耶·本－大卫写道，“您看我种桃树行吗？”

外公给每封信都贴上了回信的副本。他建议“亲爱的阿尔耶”每英亩种一百四十四棵树，并且嫁接到樱桃李的树干上。

我翻出几片皱巴巴的病树叶，来信的人请他找病因。他的亲笔回信写着：“西缅，我的朋友，我说要修剪老枝，但不适用于新葡萄园。在这个阶段，嫁接后长出的每个新芽都不要动。只需去掉砧木的旁枝。”

还有其他发现。“我和另外几个人一起住在出租屋里，”史洛莫·列文从耶路撒冷写信给加利利的妹妹，“每天斫石不止，下班回家，双手肿痛，不能举物；离家不远有几株老橄榄树，我以头抵树，号啕如孩童。我真能成为劳动者吗？还是只能当妈妈的宝贝？”

雨点敲打小屋的房顶，山谷中持续、充沛的雨水把土地泡成泥潭，把人的血肉泡成海绵。我喜欢像老辈人那样在雨里逛，把一只空口袋套在头上和肩上，像僧侣的大帽子。我每个礼拜到会议厅看一次电影，主要是想看里洛夫把占了他老位置的人从座位上扔出去。有时候，我走到泉边，仰面躺下，透过灌木的枝叶看天。外公当年带着他的头生子亚伯拉罕来到这里，全村人爬上水塔看他的神光。

“我整夜燃着一小堆篝火，”外公对我说，“火光赶走豺狼，把黑莓和纸莎草的叶子映成金黄。亚伯拉罕在熟睡，我坐着思考。”

清洁女工每礼拜来三次。晚上我坐在一尘不染的厨房里，喝茶，想象黑暗中的村庄。

我们村呈“H”形排列。农舍排成两行，场院向两侧延伸。米尔金家的农场在东北角。学校、会议厅、孵化房、奶场、村诊所、商店、饲料仓、邮局在中央。非农户也住在这里，房屋外面有小院子和备用粮仓。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野。麦舒拉姆盒子里的那些老照片——帐篷搭建在贫瘠的土地上，人不论男女，破衣烂衫，鸡骨瘦如柴，牛无精打采，和法老梦中的一样[1]——仿佛是拍的另一个地方。如今每户人家门口高大的柏树和木麻黄成行，早年种下的华盛顿棕榈树笔直修长，枝头茂盛的枝叶向着天空招摇。

我在“拓荒者之家”门口漂亮的大道两旁，也种了十几株这样的棕榈树。这时候，米尔金家只有亚伯拉罕、利百加和约西留在村里。他们每逢礼拜六去探望尤里。有时也邀我同去。

约西开着一辆老旧的斯蒂庞克。他没有驾照，可是车开得极好，而且非常小心。道路仿佛通过双眼不停地输入他的大脑。亚伯拉罕照旧沉默寡言，利百加开始还想东拉西扯地聊会儿天，不一会儿也就放弃了。坐在车里的她简直就像一头挨骂的牛犊，她最擅长模仿这个了。

利百加的兄弟，就是尤里住在他家的那位，服完兵役就离开了村子，成为一位成功的推土机商。他在全国各地都有推土机，业务甚至扩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个子不高，快活、富有，对我喜爱有加，老要和我比赛摔跤。他狠狠地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问我想不想跟他“开推土机”。

“听说你不少挣钱啊，小伙子，”他的小拳头完全陷入我的大肚子，话里透着精明，“什么时候你那些坟墓需要用电铲，来找我就是了。”

“我有镐和锄头就够了。”我说。

“他把你和你的电铲全买下，你还不知道呢。”利百加说。

尤里一到这里，他的那些事儿就不胫而走，这里的姑娘都把他当成梦中情人。可尤里的日子素得如同僧侣。

当我们好容易有几分钟单独待在一起时，他问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你爹妈——想你爹，他知道有个女人会从天而降，所以向上抬起头；想你妈，她在沉睡中死去，搂着他，梦着肉。”

注释

1　参见《旧约·创世记》（41）。

36

外公和舒拉密离开后，只回来过一次。我记得自己从地里回家时，看到“老年之家”的救护车停在院子里，心里一沉。进了小屋，只见外公躺在床上，亚伯拉罕和村医坐在他身旁。我吓坏了，可外公说他就是太想小屋了，所以来看看。在门边，村医说有话要跟我说。

蒙克医生新来不久。他来的时候，外公已经搬到“老年之家”了。他的金发老婆很友善，对每个人都很好，有时还在学校代课。她像猫一样干净，夏天衣裙上有碎柠檬叶的芳香。她来到村里一个月后，皮内斯和所有女人听见了一声喊叫，“我把医生的老婆给操啦。”

医生会拉大提琴，还办了几场业余音乐会。泽尔金听过一场后评论说，他把曼陀林上下颠倒夹在两腿之间，“也会发出那样的号叫声”。

“爷爷觉得自己要死了。”蒙克医生故作亲密地说。他那条讨厌的小狗一个劲儿要舔我脚后跟。“我给他做了检查，其实他一点事儿也没有。他这个岁数的人容易这样，所以我们得让老爷子安静下来。”

“老年之家”的人对外公要回村没有多想。可外公一回到村里，就打发亚伯拉罕去找医生。

“我快死了，”他对蒙克医生说，“我想知道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奇怪的是外公一向不看医生。他信任护士和医学生，但就是受不了之前的村医。那位医生从苏格兰来，当时以法莲的信还没到村里。他是位怪异的超级素食者，已经死了好几年。早在盘尼西林发现之前，他就用面包上的霉菌涂抹感染的伤口和潮湿的阴茎。他的食谱里有烤番红花球茎、曼陀罗的中果皮和磨碎的核桃壳。他还会每天早晨晒太阳，用路边摘的锦葵叶和鸡饲料槽里偷来的马齿苋招待客人。他的言论是大家的笑料。他最出名的诊断里有一条是“牛踢了里洛夫的头部，他倒在粪堆里，昏迷了半小时”。

这位苏格兰医生吃得非常健康、平衡，所以永葆青春。他没长一条皱纹，在八十岁上化为黄色的灰烬，长蠹和象鼻虫吃光了他最后一根纤维。

蒙克医生听说过村里口耳相传的雅科夫·米尔金的故事。

“爷爷，我听过很多关于您的故事呀，”他翻看着村诊所的医疗档案，“认识您很高兴。”

他与“老年之家”的医生通了电话，给外公测了脉搏和血压，保险起见，还做了个心电图。

“爷爷呀，”他说，“您壮得像匹马。我是不会让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可您身体好着哪。”

“慢着，”外公冷淡的语气让我暗喜，“这第一，我可不是您的祖父。第二呢，我可没让您下诊断。别叫我爷爷，也别让我参加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说说死的时候啥感觉。”

“实话告诉您，我不知道，”医生感到被冒犯了，“我想那得看您是怎么个死法。”

“老死，”外公说，“我就想平庸地老死。”

我整宿没睡。外公回到小屋，我太高兴了。可他那些话吓着我了。我紧张得无法入睡。而外公，挣扎着起来给我盖好被子，然后回到床上，像个婴儿一样睡着了。

太阳刚升起，我就给外公做好了早饭。吃过饭，外公让我带他到地里看看。我沿着拖拉机的车辙推着轮椅。我们走过牛棚，老奶牛见了外公，欢快地吐了一口气，可一些小牛犊和小母牛却不知道他是谁。

“饲料里要加点盐让他们舔。”外公对刚进牛棚的亚伯拉罕说。

“如今精饲料里已经加过盐了，父亲。”亚伯拉罕说。

“牛总是愿意自己舔盐吃嘛。”外公还是坚持。

我们走过无花果树和橄榄树。外公拥抱了才泽，拍拍他的鼻子。别看才泽年纪大，鼻子还和小马驹一样光滑柔软。

我们到了果园，果园看起来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很好，”外公抚摸着树干和树叶，“给我拿点果子来。”

他闻了闻梅斯利李子和维克森李子，这两个品种如今已经没人种了，然后说土里缺氮肥了。他让我来年秋天在果树间种上甜豌豆，补充氮肥。

“听着，巴鲁奇，”他突然说，“那个医生啥也不懂。我快死了，我要埋在这里，在我的果园里。”

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在抽搐，我咧开一侧嘴角，露出牙齿，挤出一个恐惧的微笑。

“可是亚伯拉罕想把果园留着，您自己也让我照料果园啊。”我说。

“你是要照料果园，”外公说，“别担心。我占不了多大一块儿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的娃儿呀，听好了。我不是回来看看。我是回来死在这儿的。我要死在家里，这样你把我埋在这里就比较容易，不用征得别人的同意，也不用从‘老年之家’的冷冻柜里抢尸体。”

“但这是为啥呀，外公？”我结巴了。

“他们把我儿子赶出了村子，”外公大声说，“我才不去他们的公墓。我才不想跟他们掺和在一起。我要毁掉他们的土地。”

他看着我，目光坚定。“你要把我葬在这里。这块土地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死了以后，你要给舒拉密下葬，也可能还有其他人。别让人把我们从这里迁走。巴鲁奇，就靠你了。只有你能做到。”

外公就这么看着我，直到我慢慢听懂了他的意思。我顿时明白，他为啥要给我吃那些蔬菜，为啥要用那些故事和牛初乳把我养大，为啥要从土狼嘴下救我，为啥一丝不苟地给我称体重。

“推我回小屋吧。”他下了命令。

我推着他回屋，心里沉甸甸的，头一回发觉自己真傻，就像什么都不懂的牲畜。

我安顿外公上床后，他让我回去干活。“我休息一下。”他说。

正午，一只母鸡跑到田间，急切地呼扇翅膀。我跟着母鸡回到小屋。外公等不及地让我到合作社去，找列文买一套新睡衣。

“人到我这把岁数，该享享福了。”他笑着说。

“他是不是还打算给那头骡子买几床丝绸被单呀？”列文讥讽道。

我买回一套柔软的灰色法兰绒睡衣，上面印着浅蓝色条纹。外公让我把旧木柴炉子生起来，再把他的箱子拿到床边。

烟囱里冒出袅袅的烟，外公把旧牛皮纸重新整理一遍：信件、文件、泥土色的照片。之后，他在小屋里踱了几圈，从一角蹒跚到另一角。我没去干活，跟在他后面，几乎要贴上他瘦小的躯体。他准是让我的庞然之躯弄烦了，忽然转身骂我。那我也不走，生怕一眼没看住，他就烟消云散了。

向晚时分，我从牛棚取来鲜奶给他。他喝下去又全呕吐出来，终于忍不住发作，呵斥我把地板拖干净。过后他向我道歉，让我扶他去浴室，再坐一边儿看着他洗澡。我一直把他挤奶的凳子放在浴室里，上面的木板被他的粗棉布工作服磨得泛白。他坐在凳子上，以防在湿瓷砖上滑倒。他把水调得很热，白色的皮肤被烫得红彤彤的，冒着热气，水珠顺着窗棂往下流。他用肥皂细细地清洁身体，不厌其烦地用擦澡巾搓洗耳后、脚趾缝和屁股。我坐在墙边等着，蜷靠在挂着我酸臭工作服的衣钩下方。我看得出来外公要独自思考，所以不打扰他。

等外公洗完澡，我扶他站起来，给他裹上大大的柔软的旧床单，他喜欢用这床单擦干身体。然后我把他抱回床上，像护士抱着婴儿。他慢慢穿上我给他买的新睡衣，让我帮他扣上上衣的扣子，然后说：“把我葬在我的地里，在果树中间。”说完，他躺下，把眼镜搁在床头小桌上，把被子拉到下巴，沉沉睡去。一直过了六个小时，我才终于承认他失去的知觉再也回不来了。

利百加和医生主张送外公去医院，可亚伯拉罕说，父亲决意要死，应该让他去。半夜一点，蒙克医生说外公可能昏迷数天，利百加和亚伯拉罕就回家睡觉去了。外公的身体一直在呼吸、颤抖，分泌出恶臭的、干巴巴的褐色泥土。

我靠在小屋的木墙上，整整三天没合眼。人们进进出出，可我恍惚迷离，分不清谁是从门里进来，谁是从外公的箱子里出来。到第三天晚上，我的身体因为缺觉而变得千疮百孔，软弱无力。小屋里梦的旋涡消失了。我知道，外公死了。我走到床边，把他抱起来。外公又小又轻。

“土地，土地，”他忽然说，“土地会开口。[1]”

我抱着外公往田间走。我们走过饲料仓和牛棚，牛犊们频频点头。我们在以法莲曾经藏身的小棚子停了一下，取了一把干草叉、一把镐和一把铲子。我们静悄悄地从才泽身边溜过，他正扭着身子跟自己较劲。远处传来豺嚎，惊动了火鸡。地上、草叶上和不远处的弗德森拖拉机上，覆着厚厚一层露水。

“就这儿。”外公说。

我先用镐挖了几下，然后用干草叉继续向下挖出一个坑，把大土块扔出去后，再用铲子把四壁拍平。我挖了又挖，拍了又拍，在苹果树和梨树中间挖出一个一码半深的方坑。我浑身是劲，又近乎疯狂，只花了二十五分钟，坑就挖好了。

我脱下外公的睡衣，把他放在坟里。他的身体在夜色中光滑雪白。我把土盖在他身上，用脚踩实，再放上从我家地界边上搬来的大石块作为标记。做完这些，我躺在潮湿的地上，沉沉入睡。

清晨七点，阳光透过梨树的叶子照在我眼皮上，我醒过来。亚伯拉罕舅舅在叫我。蒙克医生站在一旁，面无血色，村委会头头雅克菲一脚踢在我肩上，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蒙克医生壮起胆子向我扑来，一边可怜兮兮地企图摇晃我的身体，一边喊叫，像个疯子。

“我怎么填死亡证？我怎么知道他死没死？这怎么回事？”他不断重复这些愚蠢的问题。雅克菲拾起外公的睡衣，表情怪异，仿佛想从睡衣里找到解谜的线索。

“把睡衣放下！”我喊道，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声音了。

他愣了。我一把推开蒙克医生，像头公牛似的一跃而起，照雅克菲脸上就是一巴掌。他的嘴唇顿时成了烂李子。雅克菲给打蒙了，向后趔趄了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如同一只可笑的木偶。我冲出两大步，从他手里一把夺回外公的睡衣。

“这都是为了外公和以法莲。”我说。

雅克菲用胳膊肘支撑着，想站起来。

“你可别胡来。”我警告他。

他虽然比我矮、比我瘦，但体格健壮，和村里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参加过好几次战争。他站起来，用手擦去下巴上的血，干巴巴地说：“过一个小时，我们回来开坟，把他葬在村公墓的元老那一排，你外婆旁边。我要是你，巴鲁奇，就不再惹麻烦。”

他们走了。过了一会儿，亚伯拉罕自己回来了，拿来两条拖拉机的粗链子和一段两英寸粗的铁管。他把东西撂在坟上，一个字没说，回牛棚去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来了。这回还有几个男人跟他一起，其中有雅克菲。雅克菲已经洗了脸，包扎了伤口。皮内斯和达尼·里洛夫也来了。而我已经挖好了坑，打算在墓边种些观赏灌木。

我直起身，打起精神。

“我外公让我把他葬在这里。”我说。

“你跟你外公很亲，这我们都知道，”皮内斯口气挺友善，“可事情不能这么做。村里有公墓，过世的人都葬在那里，巴鲁奇。”他以为自己比我聪明，就如同庄稼汉比送去屠宰场的牛犊聪明。他边说边走到我身旁，试图把他那能催眠的手放在我脖子上。可我知道教师和牛贩子的所有把戏，退到坟上的石堆旁，一言不发。

“皮内斯，别浪费时间了，这又不是公民课，”雅克菲说，“这家人可真够麻烦的。”

他做了个手势。我眼角的余光瞥见达尼·里洛夫瘦长的身影朝我移动，手臂伸出。粗铁链一端挂着邪恶的钩子，在空中嗖嗖地舞动，在我头顶旋出黑色光环。达尼低头躲闪。众人后退。

皮内斯不止一次见我翻起大石头寻找蚁蜂和蛛毛蝎。他赶紧走到雅克菲身边。亚伯拉罕也走过去，每个人都听见了他愤怒的耳语。

“我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把事闹大，”他的额头蹙动、扭曲，“别忘了我们家在守丧。我父亲死了，我们希望能安静地悼念他。”

雅克菲重新估量了形势，说：“我们这就走。不过记住了，村委会不会罢休。”

我至今闹不清究竟谁说得对——尤里说外公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却认为他不过是计划得长久而周密，未来只好沿着他挖下的沟渠流淌，直至遇上我，唤醒我。

外公知道谁也不能把他的遗体挪走。他知道他养的外孙是头怪物，谁都惹不起。他知道在他之后，我还会葬下好多尸体，每具尸体都是定时炸弹，带来了一袋又一袋邪恶的金子。

他知道村里人不会把他挖出来，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把任何令人尴尬的东西挖出来。家丑不可外扬。只有出了特别阴暗、可怕的事情，我们才会叫警察。村里从没发生过强奸案或谋杀案，而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和其他歪门邪道的事儿，我们自己选举的村官就能解决，村里的公共舆论和村通讯都忠诚地为其鼓吹。

我在外公的墓边守了一个月。亚伯拉罕一点也没鼓励我，可也不试图阻止我。约西和他妈都站在村里人一边，说我疯了。尤里觉得太逗了。皮内斯忧心忡忡。

“真不敢相信在我眼皮底下出了这样的噩梦。”他说。

“外公让我做的。”我回他。

“简直是不堪！”皮内斯说。

“外公让做的。”

“还如此暴力——又是铁链又是铁棍。你简直就是看守地狱之门的恶狗。”

“外公这么告诉我的。”

皮内斯愤愤地看着我。可是渐渐地，他仿佛放弃了，不再说什么。外公知道迷惘的老教师会劝我，而我不会听劝。皮内斯逐渐孤立无援，他属于会让言辞牵着鼻子走的那代人。“埋在自己的土地里”或者“这里安息着曾经耕种这块土地的庄稼人”，类似的说辞对他这样的人有无法抵御的力量。

我给舒拉密下葬时，他就不再反对了。法尼亚吵吵了几天，发现于事无补，也就安静下来。又过了几个月，罗莎·孟金的棺材运到，她那座粉红色的墓碑在外公的墓碑旁揭幕。这件事标志着我正式成为职业殡葬人。皮内斯彻底崩溃了。

果园行将消失。尤里说，果树有外公的身体滋养，会越长越茂盛。可事实是离外公的坟头最近的那几株果树死得最快，仿佛中了毒一样。离得稍远的也得了病，变得神经兮兮的：树上长了蚜虫，枝叶缩成一团，无风的日子也瑟瑟发抖，果子还没成熟就掉落了，各种各样的虫子都来吃上一口。它们还会断断续续地开花，但花朵的汁液和花粉毒死了蜜蜂和苍蝇，散发出臭味。马古利斯把蜂巢搬走了。风卷走了地上的落花，只留下一片坚硬的泥土。我有时把挂在枯枝上的果子摘下来，它们的味道和手感都像肉丸子。入夜，猫头鹰和臭鼬溜过来偷吃果子。外公的果园很快就死掉、腐烂了。

亚伯拉罕在外公的墓碑上刻下了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写在他手植的第一棵树的标牌上的那句话。

“一棵橄榄树，碧绿优美，果实甘甜。”

注释

1　参见《旧约·创世记》（4：1-12）。

37

外公死后的第一个春天，他坟边的泥土拱动起来。土里拱出背上带黑点的红色甲虫，等待着更多的死者。死者很快就来了。“拓荒者之家”就这么办成了，村里人大哗。村委会召开了听证会，但我拒绝出席。巴斯奇拉回来后，兴冲冲地把决议中他认为最逗的段落念给我听。

“‘李伯森同志：同志们，近一年来，巴鲁奇·申哈尔同志一直在米尔金的农场里安葬死者。申哈尔同志安葬的第一位死者是他外公，未经有关部门同意。据他说，这是他外公的遗愿。数月后，他又安葬了新近从俄罗斯迁入我国的舒拉密·莫泽金，众所周知，就是在米尔金生前最后几个月与之同居的女人。再往后，他就做起了丧葬生意，甚至接纳了前移民的遗体。

“‘里洛夫同志：近半年来，他埋了近五十个死鬼。

“‘夏皮罗律师：里洛夫先生请使用文明语言。

“‘里洛夫同志：我是谁啊？我是村委会！村委会要求申哈尔同志铲除米尔金农场的所有坟墓，并不得再有类似行为。

“‘夏皮罗律师：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我们谈论的是生计，不是“行为”。我的当事人为感兴趣的人提供丧葬服务，以此为生。

“‘巴斯奇拉：我们从来没有违背任何人的意愿埋葬他。

“‘里洛夫同志：巴斯奇拉你给我闭嘴。

“‘李伯森同志：村里在小山上有很好的公墓，绿树成荫，俯瞰山谷，与村子的距离超过三英里，符合卫生标准。米尔金的农场可是在居住区，不符合标准。

“‘夏皮罗律师：依据1940年制定并在1946年修订的《公共卫生法案》，满足下列条件的新公墓，公共卫生部不会拒绝其建立：一、相关公墓对河流、水井或其他水源未造成威胁。二、相关公墓开业时离最近的民居距离不小于一百码。所有新公墓必须有永久性围栏或围墙，其高度不低于五英尺。所有新公墓必须有完备的排水设施。我的当事人声称“拓荒者之家”符合以上规定，并经过政府相关委员会核准，我向你们提交这份执照，以资证明。

“‘李伯森同志：申哈尔同志违反了村里的规章制度。我们回到这片土地，是为了耕种，并靠我们的劳动生存下去。

“‘夏皮罗律师：我的当事人正是遵循你所说的合作农耕的理想。他没有雇佣劳动力，并且照章缴纳一切税费。如果可以的话，我要说，我的当事人所做的正是帮助犹太人回归故土的工作，他对你们复国运动的先驱者表露的尊重，理应成为其骄傲和荣耀之源。

“‘里洛夫同志：别开这种愚蠢的玩笑了。

“‘夏皮罗律师：我的当事人的的确确是靠土地吃饭。他认为丧葬业是农业的一个分支，而自己是土地的耕作者。他用农具挖掘、种植、施肥、浇灌，生意蒸蒸日上。他的墓穴抗旱、防虫、抗霜冻、无病害。我在此提交一份详细的资产收支表，从中可见一英亩地的墓穴收益高于任何其他农作物，不论是在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于所需投入而言。’”

“这一席话，”巴斯奇拉兴奋得难以自已，“对他们杀伤力最大。你的盈利，申哈尔同志。现金。咱们在土地上赚的钱比他们多这个事实。”

38

自从皮内斯发现了史前岩洞，他在科学上的名声就传开了。“那个时候我和村子都年轻着呢。”他对我说。和他所有的学生一样，我熟知那个地方。岩洞位于一片俯视山谷的乱石坡上，在村公墓的尽头处。洞口隐藏在一丛刺梨树和一片德国移民留下的废石堆后面。皮内斯参加我外婆菲吉的葬礼时，注意到一雌一雄两只小猫头鹰，对参加葬礼的人点头哈腰，眯缝着金色的眼睛，好奇地望着他们。“我的心遭受重击，像一株小草一样枯萎，茶饭不思，”他如此讴歌朋友的妻子，“我像荒野中的格里芬[1]；我像废墟上的猫头鹰。”几天后他回到那里，见两只小猛禽在废石堆上筑了巢。地上散落着田鼠白花花的头盖骨，干掉的鸟屎，和吃剩的蚂蚱翅膀。鸟巢里两只雏鸟臭气熏天，一身白毛，嘶嘶鸣叫，他觉得它们像一对矮小的哈西德派教徒。

“我蹲下观察这对雏鸟的时候，发现了岩洞的洞口。”

他刚开始以为这是古代僧侣修行的密室，于是绕过一块大石头，拨开刺梨树丛，进入洞口。洞的内壁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怪味，混合了熄灭的篝火味、干燥的霉味和树胶凝固在时间里的味道。皮内斯拨开一层灰烬和动物粪便，发现下面有一块燧石。再挖下去，他就看见了那块远近闻名的头盖骨。一个英国科学考察队为此专程赶来，挖掘后确定这个岩洞里曾经住过巴勒斯坦智人。

“巴勒斯坦人根本就不是智人。”多年后，皮内斯对我说。他有了一点幽默感，对尤里的恶作剧和列文的恶语中伤多了几分宽容。

从伦敦来的考古学家在岩洞里发现了五具人类骨骼，三具成人的，两具儿童的。皮内斯听说之后，打了个寒战。“想想我们的坟墓也会被人挖开！我简直能看见丽雅被镐头翻起来，她身体里可怜的双胞胎那蓝莹莹的小细骨头全露出来了。”

岩洞里发掘出石制武器、从中间劈开的水牛股骨、断裂的小犀牛脊椎，所以皮内斯断定这洞里住的是猎人而不是农人。由来已久的怨气再次涌上心头。燧石刀、被掩埋的箭头、方厚且眉骨突出的头盖骨，都令他想起里洛夫。

他走到洞外，坐在洞口，看着脚下宽阔、驯顺、肥沃的山谷。村里的寒酸小屋，新修建的道路和年轻的遮阴树，霎时仿佛在长年荒芜的土地上飘浮起来，在数不清的地层上跳跃。拓荒者开垦的土地阡陌纵横，蛛网般联结。那时他还年轻，伟大的时代像钟摆一样在山谷里摇荡，令他感到眩晕。

英国考察队里有位老教授，皮内斯说，他“特别喜欢我”，还有几位高挑快活的学生，头戴遮阳帽，穿着肥大的裤子。他们在山上搭起一座大帐篷，每天下山到村里买鸡蛋、牛奶和奶酪。他们付全款在丽娃·马古利斯家吃午饭，见到整套的水晶餐具、西伯利亚蕾丝桌布和金边玻璃酒杯，喜出望外，穿着袜子在桌下用力跺脚。

“村委会特许丽娃使用这些东西，虽说这些本来就是她的，”皮内斯压低了声音解释道，“是她父母装在皮箱里从俄国运来的。”

皮内斯向我讲述岩洞和考古遗迹的时候，丽娃那个人尽皆知的奢华皮箱早已深埋在泥土和忘却之中。

“这算是我们经受的第一波考验之一。”丽娃的皮箱，我舅舅亚伯拉罕的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蝗灾，还有丽雅·皮内斯的死，都埋得很深，不用液压犁根本别想挖出来。

“丽娃嫁给马古利斯之后，给她爹妈写了一封信，信里讲了马古利斯这个人和他的蜜蜂，还说她热爱艰苦的农活。她在信里附了几张自己的照片——以色列土地上一个穿灰色粗布长袍的小姑娘，在院子里撒鸡食，从蜂巢里收蜂蜜。”

“结婚的时候，”皮内斯说，“没人知道新娘是基辅的贝林家的闺女，她爹是乌克兰最富有的犹太人。连马古利斯都不知道。”

婚礼过去了半年，三对公牛拉来一辆大车。押车的是六位哥萨克人和四位切尔克斯人，他们的马鞍上斜挂着温彻斯特来复枪，腰带上刀光闪闪，坐下马矮小而紧张。车上拉着一口大皮箱。他们从皮箱里搬出乌木家具、薄如蝉翼的餐具、真丝枕头、鹅绒被，还有蓝色花边窗帘和布哈拉地毯。也不知丽娃的爹娘用什么办法，从布尔什维克眼皮底下偷偷运出了这份嫁妆。冬妮娅·里洛夫半是嫉妒半是讲原则，当晚要求村委会开会。村委会成员也已经注意到女同志们的眼神都带着疯狂。村委会的紧急会议向丽娃宣布，合作社不容许希伯来庄稼人家里如此铺张。她要么原物退回，要么带着箱子走人。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马古利斯温和地提议，“我和丽娃商量好了，把嫁妆全数捐给村里。”

丽娃忍泪点头附和，村委会派里洛夫和李伯森前往接管丽娃的财富。此后多年，丽娃眼睁睁看着衣衫褴褛的庄稼汉用她家的水晶餐具吃饭，泥污的手指握着她的金叉，他们还嘻嘻哈哈地假装斯文，互相鞠躬，拖着脚步在刚刚收割过的田地里跳小步舞。我记得皮内斯说起这件事时不断地重复一个俄文词，“narodniks”，俄国民粹主义者。李伯森从不放过任何取悦他老婆的机会，用玉米须做了一副大胡子，把自己装扮成托尔斯泰公爵的模样，穿上白衫，气宇轩昂地走到田间，向同志们致意，假装他们是农奴，还用雕花玻璃罐盛了冰柠檬水，倒在漂亮的玻璃杯里给他们喝。

丽娃的涂漆中式柜一直放在村委会的帐篷里，最后全喂了栎窄吉丁虫。银器拿去换了六头母牛和一头被宠得动辄发怒的弗里斯兰公牛。里洛夫用一席布哈拉地毯买回一门可拆卸的榴弹炮，鹅绒则在村里按户平分，每家分到的恰好够做一床被子。冬妮娅心满意足，村里的章程也得到贯彻。丽娃恨得要命。马古利斯安慰她，蜂蜜从手指上吸吮比放在金勺子里吃要甜。可说来说去也没用。他用蜂蜡浸润她粗糙的双手，把黏稠的蜂蜜倒在她的肚脐里。但都无济于事。她表面上接受了村委会的决定，可“夜间哭得死去活来，全村人都能听见马古利斯家的帐篷在风中抖动”。

“布尔什维克都没能从我父亲手里拿走的，却让他们从我手里偷走了。”她这样对自己的丈夫说。

两年的时间，水晶餐具就全打碎了。那些餐具太透明了，不盛东西就看不见。玻璃杯一个接一个地让庄稼汉的粗手从厨房的桌子上碰掉。

马古利斯整日在花丛中看护蜜蜂。杯盘全部化为齑粉之后，丽娃一无所有，只能与尘土、汗臭、乌托邦梦想和恶臭的牛粪为伍。

“她就在那个时候变疯了，”皮内斯说，“女人爱干净本属正常，不过是筑巢本能的高级形式。可是丽娃却发展成了疯狂的执念。”她头系方巾、身穿围裙、脚蹬胶鞋，撕旧衣作抹布，日复一日，战斗不止。

第一步是扔掉垃圾箱。脏东西哪怕捂上盖子，也让她脆弱的神经吃不消。几个孩子只好每天在屋子和一百五十码开外的牛棚之间往返数十次，倒黄瓜皮，倒吃剩的早餐，倒桌上的碎渣，把这些堆一块儿积肥。

“她老朝天上看。”外公插话。

“像外婆那样？”我问。

外公不作答。

“咱村人人都看天，”李伯森说，“看云看雨，看鸽子归巢，看蝗虫。”

“看候鸟。”法尼亚愤愤地说。

丽娃看的是从沙漠吹来的沙尘、从北方飞来的群鸟和漫天鸟屎。“脏鸟。”她冲着鸟群高喊。她用木架和网做了十几个捕蝇器布在房屋四周，并放上肉或者腐坏的水果做诱饵。捕蝇器的口子让苍蝇能进不能出。这招很有效，村里人至今还在用。可丽娃的捕蝇器永远空空如也，苍蝇很快就知道她那儿不是好去处。

英国科学家每天到她家享用罗宋汤、鸡肉和土豆，总得先脱鞋再进屋。他们总是笑呵呵地看着她，礼貌地道谢，然后由皮内斯陪着回到岩洞。

“有段日子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可李伯森对我说，在同志们吃糠咽菜的时候大嚼英国资产阶级买单的炸鸡，绝非自重的社会主义者所为。我就不再去了。”

英国人不知道皮内斯为何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皮内斯也不明白英国人挥舞锄头时为何从不歌唱。

考古学家们挖掘、筛滤了三十立方码的土地之后，遇到了一扇大石门，隔断了下方的空间。他们挪动石门的时候，一阵不祥的轰隆声传来。皮内斯说应该向懂得通过纹理辨别问题的老石匠请教，还从拿撒勒找来了一位。那个阿拉伯老人进了岩洞，耳朵贴近石门，用凿子轻划几下，再用手指轻叩。他说这石门脆如玻璃，一旦打穿，岩洞就将塌陷，把他们全都埋葬。所以岩洞后半截始终没有发掘。

后来，英国人整理行囊，带着他们发掘的东西回家了。区总督下令在洞口安了一扇铁门，上了锁，把钥匙交给皮内斯。里洛夫不客气地说，这岩洞应该用来存放炸药和尸体，举行秘密入会仪式，皮内斯断然拒绝。他犟头犟脑地对里洛夫说，一旦发现有人撬门，他就立刻报告总督。

皮内斯有时到岩洞来躲清净。“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地方埋藏自己。”他笑着说。他最喜欢坐在洞口，从超乎寻常的时空角度俯瞰山谷。他常来洞里研究或者冥想，却从不在洞里过夜，不单是害怕地穴热，也担心洞里的壁虱传染各种史前疾病，比如尼安德特人的伤寒症，或者更加原始的、无法治愈的前类人猿怪病。

他在地层深处发现了一些以菌藻为食的瞎眼蛇，比地表同类变色慢很多的白色火蜥蜴，以及在巴勒斯坦未曾发现过的非洲木虱。他震惊了，说这些是“活化石”。离岩洞不远的地方长着一小丛刺槐，这是“数百万年前非洲植物侵入此地的唯一遗存”。皮内斯认为木虱属于同一时期的遗留物种。他蹲在地上仔细观察这些匆匆爬过的外形类似螃蟹的古生物，惊诧地发现岩洞竟成为时间隧道的一个孔径。这些“无比睿智的微型生物”没有搞复国运动，没有乌托邦幻想和历史传统，却创造出绵延不绝的社会，它们坚忍的毅力使皮内斯心潮澎湃。这岩洞和洞边罕见的刺槐，使得皮内斯仿佛进入了不曾为时间刺破的远古气泡。他觉得进入这地下迷宫如同潜入一颗尚未硬化的琥珀，奇特，黏稠，他常常需要深深地吸一口气。

年复一年，皮内斯把学生带到这个岩洞。我们跋涉近两小时，穿过田野上的陡坡，一头扎进岩缝。皮内斯从兜里掏出钥匙，打开吱吱嘎嘎的铁门，便会有一股寒风带着疑问拂过我们赤裸的脸和腿。皮内斯先让我们坐在洞口的小水潭前。那一潭古水已经老得失去了味道，各种渣滓早已沉入水底，只有一些没眼睛的小东西在水面上快速移动。这些小生物身体里蕴藏着千古的黑暗，使人们对它们视而不见。不过当它们柔软的身体轻轻爬过我们手背时，还是能够被感知到。

皮内斯教我们如何把燧石磨成利刃，让我们击石取火，然后把我们带到洞外的岩架上，让我们眺望山谷和村庄。

他对我们说：“穴居人也曾经坐在这里，俯瞰我们的山谷。”那时这里生长着高大的漆树和橡树，白蜡树和朴树，还有野生动物——“花豹长满斑纹，狮子怒吼，狗熊奔袭”。

他站起来。“土地水草丰茂，如同天主的花园，”他说，“一道清流淌过山谷，白雾覆盖大地。芦苇丛里有大型食草动物——野猪、大羚羊、河马和野牛。穴居人下山狩猎，就在这块岩架上用石锤石刀砸碎猎物的骨骼。”

皮内斯竟然能听到野牛临死的嚎叫，还有野猪的利齿刺破猎人肚肠的声音。他的目光穿透泥土，深入历史的流沙，娓娓讲述曾经覆盖整个地球的原始雨林，和人类尚未出现时从非洲迁徙到山谷的丽鱼、兔子和野鸵鸟。微型杀手鼩鼱多半是从北方冰川地带迁移过来的，兔子来自地中海对岸，麻雀和香猫来自遥远的亚洲草原。

他周遭的泥土里净是鸟翅、猿腿、牛蹄、兽爪。迦南人、土库曼人、白鹡鸰、犹太人、罗马人、野山羊、阿拉伯人、生活在沼泽里的猫科动物、德国儿童、大马士革奶牛、英国士兵，争相在这破碎、健忘的土地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

皮内斯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一名谦逊且爱好探索的教师。他爱说自己是“民间教书匠”，教授的课程包括自然、《圣经》、年岁轮转、物种灭绝，还有古老神灵和幻象的复活。

“我是冰冻的长毛猛犸象。”他笑着说，嘴里的食物喷溅出来。“挖到我的人会发现我还可以食用。”他这一辈子，“在进化过程中也就一刹那”，却眼看着秃鹫从山谷的天空消失，也见证了懂人话的动物到来。他也听见了乌鸫啁啾，它们离开下加利利山里的栖息地，迁徙到我们村。

那时他头脑健全，思虑周到，尚未遭受疾病带来的异端思想的侵蚀。可他更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感到万事皆空。那条著名的“海上商路”马里斯路，曾引领无数征服者和商人穿过山谷，在他看来却不过地表一道简陋的划痕。西边城墙高耸的米吉多古城，曾有巍峨的堡垒和无底洞一般的仓库，现在却只是蓝色山脊下的一堆废墟。“那条古河，基顺河”，当年威力无穷，吞噬过西西拉的九百乘战车[2]，如今连水沟都算不上。将军和祭坛沉入深渊，宫殿、尸骨，古代的水渠和梯田，周围基布兹的葡萄园，全都灰飞烟灭。李伯森带着法尼亚从葡萄藤下私奔，到现在不过两代人，葡萄藤却已经被铲除，变成了水泥地和塑料制品厂。他们的故事已经被人彻底遗忘。

皮内斯羡慕那些穴居人，因为他们到来之际，这片土地还保持着单纯，《圣经》里的那些驱逐尚未发生，这片土地也不曾被人类狭隘的忠诚与爱所占有和摧残。“他只凭着饥渴和单纯的食欲，寻求那温暖湿润、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如今每一个活着的细胞都依然保留着这样的本能。”

他也羡慕麦舒拉姆，因为他全然不顾时间的长翼，对他来说，建村元老到达山谷之日，也就是时间开始飞翔之时。他无视分解、腐败的力量，无视白骨和鸵鸟蛋化石，无视皮内斯喜欢搜集的巨型贝壳的碎片。对他来说，建村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一长串无意义的负数。

“麦舒拉姆坚信建村元老赶走了穴居人，清除了沼泽植被，毒杀了乳齿象和穴熊，然后除去杂草，种下蔬菜。他认为这片土地像一位羞答答的新娘，颤抖着期盼他们的到来。”

“其实呢，等谁？等谁？到底在等谁？”老教师用尖细、嘲讽的语调发问。他活到尽头时，已经把各种微妙的讽刺用得烂熟。他知道人类给大地披上的外衣多么渺小，大地多么轻易就能甩掉。“哈，那不过是一层拙劣的虚构，大地！”他感慨道，“薄脆的硬壳下面只有纯粹的自私，小星系边缘的微尘而已。”

“大地欺骗了我们，”皮内斯一脸坏笑地告诉我，“咱以为她纯净如处子。其实没那回事。”

注释

1　格里芬：狮鹫，出自希腊神话，是一种鹰头狮身有翅的怪兽。

2　参见《旧约·士师记》（4-5）。

39

如今，皮内斯老迈，笨重，近视。他的一瞥，远及洪荒，深入地心，他禁不住那种眩晕，数次昏倒在自己房间那满是剩饭、毛虫标本、面包屑的地上。有一天，麦舒拉姆被关于我们村的一项新研究折磨得几近崩溃，就去找皮内斯，却发现他倒在地上。

他把皮内斯摇醒，扶到床上，接着把他订阅的一堆学术刊物中的一种，在皮内斯眼皮下使劲挥了几下。这刊物名为《以色列之国的历史学家》，封面上是一条大鱼盘踞在始祖墓穴[1]，鱼身泛着怪异的红色，鱼嘴藏在鱼尾的鳞里。

“他们最新的说法是，这里根本没有沼泽，”麦舒拉姆气急败坏地吼叫，“这年头真是什么都敢叫研究啊！”

麦舒拉姆头发灰白，手指如爪，让人想起脾气暴躁的埃及秃鹫。他飞快地翻动页面，找到一篇文章，《耶斯列谷的沼泽：神话与现实》，然后食指哆嗦着，一行行点着刊物上的文字，高声朗读。

“听听！‘犹太复国运动出于宣传和政治的目的，编造出一个关于耶斯列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什么沼泽、疟疾、死亡之类。事实上，山谷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并非沼泽。’”

那时，聒噪的新闻记者已把皮内斯封为“耶斯列谷最后的拓荒者”。麦舒拉姆的话对皮内斯来说如同救命稻草，可以把他从自己的异端邪说带来的眩晕中拯救出来，亦可成为他的定心丸，助他在时间的迷宫和空间的险路上稳稳保持旧日的信仰。

“读下去。”他说。

“‘有证据显示，在现代犹太人定居时期，耶斯列谷的沼泽面积不大，’”麦舒拉姆已经把文章背了下来，“‘这自然与复国主义者的话相矛盾，他们编造了一个沼泽的神话。沼泽的实际面积很小，他们却偏要想象为广大无垠。’”

麦舒拉姆把“偏要想象”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怒气冲天。他呷了一口茶，说那些“自称历史学家的农民”，居然还引用了他父亲和李伯森的回忆录，“为了把谎撒得高明一点”，“断章取义”，混淆事实。

“但他们不知道对手是何许人！”他冲着天花板吼叫，“所有文件和证据都在我手里。现在你知道我为何不顾大家的嘲笑，保留每一张纸了吧。”

“看这里，”他指着刊物，“这些骗子居然提到我父亲！”

他又开始朗读。“‘建村之前，元老们勘察了地形。其中一人名叫泽尔金，外号“吉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去勘察第一片沼泽，只见那里杨柳依依。据知情人说，这样的沼泽一点不可怕，因为挖几条普通的排水沟就能降低水位，把水排干。”’”

“吉他。”麦舒拉姆一边咬牙切齿，一边用眼瞟着皮内斯的反应。

“读下去，麦舒拉姆。”皮内斯说。

“我给你读读我父亲的原作，这些所谓的学者根本没有引用的部分。”麦舒拉姆说着，翻开那本熟悉的他爹的绿皮回忆录，《故乡之路》。这本书的编辑、出版都是麦舒拉姆几年前亲力亲为，他还给村里每人都送了一本。

“‘坑洼里都是泛绿的臭水，水里有各种害虫。’”他哗哗地翻书，找到曾在《劳动青年》刊登过、至今还收在学生阅读教材里的那一段，“‘我们环顾四周，到处是绿色的死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灯芯草比人还高。沼泽也是绿色的。但是，尽管大大小小的沼泽里蚊蝇成群，它依然深含着希望。’”

那天晚上，我从墓园回家，正帮亚伯拉罕挤奶，麦舒拉姆到我们家来了。在电机转动和空气受压的轰鸣声中，他大声对我、亚伯拉罕和满腹狐疑的奶牛讲述建村元老如何“与恶水搏斗”，他们一边在“齐腰深的烂泥”里挣扎，一边高唱拓荒者歌曲《青蛙之友》，按照布罗伊尔系统的标准铺设陶管，直到“因疟疾而全身颤抖”。

“‘我们不顾约夫医生的反对，也不顾自己正在发烧，用镰刀不停地砍伐莎草，直到双臂肿痛，肩膀僵硬，’”他滔滔不绝地朗读他爹的回忆录，“‘无论如何，你们都不能试图在这种地方居住。’”他引用了国内最好的疟疾专家约夫医生的话。他手里的资料一大半他都能背出来。

我们正忙着开关气阀。亚伯拉罕终于彻底关上了阿法－拉伐真空泵，麦舒拉姆的讲话已经上升到原则的高度，谴责“犬儒哲学横行，毒害了公众”，“学术界追求名利，哗众取宠，这种可悲的倾向会迅速感染我们的社会，这个村子也不会例外”。

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不往奶场送奶了。他的奶牛产量惊人，所以他在自家院子里安装了冰箱，村里的奶车每天来拉。他一边检查温度，一边说麦舒拉姆应该写篇文章投给报纸。可麦舒拉姆只是气愤地呸了一声，说媒体也是“一伙的”，“这个国家需要来点儿厉害的才能惊醒”。

“太不像话了。”皮内斯附和道。他终于能暂时逃出穴居人的手掌和缓慢瓦解的马里斯路，进入一个缩小的、可以掌控的世界，面对的都是本地所出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今天是吉他·泽尔金，明天就会说拓荒者压根不存在。欸，约夫医生都亲自来看过，并说这里的沼泽堪比哈代拉嘛。”

他写了一篇长文，投给《复国运动报》。结果报纸不仅不登，连稿都懒得退。皮内斯深受伤害，愤愤不平地想起他和其他教师过去经常在复国运动的日报和期刊上发表文章。《劳动青年》刊登他写的“一首小诗”时，甚至加了花边框子，曼多林·泽尔金还专门为之谱曲。山谷地区的每一个孩子都会充满自信地高唱这首歌的副歌：

别说身体累，

别说梦想丢，

你是这土地的拓荒者！

拓荒者永不低头。

后来皮内斯找到村会计，申请一笔钱，自费出版这篇文章。钱给了，文章也出了，可文末添了一行字，“收费广告”，如同耻辱的烙印，令他坐卧不安。

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吞噬居住者的土地》。皮内斯在文章里斥责“沼泽修正主义者”是“胡说八道的势利眼”，并写了他所记得的往事。

“我们去考察那块土地的时候，看见了德国人的坟墓，他们之前想在这里定居，但是死于疟疾。后来我们遇到一位阿拉伯老人，他正赶着一群牛耕地。

“‘你不会染上沼泽热吗？’我问他。

“‘不会，’他说，‘如果你想在这里居住，就要斗争四年，因为你要跟自己的鲜血战斗这么久，但是如果四年之后你活下来了，你就可以住下去。’

“‘你的孩子呢？’我问他，‘孩子死得多吗？’

“‘多啊，’他说，‘老人活下来，可孩子，安拉带走了。’

“一年后，我妻子丽雅死于疟疾，肚里怀着两个孩子，一对清白的双胞胎，这个世界他们一眼都没见过。就像酒政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2]我不想活了，可同志们把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是那想象出来的耶斯列谷沼泽的受害者。”

关于皮内斯的枪，村里人本来已经不争论了，这下又成了话题。

“他还提那把枪干吗？根本就忘了带嘛。”麦舒拉姆认为皮内斯的文章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里洛夫把撞针拿掉了。”列文说。

“你又不在场。”有人对列文说。

“里洛夫对丽雅·皮内斯有意思。”丽娃·马古利斯爆料。

“那婊子根本不是得疟疾死的，她得的是地穴热。”冬妮娅·里洛夫说。

“该知道的人自然知道，不该知道的人就不知道。”里洛夫把头从化粪池里伸出来，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又缩回去不见了。

注释

1　始祖墓穴：犹太教第二神圣的地方。根据《旧约·创世记》记载，大约四千年前始祖亚伯拉罕买下这片土地，用来埋葬妻子撒拉。其后，他的儿子以撒、雅各布及他们的妻子和他自己，也葬在这里。

2　参见《旧约·创世记》（41：9）。

40

皮内斯的广告登了出来，我激动不已。我听过的那些故事，终于被白纸黑字地印出来，供大家阅读。头一回呀。我回首凝望大山，再度搜寻希福利斯的身影、以法莲的碧眼和冉·阿让锃亮的牛角。尤里最烦我说起这三位，不止一次在信里嘲笑我：是以法莲也把希福利斯扛肩上呢？还是希福利斯一起扛着以法莲和冉·阿让？

皮内斯的文章在村里和我们这个地区引发了一定的兴趣，但他期待的大辩论并未出现。

麦舒拉姆心里苦涩得如同矢车菊的叶子，悻悻地说：“我就说吧。这个国家需要来点儿厉害的。”

他回到元老小屋，埋首于擀面杖、洗衣板、熏黑的油灯、粗砂锅、筛子、磨盘、扬谷机、黄油搅拌器和燃油孵化箱之中，构思新计划——做一个沼泽变良田的实景展览。他希望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参观。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浅坑，并往里灌了水。有人问起来，他就说：“我在建造沼泽。”山谷地区的黑土紧密少孔，水好几天都渗不下去。我过去查看时，那里已经有点沼泽的意思了：蚊子和蜻蜓飞来产卵，水藻给这一小片水面镀上一层诡异的绿色，麦舒拉姆一边高歌，一边加紧挖掘排水沟，还在泥里插了几根桉树枝。可是，他的邻居不堪蚊虫骚扰、青蛙聒噪，夜间闯进他家院子，把他一顿暴揍，用拖拉机引擎带动水泵，把泥塘里的水全部抽干了。村委会全体会议上讨论了此事，麦舒拉姆表示自己会决战到底。他说到做到，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挖坑蓄水，比如村口、会议厅门前的草坪、战争纪念碑，还有幼儿园。

那天晚上，我悄悄跟着麦舒拉姆，只见他把学校的消防水龙头拉到幼儿园的操场。第二天清早七点半，孩子们发现“匪帮”当年挖的沙坑已成一片汪洋，水流把沙子冲出坑外，溅得满地都是。赤膊的麦舒拉姆站在水中央，裤脚卷到膝盖，等着感染疟疾。他灰白的胸毛乍起，头上被他爹的吉卜赛丝帕勒出了红印，五颜六色的塑料玩具漂浮在他双腿四周。想到这群金发碧眼、天真无邪的小朋友要目睹如此的场面，我担心起来。有点傻吧，可我真的担心。

倒不是因为真出了事儿。孩子们自然吓坏了。有两个孩子吓得歇斯底里地尖叫，其中一个是雅克菲的儿子，因此结巴了好几个月。如此而已。麦舒拉姆站在他的沼泽中央，没有被哪怕一只疟蚊叮咬，倒是忽来一阵风，把附近松树上正在列队行进的毛虫身上的毛吹到了他肩上。后来他的肩刺痒了好一阵。

那个礼拜，我们去看尤里。他问起“经久耐用的”才泽的情况，还问候皮内斯，说他在报上读到了皮内斯的“广告文”。我说起麦舒拉姆最新的疯狂举动。尤里封他为“沼泽长寿花王”。我俩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利百加说，在她看来，麦舒拉姆的沼泽和我的墓园没什么不同。尤里突然严肃起来，对他妈说，村里还会发生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离开村子，反而更清晰地看到村子的瓦解，而他自己也已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我们开车回家，正好还能睡个午觉。院子里酷热难当。奶牛都在牛棚里打盹。挤奶棚里冰箱的电机在轻声哼鸣。只见才泽卧在他的无花果树下，脑袋上盖着东西。当时谁也没在意，才泽在热天总喜欢用一块绿色的旧布蒙住头。可是等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日头西斜，照在一群绿莹莹的苍蝇上。亚伯拉罕惊呼一声，向老骡子跑过去，却见他头上覆盖着一层野生食尸蝇。

才泽还没断气。他的肋骨缓慢地起伏。靠近他颈部的地上有一个不知为何物的黏糊糊的圆球。我们过了一会儿才弄清楚眼前的恐怖场面，原来那个圆球是骡子的左眼球，被一块飞石打出了眼窝。

一汪血，一地碎石，熟悉的工靴足迹，散乱的蹄印，说明了一切。史洛莫·列文趁我们外出，在炎热的中午人人都把自己关在屋里的时分，潜入我家院子，躲在安全的距离向才泽扔石头，最终打落了骡子的一只眼。

亚伯拉罕找来兽医。这位好心人从来不曾认真思考庄稼人与农畜的真正关系。两人一起蹲在才泽身旁，查看可怕的伤口。

“不太好，”兽医说，“他年纪太大。给他一枪吧。”

“给他一枪？”亚伯拉罕反问道。

“在两眼之间。”兽医说着站起来。

亚伯拉罕把兽医狠狠推出院子。他从牛棚的医药箱里拿出畜用注射器和磺胺，给骡子清洗伤口，消毒，包扎，然后静脉注射了一夸脱[1]半的抗生素。他泪流满面，双手却有条不紊。他在才泽身边守了整整三夜，最后觉得什么药都不管用了，便把加糖的脱脂奶粉、麦糊、糙米和罂粟混在一起，用奶瓶喂给他，仿佛他是患严重痢疾的新生牛犊。

老骡子沉重地呼吸，越来越不行，虚弱得那只好眼也无力睁开。最后竟然是外公的黑树胶救了老骡子一命。我留了一罐在小屋。一筹莫展的亚伯拉罕用手挖了一大捧，塞进老骡子头上那个化脓的大洞里。过了几个小时，顽强的老家伙竟然活过来了。我舅舅这才回屋睡觉。

我在橄榄树后面看着他垂首慢步往回走，他的周遭空气微漾，牛棚的灯光在他脚下洒落一串影子。

我从小喜欢亚伯拉罕。他话不多，也没什么亲昵的动作，可他内心的痛苦我明白。他继承了外公外婆的渴望与思念，又加入了自己的牵挂。我好几年没见过他了，可至今一想起来，他或是蹲在才泽庞大的身躯旁，或正在俯身挤奶，或者又是穿着黄胶鞋、蓝工装走过院子的样子。他那吓人的额头把空气都切出一道道沟。

列文从此没在我家露面。参加基础训练的约西第一次放假回家时听说了此事，他说：“要是以法莲在，准给他吃枪子。”他主张对列文军法制裁，把他膝盖打穿，或者给他埋一枚反步兵地雷。但亚伯拉罕劝我们说，过去就过去了，还让我们替他舅舅保密。可事情还是传开了。走村串户的老剃头匠把消息带到山谷的各个地方，才泽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探望。

仅存的这些元老都已经老迈。他们头戴工人帽，身穿灰衬衣，常年劳作的手指被风湿扭曲，个个看起来像外公。他们每个人都深居简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团聚了。有些人从我爹妈婚礼后就再也不曾相见。这一天，他们在我家院子里散步，不约而同地坐在无花果树下，脚下是良田，高论干云天。村里人说，他们这代人坚韧如钉，伟岸如神。外公尚健在、还在冷眼看世界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次曾对皮内斯说，同志们的猜疑和争执终将使他们走向分裂：精神分裂。

元老们探望过才泽，就随我到墓园。灰衣灰发的一行人在老友墓前驻足，闻着花香，低声交谈，没有仇怨。我远远站在一旁，不敢靠近。

他们中有很多人像外公一样变得矮小，这是死期临近的最早征兆。他们爱得太深，恨得太久，失望太多，拷问太严，所以杀死了身体的细胞，损害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是承载以色列国的酸橙枝。”埃利泽·李伯森在临死前几天对我说。他马上又加了一句，当然在水果中酸橙“味道最差”，仿佛是不想让人觉得他在自夸。

巴斯奇拉半躲在我身后，怯怯地嘀咕：“巴鲁奇，你看，现在一切都好了。”他已经与一部分老人熟识了，他们趁还活着，冒险为自己买好了墓地。

拓荒者们视察着自己未来的安息地，一如多年前刚来时视察山谷。他们每走一步都感受到外公在回应般的震颤。他昔日的同志甚至不用把耳朵贴近地面，因为宽大的脚底已经把他的声音传遍他们的躯体。我不敢跟着他们，不过站在树篱旁的有利位置上，我知道巴斯奇拉说得对，我与山谷老一辈的争执行将结束。

他们回家后，我就明白外公日渐腐朽的躯体、罗莎·孟金的钱袋和经我手埋葬的其他资产阶级叛徒，并不仅是污染了果园，扰乱了人心。没过几周，山谷各处的老一辈拓荒者不约而同地大放悲声。皮内斯最擅长精细观察和准确标示，也是头一个看清局势的人。他刚开始被自己失控的哀哭吓到了，可一旦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就听到了其他的呜咽啜泣声，并且意识到他听到的绝不仅是鼹鼠临死前压抑的哀歌，或果子被喷上杀虫剂的哭号。

“一个声音从高处传来，悲悼和痛哭的声音。”他向我们宣告。

从喉咙深处咳痰的声音，大声擤鼻涕的声音，痛苦地压抑着的哽咽，几乎听不到，却无孔不入，震得夜晚的空气瑟瑟发抖。元老们的牙关咬得再紧，也挡不住哭声逃逸而出。这哭声从他们曾经凶猛而今皱纹横生的咽喉处轻轻淌出，毫不费力地攻克了光秃的牙床和干瘪的双唇。“它们使得泥土松软。”皮内斯说，他告诉过我某些昆虫挖土的能力相当惊人。

消息很快从别的村子传来，快得如同龙卷风。游走的老剃头匠骑着老旧的摩托车，每月来一次。据他说，耶霍舒亚·克里格——就是尼尔·雅科夫基布兹里那位养鸡的，他发明了无燃料孵化器，盖代拉第一份劳动者宣言也是由他起草——在他九十岁生日宴会上，向来祝贺的一大群人宣布自己长了根。如果他没把自己种在粮田灌溉管旁边，妨碍铺设灌溉线或拖拉机完成秋耕的话，也不会妨碍任何人。每次有人要挪动他，他就吓人地尖叫，非说小根须被扯断了，疼得要命。

剃头匠说，最后大家只好把克里格和他脚下的泥土一块儿挖起，移植到基布兹门外路边的柏树林里。他就站在那里，向每一位往来的人挥手致意，调戏羞涩的外国年轻女志愿者，还用完全不靠谱的天气预报烦扰每一个人。

伊扎克·茨弗尼是最早在山谷东头垦荒的人，那时他一手扶犁耕地，一手举枪杀敌。这些日子他老提着一篮软壳红皮鸡蛋在他们村中心转悠，说那些蛋是他亲自下的。他说吃了这些蛋就能永葆青春，所以他自己热切地吃下，还试图让他的子女和孙辈跟他一块儿吃。

“也不是没道理，”皮内斯边说边费力地扭头，想从镜子里看看后脑勺的发型效果，“吃了自己下的蛋，时间就从一条直线变成一个圆圈。”

我们村隔壁基布兹的泽埃夫·阿克曼造了一台新型食物机，据说有革命性的突破。有一天，他带着机器出现在“拓荒者之家”，陪他来的是他满脸羞怯的儿子。

我去“老年之家”看望外公时见过这爷俩，印象深刻。阿克曼一直是基布兹的管道工，他对庄稼汉的势利极为不满，称他们是“麦田里的王子”。王子们带着泥土和干草的味道走进集体食堂，他却浑身是亚麻籽油、肥皂泡沫、下水道的味道。所以他每次都羡慕得要命。

如今，在“老年之家”，基布兹每月都要来人，求他指点下水道、排水管的位置。这些都是多年前由他安装的。而他则跟他们开玩笑。整个管道系统的图在他手里，独此一份。基布兹管理园子的人只能干着急。他们不得不把三片草坪全挖开，寻找漏水、堵塞的地方，或者是水管的走向。老头子三缄其口，就是不说。

他夜以继日地把闲暇和丰富的技术知识全数投入一件事，他称之为“建构主义者的复仇”。他要造一台由管子、缸和亮闪闪的太阳能接收器构成的机器，并借用“老年之家”打杂师傅的机床做了接收器的阀门。

外公搬入“老年之家”时，老阿克曼激动万分。“要不是你那位朋友，埃利泽·李伯森，成天光想着性爱，咱们那时候能做多少事啊！”他又向外公提起奶牛的事。

他问起曼多林·泽尔金和“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提到外婆，他抹去眼角一滴老泪，称外婆是“拓荒者中的拓荒者”。他还问起才泽的情况，当年在亚夫奈尔他曾和才泽一起劳作。之后，他拉着外公的衣袖，让外公坐在他床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说他的机器。他说这台机器将给农民的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再也不用没日没夜、风雨无阻地苦干了，也不用农畜了。我这台机器用泥土、阳光和水制造食物。它会喝水会呼吸，会光合作用，还能储存养分，开花结果，就如同一株植物。”

他在机器底部的大盘里装满泥土。“现在我在这一头加水和必要的化学物质，那一头，接收器会采集咱这山谷里的大好阳光。那边的是控制器。”

他对我说：“看好了，巴鲁奇。”这时机器深处传出闷闷的咣当一声。“大丰收呀，茄子和小萝卜都有了。”

他把几根手柄摇了几下，机器一通叮叮当当，慢慢流出一点看起来像土豆泥的东西。老人舀起一勺，兴冲冲地杵到我脸前。

“来，尝尝看，”他催我，“味道和小萝卜一模一样。根本吃不出区别。”

他儿子显得很尴尬，小声说：“爹，行了，别闹了。”

我每次替他儿子捎来蛋糕和水果，他总是不屑地一笑，说蛋糕对身体不好，水果嘛，他的机器生产的就够吃了，没核，还好嚼。他说他还给一些地方写了信，可谁都不拿他的发明当真，太伤心了。

“就连牛奶，”他又说，“就连你给你外公拿来的牛奶，你能拿当然好，可我的机器也能生产。牛奶和蜂蜜——不都是，别嫌我话糙，不都是动物的分泌物嘛。等我这台机器老了，可不会被放到砧板上，或者扔到‘老年之家’。真的不会。绝不会！”

我实在很烦他，就对皮内斯说了。

“我们都没想到自己会变老，”从尤里在水塔下挨揍之后，皮内斯就因为绝望和衰老而日渐虚弱，“我们一起来到这片国土，一起劳作，一起在山谷安家，以为也一定会一起死去。”

“这是事实，”麦舒拉姆说，“他们的文件里对老年问题只字不提。他们讨论天下的一切——怀孕的同志应该吃啥，如何分配工作服最公平，是否应该给村里的会计置办一双讲究的鞋。只有一个话题从没出现过，那就是他们自己老了以后应该怎么办。”

“与衰老抗争是个人的事，”皮内斯叹息道，“复国运动从不关心这事。我只希望自己离世时，能够头脑清醒地面对死亡。”

如今阿克曼葬在我墓园的第六排第十七号。他的食物机沉默地躺在基布兹牛棚后面，依旧亮闪闪，但无人理会。技术研究所的几位专家听说这事，试着操作了一下，之后就放弃了。除了阿克曼，谁都玩不转，一如我家小屋旁的酸橙树。听说那棵树上曾经结出柠檬、梨子、杏和榅桲，可外公死后就啥也不结了，就那么立在院子里，苍翠，冷漠，不结果，任鸟雀在树上胡乱筑巢，乱糟糟的干草和偷来的羽毛挂在枝头。

只有才泽——老人们是为了看望他才到我们村来——默默地忍辱负重，仿佛决意要谨小慎微地度过一生。我时常解开绳索，把他牵到墓园，让他站在凉爽的树荫下。如果他啃了青草，或者踩坏了瞎眼一侧的花，我也不斥责他。

麦舒拉姆对沼泽的热情似乎也过去了。“泽尔金被最后一场病击倒了。”皮内斯提起麦舒拉姆的父亲。麦舒拉姆很想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让他高兴一些，竟然干起了农活。然而，皮内斯说，像所有的复仇一样，泽尔金的复仇也将瓜熟蒂落，在宽广麦田和光滑皮肤的脆弱表面的深埋之下。

曼多林·泽尔金去世前几个礼拜，把我叫了过去。他依旧住在家里，说什么也不肯去“老年之家”。“我不想让那些理疗师把我手指弄断，或者让年轻的实习医生拿针管扎我屁股。”

泽尔金几乎走不了路，脾气躁，爱发火。麦舒拉姆在一辆独轮车里铺上麻袋，推着他爹在村里走动。

“除了他这没啥出息的，谁还有工夫照顾老爹呢，”泽尔金嘟囔着，“他总算给自己找了点事做。”

麦舒拉姆说，要买一辆基布兹老人用的那种电动车，曼多林向他宣布：“你绝不会看见我坐在那样一辆敖德萨敞篷四轮小破车上。”

曼多林觉得筋疲力尽，再也干不动了。他上好的农田、田里上好的果树和村里最棒的饲料、麦子、棉花，都荒置了。野藤、杂草和牧豆吞噬了泽尔金的农场。成群的老鼠被邻家农田里的毒药赶出来，正好在泽尔金家的荒地里避难，它们把这儿当成基地，伺机杀回故土。村委会三番五次让麦舒拉姆除草灭鼠，耕田种地，可麦舒拉姆力所不及。庄稼汉找李伯森想办法，李伯森绞尽脑汁，想起刚建村那会儿村里来过一位古怪的埃及农学家，那人说老鼠最怕蚕豆。于是他让他们在麦舒拉姆田地四周种上蚕豆。说来也怪，这一招竟有奇效。老鼠都被困在麦舒拉姆的地里，它们不断繁殖，因数量暴增、食物短缺而出现内讧，最终竟长出獠牙，变成食肉动物。每到夜晚，我们就听见它们互相残杀时发出临死的哀号和复仇的怒吼。皮内斯说，蚕豆把泽尔金家的地变成了一条进化死胡同，里面的生物再也不可能变回来了。

与此同时，泽尔金正坐在独轮车里教麦舒拉姆挤奶。他家的奶牛奶子几乎要胀破，不住嘶鸣，痛苦地呻吟。麦舒拉姆的手这辈子头一回握住雌性的乳头。

“我们那么多年都是用手挤奶，”老爷子劈头盖脸一通吼，“用手！你是不是要说你连挤奶机的开关都不会开？”

“她这奶子发炎了，你看不出来吗，笨蛋？为啥让这头可怜的牛受苦？”

泽尔金简直要疯了。关节炎让他的手指弯曲如同鹰爪，完全无法动弹。手掌里的老茧干裂成一道道深口，纵横交错，钻心地疼。他已经无法挤奶、修枝，也弹不了曼陀林。有一天，鞍匠谭春·佩克对他说，克里米亚的老农民用蜂毒治好了风湿病。第二天一早，我把他推到马古利斯墓旁，他脱下衬衣，艰难地从独轮车上站起来，解开裤子，靠在墓碑上，等着马古利斯那群悲痛欲绝的蜂蜜来蛰他。他的身体在太阳下白晃晃的。冬妮娅狠狠瞪了他一眼，但没说什么。她用手指抹去嘴上的残渣，隐入树林。树林里藏着村里的两代孩子，如同累累果实挂在枝头。他们期望一睹建村元老的屁股。

泽尔金痛苦又迫切，朝着蜜蜂连喊带挥手。可毫无用处。常年的劳作和歌唱让他通体芬芳，蜜蜂不拿他当偷蜜贼，都拿他当一朵巨大的花。它们成群地落在他肩上，温顺地在他后背和屁股上爬行。

他坚持了一个小时，之后让我送他回家。蜜蜂在他脖颈的皱纹和屁股沟里留下橙花的花粉。巴斯奇拉用一把大软刷细心帮他弄干净，给他穿上衬衣，系好裤带，跟着我们回村。

我们仨坐在桑树下泽尔金的床上。他夏天又搬到屋外睡觉了，暑热把屋里墙上裴莎该死的香水味全都蒸了出来，让老人的鼻子和原则备受煎熬。

“巴鲁奇，你听着，”他对我说，“我活不长了。你在你外公旁边给我留块好地。”

“就等您一句话。”巴斯奇拉说。

“我在跟米尔金家的娃儿说话，你不介意吧。”泽尔金冷冰冰地说。说完停顿了一会儿。他每次都要确保对方听懂了前一句，才会开口说后一句。

“你要把我的曼陀林和我葬在一起，就像马古利斯跟他的蜂蜜葬在一起，夭折的埃及法老也跟他们的象牙玩具和屎壳郎葬在一起一样。”

“好。”我说。

“这事可不简单。麦舒拉姆见我不弹，就把琴收到他的博物馆里去了。”

让麦舒拉姆交出文物，那可办不到。可是泽尔金已经想好了。“在我的饲料仓里，房梁最里面，有一个小盒子。把它拿给我。别怕，麦舒拉姆不会发现你。如果没人逼他，他绝不会到饲料仓去。”

我擦掉小盒子上的鸽子粪和蜘蛛网，把盒子交给泽尔金。

“里面是各种老文件和没用的旧物，”泽尔金咧嘴一笑，“一张1919年6月‘劳动者之圈’的购物单，一封汉金写给我的信，一封希福利斯的来信，是鹈鹕十年前从安纳托利亚捎来的。除了我和李伯森，谁都不知道。可那老疯子天天往上凑。”

“我把这些交给麦舒拉姆？”

泽尔金看着我，仿佛我是白痴。

“当然不要！”他的声音很尖锐，“就跟他说，你想用这个换曼陀林。如果他像我认为的那样没脑子，他就会答应。他最爱纸片了。我想让你把曼陀林放在我棺材里，这样蠕虫就能在上面为我奏乐了。”

注释

1　夸脱：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夸脱等于1.1365升，美制1夸脱等于0.946升。

41

两个礼拜之后的一个午夜，才泽毫无征兆地挣脱了把他拴在无花果树上的绳子，走到史洛莫·列文的门口。他抬起一只蹄子，礼貌地敲门，然后闪在一边等候。列文出来开门，等他发现骡子庞大的身影从黑暗中向他扑来时，一切都为时太晚。才泽歪着头，用他那只好眼看准了仇人，露出黄牙，一口咬在列文的上臂。他把深仇大恨全都化为力量，汇集在两颚，拼了老命地撕扯，撕裂了松弛的二头肌，咬碎了松脆的肱骨，肉块和碎骨间冒出少许血色泡沫。列文来不及叫出声，就昏死过去。才泽静静地踱回自己的无花果树和饲料桶。

直到凌晨，蕾切尔·列文发现丈夫不在床上，急忙出来，这才发现他躺在园子里，半死不活地呻吟。她的喊声惊醒了全村。约西开车把列文送到医院。起初大伙儿以为又来了一只新土狼。可当天午后，亚伯拉罕到村委会坦白，说是才泽干的。人们急忙找来区兽医。经过调查，兽医宣布才泽应依法枪决。

这下可炸开了锅。亚伯拉罕狂奔回家，边哭边扔泥巴。等兽医带着警察到家，才泽已经没了踪影。我舅舅把他藏在泉边的密丛里了。那天上午我在为两块新墓碑浇注水泥，所以直到下午回家才听说此事。亚伯拉罕说什么也不告诉我才泽在哪儿。不过第二天我自己走到泉边，看见才泽就在那里，空荡荡的眼窝里有脓水缓缓流出。

我说：“我给你拿大麦过来。”可才泽的心思已不在这些：他恍如做梦一般重回那些熟悉的小路，陶醉于不记得名字的花儿的芬芳。那些花也只有在我妈夹干花的本子里能找到了。晚上，亚伯拉罕过来放哨，提防野兽和官僚。可是临近午夜时，他睡着了。才泽趁机溜到田间。

我们把他缺头少尾的庞大躯体从公路运回家时，天已破晓。才泽知道每天凌晨三点，大卡车会把奶运往城里。他就在路边等候。

惊魂未定的司机莫提克说：“他突然跳出来，往车轮下一倒。车上拉着二十八吨奶，我真是没有一点办法。”

经年累月的劳作让才泽不堪一击，他被大卡车的保险杠撞得粉碎，如同陶土玩偶。轮胎的擦痕、缕缕毛发、混着泥土的血泡、骡肉的碎块、皱巴巴的骡皮，在路上撒了三百来码。亚伯拉罕来回奔跑喊叫，轰赶凑过来的豺群。

一个月后，史洛莫·列文出院了，一侧残臂下的袖管空荡荡的。村里没人搭理他。会议厅为才泽举行了追思会，埃利泽·李伯森特地从“老年之家”赶来参加，他说“已故的才泽是复国运动的一座丰碑”。

倒霉蛋列文再也不是自己原来的样子了。他日复一日坐在蕾切尔的菜园里，呆呆地啃食整张整张的杏片。他对才泽耿耿于怀。才泽活着的时候抢他的风头，连死也如此壮烈。那样一种自我了断是列文梦寐以求的，竟让才泽占了先。只有亚伯拉罕会来探望列文，他一直铭记着儿时舅舅送的礼物和他慈爱的手。尤里回村时也会来看看列文。

列文觉得来日无多，就把我叫过去，交给我一大笔钱，让我把他葬在“拓荒者之家”。“和村里搞生产的在一起。”他苦涩地说。

我退回了钱，但答应了他的要求。不管怎么说，他是不折不扣的第二批移民。我让石匠在墓碑上镌刻了他自撰的铭文：“这里安息着拓荒者史洛莫·列文，他把自己喂了骡子，了此一生。”

巴斯奇拉和我们聘请的律师夏皮罗总说挣来的钱要用来好好投资，我们每个礼拜都要为此起一场争执。对他们的话，我充耳不闻。

巴斯奇拉在佛罗里达找了一位代理人。

“他们全到那边去了，”他说，“所有的老犹太人。那边连沼泽都有呢，日头和咱这边一样毒。”

他买了一辆黑色面包车，上面用金字印着“拓荒者之家”。我和生意都归他管，他很有一套。

“我在办公室坐着，你在挖墓穴，拉水管，这哪成啊，”他对我说，“你是老板呀，巴鲁奇。为啥不让我雇几个人干这些脏活呢？”

我磨破了嘴皮子，解释农业劳动的重要性，以及村里反对雇佣劳动。巴斯奇拉克制地表示不能接受集体农业的理想。

“我还就不信了，”他说，“我自己也是规矩的犹太人。每个人各有各的仪式和戒律，你们的可能还不如我们的呢。”

还有一次，他问我：“你为啥不出国旅行一趟？度个假，享受享受，泡泡妞。”我没吭声，他倒没完了。

“咋啦？没钱？”

巴斯奇拉有个年龄比我小一点的女儿，丰腴漂亮，招人喜欢。他经常张罗着介绍我俩认识。

“干吗？”我每次都红着脸说，“我现在这样挺好啊。”

“我让她给皮内斯送吃的，”他终于不再绕圈子，“你到时候在那儿等着就是了。她会做个好老婆，她可不像你们这儿的那些女人。”

“快别说了。”我觉得脑门上爬了无数条蜈蚣。

“你这样下去不好。你是个男人，年轻，健康。你得结婚。”

“我才不！”我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一个摩洛哥人要把女儿嫁给你，你说不，那他可不答应。”巴斯奇拉警告我。

“我不喜欢姑娘。”我对他说。

“哦，我可不会把儿子给你。”他开玩笑地说，可我明明看见他皱了一下眉头。

巴斯奇拉有时会看我干活，夸我孔武有力。“你和你们家的人一点不像，”他说，“你这个头，就是座黝黑多毛的肉山，还不解风情。你那表哥，完全不一样！他睡遍了村里的姑娘，你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行了啊，巴斯奇拉，”我说，“我们家和村里的事跟你没关系。”

“你们准是都有哪颗螺丝松了。”他不依不饶地试探我忍耐的底线。

有时候，他给我讲自己刚进村的事。“村里人见了我都鼻孔朝天。我觉得这考验永远过不去似的。当个邮递员，他们考我挖洋葱。连齐斯也瞧不起我，不就因为他爷爷给村里拉过泉水嘛。后来我一记右直拳打在他下巴上，他才开始通点人性。”

他以从不掩饰的好奇心观察别人，很快抓住了村里的微妙之处，整天拿他那套哲理来烦我。

“一个人如果整天躲在化粪池里，那一定是有所畏惧。”

“女人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碰她的那根手指。”

“好外公胜过父亲。坏外公比什么都坏。”

“一天到晚讲土地、土地、土地，有啥好处？我们从此中来，回此中去，这就够了呀。中间总得让人歇会儿吧。”

“你们这些人，听见一个人九岁说了蠢话，就认为这人到死都是个蠢蛋。你们就以为已经把他摸透了。”

身为邮递员，他敲过村里的每一扇门。谁家开门用水果或白开水欢迎他，谁家紧闭门户从窗口怀疑地张望，他都记得一清二楚。马古利斯和冬妮娅重修旧好，外公从邮局之外的途径收到国外来信，这些都是他最先知道。他知道外公对他不理不睬，是因为外公心中有太多仇怨，跟他本人没关系。巴斯奇拉还知道麦舒拉姆除了那几种历史学刊物，还订阅了一些杂志，杂志里那些色情内容挤眉弄眼，厚厚的牛皮纸包装都挡不住。每回给李伯森家送邮件，他也会哑然失笑，因为他知道那些邮件大部分是李伯森写给法尼亚的，包括那些乍看像是来自国外的信件。

“他不留回信地址，好让她开信时感到惊喜。”

42

约西服役期满后，申请做了职业军官。尤里则在加利利他舅舅的公司里当了重型设备操作员。于是，谁会是米尔金农场的继承人就不成问题了。

还是麦舒拉姆告诉我说，当初元老们来到巴勒斯坦，眼看阿拉伯农民的土地经过一轮轮的继承，终于化整为零，于是决定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农场。男孩从出生的那天起就要接受考验，看是否能够担当重任。父母、老师、邻居用老辣的眼光观察他迈出的第一步，测量他背肌的发育，看他能否准确预测降雨，是否具备庄稼人必需的天分。男孩长到十岁，就知道他将来要留在村里，还是要到外头去闯荡。

没通过考验的男孩起初以沉默包裹伤口，继而爆发强烈的抗议，试图改变成命。然而成命不可改。他们的命运已定，只能像牛一样，带着村里的烙印被送往外面的世界。有些人在别处种田，有些人做生意、读大学。每个人都在新生活中过得风生水起。在村里的成长经历、艰苦的劳动、多年养成的责任感，以及对自然和动物的深入了解，使他们如虎添翼。

渐渐地，父亲把农场的一部分交给选定的那个儿子打理，与他商讨各种化肥对收成的影响，斟酌他的回答和看法。村里像蜂巢培养新蜂王一样培养出新一代庄稼人。

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人们都觉得但以理·李伯森自婴儿时期就钟情于我妈，说明他的性格不适合务农。结果但以理长大后成为一流的庄稼人。我爹妈死后，他爱恨俱休，便把天分和精力全部投入土地。他在一个移民定居点做过顾问，尽心尽力，备受好评。之后带着罗马尼亚妻子回村，养鸡，种棉花，种蘑菇，日子过得很红火。他拿曾用来给哈吉特挤奶的小凳跟麦舒拉姆换了一本俄国旧农历，结果在里面发现一个秘方，用稻草、泥土和马粪养殖蘑菇。那本农历里还说，蘑菇有“强烈的森林味儿”时，就是采摘的最佳时机。但以理不知道俄国森林是啥气味，每隔几周，当新一茬蘑菇成熟，他就要把年迈的父母从爱的缱绻中强拉到黑乎乎的蘑菇棚，让他们闻。结果百试不爽。

麦舒拉姆正相反，从小就看得出，“只有重力能让他在地上待着”，这是尤里的话。

尤里自己从来没打算留在村里，所以他决绝地离开也就不足为怪。他热爱书本，热衷于紧跟着幼儿园阿姨，干一点活就累，常用嘲讽的语气谈论母鸡的悲惨生活或小母牛和人工授精器的亲密关系。加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村里人早就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怀疑，水塔上的胡闹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尤里这个孩子人见人爱，可很显然，约西才会是继承父亲挤奶靴的那一个。约西严谨、负责，喜欢技术，天生擅长规划和组织。唯一让亚伯拉罕不放心的，是他隐藏着的暴脾气。可是，尽管我舅舅担心约西会伤害不服管的动物，他还是在约西十四岁时就教他挤奶。就连外公，他觉得尤里有点像他失去的儿子以法莲，但当他需要找一个不会伤到树干的人在果园里松土时，也会找约西。

所以，听到约西说他也不打算回村了，亚伯拉罕破天荒地抬了抬永远向地面耷拉着的眼皮，仿佛看见自己在漫漫人生路上踽踽独行，直到死亡。他禁不住浑身一颤，陷入绝望。我虽然尽可能地帮他干农活，但对经营外公荒废的果园里那满是死尸的墓地更感兴趣。

“米尔金家的孙辈没人种地了，”里洛夫说，“村委会应该让他们卖掉农场。”

“别理他，”巴斯奇拉说，“谁要是买你家农场，那才叫疯了。是挖坟扬尸，还是在坟墓缝隙里种庄稼？谁会干呀？”

外公的复仇初见成效。坟墓如同烙在村里土地上的耻辱印，如同对村里生活方式的嘲讽，也是对其存在最大的质疑。我梗着脖子从村里走过时，人们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着我不会被元老们的愿望所束缚，猜测我袋子里到底有多少钱。我根本不睬他们。他们的目光越唬人，我越不害怕。巴斯奇拉井井有条的档案柜里，保存着我们和村委会的交锋过程。他觉得很可笑，反复让我别拿那些威胁当真。

“要说农活你肯定比我懂，”他说，“可我偏巧比较懂坟墓。摩洛哥有六百六十座圣徒墓，远渡重洋希望葬在这片圣土的拉比会更多。”

“两码事。”我说。

“当然，”巴斯奇拉笑了，“我们摩洛哥人花钱拜谒圣徒墓，你们欧洲的犹太人则向圣徒收钱。”

只有亚伯拉罕不把我的墓园放在心上。他悲伤绝望，一心扑在奶牛场，干活比从前更拼命了。他发明了新的喂食技术，用特殊的药水给牛圈消毒，把内外寄生虫一网打尽。他还雇了两位工程师，开发出一套流体感应系统，监控每只奶头的气压，还在挤奶时试验各种音乐的效果。我爹在里洛夫的牛棚里连上自己那台留声机之后，庄稼汉都知道音乐意味着更多、更好的牛奶。可是按每头牛的喜好量身定制，只有亚伯拉罕做得出。动物们宽大的头顶上戴着耳机，神情肃穆，随着一串笛声或弦乐，梦幻般摇摆，牛奶便随着音乐从奶子里汩汩淌出来。

他不再往牛饲料里添加粗饲料，而是每个礼拜把牛带到草地上放牧一次，“主要是考虑心理健康而不是补充营养”。对于每天挤两次奶还是三次奶更好的老争论，亚伯拉罕一笑置之，他的挤奶机不停地运转。“这不是科学的问题，”他解释道，“只要庄稼汉和牛都相宜就好。”他的牛每天挤四次奶，真空泵二十四小时不停机。他牛棚里最弱的牛，产奶量也有著名的哈吉特的三倍之多。麦舒拉姆经常郁闷地在村里兜圈子，遇上我们的时候，他就说，亚伯拉罕的牛没有一头能进博物馆展出，或者载入史册。“历史从来不是做了什么，”他说，“而是写了什么。所以关于沼泽的狗屁研究才有危险。哈吉特会名留青史，而不是你舅舅的那些产奶大户。”

亚伯拉罕不再像其他庄稼汉那样把牛奶送到村里的奶场，也就被排除在他们的日常闲聊之外，他像蝼蛄一样缩在自己的洞里。每天早晨，莫提克熟练地把那辆二十二轮奶罐车倒进我家院子，我听见巨大的柴油发动机和动力方向盘发出的声音，接着就是千篇一律的对话。

“早。”

“早。”

“我开始抽了？”

“好。”

“他直接冲到了我面前。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我知道。不怪你。”

一边的厢房里，两台分离器在不停运转。一头流出奶油，诱惑着“拓荒者之家”访客的味蕾，把他们往牛棚里引。利百加违背合作社的章程，私自把成罐的奶油卖给他们。另一头流出脱脂奶。脱脂奶里添加了各种矿物质，再注入奶牛的饮水槽。在所有的养牛户里，亚伯拉罕最先发现牛的新陈代谢最需要的是液体摄入，而不是固体食物。所以他养的牛，没有一头在产奶期断过奶。“一头牛要喝五夸脱液体才能产一夸脱奶。”我有一回听见他对约西说。当时他俩正在用透明的高压塑料管冲洗牛棚里的白色水磨石地面。他用的管子，不论是水管、消毒液管、空气管还是牛奶管，一律透明，就像是不断被填满和清空的玻璃槽。“为的是让奶牛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尤里说。他也为增产提出了一条革命性的建议：“咱们为何不把水直接加到牛奶里呢？何必给牛喝？”

村里人这时才明白李伯森的预言。坚硬的橄榄核裂开，发芽。头生子没有辜负众望。亚伯拉罕穿着白色工作服和黄色胶鞋，在他这一行里压倒了全国各地的其他头生子。可他干活时双手的动作太机械了，怪吓人的。他的手指不再摩挲奶牛的奶子，而是一通揉搓，形同路人。看见奶头胀起，小母牛发情甩臀，或者亲手把苜蓿喂给最爱的产奶王时，他的脸上也不再有愉快的笑容。他养的牛如同庞大的动物标本，慢悠悠地就位。他给牛套上挤奶机的橡胶杯，仿佛自己也是一台新的自动化设备。即便如此，奶牛依旧哗哗地产奶，他有时不得不把剩余的奶倒掉，形成一片片浮着酸奶渣的泥沼。

一天晚上，亚伯拉罕又在倾倒数百夸脱牛奶，利百加走到牛棚，千娇百媚地问为啥不请她洗一次罗马女王式的牛奶浴。亚伯拉罕对她一笑，笑容在末尾化为怒容，她一辈子不曾见过那样的怒气。他额上的皱纹更深了，一直延伸到浓密的发际，面孔扭曲，令利百加忽然想起他那位不知所终的兄弟。她顿时看到了亚伯拉罕所处的险境，想到了米尔金家的人在树皮和养蜂人面罩后躲藏时，身手得多敏捷，也就明白了我从一开始就明白的事实：她男人是在用奶牛的白色湖泊淹没内心的仇怨。

这段时间，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播种羽扇豆，巴斯奇拉则拉来好几车红色碎石，找泥瓦匠砌出界线，又把方形的白色大理石打磨成墓碑。我把小路向四面延伸到地界尽头，等羽扇豆开花后就翻耕泥土，把它们变成青肥。我用漂亮的观赏植物装饰墓园，还安了一些石凳和木凳。连皮内斯都没见过的珍稀鸟儿在迁徙途中落在墓园歇脚，在树枝上跳跃，安静的小动物在花丛中出没，似乎生来就住在那儿。黄昏时分，我在墓园里漫步，擦拭铜字，呼吸树荫下的凉爽空气，给鸟和动物起名。

天下太平。拓荒者的老歌化为低吟，慷慨激昂的宣言在甜蜜凉爽的泥土中渐渐息声，唇枪舌剑的争论也不再此起彼伏。夏夜，山谷各处的恋人聚到墓园，在清凉的墓碑上做爱。我听见女人的娇喘和叹息随风飘散。地下偶然会传出一声闷响，那是新下葬的人腹部胀气，失去弹性的肚皮经不住压力而爆裂的声音。我知道一旦肠子流出体外，成群的白花花的蛆就会疯狂地敲打内部爆裂的棺材。葬在“拓荒者之家”的人都躺在棺材里，只有外公例外。他遵循正统犹太教的传统，下葬时只用裹尸布。李伯森批评正统犹太教回归大地的仪式过于浮皮潦草，此后复国运动的村子和基布兹就都改用棺木了。

埃利泽和法尼亚参加了我这里的每一次葬礼。老人每次都站在第一排，一手搂着老婆，手指在她胸前游走。不过他对我日渐兴隆的生意依旧坚决反对。像他所有的朋友那样，他仔细算计自己还有多少日子，计划着如何度过。

他已经把农场完全交给了但以理，他唯一的事情就是闻蘑菇。对乌托邦的构想、针锋相对的论战、意识形态阵营，他都失去兴趣。他笔头和口中常常一不留神就流出的句子令他既痛苦又无奈，比如“我们的内心世界不再坚不可摧”，“在随波逐流、信仰动摇的年代”，再比如“经济自足的问题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也要从这一代人的内心经历来思考”。只有对法尼亚，她的欢笑，她的白发，她锐利的目光，不可掉以轻心。她依然是他爱情的圣杯，是葡萄园中那只轻盈的蝴蝶。他老眼昏花，什么都看不清时，也依然看得见法尼亚的波点连衣裙和明亮的银发。

每年，埃利泽都坐在大自然的腿上搞一次野餐，纪念他和法尼亚田园牧歌式的相遇。早些年，泽尔金也会带着曼陀林加入他们的聚会，可现在他只能依靠独轮车行动，这个传统也就难以为继了。

李伯森在相爱五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准备了一篮面包，一整块还带着包布痕迹的新鲜农家奶酪，一些酸奶油、青苹果腌制的鲱鱼，还有几根晚熟黄瓜，其中一根黄瓜里藏着小纸条。几周前，花瓣枯萎，雌蕊膨大时，李伯森在雌蕊上插下一枚小锡管，渐渐地锡管就被绿色的果实包裹起来。法尼亚装好碟子和银器，李伯森灌了一暖壶清亮的石榴汁，两人便奔向了田野。

他俩沿着田垄蹒跚悠游，其乐融融。前一天，第一场秋雨刚滋润了土地，嫩芽倔头倔脑地拱出来，照例散发出醇厚的希望，一年比一年更令庄稼人沉醉。每年这个时节，皮内斯就带着我去看昆虫挖洞。虫子们等着初雨浸润了地面，就给自己和后代挖个新家。

法尼亚和埃利泽朝马古利斯的老葡萄园走去。李伯森戴着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手提野餐篮子，法尼亚柔弱、轻盈，把头靠在男人的肩上，笑着对男人说角豆的雄蕊真没羞，那气味多像精液。“法尼亚，你都这把岁数了！”李伯森爱得一脸绯云。

两人相依相携，沿着大车道漫步，陶醉于雨的味道，欣赏从蓝山岩洞中飘来的云朵。他们在老葡萄藤下铺好野餐布，相互搀扶着坐在茂盛的草地上，边吃边相互凝望，目光不曾有一刻离开对方。

四周杳无人迹。马古利斯当年种下这一小片葡萄，纯粹是为他那些蜜蜂。他从不采摘，生怕毁了蜜里的酒香。自他死后，葡萄藤再无人打理，支架朽烂，藤蔓疯长，成了一片密林，银色的黄金蛛在林间布下晶亮的网帘。小蜥蜴在新堆起的鼹鼠丘上享受夏日最后的阳光。它们友爱地看着这对恋人。

李伯森缓慢、精确地把腌鱼切成片，把酸奶油洒在鱼卷上。“要不要来根黄瓜，法尼亚？”他别有用心地提议道。

“等会儿。”法尼亚说。李伯森不想让她起疑心而毁了这份惊喜，所以忍着没再催促。他向后靠在岩石上，法尼亚在草地躺倒，一头银发搭在他腿上。时间已是半下午，秋阳温柔地倾泻在他俩身上，色泽发白，如同冷藏过的蛋黄。阳光温暖着两人衰老的关节，令他俩充满柔情蜜意。

“看。”李伯森模模糊糊地看见一行黑点发着半透明的黑光，在纹丝不动的空气里朝他们飞来。

法尼亚睁开眼。“是蚁后，”她说，“蚁后飞出来举行婚礼啦。”

秋阳中出现成群的收获蚁蚁后，她们或展翅飞翔，或在地面爬行。许多落入燕子口中，或陷入蛛网。幸存的在空中滑行，每个蚁后身上都附着一只小小的雄蚁。

“多美啊，”法尼亚叹道，“这一生一次的阳光和爱情，多么美好。”

李伯森费力地盯着前方，试图看清亮晶晶的蚁后。法尼亚又闭上眼，优雅地伸了个懒腰，把头偏向一侧，让脸贴在男人的腿上。李伯森感觉到法尼亚轻盈的动作，伸出手想扣住法尼亚的手指，却发现自己轻轻地捏住了一只蚁后。

“快看，”他对法尼亚说，“看这儿，一只蚁后。宝贝儿，我觉得她就是你呢。”

“就是我，”法尼亚说，“跟我一起飞吧。”

燕子尖锐的叫声和镰刀一般的黑翅划破空气。法尼亚闭着眼，任太阳把眼皮下的黑眼圈染成粉红色。她听着尖锐的叫声，脸上泛起笑容。李伯森感觉到甜蜜的爱意从她的身体沁入他的身体。他把蚁后举到昏花的眼前，细细地欣赏她匀称的身体。

“皮内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说，“准得大发议论，说是爱的力量促使蚁后长出翅膀。”

“你现在还可以演说一番呢。”法尼亚说着，仿佛坠入沉睡，微开的双唇间滑过一丝梦幻的气息。她的手滑落到地上，白发在风中轻扬。李伯森看着她，感到她的身体松弛下来。他不想吵醒她，伸展身体躺下，把头枕在石块上，手指慢慢把玩她颈项边的一缕头发，目光凝望着遥远广袤的高天。在两人相依的漫漫岁月中，李伯森养成了对生活的激情。岁月流逝，这份激情却愈加炽烈。私下里他说这是“永恒的火焰”。尽管他对上帝并不虔敬，上帝倒并没有因此嫌弃他，照样给他力量，使他保持这火焰每日不息，为此他感激上帝。他也感激基布兹和曼多林·泽尔金给了他这样一份礼物，只属于他的美丽蝴蝶。

几只蚁后落在法尼亚的裙子上。李伯森快要睡着了，可还是轻轻将蚁后吹走，免得她们吵醒法尼亚。过了一个小时，李伯森被空气中的寒意冻醒。后来他发现那寒意并非秋霜，而是他爱妻冰冷的身体。这时，白内障遮蔽了他眼中最后一丝光线，他彻底瞎了。黑暗来临，他的手指触到法尼亚冰冷的皮肤，耳中听见绿头蝇的嗡嗡声。绿头蝇在死神到来之前，便能嗅到死亡的味道。我躲在茂盛的草丛后，看见他摇晃她的尸体。

李伯森艰难地站起来，从老葡萄架上抽出一根棍子，呻吟呼号，摸索着走在成排的葡萄藤中间。我知道他要去哪儿，就在后面跟着，怕他受到什么伤害。他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撞上树木、石头，绊上土坎、水管，花了六个小时才到地方。夜已深，我又躲到一个小土坡后面。

他试图向基布兹的门卫解释情况时，不断地说道：“她是我的光。”塑料厂的人听见警报赶过来，只见一位老人双目蒙着白翳，眼里流出乳白的泪水，正拼命用一根腐朽的木棍戳开水泥地面。李伯森怎么也说不清他是如何通过围栏、铁门和探照灯，跪在了塑料厂附近。这里原先种着麝香葡萄，一对青年男女曾经在这里吃着水果和奶酪，伴着若有若无的曼陀林琴声谈情说爱。

“这是我遇见法尼亚的地方。”他对他们说。她的尸体在六英里开外。

两个英俊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法尼亚或者李伯森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他们基布兹和我们村之间化不开的宿怨，就始于这层水泥下面。

我看见他们一边拉着李伯森，轻轻拍打他的脑袋，一边商量怎么办。我确定他俩不会伤害他，于是趁黑溜回村里。远远地，我看见一辆闪着红灯的救护车一路啼哭着驶离了基布兹。我知道李伯森就在那辆车里，四肢无力，怒不可遏，嘴里呜哩哇啦地说黄瓜还没吃，落在田间了。可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法尼亚的遗体已经找到了，里洛夫农场射出两道绿色灯光，召回搜索的人。

但以理·李伯森和雅克菲在小屋门口等我。“你上哪儿了？”他们气冲冲地质问，“我们到处找你。”

李伯森非要找我。他单刀直入地提出要把法尼亚葬在“巴鲁奇的新墓园”，根本不让人提他之前多么反对“拓荒者之家”。他非常悲伤、失落，但并不为此生气。他气的是挚爱的死并没有教会他任何新东西。“离别的哀伤在意料之中，从不让我们失望。”外公多年前在一张纸条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这山谷里没人比他更懂离别和思念。

“我们和别的恋人不一样，”李伯森哭道，“我第一次遇见她，或者跟她一起生活的时候，没有盲目；失去挚爱的时候，才瞎了眼。”

他不让医生给他治疗白内障。

“她是我的太阳，我的月亮，我的星辰，是照亮我日夜的光。”第二天我挖墓穴的时候，李伯森哀叹，“可怕的黑暗降临在我身上。”他曾在村委会大骂我的墓园，说我是“烂苹果”“做死人生意的”等等，但我对他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我已经习惯于外公手把手地教我挖沟，引导未来的流向。我每天晚上躺在他挖好的沟里，等着他的预言把我淹没，醒来时浑身湿漉漉臭烘烘，打着寒战。

李伯森让但以理和我在法尼亚旁边给他留一块地，关于墓园的大辩论就此终结。从此再也没人找我麻烦。老爷子把自己裹在失明的黑暗中，被送到“老年之家”，和一位一百零四岁的保加利亚犹太人同住外公和舒拉密住过的那间房。

他对保加利亚人的高寿颇为羡慕。

“酸奶？”他心怀赞赏地问。

“白兰地和巧克力。”保加利亚人回答，并说自己叫阿尔伯特。

就这样，李伯森又放弃了一条人生信念，并对人性有了新认识。他在一周之内失去了爱妻，离开了土地，于是很快地、毫无保留地和这位保加利亚老人成了朋友。两人都知道“老年之家”是人生的最后一站，绝不想再虚掷光阴。李伯森从不与阿尔伯特争论，也不强迫阿尔伯特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生活。阿尔伯特则对他报以微笑，李伯森看不见，但能感觉到。他俩话不多，但很友好，那种默契在朋友间可遇不可求。李伯森不再试图表现得风趣，或刻意使人印象深刻。他从不跟阿尔伯特提什么“劳动者之圈”、沼泽或鹈鹕，只谈丧妻之痛和在乌克兰度过的童年。在这两件事之间，只有一道黑幕。

保加利亚人整天躺在床上，被子拉到胸前。他给李伯森讲摔跤大师波杜莫夫，讲鲍里斯国王的伟大，讲他年轻时普罗夫迪夫黑面包的味道。他讲这些的时候，双眼奕奕有神，潮湿的床单略带褥疮和化粪池的味道。李伯森不知道，阿尔伯特身上的丝绸白衬衣熨得笔挺，闪亮的领结如同一只饥渴的黑蛾子落在他咽喉上，下身却什么也没穿。不过他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在意。

43

时间流逝。牛奶流淌。谷物在秆头熟了，柳叶刀似的叶子刺人皮肤。谷仓满了。无花果树结果了。战事不断。一天，饲料仓里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工人，名叫耶霍舒亚·贝。

“我应该在哪儿见过你，”里洛夫说，“我想想在哪儿。”

每次有外人进村，这位老哨兵就从他的武器库里爬出来“审查”一番。我喜欢看他从臭气熏天的窝里钻出来，在太阳下站一会儿才能自如地活动四肢。他上了马，手和臀那么美妙地一扭，退到院外，绝尘而去。老辈人手里一旦有某种工具，全都这种派头，不论是用旧耙子在园子里耙地，还是用镰刀收割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穗麦子。外公爱抚舒拉密时，也是这副派头。

耶霍舒亚·贝不安地笑了一下。他高个儿，秃顶，满脸皱纹，看着不聪明，但心眼儿好。

“我在这儿转悠过呢，比方说。”他说。

“我们不喜欢经常在这儿转悠的人，”里洛夫说，“移动目标不容易击中，哪怕是你这样的大块头。”

“放过他吧，”饲料仓经理说，“他干活是把好手。你想怎么着呀？”

“不怎么着，”里洛夫说，“不过你俩要是还想死在自己床上，趁早让他离我院子远点儿。”

“我们又不睡一张床。你这算怎么说话呢，比方说！”耶霍舒亚·贝怒了。

里洛夫却已经一拍马肚子，走了。“别老说‘比方说’。”他扭头丢下一句话，花岗岩似的脊背挡退了怒视的目光。

耶霍舒亚·贝喜欢和村里的孩子玩耍。午饭时间，他到合作社去买一块面包、蜡纸包的四分之一磅黄油和三瓣蒜。这就是他下午的食物。

“面包让人健康，黄油润肠好拉屎，蒜让人强壮，比方说，还能杀死来吃黄油的虫子。”他对围在身边蹒跚学步的小孩解释。他们像小鸡围着孵化器一样倚着他强壮、热乎的身体。

他曾是波兰有名的摔跤手。“我穿上豹子皮，比方说，系上罗马式腰带，揍死那些基督徒。”他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们看过一张照片，上面是他本人戴着金色的硬纸壳头盔，头盔上插着马鬃，角斗士皮带下的肌肉鼓鼓囊囊。

耶霍舒亚·贝向蕾切尔·列文租了一间房。他干起活来好像不知道累，令饲料仓经理心花怒放。他每天早晨到田间跑步、锻炼，全村都能听见他水牛一般的粗喘。他还教村里的少年柔术和徒手对搏，一周两次。这两门技艺在英国托管时期很流行，现在已经快要失传了。“你们都不用交钱，比方说。”他羞涩地说。有一天，他正在显摆自己单手举饲料袋的能耐，涨红了脸愉快地发力。里洛夫忽然从一堆高粱种子后面冲出来，从皮带上拔出俄式左轮手枪，大声说：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才杜尼的大力士。”

这下大家都想起来了。虽然过了这些年，他浑身厚重的毛发已经褪去，可样子并没有大变，他正是才杜尼马戏团里那个表演碎砖和掰钉子的人。

达尼·里洛夫和雅克菲把耶霍舒亚·贝扭送到村委会办公室，并派人去找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既兴奋又紧张，一来就问：“我兄弟在哪里？”

然而，大力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兄弟只跟我们走了一天，比方说，”他说，“才杜尼给他起名叫托莱多[1]的大力士阿方索·科利达[2]。”

这个艺名把大伙儿恶心坏了，又是叹息又是哆嗦。

“他背着奶牛跟我们走了一整天。”大力士说。

“公牛。那是头夏洛莱公牛。”达尼·里洛夫说。

“反正他就整天扛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坐在大车里，比方说，可眼睛一直看着他。他脸上戴着面罩，一直背着奶牛走，连大气儿都不带喘，比方说。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阿拉伯村子扎营。自从你兄弟来了，才杜尼就不停地羞辱我，竟然让我给大家做晚饭。”

以法莲接连把冉·阿让举起十次，阿拉伯人看得目瞪口呆，都说他是“巨灵”附体。养蜂人面罩和面罩里露出的碧绿的独眼，也让他们害怕。

“他的力量只能对付那头奶牛，”耶霍舒亚说，“我一只手就可以把他摁在地上。他连两百磅都举不起来。甚至一百磅都不行，比方说。只有那头奶牛，比方说。”

“你要再说一个‘比方说’，”里洛夫说，“我就让你吃我一通老鞭。”

皮内斯开门进来，坐下。

那天晚上赚了很多门票钱，才杜尼情绪高昂。

“吃过晚饭，他把软骨女给了你兄弟。”

亚伯拉罕泪光闪闪。“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要被这样惩罚？造了什么孽啊？”

“人落到这个地步，得有多可怜啊！”皮内斯喃喃自语。

“之前连跟她逗个乐都不行呢，”大力士说，“都让才杜尼独占了。她反正也不需要男人。她发情的时候，自己就做了，比方说。她把自己扭成个结的样子能让男人疯掉。”

皮内斯烦躁起来：“就省省那些花里胡哨的细节吧。直接说以法莲。”

“才杜尼把她和你兄弟放在同一座帐篷里，”大力士接着说，“他俩就试着来呗，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她像牲口一样嚎叫。就在这时，他那头奶牛走过来，用牛角挑开帐篷，站在那里看着他俩。他俩正粘一块儿呢，比方说，她整个人都糊在他身上。你兄弟光着身子，只有脸上戴着那个网罩。他一脚踢在牛的鼻子上，可是那头奶牛，不想离开。”

“他看着以法莲做那事，就像以法莲看着他一样。”亚伯拉罕嗓音颤抖，仿佛是外公在地下开口说话。

“欸，那女的还缠在他身上，他就站起来往外走。那头奶牛，用嘴叼着他的衣服，就跟着他。走了几步，就听见‘噗’的一声，她就松开了，像块湿抹布一样。”大力士伸直了一根粗大的手指，捅入自己嘴里，从里面顶住腮帮子，再猛地拔出来，如同拔一个令人恶心的破木塞。

“就这样的声音。”他说。

才杜尼一路跟在后面，连求带喊。“可那头奶牛低着头转身，比方说，看了他一眼，喷出一股气，把一只脚往地上一放，看这儿，就这样。他就不敢往前走了。”

“那以法莲往哪里去了？”里洛夫问道。

“在几点钟方向啊？”达尼也问。他的儿子约齐正在服兵役，所以他学了几句军事用语。

耶霍舒亚不再发出吓人的吼叫，脚在地上蹭了蹭。“就像做梦一样呢，比方说，”他那张粗犷的脸上露出明亮、温柔的色彩，“就像在梦里又做了一个梦。他背起那头奶牛，走进了树林和云朵之中。”

“到底是哪儿呀？”亚伯拉罕嚷起来，“哪儿呀？”

“我不知道，”大力士说，“才杜尼还找了几天。他以为你兄弟会改主意。可他就那么走了。我这一辈子没见过他那样的人。那天早晨，我还嫉妒他呢，到了下午，我害怕他，到了晚上，我就爱他了。”

第二天，才杜尼从村民手里买了一头小牛犊，让大力士练习举牛。

“我对他说，‘我能举多少呀？四百磅的奶牛？六百磅的奶牛？那还是赶不上他呀。力气的事我懂。我有的是力气。可是他有的，比方说，不是力气，那东西是你一定得特别绝望才会得到。也许两个朋友凑一块儿可以做到，比方说。’”

我听见隔壁传来一声长叹，椅子腿摩擦地面。亚伯拉罕站起来，失望地走了出去。耶霍舒亚·贝坐那儿愣了几秒，然后跑到窗口，冲着亚伯拉罕嚷道：“我觉着，那头奶牛不愿意你兄弟和软骨女做那事。”喊声从我头顶飘过。

雅克菲和达尼把大力士推回椅子上。

“说，你回来干什么，耶霍舒亚？”雅克菲问道。

“我不跟才杜尼干了。不想再给他干活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从那之后我什么活都干过。当过建筑工，扛过水泥包，在码头拴缆绳，比方说。当我想起扛着牛的那家伙是从这儿出走的时候，我已经在这村里住下了。”

我听见老里洛夫站起来，知道他一定要把嫌犯审个底儿掉。“公牛的故事编得不错啊，”他说，“我们之前就已经听过了。你给我听好了，老实点儿。你在路上有没有碰到过英国人？”

“没有。”

“我再问一遍。有没有看见以法莲跟英国人说话，他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或者从他们那里拿什么？”

“什么样的英国人呢，比方说？”耶霍舒亚烦躁起来，“英国人都走了。现在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对付过比你块头大一倍的人，”里洛夫对往昔的怀念不是装的，“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个拄拐棍的瘸腿英国军官？或者两个苏格兰人？”

“苏格兰人是啥玩意儿？”

“待村里别走，”里洛夫说，“我找加利利的朋友问问你说的那些事儿是不是真的，再来找你。别以为你在跟随便什么人说话。我是村委会！”他上了岁数，声音有些空洞。他走了以后，那些话还在屋里嗡嗡地响。

亚伯拉罕审问过耶霍舒亚·贝之后，心力交瘁。他直接走进牛棚，伸开双臂，一边呼号，一边旋转，东跌西倒，活像被外公宰过的索莎娜。他额上深深的皱纹因压力而变得苍白。约西参军了，尤里在加利利他舅舅家。利百加只好来找我，把我拽到她家，让我阻止她男人以头撞墙。我等他瘫倒在地上，才把他背回屋。

背他并不难。一点不费劲。我是壮汉。体大如牛。听话的外孙和斗士，虎背熊腰直脖子。外公让我长这么大力气，是用来干吗的？不就是让我在他死了以后搬他，皮内斯生病的时候搬皮内斯，在海边搬那位淹得半死的冲浪者。还有精疲力竭的希福利斯。还有我那一袋袋的钱。还有我那一桶桶的故事。还有我那美丽、高挑、烧焦的妈妈。

曼多林·泽尔金在院子里的床上故去。裴莎对此一无所知。一年后她也离世了。裴莎独自住在特拉维夫附近复国运动养老院的一座小屋里，右半身瘫痪，躺在床上，大声与财政部长、法尼亚·李伯森和一个叫艾丁格的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却又意味深长。麦舒拉姆带来他父亲的死讯，她却不知道麦舒拉姆说的是谁。她嘴里不停地念叨“彩叶草”，说自己就要被火焰吞噬，求麦舒拉姆救她。

泽尔金死的时候闹出很大的动静，乱踢乱抓，扯着嗓子叫唤。全村人都听见他和死神打架。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会这么疼？”他又惊又气。

麦舒拉姆和蒙克医生束手无策。他们把埃利泽·李伯森从“老年之家”接过来，七手八脚地想送他去医院。他扭着身子跟他们争辩，就是不去。

“反正几分钟就过去了。”他说。

“那些实习医生会在我身上插管子。”他呻吟道。

“去叫约夫医生来。”他迷迷糊糊地发命令。过了一会儿，又说：“来，到我们这儿来，菲吉。我做了南瓜饼，有面粉和鸡蛋哪。快来，他们这会儿都不在。跳下来吧，到我这儿来，水一点都不冷。”他忽然大喊：“泽尔金、米尔金和李伯森同志不会有什么不光彩的行为。”只有我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略微平静了一点，胸部剧烈地起伏。

“我一定要呼吸，”他对自己说，“一刻都不能停。”

又一阵痛苦袭来，疼得他大骂“数洞的”——这句骂人话太老了，已没什么人能懂。“都是那些他妈的蠢货数洞的搞出来的。”他骂道。

“数洞的是谁呀？”过了几周，我问麦舒拉姆。

“那就是我爸编出来的。”麦舒拉姆这样回答。

我一直没把曼多林写给菲吉外婆的信交给麦舒拉姆。在他父亲的葬礼上，他把泽尔金那个小盒子里的其他文件大声朗读了一遍。他在小盒子发现了一封汉金的亲笔信，信里提到在埃因·塔布恩附近买了一块地，要把阿拉伯佃农从那块地上清理出去。盒子里还有一张“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1919年6月的购物单。这些都让麦舒拉姆万分激动。购物单上列着“两罗特尔[3]面粉，一瓶麻油，四件阿拉伯布衬衣，米尔金草帽一顶”。

麦舒拉姆认为希福利斯的信是伪造的，说：“这是一个拙劣的玩笑。”可他还是把那封信收入了档案。“如果你想用‘劳动者之圈’宪章换这封信，来找我就是了。”他对我说。

我们把棺材沉入地下，麦舒拉姆用锄头往棺材上撒了些土。一会儿年迈眼瞎的埃利泽·李伯森接替了他，他是“劳动者之圈”最后一位在世的成员。他熟练地用铲子把墓坑填平。

人群散去之后，麦舒拉姆问我：“你把我父亲的曼陀林放哪里了？”

我指指坟墓。

“什么？”他叫起来，“你放棺材里了？”

“应死者要求。”巴斯奇拉说。

“这是你父亲的想法。”我向他解释。

麦舒拉姆瞪着眼，像是要把我俩吃掉。他抄起铲子，要把新坟挖开。开始我没有阻止他，可是他挖得越深，声音越大，我拦住他。

“你听，麦舒拉姆，你听。”

他继续往下挖。我从他手里夺过铲子，扔到一旁。

“麦舒拉姆，你仔细听。”

我们村的人总能听见地下的声音：蜗牛从夏眠中苏醒，德国孩子患上疟疾的呻吟，西西拉士兵压抑的喘息。麦舒拉姆听见他父亲遗体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每一根睫毛，都在向他呼唤，让他住手。

孤儿麦舒拉姆，年老体胖，一辈子没种过一棵树，没碰过一个女人。他哭了。“原谅我，父亲，原谅我。”他趴在地上痛哭。

注释

1　托莱多：西班牙古城，位于西班牙中部地区。

2　阿方索（Alfonso）为西班牙常见名，科利达（Corrida）意为“斗牛”。

3　罗特尔是地中海沿岸地区曾经使用的一种重量单位，1罗特尔可能相当1至5磅，依地区而异。

44

夏蝉挂在墓园的茉莉花丛和橄榄树枝上，鸣声如雷。它们把短喙刺入树皮，从植物的血管里吸吮新鲜的汁液，用单调悠长的鸣叫表达愉悦。震耳欲聋的蝉鸣自古以来就陪伴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从皮内斯的原始穴居人，到“菲吉·列文劳动者之圈”，征服者的军队、朝圣者和移民的大篷车、游走的商人和马戏团，它都欣然欢迎。

对这蝉声不习惯的人，听几分钟都受不了。然而我们山谷的人最爱蝉鸣，蝉是夏日和田野的诗人。

“它们为什么要唱呢？”皮内斯问我也是问他自己，“不是为了交配，因为雌性并不会钟情于会唱的雄性。也不是为了领土，因为雄蝉并不捍卫领地。再说，它们基本上是聋子。那它们为什么而唱呢？”

他看着我，等我回答。可我那时候十岁，熊一样的身体里装满了故事，却没有答案。

“这是这个国度真实的歌声，”皮内斯解释道，“没有旋律，没有音符，只有不间断的颤音，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只是欢快地向别人宣示自己的存在：‘我在这儿！’”

“你记着，巴鲁奇，”他对我说，“这种谦卑的昆虫是蝉和蚂蚁的寓言中那位真正的英雄。蹩脚的翻译把它译为蚂蚱，把整个故事搞得滑稽可笑，这只能证明他们的无知。”

他把我带到果园，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广袤的田野上，天空没有一只飞鸟。牛犊躲在牛棚的阴影里吐出舌头，蜘蛛离开滚烫的蛛网，爬到树丛下面。蓝蝴蝶像燃烧的羽毛一样落在地上，我的手触碰到蝴蝶翅膀，灼热、坚硬如铜片。只有匣子一样的蝉顽强地唱个不停，歌声强壮、干燥、灼热，橙色的声音穿透枝干，对抗骄阳，蔑视燃烧的大地。

皮内斯是捕蝉高手。村里的孩子都知道，人一靠近，蝉就息声飞走。可是皮内斯告诉我，蝉的视力虽好，无奈听力近乎零。

“法布尔在他家园子的栗树旁边引爆炸药，上面的蝉竟然纹丝不动。”他对我说。法国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是皮内斯最喜欢的人之一。“他的记录或许不算最准确，而且他反对进化论，”他坦承，“可我得说，他具有孩童的天真和好奇心。”

我们一起靠近树丛。皮内斯飞快地出手，枝叶间响起一片恐慌的尖叫，蝉已在他指间。他让我看蝉大大的复眼、网状的透明翅翼和腹部的发音器。他用一根细草拨弄了几下，发音器短促地发出几声轻响。

他接着说到人类的无知。他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苍蝇是从腐肉里长出的。《圣经》里说，兔子会反刍。“可怜的蠢货。”他喃喃地说。他手里拿着昆虫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无知的人啊！蝉和蚂蚁的寓言简直是无知愚蠢到家了。为啥呢？冬天蝉还是幼虫，都在地下，根本不需要蚂蚁的施舍呀！到了夏天，是蚂蚁抢夺蝉的劳动果实。说什么蚂蚁勤劳，我看就是贪婪。”

那年我十岁。我至今还记得蝉坚硬的身体在我指间，小腿有力地蹬踏，试图挣脱。皮内斯给我看蝉如何从苹果树的树皮里吸取汁液时，一列小黑蚂蚁循着甜味鱼贯而来。黑压压的队列凑近蝉的口器，爬上蝉的背部，吸吮苹果树皮滴下的汁液，排出一种刺鼻、难闻的蚁酸味儿。

“好好看看，”皮内斯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1]，——察看那不劳而获的骗子、寄生虫，在所罗门王和他的箴言，以及伊索和拉·封丹的庇护下，明目张胆地巧取豪夺。”

外公对蝉这类动物没什么兴趣。这些昆虫对他的果树既无害也无益，他毫不关心。蝉的确偶然在果子表皮留下一个红色的圈。但外公认为这不算缺陷。有一回，我和外公一起在果园里锄地。我发现一个蝉的幼虫躲在很深的隧洞里，在不见天日的地下靠吸吮树根活命。我捉起来放在手心里，只见它双眼混浊，苍白发黏的身体笨拙地蠕动。

皮内斯还带着我看了蝉蜕变的最后阶段。“全靠运气啊。”他警告我——正说着，一只蝉猴从地下钻出，想寻一丛灌木向上爬。它动作迟缓笨拙，但双眼又黑又亮。

“它的身体很快就要在阳光下成型，”皮内斯低声说，“因为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2]”我们席地而坐，我的老师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蝉猴抓住了灌木，开始向上爬，然后停住了。仿佛是被一把看不见的利刃切开，蝉猴的背部纵向裂开了。

一点一点地，蝉的成虫从它的婴儿服中挣脱出来。依然潮湿虚弱，它慢慢伸展着腿，微湿的双翅也开始变硬。我们坐下来看了三个小时，阳光和空气充盈了它的血管，它身上的颜色由黄转绿，再变成棕灰。它忽然振翅飞出了灌木丛，奋力高声加入同伴的合唱，陶醉于成功的自豪、对生活的热爱和它自身的存在。

皮内斯陷入沉思。在回家的路上，他牵着我的手对我说：“你今天见到了常人轻易见不到的。”

“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3]”他背诵起来，“它在地下蜷伏四年，只为在甜美的阳光下歌唱四周。它怎么能不如此高亢？”

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可是我讲给外公听，他只是挥挥手了事。“皮内斯懂很多，”他说，“不过他把很多高深的故事加在昆虫身上啦。人怎么知道地下的幼虫感到悲伤？或者树上的蝉觉得快乐？皮内斯是在用人的感情来说昆虫。”

可那个时候，在我童年的田野上，我的老师对我微笑，愉快地给予、教育、熏陶。我那时虽小，也知道他在尽力培养我。我知道他和外公有时会因为我起争执，我伸长脖子，像大个子的牛犊一样，由他俩尽情溺爱。

“没爹没娘已经够可怜了，不用再给他讲那些悲惨故事了吧。”有天晚上皮内斯边吃橄榄边说。

我躺在床上，胸膛上放着从皮内斯那里借来的法布尔的昆虫书，心花怒放地听外公说：

“他是我的娃儿。”

过了很多年，皮内斯才承认他的昆虫狂想曲其实毫无依据，纯粹是为了吸引我，引导我对自然产生研究的兴趣。“动物对人类所具备的神奇魅力，不过反映出人的自大，确证了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驯养牛马，驯服鸟类，给猴子戴上高帽子，不过是要反复证明我们才是造物主的最佳作品。”

“神奇的是，”皮内斯继续说，“《圣经》的创世神话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竟然用同一种办法吸引人——都将人作为最高成就。可是，我的娃儿，我们有什么权利认为大自然带有目的和目标？难道它不是一连串偶然进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自动清除了它自身的错误？”

他翻开那本大开本《圣经》，带我读《传道书》中“一段重要的诗文”。“‘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4]”

“注经的人都没理解这一段诗文，”他啪的一声合上《圣经》，“这一段的关键词不是‘死’而是‘遭遇’。人兽平等的最佳表达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的无常。”

他特意看了我一眼，见我认真地扭头听他说话，心里美滋滋的。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他又念诵一遍，“人和兽都是偶然的产物，都受机遇的摆布。”他忽然笑起来，“咱村干活的牲口，那就更是跟咱一样啊。”

“蝉记得自己在地下的四年吗？”皮内斯站在苹果树下，自言自语地发问，“那美丽的凤蝶，记得自己曾经是芸香叶子上的一条笨拙的毛虫吗？”

“蛹的阶段，”他对我娓娓而谈，“不仅是成熟的过程和静待新生活的阶段。这也是忘却和隐没的阶段，也是幼虫和成虫之间一道穿不透的屏障，同一个生命的两个阶段截然不同。”

“而我们，”他哀叹道，“却得到了这最可怕的赐予。我们的背上像驼峰一般背负着记忆，生命又不可能短得只够飞翔、歌唱、爱情，从而得以摆脱吃喝、积累、长胖的负累。”

我对着那一列跟蝉抢食的蚂蚁看得出了神。蚂蚁把蝉赶走，独霸了蝉打出的树汁之井。皮内斯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听懂他刚才的那番高论。“那么，所罗门王为何要赞美蚂蚁呢？”他问道，“因为他是国王。蝉和蚂蚁相比，国王总是更喜欢蚂蚁。蜜蜂和屎壳郎相比，他们总是更喜欢屎壳郎。那个臭大粪米丘林也是嘛。在他们眼里，咱们永远是一大群盲目的奴隶，乌合之众，咱的基因就决定咱生来就要服从主子。”

“‘大自然对致命的毒蛇和最伟大的政治家给予同样的关注。’”

“干吗呀？干吗呀？”外公从厨房的桌子旁站起来，“干吗给孩子灌输这些呀？”

结果，皮内斯的课没有了下文，直到我长大，老病的皮内斯彻底无所顾忌。“滚自己的粪球胜过舔大人物的蜂蜜。”他吃着巴斯奇拉太太做的摩洛哥美食，笑着对我说。

注释

1　参见《旧约·箴言》（6：6）。

2　参见《旧约·传道书》（11：7）。

3　参见《旧约·传道书》（5：17）。

4　参见《旧约·传道书》（3：19）。

45

现在村里的老人只剩下里洛夫、皮内斯、冬妮娅、列文和丽娃。我隔三岔五地让巴斯奇拉开车把他们拉到“老年之家”去探望瞎眼的埃利泽·李伯森。巴斯奇拉说他“备感荣幸”。可是李伯森好像对他们兴趣不大。只有列文袭击才泽的事能吸引他的注意，让他写下那篇名文，还有就是里洛夫的化粪池爆炸。他听见了声音，而且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赶来参加了葬礼。

里洛夫很老了。他不时从武器库里出来透一口气，骑马在田间跑一圈，晒晒太阳，看看村里有什么新鲜事。老哨兵的访客络绎不绝，来自全国各地。老哨兵结实得如同旧靴子，能骑在马背上好几个小时。“他们哪里知道，这可怜的老怪物爬上马背，一口气跑两天，因为他下不来，又不好意思找人帮忙。”尤里在给我的回信里这样写道。我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耶霍舒亚·贝的情况和里洛夫的怀疑。

武器库里的尿酸气穿透了封闭的弹药箱，很可能和定时炸弹里的化学物质起了反应，我这么猜。爆炸的时候，整个村子都在震动。成千的老式毛瑟枪子弹、撞击式手雷，成吨的TNT和炸药，在一声巨响中夹杂着粪水、牛奶、泥土和扭成麻花的斯特恩轻机枪冲上了天空。

等黄色的硝烟散去，人们看见一个峡谷，占去了里洛夫的半个农场。他儿子达尼的牛棚化为废墟，只有熏黑的柱子和烧焦的牛肉。饲料仓了无踪迹，只剩下几块难闻的木炭嘶嘶作响，在凑热闹的无尽雨滴中噼啪炸裂。“十四头奶牛在爆炸中丧生，均未泄露隐藏武器的地点。”尤里用新闻笔法如此总结。里洛夫本人化为齑粉，洒落了方圆数百码。他儿子达尼和孙子约齐继承了家族的保密传统，竟然让警方的调查组相信他们是在用大量红磷、钾碱、硫盐混成化肥时，出了点事故。

大家花了好几天在全村寻找里洛夫的遗体，最终也没找到。令人作呕的氨水味、烧焦的皮肉味和烟味，过了好几个月才散尽，老哨兵的带钉军靴出现了，里面各有一坨腐肉。右脚的靴子是在泉边的树丛里找到的，左脚的则在缠绕水塔的九重葛藤里。我们把两只鞋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在一大群人的见证下，埋在我的墓园。

参加里洛夫军靴葬礼的除了还在世的哨兵协会成员和哈加纳[1]老兵，还有数百位从空气稀薄的隔间、地窖、密室里钻出来的面色苍白、不知名的老人。待墓穴里填完土，他们聚在树荫下，更新暗号，校准时间，交换秘密。

我们早知道虽然犹太国家已然建立，里洛夫仍在不断囤积武器，保卫村子和复国运动。可谁也不了解他的收藏有多大规模。“里洛夫武装两个师不成问题，”有个人用发黄的眼睛瞪着人群，敬仰地说，“同志，我们为你哭泣，为你的武器库哭泣。我们为掩护你的冬妮娅哭泣。我们痛哭，啊——那么多精良的武器，就这样永远失去了！”

冬妮娅从婚后这些年的生活中懂得，死亡也不成为理由。她离开里洛夫的新坟，径直走到马古利斯的墓碑旁，坐在她的老位置上，从那里能看见参加葬礼的人。蜂群已经在那里塑造出她的人形，她迅速钻进那个人形，舔舐和吸吮自己残缺的手指。

葬礼之后，李伯森也没走，拄着酸橙木拐杖在坟墓间鹅行鸭步。我凑过去，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我的脸和肩，立刻认出了我。“块头真大啊，”他说，“你有你爸的力气和你妈的个子。”他让我把他带到法尼亚坟前，坐在白色的石头上，深深吸了一口气。“里洛夫也走了，”他说，“那个疯子。怪可惜的。皮内斯和米尔金都受不了他，可如果没有他那伙人，我们今天也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他那类人，真的，很需要。”

他闻见观赏植物和花的味道，乐呵呵地对我说：“也该种点菜。这里种菜挺好。”他说，俄国有个克里米亚庄稼汉，在村里的墓地种了南瓜、洋葱、西瓜和土豆，收成喜人呢。他种的土豆个头像瓜，西瓜超乎寻常的又红又甜，“他有一年种出了一只六普特[2]重的南瓜，跟你差不多重哟，巴鲁奇。后来他们用三套车把这个南瓜拉到尼古拉沙皇的夏宫里去了”。

“它的血管里流淌着死人的血，”李伯森对我说，“等我死了，在我坟上种玫瑰和茄子吧，我用这把老骨头滋养它们。我就真的要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绽放啦。”

李伯森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木柄嫁接刀。外公也有这样一把刀，他有时用来切肉。我连忙走到他身旁坐下，生怕他发现我在他太太的坟上而动了怒。他又从兜里掏出一个苹果削起来。苹果皮像一条红丝带，越来越长，一次都没断。削完后，他用凹凸不平的牙床咬苹果。

“那边的基布兹，”他说，“现在变成工厂了。原来有一个可爱的葡萄园。我就在那儿遇见了法尼亚。”

傍晚，巴斯奇拉开车把我俩送到“老年之家”。在那辆黑色农用卡车上，李伯森坐在我和巴斯奇拉中间，弱小得快要找不着了。“下回再坐这车，”他说，“我就躺在后面的盒子里咯。”

到了“老年之家”，我小心翼翼地扶着他的手肘，把他送回房间。保加利亚老人躺在床上，穿着丝衬衣，系着黑领结，冲他的朋友微笑。

“晚上好，阿尔伯特。”李伯森说。

“这么快就回来了？”阿尔伯特问道。

“都完了。”

“在保加利亚，葬礼之后大家都到死者家里去大吃一顿，”阿尔伯特神往地说，“馅饼，凉拌豆子。当然也少不了喝一两杯。”

“我们村里葬礼过后，大家回去吃草。”李伯森说。

两位老人笑起来。“我从前在瓦尔纳有个女朋友，”阿尔伯特说，“可惜你没见过她那对大胸。一只就有七磅重。现在都入了土，正推着雏菊长高呢。”

李伯森摆摆手让我回去。我就走了。

注释

1　哈加纳：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1920—1948），由在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建立，目的在于保卫犹太人的居民区，防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袭击。

2　普特：旧时俄国的重量单位，1普特大约相当于16.38公斤。

46

老人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地离世。大家在坟前纷纷说“后继无人”。上学的时候，皮内斯说大自然最不喜欢空缺，然而这个大空缺却一时无法填补。

一天晚上，我去偷看麦舒拉姆在做什么。我从窗户里看见他趴在文件上，满脸悔恨。他正在守丧，白胡子拉碴。他对前来慰问的客人们述说自己多么悔恨与自责，他说自己的懒惰折了老父亲的寿命，自己也不应该心胸狭隘。接着他罗列了疟蚊和普通蚊子的几点主要区别，哼小曲似的一点磕巴都不打。普通蚊子的幼虫气管长，总是斜着躺在水面，而疟蚊的幼虫气管短，躺在水面时是水平的。普通蚊子触角短，腹部下坠，而疟蚊触角长，腹部上拱。别人问他为何要背村里小学生都知道的简单事实，他温和地答道：关于以色列犹太人的记忆渐渐变得模糊，需要不断加强，以免忘却。

守丧一个月之后，麦舒拉姆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决定把胡子留下来。“他总算种了点什么，当然不能毁掉嘛。”尤里在信里说。他一直向我打听村里的情况。

胡子有时候会越长越喜人，麦舒拉姆的就是这样，给了他一种刚正的风采。他每天带着新问题去给父亲扫墓，每回都在墓园访客中引起骚动。他穿着曼多林·泽尔金的旧工装，腰间系一条绳子，加上浓密的花白头发，活脱脱就是汉金、戈登或者先知以赛亚再世。美国观光客和来墓园参观的学生娃对他崇拜有加，争相与他合影。巴斯奇拉提出要“略备薄薪”，请他戴上工人帽，扛把锄头，全天在“拓荒者之家”走动走动，甚至打算把他的照片做成明信片出售。可我觉得麦舒拉姆就是一个害人精。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出国后，他简直令人讨厌得无以复加，竟然不依不饶地说：“我们必须”——就这么说的，“我们”——把哈吉特的标本放到他父亲的坟边。既然外公和亚伯拉罕都不在这儿了，农场就归我了。我才懒得理他。

“我的墓园用不着你那头脏牛，”我对他说，“你爹要是想和她躺一块儿，早告诉李伯森了。”

巴斯奇拉还打算用墓园的入葬标准把他挡回去，可麦舒拉姆，因为长期研究老照片，脸上也有了沼泽排水、沙漠开荒那代人所特有的神圣之光，竟然没再说什么。

他花了几个礼拜，在院子里养了一群罗德岛肉鸡，甚至还打算种菜，想把自己变成庄稼人。蕾切尔·列文是全村公认的种菜能手。麦舒拉姆拿了一位名叫利夫希兹的庄稼人写的《以色列国的蔬菜种植》，怯生生地去找蕾切尔。麦舒拉姆自认为这本书属于他最好的藏品之一，可蕾切尔瞅着书，满脸疑惑。那是一本很旧的平装书，封面上的图案，两个胖娃娃和一株大莴苣，象征着这片土地的丰饶。蕾切尔说，这本书的岁数比村子还大，里面的法子早就过时了。

可麦舒拉姆被这本书的文风迷住了。“‘阳光和管理良好的土壤让茄子感到愉悦。’”他读给我听时，嘴角上翘，仿佛在品味茄子那令人心怡的养分。最让他痴迷的两句话是：“最适合以色列国菜农的小萝卜是斯图亚特大白。”“动物越小，其粪便越好：羊屎比牛屎好；各类鸣禽的屎比鸽子屎好；而粪中最好者莫过于蚕屎。”

“他准是想用原生动物的粪便给巨型纳粹小萝卜当肥料，让它们越长越大。”尤里写道。他还说，麦舒拉姆将成为“山谷第一位用镊子和显微镜给庄稼施肥的庄稼人”，并因此名垂青史。

麦舒拉姆捉了一些蚕。一贯脾气好、心眼儿也好的蕾切尔教他在自家院子里采了新鲜桑叶喂蚕宝宝。可神奇的蚕屎肥料并没有用处。麦舒拉姆手生，土地让他弄得直痉挛，把种子都吐出来了。那群吃不饱的鸡则在背后把他骂个痛快。

麦舒拉姆没有灰心。他怀着做大事的决心，无论走到哪里，脸上都是一副肚里有种的表情。村里人见过奶牛和家里的老婆那副模样，却从未在长胡须的脸上见过那种表情，所以误以为麦舒拉姆脸上的是悲伤。

麦舒拉姆秉承了他爹的顽固和他娘的无耻。他雇了约齐·里洛夫把自家的地彻底翻耕了一回，借了村里的链条式割草机和大耙子，把地里茂密的野胡萝卜、木犀草和千里光统统连根除掉。

最后一批食肉鼠、蛇、蜈蚣和埃及獴吓得落荒而逃。自从曼多林·泽尔金最后一次病倒，它们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绿色的约翰·迪尔拖拉机横扫野鼠洞，碾碎蜥蜴蛋，把愤怒的蝼蛄暴露在致命的阳光下。约齐把野草在田头高高地堆了一堆，麦舒拉姆点上火，望着使一切纯洁的烈焰发痴。

庄稼汉晚上在奶场碰头时，纷纷说：“看来麦舒拉姆终于要做庄稼汉了。”他们都愿意教他，因为除了1920年代农业刊物上登过的老式犁壁，麦舒拉姆对农用设备一无所知。可是麦舒拉姆不求人。他自说自话地从区里找来挖掘机，绕着自家的地砌了一道五英尺高的墙，对面面相觑的邻居解释说，他想搞一块水稻试验田。

“稻米，”他宣称，“是一种重要且营养丰富的食物，但这个国家一直忽视稻米种植。”

不过现在已经没人相信他的话了。大家都看得出来，他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沼泽。美髯、庄稼汉打扮和丧父之痛都是表象。村委会决定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事，同时还要讨论与饲料商的新合同、购置一些旧铁轨建新牛棚，还有我表哥尤里回村探望的请求。最后一条让我欣喜若狂。

尤里被驱逐了好几年，性情冷静了许多。雅克菲的老婆带着和解的光环和城里的新思想，早已回村了。所以尤里写信给村委会，希望秋假回家看看，我觉得村委会肯定能答应他的请求。

可是这次村委会的会议没开成，因为麦舒拉姆动手太快。就在预定召开会议的头天晚上，麦舒拉姆穿着他爹的工靴，扛着他从村商店里新买的十磅重的鹤嘴锄，奔了农田。他的心咚咚直跳，当年从村委会办公室纸箱里发现斯鲁茨金和伯尔·卡茨内尔森夫妇写给李伯森的信，也没让他的心跳快到这个地步。他沿着灌溉主管，一个接一个地砸开水龙头，连头也不回一下。

水如泉涌，先是被泥土吸收，随后泥土里的小颗粒渐渐黏在一起，农田终于变为巨大的泥盆。水在泥盆里越积越深。

麦舒拉姆没有回家。他在水田里蹚了一整夜，水快要漫过他的靴子口时，他就蹲在田边的土墙上。等牛和鸡发出不安的叫声，惊醒了负责看管水压变动的人，泽尔金的农场已化为泽国，村里则损失了三周的国家灌溉配额。

早晨我们都过去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泥沙已经沉淀，一汪新水波光粼粼。从我站的地方，恰好看见蓝山映在平静的水面。我们是庄稼人，尽管有种无法言表的恐惧，可对一切清凉明澈、流淌翻腾、波光云影的东西，内心都藏着一份热爱。皮内斯最先恍然大悟。年复一年的耕耘和收获，泪水、欢乐和嘲弄，终于冲开了大地的泄洪闸。

“我站在那儿，想起当年亚伯拉罕·米尔金背诗的事儿，”后来他在复国运动委员会的调查组面前作证说，“那时候也不是人人都看到灾难迫近。”委员会的人看看他，交换了一下眼色，礼貌地道谢，说他可以走了。

大家伙儿都散了，可我还是不愿意离开泽尔金家的农场。越看，那一池静水就变得越污浊，在我眼前变成一个绿色烂泥的噩梦。莎草和珍珠菜被传说和疑虑的气氛诱惑着，跟终其一生盼望潮湿讯息的大蜗牛一起冒出水面。麦舒拉姆站在土墙上，头系他爹的吉卜赛花头巾，手里拿着从“元老小屋”墙上取下的割莎草镰刀，大声宣布：

“一片沼泽诞生了！”

“会有蚊子的。”村委会头头雅克菲嚷道。夏末本来就忙，村里还损失了这么多水，他几近崩溃。

麦舒拉姆举起一只手。“会有的，”他大声说，“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已经忘记沼泽是什么了。该让他们回忆回忆了。”

雅克菲不等麦舒拉姆多说，一边大声说：“你疯了！”一边疾步向挖掘机走去，启动了引擎。巨大的铁斗一下就把矮土墙挖开一个两码宽的口子。麦舒拉姆的人造湖就从这口子里哗哗地流出去，淹没了相邻的农田。

“悬崖勒马吧！”麦舒拉姆一声断喝。他特意模仿了皮内斯在《圣经》课上朗诵先知檄文的那种劝世语调。“排水沟一定要挖！陶管一定要铺！一定要请来媒体的同志观看我们种桉树、歌唱、患疟疾、死去！”

围观者哄笑起来，但我看见皮内斯、冬妮娅和丽娃站在一旁，手拉着手，面带恐惧。我知道，在“老年之家”，正在吃早饭的埃利泽·李伯森一嗅到已经忘却的老味道，便会立刻停止咀嚼。“我不舒服。”他对阿尔伯特说了一句，把一团柔软、黏稠、绿色的东西呕吐在桌布上。

“薄脆的外壳炸裂了，深渊张开了口。”皮内斯说，思绪又“绕着圈地”回到自己脑中的洪水，自中风后，他的大脑就被健忘的阴云笼罩。只有蓝山的巅峰依然挺立，如同记忆的孤岛。老教师饿得发慌，拼尽最后的力气回到家中，把他的忧愁淹没在一锅番茄酱南瓜饭中。

冬妮娅·里洛夫又吮着两根手指守在马古利斯的墓旁。她指甲四周的皮肤颜色发白，全是小孔，如同一块皱巴巴的奶皮。丽娃对付沼泽的方式就是擦窗户。这会儿她又擦起来。麦舒拉姆情绪高亢。他了解拓荒者理想的实施细节，并以此作为未来的方向。雅克菲撞坏了他的土墙，只让他的决心愈加坚定。

往后的事情就完全按照因果关系的必然法则发展了。麦舒拉姆的水淹没了相邻的一畦苜蓿地，淹死了幼苗，还很恶劣地把一块玉米地冲成一片泛着斑斑点点泡沫的烂泥潭。多年不见的大水泡咕咕地出现，又噼里啪啦地爆裂，发出可怕的臭气。在一阵巨大的咯吱声中，一群腹部拱起的蚊子烟雾一般从沼泽地冒出来，在空中盘旋。

我这才明白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把我们与大地捆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秘密绳索，埋藏得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在深深的地下与根须、尸体和蹄印纠缠不清。我想起可怜的列文扭绞着发青的手指，不停地说：“这片土地从来没有给踏上它的人任何力量，它只会把自己的疯狂传到你们脚下。”

外公逃避舒拉密，以法莲不辞而别，尤里被驱逐，亚伯拉罕出了国，但以理·李伯森无法解释的爱情——这一切都不过是让毒汁永远流淌、永不凝结的裂隙。

我心想，皮内斯错了。他的手指探入了错误的洞穴。我们不是偶然的产物——除非我们认为裴莎·泽尔金的双乳是偶然的丰饶角[1]，碰巧诱惑了曼多林·泽尔金，于是生下了满脑子糨糊的儿子麦舒拉姆。

那天下午，麦舒拉姆从最近的城镇雇来几位失业者，给他们穿上老式农家衬衣，带上俄式工人帽。他们羞涩地笑着，既可怜又可笑。麦舒拉姆把镰刀和锄头发给他们，把他们领到沼泽边。他们突然高唱旧日的沼泽排水歌，吓了我们一跳：

我是

青蛙的

青蛙的朋友，

我像青蛙

像青蛙一样

叫唤：

我要死啦，

快给我水。

他们刚开始有些不好意思，可渐渐地，他们的声音有了力量，胳膊也开始挥动起来。不过不到一小时，雅克菲就调来了好几台罐车，抽了麦舒拉姆沼泽里的水倒在附近的干河滩。紧接着几辆卡车拉来泥土，撒在烂泥田里。几台压土机怒吼着，当天就把新土压实了。水、劳力、材料和重型机械的费用，全部由泽尔金农场支付。账单上严词厉语地威胁说，如果不支付费用，就要把农场查封充公。那天晚上，我开车去火车站接尤里。早上的事似乎已经成为我听过的又一个故事，我想象中的又一个虚构的噩梦。

我开着卡车穿过田野。因为没有驾照，我只在村子附近的拖拉机道上开车。

尤里跳下火车，我们俩热烈地拥抱。我感觉到他比从前强壮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

“你这头大公牛，要把我压碎啦，”他笑着喊道，“你不知道自己的劲儿有多大。”

他看起来挺好，还像从前那么清瘦英俊，话里带刺。我们往家开，他一路看着窗外的农田。棉田开花，一片雪白，桃子刚刚采摘，石榴开始转红。远处一辆庞大的红色拖拉机开始秋耕。我们拐上“拓荒者之家”墙外的那条路。尤里看着那些墓碑、绿植和花草，眼里带着惊奇，但什么也没说。

“你挣来的钱都做了什么？”我们走进小屋时，他问我，“这儿一点都没变。”

我还是睡我的小床，洗完澡用外公柔软的旧床单擦干。菲吉外婆的玻璃碟子和大锡勺还在厨房里用着。

我们喝了茶，吃了尤里送我的好蛋糕。村委会让我把尤里父母的房子腾给来主持至圣日敬拜的司会住了，所以我让尤里睡外公的床。

我们聊了一整夜。

“明天，”尤里说，“我们去看皮内斯。或者还能去‘老年之家’看看埃利泽·李伯森。”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外公在那儿的时候，尤里很少去看他。

“在推土机上工作，给了我很多时间思考，”尤里说，“在村里所有的老辈人中，我最服李伯森。比对皮内斯都服。甚至超过了爷爷。”

“人总得有个榜样，”我说，“巴斯奇拉至今把皮内斯看作圣人，而皮内斯在村通讯上写文章，夸你与众不同。”

“对皮内斯来说，我不过是一种稀有哺乳动物。”

他的笑声在黑暗中搔着我的皮肤，令人愉悦。

“我其实挺难过的，”过了几分钟，他说，“为水塔上的事。我还小，她们引诱了我。我成了她们找乐或者报复村子的玩具。一开始我就该去找埃利泽·李伯森。”

“他会凭着本能把你扔出来，”我说，“特别是你操了但以理的女儿。”

“他不会，”尤里回答，“他会跟我好好聊聊。不过现在都无所谓了。我吃了亏，也明白了。他是全山谷、全世界最专一的男人。”

“像法尼亚这样值得把一辈子都交给她的女人，也不是人人都能找到。”我说。

“你懂个屁，”尤里说，“每个女人都值得把一辈子交给她。这跟她没关系。就是个决定而已。法尼亚特别，只是因为李伯森爱她。她不过是一面镜子，李伯森每天擦拭，对着她跳舞、旋转。他载歌载舞，自我感觉特好。女人嘛，都是这样。”

“那外公和舒拉密呢？”

尤里抬起头。“爷爷也决定要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舒拉密。”他语气坚定，仿佛在说一件思虑了很久的事。外公说起“他们把我儿子赶出了村子”的时候，也是这种语气。“其实她连两分钟都不配。可爷爷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害死奶奶，也不在乎自己一辈子见不着舒拉密。”

“这话听着咋那么像你妈说的。”我有些不悦。

尤里笑了。“你和我妈的关系不好，可你要知道，我妈不傻。一点都不傻。她带着我爸离开这里，多及时啊，再过一会儿我爸就得出事。”

他拧开外公的床头灯，坐起来，露出他消瘦、俊美的身体。他左乳上方被靴子踢伤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块挺宽的伤疤。“他们给我来信了。”他笑着拿出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座白色的大房子，四周种着椰枣树，利百加穿着黄裙子，坐在木板凉台上，呷着一大杯红色的冰镇饮料，眼里满是幸福的笑意。亚伯拉罕穿着短裤和灰色背心，在一间牲口棚里指导一群黑人。那牲口棚像是实验室和宫殿的结合。热带的阳光似乎略微滋润、抚平了他额上的皱纹。

“没错，”我说，“是这样。我不怪她。你幸亏不在家，没看见你爹审完耶霍舒亚·贝回来的样子。”

利百加的模样历历在目，阴郁、坚定，如同护蛋的母鸡。她的脑容量也就鸡脑那么大，全让这事给占满了。她男人在牛棚精神崩溃后，她认为必须立刻离开村子，于是匆匆去找她兄弟。她兄弟的朋友中有开推土机的，有贩卖军火的，有行踪诡秘、神出鬼没的线人，有触角遍及全球的秘密企业家。“我兄弟会想办法，”她不停地对我说，没想到竟触发了我的恻隐之心，“我去找他谈谈。你有啥话要带给尤里不？”

她去了，又回来了，什么也没透露。过了几天，农场来了几位陌生人，严肃冷静地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每个人保持固定的距离，如同饲料仓里的小苍蝇。他们测量、记录，跟亚伯拉罕聊了半晌，花了好几个小时观察他在牛棚里干活。他们身上的涤纶西服亮得如同刚刚梳理过的鸽子胸脯，头发油光水滑，锃亮的皮鞋纤尘不染。如果罗莎·孟金的律师搞上个苏格兰突击队员，他们的孩子一定就这模样。

其中的一位对着挤奶棚拍照，又刷刷地画了表、记了数。一个月后，大卡车和经销商来了。亚伯拉罕卖掉了所有的奶牛和电动、气动设备，把那辆蓝色拖拉机留给我，带着老婆、四头怀孕的小母牛和几十管冷冻精子，去了加勒比海。那四头小牛吓得哞哞叫，不断伸头回望。在那边等待着他的是一个政府委托的项目，还有“牛奶短缺的当地人”，花不完的拨款和单纯、热情的土地，那土地从未受到过圣人尸骨的诅咒，也不曾被望眼欲穿的救赎毒害。

他们把家里的钥匙留给了我，可我依然住在小屋，只是隔三岔五到他们家看看，打开水龙头放放水，打开窗户通通风。牛棚里的挤奶区结了厚厚的蛛网，跳蛛和壁虎在墙缝里捕食蚊子。夜间，我可以听见地板散裂，发出微弱的声音。

过了好几个礼拜，挤奶的音乐和喂食区嚼草料的声音，以及空气受到挤压发出的哨音和牛粪落地的噗噗声，才渐渐消失。地上的牛奶干了，化为厚厚一层黄色粉末，光脚踩着舒服极了。

当年外公故事里的歌德曼兄弟离开村子去参战后，那铁匠铺一准也是这样子，我想。

“他只是在等舒拉密，等着报复她。”我对尤里说。

“孩子，”尤里说，“你啥也不懂啊。还记不记得当年皮内斯给我们讲氧气和肺，让你站到教室前面，在你脸上套了一个塑料袋？”

“太记得了，”我说，“我晕过去了。”

“因为你太乖，皮内斯又忘了告诉你什么时候把塑料袋拿下来。”尤里咧着嘴笑。

“那又怎么样？”我觉得受了伤害。

“爷爷这辈子脸上一直套着一个名叫舒拉密的愚蠢的塑料袋，呼吸着爱而不得的毒气。所以他病了，所以他疯了，所以她来了之后，他就死了。不然你觉得为什么他那么快就死了，而且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他老了，”我说，“他对蒙克医生这样说的。”

“我从来不像你那样信爷爷的话，而且蒙克医生进村的当月，我就把他老婆给操了，”尤里轻蔑地说，“记着我的话，他也是什么都不懂。不懂爱情，不懂爱情对人的害处。”

那天夜里，奶场前的广场被水淹了。我们早上去看皮内斯，结果他不在家，去看那些被急匆匆赶到村中心的工人了。冰冷、腐坏的液体从水泥地的裂缝里冒出来。庄稼人清晨拉着牛奶过来，发现麦舒拉姆正边唱边舞，头戴花巾，手持弯镰，如痴如醉。庄稼汉怒了。这次雅克菲没有迟疑。他忍无可忍，一个耳光扇在麦舒拉姆脸上。

“要是再让我撞见你靠近任何一个水龙头，”他恶狠狠地看着他说，“你就只能肚子里塞满脱脂棉，被放进你的那个愚蠢的博物馆里了。”

血从麦舒拉姆的鼻子里淌下来，染红了他守丧的白胡子。可他只是微笑。工人过来收拾烂摊子，打了格子重新浇筑水泥，修补了裂缝，在各处撒上杀虫剂。

皮内斯蹒跚着到村委会办公室向各位又倦又气的委员解释，说这片沼泽市政工程永远无法排干。雅克菲冲他大吼起来，惹来一群人趴在窗户上看热闹。“哪儿他妈有什么沼泽呀？不就是个疯子到处开水龙头嘛。是时候了，你别冲着我们的耳朵喋喋不休了。我们不再是你的学生了。”

皮内斯惊呆了，很受伤，以至于没注意尤里站在一旁。但是，村委会头头看见了我俩，火气像高压喷嘴一样爆发出来。外公去世那天我在他下嘴唇上留下的伤疤，已经变成了白色。

“他们都来了，”他语无伦次地说，“这该死的一家子都在这儿。我还得去竞购种子，还得找些拖拉机来耕田，可米尔金家的俩白痴孙子，一个疯狂地操，一个疯狂地埋，加上一个沼泽复兴狂，一个疯疯癫癫的老昆虫迷，我还能干什么。”

皮内斯把手放我脖子后面，阻止我冲动，尤里搀着他，我们一起到老教师家里去喝茶。

“现在有个沼泽要排干，希福利斯也许要最终现身了吧。”尤里说。

“也许还有以法莲。”我说。

“他俩的结局已然明了。”皮内斯正色道。

注释

1　丰饶角：起源于希腊罗马神话，形象为装满鲜花和果物的羊角，代表了丰收和富饶。

47

山谷里那位老剃头匠的名字无人知晓。大家都叫他“拉比”。他嘴上老说“我就是个普通犹太人”，可对这称呼还是很受用。他住在山谷西北角一个虔敬的犹太人合作农耕村，也兼任司会和割礼师。

我小时候，外公被叫到那边去诊治患病果园，把我也带去了。我们穿过田间小路，他让我拉着缰绳。才泽的步伐一路轻松稳健。他喜欢偶然放下工作出来走一圈，这样可以走遍山谷，回来的时候，他会怀着更大的渴望投入工作。

外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和长胡子的种植园主交谈。不是他用来给舒拉密写信的那种语言，而是列文在商店里跟批发商谈生意的那种语言。在回家的路上，他幽默地说起虔敬的农夫如何回避《圣经》里同一片农田不能撒两样种子的戒律。“一人播草籽，第二天换个人去播豆种，假装不知道这块地已经播了草籽。”

这些虔敬的庄稼人特别怪异。秋天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他们从不骂娘。安息日不该工作，可他们依然给奶牛挤奶，不然奶牛会很痛苦。在挤奶的时候，他们在每只桶上盖一块地板，让上帝认为牛奶其实泼在了地上。在逾越节，他们绝不给牲口喂发酵过的饲料。[1]据说李伯森听说后，好奇心大发，专门骑马到他们村，给村里的奶牛唱了一首逾越节幽默小曲，名叫《有哞不一样》[2]。

那个村的人性情好，又幽默，也没觉得李伯森有什么不对。节日过后，他们派了一队人，带着一箱白面包、绝对能把人辣出眼泪的红芥末、极烈的自制杜松子酒和腌鲱鱼，来拜访李伯森。那腌鲱鱼仿佛有种勾人的魔力，把全山谷的元老都引来了。热闹、窝心的宴会之后，客人们相互挤挤眼，一齐走到李伯森的火鸡棚，齐声高歌《乌拉，社会主义》。

傻鸟们叽叽嘎嘎地应和，连法尼亚·李伯森都忍俊不禁，对她那目瞪口呆的丈夫说他被打败了。

司会兼剃头匠兼割礼师已经很老了。很久以前，他第一次从山外的城里乘坐大车进入山谷，来给我舅舅亚伯拉罕行割礼。大车驶过泉水边那条生机盎然的小路，空气里飘着马儿和花儿的芬芳。青年的长胡子下长了一张温柔苍白的面庞，他为这片土地生机勃勃的魅力而痴迷，回家后还一直在梦里重游。他在另一边凝望蓝山。天气晴朗的日子，山谷如同海市蜃楼，飘浮在山巅。那上下颠倒的影像充满诱惑，令他的心不得安宁。后来他听说一些哈西德教徒打算在山谷成立一个农耕村，便立刻加入了他们。可是一年后，一辆满载的大车把他撞倒，木车轮碾断了他的双膝，他只好重操旧业。

他的工作带着他走遍了山谷。有一天，他在田间遇见一位健硕的妇人，下巴上长着几根硬须。她驾着一副阿拉伯轻便犁，犁的扶手上靠着一个十岁的少年。妇人的双腿粗壮如同阿施塔特[3]，她发力时的低吼，她腋下的汗渍，都让这位哈西德教徒怦然心动。他于是停下来和她搭讪。她名叫特西娅·菲恩。听当地的庄稼人说，她丈夫为了回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去“用革命的火把照亮全世界”，和她离了婚，把她抛在愁苦之中。他们马上又说，那个十岁的孩子不是她的，是同情她的邻居的儿子。

拉比请村里人说媒。村里人乐得把这妇人嫁出去，她对大家都签了名的互助原则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两个礼拜后，她遵照哈西德教徒的习俗，用头巾包好头发，跟着新丈夫走了。她身后牵着一头小牛犊和一头驴，驴背上驮着她的全部家当。

人高马大的新娘不能生育，但脾气好，人勤快。她学会了犹太教大大小小的规矩，替拉比管理农场，用土地的丰产弥补子嗣的贫瘠。而拉比继续在山谷里游走。他先是靠两条腿走遍每个基布兹和村庄，依照犹太律法切开鸡的咽喉，修理牛的蹄子，剪头发，切包皮，赞美女拓荒者赤裸的大腿和新耕土地的芳香。后来挣了钱，他买了一辆小型两轮车和一头高大轻巧的塞浦路斯驴。战争结束后，他从英军剩余物资里搞了一辆旧的BSA带斗摩托车。

我小时候，拉比每个月到村里来一趟。他来的时候，只见一股灰色龙卷风从远处穿过田野，如同秋天的尘怪飞速扑来。接着就听见那辆老爷车的活塞沉闷地嘎嘎作响。然后你就等着吧。哈西德老人把油门踩到底，从干河滩岸边猛冲下去，嘴里高呼“耶”，横扫河滩，冲上另一侧的堤岸。他的脸上神采奕奕，灰色的大衣和背心上夸张的流苏在风中飘舞。他头上戴一顶皮飞行帽，浓密的鬓发都塞到帽子里，又用一副拖拉机手的防风镜遮住眼睛。他停下来后，摩托车的侧斗里那只晃荡的木箱，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一台理发柜。可折叠的腿从木柜底部放下，抽屉里装着剃刀、剪子、斑斑点点的罩布和手动推子。剃头匠一甩罩布，把顾客盖在下面，桌上放一份报纸，剪刀咔咔响，舌头也不闲着，聊着山谷里的家长里短。

整个山谷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他不知道的。史洛莫·列文给媒人的信是他捎去的，也是他悄悄拉着列文到提比利亚去相亲。他替里洛夫收发密信，给我们透露说隔壁基布兹的男孩正在密谋用石头伏击我们，传消息说实验农场的新种马具有不羁的力量（他咧嘴笑着对我们说：“它那捆庄稼挺立不倒，就像约瑟梦里那样。[4]”）。我表哥尤里被捉奸后，他起劲儿地四处散播丑闻。他的话有些价值，不过不能全信。他也主动打听以法莲的下落。他对以法莲格外关心，不仅因为他曾到以法莲屋里单独给他理发，还因为他那顶飞行帽是以法莲从英国空军基地给他搞来的。

他给我们村的人理了五十年的发。外公、以法莲、亚伯拉罕、我爸我妈、尤里、约西、我自己，每个人，头发都是他理的。“同一个人教书，同一个人理发，同一片土地，”尤里说，“多么一脉相承，多么温馨！”每年初夏，村里的孩子都被送到他那里去剃头，一来少花钱，二来加固了他们的发根。不服管的少年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耍脾气，可我听外公的话，坐在那里“像老鼠一样安静”。拉比的理发推子夹着头发从前额到后颈剃出一道宽条时，所有孩子里只有我毋需用大力摁住。“赶快赶快，我的爱。”他嘴里哼着歌，放开头剃了一半的孩子。孩子立刻跳起来逃命去了，可不久就回来，求恶魔把活做完。

每年，村委会花钱请拉比到村里来，在我们的小礼拜堂为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主持至圣日礼拜。节日过后，他满载而归，手里会有一沓钱，几只捆好的母鸡，一箱石榴、无花果、晚摘的晒干的葡萄，如果赶上好年头，还会有一大罐奶油。

如今他老了，“常年祈祷和驾驶摩托的双手开始哆嗦”，像理发和割礼这样的精细活就不找他了。再往后，他歌也唱不动了，羊角号也吹不响了，就给我们找来一位新司会，从蓝山外的城里来的表弟，一位极虔敬的正统派信徒。

村委会派约齐·里洛夫开一辆敞篷吉普去火车站接他们。一路烟尘颠簸，约齐粗野地裸露着肩膀，魏斯贝格一家——新司会和他太太，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被吓到了。下车的时候，约齐伸手想扶两位女士。魏斯贝格太太和女儿坚贞地拒绝了。不一会儿，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房子里就飘出陌生而好闻的烹饪的香味。

新司会与前任大不一样。村里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山谷的泥土对他也没什么吸引力。第二天上午，他太太在利百加的晾衣绳上晾晒衣服，那种挂法是我们村从来没见过的。过了一会儿，魏斯贝格到门廊练习吹羊角号，空气顿时被撕得粉碎，屋顶上数百只鸽子蹿到空中。

司会的双胞胎儿子留着长鬓发，穿着袜子，大大的丝绒圆帽扣在头顶短发上，村里的孩子看着觉得真新鲜。阳光、新鲜水果、牛棚和田野的味道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从院子里悄悄地溜出来，目瞪口呆地看着家禽和牲畜，叽叽喳喳地说着一些没人听得懂的话。他们看见发情的奶牛不害臊地骑到同伴身上，骡子非驴非马如同书上画的魔鬼，吓得够呛。村里的孩子站得远远的指指点点，不敢靠这些外来的人太近。甚至皮内斯也对着他们看了许久，搜肠刮肚也无法把眼前的人和他脑叶中已然抹去的童年联系起来。

“我见过这样的人，”老人不停地说，“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

魏斯贝格的女儿面容阴郁，像她父亲。她多数时间待在屋里，不过我有几次在傍晚看见她裹着长外套，和她母亲手挽手在村里椰枣树成荫的主干道上散步。她们一点不像村里长着雀斑的女人和姑娘，那种丰满动人而又极易受骗的魅力随风飘出老远。她俩走路时低头碎步，说话低声细气，远远躲开粗壮的庄稼汉和他们赤裸上身的儿子，用手里紧攥的一方小手帕、不停歇的喁喁低语和严严实实的衣服，捍卫自己的名节，把关于这服装下面的种种猜想，拒于千里之外。

一天下午，巴斯奇拉邀请魏斯贝格一家来参观墓园。尤里和我在给花坛除草，皮内斯坐在不远的地方。巴斯奇拉给客人介绍了我们这桩事业的性质之后，司会点头说：“让死者安息是很重要的戒律，很重要的戒律。”他当然不知道，我们打破了所有规矩，把死者放在棺材里，也没有祈祷者，也没有向虔诚的乞丐布施。

他们走近，跟我们打招呼。我直起身，被司会女儿的美貌惊呆了。她的肤色是桃子和橄榄的混合，令人心碎。浓眉像镰刀一样清爽、有型，黑眼睛低垂。在看见她之前，我只见过山谷的女子。一半年老色衰，另一半我从婴儿起就熟视无睹，因此兴味索然。

“司会，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师，雅科夫·皮内斯，”巴斯奇拉说，“这是巴鲁奇，我的老板，这是尤里，我们很荣幸地招待你们住的就是他父母的房子。”

“欢迎到村里来。”皮内斯干巴巴地说。

司会报以微笑。

“我叫魏斯贝格，”他说，“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太热情好客了。”

“在厨房里要当心，司会，”尤里说，“说不定有些剩面包呢。”

“行了，尤里！”皮内斯顿时警觉起来。

“面包？”司会毕竟还不了解我表哥。

“你们在赎罪日那天不是只能吃无酵饼吗？”

“别说了，尤里。人要知耻，”巴斯奇拉呵斥道，“司会，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们从家里带了吃的。”两个小男孩笑道。他们的父亲皱了皱眉，厉声喝住两个孩子。

空气中飘着夏日将逝的忧郁，我们都变得沉默。橙园飘来浓郁的秋肥味道。雅克菲的鹅扑棱棱撞在网栏上，对着天空中飞向非洲的候鸟哀鸣。嘎嘎的叫声中，听得出夏日之殇的哀悼。

“夏季和冬季，燕子和苍鹭。”皮内斯用课上讲《圣经》诗歌的庄严语调说。他嘴角挂着高深的微笑，我知道，老人又在倾听他内心的寒来暑往了。

“如夏日最后的果实，如葡萄园的残果。”司会应声以经文对经文。气氛轻松下来，他脸上露出微笑。

燃烧的枯叶在果园飞舞，风悄然拂过我赤裸的肩，岩鸽戛然息声，纸黄蜂巢房干瘪，我知道夏日将尽。马古利斯遗留下来的蜂群不再忙忙碌碌，它们昏昏欲睡地盘旋，希望找到一两枚收获者遗漏的葡萄或无花果。我夜巡之后，看见柏树下小乌鸦僵硬的身体上覆盖着一层薄霜。夜露浓了，在拖拉机座位上庄稼汉坐塌的地方，聚成冰冷的小水洼。午后，山谷的天空里有云团聚拢，看起来又轻又软。皮内斯、蕾切尔、丽娃和冬妮娅种下小萝卜和花椰菜，收了土豆，剪除了西红柿藤上的枯枝。只有“拓荒者之家”的花儿，营养充分，娇生惯养，不管节气变换，一味地灿烂，如同司会的漂亮闺女一样，晕染了周围的空气。

一年后我离开了村子。那时我也许还没读懂所有的征兆，但确实觉得秋意格外愁人。空气中满是浓浓的终结与分离的味道。

“夏日终结比夏日更为可怕。”司会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引用拉比的话。

不了解我的人想尽办法逗我开心，试探我的底线。他们送来一纸法庭命令，测试我头盖骨的厚度，或者把手伸到鼻子下面让我闻。我不怪他们。外公就是要把我养成一半是动物一半是植物。可我现在已经厌烦透了。司会咬着舌头说“夏日”和“可怕”的时候，喉头黏糊糊的嘶嘶作响，好像嘴里含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手指：我忽然对这人一阵反感，他穿着黑色长外套，活像谁家菜地里没根基的稻草人。

注释

1　犹太人先知摩西带领犹太民众逃离埃及时，因时间急迫，无法等待面饼发酵，只得携带没有发酵的饼上路。因此逾越节有吃无酵饼的习俗。

2　原文为Moo Nishtanah，是从Mah Nishtanah（有啥不一样）变化而来。Mah Nishtanah指逾越节祝宴上的四个问题。通常由最小的孩子提出，主持祝宴的长者借此回顾和宣讲逾越节的意义。

3　阿施塔特：腓尼基人崇拜的女神，是土地丰饶和人口生育的象征。

4　参见《旧约·创世记》（37：3-8）。

48

在犹太历新年前夕，我跟尤里一块儿去“老年之家”看望埃利泽·李伯森。巴斯奇拉在那里有业务，有时会开车过去，我想搭他的农用卡车去。可尤里说“开步走吧”。于是我又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小路。那条路仿佛从我脚底淌出，在我前面蜿蜒，如同泥土捏成的温暖、温顺的蛇。

“老年之家”的老人大多数在礼拜堂里，歌声如孩童，经久不息，仿佛在为进入另一个世界做准备。可李伯森从不相信别人的祈祷，阿尔伯特照旧躺在床上，默默无语，衣冠楚楚。他每一次呼吸，白色丝衬衣就随着起伏一次，黑领结在喉头扇动翅膀。

“我们保加利亚犹太人不大相信宗教，”他笑得很开朗，“Por lo ke stamos, bendigamos.”

“‘我们不再相信赐福了。’”李伯森把这句拉地诺语翻译给我们听。阿尔伯特说的大部分话他都已经耳熟能详了。他们一般用希伯来文交谈，但有时也用俄文窃窃私语。

“保加利亚语和俄语很接近，”李伯森说，“我这么老了，还学会了一点拉地诺语。”

他面对他的朋友坐着，把酸橙木拐杖夹在两腿之间。他的手一碰到我的脸就认出了我。他把昏暗、混浊的眼睛转向我。“这大小伙子，”他说，“你有你爹的力气和你妈的个子。”

说了这些，他才觉察到尤里的存在。他拽着尤里的胳膊把他拉近，用触角一般的手把尤里上下摸了一遍。他屏住呼吸，双手从额头开始，轻轻在两颊拍了拍，捏了捏，深情地拂过那天夜里被打断的鼻梁。

“你回来啦，”他说，“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我回来了。”尤里说。

“你的伤都好了，”李伯森说，“一切都好了。”

“是，”尤里说，“我现在好了。”

“你那头法国牛犊呢？”

我的心被恐惧揪成一个死结。这瞎眼的人剥去了尤里的外壳，触碰到他有毒、酸楚的内核。

“我是尤里·米尔金。”我表哥小声说，有些不知所措。

老人像被火烫了似的把手缩回去。

“尤里·米尔金，”他说，“水塔上那个？”

我来回看着他俩。一个是面容丑陋的老人，一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一个是我英俊的表哥，睡遍了村里每一个女人。

“我来说对不起。”尤里嘶哑着嗓子说。

“谁不是呀？”李伯森问道。

“他对不住你啦？”阿尔伯特问。

“哦，没有，”李伯森说，“他就是村里长出来的一棵野草。”

“这孩子真俊。”阿尔伯特说。

“我要有他那张脸，”李伯森说，“那可真受不了。姑娘们一个个扑过来，就像果子熟了从树上落下来。”

“Non tinne busha，”阿尔伯特说，“他不知羞耻。”

“不是这么回事。”尤里说。

李伯森起身对我俩说到露台上去。他在露台上走来走去，清风送来他皮肤上老庄稼汉的那股子青苔味，混杂着皮箱、干粪、苜蓿和牛奶的味道。那根粗拐杖和灰色的工装裤给他添了几分遗传之外的气质，即使米丘林也没有那种气质。

他举起拐杖指着地平线。

“看见那边的干河滩了？我们就是从那边过来给村子选址，泽尔金和我，还有你外公外婆。那时候你外婆那位屁用没有的兄弟还在雅法的银行里做事。”

他停下来，想要确定我们听出了他对列文的挖苦。可我俩什么也没说。在埃利泽·李伯森眼里，山谷就是他人生记忆的立体地图，他吸入的气味和感觉到的阴影赋予了地图坐标。李伯森的拐杖在环绕他的漆黑的世界中挥舞，指点却准确无误。我在一旁看着，心里充满悲伤。

“路上尽是土匪，”他继续说，“山谷饱含血泪。佃农眼上糊着眼屎，小块的耕地七零八落。豺和土狼光天化日四处游荡。”

他像世代之主一样用拐杖指点着眼前的景色。“那边两棵橡树，看见了吗？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的帐篷就在那里。[1]不过我们只走到德国人废弃的营地，然后就乘火车离开了。”

“鲍里斯国王站在火车站外说：‘你们不可以带走我的犹太人。’他这样对德国人说。他不怕他们。”阿尔伯特的声音从屋里传来，有些沙哑，充满感激。

“那个鲍里斯就是卡什咔跟英国国王交谈的时候被晾在一边的那位。”尤里说。

瞎眼人冲我们一笑，笑里满是同情和关爱。“阿尔伯特老是做白日梦，”他说，“巴尔干地区的犹太人跟咱不一样。”他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在加利利海边和通往提比利亚的路上劳作，我们夜里在海里游泳，在水里脱光衣服，向你外婆泼水。她脱下衣服站在岸边，高挑、赤裸，就像苍鹭落在岩石上。我们朝着她游回去，爬上岸。”

“每只七磅。”屋里的声音喃喃地说。

“他说啥呢？”尤里小声问。

李伯森走到门口。“嘘——阿尔伯蒂考。嘘——”他说。

我们又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屋外的泥土充满生机。种子等着发芽。蝉的幼虫在长大。蚯蚓和食腐甲虫勤劳地清除腐物。

“我们当年不比你们现在好到哪里去，”李伯森说，“时势造人。很多人受不了，离开了。这些你知道，巴鲁奇，因为现在他们又回到你那里。”

“讲个故事吧，埃利泽，”我冲口而出，“讲个故事。”

“故事，”老人说，“好吧，我讲。”

“我们刚到这个国家那会儿，”故事都是这么开头，“那时候还没遇见你外公。泽尔金和我在盖代拉附近一个杏园里干活，挖坑种树。那活不好干。腰都累断了，手上全是泡，阿拉伯人在金合欢篱笆外面虎视眈眈，就等着你累趴下，他们好把原来属于他们的工作夺回去。这时，一个人扔下锄头，说要去拿水。另一个人过去帮他。两人拿了一罐水回来，我们每人分了一口。喝完水，他俩说要数洞。”

他哼哼一笑。“听见了吗，阿尔伯特？我们挖，他们数。”阿尔伯特没吭声。李伯森继续讲。“每一组工人里都有数洞的。先去拿水，然后倒水，然后数洞。再然后数人，过不多久就变成数党员。用不了一年，他们就跑到欧洲的复国主义大会，问美国人要钱，那就更有的可数了。”

李伯森笑起来。“泽尔金恨他们。数洞的功成名就，成为政治家，但给我们的钱永远不够用。我们永远挣不到钱，永远没有好收成，永远饿得要死。”

“Non tiene busha。”床上的阿尔伯特又说了一句。

“有一回，”李伯森继续讲，“裴莎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什么人带回家。麦舒拉姆还小，整晚就跟着了魔一样，提各种问题。那人，名字我就不提了，觉着这孩子懂得真多。他愉快地回答了麦舒拉姆的所有问题，裴莎带他到牛棚参观，去看泽尔金给奶牛挤奶。泽尔金一眼就认出了他。”

“‘哟，这谁呀，’曼多林说，‘还是老规矩，我挤奶，你可以数牛。’”

李伯森又把头转向山谷，缓缓移动双手和拐杖，在他的渴望的地图中摸索。“我们到这里建村。建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那边，那一大片绿斑，是我们种的桉树林。那些树吸干了沼泽的水。如果把树砍掉，沼泽就会回来，一眼望不到边。”

他还不知道那片树林已经没了。去年就把那些粗壮多汁的树干都砍掉了，啥事也没有。树桩被挖出来后，那片地种上了棉花。

“树林后面就是干河滩，皮内斯发现了丽雅和里洛夫在一起，就去那儿自杀。谁信啊？一个孕妇！我们追过去，把他带回来，过了一年，犁地的时候才找到他的枪。已经锈得不能用了。丽雅也已经死了。她染上了一种罕见的洞穴热，连约夫医生都没见过。”

他用拐杖在空中从西向南一扫。“那边，就在远处那座山上，以利亚看见一小片云，并奔在亚哈的车前头。他和国王的马赛跑，一路奔向耶斯列，并且抢先到达。[2]”

我们回到屋里。满屋是熟过头的阿斯特拉罕苹果那种甜滋滋的香味、向李伯森逼近的死亡的味道和阿尔伯特床单的味道。

“你们俩孩子，可是惹了不小的乱子，是吧？你的那些坟墓，你的那些姑娘。”

“我现在开推土机，”尤里说，“我是劳动者了。”

尤里在李伯森面前剥去玩笑的隐蔽，显得孤独又无助。老人疲惫地坐在床上。我在这小屋里占了太大的空间，把他挤得贴在墙上。我挺不好意思的。

“复国运动总愿意把我们看成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他说，“拓荒者一族。我们一起来，一起收复土地，一起耕作，一起死亡，一起埋在整齐如画的墓地。每一张老照片里都有一排人坐着，一排人站着，最后有两人站在板条箱上，从其他人肩上向前看，还有两人在最前面，躺在地上，用手支着头。四行人里有三行最后到国外去了。每张照片里都有这三行人，有人是英雄，有人啥也不是。”

“爷爷也这么说过。”尤里说。可是李伯森沉浸在自己的黑暗中，根本没听。他的眼看不见光，只看得见爱的记忆。他面朝窗户。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在那边，基布兹盖了工厂的地方，曾经是个可爱的葡萄园。我就在那儿认识了法尼亚。”他转向我，发白的眼球里满是泪水，“你做得对，巴鲁奇，让我一个人到那里去。换了别人都会上前帮忙。”

我向他说了麦舒拉姆造沼泽的事。“笨到家了，”他叹了口气，“谁还关心那些事呀？白白浪费那么些水。”他对细节没兴趣。

“我讨厌死这地方了，”他对我俩说，“他们让我用酒椰纤维编灯罩，还非得在四点钟吃晚饭。”

尤里还想听李伯森讲讲他跟法尼亚的故事，可李伯森情绪低落，心思早不在这儿了。他离开我们，潜入了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

“怪老头儿，”回家的路上，尤里很生气，“他根本不在意。我对这次见面策划了那么久，全让你们俩给毁了——你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他那些教科书式的回忆。拿那根拐杖对我们说教。你的那些元老们，就是瞎了也非得比别人看得透、懂得多。”

“那你想让他怎么样？”我说，“他老婆死了，朋友们也死了。还有，我看呀，麦舒拉姆的沼泽让他受到的惊吓比他表现出来的要严重。”

“我就希望他不要这样居高临下地对我，还不如把我赶出去的好。他们从来就瞎眼，站在没膝的烂泥里，耳朵里都是土，眼睛里只有一件事。”

“可他为什么要在意你的问题？你又为他做过什么？”

“也是，”尤里说，“也许我觉得内疚，只不过是因为我想念这地方。”

“他脑子里只有法尼亚，”我说，“露台上说了那么一大通，其实只是告诉我们，他还记得那个葡萄园在哪里。”

“他有病，”尤里说，“他疯了。本来做个手术，把白内障切除，很容易啊。他就想瞎掉。我敢打赌。”

“他还有什么可看的？”

“我妈说得对，”尤里说，“那些疯子把你也弄疯了。”

我没搭腔。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这地方，”尤里说，“虽然出了那桩丑闻。虽然挨了揍，被赶走。我在夜里溜回来两次，可不敢停留。”

他看了看我，笑起来。“你就这么走来走去，真可惜了。应该给你套辆车，或者犁。”

“我抱着你也行啊。”我说。

“好啊。”他说。

“我没问题，”我豁出去了，“我能很容易地把你从这里抱回家。”

“你怎么啦？”他问我，“找男童干吗？找头漂亮的公牛好不好？”

尤里有时恶毒如同黄鼠狼。

“我可以抱着你，背着你，扛着你，你想怎么着都行。”我不依不饶。

可他不接招。“行了吧，你！”他的声音有点发劈，有点惧意。

剩下的路我们谁都不说话了。快到村子时，看见本－雅科夫的梨园聚了一堆人。老远就听见有人在嚷嚷。走近了，发现又是麦舒拉姆，头上系着那条恶心的花头巾，手里拿着锯齿镰刀。

“我还能怎么办？”雅克菲在咆哮，“每个水龙头边上都派个人守着？”

他脚下的泥土像啫喱一样晃荡，从地下抛出黏软的垃圾、污泥、骨头，还有缠着梨树、把树祸害成一摊烂泥的粗胖的白色肉虫。芦苇和灯芯草长出一人多高。麦舒拉姆正用镰刀拼命割草。他雇来的一位阿拉伯老人懒洋洋地在沼泽边上耕地，嘴里念叨着老一套。一小群野猪也从外公的故事里跑出来了。几头个头挺大的公猪，几头面目狰狞的母猪，还有十几头翘尾乍毛的小猪仔，稀里呼噜地闯进沼泽，在越来越深的烂泥里打滚。我抬眼看天。天空有一群黑点向我们逼近，在我头上盘旋，尖叫声刺耳。

我看看气急败坏的雅克菲，看看尤里和气愤的庄稼汉。透过他们的薄薄一层工作服、晒黑的皮肤和强壮的身体，我能看到在地下等待多年的巨大的烂泥化石。

这时，一群水牛咚咚地走来，潮湿的深鼻孔嗅到人类背叛的第一丝气息，兴奋得直呼扇。我不怕水牛。我惯于和动物相处。一头巨大的浅色公牛也凑在水牛群边上，宽肩厚蹄，湿漉漉的口鼻里喷出热气，弄得我心跳加速。我朝牛群跑去，靠近的时候，看见一位穿卡其裤、戴养蜂人面罩的青年扶着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老人背着一个破包裹。可他们很快走过田野，消失在远处的柏树林里。我回到水淹的梨园，大家都疑惑地看着我。我明白了，其他人什么都没看见。

注释

1　参见《旧约·士师记》（4）。

2　参见《旧约·列王纪（上）》（18）。

49

犹太历新年后，约西放假回家。我听见他的吉普车“吱——”的一声停下，无线电对讲电台大声地噼里啪啦，接着是奔跑、上楼的脚步声，最后，从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房里传来女孩的尖叫声。

小屋的门“砰”的一声开了。约西一身戎装，戴着军衔和伞兵部队的标志，问我：“我爹妈房里那枚虔诚的炸弹是谁啊？”

尤里大笑起来。两兄弟笑作一团。两人虽然不一样，却天然亲，看得我直恶心。约西也收到了父母的信，两人坐在一起比较各自收到的信和照片。

“爹的生活总算有点乐趣了。”尤里笑着说。可约西认为亚伯拉罕应该在戈兰高地的新定居点找个当顾问的工作，“而不是指导那些老黑”。

我站在水槽边切菜做沙拉。先切洋葱，再切西红柿，接着切黄瓜和青椒。那新鲜浓郁的味道应该能飘老远，一直飘到土地的尽头。

我喜欢和尤里待一起，可约西一出现我就烦。这下只好让他住小屋了，我有点后悔把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房子让给司会。

“你俩出去走走呗，”我说，“晚饭过半小时才做好。”

“怎么了，巴鲁奇？”约西问道，“不想跟你表哥们待会儿吗？还是怕我们问你借钱呀？”

“我才不怕。你俩谁要是想把农场要回去，我立刻搬走。”我说。

“谁说要把农场要回来或者让你搬出去了？”尤里说，“你干吗事事那么较真呀？”

“要把你搬出去，那得一个重步兵连哪。”约西跟约齐学了一口嘎嘣脆的军队腔。他怪笑起来，一边抽搐一边往里吸气而不是往外呼气，听得人火气直往上蹿。我后脖颈的肌肉开始发紧。

“要不是看尤里面子，”我对他说，“我就把你从窗户里扔到你那辆破吉普上去。”

“同志们同志们，”尤里说，“都冷静冷静，好不好？亲爱的巴鲁奇和约西，眼下正是艰难的时期，复国运动在寻找新的空间，咱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吧。咱仨多年没有单独在一起了。独一无二的拓荒者、排沼泽垦荒漠的雅科夫·米尔金的三位孙辈。咱们为他鼓掌，来！”

“两个孙子和一个冉·阿让。”约西纠正尤里的说法。

“我宁愿做外公的牛犊也不做你妈的儿子。”我回嘴道。

约西起身，说要把吉普车的无线电拆下来，走了出去。

“你刚才说的那句聪明透顶的中式谚语什么意思啊？”尤里问我。

“你起码有个妈。”我说。

“别装，”他气恼地说，“我又不是第一次听你胡说八道，但我知道你哪句是认真的。”

“去叫你兄弟吧，”我说，“沙拉好了，你们坐下来，我就做鸡蛋。”

尤里出去，半小时后和约西一起回来。

“我们去墓园了，”约西说，“老天，你把我们父亲的农场弄成什么了？”

“是你爹要出国的，”我说，“你俩都说不回来了，有啥好埋怨的。”

“行了行了，”尤里说，“要么吃饭，要么你俩在这儿，我找个人上水塔去。”

吃完饭，我们都冷静下来，就到麦舒拉姆废弃的饲料仓里去摔跤。米尔金的农场已经没有干草了。

“下面由双胞胎对阵怪兽！”尤里喘着粗气跳到我背上，企图卡住我的咽喉，约西跳跃、穿梭、撞击、出重拳。我们仨笑个不停，头发和身上粘满干草。最后我把尤里摔在草堆里，踏上一只脚，抓着约西的腰带把他凌空提起。这回他没哭，张着嘴发出战斗的喊声，笑得背过气去。

一盏油灯从“元老小屋”向我们靠近，在黑暗中上下跳动。又惊又气的麦舒拉姆走进饲料仓。

“立正！”约西喊道。

尤里跳过去一把夺过麦舒拉姆的油灯。“你是和水龙头约会完回来了呢？”他问道，“还是要在饲料仓放火呢？”

“你们以为自己在这里搞什么？”麦舒拉姆火冒三丈。

他身披裴莎湿漉漉的黑色衬裙，看起来像只小小的乌鸦，令人动容。

“呆子！”约西说。

“我们就是玩玩，麦舒拉姆，”我说，“行了小伙子们，咱走吧。”

尤里倒退着走出去，脸上满是嘲讽。“你懂规矩的，”他说，“要数到一百才能来找我们哟。”

我已兴味索然。我们往小屋走，走到半路，约西忽然说要去看看墓园。“那地方夜景一定美极了，花和墓碑都是白色。”

我打开门，碎石在脚下沙沙响。四周蟋蟀齐唱。两兄弟倚在外公的坟上，我坐在罗莎·孟金粉红的墓石上。

“一块墓地收多少钱？”约西问。

“不一定。有钱的美国佬大概十万美元。巴斯奇拉清楚。”

“那你是百万富翁啦，”约西的声音提高了不少，“你是百万富翁啦，你知道吗？”

“我什么也不是，”我说，“我就是守着农场。我照外公的话做。”

“这儿真好，”尤里说，“太好了。”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我们听见他在那边撒尿。

“你在军队没学会如何在夜间撒尿不出声吗？”约西在黑暗里说，“摆一摆。”

“我是在摆呀，可我这一辈子，总是被它摆，”尤里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我去睡了。明儿见。”

“真有个性，”约西说，“是个人物，这个尤里。”

我们打闹了一番，黑暗中又无法从他脸上看出他妈的模样，我就不那么烦他了。

“你会怎么样呢？”他问我。

“有啥好担心的呢？你不是说我是百万富翁了吗？”

“你为啥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话呢？”

“因为你让我紧张。”

“你以为你不是吗？想起你就头疼。因为你，学校里的人都笑话我们。到现在村里人人都觉得你有问题。”

“随他们，”我说，“他们就是嫉妒。他们把以法莲赶走了。现在也该明白了。”

“不要再学爷爷说话了，”约西说，“要我说，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听过爷爷说他要做什么，是不是有点怪啊。”

“你啥意思啊？”

“如果爷爷的遗嘱真是那样，你干得还不赖。”

“皮内斯也听见了。”我说。

“皮内斯，”约西很不屑地说，“那又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我倒挺喜欢这样交谈。

“这是咱俩第一次认真地交谈。”约西说。

他站起来，四处望望，弯腰闻了花香，仔细打量了舒拉密的墓，来回踱了几趟，在我身边坐下。

“干吗把她葬这里？她算老几呀？”

“外公想要这样。”我说。

“‘外公想要’，‘外公想要’！你烦不烦啊？”

“就是他要的呀。”

“所以你就接受了？”

我接受了。只有她的棺材我在下葬之前没有打开。

“她在这个国家孤身一人。她举目无亲。”

“我都要哭了，”他说，“你看见他俩在‘老年之家’住在一起了，是吧。你说，他俩还有啥啊？”

“那种事我又不懂。”我说，想起外公皱巴巴的脖子和秃脑瓜枕在舒拉密死气沉沉的大腿上。

“你说啥？”

“没啥。”

他狐疑地看着我。“你肯定偷看他俩了，你偷看所有的人。”

他等着我说话，等了一会儿，他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躲在窗外偷看吗？”

“知道又怎样？”

“我们小时候，我妈说如果再抓住你偷看，她就揍死你。我爹说她要敢动你一指头，他就打断她的手脚。”

我没说什么，想起我和大牛犊摔跤时利百加看我的眼神，想起她对我娘的仇恨。我娘的婚礼礼服和铃舌一般完美的双腿，即使化成了灰也让我舅妈一辈子耿耿于怀。

“我一直嫉妒你跟爷爷住，”约西忽然说，“你是他的娃儿。”

“我以前也感觉是，”我觉得嘴里发干，像吞下了一个干粪球，“可现在不那么确定了。”

“我嫉妒你是孤儿，”他说，“我们六七岁时，我有一回跟尤里说，我希望我俩的爹妈都死掉，皮内斯去远足时就会把我们也带上，爷爷也会收养我们。”

“可你俩谁也不会像我这样给他下葬，”我说，“雅克菲会让你屈服，尤里才懒得管那么多。”

“你老是怪里怪气，总跟老人混在一起，皮内斯、爷爷、泽尔金和李伯森。你六岁的时候大家就害怕你。你知道吗？因为有你，没人敢惹我和尤里。他们都怕你。”

他从墓上溜下来，坐到地上，手在泥土里摩挲，把泥土弄到指缝里。他的手指短粗，像他爹。这动作是山谷里拓荒者的习惯，他们又传给了儿女。拓荒者的孙辈生来就会。

“我想留在这儿，”他顿了顿，“真的，你知道我能做个好庄稼人。可这些坟墓让我决定离开，尤里再也不会回来了。最后只有你留在这里。你会让村里人和全世界的人刮目相看，你会挣很多钱，多到老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

“为什么人人都不停地提钱呢？”我问他，“你自己可以看出来，那些钱我没花。小屋里添了啥？衣服？游泳池？我也从来不出国。”

“说明你是真正的庄稼汉，”约西笑道，“咱这村里没人懂得享受生活，包括我自己。庄稼汉不会花钱。他们成天担心旱灾、蝗灾、鼠灾。他们脚在地上，头在云端，盼雨——雨是不要钱的。只有尤里完全不这么活着。”

“我只是守望者，”我说，“我守着外公，向他保证过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挪走。”

“他从那条恶豺口下救你的故事，是我最喜欢听的，”约西喃喃道，“我们爹用它当作我俩的睡前故事。你坐在院子里，向小猫咪身上撒土，爷爷扑到豺身上，把它全身的骨头砸得粉碎。”

“是土狼，”我说，“报上也这么说的。那条土狼的头盖骨现在还放在学校的自然展室呢。”

“你非说是土狼，那就是土狼，”约西说，“关键是爷爷救了你的命。”

“我完全是碰巧在院里，”我说，“你以为他不会救你吗？”

“如果是我在院里，压根就不会有土狼。你还不懂吗？你以为土狼是偶然出现的？”

我太吃惊了，从没想到他会这样看问题。

“我们在边界一埋伏就是一整夜，有时候我困得不行，就胡思乱想起来，生怕希福利斯会出现，怕他踩到地雷，或者，某个士兵喊一声‘站住’，而那个傻瓜一辈子没有站住过，就继续前进，结果被一枪撂倒。”

“他才不会，”我说，“他就是外公编出来的。”

“爷爷真了不起，”约西说，“他从前一定是真正的大人物，不然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想葬在他旁边？”

“土狼来的那天，是个明亮晴朗的夏日，”我说，“皮内斯教我根据季节记忆所有的事情。”

“咱走走吧，”约西说，“我有点冷。”

“你爹是初夏出生的，”我告诉他说，“两个婚礼在秋天举办。外婆春天死的，里洛夫冬天把自己炸飞了。泽尔金也是冬天死的，可法尼亚死在夏天，外公在秋天。”

“我在他床边守了三天三夜。”我说。我也开始讲故事了，这辈子还是头一回。“你爹一会儿来一趟。医生也是。外公的朋友们也在——泽尔金、李伯森、希福利斯和皮内斯。我累得要命，完全不知道我在做啥。”

他躺在自己的床上，身下垫着扎人的海藻床垫，苍白的皮肤藏在新睡衣下。我用力站起来，走到屋外那条从不让我失望的土路上。

秋天降临山谷，依旧带来漫天黄叶和头回迁徙的小雨燕焦虑、哀愁的叫声。我沿着车辙走到田间，脚下踏着支棱在路中央的最后的枯草。果园和牛棚排水管里山雀和林莺的巢已经散落。我偷眼看到，畜栏后面牲口贩子那令人厌恶的六轮卡车挤在马车和村里从未见过的美国轿车中间，车上拉着三头蔫头耷尾的牛犊。华衣鲜服的男女戴着高圆领，孩子们穿着闪亮的黑皮鞋，往来穿梭。不知道是谁把外公的死讯传给了这么多陌生人，不过我自顾沿着角豆树夹道的路走下去。树上散发出浓烈的白色气味，令来访者尴尬。“海枣和角豆都是雌雄异株的果树。一棵雄树可以给几十棵雌树授粉。”皮内斯贴在我耳边说。

我听见泉水呼呼地给夏末的涓流降温，娇嫩的成熟果子落在地上，腐化的过程中散发出香气和嘶嘶的声音。我们每年都把黄澄澄的梨子收入干草堆，梨子闷在里面发酵，果皮完好，但果肉分解，闻着甜滋滋的，到秋天全变成软软的、蛋形的止咳药，果皮里包着醉人的软糊。我们小心地从草堆里把梨子拿出来，用牙齿咬破果皮，吸吮里面带酒味的甜浆。

“我记得，”约西说，“味道像酒。”

满目干枯衰败。蝉早已没了。热昏了头的黄蜂和甲虫的嗡嗡声消失了，只有小堆的碎石和草屑表明收获蚁曾在此居住。然而在绿油油的果园，橙花的雌蕊喁喁地膨胀，柚子在枝上长胖。火鸡蛋的细胞在分裂。冷冻精子在奶牛的子宫里融化。牛奶和蜂蜜，树汁和精液，都被秋日聚集起来。

空气中飘着浇过水的土味儿。秋耕过的土壤总是在第一场雨来临之前就带上了雨的味道。“那是土地告诉云它需要水了。”走在我身旁的皮内斯说。

一阵沉痛的悲伤涌上来。为外公。他死于自己不可治愈的愿望。也为我自己的生活，为米尔金家的房子，爱曾经悄悄叩窗，却随我爹妈一道死去。

泉边黑莓花绽放。一个小孩儿在黑莓丛中带着哭腔背诗。一个公牛般强壮的少年五大三粗，赤脚向我走来，手里晃着奶罐。“刚挤的。”他叫着。他闭上了眼睛，等我拍他的脖子。

“走吧，我的娃儿。”皮内斯说着把我推到一旁。没想到他这么有劲。“走吧。”

秋天到了，头顶上鹳和鹈鹕已开始悠闲地南飞，巨大的翅膀在山谷间投下影子。我知道知更鸟很快会回到石榴树上的巢里，用欢快响亮的哒哒声保卫自己的家园。接着就是八哥，大群大群地飞来，飞快地扭动带斑点的胸脯，给山谷的土地覆盖上厚厚一层鸟粪。

我赤裸的脚底感觉到大蜗牛在地下蠕动，等着被第一场雨唤醒，用含硅的硬壳互相残杀。番红花的球茎在地面鼓起。“凤头麦鸡快来了，扇动美丽的羽毛在田间追逐。”皮内斯在我身后大声说。我沿着人迹罕至、通往山里的小路，直奔小山丘。离村子越远，放肆的土木香的味道越浓，带刺的地榆丛越密。在我从未到过的蓝山，看似橡胶权杖的海葱已经开花，刺山柑带麻点的白花掩藏了刺肉的尖刺。

绿原在山下绵延。（风儿说，不是海哦；谷穗沙沙地说，不是海哦。）一条大河奔流。妇人在河里洗澡，酥胸雪白。河岸边卧着几个小村庄。再往远处，大地倾斜，化为一片灵动的光。也许有白色的苔原狼在那里嚎叫，也许是风搅动了白桦树。大地宽阔，一望无垠，远处的地平线在上方闪动。

我扭头便跑，如同小孩子违背禁令打开了箱子。

外公的躯体上面不再浮现幻象，我知道，他死了。

“用这种方法判断临床死亡倒是有趣，”约西说，“你告诉过蒙克医生吗？”

“外公的梦想没了，他就死了，”我说，“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

50

约西住了几天就回军队了。他上吉普车的时候我跟他握手时，依然因谨慎的疑虑而感到刺痛。尤里留下来帮我做点事。那个礼拜，冬妮娅·里洛夫死了。我和尤里把她从马古利斯的墓石上抬下来，剩下的蜜蜂却填不满她留下的空间。达尼·里洛夫站在一旁嘤嘤地哭，音调怪异、刺耳。“你听，”尤里说，“他不会哭。他爹从没教过他。”

随后的一段日子，我们在不停地挖坑。达尼·里洛夫的小脑袋和昆虫的一样大，孵化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妈应该葬在他爸的靴子边上，还是葬在马古利斯边上呢？他实在拿不定主意，竟然跑去问丽娃。丽娃拧干手里的抹布，把他从刚擦干净的楼梯上推开，说我们要不就把她丈夫的棺材打开，“把你妈和你爸的脏靴子统统扔进去得了”。

他每天早晨泪汪汪、神昏昏地来找我，说他又改主意了。没想到傻胖傻胖的达尼内心竟然如此纠结。我不顾臭味，不顾蜂蛰，把冬妮娅挖出来又埋回去，如此反复了五次。要换别人这么刨地挪坟地来回折腾，尤里早没好话了，可他说对冬妮娅应该体谅再体谅，“就为她这么多年风雨无阻地在蜜蜂中间吮手指头”。

幸好巴斯奇拉终于忍无可忍了，对达尼说：“行了！别再胡闹了。你以为这是谁呀？一只死猫吗？对父母还有点敬意没有？”

他对我说：“他闹啥呢？这都快到赎罪日[1]了！”

他请我和尤里到家里去过节，他家就在不远的镇上。

“你们可以一起去看看摩洛哥的犹太教堂，”他说，“看看这个国家还有真正的犹太人，对你们来说不是坏事。”

“好呀好呀，”尤里说，“可能很好玩呢。”

“你去，”我对他说，“我不想去。咱啥时候过过赎罪日啊？”

“你不去我也不去。”尤里说。

我俩都待在家里。那天下午，魏斯贝格的双胞胎小儿子来找我们。两个小人儿羞涩又骄傲地站在门前，活像两只头戴黑帽的夜莺。“请你们斋戒前到我家吃饭。”说完就飞快地跑了，两人动作一模一样，仿佛是对方的影子。

“我看这事儿咱得去，”尤里说，“魏斯贝格一定是原谅咱了。”

“我不去，”我说，“我对这不感兴趣。我也不喜欢下午四点吃晚饭。”

“我去。”

“你爱干什么都行。”

四点，赎罪日快到了，我脱去衬衣，站在院子正中劈木柴，尽量弄出最大的声音。我把木柴塞进小屋外的炉膛，故意把铁门弄得咣咣响，坐在外公的挤奶小凳上热气腾腾地洗了个澡。尤里坐在他爹妈的房子里，用司会的饭菜大快朵颐，眼睛盯着他那秀色可餐的女儿。

我把周身擦得发红，云蒸雾罩地听墙外烟囱噗噗响。我知道魏斯贝格一家也能听见炉子的动静，正竭力对这种宗教迫害不理不睬。

向晚时分，司会一家去教堂，尤里回到小屋。

“你咋不去祈祷呢？”我话里带刺地问。

“今晚不去。明天去。”他庄重地回答。

村里第二代、第三代人都不怎么去教堂，所以一年到头那里大部分时间空旷无人。可是老人从年轻时代狂野的思想自由跌入后来的万事冷漠后，便重新焕发了宗教热情。有些人成为更大的异端，有些人则因为悔恨和害怕，每个安息日都虔诚地祈祷，乃至于热泪盈眶。埃利泽·李伯森称他们为“我们的妖怪同志”。我不太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那语气和意图再明白不过了。

“她啥样？”我问。

“谁？”

“司会小姐呗。”

尤里笑了。“她坐在桌边像伸头吃草的小母牛。眼睛只盯着自己的盘子，一句话也不说。我只看见一点额头，两根手指，和六码蓝布。”

“她挺漂亮。”我说。

“你啥时候开始看女人了？”尤里问道，“是不是有什么事啊？跟我说说呗？”

我默不作声。

“我现在不整这些事儿了，不过还记得一些。”他说。

我在半夜把他叫醒，一块儿到墓园去。我忍不住把冬妮娅再次挖出来，迁到马古利斯身边，但她的墓碑依然留在里洛夫的靴冢旁。

“我看你是昏头了。”尤里坐在史洛莫·列文的坟上说。

“你要想装稻草人的话，最好留上胡子和鬓角。”我对他说。

“你有点烦人了啊，”他说，“你嫉妒了吧。你要是想追她，去追啊。让皮内斯教你几句《圣经》里的话，开始搭讪，递个眼神过去。我也可以亲自教你几招。”

“我不嫉妒，”我边把墓穴两侧填平边说，“况且，你那点乡下孩子的花招，恐怕对她也没多大用。”

早晨我一睁眼，他正穿着内衣倚在小屋的窗前。

“快，”他说，“起来看。多美的景致！”

我下床往街上看去。魏斯贝格一家正从我家院子往教堂走，母女俩都戴着头巾，司会身穿崭新的长袍，戴一顶巨大的圆帽。因为斋戒日禁止穿皮鞋，一家人都换上了新的白帆布鞋。

“看他们多矫健，”尤里露出微笑，“加油！”他朝这一家子喊道。

他们扭头看他。他的头和肩探出窗外，阳光透过木麻黄树，星星点点地洒在在他裸露的皮肤上。魏斯贝格说了一声什么，两只大眼又盯着地面，裹着长筒袜的双腿再次走动起来。

“来来来，吃点东西，”尤里说，“给我做爷爷早餐吧。就是——不要牛初乳，拜托。”

吃过早餐，他说要去教堂。

“昨天他们邀请我来着。”他解释说。

“有你今早那一嗓子，不知道他们还想不想在那儿见到你。”

“教堂又不是他们家的。”他走出小屋。

对我来说，这一天漫长、无趣。墓园没事可做。我不需要请求什么人宽恕，尤里让我心烦。我洗了盘子，绕着院子走了一会儿，上了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家的台阶，光着脚，猫着腰，小心翼翼，提防魏斯贝格家有谁耐不住冗长的仪式回来休息。

四周静悄悄。我开门进屋，迎面扑来一股陌生的味道。这股生人味儿已经侵入墙面。在尤里和约西的房间，双胞胎的衣服整齐地搭在椅背上。书架上挂着一块白布，把禁书遮挡起来。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房里放着两只看起来很肃穆的大箱子，两张床拉开了一点。起居室所有的照片都倒过来，面壁摆放。密不透光的藏蓝色长裙折叠着，静静躺在司会女儿的床上，我跪在地上，把脸埋入那六码密实的蓝布，不知过了多久，一只蓝松鸦吓人地尖叫起来，我拔腿跑下台阶，往村中心跑去。

街上照旧满是拖拉机。我们村没人把赎罪日当回事。

“母鸡不会在赎罪日停止下蛋，奶牛的奶子也不会罢工。”埃利泽·李伯森在村通讯上写道。那时我还没出生。

我倚在教堂的墙上，祈祷者虔诚、低声的祷告声中不时夹杂着孩童的玩耍嬉闹声、雨燕的尖叫声、奶场冰箱的嗡嗡声。

我趴在窗口往里看。魏斯贝格前仰后合，像只大猫头鹰。他的妻女在女席，还有几位来村里走亲戚的女人，我都不认识。几个姑娘走进走出，轻笑着看我表哥。他戴上绣花圆帽更加英俊了。两位小魏斯贝格分坐在他两旁唱着歌，嗓音尖细。尤里随着他俩稚嫩的手指，在祈祷书晦暗的字里行间绕过古文的障碍。

“为我们不知不觉间在主面前犯下的罪孽。为我们因淫欲而在主面前犯下的罪孽。为我们因妄语而在主面前犯下的罪孽。为我们因邪恶的冲动而在主面前犯下的罪孽。”

魏斯贝格闭着眼悲声吟诵。外公被土狼咬了也是那样。

“为这一切，主啊，宽恕我们，原谅我们，赦免我们。”

附近的游泳池里孩子们还在喧闹。太阳向着蓝山沉下去。

司会清澈悦耳的声音从教堂窗户里传出。“世上的门关闭时，请打开您的门，白昼已过，日头沉落、消失，我们来到您的门前。”不多的会众齐声应和。“主啊，我们祈祷，请您宽恕我们，原谅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怜悯我们，赎去我们的罪，忘却我们的罪孽和邪恶。”

空气温暖，纹丝不动。没有一丝风。这些话清澈、圆润，纤尘不染，传向远方。

第二天一早，尤里还在睡，我就去“拓荒者之家”了。近午时分，巴斯奇拉来了，宣布“赎罪日过得挺好”，又说下月大概有两个葬礼，“国外来一个小葬礼，特拉维夫来一个大的”。他很能干，时常走村串户，也到医院和“老年之家”摸情况，每言必中。“他看货去了。”皮内斯每回看见那辆黑车在田间扬起灰尘，就冷笑着说。

我远远看见魏斯贝格家两兄弟和他们的姐姐沿碎石路向墓园走来。我羞得躲在树后，可两个男孩一眼就发现了我。

“我们明天要走啦。”他俩对我说。他俩的姐姐在墓碑间踱步，始终背对着我。

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一种骇人的恐惧。“一路平安。”我小声对两兄弟说罢，就匆匆走开了，生怕自己再待下去会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一直喜欢黑暗，喜欢身体在黑暗中沉静的感觉。可这会儿我恐惧而愤怒，朝着小屋飞跑而去。

“急啥呀？”迎面而来的尤里问我。

“忘东西了。”我说。两分钟后，我蹲在饲料仓顶上，看见尤里打开墓园的门。

那天下午我去看皮内斯。

“雅科夫，”我说，“赎罪日尤里一整天都在教堂里祈祷，弄得好像被土狼咬了。”

“没啥可怕的，我的娃儿。”皮内斯说。

“我今晚睡你家行不？”我问他。

“行啊。”他说。他家门后有一张折叠床。我们吃过晚饭，他指挥着我把床支起来。

“给我盖上被子，雅科夫。”我说。我想跟他聊聊，我想让他给我讲个故事，想问问为什么他和外公都不教我如何除掉自己肉体里的害虫。

他老弱肥胖的身体行动迟缓。他给我盖上毯子，我的每一个毛孔都感到快乐和渴望。他在黑暗中伸手抚摸我的脸，接下来我只听见他床垫里的弹簧吱扭扭一阵响，和他的轻声细语。

夜里一点我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老教师驼背的黑影坐在床上。他没戴眼镜，看上去就像一只受惊的鼹鼠，等着锄头砍断自己的脖颈。

“怎么了，雅科夫？”我问他，“出啥事儿了？”

“嘘——”他厉声说，“别说话！”

空气纹丝不动。叶间的微风温暖轻盈如牛犊的呼吸。皮内斯突然屏住呼吸，浑身一颤。一串话砸在地上，尖锐、清晰、放肆，如初雨的大水滴，如成千上万只蝗虫的翅翼。

“我把司会女儿给操啦。”

接着是一片沉寂。我不知该向哪个方向跑——向皮内斯，他仿佛一袋饲料般摔下床，挣扎着喘息；还是向水塔上的尤里，塔下已是脚步纷沓、喊声震天。

“来帮我。”皮内斯最擅长发现生物体的矛盾，呻吟着说。

我扶他躺下，大勺大勺地往他嘴里塞吃的，只有给他擦嘴和下巴时才略停片刻。

我赶到水塔下面时，那里已经围了几十人。魏斯贝格夫妇坐在地上，脸色煞白，看起来如同我埋葬的美国尸体。壮实的庄稼汉守在梯子下。

我表哥出现了，抬腿跨过铁栏杆，顺梯子向下，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黑裙的钟形人影。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向上。那双不该示人的优美的大腿，包裹在长袜的格子里，在夜色中耀人眼目。人群发出怒吼。我低头推开人群向前挤，村里养牛的人家都熟悉那样的动作。我稳稳站在梯子下，双臂交叉在胸前。

尤里先下来，然后伸手接住司会的女儿。我在后面一路护卫他们到家。

当晚魏斯贝格一家离开村子。尤里趴在外公床上。清晨，丽娃·马古利斯醒来，闻到门外有股湿臭味。她以为是布尔加科夫回来了，口臭弄了一院子。她兴高采烈地冲到窗前——蜜蜂让欲望和透明的玻璃弄得晕头晕脑，正不停地往窗户上撞——拉开一尘不染的窗帘向外看，结果只看见了麦舒拉姆。他已经打坏了她院子里的大水表。

肮脏的动物四处乱窜，把泥点溅到门廊的台阶上。丽娃在犹太历新年也把房前的大街都擦洗了一遍，等地干了才让拖拉机经过。村里的活人中，唯有丽娃还同时恪守着疯狂、信仰和绝不打折扣的原则的古老精神。她二话不说就开始战斗。

她绝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她丈夫的小棚里，原来放烟熏器、吸蜜器、蜂巢架和成罐的蜂胶的地方，如今摆上了上千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抹布，墙边还有上百只扫帚和干净的毛巾。

丽娃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和眼中的理想主义光芒武装起自己，开始了一次最宏大的大扫除。全村人都出来看饱受他们嘲笑的老妇人，她的疯狂弄丢了丈夫，招来大伙儿的厌恶。

丽娃的手熟练而坚定地甩着抹布。她目标明确，抹布落地噼啪有声。她先把沼泽从房前逼退，稍事休整，便投入决战，花了整整三天，把抹布的水拧在干河滩上，硬是吸干了麦舒拉姆的沼泽。

结束战斗后，她说：“这下干净了。”她洗净所有的抹布，晾晒起来，就回家去擦窗户了。

注释

1　犹太教的赎罪日在犹太历新年过后第十天，从头一天日落到当天日落。这是犹太教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这一天全体会众应全天禁食，并到教堂做祷告。参见《旧约·利未记》（16：29-34）。

51

尤里再没回到利百加的哥哥那儿去干活。他在外公床上躺了好几个礼拜，把床压得嘎吱响。司会美丽、沉默的女儿内哈玛当晚就被带回家了。魏斯贝格甚至连行李都没收拾。

司会不要他的钱，也不让人送他们去火车站，不理睬道歉和悔恨。他带着妻儿走过田野，在夜色中一路磕绊，被荆条划伤。

尤里彻底被爱情和思念击垮了。我陪着他，照顾了他好几个礼拜。

“我只要她，内哈玛，”他呻吟道，“谁也不要。你给我把她带回来，”他不容分说，“谁都打不过你。去啊！”他连喊带叫，“驮着她，扛着她，抱着她，怎么都行。你要是不把她带回来，我就死在这床上！”

我吓坏了，不知所措。我开车到哈西德教徒的村里，可是没人搭理我。

“这下可不好玩了。”老剃头匠只哀叹了一句。他坐在地上用一碗油和汽油清洗摩托车链条。“这跟我们和埃利泽·李伯森的争吵不是一回事啊。犹太人从来没对犹太人做过这么恶劣的事。”

尤里不洗澡不穿衣不吃饭，整夜哼哼唧唧地呼唤内哈玛。他间或揪一下自己的下体，摸索着呻吟，情不自禁地吸吮自己的手指，搜寻那姑娘的点滴体香。那些气味如同琥珀一样留在尤里身上。

我起先还想劝他吃饭。后来我害怕了，就试图强喂。可他就是不张嘴，勺子都在他牙齿上顶弯了。他还往床单上吐口水。

过了五个礼拜，他瘦了六十磅，阴毛也快掉光了。三位愁眉苦脸的拉比陪着内哈玛·魏斯贝格到村里来了。

“她有身孕了。”他们说罢带走了尤里。

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了城。尤里和内哈玛的婚礼在一个满是霉味的旧院子里举行。宾客寥寥无几，我们村只有皮内斯和约西去了。巴斯奇拉也参加了婚礼，而且只有他一人想到了给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发电报。尤里的爹妈直接从机场赶到婚礼现场。亚伯拉罕满脸不高兴，可他一看到内哈玛，额上的皱纹全都舒展开来，神采焕发。利百加晒黑了，神色疑虑，高声大气。可魏斯贝格太太把一条厚重的头巾往她头上一扔，她忽然泄了气，像夜间的鸟儿一样乖乖地坐下了。

婚礼严格按照正统派的规矩举行。哈西德教徒甚至不让我们从村子里带水果。饮料和葡萄酒也是他们准备的，还有油腻腻的饺子和焦煳的烤面条。两位侍者送上食物的同时，司会不停地用甜美、熟悉的腔调哭诵。

内哈玛身材还不显，但脸上已笼罩了一层柔光。没想到她有那么一副优美丰润的好嗓子。她按哈西德派的习俗剃了头发，但盖头下依旧飘出潮湿泥土的好闻味道。魏斯贝格和他的朋友即便不熟悉这味道，也都知道这说明新娘会跟丈夫搬到村里去住。

婚礼后，几位羞涩的乐师奏起我们在村里就熟悉的曲子，元老们当年在冬夜唱的也是这些歌，比如《埃利梅莱赫拉比》《我的灵魂渴望你》和《安息日》。可乐队里没人能胜过曼多林·泽尔金，他会“在拨动弓弦的时候拨动心弦”。我和约西、亚伯拉罕站在角落里看哈西德教徒例行公事地做完一套舞蹈动作，脸上的笑有点尴尬。胖胖的皮内斯吵吵嚷嚷地跟着跳起来，而巴斯奇拉已经压低声音，热火朝天地跟一位苍白的大胡子男人谈起生意。婚礼小丑跳上桌，魏斯贝格的胖兄弟表演顶椅子，椅子上放了七只酒瓶。结果酒瓶全部掉下来摔碎了。可谁也没笑。

后来天气转阴，我们回村时下起了舒服的小雨。约西开车，亚伯拉罕一路兴高采烈地说着热带的各种珍奇水果和炎热的赤道风暴。巴斯奇拉试图开开玩笑，皮内斯唱个不停。我知道自己很快要离开村子了，一路无语。尤里坐在后排，拉着内哈玛的手。内哈玛手里紧攥着一方小手帕。

那年冬天，我帮尤里砍掉了“拓荒者之家”的观赏植物，挖掉了花坛，铲除了碎石路。

尤里干劲十足，想借两台电锯加快进度。可我再度感受到身体里曾经有过的躁动，需要干点重体力活，所以宁愿用斧头砍树，然后亲自把沉重的树木拖走。

我一斧一斧地砍倒紫荆、黄蝴蝶树和木槿灌木丛，树枝浓烈的汁水浸入泥土。我把枝干砍成散发着香味的柴火，堆在牛棚里。

亚伯拉罕和利百加把自己的房子腾给小两口住。春天来了，内哈玛剪短了头发，穿着齐膝的孕装走在田间，阳光照透了薄衣料，勾勒出可爱的圆肚皮和两腿间柔和的圆拱。约西放假一个礼拜，回家来了。我们四个在墓间种下果树，播了饲料草种。细细的苜蓿种子从指间滑落，我喜欢那种感觉。

尤里满脑子计划。他自己没有存款，可他爹妈、舅舅和我都愿意借钱给他。内哈玛把亚伯拉罕的牛棚收拾好，戴着铁轭的奶牛鱼贯归来，听音乐，哞哞叫，挤奶机重新轻唱。

那年夏末，我们埋葬了埃利泽·李伯森。他不知何时不在房间里了。

“他去田间了。”阿尔伯特带着神秘的微笑说，还用拉地诺语说了一句谚语，只是李伯森不在，没人替他翻译那些柔软、笃定的词语了。

大家都知道李伯森在山谷里游荡，他脚下踢起的烟尘像游荡的小鬼，在各种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可老人摆脱了所有的搜寻者。他行走着，又饥又渴，气息奄奄，已经连拧开水龙头或从树上摘神果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以理找遍了各处，可李伯森就跟外公临死前一样，又小又轻，不留踪迹。数月后，基布兹收割玉米时，才在地里发现了他鸟一样的遗骨。

现在就等皮内斯了。“他走了，我就离开。”我向大家宣布。尤里和内哈玛对我说，我留下来他们才高兴。

“想都别想，巴鲁奇。我们要成为最后一家兼用耕牛和拖拉机的农场。”尤里说。

我微微一笑，内哈玛笑出声来，正在吃奶的小以法莲惊了一下。年纪最大、身体最差的皮内斯缓慢地咀嚼巴斯奇拉向他献殷勤的肉肠，他现在是山谷中仅存的拓荒者了。皮内斯知道我在等他，躲我好几个月了。

“你现在就走吧，”他费力地对我说，“我才不让你把我葬在你那个墓园，不收钱也不去。”

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从他的动作中感觉到他的恐惧。他不再对我说昆虫和水果，也不再把手放在我脖颈后面。他把仅存的一点精力都用来捍卫自己的决心。

“你办不到，”他对我说，“你办不到。”我没说什么，心里明白大自然这所学校在收录新生这件事上，对人对兽同样无常，比皮内斯和我都强大。

“无论是跳蚤、蟑螂、土狼、秃鹰、花豹、蝰蛇，还是爱你、保护你的狗，理解你、为你工作的马，还是爱人怀抱中的姑娘、母亲祈祷时膝下的孩童，还是肩负家庭中贤妻爱子的幸福快乐的成熟男子，在大自然眼里，这些同等重要。”路德·布尔班克写道。

“我们自恋，所以忽视了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小时候皮内斯曾对我说，“用各种宗教故事，什么弥赛亚、彼世和天堂的迷信，掩盖事实。”

如今我跟着他，如同一群土狼追捕一只受伤的公羊，单等他倒下。我默默地尾随他。“作为收藏者，你不够格啊，”他扭头看着我说，“有本事把我们都钉在大头针上啊。不过这个系列没有尽头。”

半夜我看见他摸索着翻找床头桌的抽屉，拿出一把旧钥匙，出了门。三英里路他走了两天，我在后面隔几步跟着，如同那天我尾随李伯森到基布兹的工厂。他不时回头看我一眼，带着焦虑。

“你就在这儿等我吧，”他说，“不用紧跟着。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可我还是跟着，肩上扛着关于他那个旧背包的记忆，背包里装着镊子和氯仿。这个英军无线电发报员背包是我舅舅以法莲给他的。

多年未动过的铁门栓轻松地打开了，仿佛有人新上了油。皮内斯在洞口站了片刻，转身对我微笑。“头脑清醒，”他宣布，“头脑清醒。”然后一猫腰不见了。我等着他做完最后的巡礼，出来就落入我手中。

他在洞里站了一会儿，深深吸了几口气。我在洞外选了个有利地形，眼见往昔如一条瞎眼的蛇，缠在他腿上，古老的非洲木虱爬了他一身，将他据为己有，登时明白了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大吼一声冲进去，可老教师跌跌撞撞地向前，灵巧得出乎意料。他在潮湿的地面摸索着，连走带滑，很快到了厚岩石上，下面就是未发掘的深渊。他从口袋里掏出小锤子，寻找拿撒勒的老石匠对他讲过的裂纹。

皮内斯无力地抬手，却敲击不动，任由锤子落在岩石最薄弱的地方。

我在岩洞外清晰地听见当啷一声。刚开始没有动静，可马上传来岩心碎落的声音，裂缝扩散开，速度快得吓人，岩石就像玻璃一般化为齑粉。皮内斯头朝下坠落下去，和碎石一道翻滚，和洪荒之前的骸骨、他那些单细胞朋友、比沼泽和创世之光更古老的勤劳的细菌一道，被几十吨遥远的冰川期的泥土埋葬。我的脚底比耳朵更真切地感受到沉闷的轰鸣声滚滚而来。

一轮满月当空，我脚下的山谷清晰明亮如白练。法尼亚还活着，李伯森的白内障还没有彻底遮挡住光线的时候，他也见过这样的山谷吧，我想。

我四下张望。农家的塑料薄膜像乳白色的湖水，树木和饲料仓基本隐在黑暗中，中间散布着几汪新形成的水洼，波光粼粼。尤里在我墓园里新种的果树还小，果树间的墓碑白晃晃的，如同迁徙的大鸟落在地面歇脚。

我慢慢转头。小猫头鹰站在一排雏鸟旁，带着亘古的嘲弄向我点头哈腰。我向村里走去。

我翻来覆去，彻夜未眠。天快亮时，我像头大熊一样，缓缓地、呼哧带喘地爬上尤里和内哈玛卧室外的木麻黄树，向他俩告别。我头上挂满针叶，蜷在树枝间，听见他俩的喘息声，随后是内哈玛的声音，依旧带着那种奇怪、快速的口音。

“好了，”她对尤里说，“再喊一次。”

我们仨都笑了。尤里和内哈玛在屋里，我在大树上，树干上我爹妈拴吊床留下的伤疤闪闪发光。

几个礼拜之后，巴斯奇拉告诉我，他给我买了一处房子，要开车把我和我的钱送到银行家家里。

今天我三十八岁，我的身体恢复了平静。今后我不会比现在更高大，体重也固定了，二百八十磅或者七普特。我在外公皱巴巴的旧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数字。巴斯奇拉有时用那辆黑色农用卡车载我回村，我去看望尤里和内哈玛，跟他们的四个孩子玩耍。

去年春天我回去了，又给尤里带了些钱。他懒洋洋地和我拥抱了一下。内哈玛微笑着跟我握手，四个孩子叫喊着跑过来，试图把我推翻在地。午餐后，我带着几个孩子在田间散步。每次回来我都会这么做。我把两个大孩子，以法莲和以斯帖，扛在肩上，再把便雅悯和最小的菲吉夹在腋下。小姑娘常嫌爹妈给她取的名字太老气。

我们去看大自然的警示信号、小野猫、大黄蜂的蜂皇，然后就去给外公和他的朋友们扫墓。尤里在每块墓碑旁竖了一根桅杆一样高的柱子，上面挂一根紫布条，不然墓碑就完全淹没在茂盛的棉田、麦地、玉米秸和果树丛里找不到了。

接着我们赤脚走在田间小道，爬上山坡。孩子们在四周跑闹，我坐在锈迹斑斑、已经变形的铁门旁，看北飞的鹈鹕、山谷的阡陌和屏障一般的蓝山。

“看，”菲吉拉扯我的衬衫，“看呀，巴鲁奇叔叔。”

她眯眼对着太阳，让阳光在她棕色的眼睛里投下黄色和绿色的光斑，如同白昼的鸟儿戏仿猫头鹰。她笑的时候嘴角带着急切，没有片刻的安宁，像极了外婆。她伸出小手，指着远处我妈的名字。但以理·李伯森当年用犁把我妈的名字写在田野上，如今每到春天矢车菊盛开的日子，田野上巨大的字母就会被染成蓝色。

以色列建国前，一群东欧的犹太移民来到蓝山脚下，他们相信劳作和土地的力量，排干沼泽、耕种良田，砍掉荆棘、种植果树，驱逐野兽、畜养牲畜，恋爱婚育、抚养后代，亲手缔造出一个物产公有、互助互爱的村庄。然而，意外不断发生，信仰摇摇欲坠。

三代移民的生活，在环环相扣中，各有各的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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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的女儿／（澳）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著；解村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12

书名原文：The Daughters of Mars

ISBN 978-7-5213-2207-1

Ⅰ．①战…　Ⅱ．①托…　②解…　Ⅲ．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32128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项目编辑　黄雅思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何碧云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2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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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作者手记

第一卷

谋杀杜伦斯太太

志愿服务

阿基米德号（一）

绿洲

阿基米德号（二）

交朋友

重操旧业

姐妹对话

黑船

阿基米德号的沉没

痛苦的利姆诺斯岛

小岛上的暴行

迷茫归途

重返澳大利亚

利姆诺斯岛的尾声

第二卷

罕见的金字塔

西线见闻

回归

四海为家

以利亚之车降临

赛马场和城堡

班克坦的人们

急救站

在一切疯狂的顶峰

春天及其愚行

顽固护士长的夏天

这反常的日子里

不息之恶

伤亡“办事处”

重大的实验

逃兵

失去的男人

人们谈论的那场热病

姐妹之间

1918—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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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

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得主，四次获布克奖提名，1982年凭借代表作《辛德勒方舟》获奖，该作品后被改编为享誉全球的电影《辛德勒名单》，获奥斯卡金像奖。肯尼利是一位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其创作灵感多基于史实，擅长在时代背景下刻画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呼唤正义与人性。

译者简介

解　村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首届翻译家班）学员。译有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小说《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列车》《消失的女人》等；著有《走进古典诗词写作》。

献给两位护士

朱迪丝和简

作者手记

本作所使用的标点也许偶尔显得古怪，但这是有意为之，是为了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私人日记致敬，那些日记的作者往往喜欢使用破折号而非逗号。

这篇小说中，许多较小的地点和机构都出于虚构，不过总体依据的是那段时期的医疗机构建设情况。

阿基米德号医院船的沉没大体上的依据是另一艘医院船马凯特号的沉没，不过那艘船上载的是勇敢的新西兰护士，希望新西兰读者原谅我将它挪用到这里。此外，与阿基米德号的沉没有关的爱尔兰军团纯属虚构，无意影射任何军团。

双教堂村的急救站并不存在（不过在一座名叫三树村的小村庄里有一所类似的急救站）。名叫班克坦的城堡也是杜撰的，但是可敬的塔尔顿夫人的原型——现实中一个充满活力和才智的美人达德利夫人，在相似的地方办了一所相似的澳大利亚慈善医院。我希望这些冒昧之处不致减损读者阅读这篇故事的乐趣。

第一卷

谋杀杜伦斯太太

据河谷一带的人说，杜伦斯家的两个女儿都走了，却只回来了一个。人们分不清是哪一个，因为两个女孩儿跟别人都很疏远，长得也差不多，都又黑又高，就连当地的报纸也会混淆。况且，她们也不是在肯普西购物日的人潮中大呼着姓名寻找彼此的那种女孩儿。战争开始之前，似乎是小女儿陪父母待在家里，也就是个子稍微矮一点儿的那个。就是这个女儿带着她的母亲杜伦斯太太去悉尼做手术的，不过，麦夸里街上的那些医生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海浪汹涌的夜晚，澳大利亚喜鹊号沿海岸行驶着，在驶出布罗肯湾的时候，杜伦斯太太终于睡着了。等到轮船驶入悉尼角时，她才被一个端茶进来的侍者叫醒。此时，莎莉则一直站在甲板上，感受着渐渐靠近的杰克逊港。

母女俩在达令港又喝了一杯茶，随后莎莉带着筋疲力尽的杜伦斯太太来到麦夸里街上的外科诊所。一位远近闻名的医生为她做了检查，接着又把她送到悉尼医院照X光。在那里，她们和娜奥米见面了。娜奥米是杜伦斯太太的另一个女儿，已经去悉尼好几年了，别人都认为她有点儿浮华——她觉得麦克利地区医院配不上她。

那天下午，她们一起去了卡希尔的一家很棒的茶馆喝茶，等待专家们通过那些显示人体内部奥秘的照片，发现杜伦斯太太的症结所在。姐妹俩知道，她们的母亲已经轻描淡写地向她们说出了她的痛苦，她对自己的出血量和小便出口的错位感到难以启齿。

晚上，娜奥米把她们安顿在自己位于邦代枢纽的公寓里，母亲跟娜奥米睡一张床，莎莉睡客厅。她们本可以一起住在杜伦斯太太的妹妹杰姬位于兰德威克的住处，但是，杜伦斯太太还不想把自己的健康问题告诉妹妹。夜里，莎莉和娜奥米几次被母亲窒息般的呻吟声吵醒。虽然没有睡好，但是娜奥米的事业心毫无消损。第二天早上，她轻快地穿好制服和猩红色斗篷，赶往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值班。

在娜奥米·杜伦斯身上，有些东西比她与生俱来的身形还要高大。她的父母知道这一点。她离开父母，去了城市，但是父母却引以为豪，常常夸耀这个女儿。莎莉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三英里[1]远，是河对岸的麦克利地区医院。离家近是件好事，也没人否认她对家庭的忠诚，但是只有听到娜奥米的消息，杜伦斯农场的人眼中才会焕发出光彩。

是宫颈癌，第二天早上医生这样告诉杜伦斯太太。手术不是好的选择，因为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痛苦和危险，而且也不能指望阻止所有癌细胞扩散。在癌症早期，手术往往是第一选择，然而根据X光的显示，癌细胞已经转移。“如果她能好好休养，多吃水果，还可以期望她再活至少一年。”医生说，“她是奶牛场主的太太？嗯，别再搅拌黄油，也别再早起挤奶了。”他还说会给她开些止痛药，并且给她在麦克利的医生写一封信，确保她安度余生。

“你很幸运，两个女儿都是注册护士。”医生对她说。

“我确实很幸运。”她说，眼中闪出自豪的光彩，却又被痛苦掏空。

第二天晚上，她和莎莉坐澳大利亚喜鹊号的常规班次回家。娜奥米在达令港为她们送行。岩石区的那些破败的贫民窟唤起了她们心中的阴影。她们童年时代肆虐的腺鼠疫就是从这里传过去的，并且随着藏在澳大利亚喜鹊号家具箱里的一只老鼠，一路传到了北边。娜奥米在狭小的船舱里陪着她们，直到最后一次鸣笛才回到岸上。她在码头上徒劳地挥动着手帕，好像那些悲伤的油画上移民告别的场景。

“她真漂亮，是吧，莎儿？”杜伦斯太太问，她倚在扶手上，这个懒洋洋的姿势其实是出于疼痛，“她多优雅啊，是不是？”

船驶到了道斯角黑色的浪潮之上，那条手帕仍然飞舞着，比娜奥米的脸更加醒目。挥舞手帕是乡下人的道别方式，这个动作将她们的身份暴露无遗。在这个晚上，老于世故的娜奥米冒险向莎莉许诺，她会尽量回家帮助莎莉，但毫无疑问，她仍然会做她的城市女性。

这是一个凉飕飕的夜晚，杜伦斯太太得了感冒，又一次很晚才睡着。黎明时分，莎莉又一次走上甲板，遥望着深蓝的海浪拍打特赖尔湾的黄色沙滩，为河口带来充足的水量，供澳大利亚喜鹊号驶入。

六个月以来，杜伦斯太太吃水果，在阳台沐浴阳光，但是癌症总在夜晚折磨她。莎莉依然在麦克利地区医院值日班，而且晚上还要在母亲的房间陪床。她的父亲则搬到了房子后面的披屋里。每当勇敢而寡言的杜伦斯太太以某种方式表达痛苦时，莎莉就会给她注射六分之一格令[2]吗啡。娜奥米有时会休假回家探望，让妹妹得以喘息。老杜伦斯很关心妻子，雇了邻居索利太太的女儿白天来帮忙。由于老索利在砍树时被一棵歪倒的雪松意外砸死，索利家的孩子们总要靠接一些活儿来维持生计。

莎莉现在更明显地注意到，虽然她的父母都是热心肠的人，但埃里克·杜伦斯却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好像他和妻子只是老熟人。他似乎害怕自己被看作一个入侵者。这种有距离感的礼貌在莎莉的父母身上存在已久，莎莉知道，自己和娜奥米也都深受影响。也许这就是娜奥米离家的缘由之一，她希望换一个不同的生活舞台，活得更加率性。

杜伦斯太太经受了太多痛苦的夜晚，她常常告诉莎莉，自己向上帝祈祷可以早些死去。她平时鄙视夸大其词的人，只有最强烈的痛苦才能逼迫她说出这些看似夸张的话。

第七个月，娜奥米又一次从悉尼回来，白天守候母亲，晚上跟莎莉轮流陪床。她回家的第二晚，莎莉睡在自己的房间，娜奥米在杜伦斯太太的房间里摆了一张行军床，帆布床面，铺什么毯子都是硬邦邦的。她本该4点叫醒莎莉来接替自己，但是直到拂晓都没有去敲妹妹的门。娜奥米穿着裙子和靴子，哭花了眼睛。

“妈妈走了，”她说，“对不起，妈妈走了。我刚才跑到索利家，叫他们家的男孩儿去镇上请马多克斯大夫了。”

莎莉结结巴巴的，没有说出话来，她脸上带着悲痛和迷茫，转身走到了走廊另一边。娜奥米搂着她的肩膀，面对面凝视着她。娜奥米的眼睛里充满了阴谋，莎莉知道，她自己也有一双谋杀共犯的眼睛。那一刻，她们被共情与罪孽彻底绑在了一起。她们不再是城市和乡村的护士，而再度成为同一个子宫中的姐妹。

“你没有把我叫醒换班。”莎莉说。

“没有这个必要，”娜奥米认真地说，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在叫醒你之前她就走了。”

“让我看看她。”

“我已经给她擦洗干净，安顿好了。”

“不叫我一起？”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烧掉了她的睡袍和旧衣服，倒掉了那些补品，把瓶子都砸碎了，尤其是索利太太力荐的那个大黄煎剂。”

的确，空气中还飘着一股烟味。

娜奥米握着妹妹的手，带她穿过走廊，来到一个没有装饰的朴素房间，那是母亲怀上她们的地方。黑基木搭建的幽暗走廊让她们又爱又恨。那是莎莉回家的通道，也是娜奥米逃离的出口。

她们的母亲已经收拾停当，面色灰暗，神态安详。那个曾经在这里痛苦分娩的女孩儿，又以这副样貌躺在这里。

莎莉哀号着走到母亲身边，亲吻她的脸颊。死者的皮肤与以往不同，这具躯体超越了痛苦，却也不再有情感。莎莉亲吻着母亲的手，上面有香皂的气味，那是娜奥米擦洗尸体时用的。这也是死亡的证明，因为母亲活着的时候，身上是平凡的阳光气息。

莎莉跪在地上，依然抚摸着那只手。娜奥米站在她的身后，高出她一截。娜奥米是一个有了主意就会行动的人，莎莉不知道该不该恨她，该一拳打在她的眼睛上，还是应该匍匐着表示感激和钦佩。她站在那里，头脑中盘算着。她留意到了注射用的针头，用名义上由马多克斯大夫开的药片制成的吗啡溶液，以及药瓶里没用完的药片——以防那位老大夫想要检查余量或者把它们收回药库。

莎莉走到梳妆台前，看到那把珍珠母发梳上还有几缕母亲的头发，巨大的失落感如利斧一般向她劈来。她知道，那只小抽屉里还存放着母亲的那支淡粉色口红，还有那盒浅褐色扑面粉。

“对，”娜奥米说，“你该给她苍白的脸颊上点儿颜色。”

这不是命令，而是祈求，莎莉照做起来。

用于了结母亲性命的吗啡是偷来的，莎莉将其藏在门厅放毛巾和床单的柜子里。娜奥米是怎么找到的？毫无疑问，娜奥米出于怜悯而调制并注射的溶液，剩下的部分一定已经倒掉了。至于莎莉偷拿的药片，剩余的一些也随着那些大黄补品一把火烧了。莎莉给母亲的脸颊涂着脂粉，娜奥米没有看她，却知道她手上的每一个动作。昨天，她们曾经如同陌生人。现在一切都已改变。两人一同背负了某些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产生了与往日不同的亲密感。

“爸爸起来了吗？”莎莉问，“他知道吗？”

“他还没起。我有点儿害怕，我们要现在告诉他吗？或许该让可怜的人多休息几分钟。”

因为，就算是在他太太去世的早上，他依然需要去挤奶。

莎莉明白，娜奥米很难面对他。她一直在躲避家的重担和病苦，现在却实实在在地承担起来。她伫立在床尾，莎莉跪在她的对面，用循道宗的方式给母亲惨白的面孔上妆。

娜奥米说：“我回到家才知道，情况竟然这么糟糕。她的世界里只剩下痛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唉，以后也不会再有。”

莎莉全神贯注地为母亲化妆。

妈妈，偷来你需要的东西很容易。我从药品记录本上撕掉了两页，重新誊写了一遍——以前负责药品登记的护士们也常常因为错记或者记录潦草而这样做。为了你的缘故，我在这两页不同的地方各加上额外的八分之一格令吗啡，直到凑齐了我从药库里拿回家给你用的那两格令。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医生或者护士长不太可能记得每一次使用的具体剂量，就算记得我也不在乎。

她把药片藏在门厅的柜子里，放在床单后面。那两格令的药调制成溶剂，注射进去，可以帮人们忍受一切疾病，以及那些无谓的治疗带来的折磨。它直达人体深处，中止痛苦的运作，这一次也是如此。

她亲了亲母亲的眉毛，然后轻轻地为那里傅粉。埃里克·杜伦斯将会震惊于死去太太的美貌。

娜奥米说：“我给她用了半格令，然后我们握着手，亲了亲彼此。不过我必须小心翼翼，轻轻一碰都可能让她散架。然后，她就走了。”

“你一直看着她离开？”莎莉问。

她们都知道，很少有护士会握着病人的手，注视病人死去的过程。死亡总是隐秘地发生。

“很幸运，”娜奥米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也没有看着妹妹，“很幸运，那时候我在场。”

莎莉仍然难以相信，她曾经盘算过的这件事，这个正确、残忍、艰难而又出于关爱的行为，真的由娜奥米做出来了！即使是在这件事上，她也比自己出色，陷入半癫狂状态的莎莉这样想。不过，娜奥米能做到，是因为她找到了藏药的地方，因为她承担了抚慰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重责。这是大悲大喜的一天——妈妈重获自由了，从姐妹俩降生以来，这种自由她就再也没有体验过。对于她的两个孩子而言，她们必须开始习惯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爱，新的恨，还有共同的愧疚之心。

那时候泥泞的道路已变得干硬，马多克斯大夫上午已驱车赶到。抛开医术不谈，镇子上的人喜欢他的厚道、守时和平易近人——在他们那样的地方，医生可以轻松扮演一个大巫师的角色。他是一个酒鬼，但是医院的人都知道，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曾经发生过一些令人耿耿于怀的事情，让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虽然只有在镇上的其他医生抽不开身时，人们才会找他做手术，但是他清醒的时候仍然比大多数乡下大夫做得好。他对那些表面的东西漫不经心，比如各种医疗文件，包括死亡证明。相比程式化的职业内容，他更愿意用一种博爱的精神对待镇上的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病床前吐出清新的薄荷醇气息。

在那个星期六的上午，马多克斯大夫来到家里，低头注视着杜伦斯太太，询问娜奥米最后一次注射的时间和剂量。他倾听着，然后叹息道：“好女人，可怜的女人。”接着，他写下一张死亡证明，给娜奥米和莎莉看，上面说杜伦斯太太死于癌症、肾炎和体力衰竭。马多克斯大夫为河谷一带的很多死者开过肾炎和体力衰竭的死亡证明。这两种病症从河岸一直到内陆的蓝山地区都十分常见，那里的伐木工人露宿林中，除非被树砸死，否则往往死于肾炎和体力衰竭。一些农场主为了逃避银行的债务服毒而死，出于怜悯，马多克斯大夫也会为他们填上同样的内容，以挽救死者的声誉。

在这个死亡笼罩的上午，莎莉煮了些茶。喝茶时，她自始至终没有向娜奥米瞟一眼。马多克斯大夫坐在餐桌前，跟两位女孩儿的父亲聊了一会儿。那是男人间的那种喁喁交谈，有些局促，有些寡淡。她们的父亲穿着宽大的衣服，沉默寡言，跟他干农活时一样。他们并没有因悲伤而失态，但是泪水似乎就要夺眶而出。

现在，莎莉已经没有多少留在麦克利河谷的理由。她的年纪比这边女孩儿出嫁的年龄大了一两岁。她的姐姐回到悉尼继续上班，老杜伦斯干活仍然硬朗，需要时会雇索利家的男孩儿来帮忙，但是，莎莉还是觉得自己无法名正言顺地离开。逃避是可耻的，这是她否认罪行最简单的方式，也是对母亲在天之灵的一种侮辱。她的姐姐可以逃避，因为逃避是她姐姐的专长，这一次只不过是故技重施。此外，陌生人也许会认为埃里克·杜伦斯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但是在莎莉眼中，他似乎并没有那么壮实。

这间乡下医院也令她割舍不下。母亲葬礼过后的星期三晚上，一个她护理过的十四岁男孩儿因腹膜炎离世。她相信，自己滚烫的泪水，不只是对母亲的偿还，也是向这条河谷缴的税。所以，她仍旧身穿制服，骑在马背上或者驾着小马车，驶过宽大的黄土路，穿过河上那座摇摇欲坠的桥，往返于医院和舍伍德的家之间。她是深深扎根于这片绿色草场的人，无法轻描淡写地一走了之。

在那条走廊里，在她的陪床时间，她出于悲悯之心对母亲犯下的罪行永远无法辩解。这样做是因为我累了吗？受够了全天的工作和整晚的陪床？此时此刻，莎莉在一间普通病房尽头狭小的护士站里哭泣，什么也不能安慰她。病房里住满了受伤或患病的人，没有人像她母亲一样痛苦。整座医院，没有一个病人夜里的哀告，像白天她从母亲那里听到的那般凄切——她死去却永存的母亲。

那一年，那个年轻女人二十二岁——接近二十三岁。这个年龄出自人们的估计。他们看到她被忧愁主宰，一些人认为这代表了乡间两宗最大的罪孽：冷漠和浮华。也有人认为她值得同情，是一个受过职业训练的老处女。

志愿服务

八个月后，平地一声惊雷。这声雷鸣即将改变生活的格局。它改变了履职的地点，也使所有的逃离路线更合理。这声雷鸣不是战争——起码在最明确和直接的意义上不是；不是总理宣布的消息或一条新闻——敌人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岛，他们的巡洋舰和袭击舰已经或即将开赴海面，太平洋和印度洋战局凶险；不是急匆匆地将那些仅在周末训练的民兵组织转变为全副武装的部队；也不是人们刚刚发觉的一件事——河谷地区有数不清的奶牛场主是巴伐利亚天主教徒，他们可能比爱尔兰人还靠不住。这声雷鸣是娜奥米从悉尼写给父亲和莎莉的一封信。

国家正在征召军队护士。除非你们强烈反对，不然我就准备应征。不过我也知道，你们不太可能接受这件事。如果莎莉觉得她将会变得孤立无援，我当然可以……

最近，莎莉开始喜欢上日班的忙碌感。每天离开前，她都会用被环剥的树的落枝烧上火，在家里的铁炉上咕嘟咕嘟地炖一锅土豆炖肉。中午她不在时，父亲会吃掉一些，等到她傍晚回来，父亲总会称赞味道好极了。老杜伦斯从不抱怨，口味也很单一，只要食物里有肉、土豆和豌豆——满足了他对营养这个概念的理解，再热气腾腾地端出来，他就别无他求。然而，在世界发生巨变之前，她内心隐秘的一隅就隐隐知道，她已经准备好要逃离了，不用挖隧道，也不需要翻墙，却是一次更加大胆和不计后果的逃离。

以从医院回家太晚为借口，她开始请索利家的女孩儿给父亲做晚饭。人们都看得出，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园就要成为老杜伦斯的归宿。换作其他人，一定会责怪，会恳求，但是老杜伦斯没有任何要这样做的迹象。他用体贴和包容的姿态向别人表达，他知道两个女儿最终都会离开，因为娜奥米已经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他明智又痛苦地意识到，爱、血缘、乞求，这些都无法把孩子们和父母留在同一片屋顶之下，一直到死。有些时候，屋顶会变成一只转轮，把孩子们向四面八方飞抛出去。这个月以来，如果传到农场的那些消息属实，那么整个世界的屋顶已经变成了一只旋转的巨轮，辗过天下父母的胸口。既然娜奥米可以从麦克利的这片屋顶抽身而去，那么她，莎莉，也同样可以被抛掷到另一方土地，甚至另一片大陆上。在那样广阔的背景之下，她作为一个女儿的罪孽也许只不过是一粒微尘。

她和另一个农场主的儿子厄尔尼·麦卡里斯特之间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人断定他们两个是天作之合。她已经被带去新月岬游过一次泳，还跟他去维多利亚影院看过一次电影。这一带的女人，包括莎莉去世的母亲，都早已在心里把她和麦卡里斯特配成了一对。这种单调乏味的感觉让她害怕。

联邦的护士招募函跟娜奥米的信在同一时间送到了麦克利。护士长把它放在了护士室，她手下有四个护士，说不定有谁会为历史责任所感召。莎莉找到护士长，告诉她，自己想要应征。换作别人，也许会认为莎莉这样做毫无意义，然而，这个护士长出生于英国，对帝国与战争心怀热忱，她同意了莎莉的离职申请。

莎莉准备在悉尼待两天两晚，完成应征入伍的手续。她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借宿，不是给娜奥米，而是给杰姬姨妈，她在兰德威克的房子更宽敞。莎莉知道，这样可能会让娜奥米难堪，会被解读为对这位生活在城市的姐姐心怀不满，也是对令她们不安的、以谋杀拯救母亲的记忆的回避，但是，莎莉的内心疯狂地涌起一种想法：娜奥米没有资格独占这场战争，却把莎莉留在苦闷而琐碎的和平中。

莎莉上午到达悉尼，然后乘电车赶往维多利亚兵营。她走进训练大厅，里面站着许多茫然无措的女人。她填了一张有关护理经验和个人健康状况的表格，然后排队准备面试。面试时还需要提供两份文件：她的护士证和马多克斯大夫为她开的健康证明。面试她的有两个人：一位年迈的民兵上校，举手投足都透出慈父般的气息；另一位是坐在他旁边的老护士长，说话枯燥无味。未曾坦白的罪行推动着她填完了两张表格，递交过去之后，她的内心感到欣慰。

尽管如此，莎莉还是怀疑她不会被选中。她也许只是过来走走形式，然后乖乖回家，在后面的许多年里继续尽一个女儿的义务。她觉得自己带回家的也许不只是失望，还有同样多的隐秘的宽慰。她愿意回家。离开家的那个上午，她心中就已经接受了坐第二天晚上的船回来的可能。那片旋转的铁皮屋顶不会再把她抛向远方，它已经开始把抛出的东西卷回来。

剩下的半天里，莎莉都跟杰姬姨妈在一起。这位姨妈是母亲小十岁的翻版，不过她嫁给了一个会计，在她身上也看不到奶牛场带给人的那些愁苦的印记。她是一个喜欢打趣而且大大咧咧的人，而莎莉的母亲则习惯于沉默和忍耐。这个下午，姨妈并没有特意带莎莉游览这座城市，以慰藉即将回到乡下的她。她们一起去了一家意大利蔬果店，然后又去买杰姬的孩子和丈夫午餐吃的德国香肠，这种德国香肠现在被当局改称为“德文郡香肠”，换上了英国身份[3]。最后，她们又去逛了逛莫兰卡托市场。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体验！

下午4点，杰姬姨妈的孩子们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学习，准备考大学——他们用的不是餐桌，而是自己的书桌。这时候娜奥米来了，是杰姬姨妈为她开的门，此时莎莉正在厨房的餐桌边看杂志。莎莉听到她的声音，调整着自己，做好面对姐姐的准备。走进客厅时，莎莉看到娜奥米身穿浅蓝色连衣裙，套着白色夹克，戴着蓝手套的手托着一顶草帽。她的衣着，她明亮的绿眼睛、高挑的身材和与她们母亲一样的甜美嘴唇，共同营造出从容优雅的气质。在完美的妆容下，她如女神般令人敬畏和崇拜，连她的姨妈也像有贵客临门一样向她问候。孩子们纷纷跑出房间，面带微笑，他们知道娜奥米会给他们带巧克力来。

孩子们拿着巧克力回到书桌边，继续与欧几里得奋战。娜奥米最先开口：“上校和护士长告诉我，另外一个杜伦斯也在这里，真是让我吃了一惊，莎莉。”

她语气轻柔，好像一个地方法官——装出轻松愉快的语调，实际上却把这看成又一出人间的愚行，而莎莉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听了这话，莎莉有些意外，也有些恼怒。

娜奥米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却要麻烦杰姬姨妈？我那里完全住得下。”

莎莉心里很想说：“没错，两个弑母的女儿凑在一起，多么让人开心！”

“我只是有自己的计划，”莎莉嘀咕着，“没有别的意思。”

“那我想知道，谁来照顾爸爸？”

莎莉抬起头，直视着娜奥米灼人的目光：“不是我，也不是你，但我已经确保有人照顾他。”

“可他心里怎么想？”

“他没有说。我安排了索利家的女孩儿给他做饭，而且索利太太本人每周至少过去两次，给他带些司康饼和果脯蛋糕。他也许会感到孤单，但他没有说。不管怎样，那些养儿育女的人早晚会感到孤单的，不是吗？”

娜奥米看了一眼姨妈，似乎这番对话也有一点儿针对她。娜奥米又问：“可是，你不觉得走了一个女儿就够了吗？”

“我不知道是哪门子的法律，规定了走的那个人必须是你。”莎莉说。

莎莉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在正式宣战前散发出了太浓的火药味。娜奥米并不是想让我回去照顾父亲，而是怕我给她丢脸。我确实很丢脸，但我需要距离和伤口，帮我忘记那件事。

“我年龄更大，”娜奥米说，语气温和而又紧绷，“这是生下来就注定的。妈妈还健康时我就来到了这里，而你自己选择了留在麦克利接受训练。现在比以往更需要我们中的一个留在家里。如果你是姐姐，那么你就会站在我的位置，我也会毫无怨言地站在你的位置。可是在妈妈生病前，我就已经在这里扎根了，并且找到了新的使命，这些都是大势所趋。”

“我看，现在的大势是这场战争吧。”

“对，而且战争很危险，你知道。爸爸可能会同时失去我们两个。从这里到法国，海面上全是要人命的战船。读一读《悉尼先驱晨报》，施佩伯爵的舰队已经从中国开到太平洋上，准备伺机而动。”

莎莉感觉脸上一阵发热，对姐姐说：“你自己注意安全，我也会管好自己。”

漂亮的姨妈低头看着双手。这场对话正在撕开虚假的包装纸，变得越来越生硬，越来越难以收场。

“我只是想说，”娜奥米接着说，“属于你的机会会来的，而且会比我的更好。”

“可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四十五岁？我当然没有走得多么心安理得，而且爸爸也不会在每天早上发表感想，所以我也不是百分百了解他的处境和需要。不过如果他真的有需要，那也该由他来说，而不是你。”

她以前从来没有用如此强硬的语气跟娜奥米争辩过。杰姬姨妈的神情越来越忧虑。她们不该在姨妈家这样争斗。

“我们不要吵了，娜奥米。”莎莉这时说，害怕会一下子跟姐姐决裂，也不愿像小时候那样吵得面红耳赤，“咱们喝点儿茶吧，嗯？他们不会要我的，所以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

“他们也不一定会要我，但是万一要了我们两个……？”

“即便如此，明年夏天之前也都结束了，你的《悉尼先驱晨报》是这么说的。如果那上面关于德国舰队的事没错，那么这个论断也同样没错。”

她们的姨妈时不时张开嘴，做出要说话的口形。

“杰姬姨妈，”莎莉说，“我没有请你去沏茶的意思，这里是你的家。”

“我知道，”杰姬姨妈终于发话了，“但我现在还是要去沏茶，不需要帮忙！请你们两个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说话，因为如你所说，这里是我的家。”

莎莉注意到，小外甥们已经从房间里出来，凑在门厅一头听着两个表姐惊人的对话，等他们的母亲走向厨房时才各自回到屋里。莎莉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娜奥米坐在客厅中央，她温和地说：“我想你现在还可以退出。这不像军队，你不是战士。”

“你也不是，”莎莉在房间另一端轻声说，“在这件事上，我们是平等的。”

“你又来了，”娜奥米加重了语气，“而且不管是对姨妈还是对我，你连一个笑容都没有。”

“我还在哀悼，”莎莉说，“你也是，所以我们说话做事跟平时不一样。”

这句话几乎等于承认她们的密谋，莎莉把头扭开，感到一瞬间的窒息。她闭上眼睛，眼睑上泛着泪光，她很快用手擦掉了。

娜奥米站起来，走向莎莉，弯下身子抱住她的肩膀。这是一个笨拙的抚慰，杜伦斯家的人不擅长做大幅度的动作。

“我总认为你在家里会比较安全。现在你来到这里，做这些鲁莽的决定，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莎莉确信，姐姐说这句话时带着九成的真诚，而九成对于娜奥米而言是很大的比重。她站起来，亲吻了一下娜奥米遮住左耳的黑发。她们拥抱在一起，莎莉感觉到母亲的血液如河流般在她们体内流淌，却无法汇流。

第二天早上，维多利亚兵营大厅门上贴着一张去远方服务的护士的录取名单，杜伦斯家两个女儿的名字赫然在列。其中一个名字在预料之中，另一个名字却不是。

石筑的训练大厅里回荡着女人们的喧哗声，某个护士长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喊，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却收效甚微。年轻的女人们一拥而上，从两个茫然无措的卫生员手中取走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她们的着装要求。有些女人觉得单子上规定的服装很滑稽，便大声读出来，一项一项加以嘲弄。几位年长一些的女人提议大家去大厅的另一端，那边的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阴沉着脸的中士，正在分发购买制服的钱。

更远的一张桌子前正在分发装有纽扣和徽章的布袋。相比那张单子，女人们怀着更多敬畏之心检视袋子里的东西：一枚戴在领口的银质旭日领章，几枚印着澳大利亚地图的银质外衣纽扣，还有两枚回力镖[4]形状、刻着“澳大利亚”字样的制服肩章。

莎莉从未正眼看过娜奥米，直到排队领钱时看到她站在前面。医院里的那几类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年轻漂亮的姑娘们，总是跟护士长有矛盾，因为她们的漂亮会被看作轻浮，会吸引年轻医生和实习医生；然后是一些圆臀的丰满矮个女人，三十多岁，是献身于医护事业的修女，通常被人贴上怨毒的标签，但莎莉认识的则大多因自由的单身状态而得意，她们此刻正因这座大厅预示的新愿景而微笑；还有一些看起来更加严厉的年长女人，她们常常隐藏起和蔼可亲的一面，因为她们知道一张没有表情的脸会让自己更受医生和护士长器重；最后，还有她们口中那个“自成一格”的人，穿着绿色套装的娜奥米。

在中士这里拿钱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羞辱，莎莉心想，可奇怪的是看到娜奥米也在这里——为了一笔小钱，毫无尊严地在这里排队。莎莉心中涌起一股冲动，她问了问前面的几个女孩儿，是否介意她排到姐姐那里。

她们使劲抱了抱彼此，似乎还留着昨天吵架剩下的力气。她们心中的不满并没有冰释，但至少暂时得以平息。娜奥米退后一步，向莎莉摇了摇头。

从现在起，莎莉暗自发誓，我也保留向你摇头的权利，我也有权将你的行为视作唐突。

随后，娜奥米排到了中士面前，中士从一个钱箱里嘎吱嘎吱地取出一些钱，让娜奥米签字。等到莎莉领完钱的时候，娜奥米已经走到一边，跟一个医院里的朋友寒暄着。莎莉在大厅里走了几步，有些无所适从——不知是该立刻去采购从军所需的东西，还是先回姨妈家喝杯茶。这时，她看到一个鹅蛋脸、蓝灰色眼睛的漂亮女孩儿，穿着橙色夏裙，套着一件开襟羊毛衫，头上戴着一顶活泼的黄色帽子，把浅褐色头发盘在里面。那个女孩儿说：“小姐……护士小姐，我可以为你做衣服，只要一几尼[5]，外加一英镑的布料钱。全套衣裙，还包括斗篷、灰色工作服和围裙。我有自己的缝纫机。和买的一样好，我保证，而且不会耽搁，我现在只接到另外一单。不用说，腰带你肯定有了。帽子、头巾和鞋子你还得自己去置办。”

“头巾我自己有。”莎莉说，好像觉得靠这样一句话就能拒绝这个急于做生意的女孩儿。

鹅蛋脸的女孩儿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这些女孩儿宁愿浪费钱。我不知道她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爸爸一定是开银行的，要不就都是乡村医生，我听了一点儿也不会吃惊。”

这个女孩儿大方自如的神情让莎莉有些羞涩：“谢谢，不过我和姐姐正要去霍登市场。”

“拜托啦。”女孩儿低下头，抬起红褐色的眉毛仰视着莎莉。有人会觉得她不知分寸，也有人会认为做生意就要这样锲而不舍。“拜托了，亲爱的。”她轻声说，“要是你最后不喜欢我的手艺，我可以不收你钱，但我需要一英镑的布料钱，所以你得冒一点儿风险，让我先着手去做。如果你对布料也不太满意，我可以把那份钱也退给你。我指的是灰哔叽，我一直纺这种布料，给修女们用，她们挑不出一点儿毛病。”

莎莉犹豫起来。斩钉截铁的退钱承诺打动了她，而且与购物的茫然和无趣相比，信任这个跃跃欲试的女孩儿身上的正直品性就好像一场赌博。她们两个人站在那里，彼此揣摩着。

“听着，”几秒钟的沉默过后，女孩儿继续说，“如果我愿意全职给商家做奴隶，没有商店会不用我。”

“要付一英镑做订金吗？”

“算了吧，”女孩儿说，“我能看出来，你是那种靠得住的人，什么都不用。”

不过接下来，她似乎还是要摸一摸莎莉的底：“你在哪里做护士？”

莎莉告诉了她——有点儿像一个杂牌军的士兵，被迫承认自己所属的军队；不过那个女孩儿点了点头，她似乎不觉得莎莉需要为“麦克利”这个词而羞惭。

“我是圣文森特医院的，”她说，“我是跟修女们学的护理，有奖学金。我叫奥诺拉·斯莱特里，不过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诺拉，这是我立的规矩，奥诺拉，请遵守。”

莎莉也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她知道这姑娘是个爱尔兰人，这些人分不清礼貌和顽固的区别。莎莉的父亲常常说，爱尔兰人就要接管澳大利亚，把国家搞得每况愈下，他们赛马、喝酒，暗地里蔑视王权。

“我跟你打包票，”奥诺拉·斯莱特里说，似乎想要消除莎莉的族裔偏见，“算上我自己的，我接的活儿不会超过三个。不瞒你说，我只是想存点儿钱给妈妈和老爹。我家老头儿是个码头工人。有时候我们过得还不错，有时候却只能吃金橘配猪油。”

