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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霍乱时期的爱情（2020年销量300万纪念版）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杨玲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03

ISBN：978754429705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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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此书献给梅塞德斯

这些地方走在众人之前，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花冠女神。

——莱昂德罗·迪亚斯[1]

[1]莱昂德罗·迪亚斯（1928－ ），哥伦比亚盲人音乐家。

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刚一走进还处在昏暗之中的房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就察觉出这种味道。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桩紧急事件，但从很多年前开始，这类事件在他看来就算不上紧急了。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曾在战争中致残，是儿童摄影师，也是医生交情最深的象棋对手，此刻已靠氰化金的烟雾从回忆的痛苦中解脱了。

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躺在他生前一直睡的那张行军床上。旁边的凳子上放着用来蒸发毒药的小桶。地上躺着一条胸脯雪白的黑色大丹犬，被拴在行军床的床脚。狗的尸体边是一副拐杖。闷热而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工作室，此刻，随着晨曦从打开的窗子照进来，才开始有了一丝光亮。但只这一丝，已足以让人即刻感觉到死亡的震慑力。另外几扇窗子和房间的所有缝隙，不是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就是被黑色的纸板封了起来，这更加重了压抑的气氛。一张大桌上，堆满了没有标签的瓶瓶罐罐。两只已经掉皮的白小桶，笼在一盏红纸罩的普通聚光灯下。尸体旁边的那第三只桶则是用来装定影液的。到处都是旧杂志和报纸，还有一摞摞夹在两块玻璃片之间的底片，家具也破败不堪，但所有这些都被一双勤劳的手收拾得一尘不染。尽管窗外吹来的凉风使空气变得清新了一些，但熟悉的人仍旧能够闻到苦杏仁的气息中那种不幸爱情的温热余味。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无意中想过，这里并不是蒙上帝恩召而死去的合适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揣摩到，或许这里的混乱无章，也正是遵从了全能上帝的秘密旨意。

一名警官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已先行赶到这里。正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窗子通风，并把尸体遮盖起来。两人庄严地向医生致意。这一次，这庄严中的哀悼之意多过崇敬之情，因为无人不知医生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之间的深厚友谊。德高望重的医生和两人握了握手，就像一直以来，他在每天的普通临床课前都会和每一位学生握手一样。接着，他用食指和拇指肚像拈起一枝鲜花似的掀开毯子的边缘，以一种神圣的稳重，一寸一寸地让尸体显露出来。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浑身赤裸，躯体僵硬而扭曲，两只眼睁着，肤色发蓝，仿佛比前一晚老了五十岁。他瞳孔透明，须发泛黄，肚皮上横着一道旧伤痕，还留有很多缝合时打的结。由于拄着双拐行动十分吃力，他的躯干和手臂就像划船的苦役犯一样粗壮有力，而他那无力的双腿却像孤儿的两条细腿似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视了尸体片刻，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在与死神做着徒劳抗争的漫长岁月中，他还极少有这样的感触。

“可怜的傻瓜，”他对死者说，“最糟的事总算结束了。”

他盖上毯子，又恢复了学院派的高傲神情。去年，他刚刚为自己的八十大寿举行了三天的正式庆典。在答谢辞中，他再次抵制了退休的诱惑。他说：“等我死了，有的是时间休息，但这种不虞之变还没有列入我的计划当中。”尽管右耳越来越不中用，也尽管他得靠一根银柄手杖来掩饰自己蹒跚的步履，但他的穿着依旧像年轻时一样考究：亚麻套装，怀表的金链挂在背心上。他的巴斯德式胡子是珍珠母色的，头发也是，梳理得服服帖帖，分出一道清晰的中缝，这两样是他性格最忠实的体现。对于越来越令他不安的记忆力衰退，他通过随时随地在零散的小纸片上快速记录来做弥补，可最后，各个口袋都装满了混在一起的纸片，难以分辨，就像那些工具、小药瓶以及别的东西在他那塞得满满的手提箱里乱作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中最年长、声望最高的医生，也是全城最讲究风度的人。然而，他那锋芒毕露的智慧以及过于世故地动用自己大名的方式，却让他没能得到应有的爱戴。

他给警官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明确而迅速。不必解剖验尸。房里的气味足以确定，死因是小桶中某种照相用酸液引起的氰化物挥发，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对这些事十分清楚，所以绝不可能是意外事故。面对警官的犹疑，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您别忘了，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是我。”年轻的医生非常失望：他还从来没有机会在尸体上研究氰化金的作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惊讶于自己竟从未在医学院见过这个学生，但那动不动就脸红的样子和安第斯口音立刻便使他明白了：也许这年轻人才刚刚来到这座城市。他说：“要不了几天，这里的某个爱情疯子就会给您提供这样的机会。”话一出口，他这才意识到在自己所记得的数不清的自杀事件中，这还是第一起不是因爱情的不幸而使用氰化物的。于是，他一贯的口吻有了一丝改变。

“到时候好好留意，”他对实习生说道，“死者的心脏里通常会有金属颗粒。”

接着，他就像对下属说话似的同警官交谈起来。他命令警官绕过一切程序，以便葬礼能在当天下午举行，而且要尽可能秘密地举行。他说：“稍后我会去和市长说。”他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极端俭省的人，生活近乎原始化，他靠手艺挣来的钱远远超过他的生活所需，因此，在房间的某个抽屉，想必会有绰绰有余的存款来支付安葬的费用。

“没找到也没关系。”他说，“全部费用由我承担。”

他让警官告诉报界，摄影师是自然死亡，尽管他相信这消息根本不会引起记者们的丝毫兴趣。他说：“如果有必要，我会去和省长说。”警官是个严肃而谦卑的公务人员，知道医生对公事向来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因此激怒最亲近的朋友，所以很惊讶他竟会如此轻率地为了加快安葬进程而跳过法律手续。他唯一不愿做的，便是去和大主教商量，让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葬在圣地。警官对自己的失礼有些后悔，试图做出解释。

“我知道，他是一位圣人。”

“更为罕见的是，”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一位无神论的圣人。但这些就是上帝的事了。”

远处，在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的另一端，教堂里响起了召集人们去望大弥撒的钟声。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半月形的金丝眼镜，看了看挂在金链上的怀表—方形的怀表做工精致，盖子是靠弹簧打开的—再不走就要错过圣神降临节的弥撒了。

客厅里有一架底座带轮子的巨型照相机，就像公园里用的那种。幕布上用手工作坊的颜料画着黄昏海景。墙上挂满了孩子的照片，拍的是各种值得纪念的时刻：第一次领圣体，戴兔子面具，幸福的生日。年复一年，乌尔比诺医生就在这里，在下午全神贯注的棋局中，看着墙壁逐渐被照片覆盖。有很多次他都心痛地想，在这个由一张张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组成的画廊里，就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未来：它将由那些性格不定的孩子们统治，并最终被他们毁灭，连一丝昔日荣耀的灰烬也不复存在。

写字台上，一个装了几支水手烟斗的罐子旁边，是一盘还没下完的棋。尽管乌尔比诺医生急于离开，而且心情阴郁，但还是抵不住对这盘残局研究一番的诱惑。他知道这一定是前一晚留下来的，因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每天黄昏都下棋，而且每星期至少跟三个不同的人对弈，但他一向都会把棋下完，然后把棋盘和棋子收进盒子，放进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医生知道他惯执白子，而这一局，白棋在四步以内必输无疑。“如果真是谋杀，这里面一定有不错的线索。”他自言自语道，“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能布下如此精妙的埋伏。”为何这位向来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从不屈服的战士，竟没有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斗？若不调查清楚，他简直会活不下去。

早晨六点，巡夜人在做最后一圈巡逻时，看见钉在临街大门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请进，无需敲门，并请通知警察。很快，警官和实习生就赶来了。两人把房子搜查了一遍，试图在无可置疑的苦杏仁味之外寻找由其他原因致死的证据。就在医生驻足分析那盘未下完的棋局的短短几分钟里，警官在写字台上的纸堆中发现了一封写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信。信封被厚厚的火漆封得严严实实，为取出信，不得不撕烂信封。为了让屋里的光线亮一点儿，医生拉开黑色的窗帘，先飞快地扫了一眼这沓工工整整写满了正反两面的十一页纸。而当他开始读第一段时，就明白自己肯定赶不上圣神降临弥撒的圣餐了。他读着信，激动得气喘吁吁，时而为找回中断的头绪往回翻上几页。等读完后，他看上去就好像刚刚从很远的地方、花了很长的时间回来似的。尽管努力克制，但他的沮丧显而易见：嘴唇发蓝，一如尸体的颜色；而把信折起来放进背心口袋时，他也无法控制手指的颤抖。这时，他才又想起身边的警官和年轻的医生来，透过一片沉痛的迷雾，他冲他们笑了笑。

“没什么特别的。”他说，“不过是他最后的一些嘱托。”

这只是一半的真相，但他们却把它当作事实的全部接受了，因为他们按医生的指令揭开一块地砖，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一本陈年账簿，上面记着保险箱的密码。死者的钱虽没有他们想象的多，但也足够应付葬礼并结清一些小额账目。这时，乌尔比诺医生意识到，即便是在神甫宣讲福音之前，自己也无法赶到教堂了。

“自我懂事以来，这还是第三次错过星期日弥撒。”他说，“但上帝会原谅我的。”

尽管他几乎按捺不住想与妻子分享信中秘密的急迫心情，但还是宁愿再耽搁几分钟，把细枝末节安排妥当。他答应去通知城里为数众多的加勒比流亡者，因为或许他们会想向这样一位最受人尊敬、最活跃也最激进的人表达最后的敬意，尽管很显然，他最终还是向令人绝望的坎坷屈服了。他还会去通知死者的棋友，无论是杰出的专业棋手还是无名小卒，另外，也会通知其他一些和死者交往不那么频繁但也可能想参加葬礼的朋友。在看那封遗书之前，他本决定要做主事的第一人，但读过信后，他什么也不敢确定了。不过不管怎样，他还是要送一个栀子花的花圈，因为也许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在最后一刻表达了悔意。葬礼安排在下午五点，在炎热的季节，这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如果有事找他，他从中午十二点起就会一直待在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乡间别墅，他这位爱徒那天将举办豪华午宴以庆祝自己从医二十五周年。

自从度过最初艰苦奋斗的岁月，赢得了全省无人能及的尊敬和名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过起了规律的生活，每日的行踪都有律可循。他每早鸡鸣即起，并从那一刻开始服用一些秘方：溴化钾以提神醒脑，水杨酸盐以缓解阴雨天的骨痛，几滴黑麦角汁以克制眩晕，颠茄以保证良好睡眠。他在不同时刻服用不同药物，而且总是背着人偷偷服下，因为在漫长的医生和教师生涯中，他向来反对为人开具延缓衰老的药方：对他来说，忍受别人的病痛要比忍受自己的容易得多。他的兜里总是带着一小包樟脑，没人看见时便取出来深吸上一口，以消除那么多药物混在一起带来的恐惧。

他会先在书房里待上一个小时，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早八点在医学院讲授的普通临床课备课，这门课他一直教到了去世前一天。他也是文学新作的忠实读者，他在巴黎的书商会把书邮寄给他，本地书商也会为他从巴塞罗那订购，尽管他并没有像关注法语文学那样关注西班牙语文学。但不管怎样，他从不在早晨阅读文学，而是在午睡后读上一小时，晚上睡觉前再读一会儿。备完课，他在浴室里对着敞开的窗子做十五分钟呼吸运动，冲着鸡鸣的方向吸进呼出，因为那边空气清新。然后，他洗澡，整理胡子，在正宗法里纳·赫赫努贝古龙水的香味中为胡子上胶，接着，穿上白色亚麻套装，搭配背心和软帽，以及一双鞣制的软山羊皮靴。八十一岁的他仍旧保持着温文尔雅的风度和振奋的精神，一如当年大霍乱后不久他刚从巴黎回来时的样子。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得十分整齐，就和年轻时一样，只不过颜色变成了金属色。他在家中用早餐，但食谱是单独的：一杯用以养胃的大苦艾花茶，外加一头大蒜，一瓣一瓣地掰下来，就着面包有意识地细细咀嚼，以预防心脏衰竭。上完课，他很少没有活动，要么去践行市民的参与精神，要么去尽教会中的义务，再不就是忙于他的艺术和社会革新事业。

他几乎总是在家中吃午餐，然后坐在院子的露台上午睡十分钟。睡梦中，他听见女仆们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唱歌，听着街上的叫卖声，以及海湾里燃油机和马达发出的轰鸣声—炎热的下午，它们排出的废气在整座房中弥漫，就像一个被判腐烂而死的天使在扑腾翅膀。之后，他会花一个小时阅读新书，特别是小说和历史书籍。然后，他给家里养的鹦鹉上法语和声乐课，这只鹦鹉从很多年前起就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四点钟，他喝下一大杯加冰柠檬水后，就出门去看望病人。虽然上了年纪，他还是坚持不在诊所接诊，而是继续到病人家里出诊。自从城市建设得越来越方便，人们可以步行到达城中的任何地方以来，他就一直这样做。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时，是用家中那辆由两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拉的四轮马车代步。后来车坏了，他便改用一辆单匹马拉的敞篷车。后来，马车开始从世界上消失，城中也仅剩下几辆以供游客观光或在葬礼上运送花圈，他却仍旧带着某种对时尚的轻蔑，继续使用这辆马车。尽管拒绝退休，但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人们只在基本上已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才请他前往，不过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体现。只需看一眼病人的气色，他便知道病情如何。他越来越不相信特效药，而眼瞅着外科手术得到推广，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常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有力证明。”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所有药物都具有毒性，而百分之七十的日常食物也会加速死亡。“事实上，”他常在课堂上说，“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为数不多的几种药物。”他从年轻时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他自己所谓的宿命论人道主义者：“每个人都是自己死亡的主宰者，时间一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没有恐惧和痛苦地死去。”尽管拥有这些极端思想（它们甚至都已成为当地民间医学传说的一部分了），但他昔日的学生即便已经开了自己的诊所，也还是会来向他请教，因为他们视他为当时人们所谓的那种具有“诊断慧眼”的人。总而言之，他一直是位收费昂贵、出类拔萃的医生，病人都集中在总督区的名门望族。

他每天的工作井井有条，所以在下午出诊期间，如果出现什么紧急事件，他的妻子向来知道该往哪儿给他捎口信。年轻时，他回家前总会在教区咖啡馆逗留一会儿，他的象棋技艺就是在那里同岳父的狐朋狗友以及几个加勒比流亡者一起精进的。但从新世纪伊始，他便不再去教区咖啡馆了，而是试图组织由社交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来了，那时他双膝已经坏死，还不是儿童摄影师，但不到三个月时间，所有只要会在棋盘上摆弄个一兵半卒的人全都认识了他，因为根本没人能下赢他一盘棋。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来说，这是一次奇迹般的相识，因为那时的他已无法自拔地迷上了象棋，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却没有几个了。

多亏了医生，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才成为这里的一员。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无条件的保护人和一切事务的担保者，甚至都没去调查一下他是个怎样的人，以前是做什么的，究竟在怎样一场不名誉的战争中流落成这副残废而茫然的模样。最后，医生借钱给他开了一家照相馆，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从为第一个被镁光灯的闪光吓了一跳的孩子拍照以来，像编制绳索般严谨地还清了最后一分钱。

这一切都是因为象棋。起初，他们从晚餐后的七点钟开始下，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棋艺明显更胜一筹，所以他合理地让给医生几步。但让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步不让。后来，加利略·达孔特开了第一家电影院，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成了那里最准时的观众之一，二人的对弈便被挤到没有电影首映的夜晚。那时，他已成为医生的挚友，医生甚至心甘情愿地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从不带妻子，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没有耐心跟随复杂的情节线索，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仅凭敏锐的嗅觉，便能感觉到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都绝非一个好伙伴。

唯一与平时安排不同的是星期日。他会到教堂去望大弥撒，然后回家，一整天都在院子的露台上休息、读书。若非极端紧急的情况，安息日他很少出诊，而且从很多年前起，除非迫不得已，他也不再在安息日参加社交活动。但在这个圣神降临节，出于意外巧合，两件罕有的事赶在了一起：朋友之死和得意门生从医二十五周年纪念。然而，他并没有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签署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死亡证明后就直接回家，而是听任了好奇心的驱使。