她俏皮地眨了眨眼。

“而且还要防患于未然，万一医院的船沉了呢？”

莎莉笑起来，为她的杞人忧天连连摇头。她们交换了地址。“等你做好了，可以给我姨妈打电话。”莎莉说，“她家里有一部电话。”

“老天爷！”奥诺拉说，“一不小心撞上个贵族。”

“不，”莎莉说，“我是一个奶牛场主的女儿，不过我还是提醒你，好好给我做哟！”

如果这位斯莱特里做不好，或者自己受骗了，不知道会招来娜奥米怎样的嘲笑和轻视。

奥诺拉说：“放一万个心吧。”

这时，一个女人吹起雾号，召唤大家集合——她说自己是总护士长阿普尔顿。她五官开阔，这类长相的女人往往擅长发号施令。

她告诉大家，一周之后的早上8点，所有人必须在这里集合，接受从军前的指导，了解士兵和军队编制的情况。她们将会被告知全部的职责范围，从后方医院的普遍性要求，到前线的特殊要求。现在，她们要再填写一张表格，用于领取军饷，然后就可以回家或者回到医院继续工作，直到被召唤。住处在二十英里之外的人可以申请补贴。

她们最后一次轮流在桌上填写军饷登记表，四十多岁的女人用手肘开路，二十多岁的女孩儿勉强才填完。所有表格都留在了大厅前面的一张桌子上，一名卫生员浏览了一遍，然后把它们放进一个纸箱。女人们离开时心里不太踏实——就这样草草地解散了，而且她们多年的档案都放在一个纸箱里，如此单薄的箱子似乎不足以承载她们这次重大的人生抉择。

大厅外的台阶上，娜奥米一边戴上天鹅绒手套，一边等待着。莎莉以为她要叫自己一起去采购，不过娜奥米却说：“我们得给可怜的爸爸发一封电报，他应该马上知道我们的情况。”

“谁去发？”

“我发比较合适。”

于是莎莉把发电报的钱塞到她手里，然后做出疏远的样子，把头扭开，望着阅兵场另一头那座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岗楼。在那边，两个戴大帽子的士兵守卫着维多利亚兵营，将德国皇帝的恶行阻挡在外。同时，谈笑风生的年轻人在那里排着队，等待参加参军面试。

“我要回家几天，”莎莉说，“既然中士那里有补贴，我要回去跟护士长和爸爸交代一声。”

首先，为了量尺寸，莎莉来到奥诺拉位于恩莫尔的住处。她的家晦暗而喧闹，兄弟姐妹众多。母亲身形瘦小，但是看起来很年轻。父亲是个大块头，坐在厨房，一脸不高兴地读着《澳大利亚工人报》。最重要的是，阳台上搭起了一座裁缝作坊。

那天晚上，莎莉又坐上了澳大利亚喜鹊号。她喜欢辽阔的海岸线，也喜欢汹涌的浪涛，而且现在她的母亲也不必受此颠簸之苦。海岬与内陆高山形成的夹角可以告诉她此刻所处的位置。肯普西的码头坡地上停着两辆旅游车，把乘客送到镇子和河岸地区，莎莉坐上了其中一辆，这辆车至少能载着她驶过嘎吱作响的舍伍德桥。家里没有人，于是她骑马来到墓地山头的麦克利地区医院，跟护士长聊了一会儿，医院里的人都觉得她在故作惊人之举。她在午饭时间回到家里，已成鳏夫的父亲没有任何怨言，令她十分过意不去。毕竟，他已经收到了那封电报。

“这是件好事，你很勇敢。”他点着头，思考怎样说下去，“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照顾好彼此。”

莎莉反复表达，想让索利太太的女儿以后一直来做饭，父亲摆摆手拒绝了。出于难忍的愧疚，莎莉骑马来到那位热心肠的寡妇索利太太家，准备把情况给她讲一讲。一路上，就连红褐色的尘土也显得与往日不同，仿佛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与她相见。她的离开已经印入了这里的每一粒微尘，从今以后，这将不再是她的道路。这位寡妇热情洋溢地招待了她，请她喝茶，还送给她一罐黑莓果酱作为临别礼物。索利太太的热情从未消减，她也没有流露过脆弱的感情。她的婚姻被那棵歪倒的雪松粉碎，最后那一斧头偏左或偏右一点点，都可能彻底改变那记巨锤的走向——而它恰好不幸地砸中了她的丈夫，但是，这样的不甘并没有笼罩这栋房子。

索利太太说，她的女儿已经把杜伦斯姐妹从悉尼发来的电报原件拿给她看过，所以她已经知道两位女孩儿的勇敢行为。她还说，她十五岁的儿子一直在嘀咕，为什么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莎莉向她言明，自己不想给她添任何不必要的麻烦——爸爸宣称，他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莎莉知道，在很多方面，父亲跟少年时代一样坚强，他丧偶的悲伤并不亚于索利太太的，但他强悍地一个人扛了过来。

莎莉的父亲再次在东肯普西的码头为她送行。这一次，索利太太也来了，还带着她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她送给莎莉两小包薰衣草，帮姐妹俩的衣服保持清香。轮船的甲板上有几个年轻人，吵吵嚷嚷地向从整座镇子和河谷来为他们送行的亲友挥手道别，他们的口哨和叫喊淹没了莎莉父亲安静的道别声。这一伙年轻人为了不去肯普西中心区或沉闷的农场工作，即将成为一批新兵，在这群过于兴奋的年轻人的映衬下，老杜伦斯失去两个女儿就显得没有那么特别。甲板上的喊叫声越来越高，码头上女人们的嗓音也越来越尖锐，澳大利亚喜鹊号渐渐驶出了码头，驶离了莎莉偷药弑母的这方海岸。码头酒馆的窗户上映出仍在喝酒的人的身影。爱尔兰人开的一间为东肯普西供货的杂货铺外，一个约莫十五岁的女孩儿怔怔地向外望着，她看惯了船来船往，对她而言，这艘船的离去不过是又一件平凡而无趣的事情。

船驶离了河岸，驶向幽暗不明的下游河道与沼泽地带。莎莉感觉，她已经不再为记忆所困，也许可以过一段自由自在地忘记自己的日子。她对父亲的担忧瞬间消泯，再度对他健朗的身体充满信心。她已经挣脱了那条由她亲手铸造的情感锁链。

阿基米德号（一）

军团有三十多名护士暂时被委派到民用医院工作，军方至今都不愿自己培养哪怕一个护士。莎莉住在娜奥米的公寓里，去海岸医院上班。她每天坐电车往返，这种交通方式给了她思考的时间。她总是从其他乘客手中的《悉尼先驱晨报》和《每日电讯报》上了解战争新闻。莎莉又去了一次奥诺拉·斯莱特里家，制服和工作服都如奥诺拉承诺的那样，缝制得匀称漂亮。莎莉找不到什么可改的地方，这似乎在奥诺拉的预料之中，她的神情十分得意。

军队没有让她们等太久，大约一周之后就发给了她们去墨尔本的火车票。墨尔本，这座金光闪耀的城市，一直与不可一世的悉尼分庭抗礼，彼此轻蔑。坐火车南下的时候——尤其是因为两个州的轨道标准不同而在奥尔伯里换乘之后，车上的女人们对她们殷勤得过分，吩咐笨手笨脚的儿子帮她们把行李从新南威尔士州的车厢搬到维多利亚州的车厢里，还分给她们茶和蛋糕。莎莉吃下的每一口蛋糕都在把她带离责任和责备的罗网，喝下的每一杯茶都在助她遗忘。有好几个小时，她不再想起对母亲的罪孽和对父亲的遗弃。

她们即将登上的轮船停在墨尔本港，叫作阿基米德号。一辆汽车直接从斯旺斯顿街把她们接了过去，让她们无缘印证墨尔本所宣称的顶级公园和华美建筑。阿基米德号在昏暗的码头闪闪发光，这艘客轮被漆成白底绿条纹的样子，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红十字。由于这个红十字，这艘船可以跨越海域，在欧洲或世界任何地方——她们还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畅行无阻，所以它不会像已经出发的远征舰队那样易受攻击，据说包括总理在内，人们都在为澳大利亚的舰队担惊受怕。即便如此，这艘船仍然会在夜间熄灯，傍晚之后，所有船员和医护人员禁止在甲板上吸烟。娜奥米粗略估计，阿基米德号的排水量在一万六千吨左右。

这些从新南威尔士州来的女人最先上船，在甲板上踏出了第一片“咚咚”的金属声，象征着她们自己和阿基米德号都开启了新的生涯。护士们住的四人间位于船的前端，游步甲板下一层。船中部的隔板已经拆除，形成了一片宽敞的医院专用区域。开往战场的途中，所有卫生员都将睡在吊床上。

她们倚在栏杆上，看着一群从其他地方来的女人在码头集合，然后陆续登船。她们看到穿着优雅的过膝裙的维多利亚州人，不禁怀疑，这些女人也许会在某些方面高她们一等。她们用胳膊肘顶了顶彼此，一起望向那边的十几个塔斯马尼亚人，她们穿着长长的、带裙撑的裙子，好像来自19世纪。不过，这些女孩儿上船之后跟所有人热情地打招呼，营造出一派这场合应有的欢腾雀跃。

在这个欢快明朗的下午，阿基米德号驶出了港口。爱国者和亲属们仍然留在码头上，用尽全身的力气疯狂地挥手，就好像有那么一条法律规定，道别时用的力量越大，便越能保证远行者归来。乐队演奏着《安妮·劳丽》和《友谊地久天长》这类必不可少的送行曲目。当阿基米德号进入真正的大海，菲利普港湾的波涛向轮船袭来之时，她们依然能够听到哀伤的铜管乐从码头上传来。

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莎莉认识了一个在大家看来颇有风尘气的女孩儿，她叫卡拉·弗洛伊德，深色头发，来自墨尔本。她曾经在墨尔本的一家著名剧团——泰特兄弟剧团做过歌手。不过，她的父母想方设法让她离开舞台，送她去做了护士。这个有着一头秀发的漂亮姑娘不怎么跟墨尔本的女孩儿们黏在一起，倒似乎更喜欢跟新南威尔士州和塔斯马尼亚岛的女人们一起找乐子。每当她加入聊天时，人们就会感到她的“存在感”。大家慢慢知道她是一个女高音，这一方面是出于她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总是希望团体中的“戏精”能露一手。很快她就在食堂里唱起了“莎莉，莎莉，小巷的传奇”[6]和“相信我，即使你的青春魅力消逝……”，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调情意味的诙谐歌曲，例如“嘿，但我喜欢拿音乐下饭”——这类歌曲完全符合她的青春活力、古灵精怪的性格和雕塑般的演员面孔。

“世事总是如此，护理生涯打败了皇家剧院。”回到自己那一桌时，她对护士同事们说，“因为我没有勇气做莎拉·伯恩哈特。”

“现在你可就陷进来了，”奥诺拉说，她觉得弗洛伊德有一点儿做作，“连报纸都没法假装这场战争可以轻松结束，我们恐怕要忙上几年了。”

“没错，”弗洛伊德的语气中没有任何不悦，“如果我把护理生涯看作我人生的彩排期，那么我要等到五十岁才能回到剧院的舞台上。”

有一个名叫莉欧诺拉·卡斯门特的金发女孩儿，是来自墨尔本的护士，比莎莉小一岁，大概从很小就开始接受护理训练了。不过她很自信，并没有稚气未脱的样子，而且总是跟一个名叫费洛斯的高个子外科医生一起在甲板上散步。如果你看到他们从身边走过，一定会觉得这是光明正大的一对——不是暗通款曲，也不是一时冲动地苟合。墨尔本的女孩儿们说，他们两个战前就在奥斯汀医院认识了。

驶过深海槽的时候，船里面天旋地转、人仰马翻，许多人都被晕船折磨得筋疲力尽。这是片让人遭罪的海湾，有人说。轮船远离海岸，绕过西澳大利亚，然后向北穿过闷热的赤道海域。一路上不断有卫生员受伤或生病：一个男人被打成重伤，还有一个身体壮实的十九岁小伙子被发现患有肺结核——这样的人本不该招募进来。然而护士们则人浮于事，许多都被军官诱骗，像莉欧诺拉那样和他们成双成对地出现在游步甲板上。

莎莉认识了一个很自信的护士，名叫艾尔西·凯拉丹，她承认司法部部长乔·凯拉丹是她的公公。她很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已经结婚了。上船之前这还是一个秘密，而如今在阿基米德号上，她需要让别人知道这一点，以免被拉入在甲板上散步的男男女女之中。凯拉丹微微泛红的头发衬着一张骨感而有精神的面孔，她身材瘦削，却有丰满的臀部。她的丈夫是第一步兵旅第一团的中尉，几周前已经随远征舰队离开了。

莉欧诺拉·卡斯门特为恋爱的女孩儿树立了榜样，而艾尔西·凯拉丹则被视为规矩女孩儿的典范。凯拉丹只在白天散步，而且要跟大家一起，确保不会有违背她意愿的事情发生——她怕那些男人锃亮的皮带和体面的肩章也无法阻止他们。

娜奥米令她的妹妹大吃一惊。莎莉每次在甲板上看到她，她都跟一个名叫埃利斯·霍伊尔的大块头走在一起。埃利斯是一名陆军上尉，被第一批远征军遗落在国内。他违抗国际法的条文，强行搭乘阿基米德号。在莎莉看来，娜奥米展示着自己不知道的另一面——轻佻的交际花。在麦克利，娜奥米永远不会做出这种事，因为人们对每一对一起散步的男女都知根知底，总会会心一笑，想要撮合他们步入乏味的婚姻殿堂。莎莉每次跟奥诺拉、弗洛伊德和艾尔西在主甲板上散步时，总会为看到姐姐而尴尬。她很佩服娜奥米可以在杀死母亲之后，心安理得地跟一位军官在海上散步。

莎莉她们几个常常被一些军医围着，医生和护士在民用医院里保持的距离感，在这里都被打破了。莎莉对这个冷冰冰，对那个凶巴巴，所以那些军医更喜欢奥诺拉和弗洛伊德。

三位护士长跟船长坐在一桌，其中最年轻的那个掌控着聊天，并且总能让男人们发出粗野的笑声。她在西部地区、吉普斯兰和维多利亚州东北部做护士的时候去过不少地方。这位护士长名叫米奇。另外两位护士长本来更有资格做聊天的主导者，但她们只是抿嘴微笑，轻轻摇着头，对米奇护士长介于幽默和粗俗之间的大胆卖弄有些不以为然。她们似乎认为米奇不是一个合格的护士长，给女孩儿们做了坏的示范。不过她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莎莉思忖着，也许是挣脱了奴役和剥削的枷锁，从夹在洪水和干旱之间、好一年坏一年的农场里逃出来的。她们的父亲也是一样，每天对银行经理俯首帖耳，还生怕被牧场代理人接管，然后被遣送回自己的家乡过穷困的生活，或者在城市作为下等人艰难求生。

莎莉想到农场，是因为亲身经历告诉她，乡下的女孩儿容易被护士这个职业愚弄。她们相信这是她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同时大概还盼望着嫁给医生。这三位护士长都没有嫁给医生，但是米奇护士长能够自得其乐。每当她让男人们发笑时，那笑声都不是强行装出来的，而是从胸腹之间喷涌而出的开怀大笑。

在墨尔本，这个叫米奇的女人屁股一扭一扭地上了船。从登船时起，她的目光就瞥向每一个人，似乎记住的面孔越多越令她高兴。她这样的护士长，皱一皱眉头都会让一个女孩儿伤心，纯粹是因为年轻的女人都想要讨她欢心。另外两个护士长则跟她相反，而莎莉想要成为她们那样的人——不必卑躬屈膝，可以免受女性在家庭中服的苦役，免于服侍丈夫和孩子，却无时无刻不在付出自己的心力，出离生活并高于生活。年轻医生对她们唯命是从，护士在她们面前战战兢兢，病人称她们为母老虎，而莎莉知道她们为了成为母老虎付出了什么。

奥诺拉坐在莎莉对面，跟费洛斯医生和其他几个年轻军医谈笑，就像米奇护士长跟船长和军官们那样。她对船上的餐厅和这些一身戎装的军人都不熟悉，但她的活泼丝毫没有消减。她学得很快。她告诉年轻军医，圣文森特医院收治过甲基苯丙胺成瘾的病人，这些人在达林赫斯特监狱的外墙下打架，清晨被送进急诊室，身上的刀口他们自己都不记得是怎么来的。还有一次，她给一个流浪汉包扎腿伤，他突然痉挛起来，她赶紧跑去寻求帮助，可当她带着实习医生回来时，那个流浪汉正坐在椅子上喝她的医用酒精。

最重要的是她的讲述方式，以及听者找乐子的意愿。

对奥诺拉的喜爱在莎莉心中悄然萌生。莎莉知道她是一个正派的人，从她做制服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制服做得真好，其他护士都问莎莉是不是没有去霍登市场，而是找了一个裁缝。真是个言出必行的女人呀，奥诺拉！她也像其他女孩儿一样喜欢说“等我结婚了……”。不同的是，别的女孩儿从未考虑过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也没想过自食其力，一个人自由自在地活着。奥诺拉对医生没有太大兴趣，至少她对莎莉是这样说的。“他们太自大，”她说，“太习惯于病人的服从，很可能会把这个习惯带回家！”

最近奥诺拉喜欢在饭桌上聊这类话题，她说那些前程远大的军医——每个人都这么称呼他们——都没有什么人情味儿，也都不对她的路。

为了庆祝越过赤道，船长和军官们决定将船尾的一间大船舱变成泳池，用帆布围住四壁，将海水注入池里。穿越赤道的庆典活动将以那里为中心举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经穿越过赤道，或北上或南下——有些医生原本是从爱丁堡、都柏林或伦敦的大医院来到澳大利亚的，现在正在返回他们出生的北半球。但是大多数军医、卫生员和护士都出生在澳大利亚，他们都如莎莉一般，曾认为自己在世界上进行的最伟大的旅行会是从悉尼坐火车到墨尔本，或者是坐布里斯班的轮船沿海岸线航行，而现在，这里就是人们口中的“赤道”——那条炽热的长线，是它将无辜的南半球与野心勃勃的北半球分割开来，将殖民地的半球与宗主国的半球分割开来。

男人和护士将会围着泳池，装扮成吉卜赛人和海盗的样子，互相泼水，然后潜入水中举行其他庆祝仪式。为了缝制这些戏服，护士们坐在她们的船舱里忙活了好几天。莎莉知道，她在送走母亲时扮演了如此严肃的角色，已经没有资格再做这种轻浮的事情，所以不愿意参加，可是奥诺拉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打扮成红心王后的样子。一颗颗红心用精致的针脚缝在泡泡袖衬衫上，这件造型浮夸的衣服上遍布着如此轻松而速成的爱，令莎莉不寒而栗。

庆祝仪式那一天，她跟其他人一起穿好戏服，准备去船尾。她来到甲板梯边，沿着甲板梯摇摇晃晃地向下走去。下面是医院所在的船舱层，那一层的尾部是举办活动的地方。她以前晕过船，如果别人看到她去了医院，就会知道她身体不舒服。她在几个卫生员惊奇的目光中走了过去，打开医院的双开门，径直穿过去，来到前面的护士盥洗室，盥洗室对面是一间没有上锁的船舱，她走了进去。这里本该是药房，但是不管船上的药品储藏在哪里，它们都不在这里。那些空荡荡的药架让这里成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红心王后关上门，她能够听到头顶甲板上匆匆的脚步声。从船尾传来有意模仿放屁的喇叭声、叫喊声和男人们低沉的笑声。这里没有椅子可坐，但她很乐意穿着这件鲜艳的裙子站在空药架之间。

这时，有人向这边走来。莎莉听到开门声，凯拉丹出现在门口，她泛红的头发从一顶18世纪风格的船长三角帽中散落下来。

“我看见你悄悄下来这里，”她轻声说，“你还好吗，亲爱的？我要不要叫你姐姐来？”

莎莉脸颊绯红。“不用了，谢谢。”她说，“真的，我只是不太适应那种狂欢的场合。”

凯拉丹抬起瘦削的鼻子，嗤笑起来。莎莉也跟着她笑起来。

“为了埃里克，我要忍耐着上去参加。”凯拉丹说，“他所在的舰队比我们提前三周出发，他一定也经历了这类事情。也可能他们的舰队不允许办这种活动，可我还是要体验一下。”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莎莉说，“让我待在这里，下次我会鼓起勇气的。我相信娜奥米一定会参加。”

“当然，”凯拉丹说，“娜奥米看起来在各方面都很自信。”

包括使用注射器——莎莉本可以告诉她的。凯拉丹走上前，抚了抚莎莉的头发，突然隔着头发亲了一下她的额头。

“你的黑头发好漂亮，”她说，“真希望我也有，可惜我只有这头胡萝卜须。幸好我已经结婚了，我还以为有这样的头发会永远嫁不出去呢。”

她退后一步。“我先告退了，王后殿下。”她眨了眨眼，然后轻柔地关上门，离开了这里。莎莉想对奥诺拉说：我觉得恶心，不过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舞会，奥诺拉，让我可以穿这条裙子。

娜奥米的确在各方面都很自信。她比莎莉高，高挑的身材常常带给人自信。早在中学以前，老师和其他女孩儿就总是拿莎莉跟姐姐对比。有些方面是她的自卑作祟，有些方面是她真的不如娜奥米。娜奥米擅长在外面的世界闯荡，对家庭却保持着疏离和逃避的态度。她就算参加那些“大尺度”的派对也能游刃有余，顶多在下一次跟莎莉见面时支吾几句敷衍过去。

船驶过波光粼粼的平静海面，停泊在科伦坡。水手和中下级军官受限不能下船，可还是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卫生员趁夜晚攀着锚索，偷偷乘小艇来到岸上。护士和军医则获准上岸。他们在码头上遇到几位中年英国绅士，这几位绅士说，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锡兰[7]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民族。绅士们带护士和军医在城里逛了逛，到处是小摊和寺庙，街道尽头还有比商店更高的巨大佛像。随后，他们出城来到一处风景优美的海岸，衣着鲜艳的妇女和棕色脸孔、手握弯刀的壮实男人注视着他们一行人走过。他们登上加勒的城墙，几位英国绅士告诉他们，这片时而明媚时而多雾的港湾最早被葡萄牙占领，后来变成了荷兰的，现在则归属于英国。这时走过来“世界上最漂亮的民族”之中的几个又穷又脏的成员，想要把从荷兰船骸中捡来的假币卖给护士们，却被几位绅士赶走了。在荷兰教堂旁边的阿曼加拉酒店阳台上，他们每人喝了一杯柠檬汽水，莎莉感觉这跟麦克利的柠檬汽水有所不同——里面有一种气味浓烈的香料，口味有些古怪。

绿洲

莎莉大概每四天给父亲写一封信，在信里滔滔不绝地述说着新鲜事，以便掩盖她把父亲一个人遗弃在农场的羞愧。她的方法目前还算奏效，外面的奇闻异事让父亲十分着迷。

我从没想过我能看到这么多奇异的东西，这让我明白了，原来一个人能有这么多不同的活法。

她竭尽所能地调动语言和形象的力量，向父亲展现那座粉色山丘背景下，高楼林立的苏伊士港。

沙地中的大运河又蓝又亮，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军营绵延两岸。我们在一片帐篷中行进，岸上的士兵看起来百无聊赖，一个劲儿跟我们打招呼。运河中段有一片大苦湖，里面停泊着许多船。经过大苦湖后，我们又回到了笔直的运河里，驶向树荫茂密的小城伊斯梅利亚——对了，我指的是棕榈树的树荫。船停在了那里，我们第一次真正上岸。城里有很多好看的阿拉伯石头房子，还有一些宅邸，见闻广博的人告诉我那像是法国人的。年迈的埃及妇女穿着一身黑衣，但是光脚跑来跑去的淘气女孩儿则穿着橙色、黄色和蓝色的小衣裳。有些女人把一大捆东西顶在头上。我不禁想要知道，你的生活是怎样的，埃及女人？跟麦克利农场主的生活有哪些异同？

老旧的火车厢摇摇晃晃的，窗户也没有几扇，可坐上去却很舒服。到开罗的路上，村舍的房屋都是泥土砌成的，看起来很简陋，好像少盖了一层似的。人们在零星的绿地里劳作，引甜水运河的水灌溉，那条运河蜿蜒流淌好几英里，一直通往开罗。骆驼低着头，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每当它们在树荫下休息时，你就能看到它们的主人在它们背上打盹儿。

你真该看看开罗火车站！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玻璃穹顶，营造出一种阿拉伯式的富丽堂皇——虽然是英国人建的。除了随身的旅行包，卫生员帮我们搬所有行李，真是太酷了，他们就像搬运工人，但是我们一个先令[8]都不用花。

开罗的乞丐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行乞的有很多盲童，其中一些告诉我，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一只眼睛就被亲生父母用烤热的针刺瞎了——以便他们行乞。这就是在所谓的大英帝国境内发生的事。

我想念你，亲爱的爸爸。希望索利家的女孩儿好好照顾你。

最后一句草草收尾，因为写到那里时莎莉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

她无法在信里尝试描绘开罗，因为它说不尽的内容会溢出任何一张信纸的边缘。在火车站里，一名运输官安排了马车载他们，每辆载四人。驾马的人都是棕色皮肤，他们说话轻柔，戴着塔布什帽，阿拉伯长袍外面罩着宽松的白外套。临近傍晚，马车被拉到拥挤的车辆和人群之中。这是一座拥有一切的城市，太多的人熙来攘往，身上怀揣着太多的抱负、太多的希望、太多的目标。它是一切的总和，无法逐条分解开来。这时候，他们瞥见几艘船停在河边，那是尼罗河吗？（这些船是军官的俱乐部，努比亚侍者头戴红色塔布什帽，身穿白色长袍，高举着饮料盘往来穿梭。）这里的人把什么都顶在头上——新买的儿童棺材、躺椅、骆驼后腿肉、床。路边有许多骆驼和驴子，到处都是它们的尿味。人们坐在它们旁边的席子上，操作着缝纫机或者制作着家具。军队和富人的汽车鸣笛声、有轨电车的叮当声、电车售票员的喇叭声交织在一起。街头的小贩凑到马车前，想要兜售苍蝇拍、小笤帚、圣甲虫护身符和彩票，巡街的英国士兵凶巴巴地驱赶他们——依姆西[9]！别骚扰女士们。不知何故，当地乐队在街上行进，铜管乐器发出刺耳的号叫声。擦鞋匠对士兵们喊着：“你们好哇，英国佬。”操着伦敦腔的英国士兵则对护士们的车队喊道：“你们好啊，美女。”澳大利亚士兵在街上游荡，仿佛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他们吹起口哨，想要草草平息这场骚乱。接着，莎莉看到了翻译的身影——他们可以帮你把一封信翻译成英语、阿拉伯语、希腊语或法语。他们没有坐等生意上门，而是带着小桌板和笔墨四处招揽生意。埃及本地的乡绅穿着剪裁合度的西装，头戴塔布什帽，坐在咖啡馆里，用不可思议的缓慢语速说着话，仿佛这片喧嚣里宁静的中心。宽阔的林荫道上有带着猴子和山羊的驯兽师，还有杂技演员、吞火人、耍蛇者——他们全都向路过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士兵叫喊着索要小费。巡丁们坐在楼前的长凳上，用黄铜杯子慢悠悠地喝着土耳其咖啡。那些乞丐令人触目惊心，有抱着婴儿的小女孩儿，有瘸腿的老婆婆，她们的手黄一块紫一块。除此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盲人和身体畸形、肢体残缺的人——就好像他们本人刚刚从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归来。你如果抬头望向天空，可以看到几只风筝在这些恶臭的街道上空盘旋，如同窥伺着地上腐肉的秃鹫。在穿过城市，去往米那宫的路上，就连马车队里最健谈的女人也变得缄默了一些。

不过，这些只不过是表面，是这里密密匝匝的生命海洋中可见的那一部分，而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从一个偏颇的角度眼睁睁地看着——如果他们能看到的话。

亲爱的爸爸：

我该怎样向你讲述我和娜奥米看到的……

他们穿过城市，金字塔顶浮现在前方灰蒙蒙的暮色中。这些画册里才能看到的梦幻般的庞然大物，原本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此刻，它们被困在这一方土地上，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看着它们，也许还会走近、路过，就好像路过一座小镇。莎莉的帽子像女式学生帽一样沉重，汗水从她的两颊流下，她甚至能听到其他马车上的女孩儿发誓，说要全天戴着她们的草帽。光秃秃的硬路通往医院所在的小树林，逐渐切近的金字塔披上了蓝色的暮光，让女人们感受到它们真实的存在。前面这片绿洲长满棕榈树，好像舞台的布景，又好像对沙漠的公然反抗。他们沿着道路走进林中，看到一座平顶楼，游廊一侧的墙上画着一个红十字。他们被告知，这里最早是一座狩猎别墅，埃及国王曾经邀请朋友来这里射猎瞪羚，前些年又改建成了酒店。他们一边聊着，一边从马车上下来，走上楼梯，来到那片开阔的游廊，空病床已经准备就绪。

女人们被分到楼上的几个小房间里，每间都有宽大的窗户，墙上的所有装饰品和窗户上的窗帘都被卸掉了。莎莉的房间有三张床，她跟凯拉丹和奥诺拉同住——娜奥米住在隔壁，因为她们仍然保持着距离。一个很大的矮脚衣橱、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椅子构成了房间的其他陈设。“如果要比房间有多空，”凯拉丹说，“寄宿学校也甘拜下风。”不过，从这些窗户向外望去，掠过树冠，可以看到胡夫金字塔矗立在幽蓝的暮色中。

埃里克·凯拉丹所在的米那军营坐落在沙漠中，那天傍晚，他来到医院探望妻子。他被太阳晒得黝黑，但依然英俊。“他眉毛有点儿短，”女人们评价说，“除此之外一级帅。”看起来凯拉丹夫妇是那种活得比较轻松，不太讲求奋斗的人，总是寻求着彼此的陪伴。

到这里的第一晚，一位年老的护士长在食堂里对大家说，在这栋楼里她们必须轻声说话，不能发出笑声，跟病人的对话只限于礼貌用语和询问病情。一位大家从未见过的军医主任这时走了进来，他年纪很大，大约六十好几。“欢迎你们，各位女士。”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下面由护士长给大家讲话。”

他好像在表示：既然你们坚持来到这里，我们就要成为一家人。

在轻视护士方面，护士长和上校似乎首先成了一家人。他们让护士用活性炭清洁几个曾用作酒店图书馆或舞厅的大房间，而卫生员则在树荫下抽烟嬉笑。随后，一如往常，护士被安排为勇士们烘干床垫，清洗被套，铺床。她们在燥热的空气中抖动、拍打着床单和被褥，在这砰砰的声响之下，压低声音的聊天和说笑则是被允许的。接着，她们又到房子外的帐篷里做起了类似的工作。上校把这些搭在米那宫花园里的帐篷称作“战地帐篷”。奥诺拉说：“可以看出来，某些疯子认为这么大的一座医院可能还不够容纳伤员。”

走在通向帐篷的昏暗小径上，莎莉的鞋滑出铺路的木板，她的踝关节扭了一下。在她的家里，像这样的小伤痛很快就会被一条格言治愈：“如果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坏的事……”不过在她的母亲身上，这条格言已经不起作用了——莎莉边一瘸一拐地走着边想。在她的母亲身上，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并且在莎莉的眼窝里安了家。

想要遗忘那件事，她只需要踏出这片树林，置身于永恒之中。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要建造那些金字塔，是为了让四面八方的埃及人可以看到永恒。沙漠和那些高耸的建筑简单、稳定而又不容忽视，它们可以让人回忆起某些本质的、无法否认的事情——比如姐妹俩的谋杀，但同时也可以帮你把它们置于一旁。作为共犯，有时候可以暂时把自己的罪责遗忘几个小时，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方。

刚过一两天，大家就喜欢上在楼顶喝茶。时值冬日，人们可以坐在清爽的风中，慢慢熟悉那些巨型剪纸般虚幻的金字塔。不过如果上面冷起来，大家就会聚在楼下的军官休息厅。凯拉丹中尉时常带着一群年轻军官过来探望。

战争发生在欧洲。只有一种传言说巴勒斯坦也会陷入战火，因为据说土耳其人可能想要控制运河。可是，现在入院的人已经比莎莉预想的多了——不过没有老人、孩子和女人。大家静静地忙碌着，气氛好像民用医院里那样。虽然没有来自战场的伤员，但是战士们仍然会受伤和生病。由于他们驻扎在沙漠里，夜晚很冷，有些人甚至得了肺炎，还有少数几个因在刺刀训练中疏于招架而负伤。有一个年轻的鬈发男人，被满载着英国士兵的车撞断了腿。他身上打着石膏，肢体被托起来，人却浑身透着快活劲儿：“都怪我自己蠢，护士妹子，你该看看那辆车上撞出的凹坑。很抱歉，这个周六没法带你去跳舞了。”

从西奈半岛送来两个穿着奇异军服的土耳其伤兵，他们的床边守着几个带枪的士兵。

在米那宫花园的一座帆布帐篷之下，干燥的铺路木板散发着苯味，这种清洁剂般的浓烈气息让大家毫无说话的兴致。不过她们也很忙，凯拉丹和奥诺拉在用帆布隔开的器具室里，一边指挥卫生员摆放水盆、床板和器皿，一边卸下自己背的一尘不染的大帆布包，拿出柔软的毛巾、床单、枕套和橡胶垫，这些东西还从未使用过，没有染上令人生厌的气味——一般病房里洗得最干净的床单也无法摆脱这种味道。

可以听到奥诺拉指挥的声音：“拿稳了，小吉姆。那边那个角落，看见没有？”

帐篷的另一端还有一个用帘子隔开的手术包扎室，不过那儿没有卫生员帮忙，里面也更憋闷。跟莉欧诺拉·卡斯门特一起的是一个鼻子尖尖、面色蜡黄的年轻女人，名叫罗莎娜·奈提斯，来自墨尔本。她虽然一脸病容，却有使不完的力气，此刻正在把箱子里的药装进药柜，并在一张纸上记录数量。大家称莉欧诺拉为“莉欧”，跟杜伦斯家的人完全不同，她轻松随和，无忧无虑，是一个活得很自在的女人，有一种平易近人的魅力，以及对工作的热忱。

护士室的架子上放着一摞摞未拆封的外科敷料，莎莉站在旁边，戴着手套，摆出当天用来处理轻伤的手术托盘，并将其盖好。他们还没有高压灭菌器，消毒工具只有一只黄铜的酒精加热器和一口很简陋的锅，不过在这里，手术托盘、钳子、牵开器、柳叶刀和镊子也难得用上，病床到目前为止还空着。

护士长掀开帐篷的帆布帘子，多年来她欣然接受的权威地位隐藏了这个女人真实的样子，就如同隐藏她的出身和年龄。“你们三个护士，现在出来。”她顿了顿，以免太过简略生硬，“请到外面来见我。”

帐篷外，热浪穿过棕榈树，压在莎莉的肩膀上。这是个凉爽的季节，可是在远离绿洲的太阳直射地带却没有凉意可言。护士长让她们跟着她走下铺路木板，沿路把其他帐篷里的护士也叫了出来。娜奥米被叫出来时，现出一个莎莉式的疑问的微笑。凯拉丹也在其中，她眼睛下面的粉底化成一块块白点儿，好像她淡淡的雀斑都被炎热蒸干了。总共十个护士，被带到一百多码[10]外一片太阳直射的带刺铁丝网前。这片铁丝网昨天还不在这里，大门口还多了四个澳大利亚宪兵守卫。

弗洛伊德喃喃说了一句：“维纳斯的伤口。”[11]

大门打开了，她们来到另一边，看到一个大得足以容纳一个马戏团的帐篷矗立在前方。护士长带她们从另一批宪兵面前走过，穿过为通风而掀起来的帐篷门帘。跟米那宫周围的其他帐篷相比，这里非常拥挤。大约有七十个男人坐在各自的床上，有些看起来很无聊，有些则抬起年轻柔和的面孔，可以猜到是来自城市、在室内工作的人，还有来自城郊的胖小伙，还没适应军事训练和沙漠里的生活。大概有十个卫生员在帐篷里忙前忙后。每个病人都戴着白色臂章，表示他们都是负罪之身。他们盯着走过的护士，手里拿着手卷烟，不过，跟街市上遇到的那种士兵不同，他们不会跟你快活地打招呼。不知为什么，在护士和他们之间隔着五张桌子，仿佛这些人要接受审讯。

护士长带护士们来到一片用帆布隔开的宽敞区域，里面的便携煤油炉上烧着两口大锅。卫生员用镊子把里面的注射器和针头取出来，跟托盘上装溶液、棉花和医用酒精的瓶子摆在一起。护士长朝台子上整齐摆放的溶液和器材微微点了点头：“处理这种悲哀的事情，我知道你们不会轻浮。”上校手下的卫生员是最应该做这些工作的人，不过，尽管上校对这几个手下很器重，但他们还是做不好，而且免不了被其他男人嘲笑——或者彼此嘲笑。让卫生员来处理那些病变和下疳实在要命。

在帆布围出的小房间里，两个卫生员正忙着从那个临时自制的蒸汽灭菌器里取出注射器和惩罚性的大号针头，似乎没有注意到她们的对话。

“你们不是女执事，只是一群军队护士。只要把这里的人当作违犯军纪的士兵来看待就行了，别表现出你们的好恶。”

莎莉打量着其他人，想确认她们的脸上都显露出了适度的沮丧。不能忽略的是，这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曾对有传染病的女人兽欲大发——他们当时都跨过了那道大门，进入了那个不分黑皮肤和白皮肤，不分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情欲王国，来到那片种族之别被狂暴的交合冲动打破的土地，但是，护士长的那几句话就好像完成了对这些人的所有评论。

她继续说道：“所有病人的剂量都是八打兰[12]，戴着G标志的人——相信我不用解释那是什么意思——在最右边那张桌子边注射。病人排成两队，上前注射新胂凡纳明。另外，你们听说过六〇六吗？”

“胂凡纳明？”尽职尽责的莉欧问。

所有护士都知道六〇六，就算没有亲自使用过，也都听过它的大名。梅毒是罪恶的报应，而六〇六配上一定量的水银药丸则可以让报应来得轻一些。因此，有些道德家声称这是一种悖德的药剂，不过他们从未护理过天生染病的孩子们。

“能否请大家配合一下，自觉排成两队？务必戴上橡胶手套。”

莎莉和弗洛伊德一组，她们领取六〇六溶液和针头时，可以听到护士长在帐篷中央向病人们交代怎样排队。随后她们也来到主帐篷里，站在一队梅毒患者前的桌子旁。

擦拭手臂和换针头的工作交给了莎莉，弗洛伊德则负责注射。两人没有商量就这样分好了工——也许是由于弗洛伊德的风尘气。在她的身边你可以感觉到，她明白一件仍然令莎莉困惑的事情：情欲和渴望的区别。“渴望”，这是小说里常常出现的一个词，从各方面来讲，它都比“情欲”干净，但是它没有干净到令一个人守身如玉的地步，除非因一段结婚誓言而凝聚和固定下来。莎莉没有时间思考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问题，排队的病人流下许多汗水，那气味比军营里健康士兵的难闻一些，这又是多么富有教育意义。第一个让莎莉擦拭手臂的人眼睛直视前方，第二个抬头看着屋顶，第三个低着头，第四个在哭泣，由于他一直在颤抖，弗洛伊德不得不对他说：“请你不要动，好吗？”

“不要哭了，”莎莉对他说，“打一针就好了。”

这个男孩儿想要的是结婚誓言，而不是被情欲摧毁。弗洛伊德自然而镇定地握着每一个病人的手臂，从她的动作可以看出，她并不害怕传染，不过莎莉注意到，即使是弗洛伊德，也并不怎么看面前的士兵。他们是沃泽的受害者，沃泽是开罗城郊的地狱，住满了狂暴的酒徒和染病的妓女。

不过现在，他们都成了羔羊，被惩罚性的大号针头冲破肌肉的阻力，用力推入。没有人调侃：不要伤害一个男人，护士妹子。没有人说：哎哟，我被大黄蜂蜇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谎言要守住，而任何语言都可能出卖自己。等到痊愈后的某一天，他们在澳大利亚向某个不知情的女孩儿求爱时，帐篷里发生的事绝对不能让她知道。不过，六〇六溶液可以让你全身而退，回到战争中，或回到遥远的澳大利亚卧室，像一个健康的男人那样睡觉，像一个体面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那样死去。

每当弗洛伊德轻巧地注射完一针后，她就把注射器递给莎莉，莎莉从蒙着布的盆里取出一支新的。在这座帐篷里，她们都参与到一项军事机密之中，远在澳大利亚的人不会了解他们的第一批伤员——这群有着比战斗欲望更强大的欲望的人，这群被病原体而非机枪击败的人。

埃利斯·霍伊尔——时常和娜奥米一起在阿基米德号上散步的那个男人——比娜奥米大不了几岁，也在米那宫和金字塔远处的沙漠军营里训练。娜奥米曾经问他，为什么他们的训练总要在下午2点，那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虽然据说现在还是相对温和的季节，阳光从沙子上反射上来，打在他们非洲草帽帽檐下的脸上。他说，将军们认为这样的天气可以磨砺士兵的意志，以应对未知的恶劣环境。

傍晚的时候，霍伊尔经常和包括凯拉丹的丈夫在内的另外几个军官一起过来，在米那宫的楼顶或者游廊上跟护士们喝茶。他们每次来都开着那辆征用来的土黄色汽车。这些年轻军官还没有从原先的身份转变过来，他们参军前曾是农场主、银行职员、牧羊人、学校教员，甚至还有一两个记者，以及一位来自墨尔本的年轻乐观的圣公会牧师，他没有做随军牧师，却做了一名步兵。

护士们的工作不算太忙，所以她们睡眠充足，脸上焕发着异样的神采，以及为傍晚军官的到访妥善准备后的轻松。她们有足够的时间换上制服外衣和裙子，再穿上一双好鞋，以备这一晚有所发展，比如一起出去吃晚饭，或者在食堂吃完晚饭后一起出去游玩。

埃利斯·霍伊尔上尉是一个穿着考究的年轻人，他的下颚非常宽阔，可以料定等他老一些会变成双下巴。他的嘴巴很大，身边的军官开玩笑地叫他鸭子。他是一名来自维多利亚州西部的律师，言谈中时常表现出对那片地方的热爱，而莎莉和娜奥米无论如何也无法对家乡产生这种感情。

如埃利斯一样，所有年轻军官都去了开罗的裁缝铺，做了一身轻便合身的浅褐色军装，以代替政府最初发给他们的沉重的哔叽军装。他们从本地的马车车夫聊到小贩和裁缝，再到那些穿着脏兮兮的阿拉伯长袍、叫着“买一支红玫瑰给女士”的人。他们没有提到沃泽的那些藏污纳垢之所。这些年轻军官还调侃着这个或那个士兵、生活中的难题，还有土气的乡下人。这些聊天内容让莎莉出乎意料地大笑起来，就好像他们是被派来教授她这项古老技能的。他们的活力加上滑稽的模仿和讽刺，暂时解开了杜伦斯姐妹两人心中的郁结——这是莎莉听到过的最生动的对话。

不过最后，他们总要谈起每个人的出身。这些年轻军官感觉，在场的这些女人并不足以给他们慰藉，除非先搞清楚每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和杜伦斯姐妹相比，他们都来自更优越的地区和家庭，不过，娜奥米在和他们的交往中不落下风，她表现得成熟而老练，没有被社会阶层之别压倒。她早在离开麦克利时，就认为这些无关紧要了。莎莉还没有习得同样的能力。看娜奥米的样子，她完全可能是某个牧业巨头的女儿，凭着这股劲儿，她日后也许会成为一个大地主太太之类的人物，而且没有人能嗅出她出生于一个只有150英亩[13]的奶牛场，每天踩着牛粪去上学。

总会有一个男人突然提出一起去开罗吃晚饭——在施普赫尔德、温莎或者帕里斯安那酒店。这个主意总能吸引其他军官和护士，让他们燃起兴致。护士们会各自挽着某个军官的手臂。娜奥米很乐意挽着埃利斯·霍伊尔。不过有几个人则出于自己的坚定选择，没有军官陪伴——莎莉是其中之一，奈提斯是另一个。弗洛伊德也常常一个人，因为她张扬的神秘气势会吓到男人们。

随后，在晚餐行将结束，喝最后一瓶红酒时，总会有人提出一起出去，坐在马车上，观赏星光下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司机会过一会儿再来，开车带他们回到医院和军营。他们每个人都去过金字塔很多次——护士们曾经一起在米那宫租马，临近傍晚时骑马出行，但是夜晚不一样，它格外彰显事物的永恒性。娜奥米跟埃利斯坐一辆马车，一直全神贯注。看到娜奥米公然表现出对某个人的偏爱，这多么奇怪！因为这有点儿屈服的意味，而莎莉从未想过她的姐姐会屈服。

虽然每辆马车可以载不止两个人，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两人坐一辆车。和莎莉搭一辆马车的是一个面色红润的高个子男人——麦克莱恩中尉。他身材壮硕，但并不是肌肉结实的那种。他硕大的身形有点儿过于引人注目，不过不至于令人反感。莎莉怀疑他在战场上会更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天气很冷，他把一条马鞍褥盖在膝上，但是莎莉太过拘谨，在他表示可以跟她合盖一条时，挥挥手拒绝了他。

“看那边，”他从她的身前指过去——不过他的手臂贴得不太近，指向一条铺满白菜叶的水沟，“看没看到，那些叶子在动？”

那些叶子确实在动，现在她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孩子睡在白菜叶子里。

“可怜的小乞丐！”他说，“这场仗不管谁打赢，他们都会继续睡在白菜叶里。”

“不过要是土耳其人打过来，”莎莉辩驳道，“情况还会更糟。”

“只是我们喜欢这样想，对吗？我很想知道，如果我们问一问这里的老百姓，他们会怎么说。不管怎样，土耳其人看起来还没有要打过来的意思。长官给我们列队训话，让我们派那些小家伙去荒凉的戈壁上挖战壕，可是那些土耳其人并没有过来。”

他笑起来，但是似乎并没有仇视土耳其人或者奥斯曼帝国的意思。即使是在这时，持土耳其人会发动进攻这种想象的，也是正向巴黎进军的德国人。

他们此刻身处城市的边缘，麦克莱恩抬头望着灿烂的星空。“你们见过的敌人比我们看到的更多，”他说的话如同呓语，“我必须对你说，你们都是真正的好人，你们这些女孩儿。你们为澳大利亚增了光，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

他的思虑似乎很真诚，莎莉安慰道：“我可以看到你们正在向前迈进，无论迈向哪里。”

或许莎莉对他还未兑现的勇士精神给予了过高的赞美，因为他这时转向了莎莉，倾身向前，看着她的眼睛，不过它们在星光下有些蒙眬。

“谢谢你，”他说，“你的话让我心安。”

他们听到从前面的马车传来的笑声。“是霍伊尔上尉，”麦克莱恩说，“他很喜欢你姐姐，如果不出意外，他会是你的姐夫。”

这个惊人的消息并没有提出或解答一个问题——娜奥米是否也像埃利斯·霍伊尔喜欢她那样喜欢对方。

他们又一次在前面笑得前仰后合，不过这次在适当的范围内多了些调情的意味。奥诺拉跟一个名叫莱昂内尔什么的人在一起。她很有男人缘，也许是因为他们把她凯尔特人的大嗓门误解成了其他的意思。莎莉敢说，麦克莱恩是一个不会笑的人，除非撞上门板或者把椅子坐塌。他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清醒者。这很对莎莉的路，由于她的性格和罪愆，她总是与说笑的气氛格格不入。

麦克莱恩突然有些羞窘地问：“那个叫弗洛伊德的女孩儿，你以前就认识她吗？”

“不认识，她来自墨尔本。”

“她是犹太人吗？”

“是的。”莎莉说，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有一点儿小小的嫉妒。

“阿基米德号上的人说，她的歌喉是第一流的。不过她究竟是哪一类女孩儿呢？我指的是性格方面。”

“她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女性，而且很能逗人开心。当然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亲切友好。我们一起踏上这伟大的旅程，看到了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什么不便困扰过。不过我想，就算我们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弗洛伊德也不会觉得困扰。”

“哈哈。”他笑起来，似乎听到这个评价很开心。

莎莉突然觉得，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询问另一个女人的情况，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她不准备让他轻松地转移话题。

“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跟弗洛伊德护士牵线吧？”

“噢，天哪！不是，当然不是！我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我关于弗洛伊德小姐的问题只不过是闲聊而已。”

莎莉并不是很相信他。那一个个微微泛光的三角形就是金字塔，它们如利刃般刺向璀璨的夜空。为了凸显狮身人面像的中心地位，一个车夫或是向导整夜睡在那里，他爬上这尊巨大石兽的爪子，手里举着钠灯，从下往上照亮那张雄伟而可怖的脸，它比白天看到的更令人畏惧，也更充满神性。

麦克莱恩中尉说：“狮身人面像就要这样看。”

莎莉希望他不要为了把这统摄黑夜的宏伟建筑当作偶像膜拜而探身过去。他们此刻肩膀挨着肩膀，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靠得再近一点儿，她的温暖就会变为反感。

“你知道吗？”他指着光芒渐渐微弱的狮身人面像说，“我们营里有些家伙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战斗，就只是为了看这个。他们很坦诚，说他们只是想要旅行。我打赌他们会出现在你们的医院里，假装得了疝气或者心脏病。”

莎莉说：“有时候确实会遇到装病的人。男人们常常通过吸入无烟火药来假装心动过速。”

他们有一个红头发的年轻军医胡克斯——他是来自维多利亚州西部的全科医生，他总爱提起自己的家乡，仿佛那片土地为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增添了光彩，他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说：“护士，去拿法拉第机来。”然后转而对病人说，“你的心脏需要电击。”而莎莉就会出去取那台吓人的机器。那台机器确实存在，但是装病者通常都不需要看到它被推进来，就会告诉胡克斯医生自己的心脏已经好些了。不过有一个看起来稚气未脱，可能刚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因为犯了心室纤颤而被送进来，治了一半死在了病床上。

“我真的很享受你的陪伴，杜伦斯小姐。”中尉说得很突然，但并不是未经考虑地脱口而出。

这句话似乎并不是在求取一段露水姻缘，可是他又了解她多少？怎么会喜欢她呢？从这里步行就可以到米那宫，她很想找个借口下车走回去。她又一转念才意识到，这么做一定会被当成发疯。

“我喜欢跟你待在一起，”他接着说，“因为你不是那种轻浮的女孩儿。”

一阵笑声从奥诺拉和莱昂内尔的马车传来。麦克莱恩朝那个方向做了个手势，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莎莉开始同情麦克莱恩手下的人。他们应该会在表面上赞同他的为人处世，然后在接待普通士兵的开罗小酒馆里把他嘲笑得体无完肤。他人不坏，但还没从学校优等生的良好自我感觉中走出来。他现在也许已经感觉到，他那些刻板的原则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吸引莎莉。

“我是说，这些女孩儿，”他说，“她们都是好女孩儿，而且做护理时很热情，只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可靠。”

“我要说，我姐姐是最可靠的。”她不由自主地吹嘘起来。

“可是她总是有所保留，”他说，“在我看来，有所保留是你们这家人的特点。”

“我讨厌‘保留’这个词。”莎莉这样说，只是为了反驳他。

于是，这句话就结束了有关羞涩或是含蓄或是其他什么的讨论。

“我觉得我不该对大伙儿太苛刻，”他说，想要赢回她的好感，“不过给我们敲响警钟的是，在蒙斯惨败的是英国正规军，而我们这些澳大利亚民兵和市民组成的杂牌军，真的可以像我们吹嘘的那样，一个顶他们三个吗？军营里的伙计们都这样认为，但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澳大利亚人也一样。毫无疑问，我们的人更加优秀，但是缺少训练，你知道，他们讨厌训练。”

“从医院楼顶可以看到，他们训练得很刻苦。”她反驳道。

“对，可是一半的人都认为训练没有必要。他们觉得，只要给他们一把枪，然后让他们像澳大利亚猎人那样四散开火就好。”

莎莉感觉到，麦克莱恩的手用力握住了她的手腕。没有因恐惧而剧烈跳动的脉搏，也没有汗水，这是一只干燥而镇定的手。她觉得挣脱会显得无礼，于是任由它握住自己——只要它不成为争论的一部分，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图谋。

“你知道，”他回到原先的话题，“我无法跟这里的其他女孩儿说这些——只是不愿意说。我当然更不能跟副官或中校表达，所以只剩下你，可怜的女孩儿。”

莎莉不禁低声笑了起来。

“我们下去走走好吗？”他问，“汽车在那边。”

麦克莱恩扶着她下了马车，走在金字塔周围的碎石路上。另外的一对对男女应该也已经在半明半暗中凝望这些巨大的轮廓了，因为狮身人面像的灯火已经燃尽，所以他们已几乎看不清了。所有人都想借这个地方给他们的夜游助兴，可是莎莉和麦克莱恩中尉的话却越来越少——他们给彼此留下了太多余地。很快，护士和军官坐到一直跟随着他们的汽车上，在车里笑闹着挤成一团，回到了医院。

“所有传言都是关于那个什么达达尼尔海峡[14]的，”凯拉丹护士说，“总比听法国的消息强。”

因为大家在圣诞节和新年聚餐时听说，法国牺牲了一大批年轻人，而且巴黎差点儿被占领。据说达达尼尔海峡是土耳其人的地盘，比西奈半岛更加接近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总令人联想到弯刀、后宫和酷刑室，这些旧时代的事物令这个国家更加朦胧和神秘，也令土耳其人在人们眼中的军事威胁程度比德国人更低。至于德国人，据说这些野蛮人在比利时对修女动手动脚，但他们显然对作战十分精通。

在那些淡紫色的黄昏，莎莉有时跟其他护士一起站在米那宫楼顶的平台上，看着军人们训练归来，整齐有序地从沙漠列队走回帐篷里。军队后面跟着救护车，似乎纯粹是为了演练。她看着轻骑兵在沙漠中扬起一阵轻烟，步兵营浩浩荡荡地行军，看起来毫不费力。远处乐队的声音渐渐传来，加入这场盛事之中。大概只有一百个男孩儿中了暑，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以防脱水或者高温伤害大脑。

那些在开罗度过的悠闲夜晚一去不返。埃里克·凯拉丹再次来探望妻子时，他的脸苍老了许多。其他男人也一样，不过他们仍然不时在傍晚到来，跟护士们在屋顶的藤椅上坐一会儿。莱昂内尔·丹克沃斯被任命为炮兵指挥官，这令他非常反感，人们曾经看到他跟奥诺拉耳鬓厮磨。此外，人们还看到英俊的埃利斯·霍伊尔试图去握娜奥米的手，让人吃惊的是，娜奥米任由他握了一会儿。

“你觉得他们一般什么时候做？”奥诺拉在喝茶时问莎莉，“我是说艾尔西和埃里克，他们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你也没看见过他们悄悄溜走吧？”

朴实的奥诺拉，她可以问出如此现实而又难以启齿的问题。有一天在食堂喝茶时，那个尖鼻子的小奈提斯调侃地问奥诺拉，她有没有向随军牧师坦白自己抱过和亲过多少军官。

“有，”她说，“不过我告诉他，我那么做只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因为我很贱。这是让男人们勇敢起来的方法，我告诉他，他们除非感到快乐，否则不会变得勇敢。”

莎莉和其他护士再一次进入那座性病帐篷，因为有了更多爱神的受害者。此外还有一些人出于羞耻或者轻率，迟迟没有来医院，直到病情变得难以控制。不少人已经习惯于他们的耻辱或厄运，似乎开始享受起这份闲暇。他们传看报纸，做手卷烟，讨论一万二千英里外的兰德威克或弗莱明顿的赛马结果；但是有一天，一阵军号声——就像歌剧里的那样——从军营的方向传来，逐渐逼近，就连死不悔改的人也露出茫然若失的神情，坐立不安起来。

那是一次长途行军，二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穿过米那宫和医疗帐篷所在的绿洲，一路向东边的运河行进。在病房里可以听到整齐自信的军靴踏步声、军官凶悍的号令声，以及军犬狂暴的吠叫。这阵声响巨大而持久，吸引附近的人走出门来。甚至连一些被病痛折磨的伤兵也出现在帐篷外，绝望地观看着。莎莉和护士们结束了工作，也结伴走出帐篷。在棕榈树林的边缘，她们看到这支带着运输卡车、救护车和厨师的军队花了很长时间才穿行过去。随后，另一支乐队跟随而至，为另一个营高奏昂扬的乐曲，比如《英国掷弹兵进行曲》《澳大利亚之歌》《希望与荣耀》《丛林流浪》《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冈德盖的帅小子杰克》。

每过去一个营，奥诺拉·斯莱特里就报一个数。一号，第一营，荣耀或悲剧的基石，霍伊尔上尉走在队伍最前面，几乎隐没在沙尘中。麦克莱恩中尉也在队列之中。这时应该有一个如凯拉丹这样的人，戏剧般地冲进队列中，抱住自己的爱人，接着又被后面涌来的士兵冲散。这时她应该控诉冷血的战争发起国，然后退到一边的沙漠上看着光荣的军团席卷而过，放声哭泣。凯拉丹护士的确出现了，跟奈提斯一起，面色在阳光下显得有些苍白。维多利亚旅正在通过，她们扫视着人群，为了看一眼埃里克·凯拉丹。炮兵最后才出现，高大的莱昂内尔骑在马上，夸张地挥着手，咧着嘴笑，希望能让奥诺拉看到。这次行军似乎无休无止，直到人们的惊奇渐渐退去，他们终于消失在暮色里，军乐也蒸发在空气中。不知为什么，她们并没有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队伍中看到埃里克·凯拉丹。莎莉觉得，那是因为她们花了太多的力气去找他。

几天后，凯拉丹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热切，她不停计算着她的丈夫——以及其他来米那宫喝过茶的男人——是否已经离开那片危险的海岸。一些轻骑兵军官仍会来喝茶，虽然他们的弟兄们大多已经被送走。他们留在这里是为了防备土耳其人从西奈半岛出兵，夺取运河。他们一如既往地保证，如果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传闻是真的，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据说德国皇帝把所有的劣等武器都给了可怜的土耳其人，因为他们自己需要精良的装备来应对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斗。

医院看起来空荡荡的，除了那个有守卫看守的、不受待见的病人聚集区。从澳大利亚来的运输船很快就要到来，不过目前还没有什么人不小心被铁丝网割伤或者被刺刀刺伤。一个轻骑兵得了阑尾炎，一个卫生员得了肺炎——虽然天气炎热，还有喀新风[15]带起的沙暴来袭。护士长被送到了另一所医院，传言说她得罪了那位大家从未见过的上校，因为她总是把脏活累活交给卫生员，而上校认为那是她手下的姑娘们该做的。

一天中午，遭人诟病的米奇护士长坐汽车来到米那宫门口——在来埃及的船上，她总是让男人们发出狂浪的笑声。莎莉从一间病房的窗户看到她下车，为她打开车门的卫生员正在向她敬礼。她有轻微的关节炎，走路有些蹒跚，就好像她身上必须有些小小的残缺，否则某些缺乏幽默感的神灵就会向她收更重的税。她走上楼梯，来到开阔的游廊。过了一会儿，莎莉去主楼照顾一个因被马摔落在地而昏厥过去的军官，这时一个卫生员走了进来。

“小姐，米奇护士长想让你去会客室见她。”

“马上就去。”莎莉说。

会客室是为军官准备的，护士们也被准许进入，但是很少有机会，直到这个季节的第一批沙柱在大漠中升起，伴着喀新风到处肆虐。这个房间让莎莉想起她在《每日邮报》上看到的那些悉尼俱乐部的图片——那些俱乐部本身模仿的就是伦敦的风格。加了厚厚垫子的椅子，桃花心木的小桌和饮料托盘，这些都是这里还是酒店时留下的。报纸架也一样，每份报纸的中缝都被固定在两根涂漆的木杆之间，纸页沉重地垂下来，传达着来自法国、俄国、塞尔维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消息。现在房间里已经有了二十四个女人，其中有莎莉的姐姐、凯拉丹、雕塑般的弗洛伊德、奥诺拉、莉欧诺拉·卡斯门特，还有面黄肌瘦的奈提斯，出于对讲话内容的期待，她们全部都不可思议地换好了衣服。米奇护士长几秒钟前好像还穿着护士装，现在已是一身旅行服配灰色斗篷。这个变化也许能表明她身上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力量。

“女士们，”她对大家说，“新的护士正在过来的途中，她们的船已经到了苏伊士。因为后来的护士、命运和我对你们的了解，你们被选中了，现在我们就要登船。你如果有什么病人需要特殊的关照，可以给还在路上的护士留一个字条。你们必须整理好所有个人物品——你们的卧室现在已经是别人的了。最好把骆驼木雕、银丝饰品那类市场上买的东西都留在一个公用的茶柜里。着装要像这样。”

她指的是自己穿的那身正式的装束。

“但是护士服和其他个人物品也要装好。下面就是关于‘哪里’的问题，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从‘哪里’出发。”

在她解释前的片刻间隙，大家仍然笑了出来。

“从亚历山大，姑娘们。”米奇说，“那是最好的地方，有埃及艳后的寝宫和穆罕默德的篝火。今天下午3点半，游览车会带我们去拉美西斯火车站。”

她把手里的一张纸举到眼前看了看。

“新的一站将是那艘医院船——我们的老朋友阿基米德号。阿基米德是希腊人，喜欢沐浴在水中。希望他可以用温柔的凝视保佑自己的船和船上的姐妹们。回到先前的话，我向你们保证，你们是由于冷静的品格和出色的护理技能而被选中的。请不要失去这些宝贵的素质。”

奥诺拉大呼一声：“我们的目的地呢，护士长？我是说，上了阿基米德号之后。”

米奇朝大家靠近了一些。

“因为我们要登上的是一艘医院船，而且明天的报纸一定会刊登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没有人禁止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的就是传说中的赫勒斯滂[16]——希腊和奥斯曼之间的大门，这场战役的要冲。”

女人们皱起了眉头，关于那个地带，她们头脑中的地图模糊不清。

“古人对那里耳熟能详，”米奇说，“不过那时候的世界比现在小。我们要去那里照顾受伤的小伙子们，他们对那个地方的了解不一定比我们多。关于这场战役，现在已经有了种种好兆头，所以我提醒大家，也许你们要照顾的是土耳其人。他们也是人，也是女人生的。”

米奇环顾房间，等待着别人反对她的人道主义宣言。

她做了个手势，似乎想要扫平房间里的窃窃私语。

“穿上你们的大衣，今晚从开罗到亚历山大的途中会很冷，我们应该把得肺炎的机会让给战士们，他们有更多理由生这个病。”

游览车带着她们穿过这座城市，她们这么快就习惯了这个地方，以致它开始失去对她们的震慑力。街上的人们仍然无视交通规则，拉着骆驼或驴车叫卖木柴。不顾禁令的穷人冲到军用卡车、运水车、有钱人的白色轿车和女人的车前兜售小商品，或者为自己的残疾求得一点儿补偿。

由于最近这场反季节的沙暴，城市中的光线依然昏暗模糊。游览车到达拉美西斯火车站时，太阳已经变成了一颗挂着流苏边的圆球。这座火车站虽然勉强融入了一点儿阿拉伯风格，但仍然像一座对抗阿拉伯世界的堡垒。当然，阿拉伯小商贩早已渗透进车站各处。

一辆载着卫生员的卡车跟在护士的行李车后，他们也被指派到亚历山大，有可能也会登上阿基米德号。米奇和她的护士们只带着随身的旅行包和一些路上要用的东西，从拱门进入站台，在士兵、埃及商人和穷人之间穿行。“这个场面可真难适应。”奥诺拉说。

凯拉丹、莎莉、娜奥米和米奇坐在一个包厢里。娜奥米把车厢小窗边上的座位留给了莎莉，小小的车窗隔绝了外面的世界，但又让人能看到另一边的景色。

莎莉说：“不，你坐那里。”

姐妹两人间仍然有一道隔阂，其他女人似乎看出了端倪，这让莎莉感到惊慌，不过这个尴尬的念头被座椅舒适的靠背和柔软的皮革转移了。此外还有一个先进的暖脚设备供她们使用——地板上放着一个盖着毯子的热煤炭罐。大家刚刚坐下，一个戴着塔布什帽的售票员便恭敬地通知大家，餐车已经准备就绪了。米奇护士长对莎莉说：“能否麻烦你帮我把旅行包拿下来？”

缓慢行驶的火车微微摇晃着，莎莉取下那只磨得很旧的皮包。米奇护士长从中取出一个信封，把头转向凯拉丹和娜奥米。

“能否请你们帮帮可怜的老护士长，把这些分发给各个包厢的女孩儿？这些是餐券，请大家记住，不包含啤酒和葡萄酒，当然更不包含威士忌！”

这句话暗示着，女人们很容易喝威士忌喝得烂醉如泥。

“跟我一起来，莎莉。”米奇在莎莉接过白色餐券后说。

米奇的屁股在过道里左碰右撞地开路，莎莉跟着她走向餐车。多长些肉很有用，莎莉心想。

她们走进餐车，看到每张桌子上都亮着一盏荷花形的灯。此外，桌上还摆放着闪闪发光的餐具，铺着做工精美的桌布。做这些手艺活儿的女人赚得很少，她们的作品优雅而有序地摆放在这里，等待人们享用。如麦克莱恩中尉所说，所有的公正都要等到击败敌人后再实现，而且到了那时也未必能够实现。

餐车窗户的视野更加开阔。她们一度行驶在尼罗河畔，夜色中的河水一片深蓝，河中的三桅小帆船就像一个个黑影。在船头和桅杆上挂着的提灯映照下，甲板上走动的人的脸孔刹那间变得清晰可见，旋即又变得模糊不清。这些人和莎莉有着同样的人性，身体里流着同样的血，但是他们的生活她却无法触及。他们会对妻子说些什么话？会对孩子说些什么话？妻儿又是如何与他们交谈的？这就是旅行，她心想。浮光掠影地走过万物的表面，却对其中的意义领会甚少。

其他女孩儿也来到餐车，娜奥米跟她们在一起，打量着这里的一切，仿佛自己站得很远。

“这边，奥诺拉！”米奇喊道，指着她那张桌子的两个空座位和过道对面的空桌子，“过来，凯拉丹，陪我这个可怜的女人坐坐，好不好？娜奥米女王，你也跟我们一起。弗洛伊德，女歌唱家，跟莉欧诺拉坐在那里。啊，奈提斯，欢迎欢迎。”

于是大家按她的安排就座。

“你的公公，”米奇说着，用褐色的眼睛瞟了凯拉丹一眼，“他是个什么大人物，对不对？”

“他是司法部部长，也是副总理。”

“那你的丈夫呢？他有没有从政的想法？”

“他没有说起过这个，我觉得他是认为眼下的军旅生活已经很难应付了。可怜的家伙，他的上校认为他不够严格，不过你们知道，那是他做人的方式，那样可以唤起身边人的美好品性。”

“没错，”米奇笑嘻嘻地说，“他绝对唤起了你的美好品性，凯拉丹护士。看样子大家对你已婚的事都没有意见。招募令上说我们要的是单身女性，但那不是法律或什么规定，如果被问起，我就假装不知道。”

凯拉丹感到不舒服。

“对不起，”米奇又说，“我明白，这种事本该私下讨论的。”

作为补偿，她跟护士们聊起自己来自哪里。“墨尔本。”她说。“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呢？”大家又问。米奇告诉大家，她出生于塔斯马尼亚岛，是一个奶牛场主的女儿。

她的母亲以前是一个看起来很苛刻的苏格兰女人，不过那是因为她的父亲有些不务正业——他爱马，而且痴迷于赌马。不过他还有一些更糟糕的生活习惯，最后他死于脑膜炎。父亲的死让一切安定下来，她的母亲变得平和了许多。

米奇转向奥诺拉：“你姓斯莱特里，一定很懂马。据说所有天主教徒都爱马如命，而且喜欢赌博，是真的吗？”

这话如果从别人口中说出来，也许会被认为很恶毒，但是由米奇来说则不会。“没错，”奥诺拉说，似乎在模仿她的爱尔兰父母的口吻，“你要是不赌马，连参加圣礼的资格都没有。酗酒只不过是小过错，最致命的罪孽是跟新教徒说话，那毫无疑问会让你下地狱。”

火车似乎已经离开了尼罗河的主流。莎莉看到娜奥米眯眼看着窗外，对着她们此刻穿行的沙漠若有所思。这列发出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和蒸汽呼啸声的机器，有时会在一些沙漠或绿洲的小站停一下，那些埃及绅士带着妻子，在昏暗的灯光中上车或下车，为莎莉无从知晓的事情奔走。车站的煤油灯后，一片寂静的平顶房散落在漆黑的夜色中。莎莉看到一位站长陪同一对衣着考究的埃及夫妇走下站台，走进那座谜一般的小镇。不过真正像谜一般难以索解的是，有些火车站背后并没有一座小镇。

米奇护士长中途离开了餐车，不知是去盥洗室，还是去小啜一口威士忌——有传言说她的大旅行包里装着一瓶。奥诺拉开始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米奇是否曾经结过婚？

“她会不会是个寡妇？或者她的丈夫跑了？”

“好女人常常是这个下场，”奈提斯断言，“她们的丈夫什么时候发达了，就会去找妖精。”

莎莉说，她一直认为当护士长胜过结婚。

奥诺拉认为米奇太过粗俗，让男人们望而却步。

“照我看，”娜奥米说着，跟妹妹交换了一个眼神，“她很明智，知道结婚对一个女孩儿来讲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你跟那个霍伊尔上尉呢？”奥诺拉挑衅似的问。

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因为大家通常不会向娜奥米这样严肃的人问起关于男人的问题。

娜奥米说：“要是跟一个男人共乘一辆马车就意味着要嫁给他，那么我得嫁给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中一半的男人。”

火车临时停在了荒野里，大家安稳地坐着，餐车里女人的谈话声，以及她们回包厢后的聊天声似乎变得尖锐起来。从不同方向来的火车满载着英国军队呼啸而过，那一瞬间，你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士兵的脸孔，他们或吸烟，或说笑，或把头靠在椅背上休息。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士兵在两地之间轮换，周而复始，这不仅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是为了给掌权者带来额外的乐趣。

凌晨3点，在漆黑的夜色中，她们到达了有着巨大圆顶的亚历山大米萨尔火车站。车站前院与其说是埃及建筑，倒不如说是一座希腊宫殿——那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大大帝。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依然有一些小贩围着她们，兜售庞培柱的模型。戴着平顶军帽的英国士兵们靠着墙或者坐在行囊上，做好了战胜酷暑的准备——无论被送到何方。他们面无表情地吞云吐雾，从嘴角疲惫地挤出一两句话来。

米奇走进一间带玻璃窗的运输办公室，找到一个满脸厌倦的军官和一个军士。面对她的派车请求，那位军官举起双手，就好像他一直等待的大麻烦终于到来了。高个子的费洛斯军医带着澳大利亚的卫生员列队走来，他们少了些军人的整齐，因为费洛斯还不是很适应训练。胡克斯中尉跟在队伍后面。所有护士都看向莉欧诺拉，因为她们认为她和费洛斯正在热恋。从莉欧诺拉那里，大家得知费洛斯本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没有多少军旅经验。莎莉曾经见过一些更有军官派头的军医，他们骑着马走在步伐整齐的士兵前面。

最后，费洛斯上尉带着米奇走出办公室，显然他们赢得了关于派车的争论。米奇让手下的护士排成两队，随她走出车站正门，穿过那些希腊式的石柱，几辆卡车正在寒风中轰隆轰隆地向这边倒车。女士们在卫生员的搀扶下登上后车厢。卡车带他们穿过夜晚的街道，路边满是有着高大院墙的宅邸和公寓区，比开罗安静许多。随后，他们沿着滨海大道走了一小段路，虽然大多数人还没有听闻这条大道的盛名。大海在他们右边，在月光和滨海大道街灯的映照下呈现出幽暗的紫色。

接着，他们摇摇晃晃地开上一座亮着电灯的防波堤，堤岸上挤满了民用和军用船只。卡车一路颠簸着开到一片堆积成山的集装箱前，恰逢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向他们鸣笛借道。一群士兵靠在步枪堆上，无精打采地抽着烟，放他们的卡车通过了这里。米奇和护士们从车上下来，站在码头上，前面几车的卫生员跑过来帮她们拿大大小小的行李。

沿着海港码头走了大约二百步，阿基米德号如同幽灵般蓦然显现在他们面前。E73，那是它的海军编号。在码头耀眼的灯光下，它宽阔的舷墙高高矗立，船身漆着那个巨大的深色红十字标志。几个英国士兵守卫着舷梯。“上午7点之前不能登船，”其中一个士兵说，“那边有一个候船室。”

“没门儿，小伙子。”米奇说，“我的姑娘们必须在早餐前得到充足的休息。”

“拜托了，哥们儿，”费洛斯说，“发发善心吧！”

那个年轻人讨厌“哥们儿”这个称呼，不过还是离开岗位，去找上级商议了。费洛斯摇摇头，当着大家的面嘲笑这些荒谬的军事规定。莉欧诺拉抬起泛着光彩的面孔——它在码头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白皙，因为她和其他人都高兴地看到费洛斯依然是一个年轻的平民医生，还远没有被严酷的战争改变。

那个士兵回来了，手臂做出一个僵硬得如同驱赶的姿势，准许他们登船。于是他们重新走上熟悉的甲板，走下熟悉的甲板梯，最后进入了他们熟悉的船舱。

阿基米德号（二）

在阿基米德号上的第一晚——船停留在东部港湾的海面上，莎莉跟凯拉丹、奥诺拉和娜奥米共住一间。昏昏欲睡之中，莎莉觉得她的梦跟另外三个女人的梦境之间没有界限。正如她们共享着同一个客舱的空气，她们也编织着相同的幻象。

黎明破窗而入，刺痛莎莉的眼睛。她在上铺醒来，适应了一下船的摇摆。舷窗外传来蒸汽机低沉的咆哮声。她闻到一股介于胡椒味和花香之间、混合了滑石粉味道的女人气息，看到娜奥米站在舷窗边向外凝望。至少有一艘船正在经过，两三艘正在缓缓起航，奔赴大海，似乎每一艘船都牵动着她姐姐的目光。这时，娜奥米转过身来。莎莉在上铺看着她，心想，这是我们母亲瘦削的脸。

“你看见什么认识的人了吗？”莎莉轻声问。

“没有，不太可能。”娜奥米低声回答，“我只是看着男人们在甲板上列队，一副激动的样子，好像迫不及待要去战斗，而且这种情绪会传染。跟我一起去甲板上走走吧。”

莎莉暗自思忖，她们离家是否已经足够远，远到可以心安理得地一起散步，她们是否已经远离了那段合谋的记忆。

“好吧。”她说。

其他女孩儿还睡着，她们悄悄穿好衣服，离开船舱，沿甲板梯走上甲板。她们此刻在亚历山大东部港湾，在朝向大海的甲板一边，一阵微风从东北方吹来，令她们陶醉。甲板上的男人们则沉醉于未来的可能性——仿佛天启降临，仿佛找到了意义的内核。对他们而言，世界已经变得简单，而且让人感觉它仍在自我简化。

船轰然起锚，在上午九十点左右通过了法罗斯灯塔遗址，驶入船来船往的辽阔海洋。这是一片令人想要长久注视的海洋，海水是碧蓝的颜色，好像很久以前欧洲春天的色调——亚历山大与欧洲隔海相望。这里的景象跟莎莉从澳大利亚喜鹊号上看到的新南威尔士州一带的太平洋完全不同。那里的海水汹涌而深邃，令观者畏惧，生怕被它生吞下去，然而这里的不一样，这片海水向人发出邀请，向你展现它深处的光芒，想要你去探索，不过没人有时间在阿基米德号的甲板上长久驻足，考虑这份邀请。

用过简单的早餐之后，胡克斯医生开始了新的一天，首先就是教授夹板的使用方式。护士们坐在休息室的一侧，人数众多的卫生员坐在另一侧。从他的讲授中似乎可以得知，他从医的地方有很多骨折的病人。如果南非战争的经验可靠的话，利斯顿式长夹板是战争中治疗股骨骨折的关键所在。股骨骨折的士兵被送上船之前也许已经上了夹板，不过方式可能很原始，这种利斯顿式长夹板可以防止骨头割破静脉或者动脉。复合性的骨折和创伤则要按常规方式做手术，如此才能从伤口中取出弹片和其他残留物。胡克斯让一个卫生员扮演伤兵，一名护士为他上利斯顿式长夹板并绑好绷带。“要永远记住，”他说，“如果夹板上得有偏差，将会一辈子影响病人的腿脚灵活性。”

他说话时有些心不在焉——似乎弹片这种东西对他来说缺少真实感。他继续说道：“对于手臂骨折，正确地上夹板可以影响病人对手臂的使用，防止手臂畸形。”当他演示一种会导致手臂无法屈伸的错误方式时，一些卫生员用胳膊肘互相顶了顶，咧着嘴笑起来。

接着，一位年长的军官走进休息室——他是这艘船的上校，一个看起来有些神情恍惚的英国人。他穿着跟其他人相同的军装，不知道是已经完全转入澳大利亚军队，还是临时借调过来。他谈起南非战争中的枪弹伤治疗。“要有耐心，用双氧水[17]消毒，用镊子拉出随子弹陷入皮肉的军服碎片。别忘了，”上校说，“子弹可不是无菌的，装弹的很可能是一双脏兮兮甚至染病的手。子弹击中伤员时，还会把他体表和军服纤维里的微生物带进体内。”

上校又说起吗啡剂量的问题。莎莉观察着娜奥米，她毫无惧色地扬着下巴。上校给胸部和腹部伤口开的剂量很小，最多四分之一格令。“但是，”他说，“如有必要，还得仁慈一些，给他们定时重复注射。”每个人都取出用裙子口袋里的铅笔刀削好的铅笔，在便笺上做着笔记。在今天之前，枪弹伤还从未被提起过，可见局势已经变得危险起来。

下午讲授如何准备绉布绷带——先用沸水和消毒水泡一遍，然后挂在杆子上晾干，卷好。棉绷带早已经准备好，用来包扎英雄们的伤口，足够干净柔软——或者说人们期望如此，因为曾有报告说在埃及打开的绷带和敷料中含有杂质。不过他们一直认为，他们即将医治的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强壮青年，而不是羸弱的残兵。

傍晚由费洛斯上尉讲授脓毒症和气性坏疽的护理方法。费洛斯曾经在急诊室里见到一个男用人，他摔在墨尔本粗糙的地面上，然后伤口发展出了这两种病。

学完这一整天的课程，大家都感到筋疲力尽。他们还要节省下一点点力气，用来爬上甲板梯，看海面上的半轮明月。在护士和军医的坚持下，弗洛伊德唱起了《回声小爵士》，其他人也闻声走进休息室。一个消息在船上传开了，说军队已经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可怜的土耳其人要遭殃了！”莎莉听到胡克斯中尉这样说。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仍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艘斜穿地中海的轮船身处何方。太阳在他们称为“左舷正横”的方向升起，在接近船尾的方向落下。这意味着船正在驶向东北方。

一些卫生员正忙着把行军床固定在船舱地板上，似乎故意做得拖泥带水。一名英俊的年轻中士在他们之间走来走去，督促他们好好干。在他们前方，原先的图书馆已经摆满了双层床，供可以行走的伤员使用。游步甲板前方的客舱则专供受轻伤的军官疗养康复用。向下一层是原先的二等舱，现在则准备用来容纳军衔低一些的军人。米奇告诫护士们，不要经常提起这个差别，被战火摧残的人不分贵贱。

护士们穿上围裙，负责给几百张床铺床。这时卫生员正在擦洗铁门和舱壁，比起铺床，他们似乎更乐意做这项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显然更适合男人，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心。只有护士们才被准许擦洗手术室的地板、舱壁和其他暴露在外的地方。莎莉数了数，船上一共有四个医生和一个药剂师。据说那天晚餐时胡克斯医生似乎有些萎靡不振，因为他可能会从病房调走，承担起外科医生的责任。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可能只会有那么几个病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护士们有了闲暇，便一起观赏着一座座从船边掠过的希腊小岛，还有那无法尽收眼底的希腊海岸线。甲板上有几个卫生员，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瘦削而又文雅的中士刚刚训斥过另外几个干活不力的卫生员，这时他和大家轻松地打招呼，指着前面一座山势起伏的小岛，告诉大家它的名字是“利姆诺斯”。从言谈来看，中士仿佛曾经来过这里。他的军服和卡其布绑腿将他跟普通士兵区分开来，没有锃亮的皮革，没有浓密的胡须和整齐的绑腿，这让人放松下来。他名叫伊恩·基尔南。

他给护士们讲起了利姆诺斯岛的由来，轻描淡写地显露出他的才学：“赫菲斯托斯被父亲宙斯逐出天界之后，来到利姆诺斯岛上定居，跟仙女卡贝罗一起建立了一个强盗部落。赫菲斯托斯的铁匠铺就在那座岛上。后来，利姆诺斯岛上女人的丈夫抛弃了她们，投入色雷斯女人的怀抱。为了复仇，她们杀光了利姆诺斯岛上所有的男人——这似乎有点儿过火了。阿耳戈英雄来到岛上时，发现这里只有女人，于是和她们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人被称作米尼安人，他们的国王优尼斯就是伊阿宋的儿子。”

“既然是女人当家，为什么不是女王？”弗洛伊德小声嘀咕，并不期待得到回答。

“说得好，护士。”基尔南说，“如果有机会回到墨尔本大学，我要问查利诺教授这个问题。

“在右舷正横方向，”他接着说，“可以看到伊姆罗兹岛隐隐约约的轮廓，那座岛与忒提斯有关，她是著名的阿喀琉斯的母亲。”

据说许多卫生员都是由于不善枪械和刺刀，甚至不守纪律，从步兵里淘汰下来的，可是基尔南似乎本来就想成为一名卫生员。他小心翼翼地掩藏着别人眼中的学问，留意着卫生员和护士之间的禁忌。卫生员负责运送水和担架，是补给物资的起重机，也是护士行李的搬运工。按道理，负责救死扶伤的护士有权令他们付出劳力，正如他们有权让护士承担那些琐屑的工作一样。

第三天晚上，他们看到东方的天空被一场“风暴”点亮了。所有人都冲上甲板，因为据说可以听到“雷鸣”。可是上来之后，他们却发现所谓的“雷鸣”只是前方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动。那边的火光时而暗淡，时而充塞天际，就好像基尔南所讲述的古希腊铁匠之神在有节奏地打铁。不过横亘在前的不是利姆诺斯岛，而是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一端的加利波利半岛[18]。“那是土耳其人的大炮，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不过由土耳其人操控。”基尔南断定，他此刻也跟其他人一起站在甲板上，“德国人引诱土耳其人站在了他们那一边，不过现在——我们来了！”

阿基米德号靠近了海岸的灯塔，行驶缓慢下来，以每小时七海里的速度沿海岸向那片喧嚣之处行进。四周都是新的同伴——运输船、巡洋舰和驱逐舰，它们的炮口对准东边的高地，不过没有动作。另一艘医院船在右舷方向，船身也有一个红十字标志。小型船舶遍布四周，似乎在等待天亮，好完成往返于大船与岸边的差使。莎莉很纳闷：这场蔓延至天际的轰轰烈烈的战斗，是如何在她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开始的？它开始于何时？当他们在滨海大道的灯光下乘卡车前往海上时，这样重大的消息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秘密的？她上学的时候以为，战斗都是一天定胜负，滑铁卢之战不就是这样的吗？可是眼下这场战斗显然已经持续了几天几夜。它需要人们日夜换班，就像一座工厂。

“我们刚出港的时候他们就登陆了。”围栏旁边的一个卫生员边抽烟边说，“他们一定正在狠狠地教训土耳其人。”

究竟谁在教训谁，在这艘蜗牛一样的阿基米德号上可猜不出来。米奇护士长出现在众人之间，像是要来发布命令。

她转向海岸一边，隆隆的炮声和震颤的火光足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老天爷，”米奇说，“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打吗？

“姑娘们，看好自己的表，在甲板上再待五分钟，”她在轮船抛锚的巨大金属轰鸣声中喊道，“然后就去休息。你们明白，我们有不少活儿要干。”

一艘停在岸边的运输船附近激起一道水柱，它被克虏伯大炮瞄上了。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看那边，”凯拉丹说，“那儿有人。”

在微弱的光芒中，他们看到前方大约两英里处的海滩上仿佛有一个亮着灯的集市，就像是伊阿宋和阿耳戈英雄遇到利姆诺斯女人的那种地方。那儿有些手忙脚乱的人，虽然映入眼中的只有许多拥挤的小点儿。

凯拉丹、莎莉和干瘦而寡言的奈提斯护士表现出比往常更强烈的服从精神。她们准备在病人到来之前睡一会儿，不过在甲板梯口，莎莉看到脸色苍白的娜奥米穿着围裙，作为分诊护士站在胡克斯医生和卫生员之中——卫生员将负责把伤者运送至医生和娜奥米这里做评估。娜奥米的脸孔显露出她果决的本色，正是这种果决令她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她今晚没法睡觉，必须站在这里等候。在她和胡克斯的分诊完成后，其他人才会被叫醒，开始工作。

护士们回到自己的客舱。半小时前她们还觉得，在克虏伯先生的陪伴下入眠简直荒唐，不过现在，虽然知道娜奥米必须一直醒着，但睡眠仍然成了最简单的事情。不管情况如何，凌晨时分她们就被卫生员的捶门声唤醒，然后来到护士站待命。宽阔的医院船舱层被分成了几间病房，这里的构造她们已经非常熟悉。米奇让她们在为伤员准备的病床上再打个盹儿，还特意为她们关了几盏灯，以减少舱壁的反光，不过在暗淡的灯光和渐熄的炮火声中，还是没有一个人睡着。凌晨3点，一阵寂静袭来，克虏伯大炮的轰击声停止了。娜奥米看到海岸黑下来，恢复了它的神话色彩。真正的夜晚降临了。

这时，一艘扫雷舰艇载着伤员，停靠在阿基米德号一侧。米奇护士长突然走进来，用她的大嗓门宣布病人已经来了。这所大医院的护士们听到后，比往常站得更直了一点儿。卫生员们也紧张起来，他们好像大饭店里的仆人和搬运工，等待着客人上门。中间的几张桌子上摆放着还没用过的双氧水、剪刀、皮下注射器、针头、体温计、血压袖带、药棉、纱布、敷料和绷带。

最开始，只有一些零散的、能走路的伤员过来，从放下的舷梯登上船。他们快活而且吵闹，几乎处在一种欢庆的情绪中。他们走进医院时看起来有些紧张，害怕把自己逃离海岸的渴望表现得太明显。这些人的衬衫或外套上大多别着一个标有数字“3”的标签，米奇嘱咐护士们戴上橡胶手套。

莎莉看到的第一个伤员是一个黑发、瘦高、脸色蜡黄的年轻人。他的表情十分迷茫。一位她们不太认识的年轻医生给他安排了一张病床，检查了一下他手臂上跟绷带凝成一团的伤口。时间将证明，莎莉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一只手臂被子弹炸断了——一条止血带绑在他手臂的高处。医生给他开了四分之一格令吗啡。奥诺拉拿着针管和针头去护士站取药。六个护士还没有具体的事做，正在四处帮忙，因此得以目睹莎莉轻柔地解开这个士兵脏兮兮的绷带，用双氧水擦拭手臂，用镊子拉出血淋淋的纱布的过程。这条纱布是岸上的某个人在炮火中小心翼翼地裹上的。纱布解开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手臂的神经已经断开，肱骨和小臂的骨骼都已粉碎。年轻人使劲吸着气，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接着呕吐出来，最后痛昏过去。一个卫生员扶着他的上臂，吭哧吭哧地支撑着，奥诺拉和莎莉用药棉为他清理沾满血污的、颤动的前臂，直到胡克斯医生走过来，打断她们这一庄严的举动。他说这个男人需要做手术，看看还有没有救。莎莉知道，即便这样，他的手臂也会一辈子耷拉下来，他的手将永远是一截没有感觉的、拳头样的枯枝。卫生员把他放回担架上，抬到前面的手术室。

莎莉和那些围观的护士又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二个伤员身上。他的外套披在肩上，胸口裹着绷带。卫生员给了他一支烟，让他镇静下来，等待奥诺拉和莎莉过来。“榴霰弹弹片嵌入胸部和肩部”——他的标签上潦草地写着。莎莉不太清楚榴霰弹究竟是什么。

这时，又有几个男人被担架抬进来，脏兮兮的标签上潦草地写着“1”和“2”。米奇和病房医生为他们做了检查，并指派护士照看他们。上校、费洛斯上尉和阿基米德号上的第三位外科医生悄悄走进来，查看等待手术的伤员，讨论他们需要怎样的手术，以及病房医生和米奇需要做些什么。

一个年轻人被送到莎莉和奥诺拉的护士站，他面庞宽大，布满皱纹，五官紧凑。军装外套敞开着——似乎刚刚被人披上，以抵御夜晚的寒冷。他的上身赤裸着，伤口缠着绷带。卫生员粗鲁而不失友善地把他挪到病床上。伤口上酸臭的血和新流的血混在一起，加上军服上残留的排泄物气息，熏得莎莉头晕目眩。他不像刚刚参战几天，倒好像征战了一整年，不过他作为伤兵的特权毋庸置疑。他的数字“1”标签上写着“胸腔”，并用铅笔浅浅地写着吗啡的剂量。在此之前，甲板上的娜奥米已经在他的绷带上别了一张红色卡片，表示他的伤口急需治疗，上面还写着“右下前胸，疑有肺部感染和贯通伤”。遮在他敞开的军服外套下的绷带已经湿透变黑。他显露出一种奇异的沉默和镇定，似乎在思考这个致命的伤口。他的伤处大概避开了重要的器官，否则他早该死了。

米奇护士长走到还没有事做的护士中间，告诉她们一共有二十三个靠担架抬来的伤员。这个有限的数字令大家安下心来，也让她们更有动力。莎莉听到一个头部受伤的士兵正飞快地说着难懂的话，好像已经神志不清，凯拉丹和莉欧·卡斯门特正在努力搞明白他的意思。他无休无止的声音和卫生员的喊叫声不相上下，整层船舱都能听到，凯拉丹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之后，他才含含糊糊地止住。

奥诺拉这边的情况也类似，她从包扎室拿回一支注射器，装着四分之一格令吗啡。这个年轻人占据着莎莉全部的头脑，使用吗啡的历史只是一闪而过，随即消失无踪，它不再是偷窃和罪孽的代表。她们先用酒精棉清理他手臂上的一小块儿地方，然后将针头刺进这个胸部受伤的年轻伤员的身躯。这具风吹雨淋的躯体在岸边得到包扎后，还没有领受过任何怜悯，一路上被搬上搬下——他是如何挺过来的？

分配给莎莉和奥诺拉的卫生员大概三十五岁，眼中总是带着愕然或阴郁的神色，他叫威尔逊。他扶起这个年轻人的身体，调整他的姿势，脱下发臭的外套，扔到地上。奥诺拉和莎莉把双氧水涂在伤口周围，清理掉附着在伤口表面的敷料。在卫生员的帮助下，伤者从侧卧变成仰卧，然后又变成侧卧。剪开绷带后，她们发现两处伤口，前后两处血肉模糊的凹洞，子弹朝斜上方射进，在高出五根肋骨的位置穿出，离脊柱大约两英寸[19]——在第七块胸椎处，她们记在病历表上。

莎莉和奥诺拉用奇怪的表情看向彼此，犹豫起来——不是因为这个伤口超出了她们的理解或预估，而是因为，在如此致命的创伤面前，她们微薄的护理手段是多么无力。卫生员轻柔地扶着小伙子，奥诺拉为他清理胸前伤口的烂肉和开口，然后绕到病床另一侧清理子弹出口，莎莉则用钳子探入伤口，取出异物和纤维。突然间，伤者颤抖了一下，卫生员认为自己有义务安抚他，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他苍白的面孔变成了青紫色，这是人类被自己的血液淹没时的脸色。莎莉需要去中间的桌上取套管针，与米奇护士长擦肩而过时，恰巧她正拿着一支。

米奇命卫生员让那个男人平躺，然后亲自把大口径套管针刺入他的右胸腔，同时令莎莉去取橡皮管和肾形盘——这两样东西被某个无比睿智的人提前放在病房中央的手推车里。莎莉瞬间就把东西取了回来——的确是在一瞬间，完全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米奇喃喃说了一句“好姑娘”。奥诺拉戴着手套，拿着肾形盘，血液流进去，溢出来——让它流吧。它停了下来，接着又流动起来，淌到奥诺拉戴着手套的手上。现在没有希望了。士兵剧烈抽搐了好几秒，然后一切都结束了。米奇冲莎莉和奥诺拉点了点头。“救不活了，”她说，“把自己收拾干净，女士们。”

两人立刻跑去附近的一张桌子边，不发一语，默默脱下手套，放在水盆里清洗。卫生员本该负责更换用过的水盆，可是作为计划破灭的第一个迹象，另一盆血水正原封不动地放在她们旁边。

病房医生把她们指派到这间白茫茫的大船舱深处的一个伤员那里。她们踩着一地的脏绷带和军装碎片来到他身边。他的下巴已经被包扎起来，从额头和眼睛来判断，他应该有四十岁的样子。他的眼神镇定得可怕。先是注射八分之一格令吗啡，解下绷带之后，可以看到伤口里混杂着骨头碎片。子弹一定还在里面的某处——嵌进了骨头。他这样的年纪，在海滩上做什么？为攀登高峰而战斗？他来这里实在是既任性又愚蠢——他是为了逃离家庭，逃离工作，还是逃离什么难以启齿的事？

费洛斯上尉穿着手术服走过来，检查莎莉已经揭开并在擦拭的那道长长的爆炸伤，看了看牙齿和下颌骨的损伤情况，然后断定他需要手术。费洛斯一定相信，在麻醉之后，靠勇敢的弗洛伊德护士递过来的手术工具，自己可以用螺钉和钢丝修补好这支离破碎的伤口。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对伤者来说究竟算什么？莎莉不得不花一点儿时间审视这个问题。不过米奇一直在指挥她们，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莎莉也乐于听候差遣。她听到奥诺拉对一个伤员说的话，备受鼓舞。“看着我，来，看着我。你能看见我吗，小兄弟？”奥诺拉就像是对一个在足球比赛中撞出脑震荡的人说话。她后来说，他看她的眼神就好像是认出了她，但随后发现她不是自己预想中的那个人，于是又闭上双眼——不想跟女人的世界打交道。他的胃部受伤，十分侥幸，没有大出血。被送去手术室的途中，他大呼想喝水。除了他之外，所有伤员的呻吟声还没有护士长和医生高声建议的声音大。这非常奇怪，简直是个谜。

卫生员威尔逊跟着她们在病房里到处走，一如既往，脸上带着难解的表情。他看上去满面倦容，但是已经习惯了抬东西、掘硬土这些体力活。一名年轻的军官躺在他们面前，腹部裹着绷带，戴着在岸上别上的沾满泥土的数字“1”标签，以及大概是娜奥米别上的红色卡片。他在扭动、颤抖，但是出于良好的修养，表现得并不过分。“四分之一格令，”米奇给出她的剂量指导，“因为看样子他在岸上和这里都还没用过一点儿吗啡。”根据他后背的血迹，莎莉判断这可能又是贯通伤，但清理完伤口表面的敷料之后，她看到的是一个大坑，造成它的是比子弹更大的东西——比如榴霰弹弹片。伤口边缘有一圈黄色的组织，和血液混在一起，从破开的内脏中翻出来，像磨损的花边，那是所谓的网膜。威尔逊没有完全松开手，仍然轻轻抱着婴儿般的中尉，但把头扭向一边，呕吐起来。看起来他需要松开抱着伤员的手去清理地面，以免被上级责备。“不，”莎莉说，“别管他，威尔逊先生。”

他比莎莉年长许多，当得起“先生”这一称呼。

在两张病床之外，米奇护士长叫来几个卫生员，把胸部受伤的那个伤员抬进停尸房。在这间充溢着血腥味、伤口酸腐味和男人汗臭味的病房里，哪里才是供人哀悼的地方呢？这时，莎莉、奥诺拉和威尔逊正在给一个断腿的伤员上利斯顿式长夹板，他因腿被击中而跌回战壕，正在为他鲁莽的冲锋行为给大家添的麻烦道歉。

这就是目前的伤员状况。显然，相传由德国皇帝扔给土耳其人的这些陈旧步枪，在摧残战士的血肉之躯方面并没有失效。在病房尽头，护士们在重新盛满水和消毒剂的水盆里洗完手，然后一起去食堂，那里已经摆好了茶水和涂了厚厚黄油的面包。

“我们真是一群伟大的护士，对吧，莎莉？”奥诺拉说，她的语气里没有伤感，也没有要求道歉或寻求安慰的意思，“我们忙活了半天，”她接着说，“却根本没做多少有用的事。”

她站在舷窗边，早晨的阳光如彩色粉笔一般，为她的脸着上柔和的色彩。

莎莉感觉她并不开朗的灵魂就要变得悲痛起来，但却被另一个护士的叫喊声打断了。一艘扫雷舰艇正停在阿基米德号旁边，甲板上满是躺在担架上的伤员。

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医院里所有的病床都被占满了。刚刚抬进来的伤员连同担架一起被放在金属地板上。卫生员们正在寻找储藏室或小办公室来安置他们。原本清晰的职能划分，在山洪暴发般骤增的伤者面前模糊起来。只有那些习惯于应对混乱场面的人——比如奥诺拉，因为她本身就来自一个乱哄哄的家庭——才能判断从何入手。另外，米奇和奈提斯护士也可以，她们言行举止毫不慌乱，镇定自若地指挥卫生员运送担架。

外面又开始新一轮枪炮雷鸣，船颤抖起来。重型枪械在滩头和海上开火，有没有指向阿基米德号则不得而知，不过莎莉已经习惯了钢铁的震颤，做事时对此浑然不觉。仅仅过了一个小时，她就好像已在这种震颤中生活了一辈子。

每一次看到那种因无法承受剧痛而痛哭流涕的男人，奈提斯护士或护士长都会给他们开吗啡。

“你是哪里人，护士小姐？”一位胸部受伤、脸色苍白的老者问莎莉，胸口缠满绷带的他抬起头，期盼一个熟悉的地名来拯救他。这样年长的士兵比她想象中的还要多，长年的体力活令他们衰老，把他们掏空。又是她在甲板上的姐姐——那看不见的娜奥米——挑选了一张表示紧急的红色卡片别在他身上。莎莉知道，单是这个简单的地理游戏就足以给他们慰藉，于是告诉了他。这里似乎有这样一种含义：我来自一个安宁的地方，你来自另一个，所以灾难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那些谈论地域的人伤不至死。可是她现在知道了，那些胸部中弹的人是无药可救的，伤者和护士都必须适应这件事，而这件事不会反过来适应任何人。

“我来自蒙塔的矿山。”他灰白的脸被太阳晒得蜕皮，但他仍然用艰难吞吐气息的青色嘴唇坚称，“我是个幸运的人，上帝知道，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

连威尔逊都被要求说出自己的家乡，他来自一个叫因杜鲁皮利的地方，这个地名听起来怪怪的，引得一些人笑起来。无论他来自哪里，他都是个好人。大家说起家乡的名字时，他和莎莉一直在点头。莎莉听到诸如伊诺格拉、库纳巴拉布兰、宾根多尔、班伯里这样的一些地名。她的舌头僵在了嘴里，她只说出一个简单的句子：

“你们一定会好起来的。”

一个年轻人陷入了深度昏迷，他的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上面沾满沙子，周边皮开肉绽，一片暗红的血色。她可以看到他裸露的大脑，硬脑膜和颅骨膜已被撕裂。这个景象令她目瞪口呆了好半天。她拿起剪刀，正要帮他剪除坏死的组织，这时上校穿着手术服走过来，要亲自为他操刀。

那位三个孩子的父亲带着喘息的说话声已经消失，他没有力气说话了。对此刻身处爱琴海的他来讲，蒙塔或者麦克利是哪里已经不再重要。

莎莉了解男人们的许多坏毛病，可是在这巨大的船舱中，他们却一直表现出一种圣徒般的自制。只有很少的人会粗鲁地大喊“护士！护士！”，而当你走向喊叫的人时，也许会看到一张惊恐的脸，不过更有可能听到一些近乎愚蠢的话。最常听到的傻话就是，他们辜负了战友，因为他们被砍伤了，被击中了，被土耳其人放倒了（即使在奄奄一息时也要挂在嘴边）。

这种神圣的品格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从前应该没有吧？他们难道不是在开罗寻衅滋事，打翻露天市场的货摊，大骂吉卜赛人，模仿英国军官下命令的难听吼叫的那批人吗？

护士们得空吃了顿饭，她们所有的惊奇都化作了各种闲话、故事和揣测。娜奥米从甲板上下来，面色苍白，心事重重，引得莎莉走过来，问她上面的情形。娜奥米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然后有些迟疑地伸过来。她说：“有时候一下子来了太多人，胡克斯好像只是在瞎猜他们的伤情，其他时候他又动作太慢。我不得不承担一半的分诊工作，但又不总能准确判断……糟糕的光线，他们脏兮兮的制服和内衣……卫生员晕头转向，总是别错标签。太多了，对于这艘船，对于卫生员和胡克斯，对于我，都太多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测试……”

莎莉亲吻了一下她的头顶，却又本能般地走开了——她只是想让娜奥米不要气馁。

凯拉丹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她被派到了能走路的军官病房里。每当听到别人说起那个病房很少传出呼喊声和呻吟声时，她就会告诉大家，一些军官只是在那里瑟瑟发抖，哭哭啼啼。

“我也会瑟瑟发抖，”娜奥米的声音从餐桌的一边冒出来，突然有了斩钉截铁的力量，“我也会哭哭啼啼。”

莎莉坐在餐桌另一边，手里端着一杯茶，但是没有喝的胃口。她对娜奥米罕见的爆发皱了皱眉头，不自觉地伸出一只手，越过桌子轻轻拍了拍娜奥米的手，就好像两人之间从未有过嫌隙，就好像她们只活在当下。不是记忆，而是当下的千钧之力正在压向她们。

“我打赌他们就是那些人，”凯拉丹说，“就是在米那军营和施普赫尔德酒店出尽风头，又在帕里斯安那酒店逞英雄的那些人。”

所有人都沉默了片刻。“男人们在埃及时都有些疯狂，”娜奥米终于开口，“但是在这里都令人敬佩。他们正像修士一样死去。他们的样子要是不那么可怜，简直都可以称得上美。他们的伤口是魔鬼，可他们的坚强是上帝。”

奥诺拉涌起敬畏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在这里，比在家心满意足地躺着更好？”

“午饭之后，”凯拉丹后来向大家报告，“米奇去了能走路的受伤军官那里，要求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对护士尊重些，她们不是女服务员或者列兵。”

凯拉丹后来说，当时有一位澳大利亚上校正巧拄着拐杖站在走廊里，听到了米奇的话，走进了病房。他面庞宽阔，相貌英俊，但是有些肥胖，听口音像是英国人，但那肤色只有在澳大利亚的太阳底下才能见到。

“说得好，护士长。”他说，“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家伙！”

所以到傍晚，凯拉丹在食堂里告诉大家，有一些军官是正派人，还说其中有好几位本该拄着拐杖。

不清楚具体几点钟，她们回到各自的护士站。出于难以捉摸的原因，外面的枪炮声已经停止了。伤员们的伤口需要清洗，然后重新包扎，此外她们还需要测脉搏，注射吗啡。莎莉专心致志地擦洗和包扎，这更像是她施与自己的恩慈，而不是给予伤员的。借助手上的工作，她得以在浓重的臭气和血腥味中保持清醒。这些小小的护理仪式已成本能，凝住她的目光，使之不至于迷失在伤者的海洋中。

此刻，她们面前的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他脸上的绷带解开之后，现出一张烧焦了一半的脸，上面没有眼睛。由于面目全非，他的年龄无从猜测，不过他有一个年轻的胸膛，正赤裸着。所有的怜悯都无济于事。费洛斯上尉穿着新换的手术袍走来，发出一声医生特有的轻叹，表示这种程度的伤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威尔逊扶着那个男人完好的一侧头颅，奥诺拉为他擦脸。此时此刻，莎莉的头脑中涌起帮他了断的念头，应该给这个无药可救的男人三格令吗啡，助他摆脱痛苦。

他一直撑着。其他人纷纷在一声叹息或一次奋力的挣扎之后死去，他们的位置被从甲板上运下来的其他伤者占据。所有护士的围裙都沾满血污，她们没有时间更换。米奇也穿着脏围裙下来，她那副笃定的样子告诉人们一切都很正常——混乱终将平息。

“姑娘们好样的！”她忙而不乱地喊道。除了船身的颤动，最主要的噪音来自抬着担架的卫生员。他们要求给此刻抬着的伤员一个位置，气呼呼地到处找地方，又喊又闹，嘴里一直骂骂咧咧。他们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陷入这种场面，或者没想到这艘船的状况会转变得这么突然，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范围。有些人重重地放下担架，或者不巧角度出了问题，腓骨就可能割断动脉，而轻轻一推就可能令堵住血管的弹片移动，接着便是血流不止。

莎莉和奥诺拉照顾着一个比莎莉小一些的男孩儿，他不停地哭泣，因为他亲眼看到哥哥被杀死。出人意料的是，他也为伤口的痛苦而哀号，那些助人减轻苦痛的化学品并没有在这个男孩儿体内流淌。奥诺拉跪在地上，把他肋骨之间的污泥清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奥诺拉问。

“彼得，”男孩儿说，“我的哥哥叫埃德加。我该怎么写信告诉家里呢？”

莎莉走到手推车那里，打算取四分之一格令吗啡，那是与他的悲伤和痛苦相匹配的剂量，可是手推车上已经没有了。接着，在包扎室里，她找到一个橡胶塞的药瓶，里面只剩一些沉渣，周围散落着许多用过的针头。莎莉回来时，手中的注射器里装着八分之一格令吗啡——她觉得有必要把沉渣中的沉渣留一点儿给其他人。等到他安定下来，奥诺拉才把他伤口里的卡钳取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所有的双氧水和碘酒都用完了。卫生员拿来一些面包、牛肉罐头和小杯的茶水，让那些可以进食的伤员吃。

“好姑娘，好姑娘。”米奇从她们中间走过时说。

莎莉仍在清理那些收缩颤抖的伤口，从下巴或双腿上的洞，从心口或脖子上的缺口，把达达尼尔海峡的污泥清出来——以帮助他们保住残生甚至安然往生。吗啡的效力过去之后，伤者的呼痛声越来越大。截肢的伤员遍布病房，他们的手脚或是在滩头失去的，或是在阿基米德号上的手术室里截断的。莎莉和其他护士为他们清理残肢，用药棉擦拭缝合处。她们看到有些人的伤口上插着橡胶引流管，另外一些人的伤口则被完全缝合了。这里的手术步骤是有争议的。

据说，胡克斯正乘着小艇去附近的几艘运输船和一艘英国医院船上讨要吗啡。他回来的时候果然带来了一些，不过这些吗啡必须定量配给。一个戴着头巾、侧腰受伤的印度人对莎莉说，能被一位白人太太服侍是他莫大的荣幸。

一艘驳船靠了过来，上来了一些可以行走的伤员，他们带着上身的伤口，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莎莉能预料到这些人会如何表现——她觉得自己已经遇到过他们一百次，就好像她全部的记忆和历史就只是这一天一夜之内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无休无止的重复，没有意外。“又有担架送来了，放在哪儿？放在哪儿？”卫生员们号叫着。

上一次看到大脑，这一次看到心脏。她们从甲板上下到船舱中，跟胡克斯医生一起工作。按照他的吩咐，莎莉用钳子解开一位伤员胸前的外科敷料，心脏上端的轮廓显现出来，大家为之惊愕。空气灌入裸露的空腔，发出可怕的低鸣声。接着，一次大出血洗去了这番景象和声音，护士们强行用止血垫捂住伤口。胡克斯转头去检查其他新到的伤员，标注了这个人的死亡。

随后，一些失魂落魄的女人来到她们所住船舱附近的公共浴室洗澡。她们早已经换掉了那一身护士服，然而血腥味却好像渗入了她们的肌骨。没有虚假的架子，她们脱光衣服，擦洗胸前和肚子上所有的污迹。娜奥米出现了，她的双眼是两只空洞的椭圆。虽然刚刚洗干净身体，但莎莉还是走到她面前，用不可思议的力量狠狠拥抱了她，这样的拥抱在任何正常的场合都难以想象——即使是在共犯之间。莎莉心想：是恐惧让我们成为姐妹。

“我太差劲了，”娜奥米啜泣起来，“我太差劲了。”

“你知道，他们在岸上时就已经受了致命伤。”莎莉一边说，一边轻抚着姐姐的后脑勺，“不是你的错。”

“这一切好像没个头。”娜奥米说。

浴室另一端，凯拉丹半裸着，光着肩膀靠在墙上，她也在哭泣。她的丈夫也在滩头，今天的景象让她觉得没人能够生还。

“昨天和今天，我们全部都杀了人。”莎莉对姐姐吐露内心的感受，“卫生员杀了人，医生杀了人——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很无能，然而这艘船仍然载满伤员。”

在又一次去病房值班时，莎莉拦住米奇，向护士长乞求，而在前一秒钟她还不知道自己会提出这种请求。

“别再让我姐姐做分诊了，她真的很痛苦。”

米奇直视着莎莉的眼睛。多令人吃惊，她应该一整夜没有睡觉，却还是有力气伸出一只手握住莎莉的手，对她说：“唉，她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米奇接着说：“那么你能做吗？‘能做’的意思是，你受过训练吗？”

莎莉的内心被恐惧填满。“你要知道，”米奇说，“在悉尼的医院里做分诊，跟在这里可不一样。你必须非常冷静，你可以吗？”

莎莉点点头。

“拿上彩色卡片，现在过去吧。”

米奇向娜奥米撒了个小谎，让她下去跟凯拉丹一起照顾能走路的伤员。在阳光明媚的上午，拥挤的甲板上吹着离岸风，许多卫生员在上面忙碌着，但是没有医生，胡克斯现在被调到了下面。一艘驳船停靠过来，吊架朝它降了下去。这时候，莎莉孤身一人，手里拿着各色卡片，感觉到自己的生涩和笨拙。岸上又响起爆炸声，大炮瞄准了这一带的舰船。这片开放区域的炮火更令人震撼，也让大家意识到，自己是战争的一部分。

那位对希腊诸岛所知甚多的精瘦中士基尔南抬起头，向莎莉打了个招呼，表现出一种同袍之情。波光潋滟的海面上，另一艘驳船渐渐进入莎莉的视线，船上的英国人戴着木髓头盔，在船头晃来晃去。整个海域到处都是驳船，靠在一艘艘大船旁边，好像匍匐在母猪身下的小猪崽。它们刚刚从运兵船向烽烟滚滚的滩头输送了更多士兵。显然，战争不应该是这样的打法。莎莉读到的书上说，一个庞大的帝国要历经几个世纪才会崩塌，可现在只要几天就会见分晓。

土耳其人的新一轮弹雨呼啸而来，将爱琴海的海面变成喷泉，水花溅到主甲板上的莎莉脸上。大炮瞄上了四百码外的一艘英国巡洋舰，炮弹在水中炸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秒钟之后，她听到一个卫生员说：“我希望那艘该死的巡洋舰能动一动。”他的声音空洞而低沉，仿佛是说给神灵听的。

很幸运，它真的开始一点点掉转船头，寻找新的停泊点来考验土耳其炮手。随后，她看到一艘交通艇跟它拖曳的一艘载满伤员的驳船分离开来，中间连接的铁索被炮弹炸断，那艘驳船也中弹下沉。男人们有的俯身浮在海面，有的挥舞着浸湿的绷带，像挥舞一面信号旗。“噢，耶稣！”卫生员们说，“噢，上帝！噢，圣母马利亚！为什么让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伤者掉进冷得蜇人的海水里？您的慈悲何在？”被炸断铁索的交通艇和其他驳船开始小心翼翼地靠近这片区域，水手们用拖钩去拉落水的伤员，扔给他们救生圈，然后靠在舷墙上，伸出双手去拉仍有力气的伤员上船。

在阿基米德号的甲板上，吊架正将伤员从一艘完好的驳船上运上来。第一个被运上来的是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在基尔南的指挥下被卸到莎莉身边。他头部受伤，别着常见的那种脏脏的数字“1”标签，目光呆滞而茫然。他永远也不会记起登上阿基米德号的这一刻，也许不会记住任何事。莎莉给他别上了红色卡片。这是一场色彩的游戏！

“把他推到手术室去。”莎莉告诉卫生员，但她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位置。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给每个人发一张充满母性的红色卡片，直到卡片发完，麻醉剂和吗啡用光为止。她仿佛成了昨晚的娜奥米，孤独地伫立在灯光昏暗的甲板上，手握生杀大权，却无能为力。

莎莉闻到了伤口散发的臭味，但是她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顾不上这许多。伤员成群成群地被运上来，而她觉得自己还能够应付。

同时有四台吊架运伤者上来，莎莉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卫生员给在上层甲板操作绞盘的人打手势，让他松开把手，把即将在莎莉那里做分诊的伤员放到甲板上。几秒钟一个，担架的数量迅速增加。她提高速度，瞥一眼急救站医生贴的标签，轻触一下脉搏，然后就换下一个伤员。基尔南加入进来，给一个大概只有十六岁、上身赤裸、胸口缠满绷带的男孩儿别上一张蓝色卡片，然后低声说：“我们只能尽己所能，护士。”

后来，莎莉觉得这道理实在是显而易见，可是在当时，她觉得这句话十分新奇——聪明的基尔南发现了新的首要原则。能走路的英国伤兵戴着古怪如音乐剧戏服的那种木髓头盔，如洪水般涌过来。莎莉要求他们坐在甲板边缘的阴凉中等候，他们每个人都会向她打招呼：“你好哇，护士小姐。”其中还有一个人向她鞠躬，不过是出于一种伦敦式的嘲弄，她对此不以为意。

在某个时刻，她不清楚是几点——她甚至没有时间掏出那只父母送给她的怀表看一看，躺着的伤员都被送去船舱了。被不同伤病折磨，但还能行走的伤员早已耐心地在围栏边等得筋疲力尽，这时纷纷走上前来。他们有的被弹片击中手臂、大腿或肩膀，有的被子弹射中软组织或外周骨。卫生员一直在给伤员供应茶水——这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物品，喝茶本身就是疗伤，也意味着将有进一步的治疗。一个脸部中央缠着绷带的男人用尖厉而暴躁的声音说：“我的鼻子被某个下贱的土耳其人打掉了，护士，我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他很幸运，那枚子弹只差几英寸就要了他的命。

接下来，莎莉又开始处理从驳船上来的伤员。奥诺拉告诉她，在下面巨大而拥挤的医院里，胡克斯医生被调到手术室了，而他的样子就像被送上了绞刑架。

透过敞开的舷窗，阳光照射进来，映在伤员的脸上，好像要照亮他们走向坟墓的道路。此时传来一阵不同的隆隆巨响，那是船锚升起的声音。似乎每个人的动作都停顿了一下，护士停下了手头的忙乱，伤员停止了痛呼。

夜晚，在阿基米德号的发动机深沉的轰鸣声中，半数的护士回到工作之中。为了确定睡觉的先后顺序，米奇拿来一顶士兵的宽边软帽，让每个人从里面抽签。莎莉是有幸不用值夜班的人之一，她在自己的铺位上酣然睡去，黎明被唤醒的时候已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睡觉之前，她们曾轮流在水盆边洗漱，也许人生中第一次在大家面前掀起睡袍，快速地清洁了一下双腿之间。

到早上，停尸房已经人满为患，一些尸体被投入海中。茶歇的时候，一些女孩儿不满地嘀咕起来。几个人的脸上露出刻薄的神情，其中一个是奥诺拉。不得不说，她已经有四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整个人已经变得熟练、麻木而冷漠。一种刻薄的怨愤在大家心中升起，并且不断积蓄，因为她们都在被疲惫摧毁。弗洛伊德走进来，她已经在手术室工作了好几个小时，黑色的大眼睛里充满倦意。她面色苍白，站在门口，好像在等待某个姐妹过来接她走进食堂。

“氯仿[20]的味儿还熏得你晕晕乎乎吗，卡拉？”奥诺拉斜眼看着还在找座位的她。弗洛伊德摇摇头，看着桌边这一圈心照不宣的女人。

“没有，”她说，“对不起，只是有点儿没精神。”

她打了个哈欠。

“最近唱的是什么歌呀？”奥诺拉问。

她现在的这种尖刻是从哪里来的？她的双眼突然冒出敌意的火焰。奥诺拉身边，莉欧诺拉·卡斯门特站起来，流着眼泪离开了食堂。她的泪水有着独特的含义，跟长时间的辛苦劳作没有关系。

“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弗洛伊德问，她还是忍不住哈欠连连。

“我知道你一直在给医生们唱歌。”

“什么？简直是无稽之谈。”

奥诺拉突然爆发，用假声唱起来：“噢，黑人伙伴们，我的心儿多么悲伤……”

“是你自己要在那儿乱叫的吗？”弗洛伊德冷冰冰地问，“还是说，你是谁的看门狗？”

“费洛斯上尉喜欢极了，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他一下子被你的歌声打动了。我要是你就会再接再厉，把他俘获。”

于是炸开了锅。

弗洛伊德问：“告诉我，你在说些什么？”

奥诺拉回答：“你自己心里清楚。”

弗洛伊德说：“我想知道，奥诺拉。”

奥诺拉说：“什么男人你都不放过，他们都匍匐在你脚下。他是莉欧全部的依靠，你却要挖墙脚。”

“你见鬼去吧！”弗洛伊德对她说。

她发起怒来非同小可，莎莉心想。圆瞪欲裂的双眼显示出她绝不是好惹的对手。“你知道我这两天都在哪儿吗？”

“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奥诺拉说，“除了你一直在用小夜曲轰炸汉子们。”

“如果我是被要求唱歌来安慰病人的呢？”

娜奥米一下子站起来，态度坚决而强硬。

“都给我住嘴！”她大吼。

这很反常，莎莉从未听过她这样咆哮，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安静下来。奥诺拉和弗洛伊德被她的暴怒震慑，不再说话。

“你们忘了吗？有很多人正在大出血——内部和外部，就在你们互相叫嚷的时候。我再说一遍，有很多人，此时此刻，正在大出血！”

奥诺拉的道德优越感瞬间被刺破，她为莉欧积攒起的义愤渐渐消散，悔恨的泪水在眼眶中积聚。弗洛伊德黑着脸坐下，气愤难平。

“但愿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弗洛伊德对奥诺拉说。

奥诺拉露出如梦初醒的样子，意识到她背离了自己做人的原则。现在，弗洛伊德选择成为怎样的人她都乐于接受。她难以忍受刚才的自己，那不是她的本性。

莎莉在凌晨睡了两个小时就彻底清醒了。她套上一件崭新的白色衬衫，穿上裙子和鞋，没有穿袜子就走上甲板。此刻正值拂晓，晴朗而温和，霞光万丈，将祝福洒在凡尘中的每一个子民身上。视野之中没有其他船只，也没有滩头的阵线。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曾如此长久地呼唤这种恩赐，以至于很难弄清这样温柔的时刻之前都去了哪里。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宽松的军装，在扶手旁边站得笔直，仿佛在向走过来的人行礼。他抽着一支土耳其香烟。虽然在国内，这种香烟名中的敌国名称已经被去掉了，但是她知道，土耳其香烟终究是土耳其的。

这时，他看清走过来的是一个护士，于是让出了扶手，虽然这里有的是位置。他正准备走开。

“基尔南中士。”莎莉说。

“是我，护士小姐。抽烟被抓到了，别告诉我的父母。”

“我们这是去亚历山大吗？不过有人说是去马耳他，因为亚历山大已经没有地方了。”莎莉问。

“不，就是亚历。”他点点头。

基尔南轻轻扭过头去，扫视了一下甲板。他知道，按官方的规定，他不应该跟护士有什么往来，不过此刻他失去了分寸。

他说：“我不喜欢用这么短的名字称呼一个古老的地方，‘亚历’，这个词就像一种冒犯。如此古老的城市，配得上它的全称。”

莎莉承认自己在使用短词时也很挑剔。“我讨厌别人把外科手术叫作‘开刀’，”她说，“美索不达米亚如此广阔，也不该用‘美索’这么短的称呼。”

“我也这么想。”他表示赞同，“护士，你叫杜伦斯，对吗？”

他捻灭香烟，把烟头塞进上衣兜里。吸烟没有让他感到愧疚，不过莎莉也清楚，他不好意思把烟头扔进神话般的地中海。

“这是个很不错的名字，”他说，“我是说，如果你加一个‘恩’在前面[21]，那么你就拥有了最好的赞美之词。”

他立刻看出，这个“赞美”不合莎莉的口味。

“好吧，如果有忍耐力不算赞美，那么至少也是一种坚强的品格。”

她笑了，真是哄小孩的话。“忍耐力”，这不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老马多克斯大夫向她们强调要有“忍耐力”。小的时候，每当她不理解某道数学题，或者把新南威尔士州的几条河流的顺序排错时，她的老师也用这个词来糊弄她。

“我可不想用一条座右铭当姓氏，”她坦白说，“我更想要一个随随便便的姓氏。”

“比如基尔南吗？”他微笑着说，“最普通的爱尔兰姓氏，到处都可以见到，澳大利亚满街都是，美国也有一大群。我要说，虽然我来自爱尔兰家庭，但是当我父亲看到贵格会教徒在爱尔兰西部的作为之后，他加入了贵格会。”

她无法做出评论，麦克利没有贵格会教徒。

“我已经习惯了呛人的烟草味。”他说，“从埃及才开始的，虽然我也很想戒掉。谢天谢地，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滴酒不沾了，因为当我酒瘾犯了的时候，身边只能找到医用酒精——虽然很接近，但还是不喝为妙。我很惊讶，阿基米德号上竟然没有白兰地，这次航行竟然没有。下一次他们真该纠正一下这个错误，我看到一些很需要酒的兄弟。”

接着，他又把脸转回大海那边，决心不再说话。他显然认为自己已经说得太多太远了。

为了让对话进行下去——莎莉希望如此，她自己也玩起了地理游戏。他曾经提起墨尔本大学，他是来自那座城市吗，莎莉问他。

像所有来自墨尔本的人一样，他迫不及待地承认了。墨尔本，南亚拉，城市男孩儿，没吃过什么苦。“吃苦耐劳的人很好分辨。我打赌，你来自乡下。内陆不是养人的地方，但是它培养了子民坚强的品格。”

“那是城里人的臆想，”莎莉对他说，“挤奶没有什么高贵可言，而且农场主和太太常常抱怨这种生活，只要有人愿意听。我们缺少一个供人们诉苦的部门。另外，这种生活让人衰老得很快。南亚拉，那是个好地方吧？街道很宽吗？有很多树吗？”

“有很多紫叶山毛榉，我们的住处附近还有一条河。”基尔南说。

“我们也有一条河，但是常常发洪水。”

“那对你们还真是个考验。”

“洪水迫使我们把牛带到山上，迫使人们坐在屋顶，有时候还会淹死人；所以，中士，按你胡说的什么考验，他们都是不及格的人。要有‘忍耐力’！”

“我的妈呀，”他此刻的语气不像一个贵格会教徒，“你可真会呛人。”

莎莉笑起来，心想这说的完全像是另一个女孩儿，于是，她决定表现得随和一些。

“对了，你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地方的？我是指这附近的地方。”

“学校。”他说。

“我中学上了三年就离开了学校，学了一点点法语，Plume de ma tante[22]，还有勾股定理什么的，在学校也就学了这些。那么，你是从哪儿学到那么多知识的？”

“‘那么多’知识？这可不算‘多’。我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要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不是那么一个蠢孩子的话，我那时变得太野了。教我的是一个酒鬼叔叔，我父亲常常责备他，不过，他也是一个古典学大师，人很好，板球打得也很棒，所有男孩儿都崇拜他——这类故事你听多了吧。他教我读拉丁文和希腊文，我虽然反抗，却也同时喜欢上了那些东西。学希腊文时我不太用功，但是那些字母让我学得津津有味，我还把它们当密码写给其他捣乱分子，所以我早就喜欢上希腊世界了。现在我们就在这里，但是这艘船上发生的事情远在我所学之外。”

“然后上了大学？”莎莉问。

“是这样，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艘船上全是医生。他们学历都很高，来自盖伊医院、圣三一学院或是爱丁堡大学。我这点儿学问在这里派不上多大用场。在这里端端水盆——开水我还是会烧的，或者搬搬担架、铺铺床，这就是我的荣幸了。”

“不，你有领导才能，中士。你该做军官的。”

“我永远不会做军官的，”他摇着头说，“出于我自己的一些信仰。”

他望了一眼渐渐明亮的天光，看了看表，然后借故离开。他让莎莉想起金字塔下的麦克莱恩中尉，那种循规蹈矩又爱说空话的样子早已在她的脑海中定型。

回埃及的途中，阿基米德号的甲板、船舱和过道上满是呻吟声。补给渐渐紧张，而年轻的士兵们却奇怪地咽下了牢骚。大家都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忍受绝望，学会了自我砥砺。

在亚历山大港附近，阿基米德号从清澈水面上的雾气中现身，从船上可以远远望见东部港湾，一座座古代堡垒的拱卫赋予它厚重的历史感。越过港口，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那座传奇之城。莎莉在甲板上站了一会儿，没有感到归来的激动，也没有往常那种赶紧上岸观光的急迫心情。那些巨大的白色宅邸和酒店看起来恍若飘在空中。

受轻伤的伤员在背阴的右舷甲板上集合，那里凉爽得近乎寒冷。一些人倚着栏杆，肩上披着毯子；另外一些人坐着，用搪瓷杯小口喝茶，看上去羸弱苍白，对于回到岸上并不比莎莉更高兴。自然，他们此行也备受打击，失去了健全的身体，细菌在伤口滋生，令他们心神不宁。

莎莉又走下病房。主甲板梯附近，娜奥米正在帮一个士兵做清理，其他即将卸下重担的人也在各忙各的事情。关于卡拉·弗洛伊德引诱医生的争吵已经止息，所有人——甚至包括莉欧诺拉——都选择将这件事归因于疲惫和接连的震惊。奥诺拉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恶毒。

看着娜奥米，莎莉产生了一种感觉：娜奥米好像变了一个人，而且这种改变也许会持续一段时间。她以前从不表露她的忧虑，而现在却总是愁容满面。因为这种变化，莎莉无法再嫉妒她。第一晚的分诊工作将她的从容和笃定一扫而空。她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见过枪弹伤吗？应该没有。

护士们为伤员清洗伤口，重新包扎，为离开做准备。护士们想让岸上医院的同行赞叹她们在海上取得的成果。费洛斯、上校和两位病房医生——其中一个是面如死灰的胡克斯——再次一同出现在病房中，检查伤员的术后情况：头部、胸部、腹部手术和截肢术的幸存者，还有在一端垫高的床上躺着的开放性骨折伤员。阿基米德号的船长仍然没有在东部港湾找到停泊位，上校觉得用驳船载伤员上岸还不如迟些登录，于是决定耐心等待。莎莉正在护士室里做热可可，突然感受到发动机前前后后的奇异震动，接着是船锚降下的刺耳巨响。直到夜幕降临，什么也没有发生，船的每一个孔窍中依然充斥着伤员的低声呻吟和卫生员的大喊大叫。

码头上没有救护车，只有补给品。卫生员从岸上搬来很多医疗用品：大包的绷带，一箱箱碘酒、高锰酸钾、碳酸氢钠和双氧水，敷料，麻醉剂，阿片制剂。此外还补充了一批毛毯，因为之前的毛毯正裹在停尸房中的死者身上，或者已随被投入大海的尸体而去了。

救护车到达之后，米奇被派到甲板上指挥搬运，还带了莎莉一起。在雾蒙蒙的夜晚，码头上的灯光晃得人头晕目眩。两个女人来到甲板上时，几个能行走的伤员正从舷梯上冲下去，来到码头之后，在卡车和救护车之间跑来跑去，好像在寻找出租车一样。

“不能再有这种情况发生。”米奇警告大家。其他行走的伤员靠着舱壁抽烟，等待担架上的朋友被抬上来，恶狠狠地咒骂那些“该死的”逃跑者。

别着红色卡片的伤员出现了，他们默默地躺在担架上，被卫生员抬到吊架上运下去。看到他们被送上救护车，莎莉感到某种喜悦之情。我们终于把他们带回来了，这个念头令她欢欣鼓舞。每一个走下舷梯或者被吊架运下的伤员对她都是个慰藉，并给予她力量。

由于手术室不再需要人手，米奇决定派弗洛伊德到岸上去维持秩序。这件事没有交给医生去做，因为他们仍在病房里工作。莎莉看着弗洛伊德过来，又目送她走下舷梯，来到码头。她在一辆救护车门口指挥起来，在那里，裹着绷带的伤员和抬担架的人混杂在一起，气氛十分阴郁。莎莉看到一个年轻军官走过来协助弗洛伊德。在晃眼的灯光下，僵持着的救护车和卡车掉转方向，慢慢向城市移动，它们一寸一寸地越过挡路的车，开往城市里的军事医院。某个宪兵司令很有魄力，伫立在那里，挡住从城里返回的汽车，让等待的救护车先走。莎莉心想，即使他没有为战争和战友做出别的贡献，现在这些也已经足够了。

最后一副担架被运了下去。莎莉回到病房，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心去感受这艘回荡着呻吟之声的轮船。她拿起一桶石炭酸，跟其他护士一起清洁地面。毯子都已折叠起来，床单沾满血污和排泄物，堆在一起，准备送到某处煮沸消毒。伤口的腐肉气息仍然在这里盘旋不散，和刺鼻的石炭酸相互较量。

交朋友

她们在船舱里沉沉睡去，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直到一阵礼貌却不容拒绝的敲门声唤醒她们。莎莉在上铺半睡半醒，看到穿着睡袍的奥诺拉走过去开门。最近的事情给莎莉的精神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她开始搞不清时刻、日期和地点。米奇站在门口，穿戴整齐，手里拿着一份给凯拉丹的电报。她眯着眼睛，在门口等待着，奥诺拉把凯拉丹从铺位上叫醒。

消息很快在所有船舱传开：凯拉丹的丈夫受了重伤，已被运输船送到亚历山大，此刻正在英国第二综合医院接受治疗。所有女人都起了床，并很快穿好衣服，心里替凯拉丹担心。几个隔壁的女孩儿走进来，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凯拉丹非常忐忑，“重伤”可以有很多可能，不过，大家都坚定地站在她身边。莉欧诺拉亲了一下她的脸颊。几天前那件事的怨毒之气如果还有一些遗存至今，那么此刻也彻底被凯拉丹悲惨的目光驱散，被岸上某处一个朋友的伤口引开了。

米奇安排她们上了一辆卡车，带她们来到医院。英国第二综合医院在古代堡垒附近，是用一栋被征用的酒店改建的。医院的职员告诉凯拉丹、米奇和另外三个陪同的护士，这里的确是英国第二综合医院，凯拉丹中尉也确实在医院的名单上，不过有可能在四五个地点不同的医疗点。他向她们道歉，由于时间仓促，记录并不完备。

“他们还在自作主张地开设新的医疗点。”他抱怨道，“他们征用旧公寓，还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里买楼，速度不是按天来计算的，而是按小时。他们都像疯了一样。”

凯拉丹穿着灰色制服站在一边，脸色和制服的颜色一样灰暗。在米奇恳切的目光下，那人决定帮她们写下另外几个医疗点的地址。米奇接过纸条，在手里挥了挥，仿佛那是一张保证书。她们一起回到卡车里，米奇坐在凯拉丹对面的硬长凳上说：“你要知道，在那张电报上署名的不是某个小喽啰，而是英国准将。也就是说，你的丈夫正在接受最高级的照料。他们可不想让中尉那德高望重的父亲伤心。尽管往好的方面想吧。”

她们的车背朝大海，沿着一条欧式林荫大道向东南开去，来到一片开阔的绿地，一栋有着旧式花纹和浮雕的华丽建筑出现在眼前。这栋建筑现在已经被军方征用，从大门上刻的古老字样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奥地利女子医院。她们下了卡车，走进大门，沿着小径向前探索。尚能走路的伤员挤满了花园，无人照料。他们抽着烟闲聊，对比各自的过往。几个女人走进楼里，向前台的英国卫生员介绍了自己。就在米奇跟卫生员沟通时，几个护士看到一个英国的临时护士匆匆瞟了她们一眼，心里感到一阵慰藉——她们先前经历的忙乱这里也有。

凯拉丹中尉不在这里。她们这一次向东走，穿过古老的城区，却对路上那些遗迹的断壁颓垣毫无兴致。道路折回到海岸边，她们又一次看到波光粼粼的海面。司机停车的地方是一座曾经的法国女修道院——圣心姐妹修道院。穿过大门，她们看到花园里已经搭起了大帐篷，担架上的伤员被安置在灌木丛间。米奇、凯拉丹一行走进这座前修道院的办公室，秘书找到了凯拉丹中尉的名字。“你们全都要上去吗？”他这样问，但是他无权阻止护士长的行动。

走出办公室，米奇提议她和凯拉丹上楼找人，其他人在楼下等候。这里弥漫着新刷的油漆的味道，年轻护士们脚步匆匆，往返于花园和大楼间。几个留在下面的女人感觉自己突兀而且多余，不知站在哪里才好。

她们后来会发现，对于米奇和凯拉丹来说，事情的结局是这样的：凯拉丹在下临花园的宽阔阳台上找到了她的丈夫，他躺在干净的床铺上，不过头上缠着渗血的绷带。一个年轻的医生正弯着腰，扒开他的下眼睑，检查他的眼睛。“这是我丈夫。”凯拉丹告诉他。

“厄格，阿古高特，再也不要。”凯拉丹中尉第一眼看到妻子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他一直在说这类词，此后来探望的护士们也都会听到。“啊，不要说话，埃里克。”她跪在床边，亲吻丈夫的下巴，但是中尉没有停止，他的大脑受到刺激，让他喋喋不休地说着奇怪的语言。

“这是正常状况，”年轻的军医告诉她，仿佛这种现象他这辈子已经见了太多次，“这对头部受伤的人来说很正常。”

“对，是这样。”米奇把双手搭在凯拉丹的肩膀上。

“多哥阿克拉嘎。”凯拉丹中尉说完开始哭泣。

“不，不要哭。”凯拉丹说。

米奇走出去，按照凯拉丹的要求，每次让一个同行的护士进来探望。轮到莎莉时，中尉正在睡梦中痛苦挣扎，脸色非常苍白。他在梦中大呼了一声：“噢罗格。”

谁也没有待太久，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她们把凯拉丹留在那里陪丈夫。

有很多护士住在豪华的博里瓦日酒店，不过米奇的护士们仍然以阿基米德号为家。她们做着日常工作，午睡，然后上岸坐出租车探望凯拉丹中尉，在途中匆匆掠视城中的名胜古迹：有恺撒庙——传说是埃及艳后为爱情而建的，还有庞培柱和其他景物。凯拉丹护士还有另外的麻烦。米奇正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不能向当权者提及凯拉丹已婚的情况；另一方面，又要为她争取一些特权，因为她的丈夫受了重伤，而且一直在胡言乱语。不管怎样，前一天晚上，凯拉丹还是得到了准许，得以亲自照顾丈夫。她希望大家多去探望，跟她丈夫说说话，帮助他恢复正常说话的能力。她匆匆收拾了些东西，然后跟米奇上了一辆开往圣心的救护车。

食堂餐桌上摆着燕麦粥和茶，正在和平时代的陶器中冒着热气，还有一碟碟煮鸡蛋和一种澳大利亚人不会做的法式面包卷。娜奥米、奈提斯、弗洛伊德和莎莉四人离开桌边，走下舷梯。这一天，空气突然变得清爽宜人，堤岸后的城市变得线条分明。在一个英国宪兵的帮助下，她们找到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目的地——圣心。她们觉得在做其他事情之前，必须接受凯拉丹的请求，跟她神志不清的丈夫说说话。

她们到了那里，走进花园，大帐篷那边看起来不像昨天那样忙乱。她们在大厅里看到，米奇正向一个满脸倦容和不耐烦的护士长介绍自己。米奇宣称，她手下的一个护士正在这里专门照顾一个亲戚——凯拉丹中尉，他的父亲在整个联邦都是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

“整个联邦？”护士长问，“你们澳大利亚有克伦威尔那样的人物吗？”

米奇没有生气，认为她说这句话只是出于直率加上睡眠不足。“他们很相似。”米奇正说着，大批伤员被运送进来，经历着她们已在阿基米德号上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不想占用你的时间，我们知道凯拉丹中尉在哪里。不如我把凯拉丹护士带上去，介绍给病房的姐妹们？所有文件都已经办好，”米奇说，“已经递交到办公室了。”

四个护士像等着面试一样等待着，感觉自己很碍事，恨不得变得小一点儿。除了凯拉丹以外，每个人都想离开这里。

“护士长，”一个英国护士过来找那位英国护士长，她没有穿红色斗篷，“阿奇博尔德将军到了。”

一群军官走进来，其中一个戴着表示将军身份的红色肩章。他和随行者的制服都一尘不染，从山姆布朗式武装带到脚上的靴子，都看不到席卷地中海的硝烟痕迹。英国护士长向他们点头致意，带他们走上楼梯。阿奇博尔德将军是英国神经病学界的传奇人物，在澳大利亚外交部的请求下，来这里为凯拉丹中尉看病。

米奇和凯拉丹小心翼翼地跟随在他身后。

轮到莎莉去阳台上探望凯拉丹夫妇了。虽然中尉睡着了，但绷带仍然时不时脱落，伤口也总是流脓。凯拉丹感觉到莎莉在背后，她转过身，轻轻抬起戴着手套的左手，指着丈夫——英国护士长可能以为是她哥哥——头上的窟窿。

“这个伤口很脏，”凯拉丹低声说，“但是杰弗里·阿奇博尔德爵士说，他以后还可以说话和走路。”

然而伤口上的污秽却令人怀疑阿奇博尔德爵士的轻松论调。

“可以帮我包扎吗？手推车上有手套。”

莎莉取来手套戴上，回到凯拉丹夫妇身边。她把中尉的头微微从枕头上抬起，凯拉丹开始用新的绷带包扎。一个手臂吊在绷带上的年轻人从门口向阳台走来，披着一件轻便的军装外套，肩章上有一颗星和“澳大利亚”字样。为了增加威严，他留了一撮比他脸上其他部分老气很多的胡须。和很多伤员一样，他看起来也在发烧。

“杜伦斯小姐？”他用熟悉的口音问，“我碰巧听说你在这里。”

莎莉面向他打了个招呼，问了问他的状况。

“说实话，我感觉还是一年前比较快活。”那个年轻男人说。

他的眼周环绕着煤灰般的黑色。他告诉莎莉：“很不幸……你也许已经听说了……埃利斯·霍伊尔上尉在战斗的第二天牺牲了。你知道这件事吗？我不喜欢当传坏消息的人……”

莎莉的手一直扶着中尉的后脑勺，凯拉丹轻快地缠着绷带。

“我不知道，”莎莉说，“可是我姐姐……”

“知道吗，他到最后一刻头脑都很清醒。他给了我一样东西，希望能交给你保存。”

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只银制怀表。

“上面有他的名字，你看，就在背面。”

完成了这个嘱托，他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令人不忍心告诉他，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啊，要给的不是我……抱歉，是我姐姐认识霍伊尔上尉。她就在这栋楼里，如果你累了，我可以转交给她。”

他的脸孔笼上一层阴霾，目光垂了下去：“瞧我……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他托付的人是我，我想该由我去。”

他似乎又斟酌了一下。

“对，应该由我去才好。”

他点点头，然后轻飘飘地穿过病房，回到走廊去找娜奥米。

凯拉丹喃喃地说：“可怜的霍伊尔，才几天时间，他们中的一半都没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一起喝茶、一起看狮身人面像的那群人。麦克莱恩也死了，那个中尉。”

莎莉继续扶着埃里克·凯拉丹的脖子，心想：一个孩子死了，他那些天真大男孩儿的信念再也无法经受考验。她想替他流一把眼泪，但是没有手去擦，她的两只手都扶着埃里克·凯拉丹。

凯拉丹包扎完毕，用别针别好，莎莉轻轻把他的头放下。凯拉丹中尉醒了过来，说：“啊格，布尔。”凯拉丹嘘了一声，抚摸着他的脸颊。他哼唧一声，又睡了过去。

凯拉丹说：“麦克莱恩是不是……？”

“不是，真的。可麦克莱恩还是个男孩儿，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想明白，所以才更让人伤感。”

凯拉丹点点头，莎莉调整了一下情绪。凯拉丹又说：“我不知道娜奥米那么……你知道……那么喜欢霍伊尔。”

莎莉也不知道。

“偷偷摸摸的家伙。”凯拉丹说，“今天下午5点，我们和另外几个女孩儿一起去博里瓦日酒店喝茶，一起来吧？”

莎莉去了那里，但是娜奥米没有。军官们也加入了她们，并提出一起吃晚餐。一些护士同意了，但是这些军官身上有些地方太像麦克莱恩，于是莎莉借故没有参加。弗洛伊德接受了一位少校的邀请，而且没有坚持让他带上其他人来保护她。她就是自己的保护者——她给人这样的感觉。

似乎是为了娱乐大家，弗洛伊德说：“不是想再次引起小争吵，不过说来你们也许会感兴趣，我曾经被一个医生缠住，几乎就要嫁给他。他来自墨尔本，叫伯恩斯坦，你们可以打听一下这个人。我们全家人都爱他爱得不行，除了我自己。感谢老天赐给我们战争，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听够了我姑妈在那里大发感慨：‘女孩子家有这么好的命，自己却一脚踢开……’”

她是不是在告诉他们，我不想再轻易跟哪个医生，或者带我吃晚餐的单身少校在一起？

除了凯拉丹，大家都动身回到那片波涛汹涌、乌云笼罩的海面。这片深渊不再意味着英雄史诗，也不再吸引内陆或其他地方的男孩儿。莎莉来到甲板上，因为娜奥米约她在这里见面。甲板上狂风呼啸，就连卫生员也放弃表现勤劳的机会，下到了船舱里。娜奥米一定费尽力气才推开通向甲板的舱门，但她依然出现得很突然，而且悄无声息。她戴着鸭舌帽，散出来的头发在风中飘扬。她没有参加博里瓦日酒店的茶会。所有人都知道，她不去是因为埃利斯·霍伊尔的噩耗。

“我拿到埃利斯的怀表了，”娜奥米在风中大声说，“那个年轻人最开始把它交给了你，对吗？”

“对。”莎莉说。

拿着一位死者如此私密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娜奥米的嘴唇像老太太的一样颤抖起来。

“我完全不明白，”娜奥米说，“他为什么想让我保存这个。甚至还有人对我点头，眨眼。他死了，牺牲了，女孩儿们却说：‘你们俩暗中是一对，是不是？’就好像他还在这里，还在我们身边鞍前马后地默默帮忙。如果可怜的老埃利斯和我暗中曾是一对，而且已经私订终身，那么她们知道我一定会非常伤心。她们会在我面前表现得悲伤而沉默，我受不了这一点。”

莎莉伸出一只手，搭在娜奥米的肩上。娜奥米直视着莎莉的面孔，那种姐姐与生俱来的气势消失无踪。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给我一块表？上面还有一条金链子？这代表什么？可怜的男人……我又怎么能对他的意愿说不呢？可我们不是……真的不是……就这么简单。”

“也许男人中弹之后会神志不清。”莎莉提出。

娜奥米眼睛望着半空说：“我听说，他和战友是被机枪射死的，但是这只怀表仍然走得很准，上面一点儿凹痕都没有。”

这件怪事加重了她心头的负担。

“别想太多了，”莎莉劝她，“他只是想起这只表，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一个朋友，仅此而已。别觉得它有千斤重，你可以把它装进箱子，然后忘了这件事，也可以寄给他的父母。”

“他们在哪儿？”娜奥米暴躁地说，“我不知道。”

“我们下次去亚历山大的时候可以查一查，军队有档案。”

“他跟我说的话不比跟奥诺拉说的多。”娜奥米嘀咕着，“他也许想接近我，但那不是我的选择。”

“当你奄奄一息的时候，天知道你会冒出什么想法。原先的小事情可能一下子变得天大。再说了，你不认为送你东西是那个可怜男人的权利吗？人之将死，也有权利……”

娜奥米不相信这套说辞，张开长长的手指捂在脸侧，表示拒绝。

“如果你不想要，”莎莉有些恼怒地说，“你为什么不把它扔到栏杆外边，埋葬到大海里？”

“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

莎莉想象着那只嘀嗒嘀嗒的小机器在这片著名的海域中翻腾起伏的样子。两人同时望向了汹涌的海浪。莎莉心里明白，对她来说轻松随意的事情，对娜奥米来说却有如大山一般沉重。

重操旧业

护士食堂里隐隐有了一种氛围，与第一次航行时不同。女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在加利波利和达达尼尔海峡——这片拥有赫勒斯滂等种种名称的谋杀与屠杀上演之地，屠宰的工作会暂停片刻。护士们做着医院的日常工作，整理着没有血污的床铺，卫生员则负责清扫船舱。这时，莉欧诺拉看到费洛斯上尉慢慢走过，他正在随意地检查工作，她的脸上泛起思虑和渴慕的神情。莉欧是一个太有主见且注重实际的人，很少会渴慕什么。

她们的医疗设备多了不少，原本只有两台便携煤油炉，现在消毒室里有了八台。高压灭菌器也快要有了。卫生员们正在将一箱箱名叫奴佛卡因[23]的当地新型麻醉药拖到储藏室去。“奴佛”似乎预示着新生。当船再次抛锚，驳船和扫雷舰艇再次停靠过来时，这种药也许能改变眼前捉襟见肘的状况。

启程后的第二个下午，他们驶近加利波利半岛，几位医生站在医院船舱的前端，郑重地商讨事情。他们有了一位新的病房医生，如有必要，胡克斯中尉可能要再次担任外科医生。弗洛伊德在手术室里忙活时很严格，她将继续在那儿工作，尽管——也因为——她会唱《再也不做戏子》和《小小汤米·墨菲》。

费洛斯上尉看起来没有被第一次航行的混乱经历改变。莎莉正要去器具室忙活，他和米奇一起走过来，莎莉看到费洛斯用镇定的目光打量着她。

“这次航行，我想让你做我的麻醉师。”他说，“上次是凯拉丹护士做的。你以前做过麻醉吗？”

她说她做过，但麦克利地区可没有什么麻醉艺术中心，她不知道这是否影响对能力的衡量。她和她姐姐都有一种本领，知道如何忽略和遗忘。

费洛斯告诉她：“我有一本皮尔的《麻醉学》，我会派一个卫生员捎给你。我建议你去护士休息厅读一读每章末尾的重要建议。”

她在休息厅读起了皮尔的书。在那所她熟悉却快要遗忘的乡村医院里，她曾协助老马多克斯进行麻醉，在简单的指令下使用简单的麻醉面罩和乙醚液滴分配器。可当她看到皮尔的书里写到的氯仿、乙醚和氯仿分配器，各种器械和麻醉面罩时，却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杨克氏点滴麻醉面罩跟她曾经用过的那个非常像，那一次马多克斯大夫干净利落地为一个伐木工人施行了截肢术——真难为了他。当时她以为那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麻醉面罩。

可实际上麻醉面罩种类繁多：席梅尔布施式、瓦胡那斯式、休伊特气道式、鲍克斯伍德嵌入式，还有设计新颖的考克斯吸入器——它的费用显然超出了麦克利地区医院的承受能力，它的使用难度也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皮尔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提出并讨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那就是，氯仿会不会因造成呼吸障碍和心脏问题而杀死病人。美国人认为乙醚的致死率更低。麻醉学上是不是存在着英美之争？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们隔着大西洋往来交锋。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肺可以转化氯仿，而且它的气味没有乙醚的刺鼻，但是它会在人体器官内生成碳酰氯和氯。这些争议现在最好先搁在一边，她心想。脉搏能否跳动，血压能否维持，这些才是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费洛斯和胡克斯医生穿过护士休息厅的门，走向他们自己的休息室。费洛斯拿着铅笔和纸，停下脚步，让胡克斯看一张图表。胡克斯的脸上满是晒斑，头发乱蓬蓬的，赤褐色的小胡子看起来很扎人。他们在军医休息室的对话清晰地传到了外面，费洛斯用洪亮的嗓音对抗着阿基米德号发动机渐弱的嗡嗡声：“听着，红毛儿，只能这样安排。老天爷，真正的危险在岸上，不在你的手里。”

胡克斯的回答难以听清，但是那语调像是在央求。莎莉心想，他就像娜奥米一样，还没有从第一晚的经历中恢复过来。

“但是我们需要你，红毛儿，就这么简单。船上的人手满足不了实际的需求……”

他们在谈论胡克斯转做外科医生的事。无论胡克斯医生能力如何，他都应该忘记自己的笨拙，就像莎莉一直努力在做的那样。他应该把所有这些都看作一次医学教育。莎莉觉得，医生们大多擅长这种心理调节。

从胡克斯那里传来模模糊糊的声音，仍然是恳求的语调。费洛斯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后就听不到更多的声音了，似乎两人已经坐在椅子上，开始读报纸上有关别处战争的报道了。胡克斯的焦虑飘荡在空气中，呼应着莎莉的焦虑。

所有人都在阅读着，研究着，只有这件事才有用处。莎莉心乱如麻，她回到船舱，把皮尔的书扔到床头柜上，再次登上甲板。那里站着许多女人，她们想从傍晚海面上温柔的霞光中寻求安慰。她看到远处有一群人，弗洛伊德、娜奥米、莉欧、奥诺拉和奈提斯护士都在。她们看起来已经和好如初了。在这里，女人不会像在陆地上那样怀恨在心。陆地上多么深重的罪孽在大海上都显得微不足道，尤其是在这片海域，因为它将她们引向了那个地方。

此时此刻，皮尔医生的知识让莎莉有些低落，她选择一个人待一会儿。她注意到在船首的甲板上，卫生员们正在接受包扎和上夹板的指导。他们和阿基米德号受到据说所有国家都将认可的法律保护，不过这种保护有多坚实呢？有时候，一想到那些现代奇迹和海底怪兽——鱼雷，莎莉就感到芒刺在背，想要爬到船的最高处极目远眺。

最后，她还是向其他人走去。

“她来了，”奥诺拉拍拍旁边的栏杆，好像这是她们预留给莎莉的位置一样，“听说他们要你去施麻醉，是真的吗？”

弗洛伊德自嘲地问：“你会给伤员唱歌吗？”

“他们已经够痛苦的了。”莎莉说。她看到姐姐因为这句俏皮话开颜一笑，感到很高兴。大家留意到基尔南瘦削的身影。他很受护士们喜爱，大家谈话时从不避讳他。“我们的教授来了。”奥诺拉向他打招呼。

基尔南刚刚在下面做完工作上来。

“给我们讲讲，这里又发生过什么，”奥诺拉问，“又有什么诸神的恶作剧？”

“恐怕只有人类的恶作剧，而且任何人都招架不住。”

奥诺拉·斯莱特里眯起她炯炯有神的眼睛：“谁能想到土耳其人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我们的人都是肉体凡胎。”基尔南说。

“哎哟，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这回事。”奥诺拉不屑地说。

大家笑了起来，基尔南不以为意：“不，我的意思是，报社的编辑和将军们都坚信，我们有与众不同的才能，是蒙主眷顾的澳大利亚人，个个都能以一当十，不过土耳其人可完全没感觉到这一点。”

“你听起来有些幸灾乐祸。”弗洛伊德皱着眉头指责他。

“不，我完全没有幸灾乐祸，幸灾乐祸的人反而会默不作声，我只是一个因为那些弹片而忧虑的人。”基尔南说，“一个人的美德可以抵抗炮弹吗？我只希望战争快点儿结束，我只希望战争从未开始。”

“在我听来，这几乎是不忠，”小奈提斯板起脸说，“不管怎么说，这种话都缺少忠诚。”她又强调了一遍。

“虽然在我听来这像是大实话，”娜奥米说，她决心不让这种愚蠢的言论占上风，“可是领土呢，中士？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土。”

弗洛伊德半闭上眼睛，回忆着几则新闻报道：“加利波利半岛爆发战争，英法联军仍在浴血奋战，澳军在西边……”

“还有到处都能见到的印度人，”基尔南说，“真想不明白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当然是出于跟我们完全相同的理由，”奈提斯说，“要么响应帝国的号召，要么对帝国说不。”

她后半句显然是在影射贵格会教徒。

离开亚历山大后的第二个傍晚，他们已经可以听到从前方黑暗的山脊处传来的土耳其人的枪声。阿基米德号向海丽丝岬缓缓行进，在那里，无论是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还是印度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会被这艘船一视同仁地收容。去手术室报到之前，莎莉在夕阳的余晖下登上甲板。从海滩的方向传来一阵军号声——显然，在加利波利，那不是冲锋的军号声，而是提醒海上的船只，伤员正被运送过来。不远处，几艘示警的驱逐舰正随着海浪起伏，带着一种威胁与恐吓的气势。一艘扫雷舰艇的船头站着一个水手，它一边打着信号灯，一边缓缓靠近阿基米德号的侧面。

船锚哐当哐当地降了下去，把船固定在船长选定的这方海域。莎莉回到下面，梳洗更衣一番，然后来到一间支着手术台的小船舱。工作台上摆着弗洛伊德的工具，刚刚盛在一个托盘里送来，上面盖着一条毛巾。莎莉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工具，它们被放在手术台一旁的小桌上。“嗨。”弗洛伊德说。她跟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卫生员和巡回护士——一个莎莉不认识的年轻女人——一起走进来，在这间还没有手术进行的手术室里守候。

弗洛伊德对大家说：“他们还要过一会儿才能进来。”

莎莉听到驳船靠过来的声音，绞车在马达的带动下轰隆轰隆地运转。几位外科医生在病房等候着，准备挑选第一批接受手术的伤员。莎莉知道，胡克斯应该在那里，也许很需要别人逼迫他做出选择。

弗洛伊德咧嘴一笑，指着托盘上盖着的手术工具。

“我就是这么认识我未婚夫的。”她向手术室里的人吐露，甚至当着卫生员的面。“你的未婚夫？”莎莉问，“那个外科医生？”

“对，我当时正给他递牵开器，不是像柳叶刀那么简单纯粹的东西，毕竟他们那本杂志就叫《柳叶刀》，可是没人会叫一本杂志《牵开器》，牵开器是手术工具里的萝卜土豆。不管怎样，我跟他就是隔着牵开器暗送秋波的。”

其他女人不会拿这种事说笑——订婚是一件大事，解除婚约也是。

船舱中回荡起运送伤者的健全者的喊叫声。最后，费洛斯陪着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进来了——由于头部受伤，那人正发出狗吠般的尖厉声音。像凯拉丹中尉一样，他失去了控制语言活动的能力，却没有失去说话的冲动。他两侧的卫生员扶着他头颅两侧的药棉，从驳船到甲板，或者从甲板到病房的途中，头骨一定发生了某种移位，造成了他的癫狂状态。卫生员把他从担架上放到手术台上——他还穿着衬衫，缠着绷带。他们边呼叫增援边按着他，防止他胡乱挣扎。“他力气大得像一头要出去撒尿的公牛。”她听到卫生员气喘吁吁地说。“快点儿，护士。”费洛斯说。一条绷带已经脱落，透过鲜血，莎莉看到了枕叶和小脑。这个方头方脑的壮实男孩儿抬头看向莎莉，眼神像一头发疯的公牛。两个卫生员虽然按住了他的双臂，但是他们坚持不了多久。莎莉感到自己的动作慢得可憎。她拿起麻醉剂分配器和麻醉面罩，将氯仿倒在药垫上，避免离他备受摧残的脸孔太近，却又足够令他发疯的大脑麻木，让他陷入昏睡。她把药垫衬到麻醉面罩里时，氯仿甜而浓的气息充斥了整间手术室。站在她身旁的费洛斯急忙对一个卫生员说：“扶稳他。”又对莎莉说，“现在放面罩，放面罩。”

莎莉继续将氯仿滴到麻醉面罩上，在最初的几秒钟，她需要动用整个左臂的力量对准位置，以致忘记了剂量。这时伤员像孩子一般哼唧了一声，倒在手术台上，卫生员气喘吁吁地退到一边，然后离开了手术室，去运送更多伤员。莎莉轻轻拨开他的左眼皮，瞳孔已适当扩大，她对这种麻醉品心存感激。

这时，她把气道装置装进他的齿间。那是乡下孩子的牙齿，有些已经脱落，有些用汞齐补上了——他在埃及看过军队牙医。他的呼吸很不均匀，不过还能指望些什么呢？她移到伤员侧面，让费洛斯和弗洛伊德过来，然后把血压计袖套戴在他的手臂上，为它充气。她看到很低的舒张压，然后感受到他微弱的脉搏。她起身去拿体温计，费洛斯却迅速止住她：“不必麻烦了。”他担心伤员突然醒来，在莎莉给他的面罩滴入更多氯仿之前，让整间手术室陷入混乱之中。费洛斯为他做了手术，其间使用了牵开器——那个被弗洛伊德嘲笑的乏味工具，以及费洛斯从容指定的其他用具，弗洛伊德为他一一递了过去。莎莉只负责留意脉搏，虽然微弱，但还能够勉力维持。

她看到血压下降，大声说出了数字：九十、五十。她生怕这两个数值会越来越接近。费洛斯向卫生员大喊：“把手术台升高六英寸。”他们从角落里拿来几块六英寸高的木块，一个人抬起手术台末端。“轻一点儿。”费洛斯喊道，声音里透出对卫生员技术不佳的不满。你不能要求这些男人待在手术室和病房里，熟稔某件杂事——他们认为这是女人的工作。他们更愿意在船上搬运伤员或补给品。莎莉想起上次航行中的老伙伴威尔逊，惊异于他的勤勤恳恳，他看起来从未以和女人共事为耻。几个男人终于把木块支在了手术台末端底部，止住血液从千疮百孔的大脑倾泻而出之势。“负责清理的手术室助理护士把碎骨头收到了一个碗里，”费洛斯说，“护士，请你帮我把它拿过来。”

费洛斯准备取用其中合适的几块，最大限度地复原头骨。他再次让莎莉测血压——情况不容乐观，收缩压降至跟舒张压相同的水平，这是心室纤颤前一刻的死亡信号。

心室纤颤发生了，一阵战栗贯穿全身。“啊，糟了。”费洛斯轻声说，“船上没有肾上腺素，把他送走吧。”

这样的人要被送到一个用氨制冷的地方。到了那里，他将按埃及人的葬仪埋在其他因休克和大出血死去的人中间，直至那里被填满，而后大海再次成为一个选择。

挫败感没有延误手术室里的任何事情。卫生员用肥皂和水清洗手术台表面，然后麻利地擦干。下一个男孩儿立刻被送了进来。他是股骨粉碎性骨折，被送到莎莉面前时，从大腿到脚都包裹着用破布和木板钉成的夹板。虽然他的瞳孔已经在吗啡的作用下放大，但被放到手术台上时，他仍然号叫起来。他闻到了麻醉剂的味道，而且显然很害怕麻醉。和待在病房里的状态不同，被送到这儿时，男人们似乎会很焦躁。手术室助理护士握着他的手，费洛斯小声说：“给他唱歌，弗洛伊德护士。”她轻柔而有穿透力的女高音响起，这是此地最需要的声音。在歌声中，士兵屈服于麻醉，夹板被卸了下来，伤口的腐肉被切除和清理。那是一首基督教圣歌，由一位犹太女高音唱了出来：

他和我同行又和我谈心，

并对我说我属于他，

我们同在时情景真甘美，

没有别人能领会

……

可是，上帝也难以向这位股骨粉碎性骨折的伤者承诺，他未来可以在尘世中行走和说话。

“一下子就好。”莎莉在弗洛伊德神圣的歌声中对那个男人耳语，“忍着点儿，数到十。”她放下麻醉面罩，可以听到他在面罩下勇敢地数着数，盼望这些数字不要失信于他。数到六时他得到了解脱。弗洛伊德停下她的圣歌，站在她的器械台前。一个卫生员卸下夹板，手术室助理护士剪下敷料，扔到桶里。伤口有两处，一段骨头被子弹打断，又在腿上穿出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露出参差不齐的上端断处。

费洛斯首先处理的不是骨折，而是臀部附近的枪弹伤。他切除坏死和感染的组织，迅速找到那颗扁掉的子弹，扔到手术室助理护士的碗里。

“他一定在丛林里待过几天。”费洛斯仿佛在说给自己听。莎莉抬了一下头，看到他正把蛆虫从伤口里取出来，轻轻磕进一只碗里。“没有脓毒症。”他说着，又弯下腰，更近地端详伤口。弗洛伊德递给他无菌线缝合伤口。像每一个现代医生一样，费洛斯往伤口里插进一根橡皮管，用于排出有毒的脓液。

现在处理二次损伤的繁重工作开始了，他们要让那些在滩头、驳船、扫雷舰艇或者阿基米德号上出现的错位恢复过来。在费洛斯的指令下，巡回护士和一个卫生员拉着这个小伙子的脚踝，让费洛斯将他的腿骨上端从它穿出的伤口里慢慢移回接合处。接着，断骨造成的伤口被清理干净，碎片被剔了出去，伤口的缝合和包扎也完成了。费洛斯费尽口舌叮嘱卫生员用最慢的速度抬起伤员的腿，为他上牵引夹板——一种用来固定腿的金属板。真令人安心啊，有人预订了这种夹板，这时刚好派上用场。上好夹板的腿被放了下来，这个男孩儿注定要一辈子一瘸一拐地走路了。自始至终，伤员的舒张压和收缩压都在教科书上的正常范围内起伏，令莎莉很欣慰。脉搏也清晰稳定，同样令人欣喜。

下一个伤者镇定得多。他被射中了生殖器和大腿内侧，此时正在氯仿的作用下很配合地从一数到十，然后就关闭了意识的大门。子弹穿出了身体，但是有弹片残留。费洛斯认为，他中的是一种为人道主义者所不齿的爆裂弹。他看起来还不到为人父的年纪。费洛斯医治的时候，对他将来传宗接代的问题避而不谈。

他们说在船上不能做截肢术，不过有些伤员已经在岸上做过，创口已用老式的方法缝合，因为滩头急救站的医生相信伤口暴露在污浊的空气中会致命。当阿基米德号上伤员的发烧、皮肤发黑和流脓问题再也无法忽视时，他们又重新考虑起截肢术来。一个伤员膝盖以下的部位被岸上一位乐观的医生截去，而且伤口在没有引流的情况下被缝合了起来。现在缝合处又被切开，伤口的臭气弥漫在氯仿味的空气中。他现在需要一次更彻底的截肢术，这次是在膝盖以上。伤员的大腿上绑着止血带，费洛斯的柳叶刀果断地切开筋膜，刀锋经过股外侧肌、肌腱和股四头肌，不时感受到肌肉和肌腱的回弹。弗洛伊德紧紧夹住动脉和静脉，费洛斯将它们缝合起来，然后娴熟地打结。接下来是锯断，弗洛伊德把股四头肌从刀口处移开，费洛斯展示出屠夫般的精湛技术。最后只剩下平滑的末端，伤口被清理干净，并围着一根橡皮管缝合，接着被包扎起来。在锯断、结扎动脉、处理肌肉和组织的过程中，伤员的脉搏一直很稳定。这是个真正的外科医生！想象一下，如果换成马多克斯大夫，那个自信却笨拙的家伙会怎样！

土耳其军队和近海战舰的炮弹你来我往，阿基米德号上的人早已对船身的震颤习以为常。每当炮弹来袭时，费洛斯就抬起手中的器械，等到从水中传来的震动停止再继续。

手术室里无穷无尽的工作终于结束。她们中午没有休息片刻，直到午夜也没有。她们只有三小时的睡眠时间。在随后的几餐里——当她们终于有时间吃饭时，大家的话很少，食物上漫不经心地撒一点儿盐，辣酱油则动都没动。她们好像一群沉默寡言的修女。

接着，她们又睡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被一位乘务员叫醒——他是和平时代留在船上的，那时候阿基米德号还载着健全的人去健全的地方。他敲敲客舱的门，告诉她们茶水已经备好。岸上的军号声响起，更多的驳船，更多的扫雷舰艇正向这里驶来。

再次起锚时，阿基米德号上已经有近八百人——又是一批被弹药残害的人，不过这一次被更好地安置在排得密密麻麻的新病床上。这次有更多患痢疾和伤寒的士兵，船上匆忙安排出一个隔离病房。这次航行的时间很短，只有四五个小时。没有当班的护士被一阵咣当咣当的停船声惊醒。她们从船上看到阳光下荒芜的群山——这里是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德罗斯港，基尔南曾经讲述过这里的神话，不过莎莉已经忘记了。杀害男人的女人，受难的诸神，即便身临此地，这些故事也都变得索然无味。军用帐篷遍布港口两大海岬之间的山谷，医用帐篷则开始占据海岬一带。营地的褐色泥土上，漆成白色的石块有板有眼地铺出一条条道路。山上有橄榄园和甜橙园，海岸线之上有绿色的草地。群山看起来真实而不朽，而营地则仿佛一个庞大而短暂的错觉。最新指示是将情况危急的伤员送到这里，将有行走能力、情况稳定或是未受感染的伤员送到埃及。

护士和卫生员下了船，在码头和海滩漫步，从希腊老妇那里买甜橙，从小贩那里买香烟。救护车接收伤员时，阿基米德号的女人跟岛上的护士聊起来，这些护士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现在倒像是来自本地了。岛上的护士带着主人的骄傲感，从这片帆布帐篷和棚屋中向她们指出自己的医院所在，不过她们都同意，这里是一个让人很不踏实的地方。“只有那么多水，”她们说，“你必须选择是用来刷洗还是用来沏茶。”她们住在以岛上的泥土为地板的帐篷里，跟毒蛇和鼹鼠共处一室，“愚蠢透顶，”她们后悔先前对此地表现出的骄傲之情，“我们什么都没有。床都是从埃及买来的假冒伪劣货，到处是恶心的苍蝇和粗鲁的卫生员。”

在穆德罗斯港的那个白天，女人们沾血的衣服都被送到一名希腊乘务员那里，用一口大锅炉消毒。她们喝到了牛肉汤，里面有货真价实的牛肉。莎莉看着姐姐的头低向盘子，那专注认真的样子唤起了莎莉心中对她的爱。她们还没吃完，过道里的一番对话就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她们听到费洛斯上尉和胡克斯中尉的声音，对话的开头莎莉感觉几天前就听到过。

费洛斯说：“好伙计……”

胡克斯说：“不行，我做不来。我从来没处理过这样的局面。光线那么差，船一直在颤抖，伤口一塌糊涂，我在这种环境下切断了一条股动脉。这已经糟透了，更糟的是护士们都知道了。”

他重复道：“我切了一条股动脉，明白吗？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我扔在这里吧，我可以在病房工作。”

费洛斯说：“你是担心被护士看见，还是担心犯错？医生总是人们的灾星，红毛儿，同时也是人们的救主。过去的几天里你救了多少人的性命？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胡克斯说：“我跟你说过，我做不下去了。我已经精疲力竭，汗水都流光了。我才不在乎中弹，要么让我上岸，要么我就去亚历山大。我会找一份工作，什么工作都行，在那边的医院里。别拦着我，费洛斯，你是个好人。”

费洛斯说：“我不同意，上校也不会同意。”

胡克斯说：“那你们就会发现我像巴克罗夫特·波克一样把自己吊死了。”

费洛斯说：“巴克罗夫特·波克？”

胡克斯说：“那个牧场主诗人，他用自己的鞭子上吊自杀，而且他跟我不同，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胡克斯的声音带着哭腔，喝汤的护士们没有一个瞧不起他。她们自己心中也有些东西在呐喊着要逃离。

费洛斯说：“我能怎么办？上校想要三个手术室同时运行。”

胡克斯说：“即便其中一个派不上用场？即便那是一个杀人的手术室？”

费洛斯说：“我这里也有人死在手术台上。”

胡克斯说：“我保证，如果你再让我去手术室，我就了结自己。你们都在逼我做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

娜奥米环视着一起用餐的人，喃喃低语——不是对她们，而像是对着弥漫在船上的权威气氛，她恳求他们放过胡克斯。

两个男人穿过过道，费洛斯一路低语，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争论已经被所有人听到了。

“对，”奥诺拉说，“让那个可怜的家伙走吧。有些医生根本不会感到内疚，但他会。”

她像有了惊人发现一般宣布：“我们可以在亚历找一个新的外科医生。”

“在亚历山大。”莎莉说——为了向基尔南致敬。

胡克斯陷入抑郁之中。费洛斯把他从船舱送到有行动能力的军官的病房，那里曾是阿基米德号上一间雅致的酒馆。费洛斯还派了一名年轻的卫生员为他陪床，以免他醒来后需要人按住。他多年做乡村医生的经验此时已然失效。在乡下，医生总是受人尊敬的，他们只要待人和气一点儿，治好过几个病人，美名就会在那一带传颂开。公园和医院的病房都会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对胡克斯来说，这真真切切的未来现在已经化为乌有了吗？

奈提斯在这个病房值班，她很少用语言发号施令，常常用点头代替。她似乎相信一个道理——自己眼里能看到的活儿，别的护士也能看到。她看起来有些刻薄（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只用点头来管理她的病房。这个小怨妇，她才多大年纪？二十七岁？四十七岁？

这里更像一间普通医院的病房，莎莉过来换班时这样想。最起码这里像一间有条理的病房的样子。受轻伤的伤员都已包扎妥当，看起来只需要按时换药。吗啡也不像在拥挤不堪的船中和船尾那样被疯狂使用。一些年轻人用过药，静静地躺在那里，或是把苍白而迷茫的面孔微微转向她。其他人坐在病床一侧，穿着在开罗裁缝那里定做的军装的残骸，他们曾经穿着那身军装出入于开罗的灯红酒绿之所。他们一边抽着土耳其香烟，一边闲聊。许多人都很快活，因为知道自己可以躲过炼狱，虽然嘴上不会这样说。有手部中弹的伤员，组织和骨骼被枪弹巧妙地损伤了，他们和心脏中弹的伤员一样，再也无法使用武器。一个失明的中尉眼睛上缠着绷带，伤员们告诉莎莉：“看好那个人，护士，他是个浑小子。”

被如此称呼的年轻人竖起耳朵，朝着奈提斯走来的方向说：“小心点儿，兄弟们，那个女魔头来了。”

在这间半苦半乐的病房外面有一扇锁住的门，通往曾经的图书馆，现在的伤寒病房。在那间病房工作的护士回到食堂、客舱或其他病房之前需要洗消毒浴。

当阿基米德号开始一路鸣笛，混在其他鸣笛和抗议的船只中，再次驶入亚历山大东部港湾时，胡克斯医生被吵醒了。莎莉看到他动了一下，于是向他走来。他抬头看着莎莉，下半张脸做出一个扭曲的古怪表情。他会流泪吗？莎莉思忖。

“长官，你感觉怎么样？”她问他。

“你是哪一个？杜伦斯家的哪一个？”

他用干哑的喉咙吞咽着，开始轻轻抽泣：“很高兴你在这里。第一次他们一股脑涌上船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也在甲板上。我知道那时候你也很害怕。”

“那是我姐姐，”她告诉胡克斯，“那次跟你在一起的是我姐姐，不过我要是在那里，肯定也很害怕。”

胡克斯努力端详，想看清这个不同的杜伦斯，但他无法集中视线。

“你也会害怕的，是的。”

他又开始哭泣。是时候再用些为他开的缬草了。她用最隐蔽的眼神和手势向一个邋遢的卫生员示意：在她取药的时候看好胡克斯。

值班时间结束时，娜奥米到这里来替换她——因为距离这些军官被带上岸还有几个小时。在娜奥米洁白的胸襟上别着的不是一般的护士表，而是埃利斯·霍伊尔那块镀金的怀表。姐妹两人没有多少话可说。

“还好吗？”

“还好，你去吃饭吧。”

埃利斯·霍伊尔的表不比她们父母买给娜奥米的那一块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却比任何计时工具都要巨大。该不该提起这个呢？关于这块表，莎莉什么也没有问，但她知道，姐姐内心的壁垒已经完全塌陷。娜奥米正坐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中，她卸下了防卫——一个从乡下来到城市的优雅女孩儿的防卫。她保不准会跟胡克斯中尉一样陷入躁狂，因为她相信自己和他身上都有一种笨拙的底色。

姐妹对话

杜伦斯姐妹有一种天赋，无须言语就能让可能接近她们的人望而却步。在一座满是军官的棕榈园中，任何靠近她们的人都会猛然看到她们专注于彼此的样子，感受到她们的冷淡。显然，她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见其他人，不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交际圈，也不是为了解答那些年轻人关于战争的疑问——他们多半不会被派到加利波利增援，也不会被送去西奈半岛面对土耳其人。姐妹两人穿着制服——胸前别着回力镖胸章，肩章上刻着国名。下船走到聚集着待客马车的防波堤一带时，两人都已经下意识地带上了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

城中的这座棕榈园是军官们的社交场所——如果一个女孩儿期望如此的话。里面甚至有人穿着苏格兰短裙，还有一个偶尔过来的法国人用手臂夹着平顶小圆帽。很少有护士迎合这些人的交际期望，而杜伦斯姐妹表现得尤其漠然。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两人轻松营造出的私人空间里，莎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这里喝茶聊天是娜奥米的主意。莎莉不知道娜奥米把她带来，是否是出于姐姐的义务，认为姐妹俩应该时不时聚一下，喝喝茶。娜奥米的双眼一直盯着穿晚礼服、戴塔布什帽的乐手，他们的音乐像喷泉的水流一样舒缓。娜奥米等待一曲终结——那是一首施特劳斯风格的圆舞曲——好像不听着它袅袅收场就会很无礼似的。

接着，当乐手们放下乐器，开始活动筋骨时，她把脸转了过来：“莎儿，你看起来很疲惫。”

莎莉本可以说同样的话，但这不是一场竞赛。“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她说。

“几个军官邀请我们阿基米德号上的人去吃晚餐，我忘了那家餐厅的名字，不过汽车8点钟会来接我们。”

“我想我还是待在船上吃炖菜吧。”莎莉说。

“主要是为了散散心，”娜奥米说，“如果我都觉得需要散散心了，那么想必你也需要吧。”

“嗯，好吧，可是你真的认为去餐馆吃顿饭就可以帮助我们应付下一批登船的伤员吗？”

“可能不行，不过那不是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是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棒极了，也就一两个小时。我决定要去了，我不介意出去散散心。你更严肃，莎儿，就像爸爸一样。你更需要这个。”

她们在穿着挺括上衣和阿拉伯长袍的年轻侍者那里点好了茶。茶水很快被送了上来。莎莉感觉很奇怪，载着糕点的手推车、轻声细语的礼貌侍者、戴着塔布什帽的乐手——战前她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但她和娜奥米表现得像对阿基米德号一样习以为常。汽车将在8点到来，接护士们去享用晚餐，不是喝茶，而是享用晚餐——喝茶是这个下午的严肃仪式。先去滨海大道享用晚餐，然后沿着地中海散步，看看有没有哪个穿军装的男人值得交谈。对男人们而言，这是在异国度过的一个美妙夜晚，为了这样的夜晚，他们甚至甘愿被送到加利波利，献出他们的脑子、四肢和心脏。不过，莎莉仍然不明白这几个小时怎么能使她振作起来。

“我想我还是吃炖菜吧。”她重申。

“随你吧。”

乐队又摆好姿势，开始演奏一首伤感的苏格兰歌曲，大概是《我唯一的小姑娘》那一类。

“这次出海你在手术室？”娜奥米明知故问，“做麻醉？”

“我们的第一个病人死于休克，”莎莉说，“但是这毫不影响费洛斯和弗洛伊德继续做事。很奇怪，他们都能安之若素，可是那个红头发的中尉胡克斯却受不了。”

“我不认为那个可怜的家伙应该因此受到轻蔑。”

“不过他犯的是个很基础的错误，切了股动脉。”

“那些伤口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又不像教科书插图里的那样。”

两人各舀了一勺蛋糕。

“我想让你知道，”娜奥米接着说，“我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第一晚是一个意外。”

“我们都感到很意外。”莎莉对她说。

“对，大家都跟往常不同，不过这已经不是观光游览了，对吗？我是说，你跟一个军人围着金字塔转了一圈，结果后半生就要一直带着他的表了。”

“你没必要一直带着它，”莎莉说，“现在它在哪儿？”

“在我包里。说不清为什么，我总是给它上发条。我想如果我对他了解得更多，可能更容易摆脱这只表。我也不想这样一直拿着他的东西，我通常不会这样为人处世。你知道那个故事，一个人的表变得像他的心……”

“爱伦·坡？尸体藏在地板下面？”[24]

“没错，那尸体……如果让这只表一直走，我就感觉他没有死。那是爸爸的书，对不对？那个尸体和钟表的故事？”

“对，亚当·林赛·戈登和爱伦·坡，这是他最爱的两个作家，《圣经》不过是装装门面。”

“品位不错。”娜奥米说，“仔细想想，他一直不让我们去挤奶棚，记得吗？他用超出他承受能力的钱雇人来挤奶，只是为了让我们不必进挤奶棚。每次看到索利或者库尔撒德家的人来为他挤奶，我都把头扭到一边。”

娜奥米摘下灰色手套，右手伸过来握住莎莉的手腕：“我找你喝下午茶，是有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你一定会理解我的想法。”

莎莉全身都紧绷起来，等待着这个难以捉摸的请求。

“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吗？不要说你当然会，因为你是我妹妹，这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吗？”

两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她们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如果没有阿基米德号，日后也不会想到。

她知道，是娜奥米手拿吗啡，担起了让母亲安息的重担。莎莉没能对娜奥米说出那声谢谢，因为她觉得这声谢谢会让天都塌下来。现在娜奥米索求的是比感谢更加低微的东西。

“我心里很清楚，”娜奥米说，“我不该把你丢在农场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想跑出去，为什么一个人会那么讨厌给予她所有爱和善意的地方。这是人格的巨大缺陷。”

“不是，”莎莉说，“或者说，我也有这种缺陷。”

“不管怎么说，你留在了那里。我没有给你选择的余地。现在如果你想让我走远一点儿，你就说吧。在经历过阿基米德号上的种种之后，人也许会变得睿智。阿基米德号好像一架望远镜，让你以正确的比例看到远处的东西。我对你做的事很虚伪，我知道这一点，但不能，或者不想停下来。这让你有足够的理由不做我的朋友。”

她们听了一会儿下午茶的音乐，琴弓摩擦琴弦的甜美声音仿佛在模仿人的对话。

“我想要的是，”娜奥米更进一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说话。你不必像喜欢弗洛伊德或奥诺拉那样喜欢我，只要像一般朋友那样……如果我们不得不住同一间客舱，但愿这不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像女人跟女人那样聊天，我就很高兴了。我希望你能想象一下这种情形。”

莎莉怀疑娜奥米说的能否实现。在如此巨大的爱与恐惧之间，真的能有如此简单、自在和轻描淡写的友谊吗？但是她还没有准备好接过这个沉重的话题。

她说：“先说一点，我确实对你一走了之有些生气，但是我也很自豪，有这样一个时尚又漂亮的姐姐。”

“别说这些荒唐话，所有女孩儿都这么说。”

“我们现在要争论这个问题吗？这个房间里的男人们对此似乎也没有异议。不过我得提醒你，我是个冷漠的家伙，有一颗冰冷的心。”

“我也一样，”娜奥米有些激动地说，好像在跟她比较胎记，“我们这样的人不容易交上朋友。埃利斯·霍伊尔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我。我们冰冷的内心是与生俱来的，但并不是爸爸和妈妈的错。”

莎莉摇摇头，表示赞同：“我也不会责怪他们。”

娜奥米仍然握着她的手，莎莉体会着肌肤相触的感觉。

“我不会跟人热火朝天地说话，这是问题所在。”

“对，”娜奥米说，“我羡慕有这种才能的人。”

“我也是。”莎莉说。

“可是我们的友谊也许可以超越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聊一些更切身的话题，甚至秘密。”

她正准备抛出最重大的那个话题吗？莎莉心想。

手推车载着糕点过来，两人各自又取了一份法式甜馅饼，上面覆着一层奶油。

“我跟你讲过埃利斯和他那只该死的怀表，”娜奥米的话里透着一点儿骄傲，“我跟你讲了很多一年前不会讲的东西。”

“是的。”莎莉说。这时候，乐队奏起了《特拉利的玫瑰》，她那只被深情握住的手反过来握住了娜奥米的手。附近桌子边的四个苏格兰禁卫军军官说起某个不在场战友的蠢事，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阿基米德号的女人们到圣心去探望了凯拉丹和她的丈夫。中尉的伤渐渐好转，但他还没有准备好被送到英国医院。她们发现，除了安置中尉这样的长期病人的病房以外，这里总有一部分处在混乱之中。她们去博里瓦日酒店茂盛的棕榈园中喝茶，埃及的管弦乐队奏着甜美的英国情歌、摇篮曲和小调。她们有时会遇到一两个在运兵船上工作的澳大利亚或者英国女孩儿——她们的人数远少于卫生员。在这些运兵船上，年轻男人们唱着欢快的歌，一路开赴那座名叫加利波利的荒芜乱石堆，吞下他们的恐惧，而回来的时候……唉，那时他们就什么都明白了。

黑船

上级决定让她们在豪华的博里瓦日酒店待整整两天。莎莉和奥诺拉住在同一个房间，因为她不必那么刻板地维护与姐姐的友谊。据说在她们下船的日子里，阿基米德号会在某方面做些整修，不过“某方面”不知究竟是哪方面。纯粹由于运气好，莎莉和奥诺拉分到了一间军官级的房间，有一个临海的阳台。此时正当初夏，空气清新，早餐时间可以见到壮丽的朝阳从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升起。有各种各样的消遣方式可供选择，让她们眼花缭乱：可以骑马沿海岸散心；可以去植物园野餐；可以陪一位英国教官游览古迹，让她们这些乡下人大开眼界；还可以穿着红十字会提供的泳衣参加泳池派对；此外还有下午茶舞会，她们现在已经如此习惯，如此驾轻就熟。

如奥诺拉早餐时所说，谁知道何时才能再有机会让一个来自牛津或剑桥的人带他们游览亚历山大的古迹？奥诺拉说，那些历史日期掠过耳畔，就好像许多树叶从枝上纷纷落下，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乘马车游览，大约有十二个女人和六十个军人。“你可以看出谁是去过加利波利的。”弗洛伊德说，“他们会露出奇怪的谨慎目光，而且说话没那么吵闹，没那么自以为是，更没有半点儿假期中的男孩儿的样子。”

到了停泊着阿基米德号的东部港湾附近，所有人都在布鲁却姆遗址下了马车，然后被带到西边不远处的萨拉皮斯神庙残柱边。在这里，负责导游的瘦削教官让他们想象这座曾装饰着大理石浮雕的神庙接受信众朝拜时的雄姿，想象昔年来自突尼斯或苏丹的商人是怎样在神庙的阴影中做买卖的。接着，他们又坐马车来到亚历山大陵墓、托勒密陵墓和波塞冬神庙，这一带曾经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商人和水手云集的地方。

东边的庞培柱是这快乐一日的收尾。在一座罗马剧院残柱一侧的小丘上，庞培柱和侍立两旁的狮身人面像巍然屹立。莎莉感到一种旅游者的羞耻，一个人竟然这么快就对历史和各种古老的建筑感到厌倦了。观光团在一座教官称为科林斯式的石柱附近集合。“这是为纪念帮助这座城市度过饥荒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而建的，不知为何却被冠上了罗马将军庞培的名字。”教官向他们介绍。他们有了一点儿时间，得以在这座山丘上转一转，细细端详两座狮身人面像，徒然想要体会那微茫的岁月和石头的重量。

一位军官走近护士们，问她们是不是真的来自阿基米德号，如果是，她们怎么看待阿基米德号成了黑船一事。

“黑船？”她们问。

“就是变成了运兵船，不再受保护。”

他看得出，她们对此一无所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别担心，”他说，“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

回到东部港湾时，她们看到埃及工人正悬挂在船侧，用黑漆涂掉所有的红十字。她们沿着防波堤向船走去，又看到舷门大敞着，从那里运上船的通常是成堆的物资，现在却是被缰绳控制住的骡子和马。士兵带着步枪和军械登上舷梯，已经登船的则背着步枪站在栏杆旁向下张望，占据着这艘护士们原本认为属于自己的轮船。

她们脱下外套，在食堂里喝茶，让在上午匆忙的古迹之旅中染上的气息散去。基尔南中士走进来，告诉她们上校想要在休息厅接见大家。她们立刻动身。走进休息厅时，上校似乎在对每一个人点头致意。费洛斯和一个替代胡克斯的新外科医生也站在那里，他们旁边站着米奇和另一个面无表情的新护士长。

所有人都坐了下来，上校告诉他们，由于军事上的需要，高层已经决定将阿基米德号暂时用作运兵船。他建议护士们留在岸上，直到这艘船的使命恢复。

奈提斯问了一个直击要害的问题：“以前的黑船上不是也有护士吗？”

“不是很多，”他说，“大概每艘船一两个，更多的是志愿兵。”

费洛斯上尉想要说话，等待着上校点头。

“你们有权离开这艘船，”他得到了许可，“有些话上校不方便说——在我看来，像这样骤然改变一艘船的身份是很鲁莽的。这一次航行，我们会用训练有素的卫生员代替你们。我听到一个军官说他们——他们是谁不重要——绝对不希望你们留在船上。我们先等等吧，看看这艘船之后的情况如何。”

由于上校和外科医生军阶较高，他们离开时，已熟悉军队规矩的护士们站了起来。接着，米奇让大家重新坐下。

“嘿，还是像往常一样荒唐。”她这样说，好像是为了使大家安心，“你们知道，一艘黑船是有可能被潜艇攻击的。”

“的确如此，”另一位护士长附和，好像生怕别人质疑米奇的话，“这一点必须考虑到。”

“上面的有识之士想让阿基米德号黑着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等这些马、骡子和士兵下去之后再白回来，载上伤员去穆德罗斯，然后去亚历山大。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你们一定不能加入。”

“可是你要去吗？”奥诺拉问她。

“我们情况不同，”米奇说，“我们需要指导卫生员，这点说起来让人很得意，他们害怕我们。可是对于剩下的你们来说，情况不一样。”

不过，在意料之中，大家的态度很快明朗起来。为了避免跟米奇有言语或目光的冲撞，她们都低下头，互相交换那同样坚定的眼神——她们全都决定要去。

她们等待了一整天。恩尼斯基林燧发枪团辎重队的全体人员和骡马都已上船。士兵们坐在甲板上聊天抽烟，用尖厉如斧头的口音吵架。他们的低吼和嘲弄中透着某种不满的情绪——他们一直很辛苦，而且知道之后只会越来越辛苦。这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咚咚的脚步声响彻医院所在的船舱层。一个士兵看见了护士们，他没有像其他遇到阿基米德号的船只上的那些士兵一样鼓掌或大声问好，而是粗鲁地大喊大叫起来：

“这里有一群歌舞队的小妞儿！”

基尔南走过去，把士兵们带到一边，告诉他们这艘船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是客人。这些士兵让基尔南滚蛋。此时此刻，阿基米德号的确属于他们。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被老成持重的长官带走了，免得妨碍这艘船发挥它的原始功能。临近黄昏，阿基米德号只是鸣了几声汽笛，就从港口启程了。就连澳大利亚喜鹊号离开麦克利时，仪式都比它的更隆重。

费洛斯医生穿过医院的船舱层，这里已经恢复了平静。“货舱里到处都是马，”他说，“他们昨晚在那儿建了畜栏，把它们都运上来了。我们的医疗用品怎么能跟粪便放在一起？”护士们走下去，看见一列列骡子和马，还喂了它们一点儿糖吃。她们看到许多运货马车和与肩同高的绿色军火箱，上面根据作战需要标着神秘的数字。穿着卡其布衬衫的年轻马夫盯着护士们，眼中露出在城镇和街头难以见到的那种毫无掩饰的欲望。

在游步甲板上，基尔南中士和几个卫生员正在内侧扶手和船栏杆之间系绳子，以使士兵远离右舷甲板。绳子系好之后，卫生员们靠在墙上抽烟或卷烟卷，茫然地望着海雾。

“你是个好小伙儿。”奥诺拉对基尔南大声说，有点儿调侃的意思。

她们一起走过去之后，莉欧也小声说：“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贵格会教徒。”

“圣母啊，”奥诺拉说，“我能想象有一两个姑娘正在为他而颤抖[25]。”

莎莉会记得这个海雾弥漫的傍晚，连阿基米德号自身也被笼罩在这种不确定的气氛之中。她日后将会回忆起，这一天，大家过得好像察觉到前方有万丈悬崖的马，想要避开危险，却不相信骑手拥有同样的智慧。

两艘驱逐舰出现在阿基米德号两侧。当然，有这样的海军阵势并不是因为她们。这两艘船要和阿基米德号在同一个地方靠岸吗？

莎莉听到爱尔兰人在艉甲板做肢体训练，一名军士督促他们再用点儿力。护士们在这里待得很不自在，整晚都窝在客舱和休息室里。爱尔兰士兵吵嚷着占据了医院船舱层的铺位。舱门都被封上了，避免内部的光泄露出去。莎莉的睡眠与往日不同，她醒来时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除非她看一眼那只刻着“成年留念，给宝贝女儿莎莉，1911年9月23日”的怀表。

第二天早上，在潮湿又不见天日的船舱里醒来，女人们的心情都很糟糕。

“啊，天哪！”弗洛伊德感叹道，好像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奥诺拉像一块温暖的面包，从自己的下铺床位滑出来，然后开始又轻又快地说出她那些神秘的祷告词。此刻，她们急需打开舱门，确认太阳已经升起，让呼啸了一整夜的海风灌进来。她们穿上白色护士服，走上甲板欣赏晨光。天色渐渐亮起来，海风让位于炎热的离岸风，它从埃及最肮脏的心脏地带刮来，吹起护士们的头巾，轻轻拍打她们的红色斗篷。

奥诺拉问：“你们真的相信在这片伟大海域的水下某处，有一个钢铁盒子装着会伤害我们的人吗？我可能会相信很多事情，但我不相信钢铁盒子里面装着人。”

她们在休息室里读书，玩尤克牌。明天，士兵待在船上的最后一晚过后，她们将忙于打扫和布置医院。到9点钟，焦躁不安的她们一起走上甲板。娜奥米说那两艘驱逐舰不见了，希望没有出什么事。

阿基米德号的沉没

正当护士们站在甲板上的时候，船身摇摆起来，虽然说不上多么惊心动魄，但也令人不免忐忑。甲板上的几个卫生员一个踉跄，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惊疑地望着彼此，直到船恢复稳定后才将烟送回唇边。

“老天爷，”奥诺拉对大家说，“我们在急转弯。”

“这是为了把这个钢铁盒子里的那些家伙甩下去，奥诺拉。”弗洛伊德眯起她的大眼睛，冲着发亮的地平线开玩笑。

她们可以看到利姆诺斯岛了——如今这座岛已经褪去了神话的光环，变得和其他岛屿一样索然无味。从陆地吹来的热风渐渐消散，空气又变得凛冽起来，她们再次进入了真正的大海。阳光潜入海中，四处流散，又在水下更深的某处聚合成一颗宝石，令人无法移开目光。这幅景象带给了莎莉短暂的欢愉。

那个早上，大家一直待在甲板上。费洛斯上尉没有手术要做，也军装严整、一脸肃然地出现在上面。他向大家打招呼：“女士们好！”但他点头的方向是——或者说大家认为是——莉欧诺拉。

“这些爱尔兰人没完没了地向我敬礼。”他说起那些不速之客，“我不习惯卫生员向我敬礼，护士们也从来不会向我敬礼。”

大家咯咯笑起来。费洛斯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人，很难回应他的玩笑。他用手指敲了敲帽子，向前走去。

“哦，好吧。”年轻的莉欧诺拉说道，这番对话——如果能称之为对话——似乎让她很开心。她向大家点点头，然后回到下面。

弗洛伊德重新提起那个老问题：“你们觉得他们有没有做过？你们明白我的意思，费洛斯和莉欧。”

这个问题并没有透出恶毒的气息，她表现出纯粹的好奇心。

“没有，”奈提斯说，“你也不该问。”

弗洛伊德说：“作为医生，他们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我的意思是，不伤害到女孩子。”

“可是道德上的伤害呢？”奈提斯冷冷地问。

没有人问过弗洛伊德，她有没有这类经验，可是她们都猜测她有，并暗暗赞赏她的前卫，也鄙夷她的放荡。

“嗨！”奥诺拉说，“有没有做过，有没有伤风败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为这个男人痴狂。”

“他们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呢？”娜奥米突然提出一个迟来的挑战。

“啊，圣母在上。”奥诺拉低声说，“就连循道宗都支持跳吉格舞了。”

奥诺拉、弗洛伊德、奈提斯和杜伦斯姐妹决定避开这个话题，一起去最上层甲板看海。她们登上甲板梯，完全暴露在天空之下，俯视着那些谜一般的装备、绞盘和管道，以及震动不止的引擎罩和漆成深色的栅栏。两座巨大的烟囱分外显眼，而上面的红十字则同样遭到埃及油漆匠的涂抹，隐没在一层白漆之下。海面看起来更加碧绿，更加辽阔。就在这时，所有人猛然望见，她们下一刻的命运像一条鱼一样径直游过来，可以隐约听到它拍打水面的声音。

“瞧它游得多直啊。”奥诺拉发出一声愚蠢的赞美。

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巨响，整艘船剧烈震颤起来，要不是她们年轻，恐怕已经撞断了腿。

“救生衣！”奥诺拉轻声说。她们的救生衣在自己的船舱里。“快来。”她说。

她们溜下甲板梯。在前面的主甲板，她们看到士兵探身出去，想搞明白阿基米德号的船侧发生了什么。到了下面，她们跑过几乎没有一个士兵的医院船舱层，回到自己的住宿区，拿起救生衣，冷静地套上。莎莉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的好奇心，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表现出急迫的样子，她们有序地走回通向上层的甲板梯。半路上，娜奥米走近莎莉，告诉她救生衣系得不对。“我觉得应该绕两圈。”娜奥米带着一种奇异的兴奋，边说边帮莎莉调整。

当她们再次回到甲板上时，她们发现，船身已经略微向侧面和前方倾斜。在莎莉看来，情况似乎不会变得更加危险。船头的军官、水手和士兵混杂在一起，他们似乎持同一个信念：阿基米德号只不过小小地颠簸了一下。一个军官吹起雾号，对大家说：“女士们，请到船头来，谢谢。不必着急，不必着急。”

米奇退后一步，引导护士们朝那边走去。经过她的时候，莎莉马上感觉到，海水——现在已经是个严重的问题了——令米奇感到恐惧。她面色苍白，勉力支撑着。基尔南和他手下的卫生员抬着担架，快速向混乱的人群跑去。他们猛跑的样子给被他们推到一边的士兵增添了一份焦虑。前面的一个舱口已经被鱼雷炸开，有几个男人被钢铁碎片击伤。米奇看到抬担架的人从面前经过，于是追上护士们，面向大家。

“快，”她说，“两个护士跟我来，我们得去照顾他们。”

一个留着英国国王一样的大胡子的长官说：“不，他们有人照顾。你们现在必须去坐前面的二号船。”

米奇叫上卡拉·弗洛伊德和奈提斯，从他的身边匆匆跑了过去。莎莉试图跟上她们。

米奇转过身对她大吼：“回去！”这是在海上的这么多日子里米奇第一次发怒。某个人吹起了军号，但那不是得胜的号声。接着，船长让船上的汽笛无休无止地响起来。基尔南中士回来了，他和那个长得像乔治五世的军官开始催促女人们走过向一端倾斜的甲板，在这样的甲板上走路时，你不得不弯起一条腿，伸长另一条腿。

奥诺拉在恐慌中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莎莉，抓住你朋友的手，看在上帝的分上。”

“娜奥米！”莎莉呼喊。娜奥米也向她喊：“我在这儿，在你后面！我们得把头巾摘下来。”护士们把头巾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舱壁旁边。她们似乎仍然确信那件莎莉已经开始怀疑的事——等这场小风波结束，她们会再来拿回头巾。

米奇、弗洛伊德和奈提斯被卫生员赶回众人这边。“死了两个，”卡拉·弗洛伊德说，“其他人在担架上，绑了止血带。”

“我们应该脱下裙子。”奈提斯喊道，她立刻干净利落地脱下了自己的裙子。其他人也开始脱，最后下身都只剩下内裤。假如现在有欢闹的时间，假如甲板是平的，这幅景象一定会让燧发枪手们大为兴奋。一艘救生艇正在从上层甲板左摇右摆地降下来。由于船身和船头都倾斜着，现在她们还上不去救生艇，几个男人正在用钩子把船拖过来。莎莉搂住了奥诺拉的腰。

奥诺拉喃喃说道：“海水浴，我从来不明白它的魅力。”

“你是在说你不会游泳吗？”莎莉问。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奥诺拉为自己辩护。

未受伤的士兵涌上船头，沿着倾斜的甲板向船尾移动。他们的喊声就像足球场中球员的喧哗声一样无辜，不过现在，人声之外又加上了马嘶骡鸣。在他们下面很远的地方，某个勇者已经打开了关牲畜的双开门，想放它们一条生路。

“他们想让那些马跳进海里。”弗洛伊德说着，直勾勾地看着莎莉。米奇本人也脱掉了裙子，在拖着脚步走路的女孩儿中间露出她丰满的大腿，不过随后她又停下脚步，迎着浪花指挥抬着六副担架的卫生员们。她无助地望着甲板，寻觅可以安放伤员的位置，可是船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虽然还不至于翻船，但也很快就要出现滑稽漫画里的那种景象了。两个伤员哀号起来。

“女士们，快上船。不要逞能，不要犹豫，快上去！”乔治五世军官说。他手下的士兵已经把摇摇晃晃的救生艇用绳子拴在右舷的栏杆上，并打开了可移动的栏杆，以便登船。

四个担当划桨者的水手已经上了船，把船桨竖立在船上。护士们跨过船舷边缘，登上救生艇，表现出几分不情愿——只是为了告诉别人她们并不惊慌。最后，米奇决心加快速度，于是将娜奥米挤上救生艇，自己也扶着护士们伸出的手，踏上了救生艇。

“莎莉！”米奇呼喊道，她注意到莎莉仍在甲板上。

“我上这一艘。”莎莉喊着回答。第二艘救生艇正从上层甲板降下来。燧发枪手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军官们让他们排成队列，等着船尾的救生艇降下来接他们。护士们的第二艘船斜斜地系在围栏上，让人心里有些不踏实。军官急迫而不失温和地催促女人们上船。莎莉跨进倾斜的救生艇，坐在靠海的座位上。从这个角度，她可以看到下方米奇的那艘船里，姐姐一直皱着眉头。

莎莉的船里坐满了穿着救生衣的女人，所以格外拥挤。莎莉握着奥诺拉的手，她的双手已经紫得吓人。几个士兵也上了这艘船，一副愧疚的样子。危难让他们变得文明。系船的绳子被解开了，他们猛地荡向空中。女人们发出一声尖叫，丝毫没有之前的镇定。就这样，阿基米德号的女儿们在大海上摇晃着，一寸寸下降。

船尾的救生艇也在下降，不过速度很慢。莎莉看到士兵的队伍在长官的准许下散开了。服从和镇定已经不再是这一天的命令。升降装置似乎出现了问题，导致救生艇下降缓慢——船尾的翘起使放下那里的救生艇变得异常困难，所以此刻男人们被准许自求生路。士兵们挤在栏杆前观望船倾斜的趋势，然后扑通扑通地跃入救生艇周围的海面。水手们将橡皮筏从船头和船尾抛下。

莎莉的船正被缆索吊着降下，这边下坠的速度太快了。她沿着轮船边缘看过去，由于船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她姐姐的救生艇卡在了轮船更低处，摇摇荡荡，不时浸入水中，仅过了片刻，又砰的一声坠入大海。轮船的船头向下沉去，莎莉看到她的船就要重重地撞上她姐姐和米奇的船尾，除非现在把缆索松开，迅速划到一边。然而，粗重的缆索仍然连在阿基米德号上，她姐姐所在的那艘船在她们下面斜了起来，疯狂地摆荡。

莎莉仰头向操作绞盘的水手大喊：“停下！”

但是，她的救生艇还是撞上了娜奥米那艘的中部，并从横座板上擦了过去。莎莉和奥诺拉剧烈摇晃起来，她们可以听到下面的人的尖叫声。

这里就是莎莉的记忆改变或死亡的地方。救生艇的撞击声让她的大脑陷入麻木。莎莉和奥诺拉被抛了出来，头和肩膀最先没入水中，二人紧握的手分开了，在空中乱划。时间停止了，只有护士们的表仍然记录着时间的流动，直到没入咸咸的海水中。可是她们心中和头脑里的时间在此刻消失了，消失在这片无休无止、无始无终、令人窒息的大海里。她们在男人们响亮而虚弱的呼喊声中腾空而起，随后沉入隔绝声音的碧海。虽然身上套着救生衣，但莎莉却沉到了意想不到的深度。在她记忆中那个泥泞的麦克利，河水也给人这种感觉。这就是她跟其他乡下孩子不同，从来不愿意从树枝上跳入水中的原因。她没有像木塞子一样一下子浮起来，而是一寸寸痛苦地上升，把头伸出海面之后，她贪婪地大口呼吸。在水下几近窒息的时候，除了对空气的渴求外，她的心中还闪过一丝对奥诺拉的担忧。不过刚一接触空气和阳光，她就欣慰地看到她的好友穿着领口已经提到耳朵的暗褐色救生衣，在水中一上一下地漂浮着。莎莉可以听到奥诺拉近乎尖叫的喘息声——好像一个野餐时被坏小子推进海浪里的女孩儿。奥诺拉的头发湿漉漉地贴着头皮，不过在莎莉看来，喘息着的奥诺拉仿佛昭示着某种希望：这终究不过是一次冒险经历罢了。

“莎莉？”奥诺拉呼喊道，想要确认是不是她。奥诺拉看上去急需一个关于现状的解释。“我们没事了。”莎莉说。

“暗酒色的大海，妈的！”奥诺拉喊道。基尔南曾经告诉她，这是荷马对地中海的称谓。

莎莉不敢想象失去奥诺拉的悲伤，她知道自己必须主导。“靠近我！”她就像心里有底一样喊道。周围的护士都用尽力气扑腾着，就像丧失了曾经学过的所有游泳技能。莎莉面前是阿基米德号赤裸裸的钢铁船舷，再往前是半个露出水面的大洞，碧绿的海水滚滚涌入。大洞那因爆炸而参差不齐的上缘清晰可见。这艘船完好的样子只有上帝知晓，此刻唯余一片狼藉。她看到上下交错的两艘救生艇，感觉它们就要沉没了。娜奥米显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她正将米奇送入水中。米奇腰部以下全是血，仿佛赤裸着，让莎莉吓了一跳。米奇大张着嘴，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状况，不过娜奥米也随即滑进米奇身旁的海里。啊，对了，莎莉回想起，娜奥米是家里水性最好的人，小时候她总喜欢从舍伍德桥或树杈上跳进河里，那河水混着浮土和从阿米代尔的悬崖上冲下的沙砾，呈现出混浊的灰绿色。

莎莉看见船舷中央的门在水面几尺之上敞开着。癫狂的马儿用四蹄在尚未沉陷的钢板上乱蹬。里面的男人吼叫着，鞭打它们的后臀，让它们快跑。随着阿基米德号的倾斜，几头骡子狼狈地翻倒在地。两个护士和几个卫生员从歪着的甲板梯上大步走下来，稳住身体，从栏杆那边向海面张望。其中一个是奈提斯，她像一个在茶会上寻找熟面孔的女人一样四处乱瞥。奈提斯是怎样错过救生艇的？是她的选择还是意外？莎莉、奥诺拉和她们那艘破碎救生艇上的其他幸存者正向阿基米德号的船尾漂去，同时看到巨大的轮船尾部正渐渐升起。她们立刻看到，一些男人正从左舷低处最靠近幽暗水面的地方跳下来，另一些则似乎出于自己的选择，从左舷最高处的围栏上一边号叫一边向下跳。他们沿着轮船侧面滑下来。他们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船舷的铆钉不会划伤他们的皮肉吗？可是，男人们还是一个接一个飞蛾扑火般纵身跃下。

“那个大铁砣会把我们都卷到底下去的！”奥诺拉喊道。

莎莉看到娜奥米正用一只手游泳，就像传说中的亚马孙女战士，她的另一只手拽着米奇救生衣的领口。海面上到处是求救的呼喊声。一个一只手臂缠着绷带的士兵拖着另一个脸上没有皮肉的士兵。然而，护理和照看已经不再是米奇和娜奥米的工作。

一些救生艇似乎比她们的更加幸运，顺利地离开了，莎莉看到其中两艘在低垂却仍然可见的船头绕来绕去。阿基米德号的船尾高耸着，螺旋桨仍然在空中不停旋转，不知是被什么动力驱使着。

“到处都是橡皮筏！”莎莉对姐姐大喊。黑色的方底橡皮筏看起来颤颤巍巍的，每一艘上面都有一名水手或者一两个恩尼斯基林人。一个士兵跪在她们附近的一艘橡皮筏上，正将一个男孩儿往上拽。很快这艘橡皮筏就要开始下沉了。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对不对？”奥诺拉的语气很乐观，她又像一个参加泳池派对的女孩儿了。

是冷是暖，这个问题莎莉根本没有考虑。这件事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这片广阔的大海手中，它有绝对的权力左右自己的温度。

其他载人不多的橡皮筏在有节律的波涛中渐渐显现，但没有人能保证它们会停在那里，等待其他人艰难地游过去。不过还是有一艘靠了过来，一个士兵坐在上面。莎莉看到娜奥米冲它大声吼叫，像保护孩子一样全力支撑着米奇，并用空余的手臂抓住了橡皮筏侧面的绳索。莎莉一时忘记了奥诺拉，向姐姐身后游去，不过又突然想起了她，于是转身往回游。奥诺拉像许多人一样，模仿着游泳的动作，手臂夸张地抬起又落下，不断拍打着水面，她的勇气值得鼓励。娜奥米用双手把晕眩或者昏厥了的米奇绑在绳索上，然后自己一跃而上。她身手敏捷，用肩膀蓄力一撑，没有借助那些自顾不暇的士兵的帮助就上了橡皮筏。她的勇敢改变了这里的氛围，激发了大家的力量。米奇静静地漂在海面上，黑色的头发贴在冻得发紫的脸上，受到重创的下半身让她周围的水面漂起暗红色的血云。“啊！”米奇意识到莎莉来到了橡皮筏边，也感觉到上面娜奥米的关注。

“啊，别把我抬上去，”她恳求道，“让我漂着吧。”

没有吗啡可以给她，不过她说话的时候语气平和——“啊，别把我抬上去”，她本可以大喊大叫的。她的伤口里充满海水，骨骼也许已经碎裂。

莎莉用手臂勾住绳索，把奥诺拉拖近了一点儿，让她跟自己共用这一段绳索。娜奥米把米奇向上拖。虽然在水中不容易发力，但莎莉还是从水下托住米奇的腰，接着是她的臀部，把她往上送。奥诺拉也伸出一只手来帮忙，由于绳索带来的安全感，她从一个受惊的小姑娘变回了原来的自己，不过，主要的力气都是娜奥米出的，她浑身充满疯狂的能量。“啊！啊！”米奇不停地大喊，她终于被拖了上去，娜奥米让她仰面躺在橡皮筏上。从莎莉的位置已经看不到米奇了，只听到她语气平和地说：“一个女人家遇上这种事！”

莎莉依稀听到，娜奥米跟橡皮筏上的士兵商量后，将他的腰带绑在米奇的大腿上止血。米奇又发出一阵阵沙哑的痛呼，她的伤势绝对抵得上这么大的声音。

莎莉仍然待在水里，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拥有跃上橡皮筏的敏捷身手。奥诺拉在水里陪着她，两只手臂都勾在绳索上。她看起来似乎已经对汹涌的海水安之若素。又有几个男人奋力攀上橡皮筏侧面空余的绳索，对面看不见的位置也有。两三个人已经爬到了橡皮筏上，不过筏子仍然保持着平衡。橡皮筏上和水里的人用浓重的口音彼此呼喊，那是战争的幸存者才有的声音。“不要推。”奥诺拉对一个无意识地打着转的年轻人说，她已经找回了往日的自己。

莎莉的呼吸渐渐平复，她侧身面向阿基米德号。她的目光一与它接触，就再也无法挪开。它的船尾正从海水中升起，倾斜的甲板上仍然有士兵惊慌地跑来跑去。他们不愿意离开那块钢板，因为它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可怜的罗莎娜·奈提斯，她一定迷失在了橡皮筏和阿基米德号之间的风浪中。桅杆和烟囱一直在升高，看上去比原先更威严了。它们与海平面构成一个锐角，像是在耀武扬威，而非屈膝投降。

奥诺拉也一直看着它。

“那根桅杆会砸到他们的。”她喊道，因为随着船的倾斜，桅杆看上去会像一棵被锯断的大树一样倒下来。原先骡马跑出来的舷门已经快要没入水中，不过仍然有一匹小马驹勉强挤了出来。莎莉能听到那些因为恐惧或来不及而未能跳出来的动物的叫声，那声音听上去就像人类的哀号——一大群无法逃脱的动物的惨叫。还在船上的人现在不得不从船尾跳下去或者从船侧滑下去。她看到两个人跳到旋转的螺旋桨上，立刻被削成几段，血四处泼溅，形成一片血雾——整个过程在顷刻之间完成，令人不禁怀疑它是否真的发生了。她开始默默哭泣。这件事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也玷污了阿基米德号在她心中最后的善良形象。司炉已经淹死在灌入海水的船舱中，而发动机却仍在工作，驱使着懵懂无觉的螺旋桨。

“快一点儿！”橡皮筏上一位年长的中士说。他探出身子，手里握着一柄船桨——船桨本来是成对的，但另一柄丢失了。这已经是个无用的工具了，可他却像是唯一清醒的人：

“你们那边的人，划起来，划起来！”

“你自己划吧。”奥诺拉喊道。中士坐在橡皮筏扁平的一头，疯狂地划动着手里的东西，然而，哪怕他用尽力气，橡皮筏还是像有导航系统指引一样，一路漂向阿基米德号。巨大的金属轰鸣声从船里传来，与此同时，骡马揪心的嘶鸣声仍然继续着。一阵爆炸声冲出船壳，穿透海水，让莎莉背脊一颤，差点儿松开了抓住绳索的手。在震耳欲聋的声响衬托下，阿基米德号将船尾抬升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更多的摩擦、碎裂和撞击之声从船的内部传了出来。“老天爷！”一个漂在水中的士兵说，“锅炉马上就要爆炸了，大家注意！”

不过阿基米德号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下沉角度，并快速而顺畅地没入海中，在空中留下一片蒸汽和煤烟。“海浪！”持桨的中士喊道，“抓牢！”

橡皮筏的一角浸入海里，然后整个被漩涡吸引过去，那艘消失的轮船仿佛拽着每一个人的腿。此外还有一排海浪袭来，高高的浪头如同拍岸浪——那种能破坏海岸的巨浪。莎莉抓住奥诺拉的一只手臂。浪没有破，他们乘浪而上。一截木头砸过来，擦伤了莎莉的肩膀，不过又很快被冲走。浪头矮了下来，把他们抛到水面上，平稳地向更远处的阿基米德号弃儿们移动。

阿基米德号已经遗弃了他们，水面上到处是嘈杂的说话声，像在教堂里那样回荡，悲伤、恐惧、痛苦和绝望的号叫声此起彼伏。人们都在焦躁地表达意见，似乎有一千个人在同时说话。水里有这么多人吗？如此多的生命被抛出阿基米德号，焦头烂额地面对这片海洋。一头骡子从一旁游过，眼睛呆呆地盯着莎莉。它没能从她这儿得到援助，便继续向前游去。一个爱尔兰中士游了过来，他的臂章从救生衣腋下的部位露了出来。他是个棕黄色头发、性格爽朗的大块头，对这场灾难毫无防备，此刻正拖着另一个男人一起游过来。他用空余的那只手抓住橡皮筏的一条绳索，叹道：“谢天谢地。”他用宽厚的大手拖住一个士兵，那个士兵的额头下方赫然戳着一根钢钉。奥诺拉身边的一个男人说：“让他上去吧，中士，你的伙计情况不妙。”

陷入恐慌的恩尼斯基林燧发枪团还是让护士们感到畏惧——也许没必要，因为大海夺去了男人的所有大话。中士登上橡皮筏，把脸上插着钢钉的年轻人拖上来，放在米奇身边。“护士小姐。”中士彬彬有礼地向娜奥米致意。他们看到，附近有一艘救生艇竖立在水里，让莎莉十分眼红，不过它此刻已经成为许多游泳者的目标，他们之前被拖了上去，但救生艇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最后那些充满渴望地抓住救生艇边缘的人让它翻了过来，已经爬上去的人又被抛回大海。现在漂在水中的人本可以在水手、护士和士兵的大力帮助下，设法爬上去，但很少有人选择这样做。有的被这次翻船惊呆了，有的头部被救生艇砸中，正渐渐漂远。

在这里说话只能靠喊。和蔼可亲的中士大声告诉橡皮筏上的人不要重蹈覆辙。这艘小小橡皮筏的载重能力已经标在上面了，他们已达上限。“看看那艘翻了的救生艇，”中士俨然是大家默认的船长，他提高嗓门说，“我们的筏子载不了那么多人。不要假慈悲，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我们待会儿可以让水里的人上来轮换。”

攀在绳索上的奥诺拉开始祷告：“万福马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

中士说：“坚持住，姑娘。会有一艘轮船经过这里，把我们带到陆地上的。”

奥诺拉谈起她的信仰时，语调听起来好像很久以前她做裁缝生意时那样。“莎儿，你知道怎样做忏悔吗？”她问，“我们现在应该忏悔自己平生的罪过：‘上帝在上，我诚心悔过……’”

“谁又该为阿基米德号的沉没诚心悔过呢？”莎莉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怒火，她自己也无法解释。

一匹眼睛鼓鼓的马向这边游过来，这是他们用来拉大炮的那种马。它艰难地挣扎着，在水中起伏打转。马背上趴着一个人，她抓着马的鬃毛和缰绳，让马载她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她就是那个无趣的小奈提斯。她靠近之后，莎莉看到她湿漉漉的脸庞线条分明，不再像在埃及和阿基米德号病房里那样晦暗模糊。奈提斯半趴在马背上，用手死死抓住鬃毛，似乎没有看到大家。奥诺拉高喊：“嘿，奈提斯！像膏药一样贴在上面！”事实上，奈提斯在马上看起来比他们在筏子上更加稳当。她发紫的嘴唇紧闭着，在马上下起伏的间隙可以看到她下身穿着一条士兵穿的衬裤，不过看样子她尚能驾驭这匹受惊的困兽。虽然她们在呼唤她，但奈提斯看上去仍像要驾着马游过去的样子——不过这匹马赶不上漂流的橡皮筏了。它的四蹄在海水中奋力扑腾，却毫无用途。它又剧烈地挣扎起来，试图重新获得前进的力量，但只溅起了高高的水花。这山地的健儿发出无比凄厉的嘶鸣声，渐渐下沉。这声音如此可怕，奈提斯一惊之下跌入水中。她没有穿救生衣，在一片汪洋中更显得渺小如一块碎片。

“过来，奈提斯。”莎莉喊道。奈提斯麻利地游到橡皮筏边上，用一只手臂攀住那根奥诺拉和莎莉共用的绳索。现在，筏子上已经有八个人，还有大约十二个人挂在边缘。

“你受伤了吗？”莎莉问奈提斯，但奈提斯要先喘口气才能说话。

“我被卷到下面去了。”她说，她的嘴唇开始微微颤抖，“卷到非常深的地方，非常深的地方。”

她又停下来喘了口气，还没有从被卷进深海的经历中完全恢复过来。

“我是从你想象不到的深处上来的，马也在那里，从我下方冒了出来。它的鬃毛缠在了我的手上，它从下面跟我一起浮上来，然后把我带到了你们这里。它是上帝的使者。”

不远处，马仍在水中奋力挣扎着。

“省点儿力气吧，可怜的家伙！”奈提斯喊道。那匹马扑腾着远去，又回过头来，将它生命最后惊恐而无望的眼神留给了人们。它的脖子已经浸没在水中，鼻孔勉力维持在海面之上。它支撑到大约五十码之外，后腿垂了下去，身体向下沉，喉头发出咝咝的声音，直到窒息在水中。

“这是上帝的旨意，奈提斯。”奥诺拉用狂热的语气说。

然而奈提斯却为她的马哀号起来。此时莎莉听到的只有水吞噬生命的声音，别人空洞的呼号声似乎已经随着阿基米德号的劫难飘散而去。

她们在海水中待了不知多长时间。娜奥米变得异常安静，不时查看一下米奇的状况，奥诺拉则本能地闲聊着，似乎只有不停地说话才能不被大海吞噬，头上扎着钢钉的男孩儿开始痛苦地尖叫，不过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时不时就会有一个攀在绳索上的士兵或水手松开手漂走，好像是看到了附近有更好的出路。中士在他们身后大喊，但是无济于事，他的军衔对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

“那一大堆驱逐舰和运兵船都在哪里？”莎莉听到娜奥米问，“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随处都能看见它们。”

中士说：“它们可能不敢过来。U型潜艇[26]，你们都知道它的厉害。”

没有人试图用那个小木板划桨，他们要划去哪里呢？他们正在某条航线上，不是吗？他们正在这片到处都是航线的海上。

“耐心一点儿。”米奇清醒地说，“我们的筏子上有水吗，杜伦斯护士？”

“没有，护士长。”娜奥米回答。

米奇一定承受着难以负荷的剧痛，这疼痛想来足以令人疯狂。

“嗯，谁能预料到这种事……”

娜奥米俯身凑向橡皮筏边缘，对莎莉轻声说：“你上来，我下去。”

“还用不着，”莎莉撒谎说，“我好得很。”

她不想上去，是因为她不想面对米奇巨大的伤痛，并且束手无策。奥诺拉也给出了同样的答复：“我可不想把我的肥屁股露给全世界看。”

中士笑起来，但是笑声中没有淫秽的意味。另外一位最早登上救生筏的士兵则照顾着伤员，默不作声。

又过了一阵子，娜奥米再次凑近筏子边缘，悄悄告诉妹妹：米奇的骨盆完好，但是大腿保不住了。“两条腿都是开放性骨折，我用士兵的皮带给其中一条止血，另一条用的是我的衬衫。”

莎莉把额头抵在筏子的黑色橡皮边缘上。娜奥米开始把奈提斯往上拉，她没有救生衣，处境很危险。奈提斯身体很轻，而且动作意外地敏捷。中士没有帮忙，但并非出于敌意。在如此多的命令之后，他突然变得沉默起来，刚登上橡皮筏时的热切渐渐消退。随着惊慌和寒冷侵入他的身体，他失去了权威。

奈提斯登上筏子、从莎莉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莎莉感到海水突然变得寒冷起来。这种想法很荒唐，但是她感觉这个小女人上了筏子之后，把自己在深海中的冰冷感觉留在了她们所在的水里。在家乡冲浪的时候，她只需要对姐姐或者年轻的麦卡里斯特喊“水凉了！回屋吧！”，就能踏上金色的河岸，让温暖的蜜色阳光洒落在她颤抖的肩膀上。恍惚之中，她以为自己仍然可以这样做，可是奥诺拉冻得发青的嘴唇提醒她不可能，她知道自己的嘴唇也是这个样子。这时，一个攀在绳索上的士兵用嘶哑的声音唱了起来。

我赞美你，天堂的女王，海洋之星，

指引我们尘世的流浪者……

也许是因为忘了词，也许是因为没了力气，他停止了歌唱。

“感谢上帝，让那个蠢货闭上了嘴！”橡皮筏另一端的某个人喊道。

众所周知，恩尼斯基林燧发枪团来自分崩离析的爱尔兰——虽然大海愿意平等地容纳他们所有人。

莎莉无法从寒冷中挣脱出来，寒冷似乎就要侵占她的全身。感受到这一点，莎莉抑制不住地恐慌起来。她觉得受到了欺骗，初夏或仲夏的地中海竟然可以这么冷，远不是人们吹嘘的那般温暖。最好不要说话，虽然那些关于颤抖的无用字眼像喷嚏一样急于从她嘴唇中涌出。爬上筏子也没有用，她觉得那只会让她精疲力竭，而不会为她带来温暖。

“大家都在吗？”娜奥米大声问，然后优雅地扫视了一圈，俨然是这里的领袖。在莎莉看不到的另一端，有五个英俊的士兵和一名水手。她听到娜奥米的声音：“大家还能坚持吧？别垂头丧气的，伙计们！”

这是一句军队里常说的蠢话，在运兵船载他们前往“屠宰场”的路上，长官总是对他们说：别垂头丧气的。

起码有两个人回答了娜奥米：“护士小姐，我们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垂头丧气’这件事。”

这是苦中作乐的俏皮话。

“你会端着茶杯来参加的吧，护士小姐？还有，推移板游戏什么时候开始？”

这时，一只大约一码见方的铜箱子摇摇晃晃地漂过来，两个男人抓着焊在它两边类似把手的东西。这个箱子看起来随时会翻滚起来，却由于被两个穿救生衣的人抓着而保持着稳定。

抓着把手的两个人中，一个是基尔南中士，另一个是卫生员，莎莉见过，但是叫不出名字。他们两人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体，依靠彼此保持箱子的平衡。

奥诺拉向基尔南呼喊，似乎很高兴可以当面向他抱怨：“这跟你讲的可完全不一样，基尔南中士，那些希腊神仙都是骗人的。克利夫顿公园都没有这么冷！”

基尔南竟然微笑起来。“尽管生我的气好了，护士小姐，”他说，“能生气的人还保存着很多力气。”

他让这片海水变得没有那么冰冷刺骨，某种希望与他一起漂浮起来，暂时提升了海水的温度。

他问筏子上有谁，娜奥米告诉了他：“两个伤员，奈提斯护士，还有三个士兵。”

娜奥米——从莎莉在水中的位置看不太清楚——正在为基尔南清点橡皮筏上的人数。她此刻似乎停在了那个被钢钉刺伤的年轻人那里，检查他的状况。

“这个年轻人……他死了。”

他的长官猛然惊醒，用怀着敌意的声音质疑这个宣判：“你真的确定吗，小姐？”

“摸一下他的脉搏，”娜奥米说，“没有了。”

“噢，杰米！”中士亲自检验着，“噢，杰米！”

“把他放下去吧，”基尔南说，“这是我的建议。”

“对，”娜奥米说，“我先把他的救生衣脱下来。”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中士用悲伤的语调念诵，“‘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天杀的，他是我的侄子。”

“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做呢？”娜奥米问。

“放他走吧，”中士无可奈何地说，“放他走吧。”

她们可以感受到娜奥米，也许还有中士处理尸体造成的颠簸。娜奥米请中士帮她把尸体翻到橡皮筏的边缘。多么年轻的躯体——可是面孔却被甲板的钢钉戳得稀巴烂。娜奥米和中士的动作充满虔敬，这个人不应该被简简单单地抛弃。挂在筏子边的士兵中有人认识他，帮他慢慢降落到海里。在予人慰藉的几秒钟里，他竖直漂浮着，脸朝下，双臂张开。直到筏子漂出一段距离，他才抬起下身，摆出死亡的姿势，然后渐渐沉入海面之下，消失在人们的目光之中。娜奥米和基尔南又在讨论着什么，然而莎莉头脑中结成的寒冰令她无法领会别人的话。筏子另一侧，一个神志不清的男孩儿被抬上筏子，基尔南和他的卫生员扔掉他们的铜箱子，攀在橡皮筏的绳索上。

“帮他擦擦热吧，小姐。”他的一个朋友喊道，“我们跳船的时候他撞到了头。”

他们看到，或者毋宁说感受到娜奥米摩擦着那个男孩儿的上身。这时候，半昏迷的米奇轻轻哼唱着：“用我的牧鞭和毛毯将我裹起，将我深深埋葬……”

娜奥米忙前忙后，发号施令。她从橡皮筏侧边探出身子，说：“莎莉，我们换位置，现在。”

这是莎莉最渴望的，可是她语气激烈地说：“不，应该奥诺拉上去！”

“快上来，”娜奥米用有些暴躁的命令口吻说，“这不是茶会上的游戏。”

“我就一直待在这儿了。”奥诺拉睁着明亮的蓝绿色眼睛，紧紧抓着绳索，那绳索是她的马，是她的父母。

“奥诺拉。”莎莉坚持，于是，奥诺拉也被拉上筏子擦热；然而，随着一阵吱吱的声音，橡皮筏的两端像一本书一样，作势要合拢起来。娜奥米急忙滑进水里——她赤脚点了一下水，然后像筏子周围的每个人一样适应了海里的温度，没有喘息声，也没有对大海的恐惧。

“喂，大伙儿都清醒着吗？”她抖了抖头发上的水，然后问。让大家保持清醒成了她的责任。

橡皮筏四周响起疲惫而怪异的喊声：“醒着呢，护士。醒着呢，护士。”他们听起来就像在病房里那样，让莎莉恍如回到了钢板铸成的阿基米德号，回到了挤满病床的那一层层船舱，里面的伤员眼巴巴地等待着卫生员端来一托盘热可可。

在莎莉眼中，她的姐姐已经超越了肉体凡胎。娜奥米正和基尔南说话，莎莉却再也听不懂了。两人在筏子里四处巡视，查看大家的状况。米奇护士长又开始唱歌，这一次是优美的女低音：

他们不种土豆，不种大麦和小麦

他们拉帮结伙，在街上逐利又谋财

看到这一切，我宁愿……

当她的歌声从高峰渐归大海时，几个士兵用嘶哑的声音喝了声彩。

“啊，上帝。”她发出一声不太优美的悲吟。

基尔南此时已下了橡皮筏，看到莎莉的状况时，他皱了皱眉头。他伸出手臂，用只有在这里才用得上的力气，将她扶到紧紧贴着绳索的地方。“喂，别做白日梦，杜伦斯护士，海浪喜欢带走那些做白日梦的人。你自己清楚，你应该上去的。”

他在水中转过身，想看看娜奥米在不在附近，好跟她商量。毫无疑问，娜奥米是可以共同做决定的人。没过几秒钟——像是为了印证基尔南有关白日梦的格言，橡皮筏边的一名士兵松开了手。他头朝后仰，脸朝天，漂远了一点点。“你在做什么？”莎莉听到娜奥米对他大喊。

“我只是……”他喊道，“看！”

他半抬起一只手指，指着天空：“那儿还有一艘……”

“不！回来！”娜奥米大喊，但即使是她也无力把他挽救回来。

的确，远处还有几艘橡皮筏，不过都距他们几百米远。有一艘竖立在海里——不过太远了，还有一艘翻倒在水中——比前一艘还要远。

“除了这一艘没有其他船了，”基尔南喊道，“快回来！”

“不，那儿还有一艘。”他用疲惫而又振奋的语气喊道。

“快回来，厄尔尼！”他的一名战友喊道，可是海浪推着他，助他实现愿望。他在水中盘旋，面孔越来越远，上面带着平静的违令者的神情。他把头向后仰，把赤裸的双脚抬起来，摆出与大海妥协的姿态。

即便是亢奋状态下的基尔南，也明智地没有试图去追他。“上帝啊，”娜奥米说，“开始出状况了，对不对？”

她大声喊道：“我们都待在这里，没有别的船可去了，只有这一艘！”

没有人直接回应她，只有一些低低的牢骚声，表达着对她发号施令的不满。大家渴望着某些更加温暖和母性的东西。

米奇在筏子上迷乱地说：“我不知道我去了哪儿，不过回家的感觉真好。”

一艘灰色的大轮船出现在海面上，奥诺拉第一个看到了它。“北边！”她大呼，“对，北边！”

她向后仰了仰，肉体散发着寒气。她看到那艘船在海浪中显现出来。男人们开始大吼、尖叫、吹口哨，奥诺拉也喊叫起来。不过，那艘船正在开往那片恐怖的海岸，将更多的士兵运送过去。它忙于送人赴死，顾不上寻找生者。

“混账东西！”一个爱尔兰人大骂。

“说话干净点儿。”基尔南喊道，好像这里跟军营的规矩没什么不同。

“滚蛋！”爱尔兰人咆哮着回敬，“我为什么要听一个殖民地杂碎发号施令……”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

“请容我指出，”基尔南大声说，“是你们这群人想要我们来这里的，我们和土耳其人拼得头破血流，都是在帮你们帝国的忙。”

筏子上面和边缘又是一片哗然。

奈提斯靠在橡皮筏边缘，向娜奥米坦白：“我已经不行了。我先前沉得太深，喘不上气了。”

她像海豚一样滑入水中，娜奥米伸出手臂搂住了她，让奈提斯那一只冻得发青的小手握在绳索上。奈提斯委顿地靠在那里。

莎莉有些纳闷，为什么其他人看上去不像她一样冷。大家发着各种各样她可以理解的牢骚，有人说洋流将他们越送越远，有人咒骂着路过的轮船；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感到寒冷。娜奥米此时漂在水中，但是仿佛高出众人。她曾经一度失去了阿基米德号医护人员的权威，分诊时的懦弱令她心怀愧疚，埃利斯·霍伊尔的怀表又成了她的精神重负；然而现在，她不仅恢复了掌控能力，而且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成为最鼓舞人心的女孩儿和最能干的旅伴。莎莉感到欣喜，因为此情此景是她此刻最愿意看到的。这是一个神迹，是穿透寒冰的一缕光。

另一艘灰色轮船在北边出现，橡皮筏上的人又开始一边挥手，一边大叫、吹口哨。莎莉也加入其中，不过仅仅出于本能。

“斯莱特里护士，”基尔南在水中喊道，“上面有没有一个箱子，在筏子的某一头？”

“箱子？这里的确有一个，”奥诺拉说，“一个年轻人正用头靠着。让他挪开一点儿，对。你要的是这个箱子吗，基尔南先生？”

“把它打开。”基尔南说。

奥诺拉说箱子锁着，基尔南问谁有刀子。

奥诺拉问了一下此刻正沉默着的中士，他搞出了一把。奥诺拉对着箱子摆弄起来，发出笨拙的金属碰撞声。“我的手指不听使唤。”过了一会儿她又喊了一声，“天哪。”刀刃折断了。

“继续撬，”基尔南说，“里面可能有一个信号弹。”

莎莉可以听到奥诺拉用断刃撬动箱子的咔咔声，奥诺拉咕哝着：“上帝啊，如果你爱这个可怜的姑娘，帮我打开这个该死的东西吧。”

箱子打开了，她感到一阵惊奇。这是为天主教徒显现的神迹，周围的爱尔兰人都满怀敬畏。奥诺拉说：“啊，这里有一罐水，正好可以给米奇护士长喝。”

“我也想喝一小口。”筏子上的中士用干涩的声音说。

听到这个请求，莎莉发现自己也很渴。带着干渴和寒冰，她已经是一片冰冷的荒漠，没有活水可以拯救。她看到母亲出现在她身旁，在奥诺拉原先的位置，她对此并不惊讶。“生命是美好的。”母亲这样说，脸上却带着著名的杜伦斯式的愁眉，就好像在说，死亡也是美好的。对于自己做下的事，莎莉感到一种奇异的混着憎恶的骄傲——她收集了致死剂量的吗啡，就像那些老实本分的女孩儿采集……采集什么呢？亚麻、黑莓、桃子？是时候为“死亡是美好的”下注了，是时候去探视她的所作所为留下的深渊了，那深渊就在她的脚下，深不见底。

“这儿有一卷绷带和这个棒子。”奥诺拉继续报出箱子里的东西。

“那就是信号弹，”基尔南说，“握紧了，保持干燥。”

“可这里面的东西没有干的。”奥诺拉说。

基尔南重新措辞：“别把它弄湿透了。等再有一艘船出现，就把它递给我。别自己放，磷火会把你烧伤。”

“给我我也不会放。”奥诺拉回答。她的声音有些惶然，她似乎忘记了自己曾受过这部分教育。

“到时候你就上来，”娜奥米向基尔南建议，“不然你会把它掉进海里的。”

莎莉看到又一个士兵悄悄漂走，除了她以外，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或者说没有人有余力注意到。她看到他向远处漂去，她相信那是埃及的方向。

“这里谁有红手帕？”娜奥米大声问。

奥诺拉又在筏子上问了一遍，然后开始四处挪动，在大家的口袋里翻找。“我们有灰色的。”她说。

“把那个也用上！”基尔南说。

他的所说和所想总是跟娜奥米的如出一辙。

“我们马上就要得救了。”娜奥米对大家说。

吊在筏子边缘的人们正在呼喊着要一口水喝。娜奥米把水罐向筏子另一端传过去，根据喊叫和责骂声推断，水罐似乎只传了几个人就掉进了海里，沉下去一半，打捞起来时已经混进了盐水，没法再喝。四处响起了悲鸣和咒骂声。珍宝失落，这是最大的灾难。同时，太阳已低垂下来，光线也愈发暗淡。莎莉心想：即使在黑暗中，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寻路。她宽大仁慈的母亲说：“我们两个快要漂走了。”莎莉怀着欣喜，期盼这件事的发生。如此一来，她被绳索勒住的手臂的疼痛和内心的坚冰就可以消弭。

她原本只望见一艘船的顶部，可转瞬之间，海面上就出现了好几艘船。奥诺拉报告，有两艘大船和一艘更小更快的。“信号弹！”基尔南喊道。奥诺拉像传接力棒一样把它传过去，没有掉进海里。莎莉看着基尔南——他眉头紧锁，仿佛凝聚着全部心神。他拉动了信号弹上的某一根线，然后尽全力把它举到高处。信号弹在他手中放出了比太阳还要明亮的光芒。他挥舞着它，同时，奥诺拉也鼓起勇气站在橡皮筏上，开始挥舞那条灰色手帕。一艘大船猛然转向，朝基尔南的磷光和奥诺拉的手帕开过来。突然，橡皮筏四周响起一阵嘶哑的声音。

“他们看见我们了！”中士高喊，“船上有个傻帽儿还没全瞎。看见我们了！看见我们了！”

然而，经过短暂的踌躇，那艘船掉转方向，将船侧对着他们，接着是船尾。它抛弃了他们。

“他们没理由见死不救，”娜奥米立刻喊道，“大家打起精神，它正在放小船下来。”

一艘英国海军交通艇——三艘船里最小的一艘——出现在近处，它呼啸着开过他们，掀起一阵浪涛。他们听到发动机制动的巨响，交通艇停在了远处一艘倾覆的救生船旁，一些人仍然攀附在船的四周。从橡皮筏这边可以看到，那艘船的幸存者被抬升起来，然后被放到——或允许他们一瘸一拐地走到——交通艇的甲板上。交通艇桅杆上的信号旗轻快地迎风招展。接着，它没有开向他们，而是转向另一艘他们看不见的救生筏，在那里救起了几个生还者。当那艘交通艇终于驶向他们时，甲板上已经密密麻麻载满了人。

“坚持住。”从一片喧闹的招呼声中传来一个轻松而优雅的嗓音，“在那里等一等，法国人会来接你们。我们给他们发了信号，他们已经回复了。”

橡皮筏上的人已经快失去理智了，但是他们可以亲眼看到现实情况，交通艇的确拥挤不堪，它的船尾已经向下倾斜。对于那些已经上船的人，莎莉涌起一股凶恶的敌意。交通艇开走了，橡皮筏在它引起的余波中摇晃着。这时他们看到，一艘交通艇和一艘武装快艇从一艘暮光笼罩的军舰上如约降了下来。“驱逐舰。”有人说。它巨大的排水量造成一片漩涡，橡皮筏在漩涡中打起了转。他们看到军舰高高的桅杆上悬着一面三色旗。

突然出现了第二艘法国驱逐舰，更多的快艇降到海面上。彻底的救援即将展开。

法国驱逐舰的甲板上和船舱里是一批又一批阿基米德号的遗孤。他们被水手抬上来，用毛毯裹住。那些水手的帽子上缀着毛球，好似戏剧演员。对被安置在奈提斯旁边的莎莉而言，这干燥而厚实的毛毯是如此大的恩惠，乃至她认为这些外国人的名字应该被记录下来，供他们时时感念。水手们帮大家揉搓身体，不过被禁止在护士身上揉搓。奈提斯裹在毛毯里，躺在莎莉旁边，闭着眼，打着冷战，心中萦绕着阿基米德号逝去的庞大身形，回忆起它光滑的钢铁表面。

在一面高悬的船帆下，一间水手食堂被划出一部分，作为女士病房。她们一个个被抬到桌上，救生衣、衬衫和衣服的残片被一起剪开。海水让女人们变成无性别的生物。他们用掺酒的热水给莎莉洗身体，然后给了她一条毛巾让她自己擦干，她勉强完成了。接着，一个法国卫生员帮助她穿上一件高个水手的背心。在一间军官客舱里——奥诺拉已经在军官的床铺上睡着了——莎莉分到了地上的一张草垫子。轮船发动机的灼热气息通过某个排气口吹拂进来。

带着挥之不去的恐惧，莎莉颤抖起来，她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忧愁。她探视着这颗心，发现它属于某个陌生人。她自己的那一颗溶解在了大海之中，随后她拾起了起伏漂荡在海面上的某颗别人遗落的心。现在，她无法把自己视为前后连续的整体。她像一个沉默的点，又像一根石柱，上面挂着一圈圈人格的圆环。它们各自为政，彼此没有关联。她感觉自己很陌生，需要被从头到脚重新认识。童年的自己与那个偷吗啡的自己泾渭分明，偷吗啡的自己和那个呆呆地凝视金字塔的自己也毫不相干；而现在，恐惧又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她。最新的一个圆环——那个刚从水中逃出来的自己——可以轻易被卸下来，换上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可以用六个字描述：溺毙于地中海。此时的她无比脆弱，命运的车轮随时可能转向，令她从逃出生天变为不省人事。她从未经历过如此听天由命的时刻。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和走向之间仅仅隔着一层薄纱，它们可以彼此渗透，交换血液，或者被焊接在一起。

一位留着精致胡须的军官走过来，向莎莉鞠躬，用法语温柔地称呼她为“小姐”。裹着毛毯、头发湿成一绺一绺的娜奥米出现在门口，她近乎精神错乱的淡定和热情让她的妹妹大吃一惊。她拿起埃利斯·霍伊尔的怀表，那只表想必一直系在她救生衣下的衬衫上。她看上去很愉快，而且仍然保持着某种发号施令的状态，所以总是回避着法国军官们的命令。“被海水泡坏了，”她说，“走不动了，现在只是个空壳了。”

号令一切的半疯姐姐睡在上面，莎莉感觉可以安心入睡，没有多想就沉酣入梦。

她醒来时已是黄昏，她正躺在担架上，水手们抬着她穿过一处处灯火通明的地方。甲板上，一只悬在空中的交通艇降了下来，她被抬到了交通艇上。蒙眬中，她感觉他们身处一座港口，穆德罗斯，她判断，在利姆诺斯岛。从缓缓下降的交通艇上，她看到娜奥米——肩上披着一条毛毯——正沿着驱逐舰的围栏行走，恍若天使一般。在这里，没有人有娜奥米那样清澈、从容的眼神，和她相比，那些登岛的阿耳戈英雄简直像是一群昏聩之人。

痛苦的利姆诺斯岛

莎莉和其他人一起被抬着穿过一条飘着泥土味和尿味的狭窄巷道，它通往一顶大帐篷。娜奥米走过莎莉的担架，先一步到前面探察情况。莎莉感觉手肘被帆布擦过，接着就被带入帐篷里面，安置在一张病床上。她在床上睡过去，一个梦还没有做完，就被昏暗的灯光晃得醒了过来，那是一盏防风灯，挂在帐篷中央的柱子上。

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于是努力在暗淡的灯光和从帐篷外漫进来的熹微晨光中辨认身边的那个人。是凯拉丹，她俯下身子，褪下披着的毛毯。一支乐队正在远处奏乐，卫生员们在大喊大叫——似乎只是为喊叫而喊叫，几只苍蝇在帐篷里嗡嗡乱飞。

“看，”凯拉丹说，“毯子上写着‘法国’，下面这里又写着‘法兰西共和国’，生怕别人不认识他们似的，是吧？”

莎莉伸出手握住她的胳膊，感觉它们真实而牢靠，然后凝视着凯拉丹的脸。

“我一直盼望着你们平安无事。”凯拉丹说。

“可是我们把你留在了丈夫身边，”莎莉抗议，“你应该照顾他，而不是我。”

“啊，说来话长。”凯拉丹说。

“他头上那个可怕的窟窿……”

“他很好，可以说话，可以像他爸爸一样当选国会议员。”

莎莉让凯拉丹帮她脱下仍穿在身上的水手背心，擦洗她的肩膀和胸部，接着是腹部、阴部、臀部和腿。每一下擦拭都如此温柔。

“你已经给别人都擦洗过了？”她带着平等主义的焦躁问。

“嗯，是啊，”凯拉丹说，“她们都洗干净了，而且恢复到能说话的地步了。”

“噢，可是埃里克呢？”莎莉说。

凯拉丹用护士的轻声细语说：“那个萨德伯里医院的英国医生说，我先前在耽误他痊愈。糟糕的是，他说的可能是对的，埃里克确实太依赖我了。我被送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哭了。他经常哭，哭完就会发脾气，然后就没完没了地道歉。这是他的伤口使然。他时常感觉全世界都在与他为敌，随即陷入一段时间的谵妄状态。过去四个月，我在头部损伤病房里听到的男人哭声比我这辈子听到的还要多。”

质感细腻的毛巾不断拂过莎莉的肌肤，让她不禁怀疑，鱼雷袭击之前，世界上真的有毛巾这种东西吗？

莎莉说：“问题是，男人并没有那么坚强。从筏子边撒手漂走的都是男人，而米奇……”

凯拉丹点点头，她知道米奇忍受了多少痛苦。

“嗯，她已经做了手术，更多的消息我还没听到……我在这里主要做清洗和包扎工作。我有一顶还不错的帐篷，或者说，如果这里有还不错的帐篷，我的就是其中之一。该有的东西我都有。就是有两个卫生员总是瞧不起我，那两个混蛋。”

凯拉丹的脸上突然迸出泪水。“天哪，”她说，“我和萨德伯里的那些家伙一样坏。”

她站了起来。另一个护士已经帮絮絮不止的奥诺拉清洗完毕。

“凯拉丹！”奥诺拉轻声呼唤，看到凯拉丹真是大劫之后的一缕阳光。

奥诺拉慢慢坐起来。蒙眬之中，莎莉似乎看到穿着水手衬衫的弗洛伊德在帐篷对面的行军床上辗转反侧。

莎莉又小睡了一会儿，然后被姐姐的亲吻唤醒。娜奥米穿着长长的水手衬衫，肩上披着毯子，身体瑟瑟发抖。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幸运，爸爸该怎么办。”她说，“如果我们撑不过昨晚，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在了。”

“我知道你能撑过去。”莎莉坚定地说。

忽然间，她听到一阵风吹打在帐篷侧面的沙沙声。接着，一名军官带着一个护士长和一个卫生员走了进来。军官已入中年，身上带着某种不可一世的气势，不像一般的医生。走进来的时候，他没有发出什么大的响动，然而女人们还是纷纷醒来，抬头望着他，面色苍白。莎莉把脚放到泥土地上，坐了起来。

“女士们，”他说，“我是斯潘纳上校，欢迎来到利姆诺斯岛。我要对各位的生还表示祝贺。”

然而，说到“生还”，他并没有露出微笑。听到他问候的话语，奥诺拉转过头，朝莎莉的方向做出一个愤怒而嘲讽的表情。奈提斯在帐篷的远端，散发着与之对抗的气势，她昨天就是靠这一股气势骑着小马从大海中逃生的。大家有的俯卧在床，有的颓然坐着，军官的强势令她们感到不舒服。

“身体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他问，“脑震荡、擦伤、撞伤、感染之类的？”

女人们齐声说“没有”，随即感到很愚蠢，因为她们就像是一个班的女学生。上校则如校长一般回应，问她们是否确定。护士长说，除了冻伤，记录表上没有提到其他问题，于是，上校转头对卫生员说：“小战士，你要为我做证，她们明确表示没有伤病。”

“是，长官。”卫生员露出嘲弄的笑容。

“好了，”上校像个甩掉责任、一身轻松的叔父一样笑起来，“没理由在这里多待了，该回去工作了。”

凯拉丹站在那里，眯着眼睛。

“卫生员，看见没有，女士们都领到了衣物：内衣、衬衫、裙子或短裤……对了，还有鞋子和雨靴。”

“医生，”娜奥米突然冲口而出，“阿基米德号上原本有二十多个护士。”

“是的，”上校说，“其中六个下落不明。请接受我的哀悼。”

娜奥米——这位唯一站着的幸存者说：“他们怎么敢把士兵和军械放到我们的船上！除了红十字被油漆涂掉了，男人们还在甲板上明目张胆地操练，他们本该在下面躲起来的。这给了U型潜艇击沉我们的理由。我要在这里代表我们所有人，向你们质询这项军事命令。”

“这些做法确实值得商榷，”上校说，“不过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伤害已经造成了，你能怎么办？另外，你们难道不该称呼军官为‘长官’吗？”

“如果我们有军籍，那么我们会的。”娜奥米的双眼直直地盯着他。

“啊，这里有一位营房律师[27]。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尽管写你的申诉状，不过我要说，在成堆的大事里面，这不过是九牛一毛。你们既然已经被解救出来了，那最好把这件事忘了吧。”

那位英国护士长读出了失踪者的名字：伊根、维尔、斯坦莫、基图、德拉梅尔、芬威克。她们都是莎莉的旧相识，不过住在另外的客舱，属于另一个小圈子。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护士们通常分坐两张桌子，这些失踪的女人都坐在另一桌，所以，这个小圈子的女人一同困在水中，一同遭遇不幸。要是在小说里，她心想，作者不会让你知道她们谁先死掉。不过在帐篷里，有一个人已经开始悲痛，大家可以听到她真诚的哭泣声，那是弗洛伊德在为来自墨尔本的女孩儿基图哀悼。莎莉也感觉和她们如同亲人一般。她觉得，九成的自己已经被地中海的海水浸透，她也许要一辈子背负着这个重量前行。

“我们的护士长呢？”奥诺拉问。

“既然你问起来了，我就告诉你，米奇护士长做了膝上截肢术。另外一条腿目前还保留着。情况就是这样。”

上校向护士长和卫生员点点头，与他们一起离开了。凯拉丹留在原地，嘴巴紧闭，怔怔地望着帐篷里的女人们。

“他真的是这里的负责人吗？”奥诺拉问她。

凯拉丹承认他是。

卫生员又把头探了进来。

“护士，来。”他传令。凯拉丹犹豫了一下，算作小小的反抗，然后跟随他出去了。

“我的老天爷，”奥诺拉说，“你们觉得那个什么上校有太太吗？”

“费洛斯医生没有死，”奈提斯告诉她们，“我看见他出现在狙击者号的甲板上，就是那艘驱逐舰。”

莎莉看到弗洛伊德脸上的泪花，感觉她眼中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不过她的眼中有了光彩。那些可怜的女孩儿，曾在大海中放声号叫，或出于恐惧，或为了彼此激励，这让她们声嘶力竭。正是她们的号叫让夺命的海水乘虚而入。

“莉欧诺拉也活着，”弗洛伊德补充道，“莉欧诺拉没有死，他们命中注定能一起活下来，她和费洛斯，他们能渡过一切难关。”

弗洛伊德露出深信不疑的表情。她皮肤晒得发黑，看起来很漂亮，神情还有一点儿恍惚。随后是一阵沉默，一阵风吹过，沙石和雨滴簌簌作响。

“她们是替我们死去的。”罗莎娜·奈提斯像其他人一样坐在那里，身上穿着原来属于法国水手的衬衫，她眉头紧锁，“她们是什一税，不是吗？上帝与我同在，他知道自己收取了太多，所以让一匹马带我回来。”

这是她自己对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所以没有人跟她争辩。这时，起床号的声音渐次响起，从一个海岬响到另一个海岬，穿透港口的腹地。它要保证将死之人都能听到号令——女人们至今都没有完全确认她们逃脱了溺死的命运。

另外的护士到了这里，带着各类衣物：头巾，衬衫，一些勉强能穿的男式衬衣和套头衫，朴素的灰裙子，军用短裤和军靴。她们真是利姆诺斯岛上的尤物——举止如此从容，如此确信自己还活着。她们带阿基米德号上的女人们看水泵的位置，指给她们看堆在帐篷一侧的洗涤桶和搪瓷盆。她们甚至为大家找来了那些随着自尊一起被遗忘的名叫牙刷的器具。她们压低嗓子，抱怨起来：“上校更喜欢支使卫生员，他认为护士是军队的负担。他以前属于驻印度的正规军，澳大利亚人要求由一名医疗队的外科医生运营这间医院，英军就趁机把这位上校丢到这里。他带来一位亲信的总护士长，另一位澳大利亚护士长对他俩俯首称臣。上校给两位护士长大把空闲时间，可我们这些护士却被要求扮演默不作声的苦力。那个男人是个还过得去的外科医生，但是表现得却好像战士们都只是因为乱吃东西得了痢疾。”

在食堂帐篷里，她们遇到另外几个来自阿基米德号的女人，相互讲述获救的故事。她们贪婪地吃着新烤出来的面包和大罐的黑莓果酱——最简单也最予人慰藉的食物。大个的苍蝇在调料附近绕来绕去。莎莉询问，她们这些获救的护士今天要不要工作，利姆诺斯岛的护士们笑了起来。“放松点儿，你前一天还泡在海里。”其中一个说。不过这一天像是有一万年那么漫长，又像是上帝创世的第一天。

现在，她们两两结对去探望米奇护士长。莎莉跟娜奥米一起，如朝圣般走进去。帐篷里有两张病床，米奇和另一名护士长同住，那是一个英国女人，得了肺炎。米奇脸上泛着红晕，截肢的位置盖着一块半圆形的布。

“我以前舞跳得很好。”刚一看到杜伦斯姐妹，她就说出这句话。这不是在试图开玩笑，她的眼中露出炽热而非谵妄的光芒。

“我曾跟首席医师在医院的舞会上跳舞，人们站成一圈看着。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姐妹两人告诉她，她们相信。

一阵疼痛掠过她的面孔，她咧开嘴——那是一张露着牙龈的、讨饶的嘴，她像是老了二十岁。“所以说，”疼痛过后，米奇接着说，“这确实让人有点儿伤感……不过真正可怜的是那些溺死的女人，她们比我年轻。”

没有人能够质疑米奇的意志力，她比莎莉更加强大。

“他们搞错了，”米奇说，“如果他们以为我从此以后会心甘情愿地被人用轿子抬着走。”

她抬起一只手。

“你们遇见指挥官了吧？我知道你们见到了。真不愿让你们落入他的手里，可是我每半小时就要打一次针，现在已经成了阿片鬼，等回到家，你们会在小科林斯街的大烟馆里找到我。”

她的疼痛充溢整座帐篷，令二人不禁想要撤退——以便给痛苦留出它所需的空间。

卫生员把她们的饭送到食堂，晚饭是牛肉和烤饼。一些被指派做这个无趣工作的男人懒得顾及自己的形象，一边抹着鼻子，一边把瓷盘放到女人们面前。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不能如此。

莎莉写好了一封给父亲的信，娜奥米问她是否愿意晚上一起散个步。她们沿着用漆成白色的石块铺成的小径走着，从山崖上那座加拿大医院的阴影中走出来。她们望见幽蓝的天空下，海岬如一只只巨大的拳头，从海湾的滩地伸出去。舰船懒洋洋地锚泊在穆德罗斯港淡紫色的海水里。在这幅黄昏的剪影之中，一切都洗去了战争的色彩。它们来到这里，似乎只是为了成为巨石、草场、天空和大海的陪衬。

她们二人的友谊仍有些新奇的色彩。她们聊起伙伴们的状况，聊到奈提斯沉默的面孔和展不开的眉头，莎莉说：“她或许只是需要一副眼镜。”“弗洛伊德呢，”娜奥米说，“总是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好像任何事都不能让她吃惊，可是她私底下却好像紧张得要命。至于奥诺拉？莉欧？嗯，这两个人的心事倒是很好猜，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比弗洛伊德的好猜。”

谁来照顾晚年的米奇？她有没有提起过一个在塔斯马尼亚岛的弟弟？她们都知道，米奇会非常抵触别人的照顾。

接下来，娜奥米又说了发生在她身上的怪事：“我已经很久没来月经了，从4月开始。”

这就是友谊，这就是朋友间聊的东西。

“另外，”娜奥米说，“我从来没留宿过任何男人，所以不是怀孕。”

聊起这些，莎莉的脸红了起来，但是娜奥米却只是露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她小心翼翼地等待的“那几天”没有到来，其他人有吗？在别人那里，她也没有见到任何夏娃的诅咒来临的迹象——没有看到沾血的布或毛巾被匆匆从睡衣腰带下抽出，扔到洗衣桶里。

“这叫闭经。”娜奥米告诉莎莉，“此外，我对男人也完全没有遐想。除了他们作为病人时之外，我对他们提不起任何兴趣。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莎莉打起精神思考这个问题：对男人有遐想？她必须习惯这种朋友间的相处模式，甚至听娜奥米聊起对男人的遐想，虽说她现在已经对男人失去兴趣了。

莎莉说：“我还在等6月的，可现在都快8月了。”

“可怜的姑娘，”娜奥米轻柔地说，“你担心吗？”

“我本来想问问米奇的……可是后来……”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分诊也好，那些该死的伤口也好。现在阿基米德号已经沉了，什么事都没了。”

她牵起莎莉的手，莎莉感觉自己冒汗的手掌抵着娜奥米干燥的手掌。“所以说，没什么好担心的。米奇会去亚历山大，费洛斯和基尔南已经被送到海岛另一头的驻军医院，所以我们不像往常那样有那么多伙伴了。顺其自然吧，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但是莎莉无法想象她们怎样恢复正常。就好像在应和这种观点似的，她们听到从下方白石磊磊的墓地传来的步枪鸣响，孤独的号角声向长眠于地下的尸骨致敬。她出于自愿地握紧了姐姐的手。那号角声令她们驻足半晌，随后三辆救护车风风火火地从港口疾驰而来，两人站到一边给它们让路。

“歇斯底里的女人。”娜奥米对着远去的救护车说，“轮船沉没或者火车脱轨时，他们就会说：歇斯底里的女人。”

她换上一副低沉的嗓音：“歇斯底里的女人，我见过的，卡伯里太太的儿子在马车里玩耍，结果撞伤头的时候，她就是那样；不过小孩子的事总归比较特殊。关键是，我们并没有歇斯底里，不是吗？在水里的时候有吗？大家都怪怪的，不过男人们也都很奇怪，默不作声，撒手漂走，这是另一件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我们的月经没有了，变得歇斯底里的缘由也没有了。他们永远也写不出什么《阿基米德号传奇》，因为我们不够歇斯底里。”

“我累了。”莎莉说，疲惫排山倒海般袭来。

“我们称月经为‘诅咒’，可当它消失不见了，我们反而有些失落。”

莎莉突然充满力量，笑了起来。

三天之后，死里逃生对她们来说已经成为一件无聊的事。她们受够了其他护士不断告诉她们该心怀感恩。米奇是她们这些日子里的一个慰藉，她不像平时那样舌灿莲花——因为常常被猛然袭来的疼痛打断。她们跟米奇的日班护士讨论病情，这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英国女孩儿，跟阴沉暴躁的护士长恰成对照。她们想知道，截肢处流出来的是什么？“你们都知道的，血和脓液。”英国女孩儿说。另一条腿是开放性骨折，没有化脓的迹象，却更难打理。

第四天，她们被登入执勤簿，开始工作。她们隶属于一位初级护士长——一个既服从命令又爱发号施令的乡下女人，她把她们分派到痢疾病房。其中一间位于一座长条形棚屋，要走过一条巷子才能到。那里还有一座帐篷，用来安置多出的人，一般人管它叫大帐篷，可护士们叫它“马戏团帐篷”。据说这阵子加利波利痢疾肆虐，比机关枪还要命。阿基米德号的女人们去这些病房要穿过一片屎尿熏天的地方，苍蝇在那里飞来飞去。瘦骨嶙峋、眼窝凹陷的士兵在帐篷和棚屋里全天守候，那里苍蝇的嗡嗡声更加吵闹，让她们觉得这样的安排简直惨烈。护士们也不堪其扰，她们穿着白围裙，匆忙应付病人的呻吟和呼唤，有时要扶他们跌跌撞撞地去外面的旱厕，有时要端着一盆消毒剂飞快地跑去更换被单，有时又要在憔悴的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等候她们整理床铺时，把他弄脏的橡胶床垫清洗干净。光着腿的男人穿着衬衫和短裤，还有一些伤势严重的包扎得好像破布裹着的婴儿——这些人总是露出脸一秒钟，就立即扭过头，为在女人面前生活不能自理而感到羞耻。

一位卫生员中士让阿基米德号的女人们刷洗地面。她们被粗暴地指引到一座补给帐篷，取了刷子和几桶含氨清洁剂。她们就这样拿起了此次远征中使用的最简单、最钝的工具。事实上，她们自己的远征已经结束了。现在，她们必须靠趴在地上做清洁，才能重新赢回站立的护士的身份。她们从齿间向上吹气，赶走脸上和眼前的苍蝇，氨的气味充斥鼻端，让她们感觉不到其他气味，令人庆幸。

棚屋的地面清洁完毕，她们又去“马戏团帐篷”。那里没有床，没有伤口，不过更让人难受——空气混浊而燥热，飞着密密麻麻的苍蝇。男人们躺在地上铺的褥子上，比其他帐篷更加拥挤。莎莉清洁病人之间的木板时，可以闻到他们呼吸的恶臭。这时，一辆救护车停在了外面，下来一大群卫生员，抬着伤员进入帐篷，为他们找地方。

“快他妈给我让道。”卫生员中士冲莎莉大吼。那个温文尔雅的基尔南在哪里？据说被送到另一间医院了。她一边让出过道，一边纳闷他们为什么如此粗鲁，却想不出个所以然。她看着卫生员把男人们放到已经沾满屎尿的褥子上。

“有没有干净床单？”娜奥米突然站起来，大声问。

“你说什么？”卫生员中士问，他站在帐篷的三根柱子之间。

“我想知道，有没有干净床单。”

中士的眼睛突然狠狠瞪起来，他用一根类似军棍或马鞭的东西指着她：“用不着你瞎操心。”

“你跟你太太也是这样讲话的吗？”娜奥米问。

“快闭嘴吧，护士。”一个抬担架的卫生员低声说，这话听起来都像是一个善意的忠告了。

“你不能这样对护士说话。”娜奥米坚持，眼睛盯着中士和他拙劣地模仿军官持着的马鞭。

“行，你去告我就是，臭婊子，”他对她说，“已经有人试过了。”

一些抬担架的人笑起来。利姆诺斯岛的护士直直地站着，对此习以为常，眼睛望向帐篷高处，不过其中一个还是对匍匐在地的姐妹们大声说：“他们并不都像这个人这么坏。”

中士哈哈大笑，不知是有恃无恐还是对别人的讥刺漠不关心。娜奥米对中士做出了她此刻能够选择的最佳回应：她继续伏下身子，眼睛却眯起来，直勾勾地盯着他。

接着，她又重新擦起了地面。

莎莉看到一个男人从褥子上站起来，拖着脚步冲出去，解决痢疾引起的内急。他曾经是一名战士，现在却成了一根排粪管道——源源不断地将他恶臭的动物性物质排泄出去。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护士们端着盆盆罐罐，去水泵处领取自己当日配给的水。对于这些整日在污浊中工作的女人来说，这点儿水不足以洗净自身和衣物。好在食堂帐篷和病房末端的护士站里有从船上运来的滤水缸，让她们可以喝到未受污染的水。

“据说港口的那艘补给舰里还有更多便盆，”吃饭时凯拉丹对大家说，“但是上校懒得把它们弄上岸。他脑子不正常，觉得走走路对那些得痢疾的人更好，可以教会他们自我控制。另外，这样还能惩罚那些偷懒的人。”

“偷懒？”

“装病。他这种想法来自其他战争，吉卜林笔下的非洲和印度战争中就有为了偷懒而假装拉肚子的人。”

“他没搞错吧？”女人们反对道，“他知道什么叫‘细菌’吗？”

第二天，她们一整天都跪在伤寒病房擦地。这间病房没有那么原始——因为没有失控的肠胃，病房医生也更负责。尽管那医生呆板无趣，但起码能让卫生员少些尖酸刻薄，所以，当阿基米德号的女人做着清洁，挡住他们的路时，他们只是发出小小的表示敌意的嘘声。这毕竟是他们的病房，这嘘声宣示着他们的主权。有一个性格泼辣的护士，说话声比嘘声大一些，无视那些卫生员。甚至有几个卫生员，他们的态度即使算不上心怀歉意，至少也不讨人嫌。年纪大一些的卫生员把患者送到病床上时，通常会说句：“借光。”

伤寒病人似乎同样不能免遭“偷懒”的怀疑。莎莉看到上校在病房医生、总护士长和一位军士长的陪同下来到病房，三人众星拱月般站在这个高军衔的怪胎周围——这个怪胎似乎认为，苍蝇是对军人意志力的检验。病房的护士主管颔首致意，但是避免让动作变成鞠躬。

“不用起来。”他轻松地向擦地的女人们下达指示。

当他和军士长走近莎莉时，她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男性气味，那是他们弥散开来的鞋油味。正当这位医学权贵和他的侍从巡视之际，病房医生鼓起勇气提出一个建议。

“长官，我不认为营地厕所的甲氧甲酚很好用。加拿大人提议用漂白粉，新西兰人提议用蓝油。”

斯潘纳上校起码还算宽容，把一只手搭在医生肩上：“让他们在一边提议去吧，爱怎么说怎么说。甲氧甲酚是英国军队官方使用的，所以澳大利亚人也一样用。”

“长官，”医生并未退缩，“这些苍蝇到处都是……”

“好了，”上校打了个哈欠，“现在是夏天，当然到处是苍蝇。”

他又轻笑两声，说：“那些加拿大人，刚走出他们的大牧场，就只知道什么漂白粉……”

他又笑了几声，表示对野蛮的加拿大人的同情和理解，然后用轻便手杖拍拍腿，带着他的人出去了。

莎莉听到病房医生自言自语：“加拿大医院里的苍蝇少得多。”

加利波利的8月攻势之后，救护车变得格外繁忙。最新送来的二百个病人让阿基米德号的女人们得以站直身躯。她们获准消毒双手，戴上头巾，开始在普通病房工作。莎莉被派去做凯拉丹的助手。她用大剪刀剪开士兵身上污秽发臭的军装。她记得第一次做这种工作是在阿基米德号上，那时战役刚刚开始几天，难以想象一切就已经变得如此脏污，不过那时的士兵和军装跟现在的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她的下一件工作是赶走沾血的绷带和裸露的伤口旁的苍蝇，那些癫狂的飞虫搅得空气都在颤动，只有在不知该围着哪个伤口转时才停歇一下。莎莉用另一只手递手术剪，还有用来掀开纱布的斜角镊子，接着是皮下注射、上新纱布、敷药和上新绷带。

凯拉丹正给一个年轻人的脸敷药，他的标签表明他受了重伤。莎莉用钝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哔叽外套。澳大利亚一直以自己的羊毛为豪，这个年轻人的军装做得太厚太结实了。

纱布被解下之后，他下颌骨的大黑窟窿裸露出来，他就像一个怪物。莎莉想象出他未来的画面：他孤独地住在城镇边缘，在一个用树皮和粗麻布搭的小窝里，面目全非，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生活。

“啊，天哪。”凯拉丹说。

她开始用沾了双氧水的棉签消毒，这个年轻的怪物呻吟起来，他的脸在药水的作用下剧烈地灼痛。

“没事的。”凯拉丹轻柔地说。这让莎莉想起有人说过，护士是妖女，用花言巧语哄骗那些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

在利姆诺斯岛的海域内漂着一艘小船，上面的尸体正在腐烂，是四个士兵和三个护士。可以通过怀表辨认出来，其中一个护士是那个名叫基图的女孩儿。他们给了阿基米德号的女人们一个小时时间从山上下来，站在墓园里目送基图和另外两个只有上帝知道名字的女人入土。在从前，她们几乎已经忘掉的那种生活里，一个护士可能会感染肺炎或腹膜炎而死，而她的父母则会在她的坟前立一个断碑，代表她那残酷中断的人生，但是基图葬礼的背后则是全新的生死规则。

今天，这些被埋葬的男男女女，在找到救生船时有多么欢呼雀跃？他们是否需要先把它正过来，然后爬上这艘空头承诺，大肆庆祝？在狂风中腐烂还不如在海水里溺死，莎莉心想。

虽然如此，随军牧师和号手的庄重肃穆还是纾解了人们的悲伤。葬礼结束后，莎莉欣慰地从这片埋葬腐烂的年轻肉体的地方回到帐篷里——这里没有老者的魂灵给年轻而迷茫的心指明方向。

晚上，在漆黑的帆布之下，莎莉被一只热切抚摸她肚子的手惊醒。她愤怒地呼喊起来，以为是某个尖酸刻薄、令人恶心又畏惧的卫生员。其他女孩儿都站了起来，弗洛伊德点亮了挂在柱子上的防风灯，她的半张脸被照亮了。灯光辐射开，光线中，一只狂躁的啮齿动物在泥土地面上窜来窜去。地上有一条裂缝，那浑身黑毛的家伙一下子钻进去，消失无踪。

“啊，天哪。”弗洛伊德惊呼，“记得吗，他们提醒过，有鼹鼠。”

莎莉捂住眼睛：“我吓坏了，还以为是个卫生员。”

“没准是那个上校。”弗洛伊德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场面又欢闹起来。

“我提议开着灯睡。”奥诺拉说。

“我赞同。”庄重的罗莎娜·奈提斯也这样说，让这个提议更有分量。

在这个晚上，一场冰雹向岛上袭来，锋利的冰块划破了帐篷的帆布。早上，娜奥米一脸严肃地用橡皮膏修补着帐篷里里外外的破洞。这段时间，她们常常在夜里惊醒，或在昏暗的防风灯光中看到那些窜来窜去的黑色身影，或听到这些夜行动物窸窸窣窣的声响。

食堂帐篷内侧的门边摆着一张小桌，上面总是散乱地放着一堆信件。时不时还会有一个缝得严严实实的布包裹，收到的人会跑去拿剪刀，拆的时候总会伴随着战战兢兢和喜极而泣。杜伦斯姐妹从不看这张桌子，在她们的认识中，她们已经跨过了一道幕障，来到一个常规的邮政手段无法触及的国家。当然，她们可以写信给外面的人，但是她们觉得外面的人没法寄信进来。

所以，那天早上，是别人告诉她们，桌上有她们的两个包裹。换作别人，早就冲过去用双手捧起来了，而杜伦斯姐妹却对彼此皱了一下眉头。她们的包裹先是被寄到埃及米那宫的澳大利亚军团护理队，随后转到亚历山大，在那里又贴上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阿基米德号——利姆诺斯岛（若生还）”。

娜奥米端详着自己的包裹，读着包裹布上的字。莎莉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小刀，开始拆自己的那一个。里面是一个松木盒子，像是手工做的。她仿佛看到父亲拆开杂货店的盒子重新组装，仿佛听到他锯木头的哗哗声。盒子里装着那么多好东西，足以令其他护士目瞪口呆。有一罐炼乳，沏茶时加一点儿会格外美味，还有一罐腌牛舌——她们少女时代最爱吃的东西。她们的母亲擅长腌制地球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无论是蔬果还是肉类，不过早在她去世前许多年，她就不再做了，两个女儿也没能继承这项绝活，所以，这牛舌一定是某个邻居给父亲做的。除此之外，包裹里还有各类果干、果酱以及用布包着的果脯蛋糕。姐妹俩把各自包裹里的盒子罐子都摆在一起，相视微笑，又向投来笑容的其他护士报以微笑。

两个包裹里各有一个信封。娜奥米打开了自己的那一封，而莎莉还在炫耀她的美味佳肴。撕开信封的时候，娜奥米的嘴唇噘了起来，似乎已经鼓起勇气去面对好坏难料的消息。莎莉终于也拆开了自己的信。这封信有好几页，开头写着“最亲爱的女儿们”，是父亲的笔迹。落款的日期是1915年4月30日。娜奥米和莎莉对比两人的信，发现内容一模一样，于是各自安静地读起来，其他女人则走到一边聊天喝茶。

最亲爱的女儿们：

我写了两封一样的信，放在你们各自的包裹里，因为别人告诉我，往你们那里寄东西不一定都能寄到。这封信带着爸爸的爱。说真的，我非常想念你们俩。这周一直在下大雨，每到复活节就这样！我还以为这次复活节又要在洪水中度过了——你们还记得上次吧，所以我把奶牛都送到山上的草场里，那里的草虽然更好，但是也更稀少，它们不太高兴。这里不像大分水岭另一头的草原，不过也可以看到奶牛闲逛和发脾气。话说回来，我本以为我们很快就要上屋顶待着了，可水位又降了下去，上游的好泥土就在低处的草场安了家。棒极了，这就叫老天赏饭吃。

不过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你们俩一个重大消息，希望你们听了会开心。我认为这是件大好事，虽然我明白你们对刚去世的妈妈还非常怀念，我也跟你们一样。我已经跟索利太太结婚了，办的是长老会[28]婚礼。我们是循道宗的，但她是坚定的长老会教徒。没什么冲突，至少我这么觉得。你们俩对她很了解，就是那个寡妇伊妮德·索利，她的丈夫死于伐木时的意外，英年早逝，可怜的家伙。这两个包裹就是索利太太帮我装的，希望你们喜欢里面的东西，能想起你们乡下的家。伊妮德·索利腌了牛舌，我知道你们俩以前很爱吃，我们把它打包放在罐子中间，这样不容易磕破。

现在有索利太太照顾我，我感觉精神比以前好得多。希望你们俩也健康，有精神。我很骄傲，从报纸上读到你们正在照顾我们年轻的英雄们。有消息说，安德鲁的儿子不久前在埃及死于伤寒。那么壮实的小伙子，真是难以置信。

总之，希望你们健康快乐，对这个消息感到满意。这封信是爸爸写的，索利太太也给你们写了一封。现在我应该说杜伦斯太太了，不过我还在适应这个变化，所以仍然一直称她索利太太。

爱你们的爸爸

读完信，莎莉抬起头，娜奥米正看着她。两个弑母的孩子，现在可以坦诚相见了，而她们还有另一宗较轻的罪行——抛弃父亲，这给了索利太太乘虚而入的机会。两人默然相对了一会儿，莫名想要生气，却又有些迟疑。娜奥米抬了抬眉毛：“这是免不了的事。”

她继续说：“那么，索利太太已经是我们的继母了。老头子在你的信里是这么说的吧？”

莎莉点头。她知道，还有一封信附在父亲的信后，那是索利太太的信，但她还不想读。她听到娜奥米咕哝：“假如我是个更好的女儿，我就有资格说，她可真是急不可耐。”

莎莉说：“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毕竟她们的母亲已经去世两年零九个月了。在旁人看来，这足够接近人们所认可的三年的哀悼期，他们不会再说三道四了。

下一封信是写给娜奥米·杜伦斯和莎莉·杜伦斯两位小姐的。

亲爱的莎莉小姐和娜奥米小姐：

我感觉有必要正式地称呼你们，因为这个消息足够重大。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你们的父亲和我在上帝的注视下选择了彼此，我会尽我所能成为他的贤内助。我考虑了很多，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在那么远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而且我知道你们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她是那样一个好女人，这一带的所有人都喜欢她。不过现在，我还是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倒不奢望你们接受我成为你们的新母亲——虽然我希望如此，但至少我可以成为你们的一位新朋友。你们也许乐意知道，我的两个儿子正在帮杜伦斯先生干活，虽然其中一个刚满十七岁，一心只想着参军，真让人发愁。我不知道还可以说些什么，只盼望得到你们两个人的善意，因为我对你们也怀着最大的善意。我每天为你们祈祷，我知道埃及到处都是疾病。希望你们喜欢包裹里的东西，这是我和你们的父亲一起准备的，并不是作为讨好你们的蜜糖，只是作为一份真挚的礼物，寄托着我对你们的感情和祝福。

伊妮德·杜伦斯，曾经的索利

伊妮德·杜伦斯！莎莉思索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十分抵触这个称呼。“她有两个儿子，”等莎莉读完信，娜奥米对她说，“我猜她现在正盘算着把她的农场和我们的合并起来，那会是多好的一大块地，而她，比老头子年轻，将会得到这块地，跟她的‘两个儿子’一起。”

“我们想要那块地上的东西吗？”莎莉问。

“不，我们早就把它抛在身后了，不是吗？”

“可我还是要骂她，”莎莉说，“骂她写了这么好的一封信。”

如今的种种情况将她们的母亲推向了更远的地方，她的形象正变得暗淡模糊，变得不那么悲哀，因为已经有如此多的死者在记忆中飘浮、摇荡；不过，她总是有能力回到她们的记忆深处，比刀子还要锋利，比眼前的世界更加清晰。

与此同时，她们不能说太多贬低这个长老会狐狸精的坏话——她的信写得太真诚、太平和而且合情合理。这场规模浩大的战役向她们展示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邪恶，上校也不过是这场宏大而愚蠢的献祭行动的一个“地区主教”，而在这个方面，索利太太的事显得微不足道。她被一系列惊人和残酷的事物排挤在外，被那个多方角力的混合体排挤在外——在那个混合体中，时间和恐惧合而为一，时间的进程也是恐怖的进程。生活中其余的一切都混沌如婴孩所见。

娜奥米突然说：“就算你待在家里，做全世界的美食给他吃，他可能还是要娶她！”

她们的父亲和索利太太一同躺在床上，正是在那张床上，她们杀死了母亲，想到这里，她们备受折磨。

“事已至此，就这样吧。”娜奥米说。

小岛上的暴行

弗洛伊德的身上有一种风情万种和饱经世事的气度，这些都高出单纯的时髦之上。1914年那些关于墨尔本的流言蜚语，经她绘声绘色地转述出来，就成了大家确信不疑的事实。在新南威尔士州和悉尼，墨尔本颇受鄙薄，然而来自悉尼人的鄙薄本身就是一种敬畏——这是一种赞誉，也是对这座过度前卫的城市的顾忌。弗洛伊德似乎就可以代表墨尔本的这种特点，别人对她既排斥又嫉妒。

然而，当大家在清晨的食堂发现她时，她的神采都已消失不见。她耸肩躬身坐着，肩上披着一条毯子。莉欧和莎莉下夜班回来时撞见了她。

“你没睡觉吗？”莉欧问。

莉欧是那种可以一睡解千愁的上天宠儿。弗洛伊德抬起哭花的脸，瘀青的眉毛、渗血的眼睛和肿胀的嘴唇赫然可见。莎莉和莉欧立刻关心地跑过来，抱住她，安抚她，问她发生了什么，可是她只顾号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他女人也都走了过来，包括娜奥米。弗洛伊德仍然没有回答。娜奥米跑去给她倒了一点儿白兰地，劝她喝下。弗洛伊德呛住了，吐了一地。这时她们才意识到，围着她关心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退到后面，在帐篷边缘徘徊，其他人拿毛巾帮她清理呕吐物，还拿来了清水和清洁剂。弗洛伊德喘着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莉欧拿着药棉给她擦嘴，弗洛伊德不断向后缩，每缩一下，莉欧就说一声“抱歉”。娜奥米弯下身子，扶着弗洛伊德披着毯子的双肩。弗洛伊德伸出手——她痛苦地颤抖着——握住了娜奥米的手腕。

她对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袒露，她受到了袭击，不只是脸，还有下体。那人不是病人，他强壮而暴躁，出现在黎明前，那时她刚离开病房，天还黑着。她挨了一拳，然后摔倒在地，那人从后面把她的衬衫向上脱掉，然后把内衣扒了下来。那个男人一边粗暴地抽插，一边发出咝咝声：“嘿，是个澳大利亚妞儿。”

“那么就是一个卫生员。”女人们达成一致，根据弗洛伊德的描述，那个男人很健康，身上有强烈的体味，但又不是达达尼尔海峡的那种味道。一想起他的气味，弗洛伊德就又感到一阵恶心。

不知怎么回事，她受辱的事情不胫而走。娜奥米和其他听到弗洛伊德讲述的人发誓不会将这件要事传出去，但是，它就像火焰冒出的烟，飘入空中，在恶意的催化下弥漫。显而易见，如果那些上校宠幸的卫生员宣称弗洛伊德撒谎，或者上校从轻发落甚至赦免卫生员，那么弗洛伊德一定会疯掉。

娜奥米、奥诺拉和莎莉首先去找那位胆小怕事的澳大利亚护士长反映这件事。她们在术后病房的背阴处找到了护士长，她们欣慰地看到，护士长义愤填膺，而且并没有找上校批准她表达自己的愤慨。她说自己一刻也不能忍受，要让弗洛伊德过来谈谈。姐妹们成群结队——人数也许太多了，拥着弗洛伊德来到护士长的帐篷外。她有些犯怵，不敢往里走，于是娜奥米提出陪她一起进去。娜奥米就像她的定海神针。

她们决定将那位病房医生视为第一个男性盟友——他曾低声向上校建议使用漂白粉，表明他并不只是一个狗腿子。过了一会儿，仍守候在帐篷外的护士们看到病房医生到了，他面色阴沉，是来为弗洛伊德做检查的。莎莉觉得这是最糟糕的安排，这副身躯刚刚受到一个男人原始而野蛮的凌辱，马上就必须面对身体的裁决者纯粹出于医学兴趣的检查。

他走出来的时候，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抱歉，具体情况只能告诉上校。”他对大家说。

想到上校是唯一有惩戒权的人，她们就感到绝望。

娜奥米陪伴濒临崩溃的弗洛伊德回到帐篷，坐在她的行军床边，握着她的右手。宪兵于8点钟到来，来的是一位军官和一位军士长。弗洛伊德正在睡觉——医生给她用了巴比妥，可是军官告诉娜奥米，她必须醒过来。像那位病房医生一样，他们并非冷酷无情的人。如果说他们表现出一丝敌意，那么娜奥米觉得是因为为难。这类缺少证据的犯罪如果发生在城市的街头，他们通常都会抛诸脑后。

他们从床边向后退了几步，让娜奥米把弗洛伊德唤醒。“卡拉，”她轻声说，“这两位先生……”

两位先生又靠近过来，那位军官拖了一条板凳，远远地坐在弗洛伊德愤怒的黑眼睛对面。她的眼睛清澈却布满血丝，里面蓄满泪水，可是弗洛伊德拒绝在这些男人面前流泪，她要等待一个私密的时刻。

军官问她，如果再次见到那个袭击她的男人，她能否认出来。

“能。”她认真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是的，她能再认出他来。刚刚受到袭击时，她在病房灯光的映照下瞥见了那人的轮廓。接下来——在结束时——他在弗洛伊德身后站了几秒，她扭过肩膀看到了他。除了这两个瞬间之外，她看到的只有土地。

他们问她能否具体描述一下这个人时，娜奥米希望弗洛伊德保持沉默。万一她讲出了那些丑恶的细节，却一无所获呢？或者他们声称那个男人不在利姆诺斯岛上，又该怎么办？这一刻危机四伏。

“他很年轻，”弗洛伊德想赶紧结束这番问讯，“也就十八岁的样子。圆脸，人们所谓的大饼脸，似乎有一阵没洗澡了。”

想起那阵异味，她几乎吐了出来。

“他的头发好像是浅色的。”她补充说。

军官记录下来，然后抬起头，一脸倦怠地望着她。

“你不高兴吗？”她发疯似的问，“我在灯光下看到了他的样子，那个畜生的脸，你们不高兴吗？”

“另外，你和他见面不是事先约好的？”

弗洛伊德的脸上显露出深深的鄙夷，还混杂着无力和恐惧。“你觉得呢？”她的语调带着危险的强硬。

“好吧，”宪兵军官说，“抱歉……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他说‘兄弟们说得对’。”

“兄弟们说得对？”

“兄弟们说得对。兄弟们说得对。兄弟们……”

军官看了看军士长。

一句滑稽的话。

不过可以看出，虽然这句话很奇怪，但是他相信这是事实。

宪兵离开了。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弗洛伊德仍然昏昏沉沉的，娜奥米带她到食堂帐篷喝茶。上校在那里找到了她，他站在门帘旁边说：“敲敲门，在家吗？”[29]带着陈腐的和蔼态度。娜奥米站了起来，而弗洛伊德仍然坐着，在她的世界里，所有军阶都已经失效了。

“弗洛伊德护士，我是来对你说，我已经读过了报告，非常震惊。我手下竟然有人敢……‘兄弟们说得对’，你确定是这句话吗？”

弗洛伊德没有回答。

“我会给他好看的，让他敢‘兄弟们说得对’！好了，姑娘，喝点儿茶，我会……”

他挥了一下手臂，表示要进行严厉的惩罚。他走后，弗洛伊德把头枕在手上，睡了两个小时。当天晚上，他们围着茶桌搞了一场虚假的欢聚。弗洛伊德坐在娜奥米身边。聚会进行到一半时，费洛斯上尉从另一个医院赶了过来，不过，像其他人一样，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傍晚，他跟莉欧诺拉一起出去散步。放在过去，这总会成为奥诺拉调侃的谈资，可是现在没人愿意听笑话。所有说笑的气力都需要花在安慰弗洛伊德，以及期待惩罚上面。

娜奥米晚些时候回到了帐篷里，站在莎莉床头。莎莉正在靠阅读寻求慰藉并分散注意力，她读着一本了不起的作品，萨默塞特·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无知，她总把这个姓氏念成“毛格汉姆”[30]。不过，这本书依然能够与她进行心灵的对话，讲述那些她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它还带给她幻想，仿佛她重新打开了几扇大门，而这些大门原本因卡拉·弗洛伊德遭受的暴行啪地关上了。这还是一本新书，有胶水和书页的香气。这是某个人从英国带来的，不知怎么留在了食堂的小阅览室里。她如饥似渴地阅读，靠它来排遣烦闷，也体会着这本书向她展现的人性的异同。这是一种教育，给予她养分，让她在一天的可怕经历之后得以继续活下去。

就知识层面而言，她从毛姆的书中了解到圣公会，这是她从未听说过的。她还读到了海德堡的生活，这让她觉得德国人有跟他们相同的人性。那些让主人公菲利普“大饱眼福”的德国姑娘，让她对世界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这本书刚刚出版，而购买者可能已经死在某个病房里，或者作为伤员被送到了埃及或马耳他。作者把游子菲利普置于德国家庭的中心，令她感到不同寻常，读来兴致盎然。其他护士以为她在读什么英国爱情故事，也给她的阅读增添了些乐趣。书中有诸如此类的危险句子：“英国男人都很愚蠢，只会看脸。法国人才懂恋爱，他们知道身材有多重要。”

这跟弗洛伊德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强奸犯想要惩罚的是她的哪一点呢？脸还是身材？男人是这样将女人一分为二的吗？如果是，这桩暴行就更好理解了。

现在，娜奥米站在那里，单膝跪下，对莎莉低语：“如果弗洛伊德跟我们一样，没有来月经，我是说……嗯，起码没有怀孕的风险。”

怀孕是最坏的结果，她们无法想象，怀上这样一个孩子会是什么情形。要等待那张怪物的脸被自己生出来吗？会对它既爱又恨吗？会把它送到孤儿院吗？还是一出生就把它杀死？

“所以说，大自然有它的智慧。”娜奥米说完，吻了一下莎莉，然后走了。

第二天早上，总护士长——那位上校的亲信走进帐篷，踩过经过一夜变得冰凉的地面和被鼹鼠掘出的碎石。她和正在更衣、准备开始工作的弗洛伊德说起话来。显然，总护士长正在给她选择病房的机会。“术后病房。”弗洛伊德决定。不，她不想无所事事地闲着，不过，去一个新的病房是必要的，因为她正是在痢疾病房这边被人盯上，成了别人的猎物。

她们吃着寡淡的早餐：硬面饼配果酱——虽然还有加了炼奶的茶。随后她们开始工作，弗洛伊德去了术后病房，那里的年轻人跟她一样失魂落魄。命运的重锤落在弗洛伊德身上，同样落在他们的身上。在这里，由于麻醉剂和身上的伤，他们变得无比谦恭。在这里，面色苍白、嘴唇发青的年轻人像孩子一样依赖护士，令人重新相信人性温柔的一面。

接下来的几天很冷，但是发生了一件打破平凡生活的事。一辆汽车碾上山头，停在护士食堂帐篷外。她们听到车门关闭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请问有人在里面吗？”

帐篷里有十几个人，手捧《人性的枷锁》的莎莉也在其中。这声询问如此有礼貌，和卫生员的吠叫如此不同，令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回答：“有人。”两名戴着宽边软帽的澳大利亚军官走进来，其中一个拄着拐杖。拄拐杖的那一个走得很利索，长着一张和气的红润宽脸庞，像个未来的酒馆老板或者拍卖商——或者起码像个镇上的有钱人。另一个更瘦更高，谨慎而腼腆，像是莎莉印象中很早以前的那代人。两个人都穿着体面，让阿基米德号的护士们自惭形秽，因为虽然护士姐妹们对她们十分友善，但她们仍然穿着士兵的衬衫、短裤，或者获救时穿的粗麻布裙子。

两位访客是从利姆诺斯岛的疗养营地过来的，近距离打量他们的军装，似乎没有第一眼看到时那么令人惊艳。

矮一点儿的那位说：“我们听说你们在这里。我们的炮兵连驻扎在那边的疗养营地。最近有一位叫基尔南的中士到访，他听说各位女士在这里过得有些艰难，或者说，有些不如意，所以我们觉得应该给大家带点儿东西过来。”

显然，他们听说了弗洛伊德被强暴的事，但是不想说出口。

“我出去转转。”瘦高个军官说，他低下头走出帐篷。莎莉记得他，莱昂内尔·丹克沃斯，他曾经很喜欢奥诺拉。

“好吧。”那个和气敦实的军官被留在帐篷里，他搓着手，好像天气比实际情况更冷似的，“这顶帐篷通风不错啊，是吧？”

“有时候也很闷。”娜奥米说。

莎莉让他坐下，问：“你受伤了吗？”

“股骨挨了两下，所幸没有感染，希望早日跟大伙儿一起回去并肩作战。”

莎莉和娜奥米交换了一个眼神，股骨的伤没那么快痊愈。

高个子的炮兵军官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用来装牛肉罐头的盒子，放在大搪瓷茶壶旁边，不过打开盒子之后，她们发现里面的东西比牛肉罐头更好。他说：“小小心意。”

敦实的军官问能否搬一把椅子给他坐，他坐下时将僵直的那条腿向前伸出去。他背出盒子里的东西：“芦笋罐头、三文鱼罐头，还有一些可可粉，嗯，还有巧克力，在热带的船舱里放得有点儿发白，别介意，噢，还有饼干——是马卡龙，不是硬面饼，对了，还有柑橘酱。”

“丹克沃斯中尉，”娜奥米说，“我们在埃及见过。奥诺拉在这里，不过在睡觉。她现在没有当班，我可以去……”

“不用了，”莱昂内尔·丹克沃斯说，“让可怜的女孩儿睡一会儿吧。”

他似乎害怕和她重逢，或者说，至少害怕在大家面前重逢。

女人们把盒子里的罐头和纸包拿出来，眯着眼细看上面的标签，好像学者研读象形文字。奈提斯开口说话了：

“有一个年轻军官失明了。他是个珠宝商人，蛮可怜的。病房里的可可已经喝光了，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想给他捎一点儿我们的过去。”

“没问题，”高个子说，“只要其他人不介意。”

股骨受伤的矮个军官露出灿烂的微笑，就好像从未经历战争的阴云，而实际上，他是从加利波利回来的，在那里险些粉身碎骨。

莎莉端详着奈提斯，很奇怪，她竟然会这样提起一个军人。

两位军官说：“我们该介绍一下自己。”

瘦高个说他叫丹克沃斯——莎莉已经说过。股骨受伤的军官是罗比·肖中尉。

肖压低声音说：“我们听说，我们的一位姑娘在这里遭受了些不幸的事。”

她们告诉他，弗洛伊德正在当班，是她自己坚持的。

“在澳大利亚女孩儿身上发生这种事，真让人难受。”瘦高个喃喃地说，“如果你们想让我们出面……”

这是典型的男性主张——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敌人揪出来，把他们的耳朵割下来，装到盒子里送给你们，好像这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她现在不需要你们做任何事，”娜奥米说，“他们已经承诺把那个人找出来。”

“如果他们想糊弄过去，你们一定要告诉我们。”肖中尉说。

“还有一件事，”丹克沃斯说，“港口停着一艘补给舰，上面全是茶叶、冻羊肉和其他好吃的，来自家乡的慰问品，不过由于军需官和其他人的懒惰，他们就让那些物资白白放在船上。前几天，我们从军需官那里搞来几张发货单，填上之后提了货。”

“所以还会有好吃的陆续送过来。”罗比·肖保证。

丹克沃斯中尉检视了一遍食堂，然后看看娜奥米的脸，又转向莎莉：“你们是姐妹，我没记错吧？”

“是的。”莎莉承认。

两个男人似乎很高兴，好像这是来自家乡的纪念品。出去的时候，丹克沃斯在帐篷门帘前停住脚步。“记住，我们会保护你们的。”他用粗哑的声音说，眼睛低垂着，可是，他提供的保护有些不合时宜。

奥诺拉很生气，因为她们没有叫醒她，让她和丹克沃斯见面，不过她的生气有一半是装出来的——知道他在这座岛上令她神采奕奕。很快他们就会一起在海滨散步，找回某些在这里失落的东西。

宪兵军官和军士长来食堂帐篷接弗洛伊德时，天正下着雨。这段时间护士们一直在私下议论，说弗洛伊德的状态看起来不错。护理工作是最适合分散注意力的，莎莉有过亲身体会。两位宪兵穿着闪闪发光的光滑雨衣，好像救星降临。澳大利亚护士长也穿着大衣，像个权威人士一样一同现身。宪兵军官叫弗洛伊德跟他们走，护士长说娜奥米也可以同去。

娜奥米和弗洛伊德跟宪兵和护士长离开时，两人都穿着笨重的卡其布大衣，藏在防雨帽下。两人穿着橡胶靴走过遍布水坑的泥泞道路，显得十分狼狈，她们来到山下一间用作警察局的棚屋。事后娜奥米向大家描述了这段经历，因为大家不敢直接问弗洛伊德，害怕引起她的不适。被关押起来让弗洛伊德指认的嫌犯是个十八九岁、圆脸、浅色头发的卫生员，在病房和“马戏团帐篷”工作。他们要求弗洛伊德发誓这个人就是罪犯。她打起精神，认真端详——后来娜奥米对莎莉这样描述——她显然已经可以发誓；但是，同时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暗中催逼着弗洛伊德否认。如果她拒绝指认罪犯，那么宪兵和其他人会皆大欢喜。

她面前的年轻人脸红了。弗洛伊德冷哼一声，对这无言的恳求不屑一顾。

“你怎么说？”军官问。

“就是他。”弗洛伊德回答。她死死地盯着这个男孩儿，男孩儿不敢看她。就在弗洛伊德做出指认的一瞬间，男孩儿的嘴角垂了下来，让娜奥米几乎有些可怜他。她心想：这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孩子，被身边的人煽动，去完成他们野蛮的臆想。突然间，弗洛伊德想要冲上去打他，被娜奥米和护士长急忙拦住，她只好向他的脸吐唾沫。两人握住她的手臂，过了一小会儿，她平复下来。面对这一切，这个犯下大错的孩子没有任何反应。在弗洛伊德面前，他被正式指控为强奸犯，被摘下帽子带走了。结束后，娜奥米和护士长带弗洛伊德回到帐篷，并提议叫医生过来，再给她开点儿镇静剂。“不，”弗洛伊德用双手撑着身体坐直，“不管他给我开什么药，我终究是要醒过来的。”

她想要跟娜奥米一起当班，所以娜奥米也被提拔到术后病房。由于加利波利半岛和利姆诺斯岛的秋天到来，痢疾的发病率有所降低。此外，半岛上的军队不再冒进，而是改为深挖战壕，所以各个病房都不再那么拥挤。弗洛伊德用中正和克制的态度工作着。她量体温，测血压，帮年轻人从氯仿麻醉中醒来。她现在能叫卫生员过来，帮她挪动病人的身体。卫生员们听她的话，带着他们的客观态度，或带着一种古怪而羞怯的阴沉气息。娜奥米听到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卫生员弯着腰对弗洛伊德说，他很抱歉，希望她明白，他们不都是这样的人，诸如此类。弗洛伊德没有对他说什么。

得知作恶者被捕，聚在食堂里的护士感到一阵宽慰。尤其在得知他只不过是个孩子，而且是个不太聪明的孩子时，笼罩在她们头顶的恐惧感也有所减轻。她们曾经假想那是个恶魔般狡诈且不知餍足的家伙，然而这扫兴的结局让她们松了一口气——被捕者只有那样一张貌不惊人的面孔。

丹克沃斯回来找奥诺拉一起去海岬散步——这是一切回归正常的标志，然而陪伴弗洛伊德的女人们却装出轻松的样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致命结果。对弗洛伊德来说最致命的情况就是，对强奸犯的审判还没有进行，他很可能被免罪。

一天晚上，罗比·肖中尉和他刚提升军衔的朋友莱昂内尔·丹克沃斯上尉造访护士食堂，帮助大家缓解这类问题带来的焦虑。他们在那里遇到几位正要去值班的护士：莎莉、娜奥米、奥诺拉、奈提斯和莉欧诺拉。“在岛的另一头可以泡温泉，”肖告诉她们，“我们准备周日找辆车过去，你们想不想一起来？”

这两位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在岛上四处走动。在他们的玩笑背后，在他们轻松中的警觉和对弗洛伊德之事的默然愤慨之外，莎莉可以感觉到，他们也像男人们通常做的那样，用直觉评估着每一个女人。他们会问自己：我未来的太太在这里吗？她是否就在这群生活在沙地里、面容忧伤、穿得乱七八糟的女人之中？

“说到这次出游，”罗比·肖说，“为什么不邀请那个遇到问题的女孩儿一起？这对她有好处。”

“对了，”丹克沃斯说，试图绕开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话题，“那个叫凯拉丹的女孩儿，她在吗？我们有一货车的便盆在外面。”

他们走出帐篷，看到满得令人不可思议的货车。在肖的大声吩咐下，卫生员们将一罐罐茶叶和果脯蛋糕搬进门。娜奥米则急匆匆地找到了负责卸便盆的卫生员。在她眼中，这两个年轻人是这座岛上最能干的天使，虽然这座岛的主人想方设法禁止任何形式的聪明和优雅。

娜奥米告诉两位军官，至少有八个护士可以休一天假参加这次出游。

“你会是这八个人之一吗？我是说，一起出游？”肖私底下问，避免让丹克沃斯听到。

“要看情况。我倒是很愿意出去走走，如果弗洛伊德去，我就去。”

他压低声音说：“莱昂内尔喜欢那个浅褐色头发、眼睛很漂亮的女人，也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你能让她一起来吗？”

“我怀疑她放不下工作。”

所有女人都同意，如果有一个人该放一天假，那个人一定是弗洛伊德——只要她本人能被说动，所以，娜奥米也一定会去。除了她们俩，另外六个人还待定。

当晚，在昏黑的病房里，莎莉在发烧的截肢者之间往来。手臂伤残者戴着托手夹板，腿伤残者则戴着长夹板。她为他们测体温和脉搏。对那些睡眠很浅的人，她温和地凝视他们癫狂的梦境，倾听他们痛苦的呻吟。莎莉看到英国总护士长影影绰绰地出现在黑暗中，她的电筒光掠过床铺，反射到她白色的胸襟上。

“奈提斯护士呢？”总护士长问莎莉。奈提斯也在黑暗中的某一处，不过还没有被找到。总护士长的电筒光探向各个角落，照过一张张安眠的面孔和一双双蓦然惊醒的眼睛。

“陪我一起，护士。”总护士长说。莎莉尾随着她，穿过行军床组成的障碍物，电筒的光照见了不同寻常的一幕。奈提斯正站在一张床边，地上坐着一个穿蓝色病号服的年轻人，他眼睛缠着绷带，却仍然抬起头，疑惑地对着电筒的方向。奈提斯勉强得以跟病人拉开一些距离。总护士长对奈提斯咝咝两声，然后问她手里拿着什么。奈提斯从粗布裙子的叠合处缓缓取出一些东西，莎莉认得，那是肖和丹克沃斯从补给舰上带给她们的巧克力。

看到这一幕，总护士长露出一副理解的样子——至少是按她自己的方式，不过，她还是大呼上帝，要搞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年轻军官的左脸颊还沾着一抹巧克力，像孩子般稚拙，令人不忍责怪。他转过身，小心翼翼地摸索到他的床沿，似乎还不习惯黑暗中再加一重黑暗。他慢慢撑起身子，想要站起来为奈提斯辩护，然而，奈提斯不容分说地伸出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施加压力，他只得坐在床边。

“出什么事了，罗莎娜？”他问。

“总护士长，我花了些时间给拜尔斯中尉拿巧克力过来，”奈提斯声音很低，但是没有歉意，“我认为这对他有好处，可以让他知道，自己仍然有名字和未来。”

“让他知道？他当然有名字。”

“由于面部受伤，他原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我必须教给他。现在他又知道了，不过他的记忆还需要巩固。”

“需要靠坐在地上，吃巧克力来巩固？我不觉得。”

奈提斯面不改色。她不会换上一副息事宁人的表情，也拒绝带上半点儿羞耻、愧疚或辩解的神情。奈提斯理性地回应：“这里很大，声音嘈杂。如果没有我告诉他，再加上一点儿巧克力，他就会忘了他是谁。”

“来，”总护士长说，“我们不能继续在这儿窃窃私语了，来我办公室。”

“总护士长，”拜尔斯中尉用在白天说话的音量坚定地说，“如果你的意思是，有些事情做得不妥当……”

他再次站起身，似乎想要跟总护士长和奈提斯一起走。

“待在这儿吧。”莎莉说着，按住他的一只肩膀，然后又按住另一只，“奈提斯会处理好的，别担心。”

她帮助拜尔斯再次坐在床边。他瘦小的身躯裹在宽大的病号服里——那是军旅生涯和伤残导致的悲惨人生之间的混乱地带特有的制服。

“我给她惹麻烦了，让她惹上了那个恶魔。”拜尔斯中尉说，“女人应该算作恶魔还是妖怪？可怜的罗西[31]。”

“她只是被找去谈话而已，我们都习惯被找去谈话了，别担心。”

由于难过，他打了一个嗝。莎莉拍拍他的肩膀。

“什么事也没有，”她说，“那个女人连别人呼吸都不允许。”

他摇头：“罗莎娜说得对，生活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座工厂里。”

“你要不要睡一会儿？”从房间另一头传来一声询问，或是命令。

“抱歉，朋友。”拜尔斯低声说，“抱歉，大伙儿。别管我了，我的眼睛一分钟也不能多睁了。”

他向莎莉吭吭哧哧地笑了两声。

周日午前，两位无所不能的炮兵军官带着一名年轻的希腊向导，开着一辆小汽车和一辆货车来到营地，如约带大家去泡温泉。

“听着，”罗比·肖一瘸一拐地绕到汽车前面，“关于这些温泉，我听到不同的评价，不过我们去了就知道了。还有，这个小伙子叫季米特里奥斯。”

莎莉、娜奥米、奥诺拉和弗洛伊德（不知娜奥米是如何说服她的）坐在小汽车里。丹克沃斯开车，奥诺拉坐在前排中间，肖的腿不能弯曲，他坐在靠车窗的位置。那辆货车里坐着其他女人，由一名炮兵驾驶。

不过奈提斯不在车上，她被停职检查了。在这个多风的小岛上，身处遍地沙石的荒岬，没有任何娱乐，只有一间食堂，这是对灵魂的严峻考验。她被禁止进入病房，禁止和拜尔斯中尉说话。她靠一副折了角的纸牌打发时光。每天她都给莎莉一张字条，让她帮忙递给拜尔斯。对于有可能到来的进一步处罚，她表现得很淡定。

此刻，她休假的姐妹们正在汽车的颠簸中一路向北，离大海、舰船、棚屋和营地越来越远。地势渐渐升高，她们穿行在绿色的草地中间，瘦瘦的奶牛和肥嘟嘟的山羊让她们心情舒畅。山上遍布着橄榄树，它们在凉爽的风中摇曳。在这里，不知不觉之间，上校治下的利姆诺斯岛已经让位于基尔南中士口中的利姆诺斯岛。诸神曾经驾临这里，莎莉心想，虽然她已不记得那些神的名字。在半山腰，长长的白墙围绕之中，有一座白色的希腊教堂，旁边是一片墓碑。坐在后排的娜奥米把它指给弗洛伊德看，而她只是出于礼貌才表现出一点儿兴趣。明晃晃的希腊白墙不足以抚慰她的心，大半的她已经无法被光照到。

她们在山间穿行，看到坡上的野花，爆发出一阵惊呼，纷纷琢磨起那是什么花来。来到一个满是白墙白屋的村庄后，季米特里奥斯和丹克沃斯大声讨论了一阵方向，然后继续上路，路过一座古代圆形露天剧场。“公元前的？”丹克沃斯大声问。季米特里奥斯使劲点头：“公元前很久很久，古希腊罗马时期的。”

道路开始变得蜿蜒。货车停了下来，让凯拉丹下车呕吐。她们都趁机下车去采野花，顺着山脊眺望壮丽的大海。莎莉让凯拉丹坐到小汽车上来，自己则换到了货车的板凳上。坐在那里，风一路吹着她的头巾。车开到一座山顶，她们蓦然看到，在笼着白雾的大海尽头，群山隐隐浮现。那一瞬间，她们彻底从尘世解脱，魂魄被海洋那一边的高山和山上的积雪吸引而去。小汽车停下了，在丹克沃斯的要求下，季米特里奥斯来到后面的货车上，为护士们讲解。他指着那片山说：“色雷基亚。”最后有人提出“色雷斯”这个地名，季米特里奥斯表示赞同。接着，尘世又将她们拽了回来。车开下一座乱石嶙峋的山丘，进入另一座闪闪发光的白色村庄，村里晾着成排的衣服，好像划船比赛时林立的旌旗。

出村之后的路尽头是一片海湾。她们拿起各自的小包和从加拿大人那里借来的泳装，随丹克沃斯和肖在一条林荫小路上步行了一段时间。接着，她们来到一座有瓦片屋顶的长条形白楼，它的一侧是一座貌似已经废弃的露天咖啡馆。一个老头守在一间用玻璃隔开的售票亭里，季米特里奥斯找他买票的时候，一行人在楼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在浓浓的硫黄气息中，季米特里奥斯手忙脚乱地把买好的票分发给同行的男男女女，并为他们指明各自的入口。肖为这气味道歉。“我相信这跟你们以往的沐浴不一样。”他说，“季米特里奥斯告诉我，这里是要敷泥浆的。一些古希腊圣贤敷过，结果治好了他们的老寒腿之类的毛病。我想，不管怎样，这都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一位戴着围巾、耷拉着眼皮、面容慈祥的老妇人对女人们微笑。她手里拿着一摞陈旧却干净的毛巾，带她们到女浴池里去。她们被弥漫在空气里的硫黄气息熏得差点儿瞎掉。院子里最主要的浴池似乎并不是那口水池，而是两口微微冒着热气的泥池。老妇人做出往身上涂泥的样子，护士们一脸茫然，于是她真的涂了一些在手臂上，然后穿过院子，来到那口小水池边，上面有一个水龙头。她打开水龙头，用热气腾腾的矿泉水冲洗敷泥的手臂。演示清楚之后，她满意地离开了。

关于要不要放弃洗这个神圣的泥浴，大家争论起来。凯拉丹说，被两位殷勤的军官带到这么远的地方，至少该有几个人试试才好。进一步的讨论则是：含有硫黄的泥会不会腐蚀她们从加拿大人那里借来的泳衣。不过娜奥米表示，她们可以在下面的海浪中冲干净。弗洛伊德做了决定，她仍然穿着连衣裙，根本没有换上泳衣。她向前几步，走到一口泥池旁边，蹲下来，试了试温度，然后把双手伸进黏糊糊的泥巴里，舀起泥来抹到脸颊和额头上。接着，她松开连衣裙的带子，把泥抹在肩上。待把连衣裙褪到腰臀之后，她又将泥涂在了胸前。她动作生硬，并没有显出什么疗养的意味。

娜奥米立刻明白过来，这是出于一种自毁的心态。她跑上前，把卡拉·弗洛伊德拉起来，抱住她的肩膀，任由泥巴沾到自己的泳衣上。她扶着弗洛伊德穿过院子，来到水池边，让她坐在水龙头旁边，用毛巾帮她擦洗全身，最后擦脸。娜奥米一边擦，一边喃喃地说着安慰的话。她不断告诉弗洛伊德，你不该毁了自己，他才是那个该被毁灭的人。

出于某种责任感，其他女人在手脚上抹了一点儿泥，好对男士们说她们试过了。

她们可以听到，丹克沃斯和肖在隔壁发出粗野的笑闹声，显然正在打泥仗。女人们觉得，在男人离开浴池之前，她们不该先走，于是凯拉丹得空跟大家讲起她丈夫病情的好转情况，据说他还去伦敦参加了一次在剧院的聚会，大家都军装笔挺。随后，莎莉忍不住像说起一件奇谈一样宣布，她和娜奥米有了一位继母。

“他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呢，终于盼到两个女儿不在身边碍事。”莉欧诺拉说。

“她是个严格的长老会教徒，”莎莉说，“把我们家老头子也变成了长老会的人。”

“不过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凯拉丹说。

“我无法想象会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我们家那个老头儿。”奥诺拉说，“他又老又刻薄，我可怜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

发泄一通后，她们心满意足地擦干身体，换上衣服，走了出来。丹克沃斯和肖出现的时候面色红润，似乎在硫黄雾中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竟然带你们来了这么个地方！”肖说，“随便在哪里都能搞到泥巴，而我们却千里迢迢把你们带到这儿来，就好像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似的！”

“这是圣泥。”季米特里奥斯提醒他。

女人们夸大其词地描述了这次美好的体验。在露天咖啡馆，她们喝到了醇香的咖啡，还吃到了涂满蜂蜜的油酥点心，以及中间点缀着水果、边缘装饰着花边的蛋糕。这些东西让她们在这一天重新焕发生机。大家聊得热火朝天，连一直隔着桌子握住娜奥米手的弗洛伊德也勉强跟上了节拍，偶尔还会献出一个微笑，不过她似乎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笑在了点上。

莎莉看到肖试图跷起二郎腿，这个不明智的举动让他疼得龇牙咧嘴。她凑到他旁边。

“你在那儿待了多久，在加利波利？”

“三个月左右吧。苦差事，操纵大炮。”

“那是不是很恐怖？”她大着胆子问他。

“怎么说呢，提升射角是最难的。那些炮口只能提高30度，所以我们只好尽量把大炮从战壕中拖到地面上，这是最糟糕的一点。”

他执意要聊这些地形地势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不想提及血雨腥风。莎莉也不敢多问。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霍伊尔的上尉？”娜奥米问，仍然隔着桌子握着弗洛伊德的手腕。

肖打量着她，似乎想用目光衡量，这个名字对她而言意味着多大的痛苦。

“不，他不是我的亲戚，”她说，“什么也不是，不过我曾经跟他一起游览过金字塔。”

“霍伊尔上尉第一天就牺牲了，”他说，“就在我们刚刚登陆的时候。”

“他把表留给了我，让我很吃惊。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认识他，不过只是认识而已。那只表让我很迷惑，也很难过。”

说话的时候，她的手轻抚着弗洛伊德的手腕。

肖变得严肃起来，他不习惯露出严肃的神情。

“一眨眼的工夫，真的。”他说，“就在第一天，很多人一眨眼就没了。”

她们一路唱着歌回到穆德罗斯，每个人都兴致高昂，连弗洛伊德也不例外。她们陶醉于漫山遍野的野花、辽阔无垠的爱琴海，还有色雷斯起伏的群山，而那硫黄圣泥则成为她们永远的笑点。上山回医院的途中，莎莉远远望见那片军事围栏，男人们蹒跚地穿过沙地，领取一顿饭，她猜想那是苦味的面包。

周一早上，上校和两位护士长到食堂来接弗洛伊德。上校说他希望邀请她来办公室进行一次“和谈”，她们都听到了这个词。想到对方人多势众，受害者弗洛伊德却孤身一人，娜奥米站了起来，期待受邀同往，但是总护士长用轻蔑的口吻说，杜伦斯护士可以坐下了。莎莉怀疑，他们把弗洛伊德带到他们的地盘，是为了用某种方式让她再次成为猎物。

只有几个11点仍在食堂帐篷的人见到弗洛伊德回来，带着沉默的嘴和干涩的眼睛。莎莉当时不在，根据排班表，轮到她值班，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伙伴听到弗洛伊德说，她要被送到亚历山大了。“可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场审判吗？”其中一个护士说。弗洛伊德的脸扭曲起来，然后突然显出一副平静的怒容。

“不会有审判的。”她告诉她们，“他们所有人都赞同这个安排。他们说那个男孩儿是被同伴怂恿的，所以他已经被送到了——你们不会相信——加利波利；而我被送回亚历山大，在他们看来是很好的安排。卫生员们回归正轨，怪物和我被剔除出去。”

说到这不公正的处理，她心神恍惚。

“我们可以在加利波利打胜仗，而男人们却兽性依旧，愚蠢依旧。”

消息传开后，其他人也大受刺激。她们只是摇头，因为过于愤怒而说不出话来。娜奥米提出最后陪她到各个病房走走，弗洛伊德说她已经被禁止进入病房。“想象一下，地面上的伤员被那个怪物拖到战壕里，落入他的手中。”

于是，到了临别时刻，场面上充斥着没有什么用处的动作和语言，比如奥诺拉嘱咐弗洛伊德，路上别忘了围上毛毯，寒冷的季节就要到了，亚历山大一定非常冷。其实，她和其他所有人都很明白，无论什么气候，对弗洛伊德来说都毫无不同。娜奥米和另外几个人去帮她打包行李。一辆卡车过来接她，发动机不耐烦地震颤着。摇摇晃晃的弗洛伊德被扶上车厢。娜奥米和其他人伸出无数只手，帮她把行李箱和帽盒送了上去。

最后有一个念头突然划过娜奥米的脑海。“米奇在亚历山大。”她喊道。

可是卡车已经掉了个头，上路了，她也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听见了。

这不是那天唯一的离别。奈提斯被调到术后病房填补弗洛伊德的空缺。一艘护航舰新送来一批伤员，手术后的幸存者晕晕乎乎地躺在一片截肢者的呻吟和呢喃声中。总护士长带着两个卫生员过来，看到奈提斯在那里，宣布她要被送到一所疗养院里，直到她从癫狂状态中恢复过来。“她的一个朋友，”总护士长说，“将承担帮她打包行李和按时为她送生活必需品的任务。”

所谓的“疗养院”，其实就是一所位于图克斯山下的精神病院的婉称。其他护士看到奈提斯拒绝过去，但是他们向她挑明，如果她不配合，卫生员可以把她绑过去。“文件都已经签好了，还有，把你的护士裙留下来。”总护士长说。茫然无措的奈提斯看不到别的选择，只好妥协。

她的离开和弗洛伊德的不同，没有其他姐妹相送，只有少数几个护士看到她被人带走。当时，杜伦斯姐妹正在睡觉，直到一名卫生员摇起了叫护士和卫生员起床值夜班的铃铛，姐妹俩和其他人才发现发生了什么。这令莎莉作呕：当权者创建了一个自己的王国，用他们那套恶毒的法则统治它，拒斥一切异类。在这种氛围中，其他护士感到没有资格反抗，也无法从在图克斯山上演的权力游戏中挣脱出来。在这座小岛上，地方掌权者甚至比远在天边的至高权力更有威势。

莎莉感觉她的气愤——还有其他被吓住的女人的愤怒——没有娜奥米的来得强烈。娜奥米身上的愤怒之力几乎要将她撕裂。一整晚，莎莉都借着外科病房昏暗的灯光守着姐姐。10点半，日班结束了，她们一起吃晚饭。凌晨3点，她陪姐姐吃夜班前的一餐。她们不怎么说话，驱逐弗洛伊德和监禁奈提斯似乎是一体的，两件事加在一起，沉重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娜奥米对莎莉说：“我们明天必须去找一下病房医生，你跟我一起去吗？”

“好，可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拿到他给弗洛伊德写的检查报告。”娜奥米的眼中闪着坚定的光芒。

“他为什么会给我们那个？”

“他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想看那份报告，那时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交给上面的人。我们可以做他的中转人。”

娜奥米似乎仍在那艘橡皮筏上，卸不下拯救所有人的重担。

“我们都看见她的伤了，”莎莉争辩道，试图软化姐姐决绝的心，“如果谁向我们问起来，我们随时可以说。”

“你看到一个女人的话在这里的分量了吗？一毛钱都不值，而一个医生的报告……”

“算了吧……他不会同意的，绝对不会。”

“那我们就偷出来。”

莎莉知道，那更加疯狂。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娜奥米问，她已经下了十足的决心。这时，棕榈园中那番关于友谊的对话像最高条款一样浮现在莎莉的脑海中。

“好，我去。”莎莉说，为了那个原因。

如果那个看起来像是半个盟友的医生断然拒绝了她们，也许可以给娜奥米带来一点儿挫败感，让她回到更普通的策略中来。

早上7点，日班开始了。莎莉把一个年轻病人交给凯拉丹——他的一只手两天前做了截肢术，一条化脓感染的腿昨晚也被截掉了。他一整晚都心律失常，意识仍留在加利波利，体温从低于35.6摄氏度飙升到39摄氏度。跟凯拉丹说话时，莎莉闻到了她浓重的口臭。恶劣的饮食，用坏的牙刷，日复一日的忧愁，将人的灵魂拉低到如此卑微的位置。

在这个多风的上午，她去找娜奥米，两人在图克斯山的山道上穿行，走到了传染病房。这里看起来比别处好，虽然上校如此冥顽不灵，但是护士的尽责和医生的才能让这里井井有条。由于天气已经开始转凉——夏末成灾的苍蝇渐渐绝迹——痢疾病人正在持续减少，肺炎逐渐成了这个季节的诅咒。

姐妹俩走进病房，穿过病床间的过道，来到医生的视线内。医生瞥了一眼她们。娜奥米大声说：“长官，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儿空闲……”

医生的目光疲惫而焦虑。“我从来都没有空闲。”他说，不过还是走向她们。

“我长话短说，”娜奥米说，“你知不知道，上校为了平息一桩丑闻，把弗洛伊德送到了亚历山大？”

“弗洛伊德？”

“卡拉·弗洛伊德，被袭击的那个人。”

“护士，这些事我管不了。”

“你事后给她做过检查。如果你能给我一份她的报告……身上的瘀伤，还有其他所有……”

“什么？”医生问。

娜奥米压低声音：“如果你能私下给我一份她的检查报告……”

“你不是弗洛伊德护士的母亲，对吧？”

娜奥米看起来既危险又慌乱。“我可以算作她的姐姐，”她低声说，“你给了上校一份报告，现在也可以给我们这些女人一份。”

“上校是上校……听着，现在出去。”

“你们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娜奥米警告他。

“快给我出去，”医生有些失态，“不然我叫宪兵来了。”

“我很吃惊，你作为一名医生，竟然不能给我们一份证明你好心肠的检查报告。”娜奥米热切地说。

“现在出去，”医生说，“你们绝对是疯了！”

莎莉说：“长官，她来求你，是因为她尊敬你。”

她推着姐姐走了出去，两人一起站在门外猛烈的风中。朝阳刚刚现出一点儿光，立刻就被遮蔽。最糟的是，这次失败的请求令娜奥米大受打击。莎莉把姐姐拉近了些。

“我知道他不会同意的，”莎莉轻轻地说，而娜奥米开始哆嗦起来，“他是个不错的人，却也是机器的一枚零件。”

娜奥米打着寒战，似乎下一刻就要在莎莉的怀抱里抽搐起来。“如果是我，我会自杀。”她说，“我希望弗洛伊德自杀。她没有表现出气节，也没有报复。”

莎莉感到纳闷：她们这些在河滩长大的孩子，是怎样培养出这一股烈性的？

娜奥米在莎莉的臂弯中打起精神：“至少我们可以为奈提斯做点儿什么。”

不过，早餐的时候，莉欧告诉她们，疗养院禁止探视。奈提斯就像弗洛伊德一样遥不可及。

上午碰壁之后，姐妹俩沉沉睡去。挫折、失败、失去和僵局，这些像药物一样作用于她们；然而，当莎莉被傍晚的铃声唤醒后，她看到娜奥米已经梳洗干净，衣服穿好一半，站在房间对面，身上仍然带着决然的气魄。莎莉观察着她，当她准备出门时，莎莉急忙跟上来，怕她做出什么事来。两人一起离开帐篷，图克斯山上无休无止的秋风拂过姐妹两人，一路向山下吹去。

“这是英国医院。”娜奥米说。

她们来到英国综合医院，找到那里的护士食堂。她们敲动帐篷门帘上的杆子时，里面的人正在吃晚饭。获准进入之后，她们立刻看出，这里的氛围远比她们那边宽和友善。某个精力旺盛的人获得了许可，画了许多英国乡间的油画挂在四面的帐篷壁上。每个人都穿着得体的白色围裙。桌上摆着维克多牌留声机，正放着一首女高音唱的民谣。在音乐声中，女人们活泼地聊着天——莎莉觉得这种活泼代表着她们的大国自信。一位年轻女士注意到她们站在门口，于是站起来说：“你们好啊，袋鼠姑娘，过来喝杯茶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澳大利亚人？”娜奥米问。

“因为那种笨重的厚外套。”那个护士回答。

她让朋友们起来挪动一下，然后在桌边给两人加了两把椅子。她们互通了姓名。那位欢迎她们进来的人叫安吉拉，她有一双年轻而有光彩的眼睛，心中的善意还没有被消磨和摧残。她向那里的另外两个英国女人介绍她们：“这两个可怜女孩儿的船沉了。”安吉拉的语气中带着惊叹，就好像沉船是一项了不得的成就。

“可怜的姑娘！”其中一个女孩儿说，“真不幸，你们总得穿那些旧衣服。我们该为你们募集一些。”

“不要费事了，是上校规定我们这么穿的。”

“这不会是真的。”安吉拉用安慰的口吻说。

“我们注定要被羞辱。”娜奥米坚持说。

三个英国护士对彼此皱了皱眉头。莎莉觉得有义务告诉她们，姐姐没有夸大其词。

“很不幸，这是真的。”莎莉说。

娜奥米说：“我们的一位朋友被关进了疗养院，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她对一个盲军官很好。英国护士负责看护疗养院，我们想请你们捎一封安慰的信给她。”

“啊，那你们得去找贝亚，她在疗养院执勤。”安吉拉压低了嗓音，对娜奥米、莎莉和她的两个朋友吐露，“贝亚自己就惹上麻烦了，她对我们这里的一个男孩儿太好。你如果见到一个受重伤的人长得像你的兄弟、亲戚或者旧相识……很容易被感情冲昏头脑。这种事你们明白的。”

娜奥米和莎莉望向她指着的那个女孩儿，她非常漂亮，有一头长长的鬈发，其中一绺垂在额头上——无视束发的规定。她看起来像个小女孩儿，但是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既是训练有素的护士，同时又是天真无邪的孩子。

“虽然如此，”安吉拉说，“我还是难以想象真的有人仅仅因为喜欢一个军人，就被丢弃，就被诊断为精神病。来，我们去找贝亚。”

她站起来，带杜伦斯姐妹穿过房间。她们远远地站在一边，安吉拉一边跟贝亚说话，一边指向两人。贝亚向后一推椅子，站了起来。四个人挪到留声机旁边的角落。贝亚的口音比安吉拉的乡土些，像是约克郡一带的，不过莎莉觉得，她是一个人能遇到的最漂亮的精神科护士。没错，她说，她就是疗养院女病房的日班护士。她认识奈提斯，因为那里没有多少病人，只有一些情绪变得不太稳定的护士。门口有一名佩步枪的守卫，不过那是为了保护女病人不受男病人的骚扰，因为疗养院的男病人行为很难预测。一个男孩儿可能觉得他正住在家里，想去当地的酒吧逛逛。

“那天晚上打雷，一些家伙可受了苦。”她说，“主要是那些在加利波利和海丽丝岬发了疯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你们的人，一直躲在床底下。可怜的孩子，才十六七岁，让他入伍的人真该枪毙。”

“可是奈提斯呢？”娜奥米问，“她跟什么人做伴？”

“她们一共只有四个人。一个疯狂地喜欢上了另一个女孩儿，一个从来不说话。不说话的那个每天只是坐着，坐到尿裤子。我帮她换裤子——我们当然不会让卫生员来做的。还有一个女孩儿，话多得停不下来。这两个女孩儿都挺惨的，就要被送回亚历山大，或者送回家，而且是越快越好。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病人。”

“可奈提斯呢？”娜奥米又问。

“她显然跟你我一样心智健全，还能帮上不少忙。”

“如果请求你让我们探视，可能要求得太多了些，”娜奥米被亲切的英国护士感染了，“不过如果我们给你几封信，写些安慰的话，我的意思是……”

贝亚笑起来，她的笑声很动听。“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说。

但是她没有说不，也许是因为她天性太过善良，这种天性在利姆诺斯岛上不无危险。

“或许只能捎一封。”她让步。

她和安吉拉给姐妹俩找来铅笔和几张英国红十字会的信纸。

“你先写。”娜奥米对莎莉说，把铅笔递给她。

“行行好，”贝亚说，“不要提到我。”

莎莉写道：

亲爱的奈提斯：

希望你知道，我们都很想念你，想尽可能给你送去一些慰藉。毋庸置疑，你不该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们下定决心要帮你讨回公道。在疗养院的生活一定很不好过。拜尔斯中尉很好，说他盼望见到你。我们都一样。

你的好朋友，

莎莉·杜伦斯

莎莉把铅笔递给姐姐，她用力接过来，似乎早已打好腹稿，胸有成竹地快速写起来。

“写得简短点儿。”贝亚一边说，一边梳理着她的长鬈发。

娜奥米从粗布裙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巧克力。

“如果请你把这个也捎给她，会不会太过分？”

贝亚难以置信地笑起来，不过她说：“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帮到底。不要担心，我自己也经常把多余的吃的偷偷捎给她们一点儿。”

她们觉得可以信任这个美丽天真、照顾着别人眼中的疯子的女孩儿。

莎莉总会在巡视时停下来，和拜尔斯中尉说几句话，他已经从普通病房搬到一间人更少的帐篷里，似乎也被孤立起来了。她和拜尔斯说话的时候需要掩人耳目，因为有一条禁令，不准她们和男人说话，除非询问病情，或者让他们抬手、抬脚、张嘴之类的。这条禁令在奈提斯事件后被反复重申。一段时间之后，那些伤员本人也开始主动遵守这条规定，以免给护士们带来麻烦，但是，拜尔斯想了解有关奈提斯的一切。

“他们不让她当班了，”莎莉说，“她正在休养。沉船之后，她确实该好好休息一下。”

她说起一匹马带奈提斯逃出生天的故事：

“没错，真的。一匹小马驹，我亲眼看到的。”

“我要说，感谢上帝创造了马这种动物。美好的生灵！罗西是好人有好报。”

“我也这么想。”

“是的，”他说，“她相信有某种神性笼罩着人世间，而且她并不介意我的宗教背景。我父亲送我去了一所长老会学校，但我们是犹太人，原本姓梅尔斯。其他小孩都能看出我是犹太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不过，年轻人确实在很多方面有很强的辨别能力。现在说话安全吗？”

由于总护士长并不在视野中，所以她说安全。

“我想跟你聊聊那些城里人，那些随口自称信奉上帝的人。”他说，“他们跟奈提斯很不一样，道德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粉饰。也许珠宝商更容易接触到这类人吧。他们靠姓氏和职业赊账，不知道从我们的拜尔斯父子珠宝行里赊走了多少金戒指和胸针，而我们还要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苦苦追债。问题是，一旦我父亲拿出票据，请他们来还钱，他们就会说：‘别去拜尔斯那里，为什么要向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付钱？’现实就是这样，我是犹太人，就被看得连猪都不如，但是罗西不介意，而且我瞎了，罗西也不介意。”

莎莉听到他突然痛苦地哽咽了一声。这是他童年时代的屈辱——也是他父亲的屈辱，对他而言，这似乎比双目失明的苦难更加切近，也更难以承受。

“还好，用不着再操这份心了。拜尔斯父子珠宝行里的‘子’现在不算数了。我以后不会参与多少珠宝生意。”

她时常在天黑的时候找拜尔斯聊天，她去的次数越多，拜尔斯对奈提斯的挂念就表现得越明显。

“你说她在疗养？”有一晚，他问起来，“她在哪里疗养？她生病了吗？”

“可能是有点儿感冒，”莎莉说，“她很快就会回来。”

“你是不是在隐瞒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没有。”莎莉说，她已经很擅长说谎。

莎莉知道，奈提斯已经成了姐姐的一个心结，正如她也是拜尔斯的心结一样。莎莉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硬朗，而娜奥米则变成了愤怒的化身，她的双眼总是如利刃一般扫视四方，带着一股重整乾坤的气势。通过再一次造访那个美好的英国护士食堂，娜奥米开始做贝亚的工作，想让她带自己去见奈提斯。莎莉敢说，以贝亚的善良天性，她很难抵挡姐姐虎狼般的决心。娜奥米计划假扮成新护士，跟贝亚下去观摩学习。

娜奥米向她的妹妹重述她说服贝亚的话。

“如果追究起来，你可以说，我告诉你我被派到疗养院当班了。你没理由怀疑，而且我只待一小会儿，我保证。我们必须让她知道，她没有被抛弃。”

一天早上，疑虑重重的贝亚带上娜奥米，穿过了外围的铁丝网。她向门卫打招呼，门卫看到她，脸上绽开笑容，为她打开大门。进入大门，有一条车道，两侧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贝亚告诉她，男病房在铁丝网南边，而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则在铁丝网北侧，她们在两者之间穿行。走了二百码后，她们来到一座小院子，这是疗养院的女病房区。这一带的景观不太适合医院，娜奥米心想。到海港的路途被山石阻断了，同时阻断的还有逃跑的念头。

贝亚跟站岗的士兵道了早安，然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他，她带来了一位学徒。进门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跟夜班护士换班。娜奥米站在帐篷门口，看着贝亚走进去。夜班护士是一个加拿大人，正在一张小桌边写值班记录。她的样子很疲惫，离开时和娜奥米擦肩而过，似乎没有注意她。夜班护士去叫醒她的卫生员，他在院子角落的小岗楼里整夜待命。娜奥米向幽暗的帐篷里张望，首先看到一片区域，那里摆着几把软椅和一张堆着杂志的桌子。那里有一个简陋的书橱，里面有十来本书，书橱顶上放着一副扑克牌、一盒跳棋和其他游戏道具。贝亚一边浏览值班记录，一边向娜奥米提起，两个卫生员很快就会带着一桶粥、一桶水和一些面包过来。她称他们为“小哥儿”，这称呼近乎亲昵。似乎在这个地方，卫生员可以不那么恶毒地和女人们相处。随后，贝亚放下值班记录，离开小桌，向闹腾的病人们大声道早安，她快活的声音本身就是白天的一剂良药。

娜奥米跟着贝亚走过去，看到奈提斯正坐在一张凌乱的床上，旁边的女人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聊着——更准确地说，是一直在出声。

贝亚说：“奈提斯已经成了她的朋友，而且一直帮我照料她，让那可怜的女孩儿别那么激动。另外，那个同性恋女孩儿人也很好，总是努力让莉莉开口说话。我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团队。”

在娜奥米的视线中，奈提斯仍然保留着她那招牌式的眉头紧锁的表情。她站了起来，但一只手仍然搭在那个女人的手腕上。当娜奥米展开双臂拥抱她的时候，奈提斯只得用空余的那只手回应着。从这个拥抱中，从奈提斯的手按在她后背的力量中，娜奥米惊愕地发现，其中有些不情愿的意味。奈提斯向她喋喋不休的病友解释，她要去跟朋友坐一会儿。娜奥米和光着脚的奈提斯走到帐篷另一边，坐在休闲区的软椅上。

“你来这里做什么，杜伦斯？”奈提斯开口便问，“你会给自己惹上很大的麻烦。”

“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让你知道，你没有被忘记。他们希望我们忘记你，但我们拒绝。”

“我已经知道了，”奈提斯平淡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我不希望你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由我来探望你，这是应该的。”娜奥米说。

奈提斯似乎觉得既然娜奥米来了这里，自己也理应问她些问题，于是问起了拜尔斯中尉的近况，以及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哪里。

娜奥米说，她们只说她被暂时停职了，没有告诉他其他的。“不过他没完没了地问起你。”娜奥米说。

“他真的没完没了地问起我？”奈提斯说，“这不该是你随口说的话，除非这是真的。”

对于大费周章来这里探望她的娜奥米，奈提斯似乎只表现出普普通通的敬佩，现在竟还质疑起她说的话来。

“当然是真的。”娜奥米坚称。

“来这里是我应得的结果，”奈提斯忏悔道，“你要知道，我有点儿失去理智了。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

“可是，你总不至于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天哪。”

“这个处罚是合理的。”奈提斯的笃定令娜奥米反感，“是我自己疯了，肯定不是拜尔斯中尉的错。”

“这全部都是另外某个人的错，”娜奥米坚持，“也许不是全部，但你所犯的罪微不足道。如果说我们疯了，那也是他们逼疯的。登上阿基米德号的军队不是我们邀请的，上校的愚蠢和护士长的奴性也不是我们造就的。也许有人会说，我来这里是有罪的，但我要说，让你到这里，才是真正的犯罪。”

“不管怎样，”奈提斯争辩道，“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每天都有护理工作可做，所以我并不空虚。如果有人要谈到上帝的话，那么他会说，是上帝派我来这里的，为了那沉默不语或喋喋不休的人，这两种人我们各有一个。”

发现奈提斯如此坚定而又近乎满足，娜奥米本该感到欣慰，可她同时也感到了某种失望。

“还有，请向拜尔斯中尉转达我的关怀，另外有一件事你无须告诉他——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奈提斯承认，“那就是，我也许将友谊和我与他的交谈错当成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关系。”

“你确定你们之间的关系仅此而已吗？他显然希望不是。”

“如果你也曾被一匹小马从海底救出来，那么你也会更了解自己。那些是错觉，你知道。当你生活在类似这里的地方时，它们就随风消逝了。至于拜尔斯，告诉他，我不会容忍他说那些罪责全在他的空话。如果他再那样说，实际上表现的是他的自私。”

贝亚的“小哥儿”跟门卫打招呼的声音传来，很快他们就提着几个桶走进来。娜奥米站起来，和奈提斯亲吻道别，然后走过去拥抱了一下慷慨的贝亚，她刚整理完床铺，正跟那个沉默的瘦女孩儿说话。

“你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姑娘，”娜奥米告诉她，“我欠你一个人情。”

娜奥米最后向奈提斯挥挥手，投去一个疑惑的眼神，然后离开了帐篷。门卫为她打开女病房区的大门。她走到车道尽头的疗养院正门前，开始攀登图克斯山。她沿着山道边缘行走，为救护车、运送物资的货车和希腊人驾的运柴马车让出通道。她回顾这个早晨，感到一种小小的、胜利的喜悦，因为她闯进了关押奈提斯的禁地。上山的路上，她看到一行人走过来，连货车和马车也靠到路边避让。一个是披着红斗篷的英国护士长，一个是军装考究、皮靴锃亮、佩着红领章的老者，还有两个年轻随从跟着他们。出于一种本能的敬畏，娜奥米停住脚步，让他们过去。只有护士长向她的方向瞥了一眼。

那天傍晚，娜奥米被铃声唤醒，此时总护士长正等在军官病房的门口。当娜奥米走过来时，她大步上前，没有任何铺垫，开口便问，娜奥米去疗养院做什么。一个陪同副督察巡视的英国护士长看到她从那里离开，感觉很蹊跷，因为护士长知道只有自己的护士在那里工作。另外，由于她对路过的陆军准将缺少尊敬、桀骜不驯，护士长感到深受冒犯。说自己桀骜不驯，这让娜奥米十分困惑。在那次偶遇中，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任何桀骜不驯之处。是那个陪同准将的英国护士长误解了她，还是近来发生的事情让她变成了这副样子？这时，总护士长对她说，自从她杜伦斯来到利姆诺斯岛之后，她就一直是所有混乱的中心，是牢骚的化身，总护士长缓慢而严肃地说：

“我看不到你在护理工作上有任何未来，你被停职了，我无法信任你照顾我的病人。”

“你们现在不是缺护士吗？”娜奥米由衷地担忧这一点，这一时间淹没了她的愤怒和轻蔑。

然而，跟这个为上校传声、拥护他那些粗暴医疗理念的刻薄女人，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生活在图克斯山上，无所事事地度日，这对于娜奥米来说就是地狱。她得到她的判决，没有流泪。他们如果想看到她的眼泪和悔悟，那还得再等等。她有一种冲动，想要去利姆诺斯岛面向色雷斯的那一面，混迹于村民之间，那里风景更好，阳光也更充足。

“你要找机会把奈提斯的近况告诉拜尔斯中尉。”娜奥米对她的妹妹说。

当莎莉终于见到拜尔斯时，如预料的那样，他不断坚称是他害奈提斯去了那里。这个反应可以理解，但莎莉觉得是一种没必要的任性。

“对，我们所有人都该责怪。”她狠狠地说，“除了害得你失明的愚蠢将军们，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敌人，还有那些创造出这个恶劣、压抑的鬼地方的人。他们显然都是无辜的，而你我都该责怪。”

拜尔斯说：“不然你期待我有怎样的感受呢？觉得自己无可指摘吗？但是，没错，把她送到疗养院真是件混账事。”

第二天早餐时，娜奥米对妹妹说：“我希望他们把我遣送回亚历山大，让我颜面尽失。你能想象吗，我在悉尼做护士的时候，把自己看作未来的护士长？可现在，恐怕我只是一件被毁弃的货物。”

她必须忍受虚度光阴的苦闷，也没有奈提斯享受的那种照顾他人带来的慰藉。她试图像她的妹妹一样醉心于阅读，但发现自己的精神过度紧张。她获准在图克斯山上锻炼，她尤其钟爱南向的山崖。自尊心不允许她找其他女人做伴。她感觉自己的精神将被慢慢侵蚀，甚至感觉有发疯的危险。

两天后，正当她在睡梦中想起阿基米德号和死里逃生的往事时，澳大利亚医务视察员莱瑟黑德上校来到了利姆诺斯岛。她们后来回想起来，莱瑟黑德的出现就像是《圣经》里记载的天使降临。他所处的位置，就是她们所生活的黑暗世界与未来的光明世界的分界，不过最开始，大家并不清楚这一点。他并没有天使般的外表，只有圆圆的脸、圆圆的身子，屁股比肩膀还要宽。仁慈或责备可能会在下一秒出现在他脸上。

他出现在护士食堂时正逢早茶时间。他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简单地和护士们说了几句话。他是被派来巡视并向上级汇报她们的工作环境的，他再三强调，不要把他看作什么大救星，不过他说，这里的一些问题已经有人投诉过。是米奇，大家心想。即便残疾了，她还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她会不断讲述她的故事，并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军队中身居高位的医生。

不过，他还是让大家产生了一种怀疑，觉得她们的表现也会面临严格的审查。好一会儿，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几个病房间转来转去，偶尔记上几笔。娜奥米发现，好几名上级都把注意力锁定在莱瑟黑德身上，她的行动不再受到严格监管。这几天里，她或走到山下的小贩那里，为病人买香烟和巧克力，或去墓园走走，细读十字架上那些悲惨的姓名。

莱瑟黑德在的前几天，卫生员的暴虐习气并没有得到抑制——弗洛伊德事件之后他们收敛了一阵，现在却故态复萌，仍旧对护士们颐指气使，满口污言秽语。与此同时，肥胖的莱瑟黑德似乎专注于记录手术室和病房的环境，以及包扎和冲洗伤口的情况。他跟病房医生们讨论过氧化钠的使用，问用达金氏液会不会好一点儿。傍晚，莱瑟黑德来到护士食堂跟大家共进晚餐，他用一个女孩儿的搪瓷盘盛了满满一盘碎罐头肉丁和米饭，发现这饭——如果一定要给个评价的话——既不好吃也不难吃。

跟莱瑟黑德在一起的时候，上校总是不害臊地喋喋不休。他很骄傲，自己领地的荣光被一位来自亚历山大的视察员见证。

莱瑟黑德叫女人们一个一个地来他在一座棚屋附楼里的临时办公室，有几个军医在那里办公。看他的样子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娜奥米暗暗希望能叫到她，可又很紧张，不知道他会怎样看待自己。他会认为她狂热或抑郁，并草草地记录下来吗？不过，莱瑟黑德并不急于传唤监禁中的人。

她妹妹是第一个被叫去的。莎莉发现他如一贯表现的那样一丝不苟。他不是采取让墨水自己风干那种懒方法的人，而是频繁地使用吸墨纸。他写了大量的报告，文件却毫不散乱，他用自己的打字机把它们转换成官方形式。站在他面前，莎莉感觉他主要的想法是指出她的缺点，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攻击性，无非是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受训，做护理的地点和年头。“对了，我知道你曾在阿基米德号上，所以你们必然丢失了所有的便服、制服、护理用具……”

“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给你们这些临时凑合的衣服？”

她说她们最初穿的是法国水手的衬衫，盖着法军的毛毯。

“还有那些粗布裙子，”他说，“看起来像是他们从希腊人那里买的二手货。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些投诉是关于卫生员和他们对待护士的态度的。你有什么经历？”

“我们没有被礼貌地对待。”莎莉说，她感觉有满腔怒火想要喷薄而出。

莱瑟黑德请她说得更具体些。

于是，莎莉把她们的经历从头到尾讲述出来。卫生员最初把护士们视作全职苦力和女仆，命令她们清理排泄物，搬运废物桶和便盆，把装着人体组织、用过的敷料和截下来的肢体的桶拖到焚化炉那边去。她们并非不愿意帮忙做这些事，但这却是她们所有的任务，而且在做的过程中，卫生员还对她们恶语相加。她们被禁止进入手术室，除了做清洁的时候。此外，卫生员发号施令的时候，还会用不该用于护士的称呼叫她们。“那些男人并不都那么坏，但是好人似乎被迫噤声了。”

“被他们的卫生员同伴？”

莎莉决定铤而走险。

“我认为这是上校允许的。”她说。

他看起来并不惊讶，低下头来，露出头顶短而硬的棕发，镇定地拿起漂亮的钢笔，一丝不苟地记下来，然后他抬起头。

“你们有没有谁被暴力或者不恰当地伤害。”

“我没有。弗洛伊德护士……你一定听说过她的事。”

说到这里，莱瑟黑德俯身向前，像一个准备聊小道消息的男人。

“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袭击她的年轻人已经死了？”

“我没听说过这件事。”

“你们需要知道，他付出了代价，双倍的代价。他是扛着一名受伤的少校去战地救护车那儿的时候中弹身亡的。他的上尉推荐追赠他军功章，但是显然军功章不能授予这样的人。”

这时莎莉很纳闷，这个刻板无趣又守口如瓶的莱瑟黑德何以把这件事说出来。对一些人而言，这也许被视作某种谈资，但对护士们来说，则是对她们声誉的澄清和维护。莎莉觉得，他这样做是想让护士们认为那件事已经了结。她怀疑是不是这个聪明的莱瑟黑德捏造了这个故事——他想出这个办法来息事宁人。可是，这种事该是一个说书人才能做出来的，而不是眼前这个无趣的军官。

他突然将面谈带向尾声，向莎莉表示了感谢。莎莉站起来，开始往外走，可他像是出于礼节一样起身跟了过去，在莎莉出门之前拦住了她。

“那么，你不认为奈提斯护士精神状况不稳定吗？”

“我认为她的精神留在了阿基米德号上，就好像有些男人的精神停留在了受伤的那一刻，不过她跟其他人一样心智健全。”

莱瑟黑德放走了莎莉，然后转过身，回去写他的记录。他的神态、他的动作、他的问题，还有他反复斟酌的小道消息，都显得如此笨拙和不自然，不过，他问起了她们艰难处境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一种治疗。

当天傍晚，莎莉下班之后，恍惚中看到奈提斯坐在她自己的床上，让莎莉吓了一大跳。奈提斯抬起头，像往常一样眉头紧锁。她平淡地说：“你看，我出来了。”

莎莉冲上去抱住她，但奈提斯对庆贺的拥抱似乎毫无兴趣。

“看到你，拜尔斯就不会那么内疚了，而且会很开心。”

奈提斯说：“他没法真的‘看到’我，不是吗？”

对于奈提斯的诡辩，莎莉一下子恼火起来：“够了，奈提斯。”

“好吧，”奈提斯说，“我可以想象，知道我回来了，那个可怜的男孩儿会感到某种安慰。”

“听你这话，就好像从那里出来了，你反而不高兴似的。”

“总的来说，我很高兴。”

“你就像没事儿人一样，可你知道娜奥米因为探望你，已经被停职了吗？”

奈提斯陷入了沉思。“我知道那冒着很大的风险，”她承认，“你该明白，我并不缺乏感激之情，我只是太过惊愕，还无法双膝跪地，把我的感激充分表达出来。”

“好吧，原谅我。”莎莉说。

因为她十分理解那种状态。凯拉丹进来的时候，奈提斯开始尽力分享她们的喜悦。接着，娜奥米远途采购回来，她的出现彻底击垮了奈提斯的矜持。奈提斯露出奇怪的表情，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用干涩的声音大笑起来。“你敢相信吗？”她说，“我出来了！”

娜奥米既惊讶，又敬佩：“这是莱瑟黑德上校的功劳。”

凯拉丹想出一个好点子：“我去接拜尔斯中尉，带他散步健身，你可以在食堂帐篷旁边见到他。”

听到要安排他们见面，奈提斯一下子焦虑起来。在风中，她站在莎莉和娜奥米之间，看到拜尔斯中尉搀着凯拉丹的手臂走过来。他穿着病号服，由于傍晚变得很冷，他的肩上又披了一件军装外套。虽然有凯拉丹引导着他，他还是用一根白色棍子试探着障碍物，拨走前方的碎石。

“萨姆。”奈提斯用微弱的声音说。

“罗西？”他抬起头说，“真的太抱歉了，给你惹上了麻烦，奈提斯护士。”

“现在已经没事了。”

他摇摇头，知道自己的失明依然是一个难以言说的麻烦，不过他马上深吸了一口气，露出一个宽厚的微笑。

“正义的胜利，”他说，“在军队里这可不常见。”

女人们没有接他的话，而是开怀大笑起来。

制服从补给舰上运了过来，她们不必再穿那些用边角料做的粗布衣服了。一则传言在医院里散布开来——斯潘纳上校那天早上走了，坐船去了亚历山大。新的军医主任即将上任的消息来得同样突然，据说是一位来自阿德莱德的苏格兰外科医生。他是平民出身，起码能礼貌地对待其他平民。澳大利亚护士长委婉地向大家透露一则消息——就好像这会令她们不满似的，她们被要求穿上军队提供的斗篷。那种算得上优雅却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回力镖形肩章上刻着“澳大利亚”的灰色大衣也发给了她们。一起来的还有一批干净漂亮的鞋子，对于图克斯山的泥土和砂石来说，显得过于精致了。

从萨洛尼卡[32]运来的羊上岸了。有好几个夜晚，她们盘子里的罐头牛肉被换成了新鲜羊肉。

卫生员们，这些从前凌驾于她们之上的暴君，现在要负责把废物桶、残肢、染血的绷带通通运出去，送到倾倒点。没有人再骂她们“愚蠢的母牛！”，这是莱瑟黑德的到访产生的奇迹。他简直做到了重整乾坤，或者说，至少重新整顿了这颗名叫穆德罗斯的星球。由于曾在阿基米德号上协助费洛斯上尉，莎莉被安排给在加利波利中弹的新伤员实施麻醉。当弹片被从伤口里取出时，当肢体被截肢锯锯断，裹在床单里送出去，和一大堆断胳膊、断腿一起等待焚化时，她负责观察伤者的生命迹象。奥诺拉做手术室护士。莉欧做巡回护士，负责准备和摆放医疗用具，清点数目，甚至监督卫生员做消毒工作。

斯潘纳上校的“女管家”，那位总护士长又勉强在这里待了十天，随后也结束了任期，被送到其他地方。每个人都感觉医院焕然一新。

然而，坏消息是，罗比·肖中尉的旧伤复发了。莎莉看到那个慷慨大度、平易近人的中尉躺在军官病房里，被那原本快要好了的股骨伤口折磨得浑身发热、疼痛难忍。她看到他裸露的臀部，上面已经红肿化脓，几位医生和护士长商讨着对策。

“但愿他们能把那块火辣辣的地方切开。”他对莎莉说，“它只是暂时恶化了，把脓毒搞出来就好。”

病房医生叫来了外科医生。罗比·肖的脉搏一直在加快，疼痛和高烧开始让他胡言乱语。他们每四小时给他注射八分之一格令吗啡。伤口已经沿着缝合的位置破裂，恶臭的东西从里面渗出来。他被送去做手术时，伤口绽开着，几寸腐烂的骨头从大腿上部刺了出来。莎莉到术后病房探望他，发现他沮丧而古怪。

“我下半辈子就要像骑着一辆看不见的自行车那样走路了。”

不过，不时袭来的疼痛让他无力思考未来的步态。

丹克沃斯上尉和他的炮兵连被派回了加利波利，奥诺拉变得阴郁起来，这情绪就像她平时的快活一样写在脸上。走之前，他来探望了他的死党肖。莎莉听到肖对丹克沃斯说：“唉，都是这伤口，害得我没法参战了。”

他说得没错，因为在炮兵连，他原本有更多的战斗机会。人们无法理解他竟然想要战斗，不过这似乎是他的真实意愿。如今，他已不能再操纵大炮，而无论未来从事什么职业，他都无法获得慰藉。

就在女人们穿上新衣服后，一则可信度颇高的传言很快散布开来——据说即将有一艘轮船载伤员返回澳大利亚。只过了几个小时，就出现了添油加醋的说法，说她们中的一些人将乘坐那艘船回国。她们那位澳大利亚护士长——在莱瑟黑德整治之后变得柔声细气——很快确认了这个消息。几天后的早晨，她念出了那些人的名字。似乎是为了证明人间的正义并不完美，这份名单包含了那些以制造麻烦著称的人。凯拉丹名列其中，这是为了惩罚已婚的她。当她提出她受伤的丈夫身在英国时，护士长建议她离开军方的护理队伍，成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然后如有必要，她可以自费回到位于北半球的丈夫床边。娜奥米，她的反叛言行最终并没有得到宽恕。奈提斯，由于她在病房的举动不合规矩，也将一同回国。除了她们之外，还有一些并无过错的人，不过，这里面没有莎莉。发现自己的名字没被念出来时，她感到心中涌起一阵怪异的轻松感。如果被送回澳大利亚，她怀疑自己能否再度逃离。

“没有你在身边，我希望自己应付得来。”她对娜奥米说，这并不是一句套话。面对这一切，娜奥米似乎很平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

“谁能想到，竟然是我最先回到肯普西？我会帮你跟我们的继母联络感情的。”

离别之期越近，莎莉越明显地感觉到，自阿基米德号沉没之日起，她就几乎完全依赖姐姐。娜奥米站在了她和严酷的生活中间。如果没有娜奥米，她就需要成为自己尊严的守护者和发声者，可是很明显，关于这次回国的命令，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无论和丈夫远隔重洋令凯拉丹多么苦恼。所幸凯拉丹来自一个有门路的家庭，到达澳大利亚之后，说不定三个月内她就可以回到英国，守在丈夫的床边。

对于鱼雷的不可言说的隐秘恐惧，如阴影般笼罩着被选中的护士。

迷茫归途

西风吹拂着雨丝，所谓的“遣送回国人员”登上一艘艘驳船和交通艇，向运兵船驶去。正在渐渐恢复的罗比·肖拄着拐杖加入其中，萨姆·拜尔斯也在卫生员的引导下沿海岸走来。就在这些人登船之际，一艘从加利波利来的黑船把病人和伤员吐到了码头上。士兵血肉的大循环仍在进行着。

在码头上，杜伦斯姐妹获准站到一边，互相道别。她们站在一起，共用一把雨伞，穿着新领到的灰色大衣——全靠莱瑟黑德上校的介入。

“你说，利姆诺斯岛上的医院还会存在多久？”娜奥米揣测着问。“只要加利波利的战斗没有结束，它们就会一直存在。”莎莉十分肯定地说，“今年或者明年还看不到头。”

“如果你被困在了这里，”娜奥米说，“那么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回来，我不介意为所有人倒稀屎桶，因为你是我妹妹，而且你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你很沉稳，不，别想否认。你一直那么镇定、勇敢、坚强，而且比其他人更会管理自己。”

“可你的勇气又怎么说？你不是也闯进去见奈提斯了吗？”

“那只是纯粹的发泄，出自绝望的愤怒。”

莎莉感觉很奇怪，竟然有人狂热地夸赞她镇定和勇敢，这个人还是她的姐姐！那感觉就像有人在诬陷她盗窃或变节。她说服自己别把这话说出来。这时，她看到基尔南中士站在列队的男人中间，等着上交通艇。他穿着大衣，一只肩膀扛着行囊，另一只手提着普通的帆布包。他看到她们，走了过来。

“你们俩都要逃出这里？太好了。”

“不，”娜奥米说，“只有我要走。我不是逃出去，而是被抛弃。”

“你们也可以这样形容我。”基尔南对二人说。他望着岸边那矗立在海风中的灰色庞然大物，然后抬起头，望着通往图克斯山的长路，似乎在估量即将失去的东西。

“我感觉很无力，”他说，“我知道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疗养中心的军官，以及写信给我的父亲。我父亲认识那个精神病学家斯普林索普，他正在埃及给人治病，很有影响力，所以我父亲写信给他，附上了我的信，提了些没用的建议，不过我希望它聊胜于无。”

当他的目光回到杜伦斯姐妹身上时，他脸上露出不平之色。

“违背人道的法令，通行于我们的医院，”他忏悔道，“但我是个懦夫，只会遵守它们。”

“你也做不了什么。”娜奥米说。

“我得回到同伴那边了，”基尔南说，“到船上说话更方便，杜伦斯小姐。”

他又对莎莉说：“希望我们还能重逢，不过不是在这座阴森的岛上。”

“这么说，你已经不相信那些神话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对，那些都是无稽之谈。我更关注现代史，对我来说，它是一门更有吸引力的学问。”

莎莉看着姐姐乘坐的交通艇离岸，虽然天气不算晴朗，但她还是能看到它抵达轮船底部的舷梯，然后看到娜奥米高挑的身影拾级而上。莎莉曾经觉得，一艘轮船就是一座堡垒，可以抵御外部的一切威胁，唯独害怕内部起火，可如今，她只把它看作一只薄薄的铁皮盒子，或一枚等待铁锤的鸡蛋。娜奥米终于消失在轮船上之后，莎莉转身离开港口，沿着山路往回赶，准备应对从码头蜂拥而上的救护车。工作催人老，她心想。在这片低垂的、怀着恶意的阴云之下，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娜奥米的客舱位于二号甲板，里面有三张床铺。乘务员交给她一封来自肖中尉的信，由于股骨受伤，他也踏上了归途。“有点儿失落，”他在信中坦白，“不过我一定还可以为军队做些什么。你如果看到我，就会发现我是船上那个斜45度角走路的人——除非船倾斜45度角，那样的话我就是直立行走了。”

她希望肖不要给她增添痛苦，这是一种卑劣的想法，由于他在利姆诺斯岛上的善良，他配得上别人的抚慰，但是她需要一定的独处时间，来消化她所遭遇的事情，来盘算她在澳大利亚的未来。第一次出现在维多利亚兵营的时候，她是多么自命不凡，认为自己会衣锦还乡，额头上写着“成功”二字；而现在，她要作为被遣返者狼狈地撤回，“失败”将会刻在她的额头上。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许蒙在鼓里，不过她自己心知肚明，每当想起来时，她一定会痛苦得痉挛起来。

护士们站在轮船的围栏边，最后看一眼小岛，它的轮廓在雨中变得模糊。送别的呼喊从往来的船只上传来。妹妹所在的岛屿慢慢消失于昏暗的天色和倾盆大雨中，但娜奥米没有上去目送，船一开动，她就在客舱里躺下了，可是她睡不着，在铺位上辗转反侧。她下定决心，如果这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地中海沉没，她会让自己直接沉入海底，不再醒来。

第二天，娜奥米没再收到罗比·肖的消息，她一整天都待在休息室，看《笨拙》[33]杂志。第三天拂晓，船靠近了埃及海岸。滨海大道沿岸风浪很大，那些外形奇异、装饰繁复的建筑好像覆着糖霜的甜点。亚历山大灯塔曾矗立于此，那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人们从小就被要求熟记。这是一座神奇的城市，但此时此刻，娜奥米与它充满隔阂，没有办法欣赏。她们曾经在靠岸的阿基米德号上看到的卡特巴城堡，今天看来就像出自电影或小说。英国国旗悬在中央塔楼上，似乎在宣称，战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是步枪团从城垛上向某个未开化的部落开火。

奈提斯很欣慰，这艘船如此轻松地渡过了地中海。她一路上都很忙，靠她们客舱的一位乘务员帮她给住在楼上的拜尔斯中尉传递消息。

当晚，她们被安顿在亚历山大一所英国医院的护士宿舍，准备坐第二天早上的火车到开罗。很久以前，正是在富丽堂皇的开罗火车站，米奇带着她生涩的团队登上开往亚历山大的火车。今天她们再次从这里出发，前往苏伊士港。

透过车窗，娜奥米看到骆驼和它们的主人在路上缓缓行走，身着黑衣的强壮女人弯着腰在绿色的麦田里劳作，与外面的世界相比，他们显得一成不变。黄昏降临，苏伊士的天空阴沉下来，仿佛那被摩西分开的红海现出了怒容。火车驶入港口，她看到英国的陆军和海军军官坐在大码头酒店的柱廊下。仍有人在战争的后方等待进发，而娜奥米和其他人却已经撤离。这幅景象并不让她庆幸，反而令她感觉自己被排斥在生活之外。

火车一路开到码头，卫生员跑过来帮她们搬行李。一群坐着轮椅的人出现在站台上。拄着拐杖的截肢者——他们勇敢地将裤腿挽到了膝盖的高度——尽量避免撞上忙前忙后的卫生员。失去一只手臂的人则靠另一只手悠闲地抽着烟，稳稳地走着，好像在宣示他们早就想体会甩袖子的乐趣了。

根据凯拉丹的经验，她们要上的那艘船的吨位大约有一万六千吨。它名叫得墨忒尔号，有着人们所说的“优美的线条”。下层甲板的门大敞着，阿基米德号也曾有同样位置的门，马匹和炮架就是从那里运进去的。

没有被这个阴沉的埃及午后吞噬活力的人喊道：“让一让，伙计们！”几个男人为护士们让出登船的跳板。他们的伤掩藏在军装下面，他们看起来就像健康的人一样，其中几个还带着回家的喜悦，不过不是所有人，仍有一些像娜奥米一样沮丧。

从甲板上，她望见下面的码头上有一群盲军官——每个都拄着手杖，别扭又生疏地握在手里——排成一队向下层舷门走来。为首的人把空余的手搭在一名卫生员肩上，第二个人搭着第一个人的肩，个个如此。娜奥米从未见过盲人整齐列队的样子。她注意到拜尔斯中尉也在队伍中，在人群中显得有些茫然。

护士们被安排最先入船，乘务员告诉她们，她们住的是上好的客舱。在船里向前走时，她们看到和平时代才有的酒吧、图书馆和吸烟室。她们刚刚走过的游步甲板，给人感觉真是一个用来闲游漫步而非安置伤员的地方。奈提斯对这艘船赞不绝口，来到宽敞的客舱后，她又赞叹起来。娜奥米怀疑，她兴致如此高昂，是因为拜尔斯也在船上。

晚餐时，她们跟船长和三副一起坐在近乎空荡荡的餐厅里，开始吃鱼做的主菜。船长是苏格兰人，带着坚毅果敢、不畏枪林弹雨的眼神。接着，另外一些她们没见过的护士也穿着灰色长裙和外套来到餐厅，其中有几个看起来和米奇一样大，正因为爬上跳板和舷梯而气喘吁吁。这些人都来自由开罗月亮公园改建的医院，以及位于伊斯梅利亚的一所医院。后来她们得知，其中至少有两个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兄弟，所以被派回家抚慰父母。

晚饭的最后，得墨忒尔号上的护士长跟大家讲话。那时她们已经吃完了美味绝伦的牛肉、烤土豆和蛋奶布丁。护士长像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对宽肩膀，脸颊上有湿疹的痕迹。她列举了她们的任务内容，每人每天只要轻松地工作六个小时。在八个星期的归途中，内科的需求多过外科的，所以船上有两间小小的内科病房，一间供军官用，另一间供其他人用，此外还有一间传染病房和一间精神科病房。精神科病房里的大多数病人或有抑郁症，或被对他人无害的幻觉折磨着。在下层甲板的前部，有为大约五十个梅毒患者开辟的生活区。“向他们微笑，发给他们药品，然后把他们交给卫生员。”除了这些人之外，大部分人状况稳定，住在普通客舱里。

奈提斯容光焕发，原本令她愁眉不展的心结似乎一下子打开了。

有一段时间，娜奥米的工作是带盲人和腿部有残疾的人轮流到甲板上走一圈。奈提斯想要一直陪在拜尔斯中尉身边，却又觉得这有悖护士长传达给她们的一视同仁的精神——她只好找其他方式见他。此时，娜奥米正陪着萨姆·拜尔斯，船置身于蔚蓝的红海之中。她看到基尔南中士带着一队卫生员，引导着盲人在游步甲板上散步。他从队伍中走出来，跟娜奥米和拜尔斯聊了一会儿。

“长官，愿您一切都好。”他对拜尔斯说。

“这是哪一位？”拜尔斯抬起头，这现在已经成为他的习惯性动作。基尔南介绍了自己，并询问中尉能否允许他跟娜奥米说两句话。

拜尔斯笑了：“我还不习惯战友们对我这么礼貌。”

于是基尔南转向娜奥米，称呼她为杜伦斯护士。他说他正在着手办一份船上的报纸，问她能否为他写一篇有关阿基米德号的沉没的稿子。他说等到了安全水域之后就会把文章刊登出来。

娜奥米本能地厌恶这个主意。把那些东西付诸油墨将会暴露自己，也会亵渎溺亡者。她告诉基尔南，很抱歉，她不能写这篇稿子。

“啊，写吧，护士。”拜尔斯说，“这些该被记录下来。我一直劝罗西·奈提斯写些东西，但她不同意。”

娜奥米反问基尔南：“你为什么不自己写？”

“我觉得由一个女人来写更容易让人相信，而且我记得你从始至终都很清醒。我也想过找米奇护士长，但我怀疑她还记不记得那么多东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自己写这篇文章，并在里面说一说你当时是多么勇敢，配得上军功章。”

这个想法吓到了娜奥米。她对基尔南感到愤怒，因为在涉及阿基米德号的事情上，他表现得如此轻薄。

“我恳请你不要这样，”她说，“如果你这么写了，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

“好吧。”他有些愧悔，“这只是个愚蠢的玩笑，对不起。”

得墨忒尔号上遍布着铁丝网。当船抵达亚丁湾的尽头后，女人们获准离开闷热的客舱，去游步甲板尾端的一片用铁丝网圈出的区域，在令人目眩神迷的璀璨夜空下睡觉。每天傍晚，她们都会带着草垫和枕头过去，在帆布帘子的遮挡下换上睡衣，一边聊着天，一边渐渐睡去。

半睡半醒的凯拉丹对娜奥米说，她遇到了肖中尉，那时他正在军官内科病房外按摩大腿和臀部。他原本答应跟她们一起到甲板上走走，但害怕影响腿的恢复，还是没有上来。娜奥米希望他能恢复正常行走的能力，但也乐于摆脱交际的压力，那些读物现在已经足够她打发时间。基尔南请她写有关阿基米德号的稿子，这个提议无意中激发了她想写些东西的冲动，她想摒除一切夸张与虚荣，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整件事。这来自她内心的命令，而非基尔南的请求。她仍有时间带失明或伤残的士兵散步，但没有时间应付肖的坏心情和调情的话语。

得墨忒尔号在赤道附近航行了两天，左舷和右舷都暴露在毒辣的太阳底下，甲板上的沥青被烤得融化了。娜奥米走进军官图书馆，护士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给家里写信，或者阅读《笨拙》杂志合订本。就是在这里，娜奥米开始写她的纪实文学作品。

《阿基米德号的沉没》，她选了一张桌子坐下，写下这个标题。

无论是护士、医生还是卫生员，我们都把阿基米德号看作自己永远的家。那里也有我们履行职责的岗位，第一艘满载伤员的驳船从加利波利滩头开过来时，我们便开始了工作。今天，得墨忒尔号上的一些人也可能在阿基米德号上接受过护理。我们从未料到，这座像城市，或像城中的医院一样坚固的轮船会那么快离我们而去。它曾经把那么多受伤的人带到了亚历山大和穆德罗斯的港口。

即便用最平淡的语言来写下这些，也能给她带来巨大的快乐。可是，那些马匹和它们的恐惧该如何表达呢？那些孩子般任性地从橡皮筏边漂走、放弃了生命的人又该如何描述呢？还有奈提斯，她沉入了那么深的海底又浮了上来；还有那些撞向螺旋桨的男人，那是多么恐怖的一幕，就好像他们更愿意被机器快速地抹除，也不愿慢慢被海水吞噬。这些都可以诉诸笔端吗？

她继续写着，基尔南抓着他的铜箱子，飘入她的脑海。在筏子上，他全程配合着娜奥米的指挥。她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大嗓门和专断。那颗击沉阿基米德号的鱼雷使她的力量奇异地恢复了（这部分不会出现在纪实文学作品里）。阿基米德号让她看到自己的软弱，也让她成为现在的自己。

写着写着，她突然觉得基尔南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无论置于何种环境，他都表现得值得钦佩。她投入写作的这两天，这个词似乎一直扎根在她的脑海中。当后来再次见到他执勤时，娜奥米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周围人所缺乏的特殊气质。这种看人的敏锐性并非出自迷恋，而是一种新的观察方式，类似于在人群中寻找先知。

船长号召大家到围栏上看一看南非的海岸和渐渐靠近的开普敦。这片海岸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一个看过有关非洲的书、戏剧和电影的人。在非洲，明媚的朝阳升起，照耀着远比地中海深邃的海面。高山之上万里无云，山下岸边排列着低矮的民居，巨大的信天翁像是要给他们引路。船停在了一片仓库林立的码头。

娜奥米和凯拉丹坐一列蒙着煤灰的小火车去了城里。这座城市充满陌生感，跟她们小时候印象中的城市很像，不同的是，人行道上站着许多穿着艳丽，提着鲜花和水果篮子叫卖的非洲女人。黑人孩子纠缠着娜奥米讨钱，大喊：“澳大利亚！有钱的澳大利亚！给我们点儿钱！”

她们在开普敦的百货商场闲逛，售货员女孩儿对她们十分恭敬。下午，几辆专为外来军人准备的观光车来到得墨忒尔号，接人去坎普斯湾游玩。凯拉丹、奈提斯和娜奥米都参加了这次短途旅行。在车旁等候时，她们看到同行者从船上鱼贯而下，其中有一名军医、几个截肢者，还有些看起来完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人。肖也来了，基尔南一路扶着他。肖走路有些困难，在平坦的码头上走着，他的上身总是倒向一边，又在拐杖的帮助下正过来。他看到护士们，大声说：“好吧好吧，我知道我看起来就像个坠马的老笨蛋，但你们一定会看到我突飞猛进的。”

他坐在观光车后排的长椅上，挨着奈提斯和凯拉丹。娜奥米坐在他对面的座位上，但是没有与他交谈。“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汽车开过一片有着漂亮花园的别墅区，肖感叹道，“黑人仆人像泥土一样便宜，花园用不着自己打理。我觉得我最后会搬到这里来。”

车开上山，沿着树木丛生的峭壁行驶，渐渐远离长满蕨类植物的溪谷，开到多风的高处，整个坎普斯湾尽收眼底。开阔的视野似乎让娜奥米的心胸更加豁达，同时也让人赞叹，一辆观光车竟能如此轻松地穿行于峭壁边缘。

车开始沿陡坡下山，开到那片长满松树的美丽海湾。观光车停在了一座供应茶水的塔边。在海滩上，她们陪着肖慢慢溜达，忽然走到一片盛着热海水的池塘边，指示牌上写着：仅供欧洲儿童使用。

“你们看，没错吧！”肖说，“他们从不拐弯抹角，都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他似乎觉得这种坦诚很可贵。

凯拉丹说：“依我看，这算不上直截了当，因为他们不说‘黑人禁止入内’，而那才是‘不拐弯抹角’。现在这个说法显得比较古板，你不觉得吗？”

有些同行者租了毛驴，在沙滩上赛跑。

“走，姑娘们，”肖说，“咱们去赛驴。”

他立刻朝出租驴的人走去。他请另外几位军官帮他骑到鞍上。“你确定吗？”他们喊道，“出了什么事可别怪我们。”“起！”他大喝一声，骑了上去。他用拐杖重重敲了一下驴脖子，喊道：“跑起来，小毛驴儿！”

那头驴垂着头，在沙滩上拖着脚步，缓缓走着。肖用脚跟催促它，几个朋友开始给他加油喝彩。就在那时，驴子出人意料地猛然止步，肖一下子从鞍具上跌落下来，受伤缩短的股骨正好着地。好一会儿，他原地不动，忍受着疼痛，可是接着，他用双臂撑着身体坐了起来，开始大笑。所有人都能听出，这是被痛苦过滤后的笑声。毛驴已经慢慢向海边走去，肖在它后面大喊，让它回来，做一匹英勇的好马。几个同行的老兵把他扶起来，捡起拐杖，其中一个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让人看出他自己的伤病——无法自如呼吸。肖的目光在那一片面孔中穿梭，寻找着娜奥米的目光。和她四目相接的一刹那，他的脸上露出近似轻松的神情。他发出干涩的咳嗽声，眼睛浸着泪水，所有人都选择相信那是笑出来的眼泪。

回得墨忒尔号的路上，肖用过度的欢快竭力掩饰自己痛苦的痕迹，不过他的目光时时投向娜奥米的脸，让她既欣然又反感。到了船上，她又登记参加了第二天攀登桌山的活动——忘恩负义地选择了一项肖必然无法参加的出游行动。

第二天早上，登山团在码头集合，同行的还有几个强健的女人，她们是开普敦登山俱乐部的成员。在尚未完全苏醒的城中心——街上只有黑人清道夫劳作着——他们坐火车来到山脚。登山团向山上走着，穿过灌木林和野花丛，一座座巨大的岩石平台显露出来。黑人青年在前面领头，向下伸出力大无穷的手，帮助护士和军人攀爬。站在沿路的巨石平台上，当地的登山者向他们指出西蒙斯敦的位置，以及海上的罗本岛——那是麻风病人的隔离区。登到野花和灌木丛生的宽阔山顶，他们俯瞰城市、海湾，以及因为太远而模糊不清的得墨忒尔号。他们都很兴奋，费尽力气爬到这个位置，这本身就令人开心。

当晚，愧疚驱使着娜奥米到军官休息室去找肖。她聊起这次爬山活动，就好像对这件事本身兴致盎然。她很高兴地看到，他的脸是段子手肖的那张脸，而不是苦情恋人肖的脸。

他说：“幸运的姑娘。众所周知，我可以从容地从驴背上摔下来，却还没完成登桌山的壮举。我整个上午都在锻炼和做按摩，这是有回报的。”

娜奥米发现，她喜欢跟肖相处时的轻松感。他从不说那些令人凛然危坐、耳目一新的话。他使娜奥米那沉重的灵魂得以休憩。

他说：“爬不了山不代表我就不够男人，男人不是由几寸骨头决定的。只要我能踩稳马镫，我就能像平时那样骑马。我家老爷子有一辆摩托车，不过牧场代理人必须会骑马，上山的小路上可没人敢骑摩托车。不管怎么说，反正我现在没事了，而且我感觉我们该换个话题，现在越聊越不正常了。”

他能认识到这样翻来覆去地念叨自己的状况不正常，实属不易。不过，除了不想让自己一脸苦相之外，更大的问题是，他无法正视自己的痛苦。

娜奥米说：“我不喜欢昨天去坎普斯湾的旅途，我不喜欢看你那样摔下来。”

“只对你一个人说，我也不太喜欢那一摔。”他坦白道，“听着，你不需要来跟我费时间闲聊，就像履行照顾病人和残疾人的义务一样。”

“不，不要这么说。你是一个善良亲切的朋友，抛开伤病和其他东西——抛开所有那些，你就像太阳一样温暖，所以你永远能吸引来朋友。这对我来说不是义务。”

“好吧，”他突然靠了过来，近得令人不舒服，“你去爬山的时候，我也出去走了走。”

他和其他人一起去了赛西尔·罗得斯的故居。他们参观了他那座宏伟的图书馆，里面有罗得斯的半身雕像和他的遗言：做得太少，要做的太多。接着又参观了他的卧室，里面满是和拿破仑有关的东西。罗比·肖说，他对那句话耿耿于怀。

“要论如何过上安逸的生活，这句话就是最好的格言。”他对娜奥米说，“我是说，他像疯子一样在非洲四处奔走，这儿有钻石，那儿有黄金，还有大片的土地，可是，他还是感到失落……”

娜奥米则感觉，这句格言指向了另一种惬意生活：住在昆士兰城区，看儿女在花园中奔跑。他不会明白，一个人需要具备知足的天赋，才能领受自己拥有的东西。

从外面传来得墨忒尔号起锚的声音。航行时间没有提前公告，去留仿佛全凭它自己的意愿。这时很多人匆匆走上甲板，罗比·肖也坚持要加入其中。

晚饭护士们在自己的食堂吃，不过她们也时常被邀请到罗比·肖所在的餐厅，他还像在利姆诺斯岛上那样特别关照着大家。他频频投向娜奥米的目光，显露出某种秘而不宣的意味。一张主桌边坐着哈里斯神父，他的军装翻领上别着十字架。娜奥米在军官精神科病房的小隔间里见过他，他有些与人无害的精神问题。那里有一个小客舱，里面有一只酒精炉，护士可以在那儿给自己和病人准备茶水或热可可。每当她给哈里斯神父送上热可可时，他都会答之以最遥远的礼貌——像是从一种辽阔而虚无的空间之外传来的，或者说，那是由细胞而非人所记忆的礼节。毫无疑问，他的精神受到过冲击，那些被他握着手，听他最后一次念诵“我主尊贵荣耀”的人令他不堪重负。他有一张瘦长的脸，看起来总是在假寐。随军牧师的职责，就是做出一副掌握了自由意志与罪恶的真相，并且代表了上帝之心的样子，而那副样子早已从他身上消失。

船上还有另外两个随军牧师，为圣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服务，所以哈里斯不再被叫去工作，他们让他花些时间找回从容镇定的状态。另外，他很容易突然说出一些骇人听闻的话来，而且不是什么闲话。一天晚上，娜奥米去军官休息室给他送阿片酊，其他护士也在房间里分发各类药品。他喝完药，对娜奥米说：“性病区的两个男孩儿跳船了，你知道吗？这事一直不让说。羞耻，是羞耻杀死了他们。”

说完，他又变回了那个遥远的自己。

娜奥米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可靠。她首先找机会问了凯拉丹，梅毒病房有没有跳船的人。

“我没听说，”凯拉丹说，“不过这种事他们不会告诉别人的，不是吗？他们害怕轻生的念头传播开。”

第二天晚上，娜奥米走到得墨忒尔号的护士长身边，问了同样的问题——她轻声耳语，以免这念头扩散到空气中。

护士长打量娜奥米，然后看着天花板，这是一个表示承认的姿势。她低下头，喃喃地说：“绝不能告诉任何人，就当他们是两只旅鼠吧。”

肖中尉叫娜奥米一起上甲板散步时，似乎对此事并不知情。他想在进入“咆哮西风带”之前多锻炼一会儿，因为一旦进入那一带，站立不稳的人就必须一直躺在床铺上了。这是一个明媚的上午，阳光刺眼，起伏的波涛预示着海洋的狂暴。女人们在炎热夜晚睡觉的那片铁丝网分隔区已经撤除。下层甲板上，一片供重度精神病患者活动的小区域的围栏上了铁丝网，以防患者跌出去。

跟罗比·肖散步的时候，娜奥米面临一个问题，她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此时的她开始想象男人的陪伴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不只是可以忍受。这是那种将她卷入人生苦役的错觉的开端吗，还是智慧的黎明？

跟肖在游步甲板上散步的那个上午，她看到了哈里斯神父。陪伴他一起散步，像兄弟般照顾他的是穿着军装的天主教神父和圣公会牧师。他走在两人中间，而鉴于他的古怪言辞，两人隔着他聊着自己的话题，这在娜奥米看来可以理解。娜奥米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要跑过去告诉他们——虽然自杀是神职人员无法想象的——他们正走向那个如利刃般割开海面的船头。神父和牧师聊得十分投入，渐渐走到一起，落在哈里斯背后。不管他们讨论的是《尼西亚信经》还是赛马，他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别处，没有及时发现他们的朋友已经利落地爬上了围栏。他站在木扶手之上，向着船头方向跃入了印度洋。两位神父向围栏飞奔过去，大声呼喊。接着，其中一个由甲板梯向舰桥奔去。肖、娜奥米和看到这一幕的其他人都跑到围栏边，向下望去。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船尾，也许还有希望掉转船头，把他救回来。船长当然下了掉头的命令，而且关掉了发动机。瞭望台开始工作，甲板上挤满了非官方的搜救者——军官、护士和士兵。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泛起一股白色泡沫，好像漂浮着一颗头，于是，船上不同位置的人都喊道：“在那儿！不，不是……”

自杀的念头此时已经无法遮掩，而且根据无情的力学原理，所有人都知道，他沿着船体坠落下去，一定会因为船的移动而撞上船身，再落到船底，进而被卷入螺旋桨。这个想法令娜奥米战栗起来，她知道螺旋桨会将人怎样。

船仍在徘徊，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徒劳。娜奥米看了看表。

“我该把你带下去了，”她对罗比说，“抱歉，我要去当班了。”

肖用近乎抱怨的语气说：“莫非你觉得，如果你把我留在上面，我也会做那样的事情？”

“不，我知道你不会。”

但是娜奥米坚持要送他下去。留在甲板上也于事无补，而且风浪太大，不适合让他独自待在那里。

现在，自杀的倾向已经弥散开来。虽然有两个身染梅毒的年轻人投海在前，但正是哈里斯神父的例子确认了这种解脱方式的可能性。一小时之内，持枪的卫生员开始在甲板上站岗。奈提斯带着她的冷幽默说，可能他们是要射杀那些想要自杀的人。人们相信，在船尾，只要一个稍有些戒备的卫生员就足以拦住一个盲士兵、截肢者或是面部被毁的人，可是，那里还是安排了两个守卫。

傍晚，娜奥米分发那些助人平静的药片时，精神科病房的氛围十分凝重。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一个名叫斯坦韦尔的中校。他平时不常出现在阅览室，不过那晚他独自坐在那儿抽烟。如哈里斯一样，他也服用阿片酊，而且剂量比那位不幸的神父更大。大多数时候，他无法坐直，也无法点燃一支烟。他们担心他会在抽烟时睡着，以致烧到自己，所以派他从前的勤务兵去他的客舱，坐在那儿整夜守候他。娜奥米明白，年轻军官都很尊敬斯坦韦尔中校，从他们关切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这跟哈里斯神父的两位神职同事纯粹源于职业的关怀大不相同。

当晚，斯坦韦尔中校足够清醒，像哈里斯一样疏远而严肃，他突然急迫地问娜奥米：“护士，你知道从克里希亚回来之后，我还能召集多少自己人吗？十分之一，就是这个数，十分之一！自从汉尼拔在坎尼打败罗马人之后，你还听说过这样的死伤率吗？”

“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数字。”娜奥米认同。

“而且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

“不过你还在这里，你的家人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娜奥米向他保证。

娜奥米为他整理枕头。每当护士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时，她们就会掸一掸枕头，就好像可以把烦恼从病人头上驱走。

斯坦韦尔问她：“我怎么敢在一个个家庭面前带着我的人招摇过市，或者去听市长们的演说？我怎么能那样傲慢？嘲弄那些母亲的子宫和妻子的乳房？这是赤裸裸的嘲弄！”

加利波利的一座山和一道山脊以他的姓氏命名，他手下的士兵征集自维多利亚州乡下。

就在那晚，一个来自霍巴特的年轻人——他的下巴被利斧般的弹片割成两半——在纸上写下：我有两张残脸。随后，他从船尾跃入风中，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据说甲板上的卫生员当时结伴去船中部抽烟，回来时他已经站在轮船边缘，接着就看到他落入黑暗中。船再次停下，探照灯照向深不可测的大海，一艘救生艇被放下去，在男孩儿投海的区域搜寻，但是一无所获。守卫的数量从此翻倍，偷懒者被剥夺一个月军饷，并在轮船上的监狱里关了三天，然而，这场传染病仍在蔓延。

早餐时，护士长告诉护士们，要尽可能预见男人们的自杀冲动。原先，在利姆诺斯岛上，女人们被要求尽可能少跟男人说话。陡然间，她们却要跟男人们尽可能久、尽可能欢快地聊天，以阻止他们的自毁妄念。与此同时，娜奥米完成了《阿基米德号的沉没》的草稿，并修改了一遍。

最让我难过的就是那些放弃自我、撒手漂走的人。他们只要再多坚持两个小时，就可以保有一个更长、更丰富的人生。那个面目被毁的男孩儿也一样——他刚刚从船上跳下去，因为，毕竟医生还可以为他做很多，也许最终可以给他一个体面的人生。

娜奥米没有把这些文字看作道德说教，而是看作对悲剧的呈现——最普通的悲剧。她把稿子送到位于两层甲板下的基尔南的办公室，那里封存着热气，上面的冷空气没有穿透下来。一个办事员正在打字，但是基尔南此刻不在这里。

晚些时候，基尔南在游步甲板上找到了娜奥米。她没有跟军官在一起，而是陪伴着一个来自西澳大利亚的男孩儿，一颗子弹曾穿透他的肺部，带给他无尽的折磨。她听那个男孩儿诉说童年回忆，那比人们在麦克利的经历更加艰苦。他成长于河床上的一间小棚屋，那条河发洪水，淹死了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比起生养她的那片土地——那里幅员辽阔，人们目光狭隘，西澳大利亚似乎在更低的文明阶梯上。她劝他坐在固定于船舱壁上的简陋长椅上休息一会儿。基尔南跟几个前去当班的卫生员列队从她身边走过。看到娜奥米，他停住脚步，走出队伍，匆忙跟她说起来。

“我看到你的作品了，”他对她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寓言故事，它比牧师布道有用，比安排十个守卫都有用。”

“控诉将军的部分没有关系吗？”

“原封不动。等我刊登之后，再让那些高级军官闹腾去吧。”

娜奥米想要否认，她并不想写一则故弄玄虚的寓言，但是她心里泛起了文学的虚荣心。

“明天我就会在船上分发这份报纸，”基尔南说，“就叫《得墨忒尔时报》。我得走了，抱歉。”

基尔南激发出她新的精神力量。第二天上午，基尔南邀请她到游步甲板上见面。他是一个处变不惊的人，在他的世界里，宇宙是静止的。

“你说过，要不就是莎莉说过……你是贵格会教徒？”

“对，我是教友派[34]信徒。一个教友派信徒是否该穿军装，你知道，这是件有争议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大展拳脚的时候大多是平民。”

她问他，为什么穿上了军装，而且手臂上还有军阶。

“唉，天真、虚荣、无知。”他坦白，“我当时不知道还有非军事的志愿救护车，我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热潮的。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了，我是社会的一分子，所以也想加入其中。我当时有一种简单的想法，觉得这是一场所有人都要经受的严峻考验，无论你是崇尚暴力还是爱好和平，所以我曾经想要加入其中。”

“我有完全一样的感觉。”她说，“当然，我主要是为了离开，不过除此之外，我的感觉跟你的一样。”

“即便如此，我们的动机一半都是编造的，我们所有人。我们当时只是凭直觉行动，事后再为行动冠上理由。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在澳大利亚做护士？”

“也许吧，不过我很想再回到那边。”

“是啊，我们都想回去。”他说，然后露出他一贯的神秘兮兮的笑容，“不过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谋划这件事，战争现在还看不到头。”

“我相信我的档案已被做了标记，我永远也不能获得高级护士或是更高的身份了——比如护士长，不过我知道我会回去。”

“对，”他说，“你和我难道只是想去哗众取宠吗？我们难道只是想单纯地看一看人类制造和忍受苦难的极限吗？我想跟那些有过严峻体验的人在一起，要不然，我恐怕就在战前加入某些医院慰问组织了。我是说，教友派确实有这类组织。”

“可这像是一种病，”她表示同感，“想要看护死亡而非生长。”

“你并不是真的想要看到死亡，”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你的编辑，我知道。”

在余下的航程中，轻生者的数量得到了控制，这跟站岗士兵的严密看守有关。甲板上的士兵激动地告诉娜奥米，两位随军牧师都在布道时读了她的《阿基米德号的沉没》。他们略去了讥讽高层和将军们的愚昧的部分，而把重点放在如何坚持到底、救赎近在眼前上，于是，它成了一篇宗教寓言……

周日下午，一个精神错乱的截肢男孩儿吞下了他在一个未上锁的橱柜里找到的烧碱，他死时面色赤红，呕吐不止。这是最后一例——最后一次避免登上家乡海岸的行动。他的家人一定会在澳大利亚某个港口的码头迎接他，除非他们住在太偏远的农场，恶劣的交通将阻隔这个最直接的打击，他们会满怀希望地聚集在地方火车站。最终，他们将被迫吞下一个苦涩而圆滑的谎言：你们的儿子因受伤而变得虚弱，最后死于脑膜炎，或者肺炎，或者黄疸。

一阵暴风袭来，人们不得不躺在床铺上，恶心的感觉和呕吐物的气息让他们暂时忘记了对这次回乡考验的焦虑。娜奥米发现自己对晕船免疫。她站在风暴中的甲板上，与她做伴的是基尔南中士——一个想要深入体验战争的贵格会教徒。

重返澳大利亚

得墨忒尔号从那座传说中的西部城市——珀斯的西南驶过，开往奥尔巴尼，卢因角尖利的轮廓出现在视野中。狂暴西风涤荡后的早晨格外晴朗，这是为了减轻码头上的悲愁吗？只有来自西澳大利亚的人才会在那里上岸——那里有最大的捕鲸港、位于荒芜海滩后方的小镇。奥尔巴尼疏疏落落的民居让征人的归家感打了折扣，人们往往需要在那里坐火车中转到其他地方。这里似乎没有足够的人来迎接英雄，并向他们热烈欢呼。码头上的乐队、家属和由各个郡安排的接风筵席看起来十分遥远。几个军官坐交通艇出海迎接，随后，得墨忒尔号的交通艇也开始作为摆渡船下海。

所以，那些原先害怕澳大利亚土地的人，发现奥尔巴尼——这座巨大的港口和朴素的捕鲸城镇——实在太过平淡。一艘艘载着生鲜食品的驳船驶出港口，人们开始传言，在那座港口里会举办一场表彰宴会。他们多想尝一尝那些滋味，澳大利亚牛肉、烤土豆、醋栗布丁、瓶装啤酒，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味。西部人把拐杖递给前面的水手，然后焦急地跟着他们，摇摇晃晃地登上交通艇的甲板。看到这一幕，船尾的其他人开始反复叫嚷：“也带我们上岸！”

那天晚上，二十个有各类伤病的人偷了一艘拴在船侧的交通艇。他们在奥尔巴尼的码头上惬意地走了走，然后找了找酒和女人。被宪兵押回得墨忒尔号上时，他们受到了大家的鼓掌欢迎，不过他们的威名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他们的故事到头来也让大家沮丧。人们曾经带着些恐惧地幻想，澳大利亚的土地会像一枚力大无穷的磁石，将他们拖上岸去，可是，奥尔巴尼却如此平平无奇。第二天早上，得墨忒尔号启程后，从后面的岸上远远传来迟到的铜管乐队的乐声。很快，这一纬度常见的风暴席卷而来。肖中尉宣称他不会晕船，邀请娜奥米去甲板上散步。他说他已经可以驾驭自己的腿，的确，他恰好利用了双腿的不协调，以此来应对船的颠簸。他和娜奥米身穿大衣，在风中沿甲板走着，然后爬上舰桥的一翼。他们站在上面，看着轮船在大海中激起的白色浪花，狂风威胁着要像抽打树叶一样将他们卷下去。这时候，在舰桥露天的位置没有船员，肖转向娜奥米，脸上挂着水珠，分享他在这变幻多端的浪柱中的畅快之情。在这里，整艘船最私密的一方天地，他可以用灼人的目光不加遮掩地看着娜奥米的面孔。

“好吧。”他大喊，因为在狂风中，大喊也成了呢喃，“我一直表现得太胆小了，我该跟你直说。跟你在一起我感觉真的很快乐，我可以看出你是一流的女人。我是个活宝，而你像岩石一样坚强。我认为，我们可以成为举世无双的人物。”

他停顿了片刻，给她时间思考这番话的意味。

“我想说，”他继续说道，“我读到了你那篇讲沉船的文章，我认为那里面有了不起的东西。它展露出一个强大的灵魂，而且，你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如果说有的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人，我不是其中之一。另外，你像火焰一样美丽——不是渺小的东西，是火焰。你用奇妙的方式点燃周遭的一切，最奇妙的方式！”

在两面耸起的波涛形成的低谷中，得墨忒尔号重重地向下一沉，娜奥米差点儿没有站稳。一波撞上船首的海浪淋透了他们的头发，两人大笑起来。此情此景令人兴奋，也激励了肖。

“我非常喜欢你，这是真的。说这话的时候我有一点儿慌张，你看到了，这是因为我知道等这阵风过去，我们马上就会到达阿德莱德和剩下那些地方，所以我不想拖延，虽然这是一个让我们不太舒服的时刻……你是否愿意考虑嫁给我？”

他喊出了那个夹杂着风声的荒谬问题。娜奥米直直地盯着他，此时转移目光无济于事。让她吃惊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带给她极大的快乐，快乐远多于不适。肖不太符合娜奥米平时对另一半的胡思乱想，但是娜奥米看他时并不觉得厌烦。想到和这个人同桌吃饭，同床睡觉，共享生活的一切，不会令人不愉快。她还知道，他会勇往直前，她需要足够冷酷和薄情，才能让他明白自己不是那么高贵的女人。种种突然浮现的可能性对她形成了奇异的吸引力。立下盟誓，跟罗比·肖散一辈子步，没有危险的暗流，没有风暴的侵袭。这吸引了她——拥有一个经历过加利波利大屠杀、灵魂与她势均力敌的伴侣，这个想法吸引了她。问题是，她能否过得了这样一眼望到头的安定人生。

“人们都说我有大好前程，”他急迫起来，逆着风向她喊道，“我是说，在昆士兰，我家那一带。”

“噢，我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她喊道。

“那么你怎么说？”

她知道，这就是女人的宿命，成为独立的个体一小会儿，随即就要被永远地改变，只因为某个人荒谬地想要她们。没错，被抱在怀里的感觉是甜蜜的——虽然不能在这里，不能在船长和舵手可能的视线范围内。

“太早了，”她喊道，“我觉得男人们总是太早想这些，而且总是找错人。我不是说你现在找错了人……”

他点点头，认真地思考起这一点来。对于娜奥米，最大的问题又回来了。没有比她父亲更正派的男人，也没有比她母亲更优雅的女人，然而在她母亲心中总有些难以言说的不满。某种失落感，带着不安和斯文的躁动，不时出现在母亲脸上，让娜奥米血液翻腾。在僻静的农场，它们一直环伺在她的母亲身边，不过，杜伦斯太太出嫁的时候，应该就已经知道自己日后生活的样子。她是一个小奶牛场主的女儿，嫁给了另一个小奶牛场主。她知道爱情不能把人从奶油搅拌机旁解放出来，也不能让她在冬日挤奶时免受双手皲裂之苦。埃里克·杜伦斯把他的两个女儿从苦役中解放出来，但是没有解放他的妻子。杜伦斯太太一定心知肚明，这场婚姻绝不只是一同在舍伍德潮湿的泥滩上漂漂亮亮地散步那么简单。

令娜奥米欣慰的是，在罗比·肖的未来她看不到奶油搅拌机，不过，那些已婚女人的目光似乎总在诉说着，有些与奶油搅拌机相当的东西是你躲不过的。

“你要知道，”她大声说，“我最起码要回到埃及去。”

“如果他们不让你回去呢？”

“我会有办法的。”

他笑起来，风把笑声从他脸上剥下来，然后吹平他的脸颊。

“我也要回去，”他坚定地说，“他们阻止不了我。”

“回去船舱里吧。”当肖又说了些她没听到的话时，娜奥米喊道。狂风令多情的骑士动弹不得，但在娜奥米的帮助下，他还是顺利走下了甲板梯。两人通过双开门，来到船舱内部更加安静的地方，门砰的一声关上，发动机的震颤声从下方深处隐隐传来，是此地唯一的声音。肖看起来有些羞怯，似乎如果在一个可以正常说话的地方，他就不会说出刚才那些话。他从姜黄色的眉毛下凝视着她，带着密谋的意味，她知道，这是恋人求爱时的眼神。

她说：“我们的未来还悬而未决……我能说些什么？”

“我准备在悉尼下船，”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待一两天，我们可以一起去观光。我们可以驾船出海，你喜欢驾船出海吗？”

“你应该回家去见父母。”

“我可以坐沿海客轮到布里斯班，比这艘破船要快。”

“我家里有一个继母，她是个挺好的女人，等不及要见我。我想……”

“两天，”他对娜奥米说，“就在悉尼度两天假，美好的两天。我们住澳大利亚大酒店，那里的餐厅很雅致。”

“我会住在青年女子禁酒旅馆。”

“听上去那儿挺严肃。”

“而且除了一套制服，我没有别的可穿。”

“我也一样。”他说。

“好吧。”

如果一个男人不怕麻烦，提出婚姻这样永久的事情，那么你总该花几天时间，在一个远离成群护士和士兵的地方，好好考察一下他。

一个明媚的春日，船停泊在阿德莱德港，乐队近在眼前，码头上满是表示迎接的旗帜。罗莎娜·奈提斯扶着拜尔斯中尉，迎着齐奏《英国掷弹兵进行曲》的铜管乐队走下去。奈提斯本人也将离船，她已经作为志愿者加入了凯西克军队医院。她与伙伴道别，答应保持通信，虽然掉了几滴眼泪，但没有表现出太深的惜别之情。她把娜奥米拉到一旁单独道别，并平淡地道了谢，但她嫁给拜尔斯的目标盖过了其他一切问题和感情。在她心里，燧发枪团的小马救她不是为了让她和姐妹们通信，而是为了拜尔斯。

从得墨忒尔号的围栏边，娜奥米看到一个衣着整齐的男人和他的太太，还有几个快成年的孩子，正向他们失明的儿子或者说哥哥打招呼。虽然拜尔斯脸上挂着令人安心的笑容，但他的母亲还是伏在他肩头哭起来。他父亲的眼睛从洪堡毡帽之下，从尖尖的八字胡之上看过来，用训练有素的珠宝商人的目光打量着失明的儿子。娜奥米看到拜尔斯转向奈提斯，把她介绍给他的家人。他在给他们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吗，还是在表达奈提斯将尽她所能，帮助自己与这看不见的世界搏斗？不管怎样，娜奥米看到他的母亲搂了一下奈提斯，他的父亲则吻了她的手，带着礼貌而含混的感谢，可是，这个家族会上演怎样的一幕幕戏剧呢？既然父亲把姓氏从梅尔斯改成了拜尔斯，那么他是有可能同意儿子娶一个非犹太人的。奈提斯跟拜尔斯一家一起离开，一个行李工推着两人的行李跟在后面。她知道朋友们正在船上看着她，于是抬起了头。她勇敢地面对了拜尔斯的父母，他们是否会给她设置考验甚或阻碍？

两天后的早晨，船到达墨尔本。娜奥米看到一些来自梅毒病房的人走下舷梯，前去跟不知情的家人团聚，他们不能再与那里的女友温存，也不能与妻子做爱。码头上，人们等待着有各类伤病的亲人，这些人的精神都已被自杀的幻焰摧垮，他们挂着易碎的笑容登上码头。过度热情的乐队注定要辜负人群，因为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凯拉丹心情愉悦地上岸，准备去给当局提供婚姻证明，免除她的军旅职责，然后作为自费志愿者回到英国。

在这座城市停泊的那一晚，肖中尉带娜奥米到温莎酒店吃晚餐，那里曾是禁酒场所，但现在却成了“全城最奢华的酒吧”。他坚持要点一瓶红酒，斟了一杯入口，他告诉娜奥米这颇合他的口味——虽然娜奥米暗暗觉得太酸了。微醺之下，她给肖讲了讲索利太太，这个她探望父亲时必然见到的女人。

“我的家庭就没这么复杂。”肖说，“我父母就是我父母，我的姐姐和兄弟……他们天天吵个没完，但是他们都不会感到委屈，因为吵架可以排解情绪，让生活更轻松。吵完也就完了。”

“我和我妹妹正在学着这样做，”她坦白道，“已经有了些进步。”

“好姑娘，”他说，“如果你嫁给了我，还需要你多包容些。”

“可是什么都还没有定，”娜奥米提醒他，“我不确定你是一个可以长久相守的人。你经历过太多事，没理由这么仓促地结婚。”

他摇起头来：“仓促？天哪！长久以来我遇到的都是自降身价寻求婚姻的女孩儿，我已经等待像你这样高贵的女孩儿很久了。这场战争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明年？1917？1921？1925？”

“高贵？”她冷哼一声，“这是你强加给我的光环，就好像那些埃及人总是举着灯站在狮身人面像之下，可一旦灯火燃尽，狮身人面像就变回老样子了。”

“好吧，狮身人面像是那样的，”他说，“但是你不会失去太多光彩。”

娜奥米严肃地表示，她不想依附于他，因为她还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不过就这顿晚餐而言，她还是被肖说服了。“拜托，这里从来没有女人付钱的，别让我丢脸。”

在遍布着渡船、引航船和交通艇的悉尼港，他们坐在肖父亲一位朋友的豪华游艇上，享受了一番驾船出海的快乐。酒店大厅里，肖微跛的步态看起来愈发英武，让那些仍然相信战争的主要任务就是让英雄吃点儿苦头的人浮想联翩。

晚上娜奥米离开澳大利亚大酒店之前，还有第二天早上肖坐沿海客轮离开达令港之前，他们亲吻道别。娜奥米感到这两次亲吻令她心旌摇荡，因为她亲吻了一个有可能成为她人生伴侣的人，这也许是他们精神的庄重与肉体的狂热诉诸肢体的自然表达。她感到血脉偾张、精神焕发，但是，她觉得那些亲吻中少了些迷狂，亲吻不该让人心醉神迷吗？而且，它们没有延迟她就寝的时间，也没有令她辗转难眠。肖没有出现在梦里。事实上，如果说曾有某个人的面孔在梦中浮现，那个人是基尔南——不过不是在那种意义上。他如圣哲一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梦里亲切地诉说着，他令人难忘。

利姆诺斯岛的尾声

在利姆诺斯岛，寒冷的图克斯山上，狂风变得近乎无休无止。雨水在夜晚或凝成冰雹，或结成雪花。相比护士帐篷，在病房里更易取暖。鼹鼠则纷纷躲回了冰冷的地下。阳光一出来，女人们就踩着冰雪，快步跑去吃早饭——比起上一个当政者的时代，早餐好了不少。

传染病房里伤寒肆虐，肺炎患者填满了内科病房。最近送来的伤员多是头部中弹——有时他们会不小心从掩体的低矮处冒出头来，或是被炮弹炸伤。显然，由于冬日的严寒，连桶里的水都结成了冰，前线各部队不打算从战壕里出来，到海丽丝岬和澳新军团那儿找麻烦。他们准备等到气候更好的时候再做打算。

食堂帐篷外，卫生员正在从车上卸下圣诞礼品盒——盒子上印着袋鼠与回力镖，里面装满了用布包起来的巧克力和布丁。盒子里有一封信，收信人是“澳大利亚的战士”。距圣诞节还有十天，每天都有很多无伤无病的军人来到利姆诺斯岛，营地突然人满为患。莎莉和奥诺拉刚从小贩那里买东西回来，两人看着他们列队走过，每个人都骨瘦如柴，面带倦容，双眼无神，似乎还没有察觉他们已经回到人间。加利波利和这里有太多地理上的连续性。

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飘来一股气味——不只是身上的臭味，还有皮肤和军服发酵的气味。他们仍带着传播战壕热的虱子，它们藏在人体的每一个裂缝和缺口中，永远享受着夏日般的温暖。这些人之间传着一个模糊的流言，一个高级护士听到了，并把它传播开来：“他们正在从加利波利撤军。记住，一个字也别跟穆德罗斯一带的希腊小贩提起。”莎莉知道，希腊人憎恨土耳其人，不过据说他们之中混着土耳其人的细作。

圣诞彩带装点起穆德罗斯的基督教青年会小屋，一天之内，伤员的数量减少了不少——像是运气使然，但第二天和第三天，伤员的数量都同样减少了，这看起来就像是出于人的聪明机巧了。

能走路的受伤军官、卫生员和护士现在可以公然走路或骑马来到码头，问候早上到达这里的战士们，他们是夜里悄悄从加利波利撤离的。不过，他们对话时就像在说密码，生怕走漏风声，让挽救加利波利愚蠢行动的计谋泡汤。

医院笼罩着某种沉重的胜利气氛。在整场战争灾难中，这些夜晚的连续撤离是最出色的战斗部署。不过最新的伤员仍滞留在那儿，众多死者也留在了加利波利，或是葬在了图克斯山下白雪覆盖的墓地中——这两个地方都无法接受虔敬的花圈，亲人们也无法前来扫墓。

莎莉和奥诺拉各自倒了一杯茶，跟莉欧一起喝着——这个女孩儿的轻松与随和似乎从未改变过。将近中午时，从沿路的喊叫声和病房的低语声中，她们得知最后的两艘船已经从那个黑暗的半岛驶来。奥诺拉和莎莉两人值过夜班，本该补觉，此时也跟着人群一起匆匆去了码头。在那里，加利波利最后的伤者被抬上了救护车。

短暂地回了一趟麦克利之后，娜奥米在圣诞节之前回到悉尼，在兰德威克的军队医院工作了几个星期。那里离杰姬姨妈家不远，她出于义务探望了姨妈，试探性地聊起了那位新的杜伦斯太太。

兰德威克医院是个秩序井然的地方，接收病人时不是任其蜂拥而入，而是一个一个地安排。食物按时供应，而且营养充足，休息时间也有充分的保障，然而娜奥米却总是坐立不安，战争的经历让她与环境格格不入。

每隔两天她就会收到一封肖中尉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谈及他为回埃及所做的努力。他给身在墨尔本的副官长写了信，并分别从一位主教、一位昆士兰立法议会成员和一位联邦参议员那里得到了推荐信。娜奥米也收集了几封帮助她回去的信，其中一封来自米奇护士长——她此时已经回到维多利亚州，还有一封来自得墨忒尔号的军医主任。娜奥米想要回去，不仅是因为她过不惯这种安宁的护理生活，最重要的是，她想离开家乡，越远越好。

她为什么讨厌家乡？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有携着肥沃泥土的褐色河流，有舍伍德的甜美草场，还有长满本地雪松的蓝色的笑翠鸟山脉——正是其中一株雪松砸死了老索利，给杜伦斯姐妹添了一位继母。把她家乡的每一点拿出来，跟她走过的地方相比，她很难找到环境更宜人、气候更温和的地方。继母也不是她的借口，在娜奥米心里，索利太太一直是一个热心的人。乘澳大利亚喜鹊号回乡时，娜奥米提前把归期告诉了父亲和他的新太太，结果刚一下船，她就看到镇长在东肯普西的码头上迎接她。镇长身边还有来自麦克利《阿耳戈斯报》的几名记者和摄影师，以及身着正装的自豪的父亲、他的新太太和她的孩子们。汽车长队从登岸码头一直排到镇长官邸，娜奥米穿着灰色制服出席了早餐宴会，她坐在镇长身边。她羡慕基尔南不必忍受种种虚礼，也不用应付那些浮夸的言辞。镇长看到索利太太也在桌边，于是向她道贺，但她说自己没有资格分享这个勇敢女孩儿的荣光，娜奥米是由另一个女人的乳房和人格造就的。不过，跟母亲不一样，索利太太似乎是一个在婚姻中掌控局面的自信女人，为她的新丈夫骄傲的神情和毫不居功的态度，都清除了别人对她的敌意。

从镇长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们都听说过《阿基米德号的沉没》。她不知道他们何以得知，后来才发现它刊登在了阿德莱德的一家报纸上，在得墨忒尔号抵达悉尼前就被《悉尼先驱晨报》转载了。这是谁干的好事，肖还是基尔南？是肖，她断定。基尔南那种注重礼节的人，一定会征求她的同意。

他们请娜奥米在早餐宴会上讲话。当你看到那些人转过来面对你，还竖起耳朵时，你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娜奥米渴望得到倾听，并感到听众的好奇心刺激着她的全身上下，她思绪万千，转变了态度。她听到自己说军人们“如耶稣一般”，说他们从无半句怨言，说为他们护理是她的人生之幸。她没有提起痢疾病房里那些沾屎的床褥和漫天的苍蝇。早餐宴会结束的时候，几个自称曾跟娜奥米一起上学的女人凑了过来，其中几个说她们已经有了孩子。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个说：“我们家的小克拉丽9月死在了前线，妈妈绝对受不了这个打击。”

杜伦斯一家被送回家——镇书记员开车从西肯普西下山，然后穿过舍伍德桥。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索利太太在宽敞的后座对她轻声说，“你如果想休息，就好好休息一下，也可以骑马逛逛。这里成为我家之前，首先是你的家。”

娜奥米亲吻了她，索利太太的脸上露出快乐的光彩。娜奥米无法指望索利太太把自己从家里赶走。她的父亲略带忧虑地问起埃及和利姆诺斯岛的状况。

“我差点儿失去了两个女儿。”他说。

她看得出，父亲把《悉尼先驱晨报》和镇长的话放在心上了，不过，他也接受了自己养育了一个英雄女儿的说辞。

星期天，他们在家里吃烤羊肉，正当父亲认真地对付盘中之物时，索利太太向她投来一个微笑。娜奥米在心里对这位继母说：“你将在他的坟前哭泣，但你还是决然地向那里走去。你将活得很轻松，但又伴着实实在在的痛苦。”

她在农场待了一个星期，住在她从前跟莎莉合住的那间黑基木墙的卧室里。木馏油的气息混合着木材的松脂味，仍然营造着那朦胧、熟悉，却险遭遗忘的感觉，她曾以姐姐的身份和莎莉在这里生活，也正是在这里，她抛下莎莉远走他乡。此刻，她背负着添油加醋的英雄事迹回到这里，仅仅为了履行为人子女的义务。虽然感受到父亲的爱和继母的友善，但她仍然只是做出客气的样子，勉力跟新的弟弟妹妹聊天。半夜醒来时，她总会想起她那位跛脚的热诚军官，有时也会想起那位可敬的基尔南。基尔南在墨尔本下了船，回到了他那个令人无法想象的贵格会家庭。想起这两个男人都令她心情愉悦，但是他们都没有引起太多特别的思绪。

在吃离开之前的那顿早餐时，娜奥米突然握住父亲皮革般粗糙皲裂的双手，亲吻了它们。看到这双手，她想起父亲从前雇用工人来家里干活，就是为了不让两个女儿的手变得同样粗糙。他们把娜奥米送到东肯普西的码头，她即将登上澳大利亚喜鹊号，索利太太拥抱了娜奥米，向她耳语：“你亲吻了他的手，这对他意味着全世界。”

娜奥米决定利用一下她《悉尼先驱晨报》撰稿人的显要身份。她没有忘记把那张剪报放进档案夹里——文章光荣地刊登在报纸上，只有指责军方的那一小部分被审稿者删去。此刻，她正在悉尼把全部档案呈交给一位高级护士长，她可以看出这里有一些希望。娜奥米在心里默默感激肖，可能是他，出于无礼的顽皮，把她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她明白自己身上有两点是国内其他护士都不具备的：她处理过最严重的伤情，她有过沉船之后获救的经历。

所以，她得到了进一步面试的机会，而她认为事情有了进展。这一次，她见到的是那位高级护士长和一位非常年迈的上校，他告诉娜奥米，他也去过埃及，但是被遣返回国了。“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医术，”他坦诚地说，“我做的是纯粹的管理工作。”

他细读娜奥米的档案，对她做过分诊护士这一点印象很深。在这个夏日的上午，这段经历成了她乐于利用的优势。

“我看到，你妹妹也是护士。”

“对，”娜奥米说，“她在利姆诺斯岛上的驻军医院。”

莎莉可以作为她的另一个筹码。

“我得提醒你，你档案里标记的‘不服管教’让我们有些忧虑，但是天哪，你当时是在斯潘纳手下。我知道莱瑟黑德上校的报告，考虑到那里的环境，这情有可原，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以后你如果再有对抗行为，将不会得到宽容，你明白吗？”

娜奥米保证她明白。

他扭头对护士长说：“这个叫斯潘纳的家伙，简直是《旧约》里的上帝。”

娜奥米此时满怀欣喜，他们会把她送回去，她不需要再跟索利太太待在同一片大陆上。

“有一艘船两周后从墨尔本出发，”上校告诉她，“会有人告诉你详情，发给你临近日期的火车准乘证。”

她心中涌起一股冲动，她想要像封建时代的女人一样亲吻上校的手，但是那样会让他觉得她不可靠。

“我是不是该向你道贺？”护士长说。

出于礼貌而非热情，娜奥米给罗比·肖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虚伪的感情。她收到了他的回信。

最亲爱的娜奥米：

我有希望加入运输部队，负责管理货运火车什么的。在那边总比在这里好。我想多跟你说些话，但还要准备面试。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你最忠诚的朋友（我知道你还不想让我更进一步）

罗比

注释

1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3公里。——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说明均为译者注

2　重量单位，1格令约合0.0648克。——编者注

3　“Devon”是澳大利亚一种类似于午餐肉的香肠，源于德国（原称“wurst”），由于澳大利亚和德国在一战期间的敌对立场，被当局改名为“德文郡香肠”，意在强调其“英国身份”（英国德文郡）。

4　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狩猎工具。

5　英国旧货币名，1几尼约合1.05英镑或21先令。

6　歌词出自英国演员和歌手格蕾西·菲尔兹的歌曲《莎莉》。

7　斯里兰卡的旧称。——编者注

8　英国旧辅币名，20先令等于1英镑。——编者注

9　依姆西（imshi）是军事俚语，意思是“走开”。

10　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合0.9144米。——编者注

11　爱神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私通，因此被赋予淫乱的形象，此处“维纳斯的伤口”暗喻性病。

12　在药衡制中，1打兰约合3.888克。——编者注

13　英制地积单位，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14　土耳其语称恰纳卡莱海峡。——编者注

15　从撒哈拉沙漠吹过埃及的一种干热南风。——编者注

16　恰纳卡莱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

17　过氧化氢溶液的俗称，医学上常用作消毒剂。——编者注

18　土耳其语称盖利博卢半岛。——编者注

19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合2.54厘米。——编者注

20　又名三氯甲烷，一战时期的医用麻醉剂。

21　“杜伦斯（Durance）”前加“恩（en）”即变为“忍耐力（endurance）”。

22　意为“姑姑的羽毛笔”，是当时流行的法语基础课本的内容。

23　即普鲁卡因，奴佛卡因为其早期的商品名，“奴佛”为名称前半段“Novo（含有‘新的’之意）”的音译，所以下文说它预示着新生。——编者注

24　此情节出自爱伦·坡《泄密的心》。

25　“贵格”为“Quaker”的音译，由于“quake”意为“颤抖”，故“Quaker”又可意译为“颤抖者”。

26　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德国潜艇，英文为“U-boat”。

27　营房律师（barrack-room lawyer），谓好发议论（尤指就法律问题），却不够资格的人。

28　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教会之一，创立于16世纪，亦称长老宗。

29　来自一个英语文字游戏，其开头一句便是“敲敲门，在家吗？”（Knock! Knock!）

30　“毛姆”的英文为“Maugham”，如将中间不发音的“gh”读出则成了“毛格汉姆”。

31　罗莎娜的昵称。——编者注

32　塞萨洛尼基的旧称。——编者注

33　《笨拙》（Punch），英国讽刺漫画杂志。

34　“贵格会”又称“教友派”，该宗派提倡和平主义，反对战争和暴力。

第二卷

罕见的金字塔

在赫利奥波利斯宫酒店的走廊里，莎莉差点儿跟奥诺拉·斯莱特里撞个满怀。透过旁边的双开门，她们可以听到大宴会厅里嘈杂的说话声。在那里，病床十张一排，天知道一共摆了多少排——她没有时间数。宴会厅上面一层是柱廊，同样摆满了床，以致嘎嘎作响的地板和浮华的摩尔式石柱看起来不堪重负，摇摇欲坠。

“军官休息室，午夜，”奥诺拉说，“一起来，我们必须喝一杯才能摆脱这天杀的一年。莱昂内尔·丹克沃斯也去。”

“丹克沃斯受伤了？”

“他的一只耳朵被打掉了，听力完好。”

听奥诺拉的口吻，似乎她觉得这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丹克沃斯失去的是一只耳朵，而不是一颗头，并没有让她多么难受。

穆德罗斯已成往事，赫利奥波利斯的生活似乎太过丰富，人们心中燃起种种渴望，巨大的房间里生机涌动。在这里，吵闹的人多过安静的人，处于康复期的人多过病人。

看起来，莱昂内尔·丹克沃斯迷上了奥诺拉，以至于他竟然陪她去赫利奥波利斯的小教堂里做弥撒。天主教徒就是这样的，人们说，以爱为工具，无情地改变别人。

莎莉心里清楚，除非纯粹为了出席某个仪式，否则没有人能引诱她去教堂。上帝已经离开了人间，隐没在群星之中。他可真是好样的！世道沦落如此，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不过她同样知道，虽然她对一切神祇都已失望透顶，不愿再相信他们，但是在这之下，她却有着为信仰而生的灵魂。如果生在不同的时代，她可能会成为一个阴沉的修女。奥诺拉则不同，她说话粗声粗气，快乐而有趣，身上还有一种直率的放荡。奥诺拉兼具滑稽与虔诚两种特质，令丹克沃斯感到惊奇，他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莎莉已经可以想象出一幅画面，奥诺拉和莱昂内尔在一群活泼喧闹的孩子中间，全家人在她快乐天性的引领下欢笑着度过一生。

赫利奥波利斯城外的沙漠里有一个扎满帐篷的新营地，里面全是新来的青年，他们是增援部队。跟一年前出征的先行者一样，他们对所到之处啧啧惊叹。他们坐电车来到开罗的城中心，在那里重复着同样的笑话——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编的，而前一批说这些笑话的人已经在加利波利备受摧残，失去了说笑的能力。

莎莉很少有进城的动力。一天晚上，莱昂内尔·丹克沃斯与另一名军官带奥诺拉和她去施普赫尔德酒店外的尼罗河堤岸广场吃晚餐，那家酒店如今已经升格为协约国总部。丹克沃斯的耳伤几乎看不到，而且恢复得很好。奥诺拉希望莎莉跟另一个军官相处相处，就像她跟莱昂内尔那样。虽然莎莉对恋爱的想法并不抵触，也愿意借此度过索然无味的时光，但是当一个具体的男人出现时，她却似乎办不到。

至于游览古迹……想到再去看金字塔她就痛苦不堪，因为当年的同游者多已不在人世，不过丹克沃斯中尉说，现在正是看金字塔的好季节。“不用冒着炎热，你就可以爬到胡夫金字塔顶端，在晴朗的天气里把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于是奥诺拉和莱昂内尔两人去了。他们飞速地斜穿过开罗，甚至探访了位于吉萨的军营，跟几位加利波利的老战友喝了两杯才走。

“为1916干杯，”新年聚会上，奥诺拉举杯祝酒，“明年一定比今年好，因为已经没法更糟。”

“愿我们，或者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巴勒斯坦给土耳其佬一点儿颜色，把他们在加利波利对我们做的如数奉还。”莱昂内尔也说了他的祝酒词。

酒桌旁挤满了男人和护士。其中一个说，他参观过西奈半岛的空军营，看到飞行员从沙漠上起飞的情景，当即断定这就是他挚爱的事情。这个职位有很多人申请，因为它可以让人直入云霄，在天际翱翔，相比之下，步兵乃至轻骑兵就都黯然失色了。

“我们从未有过鹰一般的视角，拿破仑也没有。”他说，“想象一下，假如威灵顿公爵正在滑铁卢思考战斗部署，比如说抵抗多久然后撤退，这时拿破仑的近卫军冲了过来，未来取决于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能否及时赶到。想想看，如果这时候威灵顿公爵能够说一句：‘福蒂斯丘中尉，请你登上那架B. E. 战机，上升四千英尺[1]，告诉我布吕歇尔元帅是否正在赶来？’我想说，这是真正的力量，一个普通士兵可以拥有比任何将军更宽广的视野，去观察，去总览全局。”

“没错，可你总得下来。记得那个叫伊卡洛斯[2]的家伙吗？”

男人们喝着威士忌和麦芽酒，女人们喝着香槟加甜橙——那些尚未尝试过喝酒的则喝果汁加碎冰。突然，一个轻轻的声音冒出来，无关大漠与长空，而是提了一个接地气的问题：“不好意思，你不是杜伦斯姐妹中的一个吗？”

莎莉正跟莱昂内尔的几个朋友聊天，这时转过头，看到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它被太阳晒成棕褐色，五官精致，想来大受女性长辈的疼爱。人们把这种面孔称为唱诗班男孩儿的脸，同时，以某种世俗的智慧来看，这也是最危险的相貌。

“查理·康登，”青年介绍自己，“来自东肯普西。”

“你父亲是那个律师？”莎莉问。

“对，没错。”

在没有什么阶层之别的澳大利亚，康登一家算是镇上的显赫家族。那里的上层阶级包括律师、会计和银行经理，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太太结伴聊天。这个年轻人跟她说话时有些羞涩，莎莉觉得他没上过战场，他眼中没有那种黑暗闪动。

“你不是去悉尼念书了吗？”她问。

他说是的。

某所寄宿学校，她推测：“那么……学的是法律吗？”

“当然不是，”他说，“我尝试过学法律，但是被其他东西吸引了。话说回来，你在学校比我高一年级，对一个孩子来讲，感觉年龄差不少了。”

“谢谢，”她带着笑意说，“你说得我好像一个未婚老阿姨。”

“见到你真高兴。说起来很荒唐，我们一刻不停地寻找家乡的面孔，我指的是我们那个小地方，而我甚至说不上喜欢那里。”

“但我们总是想听到那里的消息，不是吗？无论喜不喜欢。”

“你这些年怎么样？在那儿做护士？我是说麦克利。”

“对。”这时记忆又排山倒海般涌来——她的母亲就是被她护理死的。在康登面前她需要克制，乃至把这一段遗忘。

“我姐姐很早就离家了。”莎莉告诉他，用平静而非申诉的口吻叙述事实，“现在她又回去了，不过她说她还会回到这里。她正在舍伍德看望父亲，还有继母。你记得一个叫索利太太的人吗？”

“我记得一个叫索利的男孩儿，”康登说，“还记得有一个寡妇，但印象很模糊。她的丈夫是被树砸死的？”

“没错。”

“啊，那是麦克利出名的悲剧。我记得她作为一个寡妇，看起来却总是挺快活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莎莉说。

他淡淡一笑。她本以为他会坏笑，露出漂亮面孔下的魔鬼。

“一个好笑的地方是，”他悄悄地说，“那个河谷里的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生活在宇宙中心，就好像肯普西和麦克利是巴黎、伦敦或者莫斯科似的，而且每当你从悉尼回来时，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女儿介绍给你，就好像那是唯一一个能见到女孩儿的地方。哎呀，我嘴太毒了是不是？你肯定是把我爱发牢骚的一面带出来了。”

那副稚嫩的神情又出现在他的脸上。这对于他来说是件严肃的事——用他孩子气的方式反抗麦克利，反抗那片河谷，反抗那座城镇。

他身上没有散发出幸存者特有的那种气息，那是由宿命论、恐怖记忆，以及疲倦带来的冷酷无情融合成的。一些老兵谦和有礼，因为那是他们紧紧抓住的围栏，使他们不致落入深渊；然而一些新兵对女人乃至全世界谦和有礼，则是因为他们有可追逐的人生目标，而且尚未面对彻底碾压他们礼貌的力量。这不是他的错——毕竟，他比莎莉小一岁，这是显而易见的。

傍晚剩下的时间，他们两人一直在聊天，直到莎莉看到奥诺拉冲她微笑，似乎以为她跟康登中尉的对话代表着某种相互吸引碰撞出的火花，这时她才停下了。说她觉得跟康登聊天有意思是没有用的，因为跟耳朵残缺的莱昂内尔·丹克沃斯热恋，奥诺拉捕风捉影地把一切都看作男女之情，即便是最平常的友谊。

凌晨3点，所有人一起走上屋顶，决定在那里待到清晨，看新年第一道阳光从西奈半岛照耀过来。太阳大约会在5点半出来，大家看日出的意愿很坚定，因为这将是胜利与和平的一年。莎莉决定不参与。当聚会的人群走上楼梯时，莎莉从下面喊道：“奥诺拉，我走了。谢谢你，今天很有意思。”

有意思，又是这几个苍白的字眼。

查理·康登已经站在下面几级台阶上了。“一起来吗，查理？”奥诺拉问，她显然认识他。

“一会儿就来，斯莱特里小姐。”他高声说，举起手臂指着上面，恳求给他一点儿时间。其他人都陆续上了屋顶。

“这是件开心事，在这样一个不同的环境再次遇见你。杜伦斯小姐，你去过吉萨，对不对？我猜你是吉萨的‘老兵’？”

“我今年年初去过那儿，不，已经是去年了。”

“对我来说那是前所未见的景象。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你简直难以置信，对不对？你无法相信自己到了那里，呼吸着那样的空气。”

“对，我跟你的感觉完全一样。”

“最近我还有一个地方想去看看，在河的上游，塞加拉。历史上第一座金字塔就在那儿，左塞尔金字塔。不知你能否赏脸跟我一起去看看？不算太远，坐卡车一两个小时，也可以坐巴士。我们可以去那儿野餐。”

这是她到埃及以来，第一次有人邀请她去一个她想去的地方，也是第一次以最少的人数出游。度过了无数个七嘴八舌的喧嚣夜晚，能够不被说话声淹没是件值得期待的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现在要上屋顶花园了。我是新来的，这一年应该算是我军旅生涯的开端。”

康登提议试试坐埃及的巴士去塞加拉。这是个十分新奇的主意，因为莎莉认识的其他人出游时总是想方设法蹭军队的货车或救护车，短途旅行时则征用小轿车。至于回程，人们说可以搭乘那天下午的货车回开罗甚至赫利奥波利斯。塞加拉在从阿斯旺回开罗的路上。接上路边的一位军官和一名护士，士兵们也许会露出坏笑，但莎莉一点儿都不放在心上。

赶从赫利奥波利斯出发的电车，再到火车站转乘巴士，这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他们让巴士上那些身穿西装、头戴塔布什帽的埃及乡绅困惑不已，还有羞怯的农夫、苦力，以及小农场主——康登口中的尼罗河奶牛场主，这些人皱着眉头，瞪着眼睛，仿佛全世界都乱套了。

莎莉看着不熟悉的城区从身旁掠过，仿佛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感到很兴奋，因为他们有几个小时可以待在远离军队的地方。巴士开进河畔的乡间地区，他们看到一片片农田。莎莉觉得这一天像是家乡温暖的秋日，蓝天寥廓无垠。偶尔有驶向北方的卡车经过，闪过令人不舒服的卡其色。

发动机嗡嗡轰鸣，带他们以每小时大约二十英里的速度前行，康登说道：“我有点儿小气。我知道塞加拉的导游都需要谋生，但我认为还是不请导游好。我的意思是，有些人会跟你瞎说，还会在你凝神观赏奇妙景致的时候乱插嘴，兜售那些垃圾。”

他想知道莎莉是否同意这个安排，莎莉表示没有问题。康登请她放心，他有一本默里出版的旅游指南——人们喜欢它更胜德国贝岱克出版的旅游指南。莎莉得知，他认真记住了里面的内容，可以尽职尽责地把她需要知道的关于塞加拉的所有东西告诉她。

路上，康登吐露，他一直在悉尼的一所艺术学校学习，那里一直强调素描是一切艺术的基石，并且信奉着一句格言：好好素描一辈子，胜过草草绘画二十年。他不喜欢在周围人多的时候拿出画板，而素描本则方便得多，但这并不是他喜欢素描的全部原因。他的一个老师说，素描可以向你展现，光线就是一切，而色彩只不过是光线的奴仆。光是万物的一切，它也存在于万物之中。这是莎莉第一次听到别人谈论这类事物，这番话就像坐巴士的点子一样让她大开眼界——这些或多或少都是康登自己的想法。

他们在塞加拉一个盖着平顶房的绿洲小镇下了车，十几个男人围了上来，想要租给他们驴子，并当他们的向导。小孩子跑过来拉扯康登的衣服，叫他“先生”或“长官”。

“不要向导，不要向导。”康登喊道，不管是好还是坏，也不管合不合情理，“只要驴子，只要驴子。”

他沿着等待挑选的队列走到一边，然后转身对莎莉说：“这两个家伙看着不赖。”他的手指着两头驴——在莎莉看来跟其他壮实的驴子没有什么不同。驴主人苦着脸摇摇头，好像他的牲畜对他而言太贵重，不愿意出租。“多少皮阿斯特？”康登问。虽然初来乍到，但他谈买卖时却带着一种从容老练的气度。

莎莉和康登骑上驴子出发了。孩子们追在后面，赞美着“老爷”和女士的骑术。这种赞美实际上是穷人讨钱的方式，而她跟康登已经罪恶地剥夺了一个当地人的导游费，不过他们已经诸事齐备，康登在旅行包里装了水、煮鸡蛋、三文鱼罐头和在开罗的一家面包摊买的面饼。康登和蔼地对孩子们说：“依姆西。”于是尾随的孩子渐渐消失在镇子边缘。两人的驴子跑过碎石路，穿过四叶草丛，然后便走出了绿洲的范围。

很快，他们面前便出现了那座金字塔的巨大石阶，它们一级级通向天际的平顶。康登很想沿着金字塔前的石柱廊遗迹走一走，莎莉可以感觉到他涌起的热情，自己也为之感染，于是两人把驴子拴在一面矮墙上，下来步行。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穿短裙的苏格兰人，没有欧式宽边软帽，没有穿着热带特制军服的英国军官——没有一个人。他们沿着蜿蜒的鹅卵石路走着，静谧的穹顶之下，阵阵微风飒飒作响。

康登拿着一只手电筒，他说参观墓室、欣赏壁画时可能用得上。他很自然地运用起知识来，看上去不是个卖弄学问的人。“这座远古墓穴是一个名叫伊姆霍特普的建筑师建的，”他说，“他用石灰岩建了这里的第一座金字塔——左塞尔的通天之阶。”查理·康登对四千年前这位伊姆霍特普聪明才智的兴趣，胜过对这位手握大权的左塞尔的兴趣。前者的影响至今尚存，而后者早已泯灭。“这条石柱廊曾经一定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说，“画师、屠夫、货币兑换商、酒贩，因为这里曾是孟菲斯的坟场。事实上，左塞尔的御用屠夫就埋在这儿的一座墓里。”

查理·康登对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他希望以过去的视角来观赏现在的一切。不巧的是，他们发现墓室入口的门锁住了——如果请了导游，他毫无疑问可以找来钥匙打开它。这时康登展现了一个资深旅行者的神奇才能，用一把折叠小刀撬开了挂锁。莎莉笑起来，不过有一半笑声是在为即将进入幽深墓室的他们壮胆。

“你知道我是在哪儿学会开锁的吗？”两人走进黑暗之中，他一边问，一边打开手电筒，“纽因顿学院。如果你想成为罪犯，那是最佳的去处。”

墙壁上画着生动而优雅的人像，康登用手电筒照亮第一条漆黑的墓道时，莎莉观赏着。其中一些人像的脸缺失了，像是被凿掉的，康登怀疑是圣像破坏者的杰作，最先怀疑是基督教圣像破坏者所为。“不，”他改变了想法，“我想他们最该去的是希腊和土耳其，这里只能是其他宗教的圣像破坏者所为。”接着他跟莎莉聊起了不同宗教中圣像破坏运动的历史。

闻着千年的霉味，感受到墙壁的压迫，莎莉不无讽刺地说，很高兴他讲得那么清楚。转过几道弯，他们走进更深的墓道，康登啧啧称奇。莎莉心中想的则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此刻身在伊姆霍特普的石灰岩之下，而那些七拐八拐的墓道正是设计出来迷惑闯入者的。查理·康登以素描者的眼光称赞着他的那些古代同行。“我们知道，他们像我们一样思考，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绘画。”他告诉莎莉。在莎莉眼中，这些画可大不一样，但她相信康登是专家。最后，他说他们该出去了，让莎莉长舒一口气。康登向她保证他头脑里一直有一张地图，但如果再多拐几个弯，他可能就会搞混了。出去的途中，他有些责备自己没有请向导：“不过谁知道请哪个好呢？”

最终，他们回到了阳光下。“我们胜利归来了！”说完，他又摇摇头，“仔细想想，这是一个神奇的三位一体——这里现存最古老的石头建筑，古埃及最有权势的法老，还有因金字塔而留名后世的建筑师。”

金字塔旁矗立着另一座较低矮的阶梯状建筑，康登带莎莉走了进去。里面没有金字塔里那些难走的墓道，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他们看到左塞尔的雕像立在那里。他的鼻子被人凿过，其余部分则栩栩如生——包括因不悦而紧闭的嘴、扁平的额头和穗状的头发。

他们再次出来时，感觉已经吸收了太多，或者说被吸走了太多，急需停下缓一缓。康登花了一点儿时间搜寻科普特修道院的石地板，据说就在金字塔附近。找了一会儿，他抱怨道，发现石地板的那个人清除了所有痕迹，并把它送到或卖给了博物馆。于是，他们坐在一面断墙阴影中的石头上，康登从旅行包里拿出食物，莎莉从小背包里拿出桌布，两人吃起了新鲜诱人的面饼。

“他们告诉我，”查理一边嚼着饼，一边含糊地说，“你跟奥诺拉经历过沉船。”

“我们很幸运。”她说，“那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是怎样的情景，当一切发生的时候？其他人说都不愿说。”

“他们没法跟你讲述，那像是在另外一个没有词语的新世界发生的。我也只能说一些零星的东西，没法完整描述……”

“我本来准备好了1914年11月过来，但是得了猩红热——跟医生费尽口舌才能在现在到这儿，不过我一直在想，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甚至于——人们在你身边死去时是怎样的情形？”

“我不记得有叫喊声。”她说，“他们把我们救上船和送上岛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比你们想象的要安静。吗啡也许起到了作用。如果是我们的病人，那么我们会看到他们离去的样子——有时伴着大出血，但是，同一间病房里，二十步之外的人都听不到任何声音。”

“你一定觉得我的问题很荒唐。”他说。

“不，”她急忙说，“如果我是你，我也会问这些问题，但是别忘了肺炎、伤寒和痢疾，它们也能让人变得虚弱。”

“谢谢你讲得这么坦诚，”他说着，头歪向一边，“那些男人就没这么实在。”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你会变得不一样，不再是平时的自己。你会发现这一点的。船沉的时候我也不是往常的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很难描述当时的情景。”

莎莉觉得康登身上有些脆弱的部分，让她想起那些被战争搞得精神失常的人，他们或噩梦连连，或因恐惧而无法入睡。是因为他精致的面孔吗？还有他对那些古老绘画展现出的热情？

忽然他又换了一个话题：“你有没有看过那些黑人？”

“看过指的是什么？”她问。

“我的意思是，找机会仔细观察他们的脸。”

“我不认为有人这样做，”她说，“我没有过。仔细观察？人们不会仔细观察他们，一方面是因为这样不礼貌，会让他们尴尬；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恐惧，我们的恐惧。我的意思是，非洲的黑人看起来生活得很绝望，对不对？让我们不太敢看他们。”

“有些白人男人看得足够仔细。”他喃喃地说。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莎莉假装不知道他的意思——有些白人男人玩弄黑人女性。就连麦克利最保守的小孩子都知道，那些白人男人需要的只是一瓶最廉价的雪莉酒。

相信自己已经和那个小镇的难堪往事脱离了关系，他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常盯着他们看，大人们总是因此找我麻烦。我跟我们那个土著洗衣女工的孩子在拉德尔街玩，当时还没到会观察别人的年纪，后来才学会。这座建筑……”

他朝金字塔的方向点了点头：

“他们比金字塔更古老，我是说澳大利亚土著，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如果有一天我能鼓起勇气，我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商量一下，给他画一幅面部素描。美术课上的人说，如果去沙漠地带更容易办到——一个老师坐火车骑骆驼画出了这幅画。在那边比在家乡容易，但我更想在家乡观察他们，因为他们在那儿不是浪漫的形象，因为他们在那儿生活得很悲惨。”

提到美术老师十分执着地深入内陆，似乎是在暗示莎莉他上的不是那种浮皮潦草的美术课。她问他上的是什么学校。

“是一位艺术家开的，伊娃·索德曼。她担心战争开始的时候自己会被关押，但我们集体向政府请愿，等到我走的时候请愿成功了。跟伊娃一起教课的那些人里有一个乐乐呵呵的家伙，他是在巴黎学的绘画，甚至还卖过几张画给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我们都很敬佩他。你知道他告诉我们什么吗？他19世纪90年代在墨尔本画的所有画，没有一个人买。现在他的画能卖出去了，但是他仍然要靠教书混口饭吃，所以……上帝保佑我们剩下的这群人吧。”

“但愿你带了你的素描本。”莎莉说。

“我不善于在有人陪伴的时候绘画，画出成功之作以后我倒是不介意炫耀一下，不过画的过程中总需要失败几次，所以我喜欢在私密一点儿的地方画画。”

“可我不会吹毛求疵的。”她向他保证。

“关键是，你应该吹毛求疵。如果人们不对作品吹毛求疵，就没有艺术可言，即便在我这个水平也是如此。直到某人挑无可挑后，说出一句‘这是一幅佳作’，这作品才成其为艺术，或者就只能被人说‘还不错’。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只能在别人面前做到‘还不错’。作为艺术学徒，我仍在尝试的阶段，虽然我说得好像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似的。实际上，我是个停学一阵子去上艺术学校的法学生，如果没有人买我的作品或者聘我做美术老师，我大概还会回去学法律。”

“我希望你能充分信任我，”莎莉说，“你可以无拘无束地在我面前画素描。”

他又露出那淡然且过于天真的微笑。“你能这样说真好，”他说，“等我有足够的信心，我会给你画一幅素描。虽然跟那些以给朋友画素描像出名的人比起来，我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如，但我还是会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观察你，然后再画出这幅作品。我不喜欢对着模特画素描，那会让他们端起架子。我想要画出人们未能察觉自己有多优雅的那些瞬间。”

这恭维之词让莎莉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随即又消逝了——因为她同时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午后的阳光开始变得刺眼，天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布景，既没有风沙也没有云朵。两人站起来，参观金字塔周围的平顶坟墓，到墓室里转了转。因为不必担心迷失在古代帝王的虚荣之中，她更能欣赏那些壁画的神妙了，也更明白它们为什么激起了康登的共鸣。

英国人的货车将从阿斯旺开来，大约3点之后到塞加拉。查理和莎莉背好包，骑上驴，与左塞尔王道了永别。

西线见闻

“回到头等舱的天鹅绒皮革座椅上，我好可怜那些挤在后面三等舱木椅上的小伙子们。”莉欧说。

在一列长长的火车上，护士们大概占了不超过两节车厢，前面是军官车厢，后面则是大批步兵、炮兵、工兵、担架员和卫生员所在的下等车厢，护士的车厢充当了中间的缓冲区。一小时前，她们才从马赛的老港口匆匆下船，掠过岸边的风光——与基督山伯爵有关的伊夫堡，玛卓大教堂，以及像在开罗时那样令澳大利亚人产生纪律问题的种种世俗诱惑。登岸不到一个小时，几乎所有从埃及坐船来的人都上了这列火车，它开往战况更加严峻的法国北部。她们一路向北，穿越法国的和平地带，呆呆地望着沿途的铁路广场和一座座教堂的尖顶，还有那些市政厅和旅馆上飘扬的三色旗。火车停了下来，让另外几列载着身穿蓝灰军服的法国士兵的火车先过去。到了罗讷河谷地带，铁路在犁地的农民之间蜿蜒穿行，来自农场的护士看到肥沃的巧克力色土壤，不禁啧啧惊叹。中世纪的灰色碉楼在那些农民眼中平凡无奇，却让女孩儿们大开眼界、浮想联翩，她们的家乡没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在阿尔勒火车站，法国女孩儿们挎着大篮子，向每一个愿意领取的乘客赠送十字架。镇上的主妇在车窗外兜售苹果、甜橙和葡萄酒。

他们在阿维尼翁附近的旁轨上坐了四个小时，望着桥对面高大的教皇宫，它裙摆之下的低矮建筑歪歪斜斜地铺展在被暮光染成紫罗兰色的田野间。在里昂站，她们拿着车厢里的水壶和从乘务员那儿借来的脸盆，跟士兵们一起在车站水龙头边排队接水。莎莉接满了一只酒瓶一样的水壶，站起来时正好对上了卡拉·弗洛伊德的脸。

“我刚才看见你了。”弗洛伊德手里也拿着一个水壶，用紧巴巴的声音说，似乎正在延续利姆诺斯岛上某段不愉快的对话，“你还好吗？”

“卡拉！”莎莉带着复杂的喜悦喊道。她把水壶放在地上，抱住了弗洛伊德。

“啊，”弗洛伊德说，“你们想我了，是不是？”

“对，我们当然想你。”说完，莎莉感到有些内疚。她猛然发现，她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忘记她。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想我，没有来信，也没在亚历山大找我。”

弗洛伊德已经远不只是在抱怨和指责，她的控诉悲哀而又决绝。

“他们没有给我们时间，”莎莉说，“他们直接把我们送到了赫利奥波利斯。”

弗洛伊德知道她说得闪烁其词。

“对，而且我猜你们也没想起写信。我可以用一下水龙头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后面的人还在等着。”

莎莉站到一边，拿起她的水壶，等弗洛伊德接水。奥诺拉和莉欧也走了过来，等着跟弗洛伊德说话。她们站在一边，不由自主地露出严肃的神情，而严肃是此刻最错误的状态。

弗洛伊德接满水，走到她们站着的地方。奥诺拉和莉欧先后亲吻了她的脸颊。

“我们一直不知道你在哪里。”莉欧诺拉说。

“你们肯定认真找过了。”弗洛伊德说，她让她们煎熬了一会儿，接着淡淡地说，“我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觉得强奸是瘟疫，我跟死了没两样。没关系，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根据情况变通。你们不知道说些什么，而无论你们说什么，我可能都会厌恶。”

莎莉说：“你说得一点儿没错，我们很差劲。”

“不过娜奥米给我写信了，”弗洛伊德告诉她们，“娜奥米总是知道该说些什么。总之，他们把我送到亚历山大的一所英国医院，这很不错，我可以从头开始，所以，忘了我刚才说的话吧。”

在哗啦哗啦的水声中，莎莉仍然感到一阵惊愕，惊愕于自己从未想过联系弗洛伊德，惊愕于自己真的下意识地认为她已经完了。

“我现在不能忍受的是，”弗洛伊德说，“你们在这里传我的闲话。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会永远恨你们。”

“你觉得我们是些什么人？”奥诺拉问。

“好心人，跟加利波利的将军们一样。”

“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卡拉，不过最起码那个家伙死了……”奥诺拉接着说。

“所以就没事了，对吗？”弗洛伊德问，古怪尖刻的语调里半是原谅，半是讽刺，“好了，我得把这个给大伙儿带回去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别担心，真的。我们都一个样，人生得意的时候都是些蠢婊子。”

她拿起水壶，扣上盖子。莎莉一行也回到了她们的车厢，因为火车头已经在呼呼地冒蒸汽了。

火车再次开动后，她们总是醒着，主要是因为火车频频让道停车，还因为忽视弗洛伊德带来的歉疚。早晨来临，她们从行进的车厢向外望去，看到一片平坦的田地，老人正在其间松土。灌木丛的边缘点缀着蓝铃花和鸢尾花，预示着生机勃勃的前路。她们离巴黎越来越近，几乎已经可以望见埃菲尔铁塔。这时火车突然转向，朝凡尔赛开去，看着这座伟大的城市消失在视线里，她们彼此保证，早晚要到那里去看看。

在某个时刻——莎莉正在睡觉，男人们开始下火车。她醒过来，看到他们排着长队，摇摇晃晃地走上一辆辆双层巴士——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奇妙发明。他们会被直接送到前线吗？他们走后，护士和卫生员也被要求下车，坐上几辆老式巴士，带他们到各自的履职地点。莎莉一行被分派到鲁昂，她们感到一阵轻松。她们看到弗洛伊德上了另一辆巴士，有人说那是去维姆勒的英国医院的。

她们路过一座座不起眼的小村庄——房门紧贴着狭窄的道路，没有令人精神一振的美丽田野，不过她们也不再有心情浮想联翩。她们愿意相信，这里的人跟邓戈格或德尼利昆的人一样普通，可是，当看到广场或十字路口的那些面包店的小壁龛上供着圣母像和耶稣受难像时，莎莉感到一阵小小的、异样的悸动。即便是在向东去前线的路上，每一个村落的耶稣和圣母像都会给法国士兵带来些许受到庇佑的安全感，成为他们铠甲上的一片钢铁。在蒙着水雾的车窗边，护士们时而打着盹儿，时而焦躁地挪来挪去。

巴士轰隆隆地驶过鲁昂的城郊地带，她们瞥见一条阴沉的河流——这就是那条流过巴黎的塞纳河。车开进一道装饰华丽的大门，石拱门上的金属匾额上刻着鲁昂赛马场——门后的牌子上则写着鲁昂跑马场。巴士开过几座马厩，军方的工匠正在那儿干活。接着她们看到面前的一大片棚屋和帐篷，有如一座城市。车开到一座院子里，棚屋上有标志、军旗和师旗，还画着一只袋鼠和一只鸸鹋。卫生员拿着写字夹板站在巴士前，带护士们去她们的帐篷。她们走在坚硬的路面上，路两侧围着与腰同高的沙袋墙。伯德伍德街17号，她们看到一条名副其实的街道，杆子上写着街道名，就像城里那样。每条街道都以一位澳大利亚将军命名，其中一位是军医系统的指挥官。澳大利亚综合医院矗立在一片开阔的赛马场中央——马场周围的栏杆和砖墙标示着这座医疗城镇的边界。

奥诺拉、莎莉和莉欧沿着将军桥街走着，一些脸上缠着绷带、手臂戴着夹板的男人从帐篷里出来看她们。他们是英国兵。奥诺拉用没提包的那只手朝他们挥舞，带着凯拉丹曾经展现出的名花有主的女人的那种从容。随后，她们找到了自己的帐篷。走进帆布之内的感觉完全不像在利姆诺斯岛上那样，床铺看起来更好，而且每个女人都有一个衣柜挂衣服。亲切的卫生员把她们较重的行李带了进来，告诉她们食堂帐篷的所在。食堂帐篷里有苹果和麦片粥，有时则是好吃的炖菜和新鲜的面包，于是她们断定，她们身处一个良好的保障系统之内。她们还接受了关于交际规范的教育，诸如与男性接触的分寸，以及对护士长的礼貌称呼——特别是因为，如果她们不称呼护士长的头衔，会吓到英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她们会注意到，目前大部分病人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

吃完饭，恢复了元气，她们散步回去，沿路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向她们喊着“你们好哇，亲爱的”和“多漂亮的澳大利亚小妞儿”之类的话，女孩儿们也向他们打招呼。

莎莉知道，她们还想着弗洛伊德，也都在反思自己在她这件事上的愚蠢，不过表面上，她们却在投入地讨论房间里的火炉是否该点上之类的话题。奥诺拉说现在不比家乡温和的冬夜更冷，于是她们直接睡去。

在那个春日的傍晚，她们醒了过来。她们逐渐得知，这座建在鲁昂赛马场里的医院之城可以容纳两千个病人，而且这座医院有病床——不只是床垫。作为正经医院的标志，这里有一间像模像样的药房，根据医生的处方有条不紊地分发药物，就像在文明世界里那样。这也是良好秩序的标志——与当权者为结束战争的春季屠杀做准备一样。法国的战线比那个杂乱无章的加利波利组织得好，女人们带着这个结论安然入睡。

起床之后，她们到入院病房报到，伤员正在陆续抵达鲁昂。第一批到达的救护车满载着德国伤兵，其中一些通过终点在赛马场大门附近的铁路运来，另外的则是通过机动救护车——还有的甚至由驳船沿河道运来。令莎莉颇受触动的是，那些伤势较重的德国人被担架抬进来时，不仅身上盖了毯子，而且身下也铺了一层。股骨受伤的人都上好了夹板，截肢者则盖着保护篷。许多所谓的敌军只穿着破烂的灰色军装，其中一些拄着拐杖走进医院的帐篷。其他人则已经换上了写着“战俘”字样的囚服，有些还荒唐地戴着原来的军帽——上有尖顶的是军官，没有的则是士兵，帽子前端正中别着与国旗同色[3]的小纽扣。很难把他们看成罪人。莎莉忍不住端详他们的面孔，想看看他们长得有何不同，然而清洗和包扎的任务变得繁重起来，她只好放弃。我们的人都是肉体凡胎。

上午，一位护士长叫她们到食堂集合，用一位十分配合的英国士兵和他被弹片割开的伤口中的一处做示范，演示如何使用官方最新指定的消毒剂和相配的卡雷尔－达金氏法冲洗伤口。一个被炮弹大面积炸伤但无生命危险的法国人也被带进来，躺在担架上供她们练习。演示的过程中，他毫无怨言地躺着，抽着卫生员给的烟。

她们下午的睡眠被澳大利亚木匠和充当帮手的德国战俘的喊叫声打断了。他们在夕阳的余晖中边捶边锯，打算把纯种赛马的马厩改造成病房，语言不通更增添了一分吵闹。

总护士长把病房医生、护士召集起来，向他们训话。春天和夏天即将到来，战斗也将随之而来，有些东西是这些来自利姆诺斯岛、亚历山大、开罗和赫利奥波利斯的人尚未见识过的。毒气！是的，她们要被带去参观毒气病房。

这是一种不曾在加利波利出现的残暴手段，是阿基米德号上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护士们被要求做笔记，记录下毒气的种类。这像一个信号，让莎莉感觉法国战场上有一种失控的野蛮，比利姆诺斯岛有过之而无不及。护士长用平凡的词句详细讲述着痛苦的细节，让她的掌心冷汗直流。

“不知道哪个德国军官发明的那些化学毒气，把气体灌进一排圆筒里，投掷到我们可怜的战友面前，毒气像云雾一样扩散开。”护士长说，“要不然就是装到炮弹里，被大炮砰的一声射到他们中间。既然德国人逼着我们以牙还牙，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化学军官。战争刚一打响，他们就开始练习投掷装着催泪瓦斯的手榴弹了。”

“毒气分为四种主要类型。”护士长要她们记下来，莎莉写下了四串她永远记不住的灰暗文字：急性肺部刺激剂、催泪性毒剂、上呼吸道刺激剂、糜烂性毒剂。

“另外还有一些作用于浅表的刺激物，比如催泪瓦斯——虽然被催泪瓦斯袭击的人也许不觉得它浮于浅表，因为它可以呛得他们从战壕溃逃出去。急性肺部刺激剂不仅可以起到刺激的作用，而且能引发肺水肿致死。有固态的毒剂，例如二苯氯胂，会随着炮弹爆炸而散成烟雾，这些微小的颗粒可以摧毁人的肺。此外还有液态或液化的毒剂，例如氯化苦、光气和氯，它们被装在圆筒里，借风势在空中喷洒，或者越来越常被装在小型炸弹里。催泪性毒剂摧毁人的泪腺，可以致盲，不一一列举了。”

如暴风雪般接连袭来的化学名称吓到了莎莉，这些恶毒的发明让她以为自己进入了一片遍布愤怒和痛苦的新大陆。

她们应该怀着自信走向这些病人，因为大多数受到致命影响的人已经死在了更接近前线的地方，而不是这里。这里的伤病都是慢性的，病人仍需要吸氧，被催泪弹袭击的人则需要眼部护理。即便到了这里，肺水肿还是能要人的命。

这位护士长是个利落的人，把千头万绪的毒气之恶掌握得清清楚楚。

不过仍然有些场面是她们先前没有见过的。她们跟随护士长离开食堂，走进最后一缕丁香色的暮光中。下午护士和卫生员把病床挪到了春天的太阳底下，现在正把它们搬回去，还有些护士在陪着穿蓝色病号服的伤员进行傍晚的最后一次散步。在将军桥街的尽头，有一个十字路口是以一匹赛马命名的——卡宾街。总护士长把女人们带进这里的一座长帐篷，门上有一块硬纸板牌子，写着“未确诊”。英国人在第一次春季突袭中俘获的几个德国囚犯或躺在床上，或走来走去，用德语争论着，或在几个卫生员的看护下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床上的一些人乍看起来很镇定，但走近细看才发现他们在剧烈地抽搐。一个原本在走来走去的人开始往帐篷壁上撞，一个卫生员走了过来，他恐惧地撞进帆布中，把帐篷壁撑得鼓了起来。

护士长把护士们叫到身边，轻声向她们交代——像是一座诡异教堂的导游。

“在战线的两边，”护士长说，“不管是在伤员急救站还是在综合医院，都躺着些没有伤口但是被某种痛苦折磨的人。医生最初认为他们是生性软弱，精神病医生则宣称这跟心理状况毫无关系，而是因为战争的强烈冲击——主要是由于大爆炸和活埋的冲击，这种看不见的残疾有可能降临在任何士兵身上，无论他们多么勇敢。跟许多精神科病房关押的病人不同，这些人从未或者很少表现出暴力倾向。”

在卫生员的保护下，她带护士们在过道里走了一圈。莎莉知道，即使在埃及，“炮弹休克”这个词也像是从一个见不得光的地洞里跑出来的，它掠过病房，被一些医生提及，被其他人议论——它和懦弱的关系就是议论的焦点。

“门上为什么写着‘未确诊’？”莉欧轻声问。

“因为总有很多疑问，很难确认。”护士长说。

当晚，她们获准多睡一会儿，第二天上午才被一个操苏格兰口音的澳大利亚卫生员叫醒。他摇着铃铛，在帐篷间走来走去，快活地唱着“我的心在高原，将那鹿儿追赶”。

“他们死得好安静，”莉欧诺拉说起她们护理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就像在利姆诺斯岛上那样。”

如果还有意识，一个人可能会用最轻的语调宣布他察觉到了死亡——就好像在告诉朋友他要去街角的商店买一包烟。跟在埃及的士兵比起来，这里的有些人年纪小得可怕。英国正在掏空它的青少年。有些人在死前很健谈，不断诉说着他们被人从战壕抬出去时的可怕经历，或是如何靠着受伤的胸口、破碎的肢体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和那些涌向前线的援军与补给——弹药箱、蒸煮锅、带刺铁丝网——逆向而行。那些伤得最重的直接死在了军团救护站或前线包扎站，如果不在那里，则是死在伤员急救站。

然而，鲁昂伤员的伤口仍然充满凶残的潜能。一天晚上，在标着C的德国人病房里，莎莉看护的一个仅仅是上臂受皮肉伤的年轻战俘，心率和体温同时飙升。她和奥诺拉看着他喘息，直到清晨，他可以被送进手术室时才松了一口气。在手术室里，他的手臂被截去了，可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上带了细菌，侵入了他的体内，要不然就是脑膜感染刺激了大脑，那个男孩儿不是如莉欧所说的那样平静地死去，而是胡言乱语起来。他的下士抓住他的手，回应了他狂热而恐怖的死亡讯问。

由于鲁昂巨大的规模，还有这里的井井有条和有名字的街道，它在莎莉的印象中就是一所医院，伤员能够待在这里接受完整的医疗护理，但病房医生让护士们用数字“1”“2”“3”给英国人、加拿大人和印度人做标记——根据他们可以返回前线的时间。可在三个月内康复的标为“1”，至少六个月无法参战的标为“2”，可能再也无法作战的标为“3”。如果被标为“3”，他们将被救护车送到鲁昂的港口，运送到英国。当然，已经康复的人则反向而行，回到那台巨大的打谷机里。

回归

墨尔本夏末的一天，那杀死伯克和威尔斯[4]的沙漠向这座城市发出咆哮。热风席卷大地，如娜奥米在埃及所见的一样凶猛。火炉一般的酷热之中，她站在阿基米德号的一艘姊妹舰——亚历山大号的甲板上，看到码头上一千名年轻的增援士兵坐在他们的行李上，地面滚烫，他们靴子下的柏油都融化开来。士兵们大声交谈，忍受着烈日的煎熬。也许他们心里想着，如果连墨尔本的炎热午后都受不了，怎么忍受其他地方。

一群护士戴着夏天的草帽，穿着跟娜奥米的着装相同的灰色轻便制服，穿过码头走来。她们的护士长一手拄着手杖，另一手拿着未打开的遮阳伞，僵硬地走着，护士们跟在后面，脚步沉稳。她们没有在码头上逗留片刻，向舷梯口的军士长报到之后，立刻获准登船。她们走得很慢，年轻人的腿被领头者的笨拙步伐拖累。尽管腿脚如此不灵便，那个女人撑着手杖的姿态仍然颇有风情，给人以手杖只是一种装点的错觉。这时候，娜奥米看到了，这个人就是米奇护士长。她身后的一个护士帮她背着包，她的两只脚——包括假肢——都穿着黑色鞋子，她走上舷梯，狂风不断掀动着从帽子上垂下的面纱。娜奥米推测，米奇是被派来带领这些女孩儿上船，并指导她们在船上生活的，当晚她就会回到墨尔本附近的某所军队医院，继续练习用假肢行走。

“老天爷！”米奇气喘吁吁地说。她从跳板顶端走下来，站在甲板的阴凉中，她挥舞着手杖，表达着登船的喜悦。

“老天爷！”她大声喊，“那像是娜奥米·杜伦斯！”

她把遮阳伞交给助手，用一只强壮的手臂搂住娜奥米。其他登上甲板的女人满脸惊愕，她们没有见过哪个护士长这样拥抱别人。

“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身手多么矫健？”她问，没有等待回答，就把娜奥米介绍给她的助手——佩蒂格鲁护士。

“你真是个可怜的姑娘，”米奇对佩蒂格鲁说，“被安排照顾一个老废物，还要帮她背包。”

娜奥米说：“你一定是来船上看望某个人的吧，或是来安顿这些女孩儿的？”

“不，我就是来见你的。我还要去法国，看望那儿的人。我可能还会去英格兰，那是我祖先的故土，虽然他们不常去那个王国的著名地区。总而言之，米奇又带着大家伙儿回来干活了——而且顶着一点儿小小的争议。来，我们找找这些女孩儿住的客舱，在军官们上船之前。”

乘务长已经坐在过道里，告诉她们被分配到了哪个客舱。米奇轻声对娜奥米说：“你还回来，真的好勇敢，尤其是在那座可爱的利姆诺斯岛上长了见识之后，更不用说我们在地中海泡的那个澡了。”

“我感觉我没别的地方可去。”娜奥米说。

“多奇怪啊，我也这么觉得。我们已经过不惯舒服日子了。”

娜奥米很庆幸能遇到一位慈爱的女性长辈，在这艘船上她本可能会感到迷茫。她也看到了基尔南中士上船，令她踏实不少，虽然两人还没怎么说话。基尔南是她的先知，是源源不竭且必需的智慧之泉。

罗比·肖不在这里。他很想来，但是仍在等待——他本人是这样说的，在各个方面都在等待。娜奥米不断向他表达，在他争取让军事和医疗委员会批准他再次登船的过程中，她应该已经不在澳大利亚了，现在她证明了这一点。罗比写信说，他不满地堵在布里斯班的军事办公室里，可那里的人厚着脸皮告诉他，他已经做了一个男人该做的所有事情，但是，他同样感受到，恐怖的环境以及宏大的战争体系对他有莫大的吸引力，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不愿被抛下。多奇怪的一件事啊，他渴望跟随牺牲之神寻找家园。娜奥米告诉他，她珍重他们的友谊，希望他可以实现抱负。她曾经在信里评价肖，说他差不多是她见过的最有始有终的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必须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合适。

厉声喝令的中士，军靴在过道里踏出的金属回响——和平年代会铺上地毯、降低噪音，这些都表示，这艘船正在迎来它的新战士。她听到中士火急火燎地催促士兵上船的声音，不禁想起那些恩尼斯基林人登上阿基米德号时的情景。与此同时，原本在开往墨尔本的途中独占客舱的娜奥米迎来了三个新室友。她感觉自己没有原先那种结识旅伴的意愿，也知道她们会认为自己冷傲，这就是成为杜伦斯的代价。

她看到雷雨云从海港涌入，解救酷暑中的城市。所有人都再次登上甲板，看着清冽的雨水噼里啪啦地浇灌墨尔本，雷雨云在码头上砸下一阵雹子，像是一份送别礼物。

亚历山大号在弗里曼特尔加入了武装船队。到了印度洋——在它的广袤无垠面前，地中海像是个小池塘，有传言说德国袭击舰出没其间。所有甲板灯都熄灭了，船舱的灯光则用窗帘遮住。在这片汪洋之中，没有法国驱逐舰可以带着毛毯来营救他们。

载着跃跃欲试的士兵，亚历山大号跟其他船只一起驶入开普敦的桌湾港。有传言说，他们将从这里直接开到英国或法国。娜奥米从码头坐脏兮兮的小火车去了城里两次，第一次是跟基尔南一起去法尔斯湾，他们一边望着令人目眩神迷的南大西洋，一边喝茶吃点心。

两人彼此讲述了回家的故事。基尔南没有撞上虚假的庆功会。基尔南的父亲一向虔诚，战争令他抑郁不堪。如所有战争中的贵格会教徒一样，他被不公正地冠以不忠的恶名。他诉诸各种法律手段，拒绝联邦政府通过“强制要约”（基尔南的用词）来收购他的产品供战争之用。他先前已经得到公职人员的承诺，他的钢制容器将仅仅用于储水，不过他很清楚，它们还会被用来储存各种军用液体。

“恐怕我把事情搞复杂了。”基尔南向娜奥米坦白，“我告诉他，发动机燃料不仅可以用于军用卡车，还可以用于救护车。总之，最终他很可能被看作一个弃民，不过在文明社会，他是一个良民。我不想吹嘘他的善行，因为这是所有教友应尽的义务。”

娜奥米感觉，比起罗比·肖的言谈，这番对话包含着更多精神养料。

另外一次上岸是陪米奇护士长去城里的百货商店。她一瘸一拐地流连于玻璃柜台之间，买了些滑石粉，还对珠宝和香粉兴致盎然。那天傍晚，她把娜奥米叫到她住的船舱，变换了一下坐姿，露出红肿的残肢和又长又硬的伤疤，让娜奥米为她上药。

身处难熬的热带，她们又开始睡在甲板上。某个白天，船队来到一片寒冷的海域，船首阻力加大，船尾推力减弱。从旁边的巡洋舰传来机关枪的射击声——那是演习的声音，娜奥米胸中翻涌起刹那的恐慌。在浸透水汽的空气中，船停靠在弗里敦。在这里容易染上热病，因此人们没有获准上岸。女人们站在围栏边，望着在下面的煤仓干活的非洲人一边唱歌一边用篮子把煤运到船上。接着，所有人在甲板上列队，为一位死于肺结核的司炉完成海葬。

再次出海后，船队又短暂停歇了一次，为三名其他船上的士兵举行了相似的仪式。船行驶到亚速尔群岛附近时，天气变得凉爽了些，又过了几天则冷了起来。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带，海水变成了绿松石的颜色。船队远离两国的海岸线行驶，以防敌军间谍监视。到了比斯开湾，在淹留不去的冬天笼罩之下，海水变成了灰色。很快，那些光亮、轻盈又迅捷的驱逐舰跟船队会合，把他们带进了英吉利海峡。

早春的水雾保护他们免受潜艇的威胁，也遮住了那些年轻士兵的视线，让这些生在殖民地的移民后裔无法望见这座祖先所在的岛屿。当他们抵达南安普敦，踏上传说中的英格兰时，映入眼中的只有低矮的天空、粗暴而灰暗的起重机，还有长长的仓库。在乘卡车去火车站的路上，他们看到阴森的排房、比廉价租房好不了多少的寄宿公寓，还有角落里的小破旅馆。就这样，他们一路来到一座人头攒动、遍地煤灰的火车站。一些年轻士兵一定在心里暗暗自问，这就是他们自愿为之牺牲的东西吗？

但是，不得不说，煤灰之下的火车站不失为一座宏伟建筑，有着威严的石柱和高耸的拱顶。士兵们将被送往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训练基地，护士们则会被送到伦敦。威斯敏斯特的霍斯费里路设有澳军总部，护士们的未来寄托于那里的人身上。

四海为家

从鲁昂，护士们可以花一天时间去北上时失之交臂的巴黎。莎莉给身在维姆勒医院的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约定了一个春天的日期，10点钟，她们三个人会在奥赛火车站的主时钟下等她——她们没人见过这个时钟，但知道所有火车站一定都有。如果弗洛伊德能够搭便车沿海岸到布洛涅，她会发现从那里坐火车不像她们从鲁昂过去那样曲折。

为了这个赴巴黎的假日，她们领到了火车准乘证，救护车把她们送到那座巨大的白色火车站——鲁昂右岸火车站，阳光透过精美的彩绘玻璃射进去，不知是会暗淡下来，还是会为她们的出行投下些温柔的色彩。火车出发时，这一天决定赋予她们多彩的旅途，她们也乐意为乡野风光所迷醉。她们穿行于榆树和杨树丛间，在莎莉眼中，它们就像是来自远古森林的装饰。这里没有澳大利亚那扫兴的远景——那些为了取树胶而被环剥的、直挺挺的死树。村庄里，女人和小孩儿在村头的水泵边汲水，一个大约十岁的男孩儿踩着木鞋，喷着烟圈，注视着火车驶过。在犁过的田地另一头，偶尔会有一座大房子立在环绕的树木之中，但是没有一座城堡突然出现在铁路沿线——煤灰是给平民闻的。

接着，她们路过一片脏乱的贫民区，宏伟的城市渐渐显露出来。最后，火车轰隆隆驶入奥赛火车站——这是一个人可以想象出的最壮丽的火车宫殿，它饱含艺术气息，与分布于塔斯马尼亚岛和埃及间的那些有庄严拱顶与石柱的英式火车站形成强烈对比，它以一种法式建筑的欢愉姿态矗立着。在车站广场，她们找到了预料中的大时钟。时钟之下，站着高挑的弗洛伊德，她面色苍白，似乎有些营养不良。她站在那里的形象——孤身一人，直愣愣地站在那个显眼的位置，脸上还带着一点儿等待火车般的茫然——是宽恕的样子，这幅画面让这一天变得完满。她们朝她跑过去，她回应着大家的吻，冷静，但是没有迟疑。

“我们去哪儿？”她问，像是全听她们的安排。

过了桥就是卢浮宫，于是她们决定先去那里。博物馆里站满了士兵，来自数不清的国家。这些人穿着或阴沉或鲜艳的各色军装，争论起敌人何时溃败来。在奥诺拉看来，军装越漂亮的小伙儿，在战争中出的力就越少。她们的时间只够逛几个展厅——她们告诉自己，她们以后还会回来，花一整天专门逛这个博物馆。莎莉发觉自己正在预演——为万一很快遇上查理·康登做准备，她记着那些艺术家的名字。她喜欢大卫——他也很可能喜欢，还有安格尔画的一幅穿高腰礼服的女人画像。

从卢浮宫出来时，她们发现天色仍然明亮，高处飘着条纹状的云朵——只不过有一点儿冷。她们在杜乐丽花园中散步，里面的树还光秃秃的，但是枝头已经长出花骨朵，像是繁花盛放的承诺书。随后，根据莎莉买的地图，她们沿着河堤走向那座岛——那座闻名遐迩的大教堂之所在。它的形象曾出现在她们童年时代的世界版图中——还有卡西莫多，盘踞于他们的想象力之上，飞蹿跳跃。如走向金字塔一样，走近大教堂也可以用普通人日常的步伐——用人们从肯普西的巴尔斯比百货商店出来，穿过贝尔格雷夫街，走到莫特茶馆的那种步伐。大教堂周围环立着许多礼拜堂，每间礼拜堂前都有几排燃烧的蜡烛。奥诺拉相继点亮了几根，声称有“特别的用意”，接着在圣母面前双膝跪地，嘴唇微动，祈求上帝保佑莱昂内尔·丹克沃斯，他的上一封信还是在埃及时写的，可是现在他甚至可能已经在法国了；第二盏烛火是为家人；第三盏是为了协约国；第四盏，则是为了弗洛伊德，她悄悄对莎莉说，因为大家亏欠了弗洛伊德。她又拿出几张小额的法郎钞票，塞进烛台旁边的善款箱。

奥诺拉的还愿蜡烛燃尽之后，她们爬上卡西莫多的钟楼，俯瞰滚滚而来的塞纳河。这时，一幅粗俗的景象成为巴黎之行中最令莎莉惊奇的一幕。她看到几个戴帽子的男人在露天小便池解手，而且竟然毫不尴尬地向过路的女士抬帽致意。

埃菲尔铁塔矗立在它的公园里，静候人们乘坐地铁而来：有成群结队的士兵，有留着浓密的高卢式胡须、西装革履的老人，还有满脸倦容的女管家、女裁缝和主妇——即使是战争的胜利也很难驱走她们的疲倦。接着，他们沿地铁台阶走上来——那儿，铁塔高高耸立、光彩炫目，却被四只巨足拴在四小块与众不同的土地上。

回到火车站，她们与弗洛伊德吻别，感觉此行至少弥补了些先前的愚蠢和疏忽。她回应时仍有些小心翼翼，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重拾原先的姐妹之情。弗洛伊德找到了自己的火车，其他人也上了去鲁昂的车，这是一个漫长的春日傍晚。

吃巧克力和点心时，莉欧诺拉突然问她们，有没有觉得未确诊病房里有装病的人。她们面前的桌上杯盘狼藉，这一餐用莉欧私立学校的说法叫“打牙祭”——盒子里装过香气浓郁的奶油蛋糕，褶边小纸杯里盛放过美味得不真实的巧克力和最精致的小点心。莉欧诺拉提出未确诊病房里的问题时，奥诺拉从后槽牙间发出一声意义不明的咂嘴声，仿佛对谈论这件事表示迟疑。

“沃里克认为里面有。”莉欧说，“不是所有人，但是为数不少，都是在装病。”

沃里克自然是指费洛斯上尉。莉欧未来会是那种乐于接受丈夫观点，而且不会觉得是强加于她的妻子。她是一名出色的护士，精力充沛、训练有素而且待人热情，但是她认为费洛斯上尉的观点值得拥护一辈子。

莎莉扫视了一遍病人登记表上她认识的名字。那个年轻的苏格兰人，如果没有使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就会喋喋不休，而药效消退之后，他就会在帐篷里到处跑，问每一个人他的面具在哪儿，然后就在床底下、椅子上翻找起来——如果不是悲剧，这一幕还挺好笑的。他曾经吸入过毒气，医生说不算严重，不过，他似乎亲眼见到过战友窒息而死。从此，每当毒气战过后，残留在战壕里的极轻微的一股氯气或光气都会让他精神失常。

那么，他是在装病吗？不过，能连续假装几个星期疯子，这本身就是一种疯狂。

奥诺拉打了一个巧克力味的小饱嗝，应和了莎莉的想法。

“就算他们之中有人在愚弄我们，我们也没必要感到惭愧。因为那说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骗过了军官和医生的三道关卡，从战场到包扎站再到急救站，最后到鲁昂。可以说他们的表演配得上这个结果了。”

“有一天我在那儿当班，”莉欧坚持说，“突然一转身，看见其中一个人脸上正带着似笑非笑的狡猾表情，他一秒钟后又开始失声并哆嗦起来。这让我很纳闷。”

“可能是病情的一种表现，”莎莉提出，“或者是扮鬼脸。”

“你心眼儿太好了。”莉欧用她心上人的怀疑口吻说。

“但是，就算他们是在装，也是由于一些可怕的东西逼迫他们放弃了自尊心，成了装病者。”奥诺拉说。

莎莉觉得，莉欧一直在过分渲染。也许是糖、巧克力和奶油的狂欢让她一反常态地执着。

“说起来简单，但如果是那样，他们就背弃了自己的战友，不过沃里克不认为他们是有意逃避，他相信一切始于军团救护站的军医，如果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医生太有同情心，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他们会在前线包扎站的军医面前变本加厉地表演，然后在伤员急救站继续。等被送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自己都相信自己一团糟，于是就相应地表现出来。沃里克说他想去做军团救护站的医生，告诉那里的大多数人，他们没有大碍，再给他们点儿药用白兰地，让他们睡个好觉，然后把他们送回去。”

“可是后方太需要他了，不是吗？”莎莉问。

“对，”莉欧诺拉说，“或者说，他去那儿就浪费了。”

大家想了想，情况确实如此——虽然莉欧这话说得太绝对了。她继续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不会轻易怀疑别人，但是这样怀疑是出于他的职责。”

“就好像我们相信他们也是出于职责。”奥诺拉的口吻突然严厉起来，“我认为这个炮弹休克是显然存在的。大多数年轻人不会分饰两角，你一眼就能看穿他们。我见过的那些病人都不是在演戏。”

“我们别争论这个了，”莎莉劝她们，“这么美好的一天怎么能吵吵闹闹地收尾。只要再工作几个月，不就都水落石出了吗？”

“我想知道，等我们澳大利亚的小伙子上了前线，这样的病例会不会少些？”奥诺拉轻声说。

“沃里克相信会这样。”恭顺的女友莉欧如是说。

从许多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春天。在将军桥街散步的英国伤员知道护士们便装上的那个回力镖状徽章代表什么，也知道她们肩膀上的那个“A”代表着澳新军团。几个英国军官叫住她们，说：“我们看见你们的小伙子穿过阿尔芒蒂耶尔，来解救我们的第十二师了。天哪，他们看着又强壮又自信！”

这种影响更多作用于人们的心理而非军事部署。即使是最爱国的澳大利亚人，也无法宣称他们有美国人那样庞大的部队，仅仅凭借人数就能止战弭兵，带来和平。当然，食堂里新来的女人都相信，每一个澳大利亚人都能以一当十，但正如基尔南在阿基米德号上说的：我们的人都是肉体凡胎。

毋庸置疑，对其他军队来说，澳大利亚人就像报春的鸟。他们是转折的标志，预示着越来越多的援军将接踵而至，在战壕再一次被冬天冰封之前解决一切。澳大利亚人是先驱者。

在这种充满新鲜感和希望的氛围中，费洛斯上尉和莉欧诺拉·卡斯门特护士向鲁昂澳大利亚第三综合医院的全体医生和护士发出邀请，请大家参加他们在军官食堂举办的订婚仪式。大家都认为他们无须等太久，最晚秋天就可以举办婚礼。上校和护士长各自发表了祝福这对新人的讲话。这一个小时之中，莉欧容光焕发，坚信整个西线战场都会配合她的婚礼日期。

现在，第一批澳大利亚伤员已经陆续到来。其中有一个年轻军官，他本来正在一片被人戏称为“幼儿园”的宁静区域训练，没想到一枚炮弹袭来，恰好击中了他。此刻，他的整个头都缠在了绷带里。绷带之下的伤口是对莎莉和奥诺拉的一场考验。

在外科病房里——他的伤口需要在麻醉状态下不时清理，这个年轻人透过插入绷带的吸管喝着汤和茶。含有其他营养物质的无菌溶液则通过手臂上的静脉注射进去。病房医生似乎很悲观，指出面部伤口最可能引发脓毒症。当他们第一次解开在急救站包扎的绷带，露出血淋淋的面孔时，莎莉和奥诺拉发现八分之一格令吗啡无法缓解他的痛苦。他断断续续的呻吟从脸上的血窟窿里钻出来，剩下的一只眼睛似乎噙着泪水。于是，吗啡剂量被提高为四分之一格令——他开始昏昏欲睡，莎莉估计这才是合适的剂量。痛苦退去之后，他迷迷糊糊地想要说话，用喉咙而非嘴巴。他的咽喉完好，但是由于没有嘴唇，很多音节发不出来。他刚被送来时，身上的名牌上写着：亚力克斯·康士特伯上尉。

这个年轻人的脸，从右上眼眶到下巴完全碎裂。一天，脸上过药之后，他发出了一个声音：“嗯格哦日。”他反复说着，十分礼貌，但是锲而不舍。他们终于反应过来，他想要一张写字的纸，也一下子醒悟，早该给他纸和笔才对。他脸部的残缺似乎使所有人都产生了他无法书写的偏见。奥诺拉找来一支铅笔和一个封面上印着“澳大利亚康复基金会”的笔记本。他抬起手指修长的手，做了一个额手礼的动作表示感谢。他尚存的那只眼睛露在绷带外面，眼神似乎透着一丝幽默。接着，他开始动笔写信。他精神焕发，书写流畅，令莎莉十分吃惊。写完之后，他撕下写字的那几页，咳嗽起来——这是他还能正常完成的一个面部动作。他把信纸对折两次，塞进她们给他的薄信封，交给她们邮寄。接着，他又在一张未对折的白纸上写道：“护士们，可否劳烦各位将这封信寄给：G. D. 康士特伯女士，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纳罗迈恩，康贡古拉。”她们说当然没问题，于是他点点头，又开始写起来，这张最后递给她们的纸上写着：

抱歉让各位年轻女士费心，但我听到人们说，我是第一个在法国受伤的澳大利亚人。这话让我很反感。如果方便，能否请你们在每次有人提出这种愚蠢言论时回击他们？因为我忍受不了这件事。首先，1914年就有澳大利亚人在伦敦登记加入英军，他们的故事刊登在《悉尼先驱晨报》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定受了伤。能否请你们出面，让他们别再胡说八道？

亚力克斯·康士特伯　谨上

奥诺拉向他保证，她会把这话传达出去。她和莎莉同样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令他如此挂怀，但是他的伤让他有受关照的特权。他已经没有面孔了，甚至可能无法活下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有很多年的痛苦治疗等着他，而最困扰他的，竟然是他是第一个在西线负伤的澳大利亚人这种说法。

一天傍晚，莎莉来到食堂时，一封信正等待着她，它来自英国。

1916年5月16日

亲爱的莎莉：

我已经安全到达英国了，你敢相信吗？米奇护士长——没错，就是米奇护士长——也在这里，展示着她的顽强，或者说顽固？基尔南也在，他正在旺兹沃思训练，是我们在这座大城市里的老乡。有趣的是，作为一个贵格会教徒，他竟然喜欢那座血腥的伦敦塔。

好笑的是，我们刚到伦敦帕丁顿的时候，唯一可住的地方是救世军的堕落女性之家。连米奇护士长也住在那里！他们用英国国旗遮住了原先的牌子。谢天谢地，霍斯费里路上有一个战友俱乐部，我们可以在那里聚一聚，吃一点儿东西。我们还没有分派工作地点，不过希望很快能在法国见到你……你有没有收到爸爸的来信？

很快又来了一封查理·康登的信。他也到了法国，由于疑似患了斑疹伤寒，在马赛耽搁了一阵，不过后来发现是英国医生错判了病情，他没过几天就康复了。他告诉莎莉，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参观马赛美术馆——它在一座宫殿里，里面17世纪的素描让他最后残余的一点儿发烧症状烟消云散。“你只要看着它们，”他写道，“就会感觉自己轻得像一阵风，而且你会想，我也能画出那样的线条。”

他说，他马上就会北上。

如果不需要立刻投身于战神的祭坛，我会打听出你在鲁昂的地址，过去探望你。我特别享受跟你在塞加拉的那次旅途，或许是因为你允许我畅所欲言，不过我记得，你偶尔的插话展现出一种智慧，为我逃离的那片河谷增色不少。

以利亚之车降临

米奇护士长拒绝别人的帮助，一个人坐火车去肯特的锡德卡普医院重新设计假肢，以适应残肢的最后康复。她回来之后宣称，新的假肢非常合适，她很快就能顺畅行走，摆脱暴露大部分截肢者的那种僵硬感。娜奥米不明白这要如何实现，但是没有说什么。

米奇让她收拾东西搬家时，她也只是默默照做。米奇已经打包了自己的行李。她没有容许佩蒂格鲁在身边照顾她太久，不是因为佩蒂格鲁照顾不周，而是因为米奇是一个什么都要亲自料理的女人。

“大家都在收拾行李吗？”娜奥米问。

“不，只有你和我，我们要去一个更好的住所。对其他女孩儿来说有一点儿不公平，不过她们能活下去的。”

一个小时后，她们从堕落女性之家阴森的楼梯走下去，一辆衬着黑边的白色豪车正等候着她们。这样一辆豪车出现在这条晦暗的街道上，就像以利亚的火车火马[5]降临人间一样让人惊奇。在这样一辆车面前，娜奥米暗褐色的制服和灰色帽子是不错的选择，否则她就需要找些匹配其风格的服饰——她既没有这样的资源，也没有这样的天分。

一名戴帽子、穿制服、系绑腿的中年司机停下车，打开后门，让她们进去。他说自己名叫卡灵。坐在装饰华丽的汽车内，她们穿过伦敦市中心，路过海德公园，看到训练的骑兵和带孩子的保姆，然后来到多切斯特酒店。她们没有时间看看自己分到的房间，而是立刻放下行李，回到那辆豪车上。随后，这辆大车驶过骑士桥，进入梅费尔，那里的连栋豪宅令人啧啧称奇，在娜奥米看来，它们显得浮华而多余，像是在另一颗星球上建造给另一个种族居住的。

“好了，现在我们要加入伦敦的社交生活了。”米奇说。

豪车减速，米奇告诉她：“我们来这儿，是要见聪明的塔尔顿夫人和她蠢驴一样的丈夫，塔尔顿子爵。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澳大利亚总督，一直当到总理再也受不了他为止。你不介意我带你来这里吧？我是想给你个惊喜。”

车停了下来，前面是一座漆成活泼的乳白色的高大建筑。司机帮二人下车，她们沿着台阶走上去，遇到——还能是什么人？——一名穿制服的门卫。他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们进入那个巨大的圆形大厅，大厅富丽堂皇的圆顶装饰着金叶。娜奥米觉得这一定是个演出用的舞台，而不该是一户人家的住所。

一名穿着晨礼服，装扮有如公爵的仆人收走他们的入场卡，为她们指了指大厅另一头的大房间。房间的双开门前站着另一名穿晨礼服的仆人，他的旁边是一位十分美丽端庄的女人，她披着薄纱，胸脯饱满，褐色的头发用丝带随意地束在脑后，跟到来的其他女人不同的是，她没有戴手套。一位留着姜黄色胡须，纤瘦而略显矮小的男人站在这个女人的另一侧。他穿着十分合身的西装——就像外面的一层皮肤。他有一张孩子气的英俊面孔，但是眼神空洞。穿晨礼服的仆人走过来轻声问了两人的名字，然后回去低声向那位先生和那个微笑着的美丽女人报告：两位访客是玛丽安·米奇小姐和娜奥米·杜伦斯小姐。

“啊！”这个头发略有些散乱的女人大声说，“我不需要你介绍玛丽安，我认识玛丽安。你记得她吗，鲍比？墨尔本的玛丽安？”

“啊，记得。”塔尔顿子爵说，而实际上他完全不记得米奇。

他的太太如姐妹一样深情地亲吻了米奇护士长的脸颊。

“我荒野中的勇士！”塔尔顿夫人说，“快进来，玛丽安，还有你的朋友。吃点儿东西，不要客气，我马上过来跟你们聊天。”

塔尔顿子爵握着娜奥米戴手套的手，喃喃地说：“幸会。”语气十分漠然。塔尔顿夫人则更加真诚和热情地与她们握手：“你们来到战争中的英国，我真的很敬佩。”

房间里大多是中年男女，看起来都是要人——一些男人佩着红领章，表示他们是将军。一名侍者端着托盘，问他们是否想要喝点儿什么。米奇护士长点了干型雪莉酒，娜奥米也点了一样的——别的都不太能接受。没有人过来跟她们说话，米奇乐得自在，带着娜奥米走到一面落地窗前，坐在那儿的一把背面镀金的椅子上。房间里充满叽叽嘎嘎的声音，像一群自作聪明的鹅在叫唤。娜奥米感到这件事十分离奇，自然要问米奇，在她的世界里怎么会有人认识所谓的“塔尔顿夫人”——或者一些人口中的“子爵夫人”。

“塔尔顿夫人请我帮她在乡下建立一支护士队——为了那里的女人，你明白。她的丈夫做总督的时候——他是证明任何蠢蛋都能做那份工作的活证据，他们一起去乡下视察，她的丈夫只顾着看马儿和姑娘，而她却看到偏远农场里女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还有她们生育孩子的过程。她还想去热带地区看看，但是总理告诉她，派军舰接送花费过大。实际上，总理这么说只是想要讽刺她的丈夫。你知道吗，人们看不惯她，都说她‘精力旺盛’，你知道那暗示着什么吗？放荡，就是这个意思。”

米奇对这种含沙射影嗤之以鼻。

“那么你们有没有建立起这支护士队呢？”

“她建起来了，自掏腰包。是的，她和你们那些牧场主或农场主的妻子有天壤之别，但是你可以看出她有这样的同情心，这是她天性里的东西。”

娜奥米压低声音说：“塔尔顿子爵的天性里也有这些东西吗？”

她想要听到一个刻薄的回答，米奇果然说：

“他的天性是一团糨糊，你很难分辨里面有什么。”

这样聊着，娜奥米感到有些恍惚。她发觉自己正像戏剧里饱经世故的女人那样聊天——或者至少像那样搭话。她感到一些隐隐的愉悦，但是更愿意逃离这栋房子施加给她的僵硬和拘谨，回到帕丁顿去。

米奇说：“他们并不是真的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幸好如此，因为塔尔顿根本配不上她。你看她的样子！看见她松散的头发了吗？还有丝带？上流人物一点儿都不喜欢那个样子。一些墨尔本的势利眼也不喜欢，他们说她‘野性未驯’。至于那个子爵，我得承认他在加利波利待过一阵子，不过他是那种总能顺利过关的人——或者说他能及时抽身，可能是由于被撤职了吧。”

米奇摇摇头，把塔尔顿子爵从头脑中清除出去，然后小口喝了一会儿雪莉酒。“现在，关键是，”她说，“塔尔顿夫人拜访了所有身在伦敦的澳大利亚有钱人，还有那些跟澳大利亚有关系，靠着澳大利亚铜矿、铁矿发财的英国人。因为沾了那边那个人的光，看见没有，那个有点儿发福的家伙？他是费希尔，我们的前总理，被塔尔顿惹火了的那个。他来这里是出于对塔尔顿夫人的尊敬，没有其他原因。”

娜奥米向那边瞥了一眼，心想：“所以我就这么看着总理，就好像看着一个银行经理。”费希尔先生确实有点儿胖，不过长得慈眉善目。

“她想在法国办一所澳大利亚慈善医院，”米奇接着说，“军方的人很不喜欢她这个主意——也许是害怕她做得比他们好，但是她很有影响力，所以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件事，甚至从军队系统调派护士给她。”

“你不是指我们吧？”娜奥米问。

“如果你愿意的话。她想让我做她医院的护士长，我可以给你一个职位，娜奥米，这是一个远离军队刻板生活的方法。”

“我曾经许诺要去找我妹妹。”

“我了解莎莉，她会理解的。听着，我可没有假装这是份轻松的工作。你将会帮助我运营整所医院，而且还要做护理工作，同时我们还会有一大堆文件要处理。我们将和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一起工作，据我所知，这些人会来来去去，待不长久。你愿意跟我一起参与这个计划吗？”

一阵喜悦之情涌上娜奥米的心头，她既感到解脱，又满怀憧憬，而且莎莉也近在咫尺，法国不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

“两周之内，你和我就要出发，跟她去布洛涅为这所医院选址。说到这所医院，我得告诉你，就好像她没有为乡村护士队冠名一样，她也不打算给这所医院取名为‘塔尔顿夫人医院’，而只是简单地称之为‘澳大利亚慈善医院’。”

知道这件事几乎就要敲定，娜奥米开始轻轻地哭泣。

“噢，亲爱的，”米奇护士长说，“有什么伤心事吗？”

“是因为你对我的信任。”

“是吗？”米奇问，“我交给你一项不可能完成的重任，而你流下了感激的热泪。看看六个月后你怎样想吧！”

那位发福的高个男人长着一张和善的长脸，眼神柔和——就是这个男人曾经做过澳大利亚联邦的总理，他朝这边看过来，随后从身边的男女要人间抽身离去，向她们走过来。娜奥米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米奇展示出她的圆滑老练，称他为“高级专员”，因为他放弃了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涯，转而在伦敦活动——对一个老矿工[6]来说不是个坏差事，出去后米奇大概会这样评价。他说起两人的奉献精神，以及澳大利亚如何以她们为荣，接着表达了一个普遍的愿望：希望战争有幸终结于我主眷顾的1916年秋天。他甚至援引了英法两国将军们的话，他们做过这样的保证。房间另一头的人们开始陆续离去，等大家差不多都走了之后，高级专员跟她们握了手，也随之离去。高挑的塔尔顿夫人微笑着——头发又从丝带中散出来一些，从房间对面向她们走来。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查理·康登裹着厚厚的衣服出现在鲁昂赛马场，他来探望莎莉。他早早就从亚眠出发了，找到一辆来鲁昂的卡车，在路上花了五个小时——虽然只有六十英里路程。他需要在3点前离开，那时候会有回程的卡车再次接上他。

他来到护士食堂门口，这种事足以引起流言蜚语，好在莎莉无须跟人换班或者找护士长调休。实际上，她刚刚结束了外科病房的夜班，康士特伯上尉就在那儿接受护理。在这座由澳大利亚工匠和德国战俘改造的、供护士们吃饭和消闲的棚屋门口，查理·康登的眼睛散发着光芒。

莎莉给他倒了点儿茶喝，随后两人准备一起到鲁昂城里去——总有卡车、小汽车和救护车去那里。他们挤上一辆救护车的前排座位，随之来到码头，然后从那里走到大教堂广场。如莎莉所料，查理·康登对这座大教堂情有独钟。他这持久的热情会不会有熄灭的一天？现在还没有。对查理而言，知识是用来获取快乐的，而非用于炫耀。“那里有一些刚刚出名的作品，是由一位名叫莫奈的画家画的，好多年前就完成了，但是整个世界最近才开始跟上他的脚步。”他说，“有大约二十幅是画大教堂的，在所有时刻，在所有角度的日光中，画它的正面和钟楼。”

她喜欢“在所有角度的日光中”这样宏伟的表达。

“给我希望的是我们家乡所拥有的东西，”查理说，“光，光，无穷的光，让万物燃烧的光，让世界荒芜的光，不过你听我唠叨过类似的话了。”

查理不知道他说的每句话对莎莉来说都是新鲜的。他给莎莉讲起了那有七百年历史的彩色玻璃，上面的那种青绿色是今天的玻璃匠人无法复制的。莎莉感觉，正是这类事物让他认为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查理列出了鲁昂那些令全欧洲的人都前来朝拜的圣迹。“他们不都是虔诚的朝圣者，有些是罪人，企图靠朝圣和瞻仰圣体获得宽恕。当然，现在的法国和佛兰德遍地都是罪人，他们也无暇再去朝圣。”

几个小时后，教堂淡出了他们的话题——无限的东西满足了有限的兴趣。查理带莎莉去吃午饭，来到一家名叫“王冠”的小客栈，它号称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客栈。那是一栋有三角墙的房子，有着向阳的阳台和窗户，在经年累月的重力作用下已经有些下垂。老板似乎正在等候他们的到来，查理承认他发了一封电报预约。他预约的时候还不知道会不会只有自己一个人用餐，这份魄力让莎莉印象深刻。

吃饭的时候，她发现配鸭子的酱是用血做的。由于她是一个农场主的女儿，这件事并不会令她抵触。他们喝着波尔多葡萄酒——虽然她那草根的味蕾品不出什么特别的滋味，只让她俗气地觉得这是贵东西，不过随之而来的微醺，跟预约电报、彩色玻璃以及这栋老房子里旷古不变的菜谱混合起来，让人心旌摇荡。

“他们是什么状况？”他问道。他们吃着涂鲜奶油的苹果馅饼，里面不可思议地加了一种叫作“卡尔瓦多斯”的白兰地。“我是说你们护理的那些人。”

他仍然一厢情愿地对这一切感兴趣。

“有了新东西，查理，”她说，“毒气。我们正把一大批被毒气伤到的人送回英国老家，这差不多意味着他们的军旅生涯——甚至人生——都完了，所以你一定要一直随身带着防毒面具，这种下流手段在这边到处都能碰上。”

“他们曾经派我们戴着防毒面具穿过一片满是毒气的训练场，那可不是什么美好体验。”

康士特伯上尉浮现在她脑海中。她不愿跟查理提起他，因为害怕他的不幸遭遇影响查理。

“德国人在向你们发动炮击吗？”

“算不上，”查理说，“炮击并不猛烈，偶尔会有一次，让人感觉像是意外事件。有一种说法不太可能是真的，说德国人跟我们达成了协议，只要我们不炮击斯滕贝克，他们就不炮击阿兹布鲁克。不管怎样，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不过一旦上面认为我们该流血了，我们就会去一个没这么安逸的地方了。”

莎莉啜了一口酒，作为对这一日的致敬。

查理谈起被安排暂时留宿他和另外几位军官的一户农家，那是斯滕贝克附近的一栋小房子。那家人起初闷闷不乐，因为他们在战争初期被德国军官粗暴地对待，之后又被傲慢的英国人颐指气使，然而，查理却帮助他们劈柴，甚至挤奶。他说挤一头牛又不耽误他什么事。那户法国人家感到既温暖又惊愕。那家的主妇问他，他作为一名军官怎么会劈柴。

饭后，两人在街上走着，查理喜欢透过精品店的橱窗向里面张望——在澳大利亚他们更乐意称之为女装沙龙。查理对服装的材质和线条都不无兴趣。他解释说，这只不过是他艺术兴趣的延伸。她挽住了查理的手臂，在鲁昂，完全没有人在意这一点。这里的人似乎觉得，跟一位得闲的军人在一个宁静的午后一同漫步，是一个女人的幸事。

大约到了2点，查理说他想去看看圣女贞德被烧死的地方。莎莉先前已经去过那里，跟奥诺拉和莉欧一起。

“可是你一定已经去过了吧？”他问。“没有。”莎莉回答。

他们穿过逼仄的中世纪街道，来到一片小广场。那里有一座教堂和一座雕着鸢尾花纹章的纪念碑，碑上立着一个十字架，以纪念圣女贞德之死。

“想象一下她当时有多害怕。”查理说。

莎莉一行上次来时，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点。她们只是赞叹她的大无畏精神，认为她是奈德·凯利[7]的法国先驱。她更像一个英雄故事的主人公，而非一个真正被绑在可怕的熊熊烈火之中的女孩儿，不过此时此刻，莎莉一下子感受到空气中的恐惧。

查理扫视着广场那些老房子的屋檐，仿佛当年恐惧的祈祷和哭喊镶嵌在上面。他抬起下巴，露出被锋利的剃须刀刮得发红的脖子。

“这里只有她和那把火，”他喃喃道，“还有她的良知和恐惧。”

查理把脸转向莎莉，笑了起来——他回味起这平淡无奇但是宁静美好的一天。他看了一眼表。“天哪！”半小时后他那辆卡车就会到赛马场接他。两人四处寻找着出租车，但是只看到寥寥几辆私家车和农场的载货马车。他们跑回大教堂，那里有一个英国救护车司机，不知来城里执行什么任务，带他们回到赛马场。两人站在行政大楼前的碎石路上，都有些局促不安——在友谊更进一步后，他们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卡车轰隆隆开了过来，解救了迷惑的两人。莎莉不知道查理是否会在上车前尝试给她一个亲吻，她感觉到他正在思忖这件事，不过他也许觉得这一天被自己安排得乱糟糟的——因为各种混乱事件而过于充实，因此不太有底气。

他提前给那家小客栈发了一封电报！这件事在莎莉心中盖过了其他的一切瑕疵。人们为了讣告、婚礼和突然的造访才会发电报，而他发这封电报是为了预订一张餐桌。

拜访过塔尔顿宅邸之后，他们为米奇护士长和娜奥米在多切斯特提供了住处。虽然娜奥米的房间比米奇的朴素一些，但她还是惊愕于它的豪华，特别是那张巨大的床——尤其是跟利姆诺斯岛上的相比。她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自己睡一个房间了，不过这奢侈的独处让她神经紧张。作为对高档住处的回报，米奇安排她即刻开始工作，为这所能容纳两百名伤员的医院做一个勤务簿。着手做起来再说，米奇如是说。于是娜奥米为子虚乌有的护士们做起了计划表，而这些护士尚待从军队医护系统、红十字会或民用医院招募。按照计划，这所医院需要四十个受过训练的护士，以满足日夜轮班的需要，以及保证每人每周休息一天。白天和晚上需要的护士人数几乎相等，因为调查显示船队常常在晚上抵达。

那辆豪车有时会接上米奇和娜奥米，送她们到梅费尔那座金碧辉煌的巨宅，娜奥米在那里填写医院所需的申领表和收据。申领表里填写的是塔尔顿夫人请求军方提供的物资，而收据上填写的，则是她用自己的钱，或者某些她掌控的英裔澳大利亚人的钱买的东西。娜奥米还负责整理塔尔顿夫人跟伦敦委员会关于医院配给情况的信件——内容细化到盐、芥末酱和每周供应三次的燕麦粥。塔尔顿夫人用自己的钱购买的东西还包括高压灭菌器、手臂夹板和腿夹板、床架，还有两张一流品质的手术台。此外，她还从一家医疗用品公司讨来一台X光机。向军方征用的物品有消毒剂、防腐剂、敷料、缝合线、手术器械和军队应该提供给伤员的所有其他东西——如果他们有良心的话。有一封信里承诺，一旦她的慈善医院在布洛涅建起来——在官方提议的地点，一个名叫高级医药补给站的机构将依令向她们供应药品。医院还设有病理实验室，不必向军队综合医院已经十分繁忙的病理科送去样本，以免使他们的情况雪上加霜。

那些文件夹里形形色色的信件和表格正是塔尔顿夫人严肃认真的证据。假如娜奥米原先以为塔尔顿夫人只是心血来潮才要办医院，而且完全是个外行，那么这个女人收发的信件已经驳斥了这个看法。

在一个澄明的春日早晨，米奇和娜奥米跟塔尔顿夫人一起，乘坐一艘运兵船的特等舱前往法国——整个英吉利海峡连同其间来来往往的运输舰和战舰都可以尽收眼底。她们在船上喝了一会儿茶，然后被一位海军上尉安排最先下船——他向子爵夫人脱帽致意，并让手下为她和她的两位同伴开路。

正如南安普敦没有多少英国味儿一样，她们登岸的布洛涅也毫无法国特色。远处虽然矗立着一座城堡，但仅仅是个标志而已。她们和它之间隔着一片广阔而脏乱的铁路广场，先她们一步到达的士兵全副武装地在那里等车，在往来穿梭的火车中间成群结队地抽着烟。这里，人群中的孤独、期待与恐惧共同散发出特别的气息。弥漫的煤烟中，清一色的卡其布军服淹没了仅有的一点儿不同——这边的一片苏格兰短裙和那边的一片澳大利亚宽边软帽。绝大部分人都戴着钢盔，面目不清。他们所有人都是大炮的养料。

她们站在码头上，看着吊车把那辆镶黑边的白色豪车从船上卸下来，司机卡灵穿着制服在旁监督，向上面的英国船员和下面的法国码头工人喊着些无关紧要的话。随着一阵尖厉的咯吱声，豪车落了地。卡灵打开后门，让女士们坐进去，然后几人在车上等着行李——塔尔顿夫人巨大的旅行箱，还有米奇和娜奥米小得多的箱子。塔尔顿夫人说，卡灵是塔尔顿在达达尼尔海峡时的勤务兵，塔尔顿本人曾在那里做陆军准将，但是后来被召回了。

“现在塔尔顿已经因伤退战——他的义勇骑兵团被全歼，可怜的弟兄们，而且陆军部决定让他放弃军旅生涯。现在卡灵已经成了我的‘助理’和——像澳大利亚人所说的——‘牧场杂工’。不，他是‘助理’，你是我的‘牧场杂工’，米奇护士长！”

娜奥米纳闷，是怎样不慎的言行，或是遭受了什么打击，让他们不许塔尔顿子爵再领兵迎着机枪而上。

行李全部装车后，她们乘车离开铁路广场，穿过一片鱼市。下城区的街道上，女人用炭炉烤着薄饼，士兵和穿着木鞋的孩子在一旁等候薄饼出炉。汽车随后开到山坡上的主城区——那里展露出她心目中法国的样子。高大古老的建筑兴建于她学过的所谓第二帝国时期。娜奥米注意到店铺和街上总能见到“英国”或者“英伦”字样，但是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英国的感觉。仅仅跨过一道宽二十六英里的海峡，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如果是在澳大利亚，走二十六英里，什么都不会改变，就算走二百六十英里也一样。在这里，一衣带水之隔便换了天地。

在一座建于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大酒店”里，行李在卡灵的监督下被卸下来，她们则到有高高拱顶的大厅里，按塔尔顿夫人说的“享用”早茶。充足的阳光从大厅宽大的窗户洒进来，这里像是另一个世界，与她们即将从事的战争事业毫无瓜葛。

“杜伦斯小姐，”塔尔顿夫人晃了一下头，似乎这样可以把她看得更清楚些，“你有怎样一段过往？”

“恐怕我没有什么过往，塔尔顿夫人。”娜奥米没有准备好回答这类问题，“澳大利亚，你知道的，塔尔顿夫人，我在那里生活，跟那里的所有人一样。”

塔尔顿夫人笑起来，笑声抑扬顿挫，但是很真诚，因为她笑得有些过火，不太可能是客套。

“我喜欢你这个爽快的答案。”她边说边伸出左手寻找散开的几缕褐色头发——似乎总有那么几缕头发散落在外。

米奇护士长说：“夫人，是杜伦斯小姐指挥着我们的救生筏。我想如果把这个重任交给一个男人，我可能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娜奥米感觉无力纠正这样的大话，可是塔尔顿夫人猛地一扬头，把手向东边一挥，仿佛前线近在咫尺：“我们看到把事情交给男人会怎么样了。告诉我，杜伦斯小姐，你是在乡下接受护理训练的吗？”

“在一座乡下小镇训练了两年，夫人，然后去了城市。”

“给我讲一讲，乡下小镇的产科是怎样的。”

“在麦克利地区，产褥感染还时有发生。”娜奥米说。

她没有提起，许多死于产褥感染的年轻母亲就埋在医院山下的墓园里，上游的穷人只能靠一个有些助产经验的奶牛场主太太接生，一旦出了差错，产妇要经过两天以上的路程才能到镇上，那时候产褥感染已经要了人的命。

塔尔顿夫人专注地望着米奇：“你看，玛丽安，你看！要是我们那时能有更多时间……”

“在西部地区，”米奇的脸上带着可以原谅的骄傲，“我们有乡村护士，在女人们怀孕期间一直上门探访。只要有一点儿问题，那个女人就会被送到镇上，但是……没有塔尔顿夫人料理财务方面的事情，这个项目就变得一团糟了。”

“米奇护士长的意思是，四处讨要捐款。”塔尔顿夫人眨了眨眼睛，“如果澳大利亚人没有乞求殖民地大臣免除我丈夫的职务，我们的计划就可以推广到全国，使其成为无法撼动的常态，但是我丈夫无法容忍澳大利亚人勉强选出来的工党总理，拒绝承认这次选举。于是就有了《公告》上的那首打油诗：再见了，塔尔顿子爵和夫人／贵族树上的孱弱子孙／看到你们回去，我们说不出有多开心。”

“是啊，你也跟着倒了霉。在政治面前，女人总是不算数的。”米奇说。

塔尔顿夫人和米奇建立起一个坦白的标准，娜奥米盼望自己别被要求模仿她们。好在茶喝完了，没人让她说那类东西。她们再次上车，路过乡下的一片树篱，树篱围着小而丰饶的田地。她们考察了几座蔓草和野花环绕的空城堡，但是有些由于关闭太久，已不宜居住。城堡主人有的过于拮据，无力维修，有的则是由于爱国而奔赴西印度或北非，直到战争结束才会回来。

塔尔顿夫人用混着鼻音、高声调的流利法语跟这些城堡的法国代理人商谈。一旦下层过得去，她就会带所有人——包括米奇——到楼上看看光照、通风和防风的情况。她总要问一句：“我们能在这里放多少张床，米奇？”

十二张，米奇会如此回答，或者二十四张——如果是个大房间，比如说某个贵族从前的图书馆。

“能放这么多吗？”

“在埃及和利姆诺斯岛，床摆放得比这还要拥挤。”米奇告诉她，“在楼下的舞厅，他们能放下四十张床。一间家庭礼拜室能放下超过十五张床——作为军官的康复病房最理想。”

“我们必须做好冬天战争还未结束的准备。”塔尔顿夫人说——显然在质疑军方在这个夏天结束战争的承诺。因此，医院占地面积要足够大，用来容纳帐篷和棚屋，以及掘出足够的厕所。此外，附近还应该有树林，用于调节温度，供能行走的伤员探索，还可以让坐轮椅的伤员在树丛间和池塘旁散心。

她们已经考察了三座城堡。从塔尔顿夫人的声音可以听出她越来越悲观，她开始问法国代理人、米奇和娜奥米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

“我想说，可能有些小贵族在这里面一本正经地混日子，或者可能有些资本家买下这些地方用于炫耀，然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了他们的祖国，不过我一直告诉这个代理人，我要的不是一座暴发户的庄园，我需要的是一座大城堡，一个井井有条的地方。我还需要像样的管道系统。我不是来做房屋修复工作的。”

她用法语向开车的代理人高声说：“我需要一座大城堡，非常大的城堡。”

那个男人的眼睛亮起来，似乎他心目中有一个正好合适的大城堡。车向那里开去，那座城堡名叫“班克坦”，坐落于海岸的小山丘上，靠近维姆勒的方向。他们沿山路而上，道路两旁紫杉拱立，虽然被小树林包围，但是视野开阔。白色的城堡装饰华丽、雕饰繁复。高处有一排浮雕，是一些国王、伯爵和圣贤的头像。

考察完楼下的主房间，塔尔顿夫人已经想要敲定这里。他们来到楼上，耀眼的阳光洒满蒙尘的地板，像是最殷勤的劝诱。屋后和楼上的房间还有待考察，那里可用作医护人员的宿舍。

“玛丽安，”塔尔顿夫人提醒道，好像被冲昏头脑的是米奇一样，“别忘了这里不总是像今天这样光彩夺目，想象一下屋檐上结着冰霜，寒风撞击着屋门时的样子。”

米奇护士长想了想，表示还是相信这里的保暖效果——只要病房里有火炉。

“嗯，那当然。”塔尔顿夫人说。

在一位来自布洛涅的公证员安排下——他声称自己的父亲曾给查尔斯·狄更斯这位布洛涅常客做过租房公证，她签好了班克坦城堡的租赁合同。三人回到巴黎大酒店的雅座庆祝。塔尔顿夫人给她们倒上波尔多葡萄酒。娜奥米用稚嫩的喉咙咽下一杯，勉力与陌生的酒劲抗争。像其他来自殖民地的人一样，她发现酒的回味——还有微醺的感觉——比饮酒本身更有意思。

赛马场和城堡

这时已经渐渐入夏。天际镶着黄边，而赛马场上方的天穹则是一片灿烂夺目的海蓝。到了约定的时间，莎莉在拱门附近的棚屋传达室等娜奥米。她的姐姐赶过来要两个小时，耽搁在所难免。过了半个小时，一辆巨兽般黑白相间的汽车停在棚屋边，一个穿着私家制服的中年男人从驾驶位出来，向莎莉敬礼。娜奥米随后从后门下车。莎莉的第一反应是，她的弑母共犯回来了，这个想法从未像现在这般灼烧着她，然而娜奥米毫无保留地微笑着，把莎莉带回到阳光地带。我爱她，这句话从莎莉心里冒出来，让她大吃一惊。我爱她，希望她好好的。两人热烈地拥抱——娜奥米如此心甘情愿、不计后果，正是她的热情唤起了莎莉的热情。

“你在搞些什么？”莎莉问。

“原谅我，”娜奥米说，“我说过我会回来，可你在鲁昂，而我现在在布洛涅。”

“我理解，你得去找米奇。你们在五六十英里外做什么？”

莎莉猛然发现面前站着一位高挑的褐发女人，她穿着深蓝花边的浅黄色裙子，如艺术品般肆意流淌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草帽。莎莉在姐姐一周前的来信里读到了这位塔尔顿夫人，本以为对方会是一副严苛的样子，没想到这么年轻，或者说穿着如此平易近人——再或者说，对自己的华贵浑然不觉。

“别在意我，”塔尔顿夫人对莎莉说，“我不会打扰你们姐妹团聚的。我是要去会一会鲁昂的军医负责人，用莎士比亚文绉绉的说法是‘捋他的虎须’[8]。不光是拔他的胡子，希望还能给他个下马威。来，上车吧。”

莎莉从命照办。女人们在咯吱作响的皮革座椅上坐好，卡灵关上了车门。

“你姐姐在一个小地方工作，杜伦斯小姐。”塔尔顿夫人在座位上说，“如果我不催着点儿他们，他们会把我们那儿变成疗养院和军官俱乐部。你姐姐会跟你说的，他们拖拖拉拉，不肯把军医派过来跟我的年轻苏格兰医生——事实上她是个女医生——还有我那两个患了胸痛的年轻男医生一起工作。要是可以的话，我会全要女医生，她们不像军医那样自以为是，而且肯定比那两位肺结核刚好的小伙子做得好。”

她说话毫无保留，直率得令人诧异。显然，娜奥米是她的拥趸，她的这番话让娜奥米的脸焕发出神采。中年司机发动了汽车，莎莉如先前的娜奥米一样，努力适应着豪华的内饰和桃花心木的工艺品。

汽车从拱门呼啸驶出，塔尔顿夫人再次转向莎莉，而莎莉正凝望着窗外，疑心透过这台华丽机器看到的世界会不会有所不同。

“你没有受到吸引，想要加入我们吗，杜伦斯小姐？我的意思是，来我们的城堡。”

刹那间，莎莉的眼前闪过康士特伯上尉那张千疮百孔的脸，除此之外，她有一种预感，塔尔顿夫人的计划中有些难以预料的东西。

她说：“我很荣幸，但……”

塔尔顿夫人摇了摇头。“我明白，”她又发出那毫不收敛的笑声，“毕竟，姐妹俩也许感情很好，但有时候一所医院只能容纳其中一个。”

“不是这样的，塔尔顿夫人。”莎莉说，但是她们三个人都知道，就是这样的。

莎莉和娜奥米在鲁昂的广场下车，一侧是市政厅，另一侧是查理带她去过的那座令人目眩的大教堂。汽车开走之后，娜奥米和莎莉笑了起来，像两个刚刚接受一位古怪的女校长面试的女孩儿。她们径直走向一间咖啡馆，那是一个有木头桌椅的地方，桌子摆在广场的地面上。娜奥米仰头对着太阳，那姿势让莎莉也备感愉快。在这样一天，就连一对背负沉重过往的姐妹也可以坐在一起，心里想着：人们现在能否看见我们——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看我们喝着浓郁的黑咖啡，不是吃小蛋糕，而是吃奶油水果大蛋糕！

“你知道吗，这很奇怪，”娜奥米说，“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在此时此地，比以前在那里时更快乐。”

“利姆诺斯岛，你指的是？”

“不，是那里。”

“你说米奇护士长回来了？”莎莉问，想把对话转移到安全地带，“怎么做到的？”

“全凭意志力，就是这么做到的。她是一个独身女人，几乎没有任何亲戚。她最恐惧的可能就是缺少一个使命，那样她就走到头了。”

“可我们也是独身女人。”

“没错，”娜奥米承认，“但首先，我们更年轻，而且我们有朝一日可能改变。结婚对我来说不再是不可能的，离麦克利越远，它看起来就越不那么可怕。”