一上马车，他便迫不及待地又看了一遍那封遗书。接着，他命令车夫带他前往奴隶老区的一个偏僻地址。这个决定与他平日里的习惯迥然不同，以至于车夫不得不确认自己是否听错了。确实没错：地址很清楚，而且，写下这个地址的人有充足的理由对它再熟悉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又翻回到遗书的第一页，再次沉浸在信中披露的那段不堪回首的秘密往事之中。倘若他能让自己相信，这些并非一个将死之人的胡言乱语，那么，尽管到了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有可能因此改变。

从一大早开始，天空就没有好心情，阴云密布，透出阵阵凉意，但好在中午之前还没有下雨的危险。车夫试着抄近道，拐进了这座殖民城市崎岖的石子路。有好几次，为了不让马儿受惊，他们不得不停下车，因为从圣神降临节的庆祝活动中归来的学生和宗教团体造成了一片混乱。街道被纸花环、音乐和鲜花填满了，还有撑着各色阳伞、身穿荷叶边薄纱裙、站在阳台上观礼的姑娘们。在大教堂广场上，解放者的雕像被淹没在非洲棕榈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中，几乎已经辨认不出。教堂的出口处堵满了汽车，庄严而又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连一个空位也没剩下。那里唯一的一辆马车便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和城中屈指可数的那几辆剩余的马车区别明显：它的漆皮顶棚总是闪闪发亮，把手等装饰物也都是铜制的，以防被硝腐蚀，轮子和车辕则都漆成了红色，还镶着金边，仿佛在参加维也纳歌剧院的盛装演出一般。此外，那个时候就连那些最喜欢装模作样的家庭都已经允许司机穿上干净的衬衫，可他却仍旧要求自己的车夫身穿软塌塌的丝绒制服，头戴马戏团驯兽师般的礼帽，这种做法不仅让人觉得不合潮流，而且在加勒比地区的酷暑季节，显得尤为缺乏怜悯之心。

尽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近乎疯狂，也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它，但他很少有机会像那个星期日那样毫无顾忌地来到这片喧嚷的奴隶老区探险。车夫绕了很多圈，打听了一次又一次才找到地址。乌尔比诺医生也终于切近地体会到泥沼的阴郁可怕，它那不祥的寂静，以及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这种气味曾在无数个不眠的清晨，混着院中的茉莉花香飘进他的卧室，而他却总觉得它就像昨日的一阵风一样转瞬即逝，和他的生活没有半点关联。然而，当马车在街道的泥泞中颠簸，几只兀鹫争夺着被海水裹挟的屠宰场残渣时，那种曾无数次被他的思乡情怀美化了的恶臭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与总督区的石砌房屋不同，这里的房子都是由褪色的朽木和锌皮屋顶盖成，而且大部分建在木桩上，以免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那些露天污水沟里的臭水漫到屋里来。一切都显得凄凉无助，可那一间间肮脏的小酒馆里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鼓乐声，那是穷人的狂欢，既无涉上帝，也无涉圣神降临节的诫命[1]。等他们终于找到地方，马车后面已经跟了一群光着身子的小孩，他们哄笑着车夫戏剧式的装扮，迫使他不得不用鞭子吓跑他们。本打算做一次私密拜访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此刻为时过晚地领悟到，没有哪一种天真比他这个年龄的天真更危险了。

这是一座没有门牌号的房子，从外表看，除了镶花边的窗帘和一扇从某座古老教堂里卸下来的大门，其余并没有什么能把它和其他更为破败的房子区别开来。车夫叩了叩门环，确认地址正确后才扶医生下车。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里的昏暗处站着一个妇人，全身上下穿着丧服，耳边别着一枝玫瑰。这是个黑白混血女人，年纪不下四十，但身材依旧高挑，金色的眼睛有些冷酷，头发紧紧地贴在头上，仿佛戴着一个棉制头盔。乌尔比诺医生没能认出她来，尽管在摄影师的工作室里，他曾在那些云山雾罩的棋局间见过她几次，有一次甚至还给她开过几服医治间日热的奎宁药方。他向她伸出手，而她用双手握住，但与其说是为了向他表示问候，倒不如说是为了扶他走进屋子。客厅里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一片看不见的树林，到处是鸟语花香，摆满了精致的家具和器物，每一件东西都在它应在的位置。乌尔比诺医生由此毫无感伤地想起了上世纪一个秋日的星期一，他所经过的那爿坐落在巴黎蒙马特大街二十六号的古董商小店。女人在他的对面坐下来，开始用不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2]和他交谈。

“医生，您把这儿当成家里就行。”她说，“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瞬间感到自己的意图暴露无遗。他用心打量了女人一番，注意到她一身素孝，以及她悲痛中的不卑不亢。于是，他明白了，这次拜访早已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对于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在遗书中所提到和指明的一切，她比他知道得更多。的确如此。她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死前几个小时，一如她半生都怀着仰慕和谦卑的温柔陪伴着他一样。这种情感几乎与爱情无异，但在这座连国家机密都处于众人掌控之中的昏睡省城，竟然无人知晓。他们是在太子港的一家慈善医院认识的，她在那里出生，而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流亡岁月。她比他晚一年来到这座城市，声称是短期拜访，但二人心照不宣，都明白她是要永远地留下。她每星期打扫整理一次他的工作室，可就连那些最爱捕风捉影的邻居都混淆了表象与真实，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以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残疾不仅仅是无法走路。甚至连乌尔比诺医生也从医学的角度合理地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要不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己在信中吐露了实情，医生永远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有一个女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很难理解，两个没有过往包袱的自由的成年人，并且处在这个封闭社会的偏见之外，却像那些禁忌之爱一样选择了这样一种飘忽不定的方式。对此她解释说：“他就喜欢这样。”况且，同这个始终也不曾完全属于她的男人分享这份秘密恋情，加之两人都不止一次地从中享受到那种瞬间爆发的喜悦，这在她看来并不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方式，恰恰相反：生活已然向她证明，这或许倒是一种典范。

前一晚他们还去了电影院，各付各的账，座位也是分开的。自从那个意大利移民加利略·达孔特在一座十七世纪的修道院废墟上建起了露天电影院，他们每个月都至少像这样去两次。那晚，他们看的是《西线无战事》，一部由上一年流行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本小说乌尔比诺医生也读过，并为书中战争的野蛮悲痛不已。之后，他们在工作室会合，她发现他心事重重，怅然若失，以为是电影中受伤的士兵在淤泥中垂死挣扎的残酷场面所致。她邀他下棋，借以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为了让她开心，他答应了，但下得心不在焉，当然，他还是用白子。最终，他比她先看出，再有四步自己就要输了，于是毫无颜面地投了降。这时，医生才明白，那最后一盘棋局的对手是她，而不是他之前猜想的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地嘟囔了一句：

“那盘棋下得真是精妙！”

她坚持说，那并不是她的本事，而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被死亡的迷雾弄得晕头转向，移动棋子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了爱。对弈中断时大约十一点一刻，因为公共舞会的音乐已经停止。他请求她让他单独静一静。他想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写封信。他一直把医生视作他所认识的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就像他常说的，尽管能将两人联系起来的不过是象棋这个嗜好，但医生是他真正能够交心的朋友。在他和医生看来，下棋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对话。于是，她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已经走到了解脱的边缘，他的生命所剩下的不过是写一封信的时间。医生对此简直无法相信。

“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惊呼道。

她证实说，她不仅早就知道，而且还曾怀着爱意帮他分担过这种垂死的痛苦，就像她也曾怀着同样的爱帮他发现幸福。因为他生命中最后十一个月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应该是把这件事通报给大家。”医生说。

“我不能这样做，”她有些震惊，“我太爱他了。”

自认为什么话都听过的乌尔比诺医生，却从未听谁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还说得如此坦荡。他全神贯注地直视着她，想把这一刻铭记心中：她就像一尊河神的雕像，眼睛如蛇眼一般，无所畏惧地裹在一袭黑衣之中，耳边别着玫瑰花。很久以前，在海地一片荒凉的沙滩上，两人做爱后赤裸地躺在那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突然感叹道：“我永远也不会变老。”她把这句话理解为他要与时间的劫掠进行殊死搏斗的英勇决心，但接下来他说得更为清楚直白：他决定，要在六十岁结束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他在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刚刚年满六十。于是，他把圣神降临节的前一晚定为最后的期限，对于这座将自己奉献给圣神的城市来说，这是最大的节日。昨晚发生的事，没有一个细节是她事先不知道的。他们经常谈起它，一同承受着时间流逝的痛苦，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阻止这不可逆转的岁月洪流。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以一种毫无意义的热情热爱着生活，他爱大海，爱爱情，爱他的狗，也爱她。随着死期临近，他越来越向绝望屈服，就仿佛他的死并不是当初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无情的命运使然。

“昨晚，我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她曾想过把狗带走，但他看了看它在拐杖边瞌睡的样子，用指尖轻抚了它几下，说：“对不起，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得跟我在一起。”他写信时，让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脚上，可她却系了个活扣，好让狗能够自己松脱。这是她对他唯一的一次不忠，但情有可原，因为她希望今后还能从狗那双冰冷的眼睛里忆起它的主人。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狗最终没有挣脱。她说：“那就是它自己不想了。”随后，她又高兴起来，因为她宁愿如他请求的那样去纪念这位死去的恋人，昨晚，他写信时突然停下笔，最后看了她一眼，说：

“请用一枝玫瑰纪念我。”

她到家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抽烟，不断用烟蒂点燃另一支香烟，以给他足够的时间写信，她知道，那一定是封又长又难写的信。快到三点时，街上的狗开始狂吠，她把用来煮咖啡的水放到火炉上，从上到下换上丧服，并在院中剪下清晨绽放的第一枝玫瑰。乌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厌恶这个无可救药的女人的回忆，他认为他自有他的理由：只有没有原则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拜访结束前，她又对医生讲了很多事。她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她答应了自己的情人，尽管乌尔比诺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的意思正好相反。她不会流一滴眼泪，不会浪费自己的余生，在慢火煮炖的回忆的蛆肉汤中煎熬，不会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四面墙壁之间，成日为自己缝制寿衣，尽管这是当地人乐见寡妇做的事情。她打算卖掉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房子：根据遗书上的安排，这座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之后，她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住在这座穷人等死的墓穴中，无怨无悔，因为在这里，她曾体验到幸福。

回家路上，这句话一直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耳边回响：“穷人等死的墓穴。”这个评价绝非信口胡言。因为这座城市，他的城市，至今仍处在时代的边缘：它依旧是当初那座炎热干燥的城市，夜晚也仍旧充斥着那些让他觉得恐怖不已的事，但同时，也仍能让人感受到青春期那种孤独的快乐。在这里，鲜花会生锈，盐巴会腐烂。四个世纪以来，除了在凋谢的月桂树和腐臭的沼泽间慢慢衰老，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冬天，瞬间而至、席卷一切的暴雨使厕所里的污水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泥塘。夏天，有一种看不见的灰尘，粗糙得就像烧红的白垩粉，被狂风一吹，便会从各个缝隙钻进屋里，堵得再严实也无济于事。此外，狂风还会掀开屋顶，把小孩抛向空中。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穷人们会乱哄哄地离开用纸板和锌铜合金板搭建在沼泽边的棚屋，带着牲畜和吃饭饮水的家什，一窝蜂兴高采烈地去占领殖民区那布满岩石的海滩。直到前几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还带着真真正正的奴隶印记，那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胸口的。整个周末，这些人都毫无节制地纵情跳舞，拼命用自家蒸馏酿制的烧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在梅子丛中交欢。而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们会以一场血腥的群体争斗来结束自己的方丹戈舞。一周的其他几天，这群风风火火的人则混迹于老城区的广场和大街小巷，摆起小摊，做起各式各样的生意，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注入一种散发着炸鱼味的集市的躁动：一种新的生活。

先是从西班牙的统治中取得独立，而后又废除了奴隶制，这些都加速了贵族的衰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显赫家族在他们撤销了守卫的城堡里渐渐归于沉寂。一条条铺着石砖的崎岖街道曾经那么有效地抵御了突然来袭的战争和登陆的海盗，而如今，杂草从阳台上沿街垂落，石灰和石块砌成的城墙裂开一道道缝隙，即便是最好的府邸也难逃衰败的厄运。下午两点，唯一有点儿生气的迹象，就是在午休的昏暗中传来的阵阵无精打采的钢琴练习声。府邸里，凉爽的卧室中弥漫着熏香的味道，女人们躲避着阳光，就像躲避某种令人不齿的传染病，就连在清晨的弥撒中，她们也用纱巾遮着脸。她们的爱情迟缓而艰难，常常被不祥的预兆干扰，生命对她们来说简直没完没了。傍晚，街上车水马龙，一大群嗜血的蚊子从沼泽中飞起，带着一股柔柔的人粪气味，温热而感伤，扰得灵魂深处泛起对死亡的坚信。

因此，这座殖民城市的所谓独特生活不过是记忆中的一种幻觉，年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每每在巴黎心生伤感之时，总是把它美化了。十八世纪，这座城市的商业在加勒比地区最为繁荣，尤其是靠着那项令人厌恶却又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它是美洲最大的非洲奴隶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常驻地。总督们喜欢待在这里，面对大洋施行统治，而不是在遥远且天寒地冻的首都，那里的连绵阴雨会扰乱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在这座城市的辉煌时期，每年，满载着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各地财富的大帆船船队都会在这里的海湾聚集多次。一七○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圣何塞号大帆船载着当时价值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刚刚起锚开往加的斯，就被英国舰队击沉在港口的入海处，漫长的两世纪后依旧没被打捞上来。这批躺在珊瑚丛中的珍宝，连同侧着身子漂浮在驾驶舱的船长尸体，常常被历史学家们提起，作为这座淹没在记忆之中的城市的象征。

在港湾另一边的拉曼加住宅区，坐落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家，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房子又大又凉爽，只有一层，室外的露台上有着多利克式的柱廊，站在那儿可以将海湾里弥漫瘴气的水域和沉船残骸尽收眼底。从门口到厨房，铺的是象棋棋盘式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人们不止一次地将之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个人嗜好，却忘了这也是加泰罗尼亚建筑大师们的通病，而在本世纪初，这个地区暴发户的房子都是由他们建造的。大厅很宽敞，天花板像所有其他房间一样很高，还有六扇面向大街的落地窗。大厅和厨房之间，由一扇装饰繁复的巨大玻璃门隔开，上面雕着葡萄藤枝蔓和一串串的葡萄，铜制树林里，几个少女正陶醉在农牧神的笛声之中。主客厅中的所有家具，连同大厅里那座像个活岗哨的摆钟，全都是十九世纪末的正宗英国货。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塞弗勒的瓷瓶、花瓶以及以情爱为主题的雪花石膏异教小雕塑也随处可见。不过，这种欧式风格在房子的其余地方就见不到了，那些空间混杂着藤制扶手椅、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凳子。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张精致的圣哈辛托吊床，上面用丝线绣着主人的名字，哥特式字体，两边还垂着彩色的流苏。饭厅一侧原本是设计用来举办豪华晚宴的，后来变成了一个小音乐厅，每逢有著名的演奏家来到此地，都会受邀来这里举行私人音乐会。地砖上铺着从巴黎世博会上买回来的土耳其地毯，为的是让环境显得更加幽静。摆放整齐的唱片架旁是一台最新款的电唱机。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上面盖着一块马尼拉披肩，乌尔比诺医生已经有很多年没弹琴了。整座房子里，随处可以看出一个脚踏实地的女人的精明与细心。

然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书房那样尽显庄严与肃穆。在衰老将乌尔比诺医生掳获之前，那里曾是他的圣地。在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带皮制软垫的安乐椅四周，他让人用上釉的隔板架把墙壁连同窗子都挡得严严实实，然后以一种近乎癫狂的秩序，往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了三千册书，每一册都装裱着小牛皮，书脊上用烫金字印着书名的首字母缩写。其他房间都不得不忍受着港口的嘈杂和各种难闻的气味，书房却截然相反，永远弥漫着修道院的幽静气息。加勒比地区的人有一种迷信，以为打开门窗可以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引至屋内。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起初也曾因门窗紧闭而感到压抑，但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罗马人抵御炎热的绝妙法子，即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紧闭门窗，不让街上炽热的空气钻进来，等到了晚上再全部敞开，让凉风入户。从那时起，他们家便成了拉曼加区炎炎烈日下最为凉爽的处所。先在卧室的昏暗中睡个午觉，然后下午坐在门廊上，望着来自新奥尔良的沉甸甸的灰色货船和带木制桨轮的内河船来来往往，简直是一种享受。一到黄昏，那些内河船便灯火通明,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将淤积在海湾里的垃圾卷走。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三月，北方的信风会肆意地掀开屋顶，夜里像饥饿的狼群一样在房子周围呼啸盘旋，寻找可以钻进来的缝隙。在这种时候，医生的家也是保护得最好的。从来没有人想过，安居在这样一座坚实牢固的房子里的夫妻，会有什么理由不幸福。

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乌尔比诺医生在十点之前回到家时，并没有感到幸福。两次拜访搅得他心烦意乱，还不仅仅是因为让他错过了圣神降临弥撒，而是在这样一个一切似乎都应该尘埃落定的年纪，它们险些把他变成另一个人。他本想在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豪华午宴前凑合睡上一会儿，却赶上仆人们乱哄哄地在捉鹦鹉。那只鹦鹉趁着人们把它从鸟笼里抓出来修剪翅膀上的羽毛时，飞到了芒果树最高的枝杈上。这是一只毛羽稀疏且性情怪僻的鹦鹉，别人求它开口，它偏不说，而就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却说个没完，而且表达得十分清楚明白，那种条理甚至在人类身上都难得一见。它是由乌尔比诺医生亲自训练的，这让它拥有了家中谁都没有的特权，就连医生的孩子们小时候都没有享受过。

它在这个家已待了二十多年，但谁也不知道这之前它还活过多少年。每天下午午觉醒来，乌尔比诺医生都与它为伴，坐在整个家中最凉爽的地方，院子的露台上。医生怀着教育家的热情，借助了最为艰辛的手段，一直训练到鹦鹉能把法语讲得像个学者一样好。之后，纯粹是出于对美德的癖好，他又教鹦鹉学会了拉丁弥撒中的伴唱和从《玛窦福音》[3]中挑出来的几段经文，甚至试图机械地向它灌输四则运算法则，可惜最终没有成功。他最后几回到欧洲旅行时，有一次带回了城中第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还有许多流行唱片和他最喜欢的古典作曲家的唱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地让鹦鹉聆听上个世纪风靡一时的依维特·吉尔贝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的歌曲，直到鹦鹉最终把这些歌都背了下来。唱那位女歌手的歌，它用女人的嗓音，唱那位男歌手的歌，它则用男高音，最后，还用一阵放荡的笑声来收场，和女仆们听完它用法语演唱的歌曲后爆发出的哄笑声一模一样，惟妙惟肖。这只鹦鹉美名远扬，常有一些乘内河船从内陆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要求一睹它的风采。那时期，有很多英国旅游者乘坐来自新奥尔良的运输香蕉的船只途经此地。有一次，几个英国佬甚至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把它买走。然而，鹦鹉最为荣耀的时刻还得数共和国总统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带着他的全体内阁部长来到这座府邸，想亲眼证实它声誉的那天。他们大约下午三点钟到达，个个头戴礼帽，身穿呢子长礼服，热得喘不过气来。三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正式会晤，在八月炽热的天空下始终不曾脱去这身装束。可最终，他们却不得不怎么带着好奇心来，还怎么带着好奇心回去，因为在两小时的绝望等待中，不管乌尔比诺医生如何恳求或威胁，鹦鹉始终一言不发，仿佛在说“嘴长在我自己身上”，可就连这句话也绝不宣之于口。医生当众出了丑，怪只怪他当初不听妻子明智的提醒，执意发出了这个莽撞的邀请。

在那次历史性的无礼举动之后，鹦鹉仍旧保持了在家中的特权，这充分证明了它的神圣地位。在这个家，除了它和一只陆龟，不许饲养其他任何动物。那只陆龟曾消失过三四年时间，大家都以为永远地失去它了，可它竟又在厨房里出现。不过，它并不被视作一件活物，而更像是一种矿物质，一个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且向来没人能说清它究竟待在什么地方。乌尔比诺医生拒不承认自己厌恶动物，相反，他用各种杜撰的科学或哲学借口来掩饰这一点。这些理由总是能说服很多人，只除了他的妻子。他常说，过分爱动物的人可能会对人类自身做出至为残忍的事来。还说狗并非忠诚，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物；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公鸡则该遭天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认[4]。

与此相反，他的妻子费尔明娜·达萨却是个热带花卉和家养动物的盲目热爱者。她如今七十二岁了，早已失去年轻时小母鹿一样的身姿。刚结婚时，她利用两人间爱情的新鲜劲儿，在家里养了许多动物，远远超出了理性范畴。最先养的是三只达尔马提亚斑点狗，分别给取了三个罗马皇帝的名字。它们为了在一只母狗面前争宠，撕咬得你死我活。而那只名叫麦瑟琳娜[5]的母狗也真无愧于它的名字，刚刚产下九只狗崽，就又迅速怀上了十只。之后，费尔明娜·达萨又养了几只集老鹰轮廓和法老风范于一身的阿比西尼亚猫、几只斜眼的暹罗猫和橘黄色眼睛的宫廷波斯猫。它们像幽灵的影子一般在各个卧室里窜来窜去。到了发情期，从它们的妖魔聚会上传来的号叫声搅扰着夜晚的平静。有几年，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竟还有一只用铁链拴着腰的亚马孙长尾猴，由于其痛苦的面容、天真的眼神和极其丰富的肢体语言都酷似大主教奥布杜利奥－雷依，常常引来人们的某种同情。但费尔明娜·达萨最后之所以抛弃它，还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它有向女人们献殷勤并自鸣得意的坏毛病。

走廊的鸟笼里养了各种各样的危地马拉鸟，此外，家中还有几只未卜先知的石、几只黄腿修长的沼泽草鹭和一只常常从窗外探进头来啃咬花瓶中的火鹤的小鹿。在最后一次内战爆发前不久，当第一次有传言教皇可能会来到此地时，他们从危地马拉弄来了一只天堂鸟。可当得知教皇来访的传闻不过是政府为了恐吓图谋不轨的自由党人而散布的谣言时，这只鸟又被送回了故土，去得比来得还快。还有一次，他们从库拉索岛走私者的帆船上买回六只关在一个金丝鸟笼里的香乌鸦，和费尔明娜·达萨小时候起就在父亲家养的香乌鸦一模一样，她希望嫁人以后还能继续养这种鸟。可它们总是不停地扇动翅膀，弄得家里充满了它们身上那种殡葬花圈似的气味，谁都无法忍受。他们还曾带回来一条四米长的蟒蛇，为的是用它那死亡的气息吓跑蝙蝠、蝾螈，以及雨季里侵入家中的多种害虫。尽管也达到了目的，可这位不眠猎手嗤嗤的呼吸声扰乱了卧室黑暗里的宁静。当时正怀着职业道德忙得不可开交，并且醉心于社交和文化事业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虽然身处这样一大堆令人厌恶的活物之中，但只要想想他的妻子不仅是加勒比地区最美，而且也是最幸福的女人，他也就知足了。然而，一个雨天的下午，他筋疲力竭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竟撞进一场将他推回现实的灾难。从客厅一直到他目所能及的地方，动物的尸体连成了串，漂浮在血泊之中。女仆们都爬到了椅子上，满脸的不知所措，显然，是对这场大屠杀惊魂未定。

事情是这样的：几只德国獒中的一只突然得了狂犬病，发起疯来，不管见到什么动物都扑上去咬，最后还是邻居家的园丁挺身而出，挥刀把它砍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咬过哪些动物，又或者它嘴里吐出的那些绿色泡沫沾染过哪些，于是，乌尔比诺医生下令杀掉所有幸存的动物，并把尸体带到偏远的旷野焚烧，还请仁爱医院的工作人员到家里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那只象征好运的雄性美洲陆龟，因为根本没人想起它来。

费尔明娜·达萨头一次在家庭事务上完全赞同丈夫，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小心翼翼地没再提过动物的事。她用林奈《自然史》中的彩色插图聊以自慰，还叫人把这些图镶上画框，挂在大厅墙上。若不是有天清晨几个小偷打破浴室窗子，偷走了一套五代家传的银制餐具，或许她早已断了念头，以为再也没有希望在家中看到动物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窗子的铁环上装了双锁，各道门也都用铁闩加固，并把最贵重的物品放进保险箱，还养成了某种迟来的战时习惯：睡觉时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但他反对再买一条烈狗，无论是否注射过疫苗，也无论是散养还是拴着：就算让贼把家里偷个精光，他也绝不同意。

“凡是不会说话的，一律不许进这个家。”

这么说是为了让妻子不再为此事纠缠，因为她又固执地想买一条狗回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自己匆忙说出并且意义过于宽泛的话竟会有朝一日要了他的命。费尔明娜·达萨那桀骜不驯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微妙的变化，她立刻抓住丈夫用词轻率的疏漏：失窃案发生几个月后，她又去了一艘来自库拉索岛的帆船，买下一只帕拉马里博皇家鹦鹉。虽然它只会说些水手的粗话，但说得竟和真人一模一样，也算值了十二生太伏的高价。

这只鹦鹉的确品种优良，而且比看上去还要灵巧，长相上唯一区别于热带丛林鹦鹉的地方就是它头黄舌黑，可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无法让丛林鹦鹉学会说话。乌尔比诺医生向来是个输得起的人，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低了头，并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觉得鹦鹉在女仆们的嬉笑中取得的进步十分逗趣。雨天的下午，这只羽毛被淋透的鹦鹉尤其欢快，放开了舌头，滔滔不绝地说出很多它不可能在这个家里学到的老话儿，让人觉得它恐怕比看上去要老得多。乌尔比诺医生的最后一丝保留终于在某天晚上被彻底瓦解。那天夜里，几个盗贼再次试图从屋顶平台的天窗钻进屋里，而鹦鹉用几声德国獒的狂吠把他们吓得落荒而逃，即使是真狗也无法叫得更逼真了，而它一边叫，还一边喊着“有贼”、“有贼”，这两种有趣的救命本事可都不是在这个家学的。自那以后，乌尔比诺医生就亲自接管了它。他命人在芒果树下搭起栖木，上面放两个容器，一个盛水，一个盛熟香蕉，此外，还挂了根吊杆供鹦鹉练习杂耍。尽管乌尔比诺医生怀疑，它的慢性鼻疽病对人的正常呼吸有害，但从十二月到翌年三月，夜晚转凉，当北风使得鹦鹉无法再在室外待下去时，它便会被放进一只罩有毯子的笼子里，接进卧室睡觉。多年来，他们总是为它剪短翅膀的羽毛，放它自在地迈着那老骑士般的步伐，曲着腿走来走去。但有一天，它正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耍着杂技，却一下子掉进了炖杂烩的锅里，嘴里还念叨着它那一串叽里呱啦的水手呼救语。幸而它的运气足够好，厨娘用做饭的大勺把它捞了起来。它被烫得全身通红，羽毛也掉光了，但还活着。从那以后，就连大白天它也被关在笼子里，顾不上民间流传的关于笼中的鹦鹉会忘记所学东西的说法了，只有在凉爽的四点钟，乌尔比诺医生在院子的露台给它上课时，它才会被放出来。谁也没有及时发现它翅膀上的羽毛已经过长，而就在那天早晨，大家正准备给它修剪羽毛，它逃到了芒果树的树冠上。

他们花了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女仆们在邻居家女仆的帮助下，用尽各种办法想把它哄下来，可它依旧固执地待在原地，一边放声大笑，一边高喊着：“自由党万岁！他妈的自由党万岁！”近来，因这种莽撞的呼号而丢了性命的快活酒鬼已不下四个。乌尔比诺医生几乎看不清繁叶中的鹦鹉，他试图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来说服它，而它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重音和同样的音色回答他，却始终寸步不离树梢。乌尔比诺医生见谁也无法让鹦鹉心甘情愿地下来，便下令找消防队员来帮忙，这是他作为一名爱国市民，最新搞出来的一项玩意儿。

事实上，直到不久前，火灾还是由自发的人们用泥瓦匠的梯子和一桶桶随便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水扑灭的。那种混乱无序的法子有时甚至会造成比火灾本身更大的危害。而从去年起，多亏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担任荣誉主席的公共改善协会发起的一项募捐，这里开始有了一支专业的消防队，外加一辆带有汽笛、警铃和两条高压水管的蓄水卡车。这些东西红极一时，甚至每逢听到教堂敲响警报的钟声，学校都会停止上课，好让学生们前去观看消防员如何救火。起初，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灭火。但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曾在汉堡看到消防员们救活了一个于三天的大雪后在地窖中冻僵的孩子，还在那不勒斯的小巷里看见过他们从十层楼的阳台上抬下一口装着死人的棺材，只因那座楼的楼梯太过曲折，死者的家人无法将棺木抬到街上。就这样，本地的消防员们开始学习提供其他紧急服务，比如撬开门锁、杀死毒蛇等等，医学院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期小事故急救课程。因此，请他们帮忙从树上捉下一只像绅士一样品格高贵的鹦鹉并不能算过分之举。乌尔比诺医生说：“告诉他们，是我请他们来的。”说完便径直走到卧室去换衣服，准备参加午宴。事实上，此时此刻，他正被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那封信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顾及鹦鹉的命运。

费尔明娜·达萨穿了件宽松的丝绸衬衣，下摆长至臀部，并戴了一条货真价实的长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绕了大大小小六个圈，脚下一双缎面高跟鞋，是在极为庄重的场合才穿的，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她经常如此大费周章地打扮了。这身时髦装束似乎并不适合一个备受敬重的老妇人，但在她身上却十分得体。她骨架修长，身材依旧苗条挺拔，富有弹性的手上连一块老人斑都没有，一头紧贴脸颊的短发泛着钢铁般的蓝色光芒。和新婚时的照片相比，她此刻还能保持不变的就只剩下那一双清澈的杏核眼和她那民族特有的高傲了，但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赢得了更多。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那穿铁丝紧身胸衣、束起腰身、用布片将臀部垫高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身体得到解放，呼吸也变得顺畅，原本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尽管她已经七十二岁了。

乌尔比诺医生看见她坐在梳妆台前，在缓缓转动的电风扇扇叶下，正把一顶饰有紫罗兰毡花的钟形帽往头上戴。卧室宽敞而明亮，英式大床上挂着玫瑰色的针织蚊帐，两扇敞开的窗正对着院里的几棵树。知了们被即将下雨的征兆扰得惊慌失措，刺耳的鸣声阵阵传进屋来。自从新婚旅行回来后，费尔明娜·达萨便一直根据天气和场合为丈夫挑选合适的衣服，并在前一晚把它们按顺序整齐地放在椅子上，好让丈夫从浴室出来时能方便地穿上。她也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帮他穿衣服，而后又变成完全替他穿。她心里很清楚，起初她这样做只是因为爱，而自五年前起，却是无论如何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他已经不能自己穿衣。两人才刚刚庆祝完金婚，谁离开谁都无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着对方，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是如此。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说清这种相互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两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她早就发觉了丈夫脚步的日益蹒跚，脾气的反复无常，记忆中出现的裂痕，以及新近养成的在睡梦中抽泣的习惯，但她并没有把这些当作他最终衰老的确凿标志，而是视之为一次幸福的返老还童。她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而非一个难以伺候的老人。这种自欺欺人对两人来说或许都是一种上天的恩赐，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互相同情。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多年来，费尔明娜·达萨一直痛苦地忍受着丈夫每天清晨起床时的快乐。她竭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丝困意，以免去面对一个新的充满了不祥之兆的早晨所预示的宿命，而他却带着一个新生儿的天真醒来了：新的清晨，意味着他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她听着他伴随着鸡鸣醒来，活着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故意要把她吵醒似的。她听着他一边摸索应该就在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扰得她不得安宁。她听着他在黑暗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摸向浴室，然后，他会在书房待上一个小时，可她才刚刚重新入睡，就又听见他回来穿衣服，仍旧没有开灯。（有一次，在玩沙龙游戏时，人们问他如何定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穿衣服的男人。”）她就这样听着他，心里清楚，这些声响中没有一个是必要的。他假装无意，但其实是有意弄出这许多动静，就像她明明醒着，却假装没有醒。他的理由十分明确：他从未像这些不安的时刻里那样迫切地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没有人比她的睡姿更优雅，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像一幅舞蹈的素描。但是，若有人打扰了她将醒未醒时浅浅的睡意，她又会比任何人都凶悍。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正侧耳等着他发出哪怕最微小的一丝响动，甚至还会为此感谢他，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清晨五点被吵醒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几次，他由于没有在老地方找到拖鞋，正在黑暗中摸索，她突然用半梦半醒的声音说：“你昨晚把它们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用愤怒而清醒的声音骂道：