“罗比·肖？”

“我不知道。我已经给他写了信，算是拒绝了他，但他还在坚持。”

“他想成为你的未婚夫？”

“当我说婚姻看起来不那么可怕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想着某个具体的人。我开始觉得跟罗比·肖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我的性格不适合他。我应该再给他写一封信，但是迟迟没有动笔。问题就是，我离他越远，越觉得跟他结婚是无法接受的。情况本不应如此。他是个好人，一个积极乐观的家伙，但是他认为我是一个有决断的人，而我实际上只是在掩饰自己的不足。你知道，这是个危险的错觉。假如我们结了婚，他迟早会发现这一点，并且永远不会原谅我，然后开始二三十年的不幸生活。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

“可婚姻就是这样的，不是吗？”莎莉问，“除非男人和女人产生某种错觉，否则没有人会结婚的。”

两人陷入沉默，她们不想把莎莉的理论套在她们父母身上。

“不，”娜奥米说，“我认为婚姻可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明智选择。不过罗比·肖的另一个错觉是，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五英寸，他却以为他们会送他回到这里。他们的确把米奇护士长送回来了，不过我认为那是靠塔尔顿夫人的魔力。肖并没有一个塔尔顿夫人，他辗转于军方的办公室间，四处碰壁，所以他一定也知道我作何感想。话说回来，你在信里说你遇到了一个军人？”

莎莉很惊讶，这番话竟没有让自己觉得反感。

“一个律师的儿子，查理·康登。”她说，“他是个有趣的人，而且头脑非常活跃，虽说在大热天兴致勃勃地逛那些古老建筑是有点儿过头，不过，他日后需要的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他是个很好的素描画师，而且还有更高的追求。他想画黑人，对麦克利的白人不是太感兴趣。他说……总之，他明白镇子里是怎么一回事。当一个人离家乡很远的时候就可以说这些事，而且显得没什么关系。我指的是，那种小地方人的浮夸。”

她们思索起身处小城镇的羞愧，然后决定不再展开。

“查理还没有打过仗，”莎莉说，“我希望他不需要上战场。一枚炮弹可以在一秒之内炸碎一颗如他那样精美的灵魂，其他许多美好的灵魂已经被炸碎了。”

接着，她告诉娜奥米，查理来探望过她，还用电报预订了一张餐桌。她的言下之意是，如果这件事可以说，那么什么都可以说。所有东西必须在某一天讲出来，包括责备和感谢。

还剩下一个话题——索利太太。她们两人都收到了她的信，信中她十分通情达理，对她俩关怀备至，令人愉悦。

娜奥米说：“她有很好的天性，那个女人。”

“所以我们就该对她好，是吗？”

“现在看来，应该这样。”

姐妹二人都心知肚明——也知道彼此明白，她们之所以无法成为索利太太的女儿，正是因为不愿喜欢上这个未经她们选择的女人。她们担心自己开始觉得她比母亲更可敬，而母亲正是她们血肉联系的纽带，是她们残忍善行的交会点。

喝完早安咖啡，莎莉带娜奥米逛大教堂，把康登中尉给她讲的说给娜奥米听。随后，带着结束这次会面的解脱感，她们看到那辆豪车绕着广场缓缓行进，来接娜奥米。莎莉如娜奥米一般用力地向它挥手。虽然曾在亚历山大达成约定，可两人仍在练习轻松自在地和彼此相处，好在这次法国团聚还算顺利。

康士特伯上尉的脉搏和血压保持在了健康年轻男性的水平——不过他备受失眠折磨。莎莉不常看到他闭眼，即便在晚上，而且他总想着要写点儿什么。只在某些时候，主要是夜晚，他的文字里才会有些自怜之情。

一天晚上他写道：“这更像在工厂事故中受的伤，而不像在战争中负的伤。”

莎莉板起脸，低声说：“胡说，有什么区别？这场战争就是一座大工厂。我只知道，你仍然是个第一流的人。”

他的心情很快好转。

他写道：“真的吗？你为什么这么说？”

“从你忍受现状的方式就能看出来。”

“我别无选择，”他写道，“我现在如果不抓紧还拥有的东西，恐怕就撑不过去了。”

“这样想问题，表现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说。

对话继续着，便笺在两人间递来递去。

“我一直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我连加利波利都没去过。”

“现在加利波利又在哪里呢？”她问，“加利波利已经是一片坟场。”

莎莉把便笺交还给他。“那些人，生还者，他们现在认识了真正的自己。”他写道。

她说：“千千万万的人不需要经历战争就能认识真正的自己，千千万万的人。”

他摇了摇头，用力写起来。当他把便笺递过来时，上面写着：“对，可一旦你成了一名战士，战争就是全部。你要做的就是在战争中寻找支撑下去的方式。”

莎莉读完，他点了点头。莎莉看着他，神色黯然，知道他是对的。一阵轰鸣声从东方传来，这巨大的隆隆声意义明确，让他们有些不安。

“要不要一起去听听？”奥诺拉向莎莉走过来，问道。

她们来到半圆形活动营房门口——其他帐篷已被这类建筑取代，掀开内外两层防空帘。在东方的天际，有节律的轰鸣声绵绵不绝，地平线上跃动着亮光。这阵势比加利波利的还大。

奥诺拉说：“该死的老马尔斯亲自出来兴风作浪了。”

“是他们发动的，还是我们？”莎莉问。在这场攻势面前，大自然的狂怒之火也相形见绌。如果是他们发动的，那么前线如何抵挡？这场战争又该如何持续？她很清楚，这是这场战争的最高峰，有些东西在此终结，有些东西在此诞生。

轰鸣声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到第二个黑夜和白天仍未休止。第三天午夜，几个军团的伤员由救护车队送来，堵塞了通往赛马场的道路。像在加利波利一样，前线包扎站已经无法处理这么多伤员，因此在护士们匆匆赶到入院病房时，被送来的男人们还穿着恶臭的军服，上面的军团徽章此时变得毫无意义。

又一次，在这群逐渐明白自己伤情的英国人中间，护士们面对着不可思议的可怕寂静。他们毫无怨言，就连一些截肢者也不像在军团救护站或者前线包扎站、伤员急救站那样呼号，只零星呻吟几声，等待护士们注射一针吗啡来缓解疼痛。

每当一段忙乱止息，男人们被送进各自该去的病房时，莎莉才被派回术后病房、毒气病房或者胸外科病房。鲁昂可以让人增长见识。

她有时被派到毒气病房值夜班。这里的人们吸入毒气已经是几天前的事了，但他们似乎仍受到毒气的影响，他们的眼睛还惊恐地睁着——他们眼眶和嘴唇发青，呼吸困难，嘴边沾着白沫。卫生员拿着注射器和硫酸阿托品溶液走过来，莎莉为他们注射。一种被称作“章鱼”的装置——许多面罩从同一个氧气缸里伸出来——是新近的发明，可以同时服务多个人。天亮下班之前，莎莉最后一次探视他们时，发现它没有多少效果。毒气依然在看不见的膈膜之内运作着。

轰鸣声、呼喊声和夜晚的亮光仍在东方继续着，但是没有关于结果的消息——似乎战争并未达到高潮，也没有取得进展。当病房医生判定伤势稳定之后，截肢者就会被带到鲁昂港，送上医院的渡船。有些胸部或腹部受伤的人也是一样——此外还有头部受伤或失明的人，以及毒气中毒者。奥诺拉有理有据地说，他们是在给澳大利亚人腾地方——大家毫不怀疑澳大利亚人已经被扔进了这个大熔炉里，此时正在赶来的路上。这就是现在的安排——清空澳大利亚医院，迎接澳大利亚伤者。莎莉心想，在这个忙乱的时节，塔尔顿夫人的医院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缺少病人的。每天到来的伤者都是沉沉的重担。

凭借在阿基米德号上积累的经验，莎莉在手术室工作了三个晚上，帮沉着稳健的费洛斯医生实施麻醉——更准确地说，使用乙醚。乙醚被认为是更加安全，更不容易出差错的麻醉剂，尤其是在如莎莉这样的临时麻醉师手中时。她的工作不可或缺，因为在这突然变热的天气里，一天半之内送来了一批又一批伤员，澳大利亚人真的来了——每天将近千人。他们人数太多了，每个人都同样蓬头垢面，都带着太多的痛楚和挣扎，她无法从中寻找查理·康登，无法看看他是否因为对鲁昂大教堂了解太多而受到命运的惩罚。

被送过来的男人们嘴上都挂着一个词——波济耶尔。这可能只是一座小村庄，但是在他们的心里无比重要：那是他们的痛苦之源。英国报纸使用了一个比波济耶尔更大的地名——索姆河，一条从前在大地上无足轻重的河流，如今已被染成了猩红色，在所有法国人的想象中，它比尼罗河或者亚马孙河更宽阔。它是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祭坛，而且没有上帝出言止住挥落的屠刀。

当波济耶尔这个地名传遍入院病房时，莎莉正在一名卫生员的帮助下，将一个被风吹日晒变成小老头的伤员腹股沟上发臭的纱布拆下，股动脉的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先止血吧，护士。”他通情达理地说，“我还要留一条命回去见老婆孩子呢。”她跟卫生员使出最大的力气止血，但没能挽救他——他们知道这个男人可以伐木并犁地一整天还毫无倦容。随着一阵颤抖，他交出了自己的性命。

一个胸部受伤的男孩儿嘴上也挂着波济耶尔这个名字。他告诉奥诺拉，他太累了，累得睡不着觉。在手术室里——施麻醉之前，他对手术室的护士和医生承认，他只有十六岁。同部队的一个能走路的伤员也念叨着这个地名，他正做着被送回前线或被送去英国的准备。他们去探视过他一回，带去了替他收集的烟牌——有的画着冲向老虎的公牛，有的画着用脏话戏弄女仆的坏鹦鹉，有的画着牛仔和印第安人，或者足球运动员，还有钓到鳟鱼的渔夫。

护士食堂里的一份报纸上写着：德国佬惨败，将军称其“落荒而逃”。

康士特伯上尉还留在鲁昂，经历了混乱、治疗和波济耶尔带来的伤员大转移。波济耶尔这个地名似乎引发了他的一次个人危机，脓毒症在伤口边缘迸发，脓液需要吸出，同时，一颗感染的牙齿需要在麻醉中拔掉，于是，赴英国做面部重塑手术的日期只好推迟。几千人在这里来来去去，他却岿然不动，原因显而易见，要在摆脱脓毒症六个月之后，他才能去英国做手术。

班克坦城堡原本只有少量中度或轻度负伤的英国军官，现在也开始接收澳大利亚伤员了，而塔尔顿夫人手下还只有两名外科医生和两名病房医生。在医疗部副部长的办公室里，有人坚定地认为，像塔尔顿夫人这样有头有脸的人，应该只跟军官打交道，可是现在，所有军阶的澳大利亚伤员都出现在救护车里。

军方已经派来了一位似乎很有才能的外科医生，叫作达灵顿少校，不过他待人冷淡。米奇和娜奥米看得出，塔尔顿夫人怀疑他是被军方抛弃的人——不是因为医术，而可能是因为为人处世。她立刻给伦敦红十字会安排了一项工作：再从民间招募一位外科医生——好像这几天就能完成似的。这次招募并没有成功。

达灵顿是个干瘦的高个子，有一点儿驼背，让他看起来平易近人，可是他说话时总是突然被什么想法打断，然后渐渐吞声，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医院的核心人物，手术室的护士们四处传扬他的才能。就他而言，他很高兴被安排到一个可以让他自己掌控病理实验室的机构。

他的同事是一位名叫艾尔德里的年轻女医生。她身材矮小，长着一头鬈发，是苏格兰女子医院的志愿者，在塔尔顿夫人的要求下被派到了班克坦。她也被视作这里的宝贝，不过达灵顿是“奇珍异宝”。

米奇跟达灵顿少校一起巡视入院病房，娜奥米则跟艾尔德里一起，他们将伤员分派到不同地方。艾尔德里还带着一点儿对于被派过来的不满。有人曾经听到她用苏格兰口音说：“我做志愿者，可不是为了来布洛涅这个鬼地方当业余医生。”她曾经想去地中海或美索不达米亚，然而，当这些救护车嘎吱嘎吱地开上榆树林中的车道，来到这座从前无人问津的班克坦城堡时，她对塔尔顿夫人的印象开始改变了——这位夫人似乎不只是一个贵族城堡主。

很快，艾尔德里和达灵顿少校开始在手术室里忙碌起来，两位年轻的病房医生也在超负荷工作，米奇和娜奥米则成了这里的指挥者，指导着护士们的工作，有的是刚到这里的澳大利亚护士，其他的是塔尔顿夫人从红十字会招来的，负责用铅笔写下每位伤员的伤势和治疗情况，然后把记录挂在每一张病床的尾部——就像最好的医院里那样。她俩负责判断吗啡和其他药物的剂量，并且决定何时更换纱布和清洗伤口。娜奥米的举手投足带着她在阿基米德号上完全没有的自信。她学到了一点，不要害怕做出善意的决定。在入院病房，听到娜奥米跟其他澳大利亚护士说话时，简易病床上的男人们总会咧着嘴笑起来。口音也可以作为药物医治操同一种口音的人吗？

娜奥米有做不完的工作，“小时”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只有测量脉搏的“秒”对她有意义——她们没有时间看表盘上更大的区域。一支从波济耶尔开来的车队载着九十名伤员到了这里。娜奥米已经连续工作一天以上了，自己却浑然不觉——除了感到有点儿头重脚轻外。除开扮演实际上的护士长外，她白天和晚上都要亲自包扎伤口，还要帮护士们拖氧气罐给毒气中毒者使用。她在多切斯特酒店做的勤务簿简直是一部《失乐园》，波济耶尔之战后，伊甸园中的生活一去不返。

到了1916年8月初——预期中的胜利时刻，病房里挤满了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少数印度人。又一位年轻的病房医生到了这里——他由于某些健康原因被医疗部队拒绝。此外还有一小队从伦敦来的志愿者——自然是通过塔尔顿夫人对红十字会的影响力招募的。

“我的丈夫真是不可救药。”一天早上，她在食堂一边喝茶一边对娜奥米和米奇感叹。听到这话，她们猛地烫到了嘴。“他不喜欢我做这件事，也不喜欢我总去纠缠他那几个死党，所以他告诉我，他手里一点儿权力都没有。他喜欢嚼舌根，他就是那样的人。他会破坏，但是不会建设。”

接着，作为一个热爱行动而非嚼舌根的女人，她起身去看英国志愿者正在为伤员们做什么早餐。

从班克坦城堡回英国更容易。达灵顿少校正忙于做伤病评估，这些活儿盖过了手术室和病理实验室的工作。和达灵顿一样，艾尔德里医生与几位病房医生都不愿意送伤员回前线，除非他们先回到英国休养一阵子。所谓逃避战争责任的言论对这些医生没有任何影响。除了极少数康复情况显而易见的人——或者强烈坚持要回到战场上的士兵，他们用救护车把所有能出行的人——包括炮弹休克患者——送到了渡船上。留在澳大利亚慈善医院的康复者也不是无所事事，塔尔顿夫人让他们给夏季花园挖排水沟，或是给锅炉添煤，或是给她买来的三头牛挤奶，好让伤员喝上新鲜牛奶。卡灵是他们不知疲倦的工头。

“要知道，军方的官老爷们还是很讨厌我们。”塔尔顿夫人用夸耀的口吻对所有工作人员说。

那个年轻的苏格兰女人艾尔德里发出悦耳的笑声，显然很佩服塔尔顿夫人。由于她才刚成为医生，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护士们难免会窃窃私语，认为她缺少一个帮助她成为出色外科医生的导师。不过这些议论不会困扰艾尔德里，由她救治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伤员——其中可以说话的人——都说他们信任她，因为她没有架子。男人们只有在挺过了伤痛和手术之后，才会认为女外科医生是个异类。

班克坦的人们

根据需要，娜奥米为两个外科医生做手术室护士和麻醉师。米奇手下的澳大利亚护士和红十字会志愿者学得很快，已经成了包扎的专家，就像娜奥米姐妹一年前的样子。米奇戏称红十字会的女人们为“英伦玫瑰”，不过她们之中有些人是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支持者，塔尔顿夫人似乎也是其中的一员。许多人来自英国人所谓的“上流家族”，口音和塔尔顿夫人的相差无几。她们的父母或许认识塔尔顿夫人，相信她可以成为他们女儿的良师。有几朵英伦玫瑰不是护士，坚持要做厨师和帮厨——以反叛她们曾经的娇贵生活，这也是因为她们相信，女人在苦工面前与男人平等，不需要他们“屈尊俯就”。娜奥米和米奇的同乡得意地告诉她们，澳大利亚女性已经拥有选举权——算算多久了？——十多年了。但是她们无法谎称这让女人摆脱了照顾家庭的责任，或者让女人免于岁月和忧劳带来的衰老。

达灵顿少校对病理学的应用有一种无法撼动的痴迷，即便在与护士和卫生员聊天时——或者说尤其在这时候，他也总是把这个挂在嘴边。他认为医护人员在处理伤口时应该戴口罩，还曾经就这个与上级争吵。如今，在这间他自费购置器材的小小病理实验室里，他有机会做这方面的实验了。他把护士和卫生员叫过去，用棉签探入他们的喉咙，并把样本留存起来。他要求护士和卫生员在特定病房处理伤口时戴上口罩——醒目的“戴口罩”标牌贴在两间病房门上，另外两间则贴着“不戴口罩”。花园里刚刚建好的那些棚屋病房没有被纳入实验范围，因为那会使样本过多，而他没有时间处理。他走到各个病房——自己也戴着口罩——提取创伤组织样本，把它们放在玻璃皿中带走。他工作的时候，偶尔会用断断续续的句子告诉忙碌的护士，他怀疑他们喉咙里的链球菌会使伤口恶化。“并不是说有链球菌是什么滔天大罪，”他笑起来，是那种近乎无声的笑——只是下巴低垂，好像在点头，“链球菌喜欢我们，”他告诉娜奥米和其他护士，“总要拉着我们跳舞。”

说到这里，他发出咳嗽一样的笑声。

随后，他的瘦脸——刚来的时候曾是蜡黄色，一副警惕又不耐烦的样子——恢复了平静。

大群大群被人类已知最残忍的武器和最恶毒的化学品伤害的伤员持续到来。他们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澳大利亚人——应了这家医院的名字，不过通常会更多。医院不接收炮弹休克患者，虽然有伤员在夜晚醒来，喘气或尖叫，但是澳大利亚慈善医院并没有配备精神病医生。

医院为军官和士兵设了分开的食堂，供可以下床的人用餐。随着夏意渐浓，饭桌有时会摆在城堡前的路面上，军官和士兵也就开始像战斗中那样混在一起吃饭了。在塔尔顿夫人的坚持下，晚餐会有一两杯葡萄酒，给恢复到开始馋酒的人享用。她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负责采购美酒佳肴。这些好东西被十分民主地摆在桌上，没有任何区别对待——来自福南梅森百货商店的蜜饯、调味料和黄油酥饼被所有军官和士兵分享。“这是尊重现实。”有一天，塔尔顿夫人这样对娜奥米说，那时她们正透过柱廊望着走路的伤员和坐在咖啡桌旁的康复者，他们中有教师、神职人员和记者。她没有提起满手老茧的乡下小伙儿，以及早熟而天真的贫民窟孩子，不过——跟军队里的信条相反——当塔尔顿夫人准许军官和士兵平起平坐时，天没有塌下来。

时间过得比娜奥米想象的还要快，白昼开始缩短，树叶开始变红和枯萎，提醒将军们这个失败的夏季就要过去。医院里的野花——风信子和报春花也凋谢了。天空变成顽固的灰色，压下来，好像站在城堡的灰石板屋顶上便能碰到。早晨总是雾蒙蒙的，太阳光也化不开。病房里搬来了火炉。雨变得冷冰冰的，雨丝比利姆诺斯岛上的还要斜——因为寒风正从海峡吹来。一夜之后，城堡门阶上的小水坑会结冰，通往棚屋小径上的雨水坑则成了凶险的陷阱。在花园中的入院病房和城堡之间的路上，一名英国护士扭伤了脚踝，还有一个端着热可可走在屋外的路上，结果烫伤了自己，但是志愿者们没有离开——她们完全有权利离开。塔尔顿夫人是个磁石般的人物，而年轻的英伦玫瑰们在艰苦环境中显露出坚强的意志。除了这里，整个西线战场中她们还能在哪儿实践女性参政原则呢？

在寒冷的第一轮侵袭之下，年轻的苏格兰外科医生艾尔德里总是穿着一件有羊毛衬里的毛皮夹克巡视病房，就像军官或士兵的穿着。由于即将来临的寒冬，战争势必延续到圣诞节和1917年。艾尔德里穿着一双漂亮的猎靴，看起来就像正准备去高地上远足、骑马或猎鹿。她姓艾尔德里，佩内洛普[9]是她的名——所以这个名字就这么冒了出来，但是没有人用这个称呼她。大概是因为她没有遇到过其他女医生，又对男医生的傲慢不屑一顾，所以她总去跟护士们聊天，好像与她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学问上的隔阂。等到战争的巨轮停息之日——如果有这一天，她回到民用医院时，一定会在为人处世方面被人教上一课——以她的行医生涯为代价。

娜奥米看到，艾尔德里似乎别无选择，只好在茶歇时跟她们聊天。从许多方面来看，她都是城堡里最孤独的人——由于接受过大学教育，她无形中跟护士们有了分野，但就连心不在焉的达灵顿少校，也不可避免地将她视作另类的“女医生”。她告诉娜奥米和其他人，她发觉那两个得过肺病的病房医生相当乏味。“他们宁愿每天摆弄那点儿药，也不愿长大成人。妈咪好想让她的小男孩儿当医生！”她嘲讽道。

她喜欢跟人说长道短，而且话题颇受欢迎。“塔尔顿子爵拥有半个班夫郡。”她对别人说。他的祖父是一个英国殖民者——艾尔德里如此描述，把他土地上的所有人都送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我叔叔对现在的这位塔尔顿略知一二，”她说，“还有一位表兄曾经当过他的地产代理人，不过我没跟塔尔顿夫人说过这些事。至于塔尔顿夫人，她的名字是茱莉亚·亨宁，是个英国人，确切地说，生于曼彻斯特。她在伦敦西区拥有自己的女帽店，顾客都是出身高贵的女士，不过，在那些人眼中，一个做帽子的——无论做得多精美——只是个下等人。我母亲说，他们结婚的时候简直要了命。帽子店夫人，每个人都这么叫她。你们知道，多少妈妈，就算女儿相貌平平，也都眼巴巴地觊觎着塔尔顿夫人的名头，所以当他选中美丽的亨宁小姐的时候，简直成了惊天丑闻。第一眼看上去，塔尔顿是个迷人的家伙，有点儿达灵顿少校那种思虑重重的样子，但是那背后没有深度，他不过是保守党的一个高级跑腿伙计。

“我是说，”她继续说道，“连军方都抛弃了他。我相信他在你们国家也没有挽回名誉吧。他的太太是个有手腕的人，从一开始就想办法跟他分居了，那么他们干吗要结婚呢？唉，让贵族头衔归贵族，让美丽的帽子商人当美丽的帽子商人不好吗？亨宁小姐可能觉得她可以影响和改变他，但是塔尔顿没过多久就冷落了她，不再如最初那样，像只发情的公猫般跑遍伦敦追求她。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的私生子遍地都是——我知道他在帕特尼就抚养着一个。虽然澳大利亚人讨厌他，但是他有那么一丁点儿魅力，在那儿也留下了私生子——跟大牧场主的女儿们。他惹得一身腥，得罪了所有大地主……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来着？”

“占地者。”娜奥米补充道。

“对，就是他们。”

“你一定是在夸大其词吧，医生。”娜奥米说。

“我不觉得自己说得很夸张。”艾尔德里想了一下后回答，“我想说，在帝国，塔尔顿夫人是最有理由找个情人的。”

“情人？”娜奥米问。

“情人？”英伦玫瑰们一齐问，“谁？”

“嘿，擦亮眼睛看着吧……”艾尔德里说。

娜奥米发现，最初听到这句话的惊愕很快就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艾尔德里的厌烦，还有对她自以为了解塔尔顿夫人的不屑。

“你是个忠诚的好女孩儿，”艾尔德里医生用肯定而非嘲讽的语气说，“你站在塔尔顿夫人这一边，对吗？想为她的名誉辩护？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在我眼中，她的名誉屹立不倒。”

这时候，娜奥米看到几个英伦玫瑰转开目光，似乎知道些娜奥米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宽容的人，杜伦斯，我是指对于塔尔顿夫人和达灵顿少校的事。祝她好运吧。”艾尔德里说，“不过好笑的是，她竟然喜欢那种有点儿呆头呆脑的家伙。你以前不知道这事吗？没关系，知道这个对你有好处。”

知道艾尔德里的话有可能是真的，娜奥米在脑海中重新塑造着塔尔顿夫人的形象，这比她预想的要容易接受。如果是一年前或者更久以前——或者说，在阿基米德号沉没之前，这种事一定会令她感到震惊。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件小事。前线的硝烟让一切都无足轻重。

娜奥米转身离去，准备回去工作，艾尔德里向她走过来。

“对不起。”她说，“我是有点儿招人烦，但我刚才不是针对你。你可能觉得我是个长舌妇，没错，我是。我喜欢说长道短，我忍不住。原谅我。”

娜奥米径直走开，不在乎是否唐突了艾尔德里。

傍晚，她收到了来自艾尔德里的字条，她向娜奥米道歉，并邀请她去维姆勒吃午餐——这个周六卡灵可以把她们捎过去。这自然取决于是否有新的伤员送过来。“不过贻贝和炸薯条是加来海峡的特产，美味极了！”艾尔德里兴致盎然地写道，“而且你说的所有东西我都会保守秘密——我发誓。”

外面下起了雪，这预示着凛冬将至。米奇手下有几个从未见过雪的澳大利亚护士，她们在花园洁白的雪地里跳起舞来，英伦玫瑰们饶有兴味地观赏着。到现在为止，娜奥米已经听到一个受了轻伤的澳大利亚军官小声议论，说达灵顿少校颇受夫人赏识，不过就连热衷于风流韵事的澳大利亚人，在表达他们对此事的兴趣时也是小心翼翼的。他们当然不能袒露艳羡之情，于是只好用男人间的密语嘲弄一番。如果塔尔顿夫人和达灵顿少校没有那么值得尊敬，大家的言辞会更加露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晓他们的情事，大家似乎达成了某种强大的默契，不再评论这件事情。能走路的伤员有一次去布洛涅，跟其他士兵聊起来，发现一种谣言流布甚广，说澳大利亚慈善医院是个离经叛道而又浮皮潦草的地方。听到这样的说法，那些伤员十分愤慨。除此之外，私情没有影响塔尔顿夫人保持三餐丰盛和病房温暖——尤其是在这样一座大城堡里，如她所担心的那样，每次打开正门都会带进一阵寒风。

佩内洛普·艾尔德里和娜奥米来到维姆勒吃午餐，从寒风中躲进餐厅，心中感到一阵快慰。她们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看过了那片长长的潮滩，还有笼着白雾的阴郁大海。

“我从来没到过海边。”艾尔德里坦白。

餐厅里烧起了火炉。她们点了一瓶热葡萄酒。接着，一大碗贻贝和一大盘炸薯条被送上了她们的餐桌。她们围上围嘴，掰开一只只贻贝大快朵颐，吃完之后，各自用一碗清水洗手。艾尔德里医生透过花边窗帘向外望去。

“每年这个时候，从来没有好风景。”

借这个机会，她问娜奥米澳大利亚的天气、天空和海岸是怎样的。很奇怪，谈起天气会引发一个人心中的爱国情怀，娜奥米对风暴、浓雾和寒霜都避而不提，她只描述着夏天。当她聊到潮湿的日子常常有雷雨时，艾尔德里医生抬起双手捂住了脸。

“你感觉不舒服吗？”娜奥米问。

“我有点儿不对劲，”艾尔德里说，“听你说话，我有点儿不对劲。我觉得我陷入爱情了。”

娜奥米觉得聊起这件事，自己起码该洗洗手，停止吃东西：“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对幸运的男人不感兴趣。我爱你。”

娜奥米感觉自己被钉在了椅子上，一股电流向上涌起，贯穿她的身体。现在轮到她捂住脸了。她无法理解这件事，不是因为道德上的困惑，而是太怪异了。

“请什么也不要说。”艾尔德里轻柔地说，“我细心观察过你，还有你工作的样子。你是那么聪慧、克制和坚韧。”

娜奥米想要逃出餐厅，一种恐慌驱使着她，这恐慌来自聪慧、克制和坚韧这几个词。她的胯部已经开始不听使唤地挪动。她早就可以不管不顾地跑到街上，可她心里冷静的一面告诉她，艾尔德里傍晚也会回到城堡，她们还需要一起工作。她曾听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的一位护士长谈起，要警惕“萨福情结”在护士中间兴起，一旦发现，要与之斗争，而且要上报。不过，在经历过利姆诺斯岛、弗洛伊德被强暴和其余种种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对艾尔德里喷涌而出的感情的错愕，而非对这位医生道德上的质疑，更不是如悉尼的那位护士长所呼吁的，上报。

娜奥米曾经爱上过女人——或者说自以为爱上过，那是麦克利中学的一位法语老师，一个阳光的年轻女人。她嫁给一位旅行者，移居到了悉尼，伤了女孩儿们的心。娜奥米想象过跟那位法语老师的亲吻，但那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儿的胡思乱想，并没有持续到今天，出现在一位女医生和一名护士之间。

“抱歉，”艾尔德里立即发觉自己太过轻率，“我什么也不该说的。”

娜奥米知道自己不想要艾尔德里，但是也不想让她难堪——虽然这个女人很鲁莽。难怪她跟护士们聊得那么热络，娜奥米心想，她的渴求，她的“萨福情结”折磨着她，让她喋喋不休。

娜奥米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腕——只是像一个女人握住另一个失意的女人那样。艾尔德里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对男人没兴趣，”她坦白，“虽然我喜欢他们的陪伴。吸引我的是女人，是你。”

“听着，”娜奥米说，“你是一个好医生，人们都很敬重你，而且他们应该敬重你，但是我不希望你爱上我——如果你真的怀着爱意，而且不只是由于孤单。你说的那些话让我很迷惑，也让我很羞耻。”

艾尔德里的褐色眼睛里闪着怒火：

“爱会让你感到羞耻？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怜你。”

“也许你是对的。”

艾尔德里的怒火熄灭了，它可能只是挫败和难过的产物。两人摘下城里人吃贻贝用的滑稽围嘴。她们的午餐结束了。

“我们还能一起工作，”艾尔德里平淡地说，“无论你怎么想我。这件事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娜奥米说，“我们还会像往常一样共事。”

艾尔德里带着怨气的锋芒完全消失，她开始讨论问题，喃喃说道：“如果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示爱，那是浪漫，可如果一个女人向另一个女人示爱，天都要塌下来，更糟糕的是男人爱上男人。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长老会教徒家庭，我怕在别人眼中，还有在你眼中，我犯了罪。”

“不，不，”娜奥米说，“我现在知道一切罪行都发生在前线。”

“要是你大发脾气，提着裙子站起来，请上帝谴责我，然后拂袖而去，我可能反而更容易处理自己现在的感受。”

“如果在以前，我可能会谴责你，因为我的视野还太狭窄。”

艾尔德里叹了口气：“所以，当我们一起在塔尔顿夫人那里工作的时候，你不会摆出轻蔑的样子，对吗？我出现的时候你不会躲到一边吧？”

“别说这么荒唐的话。”娜奥米说。当艾尔德里——一个本该和她保持距离的医生——表现得像个紧张兮兮的女学生时，她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这样子也很讨人喜欢。

她们端起酒杯。娜奥米盯着她的眼睛，仿佛这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娜奥米发现，这个医生虽然比她大了一两岁，但在某些方面，却显得比自己还要小。

“你知不知道我有个妹妹？”娜奥米说，“亲妹妹，就在这条路另一头的鲁昂。”

“真的？”艾尔德里说，“你不是来替她牺牲的吧？”

这话不值得回答。

“我们关系一直不好，直到这场战争才有所改变。我知道这样想问题很愚蠢，也很没意义……”

她挥了一下手，不仅仅暗示着这座餐厅，还暗示着狂风中的那场惨败，在那边，人们正站在雨水泛滥的堑壕里，在胸墙下等待时机，好出去做无谓的侦察，或者等待枪林弹雨落在他们身上。

“战争好像一台让我们成为真正姐妹的机器。”娜奥米继续说，“这样想很愚蠢，但事实就是这样。它对夫妻或者母子不起作用。有朝一日，我也许也会有个丈夫——虽然现在还无法想象，但如果我没有丈夫，我还有我的妹妹。也许我们会住在同一座城镇，在同一片屋檐下终老。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则成为可能。在利姆诺斯岛上时，我们常说法国和比利时的状况不会比加利波利的更糟，但实际上这里比加利波利糟糕很多倍！我们如今已经见惯了可怕的事情，也许我们俩需要在一起生活，因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理解我们见过的那些东西。”

两人喝完了葡萄酒，窗外肆虐的狂风像是这场战争的缩影，没有停息的意思。

在拒绝艾尔德里医生之后——娜奥米从容地化解了午餐的尴尬，艾尔德里的话似乎让她认识到了自身的孤独。她的房间在城堡背面，夏天的时候过于炎热——它吹不到海风，只面对着从南方吹来的熏风。现在它又太冷，需要一个火炉，但是她犹豫着没有要，因为火炉总是不够用。她用破帐篷的帆布塞住窗框间的缝隙，但是寒冷依然萦绕着她，它似乎不是一种温度，而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其血肉由她的孤独化成。

夜晚，她躺在那里，开始明白艾尔德里医生在她身上发现的——并视之为机会的——正是她不自知的对温暖的需要。她需要一具身体来把她和残忍的寒冷分隔开。塔尔顿夫人抱怨，一夜之后，没有火炉的办公室里墨水都结成了冰，把钢笔都撑裂了。城堡里的水管也冻住了，护士们不得不融化冰块来给病人做热可可。虽然有毛毯、军大衣、军袜、长内衣，甚至有一顶巴拉克拉瓦帽，但寒冷仍快要把娜奥米撕裂，这时她明白了自己需要被拥抱，肉贴着肉，血贴着血。过去那些冰冷彻骨的夜晚让她渐渐产生一个念头——她也许该有所保留地见一见艾尔德里。也许她们可以有些不含激情的亲密，比如某种——而非另一种——拥抱。每天早晨，她都庆幸自己没有向这个念头妥协。每个夜晚，在粗糙得扎人的毛毯之下，她又害怕无情的寒冷会钻透她的灵魂。

麻烦在于，她在去艾尔德里房间的路上会被人看到，或者在某个寒冷的时刻，娜奥米到了那里，艾尔德里却被叫去做手术，但是，到了一个她再也无法独自忍受寒冷的夜晚，她踏上了走廊。如果被人撞见，她准备找借口说，她要去一间储藏室，那里可能有多余的热水瓶。她在心里练习着如何跟艾尔德里约法三章。

可是，当她走到这位外科医生的门口，低下头准备偷偷敲门时，她听到房间里有人在对话。声音不大，但肯定是在讨论着什么。她可以听到一个尖尖的嗓音，带着她熟悉的声调和节奏。那是这里的一个英国女人——塔尔顿夫人手下一个出身高贵、年轻优雅的妇女参政论者。

一瞬间，娜奥米寒意全无，惊愕令她血液翻涌。出乎意料，她被愚弄了。这就是艾尔德里医生的爱情！娜奥米的拒绝让她伤心了——如果有的话——顶多一周的时间。或许她也只是太冷了，找到了另一个寻求温暖的女孩儿，可是，如果艾尔德里真的曾经爱过娜奥米，她另寻新欢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些。娜奥米穿着军大衣和军袜，独自站在走廊里——丑陋、寒冷、羞耻，因自己天真地轻信艾尔德里而感到可笑——她转过了身。懊悔和狂喜同时袭来，刺痛着她周身的血脉，让她暖和起来。

娜奥米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次被它冷飕飕的空气吞没。虽然感到庆幸，但是当她躺在冰冷的床单上时，阿基米德号沉没后时常困扰她的一个想法再次来袭，而且更有力量：我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一成不变的人。如果是，我为什么要去艾尔德里医生的房间呢？为什么我先前觉得寒冷无法忍受，现在又能忍受了呢？我是与环境碰撞产生的一连串反应，只是由这些不同的我串成的一根细线，去不去找艾尔德里取暖，区别就像一根丝线一样细微。假如我待在自己的房间，我不会知道是因为什么，而我同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

就这样，一个娜奥米待在房间里，忍受着寒冷的胁迫，而另一个平行的娜奥米，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被一名外科医生温暖。她一直怀疑，有一个随着阿基米德号沉入深海的娜奥米和另一个拒绝死亡的娜奥米住在同一具躯壳里。她此时的分裂正是这个困惑的回响。就这样，娜奥米四分五裂的自我散布到空气中，落在寒冷的大地上，各行其是——她再也无力抵御彻骨的寒夜，沉沉睡去。“今晚有人在冰冷的战壕里过夜。”她咕哝着，作为最后一句清醒的控诉。他们全都缺少一个艾尔德里。

急救站

从夏到冬，班克坦城堡里总有一部分伤员因战壕足或冻伤致残而卧病在床，这让达灵顿少校十分苦恼。一名澳大利亚列兵患了战壕足，在手术中失去了脚趾。艾尔德里医生和全体护士都围在他的床边——包括六个澳大利亚护士和所有英伦玫瑰。

“妈呀，我这是在舞台上吗？”那个澳大利亚人嘀咕着，因为所有人都注视着他。

“这是一个病例，”达灵顿告诉大家，“他受的伤害本可以避免——不过，我得马上说，这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在护士们的围观下，那个澳大利亚人显然很窘迫。达灵顿转向他：

“不是你的过错，对吧，老伙计？”

“我得说，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士兵继续说，“我的意思是，有时候一个人的注意力会被身边发生的各种事分走。防范毒气更重要，另外，如果你的两条腿都快被炸断了，换袜子还有什么用？”

“我完全相信。”达灵顿像鹳一样连连点头，“现在，如果我们想防止这类情况发生，只需要在战壕里提供一个干燥、温暖的地方，让战士们在里面做些处理，抽时间换个袜子，往脚上擦些鲸油，如果有必要的话，再换一双靴子。只要想预防，这些都可以做到。”说完，他向一名卫生员点点头。卫生员解开列兵的纱布，露出结痂的残肢和脚上的黑肉。

“你用过鲸油吗，老兄？”

“所有人都放弃了那玩意儿，”列兵说，“才擦完五分钟，我们马上又得把腿伸进泥里。”

“看到没有？”达灵顿问他的观众，“看到是怎么回事了吧？”

让娜奥米和护士们感到困惑的是，她们离前线如此遥远，除了摆出无力的抗议姿态外，还能为此做些什么，不过达灵顿还没说完。

“在前线，”他拖了个长音，“战士们在污泥里站几天都没人管，直到有人不可避免地或死或伤。有时候，穿着干净袜子和锃亮皮鞋的军官们会惩罚他们，你们看，惩罚并滔滔不绝地训诫，责备他们患了残疾，而他们的状况正是由将军们造成的，而且，你们知道，患了这种残疾的人还会占用其他伤员的病床。无意冒犯，老兄。很显然，某些人必须为战壕里的情况负责。

“这已经跟军事没有多大关系了，”达灵顿宣称，“这是对劳工的暴行。”

“可是，少校，”艾尔德里问，“我们怎样才能做点儿什么，来弥补前线的错误？我们似乎离那里有点儿远。”

达灵顿少校没有一点儿愤愤不平的神色，他高举起一只手指。

“问得好，艾尔德里医生，我打算就这件事写一封信，由我来署名，如果你们之中谁有意愿，可以一同签字。这封信会申明设置一个军靴军袜专员的必要性，他将负责每两天给前线的每个人发放一双全新的靴子和一副袜子。我承认，这个提议乍看起来有些滑稽或是不合算。若果真如此，就让他们到后方来，数一数这个祸端占据了多少张病床。换下来的靴子和袜子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愿意费这个力气，就让他们扔到德国佬那边去。钱可以挥霍在烈性炸药上，却不能投资在鞋袜上吗？啊，关于这件事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感谢你们的耐心。请给为我们做演示的战士来点儿掌声。”

所有人都被达灵顿的热情裹挟着，噼里啪啦地鼓了一阵掌。

离开的时候，米奇对娜奥米小声说：“这件事不像看上去那样疯狂，可是，你能想象你认识的哪个年轻中尉想被指派为军靴军袜专员吗？听起来太没英雄气概了，对不对？”

娜奥米看到，艾尔德里的手和一个长得很俊朗，但是她搞不清名字的英国红十字会护士的手腕接触了一秒钟。她自己不会喜欢这样的触碰，可是，她为什么感觉到一秒钟的奇怪妒意呢？

秋天，莎莉听说了一条流传鲁昂的小道消息，护士们可能会被派到前线危险区域的急救站。这说法最初没有什么人相信，不过到了11月，护士长们在巡视病房时询问有没有自愿前往这类地方的人。那些地方从前不允许护士去工作，所以许多人提交了申请。莎莉、奥诺拉和莉欧诺拉·卡斯门特也报了名，并且几乎在第一时间获得批准，因为她们对于处理伤口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件事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所有去急救站的人将立即获得十天在英国的休假。这会是一段美好的旅途，但是莎莉并不在意。在种种动机之中，她发现自己的内心生发出一种如查理·康登那样的好奇心，而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她发现，女人可能也会想走近战火。

她们早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的老病人康士特伯上尉。莎莉和奥诺拉照旧按时来护理他脸上的弹坑，敷药时会拉上帘子以免他难堪。不过他现在已经可以走路，有时会缠着绷带去外面散散步——沿着澳大利亚综合医院的街道，用一种列队游行般的步调，但是不用拐杖。护士长起初留意着斯莱特里、杜伦斯护士跟这位无法说话的康士特伯上尉日益增进的友谊，但是他的伤似乎抹除了他的男性身份，因为按照常理，一个护士不太可能被一个没有脸又说不出话的男人冲昏头脑，而且他们也知道，护士们会去别处，上尉也一样，也许还先她们一步离开，因为他的伤口——被认为只是单纯受伤——正在恢复。一次敷药后，奥诺拉松开没有秽物的纱布说：“这些天你真是干干净净的。”

奥诺拉不忍心告诉他她们就要走了，莎莉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奥诺拉和我被派到了一个急救站，我们就要离开赛马场了。”

康士特伯不顾严重的伤势，微微摇了摇头。

奥诺拉告诉他：“你自己也很快就要回英国老家了，我估计在一个星期以内。”

他伸手拿起铅笔和纸，写道：“急救站离战场太近了。”

由于奥诺拉手里拿着冲洗器，他把纸递给莎莉。“那正是吸引人的地方，”莎莉对他说，“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又写了一句，然后展示出来：“假如你们在那儿看到我，看到我刚进去时又脏又臭、血肉模糊的样子，你们一定会让我自生自灭的。”

“不，”莎莉十分笃定地说，“我看到了你的眼睛，那是一只漂亮的眼睛。我最近正在食堂看一本讲颌面外科手术的书，里面的那些图画显示他们能彻底重塑你的脸。书里还有其他人的照片……简直难以置信。”

他草草写下：“我能看到你们这本书吗？看了之后会让我心里发毛吗？”

莎莉读完回答：“扉页上用橡皮章印着‘请勿带出军官食堂’，不过我会把它偷出来。”

“她肯定偷得出来，”奥诺拉完成了手头的活，聊起这个坏主意，“这个家伙手脚麻利得很。”

从康士特伯上尉的喉咙深处发出一阵快乐的咕哝声。

这本大部头的厚书里包含了许多插画和照片，人们也许认为这样的阅读体验不是病人承受得了的。护士长如果发现康士特伯在看这样一部书，大概不会高兴。害怕白天把这本厚书藏在衣服里会被查出来，莎莉在某一天晚饭后的夜里把它带了出来。穿过一片康复者吐出的烟气，她来到康士特伯那里，把书放进了床头柜抽屉。

“等明天再看吧，”她说，“我们给你拉上帘子的时候。我和奥诺拉会给你留点儿时间阅读，我在那几页夹了纸。我了解你，相信你看完会振作起来而不是更加消沉。”

他老老实实地照做，把这本医学指南藏在抽屉里，第二天在帘子后研究了一番，然后当晚交还给莎莉。他写道：“我看到他们会从我的肋骨附近取皮肤。”

“是的。”她说。

他写下：“上帝用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医生则会用它造出我。这个叫作皮瓣移植。有好一阵子我都会看着像个破布娃娃。”

莎莉读完这一段，他又接着写道：“外科医生们好像十分陶醉于他们的手艺，但我发现这本书根本没有问病人是怎么想的。”

莎莉认真地注视着他：“别让我失望，你不能因为这本书而感到悲观，我把它带给你，是因为你是那种能够处理实质问题的人。”

他又写道：“这就是实质问题！”

第二天早上，奥诺拉和莎莉看到他离开病房，一名卫生员陪着他，以防他的独眼造成不便，或是在去港口的路上出现问题。他们花了一点儿时间互道珍重。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冬日，汽车穿过一片宁静的村落，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旁边有一顶阴冷的帐篷，她们走进去草草吃了些东西，然后接受了一整天关于急救站工作的培训。“长话短说，”一位军医对她们说，“伤员到站后，两天以内，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要么死掉，要么被送到后方医院，比如鲁昂、布洛涅或者维姆勒的医院。护士会突然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而你们要遵从的第一原则是，永远不要觉得事情脱离了控制。我们需要的是不会退缩的护士，无论是面对频频出现的敌机，还是近在眼前的炮弹。

“急救站不是个井井有条的地方，”军医接着说，“它们离前线太近了，只有五到七英里远，但通过交通壕很难快速抵达，所以有时候，像气性坏疽这样的感染在患者到达急救站之前已经出现了，尤其当伤员在无人区躺过一阵才被救出来时。”

他展开一张示意图，挂在一个三脚架上。那张图画得条理清楚，令人赏心悦目。救护车首先来到入院病房，没死的人会被分散到远处的一系列棚屋或病房里——内科、复苏、术前、胸外科、轻伤或毒气。术前病房的病人很快会被带去照X光，随即就会被送进手术室。复苏病房里的人需要手术，但必须先确保情况稳定。图上一条更远的箭头伸向术后病房和疏散病房，其中的轻伤和毒气中毒伤员将最先被送至后方的综合医院。示意图的清晰有序似乎反驳了军医提到的可能出现的混乱。

“现在看这里。”他指着标着“复苏”的病房，那里是用来收容创伤性休克伤员的。

她们听着他生动甚至充满表现力地讲解，休克中的人末梢血管如何无法容纳体液，听他谈论血压骤变、冠状动脉栓塞，以及几乎难以察觉的心率增快。在治疗情况最严重的病人时，可以输等渗溶液和血浆，或者可以用一根涂石蜡的玻璃管，连接供血者和受血者的静脉，直接输血。每一名卫生员、护士和医生都要在急救站的病理实验室里验血型，以备有输血的需要。

果然，输血的玻璃工具——针头、瓶子、波纹管和最新的设备——就摆在示意图旁边的桌上，等待护士长来演示。“不过，复苏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必须做好准备，”军医接着说道，“即便尽最大努力，病人也随时可能突然死亡。”

鲁昂的女人们离开帐篷，坐上巴士，不再去想创伤性休克的事，盘算起她们的假期来。这时，她们看到弗洛伊德正跟另一个女人说话。弗洛伊德自愿从维姆勒的医院前来，此刻带着她一贯的小心翼翼的热情跟她们打了个招呼。她依旧心情沉重，那个浑身是戏的卡拉·弗洛伊德仍然隐藏着，不过，在从布洛涅到多佛尔的渡船上，她跟奥诺拉、莉欧和莎莉坐在了同一张桌子边。

奥诺拉说：“那么，就昏天黑地地玩上十天，然后我们就被扔进万丈深渊了。”

“只要能保持浮在水面上，”弗洛伊德说，“万丈深渊就是好的去处。”

弗洛伊德的眼中闪着骄傲和期待。

“我好高兴，”她大声说，“而且好高兴能见到你们。”

在伦敦瑞士村的帕尔默旅馆再次相遇时，她看起来几乎就像原来的那个弗洛伊德，而且见到她们时依然很高兴。旅馆的位置令人兴奋，只要坐一小会儿火车就能到皮卡迪利广场和格林公园，那里有福南梅森百货商店和它精美的茶室，从那里散个步就能走到伦敦西区的剧场！

演出开始前，一位英国军官与她们攀谈——军装上的袖章显示他属于一支古老的英国部队，军团说不定参加过滑铁卢之战，或者阿让库尔战役。他坚持要在幕间休息时请她们喝香槟。他向军官同伴眨了个眼，问道：“这是一场英国戏，不是吗？”

她们看的这出戏叫作《朱清周》，据说是一出备受追捧的大戏。她们感受到一种民族自豪感，因为它的作者和主演是奥斯卡·阿什，一个澳大利亚人。男人们都被建议看看这出戏，以防下次休假时没命再看。霍斯费里路上的澳军总部对面有一间战友俱乐部，他们买下了所有戏票，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来英国休假的人。除开灰色天空中丑陋的防空气球外，霍斯费里路上唯一不好的一点是，制作军需品的黄脸女孩儿们——虽然被做弹药用的苦味酸染成了这个脸色，但仍不失为漂亮姑娘——守候在那一带，想从年轻的澳大利亚休假者身上赚些钱，但是霍斯费里路和战友俱乐部的福利则有很多，包括她们此刻在皇家剧院看戏的折扣。她们表现得好像没有见过战争灾难的小姑娘，几位军人也是这副模样。她们一起吃着一盒巧克力——她们指弗洛伊德、奥诺拉和莎莉，莉欧则被费洛斯上尉带出去吃晚饭了。她们领略着变幻莫测的灯光与布景，让音乐将全世界的喧嚣化作一串辉煌而空灵的曲调和最纯粹的情绪。

接着，到了幕间休息的香槟时刻。奥诺拉拒绝了一位年轻军官的晚餐邀请。莱昂内尔·丹克沃斯——利姆诺斯岛上那个瘦削而温和的男人——也即将休假，来伦敦跟她相会，这让她无比兴奋。

黄昏施展着它的魅术，军官带她们一起去吃晚餐——跟阿什先生出生于同一片大陆，给了她们底气。

第二天，在维多利亚路，拉蒂根夫人办的澳新军团自助餐会上，弗洛伊德再次跟她们坐到了一起。拉蒂根夫人为护士们留出了单独的房间，但是让军官和士兵也加入了进来。饭后，她们坐在客厅里，讨论是否应该乘渡船溯泰晤士河而上，去看看汉普顿宫。这时，她们看到基尔南中士坐在房间对面，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新政治家》杂志，不过基尔南现在已经是一名军官了，他的军帽和短手杖就放在身边的椅子上。她们一起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不过莎莉察觉到，即便是走向如此正派的朋友，弗洛伊德的眼中还是笼上了一层阴云。

“嘿，是哪个贵格会教徒穿成个中尉的样子？”奥诺拉说。

他站了起来。他穿着军装很精神——虽然是一身军需官发的普通军装。它跟昨晚遇到的那几个男人的军装明显不同，它是标准化的产物，而不是来自邦德街的商品。

“啊，”他目光低垂，露出一丝略含歉意的微笑，“我和最可敬的一群人重逢了。”

他抬起头，直直地望着她们说：“可怜的老阿基米德号上的女人们。”

“阿基米德号上的可怜老女人们。”奥诺拉纠正他。

“胡说，”他说，“你们个个都光彩照人。你有没有再在食堂唱歌，弗洛伊德护士？”

“我已经忘记怎么唱了。”弗洛伊德对他说，结束了这个话题。

莎莉问他是如何升到中尉这个军阶的，他肩上有两颗星。“你立了战功吗？”她问。

“不，算不上。”他说，“我当时在波济耶尔的急救站工作，我们用光了工具和包扎用品。大家都在咒骂医疗补给官，而且有人抱怨说，他让军团救护站和前线包扎站陷入更艰难的境况。我把这件事坦诚地报告给一位军医，接着他们就派我来英国上两个月的课，于是我就在这儿了，还成了急救站的医疗补给官。”

她们问他是哪所，他告诉了她们。

“真不走运。”奥诺拉说。

他们急救站的编号不一样。

“不过也许哪天你可以过来我们这边，给我们上几节法国历史课什么的。”

“我大概会整天忙着配给呢，供应绷带、锰酸钾之类的东西。”

他轻声笑起来，外套尾部上下摆动，显得有点儿短。

“我今天下午搭火车走，去港口乘船。”他说，“你们还不着急吧？我看你们不像马上要回去的样子。”

基尔南拿起帽子和他尚未习惯的短手杖，看起来还不太像一个军官。其他人先一步离开，走到前厅，意外地没有对他品头论足。

他问莎莉：“你姐姐在哪里？”

“一个很简单的地址，”莎莉说，“澳大利亚慈善医院，在布洛涅郊外的班克坦城堡。”

她把班克坦的拼法告诉他。

当天下午，莱昂内尔·丹克沃斯来到了伦敦——说不定乘坐的正是要送基尔南回法国的那一艘船。他已经在维多利亚站附近的旅馆订了一间房，并写信给奥诺拉，让她邀请所有人一起过来共进晚餐，他为此预订了一个包间，于是这个即将到来的下午闪着希望的光芒。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她们挤在一大群澳大利亚老乡和加拿大人中间缓缓挪动，寻找着名人之墓。那些半身雕塑、雅致的石碑和纪念匾额并没有让她们想起死亡，反而引起了她们对一个更加亲切的世界的想象——一个在宁谧生活和海峡那一边的原始混沌之间保持平衡的世界。

6点钟左右，她们来到位于维多利亚路的旅馆。莱昂内尔·丹克沃斯已经在茶室等她们，还有两个朋友做伴。正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奥诺拉跑了过去，给了他一个热情、大方，似乎充满母性的拥抱，而他放在奥诺拉肩膀上的手则有些不知所措。接着，他们一起去包间，包间四周的墙上贴着厚厚的猩红色天鹅绒墙纸，一张大桌子兀立在房间中央。莱昂内尔安排他的两个朋友坐在女人们中间，他们是他连里的中尉。没有闲聊太久，他们的目光就莫名其妙地游离起来，仿佛一下子全都想起某件明天要做，而且绝不能忘记的事情。喝完龙虾浓汤，坐在莱昂内尔旁边的奥诺拉踢着他的脚催促他。他似乎做好了准备，奥诺拉快活地用餐刀敲了几下玻璃杯，让大家肃静。莱昂内尔是个瘦高个，但是肩膀有不少肉，明显是个能发号施令的男人，不过此时他却紧张起来。

“呃。”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眼前的餐桌。

“我想冒昧地宣布一件事，”他继续说，“或者说是奥诺拉让我冒昧宣布，因为她认为这件事应该在现在说，而非吃完牛肉之后。”

他咳嗽了一声。

“如果按惯例，这件事应该等上完下一道菜再说，所以这意味着，奥诺拉希望她的人生大事提前一道菜敲定。”

所有人都充满期待地笑起来。

“她说得对，我们澳大利亚人不喜欢遵循惯例，所以，我想在这里代表我自己，还有更重要的，我这位十分美丽的朋友，斯莱特里小姐，宣布我们在这一刻订婚了。接下来，我们注定会步入婚姻的殿堂，或者说，至少我期盼如此。”

他从军服的一个大口袋里掏出一只戒指，举起奥诺拉的手，戴在了上面。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莎莉相信，奥诺拉会在婚姻生活中照顾好自己。奥诺拉神采飞扬，全力踮起脚尖，用闭紧的双唇亲吻了丹克沃斯的嘴。这个吻标志着一切偷偷摸摸都结束于此，那紧闭的嘴唇透着贞洁的意味。两人的朋友一个接一个走上前，他们被温暖的祝福和贺词包围。奥诺拉哭了起来。

吃完牛肉，奥诺拉用左手拿着蛋奶点心吃着，好让戒指显露出来，也好让她用右手握住丹克沃斯的手。

晚餐结束后，他们在大厅等了一会儿，好让奥诺拉和莱昂内尔有一点儿自己的时间，在角落的一张软椅上说说知心话，抱一抱。随后，奥诺拉跟大家一起乘出租车回到那个被她称为“硬饼干城堡”的地方——帕尔默旅馆得名于塞缪尔·帕尔默，他和亨特利先生一起生产了一种硬得硌牙的饼干，前线吃的就是这一种。

在一切疯狂的顶峰

伴随着比去年更少的希望和几句例行公事的祝酒词——其中一句是由艾尔德里医生用盖尔语说的，1917年开始了。班克坦城堡的苦寒日子有增无减。突然间，人们可以明显看出，工作和寒冬正让米奇护士长日渐憔悴。她的身形瘦了很多，精神也委顿了不少。娜奥米看到她因为几个两天没上药的伤员向英伦玫瑰们发火，怒气的背后是无奈和挫败。米奇不能在一天内巡视所有病房。城堡和棚屋病房之间的花园与小路太冷了，只有腿脚很好的护士和病人可以走过去。有时候，在凄清和恐怖的寒冷中，一场如期而至的雪恰可以抚慰大地，但是却把米奇挡在了更远的地方。

人们说这是20世纪最恶劣的冬天，昏暗的光线让万物失去色彩，所有物资都出现了短缺。在这平平无奇的一天里，娜奥米正监督护士给瘸腿的伤员清创、冲洗、按摩和敷药，一名卫生员过来告诉她，楼下有她的电话。

相比在综合医院里，塔尔顿夫人对于电话的使用没有太严格的规矩。在这里，休假的男朋友们可以随时打给某个脸颊冻得红彤彤的红十字会护士或澳大利亚护士，告诉她们自己到了这附近，但是，娜奥米下楼时，却觉得门厅里的那部电话令人畏惧，她害怕是莎莉的来电。她已经收到妹妹写来的信，信里说到了急救站的事，看上去很安全，但仅仅是在纸面上。

“你好，我是基尔南。”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你还记得我吧？我是一个颇有造诣的船上报纸编辑。”

“基尔南中士？”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古旧的色彩，还有像一片透明海洋般的空阔感。

“你最近好吗？”他问。

“还好，有一点儿冷。”

“是啊。你工作忙吗？”

“这儿的每个人都很忙。你呢？”

“我有了些变动，”他告诉娜奥米，“你妹妹不是很认可。我在霍斯费里路遇到了她，她跟她的朋友们对我品头论足。你知道吗，我已经接受了国王的委任，但是完全不能驾驭这个角色，所以也怪不得她们。”

他告诉娜奥米，他正赶往一所急救站做医疗补给官。遗憾的是，跟莎莉将要去的不是同一所。

“但是，”他说，“这里哪儿和哪儿都不会离得太远。你知不知道，整个英国阵线也不过一百二十多英里，差不多是从墨尔本到比奇沃思的距离？”

“一小片地方里的大屠杀。”她说。

“尽管如此，那里道路阻绝，使得距离实际上变得更远。我现在在布洛涅，跟军官和我的部下在一起。我们在等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我能否过去找你，带你去野餐？不过我们可能得在室内吃。”

城堡内外没有明显适合野餐的地方，两人决定在布洛涅见面。娜奥米想办法跟红十字会里最资深的一位护士换了班。找塔尔顿夫人批准的时候，她坚持派出了那辆曾经震慑过娜奥米和米奇的黑白色大车，当然还有那位负责开车的中年列兵卡灵。

娜奥米把她所有的佩饰都戴在了她的灰裙子、灰外套和厚制服上。她的手套有些难看，但是必不可少。她后悔穿了那双系扣鞋，那会让她的脚感觉有点儿冷，不过对于这样一次期待已久的会面，她可不能穿橡胶靴或是借一双马靴。

基尔南在布洛涅的英国军官俱乐部等候。由于乡间的道路大雾弥漫，卡灵一路开得很辛苦。偶尔会有一辆运货马车从雾中现身，上面坐着缩头躬身的农民，颇考验卡灵的心脏和刹车技术，不过自从进了城，这位中年列兵便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俱乐部的所在。他说他会从3点开始在这里等她，但告诉她不必着急，因为她工作太过辛劳，理应有一点儿自己的时间。

基尔南坐在俱乐部大厅的椅子上，读着一本俱乐部图书馆的皮面书。他把书装进外套的一个口袋里——那些口袋臃肿得足以当一座旅行图书馆。如他所言，他有所有刚刚提升军阶者的样子，包括穿一身别扭的军装，而他的大衣——桌后的法国老者为他拿了过来——是平平无奇的澳大利亚军大衣。

“你想去一个吃贻贝和鱼的地方吗，还是更喜欢牛肉？”

“这个季节的话，我建议吃牛肉。”娜奥米这样说，自然是想起了跟艾尔德里吃的那顿饭。

“直觉告诉我，”他说，“我跟门房问到了一个好地方。你能走路吗？”

在外面昏沉的天色下，他们给对方讲了讲上次分别后两人的新遭遇，娜奥米说的大部分都是塔尔顿夫人的事情。

“我没什么可以讲给你听的，你的经历很不一般。”基尔南说，“另外，你跟那个有趣的家伙订婚了吗？肖，对吧？”

“当然没有。”她说。

“当然没有”四个字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从她嘴里冒出来的。她立刻发觉，她不想让订婚这样的事使基尔南望而却步。现在，她的想法已经显而易见，可是，她还没有明确地拒绝肖，这是怎样的罪恶！如果她回到慈善医院后不马上写信说明白，该是怎样的罪恶！

基尔南说：“如果问得唐突了，还请原谅。”

去俱乐部门房推荐的餐厅要走很长的路，穿过一片荒凉的草地。基尔南频频道歉，但是娜奥米一直强调她很开心。她的确很开心。他们看到了大海，海滩延伸到几乎看不到浪花的远方。一艘英国船缓缓驶出，在昏暗的天色下变成一团黑影。这一天的天气比艾尔德里医生带她入城那天的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其他的各方面都不一样。

他们到了一家酒店，根据她的法语知识，可以称之为“第三帝国酒店”。他们爬上楼梯，来到温暖的餐厅。窗户蒙着一层雾气，不过炉子里的火烧得很旺。这里的人出乎意料地多，有很多都是士兵。她和基尔南被带到他们的餐桌边，带路的是一个胸脯饱满、落落大方的丰腴女人，她似乎是这家餐厅格调的一部分。被外面的天气压抑许久，娜奥米突然燃起一阵说话的热情。

“那么你已经晋升为中尉了？”两人坐定后，她说。

“啊，是的。你妹妹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医疗补给官需要有一定的权威。”

“你喜欢吗，军衔这种东西？实话实说。”

“你喜欢当护士长吗？莎莉说你喜欢。”

“我只是一个‘有实无名’的护士长，我的头衔仍然是护士。”

他想了一会儿，说：“实际上，我有点儿喜欢军衔。”

“喜欢它本身吗？”

“差不多。虚荣中的虚荣……我是在忏悔了，不是吗？可是上帝之眼无法穿透这层雾气。”

“那么，军衔的变化有没有改变你跟人说话的方式？”

“我原先一直以为不会，但实际上军衔影响很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拒绝它，那些比我更好的人拒绝了军衔。”

“他们也许知道，无论拥有怎样的军衔，在炮弹和其他东西面前，他们都不会更有力量。”她说。

“对，不过在子弹射过来之前，他们拥有力量。”

“行啦，我不调侃你了。”她温和下来，“我知道你为什么接受委任，因为你需要更多的权力去做正确的事情。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你如果没有肩上那两颗星，是否还会叫我出来吃午餐？”

“如果是那样，我可能就没那么容易给你的城堡打电话，过来也得靠搭顺风车，或者走路，但是我一定会来的。”

这就勾勒出了他的用心。娜奥米意外地发现，她并不反感。

“但是现在，”他说，“我既然领了中尉的军饷，就必须狠狠花一花。能够花在这顿午餐上——蒙上帝赐福——是我的荣幸。理所当然，这顿我请客！”

娜奥米点点头：“我接受，因为我们在班克坦很少拿到钱，他们希望我们来布洛涅签字拿钱。”

“也许你下午该去领薪水。”他俏皮地眨了眨眼。

他什么时候学会这样俏皮地眨眼睛了？

一名侍者拿来一份特色菜单，但是他们点了汤，随后是猪肉配苹果汁。“这是诺曼底的特色菜。”侍者保证。

今天窗玻璃外的诺曼底看起来毫无特色可言。

“你想喝酒吗？”基尔南问，“可惜我是禁酒主义者。”

“相信没有波尔多红酒我也可以享用午餐。”她说。

他们点了维希矿泉水，侍者离开了。

“我很高兴在伦敦遇到了你妹妹，”基尔南对她说，“因为自从在墨尔本下了船，我就一直记挂着你。你写的那篇文章我一直带在身边，它表现了一种……”

他打着手势，寻找着合适的表达方式。

“它表现了一种精神，”他说，“一种仁爱的智慧。”

“然后你就把它发表在《悉尼先驱晨报》上了。”她责备道。

“还有《时代报》，不过不是我，可能是某个随军牧师。”

“可你知道我讨厌赞美。”

“我知道。你经常说：‘我是一个奶牛场主的女儿。’好像这可以让你避开很多事情一样。”

“没错，”她斩钉截铁地说，“所以，在你开始像其他男人一样在餐厅里说起恭维话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很明显，对我来说，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你在各方面都远胜于我，而我，除了护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仁爱的智慧’，天哪！拜托，请你不要说起那些东西。”

她半开玩笑地说着，或者说，用一种听起来不太严肃的认真态度。她既想说出自己想说的，又害怕让他受挫。的确有一种恭维是她想要的，但是她说不清或者想不明白那是什么。

他注意到她强调了“请你不要说起那些东西”。

“其他人也跟你说‘那些东西’吗？”

“没有很多人，但你应该更清楚才对。我可以看出你正像其他男人看到菜单时那样表现，而我不希望你那样。我有话直说了，你是我的朋友，像朋友一样就好。”

“我是个教友，F是大写的。”[10]他说，“塔尔顿夫人的家人——亨宁家族——也是贵格会教徒。你知道这个吗？她做的是典型的贵格会事业。”

“我不确定她还是不是贵格会教徒，我看她喜欢金酒。”

“我说的是一种传统。”他说，“贵格会是一个很广大的教派，有些支派可以喝酒。不过，回到最开始的话题，你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你写的有关阿基米德号的文章给了溺亡者尊严。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你是一个好护士。这些事情不是微不足道的，也不是虚无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么说——这是你的天分，它来自你的性格，我知道，不过它也来自你的经历。这就是我想说的，你可以再次责备我了。”

她微笑起来——他的话让她心生愉悦，然后摇了摇头。

“关于罗比·肖……我似乎曾经对他半推半就。我一直有点儿优柔寡断。如果一个人可以永远保持订婚的状态，以此来满足另一个人，我就想要这样——像一种纯粹的善行。当然，当他出现的时候——他有很强的存在感，我总是感觉一切就要成真，但总体来说，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点的菜到了——侍者明显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吃这道菜时不配酒，不过布洛涅是濒临海峡的港口，这里的人早已习惯应对英国人各种古怪而固执的行为。他们带着冬日的贪婪大吃起来，随后又点了蛋奶糊和咖啡。窗外暮色渐浓，卡灵很快就要到了。

接下来的十天里，基尔南中尉和他的医疗部队停留在布洛涅，娜奥米每隔两三天就尽量过去见他一面。她不想别人说她的闲话，所以总是站在大门口冰封的泥路旁，等着搭法国农民的运货马车去城里。

“你去布洛涅吗，先生？”她总会用法语问，甚至不知道这句话说得对不对。她一共去了三次，最后一次，两个英国兵开着卡其色拖拉机从大雾中出来，载上了她。她站在拖拉机上，满怀期盼的火光，在寒风中来到了城里。

迄今为止，除了握手，他们还没有触碰过彼此。这是分别前的最后一次会面，娜奥米同意跟他在这仍旧糟糕的天气里出门走一走。为了拥有私人空间，两人在室外待了一个半小时，站在防波堤上，临着高高的浪花，听波涛拍击脚下的鹅卵石，发出簌簌的声响。他们彻底疯了——竟然站在如此阴冷晦暗的大海之上聊天，而这同时也是完美的，两人之间也有着某种冷淡又暧昧的气氛。他们穿着大衣的肩膀碰到一起——双方都是有意为之，然后一毫一厘地靠近。按照这个速度，可能需要一辈子的时间，他们才会实实在在地拥抱一次。必须有人迈出这一步，她人生中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时间如此珍贵，不能按照基尔南的步调来。

在娜奥米有所动作之前，基尔南给了她更进一步的机会。他说他跟所有人一样，不清楚下一个假期会是什么时候，但是——虽然不关他的事——他想要回到这里，看看她跟未来的未婚夫进展如何。

“我会写一封信说说这件事。”她说。

“写给我？”他调侃着这句没有明确所指的话。

“如果写给你，我得有你的地址。”

“澳大利亚第三急救站，”他说，“哦，你最好加上‘法国’，虽然据我所知我们可能在比利时。”

“我会告诉罗比·肖，”娜奥米对着茫茫海雾说，“我不能为了顾全颜面，就把他或我置于如此不幸的境地。”

“啊……”他轻叹一声，然后咳嗽起来。

“没话说了？”她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最喜欢发表意见，最善于用各种形容词吗？”

“我有很多形容词可用，但是你已经警告过我。”

“好吧，那么让我来。你有一颗高贵的灵魂，基尔南。我愿意为了你去任何地方。我的意思不是现在跟你走，而是我的心跟你在一起，永远。”

他又咳嗽起来：“天哪……给我一点儿时间，我有些乱了方寸。”

他亲吻了娜奥米的脸颊，娜奥米回吻了他——这个吻比她期待的要克制得多。

“啊，我们还有时间去喝杯香槟。”他说。

“够了，”娜奥米对他说，“香槟跟谁都可以喝！”

他们沿着海滨漫步，听着船来船往。由于四下无人，他们手挽着手，从来时的路往回走，路过一座座公寓、旅馆、餐厅和店铺。他再次亲吻她的脸颊，吻了更久。

“这个世界真的变了，”基尔南说，“女人有勇气说出那些必须说出的话。”

娜奥米必须回去值班了。基尔南挥手叫了一辆从雾中现身的出租车，跟她一起穿过灰蒙蒙的迷雾，回到班克坦城堡。出租车需要把基尔南带回城里，她告诉司机停在大门口就好。基尔南似乎明白，她不想把自己带到更近的地方，她想先把他当作一个秘密。娜奥米选择独自进城堡——她知道，当她走在榆树下黑暗冰冷的马路上时，大雾可以掩护她。基尔南陪她走了一小段路，又一次亲吻了她。这一次的方式更合她的心意，因为终于不再有小心翼翼的试探。他低语道：“在这样的时刻，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分隔两地很辛苦，”娜奥米说，“但是不管怎样，耐心等一等吧。”

她凝视着基尔南的面庞：

“真希望我是个法国人，那样我就可以在圣母面前为你祈求平安了。”

“可惜的是，她还没有向法国人施以援手，而且你知道，我是后方的人。”

“听你的语气，好像你不想待在后方似的。”

“年轻人总是容易被牺牲精神鼓动。若非如此，这场战争也不会发生，这座城堡里也不会满是伤员。”

“好了，或许你该走了，”她说，“因为话已经越说越偏离主题了。”

“收到肖上尉的回信后一定要告诉我。”

最后的拥抱是最美好的。她感受着他宽厚的身躯和双臂的压力。应对这种愉悦，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拥抱结束时——顽皮地轻轻推开他。基尔南消失在出租车里，娜奥米目送他离去。他透过几乎被雾气封锁的椭圆形后车窗望着她。迷雾将汽车吞入其中，可渐渐邈远的声音让她仍旧站在原地。声音很快消失无踪，她噼噼啪啪地踏着地面，回到城堡幽深阴冷的走廊里。

给罗比·肖的信已经写好，而且填好了他在布里斯班兵营的地址，但是还没有寄出去，因为她缺少道德上的勇气。信夹在奥希兹女男爵的小说《平原的新娘》的书页间。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罗比：

相比现在，我早该拿起笔写这封信。我非常享受我们长期的通信，但是——你可以从我的信中看出——我排斥了所有正式的订婚想法，也向你表达了我的疑虑，不过，我也拖延着，怯于告诉你，我无法让自己相信我是你在头脑中创造出的那个形象。我想，由于我们是如此不同的人，我们正把自己置于一个可能毁掉我们人生的巨大错误里。我一定会让你失望，而你一定会感到痛苦。即便出现在社交场合，我们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你是一个那么轻松自在的人——你在利姆诺斯岛上显露出这一点，而我总是紧张不安。人们会说我冷淡，并且归咎于你。我深知，我们必须从我们共同的错觉里走出来。

我得告诉你——我知道像你这样聪明的人能够觉察，我的决定跟你的伤毫无关系，它让你看起来更勇敢，更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也增添了你的风度。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你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英国的假期接近尾声，莎莉向奥诺拉和莉欧提议，她们该一起去萨福克的萨德伯里医院探望一下埃里克·凯拉丹。她们去的时候正赶上大雾——同样的大雾在布洛涅隐没和协助了娜奥米。弗洛伊德决定跟她们同往。她们搭一列蒙着沙尘的火车穿过模糊不清的乡下，然后从火车站步行了一英里半，来到军队医院的大门口。像所有这类地方一样，这里也被有益健康的草地和花园包围了，不过，寒冷将所有人驱赶回医院这座中央堡垒里面。一名英国军队护士把她们带到会客室，她们预料凯拉丹中尉会比一年前她们在埃及见到他时更好。他坐在藤条轮椅中，被人送过来，膝盖上盖着一条毯子。她们四个站起来，很自然地微笑起来，可是，凯拉丹中尉的嘴角没有微笑。

“艾尔西？”他尖声问，“你们是艾尔西的朋友？”

她们说是，并逐个介绍了自己，还提到她们在亚历山大的修道院医院探望过他。他似乎相信了。“请坐，”他说，“把你们的椅子拉近点儿。”

她们有些困惑地坐下。“靠近点儿。”他命令道。她们照做之后，他轻声说：“你们知道，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千万不能让他们听见任何东西，这些人听风就是雨。艾尔西那个贱货在哪里？”

“你不记得了？”莎莉问，努力掩饰她的不愉快，“他们把她送回澳大利亚了，但她打算作为志愿者回到你身边。”

“过她的好日子去吧，”说完，他咆哮起来，“这下子谁还受得了法国？可我认为艾尔西可能有别的男人。我在哪儿读到了那个来着？我觉得我读到过，《每日邮报》……”

留在这里的那个英国护士说：“大多数日子里，凯拉丹中尉都比这好得多。有时候你挺好的，对吗，凯拉丹中尉？他发狂的时候自己是记不住的，不过等他好一点儿了，我会告诉他你们来过，因为他恐怕不会记得。”

护士送她们出去，把埃里克·凯拉丹留在藤条轮椅上。“最好别告诉他太太你们发现他这个样子，”护士提议，“因为他最后会好起来的，虽然可能偶尔有一两天状态不好。”

双教堂村的澳大利亚急救站坐落在一座小山丘的西面缓坡上，上面积雪斑驳，而且看不到任何接近的敌军。这里也是由一片帐篷和棚屋组成的，一条南北向的路从它的下方穿过，另有两条通往战场的东西向道路，共同圈出了急救站的边界。北边是双教堂村，可以看到两个尖塔顶从光秃秃的树梢上冒出头来。

村庄附近还有一所英国急救站。人们设想这两所急救站可以相互照应，一方被悲惨填满后，尚空的另一方可以开始接收。它们可以有节律地交替运转。

枪炮声不仅是一种喧扰，更是一种尖锐的刺激。有时候，在纷乱的巨响中，你可以辨别出每一颗飞向目标的炮弹裹挟的恶意——像是在合奏中分辨乐器声。莎莉注意到，不是所有护士都害怕枪炮声。她们把这些声音当作下一季收割的号角。又一次，她们把这一年视为胜利的一年，但是上个夏天的经历让莎莉不再抱太多幻想。

莎莉和其他在站里做预备工作的人听到一则令人疑虑的消息，沙皇已经垮台，俄国无异于战败。弗洛伊德说，她的奶奶就是俄国人，这个消息让人高兴。在弗洛伊德的辞典里，沙皇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人。护士食堂里还流传着其他见解，比如德国人仍然需要提防东线，而皇家海军已经截断了德国西线的补给，她们认识的一些占领过敌军堑壕的士兵说，与上一个春天相比，他们可以看出德国佬现在吃的有多差。此外，持“今年胜利论”的人还说，去年虽然血流成河，但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一封查理·康登的信于冬末寄到了莎莉这里。查理无意预言战争的走向，而是写了很多有关气候的东西。“泥土已经冻结，一下子到了为大地画素描的时候。”他写道，“黑色的弹坑边缘覆盖着白雪，上一周的空气也被雪洗涤得很清新，毒气一扫而空——这让一直弥漫在空中的残余毒气无法再害人。战壕里冻得很结实，没有雪水。大家发现他们常用的绑腿阻断了双脚的血液循环，造成了冻伤。他们现在改用沙袋来护腿。”查理说，他喜欢这些善于动手的人，他们大多过过苦日子，不过其中有一个年轻的长老会牧师，也学着其他人那样说起脏话来，跟大伙儿越来越像。此外还有爱尔兰人——那些姓凯利、伯恩斯什么的人，他们高傲而好斗，但是每晚都像孩子一样念《玫瑰经》。

这些就是康登信中的内容——它们不是绣在战旗上的东西，也不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承诺。查理定义了“存在”的状态，比起从别人口中听到的空洞信心，不知为何，他的话让莎莉更踏实。凯利们吵吵闹闹，矿工们高谈阔论，让战壕里的一切变得更家常、更琐碎，而这就是她希望中的样子——为了查理的安全。

来到双教堂村的第一晚，一队福特救护车就开到了入院病房外面，让她们措手不及。大帐篷里的木板地面还没来得及铺好，军医主任布莱特少校和护士长仍然在讨论需要多少张病床，护士长名叫波尔格，看起来壮实而老练。从那晚出现在外面冰冷道路上的救护车数量来看，如果人们认为这个季节就该让两军窝在战壕里，等待寒冬过去，那么显然将军们并不同意。

在用于接收伤员的泥土地面的大帐篷里，瘦小的布莱特少校穿着整洁的手术服，和病房医生一起，干劲十足地忙前忙后，为躺在行军床或地上的伤者检查伤情。在大约有四十张担架的帐篷里，布莱特四处走动着，快速地给出处理指示。他需要清空帐篷，好让另外四十人或更多人进来。

在伤者到来的最初阶段，大批护士，包括莎莉这个病房主管护士，都在那里应对必须即刻处理的状况——大出血、死前挣扎或是冻僵休克。其他护士守候在大帐篷外的各个病房里，等待完成分诊的伤者被送进来。她们的桌上医疗用品齐备——从包扎用品到阿片制剂到皮下注射器再到血压计。担架上的伤员们需要测血压，他们虽然在救护车上挺了过来，但下来后很可能血压骤降。护士们在布莱特少校、冷静的波尔格护士长和病房医生的把控下注射吗啡，或者在每一个伤员的登记表上填写姓名、伤情、用药剂量和病房归属。卫生员们把从伤员身上脱下的军服和装备搬过来，扔到主帐篷旁边的发电室，里面的发电机轰隆隆地运转着，保证大帐篷里电灯通明。

在帐篷内的强光下，人们发现一些男人已经死在了担架上，于是把他们送进了停尸棚。这些人大多死于胸部或腹部受伤，看着他们灰暗、扭曲、难辨年龄的脸，愤怒的莎莉心中涌起一个荒唐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被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死掉，仿佛那些前线包扎站的医生——还有抬担架的人——故意把他们转手送到下一站，以免亲自处理死者。

大帐篷里辟出了一小块区域作为食堂。能走路的伤员中，佩戴着“确诊”标签的领到了热茶和热可可，而军服被前线包扎站的医生别上“未确诊（精神类）”标签的则瑟瑟发抖地站在行走的伤员中间，护士们不敢把滚烫的液体交到他们手上。

在帐篷的中心区域里，布莱特和病房医生正给担架上的伤员别上新标签，上面写着：紧急、腹部、胸部、脊椎等字样。莎莉记得，被送到鲁昂的伤员身上就有这些潦草的字迹。护士们必须尊重这种制度，虽然它带来了巨大的时间压力，某个胡言乱语的头部受伤者旁边很可能躺着一个垂死的腹部受伤者，护士们需要冲进来阻止突如其来的大出血。

莎莉发觉自己仿佛回到了阿基米德号——空气中飘着军服或军服碎布的恶臭、血液发酸的味道，还有伤口化脓、生坏疽或气性坏疽的腐臭味。此外，恐慌的气息四处弥漫，这是井井有条的鲁昂所没有的。

莎莉如今有了主管护士的地位——仅次于护士长，监督着护士们的行动。她申请去复苏病房，它在缓坡之上，在通往她跟奥诺拉、莉欧和弗洛伊德共住的帐篷的路上。她的动机——除了见识那里的新医疗手段之外——连她自己也不完全清楚。一旦伤员们开始被送过去，她就需要离开入院病房，随他们一起上去。

在她离开入院病房时，外面的夜宣告着这场疯狂的行动。从前线传来持续不断的炮火声，头顶的飞机嗡嗡作响。莎莉负责的两个年轻护士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冷静，走在一个胸部受伤者的担架旁边，卫生员正在将他抬向复苏病房。他的血压直线下降，得赶紧把他送到一个有地板和火炉的地方。他们把他放在床上，盖上几层毛毯。两位年轻护士架起支架，吊上生理盐水，莎莉把输液管插入他的手臂静脉。接着，为了保暖，卫生员为他盖上保护篷。一个小型双头煤油炉盖着防火的金属湿润器，被一个卫生员点燃，放进床尾的凹陷空间里。现在剩下的就是等待。一位病房医生走过来，掀起保护篷，测了一下这个男人的脉搏，考虑是否需要给他输血。“血浆会有的，”他说，“只是还没送到。”

在复苏病房的帐篷里，莎莉不知不觉忙了十二个小时。此时，创伤性休克者的人数已经确定下来，同时也明确了需要的医护人员数量。有七个救不回来的；十八个已经被送去手术室——在那里，他们命悬一线；四个留在病房里，由于血氧低，他们的各个器官都插着管子。

通过一只玻璃连接管，莎莉把一个健康卫生员的血输给一个垂危者。她看到几个轻伤伤员来到复苏病房，十分礼貌地询问几个战友的情况。最后，一切都停歇了。除了一些胸部受伤者，几乎所有人都被送去了后方医院。这一天晚上可能会来更多伤员，不过在那之前，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了。

这一次，莎莉从清醒的伤员们口中频频听到的一个词是“比勒库尔”。士兵们的父母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一个月前，这些士兵一定也没有听说过，也一定不知道，这个名字被纳入了以普鲁士将军兴登堡命名的宏伟防线。这场仗打得没有那么干脆利落。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已经抵达双教堂村，在那里接受“清理”，其中的伤员连同他们的记录和X光片一起被送走。不过，仍然有三个澳大利亚师停留在那里——从番号可以得知，莱昂内尔·丹克沃斯和查理·康登也在其中，他们准备再度进攻。

从其他健谈的伤员口中，她还听到另外一些无意义的地名：勒巴克、蒂卢瓦、巴波姆、马尔特战壕、拉涅库尔、埃库斯特、杜阿涅、鲁菲尔瓦。双教堂村的时间在加速流逝——是一成不变的工作使然。伤员们来了又去，救护车络绎不绝地将其中大多数送走再赶回来，如此周而复始。晚上可以喘息一会儿，因为到来的伤员会少些，有时甚至可以歇上一天。

护士们在不同病房间轮岗——目的是让她们学会在这场无休无止的战争中需要掌握的所有医疗技能。弗洛伊德一直在手术室工作，协助一位名叫博因顿的上尉。他来自芝加哥，出于对英国母亲的尊敬，加入了皇家医疗队，不知为何最后跟澳大利亚人分到了一起。

食堂外，卫生员挖着几条窄窄的战壕和一个宽大的防空洞，以防备空袭。每个夜晚，被称作“鸽式单翼机”的轰炸机都嗡嗡地掠过天空，寻找着合适的营房、城镇或炮兵阵地，以发泄怨愤。

这时候到达的伤员，脚底沾着干掉的泥土，身上的军服也被糊上的泥土搞得硬邦邦的。这恶臭的泥土，曾有老鼠躲藏其中，享受尸体的盛宴，也曾被毒气浸染。在急救站周围的田野里，花朵尚未开放，荫蔽着双教堂村的树木屏障才刚刚开始抽芽，所以，被大肆吹嘘的欧洲之春此时能够给予人们的一切，只有这可恶的潮湿。这时候，一封可怕的信从泥潭中寄出，来到奥诺拉手里。

这位军营副官写道，莱昂内尔和部下连夜占领了前线的一个情报站，随后被四面的机枪火力困在那里。第二天，他们被敌军发现，引来炮击，丹克沃斯上尉和部分下属阵亡。幸存者趁夜晚逃回了澳大利亚阵线，并带回了他的军饷簿。“他英勇善战，平易近人，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信中这样写道。

至少过了两天，奥诺拉才把这封信拿给其他人看。她缄口不言，继续着她的工作——心如止水，没有任何坏脾气。她没有泪水，也拒绝弗洛伊德、莎莉和其他朋友们的安慰。任何超出平时的关怀都成了心照不宣的禁忌。还有很多生者和奄奄一息的人需要照顾，别碍我的事！——这是奥诺拉的潜台词——因为我有一份公开的工作要忙，还有一个私密的神龛要守候。

布莱特少校把奥诺拉叫到办公室，告诉她，伦敦的一个澳大利亚女人成立了一间办公室，她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实际上，是前澳大利亚总理的女儿。她的办公室叫作澳大利亚伤亡信息办事处，他们会竭尽所能地调查莱昂内尔·丹克沃斯牺牲的详情，并反馈给她。

布莱特少校和奥诺拉各自写信给那个办事处时，春天已经成为真正的春天，蜀葵和洋地黄开放在急救站和村庄之间的田野上。他们难得有了几天闲暇，可以出去野餐——布莱特少校是个野餐爱好者，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组织一次，无论他自己是否参加。

在奥诺拉等待回信时，她陷入了某种妄想之中。一次吃饭时，她对莎莉说，莱昂内尔很可能还活着。她已经写信给他们的营长，营长告诉她莱昂内尔牺牲前身体完整无缺。他没有被炸得四分五裂——虽然弹片进入了他的身体。第二天前来的德国人很可能发现并救治了他。她对莎莉说，不管他们怎样胡闹，终究和我们一样，是有人性的，而且，他们原本可以把他放回来，但是由于他的军饷簿被带了回来，加之在前线的战火中，名牌很容易掉落，所以德国战线后的红十字会可能无法得知他是谁，该和什么人联系；或者，莱昂内尔有可能在炮弹的冲击下得了失忆症或脑炎。所以，奥诺拉表现出悲伤和希望并存的状态，而事实上，她身上燃烧着的希望更像是一场热病。莎莉和弗洛伊德皱着眉头，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小心翼翼地嘀咕，但是奥诺拉不会听任何人说任何否定莱昂内尔获救可能的话。

近来，她说话开始没有顾忌，先前的障碍被打破了。奥诺拉说，他们曾经做过爱，她服膺一种说法，如果那些被贴上死亡标签的人拿出一点儿时间去爱，上帝会谅解他们。“作为护士，采取避孕措施自然不成问题，”她坦率地告诉大家，“不过我的月经只在缺席这件事上是规律的——我很纳闷，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不想认识一个喜欢妄断是非的上帝。我甚至有点儿为我们做过的防护措施感到悲哀，我们应该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生。因为在前线，那些事情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准许，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发生。”

在护士们的帐篷外——在野花丛中，没有当班的护士坐在帆布躺椅上，脸朝南对着太阳。在这里，奥诺拉又写了一封信，向澳大利亚伤亡信息办事处重申她的那套猜想，但是就在同一天，她收到了负责那间办公室的年轻女人的一封回信。

我们收到一份非官方报告，来自丹克沃斯上尉所属兵营的一名士兵。他说，在4月14日清晨，丹克沃斯上尉和他率领的侦察队被敌人发现，被迫到无人区的弹坑里躲避。丹克沃斯上尉被一枚落在弹坑边缘的炮弹击中，那位知情者断言——也许你也可以由此得到宽慰——死亡发生于顷刻之间。同时阵亡的还有约翰·麦格雷戈中尉和桑普森下士，他们的军饷簿也被带了回来。我可以向你保证，红十字会在德国医院和战俘营都很活跃，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丹克沃斯上尉或者符合描述的澳大利亚伤员，因此，为你着想，你不该再抱希望。

虽然知情者和其他战友带回了丹克沃斯上尉的军饷簿，但是他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标识身份的东西，不仅有名牌，还有一封你写给他的信。这封信他一直珍藏着，地址栏写着他的军衔和全名。这些东西可以确保他有一方自己的坟墓，而不是作为一个身份不明的士兵被胡乱葬掉。

虽然奥诺拉愿意把这封信给莎莉看，但是里面的文字似乎影响不了奥诺拉的坚定信念，因此也影响不了她的工作，但是在食堂餐桌上，她十分克制和寡言，只是翻来覆去地说她的信在敌军手里。

“我的信被德国人读了，我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她说，“啊，对了，这意味着他可以被安葬——如果伦敦的那个女人说得没错的话。不得不说，她看起来像个诚实的人。可是，那封信里有些细腻的情感，我希望杀千刀的德国情报军官读的时候没有笑出来。如果他幸运的话，也会有某个可怜的德国女人写类似的东西给他的……”

还有些时候，她会猜测读到那封信的不是某个德国人，或者认为莱昂内尔·丹克沃斯会被厚葬，甚至想象他昏迷在德国综合医院的病床上，一点一点地恢复了知觉。

春天及其愚行

伴随着树木长出叶子，白天急救站上方的天空出现了盘旋的飞机。她们看到高空中，德国双翼飞机试探性地西进，发出嗡嗡的呼啸声。高射炮被运到了村外的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座巨大的耶稣受难像，背朝战场的方向，高射炮就聚集在它两侧，从用沙袋围成的多面堡中向飞机射击。小一些的歼击机升高后又俯冲下来，像鸟一样出没于树林中。它们强行吸引来每个人的注意力，然后扬长而去。

一天上午，一架德国鸽式单翼机——或者别的什么型号——出现在低空中，当时在外面的人都发誓，他们能看到里面的飞行员和向下张望的侦察员。莎莉正走在她的帐篷和毒气病房之间的小路上，准备去值班，这时她看到一个飞行员把身子探出驾驶舱，在空中向她招手，脸上露出年轻人的调皮笑容。座舱里的侦察员没有注意她，但是，飞行员带着毁灭性的理由保持低空飞行，他正寻找着一个目标，并希望它不像那座入院病房的篷顶一样受到红十字的庇护。飞了一会儿，年轻的飞行员看到了那些高射炮，听到了它们的第一声轰鸣。这时，他平稳地从它们上空掠过，然后扳动操作杆，出于难以索解的原因，在双教堂村投下两颗炸弹。

这绝对是一次战斗过失。村庄的街道上没有军事单位，双教堂村就像宾根多尔或者伊诺格拉[11]一样——对德意志帝国毫无威胁。正当莎莉面对爆炸瑟缩后退之际，三架带英军标志、机翼上漆着神秘字母的飞机如掠食者般从她头上飞过，低空拦截仍在愚蠢地盘旋着，验收自己轰炸成果的德国飞机。三架飞机一齐向它袭来，一架高于它，一架水平于它，还有一架低于它。

它们都如此贴近地面，让莎莉感受到它们不可思议的速度。德国飞机此时开始没命地向东北逃窜，但是飞行员还需花点儿时间才能加到最高速度。她听到英国机枪发出连续不断的尖厉巨响。德国人弃机跳伞，试图让自己降落到运河里或是沿河的树上，三架英国飞机轰隆隆紧随其后。接着传来一阵爆炸声，与炮击的背景音完全不同，整个乡村的空气都为之震动。村外，一股黑烟腾起，那个冲莎莉挥手坏笑的青年被大火吞没。几个卫生员找来一辆救护车，奔向那两个德国人，但他们都死了。幸好他们跳了伞，否则他们的脸早已被座舱顶盖碾碎或被机枪射穿，其他部位则会被烧成灰烬。

双教堂村上空的这一番鹰击隼搏——那个死亡前几秒钟还在向她挥手献殷勤的男人——让她又一次想到查理·康登，那个优雅不俗的男人一定也会进入某个人的射程之内。繁忙的工作可以让她忘记这些，但走进病房之前，她还是会被这种忧虑困扰，在小路上呆立片刻。

“我一直在自欺欺人。”那天晚饭时，她们吃着军队里的炖菜、豆子和美味的面包，奥诺拉突然对朋友们悔过，“他们会去搜寻一具腐烂的尸体吗？”

她用了“腐烂”这个词，震撼了大家。她们不敢相信奥诺拉会把这个词用在莱昂内尔·丹克沃斯身上。“他下葬的时候，”她说，“我的信很可能还在他身上。那是我的一部分，出自我的手。这意味着他的口袋里有一座小小的纪念碑。”

护士们面面相觑。

“是的，”莉欧说，她的爱人费洛斯正在三十英里外的另一座急救站工作，“而且他最终会拥有更多的纪念碑。”

这时候，一些德国人被带了进来，是一些能走路的伤员。其中一个——莎莉永远也忘不了那惨状——被刺刀刺穿了胸骨。莎莉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疑问，奥诺拉是否会对他们怀着报复之心；但是谁都可以看出，她像平常一样公事公办，悉心护理。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期待？莎莉问自己。可是接下来，她注意到，奥诺拉有时会麻利地脱下那些行走的德国伤员的外套，十分彻底地搜索每一个口袋——仿佛连接缝处都可能缝着什么东西似的。她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而他们则皱着眉头服从。她显然恨不得搜完整支德军——全然不怀仇恨，直到找到拿着她的信的那个人，以知晓莱昂内尔·丹克沃斯上尉在地上或者地下的所在。

娜奥米不希望，也没有料到会收到罗比的回信，但是它还是不期而至，装在康复基金会的信封里。从信封上娜奥米可以看出，这是通过法国军方邮政寄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不要拆开，但是长期的繁忙工作让她养成了无法拖延的习惯。

杜伦斯小姐：

我最终被派遣到法国，担任铁路运输官，你的信也随之从澳大利亚寄到了法国。我曾经多么希望可以到你的驻地探望你。要说我很失望，那就说得太轻了。最让我失望的是，你拖到现在才对我说，要我放弃得到你的爱的希望。我唯一能相信你的一点，就是我一瘸一拐的行走姿势跟这没有关系，但令我无法尊重你的是，你敷衍了我这么久才让我知道我所处的位置。你一直让我觉得你是一个直率的人。的确，你提醒过我，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而那其实是在欺骗自己，所以我不能说你没有警告过我。

但我必须再说一遍——那么多个月！我一路都在做白日梦，幻想着跟你在法国重逢。好吧，我是个傻子，而你也没有对我坦诚相待。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友谊长存

罗比·肖（上尉）

读完这封信，娜奥米首先感到一阵愧疚，随后则是对肖道德傲慢的气愤。他这样写，就好像娜奥米已经跟他订婚了一样，那是他的错觉。她在病房之间走动，指导着英伦玫瑰们的工作，但是怒火令她沉浸在信中的字句里，常常忘记她此刻在做什么。

“你刚才说的剂量是多少？”每当一朵英伦玫瑰这样问时，娜奥米就需要从头再来。

不过只过了几个小时，一种突然降临的感觉就让她如释重负：她避开了一场行将告成但却是毁灭性的婚姻，基尔南帮她迈出了这一步。

正当娜奥米享受着从罗比身边解脱的自由，期盼着基尔南的来信时，米奇护士长得了一场感冒，并迅速发展为肺炎。她喘着粗气，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刺激与恐惧一幕幕浮现，令她备受折磨，或许还有阿基米德号。娜奥米确信，阿基米德号一定也存在于米奇的幻觉中，因为娜奥米也未能将它从自己的梦中抹除。

艾尔德里医生为米奇做了诊断。达灵顿少校也来探望了米奇，带走了她的生命体征指标，评估了她的综合状况。当米奇在狂热的幻觉中喋喋不休时，塔尔顿夫人总是坐在她的床边，轻柔地为她读些东西。甚至有时候，她会撑着拐杖四处走动，把大家迷惑住，让他们以为她的活力从未减退。塔尔顿夫人私下对娜奥米说：“她起码该被送到英国养病，然后回家，你说呢？”

塔尔顿夫人自己也像是一个就快垮掉的女人。她的脸被冬天摧残得枯瘦，春天尚未使她完全恢复。她仍旧忘我地投入，也依然保持着苍白的美丽。为了保暖，她戴着法式登山帽，凌乱的头发从帽边流淌下来。跟将军们争论时，她依旧不卑不亢。这个夏天，她想在巴黎开办一间澳大利亚俱乐部，因为那些澳大利亚男孩儿从战壕去首都时，总需要四处寻找住处。她说，他们总要靠基督教青年会的施舍，然后在小酒馆和旅游景点外的小路上晃荡着，试图让自己相信他们正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塔尔顿夫人曾到巴黎选址，找将军们寻求帮助，有了一点儿小进展。她和后方的几位将军大概互相轻蔑，但是她仍然女孩儿般跃跃欲试，确信能够压倒他们。

她在病房走来走去的时候，很乐意在大家面前谈论她跟将军们的唇枪舌剑。澳大利亚姑娘们也很爱听她讲自己如何重挫那些纸上谈兵的“英雄”。“听听他们那个态度，”有一天她仰着头，伸着下巴，用她独有的大大咧咧的态度抱怨道，“就好像我在求他们开一家印度妓院一样。”

达灵顿仍然是塔尔顿夫人的好帮手，不仅长时间在病房里服务，为脓毒症发作或残肢变形的伤员做手术，而且帮着填表、写信，以及在楼下的病理实验室研究生者或死者的组织样本。

在布洛涅或维姆勒，娜奥米还会不时遇到听说过塔尔顿夫人的澳大利亚慈善医院的英国护士，她们依然觉得这间医院是玩票的怪胎们搞的花样。这个地方愈发令她们觉得好笑，因为塔尔顿夫人和她的资深外科医生的风流韵事已经传到了城堡外。事实上，正是那里的医生让那里的护士们相信，班克坦城堡是个荒唐的地方。娜奥米在布洛涅遇到的护士问她：“那儿是不是有个怪医生，让你们一直戴着口罩？”

这类问题总是第一时间唤起娜奥米对医院的忠诚：“我相信你会很想看看，他对脓毒症的研究。”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个能言善辩的家伙，走路时像鹤一样伸着脖子，眼睛总是盯着某个地方。他和塔尔顿夫人都有一种气质，好像要推倒几层高墙才能让世界明白在他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

在艾尔德里诊断之后，很快，米奇护士长的呼吸变得非常费力，体温升到了40摄氏度。她已经到了该放弃挣扎的地步，但她当然不会放弃。娜奥米知道，这并不代表她能活下来，只意味着她愿意承受可怕的死亡。在吗啡的抚慰之下，米奇走不了太远了。

不到5月底，她的肺炎就恶化了。现在她看起来老态毕现，手腕又细又紫，伸手拿床头的茶杯时，手指止不住地打战。娜奥米没法照顾她太久，她现在是首席病房主管护士，也是“有实无名”的护士长。她应该拿护士长而非护士的工资——这个想法让她愉悦而非烦恼，所有劳资方面的拘束都已经从她的灵魂中涤除。被塔尔顿夫人器重，被达灵顿少校信任——这正是她所寻求的。

终于，基尔南寄来了一封信！

请务必原谅我的拖沓——至少我希望你能原谅。读到了你写的有关罗比·肖的消息，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欣喜。我感到与你心心相印，我们站在迷雾之中，但是完全能够认出彼此。这也是你的感受吗？如果不是，请不要在意我这番话。此刻我正在写给一个完全解放了自己的女人，而我想为她戴上新的枷锁。

接着，他提到了在巴黎休假的日期。

如果我的信在你看来不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么你能否考虑这件事——我们在巴黎的教友派教堂举办订婚仪式？这只是一种提议，如果你想要其他世俗性的仪式，我们就遵照你的意愿来办；不过我之所以提议教友派仪式，是因为它的过程温情而不烦琐，适度而不喧闹，我觉得这些特质适合你。你不是教友，不需要是，我也不会试图让你成为教友。对我来说，你比这些更珍贵。

如果这封信在你眼中都是疯话，那么就不需要回复……

娜奥米的第一感觉就是，基尔南想要的正是她想要的。她相信这个准则——“温情而不烦琐，适度而不喧闹”。她打算直接告诉塔尔顿夫人，她希望去巴黎见她的未婚夫（男朋友这个词有些愚蠢），对他的信仰来说，订婚仪式是很重要的一环。

“你有一个未婚夫？”塔尔顿夫人问。

“我刚刚收到求婚的信件。”娜奥米说。

“仪式？他是犹太人吗？”塔尔顿夫人问。

“他是教友派的信徒。”

“贵格会啊，”她说，“多么迷人。我也出自一个教友派家庭，然而我自己……恐怕算不上。不过，虽然都是人，但他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沉湎于虚伪的东西，你明白的。”

娜奥米坐下午的火车从布洛涅来到巴黎，找到了英国护士之家，那是一栋装饰富丽的建筑，面对着井然有序的战神广场。由于要参加订婚仪式，基尔南中尉获得了一天的假期。他按照电报里的约定，在礼拜日上午9点钟来到护士之家门前接她。见到他，娜奥米感到一种无可替代的纯粹的喜悦——她自然没有理由期待那场被拉过去参加的陌生仪式。基尔南穿着一身褐色西装，这是娜奥米第一次看到他做平民打扮，感到有些新奇，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仿佛为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要是穿着军装出现，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他对娜奥米说。

“我也该穿些不一样的吗？”

“啊，不用。护士又不是战士。”

出租车带他们过了河，向一个名叫蒙帕尔纳斯的街区驶去。这是一个晴朗而宁静的上午，碧波粼粼的河水汩汩流淌。司机不清楚该停在沃日拉尔路的哪条巷道。伊恩最后选了一个地方下车，扶着娜奥米走到人行道上，然后付了车钱。

“我想就在这条街上，”出租车开走时，他向娜奥米保证，“就在那边，”他指着远处铺着鹅卵石的入口，“他们告诉我是一扇黑漆双开木门。”

他们走到伊恩·基尔南指的地方，找到了这样一扇木门，但是上面的房间悄无声息。此时此刻，娜奥米感到满足，只要待在他身旁，她就充满欣喜。两人相视一笑。她摘下一只皮手套，只因为天气足够暖和，基尔南抬起她赤裸的手，把嘴唇贴在上面。

“当心赶不上仪式。”她说。

“你看看你，”他说着，摇了摇头，“典型的澳大利亚人，会拒斥男人的吻。希望待会儿的场合你不必如此。”

一个大约六十岁的健朗的小老头从巷道另一头走过来，他穿着一身做工精良的立领羊驼呢西装，系着暗色领带，手上戴着一双小山羊皮手套，臂下夹着一根时髦的小手杖。

“他的样子好像比利·休斯[12]。”娜奥米对伊恩耳语。

“塞奇威克，”那男人自我介绍道，“想必你就是基尔南教友了。能在这座像墨尔本一样的城市里见到这么多教友，真是太美妙了。”

娜奥米觉得这话也可以说成，墨尔本是一座像巴黎一样的城市。

“我是今天仪式的主持和书记。我们有大约二十八个成员，但有时候会有意外的访客——来自红十字会的教友，这里有一些贵格会的救护车……你们两个都把档案带来了吧？好样的，或许你们不会介意我帮你们保存到仪式结束吧。”

塞奇威克打开双开门的一边，两人随他走上陡峭的楼梯，来到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面的长椅面对面摆放着。没有祭坛，没有讲坛，没有或出于强迫或出于虔诚的肃静。塞奇威克说：“恐怕我们大多数都是法国居民，所以仪式将主要用法语，不过澄清委员会的人都会说英语，当然包括我在内。”

“澄清委员会？”娜奥米问。

基尔南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一副自责的样子：“天哪，我忘了解释这件事。”

他转头对塞奇威克说：“它听起来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塞奇威克咯咯笑起来：“里面只有几个人，仅仅是问你是否愿意和对方结为终身伴侣。”

其他教友陆续到来——有如伊恩一般穿着入时的男人，有一些年长者，还有几个衣着朴素但不难看的女人。按照法国礼节，他们吻了女人们的手，男人之间则是亲吻面颊。他们用这种方式向伊恩和娜奥米表示欢迎，然后坐到房间两侧相对的长椅上。娜奥米本以为，仪式开始时女人会跟男人分开坐，但他们就那样混坐在了一起。就她和伊恩而言，这表示着疏离——这还算不上他们的正式订婚仪式。在仪式上，男女会分开一段距离。

突然间——在某种娜奥米没有注意到的示意下——全场陷入一片肃静，人们开始了内心的祈祷。

“啊，伟大的上帝，”娜奥米在心里默念，“你远在战场之外。你太过善良，以致无法靠近它；你太过遥远，以致无法责备你。接受我的感谢吧，因为我被这个高贵的男人带到了这里。”

某个人开始用法语讲起话来，是一个男人，但不是塞奇威克。他在用平静的语调祈祷和平与友爱，一个女人紧随其后，接着是另一个女人，如此继续。除了唱赞美诗，娜奥米还从未听过女人们在教堂里发出这么大的声响。一小时过去了，订婚的事还未被提起。最后，塞奇威克先生用手肘推了推伊恩，他站起来，走到房间中央，伸出一只手，邀娜奥米上前。娜奥米走了过去，在这些陌生人面前感觉脸上发烫。

塞奇威克站起来宣布，潘顿先生、弗雷里厄太太、戈斯林先生和他自己是今天仪式的澄清委员会成员。他们跟其他人换了座位，以便坐在同一张长椅上。“请给我们一点儿时间研读你们的资料。”塞奇威克说。

弗雷里厄太太——她身材纤瘦而匀称——开始认真地探讨起什么。塞奇威克先生像法国人一样打着手势，用法国式的严肃神态低声回应着。另外两个男人也各自发表了意见。最后，塞奇威克先生抬起头，看着这对准夫妻。

“问题是，”他有些歉疚地说，“基尔南先生，你的工作是否可以被视作拯救生命？还是帮他们做继续战争的准备？”

那个叫弗雷里厄的女人显然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娜奥米心想，这个委员会比老塞奇威克所描述的更加严肃。

“我本人也有这个疑惑。”伊恩说，“我负责供应医药用品和手术器材。战场上还有从美国来的贵格会救护车，问我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拿来问他们。这是一个古老的难题，关于如何在邪恶的世界做一点点善事。”

听了这个答案，塞奇威克显得很高兴，但是弗雷里厄太太理智而认真地用英语说：“救护车的教友没有军衔。”

“我承认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伊恩说。

“而且杜伦斯小姐也有军衔，对吗？”

“我在一所慈善医院工作，我相信澳大利亚军方已经忘了我这个人。”

塞奇威克举起一只手，慈祥地摇摇头，似乎想要结束这场紧张的答辩。

“那么，你想要结婚吗？”

在娜奥米的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听别人大声说出这个词。

她说：“是的，如果伊恩想要跟我结婚。”

“当然，”基尔南说，“我当然想。”

“在你们双方方便的时候，你们可以再次过来回答澄清委员会的问题吗？”塞奇威克问。

“我相信我们会安排出时间。”伊恩说。

塞奇威克问：“杜伦斯小姐对此有疑问吗？”

娜奥米说没有，但是，她告诉他们，由于她在慈善医院的工作十分繁忙，要找一个他们都有空的时候，需要一些工夫。

“伊恩·基尔南，在上帝面前，你是否愿意与娜奥米·杜伦斯订立婚约？”

娜奥米听到他的肯定答复，订婚带来的重生感令她振奋不已。接着，塞奇威克问了娜奥米同样的问题，而事后她忘了自己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订婚礼成。”塞奇威克宣布，“愿上帝祝福你们。”

这一刻，这场既庄重又随意的订婚仪式让娜奥米的内心充满无与伦比的希望，以及一种解放，而非束缚的感觉。在这间除了二十多个法国居民以外一无所有的房间里，有一种对婚姻如此明确的定义，让伊恩和她自己从其他种种含着厄运和敌意的情感关系中解脱出来。她确信这一点。

急救站很快有了一片自己的墓地，在谷地对面，北邻村庄，以一片农场的水渠为界。夜晚正是那些年轻人交出灵魂之时，卫生员把尸体搬到停尸棚，早上再装进棺材，运到双教堂路对面的一个地点，那里有一位随军牧师常驻，他跟一名号手和一名风笛手一起，周而复始地举行着葬仪，送他们最后一程。

似乎每一个人都对这越来越多的白色十字架习焉不察。只有在某些时刻——随着夏天渐渐来临——莎莉会猛然惊觉，这片蜀葵之中的土地已经成了村郊的一部分，农夫农妇在周围的田地里耕种，对前线的嘈杂和满地的十字架无动于衷，正如他们已经对护士和卫生员习以为常一样。

布莱特医生的星期日野餐——在急救站外的田埂上——从春天开始次数增加了，而且靠近巴波姆的英国急救站的医生和护士也加入了。如人所料，一个来自英国急救站的外科医生带来了一套板球球具，于是，一场国际板球对抗赛在澳大利亚队和英国队间展开。护士和中年医生时而跃起接球，时而伏地救球，样子十分笨拙，可他们至少亲近着肥沃的黑土和郁郁葱葱的草地，不过，莎莉在他们称为“左外场”的位置上结结实实地接住了一个球。

“杜伦斯护士，”布莱特少校喊道，“跟我进攻。”

他正站在三柱门守门员附近。

“我不明白。”莎莉说。

“游击位，这里。我在前，你在后。我能看出你是个很好的接球手。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13]上吧！”

她勉为其难地走到那个位置，看到奥诺拉正在田埂的树下呼呼大睡，完全没有参与比赛。

“看到那个年轻人没有？”布莱特少校得意地问莎莉，指着一个他们在双教堂村小酒馆遇到并招到队里的澳大利亚炮兵，“他是个传球手，所以准备接球吧，不会很难的。”

英国卫生员站在击球区，迎来澳大利亚人不算太凌厉的传球，他猛力一击，球远远飞出场地，消失在山丘另一头。

“天哪，”布莱特说，“他们玩真的呢。这可有点儿难办了。”

他站直身子，深吸一口气。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提个请求，杜伦斯护士。”当几位卫生员和护士在远处的草地里找板球时，他低声说，“如果你能帮忙留意一下年轻的斯莱特里，我会非常感激。据我所知，伦敦办事处和我们军方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而她始终持有异议。”

“是的，”莎莉说，“但她工作时一如既往地可靠。”

“当然，但是她太频繁地给办事处写信，一封接一封，可那边没有什么可以答复她的。她表面上好像挺过去了，但实际上还没翻篇。她需要一个长假，找到一个办法来接受她未婚夫的死。我不是想要请你做眼线，但是她给那个办事处写的信实在是太多了，真的，几乎每天一封。坦白地说，比我寄出的信都多。”

有传言说，相比这件事，布莱特少校更在乎的是她本人，然而，他们的年龄相差了十五岁以上。

“请帮忙留意她，不要让她承受太大压力，或者……出现某些异常。她拒绝离开这里，我也没有理由强迫她，但是她需要关注，以防……”

莎莉说她会竭尽所能做好这件事。在山坡的边缘，一个护士找到了板球，给了大家欢呼和庆祝的借口。

顽固护士长的夏天

在一个突然变得酷热灼人的日子里，人们坐在花园的橡树和榆树荫下读书看报——米奇护士长正坐在藤条轮椅上打盹儿——塔尔顿夫人把娜奥米拉到一旁。

“在达灵顿少校的坚持下，我们的朋友米奇护士长去布洛涅照了X光。”她向娜奥米吐露，“她的肺上有斑点，她正忍受着肺结核之苦，必须马上去南方的疗养院，然后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坐船回澳大利亚。我正努力从埃塔普勒、维姆勒或布洛涅招募一名经验丰富的护士，专门负责照料她，因为，你也知道，冬天我们有三个志愿者回家了，不过我也很难责备她们。”

娜奥米觉得，在这沉重的工作压力和恶劣的环境下，走三个人不算多。听到米奇的肺病，她立刻想起阿基米德号的沉没，好像当时的寒冷和恐惧一路追着米奇到了班克坦城堡。

“我就直说了吧，她拒绝离开。”一滴眼泪出现在塔尔顿夫人的眼角。

“我害怕她在老家没有亲人。出于英国人的含蓄，我没有问她。我认为可以由你来问。你不妨苦口婆心地劝劝她。她必须走，达灵顿少校是这么说的，如果她想活到老。”

当晚，一个志愿者正要把饭送往一楼米奇护士长的房间，娜奥米拦住了她。根据达灵顿少校的严格要求，那个女孩儿戴了口罩。艾尔德里医生告诉大家，达灵顿即将在《柳叶刀》上发表一篇文章，论述护士咽喉的细菌与是否该戴口罩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觉得，这篇文章的发表将为慈善医院、达灵顿少校、塔尔顿夫人以及他们自己正名。

“我来给护士长送过去吧。”娜奥米说。

“麻烦你了。”志愿者护士用优雅而疲倦的声音说。这是一个壮实的年轻女人，她曾有一次善意地对娜奥米说：“你们战士的方言真好听。”娜奥米说，她怀疑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方言。

娜奥米把饭从她手中接过来，但是没有戴上口罩。隔着一层口罩，还怎么跟米奇交心呢？

敲门之后，娜奥米被请进了房间。护士长的房间比她自己的大一点儿。逃离战争的法国主人至少把他们的厚窗帘留在了这里。米奇房间里的窗帘拉着，除此之外，房间里只有这几样东西——一张铁床架、一张梳妆台、一个矮脚衣橱和一个松木小书柜。米奇护士长躺在床上，戴着睡帽，两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她的被褥干净整洁，穿着鞋的假肢放在床边。看见娜奥米，护士长露出一个毫不含糊的大大的笑容。

“来，”她说，“把吃的和茶放在那边吧。我先喝点儿茶，至于其他的，我的胃口恐怕……快给我讲讲你的巴黎之行？”

娜奥米聊起塞奇威克和在巴黎见到的其他法国朋友，发现自己说起这些时毫不羞涩。

等她说完，米奇说：“我一直很喜欢那个基尔南，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是个好小子。”

“听到你的事情，我很难过。”娜奥米说。

“我的事情？”

“嗯，我听说你得了某种肺病。”

“某种肺病？”米奇讥讽道，“这可不是准确的医学语言，杜伦斯护士。我敢打赌，那个长舌妇塔尔顿夫人一定把什么都告诉你了，还派你来游说我去马赛。一句话：没门儿。我的身体比达灵顿少校和塔尔顿夫人想象的要好。”

娜奥米说：“来这里之前你就说，你的身体比看上去要好。”

米奇说：“那个托盘里有汤吗？把它放到小桌上，我要喝一点儿。”

“需要我喂你吗？”

“谢谢，我既不是婴儿，也不是老骨头。要是我去马赛，他们会第一时间把我扔到回澳大利亚的船上，然后把我送到丹德农的疗养院去。我不是一个能待在疗养院里的人，那不是我的天性。另外，我又不是多么金贵的人物，有什么必要把我带出法国？乡下挤满了需要送回家的年轻人。我和你们都被同样的东西拴在了这里，所以别费口舌了，真的，到此为止吧。”

娜奥米把她扶起来喝汤。

“这汤真不赖，那些英伦玫瑰挺会做饭的。”

“这本不关我的事，”娜奥米说，“但我还是想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家人可以照顾你吗？”

“又来了！”米奇厌恶地说，“家人？既然你问起来，我有一个弟弟在塔斯马尼亚岛，不过他完全胜任不了肺结核护士的角色，而且在任何意义上我也不会把他称为我的家人，在那儿我已经被遗忘了。不管怎样，看来我要在这里终老了，穆德罗斯太远了——埃及更是远得叫人不敢相信。这儿就是我的家，谁也别想把我从家里赶出去。塔尔顿夫人应该站在我这一边，而不该雇你们所有人来驱逐我。”

“在我看来，你本来就不该来法国，”娜奥米说，“不过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说辞。”

“如果你是我，你也会来的。你总不想让我错过认识达灵顿少校和那么多有教养的英国小妞的机会吧？现实情况是，战争结束之前，没有人能休息，除非是在佛兰德或者索姆河长眠。”

她把没喝完的汤还给娜奥米，娜奥米把碗放回托盘上。肺结核让米奇咳嗽不止，她用一条旧毛巾捂住嘴。咳嗽带来一阵痉挛，接着平息下来。

“别傻傻地看着我，我还没吐血呢。嗯，吐得还不多。”

“我不会再这样看你。”娜奥米保证。

“而且，要是你还想跟我做朋友，就别再提这码事。这话不只是对你说的，也是对塔尔顿夫人说的。我已经听够了！要知道，为了帮那个女人做事，那个塔尔顿夫人，我坐三等车厢，骑自行车，搭卡车，或者骑马，跑遍了整个内陆地区。我给我们的乡村护士建基地，时常探望她们，好让她们不因为孤独而回到大城镇去。关于这个项目，塔尔顿夫人不要任何赞美，可出现在报纸上的是她的名字。好吧，她配得上这个名誉，但是我是那个骑在自行车上的人，我是那个骑马骑得胯疼腿僵的人。现在，我要求她尊重我的想法，这是我应得的。我不去南方。法国的这一端是战争和痛苦之所在，是我的朋友们所在的地方，也是我要一直待下去的地方。”

米奇护士长啜了一口茶，然后撇了撇嘴，皱起眉头：“茶都凉了，我说得太久了，该死！”

“我再去帮你泡一些。”娜奥米说。

“你太忙了，”米奇护士长说，“让别的姑娘做吧。”

“我去就好。你好好歇着吧。”

“这话听着真够傲慢的，‘好好歇着吧’，我的天！”

“拜托，不要这么敏感。”娜奥米微笑着对她说，“别人会觉得你也姓杜伦斯。”

塔尔顿夫人一直担忧着米奇，她想到位于马赛和尼斯之间的昂蒂布，那里有一栋崖顶别墅，是她丈夫家族的房产。那里仆人齐备，战争期间，塔尔顿子爵的姐夫无暇遣散他们，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正适合米奇养病。塔尔顿夫人之所以锲而不舍地想让米奇去南方，是因为那里有来自北非的暖阳与和风，会让她好起来，而留在这里她会死掉。

娜奥米来房间看望米奇，米奇又抱怨说他们要把她从班克坦城堡赶走。病魔正一口口蚕食着她，她变得面无血色，颧骨凸起，鼻子瘦得像一把刀。

“她觉得我想留在这儿是出于虚荣。”米奇抱怨道，“我想留在这儿，只因为这里是这里，不是别处。”

在娜奥米看来，米奇有一种天赋和气质，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将人们凝聚成一个集体——而法国南部跟其他地方没有差别。塔尔顿夫人已经找到一名可靠又讨人喜欢的红十字会护士，可以跟她去那美好且治愈身心的南方，还安排了几个卫生员陪她们去巴黎转乘火车。可是，对米奇而言，那个出发日期就像是一柄悬在她头顶的利斧，令她无比痛苦，乃至一天晚上艾尔德里医生不得不用一些溴化锂，好使她镇定下来。

到了出发前一晚，米奇护士长已经变成了一道哀怨的鬼影，远不是娜奥米在墨尔本码头看到的那个靠拐杖和假腿登上跳板的女人，那个女人的目的地是欧洲，是战场，她是所有护士的中心。娜奥米开始怀疑，让米奇离开城堡，对她的伤害是否多于好处，于是她去找艾尔德里医生。艾尔德里正在办公室写病历，虽然已经到了春天，但她英俊的长鼻子还是冻得鼻尖发红，她手上仍然戴着露指手套。

“你必须跟塔尔顿夫人谈谈，”打过招呼，娜奥米催促她，“去南方对米奇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也许的确如此，”艾尔德里承认，她伸手夹起一支烟，“但是说服老板是另一回事。听着，米奇到了那边就好了。”

“从医疗角度讲这是好的，”娜奥米说，“但米奇非常害怕。”

“那边有什么可怕的？”艾尔德里问，“我倒希望他们把我派过去。”

然而艾尔德里看得出，娜奥米不会善罢甘休。

“我亲自去见见塔尔顿夫人，”艾尔德里叹了口气，“你也一起来。”

她们穿过走廊，敲响了塔尔顿夫人的办公室门。做秘书工作的红十字会女孩儿打开门，塔尔顿夫人正坐在桌前，对着一大堆文件皱眉头。办公室乍看来有些杂乱——例如四周的墙边堆着一摞摞纸，但是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出这里井然有序。每一张处理过的文书都会被秘书专门收集起来，按照首字母放入不同的文件夹，再按重要性摆在合适的位置。这里有账单、申领表、租赁合同，以及维修、食品、取暖燃料和床单被褥的发票——有些由军方提供，有些是她自掏腰包，还有些由伦敦的基金会负责，需要她寄去清晰的账目。她抬起头，如往常一样，向两人仓促而温暖地问候了一声。

娜奥米和艾尔德里没有坐下。娜奥米开诚布公地讲出了关于米奇的想法。等她讲完，塔尔顿夫人发出一声悠长而优美的叹息。“我们得去看看她。”最后她说道，然后放下手中的笔，拿起一件在走廊里穿的披肩。

受命陪米奇去昂蒂布的英国护士打开房门，米奇带着某种愤怒和厌烦向她们打了个招呼。“总算来了！”她说着，睁开恹恹的病眼，“法警上门了！”

她开始发出可怕的咳嗽声。塔尔顿夫人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握住她的一只手。米奇勉强由她握着。

“出了什么问题，老朋友？”塔尔顿夫人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健康。”

“这是个折磨我的好借口。”米奇说。

“如果我不把你送走，米奇，我会有谋杀般的负罪感。这里的天气太潮湿，而且变化无常。”

愤怒让米奇脸上燃起结核病人的红晕，她疲惫地摇了摇头。

“假如我躺在担架上，肠子都掉出来了，你们一定会想为我做点儿什么，一切都依我，可现在不是那种情况，所以就连我自己的声音也被剥夺了。我受人恩惠，恩人拍着我的脑袋，告诉我，我要被送上火车——被卫生员抬着！像是一个赖着不走结果被遣返的人。

“还有，”米奇气喘吁吁，但是坚持说下去，“还有，你们认为我冥顽不灵——像个老女人，或者四岁的小孩子。人人都哄着我，骗着我，如果我不从，还会强行把我押送过去。”

“亲爱的朋友，”塔尔顿夫人说，“我不会强迫你的。”

“听到这话我很高兴，那么我哪儿也不去。”

塔尔顿夫人沉默了，眼神暗淡下来。

“我有十足的理由留在这里，”米奇重申，“相信我。不能因为我没有讲出来，就把我看作一个顽固的老太婆。问个问题，在这个昂蒂布，我能得到官方的伤亡名单吗？”

“不，希望不要。对你来说，最好当这边的悲惨状况不存在。”

“可这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全世界，是最最悲惨的事。”

“看在上帝的分上，”塔尔顿夫人唏嘘道，“在这个蛇坑里，你做的事情比任何人做的都多。你是得了肺病的截肢者。就算冒着得罪你的危险，我也不想承担杀害你的罪名，亲爱的朋友。”

米奇委顿下来，开始哭泣，带着显而易见的怒火。这让大家安静下来，也让塔尔顿夫人安静下来。

“都见鬼去吧！”米奇怒吼道，然后气喘吁吁地说，“我有一个儿子，我有一个去年春天来到这里的儿子，我有一个快二十五岁的儿子。十八个月前，他报名参军，那些天杀的，他们录取了他。他所在的部队参与了这次进攻，而我却要跑得远远的，去晒太阳？去死吧！都去死吧！”

这时候，她止住了眼泪，因为她发现自己占据了塔尔顿夫人权威和决心之下的一个死角。

“唉，那些日子乱糟糟的，没有结婚的机会。我不得不把这个小男孩儿留给我的母亲，但现在，我儿子知道我是她的母亲。我跟他在布洛涅见了面，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多么男孩子气的小伙子。现在我绝不会离开他，你派卫生员来也好，宪兵也好，都别想把我拖走。”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没有人能接上话。塔尔顿夫人看了看她的两个同伴。

“达灵顿少校会生我们的气的。”她说，“如果你留在这里，他会让我们全都戴着口罩出现在你身边。”

“我不介意这个，”米奇说，“我宁愿待在这里，待在戴口罩的朋友身边，也不想到那儿去，待在露出脸的陌生人中间，而且这里还有……我的孩子！”

娜奥米咽下一口气。她知道大势已定，塔尔顿夫人放弃昂蒂布了。

“我去给你沏点儿茶。”娜奥米说。

“好姑娘，”米奇说，但是言语间似乎在责备她总是放下工作去做这些琐事，“你去干这些活吧，你不是个欺负下属的人。”

娜奥米离开房间后，仍然能听到塔尔顿夫人的说话声：“看来我们必须取消旅行计划了，不过，米奇，你得给我保证，你绝对不许死。”

“只要他活着，我就活着。”米奇对她说。

沏茶的时候，娜奥米想明白一件事。她从前一直把米奇护士长看作所有人的母亲，而实际上她只是一个人的母亲。娜奥米端着托盘，不太敢回去，因为愤怒的米奇显得很陌生，让没有体验过这种情感的娜奥米有些害怕。

她回到门口，房间里没有声音，塔尔顿夫人和艾尔德里医生显然已经离去了。米奇叫她进来，声音已经归于平和。娜奥米倒好茶，米奇让她坐下。娜奥米看到护士长的眼角有新的泪痕，不过那似乎不是无助的眼泪。

“孩子的父亲，”米奇说，“是个外科医生。那时候，他刚刚从爱丁堡来到澳大利亚，初出茅庐，初来乍到，长得英俊又有才华。他明白自己懂什么，但从不恃才傲物，他同样清楚自己不懂什么，在那些方面保持谦卑，所以，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人。男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好，除了那方面。他到墨尔本的时候，表现出一副单身汉的样子，对他已经结婚的事只字不提，更没有提到妻子在待产，而且等孩子长大一点儿，母子俩也会坐船过来。另外，说实话，我那时候更愿意相信他还没有成家。他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相比一个已婚男人，他看起来那么……那么年轻，那么与众不同，而且涉世未深。

“后来，我回到塔斯马尼亚岛的家里，假装成了寡妇，在霍巴特待产。我的母亲是个大好人，一个真正的女人。我的父亲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我母亲开始足不出户，写信给朋友们，说她怀了孕——多么出人意料！她那一年四十五岁了，但是谁知道呢？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孕期，孩子在医院出生后，她把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假装是他的母亲，于是在人们眼中，我就成了他的老姐姐。我的儿子也相信了这种关系。这整个安排都是出于我的懦弱，但是另一方面，我不想让这个男孩儿蒙上私生子的污名。后来我离家去工作，把他留给了妈妈……这是为了他，却也是为了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既快乐又自责，而我不喜欢一直处在自责之中。现在你知道我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儿了，多么愚蠢，又多么浅薄！

“去年春天，我在布洛涅跟这孩子见了面，告诉了他实情。他很生气，一口气冲出了咖啡馆，而我则回到了城里的招待所。可是，那天晚些时候他又找到了我，看到我的时候像这样皱着眉头，一副原谅的表情，然后抱住我哭了起来。多招人疼爱的孩子啊！他还半信半疑呢，可他拼命转动他的整个罗盘，好让指针指向我。问题是，如果我去了这个昂蒂布，他将无法到那里去探望我，而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也找不到他。”

娜奥米抬起一只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它搭在米奇护士长的手上。

“我想塔尔顿夫人现在已经被你说服了。”她说。

“我告诉你吧，”米奇护士长说，“她最好别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在乎她把我的事告诉谁！”

米奇就像在谈论一个仇敌。

5月，洪流般的人群从泥潭涌入急救站。护士们注意到伤口较以往有了微小的变化——它们被多耽搁了一两个小时，因为前线推进了。有传言说，急救站可能也要往东北迁移几英里。

从那些担架员空洞的眼神中，莎莉读出了前线的恐怖。他们有时会马不停蹄地从前线直奔急救站，找到一个帐篷或棚屋，喝一杯茶，随即就被困意击垮，躺倒在某间病房的边缘睡去。这一路，他们要找到战壕深处的伤员，逆着补给食物、弹药和铁丝网的队伍，抬着伤员踉踉跄跄地走在狭窄的铺道板上，那感觉就像大海中的一只小木筏——一个抬担架的人这样向莎莉形容。如果被挤下了铺道板，他们和伤员很可能陷进污泥里，那泥潭深得像是直通地心。

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型毒剂——芥子气。它不是靠阻碍细胞膜和肺泡工作来搞破坏的，而是烧毁一切细胞膜。它会烧毁眼睛、脸、黏膜和肺。芥子气中毒者在入院病房被卫生员脱光衣服，然后用一条干净毯子裹着，抬到一副干净担架上，送进毒气病房。这样做是因为，芥子气的油性气雾可以通过布料渗透进去。

莎莉此时轮岗到了毒气病房，指导这里的护士和卫生员给中毒者的全身——甚至包括腹股沟和腋下——喷洒碳酸氢钠。其他护士匆匆端来冒着蒸汽的硫酸盐和苏打给他们吸。如果中毒者仍然没有好转，而且感觉就要被自己的肺液呛死，那么卫生员和护士就会跑去拿氧气缸，给他们戴上氧气面罩。护士们用尽一切手段，帮那些赤裸着身躯、满身水疱、喘着粗气的男人把毒液漱出来，清洗他们的鼻子和眼睛，但是他们浑身都散发着毒气。每过十五分钟，护士们就必须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咳出窜进喉咙的毒液。

一天晚上，布莱特到病房里匆匆巡视了一圈，对莎莉说，芥子气中毒者的头痛就好比有酸水持续不断地从他们鼻孔里钻进去。这种溺水的感觉造成了随处可见的、令人双目圆睁的痛苦。

最后，他们可能会用氯仿和吗啡来缓解疼痛与恐慌。病房医生不止一次让莎莉割开中毒者的手臂放血，以减少他们对氧气的需求。一个病人的心脏因水肿而衰竭，莎莉跟护士们拿起注射器，给他注射樟脑和垂体激素。

傍晚，又一批救护车到来，病人们从入院病房转到毒气病房，莎莉跟在一个中毒者身后，身边的卫生员提着煤油灯。她刚才去入院病房，是为了预估毒气病房的棚子里还会增加多少人。一如往常，夜晚的背景音是枪炮的交响乐和军令的咆哮声。刹那间，一阵巨大的噪音从上方穿透下来。她听到飞机下降，仿佛是冲自己而来一般，她大声发出警报，然而，所有人的声音都消失了，或者说被更大的声音吞噬了。她周遭的空气被抽走，身体被一股凶残的力量向后甩去，她狼狈地摔到地上，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屁股撞进了泥土里。

她躺在地上，时间仿佛停滞了。“快熄灯！快熄灯！”她终于听到一个卫生员中士大喊。

过了一会儿，灯都熄灭了。她看到，自己先前跟随的那盏煤油灯碎裂在远处的石子路边，一只连着一截胳膊的手还提着它。它原本用金属盖盖上了，但不知怎么还是被那个夜间飞行专家看到，遭到猛烈一击。在前面抬担架的人和病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一小块一小块地溅落在那盏熄灭的灯旁边的弹坑里。第二个卫生员的脸被划伤，他怔怔地坐在原地。他和莎莉被气浪推向了一个幸运的方向。

莎莉在如雨的尘埃中站起来，周遭是一片死寂的酸雾，但并不平静，它充斥空中，冲击着耳膜。她听到更多的飞机出现在低空。她跑向病房，驱使她的是美德还是恐惧？圣公会随军牧师的黑影——正是那个在山上主持葬仪，并在其间充当卫生员的牧师——从病房的门帘里钻出来，一把抓住她。

“你必须找个掩体，护士。”他大声喊。

这个提议让她发火。

“不，”她说，“我得待在病房里。”

奥诺拉·斯莱特里从里面出来，挤开两人。她肩上扛着一个裹着毯子的病人，向战壕方向走去。这似乎很荒唐，但是莎莉已经没有心思判断这一幕究竟是古怪还是正常。她冲进这间总是灯光暗淡的病房，此刻里面却明亮起来，因为其中一盏煤油灯碎了，点燃了地板。她拿起一条毯子，跟病房医生一起灭火。一些本不该坐起来的病人坐了起来，用令人怜悯的眼神四处张望，大声叫喊。这场轰炸惊醒了他们的身体，激活了他们的呼吸系统。爆炸声继续从不远处传来，说明那些飞机可能正在试图炸毁防空气球——飞行员们憎恨这个奇怪的新玩意儿。

“我和你们在一起！”她大声对病人们说，虽然她听不清自己的声音，而且后来又觉得这话说得太戏剧化。

“到门口看看怎么样了。”病房医生有些癫狂地说。

她跑到门口，推开两层门帘，就好像她可以从那里解读出飞机的意图、编号和轰炸的路线。在横亘病房和战壕的巨大夜幕中，大概有十几个哭泣的男人一瘸一拐地行走在院子里和小路上，还有一些人或跪在地上，或挥舞着双臂，胡言乱语，或者尖叫咆哮。他们的衣服上别着“未确诊（精神类）”。

这时，她看到奥诺拉从胸外科病房里出来——她去那里干什么？她肩膀上背着另一个男人。“你在干什么？”莎莉对她喊道。莎莉此刻恢复了清醒，明显看出奥诺拉精神失常。

“我把病人送到战壕里去，”她大声回答，“我把第一个送进去了，结果发现是个德国人，想不到吧！”

她的目光透着癫狂——如果有力气，她可以把病房里的所有人背到狭窄的战壕里去。毒气病房里，莎莉自己的卫生员也开始帮忙运送病人。

奥诺拉一直这样跑前跑后。莎莉转身回到毒气病房，走过仍然惊魂未定的护士和卫生员，他们都觉察出，某件重大而尚未明了的事情发生了。病房医生跟那些难以安全转移的中毒者待在一起。两名护士走来走去，把脸盆扣在病人们头上，以防他们被弹片伤到。这算不上多么合理的做法，但是给了护士们一种心理慰藉，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在对抗这场灾难。

病房医生告诉莎莉，手术室附近出了些状况。他们可以闻到氯仿和乙醚混合起来的刺鼻气息。如果那里着了火，那么无论造成什么后果，所有毒气病人都必须转移。

莎莉也加入其中，帮一名已经走到帐篷后门的护士一起搬运。刚走出几步，她们就看到手术室开始燃烧。空气中弥漫着麻醉剂的气味，它来自破碎的氯仿瓶，而助燃的则是乙醚，它挥发的气体让火焰迅速蔓延开来。

莎莉听到了人们的哀号。某个人大喊：“水管不出水了！”一群护士和卫生员提着水桶试图灭火。有没有医生、护士和病人困在手术室里？她知道，水无济于事，要用土或者沙子才能扑灭燃烧的乙醚。此时此刻，她完全恢复了理智。她转身回到毒气病房里，没有理会病房医生，大声叫护士和卫生员抓紧把所有病人都送到战壕里去。

“你自己过去，护士。”病房医生说。

“不。”

“你快去！”他吼道，“我已经把其他护士都派过去了。”

“好吧。”她说，她知道到了外面的黑夜里，她会有充分的自主权。

刚刚踏出一步，她就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又一声野蛮巨响，但那声音没有切近到令她改变去向。她开始连推带拽，将那些发疯的、哀号的、祈祷的人们送向他们不想进去的战壕。这时，她又想起胸外科病房和癫狂的奥诺拉。

本该在最初起警报作用的警笛这时候才响起来，向每个人确认这场劫难。寂静一瞬间犹如一只巨掌拍击在大地上，令万物肃然无声。一切说话声乃至呼喊声都被盖过了。空气中弥漫着手术室之火的焦臭味，余烬如白雪般飘落下来。

莎莉听到痛苦的呻吟声从一座半塌的帐篷里传出来。帐篷里，奥诺拉正在把病人抬回床上，其中一个耳朵被炸伤，正在流血。“我也来帮忙？”莎莉问，然后上前帮忙。几个卫生员也到了这里，重新支起帐篷的柱子。最后，出于某种默契，大家共同完成了工作，她跟奥诺拉离开了修复后的帐篷。手术室焚烧的余热飘荡在急救站里。莎莉回到毒气病房，绕开了她的弹坑——里面撒着毒气病人和卫生员模糊难辨的血肉碎片。她看到弗洛伊德和莉欧诺拉救火失败归来，朝她和未被殃及的胸外科病房走来，她们神色镇定，仿佛只是像往常那样来值班。她们小心翼翼地穿过遍地残骸，但是没有惊恐。莉欧诺拉走到莎莉面前，说：“一个卫生员告诉我，他们炸掉了停尸棚。多么伟大的胜利，对不对？”

一些衣服上别着“未确诊（精神类）”的病人仍然在急救站游荡，他们或迷茫地哆嗦着，或说着话。一名卫生员还从双教堂路上追回了一个。卫生员们握着他们的手，或扶着他们的肩膀，领着他们回病房。这流露着兄弟情谊的一幕，让莎莉在回毒气病房时流下了眼泪。她想知道，在这段充满枪声和火光、飞机不分目标地狂轰滥炸的时间里，复苏病房里发生了些什么。

破晓时分，护士们回到食堂，看到病房后面——此时看得更清楚——三分之二都已焚毁的手术室。十分偶然——莎莉从弗洛伊德那里得知——当时那里几乎空无一人。外科医生都在入院病房，两名卫生员则早已被炸飞。

在食堂的饭桌上，女人们狼吞虎咽地喝着甜茶，吃着浇上昆士兰糖浆的面包，仿佛想要再度投入她们亲切、安全、让人可以安眠的故土的怀抱。布莱特少校敲门之后走进来，带着一种男人的天真和懵懂——几乎让人心疼——告诉她们，他举荐她们所有人得军功章。她们或坚守病房，或出来救火，或仁慈地帮他人处理伤势，或把桌子、水盆放在病人头顶，给他们安全感，或把他们搬到床底下——即便有卫生员大声要求她们去战壕。“不过，”他说——就好像这个疯狂的夜晚能引来多大关注一样，“到底谁能得到这份荣誉，还要看军方的想法。”

她们听着，因为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但是，军队的荣誉在女人们心中的地位很低。让奥诺拉欣慰的是，她得知自己从胸外科病房背出来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一名英军上尉——不仅是英国人，而且会说德语，名叫亚历山大·索斯维尔，是个知名小说家，前英国内阁大臣菲尼斯特雷勋爵的侄子。人们猜测，如果真的要颁发奖章，肯定是给奥诺拉的，但关于她，人们最纳闷的则是，一个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的女人——在那非常时刻——是如何背起一个在病房里等待手术的、六英尺高的瘸腿男人，并把他扛到战壕的。

而且这些事丝毫没有影响奥诺拉，她吃完早饭又立刻回去工作了。她满脑子只有工作，那一点儿同情心已经离她而去。她用一种凶悍而机械的方式做着这一切。这跟丹克沃斯不无关系。

“由她去，”波尔格护士长说，“过一个小时我会把她抓回来休息。”

莎莉也去了她的病房，但在垮掉之前，又回到食堂倒了一杯茶。她的大部分毒气病人已被抬上撤离的救护车，现在要靠后方医院抚慰和拯救他们了。眼前能做的只有歇着，直到手术室重新启用。奥诺拉跟着波尔格护士长回来了——可以听到她们在回来的路上聊天。

卡拉·弗洛伊德也来了。她早晨一直在疏散病房帮忙——在旁照料被搬上救护车的伤员。此刻她走进帐篷，看到奥诺拉、莎莉、莉欧和其他几个人，于是站在那里凝视着她们。奥诺拉正在小桌上写着什么——她们都害怕昨晚的轰炸又让她受了惊扰，让她又开始给那个办事处写信。

“听着，你们大概都已经听说了我的那位外科医生。”卡拉·弗洛伊德宣布，“博因顿，他是个美国人，从皇家医疗队转到了这里。你们不必胡乱猜想了，这都是真的。我告诉你们，以免发生什么意外。昨天晚上我们本可能一起烧成灰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意味着，我有两个理由让利姆诺斯岛上的朋友们别再默念‘可怜的老卡拉’了。”

接着她坐了下来。莎莉不知道是该祝贺她，还是该默不作声。我们这些人一下子都疯了吗？莎莉怀疑。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消息。”莉欧做出了最正确的回答，“希望你们幸福。”

“好吧，”弗洛伊德说，“谢谢你。”

“还有呢？”莉欧问，“多给我们讲讲。”

“他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美国人，他在芝加哥执业。他不是犹太人，这意味着墨尔本的家人们该呼天抢地了，不过我在芝加哥听不见。唯一一点……”

她眨了眨眼睛。

“我的舞台梦就要结束了。女人们都是傻瓜，我们没法不牺牲自己。圣母马利亚是牺牲品，这就是我们女人。”

她转向奥诺拉，奥诺拉正背对着她，在小桌上写信。

“奥诺拉，”她坦率但温柔地说，“奥诺拉，亲爱的！听我说，他死了，在利姆诺斯岛带我们郊游的那个好人，他死了。他不该死的，但是他死了。你再设想出多少种情况都没用。别再写信了，拜托。”

奥诺拉停住了笔，但是没有回头，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弗洛伊德走过去，把双手放在那对僵硬耸起的肩膀上。这时候，警笛再次发出搅动空气的悲鸣声。那些飞机回来了，已经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飞得既低且快。莎莉僵立在原地，承受着第一颗炸弹带来的震颤。女人们不由自主地冲了出去。爆炸声铺天盖地，让莎莉差点儿小便失禁——虽然它至少来自一公里之外。一名卫生员中士跑过来大喊：“防空洞，女士们，离开病房！去战壕和防空洞！”

但是莎莉还是跑向复苏病房，想看看有多少人昨晚被重创到无法挪动。对于这些人她也无可奈何，但还是想知道人数。两个面色苍白的护士待在那里，看起来颇受惊吓，但是岿然不动。她们一直在照顾四个伤员，其中至少有三个，任何医生都会将他们评估为将死之人。女孩儿们的站姿十分专业，双手半交叠于身前，让莎莉想起卡拉·弗洛伊德那句话：“圣母马利亚是牺牲品。”

而她自己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她的提议下，她们三个给病人扣上了水盆——十分滑稽地遮住了他们的脸。这是一个荒唐的举动，徒劳无功，甚至可能增加伤害。也许事后这个行为会被嘲笑，但是此刻它被当成了一项严肃的工作，因为更大的动作——比如把他们挪到床下——一定会要了他们的命。这些人距离残存的手术室太远了，更何况那里已经没有麻醉剂，可是，让他们在没有护士看护的情况下自生自灭是可耻的。与此同时，高射炮敲着连续不断的鼓点，像是伴奏的乐器，而炸弹降落的呼啸声则是这曲交响乐的高潮。

莎莉徒劳地握住一个病人的手，轻柔得像是在把脉。这时，她看到布莱特少校出现在门口。“能不能，请你……”他喊道，但路边的爆炸声让他重说了一遍，“能不能请你去防空洞？杜伦斯护士，做个表率，拜托！”

两个年轻护士注视着他，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这是伯德伍德将军的命令。”他大吼起来。莎莉挥手叫两个女孩儿跟他走。她正憋着尿，害怕一颗炸弹袭来，震得她颜面尽失。

布莱特冲到她们身边，像牧羊一般把她们领到一处战壕前，扶她们跳下去，然后带她们沿着战壕来到一个防空洞前——一个莎莉从未进来过的掩体，漆黑的坑洞盖着厚厚的木料和沙袋。她走进去的时候，布莱特抓住她的手臂，脸憋得通红：“你受了那么多年的训练，怎么敢冒这样的险！”

里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些护士，奥诺拉就在其中。弗洛伊德也在，她近来正努力治愈奥诺拉的妄想症。此外还有波尔格护士长。

奥诺拉喊道：“护士长，这绝对是个愚蠢的命令。我们走了，病人们会恨死我们。”

“他们是今天的病人，”护士长说，“如果你们被炸死，谁来照顾明天的病人？”

奥诺拉怒容满面。护士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用手拍了拍，冲着遥远而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大声说：“当警笛响起时，如果你们不来这里，他们很可能会把我们调离急救站。将军说他不会把我们置于险地，如果我们把自己暴露在战斗机下面，他就会把我们调走。你们明白吗？”

她摇了摇手里的本子，说道：“现在，我想请你们付食堂的账，别告诉我你们身上没钱。”

她打开本子，开始历数每个护士欠下的雪莉酒、柠檬水、姜汁啤酒、葡萄酒和白兰地的钱，摆出收款的架势——不管能否在此时此地收上来。

一阵巨大的爆裂声从她们头顶的地面传来，让她们猝不及防——每次都是这样。在那残忍而跋扈的巨响之下，她们摇摇晃晃地紧靠在一起，接着发现她们的耳朵几乎被震聋了，但是护士长依然在读。

“斯莱特里，十一先令六便士。弗洛伊德，十二先令八便士。卡斯门特，十八先令七便士——你买了太多巧克力……”

警笛宣布暂时安全了，而护士长还远远没有结束收款。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飞机发动机的声音让护士们很难在白天入眠，而晚上她们也不敢睡着，生怕救护车在夜间到来。日落之后，敌机不分青红皂白地横扫夜空——在黑暗中，他们连双教堂村的婴儿摇篮和传言中向西迁移了几英里的英国大炮都无法区别。

在那些夏夜里，没有比遗弃这些吓得目瞪口呆的男孩儿更糟糕的事情——他们知道空袭来临了，但是动弹不得；而在地面的纷杂喧扰之下，也没有比凑在一起听那个年长女人——那道会说话的屏障——一本正经地读账单更加私密和愧疚的事了。

这反常的日子里

这反常的日子里，莎莉总会在夜班结束后吃十分钟早餐，然后睡到上午10点半左右。这时候，一种紧迫感会将她唤醒，催促她回到病房。然而有一天清晨，她仓促的早餐被打断了。“有一个男的要见你。”一名护士告诉她。

莎莉立刻知道了是谁，查理·康登。如果真是他，那么这所有可怕的日日夜夜都可以抹去——虽然这仅仅是一个象征。她走出去，在复苏病房旁边的小路上看到了他。他正斜靠在棚屋边，一辆自行车撑在他身旁。她第一次注意到，他的面孔变得更成熟了，五官的线条变得硬朗。她立刻觉出，这是一张饱经磨砺的战士的脸。她感觉到，他不仅可以承受任何可以想象的事，而且自己也可能做得出来。见到他新的样子，比单单见到他更令人意外。他成了另一个男人，她心想，正如我成了另一个女人。我们依然可以对话吗？她很想与他交谈。

“啊，”他惊叹了一声，仿佛没想到能见到她，“看来一切都好。我听说你们遭到轰炸了，不得不说，我很担忧。因为我们现在在安全区，所以我借了这辆自行车，骑下来看看你。”

“骑下来”，她注意到这个说法，那意味着他一定是从北方过来的。

“查理，”她说，“谢谢你。我们的状态都很好，只是睡眠不足。”

“是的，”他说，“我们那边也一样。这让人变得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是不是？”

“可是你……你看起来……”

“怎么？更丑了？”

“你还画画吗？”

“我还画素描。”他说，“你知道吗，一个吻可以给我的才能插上翅膀，不过我猜这里不行。”

“进来喝茶吧。”她说。

如果在天大亮之前没有救护车队到来，他们就有时间好好聊一会儿。刚才这几句寡淡的话，似乎是与一个头脑中萦绕着前线恐怖的人交流的最好语言。况且他还刚刚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不知多少公里？——来看看她是否安全。

他们走进食堂帐篷。

“我可以给你弄点儿威士忌，”她提出，“如果你想喝的话。”

这些日子里，威士忌、黑啤、白兰地都有供应。护士们可以决定某个病人需要喝两杯，然后就可以从食品储藏室里取。她们已经开始在未确诊病房里大量使用它们了。在一个健全的世界，威士忌和白兰地是不能跟阿片制剂一起使用的，但在眼下这个世界，快速起效更加重要。

他说：“来点儿威士忌总是好的。”

“稍等。”她会心地竖起一只手指，走去倒了一大杯，然后端回来给他。给他这点儿小小的款待，让莎莉备感快乐。

“要是护士长走进来，”她说，指了指杯子，“我们就假装这是茶。”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向他举杯。

“祝你永远健康。”她说。

她又打量了一下查理，不敢想象——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以对这种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可他真的成了这副样子。每当见到他时，他都会给莎莉这种印象，而一旦他离开，这种感觉又随之而去。

“看到你，让我轻松了很多。”她说。

“轻松？”他问。

“当然会感到轻松。我们在这里见到的只有伤员，看起来——虽然未必如此——所有男人迟早都会负伤。还是再给我讲讲素描吧……”

“我在安全区画了一点儿，但那边实在没什么可画的。色彩太单调了，画素描和油画都很难，只有黑色、土褐色和黏黏糊糊的黄绿色，不合美学。这威士忌真不错。”

“告诉我，你骑了多远的路？”

“我也不知道。”

他虚虚地指着北方：“我在那儿过得还不错，而且说实话，我很想你。”

“我也一直记挂着你。”

他冲着杯子里的威士忌微笑了一下：“我的姑妈们总说她们记挂着我，你又不是我的姑妈。我会接受类似这样的话：‘我也一直很想你，查理。’或者干脆告诉我，你没有那么想我。”

“我在这里忙得晕头转向的，可又总害怕某个担架上的人是你。我脑袋里总是想着你。”

“啊！”查理说，这是他一直想听到的话，“总是想着我。听到这话我真高兴，莎莉，这正是我想要的。”

她注意到，护士们正在他们身边忙前忙后——一边拿早餐盘，一边会心地点头眨眼。等查理·康登走后，会不会有更多人自作聪明地朝她挤眉弄眼呢？当然，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有一种想法，如果我想你想得太多，你可能会出事。”

“别开玩笑了，你们可是急救站的女孩儿。你们最清楚，多少白天和夜晚，我们根本不相信自己能活下去。即便活过了这些日日夜夜，还有其他不可想象的日夜等着你。不过……这个早晨我还是来了，骑着自行车，此行对我的重要性怎样形容都不为过。”

听到这样深情的话，莎莉感到无比欣喜。

“我很少有这么感动的时候。”她告诉他。

帐篷此时几乎空了，其他人结束了窃窃私语，决定给他俩一点儿自己的时间。查理伸手握住她的手腕，莎莉心里盼望着更多的激情，可是在这里不可能发生。

“我需要在今晚7点之前回去，所以我必须在下午3点半左右骑车出发。这是为稳妥起见，因为临近傍晚时路上有点儿不安全，而且车来车往不好走。”

他仿佛是在解释，为什么此刻他只能握住莎莉的手腕。

“好可惜，”他笑道，“现在没有一个来自麦克利《阿耳戈斯报》的摄影师走进来，给我们照一张相，‘两个勇敢的麦克利战士’。”

莎莉说：“很难相信麦克利还存在。”

但不幸的是，麦克利的洪流顷刻间向她涌来，冲刷出那次未经供认的谋杀。正如她预料的，这一切如疾风骤雨般到来，无论她经历怎样的大屠杀，那件事都无法缩成一个小污点儿。莎莉也知道，这件事必须告诉查理，如果她想让他继续满怀热情地来法国或佛兰德的乡下找自己的话。

“啊，我确定它还在。”她听到查理说，“它在那里岿然不动。对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大地总是漠不关心。等你日后回到这一带，你会发现，战争的泥沼都等待着再度变回草场。可能今年不会，甚至未来十年都不会，但是这种趋势是无法抑制的。污泥的下面，绿色的生机蠢蠢欲动。”

护士长进来了一下，对他们说：“早上好，护士；早上好，上尉。”这时候莎莉才注意到他的肩章——上尉。

他低声说：“别当回事。十五个人一个排，六十个人一个连，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补充了许多新鲜血液，逼迫着像我这样的老手升上去。”

“新鲜血液？”她带着恐惧的口吻问。

“我该选一个更好的词的。”他说。

他们决定走路去镇上。两人路过墓地和一片大麦田——那是一位农场主勇敢地种下的，是和移动的前线的一场赌博。他们从南边进入镇子，市政厅附近有一座两层的办公楼，楼顶已被炸碎，但街上的人行走如常。胸脯丰满的农场主太太们在阳光下一边购物，一边闲聊。

“我喜欢这些小镇，”查理对莎莉说，“我总是给它们画素描，不过别担心，我今天没这个打算。”

他举起一只手，指着镇子周遭的风景。

“这一切多么美好，多么和谐。人们数千年来在这里耕种，这里让我们想起自己从哪里来。我想说的其实是麦克利，那是个多么神奇的河谷！那是一个需要伟大画家来描绘的地方，又是一个蔑视画家的地方。它说，来吧，放马过来，你这个无能的草包！它可以引爆塞尚的调色板。他必须想办法调出他不会在这里使用的颜色。那是我们特有的，我们澳大利亚特有的颜色。我们有那样的地方，但是没有画家，而这里的色彩如此晦暗——虽然不失精微。这里的画家呢？我的天，最杰出的画家被这里点燃。顺便一提，我休了一次假，去了这边所有的美术馆。”

“我们参观过卢浮宫，”莎莉说，“但是没有看够。我们不懂欣赏，就是找点儿乐子。”

查理咧嘴笑起来：“找乐子没什么不好。如果五十年后，有女孩儿看我的作品找乐子，我会很开心。让我惊奇的是，在前线，你已经……嗯，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你每天都在处理那边的问题。就在前线西南五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幢幢精美的画廊。一个朋友带我去了落选者沙龙，那里展出的是战前被法兰西美术院拒绝的画作。真给我上了一课，就连落选者的画都那么精彩绝伦。事实上，如一个朋友所说，容易遭到拒斥的正是那些有才华的人。落选会带给你一些有趣的影响：一部分的你心想，好吧，你就这两下子，小年轻，回家给三流报刊配图去吧；而另一部分的你则坚信，我可以画出了不起的东西！”

莎莉说：“在我看来，你可以闯出一片新天地。”

她确信，查理可以把他的所见所学带回澳大利亚，落地生根。至于会遇到什么困难，她现在并不太关心。

“没错，我的确想闯出一片新天地。”他说，“知道吗，一个我在这里认识的战争题材画家带我了解了一些新流派，其中一个叫作漩涡主义，画的全都是些可怕的东西，好像一切都要从排水孔渗下去一样。这个理念似乎正反映了眼下这个时代，不过让我困惑的是，怎么把这类东西带回澳大利亚，它们跟这里的一切太格格不入了。它们不是欧洲的，而是反欧洲的，却又总是欧洲的。”

他们转进一间有暗色玻璃窗的木板房小酒吧。一个镇上的男人和太太坐在一张桌子边喝酒。他们算不上好看，但是有他们在旁，让莎莉感到和查理同坐一桌别有乐趣。查理点了红酒，她也准备一起喝，体验一下这不合她口味的冲击力。

这时，两个农场主走进来，各自用随意的姿势向他们敬了个礼，表达对这些村镇守护者的敬意。

红酒端上来时，查理当即喝了一大口。莎莉也喝了一口，仍旧觉得辛辣和奇异。

“当然，”他继续说道，“我们和法国人没有本质的区别，除了我们有点儿无知之外，不过你认为那边的农场主在乎魏尔伦或者修拉是谁吗？他们也不过是一些小奶牛场主而已。所以我认为，澳大利亚迎头赶上的日子就要到了，唯一需要的就是一点点耐心。”

听到这个温和的愿望，她微笑起来。当查理喝完他那杯酒时，莎莉产生了某种陌生的感觉，让她如那架德国单翼机第一次到来时一般惊愕。她想起奥诺拉有一次这样说起莱昂内尔：“假如我有了他的儿子，他就没有完全消失。既然人间还有一个他，那么就有了两个他，有了两个闪闪发光的灵魂。”

她说：“你最近有假期吗？”

他的眼睑悄悄低垂了一下。

“最近有个重要的军事行动，不过……我想11月也许会有假期。”

她发现两人都已喝光了杯中的红酒，她不自觉地跟查理保持着相同的步调。他又点了一些。刚刚喝过威士忌，现在又喝这么多葡萄酒，可见他已经成了一个酒徒。据说他们在前线的确要喝酒——毫无疑问，有些事情在半醉的状态下才能做到最好。

“听着，”她说，“我不知道修拉是谁，我想跟你一起去巴黎看看他的画。”

“莎莉，”查理说，他的脸涨得通红，似乎知道她能准确地读懂他——他的热情和渴望，“如果我们的假期可以碰到一起，我非常乐意带你去。我会啰唆得让你抓狂，就像在鲁昂时一样。我会变成一个更加讨厌的万事通。”

忽然到了该点些炖菜和面包的时候。吃完之后，他们散步走出小镇，来到巴波姆路边上的一座耶稣受难像前，在这个树荫遮蔽的角落，查理突然热切地把她拉到身前，这正是莎莉所期盼的，她怀着感激，全力回应着这个吻，并渐渐采取了主动，配合着他的动作，表明他可以期盼从她这里获得回应。他们吻了很久，体会着融为一个坚实整体的感觉。此时此刻，即便有一个驾着马车的农场主出现，或是一卡车的英国大兵吹着口哨从旁路过，他们二人都不会分开。

然而，那种感觉再次涌起，她难以自禁地感到自己没有资格领受眼前的欢愉。离他越近，就越需要告诉他自己做出的那件事。她没有用力挣脱，以免让他吃惊或沮丧。她只是简单地把头扭到一边——就像是需要呼吸。

“我今晚要值班，”莎莉告诉他，“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骑。”

“我们还要一起去巴黎吗？”

“希望如此。”她说，因为她真的还怀着这样的希望。她小心翼翼地避免让查理感到迷惘，但她可以看出，他还是有一点儿困惑。那不是一次游玩，而将是对查理的考验，同时也是对她自己的考验。

“好了，我该骑车回去了。”回到了停车的地方，查理说。

他骑上车，一只靴子踏上车蹬。莎莉再一次看出查理的迷茫，于是大声说：“查理！”

查理看着她，满怀期待。

“毫无疑问，”她说，“你是男人中的男人。”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他微笑着问，“对于军队中的人来说，这句话没有什么意义。”

“这句话意味着我的爱，就是这样。”

他欣喜若狂地笑起来，他一路骑过来，盼望的正是这个。

“对于你这样的女孩儿来说，这真是了不得的坦白。”他喃喃说道。

不息之恶

弗洛伊德私下对莎莉说，除非奥诺拉现在就倒下，否则她就真的会垮掉，再也站不起来了，接着她真的倒下了。奥诺拉已经昼夜无眠、连续不断地工作了很长时间。随后她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她无力地扶着病房的门，看着一张张病床痛苦地皱眉头，然后如瘫痪一般僵立在原地，仿佛所有伤员都平等地需要她的照顾，以致她谁也照顾不了。她过分劳碌的身体散发着夏日的汗臭味。总会有这个或那个护士走过来，抓着她的胳膊把她带回食堂帐篷，但是她仇视任何帮助，总是将她们的手甩开。

最后，布莱特少校亲自来了，在他克制的权威之下，莎莉和莉欧握着她的手臂，把她带离了病房。她们帮她擦洗了身体，收拾好东西。“斯莱特里护士即将被送回鲁昂休养一段时间。”布莱特向大家宣布。她的行李准备妥当后，布莱特把她送上了车。她像老年人一般缓缓移动，而且在巴比妥的作用下有些晕眩。弗洛伊德、莉欧诺拉、莎莉和护士长隔着车窗向她吻别。

出乎意料的是，布莱特打算跟她一起过去，然后在傍晚之前，救护车队通常到来的时间赶回来。他绕过汽车，在走向另一侧车门时遇到了莎莉。

“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他对莎莉说，“但她的情况不止跟她的未婚夫有关。未婚夫牺牲的痛苦被她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放大了。”他说这些似乎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必须为奥诺拉辩护，以免别人认为她的情况没有那么糟。

布莱特坐进汽车后座，整了整奥诺拉腿上盖的围毯，动作好像一名仆人。他是否被奥诺拉的痛苦迷住了？汽车走远后，弗洛伊德说：“他想要她好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他就可以跟她说说话。他不想让她痛苦发狂，把自己永远关在围墙里——像一个修女或者疯子。”

傍晚之前，布莱特就回来了，而救护车队也如期而来。这个夏末和初秋的进攻——为了在圣诞节之前带来和平，以及将1917这个数字永久地定格在人类心中——据说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双教堂村的病房里却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这些残躯和尸体可以与胜利画等号，那么很难想象失败的公式是怎样的。

然而，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降临，大地再度冰封，战争也因气候的变化暂时止息。夏天似乎只持续了很短的日子，所有机会都很快被浪费掉了。在复苏病房里——莎莉已经回到了这里——她和护士们戴着巴拉克拉瓦帽和士兵戴的衬帽，手推车上放着热水瓶，在碰触病人前用来暖手。当瓶中的热水冷却，快要结冰时，她们会把水再次烧热，用来冲热可可或保卫尔牛肉汁。

这是莎莉迎来的第三个战争的冬天。在一个个潮湿的白天和冰冷的黑夜之间，查理·康登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写到了他预计可以和莎莉在巴黎相会的休假日期。她很庆幸这封信不需要辗转递送，因为有传言说他们的急救站将要向东北迁移，进入佛兰德地区，靠近奇特的小城伊普尔——军官们将它读作“伊普”，而士兵们则将它读作“威普尔斯”[14]。

她是在食堂收到信的，却把信带了出来，在灰蓝色的天空下，站在一块冻土上读着。她仿佛站在远处观察自己的内心，抓住这奢侈的机会，不加掩饰地哭泣起来。泪水是连接她和康登的一条必要的河流。

但这些眼泪还有其他缘由。他会好起来的——只是肩胛骨附近多了几个钱币大小的弹片，他写道，屁股上也有几个，那些金属片仁慈地避开了他的脊椎。莎莉遇到过脊椎中弹的人，知道那是什么样子。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这件事必须告诉他。杀死一位母亲的罪孽并不会被杀死千万人的罪孽湮没。老练的莎莉·杜伦斯护士偷来了救人的吗啡，谋划着将它们全部注入母亲的心脏——注入那颗慈爱却满怀遗憾的心，但她不会告诉康登娜奥米的部分。我计划了那次谋杀，她会这样说，也是我亲手做的，那是我能力所及。

在覆着寒霜的阴沉天空下，莎莉明白，她的一部分仍然属于一万两千公里外的那个房间，它跟复苏病房或毒气病房一样近在眼前，所以，她无法像普通的女孩儿一样跟查理一起在美术馆里昂首阔步。即便告诉了他，他也会被重重的思虑折磨，最后她也许猛然惊觉，自己已经全身而退，又变成孑然一身。

即将到来的会面带给她希望和忧虑，让她在外面的寒冷中又待了三分钟。接着，疲惫和寒战迫使她回到自己的床铺上。她的床铺在一座新建的护士棚屋宿舍里，宿舍被分为几个三到四人的小间，中间有一条走廊。就算到了这里，她也坚持跟弗洛伊德和莉欧待在一起——让那些说她们拉帮结派的人见鬼去吧。在炮声和飞机冲上云霄的呼啸声中，她沉沉睡去。起来之后，她回味着查理的信，以及其中包含的美好期许。不到凌晨4点，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响起，代表着一支新的救护车队已经到来。敏感的自我再次淹没在忙碌之中。

白天晚些时候，莎莉找波尔格护士长请假，然后给康登回信，把那个健壮的女人批准的休假日期告诉了他。

在12月的前几天，她们被告知，急救站真的要搬走了——连同它的所有手术器材一起搬离双教堂村，去一个尚未公布的地点。莎莉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以防急救站在她在巴黎的时候搬家。她带着一个小一些的旅行包前往首都，跟康登上尉相会。她搭了一辆去亚眠的卡车——是一辆给急救站运送物资的八吨级货车。在从亚眠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她睡着了，但是及时醒了过来，跟两个加拿大护士商量着结伴而行。她们花了一点儿时间交换意见。由于带着行李，她们不太愿意坐地铁，更乐意分担在巴黎北站搭出租车的车钱。两个加拿大人在阿拉斯附近的一所医院工作，上火车前已经经过长途跋涉，看着有些呆滞无神——那是超负荷工作的倦容。我看起来也是那个样子吗？莎莉怀疑。

出租车送她们去特雷维希街，那里有一间红十字会的护士招待所——其中一个加拿大护士来自蒙特利尔，所以可以用法语告诉司机，那里靠近旺多姆广场。她轻声告诉同伴，那里也邻近女神游乐厅。第二天早上查理才会来，所以拿到房间钥匙后，莎莉接受了她们的邀请，准备跟她们共进晚餐。她们说明天要去市区逛逛——在好好睡一觉之后。

莎莉6点多来到餐厅，她看到两个旅伴已经在一张餐桌边入座。桌布是新换上的，刚刚浆洗过。在房间的另一端有另外一个女人，她一个人坐在桌前，似乎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虽然背朝她们，但是她的轮廓，还有她吞咽面包和炖菜时肩膀微微颤动的样子如此熟悉。莎莉吃了一惊，接着立刻产生了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很明显，坐在那儿的是娜奥米，她保持着一个贞洁女人的姿势，低垂着目光，独自在大庭广众之下用餐。

她必须马上告诉她的新同伴。她转过头对二人说：“我有点儿惊讶，我姐姐竟然坐在那边，她还没看见我呢。”

她们想知道娜奥米在哪里工作。

“在布洛涅。”莎莉说。

“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其中一个加拿大女人说，“但我们理解，如果……姐妹俩可能没有很多机会聚在一起聊聊家事。”

那正是我们要做的，莎莉心想，聊一聊家事，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娜奥米听到了她们的说话声，从桌子边站起来。看到她凝重、瘦削而又沧桑的面容，莎莉心底涌起一股柔情。

“我在休假。”莎莉笨拙地告诉她。娜奥米展开双臂抱住莎莉，莎莉也搂住了她。这件事现在变得容易了许多。

娜奥米握着她的手臂，把她带到自己对面的座位上，接着——克制着不期而遇的狂喜——把头埋在莎莉肩上，像一个倾诉衷肠的小女生。

面对面坐下之后，娜奥米说：“你看起来需要补一补身子。”

“我正想对你说这话。”

“唉，慈善医院里每个人工作都太拼命了。”

“我休了一周的假，”莎莉对她说，“你呢？”

“两天，”娜奥米说，然后挥手跟一位充当服务员的红十字会志愿者打了个招呼，“可惜时间太短了。”

“我明天要跟查理·康登见面，他要带我逛美术馆。”

“真好啊。”

“你呢？”

“伊恩·基尔南明天过来，我们一起去见我们的澄清委员会。”

莎莉从未听说过这个东西，摇了摇头。

“抱歉，我还以为跟你说过了。那是一个见证我们订婚的委员会。”

“你们订婚了？”

“对，我在一封信里告诉你了。”

“我没有收到。”莎莉抱怨道——不过怨的是邮政部队，而非她的姐姐。

“你知道……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装模作样，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确认我们……真心喜欢彼此。”

莎莉看到娜奥米自顾自地笑起来。娜奥米很开心。在注射了那晚的一针吗啡之后，她是如何做到跟基尔南订婚，并如此单纯地为之快乐的？如果可以谈一谈这个，娜奥米也许能给自己一些指点。汤端上来了，但莎莉吃不下，只是怔怔地盯着它。

“怎么了，莎儿？”

“你有没有想起过我们的母亲？”莎莉质问道，“我是说，在每天见到那么多死者之后想起她？”

“当然，我偶尔会忘记，但她马上又会回来。她走之后，我就一直与她为伴，很多人认为这很痛苦，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

够了，莎莉决定到此为止。“你听说奥诺拉的事了吗？”她问。

“听说了，而且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那样的结局，如果运气差一点儿的话。”

现在又回到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会告诉你们的澄清委员会，你给她注射了那一针吗？”莎莉说，“他们会理解吗？”

这时，她抬起头，看到娜奥米迷茫的表情。

“你跟伊恩·基尔南说起过这件事吗？”莎莉问。

“没有，”娜奥米说，“莎莉……”

“我准备跟查理和盘托出……我不能让他蒙在鼓里，那会害了我们。我会包揽一切罪责，不会提到你，因为你虽然牵涉其中——纯粹出于慷慨，但这整件事是我一直打算做的。我从未感谢过你，直到现在才有机会。”

娜奥米打算把这个话题敷衍过去。

“你没什么好感谢的。”娜奥米说，“天哪，你该看看自己的样子，莎儿，你就像刚回家的饥民。快吃了这些。你瘦得像个稻草人。”

“别说这些无关的。关键是，我爱你，但我又恨你，你什么都自己担着，我恨你自己做那件事。”

“慢着，莎莉，你说的是哪件事？”

莎莉压低声音：“杀了她！你杀了她。我知道你找到了我小心藏起来的吗啡，你知道我想做什么。你自己把事情都做了，还处理掉了剩下的吗啡。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初不知道该爱你还是该恨你——该亲近你还是该远离你。”

“打住，”娜奥米低声说，“还有，那两个加拿大人在看我们。”

“你在乎这个吗？”莎莉带着些狠劲低声问道，她的怒气涌了上来，“多无聊的小事？你和我杀了我们的母亲，而你竟然在意什么加拿大人！”

莎莉的怒火更盛，因为娜奥米只是低着头，没有突然从桌边站起来，也没有莎莉曾经预料并且想在此刻见到的怒火。

“我什么也没有做，”娜奥米平静地说，再次握住莎莉的手，“我们的母亲离世了，仅此而已。在所有可能的夜晚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一晚，但是，她死了，就这么简单。”

“不是这样的，你从我这里担走了所有压力。”

“不，我的确找到了你悄悄藏在床单里的东西——换作我也会藏在那里。假如我有你那样的勇气，和你那么深的爱——不要否认这一点，我可能会用上它们，但是，她只是去世了。那天早上我点起那堆火，把吗啡和剩下的东西——大黄补品、安眠药和所有那些没用的瓶瓶罐罐一起烧掉了。”

听到这里，莎莉用那只空余的手遮住了脸。娜奥米用一种无可置辩的语气说：“听我说，她去世的时候我在旁边，我给你讲过她是怎么死的。我再给你说一遍，妈妈离世了，就这么简单。”

莎莉开始颤抖起来，仿佛信徒在野营集会时抖去附身的恶魔一般，她难以自禁。

“天哪，我早该告诉你的。”娜奥米说，“我不知道它给你压上了怎样的重担。我可以给你讲几个故事……有一个被电车撞到的小孩儿……总之，问题在于，他们坚决要求维持病人的生命，无论多么痛苦——仿佛让人忍受痛苦是无罪的，采取行动却是罪恶。”

如果她们的母亲只是大限已至，身体拒斥了愈演愈烈的痛苦，那么莎莉就算不上行动上的共犯——虽然有行凶的意图。这让莎莉心头的疙瘩消去不少——当然，前提是娜奥米值得信任，不过她尚未完全释然。

“你有没有想过在法国做类似的事情？”娜奥米问。

“可他们是陌生人。”

“你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不说是谁——告诉我，当我在阿基米德号上陷入低谷时，她在手术台上用致命的氯仿剂量帮一个大出血的伤员获得了解脱。做这件事，用氯仿比用乙醚更加容易。我时常设想在这里做类似的事情，但面对那些受伤的男孩儿，我从未产生过那样笃定的想法，只有从前那个被电车撞到的男孩儿……”

餐厅另一头，两个加拿大人已经从餐桌边起身，向莎莉和娜奥米快活地大声道了晚安。她们已经发现这对姐妹在争论着什么，所以想用这种方式表示她们没有注意到。她们离开后，杜伦斯姐妹也站起来，走到彼此身边，用力握住对方的肩膀，带着共犯或者说同谋的默契，以及坦白之后的释然。

接着，两人一起走上楼梯，娜奥米一路扶着莎莉的肩膀，好像她是一个伤残者。

“好了，”娜奥米说，“现在想点儿日常的事情。跟查理·康登去城里逛逛，吃个饭，喝个酒。今晚你想睡在我的房间吗？”

“不要。”莎莉无法想象比将她的新困惑和新信念带上她姐姐的床更糟糕的事情。她们在莎莉房门前止步。

莎莉说：“我感觉我相信你。”

娜奥米捧着她的下巴。“不必怀疑。”她压低了声音，“人世间只有两个选择，你知道，死，或者好好活着。我们代表千千万万不能活的人活着，不，是百万千万，所以不要闷闷不乐的，好吗？”

随后，娜奥米走进来，坐在莎莉的床边，直到她睡着。

早上醒来时，莎莉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她思忖着是否要逃离巴黎。她感觉从各方面来说，她都更想跟查理会面了。娜奥米说的话改变了她原本深信不疑的故事。毫无疑问，在这一晚的深沉睡眠中，她内心的某些东西得到了治愈。这几个小时里，她比阿基米德号沉得更深，她躺在海底，向上望着渐渐下坠的船体，以及那些沉落的马匹和缠着绷带的伤员。早上洗漱时，她感觉自己只不过是另一个罪行累累、英勇无畏的女人。她心想，是的，我要去跟姐姐共进早餐。

查理·康登坐地铁过来，穿着战壕风衣出现在前台。莎莉向他介绍了娜奥米，他十分热情地与她打招呼。他还是那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而且变得像娜奥米一样看不出年龄。

“我记得你，”他说，“在学校的时候你看起来比我大得多，也老成得多。”

当年的那些日常对话再次浮现出来，在空中闪耀。查理问娜奥米，是否愿意带上伊恩，跟他们一起去逛美术馆。“第一站，卢浮宫。”他说，“午饭后再去另外几处。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娜奥米解释说他们需要去赴一个约，于是查理说，他已经在一位军官推荐的餐厅里预订了晚餐。

“他最擅长预订。”莎莉说。

查理觉得，他跟莎莉去那里用餐是在向那位军官致敬，因为那可怜的朋友“栽了跟头”，这是士兵们的说法——意味着受了致命伤。查理在大厅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取出钢笔，写下那家餐厅的名字，“阿莱城姑娘”。

“走路就能到。”他说着，草草写下地址。

随后，他和莎莉来到街上。“我们正往王宫那边走，然后从那里去卢浮宫。”他告诉她，“午餐之前我们去看老一代的艺术反叛者，午餐后去看年轻的。”

他说希望可以在三小时内大致了解这个地方。“先看弗拉·菲利波·利比，然后是提香和埃尔·格列柯——埃尔出生较早，也是一个打破既有规范的人。”在康登眼中，这些人如同老朋友一般，时时馈赠他一些色与光的灵感闪电。他说，他读过一本小册子，上面说画画是色彩的艺术，他不喜欢这种说法，感觉如果跟从这个理论，他会束手束脚的，但是光不同。把色彩转化为光，这一直是他的第一信条。

他们去看了委拉斯开兹和戈雅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位他钟爱的晚近的画家——德拉克洛瓦的画作。莎莉没好意思说，她曾经匆匆观赏过德拉克洛瓦的作品。她将来会厌倦他的滔滔不绝吗？她为什么会愿意听他一辈子这样说下去？不过他并不是书呆子，也不好为人师，他总是怀着热情，眼睛里闪着光芒。如果说这里面有一点儿虚荣心，那么它的比重也恰到好处，而占最大比重的则是快乐。

查理把莎莉带到一个她先前不知道的展厅，在一小片草地里。查理指着德拉克洛瓦的油画《阿尔及尔女人》，对黄色的运用啧啧称赞。接着，莎莉看到《唐璜遇海难》，不禁驻足凝视。它是对阿基米德号的一个慰藉，把阿基米德号缩小成另一个悲剧，同时又把它扩展到世界的大小。德拉克洛瓦的自画像用犀利的目光望着莎莉。她相信，查理、德拉克洛瓦和其余的人是同谋，他们在拯救她，正如拯救其他人——那些卑微而幸运的、穿行于展厅之间的人们。

他们给了莎莉一个终生难忘的午间时刻。

就在莎莉乘兴游览的这几个小时，娜奥米和伊恩再次坐在那间朴实无华的贵格会礼拜堂里，面对塞奇威克先生和他的委员会成员们。这一次集会依然以无声的祷告和静思为开端。她对世界的理解已经彻底摆向了跟伊恩相同的方向吗？还是说，这原本就是她真实的精神天性，令她可以如此舒服地处于这寂静之中？缺席战争的上帝存在于这片寂静之中吗？其他宗教总是一副笃信的样子，从仪式开始时便放声布道，而教友们看起来并没有那样笃信，每个人都谦卑地等待着说话声响起。这些人不像是祈求赐福的人，甚至未必确信有某种神恩降临。这一点吸引着娜奥米，她以前从未遇到过如此不笃信的教派。

如上次一样，弗雷里厄太太最先说话，向上帝致礼——娜奥米可以靠她懂的一点法语听出来，随后他们开始讨论“这两个年轻人”。接着，塞奇威克先生开口了，也是用法语。他坐在那里，面朝他们。他的目光平和，起初没有落在谁身上。接着，他有些忧愁地凝视了一会儿娜奥米，然后看向房间另一头的伊恩。

他对伊恩说：“原谅我们说法语。弗雷里厄太太希望你理解，她的这些问题并非出自恶意或偏见。她希望比上次更清楚地了解，澳大利亚的教友是否拥有义务兵役豁免权？如果有，那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伊恩并不恼怒，虽然连娜奥米都可以看出，弗雷里厄太太先前的言辞有些激烈，很难让人相信她没有偏见。

伊恩说，他向征兵人员说明了自己的信仰状况，但是他必须强调一件事——他不是被强制征召的。澳大利亚没有义务兵役制度，强制征兵的提案两次被人们投票否决，所以他穿这身军装是出于自愿。他说，他和杜伦斯小姐曾经讨论过，他们救助的人是永远结束了征战，走上了回家的路，还是说，他们帮助这些人恢复战斗力，以便把他们送回战场。将军们希望是后者，但是伤势的严峻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前者——治疗那些永远不会再当兵的人。

他说，他不是要回避问题或责任，但是他想问，很多教友都是商人，做买卖或运输物资，他们能否确保自己所有的合同都是跟与战争毫无瓜葛的人签的？每一位教友都想竭尽所能地做到这一点，但这件事往往不那么容易检验。那些向全世界不幸的人施以援手，而且没有穿军装的教友，他们就没有相同的困惑吗？他们也许在满怀同情地供应食物，或者提供其他形式的救助，却也是在帮助士兵增强战斗力，或是帮非正义的政府平息民众的不满。

在神经紧绷的娜奥米看来，弗雷里厄太太的问题很难回答，但在言语的战场上——这是个奇怪的景象，她觉得伊恩正在把弗雷里厄太太逼入绝境，而他还没有说完。

“我们的工作并非总是完美无瑕的，”他继续说道，“我是出于虚荣而成为一名医疗军官的？这有可能，因为虚荣总是否认它自身的存在，但我也是以一名教友的身份成为军官的。至于杜伦斯小姐，虽然和我一样被战争震撼，但她在战争开始时并不是教友，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教友。1914年，她的灵魂还没有像我的一样受到约束。她凭着良知走上这条路，还有什么可以苛求的？”

她的内心被一句话震动——她“不是教友”。他对她良知的赞美令她惊慌，因为她走上战地护士之路并非出于道义——如伊恩那样，而是怀着轻狂与自负。塞奇威克总结了伊恩的话，用法语转述给弗雷里厄太太。相比他谨慎的英语，他的法语更轻盈，更有活力。娜奥米心想，如塞奇威克这般年纪的英国人，很多都已经逃离巴黎——在几年前的马恩河战役期间，但是他留在了这里——在这座时时被敌人觊觎、从未安全的首都，跟他的教友们一起。

可以看出，弗雷里厄太太依然迟疑着，但是必须承认，她转而用一种明智而非厌恶的目光看着他们，似乎在问，是怎样的虚荣驱使着娜奥米。不过最后，她似乎不想再横加阻挠，不想再扮演一个女妖般的宗教裁判者。如果在某种更富敌意和攻击性的教义驱使下，她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人。这时候，娜奥米心中涌起一股冲动，她想要对基尔南说，让弗雷里厄太太见鬼去吧！我们去找一位随军牧师证婚。

塞奇威克先生又一次用法语跟委员会成员商量起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按一贯的做法，下次再集会时，娜奥米和伊恩将仅按正式礼节的要求宣告结婚意愿，随即就可以在塞奇威克先生的主持下完婚——在同一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塞奇威克先生站在门口，似乎想让其他人先行离开，让娜奥米和伊恩留下。其他人果然走了。“请你理解，”他这时说，“基尔南中尉，你们并没有被特别刁难，而且我必须说，你们回答得很好。在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表现得像完美无缺的男人和女人，但是如今，那个完美无缺的世界似乎已经远去。我可以请二位喝杯茶吗？”

他带两人走过两个街区，来到一栋公寓楼前，愉快地跟门房寒暄两句后，他带他们走上三段楼梯，进入一间大公寓，从那里可以俯瞰一座座屋顶，远眺斯德岛，巴黎圣母院屹立其上。他端茶给他们，那茶在娜奥米看来十分寡淡。他说：“这样也不错，是不是，用这场战争终结所有战争？按美国总统的说法，你再也不必面对四年前面临的抉择。”

提到战争的结束，配合着淡茶，令人有些沉醉。娜奥米向伊恩微笑着，听他们的朋友塞奇威克先生说出这个世界性的和平保证。

从卢浮宫出来后，查理和莎莉向南走到塞纳河边，河水冻得快要结冰了。他们在一家咖啡馆门前驻足，决定走进去，坐在靠窗的桌子边。两人间的气氛变得澄明，莎莉相信许多原先难以启齿的话现在都可以说出来。两人都点了茶，虽然查理觉得——如娜奥米一样——法国人的茶沏得不对，因为莎莉提议晚上之前不要喝酒——怕影响视觉，她说。这对查理来说不成问题，他今天不像去双教堂村时那般酒兴大发。侍者端来了茶，取走了他们的菜单。

热情和狂躁同时占据着莎莉的内心。侍者一走，她立刻说起来。

“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查理，在我们进一步发展之前。我不会做任何辩解——我只是告诉你事情的原委。我母亲生前得了病，宫颈癌，你了解这个病吗，查理？”

“不了解，”他说，“我听都没听过……”

“这是一种很残酷的病。”

“是吗？”查理一脸茫然，逛美术馆时的自信在这一刻不复存在。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母亲告诉我她想死。她三番五次地这样说，完全不像她往日的样子。最后，到了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她求上帝，求我让她死，帮她死。我偷来了足够的吗啡，想帮她获得安宁，但是她死了，出于她自己的意志，不需要我使用吗啡，但是都一样，你正跟一个打算谋杀母亲的人在一起。我可以说这是一种仁慈，别人也会这样说，包括娜奥米，但事实就摆在这里。相比德拉克洛瓦，这件事你怎么看？或者相比我在你心中留下的无论什么印象，这件事你怎么看？你如果想了解我，就必须知道这件事。”

莎莉说这番话时，他一直皱着眉头。

“你想让我说什么？”他问，“你想让我怒气冲冲地跺着脚走出去？你想让我害怕得缩成一团？是这样吗？还是想让我谴责你，鞭笞你？”

“我希望你不会。”

“可你是一个仁慈的女儿，上帝在上。”他喃喃地说。

“我必须告诉你这件事，仅此而已，因为我很清楚，我在那些日子里盘算着要做的事情，你从来不会想着去做。”

他摇摇头，然后开始揉他的脸颊，就像是牙疼。

“噢，天哪。”他轻声感叹，“噢，上帝啊。”

莎莉不知道他的感叹是什么意思。

“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吧，莎莉。”他突然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莎莉可以看到他的牙齿。它们没有完全闭合，但是显得像是要咬紧牙关，莎莉第一次见到他这个样子。他的脸有些扭曲。

“想象一下这件事，想象一个男人昨晚在外巡逻，不知为何被围困在了外面，他受了伤，口渴难耐，疼痛难忍却没有吗啡。他挂在铁丝网上，对战壕里的我们呼喊：‘我在这儿！救救我，兄弟！’

“我们想趁天亮前跑出去救他，但是我们办不到——事实上，一些尝试者或死或伤。敌人待在他们的战壕里，任由那个可怜的蠢蛋在那儿挂到了清晨，他们用简单的英语向我们喊话，让我们过去营救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做，那么……结果可想而知，机关枪的一顿美餐，而我们的朋友仍然在那里呼喊，‘我只需要一点儿帮助’，也许他喊的是这个。你认为我们会让他永远挂在那里吗？如果我被铁丝网绞住，我会想要一个了断，你认为我们不会给他同样的结果吗？你认为我们会听他无休无止的乞怜吗？”

“对不起，”莎莉对他说，“这很震撼。即便如此，我还是必须把这件事说出来，而你还是不得不受它的折磨。那个男人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不。”他坚定地说。看到他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莎莉一下子惊住了。“可我们会永远记住他。就算我们成了老头，也永远无法摆脱他。我说的是‘他’，但实际上是‘他们’。我怎么能不生气，你告诉我的是这么一件……嗯，不是一件小事……但你毕竟什么也没有做。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的子弹没有出膛！”

莎莉看着他发火，竟觉得有些迷人。

“也许会有这么一天，”他说，“需要你来安慰我，告诉我我所供认的不算什么，告诉我那是怜悯，不是谋杀。拜托，相同的药现在必须由你吃掉。”

“我告诉你这件事是因为，如果你能接受，我就能接受。仁慈和怜悯减轻了它的罪过，但它仍然很沉重。不过，我可以承受它，我可以为你做一个快乐的女人，这是我的愿望。”

事实上，她浑身洋溢着兴奋之情，她毫不怀疑自己能飞跃冰冷的河流。

查理闭上眼，又睁开，然后说：“好吧，你已经告诉我了，我也告诉了你。现在就让它到此为止吧。我不能保证我给你讲的事不会偶尔冒出来，毁掉一个良辰，但它不会毁掉我的人生。”

“我也一样，”莎莉说，“我们的故事不会毁了我们。”

他苦笑了一下，说：“要是早知道你要讲这些，我就坚持点酒喝了。”

“现在也不晚，你可以来点儿白兰地。”

火腿奶酪三明治上来了，他们埋下头，自我补偿般地狼吞虎咽起来。他们吃饭时不怎么说话，查理的头几乎一直低着，虽然有一次抬了起来，他冲着莎莉咧嘴微笑，然后轻轻摇了摇头。“白兰地。”他用法语对侍者说。酒上来得很快，他一边喝，一边握住莎莉的手。他又摇了摇头。

“我反应真慢，”他坦白说，“你本不该告诉我这些的，除非……”

他的另一只手在空中挥动了一下，试图寻找合适的字眼。

“我受宠若惊。我该直接这样说，而不该说那个挂在铁丝网上的人。”

他大口把白兰地一饮而尽，微笑起来。

“下午还跟我一起转转吗？”他问。

“好，而且我会比上午轻松得多。我并不是说上午……”

“我明白，你喜欢这些。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了世界希望展现给我们的样子。下午我们去看真实的世界，我们看它本来的样子，和它将要变成的样子。当你看到这些人的作品时，你会恨不得自己生来是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

在秋季沙龙和独立沙龙——其原则是“无评委，无奖励”，他们兴致高昂地度过下午的时光。查理说他有些紧张，因为晚餐的时候基尔南可能不喝酒，还会表现得很虔诚。莎莉让他放宽心。在阿莱城姑娘餐厅，晚餐进行得很愉快——因为在特殊场合，伊恩喝了红酒。莎莉和娜奥米轻松地聊着，让莎莉想起她们曾经也有过如此幸福而平凡的对话。那足以压迫终生的重担在这一天烟消云散，被另外一些可以忍受一辈子的东西取代了。没有人谈论他们具体的工作——虽然基尔南偏离主题，谈论了一下急救站的组织问题。“一些方面可以安排得更好。”他说，“仓库不该建成棚屋，而应该挖地洞，因为一旦……唉，他们已经得到教训了。飞机一颗炮弹，病房就捉襟见肘。在某些仓库——没错，即便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有迹象表明，有的军官中饱私囊，要么是愚蠢至极，要么是跟供应商达成了特殊协议。靠那些敷料、药物和器材，他们发了多少财！给我们用那些时常裂开的注射器，他们从中揩了多少油水！”

“但自从离开埃及和阿基米德号之后，这一切有了多大的进步啊。”娜奥米说。

在尚不习惯的葡萄酒影响之下，莎莉产生了一种幻想，仿佛他们三个人落入大海，又被救出、派来，就是为了赴这顿晚餐，为了与光彩照人的查理做伴。

与此同时，娜奥米给他们讲了讲澄清委员会和弗雷里厄太太持续不断的质疑，还解释了那个“可爱的老塞奇威克”是谁。

自从去急救站之后，莎莉比以前更容易饿了——如所有被判死缓的犯人一样。莎莉吃着猪肝和猪肉，像一个有朝一日会发福的女人。

塔尔顿夫人的城堡已经为圣诞节张灯结彩，并在军用火炉的帮助下暖和了一点儿。娜奥米和护士们为每个病人准备了圣诞礼盒，里面装着些简单的东西，诸如巧克力、烟草、酥饼和信纸等等，给人们带来了新气象。娜奥米从布洛涅买了一些蕾丝布料给米奇护士长。这个圣诞节就像娜奥米在书本中读到的样子——这个时候快乐就是成就。她的妹妹现在每周给她写信，伊恩则至少每两天一封。虽然如今美国人也到了法国，但没人敢再说战争将终结于明年。

圣诞节后两天，米奇护士长收到一封电报，她的儿子吸入毒气，染上了肺炎，正在维姆勒的医院里。米奇瞒着别人，奋力爬起来，用心穿戴一番，然后——戴上了假肢——准备出发。这时，塔尔顿夫人看到了在走廊里蹒跚而行的她。

塔尔顿夫人现在已经明白，自己不应该阻止米奇，于是又给她加了一条羊毛围巾，帮她整了整大衣领，然后叫来了卡灵。卡灵开来那辆豪车，准备送她去维姆勒。米奇叫娜奥米跟她同行。娜奥米扶着她艰难地走下楼梯，坐进车里——连车里那股老化皮革的气息都是冷飕飕的。坐定之后，她告诉娜奥米，等她儿子的症状稳定之后，她也许会把他转到慈善医院里来。

他们穿过冰封的地面，沿海岸而行，来到位于维姆勒的医院。医院很大，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丑陋。地上散布着一片片补丁般的脏雪，是两天前那场皎洁的圣诞雪的残余。卡灵把她们留在车里，自己下去打听男孩儿的所在，然后又驾车穿过夹在棚屋之间的狭长而冰冷的道路——今天没有病人被带出来晒太阳，一直开到小米奇所在的毒气病房。

娜奥米扶米奇下车，走进病房，一路上留心着脚下的冰碴。里面起码是温暖的，护士们坚持要庆祝这个季节，在墙上贴了金属箔做装饰。她们看到，小米奇的眼睛上敷着泡过碳酸氢钠的药棉。他的皮肤发红，主管护士说他的肺部有水肿，而且他发着高烧，神志不清——甚至有时会自己走下床。

米奇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似乎没有听到椅子的刮擦声。他长着一张方脸，与宽阔的头颅相比，这张脸显得稍小一些。米奇用一只手指轻抚着他长着红斑的手。在娜奥米看来，他的情况不容乐观。他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因为某些原因——可能是因为氧气的压迫，他的呼吸似乎比以往更加急促。一名护士取下他眼睛上的药棉，希望他能看到她们并开口说话，但是，他仿佛浑然不觉。

年轻的病房医生走了过来，米奇以病人母亲的身份，平静地跟他讨论病情，提出施行气管切开术并将乙醚蒸汽直接注入肺中的可能性。他们谈话时，护士又走过来给他清洗眼睛，然后换上新药棉。他瑟缩了一下，摇着头。医生告诉米奇，小米奇被送到救护站时晚了一些，而且已经产生了呼吸窘迫综合征，这是十分危险的，但是——病房医生说——他年轻力壮，所以一直撑着。这些医学的老生常谈，米奇护士长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对病人父母说起。娜奥米发现，米奇留意着医生的每一个用词——仿佛那背后有什么潜台词。

医生走后，米奇又跟病房主管护士交流起来，其间竭力压住她的咳嗽。她的手帕上涂了桉树油，每当和人说话时她就会用它遮住脸，以免别人看出她苍白的面色、玫瑰花瓣般的双颊和嘴唇上的血点儿，然后将她送走。

从那个下午开始，娜奥米跟另外一位英伦玫瑰轮流，每两天陪米奇去一次维姆勒。娜奥米第三次去的时候，米奇列兵的体温开始下降了。她们到的时候他正在睡觉，但在护士给他输氧气的时候醒了过来。通过干裂的嘴唇，他气若游丝地说道：“大姐，真的是你吗？”

“是我，”她说着，站起来亲吻他起水疱的额头，“可你知道的，不是吗？不再是大姐了。”

他皱起眉头，然而没有埋怨的意思。

他说：“叫习惯了。我感觉好多了。”

“你在那边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米奇责备他。

“我有，”他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睛，“但是我给奴才们放了个假，结果他们忘了关瓦斯。这群混账东西！”

他笑起来，发出咝咝的窒息声，眼睛也湿润了，所以需要闭上。米奇跟他一起笑——笑声里带着哭腔，这样的大笑也令她几乎窒息。

“你听起来状况不太好啊。”男孩儿说着，朝她点了点头。

“不用担心我，”她说，“天冷感冒而已。”

小米奇又睡了过去。过了一会儿，米奇和娜奥米走了。

再次来这里的时候，米奇问娜奥米——带着娜奥米不习惯的歉意——她介不介意去护士食堂喝杯茶，让米奇一个人去病房。

娜奥米在护士食堂里坐了一个半小时，她看着《笨拙》杂志，偶尔被一些快活而友好的澳大利亚护士打断，她们想了解班克坦城堡——她们听说过有关它的传言。比如那实际上是一间军官俱乐部，比如那是一个宽松的地方。她们表示这不是针对她，而是泛泛而谈……

如今娜奥米已经学会如何像其他长舌女孩儿一样应对这种场合——她模仿别人，虽然此前她从未扮演过这类角色。

“我倒希望它真是一间军官俱乐部，我们都是里面的军妓。”她对她们说，“可是，它像所有医院一样，有最普通不过的各种病房和部门，工作也像你们的一样烦琐。我们有外科医生、病房医生、护士和卫生员，还有一间病理实验室。你们听到的那些都是瞎说的。至于塔尔顿夫人呢，皇家医疗队出于义务建了你们的医院，可她却纯粹因为心肠好就建了澳大利亚慈善医院。”

“啊，能搞清楚这些真好。”一个维姆勒的女人说。

接着，她们开始谴责征兵公投的失败，义务兵役制本可以及时为前线补充新兵。娜奥米早就听够了两派人的争论。一派常质疑，强制征募的士兵可以信赖吗？自身不情愿上战场的人可以信赖吗？另一派也有很多理由，比如，英国和加拿大就实行义务兵役制，这让战士们有更长的恢复时间和更长的假期。对于这种观点，娜奥米心底的回应是，所有到这里的人都会被投入熔炉之中，谁也没有真正的假期可言。

这时，卡灵到了门口，将她解救出来。他说米奇护士长已经坐在车里，准备好离开了。

她跟在卡灵身后，两人的靴子踩在冰上嘎吱作响。天色已经暗下来，风吹动医院周围秃树的细枝，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看到米奇正坐在后座上不停啜泣，时而痛苦地抽动。

“他开始呼吸困难了。”她说，“这不公平。肺炎过去了，现在又是这个该死的芥子气！医生给他用了那个输乙醚蒸汽的器具，好可怕。可怜的孩子，好在他又能呼吸了。”

“过一两天就好了。”娜奥米说着毫无意义的话。

“他难受的时候喊的是我母亲，他的目光一直在寻找她。他喊的不是我。”

娜奥米搂住米奇，把她拉到怀里。“他还在适应。”娜奥米说。

米奇护士长无法待在娜奥米怀里，咳嗽折磨着她，令她转过头去。她咳得越来越厉害了——而米奇已经习以为常。在最难受的时候，她几乎要把涂了桉树油的手帕塞进嘴里——仿佛它的气息可以压住她的病。

回去的路上，他们穿行于草地和灌木丛间，每一条秃枝都挂着冰雪。当汽车爬上一个靠近城堡的小坡时，娜奥米感觉到它行进时的异样，车体在下滑，车轮则拼命打着转——仿佛不这样的话，车轴就会从底盘上脱落下来。这时，右手边的树篱滑出了她的视线，汽车近乎优雅地将头转向左边的树篱，以它的钢铁之躯狠狠冲了过去。接着，随着一声尖啸和一阵刺耳的摩擦声，汽车翻倒，沿着道路无休无止地侧滑下去。此刻，娜奥米身下的窗玻璃碎裂开来，窗外的景象转瞬间变成路面。就在她前后摆荡，几乎失控之际，她被车里的一根皮带挂住。她在车里旋转，看到米奇护士长也飞了起来，就在此刻，她的额头朝着米奇硬邦邦的假肢的脚后跟撞了上去。接着，娜奥米的头埋进了靠枕里，动弹不得。终于，汽车不再滑动，一切归于静止，她把头从后座和靠枕之间抽出来，还以为自己的脖子已经断掉了。她看了看天空一侧的车门，现在已经成了车顶，低处的云层间还隐隐透着些微光。娜奥米渴望爬出去迎接光明，可是，她转过头，看到了米奇护士长。米奇的两只脚——真脚和假脚——都光着，她的头向下垂，穿过破碎的玻璃，抵着路面。卡灵爬到后座这边，他满脸是血，但是像疯了一般急于救人。

他爬过米奇护士长凌乱的裙子，扶着她的腰。娜奥米帮忙把她向上拽，血流得到处都是，不过更糟糕的是，她的眉骨被撞平了，跟颅骨成了一体。

“你感觉你能爬上去吗，杜伦斯小姐？”卡灵问，他指了指天上，“然后把门推开？对，站在靠枕上。”

正是这个靠枕保住了她的脑袋。

她把脚踩进尚在的一只靴子里，另一只不见了——掉进了车内的一个裂口。接着，她转动门把手，用全部力量向上推，可是门太重了，推开之后又重新闭合起来。

“我们需要把玻璃砸碎。”她说。卡灵放下米奇护士长。米奇看起来还是那样虚弱，可万恶的战争使人对医药，对复苏产生了坚定的信心。娜奥米爬到前座，从凹槽中抽出摇把，然后狠砸了几下，把车窗彻底砸碎。玻璃碴撒了他们一身，但这点儿疼痛无关紧要。随后，她双手一撑，爬出车外，跪在汽车侧面。

她刚刚调整好姿势，一辆军用货车就出现了，跟在后面的是一辆送伤员去城堡的救护车。两辆车减速停下，司机和卫生员们走过来，想要扶他们下来。娜奥米的双手正在流血，使不上劲，于是两个卫生员爬到了车上。她让他们先把米奇从车里救出来，即便在这时候，她也能闻出他们身上的汗味和头油味。他们抬出米奇，交给等在车旁的两个人，然后又把娜奥米送下去。叫人吃惊的是，卡灵自己脱身而出，从车顶滑到了路面上。

他对救护车司机说：“那边还有一条路。退回去，右转，可以走那条路把伤员送到慈善医院。”

他向娜奥米走过来，手上和脸上都是血。他哭起来：“原谅我，原谅我。那是冰，车子失控了。”

“天哪，小姐，你浑身都是伤。”一个人对娜奥米说，冰冷的空气撕咬着她的伤口。她看到米奇躺在路边，卫生员抬来了一副担架。

“上帝啊，”卡灵说，“我害死了她吗？”

“不，”娜奥米斩钉截铁地说，“不是你的错。”

难以想象，米奇的母亲身份尚且悬而未决，她还没有享受为人母的快乐，就遭受了如此致命的伤害。

布洛涅的综合医院里有一位澳大利亚风笛手，他的风笛是从小在墨尔本学的，在综合医院墓园里举办的葬礼由他来开场。六个休假来医院探望女友的军人负责抬棺，他们大多是军官——这对米奇来说很重要！

海岸那边，在维姆勒的另一所综合医院里，小米奇仍然病得很重，无法为她送葬，向这个自称是他母亲的女人致敬。但是，一大批护士跟在棺材后，在如泣如诉的笛声中，把米奇护士长送进冰冷的墓穴。送葬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是达灵顿少校和塔尔顿夫人，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位皇家医疗队的陆军准将，再后面是艾尔德里医生和娜奥米。娜奥米脚踝扭伤，在她拄着拐杖，蹒跚走过冰冷的路面时，断裂的肋骨刺痛着她。她头上仍然缠着绷带——她从车里爬出来时被窗玻璃割伤了。她明白，生命如此荒诞，荒诞到它从降临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被接受和尊崇。米奇从阿基米德号逃出生天，经历种种苦难，重新回到行走的世界，然后与老友塔尔顿夫人和儿子聚首。就在这时候，她从世界上消失了，至死嘴上都念叨着自己是母亲这件事——这简直毫无道理！而这仅仅就因为她的头在汽车打滑、娜奥米被卡住的时候碰到了路面。她们的伤势如此悬殊……这一切只能用荒诞来形容。上帝受人崇拜，不该是因为他有种种不近人情的计划，而应该是因为神性与人性相通。

一位长老会随军牧师念了祷文，仪仗队向尚属于协约国的天空鸣枪。风笛手用苏格兰式的步伐穿梭于英雄墓地之间，演奏着风笛变奏曲。在这乐声中，所有人看着米奇的墓穴被填上，直至灵柩埋没不见。娜奥米跟塔尔顿夫人和艾尔德里一起哭着，疼痛的哀号声从她的肋骨间迸发出来。塔尔顿夫人把一只抚慰的手搭在她肩上，正如她在车祸当晚把手搭在卡灵肩上一样。接着，塔尔顿夫人、达灵顿少校、娜奥米和艾尔德里等在那里，看墓穴变成土丘。那位陆军准将向他们走过来，对娜奥米说：

“你们失去了护士长，我对此深表同情。我们现在最需要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俄国人已经置身事外，而德国兵来势汹汹，对于这个局势，每个人心里都很明白。德国人要来了，老天才知道时间和地点，不过这个春天他们一定会来。”

说完这话他就走了。塔尔顿夫人说：“作为一位陆军准将，他简直算得上通情达理了。”

他们低声笑起来。接下来是战士们的葬礼，他们默默离场。

娜奥米想知道，要是德国兵来了，倒霉的会是谁？

伤亡“办事处”

布莱特少校照例给莎莉简单讲了讲奥诺拉的近况。“她又开始工作了，”他说，“她不满足于在鲁昂休养。另外，在一位精神科医生的建议下，她终于做到了所有朋友都劝不动的事——停止给那个伤亡信息办事处写信。”

在护士食堂聊天时，莉欧取笑布莱特屡次去鲁昂的事。他看起来还像个小男孩儿一样，坚信别人看不穿他的心思。弗洛伊德长期和布莱特少校共事，她觉得——等奥诺拉恢复之后——应该怂恿奥诺拉勾引布莱特。弗洛伊德又开始喜欢用“勾引”这类词了，仿佛回到了旧日，那时她总是喜欢语出惊人，吓姐妹们一跳。别人把情侣称作“那一对”，她则会说“两口子”。人们还见过她跟她的美国男友博因顿上尉口角，显示出他们之间亲密而又紧张的关系。她明显找回了那种轻松自在而又世故老辣的气派，也就是利姆诺斯岛上的强暴发生之前她的样子。

然而，莎莉有时候怀疑那是不是真的轻松自在，那里面仍包含着某种躁狂。不过弗洛伊德尊敬博因顿，因为在她作为手术室护士与他共事时，他鼓励她用手术刀和手术钳切除小块弹片——这种事任何人都会认为不合规矩，但弗洛伊德做得足够娴熟。博因顿认为，她应该在战后开始学医——虽说如果战争再持续五年，她可能还没毕业就满四十岁了。

急救站一直等到1918年来临才搬迁。病房已被清空，积雪覆盖的坟丘被遗落在田野里。一辆辆卡车载满了医疗器械——甚至包括一台X光机，这神奇的机器外面罩着防水帆布，用绞车运上了卡车后车厢。女人们几乎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些空荡荡的棚屋和帐篷，也没有再看看那些小径和铺路板——她们不敢回头，害怕内心会崩溃。最后，她们登上一辆老旧的法国巴士，前往巴波姆。外面的寒风缓缓灌进巴士，她们戴着巴拉克拉瓦帽，穿着大衣，围着围毯，用上了一切可以予人温暖的东西。发动机在半途熄了一次火，不过司机和一名卫生员费了点儿力气，让它重新开动起来。

虽然夜晚冰冷刺骨，但莎莉还是睡着了——她们都已经像战士一样，学会了如何轻松入睡。醒来的时候，她看到一座废弃的小镇。她们所处的这一带只有黑黢黢的废墟和结霜的泥土，去年秋天从德国人手中夺过来时就是这个样子。她们从巴士上下来，在这座名叫德宁库尔的千疮百孔的镇子里游荡。只有极少数人还生活在这里。她们敲了几家餐厅和小酒馆的门，应门的全都是老人。他们只是摇头——没有吃的，没有热饮料喝，水管都冻住了。

新的急救站坐落在一块平地上，比双教堂村离前线更近。这里的营房以棚屋为主，简陋的帆布帐篷则十分罕见。伙房已经在冒烟，供应慰劳她们的热饮。如上次一样，救护车于第一晚到来。英国兵，毒气中毒，几乎无一例外。他们的伤势各不相同，所有常规的镇痛手段都被用上了。

同时，令莎莉欣慰的是，她听说澳大利亚士兵不是被派到了梅西讷的一个安全地带，就是离开了前线休整。他们也许在为未来的危险进行训练，但现在是安全的。她给查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现在的所在，以备他能借到自行车，而自己又恰好在他骑行可及的距离之内。

他的回信寄到了，信中问莎莉3月16日有无可能去亚眠。“从9点开始，我会每半小时去一次市政厅钟楼的正门。我相信虽然经历了轰炸，但它还没有倒下，人们可以帮你指出到那个广场的路。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见到你……”

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他回信。她去找波尔格护士长——那个强悍的女人，曾经用清算食堂账单的办法把她们从歇斯底里的恐惧中拯救出来。她理所当然地皱起眉头。没人知道敌人何时发起猛攻，何时伤员会如洪水般涌来。

“你是去见未婚夫吗？”她问。

回答“是”会方便得多，可以少费三分之二的口舌，护士长会在表上填写“探亲假”，但是莎莉不想说她跟康登的事，即便是对护士长。

“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护士朋友，名叫凯拉丹。”莎莉说，“她正在亚眠的骨伤医院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近乎真实。如果获准去亚眠，她真的会去探望一下艾尔西·凯拉丹。

亚眠遍地是护士长所谓的“大老粗”士兵，她甚至亲自打电话帮莎莉预订护士招待所——它由一间女修道院改建而成。莎莉用往常的方式，搭乘一辆送伤员的救护车，从德宁库尔来到凯拉丹所在的骨伤医院。到那里时已是15日晚上，她打听那座钟楼的所在，招待所里一位上了年纪的法国行李工给她画了一张地图，到那里大概要走一英里路。她当即出发，教堂巨大的黑影成了她的参照物。她跨过一条运河，运河两岸林立着外观古老的房舍。最后，她来到矗立在广场中央的钟楼。四周有几幢不幸的建筑被炮火损毁，但是查理所说的钟楼安然无恙，依旧富丽堂皇。她走进广场边上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因为怕查理提前到来，她每半小时去一次钟楼门前。一直到当晚8点，几个士兵向她走过来，问她是否在等人，他们的目光中含着如此赤裸裸的欲望，让她不得不抽身离开。如她预想的一样，这是一座男人的城市。有人告诉过她，这里是年轻的澳大利亚性病患者集中的地方——他们浑然无知地在这里找乐子，然后把前线的朋友们也带上。

莎莉从钟楼出发，再次跨过运河，去凯拉丹所在的地方。她看到，除各国士兵之外，城里还留下了一些老夫老妇、面容愁苦的带孩子的母亲、咖啡馆老板和一两个牧师。她找到了圣日耳曼大街，凯拉丹曾在信里吹嘘过从医院到这里有多方便。

莎莉从公寓楼边的楼梯向上走，在二楼找到凯拉丹的房间号。敲门之后，她听到凯拉丹叫她进来。

艾尔西穿着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天蓝色连衣裙，系着一条围裙，穿过客厅走来。令莎莉大吃一惊的是，沙发上坐着打盹儿的凯拉丹中尉——虽然他现在看来已经是少校了。他上身穿着军队的衬衫和套衫，下身则是普通的睡裤。他的脸比她们在英国探访他时更瘦了。

两人亲吻拥抱之后——莎莉感觉凯拉丹比她更用力，艾尔西后退一步，对皱着眉头的丈夫说：“你还记得莎莉·杜伦斯吧，亲爱的？她在萨德伯里探望过你。”

他的脸上露出迷茫的神色，他不记得。

“当然记得。”他说。他习惯于假装记得伤病及其恶毒的后遗症从他记忆中夺走的事情。

“我们正要吃饭，我在做牧羊人派——不过恐怕只有一点儿牛肉。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一定饿坏了吧。”

莎莉承认她确实饿了。

“今天你们两个都在这儿，多巧啊。”

凯拉丹揽住丈夫的手臂。“来，咱们上桌接着聊。这儿有一间独立的饭厅，注意到没有，莎莉？平常很难住到这样的公寓。”

饭厅里，莎莉和凯拉丹少校坐在桌边。艾尔西正从烤箱里取出食物，少校用空洞的目光看了莎莉一眼。

“找到这个地方不容易吧？”莎莉问。

“哦，我们是从一个公证员那儿转租来的，”艾尔西从厨房回答，“他们想去南方，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德国人会占领这座城市。”

“你怎么看？”

“曾经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会占领巴黎，但他们没有。埃里克和小伙子们会把他们挡在门外。”

埃里克咕哝了一声。

两个女人聊起各自的工作，凯拉丹少校则盯着自己的餐盘，仿佛想搞明白盘子里盛的是什么。谈起几公里外的骨伤病房时，凯拉丹不时瞟向丈夫。“至少现在不用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骨伤病人死掉。新式夹板和牵引术……比旧式强得多，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忙碌的工作。你头疼吗，亲爱的？”

埃里克压低声音说：“为什么只要一个人沉默一小会儿，他就必须是犯了该死的头疼？”

“好了好了，”她说，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像一个曾怀抱希望，如今却无法预知任何事情的女人，“我只是担心你的晚餐凉了。”

他端起葡萄酒，喝了半杯。“凉了也没什么关系。”接着，他看向一边，像是对自己很失望似的说，“啊，该死的！我又犯了。”

他站起来，放下妻子给他准备的亚麻餐巾，但没有把它叠好。他一边离开房间，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艾尔西，我又犯了。客厅里有没有威士忌？”

“有，”她大声说，“老地方。”

凯拉丹说：“他喝完威士忌会好一些，你相信吗？他们在那边全靠威士忌和朗姆酒撑着。他们是不是培养出了一批酒鬼，等这一切结束就知道了。”

莎莉说：“要是你想跟过去……”

“不，我不能直接跟他过去，那样他又该生气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所有规矩了。你敢相信吗，他在前线躲过了芥子气！他在那边一定是另一个样子。问题是，他还能躲过其他地方的芥子气吗？”

她把手肘撑在桌上，双手攥拳，额头抵着指节，难过了十秒钟，但是没有流泪。莎莉站起来，把手搭在凯拉丹肩上。

“我给他父亲发了我这辈子写得最长的一封电报。”凯拉丹说，“如果他开始耍脾气，需要强壮的卫生员才能制住他。他们必须把他接回家，我告诉他父亲。待在英国不是办法，那样的话他会很快回到这边，试图再回到战壕里去。我知道老凯拉丹会帮忙的——他正要去英国，你知道，进行国事访问。麻烦的是，埃里克明天就回军营了。他的上校一定会发现哪里不对劲的吧？埃里克可是他的副官，天哪。”

“没准到了那边他看起来就正常了，”莎莉说，“军营里每个人肯定都很暴躁。”

“他的上校大概只有二十四岁。换作和平年代，一个军人到了明智的五十岁才有幸统领一个营的部队。现在这些人对于世界的了解还相当于婴儿。好了，我得过去看看他了。”

凯拉丹站起来，食物动都没有动。莎莉看出她瘦得更明显了，她们还没有分别多长时间。

“他睡着了。”回来时，她松了一口气，声音更像平时的那个凯拉丹了。

“也许有什么东西在压迫他的大脑。”莎莉说。

“有可能。他的体温正常，没有得脑炎。”

这时，凯拉丹突然被一种想法控制，如无数人一样说道：“这杀千刀的战争！它一定要在两年内结束。”

“会更早。”莎莉言不由衷地说。

但是艾尔西直接回到了埃里克的话题：“我们上个月去了巴黎，住的房间窗外就是杜乐丽花园。那本该是一次完美的旅行，但是他一会儿头疼，一会儿发火。‘我不想看那些愚蠢的臭婊子在花园里遛狗！’有一次酒吧里有一个英国军官……饭厅的小小凹室是他唯一觉得可以安全地啃面包的地方。唉，要是那个该死的征兵公投能够通过，我们就会有充足的新人补上来，像埃里克这样的人就更容易脱离前线了。”

“也许吧，”莎莉冒险说，“不过因为他们是强制征来的兵，他可能得留在那儿镇守，让他们各司其职。”

凯拉丹眼中闪过一丝怒气：“你听着跟那些工党的人似的，他们说就连普通士兵都投反对票，因为他们不想让军营被强征来的士兵搞得乱七八糟。好，这没有错，可他们都快死光了，这才是关键。现在有些营已经小到不得不并入其他营了。很抱歉，我说话可能有些暴躁。我已经晕头转向了，但没有他那么严重。”

两人看着通向卧室的门。

“听我说，”凯拉丹说，“今晚的气氛阴沉沉的，但你不必急着走。”

“我不走，”莎莉说，“咱们来点儿葡萄酒吧。”

莎莉跟艾尔西·凯拉丹坐在一起，回忆起征兵公投，感到既痛苦又为难。政府第一次向人们抛出为法国和其他危急之地征兵的问题时，莎莉还在鲁昂。当时护士们聚在食堂里，那位澳大利亚高级护士长走过来，指示她们投赞成票。总管所有病房的陆军准将则用更温和、更讲道理的方式劝她们赞成征兵。他没有使用指责的词语，诸如逃兵、懒鬼、懦夫等等。他说，她们护理过的每一名伤员都与这场争论息息相关，他们被送回了战场——有的还没有恢复，而他们理应享有更长的恢复期——如有必要则应被送回家人身边，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政府被授权强制征募那些至今还在逃避责任的男人。

那一次，鲁昂的食堂里充斥着呼吁大家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征兵的气氛。斯莱特里什么也没有表达过，此外，莎莉觉得她的秘密已经众所周知，也包括她那难以言状的躁狂。斯莱特里是天主教徒，有一个爱尔兰姓氏，那些激进的人会说：“噢，他们都是反对者！”

鲁昂的投票日冷得刺骨——正适合咬着牙关投上一张赞成票。即便在前一天，莎莉都不知道自己会怎样投。在家乡安然生活的男人们，很可能已经有兄弟死在前线的血腥屠杀中——所以这些男人不是逃兵，而是明智的年轻人。也许他们的确该得到女人们分发的象征怯懦的白羽毛，但是他们是否必须被驱赶进弹雨和毒云之中？如果投出赞成票，她就拥有了将某个远方的人押送过来，令其粉身碎骨的权力。这一票或许也意味着，她要送另一个人来这里杀人，而她自己已经饱受杀人带来的折磨。她从一位护士长和费洛斯上尉所在的桌子上领取自己的票，带进一处由粗布帘子围出的私密的投票间。她发现自己无法把票投进标着“赞成”的箱子，于是，带着莫名的羞耻，她投进了标着“反对”的箱子。走出来时，她意识到自己无法与当时还只是朋友而非恋人的查理探讨这件事，因为如果他投的是“赞成”，要他理解她为何反对可能不太容易。最终的结果是，反对者获胜——尽管优势不大。在食堂的饭桌上，有人质问——如凯拉丹数月后在亚眠所做的一样——老家的澳大利亚人在做什么？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斯莱特里脸上突然闪过一丝怒火，她说：“他们大概在想已经被杀死的儿子的惨状吧。”

1917年末，搬迁之前，她还留在双教堂村。政府再次号召人们投票，好把逃避者送到前线的战壕中。食堂里又一次人声鼎沸——布莱特少校完全赞同，而斯莱特里仍然持不同意见，但她不太坚定，因为那时她相信莱昂内尔还活着。莎莉悄悄在投票纸上标了“反对”——如上次一样，一半出于理智，一半出于难以猜度的原因。她想要查理活下来，这个渴望折磨着她，所以她无法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这样投票，不过她的怀疑精神告诉她，新征来的士兵不会使查理这样的人离开战线，反而会让战火进一步蔓延，变得更加激烈，造成更多死伤，然而，她心底同时暗暗期盼着，她的投票会被赞成票的洪流压倒。

很多疲惫的护士等待着计票结果，热切地坚信，上一次投票前有许多正确的道理还没有讲出来，不过人们都如莎莉一样分裂，这次的反对票数比上次还要略多一点儿。于是尘埃落定，除了志愿兵，没有人会从澳大利亚赶来，在距离护士们仅十二公里远的仇恨之地被撕成碎片。

此时此刻，1918年的早春，莎莉坐在凯拉丹的桌旁，对这个话题缄口不言。凯拉丹给两人的酒杯里加了点儿酒，换了个话题。

“勇气是个复杂的东西，”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只有逃走的人才是勇敢的。”

“是的，”莎莉说，“有时候我也这么想。”

“我希望明天早上，”凯拉丹轻声说，“会有一个说话轻柔一点儿的军官带着卫生员和宪兵上门，把他送去做进一步治疗。那时候埃里克一定会对我怒吼，还会恨我。”

她耸耸肩。

这座躁动不安的城市遍地士兵，凯拉丹不放心让莎莉一个人走回招待所，但是莎莉带着轻松的心情走下楼，踏上回去的路，心里怀着对钟楼之约的憧憬。

重大的实验

第二天上午9点，查理突然出现在钟楼门外。他还没看到莎莉，莎莉就先看到了他。他没有扣上外套，一只手没戴手套，正焦躁地抽着烟。莎莉从他的动作就能看出，他既因自己的到来而紧张，又害怕她没到。他的皮肤如牧民的一般粗糙，脸更瘦了，五官也更有棱角，但是，他显然还是那个给她讲光的魔力，并对色彩的传统学说持保留态度的查理。

莎莉走近时，查理看到了她，身体松弛下来，然后他走上前，快速张开手臂，给了她一个短暂的拥抱。无论是他还是莎莉，都不想在这个有士兵和军官来来往往的地方引人注意。两人都想要知道彼此的时间，莎莉要什么时候回德宁库尔？查理要什么时候回营里？两人都有一天半多一点儿的时间。

“今天你想带我看什么？”她问。

“这次该我问你了，你想带我看什么？”

“抬起头，你会看到一片壮丽的铅灰色天空。”

“啊，我最近已经看到一两次了，它似乎在扩散。”

“这我就看不出来了，我还在学习。”

“你会变得更敏锐的，过一段日子。”

她喜欢这个说法——“过一段日子”。

“你有没有发现，”他接着说，“我总是选择能让自己扮演万事通的话题，而且特意避开那些我不懂的东西？比如葡萄栽培，或者邮票，或者内燃机。我不是个通才，只是显摆自己有限的知识，仅此而已。”

“这对我来说足够了。”

两人都注意到，人们的目光正越过广场投向他们——如饥似渴的人们想要分享这份热情。

“敌人将会发起猛攻，”他喃喃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半的人……”

“但不包括你。”

“当然不包括我。我是被派到这里侦察情况的，以便在德国人到来时通知部队转移。我承认，我研究了一番这里的大教堂，只是为了在你面前露一手，不过那里现在肯定冷得要命，咱们还是先找个咖啡馆吧。”

他们走过广场，莎莉心中突然涌起一阵焦虑——挟着一股热流。

“这场即将到来的猛攻……”

“别担心，”他说，“我们目前还安全，无论是上面的营地还是这里，他们不会立刻攻过来。”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太厉害了。”他语气平淡，没有虚张声势的意思，“他们不会攻击加拿大或英国的老兵，而会攻击那些新征来的倒霉英国兵——一群刚成年的孩子，十八岁，被几个还不错的老军士带着。这就是征兵制度的缺点之一，你知道，士兵训练不足，对军队缺乏了解。”

听到他这样说话，莎莉有些意外——一个军事分析者，这是他以前从未扮演过的角色。

令她心烦意乱的远不止可能来临的袭击。穿过广场时，两人的身体彼此吸引着。莎莉知道他也察觉到了——如果没有，就不会彼此吸引。他们有些不自在地坐在咖啡馆里——两人势不可当的感情发展之中的停顿。查理点了白兰地，喝的时候没有咳嗽——被白兰地呛到已经是很久远的往事，他早已不再是那副唱诗班男童的相貌。莎莉则喝着法国人称为茶的浅色饮料。查理从桌上伸来那只没戴手套的手，她握住了它，感受到它的冰冷和粗糙。在这里，握住一只手并不会如在麦克利时那样，引来上帝的关照。

“你是最好的同伴。”他说，“你想去看看大教堂吗？我是说，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为了让我滔滔不绝……”

那些大教堂令人眼花缭乱，也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它们就像一座座哥特式灵魂灭菌器，不过她如今早已司空见惯。她想跟他做些观赏建筑之外的事情。

“查理，这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庞然大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听我说，那里有个东西我想去看看，怕以后就被毁了。你能担待些吗？它叫‘至美救主’，就在门廊上。你介不介意……？”

她心想，看来在那些更大的话题之外仍然有他迷恋的东西，还是说，不安的查理想借那尊至美救主来拖延时间？莎莉对他说：“当然不介意，我也想看看。”

他们走到与钟楼不甚匹配的大教堂前，成片的石像组成了入口，等待着吞噬地狱之恶，而在两扇门之间，基督的石像微笑着，像在怜悯踏入其中的赤裸的罪人。他面目慈祥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抬着，带着最平静的同情，却又同时含着某种歉疚。他不是全知全能的神祇，而是为他的孩子们悲伤的人。

接着，他们顺理成章地走了进去。直觉告诉莎莉——似乎是想让某种渴望累积——看完这尊至美救主，教堂之旅已经可以结束。

这不同于他们在鲁昂大教堂体验的美妙艺术之旅，但这不是这座教堂的错——是他们心不在焉。两人走过砌着沙袋的教堂正厅，看到几面墙上有火烧的痕迹。所有彩色玻璃都被卸下了，几间礼拜堂里的许多雕塑也已被拆掉，但是祭坛上的装饰仍旧绚烂夺目。两人都努力让自己沉浸其中，然而，所有这些巧妙堆叠的巨石、这尖塔和拱顶——它们如此长久地抵抗着地心引力——除了耽搁他们实现相逢的目的之外毫无意义。

在其中一间凹室里——堆在墙边的沙袋让它变得更加幽深，他们突然间抱住彼此，谁也说不清主犯究竟是谁，随后是一个此地所允许的最深沉而轻柔的吻。莎莉可以闻到他口中甜丝丝的白兰地气息。她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平常的自我已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一直在想，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会走到这一步。”

他低声笑起来，凑近她的脸：“我不光猜想，还做了准备，如果你希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里往北有个地方，没几个士兵，那里……在索姆河畔阿伊。河西岸有一间还不错的小旅馆，我已经订了两个房间，贿赂了一个司机把我们带过去——他以为我们只是去乡下吃个晚饭。实际上我们会在那里吃晚饭，随后可以回来，也可以留在那儿。”

莎莉摩挲了一下他光滑得出奇的下巴。这让她想起，同样是脸上这个部位，康士特伯上尉的却被切掉了。她必须跟这个深植于内心的杜伦斯家族的习惯做斗争：每当出现了什么令人欣喜的事，就要立刻找到一件带来悲哀和恐惧的事与之相配。

“我们当然要留在那儿。”她似乎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从未料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样的女人。

“你说当然要？”他有些难以置信地问。

“是的。如果你因此而认为我不值得尊重，我也不在乎。”

“为什么我会认为你不值得尊重？”

只有时过境迁后，这类对话才会显得平平无奇，成为千千万万的人说过的话语——就好像在《公祷书》或某份不那么严肃的文件中加了些引诱调情的话，让人们不止于念诵朴素的婚姻誓词，但是此刻，对于在凹室中幽会的两人而言，一切都如此新鲜。莎莉曾许下愿望，成为一个胆大妄为的女人——她时常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这种特质，十分羡慕。现在，她做到了，而她也因此得到了查理的爱。

“我们需要再找间咖啡馆，”他对莎莉说，仿佛只要坐一坐就能消化掉汹涌来袭的激情，“缓一缓。”

他们走出去，找到一间咖啡馆，坐在一个不太暖和的位置。这一次他们喝的是咖啡。

“现在听我说。”查理的目光直勾勾地射过来，但她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窘迫的神色，虽然这张脸已经经历过风霜，“我有一件很重要，也许关乎名誉的事情要问问你。”他说，“我订了两个房间，但那没有用。旅馆的老板娘会觉得这都是障眼法。法国跟英国不一样，英国人可以假装相信订相邻的两个房间是清白的，但这里不一样。”

莎莉此时觉得，她可能比查理更加急切，但是找不到办法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好让他放开点儿。与此同时，她喜欢查理紧张兮兮的样子，这让她很受用。

“我也没想到我们到头来需要讨论这么卑俗的事情，”他说，“这些可鄙的小伪装，这些躲躲藏藏的事情。我很抱歉。”

她握住了他的一只手腕，似乎在暗示：大胆地来吧！

“为什么搞得像是在谋划犯罪一样？”他问。

“因为现在，快乐就是犯罪。”她说。

他感激地笑起来，但还是摇了摇头，困惑完全没有减少。

“可最不堪的事情我还没有讲，”他坚持说下去，“这里卖伪造的结婚证……是那些法国军官做的，卖给我们……到了旅馆，我可以对老板娘说，那两间房订错了……我和我太太只需要……”

她举起双手：“你不需要告诉我，你做主就好了。”

“可是，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烦琐的程序？”

“为了让人们三思而后行。”

“可是，他们想要撕裂一个年轻人的头颅时却没有三思而后行。他们使用大炮和毒气的时候也没有三思而后行。做这一切的时候不需要谨小慎微，不需要伪造，不需要撒谎。”

“这是一场你赢不了的争论，查理。”

他打量着莎莉，很难相信她会安然接受。时至今日，她早已过了大惊小怪的阶段，可以继续前进。

下午，司机沿着河岸把他们送到阿伊，至于他是否会怀疑他们去那儿的意图，两人并不在意。他们在旅馆门前下车，旅馆置身于城外的林间，有一条小路通向河边，他们的心情为之一畅。莎莉坐在小会客厅的椅子上，让查理在前台办手续。她毫无窘迫的感觉，只觉得自己像是个有主的女人。

房间有厚厚的窗帘，墙上贴着陈旧暗淡的玫瑰花纹壁纸。那张床看起来凹了下去——因十多年来承受人们沉重的身躯而塌陷。床上铺着厚床罩，枕头硬邦邦的。莎莉告诉自己，这就是那件事发生的地方，这就是那个舞台——这张高脚床，腿短的女人必须用不雅的舞姿才能登上，但莎莉可以俯身而上。她感到紧张——因为他，也因为自己，不过，她曾在护理书籍中见到过这场仪式背后的动作。她了解生理学，假如她成了一个打字员，就不会懂得这么多。当查理把他们新做的假证件放在前台桌面上时，她并未感到尴尬。现在，在这里，查理仍然是慌乱的那一个，因为他觉得莎莉可能会慌乱。他的顾虑挥之不去，似乎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必经的一场考验。

他脱掉大衣，摘掉武装带，然后脱下军装外套，把它们挂在一个结实的大衣橱里。他让自己一直忙活着，抱怨着房间的闷热潮湿——即便到了这个季节，然后请求她许可他把窗户打开一点点。窗户卡住了，给了他一个考验——窗玻璃卡在了收缩变形的窗框里。他似乎乐于被这件事难住。莎莉脱下大衣，也挂在衣橱里。这时候，有人轻轻敲了一下门，是一个圆脸的女孩儿，托着餐盘，里面放着白葡萄酒、葡萄、奶酪和饼干。“先生。”她呢喃一声，穿过房间，把餐盘放在两张沉重的软椅之间的圆桌上。接着，她低着头，收回目光，走出房间。查理从兜里匆匆掏出几法郎给她，她摆摆手拒绝了。于是，他关上了门。

“你想喝点儿酒吗？”他问，这个餐盘给了他另一个宝贵的拖延机会。

莎莉正站在房间中央等候着。她已经脱掉了灰色大衣和外套——在湿热的房间里显得顺理成章。

“晚点儿再喝酒吧。”她说。

“你想让我戴上……防护工具吗？”

“不用，我们都不来月经。”她们的月经在鲁昂恢复了，但是到了急救站又停止了。

不过，她隐隐希望可以怀一个孩子，以防查理哪一天不在了。

她感觉到，现在她必须采取主动。她伸出手，抚摸他的脸庞。除了作为医疗手段，触摸的力量一向被她低估了，如今她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全部分寸。查理回应着她——生怕自己没出息地低下头。那张在战争中变得智慧、粗糙和戒备的脸近在眼前。他的嘴又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直到察觉她坦率的邀请。她说出一句自己也没预料到的话。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对她来说异常新奇。她让他把手伸进自己的衬衫里。

他照做了。又一次，兴奋和信心在他体内缓缓滋长。“摸我的胸。”她指示他。这触摸让她的胃和脊柱末端抽搐了一下，大腿根则传来一阵虚弱感。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张床，她心想，恋人们都是瘸腿的。

“你该脱了衣服，”她又一次指示，“如果你愿意，可以去屏风后面。我要整理一下床铺，我们用不着羽绒被。”

她又一次给了他信心。“你说脱衣服？”他问，似乎想搞清楚该脱到什么程度。

“你是个画家，见过那么多情爱的画，上面都是怎么画的？”

“呃，当然是光着身子。”他像个小学生一样，终于给出了正确答案。

“而且那些军装衬衫质地太粗糙了，”她又向他露出指导者一般的微笑，“除非是定做的，我不认为你的是那种。”

“定做衬衫没有意义，”他说，“衣服在那边都会毁掉。”

“我明白。”

“那么你呢？”

“我还要先穿着连衣裙，”她带着一种陌生的笃定，“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画家。”

查理走到了屏风后面。在如方舟一般的大床之上，莎莉穿着连衣裙，躺在属于自己的一边，遵循着她读到的规定——从在护士之间传阅的露骨的爱情小说里读到的，在那个仪式里，她不能看到他刚出现的样子。根据那些书里所写，如果你不转过脸去，男人可能会认为你在打量他的那话儿——他的老二、他的分身、他的刺刀。她确信他的双手此刻正遮着那里，不过，他刚一上床，莎莉就转过身来，用一张被单裹住了他。该用怎样的步调，这问题再次令他困扰。他躺在那里，像一段不谙人事的原木。莎莉意识到，她也许应该抢先行动，她从护士手册上读到过那些技术的示意图。于是，她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过来。查理那双沾着战争恐怖的手搂住了她。她能感觉到他手掌上的老茧刮擦自己的后背。她在大腿上感觉到了他。刹那间，一阵令人动弹不得的激情和折磨进入她的身体。她知道，这时要分开双腿。她从未料想过自己会有这样本能的意愿。

随后——如她所愿——他们在一起了，她一直等待的这场烈火在两人之间成为现实。自从她得知这样的过程是人类必经之事，她就一直恐惧着。现在，它正在发生。它蔑视一切恐惧，此刻，外面的世界和芸芸众生都与她无关，这让她感觉无比美妙。

然而，即便在此时此刻，她大部分的魂灵也是站在床上的。它在旁窥伺，就像往日的侍臣侍立于国王和王后床头，以确保功德圆满——和平民百姓一样。对莎莉来说，这不只是做爱，也是面向未来的一次实验。她内心的见证者希望能够验证，这里有某样东西——有某种许诺，许诺她仅仅成为一具肉体。虽然今天只是一时兴起，但以后还有漫长的日子和定期的练习。与此同时，查理则获得了更加统一的内心。他此刻雄心勃勃，连续撞击着她。随着一次次深入，查理的亵渎与原始之乐无休无止。

“噢，天哪！”他说。

“啊。”莎莉应和着他，但时至此刻，她依然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

她听到他响亮而无助的呜呜声——除了这动物般的声音，他发不出别的声音。她感觉到他在自己体内的喷涌，听到那孩子气的怪异笑声，就像某件艰难的事情终于大功告成。这时候，她抱着的是一个赤裸的、心满意足的孩子。

“啊，上帝。”他说，“想一想，一颗子弹就可以夺走你的一个子民，夺走你赋予的美妙肉体，夺走你赠给我的一切。”

莎莉面对他的脸，微笑着。查理亲密地吻着她，吻了很久。他先前表现出的小心拘谨消失无踪。

她用先知般的确凿口吻告诉他：“你在那边不会受到半点儿伤害，至少现在不会。”

但她还是怀着满满的恐惧。

“你怎么知道？”他问，心里已经差不多相信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他又吻了她一下：“你已经变成了一名神使。”

旁观的那个她——高悬于床上的、她内心的审视者——感到由衷的满足。现在她已经毫无借口，只能放弃她的心灵操练。现在，那个旁观者可以退场，留下两个全情投入这场较量的人，肉身对肉身。这很好，那位即将离去的仲裁者如是说。

查理下了床，倒了一点儿酒，但两人都没有喝，因为他们再度饥渴起来。

三十小时之后，她回到了德宁库尔，不知道她们能否发现自己的新变化。可是当她走进护士食堂时，另一件事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看到斯莱特里回来了，正坐在火炉边的一张安乐椅上跟莉欧诺拉聊天，给人一种假象，仿佛奥诺拉从未离开过。

“哇。”奥诺拉大大咧咧地说——她看到莎莉，站了起来，把莎莉拉到自己身前。莎莉心底突然涌起一股柔情。“别担心我了，”奥诺拉轻声说，“我知道莱昂内尔死了。我一直在鲁昂的头部损伤病房工作，他们都要受很久的折磨才死，可怜的伙计们。由于命好，或者出于上帝的旨意，或者无论你怎么说，莱昂内尔是幸运的。”

关于布莱特少校，她只字未提。

第二天早上6点钟，一支救护车队到来之后，莎莉和奥诺拉作为一对熟悉的老搭档，一起在复苏病房里工作。

此时正当早春，两支大军怀着相同的意图鏖战起来，一夜不休。双方你来我往，越过冰冷的地面和一重重铁丝网。这是一场关于血的考验——显然，发动袭击的一方如果比被袭击者流的血少，就会获胜。许多战士被俘——如果没有被俘，则被视为战术的失败，而枪炮有其自身的意志，它们无休无止地发出贪嗜血肉的饥饿咆哮。

如在双教堂村的经历一样，夜里，轰炸机到来，寻找着德宁库尔的城镇和城外的军械供应站。莎莉和其他人都知道，总有一天——由于意外事故或恶意——她们的急救站将面目全非，因为它靠近一条轻轨的末端，离轰炸目标太近。机枪的每一声轰鸣都是一道灵魂的伤口。

然而在白天的闲暇时间，布莱特少校和斯莱特里总是沿着融雪的车道去德宁库尔散步。布莱特是一个内敛的人，不得不压抑自己，以免被视为追求者，所以他努力摆出一副医生带病人散步时的僵硬面孔。他温柔地引导奥诺拉接受了恋人的死，接着或许有些羞愧地发现自己怀着取而代之的野心。奥诺拉跟布莱特漫步的身影成为女人们心中异常伤感的一幕——它发生在持续的轰炸之前。

逃兵

索利太太——除了她的旧称，娜奥米无法用其他方式想起她——缝起来的包裹装着满满的美味，一包接一包地到达班克坦城堡，给慈善医院寡淡的饮食增色不少。娜奥米从上个秋天的一封来信中得知，索利太太正苦恼着。她的儿子厄内斯特那年春天报名参军，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运兵船。她说，现在报名参军不再那么时髦，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一些事情的真相。“我十分冒昧地把你的地址给了他。他绝不是个坏男孩儿。要是他来拜访你——而你又恰好有时间——如果你能把他当成一个亲戚来对待，我会非常感激，而且我有自信你会这样做。我必须说，你们杜伦斯家都是内心细腻的人，他很幸运能有你这样的姐姐。”

于是，在早春的前几天，厄内斯特出现在了班克坦城堡——一个瘦高笨拙，但看着很壮实的男孩儿，娜奥米在麦克利见过他，还有一点儿印象。他告诉娜奥米，他是从布洛涅走过来的——他在那里等船去伦敦休假。他整个冬天都在打仗，但是跟其他男人一样，他很少谈论细节。娜奥米被叫来见他时，感觉他举止自然，看不出经历过什么。和其他军官不同，他没有戴手套，甚至没有戴城堡的卫生员们戴的那种连指手套。他从城里长途跋涉而来，路上又湿又冷，但对他来说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娜奥米带他去护士食堂喝茶。

“抱歉，我在这里碍手碍脚的。”他说。他穿着笨重的军靴，扮演着乡巴佬的角色。娜奥米把他介绍给塔尔顿夫人时，他十分害羞，说话小心翼翼的，像个接受盘问的少年。

“是因为我妈妈每周写信都要问，”他解释道，“‘见过两个女孩儿了吗？’不是说我反对这件事，但我知道你们很忙……”

他指了指东边，那个充满血腥与泥泞的广阔区域，然后咕嘟咕嘟地喝了口茶。

“想到战后我们就会成为姐弟了，是不是很好笑？我认为是妈妈赚到了。我一直觉得你们杜伦斯姐妹有一种特别的风度。唉，只要你们能受得了索利家的大老粗……”

“你受过伤吗？”娜奥米问。

“我吸进过一点儿毒气，”他承认，“那玩意儿飘得到处都是，把我们都呛哑了，但我的身体还没坏到去救护站。你知道，最开始是恐慌，让你觉得方圆百里连一只苍蝇也活不了，更何况是一个人。不过不知怎么的，人就适应了周围的枪林弹雨。我们在佛兰德打得很漂亮，给了他们一点儿颜色。”

到了他该回军营的时间，娜奥米找来一辆汽车——不是那辆要命的白色大车——把他捎走。她不想让他在这么冷的天气徒步走回去。

他们站在台阶上等车。娜奥米问：“你见过我妹妹了吗？”

“没有，不过要是她在一所急救站的话……在这里待久了，真的能遇到很多人，非常神奇。他们说十有八九要和德国佬打一场大仗了，等打完了我就去看她。”

“嘿，你权力不小嘛。”车到了，他冲她眨眨眼，然后坐了进去，“索利家高攀了杜伦斯家。”

“不，你妈妈这样说，但是她说得不对。”

她看着汽车在骷髅般的枯树之间开走。现在，她又有了一个孩子要记挂。

德宁库尔的急救站里发生了一件怪事。莎莉注意到有宪兵队过来带走了卫生员。不是全部，只是抽走了一些。其他护士告诉她，他们没有被捕，而是要转为步兵——虽然那会让病房里人手短缺。

班克坦城堡也受到了这类事件的影响。娜奥米收到了伊恩·基尔南的一封草草写成的信。

全靠一位宪兵中士开恩，我才能写下这封信。我此刻身在亚眠的老监狱，这里有点儿像是由一座歌剧院改建的。他们从医疗队纠集了一批“闲杂人等”，让他们拿起武器奔赴前线。我也被视作我们急救站的“闲杂人等”。我从未料到这样的结果，这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弗雷里厄太太说对了，但我拒绝遵守命令，所以到了这里。

最亲爱的娜奥米，我知道你总要忙到很晚，但你能否抽时间写一封信给澳大利亚军团的宪兵副司令，告诉他我的反抗是出于良知。你能否同时问问塞奇威克先生，让他也写一封信，提一提我们和澄清委员会的事？我知道下面要说的话对你来说很乏味，我的爱人，但我希望能减轻你的恐惧。宪兵同情我的遭遇，对我处处关照。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最后不要把我投进英国的监狱——谁不这样希望？与此同时，可以给我们安慰的是，澳大利亚司令官们仍然拒绝为我这类行为判死刑。我不愿去想象，可能有些可怜的英国甚至加拿大教友也陷入了和我相同的困境，但是他们可能被处决。

她把信拿给塔尔顿夫人。“噢，我的老天爷！”塔尔顿夫人读完之后说，“你想要我也帮你写一封信吗？”

“你会考虑写的，对吗？”

“当然，你必须马上去亚眠，带上我的信。好像所有人都想假冒贵格会教徒似的。”

娜奥米没有理会这句古怪的恭维。塔尔顿夫人迅速给她备好全部旅行所需的许可证。她们都知道这不会是一场安逸的旅途，因为亚眠位于英国索姆河沿岸控制区的要冲，紧挨着敌人。

经过一段走走停停的旅途，她来到了亚眠，在火车站入口附近找到一间军队办公室。他们告诉她，那座监狱在北边五公里，河的西岸。“没有，没有过去的车。”她需要设法找一辆出租车。

她来到一间旅馆，找到一个懒洋洋的门房，冒险给了他几个法郎，请他帮忙找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要求一样的赏钱。于是，她坐在出租车后座启程，穿过了几条运河，驶过城郊，来到乡下。那座监狱浮现在眼前——一座堡垒——矗立于阴沉的田野之间。出租车来到大门前，她努力劝说司机留下等她，但无论提出怎样的报酬，他都假装听不懂，扬长而去。这不是问题，她可以步行五公里回到城里。

她走过冰冷的墓园，来到木制的后门，看到一侧有一个手摇的门铃——她喜欢用这个。一名英国下士打开了后门。她说明来意，下士似乎很好说话，请她进来。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岗楼之中，里面有一间间洞穴般的办公室。首先是登记。她不得不承认，这些天主教徒并不像主日学校描绘的那样麻木不仁，那个英国兵似乎很同情她跟一个逃兵在一起。

“你是他的未婚妻？”一位军士长在办公室深处的桌子边问道。

“是的。”

“你能来看他真是太好了。”

他说他要跟上尉打个招呼，然后拿起话筒，对着它隐秘地低声说：“这里有一位年轻女士，想看看她的未婚夫——那个澳大利亚思想家。她是在职护士，名叫……”

他的眼睛向上瞟了一下，随即看向登记册。

“杜伦斯，对吧？嗯，杜伦斯。”他又看了看桌上的另一本登记册，“伊恩·基尔南中尉，澳大利亚医疗队。是的，长官。”

他从办公桌后走出来，带她来到后院，沿着厚厚的围墙向前走，进入了一道门。接着，他们走进一间靠里的屋子，它完全封闭，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小桌和两把破破烂烂的椅子。他把娜奥米留在了这里。

娜奥米等了五分钟，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地方的压抑，刑罚的气氛让她心烦意乱。虽然刑罚还未施行，但已如同完成。接着，门吱呀一声打开，两名佩手枪的宪兵带着伊恩走进来。他看起来还是原来那个伊恩，但是在这个季节穿得很少——没有穿外套。他们拿走了他的背带和腰带，所以他不得不把一只手按在腰上，不让裤子掉下来。

守卫分立在门两侧，其中一个用喊口号似的声音说：“禁止接触。”

“而且不要大声表达观点，谢谢。”另一个用自己的大嗓门说。

伊恩微笑了一下，坐到桌前。娜奥米当然想要握住他的手，但手刚一伸出去，一个守卫就开口说：“女士……”

“要是你这么热衷于战争，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打仗？”她对那个守卫说。她知道，这是灾难性的争吵。

“好了，娜奥米。”基尔南恳求。

“这话我听多了，女士。”那个宪兵无所谓地说，“差不多每个逃兵都会这么说。”

她意识到，她必须把注意力放在伊恩身上。

“你做了这么多，他们把你关起来真是太愚蠢了。”她说。

“现在我进了监狱，澄清委员会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我的真诚了。”他说，“另外，塔尔顿夫人写信过来，说她会动用她的关系……他们把信给了我，因为都被她的头衔震住了。他们明显打算拿出跟弗雷里厄太太一样的论调，说的话如出一辙。如果我是坚守原则的反战者，那么最初就不该加入医疗队。医疗队的卫生员必须时刻准备好拿起枪上战场。要是应征入伍又自以为永远不用拿枪，就未免太天真了。”

“但是急救站的军医主任一定了解你的信仰。”

“噢，是的。可是那边有法国士兵哗变，甚至还有英国士兵，而且我们的人总是不请假就无故缺勤。上级必须明正典刑，而且你知道，他们总是不知道怎样把握分寸。”

他转过头，娜奥米可以看到一道原先没有的伤痕，从右边太阳穴下方贯穿脸颊，直到下巴。他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

“不当的方式，”他喃喃说道，“不过现在都结束了。入狱仪式。”

两个宪兵保持沉默。

“最严厉的指控是叛变，”他说，“当我上军事法庭的时候，亲爱的娜奥米，你有没有可能做我的证人？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在教友派的主持下订的婚……”

“当然，”她说，“你一定要坚持要求他们召我出庭。”

一个宪兵说时间到了。

她对两人说：“你们能不能给他一件套衫？今天很冷。”

“牢房里的所有囚犯都有一条毛毯。”其中一个说。

基尔南被带了出去。娜奥米起身，孤独地站在这间了无生气的屋子里，渴望之情和彻悟之力混杂在一起，将她吞没。这个世界的本色归根结底是恶毒的，概莫能外，或者说，它是一座美好的疯人院。年轻人被暧昧不清的理由击垮，恢复，然后再被击垮。教友们则是这座巨大疯人院里的罪犯。

“审判定在3月，在亚眠。”出去的时候，中士告诉她。

审判前一天的早上，娜奥米再次从班克坦城堡出发——这一次，她被召为证人，召唤她的机构甚至比塔尔顿夫人还要权威。塔尔顿夫人曾要求出庭，为伊恩的品格做担保，但由于跟伊恩并不熟识，她没有被召唤。

经过一段乏味的火车之旅，她到达了亚眠火车站。车站紧邻大教堂，她走过一段挤满士兵的路，来到护士招待所。餐盘里的大块食物让她无法下咽。一阵忧虑的骚动占据了她的内心，让她的脑中回响着为伊恩做免罪辩护的每一个论点。各种理由如一团乱麻，似乎拥有了自己的意志，各自翻卷和铺展着。她的情绪要是再激昂一些，她可能就要到街上对着士兵慷慨陈词了。在这样的状态之中——加上躺在一张左挪右晃的床垫上——她睡不着觉。她知道，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远在佛兰德，对军事法庭的法官来说，来亚眠出席审判也许是一次难得的旅行机会。她希望这能让他们的心态好一些。

市政厅的一个房间被征用为法庭。第二天早上，娜奥米走到那座雄伟的法兰西共和国大楼前，它两翼张开，几乎围出了一片广场，在这被威严围拢的地界中，似乎没有从轻发落的可能性。她迈上台阶，来到办公台边的英国宪兵面前。他给她做了登记，然后让她在一条走廊里等候。她坐在长凳上，看到几个衣衫不整的英国兵戴着手铐，列队走进去接受审判，他们犯的是纪律涣散、酗酒和擅离职守罪。

最后，一名澳大利亚宪兵把她接走，问了她一路上天气如何。她被带到走廊深处，走进一间平平无奇的审判室。

娜奥米第一眼就看到了伊恩。他站在房间一侧的木栅栏之后，看起来气色不错。他穿着外套，但是没有绑背带，他们今天一定给了他腰带，让他不必毫无尊严地提着裤子。两名军官坐在地面上的桌子后，台上的桌子后则坐着三个年轻的军官，他们是基尔南的法官。她原本期望是年长一些的人，但很多上年纪的人都被部队清除出去了。法官和伊恩智慧的反差，加上他们破旧的军装，带给她一种特殊的恐惧。在一名书记员的指引下宣誓入场后，她的双眼一直盯着他们。与此相反，他们几个仍旧只是草草地记上几笔，然后转过头彼此窃窃私语。

伊恩的目光镇定地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秒，随即如先前被人要求的那样直视前方。一名年轻的上尉是伊恩的辩护人——精心修剪的胡须表明他希望受人重视。公诉人是一位少校，看起来是法庭上年纪最大的人，虽然也只有四十岁。这些人会以一己之见为伊恩定罪吗？这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不在场的上级要取悦？虽然市政厅的这个房间空荡荡的，缺少舞台的氛围，但这些法庭成员可以以公正的姿态在任何剧院的军事法庭戏中登场。一个人的自由取决于这样一场仪式，取决于三个青涩的牧师和侍祭们的业余表演，这未免太过儿戏。

娜奥米被要求站在伊恩桌子的前面，背对着他。在宣誓入场和所有其他环节中，她都看不见他。提出公诉的少校让她描述站在这里的军事和个人原因。她是否认识被告？什么时候第一次遇到他？以什么姓名？后续见面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他例行公事地问出口，似乎不知道这些问题有多么重要。她回答得格外急切。

虽然一直屏住呼吸，但她还是马上讲起了他们漫长的相识历史，而公诉人不想让她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他屡次打断她对自认为至关重要的细节的描述，例如，伊恩在阿基米德号沉没后做了什么。她怎样才能让这位少校理解这些事情的真实分量呢？他怎样才能明白，宣判伊恩无罪，对证明这个世界还有理智尚存多么重要？

“所以说，”他问，“你现在是被告的未婚妻了？”

她说他们是在教友派的主持下完成的订婚仪式。

“贵格会？”他问。

“人们是这样叫他们的。”娜奥米说，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以免这个别有意义的名字对伊恩不利，“我跟基尔南中尉去巴黎的教友派集会时，没有看到任何人颤抖。事实上，他们的特立独行是真的，这全都出于他们的深思熟虑。”

“你不是这些贵格会教徒之一？”

“不，我不是，但我不抵触他们。”

“那么你认为这场战争该怎么打？每个人都要像基尔南中尉那样吗？都去做医疗补给官或卫生员？”

主审法官不客气地说，公诉人也许太过热心了，现在不是杜伦斯护士受审。

“你本人并没有反战的宗教背景，是不是？”少校问她。

“我没有，”她承认，“但是，要知道，这个问题在我的家乡从未出现过。”

“假如你有一个儿子，而未来有一场战争，你会让他参战吗？”

“我会尽力劝阻他。我见过太多的伤残……没有母亲会……”

“我问完了。”少校说着，举起手，回到自己的桌子边坐下。现在，为伊恩辩护的年轻上尉获准向她提问。她端详着他的脸，想从中寻找能够解救伊恩的道义的力量。

“基尔南中尉有没有在你面前提起过，他反对拿起武器？”

她欣慰地回答他有。“早在我们初遇的1915年就有。我们刚一成为朋友，他就说过很多次，他想要照顾伤员和病人，但他的宗教信仰阻止他参加战斗。”

“你和基尔南中尉都是一艘被鱼雷击沉的轮船的生还者，阿基米德号，对吗？那时候基尔南中尉表现如何？他有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怯懦？”

“我要说，他当时非常勇敢。”

“他是如何展现他的勇气的？”

“在海上漂流时，他是我们的领袖，所以我们那条橡皮筏上才能有那么多人生还。他把我们团结在一起，鼓励我们不要放弃。有一些男人的确放弃了，但那不是他的错。当我们看到一艘轮船时，是他为我们放出了信号弹。”

遗憾的是，这就是伊恩的律师想要了解的全部。她将被带出法庭时，伊恩带着笑意望着她。她不准备就这样礼貌地离开，而是转过身说道：“各位先生，每一个遇到他的人都听他说过，他的良知让他无法拿起武器。”

为伊恩辩护的年轻军官拦住她，轻声说：“如果你在外面等一下，我会告诉你结果。”

这句富有人情味的话让娜奥米备受鼓舞。在亢奋的状态下，她坐在走廊的长凳上等候着。她这时猜想，在和平年代，商店老板和农场主会坐在这里等待土地和水渠归属官司的裁决。她的想象在伊恩被无罪释放和被判许多年甚至更糟的可能性之间摇摆。毫无疑问，无论怎样的结果降临，都与她息息相关。

她坐在那里等候时发觉，周遭的空气充斥着徒劳的祈祷声，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他们在向上帝吁求，而那位上帝似乎无法置身于大炮和各位母亲的儿子或妻子的丈夫中间。在这片祈祷声中加上自己的，让她感到无谓和愚蠢，但这又是无法遏制的冲动。她祈求上帝让法官们变得明智通达，把伊恩送回他的急救站。

年轻的上尉律师走出了法庭。

“很抱歉告诉你，”他说，“十五年。”

顷刻间她没有回过神来。“十五年？”她问，“那是什么意思？”

“这是判决，很抱歉。每个人都认为他倒霉透了，但不得不这么做，而且这当然好于其他……可能性。你讲述的他在沉船之后的勇敢事迹……帮助了他。”