“这个家里最倒霉的事，就是从来不让人好好睡觉。”

于是，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对自己不抱一丝怜悯地打开灯，为这一天的头一个胜利而扬扬得意。事实上，这是两人间的一种游戏，神秘而邪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重新振奋起来：这是居家爱情的众多危险性快乐的一种。然而，也正是一次类似这样的日常消遣，差点让他们头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走到尽头。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们的浴室里没香皂了。

一切本和平常没有两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浴室回到卧房，那时，他还能自己洗澡而无需别人帮助。他开始穿衣服，没有开灯。她则跟往常这个时候一样，像胎儿似的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闭着眼睛，呼吸很轻，那只跳着神圣舞蹈的手臂放在头顶。她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而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黑暗中，浆过的亚麻衣服了好一阵子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我洗澡的时候都没有香皂。”

于是她想起这件事，醒了，然后对全世界都没好气地翻了个身，因为她的确忘记往浴室里放上新的香皂了。她是在三天前发现这件事的，那时她已经站在了淋浴喷头下，于是想之后再放上，但过后却忘了，直到第二天淋浴时才又想起。而第三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事实上并不到一个星期，他这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错误，但三天确实是有的，而且不可原谅。那种被人当场抓住错误的感觉让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

“这几天我每天都洗澡，”她失态地叫嚷道，“一直都有香皂。”

尽管他太了解她的战术，但这一次却无法再忍了。他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搬到了仁爱医院的实习医生宿舍里去住，只在黄昏出诊前回家换衣服。而她每一听到他回来的声音，就立刻跑到厨房里去，假装在忙着什么，直到街上再次响起马车的铁蹄声。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次他们试图解决分歧，结果都是把怒火越拨越旺。只要她不承认浴室中没有香皂，他就不打算回来；而她呢，只要他不承认自己为折磨她而故意说了谎，她就不准备接受他回来。

当然，这次事件也让他们有机会联想起其他无数个朦胧清晨发生的无数次口角。一阵反感掀起另一阵反感，旧伤疤被揭开，变成了新伤口。两人都十分惊愕，因为他们痛苦地证实了，在这么多年的夫妻争斗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培养了仇恨。他甚至提出，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去大主教先生那里做一次公开忏悔，让上帝裁决浴室的香皂盒里到底有没有香皂。这一下，本来还很好地保持了理智的她，终于爆发出一声历史性的叫喊：

“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

这声辱骂震动了城市的地基，引起各种各样难以澄清的流言蜚语，而且像说唱剧中的顺口溜一样变成了民间俚语：“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她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于是先发制人，抢在她预料丈夫会有的反应之前，威胁他说，自己要一个人搬到父亲的老房子里去住，虽然那里现在租出去成了公家的办公室，但仍旧是属于她的。这并非虚张声势：她真的想走，根本不会顾及什么社会舆论。而她丈夫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一有失偏颇的判断，于是让步了。当然，他并没有承认浴室中确有香皂，因为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只是接受两个人继续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分房住，而且互不说话。于是吃饭时，为避免尴尬，他们巧妙地通过孩子们从桌子一头传话到另一头，而孩子们竟然也从未发现，他们彼此间从不搭腔。

书房里没有浴室，这反倒避免了因早晨的声响而引起摩擦，因为乌尔比诺医生改为备课后再进屋洗澡，并且小心翼翼，唯恐吵醒妻子。有好几次，他们睡前撞到了一起，于是便轮流刷牙。四个月后的一天，她从浴室中出来，发现他在他们那张大床上看书（这是常有的事）竟看睡着了。她在他身边躺下，动作很大，希望能吵醒他，让他离开。而他也的确迷迷糊糊地醒了，但并没有起身，而是关掉床头灯，然后又舒服地倒在了他的枕头上。她晃了晃他的肩膀，提醒他该去书房了，但此时此刻，他再次回到了祖传的羽毛床上，感觉是那么的舒服，宁愿缴械投降。

“让我留在这儿吧。”他说，“的确有香皂。”

当他们步入老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那次吵架竟是他们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一种人生。尽管现在他们老了，已经心平气和，但还是注意不去提它，因为那刚刚愈合的伤口会再次流血，仿如就发生在昨日。

他是让费尔明娜·达萨听到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新婚之夜，在那艘载着他们前往法国的轮船的舱室中。当时，她正因晕船萎靡不振，而他那公马一般的小便声是那么的强劲威严，这更增加了她对那场一直令她提心吊胆的灾难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股泉水声越来越弱，可那段记忆却频繁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因为她从来都无法忍受他在用马桶时把池子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试图用一个任何有意听懂的人都能明白的浅显道理说服她，告诉她这种事故并非如她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他每天不小心才造成的，而是身体机能的原因：年轻时，他尿得又准又直，在学校里，他曾是瞄准瓶子撒尿的冠军，但随着岁月的消磨，小便不仅势头减弱，而且还歪歪斜斜，分成许多支流，最后变成了一股无法驾驭的虚幻之泉，尽管他每次都做出极大努力想让它走直线。他说：“抽水马桶一定是某个一点儿也不了解男人的人发明的。”他只好用日常行动来为家庭和平做出贡献，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屈辱，而非谦恭：每次小便后，他都会拿卫生纸擦干马桶池的边缘。她对此心知肚明，但只要卫生间里的氨气味不过于明显，她便从来都不说什么，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她就会像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宣告：“这儿的味道呛得就像个兔子窝。”在步入老龄的前夕，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找出了对抗这项身体障碍的终极解决办法：像她一样坐着撒尿，如此一来，不仅保持了马桶池的清洁，他自己的姿势也惬意了许多。

那个时候，他的自理能力已经很差了，在浴室中滑上一跤都可能是致命的，所以他警惕地反对淋浴。他们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在老城区的宅子里普遍使用的带狮子腿的白浴缸。当初，他出于卫生的理由拒绝了它：他认为浴缸是欧洲人最肮脏的发明之一，他们只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却还把自己浸泡在一缸污水里，里面尽是些他们费力从身上褪下来的脏东西。因此，他让人用实心愈疮木做了一只特大号的木桶。而费尔明娜·达萨就用这只桶，依照给新生儿洗澡的程序给丈夫洗澡。每次沐浴都长达一个多小时，水中掺入用锦葵和橙皮煮沸的汤水，这对他有很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甚至会在香气四溢的汤水中睡着。洗完澡，费尔明娜·达萨帮他穿衣：先在两腿间撒上滑石粉，在灼伤的红疹上涂上可可油，然后温柔地给他穿上衬裤，就仿佛那是一块尿布，接着，再从袜子一直穿到别着黄玉别针的领带。终于，夫妻俩的清晨恢复了平静，因为他又回到被儿女夺走的童年，而她呢，最终也和家庭日程协调起来，只因岁月同样也在她身上流逝：她睡得越来越少，还没满七十岁，她就醒得比丈夫早了。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掀开毯子看到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尸体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了某种自己在光辉的医生生涯和信徒生活中一直都否认的东西：即在和死神熟识了那么多年，在同它战斗，翻来覆去与它接触了那么久之后，那还是他第一次敢于直视它，而与此同时，它也在注视着他。这并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不，不是：自从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他从噩梦中惊醒，意识到死亡并非仅仅如他所感觉的那样，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而是一个切近的现实时，这种恐惧就已经在他心里、与他共存了，就像他影子之上的另一个影子。事实上，那天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切的存在，而在那之前，死亡不过是他想象中的某种确定的东西。他很欣慰，全能的上帝出其不意地向他揭示这个奥秘所用的工具竟然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他一直认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圣人，只不过他从不自知所蒙受的恩宠罢了。然而，那封信却又向他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黑暗的过去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伪装能力，这让医生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

不过，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感染他的忧郁。当然，他也试过要感染她，就在她帮他把两条腿塞进裤筒，又为他扣上衬衫那排长长的纽扣时。但他没有成功，因为费尔明娜·达萨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动的，更何况这只是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人的死。她从没见过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拄拐的残疾人，是在安的列斯群岛众多岛屿中的一座，众多起义里的一次，从行刑队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因生活的需要当上了儿童摄影师，并最终成为全省最受欢迎的一位；她还知道，他曾经赢过一个她记得好像叫托雷莫里诺的人一盘象棋，尽管那个人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其实是卡宴的一名逃犯，因犯了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能想象吗，他居然还吃过人肉呢。”

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信中的秘密他打算一直带到坟墓里去。可她并没有看，而是把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收进梳妆台的抽屉，用钥匙锁了起来。她已经习惯了丈夫那深不可测的大惊小怪的能力，习惯了他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小题大做，以及他那种与他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的狭隘见解。而这一次，他甚至比以往表现得更糟。她本来以为，丈夫敬重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非因为他之前是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他除了一个流亡者的背包以外身无别物地来到这里之后的所作所为，于是她不明白，为何这个人迟迟曝光的身份会让丈夫如此沮丧。她也不理解，丈夫为何会对他私下里有一个女人这件事如此厌恶。这可以说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类人世代相传的一个习惯；更何况，丈夫自己也曾在某个忘恩负义的时候这样干过；再者，她觉得那个女人能够帮助他践行死亡的决定，这本身便是令人心碎的爱的明证。她说：“如果你也像他那样，因为如此严肃的理由而决定去死，那我的责任便是做和她同样的事。” 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茫然的十字路口，妻子这种武断的不理解已经让他恼火了整整半个世纪。

“你什么都不懂。”他说，“我生气的并不是他以前是谁，曾经做过什么，而是他竟然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里开始噙满瞬间而来的泪水，但她装作没有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说了实话，那么无论是你还是那个女人，以及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像曾经那样爱他了。”

她帮他把怀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上，又为他最后调整了一下领带结，扣上黄玉别针。接着，她用喷了香水的手绢为他擦干眼泪，又弄干净胡子上沾着的泪珠，然后把手绢的四角打开，折成一朵洋玉兰的形状，放进他的上衣口袋。这时，摆钟敲响的十一下钟声在整座房子里回荡。

“快点。”她边说边挽起了他的手臂，“我们要迟到了。”

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妻子阿敏塔·德昌普斯和他们那七个一个赛一个机敏的女儿已经筹划好一切，志在让这次二十五周年纪念午宴成为当年的社交大事。他家的房子坐落在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正中心，过去是一座造币厂，经一位佛罗伦萨建筑师的捣鼓而面目全非。这位建筑师像一股革新的邪风途经此处，把不下四处十七世纪的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家有六间卧室和两个用来会客兼用餐的大厅，十分宽敞，而且通风效果极佳，但还是接待不了人数众多的城内来宾，更何况还有一批着意挑选的外埠宾客。至于他家的院子，则如同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落一般，中央有一座石砌的喷泉在低声吟唱。黄昏时，花坛中香水草的芬芳在整幢房子里弥漫。但拱廊下的这片天地仍不足以容纳那些姓氏显赫的贵宾。因此，他们最终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走皇家公路需要十分钟。那里有一个几千平方米的大院子，种着高大的印度月桂树，缓缓流淌的小河中漂浮着土生土长的睡莲。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在奥利维利亚夫人的带领下，在没有树荫的地方支起彩色的帆布篷，而在月桂树下则用许多张桌子拼起了长长的餐台，全部铺上亚麻桌布，摆了一百二十二套餐具，主宾席上还摆放着一簇当天采下的玫瑰花。他们为乐队搭了一个台子，其中，管乐队只负责演奏对舞舞曲和民族华尔兹，还有一支从艺术学校请来的四人弦乐队，是奥利维利亚夫人专门为丈夫德高望重的老师准备的惊喜—午宴将由老师主持。尽管这天并非医生实际的毕业纪念日，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个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为的是突出喜庆的气氛。

准备工作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了，生怕有什么必要的事因为时间不够而不能完成。他们派人从希耶纳加·德奥罗带来了活母鸡。这些鸡在整个沿海地区都很有名，不仅仅因为个大味美，更因为殖民时期，它们在冲积土区域觅食，从它们的砂囊中可以找出纯金的沙粒。奥利维利亚夫人还在几个女儿和仆人的陪伴下，亲自登上豪华的远洋轮船，挑选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丈夫的成就。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只除了一点，那就是庆典设在六月的一个星期日，而这一年的雨季姗姗来迟。当天早晨，她出门去望大弥撒时便感到危机四伏。空气中的潮湿让她惶恐，接着又发现天空阴沉，气压很低，甚至连海平线都看不见了。尽管出现这些不祥的征兆，她在望弥撒时碰见的天象观测台台长却提醒她，在本城多灾多难的历史当中，即便在最严酷的冬天，圣神降临节这天也从来没下过雨。然而，十二点的钟声刚刚敲响，正当很多客人在露天开始品尝开胃酒时，一声孤独的霹雳震颤了大地，一阵从海上席卷而来的恶风掀翻了桌子，把篷布吹到了天上，灾难性的暴雨倾泻而下，天仿佛塌了下来。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在路上碰见的最后一拨客人一起，终于在暴风雨的混乱中艰难到达。他本想和那些客人一样，下车后踩着一块块石头，跳着跃过一片汪洋的院子冲进屋去，但最终还是难堪地被堂桑丘的伙计们遮在一顶黄色帆布的华盖下，用胳膊抱了进去。七零八落的桌子已经被尽可能完善地重新安置在室内，就连卧室也摆满了，而客人们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掩饰他们那副落难的模样。屋里热得像船上的锅炉房一样，因为所有的窗子都关上了，以免雨水被风斜吹进来。在院子里时，桌上每一个位置都摆放着写有宾客姓名的卡片，并且按照习惯，一侧是男士，另一侧是女士。但到了屋里，名签被混在一处，众人只得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这场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造成了男女混坐的局面，破天荒头一遭地打破了我们的社交迷信。在这场灾变中，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6]仿佛时时刻刻都无处不在似的。尽管头发被淋得透湿，华美的衣服上也溅满了泥点，但她从容地承受着这场不幸，脸上始终挂着从丈夫那里学来的不可战胜的微笑，不让厄运有片刻得意的机会。她靠着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造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尽可能地重新安置了主宾席，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坐到正中间，大主教奥布杜利奥－雷依坐在他的右首。费尔明娜·达萨则像往常一样紧挨着丈夫落座，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上睡着或是把汤洒在翻领上。对面的位子坐着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他已年过半百，略带女人气，保养得非常好，那股子爱热闹的劲头与他精湛的医术毫不相称。主桌的其余位置都被省市要员占满了，还有一位前一年的选美皇后，省长挽着她的手臂，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尽管当地并没有习惯要求来宾的穿着，更何况这还是一次乡间宴会，但女人们个个都身着晚礼服，佩戴着全套的珠宝首饰，而男人们大部分身穿深色礼服，打着黑色领带，有的还穿上了呢子长礼服。只有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才会穿日常的服装，这其中就包括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份烫着金边的法文菜单。

奥利维利亚夫人担心闷热难耐，走遍整个屋子恳求客人们在用餐时脱掉外套，但没有谁敢率先轻举妄动。大主教提醒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在这里，自独立以来一直把国家弄得血雨腥风的内战双方，头一次抚平创伤，摈弃仇恨，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这种想法颇合那些激情澎湃的自由党人，尤其是年轻党员的意，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他们终于选出了一位自己党派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却不以为然：他完全不觉得一位自由党总统和一位保守党总统有何不同，最多是前者的衣着稍差一点。但他不想反驳大主教，尽管他本想向他指出，午宴中的所有人之所以来到这里，并非由于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的家世，而后者向来都是凌驾于政治的动荡和战争的恐怖之上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会座无虚席。