这么多年的代价，这惨痛的现实像一阵热浪汹涌袭来。她一时间没有站稳，上尉扶住她的双臂。

“稳住，护士。”他对她说，“主审法官说你可以花几分钟时间见一下犯人。只是记住，最好不要让他或你自己悲伤过度。”

两名宪兵带她去了一个小房间，让她跟伊恩道别。伊恩已经站在那里，双手在前，戴着手铐。两名宪兵留在了那里，看起来他们最在意的是——如一段日子以前的那两位——任何接触都不允许发生。

“这太荒唐了，”她说，“伊恩，我能做些什么？”

伊恩说：“能不能替我感谢塔尔顿夫人？她说不上太多话，因为她都不太认识我，还有我的军医主任——我的第一封信会写给他。你做得很好，娜奥米。我会永远记得你。你能不能写信给塞奇威克先生，告诉他婚礼不办了？你忘了我吧。”

她举起一只手，近乎愤怒。“我怎么才能把记忆抹得一干二净？”她问，“我和塔尔顿夫人甚至还没有开始写信求援，寄给所有地方的所有人。”

说这句话之前，她还没有想到这个办法，这让她立刻从一个疯女孩儿转变为一名拉选票的政客。

伊恩轻笑了一声，说：“你打算威逼那些大人物，让他们赦免我？”

“没错。”

“可是你完全没有这个义务，你知道的。”

“别说这些废话。”她对他说。伊恩对她淡然一笑，但是她感觉其中包含了许多意味——既是接受，又是道别。她知道，男人们擅长说暧昧不明的话，贵格会的男人也是如此。

此刻，该说的话似乎都已说完，她想不出还能说什么。十秒钟就这样令人心痛地流失掉了。

“好了。”一名宪兵发话，仿佛想结束这段沉默，“就这样吧，女士和先生。”

于是——怀着以沉默终结会面的悔恨——娜奥米被带了出去。她来到正门前，向自己许诺：我是不会颤抖和哭泣的，我要大闹一场，搅得他们不得安宁。这个使命将会让她可以忍受余生。

在大门口，一名警卫对她说：“当心，小姐，头顶上有几架哥达[15]。”

这时，在不远处的高射炮雷鸣声和前方绵绵不绝的轰炸声中，她听出了轰炸机的嗡嗡声。她愣了几秒，然后把头藏进两根石梁之间的凹陷处，因这个扭曲的可怕世界而战栗起来——在这里，天空不许成为天空，空气不许成为空气。

失去的男人

在高射炮停止轰击，警笛呼啸着宣告安全的那一瞬间，娜奥米冲到了街上。她难以解释是怎样的念头驱使着她，但这一刻她就是这样做的。她看到市政厅门口的路上有一些面容憔悴的年轻英国兵失魂落魄地走过——他们目光空洞，步履蹒跚，有些没有带枪。他们的军装或被泥浆浸得硬邦邦的，或透着污物的色泽。这时，他们开始围着一个流动茶摊转来转去。这些眼窝凹陷、喝着茶、晃荡着讨烟抽的半大小子都是——虽然娜奥米不明所以——一条破碎前线的溃逃者。四处都有军用卡车停下，士兵们端着步枪跳下来，守在各个主要的街角，试图集结散落的残兵，督劝他们坚守到底。

一位佩着勤务部队标记的老中尉看到这一幕，摇了摇头，然后转过身，看到了娜奥米。

“唉，该来的都来了，小姐。”他说，“战线崩溃了，我们首当其冲。”

他的眼中燃起一股父亲般的关爱。

“要是可以的话，你得赶紧走。火车可能还在运转。眼下越往西北越好，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他们的目标究竟是哪里。”

娜奥米感谢了他，随即上路。在几条街外那座富丽堂皇的火车站，情况要井井有条得多。士兵们坐火车从布洛涅赶来，带着步枪和种种装备，看起来有足够的战斗力，起码可以为收复前线奋力一搏。

她登上回海岸的火车，跟一个牧师和一对法国中年夫妇共坐一个包厢。要是按照她今天的所见所闻，她和牧师可以充当法官，审判那个丈夫的懦弱。牧师读着与神职相关的书，法国夫妇跟娜奥米用基础的英语和法语互相问了一下各自的目的地。搞不清他们说的是来自维姆勒还是要去维姆勒。

火车沿着索姆河行驶，接着转向北方，带着明显的逃亡感。那位牧师——读完了神职书——加入了聊天。得知娜奥米来自澳大利亚，他似乎很高兴。“美丽的澳大利亚姑娘！”他用法语朗声说，“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

对于法国中心地带可能遭受的入侵，娜奥米的同行者们似乎没有戒备起来。也许他们不觉得这会发生。牧师把手伸进口袋，然后递给她一枚小小的金属像章。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接了过来。在循道宗和贵格会之间，在信仰与怀疑之间，她将这枚神像握在手中。这件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给了她支撑，而她以前从未相信过这种方式。

当她回去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等待着她，达灵顿少校离开了，就在一夜之间，而且如英伦玫瑰们所说，他对塔尔顿夫人连一个像样的道别都没有。主任医生的位置暂付阙如。与此同时，艾尔德里和两位柔弱却坚韧的年轻病房医生竭尽所能地填补着空缺。护士们知道娜奥米去了哪里——这样的消息怎么可能不在医院里传开？大家都怀着敬畏，不敢问她判了多少年。

这段时间，每个人都留心关注着塔尔顿夫人。达灵顿少校走后，她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她们很想看看——并非没有同情——她再次出现时会是什么样子。在茶歇时间，她如往常一般巡视病房，与战士们聊天。她出现在这里，俯下身子，用很多澳大利亚人来此之前从未听过的高贵口音询问他们的病情，这永远是最有效的药物。可以明显看出，等待重返前线的恢复期的军官们——他们的爆炸伤、枪弹伤或脑震荡正在渐渐痊愈——毫无例外地为她着迷。

可是当天傍晚，明眼人可以看出她动作和谈吐的迟缓——她心烦意乱，不时发出颤音。她落在病人身上的目光有时会突然变得呆滞，一秒钟后又恢复正常。

“来我办公室。”查房结束后，她低声对娜奥米说。

娜奥米怀着愧疚和窃喜——有一个姐妹和她一样陷于哀伤之中。当她跟随塔尔顿夫人走向办公室时，所有红十字会女人的目光都投向她，垂涎于她与塔尔顿夫人的亲近。她们和澳大利亚护士们看得出，娜奥米和塔尔顿夫人都因失去所爱而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情。两人一边走，塔尔顿夫人一边向娜奥米问起伊恩的情况。娜奥米——虽然被这一天搞得失魂落魄，但又从奋争到底的信念中找回了一点儿力量——将所有细节讲给她听，并坦承她急需给各方写信，包括再次写给医疗队的伯德伍德将军和豪斯将军。

她们走进塔尔顿夫人的办公室，一切和往常一样。桌上和墙边堆着一摞摞新文件，丝毫没有懈怠的迹象。她打了个手势，让娜奥米坐下，然后从书架上拿来一瓶干邑白兰地——它毫无遮掩地放在显眼的位置——往写字台上的两只酒杯里倒了一些。

“男人是非常奇怪的动物，娜奥米，”她说，“可当他们终于不奇怪了，又被牢笼困住了。”

她抿了一口白兰地。

“我们吵了个架。吵了个架——仅此而已，不过他拿这个当借口。这不是他走的原因，我绝不相信是这样。这只是他的托词，是他的宣战口实，他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她又喝了一口酒，一边咽下去一边说：“也许从现在开始，酒瓶子会成为我的情人。”

娜奥米暗想，酒瓶子看起来不像是这个浑身散发着光芒与热量的女人的归宿。

“那个贵格会教徒和你的不幸，”她对娜奥米说，“米奇和她的外科医生，我和我的，这些遭遇都是厄运使然。我们意想不到地投入了那么多感情。我大概是让达灵顿在布洛涅的一个堂兄出了丑，或者说试图让他出丑。他是医疗队里的一个显贵。我记得那个人，很惊讶少校跟他是亲戚。我的意思是，少校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过到最后，那个显贵也发誓要报复达灵顿。”

她停下来，怔怔地望着屋子的另一头。

“这就是那个冠冕堂皇的故事，”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但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更可悲的故事，不过这就偏离你的伤心事太远了。”

“不，请说吧。”

“请放心，我们正在着手营救你的男人。”

“可你刚刚说‘更可悲’……？”

“是的，对于手握大权的男人，任何试图对抗他们的女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疯子。我丈夫就认为我是疯子，还经常向身边的朋友表示对我的怜悯，因为我跟澳大利亚人打成一片，因为我从未穿过一身得体的衣服，因为我容忍那些被他视作猿猴的社会领袖。就这样，我被宣布为疯女人，而且他几次在正式的报告里这样写，所以，我疯疯癫癫地对皇家医疗队纠缠不休，尤其是对达灵顿少校那个可怜的堂兄，让少校很难堪——他们时常谈起可怜的老达灵顿怎样跟那个疯女人搞在了一起。他们甚至还给出了这样的证明，说我在澳大利亚确诊，还在殖民地的一所精神病院待过一段时间！少校是做研究的人，并且希望自己的成果被更广泛地接受。他有一些关于脓毒症的观点很有价值——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可是，每一个跟他对话的人，想到的都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发疯的情人。你知道……这就是他走的原因，他必须在名誉和我之间做出选择。”

即便沉浸在自身的悲惨和隐忍中，娜奥米也能感受到她的痛苦，但怀疑自己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

“当然，”塔尔顿夫人说，“你一定不愿意听这些。希望尽管有这场磨难，但是最后，很快，你就能证明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让你的贵格会教徒回到身边，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

“但你也理应得到更好的命运。”

“我凭什么？”塔尔顿夫人笑着问。

“因为你美丽、聪明，而且有一颗伟大的灵魂。”

塔尔顿夫人笑起来：“那正是灾祸这道菜的主料。等到战争结束，我可能会做回老本行，当一个女帽商人。那符合他们所有的、最糟糕的预期，而我真的喜欢做这个。我喜欢制作这些装点，让女人们戴在头上。对我来说，一款好帽子远比皇家美术学院里供着的所有东西都有意思。”

塔尔顿夫人一边笑，一边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像这段日子里遭罪的所有人那样，被迫掂量这个世界的分量。

“从现在起，达灵顿将会更受重视。”她说，“他在抗菌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他的婚外情重要。我以前从来不会用这样的词来指代这个问题。很奇怪，在这桩所谓的罪行中，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贞洁的。”

塔尔顿夫人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娜奥米也微笑起来，一边想着营救基尔南，一边喝了一小口白兰地。两人默然相对，各怀心事，却又带着同样的悲哀。

被俘的敌方伤兵接受盘问后，看起来平静而心怀感激。他们满足于这里的食物——虽然很普通——这显示出他们那一方的配给短缺。不过现在，他们的兄弟们正向西线进发，准备围剿这里的食物。英军的几个营出现在德宁库尔，在村庄的街道边休整，接着穿过急救站去往前方，接手这条战线。他们路过的时候，恰巧在室外的护士和卫生员们用嘶哑的声音欢呼起来。这些男人看起来热情高涨，瑟瑟发抖的内心淹没在激昂行进的人潮中，他们一路东进，和另一股相对而来的潮水碰撞。他们有可能只是无谓的牺牲品，在全部历史中受到的唯一赞美，就是德宁库尔急救站疲惫的男男女女献出的几声单薄呼喊。

德宁库尔的伤员总是以最快速度被处理掉。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但是显而易见，伤员和病人在后方医院更安全。毒气中毒者在一天之内就会被送走，手术只会给必须孤注一掷的病人做。所有车辆都用来运送伤员了——回程的弹药卡车载着轻伤伤员。在一阵忙乱中，两辆八吨级卡车装满了担架、毛毯、氧气罐、未开封的敷料和药品箱，准备一并送到安全地带。

掉队者出现了——他们的队伍已经瓦解。他们混在平民家庭中，一起向西逃走，或坐在马车上，或推着放孩子和货物的独轮车，甚至连拖着枪炮的马车也沿路西行——去后方寻找位置，向前来的敌人发泄怒火。

在这一片骚乱之中，查理·康登突然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在方位不明、人流纷乱的情况下，他还可以找到莎莉的所在。向布莱特少校请示后，他获准去莎莉的病房找她。

查理出现在唯一一间有病人的复苏病房门口，澳大利亚护士长心烦意乱地说：“去吧，去吧！”护士长料想由于处在危急时刻，他不会在这儿多逗留。莎莉向他走去。她已经记不起当时对他说了什么——毫无疑问，是些很平常的话。在护士长和同事们面前拥抱是件危险且任性的事，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走在小路上的时候，他们还是挽住了彼此的手，直到进入食堂。在这个乱糟糟的时候，最里面的小餐厅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肩并肩坐在一张陈旧的小沙发上，它似乎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亲密的空间，但是，这里随时都可能有其他人出现，所以他们仍有些拘谨。莎莉可以感受到他的上身大半转向了自己。坐在一起不能令人满足，因为一具身体不能与另一具身体紧密接触。

“这不合适，查理。”她说，“我不是说不欢迎你，但你来这里不合适。”

“不，”他说，“这没什么不合适的。还记得我是怎么在侦察期间来这里的吗？现在我是从佛兰德行军过来的。”

他们再次拥抱。两人的嘴唇如此心有灵犀地找到了对方，莎莉有些惊奇，这也给了她一种平静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今，这些自然而然的亲密姿势，是在金字塔下的时候她认为自己做不到，也没有愿望做的。

“一定不要担心，”他喃喃说道，“向来是我们的人暴露在外面，流血牺牲。这一次，暴露在外的是他们，天知道，我们要让他们流血。”

莎莉看得出他的信心，而他涌起的复仇之心并没有吓到她。他们是他的敌人。

“有人说我们会被要求后撤，”她说，“或许要去科尔比，可谁知道呢？据我们所知，德国人可能要占领亚眠。我不想看见你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进来。如果你下次出现时仰着头向我微笑，我会非常生气。”

“我得走了，莎莉。”他说。

围着窗帘的房间里的那张高脚床显然不能为他们所用。现在不是时候，虽然他们的身体不这样认为。查理弓着背站了一会儿，因为在此时表达爱意过于荒谬，然后他飞奔出去，上了停在巴波姆路上的一辆卡车。他的急切吓到了她，令她心生怀疑。他又快又急地登上车厢，重重地关上门，她几乎感觉遭到了背叛。

查理走后，很快有几辆救护车载着伤员到来，抬担架的人说军团救护站和前线包扎站落在了敌人手中，可怜的伤员们还躺在那里。正在病房外被人看守着修新路的战俘用轻松诙谐的德语聊起来，他们确信自己即将获救。几架哥达从头顶低飞而过，向路上撤退的军队和法国平民投下炸弹。在附近的十字路口，两台高射炮向它们咆哮，像两只没牙的看门狗。吗啡使几个伤势最重的人免遭打搅，但在其他许多人的脸上，莎莉看到加倍的恐慌和不安，他们原本因受伤而摆脱了前线的硝烟，现在它再一次笼罩了他们。

4点钟，斯莱特里和莎莉跟八个年轻护士一起待在复苏病房，做着帮助安全挪运病人的常规工作，这时布莱特少校走进病房，向她们宣布：“我们收到了撤离的命令，请大家打包好自己的东西，十分钟后带着行李集合。我们需要走路去车站，半英里路。没人帮我们搬行李，所以你们也许想把一些东西留在这儿。”

莎莉一下子感到毛骨悚然，她说她不能留下病人不管。

奥诺拉说：“我跟他们留在这儿。我相信德国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野蛮人。”

布莱特对这个人们口中他所迷恋的女人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已经提出过相同的要求，”他说，“但这不是儿戏。我们全部受命撤离。”

“那你得把我拖走，”斯莱特里说，“我是不会自愿离开的。”

“拜托，斯莱特里，别这么煞有介事的。我向你保证，一旦我们撤回去，你会埋头于成百上千同样需要你的人之中。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西行。”

超过三十名护士、一些医生和大约六十名卫生员已经收拾好轻便的器具，走上了拥挤的道路。他们提着行李蹒跚前行，走向当地的火车站。他们持有去亚眠的通行证。一名卫生员带他们走了一条小道，以避开从巴波姆径直伸向阿尔贝的那条堵得水泄不通的主路。在村庄附近，通向火车站的还有另一条路，急救站的撤离者在这里和另外几千人相遇——包括一大群难辨国籍的士兵。走小道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便利——这座为服务当地农场而建的小站此刻已被层层围堵。一些人穿着污泥硬壳一般的军服，坐在窗沿和门阶上，茫然地看着骚乱的人群。疲于应付的正门守卫放护士们进去，她们来到站台，一名铁路运输官让莎莉感到异常眼熟，他一瘸一拐地四处走动，吹着哨子，指挥着铁路两侧如潮的士兵和市民。

那名军官向她们蹒跚走来，说：“女士们，把行李放在这儿。火车预计二十分钟后到。护士长，你的姑娘们可能得费点儿力气挤上车。”

他拿起系在脖子上的口哨，对着守卫们吹起来，让他们把人群从轨道旁清开，然而，他哨声的最后一次震动被另外一个更沉重、更巨大的声响掩盖了。他又吹了一次哨子，向护士们大喊：“所有人，跨过铁轨！进战壕，在远端！”

在轰炸机下，她们跨过铁轨，跳进战壕。大家挤成一团，斯莱特里和莉欧诺拉挨着莎莉。莎莉在战壕里瞥见弗洛伊德的身影，她弯着身子，看起来超然于这场灾祸之外。炸弹可以震慑莎莉身体最深处的每一颗微粒，而弗洛伊德身上却有一部分无法撼动。

她感觉，战壕之上的声响比以往听到的所有声音都巨大，令她们身边的泥土墙壁如地震般颤抖。

哥达轰炸机的“雷电”耗尽，它们撤离了上空。现在战壕之上的地面上只剩下空洞的哀号声。她们爬了出来，依然心有余悸。布莱特少校和另外几个医生在狼藉的伤者和死者中巡视。士兵和男男女女像簸过的谷壳一样躺着。检视伤员的时候，莎莉和其他人看到一个母亲和两个小孩儿——如葬礼中那般整齐地躺着——已经死于震击。这时，一名中士越过重重障碍而来——他仍未失控——说上尉很抱歉地通知大家，西边几百码处的铁路被炸毁了。

“恐怕你们得把行李放在售票处，”中士说，“我会把那儿锁起来，然后你们最好立刻徒步出发。”

她们一起去见布莱特，请求跟伤员一起行动。令人苦恼的是，她们没有医疗器具。莎莉徒劳地照顾着一个大出血的男孩儿，他的徽章表示他属于斯塔福德郡轻步兵团。一些人试图用手帕和碎布头为被弹片炸伤的士兵包扎。出于恼怒和清醒，布莱特命令她们即刻动身，把包放进车站售票处。她们沿着铁轨出发——有些人带着随身的行李，有些人什么也没有带。这一次，她们不再跟败军和法国流民分道而行。

最初的一英里路他们走得相对快些。接着，在铁路旁边的路上，五辆前后相随的运货卡车轧过被初春天气夯实的泥土，摇摇晃晃地开来。所有护士都要上车，布莱特说。她们用最笨拙的样子爬上车——现在没有人期待她们身手敏捷，同时，光线暗淡下来。

在车篷下，很多人都睡着了一会儿，但很快又被颠簸惊醒了。她们在一个十字路口下车，走进寒冷的春夜。两座英国急救站分立两侧。护士长把她们分为两组，一半被送到道路北边的急救站，跟那里的护士合并，另一半则去南边。

莎莉和另外几人去了南边，在护士食堂待命的时候，一位精力充沛的英国护士长让卫生员把草褥和毛毯送进她们住的棚屋。与此同时，她们尽可能地清洗了自己，还做了热可可，吃了些面包。接着，她们走进棚屋，在英国女孩儿的床架之间，她们在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床垫，随即睡去。

第二天早上，她们来到病房里帮忙，看到一支新来的部队在嘹亮的口号声中行军，往阿尔贝而去。她们已经对混乱太过习惯，此刻看到几百人列队行进，简直像是看到一种已被遗忘的奇观。在埃及，她们第一次见到战士们出于训练以外的目的长途行军。那一次，一尘不染的战士们在军乐声中整齐划一地踏步。她们清楚，音乐早已被摧毁，但这些人仍然散发出一种坚不可摧的气势，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作为其中的个体。英国护士们站在棚屋和帐篷中间，对她们说：“是你们澳大利亚人！”

的确，这些是她的同胞，他们不慌不乱，看起来就像是撤退的盟友的救星。这让莎莉和其他人心底涌起一股庆祝一番的冲动。从令人失望的1916年春天开始，“希望”始终坚守在这里。她们纷纷抽出手帕，向他们挥舞起来，简直忘记了这是最普通的战争场景，而且是为了实现一个军事目的。她们一边向那条路跑去，一边挥动手帕——她们欢呼雀跃，仿佛这不仅仅是一支孤军，不仅仅是一块被投进暴风巨口的石头，而是完整的答案。

莉欧诺拉向他们喊道：“你们好哇，小老乡！”战士们说：“哎呀，是澳大利亚护士们。”于是他们大喊，说他们要去打野狗，要让那些德国野狗知道不该离开自己的老巢，他们一路从比利时过来就是为了这个（查理也许侦察过这条路线）。这一股彪悍的劲头让女人们陷入进一步的妄想之中。昨天她们深陷逃亡与无能为力的痛苦，今天则迎来一剂解药。接着，更多的卡车和另一支部队经过这里，那些澳大利亚人高呼：“最后的撤退，姑娘们！”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因为刚下火车，而且步调协调一致。如果说他们都是往现实的脸上吐口水的疯子，那么他们的疯狂也是这个上午必不可少的。

最后一批士兵和马拉的大炮消失在路的尽头。护士们的狂热减退，她们感到一阵突然袭来的惆怅。这些战士只是一些奔赴熔炉的碎屑吗？她们颓然转身，穿过草地，回到病房里尽自己的力量。

当天下午，许多英国护士被派去了杜朗，莎莉和其他人很高兴能获准留下，不过没有救护车送伤员到来，只有几辆把昨天的送走。第二天早上——虽然见识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行军——她们奉命再度后撤。她们把洗过半干的内衣装进旅行包，因久未沐浴而感到尴尬，不过这一次，起码她们所有的病人都被送到了后方，或是被埋在了去城镇的路边上的墓地里——就如双教堂村的那个墓地一样。

她们的新急救站在科尔比，跟一所英国急救站分立在十字路口两侧。复活节来了又去——被繁忙紧迫的工作吞没。在一次纪念加利波利登陆三周年的礼拜中，一位澳大利亚随军牧师宣称，这一年的复活节有一个特殊意义，即英军得以免于全军覆没，有赖于——他特别强调——两个澳大利亚师的英雄气概和基督般的牺牲精神，一共有六万多名上帝最优秀的青年葬身于火坑。连莎莉都觉得他惹人厌烦，因为他把澳大利亚人鼓吹为弱者的救主。她们护理过在无差别的战争中生还的人，这对她们来说实在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说法。莎莉听到身后的一个英国女孩儿压低嗓子说：“虚荣的老蠢货！”

关于谁死了，谁逃了，谁还挺立不倒，眼下似乎不该展开讨论——虽然后者必然是刚刚列队而过的澳大利亚人，因为现在不是居功自傲的时候。她们知道，德国人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卷土重来。他们就驻扎在距亚眠十英里的地方，展示着敌人最新的领土战果。同时，战争不是足球赛，不是各自得分，即便是成功的一方，也会失去分数。

在科尔比的食堂桌子上，被撤退搞得筋疲力尽的奥诺拉·斯莱特里告诉莎莉，她不相信那个传言——虽然很多人相信——近来在军中肆虐、令许多卫生员和护士被送到后方的新型流感，出自敌人的一间实验室。“这也太抬举他们了。”她声称。

“不过都一样，”她补了一句，“女人是忍不住胡思乱想的……”

现在看来，关于把她从双教堂村伤员的身边强行拉走一事，布莱特少校已经得到了斯莱特里的原谅，虽然那些伤员可能已经成了战俘。斯莱特里向莎莉坦白，现在她和布莱特“彼此理解”。他不信教，但比很多信教的人更好，而且她的父母也只会迁就他——迁就他不是贫民窟里那种满嘴《玫瑰经》、狂饮滥赌的天主教傻瓜。

听到她的话，弗洛伊德拿出理智和淡漠的态度。

“确切地说，你说的‘有一个安排’是什么意思？”她带着不必要的冷峻问道。

“它的意思是，”奥诺拉决定不直截了当地回答，“要是和平的那天真的到来，我会等到所有战俘营和医院都清空，如果莱昂内尔还没找到的话……那时候再说。这就是我说的，跟少校的安排。”

弗洛伊德说：“我的天！他真是一个耐心的男人。”

“你难道喜欢其他类型的吗？”斯莱特里问，“你的美国人是个耐心的男人吗？”

“有时候是，”弗洛伊德说，“一路磕磕绊绊的。想要维持吸引力是挺难的一件事，尤其是跟我这样别扭的女人在一起。”

莎莉开始怀疑，弗洛伊德是否从未从利姆诺斯岛上的事件中恢复过来。她成功地让自己长期维持镇定的假象——而且显然，在手术室也如此，但在另外的日子里，她在平静满足和冷漠怀疑之间摇摆的频率如此之快，没人会认为是正常的。没错，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她的外科医生博因顿是个耐心的男人。

在澳大利亚慈善医院，前线的危机体现在被救护车送来的人身上。这间医院最多可以容纳二百五十人，但现在送来了三百多人。澳军胜利的消息传来，但这胜利也伴随着流血——在那个歌剧般的上午，护士们看到的那些趾高气扬、自信满满的澳大利亚人，付出了几千人的代价。娜奥米在术前病房监督治疗，这里有十多个骨折伤员，有脸部、大腿乃至胸部严重受伤者，还有伤处形成坏疽和脓毒症的截肢者，他们都需要做术前准备。一名新来的年轻军医和艾尔德里各自在手术室工作着，另外还有一个病房医生急于获得手术经验，他没有表现出胡克斯曾经的那种良知和忧虑。

在这次军事危机结束前的一个忙乱上午，塔尔顿夫人来找娜奥米，看到她正在指导澳大利亚护士和英伦玫瑰们。一如往常，塔尔顿夫人还是一副热忱的样子。自从跟娜奥米为达灵顿少校的事借酒消愁之后，她没有再花时间沉溺其中，不过在两人失去了米奇——以及同时失去了各自男人的共情影响下——她们开始像知己好友一样说话。塔尔顿夫人没有被悲伤困住，她的热情也未曾熄灭。

“由五个师新近组成的澳新军团，”她告诉莎莉，“总司令的名字刚刚宣布。这位将军正从伦敦回到前线，计划途中访问布洛涅综合医院。

“我是在墨尔本的时候认识他的，”塔尔顿夫人轻描淡写地说，“他能忍受我拿基尔南中尉下狱的事搅扰他，而且，娜奥米，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强硬起来，甚至不惜得罪布洛涅的东道主。”

审判之后，伊恩被送到海峡另一边，跟其他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奸犯科者和所谓的逃兵一起，在伦敦的米尔班克军事监狱服刑。米尔班克军事监狱坐落于阴湿的泰晤士河畔，这地方在娜奥米听来像是一个滋生肺炎的牢笼，那里的守卫仿佛也被环境扭曲了人性，变成了施暴者。塔尔顿夫人的信心总能带给她安慰。“甚至不惜得罪布洛涅的东道主”，这话让娜奥米感觉有了依靠。

“我们抽得出时间吗？”

“指派一位主管护士去带英伦玫瑰们就好。你我都不是不可取代的，你知道。”

将军到访的上午，塔尔顿夫人出现在城堡前厅，穿着她上好的樱桃色连衣裙，外面套着一件浅褐色大衣，脚上穿着修长的系扣式长靴。她看起来光彩照人，身上毫无传言中弃妇的痕迹。娜奥米自然还穿着她那身进城穿的暗色制服。她们坐的是塔尔顿夫人的那辆汽车——它凹陷掉漆后，又被拙劣地重新上了漆，但性能依旧卓越。她们提前到达，沿着铺满碎石的小路去探望勇敢的米奇护士长。她的儿子现在在何处？在英国，她们如此期望；或者，他可能在索姆河或昂克尔河沿岸的某处——如人们口中的澳大利亚师那样，一次又一次击退敌人。

卡灵开车载她们驶过那条熟悉的道路——在米奇遇难的污水坑放缓了车速——然后来到那座庞大的综合医院的外围。行政楼上挂满了旗帜，以迎接澳大利亚司令官的到来。中央的广场用白色鹅卵石铺成巨大的袋鼠形状。总护士长站在袋鼠旁边，迎接塔尔顿夫人——她的神态仿佛在表达，她真希望有办法阻止塔尔顿夫人出现。这位总护士长被两种矛盾的感觉撕扯，一方面是对塔尔顿夫人尽心维持她那座私立医院的虚荣心的轻蔑，另一方面则是对英国贵族和前澳大利亚总督夫人身份的敬重，今天她们在大门口站成一排就是为了澳大利亚。当她们和仪仗队在门口列队时，塔尔顿夫人对娜奥米喃喃说：“他是犹太人——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同时还是普鲁士后裔。他是一名工程师，我和我丈夫在墨尔本的时候，他在民兵和大学理事会里就享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稍等一下。”

于是她转过头，问站在身边的总护士长：“总护士长，能否帮我回忆一下，这位将军叫什么名字来着？”

“约翰·莫纳什将军，夫人。”那女人冷冷回答。

“没错，”塔尔顿夫人对娜奥米说，总护士长也在一旁留心听着，“就是这个名字，莫纳什。现在他指挥着这个地球上超过十二万最优秀的人！啊，对，他们中的一些还有点儿生涩，甚至是天真，但是大树总会挺立起来。好样的，莫纳什将军！”

将军的汽车开进大门，卫生员举枪致敬。年轻的护士们向她们的最高首长敬礼。她们相信，这位首长将会率领救世的军队收复失地，一雪这次刚刚结束的可悲撤退之耻。莫纳什麾下的将士们——澳大利亚人尤其相信——可以拯救他们的熏肉，拯救他们的牛肉，拯救西部的各个王国。正是这个人在危机之中将德国人击退到维莱布勒托讷以东。为这样一个人，女孩儿们怎样欢呼都不嫌刺耳。

他从车上走了下来。他是一个下肢敦实的中年人，但行动却显得年轻而敏捷。他向军医主任做了自我介绍，随后走过以总护士长为首的护士队列。很快，他来到塔尔顿夫人面前。“塔尔顿夫人！”他一边亲密地跟她握手，一边兴奋地说，“你和你的丈夫在墨尔本的时候对我和我妻子照顾有加。我听说了你办的澳大利亚慈善医院，也知道它招来许多风言风语，不过我想我了解你的为人，我要说，干得好！干得好！”

“我也要对你说，”塔尔顿夫人说，“我做的事让很多人难堪。热忱是我最大的过错。”

将军说：“如果这是一种病，我希望其他人也可以患上，希望它是一种传染病。说到难堪，你知道，我本人也常感到难堪，我只是一个平民士兵，而且……算了，不说这个了。另外，我必须再次感谢你屡次邀请我到总督府去。”

塔尔顿夫人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护士长——她如此称呼娜奥米。这是一张有趣又复杂的面孔，娜奥米心想，他目光灵活，专注于周遭的一切——包括她，不像迟钝麻木的塔尔顿子爵。

“如果你有一点儿时间的话，”塔尔顿夫人低声说，“我必须向你请示一件事，与杜伦斯小姐的未婚夫有关。他是一名医疗补给官，因为拒绝持枪参战而被囚禁，可他是一个贵格会教徒，在参军登记时就已经申明了自己的和平主义信仰。我相信，对于这样的宗教迫害，你这样的人绝不会袖手旁观。”

这位将军的眼睛明显颤动了一下，娜奥米看得出，他不是很乐意在这次礼节性访问中被这种申诉打扰。

“你为什么说‘我这样的人’……你指的是我的犹太人身份吗？如果是……”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你作为一名公民和改革派。”

娜奥米决心不顾将军的为难。

“莫纳什将军，我的未婚夫被囚禁在米尔班克军事监狱，只因为他以贵格会教徒的身份为医疗队服务，从加利波利战役就开始了。做医疗服务正是他登记参军的动力，但是命令他拿起步枪……那是他不能同意的事情。”

将军的眉头笼上一层阴云。“你明白，我们不能左右其他人的决定。”他对塔尔顿夫人说，仿佛她是娜奥米的代言人，“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法国和英国兄弟对他们的人很严厉，而且一向对我们宽容自己人的行为感到愤慨。不得不说，塔尔顿夫人，我更希望你在其他场合提及这件事。”

塔尔顿夫人说：“将军，要是我们有机会在其他场合遇到，我一定不会现在向你提及。”

“将军，我恳求您。”娜奥米意识到，她跟她的靠山塔尔顿夫人正在破坏这场活动，不过如果能用这种方式将伊恩的事刻在将军的记忆里，她乐于这样做，“这个男人——伊恩·基尔南——工作尽职尽责，他不是懦夫，只是一个虔诚的贵格会教徒。”

“贵格会的事你已经说过了。”将军咕哝着，带着些许冷漠。

“我们可以给您写信吗？”娜奥米问，“您会记得我们吗？”

“啊，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会记得你们。”

“那么，谢谢您。”娜奥米说，“真心感谢您，长官。”

“是的，谢谢，上校……不，抱歉，是将军。”塔尔顿夫人笑得像一盏乱颤的吊灯，“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你还是……”

“是的，”将军说，“你第一次见到我时，我还是个民兵上校，塔尔顿夫人。世事变迁，战争把我们举到了令人飘飘然的高处。”

“我为你担起这份使命而感到高兴，将军。”塔尔顿夫人坚定地说。

“谢谢，恕我失陪了。”

接着他走到一边，去慰问队伍中的其他护士了。

塔尔顿夫人把头转向娜奥米，轻声说：“我觉得我们做得非常非常好。”迎宾队列中的其他人都很困惑，为什么这位声名赫赫的将军跟澳大利亚慈善医院的两个怪胎说了这么久。总护士长脸上的所有希望都流失了，这本该是一个顺畅、愉快的表功之日。她紧紧地跟在将军一侧，但心里知道，这场活动已经被人喧宾夺主。

人们谈论的那场热病

在科尔比的一个下午，莎莉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流感正在来袭。据说在有些急救站——至少是暂时的——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都倒下了，在少数几所里则是半数。莎莉开始打寒战，而且关节沉重，喉咙疼痛。她给自己测了体温，发现体温短短几小时内已经飙升起来，据说这是急症的表征。她把症状告诉了护士长，接着被带到一间帐篷病房里，那里已经有十二个得病的护士，由其他戴口罩的护士照顾。

其中一个对她说：“多荒唐啊，得了春夏的流感，冬天反倒没事。”

她开始产生高烧谵妄，仿佛回到了阿基米德号沉没后那片冷彻心扉的海水中。她的母亲在海上游着，露出陌生的微笑，对她说：“我可以教你放手。”

“妈妈！”

后来别人告诉她，她喊出了这个。“你梦到妈妈了吗，亲爱的？”别人问她。

她跟母亲对话时怀着感激之情：你知道我决心犯罪，而你自愿死去，以阻止我。

她还遇到了查理·康登——他正把战壕的泥壁涂成黄色，想要她欣赏。

当头脑清醒了一些时，她看到了戴着口罩的斯莱特里。斯莱特里过来看她，告诉她战线向前推进了几英里，每个人都在往回赶，要重返双教堂村——卡车又开始向那边运送物资。亚眠和所有圣迹都暂时得以保全。

一位医生告诉她：“我不认为你得了流感，你的症状不太对。没错，你得了急症，但得的是别的病——某种从战壕里带出来的病。”

她被带出传染病房，被送进内科病房的一个隔间观察，不过很快又获准自由走动——她感觉有些无力，但自信能够恢复如初。查理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说他一切都好。此外还有娜奥米的一封被耽搁很久又重新投递的信，她震惊地读到伊恩·基尔南被关进英国监狱的消息，刑期的长度令她窒息。

流感侵袭班克坦城堡，一个红十字会护士倒下了。达灵顿的病理实验室废置已久，咽拭子不得不被送到布洛涅那间超负荷运转的实验室，以验明病理。那个护士被送进单独的房间，病情迅速恶化，她死在了第二天下午。她工作劳累，身体瘦削，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流感是被制造出来的——如榴弹炮一样，专门袭击年轻人。

然而，她被视作格外不幸的一个，因为其他地方的医学报告表明，这种病流布甚广，但死亡率不高。病房里的一些健康和恢复期的男人也染上了。如今，对于护理感染者的护士，戴口罩是强制要求。达灵顿少校的异端邪说正在成为正统做法——至少在治疗这种疾病时是这样。

新疫病暴发的前几天，娜奥米又收到了一封来自墨尔本的信，信的上端写着：“基尔南和韦伯斯特公司，进口与制造，工业机械”。

亲爱的杜伦斯护士：

我们的儿子伊恩前些日子写信给我们，谈及你们婚约的进展。他对你赞不绝口，我们也很高兴他能遇到一个理解他高远的理想，并与他共同进退的女人——尽管他此时身陷囹圄。他有权每月寄一封信，为人子的责任感让他把第一封信寄给了我们，但他想让我们写信给你，告诉你他过得不错。得知他住在那样阴湿的地方——我想它是在19世纪中叶、刑罚比今天更为严厉的时候建成的，我们非常难过，相信你也一样。我在这边的彭特里奇监狱做探监义工，这让我对牢狱生活有更多的认识——我通过那里的环境想象伊恩的状况。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他有一颗坚强的心，希望他的精神力量源源不竭，希望他明白自己不是一个罪犯，希望他知道我们组织了一群朋友——都是真正的教友，写信营救他。我们竭尽所能将这件事上报给各位部长乃至总理，但只收到文职人员公式化的回信，信里指出，既然民众已经否决了征兵制，那么澳大利亚军方必须有权自行处置其成员。我希望写这些信的人是讲道理的，所以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这一天终将来临，人员短缺将不再是一个问题，由公投而起的、惩罚伊恩的原因也将不复存在，不过就目前而言，他在信里写道：“我认为我所受的惩罚在这个世间无可避免，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伊恩坚持要我们向你重申，他明白你是一个年轻女人，而年轻人的责任就在于保持青春与活力。他足够成熟，知道你绝不能强迫自己成为和他一起服刑的狱外之囚。我知道你可能已经给他写了信，但他的正确地址现在是：基尔南，27537，米尔班克军事监狱，伦敦。我们为基尔南27537自豪，因为我们知道，教友派中有其他年轻人最初也如伊恩一样坚持，但最后还是迫于军队的压力改变了初衷。

娜奥米还没有和父亲提到过伊恩·基尔南这个人，更遑论订婚和他入狱的事。这荒诞的一切——按照麦克利的标准，她还没有想好如何解释。

莎莉跟英国护士一起留在科尔比，直到一个医生判断她的身体已无大碍，可以走上那段向东的艰辛路途，去阿尔贝工作，在那里她可以正常履职。现在战况又有了巨大进展——她重新开始护理的一个能走路的伤员如此说——不是数月之功，有时就发生在一天或几小时之内。她得空在食堂读报纸，上面铺天盖地写的都是诸如挫败德国佬的意图、将敌人赶回老巢、挡住如潮攻势一类的话。这些都是真的吗？1918年的整个春天和初夏，救护车的洪流都没有减少。她将科尔比的急救站想象成一座工厂，无论工人们多么勤劳，订单都无法完成。

于是，在一个温暖的早晨，她坐在一辆救护车的乘客座上，随之来到维克蒙特。那座急救站坐落于岔路口，整片地方被帐篷占据——急救站还处于新生状态。在护士食堂里和大家团聚之后，她发现这里同样有人得了“三日热”——人们现在如此称呼它，还有些人叫它西班牙流感。西班牙人做了什么才获此殊荣，莎莉不得而知。为了容纳染上这种病的士兵和卫生员，必须建一座新病房。

“注意点儿，女士们，”布莱特医生来食堂探望她们时说，“尽可能吃好休息好。”

但是莎莉可以看到，奥诺拉、弗洛伊德、莉欧和许多人都昼夜不休，忙得晕头转向——只能偶尔见缝插针地睡上六七个小时。

大约三天后，莉欧——总是那么阳光，那么强健，总是脚踏实地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未来的莉欧——倒在了病房的地板上，仿佛挨了一记重拳。这是那凶猛的热病所致，就像前线的炮火一样——一小时之内就能完成它的邪恶意图。它潜伏着，根据自己狂乱的时间表将人放倒。

她被视作最倒霉的一个，因为医生们断言流感正在退却。他们把她抬到收容早期感染者的帐篷里。夜里，她的状况迅速恶化，成了严重的急性肺炎。有人戏谑地将这种流感的第一阶段称为“三天淑女”，莎莉曾被误认为处于这一阶段，但在莉欧身上，疾病以更快的速度暴发了。白天，奥诺拉和弗洛伊德轮流照看她——给她量体温、测脉搏、洗脸，戴着口罩跟她说话，向她保证她会好起来。她们认为莎莉还在恢复期，所以建议她不要靠近那里。无论怎样，对莉欧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孩儿来说，痊愈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她的人生如小说里的一般渐入佳境，两个春天前公布的婚约必然修成正果，让它推迟的厄运注定只是这部长篇故事中的几页小插曲。她的感情从幼稚发展为成熟，恰逢其时，在高贵的结合中绽放——这是为莉欧设计的人生。她会好起来的，每个人都这么觉得。

在莉欧清醒的时候，她说她眼底和后背疼。第二天晚些时候，她的脸变成了反常的青色，奥诺拉和弗洛伊德看到她的鼻孔冒出了血泡，令她们警惕起来。她的尿浸湿了床，她们在她呻吟和梦呓的时候麻利地清理干净。临近傍晚，布莱特少校说她的症状已经发展为内出血——从她嘴上的血可以看出。她陷入了昏迷，两小时后——她生病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费洛斯上尉那儿——她死了。

随之而来的除了悲痛，还有惊愕。她本不是命薄如纸的女孩儿，谁料到竟这样撒手人寰。现在，这个女孩儿永远留在了恶毒的索姆河畔。一支由所有抽得出时间的护士和卫生员组成的送葬队伍将她送到墓地。墓地上站着一班法国地方自卫队士兵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小号手——全都头戴钢盔，身着蓝色短祭袍。费洛斯医生到了，他跌跌撞撞，一身酒气，守在墓旁，咕哝着向吊唁的人表示感谢。不只生命短暂，仪式也是如此，此时护士们需要回急救站了。

莉欧诺拉的暴毙让莎莉悲伤不已，她只说得出一些无谓的大实话，比如：“可怜啊，可怜的女孩儿，那么漂亮，那么通情达理，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个护士。”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病毒和战争蔑视每一个可靠的计划。在文明世界里，人生往往被意外事故缩短，比如跌落马背或被树干砸中，比如患上破伤风和腹膜炎。你毫无办法，只能相信——因为相信能带走你的恐惧——这些受害者是人类故事中的次要人物，索利太太那个可有可无的、被砸死的丈夫就是一例，但是现在，流感伴随着烈性炸药、机关枪和芥子气而来，共同反驳这些错觉。将这可怕疾病视作敌人作品的人数渐渐减少，染病的德国战俘可以做证，它是一位公平的杀戮者。

一天晚上，奥诺拉在食堂里问莎莉：“你觉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上帝对所有人的惩罚，惩罚我们允许战争发生？”

但是大多数女人——包括奥诺拉和莎莉——都从小深受自由意志教育的影响。人自己选择要做什么，而无论怎样选择，上帝都会容许，但同时也会惩罚。

弗洛伊德唐突地问道：“他如果不插足阻止战争，为什么又插足惩罚人类呢？”

弗洛伊德的想法带来强烈的不安，它有力地挑战着她们从童年就接受的观念，关于她们想要回归谁的庇护之下。

莉欧预料之外的死唤起了莎莉对于查理终将死亡的恐惧——和其他人一起殉难，因为这是野心勃勃的敌人计划之内的事。关于这件事，她总是突然一阵绝望或自信，而现在，这两者狂乱地快速交替着。他那男人的荣誉感可以在某些时刻拯救他，却可能在另一些时刻毁灭他。这次流感带来的额外因素给莎莉敲响警钟，让她格外担心查理。这一次她无法用平常的方法——工作到筋疲力尽来分散注意力。

早餐桌上，布莱特少校将大家召集起来，读了一封医疗队将军的来信，信中赞扬了她们堪称“范本”的急救站工作。关于急救站，似乎有一套死亡率公式，与医生、护士和卫生员的人数相关，他们的功勋通过公式彰显。可是，这套运算强调的是数字，而不是一个个瑟瑟发抖的孤独灵魂，这也使一切变得更糟。

7月到来，罂粟花开遍每一寸空地，环绕着每一片丛林。前线的最新进展如亲切的家常闲话一般传到莎莉耳中。伤员们异常欢腾，谈起在一座名叫哈梅尔的村庄打的一场精心谋划的漂亮仗。在那里，莫纳什和澳大利亚人给英国人和法国人展现了，坦克和飞机、炮兵和步兵如何在一场战斗中打出气势恢宏的配合。她希望这是真的。

时间在她头脑里轰鸣，她患上了偏头痛，眼前总是出现黄色斑点。布莱特少校给她开了一点儿可待因。有一天，急救站完全没有伤员，可能是由于行政人员错误报告这里已经满员，也可能是因为前线暂时停战——这一天的确听不到连续不断的炮声。布莱特少校想要给大家注入一些活力，于是号召大家在急救站东边一百多码的林边再搞一次野餐。

最开始氛围有些伤感，因为莉欧的缺席格外明显，但是美妙的天气、遍地的罂粟花、蜀葵和蝴蝶很快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护士、外科医生和病房医生环坐在铺开的床单旁边——刚做好的床单，尚未在病房用过。他们吃着由对他们心怀感激的亚眠人送来的法国美食——奶酪、面包和肉馅饼。吃饱喝足之后，他们聊起战后各自想要做什么。几个医生说了他们的计划——回到乡镇或城郊的诊所，还有一个医生说，他打算留在伦敦学眼科学。布莱特说，他希望回到澳大利亚的手术室，他声称那里医务工作的规格不亚于欧洲任何地方的。

“我说的是事实，”他向大家保证，“不是沙文主义的宣言。”

弗洛伊德的美国男友博因顿没有特别表示要回芝加哥——他于1915年初报名参军时，拉什医院的高级外科医生对他的打算非常反感，以至于他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回去工作，尽管他回去时会带着在战争中积累的手术经验。他感觉，他可以去其他地方试试，甚至是旧金山，他有一个叔父在那儿同时做内科和外科医生。

毫无预兆地——不像是在谈职业意向，而像是在说与博因顿的分手宣言——也没有等其他医生说完自己的计划，弗洛伊德大声说：“要是这场仗真的有打完的一天，我想我会留在欧洲。我看了有关德国的报告，军事封锁给那里带来了很多疾病，我想我可能会去那里。”

博因顿医生凝视着铺满食品的床单。莎莉猜想，他知道弗洛伊德受过创伤，知道她对他的好感会有波动。他的嘴角生硬地微微咧开，带着遗憾、困惑和尴尬。

“我看够了欧洲这个德行，”弗洛伊德补充说，“我感觉我根本没见过真正的欧洲。”

奥诺拉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只是布莱特少校——她同意这是个好主意，仿佛她没有理解这番话真正的意思，只把它当成一种对和平旅行的渴望。

“我算了算，”奥诺拉继续说，“不管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一个女人可以用在这儿工作存下的钱，在法国生活一年。”

布莱特少校的目光也变得呆滞起来。经过了精神错乱的几个月，奥诺拉是不是无法理解弗洛伊德的意思？他要在澳大利亚追求自己的事业——等到这里没有了伤员，他就不再获准在这里行医。职业发展的紧迫不容他在法国观光一年。

弗洛伊德突然站了起来。“谢谢你，少校。”她说，“我先失陪了，女士们先生们。”

他们试图用正常的语气重新聊起来，但随着弗洛伊德走下回护士帐篷的缓坡，他们只是语无伦次地搭了几句话。

很快，博因顿也借故离开。

莎莉没有发表任何关于未来的想法。如果莉欧已经没有未来，那么她的未来也许更加缥缈，所以一种沉默的本能——这让她在平常也保持安静——此刻更让她缄口不语。一想到敌人的野心破灭，年轻伤员们就算到了坟墓都会怀着共同的胜利喜悦，但她感觉不到。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她心想，我也许会立刻停止呼吸。只有在查理的陪伴下观看油彩的幻术，才会让她对战后的生活有一线憧憬。

当一阵薄雾升起，福特和阳光牌救护车队随之到来，满载着年轻的德国兵——灰头土脸，流着血，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怔怔地盯着人看。能走路的敌军伤员阴沉沉的，小心翼翼地前行。他们似乎受过关于医疗规范的训练，冷静地去复苏病房探视朋友，并在护士的指示下举起袋装的血浆和生理盐水，低头看着面色蜡黄的战友们——他们的战斗雄心已走向终结。

康士特伯上尉——那位毁容的军人——从英国寄来一封信。这封信在皮卡第辗转投递，此刻终于寄到莎莉手中。

我的脸上缠着绷带，医生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面部重塑手术。当它们被摘下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最终用以示人的面目。我自然很期待看到那副样子，希望它没那么糟糕。护士长说，他们所有人都心怀希望。我摘下绷带对她来说是一个标志，是她头脑中一个伟大的全球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我怀疑各国的王公贵族、总理和议员是否会花许多时间关注我这张“表盘”的未来。

抛开我的满腹牢骚，我总是想起那些已经死在这里两三年的小伙子们——他们连忧心未来的机会都没有。那个叫斯莱特里的女孩儿最近怎么样？希望你能告诉我，她还是一如既往地青春洋溢、活泼又放肆。

好了，够了！我听见你说，“打住吧”。适可而止是一种美德。无论等在绷带之后的是怎样一副模样，我都很乐意给你和她看看，因为我知道你们会认出我来，而其他人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适应。

对于她和斯莱特里而言，康士特伯的消息和他的冷嘲热讽——对他骇人的伤势，以及面部重塑手术带来的难熬的恢复期——无异于一剂补药，正如她们曾试图带给他的那般。

虽然出乎意料，但是依照总部应用于急救站的数学公式，为提高工作效率，弗洛伊德、莎莉和另外几个人收到了布莱特签发的休假令。查理不在，巴黎没什么可去的，于是莎莉决定设法取道亚眠，北上布洛涅，去澳大利亚慈善医院探望娜奥米，随后坐渡船赴英。她渴望去探望康士特伯上尉，再去伦敦西区看一场愚蠢的演出，但是在半路上，她想先跟娜奥米聊一聊查理，以及作为失衡象征的莉欧的暴卒。

她坐了两个小时卡车来到亚眠。去布洛涅的火车准点发车，因为这是一条战争要道。坐在几乎空置的一等厢舒适的天鹅绒座椅上，她不受干扰地睡着了。到了布洛涅中央火车站，她在红十字会护士之家做了登记，然后得知她可以派一个骑自行车的信差去班克坦城堡传信。等待娜奥米回话时，她向港口走去，登上古城墙上的一座瞭望台，将这一带的奇特景色尽收眼底。一艘艘伪装的运兵船正将士兵送来，将伤员和休假者送走。海滩上有一排更衣室，没有多少游泳者进出，但是她看到一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从里面出来，单脚跳过潮湿的沙滩，迎着夏末的大海而去。

她沿着狭窄的工人街区回到招待所，赤脚的男孩儿们玩着粗野的游戏，抬起头看着她走过。未来的法国兵，她心想，他们会被送到前线，为他们的贫困卑微而战。

她散步回来时，娜奥米正等在招待所外面，看起来憔悴而忧愁。看到莎莉，她的脸上突然焕发出神采，姐妹俩拥抱在一起，没有纠结，没有含蓄，没有微妙的嫌隙或反感。此刻，两人间的所有距离不复存在，她们一起去找咖啡馆。莎莉可以看出，失去米奇和基尔南让娜奥米转变成一个更加简单、热情和直接的人。莎莉曾经认为姐姐的复杂性造成了她们之间的巨大隔阂，而现在，娜奥米的脸上带着最直接的重逢喜悦，带着未经思量、毫无顾虑的快乐。她的样子也老了一些——或者说看不出年龄——而且又瘦了，和所有战士一样，她也需要一段和平时光。

“我有个主意，”点完咖啡，娜奥米说，“这是个美好的下午，我们的医院离这里只有五英里路。你的身体行吗？我们走路过去怎么样？”

莎莉很疲惫，但仍为远足而兴奋。她们出发时太阳高悬，透过农场大门和树篱的缝隙，姐妹俩可以看到，一团团浓雾般的虫群在小麦和大麦田上空翻腾，亚麻田里开着淡蓝色的花朵，绿头苍蝇叮着牛的后腿。这片乡下土地不像战争地带的那样平坦——树篱沿着山坡攀爬而上，那是真正的山坡，比东边那死了成千上万人的小山丘更加陡峭。

莎莉感觉，自童年以后，这是她们第一次一同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她简单地聊了聊查理，聊得更多的是莉欧，还有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娜奥米说起她跟塔尔顿夫人营救基尔南的努力，包括她们给哪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写信。他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奥尔德肖特军事监狱——探视那里的犯人并不方便，不过，娜奥米依然打算设法去一次。一想到他生活的样子她就痛苦不堪。“你说是什么样的人在那儿看守和欺负他？”她问莎莉，但没有期待回答，“一定是那些把他在阿基米德号、利姆诺斯岛和法国的贡献抛诸脑后的人。”

娜奥米又说，塔尔顿夫人告诉她，等到战争结束，民事律师很可能会介入进来，那时候增兵强军已经不再是将军们的迫切诉求，他们可以帮伊恩重新申诉。塔尔顿夫人说她认识好几位这样的律师——他们曾经代妇女参政论者发声，至于他们需要怎样的报酬，塔尔顿夫人并没有说。

“当然，我愿意花自己的积蓄，”娜奥米接着说，“而且伊恩的父亲——我觉得——很富有，一定会倾尽所有营救他的儿子，另外，我从来没有听过塔尔顿夫人吹嘘她做不到的事，所以，我既有支持者，又有各方资源。好了，这是我的胡言乱语，抱歉说了这么久。现在说说你的查理吧，他怎么样了？”

莎莉没有那么多可说的。她不能谈起在阿伊旅店里的胆大妄为，其余则都是些乏味又连绵不绝的焦虑，而她又没有帮助查理的实际力量。

“他从来都不像是‘我的查理’。”她说，“首先，他是军队的；其次，他是自己的。我觉得，因为他是无法拥有的，所以我爱他。”

娜奥米笑起来：“没错，这就是你，这就是莎莉。”

莎莉把手遮在眼睛上，凝望前方，审视着这条路上潜在的危险。娜奥米走过来，握住了莎莉的手。

“看，”她说，似乎是为了引开妹妹的注意力，“就是在这条路上，那个凹坑处，汽车侧翻，猛冲下来，然后可怜的米奇……”

这片绿树成荫的夏日道路映入眼中——它在环绕城堡的树丛前拐了个小弯。两人端详路上的那块补丁，仿佛可以重新目睹那场悲剧，乃至将它修正。

娜奥米说：“索利太太的儿子来看过我，他看上去是个能干的大男孩儿。我又有一个要担心的人了。”

莎莉暗暗地想，她随时都愿意用索利太太的儿子换取查理的安全。在头脑中做这样的交易——用另一个男孩儿来换查理，让她产生了一种罪恶感，仿佛真的有这样一种契约可以签订。

“那次和小索利见面感觉怪怪的，”娜奥米说，“我们都尽可能寻找姐弟的感觉——他做出了最勇敢的行动，可怜的男孩儿，是他先不辞辛苦来找我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坐下来真正地聊聊天。”

莎莉想了想，然后说：“我们杜伦斯家的女孩儿过去总要很久才会和别人这样深交，但我们在这方面越来越好了，我感觉。”

“是的，他们总说我们沉默、冷淡。你注意到人们这样说我们了吗？”

“没有这样说你。”莎莉断言。

“啊，有的，”娜奥米说，“说我多过说你。他们从不用‘羞涩’这个词。嗯，我觉得人们是认为，能用坏词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一个好词呢？我认为总体上，你在社交方面比我强得多。我感觉你可以更快地跟女孩儿们交好，比如莉欧、弗洛伊德和斯莱特里。”

“那你该有多差劲。”莎莉说，然后两人一起为这家族的苦恼大笑起来。

莎莉在城堡里住了两天——她见到了艾尔德里、英伦玫瑰们、新来的外科医生和年轻的病房医生。她跟娜奥米同住一屋，有时会跟姐姐一起去病房，帮忙包扎、冲洗和整理床铺，不然就会带病人去花园里散步。看到一位军队的主管护士屈尊做这些低微的工作，英国红十字会的护士们惊叹不已，其中一个说：“你们澳大利亚人——你们两个什么都能做！”仿佛杜伦斯姐妹是格外具有自由精神的殖民地居民。

两人坐在床上时，娜奥米给莎莉讲起达灵顿少校的故事——只讲其中可以说的部分——他选择了体面的后方医院和其他外科医生的支持，而不是塔尔顿夫人的陪伴。

“她看起来不为所动。”莎莉说。

“她是坚不可摧的。当这里的一切刚开始时，我没想到她会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这里。我以为她只是让这里运转起来，好像上帝创世一样，然后就会回到伦敦过她习惯的生活，但是她跟我们同甘共苦。她如果不在这里，那么就是去了她在巴黎办的澳大利亚俱乐部。她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不过战争结束后——她这样说——她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回去继续忍受塔尔顿子爵，结束这些乱七八糟的心爱的事业。我怀疑她做不到，她的天性让她总要去做这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到了分别的时候，娜奥米送她去码头搭去往英国的渡船。她们彼此亲吻，像两个再次见面、一起玩耍的孩子。一艘漆成战争灰的老式法国轮桨渡船像一个十字架，停在一艘狄更斯式海峡邮船和一艘古董战船之间。

“我会在霍斯费里路上打听一下能否去看看伊恩。”莎莉向娜奥米许诺。

“那太好了。恐怕你会被拒绝，但还是请你试一试。”

一排士兵退后一步，让莎莉上船——她手持通行证。在娜奥米的陪伴下，她向舷梯走去。一名宪兵检查了她的证件并予以放行，她向上走去，半路转过头，看到娜奥米的脸上流着一道道泪水，所以，三年前在亚历山大的棕榈园中提出的约定，今天已完全实现。怀着对姐妹之情的珍重，她望向西方的天际，胭脂色的云霞镀着金边，预示着一个漫长的黄昏。这让莎莉感觉，活着是件不错的事情，即便是活在今天。她的欣喜无法按捺到完美的一天来临的时候，因为她有一个恋人，还有一个姐姐。

萨里的埃普瑟姆医院很大，而且占地甚广——这片土地曾经是一个富豪之家的花园。院里建了许多棚屋，一些男人穿着病号服——如睡衣般宽松的衣裤，有着不同颜色的翻领——在空地上打板球。比赛十分激烈，当一个男人高举双手，打出一个高得不可思议的球时，莎莉就期盼只有一只眼睛的康士特伯上尉还没加入这个游戏。她沿着车道走到主楼，他们知道她要来——康士特伯上尉和她在信中谈起了这件事。

一名志愿者被派去接他，他从楼梯上下来，穿着军装，恢复了军人的样子。莎莉看到了他缝着线的下巴，不太成形的鼻子，上唇和脸颊不自然的光泽与紧绷感。她还能依稀看出一些他过去样子的痕迹，但是并不明显。无可否认，这是颇有成效的治疗，然而，他直面自己脸上创伤的勇气，曾经让她有更多期待。手术医生把他脸上的物件复归原位，技术上准确无误，但是这张脸显得很僵硬，而且缺少表情。他的外表注定是一件人工制品，而非自然现象。除了左眼，他的脸已经死了。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花了两年时间，而这也是他所能达成的最高目标。

“你好啊，护士，”他热情洋溢地说，“不知能否请你去商业街喝杯茶？离这儿不远。”

莎莉同意了。他们从碎石路出发，莎莉挽着他的手臂。到了大门口，他们沿着枝繁叶茂的街道走着，他指了指远处的一座气势宏伟的赛马场。

“这就是那个妇女参政论者把自己摔到国王马蹄下的地方，”[16]他说，“正如过去四年里，男孩儿们把自己摔到铁蹄之下一样。”

“你没必要为我特别打扮，”莎莉说，“如果你这样穿是为了见我。”

“噢，在这儿待了这么久，我早就腻烦了那些烂睡衣，配上那个宽边软帽尤其荒唐。”

她注意到，康士特伯的左臂上戴着战伤臂章，她认为这不足以表明他承受的痛苦。

“反正他们很快就要把我送回家了，”他说，“所以我得把这些旧行头整利落。”

她不知道康士特伯的市长会不会将荣誉授予这个面目全非的青年。她想起很久以前娜奥米回国乘的船上那场自杀的流行病，不过康士特伯太过坚强，不至于走上那条路。

在商业街的一间茶馆里，他们点了茶和奶油泡芙。跟法国点心比起来，英国的简直如同烂泥一样，但这一大团令人欣喜的甜面团却正合两人心意。女侍者没有表现出对他相貌的惊讶，她也许已经习惯了服务这样的人。

“你知道吗，”莎莉问，茶端上来后，蒸腾的香气让两人谈兴渐浓，“假如让我颁一个奖给我最好的病人，我要颁给你，一定是你。我不是想要奉承你，你承受的那些事，我怀疑我自己承受不了。”

他苦笑了一下，然后喝了一点儿茶。莎莉不知道那嘴唇上有没有神经可以感受茶水的热度。

“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他说，“我的脾气越来越差。现在这件事已经尘埃落定，我永远都要以这副面目生活。我可以对付伤病，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病好了之后该何去何从。”

“你有权脾气差一点儿，只要不过度。”

她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正在进行新的挣扎。

“我已经决定待在那座老城里，纳罗迈恩。我会跟我父亲在畜牧站工作——我们养绵羊和种羊。我想人们会习惯我的，在一个小地方，我不会吓到太多人。这是合情合理的选择，至少对我来说是。”

“但是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她说，“不要认为你的人生必须受限，我不喜欢你这样。”

“不，回家是我的开始。我只是想暂时避开那些贩卖怜悯的人，还有各种奖章和演讲。我家的老头子需要把那些都给我挡下来——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不希望站台上有什么乐队迎接我。”

他们在爽朗秋日的鸭卵青色天空下往回走。北欧的天气为自己着上了这淡雅却又生机勃勃的色彩，要有非凡的画技才能够描绘它，需要五十种蓝色和一百种黄色。

“看起来，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每个人都这样说，虽然很难相信。德国佬的战线瓦解了。”

“但是他们会卷土重来，”莎莉说，“死伤是不会减少的。”

他想了想这句话，然后开始费力地笑起来。

“怎么了？”她问。

“如果有人让我写一部战争回忆录，那里面只会有一件事——我站错了地方。”

这在莎莉听来像是自怜，她虽然不相信他能永远避免自怜，但还是有些失望。

她对康士特伯说：“我来英国主要就是为了见你。我必须坦诚地说，当我想到英雄这个词的时候，我会想到你。你知道我不会随便说这种话。”

“但我也满足了你的好奇心，不是吗？”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没错，但你也是个观光客，不是吗？看那个废人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换作是我，我也想看看。”

“说这样的话就太伤人了，”莎莉警告他，“我根本没有闲工夫做个观光客。我爱的人还在风暴的中心，我一刻都放不下他，除此之外，我来这里是要想办法探望我姐姐的未婚夫，他因为违抗军令被关在了奥尔德肖特军事监狱。不过，听着，一旦你有一个人扛不过去的时候，写信给我，我会给你回信，如果可以的话，我还会来探望你。”

因此，回到医院后，他们交换了地址。莎莉写的是她父亲的农场——肯普西转舍伍德，麦克利河谷，新南威尔士州——随即发觉，她无法想象自己未来在这个地方生活，不过写信给那里可以找到她。

两人在大厅道别，莎莉走到楼门口的时候，康士特伯对她喊道：“你太瘦了，比你在鲁昂的时候还瘦得多，别那么辛苦了。”

大门之外有一排高大的灌木，她踏入其中，发出一声乌鸦叫声般的啼哭，然后站在那里，泪水夺眶而出，如一条悲伤的急流，源源不断。十分钟后，她平静下来，离开了这里，去赶傍晚开往维多利亚站的火车。

在霍斯费里路，莎莉去了宪兵司令部。前台的办事员把她带到一位中年上尉的办公室，当她说起想去奥尔德肖特军事监狱探望基尔南时，他面目和善地听着——既不过度假装同情，也不愤怒地谴责她。等到她说完，中年上尉两只手掌向上，摊在办公桌上。“没用的，”他说，“奥尔德肖特是一座英国监狱，有他们自己的规矩。我们只有认同这套规矩，他们才不会纠缠着要求我们杀自己人。”

挫败令她木然。晚上，莎莉跟弗洛伊德及她的美国医生一起去西区看了一场滑稽剧。幕间休息时，博因顿上尉去为她们排队买香槟，弗洛伊德说：“他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要一起在芝加哥生活。我甚至还像布莱特做的那样，愚蠢地跟他争辩墨尔本的外科规格，可是对他来说，去墨尔本就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

“是这样的，”莎莉说，“信不信由你，就是这样。”

“这可能会以分手告终，或者我可以主动提出来。不要觉得我迫切地需要有个男人。”

“这不是一个放弃好男人的理由。”

有趣的是，当其他人使用“结婚”这个词的时候，弗洛伊德总会说“有个男人”。不过当博因顿拿着香槟回来时，两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从表现上来看，这个美国人对弗洛伊德比费洛斯对莉欧更加着迷。他们一起轻松而坦率地聊着天，嘻嘻哈哈地开玩笑。

“你觉得，戏中的角色知不知道外面在打仗？”博因顿问。

“这出戏的魅力就在这儿，”弗洛伊德说，“他们生活的世界里永远没有战争。”

“这话像在说美国，”他说，“不过这些角色呢？他们的脑袋里完全没有历史。”

“有时候，”弗洛伊德争辩道，“人们需要把脑袋里的历史往外倒一倒。”

“那样的话这个剧作家就成功了，”博因顿说，“他是人类真正的大恩人。该给他发一个普利策奖。”

“天知道那是个什么奖。”弗洛伊德说。

说到这里，美国人揽住了她的腰。

“听听这孩子说的话！”他对莎莉说。

五天之内莎莉就回到了维克维尔。就像在埃普瑟姆见康士特伯上尉一样，在伦敦时，她也浮光掠影地去了几个上一次错过的景点，但是，回来是她最大的渴望。莎莉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斯莱特里，并在毒气病房最里面发现了她，她一边咳嗽，一边看着两个护士在一名士兵的皮肤上涂消水疱膏。奥诺拉看到了莎莉，飞快地向她走过来——靴子在地板上噔噔作响。

“有时间喝杯茶吗？”莎莉轻声问。这时她几乎不自觉地弯下了腰，调整一名士兵脸上的氧气面罩。他长了芥子气皮疹，叫喊着要药膏，但是氧气更加重要。他朝莎莉皱了皱眉。

“是那些马害的。”他说。

邻床的人——不像他那样呼吸困难——附和着他的战友。

“毒气弹扑通一声着地以后，那些马就开始胡乱嘶叫，横冲直撞。”

说这番话让他精疲力竭，那副样子让莎莉不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仿佛她有力量命令他毁掉的机能正常运转。

“莎莉，”奥诺拉嗫嚅着说，“布莱特少校想见你。”

奥诺拉把她带出病房，穿过木板路，来到布莱特位于手术室旁的办公室。他正在处理表格和信件。他从办公桌后站起来，通过他的态度——而非刚才斯莱特里的——莎莉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害怕她的人生如今已经陷入虚空。

“是查理。”她说。

布莱特举起一只手说：“放心，还活着，只是受了伤。他原本在弗朗维莱尔，但是被转到了埃塔普勒的大医院。”

“可我已经休过假了。”她说，随即发觉这话就像一个小孩子说的。

“不，没关系。你可以去看他，已经安排好了。”

“什么伤？”

布莱特低头看着地面。

“我恐怕说不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任何进展。我保证是轻伤……他一定已经好了很多，才能交代他们来这里找我们。”

于是，怀着焦躁与忐忑，她做好了再次出发的准备。她甚至没有打开行李，就直接上了一辆巴士。那些巴士把士兵从埃塔普勒的补给站运到科尔比的后方阵线，然后载着能行走的伤员回去。由于语言不通，士兵们往往把埃塔普勒说成“伊塔布斯”[17]。她坐在拥挤的汽车前排，视线被人群遮挡。她拒绝和人聊天，无论身旁的军官怎样努力找话说。她一面期盼着查理受的是轻伤，一面又哀悼着他的死亡。巴士穿过一座被3月和4月的战斗损毁的小镇，那里看起来只剩下老人、饥饿的儿童，还有最主要的——士兵。有时候，正当她在前排座位按捺自己的狂躁之时，司机会看到路上有士兵向他挥动休假证明，经过一番长长的问答，他才会准许他们上车。上车后，他们向后排挪动，总会经过前排这个孤零零的女孩儿，却不知道司机每一次缓慢的刹车和启动，都让她恨不得杀了这个司机。

傍晚时分，巴士到了埃塔普勒城外的基地医院。在夏天的暮色中——恍如在几年前的鲁昂——德国战俘在合同工的监督下卖力地建着新棚屋。医院外有一片大得可怕的帐篷群，笼罩着阴森的气氛——仿佛某些丑恶的东西已经失控。看到卫兵和下班的卫生员走在医院的街道上，她感觉每个人都是一副沮丧的样子。

她到一间警卫室报到，然后被指点去医院主楼打听查理的所在。她去了好几个地方，每次等人查阅记录时，她的心里都涌起一股希望，随后又退去，只剩下落寞。最后一次，一名卫生员被叫来给她引路。她步履沉重地走过一条长长的巷道，找到了那间病房。她走上几级楼梯，来到护士站，请求探望查理·康登。

“噢，我带你过去。”一个年轻的澳大利亚护士说。

“伤得很重吗？”她问。

“你在发抖呢。”那个女孩儿似乎故意使坏，没有告诉莎莉。她带莎莉穿过病床间的过道，见到查理之前，她们先遇到了病房的主管护士，引路的护士向她介绍了莎莉。莎莉看到对方做出一个特别的表情，她觉得那并没有暗示最坏的情况。

主管护士带她继续往里走，在一片陌生的面孔中突然看到查理，让她打了个激灵。他眉头微蹙，正睡着。

“肋侧和大腿上有几处弹片造成的伤口，”主管护士解释道，“但是手臂上生了坏疽，得做手术。”

“手臂？”

一个画家失去手臂？这实在太过骇人听闻——即便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这个巧合更适用于戏剧舞台，而不是现实的悲剧，不过更重要的是，坏疽。

主管护士给他测着脉搏，另一位护士找来一把椅子给莎莉坐。莎莉把一只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这时候，测脉搏的动静惊醒了查理。他看着天花板，然后垂下头，有些费力地聚焦，看到了她。

“莎莉。”他惊叹道，然后问主管护士，“我这不是烧糊涂了，对吧？”

“不是，”主管护士说，“她就在这儿。”

“我是不是很幸运？”他说，但是没有那种孩子气的兴高采烈——那常常出现在伤势可以致残但不足以致命的年轻人身上，“一处送我回老家的伤，”他对她说，“还有一只左臂，而我画画只需要右臂，两全其美。”

坏疽让他双眼发烫。

“我想说，我可以用牙咬开颜料管。”

莎莉靠过来，亲吻了他的嘴——恋人与恋人之间的吻。主管护士没有反对。

主管护士说：“外科医生准备给他做前臂截肢术，但这取决于神经和肌腱的状况，以及做出良好皮瓣的能力，另外还要看感染的情况。不管怎样，他终归还有一只翅膀可以挥舞，对不对？”

“一点儿没错。”查理含糊不清地说。

莎莉守候在他身边，直到他被带走，然后她们给她递来一杯加了许多糖的热可可——跟她在双教堂村和其他地方给伤员喝的一样。一个半小时后，昏迷的查理被抬了回来。外科医生过来给他做检查时，咕哝着告诉莎莉，为了去除坏疽的威胁，他们截去了他的上臂。肱动脉和肌腱的状况，加上脓毒症，共同决定了需要截上臂——外科医生这样说。

莎莉一直坐着，陪他到晚上。她们按时给他注射吗啡——和她自己把握的频率相同，还给他清洗伤口，更换纱布。她想亲自做这些，但未获允许。她充满感激之情，这些护士和她一样迅捷、老练。他是一个十分常规的病例——除了他是查理。护士们在她们的宿舍给她找了一张床，并最终说服她过去睡觉。

姐妹之间

第二天下午，莎莉离开了埃塔普勒。走之前每个人都向她保证查理会好起来，而且查理本人也已经表现出了恢复的迹象——他的体温降了下来。他们吹嘘自己对坏疽下手及时，表示如果有什么变化，会通知她的。

搭救护车回去的路上，她感觉自己的高烧又来了——不是渐渐升高，而是猛然飙升。她的关节疼痛起来，救护车到达急救站的时候，她已经烧得昏迷过去。

“可这可怜的姑娘先前得过。”她躺在莉欧死去时待的流感病房，听到奥诺拉对布莱特医生这样说。奥诺拉和布莱特都戴着口罩。

“很不幸，”布莱特医生无奈地说，“她最初得的不是流感。”奥诺拉沮丧的双眼蒙眬地浮现在莎莉上方。这时，莎莉的母亲从布莱特的肩上望过来。母亲没有戴口罩，她知道她的女儿早已淹死在阿基米德号上，想了解莎莉沉没的过程。莎莉还有残余的意识，她很纳闷，为什么她永远也摆脱不了阿基米德号。

“你还有我偷给你的吗啡吗？”她问母亲。她此刻想向母亲讨回那些吗啡，它们可以把莎莉带到光明和清风之中。

“全都给年轻战士们用了。”母亲说。杜伦斯太太把双手放在自己的太阳穴上，似乎在苦苦思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莎莉缺少有效的慰藉。

莎莉可以感觉到许多事正在内心疾驰。她燃烧起来，肺里的血正在流干，肺叶仿佛在熔化。她很害怕，但是查理会来的，会给她倒一杯清风般的甜美葡萄酒。

“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儿啊，”斯莱特里对布莱特说，“莉欧诺拉也走了，红颜薄命。”

“不，”布莱特医生说，“我相信不会这样。”

在某个时刻，戴着口罩的斯莱特里跪在莎莉床边。莎莉的脸变得像气球一样大，但是斯莱特里什么也没有说。我肺里的血正在流干，莎莉自知，它们偷走了许诺给查理的呼吸，偷走了肺叶每一次充盈又排空的喜悦。母亲虚弱的祝福散发着光彩，但无法阻挡好运熔化流走。

“倒霉透了。”布莱特说。

“查理了解我的身体，”她说，“我向他敞开过。”

她认识的每一个莎莉——那个小孩子，那个乡村护士，那个埃及游客，那个海上的护士，那个内陆的护士——纷纷撕裂开来，如树叶般从她发烧的枝条飘落。那个窃贼，那个杀人犯，那个妹妹，那个怀恨在心的人，那个沉船者，那个游泳者，那个恋人，那个缺爱的人，那个光明的见证者，那个黑暗中的懦夫，那个包扎和冲洗伤口的人，那个逃离的女儿和永远的女儿。查理，要是问我怎么看待你们对那个挂在铁丝网上的战友做的事——枪口里喷出的是澳大利亚人的怜悯。查理在哪儿？他的翅膀，那条被截断的手臂在哪儿？他在医院，他太忙了，不知道再来看我一次，帮我喘上这一口气。

她没有喘过气来，恐惧让位于迷茫，变成无数幻梦和骚动。可怕的是，这骚动退却得如此之快，千头万绪全部解开，她窒息于一段宁静之中，这宁静好极了，并没有那么糟糕。一个女人如果想要感受这宁静之外的东西，需要在她的棺材上开几扇舷窗。啊，放松点儿！浮起来没有那么难——连查理都是幸存者中的一员。

正当莎莉挣扎之际，卷土重来的流感侵袭着慈善医院。一些病人、卫生员和英伦玫瑰得了这种病，被安置在一间专门的侧厅。娜奥米也突然感觉到它在体内鼓动，但是有六个小时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她都压抑着所有症状。当一个人在走廊里跌跌撞撞，搞不清墙壁在哪儿——也分不清墙壁和地板时——这时候就不能再忽视这场热病了。向艾尔德里说明之后，她获准回到自己房间的床上——那里成了一间孤立的病房。她的关节抽痛着，她把一个戴口罩的澳大利亚护士喂她的肉汤吐了个干净。由于呼吸受阻，她产生了一种地狱般的感觉，仿佛自己与一切都隔绝开来，甚至是与她房间里最简单的东西——茶杯、书本、挂在门后面的大衣——隔绝开来。

一名英国护士走进来，用引人注目的大眼睛看着她。两名戴口罩的卫生员跟在后面，推着一张床走进来，另外还有两个抬着担架，上面躺着一名英伦玫瑰。那个女孩儿艰难地喘着气，头不停地左摇右摆，徒费力气。她们两人可能都患上了芥子气造成的肺水肿。在高烧的某个阶段，娜奥米确信如此。

躺在这间朴素的房间里，意识游离之际，她恍然发觉有一位同事来探望自己，正站在那儿填着表格。你留下来了啊——她想说。军方没有要求你这样做，只是塔尔顿夫人请你留下，你便留下了。这是为了让我喘口气吗？

娜奥米从空气稀薄的床上降到了阿基米德号的甲板上，甲板上的男男女女正歇斯底里地乱跑着。她怀着满腹酸楚，去寻找基尔南和她的母亲。他们两人在那里，又不在那里；他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她看到前甲板开始抬升，马匹在上面乱跑。

“射死那些马！”一个护士大喊。

“没人会这么做。”她的母亲带着惆怅的微笑说道，那微笑娜奥米曾在童年时代见过。

她的母亲呼喊着：“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娜奥米心中涌起一股针对母亲的怒火，这怒火由来已久。

“总有办法的，妈妈！”娜奥米坚持说，“没办法了？我用吗啡杀了你，因为你一直在说这样的话。那是莎莉从阿基米德号的柜子里拿来的。莎莉，那个小偷，把它藏起来留给我。我找到了它，放那条毒蛇钻进了你的心脏。”

“先救马。”杜伦斯太太说，这个在农场长大的女人现实得可怕。她无奈地咬着下唇，走到一边照顾它们——那些嘶鸣的牲畜不会质疑她，不会让这个与人无害的、安然接受谋杀的受害者再想想办法。

当房间回到娜奥米眼前时，那些马却还在这里，狂暴而惊恐。她跟典狱长一起坐在一张令人窒息的桌子旁，她恳求他放伊恩出来拯救这些马。这个男人很愚钝，看不出她的急迫，看不出这是她人生中最大的痛苦。船不断地倾斜，直到她和愚蠢的典狱长，以及所有的男人、女人、马匹一同滑入毫无知觉的大海。就这样，她一边下沉，一边奋力呼吸。

1918—1922

因为杜伦斯姐妹都知道——却不知道对方知道——在她们交错的历史之间，在溺水者与漂浮者、发烧者与康复者之间，只隔着一层朦胧难辨的薄膜，所以，出于某种必然，两篇相互矛盾的报道出现在麦克利河谷的两份报纸上——《阿耳戈斯报》和《纪事报》。

《阿耳戈斯报》写道：“舍伍德的杜伦斯先生收到噩耗，他的女儿娜奥米在法国从事护理工作期间，死于一场大规模流感疫情。《阿耳戈斯报》及读者向她致以诚挚的哀悼……”

《纪事报》则写道：“杜伦斯先生，舍伍德一位备受尊敬的农场主，被告知他的女儿莎莉（莎拉）在法国为我们的勇士做护理工作时，死于一场传染性疾病。《纪事报》及读者向杜伦斯先生致以……”

几天后，杜伦斯太太（原先的索利太太）来到两家报社的编辑部，告诉他们报纸上的名字搞混了，可是这似乎造成了更多混乱。

《阿耳戈斯报》刊登了一段文字：“《阿耳戈斯报》就先前有关娜奥米·杜伦斯护士去世于法国的报道进行更正。不幸罹患流感病逝的是她的妹妹，莎莉。《阿耳戈斯报》向杜伦斯家庭致歉，并再次致以诚挚的……”

而《纪事报》则写道：“《纪事报》就莎莉（莎拉）·杜伦斯在法国做护士期间死于流感的报道做出更正。她的姐姐娜奥米，在为澳大利亚及其英勇的青年服务期间病逝。本报将澳大利亚视为帝国之外的独立政治实体，但是，暂且搁下政治不谈，我们向舍伍德的埃里克·杜伦斯先生致歉，并献上我们最深切的……”

从一开始人们就分不清这两个人。当他们说起杜伦斯姐妹时——依旧只是偶尔提及——他们搞不清究竟是哪个女孩儿因西班牙流感病逝。他们只知道另外那个嫁给了一个来自悉尼或墨尔本的男人，一个归国军人。姐妹中的一个曾跟康登家有瓜葛，但是康登家已经从河谷搬走——那位律师去了奥兰治，加入了他哥哥那家更大的事务所，没法向他们打听这件事。

新任杜伦斯太太也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一个孩子。从法国回来之后，厄内斯特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男孩儿了。他总是花大把时间跟其他被遣返的战士在联邦酒店喝酒，然后晃荡到火车站的茶点室，醉醺醺地找恰好在那里一边用餐看报，一边候车的战争生还者聊天。1920年底，厄内斯特没了踪迹——据说是去了昆士兰。

那么，究竟是姐妹中的哪一个死去并长眠在了法国的地下？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些兴趣，但并不太多。出于礼貌，他们没有问杜伦斯夫妇。

鉴于两个不同版本之间存在隔膜——阿基米德号沉没后，姐妹俩都坚信如此——我们只能大胆地说，在1922年，澳大利亚的夏末，富商、兼职画家和精品图书出版人艾迪·霍洛维茨为查理·康登举办了一场画展。

在查理和莎莉从巴黎回国之初，两人的境况一度十分艰难。莎莉在悉尼医院工作，以便给查理归国者通常所需的喘息空间。原先在巴黎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初来乍到的兴奋——身处艺术的震中——曾一度令他们心醉神迷，不过奇怪的是，英国、美国和少数几个澳大利亚画家几乎完全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说英语，或是去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海岸度假——羞涩地回避着欧洲新近的伟大成就。美国人被查理的断臂吸引——虽然他没有卷起袖子，而是试图用假肢和手套加以掩饰。英国人则对残肢断臂习以为常。所以，并非出于虚假的同情，查理有两幅画于1921年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了。这给了画家一点点继续前行所需的认可，也让他的妻子坚定了最初的信念。此外，他还受邀在切尔西艺术俱乐部办过展览。这段时间里，虽然莎莉在巴黎的英国疗养院找到了一份医护工作，但查理坚持认为她不该把在法国的时间浪费在乏味的工作上。

在巴黎的聚会上，他们并不好过。烈酒——尤其是廉价的烈酒，他们只买得起那些——让查理变得性情暴躁。随后，在回到他们的单间公寓后，他的盗汗和多梦是全世界军人的女人都要忍受的。

查理开始承认，画法国的树林、海滨和牧场是一种学习，而非一种职业。当他和莎莉渐渐将回国看作最切实和最重要的事情时，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回国的英国画家很清楚，只要愿意，他们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回到巴黎，而澳大利亚人更加清楚，他们的决定几乎关乎一生。

不过，在查理和莎莉回到悉尼短短几个月后，艾迪·霍洛维茨就很给查理在法国的作品捧场，如今还试图把他的澳大利亚海岸风景画画出同样的风味。在悉尼获得声望不能与在巴黎扬名相提并论，但也还令人满意。澳大利亚的夏天酷热难当，两人在布朗蒂的海边租了一套公寓。如查理所料，与布朗蒂的光线相比，维姆勒和布洛涅的显得更加病弱，但布朗蒂的氛围中仍然缺失了什么。想象未能将这里的气氛填补得如“那些地方”一样饱满。法国的空气中充满了战争与残毁的幻梦，以及光明之梦。

艾迪·霍洛维茨第一次见到查理的作品时，就引荐他加入了悉尼艺术家协会和澳大利亚水彩画协会。艾迪为他谋得了一份兼职——在师范学院教素描，还在乔治街帮他找了一间画室，跟另外几个画家合用。唯一一件艾迪无法帮他做的，就是让自己的生意伙伴——以及自己邀请到画展来的商人——买下查理的画，为查理扬名。

画展的开幕之夜是个大场合，查理为之购置了一套新西装。他现在明白了喝酒对他言行举止的影响，虽然当晚压力很大，但他滴酒未沾。他向艾迪交代，不要向任何媒体——就算没有几家会来——提起他在战争中受的伤。他不想被人写成一个怪胎——独臂画家。“我是没了左臂以后才开始真正懂得绘画的，你这个蠢货。”他曾经在巴黎的一场聚会上对一个美国画家怒吼——随后不得不被带回家。

所以，这次在大卫·琼斯百货商店顶层的一间画室举办的活动，既是对绘画的奖赏，也是对它的惩罚。许多男人女人走向查理，举起手中的威士忌和金酒，向他祝贺，他们愉悦却过度活泼的样子告诉他，他们今晚不会花一个子儿。画室另一头，索利太太和莎莉的父亲正在跟几个和查理共享画室的朋友聊天。

他们附近站着一个衣着考究的男人，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幅画，他让莎莉想起了基尔南。莎莉的目光将这个人挑出来，是因为这个画展让她害怕，她在其中寻找着熟悉的东西。这个男人看起来不像艾迪·霍洛维茨的合伙人，为了生意而跑过来取悦他。莎莉真希望可以告诉正跟朋友聊天的查理：“看见那个男人了吗？他像不像伊恩·基尔南？”

她已经有至少六个月没给基尔南写过信，不知道他是否还在监狱里。

那个男人在那幅画前俯身，然后又站直，转过身，看到了莎莉，向她露出开怀的笑容。这是一个相认的笑容，一个来自阿基米德号的笑容。他大步穿过画室，走向她和查理。

查理此时看到了他。两人紧紧握手，伊恩亲吻了莎莉的面颊，然后退后一步说：“真像你姐姐……”

“我以为，”莎莉说，“我是说，我不知道你是否……”

“我们都被一批一批地赦免了。”基尔南说，“谢天谢地，我们的政府没有兴趣把我们关一辈子。我回来做起了家族生意——虽然政府想要接管，但它目前仍然是家族生意。我现在完全是清白之身，一切都被原谅了。”

“你结婚了吗？”莎莉问，或许太急了些。

“啊，没有。”他说。

她感到一阵莫名的宽慰。

他说：“我必须祝贺你，查理。那边那条河……”

他指着自己刚才端详的那幅画：“那不是索姆河，对吗？”

“是艾泽尔河，”查理微笑着说，“看，旁边的墙壁上还有澳大利亚的河流……克拉伦斯河在那儿。”

“画艾泽尔河不是什么背弃本国风景的行为，”伊恩·基尔南让他宽心，“如果我说想要买下那幅艾泽尔河，我猜你会认为，那是出于友谊或为了照顾负伤的你，而不是由于它内在的品质。”

他如此准确地说出了查理的担忧，他们都知道，他买下这幅画已经势在必行。

当晚卖出了三幅画。艾迪说，在这个庸俗的时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伊恩一直待到画展结束，然后跟随艾迪·霍洛维茨和大家一起走出去。艾迪带他们去澳大利亚大酒店吃晚餐——有查理、莎莉、莎莉的父亲和新任杜伦斯太太。

在夏夜温暖的南风中，他们走在人行道上。基尔南压低声音对莎莉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她。我们是最契合的朝圣伴侣。”

他紧紧攥了一下她的手，又跟查理握了握手，然后径自走上伊丽莎白街。

查理亲了一下她的耳朵说：“宝贝儿。”

“宝贝儿”已经成了查理对莎莉的爱称。

“宝贝儿，我想今晚很顺利。”

然而，真正被广为接受的现实，往往是最有人情味和最具体的——尽管或多或少只是出自街谈巷议。在另一种说法里，是娜奥米占据了人们眼前的世界，而她的妹妹则被残酷的厄运击垮。在这个版本的现实中，查理·康登的第一个画展办在了科林斯街的雅典娜神庙画廊，筹划者是伯纳德·法文克，一位艺术商人和赞助人。自从几个月前，查理被墨尔本的国家美术馆艺术学校引进回国开始，伯纳德就一直对查理很慷慨。查理还没能积累出一套本土的作品——大部分作品画的都是法国北部斑驳的天空、河流和村庄街道——但是伯纳德说：“那些家境不错的人，军官一类的，或许想要在墙上挂一幅他们曾经战斗或者休整过的村庄的画，不管用的是哪种画法。接着画你的西线题材吧。”画展上展出了一些澳大利亚风景画，但查理很清楚，如果有画作能卖出去，也不会是那些。

在巴黎的前两年半，查理失去了手臂，还被迫消化着莎莉的噩耗。随后，他迷上了一个宽脸庞的比利时女孩儿，她叫爱斯特尔，也有志成为一名画家。

她此刻正坐在画廊楼梯旁的窗户边，看起来闷闷不乐——这可以说是她平常的样子，也是她莫名吸引查理的部分原因。今晚她在不停地喝雪莉酒，很可能是为他感到紧张。她已经在墨尔本生活了一个夏天，她的牢骚没有查理想象的那么多。两人手头很紧——虽然查理在给书籍和杂志画插图，而她在一家女装店找到了工作。他们在科堡租了一栋小房子。伯纳德的客人上门之前，她总是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仿佛查理带她来的这个地方的粗野蒙昧马上就要彻底暴露出来。

幸运的是，首位登门者是一位俄国画家。他是个流亡者，名叫波利亚科夫，是维多利亚艺术协会的受邀会员。查理确保自己把他介绍给了爱斯特尔——她在巴黎时就常常被流亡者吸引，一个俄国伯爵可能在豪华饭店当侍者，风度翩翩地为人上酒，这让她着迷。这时候，波利亚科夫把她的注意力暂时吸引了过去——她正在思索如何在这个地方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以及这里的野蛮人会不会买查理的画。查理看着她，突然有一种明确的预感，她会离开自己，可能是为了某个如波利亚科夫般的人，而这件事对他来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要紧。

几个画家朋友到来时，查理让自己从伤感和空虚中抽身出来。他们都有些潦倒，或教人画画，或画漫画和插图，拿着不稳定的报酬，热衷于免费的雪莉酒。他们的存在提出了质问：澳大利亚能否供养一个画家？更不用说一个群体。一个年轻男人和他的太太向他走过来——根据面孔，查理怀疑他们是东欧人。他们穿着体面，颇有见地地聊起查理的画。他急忙把爱斯特尔介绍给他们，内心对他们异常感激。

画廊仿佛一下子热闹起来——片刻之前还门庭冷落。伯纳德·法文克急匆匆地跑过来，上唇还沾着激动的汗水。“你遇见卡斯坦家族的人了？那是墨尔本最有教养的家族。他们是犹太人，你知道，而且懂这些东西。他们正有意收藏一批澳大利亚画家的作品——不会有其他人产生这个想法。我说的是真正的收藏，不是零散地搞几幅画挂在墙上。他们已经买下了你的两幅西线作品，都是一眼相中的。孩子，你该回家祈祷卡斯坦家族百年兴旺。”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攥着查理真实的右手，随后转身离去。许多年后，查理对艺术史研究者说，这样被权贵授予了在澳大利亚画画的许可，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刺痛。

这时候，他被画室门口一个异常熟悉的身影震撼。娜奥米容光焕发地站在那里，像是另一个莎莉。她穿着黑白相间的连衣裙，戴着一顶钟形帽，美得令他不敢直视。她试探着向查理的方向微笑，就好像他可能认不出她似的。失去莎莉的惆怅突然涌起，令整个画室和所有要紧事都消退无踪。

他注意到，站在她身旁的是穿褐色西装的基尔南。他的脸色不是经过牢狱之灾后的苍白，明显受过这个夏天的自由阳光的洗礼。查理有些站不稳，摇摇晃晃地向他们走过去。娜奥米张开了双臂。当查理和她拥抱的时候，他不禁感觉到，这是一具同样由乡村哺育的强健身躯，如他少有的几次从莎莉那儿感受到的一样。他听到娜奥米啜泣起来，自己也恨不得随之落泪。当她松开双臂时，查理看到她沾着泪水的睫毛和脸上的微笑。接着，他又跟基尔南握了手。

“啊，”他说，“你自由了！”

“娜奥米和塔尔顿夫人说服他们释放了我。”伊恩说，“一旦和平到来，把我们一直关着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我得坦白一件事，”查理对娜奥米说，看到她，令他失去莎莉的痛苦再次迸发，“希望你不要见怪，我在这儿有个女朋友。”

“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娜奥米说。

“我想她明白——虽然这对她可能不公平——世上再不会有一个人……唉，你明白。”

“莎莉从来都不了解她自身的可贵，”娜奥米说，“我也一样，对她了解得不够。”

他们站在一起，注视着彼此，知道已经提起了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我要声明，”查理说，“禁止你们买这里的画。你们的到来已经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老兄，”伊恩·基尔南笑起来，“娜奥米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你不知道吗？”

查理突然觉得有义务把他们介绍给爱斯特尔，于是他稍稍转过身，隔着画室叫她的名字。她朝娜奥米、基尔南和查理走过来，漂亮的脸蛋儿上挂着狐疑的神色。三人等着她，怀着心照不宣的共识：莎莉带给他的最本质的东西，有些人永远无法提供。

注释

1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编者注

2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之子，用蜡和羽毛造的翅膀逃离克里特岛，由于飞得过高，翅膀上的蜡被太阳融化，他最终落水丧生。

3　一战时德国国旗颜色为黑白红三色。

4　澳大利亚探险家，首次率队从南向北穿越澳大利亚，死于途中。

5　以利亚为《圣经》中的先知，耶和华以火车火马接他升天，见《旧约·列王纪下》。——编者注

6　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1862—1928）曾是一名矿工。——编者注

7　澳大利亚传奇大盗，被民间看作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澳大利亚罗宾汉。——编者注

8　出自《亨利四世》中道格拉斯的对白。

9　佩内洛普（Penelope）一名源于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她一般以对丈夫忠贞不渝的典范形象出现。——编者注

10　英文中教友（Friend）与朋友（friend）只有首字母大小写之别。

11　澳大利亚地名。

12　本名威廉·莫里斯·休斯（William Morris Hughes，1862—1952），1915年至1923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

13　《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Advance Australia Fair）是澳大利亚国歌。

14　伊普尔（Ypres）依照英语读法可读作威普尔斯（Wipers），意为擦拭者、抹布或雨刷。

15　哥达（Gotha），1917年德军投入使用的双引擎战略轰炸机。

16　艾米丽·戴维森（Emily Davison）在赛马场向国王呼吁妇女参政权，跌落马下，被国王的马踩踏而死。

17　埃塔普勒（Étaples）按英语读法易错读为“Eatables”，意为“食物”。

怀着为母亲执行安乐死的愧疚，杜伦斯护士姐妹逃离家乡，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枪炮、病菌和毒气争夺生命。可惜，恶劣的医疗条件让护士们屡屡失败，愚蠢的军事计划叫她们险些丧命，对女性的羞辱和侵犯又令她们备受打击。不过，这并未让她们退却，因为“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

所幸，在战火和硝烟中，破裂的姐妹之情重新弥合，两人得以互为依靠。可是，死亡的威胁依旧高悬在所有人头顶。在炮火的掩护下，致命的西班牙流感悄然来袭，医护人员接连倒下，姐妹俩也相继感染。在病痛与幻觉中，饱受宫颈癌折磨的母亲降临在病床前，用悲悯的目光看护着她的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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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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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米的颂歌／（澳）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著；李尧，刘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1

书名原文：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

ISBN 978-7-5213-2366-5

Ⅰ．①吉…　Ⅱ．①托…　②李…　③刘…　Ⅲ．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13361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黄雅思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21年2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2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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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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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 1935—　）

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得主，四次获布克奖提名，1982年凭借代表作《辛德勒方舟》获奖，该作品后被改编为享誉全球的电影《辛德勒名单》，获奥斯卡金像奖。肯尼利是一位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其创作灵感多基于史实，擅长在时代背景下刻画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呼唤正义与人性。

译者简介

李　尧

1946年生，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西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资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从事英语教学与翻译四十余年，翻译英、美、澳大利亚文学，以及文化、历史著作五十五部，其中多部获奖。2008年因在中澳文化交流，特别是翻译领域作出的贡献，被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授予杰出贡献奖章。2018年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FASIC）授予其终生成就奖。

刘　洋

北京大学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毕业学员，文学翻译爱好者。

谨以此书献给皮特·卡迪

1971年1月

第一章

1900年，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舅舅达比吉——按白人的叫法是杰克·斯摩多——听说吉米娶了一个白人女孩，并且在沃伦镇的循道公会教堂举办了婚礼。这个消息让他感到十分不安。

于是，他带上吉米在割礼时被敲掉的那颗牙齿，朝着一百英里[1]外的沃伦镇出发了，一路上都是徒步而行。这颗牙齿应该能够说服吉米，让他认识到，自己是部族的一员。达比吉·杰克·斯摩多有着纯正的部族血统，属于芒金迪部族的达兰姆分支。在他看来，族人的婚姻仍然要保持部族传统才行。

所谓传统就是：达兰姆人应该娶蒙哥拉人，蒙哥拉人应该娶加利人，加利人应该娶维比贝拉人，而维比贝拉人应该娶达兰姆的姑娘。可是吉米呢？作为达兰姆的成员，居然娶了一个白人女孩，婚礼居然在教堂里举办。

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婚礼令杰克感到十分困扰，甚至让他焦躁不安。部族的婚姻习俗还是要遵守的，达比吉·杰克·斯摩多心想。就算吉米这个达兰姆的小伙子生活在传教区，就算他与蒙哥拉女人相隔八十乃至两百英里，安排一场婚事又有什么难的？部族元老们早就把婚姻习俗装在脑子里了。可为什么就是不遵循传统呢？

为此，杰克·斯摩多感到十分沮丧，就连他那个生性轻浮的姐姐——血统纯正的达尔茜·布莱克史密斯——也不例外。1878年，一个白人来到布伦特伍德的黑人[2]聚居区，随后不久，达尔茜便生下了吉米。因此，吉米是个混血儿。当地的传教士说，如果生下了灰白色皮肤的孩子，就说明她被白人睡过了。但是传教士并不清楚维比贝拉人的机密，他们并不知道，之所以孩子这么快就生出来了，完全是部族的神灵鸸鹋鹩莺的安排。

达尔茜多少还是相信了传教士的话。他们向来鄙视谎言，怎么会亲口撒谎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布莱克史密斯太太的确被白人睡过了。她曾经说过，因为冬天太冷，两人只是抱在一起取暖而已。然而不管是冬天取暖也好，夏日快活也罢，这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吉米（不论是黑是白）之所以这么快就生了下来，全是鸸鹋鹩莺的意愿，因此，吉米理当娶蒙哥拉姑娘。

可是他偏偏娶了一个外地农场的白人女孩做老婆。

于是，杰克·斯摩多取出吉米在割礼时被敲掉的牙齿，用一块发面布包起来，揣在左侧的衣兜里出发了。之所以没有放在右侧的衣兜里，是因为里面已经装了七个便士，如果跟牙齿放在一起，会走霉运的。

杰克·斯摩多嗜酒成性，他也知道，吉米开始赚钱了，作为亲舅舅，跟他讨些酒喝总是可以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杰克这次去沃伦镇，完全是为了部族的传统着想，而且此行的成败主要就寄托在这颗具有魔力的牙齿上。

这颗牙齿是芒金迪部族长老从吉米的嘴里敲下来的，那时正是1891年，吉米刚满十三岁。长老们用锋利的石片给他举行了割礼，在伤口和眼睛周围抹上了白泥。从举办割礼到杰克前往沃伦镇（1900年），这中间吉米的经历如何，有必要在此介绍一番。

自从吉米被人从家中带走去举行割礼仪式，达尔茜一直以为他死了。割礼的传统历史悠久，但其中详情如何，女人们是不知道的。据达尔茜猜想，儿子应该是被一头巨大的蜥蜴吞噬掉，然后再被蜥蜴生出来，经历整个过程后，他就彻彻底底地变成了芒金迪部族的一员。

吉米这一去就是几周的时间，教区的负责人H. J. 尼维尔牧师曾几次问起吉米的行踪，但始终问不出真相。

芒金迪部族的成年男子——比如，杰克·斯摩多——却知道，吉米此时正躲在麦夸里河某条支流附近的灌丛里，等着伤口愈合。在这段时间里，他只能靠吃袋貂肉为生。想到自己长大成人，变成了部族的一员，吉米心里十分兴奋，同时也松了口气，毕竟被蜥蜴吞噬的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他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

天色蒙蒙亮哟，

凤头鹦鹉飞出天光，

妈妈的眼神里哟，

闪过惊讶的目光。

眉目间露出自豪哟，

就像杜巴拉浆果树一样。

破茧成蝶，逃出蜥蜴的大口哟，

儿子已经是大人模样。

他偶尔会挥几下吼板[3]，防止布伦特伍德教区的女人走近。要是在养伤期间被女人看到，就会遭遇不测。只要听到吼板发出的响声，女人大多会心生畏惧，不敢接近。因此，只要时不时地挥动几下，他或多或少总会安全些。

吉米的割礼仪式是在秋天举办的，当时已经临近复活节，天干物燥，还没有下霜，日轮当空，偶尔刮起几阵风，风里倒还有些暖意。

在布伦特伍德，H. J. 尼维尔先生正急需吉米这样的乖孩子演唱复活节颂歌。

“这些该死的黑鬼！”他对妻子说，“但凡品行好点的，总是无缘无故就失踪了。”

在他的眼里，吉米是上帝的门徒，远比他那些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通晓事理。达尔茜为人轻佻，所以，一定是让她怀孕的那个欧洲人把审慎的性格遗传给了吉米。那人定然不屑与黑人女子发生关系，只是没把持住而已。有时候，看到黑人姑娘灿烂的笑容，就连尼维尔先生也会觉得心痒。

城里人谈起与黑人通奸的事情时，脸上总是一副罪大恶极的神情，仿佛这种事情不道德的程度远甚于与白人女性通奸。老妇人们嘴里常说，白人男子要是睡了黑女人，就会渐渐委顿，没法再与白人女子发生关系。

虔诚的尼维尔先生伸手到桌边拿黄油，却发现周围群蝇乱舞，丝毫不少于盛夏时节。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有些懊恼地说道，“一群苍蝇中，总会出一只像模像样、有点抱负的！”

在吉米失踪之前，尼维尔先生本以为他有机会把吉米培养成一个热情、达理、有礼貌的年轻人。

尼维尔先生对传播福音的使命十分忠诚，要是他研究过人类学的话，就不会在1891年的复活节前，对着一只苍蝇围绕的黄油碟心生疑惑。他甚至连人类学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当然，人类学研究需要白人和原住民合作。在吉米看来，经常对尼维尔先生提起割礼一事终究不太礼貌，于是便一个字也没说。

自从男孩失踪后，尼维尔先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剪报纸上。他把《循道公会时报》上聘任牧师的告示全都剪了下来。屋子的外墙隔板上歪歪斜斜地贴着一块块报纸上的新闻——都是些出售农场或泊位的告示，有些位于滨海沿岸，有的在达令山丘。在吉米失踪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这些告示在秋日的阳光里慢慢变黄。尽管终日生活在放荡、轻佻、诱人的黑人女性中间，尼维尔依旧对年老色衰的妻子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忠诚。

有那么几天，吉米觉得割礼留下的伤口疼痛难忍，只好放声歌唱来缓解痛苦：

成年的刺痛真难忍，

蒙哥拉的姑娘没几人；

马鲁加河对岸的山水太清贫，

蒙哥拉的姑娘没几人。

对着马鲁加河我高声唱，

沿着维迪迦剌我四处寻，

顶着烈日哟，冒着灰尘，

冲着月亮高声叫，

棍棒挥向维迪迦剌人。

看我带回这许多姑娘，

蒙哥拉的姑娘哟，

这些都是部族汉子的女人。

他自顾自地唱着，音调并不十分和谐，若是尼维尔先生听到了，肯定会觉得十分怪异。这本是一首十分悠扬的歌曲，歌中讲述的是古代发生的一场战争，其中强抢妇女的情节，发生在两个半世纪前，那时英国正在打内战。

除了伤口发痒外，他过得还算自在，有张毯子盖，有教区发的衣服穿。河流改道后，许多淡水龙虾和乌突突的鲈鱼被困在水洼里，食物自然不愁，况且夜间还有袋貂出没。袋貂的眼睛在夜里闪闪发亮，只消挥起木棒，朝它们的眼睛猛砸即可。

复活节后十天，吉米又一次出现在布伦特伍德。

第一个发现他回来的，是同母异父的姐姐比布拉·多蒂·布莱克史密斯，然后其他女人以及他同母异父的弟弟莫顿相继注意到了他。

十五岁的多蒂跑到他跟前，哇啦哇啦地尖声唱了起来：

“弟弟回来啦，他在蜥蜴肚子里重生，变成达兰姆部族的一员啦！”

莫顿叫醒了威尔夫·布莱克史密斯——吉米的“父亲”。威尔夫嗜酒成性，而且得了肺炎，已经撑不了几年了。达尔茜正在太阳底下洗衣服，听到消息后，立刻把威尔夫的衬衫扔在了盆里，身上微微一颤，或许是因为天气转凉，或许是因为听到吉米已经成人的消息。

达尔茜透过稀疏的灌丛，看到儿子的身影正穿过镇里破旧的小屋子。在阳光的照射下，他的头发变成了怪异的灰白色。男人们像战友般为他的回归欢呼，小孩子们则围着他跑来跑去。多蒂的歌声穿透了整个镇子：

“弟弟回来啦！猛兽嘴里重生，男子气概十足，达兰姆的汉子回来啦！”

达尔茜笑得是那样开心！她和莫顿喜欢肆无忌惮地笑，就连在庄重的场合也不例外。尼维尔先生一直以为这是他们愚钝的表现，他根本不知真相。

“这阵子你跑哪儿去了，灰白皮肤的臭小子？”达尔茜操着一口清脆的伦敦东区方言问道。威尔夫那件弄脏的衬衫已经无关紧要，她接着多蒂的歌声唱了起来。

“我的儿子回来了！逃出了蜥蜴的肚子，踩着脚下的冰霜，在大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之前嗷嗷待哺，如今长大成人。我的孩子重生了，是我把他带到世上，带到鸸鹋鹩莺的跟前。”

此刻，尼维尔先生正站在门廊里，望着小伙子归来的场景。

“这些人真容易激动，”他低语道，“容易激动。”

眼前的一切让他很开心。或许，作为上帝垂青之人，他该用热情去欢迎久别重逢的人，那感觉就像男孩起死回生一般。

尼维尔不知道，这次他能否从哪个黑人口中得到一个明确而可靠的答案。他沿着小路走到教区那片满是尘土的草地上。

“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他的喊声打断了众人的兴奋。吉米突然改变路线，朝着这位传教士走来，他的弟弟莫顿正在一旁摇摇摆摆地走着，似乎觉得十分有趣。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大家甚至能听到吉米轻轻的、缓慢的脚步声。

“布莱克史密斯先生，你到哪里去了？”

“捉袋貂。”

尼维尔先生的身子向后缩了一缩：“我真是不明白，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使命吗？比如说，复活节的合唱？”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尼维尔先生。”

“你已经很久没来上课了。”

“是的，尼维尔先生。”

“很好。请你到我的书斋来一趟。”

书斋前厅的布置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屋子里有一张床，一张世界地图，三个书架上摆满了新教的经典著作。吉米因为逃课挨了手杖，对此，并没有人表示不满。芒金迪部族的元老们不远千里赶过来，为吉米举办成人礼，这是谁都无法阻止的，既然如此，就算被这位循道公会的牧师打几下屁股，也是值得的；为了尼维尔先生所追求的真理，也为了鸸鹋鹩莺代表的真理。尼维尔先生有自己的职责，就像十字架上可怜的上帝之子一样。

“手杖会教你如何做个正派的人。”威尔夫郑重地说道，“别让这件事给你带来阴影。”

注释

1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3千米。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中译本注。

2　原文：blacks。

3　吼板：澳大利亚等地原住民用于宗教仪式的一种旋转时能发出吼声的木板。

第二章

自从割礼归来后，吉米的身上仿佛被注满了部族成员的男子气概，可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在尼维尔的影响下，他原本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动摇。达兰姆、蒙哥拉，这些都代表着什么？部族里的人跟乞丐无异，喝着亨特河地区产的劣质雪利酒，醉了便躲进旅馆的茅房里呕吐不止。部族的元老保管着部族成员在割礼时被敲掉的牙齿，知道每个人的灵魂石藏在哪里，并且知道如何辨认这些石头，可往往却为了喝一口白兰地，就把妻子交与白人玩弄。

相比之下，尼维尔夫妇与吉米谈论的，却是部族成员从未提起过的事情。

“如果你能找个人品端方的白人农家女孩，你们生的孩子就只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你们的孙子孙女便只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根本算不上黑人了。”

尽管多数年轻人不像吉米那样头脑清醒，但也或多或少对部族里相传的创世神话产生了怀疑。所谓的部族男子气概表现在哪里？至多是在酒馆的院子里猛灌劣质酒罢了。当芒金迪人走进新世界后，酗酒便成了一种自我折磨式的探索。

然而这个地方的警察却不这样看。

1894年春，尼维尔先生升任马瑟尔布鲁克地区的循道公会牧师一职。他曾问过吉米，是否愿意以仆人的身份跟随自己。

“还是去吧，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达尔茜说道。

就这样，一辆颠簸摇晃的马车载着尼维尔先生和吉米朝火车站驶去。尼维尔先生不住地挥着手。他微微觉得有些愧疚——他就这样放弃了布伦特伍德，去接手一个白人建好的教堂。他机械地挥动着手臂，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布伦特伍德说，他还是很在意这片土地的。

达尔茜唱了起来：

我那身材高大的儿子啊，

他就要走了。

大山会感受到他的足迹，

星光会照亮他的发丝。

她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火车穿过一座座吉米从未见过的大山，来到了马瑟尔布鲁克，一座被绿荫遮蔽的小镇。这座小镇建在一片冲积平原上，一条宽阔的大河缓缓地流淌而过。从正街的转弯处到河岸，耸立着一排排木房和石房。

真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吉米再次想起了尼维尔先生的话：“如果你能找个人品端方的白人农家女孩……”

他几乎已经暗暗做好了打算，最好让自己的后代没有半点黑人血统。

尼维尔太太教他如何做饭，甚至还告诉他如何用调料炖鸡肉。尼维尔先生则向他传授了一些地理知识：“咱们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吉米？”

“在这里，尼维尔先生。”

吉米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手指不够尖细，无法精确地指出达兰姆和蒙哥拉的地盘。他倒不是觉得土地的大小有问题，而是两者的地盘已经淹没在这幅世界地图中。

这次火车之旅让吉米对部族的信仰产生了动摇。途中，他见到了大片大片的棕色平原，误以为那里便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一棵棵乔木拔地而起，他的思维仿佛朝着渺远的天空飞了出去。清冽的河水从一簇簇硕大的蕨类植物间流出，那河水远比麦夸里河缓行的浅流更为清澈。

蜿蜒的藤蔓上点缀着花朵，仿佛一只只手臂，死死地缠绕着桉树的瘦枝。

“看，吉米。”尼维尔先生说道，“那里有一种树，树胶很硬，但很甜，可以食用。估计山这边的黑人都靠这个做起了大生意呢。”

早些时候，在尼维尔先生和吉米到来之前，这片山谷曾经遭遇过洪水，故而谷地的土壤异常肥沃，一片绿茵。看到一片片辽阔的草场，一座座葱茏的葡萄园，吉米不由得心神激荡，整齐规则的白人世界渐渐取代了达兰姆和蒙哥拉在他心中的地位。

每逢尼维尔夫妇出门拜访教众时，吉米就会驾着那辆崭新轻快的马车，接送夫妇二人。尼维尔先生总是不停地向他传授知识。

“这叫巨桉，被引入塞浦路斯岛后，蔓延得十分迅速。”

果园的小径两侧长满了金色的酢浆草。“金色的酢浆草让人觉得很舒服，”尼维尔先生说，“不过路堤上那些紫色的植物就很不顺眼了。在地中海一带，这种植物叫牛舌草，亨特河附近的人叫它‘帕特森的诅咒’。

“山谷里新开了一个露天煤矿，煤层露出地表——简直是上帝的恩赐。人们叫它格里塔煤矿。工人用不着在地下作业，也就没有患肺病的风险，全部在地上干活，朝着山坡侧面挖就可以了。没准有一天你也能在矿上讨到一份差事呢，吉米。”

到目前为止，尼维尔先生还算开心。小镇看起来像模像样，镇子里的人也十分正派。这里的白人女子都穿着胸衣，即使身材丰腴，也不会给人带来诱惑，不会让他像在布伦特伍德一样心生邪念。

有一天，吉米去给尼维尔太太买肉，途中看到一名族人正蹲在布匹商店的阴凉处。这人名叫康吉·汤姆·卡斯泰尔斯，四十岁上下。他像威尔夫·布莱克史密斯一样，奉行“饮乐至上”的信条：

部族兄弟吃哟吃，

部族兄弟喝哟喝，

又吃又喝要不得，

还是喝酒快乐多。

康吉·汤姆显然喝得很尽兴，昏昏沉沉地正要睡去，但两只眼睛并没有完全闭上，仍在不住地打量着附近的熟人。看到吉米后，他那扭曲的脸颊上露出了一丝怪异的满足。

“嘿，灰皮小子！”他叫了一声。

“哟，这不是康吉·汤姆吗！”

“没错，就是我。达尔茜那个老婆娘还好吧？用不着猜，达尔茜一定很好，威尔夫还是经常喝酒。嗯，达尔茜很好，莫顿很好，那么你呢，还好吗？

“用不着猜，准是没啥事情可做，对吧！”康吉说着，轻笑了一声，似乎觉得自己的笑话很好笑。像他这种四处游走的黑人是见过世面的，言语间自然带着些自命不凡。

“这里也有鸸鹋鹩莺吗？”吉米用芒金迪语问道。

“鸸鹋鹩莺？”康吉嘲弄般地说道，“狗屁。”但接下来他不得不用部族语言说道：“我是一路从布伦特伍德走过来的。可是走了一路，都没有哪个黑人愿意把老婆借我玩玩。哪有什么鸸鹋鹩莺。不过这里的龙虾特别好吃，牛羊肉也可口得紧，我可不想离开这里。”

“你找到差事做了？”吉米用英语问道，因为芒金迪语中并没有“差事”这个词。

“我平时抓些袋貂，皮毛可以换钱，三个便士一张，太便宜了。要是有把枪就好了。可是那些白人可不大情愿，不想让我在他们家附近捉袋貂。哎，三个便士一张皮，就这么点，再多没有了！”

“这么说，你准是闲了很久吧。”吉米逗弄着说道，“准是很久没有剥过袋貂皮了。”

“胡扯，你个灰皮小鬼！”但很快，康吉哈哈大笑几声，算是默认了。“记不得上次剥袋貂皮是什么时候了。袋貂瘦不拉叽的，都是骨头。我康吉更喜欢吃培根。”

两人在地上坐了下来，望着一家农户穿过马路，来到布匹商店门口。

很快，屋里传来店主咯咯的笑声，显然是在招呼顾客。从两人身边经过时，农妇和她的三个女儿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说笑着进了店门，年龄最大的女儿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了大约半磅[1]甜点。只有年龄最小的那个女孩在门口徘徊了一阵。女孩大约四岁，戴着顶水手帽，帽子上印着“H.M.S.甜品香料”几个字，帽檐下面露出一双蓝眼睛。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康吉，仿佛要抓紧时间，充分利用这个可以盯视别人的机会。因为用不了多久，她的妈妈就会告诉她，遇到这种人时，要用余光去瞟，这样才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

康吉冲女孩笑了笑，并不介意她的盯视。“你现在还小，过个二十年左右，再用你那对蓝眼睛盯着康吉……”

听到这番话，小女孩连忙跳起身，跑到了店铺里。她的妈妈正在那里扯着一块毛哔叽，测试着它的韧性。

“你不该说这种话的，康吉，对咱们的名声不好。”

一家人离开布匹商店时，小女孩从两人身旁急匆匆地跑了过去。女孩的妈妈领着家人朝下一个商店走去，她似乎只关心接下来要买的东西。

“你想娶白人老婆吗，康吉？”吉米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尼维尔先生说过，他是有这个机会的。

“我不觉得那些娶了白人老婆的农场主有多开心，否则他们干吗找黑人女孩呢？白人老婆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短处。”

两人继续坐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了其他事情上。吉米再次看到那家人时，发现年纪最大的女孩手里正提着个崭新的酒精炉，还有一个半敞开的袋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圣餐糖果。女孩的母亲立刻命令她的几个妹妹去帮姐姐提东西。

就在这一瞬间，吉米爱上了那个年纪最大的女孩。他从她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家的安全感，家庭主妇的贤惠，一种无意中流露出的博爱与慷慨。吉米也想要个家，要那些麦芽糖，吃圣餐糖果……

除此之外，他还需要爱，需要理想和抱负，需要尼维尔太太希望他拥有的那些抱负！他要争取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拥有自己的生计，要履行自己的诺言，把一份工作干到底。

穿着件粗布衣服的女孩从他身旁走过，精心打理的靴子上罩着一层薄薄的、褐色的灰尘。吉米望着她粗壮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哎！”康吉说道，“那个妞太肥了，你都不嫌弃？真是个好色的小鬼！”

如果从新教的观点来看，尽管吉米曾接受过部族的割礼，但在刚才这一瞬间，他已经丢掉了部族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这都要归咎于尼维尔，是他身上那种欧洲人特有的傲慢，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吉米的思想——不论是谈论远处的胶树，讲解地理知识，还是大事宣扬英国，乃至欧洲的风土人情，尼维尔先生都流露出一种傲慢之情，就连谈论酢浆草和格里塔的露天煤矿时也不例外。

“我想在露天煤矿找份差事。”吉米突然说道。

“去挖煤？”

“没错。一定能找到差事做的。”

“煤矿上有个女人，”康吉用部族语说道，“她不是蒙哥拉人，在男人面前打哈欠时，从来不张嘴；在男人面前哭的时候，从不掉眼泪；拼起酒来男人都比不上。她就像个无底洞，可是洞里却没法避雨！”他哈哈笑了几声，又用英语说道：“有一次，在喀里多尼亚聚居区后面的一个小围场里，我们一起喝了些酒——有个白人小子给我们买的雪利酒。当时喝得很猛，因为警察每隔一个小时就会过来一次。虽然附近有不少土著女人，不过这个妞很特别，她叫露西。”

突然，他语气一转，颇为急切地说道：“别去露天煤矿做工了。星期六晚上，你到喀里多尼亚来。可怜的黑人就只有那里可去了。”

星期六当晚，吉米经历了一次地狱般的旅行。他鬼鬼祟祟地穿过一道道篱笆墙，途中被草料堆绊倒了几次，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喀里多尼亚。那些白人小伙子大体上还算老实，收了钱便端来了雪利酒。

白人的笑声远远地传了过来，吉米喝了口酒，一股热辣辣的感觉顺着喉咙蔓延到胸口。他想说“这酒劲太大了”，不过身上却觉得暖洋洋的，说不出地舒服。

时间晃晃悠悠地过去，吉米突然干呕起来，一不小心吐得一个女人满身都是。

警察过来巡逻时，所有人都躲在了深深的草丛里。有人不停地打着嗝，引得另外一些人哧哧发笑。

喉头又是一阵火辣。几只黑色的手又朝他的嘴里灌了几口酒。

吉米已经酩酊大醉，对他来说，不仅时间在晃晃悠悠中流逝，周围发生的事情仿佛也都杂糅到了一处，就在他脚步踉跄、酒气熏天之际，几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他被捕了，但自己还不知道。

酒醒后，他打了几个寒战，发现自己身在一间屋子里，首先听到的便是尼维尔先生的声音。

“……一直都是模范和表率。”

“从来没犯过错？”

“小的时候有过一次，在布伦特伍德，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这些人，总觉得犯错是他们的权利。”

“吉米不会。他工作很踏实，有始有终。”

清醒后的吉米突然感到一阵无助，四下里打量了一番。之前，他似乎被人放在一张床铺上，但随后又跌落到地上。模模糊糊中，他感到周围躺着许多原住民，到处都是他们的脑袋、大腿和裤裆。当然，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呕吐物的臭味。

这时候，一名警官沿着走廊来到牢房门口，面对着满地的呕吐物，他却穿了一条长裤，不得不说，这个决定是有些危险的。

“吉米·布莱克史密斯？”

“在，警官！”

“算你他娘的运气好！有个牧师来保你出去。牧师的老婆也来了。但愿你有点良心，别再他娘的犯事。”

“嗯。”

“出来吧。”警官打开了牢门。躺在地上的那些人都没动，就像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别踩到别人的‘鸟蛋’。到井边上去，把自己洗干净。”

当时天色尚早，院子里刚刚听见鸡叫声，井口还挂着冰凌。吉米当着警官的面，自虐般地清洗着自己的身子。吉米感到兴奋，觉得自己足以同情这位警官。吉米·布莱克史密斯正在为自己施洗礼，成为一个白人；相比之下，这名警官却无法为自己做这样的事。他死后注定要埋在马瑟尔布鲁克的坟场，坟头立一块破烂不堪的墓碑，上面刻着“同事敬挽”几个字。

“上帝啊，”警官叹道，“你和他们一样都是黑人，干吗要把自己洗那么干净？多冷啊。”

“很快就洗完了，警官。”

说着，他又脱下衬衫，掬了几捧刺骨的凉水，清洗着两侧的腋窝。他悄悄地打了个嗝，发现初露的晨曦已经在凝霜的院落里映出一道犀利的光影，仿佛在鼓励他对自己更狠一些，折磨自己更久些。他知道，品格是关键，绝对不能因为受到族人影响，就放弃自己的品格，即便像威尔夫或康吉一样充满嗜酒的欲望，也绝对不能放弃。

吉米对尼维尔夫妇说，他想去露天煤矿工作。夫妇两人表示同意，但像所有宗教人士一样，他们首先必须确定，他的动机是正确的。

“如果再跟那群醉鬼混在一起，你不可能找到工作，就算找到了，也干不长久。”

“那群暴民，我恶心还来不及呢，尼维尔先生。我不想再跟他们接触了。我想去干活，没准还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会给你写推荐信的。”尼维尔先生说着，不大自在地看了妻子一眼，发现妻子的脸上露出了赞同的神色。

然而等吉米去应聘时，招工的人根本不需要他，甚至连尼维尔先生的推荐信都没看。

“好的，先生。”吉米说。他绝对不会堕落到像其他黑人那样，稍不如意就满口脏话。随后，他又去果园碰了碰运气。但果园的人说，最近经济不景气，工作都被那些四处流动的白人抢走了。

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在一个爱尔兰农夫那里找到了一份活计。农夫住在河流上游，为人刻薄，很有经济头脑，娶了一个身材肥硕、眼神冷酷的年轻女子。这个女人整日坐在炉火旁，两眼望着火炉上方的十字架出神。

人到中年，娶了一个丰满的老婆，家里还挂着十字架——众所周知，这样的农夫向来不会太大方。这份活计大抵是这样的：农夫西里的农场从山脚一直延展到山坡的树林里，偶尔会有几只牛走丢或被偷，吉米的任务是修建一道篱笆，把树林和农场隔开。篱笆要用硬木搭建，每隔七英尺[2]就要打一根木桩，木桩与木桩之间架上围栏。每打一根木桩给一先令六便士，九月底完工。算下来，全部酬劳是二百零二先令两便士。

这位爱尔兰农夫催得很紧，时常给吉米下最后通牒。他脸上蓄着胡子，胡须剃成方形，看起来很像克拉伦斯公爵。尼维尔先生曾经给吉米看过公爵的照片，每当说到忘形处，还会对他悄声说，有人认为这位公爵就是开膛手杰克。农夫西里跟这位公爵很像，浑身透着一股小王公的优越感。

“你有宗教信仰吗？除了你们黑鬼那套？”

“我是循道宗教徒，先生。”

“那你给我听好了，我以基督徒的名义发誓，如果把活干砸了，他娘的一定把你的狗卵割下来。篱笆桩要是偏了一英寸[3]，我就扣你一个先令。”

“您的建议也算合理，先生。”吉米暗暗劝着自己，要把这番侮辱仅仅当作雇主的建议，这是对他品格的考验。

我们暂且不必关心吉米从哪里弄到建造篱笆的工具，只知道那把铁锹是从尼维尔夫妇家里偷来的，因为吉米知道铁锹放在哪里，即便在黑暗中也能毫不费力地找到。

在吉米看来，这多少有点因果报应的味道。尽管尼维尔夫妇并不富裕，却经常教育他，占有权是一项非常神圣的权利。临别之际，夫妇俩甚至还给了他一点钱，数目并不多，大概算是暂时寄放在他那里的。

占有权是一项非常神圣的权利，于是吉米所谓的“占有”便从偷尼维尔夫妇的铁锹开始了。可以说，尼维尔夫妇成功地把他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而对于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而言，活着的价值是要用某些有限的标准来衡量的。吉米的标准便是：家庭、壁炉、妻子和土地。只要拥有了这些，便拥有了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福分，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相比之下，得不到这种福分的人，只能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只能靠老天的施舍过活。

为了得到这些无上的福分，他到马瑟尔布鲁克的农业办公室去了一趟。一张橡木柜台后，两个白人职员正在争吵着。

“你懂什么？联邦制有什么好？”一个人说道，“如果真的实行了，新南威尔士就会被昆士兰的廉价农产品、维多利亚的廉价家具所占领。反正西澳大利亚人和塔斯马尼亚人不会赞成联邦制，他们准会投反对票。”

吉米并没有参与这场争论，他不过想要一张传单，看看什么样的木头适合做篱笆而已。

“加拿大就实行的联邦制，而且非常成功。”另外一个本地的年轻人说道，“美国也不算太失败。”

“哈！美国在推行联邦制的时候，难道没有遇到困难？你想来场内战吗？要死成千上万人呢！”

“我们这里才不会。澳大利亚人怎么会对自己的同胞开枪？亏你想得出来！”

“我的确能想象出来，因为有些人天生恶毒、心胸狭隘、野蛮粗鲁，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实施暴行。既然存在这种问题，就该坦然接受……还有，朋友你可别忘了，现在哪里有什么澳大利亚人，那只是诗人和小报编辑想象出来的。”

“没有澳大利亚人？”

“从政治意义上说，不存在。即便有，跟比利时人、德国人或者法国人的含义也不一样。”

“恐怕是跟你这种老顽固不一样吧！”

“没错，也不同于英国人。”那位英国人说道，“这里只有新南威尔士人、维多利亚人、昆士兰人、塔斯马尼亚人等等，但就是不存在澳大利亚人。真正意义上的澳大利亚人只有……”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吉米正在柜台前等着。“只有原住民。”他低声说道。

显然，“澳大利亚人”这几个字也引起了吉米的注意。

“喂，小子！”他叫了一声，“没错，诚实可怜的原住民，可惜快要绝种了。很吃惊吧！这就是你们天天念叨的澳大利亚人，只能做些卑微下贱的工作。”

“这个地方就是这么残酷。下等人屈服于上等人。难道你们英国人例外？看看那些爱尔兰人和苏格兰高地的人，多可怜，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我爷爷就是可怜的苏格兰高地人。上帝啊，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次机会？为什么眼看着这些可怜人绝种？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原住民只能消失。现在，六个州正计划着组成联邦，以便抵御共同的敌人，可以说，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没有半点不尊重的意味。”

“什么共同的敌人？”

“俄国人啊。俄国有称霸太平洋的野心呢。”

英国人抽了抽鼻子：“哥萨克人是不会打过来的。你呀，真是太高估你的地盘了，这片土地，根本不具有任何战略意义。”

“我只希望这里能把门槛抬高一点，别再把你这种满腹牢骚的混蛋放进来。”

“别担心，我不会在这里待多久的。我是因为没钱回家，路费……”

“朋友你放心，要是真的实行联邦制，政府一定会通过一项法令，让你这种牢骚鬼有足够的路费滚回家去，滚回你的英格兰去吧，反正那里到处都是黑烟，一年里有十天能看见太阳就不错了，街道上到处是狗屎。你回你的老家，我们搞我们的联邦，多谢了！”

英国人开始装作整理文件。到目前为止，两个人谁都没有帮助农业办公室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想说的是，自从撒克逊时代起，我们就只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这种体制也没给我们带来多少坏处。”

这种动辄搬出撒克逊国王，动不动就提到古代的政府，炫耀昔日辉煌的做法，还不足以让澳大利亚人的立场发生动摇，因为澳大利亚人虽然继承了大英帝国的部分遗产，但毕竟没有完全继承。如果说得更明白些，就是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澳大利亚人的愤怒和不满。

“你们过去的光彩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凭着推行暴政，靠屠杀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更他妈别提那些可怜的印度人了。”

“拜托，”英国人说道，“说话文明点！”

“布尔战争又怎么解释？是你们挑起来的吧？是你们处心积虑地挑起来的吧？别管某些文章怎么说。费边社的讲座说，英格兰巴不得开战呢。只要战争一起，你们就会让可怜的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还有印度人参战。可惜啊，第一个挨枪子儿的澳大利亚人并不知道，根本没有所谓的澳大利亚人。”

“上帝啊，你怎么对英格兰有这么大的偏见？可惜啊，你只是没去过英格兰，没有见识过而已。”

“我才感觉可惜呢，你他妈怎么不早点滚蛋！”

英国人阴沉着脸，开始动手整理传单。

“咱们走着瞧，你当着访客的面侮辱同事，若是等帕尔先生感冒好了，看他怎么说。”

“当着访客的面？你是说那位老兄？你在这儿干耗时间不干活，帕尔先生不踢死你才怪。他那双靴子可是从安东尼·霍尔顿的店里买来的，9号大靴子，还带足弓垫，不把你屁股踢扁才怪。”

英国人跺了跺脚，气得两手颤抖起来。他的手里正攥着一沓传单，上面写着“奶农专用饲料作物”几个字。

“在访客面前这样侮辱我，我绝不饶你。就烦请你来接待这位访客，我这就去帕尔先生的桌前填写投诉表。”

“你尽管去好了。你写的投诉表放在帕尔先生的桌子上也好，拿去擦腚也好，我都无所谓。”

“卡迈克尔！”

那位联邦制的拥护者没有答话，只是耸耸肩，优哉游哉地走到柜台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小子？”

“我想知道怎么搭篱笆，先生，打桩之前要做些什么。我找了份差事，先生。干他娘的，我就是想把这个活做好！”

“这里不准说脏话！”

“对不起，先生。”

“我的意思是，‘干’这么‘优雅’的字眼自然是英国人造出来的。有时候，他们说什么话，就会做什么事，他们大多对唱诗班的男孩做这种事。总之啊，这种传统不论是印度兵、吉卜赛人，还是原住民，任谁都偷不走呢。明白吗，小子？”

“我把你说的每个字都记下来了，卡迈克尔。”英国人在办公室后面低声说道。

“我的意思是，小子，如果哪个新西兰毛利人，或是加拿大的红皮鬼来到咱们镇，跟你说，他们想了解一下怎么搭篱笆，你会怎么回答？”

吉米当然知道他是在调笑，瞬间对这个叛逆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

“我会说，你他娘的嘴真臭，先生。”

年轻人高声欢呼起来。吉米的嘴角微微抖动了几下，两只黑色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给我滚出去！”那位代理主任嘶声吼道，“游手好闲的黑鬼，给我滚！”

吉米正要转身出去，卡迈克尔仿佛变魔术似的拿出了他想要的那张传单。

“拿着吧，小子，这上面都是关于篱笆桩的说明。镇子里有许多硬木，用不着怎么加工，甚至根本不用加工，直接插进土里就行。反正读了你就明白。你识字吧？”

“识字，先生。”

卡迈克尔望着吉米离开，脸上露出了无比遗憾的神情。

吉米大笑着跑下楼去，来到了街上。马路上人头攒动，来这里做生意的白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地皱着眉头。吉米心情甚好，脸上的表情自然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他来到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在那些白人中间。

挖坑打桩可不是件容易事。首先要把铁器扎进土里七英尺，一点一点地松动顽固如牛的土壤，要是碰到岩层，满手的水泡就会被铁柄震破、撕裂，新长出的皮肤会变得更加坚硬和粗糙，吉米的双手就是这样。

每天晚上，他就睡在农夫西里的草棚里——权当主人已经同意，天黑即来，天亮即走。每天只吃两顿口粮，早餐是面包黄油，晚餐是培根等食物，中午只喝点茶水。

一周以后，他已经搭了近百码[4]的篱笆。西里不论如何盘算也料不到，吉米居然会这样快。

这天，他骑着一匹八字脚的灰马在农场周围巡视，然后来到篱笆跟前，随机地量了量篱笆桩之间的距离。

“还真不赖。”他喃喃自语着，仿佛吉米会故意偷工减料一般。

注释

1　磅：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1磅合0.4536千克。

2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

3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合2.54厘米。

4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合0.9144米。

第三章

星期六晚上，吉米来到河流上游的维罗纳黑人聚居区参加聚会，这次只喝了一点酒——他心中怀有常人不曾有的志向，喝酒的时候自然有分寸。

很快，他就和一个骨瘦如柴、名叫弗洛伦斯的女孩上了床，前戏刚刚开始，女孩就尖叫着浑身痉挛起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糟糕的夜晚。时而掀开的粗布门帘后传来阵阵白人的说话声，有人正尖声尖气且不无谄媚地欢迎着这些白人，欢迎着这些毁灭部族的人。弗洛伦斯一声声狂野地叫着，嘴唇下方已经咬出丝丝血迹。

吉米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便回了家。他可不想待在维罗纳，更不想见到这里天明时的景象。

第二天拂晓，他朝着农夫西里的农场赶去。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他发现草地上结了厚厚的冰霜，闪亮的冰晶泛着乌蓝色。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欣慰，这总比星期天一大早便看到维罗纳混乱堕落的景象更让人舒心。西里正站在围场一角跟邻居说话。他没有戴帽子，露出一头白里透黄的头发。邻居的打扮大同小异，看样子正要去教堂。西里太太坐在马车里，正等着威风凛凛的丈夫一同上路。他们或许要去梅里瓦做弥撒，也可能去附近的那个爱尔兰教堂。

“对待天主教徒，我们不该用石头去惩罚，而应该给予怜悯。”尼维尔太太曾这样说过。

然而西里夫妇似乎并不需要怜悯，因为西里太太的穿着要比尼维尔太太好得多：外套是蓝色天鹅绒的料子，袖口很宽，臀部收得很紧。自从睡过骨瘦如柴的弗洛伦斯后，吉米便一直觉得丰腴的臀部更诱人些。他愣愣地站在露水凝结的马路边上，直勾勾地望着西里太太。

“天主教徒往往对神父忏悔罪过。”尼维尔太太曾这样说，“就好像神父可以充当调解人似的。那些爱尔兰的神父，有什么资格充当上帝和信众的调解人？”

吉米痴痴地幻想着：等他有了点名气，攒下些家底，或许有机会跟西里太太结下一段情缘。如果真是这样，谁来充当调解人又有什么打紧？

之前出去做弥撒，西里夫妇总是一路上坡而去，一路下坡而归。跟西里先生一起坐车是什么感觉？每次见到西里太太，她都是蜷缩着坐在车里，一副柔弱不堪的模样，两片肥嘟嘟的嘴唇微微翘起，仿佛逆来顺受惯了，两只眼睛里总是一片茫然，要么是生性愚钝，要么便是谦恭至极。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睡过弗洛伦斯后，在这晨光熹微之际，吉米的心里陡然生出一股傲气，偏偏选中了西里太太作为自己的理想伴侣。当然，他也知道，这不过是自己的痴心妄想而已。

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西里太太已经被他美化成一个完美的妻子形象。在吉米眼里，有些家底的人，就该娶一个这样的老婆。之所以钟情于她，并不仅仅因为她身材丰腴。吸引他的，绝不是这赤裸裸的肉欲。然而这样的身材样貌，如此恬静淡然的气质，娇弱不堪的坐姿，就连清晨呼出的白气中都透着些许对丈夫的爱慕和顺从，凡此种种，都让吉米欲火中烧。在这一瞬间，她已经变成了一种福气的象征，远非一个女人那样简单。甚至可以这样说，吉米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是把她看成完美的典范。

凝霜的农场闪着微光，站在角落里的西里哈哈笑了几声，结束了跟邻居的谈话，走回到妻子身边。

这一周，吉米已经搭了一百五十码的篱笆。令人意外的是，西里居然提前支付了五先令的酬劳。

随后，他又去参加了维罗纳的聚会，但这次的感觉比上次还糟。这次的女伴名叫加伊，是个混血儿，虽然不像弗洛伦斯那样干瘦，却咳得十分厉害。疯狂淫乐的风气感染了女孩，更感染了整个小镇。吉米半夜离开时，发现聚居区边缘的树下竟然拴着两三匹马，甚至还有一驾马车。马的主人都是些来梅里瓦找乐子的白人。回到住处时，他刚好看到西里太太穿着弥撒服从屋里出来。

吉米一点都不了解爱尔兰人，因此，当西里大肆指责他篱笆搭得不好，坚持要克扣报酬时，他委实吃了一惊。

“可还差十二先令呢，先生。”结账时，吉米抗议道。

“我可没有赖账，总共就两英镑。他娘的，十二根篱笆桩都打偏了，偏了三英寸还多，有一根还偏了四英寸。”

“我用尺子量过，没有偏，先生。”

西里顿时板起了面孔，那张凯尔特吝啬鬼式的脸霎时变得苍白无比，并渐渐狰狞起来。

一时间，两人没有作声。就在这阵寂静尴尬得不能更尴尬时，几只白色的凤头鹦鹉落在了农场的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吉米心里涌出一阵感激之情。

“以我的尺子为准。”西里最终沉声说道。吉米清楚，要是跟他顶嘴的话，场面会一发不可收拾。他默默地把钱揣进了口袋。

“好吧，先生。木桩扎得很稳，围栏装得也很结实。您能不能给我写一封推荐信？”

“他娘的，你一个黑鬼，要推荐信做什么？难不成想去银行工作？”

“再有人需要搭篱笆的话，我可以把推荐信拿给他们看。”

西里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里带着一种天生的冷酷。不了解西里背景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这笑声的意思。原来，西里的父亲曾在斯莱戈经营农场，由于地质坚硬，仅仅两英亩[1]的土地便耗费了他无数的精力。如今西里来到这个新世界，经营着上千英亩肥沃的农场，要是心肠不够硬冷的话，如何能继续经营下去？

“我没戴眼镜，写不了。”西里说，“我不想再看到你，中午之前赶快滚蛋。”

但谦卑的吉米仍然没有放弃。

“那我能不能坐您的马车去梅里瓦，西里先生？我的东西太多，拿不过来。”

“我明天不去梅里瓦。”

“明天是星期五，我还以为您会过去呢。”

“用不着你替我操心，用得着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哎，好吧……”

可是吉米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位农场主会莫名其妙地羞辱他。

“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他妈根本不会写字而已。”吉米忍不住骂道。

西里的脸色再次变得苍白起来。他的嘴角一动不动，但狂怒的神色却表露无遗，显然被吉米说到了痛处。每次货品从马瑟尔布鲁克或者梅里瓦运过来，西里只能让妻子给他读一读货单上的内容，签名的时候笨手笨脚，要费好大一番气力。平日里教西里太太写字，教导她谦恭俭让的修女从没见过西里。恼羞成怒的西里狠狠地给了吉米一下子。吉米两条瘦弱的大腿支撑不住，仰面朝天地摔在地上。

还好并不是很痛。

第二天上午，吉米收拾好行装，朝西面赶去。他在途中遇到了西里夫妇，两人不约而同地把脸转了过去。吉米暗暗发誓，早晚要把西里太太弄到手，尽管她或许没有想象中那样珍贵。

在吉米对未来的构想中，她已经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1　英亩：英美制地积单位，1英亩合4046.86平方米。

第四章

吉米在山谷里四处游荡，零零碎碎地找些差事做。没过多久，布伦特伍德便传出这样的消息，说他赚了不少钱。在部族里的那些懒汉看来，搭篱笆这种活计定然收入不菲。杰克·斯摩多认为，作为吉米的舅舅，他自然有权向吉米索要属于自己的那份钱，因为根据芒金迪部族的传统，舅舅的地位非常高。他认为有必要跨过大分水岭，去找吉米要钱。

可是杰克向来对大山心存芥蒂。关于大山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一直让他提心吊胆。

有那么两周的时间，吉米仿佛被恶灵附了体，终日无精打采，精神委顿，就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好像着了魔一般迷恋着维罗纳。这种迷恋让他惊恐无比。维罗纳变成了一个令他恐惧的地方。上帝的目光似乎不再关注这里，任凭淫乱和腐朽的风气侵蚀着维罗纳。

夜里的烛光星星点点地摇曳着，镇里的男人、垂死般舞动着的土著女人变成一片片破碎的剪影。某天夜里，一个小屋着了火，很快，火苗像节日里的焰火般熊熊燃烧起来。这座小屋的主人是个身材丰满的女人，她想冲进屋子，却被朋友死死地拦住了。在烈火的灼烧中，小屋变成了维罗纳最为纯净的区域，所有卑污，所有腐败，都在烈火中得到了净化。

“我的东西啊！”她撕心裂肺地哭叫道，“我的东西，我的纪念品啊，全都没了！”

在这一瞬间，吉米甚至有种把整个维罗纳都烧光，让它消失在地图上的冲动。

有时候，他会问他的女伴：“你的兽灵是什么，黑妞？我最近弄死了很多野兽呢。你的灵魂里住着什么样的野兽？”

女伴们虽然不喜欢这样的话题，却不至于感到担忧。真正感到担忧的是吉米自己。

星期六那天，他睡到傍晚才醒，因为当天下午喝了好多劣质的雪利酒。

“快起来，吉米。”维罗纳那群不知姓名的家伙把他叫醒，“哈利·爱德华兹出事了，用刀把一个白人给捅了。”

“白人伤得严重吗？”

“严重吗？死都死了！吉米，快起来，帮我们埋了他。”

“你们把他埋‘拗’（好）不就得了？”

对于芒金迪人而言，“好”字的“h”音并不难发，但维罗纳人里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吉米或许是出于礼貌，或许是没太在意，说话的时候，也学着维罗纳人一般略去了这个音。

“你玩都玩了咱们的女人，应该帮着埋了他。”

这晚天气很冷，吉米走出温暖的畜棚，顿时觉得两脚冻得像刀割一般疼。

哈利·爱德华兹的小屋里簇拥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两眼发愣地望着地上那具尸体。那是一个半大小子，模样还算俊俏，两片兔唇周围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肚皮上方赫然露着一道伤口，鲜血兀自汩汩地向外涌着，好像人还没有死透一般。吉米似乎在哪个镇子里见到过这人。

鲜血淌了一地，哈利的老婆萨利只好把几把椅子全搬到屋子的角落里，叠在那张散发着恶臭的床上。

有人提议把尸体裹在毯子里，每人拽着毯子一角，弄到远处埋了。可萨利却说，这样毯子就糟蹋了，洗都洗不干净。

“这事跟她没关系。”哈利解释说，“是这小子主动跑过来跟萨利睡觉的。”

“也不能怪哈利。”萨利说，“他没做什么。”

“他醒了以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然后就骂我们，说给他下套，骗他跟黑婊子睡觉。我跟他要钱，他就发火了，开始砸萨利的东西。我为了阻止他，抄起了一把剔骨刀。”

“天啊，哈利。你在他身上捅了这么大一个洞。”

“他跟同伴一起来的？”吉米问道。如果有人同行，那些人肯定开始在维罗纳四处找他了。

“娘的，他们肯定会把我绞死的。”哈利说，“不过我倒没看见什么同伴。”

众人在萨利的床上拿了一张毯子，把尸体包裹起来，外面又罩了一张毯子用来抬尸。这样一来，萨利失去了两张毯子。一个老头子拿起一盏防风灯，最先走了出去，然后八九个人，还有一个男孩，用桉树枝架着尸体跟了出去。道路虽然崎岖，但好在尸体并不沉，每人只需要用一只手抬着，偶尔尸体倾斜或晃动时再用两只手。

“你的灵魂里住着什么样的野兽？”吉米曾经这样问那些女伴。

毯子被大量的血液浸透，尸体每晃动一次，就会发出一阵黏答答的声音。抬尸的众人把目光移开，不敢直视这晦气的景象。

“就埋这儿吧。”有人提议道。但众人表示怀疑：这里离维罗纳聚居区太近，等避避风头，还得趁半夜没人的时候转移尸体。鲜血让这个地方变得晦气。新南威尔士原住民事务官曾经说过，“把这里变成聚居区，命名为维罗纳，但愿莎士比亚笔下正义的阳光，能够普照这片土地”。现在，这里被血玷污了。这些抬尸人即便在睡梦中也不得安稳，一想到那具尸体，便会联想到部族传说中的种种“凶兆”。

“就这里吧。”那人重复了一遍。他的想法似乎和众人一样，想要尽快离开这片险地。

众人一起动手，刨了个两英尺深的坑，随即便七嘴八舌地表达起自己的建议来。但这些建议没有半点意义，只能让黑暗中的人们更加没有头绪。

小伙子的尸体被包裹在萨利的毯子里，血液不断从毯子里渗出来，每一滴都是凶险的预兆。

“你的灵魂里住着什么样的野兽？”

在吉米看来，维罗纳早已腐败堕落，变成了黑人与白人交媾的淫乱之所，如果上帝拥有一个地球仪，那么维罗纳早已从上帝的地球仪上消失。更糟的是，他们早已忘记了部族神灵的意旨，不仅杀了人，更没有在埋尸体的时候举办抚慰亡灵的葬礼。

维罗纳没有他的亲人，更没有他爱的人。一年之后，吉米回过一次维罗纳，之后便再也没有去过。

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混血儿。如果拥有纯正的部族血统，他定然会用爱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他的一言一行都会以庄严的部族礼节为向导。爱本该成为他生命中最基本的元素。

然而他早已作出抉择，要像白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家业。他知道，爱是一种特别的情感，需要上帝的恩赐，而且并非恒久不变。兴奋一旦消退，爱便会自动自觉地转移到子女身上，转移到对土地的占有上。

部族生活充满了温情的爱，而欧洲人的爱却是狂热的、上天恩赐的、自上而下的，所以才会有“坠入爱河”的说法（尼维尔先生曾经这样解释过）。夹杂在部族之爱和欧洲之爱中间，吉米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坚持用“无爱”的标准去大肆批判尽可能多的人。

然而即便是奉行“无爱”信条的人也做不到谁都不爱。吉米惊讶地发现，他还是很爱弟弟莫顿的。天真而忠诚的莫顿生怕吉米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就淡忘了亲情，于是专程从布伦特伍德赶来看他。

莫顿来之前，吉米在不少农场主那里做了活计，这些农场主跟西里一样，时常威胁他，克扣他的酬劳。

莫顿来看他时，他刚刚跟克劳德·刘易斯——一个苏格兰老农夫——签了合同。

刘易斯并不喜欢莫顿，因为他遗传了母亲的轻浮，举手投足都让人觉得轻率无礼。受鼻窦炎困扰，刘易斯每次丈量木桩时都会累得气喘吁吁，脏兮兮的胡子被吹得阵阵发抖。看到这幅场景，莫顿总会提高两倍的嗓门，放声大笑，或是坐在树桩上望着古怪的农夫，笑得浑身发颤。

“那个小鬼什么毛病？”

“没什么，刘易斯先生。他还是个孩子。”

“你不是想把我的农场变成黑鬼聚会的老巢吧？”

“不会的，先生。”

这里的农夫都是这样，害怕黑人因为部族的情谊而聚在一处。

“别笑了，莫顿。”吉米尖叫着说，“老实待着。”

刘易斯冷笑一声，稀疏花白的胡子抖了几抖——他的胡子曾是姜黄色，生得十分浓密。

“有什么好笑的，真是搞不懂！”

刘易斯走后，吉米把莫顿数落了一顿。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被这笑声感染。

“我那个白人老子，”吉米说道，“一定是个严肃的家伙，没准还是个深沉的思想家。”

莫顿来的时候，吉米刚开始在刘易斯的农场工作。那是1898年12月里的一天，天气十分闷热，长达一英里的山坡上冒起了丝丝热气。蒸腾的暑气中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的身影，蹒跚着爬上山来。吉米心里顿时感到一阵不安，觉得那人或许是来找他的。等那人走到近处时，吉米终于看清了对方的长相：瘦弱的身材，一口稚气未脱的大牙，嘴里深情地唱着芒金迪部族的草原小调：

鸸鹋鹩莺的后人哟，

你的族人来咯；

尽可能地欢呼哟，

欢迎你的兄弟咯；

我会热情地欢迎你哟，

抓住你的肩，拍拍我的手；

望着你的眼睛和笑脸哟，

乐得胡子抖三抖。

听到这里，吉米忍不住露出了笑容，但同时也暗暗有些担忧，生怕莫顿的歌声或他的部族作风会招来反感。因此，他对莫顿讲得很清楚——只准留在这里赚钱，不准搞族人那套。

“不老实干活，就趁早滚蛋。”吉米说道。他并非生性刻薄，只是因为莫顿的到来让他感到无比紧张，只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弟弟的欢迎。

不过刘易斯却始终不欢迎莫顿。这位苏格兰农夫动不动便要找碴儿挑刺，不仅责怪吉米的尺子不如他的精准，甚至还威胁要克扣他的报酬，扣到兄弟两个连饭都吃不起为止。

由于对苏格兰的历史一无所知，吉米再次陷入了困惑。他根本无法理解刘易斯这种人为何会如此吝啬，如此刻薄。

一天早上，吉米和莫顿终于忍受不住，索性离开了刘易斯的农场。

兄弟俩翻过几座山丘，最终来到了斯昆，在一个牧场主那里找到了一份活计。莫顿是个驯马的好手，这种天赋一方面来自他对野马的无知无畏，另一方面来自他的信念——认为动物都有善良的一面。每次驯马时，他会用粗大的脚趾死死地钩住马肚子，任凭单薄的身子随着马背上下跳跃。当然，他还是像从前那样咯咯地笑个不停，有时就连马儿都会被他逗乐。

有那么一两次，他被甩下了马背，在地上趴了一会儿后，又翻过身来躺着，一条腿蜷缩起来，就像狗搔痒时的样子，嘴里不停地骂着，随即又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怎么就知道笑，莫顿？这样不好的。”

“有什么不好？”

“这会让人觉得咱们原住民很蠢……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赶走的。”

可是莫顿还是改不了傻笑的毛病。令那些白人最为着恼的是，他的笑声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似乎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其中的含意。

一天晚上，吉米再次领教了他那怪异且没完没了的笑声。当时，两人来到斯昆附近的一个黑人聚居区，吉米找了个血统纯正的黑女人，莫顿则跟这个女人的混血妹妹睡在一起。就在吉米好事做到一半时，突然听到莫顿咯咯地笑了起来，或许是因为兄弟俩分别睡了两姐妹，尽管这种“兄弟对姐妹”的情形纯属凑巧，并非有意安排，可就连吉米身下的女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仿佛受到了莫顿的传染一般。

当时莫顿还小，只有十七岁，还处在尴尬青涩的年纪。

1899年深秋，兄弟俩回到布伦特伍德的老家。此时，关于布莱克史密斯兄弟在外面赚了大钱的消息早已传遍整个教区。

一个孩子看到了兄弟俩，连忙喊了起来：“看呀，有钱人来啦！”

杰克·斯摩多早就来到达尔茜家，等着领取为人舅父应得的那份钱物。杰克当时四十二岁，身体却像个糟老头，整日嗜酒如命，喝得胡子大把大把地往下掉。

“我们俩可没有多少钱。”莫顿对他说，“我只有十五先令，另外就只有些牛肉和面包。”

听到莫顿如此穷酸，杰克明显大失所望，但他还是拿走了莫顿的全部家当，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各位亲属。

这些族人的目的很明确，表现得也十分露骨——不过是想在这大冷天里喝顿酒而已。这让吉米对部族的固有体制产生了反感。相比之下，莫顿却没有那么复杂，立场也不够坚定，一回到家就兴奋地咯咯发笑，无论是谁，都没法让他停下来。

“你混得总要好些吧，吉米？”

一群人围拢过来，等着看吉米把钱拿给舅舅。在这些人的眼里，只有把钱财分给亲人，一个人才能获得身份、福气以及力量。

“有什么好的？”

“你的肯定会多些吧？”

“什么多些？”

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该死的！”吉米尖叫一声，从兜里掏出了钞票和银圆，一把扔在地上。

对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是他在外面辛苦闯荡攒下的全部家当。二百一十五先令，每一分都来得那么不容易，可转眼间他就变得跟流浪汉无异，身上只剩了些面包、牛肉和烟草。

尽完自己的义务后，心潮起伏的吉米走进达尔茜的小屋，躺在了床垫上，脑袋始终对着墙板。墙板上的树皮已被磨得精光，上面钉着一块敲得平平整整的锡皮，只是锡皮的另一端没有钉死，风一吹便不停地颤抖起来。达尔茜本该把房子好好修一修的，住在这种屋子里的人，最容易患上肺炎——按达尔茜的说法叫作“绯炎”——威尔夫便是因为肺炎死掉的。

吉米刚一进屋，达尔茜便跟了进来：“累了吗？”

“嗯。一会儿晚点吃饭吧，可以吗？”

“好。”

达尔茜在屋里徘徊了一阵，低声唱了起来：

我的孩子啊，

想哭尽管哭吧。

你已经长大了，

让眼泪流成河，

滚滚泛着浪花。

“杰克给威尔夫做了一个不错的十字架。”她说道，“牧师也为可怜的威尔夫祈祷过了。他病得很厉害，之前还一直说要去找你，昏迷的时候还不停地喊你的名字。”

在这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吉米一直在睡觉，在睡梦中抛开所有的困惑和纠结。与此同时，舅舅杰克叫上几个人，偷偷跑到镇子里喝酒去了。

吉米只在布伦特伍德待了两天，多数时间里要么在睡觉，要么便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有时候，他会被一阵鬼哭狼嚎般的歌声吵醒——血汗钱一分不剩，唯一剩下的，只有这刺耳又难听的调子。

与此同时，他发现母亲改嫁了，但这件事却从没有听她提起过。她嫁给了一个混血种，一个像莫顿一样笑嘻嘻的蠢货，只不过他比莫顿安静得多，呆滞得多，整日坐在角落里，专心致志地朝一个蜜桃罐头瓶里吐痰，松弛的颈窝里似乎可以塞下一个板球。

吉米对这桩婚事并不在意，只顾蒙着毯子专心睡觉。他渐渐变得神情委顿，越发麻木了。

后来的人类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文化休克，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根本帮不上“鸸鹋鹩莺部族”。

达尔茜上了年纪，病恹恹的丈夫命不久矣，杰克是个死不悔改的醉鬼，多蒂得了肺病，经常遭到丈夫毒打。全家人的生命似乎正随着鸸鹋鹩莺的一声声啼叫而缓缓流逝。

相比之下，他还算幸运，可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慰藉。达尔茜把饭端到面前，吉米却把头转向角落。

“你这个灰皮小子，真是让我难过。”达尔茜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并不觉得异常难过，有部族的亲人陪伴，再加上喝了些酒，她的心里暖暖的。之后的某个夜晚，她会醉倒在地上，身上结满了冰霜，一场急性“绯炎”确保她安安稳稳地住进了布伦特伍德的墓地。

第五章

吉米匆匆离开家，朝着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向走去。既然他的大名足以让某人跨过东方的大分水岭来找他，他只好朝西面走，但并没有沿着部族的马鲁加河向西北走，因为河流沿岸有许多镇子，关于他的传言会从那里一路南下，传到布伦特伍德。他想穿过卡斯尔雷河流域，朝最西边走。西部的大旱刚刚结束，那里的牧场主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正遭受着红袋鼠成灾的困扰。当地的牧场主正在招人，只要在牧场里击毙一只袋鼠，就能得到一个先令的酬劳。

离开布伦特伍德时，吉米打着赤脚，脚板踩在冰霜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凄厉的犬吠声促使他走得更快了。在聚居区附近，他看到一个早起的人正在砍柴。

吉米身上只带了些必备的物品，还有一把斧头和一根尖利的楔子，不过他要前往的区域是个真正的农牧业地带，到处都有赚钱的机会，而且那些牧场主的老婆都雇用着女佣——尼维尔先生所说的“农家女孩”。

吉米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变成人人尊敬的“布莱克史密斯先生”。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扯开喉咙唱起歌来。那是马瑟尔布鲁克的白人在跳舞时经常用的一首调子。他怀有如此远大的志向，早晚会成为一个正派而体面的人。想到这里，吉米不由得高兴起来。

他已经穿过马奇镇，将杰克·斯摩多远远地抛在身后，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欣慰。

这时，他遇到了一名从惠灵顿赶来的骑警。这名警察正朝东面赶路，胯下那匹枣红大马在寒冷的空气中不住地翻着鼻孔。他左手牵着缰绳，右手握拳抵在腰间，似乎认为这个姿势更能凸显自己的威风。警察一拉缰绳，在吉米面前停了下来。

“小贼，袋子里装着什么？”

“吃饭用的家伙。”吉米敞开袋口，给警察看了看。

“嗯，斧头，还有楔子。”警察自言自语地说着，“你做什么差事？”

“搭篱笆，警官。”

“这些家伙不会是你偷来的吧？”

“不是的，警官。是我自己赚钱买的。之前在西里先生那里做工，他就住在梅里瓦附近。”

“梅里瓦？”

“是的，警官。”

“梅里瓦正好是我的辖区，我是高级警官法维尔。你可小心着点，喝醉的时候不要被我抓到了，明白吗，小贼？”

“遵命，警官。”

“我刚刚在惠灵顿抓了一个人，小贼。那人跟你差不多大，把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搞大了肚子，而且把人家弄死了。这种行为你怎么看？”

“真他娘的可耻，警官。”

“我看也是。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见识到海博里先生的厉害了。你听说过海博里先生吗？”

“没听说过，警官。”

“海博里先生名气大得很呢。他是巴尔曼的一个肉贩，后来成了执行绞刑的刽子手，手艺特别好，都可以算得上刽子手中的学者了。认识他真是我的荣幸。你现在要去哪里，小贼？”

“往西走。”

法维尔挑了挑眉毛，似乎有些惊讶——这个黑人居然辨得清东南西北。

“布伦特伍德是个该死的地方，我待不下去了。”吉米坦白地说道。

“你知道怎么追踪吗？”

“当然知道。”

“露一手给我瞧瞧。”

这种事自然难不倒吉米。西部地区野兔泛滥，马路上到处可以见到它们的足迹，况且这些印记并没有被吉米和警官的脚印覆盖。他用手指着爪印，循着痕迹来到一片草丛跟前。左手边是某个牧场主修建的篱笆，右边的小山丘上分布着三棵薄荷树。这里本是赶牛人露营的地方，但地表下方却被泛滥成灾的兔子掏得空空如也。

一行行的爪印清晰地印在凝霜的土地上，吉米似乎觉得这差事太过容易，不值得去花费精力，于是便转身走了回去。法维尔的枣红马正打着响鼻，时而抬起前腿嘶鸣几声，嘴里喷出一阵阵白气。法维尔坐在马上，仍在等着他展示追踪的绝活，吉米只好耸了耸肩，继续去找。

兔子自然人人可抓，因为它是外来物种，并不是任何部族的图腾。地上的草、树枝、枯叶都是兔子用来掩盖行藏的，但任何细微的差别都逃不过吉米的眼睛。他循着这些线索，找到了另外几行交错的足迹，最终找到了兔子洞。

“我可什么都没瞧见啊！”法维尔叫道。

“是个兔子洞，警官。”

说着，吉米拿起斧头在隐蔽的洞口挖了起来。最后，三只兔子逃出洞口，从吉米的两腿间蹿了出去。法维尔警官煞有介事地开了几枪，打中了其中一只，吉米忙去捡了回来。法维尔接过兔子，用一根绳子拴在了马鞍上。

“正好拿给马奇镇的酒馆老板娘，让她炖了下酒吃。”法维尔解释道，“警察局正打算为梅里瓦招募一名追踪手，我不想从维罗纳招人，那群黑鬼懒得要死。你要不要试试？每周七先令加六个便士，有马骑，包三餐，你可以睡在马棚里，不过没有靴子穿。你要是想装绅士的话，可以用你的七先令加六个便士去买。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份差事，奸懒馋滑的黑鬼可是做不来的，你必须把马照顾好了，包括你的马，还有三位警官的马。还要给警察局和警官家属砍柴。”

吉米二话没说，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的确是个好差事，不仅脸面上好看，部族的亲属们更不敢来警察局跟他讨钱花。

他看了看那只浑身是血的兔子，它的后腿正微微颤抖着。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想在维罗纳的黑女人面前大出风头？”

“七个先令加六个便士，这个待遇还不错。”吉米答道。

“好吧，下周的这个时间，你必须到梅里瓦去报道。要是不去的话，小贼，你就等着要饭吃好了，反正我还有其他黑鬼做人选。”

“遵命，警官。”

法维尔优哉游哉地骑着马离开了。他知道，黑人一天可以走二十英里，要是穿了靴子的话，就可以日复一日不停地走下去。

领到警服后，吉米才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蓝色的外套过于肥大，帽子戴起来松松垮垮，裤子穿起来很紧，勒得裆部生疼。他用生硬的英语宣读了冠冕堂皇的誓言，立誓效忠维多利亚女王，然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警察局备案的追踪手。他骑在马上，穿着那套不甚合身的警服，活似漫画中的原住民形象。

“把袖子卷起来，”法维尔警官漫不经心地说道，“不介意的话，把胳膊好好洗洗。欧尔·班耀倒是个不错的追踪手，可惜太他娘的邋遢。我们该怎么称呼你？欧尔·班耀用的可是原住民姓名，叫什么我们倒不在乎，不过要把你们的资料寄到悉尼去，要备案的。所以，你想让我们怎么称呼你？”

“J. 布莱克史密斯。”吉米答道。

“就这样？”

“嗯。”

接下来，会有一名中级警官给吉米介绍工作职责。在等待这名警官的时候，法维尔允许吉米靠着墙根坐一会儿，自己开始坐在桌边处理文件，手里的钢笔沙沙作响，不停地在那些只有高级警官有权过目的文件上签着字。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问道：

“你是教区的黑人吗，吉米？”

“嗯。”

“一看你就是。班耀就不是教区来的。管他的，只要会追踪就可以了。”

吉米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刚刚做警察不到半小时，他的心里便涌起了杀人的冲动——他已经被正式认定为一名黑人，一个穿着警服的黑人。他的身份已经登记备案，甚至比杰克或莫顿的黑人身份还要正式，永远无法抹除。

然而繁忙的工作很快便冲淡了他这愚蠢的想法。作为警察局的一名辅助人员，他不仅要照料三匹马，还要清洗警官的马鞍，保养枪支武器。由于梅里瓦地势较高，天气寒冷，他还得负责生火——频繁地生火。除了每天要砍三遍柴，他还得为中级警官送信。那位中级警官与法维尔不同，他已经娶了太太，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住在警察局的宿舍里。渐渐地，他开始指使吉米为他做些家务琐事，比如去肉店取肉等等。

在当差期间，吉米偶尔会骑马经过那个埋尸的地点，就是一年前草草掩埋那个被刀捅死的白人小子的地方。不过穿上警服后，维罗纳的那群人似乎谁都没有认出他来。

平日里没有什么人需要他去追踪，只是警察在抓捕黑人的时候，吉米必须陪同，以便对罪犯进行劝解或恐吓。

法维尔警官喜欢打猎，尤其喜欢猎捕野猪。于是，吉米的职责往往是去追踪野猪。对于两个相互鄙视的人来说，吉米和法维尔居然能配合得如此默契，倒也十分难得。

然而没过多久，报应来了。吉米在警察局的差事也因此做到了头。

当地邮政局局长的儿子突然良心发现，忐忑不安地找到了法维尔警官。他向法维尔坦白道（他的嗓音十分沙哑，供词仿佛已事先背熟），他并不想给一个体面的家族抹黑，但是一个名叫杰克·费舍的年轻人已经失踪很久。一年前，两人曾在梅里瓦的阿尔伯特亲王酒馆喝酒，待了几个小时后，大约晚上十点的样子，费舍骑马离开了酒馆，说是去维罗纳找黑女人。

法维尔知道，镇子里的白人在喝完酒后，常常会去维罗纳找黑女人寻欢，就连镇子里的议员也不例外。每当看到那些患了沙眼，下巴、鼻子或额头长得跟自己有几分相似的混血儿，这些白人就会十分难堪。黑女人还不懂得勒索一类的下流手段，这对白人来说，可算是天大的运气。在那些议员的眼里，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在街上，或在政府办公室或艺术学校的可视范围内被哪个黑女人喊出名字来。

黑女人可能会嗲声嗲气地说：“你好啊，艾迪。”语气中带着三分讽刺，三分顺从，还有三分可憎的天真。

然而跟黑女人睡觉的事情，白人从来不会拿出来吹嘘，或许是因为这种事情太过容易，不值得吹嘘。这些人更不愿意承认那些唾手可得、嘴角松弛的黑女人身上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尽管黑人聚居区附近专门建了一所妓院，但众人都认为，不会有人堕落到喜欢黑女人的地步，何况经常听到传言说，白人若是睡了黑女人，就会慢慢委顿，再也不能跟白人女子交欢。

杰克·费舍的父亲是梅里瓦地区的大财主，专门霸占无主地。邮政局局长的儿子说，尽管费舍先生已不在人世，但还是怕损害了他的名声。

吉米琢磨了一阵，确定这事对自己构不成威胁后，心里不由得生出一阵狂喜——白人小子被害的事情一直悬而未决，憋在心里极不痛快，幸好眼下又被人翻了出来。

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穿上那套不甚合身的警服，对维罗纳的罪恶进行疯狂的报复。

法维尔显然对这个案子十分感兴趣。

“当时我们询问过你，可你从没提起去黑人聚居区的事情啊？”法维尔故作威严地问道。

“我是怕费舍老先生承受不住，如果让他知道，杰克的失踪跟那种事有关的话……”

“照我看，你是怕被你父亲知道了，自己会有麻烦吧。毕竟你也去了。”

“没……没这回事。”

“你究竟去了没有？”

“没有。”

“别装了，明摆着的事。”

小伙子用长满雀斑的手不停地掐着自己的额头。

“好吧，我承认。”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法维尔说，“你知道他去找黑女人，当时却没告诉我们。”

“我是担心费舍先生的身体。”

“他经常去那种地方？我是说，有没有经常找哪个黑女人？”

“不，没有的。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如果经常去维罗纳，我怎么会不知道？”

“那晚他睡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清楚。他去了另外一个小屋。后来，我就在拴马车的地方等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是身子被淘虚了吧？”

“我以为杰克会在那里过夜，于是就骑马回家了。”

“这么说，是那群黑鬼偷了他的马，并且把马杀了，吃掉了？”

“不知道，不过他在那里不该遇到什么危险的。”

“可是他却偏偏遇到了危险。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到时候，你去找黑女人的事情就会在梅里瓦传开了。”

“可是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那你最好把她的肚子搞大，这样她就没法反悔了。”

接下来，法维尔把他歹毒的意图进行了美化，宣称要保护杰克·费舍神圣的生命权，不让它在维罗纳受到侵害。

当然，吉米知道法维尔绝对不会那么规矩，他曾几次三番地对自己动手动脚，摸来摸去，只不过为了形象着想，不敢太过分。对于法维尔而言，恐吓春心萌动的半大小子委实是一种享受。

在吉米看来，这件案子正是他复仇的好机会。维罗纳的黑人太容易堕落，理应遭受惩罚，他要通过那个杀人犯来惩罚整个部族。复仇的欲望像熊熊烈火般炙烤着他，那个人的名字差点就从吉米干燥的嘴唇中蹦出来。没错，那人叫哈利·爱德华兹。

趁着法维尔取武器的工夫，吉米已经备好马匹，等在警察局门前。两人暗暗怀着各自的兴奋，骑马穿过午后宁静的小镇。学校里的孩子们兴冲冲地跑到操场的铁丝栅栏前，嘴里高声唱道：

黑鬼佬，黑鬼佬，

穿着一身破布条，

快点滚出我们镇，

再也不要回来了！

法维尔引着吉米走进了幽暗的树林，这里香桃丛生，乔木高耸，耳边只有一片寂静，再也听不到孩子们唱的童谣。

然而刚到维罗纳，一群孩子立刻围拢过来，跟在马后跑着，不断嘲笑着吉米身上的制服。女人们也纷纷来到门口，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咯咯地笑着，仿佛两人的到访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荣耀。男人们见状拔腿就跑，就连待在屋里的男人也不例外，纷纷从大笑着的女人身旁蹿过，四散奔逃。

“吉米，快追！”法维尔说着抽出警棍，两腿一夹马腹，飞快地向前冲了过去。最先追上的是一个老人，法维尔一棒将他放倒，随后又追上一名年轻人。然而年轻人张开暗红色的大手，一把将他的警棍拨落在地上。吉米及时赶到，一把牵住了法维尔的缰绳，捡起警棍递给了他。

“快追，再给我抓几个回来，吉米！”

法维尔下马收拾那两个黑人，一手按倒一个。

吉米本可以带着法维尔直接去埋尸地点，但这样做太不明智了。此行的目的就是去惩罚那些人，他要和法维尔慢慢地消遣才是。

刚一追到树林里，吉米的马便转不开身，根本追不上那些四处逃窜的人。这时候，一个杰克·斯摩多一般醉醺醺的人刚好从马前跑过，吉米弯腰伸出警棍，正好打在那人后脑勺上，醉鬼两手捂着耳朵，倒在地上翻滚起来。与此同时，吉米感到警棍猛烈一震，手臂一阵酸麻。这人醉得实在厉害，行动起来没有其他人那么灵活。

在维罗纳聚居区内，法维尔厉声咆哮着，吓得居民养的狗都安静下来。

“一个白人小伙死在这儿了。就在一年前，死在维罗纳了。没准尸体就埋在附近，肯定远不了。黑鬼都懒得要死，不会埋得很远。说，埋在哪里了？老实交代，否则法维尔警官就把你们的狗头敲掉。”

“死在这儿了？”那个老人呜咽着说，“什么叫死在这儿了？”

“意思就是，没准被哪个黑鬼弄死了。”

“白人被杀了？”那个年轻人似乎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只耳朵不停地淌着血。

“我刚才说了，没准是被维罗纳哪个该死的黑鬼杀掉了。”

站在门口的女人们全都尖叫起来。

这时候，吉米再也按捺不住，杀人犯的名字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他一把按住自己抓来的那个人的肩膀，打算冒险赌一把。

“这家伙说，哈利·爱德华兹跟一个年轻的白人小子打过架。”

那人刚刚挨了吉米的棍子，此刻还没缓过神，根本没机会否认。

“他杀了那个白人？”

“把他捅死了。”

“这个哈利·爱德华兹住在哪里？”

几个人稍微清醒了些，不约而同地指向一栋由树皮和木板搭成的破木屋。吉米突然觉得这些人单纯得可恨，就连法维尔这样的蠢货都应付不了。

此时，萨利·爱德华兹正站在门口，依然漫不经心地望着法维尔，随时准备和姐妹们一起尖叫，哄笑，或者悲叹。

“哈利·爱德华兹是你男人？”

“是啊。”萨利两手捂着嘴，忍不住笑出声来。法维尔要是见过莫顿的话，肯定不会为她的怪笑感到惊讶。

“你叫什么名字？”

“萨利。”女人答道。吉米看得出，尽管她不住嘴地笑着，心里却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萨利，你的男人去哪里了？”

“他是个懒蛋。”女人止住笑声，说道，“到弗莱迪家睡觉去了。”

法维尔立刻赶去叫醒了这位“懒蛋”哈利。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事发时吉米又刚刚喝过酒，睡得迷迷糊糊，但埋尸的地点他却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有人怕尸体会带来厄运，转移了埋尸的位置，但那是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况且转移尸体时一定会在灌丛中留下痕迹，辨认起来并不难。不过吉米知道，绝不能自作聪明，扫了法维尔警官惩凶的兴致。

不到一个小时，哈利·爱德华兹便被按倒在地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吉米居然感到一丝变态的快感。他知道这很下流，但却无法控制激动的情绪。紧张的女人们有的窃笑着，有的则哀嚎起来。法维尔命令一个男孩取些水来，给趴在地上的爱德华兹醒醒酒。男孩蹒跚着走了出去，脸上带着惶恐而顺从的神情。

人人都看得出，法维尔对案子的进度十分满意。之所以不想有人过早地供出埋尸地点，是因为他的威风还没有逞够。不过吉米却不似他这般沉得住气，情急之下居然自己找尸体去了。

从树林里出来时，天色已经比他预计的还晚。哈利仍然趴在地上，小屋的阴影罩着他。法维尔正在询问几个女人，女人们用粗笨的大手摸着脖子，硬生生把笑声咽了下去。这种幼稚的行为让吉米无比厌恶。他的心里陡然生出一种崇高感，跟法维尔站到了同一战线上。

最后，终于有人愿意带着他们去第一次埋尸的地点。招供者说，第二次埋尸的地方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帮助哈利转移尸体的人已经离开了维罗纳。

天突然下起雨来，泥泞的小路在雨中依稀可辨。哈利和他的同谋在转移尸体时太过草率，路边的灌丛被踩得歪歪扭扭，改变了原来的生长方向——很可能当时两人都喝醉了。

吉米冒雨穿行在枝繁叶茂的森林里，循着线索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大颗大颗的雨滴砸在身上，吉米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神情就像跟在法维尔身后的那群人一样恭顺，似乎做好了随时挖尸的准备。突然，他的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绞索上挂满了尸体，都是些弱小种族的族人，这些不幸的人沉沉地睡着，四肢在微风中摆动着，沉沉的睡意渗入身体的每一根筋脉里。

吉米确信这是一个好兆头，仿佛自己是个白人现实主义者。

他出色地发挥了黑人的追踪本领，最终在一条溪流旁边找到了那个草草掩埋的坟墓。溪水欢闹奔腾，若是在晴天经太阳一照，定然美不胜收。许多卵石随汛期的洪流而下，累积在岸边，渐渐形成了一个坝子，里面积了很深的淤泥，只不过哈利在慌乱之下，埋尸的时候挖得不够深而已。

众人开始卖力地挖了起来，没过多久便闻到一股腐臭的气息，一时间人人掩住口鼻，叫苦不迭，随即又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笑得正欢的一个黑人被法维尔打了一拳，又惹得众人一阵哄笑，随着腐烂的尸骨渐渐露出泥土，笑声更加响亮了。

吉米感到一阵大仇得报的快意，尽管他心里清楚，这种情绪并不恰当，而且有可能失去控制。然而快意终究是快意。不论是白人男孩还是吉米，只要身在维罗纳，都有惨遭横死的可能。为此，他已经作出了反击。

案件的种种细节刊登在了文风沉郁的《悉尼先驱报》上，《悉尼邮报》还专门致信法维尔先生，索要他和吉米的照片。

“净扯淡。”法维尔说道，“要什么照片，纯属浪费时间。”但是，他把自己的照片寄了过去。

葬礼上，杰克·费舍的母亲走到法维尔跟前，冷酷的嘴角勾勒出怨恨，一副血债血偿、决不罢休的神情。

“这是你应得的，警官。”说着，她给了法维尔三百英镑的酬劳。

“夫人，您真是太慷慨了，我一定把您的好意转达给上级。”法维尔大献殷勤地赞叹道。

回到警察局后，备受瞩目的法维尔不禁有些飘飘然。在牧师的礼拜堂里，他长篇大论地讲自己如何敬重有才能的黑人，如何促进了白人和原住民的合作，等等。当然，所谓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平等，因为他只从费舍夫人的酬金中分出两镑十先令给吉米。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高级警官法维尔在办公室里自斟自饮起来。喝醉的法维尔并无半点趣味可言，更不会顾及什么兄弟情义。他在屋子里踉踉跄跄地乱闯，嘴里咒骂不停，将平日里得罪过他的人统统骂了个遍。

哈利·爱德华兹自然明白醉汉的可怕，满心恐惧的他忍不住哼起了调子。吉米听不清这位杀人犯在牢房里唱着些什么，大概是在慨叹马上要死在异乡人中间，不知道这些异乡人的图腾是什么，或许他无意中杀死并吃掉了这些人的图腾，等等。

总之在新南威尔士骑警的警察局里，这种哀嚎全然引不起丝毫怜悯。就在这时，法维尔也跟着嚎了起来，先是唱了首《菲力姆·布拉迪》，随即又唱起了《拉克伦河的汉子一起来》，歌声既不悠扬也不动听。他一曲接一曲地唱着，甚至还脱掉了制服，在办公室里乱翻抽屉。他的阳具已经挺了起来。吉米知道法维尔的怪癖，更知道监狱里向来有鸡奸的传统，心里早已做好逃到马棚里去的打算。

经过牢房时，哈利·爱德华兹正扯着嗓子用约德尔调唱歌。

“警察先生。”他冲吉米叫道。奇怪的是，他仍然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人便是去年参与埋尸的同谋。他那与生俱来的敏锐观察力完全被吉米身上的警服所蒙蔽。

“怎么？”吉米停住了脚步。就在这一瞬间，他险些失去理智，忍不住要告诉眼前的罪犯，如今的下场都是因为他愚昧无知、行为不端，是维罗纳人把鲜血溅到了他的手上。

“让开路哟，让开路，爱尔兰勇士来咯！”法维尔用浑厚的声音继续唱了起来。

“为什么帮法维尔先生抓我？”

“因为你杀了一个白人小子。”

两人用不着考虑英语的发音是否标准，因为原住民如何说英语，那是警察考虑的事情。为了刻意疏远哈利，吉米仍然不停地讲着英语。

“是的，可是法维尔先生，他不会让我好过的。”

“谁让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没错，我是捅了那个白人小子一刀，可是……”哈利以为吉米并不知情，于是便说起白人小子如何刚刚睡了萨利便开始乱砸东西。

“可你毕竟捅死了他，用的刀子还那么尖利。”

“求求你，别把我留在这儿，别把我留在法维尔这里。”

吉米知道，自己的表现未免过于冷酷，这会污染他的灵魂，让他陷入疯狂，让他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

“自己的婆娘，为什么送给白人玩？”

哈利并不明白吉米的问题。

“白人经常玩黑人的老婆，自己的婆娘却不让人碰。要是老婆跟别人睡了，他们一定会杀了那个婆娘，或许连奸夫一块杀了。萨利是你的女人，为什么送给白人小子骑？”

就在哈利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两眼愣愣地出神之际，吉米离开了。

他来到马棚，躺在地上，扯过一张铺盖，狠下心来准备睡觉。哈利的歌声里依然透着一丝凄凉，但幸运的是，歌唱的人却意识不到这种凄凉。

第二天一早，他在警察局宿舍的厨房里给法维尔沏了壶茶。明亮的阳光照进窗子，玻璃上的霜绽放出灿烂的光彩。镇子里的篱笆湿漉漉的，从山顶一直延展到山谷，镇子里的街道仿佛也被昨夜的雨水洗涤一新。看到这焕然一新的街景，吉米十分欣慰，但他知道，过了九点钟，便再也看不到这清新的景色。在这个白人居住的小镇里，吉米迎来了清晨，却送走了哈利·爱德华兹。

吉米端着沏好的茶水，走进法维尔的办公室。这位高级警官正依偎着火炉沉沉地睡着，身下垫着一块毛毯，身上又盖着一块。他上身穿着警察局发的衬衫，下身却只穿了一条马裤——俨然一副“效忠女王”的派头。

法维尔紧紧皱着眉头，除此之外，看不出任何昨晚醉酒的迹象。正要走出警察局时，吉米突然看到了哈利·爱德华兹——他吊死在牢房里，两眼翻白，眼珠外凸，长长的舌头吐了出来，就像一条被斩断的蟒蛇，张开的嘴巴僵在那里，仿佛正在呼喊。

“哈利·爱德华兹用他的皮带上吊了。”法维尔对吉米说，“我这就去见治安官，你把哈利放下来。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都脱掉，点火烧了，然后把他的身子洗一洗，用毯子包裹起来。照理说，上面会要求验尸的。”

尸身上沾满了屎尿，吉米手足无措，即便换作一名护士也会如此。吉米在清洗尸体手脚时，动作异常轻柔，就像平日里服侍活人一般小心谨慎。

那条皮带还很新，至少不是哈利·爱德华兹常用的那种。皮带扣依旧闪闪发亮，皮革上也看不出裂纹，显然是法维尔的。为了表达自己的鄙视，吉米把那条皮带放在了法维尔的记事本上，然后用一张毯子裹住了哈利的尸体。

随即，他把哈利的衣服扔进火炉，又把自己过于宽松的警服、裤裆过于紧绷的蓝色裤子扔了进去。帽子放在了牢房门口，留给法维尔的下一任追踪手。

随后，他穿上了从前的衣服，离开了警察局。中午时分，他已远在十英里之外。

二十岁的吉米再次回到了大山里。这次，他想买一把造价便宜的恩菲尔德或夏普斯步枪。

“这些黑鬼就是靠不住。”第二天，法维尔对那位中级警官说道，“刚刚培养得有点人样，转眼就他娘的没了人影。”

第六章

第二年十一月，吉米穿过炎热的考拉镇，来到镇子边缘的一家羊毛作坊。温迪山区溽暑蒸腾，吉米顶着炎炎的酷日在羊毛作坊做起了活计，主要的工作是打扫粪便和羊毛。

此外，他还负责给厨子打下手。据周围的人说，这位厨子的身世比较离奇——从言谈举止来看，像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做饭的时候还要戴个蝴蝶领结，只不过领结上布满了油污，说起脏话来也是一副文绉绉的样子。另外，他经常阅读邮局送来的《伦敦新闻画报》，对政治运动非常了解。

到了晚上，剪毛工们就会追问他的过去，问他为什么会沦落到给考拉镇羊毛作坊的主人当厨子。有人猜测，他从前是个中学老师，后来因为猥亵男孩吃了官司。另外一些人则发挥想象力，认为他玷污了女仆或者做了那些英国传奇剧中常见的下流事。不过多数人怀疑，他可能只是个本地人，做过布商的伙计，因为手脚不干净被赶了出来。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这样一个尖酸刻薄却沦落得如此窘迫的绅士，种种猜测并不能满足众人猎奇的欲望。

羊毛作坊的主人是海斯夫妇，两人雇了一个厨娘。有一天，吉米发现厨子正在给厨娘催眠。这个厨娘年纪还小，大约十七岁，头发稀疏而微微泛黄。一个剪毛工说，作坊里的厨娘都是些不良少女，是海斯太太从悉尼的收容所里带回来的。不过这个厨娘看起来并不漂亮，脸盘瘦削，性格也没有那么自我，似乎不具备“不良少女”的资格。多数时间里，她会在屋子里忙前忙后，殷勤地服侍海斯太太，一张小嘴总是张开着，仿佛鼻子不通气一般。

吉米刚刚走进厨房，专注于催眠的厨子顿时被打断了，厨娘满脸绯红。

“一个打杂的小子而已，你害羞个什么劲？”厨子尖刻地说道，“瞧瞧，这就是羊毛作坊新来的神棍！”

女孩瞧了瞧身旁的吉米，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来，吉米，给这位姑娘下个咒。”

吉米横了女孩一眼。在这个可怜的女孩面前，他可不甘心任人奚落。

“我可不是来做这种勾当的，厨子先生。”

“啊哈！我明白，巫术是你们部族的秘密，对吧！施展起来，会要人性命的！”厨子叫了起来，那副神态颇似乡村舞剧中表演助兴的艺人。

女孩大着胆子咯咯笑了两声，显然与厨子站在了同一阵线。

“这些都是扯淡，先生。”

“哦，吉米，我的话伤到你了！”厨子说着，言语间流露出近乎讽刺般的同情，“我们欧洲人的信仰贫瘠得可怜，而最拿手的事情却是笑话那些土著。可在我看来，土著的确有自己的一套，具体是什么不清楚，总之是有一套。”

听到“有一套”几个字，女孩哧的一声笑了出来。很显然，就连这位“不良少女”也觉得吉米比她低几分。

“让我跟她单独待上十分钟，看她还敢不敢笑。”吉米心想。至于具体要怎样修理这个女孩，他自己也不清楚，总之不会打她，更不会侵犯她，大概会用没那么粗鲁，但却让她长记性的做法。

“你到底要不要我帮忙做饭，厨子先生？”吉米逼问道。

“啊哈！你们的传统不是游牧觅食吗？现在改主意了？我们欧洲人总是认为，土著的生活方式虽然称不上诗意，倒也有几分田园风情。但事实上，土著常常会遇到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

女孩仍然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望着口若悬河的厨子逼得吉米哑口无言。

“我可不是土著，厨子先生。”吉米说道。土著两个字是他从尼维尔先生那里学到的。每次说到这两个字，尼维尔先生就会满脸不屑地咒骂几声。

厨子半晌没有搭话，似乎有意想让吉米难堪，或是用沉默来暗示——吉米就是土著。土著就是土著，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布伦特伍德的大人物。”

女孩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这让吉米对她的厌恶更深了一层。

“哦？是真的吗，吉米？”厨子问道，“他是布伦特伍德的哪一号人物？”

吉米首先想到的，便是尼维尔先生的高大形象。“他是一位牧师。”

“天哪，吉米！你连不定冠词都会用呢！我之前见到的黑人，没有一个会用的。”

“虽然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厨子先生，但我心里明白，你巴不得我出丑。”

“哎，这么想就不对了，吉米。我并不是有意——”

“我明白，厨子先生，明白得很……”（吉米自觉底气足了不少，眼神也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我只知道，干活就要干到底，中途绝对不放弃，除非雇主品行不好。我离开过两个雇主，一个是吝啬鬼，一个是刻薄的小人。”

听到这番话，女孩似乎被吉米忠于职守的品质触动了。不料厨子轻笑一声，仿佛吉米根本没理解他的意思。随后，他表示要马上准备午餐，否则便来不及了。

女孩也起身离开厨房，嘴唇上的汗珠还没擦干，便顶着炎炎的烈日，到院子对面给海斯夫妇准备上好的饭菜去了。

吉米在考拉镇买了双威灵顿防水靴，根据商店老板娘的说法，这叫作橡胶靴。不过他更喜欢“威灵顿”这几个字中威风凛凛的含义，觉得这种叫法更正确，更符合自己的气质。这样一来，剪毛工们就会说，“吉米这小子，跟我见过的那些黑人完全不同”。

事实上，令人意外的是，白人并不太赞同黑人穿靴子，认为靴子会弱化黑人的游牧本性，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

吉米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羊毛作坊整整工作了一个季度，没有半途而废。

羊毛作坊的工作结束后，他又来到四十英里外的一家农场做起了清洁工作。两周之前，海斯太太带着厨子和那个名叫吉尔达的“不良少女”，来到这家农场拜访农场主太太。这一次，吉米又看到女孩跟厨子在厨房里悄悄讲着什么，没过多久，女孩找到了吉米，向他吐露了心事，两人随即便定了亲事。

这场姻缘是从几个月前开始的，当时两人在海斯羊毛作坊外面的河畔偶然相遇，在河边坐了几个小时后便发生了关系。这场鱼水之欢来得太过草率，到夏末定亲时，吉米已经全然记不起当时的心情或肉体上的感受。

不过既然定了亲，吉米就必须开始讨要工钱，着手准备婚事。

就这样，吉米做完了最后一次清洁，准备跟老板结算报酬。一张牌桌从农舍里被抬了出来，坐在一侧的雇主拿出钞票，交给了吉米。

大凡有家室的人，不论是来自考拉镇、福布斯还是奥兰治，都会在冬天到来前结算酬劳，然后把多数的工钱带回家去。自然也有些寻欢作乐的人，他们会把一部分工钱——相当于回家的火车票钱——塞在靴子里，然后花上整整一周的时间出去狂欢。

他们总是把钞票数了又数，优哉游哉，一点都不急，然后揣进贴身的口袋。

有两个年轻人打算去喝酒找女人，把钱花到一个子儿都不剩，然后去悉尼参加骑兵团。他们早就从报纸和厨子那里得到消息，南非正在打仗。

当时是1900年，南方刚刚开始入秋。

吉米是最后一个拿到工钱的。其他工人拿到工钱后，纷纷商量着出去找乐子，把吉米和雇主两人晾在一旁。在众人的欢呼和尖叫声中，雇主沉吟了半晌，然后拿出三英镑递了过来，吉米不仅没有接受，反而后退了一步。

“这不公平，老板。”吉米抗议道，“我就快结婚了。”

一缕缕烟从雇主的嘴巴里喷出，绕着他暗黄色的胡须盘旋上升。

他又拿出三张钞票。

“每周十个先令，咱们说好的！”

“给你再多有什么用？还不是被你的亲戚拿去喝酒！”

“不会的，老板。我要结婚了，是个白人女孩。”

“哪个白人女孩？”

“海斯太太的厨娘，老板。”

“你让她有了？”

“有什么了，老板？”

“你让她怀上黑崽子了？”

“嗯，她是个好女孩，从收容所出来的。”

“如果我是你，绝对不会把白人女孩的事情拿出来炫耀。”说着，他又抓起两张钞票。

收容所出来的好女孩！雇主并不看好吉米的婚事，他宁可马上给钱，也不愿意欠下一笔麻烦债。

“快滚蛋吧，吉米。”他说，“趁着你运气还不错。”

海斯太太的厨娘说，之所以这么快定亲，是因为自己敬重吉米，也因为怀了他的孩子。她很年轻，两腿上长着色斑。

对吉米而言，自从初次相见，他便看到了与白人结婚的希望，经历了河畔的事之后，他便更加有信心。于是，他便一直暗暗观察她。她是个蠢笨的女人。

比如，海斯太太曾手把手地教过她如何摆放餐具和菜品，甚至还拿出比顿夫人的图画书来做例子，可吉尔达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傍晚时分，只要朝着海斯夫妇的饭厅里瞥一眼，就能看到海斯太太警觉的眼神，看到海斯先生恨不得自己端饭菜的愤怒表情，更能听到吉尔达不停用鼻子吸气的声音。她在屋子里忙前忙后，一会儿端汤盘，一会儿端托盘，不一会儿土豆又冷了。直到这时吉米才发现，她用鼻子吸气根本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出身有多么优越，而是因为患了严重的鼻窦炎。她长得自然比不上西里太太，可是要想跟白人女孩结婚，吉米不能总拖着，总该有所尝试才行。他忍不住想，等他将来功成名就时，吉尔达定然会感受到压力，没准会渐渐地变成西里太太那样的女人。

吉米想找个住处安顿下来，这样她就不用再服侍海斯夫妇，可以跟他生活在一起。

一个月后，他又揽了一桩篱笆生意。这次的雇主名叫纽比，在沃伦镇拥有七千多英亩的土地。干活期间，他趁机从纽比的林地里砍了些木头，盖了间只有一个卧室的小木房给新娘住。他甚至还挖了一个便坑。

纽比是个五十二岁的老农夫，时常仰着头，任凭那铁锹形的胡须盖在脸上，一对冷酷的眼睛里透着嘲讽。他似乎花了很多时间来监视吉米，为了防止口干，他时常吮着卵石。

纽比先生与西里和刘易斯差不多——好像几个人商量好了一般——总是期待着吉米犯错，并且把这种期待当作一种消遣。在他们眼里，吉米的行为总要与黑人的禀性相符才是。

为了证明自己品性不差，吉米会主动谈起一些能够体现自己责任感的话题。

“老板，您期待实行联邦制吗？”

“谈不上期待或者不期待。自由贸易又不会影响到我们农民。政客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好了。你什么时候把老婆接过来，吉米？”

“快了。可是，如果实行联邦制的话，咱们这里不就更强大了吗？”

纽比笑了起来：“强不强大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很爱国呢，老板。”吉米并不知道，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把自己、纽比先生，以及澳大利亚讽刺了个遍。

“你不去从政真是可惜了。”

“真的吗，纽比先生？”

“很多政客连你都不如呢，吉米。马奇镇有个叫泰勒的老东西，因为在悉尼议会大厅的一根柱子后面撒尿，被赶出了议会。这些人做不出什么好事来，就知道公权私用，把铁路修到自家门口。像沃尔卡那种地方，人口好几千，可是铁路修到那里了吗？没有。只修到了十五英里以外，一个连镇子都没有的地方。还不是因为议员中间有个占地者？还不是为了自己方便，不想把羊毛大老远运到火车站去？这些个人，没有一个品性好的。你要是从政的话，至少不会是最差的那个，吉米。你确定你老婆是个白人？”

“白人就是白人。半点黑人血统都没有。”

“她肚里的崽子呢，吉米？你还真是个混蛋。”

“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别解释，你干的好事，我清楚得很。”

先是西里，然后是刘易斯，现在多了个纽比，这些人个个都认定吉米不会有好结果。既然他们满脑子里只关心土地，对政治不感兴趣，那为何巴不得吉米犯错呢？就算没有犯错，他们也会臆想出一些错误来。吉米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人似乎只会抱着“宣战”的态度来对待黑人。这个词是他在羊毛作坊里学到的，对他而言，“宣战”两个字的意义不仅包括憎恨、奚落、贬低，更有一丝令人愉悦的、无比自由的含义。

跟其他人比起来，纽比和善得多。他有三个女儿、一个老婆，家里还住着一个女房客。或许正是因为身边女人很多，他才对女性格外关心。“你的未婚妻怎么过来呢，吉米？”

“先坐火车到利斯戈，然后再到吉尔甘德拉，老板。”

“吉尔甘德拉离这儿很远呢，吉米。你不会让一个孕妇从大老远走过来吧？”

“我也没有办法，纽比先生。”

“我的二女儿有匹马，时候到了，你就去牵好了。记住，不能骑，只能牵着。对了，你刚才说，她从哪条路过来？”

吉米把路线重复了一遍，纽比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黑鬼，行程路线倒记得很清楚。

“她是个好女人呢，老板。”一天，吉米忍不住夸口说，“会做饭，也知道怎么摆餐具，连汤勺怎么放都知道，羊毛作坊的一位太太亲手教的——考拉镇的海斯太太。”

纽比点了点头，但眼角的余光里始终带着一丝嘲弄。

沃伦镇建在河流上游，镇子里零星地散落着十五户人家，此外还有一座电报中继站、一个警察局、一家酒馆，还有两座教堂。循道公会的教堂和神职人员的住所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整片山丘都是教堂的土地。教堂前挂着一块黑黄两色的木板，上面写着教堂开放的时间。不久前，木板上新增了一个名字——T. S. 特雷洛尔学士，刚刚接任的牧师。

吉米还没走进牧师住所的大门，便看到他穿着一身便装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榔头。这让吉米想起了尼维尔先生在他那座摇摇欲坠的木屋前辛苦忙碌的场景。

牧师身旁站着一个戴帽子的女人。女人捧着许多百合、玫瑰和银莲花，蓝色的上衣十分惹眼。也不知为什么，吉米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以描述的热情。

西里太太。眼前的女人让他想到了丰满的西里太太。很快，这股热情转化成了一阵自卑——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吉尔达·霍伊，那个身材并不丰腴、满脸惊惶的女孩。

他一直以为，娶个白人老婆能够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一想到吉尔达，心里便打起了退堂鼓。如果中途反悔，他的地位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一落千丈。

想到这里，吉米立刻止住了摇摆不定的念头，生怕继续想下去，自己真的会反悔，更怕会遭到纽比先生的嘲笑。娶个白人老婆，加上自己在雇主中间的口碑又不差，这些都是对他有利的。

女人刚从牧师家里出来，屋里的火炉烤得她满脸红扑扑的，一缕缕白烟正不断从烟囱里冒出来。

“好吧，特雷洛尔先生，我不耽误您了。我把这些花摆到礼拜堂去。”

“您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赫恩太太。”牧师说，“这么多花，还是不要摆在教堂里的好。”

“可我之前经常……住在冈宁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么多花摆在教堂里，会占用神的空间。不如送给特雷洛尔太太吧，摆在卧房里，她会很开心的。”

“可我是特意摘给……我是说，之前在冈宁的时候，格兰特先生……”

“教堂里的摆设都要符合循道公会的传统，要是随意更改，我的良心会过意不去的。这些都是我的职责嘛，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

女人圆润的脸庞顿时涨得粉红。

“好吧，我就不占你的地方了，既然不能放在教堂里，放在你家里就更不合适了。早知道这样，我何苦离开圣公会，转投循道公会门下，至少圣公会不会这样失礼。”

“我可不是存心冒犯您。”

“别说了，特雷洛尔先生，再见。”

说完，女人一把推开大门，朝着酒馆的方向走去。很显然，她的丈夫和马车都在等着她。女人走的时候连门也没关，吉米趁机悄悄地走了进去。

走近后，吉米终于看清牧师的模样。他年纪不大，嘴唇红润而光滑。恰在此时，屋子里走出一个脸盘方正的年轻女人，牧师顿时变得两眼无神，抿着嘴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

“她走了？”

“嗯。”

“这种下流坯子，你干吗不吼她？平时跟我吼得倒凶，碰上这种事情就认！”

“小点声。”牧师说着，两眼怔怔地望着花园里的小径，望着修剪好的玫瑰丛，“亲爱的，这种话可不能说，这样的语气也要不得呢。”

“胆小鬼，娘儿们嘴！”

“拜托，伊妮德，没必要给我起这么无聊的外号。”

这时，特雷洛尔太太看到了吉米。他正局促不安地站在小径旁等着。

“这里不招劈柴工，谢谢！”女人叫道。

“我不是来讨差事的，夫人。我想在这里办婚礼。”

“今天办？”

“星期六，夫人。”

“通常要收一个几尼的费用，你不会不知道吧？”

“伊妮德！”牧师劝道。

“说说又怎么了？既然想结婚，不可能一个子儿都不愿意出吧。”

“那我今天给钱行吗？”

“当然可以。”牧师父耸了耸肩，脸上的难过顿时一扫而光，“当然可以。”

特雷洛尔太太亲眼看着丈夫收了钱又揣进口袋，这才转身朝屋里走去。从背后看，她的肩膀是那样宽阔，透着剽悍。这个女人跟其他人一样，蛮横的态度里充满了憎恶。单纯的吉米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人这样讨厌自己。

“婚礼的事情，你最好跟我仔细说说。”牧师说道，“你的意中人是谁？我是说，她叫什么名字？如果是保留地的姑娘，必须事先征得当地官员的许可。”

吉米告诉他，女孩是个白人，来自一个羊毛作坊。

“胡扯！”牧师骂了一句，语气里仿佛带着些私人恩怨。白人也是有些宗族观念的，听说白人女孩下嫁给黑人，他们自然会心生憎恶，就连特雷洛尔牧师这样的老好人也难免会有这种偏见。

“布莱克史密斯先生，”牧师说，“布莱克史密斯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桩婚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必须要现实些，你很可能会面临各种毁谤和非议。”

牧师这番彬彬有礼的劝告让吉米大感恼火。他粗鲁地回答说：“她怀了孩子，老兄。我的孩子。她想在教堂结婚，按照循道公会的传统。”

听到怀孕两个字，特雷洛尔先生顿时没了话说，只好让吉米跟他进屋去。炉子里只剩下几点火星，牧师添了些木柴，一不小心还把手弄伤了。上过清漆的地面上有些灰尘，长椅上放着黑色的天鹅绒软垫。令吉米惊讶的是，《循道公会时报》上的空缺职位被人用铅笔圈了起来。这里看起来跟尼维尔先生的客厅有几分相似。

“你的未婚妻，或者你本人，能找到婚礼的见证人吗？如果找不到，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人。见证人不能是酒徒，你自己也一样。意思就是，不能喝酒，明白吗？或者，我的太太也可以做见证人。”一提到自己的妻子，牧师的语调沉了下去，脸上再次露出了痛苦的神色，“算了，还是找教堂的看门人吧。”

吉米正准备离开时，特雷洛尔太太端着那副气势汹汹的架势出现了，牧师的眼神中透着畏惧。

“刚才忘说了，我的确有些差事给你做。”她对吉米说，“跟我来。”

“劈柴的事情让我来好了，伊妮德。”牧师说道。

“这里没你的事，你别管了。”

满眼凄惶的牧师留在了屋子里，他的妻子领着吉米来到一个柴堆跟前，横七竖八的木柴扔得满地都是，被余晖映上一层青黄，高高地立在吉米面前。

“开始吧。全部都要劈开，摞好。”

“太太，这些木柴少说也有一吨半呢。”

“一共两吨。快劈吧，这可以净化你的灵魂。要是敢停下来，我立刻叫警察。”

说完，女人坐到了楼梯上，两腿像男人一样叉开着，灰色的长袍垂在两腿中间。她无时无刻不监视着吉米。整整劈了四个小时。劈到一半时，吉米的两手已经沾满了汗水，浸得皮肤阵阵发痒，他几次都想停下来吹一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特雷洛尔先生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想必是待在屋子里，拿着紫色的铅笔在报纸上画圈。吉米把木柴整齐地摞在仓房的墙边，有些虬曲的木柴很难劈开，女人允许他把这些木柴扔在一边。

随后，女人又准许他在水槽边喝了些水，喝完后，他又小心翼翼地把水杯洗净，以此证明自己是个有教养的人。

吉米心里的恐慌多过气愤，因为他猜不透这女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随后，女人把他打发走，并在他临走前说：“现在回家去，每天晚上要做祷告。”她的语气十分郑重，听不出半点讽刺。

吉米保证说自己一定会照办，并在回家后连续祈祷了十三个晚上。

这一天天还没亮，吉米便起了床，牵着纽比先生的马朝吉尔甘德拉赶去。

临行前，纽比一手揽住马脖子，拦住了他：“这马只能让你太太骑，吉米。所以，你要一路牵着马，不能骑，因为你不是孕妇。另外，吉米，她们很容易生病，我是说怀孕的女人，毕竟挺着个大肚子，回来的时候不要赶，要慢慢走。”

纽比先生的慷慨之举着实令人感到意外，尽管这份慷慨是精打细算过的。如果两人相处久了，吉米和纽比先生或许会成为朋友。在吉尔甘德拉以东十二英里的这个地方，吉米感受到了这个男人对家庭所表现出的强烈且亲密无间的爱。吉米太过年轻，暂时还没有对这种情感生出羡慕之心。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一路上只牵着马走，没有骑上去，仿佛生怕马的身上装了测速表一般。迎着冬日里的阳光和扑面而来的干冷，吉米兴高采烈地走着，至少刚刚起程时，心情是愉快的。

大约十点钟，吉米的目光穿过小镇中心，看到了远处的火车站。就在这时，他开始厌恶起那个即将见到的女孩，那个乏味无趣的未婚妻。他连自己该对她说些什么，该用什么词都想象不出，何况还要跟她过上一辈子。

随着一阵刺耳的鸣笛声，火车开进吉尔甘德拉站，渐渐停了下来，附近人家的母鸡被这阵轰鸣声惊得到处乱飞，就连纽比先生的马也吓坏了。没过多久，吉尔达从二等车厢的瞭望台上走了下来，一个老农模样的人帮她把箱子递了下去，喊了一声：“祝您好运，布莱克史密斯太太！”

令吉米颇感意外的是，她居然在大庭广众下拉住了他的胳膊——车窗后的老农更是惊讶得竖起了眉毛。难道她真的爱上了他，还是仅仅装出一副恩爱的模样，或是像爱情小说里的那些女孩一样坚信自己得到了爱神的眷顾？

事实是残酷的——或许老农会这样告诉她——爱情小说里的女孩绝对不会跟一个混血种发生关系，更不会在世界南部的某条河边野合。

她叫他“亲爱的”。

正如纽比先生所料，孕妇骑马是很难受的，不论是正着骑还是侧着坐，都不舒服。一开始，吉米生怕弄伤了纽比先生的马，自己扛起了吉尔达的行李，但走了一英里左右，吉尔达换了个姿势，侧身坐在马上，行李便挂在了马鞍的右侧。

女孩看起来是那样青涩，仿佛最多十二三岁。他甚至不敢看她，一想到下午要举办婚礼，晚上要照例行房，他便感到无比荒唐。她侧身坐在马背上，一只脚踩着马镫，不时在空中荡来荡去，两手死死地抓着马鞍，每次觉得快要摔下来时，就会像个老头子一般，鼻子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

途中，两人还聊了一阵。

“一路上还好吗？”吉米问道。

“还可以，吉米。就是利斯戈太冷了，我都要冻僵了。”

“大家都说利斯戈冷得要死。”

“你新找的差事做得怎么样了，吉米？”

“还算不错，雇主比之前遇到的那些人都和善。这份差事要做很久，估计要到年末了。”

“那就好。那位牧师怎么样？”

“人还算好，就是老婆很凶。”

“怎么个凶法？”

“无缘无故，她逼我劈了一大堆柴火。”

“这个恶婆娘！”

“准是因为嫉妒吧，她跟牧师过得并不开心。”

两人都笑了起来。自从定亲以来，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聊天。

婚礼的见证人是特雷洛尔太太和之前提到的看门人。举办婚礼的过程中，牧师的太太一直挑着两根眉毛，似乎对吉米这场循道宗式的婚礼颇为不屑。看门人是循道宗的信徒，是个尖酸刻薄的老家伙，长着两条杂乱的眉毛，一个半岛形状的下巴。不过他倒没有添什么乱子。

婚礼结束后，特雷洛尔太太把吉尔达叫到礼拜堂的门口，两人谈了很久。

牧师站在门口踱着步子，心里想着该如何措辞。

终于，他对吉米说道：“怎么样，吉米？今天是个大日子，很重要的日子。我希望你，还有你的太太永远幸福。我敢肯定，纽比一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特雷洛尔太太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似乎在劝吉尔达。特雷洛尔先生干咳了几声，一时间有些词穷，只好过早地朝吉米伸出手去。

“是的，”他脸一红，继续重复道，“纽比一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经常来做礼拜，如果你愿意来的话，这里也……也欢迎你。”

“我没有像样的衣服呢。”吉米说道，“礼服什么的，我都没有。”

“呃……像你这么能吃苦，很快就会有的。”

特雷洛尔太太仍然死死地抓着吉尔达的胳膊，不断地提着建议，仿佛这样才对得起吉米支付的一个几尼。

“我要进屋了，亲爱的。”牧师愉快地喊了一声，希望妻子能够会意。

十分钟后，吉尔达离开了特雷洛尔太太，回到了丈夫身边，再次骑上了那匹马。

接着，吉尔达和吉米展开了第二次谈话。

“特雷洛尔太太跟你啰嗦什么呢？”

“她说的话，估计没有哪个牧师的老婆说得出来。”

“哪些话？”

“怎样避免生孩子。”

“关她什么事。”

“我也这样觉得，可是又不好明说。”

吉米突然意识到，尽管两人在教堂举办了婚礼，并且在牧师的见证下成为夫妻，然而在面对这群动不动便大肆说教的人时，夫妇两个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

“她的好些话我都没法跟你讲，都是些……唉，总之不会是从牧师那里学来的。”

“那个可怜鬼，估计是别人教他还差不多。”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草场，草场的主人都是沃伦镇富有的农场主。暗淡的天光将草场涂成一片深绿，这让夫妇俩心里感到一阵凄凉：天就要黑了，可他们还没有到家。

女孩的情绪渐渐低落下去，当她看到那座只有一间卧室，烟囱由破锡皮做成的小木屋时，不由得暗暗地抹起了眼泪。屋里很冷，地上没有地毯或者地板，只有泥土，门口铺着一个麻布袋子，算是脚垫。

夫妇俩躺在了床上，一场旅途已经耗尽了他们的体力，幸好一时间谁都没有心情去亲热。两人突然感到一阵挫败感，不约而同地幻想着能够住进海斯夫妇家和纽比夫妇家那样的房子里，懵懵懂懂地想要模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

吉尔达想死的心都有了。几周以来，她一直不停地告诉自己，终于可以住进新房子了。对于她这样一个出身于收容所，只会往海斯夫妇的盘子里盛土豆的女孩来说，这个念头在她的幻想下几乎变成了现实，可如今却住进了一个只有一间卧室的木屋。吉尔达哭了起来……尽管她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能够得到的也只有这些。即便当初吉米问过她的条件和要求，她也答不出什么来，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提过多的要求。她能够切身地体会到，自己的权利十分有限。

天色黑了下来。吉米像白人一样向她保证，两个人总有一天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别人会尊称他们为先生和太太。虽然他并不爱这个女孩，却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抚慰她，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他自己也不明白，或许是不想受到女孩悲观情绪的影响，因为女孩哭得越厉害，他便会越发绝望。吉米所期待的是，在这个白人女孩消沉时，他这个黑人能够不断地奋进，他希望两个人都能抵受住悲观情绪。

“虽然我是个黑鬼，”他说，“但我会做一个勤奋上进的黑鬼。”

过了一会儿，吉尔达给吉米做了些咸牛肉和土豆，家庭生活的气息让她的心情稍稍平复下来。

第二天，纽比太太——一个身材粗壮、下巴像男人一样凸出的妇人——来到了吉尔达的小屋，让她列出一些生活必需品。星期五那天，纽比太太会坐着马车去镇里，顺便给吉尔达捎带些她想买的东西。

随后，她又问了问吉尔达的身体状况：脚踝有没有肿胀，血管有没有扩张，等等。她一边问，一边用手捻着下巴上的一撮毛——那撮毛恰好长在一颗黑痣上。接着她又根据自己丰富的“生产”经验提了不少建议。

“要是他敢打你或者伤害你，”纽比太太说道，“你只管来找我。”

“他不会做这种事的。”

“还有，你可以在我那里生孩子，我们种了好多亚麻，布匹织品根本不缺。”

孩子还没生下来，纽比太太便这样热心，吉尔达的心里着实感激。这样一来，即便孩子出生后，长相明显像别人（这种可能性极小，但并非不存在），吉米也不敢太过造次，只能默默忍受，毕竟她待在纽比家，而纽比夫妇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她知道，吉米很容易妥协，况且眼下他还处在摸索适应阶段，对自己体贴备至。然而吉尔达弄不明白，吉米的体贴是源自对她的爱还是出于对她的同情。如果对待心爱的女人，他应该不会这样客气，这样绅士。

天气越来越冷，吉米却工作得越来越起劲。吉尔达每天会沿着牧场边界的篱笆走上山，给他送午饭，叫他亲爱的，以此彰显身为一名妻子的职责。然而吉米却希望两人能够尽快度过婚姻中忸怩作态的这个阶段。

每个星期五，吉尔达会把要买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工整地写出一张清单，交给纽比太太。星期六去纽比太太那里取东西时，她会趁机到对方家里开开眼界，看看纽比太太是如何做母亲的。的确，纽比太太始终保持着伟大母亲的光辉形象——尽管在聊天聊得起劲时，她会不时放几个屁，或是打几个饱嗝。

纽比家中的典范人物要数佩特拉·格拉芙小姐，她是沃伦镇的一名女教师，暂时租住着纽比家的房子。陪在她身边的，是纽比夫妇的几个女儿。几个女孩全都生得五大三粗，动不动便在这位典范人物面前表达各自的观点，仿佛在进行自我展示。格拉芙小姐与她们不同，尽管她也出身农家，吃上一磅牛排也不嫌饱，但她却懂得披上一层优雅的伪装，装出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

纽比家的厨房里时常传出四个女孩叽叽喳喳的笑声，特别是在星期六上午，这声音会特别响亮。格拉芙小姐周末在家休息，家里还有个四岁的小女儿和一个十一岁的儿子。

纽比先生和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整日在外辛苦劳作，很少出现在家里。星期六，兄弟俩会去打橄榄球——在吉尔甘德拉，除了打橄榄球，他们找不到任何展示男子气概的方式。吉尔达不安地发现，纽比的家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清苦的气息，凸显着一种女子的阴柔气质。比如，纽比太太虽然粗犷尖刻，身上却洋溢着母亲的温暖；格拉芙小姐隐隐一派淑女风范，气质秉性都比纽比家的几个女儿更细腻。不久前，格拉芙小姐跟格拉根邦的一个占地者的儿子定了亲。格拉芙的祖父母都住在格拉根邦，两位老人都已年过九十，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

与佩特拉·格拉芙一样，纽比家的女人都低调地处理吉尔达的事，她们甚至会抱着惩罚的心态，把她带到教堂去，把《赞美诗集》硬生生塞到她手里。

吉米和纽比先生之间的交流还是一如既往地坦率。

“你打算怎么养活你的黑崽子，吉米？”

“他可不会是黑崽子，老板。他有四分之三的白人血统呢。”

“啊哈！然后他的孩子就只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孙子只有十六分之一。可问题是，不管过多少代，他们身上始终没有白人骨子里的东西。就算只有一丁点黑人的骨血，也足够毁了他们。”

纽比先生的说法让人没脾气。他的话仿佛在暗示，吉米得了一种表面上看不出来却无药可治的疾病，触碰了社会的禁忌。

然而吉米并不在乎，只是一味地埋头苦干，截至眼下，纽比先生已经欠下他十五英镑的酬劳。有时候，纽比先生会有意无意地走过来骂他几句，希望吉米会一气之下离开，连工钱都不要了——这是农夫们惯用的招数，但用在吉米身上却屡屡失灵。就连纽比先生也不得不暗暗佩服，骂他是奸猾的黑鬼。偶尔，忙碌的吉米也会抬起头，透过眉眼上的汗水看到纽比的两个儿子骑在马上，他们的身影是那样高大，那样威风凛凛。每当这个时候，吉米心里就会闪过一个念头——不能永远做个任劳任怨的黑鬼。

吉尔达的产期临近，纽比太太带着几个女儿和格拉芙小姐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无比热心地安排起分娩的准备工作。为了消除吉尔达的恐惧，她们宽慰她说，分娩的疼痛会让她更爱自己的孩子。听到吉尔达撕心裂肺的叫喊，几个女孩全都皱起了眉头，认为眼下的痛苦都是吉尔达自作自受。

生产过程十分顺利，纽比家的女孩们趁机学到了不少经验。产后的几个小时内，吉米被拦在门外，没有看到孩子，只好一直蹲在柴堆旁等候着。纽比家的男人们劳作归来，相继下马进了屋子，厨房里顿时响起一阵阵沉重的靴子声，接着便有人来到门口，朝外面喊道：

“恭喜你啊，吉米！孩子是纯正的白人血统呢。”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亮起了灯光，纽比太太走出来对吉米说：“你可以进来看看孩子，不过，你可不能乱来，知道吗，吉米？”

“当然不会，太太。我又不是野蛮人。”

“那就好，进来吧。”

两人穿过厨房——那间厨房像循道公会的祈祷室一般宽敞——然后走进了客厅。屋子里已经生起了一堆火，在火光的映照下，绿色的天鹅绒沙发闪耀着温馨的光泽——这是纽比家最好的家具。格拉芙小姐站在火炉前，手里抱着一个婴儿，但吉尔达并不在屋子里。

“布莱克史密斯先生，”格拉芙小姐开口道，“过来看看吧，这就是你太太生的孩子。”

孩子身上裹着一张毯子，瘦巴巴的小脑袋被毯子的一角遮住，看起来像一顶尖尖的风帽。这时，格拉芙小姐揭开毯子，里面露出一张不断扭动着的小脸，圆嘟嘟的脸庞上写满了抱怨。吉米看了看孩子的长相。

不是他的孩子。

虽然说不出为什么，但吉米知道，自己的孩子一定不是这般长相，尽管他很希望自己能够生出这样长相的孩子来。在父爱的驱使下，他还是把手伸了过去——多么残忍的事实，他差点就可以成为一名父亲了。

细看之下，吉米立刻认出了孩子真正的父亲是谁。是那个自命不凡的厨子。的确，他这种人怎么会娶吉尔达呢！他的心思都放在什么费边主义上，而吉尔达这种笨手笨脚的女孩只会妨碍他。

“你觉得如何，布莱克史密斯先生？”纽比太太意味深长地问道。

“好吧，你们尽管笑我好了。这不是我的孩子。”

“这怎么可能！”格拉芙小姐说道，“没错，看起来的确……哎，我觉得，今晚你还是不要见你的太太。”

“不得不说，”纽比太太说着，微微欠了欠身，手指不停地捻着下巴上的那撮毛，“做出这种事来，的确让人不齿。我也很同情你，布莱克史密斯先生。”

吉米站在那里，搜肠刮肚般地回忆着宗教经典上的语句，想在这尴尬时刻引用几句，通过言语遮掩几番，把孩子说成是自己的。他很确定，眼前的尴尬只需几句话就能补救，毕竟人与人的交配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的确，交配具有随机性，但生出的孩子却不随机，一看就是厨子的长相。此刻，吉米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苦苦哀求，祈求神灵让一切都回到起点，回到最初，让格拉芙小姐手中的孩子变成自己的孩子。

格拉芙小姐开口了。她那浅褐色的头发已经盘了起来，雪白的脖颈被火光镀上一层大理石的颜色。

“你会对她动怒吗，布莱克史密斯先生？”

吉米哼了一声。他知道，自己虽然鄙视吉尔达，却绝对不会碰她一根手指。

“我可以把他当自己的儿子，我有这个权利。”

“没错。不过我想让你保证，不能因为这事打她。”

吉米似乎被这个雕塑般坚定的女人施了魔法，接连点了三下头。女人随后说道：“你现在别打扰她和孩子了。我们安排了更适合的人照顾她和孩子。”

吉米没有说话，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沸腾起来。格拉芙小姐一动也没动，显然是众人指派她作为代表，逼着吉米离开他的两位亲人。

“去你妈的，该死的婊子。”吉米在心里暗暗骂道。

回家的途中，他碰到了纽比家的两个儿子，两人学了几声鸟叫，问他有没有在附近看到杜鹃。吉米并不明白这番话的含意是什么。

事后，吉尔达曾几次三番对他说，她十分肯定，孩子就是他的，至于孩子生得一张厨子般的长脸，她也觉得很吃惊。

纽比夫妇的家里充满了欢笑，走廊里时时传出纽比先生的笑声。他反复地提到，没想到吉米这桩婚事这么快就搞砸了。

吉尔达明白，吉米失去了做父亲的机会，难保不会记恨报复，她的灵魂本就十分脆弱，若想把这场婚姻继续下去，她就必须有个孩子。他的孩子，而不是厨子的孩子。

“很多人都会耍这种花招。”纽比先生对吉米说，“她们总会说‘娶我吧，我怀孕了’，可有些时候，她们根本没怀孕，即便怀了，也是别人的孩子。做丈夫的一辈子都要疑神疑鬼。不过你倒用不着怀疑，因为这孩子身上没有半点土著的血统，看起来就像最高法院的法官呢。”

第七章

五天后，杰克·斯摩多带着吉米割礼时被敲掉的那颗牙齿赶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笑嘻嘻的莫顿和一个名叫皮特的男孩。皮特是他们的亲戚。三人迈着悠闲的步子，沿着沃伦镇的道路一直来到山上。当时吉米正在干活，突如其来的造访让他有些吃惊。

望着吉米讶异的表情，杰克开始高声哼起了小调。那是一首神秘的巫曲，旋律回环往复。莫顿乐得手舞足蹈，看起来像一只长颈野兽，仿佛想把脖子伸到天上去，看看那里有没有哥哥或是敌人的踪影。

“来讨酒喝的？”吉米问道。

“我们可不是来喝酒的。”

望着杰克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吉米忍不住有些愧疚，心里反倒有些希望三个人是来找麻烦的。

杰克从左侧衣兜里——那个更干净些、没有遭到金钱污染的衣兜——掏出了那颗白色的牙齿，两手捧着递给了吉米。

“你娶了个白人老婆，这颗牙齿会保佑你的。”

“会保佑我的，是吗？”

吉米朝着杰克的双手猛力一推，那颗具有训诫性和防御性的牙齿顿时飞进了深深的草丛中。一时间，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十四岁的皮特更是吓得不轻。莫顿拍了拍皮特的肩膀，两人立刻在草丛里寻找起来。

这几个混蛋居然煞有介事地带着一颗牙齿来找他，在吉米看来，这简直太过荒唐。

不过莫顿还是找到了那颗牙齿，并用手举了起来，他和皮特跪在草地上，脸上绽满了笑容。吉米突然觉得惭愧无比，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感袭上心头。当初之所以违心地待在维罗纳，就是因为无法摆脱这种宿命感。

吉米明白，杰克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走的，而且很可能会拼起老命喝酒。纽比先生的来访会变得更加频繁，他的暗示也会变得更加直白。

然而即便这里没有酒喝，不需要考虑纽比先生的态度，那颗牙齿还是会被人带过来。根据部族的传统，睡了白女人就会遭遇不测，而这颗牙齿则能保佑他免遭灾祸。

吉米接过那颗他十三岁时被石头敲掉的牙齿，装进了口袋。

“好吧，真是麻烦你们了，从大老远跑过来，一定很辛苦。”

这时，杰克开始念唱般地历数途中穿过的“吉祥地”和“凶险地”，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急需帮助的族人。这些话可谓张口就来，因为部族的传说和神话早就深深地刻在这个醉鬼的脑海里。杰克仿佛认准了这里有酒喝，想要三言两语打发他走是不大可能的。

就这样，杰克、莫顿和皮特动手在布莱克史密斯夫妇的小屋旁盖了两间小棚子，莫顿干得格外起劲。吉尔达既要遮掩孩子的来历，又要想办法安抚吉米，根本来不及反对。

舅舅和皮特整日待在身边，莫顿又咯咯笑个不停，吉米出于面子考虑，始终没有提到厨子的事情。事实上，即便他说出来，几个人也不会觉得这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

令吉米颇感意外的是，自己居然对几位亲属怀有一种愧疚感，因为他们带来的那颗牙齿恰恰是部族亲缘关系最有力的象征。

“你去告诉杰克，让他滚回布伦特伍德去。”吉米自己不愿去说，只好命令莫顿代劳。

为了发泄内心的愤懑，他先后几次对吉尔达动粗，第一次动手是因为他发现了一条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广告——一台特温–武尔坎灶的广告。这种想要却买不起，有心却无力的窘况分明是对他的嘲笑，嘲笑他的梦想已经化作泡影。想到这里，他的拳头朝着她太阳穴下方的凹陷处飞了过去。吉尔达不明白为什么挨打，以为只是夫妇间寻常的吵架和拌嘴。

事后，吉米会低着头，怔怔地望着孩子出神，吉尔达则乖乖地站在原地不敢动，但心里却早已做好保护孩子的准备。他会一直站在那里，满眼渴慕地盯着孩子，可孩子刚一睁眼，他又忙不迭地走开了。

“养了也白养，养出个自以为是的白崽子，长大了根本不认我。”

吉尔达本来就身单体薄，生了孩子后身体更加虚弱，脚跟越来越瘦，袜子上经常破洞——并不是穿久磨破的，而是被“戳”破的洞——害得她时常要缝缝补补。

除了孩子，家里没人跟她亲近，尽管皮特总是睁着一对大眼睛，毫不嫌弃地坐在摇篮边上，望着鼻头微微下弯的白皮肤的孩子。

对于杰克·斯摩多，吉尔达总是又怕又恨。她并不知道，杰克的心肠不坏，只是年纪大了，而且醉醺醺的脑子里刻满了古老的规矩和教条。

在纽比家那群五大三粗、以德行自诩的女人看来，吉尔达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们认为她企图通过与黑人结婚来掩盖与白人通奸的事实。格拉芙小姐劝她说，许多收容所专门接纳遭遇不幸的妇女，没有必要守着个黑人不放。

很显然，格拉芙小姐轻而易举地便作出了这样的假设：到了收容所便可以免遭极度的凌辱，因为慈善机构的意义就在于此。

她把这种臆想出来的观点灌输给了纽比夫妇的几个女儿。每逢星期五在吉尔甘德拉购物时，纽比太太总会说：“格拉芙小姐真是有学问，她住在咱们家，真是几个女儿的福气。”

吉米每天早上都盼着杰克离开，甚至还想过趁他熟睡时，在他的铺盖上放些晦气的物什，比如猴头鹰的尸体、奇怪的石头或是沾了血的破布——这会让杰克误以为是女人的月水，会带来致命的晦气。然而吉米并没有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总是一天天地向后拖着，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手段，其效果无异于抄起木棍，将杰克赶出家门。

屋里的孩子非但不是他的亲骨肉，反而是这段荒唐的婚姻留下的笑柄，相比之下，杰克可是自己的亲舅舅，如果执意要把他赶走，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一个是神神道道的酒鬼舅舅，一个是谎话连篇的老婆，还有一个是别人的儿子，全都住在自己家里。无奈之下，吉米只能通过干活让自己变得麻木，工作是最好的镇静剂。

莫顿也帮着吉米干活，并且执意不要一分报酬。

莫顿显然成熟了不少，只是偶尔看到纽比先生瞪着眼，吮着石头时，看到他那铁锹状的大胡子时，仍然忍不住会发笑。有一天，他的手指不小心被铁锤砸了一下，疼得他嗷嗷笑起来，一直笑到不疼为止。

兄弟俩虽然一起干活，但收入却没有翻倍。多数时间里，吉米都处于一种狂暴而愤恨的状态，常常独自躲在一旁，仿佛周围都是些对不住他的陌生人，他要在这群人中间寻求属于自己的空间一般。每天晚上，吉米都会出去捉袋貂，一去就是大半个晚上，以此来嘲讽好吃懒做的杰克。如此一来，杰克和瘦弱的吉尔达经常能吃到细腻松软的袋貂肉（不过吉尔达已经吃得想吐了）。

不知不觉中，夜间狩猎已不单单是为了招待客人，而是为了发泄他对上帝、对纽比夫妇、对整个部族的愤恨。他要报复，一个个地报复，只有在得到自己想要的“公正”后，他才会罢手，老老实实地认罪。在此之前，他要尽情地发泄心中的愤懑与狂怒。

到了晚上，他会在床上尽情地蹂躏吉尔达，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她尽快怀上自己的骨肉。不料某天晚上，吉尔达突然来了月水，气得吉米掉头就走。女人的月水极为晦气，他本想以此赶走杰克，他甚至曾自鸣得意地认为，杰克一定会在慌乱之下逃之夭夭，没想到逃之夭夭的却是自己。吉米爬进木棚，躺在了莫顿身旁，兀自气得发抖，心里不住地诅咒着上帝。

星期五一早，吉尔达·布莱克史密斯太太冒着冷风来到了纽比家里，打算把购物的清单交给纽比太太。这一次，她没有带着孩子过去。

阳光自屋顶斜斜洒落下来，吉尔达走到门口，看到纽比先生正坐在铺着软垫的椅子上打瞌睡。他穿着粗花呢套装，领口打着蝴蝶领结，显然已做好去镇上购物的准备。

坐在纽比先生身旁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两人都换上了体面的衣服，大衣全都敞开着，里面的马甲勾勒出两人精瘦的身材，其中的一个儿子还戴着顶软毡帽，帽檐遮住了两只眼睛。昨天晚上，父子三人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忙着在一英里外的老屋（如今变成了谷仓）里装麦子。星期五晚上，他们仍然打算通宵劳作。

吉尔达静静地站在门口，突然想起几天前发生的那件事来。当时纽比先生骑着马，正要把牛群赶到新开的农场，途中碰巧遇到了吉尔达和她的孩子。平日里，吉尔达总是尽可能地避开他，不想纽比先生却迎了上来。他翻身下马，解开了裤带，掏出了他那软塌塌的、鼻涕虫样的家伙。

“布莱克史密斯太太，你要是看到哪个黑鬼的家伙比我的还大，记着告诉我一声。”

十秒钟后，他系上裤带，再次骑到了马背上。

他的狗叫了几声，满脸哀怨的老牛继续向前走去。

经历了上次的遭遇后，吉尔达打算趁着纽比先生还没醒，悄悄地溜进去。

可她刚一踏上门廊的台阶，纽比先生就醒了过来：“早上好，布莱克史密斯太太。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我只是来送购物清单。”

纽比先生满眼同情地盯着她看了看——吉尔达穿着件破旧的绿色长袍，长满雀斑的脸上挂着几颗汗珠。

“真是抱歉。”他说道，“我跟你先生说过，以后不能再替你们捎东西了。他把这地方变成黑鬼聚居区，而且还不知道下周他能不能好好干活呢，我可不想让他搭了一半篱笆就跑掉。我跟他说得很清楚，布莱克史密斯太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先生。”

纽比先生懒洋洋地说着，口气却十分坚决。吉尔达转身就想离开。

至少孩子还有奶吃，她心想。“打扰您了，纽比先生。”说完，她走下了台阶。

“别急，看你累的。去厨房里喝杯茶再走吧。厨房里没人，我在这里等她们娘儿几个。不过，你最好敲敲门，格拉芙小姐在屋里，她得了流感，没去上班。”

当他说到格拉芙小姐和流感时，纽比的一个儿子忍不住哧的一声笑了出来，两只眼睛仍然闭着，一直没有睁开。

格拉芙小姐果然在厨房里。她穿着件法兰绒睡袍，睡袍的领子竖了起来，紧紧地护着脖子，呼吸的时候能够听到痰液的声音，她时而拿起一块小手帕在鼻子尖上抹几下。吉尔达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了看。患了如此严重的流感，无论如何做作，也无法保持她平日里的淑女形象。

“可是那小子刚才又笑什么呢？”吉尔达心想。

“进来吧，布莱克史密斯太太。”

“纽比先生让我进来喝杯茶。”

“请自便。能否帮我也泡一杯？茶叶就在壁炉架上。”

“好的，小姐。”吉尔达忙不迭地跑去泡茶，生怕这位女教师又喋喋不休地对自己评头论足。

“孩子还好吧？”

“挺好的，格拉芙小姐。”

“你把他丢家里了？”

“是的，格拉芙小姐。有皮特陪着呢。”

“皮特？”

“是个半大小子，格拉芙小姐。”

“那个黑小子？”

“是的。”

“既然这样，我还是不耽误你时间了。”

“好的，格拉芙小姐。”

这时，吉尔达瞥见格拉芙小姐的脖子上挂着一串念珠，念珠的下半部分隐藏在衣襟里。在收容所的时候，她曾听特遣牧师说过，天主教徒愚钝，灵魂不洁，很容易受到巫术的蛊惑，是一群苟活在人类文明边缘地带的可怜鬼。真是太不公平了。格拉芙小姐这样一位天主教徒，居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肆意对他人进行道德批判。

据说她教学的方法十分严苛，但沃伦镇的农夫们却从未质疑过。

一分钟后，纽比太太从里屋走进了厨房。她穿着件褐色的天鹅绒睡袍，一对笨重的乳房在袍襟里若隐若现。

“布莱克史密斯太太！我还以为你这周不会来呢。”纽比太太说道，“我听纽比说，以后不能再帮你们捎带东西了。”

“吉米一定是忘了告诉我，纽比太太。”

“布莱克史密斯太太给咱们泡了茶呢。您要不要拿一杯回屋去喝？”格拉芙小姐问道。

“没工夫喝茶了，亲爱的。对了，你的孩子还好吗，布莱克史密斯太太？”

“很好，谢谢。”

纽比太太盯着吉尔达的头发看了看——脑后的头发已经被梳上去，草草地盘了一个髻——不过她的眼神里并没有表露明显的同情。

“头发盘得挺好看的，亲爱的。”

“谢谢您，纽比太太。”

“她把孩子丢给那个男孩了。”听到纽比太太夸赞吉尔达，格拉芙小姐说道。

“哪个男孩？”

“是皮特，他是个土著。”吉尔达解释道，“孩子现在太沉了，我抱不动了。”

纽比太太穿着沉重的高帮靴向前迈了一步：“那小子靠谱吗？”

“他人很好的。”吉尔达辩解道。

“孩子虽然是你的，布莱克史密斯太太，可是白人的孩子不该在黑人身边长大。”

“皮特很喜欢孩子，他很和善呢。”

“我明年就结婚了，你听说了吗？”格拉芙小姐突然问道。

吉尔达以为她只是单纯地跟自己拉些家常，于是只淡淡地说了句“恭喜你，小姐”。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我和我的未婚夫——都想聘你到瓦拉巴达农场去做工，农场是我未婚夫的。”

“这是个好机会呢！”纽比太太悄声道，“如果再不离开那些黑人，你的孩子就毁了。”

这时候，纽比一家的宝贝女儿——那个四岁的小女孩——走了进来，两只绿色的眼睛打量着悄声讲话的妈妈。“我的孩子可不像你的孩子一样有保障。”吉尔达心想。

“你会有自己的房间住，布莱克史密斯太太，你随时都可以陪在孩子身边。”

吉尔达并不傻。她十分清楚，像格拉芙小姐这样的雇主绝不会容忍她很久，但凡发现汤冷了，炖锅烧干了，陪嫁的银器没有擦干净，或是骨瓷出现了裂纹，等等，她一定会把自己和孩子送到收容所去，并且装出一副无比遗憾的样子。

纽比家的另外两个女儿也走了进来，两人都穿着天鹅绒的外套。吉尔达只好再次就孩子的去向作了一番解释——留给了那个土著男孩照看。

“《悉尼邮报》上说，昆士兰的黑人不仅相互残杀，杀了以后还要吃肉呢。”纽比太太的一个女儿说道。

然而吉尔达脑海中浮现出的，却是另外一幅场景：男孩皮特守在孩子的摇篮边，静静地沉思着，不时用手逗弄着孩子，听着孩子发出咯咯的笑声。

“我跟吉米的婚事是经过牧师见证的。”她反驳道。

“他们可算不上基督徒。再说问题并不在于信循道宗，而在于在大英帝国，可不是每个传教士都把黑人变成基督徒。你想想看，有哪个黑人做过主教吗？”纽比太太很确定，这世上没有黑人主教，如果有，《悉尼邮报》早就报道了，“又有哪个黑人做过牧师？”

“我记得的确是有过几个黑人牧师，”格拉芙小姐说道，“本笃会任命的。”

“后来呢？”纽比一家人齐声问道。

“结果全都跑了，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格拉芙小姐这是以基督徒的名义聘请你呢。”纽比太太说道。

“谢谢你，格拉芙小姐。”

“一句谢谢就够了吗？说实话，咱们大家都替你丢尽了脸呢。这话本不想说的，都是给你逼的。”

几个女人满脸期待地望着她，盼着她能够下定决心，仿佛这份决心是她亏欠众人已久的。为什么要逼她做决定？这些五大三粗的女人为何非要装出一副不堪其辱的嘴脸？为什么要孤立她，奚落她？因为她谦卑。因为在她们看来，但凡有所施舍，她都会忙不迭地接受。

这时，吉尔达的脑海里灵光一闪，嘴里不自觉地发出了一阵干涩的笑声——纽比先生那个哧哧发笑的儿子一定是和格拉芙小姐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他们两个为什么没有遭到围攻，没有遭到谴责？

火炉上的茶壶发出了阵阵嘶鸣，但众人谁都没有理会。纽比的大女儿居然当着大家的面，无缘无故地发起誓来，说她绝对不会嫁给一个黑人。

“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纽比太太终于失去耐心，咆哮起来，“一定要离那些黑鬼远远的。”

“算我求你了，”格拉芙小姐说着，抽了抽鼻子，“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的。”

听到这独裁而专横的语气，吉尔达仿佛回到了收容所，回到那段在院子里剥豆子的日子。往日的回忆纷至沓来，吉尔达突然扯开喉咙，嘶声叫了起来。四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全都冷冷地瞪着她，用眼神谴责着她的罪孽。

“给我闭嘴！”被吵醒的纽比先生坐在门廊里怒喝起来。

吉尔达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提起纽比先生那天的可耻行径，最终受辱的还是自己，不会是别人。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何在这道德的集市上居然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当她冲出屋子时，纽比先生在身后喊道：“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布莱克史密斯太太？”

他的两个儿子也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仿佛知道父亲对她做过些什么。

吉尔达拼命地跑着，直到纽比家的房子消失在身后的树林里。

第八章

眼下，布莱克史密斯家的食品储藏室里只剩下几磅面粉、不到一磅咸牛肉、一只剥了皮的袋貂和少得可怜的大米。除此之外，如果说还剩下什么，就只有杰克带回来的那瓶波尔图葡萄酒。那是他星期五早上从沃伦镇的酒馆里带回来的。后来又带回来一瓶，不过已经被杰克和莫顿喝光了。

吉米傍晚回到家，发现孩子正在哭闹，吉尔达坐在床垫上，两条腿有气无力地垂在床边，像个被人丢弃的布娃娃。她瑟缩在岩洞般冰冷的角落里，愁容不展，满脸泪痕。

她对吉米讲了格拉芙小姐的提议，并且说纽比夫妇今后不再为他们捎带食品。吉米知道，纽比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他赶走，或是想按照格拉芙小姐的想法，给这对本就不甚相配的夫妇找些麻烦，最终拆散他们。

吉米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杰克——或许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莫顿已经睡着了，还因为愤怒激发了吉米的部族本性，本能地把舅舅放在了首位，去找他寻求建议。当然，个中原因如何，吉米也不明白。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带着杰克去找纽比先生理论，都不能算是理智的做法。因为纽比不肯给吉米捎带粮食，理由正是杰克还赖在这里不走。然而，部族的本性令吉米想向纽比夫妇证明，杰克只不过是个糟老头子，不会给任何人造成威胁。

总之，他还是带着杰克去了。为此，老头子似乎有些受宠若惊。出发前，吉米带上了那杆恩菲尔德步枪，尽管他并不打算用步枪来说服纽比夫妇，而是想在半夜里顺便捉几只袋貂或是沙袋鼠回去，但若是纽比夫妇顽固不化，他或许会弄死他们的一头牛，带回家去吃。他恨恨地咆哮着说，要通过报复行动来说服纽比夫妇，甚至扬言要让火车脱轨。由此可见，最极端的复仇也不过是让火车脱轨而已。

杰克打算用巫术报仇。据他说，如果吉米把自己的牙齿埋在牲畜或是纽比一家人的脚印里，不论是人是畜，从今以后便再也无法行走。

“净扯淡。”吉米骂了一句，两眼远远地望着纽比家厨房里透出的灯光。他已经等不及老头子的巫术发挥作用，等不及纽比的恶报来临的那天。今晚就要让他们得到报应。

纽比太太开门的时候，手里歪歪斜斜地端着一杆步枪。或许是因为儿时的成长环境比沃伦镇更加恶劣，或许是因为她在查特斯堡附近长大，那个命案频发的地区让她养成了警觉的习惯，开门时总要端着步枪，然而不论是哪种情况，纽比太太手里的枪不过是用来装样子而已。尽管她看到吉米也带着杆枪，但还是把自己的武器放在了门口的角落里。

她脚上穿着拖鞋，身上穿着件宽松的睡袍，脸上挂着一副绝不会被轻易吓倒的神情。

“出来捉袋貂吗，布莱克史密斯先生？”纽比太太问道。

“我能见见纽比先生吗，太太？我想跟他谈谈捎带食物的事情。”

然而纽比太太却告诉他，纽比先生到老屋装麦子去了，直到装完才回来，因为两个儿子第二天要去吉尔甘德拉打橄榄球。

吉米跟她辩解了几句。纽比太太说，她的丈夫又不是专门做慈善的。

两人正争辩着，吉米突然瞥见了屋里的格拉芙小姐，发现她长得是那样丰腴，心里不禁暗暗纳闷起来：自己为什么就得不到这样的女孩？黑人聚居区的女孩要么瘦骨嶙峋，要么胖得可憎。当然，在争论的时候想起这些，的确有些不合适。

“……我敢肯定，”纽比太太说道，“要是你活干得好，再甩开那些亲戚，我的丈夫一定愿意……”

“可他还没给我工钱呢，太太。九百码的篱笆钱。”

“很抱歉，我更情愿相信我先生的话。”

纽比太太正要关门时，吉米看到了正在一旁偷听的格拉芙小姐。她用一方手帕捂着鼻子，生怕咳出声来，那神情就像是一个阴谋家正在贪婪地听着自己想要听到的信息。

房门很快关闭，杰克和吉米站在黑暗中，心里涌起一阵被人愚弄的感觉。

“回去吧，明早再来找那个老家伙算账。”杰克建议道。

然而吉米却坚持要给纽比点颜色看看，这是他的权利。今晚必须让纽比知道他的厉害。一想到从前，想到西里、刘易斯、法维尔、纽比，还有羊毛作坊的厨子等人给他带来的伤害，吉米无论如何也等不到第二天早上，他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

两人穿过纽比家的畜群时，吉米还没有想好究竟要不要把他的牛偷走。杰克开始抱怨起来，说自己患了风湿病，不能走太远。他并没有吉米那样崇高的情怀，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找纽比理论。

纽比家的老屋里亮着灯，空洞洞的窗口透出一缕缕防风灯的光线，即便是隔着五十码的距离，吉米还是能清楚地看到纽比的一个儿子在干活，身上穿着件缎面旧背心。屋里传出一阵阵铁锹摩擦的声音。对纽比一家而言，辛苦劳作就像一门艺术，而且他们十分精通这种艺术。从麦凯到阿德莱德，从伊登到蒂布巴拉，生活在各个区域的人无不如此。辛苦劳作是澳大利亚的国民美德。

吉米出现在门口时，纽比先生抬头看了一眼，眼神里露出一丝惊惶，但很快便掩饰过去，只装作看到了一堆垃圾。

“该死的，你来这儿干吗？”

纽比的一个儿子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攥了攥拳头，漫不经心地瞥了吉米一眼，再次提起了铁锹。

“你明知道我已经没有东西吃了。你明明是知道的。”

“我没法继续帮你捎带东西了。你看你的活干成了什么样子。”

“不是捎带。这些东西都是凭我干活赚来的。”

“自从他们来到这儿，你干活的时候就不像从前那么上心了。你好像随时准备走人。如果你中途走了，我还要重新找人，所有的花销和不便都要由我来承担。”

“我已经修了九百码。”

“吉米，用不着你大老远跑来教训我。”

“我只是想说，我的老婆孩子已经断粮了。”吉米说。

“对她来说，找个稳定的活计不是什么难事。格拉芙小姐就给她提了个很好的建议。”

“什么建议？”

“你最好回去问布莱克史密斯太太。”

“用不着那个该死的肥婆提建议。”

纽比的两个儿子眯起了眼睛，看了看吉米，又看了看父亲，仿佛无法忍受吉米肆意污蔑他们家的房客。

“该死的黑鬼，你给我听着，”纽比说道，“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否则我他娘的……”

话还没说完，吉米的枪口已经抵在了纽比的肚子上。但很快，纽比露出了一副得意扬扬的神色，似乎巴不得吉米开枪。原来，他早就在家里和吉尔甘德拉跟人打过赌，认为吉米最终一定会露出凶残的土著本性。

不过吉米的头脑还算清醒，始终没有开枪。

过了一会儿，他把枪口从纽比的肚子上移开。

“这才像话，该死的黑鬼。先滚回家去睡觉，这事明早再说。”

“好，这笔账回头再算。”

“有一点可以肯定，你，还有你该死的族人，马上就要收拾铺盖卷滚蛋了。”

确定妻女平安无事后，纽比立刻关了门，把杰克和吉米赶到了外面。

吉米此刻已经明白，他要找的并不是纽比先生。虽然有满腔怒火需要发泄，但杀了纽比并不是泄愤的最好方法。枪口抵住纽比肚子的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最想杀的是谁。是那个丰腴圆润的格拉芙小姐。他知道，这种嗜血的欲望是先前的种种过失累积而成的——比如，他曾亲手把哈利·爱德华兹交给高级警官法维尔。这一次，他要用武力去威慑那个女老师，要吓得她哀嚎悲泣。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促使一个人转变成杀手的种种幻想大多来自报纸或其他媒体，在此不必赘述，然而促使吉米转变的，却是一种如醉如狂的、判官般的威严感，天空中犀利的星光更是唤起了他心中的使命感。在迷乱与冲动之中，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高大与伟岸，仿佛再次回到了蜥蜴的肚子里，获得了重生。

杰克的方向感被吉米搅乱了，听说又要返回纽比家现在住的宅子时，他忍不住叫起苦来。

“你不会又要回去见那个老婆子吧？”杰克抱怨道。

“我要回去吓一吓那些白人。”

“老天爷啊！”杰克发出一声哀嚎。然而想到如此几番折腾，他又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疲惫无聊之际，他随口唱起了调子来解闷。

男人纷纷逃过河，

眼神里闪着怯懦；

女人纷纷放弃抵抗。

我们天明已经跨过你们的山冈，

中午就要踩到你们的脚踵，

傍晚就要刺穿你们的喉咙。

你我近在咫尺，

近过孩子挨着母亲的乳房。

这一次，两人避开厨房的灯光，躲在一堆木柴后面。柴堆里放着一长一短两把斧头，吉米把长柄斧头从一堆硬木里抽了出来，把枪架在柴堆上——在这种情况下，斧头显然比枪更顺手。接着，吉米让杰克把短斧藏在外套里，走到房前去敲门。他想最后再试探一次，看看这些白人是否仍然顽固不化。

“娘的，为什么啊？”杰克嘴里问着，却还是乖乖照做了。虽然杰克对白人的世界不甚了解，可要他怀揣着斧头跟一个农夫的老婆对质，这委实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

吉米躲在屋外的暗处观察着。只见舅舅敲开了门，对纽比太太说，纽比先生要他们过来拿些面粉。

“他写了便条吗？”女人问道。

“太忙，没来得及写呢，夫人。”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难不成你想让我大老远跑到老屋去，问问你有没有撒谎？”

“赶紧让他滚蛋，妈妈。”大女儿在屋里喊道。

“不行就把步枪拿出来。”二女儿说道。

两人短暂地僵持了一阵，纽比太太突然扭过头去，或许是听从了女儿的建议，转身去拿步枪。吉米躲在二十码以外的暗处，心里暗暗奇怪：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拿把枪怎么这么费劲？这个大嗓门、肉墩墩的女人似乎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拿枪这个简单的动作。

吉米等不及了。他大吼一声，提起长柄斧便冲了过去。对他而言，这斧头不仅仅是一把利器，更是权威的象征。

女人的步枪已端在手里，刚想转身开枪，不料吉米的斧头已经劈了下来。刃口正中肩胛骨上方，厚厚的皮肉登时裂开一个深深的口子。

纽比太太倒了下去。厨房里顿时乱作一团，所有女人都尖叫起来。吉米从纽比太太的身上跨了过去，悄悄地等在一旁，等着格拉芙小姐从温暖的壁炉旁冲出来。纽比太太的一个女儿朝母亲奔去——或许是去拿枪。吉米没有阻拦。他提起斧头，对着格拉芙小姐的肋骨到臀部乱砍。

随着手里的斧头不断砍落，吉米渐渐领略到了屠杀的快感。在常人眼里，杀人是一种极端而可怕的行为。但这种观点并不全面，殊不知杀人还有另外一重意义：重拾尊严。吉米本以为格拉芙小姐会硬撑到底，始终保持那副冷峻的道德裁判的形象，不料她只是像头牲畜般躺在地上，嘶声尖叫着。他一直高估了这个女人。

在本能的驱使下，她企图挣扎着站起来，完全没有意识到胸腔和臀部已遭重创。

此时此刻，吉米终于意识到杰克和其他人的处境。飞溅的鲜血、惊恐的眼神、惊惶的叫喊……老头子被眼前的场景吓呆了。砍杀纽比太太造成的恐惧，只能用更多的杀戮来消除。

纽比太太的几个女儿也吓呆了。杰克奔着一个女孩冲了过去，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斧头便砍了下去。

恰在此时，纽比夫妇十一岁的小儿子走进了厨房，身上穿着件法兰绒睡衣。吉米虽然几近疯狂，但立刻意识到，杰克一定会杀掉那个孩子——仅仅因为男孩的眼神里闪烁着恐惧。

吉米大叫一声，想拦住舅舅，可杰克早被恐惧冲昏了头脑，挥舞的斧头还是伤到了男孩的后颈。只见孩子身子一晃，差点摔倒，随即又一脚跨过母亲的身体，踉踉跄跄地朝门外逃去。

几秒钟后，屋子里的尖叫声渐渐微弱下去，吉米忽然听到一阵阵孩子的呜咽声——声音是从一张幼儿床上传来的。

杰克没有停手，仍然在那些早已没了声息的女人身上乱砍。眼前的一幕倒是与家庭野炊的场景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多了些讽刺的味道。一个女孩躺倒在母亲的腿上，头和颈部受到重创，血肉模糊。

吉米走过去，朝女孩的脑袋砍去，血溅在斧头上，看起来十分诡异。

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幼儿床上的孩子不停地哭着，哭声中听不出丝毫异样，仿佛只是寻常的哭闹，要不了多久便会睡去。这哭声不仅没有打破宁静，反而令整个屋子显得更加沉寂。

敌人们都没了气息，吉米不由得心头一震。从此之后，格拉芙小姐再也不会对他和吉尔达的婚姻指手画脚了。这一切，又有谁能想到呢？

杰克靠在一堵墙上，浑身不住地颤抖着，灰白的胡楂上挂着亮闪闪的汗珠，那把斧头早已丢在纽比家的女人们中间。

心中的愤恨已经尽数发泄，但吉米知道，他已经无药可救了。他瞬间意识到，这冲动的快意终究会像泡影般消散。他必须清醒起来，不能再继续疯狂下去。

他必须调整心态，把这四个女人的遭遇看作罪有应得，当作他复仇大计的垫脚石。一场大战正在拉开序幕，她们的死仅仅是一个开端，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他并不知道，这种心态本身便是疯狂的前兆，他之后的日子注定要在喜悦与孤独、清醒与狂乱的纠缠中度过。

一开始，他被杀戮带来的狂乱与快意所吞噬，或者说，几乎被吞噬——脑海里还残留着星星点点的理智。他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但却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该如何让这微弱的理智发出亮光。

快意与狂乱终会像梦幻泡影般消散，躺在地上的女人们却是无法改写的事实。

纽比太太的胳膊微微动了几下。大女儿的脸上看不到太多慌乱，更没有沾染血迹；她看起来并不恶毒，反而带着几分乡村女孩的甜美。看到这些，吉米的心里稍感欣慰，至于为什么欣慰，他自己也不明白。

年纪稍小的女儿躺在一旁，前胸后背溅满了血迹，仿佛是她不小心跌倒，流了许多血出来。

躺在女孩旁边的是格拉芙小姐，浅褐色的头发披散开来，房间的阴影笼罩着她被砍伤的地方。

不到五秒钟的时间里，吉米把这些女人挨个打量了一番。随即，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拿起纽比太太的步枪，推了推杰克，把枪交到他的手里，然而惊魂未定的杰克说什么也不肯接。

纽比太太的步枪原本跌落在一个角落里。角落里放着一个破旧的麻布袋，或许是给家里的宠物当铺盖用的，只不过眼前却看不到宠物的影子，兴许是死了或是跑丢了。吉米抖开袋子，装了些面粉、牛肉、猪油、咸肉、面包、蜂蜜、饼干和大米——大多是吉尔达想要买的东西。由于几个女人全都倒在厨房的另一侧，这一侧没有什么阻碍，因而行动起来十分方便。

步枪的弹药放在纽比太太的梳妆台里。吉米取出子弹，扔到了装着食物的麻布袋里。这些食物都是当天下午从吉尔甘德拉买回来的，彼时的吉尔甘德拉还是那样平静。

厨房的屋顶上挂着一串昆士兰产的香蕉。吉米暗暗发誓，他一定要去昆士兰，在那里找个山洞生活，把孩子养大，让他成为一名反叛者。

想到这里，他摘下一根香蕉，穿过走廊来到了孩子的卧室。孩子的哭声仍然持续着。

“饿。”小女孩说道，“我好饿。”

“来，这个给你，小家伙。”吉米用英语说道，伦敦东区土话中夹杂着原住民独特的口音。他想用水果来安抚这个孩子。

女孩的哥哥已经受了伤，此时正趁着夜色跌跌撞撞地朝父亲的老屋跑去。不过吉米并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大获全胜。趁着夜色未尽，他要尽情地享受一番，尽情地享受占有与劫掠的快意。

第九章

吉米夫妇、莫顿、杰克和皮特几人趁着夜色向东逃去。一路上，他们穿过一片片广阔的牧场——牧场的主人是些牧羊人、大财主、占地者。走出牧场时，他们还不忘关闭长长的、吱嘎作响的大门，就像一群很有教养的游客。

杰克还不算糊涂，临行前带走了那瓶波尔图葡萄酒，不过他一直处于神魂颠倒的状态，时而精神错乱般惊声尖叫，时而喃喃地唱着：

恶魔被我亲手释放，

她们的灵魂回到图腾的故乡。

我的利刃深深地扎进她们的身体，

啊，请不要，不要来找我算账。

我在夜里施威逞狂，

蜥蜴巨兽的叫声撼动山冈。

此时，莫顿和吉尔达已经知道吉米跟纽比一家起了冲突，并且知道纽比家有几个人受了伤。但其中详情如何，要等远远地离开沃伦镇后，吉米才肯告诉他们。

“我这是在做什么？大半夜的，居然跟着一群黑人逃命？”吉尔达在心里暗暗问着自己——大概是因为她生了别人的孩子，心中有愧，或许是害怕吉米刚刚伤过人，余怒未消。

转念间，她又不禁担心起来，生怕会被送回收容所。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领教过收容所的可怕——整日里打着蝴蝶领结，穿着象征贞洁的束胸衣。不论是孩提时代的收容所还是格拉芙小姐提到的收容所，都让她感到心惊胆战。

在莫顿看来，虽然吉米犯了事，把一腔勇武和威猛用错了地方，但亲人毕竟是亲人，自己有义务帮助他。穿过一片片牧场，跨过一道道陌生人的篱笆，莫顿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至于杰克的叹息和哭诉，他只觉得有些可笑。

一路上，吉尔达流了不少眼泪。她的胳膊已经累得生疼，幸好怀里的孩子安稳地睡着，偶尔吧嗒几下小嘴。杰克仍然时不时尖叫几声，警告大家亡灵可能会来寻仇。杰克的可悲之处在于，当初砍死女人是因为他害怕她们的尖叫声，可如今四下里一片安静，他的恐惧却没有减少半分。莫顿不清楚其中原委，只在一旁哈哈大笑。

吉米知道，只要朝东北方向走，平原上就会出现一片深山密林，翻过一座座山头，便到了他一直渴望与向往的地方。他虽然没有去过昆士兰，但总觉得那是个天堂般美好的所在。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赶到那里。

由于之前一直忙着干活赚钱，吉米行走的本领已经渐渐退化，但此时此刻，这本领仿佛突然回到了他的身上，腿脚渐渐灵活起来。他不得不认为，这都是砍杀纽比一家后，上天赐予他的恩惠。

整整走了七个小时，天边终于露出一丝微弱的曙光。吉米让大家停下休息一阵。吉尔达看到丈夫正和莫顿悄悄地说着什么，两人的目光都落在杰克身上——他靠着一棵湿漉漉的大树歇了一会儿，终于支持不住躺在了地上，嘴里不住地咳嗽着；他身下是冻成黑色的腐叶土。这天的清晨十分寒冷。

难不成想杀了我们？吉尔达心想。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没有这个必要吗？她已经累得动都动不了，心里正盼着吉米结果自己乃至孩子。

恰在此时，孩子醒了过来，开始哭闹着要奶吃。她坐到一簇尖刺丛生的山菍后面，解开扣子，乳头上立刻感到一阵刺骨的冰冷。为了遮羞，她在左肩上搭了一块毯子。很快，孩子找到了奶头，尽情地吸了起来。

“小家伙，”吉尔达说道，“可怜的小家伙，你要是长得再黑一点就好了。嗯，一定会的，你这个小坏蛋，长大以后准比现在黑得多。”

不知不觉间，她睡着了。

吉米掏出一把刀交给了莫顿，让他到山下的农场捉只羊来杀了吃。趁着纽比一家被害的消息还没传开，他们要吃些鲜肉才行。这个想法比较合理，实施起来也比较安全。

莫顿很快完成了任务，把羊皮从栅栏上方抛了出来。能够为哥哥做事，他感到非常开心。

“纽比和他的儿子们，想把咱们都饿死。”吉米对莫顿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咱们就用斧子把他们砍死了。”

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杰克的裤脚上沾满了凝结的血迹。在莫顿看来，为了应得的食物而杀人并没有错，只是没有料到杰克这个老头子会吓成这样。

他哈哈笑了几声，轻手轻脚地唤醒了吉尔达。吉尔达已经睡了两个小时，刚一睁开惺忪的睡眼，莫顿就给她端来了茶水。

“最好盖上点，”他对吉尔达说，“天太冷了。”

地上的冰霜还没融化，吉米满脸阴沉地坐在一棵树下，杰克仍然躺在原地，自言自语地忏悔着。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男孩皮特一直上蹿下跳，没有片刻的安静，虽然撞破了鼻子，但两只眼睛仍然滴溜溜地乱转，没有半点安分。吉尔达根本不屑去看他第二眼。

这时，吉米迈着大步走了过来，手里拿着步枪。出于一种母性的本能，吉尔达连忙用身子护住了孩子。

“你怕我会伤害他？你认为我会做这种事？”吉米问道。

“我也不知道，吉米。”

“听着，咱们必须赶路了。用不了多久就放你走，还有小家伙。他怎么样了？”

“吃奶吃得还算好，很好。睡得也不错。”

“那就好。”

“吉米？”

“怎么？”

“就算豁出这条命去，我还是要说，我真的以为这是你的孩子。”吉尔达不得不抓住这个机会——自从孩子生出来，吉米很少直接跟她讲话，要么只是过来问问孩子，要么只是问她要不要买什么家具，“真的。生出个白人的孩子，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但我真的以为是你的孩子。”

吉米望着吉尔达，望着她雪白的下颌，望着她那张欲说还休的嘴，望着她淡褐色的头发盘成的发髻，望着她头上那顶湿漉漉的草帽，望着那件破旧的、从慈善箱里捡来的外套。蓝色斜纹布做成的外套穿在她身上，就像一顶帐篷裹着一个瘦小的孩子。在这一瞬间，吉米险些原谅了这个女人，想对她倾诉两人遭受的不公。不过他早在心里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则，如果今天把吉尔达·霍伊当作受害者，那么明天他或许也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格拉芙小姐。按理说，吉尔达应该算是敌人，然而她那不甚出众的长相和那瘦削的肩膀又不太符合敌人的条件。或许应该把她算作一个特例，对她抱有同情并不会带来什么危险。吉米心里也理不清楚，但他也不愿承担风险。

“你想出卖我的话，不妨去找警察好了。他们会问起关于我的很多问题，你可以全部告诉他们。”

众人又走了一个多小时。

杰克·斯摩多这位芒金迪部族的元老，这位特别重视“魔法牙齿”的老人，终于崩溃了。按照部族的传统，见到一个女人流血就足以带来灾祸，何况他竟然见到了四个，何况他还站在女人喉部和腹部流出的血液里继续乱砍乱劈。每当闭上眼睛，他总能看到如注的鲜血斜斜地从黑暗里喷出。

“吉米！”吉尔达冲丈夫叫着，脚跟已经磨出了水泡，“吉米，行行好吧，别再走了！”

吉米没有理会，直到太阳高高地悬挂在正北方，他才让众人停下来休息，然后砍下半只羊腿煮了起来——莫顿杀过羊后立刻放了血，整整一个早上都小心翼翼地背在身上。

杰克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但他天真地认为，和从前一样，这种感觉可能是噩兆带来的。

吉米走到吉尔达和孩子身边，放下了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那袋食物和他的步枪。

“再往前就是达博，你们就不用去了。附近的农夫或者什么人会救你的。你告诉警察，就说我向他们宣战，告诉他们该死的纽比是多么刻薄，告诉他们我在纽比家做了些什么，一定说是我做的，不是杰克。记住，要说我向他们宣战，明白吗？”

“记住了，吉米。”吉尔达说着，心里感到一丝慰藉。终于可以摆脱他了。然而欣喜之余，她又有些不忍，伸出手去想要摸摸他的脸，但吉米眨了眨眼，仿佛在警告她收起这份温存。

“孩子我帮你抱着。”

“没事，我可以的。”

“放心吧，这孩子也算是我的，让我抱。”

接下来，众人又走了一英里半的距离，多数时间里，他们都沿着巨石嶙峋的山道向上攀爬，随后又沿着森林里的小径一路下坡，来到了通往达博的路口。

“要是孩子以后需要帮忙，就去找他那个该死的父亲。”吉米说着，把孩子交给了吉尔达。

吉米站在小路的高处，回头望了望，只见吉尔达正盘着腿，小心翼翼地坐在草地的边缘，神情凄凉，或许随着一阵马车的响声，种种悲惨但清晰的记忆就会汹涌袭来。

这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一行人走到了河流的岔口，吉米和莫顿不得不丢下喃喃自语的杰克和男孩皮特。兄弟俩给他们留了些羊肉和茶叶，足够两人一天的伙食。男孩已经记住了吉米的嘱咐，逢人便说杰克是清白的。的确，当初杰克来找他只是出于单纯的目的——血脉亲情、部族的巫术传统，再就是向他讨些酒钱。这让吉米充满了内疚和懊悔，因为老头子这趟来得太不值得，眼下不论如何劝慰，杰克都已经听不进去了。

甩开了两个累赘，只留下头脑简单、矫健活泼的弟弟，吉米的心里感到一阵快活。如此一来，兄弟俩就能加快脚步，像模像样地赶路。行走的过程中，两人还在身后拖着树枝，以便掩盖行迹。爬上大分水岭后，两人看到了一片农场，农场四周围着一圈篱笆。他们一手扶着篱笆，像螃蟹一样侧着身子走了一英里左右。这种姿势走路并不好受，况且脖子上还挂着步枪，两人只好一路弓背前行，身上带的东西几次差点掉下来。不过莫顿显然乐在其中，觉得这样走起来十分有趣。

兄弟俩继续爬了一阵山，来到一片不被任何人看好的荒凉地带。眼前的土地异常贫瘠，没人愿意在这里安家。他们生了堆火，裹了毯子便睡下了。

睡到半夜，饥寒交迫的两兄弟先后醒了过来，然后便趁着夜色继续赶路，天亮前，他们已经越过了大分水岭的山脊。随着日轮渐渐升起，阳光带来了暖意，兄弟俩再次裹上毯子，一觉睡到星期天的午后。

对吉米而言，屠杀纽比一家的事情已经变得无比遥远，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摩西率众渡红海的传说。

在这寂寂无声的高山密林里，吉米很难相信会有人追来。

西南方四十五英里处，牧师们正凭着各自的想象，猜测着纽比一家的遭遇。

兄弟俩生活在森林里，无拘无束，也没有任何牵挂。吉米很喜欢这种生活，但心里也暗暗担忧，生怕会失去莫顿。他知道，如果一直把莫顿留在身边，一定会毁了他，因为自己隐瞒了砍杀女人的事情。女人的鲜血会毁掉亲情，而且他的复仇之路才刚刚开始——残忍地砍杀纽比家的女人后，他的灵魂并没有因此变得柔软。

莫顿最终会面临两种下场：第一，生怕失去吉米而义无反顾地追随左右，最终受到牵连；第二，害怕哥哥不得善终，陷入挣扎与迷茫。吉米看得出，尽管莫顿嘴上从没问过，但心里的疑问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身负重伤的纽比太太仅仅活了三天，临死前告诉众人，她身上的伤主要是那个老家伙造成的。

前来救治的医生都为纽比太太顽强的求生欲惊叹不已，警方也因为她提供了明确的线索而不痛不痒地赞叹了几句。看到她神志依然清醒，依然知道为女儿和可敬的格拉芙小姐伤心，女人们都流出泪来。

她的遭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仿佛把她当作贵族或是圣徒来看待，没有人记得她在吉尔甘德拉购物时是如何吝啬，更没有人知道她是如何逼迫、恐吓吉尔达的。若是让吉米来评判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人们对她的评价不够公正。

纽比先生一直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附近的农场主纷纷赶来为警方破案提供帮助，为了表示安慰，他们还带来不少朗姆酒和威士忌。

在一阵阵窒闷的酒气中，纽比先生回想起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西部的情景：刚从多塞特搬过来时，他只有十八岁，很快被这里的田园风光迷住了，仿佛这广阔的土地上弥漫着一股清幽而随性的气息。于是这里便成了他的家，他爱这片土地甚于爱自己的心，不知不觉间就在这里安定下来。如今遭遇这等惨剧，他只好卖掉一切，到悉尼去讨生活，因为在他眼里，这片土地早已跟吉米·布莱克史密斯融为一体。

惨案发生后，第一个进入厨房的是纽比先生的大儿子。看到眼前的一切，他立刻骑马赶到吉尔甘德拉，因为那里住着三名医生。他需要有人确定地告诉他：是的，她们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当地的警察也对他说：是的，这是前所未有的惨案。

整整一个周末，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男人们带来了烈酒，女人们带来了糕点。她们端出纽比太太的茶具，用茶水招待警察、医生和唁客。

纽比的两个儿子并没有保持沉默。他们谈论着惨案发生前的情景，魔鬼、屠夫、令人发指等词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

“这群杂碎，父亲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年纪稍小的儿子说。一股愤恨的情绪渐渐在唁客间传播开来。

星期六中午，第一批警察和热心的镇民离开了纽比家。临行前，男人们摘下帽子，向纽比一家致意，随后便骑马赶去吉米夫妇的小屋里寻找线索。警方的追踪手来自吉尔甘德拉，是个十分精明的原住民。他绕着小屋转了几圈，终于发现了吉米一行人逃走的踪迹。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朝东方逃走的。

“他的族人就生活在那里。”警察对热心的镇民们说道。

所有人都以为，吉米很快会被缉捕归案。

星期一清晨，格拉芙小姐的未婚夫道伊·斯戴德给不幸的一家人发来了电报，随后便骑马来到纽比家，随行的还有五位年轻的朋友，都是格拉根邦来的农夫。

道伊生性文雅但为人豪爽，结交的朋友也性情各异。这次跟来的朋友里，有一个名叫托班，是个自命清高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另外一个大约三十五岁，名叫都德·艾德蒙斯，是个头脑精明的占地者，至今还是单身。

这天吃早饭时，几个人全都喝了朗姆酒，因为酒精有助于营造出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

六个人来到纽比家，只有道伊一个人下了马。当时，一位农妇正在给纽比一家准备早餐，另外一个女人正在角落里喂四岁的孩子吃饭，不时挥动起汤匙逗弄孩子，偌大的厨房里传出一阵阵轻微的笑声。

道伊是个标准的澳大利亚人，高高的身材，褐色的头发，一对蓝色的小眼睛，冷峻的北欧式面孔里隐藏着善意，小巧的五官似乎与高大的身材不甚相称，如果身体的比例更协调些，看起来一定会更加帅气，更加文雅。

不过，这个年轻人的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干练，人们都知道，要想成为农场主，首先要对抗旱灾、虫灾，还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因此，这股干练的气魄是必不可少的。

见到纽比一家人后，道伊感到些许宽慰。

见到道伊后，纽比先生的心里同样感到宽慰。他正一边喝茶一边喝威士忌，给道伊也倒了杯酒，亲切的态度让道伊十分感动。很显然，纽比先生以为道伊跟自己一样，心里正承受着无比的伤痛。不过纽比先生却猜错了。年轻人尴尬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要向纽比先生证明，自己同样需要宽慰，但事实上，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才能唤起对未婚妻的昔日之情。

“你的未婚妻是个很出色的女孩。”纽比先生说着，发出一阵怪异的呜咽声。

纽比的一个儿子说道：“父亲为那群混蛋付出了那么多！”

“您的小女儿还好吧？”

“还好。当时她正在幼儿床上睡觉，手里攥着香蕉皮。可能是我的女儿……或是我太太……给她的……随后不久就被……”

纽比先生一手紧紧地握着桌子角，沉痛地叹了口气。

“她的脸没有受伤，我是说你的未婚妻。”纽比对道伊说道。

“纽比太太怎样了？”

“医生说，怕是挺不过今天了。”

“至少不用再遭罪了。”

“小儿子还算幸运，只是目睹了整个过程。他听到那两个杂碎一边怪叫，一边……”

按理说，道伊本该悲愤交加才对，但奇怪的是，他心里只有一种追捕凶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源于心里的愧疚，因为他并不感到悲伤。在他看来，未婚妻的死是老天给他的惩罚，因为他曾在格拉根邦睡过不少黑女人。

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许自己根本不爱格拉芙小姐，之所以定下这门亲事，是因为所有人都夸赞她德行好，聪明睿智，而且长得漂亮。他跟吉尔达一样，对格拉芙充满了敬畏。如今她已过世，不必再娶她，每每想到此处，道伊都会暗暗觉得欣慰，但这种欣慰又让他心里充满了不安。

事实上，此刻他最盼望的就是跟几位朋友出去游玩——吃吃喝喝，在野外睡觉——没有什么奢望，况且格拉芙小姐死后，她那套矫揉造作的繁文缛节也随之而去，或者说，被砍得四分五裂。可是眼前这些人，这些性情率直而和蔼亲切的人，却个个义愤填膺，执意要为她可怕的遭遇讨回公道。

来到吉尔甘德拉之前，他在格拉根邦的占地者俱乐部兑现了六十英镑的支票，但此刻却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拿出一张崭新的五英镑钞票做悬赏，要不要对众人表示，不杀死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决不罢休。虽然听起来有些荒唐且不切实际，不过却能让纽比一家心里好受些，至少他们心里的悲痛是一点不假的。

令人意外的是，纽比太太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去世了，这让所有的调查人员都大感难堪。众人正商议着，一位来自达博的邮递员带着一份电报赶到了。电报上说，有人发现了杰克·斯摩多，并把他扭送到了达博。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的精神都振奋起来。没想到其中的一名凶犯竟已落网！一时间，在场的农场主们都赞许地笑了笑，但随即又变得神情凝重起来。

验尸官私下里表示：真正的主谋是吉米·布莱克史密斯，据说，他已经把复仇视作一场战争，除非各位同心协力，否则很难将其缉捕归案。

话音刚落，二十多个人纷纷表示愿意效劳，愿意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协助警方追捕。

星期一这天，道伊带着几位朋友先行离开，朝着东方赶去。

道伊的心里很不平静。令人感到荒唐的是，他此时特别渴望去找一个名叫黛西的女人——一个苗条而淫荡的黑女人。每次见到黛西，她总是一副慵懒绵软的模样，看起来要死不活，却别有一番美妙滋味，道伊甚至有些不能自拔。

然而对于黛西的痴迷似乎不仅仅是肉欲这么简单，他总是忍不住为她的名声感到心烦。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从占地者俱乐部出来后，踉跄着来到了黑人聚居区，不料黛西正惊慌地守在门口，不肯让他进屋。道伊推开她，强行走了进去，发现床垫上坐着的竟然是自己的父亲。他的裤带已经解开，衬衣的下摆露在外面。

此时此刻，如果硬说他对黑人有什么怨恨，想要报复他们的话，那绝不是因为格拉芙小姐惨死一事。沃伦镇的人早将她捧到圣人般的高度，她的悲惨遭遇正在他的记忆中慢慢淡去。道伊所怨恨的，是父子二人居然会在如此尴尬的情形下相见——两人面面相觑，全都解开了裤子，心里充满了对同一个黑女人的渴望。

悉尼城外有片临河的郊区，叫作巴尔曼。新南威尔士州的公共刽子手就住在这里，经营着一家不甚起眼的肉铺。铺子里十分宽敞，地面上铺着干净的锯末，这些锯末每天都会更换。刽子手的两个儿子很有教养，他本人更是品格端方的典范，对人对事充满着低调的热情。他或者他的儿子每周都会去霍姆布什的屠宰场购买杀好的牲畜，每周去三次，每次都是清晨出发。

每次谈起肉食，刽子手总有说不完的话。每逢有家庭主妇来买肉，他就会提起一块牛里脊，不住地夸赞肉质是如何细腻。

刽子手名叫华莱士·海博里。他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因此“华莱士”是他最为口语化的称呼了——身处一群土老帽中间的他保留了这一称呼。巴尔曼的女人都觉得他很优雅，几乎赶得上城里美发店中的那些外国绅士。

尽管人人都知道他是公共刽子手，但大家都表示，根本想象不出他会伤害任何人。

虽然名义上是公共刽子手，但行刑的过程并不对外公开。因为在六十年前的一天，一位亡命之徒曾在受刑前大肆煽动看客，呼吁众人在新兴的不列颠殖民地联手驱除所有专制统治者。

所以，像泰德·克鲁纳——一位海博里不想看到的客人——这样的恋尸癖，只能靠看报纸和从刽子手那里买肉得到满足。

星期一傍晚，泰德·克鲁纳来到肉铺；这一天，报纸上刊出纽比一家惨遭屠戮的消息。泰德·克鲁纳时常拿着一份列着肉品需求的清单，背靠着肉铺的后墙，不时抬起靴子在满地的锯末上勾画着图形，买肉的时候总是让女人先买，自己却等到最后。

只要克鲁纳来到店里，海博里就会绷起脸，只顾埋头切肉。他做事利索、井井有条，为人富有社会责任感；他认为尽量减少犯人受刑时的痛苦是他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若是被克鲁纳这种变态当成下流的消遣，未免太不值得。

店铺里的客人陆陆续续离开，最后只剩一位老太太，来买喂猫用的肉。眼见老太太年逾花甲，听力又不好，克鲁纳谈起了星期五发生的那场惨案，大声读着《悉尼先驱晨报》上刊出的细节。

“那个地方我很熟悉。”他说，“我小时候就在吉尔甘德拉生活，没准还认识这个叫纽比的人，不过现在记不大清……哎，总之《邮报》会把所有的照片都刊登出来。”

“不可能是全部，克鲁纳先生。”海博里说着，锋利的刀刃割开了几片里脊，“不可能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让大家看到的。”

“什么意思？”

“杀人可不光是把人放倒这么简单。有些女孩和女人的死法，不管心理素质多好的警察，看了都会觉得恶心。所以，凶案现场的很多照片不会公开，只能给医生和高级警察看。”

克鲁纳皱了皱眉，仿佛在说：就算有人逼我，我也绝不去看那些有碍观瞻的东西。

“我怎么会看那种东西？我想说的是，没准我见过那个农场，或是认识被害的那些人。”

“好吧。”

看着海博里切肉实在是一种享受：一把切肉刀唰唰唰划上几下，再砰砰砰砍上几刀，七片里脊就已经切好，从那双白净的手里落到秤盘上。

“这条消息真让我吃惊。”克鲁纳继续说道，“今早的报纸上说，发生了一起恶性凶杀案。咱们俩一样，不了解凶手，也不了解那几个被杀的女人。可能你没听说过吉米·布莱克史密斯这个名字，不过等他被吊死的时候，肯定是由你来动手。人们最终记住的，总是行刑的最后时刻。这么说来，你还是历史的见证者呢！……那么多臭名昭著的凶犯，最后还是要送到你的面前，仔细想想倒也有趣。”

“我不会看他们的脸，更不会跟他们讲话。我不过……不过是行刑中的一个步骤而已。”

铺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气氛颇为尴尬，海博里的儿子们依然在埋头干活。克鲁纳冷笑了一声。在他看来，刽子手都会有些病态的怪癖，只不过不想让人知道而已。真是假正经！如果让他来做刽子手，他一定乐于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受。亲手杀过那么多人，总会有些人死得很滑稽，很有趣。

克鲁纳痴迷于死亡带来的恐惧感，也对滑稽的死法情有独钟。这一次，他打算换个角度套问这个肉贩。

“总之，这几个姓布莱克史密斯的家伙都是土著。照我看哪，黑人就是麻烦不断。”

“这话怎么说？”

“我是说通常意义上的麻烦，还有技术上的麻烦——比如说，吊死黑人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我可没听说过。既然你什么都懂，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去研究好了，克鲁纳先生。”

“上次你不是吊死个黑人吗？在巴瑟斯特？报纸上说……哎……有些话还真是说不出口。”

“报纸上怎么说？”

“说那个黑鬼的脑袋都掉下来了。”

海博里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但脸上却看不出丝毫恐惧。刽子手这个行当里并没有学徒的说法，只能在一次次“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

当初给那个年迈的原住民行刑时，使用的绳子过于粗糙，加上犯人的脖子很细，身体下坠到最后那一下子，脖子突然被扯断。有了这次经历，刽子手才能更好地了解体重、年龄、力道等因素。

然而对于那些以此为谈资的人，他向来是十分鄙视的。

“哪家报纸上说的？”

“《真相》，还有《体育纪事》。”

“体育报怎么会刊登这种消息？”

克鲁纳耸了耸肩没有回答。“你这里有上好的牛排吗？”他问道，那副神情倒似海博里先生烦扰了他，耽误了他的时间一般。

第十章

此时，布莱克史密斯兄弟已经来到山区的多雨地带。许多树木正渐渐枯萎，树干上长满了青苔，四周的树蕨长得很高，脚下的土壤肥沃而松软，到处都是肥硕的昆虫。从星期一到星期二，整整两天，一团乌云始终追随着他们的足迹，不断地倾洒雨水。

对两兄弟而言，淋些雨水算不得什么，两人继续赶路，根本没有在意。不过吉米的心里始终犹豫不决，不知是该讲出真相，让莫顿离开自己，还是继续隐瞒，把弟弟也拉下水。他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不必急着说出真相，但心里却十分清楚，这只不过是自我欺骗而已。他早已列出了一张复仇名单，准备依次找那些仇人算账。如果不去复仇，他还不如跪在地上忏悔，为纽比家的女人和格拉芙小姐祈祷。

每当莫顿问起他与纽比争执的过程，吉米就会编造出一些细节来骗他，一场惨案被他说得越来越像一场英勇的战斗，就像是古老的战歌里吟诵的场景。谎话越说越多，吉米觉得身上那张湿漉漉的毯子磨得肩膀越来越痒。

此时，兄弟俩终于发现，他们背负的食物过多了。起初准备了五个人的口粮，但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为了轻便起见，他们把一部分牛肉扔进了深谷——这些牛肉正是吉米星期五晚上从纽比家抢来的。甩掉多余的包袱的确是明智之举。兄弟俩对视着笑了笑，心情变得轻松起来。如果命运能够通融一些，让莫顿在有血性的同时保存善良和理智，那该有多好。

星期五惨案后，吉米本以为自己会变得萎靡消沉。他一直等着这天的到来，却始终没有等到。是该为罪行忏悔，还是该相信自己的义举？吉米在两者间保持着巧妙的平衡。令他感到欣慰甚至满意的是，这次的复仇行动十分彻底，十分干脆，因为他本就是个利落的人。是他亲手召唤出死神，让死神的咆哮震慑那些自以为终身无虞的人，是他对白人的德行提出了质疑。从理智上来说，他的内心是沉重而懊悔的，但从情感上来说，他的心情是轻松而快意的。因此，他依然迈着轻快的脚步在湿漉漉的丛林里继续前行着。他知道，心里念念不忘的仇人们就生活在大山的这一侧。

西里太太也是值得惦记的，这种感觉就像是对恋人的怀念。如果说这个念头近乎疯狂的话，吉米倒十分喜欢这种疯狂。

可是嬉皮笑脸的莫顿该怎么办？或许他自己会做打算吧。星期三这天，一阵东北风突然刮起，淅淅沥沥的雨水顿时变得倾盆如注，行李铺盖被浇透，吉米也发起烧来。这时，莫顿提到一个伐木工——之前跟他一起干活的人。那人名叫马利特，是个窘迫潦倒的爱尔兰人，平时在巴灵顿山砍伐松木。作为一个单身汉，马利特过得还算快活，经常能找到可爱的女人跟他同居。他住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距离兄弟俩淋雨吹风的地方大约十五英里。

莫顿说，这个伐木工还算热情，而且应该还没有听说沃伦镇的惨案，就算听说了，也未必会在意。

下午的晚些时候，兄弟俩冒着迎面而来的冷风，穿过了梅里瓦火车站以东两英里处的铁路，为了防止暴露行踪，他们沿着铁路朝西走了四五弗隆[1]的距离，然后才转向北方，朝马利特的住处赶去。在枕木高过路基的地方，两人踩着枕木，一根一根跳着前行；但有几百码路，铁轨略微陷进土里，他们就踩着一根湿漉漉的铁轨前行，为了保持平衡，他们左手拿着步枪，右手提着麻袋。这样一来，再有经验的追踪手，也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看出头绪。

兄弟俩顶着狂风走了二十五英里，满心期待着马利特的热情招待，一路上谁都没有讲话，就连莫顿也已笑不出声来。

接近傍晚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灯光，听到了一阵阵刺耳的响声——右前方就是一座锯木厂。天色很快黑了下来，必须要偷一盏防风灯才行，吉米心想。湿漉漉的灌丛刮擦着两个人的大腿。他们还得偷两块防水布。

两个小时后，莫顿指着一户人家里透出的灯光，表示这就是马利特的家。很久之前，马利特家门前的大路被圆木刮路器刮得很干净，如今这里已经长满了新生的小树。前门三十码处立着一根粗壮的松树干，砍树用的梯子仍然放在一旁，仿佛是为了做纪念。

莫顿扑到大门上，用力地敲了起来。过了好一阵，门终于开了，开门的人看不清模样，或许是马利特的女人。矮小的伐木工站在小屋的门口，手里端着一把老旧的长筒毛瑟枪，瞪着一双眼睛，腮边长满了胡子。

“马利特，你疯了吗！我是莫顿·布莱克史密斯啊！这是我哥哥，吉米。”

马利特眨了眨眼。“你知道的，我这里没有多少吃的。”

莫顿之前信誓旦旦地说，这个爱尔兰人一定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可听了这番话后，兄弟俩顿时感到一阵沮丧。这个爱尔兰人的口音跟西里先生很像，语气里就带着一股吝啬。

“我们自己带了吃的，”莫顿喊道，“只是想在你这里住一宿，暖和暖和身子。我们走了一天，毯子都湿了。”

“好吧，欢迎你们，快进来，别在外面淋着。”

小屋里十分温暖。马利特搬出一坛酒精含量超标的朗姆酒，脸上一副神秘兮兮的表情。吉米没有任何反应，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躲避风雨的地方，他要抓紧时间享受这间温暖而明亮的小屋。

莫顿喝了不少酒，马利特和那个年轻女人也一样。大概喝了一个小时，莫顿和那个年轻女人跳起了吉格舞，马利特则吹着口琴伴奏。在这方面，马利特可谓造诣不浅，一曲奏完，他的眼中焕发出些许光亮。随即，他拿起口琴在拢起的手掌上敲了几下，甩出了里面的唾液。莫顿则一遍遍地唱着那首名叫“黑眼睛的基蒂”的歌。

“你们打算去哪儿？”

“我们犯了点事，躲警察呢。”

“原来是这样。”

“我们要去昆士兰。”

“昆士兰那个鬼地方？你们犯了什么事？”

“杀了几头母羊而已。”

“真的？是哪里的警察在追你们？”

“吉尔甘德拉的警察。”

“天啊，你们已经甩开警察一天的路程了呢！”

口琴里的口水已经甩干，长相甜美的年轻女人又准备开始跳吉格舞。

吉米不知道莫顿会不会因为这个女人跟马利特发生冲突，不过她土里土气的，为她发生争执根本不值得。趁着两人还没闹出矛盾，吉米抓紧时间睡觉去了。

他本想在马利特的小屋里再睡一个晚上，但又生怕杀人的消息会很快传到这里。虽然他们早上还没听到什么风声，但难保晚上不听到。女人被害的消息总是传得很快，甚至比报纸上的消息还要迅速。因此，兄弟俩必须马上离开。吉米必须要适应这种时时准备与所有人开战的状态，况且东边还有几个仇人要对付，关于莫顿的难题还没解开，吉米根本没有心思在马利特的小屋里长住下去。

两人伴着新生的阳光，沿着一条斜斜的小路朝山谷中走去。西里的农场越来越近，兄弟俩可谓轻车熟路，走起来越来越容易。他们沿着牧场和果园的北侧边界前行，一路上躲避着行人的耳目。吉米对莫顿说过，等到了西里家，他要索要应得的补偿。

中午时分，两人看到一个正在赶马犁地的农夫。那人背对着他们，两条胳膊肌肉虬结——正是西里先生。在短短的一瞬间里，吉米想过要开枪打死这个吝啬而奸诈的农夫，从而结束两人间的仇怨，不过这样做是不切实际的。农场周围的篱笆都是吉米亲手搭建的，他对附近的环境可谓了如指掌。上次来到这里时，地里还是光秃秃的，如今已经长出一片玉米，遮蔽了通往西里家的那条小路。两人从玉米地里斜斜穿过，莫顿一路光着脚，他们甚至能听到越冬的蛇发出受惊的嘶嘶声，听到田鼠在玉米丛中窜来窜去的声音。

吉米心里清楚，如果不早点把话讲清楚，一定会害了莫顿。或许他会像自己一样，变得嗜杀成性，也可能会极度憎恶这种开枪杀人的野蛮行径。眼下，他的人性还没有泯灭，还没有发现哥哥的真面目，还需要维持这份亲情。

吉米心里正纠结着，两人已经走出了玉米地，西里家那栋气派的房子就在眼前。看到周围大片大片的草场，吃得肥肥壮壮的母牛，他突然意识到，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找西里算账。他真正的目标是西里先生那位丰满圆润的太太。吉米甚至能感觉到她的存在，感觉到她正坐在屋子里的炉子边烤火。

吉米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专程跑到这里，就是为了杀个女人，丝毫不再顾忌女人的鲜血会带来晦气。丰腴的西里太太正等着他，等着被他劈成两半，就像佩特拉·格拉芙一样。

“你快走，莫顿。”他突然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走。”

“你不是要来讨个说法吗？”

“用不着你帮忙，快走。算我求你，快滚！”

莫顿哈哈大笑起来。在过去的一周里，莫顿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此时的他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态。吉米不顾暴露的危险，提高了嗓门，恳求他离开。可是莫顿依旧咯咯地笑着，继续朝前走去。

为了让莫顿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吉米说起了芒金迪语。

“屋里有个肥婆，一个恶毒的女人。她给我施了巫术，让我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枯萎。她的男人也被下了咒。她就像毒蛇的牙齿一样恶毒。”

“哦？”莫顿傻傻地笑着，根本没有听懂，“这种恶婆娘，简直没救了。”

吉米只好作罢。

吉米纵身蹿出玉米地，跃过篱笆后便冲着农舍的屋门直冲而去。他的速度虽快，却甩不掉忠心耿耿的莫顿。

莫顿抢先一步来到门口，刚好撞见了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瘦女人，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女人端着一支步枪。莫顿踏进外廊的脚步声引得屋里的西里太太连声惊叫。

听到叫声后，吉米顿时止住了脚步，他因自己疯狂愚蠢的行为而发抖。瘦女人开了一枪，却没有打中吉米——根据他后来的推测，子弹一定是擦着胳膊和身体间的空隙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莫顿的子弹打中了瘦女人胸口的右上方。瘦女人猛地向后摔倒，躺在了地上。

霎时间，莫顿陷入无尽的懊悔和悲痛之中。他跪在瘦女人身旁，根本无法相信这血淋淋的伤口是他亲手造成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重伤会像疾病一样，缓缓地夺去人的生命。吉米无暇安慰莫顿，更想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说法来为他开脱罪责。

接着，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先生跨过了那道门槛。

西里太太立刻站了起来，饱满的双唇间发出断断续续的哀嚎声。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身上搭着一条长长的披肩。西里居然有了继承人。为什么西里选择要孩子，而厨子却不要？这些该死的白人，他们作出选择时未免太随意了。

孩子勾起了吉米对西里太太的欲望，他盯着她那颀长、略带褶皱的脖子；尖叫声从她的喉咙中冲出。他端起步枪，瞄准那轮廓分明的下巴，然后渐渐把枪口对准她的喉咙。

“都怪你那该死的男人。我想搭他的车去梅里瓦，他都不肯。”吉米翻起了旧账。

门外，莫顿正安慰着那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别担心，口径很小，只有0.22英寸。”

那个女人怔怔地望着前方，呆滞的眼神里流露着一丝困惑，两只手的颜色开始渐渐变深。

西里太太躲到了碗橱的一角，但由于臀部太过丰满，无法完全让自己被遮住。她刚一转身，吉米便一枪打中了她的喉咙，鲜血喷涌而出，溅了一地，她身子一歪，倒在了角落里。

狂暴的吉米已经无法收手，接着走到了孩子的跟前——孩子仍然坐在西里太太的腿上，身上搭着那条披肩。

“小崽子！你爹一定把你当成宝贝吧！”他骂了几句，放声哭了起来。

这时，莫顿的喊声从门外传了进来，但吉米根本没有理会。他重新装好子弹，对准孩子的脑袋，然后闭紧双眼，扣动了扳机。

吉米睁开眼睛时，莫顿正跪在西里太太和孩子的尸体旁，两眼红肿，仿佛已经哭了几个小时。

吉米终于回过神来。

“我早就让你滚蛋，不是吗？可你就知道笑，根本不听。”

“西里跟你有多大仇怨？”莫顿用生硬的英语问着，语气里听不出丝毫讽刺。他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只盼着吉米能够一条条地列出西里的罪状，列出足以解释厨房血案的罪状。

“他想饿死我，还骗了我。”

“可这是女人的血啊！”莫顿嘶声喊道，“还有孩子的血！”

“这些传说都是狗屁，用不着当真。”吉米说道，他以为莫顿只是因为害怕报应才如此惊惶，“当初我走着去梅里瓦，而她坐在马车里，理都没理我。”

“老天啊，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吉米用芒金迪语说道，“她给我下咒，想勾走我的魂，这次她又想害我，我就知道她不死心……”刚说了几句，吉米便说不下去了。隔着满地鲜血的厨房，他看到了那个受伤的女人。她艰难地向前爬着，生怕膝盖压住裙子，牵动伤口。

“应该让西里亲眼看看这孩子。让吉尔达也看看，还有……还有那些狗杂碎。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个女人的枪还不错，归你了。”说着，他指了指那支被扔在外廊上的枪。

令人惊奇的是，那个女人居然坚持着爬过了木柴堆。她的鲜血不断滴落在草地上，两只膝盖又将血迹蹭得一片模糊。

“这是支货真价实的家伙。你拿去吧。”他对莫顿说道。

莫顿睁大了眼睛。让他无法理解的是，平日里那个无比熟悉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为何突然变成了一个专门残害女人和孩子的杀手。

屋外大门的右侧，一群健硕的小母牛叫了起来，显然是在等人来挤奶。它们谁都没有理会在地上艰难爬行的女人。

莫顿又哭了起来。吉米则在屋子里到处寻找食物和弹药。

“咱们快跑吧，吉米。咱们去昆士兰。”

“要等西里亲眼看到这一切再说。这都是为西里准备的。”

“就因为他不让你搭车？”莫顿咆哮起来。

“你先坐下来，冷静一下。你当时又不在场，根本不知道这些混蛋是怎么欺负我的。”

莫顿并没有坐下来，只是一扭头，把脑袋枕在厨房里的餐桌上，两只扁平的鼻孔因为恐惧张得更大了。突然，他撕心裂肺地哭嚎起来，一行行口水从嘴里淌出，落在西里太太用沙皂清洗过的餐桌上。

忙着洗劫厨房的吉米突然停了下来，他在想要不要把那个抵死硬挺的女人也打死。她就快爬到大门口了。

不过没等她爬到门口，西里便骑着一匹黑身白额的大马进了门，透过厨房那扇敞开的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举一动。西里先生的手里拿着家里的另一支步枪。

吉米连忙躲到了厨房前方的一个角落里：“让他好好看看自己应得的报应。”

此时，西里已经下了马，正和那个女人说着什么。他搀扶着那个女人，让她躺在地上，随即端起步枪，朝房子走来。

出乎吉米意料的是，莫顿恰在此时走出了屋子。他踉跄地走着，仿佛是一时兴起，在模仿杰克喝醉的样子。

就连西里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以为莫顿要么受了伤，要么就是有意嘲弄自己，或是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西里终于开枪了。可就在枪声响起的瞬间，莫顿偏巧朝旁边迈了一步。

西里忙把右手伸进口袋，四处摸索着子弹。就在这时，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先生闪身来到屋外，一枪打中了他的心脏。

西里又耍了一次诡计——这位粗壮高大的农夫居然当场毙命，像个圣人一样死掉了。他把手里的步枪扔到一边，就像主动缴械投降一般。中弹的瞬间，西里跪在了地上，身子渐渐向前弯倒，直到额头触碰到土地，仿佛深深地鞠了一躬。几秒钟后，蜷曲的身子朝旁边倒了下去。1854年，当西里的母亲在斯莱戈怀上他时，他在母亲的身体里便是同样的姿势。

“该死的杂种。”吉米对脚步踉跄的弟弟说道，“我是想让他亲眼看到应得的报应！”

莫顿的头脑还算清醒——他踩着脚下湿漉漉的草地，走到西里身边，确认他真的死了，然后又走到被自己打中的女人身旁，搀扶起她瘦弱的身躯。

“放我下来。”那个女人说道，“你这个该死的黑鬼。”

无比懊悔的莫顿并没有辩解，没有对她说自己是一番好意。

“你就等着被吊死好了。上绞架的时候，你会想起我这句话的。”

莫顿抽泣了两声，仿佛在表示赞同。那个女人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渐渐喘不过气来。

“你们会落到地狱的最底层，西里先生上个礼拜日刚刚参加过圣餐仪式，一定会上天堂，而你们准会一直落到地狱的最底层！”

“想喝水吗？”莫顿问道，“我给你裹张毯子吧，不要担心，口径只有0.22英寸。”

“西里先生早就知道你们会来，只是没料到居然对太太下手。不是对他，而是对太太！”

吉米仍然待在屋子里，这场疯狂的杀戮不仅没有让他感到不安，反而唤起了他的胃口。在厨房里找到一些姜味蛋糕后，他走出了屋子，不仅嘴里塞得满满的，手里还拿着几块蛋糕冲弟弟挥舞着。吉米很容易感到空虚和无聊，但他知道，自己既不是忏悔者，也不是疯子，无权拥有这些感受。

再说，莫顿有些神情委顿，他必须给弟弟鼓劲，直到他振作起来。看到莫顿给那个女人送水、盖毯子，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不如把警察也叫来好了。”

吉米向莫顿保证，今后不会再杀女人。他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因为除了西里太太和格拉芙小姐，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女人值得他去动手，海斯太太不值得，特雷洛尔太太也不值得。

傍晚时分，兄弟俩感到一阵怪异的恐慌——仿佛在西里家的惨案后，两人的名字立刻在这里家喻户晓。现在，刘易斯肯定听到了风声，法维尔也不例外。

吉米不停地跟莫顿争辩着，解释着。他对莫顿说，这是一场战争。有那么多人欺侮过他，如果像个绅士一样去找每个人讨说法，只能招来对方的嘲笑。随后，他又对莫顿讲起，那些白人如何看不起黑人，如何盼着他们一事无成。

不过吉米保证，从今以后绝不伤害女人。他一边安抚着莫顿，一边暗暗地自我陶醉起来。他要闯到“以家庭为荣”的梅里瓦，一枪打死法维尔，让那些乡下妇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心惊胆战。他是专门劫掠女人灵魂的人。

然而在表面上，他又神情郑重地发誓：我不会再杀女人了，莫顿。

他给莫顿喝了点从西里家抢来的白兰地，但没敢让他喝太多，因为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必须再绕回西北方，以此迷惑那些追踪手。莫顿喝了些酒，身上泛起一阵暖意。睡觉之前，他在脸上涂满了白泥，这样一来，那些孤魂野鬼，特别是新死的鬼魂，在夜晚迷路、四处乱闯时，就无法认出他，无法把他捉走。

天明时，最先感到懊悔的居然是吉米，然而与生俱来的探路、认路和赶路的能力很快让他恢复了常态。他在漂泊无定的生活中获得了勇气，他已经远离了白人那种“耕地—播种—收获”的生活模式。

第二天晚上，两人来到维罗纳附近，发现骑警已经在那里扎营，至少有十五名警察守在附近，除此之外还有一名原住民追踪手。此时，追踪手正拿着一只方形的桶从营地的水槽里取水饮马。算他好运！

面对吉米用鲜血书写的开战声明，警方只能在他去过的地方团团打转。意识到这一点后，兄弟俩顿时振作起来。

那天晚上，尽管已经走了好几英里山路，兄弟俩还是不敢生火取暖，不过吉米却允许弟弟喝光了剩下的白兰地。莫顿轻声唱了起来：

达兰姆的勇士啊，

我们在这里，

身上穿着夜行衣，

与熟睡的草木融为一体。

我们的肩膀挡住风，

让它去别处叹息，

不要睡啊，要警惕，

达兰姆的勇士最可怕，

活人梦中惊坐起。

要警惕，

每逢月光被遮蔽，

达兰姆的勇士就要出击，

每逢星光被乌云冲散，

达兰姆的勇士……

这首调子让吉米颇为满意，歌声里听不出自嘲的意味，反倒像是莫顿在用部族的传统美化两人的所作所为。

这一周，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些事情，一些能让兄弟俩团结得更加紧密的事情。

大分水岭的高处坐落着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名叫布兰姆比尔，全村人都以伐木为生。在这个村子里，他们发现了一名持枪的哨兵。许多村民搬进了学校的宿舍和邮局，许多孩子，甚至是那些年纪太小、还不能上学的孩子，都在教职员工的花园里玩耍。

山上的一片空地上有座小屋，破旧得几乎没法住人。就在兄弟俩从侧面接近那座小屋时，哨兵发现了他们，并且开了枪。

此时此刻，两人的故事似乎发生了逆转——由吉米的嗜血狂欢转变为兄弟二人奋力求生。

吉米和莫顿再次翻过大山，朝西方走去。途中，两人发现一座没人的屋子，于是进去偷了点东西。屋子的主人不知去了哪里。难道今天是星期五，屋子的主人去了教堂？还是去送葬了？尽管吉米杀了几个女人，心里还是忍不住发慌，隐隐地觉得那人一定是去送葬了。屋子的主人应该并不富裕，甚至连生活稳定都谈不上，不过屋里的物品，包括桌上的杯子、箱子里的木柴、防风灯里修剪整齐的白色灯芯等，全部摆放得井井有条。房子的主人应该是名士兵，并不是他们要对付的人。吉米并不想让屋主在去送葬的同一天还要遭受失窃的痛苦。

此时此刻，吉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人人厌恶的瘟神，毕竟他的手边连份报纸都找不到。

看到屋里的茶罐、糖勺、果酱罐等生活用品，莫顿的精神再次振作起来。虽然是以窃贼的身份闯进来，但在触摸这些物品时，他的心里却是清清白白的，没有丝毫不轨。至少在他们离开后，屋子里的摆设仍然是整齐的，更没在墙上留下血迹。

在道伊·斯戴德看来，他和他的伙伴们就像是一支突击队——就像是南非新成立的那支搜捕狡猾的布尔人的突击队。西里家的惨案发生后，他们第二天就赶到了现场，这充分证明了他们的机动能力，惨案也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几个人复仇的决心。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案发现场留下的证据。验尸官知道，通常情况下，如果孩子被害一定会引起轰动，而西里那个惨死的孩子更会引起轩然大波。于是，他发了一封电报，并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只有直系亲属才能看到案发现场的遗体。因此，道伊在西里家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受伤的女人也没有给他提供线索。

至于警方的骑警中队，他们并没有被派往开普敦，而是被派到达博去搜捕吉米。当骑警和热心的志愿者们循着布莱克史密斯兄弟的足迹向西搜捕时，他们只差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追上吉米这个杀人狂魔。众人相互安慰说，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能力。

不过道伊并不糊涂，他一直在担心众人会白忙一场，如果不能抓到凶犯，他的五英镑便等于打了水漂。

“我在想，布莱克史密斯是否知道有电报这种东西。”他说，“吉尔甘德拉可以直接向悉尼发报，梅里瓦也可以，如果他知道的话，最可能逃往那些不能直接发报的地区。”

“这个我倒没想过。”都德·艾德蒙斯说道。

“他应该没有这么聪明。”托班说道。

夜晚露营时，有些人在闲谈中流露出一种态度，他们似乎把这场搜捕当成了为在非洲发生的战争而进行的演习。这些人可不像1897年为吉米提供传单的农业办公室职员，这些人的地产足有几十万英亩，除了托班以外，其他几个都是大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

“让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在去南非打仗的那些人中，有那么多都死于疾疫。”

“是啊，想要对付布尔人，必须冒着染病的风险。那些病死的人全都被列在名单上，可名单上却没交代，这些病死的家伙杀过多少布尔人，是一个，还是他娘的一群。”

“英国士兵只杀死过几个布尔人而已，哪里谈得上一群。”托班颇为得意地说道。

“谁都逃不掉的，看看《先驱报》上列出的死亡名单就知道了。布里格斯，二等兵，死于伤寒；布朗，二等兵，死于重伤；琼斯，下士，死于伤寒；史密斯，二等兵，死于伤寒；蓬斯·麦吉利卡迪，上尉，死于伤寒……这名单长得没边。这哪里是跟布尔人打仗，分明是跟疾病打仗——大英帝国对阵腹痛的战争。照我看，征兵的地方应该挂个牌子，上面写上：但凡加入大英帝国军队者，必须手刃布尔人。”

作为一名爱尔兰流放者的后裔，托班的回答实属意料之中。

“这是英国人的战争，跟我们没关系。如果死的是澳大利亚人，不管战死还是病死，都很可惜。这里会施行联邦制，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地方。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地方，跟英国是两码事，否则我们的父辈、祖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一起唱啊，啦哩——哦啦哩——啊滴。”不知是谁哼唱起了一首关于囚犯的歌曲。

“雷诺兹神父刚从罗马回来。你们知道的，他是个血统纯正的爱尔兰人，而且是个正派的人。他说英国的股票在欧洲跌得很惨，甚至连一磅黄油都买不到。”

人群中顿时爆出一阵嘘声和口哨声，仿佛在对托班说，因为他精于马术，酒量甚佳，而且笨头笨脑，众人已经不再把他当作外人，不会因为他反对君主制和天主教而排斥他。

“哦……亲爱的爱尔兰人，你听到了吗？”众人齐声唱了起来。

一阵喧闹之后，有人说道：“托班说得也没错，有好多人同情布尔人呢。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保住自己的地盘，把黑人控制在黑人自己的地方。咱们今晚之所以聚在这里，不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吗？布尔人是想把黑人拴在他们原有的贫瘠领地上。要不是咱们执意给黑人穿上衣服……我是说，咱们这里的黑人比南非的黑人还落后，要不是咱们执意要改造他们，想把他们变成欧洲人，那……”那人似乎生怕引得道伊伤心，咳嗽了几声又说：“哎，你们明白的。”

“布尔人挑战了大英帝国的权威，他们的挑衅行为更是对女王的侮辱。”道伊终于开了口，语气里透着一丝鳏夫独有的权威。不过他的言辞并不华丽，卖弄辞藻的机会通常会留给托班。

“很抱歉，道伊。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但我必须指出你这番话的漏洞。”自命不凡的“挑错人”托班反驳道，“我说的是，关于侮辱女王的事情。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因纽特人在他的雪屋上写一些辱骂女王的话，你会大老远跑到北极去开枪打死他吗？肯定不会。布尔人跟我们差不多，是一群十分坚忍的人。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南非。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先祖遭受欺压，被赶出了英国肮脏的城市，被暴君流放到这里，今天也不会有澳大利亚。”

托班一本正经的自问自答又一次引起了众人的讥笑：“从哪里被赶出来的，托班？那些人是从哪里流放过来的？那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噢，原来又是那群天主教徒，是他们驱逐了可怜的新教教徒！”

“可怜不可怜，用不着你担心。我们的先祖在这里自在得很。在澳大利亚，我们活得像国王一样逍遥。这些是拜谁所赐？女王？我的祖母在凯里只种一英亩半的地，我的父亲现在经营着两千英亩的牧场。不说别的，单说我们今晚吧，骑着马出来，像骑士一样追捕……”说到这里，托班的脸色渐渐凝重起来，就像几秒钟前说错话的那个年轻人一样。

“……我无意冒犯，道伊。咱们一定会抓住凶手，为那几个女孩报仇。”

“别再说了！”有人叫了一声。托班顿时闭了嘴，刚到嘴边的话仿佛消失在下巴投下的阴影里。道伊紧紧地闭着嘴，一言不发，众人会把这个表情理解为悲伤的表现。他暗自克制住命令所有人闭嘴、不准再说丧气话的冲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睡过黑女人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就连托班也不例外。这一点，他无论如何也怪不到大英帝国驱除囚犯的恶行上。

在马瑟尔布鲁克，尼维尔先生告诉妻子说，他想赤手空拳地去追捕布莱克史密斯兄弟。

他时常会不由自主地慨叹说：“哎，可怜的吉米！”而每次尼维尔太太都会问：“可怜的吉米？这是什么意思？”她的语气仿佛在暗示：如果早知道你会同情杀人犯，当初真不该嫁给你。

《邮报》上刊出一篇特别报道，上面还附了一张1898年纽比一家过圣诞节时的照片。每次看到这篇文章，尼维尔太太都会垂泪不止。

“多恩爱的一对夫妇啊。”尼维尔太太说道。照片上，纽比两个女儿的脸部被白色的十字架遮掩着。

“才这么小，才这么小。”尼维尔太太叹息道。

“那是她们小时候的照片。”尼维尔先生说，“从1898年到现在，她们已经长大了不少呢。”

“是啊，是啊。”

报纸上还有格拉芙小姐的照片：坚毅的面孔，浑圆的肩膀，挺拔的胸部。

尼维尔先生不是傻子，他能深刻体会到吉米目前的处境有多么糟糕。作为一名颇具天赋的神职人员，他自然明白“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的感觉。如果当初忍不住诱惑碰了哪个黑女人，如今他也会沉溺于花天酒地的生活。只要犯过一次错，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错下去。

《邮报》还登出一张布莱克史密斯太太的照片：吉尔达穿着破旧的长裙，凌乱的头发草草盘成个卷，两只眼睛被闪光灯晃得闭了起来。这时，尼维尔先生突然想起一件事，胃里顿时感到一阵反搅。他还记得，当初自己曾亲口劝过吉米，要他找个白人女孩。照片上的女孩看起来是那么蠢笨和普通，没有半点韵味。不知尼维尔太太是否还记得这件事？但愿她还记得。

在吉米大肆行凶后的两周内，许多葬礼恰好在尼维尔先生的教区内举行。超越葬仪上的言语，尼维尔先生感到他既相信死后的寂灭，又相信在神的注视下存活。

同样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吉米居然会四处作案，戕害妇女。

在悉尼，春天的气息渐渐浓厚起来，但西北方依然春寒料峭。海博里先生的顾客们大多患了感冒，就连泰德·克鲁纳也不例外。此时，他正靠着肉铺消过毒的墙壁，不停地用手帕擦着鼻涕，胳膊下夹着一张叠好的《体育纪事》。

“他们又发现两名死者，”克鲁纳冲着铺子里叫道，凑巧的是，这一次，那位耳背的老太太仍然是肉铺里除克鲁纳之外唯一的顾客，“一个女人，还有她的男人。估计用不了多久，你就要……开工了。我是说，绞死那两个杀人犯。”

“目前还没有听说他们受审的消息。”海博里先生十分绅士地答道。

在克鲁纳看来，海博里先生这副恭谨的嘴脸实在让人难受。海博里先生甚至复印了一份《食品卫生法》贴在墙上。

“是的，没错。不过，但愿上帝保佑，希望他们一个都逃不掉，一定会……你之前吊死过女人吗？”

“没有。”

“吊死女人的话，或许会碰到棘手的事情。”

“您说得没错，克鲁纳先生。因此我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就算女王亲自下令也不管用。”

海博里先生的两个儿子正在他身后专心致志地切肉，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似乎早就有人告诉他们，没准哪天他们的父亲会和维多利亚女王发生冲突。

“就算一个女的杀了人，你也不会吊死她？”克鲁纳问道，“我的意思是，杀人犯就是杀人犯，是男是女，没有什么分别嘛。”

“区别可大着呢，克鲁纳先生。判了刑的女人可能孕育着新生命，不管这生命的源头多么卑贱……”

“你是说，她可能会怀孕？在监狱里？”

“监狱可不只是囚禁犯人的地方，克鲁纳先生。”

克鲁纳的脸上顿时露出一副——或装出一副——吃惊的表情，他从胳膊下面抽出那张份《体育纪事》。这个动作让肉贩有些担心，生怕他会故技重施，用报纸上的文章来难为自己。

“可是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却说，”克鲁纳低声说着，脸上露出一丝狡诈的神色，“即便是不能生育的老太太，你都不会手软。不论典狱长做事多么不计后果，你还是会吊死犯人。”

“我绝对不会对老太太下手。毕竟她诞育过生命，这点值得我尊敬。”

克鲁纳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质疑，听起来十分下流。说到底，他始终不相信海博里先生是个正直磊落的人。

不过海博里先生这天心情不错，不打算跟克鲁纳置气。平常人的确很容易产生一种推论，认为刽子手会对人性和死亡有深刻的理解。他虽然不是杀人如麻的恶魔，但毕竟处决过那么多犯人，手法是那么利落。

事实上，行刑的过程十分简单：海博里先生会在行刑前一天来到监狱，透过水泥狱墙上的暗孔观察一下犯人，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典狱长也会帮他把握时间。随后，他会检查一下绞架，调整绞索，看看是否足够结实。最近几次行刑前，他会慎之又慎，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准备。确保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就会返回家里，如果是在郊区行刑，他会住在旅馆。回到家后，他会喝一杯双料威士忌，然后早早睡觉。若是住在旅馆，他会在酒廊里喝上三杯苏打水调制的威士忌，读一读《伦敦新闻画报》之类的刊物，十点钟就去睡觉。

第二天清晨他会被人叫醒，然后开始喝早茶、刮胡子，但不会吃早饭，整个过程平静得出奇。

六点三十分，会有一辆马车把他送到监狱，他会再次检查一遍准备工作，但不会去看犯人。七点到八点之间，他会跟典狱长聊聊天，偶尔牧师也会加入。

监狱里的牧师大多做不长久，所以海博里先生总要不厌其烦地向新来的牧师解释，说明他和牧师、典狱长、医生以及法定见证人之间的关系。

死刑犯大多十分安静，或许是因为被注射了镇静剂，或许是因为得知死亡来临的具体时间后，他们已不再觉得害怕。他从没问起过是否真的使用了镇静剂，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情。

走上绞刑台后，海博里会站在左后角，走过来的死刑犯大多会避开他的目光。有些时候，犯人在受刑前是可以讲话的，但如果说出对上帝不敬的话来，就会立刻被人阻止。

接下来，两名看守会缓缓架起犯人，来到绞刑台中央。海博里会迅速走到台前，套好绞索，给犯人戴上面罩。三秒钟后，他会扳动把手。虽然踏板落下时会发出噼啪声，但并不总能盖过颈骨断裂的声响。

在海博里先生看来，行刑没有任何神秘之处。由于他的手法太过利落，一些旁观者甚至会感到纳闷，不知为何要这样迅速。

因此，他的确没有什么“内情”可以透露给克鲁纳，没有下流的故事，更没有关于死亡的哲思……只是在吊死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时，发生了意外。

不过克鲁纳早已知道了那件事。

注释

1　弗隆：1弗隆＝201.168米。

第十一章

西里农场发生惨案后的第十二天，布莱克史密斯兄弟仍然在森林里逃亡。他们渐渐对森林产生了厌倦。山艰路险，崎岖难行，即便向下行个几百乃至上千英尺，还是很难找到下山的路。一路上没有任何收获，单调得令人产生一种不真实感，此外还要时刻想着赶在追兵前头，兄弟俩走着走着便厌烦起来。

若是敌人穷追不舍还好些，至少会给他们足够的动力迅速逃走，甚至是冲破武装骑警的重重围堵。

只有在饱餐一顿或是烤火取暖时，他们心里才会好受些，偶尔还会睡个懒觉。有那么几次，莫顿提出要去找女人。

吉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两人便在一天晚上趁黑摸进了皮尔巴拉黑人聚居区。这里住着一个名叫南希的女孩，是莫顿的老相识。当然，这样做是相当鲁莽的。然而在山里闷了太久，他们不得不出来接触真实的世界，了解一下搜捕的进展，亲眼看看恐慌蔓延的小镇。

就这样，他们大摇大摆地敲响了南希的家门，凑巧的是，南希的丈夫这晚不在家。事实上，他在家与否都不打紧，因为他是个热情好客的人，或者说，是个特别胆小的人。

两个孩子都在家里，一个是黑白混血，名叫赛门，另一个是纯正的原住民血统，名叫彼得。南希把两个孩子叫到一旁，脸色郑重而亲切地嘱咐了几句。兄弟俩听她对孩子说道：

“这两个家伙凶得紧，搞不好会抹了你们的脖子。你们俩快点出去捉袋貂，过几个小时再回来，明白吗？别在外面惹事，要是被哈罗盖特警官碰上，准会用枪崩了你们俩。快去吧。”

“哈罗盖特警官是谁？”莫顿一边脱衣服，一边问道。

“每个黑人聚居区都有一个警官，防止那些愤怒的白人拿黑人出气。最近镇子边上经常有白人骑着马经过，手里都拿着步枪。”

南希漫不经心地脱起了衣服，神色间看不出半点恐惧，只有默默的温情——对两个杀手的温情。霎时间，吉米喉头一哽，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这是意料之外的恩赐。

莫顿突然扑在南希身上，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响亮得令人担忧。在南希的柔声抚慰下，他渐渐安静下来，像个孩子般吮起了她的乳头。

“你知道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吗？”莫顿哽咽地问着，嘴里贪婪地吸吮着。

“知道。你们砍死了几个人，对吗？你不会把我也砍死吧，莫顿？”

莫顿再次嚎哭起来。南希安慰着他，要他小声些。

吉米本想等一会儿，等轮到他时再趴到女人身上哭泣，只是心中的懊悔再也压抑不住，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浑身不住地颤抖起来。此时此刻，他感受不到对纽比一家的恨意，感受不到丝毫胜利的喜悦，昔日纽比对他的评判仍像阴云一般笼罩在心头。

事实很明显，他仍然只是个可悲的受害者。想到此处，吉米痛苦地弯下了身子——就像西里先生临死前的姿势。

就在莫顿大汗淋漓地满足着身下的女人，取悦着母性十足的南希时，吉米则张着嘴，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甚至认为自己再也无法挪动身体，除非有人持枪包围这里，逼着他投降。

事实上，的确有人持枪包围了这里，也的确有人在屋外喊话，劝他投降。

原来，当初跟马利特喝酒时，醉醺醺的莫顿曾对他的女人提起过皮尔巴拉。听到凶犯在逃的消息后，马利特立刻报了警。

于是，在法维尔的带领下，一小队警察和几名村民朝村子里赶去，途中恰好遇到朝西追赶的道伊等人。通常情况下，众人不会仅凭马利特一句话便如此兴师动众地包围一个村子。但这次不同，他们面对的是布莱克史密斯，上百号人不远千里赶过来，正是为了缉拿这名凶犯。

途中不断有警察和志愿者加入，法维尔的队伍逐渐庞大起来。

当晚十一点，兄弟俩都已入睡，南希走到门口，掀开麻布门帘朝屋外望了望，她想看看两个孩子在不在外面，是否正等着她招呼他们进去。

可她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场景：聚居区的中央燃起了一堆篝火，男人们全被赶到了最南边，由持枪的警察和志愿者把守。看样子这场行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院子里火光熊熊，人头攒动，却听不见半点声息。

兄弟俩听到消息后，立刻拿起了步枪和弹药。四下里一片寂静，仿佛连土地凝霜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把吃的东西都带走。”看到两人似乎随时都准备冲出去，南希乞求道，“毯子也别留在这儿。求你了，莫顿，这些东西留在这儿，我会有麻烦的。”

莫顿禁不住她的哀求，开始收拾起毯子和食物，仿佛是一位被妻子反复催促的丈夫。

“背这些东西做什么？想飞过大山去？”吉米说道。

莫顿摇了摇头，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别这样对我，莫顿！我对你们够义气的了！”

然而吉米早已用枪管挑开门帘，开始向外瞄准。过了一会儿，两人悄悄溜出门，朝北侧较暗的方向跑去。吉米的心里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门帘后，一双眼睛朝着他们离去的身影望了望。两人可能会死得很壮观，一旦被人发现，用不了十秒钟，埋伏在周围的人马便会万弹齐发。吉米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只觉得从喉咙到胃里，没有一处不干涩。既不敢乱动，又不敢住脚，进退两难之际，他终于想起女人的鲜血会带来恶报，残杀处女会受到神灵的惩罚。不过他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不知该怎样去面对死亡。

吉米几乎无暇去考虑莫顿的感受，内心已经完全被恐惧和宿命思想占据。达尔茜那个糟糕的白人姘头，似乎把所有的宿命思想都遗传给了他。吉米的身上早已冒出了冷汗，不过在旁观者眼里，兄弟俩正沿着北侧房屋的阴暗处快速地移动着，根本看不出任何怕死的迹象。

这时，一件无法解释的怪事发生了。在弥漫着恐怖气息的地方，经常会发生这种怪事。

年轻的白人托班恰好暴露在兄弟俩的视线里，或许他只是想上前一步，看一眼篝火而已，不料这一步却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而且他的手里正拿着一把霰弹枪。

莫顿就在不远处。这样近的距离，他只需要把枪口压低，一枪就能打中这个白人的肚子。一声枪响后，托班倒在了地上，嘴里发出了女人般的哀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鲜血已经把周围的土地染得泥泞不堪。

霎时间，人群四散奔逃，女人的惊呼声中夹杂着白人浑厚的呼喝声。吉米和莫顿待在原地没动。托班的哀嚎已经停止，嘴里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呻吟，两眼睁得很大，身子一动不动。

此时此刻，莫顿早把西里夫妇的惨死抛诸脑后，开枪后便重新填装了子弹。看到弟弟丢掉了往日的纯真，吉米顿时感到一阵欣慰。

“上帝啊！”托班叫了起来，“别开枪，或许我还有救！”

莫顿没有理会，一枪打爆了他的脑袋。

兄弟俩静静地站着，感受着周围的嘈杂与纷乱。又是一条人命。但这一次，他们杀得足够痛快，全部过程只用了七八秒的时间。这一次，兄弟俩打死的是追捕他们的“猎手”。

接着，两人一言不发，拔腿朝东边的高地跑去。左侧偶尔会飞来几颗零星的子弹，右侧则传来令人无比厌恶的马蹄声——追兵就在身后几码远的距离。跑了半英里左右，兄弟俩藏好步枪，爬到了一棵薄荷树上面。闻着这阵熟悉的味道，吉米回想起了童年时光，想起了痛苦的割礼，想起了循道公会。

两人躺在茂密的枝叶间，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呼吸。劫后余生的兄弟俩心神俱醉，似乎每一次细细的喘息都会带来无比的快慰。

两人都光着脚，鞋子、食物、毯子都扔在了南希的屋子里，南希免不了要苦苦解释一番，因为像法维尔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她。

“你啊，还有你那该死的女人！”吉米轻声骂了一句。

即便是躲在树上，莫顿依然不改飞扬跳脱的本性，虽然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却还是偷偷地笑了起来。他并不记得，也永远不会记得，促使他杀害托班的冲动并非源自内心，而是受到外部的影响，但他却不无得意地认为，这股力量来自古老的部族血统，是平日里殷勤参拜神灵的结果。这场与敌人面对面的较量让他十分满意，况且对手是个男人，这足以令他焕发新生。

五个白人和一名警察骑马追了上来。发现前方堆满了巨石后，他们满心疑惑地转向右方，勒住了手里的缰绳。警察和两个白人下了马，俯下身子悄悄地朝巨石堆走去。另外三个白人也下了马，手里端起了步枪，只要布莱克史密斯兄弟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什么都没有发生。

没有人被打死，也没有人从身后窜出来。警察和白人只好转身上马，一行人朝南方行进。

兄弟俩从树上爬下来，在巨石的掩护下飞也似的逃走了。两人尽情地跑着，很快便来到了马匹难行的山野地带。对于他们而言，崎岖陡峭的山路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天气依然十分寒冷，吉米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的热量正一点点耗散。

爬到两千英尺的高度，两人停了下来。山下点起了一排排的篝火，但他们不敢生火取暖。等到第二天篝火燃尽时，追捕他们的人就会爬上来。莫顿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躺在冰冷刺骨的土地上睡觉了。在吉米看来，弟弟的沉默或许并不是因为身后的追兵，而是另有别情。

大山的另一侧干旱而贫瘠，兄弟俩只好分头到岩壁间找水喝。

吉米找到一道近乎干涸的瀑布，若是在雨季，这里定然水流丰沛，但此时的雨水大多落在了马利特生活的区域，根本无法越过大分水岭在此处汇集成流。

尽管这里的水有股淡淡的腐烂植物的味道，但好在清冽爽口。吉米喝了些水便去找莫顿，估计弟弟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

微露的天光中，一棵棵香桃木显得无比阴森，仿佛一个个目击者正满脸嘲弄地望着他。

莫顿站在昨晚睡觉的地方，神情激动地听着法维尔带领大军上山的声音。他的脸上涂满了白色的泥土，仿佛随时准备在这个清晨迎接死神的到来。

吉米见状心头火起，走过来喝道：“你在搞什么鬼？”

莫顿仍然保持着倾听的姿势，嘴里却用部族语言说道：

“敌人发现咱们了。不是要杀白人吗，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白人可杀。这是部族对部族的战争。咱们可以大开杀戒了。”

“可他们也不会手软的。”吉米说道。

“至少我们死得很英勇。日后白人谈论起来，一定会提起达兰姆人是多么英勇。”

听到这番话，吉米差点就要放弃抵抗——他早已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何苦还要继续残杀下去？

“可我们还要活着，要向白人证明，咱们不是只会残害女人的凶徒。”

“他们早就知道了。你杀了纽比家的男人，而且杀得正大光明，不是吗？”

听到正大光明几个字，吉米顿时感到一阵惭愧，但转念间，一阵怒火燃了起来：经历过西里家的惨案后，莫顿准是猜到了纽比家发生的一切，然而他太过执拗，对于吉米的种种恶行，他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完全接受。

“纽比家的两个儿子没死，纽比那个老家伙也没有。”

“什么？你说什么？”

“死的不是纽比和他的儿子。”

莫顿猛地站起身，一张“鬼脸”对着吉米。

“死的是纽比的老婆子、两个女儿，还有那个该死的女教师。”

莫顿沉默了几秒，随后骂道：“魔鬼，你他娘的就是个魔鬼。”

“我是你哥哥，我只是气疯了……换作谁都忍不住……快走吧，咱们要找点吃的，还要弄两张毯子。”

莫顿一言不发，一动也没动。

吉米哼了一声说道：“我要告诉白人，我不是个只会杀女人的凶徒。”

“你是该死的魔鬼。他们早就知道了。”

“我是你哥哥。你也冲着女人开过枪啊！”

“那是意外！”

“我杀女人也都是意外。”

“你最好离我远点，魔鬼。最好滚蛋。”

“好，我滚，你就待在这儿装你的绿林好汉吧！他们会把你打成筛子的。”

“无所谓。我会告诉他们，我们不是专杀女人的凶徒。”

“好，你去死吧。”

兄弟俩对望了二十秒钟，一阵白人的叫喊声打破了两人间的沉默。吉米这时才发现，在那层厚厚的白泥的掩盖下，莫顿正竭力忍着泪水。他还只是个孩子，一个天真的灵魂就这样被哥哥绑架了。

最终，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先生开始缓慢地向山上跑去。一分钟后，他听见莫顿跟了上来，涂满白泥的脸上多了四条手指划出的斜印。

待到天光放亮，鸟雀开始鸣叫时，莫顿似乎有些认命了。过了好一阵，他突然说道：“当初你要是娶个蒙哥拉女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说，达兰姆的男人只能娶蒙哥拉的女人。”

“放屁。”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先生粗鲁地骂道。

这天早上，为了故布疑阵、掩盖行迹，兄弟俩在山上找到两头母牛骑了上去。莫顿又开始笑了，骑在母牛光滑的背上颠来颠去，几次险些掉下来。他再次恢复了飞扬跳脱的本性，动作也变得愈发敏捷起来。一头小牛崽一路小跑地跟在身后，两只大眼睛里充满了迷惑，不知兄弟俩为什么要用如此怪异的方法对待它的母亲。

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条清浅的小河旁。两人并没有试着翻越大分水岭的主峰，而是转向东北，再次沿着草木丛杂的树林朝巴灵顿山赶去。

一路上，兄弟俩异常兴奋，仿佛刚刚完成了一场英勇的突围，就连不久前良心发现的莫顿也不例外。对于莫顿身上流露出的浓厚亲情和无比的忠诚，吉米感到一丝轻微的不安，心里似乎总有个疙瘩没有解开。

下午三点钟，他们穿过浓密的草丛，来到一片空地上。眼前出现一栋小房子，房顶的烟囱正冒着烟。院子里拴着一匹白马，一匹无比肥硕的白马。马肚子上的毛近乎落光，光秃秃的下颌上只剩几撮参差不齐的白毛。这匹马少说也有二十岁，想来是主人心软，不忍杀掉或卖掉。

散乱的木柴中间整齐地摞着一堆劈好的桉木，一根晾衣绳上晒着女人的睡衣。阳光被茂密的雪松和葱茏的桉树所遮掩，斜落在睡衣上。

兄弟俩绕着小屋转了一圈，发现屋子保养得很好，屋主或许是个伐木工，也很可能是个守财奴。吉米早就听说过，这一带有不少守财奴。据说附近的河床里埋藏着不少冲积金矿，山林里隐藏着一条条价值不菲的石英矿脉，淘金人早就把矿脉的位置记在脑子里，挖出的金疙瘩会被装在麻包里，藏在地板下方。

然而莫顿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了那件女人的睡衣上。

“动手吧。”莫顿说着，又不忘唠叨道，“记住，这次别再杀女人了。”

吉米没有进屋，而是绕到了一片树丛后面。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只是隐隐地觉得，他有义务杀掉每一个势利鬼、每一个吝啬鬼。

作为一个“心肠慈软”的杀手，他首先要把自己看作一位牧师或是一位法官，然后才能开始行凶。屋子保养得如此完好，一匹老马喂得如此肥硕，屋主或许不是什么善类。是善是恶，只消看看对方的反应就能明白。他要先给对方定好罪名，然后再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吉米而言，如果不选择继续行凶，他就只能对过去的罪孽不断地忏悔，别无选择。

“还是换个人家吧。”莫顿说着，转身朝树林里走去。午后的林子里一片乌蓝，潮湿的土地上感受不到丝毫温暖。

他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吉米一直在犹豫，等待着心里涌起一股使命感。在使命感的鼓舞下，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扑向任何人。但此刻他最担心的是，如果拼到了紧要关头，谁能保证白人不使诈，乖乖地任凭屠戮呢？

这时，屋子里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扯起嗓子冲屋里喊了起来。这人应该只是嗓门大，倒并非发现了什么。接着，老人挥起斧头劈起了木柴，干得十分起劲。

布莱克史密斯兄弟不由自主地走出树林（自从西里家的惨案发生后，两人已经失去了自我控制），来到院子里洒满阳光的一个角落。

那人很快发现了他们，忙把斧子横在胸前，直起身子。这人的年纪的确不小，少说也有七十岁，但外表看来却并不枯槁，他鼻梁高挺，一侧嘴角微斜，胳膊内侧青筋凸起，两只手大得令人难以相信，手背上布满了一道道血管、皱纹和伤疤，显然是砍伐过不少高大的树木。

吉米隐隐地觉得，之前的那番担心似乎就要应验了。

“你们是布莱克史密斯兄弟，对吧？”老人高声问道。

“没错。”

“杀了不少可怜的女人。”

“我们不会再对女人动手了。”莫顿说。

“这话你跟警察说去。”

“我们昨晚杀了一个男人。”吉米不失时机地补充道。

“但愿上帝会宽恕你们！”

接下来，老人继续劈起了木柴，斧刃避开木头上的节瘤，向旁边砍下去。

很快，他再次直起腰——双手并没有抚着腰眼——望了望兄弟俩，直挺的鼻子让人联想到先知或将军的形象。

“我家里只有个卧病不起的老婆子，六十五岁了，你们不会连她也要杀吧？”

老人虽已七十多岁，看起来却是一副英雄胆色，神情里看不出半点恐惧。除非对方立刻开枪，否则他定然会跟两人斗上一斗，绝不甘心做个受害者。他比两人年纪大很多，经验自然也丰富得多。

“我们没吃的了，想跟你要点食物，还有毯子。”吉米虽然感到了威胁，但想到手里有枪，旁边又有弟弟帮忙，胆气自然壮了不少，“两张毯子就够了，再来点牛肉、茶叶，还有羊肉。”

“凭什么给你们吃的？你们这两个魔鬼。”

“听着，你最好带我们进屋去。”

“噢，我倒忘了。你们俩最擅长在屋里作案。”

“让我们进去吧，先生。”莫顿请求道。

屋子里生着一堆火，融融的暖意烤得兄弟俩十分舒服。房子里只有一个房间，角落里放着一张带着铜把手的床，一个身形瘦小、脸形尖瘦的老太婆躺在床上。屋子中央立着一根柱子，上面挂着一个储肉箱。吉米看了看床上的女人，打开了箱盖，只见里面装着两块烤好的咸牛肉，其中一块已经吃了一半。吉米把另外一块取了出来。

“有粗麻布吗？”他问道。

“干吗不自己找？”老人说道，“这两个家伙就是布莱克史密斯兄弟，孩子他娘。别担心，他们不会伤害咱们的。上帝不会让他们得逞的。”这番安慰的话既是说给妻子听，也是说给兄弟俩听。

没想到一个老头子居然敢对自己呼来喝去，吉米一怒之下，将炉架上的瓶瓶罐罐洗劫一空，只给老夫妇留下一两顿口粮。

莫顿满脸歉意地拿起老人的步枪看了看——枪杆和枪头处都用铁丝拧着，或许已经不能使用。接着，他又踢了踢地上的捕兽夹。

吉米把大米、牛肉和薄脆饼干凌乱地包在一起，然后走到了床前。

“毯子你不能拿，现在虽然是九月份，可住在山上会着凉的。我们这些铺盖也就将将够用。”

“可我们连一张铺盖都没有。”

“我们的毯子是辛苦工作换来的。”

“孩子他爹，让他们拿去好了，毯子给他们。”女人裹着床单，一边不住地咳嗽，一边喃喃地重复着，听起来仿佛是在祈祷。

“好！”老人无奈地说道，“与其在这里冻死，还不如一枪打死我们算了。”

“你们这里明明生了火！”吉米指着火堆怒吼起来。

“我们当然要生火，这山上又潮又……”

老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强硬，在吉米看来，他没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人打死，已经算是个奇迹。换句话说，他这样的性格居然没去做大主教或是首相，也算得上是个奇迹。

吉米抢过一张披肩，又扯走了一张薄薄的毯子。

“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用的。”他对老人说着，语气近乎哀求。抢了一对年迈的夫妇，他的心里毕竟有些过意不去。这对夫妇应该早些出现的，果真如此的话，就不会发生纽比家的惨案，吉米也不会渐渐陷入疯狂。

第十二章

与此同时，身在达博的布莱克史密斯太太被释放了。她的头发被挽成小圆髻，身上穿着压花绿色长裙。法庭虽然没有提起公诉，却采用了另外一种形式限制她的自由。

慈善会的两名修女将她带上一辆封闭式马车。一名性情开朗的爱尔兰修女不停地用手指触着孩子的下颌。

“可爱的小鸽子，”她说道，“等你出了监狱，年纪还轻着呢，比我那儿那群人强多了，她们可不会这么年轻就被放出来。她们会嫉妒你的。没错，一定会的，可爱的宝贝。”

说着，她拿出一条褐色的布带，带子的两端缝着毛毡做成的方片，上面分别绣着圣母马利亚和圣子耶稣的头像。她把带子围在孩子的脖颈上，一个方片放在胸前，一个放在背后。

吉尔达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作为一个母亲，她本该阻止修女这样对待孩子，可她的泪水根本没有任何威慑力，而且头顶的大草帽将这泪水遮蔽在阴影里。

托班的葬礼结束后，道伊的伙伴中有三人提出要回家，然后便各自离开了。当然，他们这样做并非是惧怕布莱克史密斯兄弟，而是因为在托班去世后的第二天中午，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有多少人参与搜捕，不论搜捕得多么卖力，一时半会儿都不可能抓到他们。

离开的三人中，有一个年轻人要去参军，另外两个要回去打理父亲的农场，不论他们走到哪个镇子，家书总是一封接一封地尾随而至，几次三番地催促他们早日回家。

十月份，布莱克史密斯兄弟翻过大分水岭，来到了大山西侧。他们趁着夜色在塔姆沃思盘桓了一阵，然后取道西北，朝着平原上的小镇威瓦和冈尼达逃去。

兄弟俩选在晚上赶路。最近两日雨水不断，他们只好躲进了一个农夫的草料棚。农夫颇有先见之明，早把干草堆得老高。吉米和莫顿便躲在温暖舒适的草堆里，听着屋顶滴滴答答的雨声，接连避了两天。

布满灰尘的走廊里堆满了上个季度的草料，一捆捆稻草的缝隙中偶尔会传出老鼠或黑蛇的声响。每次听到响动，莫顿就会坐起来听上几秒钟，在确认安全后才会摊开四肢，躺在铺好的毯子上。由于屋顶是铁皮铺成的，草料棚里十分窒闷，莫顿只好脱掉上身的衣服，只穿一条裤子。任何东西——比如说，田鼠——都会引起他的警觉，这种情况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星期五的后半夜，兄弟俩朝着屋主的小房子走去。房子里亮着灯，一个西装笔挺的小个子男人刚好走出家门。他抬头望了望天，似乎对这满天的星斗颇为赞许，借着微弱的星光，他取出了帽子里的硬纸壳——那是一顶崭新的帽子，纸壳是用来防止帽子变形的。

小个子男人显然要去塔姆沃思做些什么。兄弟俩在暗处望着他，吉米的心里充满了妒意。

屋主走后，兄弟俩在他的屋子里待了整整一天。

莫顿刚一进屋便去找地方睡觉，而吉米则在屋子里找到一个报纸架。最上方放着一份《先驱报》，出版时间是1900年9月30日，最下方是一份《邮报》，出版时间是1899年5月1日。借着熹微的晨光，吉米漫不经心地翻看起来。他最想看到的，是提及他的罪行，但又不会让他产生矛盾心理的报道。他可不想再次陷入混乱。

首先看到的是一篇关于托班去世的报道。令吉米满意的是，他终于知道了对手的名字。

弗兰克·托班不慎中弹身亡，成为布莱克史密斯兄弟一案的最新受害者。

托班先生本是道伊·斯戴德支队的一员，案发当晚，警察和志愿者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包围了皮尔巴拉的原住民保留地。当时，托班先生接到命令，从保留地一侧赶向另一侧增援，在保留地北侧民房处遭遇布莱克史密斯兄弟，不幸中弹。在开枪击中托班先生的腹部和头部后，两名凶犯逃离现场。据悉，正是因为托班先生移动位置后，警方防御出现了缺口，凶手才得以趁机逃脱。

此案进一步证明了凶手之残忍歹毒……

吉米跳过了道德说教的部分。

不过之前的那些报道——关于纽比一家惨死的报道，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在报纸堆里翻找一阵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份。吉米识字不多，更不打算逐字逐句地读完，粗粗地扫了几眼之后，明显感受到了文章中的憎恨与激愤。随后，他又拿起一份《邮报》，只见上面印着一张纽比家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房子依然是那样臃肿、丑陋，吉米突然感到一阵反胃，连忙把报纸塞进了“1899”那一栏。

“老掉牙的体制，真该死！”他低声咒骂道。

接着，他看到了杰克·斯摩多被判死刑的消息。

庭审现场的情况颇为令人动容。作为部族元老，杰克·斯摩多已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平日里对人恭敬有加，受审期间更是表现出了对法律程序的绝对尊重，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正是这样一位老人，居然会狂性大发，于今年七月在沃伦镇的纽比农场犯下滔天罪行……

陪审团由十二名正直、诚实的达博居民组成。离场十分钟后，陪审团重返庭审现场，作出了有罪裁决，判定杰克·斯摩多谋杀纽比太太及维拉·纽比小姐的罪名成立，同时作为从犯，对玛丽·纽比小姐及佩特拉·格拉芙小姐之死负责。

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发言时，受审的老人站起身，作出如下发言：“我只是想把吉米的割礼牙齿还给他[1]，让他知道，跟白人女孩结婚是不对的。纽比先生不肯给我们粮食，于是我们去找纽比太太理论，从没想过要杀她。”老人岔开话题补充道：“吉米是个好劳力，我并不怕死，因为我干下的事，理当被吊死［原话］。

“我从来没没［原话］[2]做过这种事。你们可能觉得下决心杀人要花很长时间，可我这个啥也不懂的［原话］黑人知道，杀人只要一秒钟而已，相信我。”

可怜的杰克，吉米心想，他居然对着陪审员一本正经地忏悔杀人前的冲动。这些来自达博的陪审员都该死，他们在临死前一定能想起杰克的这番话。

吉尔达·布莱克史密斯太太也在庭审第一天出庭作证。

她是个身材瘦弱的女孩，看起来只有十四岁，根本不像十八岁。她在庭审时表示，在与黑人丈夫生活期间，她时常处于自责和恐惧之中。

这上面根本没提到她为什么恐惧，吉米心想，不能全都怪在黑人丈夫的头上，那个白人厨子才是罪魁祸首。

吉尔达表示，她与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实属合法夫妻，婚礼于五月份在沃伦镇举行，由循道公会的一名牧师主持，全程经过公证。七月份，吉尔达在纽比先生家里产下一子……

吉米气得颤抖起来，他无论如何没想到，纽比一家的恶行居然被美化成了善举。对于吉尔达，他的心里只有同情，一种通常会被误解为爱情的同情，她在吉米心里的分量恐怕还不及西里太太。这篇报道中流露着她的纯真和她那破灭的梦想——远离慈善机构，为自己发声。读到这些后，吉米根本无法去恨她。

五天后，布莱克史密斯的几名亲属来到沃伦镇，在夫妇二人的小木屋旁建起两间棚子。吉尔达表示，从那时起，她便开始担惊受怕。当被问及丈夫的亲属是否对她提出过无理要求时，她表示从未有过，但几名亲属时常醉酒，丈夫为了款待几人时常破费。

不知不觉间，吉米的身旁已经散落了一大堆报纸。他知道，自己的心里藏着无比深厚的爱，但却从来不曾奉献给他人，恐怕死后便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他这份尘封已久的爱注定要这样被浪费掉。在吉米看来，自己真正的罪行在于荒废了心底的爱，这份爱本该像土地一样，遗留、馈赠给他人。

想到此处，他开始给吉尔达和厨子的孩子写信。考虑到并非人人都愿意收到遗书，他只打算在信中表达几条请求：不要把孩子当作杀人犯的孩子来对待……不要因为父亲（就当自己是父亲好了，吉米心想）的罪行去惩罚孩子。

他还要写明：杰克·斯摩多是个心地善良、胆小怕事的人。

但他很快想到，媒体不会理解这封爱的遗书有多么重要，只会觉得愚蠢或滑稽。就像他们对待杰克·斯摩多的态度一样——吉米十分肯定，报道中反复出现的“原话”二字，定然是专门用来表达讽刺的词语。

与此同时，他注意到，总检察长已经提交剥夺布莱克史密斯兄弟公民权的议案，目前已经进入新南威尔士议会下院的二读阶段。

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呼吁，要积极行使议案赋予的权利。

凡有窝藏逃犯者，将根据本议案给予重处，有抓获逃犯者，给予5000英镑奖励。根据习惯法及本州法律规定，剥夺布莱克史密斯兄弟一切公民权，一经发现可当场击毙，不论逃犯被捕或投降，一律依法处决。广大公民可采取一切手段将逃犯绳之以法。

看到官方态度如此强硬、决绝，吉米反倒振奋起来。他认为应该多睡一会儿，多补充些体力。就在他睡着之前，另外两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其中一条消息刊登在文风矫饰的《先驱报》上。

不久前的八月[3]，杰克·斯摩多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沃伦镇惨案。他被判死刑，行刑日期尚不明确。据消息人士声称，出于政策原因，死刑或恐推迟到布莱克史密斯兄弟落网之后。辅政司的一位官员表示，此案本已十分敏感，恰逢联邦大计近在眼前，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处死这名罪犯，或许有失斟酌。

另一条消息则刊登在更为煽情的《邮报》上：

作为道伊·斯戴德追逃小队的一员，托班先生本打算在布莱克史密斯兄弟落网后，投身南非疆场。可以说，两个孬种害死的，正是女王陛下的忠诚战士。

这则评论的下方印着布尔战争的人员伤亡情况：

伊安·马奈斯，二等兵，新南威尔士狙击骑兵，死于伤寒；

B. 格里菲斯，中尉，新南威尔士轻骑兵，死于伤寒；

L. 比德斯，中士，新南威尔士狙击骑兵，死于重伤；

爱德文·克拉克，二等兵，新南威尔士装甲兵，死于伤寒。

莫顿白天睡得比较安稳，但夜里睡觉时，总会做出一些令吉米担心的事情，比如，他会掀开毯子，迷迷糊糊地走出几码远的距离，然后继续倒头大睡，身上没有任何铺盖，躺在光秃秃的土地上。

然而不论他们走到哪里，莫顿赶路的速度都快得惊人，终日里迈着宽阔的步伐，挑战着吉米，挑战着黑夜与距离。

偶尔他会哼唱起芒金迪部族的小调——那是一首充满劝诫和警告意味的调子：

女人的鲜血，软刀子哟，

蒙住心灵的眼睛洗不掉，

马鲁加的河水冲又冲哟，

洗掉了肉眼中的鲜血，

洗不掉心灵的污迹。

两人行至马鲁兰迪附近时，一名警察和十二名镇民追了上来，兄弟俩被迫逃入北方的一片山谷。这片山谷不仅适合藏身，更令兄弟俩心生敬畏。

星期五正是大肆劫掠的最好时机，因为乡下人都在这一天进城。然而在某个星期五的下午，吉米却打错了算盘——他本打算闯进一间农舍偷东西，却不料屋主并未离开。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只能不停地躲避着追击，子弹经常会擦着脖子呼啸着飞过。

两人闯进了高原地带的一片牧羊场。正值十月末、十一月初，夜晚清冷难熬。北有密林阻隔，南方的地势又过于开阔，吉米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深山老林和梅里瓦附近高高的分水岭处的回声。东侧是一片绵延不断的森林，地势一路向下延伸至海边。他知道，沿着这片森林便可直达塔里，一路上也便于藏身。塔里位于河流入海口，是个美丽的所在，一提起那个地方，尼维尔太太总是赞不绝口。

最开始，两人在陡峭的山林间穿行着，高原的林地里很少见到灌木或杂芜的草丛，这让莫顿有些不大适应，吉米也盼着尽快走进雨林地带。

没走多久，他们便来到了草木丛杂、爬虫成群的雨林。这里更有家的感觉——树干上附生着一簇簇鹿角蕨，晶莹的水珠不断滴落在两个人睡意昏沉的脸上，苏醒的褐蛇早已蜕去旧皮，草丛里不时闪过它们的身影，丛林蜘蛛的体形肥大却机警异常……不知为何，这里似乎显得更加有“人情味”。兄弟俩生了堆火，煮了些茶水喝，浓烟夹杂着水汽袅袅升起，熏得两人直流眼泪。周围到处都是灌木林，一堆堆、一簇簇地远远延伸出去，面积似乎比英格兰还广阔。

他们在附近找到一间废弃的小屋，屋主或许是个有钱人，却在这片潮湿的雨林中破产了。屋子里散落着七个破旧的床架，几份早已过时的《先驱报》和《自由人报》，此外还有一瓶烈性白酒，酒里泡着条黑白两色的银环蛇。这间小屋曾经充满了希望，如今却落得破败不堪，很容易唤起人的伤感。吉米立刻联想到自己的窘困潦倒，想起当初那无比美好的憧憬。

这时，他拿起屋里的一截铅笔，在旧报纸的空白处留下了诀别书——写给达尔茜、杰克、吉尔达，还有那个孩子。这封书信或许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吉米写起来自然没有什么顾忌，若是在经常有人出入的地方，他定然不会像这样放得开。这种做法看似可笑，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向吉尔达忏悔的机会。

几番跋涉追捕，道伊·斯戴德有些动摇了。当初，在得知不必与高贵的格拉芙小姐成婚时，他的心里充满了快慰。可眼下，就连这股轻松的心情也消散得一干二净。那些被害人的面容变得遥远起来。格拉芙小姐已在吉尔甘德拉的墓园里入土安息，死前的痛苦和挣扎就像裹尸毯一样被清洗干净，叠放起来。

都德·艾德蒙斯建议他回归正常生活，开始打理生意，毕竟剪羊毛的季节就要到了。至于布莱克史密斯兄弟，眼下到处都有追兵，野外的生活又无比艰苦，两人一定不得善终，没准儿哪天就会摔下山崖，或是死在某个农夫的枪口下。

然而道伊却摇了摇头。既然摆出了“重情重义”的姿态，就必须硬着头皮装下去。他说，“一定要亲手杀了两个凶犯”。与此同时，他的父亲不断从家里寄来银行汇票，仿佛是因为抢了儿子的黑婊子，心里有些愧疚。

有时候，都德会谈起追捕的路线或是关于格拉芙小姐的一些往事，这些琐碎的唠叨往往惹得道伊心烦意乱。

“你不打算加入共济会了吗，道伊？”都德知道，道伊和格拉芙小姐订婚的时候有个约定，那就是绝不加入共济会的任何分会。“你现在岁数够了，可以加入了。”

“佩特拉不太支持。”道伊说道，“她说里面的人都是些巫师，跟土著的狂欢会没什么分别。”

“真搞不懂她为什么这样说，或许说的是波阿斯那类人吧。可是共济会里没有这种人，会员都尊奉《圣经》和圣殿骑士团的教义。”

“圣殿骑士团？”

“十字军战士。共济会就是他们这群人建立的。”

“你说，他们会不会在沿海一带转悠？比如麦夸里港、塔里这些地方？我指的是布莱克史密斯兄弟。”

“塔里我有熟人，他的两个闺女长得倒很标致呢。你不可能后半辈子当修道士吧，道伊？”

道伊不置可否地嘟囔了几句。“布莱克史密斯兄弟可不甘心像修道士那样活着，托班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怜的托班。其实，他们爱尔兰人的那一套，我根本就不信。难不成真想把女王赶下台？我敢打赌，他准是加入共济会了。”

“不可能。”

“也没什么不可能的。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成员。加入了就要诚心付出，就像伺候自己老子一样为组织服务，同时也会有人为你付出。照我看，托班准是为了享受别人的付出才加入的。”

“这样说不好吧，毕竟他已经死了，而且是咱们的朋友。”

“死了也改变不了事实啊。”

很明显，都德这番话的意图并不在于托班，而在于佩特拉·格拉芙小姐。

“闭嘴吧，这样说不合适。”

“你听我说，道伊，其实关于死亡的看法大多是胡扯。”

“等你亲自尝过死的滋味再说吧。”

“别装了，道伊。你我心里都明白，你根本不想娶那个叫格拉芙的女人。”

“我叫你闭嘴，都德。”

“说实话，我早就受不了她……”

“不要得寸进尺！”

“我跟你一样，憋了很久了。至少让我说几句真心话不行吗！”

“好！有屁就放！”

“我知道，那个装腔作势的女老师一死，你感觉到的是一种解脱。”

道伊顿时觉得一阵难堪，仿佛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一般，羞得满脸通红。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他险些就要承认了。但不幸的是，刚刚说出这番刺耳的真心话，都德就后悔了。他本该像共济会的成员一样，做个值得信赖的人，绝不该轻易泄露内心的秘密。话一出口，他立时面如土色地跪在了地上，脑袋垂了下来。

“对不起，道伊。我不该说这种话的。我任你处置。”

对于道伊而言，这番真心话倒并非全无益处。他至少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那些少言寡语、看似可靠的人，心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多想法，平日里可以掩饰得如此之好。他本想拍拍都德的肩膀，却收回手，走到火光照不到的地方哭了起来。男人是不该哭的，但在有火光的地方，他没法装出一副自然的表情。

他默默地哭着，为了偿还亏欠格拉芙小姐的泪水，也为了父亲的荒唐之举。他暗暗奇怪，为何心里竟然没有半点该有的悲伤呢？

如果此时放弃追捕，人们一定会看破他内心的秘密——他的心里没有半点该有的悲痛。

过了一会儿，道伊铺好了毯子，几番叹息后，睡去了。

布莱克史密斯兄弟过得可谓逍遥快活。在冈尼达附近的高原上，他们吃着最新鲜的羊肉，随时可以闯进辽阔的牧场，抓几只羊来杀着吃。进入雨林后，十一月的湿气并没有摧垮他们的意志，阳光照在湿漉漉的衣服上，水汽很快便蒸发出来。随着冬季渐渐过去，两人犯下的滔天血案似乎已成为过去，他们可以在这海边的山谷里过上一辈子。

然而兄弟俩并不打算在这里久住。他们继续在绵延无际的森林里穿行着，似乎执意要去险地闯一番。

一天中午，他们发现了一条深深的车辙，轮迹一直延伸到一片开阔的小山坡上。山坡上坐落着两栋建筑，其中一栋是校舍，窗子里传出阵阵嘈杂的讲话声——或许是背书的声音。门前用黑色的油漆写着：达姆布林公立学校，建于1891年。

学校的后方是一排宿舍，门廊里拉着一根绳子，上面晾满了孩子的衣服，这说明，一定有女人住在这里。兄弟俩等了半个小时，女人终于走了出来。她用手摸了摸晾晒的衣服，皱了皱眉，然后又两手空空地走了回去。她看起来很年轻，但比兄弟两个岁数大，披散的头发遮在脸上。吉米眼尖，一眼就发现女人长着褐色的眼睛和灰白色的鼻子。

好久没开杀戒的吉米有些担心，生怕在冲动之下杀了这个女人。事实上，他已经感受到并压抑着这股冲动。然而越是压抑，这股冲动便越发强烈，仿佛早已钻进了他的五脏六腑，渗入了骨髓之中。

不知不觉间，兄弟俩都睡着了，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被一阵隆隆的雷声惊醒。吉米的心情很糟，一是因为睡得太久，二是害怕女人会死在自己手上。

“教书的都是骗子！满嘴谎话！”吉米睡眼惺忪地说着。当他亲耳听到老师散布的谎言时，头脑立刻清醒过来。

孩子们正齐声读着：

澳大利亚是

世界上最小的大陆，

最大的岛屿，

最可爱的土地。

“关他屁事！”吉米说道，“最可爱的土地，跟教书有个屁关系！”

“怎么了？”莫顿问道，“学校里的孩子都学这些。”

“去他娘的最可爱的土地！”

“你能怎样？把他们都毙了？”

就在这时，念咒般的诵读停止了。孩子们排着队走出教室，队形很快散乱开来。两个男孩跑到深深的草丛里打起架来，一个男孩把另一个摔在地上，在他脸上狠狠地捶了三拳，然后便很快放他走了——孩子们要赶回家去帮忙挤牛奶，因此连放学打架都要节省时间。

孩子们各自骑上小马，沿着车辙的方向散去了。五分钟后，所有的学生都离开了学校。这时，一位老师出现了。他穿着马甲，衬衫的袖子向上挽着，衣兜里露出一根表链，脚上穿着威灵顿防水靴，外套搭在胳膊上。这人身材不高，走起路来却是健步雄姿，一看便是常在乡间行走的人。他戴着副眼镜，留着公谊会成员特有的胡子，脸上的神情悠然而自得。

男人走进宿舍后，兄弟俩听到他对着一个孩子打招呼，随后，屋子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的声音很轻，似乎在抱怨家里的什么事。

接着，男人走出屋子，劈起木柴来。趁着这个工夫，兄弟俩迅速朝他冲了过去。

离男人还有几码的距离时，他们被发现了。对方抬起头，两只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望着兄弟俩。在那双被镜片放大的眼睛里，吉米看到了一丝信任的神情，仿佛在历经无数的厮杀与仇怨后，它们还是会习惯性地去相信他人。

“我知道你们两个是谁。”男人说道，“上帝啊，你们走得可够快的。”

吉米当然不会给这种人蓄势反击的机会。他端起步枪，瞄准了对方的心脏，迟疑了几秒后，紧闭着双眼扣动了扳机。不过这一枪偏得厉害，没有打中。在这紧闭双眼的两秒钟里，吉米或许遭到了欺骗，或许得到了救赎。

“上帝啊！”男人吓得跌坐在劈柴用的木墩上。

这时，之前看到的那个女人跑到了门口，尖声叫了起来。

“我没事，亲爱的！”男人喊道，“我们看到了一只兔子而已。你快进屋，我一会儿就进去。”

女人愣愣地站在原地，两只眼睛瞪得老大，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她用手拨了拨挡在眼前的头发，仿佛生怕错过第二次开枪的场景。

“快走，吉米！”莫顿喊了一声，似乎在为旁边的那个女人担心。

“不。”

“快走！”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静得可以听到森林里树枝掉落的声音和鸟雀叽叽喳喳的鸣叫声。

男人似乎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忍住了。他用手把支棱着的头发向前额捋了捋，表露出一副顺从的神情。

接着，男人说道：“如果你们还在犹豫要不要杀我们，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太太病了，我也没什么积蓄。”他攥起拳头，在膝盖上用力敲了三下：“而且我们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家里有没有面粉、咸肉？”莫顿问道。

“这些管够。”他耸了耸肩，抬头望着兄弟俩，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你不一定要杀我的。在巴灵顿山的时候，你们不是放过了一个老人吗？”

“可是我们前脚走，你转头就会跑去报案。”吉米说道，“奈德·凯利[4]就是被一个教书的给出卖了。”

“你们可以把马牵走。这里离警察局有二十二英里，我要两天才能走到。之所以跟你们说这些，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疯子。”

男人抬起头，望了他们几秒钟，目光十分坦然，看不出任何责备的意味。他舔了舔两片暗淡的嘴唇，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猛地站起身来。

兄弟俩看得出，男人似乎已经知道——大概是教书的经验告诉他——控制权已经由吉米转向了莫顿，或许还会转到他的手里。他知道，他的家人至少可以免遭砍杀或枪杀。

“我来给你们看些东西，你们一定会感兴趣的。全都在《公报》上面呢。”

莫顿放下枪，跟着走了过去。吉米也叽叽歪歪地跟在后面，手里的枪却一直没有放下来。眼前的场景就像是一幅漫画——一幅凸显吉米权威的漫画。走到门口时，老师停了下来。

“对了，就算我说家里没有武器，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事实上，我有一把很漂亮的马蒂尼–亨利卡宾枪，那是我结婚时，岳父送给我的。我一直都想拿出来擦一擦，不过有好几年没碰过了。他们都说，有了这家伙，那些光棍农夫就不敢骚扰我的太太了。我一直都没买过子弹。”

几个人走进了厨房，男人仍在唠唠叨叨地说着，他的太太则瞪着大眼睛，在一旁看着。

吉米有些按捺不住了。如果不杀这两个人，一定会带来很多麻烦，可他又不想沾染女人的鲜血。

他厉声喊了句“闭嘴”，一枪托打在男人的下巴上。女人顿时吓得尖叫起来。男人疼得流出了眼泪，却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奈德·凯利就是被一个教书的出卖的。”吉米分析道，“我可不想走他的老路。”

“你们家里有酒吗？”莫顿难过地问着，带着商量的口吻，“放心吧，太太，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就在他低声安慰女人时，那位教书先生开始在橱柜里翻找起来。接着，他面无表情地递给莫顿一个酒瓶，伸手搂住了妻子。

“没事的。”他自顾自地说着，不知是对吉米讲话，还是在安慰太太，“如果他们真的要杀咱们俩，我会提前告诉你，让你有时间祈祷。我的太太是个基督徒。”

“我们是循道宗的信徒，”莫顿说道，“不会伤害你的，太太。”

这番话听起来是那样愚蠢。

男人眨了眨眼，几颗泪珠从睫毛上滚落下来。他的目光正四处搜寻着什么。

“亲爱的，那张《公报》哪里去了？”男人问着，最后在餐桌的转盘上找到了那张《公报》，“喏，看看这个。”

报纸上印着一幅讽刺漫画：森林里，两个身材肥硕的原住民正用几条羊腿喂警犬，脸上各自带着微笑。其中一个原住民对吃饱的警犬说：“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就说你什么都没看到！”另外一个原住民正在读报纸，报纸的头号标题写着：案发两月有余，布莱克史密斯兄弟仍然在逃。

吉米阴沉着脸看了一会儿，莫顿问道：“上面怎么说？”吉米尽可能不动声色地描述了一遍——他并不想承认受到了这幅漫画的触动。刚刚讲完喂狗的情节，莫顿便忍不住笑弯了腰，手里扶着西里太太女伴的那支步枪，就连吉米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男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幅漫画不仅好笑，更有些荒唐的意味。很显然，谁都没有想到兄弟俩居然会被描绘成漫画人物，这让两人摆脱了杀人恶魔的形象。吉米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一直以来，媒体对兄弟俩的描绘不外乎残忍嗜杀、懦弱怕死，如今他终于有机会打破这副妖魔的面孔，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那个教书先生居然看透了自己的心思。

“外面有三千多人在追捕你们呢。”他对兄弟俩说道。

“三千！”莫顿低低地叹了一声。身在这人口稀少的乡野地带，他显然被三千这个庞大的数字惊呆了。

接着，女人把家里生活用品的摆放位置告诉了莫顿。吉米突然想起《先驱报》上说，杰克·斯摩多要在他们被捕后才被执行死刑，于是立刻产生了用人质交换舅舅的想法。

他知道这个想法非常不切实际，不过既然媒体已经表现出了对兄弟俩的尊重，给了他们自我表达的空间，他们必须继续保持讽刺漫画里轻松愉快的逃犯形象。他们可以用一种积极的、近乎讽刺漫画的形式，将之前所犯的罪行讲给这个教书先生听。没错，把这位教书先生当人质，再合适不过了。

这些想法是解释不清楚的，但说到带走一个白人，吉米只需要一个词就够了。于是，经过一番苦苦的思索之后，他从嘴里吐出了两个字：人质。

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我走路太慢，只会拖累你们。我有哮喘。”

吉米知道，带着一个白人在身边会很危险，人质很可能变成主宰者。不过吉米被一种近乎恋爱般的盲目所主宰。莫顿的眼睛也亮了起来，他正好缺个伙伴。

“我们不会伤害他的，太太。”莫顿真诚而抱有歉意地说道，“如果那三千多人抓不到我们，他就可以回家了。”

“你自己带几张毛毯，还有铺盖！”吉米对男人说道。

男人并没有服从指令。他不住地安慰着妻子，同时向两人指出把他带走的想法有多么荒唐。然而他并不是傻子，他渐渐认识到，兄弟俩的态度很坚决，一定是因为过去的种种原因，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很快，女人开始忙活起来。她收拾着男人的行李，仿佛马上要送他上火车一般。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荒唐。“把那张双人毯带走吧。”她说，“要注意保暖，也不能热着。这个季节很容易发病的。对了，还要带一双耐磨的靴子，威灵顿靴怎么样？”

“太沉了，没法走远路。我的帕尔格雷夫皮靴在哪儿？”

“带几双袜子好呢？别忘了，胸口要用法兰绒围巾围着。”女人一边说着，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为了确保女人能在天黑前赶到邻居家借宿，三个人不到傍晚便出发了。女人站在门廊里，不住地咬着下唇，两眼充满了泪水。

执意带上人质的做法十分不切实际，这就像一个虚幻的梦境，毫无逻辑可言。男人名叫麦克里迪。兄弟俩想告诉他，为了能够活下去，为了克服恐惧，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辛。麦克里迪很快便累得气喘吁吁，喘不上气来。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他说道。

这时，天上突然落下雨点来，雨水缓缓地从枝叶间滴落，在这片寂静的雨林里，麦克里迪的喘息声越发响亮起来。

此时，他已背靠着一棵树，坐在了地上，嘴里不断地安慰着莫顿说，他虽然喘得厉害，但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我有诀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要把所有的气息吐尽，然后再吸气。多数哮喘病人的呼吸很短促，但这只能让情况更糟。发病的时候，一定不能惊慌，千万不能以为，这口气喘完就再也喘不上第二口来。”

“惊慌？”莫顿不解地问道。

“就是着急的意思。”麦克里迪解释道。

莫顿终于意识到，麦克里迪能够活下来，并不是巧合，完全是因为他的沉着和冷静，因为他不慌不忙地向他们展示了那张《公报》。

吉米在地上铺了张毯子，莫顿正要去捡柴生火，却被哥哥拦住了。

“不能生火。”吉米说道，“会被人发现的。”

“谁他娘的会发现？教书的必须喝点热茶才行。”

“别像个娘儿们一样。他在这儿，就要听我们的，不是我们听他的。”

“是我要喝。”

“去你妈的。心软得像个娘儿们。”

然而茶水煮好时，吉米自己也喝了一些。麦克里迪把眼镜放进了衣兜，两只近视眼顿时变得迷茫起来。接着，他缓缓地把毯子裹在了身上。

“明天不上课。”他喘息着说了一句，沉沉地睡着了。

麦克里迪与布莱克史密斯兄弟的友谊是从吉米开始的。吉米试图在他的身上找到自己友善的影子，但人终归是人，毕竟不是呆板的镜子。

对于教书先生的幻想很快破灭了。莫顿经常对着麦克里迪忏悔，两人甚至合起伙来孤立吉米。一开始，听到两人如何躲避三千多人的追捕时，麦克里迪还抱着一丝看戏的态度，然而在听到吉米如何砍杀那些女人时，他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就和莫顿当初的反应一样。

吉米觉得莫顿背叛了自己，就像是不忠的妻子背叛了她的丈夫。这个教书先生显然是在挑拨两人的关系，企图达到离间两兄弟的目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他想过要像农夫西里或法维尔警官一样，粗暴地恐吓麦克里迪，可这位教书先生恰恰不吃这一套，不论用什么办法都吓不倒也气不着他。

一天清晨——这天天气晴朗，丛林里十分潮湿——吉米去山里的一个水塘舀水，水流侵蚀砂岩形成了这个水塘，水里有许多美味的小螯虾。他舀了一罐水，正要站起身往回走，恰好发现麦克里迪在十码以外的灌丛里捡柴，他竖着衣领，精灵般的尖耳朵粉粉的，仿佛是在隆冬时节。

他径直朝麦克里迪走了过去。像往常一样，每当他接近教书先生时，莫顿的身影便会从树林里冒出来，防止他伤害对方。

“我给很多农场主打过工。”吉米说道，“他们总怕我把农场变成黑人聚居区，总是说黑人聚居区特别肮脏。不过看你的样子，也没比我们干净多少，教师先生。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地盘变成肮脏的白人聚居区。”

说着，吉米把整整一罐水倒在麦克里迪的头上。教书先生的眼镜被冲掉了，脸上的胡须顿时变成了山羊胡，好好的一件衣服也被浇得尽湿。

然而这一招并不见效。麦克里迪那被水浇湿的粉色耳朵和山羊胡，看起来更像尴尬的笑话。吉米明白，最终尴尬的还是自己，因为他对白人的复仇行动完全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

若是放在从前，莫顿一定会大笑不止，但这一次，他却走到两人中间，表示无法容忍吉米的行为。

麦克里迪虽然冷得发抖，却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该死的，吉米！”莫顿怒吼起来。真正的对手来了。

“你听着，”教书先生说道，“如果因为这个，我得了肺炎的话……”

“再去舀一罐水回来。”吉米命令道，“这样你就不冷了。”

“你自己怎么不去？”莫顿问道，“是你这个蠢货自己倒出来的。”

“你把我当什么？下贱的教书先生的用人？我知道，你巴不得我走，这样你就可以跟他炫耀，说你从没杀过女人，你是来自教区的、善良的原住民。”

“我的确没有杀过女人。虽然打伤了一个，但不是有意的，所以不算。”

“天啊，你真该到战场上去，为大英帝国的女王杀布尔人。”

“闭嘴！”鼻尖仍然挂着水珠的麦克里迪怒吼起来，就像平日里吼他的学生一般。

按理说，兄弟俩并不在乎教书先生怒吼与否，但此时却不由得怔住了。

麦克里迪厉声说道：“如果你们一定要比一比谁更邪恶的话，恐怕永远分不出高下，最终只能拼个你死我活。要知道，心里没有恶念的话，怎么可能去杀人？”

听了这番话，吉米暗暗希望麦克里迪是对的——尽管这种想法很病态——因为这样一来，他跟莫顿的斗嘴就已经分出了高下。莫顿一直认为杀人都是冲动所致。

“可有时候，我不是故意伤害别人的。”莫顿说道。

“没错。”教书先生承认道，“可是为什么还是伤害了？因为你接近了他们，因为你做了伤害他们的准备，因为你带着武器。”

听到麦克里迪拿自己跟哥哥——那个斧头恶魔——做比较，莫顿顿时哭丧起了脸，神情颇为受伤。

吉米再次动了杀机，想一枪打死麦克里迪，但仔细想了想，心里又涌起一阵沮丧。最令他吃惊的是，子弹根本达不到伤害对方的目的，这个教书先生的身上透着一股正气和上帝般的仁慈，不是一颗伯明翰生产的子弹便能伤害得了的。

“我去舀水。”麦克里迪说着，拖着不甚灵便的腿脚走开了。吉米已经见惯了他的走路姿势。任何人都看得出，只有病夫才这个样子走路。

吉米最想看到的就是他这副病恹恹的样子，因此无论如何都不会放他走。

对于海博里先生而言，他不仅要在肉铺里受到公众的审视，就连待在自己的地盘——位于巴尔曼的那栋小木屋里时，他也时常受到一位顾客的烦扰。这位顾客可不是在火车站的货运编组站值夜班的那种小角色，而是一位国会议员，一名实业家。对于手握的权力和自身的影响力，议员感到很满意，满意得就像个孩子，时不时便当众炫耀一番，以此凸显存在感。

每次碰到他时，海博里先生都为对方直白的寒暄感到惊讶。

“哈！”他会故作神秘地叫一声，然后问道，“告诉我，老兄，你去过海边吗？”

接着，两人会谈论天气、身体状况，以及不太明朗的政治走向。所有政客见到陌生人时，都会谈论这些话题，然而两人的谈话始终离不开是否去过海边的问题。

议员自然是去过海边的，他的父亲买了几艘帆船，他甚至还参加过悉尼–瓦尔帕莱索–伦敦帆船赛。

海博里先生的回答总是否定的。他还没有机会去海边，这也是让他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随后，这位政客就会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谈起巴塔哥尼亚。

他的话总是那么不着边际，甚至比克鲁纳还要离谱，但说来说去不过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野心勃勃、胸怀大志的人。

海博里先生从不会告诉这种人，他还有个从不喝酒的舅舅，一个患了关节炎却仍然尽忠职守的老人，一个履行着公共职责却从不炫耀的人。

十一月的一个清晨，海博里先生很早便醒了过来，在他那张气派的婚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他的心里很不平静。就在前一天傍晚，那个大嘴巴的国会议员告诉他——非常自信地告诉他——州总理已经把他列入大英帝国勋位候选名单！此举是为了庆贺新年，庆祝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新生的联邦。

“但这件事还不能公开，华莱士，因为布莱克史密斯兄弟还没落网。只要两名凶犯死了，嘿，那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讲出来了！不过，如果你不想去追捕罪犯，只想等着绞死他们的话，从目前公众对这件案子的关注度来看，他们会认为你没什么功劳，不能因为吊死两个犯人就奖赏你。哎，不过也无所谓，等个一两年……”

海博里先生虽然为人谦逊，但对于帝国的荣光还是渴望的，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但令人不忿的是，能不能得到勋位居然得看不太靠谱的政治局势，关键要看能否抓住两个杀人犯，将他们送上法庭，还要看公众的态度如何。

“我的意思是说，”政客说道，“就连行刑的时间都很难选择呢。如果什么狗屁联邦真的成了，人人都忙着高兴去了，哪有心情绞死罪犯呢。”

到那时候，梦寐以求的勋位或许会授予一位高级排污工程师，因为排污工程并不像缉捕罪犯那样充满变数。

注释

1　割礼仪式中取出的牙齿，用作提醒族人履行部族义务。——英文版编注

2　此处的口误来自英文原著，用以表现原住民运用英语不熟练。

3　原文：the past August。

4　传奇大盗和民间英雄，被誉为“澳大利亚的罗宾汉”。

第十三章

此时，麦克里迪的说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每次大着胆子说到嗜血、凶杀等话题时，他总是屏着气息。

“我理解你的愤怒。”等到夜里安静下来时，他会这样说，“我甚至能想象到，吉米。我是说，移民仍在大肆谈论黑人如何劫掠他们，整整谈了十年。可是原住民杀了多少白人呢？谁也不知道，估计不到四五千人。那你们可能又要问了，白人杀了多少原住民呢？大约是一百万的四分之一，二十五万人左右。所以，我非常理解你的愤怒。”

吉米很喜欢听到这种“忏悔”。把麦克里迪带在身边的好处就在于此。

接下来，教书先生与莫顿就他们之前的罪行展开争论。对吉米而言，类似的争辩听起来或许会比较刺耳，但他并没有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沃伦镇的屠杀案让他有了一种虚幻飘渺的感觉。他害怕这种不真实感，害怕魔鬼，更害怕下地狱，而这种争论往往会让他心情平缓下来。

莫顿会不停地发问，而麦克里迪的回答里则包含了许多内容。最终，两人谈到了西里的孩子。

“没错，”莫顿说道，“吉米的老婆说，她怀的是他的孩子，可生出来却不是，不知道是哪个白人的杂种。”

“在你们看来，孩子不是来自图腾……你们的兽灵吗……”

“你怎么知道？”

“安德鲁·朗格的书上写的。”

“要是落在我手里，看他还敢不敢写。”听到安德鲁·朗格居然写了本关于部族的书，莫顿感到又气又怕，怕的是部族的秘密全都让白人知道了，“兽灵可不会管白人的孩子，只管黑人的。父母都得是黑人才行。”

吉米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莫顿并不真正明白同母异父意味着什么，不过部族里并不在乎这些，因为决定孩子出生的因素只有两个：达尔茜和鸸鹋鹩莺。所谓“同母异父”这种更为精确的划分，只在白人的社会里存在。

麦克里迪神情恭敬地听着，不时用手帕抹抹鼻子，擦一擦眼睛，眼神里透着一丝不安，喉咙里发出阵阵急促的喘息。

因为他患有哮喘，兄弟俩只能一个人先行探路，另一个人留下来等他把气喘匀。

“吸——呼——”麦克里迪一边痛苦地喘息着，一边做着呼吸练习，“这个季节很容易发病，空气里到处都是尘土、花粉和兽毛。十月和十一月份，我连马都不敢骑，一骑就犯病。”

兄弟俩经常因为做饭、煮茶、打水、捡柴等小事拌嘴，麦克里迪只好充当两人的调停人，这让他觉得有些好笑，毕竟自己只是一名人质而已。这一周里，兄弟俩每天少走了五英里路。

当然，三个人并不是漫无目的地乱走，而是出乎意料地朝着东边前行，企图走下陡峭的山谷往海边去。途中，他们会偷几头牛来杀着吃，牧场主即便有所察觉，也会误以为是伐木工人干的——这些人早就有偷牛偷羊的恶名。吉米的计划是朝东南走，划着小船渡过曼宁河，然后进入斯蒂芬斯港附近的山区。

有一次，他不慎说漏了嘴，当着教书先生的面提到了斯蒂芬斯港，还说那里有许多运送雪松木材的美国商船，他打算偷偷潜到船上，偷渡到美国去。这个想法的确令人欣慰，因为人人都把美国看作充满希望的国度。

麦克里迪日渐消瘦，耳朵上出现点点暗红——那不是天气潮湿引起的疹子，而是身体状况恶化的标志。火堆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雨点敲打着树林，发出空旷的声响，麦克里迪艰难的呼吸声也越来越响亮。

“你们最好放了我。”他喃喃地说着，“我天生不是这块料。”

然而两兄弟已经习惯了第三人在场，如果麦克里迪走了，两人甚至不知该怎样交流。这位教书先生已经融入了兄弟俩的生活，每天天一亮，兄弟俩就开始因为他而争吵，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两人少走了不少路，夜晚露营时也会为他考虑，选在可以避雨的岩石下方过夜。

麦克里迪望了望争吵不休的兄弟俩，似乎想劝阻两人不要因为他而争吵。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满眼渴望地朝山下望着，忍不住要咳嗽时，也只是轻轻咳上几声，生怕用力过猛会咳得窒息。

有一次，兄弟俩一连让他歇了两天，同时把各自的毯子轮番给他盖着。他紧紧地裹着毯子，睡在莫顿身旁，神情极为顺从。

“那个家伙，睡起来跟个黑鬼似的。”吉米说着，像个父亲般慈祥地笑了起来。

天气突然间变得无比干燥，阳光像降临节时那样毒辣，似乎要将南半球基督徒的狂热与激情全部烤干。令三人欣慰的是，他们正躲在荫蔽重重的山区地带。听着夏季的蝉噪虫鸣，兄弟俩凄凉地笑了笑——这一阵阵刺耳的蝉鸣早已深深地印在儿时的记忆里。1886年前后，他们经常在夏季的清晨去捉知了。

此时，他们已经接近海滨，一路上走得很慢，幸好附近还有些山丘，三人便隐蔽在山丘里。麦克里迪的状况依然很糟。他知道，绝不能任凭两人继续消耗他的生命。

“这一带我很熟悉。”他对两人说道，“山下就是我长大的地方，离这里大约二十英里，就在克洛基附近。”接着，他指了指左侧那片山丘的顶端说道，“我想带你们去那里，有些东西要给你们看。那是个十分宽敞的地方，形状像女人的子宫，里面堆满了石头。那些石头很神圣，据说还有魔力。你们懂的，那里就是给男孩举行割礼的地方。”说着，麦克里迪强打着精神，做了个切割的动作，“曼宁河流域的所有部族都会到那儿去举行割礼。”

这个教书先生居然知道黑人的这么多秘密，这不能不让吉米嫉妒。当他问麦克里迪是如何得知这些事的，对方再次提到了安德鲁·朗格这个名字。

吉米的心里登时燃起一股怒火。当初纽比想尽办法要饿死他们，可这种事情怎么没听哪个学者提起过？安德鲁·朗格怎么不把这些写进书里？如此说来，安德鲁不过是小偷而已，不过是个专门窃取部族秘密的狗杂种。

“那种鬼地方，我们才不去。”莫顿连忙说道。在他看来，麦克里迪的这个建议有些说不出的怪异之处。

“大约十岁的时候，”麦克里迪继续道，“我顺着那条路往山上走。当时碰到一个年纪很大的黑人，他说如果我非要上去，就要割断我的喉咙。估计那个地方那时还有人用。”

“我们干吗要到那种地方去？”

麦克里迪的眼珠转了几转，心里不住地思索着对策。

“不过现在那里已经没人了。”他唯一能想到的，便只有这句话，“可怜的黑人都被赶到了珀弗利特的聚居区。”

麦克里迪没敢说太多，因为他早就知道那个地方很神秘，兴许会给布莱克史密斯兄弟带来一些触动。

莫顿焦急地用部族语言说着些什么，吉米则干咳了几声，装出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莫顿的想法是这样的：既然那里是其他部族的圣地，他们就更应该去一趟，看看在外族的神灵面前，他们是否会安然无恙，这样就能判断出他们是否遭到了诅咒。正因如此，莫顿才如此突然、如此急迫地想去看看。

他用那语调低沉、鼻音浓重的芒金迪语不厌其烦地劝着哥哥。吉米在一旁听着，不时吐几口口水，咳嗽几声，仿佛想吐出喉咙里所有的干燥和恐惧。

“好吧！好吧！”吉米不耐烦地嘶吼了起来。

“那个鬼地方离这里有多远？”他向麦克里迪问道。

“一英里。沿着陡坡直走就是。山顶能看到海。”

“好吧，如果你们俩还能喘过气来……”

听说能看到大海，吉米不由得暗暗叫苦，以为上山的路径一定十分艰险，陡峭得令人头昏眼花。

三人就这样出发了。除了对部族神灵的敬畏，吉米的情感里还夹杂着尼维尔先生的基督教情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既是入侵者，又是探险者，既是祈福者，又是朝圣者。他们肩负着各自的使命，前去寻求正义，盼着能够解除身上的诅咒。

“歇会儿吧！”气喘吁吁的麦克里迪不停地恳求着。

中途休息时，莫顿在脸上抹了些白泥。来到其他部族的圣地，他必须全副武装，把露在外面的皮肤全部遮掩起来。他甚至认为吉米也该这样做。

然而吉米只是不屑地骂了句“该死的土著”。他没有纯正的部族血统，无法向莫顿般祈求神灵保护，况且他对部族的这些传统无比厌恶。

就在麦克里迪告诉他们，再走半英里就到达目的地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莫顿拿起一根树枝，在自己的身上抽了几下，然后又在吉米的后背上抽了几记——并不是像鞭笞一样用力地抽，而是像僧侣一般象征性地抽打。麦克里迪虽然看不到吉米的表情，但却看得出对方并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了默默忍受。

抽了大约一分钟，莫顿跑到前方，把树枝放在地上，然后用脚盖了些灰尘在上面。

麦克里迪也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大概是用来欺骗鬼魂或转移鬼魂注意力的障眼法。不一会儿，几个人走出幽暗的树林，来到一块平坦宽阔的巨石上。这时，布莱克史密斯兄弟终于看到了大海——在遥远的山脚下，一块倒三角形的蓝色水域隐没在沿海的山丘之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大海。

这里地势陡峭，险要无比。所谓的“子宫”由几块八英尺高的巨石围成，巨石的缝隙里夹杂着无数灰白色的小石块，看起来极其雄伟和神圣。一些部族曾在这里施展“魔法”，即便他们使用的不是黑巫术，这种祭拜的传统也定然有着漫长的历史，这里定然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记忆和奉献。婚姻、狩猎、聚会，黑人男孩在这里形成他们对世界特殊又微妙的愿景。

不幸的是，这些愿景和记忆在各地的黑人聚居区被斩断，被抹除。总而言之，这里充满着凄凉，正等待着被重建，让一切回到从前的样子。“子宫”的入口在北侧，位于巨石与一块黑色成层岩的交界处。这让麦克里迪想起了《月亮宝石》[1]里的情节，在麦克里迪看来，那块成层岩像上帝一样，“钻石之眼”从他手中被盗走了。

莫顿和吉米把步枪放在南侧，顺着岩石的缝隙钻了进去。莫顿高举着双手，表示自己并无敌意，嘴里高声唱了起来：

我们来了哟，

陌生而友好，

小心翼翼哟，

生怕陌生的图腾被惊扰。

我们是逃犯咯，

见过女人鲜血的凶兆。

恳请陌生的你哟，

给些温暖和食物，

唱几首曲调。

我们四处奔走哟，

只想把灵魂找到。

不会无礼惊扰，

无数的冤魂哟，

纠缠不休惹烦恼。

使出在脸上抹白泥的花招，却又用歌声表达友善，这两种做法似乎有些冲突。不过就连莫顿也不完全记得部族的传统。吉米虽然没有唱歌，心里却着实怕得要命，满脸的惊恐和茫然全被气喘吁吁的麦克里迪看在眼里。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先生——给他人造成恐慌的悍匪——居然在上帝和部族神灵之间迷失了方向。相比之下，莫顿的部族灵魂几乎没有受到影响。麦克里迪希望吉米能够看到这一点。持续高烧加之山顶缺氧，教书先生顿时感到一阵头重脚轻。在他看来，“子宫”里充满着强大的力量，它会像一块强力磁铁般吸走莫顿的灵魂。吉米虽然暂时没有表现出异常，但他心里肯定会感到极其不安。吉米肯定看到了一切！

“我已经把他们分开了。”麦克里迪心想，他蹒跚地挪动着脚步，汗流不止，气喘吁吁，“至少为分开他们埋下了种子。不错，干得不错。”

然而圣地内部的状况却让他无比担忧。许多大石头已经被人掀翻，蓝绿色的小石头也被搬离了原来的位置，丢得到处都是。这都要怪那些前来野餐的人，曼宁山谷中那些喜欢自我表现的年轻人，那些恋爱中的年轻人——他们的舌头无比蠢笨，不善于表达爱的言辞，但他们却长着大手，大到可以为了庆祝而掀翻大石头。

他们还在石板上乱涂乱画，记录种种轻浮无耻的行径。到处都散落着破碎的瓶子，这些瓶子甚至被人一次次击打，形成更小的残渣，心怀敬畏的莫顿只能跳着脚走。

入口处的两块巨石也未能幸免。左手边的巨石上刻着一行字迹：1897年，中塔里对曼宁河球赛冠军。另外一行字迹用木炭书写：1898年，塔里对北方海岸球赛冠军。27∶2完胜麦夸里港。

看到眼前的一切，麦克里迪感到一阵惭愧。这些人居然用如此无聊烂俗的手段肆意亵渎部族的圣地，源自石器时代的圣地；它的命运与几千年前留下的巨石阵不同，巨石阵被游客所践踏，奥尔德肖特人在上面乱涂乱画。而这里是个被用过的地方，珀弗利特人知道它的用处。

塔里镇的这些足球队员所关心的，只是那场大比分获胜的球赛，他们只关注那25分带来的荣光。他们为何没有半点好奇心，为何不能后退一步，问一问自己，这里的石阵代表着什么，又是谁将这些石块摆放在这里的？

麦克里迪的心在流泪。他用手指摸着一行亵渎神灵的字迹，嘴里恨恨地骂道：“无耻！太无耻了！”

右侧的巨石上写着：

麦卡弗里在此过夜。贝恩萧也是如此。93年2月21日，克莱夫·勒伍思·艾维到此一游。94年11月16日，克莱夫与黑女人在此睡觉。要小心，艾维。克洛基–拉格比超级联赛冠军队，1898。

“可恨！”麦克里迪骂道，“恨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有句儿歌是这么唱的：用铁条搭呀，铁条跑进他的脑海里。

“咱们必须重建这里。”麦克里迪说道，“如果咱们重建了这里，上帝就会原谅咱们。”当然，这番话让他自己都有些吃惊。他心里明白，这个想法带有浓厚的不可知论色彩。

“这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吉米反驳道，显然认为这个想法有些不切实际。然而他心里清楚，与莫顿和麦克里迪讲道理是行不通的。

他们继续巡视着。一条惨遭亵渎的走道十分宽敞，一侧石壁上有一粒凸起的石子。“或许是受精卵吧。”麦克里迪推测道，“毕竟这里是子宫。难道部族的长老精通解剖学？”事实上，这粒石子是天然形成的，并非人力所致。向大海的一面有一道斜斜的裂缝，缝隙的周围满布小石头。兄弟俩对此并不陌生，这些都是储存灵魂的石头，是十年前、五十年前乃至一百年前的黑人在割礼时留下来的。

来此野餐的人并没有放过这些灵魂石。它们被人从岩石的裂缝中抠了出来，上百块石头，有些完好无损，有些被人摔成两半，还有些被摔成了无法复原的碎片。这些光滑的灵魂石都是从海边取来的，纹理稀疏，就像它们所承载的灵魂一样，缺乏强大的凝聚力。珀弗利特、布伦特布里奇、维罗纳、皮尔巴拉，以及布伦特伍德……黑人聚居区里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灵魂，松散而柔软，顺从而屈服。

惨死、屠戮、虐待、欺压、隔离……黑人种族的种种苦难，全都体现在光滑的灵魂石的一道道裂纹里。

莫顿感受到了这一切。他从心底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跪拜在地上。吉米蹲在一旁，脸上写满了迷惑，心里充满了恐惧。他捡起一块块破碎的灵魂石，重新拼凑起来，像个勤杂工般皱着眉头。

教书先生急促的呼吸声变得越发刺耳，仿佛是抽井发出的吱嘎声。过了一会儿，他搬起一块块黑色的石头，摆成了最初祭祀时的图案。

由于缺氧，他的大脑中已经是一片空白。他在恍惚间觉得：若不是塔里镇的足球队员们如此放肆地亵渎部族的圣地，纽比家的惨案也不会发生。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因果报应，就像法庭的判决一般不可更改。等到布莱克史密斯兄弟被捕时，他一定会把这些统统讲出来。

三人继续清理凌乱的地面，尽管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最后，吉米走了过来。

“没用的。”他对麦克里迪说道，“已经毁了，我们帮不上什么忙。”

太阳渐渐沉了下去，三人身上的汗水变得冰冷起来。对发着烧的麦克里迪来说，满身的汗水就像月桂油一般迅速蒸发掉了。

“你必须离开莫顿，吉米。你都看到了。”

“我犯的罪，莫顿都有份。”

“他只是打伤了那个女人，她没死，而且正在恢复。”

“他杀了托班。我需要莫顿。莫顿也需要我。”

“你真的这么想？真的吗，吉米？”

此时，莫顿搬起一块长条状的石头，满眼凄凉地望着石头下方蠕动的昆虫。

“你必须离开他，吉米。给他一个机会吧。离开我们。”

“凭什么？”

“他只是个孩子，而且只是你同母异父的弟弟。他是个原住民，吉米。他跟你不一样。你受到基督教太多的影响。这会毁了他，也会毁了你。”

听了这番话，吉米本该怒不可遏才是，然而他只是耸了耸肩说：“我会问问他的。”

“不要问他。他一定会跟着你，因为他是原住民，不可能抛弃家人。”麦克里迪说着，身子微微颤抖起来。这番争论已经耗去了他大半精力。“你必须离开。趁着天黑。”

吉米微微转过身，望了望弟弟。只见莫顿偏着脑袋，仿佛在这片图腾的废墟中沉思。他的脑袋和家里人一样，是瘦长的楔形。杰克的脑袋也是这样。相比之下，吉米的脸更方正，更像白人，但鼻子却十分扁平——这是部族的特征。纽比曾十分自信地告诉他，他的孩子绝对不会有白人的特征。

“我看得出，你很在乎莫顿。”麦克里迪说道。

“你最好披上毯子，老兄，然后把嘴巴闭上。”吉米轻声说道。他心里明白，麦克里迪的话一点不假，这番话恰好给他带来了启示。

道伊和都德坐在篝火边上。之前的尴尬已经过去，两人决定去塔里镇找家旅馆住下，先洗个澡避避暑，然后讨论下一步的追捕计划。

山谷的景色让道伊精神一振。谷地平坦开阔，物产丰富且河流纵横，海面升起的朝阳在大分水岭上投下一道浓重而狭长的暗影。这里的河流如密西西比河般壮阔，鲈鱼不时从水面探出头来，水中分布着一块块狭长的小洲。

两人先是洗了澡，然后补了顿早餐，边吃边读起了悉尼和布里斯班的报纸。报纸上都是关于成立联邦的报道，还有几篇文章对宪法作出了评论，探讨如何解决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争端。此外，那篇总督——女王的神圣特使——的传记让道伊觉得无聊透顶。

眼下，保罗·克鲁格已逃往葡萄牙在东非的殖民地，罗伯茨勋爵已攻陷德兰士瓦，然而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却认为，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

一名被俘的布尔游击队员表示，他的同胞还会在乡村地带奋战下去。一来，英军对乡村地形并不熟悉；二来，庞大的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水土不服，容易引发大规模疫病，而游击队员人数少，机动性强，不易受此冲击。这名被俘人员说：“英国人以为占领城镇就算打赢了战争，简直是异想天开。”

熟悉乡村地形，灵活性和机动性较强，道伊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布莱克史密斯兄弟的优势。

约瑟·张伯伦对澳大利亚宪法评价颇高，认为它体现了议会和君主立宪制的先进性。报纸上还有一篇颂扬张伯伦这番评论的社论。

饱览过曼宁山区的秀丽风景，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任何人的心情都会像报纸上鼓吹的一般美好，道伊自然也不例外。

在接受《曼宁时报》采访时，记者问他是否认为布莱克史密斯兄弟逃到了山谷里。他的回答是：“对手十分狡猾，总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因此两人越不可能去的地方，越值得注意。”

随后，道伊和都德在酒吧里聊起了政治，但都德却扫了道伊的兴。原本，道伊借着酒劲觉得，一表人才的他带着备受赞誉的目的来到富饶的塔里镇，他的到来象征着新生的澳大利亚。

都德却不以为然，几杯啤酒下肚，便不停地说起丧气话来。他并不看好这个地方的未来，也没提出什么明确的见解。

“在选定首都之前，所有的议员都要去墨尔本开会。首都距离悉尼得不下一百英里，你说，这首都会定在哪儿？加尔贡？阿德朗？沃加沃加？达博？还是吉尔甘德拉？这么大的联邦，如果首都叫沃加沃加的话，岂不让人笑话！”

都德似乎从骨子里透着一股刻薄，在他看来，新生的联邦也好，新世纪也好，政客们描绘的美好前景都是遥不可及、没有半点根据的。

这天的晚些时候，道伊听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镇民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在镇子及河流附近巡查。令人尴尬的是，道伊曾亲口说过，这是他的职责。

注释

1　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曲折离奇的宝石被盗案。

第十四章

麦克里迪先生烧得很厉害。向来善于安慰别人的他，此时已经无法令人感到安慰。莫顿和吉米轮流背着他，似乎每隔十五分钟左右，他就会清醒几秒，然后有气无力地问道：“你还在这里吗，吉米·布莱克史密斯？这么久了，你还没走？”语气十分严厉，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

他自言自语说了很多话，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哼几首小调，仿佛精神错乱一般。

我的三月啊，欢迎你。

他神情激动地唱道：

尽管在六月前，我就要离去，

我仍要唱起这希望的赞歌，

拼尽我最后一丝气息。

此时我听到，褐鸟振翅飞起……

兄弟俩整整背了他一天，行走得十分缓慢。两人一直盼着能想出个办法，尽快走出这片山地。夜晚十分凉爽，莫顿把教书先生紧紧地裹在毛毯里，然后坐在了他的身旁。每次麦克里迪开口说话时，吉米都会无比厌恶地哼一声，仿佛对方的存在或病痛正折磨着自己。莫顿对此十分不满，于是便让他去准备晚饭。

吉米没有反对，不声不响地去了。不一会儿，晚饭备好，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其间一句话也没说。咸肉烤得有点焦，口感有些硬。吉米坐在那里大口嚼着，似乎有些急不可耐，但又竭力隐忍着。

吃完后，他把肥肉扔到火堆里，看着它们一点点烧尽。“教书的病成这样，咱们得想点办法才行。”他低声说道。

“什么办法？”

“找个农舍，把他放到门廊里，咱们敲了门就赶快跑。”

“就把他扔在那儿？”

“他们会找人给他看病的。”

莫顿走回到裹得严严实实的教书先生跟前，检查了一番，然后将信将疑地说：“真的？”

“当然。只要找个医生，马上就能治好他。”

可是在莫顿看来，要把相处了这么久的麦克里迪丢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医生，似乎怎样想都不太妥当。

“今晚？”

“当然是今晚。”

“可要是被发现了……”

“你用不着担心，莫顿。你没杀过人，我来跟他们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莫顿从吉米的话里听出了诀别的意味。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问了。”

兄弟俩把该带的东西都带好（有些系在皮带上，有的绑在胸前），然后背起麦克里迪动身了。每走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他们就轮换一次。周围的树木越来越稀疏，他们甚至能看到河对岸的灯火，一道道亮光就在二十英里开外的地方。近处，离他们两三英里的地方，也能看到些光亮。夜色被灯光染成一片乌蓝，再往远处便看不到什么。

要不了多久，吉米便会趁着这宜人的夜色自行逃走。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坦白，要不要告诉莫顿，是他连累了弟弟，他的心里无比懊悔。他很爱自己的弟弟，正是因为他，莫顿再也无法像从前那般欢笑。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相信自己是个魔鬼。当初行凶之时，他不过是被怒气冲昏了头脑而已，他的本性并不邪恶，他的心里充满了懊悔。

吉米本想告诉莫顿，麦夸里港的外国商船也有很多，或许可以从那里逃走。不过莫顿本就是赶路的好手，根本不需要他的指点。莫顿所需要的，正是新南威尔士人在过去三个月里一直期盼的——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随便哪艘船都好，不管是来自地狱、加利福尼亚还是中国。

九点过后，吉米放下了麦克里迪，自行到前方探路。

莫顿一直在原地等着哥哥，麦克里迪则躺在一旁，用毯子罩住全身。这次轮到莫顿来背他。一阵阵刺耳的蝉鸣钻入耳中——蛮荒的大地渴望用声音和虫眼充实自己，干枯的树枝掉落下来，蝉被惊醒，然后从土壤的孔隙中爬出来。在黑暗而黏湿的蛹中憋了那么久，它们终于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放声嘶鸣，在温柔夜色的边缘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莫顿第一次对蝉产生了厌恶。在过去的十九年里，他从未想过要去厌恶谁，从没对土地或是野兽产生厌弃的情绪。

吉米怎么还不回来？

此时，教书先生的喘息声变得缓慢而刺耳，听来就像一阵阵枯燥的伐木声，他每喘几口气就会莫名其妙地嘟囔一阵。

“象征主义学派的狗杂种们……写的诗太难懂了……太难了……关于马拉美的文章……我真希望从没听说过这个该死的名字……马拉美……去巴黎还有好远的路……不是不爱国……是太远了。”

吉米还是不见踪影。

莫顿身子一纵，从教书先生的身上跳了过去，随即甩开两腿，迎着紫黑的夜迅速奔跑起来。长长的野草不停地绊着他的脚，牧场的篱笆桩擦伤了他的肚皮。

“吉米！”他大声叫喊着。

吉米正迈着大步朝河边跑去。他听到了弟弟的叫喊声，但脚下没停。

“吉米，吉米！”莫顿近乎哀求般冲着黑漆漆的牧场喊着。

吉米逃走了，带着他杀人行凶的借口，那些莫顿从没有当回事，此时却后悔没有认真听的借口。家人的责任就是耐心地倾听这些借口，否则还能指望哪个混蛋去听？

“我的兄弟啊，我好悲伤……”莫顿刚刚唱了一句，喉头便哽住了。他知道，吉米之所以离去，不仅仅是害怕连累自己，更因为他爱这个弟弟。

然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吉米此举正是为了他能安安心心做个原住民。如果莫顿事先知道的话，他定然会尽力在个人身份和部族身份之间保持平衡。他唯一能感觉到的，是吉米对自己的爱，是吉米即将面临的死亡。

作为一名部族成员，他把这份悲伤埋在心底，让这份悼念的悲情在偾张的血脉中涌动。之前，考拉镇羊毛作坊的那个厨子似乎说过这样一番话：原始的游牧民族并非生活在田园牧歌之中，而是被现实问题所包围。不论是婚姻、亲情，还是魔法仪式——用原始人的话说——不过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而已。

这种现实的态度也早已深深刻在莫顿的心里。他知道，眼前最现实的问题便是躺在路边奄奄一息的麦克里迪。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他再次回到教书先生的身旁。

很快，牧场的大门出现在眼前。他搀着麦克里迪，然后轻轻地把他放在地上，腾出手来打开牧场的大门，进去后又把门关上，就像那些很有教养的乡间旅行者一般。记得刚刚开始逃亡的那个夜晚，他们——杰克、吉尔达，还有吉米——也没忘记要把大门关上。

麦克里迪身上的毯子渐渐松动，其中一条还掉了下来，但莫顿没有停脚，仍然像搀扶孩子般搀扶着他。“教书先生的婆娘……住在农村……”麦克里迪再次嘟囔起来，“农村……老天啊！……每周三个先令的补贴……要上缝纫课……三个先令！……这也太……慷慨了……”

如果莫顿知道，正是他搀扶的这位教书先生用计策赶走了吉米，或许他不会如此卖力，或者，出于对吉米的尊重，他觉得不该如此卖力。

“百分之四十的人投票，”麦克里迪继续说道，“他们问……问大家……问大家想要什么……要国家独立……还是六个……该死的殖民地……最小的大陆……最大的岛屿……最可爱的土地……他们问那些王八蛋……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愿意投票……百分之四十……还在开垦边疆……干吗要投票？……只要自己的地盘能保住……还投什么票？……百分之四十……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想知道……”

两人越走越近，莫顿已经看到了农舍斜斜的屋顶。农户的狗叫了起来。麦克里迪的喉咙里发出阵阵嘶哑的叫声，就像他平常训斥学生一般，但听起来却像是咽气的前兆。莫顿连忙停下脚步，用力地摇了摇他的身子。

穿过篱笆门后又走了十码左右，莫顿把麦克里迪放在了地上。睡在毯子里的他是那样瘦弱，远远看着就像一具尸体。好好的一个人，如何被他们折磨成了这个样子？莫顿根本不知道，每天在雨林中长途跋涉十五英里，许多的人身体条件都无法承受。他更愿意相信，是他们——他和他的哥哥——把某种厄运转移到了麦克里迪的身上。

农舍的门开了，屋子里一片光亮，一个眨着眼睛的农夫探出头来，光秃秃的脑壳被映得一片金黄。

“谁在外面？”

“是麦克里迪先生，达姆布林学校的教书先生。”莫顿用英语喊着，一口独特的黑人口音暴露无遗。

门砰的一声关上，金色的脑壳消失了，窗口的油灯也被调得非常暗淡。接着，窗帘后伸出了一根枪管，随着一阵子弹的呼啸声，莫顿感到脚旁的泥土飞了起来。屋子里传来两个女人的哭叫声，显然是害怕遭遇不幸。

“我家里有三个儿子呢！”农夫扯着嗓子喊道，“他们手里都有枪，你最好把麦克里迪先生放下，然后滚蛋。”

又是一声枪响。子弹擦着莫顿的脚跟，嗖的一声钻进了湿润的土里。

“别开枪！”他叫道，“你会打着麦克里迪先生的！”

“那就把他放这儿，赶快滚蛋！”

“好！”

拴在院子里的几条狗已经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扑过来。莫顿离开了，走前还不忘关上大门。就这样把麦克里迪留在那里，等着那些白人给他请医生，莫顿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淡淡的伤感很快被一阵忧虑所取代。莫顿立刻想起了先前的种种噩兆：案发当晚哥哥和舅舅的脚踝上沾满的鲜血，西里太太女伴的胸口留下的血迹，自己无意中打死了托班，麦克里迪先生染病不起……

此时他已无路可走，只能接受遭到诅咒的事实。

莫顿朝着北方逃走，最终来到一条运送木材的小路旁。这里常年车流不断，经常能看到学生的身影，拉着货车的公牛停在路边，车上装着粗大的雪松木。附近的林场主富得流油，大片的林场赶得上佛兰德的面积。他在脸上涂了层白泥，然后躺在地上睡着了。因为没有毯子，他只好蜷缩起身体，肚子朝向由枯枝和桉树叶组成的象征性的火堆。

睡到黎明，莫顿醒了过来。当时刚好有个农夫骑着匹灰色的大马经过，那匹马不停地打着鼻响。农夫向前行了一段，又突然勒住缰绳，透过树木的枝叶瞄了他几眼。随后，他开始催马全速前进，但似乎又怕弄出太多响动。那匹灰马膘肥体壮，一看便知是好马，不仅速度飞快，跑起来更是没有半点声息。

尽管当时晨光熹微，莫顿还是注意到了那人的装束。他穿着一套西装，领口系着蝴蝶领结，不过似乎没带武器。

这是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天色尚早，空气里透着凉意。莫顿不想被冻死，于是把一个粗麻布口袋披在了肩膀上，心里暗暗祈祷起来——祈祷自己每日有东西吃，祈祷自己不为诱惑所扰。

没过多久，系着蝴蝶领结的男人带着另外三个人回来了。他们躲在小路边缘的一片灌丛后面，四个人都拿着步枪，似乎想趁莫顿不备将他制服。

莫顿早就发觉了几个人的行踪。他笑了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耳边响起了熟悉的雷声，隆隆的巨响沿着山头由远及近，声势并不凶猛。

接着，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起来。四人都戴着帽子，脸上留着令人生厌的络腮胡。其中两人穿着无领衬衫，另外一个穿着深蓝色的法兰绒马甲，头上是一顶富豪和政客常戴的窄沿高帽。莫顿听到其中一个人说，他的枪栓出了些问题。

但很快，几个人散了开去，各自隐蔽起来。这几个人并不是傻子，他们事先摸清了地形，藏身的地点也是无可挑剔。

滚滚的雷声朝着右侧的山头去了。

接着，左侧突然传出两声巨响，吓得莫顿差点跳起来。那是两颗子弹，精确瞄准后射出来的子弹。一秒钟后，右侧又飞来两颗子弹。

莫顿一头栽倒在地，像西里先生或是一只兔子般卧在地上，嘴里拼命地喘着气。令他震惊的并不是疼痛，而是子弹的威力。

他突然感觉到，生命就像一曲跳动的旋律，主动放弃时，往往还能感受到一丝余音不断的美好。

穿着西装的男人走了过来。根据新南威尔士政府颁发的剥夺逃犯公民权的法案，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莫顿。男人用枪口抵住了莫顿的左眼。又是一阵跳动的旋律。莫顿感到左眼的眼球一阵阵酥麻，仿佛所有的灵魂都集中在那里，随后又缓缓地从眼窝里流出。

莫顿死了。农夫忍住了冲动，没有打爆他的脸，因为能否领取赏金取决于尸体的可辨认程度，这一点，农夫一直记得。

八个小时后，道伊和都德骑马来到了一个谷仓前。莫顿的尸体停放在谷仓里的一张长凳上，脖子以下都被一张毯子遮着，脸上的白泥已经洗净，露出了本来的黑色。在此之前，他的尸体被扔在牛棚里，任凭鲜血流了满地。农夫的几条狗在血迹上不停地嗅着，几头牛也垂下脑袋舔了起来。塔里镇的摄影师正在收拾器材，准备装到马车上去，但他突然认出了道伊和都德，于是便请求两人站在原地拍张照片。

媒体的力量就在于此——能将两人大仇得报的快意、正义得以伸张的喜悦放大，甚至将其神圣化，就连《曼宁时报》也拥有这种力量。当晚，道伊和都德留在农舍过夜，与农夫共同庆祝他铲除凶徒的义举。

一周后，所有照片都出现在《邮报》上。照片里的道伊和都德高高地昂着头，脖子伸得很长，坚实的手掌握着枪杆，仿佛拄着拐杖。

海博里先生的那位政客朋友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已经对州总理提起过授予肉贩勋位的事情，州总理暗示他说，如果吉米·布莱克史密斯能像他弟弟一般被人击毙，那么海博里先生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被纳入1902年1月的授勋名单。

在透露出这个内部消息后，政客便等着海博里先生对他表示感谢。于是海博里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但这一晚，他整整一夜都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这件事情背后的意思。

不论是公众还是州总理——公众的最高代表之一——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免受凶徒的侵害，可对于处决凶徒的刽子手却满心猜忌，特别是当他要去处决那些引发众怒、引起广泛关注的凶徒时。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七年前的一件事：当时他正在参加一场公共晚宴，一位醉醺醺的警督急匆匆地将他拉到一辆马车上，两人一同来到了位于克拉伦斯大街的警察局。警督向他展示了一份机密文件——一沓凶案现场的照片。被杀的是个十八岁的孕妇，凶手是一个外表温和的地产经纪人。那人三十七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照片的内容令人无比震惊：在摄影师的闪光灯下，姑娘身上的伤口呈现出一层可怕的铁青色。

警督这样做的用意何在？是想通过展示这些令人作呕的照片来坚定海博里先生的决心？为了激发他杀死地产经纪人的欲望？让他在执行绞刑的时候有所回味？还是想让他认识到，凶手终于为自己的血腥残忍付出了代价，从而让他产生一丝病态的快感？

在他看来，警督在1893年隐瞒的意图与州总理在1900年的“慷慨之举”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

鉴于杰克·斯摩多在受审时表现出的茫然和愚蠢，他已经不再被视作一个令人无比憎恨的杀人犯。

公众和州总理已经不记得，他残忍地砍过纽比夫人，而且直到砍得血肉模糊才肯罢手。因此，处死杰克·斯摩多仅仅是例行公事。

政客想要传达给刽子手的，正是这样一番意思：他可以在行刑时装出一副无可奈何、极不情愿的嘴脸，这样，他便可以得到奖赏；他也可以带着个人感情去行刑，但这样做无疑是不太得体的——这会显得刽子手在杀人时太过享受，不宜被奖赏。

海博里先生知道，自己的心里坦坦荡荡，就算州总理和《体育纪事》不明白，上帝总会明白的。

我可以辞了这份工作，他心想。这一晚，他给辅政司写了很多封辞职信，文风轻浮而尖刻，简洁而庄严，直白而明确。在信中，他为刽子手的行刑技艺和职业操守进行了辩解，文辞时而押韵对仗，时而像莫泊桑般温言软语，时而像狄更斯般铿锵有力。

可是这些信根本代表不了他的真实想法，没有一封可以。他必须一如既往地稳住自己的内心，坚持自己的操守。如此一来，辞职是很不值当的。

再者，如果自己辞了这份差事，新来的人一定会笨手笨脚，错误百出。从道德的角度考虑，绝不能容许在绞死吉米·布莱克史密斯时出现任何差错，尽管这会让克鲁纳这种或高尚、或卑鄙的人无比失望。

距离莫顿被杀已经整整一天，但吉米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这天下午六点多的时候，一支由三名镇民组成的巡逻小队在渡口上游一英里处发现了一个正要涉水渡河的黑人。黑人的腋下夹着一截绳子——一支步枪和一个麻布袋被巧妙地系在肩膀上。

由于受到河水侵蚀，河畔的土地十分松软。三人立刻下马朝那人跑去。当时河潮平稳，河面平静得像果冻，清晰地映着三个人的身影。黑人发现后迟疑了一秒，随即纵身跃入水中，瞬间不见了踪影。潮水虽然看似平缓，但流速很快。

吉米自由自在地游着，一直游出去很远。先前受到莫顿和教书先生的种种束缚，如今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泄出来。

三人之所以能够发现吉米，主要是因为他的肩膀上系着包裹，只有他打破了水面的平静——尽管他无比卖弄地游出了很远的距离。

此时此刻，终于可以安排后事了，吉米心想，可以想想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死亡。在莫顿和麦克里迪身旁时，他从来没有机会去想这些。但现在，他坚信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救赎时刻就要到来，身后的三名追兵早已被他抛诸脑后。

突然间，他的左侧脸颊和上唇仿佛被一只火热的手硬生生撕裂，奔涌的鲜血灌入喉咙，让他连吞咽都来不及。短暂的麻木后是剧烈的痛楚。由于无法开枪还击，他只能坚持游下去。四下里一片沉寂，只有双臂划破水面的声音。

接下来什么都没有发生。极度的疼痛模糊了他的视线，视野里的河流南岸剧烈地震动着，大脑里一片空白，仿佛身后的三个人根本不存在一般。

河水将南岸切割得十分陡峭，没有浅水区。幸运的是，吉米抓住了柳树的树根，总算爬上岸去。舌头虽然没有受伤，但已经肿胀不堪，过了很久他才能用舌尖去触碰伤口。他不敢用手去碰，因为手指太过粗糙。与此同时，他必须拖着踉跄的脚步尽快离开河边，沿着渡口旁的小路，朝西南方逃去。

子弹似乎从左侧颧骨的下方穿入，打碎了一颗上牙后，又撕裂了上唇穿出。他感到了入海口的河水给伤口带来的刺激。

与追捕者面对面的遭遇让吉米鼓起了斗志，精神也随之振奋起来。此刻的他随心所欲，想去哪里便去哪里。

报纸上是这样报道的：

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已经负伤，逃窜位置大约在曼宁河以南，斯蒂芬斯港以北，山区以东。

令人惊叹的是，悍勇的凶犯居然横渡曼宁河而逃，但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潮水尚稳，为凶犯逃走创造了条件。七月，凶犯正是凭借着同样的悍勇酿造了沃伦镇惨案。（《悉尼先驱晨报》）

令人惋惜的是，渡河者是名戕害妇女的凶徒，否则，横渡曼宁河确可算作勇武之举。对此，许多媒体不以为然，认为凶徒得以过河，全赖潮水平稳。然而此种观点忽略了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在同等条件下，射伤凶徒者未能过河；第二，潮水虽然平缓，但河面至少宽达半英里；第三，凶徒渡河时肩上扛着步枪，且背负麻袋等重物。（《公报》）

在与莫顿的尸体合影后，道伊和都德似乎感到了一种解脱和快慰。对于吉米而言，此番渡河、受伤，以及摆脱追兵的绝对优势，也让他感到了一种解脱和快慰，他甚至还感到了一丝充实。

在近乎癫狂的兴奋中，他带着撕裂的伤口，整整走了一个早上。中午时分，他来到一片茂密的瓜田，两个中国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忙着种西瓜、玉米和香蕉。他偷偷溜进后门，在厨房的水龙头下接了杯水喝，干活的人丝毫没有注意，只顾埋头翻地锄草。中国人真可算得上辛勤劳苦，平日里还要带着农产品进城，一边吆喝一边卖：“三个便士咯，太太。”城里的顽童经常会围着这群温良的人，比比画画地吆喝：“中国人，中国人！”此时此刻，看到他们在远处的空地里辛勤劳作，在即将成熟的瓜果中间笔直地穿行，吉米的心里涌起一阵感激之情，几乎就要掉下泪来。

他在厨房里找到一口锅，看到锅里剩了些米饭，便用手攒了几个饭团塞进喉咙。

最后，他在床边的一张桌子上找到了一面镜子——镜子用一块黑布盖着。他掀开黑布，对着镜子仔细查看肿胀不堪的脸颊，为了让光线照得更清楚，他稍稍向左偏了偏脑袋。

几滴血落在了镜面上。吉米遏制不住恶作剧的念头，故意把血留在上面，想借此吓一吓可怜的中国女人。

随后，他继续沿着山路向上爬去。在一道浅浅的溪水旁，他找到一块有凹处的花岗岩，于是躲在下面休息了一阵。

随着血液渐渐凝固，撕破的皮肉逐渐变硬，脸上的伤口开始结痂。他无比迟缓地摇了摇脑袋，知道自己正烧得厉害。

恍惚之间，嘴里的疼痛似乎变成了割礼时敲掉牙齿的痛苦。他不停地梦到母亲，当初那个年轻俏丽的达尔茜，梦到她正在牙床和大腿上涂着油脂，用部族的仪式帮助他在蜥蜴的肚子里重生。她不停地微笑着，在牙齿上涂着油膏。

在高烧的时候，梦里的那个他并不是残忍好杀的凶徒，他所做的一切都预示着幸福的生活。

高烧持续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吉米醒来时只觉得一阵麻木，所有的美好都在瞬间化作泡影。此时此刻，他特别渴望能吃到些蜂蜜。

于是，他在一棵树的树杈上找到了一团泥巴状的野蜂巢。接着，他在树下生了堆火，用树枝将蜂巢打落。

蜂巢的内部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小孔，吉米不及多想，双手用力一挤，把流出来的东西全都吞进了喉咙，根本顾不得除了蜂蜜之外，里面还有蜂蜡、蜂蛹，以及一些连鬼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残渣。

他迈起大步昏昏沉沉地走着，幻想着嘴里塞满了煤块，为别人带来温暖——或许是为了达尔茜、威尔夫、杰克、吉尔达，还有……格拉芙小姐？这份差事可着实“烫嘴”。

最终，他来到树林间的一所小学校。学校的大门紧闭，所有的学生都不见踪影。难道圣诞节就快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花粉，让人感到昏昏欲睡，蝉叫声一阵阵地刺激着他的疼痛。

宿舍的门已经锁紧，但窗子没有上锁。吉米从窗子爬了进去，对着墙上那面显眼的镜子查看起伤口来。此时，血肉和白骨已经凝结在一起，吉米不敢贸然去触碰，即便多看几眼也不敢。

他想找张柔软的床铺躺下来，于是便走进了教书先生的卧室，在不知不觉间坐在了梳妆台前。他打开抽屉，用手摩挲着那些柔软而带有女性气息的织物。

眼前是一幅结婚照。新郎个子不高，但相貌帅气，看起来十分精神，方正的脸形让人联想到警察。估计他的脾气不好，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很怕他。

这时，他想到有必要按着伤口，于是便拿起一条纱巾捂在脸上。纱巾里掉出了几封信，吉米弯腰捡了起来，一行细细的血液流进了嘴里。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大脑会不断用话语进行自我折磨，就像发烧的人会忍不住在脑海里一遍遍地诵读《圣经》。

因此，他忍不住打开了信，无比用心地读了起来。信纸外面并没有信封。

第一封信上写着：

亲爱的克拉丽丝：

在我看来，给我写信并没有什么不妥。虽然你已经嫁了人，但生活在丛林里，任何人都会觉得无聊难忍。对我而言，现在的生活太过忙碌，些许的无聊未尝不是一种慰藉呢。不过我很理解你的处境，因为写信的确可以排解农场生活的孤独。你住在海边的山区，那里的情况我很清楚，穷乡僻壤的生活十分清苦，而且经常下雨。不过不要担心，夏天很快就来了，雨林里会挺凉快，时常会有一阵阵清风刮过。不过这风却刮不到麦夸里大街或是国会大厅。

你知道，眼下就要实行联邦制了，可至于如何实行，谁都没有头绪。是该保留各州的议会，还是要建立新的联邦议会，多数人都没个主意。眼下，我得到了参加联邦议员预选的资格，如果当选就能进入第一届内阁，不过究竟有几成把握还难以预料，毕竟没有先例……

吉米读到这里便再也读不下去，于是打开了第二封信：

我亲爱的克拉丽丝：

很高兴收到你的上一封来信，你说我一定会当选联邦议员，这让我十分感动。如果三分之一的选民都这样想的话，我就不必再犹豫，我会立刻辞去州议员的差事去参加……

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写给彼此的信件，会不会引起你跟克里夫之间的不快？我知道他性格有些怪癖，这也难怪，当个乡村教师确实屈才了，毕竟在放弃上大学之前，他便已经小有才名。

不过你可以放心，能够收到你的来信，我非常愉快，我平时太忙……

哎，不得不说，弗洛太可怜了，她的肾脏出了毛病，而肾脏偏偏又那样让人捉摸不透。整条麦夸里大街都找不到一位可以宽慰她的医生……

令我欣慰的是，街坊邻里开始和善地跟你来往了。要知道，这些家庭主妇往往会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呢……

对吉米而言，信中的内容不过是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事，但他还是忍不住慢慢往下读。因为捂着纱巾，伤口的疼痛渐渐转变为酥麻。

我亲爱的克拉丽丝：

难道仅凭几封书信，就真的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我早就爱上了你，是你让我体会到了温情。遗憾的是，当初我没有及时向你求婚，被另外一个人抢在了前头。

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不会因为忙于政务便无暇阅读你的书信，你是我深爱的女人，说实话，如果收不到你的书信，我连一周的时间都熬不下去。

我把这些书信看作无价之宝，看作接二连三的好兆头。正是因为这些书信，我才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在实行联邦制这一年，为联邦议员的席位而奋斗。

令人伤心的是，可怜的弗洛眼下已经是半个废人……

接下来，信中提到了一些就医治病的细节，看得吉米头晕眼花。此外，写信人还表示，他对克拉丽丝的爱无比真诚。

接着，吉米打开了第三封信：

克拉丽丝，我的最爱：

我居然无法跟你见面，这实在是太荒谬了。我求求你，离开那个男人吧。他这辈子注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太过愚笨，如何能成功？我知道，他有很多恶习——你要记住，他曾经是我的同学——可以说下流无耻才是他的常态，偶尔才会有良好表现。想想他会如何虐待你，我总是不寒而栗，甚至无比恐惧。

我想请你来悉尼生活，这里有房子住，不需要你操半点心，只要你愿意，而且不会误解我……

哎，可怜的弗洛，她的病怕是没治了，这点是确定无疑的。她遭受了很多痛苦……

昨天在议会大厅的走廊里，两名议员领袖拦住了我，表示愿意协助我参加第一届联邦议员的竞选……

接下来便是一串名字。一些吉米很难看懂的盎格鲁–苏格兰式的名字，一些代表着议员卑鄙交易的名字。吉米逐个读完了这些名字，又打开了一封信。

克拉丽丝，我的最爱：

我刚刚从临终关怀所回来，可怜的弗洛已经去了。我伤心极了，可是我——请你理解和原谅——我现在无比需要你。求求你，来悉尼吧。我会尽一个丈夫的职责，诚心为弗洛伦斯哀悼，但与此同时，我心里很清楚，我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谁。如果你跟克里夫离婚会引起选民的不满，那就随他们好了。我的生意足够维持咱们将来的生活……

读到这里，吉米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只觉眼前一片昏黄。

亲爱的：

之所以这样叫你，是因为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了。上个星期二，可怜的弗洛伦斯去世了，昨天在韦弗利公墓举办了葬礼。弗洛伦斯终于从痛苦中解脱了，如果她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葬礼由大教堂的教士长主持，弗洛伦斯的两个弟弟，还有我手下民兵团的两名官员负责抬棺。参加葬礼的还有州总理大人、内阁的两名官员，还有反对党的一名领袖。

克拉丽丝，来悉尼吧，此时此刻，我太渴望见到你了……

吉米打开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克拉丽丝：

听说你最近查出怀孕了，没法自由行动或者到悉尼来。这些我都理解，至于你打算继续跟克里夫生活下去，我也赞成这个决定，只不过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最近工作上也遇到了挫折——联邦议员的席位被州总理的一个亲戚抢走了，但我仍然坚信，联邦政坛才是我最终的归宿，只不过要等上几年才能实现了。

或许最近一两年，咱们还是不要再通信了，虽然这样说我很难过，但还是让各自的命运朝着更可预见的方向前进吧……

我知道，写给你的这些信你一定会妥善保管，我也会保管好你的信，只是感到无比遗憾而已。

致以不朽的敬意。

你的E

结束这场疯狂的阅读之后，吉米躺在教书先生的床上睡着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透过宿舍的窗子，他看到两个骑马的人正在学校院子里四处查看。很快，一个人下了马，朝着宿舍的方向走过来。

吉米立刻冲到后门，强忍着剧痛拨开门闩，踉踉跄跄地朝着西边的森林逃去。

几分钟后，道伊走进宿舍，低头望着教书先生的那张床。枕头上兀自留着一大片血迹。

“该死的黑鬼。”他骂道，仿佛是吉米玷污了这位教书先生的婚姻一般。

第十五章

半夜时分，吉米趁着短暂的清醒穿过了一座桥，来到一个名叫卡罗瓦的小镇。镇子坐落在山脚下，此时刚刚下过一场雨，镇子里薄雾缭绕，泥滩上一片蛙鸣。刚进镇子便看到一座山丘，丘顶耸立着几个拱形窗，房中亮着灯，一阵阵修女祈祷的声音从窗口传了出来。祈祷人可以在刺耳的念诵中加入任何内容，而吉米此时恰好听到了一番不同寻常的念诵。

“愿主宽恕可怜的莫顿·布莱克史密斯。”一个年轻的声音高声诵道。

“这都怪他那个杂种哥哥吉米，居然怂恿他伤害女人。”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回应道。

吉米绕到教堂后方，发现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于是便走进去，来到一间明亮的厨房里。冷藏箱里摆放着许多高高的牛奶罐，他提起一个罐子，像西班牙人喝红酒一般，将奶水直接倒进喉咙里。一个大托盘里装着牛肉，他伸手抓起几片，扔进了嘴里，没有咀嚼便硬生生咽了下去。

接着，吉米来到走廊里。光亮的暗黄色地板沿着走廊延伸出去，头顶悬着两座枝状煤油灯台，但灯芯并未点燃。这条走廊十分宽敞。虽然是在卡罗瓦镇这样的小地方，但这座教堂和欧洲的教堂规模差不多。

客厅的门半开着，透出明亮的光线，借着光可以清楚地看到墙壁上的圣徒画像，每位圣徒的脸上都洋溢着基督的喜悦和慈爱。吉米沿着走廊向前走了一段，终于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人，一个快要死的人——任何人只要看上一眼就明白。

那是一个身形瘦小的中年修女，坐在一张铺着垫子的高背椅上。修女的神情十分严肃，或许是生病所致。修女裹着袍服，形体显得十分瘦弱，脸庞干枯异常。她瘦得甚至能看到喉管。

她已经无法再去教堂做礼拜了。

吉米忍不住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向这位修女自首，用自我牺牲换取一分功德，这样一来，一切都可以恢复本来的面目：杰克·斯摩多回归部族，纽比太太归于纽比先生，纽比家的几个女儿回归美丽的乡土，格拉芙小姐回归她的未婚夫，西里太太回归西里先生，孩子回归西里太太的怀抱，托班回归家庭继承家业。

不过，他也可以忘掉这些，找个地方去睡觉。顺着走廊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扇雪松木门前。有人多此一举地用金漆在门上写了两个字：客房。

客房里铺着地毯——十分柔软的地毯，足以躺在上面睡觉。此外还有一张中等尺寸的床，上面铺着白色床罩，由于最近很少使用，床罩已经凹陷下去。

借着大厅里的灯光还隐约能看到一个木柜、一个洗漱台、闭合的百叶窗，以及四幅画像，其中三幅都是圣人的画像，表情依旧那样慈祥。第四幅则画着一个身材肥硕的神职人员——那张像脸盆一样凹陷的床应该是为他准备的。

吉米·布莱克史密斯轻轻地关上了门，这样便再也看不到那位奄奄一息的修女，然后他用力地拍了拍被褥，上床睡觉了。

当他在柔软的床上醒来时，百叶窗外已经露出了天光。透过百叶窗的空隙，他看到达尔茜·布莱克史密斯正站在远处，嘴里说着一口爱尔兰腔调的英语：“这要另外安排才行，我必须首先拿到爵爷大人秘书的书信。哎，这些个牧师！……”

“算了，达尔茜。”吉米说道，“你还是省省这些废话吧。”

三月里的河堤暖意融融。吉米正躺在岸边打着瞌睡，突然，他听到一阵女人的脚步声，于是连忙伸手去摸吼板。霎时间，一阵嗡嗡的鸣叫声响彻脑海。女人生怕遇到巨型蜥蜴，连忙转身跑掉了。

原来是场梦。吉米醒来时，周围仍然是一片黑暗，虽然头脑清醒了不少，嘴里却渴得厉害。他先是等了一阵——黑暗中除了修女的唱诵声，再无半点声息——然后才下了床。

站在漆黑的走廊尽头，吉米看到那个生病的修女正面无表情地躺在一张沙发上，还有一个背对着他的修女，正用一块湿布擦着生病修女的脸。吉米渴望着那块湿布里的水分，却不想自投罗网。他回到厨房，再次咧着嘴巴吃了些东西，喝了些牛奶。

事实上，他的嘴巴已经变得极不对称，虽然还剩下几颗牙齿，却不敢用来嚼东西，否则右边的几颗下牙一定会顶到肿胀的上颚。对于吉米来说，这简直是老天在戏弄他。在娘胎里就已定型的嘴巴，居然在这危急时刻背叛了他。

他拿了几片羊肉，准备带回床上吃。此外，他还拿了些杏子干、饼干，以及一罐水。他一边喝，一边自信满满地沿着走廊往回走。

背对他的修女正在给垂死的修女读着什么。

……当初，明谷的圣伯尔纳选择在一片沼泽上修建修道院，这给当时的修道士们提出了双重考验：在净化沼泽的同时，更要净化人类灵魂中与生俱来的污秽。这沉思的水流唱着森林精灵的小调：团结起来啊，让我们得到净化，变得如钻石般晶莹，神的光辉不可阻挡，让世人得到教化……

这还用说吗？吉米心想。伴随他成长的河流向来是清澈的，水中的鲈鱼和螯虾的确像钻石般晶莹闪亮，粼粼波光晃着他年幼时的眼。

吉米盯着光洁闪亮的地板，眼前仿佛真的出现了波光粼粼的景象，脚下一个不留神，杏子干从怀里撒了出来。

他抱紧怀里的东西，回到了那张高大而神圣的床上。

吉米又睡了，脸上的伤口依旧疼痛不止，就像会重生一样。

偶尔清醒时，他会想起自己受伤的经过，但很快又陷入谵妄。

恍惚间，他看到西里太太躺在碗橱与壁橱之间那个阴惨惨的角落里，他所深爱的人则站在尸体周围，脸上带着买主般的兴奋。

莫顿，可靠而忠诚的莫顿，是最先想到用白泥“装点”自己的人，这色彩是吉米旧日仇恨的腐朽痕迹。他用食指在脸上涂抹着，然后对着吉米视野左侧的一面闪亮镜子照了照，神情颇为满意。

接着，所有人都涂抹起来，每个人都神情肃穆，看不到半点不合时宜的笑容。他们在脸上尽情地涂抹着各种图案，仿佛在参加一场比赛。吉米想要出声劝阻，可谁都听不到，也根本停不下来，他们的手如空气一般无法抓握。

这时，耳边响起了法维尔那浑厚的嗓音，吉米转眼又到了医院。虽然从没来过这里，但肃穆的气氛让他确信无疑，这里就是医院。

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长着兔唇的白人小子，他身上没穿衣服，开裂的兔唇已被针线缝好。这天本是白人小子结婚的日子，可他却难过得要死，说什么都不肯穿礼服。

吉米继续昏昏沉沉地睡着。

有一天，一道阳光像闪电般击中了他。有个不太对劲的东西飞到了黑漆漆的屋椽下。他躺在被窝里，两条腿发烫，下巴的疼痛似乎轻了些，破损的牙床渐渐开始发痒。

接着，森林里一道奇异的门突然开了，达尔茜·布莱克史密斯走进了部族的秘密之地。吉米无奈地摊开了双手。达尔茜不该闯进来的。母子这样见面，一定会遭到诅咒。

可是达尔茜根本不肯停下脚步，脸上带着他从未见过的坚毅和决绝。

“可怜的孩子，你做了那么多恶事，又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公报》报道：

无比讽刺的是，臭名昭著的吉米·布莱克史密斯，戕害妇女、残杀幼儿的凶徒，居然躲在一所乡村修女院里，被人发现时正躺在一位大人物的床上。当时，卡罗瓦镇乌尔苏拉会修女院的修女西西莉亚走进客房，正打算为托马斯·格罗根主教的来访做准备，看到屋内的情景后无比惊恐地跑出了客房，浑然不知2500英镑的赏金正等待着她。接着，院长嬷嬷将凶徒绳之以法。

两周前，吉米·布莱克史密斯被几名追捕人的流弹打中，脸部受伤，目前正在卡罗瓦镇监狱养伤。与此同时，主教的床单已被彻底清洗。

据悉，正当追捕人众志成城对其东西合围之际，吉米却在修女院的客房中整整藏匿了四天之久，其间趁修女祈祷之际觅食。

《公报》的主办者们都是些饱食无忧的城市人，自然有胆量在报道中信口开河。

吉米被捕后第二天，道伊·斯戴德和都德·艾德蒙斯赶到了卡罗瓦镇。吉米居然闯进修女院的客房，像只兔子般自投罗网，这让二人觉得无比荒唐和可笑。

两人在卡罗瓦镇盘桓了两三日，却一直没有见到吉米——很显然，他的伤是无法在短期内恢复的。

“他现在还是逃犯身份。”都德说，“你完全可以在监狱里一枪崩了他。”

从法律的角度讲，都德没有说错，然而长途跋涉至此，道伊显然没有精力，也没有足够的恨意像地中海人一样去复仇。

为了保持一贯的姿态，道伊选择了南下从军。他的父亲在信中抱怨说，因为他去参军，家里不得不花钱雇人打理农场，因此想让他在悉尼找一位诚实能干且最好没结过婚的人。没什么男子气概也许会让这样的男人过得幸福。

然而道伊浪漫、理想化且带着些许恋尸癖好的志向并未实现：他没有死在布尔人的手里。当他赶到德兰士瓦时，那里早已见不到布尔人的行踪，这份挨枪子的殊荣自然是得不到的。

致《公报》编辑部的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编辑先生：

贵方1月15日出版的报纸上说，监狱已经为吉米·布莱克史密斯选派了牧师。不得不说，此举更加证实了对凶犯实施绞刑是多么荒唐和可笑。凶徒已经被打入死牢，牢狱中的恶劣环境足以让他未开化的思想发生转变，让他认识到只要诚心悔过便有机会升入天堂。狱方随时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里，用一种更加人道的方法让他死去。

既然如此，何必施以绞刑？绞刑根本不是惩罚。如果要惩罚一个杀人犯，如果实施绞刑是为了惩罚他，不如让公共刽子手突然闯进监牢，用斧头将吉米·布莱克史密斯大卸八块。

如若此举不妥，不如让他永世待在牢里忍受无聊透骨的生活，让他随时有可能带着疑惑死去。对于我们而言，这才是真正的惩罚，这远比被人绞死痛苦。

同时，本人认为选派牧师一事颇为不妥。此举不但无法唤起他的懊悔，只能为他带来虚幻的安慰和解脱。

你真诚的朋友

汤姆·唐瑟

码头劳工联合会秘书

致《循道公会时报》编辑部的一封（非公开）信：

亲爱的编辑先生：

混血原住民吉米·布莱克史密斯所犯罪行实属罪大恶极，然唏嘘慨叹之际，不得不作此坦言：本人对布莱克史密斯的罪行负有一定责任。本人德薄才浅，不擅长教区管理，昏聩之际竟然助长了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野心——鼓励他成家置业，与白人女子成亲。他随后所犯的诸般罪孽，特别是与白人女子成亲一事，皆为在少年时受到本人怂恿所致。因此，本人委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与其同罪。

然而当下社会是否能够接受原住民的野心？身为教区牧师，我等该如何对原住民，对这些尚未开化的羔羊施以教化？是否该寄予希望，按照我主的指引，鼓励其刻苦劳动，成家置业？对此，本人曾深以为然，如今却心怀疑惑。

或许，我辈当尽力促成基督教教义与原住民信仰之融合，但此举是否可行？

种种疑难，本人无法作答，只能仰仗各位同道指点。如若问题无解，我等缘何来此原住民教区？所负职责如何？凡此种种，值得深思。

因此，本人恳请各位编辑、各位读者为凶犯吉米祈祷，祈祷这位曾经的信徒能够诚心悔过。还请各位敬告大众，布莱克史密斯虽罪大恶极，为基督徒所不容，但此刻身处囚笼，想必已切身体会到自身罪孽之深重。

N. J. 尼维尔

新南威尔士马瑟尔布鲁克地区牧师

尼维尔先生得到了探监许可。眼前的牧师让吉米大吃一惊——在他的印象中，尼维尔先生总是充满了牧师特有的自信。可如今的他垂头丧气，看起来像个投降的士兵，长袍的锁骨部位已经磨破，露出一片脏兮兮的硬麻布。他带来一个记琐事的本子和一支铅笔，笔尖几乎磨平，他只好用指甲抠去些木屑，让笔尖露出来。他在本子上记下一些人的名字。受吉米所托，他会给这些人写信，代吉米向他们道别和忏悔。

吉米非常难过，他觉得自己也害了尼维尔先生；幸好尼维尔先生离这里比较远，平时事务繁忙，只来探望了他两次。让吉米在监狱中保有热情的年轻牧师是一个时髦而又虔诚的人。

“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找到个好老婆，不能像你和尼维尔太太那样互敬互爱。”吉米对尼维尔先生说。大感尴尬的尼维尔先生结结巴巴地笑了两声，这笑声让吉米很难受。

码头劳工联合会的秘书是对的，吉米在狱中完成了向基要主义的转变。伤势刚刚开始好转，他便被带上了一艘前往悉尼的船，并在船上遭到了卡罗瓦镇警察的殴打。新伤旧伤再加上晕船，他的喉咙里总是不断呕出血来。

随后，他被转移到达令赫斯特，关押在临终关怀所附近一座守卫森严的监狱里。他在这里虽然受到冷遇，但至少不必挨打。一位热心的牧师帮助他向上帝敞开了心扉。

吉米怀着这份喜悦熬过了十二月那场短暂的审判。在法庭上，他为杰克、莫顿和吉尔达进行了开脱。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诞生了。

在联邦成立初期，绞杀两个黑人是极为不妥的，这会暴露在成立联邦的过程中镇压了一些人与事。

媒体的漫画家把初生的澳大利亚描绘成一个女人。她看起来很年轻，长着男孩子般的肩膀，轮廓分明的嘴巴看起来十分坚毅，一只手举着写有“英国文明”字样的大部头，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羊皮纸，上面写着“民主新篇章”几个字。

她的长相倒和格拉芙小姐有几分相似。

复活节来临，展览广场上挤满了活蹦乱跳的公羊、阔鼻公牛和种马。这些牲畜来自利斯莫尔、莫里、科巴、库纳巴拉布兰、奇安德拉、杰里尔德里等名字听来十分怪异的城镇。

1901年4月，在温和的天气里，人们欢天喜地地笑着，街头艺人们兴奋地嘶吼着，过去的罪案已成历史，昔年的桎梏变作“阿卡狄亚”[1]式的古老寓言。

至于强奸女性原住民之类的罪行，全都已经过去，不再被人提起。

随便抓出一个工党人或其他党派的政客，你都会在他身上看到20世纪的冒险精神。为女性争取投票权，为老人和寡妇争取救济金，在法庭上为劳工争取利益……身在伦敦、巴黎、维也纳以及华盛顿的人，又有谁能预料到这一切？可以肯定地说，谁都没有预见到。

四月的阳光洒满大地，人们幸福地吃着棉花糖，观看来自奎林代和德尼利昆的勇士们骑着暴躁的公牛表演。来自瑙拉、肯普西、默威伦巴后方林区的人则会穿上运动衣和白色的裤子，开展伐木竞赛。在基督受难日，勇武的牧牛人在阳光下展露他们黝黑而健壮的肌肉。

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是美好的、富强的、自由的、无比崇尚平等的，就连以讽刺闻名的《公报》也反复地强调着这个事实。

怀厄隆的公牛向来以暴躁凶猛闻名，望着勇士们紧紧地伏在公牛的脖子上，再来上一瓶啤酒润喉，多么美好的复活节啊！

在如此快活的时刻，绝对不能绞死两个黑人。

此时，距杰克·斯摩多制造惨案已经过去九个月，他早已和部族的传统和信念隔绝开来。达博监狱的高墙把所有互婚习俗和部族图腾隔绝在外，他的灵魂石只能慢慢碎裂。离开了那些辛苦得来的石头，再也无法在脸上抹灰浆，杰克·斯摩多开始像外甥一般，为灵魂能否永生的问题感到焦虑。

五月份，海博里先生前往达博绞死了杰克，整个过程迅速而干脆。

第二天，吉米在墙壁的监视孔后发现了一只陌生的眼睛。那只眼睛直愣愣地望着他，一眨也不眨。新来的狱警，吉米心想，还是个政客？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天里，吉米像所有犯人一样，任何新奇的事物都会引起他的好奇，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海博里先生这一去便是三天，至于铺子里的顾客，只好留给两个能干的儿子去应付。

注释

1　阿卡狄亚：古希腊、古罗马田园诗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世外桃源。

吉米·布莱克史密斯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白人，母亲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教区牧师尼维尔向少年吉米传授白人世界的文明与价值观。长大后的吉米满怀憧憬，却因混血儿的身份处处碰壁，屡遭苛待。他与白人女孩结婚，却在婚姻中备尝屈辱。农场主纽比一家对他的打击，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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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耻辱与俘虏／（澳）托马斯·肯尼利著；李尧，刘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11

书名原文：Shame and the Captives

ISBN 978-7-5213-2193-7

Ⅰ．①耻…　Ⅱ．①托…　②李…　③刘…　Ⅲ．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4010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责任编辑　徐晓雨

责任校对　黄雅思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213-2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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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故事的由来

1946年秋　日本，某县城

第一部　1943年春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二部　1944年秋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尾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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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 1935—　）

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得主，四次获布克奖提名，1982年凭借代表作《辛德勒方舟》获奖，该作品后被改编为享誉全球的电影《辛德勒名单》，获奥斯卡金像奖。肯尼利是一位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其创作灵感多基于史实，擅长在时代背景下刻画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呼唤正义与人性。

译者简介

李　尧

1946年生，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西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资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从事英语教学与翻译四十余年，翻译英、美、澳大利亚文学，以及文化、历史著作五十五部，其中多部获奖。2008年因在中澳文化交流，特别是翻译领域作出的贡献，被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授予杰出贡献奖章。2018年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FASIC）授予其终生成就奖。

刘　洋

北京大学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毕业学员，文学翻译爱好者。

故事的由来

那场日本战俘暴动事件，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地区的考拉镇——在小镇边缘的一所战俘营里。当时我九岁，父亲正在海外服役，不在我身边。家门口缺少他的把守，无法依靠他抵御暴乱，即使在悉尼郊区似乎也会感到，这是异常恐怖的事情：一场源自腹地的入侵。事件的动机令人不解，超出了我们的文化视域与想象的边界。据我们判断，种种动机之中，应该包含这样一种企图：向妇女、儿童以及男人，按照这个顺序，施加难以言说的伤害。

为了挫败这歹毒的阴谋，民众自发地武装起来。我的一位姑婆住在离考拉镇不远的一个镇子里，因为男人们不在家，她每晚都傍着斧头入睡。农夫不得不暂离农舍时，会把步枪留给妻子，以此保卫家庭，保护自己。

渐渐地，越狱战俘的动机显露得愈发清晰，通过结尾处致谢部分提到的专家、书籍以及文献，可以搜集到相关证据，拼凑起一幅更为精确的画面。

但事实上，我并没有严格再现1944年8月4日至5日，考拉镇暴动中发生的诸般事件。我不想冒犯那些在当晚、之前以及之后几天中幸存下来的人，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想试着尽可能精确地去解读那场灾难的双方所处的文化环境。这并非一部“隐去真名的纪实作品”——那种作品的每个角色，都反映着现实中的人，有的依然在世，有的已然去世。但我的角色在设计上，并不追求对美德、罪行、愚昧、狂热或英勇之举的反映，尽管在考拉镇暴动事件的真实“角色”身上，这些都有着明显的体现。无论如何，我们掌握的细节都不足以充实所有角色。小说家要做的是，组合并放大这些细节——写小说的部分任务就在于此。诚可为此致歉，却是在所难免。

以澳大利亚乡镇边缘的一座战俘营为背景，我想试着书写的是一个相似的故事，或者说，一个受1944年考拉镇事件启发的故事。我将类似的事件纳入一个名为加韦尔的虚构所在，为此，我要向考拉镇的民众，向那晚暴乱中死难者的灵魂请求原谅。我的故事就像考拉镇事件的兄弟或姐妹——两者因DNA而紧密相连，在诸多层面相似，但采用了不同的名字，在一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例如，在加韦尔战俘营的暴动事件中，满月扮演了应有的角色，正如在考拉镇事件中一样。不论在真实还是虚构的小镇里，那个高潮迭起的夜晚都异常寒冷。不过爱丽丝·赫尔曼确是虚构人物，仅仅存在于本故事的叙事范围之内。詹卡洛·莫里萨诺也是如此。（但我们知道，两人间的情感关系的确曾在那个时代发生。）现实中，考拉镇意大利战俘区的指挥官是E. V. 蒂姆斯少校，一位小说家。然而虚构人物萨特少校，那个撰写着鼓舞人心的电台节目剧本，掌管加韦尔战俘营C区的指挥官，绝非用来影射E. V. 蒂姆斯的生活、行为、动机，或他的所思所想。指挥官艾博凯尔上校这个角色，也绝非用来描绘现实中指挥官的性情或他生活中的事件。考拉镇战俘营里的确有个韩国告密者，但并不是本故事中的郑恩屋。有名日本战俘曾试图向守备队示警，但不是本故事中那个叫作本恩的人。

即便如此，我却希望这个故事具有真实的一面，在动机的想象方面、角色的行为方面——在感受上，能够切实再现那个时代发生过什么。小说往往试图用谎言，用杜撰来表达真实。通过虚构的加韦尔战俘营，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考拉镇现象，阐释意念的强大力量，诠释这场越狱事件揭示的、我们所表现出的迥异观念。

以上“免责声明”常见于小说之中，因而，指责小说家“只对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中最好的部分负责”可谓恰如其分。如果真的如此，我希望这部小说的读者能够感受到，他们得到了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不管经过如何冒昧的改动，这都是一个绝好的故事，我只塑造了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由1944年8月发生的事塑造——这些事发生在那个远离战争前线，远离世界主流话语的小镇里。

1946年秋　日本，某县城

只剩两人独处时，女人对青木说道：“周围到处都是野蛮的黑鬼……你在丛林里待了那么久……”

说到这里，女人尖细的声音变得犹豫起来——分开这么久，她并不想惹他不快或是跟他拌嘴。青木知道，她想问的，其实是丛林里那些女人的事儿，而且想知道他是否投降了。

“我仍然是名战士。”他宣誓般轻声说着，并没有直接回答女人的问题。

女人没有搭话。她穿着件蓝色丝绸睡袍，青木穿件绿色高领睡衣——当初听到他还活着的消息时，她便买好了这件睡衣。对于青木而言，这些衣物显得那样陌生。他的谎言也是如此。丝绸睡袍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仿佛一阵阵隐隐约约的海浪声，两人眼看就要陷入尴尬的沉默。青木知道，绝不能让这阵沉默继续下去。“我自己活自己的，就像个鬼影一样，跟他们扯不上半点关系。”他含含糊糊地说道，“他们都怕我，平时只顾窝里斗，根本当我不存在。之所以还肯给我吃的，纯粹是因为他们的迷信思想。”

青木的满腔欲火似乎随时都要喷出来。她虽然稍显憔悴，但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这是他的第二个女人。之前本来结识了一个女孩，但他不久便被派到战场上。可以说，遇到她是一种福气。青木遗传了家里的驼背，年轻时相貌平平，而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可她还是选择了他。当时很多人都说，青木艳福不浅。

“别忘了，”青木继续说着，生怕两人继续沉默下去，“新几内亚岛的女人经常嚼槟榔，牙齿黑得厉害呢，而且身上的味道很难闻，文明社会的人根本忍受不了。为了抵御瘴气，她们在身上涂满了油，味道变得再难闻也不会去洗一洗。”

青木不知道这番话从人种学的角度能不能说得通，只是希望不要错得离谱就好。他紧张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着自己提到的种种细节说服她。大体上应该没错，之前在战场上他曾观察过那些当地人。女人的确在身上抹油，但这并非他亲眼所见，而是其他人在海边的山坡旁见过，后来告诉他的。此外，他并没有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在当地人中间生活了两年半之久。但无论如何，他不能让自己的谎言被人拆穿——每逢家人聚会，他总是一遍遍地锤炼说谎的技巧，除他自己之外，家人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因此，当穿着那件绿色棉睡衣躺在床上时，他不得不尽情编派当地女人的可恶之处。事实上，士兵包围了他和战友后，所有的当地女人很快便离开了，消失在云雾缭绕、草木葱茏的丛林里。

他既然背叛了战士的身份，就要在余生里不断地维持这个谎言——关于在丛林里独自求生的谎言。事实上，那段时光并没有遗落在丛林里，而是在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度过。最终，运气不错，遣送他回国的船碰巧中途停留，把拉包尔和新几内亚岛沿海地区的战俘及残兵败将也运送回国。由于遣返人数较多，青木那番在丛林里坚守抵抗的谎言并没有引起怀疑。下船的时候，官方更倾向于把他看作几番苦战后奉命投降的士兵[1]，毕竟此类士兵不下数千人。

在妻子跟前，他忍不住像所有伪君子一样，想用花言巧语来粉饰谎言，但转念间，他又犹豫起来，不知要不要向她坦白，从而避免日后的追问。然而出于对妻子的怜悯，他顿时又失去了这种勇气。当初听说丈夫要回来时，她几乎激动得落下泪来。在一位神官的指点下，她拆除了家里供奉的丈夫的灵位。神官本人更是不辞劳苦，亲自前往一座灵验的神庙，祈求死神放过这位死而复生的士兵。因此，关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一句真话也不敢吐露，更不敢提起自己曾尽最大努力去试着自杀，试着让自己对得起家里供奉的灵位。几次自杀的经历像是一幕幕喜剧：他曾拖着跛脚冲到机关枪的射程里，却始终没有中弹。在一片荒凉的山坡上，在那个荒唐透顶的国家里，他决心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然而一场意外的发生，让他再次失望了——一群又高又瘦、嗓音像乌鸦般难听的外国士兵围上来，把他带了回去。在这些人眼里，他似乎只是犯了些小错，不必予以深究。后来，他接受了一场军事审判，有足够理由被判死罪的他却出人意料地活了下来。这些细节自然不能对亲人说，当然更不能对妻子提起。此时此刻，她那缎子般光滑的圣洁皮肤正躲在丝质睡袍里，令人按捺不住。

“放心好了，”他轻声说道，“我没有违背誓言。”这番话连他自己听来都那样虚伪。事实上，在拉包尔的时候，他跟一个中国女人发生过关系，但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凡是与中国相关的种种往事，还是忘掉的好。

不知为何，这番谎言居然奇迹般地奏效了，就好像上天突然给予恩赐一般，女人解开睡袍的腰带，露出了衣襟里的乳房。尽管屋里的氛围早被谎言污染，但是眼见妻子如此这般，青木无法做到不予回应，直愣愣的目光很难从她身上移开片刻。尽管他的口唇被这永无止境的谎言所限制，但对着如此温柔、如此不可抗拒的乳房，青木难以自持。

注释

1　此处指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后投降的士兵。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中译本注。

第一部　1943年春

第一章

爱丽丝·赫尔曼太太的丈夫已经离家两年有余，转眼间又到了十月份，这天的天气异常温暖，二十三岁的爱丽丝坐在门廊里，正在给公公的衬衫缝扣子。赫尔曼一家住在加韦尔以西三英里[1]处，门外是一条满布车辙的沙土路。这时，爱丽丝突然发现，一辆军用卡车沿着沙土路开了过来，缓缓停在了路中央。起初，她本以为是卡车抛锚，却没料到那辆车是专门停在那里的。四名持枪的警卫下了车，整齐地排成一行，接着又从车里喊下来六名身穿紫褐色囚衣的战俘。虽然只能模模糊糊看到几个身影，但战俘们异于常人的跳车动作、走路姿势和站立的姿态却瞬间吸引住了爱丽丝。这些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国度，任何人在安全距离内看到他们，都会忍不住惊讶。

相比之下，加韦尔战俘营里的那些意大利人——那些狂热的墨索里尼的追随者——则不会这样引人注目。那里关押的意大利人不仅数量多，还被派到附近的农场干活，爱丽丝的公公邓肯·赫尔曼就曾向管控中心提出申请，让他们给自己的农场也派一名意大利战俘。因此，意大利人并没有什么稀罕之处。此外，跟日本战俘比起来，他们缺少那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一带，东方人实属罕见，大概只有一千多人，平时被关押在三英里外的加韦尔战俘营里，很少有人见到。作为一名家庭主妇，爱丽丝的生活几乎称得上是一种苦差，终日忙着做饭，腌咸菜，做水果罐头，喂鸡，挤牛奶，搅拌黄油。下小羊羔的季节还要忙于为羊接生等活。看到这些战俘，她仿佛看见一道道鬼影般惊讶。原本住在羊毛工宿舍里的那些勤杂工全都加入了民兵部队，家里所有杂务都落到爱丽丝肩上。她并不想回娘家，一来回娘家也是做杂务，二来母亲牢骚不断，很难侍候。就这样，她一直住在赫尔曼农场。她的丈夫既是农场主的儿子，也是农场的继承人。

爱丽丝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些战俘，还有一个原因：她的丈夫尼维尔·赫尔曼同样处于被俘的境地。她心里有种近乎荒唐的想法，认为从这些战俘身上，能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尼维尔的状况。

部队撤离时，尼维尔与数千名战友滞留在克里特岛的海滩上，错过了最后一艘友军的救援船——或许根本没有资格登船。随后，他跟几名同伴登上了一艘向东行驶的希腊帆船，朝距离土耳其不远的希俄斯岛赶去。到了深夜，他们又分别乘上了几艘更小的船，朝亚历山大港行驶。这些都是尼维尔的一个朋友在信中说的，他便是通过这种方式逃回来的。此外，他还在信中提到，尼维尔把登船的机会让给了一个身患肺炎的人。尽管邓肯对此深信不疑，但爱丽丝却有些怀疑，不知他的话究竟是事实还是为了安慰自己。至于为什么会怀疑，她也说不清楚，总之不是因为她觉得尼维尔不够好。不管怎样，在德国人占领希俄斯岛时，尼维尔还待在那里。

“至少他曾放手一搏。”每逢提起儿子逃往希俄斯岛一事，邓肯总会这样说，“至少没有坐在那里，干等着那群混蛋的卡车开过去。”

后来，尼维尔给家里写了封信，信中提到在希腊九死一生后，他又几经长途跋涉，辗转于轮渡和列车之间，最终沦落到奥地利东部一个名叫艾希贝格的地方，被关在一个战俘营里。爱丽丝随后搜罗了一些食物，打成包裹后，通过悉尼红十字会寄给了尼维尔。在七月份的最近一次来信中，他对爱丽丝寄去的食物赞不绝口，而且还提到冬季过后，他们被派到农场干活，虽然只出去了一天，但心情十分愉快。由于信中很少提到被俘生活的细节，她根本想象不出丈夫过着怎样一种生活。因此，她只有眼睁睁地望着这些战俘，仿佛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些启示。

据说，眼前这些穿着囚服站在路上的苦力来自一支曾“放手一搏”的部队，就像邓肯评论自己儿子时所说的那样，所以这支部队中只有一千多人到了加韦尔战俘营，还有一些散兵游勇躲到了乡野地带。他们本想做最后一次疯狂的抵抗，无奈碍于形势所迫，最后不得不投降。这样说来，尼维尔在克里特岛和希俄斯岛的做法还算明智。所幸的是，他没有落在日本人手里，而是被欧洲军队俘虏。

爱丽丝仔细观察后发现，从车上下来的六名战俘里，有两个岁数比较大，跟几名看守的年龄不相上下，其余四人则比较年轻，还只是半大小子，根据沦陷区传来的消息，他们都是些童颜兽心的魔鬼。很快，路上又驶来一辆军用卡车，这辆卡车朝着邓肯家的篱笆倒退了一段距离，随后货箱渐渐升起，装在里面的鹅卵石哐啷啷地倒了一地。货箱再次落下，卡车疾驰而去，仿佛正急着赶往别处运送石子。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几名战俘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眼下，只剩下运送警卫和战俘的那辆卡车。警卫们只有四支步枪——似乎是另外一场战争中剩下的武器，跟邓肯那支十分相似。卡车司机没有携带武器，他从车上拿出六把铁锹，扔在了地上。警卫一边比画，一边用英语大声吆喝，命令战俘捡起铁锹。战俘的反应算不上迅速，态度介乎唯命是从和消极怠工之间。一名警卫来回踱着步子，指着土路上的沟壑和车辙，示意战俘把石子填进去。这条土路恰好经过赫尔曼农场，但若说仅凭这堆石子就能将这条路修补得像模像样，任谁都不会相信。六名战俘一动没动，丝毫没有朝那堆石子移动的意思，更看不出有任何铺路的渴望。几名警卫不停吆喝着，手里的步枪像哑铃般时起时落，不停地催促着。战俘们只好阴沉着脸，极不情愿地铺起石子来。铁锹缓缓地插进石子堆，刺耳的摩擦声中仿佛带了些轻蔑。他们把石子填在坑洼处，似乎巴不得每锹下去填补得越少越好。

司机的脸上带着军人特有的冷漠——这种冷酷而厌倦的神情爱丽丝并不陌生，在一些下等兵的脸上经常能够见到。司机坐回到驾驶室里，把卡车开到一株高大的桉树下，然后熄了火，坐在车门下方的踏板上抽起烟来。天气令人觉得无比烦闷，四下里乱蝉嘶鸣，望着这些中年警卫和穿着紫褐色囚服的、懒洋洋的战俘，爱丽丝觉得此时恰好需要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去打破这阵烦躁。这个人会是她吗？

按理说，她应该站起身，拿着手里的衣服和扣子走进屋去，装作要去厨房的样子，这样做才更恰当。看到这些战俘时，除了惊讶外，最自然的反应便是躲起来，因为这些人——或是他们的同胞——曾在中国的南京大肆残害妇女，戕害儿童。她见过报纸上的照片，那些令人不忍直视却又不能不看的照片。从那时起人们便开始不停地追问，若是遇到白人妇女和孩子，这些凶徒又会做出怎样丧尽天良的事情来？

此时，她发现几名警卫已经走到土路的远处，在几棵赤桉的树荫下避起暑来。眼前的态势看似平稳，实则暗藏危机，几名战俘随时可能冲向警卫，他们手里的铁锹锋利无比，攻击能力不下于几支步枪，只要一名战俘发起袭击，抢下一支步枪，几名警卫要么被铁锹拍扁，要么便会被砍伤。接下来会轮到谁？赫尔曼一家，特别是她自己。此刻公公邓肯不在附近，而是开着拖拉机到那块五十英亩[2]的小围场耕地去了。事实上，几名警卫看似有些怠惰，但并没有放松警惕。几名战俘即便逃跑也无处可去、无处可藏，因为这一带常见的只有白人和原住民，亚洲面孔太过显眼。

对爱丽丝来说，每天的家务安排令人无比烦闷，按照平日的习惯，她已经在炉子上煮了汤。很遗憾，她此时必须进屋去看看煮得怎么样了。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天气里，邓肯中午的胃口也着实不小，只有在接羔季和堆谷草的时候才会出现例外。于是，她最终还是转身进了门，穿过走廊，把手里的针线活丢在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上，随后便开始剥土豆、煮土豆。不过她对那些战俘的好奇心却变得越发强烈起来。趁着土豆还没煮熟——爱丽丝对火候的把握已经到了十分精准的地步——她再次走出了屋子，想看看那些战俘还在不在，看看他们究竟有哪些异于常人之处。爱丽丝知道，只要走出门廊，炽热的阳光便会无情地扎在自己身上。一阵西风拂过脸庞，爱丽丝的心里再次冒出了那个固执的想法：这些战俘与尼维尔一样，被人逼着做苦役，如果对这些人好些，或许尼维尔的境况也会有所改善。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她自己也无法解释。

她匆匆忙忙地跑回厨房，从橱柜旁的一个盒子里摸出两个剩下的柠檬——后门外就有一片不太像样的果园，这两个柠檬便是从果园里的两棵柠檬树上摘下来的。她把柠檬切成片、挤出汁，倒进一个罐子里，然后打开冰盒，凿下几块冰放在里面，接着又撒了不少白糖——远比她平时放得多——最后在水龙头下接了些水，搅拌均匀。她不想让公公看到这些，因此动作必须要快。

柠檬水冲泡完毕，她找出一个锡盘，把罐子放在上面，然后又准备了六个杯子——其中五个分别给警卫和司机用，另外一个给几名战俘共用。准备就绪后，她托着锡盘穿过走廊，走出了门廊。窒闷的空气似乎已经凝固起来，炽热的阳光打在额头上，让她清醒了些，让她更加确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富于人性关怀的。十月份便已如此炎热，等到夏天一定会更加难熬。她把盘子放在地上，开了大门。她知道，几名警卫虽然被阳光晒得眯起了眼，却密切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

接着，她托起盘子，走到刚刚卸下的鹅卵石堆附近，放下盘子后，转身回去关了大门，然后又端起这盘微不足道的善意，朝在树荫下歇息的两名警卫走去。

“好心的美人儿啊！”一名警卫看到了装着柠檬水的罐子，忙不迭地站了起来。

两名警卫看起来饱经风霜，全然不像尼维尔被派往中东时那般英气勃发，倒像是在娘家农场里干活的那些打工仔。娘家的农场在库南布尔附近，在年轻人赶赴战场前，许多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四处寻找差事，这给农场带来了些许希望。

“天气真是够热的。”她对两名警卫说着，分别给两人倒了一杯柠檬水，并且表示希望这水足够甜。接着，她又到远处的两棵树下，给另外两名警卫送水，最后又给四处闲逛的司机倒了一杯。

“我想给那些战俘也倒一些，你们不会介意吧？”她问警卫。

年长的两名警卫彼此对视了一眼。

“用不着太好心了，太太。”其中一个人说道，“过一会儿，我们会分给他们一点的。”

“可是天太热了，换作谁都受不了的。”

“是的，不过之所以惩罚他们，是因为这几个家伙到处生事，煽动其他战俘罢工。上校说，必须让他们出些力气，否则就把他们的鸟蛋扯下来。不过要我说，这根本不顶用。”

“管他呢！这群狗娘养的必须把活都干完才行。”卡车司机说着站起身来，“我说话太粗，太太请别见怪。”

“我丈夫也是个战俘。”爱丽丝说着，知道这个理由有些牵强，“我想对他们好点，但愿有人也能对我的丈夫好点。”

“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感恩呢，亲爱的。如果做了这群人的俘虏，他们可不会这样好心的。”

“要是不违反规定的话，我还是想给他们喝点。”

一名警卫叹了口气，扛起步枪走出了树荫，冲几名战俘挥了挥手。六个战俘正在石子堆和需要修补的路面之间来往穿梭，见到警卫的手势后，纷纷放下了铁锹。其他几名警卫则摆出射击姿势。爱丽丝把锡盘放在一个树桩上，然后倒了六杯柠檬水——尽管其中的五个杯子已经被用过。她不知道要不要看着他们挨个喝完，只是把托盘递给了最近的一个战俘。

这名战俘是所有战俘里最年轻的一个，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五官生得十分精致，甚至有些女性的柔美。他微微鞠了一躬，嘴唇上闪过一丝淡淡的微笑。

“这个人可要小心呢。”一名警卫叫道，“他可是个‘闪电’飞行员。不过可惜的是，他的飞机坠毁了。”

警卫说着，哧哧笑了起来。年轻人并没有理会对方的奚落。在爱丽丝看来，他接过杯子、鞠躬、喝水的一系列动作里，流露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近乎宗教般的礼仪。喝完后，他再次鞠了一躬，把杯子放回到托盘上。其他几名战俘也相继接过杯子，但在礼仪举止方面，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

趁着他们喝水的工夫，爱丽丝仔细地观察了一番。除了那个帅气的小伙外，还有三个小口扁唇的孩子，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在接过柠檬水时，每个人都微微点头鞠躬。接着，一个年纪较大、跛脚驼背的战俘走了过来。爱丽丝看得出，起初他并不想接过杯子，但迟疑了几秒后，似乎觉得杯壁上凝结的冷气实在诱人，一张拉长的脸上浮现出令人难以索解的神情。最后走过来的战俘身材单薄，年纪跟跛脚的那位差不多大，紧皱的眉头间透出一股谨慎和精明。

爱丽丝十分专注地解读着这些人的表情，却看得不够透彻。这些战俘显然是拒绝被人解读的。他们的精神气质与尼维尔完全不同。尼维尔过着怎样一种生活自然无法想象，但在她的印象里，丈夫的表情还是可以读懂的。霎时间，一阵无法遏止的悲痛袭上心头，她顿时产生了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她对这些人如此怜悯，如此用心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可到头来却没有看出多少名堂。但转念一想，她又觉得好受了些，因为她知道，自己这番举动也让对方摸不着头脑。不过这份怜悯是不需要对方理解的，只是一份无需言说的善意而已。

喝完之后，战俘们把杯子放回到托盘上。警卫走上前来，命令他们捡起铁锹继续干活。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些人几乎占领了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这个面积最大、气候最为干旱的“岛屿”除外——但此时此刻，他们站在赫尔曼农场旁的土路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脆弱不堪的稻草人。她对这些人一无所知，在彼此的眼中，对方就像是鬼影一般的存在。从他们身上，她了解不到任何跟尼维尔有关的信息。

❇

邓肯·赫尔曼又瘦又矮，体格却十分结实。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尼维尔身形高大，遗传了已故母亲的身材。邓肯是那种始终也摸不透女人心的家伙，虽然性格爽朗，却不知如何对女人表达温柔。如今妻子已故，他对爱丽丝仍然抱着一贯的敬而远之的态度。很显然，他这辈子不会再娶。有一次，他在加韦尔的街道上碰到一个农夫，爱丽丝听到他对那人嘀咕说：“在女人这方面，我早就退休了。”在他看来，如果全力以赴做了某件事，却在中途遭遇重创，那么便没有理由再去尝试。若是用在务农耕地上，这种小农观念是不无道理的。他倒不是对所有人都心怀怨愤，只是对感情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而已。

邓肯的太太得过肺结核，并且做过手术，后来被送到蓝山地区的疗养院，尽管花费不菲，邓肯还是苦苦支撑了两年之久。一天，他刚刚探望过妻子，她就突然中风发作，去世了。那时尼维尔虽然只有十八岁，却看得出父亲心里暗暗自责，认为妻子的一系列病症都是自己导致的。

后来，爱丽丝去加韦尔拜访一位女伴，在一次舞会上结识了尼维尔。两人相识后不久，他便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因为在这种边远的小镇里，经常能够听到一些谣言——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总爱口沫横飞地谈论他的母亲在出嫁前和出嫁后的显著差别，并且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邓肯。尼维尔反复对爱丽丝说，母亲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尽管父母不太般配，但两人对彼此还算坦诚，母亲去世不该怪到父亲的头上，只是时运不济。事实上，尼维尔的父亲是个热心、可靠的人，一个真正的绅士。家里的农活的确是重了些，但赫尔曼太太所承担的，并不比其他女人多。两人不幸的婚姻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农夫就该娶农夫的女儿，对于镇子里的女孩来说，就算平平常常的农活也是吃不消的，每一样地里的活都无异于一场严峻的考验。

尼维尔的性情与父亲截然不同。刚刚入伍不久，他的身上便散发出些许英勇的气质，深色的头发总是抹得油光发亮。不知为何，让爱丽丝动心的，并不是他刻意表现出的那些优点，而是他为讨自己欢心而默默付出的努力。此外，他的眼神里闪烁着无尽的希望，这也是令爱丽丝芳心大动的一个原因——似乎面对再大的困难，他也不会感到绝望。他是军队里的王牌战士，被派到战场上也算是意料之中。对爱丽丝而言，农活杂务并不陌生。嫁给他后，她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生活，仅仅是从库南布尔搬到了加韦尔而已。

在尼维尔回家休假期间，两人举办了婚礼。她的母亲之前见过尼维尔，对他印象不错，但考虑到大战在即，母亲并不看好两人的婚姻。此外，爱丽丝觉得，母亲还有其他的理由，但她只表达出担忧的情绪，并不打算费力气具体说明。

然而爱丽丝却认为自己的选择十分理智，两人的婚姻一定会美好得令人心醉。有时候，她认为自己对这个年轻士兵的爱是义无反顾的。除了本性善良外，他跟他的父亲没有半点相似，一身英武的军装足以让她远离公婆的婚姻悲剧。母亲曾问她是否听说过邓肯太太的事情。“你可别生气，”她总会这样说，但言语间的态度却没有一次不让爱丽丝感到气愤，“你可要谨慎点，没准他遗传了他爸的性格呢。他爸性格内向、不爱交际，他妈患了肺病。要是尼维尔以后也经常阴沉着脸，整日把你跟孩子关在农场里，那时候看你怎么办。”

爱丽丝和母亲经常惹得对方不高兴，偶尔还会吵得很凶。母亲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人，平日里不论她说什么，父亲总是听着，从来不会反驳。她警告爱丽丝，丛林地带的有些男人是不能嫁的——那种吝啬、心胸狭隘且生性叛逆的人。但爱丽丝却执意认为，尼维尔并不是这种人，尽管她也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母亲对这段婚姻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订婚的那段时间，爱丽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奋，激动得近乎发狂。她知道，此时此刻的自己就像是电影里的女主角，轻松快乐，无忧无虑。当然，她也怀疑过这些感受的真实性，可是尼维尔的求婚是那样令人动心，令人无法拒绝。

至于尼维尔会不会变成邓肯，她并不担心，因为两人的区别实在太大了。尼维尔也喜欢看电影，只要有空，晚上就会到镇子里来。他很会跳舞，经常在单身男女舞会上表演。此外，尼维尔至少有十多个好兄弟。这些人都是他昔日里的同学，有时候，他还会把战友带回家，把爱丽丝介绍给他们。母亲也曾陪着她去过赫尔曼家，对此，爱丽丝总是很不情愿。每逢母女到访，尼维尔便会打开客厅里的留声机，战友们轮流陪着爱丽丝和她的母亲跳舞，尼维尔从来不吃醋，有时甚至还鼓励朋友们去陪爱丽丝一起跳。这种性情似乎注定他的婚姻不会走父母的老路，而是会过与他们迥然不同的生活。

爱丽丝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不久之后，尼维尔被派到埃及——距离她给那些面无表情的战俘送柠檬水，这已经是两年半之前的事了。尼维尔离开之前，夫妇俩曾怀疑过两人是否不能生育，不过这个问题要等到他回来以后才能有结论。爱丽丝既不慌张也不心急，认为自己总会怀上的，只是考虑到眼前的局势，恐怕要拖上很久。她一直幻想着有了孩子以后的场景，幻想着孩子们像一个个苹果般挂在树上晃悠着，幻想着他们骑在邓肯那匹耕地的老马的背上，屁股下垫着麻布口袋做的马鞍。

第二章

晨曦微露，天色里透着一片乌蓝，攻击目标位于远处的西南方。滕根还记得，神官已在螺旋桨和引擎罩上做过法事，祈求神灵保佑飞行员和飞机一路平安。作为一个来自城市的小伙儿，滕根向来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但性格中保守的一面足以让他觉得，对这场法事置之不理或许会带来厄运。

第一缕阳光预示着热带地区不可多得的好天气。这天清晨十分晴朗，就像三个月前的那个日子。在那个晴朗的日子里，飞行编队的战机划破长空，趁敌人庆祝神圣的节日时，对敌军的机场和舰船发起突然袭击。霎时间，天空被战机主宰，大地沦为一片焦土。当时，傲慢的美国人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国土。那次任务就像远足游玩一般愉快——胜利归来后，他的一位战友曾在驾驶室里这样评论过。

然而飞行学院的教官曾坦白地告诫过他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飞机的引擎经常发生故障，油箱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每架飞机上载着两枚待投的炸弹和一门固定的机关炮。所以，虽然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他们的任务进行得十分顺利——其间，他们在东印度地区袭击了荷兰人，未遇抵抗；但是，没有人会抗拒举办仪式，呼唤好运，不管是神官还是战士。

滕根并没有在中国战场执行过飞行任务，与那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相比，他少了几分怠惰和饱经沧桑的沉稳，眉眼里带着几分秀气，五官生得颇为精致，薄薄的嘴唇凸显着他的敏感。每次拍照寄给家人时，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咧开嘴，装出一副勇武凶猛的表情。对他而言，凶悍的眼神并不难学，因为他的性情中本就带着一股天生的狂热。他是编队里的摔跤冠军，做什么事情都无比认真。然而司令官却暗暗怀疑，若是见识了编队里的指挥官有多么不靠谱的话，他是否还能保持这份认真的态度？这位飞行员毕竟年轻，还没有经历过指挥失误的痛苦。

这天清晨，滕根怀着近乎狂热的喜悦，驾驶着飞机从航母的甲板上飞起。蓝天的一角被天光照亮，下方是波澜不惊的海水，飞行编队在五千米的高空排成了一个巨大的V字形，滕根的飞机排在指挥官这一侧。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整个编队长驱直入，从一团团云雾中直冲而过——这些云雾随后会变成午后的暴雨——随即又掠过波光粼粼的海面，穿过两个岛屿间的海峡。这条海峡正是攻击目标的地标。很快，飞机的高度陡降，生着红树林的海岸迎面扑来，经过一片广阔的潟湖时，编队统一右转，从一片植被稀疏、红黄夹杂的土地上掠过，星星点点的树影仿佛一个个逗号。按照预先的计划，他们会绕着内陆地区转半圈，然后从南侧的内陆向港口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

一片低矮的城镇建筑和斜斜的海港出现在前方的视野里，仿佛突然从土地里冒出一般。乍一看去，这里很不起眼，但上尉和将军早已明示，眼前的海港是日本实现对外扩张的关键之处。从战略意义上来讲，达尔文港与上海、马尼拉、火奴鲁鲁以及新加坡等港口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

重型轰炸机一直在高空盘旋，而其他编队则俯冲到五百米的高度，滕根跟随着指挥官的飞机降到了更低的高度。前方不远处便是海港和军舰，港口建有机场的一侧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地面的高射炮已经开火，随着一阵阵黑烟腾起，一颗颗零星的炮弹从空中呼啸而过。停机坪就在下方，几架飞机已经开始移动，正准备起飞战斗。滕根在机场上方两百米处的高空投下了炸弹，下方的几名士兵仰起头，端起手中简陋得可怜的武器予以还击。很快，下方出现了敌人的飞机——驾驶舱还没有来得及闭合——对方低飞着盯住滕根驾驶的战机，似乎执意要让入侵者尝尝厉害，但滕根早已将机关炮对准敌人的飞机，毫不犹豫地开了火，仿佛要把对手从单纯的幻想中唤醒。那位命运不济但英勇可嘉的飞行员在空中挣扎了一阵，然后被一团可怕的火球吞没。

滕根的飞机穿过滚滚浓烟，从城镇的主路和简陋的政府大楼上空掠过，下方这些目标要留给后来的战友，他和他的编队要去港口执行另外一项任务。之前的几番轰炸已将码头炸为两段，滕根的机关炮开始朝四散奔逃的人群疯狂扫射。港口附近的一艘舰船已经失火，此时正缓缓驶离码头。他并没有为眼前的景象欢呼雀跃，只是保持着那份冷静而专业的、近乎宗教般的满足感。在机关炮的扫射下，码头上的木板纷纷碎裂，惊恐的人们有的瑟缩在附近的铁路线旁，有的则纵身跳入燃烧的水中。

几秒钟后，他已经掠过码头，飞到了海港上空。此时此刻，他像上帝一样掌握着生杀大权，心里却感觉不到该有的那份喜悦。望着一道道浓烟滚滚腾起，听着耳边的尖叫与呼喊声，他的心里突然涌上一阵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折磨着他那颗没有完全被任务占据的心。最后一项任务是攻击敌人的舰船。那些舰船正缓缓地移动着，如此慢的速度显然无法及时驶出海港。投下第二颗炸弹后，飞机猛然向上空弹去，他漫不经心地拉动操纵杆，看了看自己的杰作——那颗炸弹穿过战舰的后甲板，应该能够炸毁驾驶装置。

他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来不及细看，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飞到光线较好的地方，看一看仪表盘上的数据。突然，平静的海面上出现了另外一架敌机。这架飞机显然不及自己的飞机先进，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攀升，而且飞行员没有接受过足够的训练，居然把整个侧翼都暴露出来。就这样简单？难道敌人永远会像羔羊一样，乖乖送上门来？刚想到这里，引擎突然发出阵阵异响，滕根的心猛然一沉。但愿自己不要变成羔羊才好。他仅仅用了三秒钟的时间，便把那架前来送死的飞机变成了一团烈火，然后擦着火焰的边缘毫发无伤地飞了过去。

飞机上升到一千米后，便因为机械故障再也无法攀升。尽管如此，滕根还是神态从容地看了看仪表盘。刚才那阵隐隐的担忧并非没有来由，油表的压力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水平。这说明油箱的温度过高，但他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根据仪表上显示的数据，机身本该剧烈地抖动才是。据他猜测，准是在轰炸机场时，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什么地方。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敌人的枪法并不出众，他们只不过是用古董般的武器，碰巧在引擎的某个重要部位，打穿了一个圆孔。

军队里早有规定，一旦仪表反映出这样的数据，飞机必须立刻返回航母编队。他本想折返回去，看看自己给港口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这样一来会耗费一部分燃油，想一想都觉得不切实际。

他越发清楚地意识到，回航母编队已经绝无可能。整整一支飞行编队，为什么偏偏他被击中？在这广阔无垠的天空里，为何偏偏他要遭受这样的屈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问题将永远困扰着他。整个编队已经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他已经错过了向母舰汇报的机会。横亘在两个岛屿间的那道海峡再次出现在眼前，不久前他们便是从那里进入战场的。飞机已经无法向上攀升，他看到西边那个较大的岛屿上有一片丘陵，山丘之间有一片地势较低的区域，四周分布着零星几棵低矮的灌木，或许可以在那里着陆。似他这般专注而忠诚的飞行员，即便是死，也要死在自己中意的地方。滕根宁愿与飞机一同化为灰烬，也不愿在海里坠毁，或是孤零零地漂浮在海面上，被战友遗弃。于是，他选择了在那片低地上着陆。

他陡然掉转战机，根据地势调整了机身的角度。若非因为液压不足、起落架失灵，他一定能像飞行手册中所说的那样，头上尾下地完美着陆。在着陆的瞬间，机身猛烈地震动，他的脸不由自主地、一次次地撞在机关炮的瞄准器上。所幸的是，这种惩罚终于及时停了下来，他没有因此昏厥过去。脸部的伤口胀痛不止，滕根的第一反应便是远远地离开飞机，不要让它轻易被人找到。这是部队里的命令。装备如此精良的飞机里藏着许多秘密——射程、重量、部件、武器装备等等，这些秘密一旦被发现，定然会令敌人大吃一惊。

经过一番剧烈的震荡后，他的视野变得模糊起来。他擦了擦脸上的血，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爬上一座山丘，朝着树林茂密的一侧山坡走了下去。经过一条溪流时，他跑过去饱饮了一番，转而又不住地呕吐起来。汗水涔涔流下，浑身热得厉害，这时他才意识到，身上还穿着飞行服。他脱掉飞行员的装束，又在上面盖了些石头和树枝。除了手枪和枪套外，身上只剩下浸满汗水的衬衫和裤子。

他看了看海岸和远处的岛屿，最终朝海岸的方向走去。他知道，敌人的侦察机随时都可能发现自己。这段路程看起来不远，但走起来却花了很长时间，海边茂密的丛林不断地阻住他的去路。一开始，他始终沿着那条小溪走，但走到入海口时，溪水流进一片杂乱茂密的红树林，通往海滩的道路被树林所阻断。他坐在地上呕了一阵，然后靠在一块石头上，意识渐渐模糊起来。趁自己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他摘下手枪，夹在了两腿之间。

醒来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脸上的伤口针扎般刺痛。然而滕根毕竟不是个奢望同情的小孩子，借着头顶的月光，他挣扎着站了起来，继续沿山坡朝海边走去。没走多久，眼前又出现一片洼地，这里的红树林更加茂密，歪歪斜斜的树木很快令他耗尽体力。他又躺下睡了一会儿，睡到清晨时，突然被一阵怪异的、女人的叫声惊醒。他伸手去摸手枪，不料摸了个空。

一定是掉在上次歇息的地方了，他心里想着，继续起身赶路。茂密的林间出现了一小块空地，视线里出现一个年长的女性原住民，此时正哄着三个孩子。从几人的笑声和尖叫声中，他判断出孩子们的母亲应该是到树林里找吃的去了。

年长的女人站在那里，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另外两个孩子坐在她的脚边，玩着树根和鹅卵石。滕根冲女人敬了个礼——他知道这样做不够理性——然后便伸出手去抱孩子。令他吃惊的是，这煤球一般的孩子居然如此柔弱，如此娇小。年长的女人瞪大了眼睛，任凭他把孩子抱了过去。但很快，她终于反应过来，嘴里发出一阵刺耳的号叫。不一会儿，一个年轻女人出现了。她毫无惧色地冲了过来，一把将孩子抢了过去。滕根对着女人鞠了一躬，敬了个礼，转身离开了。

两个原住民已经知道他的存在，滕根只能尽快离开这里。前方的路再次被溪流阻断，他试着蹚水，但蹚到一半便体力耗尽，只好暂时折返回来，另找其他途径。黑暗中，他在岸边的红树林里艰难地行走着，刚刚停下来喘口气，耳中便传来原住民的叫声和歌声。他在一个水洼里喝了几口略带咸味的水，终于放弃了穿越树林的想法。他打算沿着山路绕行，毕竟山里的溪流更加清澈，树林也稀疏得多。走了一段时间后，他在林间的空地上看到一堆篝火，于是便在附近找了块干燥的土地躺了下来。渐渐地，在原住民的“呢喃细语”的抚慰下，他睡着了。

醒来时，滕根觉得嘴里异常干渴，而且忍不住想要解手。就在他解决内急之时，后背突然被什么东西猛戳了一下，差点将他推倒在地上。滕根转过身，发现昨晚那个女人手里正拿着他的手枪，身旁站满了年轻的小伙，每个人手里都提着根沉甸甸的木棒。接下来，原住民押着他朝树林里走去，远离了那条他想穿过的溪流。走了不到半个小时，众人来到一栋小屋跟前，一个身穿军服的白人男子正吃着盘子里的稀饭。男人抄起步枪，枪口对准了滕根，滕根敞开胸膛，示意对方开枪。那人没有理会他，而是走到小屋的一侧，冲着无线电对讲机说了些什么。随后，原住民给滕根喂了些水，又用两条质地坚硬的绳子捆住他的手脚。最终，几名戴着宽檐帽的士兵送来了午饭，吃完饭后，他被人带上船，扭送到了被他炸毁的那个港口。

他并没有交代真实姓名——冈部；而是谎称自己叫作滕根——一个曾经令他仰慕，甚至有些嫉妒的同学。如此一来，敌人便很难查出他来自哪个县城，家里有哪些人。在日语中，“滕根”的发音与“老虎”的发音相似，与他此时的心境颇为契合：他想凭借这个威风凛凛的名字，为时运不济、被俘受辱的自己找回些颜面。

接下来，他被押上一架飞机。飞行途中，两名警卫摆出一副要将他扔下去的架势。戴着手铐脚镣的滕根冲着两人微微笑了笑，一副悉听尊便的表情，心里巴不得两人快些动手。家人一定以为他在坠机过程中遇难，他的母亲、做会计的父亲、身为防御工事工程师的哥哥、做老师的姐姐——所有人都会为他哀悼，军方也会劝他们不要抱有任何希望。他并不想日后作为战俘被人遣送回国，这对泪水涟涟的家人而言，无疑是侮辱。

他先是被转送到了一家医院，脸上的伤口被包扎好后，两名颇具哲人风度的情报官带着他在医院里走了几圈。他们凭着各自有限的日语水平，企图从他身上套取些情报。其中一名情报官还陪着他打了场羽毛球。

离开医院后，他又先后两次踏上了长途火车，第二次乘坐的火车里装满了意大利人，但警卫将他单独关押在一个车厢里。这年年末，他被转移到了加韦尔战俘营。在那里，他和几名被俘的飞行员与那群意大利人生活在一起。意大利人都叫他“〇一号”，并且为他严肃而小气的性格感到讶异。警卫和战俘总是有意无意地对他做出亲昵的举动，有些人只是为了调笑，但有些却是赤裸裸地骚扰。对此，滕根只能不去理会。战俘们相互交流的语言中夹杂着意大利语、英语和日语的各种方言。滕根只跟其中一名战俘关系较好，这人是个好脾气的家伙，会跟滕根讨论彼此的文化和语言，他名叫詹卡洛·莫里萨诺，名字着实难读。詹卡洛对滕根身上那种忧郁而高傲的气质很感兴趣，认为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阴郁暴戾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几分相似。很显然，这名日本飞行员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冷漠和孤傲。

最终，滕根与意大利人之间还是无法进行深入灵魂的交流。他早已万念俱灰，不对回家抱有任何期待，而意大利人却不厌其烦地谈论着这个话题，有些人甚至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军队是否吃了败仗。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日本战俘相继从新几内亚岛的布纳、戈纳、萨拉马瓦、韦瓦克以及荷兰迪亚等地被运送过来，加韦尔战俘营不得不扩建了C区，滕根的同胞全部被关在那里。身为飞行员的滕根立刻在日本战俘心中取得了无比崇高的地位，有些人甚至对他的暴躁易怒生出几分崇拜之情。然而这股愤怒究竟源自何处，他却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因为他被野蛮的原住民俘获。随着他从坠机的震荡中清醒过来，心里的“窝囊感”便与日俱增，毕竟被俘时，他连一把手枪或步枪都没有。不论是那些“野人”，还是冲着无线电对讲机喊话的人，或是那些戴着宽檐帽的士兵，他们之所以能够俘虏滕根，主要是因为他在坠机过程中受了伤，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但滕根却为此不断地折磨着自己。在C区，他始终小心翼翼、无比谨慎，生怕那些战俘同胞知道他是被那些“野人”俘虏的。

第三章

起初，加韦尔战俘营不过是个“大院”，倘若把如今的战俘营比作一张大饼，那么当初的加韦尔战俘营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块。随着越来越多的意大利战俘不断从印度战俘营被转运过来，加上新几内亚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军事进展也造成了不少日本战俘的流入，这里很快被扩展成四个区域，就像大饼的四个等份一般，外围建有环形防卫工事，防卫区又细分为十二个小区，以便对战俘进行监管，或是在战俘越狱时便于并排射击。

整个营区被一条主路平分为两半，关押日本战俘的C区在主路的一侧，关押意大利人的A区在另一侧，道路两端均建有坚固高大的铁门。在接近主路中点处，一条小巷径直穿过，这条小巷被称作凯利巷——为了纪念19世纪澳大利亚那位著名的强盗。隔着凯利巷，日本战俘区的对面是关押意大利人的D区。第四个区域，B区，关押的是日本战俘中的长官、从南太平洋地区或澳大利亚港口抓来的上了年纪的日本商人，此外还有些中国台湾人、韩国人、印度尼西亚人。这些印度尼西亚人对荷兰人十分憎恶，因此有时会和侵占他们国土的日本人沆瀣一气。B区的战俘经常打架斗殴，要么是韩国人内斗，要么是韩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发生争执，闹事者要面临二十八天的禁闭，这种情况在其他三个区并不多见。相比之下，只有关押意大利人的两个区更有战俘营该有的样子。对意大利战俘而言，回家的希望已经破灭了。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并且对昔日的盟友德国宣战。这个消息让战俘营里那些狂热的黑衫军，那些忠诚的意大利法西斯成员颓丧无比。两个战俘区的意大利法西斯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盼着他们的领袖和德国盟友能在意大利半岛继续抵抗。对此，那些非法西斯战俘却已不再相信，甚至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们盼望的是，只要能躲过死刑，总有一天会被释放，被分配到新南威尔士的内陆地区务农。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意大利人才越发想讨好战俘营守备队的长官们。若是这种风气能够扩散到C区，并让那里的战俘们安静下来，战俘营的指挥官们自然求之不得。到目前为止，日本战俘仍然是整个战俘营里最令人摸不透、最为暴躁乖戾的一群人，因而C区最有可能滋生大规模暴动或越狱之类的阴谋。有鉴于此，C区的外围增设了三道密实的围栏，上方还拉起了一圈圈残忍的刺网，内围则沿主路和凯利巷增设了两道平直的铁丝网。守备队的警卫每次穿过主路的大门，进入气氛别样的C区时，心里总会万分警惕，丝毫不敢松懈，因为这里关押的人，可谓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敌人——双方不仅在战场上生死相搏，就连彼此的文化也是水火不容。

伯纳德·萨特少校是战俘营里的指挥官，更是个电台作家，整个守备队里只有他一人发表过小说，对此，那些下级军官总是敬佩有加。然而对萨特而言，小说家的名头根本不值一提，他更看重的是给电台节目供稿的工作，尽管在众人眼里，电台作家的身份不如小说家尊贵。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那本《蓝山纪事》，他才有了给电台写稿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是他的兴趣所在，获得的报酬更是优厚得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小说创作这份虽能展现才华、令人着迷，却又令人穷困的事业，第二本小说就此搁笔，再无任何进展。与此同时，他为电台节目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作品，这也是真正令他感到自豪的一点。

大战初期，萨特加入了家乡的民兵部队，后来又参加了每年一次的征兵选拔，然而四十四岁的他早已超龄，无法跟那些年轻士兵一起去拯救新几内亚岛。1942年，他奉命管理加韦尔战俘营，负责监管日本战俘。当时的战俘营还没建成，仅仅是个围着一道铁丝网的大院而已，需要管理的战俘不多，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创作《甘达巴哈镇的莫顿一家》[3]这部广播剧。这是萨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他在剧本中虚构了一个小镇，讲述的是镇子里一户人家的故事。

萨特少校始终对来自英国的伊万·艾博凯尔上校心存敌意。从表面上看，这种敌意毫无来由，因为艾博凯尔不仅是战俘营的指挥官，更是萨特的顶头上司。不过据上校推测，应该是因为他当初训斥过萨特，禁止他在执勤期间为商业电台节目供稿。但他也想，当初劝阻萨特时，自己的语气并不严厉。两人在所谓的“通信总部”初次见面时，艾博凯尔曾经暗示——更确切地说是命令过萨特——不论那个电台节目多么受欢迎，他都该放弃剧本写作。

从那时起，萨特便将艾博凯尔视作对头，一来因为萨特秉性如此，二来是电台的工作给他增添了不少底气。他的剧本虽然空洞无物，却难保不是他内心的一种寄托，甚至是一种信仰。为了在这件事上打压艾博凯尔，萨特争取到了电台的协助。电台联系上了军队通信部门最知名的记者——基思·默多克。这位记者公开表示，萨特少校创作的广播剧对鼓舞国民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各方关注。听到这番评价，萨特忍不住暗自得意，尽管他偶尔自我反思时也曾意识到，从内心深处讲，自己并不愿招惹不必要的是非，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跟艾博凯尔较量一番。对方不仅轻视他的作品，还是他最不屑于成为的那种军人：老气横秋，寡然无味。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永远跟艾博凯尔保持一种不失礼貌的距离。

一天晚上，官兵们正在用餐，一名年纪较大的中尉向萨特询问起他的剧本。据这名中尉说，他是剧中莫顿一家以及那个神秘小镇的忠实拥护者。当时萨特喝了些威士忌，便借着酒意回答了他的问题。这名中尉像战俘营的其他军官一样，虽然看好萨特的作品，却起不到多少拥护者的作用。从前在战场上，他只是一名不起眼的下士，现在患上了心脏病，不久便要退伍。

中尉夸赞萨特时，艾博凯尔也在场，虽然表面上只顾着吃晚饭，但显然在听两人的谈话。萨特坦言，因为他跟莫顿一家“很熟悉”，所以只用了四个小时便写出了可以播放一周的剧本——全剧一共分为五集，每集十五分钟。当对方问及那本几乎被人遗忘且高深难懂的小说时，萨特重申了自己对文学的一贯看法：只有那些家资殷实、不需要工作的人才能成为小说家。相比之下，给电台供稿至少可以养家糊口，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尽管偶尔听到些蹩脚的台词时，自己会忍不住内疚和难堪。

接着，萨特用一种特别的腔调说道：“再说，艾博凯尔上校也不同意我在执勤期间写小说。”

干吗要把我扯进来？艾博凯尔有些纳闷。“如果你真想写小说的话，少校，尽管写好了。我的意思是，只要你受得了每天只睡六个小时的生活就行，毕竟很多人都是这样。如果每天只花一两个小时写小说，没人会阻拦你。对了，小说家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写作上？”

“请问长官，一根头发有多长？”萨特问着，恭谨的言辞中流露出轻蔑与怨恨，“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足够清闲的话，我一个小时大概能写一千字。不过问题是，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搜集素材，去打磨。”

老毛病又犯了，艾博凯尔心想。萨特的可恶之处在于，他时常摆出一副既非正规士兵，又非勇敢市民的可憎相，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士兵会如此不伦不类。在英国，正规军的军官是世人尊敬的楷模，可在这野蛮丛林版的英国，士兵的习气、姿态，包括彼此间打招呼的方式，都像对英国军人的嘲讽。正规军人必须为自己的身份正名，向居民们，向其余的人——职员、广播剧作家。

在悉尼总部时，艾博凯尔曾听守备部队的参谋长以及该区的情报人员说，萨特的儿子大卫在新加坡陷落时被俘（这件事萨特从没跟他提起过），总部认为，这样一所专门关押“日本各级军官”的战俘营，交给萨特管理更为合适。日本人的战俘营里关押着两万五千多名澳大利亚战俘，包括他的儿子，所以萨特在管理这些日本战俘时不会表现得过于偏激。

据艾博凯尔估计，萨特之所以毫无来由地怨恨自己，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根据档案资料显示，萨特的妻子是个演员，他曾当着萨特的面，对这桩新鲜事发表了几句评论，不料对方却恼羞成怒，反应极其强烈。他不得不向总部询问具体缘由。总部的回答是，萨特的妻子伊娃住进了杰维斯湾附近的疗养院。艾博凯尔本想借着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怜悯之情——作为萨特的战友，他不可能因为对方的妻子入院而感到幸灾乐祸——但他知道，不论说什么，萨特都会误解。

除了满心怨愤之外，萨特还算是一名办事利落且感情内敛的人。对加韦尔战俘营里的几十名俘虏——乃至后来增加到上百名——他并没有表示出过于强烈的厌恶，反倒是对顶头上司的怨恨更多些。

❇

在另外一次用餐时，艾博凯尔曾试着消除他与萨特间的隔阂。

“前几天，我从加韦尔的地方图书馆借了本你写的书。”他对萨特说。艾博凯尔并没有撒谎，只是他对这本书不太感兴趣。

“真是令人惊讶呢，长官。这本书早就是老古董了，居然现在还没下架。”

“还是蛮好看的。一场现代社会的谋杀案，牵扯出殖民时期两个囚犯之间的恩怨，真是高明！”

这本书是萨特创作的一部通俗剧的剧本，剧中既有现代社会的过气角色，又包括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角色，讲述的是第一批移民赶着牲畜上山时，他们的女儿被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罪犯给盯上的故事。书中漏洞百出，但艾博凯尔的目的并不是挑错，况且他也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

“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同意您的看法呢！”萨特说，他开始批判自己的作品，“一个绅士囚犯居然爱上了司令官的女儿，而且还生下了私生子。一方面，他们的爱情注定没有好结果，另一方面，这个私生子的后人居然杀了囚犯的另一个后人。这么烂俗的情节，居然会有人喜欢？我看根本就不该出版！”

“不过……我倒觉得挺有趣的……你不是对殖民时代的历史很感兴趣吗？”

“照我看，我自己可能成了完美的绅士囚犯了。”

萨特的语气里几乎带了些热情。

“好笑的地方就在于此，你不觉得吗？”艾博凯尔试探着说道，“你对殖民时代的囚犯感兴趣，现在看管着现代社会的战俘。我这个英国人没什么见识，只好向你请教。你说，在殖民时代的早期，有没有囚犯逃出去过？”

“几乎没有这种可能，”萨特说，“在帝国掌权者的眼里，澳大利亚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

“噢，是这样。”艾博凯尔说道，“如此说来，澳大利亚倒像是加韦尔战俘营一样保险呢。”

萨特才不会承认这样的观点。“不过你可别指望囚犯也这样想。”萨特继续说道，“之前有几个爱尔兰囚犯就逃到了丛林里，他们还以为穿过霍克斯伯里河就是中国了，真是白日做梦。”

“不管怎么说，那些意大利人倒不像有逃跑的心思，”艾博凯尔说道，“至少逃跑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要论起感情强烈，意大利人可算得上行家呢。”

对于艾博凯尔的乐观态度，萨特并没有附和。“《新南威尔士历史纪事》曾经提到，对于囚犯而言，说不好什么才算理智，因为坐牢的过程会让人的理智崩溃。”

“不过……”艾博凯尔用蹩脚的幽默口吻说道，“至少有一点可以放心，意大利人的心思还是可以揣摩的，就连那些顽固的法西斯分子也不例外。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劝说神父上，要求在做弥撒的时候唱法西斯的赞歌；这让咱们觉得，他们在大战结束前仍然希望过得还可以，即便下一个十年不可能如此了。照我看，他们心里想着的，只是加韦尔的女人。”

艾博凯尔指的是让意大利战俘去农场劳动的事。他本以为萨特听了会大笑起来，没想到对方似乎打定了主意，执意不肯附和。

“这些意大利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萨特说道，“从他们身上能看出我管理的战俘都是些什么样的狗杂种。”

“是啊，不过我们会管住这些人的，不是吗？用不着去虐待他们，只要分散他们的精力，管住他们就好。”艾博凯尔说着，眼神里闪过一丝诡秘和嘲讽。

真是个白痴！萨特心想。

第四章

在加韦尔战俘营里，像滕根这种来得较早，且具有飞行员中士身份的战俘就像贵族一样少见。除了滕根外，战俘营里最初只关押着四名侦察机的飞行员——这些人当初在帝汶岛附近的海域漂流，随后被当作日本商人和水手抓了起来。此外还有在所罗门群岛附近发现的两名轰炸机飞行员。在这群人中间，滕根的表现最为孤傲，因为他隐瞒过去的渴望最为强烈，在众人面前赎罪的心情也最为迫切。对滕根而言，他的编号——42001——无疑是一种耻辱。这串数字不仅标志着他被俘的年份，更指明他是这里的第一名俘虏。

极少数能够忍受他这种孤傲的人，要数战俘议会里的两名成员。战俘议会是通过所有战俘选举形成的组织。艾博凯尔上校把它称作“三人组”。议会成员的年纪相对较大，性子更加沉稳，其中两名成员分别叫作青木和高达，两人都是各自军团中的高级军士，平日里寡言少语。青木个子很高，两条罗圈腿，腰背驼得十分厉害或许是由于先天残疾，或许是因为大腿中还埋着两颗子弹——见到他的人未必能猜到，这两颗子弹给他的步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或许他的关节炎就是这样来的。自己的伤只有自己清楚。因为大腿中弹，他没法长时间站立，行动起来也颇为迟缓。不过在那些年轻人看来，青木这慢吞吞的架势却是睿智的表现。1930年，家乡发生灾荒，青木从那时起便参军入伍，服役期为三年。在他的眼里，参军只是婚姻和事业中的一段小插曲，一种用来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青木本以为自己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驻防，这样一来还可以经常回家探望，然而日本很快对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侵略，他也被迫变成了一名长期士兵。

高达与青木的情况颇为相似，也是一名被派到中国的老兵，虽然看起来瘦弱不堪，却是个可靠而值得信任的伙伴。高达的年纪跟青木相仿，三十五六岁，也可能四十岁。他与这里的多数战俘一样，从来不谈论自己的家人，不过据青木猜测，这位战友应该是个儿女成群的大家长。有一次，高达无意中提到，他曾经做过保险顾问，但除此之外便没再说过什么。他没有像其他士兵一样，费尽周章地解释被俘的经过——如何身陷敌阵、势单力孤，如何在昏厥状态中被抓，等等。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人无法打开他的心门。战争爆发之前，他那双睿智的眼睛便早已见惯了墙倒屋塌、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在青木看来，高达就像一个沉稳持重的舵手，既不像滕根那般极端冒进，又不似自己这般病弱迟缓，对于滕根的暴躁鲁莽，高达似乎一点都不在乎。相比之下，青木在内心里似乎隐隐地想要讨好那个年轻人。

青木被俘的经历是这样的：大约两年前，他乘坐的那艘船发生了爆炸，他像个炮弹一般被抛射出去，落在俾斯麦海里。所幸，他并没有被残片炸伤，落在海里时还跟爆炸前一样完好无损。敌机的火炮疯狂地扫射着救生艇，不少战友纷纷落水，就在他以为自己无可幸免时，有人将他拖上了一艘幸存的救生艇。就这样，十三个人坐在艇上，趁着夜色漫无目的地漂流，穿过一片岛礁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岛屿，漂到了斜斜的海岸上。

青木曾毫发无损地撤出惨烈的中国战场，如今又被这股汹涌的激流带到了岸上，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运气使然。他们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凿沉了救生艇，然后便各自睡去。

第二天清晨，天光微露，众人还在休息时，突然看到一艘两栖战船开了过来。从这气势汹汹的架势来看，对方似乎做好了大开杀戒的准备，并不打算带几名俘虏回去。这些劫后余生的人本能地想要藏得更隐蔽些，无奈这个岛并不大，搜索起来十分容易，因此他们打算跟对方拼上一拼，至少还能死得英勇些。

对方士兵上岸后迅速做了分工，开始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朝宽阔的海岸搜索。青木和战友们埋伏在丛林边缘，一番耳语后，众人分作两队，其中一队由青木带领。被海浪抛到小岛上的战友们个个无比兴奋——对方的巡逻队为他们带来了展示英勇的绝佳机会。此时此刻，没有什么能比雪洗耻辱、避免被俘更加重要。众人数到十，两路人马冲出灌木丛，举着削尖的竹竿呼喊着冲了过去。作为领队的青木也高呼着向前冲去，心里激荡着一股崇高的使命感。他仿佛再次感受到了刚刚入伍时的那种兴奋。

毫无悬念，迎接他们的正是轻机枪和步枪。身旁的战友们纷纷倒下，刚从沉船中死里逃生的人瞬间没了声息。毫发无损的青木已经冲到了敌人面前，他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年轻士兵的脸上挂着汗珠。年轻的士兵连开两枪，全都打在他的腿上。青木知道，对方是有意违背命令，留他一条性命，但这种仁慈却让他感到一丝可悲，甚至有些可鄙。青木身子一晃，半条腿跪在了地上。他希望那个年轻人能像其他人一样，下手麻利些。不料对方却连连喊着“医生！医院！”，仿佛在宽慰青木一般。对方看到他流下泪水、面目扭曲，还以为他忍受不住，终于求饶了。

“狗娘养的小杂种！”他泪眼模糊地冲那名士兵骂道。

之前在拉包尔时，他早已剪下头发和指甲，一旦自己战死沙场，这些东西就会寄回家，交到妻子手上，以此向家人证实，他已经阵亡。可他偏偏遇到个连多开一枪都不愿意的毛头小子。“该死的小杂种！”他嘶声骂了一句，便因失血过多再也喊不出声来。

受了致命伤的四名战友纷纷求死，而他们的对手则靠谱得多，二话不说便结果了几人的性命。为什么偏偏自己是例外？这些人算什么军人，怎么能这样反复无常？然而不论青木如何咆哮，他们始终无动于衷，仿佛是缺乏杀死他的勇气。这些人并不像拉包尔的那位指挥官所说，见人就杀，不留活口，而是有的一枪打死，有的只是打伤。他们缺乏军人的果敢和统一的精神意志。他们是可鄙的。

三名未受伤的战友全都做了俘虏，在敌人的命令下挖了十个埋尸坑。青木单腿跪在沙滩上，不论他和几名战友如何哀求或唾骂，敌人偏偏不给他们壮烈殉国的机会。他们草草地给他包扎了伤口，然后把他拖到两栖战船上，当作战利品带回去送给情报官。这种感觉就像是遭受了不死的诅咒一般：当初落在海里时，敌军的战机几乎射死了所有幸存者，只有跟他一道漂流的人活了下来，上了岛又重蹈覆辙，几番挣扎求死，却始终未能如愿。

❇

青木坐着铁桶一般封闭的战船，被人带到了某个岛上。他虽然不断挣扎踢打，还是被敌人硬生生地拖进一个守卫森严的帐篷。浑身散发着汗臭味的士兵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按倒在床上。夜半时分，青木醒了过来，四下里蛙声响亮，虫鸣刺耳，他的伤口已经重新包扎好，此时正隐隐作痛。床边坐着一名情报官和一名翻译。青木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搅，但强忍着没吐出来。他知道，面前的两人一定会询问自己的名字、出生地，以及部队番号。他把两个死去的朋友的名字拼凑在一起——一个做姓氏，一个做名字——以此搪塞了一番，这就是青木这个名字的由来。对方的情报官显然十分狡猾，他通过那名翻译，向他询问起家乡庄稼的生长周期，以及那里的人如何种植水稻。通过这些问题，他们便能判断出他来自哪个地区。“六月初开始种水稻。”青木诚实地答道，“插秧的时候，女人会站在没过脚踝的水田里，头上戴着草帽，身上穿着精美的和服，漂亮得像公主。”

“这么说，你的老家应该在广岛附近吧？”情报官十分有把握地说道。

青木强忍着伤痛，试图装出一副鄙视的神色。“你跟他说，我的家在江田岛，蠢货！”他故意让那名翻译把这番谎话说给对方听。

从那以后，情报官和那名翻译来找过他几次，渐渐地，青木对两人的态度变得稍稍恭敬起来。等他的伤势好些后，情报官甚至还跟他一起散步，两人也尽量试着跨过语言的障碍，谈论一些日常话题。情报官有个孩子，青木虽然没有这样的好福气，却依然谎称自己家里有两个孩子。久而久之，青木渐渐隐藏起自己的轻蔑，显露出本来的和善性情。对付这些人，没有必要始终摆出一副硬碰硬的架势，只管不卑不亢，似恭敬非恭敬地搪塞他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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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青木被押上一列南下的火车，随行者还包括俾斯麦海沉船中的五十名幸存者。列车到达一座城市后，他们被带到一家守卫森严的医院，被锁在病房里。有一天照镜子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胡须已经落尽，脸上光溜得像只被阉割过的公猫。问题出在他们食用的面包上——这种面包里的淀粉与大米中的不同，吃了以后会让男人的肌肉变得松弛无力，让他们变得意志消沉，不再生事。

在南半球的初夏时节，这些人又一次被押上南下的火车。列车的窗子均已锁闭，车厢两端各有一个小水瓶，车厢的连接处分别由四名士兵把守，仿佛在保护那瓶水，防止被人抢走一般。一个名叫平野的水兵似乎中了暑，吐得满地都是——事后他曾一度为自己的软弱感到难堪。青木拿起水瓶，把水倒进一个小铁杯，四名警卫并没有阻拦。随后，他把铁杯端到平野面前，让他啜饮几口。一开始，年轻的水兵还有些不情愿，但考虑到青木的官职较高，只好放下了矜持。

等平野喝完后，青木走回到水瓶跟前，自己倒了一杯，润了润干渴的喉咙。

不一会儿，车里的战俘分化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是想要喝水的，另一部分则强忍着不喝，或是怕警卫在水里下了迷药，以便在途中更好地控制他们。尽管在一个小时之后，青木依然头脑清醒，那些强忍着不喝的人还是丝毫不为所动。他知道，对这些人来说，拒绝饮水体现着意志力，也是对敌人的一种反抗，至少他们心里是快活的。不论被带到哪里，战俘之间永远存在这种分歧——对于被俘后是否应该妥协，他们永远持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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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火车之后，一辆巴士将青木和战友们带到加韦尔战俘营。他们站在霏霏细雨中，听着一名敌军中士训话。那名中士的神色间流露着俄国人特有的热忱——一厢情愿的热忱。果然，他刚一开口，青木便从对方的日语中听出了轻微的俄国口音。中士说，他仔细看过所有人的名字，一眼就看出两个战俘的名字是伪造的，因为这两人使用的正是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羞辱过俄罗斯帝国的两名日本将军的名字。“之前也有人耍过这种把戏。”中士说道。

接着，他命令所有人齐步走到指挥官的办公室前，摆好立正姿势等待检阅。指挥官面相方正，年轻时应该比较帅气。他不住地打量着众人，看神色倒像是在检查卫生，根本不像检阅。

站在艾博凯尔上校的办公室前，那名军服极不合身且流落异乡的俄国中士告诉众人，指挥官有些绝妙的建议要对大家讲，他会翻译给众人听。

上校讲了一阵，停了下来。俄国中士并没有记笔记，或许这番讲话早已烂熟于心。趁上校暂停的工夫，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涅夫斯基中士。

“上校想让我告诉大家，”涅夫斯基说道，“在各位的国家里，当战俘是受人鄙视的，这点他很清楚。不过眼下，贵国的许多士兵都已成为俘虏，因此，从前的武士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不论在贵国还是在这里，被俘已经不再是一种耻辱，自残会被视作懦弱的表现，这只能说明你们忍受不了C区的生活。我军尚有数千名战俘关押在贵国监狱，但我们向来把这些军人视作骄傲，而非耻辱。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被俘前，曾经奋不顾身地英勇作战。”

说到这里，上校点了点头，仿佛听懂了俄国人的翻译一般。

“各位也该抱着这样一种态度，”俄国人继续说，“你们履行了各自的职责，这并不是耻辱，而应该为之感到骄傲。新时代就要来临，极端的武士道精神已被废弃，不能作为各位的行为准则。你们在这里不会挨饿，任何投诉和不满都会引起重视，战争结束后，你们便可以荣归故里。与此同时，各位要老老实实地在这里消磨时间，我建议大家培养些爱好，时间总会过去的，有的人会过得很无聊，有的则可以有效地利用每一分每一秒。”

接着，指挥官转向青木身旁的警卫，让他把战俘们带走。

❇

进入C区后，众人首先来到一间收拾整齐的囚室，第一个见到的便是滕根。进门之前，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忐忑，生怕碰到认识的人，怕看到那些熟悉家乡风光、和自己说着同样方言的战友，怕见到他们批评的眼神。在每一位新来的战俘脸上，青木都看到了这种忐忑，口音相近的人凑到一起往往更为尴尬，彼此心里都明白，他们来自同一个部队，兴许还认识同一名死去的战友。若是战友的亡灵被召唤出来，一定会批评他们居然甘心被俘。

滕根戴着一顶自制的帽子，帽子上别着飞行徽章。他冲众人敬了礼，随即便摆出一副飞行员该有的高傲脸孔。滕根的一个跟班——一个嗓门较大且为人热情的工兵——给每个人发了一套囚服。囚服的颜色很深，后背的位置印着PW两个字母。这名工兵倒不似滕根那么傲慢，他又分别给每人发了五张毯子。

“这些毯子要收好。”滕根近乎咆哮般说道，“冬天夜里会派上用场的。”

从这番话里可以听出，这名飞行员已经在这里经历过冬天。青木还注意到，他们收到的囚服要比滕根的囚服颜色深。用餐的时候，青木仗着自己官职较高，来到飞行员桌旁，问起了这件事。“有很多办法可以让囚服的颜色变浅，这样一来，敌人就白花那么多精力研究印染技术了。”滕根说，语气里带着顽童般的兴奋。他让青木转告其他人，把肥皂跟灰土混在一起洗衣服，可以让囚服迅速褪色。很显然，他把漂白囚服视作一场战争，视作洗刷被俘耻辱、排解无奈的一种手段。