暴雨骤然停息，就像它突然开始那样。太阳立刻炽热地燃烧起来，万里无云。只是刚才的暴风雨太过猛烈，有几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泛滥的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厨房。有几个烧柴火的炉灶是用砖在后院里露天搭建的，厨师们没来得及把上面的锅从大雨中抢救出来。他们紧张地忙乱了好一阵儿，才把被大水淹了的厨房清理干净，并在后廊上临时架起了几个新炉灶。不过等到下午一点，紧急情况已经解决，只差由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嬷嬷们负责的饭后甜点了，她们原本承诺会在十一点之前送达。大家担心皇家公路旁的溪水又漫上来，就像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果真如此，那甜点便不可能在两小时内送来了。雨刚一停，窗子就马上打开，被暴雨中的硫黄清洁过的空气吹进来，屋里一下子变得清爽了。随后，乐队奉命在门廊的露台上演奏节目单上的华尔兹舞曲，但他们唯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加剧了人们的躁动，因为铜管乐器发出的声响回荡在整座房子里，人们不得不大声叫嚷才能交谈。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已经厌倦了等待，微笑得快要落泪，于是下令立即上菜。

接下来轮到艺术学校的乐队演奏。在为最初的旋律争取来的一阵表面的肃静中，一曲莫扎特的《狩猎》缓缓响起。尽管人们的说话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也尽管堂桑丘的黑人仆役们端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肴在餐桌间挤来挤去、磕磕碰碰，乌尔比诺医生却始终能保持一条畅通的渠道，把所有曲目听完。他集中精力的能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都必须把每一步记录在纸上，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然而，他竟仍然能够在进行一场严肃交谈的同时，不错失音乐的旋律，尽管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位挚友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奥地利结交了一名德国管弦乐队的指挥，能够一边听着《唐豪瑟》，一边看《唐璜》的乐谱。

第二首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乌尔比诺医生觉得他们把戏剧性表现得过于肤浅了。他一边透过餐具和盘子发出的新一轮噪音，艰难地听着演奏，一边把目光落到一位正向他微微点头致意的面色微红的年轻人身上。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又想不起究竟在哪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对人名，即便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而对过去听过的某段旋律也常常如此。这给他带去了极大痛苦，某天夜里，他甚至宁愿死掉，也不愿忍受失忆的煎熬直到天亮。正当他又差点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这个年轻人去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惊讶于在这里见到他，在这个被拣选者的王国里。可奥利维利亚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儿子，来这里准备法医论文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他挥手致意，年轻的医生站起身，鞠躬回礼。但无论那时还是以后，乌尔比诺医生从未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就是那天早上和他一起在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家的实习医生。

由于再一次战胜了衰老，他感到轻松了许多，陶醉在最后一支曲子那清澈而流畅的抒情旋律中，虽然他并没有听出是什么曲子。后来，乐队中年轻的大提琴手告诉他，那是一首加布里埃尔·福雷的弦乐四重奏。乌尔比诺医生一直十分关注欧洲的新鲜事物，但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他甚至听都没听人说起过。费尔明娜·达萨像往常一样时刻留意着他，特别是看到他当众陷入沉思时。她停止用餐，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将他拉回现实，对他说：“别再想那件事了。”乌尔比诺医生茫然失神地冲她笑了笑，在这时，他才再次想起那件她所担心的事。他想起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仿佛看见他此刻正穿着那身假军装，戴着那些道具勋章，躺在棺材里，暴露在墙上照片里孩子们指责的目光下。他转过身，把自杀事件告诉大主教，可大主教早已经知道了。大弥撒一结束人们就议论纷纷，大主教甚至接到了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的申请，代表所有加勒比流亡者请求把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安葬在圣地。大主教说：“我认为这申请本身就是缺乏敬意的表现。”接着，他又用更具一点儿人情味的口吻问医生，是否有人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则用一个自认为瞬间发明但准确无误的词回答了他：衰老恐惧症。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身边几位客人身上的奥利维利亚医生，此刻稍稍怠慢了他们，加入到老师的谈话中来。他说：“现在还能碰见不是因爱情而自杀的人，真是遗憾。”乌尔比诺医生见爱徒的想法竟和自己如出一辙，并没有感到惊奇。

“而且，最糟的是，”他说，“他用的是氰化金。”

说这话时，他感到对死者的同情再次战胜了那封信带来的痛苦，对此他并不感谢妻子，而是感谢音乐的奇迹。于是，他向大主教说起这位他在对弈的漫长下午认识的世俗圣人，说起他用自己的艺术为儿童的幸福所做的奉献，说起他对一切世事罕见的博学，以及他那简朴的生活习惯。说着说着，医生自己突然也对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纯洁的灵魂惊讶不已，这种纯洁早已彻底地将他同他的过去割裂开来。随后，医生又向市长提议，应当买下摄影师所有照片的底片，以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或许这代人在照片以外再也无法获得幸福，但这座城市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大主教对一位有教养的天主教战士竟会将一个自杀者称为圣徒感到十分恼火，但他赞同留存底片的提议。市长想知道该向谁去购买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的舌头被秘密之火灼烧着，但他咬紧牙关，没有把底片的秘密继承人说出来。他说：“我来负责此事。”并为自己对那位女士保持了忠诚而感到释然，因为就在五小时前，他还鄙视过她。费尔明娜·达萨看出了这点，她低声让他保证会去参加葬礼。当然会去，他轻松地说，责无旁贷。

宴会上的讲话简短而浅白。管乐队开始转为通俗风格，演奏起节目单上没有的曲子来。宾客们在露台上散着步，等待着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把院子里的积水排干，然后看谁有兴致跳上一曲。唯有主宾席的客人们还留在大厅里，正为在最后祝酒时把小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的乌尔比诺医生喝彩。谁也不记得他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平常，只有为了搭配极为特殊的菜肴，他才会偶尔喝上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但那天下午，心情使然，他的懦弱被很好地弥补了：过了那么多、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再一次有了唱歌的兴致。若不是因为一辆崭新的汽车突然到来，他无疑会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年轻大提琴手的邀请高歌一曲。汽车穿过泥泞的院子，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并用它那鸭子叫似的喇叭声，把围栏里的鸭子惊得一阵乱叫，最终停在了门廊前。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从车上走下来，四只手各端着一个用镂空花边布盖着的托盘。还有很多同样的托盘放在车里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摆到了司机脚边。原来，这些就是迟来的餐后甜点。在众人的掌声和亲切的哄笑声停息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们在下雨之前就请他帮忙把甜点带过来，但他开上皇家公路后又折了回去，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家中失火了。还没等儿子把话讲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大惊失色。但妻子及时提醒他，是他自己把消防员叫去抓鹦鹉的。尽管大家都已经喝过了咖啡，但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容光焕发，决定让客人们再去露台上享用餐后甜点。不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没有去，因为几乎已经不剩什么时间能让他在葬礼前睡上他那神圣的午觉了。

他终究还是睡了，但睡得很短，而且很糟，因为回家时，他发现消防员造成的灾害不亚于一场火灾。他们为了吓唬鹦鹉，用高压水管把一棵树冲得光秃秃的，还有一股水流瞄错方向，射进了主卧室的窗子，对家具和墙上那些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祖先画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坏。邻居们听见消防车的鸣笛，还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从家中赶来。幸好，学校星期日关门，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当消防员们发现，即使站在加长梯上也仍旧够不到鹦鹉时，便开始用砍刀砍断树枝。幸亏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出现制止，他们才没有连树干都一并砍倒。他们留下话说，五点钟后还会回来，看到时是否需要他们继续修剪枝叶。出门时，他们把内阳台和客厅踩得满是泥巴，还弄破了费尔明娜·达萨最爱的一块土耳其地毯。而最糟的是，这一切灾难性的破坏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鹦鹉已经趁乱逃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去了。的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树丛中找了好一会儿，却始终都没有得到鹦鹉用任何语言做出的回应，就连吹口哨和唱歌也无济于事。他认定它丢了，快到三点时才回去睡觉。上床前，他去小便，还快乐地闻到他那被温热的芦笋净化了的尿液中那种神秘花园的芬芳。

他被悲伤惊醒了。不是上午他站在朋友尸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一种无形的伤感迷雾，在午觉后充斥着他的灵魂。他将之理解为一种神谕，预示他正在度过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几个下午。五十岁前，他从未感觉过自己各个内脏器官的大小、重量和状态。但五十岁后，慢慢地，每天午觉后他闭着双眼躺在那里，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感觉到它们存在于自己体内， 甚至能感觉到他那不眠不休的心脏的形状，以及他那神秘的肝脏和密封的胰脏。他逐渐发现，周围就连最老的人也比他小，在他们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人中，他已经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当他发现自己开始健忘，便求助于在医学院时从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方法：“没有记性的人，便靠纸来代替。”然而，这不过是个短暂的幻想，因为到最后，他连兜里那些纸条们究竟想说些什么都忘了。他会戴着眼镜却满屋子找眼镜，锁上门后又把钥匙转回来，看书时也会丢掉线索，因为忘了情节的前因后果或人物间的关系。而让他最不安的，是他无法再信任自己的理智：他感到自己正逐渐失去判断力，陷入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

尽管没有科学根据，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仅凭经验就知道，大部分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却没有一种像衰老这样独特。这种味道他在解剖台上开膛破肚的尸体中察觉得到，甚至在那些极好地掩饰了年龄的病人身上也辨认得出，在自己衣服上的汗气和妻子熟睡时毫无戒备的呼吸中，他也闻得到。若非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老基督徒，或许他也会赞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看法：衰老是一种不体面的状态，应当及时制止。唯一的一点安慰—即便是对他这样一个曾是床上好手的男人来说—就是性欲缓慢而又仁慈的消亡：性的平静。八十一岁时，他仍旧足够清醒地意识到，把自己拴在这个世界上的，仅剩下几根细细的丝线，睡梦中简单地改变一下姿势都可能让它们毫无痛苦地断开。而如果说，他还在尽可能地维持它们，那完全是出于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的恐惧。

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忙着收拾被消防员毁得一塌糊涂的卧室。快到四点钟时，她让人给丈夫送去一杯他每日都喝的加碎冰块的柠檬水，并提醒他该穿好衣服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的手边有两本书：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体未解之谜》和亚克塞尔·蒙特的《圣米歇尔的故事》。后一本书的书页尚未裁开。乌尔比诺医生吩咐厨娘蒂戈娜·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取来。刀子取来时，他正在读《人体未解之谜》中用信封夹着的那一页：只差几页，这本书就要读完了。由于头部隐隐作痛，他读得很慢，他将这如河流一般连绵曲折的头痛归咎于最后碰杯时的那小半杯白兰地。在阅读间隙，他不时地呷上一口柠檬水，或是慢慢嚼上一块冰。他已经穿好了袜子，但衬衫还没有装上假领，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也还耷拉在腰身两侧。一想到要换衣服去参加葬礼，他就心烦不已。他很快停止了阅读，把手上的书放到另一本书上，然后靠在藤条摇椅上慢慢摇晃，心情沉重地看着一片汪洋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香蕉树丛、被砍得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现的飞蚁和又一个一去不返的下午所释放出的短暂而华美的光辉。他都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拥有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他曾像爱一个人一样爱它，但突然，他听见它的说话声：“皇家小鹦鹉。”声音很近，几乎就在他身边，随即，他在芒果树最低的树枝上看到了它。

“不知羞耻的家伙！”他对它喊道。

而鹦鹉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反驳道：

“你更不知羞耻，医生。”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继续和它说话，一边小心翼翼地穿上短靴，以防吓跑它。他把两条背带搭在肩上，来到满是泥泞的院子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时，他用手杖试探着，以免绊倒。鹦鹉没有动。它站得很低，于是他把手杖伸过去，好让它像往常一样站到银手柄上来，可它却躲开了。它跳到相邻的树枝上，虽然高了一些，但更容易够到了，因为家里的梯子在消防员来之前就支在那儿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需登上两级，就能够到它了。他登上第一级，嘴里唱着表示友好的歌，用来分散这只不听话的动物的注意力。鹦鹉没有跟唱，只是重复着歌词，并在树枝上往远处横挪了几步。他用两手抓牢梯子，没费劲就登上了第二级。鹦鹉开始完整地唱起整首歌来，没有挪地儿。他爬上第三级，接着又爬上第四级，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树枝的高度。接着，他左手紧紧地握住梯子，右手则试探着去抓鹦鹉。老女仆蒂戈娜·帕尔多走过来提醒他葬礼就要迟到了，却看见梯子上一个男人的背影，要不是那两条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至圣的上帝啊！”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发出一声胜利的感叹：总算好了[7]。但随即又放开了它，因为梯子在他脚下滑了出去。他在空中悬留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来不及领受圣体，来不及为任何事忏悔，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要死掉了，死在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七分。

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的汤，忽然听见蒂戈娜·帕尔多的一声惨叫和仆人们的骚乱，紧接着是邻居们的喧闹。她丢下尝汤的勺子，拖着她这个年龄不可战胜的沉重身躯，尽可能快地跑了出去，疯了似的叫喊着—尽管她还不知道芒果树的枝叶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看到丈夫仰面朝天地躺在泥水之中，她的心仿佛要爆裂一般。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但还在坚持与死神这致命的一击做着最后一分钟抗争，好让她及时赶来。要这样撇下她独自离去，他感到无比痛苦，透过泪水，他在慌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他诀别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而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她说道：

“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死是值得纪念的，这无可非议。刚从法国学成归来，他就运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由此声誉传遍全国。前一次霍乱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了四分之一城市居民的死亡，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一位同样受人尊敬的医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靠着迅速获得的声望，并从家产中捐赠出可观的数目，创建了医学协会，这是加勒比各省开办的第一家医学协会，而且在很多年内都是唯一的一家，乌尔比诺医生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他督促建设了城里的第一条高架水渠、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起了有篷顶的市场，使原本垃圾成堆的灵魂湾符合了卫生标准。此外，他还是语言学院和历史学院的主席。而由于他对教会做出的贡献，耶路撒冷拉丁教长封他为圣墓骑士团骑士。法国政府则授予他指挥官级别的荣誉军团勋章。他是本城所有宗教团体和市民团体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具有影响力且没有政治利益的市民组成，以在当时来讲相当大胆的进步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想法中，最值得纪念的莫过于一次浮空气球试验。首次气球飞行就把一封信带到了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比人们最终把航空通邮视作一种理性的可能要早得多。成立艺术中心也是医生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座房子里开设了艺术学校，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另外，很多年来，他都是四月花会[8]的赞助者。

看似不可能在一个世纪里办到的事，只有他办到了，即重建从殖民时期起就变成了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剧院。那是一次壮观的市民运动高峰，本城各界人士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次全民总动员，很多人认为它堪称伟业。最终，焕然一新的喜剧剧院举行了落成典礼，尽管当时剧院里还没有座椅和灯光，来看演出的人不得不自带座椅和供场间休息时照明用的灯具。剧院照搬了欧洲人那套盛大的首演礼仪，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的伏天里炫耀她们长长的礼服和皮大衣。但同时，剧院也不得不允许仆人进入，以便让他们搬座椅和灯具，并带上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以应付无休无止的演出：要知道，有的节目甚至会演到次日首台弥撒的时候。首季度的演出由一个法国歌剧团拉开序幕。剧团管弦乐队中的一把竖琴让人大开眼界，而令人无法忘怀的荣耀，则属于剧团中一位土耳其女高音，她拥有完美无瑕的嗓音和戏剧天赋，赤着脚演唱，脚趾上还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一盏盏椰油灯散发出浓浓的烟雾，从第一幕起，人们就几乎看不清舞台，歌手们也因此走了音，但城中的记者巧妙地忽略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赞颂了值得纪念的东西。无疑，这堪称乌尔比诺医生最富感染力的一次倡议，戏剧热甚至感染到本城那些最意想不到的阶层，由此产生了一代形形色色的特里斯坦们和奥赛罗们、阿依达们和齐格弗里德们。不过，热潮也从未达到过乌尔比诺医生所期待的那种极端程度，即见到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棍棒相见，大打出手。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官方职位，虽然经常有人无条件地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向来无情地批评那些依靠职业威信爬上政治高位的医生。尽管他一直被视作自由派，选举中也通常会把票投给自由党人，但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传统而非信念。在那些显赫家族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遇到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经过时会在街上跪下来的人。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却让任何一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视他为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则认为他基本上算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的人不接受他，认为他是为罗马天主教廷服务的秘密教士。那些不那么刻薄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在民族于无休止的战争中倾流鲜血之际，依旧醉心于四月花会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似乎与他的这一形象不符。第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的居住区，离开家族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的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另一件则是他和一位既没有高贵姓氏也没有万贯家产的平民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曾被那些有着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背地里嘲笑了很久，直到她们最终折服，承认她的出众和品行要胜过她们所有人数倍。乌尔比诺医生对于他的公众形象在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所受的微词一直十分清楚，而且他比谁都明白，自己是这个濒临灭绝的姓氏最后的一位主角。他的两个孩子是家族的终结，而且没有任何闪光之处。儿子马可·奥雷里奥和他一样是个医生，与家族历代的长子一样毫无建树，而且现已年过五十，膝下却连一儿半女都没有。唯一的女儿奥菲利娅嫁给了一个人品不错的新奥尔良银行职员，现在已经到了更年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虽然家族的血统在历史的长河里就此消亡令乌尔比诺医生痛心不已，但对于死亡，他最担心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失去他后的孤独生活。