在C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青木见到过很多类似的举动，比如，许多战俘都有军帽，却从来不肯戴在头上。

他们宁可花很多时间，从运动鞋上剪些帆布下来，做一顶战俘专用的帽子，以示在可悲的敌人面前，他们根本不屑于戴自己的军帽，此举还可以消耗敌人的帆布供应。

此外，还有人故意扯破毯子，或是拿着毯子在浴室和厨房的水泥地面上摩擦，争取在上面磨出几个破洞来。种种近乎疯狂之举，只是为了更换新毯子，然后继续进行破坏，从而消耗敌人的物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人还把牙刷折成两段，有的人则把剃须刀在墙上磨钝——这些都是能够防止战俘自残的专用剃须刀。青木有些纳闷，不知这是否算得上集体性的疯狂，是否因为无法跟敌人血肉相搏，只能冲着好对付的布料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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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入伍时间较长，而且为人和善，很快便被推举为囚室中的领袖人物，而高达则被推举为另外一间囚室的首脑。和青木住在一起的，还有那个名叫平野的水兵，他属于战俘营里的“极端派”，这一派以滕根为首，意志坚定且毫不动摇，至少会装出一副甘心死在敌人手里的架势。

另外一些人则更为现实，心里隐藏着求生的渴望。平野之所以如此极端，主要是受到部队长官的影响。起初，他们在新几内亚岛东北部沿海的布纳作战，敌人将他们围困在一个巴掌大的海滩附近，当时情势紧迫，他们很快就要被逼入开阔地带。

这时，敌军的一位军官开始喊话劝降。对方表示会给他们十秒钟时间，让他们乖乖地走出来。日军的一位上尉从棕榈树丛里走了出来，站在深可没腰的草丛里，制服的胸口部位别着一面小国旗，仿佛故意给敌军做标靶一般。快数到十的时候，上尉大叫一声“我在这里！”，然后掏出了手枪。敌军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剩余的士兵纷纷跑到他的身旁，把早已打空的步枪扔在一旁。每个人都撕开衣服，露出了胸口。然而大获全胜的敌军却只想抓俘虏，对他们散乱的阵形颇为不屑。平野跪在上尉身旁——子弹已经贯穿了他的身体，在后心的部位留下了一个拳头般大小、血肉模糊的窟窿。就这样，平野变成了一名战俘。

随着战俘营里的人数不断增加，平野渐渐兴奋起来。众人聚在一起用餐时，他曾煞有介事地对青木说，C区已经凑够了一个团的兵力，只待时机成熟，全团就可以趁势杀出去。

其他人也或多或少地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但青木只觉得他们太过吵闹，令人心烦。就算他侥幸活下来，也没有面目回去见妻子和家人。他的罪过与疏漏，是不可饶恕的。

“听我说，”他对平野说道，“咱们是战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咱们一无是处，连最基本的快乐都不能有。就算是一无是处，也要活下去，内心要足够强大才行。冬天只管取暖，夏天只管乘凉，哪怕只是晴朗的天空也能给人带来一丝快乐。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处死我们，乖乖等着好了。”

这番话或多或少起到了安慰人心的作用。C区的战俘普遍认为，等到日军攻上海滩时，战俘营的守备队就会杀掉他们。然而他们并不甘心等死，而是要挥起手中的木棍、球棒和刀具，跟敌人拼斗到底。对于青木来说，求死的信念早已被染上污点——一个毛头小子打中了他的大腿，并没有杀他。如果到了最后关头，敌人还会如此犹豫不定吗？

“不妨去打打棒球，或是羽毛球。”他向平野建议道，“把精力都发泄出来，没人规定你不能找乐子。这就是我的建议。这里哭丧着脸的人难道还少吗？”

平野却神情激昂地说道：“等到胜利那天，就算他们不杀我，我也会上吊自杀，死去的战友正等着我。他们是胜利者，没有人会哭丧着脸。”

不知为何，平野这种幼稚而莽撞的性格让青木十分恼火。这些毛头小子根本没经历过惨烈战争的考验，这些新来的家伙不仅没见过世面，更算不上职业军人，只不过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闹腾过一阵而已。

“真能等到胜利的那天，干吗还去找死去的人？”青木说道，“周围有这么多活着的战友呢。再说，你难道不想找女人吗？这里关押的可不是一群死人，而是一群有生理需求的男人。你见过那个叫樱花的家伙吗？他是战俘营里的表演艺人，经常有一大堆男人围在他的身旁。你以为只是因为他的演出服好看吗？”

樱花是一名工兵，也是一名男扮女装的艳舞表演者。在战俘营里，具体而言是在C区，“她”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所以啊，别再愤愤不平了，”青木说道，“只管活下去，等要死的时候再做打算。他们现在还没受到足够的刺激，不会杀我们的。不过不用担心，这些人的本性就是野蛮的，最终总会显露原形的。”

第五章

自从倔强的日本战俘上演了那场铲鹅卵石的好戏之后，大约过了一周，爱丽丝又看到一辆军用卡车来到赫尔曼农场，车上载着一名意大利战俘——邓肯之前提出过申请，想让战俘营派一名战俘到农场帮忙。据她估计，来的一定是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精通各种农务的战俘，因此，她并没有像一周前遇到那群日本战俘时那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此前一天，邓肯接到了管控中心的电话，对方告诉他，战俘很快就会送到。从那时起，爱丽丝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或许她可以从这名意大利劳力身上学到些有用的东西。她可以跟他聊聊天。镇子里的人都知道，“那群意大利佬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他们是欧洲人，本质上和澳大利亚人没有太大区别。

此时，邓肯正坐在门廊前，一边抽烟，一边不住地朝大门口张望，等待卡车的到来。爱丽丝则在一旁望着公公。不久，一辆载重两吨、涂着伪装迷彩的卡车开到了农舍跟前，车篷敞开后，爱丽丝看到车厢里坐着五六个战俘。接着，一辆黑色的双门福特车开到卡车后面，停了下来，车上装着匕首般锋利的铁栅。福特车上下来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人。这人已经上了年纪，但看起来依然很精神。管控中心的军士走出驾驶室，跟老人碰了面，两人一同穿过门口的菜园，朝农舍走来。这位老人正是鲍勒尔的一位瑞士籍全科医生，偶尔替红十字会工作。这次，他负责一路陪同，将战俘送到农场。他的任务是，确保农场主能够为战俘提供符合标准的待遇。两人来到门廊前，邓肯分别跟他们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把两个人带到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心存感激的邓肯早就准备好了钢笔和墨水。二人递过来两份文件让邓肯仔细阅读，一份是政府文件，另一份是红十字会的文件。邓肯仔细地读着，军士在一旁解释管控中心提出的条款，老人则提到了红十字会的要求。

此时，一名战俘已经按照司机的命令跳下车，背着包裹站在农舍大门外那条铺好的土路上。车上的人还要赶往其他农场，并没有下车，只是冲着那名战俘半开玩笑地喊了些什么。那名战俘手里拿着外套，身上穿着紫褐色的衬衫和短裤，脸上微微露出些笑容，他冲着车上的人打手势，示意他们小声点，别给他惹麻烦。

躲在暗处的爱丽丝仔细地打量着这名战俘，根据加韦尔镇人的标准判断，这人的身材的确很高，之前设想的那种又矮又小的战俘形象立时化为泡影。这人腰间系着皮带，看起来十分利落，更加突出了他瘦削的身材。爱丽丝知道，他会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每月几英镑的报酬，只不过这部分费用却不是由邓肯承担，而是由政府支付。她还知道，邓肯每逢周末都能载着意大利战俘去教堂做弥撒，毕竟家里还有些汽油。

最终，邓肯与那名军士完成了面对面的交接。军士对邓肯说，如果有任何问题，一定要打电话给管控中心，而不是打给战俘营。那名瑞士来的医生最后又解释了一遍雇用战俘的条款。随后，三个人全都站了起来，邓肯再次跟两人握了握手。走到菜园大门口时，医生神情严肃地跟战俘说了几句话，又跟他握了握手，随后便上了那辆轿车，跟在卡车后面，朝着加韦尔路开去。

爱丽丝看到邓肯走出大门，向战俘做了自我介绍。“赫尔曼。赫尔曼先生！”他大声喊着，然后用最简单的英语一字一顿地问道：“以前在农场干过活吗？”

她听到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说道：“是，我在农场干活，不过，机械修理……我多数做。”

“这份手艺也能派上用场。”邓肯说着，打算带他四处参观一番。“跟我来。”他说道。年轻人的岁数跟爱丽丝不相上下，此时，他提起背包，把外套搭在肩膀上，一路朝门廊走了过来。他跟在邓肯身后优哉游哉地走着，轻快的步伐带着节奏。不过在爱丽丝看来，他走路的样子跟澳大利亚人不同，看起来有些慵懒，仿佛意识到还有很多重活等着他去做，眼下要攒些体力，留些活计给后来的战俘做。如果真是这样，他恐怕打错了算盘。

邓肯看了年轻人一眼，神情远比这个年轻人兴奋。等着邓肯怎么收拾你好了，爱丽丝心想。邓肯和年轻人朝着一片柠檬桉的林子走去。

意大利人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每逢爱丽丝与盟军战俘的母亲或未婚妻聚在一起，人们总会不停地逼问：盟军会不会跟敌军交换战俘？偶尔收到红十字会的通知单时，爱丽丝的心里总会升起一丝希望。这些通知单上总会信誓旦旦地写着，英德两国政府有望通过“瑞士中介方”开展谈判。

类似的消息早在一年前就已传播开来。如果瑞士人真的能促成谈判，她必须重新了解丈夫才行，因为在她的心里，尼维尔还是多年前那个热忱满满的小伙子，而对于即将要回家的他，爱丽丝却没有任何概念。偶尔，她会回忆起从前的点点滴滴——那个跳舞跳得极好、网球打得不错的小伙子，头发总是梳得锃亮，不时会说些无伤大雅且十分耐听的笑话。每当想起他在希俄斯岛把上船的机会让给别人时，爱丽丝总会觉得愤怒，而不会感到钦佩。“兄弟，带他上船吧，我搭下一班就好。放心好了，我没事。”三年前，她在长老会教堂的婚礼上曾亲口发誓，自己会永远追随这位甘于奉献的丈夫，可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誓词却是那样空洞，那样不切实际。那时候，大战还没有开始，没有那么多的军事任务，意大利战俘和日本战俘从没在镇子附近出现过。

爱丽丝沿着走廊来到厨房。既然这名战俘跟她的预期不太一致，她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好奇：这个年轻人是谁？他会认真干活还是一味躲懒？他到底是个聪明人还是个蠢货？

半个小时后，邓肯走了回来，把意大利人安排在羊毛工的宿舍里住下。透过厨房的窗子，她看到公公正在小屋和果树之间来回踱着步子，就像一个没带武器的哨兵。他似乎有些犹豫，不知道该看着这名战俘，还是放任不管。当然，她看不到意大利人在做什么，不知对方是一直待在屋子里，还是坐在屋前的门廊上与邓肯对望着。过了一会儿，邓肯走了回来，看到爱丽丝正在门廊里晾晒抹布，他停下脚步。

“对了，”他说道，“我刚才带他去后面看了看羊毛工用的厕所，以后他用那里的厕所，不能用我们的。”

邓肯似乎想在家里制定一套规矩，至于具体有哪些规定，爱丽丝不感兴趣。

“你的下午茶准备好了，邓肯。”

在公公的坚持下，她一直叫他邓肯，但在爱丽丝看来，这种叫法显然不太恭敬。“我要给他送些茶水过去吗？”

“这个……”邓肯沉吟了一阵，最终说道，“还是去吧，不过，我跟你一起过去。”

“算了，你还是坐着喝你的茶好了。”爱丽丝说，“他们说，意大利人没什么危险。”

说完，两人进了屋。她给邓肯端来一壶热腾腾的茶水和一块切好的果干糕饼，接着又端起当初装盛柠檬水的托盘。这时候，爱丽丝犹豫起来，不知该用什么杯子给战俘倒茶，是用金属杯还是陶瓷杯？最终，她抓起一个陶瓷杯，但心里仍然有些迟疑，不知邓肯会不会认为此举太过热情了。

“别多想，我只是希望尼维尔在农场干活的时候，也能有个德国女人或者意大利女人给他用陶瓷杯，把他当人看。”

邓肯很快便被爱丽丝说服，决定对战俘宽容一些。“说得有理。”他对爱丽丝说。

爱丽丝又在托盘里放了块糕饼，从后门走了出去。她的心里有许多问题要问，等见到那个战俘，一定会仔细地打量对方一番。

来到羊毛工宿舍时，她看到意大利人正在屋里忙活着。年轻人穿着紫褐色的衬衫，把所有的衣服都堆到了那个连门都没有的柜子里，大衣和外套都挂了起来，眼下天气太热，这些衣服还穿不着。窗边放着一张桌子——用黄油箱上的木板搭成——桌面上放着《意英词典》和一本书，封皮上用意大利语写着“约婚夫妇”几个字。

“茶水！”爱丽丝在门口叫了一声，进了屋子，走到意大利人所在的阴凉处。如果说上次与那些罕见的日本战俘打交道算是一种冒险的话，此时她又开启了另外一场冒险之旅。爱丽丝四下里窥探了一番。战俘身上暂时还没有汗臭味，反倒散发着一股蔬菜味和好闻的麝香味；应该是在来农场之前洗过澡了，爱丽丝心想。她本以为每个战俘都是凶神恶煞的模样，身上散发着汗臭味。不过用不了多久，邓肯就会让他在农场里汗流浃背的。

她把托盘放在那张简易的桌子上，意大利人则拿起桌上的两本书，放在了床上。

“对了，”爱丽丝说道，“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除了英语人名，她一概记不清楚。

“詹卡洛·莫里萨诺。”他说得很快，爱丽丝还是没有听清，但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读出来，反倒带了几分优美的韵律。年轻人敬了个礼，脚下的靴子发出清脆的声响，看起来像个芭蕾舞者，而不像电影里的纳粹士兵。他看起来要和善得多，侵略的意图似乎也没有那么强烈。年轻人的立正和敬礼姿势只保持了片刻。

“你能说得慢点吗？”爱丽丝问道，“慢——点，声音大些。”

“詹——卡——洛——莫——里——萨——诺。”年轻人重复道。

“琼卡洛？”爱丽丝问道。

“是的。”年轻人答道，“听起来很像琼，厄曼[4]太太。”

他对爱丽丝的发音十分满意。

“我们可以给你弄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放在门廊里，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坐在外面。这是茶水和糕饼，你先吃一些吧。”爱丽丝说道。

“狗饼？”年轻人不解地问道。看到他满脸疑惑的样子，爱丽丝感到十分有趣。他的神情十分严肃，一对灵活的大眼睛转来转去，两道拱形的眉毛因为好奇而拉成了直线，噘得高高的嘴唇彰显着他的困惑。

“不，是糕——饼！”

年轻人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

“我的问题，很蠢。”年轻人开始自我责备起来。

“这不怪你。是口音的问题，仅此而已。我给你倒些茶吧。”

爱丽丝倒了杯茶，两人一直站在原地。当问起是否要加牛奶或砂糖时，年轻人都说不要。这点倒是有些奇怪。不过对方的回答却充满感激，因为战争期间的砂糖供给颇为有限。接着，她切了块果干糕饼，放在一个小碟里，递给了他。

“老板的太太？”年轻人问着，冲她点了点头。

“不是，我是赫尔曼先生的女儿，更准确地说，是儿媳。”

“女儿？”

“儿媳。我嫁给了他的儿子，尼维尔。”

年轻人点了点头，轻轻地叫了声：“厄曼太太。”

爱丽丝觉得，他的声音比自己，比她认识的任何人都温和，语音轻缓，听起来就像莎士比亚写的台词。

“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吗？”她问道。

“都……都有，”年轻人说道，“一切都好。”

他一定是跟战俘营的警卫学了些英文，爱丽丝心想。不过他根本没碰那杯茶，也没吃糕饼，仿佛在等待她的允许一般。

“尽管吃吧，别客气。”爱丽丝说道。

“你吃，太太？”

“不用了，我吃过了。”

年轻人始终犹豫着，仿佛仍在等待着命令一般。“好了，”她说道，“我就不打扰你了。吃完以后，就把托盘……就把那个托盘……送到屋子那儿。送到后门，门一直都是开着的。”

说着，她缓缓走到门口，指了指后门的方向。年轻人再次点了点头，端起茶杯。爱丽丝注意到，轻轻端起茶杯时，他的手背上隆起根根骨头。

“谢谢，厄曼太太。”他冲爱丽丝喊道。

“别忘了，把托盘送到厨房门口。”爱丽丝说，她似乎十分享受这种发号施令的感觉，“穿过果树林就能看到了。”

“没问题，太太。”年轻人喃喃地答道。

美国口音。爱丽丝十分确定。那句“一切都好”是他跟警卫学来的，而这句“没问题”则是从战俘营播放的美国电影里听到的。

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和权威，她没有继续待下去，而是转身离开了。

后来，他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桌椅搬出门口，搬到了羊毛工宿舍的门廊里。此时，她给他带去了晚餐——澳大利亚人把晚餐也叫作茶点，他们并不觉得这种说法跟午后茶点之间存在冲突。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客套，其间只说了几句话而已。

第二天依然十分炎热，一大早，爱丽丝就发现詹卡洛已经在给母牛多蒂挤奶了，一定是邓肯让他做的。他把满满的牛奶桶提到门口，爱丽丝接了过来，淡淡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把牛奶倒进分离器里，开始摇动手柄。有件事她还没跟邓肯说起，不过她早已打定主意——吃早饭时，让意大利人到门廊里去吃，她不用把稀饭、奶油和面包端到羊毛工的宿舍里去，这样更方便些。不过眼下提起这事似乎不大合适，毕竟不能太着急。

于是，这天早上，她又一次端着托盘去找他，发现他正坐在门廊里的桌子旁。尽管他坐得规规矩矩，爱丽丝还是一句话没说，放下早餐便离开了，昨天说的话已经足够多，权当是对今天的补偿好了。如果再跟他搭话，恐怕又要说起来没完，如此一来，难保邓肯不会乱想。另外，她想保持一种让意大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感。毕竟她还不了解他，在他摸清自己和邓肯的脾气之前，她一定要先把对方看透才行。

第六章

1943年的时候，伊万·艾博凯尔心里还残留着一些幻想，认为这场战争会帮他爬到将军的位置。但此时他终于意识到，鉴于自己才能有限，今后的仕途或许会停滞不前，或许还会遭到贬斥，被派到军队里跟自己曾经的下属共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派到某个偏远地区去监管驻军，毕竟自己不具备皇家参谋学院的教育背景。太平洋地区的危机刚刚爆发时，他心里曾再度燃起过星星点点的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上级居然派他来看管加韦尔战俘营。

上级的命令和本能的直觉告诉他，他在这里的职责不外乎确保战俘待在战俘营里，虽然谈不上给予他们多么幸福的生活，但至少要让这些人规规矩矩地服从安排或是懒散度日。的确，这里需要的就是一种懒散的氛围。上级告诉他，只管把《日内瓦公约》当作《圣经》来奉行即可。像不少信徒对待《圣经》那样，艾博凯尔觉得将《日内瓦公约》仔细读一遍就足够了。对其中的条款有了大致的了解后，他就把这份公约丢到了书架上，与那些从未翻阅过的军事法著作放在一起，毕竟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

红十字会的代表团经常造访，来得最频繁的莫过于鲍勒尔的那位全科医生——一位瑞士移民，以及驻扎在悉尼的瑞士领事——他为瑞士领事馆的日本事务部工作。代表们从没发现过严重的缺陷——不论是他对战俘营的管理，还是下属萨特对C区的管控。此外，艾博凯尔还经常接见战俘营各区选出的代表，总体上能够满足战俘的要求，或是跟战俘达成一致。因此，他的职责仅仅是维持稳定，至于进军还是撤退等军事问题，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在C区的管理方面，艾博凯尔和萨特的主要依据是战争部印发的关于日本军队和日本文化的小册子，以及悉尼守备部队总部下发的指导性文件。上级原本也发了一本关于意大利人的手册，但艾博凯尔认为，意大利人的心思不难揣测。

他按照上级命令，巧妙地维持着战俘营的稳定。关于自己的婚姻状况，他的说辞也显得巧妙无比：“我太太身体不好，受不了加韦尔的极端天气。”艾博凯尔住在军官宿舍区边缘的一栋小房子里，房子里有客厅、卧室各一间，还有一个卫生间，总体来说并不适合居住，冬天寒冷刺骨，夏天酷热难耐，不远处便是总部三名官员的住所。他的办公室位于管理区北侧，从办公室窗户里微微探出头，便能看到下方C区的几道刺网——这些刺网看起来是那样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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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博凯尔上校和手下的军官之所以如此自信，主要是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沿着主路向北直走三英里，便是步兵团的训练营。营地里不仅有曾在荒漠和丛林里征战的老兵，更有一群十八岁左右、莽撞好斗的新兵。战俘营和训练营的资料柜里早就有准备好的文件，根据文件规定，一旦有战俘外逃，要立刻向空中鸣枪两声，然后发射三枚红色信号弹，训练营里的新兵以及久经沙场、负责新兵训练的老将会协助守备队围堵及搜捕逃跑的战俘。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计划和安排渐渐被淡忘了，军官们早已记不清是该发射两枚红色信号弹还是三枚，甚至连信号枪和信号弹放在哪里都记不大清楚。

另外，不论是战俘营的警卫还是训练营的新兵老将，令他们感兴趣的是电影院、酒吧、廉价酒水商店、赌马、牧师——教徒人数正日益增加，以及牛奶吧，甚至是加韦尔的珠宝商店。若想在星期六晚上看场电影，必须预订才行。那些大牌影星，比如曼尔·奥勃朗、埃罗尔·弗林等人的电影，必须在星期一的清晨买票才行，否则到了星期六根本没机会看。

战俘营的警卫都已接到命令，休假期间，不得在镇子里散播任何关于战俘营的谣言，或对里面的情况妄加揣测。之所以下达如此天真的命令，是因为艾博凯尔本能地感觉到，有两件事情始终令人放心不下。其中之一是警卫的生活无聊至极，啤酒还没下肚，嘴里便滔滔不绝地谈论起那些战俘——特别是C区的战俘——有多么危险、多么暴躁，以此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训练营的新兵们也是如此，每天被长官们骂得狗血淋头，只有在爱尔兰人那里，在皇家酒吧、商务和联邦酒店里，才能找到充当英雄的机会。

关于C区可能发生暴动的传言，渐渐地在镇里居民的嘴里越传越真，经过警卫们添油加醋地调侃一番，人们竟真的相信那些战俘总有一天会越狱。事实上，镇里人和艾博凯尔或萨特不同，他们更喜欢这种恐惧带来的快感，这种阴谋论能让他们暂时忘掉枯燥无味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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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C区的指挥官，萨特少校和他的上司一样，早就明白日本战俘正背负着被俘的耻辱。萨特十分确定，儿子被俘后，心里会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感受，但绝不会感到耻辱。大卫之所以被俘，都是因为他的指挥官傲慢无能。每每睡到半夜，萨特少校就会满身冷汗地突然惊醒，心里不住为儿子的遭遇愤愤不平，为他的可怜和无助暗自神伤。如今的新兵会在镇子边缘的训练营里接受各种训练，可当初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接受任何训练，便被扔到了新加坡的码头上，整日躲避着敌军的轰炸和炮火。除了一味地服从，他甚至连命令的内容都不太理解。他的被俘不是耻辱，只是一种不幸。

萨特除了从手册中了解日本战俘外，还从情报官察比恩上尉和涅夫斯基中士的建议中了解到了这些战俘的耻辱心态。涅夫斯基中士是个俄国移民，目前担任C区的日语翻译。“他们不仅仅感到可耻，”察比恩告诉他说，“还觉得必须感到可耻，就像是彼此都亏欠着对方一份耻辱一般。这里永远听不到有人说‘谢天谢地，我还活着’，这种话只能在内心深处回响而已。”

萨特对涅夫斯基非常信赖。几年前，这位中士曾在中国的哈尔滨教授文学课，那时他刚刚毕业。自从日本人入侵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他便认清了当时的教育现实。尽管涅夫斯基已经躲进了大学，却还是被日本宪兵列入黑名单。当时正值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个夏季，天气酷热难忍，苏俄军队已经穿过蒙古，进入中国东北，并赢得了几场对日作战的胜利。起初，涅夫斯基和父亲去往中国东北时，并不打算再回到家乡，没想到却被当成奸细。日本宪兵把他的公寓翻了个底朝天，希望搜到些能证明他是奸细的可疑材料。无奈之下，涅夫斯基只好伪造了证件，假装自己是波兰人，乘火车逃到上海。

在上海这座精致的城市里，他在“小维也纳”找到一间公寓，暂时安顿下来。小维也纳是上海的租界区，这里的居民大多是犹太人。平日里，涅夫斯基给有钱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做日语家教，因为这些人在做生意时，很快便要用到这门语言。不久，他又登上一艘美国轮船，逃到澳大利亚。仅仅两天后，小维也纳附近的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批日本宪兵。

来到澳大利亚后，涅夫斯基在墨尔本大学谋得一个暂时的教职，负责教授斯拉夫语和日语。他本以为将来会安安稳稳地做个教书先生，整日里只跟那些对语言感兴趣的学生打交道，却不料被强行召进了军队。

在萨特看来，涅夫斯基或许算得上是加韦尔战俘营守备队中最有学问的人。他的神情里流露着屈居微贱的萧索和饱经盘剥的悲凉。这种神情是背井离乡的人特有的，那些在国王十字区经营咖啡馆的人也是如此。在给电台供稿期间，他结识了很多演员和作家，国王十字区的咖啡馆曾一度受到这些人的青睐。就这样，无可替代的涅夫斯基对C区的战俘作出如下诊断：因耻辱而感到沉重。这便是C区的战俘在外出劳动时，总是装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的原因。这是一种挑衅。他们不同于意大利人，甚至不同于韩国人，他们不允许自己因帮敌军干活而落下骂名。

截至1943年底，艾博凯尔上校与总部仍然在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让日军战俘充当劳动力。多数战俘都被告知有机会到高墙外面去劳动。但这话显然不是对这群日本小丑说的！之前，日本人的军队步步逼近，有实力带走成千上万的俘虏；现在，他们即将被驱逐出太平洋诸岛。必须防着这些对澳大利亚东南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虎视眈眈的日本人，而加韦尔正好坐落在澳大利亚的小麦带上。不如暂时不派他们去，这样就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只管让他们在囚室里忍受枯燥和无聊好了，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尽管《日内瓦公约》或者人道主义传统并没有规定要持续优待C区俘虏，但人类的智慧却告诉萨特他们必须这样做。为此，萨特少校亲自督运了些木桩和拦网，围起一个类似奥运会链球场的场地，用来给战俘们打棒球。此外，他还运来二十多箱球棒、手套和球——都是从布里斯班或悉尼的美国供应商基地采购而来。大约一年前，萨特曾担任过鸦巢区乙级板球联赛的击球手，但他从未真正见过棒球装备——只在讲述“劣等球队奇迹获胜”的美国电影里见到过。比赛的时候，上百名战俘会为各自的球队鼓掌欢呼。不过在萨特看来，他们的比赛规则就像梵文一般高深难懂。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C区的战俘居然会对头号劲敌美国人的夏季运动如此感兴趣。日本曾试图取代美国海上霸主的地位，他们不仅想要占领广阔的太平洋地区，更想把对手的所有运动项目都抢夺过来。

一箱箱拳击手套沿主路被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此外，他们还为摔跤比赛准备了跌打药水，因为日本战俘显然对摔跤很感兴趣。除了这些，还有排球、球网、网架，更有纸牌、围棋和麻将。根据规定，每名战俘每天能得到五根香烟，不抽烟的人可以拿来做赌注。

在通往C区大门的主路上，日本战俘代表取走了上述物品，脸上丝毫看不出感激之情。对于这些人而言，不表露内心的感恩正是他们的信条。他们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被俘的耻辱、敌人的可鄙、所处境遇之微贱，他们没有理由因为几箱拳击手套这样的小恩小惠便大事庆祝。

艾博凯尔和萨特时常听到C区战俘的各种抱怨。比如，战俘们常常争论说，欧式马桶会损害胃肠（涅夫斯基曾告诉过艾博凯尔，日本的城里人认为蹲便更时髦，但即便换成蹲便也无法减少他们的抱怨）。此外，他们认为淋浴不利于健康。涅夫斯基对萨特说，日本人的标准配置是澡堂，在那里，男人之间可以相互搓背，对日本人而言，这种风俗习惯是极为重要的。但军队里的保健专家却表示，欧式马桶和淋浴设施最利于保持战俘营的卫生状况。这种规定再次向C区的战俘们证明，他们被一群野蛮人俘虏，因而没有必要感恩。

很快，涅夫斯基变成萨特、艾博凯尔和“抱怨三巨头”——滕根、青木和高达——之间的沟通渠道。这三人是C区上千名战俘选出的代表。日本人的民主意识着实令萨特吃惊，但涅夫斯基却见怪不怪。这些战俘总是轮流负责厨房和菜园的工作，没有偏私，没人例外。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菜园里工作，而不愿意到高墙外面的菜园——澳大利亚的农场——去干活。每间囚室和隔间（为了挡风，每间囚室都被墙分为两个隔间）都选出了领导人，组成了类似于立法机构的组织，每个人都有投票权，由全体战俘共同决定该向艾博凯尔和萨特提什么条件。如果天气好的话，沿着外墙直走，甚至能看到运动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投票表决的场景。

种种令人费解之处，涅夫斯基都为萨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们的傲气、良好的秩序、旺盛的精力、悲观与绝望……在萨特看来，这些特点出现在年轻人身上未免太过悲哀，那些年纪轻轻便受到本国文化束缚的人，大都如此。不过令少校欣慰的是，他至少不必去和B区的军官战俘打交道。那些军官战俘的数量不多，据说都是些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绝对不肯献出生命，切腹自杀。情报人员从被俘的普通士兵那里听说，在滩头阵地被攻破时，英勇的军官会跟重伤的战友告别，郑重其事地洗过澡后，便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军官则会发起徒劳的冲锋，在冲锋的过程中被敌人打死。相比之下，B区的军官并没有选择送死，只会不断地解释说，被俘时他们要么受了伤，要么生了病。

不过有一名军官比较奇怪，每次在主路集合时，他都会煽动C区的战俘起来反抗。相比之下，大多数军官都保持着沉默，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所有的劲头都放在了麻将、纸牌和围棋上面。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反抗过，只是偶尔在点名的时候会故意缺席或姗姗来迟。有些军官久疏锻炼、身体发福，只有在恐吓或者凌辱弱者时，他们才表现得无比积极。

至于C区的管理工作，萨特最为在乎的是瑞士派来的汇报员造访加韦尔战俘营时，他们要提供几张出彩的照片。这些照片会寄给北太平洋岛屿上的日本军方，证明他们被俘的孩子得到了多么优厚的待遇。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萨特对管理C区这份工作还算满意。他要通过优待战俘的方式向日本人示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儿子。

第七章

意大利战俘刚来家里时，邓肯曾签署了几份文件。此时此刻，它们正摆放在家里最庄重的位置——客厅里那张擦得锃亮的桌子上。眼下，爱丽丝终于有机会去读一读这些文件的内容。战俘的编号为411729，全名为詹卡洛·贝内代托·莫里萨诺，出生地是那波利省一个令人想都想不到的小镇——弗拉塔马焦雷，出生日期为1922年6月18日，至今未婚，最亲的家属是他的父亲，地址是圣阿尔皮诺。被俘日期是1941年3月5日（难怪编号以41开头，爱丽丝心想），“被俘地点”[5]——文件中的怪异说法——是利比亚的班加西，所在军队为第86步兵团（团部在阿布鲁齐）。爱丽丝最终发现，阿布鲁齐并不是詹卡洛的故乡，不过她早就明白，在参军的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可言。之前，詹卡洛一直被关在非洲的某个地区，十八个月前乘坐巴西号来到澳大利亚。参军之前，他的职业是机械师，文件上的宗教信仰一栏填写的是天主教，但旁边标注了一个问号。

根据文件中的描述，詹卡洛身高5.8英尺[6]，体重135磅[7]，双眼呈褐色——不过爱丽丝觉得，实际的颜色还要深些——头发为茶色，皮肤较白，但已经被晒成了棕色，身上没有明显伤痕。因此，来到邓肯的农场时，詹卡洛就像刚刚出生时一样，毫发无损。

趁他和邓肯外出干活时，爱丽丝为他打扫房间，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战俘身份证，上面印着他的指纹和身份描述，此外还有一张正面的大头照。爱丽丝盯着照片，不知不觉发起呆来。尽管她可以保证，心中所想跟这名意大利战俘没有半点关系，可她还是意识到，她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被这样一个面庞白净的士兵抱在怀里了。在她所熟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望着眼前这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望着那沉稳、坚毅而又谨慎的神情，不由得痴迷起来。自然，在旁人的眼里，詹卡洛并没有在战斗中表现出足够的坚毅，他和战俘营里的上千名俘虏一样，在班加西主动投降。在参加那场荒唐的希腊战役之前，尼维尔也曾到过班加西，而且在那里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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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早饭时，坐在桌旁的邓肯对她说：“今天有五十头羊要装车，我会叫上意大利人帮忙，顺便看看他是不是干活的料。你准备几块三明治好了。”接着，他顿了顿，继续道：“一块三明治给我，一块给那个“墨索里尼”。等把所有的羊都装完，他就可以回来吃了。你最好跟我一起去卖羊场，让他自己留在这儿，看看这个蠢货究竟可不可靠。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摸摸他的底细为好。”

她本想留下来，到羊毛工的宿舍继续寻觅一阵，继续感受这闯入生活的新鲜感。比起到臭气熏天的卖羊场去，留在家里的诱惑显然要强烈得多，但这样做一来不合情理，二来又不够现实。考虑到下午要随邓肯出门，爱丽丝只好提前开始准备晚餐。邓肯叫上意大利人，又带上家里的狗，把上个产羊季的绵羊赶到一起。邓肯擅长用各种精妙的口哨声指挥牧羊犬。随后，邓肯又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在卡车后部架起一道斜坡，把羊赶进车上的大笼子里。笼子经过精心设计，刚好能放进货箱。装车完毕，邓肯冲意大利人挥手作别，然后回到农舍来接爱丽丝，两人一同朝镇子里赶去。

途中，邓肯对爱丽丝表示，这个意大利人看起来还算靠谱，但随后又补充说：“还要再考察考察，暂时还不能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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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爱丽丝依旧端着托盘，把晚餐送到战俘的屋子里去。邓肯虽然是个心胸宽广的雇主，但眼下还不确定是否要让詹卡洛到农舍一同用餐。通常情况下，詹卡洛会坐在门边，手里夹着细细的手卷烟——就像邓肯抽的那种。见到爱丽丝时，他会站起身来鞠躬，一边郑重地表示感谢，一边接过她手里的托盘。爱丽丝觉得十分受用。他这套近乎仪式般的客套，为她平淡麻木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兴味。

一天晚上，爱丽丝在吃晚饭时向公公提议，或许应该让詹卡洛多学些英语，没准能派上用场。

“可以给他买本教材，”她说，尽量装作一副还没有打定主意，还不确定要不要买的样子，“我可以去报刊店，给他买几本孩子用的初级课本。”

“你觉得他能看懂？”邓肯问道。

“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他们那里的学校跟咱们这里的差不了多少的话。”

“好吧，”邓肯说，“这样一来，我跟他讲话就更方便了。”

“我每天只能教他半个小时，”爱丽丝说，仿佛生怕这无聊的工作会占用自己的宝贵时间，或是自己根本抽不出时间，“而且要等干完活才行。”

“我来买书，”邓肯说，“不能用你的补贴。”作为战俘的妻子，爱丽丝每月都会收到政府的补贴和几句不痛不痒的感谢。在这件事上，邓肯没有像很多农夫——包括爱丽丝的父亲——那样吝啬。节俭和吝啬是两码事，邓肯秉持的原则是，但凡投资必须得到回报才行，而让詹卡洛学习英语，他便能够帮助自己更好地管理农场。在邓肯眼里，管理农场便意味着生活的全部。

“还有一件事，”邓肯继续说，仿佛接下来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可以让他一起过来吃晚饭。就定在星期三好了，他也可以趁机学到些东西，比如怎么使用刀叉。”

不过爱丽丝却怀疑，在用餐礼仪方面，或许詹卡洛用不着她和邓肯去教，反而是他们俩应该向詹卡洛学习才对。但无论如何，星期三的晚餐还有学习英语这两件事，都让爱丽丝觉得心里美滋滋的，无聊的生活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邓肯宣称他正慢慢地改造或同化詹卡洛。为了把意大利人培养成做农活的好手，他把自己的一顶大帽子和一件毛衣送给了对方，几天后又奖励了他几条裤子。从那天起，詹卡洛在农场干活时便不再穿紫褐色的囚服，远远看去，跟邓肯之前雇用的那些帮手没有什么分别。当然，尼维尔·赫尔曼的衣物仍然被好好地保存在爱丽丝的卧室里。这些衣服是绝对不能送给意大利人的，否则便是对丈夫的亵渎。

由于意大利人勤劳肯干，邓肯对他十分友善，割完干草后，两人又开始收割小麦。每天中午，爱丽丝都会骑着带篮子的自行车给他们送三明治。她看到邓肯开着拖拉机，詹卡洛站在踏板上，像个很有经验的老农，回头望着压捆机翻滚转动，在麦田里留下一块块方形的麦茬。给母牛杰茜和多蒂挤奶时，他会坐在小凳子上，偶尔抬头看到爱丽丝，薄薄的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去拿桶来，该给它挤了。”在他给多蒂挤奶时，爱丽丝总会在一旁指点，这不仅给她增添了一丝威严，更拉开了两人间的距离。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然而除了干活时交谈几句，她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说的。

因此，教他学习英语是再明智不过的选择。詹卡洛在赫尔曼农场已经工作了两周；星期五这天，邓肯和爱丽丝再次离开农场，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不过这一次，两人安心多了。他们开车来到农场供销社，农场里的过磷酸钙已经用完，趁着价格便宜，而且政府暂时没有限购，邓肯打算买上满满一车拉回去。这笔买卖着实划算。趁邓肯装车的工夫，爱丽丝来到威廉大街，在“三月西部”小店里买了些丝带，准备给她那顶漂亮的旧帽子重新镶个边。

下午三点钟，出于对尼维尔的想念以及身为战俘妻子的责任感，她去艺术学院参加了战俘家属聚会。她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聚会的发起人，卡思卡特太太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发了她的责任感。聚会的目的在于让战俘的妻子坚强起来，尽管她们的丈夫不在身边，她们对丈夫的记忆正慢慢变淡，但可以通过聚会的方式来唤起记忆，并在聚会上分享政府或红十字会传来的消息——不论是信还是明信片。参加聚会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一个木箱里投下几枚银币乃至十先令的纸币，以此来接济那些生活困苦的妻子。爱丽丝之所以偶尔来参加聚会，也是为了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头两年，爱丽丝还会像其他人一样，定期参加活动，但最近一段时间，她的信念渐渐开始动摇。从前至少能听到些鼓舞人心的传言，但日子一长，这些传言渐渐消散，爱丽丝便以农活太忙为借口推脱。但卡思卡特太太不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她的丈夫是一名功勋卓著的战机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在布鲁塞尔附近被击落。英雄的妻子自然也要有英雄的特质——家里偌大一片农场，所有农活都是她一个人打理。此外，在战俘的母亲和妻子眼里，她还有一项优势：她的丈夫被欧洲的军队俘虏，并没有落到性情古怪的东方人手里。相比之下，那些亲人被日本人俘虏的家属，只有运气好时才能收到几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内容十分简短：“我被敌人俘虏，但一切都好。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虐待，只是有些忙，很思念你们。”如此简短的讯息，很难从中看出什么端倪。

组织成立之初，众人都鼓励她们大声读出丈夫的来信。这些信件大多是从德国战俘营寄来，而且已经被篡改过。欧洲的来信虽然时断时续，但数量远远超过亚洲的来信，连续几个月都是如此。强烈的反差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痛苦，最终，她们不得不取消了这项活动。随着1943年渐渐走向终点，爱丽丝和其他战俘的妻子开始动摇了，然而卡思卡特太太依然干劲十足，不住地向政府机构追问，从红十字会和瑞士使馆那里搜罗最新消息。爱丽丝等人一直为此惭愧不已，偶尔也会因卡思卡特太太带来的消息而重新燃起希望，但这种希望并不持久，一旦离开会场，这些消息便起不到鼓舞人心的作用。生活毕竟还要继续，只靠政府支付的战俘补贴，她们很难坚持为丈夫奔走呐喊。多数战俘的妻子还没有孩子，关于丈夫的记忆正渐渐淡去，种种现实让她们难以坚定信念。

聚会的时候，屋子里偶尔会出现几个孩子，爱丽丝最喜欢的是一个名叫邦尼的、三岁大的小女孩。邦尼总是夸她的裙子好看，时常坐在她腿上玩耍。三个月前，女孩的父亲在执行首次轰炸任务时，战机在欧洲被敌军击落。爱丽丝抱着怀里的女孩，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就像抱着一只不停扭动的小动物。这种亲密的拥抱不仅令人心暖，更会让人心酸。然而每当孩子在她的怀里打盹时，爱丽丝又会觉得十分快乐。卡思卡特太太提醒众人保持会议秩序，爱丽丝等人连忙道了歉，翻起了上次的会议记录。

孩子依然在爱丽丝的怀中安睡，多么甜蜜的负担啊！年纪大些的孩子有的绕着餐桌捉迷藏，有的在众人的座位附近跑来跑去。

据传，战俘交换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因此这天参会的人很多，大约来了十八个人。卡思卡特太太宣读了红十字会刊物上的一篇报告，报告中提到英德两国官员在日内瓦举行了会晤。

另外，红十字会已经与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取得联系，但会谈的重点在于交换被拘留的平民，而不是战俘。不过卡思卡特太太依然兴高采烈地表示，交换战俘的提议已经被纳入来年一月份的会谈议程。

怀里的邦尼动了一下，爱丽丝的心再次怦然跳动起来。她对瑞士没有任何概念，听到那里正在举行谈判，脑海里浮现出的，并不全是尼维尔的形象，更多的是那个意大利人的模样。或许他也会被交换。或许会用尼维尔交换詹卡洛？如果这是真的，她本该高兴才是，可不知为什么，她并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感到欣喜。卡思卡特太太继续安慰战俘的家属。她说，通过红十字会得知，用不了多久，日本就会与英美两国交换被拘役的平民，就连加韦尔战俘营里的日本平民都有可能被遣送回家。爱丽丝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不断思索自己该如何抉择。

开完会，众人享用了茶点。女人们淡淡地表达着她们对卡思卡特太太的感谢。邦尼醒过来后，与年纪较大的女孩们追逐打闹去了。爱丽丝一口喝光了杯里的茶水，起身告辞。她在镇子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她急匆匆地赶到奥克斯利街，在出售课本的报刊店买了两本儿童读物：《唐与简去购物》以及《唐与简去郊外》。随后，她满怀教师的热忱，带着两本书和食品杂货朝家里赶去。

星期一这天傍晚，等忙碌一天的邓肯回到家，爱丽丝便立刻来到羊毛工的宿舍，在窗口的桌子旁边坐下，花了四十分钟教詹卡洛说英语。她对时间的掌握颇为精准，为了坚持原则，绝对不会花更长的时间。她与詹卡洛并肩坐着，身子稍稍靠后，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边用手指，一边读道：“放学回家后，唐与简去给妈妈买东西。”

重复这些语句时，詹卡洛总要停顿几秒，然后夹杂着各式元音朗读出来，一遍遍地展示着意大利人独特而神秘的发音方式。

唐这个名字显然是为了纪念澳大利亚伟大的板球手——唐·布拉德曼，可在詹卡洛的嘴里却变成了“多恩”。爱丽丝并不感到意外，而且没有过多地纠正他的错误。她表面上在教英语，实际上却试图从意大利人的身上探寻一些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东西。与邓肯生活了两三年后，她非常需要男人的陪伴，一个未婚男人的陪伴，不是像邓肯那样，虽然正派却心如死灰的男人。她渴望跟年轻的男子讲话，虽然眼下存在着重重语言障碍，但她至少可以朝着别样的生活迈出一步，从而告别多年来的麻木、沉默和劳苦。

学习进行得十分顺利。在接下来的课程里，她发现詹卡洛的眉头是舒展开的，完全不是初学者那样眉头紧皱。看到他清秀的面孔，爱丽丝很快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准是因为学懂了才眉头舒展，他跟那些从不知发愁的蠢货不同。或许……或许是他觉得太简单，根本不需要她教？《唐与简去购物》很快便学完了，在第二本书中，唐与简又来到药铺，为生病的农夫舅舅买药。此时，詹卡洛已经学会了所有动物的名称，只是在读“马”“山羊”等单词时，总要在结尾处加个“啊”音。

“咬——扑？”詹卡洛满脸郑重地问道。

“药——铺。”爱丽丝重复道，“药材，懂吗？”

“医生？”

“不对，是卖药的地方。”

“原来是药房。”詹卡洛说道，“药铺就是药房。”

“对了，就是药房。”

爱丽丝在电影里看到过，美国人都把药房叫作“药店”。

“我的爸爸……就是个药剂师，在弗拉塔马焦雷有个药铺。”

她在詹卡洛的文件里见到过这个地名。

“是个很大的镇子吗？”她像教小孩子一般，一字一顿地问。

“嗯……怎么说呢，总共……两千……”

在读这个“千”字的时候，他的发音就像唱歌一般悦耳。

“我爸爸，”他继续说道，“学问人。”

“你是被迫参军的吗？”爱丽丝问道，“被墨索里尼逼的，还是自愿的？”

尼维尔曾在最初的一封信里提到过，许多意大利人都是被征入伍，所以才不愿送死。

“正常人，谁也不会说‘墨索里尼，我不想’。所以……去了利比亚。我在班加西修布雷达机枪……”

“布瑞达？”爱丽丝问道。

“布雷达机枪。哒哒哒。”

他一边说一边十分抱歉地把头偏向一旁，似乎知道这段修理杀人工具的经历一定会惹得她不快。果然，她继续追问道：“但是你并不喜欢墨索里尼，对吗？”

“领袖。我，无政府主义……我爸爸，社会党人。来工党！卡廷先生！”

“你知道卡廷先生？”

提到这位万人钦敬的联邦总理，人们总会想起他和蔼而疲惫的面容，想到他殚精竭虑、皱着眉头的样子。

“从《先驱报》上看到的。他们给我们看《先驱报》上关于意大利人的噩耗。我知道卡廷先生。大好人。支持社会党。就像我爸比。”

“你爸爸。”爱丽丝纠正道，“小孩子才说‘爸比’，大人说爸爸。”

“我爸爸。”詹卡洛顺从地读着，咧嘴笑了笑，“墨索里尼不喜欢社会党。可是现在，战俘营里都讨厌他。你去A区、D区，他们都说从来不喜欢他。可是好多人说谎。有些还是喜欢，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们在班加西战败后……法西斯告诉我们，投降可耻……他们很喜欢墨索里尼！他们以为，他还能打赢战争，意大利帝国又能趾高气扬。”

“趾高气扬？你从哪里学来的？”

“电影里。马克斯兄弟演的。”

接着，他十分优雅地挥了挥右手，示意她换个话题。

“你的英语还算有长进。”她说。

“有长进？”詹卡洛迷惑不解地问道。

“就是变好了。”爱丽丝说道。

“不，没太好。”他说，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别急，”她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话一出口，她立刻意识到这句格言在他听来一定非常可笑，于是摇了摇头说：“就是一句格言而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詹卡洛一连重复了两遍，两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多了几分自信。爱丽丝知道，她所寻求的，正是这种语言和历史之外的东西，而且她也意识到，教授《唐与简》这套书显得自己很幼稚。

这样简单的教材，詹卡洛没觉得受辱已算是奇迹。她从桌上拿起那两本书，放在椅子上。他掌握的英语至少可以跟战前镇里那些水果店的店主相比——那些意大利人曾经被关押过一阵，但不久便被放了出来，继续做生意。邓肯一直认为詹卡洛需要补习英语，不料在爱丽丝的面前，他终于露出了真实的英语水平。之前他似乎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不知是不是为了刻意取悦邓肯，不想表现得过于聪明。或者，他是不想打破澳大利亚人对意大利人的一贯看法——人们一直认为，意大利人每次只能说出一两个英语单词。

“对了，”爱丽丝继续追问道，“你刚才说到卡廷和墨索里尼。你是不是想说自己是约翰·卡廷那样的人？”

“不是。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一点都不明白。”

“大家庭，”他说道，“所有的男人、女人，全都生活在一起。对于真正的人民来说，国家是有害的。”

爱丽丝不知他是不是认真的——国家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她还从没听到过这种说法。“你在耍我吧？哪有什么大家庭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国家，我们怎么去打日本人？”

詹卡洛微微一笑，两眼亮了起来。“如果没有国家，就不用再和日本人打仗。”

“那你为什么替意大利打仗？”

“因为我不想进监狱。”他哈哈笑了几声，摇了摇头说，“哎，可我还是进了监狱。不过这里总比墨索里尼的监狱强些。邓肯先生总比领袖好。”

听到这里，爱丽丝忍不住感到一阵愧疚。不管尼维尔身在何处，此时的他一定不会像这个意大利人一样笑得如此得意，他所承受的，远远要比詹卡洛多。

“你知道吗？”她问道，“我觉得你很狡猾。”

詹卡洛的眼角微微皱起，眉头却仍然是舒展的，看来众人的传言不假，意大利人的表情的确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知道‘狡猾’是什么意思吗？”她问道，“意思就是爱骗人……说谎话。”

詹卡洛连忙举手表示抗议。

她说：“你讲的这些故事，都是对你有好处的。”

他似乎不太高兴，之后也没有露出带悔意的笑容，似乎不像是谎话被人拆穿了。他微微低着头，不时瞥她几眼，似乎想看看她是认真的，还是在跟自己开玩笑。这种行为虽然无礼，却算不上侮辱，没有必要打电话给管控中心投诉。詹卡洛这种复杂的怒意令她有些心动，心底的好奇促使她继续用言语挤对他——这样做似乎仅仅是出于心底那股难以名状的兴奋。

“墨索里尼就要倒台了，你当然会说没有国家最好，可是在班加西的时候，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接着，爱丽丝哈哈大笑起来，但没有笑得过于放肆。詹卡洛担心自己被人怀疑——这让爱丽丝产生一种权威感。这是多么奇特的感觉啊，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让她产生过这种感觉。她想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太过分——反正她是这么想的。这善意的玩笑里似乎隐隐藏着些冲动。

“我在跟你开玩笑呢，”她向詹卡洛解释道，“逗你的。”

“嗯，开玩笑。”他点了点头，又不住地晃了晃脑袋，似乎在衡量“开玩笑”是否会带来危险。

第八章

萨特少校写剧本，大多是在傍晚时分，在卧室旁边那个小客厅里。他住在军官宿舍里，每逢夜深人静，或是有风吹过的夜晚，就能听到日本战俘区和意大利战俘区里传来音乐声。因为距离日本战俘区不远，他已经习惯了C区的悲凉曲调。为了排解被俘的抑郁，他们时常弹奏乐器。大战爆发前，悉尼便出现了日本文化团，这些乐器正是他们运进来的——外形和吉他有些相似，长方形的木板上并排拉着几根琴弦。除此之外，还有那摄人心魄的长笛、声音听起来颇为不祥的大鼓、某种琉特琴式的乐器、竹管和军号。当然，并非所有音乐声都是悲戚的。有时候，C区传来的乐曲里明显带着些爵士风情——用日本战俘的话说，叫作“Jazu”——但本质上更像是蓝调音乐。有些歌曲一听便知道是古代的产物，对于萨特而言，这凄切悲凉的曲调仿佛是在忏悔，为战争之荒唐而忏悔。

当然，这里的气氛并非永远那样哀怨。偶尔在夜里，C区的娱乐大厅也会爆发出阵阵笑声。那一定是战俘们在讽刺某人——麦克阿瑟将军、艾博凯尔上校、萨特本人，或是涅夫斯基。有时，C区在入夜后便静悄悄的，只能偶尔听到些叫喊声、短暂的哄笑声或怒骂声。只有这时，才能远远听到意大利人的歌声——偶尔还有“乐团”伴奏——轻快的曲调里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渴望。意大利人每晚都会唱歌，而萨特正是伴着他们的歌声，热情满满地创作《莫顿一家》。

在某些人看来，特别是在莫顿一家人眼里——如果他们存在的话——他在加韦尔的生活是无比孤独的。他与艾博凯尔上校一样，除了休假外，一直都生活在战俘营里。据说上校正打算在镇里租个房子，想尽快把妻子接来同住，但萨特知道，这一点，自己是做不到的。伊娃·萨特是个演员，曾出演过雷蒙德·朗福德早期导演的无声电影，并且红过一阵子。儿子出生后，她依然没有放弃演艺事业，在影迷眼里，她仍然是那个欲望如火的少女。澳大利亚人都评论说，她那燃烧着渴望的眸子，甚至比丽莲·吉许还动人。因此，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这样一种美梦之中：不论是赛马、拳击还是影视表演，澳大利亚都有超越美国的可能。然而随着大战的爆发，这种梦想渐渐被人遗忘。

伊娃和萨特1923年结婚，婚后的日子一直不太平静。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指责丈夫性情冷漠。日子一天天过去，就连萨特也开始觉得，她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在内心深处，他的确是个冷漠的人。但与此同时，萨特也在妻子身上发现了一些缺点，他甚至无法相信，当初相识那阵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缺点。伊娃的父亲酗酒，母亲情绪抑郁，这些都遗传给了伊娃。她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拿着刀子威胁萨特，而他们的儿子——日后成为战俘的大卫——就站在厨房的门口，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切。现在回头想想，那流浪动物一般漂泊的眼神，似乎恰好预示了大卫被俘的命运。从孩提时代起，大卫便生活在监牢般的家庭里，无处可逃。

伊娃是不适合做母亲的，心情不好时便用酒精麻醉自己，长期抑郁不振。偶尔来了兴致，便像疯了一般宠爱孩子。这种爱是不稳定的。有趣的是，她对朗姆酒——农夫、羊毛工以及码头工人的专属——有着特别的嗜好。每次喝酒时还要在里面兑些牛奶，仿佛这样做，便能在酒精中混入一丝纯真。她并非不爱孩子，但她的爱时而表现为尽情娇纵，时而表现为近乎残忍的惩罚。

几年前，她住进了悉尼一家医院，在那里接受休克疗法。每逢萨特前去探望，她都会苦苦哀求，让他救自己出去。然而萨特却学着医生的口气说，她必须待在医院里，这都是为她的健康着想。不久之后，她又被转移到沿海地区的一家疗养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坚持未尝不是一种报复行为。

妻子住院后，他又实施了第二步“报复”计划——到美国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伊娃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儿子被俘后自然更加严重了。尽管两人的婚姻已经有名无实，他依然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探望，有时一周去一次，有时一个月去一次，总之绝不能让自己背负凉薄和冷漠的骂名。渐渐地，似乎连医院的护士都对他表现出鄙夷的神色。不过现在，这种不友好的态度稍稍有所缓和，毕竟他有军务在身，况且有些人已经知道，令全体国民都为之倾心的《莫顿一家》正是出自他的手笔。

两年以来，他一直跟玛西亚——尼莉·莫顿的配音演员——保持着情人关系。在热恋初期，他时常突然造访，站在制片人的录音棚里，只为听一听玛西亚鹅绒般轻柔的嗓音。她是个热情而现实的女孩，每当想起她，想起在夏日的傍晚来到她的公寓，想起海港闪烁着耀眼的灯光，他的心里便充满灿烂的阳光。两人的浓情蜜意持续了两年半，然后便不可避免地生疏起来。萨特不知女孩是否还想继续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怕丢掉工作，所以不敢主动提出分手。

慕尼黑爆发危机那年，一个朋友邀请他到纽约工作，编写后来风靡全国的系列广播剧《白人在刚果》。对于两人的恋情而言，这是最为自然的结局。他在纽约赚了很多钱，然而大卫刚刚从寄宿学校毕业，当时还不能自食其力。大卫想跟不甚称职的妈妈离得近些，然而不久，他就自相矛盾地给在纽约的“中立方”写信，说自己这是惹了大麻烦；萨特担心儿子会被另一场“世界大战”毁掉。

1941年初，萨特跨过尚未遭到威胁的太平洋，回到澳大利亚，加入了军队——一方面出于爱国情怀，一方面为了寻求新生活。他被分配到一个守备营，开始了无聊至极的军队生活。当时敌人尚未入侵，但许多人，包括萨特自己，都暗暗盼着敌人的到来。不久后，他又被派到加韦尔战俘营。

起初，萨特见到C区那些古怪的日本战俘时，心里还有些新鲜感，但没过多久，这种感觉便被文案工作和日常事务消磨殆尽。此时此刻，唯一能令他产生兴趣的，便是观察战俘们的古怪癖性，解读他们的心理动机。在他的面前，战俘们故意闭口不言，摆出一副粗鲁而敌视的神情。对此，萨特早已见怪不怪，只把观察战俘和揣摩战俘心理视作管理工作之外的消遣。多数时间里，他要为艾博凯尔和悉尼总部撰写报告，申请设备物资，针对谋反叛乱、侮辱或袭击长官等粗鲁的行为作出禁闭处罚决定。按规定，他必须每天与上校和各区的指挥官开会，要接见C区的战俘代表，对这些人的行为、表情以及姿势，萨特已经了如指掌。此外，他还要处理澳大利亚守备队士兵的问题——酗酒、不服从指令、玩忽职守等等。萨特不愿意像小学教师那样，凡事都要吼上几句，因而对那些规规矩矩的军士和靠谱的老部下给予了相当的信任，凡事都要征求他们和涅夫斯基的意见。每天巡视过战俘营的外围后，他都要在下午四点钟清点人数。所有这些工作，都让他过得异常繁忙，多数时间里他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或是为各种琐事奔走。

他曾经吹嘘说，真正的生活就该像《莫顿一家》里描绘的那样，而不是像沃尔特·迪士尼一样，躲在米老鼠那纯真的世界里消极避世。然而可悲的是，这种大话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莫顿一家》不仅给萨特提供了展示文采和专长的机会，还能让他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幻想世界里。他把自己变成了剧本中那个尽职尽责、心地善良的丈夫，从故事里的人物身上寻求着种种慰藉。他从1933年开始创造这些人物，在纽约时这一创作曾搁置了一段时间。

当时的局势无比混乱，处处充满着危机，心怀怨愤的无产人士与富有的绅士阶层矛盾渐深，后者甚至调动了一些不那么秘密的“秘密军队”，准备打内战。在《莫顿一家》里，根本不存在类似的危机。某一集中提到“大萧条”时期，莫顿先生的生计受到威胁，然而出于对老板的同情，他仍然坚守着自己会计师的岗位，没有放弃。剧集的世界里没有阶级斗争，老板和员工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朝着同一个坚定的目标前进。最终，悉尼一家百货商场伸出援助之手，保住了老板的生意。资本家的援手！在剧外的世界里，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国王十字区的一次聚会上，广播界的一位朋友表示，他应该通过那些广受欢迎的角色，揭露资本主义才是罪魁祸首这一事实。然而萨特却争论说，偏远的小镇与工业化的大城市不同，那里的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确存在着亲密的友谊，就像剧中描写的一样。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在莫顿的世界里，对民众——比如，虚构出来的甘达巴哈小镇里的民众——漠不关心的自由放任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他创造的世界里，男人参军是为了挽救大英帝国，为了挽救澳大利亚的种种美好——枝条编筑、板球、地地道道的女人。当然，这个世界里的男人早早便去参军，并没有像某些愤世嫉俗的人一般，眼睁睁看着希特勒入侵他国。莫顿家的儿子特雷弗辞去了镇里黄油厂的工作，成为一名英勇的飞行员，在北非和英国执行任务。

在甘达巴哈小镇里，人们的婚姻并不总是幸福的，但他们总能够及时摆脱束缚，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牲畜价格下跌后，会在随后几集里出人意料地上涨。出现旱灾时，不到一周，剧本里就会出现普降甘霖的情节。在《莫顿一家》里，从未发生过通奸之类的丑闻，也从没有人召妓。甘达巴哈小镇里根本不存在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莫顿家的女孩热尼莉自然是个处女，自1933年后始终保持着清白之躯。在不断流逝的岁月里，只有现实世界变得越发苍老、越发邪恶，而甘达巴哈小镇却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所有的广播剧里都存在着道德说教，《莫顿一家》也不例外。例如，莫顿家的女人们——母亲和女儿——时常谈论着要设计些外观朴素的裙子，因为一来她们对时尚不感兴趣，二来她们意识到，每节省一份丝织品，就能给特雷弗，或是其他高尚的年轻人贡献一份制造降落伞的材料。因此，她们强烈反对女人在黑市上购买丝袜的行为。此外，在使用家里的汽油时，莫顿先生总是十分节俭，从来不敢浪费。

然而在腐朽的现实世界里，萨特却变成了一个痴迷于露水情缘、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好色之徒。在悉尼休假期间，他每晚都会喝得不省人事，与“澳大利亚作家联谊会”中的旧情人们混在一起。这些人时常在好事就要成了的时候谴责萨特缺乏政治眼光。在悉尼时，萨特不再去录音棚，他对录音的过程失去了新鲜感。每当制作团队对剧本进行编辑时，他都会心生恼怒。其中一个年纪不大、目光短浅、为人低调的家伙，居然信手篡改他的台词。每当萨特与他理论时，他都会让演员把台词改回来，小心翼翼地赔着不是。“对不起，萨特先生，我不是存心冒犯您的。”

最终，萨特认识到，不论剧本如何修改，观众还是像往常一般痴迷，只要没有完全篡改就好。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到悉尼，却根本没有机会监督录制工作。他从来没有听过他写的那些剧，只是单纯地享受创作的过程。如果这项事业叫作宣传，他希望自己能当全职作家；毕竟，这不是戈培尔式的宣传。身患皮疹的孩子的母亲是以萨特妻子为原型创作的，只不过剧中的那个伊娃更加完美，那个孩子正是根据大卫的形象改编而成的，他被炉甘石粉治愈，等待他的，将是无比强健的人生。至于其他人，包括父亲、警察、镇议员等，则是萨特希望自己可以变成的那种人。

C区的弦乐声渐渐消失，意大利人拙劣的爱情歌曲也随着曼陀林的琴弦戛然而止。随后便是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以及哨兵换岗时的呼喊声。想着《莫顿一家》，萨特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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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意大利战俘的信件成袋成袋地被运进来，再由守备队的士兵抬进审查室。这种场景，萨特并不陌生。负责信件审查的官员是达涅利中尉，他的父亲是卡拉布里亚人，生活在滨海沿岸，以种葡萄为生。达涅利读了不少意大利小说，还读过报纸《意大利人在澳大利亚》，因此对意大利方言十分了解。

达涅利会按照命令，取下信件上的邮票（难道总部要卖邮票不成？），然后读一读信中内容是否带有疯狂的法西斯主义色彩。最初寄到加韦尔战俘营的信件的确如此，但最近却几乎看不到关于法西斯的任何痕迹。信中的政治色彩已经极大淡化，更多的是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写信人往往在信中大肆诅咒——诅咒意大利目前的悲惨生活，诅咒战争造成的破坏与饥荒。

意大利战俘虽然不归萨特少校直接管理，但他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向达涅利中尉问起过关于这些信件的事情。

“这些写信的人，要么抱怨饥荒，要么抱怨女孩们穿的裙子太短，逢人便调情，更糟的是，跟盟军战士调情。”达涅利对萨特说。

“他们不再提起新罗马帝国了？”

“不得不承认，”达涅利说道，“南方的罗马人早就忘记了这些屁话。”

“我倒是希望C区的那群家伙也会忘掉他们的屁话呢。”萨特说着，脸上出现一副迷惑而又期待的神情。

当然，在意大利战俘区，有些家伙仍然活在幻想中，坚信他们的领袖和法西斯的理念最终会取得胜利，坚信意大利法西斯会与德国兄弟联手，继续在意大利北部坚持抵抗。然而这些人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C区的意大利神父弗鲁梅里终于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禁止战俘在做完弥撒时唱黑衫军的《青年赞》。战俘营刚刚成立时，战俘中的法西斯派和质疑派之间曾经爆发过群殴事件，甚至还动起了刀子。法西斯派最终取得了思想领域的统治权。而如今质疑派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法西斯派。自意大利加入同盟国后，有些战俘甚至还给艾博凯尔写信，主动要求替盟军效力。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信件言辞恳切，而且颇具文采，然而当时的战备物资匮乏，海上运输又缺少交通工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这些人从地球的一端迅速运送到另一端。另外一些人则更为直白，要求在参战前回意大利休假，这样便可以趁机对家人讲述被俘经过以及战俘营中的生活，讲述他们如何在澳大利亚的农场劳作，那些农夫的家人如何与众不同，等等。

意大利战俘区之所以收到如此多的信件，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宗座代表[8]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所有意大利战俘写信，相比之下，C区的日本战俘并没有精神领袖，因而收到的信件数量很少。

C区收到的信件由涅夫斯基负责审阅。寄信人大多是日本战俘的父母、情人或妻子，信中内容大同小异——寄信人本以为儿子、爱人或丈夫战死疆场，但红十字会却说，他们的亲人或许正身处某个遥远的国家，此时还活着。信件中饱含着希望，写信人似乎认为——尽管这种观点会被军方所排斥——活下来远比奉献生命重要。此外，信中还提到些其他信息，比如家里的亲戚结婚、叔叔舅舅去世、庄稼的收成状况、空袭等等，主要目的是希望活着的亲人能收到这些信件。

这些信件会被送到C区的门口，由“三人组”代收，因为收信人的名字往往与官方登记的名字不符，许多战俘用的是假名。尽管红十字会也怀疑过名字的真实性，但仍然继续传递着信件。涅夫斯基先是列出收信人的名字，然后在暗中观察，看囚室的代表最终会把信件送到谁的手里，从而发现收信人的真实身份，以便红十字会与战俘家属取得联系。

回信上的名字，大多不是战俘营里的人的，正如涅夫斯基所料——他曾经提醒过艾博凯尔——收信人通常会把信件交给囚室代表，信件上的名字多数都是化名，这样一来，被俘的耻辱便不会暴露。多数人会在信中告诉父母或妻子，他们的儿子或丈夫曾英勇地反抗敌军，最终战死沙场。红十字会则会把这些不幸的假消息传递给家属。战俘受到战友的压力，通常认为不该把自己所在的位置透露给家人。

青木的囚室里住着几名激进的年轻人，大多是跟滕根臭味相投的人。在青木看来，这几个人似乎要比水兵平野更为极端。那个名叫大村的年轻人是个十足的虚无主义者。他本是侦察机上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在飞机迫降时被俘，若论起神情之严肃，平野恐怕远远不及。在青木看来，这种外在的深沉正是大村的一种姿态，或是一种尝试，企图通过故作清高来填补被俘生活的空虚。还有一个名叫多茫的年轻士兵，他的歌声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撕心裂肺的哀伤。此外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名字叫町井。尽管四个极端的年轻人看着令人厌恶，青木仍然尽力跟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和高达都有一样的心思，只想在大限到来前，在C区过一段平静日子，可就连这最后的宁静还要遭到这群毛头小子的搅扰，又何谈在临死前保持一贯的形象呢。这些人幼稚的举动有可能引发战俘群体的内部冲突，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人被转移。

尽管青木年纪较长，在众人眼里更是老成持重，但他不可能丝毫不受这些年轻人的影响。他们坐在那里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无比的敬畏，而青木则坐在牌桌跟前，回答众人的问题。尽管他象征性地提出建议，让他们各自取回家人寄来的信件，仔细阅读，并且珍藏在心里；可他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假慈悲，如果他们仍然活着的消息传出去，这些家属举办的葬礼，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最终，他们活下来也没有任何价值。看到平野望着自己，目光里仿佛要透出火来，青木只想说：别瞪着我，大兵，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当他跟沉默寡言的高达提起这些时，对方也表示，他的囚室里也有类似的极端分子，而他在处理这些不受欢迎的信件时，也采用了跟青木相同的手段。最终，青木在回信中谎称他们已经阵亡，此举虽然打破了全家人的希望，但左思右想之下，“阵亡”算是最好的结局。

对于这一切，涅夫斯基并不感到奇怪。从一开始，C区的虚无主义氛围便十分明显。这些战俘刚刚来到加韦尔战俘营时，每个人都收到了红十字会发的明信片，根据《日内瓦公约》第36条，他们有权告知家人自己被俘的消息，而且可以勾选各个选项，告知家人自己的健康状况。去年冬季，涅夫斯基中士便提醒过萨特少校，说日本战俘填写的地名都是伪造的，比如，有的地址是“高墙里的猴子洞”以及“粪汤巷”等。

艾博凯尔曾问过总部，是否有必要让涅夫斯基给这些战俘的家属回信，并告知真相，但总部却表示，这样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战俘家属会以为那些信件被人做了手脚。

不过涅夫斯基和萨特注意到，有几名战俘的确保留了信件，并且进行了回复，其中一名战俘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信徒，妻子早已去世。还有些战俘会偷偷写信，然后悄悄塞给警卫。在信中，他们向家人承认自己被俘，但种种“坦白”却让涅夫斯基感到十分可悲：我被敌人俘虏，现在还活着，被抓的时候我失去了意识，因为当时受了伤／得了脚气／患了疟疾／染上了恙虫病……

不过C区却很少传出秘密消息。青木等人伪造的信件，涅夫斯基并没有寄出去，而是全都堆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星期二这天，他要去镇里给流亡悉尼的一位朋友买生日礼物，顺便带上了这些信件。他来到一处农场，从拉着刺网的篱笆中间爬了进去，然后找个地方把那些信全都烧掉了。燃烧的信件冒出缕缕青烟，映着雾蒙蒙的天空，几乎分不清哪里是烟，哪里是雾。对于那些心存希望、仍在寻觅亲人的家属而言，眼前这堆纸灰至少能稍稍表达涅夫斯基的敬意。青木等人的谎言消失了，朴素而又未得到满足的信念得以在日本战俘家属的心中延续。

❇

作为一名飞行员和战俘营里的首位俘虏，滕根心里充满一种莫名的权威感，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股威严和霸气。然而不幸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威信正在渐渐淡去。为此，滕根想尽各种办法保持自己在C区战俘心中的形象。在青木看来，滕根并不是坏人，他本可以选择屈服，却偏偏要展示出绝不服输的一面。

战俘代表会谈时，滕根坚决表示应禁止战俘继续打棒球。他说自己并不反对这项运动本身，而是觉得C区的棒球运动背后隐藏着敌人恶毒的诡计。

“我打过羽毛球。”他对青木和高达说，似乎在证明自己也有热情奔放的一面，“当时我被囚禁在布里斯班。但我打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观察敌人。他们之所以鼓励打棒球，是为了麻痹我们，让我们安心待在这里。敌人一定会躲在暗处说‘看看，他们打得多开心，这下咱们可以放心了’。敌人巴不得我们乖乖配合他们呢。”

听了滕根的话，高达的脸色仍然和蔼，他的性格本来就随和。他以青木所熟悉的姿态，冷静而确信地指出，打棒球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可以让思维活跃起来。“总不能让这群孩子整日愁眉苦脸地等死吧。”高达不满地抱怨道。

滕根坚称自己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想让大家培养些别的爱好，比如说摔跤，这项运动就完全不同于棒球。“摔跤可以强健体魄，坚定意志。这是男人与男人之间、兄弟与兄弟之间的切磋。棒球就不一样，更像是一种精神鸦片。”

听到这番话，高达忍不住大声反驳起来。他认为滕根的看法在原则上不错，但禁止打棒球一定会引起众人的怨愤。让青木大感意外的是，高达居然会在乎众人怨愤与否——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能否保住战俘代表的头衔，而是怕禁止棒球比赛后，众人会更加消沉。滕根的声音突然变得刺耳起来，语气阴沉得可怕。高达继续指出，这件事必须由各囚室的代表投票决定，因为这样才更加符合民主精神。

高达和青木都明白，滕根的看法定会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一来因为他的看法确实有着清晰的逻辑，二来因为他是飞行员，在战友们心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来，那些极端的年轻人十分尊敬和崇拜他。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滕根曾驾驶战机在空中翱翔，为地面的步兵兄弟扫清障碍，在敌人弄清空军和陆军谁的地位更高之前，滕根就具备了受众人膜拜的资本，即便不幸坠落，他依然是大地上的折翼之神。

接到通知后，各囚室的代表聚集在滕根的屋子里，共同商议是否有必要让所有战俘参与投票。众人在牌桌旁或席子上分别落座，滕根开始发言，解释了为什么棒球会让人产生虚幻的满足感。他认为，打棒球就要分组，而分组则意味着破坏团结——比如，南半区对北半区——比赛结束必然造成一队欢呼雀跃，另一队沮丧失落，除了分裂和冲突，他们能得到什么？这是敌人用来麻醉他们、分散他们精力的手段，想让他们安心接受各自的状况。

他在提出这番看法时，口气稍稍放缓和了些，听起来更像是询问，而不是严厉的训斥。高达和青木并不想孤立他，而滕根也想保住自己战俘代表的位子，不想和囚室代表闹对立。他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便对众人说，他并不认为棒球本身是一项邪恶的运动，只是想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可他的话音还没落，人群里便传出一阵阵抱怨声。滕根早已习惯了这种反应，好在他的内心足够强大，并不在乎别人的抱怨。

讨论开始了。滕根阵营的精英大村表示，他理解滕根的看法：敌人之所以提供乐器，允许他们弹奏，无疑是为了麻痹大家。不过这种“优待”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这些俘虏让敌人感到不安。大村认为，想让敌人继续感到不安，不一定非要靠拒绝棒球比赛。

大村（虽然十分敬重滕根，却不想丢掉囚室代表的位子）表面上对滕根的看法表示支持，实际上却断然否定了他的观点。滕根知道，自己的威信已经开始崩坍，速度要比预计的还快。他本以为反对自己的，会是那些头脑不灵光的陆军士兵，根本没料到一名空军士兵会挑战他的权威。

接着，一个名叫库里的囚室代表开口了。这人本来就不喜欢滕根，口气比别人强硬得多。他曾经在布纳指挥过敢死队的突击行动，因一颗手榴弹爆炸而受伤，并得了脑震荡。

“我们囚室的那群兄弟，他们没有错。被俘的事情怪不得他们。”库里说道，“他们都是些可怜的孩子，打一打棒球又怎么了！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放松放松，可以暂时忘掉眼前的现实。再说，”他继续说道，“比赛的输赢用不着当真，过一两个小时，什么比赛、分数，全都忘了。”

接下来的话更是一针见血。“我们步兵绝对信任自己的兄弟，”他不无尖刻地说道，“或许某人是习惯了待在驾驶舱里独来独往，跟我们这群兄弟的想法不同吧。”

会议结束了。囚室代表们很快便认识到棒球比赛有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价值，除了两人投了否决票外，其余的人全都赞同让这项运动继续下去。滕根早就料到自己会失败，却没有料到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为了保持自己的一贯形象，他大声宣布：“我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并不是个疯子，我让步。”

他知道，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恢复往日的权威，或许参加摔跤比赛是个好办法，毕竟他是个摔跤冠军。至于这个叫库里的家伙，眼下根本没时间去和他争个高下。

第九章

有时候，爱丽丝会透过厨房的窗子望着詹卡洛，特别是当他在篱笆外那片桃树林里四处寻觅的时候。他似乎很喜欢吃桃子，而邓肯也允许他去那儿摘桃子吃。他耐心地拨开树叶，轻轻地用手抚摸着枝叶间的果实。

爱丽丝的生活原本被繁重的家务填满，他的出现让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每天晚上，他会负责喂饱小牛犊，早上又跑去给多蒂挤奶。习惯早起的爱丽丝会一大早来到牛棚，看他干活，似乎是在考察他的手艺，但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此外，他会把鸡蛋捡进篮子里，提到后门，敲一敲门说：“我把鸡蛋捡了，厄曼太太。”

那天下午给詹卡洛上了第一节课，跟他一起喝过茶后，爱丽丝回到农舍便立刻翻开词典，查了查“无政府主义”的含义。词典放在农舍里那间很少使用的客厅里，旁边放着一本《圣经》。词典中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但爱丽丝还是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会有这种人，至少在澳大利亚是绝对没有这种人的。爱丽丝伸手摸了摸词典，仿佛感到整个世界的轴心瞬间发生了倾斜。有国家才有战争，消灭国家就会消除战争。真是一派胡言。然而不知为何，正是因为这句话，那个意大利人的形象似乎变得高大起来。

课程仍在继续。一天晚上，邓肯在厨房里读着前一天的《先驱报》，爱丽丝走了进来，邓肯连忙走到厨房的水槽边，洗了洗手——尽管这并不是他一贯的风格。

“又去找那小子了？”他一边问，一边皱起眉头，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里的肥皂上。

“只是去教他英语而已，”爱丽丝连忙解释道，“他的英语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谢天谢地，邓肯在质问爱丽丝时，尴尬得连眼睛都没抬一下，因此并没有看到她脸上的红晕。

“要不要歇一阵子？”邓肯问道，他专心致志地洗着手，目光仍然没有从手上移开。“照我看，”他继续说道，“我说的话，他理解起来好像没什么困难。”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把赫尔曼太太的一本小说借给他了，看来他是读进去了。”爱丽丝说，仿佛在展示自己的教学成果，“不过你说得有理，邓肯。他的英语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令爱丽丝欣慰的是，邓肯总算把头抬了起来——看来她的话终于见了效果。

“还是你教得好，”邓肯表示认可，“他今晚过来喝茶吗？”

“今天是星期三。”爱丽丝说，“邀请他的时候，你说的不是星期三吗？”

“没错，没错。”邓肯说，他擦干了手，再次读起报纸。

这天晚上，爱丽丝走到门口，敲响了挂在门廊里的铃铛，给詹卡洛发出信号。

“我送你的那瓶红酒喝完了吗，强尼[9]？”邓肯坐在桌边，语气和蔼地问道。为了表彰詹卡洛的出色表现，前些天他特地从镇里的酒吧买了一瓶红酒，但他显然不知道红酒的保质期并不像威士忌那么长。

“喝完了，厄曼先生。”詹卡洛说着微微一笑，“我可不想等她（her）变酸。”

意大利人把“它”（it）说成“她”（her），但爱丽丝并没有纠正。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神色间看不出丝毫不愉快。“不得不说，你很会找借口呢，强尼。”

听到这番话，爱丽丝不禁有些担心，不知邓肯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在故意敲打詹卡洛——这本是邓肯的拿手好戏。然而他那满布皱纹的脸上似乎只有单纯的笑意，仿佛在为自己捉弄人的本事自鸣得意。刹那间，爱丽丝明白了邓肯的心思——他并不是害怕她被詹卡洛勾引，而是怕詹卡洛的英语水平超过了他这个东家。邓肯想要的，正是高人一等的感觉，而詹卡洛早就明白他的心思，所以在邓肯面前，他讲话时总是吞吞吐吐，颠三倒四。

听到邓肯提到红酒，又说他会找借口，詹卡洛顿时迷惑起来。他的两眼开始四处寻找答案，最终把目光投向爱丽丝，向她寻求答案。邓肯又是一阵大笑，手里的刀子正费力地切着羊排——想从骨头上尽可能多地刮些肉下来。当然，他并不是天性贪食，而是不忍心浪费。这当儿，爱丽丝和詹卡洛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注视着对方。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或是没有勇气这样看着对方。短短的一瞬间，爱丽丝的心里突然涌起前所未有的种种感觉：她的犹疑、她的忠诚、她那名存实亡的妻子身份、对邓肯和詹卡洛的支配感……与此同时，詹卡洛感觉到的，是对政治信仰的茫然和对战俘身份的厌恶。邓肯有时把他当作下人，有时当作朋友，有时两者都不是。他有些惧怕爱丽丝，有时又想占有她。此外，他万分担心身在欧洲的父母……在短短二十秒钟的时间里，种种思绪纷至沓来。

随后，詹卡洛一直有些不大自在，心不在焉地听着邓肯向他提出的问题——两国的卡车有什么不同，发动机有什么区别，等等。詹卡洛的回答虽然有些吞吞吐吐，却足以显示出他的知识十分渊博。他曾经向爱丽丝提起过，自己从高中的科学课上学到很多知识。

“你怎么了，强尼？看起来有点不太精神。”

“不精神？厄曼先生？”

“好像有点不开心呢。或许是在担心什么。”

“我本来不想说的……您的儿子被俘，您一定很担心吧。对我来说，有些人也会让我担心。”

爱丽丝顿时愣住了，心里暗暗盼着邓肯会继续问下去。

“哦？”邓肯问道，“你担心什么呢，强尼？”

“《先驱报》上说，敌人已经放弃了那波利，战场转移到我的家乡了。我的父母，兄弟——所有人都在那里。但愿德国人只是从弗拉塔马焦雷经过，不会在那里打仗。”说着，他做了个撤退的手势，“希望他们一直撤退，撤退到别的战场。”

“我们也希望如此，”爱丽丝说，她的心里的确充满了“希望”，“希望你的家人平安无事，詹卡洛。”

晚餐结束。詹卡洛生怕待久了招人厌烦，于是便站起身，用清晰的英语向两人道了晚安。邓肯则穿着拖鞋，走到客厅里那台红褐色的收音机前，听起了新闻。爱丽丝心不在焉地洗着盘子，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渴望。她生平第一次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记不得过去，也看不清未来，四下里散发着醉人的气息，仿佛在安慰着她——她心里的这份狂热，在那些感同身受的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甚至值得为之喝彩的。在这令人心醉的情感里，闪耀着一种超越世俗的道德理念。

她很快便意识到，绝不能等着詹卡洛先开口。因为他是个战俘，说话做事处处都会受到限制。相比之下，她要自由得多。她不是战俘，想说什么便可以说什么。她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能力去迅速行动。回首她这一生，除了在农场劳作，与羊群、麦子以及过磷酸钙打交道，她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权威感。她十分确定，这种权威感从两人坐在桌边起就建立起来，在邓肯迟钝地看着别处、两人短暂对视时愈加强烈。她必须想办法宽解詹卡洛的忧虑，让他不要为父母的安全担心。

上床睡觉之前，爱丽丝突然又后悔起来。她坚信自己患上了某种病症，所以才会胡思乱想。她在脑海里搜寻着尼维尔的身影，想再给丈夫一次机会。然而往日的片段竟是如此缥缈，如此遥不可及，她心里很难再次泛起那种熟悉的感觉。没过多久，这个“荒唐”的想法便消失得干干净净，这让爱丽丝感到一阵恐惧、一阵迷茫，还有一阵兴奋。凌晨三点钟，她穿上丈夫的花格长袍和一双橡胶靴，从窗口爬了出去，绕到农舍侧面。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尚未入眠的虫儿还在鸣叫。一阵暖暖的西南风吹来，菜园里的灌木微微颤了几颤。她穿过那片果林，绕过那排浓密的桉树，来到羊毛工宿舍投下的阴影里。这里曾充满了无聊和劳苦的记忆，然而今日早已不同于往昔。简陋的门把手就在眼前，她有足够的理由去转动它。爱丽丝推门进屋，把漆黑的夜晚关在了门外。屋子里并不是漆黑一片，满天的星光和柔和的月光照射进来，映得窗帘发出幽幽的微光。

“詹卡洛。”她叫了一声。

詹卡洛猛然惊醒，警觉地坐了起来。

“厄曼太太？”他的嗓音里带着些刚刚睡醒的沙哑。

“我不能不来。”爱丽丝说道，“毕竟你是个战俘，不方便到我那里去。”

“您这是什么意思，太太？”

“不要再叫我太太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叫我爱丽丝好了。”

她知道，这个要求令他十分为难。

“别在邓肯面前这样叫就好。”

屋子里只有隐约几点微光，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连一点微光都不曾有。没等詹卡洛同意，她便坐在了床边。她这是在做什么？既然有心偷腥，为何还要穿上花格长袍来掩饰自己的决心？渐渐地，爱丽丝适应了周围的黑暗。床上的詹卡洛只穿着一件汗衫，两条腿光溜溜地露在外面。她伸出手去，握住了对方的手腕。她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她不怎么愿意让自己的手腕被人触碰。

詹卡洛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了孩子般的惊恐。爱丽丝知道，在他看来，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充满危险的，因而根本不敢作出任何令她满意的回应，但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着所有男人都会有的欲望。不过，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了。

她一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腕，另一只手仿佛一颗收紧的心，贴到了他的手掌上。

“厄曼太太，不，爱丽丝，”他说道，“厄曼先生，他是我的雇主，而且很善良。他会把我送回去的。我不想回到D区。”

他的内心在挣扎，她感觉得到。他所担心的，不仅仅是被送回去——他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

爱丽丝突然放开了他的手腕——她本该一直握着的，但此时已经没了刚才的心情。她感到自己很霸道。

“对不起，詹卡洛。”她说着，站起身来，似乎随时准备逃掉，“我不该跑到你的房间里来。”

“这是什么话。”詹卡洛连忙说道。他仿佛急于掩盖内心的愧疚和恐慌，但没过多久，他又放弃了这个打算。“这不是我的屋子，是你们的。厄曼夫妇的。厄曼先生……他对我很好，而你……你也是个好女人。”

是啊，好女人。圣洁的爱丽丝，赫尔曼农场里的活寡妇！

“晚安，詹卡洛。”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小屋。

头顶的星光投下斑斑驳驳的影子，爱丽丝默默地朝农舍走去，心里暗暗地骂自己愚不可及——詹卡洛一定以为她疯了。他在这里仅仅待了七周，如此短的时间，显然不足以做出这种疯狂的举动。

第二天清晨，当她再次听到詹卡洛的脚步声时，脸上不由得一阵发烫。詹卡洛送来了鸡蛋，低低地说了句：“鸡蛋，太太。”

爱丽丝定了定神，用帽子遮住了两眼，尽量让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包括羞愧在内。她走出门去，詹卡洛把篮子的铁丝把手交到了她手里。圣诞节就要来临，炎热的天气如约而至，詹卡洛的肩膀上蒸腾起丝丝热气。

“谢谢。”爱丽丝含含糊糊地道了句谢，既算是打招呼，也算是告别，然后便转身把鸡蛋提进屋里。

“太太，爱丽丝，”詹卡洛低低地叫了一声，“你是最好的人，你还不知道。你又善良，又漂亮。我就是个蠢货。”（又是美国的土话，爱丽丝心想。）“我就是个蠢蛋。”（这句是澳大利亚土话。）“我就是个讨厌的黄种人。”（或许是从战争片里学来的。）

就这样，在迎来圣诞节之前，两人在丛林里确立了情人关系。

“绝对不会有人发现的。”爱丽丝近乎癫狂地说道。

这天晚上，爱丽丝再次来到羊毛工宿舍。詹卡洛对她说：“我什么预防措施都没有。”他主动伸出手去，摸了摸她的小腹，示意她可能会不小心怀上孩子。

在与尼维尔的短暂相处中，爱丽丝一直没有怀孕，而在澳大利亚，女人怀孕就像是一种天职。要是有个孩子，在丈夫离开的这段日子里，她就能感到安慰了。尼维尔说过，应该不是他的问题，不过他的语气很温柔，听不出丝毫责怪的意味。丈夫的理由很简单——他的爸爸都能有孩子，所以应该可以肯定，是爱丽丝的问题。一家人的不幸此时倒变成了一种幸运。

“我怀不了孩子。”她对詹卡洛说道。

“小心一些，总不会错的。”詹卡洛说着，似乎对男女之事十分了解。

爱丽丝没有继续争执下去，而是站起身来，脱掉了上衣。

果不其然，她并没有怀孕。

第十章

艾博凯尔给身在异地的妻子写道：

最亲爱的艾米丽：

我收到了塞西尔的热情邀请，他要我去塔斯拉，与你、你的妹妹还有他一起过圣诞节。我知道，他之所以邀请我，事先一定征求了你的意见。谢谢你，也感谢西塞尔和弗洛伦斯。感谢你们的热情邀请。

我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里。即便以非洲和南亚次大陆的标准来看，这里的天气也太热了。乡野间到处都能听见刺耳的蝉鸣，青草也渐渐变得干枯。农夫们说，今年的收成一定不错。不过令人难过的是，眼下我根本走不开。印度战俘营又送过来几百号意大利俘虏，大概是英国人认为，那些战俘更适合在澳大利亚的农场里劳动。一来，这里地处偏僻，容易看管；二来，这些人在印度派不上用场。为了减轻压力，我曾试着跟管控中心协商，把长期关押在这里的五十多名意大利战俘派到附近或者更远的农场去。

你可能没法想象，每送过来一名战俘，就有大量的文案工作要做。现在来了这么多人，恐怕我在节日期间是离不开加韦尔的。不过西塞尔表示，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在新年的时候过去看你们。对此，我的感激之情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很抱歉，不能陪你过圣诞节了。祝你圣诞快乐，请允许我称自己为——

爱你的丈夫伊万

就在五十二名意大利战俘坐上管控中心的卡车，朝各个农场驶去时，之前派出去的七名战俘已经从农场回到了战俘营，其中六人发了高烧，另外一人因为太过孤独，患上了紧张症。此外，一个名叫巴塞尔·加布里尔的战俘未经允许便逃了回来。那天十分炎热，他居然从奥兰治农场一路走到了战俘营。为此，艾博凯尔还专门组织了调查委员会，对他作出了惩罚裁决。加布里尔将在日本人所谓的“刑务所”里禁闭思过。另外，一个名叫乔瓦尼·维拉诺的士兵被他的雇主遣送回来，理由是维拉诺拒绝工作。被一并送回来的，还有本尼代托·帕奇萨，他曾拿着干草叉威胁雇主，被判关两周禁闭。不过艾博凯尔却打算法外开恩，允许他过圣诞节。士兵阿尔伯托·马兰欧尼是被奥伯龙管控中心的卡车送回来的。在农场期间，他不肯与其他战俘睡在同一间小屋里，于是便跑到另外一个农场过夜。被带到艾博凯尔面前时，马兰欧尼小臂上的伤口已经好了一半——另外一名战俘打伤了他，并扬言要杀死他。当问到具体原因时，马兰欧尼表示：“都是因为唱歌。”的确，对于意大利战俘而言，唱歌总会惹来麻烦，特别是那些政治性很强的歌曲，一首《国际歌》足以让他受伤。艾博凯尔能够感受到马兰欧尼的恐惧，于是便通过管控中心，将他派到另外一个农场。与此同时，艾博凯尔批准了将马可·巴贝塔下士从D区转移到A区的请求。巴贝塔是刚从印度来的战俘，转到A区后，他可以跟堂兄阿里桑德鲁做伴。

针对以上事件，艾博凯尔写了无数封信和无数份报告。他要对这些情节轻微但频繁发生的意外事件进行核实，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处罚还是赦免。面对如此繁重的文案工作，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过圣诞节，况且还要亲自检视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这个建议是A区的一名少校提出来的，他担心顽固的法西斯分子或不法之徒会把装着番茄和香肠的锡罐变成武器。

此外，他还要仔细审阅涅夫斯基和察比恩针对C区动向作出的报告，尽管C区的势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一切都是老样子。

❇

虽然公务繁忙，艾博凯尔大体上还是欣慰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必去面对艾米丽的考验，可以去镇里跟加纳医生和加纳太太一起过圣诞节。加纳医生是镇里的内科医师，颇受人们爱戴，偶尔会来战俘营为战俘看病。

生活在昆士兰的时候，艾博凯尔曾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情，气得艾米丽离开了家，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眼下她住在新南威尔士，隔了这么远的距离，事情又过了这么久，或许她早已原谅了他。尽管如此，圣诞节仍然是个危险的时段。每逢过节，各种陈年旧事都会涌上心头。因此，更明智的做法就是换个时间——找个不太敏感的日子——过去看她。

艾博凯尔早在几年前便已退伍，当时他的境况还算不错，离开印度后，他便来到昆士兰的达令山丘经营起果园。当时的澳大利亚人正向印度的英军出售备用马匹，驻扎在印度的许多军官认为，澳大利亚是个适合退休养老的所在。起初他并不清楚，在达令山丘，用英国绅士的方式经营农事，是不被人理解，甚至行不通的。他把妻子艾米丽也带到了澳大利亚。十年前，两人在肯尼亚邂逅，随后在印度结了婚。艾米丽的出身与他颇为类似，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英国的偏远地区，因此足以适应国外的生活。艾米丽和妹妹弗洛伦斯来自兰开夏郡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但后来家道中落。在少女时代，姐妹俩曾与英格兰北部的爱尔兰籍工人，以及在肯尼亚、罗得西亚、印度服过役的爱尔兰籍英军士兵一起做弥撒。

在达令山丘的时候，艾博凯尔加入了当地的民兵组织，颇受那些兼职军官欢迎——至少是诚心诚意欢迎。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尚未遭到入侵，但中国的南京已落入野蛮的日军手中，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迫在眉睫。尽管战争初期噩耗频传，身在澳大利亚的艾博凯尔和那些军官却依然保持着对大英帝国的热情和期盼，时刻准备再度投身战场。有一天，他们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战火已蔓延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军队很快下达调令，艾博凯尔把家里的果园丢给艾米丽和管家打理，自己连忙赶到守备队的训练营上任。恰恰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只有春心荡漾的年轻人才会做的蠢事。涅夫斯基说过，为了不被敌人查出底细，C区的战俘不惜伪装口音。与之相似，艾博凯尔也生怕有人会追查到他之前生活的地方，发现他做过的那些丑事。

艾博凯尔和艾米丽来到澳大利亚后，在两人生活的地区，有个人尽皆知的杂货店老板娘。这个女人名叫诺拉·谢菲尔德，住在埃尔金镇，年纪大概比她的丈夫小十五岁，据说夫妻俩的生活并不美满。的确，杂货店的老板只对食品和五金器具忠诚，长长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片小胡子，看起来像是抹上去的灰。谢菲尔德太太正当妙龄，平日里负责接待顾客，尤其偏爱初次见面的顾客。她站在柜台后，言谈举止间流露着令人讶异的放荡，这不仅给艾博凯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让他心痒难耐。店里的顾客大多直呼其名，从不称呼她的夫姓，就连那些猎捕兔子和野狗的人，那些在农场里摘水果的小工和顽皮的孩子来到店里时，也从未对她表达过应有的敬意。在她生活的镇子里，女孩往往十八九岁就要嫁人，诺拉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好下嫁给谢菲尔德，两人刚刚结婚不久，暂时还没有孩子。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可谓数不胜数，有人说，她在别的镇子里生了个孩子，有人说她是个头脑单纯的傻姑娘，也有的人说，她实际上很聪明，曾在布里斯班上过一所私人学校。艾博凯尔去买东西时，发现她算账算得很快——村里长大的女孩大抵如此——根本用不着在纸上列出货品的价钱，算出来的总数从来一分不差。

离开小店时，他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地保留着这个女人模样，她走路的姿势，身材相貌，神情里的哀怨，以及那两片娇艳欲滴的、玫瑰般的嘴唇。她总能让人联想到电影里那些愤愤不平、被命运主宰的女孩，比如《化石森林》里的贝蒂·戴维斯，只不过她更漂亮些。

渐渐地，老板娘熟悉了艾博凯尔的身影，每次见到他，都会从柜台后面一路绕过来，极为热情地走到他的身前，脸上挂着一丝近乎期盼的微笑。

“还是老样子吗，艾博凯尔上校？太太还好吗？”她会这样问道。而艾博凯尔则会像埃尔金镇的其他男人一样，想从这简单的问候中品出些弦外之音。

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民兵训练结束后，艾博凯尔开着那辆莫里斯轿车朝家里赶去。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威胁到澳大利亚，军队领导打算让他转为全职军人，但正式通知却迟迟没有下达。尽管家里经营着一大片果园，他还是盼着能够回到部队，换一种生活方式。这天下了大雨，他突然在雨中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那个女人穿着威灵顿防水靴，头和肩膀罩在麻布口袋下面，素雅的裙子上面印着花朵的图案，身上已经被雨水浸透。车胎在湿滑的石子路上发出刺耳的声响，女人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在这一瞬间，艾博凯尔立刻认出了对方是诺拉·谢菲尔德。隔着被雨水模糊的车窗，他看到女人的脸上满布泪痕和瘀青，肿胀的嘴唇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

“谢菲尔德太太！”艾博凯尔颇为尴尬地叫了一声，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被人见到，对方一定会十分羞愧，“需要我帮忙吗？”

看到她脸上的伤痕，艾博凯尔不禁怒火中烧。不过在他看来，这伤痕似乎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从她内心的彷徨，从她对更好的生活的渴望中慢慢滋生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嘴唇上的那道裂痕却解释不通。她正在打量艾博凯尔的制服——从头到脚都是笔挺的军装，腰间系着军官的武装带，肩上斜挎着鲜艳的绶带。看了一阵后，女人似乎觉得自己的窘境和他硬朗的军人外表不太相称，只想一个人在雨中散散心。

“谢谢，”她淡淡地道了声谢，但语气中明显多了些愉悦，“我只是出来散散心而已，再说会把你的车弄湿的。”说完，麻布口袋下方的脸上露出一丝湿漉漉的微笑，“您这身制服真精神。”

“哦，我刚刚训练回来，都是些没啥经验的新兵！”艾博凯尔像个孩子般快活地答道。

他看得出，女人有些动摇了。

“哎，快上车吧，何苦被浇成这样，别犯傻了。我这辆车又破又旧，座位上沾点水也不碍事。”

他想知道——却又迟迟问不出口——她的丈夫为什么打她。除了她丈夫，还会是谁呢？女人上了车，轻轻地坐在他身旁。他甚至能闻到她衣服上潮湿的味道和浓浓的体香。在他的脑海里，那湿漉漉的衣服下面，定然是雪白冰冷、饱浸雨水的胴体。

艾博凯尔再次发动了车子。“看得出，你可能遇到点麻烦，要不然跟我回家，让我太太给你沏壶茶、找几件干衣服吧？”

与此同时，他心里想的却是：你可以生活在我的屋檐下，坐在我家的餐桌旁，供我欣赏。艾米丽对这里的生活很是不满，家里的餐桌已经闲置很久，更糟糕的是，她从来不把内心的不满表达出来。诺拉·谢菲尔德的到来，一定会让家里的餐桌变得光亮起来。

“您真是个好心人。”女人呆呆地说，“不过，我还是在镇子里的公园下车吧，您介意吗？”

“我有什么好介意的，就怕你会被浇得更狼狈呢。”艾博凯尔说，心里不禁暗暗摇头。湿漉漉的公园里冷冷清清，站在那里会很显眼，人们会趴在窗口望着你说：瞧瞧，谢菲尔德两口子又打架了。

“没事儿。”女人说道，“那儿有个野餐专用的小屋子，我只想在那儿静一静，想想清楚。我特别喜欢公园，好歹在那儿能清净一会儿。”说着，她露出浅浅的笑容。

艾博凯尔不禁心神一荡：这个女人真是太古怪，但又太漂亮了。

“好吧，”艾博凯尔只好让步，“等我掉个头。”

“哎哟！”女人叫了一声，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但立刻又把手指缩了回来，似乎觉得这样不够庄重，“我倒忘了还要掉头呢！真是抱歉，还是让我下去走好了！”

然而他已经把那辆颤颤巍巍、吱嘎作响的莫里斯轿车掉转过来。“看到你伤成这样，我的心里真不好受。”艾博凯尔试探着说道。

女人并没有说话，仿佛在暗示他的话已经说过了头，至少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陪你聊聊吧，艾博凯尔先生。”女人淡淡地说道，“跟埃尔金镇的其他男人相比，你显得很特别。”

“我哪有什么特别的，跟那些当兵的没什么两样。”话虽如此，他的心里却忍不住有些得意，只不过尽量不在脸上表现出来。如果有人看到她坐在公园里，也一定会看到她从他的车上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继续向前开。石子铺成的小路被雨水冲得发亮，车子在镇子边缘低矮的老屋间穿行，经过一排排酒馆、商店长长的门廊后，终于来到了冷冷清清的公园。公园里的秋千上布满了雨水，孩子们是绝不可能出来玩的。

“非常感谢。”她道了谢，从车里走了出去。

女人的样子的确有些奇怪，她的举动不似平日。固执的雨水仍在不断飘落，女人再次把麻布口袋罩在头上。艾博凯尔前后挪动着车子，终于把车头掉转过来。他看到女人已经坐在野餐专用的小屋里，大部分地面已经被雨水覆盖。

回到家后，他带着近乎赎罪般的神情，对妻子讲述了这一切，至于为什么会觉得愧疚，自己也说不清楚。在梦里，诺拉和她脸上鲜明的瘀伤再次浮现在眼前。他梦见自己带着这个娇弱而古怪女子，来到一座不知名的城市——此举似乎是为了教训她的丈夫，也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

❇

艾博凯尔的一个舅舅在苏格兰去世，爱丁堡的律师传来消息说，他获得了一小笔遗产，有些文件需要他亲笔签字并进行公证。于是，艾博凯尔坐上一辆破旧的慢车，朝着斯坦索普赶去。老旧的车头里飞出阵阵煤灰，飘得车厢里到处都是。离开车还有九十秒钟，杂货店的老板娘诺拉·谢菲尔德突然出现在车厢里，头上戴顶草帽，身上穿件印花裙子——跟她那天在雨中穿的那件差不多。女人沿过道走过来，手里提着一个中号的“包裹”，也就是昆士兰人说的行李包。艾博凯尔站起身，一边打了个招呼，一边接过“包裹”，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

对于艾博凯尔的这番殷勤，女人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道了声谢。他转过身，坐在离她较远的一个位子上。

“你可以坐过来。”女人说，指了指她对面的位子。

“非常感谢。”艾博凯尔说，他极力压抑内心的兴奋，尽量不让血液冲到脸上。

女人脸上的瘀伤已经淡去，之前那种厌弃一切的神情早已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度假般的轻松和愉悦。女人说，她要去斯坦索普探望突发中风的姨妈，在表弟家里住几天，帮他一起照顾姨妈。

“这么会算账的老板娘走了，店里怎么办呢？”

“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哎，高中的时候，我还在数学竞赛中得过奖，可惜后来我爸爸不再支持我读下去。”

“为什么呢？”

“我哥哥淹死了，家里需要帮手。不学也好，反正我最讨厌几何，学了也没什么用处。”

“可是你很有数学天赋啊！”艾博凯尔反驳道。

“数学很简单嘛，看一眼就记在脑子里了。”

“其实几何也有用处的，相信我。”他语气坚定地对女人说，言语间流露出几何专家般的得意。他并没有告诉女人，几何在导航和弹道测算方面大有用途。

“他们都说，你在印度当过兵。”女人说道。

“嗯，在肯尼亚和锡兰也待过一阵子。”

他和艾米丽就是在肯尼亚认识的，当时正逢休假，他便在那儿多待了一阵子。之前本想去伦敦和爱丁堡多住几天，看看孀居已久的母亲和家里的亲戚，再去同事父母的郊外小屋聚一聚，周末出去钓钓鱼、打打猎等等。然而遇到艾米丽后，他眼睁睁地看着回国的轮船离开了内罗毕，在肯尼亚整整多待了一个月。在那段日子里，他总是狂热而不失尊敬地陪着她。他还记得慕海加俱乐部，记得那粉红色的墙壁、那悠然闲适的黄昏，记得在一个又一个无尽的夜晚，两人在花园里滔滔不绝地说着情话，记得在离开前，他们在满天微薄的星光下，热烈地拥吻。回到英格兰后，他立刻给艾米丽写了封信，告诉她自己被调离内罗毕，问她是否愿意去印度，是否愿意在假期结束时跟他成婚……令人不解的是，往日的甜言蜜语、神采飞扬，从前的兴奋与激情，后来竟消失殆尽。一句话，种种甜蜜都在埃尔金镇画上了句号。

“印度是什么样子？”

“哦，”艾博凯尔回过神来，“很平静，平静得出奇。”

接着，他对女人提起在印度执行任务的几个月里的所见所闻。当时，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人正搅得当地人鸡犬不宁，这人的名号十分怪异，叫作“伊皮埃的苦行者”。“我的任务就是跟战友们把守道路，偶尔去村子里搜查，看看有没有人私藏武器。除了这些任务以外，日子还算过得不错。”

“怎么个不错法？”

“嗯，通常情况下，我们每天只工作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女人低声惊呼起来。她还从没听说过哪里的生活会如此安逸。

“是啊，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打打马球或板球，有时候去猎捕老虎，或者去参加聚餐或舞会。印度高官和首领的太太们会盛装出席——她们会穿上金黄色的长袍，戴上最漂亮的戒指和手镯。哎，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这种逍遥快活的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

火车驶入一个车站，一名脸色阴沉、沉默寡言的农夫走进车厢。列车再次开动时，老农怔怔地望着窗外的每一座牧场，仿佛生怕在去斯坦普索的路上，有哪个牧场的牧草比他家的多。

诺拉朝艾博凯尔的方向凑了凑。“对我来说，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见过一头袋狮。我家男人说，这事不能跟太多人提起，否则他们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按理说，袋狮已经灭绝了。可是我小的时候，大约十二岁的样子，真的见过一次。我爸爸也看到了，他也没跟别人提起过，生怕人家笑话他。人啊，就是这样，自己没见过，也不准别人见过。那次我正好跟爸爸去格鲁汉姆赫斯特，那里的林子可深着呢，连太阳都看不到。我就是在那里看到袋狮的。为什么有人觉得我跟爸爸不可能看到袋狮？谁敢打包票说在林子的深处，有或没有袋狮呢？”

艾博凯尔也朝前探了探身子。他看得出，女人一直把这件事当作心里最重要的秘密，此时说出来，无异于对他的赏赐。

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心里却忍不住泛起了疑问，不知她的话是否可信。或许她小的时候在哪里见过袋狮的照片，渐渐在脑海里变成了事实。

“你刚才说，袋狮灭绝多久了？”他问道，“几千年吗？”

“不是，是六十年。六十年前，有人见过袋狮。他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他是个科学家。袋狮身上有花纹，从肩膀开始，一直延伸到肚皮，颜色越来越淡，一直淡到看不见。”

这番细节描述中隐隐流露出分享秘密时的郑重，听起来令人兴奋。女人接着又说，在埃尔金镇的艺术学校上学时，一位布里斯班的教授提到过这种动物。她在讲述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显然，谢菲尔德太太的身份是无法满足这种欲望的。她还提到，这种动物在希腊语里叫作“有小袋的食肉者”，仿佛这名称已经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它的脑袋很大，撕咬的时候力量很强，发现猎物时，会从树上一跃而下，扑倒猎物后将它咬死。令人惊讶的是，袋狮的天敌居然是古巨蜥，幸好这种动物已经灭绝了。”

从女人滔滔不绝的讲述中，他看出了一些迹象——这个“女孩”还没有找到生活的重心，不论是她的知识还是她的灵魂，全都像碎片一般四处散落着，她并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这些话，她必须要跟他分享，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讲给他听。“如果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袋狮，它的附近应该至少还有四只袋狮，甚至是更多，有雄有雌，其间还有幼崽。刚生下来的时候，小袋狮只有几英两[10]重，它们会爬进大袋狮的肚袋里，在里面慢慢长大，就跟袋鼠一样。但问题是，肉袋里只有四个乳头，如果一窝小袋狮的数量超过了四只，身子最弱的幼崽可就倒霉了……”

没多久，两人来到了斯坦索普。在艾博凯尔看来，半个小时的旅程仿佛像三个多小时一般漫长。女人的行李虽然不沉，他依然表示要帮她提下车去，但被女人谢绝了。他问她是否打出租车，但女人说乡下人很少坐车，自己走过去就行，毕竟只有不到一英里的路程。就这样，他跟着女人一路步行，来到了正街。途中，他们路过一个公园。“有时候我会去那里坐一会儿，那里也有野餐用的小屋子。”女人说道。

这是在邀请我陪她过去吗？艾博凯尔心想。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公园。”

“公园里很安全。”女人说，两眼直愣愣地望着他。艾博凯尔感到一阵欣喜，随即又觉得有些迷惑。

“在公园里是吵不起架来的。”女人解释道。

两人转眼走到了他预订的旅馆，但女人说，她还要继续向前走一阵才到。艾博凯尔眼睁睁地望着她离去的身影，心想：她不可能在暗示那种事情。但此时此刻，他的整个世界都被那个女人占据，艾米丽则被他轻而易举地从这个世界里驱逐出去。

他把行李放在房间里，然后走出了旅馆，沿着康纳街来到律师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公证了遗产继承文件——过程极其繁杂，整套程序都是从大英帝国继承而来的。办理完冗长的手续后，对方向他表示祝贺，恭喜他获得了这样一份为数不多，但又弃之可惜的遗产。他把文件带回旅馆后，脑子一热，又足足走了两英里，来到郊外的一个小药房。他私下里找到了药剂师，幸运的是，这名药剂师恰好是个不折不扣的色鬼，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老古董。对方给了他一个褐色的小袋子，里面装着几个避孕套。在艾博凯尔看来，诺拉几次三番地提到袋狮，难保不是一种求偶的表现。

回到旅馆后，他吃起了晚餐，当时的天色正渐渐暗下来。

“吃完就打算休息了？”服务生问道。

“可能去镇子里转一转。”

“那可要祝你好运了，”服务生说道，“附近可没什么好看的。”

走出旅馆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两侧的路灯仅仅驱散了周围的一小块黑暗。来到后街时，偶尔会看到房子里透出些灯光，空气中弥漫着木柴散发出的烟味和淡淡的羊肉味。这些味道会让人意识到，或许这个镇子已经一成不变地存在了几千年，不止八九十年。尽管心里充满了失望，他还是转过街角，继续朝公园走去。来到公园后，他沿着花丛中的小径一直向前走着，途中经过一个个野餐用的小屋子。公园里空荡荡，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艾博凯尔先生。”他突然听到一声呼唤，只见女人正坐在角落处的一个小屋子里。

“啊！”他叫了一声，尽量装出一副吃惊的表情，就像是碰到了一个普通朋友一般。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欢喜得难以自持，喉头几乎已经哽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艾博凯尔至今还记得，那两句平平淡淡的交谈里透着令人心醉的暧昧，他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过了一会儿，两人离开碍手碍脚的野餐桌，在一条甬道上躺下。他脱下大衣铺在地上。他告诉自己，做这种事情就要这样。在两人周围，一堵墙都没有。女人的裙子十分宽松，宽松到可以伸进手去，轻轻地抚摸她的乳房和肩膀，然后一路向下，摸到她的小腹和下面的大腿。此时此刻，他只想占有她，为了这一刻，他甚至可以果断地放弃今后的生活。“稍等一下，诺拉。”他近乎哀求地对女人说着，然后假惺惺地顿了顿，戴上避孕套。整个过程中，女人都在耐心地等着他。在这激情奔涌的瞬间，像其他有教养的同龄人一样，他想起安德鲁·马维尔对春情勃发的年轻人说的话：“此时此刻，让我们像多情的鸟儿一般，尽情快活……把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甜蜜都揉成一团，在这激烈的冲突中释放快感，闯入孕育生命的铁门。”

这番超凡脱俗的言语让他忘掉了种种尴尬，面对着黑夜和她，艾博凯尔暴露出早已松弛的臀部，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她的身体，心里没有丝毫的羞愧。他脱去了皮带，没有了闪亮的皮带扣，只剩下一具不甚完美的身体。但这些琐事都已不再重要，因为身下的女人正激烈地呻吟着。高潮过后，潮水般的现实感扑面而来，他再次变回了往日的自己。艾博凯尔开始建议她早些回姨妈家，避免两个人继续相互伤害。然而这番话还没说完，他的心里再次燃起一股力不从心的激情，没等回过神来，他的两条腿又一次跨在了女人身上。

就这样，两人一直缠绵到十点钟——他终于看了看手表——心满意足的艾博凯尔总算恢复了理性，准备和女人告别。他对女人说，她十分迷人，他也很想多跟她聊一会儿，但不能霸占她太久，等等。他表示很希望两人还能聚在一起，但他们已经各自成家，如果这事传出去，或许会给她造成伤害。

“这种话我早就听过了。”女人饶有兴致地说着，根本不相信他会彻底断绝来往，“男人都是这样，有些话之前不说，总是等快活够了才说出来。”

“你先回去吧，诺拉。”艾博凯尔说道，“我在后面看着你，保护你。”

就这样，女人离开了。艾博凯尔连抽了几支烟，心里盘算着接下来会怎样，是否还要跟她见面。当他朝着大街走去时，差点被一对情侣绊倒。那对情侣正躲在门口黑暗的草丛里，紧紧地拥在一起。

❇

回到埃尔金镇后，心怀鬼胎的艾博凯尔十分明智地避开了杂货店。艾米丽早就计划要去新南威尔士探望妹妹，这一天，他终于把妻子送上了火车——他和诺拉·谢菲尔德聊天时，乘坐的也是这辆区间车——古老的火车行驶在哐当作响的铁路线上，一场漫长的火车之旅就此拉开序幕。艾博凯尔仍然时常梦到诺拉，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晚在公园里两人炽热的欲望发生了亲密无间的碰撞。

艾米丽走后，农舍顿时陷入一片孤寂。说实话，他对这栋农舍向来没有过于深厚的感情。房间里总是阴郁不堪，不论是铺地席、刷墙面，还是摆设几盆栀子花，全都无济于事。他更喜欢种苹果和核果，去年的收成不错，许多人都赶来农场帮忙，果园外面的小屋里住满了摘果子的工人。西北侧的高山密林一直令他心驰神往，他喜欢望着夕阳渐渐沉入树梢和山脊。

不久后，他又开始频繁地造访杂货店，每次买完东西，都会趁着夜色在埃尔金镇的公园里跟诺拉幽会。他已经沉迷在“野外交欢”的激情中无法自拔。

一个月的快乐时光转瞬即逝，艾米丽很快就要回家了。这天傍晚，他从一排李子树中走出来，正准备进屋时，突然看到诺拉沿着那条泥土小路快步走了过来——就像她那次挨打后，在滂沱的大雨中快步行走的样子。

他等了一阵，呆呆地望着她越走越近。诺拉的脸上看不出太过明显的情绪，只是紧紧地皱着眉头，表现出那种只在埃尔金镇才会表现出的不快。

“诺拉。”他叫了一声，却无法直白地向她表示：你该回家去，我用车送你回去。

“咱们还是逃走吧，这样对咱们俩都好，”诺拉说道，“埃尔金镇不适合咱们。”

这个想法艾博凯尔也曾考虑过，但此时从诺拉的口中说出来，着实吓了他一跳。

“不行，诺拉，咱们不能这么做。听话，让我送你回去吧，去镇子边上也行。”

看见诺拉摇了摇头，他继续说道：“我不想因为咱们的关系，惹得你们夫妇不高兴。”

“狗屁夫妇！我死都不回去。”

无奈之下，艾博凯尔只好撕掉平日的伪装。

“诺拉！”他大声叫道，“醒醒吧！咱们俩的关系已经到头了！”

“这句话，你当初怎么不说！”

“是的，我本该说的……还是让我送你回到你丈夫那里去吧。”

两人仍然站在门前的小路上，这荒唐的一幕随时都可能被路人看到。突然，镇子的方向腾起一阵烟尘，艾博凯尔知道，司机不可能看不到他们，不可能注意不到他们如此怪异地站在小路上。诺拉仍然沉默着，随着卡车的隆隆声越来越近，艾博凯尔恍然大悟：那并不是一辆过路的卡车！只见白色的车门上写着“埃尔金杂货店”几个字，开车的人正是她的丈夫。

谢菲尔德下了车，打开农场的大门后把车开了进来，然后又一路往里开，把车停在果园前方，走下车来。他是个满头白发、看不出年龄的男人，看样子他似乎想对诺拉和艾博凯尔动手。

“你别想动她，谢菲尔德先生。”艾博凯尔大声说。

谢菲尔德狂笑起来，那笑声仿佛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开心。他穿过果园大门，根本不听任何人辩白。艾博凯尔拦住他，两人对骂了几句后，相互抡起了拳头。艾博凯尔惊讶地听到自己威胁谢菲尔德，要起诉他私闯民宅。

诺拉挤到近前推了丈夫一把，又扇了他一个耳光。艾博凯尔与谢菲尔德仍然不停地扭打着，拳头歪歪斜斜地落在对方身上，两人相互威胁着、吵嚷着，诺拉不停地尖叫着，谁都没有注意艾伦的到来——艾伦之所以深受当地人喜爱，主要是因为他是一名合格的邮差，平日里负责把报纸送到各个农场。艾伦的车子已经开到门口，车胎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后，车停了下来。直到此时，三个人才暂时停止了吵闹。

“搞什么鬼啊！”艾伦劝起架来。

❇

艾米丽从新南威尔士的海边回到家里。经过一番长途跋涉之后，她已经异常疲倦，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见到妻子回来，艾博凯尔既惶恐又欣慰，欣慰的是，他的世界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他知道妻子早晚会听到些风声，于是在当晚主动向她坦白了实情。艾米丽一直沉默不语，脸上看不出丝毫愤怒，这让艾博凯尔倍感煎熬。事实上，她正在心里发疯般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毕竟她刚从妹妹家回来，不可能立刻又折返回去。此时此刻，妹妹家变成她唯一的避难所。

一开始，做弥撒的时候，她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嘴里不住地叹息着。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走进谢菲尔德家的杂货店，每次买东西时，要一路开车到阿帕尔索普去。所有人都知道其中的缘由——她肯定是听到了些风声，知道丈夫接受了警官的问询。令人意外的是，谢菲尔德居然放弃了故意伤人的指控。道理很简单，如果真的打起官司来，他自己也会跟着出丑。然而镇子里的人并不关心店老板是否打过诺拉——斗殴之后，怒火中烧的谢菲尔德跑回家，拿出了一支步枪。他不顾诺拉的苦苦哀求，威胁着要打死她，随后又跑到医生那里，恳求对方把诺拉关进精神病院，但最终没有成功。

店主的种种暴力行径仅仅为人们的谣言增添了细节，从始至终，从没有人站出来为艾博凯尔辩护。难道埃尔金镇从来没有发生过通奸的丑事？当然有过，但艾博凯尔的“罪行”触犯了所有人的禁忌。因为镇子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想把诺拉搞到手，不料却被他抢了先，这让他们心中的怒火越烧越烈。

诺拉已经从镇子里消失，有人在火车站见过她，说她坐在车厢里，跟那辆叮咣作响的区间车一起朝南方去了。

“真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伊万。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恨你，”艾米丽对他说，语气显得异常冷静，冷静得像是对他的施舍，“我对天发誓，真的是恨死你了。我的名誉被人诋毁，我的身份遭人贬低，按理说，这些不该由我来承担，可是那些蠢人的看法偏偏这样可笑。他们的言论已经给我造成很大的伤害。是他们逼我，逼得我无路可走。”

艾米丽决定离开家，并且坚决不把去向告诉他。据艾博凯尔估计，她或许去了她喜爱的城市——布里斯班，然后在那里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因为她既会打字又会速记。或许，她会回到妹妹那里。

每逢在街上碰到熟人——不论是男是女——艾博凯尔总能感觉到对方或鄙视或幸灾乐祸的态度。他觉得自己已经被驱逐出小镇，至少眼下如此，除非这里再发生一件丑闻，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眼见自己的名声一日臭过一日，艾博凯尔的心里积满了愤怒。不论是埃尔金镇还是自家的果园，艾博凯尔都没有留恋到继续待在那里任人调侃的地步。他离开了当地的民兵组织，并且在信中表示，上级通知他做好准备，不久就要转为全职军人。考虑到当时的战事以及他的作战经验，这番话倒有几分可信。他挂起了出售果园的招牌，然而但凡有些意向的人，出价都低得可笑。最终，他总算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农夫。这名农夫打算从维多利亚州搬到埃尔金镇，暂时还没有听说他的丑闻。

❇

有一段时间，艾博凯尔去了布里斯班的圣卢西亚，在当地找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住在一栋寄宿公寓里。他通过一名私家侦探了解到，艾米丽果然在城里做起了打字员。艾博凯尔给她写了封信，在信中安慰她说，出售果园的钱很快就会到账，不久她就能收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两人没再联系。他还通过那位侦探打听了诺拉的消息。对方说，诺拉·谢菲尔德住在凯尔温格罗夫的一栋公寓里，在麦克沃尔特商场做售货员。

下班后，艾博凯尔朝私家侦探提供的地址赶去。刚刚找到地方，他就看到诺拉从一栋楼房里走出来，身旁陪着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男人挽着她的手，把她请进一辆豪华轿车里。

轿车载着诺拉消失在夏季的夜里。艾博凯尔眼睁睁地望着，轻声啜泣起来。他用手指按着嘴巴，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呜咽的喉咙里传出了“诺拉”两个字，幸好当时没人听到。艾博凯尔本想跟诺拉复合，但此刻他终于意识到，诺拉早已属于她所向往的城市。从此以后，他不必再理会袋狮能否生存下去，也不必理会诺拉是多么迷茫，多么郁郁寡欢。她早已迅速地转变了自我形象，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1941年12月，日本即将大举入侵的传言挽救了艾博凯尔。周围的军官似乎谁都不知道他的过去，这场悲剧也从没留下任何法庭笔录或律师函件，文件上没有任何对他不利的记录，这些都为他和艾米丽破镜重圆营造了足够的空间。尽管他的丑事已经传出了镇子，甚至传到了斯坦索普，但在举国备战的危急时刻，所有这些传言都已变得微不足道。

在布里斯班，他被任命为民兵训练营的指挥官，营地位于城市边缘，士兵大多是些年纪不大的“愣头青”，要么便是早已超龄的老兵。大战在即，这些不入流的人转眼变成了全职军人。这支年龄分化极端严重的部队有可能被派到北半球的战场，充当主力部队的预备役。有些士兵年纪过大，有些又太年轻，只能作为后备力量，幸好有法律保护，才没被派到非洲、叙利亚、希腊等偏远的地方。

如果报纸上所言属实，日本人真会大举入侵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被派往前线，或是西南方属于澳大利亚的岛屿——那里的海域暂时还没有战祸。艾博凯尔知道，他不可能跟着预备役上前线。当初回到军队时，他的心里还有些期待，想通过奋勇杀敌来洗清自己的罪孽，想要在妻子和世人眼中树立一个全新的形象；毕竟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兵，丰富的作战经验还能派上用场，胸口的奖章和肩上的绶带向全世界昭示着他的忠诚和美德。有些荣誉是他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取得的，当时他身在法国，还只是一名中尉；有些荣誉则是为了表彰他在锡兰和印度建立的军功。或许军功能让艾米丽回心转意。夫妻二人分居几个月后，艾博凯尔给妻子寄去一张他身穿制服的照片。那是布里斯班一个街头摄影师的作品，拍摄的效果极好，既显得他无比俊朗，又看不出半点虚荣。“这就是你的丈夫，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愚蠢。”艾博凯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我每分每秒都盼着你好好的。”信中的言辞不能太过煽情，否则即便是艾米丽这样好性子的人也难保不发火。此时回头想想，他与诺拉的交往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仿佛当初做出丑事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

他和艾米丽在布里斯班一起喝过一次茶。她说自己找了份打字员的工作，尽管手里的钱足够租房，但她还是住在宿舍里。夫妻俩的谈话十分痛苦。“我知道，自己应该大度些，”她说，“毕竟咱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可恨的地方。可是我并不擅长宽恕别人。我知道，伊万，这事我也有责任。尽管我很受伤，但这并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这番话的确出自真心。尽管艾米丽冷落了自己如此之久，但艾博凯尔还是不能有任何怨言。

大约一个月后，艾米丽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希望他平安无事，并且说在妹妹的一再催促下，她终于搬到了新南威尔士，跟妹妹和妹夫住在一起。

这样也好，可就是太远了，艾博凯尔心想。在那里生活，跟住在女修道院没有什么分别。

第十一章

这年的圣诞节，有两名士兵争取到了休假的机会，一位是二等兵埃蒙·卡西迪，一位是下士沃伦·海顿。两人是室友，但关系算不上亲密，因为卡西迪并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两人虽然职位低微，但终究还是有些梦想的。他们都是“理论机枪组”的成员。

按照当初的设计，主路大门附近本该配置一挺机枪——机枪A，但如今那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圈铁网围着，根本没有机枪的影子，萨特少校仅仅提供了一本维克斯机枪的使用手册。海顿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内心深处常常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感慨。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根据这本手册的内容，指导卡西迪如何操作一挺根本不存在的机枪；毕竟卡西迪性情懦弱，应该听他的，况且萨特少校会时不时地暗示他们，要他们熟悉手册的内容。因此，卡西迪常常坐在宿舍里，听同伴讲解机枪的制造工艺如何精良，零件构造多么复杂，操作起来又是如何顺手。

身为一名优秀的士兵，海顿从二十五年前便开始研究维克斯机枪，此时已经算个机枪专家。第一次使用这种武器时，一战已经接近尾声，当时他正在比利时的后方战场。后来，他又在悉尼郊外的丛林里跟民兵组织一同训练，每每用到维克斯机枪时，海顿都会对它的构造赞叹不已。他对武器的执着以及他身上那种军人的仪式感，都是从家族的男性亲属那里继承而来的。他来自一个英国移民家庭，一百五十多年来，家族里的每一代人都在军队里担任着不起眼的职务，从埃及到孟加拉，足迹遍布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地。

在内心深处，海顿暗暗为卡西迪感到一丝悲哀：这位同伴长着一张平淡无奇的脸，一副蠢相表露得过于明显，平日里沉默寡言，最令人气愤的是，在他郑重其事地讲解如何组装机枪时，卡西迪从没表现出丝毫的兴趣。这种性格似乎注定了他的不幸——他的生活平庸到只用几个字就能加以概括，从来谈不上有什么奇闻趣事。海顿一直没有结婚。他以为这是自己生性害羞的缘故，但他并不知道，女孩们都是被他那张喜欢说教的、滔滔不绝的嘴巴给吓跑的。从巴勒斯坦、法国或比利时战场撤回来的士兵们，时常比对着各自的伤口，谈论弹片对他们的大腿、脖子或肩膀造成的伤害。在这些人面前，海顿总是一声不吭，心里默默地羡慕着他们的伤口。一战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个新兵，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眼下战事再起，他却被分派到战俘营，只能在脑子里幻想着维克斯机枪的样子。

去年九月份，海顿回悉尼探望了家中的母亲和结了婚的姐姐，随后又坐着电车去往中央车站，搭乘火车赶回加韦尔战俘营。开车前，他一时兴起来到后窗，用电筒向家人发出一串莫尔斯电码，算作临行前的告别。姐姐随后写信说，看到他如此顽皮胡闹，大家都笑得十分开心。事实上，他的这个举动看似搞怪，实际上却是在向女性亲属展示他的士兵风采。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家人的笑声，而是她们的尊敬。他想表现的是自己知道许多别人不懂的知识，而不是像个小丑般胡闹。

因此，对于圣诞节回家一事，海顿的反应十分冷淡。相比之下，埃蒙·卡西迪的心里却充满了期待。在海顿眼里，尽管埃蒙·卡西迪这个名字凸显着凯尔特人奢华与虔诚的双重气质，但他始终只是个平凡无奇的家伙。很久以前，卡西迪的父母从贫瘠困苦的爱尔兰偷渡到英国，藏身在装满货物的轮船甲板上，一路来到英格兰北部，在泰恩赛德船厂找了份工作。后来，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工作。卡西迪的父亲生在爱尔兰的科克郡，对大英帝国谈不上热爱，不过他却参与建造了许多大型战船，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军贡献了一份力量。

1923年，卡西迪第一次来到悉尼。当时他正四处寻找住处，最终看中了纽敦的一处联排房。开门的是个风韵犹存的妇人，黑色的眼睛里带着疑问，黑色的头发盘成一个发髻。她就是马蒂·麦克格雷太太。盛夏的晚上，她穿着蓝白相间、薄如蝉翼的长裙。女人带着他看了看卧室。对于自儿时起便饱尝困窘的卡西迪而言，这间屋子显得十分温馨，墙壁上还挂着一幅他认得的画像——《永恒的圣母》。房东夫妻俩都是天主教徒。

性格向来沉稳的卡西迪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管对方要多少钱，他都要把这间屋子租下来，即便需要打零工也在所不惜。

“嗯，你看起来不像是酗酒的人，也不像个赌徒。”女人说道，“就不用麻烦你们教区的神父写推荐信了！过来喝点茶吧。”

女人把他领进厨房，一个男人正坐在厨房里读《史密斯周报》——一份无聊的花边小报。男人抬头看了看他。这人长着鹰钩鼻；不过，他的鼻子之所以看起来突出，是因为脸上的其他部位都瘪进去了。看到卡西迪这张陌生的面孔，男人猛烈地咳嗽起来，放下手中那根已经卷好但还没点燃的烟卷。麦克格雷太太没有理会男人的咳嗽，拿起茶壶接了些水，随后向卡西迪介绍说，男人名叫彼得，是她的丈夫。

“你是爱尔兰人？”彼得气喘吁吁地问道。

“不是。我是泰恩赛德人。我的父母都是爱尔兰人，但我是泰恩赛德人。”

男人瞥了一眼报纸，继续说道：“我知道泰恩赛德。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一会儿可以带你去桑德灵厄姆，咱们喝几杯。”

“有人请客我自然不介意。”卡西迪说道，“当然，我不是说没钱喝酒，毕竟我马上就要上班赚钱了。不过如果有人请的话，我当然愿意奉陪。”

彼得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刚听到这笑声，卡西迪便已经预料到，他又要咳嗽了。彼得咳得很厉害，出于礼貌，卡西迪不得不垂下了目光。最终，他鼓起勇气抬起头，发现炉边的麦克格雷太太正冲他微笑。

“瞧你，脸都红了。这里的人可没那么容易脸红，”她说，“在这个郊区，大家的脸皮可没这么薄。”

就这样，从几句简单的对话中，他便与麦克格雷太太建立了某种情感。从酒吧回家的路上，彼得又咳了几次，卡西迪不得不停下来，等着他咳完。最终，彼得站直了身子，两眼里咳出了泪水。

“马蒂都快发疯了，因为我这样咳嗽。”他气喘吁吁地说着，用手捶了捶胸口。等喘息平静下来后，他继续说道：“我平时睡在后面的外廊里，这样就不会吵到她了。”

此后，卡西迪一直照顾马蒂和她的丈夫。到1943年，他已经照顾了他们整整二十年。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了马蒂的情人。事情的经过还要从二十年前的一天晚上说起。那时他刚刚住进去两个月。当时正值夏季，晚上八点钟左右，马蒂刚刚洗完澡出来，恰好碰上卡西迪，而彼得却早早去了外廊，躺在那张不太舒适的床上睡着了。“对于彼得来说，睡在那里几乎变成了一种嗜好。”后来两人躺在床上时，马蒂对卡西迪说，“你说这是为什么呢？”马蒂问道。卡西迪用手指轻轻地在她乳房上画着圈，知道自己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肺病，”马蒂说，“因为从前的记忆在他心里留下阴影，他最怕待在封闭的屋子里。”

起初，卡西迪还有些不自在，毕竟自己渐渐取代了彼得在马蒂心中的位置。工作期间，他也曾下定决心，想咬牙离开这家人，离开美丽而饥渴的马蒂太太和高贵但可怜的彼得先生——出于对幽闭空间的恐惧，他只能让夜间的清风来抚慰自己的胸腔。然而每次回到家里，彼得或马蒂都会过来陪他聊一阵。每次谈到热点问题，如杰克·朗被免职，墨索里尼大举入侵阿比西尼亚，帝国主义的矛头对准了农民，佛朗哥的军队逼近埃布罗河，大量的铁矿运往日本，德国吞并奥地利，等等，彼得总会不住地摇头。

一天傍晚，两人坐着喝茶时，彼得终于承认了他在家里的地位。“马蒂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孩子。”彼得说道，“她还能瞒我一辈子不成？不过她并没有背叛我。都是我不好。一想到从前发生的事，恐惧就像烈性炸药一般爆发出来。”

这番谈话之后，卡西迪从马蒂的情人转变成家里的顶梁柱。他把工资全部带回家，交给马蒂，让她存起来，等需要用钱的时候，再由马蒂来分配。自然，她的收入也一并存了起来。就在希特勒拍案怒吼，下令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卡西迪所在的机械车间倒闭了。

1943年的时候，他的理想并不是当兵。他盼着能早些离开部队，回去照顾“两位老朋友”——三人的关系太过复杂，只能用这个称呼来简化。每次休假回家时，他都会发现马蒂的脸色变得愈发暗淡，多年的辛苦劳碌终于在脸上显现。她的血压很高，双手时常颤抖，每次拿东西时总是小心翼翼。而在此之前，她的动作多么利落啊！这一切都让卡西迪无比难过。

圣诞节前夕，当他坐着火车离开加韦尔，远远地离开海顿脑子里那些虚构的机枪时，在家里等待他的，正是两位日渐衰老、需要照顾的家人。

第十二章

圣诞节这天，邓肯起得出奇晚，一直睡到九点才起床。他来到厨房里，对爱丽丝说：“其实天一亮我就醒了，只不过一直躺在那里，装着睡得很香的样子。对了，你有没有去强尼那里，跟他说圣诞快乐？”

“还没呢，”爱丽丝说道，“我一会儿再过去。”

她擦了擦脸上的汗珠。虽然是清晨，天气已经热得难忍，况且屋子里的火炉烧得正旺。她甚至能想象出，走到外面去是怎样一番场景。

邓肯就像个孩子一样单纯，嘴里从来说不出恶毒的言语。她有好一阵子没去找詹卡洛了，只是整晚整晚想着他，想得睡不着觉，只有在极度劳累的情况下，她才会沉沉地睡去。面对如此单纯、从不起疑的邓肯，她不知是该欢喜还是该叹息。

“这种日子真该到教堂去。”邓肯说着，叹息起来，“可是这么重要的日子，不带老婆怎么行。哎，算了，还是像平常一样，待在家里好了。看看我给你买的这些东西。”

说着，他递过来一罐亚德利爽身粉和两块梨牌透明皂。

爱丽丝怔了怔，说了声谢谢，郑重其事地在他光秃秃的脑门上亲了一下。在她看来，这是邓肯应得的。看到这简易到连包装都没有的礼物，想到邓肯专门为她而买，爱丽丝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她从柜子里取出准备送给邓肯的礼物，交给他——朗姆酒味的香烟，还有一本关于北非的书。尼维尔曾在北非服役，后来，他被派往希腊，在那里，无能的将领、粗制滥造的装备令他十分失望。此外还有几条手绢，一件羊绒马甲，还有附赠的贺卡。邓肯打开包裹，拿出礼物一件件地看着，大声赞叹手绢上的花纹。“买了这么多东西，至少会花去你一半的配给券吧？”他问道。

眼前的男人就是这样单纯，这样容易受骗。他根本不屑去怀疑什么，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天气和牲畜上。据爱丽丝猜想，婆婆活着的时候，准会常常暗自赌气，为丈夫这种没心没肺的性格叹息。不知尼维尔最后会不会变得像邓肯一样，内向、老实，单纯得像个孩子。应该不会，因为尼维尔多少遗传了些母亲的睿智。

“咱们要不要等一会儿，快吃午饭的时候再去叫詹卡洛？”爱丽丝问道。她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急于表现出可以等很久的样子。她一边说，一边碰了碰用布包裹着的梅子布丁，看看是否足够湿润，然后又把布丁放到料理台上，等着稍微晚些再加热。接着，她把准备好的鸡肉和蔬菜放进烤炉。

“但愿尼维尔今天也能开开心心的。”邓肯喃喃地说，仿佛身在梦中。

在那个无法想象的战俘营里，俘虏们是怎样过圣诞节的？爱丽丝也跟邓肯一样想着，希望丈夫能开开心心地过个圣诞节。或许等来年这个时候……可回来又怎样呢？尼维尔会感到无比喜悦，而她的内心却异常空虚。不行，她不能这样对尼维尔。

“屋子打扮得真漂亮。”邓肯说，语气变得快活起来。

为了这番装扮，她已经用尽了手头所有可用的东西和自己的想象力。两扇门的上方都用皱纹纸拉起了拱顶，头顶是彩纸剪成的“彩带”，高度与其他屋子里的画框平齐。此外，她还翻出了几个中国灯笼——那是她在给詹卡洛找小说时发现的，应该是过世的婆婆买的。

即便在这样炎热的日子，在炉子边烤鸡肉也是件既令人欣喜又令人烦乱的差事。汗水不断从她深色的头发里渗出，流淌到太阳穴上。这种忍受酷热的感觉很舒服，身体里那些不快的记忆仿佛正渐渐被热气逼出来。她时不时看着烤炉，望着鸡肉慢慢变成金黄色，转而变成褐色。她不断地翻转着佐餐的小土豆、南瓜和洋葱，仿佛眼前这份苦差可以抵消她的罪孽，给她带来一丝慰藉。接着，她又把肉汤放在炉子上，搅拌起来。现在可以去叫詹卡洛了，时机刚刚好。

邓肯正望着那本书上的照片，怔怔地出神。爱丽丝从橱柜里拿出她在镇上给詹卡洛买的礼物——一本红色封皮的高尔斯华绥的小说。用不了多久，意大利人的阅读水平就会超出加韦尔的土包子们。她走出屋子，迎着灼人的西风，朝羊毛工的宿舍走去。此时，詹卡洛正坐在门廊里的小桌子旁看书。

看到爱丽丝，他连忙站了起来，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好奇与顺从。这种神情早已不是她第一次见到，只有映着一定角度的阳光才能发现。他抬起头时，爱丽丝在他眼中看到了愉悦和不安，就像一名恭顺的仆人。

不过等爱丽丝走到近前，詹卡洛的神情突然变得欢快起来。圣诞节就是这样，总能让童心未泯的人充满期待。

“Buon Natale（圣诞快乐）。”她低声说道。

这句话正是他上周教给爱丽丝的，单词的发音里有她听都没有听过的元音。

“就算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会说Buon Natale的。”他的声音比爱丽丝还低，“这是我给你的祝福，爱丽丝。”

听到这情意绵绵的祝福，爱丽丝忍不住想对全世界、对两人头顶的天空喊出她对他的爱。她想对全世界宣布，两人之前的一番云雨让她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不论是母亲教授过的那些令人害羞的“理论”，还是尼维尔认真而踏实的实践，都未曾带来过如此强烈的快感。不过圣诞节这一天，爱丽丝压住了心里的欲念，因为詹卡洛穿着尼维尔那条旧裤子——因为他的身材跟丈夫相仿，邓肯便十分大方地把这条裤子送给了他，还有邓肯那件旧汗衫。这让爱丽丝忍住了冲动，冷静下来思考了一阵。她希望这份冷静能够持续到这天结束，能够永久地挽救她。

詹卡洛转过头，冲着波浪起伏的麦田大声喊道：“圣诞快乐！”回应他的只有阵阵刺耳的蝉叫和虫鸣。圣诞过后，他们又要开始在麦田里劳作，牧场里的羊群正等着他们去打理。

“这是我给你的圣诞礼物。”爱丽丝说，把书递了过去。

“太棒了！”詹卡洛叫了一声，眨了眨眼，“你真太好。”

“是‘你真好’。”爱丽丝开玩笑般纠正道。

“你真好。”

接着，他用更低、更加深情的语调重复道：“你真好。”

詹卡洛翻了翻书页，又把整本书高高地举在空中，仿佛在跟周围炙热的空气打招呼。

“真漂亮。”他说道，“我拿进屋。”

“我要把它拿进屋去。”爱丽丝纠正道。

“嗯嗯，我注意到其中的区别了。”他喃喃地说，先前的惶恐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微微噘起的嘴唇似乎足以勾住任何灵魂。

“我（会）回来的。”他保证道。

詹卡洛的离开仿佛是一种引诱，引诱她跟着走进去。但二十秒后，他又走了出来，脸上的神情严肃了许多。

“我不好。我没法给你买任何礼物。”

听到这怪异的语句，爱丽丝只是挥了挥手。

“我马上要回去，看看鸡肉烤得怎么样了。”

爱丽丝说着，匆匆离开。她穿过那片桉树和果树林，走进那扇从未关闭的菜园的后门，然后沿着灌木丛中的小路走回到农舍的门廊。

没过多久，詹卡洛忐忑不安地走进厨房，看起来像个没有爹娘的可怜孩子。“圣诞快乐，强尼！”邓肯叫道。

“圣诞快乐，厄曼先生。”

“或许你是个法西斯分子，强尼，但你也是我们家的法西斯分子。”邓肯一边说，一边举着酒杯，仿佛这番话就是他的圣诞祝酒词。

邓肯仅仅喝了半杯佐餐啤酒，嘴里便开始冒出些平常很少听到的词。

“让法西斯见鬼去吧！”詹卡洛说着，笑了起来，“该死的法西斯！厄曼先生，我祝您的儿子早日回家。”他的语气十分真诚，而且在说出这番话前，两只眼睛并没有望向爱丽丝，没有征求她的同意。

“要不要来点佐餐啤酒，强尼？”邓肯问道，“等等，我给你准备了这个。”

说着，他走到橱柜前，抽出一瓶红酒，摇了摇——证明瓶子是满的。“给你买的便宜货。”

詹卡洛“啊”地叫了一声，望着酒瓶沉吟了半晌。爱丽丝知道，他一定是感到了内疚。很快，他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非常感谢，您真是大好人。我就喝便宜货，厄曼先生。”

“你自己拿杯子好了。”爱丽丝说，手里仍然不停地忙碌着。詹卡洛自己倒了杯红酒，爱丽丝用雕花盘子端来鸡肉和蔬菜。

“这么丰盛的圣诞大餐，世界上还有好多人吃不到呢。”邓肯说，语气突然变得伤感起来。

不过，这番发自肺腑的感慨并没有妨碍他的胃口。

❇

两位男士对晚餐赞不绝口。吃完后，爱丽丝又端来了布丁，然后坐在桌旁，额头上粘着几根汗湿的头发。她呷了一口佐餐啤酒，又喝了几口柠檬水。正如她之前所希望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正常。

邓肯轻轻地打了个饱嗝，说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唱歌吗，强尼？给我们来一首意大利歌曲吧。”

“厄曼先生，我可没有卡鲁索那么好的嗓子呢！”詹卡洛说，喉咙动了几下，爱丽丝仿佛已经听到美妙的歌声从他的喉咙里传出来。她看得出，詹卡洛心里想唱，但又有些犹豫。难道此刻，他也想起了尼维尔？在想尼维尔是否也有唱歌的机会？

“别害羞，强尼，”邓肯说道，“尽管唱好了。”

詹卡洛瞥了爱丽丝一眼，似乎在征求她的意见，然后竖起一根食指，自信满满地说道：“有一首歌我会唱，是那波利的歌曲。”那波利的英文是他从邓肯的《先驱报》上学来的。

“不是《青年赞》，”他解释道，“我才不唱黑衫军的垃圾歌曲。”

“对，不唱黑衫军的垃圾歌曲！”邓肯附和着，心里一高兴，手里的啤酒杯端了起来。

“嗯，就唱一首《美丽的时光》吧。”

詹卡洛的嗓音十分动听，高音部分主要是为邓肯而唱，然而作为一个表演者，他也不住地冲爱丽丝微笑着，仿佛把她当作了观众。这首欢快而充满渴望的歌曲是他参军之前学会的。那时他还没有被俘，歌声里的欢乐多于悲切，愉快多于哀伤。押韵的歌词从他的嘴里流淌而出，詹卡洛边唱边挥着手臂，偶尔还会拍几下手掌，邓肯也配合他挥着手臂，拍着巴掌。

在詹卡洛的歌声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单纯起来。邓肯醉意微醺的单纯、詹卡洛心地善良的单纯——所有这些都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她又回到了那个平静且能够掌控的世界里。

然而到了晚上，所有的平静消失殆尽。她离开卧室，大着胆子从前门走了出去，然后朝着邓肯卧室相反的方向，绕了农舍一圈，朝詹卡洛的屋子走去。

第十三章

在夏季最热的几天里，韩国战俘郑恩屋和同区的战俘被派到加韦尔战俘营附近的农场，负责把一袋袋小麦装到卡车上去。对于郑恩屋而言，在农场劳动的这段时间算得上是被俘以来最快乐的日子。通过心甘情愿的劳动，他可以证明自己跟C区那群阴沉乖戾的战俘并不是一路人。在他的眼里，这种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既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坚定的反日者。有人给他取了个日本名字——笼目，但他坚持要求其他韩国战俘叫他的本名。

爱丽丝发现，在詹卡洛的监督下，这群韩国人在赫尔曼农场干得十分卖力。詹卡洛的指令里混杂了蹩脚的日语和英语，这些脸庞宽阔的小伙子听到后，总会笑得十分开心。过去几周的雨水并没有给庄稼造成损害，爱丽丝终于为邓肯松了口气。虽然粮食市场受到战争的影响，但今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

郑恩屋感受到了老农邓肯的喜悦，心里也跟着高兴起来。每次看到那个深色头发的女人，他都会忍不住感叹几句——这么俏丽的女人居然嫁给了一个糟老头子，真是太可悲了。每天中午，女人会骑着自行车，沿着那条泥泞不堪的小路，给他们送来面包和肉罐头。面包淡而无味，肉罐头也只有一股咸味，然而看到女人一系列近乎仪式般的动作——来到农场，把托盘放在干草垛临时搭成的“桌子”上，揭开蒙在托盘上的布，等等——郑恩屋顿时觉得这些东西没有那么难吃了。

来到农场干活时，他刚刚被俘不久。起初，郑恩屋跟着军士和所在的部队发起了冲锋。进攻失利后，他忙不迭地行使了投降的权利。在战俘营里，许多韩国同胞——包括这些临时派来扛袋子的人——都很年轻，刚刚入伍不久，但他们大多受到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郑恩屋则属于极少数的“异类”，对军国主义的野心持有不同看法。其他韩国人在投降时，至少会装出一副深以为耻的样子，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像郑恩屋一样，在爪哇岛、拉包尔、新几内亚岛等地，长期受日本军士的欺压。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一位心存反叛的异见人士，郑恩屋期待的，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既不针对英美两国，也不针对白人士兵，而是针对那些逼他参军、利用他的日本人，那些“假亚洲人”。日本帝国曾大肆鼓吹对亚洲诸国的兄弟之情，却通过残杀亚洲人来证明这份“情谊”。因此，他的战争是针对日本帝国的。投降的时候，他见过许多日本军官切腹自尽，士兵们则把手榴弹按在胸口，拉响引线。这些人知道，他们的雄霸大业失败了，败得如此可笑。看到这些场景，郑恩屋总会感到无比欣慰。

投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向那个美籍情报官供出了自己的日本和韩国名字，心里没有半分羞愧。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来报复那位一直欺侮他的军士长。从那天起，他开始把自己看作一名反叛者，决心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朝鲜半岛。不论是扛麦袋、砍树，还是铺路、修路，都是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战俘营的警卫曾向指挥官报告说，韩国战俘很少跟守备队的士兵发生冲突。对于这一点，郑恩屋感到十分自豪。

刚刚来到战俘营时，他和他的朋友嘉林——军队里的韩国厨师——不可避免地要被分到C区。但不久后，战俘营的翻译说，他们已经确认了两人在军队里的身份（尽管郑恩屋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于是便在当天晚上，将两人分配到韩国同胞所在的B区。那里虽然关押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战俘，但比C区安全得多。

在B区，两人见到其他同胞，但心里却感受不到“回家”的亲切感。并非所有韩国战俘都是民族主义者，有的人甚至还为加入日本军队感到骄傲，战俘之间时常发生恶性斗殴。郑恩屋和嘉林用攒了几周的香烟换了两副指虎——娱乐大厅的舞台下方有个秘密的小作坊，那里专门生产武器——这让那些对日本人忠心耿耿的韩国战俘恼怒不已，顿时将两人视作头号劲敌。

被派到农场劳动时，所有韩国战俘都在一处干活。在郑恩屋看来，送饭女人的出现恰好预示着韩国同胞有望团结起来，因为所有人都用同样灼热的目光细细地打量着她，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沸腾着那种不可救药的欲望。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加韦尔镇刚一入秋，他在农场的工作便提前结束了——在往车上装稻草时，他的手磨出了水泡，继而化了脓。他被送到日本战俘区的医生那里，抽出了脓血，抹了药膏，然后包扎了绷带。有了病号的身份作掩护，他终于不再害怕被人欺负，于是便怀着前所未有的信心在日本战俘区里四处侦查起来。

他在囚室间转悠着，一副卑躬屈膝、猥猥琐琐的神情——每逢遭受日本军官或士兵的殴打和责骂，他的脸上便会露出这样的神色。凭借着这种近乎“隐形”的伪装（至少他心里是这样期待的），郑恩屋小心翼翼地穿行在C区的战俘中间。他注意到，这些日本战俘年纪不大，看起来似乎还很“幼稚”，有的人在囚室里的台阶上坐着、站着，有的在练习摔跤，有的在打棒球，还有的人在一小块菜圃上种蔬菜。

他继续向前走，手上缠着绷带，脸上挂着一副蠢相。刚刚转过囚室的一角，一个苍老的声音传入耳中。这时，他看到一名军士领着几名刚被送来的战俘，站在通往主路的大门后面。天性好奇的郑恩屋在转角处停住了脚步，清晨的阳光斜斜洒落，建筑物投下的阴影刚好为他提供了掩护。他一边听着几人的谈话，一边佯装整理手上的绷带。

那名军士正跟几名战俘谈论着各自所属的部队，并且说自己曾跟少校一起，在中国东北服过役。难道那个少校死了？郑恩屋心想。

说到这里，众人沉默起来，神情里流露出惯常的羞愧。C区的战俘不喜欢追忆过去。新来的战俘重复了同样的故事：指挥官带着他们朝着机枪冲去，手里挥舞着早已打空的手枪。郑恩屋注意到，这些混蛋从没提起过，在敌军如潮水般涌来，将他们变成俘虏之前，他们是如何心惊胆战、跪地号哭，或是如何吓得尿了裤子。

只听那位年长的军士说道：“用不着绝望，你们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相信我，总会有机会的。用不了多久，月亏之后，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趁黑爬过那些刺网。再说，咱们手里可不缺家伙。”

“是钢丝钳吗？”众人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要搭人梯吗？有人愿意冒险吗？”听到关于细节的种种问题，年长的军士挥了挥手。眼下还不到时候，没有必要把这些告诉他们。“守备队里都是些牙齿快掉光的老骨头，不可能抓住所有人。只要咱们动作够快，就可以抢过他们的武器和弹药，痛痛快快地干一场。我们已经探听清楚，镇子不远处有个新兵训练营，里面都是些只会吃干饭的毛头小子和乡巴佬，他们连脑子都还没长全，再怎么训练也是白搭。”

听了这话，郑恩屋有些纳闷——这家伙怎么知道他们的脑子还没长全？

“所以，只要能活着逃出去，咱们就可以在外面拉开架势，跟那群蠢货决一死战。”

新来的战俘兴奋起来，七嘴八舌地附和着。不过在郑恩屋看来，这种附和不值得完全信任。听到鼓舞人心的消息，众人纷纷向老军士表示感谢。但郑恩屋十分确定，其中一些人虽然看起来意志坚决，但心里仍然向往着安定的生活。他们定然会感到奇怪：既然老军士这样急着去送死，为什么不在今晚用餐的时候，用餐刀自我了结呢？

接着，老军士又对这群新人说，为了越狱大计着想，他们要尽量顺着警卫，即使不逢迎拍马，也要装出一副谦恭卑微的样子，让人误以为他们正沉迷于棒球、摔跤、羽毛球和戏剧表演。

郑恩屋已经包好了绷带，伪装就此结束。接下来的谈话再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囚室的转角处突然刮起一阵大风，他走到主路的大门口，让警卫把他带回自己所属的区域。在那里，外国人和韩国人之间的斗殴，以及韩国人内部的争斗正日趋激烈，这些人不爱耍嘴皮子，更不爱吹嘘“自我牺牲”有多么光荣。

注释

1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3千米。

2　英美制地积单位，1英亩合4046.86平方米。

3　在后文中亦简称为《莫顿一家》。

4　因口音问题，詹卡洛将“赫尔曼”说成“厄曼”。

5　原文：place of arrest。

6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

7　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1磅合0.4536千克。

8　罗马教宗向与梵蒂冈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驻的代表。

9　此为不懂意大利语的邓肯对詹卡洛的称呼，或因“詹卡洛”的英文发音与“John-Carlo”相近，而在英语中，Johnny（强尼）是John的昵称。

10　盎司的旧称。1盎司合28.3495克。

第二部　1944年秋

第十四章

滕根并非抱着投机的态度才反对打棒球。他的的确确更看重摔跤。他之所以提倡摔跤有两个原因——他坚信摔跤更能体现个人素质和军人精神；想在摔跤比赛中取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更需要坚强的意志。摔跤需要的是勇士精神，而不是运动员的心态。对于比赛带来的荣光，滕根是不无得意之情的。如果能成为C区的摔跤冠军，他就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威望，并让这种威望上升到顶点。

夏末秋初的几周，战俘营里一直在举办摔跤比赛。不论新人还是老兵，只要敢于登台，都被滕根轻而易举地打败。在半数比赛当中，裁判根本没有机会挥动“扇子”，为滕根的对手加油鼓劲说“还没有出局”。在裁判开口前，他便已将对手摔出了方形比赛场地。从上台的一刻起，这些对手便流露出不自信的神情，仿佛在精神上已经开始求饶了。对付这种人，几秒钟便足以取胜。

至于那些在战场上受伤不轻的对手，虽然他们的伤已经痊愈，但对付起来仍要更加温和一些，需要采用细腻的摔跤技法。这些人有着坚强的意志，无奈身体却不够强壮，滕根能够感受到两者间的不协调，但不想捡这个现成的便宜，毕竟他只是脸上受了伤，多了道疤痕而已。相比之下，这些对手遭受的创伤要严重得多，尽管没有送命，但行动起来极为不便。这让他心里升起一股由衷的敬意。比赛时，他会任凭对手抓住他，摔得他脚步踉跄，任凭他们使用过肩摔，但这些人是永远用不好这种技法的。有时候，他还会伸出一只手，“竭尽所能”地保持着平衡。几番示弱之后，他会装出一副“不知为何，竟突然来了一股力气”的样子，把对手缓缓拽过来，压低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够不到地面、无法借力。每到这个时候，裁判就会挥舞着类似扇子的木板，嘴里叫道“还没出局”，尽管有的时候，对手已经被滕根推出了场地。接下来，对手会被他推到场地的边缘，然后便听见裁判尖叫一声“你赢了”，随即举起“扇子”，示意滕根获胜。

眼下，滕根必须面对B组的摔跤冠军——奥卡，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除了身上被蚊子叮过几个包外，奥卡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口。他的体力正处于巅峰，意志也足够坚强——尽管这只是蛮勇和倔强，算不上强大的精神力量。

几个月前，娱乐大厅里上演了一场舞剧——《采芦苇的人》，滕根和奥卡在节目里扮演了两个小角色。奥卡生硬地读着自己的台词，但声音十分悦耳，而滕根则展示了他漂亮的男中音。此后，两人便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每逢演完节目，两人便借舞台上的噪音作掩护，绕到观众的后方，来到大厅的昏暗处幽会。他们在黑暗中紧紧地牵着手，然后把手探进对方笨重的服装里，彼此爱抚着。如此方便的“暧昧”仅仅持续了几周，生性挑剔的滕根终于冷静下来，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更无法接受两个男人间发生性关系。如果不是身陷牢狱，滕根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奥卡做伴侣，不论对方的情感有多么火热。首先，奥卡称呼他的方式——“美男”——已经犯了他的大忌；其次，对方块头虽大，但心智却像个孩子一般幼稚。奥卡是想通过这段感情来缓解生理上的欲望，这一点滕根可以勉强理解，但让他无法想象的是，对方居然提出要发生切实的肉体关系。要不是没机会结婚，滕根才不会跟男人搞在一起。

整个战俘营的上百名俘虏——除了那些身患疟疾、感冒，或是伤势复发的人——全都来到了比赛现场，密切关注眼前这场总决赛。所谓的赛场是在沙土上划出的一个边长为4.5米的正方形。这天恰好是周末，时值深秋，场外的观众摆脱了夏日的燥热，看起来十分平静。与此同时，在加韦尔正北方（几乎是）的数千英里之外，在通往日本的咽喉要道——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一个名叫塞班的小岛上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此，C区的战俘们一无所知，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美国人竟敢冒着丧命的风险，跨越如此之远的距离展开攻击。

上场面对奥卡和观众之前，滕根在空荡荡的囚室里脱掉故意漂白的囚服，脱掉毛衣、羊毛短裤，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然后又系好摔跤用的腰带。观众已将比赛场地围得水泄不通，听到鼎沸的人声，滕根在囚室中央跪下来，做了会儿冥想。摔跤选手若想出色发挥，必须先清除心里的恐惧和获胜的欲望，不能在众人面前过早地展示威风，必须积攒体力，最后一并爆发出来。滕根喃喃祈祷着，祈求祖先赐予他力量——当初，正是这种力量促使他做了飞行员，而不是毫不起眼的步兵或水兵。等心绪平静下来后，滕根光脚走出囚室。

看到滕根后，场外的观众纷纷后退一步，为他让出一条通道。滕根沿着这条通道来到裁判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裁判是个年近六旬的平民老人，大战爆发前，他曾在萨摩亚经商，是个摔跤迷。虽然对方只是个乡巴佬，但如果不致以最高的敬意，恐怕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为失败埋下祸根。

这时，人群中又让出一条通道。奥卡一路走进赛场，脱掉衬衫，露出胸口以及大腿上结实的肌肉。看到这些如树干般虬起的肌肉，滕根并不感到陌生，毕竟他们不只是对手，还是恋人。从外表来看，奥卡的确有冠军的派头，只不过他的性情太过柔弱，徒有一身肌肉。而且滕根知道，奥卡不像自己这般通晓冥想之术，也不曾像自己这般慷慨激昂地祈祷过。奥卡对裁判鞠了一躬，嘴角露出一丝生硬的笑意。这是紧张的表现。滕根的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

裁判分别宣布了两位选手的名号（野狼和巨熊），两人互相鞠了一躬，站在指定的角落。裁判手里仍然拿着那把木头“扇子”。他用“扇子”比画了几下，示意两人从场外的角落入场。两名选手小心翼翼地跨过地上的横线，生怕模糊了场地的边界，然后便各自蹲下来，拉伸腿部的肌肉。舒展完毕后，两人一同撤出场地。裁判再次挥了挥“扇子”，他们再次入场，走到指定的位置之后，面对面地摆好架势。

裁判退到一个角落，奥卡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叫喊，随后又像巨熊般怒吼起来。滕根深吸一口气，发出一阵低沉的咆哮。两人紧紧地盯着对方，分别拉开了进攻的架势，随后便听到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两人开始相互抓握起来。

面对其他对手，滕根总是选择速战速决，很快便可以抓到对方的肩膀。但奥卡是个例外。滕根攻势猛烈，想早些抓住对方，但每次进攻都被奥卡轻松化解，而且险些被他抓住胳膊。当然，这只是对方的虚招，意在试探能否抓住滕根的肩膀，或是把他推倒在地。两人相互试探了几分钟，最终四臂交缠，僵持在一起，彼此都试图把对方推出边界。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时而突然松手、迷惑对方，时而抓住对方的腰带，企图将对方举起来，有时还会用左臂勾住对方的脖子，并将右臂伸到对方的双腿间，试图给对方决定性的一击。

两人的反击都像闪电般迅速。奥卡仍然不时怒吼两声，引得观众一片喝彩。两名选手不断变换着步法，两眼始终紧盯着对方。突然，奥卡猛地伸手去抓对手，但滕根心里清楚，对方的出招只顾速度，却忽视了力道。

两人整整僵持了十分钟，周围的观众连连惊呼、高声喝彩，都为能看到这样一场持久的比赛而庆幸。这时，奥卡看准一个破绽，突然从后面抓住滕根的双肩，猛地把他绊倒在地。一切都来得太过迅速，躺在地上的滕根有种被人催眠或施了魔法的感觉。他站起身，试着把脚跟扎稳。裁判在两人身旁不断游走，手里的“扇子”已经举了起来，似乎正期待他立刻被摔出场地。

滕根终于抵住奥卡的腋窝，阻住了对方的攻势。由于体力消耗过度，他已经气喘吁吁，头昏眼花。此时他才意识到，刚刚侥幸逃过一劫，若是对手得逞，他不仅会被扔出赛场，甚至可能被扔到人群中去。

很快，滕根定住了心神，不再去幻想失败的场景。他一把抓住奥卡的肘部，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吼一声。他知道，奥卡想把自己举在空中，却犹豫着是否要用两只手去抓他的腰带。对方的手指像铁钩一般死死地抓住了滕根的髋部，滕根猛地抵住他的腋窝，将对方抬起。这番托举要有足够的精神意志，虽然看似简单，却着实耗费体力。

此时此刻，滕根必须展示出跟奥卡相当的水平。突然间，他猛地用两手抓住对方的腰带，向上一举，想把这个大块头仰面摔在地上，却不料奥卡的胳膊上猛然生出一股力道，险些将他从侧面摔出。两人都没得逞。这时，滕根的肩膀突然一沉，一股巨力压了上来，仿佛要把他压垮一般。我非要把你举起来不可，滕根心想。

然而就在他用力上举时，肩膀上的力道却突然松了下来。此时的滕根正处于半蹲状态，完全可以突然发力，将对方摔出赛场——这一招足以为他立威，也足以为先祖争光。

想到这里，他猛地抱起奥卡，趁他站立不稳，将他朝边界推去。在这一瞬间，奥卡的右手突然探出，将他的右腿抬了起来。滕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没有出丑。由于肩膀被对方牢牢握住，滕根只好不断撞击对方的肋骨，两脚试图借地发力。

场上的局势已经十分明了。奥卡的做法跟滕根一样——在击败对手前，总要给对方留些颜面，在众人面前装出一副竭力纠缠的样子。此时此刻，滕根的体力已经耗尽，精神意志也已崩塌。先前几次托举面前的庞然大物，他早已喘不过气来。对方勾住他的脚踝，把他摔倒在地，等他爬起来后，又一次把他摔倒，如此反复，终于把他逼到了赛场的边界。

有些观众不停地抹着脸上的汗水，仿佛与奥卡对阵的不是滕根，而是他们，有些人则发出了轻蔑的叫声，一名士兵甚至还挥舞起了条幅。这时，奥卡用尽全力，将对手甩了出去。滕根绝不允许自己像个废物般被对手扔进人群，危难之时，他身子一拧，单膝跪在地上，肩膀撞在一名观众身上。他抬头看了看，发现库里——那个支持棒球运动的囚室代表——正低头看着他，脸上带着微笑以及父亲般的同情。对滕根而言，这简直比挖苦嘲笑还要难受。他站起身来，周围的人群里立刻爆出一阵欢呼和喝彩。

根据比赛规则，不论输赢脸上不能表现出任何不满。听到裁判那句无可逆转的判决——“巨熊获胜”，他只好默默回到赛场，嘴里感到一阵干涩，心里羞愧难当。看到滕根再次登场，奥卡仍然保持着那份严肃与谦卑。眼下，两人拼比的，正是看谁的表情更为冷静。接着，他们肩并肩，朝观众鞠了一躬，又象征性地对裁判表示了感谢，最后默默地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赛场。

两人来到了浴室。所谓的浴室是一间窒闷的水泥小屋，头顶是一排喷头——敌人强迫他们接受淋浴。他们各自解开了混合着汗水和泥土的腰带，并排站在那里，在沉默中继续保持着肃穆的神情。两人的比拼还没有结束。冷水不断在肩膀溅落，滕根感到被奥卡顶撞和抓握过的地方正隐隐作痛。两人各自清洗着身子，冲掉了肥皂泡，谁都没有看对方一眼。当滕根抹去眼睛上的水珠、抬起头时，发现奥卡正死死地盯着他，眼睛里透出一种怪异且满不在乎的神情，仿佛在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打败了他，似乎又在说，他们的撕扯，给对方造成的痛苦，都是两人感情中的一部分。

事后有人传言，在观看摔跤的过程中——看到两人柔软的身体、白净的皮肤、精瘦的身材——有些澳大利亚警卫居然兴奋得硬了起来。或许这是真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战俘倒是真的兴奋了，滕根的内心深处也感到了一丝快意。他知道自己失败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时，获胜者朝着他微微迈出一步，下半身挺立在他的面前。冰冷的水花仍然溅落在肩膀上，滕根跪了下去，亲密地接触对方。他很想狠狠地咬上一口，以示自己绝不屈服，但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受辱的并不是奥卡，而是他自己，这会让赛场上的失败更加令人不齿。想到这里，他专心致志地用嘴唇做起了“温柔的事”。

第十五章

第一股冷空气到来，不论是傍晚、深夜还是清晨，都能明显感觉到丛林里的寒意，然而寒也好，暑也罢，日子仍然一如既往地被辛苦的劳作所填满。到三月份的最后几天，爱丽丝已经第三次提出要结束她与詹卡洛之间的疯狂恋情。每天晚餐时，她可以十分自然地和詹卡洛坐在餐桌旁，任凭邓肯在一边闲聊。詹卡洛的态度跟爱丽丝相仿，坚决又冷静。不过有时候，当两人的心里同时涌起欲望，他们很快又会陷入新一轮的疯狂。

就这样，爱丽丝时而热情似火，时而颓丧消沉，时而又陷入狂乱，就连变幻莫测的天气仿佛都在配合着她的情绪。

这天下午，寒冷的天气为两人创造了绝佳的借口，令他们没有理由不待在詹卡洛的房间里。两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极大的风险——竞相撕扯着对方的衣服。就连詹卡洛也丢掉了以往的谨慎，一心只想着完全占有爱丽丝。两人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民主，只有在彼此都感到饥渴时才会有所行动。这种饥渴仿佛来自另外一个女人，这狂暴的激情、怪异的快感，以及如此贫瘠的羞耻感，根本不像爱丽丝的本性。为了这刹那的欢愉，她宁可被流放、被处死，或是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

如果邓肯在此时闯进来，两人恐怕会被抓个正着。不过他们知道，邓肯十分注重隐私，即便来访也不会贸然闯进来，两人可以尽情地翻云覆雨。此外，邓肯的时间安排似乎总能和他们俩的时间错开，很少有交集。

这一天，她对时间的把握十分恰当——她从苏格兰祖先那里遗传来的良好判断力派上了用场，然而即便拥有这种天赋，她还是没有看到这段恋情的荒唐之处。在她离开詹卡洛的屋子，走出羊毛工宿舍的门廊时，她尽量给自己披上一层愉悦的伪装，就像护士离开病房，老师离开教室一般自然。

每逢心里涌起渴望，她就会莫名地生出一股对邓肯的恨意和鄙视。这个愚蠢的老家伙，难道一点都察觉不到？那么多次眉目传情，又是递餐刀，又是递作料，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来？只要在他的面前，詹卡洛的英语就会像一年级的小孩子般幼稚，而一到她跟前，詹卡洛的嘴里就会冒出各种挑逗、出格的词。这一切，邓肯是否猜得到？他是否知道，詹卡洛在战俘营里，曾专心致志地跟警卫们学习过这些下流的言语？

爱丽丝明白，每当这样的时候，她就会让詹卡洛陷入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他每天拼命干活，几乎累得精疲力尽——她见过他干活的样子，在炎炎夏日的麦地里挥汗如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非干不可，而是为了分散自己的精力，同时也为了尽可能地补偿他对邓肯的亏欠。

没错，他会郑重其事地赞同她的观点——他们必须结束这段感情。下定决心后，两人可能会压抑着欲望挺上一周时间，甚至是十天，然而正当他们暗自庆幸时，当初的决心又瞬间瓦解了。

邓肯经常夸赞詹卡洛干活干得好，特别是到了秋天，他的本领便表现得愈发明显。尽管詹卡洛明显是个城里人，但他过去也干过给母羊接生的活，很少需要旁人指点。他会把母羊举起来，让羊羔在重力的作用下自行降生，如果需要的话，还知道怎样进行人工接生。此外，詹卡洛知道如何在羊羔身上做记号，如何断尾，如何用刀子熟练地给羊羔去势。不过用牙齿阉割就是逞能了，与他平日里一本正经的样子不太相符。如今，牧羊犬总是围在他的身边，等候他的指令，尽管他还没学会像邓肯那样熟练地发号施令。

农活太忙的时候，邓肯不得不省去重要的午餐，但爱丽丝仍会记挂着詹卡洛。她会骑上自行车，带着三明治和茶壶一路赶去送饭。产羊季到来时，两人恰好下定决心要禁欲。爱丽丝不断地用谎言安慰自己——只要暂停一段时间，两人疯狂的恋情就会永远画上句号。就这样，三人会坐在草场边上，吃一顿简便而原始的野餐。爱丽丝会跟邓肯聊一会儿，又跟詹卡洛说上几句话，但交谈的过程中，彼此都不会发出任何信号。随后，她会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到农舍，偶尔会停下车子回头看看，望着两人继续干活，望着詹卡洛起劲地忙活着，他仿佛想从枯燥的农活当中寻求些新鲜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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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末，艾博凯尔上校终于抽出些时间，准备去艾米丽的妹妹家拜访，他们的房子位于南部沿海的塔斯拉。离开加韦尔时，他以一名丈夫和市民的身份上了火车，但毕竟他的军衔摆在那儿，走到哪里都是畅通无阻。他躺在头等卧铺车厢里，经过一夜的颠簸来到悉尼。他要在这里转车，然后沿着绵延无际、美不胜收的海岸一路南下。列车偶尔会从高山峡谷中穿过，午后的阳光被高山遮挡，给人一种傍晚提前来临的感觉。

从艾米丽的书信来看，她似乎在塞西尔那片青葱的牧场里过得十分满足。她与妹妹相处得很融洽，弗洛伦斯也从不会让她产生那种“因为她无处容身，只好勉强收留”的感觉。

这一次，他又要赶去给艾米丽献殷勤——其中的微妙之处总是让艾博凯尔睡不踏实。1941年，当人们陷入敌人即将入侵的恐慌中时，他正指挥着一个民兵营，当时心里隐隐地盼着敌人大举来犯，想通过战死疆场或是英勇杀敌来洗清自己的过错。可是如今他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僚，眼下的局势也不再像“过了今天便没有明日”般紧迫，这就要求他必须以坦诚的态度去交涉，诚心诚意地悔过。因此，此行的目的便是与妻子和解。

之前在印度等地驻扎时，他见过很多和自己状况相似的人，这些人闲来无事只会在聚餐期间或是舞会上搬弄是非。这些人心里清楚，军队不会再提拔和重用他们，他们从此只能甘于平淡的生活，尽管尽忠报国的热情还没有消退，但如此不上不下的军衔，只能在英格兰的部分地区或其他偏远地区得到些微薄的敬意。

之前的丑事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艾博凯尔的军旅仕途，但许多军官却因为类似的丑事而前途尽毁。上级从未让他指挥过某个军团或是某个军区，他的肩牌和红色的翻领也始终停留在上校级别，这一点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他曾引诱过一名有夫之妇。另外一方面，掌握升迁大权的人似乎察觉到，他可能已经乱了方寸。大凡睿智的人，总能从一个人的外表看出些门道来。因此，艾博凯尔早已失去了对升迁的渴望，唯一的野心便是让艾米丽回到自己身边：修复婚姻才是首要任务。在战俘营里，每当想起妻子，心里的悲痛就会像海浪般涌来。他像棵海草一般随着阵阵悲伤左右摇摆。艾米丽的身世很苦，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在罗德西亚的公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她便成了孤儿，两人成婚后一直没有孩子——这也是他不争气——父母早亡，没有孩子，她唯一拥有的，便只有他一个人。

即便如此，女人需要的也不是同情。她们需要的是永不凋谢的爱情。艾博凯尔一直不明白，自己给予她的，究竟是同情多些，还是爱情多些。在他看来，同情和爱情并非两个极端，而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两者相互依存。后来做出种种蠢事，或许是因为他厌倦了——厌倦了对妻子的同情，厌倦了夫妻俩以礼相待，小心谨慎地对待彼此。可是回头想想，如今他最渴望的，正是两人能够同情彼此，能够以礼相待。

塞西尔在信中说，艾米丽在吃晚餐的时候曾对客人提起，或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搬回加韦尔，跟可怜的伊万一起生活，并且找了个借口说，之所以没有早点过去，是因为那里的天气太冷了。或许她很快就会找个借口回到加韦尔。听到这个消息后，艾博凯尔总算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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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博凯尔来说，此次前往塔斯拉的最大痛苦在于，他不知道艾米丽是否把那件事告诉了妹妹。据他估计，她的妹妹应该觉察到了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但一直没有声张。妹夫塞西尔是个正派人，艾博凯尔曾跟他坐在一起猛灌威士忌，分享些奇闻趣事，但他也从没提起过跟艾博凯尔的婚姻有关的事情。或许多少有过怀疑。艾博凯尔所盼望的是，他们不要知道得太清楚就好。

此外，令他痛苦的还有夜间乘车，特别是乘坐“西部邮政”号列车！“邮政”两个字说明，车上的邮件比乘客还重要，意味着每次经过大站时，车上就会卸下沉重的邮包，有人会拖着邮包在石子路上来回走动，即便在深夜也不例外。就算没有遇到这些状况，他依然睡不踏实，每次停车或开车，每当听到车门响动或是铁路工人叫喊，他都会惊醒。天亮的时候，车上提供了一杯茶水和一块竹芋粉做的饼干。到达悉尼中央车站后，艾博凯尔下了车，军队的装卸工提着他的包裹，把他领到了军官专用的茶歇室。他在那里读了读《先驱报》。他还随身带着本小说，但每次看不到三分钟便再也看不下去。的确，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就连出版物都会过时。回来吧，艾米丽，他在心中呼喊着。救救我！我不想再焦躁不安地活着，不想因为那个加洛韦太太而重蹈覆辙。

加洛韦太太是当地一名律师的老婆，在镇委会举办的一场平民招待会上，她曾在艾博凯尔面前大肆卖弄风情。这个女人的确美得出奇，但总给人一种妖艳、堕落的感觉。说得好听些，可以用“神经质”来形容，说得难听些，叫她“疯婆子”也不为过。总之，很难说清楚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有一点艾博凯尔是明白的：他招引来的女人大多不正常，或者说，不正常的女人都会令他受到诱惑。

此时此刻，列车正沿着南部海岸向前飞驰，秋日的下午风光宜人，艾博凯尔望着广阔无垠的太平洋，望着这片被盟军逐渐收复的海域，那海水仿佛就在铁路线的边缘，波光闪闪，令人心醉，只有车头里冒出的煤烟会偶尔阻断他的视线。当列车驶入那座乡间车站时，艾博凯尔突然产生了一种类似晕船的感觉。车站恰好位于碧蓝的海岸与塔斯拉青翠茂密的山林之间。

塞西尔正在别克车里等着他。上车后，两人驶过一个倦意沉沉的小镇，接着又穿过一片山谷，山谷的两侧险峻而陡峭，长满了青葱的植被。继续行驶了十五英里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塞西尔“生产”牛羊的牧场。当时的牛羊生意可谓利润不菲。艾博凯尔问起了弗洛伦斯，塞西尔说，她前一阵子患了妇科病，不过眼下已经完全恢复了。“她还是那么能说，”塞西尔说道，“一张嘴总是闲不下来，幸亏有艾米丽陪着她。”

这片迷人的海滨牧场是塞西尔的曾祖父母留下来的。塞西尔年轻时喜欢观光旅行，后来在前往英格兰的轮船上遇到了艾米丽的妹妹。弗洛伦斯是个活泼俏丽的女孩，但自从父母死后，她的神情里始终透着一股令人怜悯的哀伤。艾博凯尔与艾米丽恋爱后，艾米丽无依无靠的处境使艾博凯尔对她加倍怜惜——尽管父母去世时，她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大孩子，且与艾博凯尔相识的时候，她已有三十岁了。

“艾米丽怎么样？”艾博凯尔问着，脸上感到一阵发烧，幸好皮肤被晒得很黑，看起来并不明显，“当然，她一直在给我写信，不过……在你看来，她的身体还好吗？”

“尽管放心吧，老兄，艾米丽的精神好着呢。”

“姐妹俩简直好得不得了，”他对艾博凯尔说道，“相处得很融洽，感情也好得很。这种感情是你我都没法理解，也没法破坏的。”

“哦，”艾博凯尔说道，“我也没打算要破坏。”

两人谈了会儿牛肉的价格，又说到世界各地的羊绒需求，但艾博凯尔对两个话题都不感兴趣。干旱的年头已经过去，沿海地区雨水丰沛，利于牧草生长，加上战争的影响，羊绒的需求急剧飙升。艾博凯尔知道，这位妹夫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艾博凯尔下了车，打开塞西尔家的大门。隔着白杨木的篱笆，可以望见一栋又长又矮的房子，门廊建得很低，门前的花园里长满了耐寒的花卉——紫色、白色、蓝紫色、深红色……艾博凯尔开始朝房子走去，此时塞西尔也停好了车，走了出来。

听到别克车的声音，艾米丽和妹妹出现在门口，她的脸上似乎带着些犹豫。见到妻子苗条的身材、清秀的脸庞，艾博凯尔的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渴望，一阵满足。

“你好，伊万。”艾米丽叫道。

看来有希望，艾博凯尔心想。她的妹妹一路走过来，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站住了脚，嘴里不住地夸赞着他穿军装有多么帅气。“你是不是胖了？”弗洛伦斯问道。

“平时也没有多少训练任务，”他抱歉地说道，“整天坐在桌子前，根本没有时间锻炼。”

他冲着弗洛伦斯身后的艾米丽微微一笑，对方点了点头。随后，艾博凯尔走了过去，给了妻子一个轻轻的吻，艾米丽没有拒绝。

来到客厅后，几个人喝了些雪利酒。弗洛伦斯究竟知道多少？艾博凯尔再次为这个问题烦恼起来。从妹妹和妹夫的友好态度来看，沉默寡言的艾米丽一定是保留了他的颜面，并没有揭露他的丑事。她似乎事先暗示过两人，要好生招待他，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责备。弗洛伦斯的确十分健谈，唠叨的琐事里充满了善意，让许久不见的夫妻俩免去不少尴尬。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只有偶尔去厨房时才会停下一会儿。战争爆发之前，她雇了一个奶农的女儿做厨娘，大战开始后，政府出台了人力资源条例，男人的农活开始由女人来承担。

“伊万，塞西尔能不能雇一名意大利战俘？”艾米丽问道，“你能介绍一个吗？”

“总的来说，嗯，可以的。”艾博凯尔说，似乎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不切实际，“我是说，我们派出了上百名战俘去农场劳动，但每个月都会有人——六个左右——因为傲慢无礼，或是雇主不满意而被遣送回来。不过在我看来，多半是农场主的问题。”

“说得太对了。”塞西尔说道，“有些老农就是这样，脾气又酸，心眼还小。”

“有女人在身边的时候，那些意大利人规矩吗？”弗洛伦斯问道。

这个问题令他有些不大自在，其中的原因只有艾米丽明白。

“看起来还算规矩。”他很快便给出了答案，“好多人来自意大利的乡村，知道怎么打理牲畜。”

接下来，他们岔开了话题。弗洛伦斯谈起最近去悉尼的经历。她说，澳大利亚酒店的休闲区请了一支乐队，取代了从前的棕榈园合唱团，这些改变都是美国人造成的。托卡德罗酒店里播放的全是爵士乐和摇摆乐，至于两种音乐有什么不同，只有美国人才能分清。“澳大利亚女孩甚至不惜排起长队，等着跳那种可笑的吉特巴舞，好像在说‘看啊，我们跳得不比你们美国人差’。”

“你也排队去跳吉特巴舞了，弗洛？”塞西尔问道，“说，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的关节不中用了，还是两步舞适合我。”

“别忘了，弗洛，你在慕海加俱乐部还跳过查尔斯顿舞呢！”艾米丽提醒道，“难道吉特巴舞比查尔斯顿舞看起来更可笑？”

“哎，哪有你这种姐姐！居然不帮妹妹说话。”弗洛说，装出一副懊恼的神情。

两位男士起哄似的叫了两声。塞西尔接着说：“艾米丽说得不错呢！如果你现在还是二十二岁，生活在一群热情奔放的美国佬中间，估计你天天都要去跳舞呢。我和艾米丽都记得，大约十五年前，你扯下丝袜跳起舞来！这是我亲眼所见，当时心里就想，真是个豪迈奔放的女孩啊！后来你又带着我去做弥撒。你在那儿的传教工作做得真不错。”

“更有趣的是，”弗洛伦斯继续说着，没有理会塞西尔的嘲弄，“据说在美国的军队里，白人极其讨厌黑人，可对黑人的歌曲和舞蹈却来者不拒。这就好比我们要学原住民的歌舞一样，真是搞不懂。”

“年轻的时候总会做些蠢事的，其中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艾米丽说着，目光低垂，仿佛陷入沉思。看到这般神色，艾博凯尔突然想起两人分居前，在埃尔金镇度过的那些日子。那时候他的丑事已经传开，每当他走进屋子，原本跟人谈笑甚欢的艾米丽会突然变得吞吞吐吐，没过多久便完全沉默下去。生活在那个地狱般的家中，她不知不觉恢复了沉默的本性，甚至在他遇到诺拉之前，艾米丽就已经开始沉默。

生活在妹妹家里，她似乎变得健谈多了，傍晚会跟家人一起聊天，时不时插几句嘴。

睡觉的时间到了。塞西尔和伊万多坐了一会儿，两人又喝了些威士忌，不过他们没敢多喝，因为第二天，塞西尔还要开车去比加的牲畜集市。

艾博凯尔来到卧室，发现妻子正双膝跪地做着祷告，祷告完毕后，她把手里的念珠攒成了一团，说自己已念完一组《玫瑰经》。卧室里很冷。身穿法兰绒睡衣的艾米丽站起身来，艾博凯尔看了看她纤细的脚踝和凸出的后脚跟，她的身材是那样柔软修长，混合了英国人的优雅和北欧人的俏丽。她的皮肤本该是洁白无瑕的，可她却不顾一切地跟着自己，来到这片阳光最毒最烈的区域。

在得到这优雅的身体之前，艾博凯尔曾经跟印度女人和锡兰女人鬼混过一段日子。这不能怪那些女人，她们不过是在履行仆人的职责，释放内心的欲望而已。相比之下，英格兰北部的基督徒总是试图压抑欧洲女人的这种欲望。

在这间冰冷而简陋的卧室里，一面墙上挂着圣母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相框，照片上是一匹赛马——塞西尔从前的马，整个屋子里只有艾米丽能给他带来温馨，带来希望。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他的军衔、他的雄心壮志、他的忠心、他的勤奋、他的战友……还远远不及在这屋里待上十五分钟来得有意义，虽然有些冒险，但或许会有所收获。

当然，想到两人又要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和艾米丽都无可避免地有些不自在。

“最近还好吗，亲爱的？”他一边问，一边脱掉了外衣。

尽管身上还穿着件厚厚的卡其色套衫，艾博凯尔还是感到了寒意。

“没有咳嗽或不舒服吧？”

“没有，”她说道，“北方的老房子比这里还冷呢。”

“是啊，那边冷起来真够受的。”艾博凯尔尽量用轻松的语调说道。他们那栋老房子已经赔本卖了出去，再也回不去了。艾米丽拍了拍床单、毛毯，又拍了拍鸭绒被，然后像个小女孩般纵身跳到床上，钻到被子里。他知道，艾米丽小时候就特别能跳。

“加韦尔都开始下霜了。”他说，“战俘营的翻译对我说，日本战俘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那里不下雪。去年刚入冬的时候倒是飘了些雪末儿，然后就是一茬又一茬的霜，冷得要命。”

“伊万？”

“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艾米丽说着，舒展了一下肩膀，“有些时候，我就是不想说话。”

“没关系。”

“可能你会觉得，我是在报复你。不过在咱们的矛盾出现之前，我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是我的问题。我只是想告诉你，可能这个毛病要很久才能改过来，而且改起来真的很难。或许在旁人看来，咱们俩早就应该和好了。都怪我太纵容自己的性子，是我对不住你。”

“你对不住我？”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说着，她整了整睡衣，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然后躺在床上属于自己的那一侧，仿佛为了证明她心里的隔阂依然存在。“你又找过别的女人吗？就是找了也不怪你，都是我太要面子了。”

“没有。”他说道，“我不是跟你说过嘛，我要一直等你回来，跟我一起生活。你才是我真正爱的人。”

说到这里，他又想到了加洛韦太太，想到她那双迷离的醉眼放肆地盯着自己，眼神里透出火热的欲望。当初，正是因为这种眼神，两人的关系才变得复杂起来。

“我这样说你别介意，”艾米丽说道，“我知道你是个男人，而男人都有生理需求，可是我现在还没准备好。我已经有了心理阴影，生怕去一个陌生的镇子，又被……”

“不会的，”艾博凯尔安慰道，黝黑的脸庞再次灼热起来，“不会的。”

他仍然站在几英尺之外，一直没有上床。他跟艾米丽不同，不能像她一样毫不拘束地躺上去。他脱掉套衫，露出了军队统一下发的卡其色衬衫——他没像从前一样，去私人店铺买几件衣服——裤子和袜子仍然穿在身上。

“那就好好考虑考虑，准备好了再过去。我认识了一些很不错的人，比如加纳医生和他的太太。夫妇两个经常去医院坐诊。还有个有趣的神父，名叫德莱恩。战俘营里也有个意大利神父，弗鲁梅里，但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点法西斯思想，因为他在做弥撒的时候，允许战俘唱法西斯歌曲。除此之外，他还算是个单纯的人。我想说的是，你很快就会交到朋友的。”

他看得出，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里，艾米丽似乎有些动心了，但她仍然迟迟没有表态。

艾博凯尔走到屏风后面，换上睡衣后来到床边。

“请你关一下灯好吗，亲爱的？”她问道。艾博凯尔走过去关了灯。秋季的夜晚本是两人抱团取暖的时候，但他并不确定艾米丽是否愿意让他抱着。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

“就把回加韦尔当作一个美梦好了，咱们睡吧。”他一边说，一边钻到毛毯下面，下身不自觉地硬了起来，于是便侧过身子躺着，生怕艾米丽察觉。

“好吧，伊万。”艾米丽说着，翻了个身，准备睡觉了。

这天晚上，艾博凯尔始终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不停地梦到那个说乌尔都语的女人——曾经的女佣兼床上的伴侣。那时候他还年轻，只是个中尉。看到女人不住地卖弄风情，他还以为两人能一路走下去，殊不知女佣只是顺从惯了，平日里摆好杯盘、铺好床，然后便会坐在他的阳具上，离开时会带走应得的服务费，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

半夜的时候，他听见艾米丽在夜壶里小解。多么端庄的女人啊，他心想，尿得如此小心。

第十六章

深秋的一天，红十字会代表团来到战俘营的C区。代表团里有两个澳大利亚人，还有瑞士领事馆派来的一名副领事，专门负责日本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次来访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几个人都穿着肃穆的西装，打着朴素的领带。他们都不会说日语，只能靠涅夫斯基翻译。于是，萨特和涅夫斯基陪着他们巡视了各个囚室，包括卧具、厨房、生活用品和卫生条件——就像往常的巡查一般。此后，他们又召集了几名战俘，通过涅夫斯基向众人说，如果有任何不满，尽可放心提出来，不必担心遭到报复。战俘们自然满肚子苦水，最想抱怨的莫过于被俘带来的屈辱，但谁都不好意思开口。事实上，他们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更没有提出什么请求。涅夫斯基穿着那套极不合身的军服，对代表团的几位成员比画着，证明自己准确传达了他们的意思。

随代表团前来的，还有红十字会的一名摄影师。这倒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摄影师在两个意大利战俘区拍了些照片，准备通过红十字会寄给他们的家人。这项工作持续了几天，这天终于轮到了萨特管理的C区。在涅夫斯基和警卫的陪同下，少校走进大门，来到了主路上。在此之前，涅夫斯基在娱乐大厅里召集了囚室的代表，告诉他们摄影师会给C区的战俘挨个拍照，照片会寄给他们的家人。即便有人不想寄回家，摄影师仍然要拍照，以便红十字会存档。

青木向前迈出一步，表示要跟其他人商量过后才能决定。萨特少校表示，这天晚些时候，他会把摄影师带过来，希望那时能听到他们的决定。事实上，照片是必须要拍的，而且上面要标注姓名，这样在战争结束后，红十字会就能帮助他们返回各自的家乡。

囚室代表立刻召开会议——就像上次讨论棒球事件一样——地点在青木的囚室里。作为C区的总代表，青木刚一开口便意识到，众人显然对拍照持反对态度。不仅青木、高达和滕根反对，所有的囚室代表都不赞同。代表返回囚室，把消息传递给战俘们，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包括本恩在内。作为长老会的成员，本恩向来是比较宽容的，从不像其他人那样，瞧不起那些在行军途中掉队的士兵、同性恋者，以及精神受到创伤的人。众人一致认为，他们战死疆场的消息早已通知给家人，如果把照片寄回去，不仅对家人来说是一种侮辱，还会给他们增添困惑和苦恼。

当天下午两点，萨特少校再次来到C区。钟声敲响，C区的战俘被召集起来。涅夫斯基走到青木跟前说了些什么，青木嘟囔了几声，一副极不情愿的神情。接着，涅夫斯基又走回萨特和那排警卫身旁。“他们不想把照片寄给家人，也不想让红十字会保留他们的档案。”

听了这番话，萨特登时勃然大怒。在他看来，把这群战俘召集到一起，纯属浪费时间。不过他必须克制自己的愤怒，面对这群被宠坏的战俘，既不能用惩罚来恐吓，也不能气急败坏地骂个不休。自从儿子被俘以来，他还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照片。可这群战俘呢？上赶着给他们拍照，还要等他们煞有介事地商量一番，可最终却拒不配合。尽管涅夫斯基给他分析过日本战俘的心理状态，他还是觉得难以理解。

想到这里，萨特的眼睛被泪水刺痛了。“告诉这群狗娘养的，他们必须拍照，他们的档案要存放在日内瓦，每个人的档案上都要贴照片。就这样说，别废话。”萨特说道。

涅夫斯基说，这些话他早就对战俘们说过了。

“那就再说一遍，”萨特命令道，“就说必须要拍，没有商量的余地！”

涅夫斯基敬了个礼，转身重复了这番话。一时间，所有战俘都变得无精打采，他们蹲了下去，用手捂着脸。

“让他们给我站起来！”萨特说道。

涅夫斯基转述了萨特的命令，但战俘们谁都没有服从。

“不要拍照！”滕根捂着脸，用英语叫道。

让青木纳闷的是，这群蠢货为什么无法理解他们的心情——家人早已为这些战俘举办了葬礼，他们怎么可能再去面对摄影师的镜头？萨特对涅夫斯基说，既然他们不肯站起来，那就保持现在的姿势，不准乱动。说完，他便带着涅夫斯基、警卫以及摄影师走出了大门，来到主路上。萨特回头望了一眼C区，看到那些蹲着捂着脸的战俘没有一个人改变姿势，他只好迈着大步离开。

还是写我的剧本好了，萨特心想，干吗理会这些屁事！

几个小时后，涅夫斯基来到萨特的办公室，告诉他战俘们仍然一动不动。萨特拨通了那位瑞士副领事的电话，汇报了战俘营里的情况——所有战俘都蹲下来，用手捂着脸。副领事已经回到悉尼，他异常冷静地说：“是的，其他战俘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但遗憾的是，现在还拿他们没有办法。拒绝配合只会延缓他们回国的时间，可这些人似乎根本不在乎。”

太阳渐渐西沉，摄影师第二天就要离开加韦尔，到瓦伊战俘营去拍照。那里除了意大利人，还关押着一些德国战俘，为数不多的日本战俘也会采取类似的抵抗态度。

C区的战俘仍然打算让“战死疆场”的谎言维持下去，这给萨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他给艾博凯尔打了电话，提出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惩罚措施（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惩罚恰好符合滕根的心意）：“我想调拨一个排的兵力到战俘营里，凡是能找到的球棒，一律没收。我还会在塔楼上增加几挺轻机枪。”

艾博凯尔沉默了一阵。萨特知道，对方正在心里掂量这件事，但这沉默的几秒着实令人觉得难熬。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儿子的照片，这群战俘得到了拍照的机会却不识好歹，萨特压抑不住心里的怒火，执意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拍照一事早已演变成一种私人恩怨，而不再是协助红十字会开展工作。

“这件事我不能批准。”艾博凯尔最后说道，“没有任何规定表明，战俘必须拍照，而且瑞士方面明确表示，不能粗暴地对待战俘，也不能饿死他们，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去惩罚他们，我们就更难猜到他们的心思……这样一来，他们就更有理由起来反抗。”

“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获胜好了，”萨特说，“不管怎么说，最终的赢家都是他们。”

“嗯，”艾博凯尔沉吟道，“不过是精神上的胜利罢了。在现实战场上，他们已经输了。看看前线发来的消息就知道了，根本没必要陪这群蠢货玩游戏。这群人本来就跟其他战俘不同，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同样的反应。所以，萨特少校，我不建议你跟这些人较劲。让他们蹲在那儿好了，一直蹲到天黑，直到他们冷得直哆嗦。我就不信他们不起来。还是派涅夫斯基过去好些。我会让他转告战俘们，不用再拍照了。”

萨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刺得眼睛生疼。他所期待的，不只是没收球棒，而是更严厉、更有震慑力的惩罚。可他连没收球棒都办不到。

傍晚的时候，战俘们果然站起身来，不再用手捂着脸。第二天，耿耿于怀的萨特来到C区。令他觉得讽刺的是，这群战俘居然正戴着手套，相互扔着棒球，生怕手里的棒球落到沙土地上——仿佛他们和所有球手一样，追求着人类最基本的快乐。

“既不能枪毙，也不能惩罚，哎！”萨特喃喃地叹道。

此时此刻，他终于悲哀地意识到，监管战俘的人与那些战俘根本没什么区别。

❇

每逢星期五，加韦尔镇的奥克斯利街和卡斯尔雷街就变得热闹非凡，挤满行人和车辆。许多巴士是从其他镇子赶来的，有些农夫会带着家人，开着卡车、赶着马车过来，甚至是一路走过来。邓肯便是这些农夫中的一员。

爱丽丝也跟着邓肯来到镇里，不过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办——除了买些杂货，还有一项最令她欣喜的任务：为詹卡洛买一本书。许多礼品店里都有存货，尽管数量不多，但买本书还是不难的。她在《先驱报》上看到过最近出版的作品，比如《帕金顿夫人》或是《当下与明天》，但最终却选中了《圣女之歌》。不论詹卡洛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学习英语，他都一定会仔细阅读。

奥克斯利街人潮汹涌，仿佛镇子里所有的成年人和孩子都挤到了这条街上。突然，爱丽丝看到了卡思卡特太太——她一定是去艺术学校参加战俘亲属聚会。若是在平日，爱丽丝一定会避开她的目光，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匆匆混入星期五下午这股汹涌的人流之中。不巧的是，此时转过脸去为时已晚，两人同时看到了对方，并且认出了对方。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地要说上几句话。

“爱丽丝！”卡思卡特太太叫了一声，挤了过来，“好久不见了呢。我一直跟大家说，但愿你没出什么事，一切都好。”

这番话不仅表达了她的关心，更让爱丽丝产生一种被人审问的感觉。

“最近家里太忙了。”爱丽丝低声说道。

“你不会想抛弃我们吧？”卡思卡特太太问道，那种调侃的语气让爱丽丝十分恼火。她登时把心一横，做好了以牙还牙的准备。

“说不准，我会把所有事情都撂下呢。”她坦白地说，语气突然变得尖刻起来，“四个月了，一点尼维尔的消息都没有，到目前为止只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说他很好。这种消息是引不起大家的兴趣的，不是吗？”

“这是哪里的话！咱们所做的这些，又不完全是为了让大家感兴趣。咱们还要相互扶持嘛。再说，大家对战俘交换的事情，一直都很关注呢。”

战俘交换这几个字，爱丽丝不知已经听过多少遍，如今再次听人提起，心里登时冒出火来。她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打量着卡思卡特太太，死死地盯着她那张自信而隐忍的脸。眼下虽然牛肉价格飞涨，但她肯定衣食无忧。许多人说，想要给战俘寄些钱过去，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然而从对方得意扬扬的神色看来，卡思卡特太太一定是想到了什么法子，把钱寄给了丈夫。或许这些都是爱丽丝的臆想，或许主要是因为她开始讨厌这个女人了。

“哪会有什么战俘交换，”爱丽丝不无挑衅地说，“这一点，你不会不清楚。所以，用不着再盘剥这群可怜的女人了。这么做，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你这是什么话，爱丽丝？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心里有点希望难道不好吗？”

“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明白，所谓的交换根本是瞎扯。意大利政府已经加入了盟军，可是意大利战俘呢？连他们都没有交换的机会。”

“照我看，你是受够了赫尔曼先生雇用的意大利人，巴不得把他赶走吧？”

爱丽丝仔细打量卡思卡特太太，想要找出些讽刺的蛛丝马迹，但她什么都没找到。对方还是老样子，还是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赶走也好，留下也罢，我根本不在乎。”爱丽丝说道，“我只知道，纳粹不会放我们的丈夫回来，至于其他人……”

爱丽丝惊奇地发现，卡思卡特太太似乎想要认输了，两片嘴唇微微抽动起来。“除了医疗救济，政府还会给我们提供其他补助，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她争辩道，“如果没有这个小团体，谁来把这些消息告诉那些女人？”

“如果政府真有这个打算，”爱丽丝说道，“我还是等着听政府的消息好了。”

卡思卡特太太摇了摇头。“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一定会很失望的。”她对爱丽丝说，“有你们这群年轻人在，她们会很欣慰的。”

“可这有什么意义呢？”爱丽丝问道。

“你到底怎么了？这还要我从头再解释一遍吗？如果这样，或许你真不该加入我们的队伍。”卡思卡特太太说完，便不再理会她，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去。爱丽丝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真正让她吃惊的是，自己居然会对一个民间团体的组织者责骂不休。她知道，自己变了许多，这一定与詹卡洛有关，这一定也因为她已经忘记了尼维尔，再也找不回关于他的记忆了。

卡思卡特太太出于善意也好，活在虚幻中也罢，爱丽丝事后还是后悔了，后悔顶撞了她。她知道卡思卡特太太一定会在战俘妻子聚会上，把今天的事按她自己的版本讲出来。一时间，她只觉得思绪纷乱，无比煎熬。

第十七章

青木对樱花——那个男扮女装的战俘——向来有些意见。生性保守且自小在农村地区长大的青木认为，一个精英战士居然穿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合适。清晨和傍晚点名的时候，他和其他战俘穿的没什么两样，但是到了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他会借着演员的身份，把自己装扮得像个女人，或许用“艳舞表演者”来形容才更为恰当。一开始只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但后来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只有在他宣称自己累了的时候才会出现例外。偶尔上台表演一两次倒还无所谓，可这身女装逐渐改变了这名士兵的性情，让他变得不再像战场上的他。

小时候，樱花曾在舞台上做过歌舞伎，这是一份不太体面的工作。他表演的也不是正经的曲艺，而是短小的闹剧。在这种剧目里，演员可以极尽无礼之能事，尽情地卖弄风情。不过他还是有些特长的，比如，他能即兴创作并朗诵民谣，并在其中加入自己的叙事。至少在参军之前，他——或者称作她——是以这门手艺为生的。在那段日子里，她和如今在战俘营里一样，手里弹着三味线，嘴里唱着滑稽的歌曲，取悦观众。不论服饰还是妆容，都跟女人并无二致。

樱花也许算得上C区最受欢迎的人物。许多战俘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或许她早就出了名。她创作的剧本表演起来十分自然。那是一部喜剧，内容涉及尊敬与忤逆父母两个主题，表演者都是穿着现代便装的战俘，长相清秀的年轻士兵扮演孩子，樱花则扮演美貌动人的母亲。她的演技十分纯熟，加上又有表演天赋，这部喜剧唤起了所有观众的渴望——对尽孝的渴望，也有对性的渴望。在滕根和他的党羽眼中，这种扭曲经典、糟蹋经典的行为是可鄙的，况且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里，这进一步加深了樱花的罪孽。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表演给许多观众来快乐，并且唤起了他们的激情，要求继续演下去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些人甚至连续看了两三场。这些表演不仅引发了强烈的怀旧感，同时还给观众带来了有趣的“荤段子”。

对于自己的“淫乱行为”，樱花从不加以掩饰，也毫不引以为耻。“只要老兵们喜欢，我又有什么好在乎的。”她在一次表演中这样说道。当然，她从不会在私下里赤裸裸地进行性交易，一些矜持而严肃的人说道。她只是卖弄风情、撩拨引诱而已。

她真正的伙伴和知己名叫田村，一个跛脚的矮个子。田村是C区的“服装设计师”，对樱花的兴趣也仅仅停留在她应该穿什么衣服上面。由于之前做过裁缝，他便负责用手边可用的材料——战俘要求敌人提供的布料——缝制演出用的服装。樱花身上的精美服饰，都是他用手边最好的布料做成的。普普通通的旧布料一旦到了他的手里，很快就会焕然一新——当然，象征着耻辱的紫褐色囚服除外——而穿在樱花身上更像缎料一般惹眼。

每天傍晚，等到点名结束、太阳下了山，她就会穿着女装辗转于各个囚室，脸上涂抹着辛苦搜集而来或是自行调配的化妆品——有时连地上的红色泥土都派上了用场。

每当她腰肢款摆地走进囚室，就会听到喝彩声、呼哨声、起哄声、敲打锡杯声，还有拳头敲打在墙上的声音。她知道，在夜里，她是很受欢迎的。永远不会有人侵犯她、虐待她，就连以滕根为代表的那群自命清高的人也不会因她的放荡堕落而殴打她。囚室的警卫和C区的长官都会保护她，至于她如何能让这群人甘心效力，则无需说得太过详细。即便无人保护，她也有足够的能力自保——她有一身剽悍的肌肉，做过部队里的一等兵，而且是某分遣队的爆破专家。沦为战俘后，她开始用卖弄风情的方式来掩盖渐渐淡去的曾经的辉煌。

“大兵们，你们好啊！”她会这样唱道。她特别擅长即兴吟唱，而且每晚唱的内容从不重样。

猜猜我是谁，

或者，我们玩个不一样的游戏。

让我拍拍你的膝，

你将看到的，不只是奇迹。

战争的苦痛压弯了你的腰，

让我给你提提神气……

歌曲的主题不外乎是流落异乡的迷茫困惑，和她给众人带来的片刻欢愉。如果有人猛拍她的屁股，她会甩给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说道：“我还要去看望别的朋友，我可不想现在就把屁股给毁了。”

当然，总会有人忍不住诱惑，伸手摸一摸她那伪造的胸部，这时候，她会像个军官一般怒吼道：“拜托，请克制一下！我是很快就要当妈的人，我的孩子比你们更需要这对宝贝。”

她把淫荡表现得如此专业，如此令人佩服，许多人会不知不觉硬起来，并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各自的“那话儿”。然而如果用某种标准来衡量——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标准的话——她相对来说还算“贞洁”，她有她的底线。有时候，她会拉起一个年轻人，两人手牵手地走出囚室，到常去的地方幽会。众人都明白，每次她都会选在厨房。经常有人打趣地说：“千万别在面团上留下任何东西！”大家也都清楚，她所青睐的，都是那些面貌算不得清秀的人。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让她和田村成了好朋友。渐渐地，这种感情变为一种亲情，就像是俏丽的侄女和睿智的伯伯之间的关系。或许只有田村才明白，樱花与其他人一样，也曾经历过无奈和挫折，面对苦难的火坑，她只能义无反顾地跳进去。

❇

六月里的一个星期五，艾米丽·艾博凯尔抵达加韦尔火车站。此时，严寒的冬季才刚刚开始。艾博凯尔正在站台上等着她，两眼密切地注视着往来的行人，愉悦的神情里带着焦虑。两人相互吻了对方的脸颊，从这个熟悉而圣洁的动作里，丝毫看不出两人是破镜重圆，看起来倒像一对默契的老夫老妻。重逢的时候不必表现得过于拘谨或是腼腆，“咱们必须再冒一次险”，艾米丽曾这样说道（她的性格就是这样，总会强调自己也负有同样的责任）。然而此刻，她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完全做回自己，至少在站台上的表现多少有些拘谨。

艾博凯尔早在帕克斯街租了一栋房子，司机把夫妇俩送到那里。这是一栋位于街道转角处的房子，隆冬时节，花园里仍然残留着几株非洲菊和瑞香，灌木丛里零星点缀着几朵小花，几棵刺桐在阳光下开得正艳。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打理一下花园，”下车时，艾博凯尔说，“士兵会帮咱们锄草。”

说着，他指了指前门。“卡伦太太在屋里准备早茶呢。”

艾博凯尔领着妻子穿过小路，走上台阶，司机在身后提着艾米丽的行李。上校开了门，只听司机问道：“要提到卧室去吗？”在加韦尔，房子里通常是不用钥匙的。

“不用了，谢谢你。”艾博凯尔说道。作为房主，一个注重隐私的人，他是不会允许不熟悉的人在自己私密的卧室里四处乱瞧的，否则说不准哪一天，花边新闻就会流传到守备队那里。“放这儿就行了。”他说道。

艾米丽先走了进去，沿着走廊来到客厅，四处打量了一番。她的父亲和几个哥哥都曾在部队里任职，去过印度和东非，官职不高也不低。在和平年代，提拔的速度总是缓慢的。她早就知道军人的住处往往会很简陋，但值得庆幸的是，到处都可以雇到仆人，而且费用不高。因此，在她打量客厅时，心里根本没有期望它能有多么漂亮。墙上挂着一幅风景画，画里一个牧场主和一群羊站在一条红土小径上。画面的一部分已经脱离衬板，鼓出来一小块，这不仅影响了审美效果，更显得整幅画廉价不堪，甚至还比不上塞西尔家里那张蹩脚的赛马照片。

“这个客厅……”她想了想，说道，“或许可以再添几幅画……”整个屋子不如意的地方太多，她只选择了其中一点，指了出来。

艾博凯尔知道，她喜欢的是远景画，那种画着优雅的英式建筑的作品。她的家乡在英国，家人时常被派到偏远地区驻扎，因此便把这类风景当成了理想中的家园——那种人人都渴望的，就连澳大利亚人也渴望的家园。不过她从小便在女修道院的寄宿学校上学，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这种风景。就连艾博凯尔也忍不住犯疑：那种优雅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建筑，那些被能工巧匠设计得极为美妙的花坛绿地，是否真的存在？对多数英国人而言，这种风景只存在于想象而非现实中，难道我们为之奋斗的，就是英国人想象中的情景？

“下次去悉尼吧，”艾博凯尔说，“咱们到专卖这些东西的店铺去买。加韦尔恐怕没有多少卖古董或者艺术品的店铺。”

“我估计也是。”艾米丽说，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始终没有提起这个镇子的任何缺点。

“有你在真好！”艾博凯尔说道。

艾米丽点了点头，仿佛在说“话别说得太早了”。

这时，卡伦太太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从厨房里走出来。她是加纳先生推荐来的厨娘，体格粗壮，平日里在加韦尔镇找些做饭、打扫屋子的活计。艾博凯尔向卡伦太太介绍了妻子，言语间流露着一股异样的自豪感。四十四岁的艾米丽依然苗条优雅，而眼前的女佣却早已褪去了女人的光彩，贫穷的生活和辛苦的工作让她变得憔悴不堪，从外表根本看不出她的年纪，估计应该在三十五到五十五岁之间。看一看她的身形就知道，这个女人吃过不少苦。卡伦太太说，茶水和果脯糕点刚刚备好，于是夫妇俩打算到餐厅里去吃，但女人抱歉地说，由于时间太紧，餐厅还没有收拾。“就在厨房好了，那里温馨些。”艾米丽说，“罗马人不是说，厨房里有灶神吗？看来说得还有些道理。”

这番话里隐隐流露出一股学究气息，卡伦太太听了以后，不解地眨了眨眼。的确，艾米丽的才情并不是加韦尔的平民能够理解的。“好的，”卡伦太太答非所问地说道，“我已经把炉子点着了，厨房里暖和着呢。”

看到妻子选在厨房用餐，艾博凯尔顿时心花怒放。这说明，她已经做好了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打算，只要丈夫不离开战俘营，她会选择在加韦尔镇的这个角落里一直生活下去。

两人在桌边坐下，吃起卡伦太太做的烤饼和黑莓果酱，又吃了些放了很多鸡蛋、涂了很多黄油的果脯蛋糕。蛋糕的原料是卡伦太太的丈夫送来的，他一直在农场工作。卡伦太太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带着满意的神情离开了。吃着如此美味的蛋糕，感受着丈夫浓浓的爱意，艾米丽的嘴唇上微微绽开一丝笑容。但没过多久，生性腼腆的她又硬生生地止住了笑容，为此，艾米丽自己也十分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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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妻子的当晚，艾博凯尔上校说：“我想，咱们可以见见教区的德莱恩神父。大家都说他很有学问，之前在罗马受过培训，一心梦想着成为主教。几个同事告诉我，他写的神学论著足足有三卷之多，而且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大家都叫他德莱恩博士，神学博士。”

看到丈夫为了挽回自己，居然把当地天主教徒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艾米丽不禁觉得有趣。“还是星期天吧。”她说，“我的意思是，你的用心很好，可是咱们总得事先告诉人家一声，不是吗？不过听你的描述，他应该比塔斯拉的那个爱尔兰神父有趣。”

“卡伦太太说，这位神父有点清高，不像其他神父那样平易近人。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吧？就说有两个人想见见他，一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另外一个，是我这个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每个人都有信仰，”艾米丽神情严肃地说道，“或许在我们任意妄为的时候，上帝没有出现；但在我们接受惩罚的时候，他永远都在。”

听到这句“格言”，艾博凯尔虽然有些不大自在，但心里却由衷地叹服。在两人闹翻之前，艾米丽每次跟他分享神学感悟的时候，脸上都会露出这种郑重的神情。艾博凯尔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只是沉默了一阵，尽量不让自己说出道歉的话来。的确，道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终，他开口说道：“你说得对，就算上帝不惩罚我们，我们也会惩罚自己。”

“你说得真好，”艾米丽微微笑了起来，“你真是个聪明人，伊万。”她一边说，一边流露出些许仰慕之情。这番话不但说得漂亮，而且十分在理，瞬间提高了他在妻子心目中的形象。

“哪里，”他冲妻子笑了笑说，“但愿没有说得太离谱。”

第二天一早，他在战俘营办公室里给德莱恩博士打了电话，之后又说服坏脾气的爱尔兰管家届时去接神父。见面时，神父刚刚做完周末的弥撒，还没来得及换衣服。艾博凯尔介绍说，他出生在一个新教家庭，不过他的妻子却来自英国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家庭，能把神父介绍给妻子认识，他感到很荣幸。就这样，三人在艾博凯尔的家里喝起了早茶。

艾米丽把同样怀有宗教热忱的卡伦太太请了过来，让她帮着伺候茶水。德莱恩博士身材有些单薄，头发浓密而杂乱，忧郁的脸庞上隐隐透出几分坚毅。尽管加韦尔夏季的日光十分毒烈，但这位出生在英国的神父却依然保持着他的“本色”。艾米丽从小便见惯了白皮肤的神父，这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没有任何人能比她感受得更深切。

神父跟艾博凯尔握了握手，又向艾米丽十分专业地鞠了一躬。艾博凯尔暗暗有些担心，生怕艾米丽在忏悔时，被神父看透内心，猜到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妻子刚刚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但愿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为好。

三人在桌旁坐好，卡伦太太端来了茶水。这时，德莱恩说道：“有时候我也会去战俘营，跟弗鲁梅里神父一起，给那些没去农场干活的意大利战俘做大礼弥撒。星期天的时候，有些意大利人十点钟会到我的教堂，多数人是过去聚会的。我那个教堂有时也举行唱诗弥撒，我们有个不错的唱诗班。”

四百多年以来，艾米丽的家族一直抵抗着新教体制，这让艾博凯尔产生一种莫名的自豪感。他知道，新教发展到后期，开始倡导多元化理念，教徒不再把所有精力放在宗教节日、九日敬礼、研习圣徒的事迹上，而正是因为这种转变，人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才发明了蒸汽机。尽管如此，他还是向德莱恩夸耀说，妻子的家族一直笃信天主教，不论是在亨利八世还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信仰，丝毫没受到“火药阴谋”或是《王位继承法》的影响。他们从不参与政治，只是默默地在军队里奉献着。

“我在书上读到过这种家族。”艾博凯尔说完后，德莱恩说道，“为了坚持信仰，他们曾经把神父藏在墙壁的密室里，对吧？”

“的确有过这样的传说。”艾米丽承认，“天主教徒时常遭到歧视，想要成为一名准将都很困难，必须要有过人的军事才能才行。我们家族只出过几个将军。”

“我这个低微的军衔又怎么解释呢？”艾博凯尔问道。这还是他第一次为自己的军衔感到自豪。

“不过天主教徒有其他的告解对象。”艾米丽说道，“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其他教派不信圣母，只信奉代表男性的上帝。小时候，我最需要的还是圣母，如果没有她，我会觉得自己孤苦无依。”

德莱恩博士说道：“的确如此，可是我们要提防‘圣母崇拜’。”

听到这个陌生的概念，艾博凯尔的心里又一次泛起了从前的困惑：既然是圣洁的女子，又怎会成为母亲？他并不了解详情，因此不敢随意评论，只好让这个谜团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你以后就知道了，我们教区有大批信众，”德莱恩对艾米丽说，“每个人都十分慷慨，时刻关注着他人的疾苦。这里没那么多神秘事件，或者说，显灵事件。每位教徒都有着深邃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就像澳大利亚的河水，为了避免过早蒸发，往往会钻到大地的深处。我当然不会让太多人讨论我关于信仰奥秘的书，但跟我比起来，他们拥有许多我没有的优势。他们可以过正常生活，可以在教堂门口开怀大笑，或是吵吵嚷嚷，但我不可以。”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不论教众有什么缺点，都只能忍受了。”艾米丽说道，“我并不算狂热的神秘主义者。”

神父点了点头说：“像你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你是我们大家庭里的一员。我想说的是，上校，我们也欢迎你，不过我可不是逼你改变信仰，我不擅长干这个。如果想转变，最好顺其自然。”

艾博凯尔看得出，艾米丽对这位神父很满意。创作了三卷著作却不骄矜，能够在教众身上看到自己没有的天赋和优点，这些品质的确难能可贵。把这个人请到家里喝茶，不但能让艾米丽更好地融入这个家，更能让她更好地接纳自己。

得到神父的祝福后，艾博凯尔终于有机会跟妻子亲近一番。这天晚上，夫妻二人躺在床上，他把妻子抱在怀里，两只手始终不敢去摸她的乳房，只把手掌贴在她两侧的肋骨上，这样显得没有那么“色急”。艾米丽自然知道他的心思，于是便允许他握她的乳房。随后，她转过身来，两人终于实现了最终意义上的“破镜重圆”。

夜幕降临到加韦尔，安睡的街道围绕着这座令人难受的房子——房间里静得令人难受。没人知道，在帕克斯街的这一角，信任、忏悔和渴望经历了怎样的重大转折，救赎故事如何上演。

❇

这天傍晚，艾博凯尔刚刚到家时，恰好赶上卡伦太太要出门。此前，她一直待在艾博凯尔家里，为夫妇两人做好晚饭才准备离开。艾博凯尔打算送她一程，但卡伦太太却谢绝了这番好意。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对方只好勉强答应，不过她却提出，把她送到镇子西南方的三英里处即可，因为从那里到她家，开车只要几分钟时间，她完全可以自己走回去。不过艾博凯尔还是坚持把她送到了家门口。当他看到那间皱巴巴的铁皮小屋时，心里终于意识到，卡伦太太是不想让人看到这栋破烂寒酸的小房子。这块地盘属于多伊尔牧场，附近还有许多类似的房子。卡伦先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只好四处打些零工，每年春天到来时，他会去农场做羊毛工。

艾博凯尔把车开到大门口，望了望那栋铁皮小屋。他并没有看到她的丈夫，门口只有一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身上穿着加韦尔高中的校服，五官长得很像妈妈，看起来十分精神。

“那是我的儿子，马丁，”卡伦太太说，“高中四年级了。”

说到“四年级”几个字时，她略加强调，在加韦尔，多数学生最多念三年就会离开学校，其中半数以上的人离开得更早。四年级意味着可以拿到毕业证书，意味着无限光明的前途！或许他可以在银行找到工作。或者，去大学读书也不是没有可能。卡伦太太的神情里似乎隐隐流露出这种期盼。

“感谢上帝，眼下的形势还算对咱们有利，等到战争结束，这孩子就有机会做一名学者了。”

“是啊，是啊，”卡伦太太说，“每个人都要做好分内的工作才行呢。”

是啊！艾博凯尔心想。做好分内的工作，拯救这对生活在困窘中的母子，拯救我们的澳大利亚联邦。

“不过，我可不想让他上战场。”卡伦太太坦白地说道。

艾博凯尔确信，马丁·卡伦将是整个镇子里唯一一个从铁皮小屋里走出来的四年级高中生。

第十八章

有一次，詹卡洛向爱丽丝和邓肯问起，他是否可以去教堂做弥撒。他说自己不是狂热的信徒，只是想过去跟其他农场的战俘聚一聚。意大利的局势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他战俘一定会听到些风声。尽管他们的消息可能有一半是假的，但总有些消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他说他可以一路走到教堂去——“只有五公里，厄曼先生”。

邓肯看起来有些愧疚，因为他把政府补贴的汽油用在了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去过教堂，于是，他打算亲自开车，先把詹卡洛送到镇里的天主教堂，然后跟爱丽丝去循道公会的教堂做礼拜——毕竟偶尔去一次不会损失什么。对于爱丽丝而言，循道公会的礼拜能否医好她的心病，还不得而知，毕竟这份喜悦和愧疚的源头，来自另外一个教派的信徒。

她穿上一件长裙，戴上了那顶有面纱的草帽，又穿了双棕色的平底鞋。没过多久，邓肯的卡车便开了过来。穿着囚服的詹卡洛爬进了货箱，爱丽丝则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

出发前，她曾偷偷问过詹卡洛，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不会把咱们的事情告诉神父吧？”。那一周，两人在詹卡洛的房间里幽会了两次，眼下还没有完全“悔悟”。她早就听说，天主教的神父都有催眠的本事，生怕詹卡洛会被催眠，把两人的秘密说出来。詹卡洛表示他并不相信这些，但鉴于他小时候听说过这种事，他也不敢打包票。

“我不告诉神父，”他安慰着爱丽丝，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只会在心里默默地问上帝，这个梦一般的女孩到底从哪里来？”

车子开到教堂外面，詹卡洛下了车。气派的教堂外面聚集了一群战俘，他们站在一株高大的桉树下，等那些西装笔挺、戴着礼帽的人先行进入——这些人中有人叫多伊尔，有人叫霍根，还有人叫墨菲。此外，他们还要等那些穿着蓝白色衣服的年轻女孩先进去，她们都是“圣母军”的成员。詹卡洛正要走向那群战俘，突然听见邓肯在身后叫道：“别惹事，强尼！”话还没说完，邓肯又忍不住笑了起来，似乎觉得这番劝告十分滑稽。接着，他掉转车头，朝加韦尔镇东侧那座简陋的循道公会教堂驶去。

爱丽丝非常喜欢循道公会教堂的唱诗活动，曾一度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高音。在纯真而又虚荣的少女时代，她一直觉得只有《称谢歌》才能展现自己的天赋。然而此时此刻，她的一颗心完全放在了詹卡洛身上，这首歌对她来说也失去了意义。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都在走神，苦苦思索着詹卡洛年少时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偶像崇拜信念。

与儿时的唱诗相比，加韦尔镇循道公会的布道可谓截然不同——没有音乐，也没有歌曲，布道者神情激昂地咆哮着，历数身边的种种恶行。比如，美国电影如何邪恶，如何误导观众去追求虚幻而迷乱的生活——精美的服饰、抽烟、酗酒……他说贝蒂·戴维斯和加利·格兰特是轻浮的好莱坞的化身，给婚恋问题带来负面影响。当然，他也承认，教众曾向他揭发过更加令人不齿的行径，并且提到过一些人的名字。

布道者的讲话相对而言比较简短，整场布道十点钟便结束了。

走出教堂，邓肯慢吞吞地爬上卡车，对爱丽丝叫道：“1937年以后，我就没去看过电影了。”这番话似乎是在为自己开脱，仿佛刚才的一番训诫正是说给他听的。“赫尔曼太太病了以后，我就没再去过电影院。她对电影远比我感兴趣。”邓肯说，他的心里渐渐踏实起来，认定自己绝不会受到电影的不良影响。

接着，两人又来到那座天主教堂。这座教堂要大得多，恰好在镇政厅后面，一阵阵难以索解的歌声正从里面传出来。邓肯下了车，走到之前那群战俘聚集和抽烟的地方，在树荫下站了一会儿。没过多久，爱丽丝也下了车，来到邓肯身旁。

“我进去一下，”爱丽丝说道，看到邓肯没有搭话，她又补充了一句，“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当然，这种事情她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不必听从邓肯的高见。她想看一看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詹卡洛的信仰是什么样子的。爱丽丝拾级而上，朝着信徒聚集的地方走去，不一会儿便走到大厅投下的阴影里。尽管心里十分忐忑，爱丽丝还是尽量不让这种忐忑表现在脸上。接着，她经过几个大理石围成的喷泉——这是人们祷告前洗手的地方——然后走到了一排书架前，只见上面摆着几本宣传手册，比如《真理至简》《天主教——真正的信仰？》《教皇与信徒》《被祝福的圣母与真正的信仰》等等。继续向前走了几步，一阵幽幽的熏香味飘了过来，这股味道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阴森，散发着陌生的诡异感。接着，她来到大厅后排的座位上，看到许多脖颈粗大的农夫正单膝跪着，另一侧——大厅里更加拥挤的一侧——则跪着一排排意大利战俘，由于人数太多，根本看不清哪个是詹卡洛。

爱丽丝走进来的时候，仪式刚好告一段落。随着风琴声渐渐消失，唱诗班也停止了唱诵，信众纷纷站起身，坐回到位子上。爱丽丝也找个地方坐了下来。这里跟其他教堂没有什么不同，她安慰自己；这里仍是澳大利亚的领土——尽管不太像——证据是这里所有的战俘都穿着统一的染色囚服。在这群战俘当中，她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詹卡洛那张熟悉的面孔。

她看到信徒们纷纷走到圣餐台前领取圣饼，各自塞进嘴里，然后又回到长凳上落座。看到詹卡洛坐回到位子上，爱丽丝的胆气壮了不少，顿时觉得这阴森的氛围、怪异的熏香味，以及听不懂的拉丁语没有那么恐怖了。当唱诗班再次开始唱诵时，她的心里已经不似刚才那般紧张。缭绕的香雾中，一场更加郑重的仪式开始了。

爱丽丝看到一些熟人，镇子附近的农民、镇民，这些人嘴里含着面饼，再次跪了下来，唱诗班继续唱那首颇具古风的赞美诗，詹卡洛又一次隐没在意大利战俘中间。这时，爱丽丝站起身，走出了教堂，没有行天主教徒那种漫不经心的怪异屈膝礼。

弥撒结束后，那些战俘在教堂外面交流了一阵子。爱丽丝坐在卡车里，看到那群战俘正在传阅一份报纸，并兴奋地谈论着什么，时而还会哈哈大笑几声，仿佛是看到了什么好消息。很快，一名意大利军官——显然是政府信任的人选——命令众人离开，要么回到各自的农场，要么回到雇主的卡车上去。

邓肯也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他对爱丽丝在教堂里的“冒险”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两人一言不发地望着詹卡洛走出人群，来到车旁，准备跳上车。爱丽丝望着后视镜，期待着他那敏捷的一跃。突然，邓肯叫道：“先别急！跟我们说说，刚才你们在那里高兴个什么劲，强尼？”

詹卡洛打消了跳上车的念头，恭恭敬敬地走到邓肯的车窗前。透过车窗，爱丽丝可以看到他的脸——他的脸上明显多了些轻松和快活，定然是从同胞那里打探到了什么好消息。爱丽丝突然感到一阵紧张。“是另外一个战俘营的报纸，《反法西斯报》。上面说，英国人打算雇用几名意大利的修理师去工厂干活，还打算派一些年轻的意大利士兵上战场。没准澳大利亚人也是这样想的。意大利已经变成法西斯的敌人了。”

尽管他的语气十分轻松，但这番话不仅没有打消爱丽丝的焦虑，反倒让她心里产生了一种近乎愤怒的情绪。

“可当初被俘的时候，你怎么没站在我们这边？”爱丽丝尖刻地问道。詹卡洛突然愣住了，他呆呆地站在原地，站在安息日的阳光中，仿佛在为过去的罪行忏悔。几秒钟后，爱丽丝后悔了。刚才的话实在太尖刻，跟她反驳卡思卡特太太的那番话不相上下。当然，回想起那次冲突，她的心里偶尔会感到一丝得意，偶尔又会感到恐慌，生怕自己变成一个刻薄的女人。她的话让詹卡洛有些无所适从。这一点，爱丽丝能够感觉到，她只是想偶尔给对方提个醒，让他认识到，所有大权都掌握在她的手里。

“哎，要真是这样，我们恐怕要失去你了，强尼！上车吧。”好心而愚蠢的邓肯开口说话了。

爱丽丝听到他跳上车的声音——单手撑着围栏，一跃而上。她回头瞥了一眼，目光透过身后的玻璃，望见他那张写满困惑的、清秀的脸庞。他那深邃的眸子看起来是那样年轻，却又那样衰老。在邓肯面前，她不能一直转头盯着詹卡洛，只能尽量表现得自然些。邓肯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绝不会疑心爱丽丝和他的强尼之间存在任何暧昧，在他的眼里，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就像爱丽丝绝不会去跟当地的原住民调情一样。他的世界依然狭小而单纯，就像在詹卡洛出现之前，她所拥有的那个世界。为此，爱丽丝又一次生出了对邓肯的鄙视，但与此同时，她又不得不承认，这给两人偷情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如果有一位知心的女伴，爱丽丝一定会向对方倾诉——她被报纸上的那条消息搅得心神不宁。她任凭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在脑海里驰骋，幻想着自己会遇到新的机遇，幻想着搬到另外一个大洲，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度。她可能会住在一个意大利小镇中，让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愉悦地沐浴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她可能会嫁给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机械修理工。

然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总会有一个令人扫兴的声音在她脑海里响起，告诉她这些幻想是多么可笑，虽然在虚幻的瞬间，这些想法是那么真实、那么具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再次开启了一段痛苦的禁欲生活。爱丽丝仔细地研究着邓肯的《先驱报》，在地图上画出了盟军在意大利的行进路线，并且标注出哪里是盟军的中心，哪里是侧翼，心里不住地盘算着伟大的胜利何时到来，詹卡洛何时被遣送回国。

盟军已经攻占那波利，这意味着詹卡洛的父母脱离了危险，但她很少听到詹卡洛提起他们。地图上的线路已经延伸至罗马南部，迎来解放的弗拉塔马焦雷以及其他地方眼下正在着手重建，期待着战后的复苏。

第十九章

德莱恩博士对宗教音乐十分痴迷，在教众看来，这恰好是他性格古怪的一种表现。一些信仰天主教的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参加短短一场弥撒就可以让人升入天堂，那又何必去参加一场又长又无聊的弥撒呢？”

艾米丽之所以加入唱诗班，主要是兴趣使然。唱诗班里的那些农夫跟意大利的修道士不同，高音上不去，低音又下不来；因此，德莱恩只好依赖那些农妇。星期四这天晚上，唱诗班正在排练《圣体颂》，作为一名新教徒，艾博凯尔上校坐在最后排的长椅上，听着阵阵激越的歌声穿过阴暗的大厅。这首曲子是莫扎特所作，旋律简单而清纯，没有过于华丽的音符，也不需要过于繁复的演唱技巧。德莱恩博士并没有奢望唱诗班的成员能把这首曲子演绎得近乎完美，但偶尔会提起自己在罗马听过的唱诗，要求他们学会罗马人的发音。正确的唱法是“颂——歌”，节奏和韵律要与音乐合拍，“歌”字接近结尾时，声调要渐渐低沉下去，声音似息未息之际，高音部的“圣体诞生”几个字要紧跟着拔到高处。同样道理，“诞生”两个字低沉下去时，“圣母马利亚”几个字的高音要紧接上去。这是罗马唱诗班的标准唱法，而德莱恩的目标在于，尽量让众人接近这个标准。眼下，幸好在罗马变得满目疮痍，唱诗班被禁声之前，德国人放弃了这座城市。

卡伦太太也加入了唱诗班。她把丈夫和聪明的儿子留在家里，从三英里外一路走到教堂，目的正是学一学罗马的修女是怎样唱歌的。对于艾博凯尔而言，天主教的歌曲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想听一听若是这些歌曲清唱出来，或是配上莫扎特的曲子，会是怎样一番味道。他看到艾米丽站在卡伦太太后面，白皙的脸庞神采飞扬，与卡伦太太那张吉卜赛人般的褐色面孔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他听到“从他被刺穿的肋下”一句时，激动的心绪仿佛飞到高处，飞出了德莱恩博士那不甚雄伟的教堂，旋转着飞到无尽的夜空里。

在这座歌声起伏的天主教堂里，情报官察比恩上尉和涅夫斯基军士找到了艾博凯尔。两人打过他的电话，但没有找到人，于是便去了帕克斯街，不料却听一位邻居说，上校陪着太太去教堂练习唱诗去了。两人出现在教堂里可谓极不寻常，通常来说，这意味着出现了紧急事件。的确，两人刚刚收到了一份最新情报，于是便立刻赶来报告给上校。

❇

郑恩屋手上的伤口已经痊愈，此时正在主路一侧的沟渠边锄草。他把战俘区周围的草丛铲了个遍，让最底层的刺网暴露出来。这样一来，那些日本战俘就无法借着草丛作掩护，偷偷地剪断刺网。在郑恩屋的对面，那些意大利人也做起了同样的工作，有些人在锄草，有些人在平整土地——指挥官并不喜欢战俘营里出现太多的碎石破瓦。有时候，意大利人会冲着韩国战俘叫道：“你们好，日本！”

每当这个时候，郑恩屋就会感到一阵热血上涌，冲着意大利人叫道，“再见吧，日本”，权当这微弱的声音是在为祖国的独立而呐喊。

意大利战俘中有个帅气的男孩，平日里工作时，他总是跟其他战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每次靠过来时，郑恩屋都能闻到他身上无比浓重的汗臭，就像是一个不爱洗澡的农夫。

“名字，日本？”意大利人用英语问道。

“郑恩屋。”他答道，“韩国。不是日本。日本臭得很。”

听到他如此评价昔日的盟友，意大利人并没有表示反对。对方说，他的名字叫弗兰克，于是郑恩屋便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两人相视一笑。郑恩屋的战友们也凑过来聊，但由于大家的英语还处于“原始”水平，聊了一会儿便觉得无聊，各自回去锄草了。不过弗兰克的兴致却丝毫不减，似乎对自己少得可怜的单词量颇感自豪。他指着营房说：“屋子。”又拍了拍篱笆桩说：“木头。”随后又摸了摸刺网，说出了它的英文名称：“刺网。”

郑恩屋也试着读了读，但说得吞吞吐吐，大感吃力。弗兰克不停地点着头，鼓励他，直到他顺利地说出来为止。这个男孩很单纯，郑恩屋心想，还蛮招人喜欢。

“从这儿爬过去。”弗兰克说着，跪在了地上，在铁丝网上打开一扇“小门”。原来，不知是谁锯断了一截木桩，只要搬开这截木桩便能像开门一般，在刺网上打开一个秘密的缺口。这里恰好位于主路附近，而且周围的草丛很深，显然不是守备队干的。意大利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偷偷跑到主路上，用他们的格拉巴酒换取C区的香烟。但凡身材瘦点的人，都可以躺在地上，从这个缺口里挤过去。事后回头想想，郑恩屋也不明白当初为什么要听那个男孩的话，为什么要离开众人，独自从那个缺口下面笨手笨脚地爬过去，或许是出于好奇，或许是不忍拒绝对方的热情。当然，这种行为几乎算得上是越狱。两人穿过刺网，来到了意大利战俘区，这里的战俘没有那么反动，在里面转转或许会比较刺激。

弗兰克戴着顶怪模怪样的帆布帽子，冲郑恩屋笑了笑，然后摘掉他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又把自己的帽子戴在对方头上，这样一来，从远处看，郑恩屋就像个意大利人。两人穿过沙土铺成的操场，绕过几簇草丛，朝着意大利战俘的囚室走去。一个偷懒的意大利战俘正坐在台阶上，在阳光下拉着手风琴——这是意大利人最擅长的乐器。

弗兰克四下里打量了一圈，然后带着他走进了一间囚室。拉手风琴的人叫道：“Imbecile（蠢货）！”但郑恩屋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放心好了！”弗兰克学着警卫的口气，用英语快活地说道。

两人走进囚室。这里跟C区的囚室差不多，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煤焦油味和一种熟悉的气息——只有那些百无聊赖、萎靡不振的囚徒才会有的气息。弗兰克坐在自己的床上，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郑恩屋坐在那里。既然进了屋，他便出于礼貌坐了过去，但心里那份探险的渴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弗兰克虽然头脑简单，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躺在床上，从下面抽出一本书来。书上写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或许是意大利人的经文，不过从厚重的封皮来看，也许是本字典。接着，弗兰克拉过床边的小桌子，横在两人中间，把书放在了上面。

接着，他又从床下摸出一个小笔记本，给他看了看夹在里面的几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仿佛是第一次拍照，面对照相机不太适应。另外一张照片里是弗兰克和四个女孩，几个女孩长得都很漂亮。“姐妹，”他说道，“我的几个姐妹。这个是我。”

说着，他自豪地挺起了胸脯，然后把照片恭恭敬敬放了回去。接着，他冲郑恩屋眨了眨眼，身子向下一探，掀起一块松动的地板，从下面的孔洞里掏出一本杂志。杂志的封面上是个裸体女孩，挺着一对丰满的乳房，两只眼睛正望着郑恩屋。“不错吧？”弗兰克说着，像个孩子般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时，弗兰克站起身，解开裤带掏出那玩意儿，坐下之后，把杂志放在腿上，示意身旁的同伴跟着一起做。郑恩屋虽然有些动心，但总觉得这样太过幼稚。

正当他坐在那里犹豫不决时，一名警卫出现在门口。满脸横肉的警卫骂了一声，挥舞着警棍便冲了过来，钢头皮靴踩得地板咚咚作响。

郑恩屋连忙抓起帽子，扣在头上，而弗兰克则一把丢开杂志，用他自以为比较隐蔽的方式系好了裤带。

❇

察比恩上尉的性格似乎有些乖僻。虽然出生在澳大利亚，他却选择在名古屋生活了一段时间，在当地的一家技术学院教授英文，后来才搬到悉尼。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赶到加韦尔，随机挑出一些战俘来审问，只不过他来的时间并不固定。他会把战俘说的话跟他们刚进战俘营时的审问笔录进行对比。那些被选中的战俘往往记不清当初说了些什么，给出的答案总会和之前的版本有些出入。察比恩十分注重观察和判断，并且非常重视涅夫斯基对战俘的分析。艾博凯尔和萨特都注意到，这名上尉对涅夫斯基十分尊重，就像是尊重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审问过程中如果有新的发现，察比恩会跟涅夫斯基商量一番，然后把他们的意见转达给萨特和艾博凯尔。

涅夫斯基对察比恩说，禁闭室里关押了一名B区的韩国战俘，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爱国者，而且十分鄙视C区的日本战俘，他是澳大利亚人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察比恩认为，或许跟这个人谈谈会有所收获，于是便让警卫把他从禁闭室里带了出来。警卫一边叫骂着，一边粗鲁地将他拖了出来。这让郑恩屋产生了一丝警觉。不过当他来到战俘营办公室的时候，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看到了涅夫斯基，至少这张面孔是他所熟悉的。接着，他注意到了从悉尼赶来的温文尔雅的上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看起来十分开心和自在。

上尉用日语说道：“我们知道你在意大利人的囚室里被发现了，你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那里吗？”

“我只是好奇而已。”郑恩屋说道，“因为之前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意大利人……除了在装麦子时遇到过几个。我只是想看看他们的囚室是什么样，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如此说来，这还是一次文化观光了？”上尉说着，冲对面的涅夫斯基笑了笑。涅夫斯基摇了摇头，仿佛在说“这些人就是这样，编瞎话都不打草稿”。

“问题是，”上尉接着说道，“我们知道你为什么过去。应该是去买格拉巴酒，或是买淫秽书刊，然后再卖给你们区的战友。”

郑恩屋摆出一副清白无辜的面孔，否认了他的说法。“我可不是小贩，”他说，“应该说，我更像个学生，是因为求知欲太强，才会跑到那里去。”

“可是我们在那些被拘留的平民手里，发现了几瓶劣质的意大利格拉巴酒。所以，你的真正目的是从意大利人那里弄些酒回来，不是吗？”

“不是。这种东西，只有那些投机倒把的日本人才会去买，我连碰都不会去碰。”说着，郑恩屋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看起来倒有几分讨人喜欢。不过在察比恩看来，眼前这个家伙明显是在“装着坦诚说鬼话”。郑恩屋也看得出，不论他如何解释，两人已经认定他是个投机倒把的商贩，而不是一个好奇的访客。意识到这一点，他才真正开始担心起来。禁闭室的滋味并不好受，又潮又冷，而且只有三张毯子盖，冷得他连觉都睡不好，最多只能睡上一个小时。

看到涅夫斯基和那名长官用英语交谈了一阵，郑恩屋在心里暗暗祈祷着，希望他们不要把自己当作商贩。干吗不去问问警卫？他们最了解战俘营的情况。突然，他脑子里灵光一闪，连忙说道：“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可比格拉巴酒重要多了。”

涅夫斯基和察比恩对望了一眼。“那会是什么事情呢？”上尉本打算冷嘲热讽一番，但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不知不觉便带了几分巴兹尔·雷斯伯恩般的宽仁。

“韩国人并不是你们真正的敌人，这一点，你们一定明白，所以才会把我们跟日本军人分开，让我们跟平民还有泰米尔人待在一起，不是吗？”郑恩屋说着，底气渐渐足了起来。

“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点，长官，否则我继续说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么说，你现在开始讨厌那些日本战友了？”

“不只是现在，我一直都讨厌他们。除了教会我怎么使用武器，他们没给过我半点好处。不过总有一天，这些武器会用到他们身上的。这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我对黑市没什么兴趣。”

察比恩表示，既然他提到了“重要多了”的事情，不妨说出来听听，或许他们会感兴趣。

“如果我说了，就不用再关禁闭了，对吧？”

接下来，他把那名日本老军士和新来的战俘之间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老军士如何建议他们不要焦躁，如何安慰他们说机会很快就来了，他们会在黑夜里剪断刺网，虽然手里没有枪，但可以去抢守备队的武器弹药，反正左右都是一死。老军士还说，为了越狱大计，他们要尽量装作沉迷于棒球、摔跤、羽毛球和看戏等活动。

“他们真的会不顾危险，剪断三道刺网？”察比恩上尉问，语气里流露出专业人士特有的疑虑。

“冒险也好，不冒险也罢，反正他们是占尽了便宜。”郑恩屋坚持道，“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被杀是种解脱，死前拉几名警卫垫背，更是一种解脱，杀人也好，被杀也好，总之他们是最后的赢家。我想这一点，您一定明白吧，长官？”

郑恩屋知道，自己这番分析有理有据。

就这样，他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禁闭室，然后被悄悄送回了囚室，C区的日本战俘或是韩国人中的亲日派，没有一个人留意。“这样很好。”他对护送的警卫说道。警卫听了哈哈大笑了几声。

在加韦尔镇，有关战俘越狱的谣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守备队的警卫们心里十分清楚，即便战俘能够穿过刺网逃出去，也很快就会被人发现，毕竟四周十分空旷，无处躲藏。在运往C区的生活用品中，萨特少校放了几份《悉尼先驱晨报》，重要的文章都附上了日文翻译。从1943年到现在，C区的战俘们早该明白，他们的军队虽然暂时没有落败，但至少已经被盟军扳回了局势。

察比恩和涅夫斯基早就警告过萨特和艾博凯尔，说C区的战俘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战争结束时就会自行了断。然而这一次，郑恩屋提供的消息不但十分具体，而且来自日本战俘内部，因而察比恩和涅夫斯基才会一路赶到教堂，找到了艾博凯尔。满月过后，战俘们随时可能越狱，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只有几周的准备时间。

❇

从教堂回来后，艾博凯尔当晚便给悉尼总部打了电话，总部命令他连夜赶过去，参加专题讨论会——这意味着事态已经进入中等紧急状态。他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上，抓紧时间睡了一会儿。车子伴着清朗的夜色，行驶在空旷的山路上，绕过蓝山后一路下坡，直接开到了悉尼所在的盆地。

第二天清晨，会议在营房后面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开始了，主持会议的是弗洛伦斯将军，他跟艾博凯尔一样，是个英国老兵，曾在利比亚率领全团官兵对抗意大利人。如果敌人当初真的从西南方入侵澳大利亚，弗洛伦斯将军和艾博凯尔都会被委以重任。

然而敌军始终没有出现，弗洛伦斯只好来到偏远宁静的新南威尔士，在当地的通信中心做起了指挥官。他先是问了问艾博凯尔，让他讲一讲对察比恩和涅夫斯基的这份报告的看法。艾博凯尔表示，这份报告是不容忽视的，因为C区战俘中有激进派，目的是主动求死，而不是坐以待毙。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战俘内部已经分化为求死、等死两派。如果将军允许他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形容，C区战俘就像是一群等待升天的基督徒，只是时机还没到而已。

“对于战俘营的防御系统和武器配备，你还满意吗？”将军问道。

艾博凯尔对军队里的现实情况了然于心，他知道，将军往往不会注意下属是否夸大了需求，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尤为突出，这会造成军用物资的匮乏，导致供给永远满足不了需求。

“首先，我们需要两挺机枪，长官，”他对将军说道，“这样便可以形成交叉火力，控制刺网以内的区域。就算战俘能逃出刺网，也躲不过机枪的扫射。”（尽管嘴上这样说，他心里还是不相信那些战俘能够冲破刺网。）此外，他还要求配备丛林作战武器——布伦式轻机枪和欧文冲锋枪。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给所有人配备步枪，炊事兵、军医、勤务兵和文职人员目前还没有配备武器。

在返回加韦尔的途中，艾博凯尔始终沉浸在内心的满足和喜悦之中，因为他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将军的批准，众多武器装备——特别是两挺机枪——已经连夜装上火车，由卫兵一路护送到加韦尔。然而随着夜色变浓，艾博凯尔的满足感渐渐消散，他琢磨着是否应该多要一挺机枪，就布置在C区中线的正对面。他在脑海里回忆着战俘营外围的布置，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如果在那里布置机枪，缺乏经验的机枪手没准会彼此误伤，甚至还会伤到守备队的官兵。是否有必要请求上级多分派些人手？要不要给那些年轻的士兵配重型武器？

轿车穿行在山路上，朝着西部平原驶去。艾博凯尔坐在车里，心里只有一个期望：希望自己这番“狮子大开口”不要被上级看成惊慌失措的表现。他知道，一名优秀的士兵应该对长官保持坦诚，即便这种坦诚会让长官很没面子，也绝对不能说谎。在锡兰的时候，艾博凯尔曾偷听到两个长官议论起他，说他是个“坦诚的小伙”。但他心里很清楚，两人之所以会这样评价他，完全是因为即便在长官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出言顶撞过。这足以令他一生都感到骄傲。

两天后，主路大门附近竖起了一根木杆，木杆顶部装上了报警器。随后，他们接通了电源，测试了报警器的效果——刺耳的声音简直可以把人逼疯。C区的战俘纷纷转过头，脸上露出迷茫的神色，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艾博凯尔甚至可以想象出滕根的反应——对方一定以为这是为了惊吓战俘，脸上准会露出鄙夷或愤怒的神色。

主路和凯利巷的交叉处建起一座营房，增派来的警卫队便驻扎在这里。此外，艾博凯尔还命令萨特到大城市采购了几台备用发电机，以便为战俘营上空的探照灯提供持续不断的电源。守备队的警卫都已接到命令，即便在睡觉时也要把步枪放在床边。尽管做了周密的准备，艾博凯尔还是不相信战俘会越狱——加韦尔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发生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

萨特少校依旧写他的广播剧本——《莫顿一家》。此时，剧本里的主人公正在安慰卡特一家，因为卡特的儿子刚刚在新几内亚岛的韦瓦克战役中牺牲。虽然萨特把多数心思放在了剧本创作上，但每天还是会去各个囚室巡查，密切关注是否有越狱的迹象。眼下正值月亏，夜里漆黑一片，战俘营的两挺机枪已经被抬上拖车，机枪手均已各自就位，整个战俘营笼罩在黎明前的薄雾之中。到目前为止，刺网还没有遭到破坏。

用不了多久，艾博凯尔心想，月亮就会渐渐变圆，夜里会洒满月光，这些战俘就更不可能轻举妄动，况且高处安装了探照灯，应该不会出问题。战俘大肆破坏内围刺网的可能性已经完全被排除。

第二十章

在“禁欲”期间，爱丽丝渐渐冷静下来。这天下午，她煮好了茶水，又专门为詹卡洛剪下了报纸上的几篇文章，用托盘一并端着，带到了羊毛工的宿舍，不料詹卡洛并不在屋子里。爱丽丝的第一反应是，他准是心情不好出去散心了，因为几天前，他收到父亲从意大利寄来的书信。然而早在一个多月前，罗马就已经解放，他的家乡也已经被盟军占领，按理说，他应该感到高兴，没有理由悲伤才是。

爱丽丝把托盘放在詹卡洛的那张小桌子上，决定在屋子里等他一会儿，于是便在床边坐了下来，被褥上仍然残留着他身上的味道。过了一会儿，她在屋子里来回踱起了步子，甚至还读了几页A. J. 克罗宁的《天路历程》——这本书是她专门为詹卡洛买的。她心不在焉地读了一阵，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心里等得有些焦躁起来。对于一个生活在农场的女人而言，最重要的品质莫过于耐心，但此时此刻，爱丽丝的耐心就像她的忠诚与道德一样，早被蚕食殆尽。詹卡洛到哪里去了？

难道还在回家的路上？被邓肯落下了？她在窄小的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心里涌起一阵恚怒。与其说这股怒火是针对詹卡洛本人，不如说是针对他迟到的原因更贴切些。她觉得自己十分可笑。詹卡洛不在的时候，屋子里显得越发阴冷，天色已经变成一片灰蓝，马上就要黑下来了。

这时，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急匆匆地朝农舍走去。她想去问问邓肯，最近的报纸上刊登了哪些消息，仿佛能在报纸上找到答案似的。近日，盟军的队伍势如破竹，不知是否已经打到欧洲中心？是否攻占了尼维尔所在的城市？跟邓肯聊天，这些永远是能打开他话匣子的话题。最终会是哪路军队解救尼维尔？意大利？法国？苏联？一提到尼维尔，她的心里便忍不住发慌。可怜的孩子，他早就该被解救出来了！前不久，她终于收到一张明信片，尼维尔在上面写道：一切都好。战俘营里有表演看。吃得不错。想你。无比爱你。

从眼前的形势看，尼维尔终究会获救。但她并不知道，尼维尔回家后，她会不会像母亲说的那样，一辈子都被这无聊琐碎的生活牢牢束缚住。

她心慌意乱地朝农舍走去，几只来回乱串的母鸡差点将她绊倒。小牛还没有被赶进牛棚——这本是詹卡洛在傍晚该完成的工作。她把小牛牵进牛棚，一阵混合着泥土、花粉、饲料以及机油的味道扑面而来。映着逐渐暗淡的天光，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冷清。走出牛棚，再次来到那群母鸡身边时，她已经作出决定。詹卡洛的失踪绝对不能轻视，一定要出去找他才行。爱丽丝在水槽边找到自行车——后轮上装着罩子，可以防止她的裙子卷入车条。即便是在傍晚，骑车出去也不会引人怀疑，詹卡洛的失踪便是最好的借口。对一个女人来说，在崎岖不平的砾石路上骑着车寻找朋友，打小时候起就是正当的行为。

爱丽丝骑着自行车，沿着卡车和拖拉机留下的印迹，一路寻找着，然而空旷的山野里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四周的丛林被夜色染黑，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阴森。这时，她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农场里的两片水塘，一颗心猛然沉了下去。她怕詹卡洛意外落水，更怕看到他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的情景。此时此刻，她已经无暇装出一副四处闲逛的样子，当即冲到农场大门跟前，手忙脚乱地扭开了拧在上面的铁丝。她刚刚来到水塘边，便忙不迭地扔下自行车，在四周搜寻起来。两个水塘都已去过，但还是不见詹卡洛的影子。

“詹卡洛！”她绝望地呼喊着。借着傍晚微弱的星光，她再次回到自行车旁，急匆匆地朝家里赶去。经过那个岔路口时，爱丽丝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尽管她心里知道，詹卡洛是绝对不可能走到主路上去的，因为这违反战俘营的规定，而詹卡洛似乎是个很懂规矩的人。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从没违反过管控中心的命令或是邓肯的要求。爱丽丝并没有到农场外面去寻找，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她只是怔怔地望着那条贯穿东西的道路，望着崎岖不平的路面，心里涌上一阵阵凄凉。

眼下没了半点主意，她只好骑车回到羊毛工的宿舍，并没有直接去农舍的厨房。詹卡洛的房间里已经积了些灰尘，四下里无比安静，更显得异常冷清。之前，不论清晨还是下午，这间屋子里总是充满令人迷乱的温馨，然而随着詹卡洛的消失，似乎所有的温馨都在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只有一阵阵冷清和寒意。

她推着自行车，脚步蹒跚地回到水槽边，蹲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只觉得两只脚累得生疼。接着，她收拾好心情，走进阴冷的农舍，开始准备晚餐吃的羊肉。不回来算了，赫尔曼农场里可没有多余的羊肉给他留着！

“咱们那位意大利朋友还好吗？”邓肯问道，把一根细细的烟卷放在了烟灰缸里。他正坐在桌旁，脚上穿着一双拖鞋。尽管厨房里暖意融融，但爱丽丝的心却始终暖不起来。

“他不在屋里，”爱丽丝冷冷地说，尽力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看了看咱们给他买的书。他一直没回来，没准是出去散心了。”

“你觉得他去哪里了呢？”邓肯问道。

“像他这种人，我怎么会知道！”爱丽丝生气地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们没有吵架吧？”

“怎么会！”邓肯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不过，他这几天的确不怎么爱说话。”

爱丽丝打开烤炉，看了看羊肉，又用叉子戳了两下。这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她的叉子顿时僵在手里。邓肯穿过走廊，走到屋子里接起了电话。几秒钟后，爱丽丝听到他语气中的惊讶，但没听清具体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里的叉子，心不在焉地拿出盘子和刀叉，摆出了伍斯特郡辣酱油、薄荷酱、盐、胡椒以及芥末，最后拿出邓肯喜欢蘸着肉汤吃的面包。上帝啊，让我远离这些吧——离开这些填不满的盘子，这些食之无味的吃食，离开无穷无尽的咀嚼之声。

邓肯皱着眉头走进了厨房，没等爱丽丝开口，他便抢先说道：“是哈蒙德农场打来的。詹卡洛跑过去跟那里的意大利人鬼混去了。如果现在去接他，恐怕回来的时候，晚饭都凉了吧？”

爱丽丝摇了摇头，用自以为平淡的语气低声说道：“不会的。我会让饭一直热着的。”

邓肯走后，厨房里顿时安静得让人难以忍受。爱丽丝来到屋后的外廊，又一路走到葡萄架下。几条干枯的葡萄藤正有气无力地垂在那里。夜幕仿佛一头慵懒的野兽，缓缓地笼罩大地。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心神不宁的爱丽丝再次走回农舍，心里越发害怕起来。两人从哈蒙德农场回来后，她会面临怎样的状况？争吵？耻辱？忏悔？惩罚？要是管控中心的人把他带走，那该怎么办？

终于，农舍外传来卡车的声音，爱丽丝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看到怎样的场景，一心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接着，菜园的门吱嘎响了一声，她连忙切好了羊肉，摆在了餐桌上，仿佛这样便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听到两人绕过农舍，朝后门走来，沉重的靴子已经踏上门廊的地板。

詹卡洛第一个走了进来，脸上一副畏畏缩缩的神情，身上穿着令人厌恶的紫褐色囚服。在赫尔曼农场里，詹卡洛早已用不着穿囚服，此时为何又重新穿上？这实在是值得爱丽丝仔细思考的问题。另外，他脸上那副唯唯诺诺的神情又来自哪里？难道是在被俘的时候，在北非投降的时候学会的？