总而言之，这场悲剧不仅震动了医生的家人，而且感染了平民百姓。他们纷纷来到大街上，幻想一睹医生的风采，哪怕那风采只是一种传说。全城宣布哀悼三天，公共机构降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响个不停，直到家庭墓地的墓穴被封上为止。艺术学校的一班学生为遗体做了一个面部模型，打算以此为模子塑造一尊真人大小的半身像，但最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大家都认为真实地塑造这最后一刻的惊恐有失庄重。一个前往欧洲恰好途经此地的知名画家用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手法画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乌尔比诺医生站在梯子上，定格在伸手去抓鹦鹉的那个死亡瞬间。唯一和冷酷的现实不符的是，他没有穿无领衬衫，也没有戴绿色条纹背带，而是头戴常礼帽，身着黑色呢子长礼服外套，这个形象参考自霍乱时期一份报纸上的插图。这幅油画在悲剧发生几个月后就展出在“金丝”商店宽敞的长廊里，为的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金丝”是一家卖进口物品的商店，全城人都会光顾，络绎不绝。之后，油画又出现在所有自认为有义务纪念这位杰出人士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墙上。最后，它被挂在了艺术学校，那里还为医生举行了第二次葬礼。而多年以后，同样是那里的美术系学生把油画搬出学校，作为某个令人厌恶的时代和某种美学的象征，在大学广场上一把火烧掉了。

从成为寡妇的第一刻起，费尔明娜·达萨便没有表现得像丈夫担心的那样无依无靠。她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允许用丈夫的遗体为任何事业谋取利益，甚至对共和国总统在唁电中发出的命令也不予理会，即把遗体置于棺木中，停放在省政府的大厅里供人瞻仰。她以同样的冷静反对在教堂守灵，但由于大主教亲自提出请求，她同意在举行为亡者祈祷的葬礼弥撒时将遗体停放在教堂里。甚至当儿子被各种请求弄得不知所措，出面说项时，费尔明娜·达萨仍旧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她的乡土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人；他们将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为他守灵，并且每个人都有想怎么哭就怎么哭的自由。他们将免去传统的九日守夜礼，下葬后就紧闭大门，除了接待最亲近的来访者外不会敞开家门。

家里笼罩在一片丧葬的气氛之中。所有贵重物品都被妥善地保管起来，墙上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幅幅绘画曾挂在那里的痕迹。自家的和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靠墙放着，从客厅一直摆到卧室。大家具都被搬走了，只留下一架三角钢琴蒙着白布躺在角落里，空旷的房间仿佛没有边际，声音像幽灵似的回荡着。在书房中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的遗体躺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没有棺木，脸上凝固着那最后的惊恐，身穿黑色披风，佩戴着圣墓骑士团战斗的长剑。在他旁边，全身孝服、颤颤巍巍、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明娜·达萨接受着吊唁，毫无失态之举，甚至都没有移动过身子，直到次日上午十一点。那时，她站在门廊上，挥挥手帕，说一声“再见”，送别了丈夫。

自从听见蒂戈娜·帕尔多在院子里的喊叫声，看见心爱的老头儿在泥水里垂死挣扎，到如今她能恢复如此自控的状态实属不易。起初她的第一反应是仍有希望，因为丈夫还睁着眼，而且他眼中那四射的光芒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恳求上帝能够给她哪怕片刻的时间，好让丈夫在离去之前知道，无论两人间有过什么样的猜疑，她始终是那么爱他。她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强烈愿望，希望能与他从头再来，重新开始生活，好让两人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告诉对方，把所有过去做错了的事重新做好。但面对毫不让步的死神，她只得投降。她的痛苦化作一股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盲目怒火，而这反而给她注入了自控的力量和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从那时起，她心头没有片刻安宁，但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任何表情泄露出内心的痛苦。唯有那么一瞬间她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那就是星期日晚上十一点钟，人们把那口只有主教才有资格使用的棺材抬走的时候。棺木散发出轮船上那种萨波林油漆的味道，配有铜制把手，衬里是带夹层的丝绸。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下令立即盖棺，因为天气热得难以忍受，那许许多多鲜花散发出的气味使得整个家里的空气都稀薄了，而且他隐约在父亲脖子上看到了最初的紫色斑痕。沉静之中，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说道：“活到这把年纪，人还在的时候就已经腐烂一半了。”盖棺前，费尔明娜·达萨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了亡夫手上，然后把自己的手盖在他手上，就像往常发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时一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他说。

隐身在众多社会名流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感到体侧仿佛被刺了一刀。费尔明娜·达萨在第一批吊唁者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尽管在那个慌乱的晚上，没有人比他出现得更及时，也没有人比他更尽力。是他把人满为患的厨房安排得秩序井然，让咖啡供应充足。当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不够用时，是他找来更多的椅子；当屋里的花圈堆得多一个也放不下时，又是他让人把余下的都放在院子里。他忙前忙后，留意不让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家的客人缺少了白兰地。这些客人在二十五周年庆典的高潮时听闻噩耗，惊慌失措地赶来，围坐在芒果树下继续他们的欢闹。当逃跑的鹦鹉昂着脑袋，张着翅膀，大半夜出现在客厅中时，全屋人都不寒而栗，认为它是被悔恨所驱使，唯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如何及时应对。他一把抓住鹦鹉脖子，让它来不及叫出任何一句愚蠢的口号，便被关进一个盖着布的笼子，带到了马厩。他就这样打理着一切，那般地谨慎有效，谁也没有认为他是在干涉别人的家事，恰恰相反，在这个家庭处于危难的时刻，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作一种让人无以为报的帮助。

一如看上去的那样：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且举止稳重的老人。他身体硬朗挺拔，皮肤是褐色的，汗毛稀少，银色金属架的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唇上留着浪漫的小胡须，胡子尖上涂着胶，虽然这种做法已有些过时。他把最后几绺鬓发向上梳起，用发蜡粘在光亮的脑壳中央，以此作为解决完全秃顶的最终办法。他那天生的文质彬彬和忧郁的气质能让他迅速地赢得好感，但在一个顽固的单身汉身上，也往往被视作两种可疑的品质。为了不让人察觉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他已达七十六岁高龄，他花了很多金钱，也费了很多心思，并付出了坚毅的努力。作为一个仍处在孤独中的灵魂，他坚信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默默爱得更深。

尽管六月热得如同地狱，但在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始终都穿着自己刚刚听到消息时穿的那身衣服。他平时也总是这身打扮：配有背心的深色呢子外套，赛璐珞衣领上系着一条丝带，一顶毡帽，手里一把兼作拐杖的黑绸雨伞。但当天蒙蒙亮时，他从守灵的地方消失了两个小时。而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他又神采奕奕地回来了，胡子刮得整整齐齐，身上散发着沐浴露的馨香。他换上了一件黑色呢子长礼服，这样的衣服他平时已经不穿了，只有参加葬礼和复活节圣周活动时才穿。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翼领上打了一个艺术家式的蝴蝶结，头上戴了一顶常礼帽。他仍旧带上了雨伞，但这次并不仅仅是出于习惯，而是他确定当天十二点以前就会下起雨来。他把可能下雨的事告诉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他是否可以把葬礼提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自航运世家，本人就是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可以说对预测天气十分在行，因此他们也的确尝试这么做了。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在政界、军界、公共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的乐队、各教会学校和宗教团体间进行及时协调，因为大家本已商定在十一点举行葬礼。于是，这场预计将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的葬礼最终被一场毁灭性的暴雨浇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哗啦哗啦地踩着泥泞，最终到达乌尔比诺医生家的墓地。墓地被一株殖民时期的木棉守护着，它那繁茂的枝叶一直延伸到围墙之外。就在这同一片树荫下，在墙外的一小块专门用来埋葬自杀者的土地上，加勒比的流亡者们前一天下午刚刚安葬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且按照他的遗愿，把狗葬在了他身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最终到达墓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连内衣都被淋透了，惊恐万分地回到家，担心自己会染上肺炎，让这么多年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保护身体的努力付之东流。他让人为自己准备了一杯加白兰地的热柠檬水，坐在床上用它冲服了两片阿司匹林，然后裹在羊毛被里出了一身大汗，直到恢复了体力。再次回到守灵处时，他感到精神饱满。费尔明娜·达萨重新执掌起家务来。家里已经打扫过，准备接待客人。书房的小祭台上摆放了一张已故男主人的画像，是用蜡笔画的，画框上系着黑丝带。晚八点时，宾客满堂，天气就像前一晚一样炎热。念过玫瑰经后，有人四下请求大家早些回去，以便让亡者的遗孀好好歇歇，因为她从星期日下午以来还不曾休息过。

对大部分客人，费尔明娜·达萨站在祭台旁向他们告了别，而对那些留到最后才走的挚友亲朋，她一直送到了街边的大门口，并准备像往常那样，亲自将大门关好。正当她打算用最后一丝力气把门合上时，看见了身穿丧服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高兴起来，因为在很多年前，她就已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而此时是第一次真切地看见他，看见他的样子从遗忘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可费尔明娜还没有来得及对他的到访表示感谢，他便颤抖而又庄重地将帽子放到胸口的位置，让许久以来支撑他活下来的相思之苦一股脑儿迸发出来。

“费尔明娜，”他对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若不是有理由认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一刻是受到了圣神恩典的启示，费尔明娜准会以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疯子。她即刻的反应是想咒骂他在自己丈夫尸骨未寒时就来亵渎自己的家庭。但盛怒带来的威严制止了她。“你滚开！”她对他说，“在你的有生之年，都别再让我看见你。”她将正要关闭的大门再次完全敞开，斩钉截铁地说：

“我希望这也没有几年了。”

她听着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渐渐消失，然后慢慢地关上大门，上了门闩，别好锁头，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在这一刻之前，她从未充分认识到自己年仅十八岁时造成的那个悲剧的分量和后果，从未意识到它竟会一路跟随自己直至死亡。从丈夫出事的那个下午以来，她第一次哭了，哭的时候没人在场，这也是唯一能让她哭出来的方式。她为丈夫的死而哭，为自己的孤独和愤怒而哭。走进空荡荡的卧室时，她又为自己而哭，因为自从她不再是处女之身以后，便很少独自睡在那张床上。和丈夫有关的一切都令她触景伤怀：带穗的拖鞋，枕下的睡衣，梳妆台上没有了他身影的镜子，以及他留在她皮肤上的味道。一个莫名的念头使她浑身一颤：“当被人爱着的人死去时，真该带上他所有的东西。”她不想让别人搀扶她上床，也不想在睡前吃任何东西。痛苦压得她喘不上气来，她祈求上帝今晚就让她在睡梦中死去。带着这个幻想，她脱掉鞋，和衣躺下，顷刻间便睡着了。她在不知不觉中入睡，但她知道自己仍旧活着，她知道床空出了半边，自己像往常一样躺在左边，却没有了右边的另一个身体来保持平衡。她一边睡，一边想。当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睡觉了，她在睡梦中哭了起来。她一边睡,一边抽泣，却始终没有变过姿势，仍旧躺在床的左边。直到公鸡打鸣，直到这个没有了他的清晨那不受欢迎的阳光惊醒了她。之后，她又躺了许久。到了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睡了很久却并没有死去，而是一直在梦中哭泣；才发现自己边睡边哭，想得更多的竟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非她那死去的丈夫。

[1]圣神降临节是纪念耶稣复活后第五十日圣神降临的日子，也是纪念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十诫的日子。

[2]卡斯蒂利亚语，即通常意义上的西班牙语，同时也是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其中包括哥伦比亚。

[3]《玛窦福音》即《马太福音》，是天主教的通常译法。

[4]据《新约》记载，耶稣在受难前夕，曾预言他的门徒中最忠诚的伯多禄（即圣彼得）会在天亮鸡叫前三次背叛他。结果预言应验，耶稣被抓走后，伯多禄被人问起时，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

[5]麦瑟琳娜，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第三任妻子，以狠毒和放荡著称。

[6]即前文的阿敏塔·德昌普斯，这是冠夫姓后的名字。

[7]原文为法语。

[8]四月花会，为纪念花神芙洛拉而举办的庆祝活动，起源于古罗马。

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从当初费尔明娜·达萨在两人那段长久而受阻的爱情之后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他，便没有一刻不在思念她。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无需每天在地下室的墙上划条线备忘，因为没有哪一天不发生点什么让他想起她来。决裂那年，他和母亲特兰西多·阿里萨住在窗户街一座租来的普通房子里。母亲从年轻时起就在那儿开了一家杂货铺，还拆些旧衬衫和破布，卖给战争中的伤员当药棉用。他是独生子，是母亲和那位鼎鼎有名的船主皮奥第五[1]·罗阿依萨先生一次偶然结合的产物。后者兄弟三人曾共同创建了加勒比河运公司，为马格达莱纳河上的蒸汽机船航行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皮奥第五·罗阿依萨先生去世的时候，这个儿子只有十岁。虽然他一直暗中承担着儿子的抚养费用，但从未在法律上承认过他，也没有为他的前途做好安排。因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用了母亲的姓氏，尽管他真正的出身人人皆知。父亲死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辍学到邮电局当了学徒。在那里，他被安排给邮袋拆封，分发信件，并负责在邮件到达时通知大伙儿，哪个国家的邮件到了，他就要在邮局门口升起哪个国家的国旗。

他的聪明伶俐引起了电报员洛达里奥·图古特的注意。洛达里奥是个德国移民，除了这份报务工作，还在大教堂的重要仪式上弹管风琴，并兼做音乐家教。他教弗洛伦蒂诺摩尔斯电码，教他发电报，还教他拉小提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上了几堂课，就能像一个职业小提琴手那样，耳听乐曲，跟着旋律拉琴了。他在十八岁认识费尔明娜·达萨时，是他那个圈子中最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最会跳时髦的舞曲，还会朗诵伤感的诗歌，而且随叫随到，用小提琴为朋友的女友献上一曲小夜曲独奏。从那时起，他就一直骨瘦如柴，印度人似的头发上打着飘香的发蜡，一副近视眼镜更让他显得楚楚可怜。除了视力上的缺陷，他还患有长期便秘，这迫使他一辈子都依靠灌肠剂。他只有一套像样的礼服，是父亲的遗物，但特兰西多·阿里萨把它打理得很好，弗洛伦蒂诺每个星期日穿起来都像新的一样。尽管他身材瘦削，性格内向，衣衫简陋，他那个圈子里的姑娘们却都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也一直这样与她们厮混。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费尔明娜·达萨，天真的日子就此结束。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下午。洛达里奥·图古特让他去给一个叫洛伦索·达萨的人送一封电报，电报上未写明住址。他最终在福音花园找到了这位洛伦索·达萨。他家是福音花园中最古老的房子，旧得几乎要倒塌下来，里面的院子也像个修道院的内院。花坛里杂草丛生，石砌的喷泉池里一滴水也没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跟着赤脚的女佣走在走廊的拱顶下，没有听见一点儿人声。走廊上堆着尚未打开的搬家箱子，泥瓦匠的工具扔在用剩的石灰和一包包堆起的水泥中间，因为当时那所房子正在进行一次彻底修缮。院子尽头有一间临时办公室，一个男人正坐在写字台前午睡。男人很胖，鬈曲的络腮胡和嘴上方的胡子连在一起。他的名字正是洛伦索·达萨。这个人在城中并不出名，因为他不到两年前才来到这里，而且不喜欢交际。