“总算回来了！”邓肯愉快地叫了一声，跟在詹卡洛身后走进厨房，然后又转身进了储藏室，拿出一瓶雪利酒来。

“强尼，拿两个杯子来！”他对詹卡洛说道。詹卡洛无精打采地瞥了爱丽丝一眼，只一眼，然后便熟练地找到了杯子，放在餐桌的一角。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一双眼睛愣愣地望着酒瓶。邓肯倒了半杯酒，递给詹卡洛。对方连忙接了过来，轻轻点了点头。

“喝一杯就暖和了，”邓肯说道，“很快就能缓过神来。”

詹卡洛喝了杯酒，两眼呆呆地望着什么。爱丽丝很想抓着他的下巴，把他的脸扭过来。她想狠狠地惩罚他，就像惩罚一个离家出走的宝贝孩子。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把烤好的土豆放在每个人的盘子里。

这时，邓肯对爱丽丝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可怜的强尼想家了。哈蒙德告诉我的。他跑到那边找自己的老乡去了。可以理解。大家都一样，谁不会想家呢？”

“您还是把我送回中心吧。管控中心有规定，不准到处乱跑。我已经违反规定了。”

“胡说，”邓肯说道，“我可不想失去你这样能干的帮手。去他娘的管控中心！”

“跑到哈蒙德农场去，你就不想家了？”爱丽丝强压着怒火，冷冷地问着，不知邓肯为什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他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你跟那边的人这么要好。难道哈蒙德农场离你家更近些？比这里还近？”

“只要违反过规定，哪怕只有一次，”詹卡洛满眼忧虑地望着她，一字一顿地说道，“中心一定会把我送回战俘营，这点是可以肯定。”

“这点是可以肯定的。”爱丽丝尖刻地纠正道，“我给你买过那么多书，你怎么半点长进都没有？”

邓肯皱了皱眉。“算啦，你就别说他了，饭都要凉了。”

三个人坐在桌旁，吃起了羊肉、烤土豆、胡萝卜和青豆。詹卡洛的目光始终低垂着。

“味道好极了！”邓肯说道，“怎么样，强尼，心情好些没有？”

“我让您失望了，”詹卡洛神情郑重地说道，“您还是把我送回去吧，我愿意接受二十八天禁闭的惩罚。”

听到这番话，爱丽丝真想伸出手去给他一巴掌，但在邓肯面前只能强忍着。

“抱歉，厄曼太太。”詹卡洛轻声说道。

邓肯哈哈笑了起来。“她不会怪你的。她知道想家的滋味不好受。”

“那倒未必，我可没见过哪个人，想家会想成这样。”爱丽丝不依不饶地说道。

❇

詹卡洛从哈蒙德农场回来的当晚，爱丽丝再次来到了他的房间。为此，她自己也觉得十分可笑——尽管心里气愤不已，却还是忍不住要去找他。她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件厚厚的大衣，然后又穿了双保暖的靴子。纷乱的思绪终于平静下来，爱丽丝自认为想通了一切，于是便怀着圣人般的宽容，绕过农舍，悄悄地穿过果林。詹卡洛笨拙地想把名誉置于爱情之上，这倒反而让爱丽丝觉得自己更爱他了。吃过晚饭后，她一直在思考，或许詹卡洛逃走并不是因为不爱她了，而是因为太爱她了，害怕两人终究逃不过分手的命运。如果是这样的话，“出逃”一事的确是情有可原。

不管怎样，局势又一次掌控在她的手里。她大可以理直气壮地审问他。哒、哒、哒。她毫不客气地敲响了詹卡洛的房门。屋里立刻传出一阵响动——詹卡洛似乎一直没睡，正等待着她。从他麻利的开门动作来看，一定是等了很久。詹卡洛愣愣地望着头顶黑漆漆的天花板，爱丽丝从身旁走过时，他仿佛有些害怕，稍稍向旁边挪了挪身子。房门关闭后，爱丽丝一直站在原地，等着他点亮角落里的那盏油灯。油灯亮起后，灯罩里透出缕缕昏黄的光线，虽然有些暗淡，却足以照亮被窗帘封堵得黑漆漆的屋子。詹卡洛把油灯放在地板上，站起身的一瞬间，低垂的目光与灯光交会，两只眼睛亮了起来。接着，他坐在以往喝茶和读书用的桌子上，神情郑重地示意爱丽丝也坐下来。

屋里的气氛与前几次约会不同，自从他不顾一切地“出逃”，不顾被抓或是被遣送回去的风险，两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说吧。”爱丽丝说，伸手抓住他的手腕，食指轻轻地抚摸着他手腕上柔软的汗毛。

“你知道的，”詹卡洛终于抬起眼睛，痛苦地叹了一声，“厄曼先生，他是个好人。”

“你是爱赫尔曼先生多些，还是爱我多些呢？”爱丽丝轻声问道，“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被送回去，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你真的不想见我了？”

“不是。”詹卡洛说道，“可是，我感觉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

“哦，是这样。”她似笑非笑、似嗔非嗔地说着，刻薄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恐吓，“原来是承受不住了。可当初你跟我睡觉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承受不住？在你眼里，这些不过是你的冒险游戏，对不对？你是在利用我这个寂寞的女人，对不对？用你们的意大利语来说，这叫作La sposa solitaria，对吧？寂寞的新娘？”

除了宣泄满心的愤懑，爱丽丝正极力炫耀着她的意大利语，她想让对方意识到，她的进步很快，如果生活在意大利的小镇里，她会进步得更快些。

“咱们俩这样，对你不好的，爱丽丝。不如就当作一场avventura[1]好了，就像男孩和女孩在公园里玩的游戏。好聚好散。”

“好吧，”爱丽丝说，“就当是一场avventura。”

“你会明白的，”他坚持道，“这是最好的选择。一场冒险。”

“没错，冒险。”她重复道。

这一次，她并没有用意大利语重复“冒险”两个字。她想表达自己的轻蔑，却不得不赞同他的说法。最好当作一场冒险，这样更安全，不会有过多的牵扯和愧疚感。

“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好吗？”她说道。

詹卡洛拉起她的手，站起身来吻了吻她，然后熄灭了油灯，两人又一次躺在了温暖而窄小的床上。在这里，所有的质问和疑惑都已烟消云散。

天快亮的时候，她离开詹卡洛的房间，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若是在夏天，她此时早就可以透过卧室的窗子，望见天边微露的晨曦。爱丽丝望着空荡荡的农舍、周围的菜园，以及那片果树林，心里的饥渴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她再次回到了现实中。她终于明白詹卡洛为什么宁可回到战俘营去。此时此刻，如果有个地方可以把她囚禁起来，她一定会心甘情愿地走进去。

第二十一章

艾博凯尔上校坐在车上，朝镇子东北方的训练营赶去。训练营位于距离加韦尔镇三十英里处较为平坦的地带。此时此刻，他的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就连驻扎在印度的时候也从没有这样满足过。那时候的他充满年轻人的欲望——肉体上的欲望，晋升的欲望，等等。现在这种满足感来自艾米丽的回归。尽管一开始，艾米丽还有些放不开，但幸运的是，德莱恩博士帮了大忙，他那令寻常信众心生厌恶的弥撒居然平复了艾米丽的心绪。莫扎特的乐曲不仅烘托了基督的庄严与崇高，而且让艾米丽更好地适应了加韦尔的生活和两人的婚姻。

在战俘营的管理方面，艾博凯尔亲自指定了两挺维克斯机枪的位置，但萨特少校却为此事和他争执了很久，坚持认为机枪的位置至少要跟刺网保持两百码[2]的距离。但艾博凯尔却认为，至少有一挺机枪应该布置在刺网边缘、接近主路大门的位置，而且应架设在拖车上，不必派人把守，只作为对战俘的一种无声威慑。这个位置距离囚室大约两百码，而这个距离恰好是最关键的。如此一来，机枪的火力便可以覆盖周围的十二间囚室，而其中的三间属于C区。

第二挺机枪设置在丛林边缘，火力可覆盖战俘营围墙的中间部分，警卫在这个位置开火，便不必担心被第一挺机枪的火力误伤。十年前在印度的时候，艾博凯尔曾亲眼见过这种部署。那个时候大家天真地认为“伊皮埃的苦行者”是个危险人物，甚于希特勒和东条英机。

萨特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把这些看法写在一封不无敬意的书信里。然而最终决定权在艾博凯尔那里，而且他已经作出决定。每天四点钟，艾博凯尔都会到日本战俘区观察俘虏的反应——尽管这是白费功夫，却是不得不做的。他注意到，日本战俘突然变得“勤快”了不少。此前，战俘营的长官们总要连吼带骂才能让他们站成一排。难道他们已经意识到抵抗是无谓的，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已经注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这些人的脸上一片茫然，丝毫看不出有任何敌意或是期待。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最近变得听话了？”他问萨特，“不像之前那样无礼了？”

“或许吧，”萨特说，他反复掂量着艾博凯尔这番话，最终用一种近乎亲切的口吻总结道，“他们总是一阵一阵的。”

每逢朔月之夜，艾博凯尔会睡在战俘营的宿舍里，一旦发生意外，值班的官兵可以随时把他叫醒。他在宿舍一连住了四晚，可天空中仍然只有一弯月牙。尽管一到夜里便欲火中烧，他还是要等到月亮变圆才能离开。当天空出现半个月亮时，他终于忍耐不住，回到镇子里去找艾米丽了。

为了安抚C区的战俘，萨特给刺网内的囚室送去了《悉尼先驱晨报》，以便那些勉强可以读懂报纸的战俘把内容翻译给他们的同胞。战俘营里有几个来自横滨的商船水手，他们在读到一些消息后，会把内容翻译出来，写在手纸上。

手纸上的消息不足以打击这群日本战俘，但塞班岛被盟军占领的消息极大地动摇了这群人的信仰。日本战俘意识到，即便是敌人想要误导他们，刻意营造即将胜利的假象，也不会谎称攻占了地处偏僻的岛屿，比如塞班岛。这条消息听起来应该是真的。滕根等人十分清楚，这些岛屿被攻占后，日军的补给和通信会立刻受到影响，这就意味着他们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

就在这种悲观情绪开始在战俘营里蔓延时，艾博凯尔找到了训练营的指挥官。这位指挥官名叫贺拉斯·迪肯。两人之前从没见过，但艾博凯尔却早就听说他的名声不错，只是始终改不了鄙视下属的毛病。新兵训练结束后，他手下这批十八岁左右的小伙子就会走向战场，有的会被派到昆士兰的雨林地带接受磨炼，有的则被派到边远地区，为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或许还会被派去攻打敌军的老巢。不过迪肯心里明白，不管平日里如何训练，这群人一旦上了战场，还是免不了命丧枪林弹雨之中。

在悉尼总部召开完紧急会议的几天后，艾博凯尔终于来到了迪肯上校的办公室。两人的对比十分鲜明：艾博凯尔看起来容光焕发，而迪肯却是面颊深陷、颧骨凸出。艾博凯尔坐在办公桌旁，告知他战俘可能选择在黑夜里越狱的消息，并且表示如果发生越狱，战俘营会发送信号通知训练营。

“黑夜里越狱？”迪肯上校问道。

“我们的线人亲耳听到的。他们会选在没有月亮的时候动手。”

“可是……”迪肯皱了皱眉，一双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疑虑，“如果是为了送死，选在白天还是晚上，又有什么分别？”

“没错儿。”艾博凯尔说道，“不过，我们的线人还听说，战俘打算抢夺武器弹药，除了送死外，他们还想拉上几个垫背的。”

两人喝了些茶水。其间，迪肯明确表示，训练营里储备了大量的弹药，应该作为重点区域进行防守，毕竟这甚至涉及整个镇子的安危。如果发生越狱事件，战俘营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因为训练营里还有数百名女性——军务部派来的护士和文职人员。“如果真的发生越狱事件，很难说这群人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艾博凯尔表示，之前的一份文件里提到过发送信号的方式——先是鸣枪示警，然后会发送信号弹，同时还会拉响警报。

“我们未必能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信号。”迪肯说道，他的心思似乎仍然放在自己的训练营上，生怕受到任何牵连。如果说他在叙利亚的时候曾经有过大局观，能够不狭隘地理解问题，那么三年之后的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因为隔得较远，如果赶上大风天，枪声或是警报声可能会听不清楚。因为地形的关系，有可能看不到信号弹。”

“好吧。”艾博凯尔说道，“不过请放心，我的勤务兵会直接打电话通知您。如果真的发生越狱事件，您能否分拨一部分兵力作为支援？”

“我可以迅速派出一个连，在外围设伏，如果有战俘逃出来，可以命令他们进行围捕。”

艾博凯尔本以为他会多派些人，但转念一想，拿出一百多人支援，也算不上小气了。

“那具体什么时候……．”

“队伍集结完毕就会立刻出发。”

接下来，艾博凯尔递给对方一份战略评估材料，迪肯看了看，那样子就好像这份材料冒犯了他。“训练营仍然是重中之重，因此主要兵力必须放在防御上。这群新兵还太嫩，经常有意无意就把农场的牛给打死了。我的桌子上已经堆满了投诉信，很多农夫抱怨说，这群家伙不守纪律，子弹都打到他们农场去了。所以，如果派出去太多的人，恐怕会惹事的。”

艾博凯尔表示，只要能及时增援，即便一个连的兵力也可以接受。接着，他又对迪肯提到了道德和外交上的考虑：亚洲地区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上仍然关押着大量本国战俘，敌人或许会进行疯狂的报复。因此，增援部队应该把重点放在巡逻上，即便发现越狱的战俘，或是战俘主动送死，也不要开枪打死。“否则会引发外交问题。”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跟红十字会和瑞士领事馆的日本事务部关系还算不错，而日方对他们的意见还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还希望您在下令的同时，把命令内容抄录一份给我。”

迪肯并没表示反对，只是两眼望着什么地方呆呆地出神，仿佛在想：最终决战就要到来，哪有工夫去理会这些琐碎的屁事！在他眼里，越狱事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训练营的新兵会在横滨战场上大显身手，而他仍然会安安稳稳地待在丛林的训练营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的确，艾博凯尔的心里也隐隐赞同这种想法。

❇

一切准备就绪后，新南威尔士又传来一条利好消息。悉尼总部正计划将C区战俘中官衔较高者转移到西部的另外一所战俘营。到目前为止，除了守备队的军官外，只有战俘营各区的长官和警卫指挥官知道这个消息。艾博凯尔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松了不少。如此一来，发生越狱事件的概率便更小，他的心里也更有把握了。

此外，总部又连发几道命令，连同战俘的运输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八月份第一个星期一的清晨，战俘中的几名军官将在卡车的护送下，前往加韦尔火车站，一辆列车会等在那里，将他们运往西部的瓦伊战俘营，车窗上均装有不透明的玻璃和铁栅。如此一来，C区的普通士兵便失去了领袖，送死的计划也无从开展下去。

尽管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守备队的士兵们还是隐隐猜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瓦伊战俘营已经派来了警卫，随时准备将C区的战俘带走。平日里无聊至极的守备队士兵终于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虽然上级刻意隐瞒消息，但他们已经明白，下个星期一的午餐结束后，C区的那群混蛋中大概会有一半人被带走。

艾博凯尔心里清楚，消息一定会从内部泄露出去。得知这个秘密的人，一定会出于内心的虚荣对外声张。为此，他已经跟萨特商量好，打算亲自向战俘们宣布这个消息。与此同时，两人还讨论了如何防止战俘在听到消息后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艾博凯尔表示，根据《日内瓦公约》的建议，应该在转移战俘之前，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做准备，因而主张在星期六下午宣布消息。

但萨特却认为，上校或许没有读懂《日内瓦公约》。“我亲自查过了，《公约》第八章里的确有这么一条，不过是这样说的：在转移战俘之前，应明确告知具体的转移地点——并没有提到，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做准备。难道还要举办一场送别会？或是给他们时间准备闹事？”

艾博凯尔走到书架前，取下了《日内瓦公约》和红十字会下发的关于战俘管理的建议。“居然拿了两份文件下来。”萨特心想，“看来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所谓的建议是哪一份文件里提到的。”然而萨特什么都没说，不想被对方认为他急于自我表现。艾博凯尔在红十字会下发的手册里找到了那条建议。“在这儿。”他一边说一边对着萨特读了起来，“根据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建议，将战俘转移至其他战俘营之前，应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时告知，在多数情况下，应早于二十四小时。”

萨特点了点头。“不过，这条建议听起来并不太适合眼下的情形，不是吗？”

艾博凯尔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确不喜欢眼前这个人，从来没有喜欢过，也从未被眼前这个人喜欢过。如果哪天被派到战场上，他一定要想办法摆脱萨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宁可让他升官也在所不惜。

“这个……那照你说，应该给他们多久时间准备？”艾博凯尔问着，尽量不露出一丝不悦。

“最多一天时间。”萨特建议道，“眼下的情况很特殊，那些战俘早就嚷着要去送死或是大开杀戒。照我看，给他们一个小时都嫌多。”

“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如果只给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些战俘一定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命令。的确，这样做可能更解气，但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别再闹出什么乱子来，收拾行李和告别的时间，还是要给他们的。”

“这些家伙都是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可曾遵守过《日内瓦公约》？”萨特问道。

“不论他们遵守与否，我们都要遵守，我们要履行承诺。”

“但愿这会给我的儿子，给那些北亚战场上的将士带来一些安慰。”萨特说，满腹的委屈和愁苦不由得表现在脸上。

“还是早点告诉他们吧，这样更明智些，否则一到星期六，守备队那群家伙准会去镇子里喝酒，喝醉了什么都说出来了。另外，听到这个消息后，估计许多战俘会喝得不省人事，毕竟他们藏了些劣质酒。最后两个晚上，至少有一半的人会喝醉。如果真是这样，就算没有探照灯，他们也不可能再去破坏刺网，更别提去抢武器和弹药。”

“是啊，这样一来，红十字会和瑞士人就会对我们大加赞赏了，不是吗？”萨特摇了摇头，虽然语气平静了许多，但神情里仍然流露着倔强，“好像谁在乎似的！”

❇

每天在巡查战俘区的时候，萨特总是要带上涅夫斯基和三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不过涅夫斯基从来不带枪。萨特已经下令，搜查囚室的时候，不要太过认真，武器一律没收，不过那些劣质酒——用剩饭发酵出的透明液体——则不必理会。就算这些战俘喝成了全身瘫痪，他和艾博凯尔也不会在乎，再说这些人也不像是嗜酒如命的酒鬼。默许他们喝酒不过是为了让他们老实点，就像告诉他们“攻占塞班岛”的新闻一样。

同理，为了麻痹敌人，艾博凯尔决定，两挺机枪不必派人日夜把守，只需把武器装在拖车上，旁边摆出一长串子弹，如此便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刺眼的探照灯和明亮的月光足以把每个囚室的动静都照得清清楚楚。

萨特注意到，涅夫斯基走进战俘区时，每次都会把脸高高地扬起。此前，他一直盼着这个俄国人能把一些日本战俘变成朋友，进而变成自己的线人，但他却忽略了这样一点：日俄两国曾经多次交战，而且日本人毁掉了涅夫斯基在哈尔滨的执教生涯。C区的战俘明显表现出对俄国人的厌恶。不管涅夫斯基表现得多么小心谨慎，这里永远不欢迎他。涅夫斯基是个真正的学者，也有着学者那种谦和包容的气度。他是个正派人，但不是块打仗的材料。

涅夫斯基对萨特说，日本人有时会叫他“粪汤”“屁嗓”之类的外号，不过，“总体而言，这群人的语言算不上恶毒，他们只不过是异常挑剔而已”。

对新来的几卡车警卫，战俘们似乎没有多大反应。这些警卫或多或少有些兴奋，因为总算有机会离开瓦伊那片干燥且无聊的平原。用餐的时候，他们讨论着、对比着两个战俘营，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两地都是那么无聊，那么一成不变。与此同时，在战俘营看不到的地方——加韦尔火车站——那辆车窗密闭且装了铁栅的火车已经停在铁轨上，随时准备出发。

第二十二章

星期六这天，C区战俘聚在一起吃午餐时，涅夫斯基在几名警卫的陪同下出现了。

“两点钟，请几位在主路门口集合，”他对青木说道，“还包括高达先生和那位傲慢自大的滕根先生。上校有重要事情跟几位商议。”

“什么重要事情？”青木问道。

涅夫斯基像个被激怒的学者，正式宣布道：“如果现在就告诉你，还算什么重要事情？只管按时出席就是了。”

三人准时到达了指定位置，然后昂首阔步地穿过主路，经过萨特等人的办公室后，最终来到艾博凯尔的办公室。艾博凯尔已经摆好了几张凳子，营造出一种会谈的氛围。接着，他请几人分别落座，并掏出香烟递给他们。如果不是因为滕根在场，不是因为他那副“坚决不接受怜悯”的表情，青木一定会接过香烟，吸上几口。

艾博凯尔让涅夫斯基向他们翻译，表示接下来要谈的事情已经成为定局，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因为是上级直接下达的命令，他们只能接受，别无选择。接着，他终于说到了最关键的一点——C区战俘中凡具有一定军衔者，都会被转移到瓦伊战俘营。

“星期一上午出发。”他解释道，“出于对各位的尊敬，且考虑到红十字会的建议，我们选择今天告诉你们，希望各位能够尊重我的这份好意。你们可以跟自己的部下或是朋友告别，随身物品尽可带走。”

几名战俘沉默了一阵。这个消息实在太过惊人，他们需要时间来思考和消化。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几名战俘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艾博凯尔开始等得不耐烦起来。

青木示意滕根先发言，因为他是C区里资格最老的战俘，而且为人果断。滕根转向涅夫斯基，仿佛要求他尽量翻译得准确些，然后用一种十分正常、不带丝毫威胁的语气开口。“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涅夫斯基翻译道，“贵方的军队或许跟我们不同，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之间感情十分紧密，很难拆散。”

艾博凯尔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三个人，但像往常一样，他并没有看出多少有用的信息。青木和高达恭恭敬敬地听着，任凭这位飞行员陈述他们的情况。滕根说完后，青木接口道：“我和高达军士一致赞成滕根的看法，我们的人一定会感到非常愤怒。”高达附和般咕哝了一声。

“愤怒解决不了问题，”艾博凯尔让涅夫斯基翻译道，“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作为他们的长官，你们有义务去安抚他们。再说，各位都在军队里待过很久，应该知道这次只是小规模的转移而已。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那时你们又可以团聚了。用不了多久，各位就可以坐上轮船，被遣送回国，那时候再叙旧也不迟。”

三人全都站了起来，像每天清晨一样，冲着艾博凯尔鞠了一躬。尽管在三人看来，对方的军官和下属都是些野蛮而无能的人，但他们依然对这位军队里的长官表示出了应有的尊敬。只是他们的神情太过郑重，这种敬意反倒像是一种讽刺。在艾博凯尔看来，这场会议似乎结束得太过迅速，想说的话居然这么快就说完了。

按照艾博凯尔的命令，涅夫斯基把滕根、青木和高达送回了C区，他们三个表情严肃地排成一列纵队。阳光已经变得没有那么灼热，战俘们坐在桌边，有的打起了扑克，有的在玩麻将或下棋。另外一群人正在打棒球，耳边不时传来响亮的击球声。娱乐大厅里传出一阵阵悲戚的弦乐声，随之而来的，是樱花练习歌谣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抱怨，又像是在讽刺。

艾博凯尔和萨特认为，或许三个人会跟涅夫斯基谈论这件事，如果是这样，他们便有机会了解战俘们的真实感受，知道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配合。但几个人什么都没说，涅夫斯基只好在临走前问道：“几位意下如何？”话一出口，他便知道这个问题太过愚蠢。三人谁都没有作声，只听到有人打了个饱嗝，但具体是谁并不清楚。

涅夫斯基道了别，准备带着警卫离开，走到C区的主路时，他突然注意到，这几名俘虏似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几番犹豫之后，三人终于朝着青木的囚室走去。途中，青木还叫上了另外两名战俘——其中一名是那个名叫奥卡的摔跤手——然后命令两人把守在囚室门口。涅夫斯基认为，他们首先会把各个囚室的领头人召集起来。这是战俘选举出来的议会，相当于他们的代表大会。

❇

对于爱丽丝而言，詹卡洛的“出逃”——不论她原谅与否——给她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她虽然不断地谴责詹卡洛，心里却同样生出了逃走的渴望。她想逃离这个农场，逃避眼下面临的抉择。此时她才吃惊地意识到，自己明明是有这个机会的。她可以暂时离开几天时间，把一摊子家务丢给邓肯和詹卡洛去料理。爱丽丝有个名叫伊瑟尔的发小，后来嫁给了一个名叫罗尼·萨特克里夫的火车司机，现在生活在卡科尔。两人在孩提时代十分要好，经常凑在一起说老师的坏话，彼此享受着对方的陪伴。最近几年，两人的关系已经不似从前那么亲密，但爱丽丝依然决定要找回当年那段友谊。她认为，从伊瑟尔那里，她可以了解到婚姻的真谛，从而帮助自己走出伤痛。

上一周，爱丽丝给伊瑟尔写了信，对方的回复有些冷淡，大意是“如果想来，尽管来好了”。于是，爱丽丝又发了一封电报过去，把到达的时间告诉了对方，随后便收拾好行李。她打算让邓肯告诉詹卡洛她要离开几天的消息，生怕单独面对他时，会改变主意。

就这样，她坐上了火车，身旁的几个旅客年纪都很小，又是蹦又是跳，没有半点消停。火车不紧不慢地行驶着，一路走走停停，花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才到达卡科尔。不过对爱丽丝而言，这场旅途与休假无异，她甚至在车上读完了《女性周报》上的几篇文章。下车后，她提着手提箱，来到铁路旁那栋紫红色的小房子前。见到伊瑟尔，爱丽丝不觉有些得意——她一看就是已经结了婚的女人，她仍然很漂亮，但结实了许多，这跟她的体重倒是没有多大关系。不论是坚毅的脸庞还是凸出的嘴唇，都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她已经陷入了生活和婚姻的旋涡，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她的丈夫罗尼·萨特克里夫为人善良，但并不比尼维尔浪漫多少。

伊瑟尔的生活里充满了嘈杂和混乱，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老大还不到六岁。说起照顾孩子来，伊瑟尔不能说不够上心，只不过没有那么精细罢了。她不允许孩子打断她讲话——大多数时间，她都在不停地说教，反复提起她的那些女同学过得如何。眼前的一切恰好符合爱丽丝的心意，她打算或多或少地沉浸在这种日常的吵吵嚷嚷中。她所需要的，是让自己冷静下来，静静地思考与詹卡洛的事情——就像电影里的那些女主角，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惹人发笑的农家主妇。

她在伊瑟尔家里住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她喝了不少茶水，顺便帮忙照顾三个孩子。在送那个五岁的孩子去上学时，爱丽丝会牵着那个三岁的女孩，而伊瑟尔则用婴儿车推着年纪更小的那个。爱丽丝也渴望像伊瑟尔一样，每天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必胡思乱想，不必为某个人心神不宁。她知道，只要自己有了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她已经积累了不少性经验，最终一定会怀上尼维尔的孩子。伊瑟尔也说，她之所以没怀孕，主要是因为尼维尔经常不在家。然而，詹卡洛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而且并没有让她怀上孩子。或许等尼维尔回来，在她的一番引导下，最终一定能怀上的。

与赫尔曼家的农舍相比，伊瑟尔的这栋小房子似乎没有那么阴冷，罗尼经常会带些煤炭或木柴回来，而且屋子本来就比较小，冷不到哪里去。不过一到晚上就不一样了，爱丽丝住的那个小卧室冷得要命。白天的时候，爱丽丝沉浸在这家人的日常生活中，她拼命地喝茶水，直到肚子再也装不下为止。茶叶是罗尼带回来的，他的叔叔在巴瑟斯特开杂货店。罗尼平时住在巴瑟斯特的铁路宿舍，经常有机会去探望叔叔，每次回家都能带回不少东西，这些东西远远超过了每个人的配给量。

伊瑟尔问起尼维尔时，爱丽丝讲起了他被俘的经过，并且说如果他一直没有被转移的话，应该还在奥地利。伊瑟尔说，大家早已听说了其中的经过——尼维尔坐上了希腊的小船，逃到土耳其附近的希俄斯岛，在几乎就能逃走的时候被敌军包围了。“他就像内德·凯利一样。”伊瑟尔肃然起敬地说道，“只可惜运气差了些。”

她拿起勺子给孩子喂竹芋粉时，爱丽丝不禁暗自感叹：这才是生活啊！相比之下，她跟詹卡洛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生活的感觉。他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没有哪个正常女孩会选择跟他过一辈子。

随后，爱丽丝离开了温暖的厨房，准备回到卧室读一读她带来的几本杂志。经过夫妻俩的卧室门口时，她突然感受到一股温馨的气息，即便在阴冷刺骨的走廊里，这气息依然浓厚，充满平平淡淡却无比浓烈的爱意。这种爱是平凡的，正常的，不疯狂的，不会遭受惩罚的。她站在原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登时一片释然。我已经被治愈了，她心想，不妨就带着这颗被治愈的心，回家去吧。

然而令她羞愧的是，当天晚上，她就把这种治愈感抛在了脑后。有旁人在场时，詹卡洛会叫她“太太”，偶尔独处的时候才会叫一声“爱丽丝”，以免叫顺了嘴，在邓肯跟前露出马脚。这天晚上，她在脑海里反复掂量“太太”两个字的含义，揣摩两个字中包含的友情、欲望和欺骗。夜里，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苦苦思索了几个小时。她的心根本没有被治愈，她也从未得到过任何关于婚姻的真谛。

第二十三章

这天下午，C区的战俘没有像往常一样通过娱乐活动来消磨时间，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当三名资深军官脸色郑重地回到囚室时，种种谣言早已在各个囚室传开。棒球训练和比赛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两支球队似乎会在一夜间消失。纸牌和乐器被丢在一旁，所有的排演、试唱全都戛然而止。

议会的三名成员盘着腿，分别坐在两张床上——飞行员滕根坐一张，青木和高达这两个普通人坐另一张。听完滕根的假设，两人并没有感到气愤，反而觉得有些好笑。

“还用说吗？”青木喃喃道，“事情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滕根低低地吼了一声，仿佛在向门口的奥卡示威。一看到这个愣头愣脑的大块头，滕根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曾经败在他的手里，而且被迫跟他发生了性暧昧。“我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他说，“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的。的确，待在哪个战俘营里都没太大区别，在哪里晒太阳都一样舒服。不过我已经做了两年多的战俘，如果再等下去，恐怕就连那些保持中立的人，都会指责我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听了这番发自肺腑的告白，两位老兵沉默起来。滕根突然间毫无保留地袒露心声，显然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大限做好了准备，所有的指责和诽谤都已不再重要，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打算。

“所以你动不动就冲着新来的战友大吼大叫？”高达问道，“因为害怕他们的指责？”

“我吼过吗？”滕根问，他瞬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傲气。

滕根的性格就是这样，总喜欢把个人意志强加给所有战俘，凭借他“首位战俘”的资历替所有人发声。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高声宣布，每个人的死期都不远了。

“咱们几个不要妄下结论，”高达说道，“还是先把其他囚室的领头人召集起来，通过投票决定，尽管咱们也能猜到最终结果如何。另外，咱们还是一边谈，一边喝点酒吧，或许今后就没有机会了。把外面那个大块头叫进来……那个叫什么巨熊，不，叫奥卡的。让他去弄些酒来。”

一向沉默寡言的高达居然提出要喝酒，青木不觉有些惊讶。此时他才意识到，一直以来，他从没有真正读懂过高达。

“不就是做个决定，还用得着喝酒？”滕根问道。

“的确用不着。”高达说，“不过，这次是兄弟跟兄弟喝酒，顺便把事情定下来。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囚室代表的最后一次碰头。再说，喝醉也没什么不好，至少能增加几分血性。”

说完，高达交代奥卡去找酒，又找了名战俘替他站岗，最后命令两个正在打花牌的人去通知囚室代表。

三人一边等待囚室代表，一边讨论投票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青木走回到蒲团跟前，弯腰曲背地坐了下去。“整天生活在这种地方，难免会丧失斗志。敌人把咱们囚禁在一起，提供的食物比我在中国战场和那些岛屿上吃的食物还好，目的就是让咱们个个变得像被阉割过的公猫。不过现在，咱们必须要找回当初的勇气了。”

“我也坚决反对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老成稳重的高达说道，“不过其他人怎么想倒不好说，没准他们情愿被转移。照我看，这事轮不到咱们指手画脚，要看他们自己怎么想才行。对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来说，他们总要想一想，现在的选择对他们的余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反正最后都会被枪毙，还有什么好想的。”滕根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但语气已经不再那么专横。

“你这话，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的，”青木说道，“只要咱们说动手，不少士兵会跟着响应，但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拼命，而是不想让咱们、让他们的领头人或是兄弟失望罢了。当然，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临阵退缩。所以，我同意高达老兄的看法。让他们自行决定吧，否则白白送死有什么意义？”

“自行决定？”滕根反问道，“他们脱离部队了吗？已经不是军人了吗？”

“我只能说，我仍然是个军人，但我的观点代表不了其他人。”青木说道，“我有种感觉，外面的世界正在变化，人心也跟着在变。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替自己做决定，只能履行自己那份职责。强迫别人送死没有太大的意义，自愿牺牲另当别论。总之，咱们先跟其他代表商量商量再说。”

说到这里，青木的脑海里涌现出一幕幕对中国战场的回忆，随之而来的，是那段岁月里的种种压抑和折磨。对他而言，在中国犯下的罪孽只有用死亡去偿还。

“还有几件事要讨论一下。”青木继续说道，“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咱们逃出去以后，碰上平民怎么办？在敌人的眼里，咱们是残杀平民的魔鬼，但我们真正的目标是那些军人，不是妇女、孩子和老人。”

另外两人分别表示赞同。“与平民无关。”滕根说。

❇

就在艾博凯尔上校赶去接妻子，准备与加纳夫妇一同吃晚饭时，战俘营的警卫们——不管是塔楼上的、帐篷里的，还是主路大门附近的——全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大批战俘正朝着同一个囚室聚拢。考虑到他们马上就要分别，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众人的警觉。

在青木的囚室里，“三人组”站在一侧，后背靠在囚室中间的隔墙上。他们对着囚室代表们鞠了一躬，其余人也纷纷鞠躬还礼，然后便各自坐在榻榻米或低矮的床铺上。青木当众公布了那条消息，几名官衔较低的战俘摆好了瓶瓶罐罐，里面倒满了酒。青木注意到，自从下午点过名后，几名囚室代表似乎早已喝过几杯，如此一来，恐怕高达所说的借酒煽情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喝了酒会更加冲动，更愿意加入他们的终极计划。

不管这些人是灌饱了米酒还是土豆酿的酒，青木依然坦白地告诉他们：艾博凯尔是不会让步的，他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无权更改上级的命令，但心里压根就没打算要更改。如果一再相逼，恐怕会引起对方的警觉。

“所以才把大家召集起来，”他总结道，“商量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

青木表示，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必须征求各位代表的意见。此外，他还指出，是否参与行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责任感，并不强迫任何人加入。因为如果囚室代表和各位军士表示参加，其余的普通士兵即便心存犹疑，也不得不加入。

到目前为止，尚未听到任何异议。“不过，”青木警告道，“关于是否要越狱这件事，要迅速作出决定，一旦决定便要立刻行动，如有半分迟疑，我们的计划恐怕会泄露出去，被敌人发现。”或许第二天清晨，许多战俘的脸上就会流露出不自然的神情，青木心想。众人早就喊着要越狱，只要眼下达成一致，他们就会把积攒已久的各种“原始”武器都拿出来，比如球棒——刚进战俘营的时候，他们便打算把球棒当作武器使用，如今他们要在上面加上铁钉。此外，从厨房偷来的刀具也要磨锋利。所有的武器都要拿出来，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然而令青木好奇的是，这些人在大限和结局到来之前，总会把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看成无法逾越的障碍。其中一名囚室代表说道：“可是，他们那挺机枪还没有配备枪手。”

“这个不用操心。”高达安慰着说道，“只要我们发动进攻，他们很快会派人过去的。”

水兵平野——眼下已经成了囚室的代表——指出非常关键的一点：每逢周六，那些闷坏的守备队士兵就会到镇子里去找乐子。他们会喝上几杯啤酒，打几圈纸牌，然后醉醺醺地回到岗位上去，根本不具有任何应变能力。因此，凡是像他一样准备参与计划的人，最好选在这个时间行动。面对一群头脑发昏或是酒精上头的士兵，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只要时间选对，刺网内的战俘不仅可以实现突围，还有机会占领敌人的武器库。

另外一名上了年纪的代表——心直口快、在滕根落败后表示同情的库里——表示，他要跟囚室里的兄弟商量一番，不论最终结果如何，他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与此同时，他劝众人不要幻想着可以打败守备队，或是抢夺武器，因为今晚不会起雾，头顶还有探照灯的强光照射，种种条件都有利于机枪手瞄准，想靠抢夺武器发动反攻，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时，滕根站起身，向众人宣布了这场计划的基本原则：能否打败守备队并不重要。“我们要做的，是让对方明白，即便是枪林弹雨，我们也敢向前冲。最重要的是，我们死后，灵魂就可以回到家乡，不辜负家人摆设的神龛和牌位。”

“这就是最重要的？”有人不屑地讽刺道。

接着，另外一名代表指出，有些战俘之前受了伤，恐怕无法翻过刺网。在他看来，这部分人可以自行抉择。说完，众人低声议论了一阵，纷纷表示赞同。就这样，短短几分钟内，战俘代表们便做好了送死的准备。

“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还是要通过投票决定，”青木提醒道，“各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投票。首先决定是否越狱，然后决定是否今晚动手。咱们先讨论这两件事，然后各位代表回去跟众位兄弟商议。”

众人压低声音，纷纷表示赞同，四十九个人几乎都举起了手。

“我有个建议，”高达说道，“大家表达赞同或反对时，不要大声喊，这会引起守备队的注意。我们还是举手示意比较好。”

“等等，”一个声音说道，“具体的行动方案还没讨论，我还没有发言。”这位囚室代表似乎不甘于沉默，因为他是“金风筝勋章”的持有者，必须珍惜这份难得的荣誉。“如果盲目行动的话，一定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说，“各位太心急了。在我看来，咱们不能赶着去出丑。咱们要静下心来，制订出一份像样的行动计划，然后选在明晚动手。”

一听说要推迟计划，最气愤的要数平野，他甚至气得站了起来。然而面对“金风筝勋章”的获得者，他还是强压怒火。“各位战友，各位身陷牢笼的兄弟们！”他高声叫道，“你们难道听不到吗？那些暴虐的杂种，每天都会冲着我们唱军歌！虽然看不到是谁唱的，但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是啊，这里有大把的时间供我们消遣，有谁会听不到！除了这个，我们还能听到什么？樱花的歌曲吗？我们无所事事地待在这里，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他们早就开始为我们祭奠，早就认定我们已经战死沙场。我们有什么脸活着回去！现在的我们，上天不能、入地无门，现在又想硬生生把我们分开！咱们必须打破这种生不生、死不死的现状！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凡是不赞成的人，你们不妨一直待在这里，慢慢地变成外国人好了！困在这座战俘营里，我们跟乞丐有什么区别！找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们能看到什么？一群正在变胖的狒狒！一群等着敌人施舍香蕉的猩猩！”

“够了。”青木说，他扬了扬手打断平野，尽管他知道，这番雄辩的言辞已经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我们为你的勇气喝彩，但现在不是谈论狒狒的时候。这样只能浪费时间。还是那句话，如果愿意跟着干……”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一阵阵吼声打断了青木的话。

青木再次举起手。“如果打算干的话，那些不参加的人一定会觉得羞愧。”

滕根刚想开口，但考虑到青木在军队中的资格比自己老，只好默默地坐了下去。

这时，另外一位代表站起身，指出除了义气和信仰等因素外，还有些现实问题要考虑。他认为，那些受了伤、没法冲锋的人，可以选择用皮带上吊，上吊的时候要把皮带扣置于耳后。当然，他还提到了其他办法。可以用刀。“割破颈动脉是个不错的办法。”

这时，“金风筝勋章”的持有者指出颇令众人反感的一个现实。“如果这样的话，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愿意去冲刺网，这又怎么办？”

青木看了看“三人组”的另外两名成员，尤其是滕根——此前他曾自信满满地认为，众人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去送死，然而看到眼前的局势，他只好沉默不语。众人无论如何也猜不到，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正闪过被俘时的一幕幕：他如何从高空坠落，如何遇到那两个当地女人，又是如何被抓，如何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平日里，在众人陷入沮丧时，滕根总是第一个发言。但这一次，高达居然先开了口：“如果绝大多数人同意越狱，我认为，像我一样准备冲锋的人，定然是不会退缩的。我们这里讲的是民主，不会剥夺个人意愿。”

“好吧。”“金风筝勋章”的持有者说着，转换了话题，“具体该怎么投票？匿名？还是公开？”

那些决意发起冲锋的人认为，投票应该公开，如此一来，即便有人打算退缩，也不得不服从集体决议。然而高达却表示，是否选择为荣誉而战，要看个人意愿，生死大事不能强求。因此，他的囚室将匿名投票。在高达看来，如果公开投票，许多人会拉不下面子，不敢表达真实想法，因此匿名投票才能反映这些人的真实意愿。“投票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听从内心的真实想法。”高达强调。

不过匿名投票的规定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挖苦地问道：“用什么做投票箱？帽子？夜壶？搞得跟选举市长一样，真是太可笑了。”

此时滕根已经回过神来。他建议先针对是否要越狱的问题进行投票，然后再决定是否让那些行动不便的人自我了结。然而群情激愤的众人表示，两个投票应该同时进行。青木提出，还有一件事应该通过投票表决——是否应该避免伤害平民。囚室代表们没有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这次行动纯粹是为了自我了结，没有必要对平民大开杀戒，否则如此崇高的行为会被敌人扣上掠夺和杀戮的罪名。

最终，青木向众人宣布，在晚餐钟声响起之前，投票必须结束。没错，涅夫斯基或许会听到些风声，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况且众人根本没有时间去谈论这些，他们必须在临死前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做好一切准备。

就这样，代表们达成一致，尽管从众人的争论中，能够听出一丝对生命的渴望，但他们依然作出了送死的一致决定。许多人没有发言，在青木看来，他们的心里是存有疑虑的——守备队是否会满足他们的愿望？敌人是否会派人把守机枪？

代表们喝光了酒，拿着各自的蒲团离开了，一时间谁都没有讲话，耳中只传来警卫沉重的靴子声。他们回到自己的囚室，开始准备那场决定命运的投票。

“三人组”的成员也回到各自的囚室组织投票。青木组织的是匿名投票，他们拿出从厕所，从他们痛恨的瓷马桶旁边偷来的手纸——为了消耗敌人的物资——分别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青木发现，许多人在作出决定后，眼神里露出了惊恐，但最终还是投了赞成票。他们明白青木的心意，绝对不会让他失望。

投票结束后，青木命令众人散去，等待其他囚室的消息。没过多久，滕根便带着投票结果赶了过来——他组织的是公开投票，因此所有人投的都是赞成票。高达的结果也一样。“说实话，采用这种投票方式，许多人不得不投赞成票。”高达敏锐地说道，仿佛他也见到了战俘眼中的惊恐。

在等待最终结果的同时，三人讨论了战术安排——哪个囚室负责冲击刺网，从哪个角度发起冲锋，等等。越狱开始时，他们会立刻在囚室里放火。既然战俘营被照得如此明亮，天上有月光，头顶有探照灯，如果不添一道火光进去，这些战俘岂能甘心？接下来，滕根根据各个囚室的地理位置，给每位成员分配了作战任务。他会亲自带人冲击主路大门，高达负责坐镇后方，如果冲锋顺利，还有人回来报信的话，他会率领剩下的人——那些埋伏在各处的人——朝墙外突围，与青木的人手会合后，联手夺取警卫的武器，开始发动反攻。

负责攻击外围刺网的人，或是滕根率领的攻击主路大门的人，在占领两挺机枪后，便会对守备队猛烈开火，即便是死，他们也要拉上敌军中这些不中用的老骨头垫背。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会竭尽所能抢夺敌人的弹药，然后采用更传统的作战方式——摆开阵势与敌人对射。但无论如何，最终目的都是去送死。

性情稳重的高达指出，他们或许没有机会夺取敌人的机枪和弹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侥幸活着的话，应该逃到丛林里去，在地势险要处或密林中潜伏，要避开地势平坦的草场和公路。躲在这些位置，他们能够给敌人造成更大的伤害。用不了多久，敌人就会派出搜捕队，而且人数会越来越多。只需等到这些人走到跟前，他们便可以突然发动袭击。敌人在搜捕的过程中一定要付出代价，即便是死，也要折损他们的一部分兵力。

第二十四章

战俘中有个名叫本恩的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是长老会的信徒。本恩的大家族生活在县城，县城的边缘地带有一所美国人创建的教堂，在祖父的带领下，一家人全都入了教。战争初期，本恩被派到中南半岛，他听说家乡教堂里的美国牧师都被派到了各地的战俘营里，郊区的教堂交给日本信徒打理。即便在战争期间，人类的信仰也不会中断。

这一天，本恩在囚室里始终保持沉默。他的囚室里都是些二等兵，在投票时，这些人群情激愤，高举着拳头，嘴里呼喊着战斗口号。然而除了激愤的呼喊之外，似乎也有人在心里默默地叫着“老天保佑”。本恩知道，新兵也好，老兵也罢，并不是所有人都巴不得赶快去送死。然而在集体性的狂热面前，个人的意愿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他心里明白，这股狂热并不全是喝酒引发的，而是众人意识到，最终还是逃不过一死，而死后的灵魂会永远被人铭记，况且家人早就为他们举办了葬礼，因此必须要对得起家人的这份敬意。再说，在某些人眼里，既然举办了葬礼，便没有回去的可能。在生养他们的父母眼里，他们早就已经去世了。

大家聚在一起商讨时，本恩认为自己应该站出来，讲出他的信仰，因为许多人还不知道他是长老会的信徒。但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有些犹豫，不知这样做是否有意义，不知他贪生怕死的举动是否会传到亲戚的耳朵里。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重顾虑——没有人为他举办过葬礼，即便有，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也不能忍受这种自杀的行为。之前，涅夫斯基给C区的战俘带来了不少从日本寄来的信件，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或许活着回去并不会给家人带来多少耻辱。然而在刚才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众人的决议又让回家的希望变成了泡影。

大家是通过举手表决的。一名饱经战火洗礼的老兵没有举手，胳膊甚至连弯都没有弯一下。在众人纷纷举手表示同意时，本恩的手臂却只举到一半，内心的迟疑和懦弱明显地暴露在众人面前。许多人知道，他曾经是个机枪手，已经在布纳战场上饱经摧残，因此并没有太过在意。

对于自己的迟疑和畏缩，本恩感到十分羞愧，不过他却情愿相信，自己眼下只是在保存体力和精力，为即将到来的救赎做准备，尽管他并不愿意去面对这种救赎。

这时，众人开始讨论是否要在越狱行动开始时，在囚室里放火——最终结果是肯定的。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每个人都决心孤注一掷，那些在C区使用伪造姓名的人，开始在纸上写下各自的真名，然后放在囚服的口袋里，这样一来，掩埋尸体的人就能够确定他们的身份。这些人在摆弄墨水和纸张的时候，心里已经抱定了这样一种信念：明天的清晨到来时，所有人都会光荣地死去。

浴室门外排起了队，准备赴死的人要在临死前把身子洗干净。为此，战俘中的几名军士作了特别安排，以防队伍过长，引起敌人注意。另外一些人，那些宿命论者，则坐在囚室的牌桌跟前喝起了酒，似乎是在庆贺，又或是在为自己的决定壮胆。本恩盘腿坐在床上，这些人谁都没有理会他。在不可逆转的命运到来前，本恩显得那样微不足道。

本恩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传道书》中的一节，奇怪的是，他觉得这几句特别适合周围的这群人：“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四岁。他对两个女儿的记忆远远多过因脑瘤去世的妻子。想到两个女儿，再想想上帝留给他的选择，本恩的心里顿感一阵痛苦和凄凉。这种选择，只要想一想都会令人发抖，甚至令人顾不得悲伤。此时此刻的他，就像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一般绝望。这感觉就像胃里灌满了苦酒。即便自己的计划能成功，也没有多少活下去的指望。

囚室的代表再次出现，重申众人一定要去吃晚餐，并且要像往日一般，表现出明显的胃口。“很快就要去见我的救世主，我的王，我唯一信任的灵魂的拯救者。对此，我心怀感恩。”本恩喃喃自语道。

之前，加韦尔的长老会组织和战俘营的长官达成了协议，允许牧师伊安·芬莱在涅夫斯基的陪同下，秘密探望本恩，见面的地点选在战俘营一侧的医务室。对于善良的芬莱牧师而言，即便获得战俘营长官的批准，想把本恩带到加韦尔的长老会教堂也实在不是件容易事，毕竟本恩穿着深色的囚服，看起来不仅怪异，而且招人厌恶。“信众还没有准备好，暂时还无法接受你，因为一些信徒的儿子成了日军的俘虏。”牧师说，语气里没有丝毫歉意。他亲切地拍了拍本恩的胳膊说道：“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他们不该对你妄加评判，这样未免太残忍。但多数信徒是夏娃的后代，还没有开悟，没有如此宽广的心胸。”对于英语中常用的祈祷词，本恩还是清楚的。“就让肉体凡胎全都保持沉默吧／站在原地，浑身颤抖，心生恐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本恩才能与芬莱牧师直接交流，不受俄国翻译的干涉。因为对方是俄国人，本恩的心里一直都存有疑虑和偏见。

本恩忍不住想到了芬莱牧师提到的那些教友——他们如果听到今晚发生的事，听到自己曾不顾安危阻止这场行动，一定会感受到他的兄弟情义。想到这里，本恩的心里闪过一丝微弱而徒劳的自豪感。事后，芬莱牧师在问起他是生是死时，一定会听说他的英勇事迹，或许还会把这件事转述给他的两个女儿。

“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本恩祈祷道，“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

然而身为一名出色的机枪手，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军人，当他看到敌人纷纷倒在自己的枪口下时，心里还是忍不住生出一阵快感。“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求你救我脱离我自己。

在C区的战俘当中，有个人经常来找本恩谈心。这人名叫野中，四十多岁，曾经是个锡匠，来自东京南部的一个县城。按理说，本恩绝不会选择这种人做朋友，但对方偏偏选中了他，没有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将他排除在朋友之外。此时，野中的目光正好碰上了本恩那双充满血丝和疑虑的眼睛。的确，给年轻人洗脑很容易，因为这些人还没有孩子，体会不到生命的延续有多么可贵。相比之下，想煽动年纪大点的人就没有那么容易，在这一点上，野中就是最好的证明。

野中走了过来，坐在本恩身旁的床上。“你觉得咱们该怎么办？”他问道。

囚室里一片嘈杂，喝酒的人疯狂地叫着，笑着，其余人则煞有介事地准备着，纷纷掏出藏在地板下的球棒、铁棍、刀片、削尖的木棒，掏出藏在各自的蒲团或草席下面的“武器”。在阵阵吵闹声中，本恩自然不必担心被人听到，于是便用正常的音量说道：“你想听我的建议？”然后又问道：“真的想听？”

“是的。”

“你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义务活下去，我们要告诉自己，即便死了，身上的污点也清洗不掉。死亡并不意味着解脱。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死亡没有什么大不了，他们还没有结过婚，所以才经常把‘死’字挂在嘴边。”

“他们辩论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些？”

“因为我会被人打，”本恩坦诚地说道，“不值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但本恩并没有对锡匠提起。

“说出来又不会有人杀了你。囚室的代表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还是不值得。”本恩说道。

“哎，随你吧。”野中顿时失去了兴趣，“真是奇怪，这群人之所以急着赶去送死，就因为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反正我不在乎。我根本没举手。这些好战分子根本不会注意我这个老头子。”

本恩压低声音说道：“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假装中弹，扑倒在刺网边上的水沟里，等着这一切结束。这样岂不更好？”

“说到底，我还是有些血性的，”锡匠说道，“虽然多半人跟疯了差不多，但我还是要遵从大多数人的决定。”

“你都这个岁数了，还讲什么民主？”本恩说道，“我知道，你早就看透了。可是你想想，你还有家人啊！”

“什么家人不家人的，一切都要结束了！”野中说，两眼噙满了泪水，“结束了。从我参军开始，我这辈子就毁掉了。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而是变成了一个凶残的战士。这都是自找的。我越回忆，越是记不清老家和家里人的样子。或许心肠冷酷点更好，要不然太痛苦了。我早就记不得妻子的声音了。这里的声音听得更真切，对我的影响也更深。我知道你的信仰，也知道你很善良，咱们不如一起行动，肩并肩地冲出去。”

尽管对方诚心诚意地邀请自己，但本恩还是对锡匠说，他横不下这个心来。

“我信奉的宗教不允许教徒自杀。”本恩说道。

“可是在布纳的时候，你跟自杀也没什么区别啊。当时你患了登革热，却还是拼命地死守阵地，后来是敌人把你从机枪后面拖出来的。当时我也在，亲眼看到的……算了，今晚……反正咱们都一样，终究逃不过一死。这样死至少还有点意义，说实话，我现在反倒松了口气，心情也平静了不少。”

在本恩听来，或许连锡匠自己都不会相信这番长篇大论。

“算了，”野中说道，“再怎么争辩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一定要救下这个人。本恩心想。

❇

傍晚时分，囚室代表们再次碰头，就投票的情况向三人组进行了汇报。一些囚室的投票结果是弃权；没有人公开投反对票；还有两个囚室表态说，他们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这时，有几名代表向三人组指出，冲向刺网的时候，或许会有人畏缩不前，或许会有人躲起来。因此，在行动开始前，是否有必要先把这批人解决掉？对于这个提议，就连滕根都觉得不太可行，甚至有些不赞成。

行动时间定在凌晨三点——守备队士兵睡得最沉的时刻。一名战俘会吹响冲锋号，听到号声后，所有人同时发动进攻。囚室代表的职责是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有人向守备队告密。

这时，战俘营里响起了晚餐的钟声。最后的晚餐，本恩心想。芬莱牧师也好，加韦尔或守备队的教徒也好，有谁能猜到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呢？野中站起身，嘴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两人结束谈话后，他一直盘腿坐在本恩的床边，想必早已坐得腿脚僵直。本恩也跟着站了起来，一把抓住了锡匠的胳膊。

“我可以救你。”他低声说道，“我根本不信，你会心甘情愿地冲到刺网前，任凭自己被敌人打死。”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只能让人更难受罢了。”野中说道。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不要跟我坐一起。吃完以后，悄悄到娱乐大厅的深处去，我在那儿等你。要表现得自然些，就像两个朋友告别一样。”

本恩已经注意到，尽管头顶的探照灯来回扫射，娱乐大厅的远端仍然保留着阴暗的一角。在那里，他们虽然无法躲过守备队的监视，但至少不会引起注意，毕竟周围有太多移动的目标，而且光线好的地方更惹眼些。听到钟声后，战俘们按照囚室代表的吩咐，来到食堂用餐，有的人嘴里哼着小调，有的唱着民谣，只是唱了几句便忘了下句的歌词是什么。

负责战俘伙食的人像往常一样，用瓷盘端来晚餐。瓷盘是指挥官亲自指定使用的，以此表示对战俘的尊敬。像往常一样，盘子里盛着米饭、玉米、羊肉和胡萝卜。这些东西不但很难消化，而且吃了容易发胖，就是平时也唤不起多少食欲。囚室代表们暗暗传令，命令众人吃下去。这不仅可以消耗敌人的粮食储备，还可以迷惑食堂里的警卫，营造出一切正常的假象。

锡匠坐在离本恩很远的一张桌子旁边，但彼此仍在对方的视线范围以内。吃饭过程中，没有人主动跟本恩讲话，偶尔有人说几句，也是想跟他要些调料，以便增加胃口。警卫和炊事兵都站在食堂里，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离开这里，回去睡觉。他们心不在焉地望着这些战俘，望着这些人坐在桌旁、装出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晚餐结束后，炊事兵收走了盘子。除资深军士外，战俘营里的警卫都要轮流担任炊事兵。见到许多盘子里的食物只吃了一半，炊事兵忍不住骂了起来：“这群不知感恩的狗杂种！”

接着，战俘们纷纷站起身，离开餐厅。看到对面的锡匠站起身，本恩也站了起来。他跟周围的人道了晚安，但多数人都没有理会，直接走了出去。在这个贫瘠、从不下雪的地区，此时的天气已经很冷了。

本恩来到先前提到的那个光线较暗的角落时，惊讶地发现野中早已等在那里，正抽着烟卷。他委实没有料到，内心摇摆不定的野中居然这么快就来了。

“我只是想听听你有什么话说而已。”野中说道。

“要不要先去趟厕所？”本恩问道。

“去不去厕所有什么关系？你想去？”

“不想，”本恩说，“我便秘。估计是战俘营的诅咒吧。”

“我也是。”

一想到自己可以拯救眼前这个人，本恩感到欣慰。或许上帝派他到加韦尔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跟我来吧，”他对锡匠说道，“只管跟着就好。你顺便可以想一想，到底要不要这样做。”

C区的战俘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不停地谈论着什么，另外一些人则朝厕所或浴室走去。在警卫眼里，这些人正在相互告别，算不得什么异常现象。本恩带着野中从人群中走了过去。

野中跟在本恩身后，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仿佛觉得跟本恩走在一起是件十分丢人的事情。

接着，两人来到屋外的小路上，本恩甚至可以看到那两挺用防水布蒙着的机枪——“自杀仪式”的首要工具。两挺机枪架在拖车上，夜晚的露水在枪管上闪闪发亮，他甚至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拖车下方每个车轮的轮廓。接着，他把野中领到医务室附近的一所小房子跟前。一看到这间房子，野中顿时迟疑起来。“这里面是焚烧炉。”他十分厌恶地说道。

“没错。你见过焚烧炉吗？”

说着，本恩走进小屋，野中不情不愿地跟了进来。两人用不着开灯，刺网外围探照灯的光正从窗口照射进来，照在焚烧炉的炉门上，炉子里的灰烬发出阵阵恶臭。

“你想让我爬进这该死的焚烧炉？”野中问道。

“别不情愿，”本恩说道，“这个计划很完美。今晚不会有人来这里，你也用不着担心，这东西每天下午四点才开始点火，这里应该还有余温，待在里面不会冷。这个是耙灰用的。”本恩说着，摸了摸靠在焚烧炉上的铁耙。

锡匠十分粗鲁地表示，他已经看到了，用不着本恩告诉他。“这里面什么脏东西都烧，医务室丢掉的纱布……谁知道还有什么。”

“你不一直生活在肮脏之中吗？你的身体里有粪尿，有终会腐烂的肉体，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又不是请你住旅馆。你可以把门半掩着，把铁耙挡在门口，这样就不会被锁在里面。今晚不会有人来这里。”

面对如此“绝妙”的救赎方式，野中还想继续争辩下去。他想让对方看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为了求生而不择手段的人。

“你跟我一起吗？”

“或许吧，等夜深了我再过来。”

野中再也无话可说，只好嘟囔了一声，问道：“你觉得，我什么时候钻进去合适？”

“现在。”本恩说道。

“可我现在想撒尿。”他抱怨道。

“那就找个墙角解决，不要像个孩子一样。我必须走了。”

“我还能见到你吧？”

“但愿如此。”

锡匠走到小屋的一角，一边解手，一边抱怨着什么，仿佛是本恩害得他尿急一般。“你不会想做什么傻事吧？”他转头叫道，“别出洋相！”

“不会做傻事。”

本恩一直等到他的朋友爬进焚烧炉。锡匠的身上带着旧伤，爬进去时嘴里不停地哎哟着，在里面躲好后，又冲着厚厚的炉灰咒骂了几句。本恩把铁耙斜斜地抵在炉门口，轻轻地掩上门，足以掩护这位老兵不让人发现。炉腔里传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声，之后安静了片刻，接着，锡匠窒闷的叫声传了出来：“谢谢你。”

把野中托付给焚烧炉后，本恩并没有跟着藏进去，而是回到自己的囚室。屋子里已经熄了灯，但谁都没有睡下，所有人都疯狂地忙碌着。床上的草垫已经抽了出来，堆在墙角等着点火，过道里已经堆满了引火之物。本恩坐在床上，等着他们来抽走自己的榻榻米。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人理会他，只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跑过来搭讪。这人平日里十分滑稽，被人称作小丑。小丑难过地挥了挥手，在交错摇摆的探照灯光的映照下，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异样的神情，仿佛在说，求死并不容易。之前在C区时常能听到慷慨赴死的豪言壮语，但眼下情势已经有所不同。这时，本恩听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似乎是在谈论他有多么另类，是否要在发起冲锋前杀掉他，等等。有几个人说，藏在床垫下的武器已经抽了出来，或许用不着等到点火，就可以先了结他的性命，只是下手的时机不好掌控，没准一不留神就被他溜了出去。接着，几个人继续喝起酒来，庆幸的是，他们终于转移了话题。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本恩在心里默默念诵着，竭力压抑着自己的困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阵困倦来得太不合时宜。

该动身了。本恩抓起他那件紫褐色的外套，起身离开囚室。众人以为他上厕所，并没有阻拦。他绕到两个囚室中间，弯下腰，钻进地板下方、地基中间的一个孔洞。洞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地板上方，一名战俘正弹奏着三味线，唱着一曲哀伤的调子。他弹得那样投入，恨不得让琴弦把自己的手指割破。这让本恩忍不住落下泪来。

他把外套铺在冰冷的地上，静静地躲在地板下方。对于这狭小空间里透出的寒意，他并没有选择抵抗，而是选择去接受，就像耶稣拥抱麻风病人一般，去拥抱这股冷意。酒顺着地板的缝隙流淌下来，那群烂醉如泥、渴望去送死的战俘仍然在不停地劝酒。霎时间，似乎整片海洋、所有的岛屿都被这种求死的欲望所征服。作为一名“异见人士”，一名军人，他静静地躺在泥土中，浑身瑟瑟发抖。

什么时候动身？他必须继续等下去，至少要等到周围安静下来，等到人群不在各个囚室间来回乱串的时候。他决定等到凌晨两点。接着，本恩念诵起关于坚韧与毅力的祈祷词。虽然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能够熟练地背诵这段祈祷词，但直到此时才真正理解这些美德所包含的深意。他像昆虫般躺在泥土中，心里却感到一阵出奇的平静和坚决，为此，他十分庆幸。自从被俘以来，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平静。在这无比凄凉的时刻，关于妻子的记忆给他带来一丝慰藉，仿佛是上帝给他送来了救赎的花朵。他的妻子不仅性情宽和，而且很有教养，虽然她的坟墓远在千里之外，但这份记忆无异于上天给予他的恩惠。之前，他最害怕的就是两个孩子失去父母后，会沦落到无依无靠的境地，不过此时他已经不再那么担心，因为教会一定会向两个孩子伸出援助之手，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尽管地板下方依然冷得刺骨，但虔诚的念诵却抵消了一部分寒意。他暗暗祈祷，希望这些战俘的思想会发生一场革命性的逆转，从而阻止这场即将到来的浩劫。他苦苦地哀求着，祈盼这些执意用身体去承受子弹的人，不要因为虚荣和浮夸而葬送性命，而是能够在基督的感召下，安详地死去。作为一名战士，他心里非常清楚——子弹穿透身体后，所有的傲慢与自负都会在瞬间消散。人会因为恐惧而变得谦卑，人的灵魂里会溢满孩子般的恐惧，认识到这世上真的有魔鬼存在。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出于本能而呼唤母亲，但他们的母亲既不在身边，又无法拯救他们，更无法让他们重生。

但他们不需要获得上述启示，只要他的计划成功即可。午夜已过，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全世界最孤独，但也最安详的人。

第二十五章

很久之前，加纳太太便对艾博凯尔上校保证过，等他的妻子搬到加韦尔镇时，她会在星期六的晚上设宴款待。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在此期间，加纳夫妇十分忙碌，有时候去镇子里办事，脱不开身；有时要去牧场赴宴，因为财大气粗的牧场主们总觉得亏欠了夫妇二人一些人情。与此同时，艾博凯尔也忙得不可开交，经常要参加宴会，还要叫上无趣而乏味的镇长先生。终于在这天晚上，加纳太太兑现了她的承诺，安排好了晚宴。不过她对艾博凯尔说，外面经常会发生紧急状况，保不准什么时候，加纳医生就会被叫出去给人看病。“不过至少我会一直陪着你们。”

的确，加纳医生时常抱怨说，若是在从前，星期六的晚上只要派一名年轻的医生过去即可，可如今，年轻医生全都穿上了军装，不知被派到了哪里，他正诚心诚意地盼望他们回来。

艾米丽对丈夫说，能够得到他这些朋友的款待，她感到十分欣慰，况且都是镇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艾米丽并不在乎这些人的身份。然而在艾博凯尔接受邀请后，加纳太太才告诉他：“我还邀请了加洛韦夫妇。虽然大家都知道，西尔玛性子有点古怪，不过罗伊却很风趣，而且不会让她太过分的。”

十八个月之前，在镇长举办的招待宴会上，艾博凯尔见过西尔玛一面。当时女人们都喝雪利酒，男人们喝啤酒。艾博凯尔知道，她不仅仅见到了他，而且看透了他。她是个娇小而精致的女人，一头蜂蜜色的头发，艾博凯尔不得不承认，曾经埋在心底的欲望，再次被这个女人给勾了起来。他也无法否认，见到她的第一反应便是：这是个来者不拒的女人，既美貌又风骚，一本正经却又躁动不安。

在那场宴会上，他的表现足以令这个女人觉得，两人之间能发展出一段风流韵事。不久，她把电话打到战俘营，说是当地的几位女士在她的家里喝早茶，想听听他是如何管理战俘营的，如果他能够考虑参加的话，那就太好了。艾博凯尔找了个借口推掉了这次会面，但她后来又打来两次电话，语气颇为懊恼，似乎在责怪他没有积极把握这个机会。后来，在加纳夫妇的宴会上，两人又见过一面，令他尴尬的是，在用餐过程中，她始终摆出一副敬而远之的冰冷面孔，随后又表现出一种似嗔非嗔的亲密感。

艾博凯尔担心的是，在今晚的聚会上，西尔玛·加洛韦会使出她最擅长的手段——流露出“两人曾暗通款曲”的神色。不过他已经打定主意，绝不能让加洛韦太太得逞，他也绝不会陪她玩这场游戏。

加纳夫妇住在街角的一栋大房子里，房子的地基由花岗岩铺成，更妙的是，房子前方还有个宽敞的阳台。房子的前厅十分宽敞，足以容纳两间手术室。最近，加纳医生招募了一名光荣退伍的军医。这名医生已是人到中年，平时跟加纳先生一同出诊。

艾博凯尔夫妇到来时，安妮·加纳正在前门等着，随后把两人请进了客厅。加纳医生斜斜地靠着壁炉架，而加洛韦夫妇则分别坐在两张沙发椅上。西尔玛喝着金酒，罗伊的啤酒则放在肘边的一张活动茶几上。见到夫妇二人，罗伊连忙站起身来。艾博凯尔注意到，当西尔玛打量着性情沉稳的艾米丽时，脸上露出一丝鄙视，仿佛正盼望艾米丽说出一些幼稚的话来，供她挖苦和嘲笑。

“恭喜你啊，上校。”罗伊连忙说道，“战俘营里的那些捣蛋鬼，很快就要滚蛋了。”

“这事你也知道了？”艾博凯尔问道，心里不禁有些纳闷。没过多久，这阵困惑便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焦虑所取代。他并不希望星期一的行动被镇子里的人知道。然而战俘即将转移到瓦伊的消息，就像病毒一样散播开来，迅速感染了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当然，这一定是守备队的士兵喝醉时传出来的。这些士兵就像一个个透气孔，不断把战俘营里的情况透露给外界知晓。

在艾博凯尔看来，罗伊的这番寒暄实在太过唐突，给了他当头一棒。这样做实在有失体面。这天晚上，萨特也给他打了电话，说他收到警卫的报告，说C区的战俘正频繁地来回走动，动静很大。考虑到他们即将分别，这种举动也完全解释得通，然而萨特却明显为此感到焦躁不堪。

上校并没有继续谈论罗伊刚才的话题，而是向对方提出了一个老套的问题：律师的工作做得可还开心？虽然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罗伊，但仍然时刻感受到西尔玛的诱惑，就像站在悬崖边上，总要忍不住向下望上两眼。

加纳医生手里拿着瓶威士忌，指间夹着根香烟，仿佛想把人间两大享受同时放进嘴里。“看看，这是什么？”他对艾博凯尔说道，“尊尼获加，黑方威士忌。一个酒店老板送的，大概是为了感谢我治好了他妻子的腰疼吧。说实话，这种病，就算不治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只要一杯就可以了。”艾博凯尔说道。

“糟糕的是，我也不敢多喝，”加纳医生说道，“每次只喝一两杯，生怕晚上出诊。”

这时，安妮·加纳满腔热情地向西尔玛介绍了艾米丽——这是艾博凯尔最害怕的时刻。但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没有任何卑劣的暗示。尽管西尔玛显得有些冷淡，但在一个正常人眼里，她只不过是有些醉了而已。

接着，艾米丽和西尔玛亲切地交谈起来，当谈到帕克斯街时，西尔玛有意无意地提到，艾博凯尔夫妇的房子很漂亮。她不但语速迟缓、吐字不清，就连眼睛也频繁地眨了起来。种种迹象都在暗示，这天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喝酒了。

“每次提到你，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就是，等日子太平了，你还会待在这个镇子里吗？”罗伊问道。三个男人凑在一处聊起天来。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早吧，不是吗？”艾博凯尔问道。他根本无法想象，在战争结束、战俘营清空之后，除了交还这身制服、接受上级不痛不痒的几句感谢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在他的家乡英国，许多同事说，将来打算去贫穷地区做绅士。在英国就是这样，若想隐瞒辉煌不再、每况愈下的事实，没有比偏远地区更适合的地方；不像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之中。

“你知道吧，这里的人都很喜欢你，”加纳先生说道，“你很受欢迎。”

艾博凯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不过战争结束后，他很可能不再属于加纳先生这个圈子。有时候，他会略感不安地设想，或许应该利用自己现有的职位，在郊区开个保险经纪公司，但这要看他的退伍费是否充足。或许可以在哪里开一家小型地产公司，不过作为一名上校，他未必能拉下这个面子。既然他期待自己的手下尊重各自的军衔，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尊重呢？或许还是搬到贫穷的偏远地区比较好，总比在乡镇里苟且求生、被那么多人看在眼里要强。

“谁知道呢，真要在这里定居的话，没准又不受欢迎了。”艾博凯尔对律师罗伊说道，“再说，现在看来，离战争结束还早得很呢，不是吗？”

“日本和德国早就已经战败了。”罗伊安慰道，“他们只是不服输，不想承认而已。”

有时候，艾博凯尔忍不住会想，如果日本人被赶出马来亚，他的战俘营里会是什么状况，俘虏会不会成千上万？

看到女人们仍然在心平气和地聊天，艾博凯尔终于松了口气。事实上，西尔玛之所以聊得这样起劲，主要是为了发泄对丈夫的不满。不过艾博凯尔还是隐隐有些担心，如果整个镇子的人，或者至少是罗伊·加洛韦，知道了C区的事情，那么星期一的安排似乎便多了一份不安定的因素。这就意味着，今晚和明晚，他必须待在战俘营里，既然C区和外界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他一定要防止发生意外。

突然，走廊里的电话响了起来。离开战俘营之前，艾博凯尔留下了加纳医生家的电话号码。如果真是战俘营打来的，他就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赶过去。令人庆幸的是，电话是打给加纳医生的——里德农场的一个农夫说，他的妻子喘不过气来。加纳医生当众宣布了这个消息，安妮立刻抱怨起来，但语气里却带着一贯的顺从。里德农场位于山区，从这里赶过去，要穿过几条山路，跨过一条小溪。

“开车没问题吗？我陪你去吧？”罗伊问道。面对妻子不断的指责，他已经做好开溜的准备。

“罗伊！”加纳太太责怪道，“你要是走了，谁来陪艾博凯尔先生聊天呢？”

“罗伊……才不会……在乎……这些呢。”西尔玛用一种夸张、缓慢而又略带悲情的语气，醉醺醺地说道。

“我可以留下来啊！”罗伊说道，“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的。我只是觉得……唐纳德或许需要我陪着过去。”

西尔玛故意不看他。

“我还是陪你去好了，唐纳德。”罗伊下定了决心。既然去与不去都会挨骂，不如晚些挨骂好。

“晚安，漂亮的女士们。”加纳医生说道，“晚安，上校。走吧，罗伊，有你陪着，我高兴得很呢。”

两人沿着走廊走了出去，在加纳医生的手术室里停了一阵。艾博凯尔甚至可以听到两人在说着些什么。

“哎，天哪！”西尔玛说道，“这家伙太无聊、太呆板了。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是个同性恋。”

加纳太太与艾博凯尔夫妇交换了一个眼神。手术室里的谈话声渐渐消失，接着，医生的车子发动起来。天色已晚，道路崎岖不平，赶到里德农场至少要一个小时。

“罗伊这回可有的受了。”加纳太太自嘲般地开起了玩笑，“我可知道，唐纳德开车的时候是怎么打发时间的。他会自言自语，背出板球比赛的分数来。真的，一点都不撒谎。首先，他会跟你争论，为什么板球对抗赛是从1883年而不是1877年开始的，然后就开始历数每场比赛的数据。接着又提起殖民地之间、各州之间的比赛情况，平均分是多少，有哪些球员发挥出色，等等。在他眼里，格雷戈里兄弟和德蒙·斯波福斯要比后来出现的麦凯布和布拉德曼更重要些。他可以把1908年以来的澳大利亚年度州际板球赛的情况逐个介绍一遍，包括每一局的比分，哪一方被淘汰，投球的质量，等等。刚刚认识他那阵，我对他这一手还真有些佩服，可是三十五年过去了，一点敬佩的感觉都没有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信口胡吹呢？”西尔玛问道。在她的眼里，男人大抵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是个诚实的家伙，”加纳太太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悦，“他就是这个样子，非要记得一丝不差才满意。对了，他们恐怕还得有一阵子才回来呢。西尔玛，你要不要去客房里躺一会儿？”

西尔玛拒绝了这个提议。“该死的罗伊，”她说道，“每次跟他出来，他总会找借口溜掉。我要是待在屋里，他就会跑到屋外去，估计这次实在没地方可去，只好去里德农场了。”

从西尔玛的话里能够听出，两人似乎经常不和，不过对于她们三个女人而言，这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她看起来真漂亮，艾博凯尔心想。

“算了，”西尔玛说道，“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还是回家去好了。反正钥匙在我手里保管着。”

“你确定还能开车吗，西尔玛？”加纳太太问道，“还是等等吧，或许，艾博凯尔先生和艾米丽可以……”

“真是不巧，我们没开车过来，”艾博凯尔说道，“不然这样，我打电话给战俘营，让他们……”

他迟疑了一阵，故意让自己不情不愿的神色明显地表露出来。

“还是留下来吧，西尔玛，”他建议道，“有你陪着，我们也能开心点。”

西尔玛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你们都忘了吗？我十四岁就会开车了。”

虽然嘴上这样说，她还是继续待了一阵子，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烤肉、蔬菜，以及半碗麦片粥后，才打算离开。她坚持说不用人陪，可以自己走到车子那里去。“不要大惊小怪。”她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坐下，右手的手掌张开着，夸张地上下移动着。

“至少让我把你送到门口吧。”加纳太太坚持道。

趁着两个女人出门的工夫，艾米丽冲着丈夫微微一笑，仿佛在说，幸好两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什么隔阂，为此，她感到很幸运。

很抱歉，艾博凯尔心想，今晚只能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了。

“放心好了，她不会有事的。”加纳太太说着走进客厅，“他们住得不远，离这儿也就两英里。房子是她父亲留下来的，看着倒蛮气派，就是回去的路不太好走，附近有几条沟壑。”

听到这番话，艾博凯尔还是隐隐有些担心。他希望西尔玛能够安全到家，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所有精力放在C区的问题上。总之，西尔玛的无礼和放纵还是给这个夜晚增添了不少快乐。

辞别加纳太太后，两人朝着不远处的家走去。“亲爱的，”他对艾米丽说道，“今晚我恐怕要睡在战俘营才行，明天也是。你知道的，我只是不想出什么乱子。”

“哦？”艾米丽淡淡地说。街道上洒满皎洁的月光，整个街区被映得一片清亮，人们甚至可以借着明亮的月光打板球。之前在印度的时候，他常常和战友们伴着月光打板球，他有时做投球手，有时做守桩员，所有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一边兴奋地叫着，一边挥舞着球棒。

“按道理说，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艾博凯尔说道，“今晚是满月，本来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可是那两个家伙，特别是加洛韦，居然提起了战俘转移的事情，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就像是守备队里的警卫一般。这次转移任务本来安排得十分隐秘，所以，我还是不由得有些担心。当然，危险倒是谈不上，只是觉得必须要提高警惕才行。你知道的。”

“嗯，我明白，”艾米丽说道，这时艾博凯尔才意识到，妻子正悄悄地挽着他的胳膊，“这点我早就想到了。只要过了星期一上午，你就可以松口气了。”

“是啊。”

他知道，艾米丽只是想让他关心一下自己，问问她一个人在家有没有什么不妥。然而军人的妻子就是这样，时常一个人待在家里，而且从来没有什么不妥。

接着，他继续解释起来，倒不是因为必须解释，而是想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她听。“今天的战俘营本来还算平静，不过涅夫斯基军士报告说，下午没有一个战俘去打棒球。这就有些奇怪了。他们要到星期一才转移，至少应该在周末举行一场告别赛才是。或许他们正忙着跟士官道别，拖得久了些，没有时间比赛了。”

他突然感到妻子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你没事吧，亲爱的？”

“没事。就是今晚好冷，不是吗？如果你在家就好了。”

“我当然想待在家里。放心好了，下周就轻松了，再说我这军队的差事也干不了多久，以后有的是时间陪你。”

两人已经走到家门口，但艾博凯尔仍然满脑子想着罗伊与他见面时说的话。罗伊的话促使他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至于是凭借什么依据作出决定，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只是为了让心里更踏实一些。

“我是说，罗伊只是镇里的一个律师，他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呢？他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跟那些战俘不同，语言也不相通，而且他又从没去过战俘营。”

“别烦心了，”艾米丽对他说，“你只管放心过去好了；要是我，我也会去的。至于罗伊说了些什么，根本不用放在心上。他在镇子里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可西尔玛却是他的致命弱点。该担心的不是你，而是他。”

艾博凯尔还没来得及给妻子开门，艾米丽已经自行开门走了进去。“我去煮点茶水，你喝些茶再赶过去。”她说道。

“谢谢，我这就给执勤的警卫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我。”

“你的法兰绒睡衣已经洗好了，放在抽屉里呢，”艾米丽在厨房里叫道，“另外别忘了带上睡袍。”

第二十六章

艾博凯尔夫妇刚到家不久，帕克斯街上便开来一辆轿车。车子是来接艾博凯尔的。司机冲他敬了个礼，拉开后车门，艾博凯尔挥了挥手杖作为还礼，然后进了车，坐在后排座上。轿车在寂静无声的街道上穿行着，艾博凯尔仿佛沉浸在南方世界的宁静中，暂时忘记了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仿佛世界上的所有纷扰、痛苦和不幸，都与自己隔绝开来。眼下这个时段，在镇子里参加聚会、参加体育比赛和尽情玩乐的人，都已经渐渐散去。车子经过宽敞的正街时，他看到训练营的两名士兵正踉踉跄跄地走着，车子放慢了速度，让两名士兵走了过去。这不是他该管的事情——这些人就像没毕业的学生，没有出师的学徒。如果为了假惺惺地凸显自己的民主风范，让这两个家伙挤着坐到前排，他们准会吐在车里。

车子来到加韦尔以东一英里处，眼前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只见路旁停着一辆民用车——一辆克莱斯勒，车子的引擎罩已经掀了起来，大概是出了故障。车主应该是本地人，似乎还有些身份。艾博凯尔决定停留一会儿，看能不能帮上忙。他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但不要熄火，借着车子发出的灯光，他看到西尔玛·加洛韦来到道路中间，脸上写满了绝望的神情，手里拿着一把金属扳手——那种用来检修火花塞或拧松电池螺栓的扳手。他记得加纳太太提起过，这条路似乎正是通往西尔玛家的。加洛韦夫妇住在西尔玛父亲的老房子里，罗伊雇了一名管家帮忙打理农场，这样他才有时间去做他的律师。

艾博凯尔下了车。“怎么了，加洛韦太太？”他担心地问道。借着皎洁的月光和轿车的前灯，他看到女人的眼里仍然带着几分醉意，被她自己的车灯一照，两只眼睛更加不受控制，目光始终无法聚拢在一起。看她这副架势，这个女人似乎随时都可能放声号叫起来，据说月圆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号叫。

“我在检查引擎，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西尔玛说，她缓缓地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副怪异而迷惑的神情——显然，令她烦心的不只是引擎，还有另外一件事。

“管子没有松脱，”她说道，“电池也没毛病，散热器里面有足够多的水，风扇的皮带也没坏。我爸爸说过，车子出了故障，只要检查这些地方就可以了。哎，可惜我是个丫头，如果是个儿子，他肯定会把所有的本事都教给我。天啊，真是冷死人了！”

“我让司机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艾博凯尔说道。

司机早已下了车，手里拿着电筒。听到这番话，他连忙跑过去，在引擎罩下方查看起来。由于他必须要用两只手检查，艾博凯尔便主动接过电筒帮他照亮。

“看起来应该不是化油器的毛病，长官。”司机爽快地说着。他之前以为是化油器出了问题。

“你能修好吗？”上校问道。

“没有顺手的家伙，长官。”司机说道。

艾博凯尔看了看加洛韦太太。她正站在电筒光线照不到的地方，眼神飘忽而迷离，似乎在呆呆地想着什么。

“恐怕要把战俘营的修理车叫过来才行，长官。”司机说道。

艾博凯尔朝无尽的黑夜望了一眼，心里极度渴望一位修理工的出现。西尔玛的行事风格就是这样，不早不晚，偏偏在他心急火燎的时候，偏偏在这荒郊野外抛锚。这种女人就是这个样子。

“外面太冷了，我们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他说，尽量让语气里流露出一丝责备的意味，“我现在必须赶到战俘营去，你跟我们一路吧，到我的客厅里坐一会儿，等叫来了修理工，你再坐他的拖车过来。”

就这样，艾博凯尔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带着西尔玛一同朝战俘营赶去。“今晚算得上是今年最冷、最明亮的晚上。”她对艾博凯尔说着，一股难闻的金酒味和香水味从后排传了过来。金酒本来有一股香甜的气息，艾博凯尔心想，可为什么到了西尔玛的身上，居然会变得如此难闻？车子终于来到了战俘营，只见入口处的大门敞开着，门口只有一名荷枪实弹的警卫——多数兵力都被派到了塔楼、主路，以及道路两侧的岗哨处。

车子在战俘营里穿行，四周像夜市一样明亮。外围的电灯都亮着，虽然营房里早就熄了灯，但警卫室和军官的屋子里依然灯火通明——萨特少校的屋子里也亮着灯，或许他正在写剧本。

车子停在艾博凯尔的宿舍跟前。

“很抱歉，没法直接送你回家。”他说，“我的车必须留在这里备用，我再给你找一辆……”

“明白。”西尔玛喃喃地说着，在艾博凯尔的搀扶下走出了车子，“明白。”

正当艾博凯尔准备请她进屋时，他看到勤务兵朝他们俩走了过来；或许是被执勤的长官叫醒，或许是过来打听什么八卦消息——深更半夜的，他的长官居然从镇子里带回来一个醉醺醺的女人，这不能不令人好奇。

艾博凯尔领着西尔玛走进客厅，勤务兵走到屋子中央，弯腰抱起几根木头，放进炉子里，生起了火。很快，火苗轻轻地跳动起来。在艾博凯尔看来，没有哪种木柴在燃烧时，能够散发出比澳大利亚的桉树还好闻的味道。干枯的木柴里泛出点点油光，仿佛是获得重生的灵魂。

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刚才说的并不全是真话——不一定非要把车子留在身边——却也算不上全是假话。既然有必要在大半夜赶到战俘营，他自然有必要把车子留在附近。艾博凯尔给勤务官库克中尉打了电话。库克四十多岁，身材瘦小，一条腿行动不便，有些跛脚。他经历过上一次世界大战，据说，那场战争中的澳大利亚伤兵，目前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不过他为人十分谦逊，从来不把这些挂在嘴边。库克向他报告说，囚室已经熄灯，但战俘在各个囚室间的走动却变得更加频繁起来。

“让勤务兵打个电话，叫一名修理工和一辆拖车过来。加洛韦太太的车子抛了锚，停在通往镇子的那条路上。我顺便把她带了过来，让她暂时待在客厅里。五分钟后，你在主路的北门等我，我们去查岗。另外，给萨特少校打个电话，就说一个小时以后，让他到我的办公室来。”

打完电话，艾博凯尔才意识到，西尔玛仍然站在屋子中央，一副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惨相。

“请坐。”他说着，指了指那把不甚起眼的沙发椅——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来说，这种椅子已经很不错了，那些少校坐的椅子要简陋得多。

“能煮点茶水吗？”艾博凯尔对勤务兵说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上校，我想喝点酒。”

“哦，”艾博凯尔说道，“没问题。只是……还是喝金酒吗？”

“拜托，”西尔玛抗议道，“我又没喝那么多。就金酒好了，谢谢！”她用一种似嗔非嗔、半嘲弄半开玩笑的语气说，仿佛在向勤务兵暗示，她和艾博凯尔之间发生过什么。

勤务兵之前做过侍者，对此十分有经验。听到这番话，立刻朝艾博凯尔存放酒水的橱柜走去。这些酒都是用来招待贵客的，比如加韦尔的镇长、红十字会的官员、瑞士领事馆日本事务部和意大利事务部的官员等等。

“我来吧。”艾博凯尔说，“你去联系一下，看看那位修理工到了没有。如果到了的话，就让他把加洛韦太太的车子修好，送她回家。”

勤务兵走出宿舍。艾博凯尔给西尔玛倒了杯酒劲较小的金酒——酒里混合着许多珍贵的补品。宴会上的金酒里往往会加入些碾碎的奎宁药片，再掺些糖和水进去，相比之下，他给西尔玛倒的这杯却丝毫不掺假。西尔玛接过杯子，醉眼蒙眬地看了看，坐着的身子挪了挪，额头上挂着几滴汗珠。“很快就能送你回去了。”他对西尔玛说，仿佛这番话是他对自己作出的承诺，“我还有公务要处理，你自己在这里待会儿吧，加洛韦太太。请不要介意。”

“不，不介意。”她低低地吼了一声，随即又露出一副似恼非恼的笑容，“听起来是要打仗了呢。”

“拖车准备好后，我会立刻通知你。”艾博凯尔安慰道，“就算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修理工也会把你送回家，然后把你的车拖到战俘营的车库里。”

“我们的管家会处理好的，”她醉醺醺地说道，“如果你的手下搞不定的话。”

坐在舒适的靠背椅上，加洛韦太太渐渐打起瞌睡。勤务兵走了回来，问艾博凯尔要不要喝茶。

“修理工到了吗？”艾博凯尔问道。

“还没有，长官。他刚回到镇子里去。我已经给他发了道紧急命令。”

西尔玛已经合上了眼睛。艾博凯尔走进卧室，拿出一张军用毯子给她盖在身上。

“你可以去睡觉了。”他对勤务兵说道。勤务兵敬了个礼，离开了。

艾博凯尔站了一会儿，转身去拿大衣、手套和手杖。接着，他出了宿舍，朝主路大门的岗哨走去。整个C区都被探照灯的灯光覆盖，地面被映成一片乌蓝色，凝霜的刺网在灯光中闪闪发光。他在一个岗亭附近与库克中尉碰了头，两人沿着刺网，一路朝大门走去。艾博凯尔甚至还去了趟塔楼，平日里他很少去那里，因为塔楼里面十分逼仄，容纳一名士兵都嫌拥挤。冻僵的地面上偶尔会出现一两名战俘的身影——或许是在道别。对此，艾博凯尔并没有理会。他不可能一看到战俘聚在一起，就立刻派出一支先遣队去查看。

“今晚怕是一年里最冷的一个晚上呢。”他对库克说，询问了目前的状况。库克报告说，从当前的情势来看，暂时没出现任何异常或危险的现象，随后表示他会亲自到主路旁的岗亭，向哨兵询问细节。

“或者打电话询问也可以，长官。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只是那些哨兵觉得，岗哨设在那儿，总有些势单力孤的感觉。”

听到库克的报告，望着高悬在空中的圆月，艾博凯尔总算松了口气，便朝办公室走去，准备和萨特见面。在等待少校的同时，他叫来警卫亭里的勤务兵，让他传令下去，把警卫的人数增加一倍——尽管这意味着，守备队里的半数兵力都会被调动起来，但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选择。此时，萨特走进办公室。事实上，就在艾博凯尔刚刚走进办公室、脱掉保暖的外衣时，萨特就已经到了。他既没有穿外衣，也没有戴手套。艾博凯尔称赞他不怕冷、体质好，但萨特却表示，他的宿舍离得很近，用不着捂得那么严实。

艾博凯尔坐到了办公桌后面，对萨特说：“如果想抽烟的话，就尽管抽好了，毕竟事态还没有紧急到连抽烟都来不及的地步。”

“紧急倒谈不上，”萨特说着，把一份简洁的报告放在桌上，掏出一根精致的香烟来，“不过有些情况还是值得汇报的。估计勤务兵已经跟你说过一些，傍晚离开之前，你又亲眼看到过一些。”

艾博凯尔打开报告，一边读，一边也抽出一根香烟，点燃了。

“的确值得汇报。”他吸了口烟，继续读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了看萨特，对方也正看着他，帅气的眼睛里流露着空洞与极不友好的神情。接着，萨特进行了口头汇报，提到战俘们仍在各个囚室间走动，涅夫斯基曾带着警卫去过娱乐大厅，发现那里没有人在排练。所有的服装都挂了起来。不过这也难怪，用不了多久，C区的演员里有一半会被转移。隔了一段时间，涅夫斯基又去囚室看了看，发现那个叫作樱花的战俘正躲在一张挂起的毯子后面换衣服，似乎打算晚些时候演出。涅夫斯基说，如果真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这位男扮女装的战俘一定不会大费周章地打扮自己。

在整个汇报过程中，萨特嘴里一直叼着香烟。尽管艾博凯尔刚刚亲口许诺，允许他抽烟，但叼着香烟的汇报更适合在录音棚之类的地方进行，而不适合在艾博凯尔的私人办公室进行。萨特这种不雅的举止似乎是对他的嘲弄——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嘲弄。即便如此，艾博凯尔所担心的，却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一件事：整座舞台都已经被观众遗弃，但男扮女装的演员却在穿表演的服装。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再次勾起他在加纳夫妇家里感到的那种焦虑。

“今晚且由着他们来回走动好了，不过明天必须告诉三人组，明晚或之后，绝对不准再出现这种情况。就算是相互告别，也不能没完没了。”

“是啊，”萨特含含糊糊地说道，“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不是提前把转移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今晚哪里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艾博凯尔瞪了他一眼，说道：“如果消息走漏，让他们听到风声的话，就算今晚没什么动静，明晚也会闹起来，没准还会闹得更凶！”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发脾气是不明智的。干吗要跟这种人争论？看他扬扬得意地叼着烟卷，分明像个签字售书的蹩脚作家。算了，不要跟他计较。

“那两挺机枪要派人看守吗？”萨特问道，“要不要震慑他们一下？”

“不必了。”艾博凯尔说，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事实上，他心里想说的是：警卫的人手已经加倍，哪里用得着你操心！

“机枪的位置不对，又不派人把守，真是……”萨特像个平民般低声咕哝着。

“萨特！别再跟我来这套了！”艾博凯尔说道。

此时，他正犹豫着要不要给训练营打电话，但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两个士兵踉踉跄跄的身影——这就是所谓的增援部队，所谓的训练营士兵。想到这里，他站起身，结束了跟萨特的谈话。他已经在这名三流作家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萨特也站起身来，手里仍然拿着那根抽完的香烟——他没有把烟蒂放在烟灰缸里，而是一边夹着烟蒂，一边向他敬了个礼。

夜色已深，战俘的动向变得越发不可捉摸。焦虑不安的艾博凯尔终于拨通了训练营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老兵——新兵教官。他让对方通知迪肯上校，战俘营的态势目前还不明朗，他们应该做好准备，或许接下来会发生越狱事件，希望迪肯上校能尽快着手部署。

艾博凯尔挂了电话，心里稍稍平静了些，于是便朝宿舍走去。他开了门，走进温暖的客厅。炉子里的火焰已经暗淡下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酸味。加洛韦太太正躺在地板上，那瓶金酒打翻在一旁，地上的那摊酒水里混合着她的呕吐物。看到眼前的情景，艾博凯尔微微吃了一惊，但还是用轻快的语气叫道：“西尔玛，快起来啦！”说着，他把女人搀扶到沙发椅上。他的胳膊碰到女人的身体——她的身体是那样结实、那样年轻，仿佛正等待有人去欣赏，甚至是对她的身体做出更为过分的举动。这时，女人睁开眼睛，嘴里不住地咕哝起来。

“真是不好意思，”她说道，“突然就晕倒了。”她打了个嗝，羞涩地笑了起来，“加纳太太的热情好客……真是让人心里发毛。你不觉得吗？”

艾博凯尔生怕沾上这股刺鼻的酒气。他再次让女人躺在沙发椅上，给她盖好了毯子，然后捡起那瓶洒了大半的金酒，心里犹豫着要不要亲自把地板清理一番——这样会让人怀疑他有事要遮掩。他走进卧室，拿出一条褪了色的毛巾，盖在那摊呕吐物上。接着，他拨通了警卫室的电话，询问拖车和修理工在哪里。

“车出了点状况，长官。”

“难道拖车也坏了不成？”他问道，觉得简直难以置信。

“据说是转向轴断了，”勤务兵解释道，“今天早些时候就坏了，但没有及时上报。”

“都是一群饭桶！”艾博凯尔在心里暗暗地骂着，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目前正在焊接呢。”

艾博凯尔当然无法告诉勤务兵，他为何会如此不耐烦。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眼见西尔玛醉成这副德行，就算拖车修好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她送回去。为了尽快摆脱这个女人，他只好专门派人把她送回家。的确，这样做会让她很尴尬，因为她已经神志不清，醉得像摊烂泥，可这又能怪谁呢？都是自找的，就算丢脸也只好忍着，总不能让她一直待在这里，等她清醒过来。他并不在乎有人会传闲话，只是不知这些闲话会对艾米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给我安排一辆车，把车子抛锚的那位女士送回家去。另外再找一名司机，我的司机估计已经睡了。”

艾博凯尔挂了电话，走到卧室里又拿出一床毯子，顺手将左轮手枪别在腰间。既然警卫的人手已经加倍，他自己当然也要做好防御的准备。接下来，他有些犹豫了，不知道是该在这里陪西尔玛，一直等到司机过来，还是去战俘营巡查，让四名机枪手各自就位。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他低声对女人说道。即便她听到了，第二天醒来时也不会记得。

他望着眼前这个女人，心里充满了内疚——或许在内心深处，他仍在为当年的丑事暗自愧悔。他深深吸了口气，暗暗地责骂着自己。每当独处时，他都会内疚不已。不过这天晚上，他没机会独处。半睡半醒的西尔玛喃喃地问道：“再来一杯？”

“睡吧。”他轻声说，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想到埃尔金镇杂货店的那个老板娘，他的心就忍不住刺痛起来。或许，他应该跟德莱恩博士私下谈谈这件事，没准心情会好些，但问题是，这种事情他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

第二十七章

巡查岗哨的过程中，艾博凯尔看到了那两挺机枪——枪身上罩着的防水布已经冻得发硬。要不要派人来把守呢？如果这样做会激怒日本战俘的话，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狱墙周围和主路中间都设有岗哨，头顶两座塔楼遥相呼应，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好对着下方的战俘营，这些足以起到震慑作用。如果派人把守机枪，战俘一怒之下冲击刺网，恐怕哨兵还来不及撤退，就倒在机枪手的枪口下了。没错儿，一定要警告机枪手，绝不能误伤自己人。不能因为这些想法是讨厌的萨特提出的，就不予理会。他让勤务兵传令下去：揭开遮在机枪上的布，让机枪手各自就位。

下士海顿早已接到指令，关键位置的机枪A由他来操控。这个消息让海顿兴奋不已，这正好是展示才能的绝好机会。他一定会竭尽所能，利用好这台机枪，牢牢地守住从主路到C区囚室之间的这块阵地，如果有人冲到刺网跟前，刺网沿线也属于他的火力控制范围。一旦开火，他的机枪就会与位于南侧的机枪B形成火力交叉，所有敌人都会被这张火力网笼罩。因此，接到这个任务时，海顿的神情比任何一名守备队士兵都凝重。他需要这种庄严的使命感。

然而，本该严阵以待的海顿此时还在睡梦中，尽管他平日里滴酒不沾，也从没去过镇子里。梦里，他正向众人展示引信弹簧的基本原理，但那些没有责任心的士兵却不停地嘲笑着、奚落着他。像往常一样，谁都没有把他当回事。当初，他用电筒向家人发出莫尔斯电码时，就连亲生姐姐都误解了他的意思。

与此同时，埃蒙·卡西迪和另外两名机枪手也睡着了。艾博凯尔那道“整夜把守机枪”的命令迟迟没有传到营房，他们早已回到宿舍，酣然入睡。

卡西迪学习过如何使用机枪，但比起战俘营的机枪，他使用过的那挺型号很老。在两挺机枪被安置在拖车上，运到上校指定的地点之前，萨特一直十分自信，认为海顿和卡西迪足以胜任机枪手的工作。之前，两人曾在战俘营东南侧的临时靶场练习过一阵子，萨特在一旁亲自观察过。在他看来，两人早已具备机枪手应有的素质。当时萨特反复强调，目标接近时，把握好射击角度十分重要。这让卡西迪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后来，萨特又给海顿提了些建议——枪口要对着前方阵地扫射，维克斯机枪打得很准，子弹从不会射偏，既然敌人已经倒下，便没有必要盯着原来的位置反复射击。

海顿本打算认真演习一次，因为他相信，自己最终会在十分愤怒的情况下使用这支枪——这一点卡西迪也感觉到了。对于一心只想着回家照顾两位“老朋友”的卡西迪而言，这种感觉让他十分不安。从前两人在谈论机枪的构造时，海顿的讲解可谓事无巨细。在靶场练习的时候，海顿向卡西迪演示，他把滚烫的热水倒进枪筒里，清洗了一番。然后他又指手画脚地介绍，冷却系统需要四升水，以及如何注入与倒出。

机枪架在拖车上，枪身蒙着防水布。海顿让卡西迪爬上拖车，在枪管的外面涂了层油，自己则看了看枪管内部，确保里面没有沾到油或者被任何东西堵塞，然后把机枪拆开，不停地对卡西迪强调着保险、枪栓等各个部件的重要性。接着，海顿给这些零部件上了油，又涂了些石墨——这些都是他在断断续续的训练过程中学会的——随后又看了看连接杆，确保长度合适，最终又把机枪组装起来。组装完毕后，海顿让卡西迪提些建议，让他也有机会展示一下自己刚刚学到的内容。然而卡西迪最熟悉的，仅仅是机枪部件的名称而已，比如复进装置、机针、保险、阻铁、枪管、升降杆、侧拉杆以及其他重要部件。卡西迪对于这些零件的兴趣，并不像海顿那样强烈，不过在填装弹链时，他表现出很高的效率，因为这是他的主要职责。

此外，海顿还向卡西迪展示卡膛时该如何使用清理栓。卡西迪想知道的是，在大批敌人冲向刺网时，海顿这位枪械狂人会选择如何应对。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乖乖地听着对方的教导。面对如此沉默、顺从、不爱说话的“学徒”，海顿根本没有理由讲得太过详细。

❇

午夜时分，青木命令众人按时关灯，以防引起守备队的怀疑。作为三人组的一员，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四周巡查一番，先去娱乐大厅，再去厨房和食堂。然而令他吃惊的是，许多战俘仍然在各个囚室间走来走去，相互道别。看到众人如此粗心大意，他微微觉得有些失望。为了避免守备队起疑，猜测到他们的意图，青木命令所有人立即回到各自的囚室。

借着月光和探照灯的灯光，他来到娱乐大厅——这里是表演戏剧、弹奏乐曲的地方，更是樱花用来展示天赋的舞台。舞台附近的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这名水兵剖开了自己的肚子，五脏六腑淌了一地。按照原定计划，他们会在行动开始后烧毁这间屋子，角落里早就堆满了草垫。这名水兵之所以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就是为了让随之而来的大火将他的尸体烧成灰烬。这样看来，真的要动手了——他对自己说，仿佛之前并不相信一般。水兵的自杀，躺在那里的样子，顿时唤起了一种激烈而崇高的情感。青木被深深地震撼，心底涌起一阵恐惧。然而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在这位年轻的先行者的触动下，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会勇往直前，不再犹豫。

随后，他又在厨房里发现了两具尸体——都是吊死在梁木上。一个是老兵，一个是新兵，因为之前受过伤、不适合冲锋，因而选择了自尽。他们像所有人一样，对投票的结果，对大众的呼声坚信不疑。其中一个人是青木认识的——他的脸上布满皱纹，两手的手掌摊开着，仿佛在跟谁争论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另外一位朋友年纪不大，上吊的姿势十分恐怖，脸上仍然带着沉思的表情。青木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不会大吵大嚷地宣布这个消息，只会轻声轻语地告诉所有人。

青木离开后半个小时，“服装设计师”田村一瘸一拐地走进娱乐大厅。他跟樱花道了别，樱花也理解他的状况。他不希望自尽时樱花在场看着，尽管眼前的舞台曾是她的天下。一看到她，田村就会想起往日的种种。接着，他看到青木刚才看到的那个水兵，在遗体旁默哀了片刻，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冲入他的鼻孔。

随后，他像往常一样，笨手笨脚地爬上舞台，生怕动作过猛牵动伤口——右侧肺部的下方曾被一颗子弹打穿。他走到舞台的侧边，表演用的服装有的挂在架子上，有的已经叠好，放在散发着石脑油味道的茶具柜里。舞台后方的桌子上摆着一摞木雕面具和一摞礼帽——这些都是田村亲手做的。他在衣架前徘徊良久，望着自己辛辛苦苦制作的服装，不知该选哪一件。他取下来几件衣服，摆在地上，仿佛要出售一般。反复思考之后，他觉得自己不能选择樱花在舞台上穿过的那些漂亮衣服。最终，他选中一套武士服——裤子上印着战车的车轮，为了凸显武士的精悍，裤腿设计得很紧。此外，他还选中了一件斯巴达风格的条纹汗衫、一件印着船帆的外套。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这身介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服装最为适合。外套上的船帆正好象征着告别。

他又看了看其他服装——《助六由缘江户樱》中那个舞女的长裙，还有樱花在吟唱民谣时穿过的晚礼服。他把这些衣服一件一件地铺开，仿佛要展示给鬼魂看，然后又满心崇敬地挂回原处。最终，他走到舞台后方，爬上一个早已不用的箱子，把布条搓成的绳子绕过木梁，系成了一个套索。

第二十八章

艾博凯尔早就在主路旁安排了一顶帐篷，里面驻扎着几名警卫。其中的一名警卫对眼下平稳的态势十分满意——在月光如此皎洁的夜晚放哨实在是多此一举，而且无聊至极。不过令他欣慰的是，站岗的任务在凌晨两点就会结束，随后他便可以回到位于主路和凯利巷交叉处的那所半暖不暖的营房里，明晚便不必像今晚这样辛苦地放哨。

然而到了凌晨一点四十五分，战俘营里的平静被打破了。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一名战俘突然冲出来，直奔主路前方的两道大门而去。看那架势，仿佛要把大门撞破一般。他以短跑冲刺的速度穿过摔跤场地和棒球场的一角，此时已经跑到一片空地上。

或许因为对方来势太猛，手握步枪准备射击的警卫刚刚迈出一步，又迅速退了回去。转眼间，奋力奔跑的日本人已经来到第一道门前。他高举着双手，嘴里高声叫着“人类不公”“智者的愚蠢”云云，听起来仿佛是《圣经》式的英语，但这种英语却让警卫一头雾水——不论是重音还是语调，全都乱作一团，不知所云。接着，运动员般的战俘开始攀爬第一道门，丝毫没有注意到手掌已经被刺网划破，嘴里愤怒地吼着“不公正的人终会死于剑下”。

他的咆哮声中显然带着些恐惧，这种恐惧传染了警卫。对方的块头着实不小，他本能地举起步枪，朝着天空放了两枪。他知道，这是第一道信号。

然而战俘营的两侧却没有任何动静，没有见到信号弹，也没有听到刺耳的警报声。此时，那个日本人已经翻过第一道门，站在了两道大门中间，嘴里兀自怒吼不休。还差一道门，他就可以进入主路。这时，刺网木桩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警卫眼睁睁地望着本恩越来越近，几乎就要来到自己跟前。他本想开枪打死对方，但还是先把电话接了起来。电话是一位军士从帐篷里打来的。警卫告诉军士，一名战俘已经跑到了门前，嘴里又喊又叫，马上就要翻过大门进入主路。军士说，如果战俘从门上跳下来，一定要想办法将其制服，所有人会马上赶过去。

这时，本恩已经开始攀爬第二道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打算，仿佛只有面对面的劝说才能让他停止行动。突然，C区传出一阵类似军号的响声，各个囚室瞬间沸腾起来。警卫手里的武器握得更紧了，枪口死死地对准战俘的身体。本恩的身子已经攀上了大门上方的刺网，与此同时，囚室里正不断涌出一群群战俘，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一丝怪异而凶狠的神情。突然，囚室的走廊和破损的窗子里映出火光，熊熊的火苗迅速朝屋檐蹿去，房顶冒出阵阵浓烟。战俘从四面八方涌出，有些人甚至径直朝着那名警卫冲去。这些人并非因为失火而四散奔逃，相反，这场大火正是他们的杰作。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警卫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这些人已经穿过C区的空地，有些人跑得甚至更快了。警卫心里明白，此时整个守备队都已经知道，这个夜晚并不平静，所有平静都会在今晚终结。这时，另外两名持枪的警卫从主路方向冲了过来，在距离两人身后不远的地方，库克中尉正一瘸一拐地跑着。出人意料的是，本恩在越过大门上方的刺网后，竟然规规矩矩地爬了下来，他转过身，望着几名警卫。

库克中尉和三名警卫吃惊地望着他的脸，听到他不停地喊着：“……有那些……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然而这种吐字不清的话根本不会有人听懂。

“逃跑！”本恩继续叫了起来，“都逃跑！”

几个人并不知道本恩是在向他们讲述事实，还是在向他们发出命令。他们注意到，这名战俘开始浑身颤抖，布满泪水的脸上粘着一道道泥土的印记。

“逃跑！”颤抖不止的战俘又一次喊了起来，转身指了指冲过来的同胞。这群战俘有的用身子撞门，有的用球棒疯狂地砸着门框，没过多久，第一道大门便被撞开，门框四分五裂。看到眼前的一幕，几名警卫几乎惊得呆住了。

战俘“大军”眼看就要杀过来，冲到第二道大门跟前。而大门的这一侧却只有一名拿着手枪的中尉、三名拿着老式步枪的警卫，以及引用《圣经》的告密者。

库克中尉朝人群胡乱开了一枪，嘶声吼道：“快跑！”他心里隐隐地盼着本恩能跟着他们一起逃走。很显然，在他的眼里，这名战俘是他们的恩人。

只要冲过主路北侧的大门，他们便可以逃进安全而自由的世界。三名警卫转身朝大门跑去，库克则一瘸一拐地跟着后面，嘴里大声叫着：“快开门！”看到四个人迎面跑过来，门口的警卫连忙打开了大门。

在恐惧的驱使下，库克没命地跑着，嘴里不停地叫着“该死！该死！该死！”，仿佛想通过这一声声咒骂，请求上帝开恩。还有五码的距离，他就安全了。库克最后一个到达门口，穿过大门时，还不忘回头望一眼，盼着能看到本恩。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本恩仍然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什么原因，他居然没有跟上来。“关门！”库克嘶声吼道。

只见成群的战俘如潮水般涌来，到处都是紫褐色的囚服，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发疯般地冲进主路，朝第二道门跑，用不了多久便会向更靠外的第三道门发起攻击。库克拼命地喘息着，与其说是累成这个样子，不如说是被震惊和恐惧吓得喘不过气来。敌人的意图十分明显——他们要统治这个夜晚——库克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狂热。此时，念叨《圣经》的告密者已经被众人淹没，一群战俘停住脚步，对着他疯狂地挥着拳头，用一把把刀子戳刺他的身体，表达他们的愤怒与失望。本恩转过脸，声嘶力竭地号叫着，但他的叫声却被周围的喧嚣与混乱淹没。

库克也忍不住号叫起来，仿佛这一记记重拳，这一把把刀子打在、扎在了自己的身上。映着头顶的月光，只见一根根球棒高高举起，又重重地砸了下去。一名战俘甚至举起了一根绑着匕首的木棍，用力刺进本恩的身体，另外一个人则蹲下来，一刀割断他的喉咙。迅速结果了本恩之后，战俘们立刻分散开，朝库克驻守的大门涌去。

库克下令全力开火后，附近的一座塔楼中也响起了枪声，冲在最前方的战俘纷纷倒毙——此时，他们距离门外的警卫只有十码之遥。头顶是皎洁的明月，战俘身后是冲天的火光，再加上一道道刺眼的探照灯光，击毙目标并非难事，然而眼前的战俘似乎根本不打算停下来！不知为何，战俘营的警报仍然没有响起。

事发前，艾博凯尔上校正在办公室里打盹，被第一声枪响惊醒后，他立刻冲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压抑着心里的沮丧和迷惑。与此同时，勤务官也立刻冲出警卫亭，跑到楼梯口时终于碰到艾博凯尔。上校立刻发出一连串清晰而简短的命令：拉响警报，主路两侧警卫迅速就位，拉开防御阵线，守卫战俘营。很快，警卫在主路的两道大门之间摆开阵势，专门射击那些企图接近机枪A的战俘。

接着，艾博凯尔一路跑到集合点，见到警卫队的上尉后，立刻责问为什么警报没响。战俘越狱时，他们本该第一时间拉响警报，通知训练营，然而不知为何，这不靠谱的警报竟然始终沉默着。

“报告长官，警报器好像坏了。”上尉喊了一声，两眼死死地盯着不断涌来的、身穿紫褐色囚衣的战俘。战俘营里火光冲天，敌人的意图十分明显。

“红色信号弹呢？”

“报告长官，我已经下令发射信号，可是弹药存放得太久，似乎受了潮，蹿出的火焰很低，训练营恐怕没有看到。”

“真是饭桶！难道所有的安排都这么不靠谱吗？”艾博凯尔发疯般咆哮起来。

“我也不知道，长官。”上尉嗫嚅着，胆怯的神情似乎完全肯定了艾博凯尔的猜想。

两挺机枪始终没有任何动静。他不是已经下令派人把守了吗？难道他的指令还不够清楚？

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现实。艾博凯尔只觉得嘴里一阵发苦，一阵阵罪恶感袭上心头。

❇

海顿被一阵枪声和喊杀声惊醒。他先是感到一阵混乱，很快又镇定下来。果真出事了——他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战俘营里传出一阵阵怪异的喊叫声。海顿立刻意识到，那些令人难以索解的战俘终于越狱了。走廊里传来一名军士的呼喊声，命令众人抄起步枪。海顿连忙穿上靴子，恨不得立刻冲到那挺机枪跟前。他必须争分夺秒，先发制人，利用他一直惦记着的武器，让C区所有的战俘都闭嘴。

海顿第一个冲出营房。他身上穿着睡衣，外面披着件外套，袜子都没穿便直接套上靴子。不过令他欣慰的是，卡西迪的打扮也是大同小异。两人之前早就商量过，一旦夜间突发紧急事件，必须第一时间冲出来。此时，刺网内围的喊杀声越来越响，渐渐聚成一股风暴，喊声中流露出的决绝仿佛能把钢铁熔化。

头顶的探照灯打出一道道强烈的光柱，囚室里的火光把海顿的目标映得清清楚楚。一些战俘已经冲到第一道刺网前方，纷纷把毯子遮在上面，准备翻越。两人爬上拖车、揭开防水布，另外两名枪手也从后面赶了上来，尽管他们离第二挺机枪还有一段距离，但守备队的警卫们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看到弹链仍然整整齐齐地放在拖车里，海顿感到一阵欣慰，之前的安排并没有发生变化，并没有因为周围的呼喊声或是这万分紧急的情势而改变。他根据之前的训练，熟练地架好机枪，卡西迪则打开几罐弹药，一丝不苟地填装进去。在旁人看来，面对不断从C区涌来的战俘，两人表现得异常冷静，丝毫没有分心。

第一道刺网上不仅遮满了毯子，更有一些战俘趴在上面，用身体为同伴撑起人梯。有些战俘毫不客气地爬上人梯，有些则凭自己的力气攀爬。

“我就说嘛，咱们把这群混蛋喂养得太好了。”海顿冲卡西迪叫道。此时，一些战俘已经爬上第一道刺网，距离他们只有一百五十码，后面冲上来的人大约有两百码的距离。没过多久，第一批战俘已经翻过刺网、跳了下来，很快便重新聚在一起，继续向前冲。而在他们身后，映着明亮的火光，一大批战俘正一浪又一浪涌上来，喊杀声不绝于耳。

海顿迅速扳开横向锁——动作十分熟练，甚至连看都不用去看一眼。随后他调整了枪口的高度，透过准星瞄准。角度刚刚好，仿佛是上帝刻意安排的。接着，他握紧把手，大拇指朝上，其余手指尽可能用力紧握——防止被后坐力弹开。最终，他按下了扳机。

枪口喷出一道道火蛇，左右摇摆着，枪械零件发出悦耳的咔嗒声。霎时间，人梯纷纷跌落，有的则挂在刺网上，看起来像被人丢弃的破衣服。爬到刺网顶端的人一个个跌落下来，一瘸一拐地挣扎了几步后，躺在地上不动了。

❇

战斗刚刚打响，萨特少校迅速赶了过来。只见艾博凯尔正站在一名背着通信设备的通信兵身旁，望着守备队排兵布阵。萨特指挥的警卫队被部署在稍稍靠前的位置，缓缓拉开了阵线。随后，驻守在意大利战俘区对面的第二队警卫也加入了战斗。从整体上看，警卫队的阵形并不严谨，在主路大门附近有很多漏洞——库克中尉在那里留下了不少尸体。

没过多久，脸色苍白的库克中尉也赶了过来，三人对C区的凶险态势进行了判断。接着，库克简要地汇报了他在主路上的遭遇以及在门口采取的措施。副官向艾博凯尔汇报说，其余警卫已被派往各区驻守，防止其他区的战俘暴动。C区的火焰正随着阵阵轻风朝北侧蔓延，看到这样的情景，其他几个区的战俘全都惊讶无比，就连被关押在B区的几名日本军官也呆住了。

这时，一位民兵出身、年纪较大的军士长带领排级指挥官来到北门，请求艾博凯尔指示。“要拿出守备队的威风，保住战俘营！”艾博凯尔对他们说道。

这番话说得威风凛凛，若不是心里存着一分自责，艾博凯尔定然会十分得意。在此之前，他曾言之凿凿地表示绝不会发生任何危险，战俘不会选在月光明亮的夜晚越狱。现在回头想想，这番话说得委实有些过头，而且愚蠢至极。谁说一定要在黑夜里才能越狱？谁能想到，这些战俘不仅甘愿送死，还要在各自的囚室里放火，增添几分光亮呢？谁能料到他们求死的心愿居然会如此迫切呢？

艾博凯尔站在后方，通信兵已经架起了阵地电话。他命令萨特向右侧调整阵形，避免被机枪误伤。尽管守备队的士兵接受过各种训练，并非全然没有作战经验，但阵形始终没有调整过来。他们仍然挤在一起，仿佛这样便能增加几分安全感。这时，长官们已经下达了开火的命令，有些士兵丝毫没有迟疑，果断开枪，有些人则一脸茫然，似乎需要有人解释一番才明白要做些什么。这种混乱不但没有延缓C区战俘的进攻，反倒搅乱了守备队的阵形。突然，侧方飞来一颗子弹，击中大门附近的一根木桩，瞬间又反弹回来，打中了艾博凯尔身旁的一名士兵。医务官连忙赶了过去。

探照灯的灯光映着满地的尸体，穿着紫褐色囚服的战俘卧得到处都是，仿佛被人从天上扔下来一般，保持着各异的姿势。在艾博凯尔看来，他已经亲手酿造了一场战争史和人类史上的惨案，一场不得已而为之的大屠杀。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他隐隐地意识到，用不了多久，上级就会追查下来，责问早前他为何允许一些士兵到镇上去，为何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没有待在办公室里对C区的态势进行分析判断，而是选择去镇子里参加晚宴。他们还会问起警报为何没有拉响。望着满地的尸体，艾博凯尔突然感到一阵反胃。除了要面临屠杀的指控，他还要承担指挥不力、玩忽职守等多项罪名。最糟糕的是，他居然把机枪布置在警卫队的斜对面，没有看到其中的隐患。此时此刻，几名身穿囚衣的战俘正拼命朝载着机枪的拖车爬去。他看到一个披着军大衣、里面穿着睡衣的光头男人从拖车上跃起，两只手分别提着一个弹药罐。

“机枪丢了。”艾博凯尔对萨特叫道。然而萨特却指了指耳朵，示意听不到。他的一半注意力放在前方的警卫身上。

第二十九章

青木朝刺网最北端跑去，冲向外围的那挺机枪。他很难相信自己不是在中国的战场上——在他的记忆里，中国的战场便是眼前这般场景：喊杀声震天动地，步枪的声响撕裂着黑夜，中间夹杂着机枪的嗒嗒声。他穿过空地，朝刺网冲去。这时，他看到C区外的两名士兵——他们居高临下地坐在拖车上，填装好弹药后便猛烈射击，只是飘过来的无烟火药的味道不如中国战场上的浓烈。

四下里强光耀眼，青木看到守备队的士兵已经排成一行，队形不甚规整，枪法也欠准。他们显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却又不得不履行士兵的职责。他和他的战友可以教一教这些人，让他们表现得更加出色，唤起他们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潜能。在这一点上，战俘的吼声或许已经起了些作用，许多人齐声高喊“万岁”，而青木也不自觉地冲着向他们扫射的机枪咆哮起来。

就在他冲向刺网的时候，那些没有受过重伤的年轻人纷纷从左侧赶超上来，跑到他的前头。许多人被子弹打中，翻滚着倒在了地上，有的则被子弹威猛的力道带进了水沟里。青木心里的兴奋远远超过恐惧。他永远都是这样，行动时无比冷静，只有在胜利时才会表现出癫狂。

更多的年轻人冲到前方，有的把毯子蒙在刺网上，有的则借着同伴的尸体向上爬——伤痕累累的尸体挂在刺网的高处，不停地摇摆着。机枪发出一阵阵威猛而刺耳的噪音，周围的年轻人依然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青木在感到讶异的同时，早已忘记机枪的存在。塔楼上的轻机枪突然开火，更多的攀爬者垂下身子，从此不再有任何危险。嘈杂的枪声中偶尔会出现一段空隙——就在一枪响毕、第二枪未发之际，可以听到外围两挺机枪全力开火的声音。青木微微一惊，却没有被这铿锵的枪声吓倒。

他迈开大步，继续向前走去，时而看看左右两侧赶超上来的人。朝着死亡奔跑总比走着更容易，他也希望自己能快些。这时，青木朝右侧看了看，发现樱花正光脚向前跑去，头上插着几朵假花，一身粉色的衣裤，腰间系着鲜艳的布带。看到这身打扮，青木顿时觉得樱花拉低了整场行动的格调。当她超过一名微微跛脚的战俘时，那人还伸手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把。但很快，青木明白了她的用意。樱花想要证明的是，身穿女装的她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他”，与那些强壮的男人相比，她的勇猛果敢不输于任何人。

突然，机枪喷射出一颗子弹，樱花的脑袋瞬间被穿透，整个身子像一件沉重的戏服，挂在了刺网上——一件被鲜血浸透的、红艳艳的戏服。很快，她的肩膀变成了众人攀爬的梯子。

与众人不同的是，青木选择了借着毯子攀爬，出于对樱花表演技艺的尊重，他避开了对方的身体和衣服。爬到高处时，他踩住一个年轻人的身体，不料年轻人并没有死透，在青木的重压下低声哀号起来。他朝刺网下方看了一眼，只见许多战友翻滚着倒在地上。这时，眼前刀光一闪，只见一名战俘割断了一位重伤的朋友的颈动脉。青木背对机枪爬下去，就像一个正在下梯子的老人。眼见那些爬到高处或是跳到地上的人纷纷倒毙，青木以为自己的大限就要到了。身前一名战友突然倒了下去，身子不停地抽搐起来。青木认得这人。出于礼貌，他蹲下去，询问对方是否要早些解脱，但那人还没来得及回答便断了气。青木刚想站起身，后面的一位又倒了下来。第二道刺网就在眼前，青木在心里安慰自己——我知道死亡的滋味，没有什么神秘的。突然只听嗖嗖几声，一串子弹从身旁飞过，几名战俘顿时停下脚步，他们一只手向前方挥舞着，仿佛前面遮着一道窗帘，只消一伸手便可以拉开一般。

当他再次站起来，继续向前跑时，他又一次被跑得更快的人超过，而那些人很快也倒了下去。这时候，青木开始攀爬第二道刺网，他的一只手已经被刺破，衣服被刺网钩住，必须要用力挣脱才行。好在第一批战俘已经爬上了最后一道刺网，而外围的两名机枪手不得不降低枪口的高度。对于奔跑的战俘而言，最致命的就是探照灯，与此同时，刺眼的灯光也让两名枪手陷入了困境，他们的位置暴露无遗。

枪口的高度降低，射击的距离如此之近，火力撕裂了爬上最后一道刺网的战俘的头颅和四肢。整个守备队的火力都朝这里集中。青木明白，敌人已经知道他们打算抢夺武器弹药。

他被困在几条交错的火力当中，一瞬间，他以为自己死了。眼前突然一片黑暗，但枪声仍在继续。青木顿时反应过来——探照灯全都灭了。原来，一颗子弹打断了电线，不仅造成了整个供电系统的瘫痪，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前方一片幽暗模糊，只有身后闪耀着点点火光。青木突然发现，两名机枪手的火力和守备队的火力并非衔接得天衣无缝。他顿时意识到，如果可以夺取机枪，就可以利用它来对付守备队。

能够活着冲到这里，委实已经超出青木的预计，不过他早已料到，敌人会手忙脚乱，自乱阵脚。翻过最后一道刺网时，青木心里充满了渴望。机会就在眼前，他又可以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了。

❇

卡西迪专心致志地填装着弹药，像个入定的老僧一般不为外界所动。然而掌控机枪的海顿却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死在这里。之前训练的时候——低头望着那些摊在防水布上的机枪零件的时候——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死神的影子。机枪的支架已经调至最低，枪口再也无法降低分毫，而守备队的士兵却不懂得向前移动阵线，不懂得把他当作火力支点或是帮他抵挡战俘的冲击。这些士兵缺乏足够的智慧，也没有接受过充分的训练。眼见这群逃脱牢笼的战俘杀过来，海顿心里十分清楚，这一条弹链打光之后，卡西迪即便动作再熟练，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填装下一条弹链。这时，他掐了自己一把，想看看心里是否感到恐惧，但唯一感觉到的，是一阵轻微的焦虑和愤怒。守备队的战友们都是不成气候且胆小如鼠的家伙，他们的长官更是缺乏胆气，他的牺牲一定会让这些人刮目相看。他的嘴里突然尝到了死亡的味道，那是一种淡淡的、新奇的、混合着金属气息的味道。

他知道，拖车上还剩了几罐弹药，于是便冲卡西迪叫了几声，让他把弹药罐带回军营里去。

“该死！”卡西迪扯着嗓子咒骂了一声，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及时填装好弹药。然而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快走！”海顿坚决地说道。如果机枪被战俘夺走，并用来对付守备队的话，守备队的士兵一定不知如何应对。此时此刻，战俘大军开始从两侧包抄过来，有些人倒在了守备队的枪下，但另外一些人仍然毫无惧色地向前冲着。无烟火药的味道里混合着这群人的味道——酸臭的酒味，以及野心、另类和残暴的味道。

卡西迪站了起来，两手分别提着一个弹药罐，企图从敌人头顶一跃而下。这一跳实在太高了，他心想。然而在一阵莫名勇气的驱使下，他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把弹药罐留给这群暴虐的敌人。突然，下方的敌人抓住他的一条腿，猛然一拽，他被拉下拖车，砰一声摔在地上。卡西迪顿时喘不过气来。不久之前，这些人还是他和海顿的标靶，此时，他们当然没有理由手软。他看不清敌人的长相，只能映着火光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轮廓，闻到敌人身上的汗臭，感受到他们的恐惧和怪异的野心。

海顿迅速抠出机枪的填弹装置，猛地越过敌人头顶扔了出去，祈求它能落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卡西迪的尖叫声和求饶声不断传入耳中，此外还有球棒的击打声和匕首的戳刺声。

不少敌人爬上拖车，将海顿围在中央。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战俘。对方将扎满铁钉的球棒举过肩膀，就像准备击球的运动员一般。被板球拍打死可能会更好些，海顿心想。

“给老子来个痛快吧，狗日的！”海顿叫道。

恐怖的一击猛然落下，整个身体仿佛被一根铁条穿透。海顿并不想倒下去，但身子却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整个世界瞬间停住，意识渐渐从身体中分离出来，朝着黄蓝混杂的光柱飞去。远去了，他的电筒，那辆电车；远去了，他的姐妹们。

卡西迪已经奄奄一息，匕首和球棒留下的伤口不断涌出鲜血。他看到那群战俘纷纷挥起球棒，海顿的身体垂在拖车边缘，随着球棒的击打不停颤抖，仿佛在向他传输痛苦的信号。这时，一个冷酷的年轻战俘骑在了卡西迪身上，手里拿着匕首。这是他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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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踩着轮胎的上缘，爬上了血污四溅的拖车。放眼望去，只见周围躺满了尸体，活着的战俘向守备队发起攻击。令人钦佩的是，守备队的火力配合改善了不少。守备队变得自信起来，一阵嗜血的欲望从他们内心涌出。对此，不仅青木感到惊讶，守备队的士兵们自己也颇为惊奇。眼见夺枪无望，许多战俘朝北侧绕了过去。海顿的尸体俯卧在拖车边缘，上半身软软地垂在空中。青木在尸体的两腿间跪了下来，然后去检视机枪，很快便发现一个重要的部件不见了——被人丢掉了。除此之外，机枪手还扯歪了弹链，最后几颗子弹卡住了枪膛。从破坏机枪的两个举动中，青木看到了机枪手的英勇与果敢。懈怠散乱的守备队根本不配拥有这样的士兵。

“没戏了。”青木朝围在身边的战俘们叫道。他们正满心期待地等着青木掉转枪口，对守备队进行疯狂的扫射。说话间，又有两名战俘倒在了守备队的枪口下。青木唯一能做的，便是尽可能地抬高枪口，拉紧固定机枪的手闸，然后从拖车上跳下去。跳下拖车后，他站在原地沉吟了半晌，试图在这片嘈杂声中作出别的选择。凶猛的子弹不时从身边擦过，激起青木的愤怒。他当即作出决定——要引得敌人大费周章地去追捕他们。想到这里，他不紧不慢地转过身，朝北侧的斜坡跑去。很快，他的身影便消失在巨大的花岗岩后方，其余几名战俘也相继跟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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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的囚室燃起大火时，高达正在勤务兵的岗亭里等待着。他听到机枪和步枪发出的声响，最终只有一个人跑了回来，告诉他一些人已经冲过三道刺网。听到这个消息，高达开始行动，一路呼唤着那些趴在地上或是躲在水沟里的人——至于这些人是被吓成了这样，还是已经死去，高达并不清楚。他所遭遇的，是来自南侧的火力。此时此刻，闯到机枪前送死的想法早被他忘掉了一半，但四周的喊杀声却深深触动着他。庆幸的是，他暂时还没有受伤。

高达的动作比青木敏捷一些，他借助毯子和尸体越过刺网，令人惊奇地活了下来。翻过第三道刺网时，许多人被塔楼上扔下的手雷炸飞。他知道，如果他站着不动，也许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接下来，他看到一群战俘在机枪的扫射下纷纷倒地，于是便打算作出相同的选择。而在战场上，人的本能反应是绕开机枪的火力范围，躲在岩石后面，然后消失在夜色里。没过多久，探照灯突然熄灭，周围陷入一片昏暗。

高达朝守备队的方向跑去，途中并没有被子弹打中。他突然发现，那挺机枪已经停了下来，拖车上既没有敌人，也没有自己的同胞。守备队已经找回了军人的常态，纪律也变得严明起来——从混乱中清醒过来后，大抵如此。此刻，高达面临着与青木相同的选择：逃到山林里，在乡村地带搅扰敌人。

来到门口时，他看到守备队士兵的脸上写满了惊惶，子弹打空后，他们连忙在包袱里摸索着弹夹。接着，他开始攀爬门内侧的刺网，由于手掌已经被割破，他只能依靠手指用力。这时，一名指挥官冲着通信兵大吼大叫起来，脸上明显带着些鄙夷的神色。看到这一幕，高达顿时来了精神。

如果知道青木和滕根都安然无恙地活着，高达一定会感到沮丧。发起冲锋时，滕根的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木棍的一端绑着一把匕首。中途他曾几番停下，发出挑衅的怒吼。即便如此，三人组的成员却没有一个受伤，这实在太过凑巧、太过怪异。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计划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恶毒的目的：牺牲众人，保全三人组。

此时，高达与多数人一样，手里已经没了武器，因为带着武器很难爬过那些刺网。此刻他所拥有的，只有身体里那个倔强的灵魂。

第三十章

一个年轻人从刺网上跳了下来，距离艾博凯尔只有十码的距离。艾博凯尔认得这个人，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他的心里甚至涌出一股疯狂的冲动，想跟对方打个招呼。这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棍子的一端绑着一把匕首，他径直朝着艾博凯尔冲了过来。由于他的速度太快，艾博凯尔想要叫人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年轻人俊秀的脸上仿佛罩着一个愤怒而狰狞的面具。艾博凯尔知道，这人是三人组的成员，那个傲慢的飞行员，那个五官清秀、眼神专注的年轻人。

艾博凯尔差点就喊出他的名字，命令他停下。中尉已经不在他身边，背对着他的萨特已经拔出手枪，加入了前方的战斗部队。只有身旁的通信兵看到了那名战俘，转身去抓步枪。年轻的战俘掂了掂手中的木棍，又看了看艾博凯尔的脸，猛然掷出自制的武器。刹那间，绑着匕首的木棍刺中了艾博凯尔的胸口，上校猛地张嘴吸了口气，胸口突然感到一阵灼热，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年轻人显然十分得意，但他并没有时间留在那里看一看自己的“杰作”。胸口突然多了根沉甸甸的木棍，艾博凯顿时站立不稳，仿佛被疼痛或是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所支配。

通信兵终于找到了步枪，朝战俘逃跑的方向开了几枪，但他的子弹似乎并没有起到阻拦作用。滕根飞快地穿过战俘营，朝北侧那片丛林逃去。“别打着咱们的人。”艾博凯尔对通信兵说道。

刺中艾博凯尔之前，滕根是沿着刺网一路向北冲过来的。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打中。然而侥幸得手后，滕根的心里生出了怯意。他不甘心就此被人打死，因为即便是死，也应该以战俘的身份战死，而不是因为谋杀艾博凯尔而被处死。在恐惧和求生欲的驱使下，他逃走了。这是人的本能。尽管后来回想起来，心里会觉得有些窝囊，但在滕根看来，自己没有理由不逃走——冲锋时敌人没有拦住他，袭击可恶的指挥官时，又没有被子弹打中。既然如此，为何不逃？他的所作所为定然令敌人愤怒不已，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捕他，在大张旗鼓的搜捕中杀掉他；且由着他们愤怒，由着他们兴师动众地追捕自己好了。

事实上，滕根自己也说不清，为何在刺中艾博凯尔后，他选择了继续逃命。

在战俘营门口，被“长矛”刺中的艾博凯尔微微转过身，眼看着通信兵失手让滕根逃掉了。哎，这个年轻人真是傲慢得无可救药，艾博凯尔心想。接着，他冲萨特叫了一声。萨特转过身，满脸关切地叫了起来：“天啊！长官……”

“加洛韦太太还在我的宿舍里。”艾博凯尔说道。

她可曾被惊醒，心急火燎地想要逃出去？还是因为酒精的恩赐，一直在平静地睡着？

“肯定会有人传闲话，会被艾米丽听到的。”艾博凯尔继续说道，“其实没什么，只是她的车子坏了……”

每说出一个字，都像一记重拳打在身上，不像平日里讲话那般轻松。此时此刻，他依然担心有人会传闲话，会揣测为何加洛韦太太会出现在战俘营里。面对心里的种种焦虑，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萨特身上。

“我会派人保护她的。”萨特说道。

“哦，上帝啊！”看到艾博凯尔后，赶来的医务官惊叫起来。

“要拔出来吗？”萨特问医务官。《莫顿一家》中从没有人被刺，萨特也从没研究过这个问题。接着，他下了命令，说加洛韦太太在上校的宿舍里，命人前去保护。

“先躺下来吧，长官。”医务官建议道。

在艾博凯尔看来，萨特刚才的举动，已经在无意中将谣言散播开来。

“或许你是对的，”他对这位向来跟自己不和的下属说道，“是我太自负了……”

他本想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些，但已经没有半点力气。在医务官的搀扶下，他缓缓躺了下来。通信兵也扔掉了手中的步枪，跑过来扶着他。

“很好。”艾博凯尔对通信兵和医务官说道。周围依然纷乱嘈杂，那根木棍仍然插在胸前，看起来“猥亵不堪”。

萨特蹲下来，一边托着艾博凯尔右侧的腋窝，一边放声哭了起来，那神情仿佛艾博凯尔是他所敬爱的长官，仿佛他是在科伦纳参加约翰·穆尔爵士的葬礼。

“艾米丽……”艾博凯尔对萨特喃喃地念叨着，萨特会意地点了点头。

艾博凯尔能够感受到他们手掌的力量，感受到他们的手掌是那样真切，相比之下，自己的身体却像轻飘飘的雾气般渐渐散去。他仍然能感受到那根粗硬的木棍——它的沉重远非“痛苦”二字能够形容，这让他无力叫喊，无法说出心底最重要的几个字，身体就像漂浮在冰冷的海水里，渐渐被冲走。啊！曾流经这里的内海，他心想。他的身体仿佛被波涛卷起，远远地离开战俘营，朝着山顶而去。他甚至望得见下面的景象——四处散落着一具具穿着紫褐色囚服的尸体，宣告着他的失败——他甚至可以数得清地上躺着多少具尸体。

艾博凯尔停止了呼吸。

❇

守备队渐渐占了上风。用不了多久便会有人说三道四，指责他们开枪射击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后来跑出来的战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早已失去了先前那批战俘的冲劲，他们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仿佛被那三道刺网吸干了精力。守备队的火力集中在战俘大军的两侧，迫使一些人朝北侧的山丘密林逃去。这些人消失在岩石后方，有的会继续顽抗到底，有些人会选择苟且偷生。总之，守备队复仇的时候到了。

此时，萨特肩负起指挥两支队伍的重任。一支队伍正朝主路射击，战俘但凡有丝毫动作都会立毙于枪下，就连爬行也不例外。另一支队伍则是守备队的主要力量。此时，瓦伊战俘营的押运士兵也加入了战斗，只不过人数不多，而且大多还没醒酒。

一开始，守备队的士兵还有些胆怯，然而随着自信渐渐回归，他们已顾不得什么理性，开始异常“耐心”地对战俘实施报复。对此，萨特也无计可施，只是一味徒劳地喊着“停火”。面对群情激愤的士兵，他只能命令指挥官们约束各自的手下。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军士长。即便如此，他的心里依然残留着那股不计后果的冲动，希望这场报复行动能够继续下去——为了艾博凯尔，也为了自己的儿子。在这个难以言说的夜晚，在他思绪纷乱的脑海里，爱与恨的两个极端已经渐渐纠缠在一起。

天边露出第一抹灰色时，枪声停了下来。与此同时，战俘营里的最后一缕火焰也已经熄灭。萨特注意到，地上凝了层霜，植被和尸体的表面都覆盖了一层坚硬的冰晶。在熹微的晨光中，数以百计的毯子和紫褐色的囚服钩挂在刺网上，仿佛是乐谱上的道道音符，然而这凄惨的旋律中包含着何种情感，萨特却是读不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之而来的后果定然是惊人的。

❇

星期天上午九点，在一队警卫的陪同下，涅夫斯基走上了主路。战俘营里弥漫着烧焦的味道——C区的囚室、尸体，所有草垫、衣物、纸牌、书本，以及纪念品等，全都在大火中焚毁。走到囚室的位置，看到那些烧焦的尸体，涅夫斯基立时判断出，有些人是自杀身亡，等着大火将自己的尸体烧尽。或许有些人是被杀的——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总之地上堆满了可怕的焦尸，经过这寒冷的夜晚，主路上的尸体仿佛经过了冰箱的冷冻，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

他注意到，有些战俘躺在道路两旁的水沟里，身体还在微微颤动。一阵强烈的悲痛感袭上心头。像许多士兵一样，涅夫斯基也不知如何面对这种伤痛。在他看来，守备队开火的时间太长了，许多犹豫不决或踌躇不定的战俘也倒在了枪口之下。让他紧张不安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否管住随身的几名警卫，或者是否愿意去管束他们。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走进这个“屠宰场”。在他和警卫的身后，那群韩国人正在工作着。他们已经接到命令，要去寻找尸体，并且把它们堆在角落里。其中一个名叫郑恩屋的战俘对他的朋友说：“这些人就是这样，愚蠢的杂种！”尽管嘴里不住地咒骂着，他的声音还是忍不住颤抖起来。

此时，一些战俘从刺网前的水沟里爬了出来，有些人撕开胸口的衣衫，请求警卫开枪，有些则只是跪在那里，什么请求都没有，或许正在为死里逃生暗感庆幸。涅夫斯基比警卫更加了解这些战俘。惨白的天光中透着些乌青，战俘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身上的囚服是那样醒目。看到这凄惨的一幕，涅夫斯基有些哽咽了。“不，不要开枪！”他对警卫叫道。

几名警卫彻夜未眠。他们亲眼见到艾博凯尔被滕根刺中，眼睁睁地望见白布盖在上校的尸体上，看到海顿和卡西迪被敌人乱棒打死。他们向来是鄙视这些战俘的。终于，两名警卫再也按捺不住，用子弹了却了这些战俘的心愿。涅夫斯基接连听到两阵刺耳的枪响，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刺鼻的火药味。

萨特正在跟意大利战俘区的指挥官谈论着什么，听到枪响后，立刻带着随身的警卫从主路跑了过来。“军士，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他向涅夫斯基口沫横飞地咆哮着，两眼中燃烧着怒火。他连忙夺下一名警卫的步枪，随即又将第二支枪抢到手里。

“你们两个杂种！我会告你们谋杀！”他一边咆哮，一边转向涅夫斯说：“此时此刻还用得着开枪吗？用得着吗？”

涅夫斯基差点便想说“用得着”——这点连他自己也很惊讶——但嘴上还是说：“用不着。昨晚的屠杀够惨的了，根本不必……”

“闭嘴！”萨特大吼一声，打断了他，“不要用这种情绪化的字眼！什么‘屠杀’？放屁！该死的俄国佬，别再跟我提起这两个字！别他娘的再提起！”

涅夫斯基看了看两名警卫，只见两人眼中的恨意渐渐冷却下来，虽然满脸阴沉，最终还是向萨特屈服了。两人心里清楚，他们不会遭到任何起诉，但如果继续对C区的战俘开枪，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很难说了。这群战俘——连同他们的国家、种族——都是澳大利亚的敌人，即便统统拉出去枪毙，也只会玷污一颗颗清白的子弹。

萨特仍在怒吼不休。“你们看不出来？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他们……”他指着死去的战俘说，“你们每杀一个人，他们就会杀掉我们十个战俘。你们这群狗崽子，尽管开枪好了！杀一个战俘等于杀十一个人。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想上法庭？想面对谋杀罪的指控？”

虽然警卫们心里想的事情都一样，想要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但他们遭到这番训斥后，再也没发生战俘被杀的事件，尽管活下来的战俘仍然不断走上前来，请求他们开枪。那些没有主动求死的人则纷纷从沟渠中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涅夫斯基知道，这群人显然是对越狱持有异议的人，不像他们的同胞一样好战，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出短暂的欣慰。那些受过伤的战俘早就学会忍辱求生，而那些没有受过伤的人，从他们顺从的举动来看，早已从战争的狂热中清醒过来，褪去了军人的悍勇。对于这些饱经征战之苦的士兵而言，徒然送死是可笑的。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时，这些人开始渴望重新做人，期待重获自由的那一天。

在加韦尔战俘营外面，那些受伤逃走的战俘大多被搜捕队抓了回来，有的甚至是因为碰上了当地的农民或警察而落网，有的则从树林里冲出来，撕开衣服，主动求死。然而复仇的情绪早已消退，上级也严令参与搜捕的士兵不得轻举妄动。再次被俘的人于当天被送回战俘营，受伤的则送到医院，由守备队的医务官和严重缺乏睡眠的加纳先生护理。尽管两人尽心竭力地救治，但那些出血过多或胸口受伤的战俘，还是难免一死。回到战俘营的人各自表达着失望之情，声称敌人太不靠谱，就连屠杀战俘这种小事都做不好。他们像当初一样，要继续背负着内心的耻辱与混乱，继续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下午一点钟左右，信息中心的一名少校乘坐飞机赶到了加韦尔。这名少校曾经是个新闻记者，眼下主管宣传工作。走进办公室后，他看到精疲力尽、神情恍惚的萨特。

“这件事太棘手了。”萨特对宣传官说，“死亡人数是不能隐瞒的，验尸官是不能不请的，消息也要通知瑞士方面——即便不通知，他们也会自行查出来。艾博凯尔真是可怜、可恨，又无可救药。这个蠢货，你去看看，他把机枪摆在了什么位置！居然被敌人给夺了下来！我还为这事跟他争吵过。说实话，我现在忙得要死，可是我还要跟你谈谈，非要跟你谈谈才行。咱们先出去看一眼，外面简直都变成屠宰场了。”

“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不是吗？是他们越狱在先，不是吗？”宣传官问道。

“越狱的事情早在意料之中，”萨特说，“我马上要跟搜捕队的军官开个会，还要向悉尼总部进行汇报。之后咱们再碰个头，可以吗？我要向你讨个天大的人情才行。”

就这样，萨特暂时支走了这名满头雾水的宣传官。在警卫的陪同下，宣传官来到了满地狼藉的营区，只见生还者和其他区的战俘正不停地忙碌着，将尸体抬到一排排担架上，每具尸体的伤口都用床单遮掩起来。整个战俘营里十分安静，几乎听不到半点声音，偶尔传来警卫几声吆喝，听起来像是对死者或是整个战俘营的亵渎。守备队的战士们取得了胜利，但脸上却看不到胜利的喜悦。接着，警卫又将宣传官护送回萨特的办公室。

萨特看起来更加疲惫了。他拼命吸烟，脚乱动着，显得焦躁不安。他扯过一把椅子让宣传官坐下，自己坐在了对面。

“一直在等着跟你商量这事。”萨特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报道这件事。真抱歉，要不要喝点什么？来点茶水吧？”

“过会儿再说吧，等咱们商量完。”宣传官先是客气了一番，然后又表达了对艾博凯尔的哀悼之情。

“哎！”萨特叹息了一声，右手忍不住比画起来，“我心里早有预感，也提出过意见，可是……他坚持要提前通知那些战俘，这下可好，人家直接给他开了张死亡通知单……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我们那些被俘的士兵。我们有一批人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萨特说着，放在桌上的两只手握在一起，微微颤抖起来。“这件事该怎么办？”萨特问道，“眼前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在外人面前，我从来不说艾博凯尔半句不好，可说句心里话，所有这些麻烦都是他惹出来的。我可以一件一件给你数出来。”

“照我看，不如这样：报道的内容可以写得含糊一些。”宣传官说道，“今晚要刊登的内容我们大体上想好了，就说发生了越狱事件，但不会指出具体的死亡人数，只承认死了一些。当然，我们要强调，死的都是被俘的军人，而不是平民。最终的死亡数字迟早要公布，但至少现在用不着。瑞士那边自然是要知会的，不过只说一说目前的进展即可。那些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对了，逃进丛林的战俘大概有多少人？”

“具体数字还不清楚。到目前为止，还不断有人从水沟里爬出来，还有从焚烧炉里爬出来的……大体来说，死了两百五十个左右，还有二十多个是自杀，八十多名逃走——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上级的命令是，给个大概的数字就可以。”宣传官说，“当然，绝对不能引起公众恐慌。如果透露了具体数字，没准民众会自发组织起来，四处猎捕日本人，最后闹个两败俱伤的局面。或许，咱们可以使用一些模糊的字眼，就说‘逃跑的战俘大多已经被捕’，或者说‘只有少数战俘在逃’，同时要强调，这些战俘已经体力不支，大多会在天黑前落网。这样可以吧？”

萨特突然站了起来。“你们怎么措辞我管不着，反正每个小时都会有被捕的战俘被运回来。那些抓不着的，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但愿今晚能像昨晚一样冷，迟早冻死这些混蛋，我根本不在乎。但关键问题是，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论是官方报纸还是街边的小报，都不能出现我的名字。就算是有人来调查，也绝不能泄露我的信息。一定不能让日本人看到，否则他们会要挟我们。”说着，他狠狠地掐灭了烟蒂，脸上突然流露出悲痛欲绝的神情，“我有个儿子……落在了他们手里。我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最后一次听到消息时，他还在泰国。我不想让他受到牵连。这笔账应该算到艾博凯尔那个蠢货的头上……”

宣传官在纸上做了些笔记，但就连这个动作也让萨特担心不已。“不要用我的真名，用个大写的X代替好了。”

宣传官点了点头。“我理解你的顾虑。”他安慰道，“另外，可能要委屈你一下，因为艾博凯尔会被塑造成英雄形象。”

“这不就像广播剧一样吗？”萨特惊奇地说道，“眼下编造了谎言，之后就要一直编下去。”

“放心吧，”宣传官说道，“这事就交给我。外界管不着，这是我们的事情。”

宣传官离开后，萨特稍稍松了口气，指挥官的才能再次回到他的身上。他给奥兰治的法医办公室打了电话，对方表示法医将在一个小时后赶到。接着，他又发出一道紧急命令：“马上给那些再次被捕的战俘提供食物，让他们坐在盥洗室和洗衣房的地板上用餐。”不妨施舍些善意，让这些混蛋去纠结好了。为了不让战俘受冻，他向总部申请了一批草垫、床垫和毯子，能够申请多少便申请多少。由于之前的衣物、毛巾和肥皂早已化为灰烬，他又从沃加沃加的仓库调运了几卡车的物资。“要告诉这些人，物资想要多少有多少，让他们无法抗拒我们的施舍。”

星期天晚上，战俘们吃到了米饭和肉汤。尽管饥饿异常，这些人却显得没有半点胃口。这正是死里逃生后，陷入麻木与空虚的表现。有些人不停地问自己，他们有什么资格去享用这些食物；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必须装出一副没有胃口的样子才行。就连那些暗自庆幸活下来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神情委顿，不敢让自己的食欲表现出来。对于那些活下来的好战分子而言，他们就像行尸走肉般活着。相比之下，那些盖着白布、并排躺在刺网前的尸体才真正地活着。

❇

连日来，萨特一直心惊胆战，生怕儿子受到牵连。幸运的是，有关他的消息并没有透露给外界。星期天晚上，他总算可以松口气，放下心来。他从宣传官那里得到了保证，对外只公布被捕的人数，对于死亡人数却只字不提。总部派人告诉他，凡是对外发布的新闻，一律不会出现他的名字。萨特这才如释重负，终于感到了一丝安慰。

不过他随即意识到，眼下要以守备队，实质上是军队的名义，去探望艾博凯尔的遗孀。在萨特心里，这场屠杀的责任全在艾博凯尔身上，每逢上级来调查，他都会明确地表示，自己曾竭力反对提前通知战俘，反对上校那漏洞百出的防御部署。然而此时此刻，他已经平静下来，是时候去探望艾博凯尔太太了。

渐渐地，他开始意识到，应该为这起惨案负责的，不只有艾博凯尔一个人。不论是悉尼总部还是加韦尔战俘营，许多人有责任，每个人的应对方式都显得草率无比，就连他自己也不例外。起初与艾博凯尔争论时，他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一场屠杀，想象不出那股鲜血混合着火药的味道，想象不出那股死人内脏被撕裂后，散发出的屎尿味。现在回头想想，总部当初派他管理战俘营，表面上看是因为他的儿子落入了敌人手里，他在管理战俘的时候，不会过于严酷，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上面的官员图省事，利用他爱子心切的弱点而已。宣传官说得不错，导致屠杀的根本原因是战俘强烈的求死信念，然而与守备队的军事失误相比，人们对于求死信念的批判则轻微得多。

不管宣传官如何美化，艾博凯尔终究要受到军方的谴责，而作为艾博凯尔的副手，他自然难逃干系。不过话又说回来，该走的过场总是要走的。到了这时候，他已经不能再拖下去，必须去拜访艾博凯尔太太，并且要表示出他对已故长官的敬仰，表示出他对这个蠢货的哀悼之情。

他来到帕克斯街，在门口见到了加纳太太，对方把他领进屋里。身材瘦削的艾博凯尔太太正坐在客厅一侧，神情憔悴，满脸泪痕。屋子里还有几个女人，那个该死的加洛韦太太却不在其中。按理说，最该出现的人就是西尔玛，她却迟迟没有露面，但这也是最值得庆幸的一点。警卫赶到艾博凯尔的宿舍时，发现她正躲在椅子后面抽泣，最后将她送回了家。此时此刻，或许她正安安稳稳地在家里睡着，试图忘记那个糟糕而尴尬的夜晚。

两个女人在厨房里忙碌着，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准备着茶水和糕点。艾博凯尔太太站起身，走了过来，萨特则神情悲凄地握住她的手说，他很难想象她的心里有多么悲痛。这时，加纳太太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另一个女人说：“咱们出去一下，让艾米丽和少校单独说会儿话。”

萨特吞吞吐吐地说了句“不用”，但那个女人已经和加纳太太走了出去。

艾米丽请少校坐下，自己坐回到原来的位子上。

“我一有空闲就赶过来了，”萨特说道，“前几天太忙，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

“是啊，少校。”艾博凯尔太太说，沉静的语调里流露出无尽的悲伤，“他的遗体被救护车运到了镇子里，我已经去看过了。”

“我……我听说，是从战俘营直接送过去的。事情来得很突然，又伤在致命部位，总之……他没遭多少罪。”

“这就好。”艾博凯尔太太说道。作为一名军人的女儿，她早就听惯了这种安慰。她知道，人死前至少会有几秒钟的挣扎，而在丈夫的弥留之际，她却偏偏不在场，平日里又给了他那么多气受……

“他是个好男人，也是军队里第一流的战士。”萨特继续说。虽然嘴里说着言不由衷的假话，泪水却止不住流了出来。就连他自己都有些惊讶，不知道这些泪水来自哪里。不管怎样，没有哪个人该遭此横祸。

“还有一件事，您可能已经听说。当晚加洛韦太太在上校的宿舍里。”

“加纳太太今天给她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提到了那晚的冒险经历。”

“您知道，在上校眼里，这个女人除了招人讨厌外，没有半点好处。当晚他开车赶往战俘营，路上恰好碰到她的车子抛锚，于是就把她带到宿舍，等修理工赶过来，再把她送回家去。她不过是在那里等着搭车而已。至于艾博凯尔上校，他整晚都跟通信兵待在一起。临终前，他对我说，”萨特撒谎道，“您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谢谢您，少校。”女人说。她最为感激且坚信不疑的，正是萨特最后这句话。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知道他爱我。”女人难过地说，语气里充满了自信，“在加韦尔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我像所有的蠢人一样，以为这种幸福会持续得长久些。我不会离开这里的。我想离他近一些。”

“您真的很坚强。”萨特说，语气里充满由衷的敬佩。女人看了萨特一眼，发现他的身子正微微颤抖。

“倒是惹得您伤心了。”她说道。

第三十一章

镇里的警局外面停满了警车，警局里不断有警察进进出出，在警局与法庭之间来回奔波。不过在这个时间段，法庭是不会开庭的。整个镇子都已进入梦乡，眼前的热闹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远处，公园在冰霜的覆盖下沉沉地睡着。太阳再次升起时，警察们纷纷前往镇子的边缘地带巡视，加韦尔镇的街道再次恢复了往日的气氛。

训练营与战俘营相距三英里，昨晚的厮杀声与枪声传到这里时，早已被密密的丛林所遮掩，不论多么响亮、多么恐怖的嘶吼声，丝毫没有搅扰新兵们的美梦。哨兵报告说，地平线上隐隐看到火光，但并没有看到信号弹。

后来，战俘营的勤务兵给训练营的勤务兵打了电话，电话那端可以远远地听到些吵闹声。尽管战俘营的勤务兵曾一再表示，事态已经变得十分紧急，一部分战俘已经越狱，但考虑到迪肯上校阴晴不定的脾气，训练营的勤务兵并没有立即把他叫醒，而是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报告了这条消息。由于平日里训练任务繁重，迪肯上校总是睡得很沉，即便雷声滚滚也无法将他唤醒。勤务兵在向他报告时表示，越狱也好，骚乱也罢，此时的局势定然已经得到控制，因为战俘营没再打电话求援。不过，他补充说，有些战俘已经逃了出去。

上校给战俘营打了电话，惊魂未定的萨特少校说，艾博凯尔上校遭到了致命的袭击，此时正躺在守备队的医务室里，床单上浸满了鲜血。“闹事的战俘大多已被击毙，整个场面就像一场大屠杀。”萨特语气坦率，但掩饰不住惊惶，“这是他们自找的。”

迪肯向萨特许诺，一定会派人协助搜捕，把逃跑的战俘缉捕归案，而萨特所期待的，似乎正是这个承诺。“估计他们已经逃出去五到十英里了，没准还会更远。”萨特说，“不过他们也不是超人，中途一定需要休息。”他补充道，“没准发现他们的时候，这群人已经变得像母牛一样温顺。”迪肯听得出，这番话就连萨特自己也不相信。

萨特建议同时派出多支队伍，先向西北方再向战俘营的方向搜索。“我们的目的是逮捕这些人，而不是杀掉他们，”萨特几次三番地强调，“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上校答应了萨特的请求。

然而在迪肯心里，训练营和农场主才是他最关心的。一旦在搜捕过程中出现人畜伤亡，农场主一定会把电话打到悉尼总部去。迪肯十分肯定，总部正盼着接到这种投诉电话，巴不得在他身上挑出些毛病来。

跟萨特通完电话后，迪肯连下了几道命令：派出两支队伍，各由一百名新兵组成。立刻叫醒新兵，让他们吃过早饭，在指挥官的带领下，朝战俘营的方向展开搜捕。如果逃跑的战俘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只需将他们扭送回战俘营即可。如果对方别有图谋，打算抢夺弹药，负责搜捕的部队必须投入战斗。

在迪肯看来，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小，却只混了个不高不低的职位，不仅上司苛责挑剔，周围的农民也不断给他找麻烦。经过反复思虑之后，他最终作出一个随后令上司大跌眼镜的决定。由于搜捕地带位于乡间，巨石丛生且树木丛杂，手下的新兵难保不会误伤人畜，甚至会擦枪走火，伤到自己人。若是莽撞起来，没准会将一众战俘尽数打死，而不是像警察一样把他们押送回来。更糟的是，这群新兵有可能被战俘夺了武器。想到这些，迪肯作出决定——派出去执行搜捕任务的新兵，每人只配备一把刺刀，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可以随身携带枪支。于是，七分之六的兵力留守营地，每人配发步枪，防止战俘劫营；七分之一的兵力负责“徒手”围捕，防止战俘对训练营造成威胁。

“上头的命令是，只能抓捕，不能打死。”一名上尉对手下的中尉们说道。他们已经等了一个上午，但始终不见卡车开过来。“上头说，这不是战争，而是外交。”

中尉站在一张地图前，研究着北方的地势与地形——那里除了山川峡谷，还有许多蜿蜒曲折的丛林小径。经过一番研究后，他最终指定了每支队伍的出发点、搜索范围，以及搜索时每个人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

直到这天下午，卡车才开了过来。

❇

青木与另外几名战俘临时组成一支八人小队。他们按照原定计划，朝着山脊的方向逃去。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人数增加到十六人左右。几名战俘手里仍然拎着球棒、木棍，有些人可能还带着匕首。相比之下，青木除了官衔以外，可算是一无所有。然而正是他的官衔不断地吸引众人加入。

途中发现一条小溪，他们跑过去饱饮了一顿。接近中午时，青木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没错，敌人可能趁他们睡觉的工夫赶上来，但这些已经不再重要。青木和另外两名战俘自愿站岗放哨，众人则各自依令休息，就像在战场上一般顺从。两个小时后，青木被人替换下来，不久便睡着了。在梦里，他又回到中国，戴起曾经戴过的头巾。他梦到战争初期，自己被派到中国的东北地区，行进的途中，每个新兵的头上都系着一条丝质的头巾，头巾上绣着日本帝国的标志——有的是战马、菊花，有的则是海浪。后来，有的士兵戴上了绣着春宫图的头巾，青木的头巾更是露骨，显示了他们不仅是日本帝国的士兵，更是一支淫欲炽盛的队伍。

突然，他被负责放哨的战俘叫醒，不远处传来一阵卡车刹车的声音，打破了四周的寂静。众人纷纷从岩石后方探出头去，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见下面那条泥土路上停着一辆卡车，敌军的一名军官跳下车后，其余的新兵也纷纷跟着跳了下来，一名通信兵背着一台通信设备。这种设备看起来十分精密，青木从没见过，仿佛是最新研制而成。看到这部四四方方、可以携带的设备，青木心想：没准敌人真的要胜利了。

周围的草丛突然动了一下，只见三名战俘朝着山脊的方向逃窜而去。他们昨夜刚从敌人的机枪下死里逃生，看到那些新兵后，心里不由得惊慌失措，生怕对方配备了某种他们想象不到的武器。据青木估计，逃跑的人定然是觉得他们已经展示过大无畏的精神，此时有足够的资格逃走。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眼前的敌人似乎根本没有携带枪支，这让剩下的战俘大感疑惑。敌人的军官指着一张山区地形图，发出了最后命令。听到命令后，所有的士兵站成一排，每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后便开始上山搜索。他们的腰间没有配枪，只挎着刺刀，刀鞘不停地撞击着大腿，发出啪啪的声响。看到眼前的场景，青木不禁心头火起，仿佛受到侮辱一般。

敌人的军官走在最前面。他穿过一道篱笆，然后转过头，命令手下的士兵尽快跟上来。等他们排好队之后，继续朝青木等人的藏身之地缓缓推进。穿过一片空地后，敌军爬上光秃秃的山坡。青木躲在一棵桉树投下的阴影里，这时，一名战俘悄悄爬过来，递给他一根球棒，向他敬了个军礼。

那群新兵仍在不断向前推进着，面对着这片熟悉的土地，他们的表情显得比青木更加迷惑。等到敌军走到三十步开外时，青木突然大吼一声，带领所有人一跃而出，洒满阳光的岩石上不断地回响着他们的吼声。

两名战俘跪在地上，撕开了胸口的衣襟。其他人则像青木一样，早已看出这群新兵没有携带枪支。他们嘴里发出一阵阵怒吼，摆出各种威胁的姿势，试图逼迫那名军官开枪。青木看得出，那名军官是个饱经风霜的老兵，脸部的皮肤被太阳晒得斑斑驳驳。军官命令手下的新兵抽出刺刀，自己则拔出手枪，朝着天空放了一枪，想用枪声镇住青木等人的吼叫。随着一声枪响，头顶的天空似乎也跟着颤抖起来。战俘们再次跪下来，敞开了胸口的衣襟。青木仍然站在原地，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敌军的军官。

只见那名军官吼了几声，通信兵立即开始手忙脚乱地发报。

青木忍不住发出一阵轻蔑的吼声，一时间，所有战俘都跟着吼了起来。听到这阵怪异的吼声，通信兵吓得连忙转过身去，拎着话筒，背着设备，朝山下跑去。转眼之间，所有新兵都转身奔逃，把这群放声嘶吼的怪物留给军官去对付。

接下来这颗子弹归我了，而这名军官也会被我的手下杀死，两个老兵会同时死在这里，青木心想。青木死死地盯着那名军官，对方似乎也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他抬起左轮手枪，对准了青木的胸膛。出人意料的是，他接连试了两次，枪都卡壳了。这时，一名年轻的战俘朝着那名军官走去，眼睛里流露着恐慌和惊疑。很显然，年轻人犹豫了，不知是该主动送死，还是选择苟且偷生，不知是否有必要保持忠诚。突然，眼神里的悲伤被惭愧所取代，年轻的战俘转身逃走了。

敌军的军官似乎并不觉得讶异。他看了看手里的左轮手枪，仿佛想看看出了什么毛病。青木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嘴里停止了号叫。其他人也围了上来，但嘴里依旧咆哮不止。每个人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名军官会死在青木的手上，因为他的枪膛被卡住了。

就在这时，军官突然举起手枪，猛力朝山下扔去。如此一来，那把手枪恐怕很难再被找到。势单力孤的军官站在原地，似乎想转身逃走，似乎又有些犹豫。他和青木一样，仿佛早已厌倦了这个世界。

一名年纪稍轻的战俘递给青木一根球棒，因为他的官职最高、资格最老，处决敌人理应由他动手。青木向后举起球棒，猛力一挥，正中对方的头部。球棒砸落在头骨和皮肉上，这种感觉是如此陌生，就像是他平生第一次伤害别人一般。青木知道，对手在倒下去的一瞬间，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现实感突然消失，曾经爱过的世界陡然间翻转过来……在倒转的地平线上，那群年轻的士兵正像一群羚羊般四散奔逃，丝毫没有受到腰间刺刀的阻碍。

青木感到左腿一阵刺痛，只好暂时坐在地上，让一名年轻的战俘割断了军官的喉咙。其余人则围上去，纷纷用匕首和棍棒招呼。军官很快便断了气，如此猛烈的殴打足以让他死上几回。青木等人面面相觑，仿佛在说，这场胜利未免来得太过容易。不过这也给众人带来了希望——敌军定然会展开疯狂的报复。尸体躺在草丛里，鲜血染红了草根。青木至少可以向敌军证明，他杀了一名军官，足以确保敌人将他处死。但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收获。接下来要面对的，首先是寒冷刺骨的黑夜。逃出来之前，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要带些御寒的衣物，就像谁都没有想到，敌人居然会派一群愣头小子拿着刺刀来搜捕。

青木命令众人分头去找那把手枪。在这一天里，他已经是第二次看到英勇的战士扔掉自己的武器。他绕过军官血肉模糊的脑袋，在对方的口袋里找到几颗子弹。只要找到那把手枪，这几颗子弹足够他们用来杀人或是自杀。

他一瘸一拐地下了山，跟众人一起寻找起来。夕阳的余晖愈发惨淡，荒凉的大地被蒙上一层阴影。地上散落着无数的石子，杂草丛中偶尔能看到动物的巢穴，然而那把手枪仿佛刻意藏在灌木丛的某个角落里，始终没有出现。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月亮还没有升起，青木只好把众人召唤回来。敌人会不会派出全副武装的部队围捕我们？有些战俘问道。这些人相互间都不联系吗？他们不是有通信设备吗？

在青木的带领下，众人步履蹒跚，朝大山深处走去，把那具英勇的遗体远远地留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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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住在卡科尔这段时间，罗尼·萨特克里夫带回来许多消息。

星期天晚上，罗尼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衣服的褶缝里落满了煤灰。他把背在肩上的餐盒放在餐桌上，说道：“加韦尔的战俘好像越狱了。据说是一群日本人，不是意大利佬，毕竟他们已经弃暗投明了。”

听到这个消息，爱丽丝心里突然一颤，一阵淡淡的愉悦涌上心头，脸上微微红了起来。“我明早要赶回去。”她说。

“怎么？”罗尼问着，咧嘴笑了起来，“回去保护邓肯·赫尔曼和他的战俘？他们都是大人了，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收音机里说，大多数战俘被抓住了。”

当晚，罗尼陪着爱丽丝来到邮局旁那个冰冷的电话亭里。这座邮局似乎建在山谷最深处，清冷的月光照在邮局的屋子上，映出一道道犀利的暗影。出发之前，罗尼去找了看门人，让他带着猎枪到家里保护伊瑟尔。看门人是个单身汉，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年纪，平日里住在罗尼的房子附近，只需吼一嗓子就能听到。这里虽然离加韦尔很远，但众所周知，日本人的行动之快，几乎赶得上魔鬼。马来亚的事便是最好的证明。

“放心吧，爱丽丝，连战俘的人影都没见着。”邓肯在电话里说道。

“得了吧，是你没看到而已。”爱丽丝气急败坏地说道。

“别担心。他们说逃跑的战俘多数被抓住了。我还听说，咱们的人连机枪都用上了。前几天哈蒙德来了，说咱们也损失了几个人。好像那个上校也死了。好多人说，他是个不称职的家伙。”

爱丽丝很想问：詹卡洛还好吗？这事他怎么看？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邓肯已经在不经意间解答了她想问的问题：“我和强尼都作好了准备。我的卡车里放着一把‘.22式’步枪，厨房里还有一把‘303’。”

显然，在邓肯看来，这两样武器足以震住那些日本战俘。

“你最好待在卡科尔，没准战俘会跑到咱们这来呢。强尼说，他认识一些日本战俘，不怎么怕他们。”

然而爱丽丝还是对邓肯说，她会第一时间赶回去。邓肯要她一路多加小心，还说车上会有士兵把守，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话费已经用尽，电话突然断了线。爱丽丝身上没带多余的铜板，只好坐上罗尼那辆破旧的轿车，跟他回到家里。

“我的一些朋友还打算开车去加韦尔，带着步枪去追捕战俘呢。”罗尼说道，“他们想去只管去好了，我可不能丢下伊瑟尔一个人在家。”

爱丽丝问道：“那个上校……”

“真是一群畜生！”伊瑟尔说着，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这天晚上，罗尼没有睡觉，而是在房子四周巡视着。爱丽丝悄悄溜出卧室、打算去厕所时，看到罗尼正在一张扶手椅上休息，怀里抱着一把小口径步枪。

当然，这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其中的原因再明显不过，加韦尔镇有许多农场，随处都可以打劫，日本人何苦要大老远地跑到卡科尔来？除此之外，加韦尔镇还有那么多户人家，那么多的妇女和儿童……爱丽丝真希望军队能够派出一部分兵力，守护镇子的每条街道。詹卡洛曾是日本人的盟友，那么自己是否该恨他？之所以想到这一点，是因为她想试探一下自己的内心，看她对詹卡洛的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

邓肯说过，詹卡洛不怎么怕那些战俘。这让爱丽丝的心里生出一股莫名的愤怒。为何性子温和的自己变得如此暴躁？想到这里，爱丽丝不禁产生一丝警觉。尽管有罗尼持枪守护，她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想明天就要回到加韦尔，她心里稍稍感到一阵欣慰。然而没过多久，愤怒便裹挟着幻想与绝望，像一块低垂的黑云般压在她的心头。詹卡洛当然不怕那些战俘。刚刚进入战俘营时，他曾和那群日本人住在一起，甚至还试着去学他们的语言。

她在心里不住地谴责詹卡洛，谴责他对越狱事件漠不关心，谴责他曾经跟日本人结盟。她任凭愤怒在心里翻滚着，希望这股愤怒可以浇灭心中的欲火。最近这段日子里，詹卡洛已经不再伪装成英语不好的样子，是啊，他读过婆婆的小说，读过邓肯的报纸，读过爱丽丝给他提供的所有杂志。他甚至用笔圈出了一些存疑的词。真是个狡猾的混蛋！她暗暗诅咒詹卡洛，仿佛已经准备好抛开私人情感，抛开两人的种种过往。

然而这股愤怒终究平息下来。静下心来想想，他那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似乎还是值得肯定的。想起他偏着脑袋的样子，想起他那深色的头发，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巴，他那孩子般的酒窝，爱丽丝的心又一次痛了起来。她在痛苦与期待之间辗转徘徊着，整整一夜都没睡。窗外微微露出一缕晨光，她终于欣慰地意识到，再有几个小时，她就可以踏上回家的火车，既然在伊瑟尔和罗尼这里寻不到“解药”，不如早些回去好了。

❇

在遭遇那群带着刺刀的新兵，杀掉敌人的军官后，青木和其他战俘已经疲惫不堪。在逃亡的途中，有些人实在坚持不住，只好找个借口与众人作别，躺在冰冷的地上不肯动了。青木依然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他坚信敌人一定会大张旗鼓地来找他复仇。一想到能让敌人头痛不已，他的心里便宽慰了许多。身边还剩下三个年轻人，青木要他们加快脚步，不要因为被他拖累而放慢速度。然而几个人仍然不离不弃地跟着他。他们在冰冷的岩石间睡了几个小时，然后根据之前的计划，顺着一道通向西南方向的山脊行进。起初，他们以为敌人一定会翻山越岭地展开追捕，如果能引得敌人疲惫不堪，这本身便是一种胜利。然而此时看来，这种想法未免有些愚蠢。

第二天清晨，温暖的阳光照在众人的肩膀上。如果此时恰好碰到搜捕的士兵，那是再好不过的。青木会主动走下山去，承认杀了那名军官，然后便等着敌人对他实施报复。在他看来，敌人定然会采用各种手段来报复他。如果敌人不信，身旁的三个年轻人可以做证，是他亲手杀害了那名军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见三个年轻人始终追随左右，青木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如果他去送死的话，这三个年轻人怎么办？他们的内心十分软弱，只不过嘴上不肯承认罢了。他们和自己一样，心里充满了矛盾，而且看不到未来。之所以不离不弃，不过是出于人的天性，想求得一份安慰罢了。

不久，他们又停下来休息了一阵，在乱石丛中睡了几个小时。随着气温渐渐升高，几个人慢慢醒了过来。他们知道，山脊附近有条小溪，溪水可以解渴，但谁都不知该如何去安慰饥饿的肚肠。其中一名战俘提到了鸭肉和煎饼，语气里带着哲人般的沉思，仿佛他的世界里除了这些食物，便再没有其他的东西。是啊，在被俘之前，这些士兵就一直在抱怨吃不饱饭。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抱怨什么呢？

眼前的山野无比荒凉，山路蜿蜒崎岖，青木那条受伤的腿已经痛得难忍，痛得他大脑一片空白。为了缓解痛楚，他只好尽情地憧憬未来，甚至还模模糊糊地想到了妻子的身影，想到两人的亲密时光，想到他们做爱的场景。

此时已是下午，他们仍然沿着这道高低不平、碎石满地的山脊向前走着。青木强忍着冲动，差点就想让他们走，解除他们所有的义务。越往前走，年轻人愈发显得委顿。敌人并没有大事搜捕或尾随而至，甚至连一丝愤怒都没有表现出来。青木很想对三个人说：放弃吧，我们错过了机会，没有必要坚持下去了。他们真的会毙了你们吗？年轻人啊，你们的脸庞还这样稚嫩，却又这样疲倦，眼神里充满着无尽的迷茫。他们会开枪吗？如果会，那么我们就此告别，离开这片荒凉的山野。如果不会，你们还是回到战俘营去，至少那里有煎饼吃。回去吧，至少还有米饭和羊肉可以填饱肚子。

与此同时，青木再次陷入了疑惑。敌人率领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支军队？战俘越狱后，没有派出成千上万的士兵，没有展开紧急搜捕，而是派了一群年轻的愣头小子过来。这些新兵只会躲在树后撒尿而已。不论是山野中还是草原上，都没有发现敌人积极搜捕的身影。昨天那场遭遇不过是一群小孩子出来野游而已。让这几个年轻人走吧，我自己一定要留下来，敌人一定会来抓我的，我值得他们来抓，我的囚服上染着那个机枪手和那名军官的鲜血。

当然，他执意孤军奋战，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想为一个女人去死——当然，绝不是为爱情去死。他跟这群年轻人不同，看待女人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他像所有的老兵一样，几乎记不清妻子的长相。在中国的时候，每逢喝得酩酊大醉或是打胜了仗，他们就会糟蹋中国女人。那些残忍的场景时常在脑海里浮现，清晰得令人心酸。在中国的战场上，他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欲望，什么是爱，只认为那些女人是他“应得的奖赏”。他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卖命，他四处炫耀自己在惊叫哭号的女人身上用的“性技巧”，他已经不再适合高贵的爱情，已经忘记了一夫一妻的准则，忘记了如何去为爱付出。

他们仍然待在原地，每个人都已经疲惫至极。山谷对面的丘陵上方出现了一架侦察机，但它的出现似乎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应付了事。“看来是根本没把咱们当回事，”一个年轻人说道，“之所以不肯卖力地搜捕，主要是为了嘲笑我们。”

青木很想说，这片土地本身便充满着嘲讽的意味，如此空旷，如此荒凉，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在这一刻，他差点就想放弃，但还是坚持着走了下去。穿过一堆堆巨石、一片片密林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山脚下的那间农舍。

农舍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转机？他们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转机呢？

“咱们要不要下去看看，长官？”一个人问道。

“反正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另外一个人说道，语气里带着些军人不该有的怨念。

“好吧，到下面去看看。”青木说。此时，他对穿越山脊的命令——他亲口下的命令——已经失去了信心。“就像你说的，士兵，下去看看又不会损失什么。或许能在下面找到一条出路呢。”

据青木估计，敌人准是把搜捕的重点放在了其他区域。在这懒洋洋的一天里，他们只看到了一架偶然出现、与他们相距很远的飞机，根本不足以给他们带来安慰。当敌人拒绝出现时，青木很难保持战士应有的勇武与坚韧。

第三十二章

星期天上午，壮牛卡伦睡到很晚才起床。事实上，他的身材很瘦，却偏偏得了“壮牛”这样一个奇怪的外号。起床后，他来到儿子马丁跟前。聪明的马丁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正在研究三角学。卡伦太太不在家，她到镇上陪艾博凯尔太太去了——她们正等着法医结束检查，然后带走艾博凯尔的遗体。这天早上，马丁和妈妈去做过弥撒，多伊尔先生用轿车载着两人去教堂。多伊尔是个牧场主，卡伦一家便生活在他的牧场里。出发前，多伊尔解释说，轿车的后备箱里放着一把霰弹枪，他本打算拿到车子里，但又怕路上颠簸、擦枪走火，再说，即便遇上逃跑的战俘也不必担心，他们坐在别克车里，没有人追得上。这时，多伊尔太太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真的遇到逃跑的战俘，他会选择撞死他们，还是选择开车逃掉？

“如果可能的话，撞死他们。”多伊尔先生答道。他把胡子刮得很干净，光泽的面颊上显露出一丝优雅。

这天早上，两位南十字座骑士——镇子里杰出的天主教教徒——正在教堂四周巡逻，手里端着步枪，确保信众不会受到干扰。艾博凯尔太太是跟着加纳太太一同来的，在这段时间里，加纳太太为了安慰上校的遗孀，时常陪她来教堂。德莱恩神父就战俘营的悲剧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场悲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请求上帝庇佑镇民，并向艾博凯尔太太表达他对死者的哀悼。自从上次见面他就发现，艾博凯尔太太似乎不愿让别人提到她的名字，更不喜欢被众人注视。

弥撒结束后，马丁回到家里，研究起他的三角学来。他对学习的热忱丝毫不亚于对宗教的信仰。这时，他的爸爸拖长了声音，说他打算刮一刮胡子，然后出去打野兔。马丁的思路被爸爸打断了。

“你能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培养点正常的兴趣？”壮牛质问着儿子。他对这个聪明伶俐、前途不可限量的孩子向来存有几分嫉妒。

按照马丁原来的计划，他本打算整天都泡在书本里，还有一篇关于《尤力乌斯·凯撒》的论文在等他去写，他要力争把文章写得漂亮些。马丁可以随口说出莎翁戏剧的注解，就像济慈读查普曼译的《荷马史诗》一样，熟练到信手拈来。在学校老师的眼里，他是“十年一遇”的奇才，对于这份荣誉，他向来十分珍视。

“傍晚才是打野兔的最好时间，不是吗？”马丁问爸爸。

“不去试试的话，你怎么知道现在打不着？去，做些羊肉三明治来吃。别忘了放咸菜。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可以让你拿着那支步枪。”

马丁顺从地站了起来，开始做羊肉三明治。他知道爸爸喜欢吃咸菜，因此便多放了一些，没有丝毫吝啬。他是个听话且懂事的好孩子，但是他知道，如果他做的三明治达不到爸爸期待的标准，对方一定会责怪他读书读坏了脑子，做事笨手笨脚，根本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

马丁渐渐长大，知道父亲严厉的责骂背后，隐藏着他的痛苦和从未实现的理想。爸爸跟妈妈说过，他这辈子就是个窝囊废，还不如开枪打死自己算了。听到这番话，马丁的心里充满了对爸爸的怜悯。他想冲到铁皮小屋的厨房里，像个三岁的孩子一样抱住爸爸。然而父子二人都明白，两人之间不可能出现拥抱这样亲昵的举动，这只会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尴尬。

壮牛的哭泣总会让妻子心生同情。她对丈夫的温柔和体贴，甚至会让马丁嫉妒。每当这时，他就想问妈妈：“跟爸爸比起来，我更聪明些，不是吗？我做得还不够好吗？”他无法把壮牛想象成妈妈的爱人，只把他看作妈妈痛苦的来源。父母的婚姻之所以没有破裂，主要是因为妈妈笃信天主教，即便蜗居在多伊尔牧场的铁皮房里，她也只是选择默默忍受。

父亲刮完胡子后，马丁从抽屉里找到弹药，并在仓房里找到那支步枪。这杆枪很轻，用起来很顺手。他时常给枪管上油，如果不这样做，准会招来父亲的责骂。马丁从不喜欢跟爸爸一起出门，因为很难猜到对方的心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爸爸总会不失时机地取笑和奚落他。难道爸爸想去猎捕那些日本战俘？对于这个想法，马丁没有半点兴趣。不过他知道，壮牛早就盼着可以大显身手，为自己争得一份荣耀。

父子俩朝多伊尔牧场的后山走去，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壮牛用一种怪异的腔调问道：“子弹都装好了吗？”

马丁说装好了。

“很好。如果你看到很肥的野兔，一定要告诉我。”

这番话更加印证了马丁的猜想。他非常确定，此行的目的就是抓捕逃跑的战俘。此时此刻，他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徒劳、更凶险的事情。这天早上，爸爸听人说，那些战俘手里没有枪——或许是听军队里的朋友说的，因为当天恰巧有个当兵的开着卡车经过，在门前停了一会儿，还按了按喇叭。壮牛还听说，这群日本人根本没有能力实施报复行动，因为除了传说中的狡诈和奸猾，他们一无所有。

“我们不会真的开枪吧？”马丁问道。

“那要看他们的表现了。”壮牛说道。

“我是不会开枪的，还是回家好了。”

“看看，又来了吧！说你像个娘儿们还不服气。”

马丁站住了，父亲的话仿佛是块磁铁，吸得他一步也迈不出去。接着，父子二人翻过山脊，进入麦金塔农场的地界。两人坐在一根圆木上，吃起三明治，喝着马丁用保温壶带来的茶水。马丁很快吃完了自己那份，似乎认为这样就可以尽快结束这可笑的旅程。

“你好像饿得很呢，小老虎。”父亲说。

“你为什么要去追捕日本人？”儿子问。

父亲的眼睛一亮，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渴望——渴望能够展现他的英勇和机智。他撇撇嘴，笑了笑说：“在镇子里博个好名声，对你对我都有好处。人人都觉得我呆头呆脑，有些人把你看成软骨头。你就不想证明自己给他们看看？抓几个战俘回去，准会让这些人另眼相看。”

说着，卡伦先生打量着麦金塔农场一侧的树林。或许那里会藏着什么人。他眯起警觉的双眼，在树林里扫视了一圈。马丁的心里十分难过。他并不在乎加韦尔镇的人把他看成软骨头；他也没打算长期生活在这里，纵容他们一直轻视自己；他更不相信父亲刚才说的那番话，不相信仅凭抓几个战俘就能让人高看一眼。

吃完午饭后，父子二人站了起来，朝第二道篱笆走去。他们还算有些安全意识——穿过刺网的时候，一个人负责拿枪，另外一人负责拨开刺网。

接着，两人越过一道峡谷——由于长期大旱，河床早已干涸，农业部的人经常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农民和旱灾。凑巧的是，旱灾结束时，正是日本人意图染指英美两国的势力范围的时候。父子二人没法绕过峡谷，只好从河床中穿过，靴子上沾满了泥土。等他们爬上岸时，马丁突然看到一个紫褐色的身影朝山坡上的树林里跑去。不知为何，他居然一点都不觉得奇怪。难道这就是用来牺牲的诱饵？恐怕更多的人还藏在树林里。父亲也看见了那个身影。

“快看！”他大声叫了起来。见到苦苦追寻的“猎物”，他似乎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

那个人影消失在巨大的岩石和高耸的桉树中间。马丁死死地盯着那个方向，那身影已经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里。这就是他的敌人。济慈和莎翁的敌人。发现敌人的行踪后，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那个逃跑的身影便是他为自己设定的最新目标。奇怪的是，他的心里居然涌起一股追上去的冲动。他迈开轻捷的脚步，沿着崎岖不平的小径一路跑了上去。跑到陡峭的地段时，马丁停住脚步。他感到自己的气息还算顺畅，于是便朝四周看了看，又回头看了看落在身后的父亲——卡伦先生正气喘吁吁地朝山坡上爬来，他的决心已经不似起初那般坚定。马丁只好等了父亲一会儿，心里有些懊悔。

“咱们必须加倍小心了，”壮牛喘着粗气说，“你还是回去多叫些人来吧。”

“不，”马丁说道，“我才不回去。”

此时此刻，父亲终于意识到，在这片丛林地带，儿子已经不再需要他的带领。马丁长大了，变成了一个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搭档。自从那道紫褐色的身影出现后，父子二人的角色突然发生了转变——马丁变成了领导者，父亲反倒需要他的鼓励才肯继续前行。壮牛的志向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到马丁如此锲而不舍地追赶那道身影，壮牛卡伦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骨子里根本没有猎人的血性。

“反正都已经发现他们了，咱们不如先回麦金塔农场，通知军队来抓他们。”壮牛说道。

“如果从那边过去的话，”马丁没有理会父亲，而是指了指右侧山顶的密林和石堆说，“咱们就可以从侧面发起突击。”

“你确定？”父亲问着，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安。

这时，山上传来一阵吆喝声——敌人在转移他们的视线。

“没准他们真有枪呢？”壮牛卡伦说道。

“又没动静了，”马丁自顾自地说着，依然没有理会父亲，“应该是在等咱们上钩呢。如果绕过那些石头，一定能抓住他们。”

听着壮牛粗重的喘息声，马丁生怕父亲会心生怯意。在他的内心深处，一个声音问道：为何要如此执着地追捕这些无助的战俘？而另外一个声音却说道：这些人绝非无助之辈。如果换作凯撒，会对这些人手软吗？哈姆雷特呢？他杀死了波洛涅斯、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换作他，他会心软吗？对于躲在森林里的那群人，还有他们背后那个邪恶的帝国，凯撒是绝不会手软的——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臣民。想到这里，马丁顿时坚定了信念，而这股信念恰恰是加韦尔高中的英语课本和拉丁语课本帮他树立起来的。

父子二人隐匿在草丛里，缓缓地绕过那些巨石——地理老师讲过，这些石头是冰川留下来的——爬上山脊，“猎物”就躲在那堆巨石和那片密林间。这时，林子里刮起一阵大风，吹得草丛弯腰。马丁躲在草丛里，不时回头看看父亲。

“现在怎么办？”壮牛低声询问儿子的意见。眼前的马丁已经不再是那个软弱怕事和自作聪明的胆小鬼了。父子俩专注地望着眼前那堆岩石，两人的呼吸渐渐变得同步。

“咱们俩中间，必须有一个人从旁边绕过去。”马丁说，指了指一块巨石，“我从右边绕过去，你爬到石头顶上就行。”

“你要不要拿着霰弹枪？毕竟你是在平地上面对他们，不是在高处。”

马丁举起了手里的“.22式”步枪。“只要在六十码以内，这家伙都管用。”

说完，他用力托起父亲的身子，让他攀住岩石上的裂缝。就在父亲爬到岩石顶端喘着粗气时，马丁也绕到了岩石侧面。马上就要正面遭遇敌人，他的心里充满一种疯狂而又恐惧的快感。步枪里只有一发子弹，但他知道，这发子弹足以镇住所有人。

岩石堆间坐着六个人——整齐地分作两组，每组三个人，每个人都坐在岩石的凹陷处。他们正轻声细语地谈论着些什么，但语气却显得十分急迫，似乎正期待着被人发现。

“我在这儿！”马丁这一声是为父亲喊的。

几张陌生的面孔抬了起来，神情无比呆滞。看来自从越狱之后，这群人早已精疲力竭，手中这支小口径猎兔枪足以将他们制服。

“看看上面是谁！”马丁吼了一声，向上指了指。战俘们显然看到了岩石上的壮牛——霰弹枪的枪口正对着他们。看到父亲终于显露出威风，马丁顿时感到一阵满足。

“往后站点，孩子，”壮牛说，“别跟他们靠得太近。”

“接下来怎么办，先生们？”马丁快活地问道。

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戏剧或是电影中的人物——展示口才的机会到了。

“还记得你们在东南亚屠杀的那些人吗？”他问道，“还记得受害者的鲜血染红了亚洲的海水吗？说话！”

马丁手里的步枪原本只能用来打些小动物，此时却让他心里充满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他勇敢地面对前方的六名战俘。几名日本战俘全都站了起来，他们虽然有些意外，却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胆怯。其中一人发出一声命令般的尖叫，其余的人则各自用手比画着，就像几个听老师讲解舞蹈动作的学生。

“小心点，马丁！”壮牛叫道。

首先发声的战俘迈步向前，撕开外衣和衬衫，露出胸膛。壮牛站在岩石上方，嘴里不住地提醒马丁注意安全。这时，那名首领模样的日本战俘朝马丁走了过来，喉咙里发出阵阵嘶吼声。突然，马丁耳边响起震耳欲聋的爆裂声。父亲手里的霰弹枪开火了。战俘的咆哮声戛然而止，似乎连周围的空气都被枪声震撼。飞射而出的弹丸撕裂了一名战俘的胸膛，但他身后的首领似乎并没有受伤，依然神情专注地朝马丁步步紧逼。开完一枪后，壮牛不得不再次填装弹药，而这个时候，其余四名战俘立刻抢步上前，就像在战场上替换受伤的战友一般。

首领模样的战俘仍在步步紧逼。他袒露胸口，嘴里喷出一阵阵白气和一连串请求。他的脸上罩着一层怪异的表情，仿佛要凸显自己的表演才能，然而那怪异的语言却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莎翁戏剧般的效果，威胁的语气远远超出马丁的解读能力。当他离自己只有七步远时，马丁一枪打穿了对方的喉咙。他早已看出，仅凭手里这杆枪，如果只打身子的话，绝对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汩汩的鲜血从对方的伤口和嘴里喷出，流出的血液之多，足以与波洛涅斯相比。马丁的心里虽然无比震惊，却并不后悔。

在岩石的上方，马丁的父亲兼战友已经重新填装了弹药。卡伦先生早已作好准备，在将这群敌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敌人——赶出麦金塔农场的后山之前，他绝对不会退缩。

有两名战俘依然敞着胸口，不住地请求父子二人开枪，然而过了一阵，两人全都跪倒在地上，似乎不再奢望什么。另外两名战俘开始忙碌起来，草草地处理了被壮牛打死的那名同伴。马丁的对手倒在山脊的石丛中，早已断气。对于父子两人而言，应付剩下的四名战俘绰绰有余，没有必要继续逼迫他们。

“快点到麦金塔农场去，”壮牛叫道，“让他们给军队的人打电话。”

马丁已经掌控了眼前的局势，他并不甘心把手中的大权转交给父亲。

“不，”他说道，“我已经搞定他们了。”

“还是我的霰弹枪威力大些，把你的步枪也一并给我吧。快走，孩子。”

卡伦对敌人发出雷鸣般的呼喝声，马丁听了心里充满了兴奋与自豪。经历过这场“战役”后，父亲的脸上居然看不到丝毫惧色，也看不到半点虚荣。四名战俘再次袒露胸膛，嘴里不停呼喊着，请求卡伦父子开枪。这时，马丁突然意识到，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中所描述的敌人，根本不是眼前这样一群人。这些人并没有被他打败，而是败在了他们自己手里。意识到这一点后，心里的骄傲与狂热渐渐冷却下来。

“杀！”几名战俘齐声央求道。他们的面孔是那样陌生，似乎只有在陌生的诗句里才能读到。

“闭嘴！”壮牛吼道，“我们不是他娘的野蛮人，知道吗？”

马丁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伸手把步枪递给了父亲。几名战俘仍在不停地请求着。

“去你娘的！”壮牛骂道，“快走，马丁。”

马丁再次看了一眼那具尸体——那个喉音浓重、决意求死的家伙。他正躺在一片血泊之中，仿佛是被人刻意摆在那里，目的是给人带来一份惊讶，让人感到困惑。一瞬间，马丁的虚荣心消散得干干净净，脑海中那个清晰而明朗的世界，顿时变得混乱不堪。之前构建起来的自我——那个鲜明而清晰的自我形象——突然在这群古怪的战俘面前土崩瓦解。他该如何面对今后的日子，面对今后的每一分、每一秒呢？

“快走，马丁！”壮牛冲儿子吼着，语气里带着父亲的威严和坚决，“别磨蹭！”

令马丁欣慰的是，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嘲笑他，说他只懂什么正弦、余弦，只懂得赫梯帝国史，只懂得丁尼生的《悼念》。他飞快地朝山下跑去，一路上尽量稳住脚步，不让自己摔倒。为了父亲的安危，为了保护神圣的“五步抑扬格”不受侵犯，他的心里陡然生出一股野性，发疯般朝农场冲去。

来到麦金塔农场后，他把事情的经过讲给麦金塔先生。想到那个曾经清晰而明朗的世界陷入一片混乱，他忍不住哭了起来。麦金塔握住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接着，麦金塔先生让他到厨房去，跟麦金塔太太坐在餐桌旁。麦金塔太太不仅身材魁梧，更在厨房的一角放了支防身用的步枪。女人不住地安慰他，根本想不到他之所以前来报信，只是为了防止那些美好的诗句被凶残的日本人玷污。麦金塔给警察打了电话，然后便骑上马，带上另一支威力无比的步枪。根据战俘营的建议，他还给几名逃跑的战俘带了两罐水。

看到壮牛站在岩石上，居高临下地守着战俘，麦金塔忍不住叫道：“这种时候，你还敢带着孩子出来？而且一出来就是一整天？你真是蠢到家了！”

平白无故地挨了一顿数落，壮牛依然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没过多久，他和麦金塔便看到几辆军用卡车开进农场大门。士兵们把两具尸体扔在原地，押着四名战俘下了山。见到马丁后，壮牛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与此同时，他很想知道军队的人是否会高看自己一眼，而不是像麦金塔一般贬低自己。

被俘的四人并不属于青木的小队。此时此刻，青木和几名忠心耿耿的手下正在北方的另一条山脊上，而高达率领的小分队就在几英里之外。听到枪声后，高达和手下那群激进的年轻人再次看到了希望，此时正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赶去。

第三十三章

翻过加韦尔镇边缘几座低矮的小山丘，青木和他的同伴们终于来到山下的那座牧场。四下里草木丛杂，几头母牛对他们不理不睬。“这下有肉吃了。”一个年轻人郑重地宣布着。

“你的意思是，把它杀了，放了血，然后生堆火烤里脊吃？”另外一个年轻人嘲弄道，“等吃上牛肉的时候，已经是明天早上了。”

众人来到一片人工挖成的水塘旁边，水塘的远端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土堤——防止水塘里的水被盛行风吹走。水塘旁边是个水泥围成的水池，水池边上有个水龙头，一台电动水泵正把水塘里的水抽进水池里。众人在水龙头旁喝了些水，坐在一起商量了一阵。远处是一排排淡红色的树木，树干上生满虬结。这时，农舍里亮起了灯光，窗帘拉上后，灯光顿时变暗了些。“看啊，房子！”一名年轻人说着，语气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渴望。对于这些人而言，那道灯光正散发出一阵阵温馨而强烈的诱惑。

“长官，咱们要过去吗？”一名年轻的士兵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问道。

“先过去看看。”青木说道。

众人朝农舍走去。母鸡在院子里啄食，几条狗也叫了起来。对于饥渴交迫的战俘们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这温馨的家庭场景更令人心动。年轻人焦灼的目光全都集中在青木身上。青木的心里顿时涌起一阵兄长般的怜爱。这些年轻人曾奋不顾身地朝着机枪冲锋，此时就算再出现一挺机枪，他们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敌人的机枪始终没有出现。此时此刻，他们只想冲进那间农舍。他们需要食物，就算是面包也无所谓。为什么不去呢？且由着他们吧。

“你们几个去吧，”青木说道，“不要伤害农夫或者他的妻子。这些人是死脑筋，用不着教训他们。”

三个年轻人仍然站在他身旁，神色间混杂着欣慰与迷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青木不想指挥这次行动。

“你们都尽力了，”他对年轻人说道，“只管去吧，这是命令。”青木说着，一条腿痛得微微颤抖起来。

“长官，我请求……”

“你也不例外，不要留下来陪我。”青木说道。

听到长官的命令，几名年轻人不再感到拘束，脸上的神情渐渐由平静转为亢奋，看起来就像一群逃脱牢笼的鸟。青木并不像这些年轻人一般振奋，连日来奔波逃亡，精疲力竭的他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三个年轻人仍然望着他——他们知道，青木准是想找个地方自我了结，而身为一名军人，他们不能就这样转身离开。三个人依次过来道别，嚷着肚子饿的年轻人走在最前面，神情肃穆地张开了双臂。“长官，等着我，我会加入您和众位勇士的行列。”最后一名年轻人说，仿佛打算先吃一块三明治，然后便去寻死。

三名士兵依次行过军礼，转身离开了。为了表示内心的不情愿，他们把脚步放得很慢，速度把握得十分得体。等到几人走得不见了踪影，青木一屁股坐在地上，将那条饱经折磨的腿舒展开来，腿上的麻木和胀痛稍稍减轻了一些。过了一会儿，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年轻人不在身边，他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迈开步子，不必刻意遮掩自己的跛脚。他转过身，朝来时的那条路折返回去，先是从那几头母牛身旁走过，然后又经过岩石堆，穿过小树林。爬上山坡时，他回头望了望，发现三个年轻人已经接近那栋亮着灯的小房子。在农舍的某间屋子里，定然会有一位农妇，虽然想象出不出她的模样，猜测不到她的性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会一如既往地为家人准备饭菜。

青木正站在山坡上张望，几辆卡车突然出现了。一队士兵围住农舍，包围圈渐渐缩小。这时，一个年轻的女人走出屋子，来到门廊前，冲士兵挥了挥手帕。没过多久，三名战俘也高举双手走了出来。生死抉择的时候到了。三个年轻人在农舍门前跪了下来，请求敌人开枪，但敌人只是将他们拽起来，一路拖到了卡车上。或许是因为那个女人在场，不便开枪。会不会把他们拉到别处枪毙？青木觉得不大可能。几辆卡车沿着农场外的土路开走了。青木侧起耳朵听了听。没有枪声。只有傍晚悲凄的鸟鸣和卡车发出的一阵阵哐当声。三名年轻的战俘会被安然无恙地送回C区。为什么？这是一种怪异的政治手段，还是一种令人难以索解的慈悲？对于这个问题，青木已经没有兴趣去想。

像其他人一样，他早就准备好一条特别的腰带——两条皮带缝在一起，长度足可以结成一个套索，韧性也足以吊住他的身子。他从腰间抽出这条皮带，任凭裤子落在脚边，然后脱掉上衣和靴子，只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羊毛短裤。接着，他忍着腿上的剧痛，施展开几乎忘光了的狙击手的本领，爬到一棵树上。他把皮带一端系在树干上，另一端结成一个环形套在脖子上，然后又按照众人所说，确保皮带扣保持在右耳后的位置。他连片刻都没有迟疑，纵身从树上跳了下来，脖子瞬间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拉力。正当他满怀希望准备拥抱死亡时，脖子上的力道突然一松，整个人从半空中跌落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抬起头看了看——缝线的部位沾满了汗水，皮带扣已经脱落下来，剩下的半截皮带正挂在树枝上摆来摆去。

摔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听到一阵声响？的确。他的面前站着一匹马，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农夫骑在马背上，手里端着一支步枪。

“还是算了吧，别在这儿丢人！”农夫扯着乌鸦般的嗓子，毫不掩饰地挖苦道。

❇

青木小分队的成员大多是平凡无奇的无名之辈。相比之下，高达带领的队伍显得有些不同，其中的成员都是些年轻的激进分子。高达早已厌倦了“求生还是寻死”的问题。眼下，他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参与到这种争论中来。在这片色彩单调的山间原野上，囚服的颜色本该十分惹眼才是，然而截止到星期天下午，敌人还是没有追赶上来。

高达这支小分队的成员包括：狂热激进的半大小子町井、青木囚室里的出色男高音多茫、囚室代表水兵平野，以及曾经担任投弹手和通信兵的大村。这几个人虽然都是性情坚韧之辈，但也免不了会像常人一样陷入迷茫。他们与青木等人的遭遇差不多，连日来早已饥肠辘辘，开始对穿越山脊的计划产生怀疑。听到枪响后，一行人顿时打起了精神，循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迅速赶了过去。然而除了一片染血的岩石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尽管如此，众人心里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兴奋——不管这是谁的血液，他们都能从中看到一种求死的坚决，如此庄严的时刻他们居然不在场，实在令人遗憾。

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可以望见一片麦田——所有农场都会有麦田，只是眼前看到的，是附近最广阔的一片麦田。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了绵羊。多茫建议，或许可以捉头羊当作最后的晚餐，火光一定会引来敌人，没准羊肉还没做好，敌人就已经赶到了。要是能在死前饱餐一顿，那是再好不过的。

当初在穿越三道刺网的时候，他们很难把那些大家伙带在身上，有些人把便于携带的武器带了出来。多茫带着他的那把匕首朝羊群走去，受惊的绵羊纷纷逃窜，然而身为农民的儿子，他自然知道如何捉住这些牲畜。很快，他抓住一只羊羔，两腿死死地夹住它的身子，匕首在它的喉咙上利落地一抹，提着羊羔的两条后腿，让血液流淌在草地上。整个过程显得异常平静。

与此同时，高达和其他人也翻过了篱笆，篱笆上的刺网让他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战俘营里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农场里的麦子几近成熟，战俘们大大方方地薅起了麦穗，装进了各自的口袋。高达注意到，这些人在薅麦穗的时候，神情似乎愉快了许多，就连他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在这个百无聊赖的星期天，这群战俘终于体会到了一丝存在感。

收集了足够的麦子后，他们再次穿过篱笆，来到多茫跟前——多茫仍然提着羊羔的两条后腿。接下来，众人离开农场，朝山脊爬去。他们打算在那里升起一堆篝火，引起敌人的注意。

麦子被堆在一块长条石头上，平野和大村拿起石块，轮流砸着麦壳。两人相互威胁着，如果谁不小心砸中对方的手指，被砸的人非要报复不可。高达走下制高点，开始四处搜罗木柴。在这片怪异的树林里，木柴并不难找，随手都可以捡到些树枝和树皮。这里的树木每逢冬夏都会掉皮——就像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事物一样，令人难以索解。高达把风干的树枝堆在一起，又扔了些布片和桉树皮在里面，然后开始点火。“要是火光能把敌人引来的话，”他冲眼前这群顽固的战俘说道，“但愿他们在羊肉烤好之后再赶过来。”

柴堆冒出了熊熊的火苗，灼人的热浪炙烤着他的眼睛，冰冷的寒气却戳刺着他的后背。木柴烧得很快，没过多久，柴堆便矮了下去。或许，他们应该让这堆火焰继续燃烧下去，天黑之后，远处的敌人会看得更加清楚。众人在火堆上摆了一块扁平的石头，把舂好的小麦放在石头上。过了一会儿，他们用树皮把烤熟的麦粒从粗糙不平的石头上刮下来，盛放在另外一块托盘状的树皮里。就这样，众人围坐在一起，拈起一粒粒麦子放进嘴里。多茫翻了翻火堆里的羊肉，一股浓郁的香气飘进了每个人的鼻孔。多茫不无歉意地说，因为时间太紧，来不及搭烤架，虽然羊肉上沾了些木灰，但味道一定错不了。

按理说，羊羔是不该拿来做食物的，而且这种烘烤方式也显得无比野蛮，然而考虑到这是最后一餐，高达等人也不再有那么多讲究。在被俘之前的那场战役中，许多士兵饿得连毒蛇、昆虫乃至人肉都吃得下，吃只小羊羔又算得了什么呢？

多茫搬来一块凹形的石头，伸手把烤好的羊肉提到石头上，滚热的羊骨烫得他叫了起来。一时间，所有人都顾不得什么风度，忙不迭地伸出手去撕扯羊肉，随即又迅速缩回烫疼的手指，哈哈大笑起来。多茫拿起匕首，把骨头上的羊肉剔成长条，分别递给几位战友。战俘们接过之后，仍然觉得烫手，只好用两手轮换着拿。在长途跋涉一天后，谁都不愿意让手上多出个水泡。

众人狼吞虎咽地吃着，高达又让多茫添了些木柴。一餐用罢，几名好战分子吃得撑肠拄腹，然而敌人的影子迟迟没有出现。不知是谁带出来一个水壶，众人喝了些水。大家都懒洋洋的，性情狂热的町井在火堆旁舒展开身子，很快便睡着了。

接着，高达等人向多茫表示了感谢——感谢他准备了如此丰盛的一餐。

“这倒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毕竟还有一下午的时间呢。”多茫说着冲町井点了点头。

町井的呼吸渐趋平静，显然睡得十分香甜。高达望着他那清秀的脸庞——这精致的面孔就像一张面具，罩在他那年轻而坚韧的灵魂上。临死前还要睡一觉，这似乎有些奇怪，但仔细想想，又说不出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高达让平野和大村再去搜罗些木柴，因为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

❇

傍晚六七点钟左右，高达醒了过来。他感到全身冰冷、肚子发胀，忍不住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跟所有的战俘一样，高达惊讶而警觉地意识到，在战俘营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已经远不似从前那般健壮。他浑身打着哆嗦，走到树后蹲了下来。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张张可怕的中国人的面孔。跟青木一样，他认为自己犯下了太多的罪孽，只有以自杀的方式才能做些补偿。在白天，他的心里充满了对先祖和天皇的愧疚；而在阴恻恻的晚上，中国人的面孔就像鬼魂一般缠绕着他。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为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的罪行表示愧悔，从来没有人忏悔过。然而冥冥中似乎自有天意，如今，他们不得不接受上天的惩罚，这样才对得起历史。

解完手后，他用树枝和草叶擦了擦屁股，又在粗糙的树干上抹了抹手，然后掏出一片破布，从水壶里倒了些水，擦了擦手。最后，他又摘了些桉树叶在手里揉碎，直到手指全都染上刺鼻的味道。他的两眼已经熏出了泪水，但一直没有掉下来。渐渐地，高达感到释然了。不管手上有没有沾到粪便，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大限就要到来，估计连染上胃肠炎的时间都不够了。

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在街上到处搜捕躲起来的中国士兵，甚至连那些换了衣服、声称从没当过兵的人也不放过。他们会把五十多人聚拢在一处，用绳子捆起来，然后用机枪疯狂地扫射。高达并不感到愧疚，因为在他的眼里，躲起来的人都是不称职的，如果与他们易地而处，他早会预料到这种结局。

至于酒后的残暴行径，他早已经记不清楚。那段记忆就像一个摔碎的巨大花瓶，上面的图案再也拼凑不到一起。在侵略战争中，每攻陷一座城市，军队的长官就会放任士兵烧杀抢掠，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激励他们夺取更多的城市，还可以展示他们的狠毒与残暴。

他模模糊糊地记得，有一个中国脚夫，一个神情惊惶、看不出年龄的小个子男人，他们逼着他把一箱箱书画、绸缎和草席搬到部队的卡车上去，所有东西搬完之后，他用刺刀穿透了男人的胸腔，把他挑了起来。男人的鲜血溅得他满身都是，周围的战友们轰然叫好。

有一次，他率先冲进一家店铺，看到店铺里有个女人，便一把将她拖到了门外。借着屋外的阳光，他发现女人着实有几分姿色，于是捂住她的嘴强暴了她。不久后，那些疯狂的士兵相继赶到——他已经记不清这些人的长相——其中一名士兵，或许是第八个进门的人，听到屋里传出了孩子的哭声。那名士兵转身进了屋子，众人只听得一声惨叫，孩子被活活杀死了。在场的士兵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吃惊。把敌人扼杀在子宫里，如果做不到，那就扼杀在襁褓中。劫掠来的酒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女人扁平却精致的面孔在酒气中那样清晰。那些他透过醉眼看到的面容是那样难忘，甚于他对亲友的记忆。女人和孩子的身影就像幽灵一般，在他脑海里徘徊萦绕着。他必须以死谢罪，用死来安抚亡灵。

高达靠在树干上，对着天上的神灵忏悔罪孽。他在神的庇佑下侥幸活了下来，却从未像神一样施舍过慈悲。在这场世界性的大战中，他不过是一枚小小的棋子，是战神的一名走卒。的确，他所犯下的罪孽无可饶恕，但在他的眼里，这一切仿佛都是天意的安排。想到这里，高达暂时压抑住了心里的痛苦和煎熬。

这时，一架侦察机从头顶飞过。地上的火焰是否会引起注意？被隆隆声惊醒的战俘们冲着飞机高声呼喊，纷纷挥手，然而飞行员却视而不见。飞机消失后，这天最后一个送死的机会也随之消失了。

显然，没有必要再徒劳地等下去。众人终于决定自行了断。平野已经下山去寻找水塘，想在临死前把身体洗干净。不一会儿，他走了回来，说山下有一条小溪。众人一同下山，在溪水旁脱光了衣服，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每个人都用破烂的衣衫擦起了身子。

随后，大家上岸穿好了衣裤。在高达看来，町井是个俊俏的小伙，尽管性格极端而狂躁，但毕竟还没有染上太多的污点。在战俘营的时候，他只是在守备队的要求下，负责监督和管理自己的同胞。他还没有犯下过多的罪孽。刚才洗澡的时候，町井的阳具挺了起来，或许是因为脱光了衣服，或许是因为冷水的刺激，或许是因为想起了某个女孩。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是对所有人的一种侮辱。

“谁来搞定他！”多茫喝道。

高达也瞪了他一眼，责怪他侮辱了死前的庄严时刻。

众人回到山脊上，看到下方的田野仍然空荡荡，看不到敌人的踪影。这天眼看就要过去，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几名年轻人跪在地上，进行最后一次祈祷。高达仍然站在原地，脑海里回想着儿时学到的祈祷词。

“虽天地已分，然清浊混沌，灵肉纠缠，及至肉体消亡，灵魂方得飞升，世代子孙共仰之……”

大村站起身，抽出准备好的皮带，问众人是否可以帮他一把。

“现在？你确定？”町井问道，“想清楚了，不要冲动。”

“有时候，我的确很冲动，”大村说着穿好了囚服，“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会。”

大村选定了河边的一棵桉树。平野和多茫分别抬着他的一条腿，让他在树枝上系好皮带，紧紧地结了个套索。接着，他把皮带套在脖子上，把皮带扣放在右耳后。

“准备好了吗？”平野问道。

“好了。数三个数就松手。过几秒钟后，用力拉我的腿。”

平野和多茫跳到一旁，任凭大村在空中踢腾。过了几秒钟，两人突然冲上去，抱住他的腿猛力一扯，大村的脖子发出了清脆的断裂声。两人没有立刻松手，而是一直用力扯着他的腿，仿佛要把灵魂从躯体中拽出来一般。过了一阵，他们松开双手，任凭尸体吊在树上。

就这样，大村了结了自己的心愿。作为一名空军士兵，他给众人作出了榜样，坚定了他们的信念。

“我下一个吧，长官？”平野问着，嘴里微微喘着粗气。

河边长着许多枝干粗壮的桉树，平野挑中了离大村最远的那棵。町井和多茫支撑起他的身子，让他像大村一样系紧并调整好皮带。

“只要听到我说‘准备好了’，你们就开始用力。”平野说道。

平野的身子刚刚吊在空中，他们便听到了颈骨断裂的声音，但两人依然死死地拉着他的大腿，直到确定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

多茫拿起那把杀羊用的匕首，走到高达跟前鞠了一躬，然后跪在地上，自行把刀子插进了身体里。整个过程中，他一句话也没说，从头到尾保持着沉默。

两具尸体兀自在树上摇摆着，多茫已经倒在了地上。

“你呢，我年轻的朋友？”高达问町井。

町井朝茫茫的山野望了最后一眼。映着渐渐暗淡的天光，两条铁轨在远方闪耀着——离这里大概三英里的样子。除此之外，视野里只能看到一些牛羊以及令人昏昏欲睡的麦田。

“抹脖子这种事，谁不会做呢？一点创意都没有。”町井说着，目光转向了高达，眼神里闪烁着自信。

“哦？”高达问道。他的注意力也被那两条铁轨吸引过去。在这片空旷而荒凉的原野之中，那两条笔直的、闪闪发光的铁轨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表现机会。想到这里，町井的心里燃起了希望。

两人下了山，穿过一道道篱笆，一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两条铁轨跟前。他们躲在涵洞里，等着火车开过来。

最后一缕天光就要消失，冰冷的夜色沉了下来。然而等了许久，还是不见火车的影子。此时此刻，他们有些后悔了。如果当初死在战俘营该多好，总胜过蜷缩在涵洞里徒劳地等待。两人一边等，一边断断续续地睡着，刺骨的寒风不断从涵洞的缝隙里吹进来，整整吹了一晚。第二天清晨，他们发现附近的一个水坑里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

天边露出一抹熹微的晨光，年轻的町井忍不住抱怨起来：既然连火车都没有一辆，铺这铁轨还有什么用处呢？

第三十四章

战俘营的C区里剩下几百名战俘，这便意味着，当初这几百人选择了趴在地上或是躲在水沟里，没有继续冲锋。尽管如此，在C区中已经感受不到那种相互指责、相互抱怨的气氛——只有一件事除外。星期天上午，摔跤手奥卡和几名逃跑的战俘被一辆卡车送了回来。多数战俘的脸上带着愧疚，但奥卡的神情却着实令人迷惑。在有些人眼里，奥卡看起来是那样轻松和惬意，尽管他一向都是这种没心没肺的样子，但众人还是觉得无比震惊。

消息渐渐传开，说他在越狱的当晚割破了一名战友的喉咙——当时那人已经倒在地上，盼着能够死得爽快些。到目前为止，在幸存下来的战俘中，仍然有些人在盘算下一次“送死计划”，打算在某个时间再次朝那几道刺网发起冲锋。在这些人眼里，奥卡的表现委实令人不满。既然在他眼里，受了伤还不如死去好，为何还要大摇大摆地回到战俘营？作为一名战败的军人，他为何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愧悔？

被抓回来的那晚，奥卡坐在食堂里临时搭建起的一张餐桌旁，狼吞虎咽地吃起晚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看到他的时候，有那么多人都会翻起白眼，有那么多人会把失败的愤怒转移到他这个厚颜无耻、苟且偷生的大块头身上。据传，青木也对一位受伤的战友做出了同样的事情，而且他逃出了战俘营，消失在丛林里。不过青木与奥卡不同，众人一致认为，即便青木逃了出去，他也会自己了结性命。

对于再次被捕的少数狂热分子而言，奥卡的行为举止着实令人难以忍受。他不仅胃口好得出奇，而且从未表现出对自己失望，他的灵魂似乎异常平静（至少那些讨厌他的人可以看出来），脸上总是一副扬扬自得的神情。尽管如此，众人谁都没有直接叱责奥卡——他身材魁梧，性格暴躁，没人愿意招惹他。奥卡的确跟人提起过那次冲锋，也曾仔细地思考过，为什么他居然毫发无损地逃了出去。所有的原因似乎只能归结到“变态的运气”上。不过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是从来不会跟他讲话的。

星期一傍晚，青木被送了回来。走进主路时，他忍不住跪在地上，放声哀号，俯下身去亲吻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当时两名警卫正在门口办理交接手续，任凭青木跪在那里，没有打扰他。望着C区囚室里烧焦的木梁，他仿佛看到自己烧焦的灵魂——天意弄人，他不仅没有死掉，反而变成一个活着的小丑，变成一个杀人犯。

青木回来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决意求死的那批人立刻冲到他的跟前，隔着刺网跟他讲起话来。这些人的态度十分恭敬——毕竟有那么多人看到他冲上了刺网，虽然他的腿脚不甚灵便，至少态度是正确的。众人隔着刺网冲他不停地喊着，但青木却始终保持沉默。他没法告诉大家，上吊的时候皮带断了，这个借口太拙劣，只能显得他愚蠢无比。如果当众讲出来，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娱乐大厅里，一定会迸发出昔日的哄笑声。

众人并没有对他毫发无损地被送回来表示不满，而是向他抱怨奥卡的行为如何令人鄙视，说他如何杀了一名战友，但回来以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般。听到这些话，青木低低地吼了一声——仅仅是低吼，若是再拖延一阵，恐怕他会愤怒地咆哮起来。“别管他了，”青木说道，“如果真如你们所说，不去理会他便是。”

至少奥卡不像他似的，因皮带扣脱落而自杀失败，出尽洋相。

“尽管放心好了，长官，他们审判你的时候，一定会把你认作主谋的。”一名战俘安慰道，“你准会被判死刑的，而奥卡那头蠢牛，他只能苟且地活下去。”

青木心里明白，这人说得没错。敌军虽然是一群不长脑袋的蠢货，但也不至于蠢到会放过他。尽管他会被正式处死，可在死前却要经历一段漫长的等待。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这种慢慢等死的滋味，远比冲到机枪跟前送死更可怕。

这时，警卫走进了主路，押着青木走进B区的禁闭室。看到他从门前经过，韩国人中的好战分子冲着他行了军礼。等青木走远后，郑恩屋大着胆子叫了一声：“白痴！”他的勇气并非没有来由——在过去的几天里，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在战俘营里，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转变。

C区食堂的一个角落里，日本战俘正聚在一起，讨论青木的建议。两名好战分子表示，尽管他们很尊敬青木，但这次却不能采纳他的建议。“青木只是累坏了而已。”一名战俘为他开脱道。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同意这两人的看法，一个“谋杀计划”就此敲定。这天晚上，摔跤手奥卡睡在食堂地板上。在他睡得正熟的时候，六个人突然扑上来，拖着他朝那个套索走去——套索早已备好，挂在浴室废墟中的一根木梁上。众人将他抬上木凳，等绳索套牢后，这个木凳就会被人踢翻。

“你的对手滕根，他已经死了。”其中一人说，仿佛在对着奥卡宣读一份即兴创作的裁决书。（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滕根是死是活，但他们都相信他是个恪守原则的人。）“我们可以保证，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可是你，你这头牲口，你害死了一条人命，自己却没有胆子自杀。”

奥卡争辩说，他请求过逮捕他的士兵，让他开枪打死自己。即便如此，这群人还是将他推上了绞架。他们也说不清为何要杀死奥卡，只知道他是该死的。奥卡不停地挣扎着，仿佛是忤逆父母的孩子。但六个人的力量足以将他架在空中，不论他如何叫骂、吐口水，还是把套索固定在他的脖子上。接着，他们踢翻了木凳，用力地拽着奥卡那两条粗壮的大腿，直到他一动也不动。最该死的幸存者得到了惩罚，众人的心理终于得到了平衡。

与此同时，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一阵空虚，虽然“魔鬼”被杀死了，但有更多的魔鬼源源不断地从心里涌出来。他们任凭奥卡的尸体吊在空中，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一名巡逻的警卫发现。萨特在报告中说，C区再次发生自杀事件，与越狱前的自杀事件相似。萨特像所有人一样，因这起自杀事件感到恐惧。即便是这样的死亡，也可能让他和他可怜的儿子大卫受到牵连。大卫从小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里，尽管参军后，他找到了短暂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丢失在那场可恶的战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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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眼的阳光透过一片树林，闪耀在一道篱笆上，刺网上凝结的冰霜很快便化作水珠滴了下来。两头母牛正在阳光下晒着湿漉漉的肚皮。高达和町井并不知道，两头母牛和他们一样，在冰冷刺骨的山野里度过了一晚。放眼望去，四下里是一片空荡荡的牧场，根本看不到敌人的踪影。走出加韦尔镇两英里，便会来到一片荒凉的原野，这里空寂得有些怕人，只有两条铁轨延伸至远方。铁轨是笔直的——这说明设计者具有足够的理性——然而将铁轨铺设在这片荒凉地带，似乎又没有任何理性可言。蹲在涵洞里的町井并没有静止不动，而是让两只脚交替着承担身体的重量，这个动作十分滑稽，就像是一名侏儒摔跤手在热身。这时，高达说道：“再等一个小时，不，两个小时，之后咱们只好尝试别的办法了。该死的火车怕是不会来了。我怀疑这是一条支线，某个地方肯定还有一条用来跑火车的主线。”

或许是光线的原因，又或是两人争论得太久，产生了幻觉——铁轨上突然传来一丝轻微的震动。没过多久，一阵真真切切的汽笛声传入了两人的耳中。尽管这汽笛声来得异常迟缓，且听起来不够响亮，但对于一心求死的两人来说，这阵声响无异于美妙的乐声。高达躲在涵洞的阴影里，掏出妻子的照片端详了一阵。在如同地狱般的C区，他从来不敢拿出照片。眼下再不会有人指责他多愁善感，他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凝视她。蹲在身旁的町井偷偷瞟了一眼，全身的血液里顿时涌起一股无谓的冲动，下身像是发出了阵阵鬼语般的轻呼。照片里的女人面容精致，身上穿着大学校服，打扮得像个秘书。

随着那阵声响越来越近，一辆缓缓前行的火车出现在视野里。“咱们不能过去得太早。”高达说道。

尽管嘴上这样说，他还是探出头去，朝涵洞的两侧望了望。“还有一千米。”他对町井说着，再次蹲了下去，躲避在涵洞的阴影里。过了一会儿，高达碰了碰町井的胳膊，两人同时冲了出去，急不可耐地离开这个阴冷潮湿、连牛棚都不如的涵洞。火车还有七十米的距离，两人跪倒在地，脖子贴在冰冷的铁轨上。他们甚至能感受到车头散发出的热气，感受到铁轨在喉咙上微微震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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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的清晨，爱丽丝·赫尔曼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列车不到五点便驶出小站，目前已经行驶到加韦尔镇边缘的山野地带。附近的牧场属于哪户人家，庄稼是谁种的，爱丽丝知道得清清楚楚。经过一段过于漫长的旅途后，火车的速度终于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不过列车并没有加速，而是在疯狂地放慢速度。这种紧急而慌乱的状态让人产生一种幻觉——列车的速度似乎比这一上午的任何时候都快。爱丽丝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接着便是车轮发出的阵阵尖叫声，列车滑行一段距离后，终于停住了。

她来到车窗前——小时候，女孩们总是开玩笑说，列车的窗子就像是断头台，被抬起后随时都有可能砰的一声落下，砸中某个人的脖子或手指。爱丽丝抬起车窗，朝着车厢外张望了一阵。窗外的天气十分晴朗，列车高出平地几英尺，两侧是坡形的路基。她看到几名士兵跳下车，站在碎石铺成的斜坡上，车厢门口递出一支步枪，交到了士兵的手里。

列车再次开动，却是向后退去。几名士兵和一群平民朝着车头的前方跑去。这时，列车发出“嗤”的一声，停住不动了。这便意味着，它要在这里停上好一阵子。爱丽丝打开车门跳到地面上，落地时两脚有些没站稳——幸亏她穿的是平底鞋，没有扭伤脚踝。接着，她沿着铁轨旁的坡道摇摇摆摆地走了过去。她穿着一条短裙，裸露的双腿感受着刺骨的寒意。走到车头前方，爱丽丝看到司机站在铁轨旁，不停地呕吐着，锅炉工正扶着他的肩膀。

“怎么了？”爱丽丝问道。

“撞死两个日本人。女士，”锅炉工说道，“你必须回到车厢里去。”

“我又不是没见过交通事故。”她像个小学生般争辩道。的确，阿奇尔先生的拖拉机曾经出过事故，把他砸在了下面，阿奇尔太太连忙跑到爱丽丝家求救。男人们把拖拉机从阿奇尔先生的身上搬开，但为了不弄脏阿奇尔太太的家具，他们把阿奇尔先生放在了剪羊毛用的小屋里。因此，她的确是见过事故现场的。

“女士，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回到车里去，”锅炉工很快便失去了耐心，“这两个家伙的脖子都被压断了。”

这时，车头前方走过来一名军士长。他向爱丽丝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只不过语气更礼貌些。这些男人的意见居然出奇一致。爱丽丝稍稍停留了一阵，心里不住地揣摩着两个日本人的真实意图，然后便听从锅炉工和军士长的建议，回到了车厢里。

两名决意求死的战俘被车头压掉了脑袋。为此，列车整整延迟了一个小时。爱丽丝在车厢里等着开车，心里反复琢磨着两名战俘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坚决。纷乱的思绪就像一股股微弱而饥渴的火苗，舔舐着她的心。她之前从未以他们的方式思考过，现在她可以想象他们如何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两根闪闪发亮的铁轨，如何趴在上面，如何在呼啸的列车冲过来之前，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看到两名战俘如此顽固和决绝，爱丽丝意识到，或许她也可以硬起心肠，斩断她对詹卡洛的情思。从今以后，她要像伊瑟尔一样去面对生活，做个单纯、理性、开朗的家庭主妇。

邓肯在加韦尔的火车站接到了爱丽丝。爱丽丝端坐在卡车里，向邓肯解释了晚点的原因。

“该死的都死了，这两个混蛋或许是最后两个。”邓肯嘟囔道。

“这么说，附近再没有逃跑的战俘了？”

这群战俘求死心切，爱丽丝不知自己还会目睹怎样的场面。

“收音机里说，就算还有些漏网之鱼，也根本不必担心。但问题是，今天下午，我要拣几只肥胖的羊羔，带到集市上卖。集市可是不等人的。你最好跟我一起去，以防万一。”

爱丽丝还记得，詹卡洛刚来那阵，她曾跟着邓肯去过一次集市。那时候他们还不了解这位“强尼”，根本没有料到他日后居然会企图避开她和邓肯。

听到邓肯的建议，爱丽丝有些动摇了。可是集市上太过无聊——无非是买主讨价还价，买几只羊羔回去宰杀而已，况且集市里尘土飞扬，想想就令人生厌。于是，爱丽丝对邓肯说，她认为待在农场更安全。事实上，她是想考验自己，看看她从伊瑟尔身上学到的精神、从那场卧轨事件中学到的坚决能否派上用场。

“我还要忙着做饭呢。”爱丽丝补充道。

“好吧。”邓肯说道，“我把步枪留给你。让强尼留点意就是了。”

“这样最好。就让他待在羊毛工的宿舍里读书好了。”

爱丽丝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冷漠。她希望自己可以真正做到冷漠，将一周前的困惑与挣扎全部抛开。

她下了车，打开农场的大门，让邓肯一路开进去，把车停在农舍跟前。进屋后，两人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新闻中说，绝大多数越狱的战俘已被捕——其中两人的“被捕”过程，是爱丽丝亲眼见到的。

为了防止漏网的战俘突然闯进农场，邓肯在离开前，把他的步枪留给了爱丽丝。这支枪十分破旧，却是邓肯的心爱之物：褐色的枪托，沉重的枪身，大口径的枪管，后坐力强劲得像头野驴。

给邓肯和詹卡洛送午饭时，爱丽丝把步枪留在了农舍里，只带了两人吃的厚切牛肉、腌肉三明治，还有红茶。在她看来，传说中的逃亡战俘不可能跑到农舍里偷枪。想到詹卡洛之前的逃跑行为，想到她和伊瑟尔共同度过的几天平静日子，爱丽丝反复思量着，见到詹卡洛后，她该摆出一副什么样的面孔。小心谨慎？还是气愤懊恼？总之不能表现出饥渴不堪的样子。没错，应该表现出她和伊瑟尔购物时的样子——轻松、自在、满足，而不是饥渴、愤怒和抱怨。

这时，爱丽丝看到了邓肯和詹卡洛。詹卡洛正在训练牧羊犬，冲它们吹着呼哨，偶尔他的呼哨声不起作用，邓肯就会过来指点一番。她走近时，詹卡洛第一个转过身，目光与她相对。邓肯随后才发现她，抬腿走了过来。詹卡洛仍然站在原地，望着牧羊犬将羊羔和母羊分别赶上卡车，它们就此走向诀别。詹卡洛时而朝爱丽丝望上一眼，眉头紧皱，脸上再也看不到亲切的笑容。几天以来，爱丽丝的“失踪”一直让詹卡洛有些迷惑。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爱丽丝打的是什么主意。

邓肯示意爱丽丝把午餐摆在卡车的货箱里，然后美滋滋地上了车，在塑料餐布的右侧坐了下来。詹卡洛也用手撑着货箱边缘跳了上去，动作干净利索，似乎在嘲弄爱丽丝的决心。他仿佛在说：只管去找别人好了，只要他的动作比我还利落就行。

詹卡洛正仔细地瞧她的脸色。爱丽丝也不知道他在自己的脸上能看出些什么。是旧情复燃的渴望，还是斩断过往的坚决？在内心深处，她感觉到的是无比的坚决和一阵阵的凄凉。但眼下，她最需要的是坚决。

“我之前说过，下午就让强尼在家休息吧。”邓肯说，“你待在屋里，把步枪放在手边。”

“你不用带枪吗？”爱丽丝问道。

“我要是撞见那些混蛋的话，”邓肯吹嘘道，“准会把他们扔到货箱里去。”

“哦？他们不会跑吗？”

“车上有一卷铁丝呢，还愁捆不住他们？”

“还是不要冒险的好。”爱丽丝说，“如果碰上了，就直接开过去，到镇子里去报警。”

邓肯咂摸着爱丽丝的这番建议，又看了看三明治里的肉，然后把头转向詹卡洛。

“下午你只管在家读书好了，强尼。你真是个书虫。”

“我或许会去。”詹卡洛阴沉着脸说。

“或许会读。”爱丽丝纠正了他的错误，语气十分平淡。接着，她像称赞一位普通朋友般说道：“你的书读得越来越好了呢，詹卡洛。”

吃完午餐，爱丽丝一刻也没有停留，收拾好餐具、水壶和餐布后，优哉游哉地骑着车子走了。她很想停下来，转头朝卡车望上一眼。但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回归正常状态，在詹卡洛面前只能保持适度的礼貌，不能流露过多的感情。只有这样，她才能更好地适应接下来的日子。

这惨淡凄凉、永无止境的日子。

第三十五章

越狱后的第二天清晨，滕根仍然孤身一人沿着山脊穿行，在这个位置，他可以望见山下的原野和一条条山间小路。这天上午，高达已经在卡科尔通往加韦尔的铁路线上结束了生命，但滕根对此一无所知。早些时候，他看到敌人的两架侦察机从天上飞过，似乎在寻找像他这样的战俘，尽管他用力地挥舞着自己的外套，敌人却始终对他视而不见。在此之前，他先后遇到过两拨战俘——这些人已经折了锐气，有的在树林里徘徊，有的在农舍和道路附近转悠，显然是准备投降了。这些人似乎已经认定，即便敌人赶来，也只会抱着那种令人着恼的宽容心态，将他们送回战俘营。

滕根知道，这些战俘准是饿坏了。可是山谷中流淌着几条小溪，牧场里也有些水塘，只要意志足够坚定，他们至少可以撑上一些时日。

一名年轻的战俘问过滕根——对方并没有称呼他的官职——问他是否受够了这场闹剧。闹剧！滕根真想狠狠地教训这人一番，但手头又没有合适的工具，即便有，教训起来也没有任何意义。滕根瞪了那人一眼，只把他当成无可救药的病人，随后便抛下这群人，继续向前赶路。

离开这群人后不久，滕根遇到了他的食物——树干上有只肥大的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当时已经接近中午，他生了堆火，把蜥蜴烤来吃了。之前，他听步兵团的一名战友讲起过，丛林里的蜥蜴不仅肉厚汁多，所含的营养也十分丰富。或许这是他的最后一餐。在滕根看来，眼前的蜥蜴肉远比C区提供的羊肉鲜美。

吃完后，滕根突然警觉地意识到，他已经逃亡了将近一天半的时间，根据越狱前制订的计划，他的表现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在这片广袤荒凉的丛林里，他是否还能消耗敌人的物资，对敌人的军队进行搅扰？他从没预料到，自己居然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他知道，之前那两拨战俘正是因为想到这些才丧失了斗志。他总不能在这蛮荒的土地上不停地走下去。他必须主动出击才行。然而放眼这莽莽苍苍的原野，哪里有敌人的踪影？他必须挑起些事端，让敌人注意到自己，但又不确定是否能碰上这种机会。

山下还是麦田和草场，连吃草的牲畜都没有任何变化。农场边缘有条黄褐色的土路，道路对面是一栋白色的农舍，长长的门廊里依稀有个人影，一个男人正坐在一把柳条椅上，晒着太阳看书。那人年纪似乎不大，身形高大、体格健硕，身上穿着件破旧的卡其色毛衫，看起来像是战俘营发的囚服，下身穿着条灰色的裤子。见到这人后，滕根眼突然前一亮。自从逃出C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希望。这片农场与周围的原野一样，广阔而荒凉，看起来没有任何特异之处。但坐在屋子前方的男人却让滕根兴奋不已。他所寻找的，或许正是这个人。远远看去，那人的面相似乎并不凶恶，而且眼下动手是不合时宜的。四下里一片宁静，树林与天空开始变成蓝紫色。

滕根决定先观察一阵。那人看起来有些烦乱，几次拿起书本，却又放在了桌上。最终，他站起身来，走到一堆木柴跟前。木柴堆在房子的拐角处，不远处有一片果林。男人提起斧子，瞬间从一个书生变成了卑微的仆人。

听到清脆的劈柴声，滕根忍不住激动起来。就是这个人了！劈完柴，男人从棚子里推出一辆小车，装了些木柴后，便推着车子穿过果林，来到农舍跟前，把木柴抱下来，堆在了后门旁边。随后，他又走回去，坐在屋外的桌子边，捧起书看了一会儿，然后又丢在一旁。即便坐在那个位置，他仍然可以迅速抄起斧子。

那把斧子看起来足够锋利。若是在两天前，滕根绝对不会选择这种粗鲁的工具。然而自从他杀死上校、逃出战俘营，传统的死亡方式变得愈发遥不可及，而眼前这人，这个身兼书生和仆人两重身份的男人，似乎给他带来了一些希望。

滕根绕到小山侧面，沿着一条小路悄悄地走了过来。四下里枝叶浓密，岩石的颜色与褪色的囚服融合在一起，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很快，他绕到了那人看不见的地方，穿过一片麦田，翻过几道篱笆，绕到那栋小屋的背后，悄悄接近那个男人。绕到墙角时，他探出头看了看，发现那人又一次心不在焉地读起书，时而把头向后仰着，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又抬眼看了看午后的光景，仿佛在期待着什么，期待着某个人的到来。一定是在等我吧，滕根心想。

两人距离那把斧子差不多远，滕根知道，他可以迅速跑过去，不等那人反应过来便把斧子抄在手里。想到这儿，他以冲刺般的速度朝柴堆跑去，一把抓起了手柄被磨得溜光的斧头。为了迫使对方出手，让他有足够的理由杀死自己，滕根猛地跃出一步，摆开了格斗姿势，手里的斧子高高举起，嘴里发出一阵咆哮声。

劈柴人立刻站了起来，手里的书被敞开着扔在一旁，一半搭着门廊的木板，另一半悬着。在这一瞬间，滕根突然怔住了。他认得这个人。之前他还跟这个意大利人交谈过几次，讲过几句英语，只是记不得对方叫什么名字。就这样，42001号战俘迎来了一生中最悲凄的时刻——这人绝不会从他手中夺取斧子，更不会把斧刃砍在他的身上。一时间，滕根的思绪凌乱起来，摆出的战斗姿势也渐渐变得松懈。对方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似乎认出他来。

“〇一号！”詹卡洛叫了起来，“你逃出来了？准是逃出来的！你这个混小子！饿不饿？”

“不饿！”滕根喝道，“不要跟我提吃的。”接着，他走到詹卡洛跟前，横起斧子把手，用力推了他一把。为了保持平衡，意大利人自然而然地抓住了斧子柄。“杀了我吧，意大利人。”滕根央求道。

詹卡洛皱了皱眉。“〇一号，我去给你拿点面包，然后送你回……”

“不！”滕根叫了起来，“杀了我！”他的声音很高，听起来像是在威胁对方。

詹卡洛接过斧子，笑吟吟地看了看，就好像滕根要把这柄斧子卖给他一般。

“你什么意思？”詹卡洛问道，“拿着斧子搞什么鬼？”

“你是我的敌人，我要杀了你。”这一次，滕根的英语说得十分清晰，语气里带着一股傲气。

詹卡洛哈哈笑了起来，摇了摇头。“别开玩笑了，老兄。”接着，他想起了邓肯常说的那句话：“你这是在扮山羊，瞎胡闹。”

滕根又一次扑了上去，意大利人把斧子一横，拦住了他。在滕根看来，就连对方阻拦自己的动作都是那样温顺，难怪加韦尔战俘营里关押着上千名意大利人。詹卡洛扔掉斧子，笑嘻嘻地抱住滕根，两人僵持了一阵，滕根被推开。此时，滕根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在战俘营里生活了两年多，最近两天又一直饿着肚子、风餐露宿，他已经使不出半点力气了。

“如果你把我当成朋友的话，”滕根喘着粗气说，“就杀了我吧。他们会感谢你的！他们会送你回家！”

听了这番话，詹卡洛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神情里流露出些许诧异。“你在瞎说些什么呢！”他说道。

无奈之下，滕根只好拼起最后一丝力气，一拳打在对方的下巴上。没错，他的体内还残留着一股愤怒。

“混蛋！”詹卡洛一声怒吼，一拳挥过来，打得滕根全身一震、两眼发晕。

“赶紧给我打住，别再胡闹了！”詹卡洛叫道，“听到没有？！”

厨房里的爱丽丝听到一阵吵闹声——似乎有人打了起来，但听着又不像是当地人在叫骂，似乎是两个外国人在争吵。她心里微微一惊，顿时提高了警惕。邓肯说过，詹卡洛不怕那群日本人，但是听到外面传来的怪异腔调，她不由得担心起来。

当然，爱丽丝并没有过分地担心詹卡洛，因为厨房的一角正放着邓肯留给她的步枪。她端起枪、拉开枪栓，在枪膛里塞进一颗子弹，然后打开门锁，把步枪背在右肩，大步朝屋外走去。远处的山脊上洒满了刺眼的阳光，耳边又传来一阵争吵声，爱丽丝连忙扛起沉重的步枪，跌跌撞撞地向前跑去。

就在这时，她的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有人发现了她跟詹卡洛的丑事，专门来找詹卡洛的麻烦？或是他的意大利同伴心怀怨恨，找他寻仇来了？自从早上经历了那场战俘自杀事件，她的想象力便一直被这群战俘所占据。别乱想，或许是别的什么事情，跟这些扯不上半点关系。

想到这里，爱丽丝加快了脚步。她在菜园里不小心绊了一跤，膝盖重重地磕在了地上。但愿没有暴露行踪，爱丽丝心想，并庆幸没有打开枪上的保险栓，否则这一摔足以走火。接着，她悄悄地穿过灌木丛和空地，朝着羊毛工的宿舍走去。

詹卡洛和滕根继续摔打着，只是地点已经转移到詹卡洛的房间里——这里曾承载着爱丽丝的无限希望。这时，只见身穿紫褐色囚衣和短裤的战俘走出屋子，来到门廊上，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个牛仔刚刚跟人动完手，从酒吧里走了出来。只不过眼前这个家伙是个日本人。不一会儿，詹卡洛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高举着双手，缓缓朝战俘走去。举手本是投降的姿势，但詹卡洛的脸上却丝毫看不出投降的意思，似乎只是在请求对方，或是不想伤害对方。战俘先是愣了一阵，随即又低下脑袋，踉跄着脚步朝詹卡洛的胸口撞去。

“好了！”詹卡洛冷静地说道，“别闹了，咱们喝点茶吧。”

听到詹卡洛优美的嗓音里充满了求和的意味，爱丽丝顿时感到一阵厌恶。真是个软骨头！尼维尔跟他可不一样，他把上船的机会让给了生病的战友。

突然，日本战俘一把扼住了詹卡洛的喉咙。表面上看去，滕根似乎已稳占上风，但实际上，詹卡洛随时可以挣脱对方的手掌。这一点，爱丽丝自然不会怀疑。但问题在于，对方扼住的是詹卡洛的喉咙，而这个意大利战俘又是赫尔曼农场的人。

爱丽丝迅速端起步枪，叫道：“嘿！快松手！”

日本战俘这才看到她，渐渐松开了詹卡洛的脖子。显然，爱丽丝的叫声让他吃了一惊。詹卡洛后退一步，他的目光越过战俘的肩膀，蓬乱的头发下面露出一张笑脸。接着，他摊开双手，仿佛在对爱丽丝说：人呐，就是这样，总会给你带来些惊喜！

爱丽丝很想大吼一声：这种混蛋算个屁惊喜！

日本战俘转过身来——他已经气喘吁吁，眼睛里却闪着凶光。相比之下，詹卡洛的眼神则全然不同。望着这个被汗水浸透、神情委顿的年轻人，爱丽丝突然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对凶狠而熟悉的眼睛，一定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送柠檬水那天！她永远忘不了那张脸，忘不掉他那毕恭毕敬的神情。绝对错不了——只不过他眼下正喘着粗气，脸上也少了当初那迷惑的神情。这时，日本战俘撕开衣襟，露出里面的卡其色毛衫，两眼死死地盯着她的步枪，似乎很是欣赏。

“开枪吧！”他大吼一声，语气里带着半分命令，半分恳求，“打死我，否则我会杀了你。”

爱丽丝打开了保险栓，全身的血液涌了上来。此前还从没有人向她提出这种请求。这些人就是一群疯子，所有的祸事都是他们挑起来的。正是凭借着这股疯狂，他们冲破了战俘营的刺网，在丛林里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现在又跑到这里求死。爱丽丝的枪口微微颤抖着，全身的怒火都涌上了肩膀。

“别，别开枪。”詹卡洛不停地劝阻着，语调一如既往般冷静。他想暗示的是——这些人也是大地的孩子，也是平等的生灵，只不过受到极端分子的挑唆和迷惑而已。是啊，爱丽丝心想，你们都是盟友，是在同一片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她对战俘的怒火瞬间转移到了詹卡洛的身上。没错，意大利人也是罪魁祸首。正是他们入侵了希腊，遭遇败绩后，又请来德国主子帮忙。德国主子凭借飞机、炸弹开辟了南方的战场，这才导致尼维尔被困，连一条逃往埃及的船都找不到。尼维尔，那个与她立下婚誓的男人。

“打死你还不简单！”她冲着那个面容清秀的敌人喊道。

听到这番话，对方似乎受到了什么刺激，突然冲过去抄起了那把斧子，朝着她缓缓地逼了过来，两眼里闪着屠夫般的快慰。

爱丽丝并不害怕。她心里清楚，詹卡洛一定会从身后拽住他，况且对方只是想逼自己开枪而已，否则早就扑过来了。因此，她想等着詹卡洛先动手，将他制服。她不会帮一个逃跑的战俘了结心愿。

在她的眼里，这名战俘虽然令人厌恶，却又令人生出一股敬意，虽然没有像他的战友一样跑去卧轨，但求死的信念却是同样坚决。他仍然一步步向前走着，凶残而挑衅的表情仿佛凝成了一张面具。如果世界上少了这种人，尼维尔便不用奔赴战场，把她一人丢在家里受煎熬；她也不会释放出积压已久、遏制不住的情欲。眼看滕根离她只有十步之遥，詹卡洛连忙向前冲去，想要抱住那名战俘。但就在这个时候，爱丽丝扣动了扳机。战俘胸口中枪，身子向后飞了出去。烟雾腾起的瞬间，血液四处飞溅。

倒在地上后，滕根继续挣扎了一阵，似乎想要站起来，但很快又倒了下去，身子不住地颤抖起来。

“我连兔子眼睛都能打中！”两耳嗡鸣的爱丽丝叫道。这番话自然是在吹牛，但即便是威胁对方，也未免说得太迟了。看到鲜血染红了地面，爱丽丝的心里着实有些震惊，然而沸腾的血液却始终无法冷却下来。滕根的身子微微动了两下，嘴里喷出汩汩的鲜血。詹卡洛跪倒在血泊中，望着爱丽丝叫道：“他不是存心……根本就没打算……”

“你是怎么知道的，詹卡洛？”爱丽丝咆哮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詹卡洛望着滕根的脸，仿佛正望着一位知心好友。他伸手擦去了滕根脸上的血迹，动作轻柔得像个救护医生——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滕根再次喷出一口鲜血，再也不动了。

詹卡洛的泪眼中透着傲慢，爱丽丝真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蠢。

“他拿斧子是要砍我，蠢货！”爱丽丝尖叫起来。然而不论是她自己还是詹卡洛，都不相信她会死在滕根的斧子下。詹卡洛抬头瞪着她，嘴里喊道：“我本来要抓住他的！你这个女巫！”

爱丽丝呆了半晌。她知道，之所以打死这个帅气的日本战俘，主要是为了把帅气的詹卡洛从她心里赶走。现在詹卡洛也利用这个机会，永远地甩开了她。

詹卡洛站起身，抄起那把斧子——斧子头干净如常，只有斧柄上沾满了血迹。他转身走到屋前，抡起斧背砸碎了窗子，然后又走到门前，疯狂地砍起了门框，速度快得令人咂舌。很显然，他做好了离开的准备。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越狱。詹卡洛如痴如狂地砍砸那个监狱般的屋子，此时的爱丽丝在他看来和狱卒无异，他根本不在乎她会有什么反应。斧子不断地砸落，墙壁上的木屑四处飞溅。爱丽丝只是在一旁望着，任凭他想砸多久便砸多久。

她的身子轻轻颤抖起来。即便如此，她并不后悔杀了那个战俘——那具躺在五步之外的尸体。她的长裙上溅满了鲜血。“我的裙子算是毁了。”她喃喃地自言自语着，肩膀被步枪压得胀痛起来。接着，她扛着枪走回农舍，拨通了管控中心的电话。远处，詹卡洛劈砍小屋的声音仍然持续不断地传入耳中。

注释

1　意大利语，意为“冒险”。

2　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合0.9144米。

尾声

1944年9月，敌军的电台用英语广播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被人抄录下来，送到了加韦尔战俘营，摆在萨特少校的办公桌上。萨特看到后，全身的血液顿时凝固了。

对于冷血屠杀日本平民的行为，我方表示无比愤慨。我方要求彻查300名无辜平民被杀的真相。惨案发生一个月后，相关报道才见诸报端，且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日本国民知道，这些在战俘营惨遭屠杀的死难者绝对不是被俘的军人，而是平民，因为日本军人绝对不会甘为俘虏、苟且偷生。战争爆发前，这些无辜的死难者已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多年，直到那天半夜，惨遭敌方屠戮。他们早已适应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结交了澳大利亚朋友、恋人，既然如此，何必无故反叛？至今，澳大利亚军方、罗马教廷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等，均未就屠杀事件发表官方声明。显然，敌军正在阻挠调查。罗马教廷曾反复表示，坚决反对迫害轴心国平民的行为。有鉴于此，我方向悉尼的吉尔罗伊大主教和罗马教廷的宗座代表发出呼吁，请求对此事进行彻查。

一想到大主教和宗座代表要来找麻烦，本已悲痛不堪的萨特愈发心神不宁起来。他为C区那些死去的战俘感到悲痛，为守备队牺牲的战士感到悲痛，特别是沃伦·海顿，他几乎不大认得这个下属，但他破坏机枪的英勇之举却挽救了守备队的许多士兵，甚至还挽救了不少战俘。

令他悲痛的还有一件事：艾博凯尔和他一直没有提高警惕，他们终日对着守备队的警卫们训诫、说教，谈论警惕性有多么重要，然而言传不如身教，两人的懈怠和疏忽最终影响了警卫们，让他们也疏忽懈怠下来。

最令他心痛的是他的儿子大卫，以及所有身为人子的战俘。艾博凯尔玩忽职守，但他的死已经赎清了罪孽；可萨特还没有。此时此刻，他根本不需要大主教对他指手画脚。他早就开始为自己的罪过忏悔，这种愧悔会伴随他的余生。

C区改变了往日的模样。新人源源不断地被运进来，多数战俘都十分年轻，还没被改造成合格的士兵，便匆匆忙忙地被送到战场上。这些人对各自的长官心怀怨愤、无比失望，后勤物资的缺乏更是增强了他们的怨念。如今，那些活下来的极端分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在总部举行的军事听证会上，萨特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就像他在广播剧本中讲述故事一般。法律顾问表示，若不是战俘一心求死，绝对不会造成任何伤亡。因此，法庭并没有追究艾博凯尔的责任，至于他提前通知战俘转移一事，法庭将其解读为“人性的文明之举”，将战俘的越狱行为视作粗鲁野蛮的回应。

与此同时，训练营的迪肯上校也接受了严格的讯问。多数问题都针对他在派兵搜捕时，为何只给士兵配备刺刀。但最终，上级只是严厉地训斥了他一番，没有继续追究。整场听证会的目的——至少是主要目的——在于判定三名军官是否有罪。即便有罪也不至于身陷牢狱，充其量只是责骂几句或是予以贬职，而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罚只会被国际社会嘲笑。因此，不论是守备队还是训练营的长官，都被当庭宣布无罪。

艾博凯尔上校的坟墓坐落在加韦尔镇的墓园内，仍然接受着人们的敬仰和祭拜。迪肯上校依旧指挥着训练营，而萨特不久便被调往悉尼总部的信息中心。萨特巴不得离开加韦尔镇。上级已经任命了新的指挥官，为C区指派了新的少校。萨特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的身份得到军方严密的保护。他继续创作着《莫顿一家》，并且把它视为头等重要的工作。

加韦尔战俘营再也没收到过大主教或宗座代表的来信。至于瑞士方面，越狱事件发生后的那个星期天，几名代表被派到战俘营。他们跟萨特站在尸体遍布的C区，忍受着空气中弥漫的腐臭，望着一具具尸体从外围被抬进去，供法医检验。不论是代表们还是萨特，都对这起可怕的事件充满了同情。

在此期间，加韦尔镇发生了几件无关痛痒的事。一名日本战俘闯入当地的农场，手里拿着斧子威逼一名农妇，农妇被迫开枪，将对方打死。令人诧异的是，农场雇用的意大利战俘反应过于激烈，用同一把斧子毁掉了他居住的宿舍。目前，他被关押在意大利战俘区的禁闭室里，萨特很快便淡忘了这件事。

❇

青木向一些战俘发表了自己对奥卡的意见，几个小时后，他被起诉。他被转移到悉尼附近的一所监狱，这里守备森严，不时有日本战俘被送进来，又被带出去。等待他的，将是一场严格的审判。

三天的庭审过程中，青木通过一名翻译讲出了事实的真相。他承认自己谋杀了西里中尉——那名新兵指挥官，但法庭没有搜集到可以定罪的证据，因为那群带着刺刀的新兵在逃走时，都是转身逃下山去，没有人看到事情的经过。因此，法官认为，青木之所以认罪，主要是为了求死。最终，法庭将青木判为从犯，并作出十年徒刑的判决。他将在悉尼郊外的一所军事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十年。

这便意味着，青木要不断地遭受心理上的煎熬——C区的死难者将永远以鬼魂的形象徘徊在他的脑海里。为了防止他自杀，监狱特别安排了随身警卫，每次用餐结束，刀叉都会被没收，每周会派专门的理发师为他剃须，他接触不到任何锋利的物品。

青木之所以没有发疯，主要得益于一名年轻的战俘。这个年轻人眼神清亮，身上有种苦行者的气质，每次可以连续冥想三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年轻人曾被关押在加韦尔西部的一座战俘营里，因为经受不住战友的强烈请求，动手杀死了对方。尽管他的信仰会遭到许多神道教人士的鄙视，但年轻人仍然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将来想成为一名牧师。

对于青木而言，他能苟活至今纯属巧合，但这样活下去不但痛苦，而且让他的心里充满了迷茫。无奈之下，他只好向那个年轻人求助，让他给自己占卜命运。不幸的是，监狱没收了占卜用的重要工具——带着神秘符号的牌子，但年轻人依然用各种方式继续着他的占卜。他会在心里默数警卫在走廊里走了多少步，会盯着草场上的鸟儿，观察它们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方向，有时还会观察杯子。这场占卜花了好几天时间。这期间，年轻人不停地计算着，思索着。终于有一天，在放风的时候，年轻人开口了。他表示，经过一番繁复的卜算，他已经得出结论——青木几番求死不成，都是鬼神的安排。他必须忍受悲痛的煎熬，直到死神主动来找他。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在那段精神恍惚的日子里，这番预言就像是一道神谕，支撑着青木活了下来。想到自己活着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他的心里终于释然。这也解释了为何每每试图自杀时，他总会遇到意外。

世界大战结束五个月后，青木获得了减刑。1946年年中，他被遣送回国。当时，尼维尔·赫尔曼已经安然回国，在家里待了八个多月。他继续操持起农务，与父亲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和爱丽丝收养了一个孩子，不久后又收养了第二个。两人是众人眼里的模范夫妻，还在加韦尔镇的网球俱乐部里结交了许多朋友。后来，尼维尔收购了哈蒙德农场——詹卡洛去过的那个农场，成为当地的议员，又当选为新南威尔士乡村板球协会的理事。在他们生活的地区，棒球运动已经消失。

年轻的大卫·萨特也安然归来。之前，他一直被囚禁在新加坡的樟宜，随后被带到缅甸，然后又回到樟宜。抵达悉尼码头时，他的体重只有被俘时的45％，不过体重并不是大的问题。他返回悉尼后，又在被人称作“精神病院”的地方接受了四个月的心理治疗，直到能够完全适应外界的生活。1946年末，他离开家乡前往伦敦，此后成为一名蜚声海外的小说家——萨特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就——他的几个女友都是英国著名的画家或演员。

直到上了岁数，青木才开始觉得奇怪，不知那位算命先生是否为了防止他发疯，想让他活下去，才进行了当初那番占卜。然而占卜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等到种种疑惑浮出心底时，青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致谢

我必须向给予我帮助的悉尼大学教授迈克尔·刘易斯致以诚挚的谢意，他是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化的专家。虽有他的宝贵协助，本书恐仍有疏漏之处，但这非他之过。

其他资料来源包括：

Teruhiko Asada, A night of a Thousand Suicides, Sydney, 1970.

Charlotte Carr-Gregg,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in Australia, the Cowra Outbreak, August, 1944', Oceania, vol. XLVII, no. 4, p.253, June 1977.

Hugh V. Clarke, Break-out! The Japanese POW Break-out at Cowra, 1944, Sydney, 1964.

Harry Gordon, Die Like the Carp: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POW Escape Ever, Sydney, 1978.

——, Voyage from Shame: the Cowra Outbreak and Afterwards, Bribane, 1944.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Cowra POW Outbreak', A1066; A1608; SP1714/1; A373; A430; A7711; SP112/1; A5954; SP1048/7.

Seaforth MacKenzie, Dead Men Rising, Sydney, 196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的一个偏僻小镇附近有一座战俘营，里面关押着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战俘。日本战俘与西方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心理隔膜，这让本就烦心事缠身的战俘营长官头痛不已。战俘营附近的小镇上，初为人妻的爱丽丝邂逅了意大利战俘詹卡洛，由此产生一段意料之外的纠葛。与此同时，自杀与越狱的念头在日本战俘间酝酿，小镇居民生活在惶恐不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