他收下电报时的样子就仿佛仍处在一场噩梦当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着礼貌的同情看着他那双青紫色的眼睛，看着那颤抖的手指费劲地撕开封口处的邮票。这种内心的恐惧弗洛伦蒂诺在很多收信人身上都看到过，他们始终无法不将电报同死亡的消息联系到一起。但读罢电报，他恢复了情绪，长吁一口气说：“好消息。”他递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实打实的五个里亚尔，并用一个轻松的微笑让他明白，若是坏消息，自己绝不会如此慷慨。接着，他和弗洛伦蒂诺握手道别，这可不是通常和电报邮递员告别的方式。女佣把他送至临街的大门口，但与其说是为给他领路，不如说是为了监视他。他们原路返回，又走过那个带拱顶的走廊。但这一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房子里还有其他人，因为敞亮的院子中回响着一个女人的声音，正在反复朗读一篇课文。从缝纫室前经过时，弗洛伦蒂诺透过窗子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和一个少女。两人坐在两把紧挨的椅子上，一起读着一本摊开在妇人裙兜上的书。这一幕看上去颇为奇特：竟然是女儿在教妈妈读书。但弗洛伦蒂诺其实只猜对了一半，这位妇人是女孩的姑妈，并非母亲，虽然一直以来，她就像母亲一样抚养着她。朗读没有中断，但女孩抬眼看了看是谁走过窗前。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

关于洛伦索·达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打听到的就是在霍乱后不久，他带着自己的独生女儿和独身妹妹，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来到这里。当初看见他们下船的人毫不怀疑他们是来此定居的，因为这家人把一个配备齐全的家所需要的一切都带来了。女儿还很小时，他的妻子就去世了。妹妹名叫埃斯科拉斯蒂卡，四十岁，因为正在还愿，上街时总是身穿圣方济各会的修士服，回家后则只在腰间系上修士服的腰带。女孩十三岁，和已故的母亲同名，叫费尔明娜。

大家推测洛伦索·达萨是个有钱人，因为没人知道他有什么职业，但他生活却很富足。他用真金白银买下了福音花园的房子，而修缮费用至少是他买房所用的二百个金比索的两倍。女儿在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上学。两个世纪以来，上流社会的小姐们都会到那里去学习相夫教子的艺术和职责。在殖民时期和共和国初期，那里只接收名门望族的千金。但后来，那些被独立战争搞垮了的古老家族不得不向新时代的现实妥协，于是学校向所有付得起学费的人敞开大门，不再忧心她们的门第出身。但仍有一个基本条件，即入学的姑娘们必须是天主教家庭合法所生。不管怎样，那都是一所昂贵的学校，仅仅是费尔明娜·达萨在那里上学就表明了她家的经济实力，即便其社会地位未必出众。这些消息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受到鼓舞，因为这一切都表明，这位长着一双杏核眼的美丽少女是他梦寐以求的姑娘。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姑娘父亲的严厉管教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他女孩们都是结伴或是由一位年长的女佣陪伴上学，而费尔明娜·达萨不同，她的身边总跟着那位独身的姑妈，而且她的言行举止处处表明，她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娱乐活动。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是以这种天真的方式开始了他孤独狩猎者的秘密生涯。从早七点起，他就独自一人坐在花园中一条不易被发现的长椅上，在杏树的树荫下假装读一本诗集，直到看见那位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走过。她身着蓝色条纹校服，带吊袜带的长袜一直拉到膝头，脚下一双系着交叉鞋带的男士短靴，一条粗粗的辫子从后背垂至腰间，辫梢上系着一个蝴蝶结。她走起路来有一种天生的高傲，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步履轻快，鼻翼微收，交叉的双臂紧抱着胸前的书包。她走路的样子就像一头小母鹿，仿佛完全不受重力的束缚似的。在她身旁，身穿圣方济各会的褐色修士服、系着修士腰带的姑妈以吃力的步伐紧紧跟随，不给别人留出丝毫靠近她的空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天看着她们来回经过四次，星期日还有一次看着她们望完大弥撒从教堂走出来的机会。只要能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他就心满意足了。慢慢地，他将她理想化了，把一些不可能的美德和想象中的情感全都归属于她。两个星期后，除了她，他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他决定给她写一张简短的便条，便条两面都被他用书记员般漂亮的字体写得满满当当。但便条在口袋里装了好几天，他却一直不知该如何交给她。就在想法子的过程中，他每晚临睡前又会写上好几页。于是，最初的一封短信变成了一部写满甜言蜜语的宝典。里面词句的灵感都来自在花园等待时因反复阅读而背下来的书籍。

为找到送信途径，他试图认识几个奉献日学校的学生。可是，她们和他的世界相距太远了。而且，反复衡量后，他觉得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意图并非明智之举。他还打听到，费尔明娜·达萨刚到这里不久，有人邀请她参加一次星期六舞会，而她的父亲只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就阻止了她：“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信已经正反两面写了六十张纸了，此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也无法承受心事的负担，将自己的秘密一股脑儿地倾诉给了母亲，他唯一可以交心的人。特兰西多·阿里萨被儿子的纯真爱情感动得老泪纵横，尝试用自己的智慧之光为儿子引路。她首先说服儿子不要把那沓写满情诗的信纸交给她，因为那样只会吓着他梦中的姑娘。她猜想在有关心灵的事上，姑娘和他一样是个嫩瓜。第一步，她对儿子说，应该首先让她发现他的热情，这样他的表白才不会令她感到唐突，而且也让她有时间考虑。

“但最重要的是，”她对儿子说，“你首先要攻克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姑妈。”

两个忠告无疑都很明智，只是来得晚了点儿。事实上，就在那天，就在费尔明娜·达萨从正在教姑妈阅读的课文中失神，抬头去看是谁经过走廊的那一刹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副无依无靠的可怜样儿已经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饭时父亲谈起电报的事，于是她也就知道了他从事什么职业，来她家干什么。这些信息增加了她的兴趣，因为同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她觉着电报的发明与魔法有着某种关联。所以当她第一次看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花园的树下看书时，一眼就认出了他。但若非姑妈告诉她，他已经在那里好几个星期了，她也不会感到心中不安。后来，她们星期日望弥撒出来时又看见了他，姑妈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么多次的相遇绝非偶然。她说：“他肯定不是为了我而如此大费周章。”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姑妈虽然行事严厉，身上还穿着忏悔服，但对生活的敏感和参与热忱是她最大的美德。单单是想到一个男人对自己的侄女感兴趣，她便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然而，费尔明娜·达萨却连对爱情基本的好奇心都没有。她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怀有的是一丝同情，因为她觉得他是得了什么病。但姑妈告诉她，要想看清一个男人的真正性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她敢肯定，那个为了看她们经过而坐在花园中的小伙子得的只可能是相思病。

对于这个源自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孤独女孩来说，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是她倾吐心事的对象和情感的避风港。自从母亲死后，是姑妈一手将她带大。而在同洛伦索·达萨的关系上，埃斯科拉斯蒂卡表现得更像是女孩的同谋，而非姑妈。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出现成了她们俩私下里发明的又一种打发沉闷时光的消遣。她们每天经过福音花园四次，每一次两人都用快速的眼神急切地寻找那位清瘦的哨兵。他腼腆害羞，毫不起眼，不管天气有多炎热，始终穿着一身黑衣。他总是坐在树下假装看书。“他在那儿！”两人中最先发现他的那个会这样说，同时强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抬眼看她们之前。等他抬起头，看到的则是两个一本正经、与他的世界相距遥远的女人，穿过花园时甚至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可怜的孩子，”姑妈说，“因为我在你旁边，他不敢走过来。但如果他是认真的，总有一天，他会过来交给你一封信。”

预见到将来种种可能的困境，姑妈教女孩如何用手语和人交流，对于受阻的爱情来说，这是必须借助的手段。这种漫不经心、几近幼稚的嬉闹，令费尔明娜·达萨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好奇。但几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想到这种好奇心竟会有所发展。不知从哪一刻起，这种消遣竟然变成了渴望。她浑身热血沸腾，急切地想要见到他。一天夜里，她惊醒了，因为她看见他就站在床脚，在黑暗中凝视着她。于是，她一心盼望姑妈的预言能够成真。祈祷时，她甚至祈求上帝赐予他勇气，让他把信交给她，只因她想知道他到底会写些什么。

然而她的祈祷并没有被接纳。事与愿违：这一切恰好发生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他的母亲倾诉心事之时，而后者正劝他不要交出那封近七十页的情书，于是，在那一年余下的日子里，费尔明娜·达萨只能是等待。随着十二月假期的临近，她的渴望慢慢变成了绝望。她反复不安地问自己，在不上学的三个月里，要怎么做才能见到他，并让他见到自己。到了圣诞夜，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直至她感觉到他正在子时弥撒的人群中凝视着她。她浑身战栗，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她不敢回头，因为她坐在父亲和姑妈之间。她必须极力克制自己，以免让他们察觉出她的慌乱。但当人们在一片混乱之中走出教堂时，她感到他和她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他的身影在躁动的人群中显得那般清晰，就在她迈出正殿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她回过头，从肩膀上方望去。于是，在距离自己的双眼两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她被自己的胆大吓得魂不附体，一把抓住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手臂才没有摔倒。透过女孩的蕾丝无指手套，姑妈感觉到她冷汗涔涔，于是用一个不被人察觉的暗号安慰了她，向她表示自己无条件的支持。在举国上下一片爆竹和鼓乐声中，在家家门口悬挂的彩灯灯光中，在渴望平安的人群的欢呼声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像个梦游者般徘徊到天亮。他透过泪眼打量着眼前的节日景象，被幻觉弄得精神恍惚，仿佛那一夜降生的不是上帝，而是他自己。

接下来的一周，他的神志更加恍惚。午休时分，他无望地走过费尔明娜·达萨家，看见她和姑妈正坐在门廊旁的杏树下。此情此景正是在露天再现了那天下午他第一次在缝纫室见到她时的画面：女孩正在教姑妈读书。但没有穿校服的费尔明娜·达萨变了个样，她穿着一件针织长袍，许许多多的褶皱从肩膀处垂下来，就像古希腊女子穿的袍子。她头上戴着新鲜的栀子花编成的花环，看上去就像一位头顶王冠的女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花园中，断定她们能看见自己。这次他没有假装看书，只是将书打开，眼睛则始终盯着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可她却连一个怜悯的眼神都没有给他。

起初，他认为她们在杏树下读书只是个偶然变化，或许是因为房子在不断修缮。但接下来的几天，他看出费尔明娜·达萨在三个月的假期里，每天下午的同一时刻都会出现在那里，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种确信给他注入了新的勇气。在他的印象中，她似乎并没有看见过他，他也从没察觉到她有任何感兴趣或者反感的表现。但是，在她的冷漠中闪烁着某种别样的东西，鼓励着他坚持下去。忽然有一天，在一月份的一个下午，姑妈将手中的活计放在椅子上，把侄女独自留在门廊旁边，留在了那散落一地的黄色杏树叶之间。这也许是一次故意安排好的机会，受到这个鲁莽假设的鼓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穿过大街，来到了费尔明娜·达萨面前。他离她那么近，甚至能听到她每一次的呼吸声，闻到她身上散发的馨香，在此生余下的岁月中，他正是靠着这种馨香来辨认她。他扬着头，坚定地对她说了一句话，这种坚定他半个世纪以后才再次拥有，而且为的是同一个缘由。

“我对您唯一的请求，便是请您收下我的一封信。”他对她说。

他的声音与费尔明娜·达萨期待的不同：口齿清晰，透出一股和他那忧郁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的自制力。她的目光没有离开手上的刺绣，回答他说：“没有父亲的允许，我不能收。”她温暖的声音使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浑身颤抖，低沉的音色令他终生难忘。但他努力让自己站稳，马上又说：“那就去征得他的同意。”接着，他又将命令的语气转为柔声恳求，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费尔明娜·达萨没有看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刺绣，但她的决定却像打开了一道门缝，足以让整个世界通过。

“请您每天下午都到这里来，”她对他说，“等待我换椅子的时刻。”

直到第二周的星期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弄明白她的意思。那天，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他看到了与以往同样的场景，只有一处改变：在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进屋的时候，费尔明娜·达萨站起身来，坐到了另一把椅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穿长礼服，扣眼上别着一朵白色山茶花。他穿过街道，站到她的面前，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费尔明娜·达萨没有抬头看他，而是环顾了一下四周。旱季的一片昏沉中，街上空无一人，风席卷着枯叶。

“把信给我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想把自己那读了太多遍、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七十页情书全都带给她，但后来还是决定只给她一封简明扼要的半页纸的短信。在这半页纸中，他对最为本质的东西做出了承诺，即他那可以经受住任何考验的忠诚和至死不渝的爱。他把信从长礼服的内兜里掏出来，放到备受煎熬的绣花姑娘眼前。直到这时，她都不敢看他一眼。她看见蓝色的信封在他那只因害怕而僵硬的手上颤抖，于是举起绣花绷子，好让他把信放在上面，因为她无法接受让他发现自己的手指也在颤抖。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只鸟儿在杏树的枝叶间抖动了一下身子，于是，一摊鸟粪不偏不倚正掉在绣花布上。费尔明娜·达萨立刻撤回了绣花绷子，将它藏到椅子后面，以免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注意到这件事。她第一次抬起她那羞得通红的脸颊，瞥了他一眼。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若无其事地用手举着信，说：“这是个好兆头。”她又第一次用微笑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随后，她几乎可以说是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来，折好塞进紧身背心里。他将扣眼上别着的那朵山茶花献给她。她拒绝了：“这是定情之花。”随即，她意识到时间已到，于是又恢复了原先的姿势。

“现在，您走吧，”她说，“没有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了。”

自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见到她后，他的母亲其实还没等儿子说起，便发现了他的心事，因为他开始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但在他等待姑娘的第一封回信时，焦虑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这一次可把他的母亲吓坏了，因为这状况不像是因为爱情而心神不宁，倒像是染上了霍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教父是一个精通顺势疗法的老头儿，从特兰西多·阿里萨还在当地下情人时起，就一直是她最信赖的人。老人看到病人的情况也吓了一跳，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但经检查后得知，病人并没有发烧，浑身也没有哪一处疼痛，唯一确切的感觉就是迫切地希望自己死掉。老人随后探询了隐情，先是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后又向他的母亲，于是再一次证实了相思病具有和霍乱相同的症状。他开出方子，用椴树花熬水来镇定神经，并且建议病人外出去散散心，希望通过距离让他得到安慰。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愿望却恰恰与之相反：他甘愿享受煎熬。

特兰西多·阿里萨是个随性的黑白混血女人，向往幸福，却为贫穷所累。她对儿子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从中得到满足。儿子神志不清时，她喂他喝椴树花水；儿子浑身发冷时，她为他裹上羊毛毯子。与此同时，她还为他鼓劲，让他在灰心丧气时也能得到安慰。

“趁年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她对儿子说，“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

但邮局里的人当然不这样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甘堕落，成了一个懒汉。他总是心不在焉，以至于把通告邮件到达的旗子都搞混了。一个星期三，他升起了德国旗，而到达的船只却是利兰[2]公司的，运来的邮件是利物浦的；还有一天，他升起了美国旗，而来船却是大西洋轮船总局[3]的，运送的是来自圣纳泽尔[4]的邮件。爱情扰得他心神不宁，频频出错，引起了众人的抗议。他没有丢掉工作，完全是因为洛达里奥·图古特把他留在了电报室，还带他去教堂唱诗班拉小提琴。他们之间的友谊令人费解，毕竟，两人年龄悬殊，几乎是爷孙两辈。但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港口的小酒馆里，都相处融洽。港口的小酒馆是那些彻夜不归的人的去处，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从靠人施舍的酒鬼到衣着考究的少爷，而后者往往是从社交俱乐部的豪华宴会中溜到这里来吃炸梭鱼和椰汁饭的。洛达里奥·图古特常常在电报室值完最后一班后到这里来，一边喝着牙买加甜酒，一边和那些在安的列斯群岛跑船的疯狂水手们一起拉手风琴，直到天亮。他身材高大，动作有点像老乌龟，胡子是金黄色的，每次晚上出门，总戴着一顶弗里吉亚帽。就差在头上插一串风铃草，否则他就和圣尼古拉[5]一模一样了。每个星期，他至少要和一只“夜鸟”过上一晚，他就是这么称呼那些在小旅馆里向水手出卖应急爱情的姑娘们的。刚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他以言传身教的喜悦带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领到自己的秘密天堂。他为他挑选自己认为最好的夜鸟，同她们讨价还价，商定方式，还用自己的钱提前付了账。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接受：他还是童男，并且决心除非因为爱情，否则绝不失掉童贞。

这家旅馆是一座殖民时期的贵族府邸，如今辉煌不再。宽敞的大厅和大理石房间被硬纸板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硬纸板上满是大头针刺出的小孔。房间租给来此寻欢作乐的人，同样也租给那些偷窥的人。据说，有些偷窥者被毛衣针戳瞎了一只眼睛，还有的竟发现窥到的是自己的妻子，也有一些出身名门的贵族，化装成淫荡的女人来到这里，为的是寻找途经此地的水手长们发泄一番。此外，还有种种关于偷窥者和被偷窥者不幸遭遇的传说，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单是想到探头去偷看一下隔壁房间，都吓得心惊肉跳。因此，洛达里奥·图古特最终也没能使他相信，看别人和让别人看都是欧洲皇室和贵族的雅好。

与他高大的身材使人产生的联想相反，洛达里奥·图古特有一个只有天使才有的那种小玩意儿，就像玫瑰花的骨朵儿。但这恐怕是一个幸运的缺陷，因为那些最放荡的夜鸟都争先恐后地抢着跟他睡觉。她们像被扼断了喉咙似的叫声震动了整座宫殿的立柱，吓得鬼魂们都直打哆嗦。据说，他是用了一种用蛇毒配制的油膏，能让女人们欲火焚身，但他发誓说，除了上帝赐予的东西，他没有使用其他任何手段。他大笑着说：“这完全是因为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要经过很多年，才能理解洛达里奥·图古特或许说得不假。而直到他受到更进一步的感情教育，认识了一个同时压榨三个女人、过着皇帝般生活的男人时，才彻底相信了这句话。那三个女人每天清晨都向这个男人交账，跪在他脚边，请求他原谅自己收入之微薄。而她们唯一能够期待的奖赏就是，他将同她们中给他挣钱最多的那个女人睡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以为只有恐惧才能造成这样的屈辱。然而，其中一个女人的回答却令他大吃一惊。

“这一切，”她对他说，“只可能是因为爱。”

洛达里奥·图古特之所以成为旅馆中讨人喜欢的客人，与其说是因为他床笫间的本事，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呢，由于他沉默寡言，且个性难以捉摸，也受到旅馆主人的青睐。在那些最痛苦艰难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旅馆闷热的房间中，朗读催人泪下的诗歌或连载的爱情小说。他的梦幻在阳台上筑起黑燕子的巢穴，在午睡的昏沉中留下亲吻和扇动翅膀的。黄昏时，酷热渐渐退去，他不可避免地听到隔壁传来的谈话声，人们来此借由片刻的欢愉以缓解一天的疲劳。就这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听到了许多私下议论，甚至有一些是国家机密，由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甚或地方官员透露给他们一夜情的爱人，却没有想到隔墙有耳。也正是由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得知，索塔文托群岛以北四西班牙海里的地方，躺着一艘十八世纪的西班牙沉船，上面载有五千多亿纯金比索还有宝石。这个故事令他惊诧不已，但要等到几个月后，他才会再次想起这件事。爱情的疯狂魔力激起了他打捞这座沉没宝藏的欲望，为的是能让费尔明娜·达萨在金子池里打滚。

多年以后，当他试图回忆那个被诗歌的魔力理想化了的姑娘原本的模样时，却发现自己无法将她从昔日那些支离破碎的黄昏中分离出来。即便是在急切等待着她的第一封回信的那些日子里，在他悄悄地望着她却不让她发现的那些日子里，他看到的也只是午后两点的阳光下和纷纷扬扬的杏花中她隐约的轮廓，无论季节如何变化，那情景始终都停留在四月。而他之所以愿意站上唱诗楼的首席位置，用小提琴与洛达里奥合奏，唯一的目的就是看她的长裙如何在赞美诗的歌声中轻轻飘动。但他的出神最终让他丧失了这种愉悦的机会：神秘的宗教音乐对他当时的灵魂来说是那么不痛不痒，于是他试着用爱的华尔兹为它注入激情，最后，洛达里奥·图古特不得不把他从唱诗班中开除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偷食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在院中花坛里种的栀子花。就这样，他知道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味道。同样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偶然间在母亲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一瓶一升装的香水，是汉堡至美国航线的海员的走私品。他禁不住诱惑尝了尝，想从中寻找深爱的女人其他的味道。他喝了一口又一口，细细品味直到天亮，最终醉倒在费尔明娜·达萨的芬芳之中。他先是在港口的小酒馆里喝，然后又来到海边的防波堤上。在那里，无家可归的恋人们通过做爱彼此安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出神地望着大海，最终失去了意识。特兰西多·阿里萨提心吊胆地等他到早晨六点，然后跑遍各个意想不到的角落去找他。午后不久，她终于在一个常有人跳海的海湾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一摊散发着香气的呕吐物中翻滚。

她在儿子身体康复期间，训斥了他被动等候回音的消极状态。她提醒他，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因为那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她们渴望那种安全感，以面对生活的挑战。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领会了这一课的精神，甚至也许领会得有些过头。当特兰西多·阿里萨看到儿子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呢帽，赛璐珞衣领上打着富有诗意的蝴蝶结，走出杂货铺的那一刻，她难以掩饰心中的骄傲，内心生出的爱欲甚至多过母亲的慈爱。她戏谑地问儿子是不是要去参加葬礼。儿子面红耳赤地说：“差不多。”她注意到他紧张得几乎喘不上气来，但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她最后叮嘱了儿子几句，祝福了他，还嬉笑地向他许诺，会再给他弄瓶香水以庆祝他的凯旋。

其实自从一个月前把信交给费尔明娜·达萨，他已经多次违背不再去小花园的承诺，只不过加倍小心不让自己被发现罢了。一切与以往并无不同。费尔明娜·达萨和姑妈在树下读书，到下午两点左右、全城刚刚从午睡中醒来时结束，然后一起刺绣直到热浪退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等姑妈走进屋，便迈着英姿飒爽的步伐穿过马路，这种步伐帮助他那软软的膝盖支撑住身体。但他没有走向费尔明娜·达萨，而是径直朝姑妈走去。

“请让我单独和小姐待片刻，”他说，“我有重要的事要对她说。”

“放肆！”姑妈对他说，“她的事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

“那么我就不说了，”他说，“但我要提醒您，您要对此负责。”

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心目中的理想爱情并非如此，但她还是吓得站了起来，因为她生平头一次被这样一个想法震慑住了，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圣神的启示下讲话。于是，她走进屋去换绣花针，把两个年轻人留在门口的杏树下。

事实上，对这位像冬天的燕子一样出现在她生活中的默默追求者，费尔明娜·达萨了解得很少。要不是信上的落款，她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以后，她打听到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是一位勤劳而正派的独身女人，无奈却被年轻时唯一的一次不检点打上了永久的烙印。她还得知，他并非像她猜想的那样是一个送电报的邮递员，而是电报室出色的副手，而且很受器重。她甚至认为他那天来给父亲送电报，只是一个为了见到她的借口。这个猜测让她感动不已。她还知道他是唱诗班的乐师之一。尽管在望弥撒时，她从不敢抬眼去证实一下。但一个星期日，她突然发现其他乐器都是在为众人演奏，只有小提琴是为她一个人拉的。他原本不是她会选择的那种人，但他那过时的眼镜、神甫似的长袍，以及举手投足间的神秘感激起了她难以抵抗的好奇心，而她却从来没有想过，好奇心也是爱情的种种伪装之一。

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收下他的信。她并不为此自责，但越来越急迫的作答需要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负担。父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偶然的眼神，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和表情，在她看来都像是为套出她的秘密而设下的陷阱。她惊恐万分，在饭桌上尽量避免讲话，唯恐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她甚至对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也闪烁其词，虽然姑妈像对待自己的心事一样，分担着她压抑在心中的烦恼。她常常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一遍又一遍地读那封信，试图从中发现某种秘密代码，某种隐藏在那三百一十四个字母、五十八个单词间的神秘暗语，希望这些词句能表达出比它们原本所表达的更多的含义。然而，她并没有发现比她初读时所理解的更多的意思。当初刚拿到信时，她冲进卫生间，把自己锁在里面，心怦怦跳个不停。她撕开信封，幻想这必定是一封感情丰富、热情似火的长信，但看到的却只是一页散发着芳香的纸，不过信中表露的决心着实吓了她一跳。

起初她都没有认真想过一定要回信，但信上说得清清楚楚，她无法逃避。正是在这时，在她反反复复犹豫不决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想念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频繁和深切程度已经超过了原本的意愿。她甚至痛苦地问自己，他为什么没有在往常的时间出现在小花园，竟忘记了正是自己让他在她思考如何回信的这段日子不要再来。她从未如此这般地思念某个人。他明明没有在那里，她却设想他在；她盼望他出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她从梦中惊醒，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她睡觉时他就在黑暗之中凝视着自己。如此种种，以至于当她觉察到他坚定的脚步踏在小花园那黄色的落叶中时，费了很大努力才相信这不是幻觉对她的又一次戏弄。但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一种和他的郁郁寡欢极不相称的威严向她索要回信，她终于从惶恐之中回过神来，试图逃避，直言说，她不知道如何答复。然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并没有知难而退。

“既然您收下了信，”他说，“那么，不回信是不礼貌的。”

于是，兜兜转转到此结束。费尔明娜·达萨终于下定了决心，为自己的拖延致歉，并郑重承诺：假期结束前他一定会收到答复。她也的确履行了承诺。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就在学校开学前三天，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来到电报室，询问发一封电报到磨盘村需要花多少钱，而这个地名甚至都不在电报服务的区域范围内。她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待了她，装作完全不认识对方。临走时，她假装把一本用蜥蜴皮装裱的弥撒经书落在了柜台上，里面夹着一个烫着金色花纹的亚麻信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幸福弄得神魂颠倒，一边嚼着玫瑰花瓣一边读信，度过了整个下午。他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读着，读得越多，吃下的玫瑰花瓣也越多，以至于他的母亲不得不像对付小牛犊一样强按着他的头，逼他吞下一剂蓖麻油。

这是爱情之火熊熊燃烧的一年。无论在他还是她的生活中，除了想念对方、梦见对方、焦急地等信并回信，便再没有其他事情。在那个如痴如醉的春天，以及接下来的第二年，他们再没有面对面地讲过话。甚至于，自从他们第一次见到彼此，直到半个世纪后他对她重申自己的誓言，在此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单独见过一面，互诉爱语。但在最初的三个月，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给对方写信，有一段时间甚至一天两封。面对自己助燃的这把吞噬一切的烈火，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都有些害怕起来。

自从她带着心中残存的那点儿对自己命运的报复之心，将第一封回信带到电报室起，她便开始允许两人每天看似偶然地在街上相遇，交换信件。但她始终没有勇气为他们安排一次哪怕是平常而又短暂的谈话。就在第三个月末尾的时候，她明白了侄女的所作所为并非像她起初认为的那样是青春期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她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这场爱情之火的威胁。事实上，除了哥哥仁慈的接济，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并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她知道，以哥哥专横的性格，他绝不会原谅自己如此嘲弄他的信任。但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她还是不忍心让侄女遭受自己从年轻时起就遭受的那种无可挽回的不幸。于是，她允许侄女采用一种可以给她带来天真幻想的策略。方法很简单：费尔明娜·达萨把信放在每天从家到学校途中某个隐秘的地方，同时在信上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指明她希望在哪里取到回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如此照做。就这样，在那一年余下的日子里，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内心矛盾地看着他们从教堂的圣水池转移到树洞，再到殖民时期城堡废墟的裂缝中。有时候，他们找到信时，它已被雨水淋湿，沾满泥点，或是不幸被弄烂了。还有时，由于种种原因信丢了，但他们总有办法重新建立起联系。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晚都不顾自己身体地拼命写信。在杂货铺的里间，忍受着椰油灯散发出的有损健康的烟雾，他一字一句地写着。他越是努力模仿自己喜爱的“人民图书馆”那几位诗人近八十册的作品，信就写得越长，且越混乱。他的母亲曾那般热情地鼓励他尽情享受痛苦，如今也开始为他的健康忧心。“你把脑子都要耗尽了，”天明鸡叫时，她在卧室对他喊道，“没有哪个女人值得你这样。”她从不记得有谁曾如此迷失。但他没有理会母亲的话。有时，他彻夜不眠，为了能让费尔明娜·达萨在上学路上拿到信，他一大早就将信放到约定的秘密地点，然后带着一头因爱情而蓬乱的头发，来到办公室。而费尔明娜·达萨则在父亲的监视和修女们不怀好意的窥探下，把自己关进洗手间，或是在课堂上假装做笔记时，用练习本写上不到半页。但不仅由于时间紧迫和害怕，更由于性格使然，她的信从不触及感情问题，而只是像工工整整的航海日志一样讲讲日常琐事。事实上，这些信对她而言只是一种消遣，用来维持炭火不灭，但不必把手伸到火中，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在信中的每一行里把自己燃烧殆尽。他渴望用自己的狂热感染她，用大头针在山茶花的花瓣上为她刻下微型诗句。是他而非她，大胆地将自己的一缕头发夹进信中，却没有收到渴望的回赠—费尔明娜·达萨一根完整的秀发。不过，他至少让她向前迈了一步，因为从那之后，她开始给他寄来用字典夹干的叶脉、蝴蝶的翅膀和奇异的羽毛。在他生日时，她甚至送了他一块一平方厘米大小的圣佩德罗·克拉维尔[6]曾经穿过的教士服上的布料，那是那个时期人们私下买卖的，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数目。一天晚上，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费尔明娜·达萨被一首小提琴独奏的小夜曲惊醒，曲中不断重复着一段华尔兹的旋律。她颤抖了，因为她听得分明，每一个音符都表达出感激之情，感激她送的花瓣，感激她占用算术课的时间给他写信，感激她因想他胜过了关心自然科学而造成的对考试的恐惧。但她还是不敢相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竟会做出如此莽撞的事来。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洛伦索·达萨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一是他不知道在小夜曲的语言中，反复演奏同一段旋律有何深意，二是虽然他听得专注，但还是不知道乐曲是为哪户人家而奏。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冷静让侄女恢复了心神。她肯定地说自己透过卧室的纱帘看到那个孤独的小提琴手坐在花园的另一边，还说不管怎样，单曲重复代表的是决裂。在当天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证实了自己就是献上小夜曲的人，那曲华尔兹是他自己写的，曲名代表着费尔明娜·达萨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花冠女神。他再也没有在花园中拉过小提琴，但常常会在有月亮的夜晚，精心选择合适的地方献上一曲，既让她在卧室里就能听到，又不必再提心吊胆。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贫民墓地。它坐落在一座贫瘠的小山上，整日经受着日晒雨淋，很多秃鹫栖息在那里。从那里奏出的音乐有一种空灵的回声。后来，他还学会了分辨风向，以确定他的乐声能到达它应该到的地方。

那年八月，一场新的内战即将再次危及全国。半个世纪以来，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不断蹂躏着这个国家。政府施行军事管制，在加勒比沿岸的几个州从下午六点起开始宵禁。虽然已经发生过几次骚乱，军队多次滥用暴行，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仍然迷迷糊糊，对世界的状况一无所知。一天清晨，他正在用他那爱情的呼唤扰乱亡者的宁静时，一支军事巡逻队逮捕了他。他被指控为间谍，以高音谱号的形式向在附近水域游弋的自由党船舰发送暗号，但他奇迹般地逃过一劫，没有被当场处决。

“什么间谍？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我不过是个可怜的恋人。”

他被戴上脚镣，在当地警备队的牢房里睡了三个晚上。但当他被释放时，却为囚禁的时间太短而感到沮丧。甚至在上了年纪以后，那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早已在他的记忆中混淆，他却仍旧在想，他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因爱情而戴上五磅重的镣铐的人。

狂热的通信即将满两年时，在一封只有一段话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费尔明娜·达萨正式求婚了。之前的六个月里，他曾给她寄过好几次白色山茶花，但她都在下一封信中还给了他，为的是既让他不要怀疑她愿意继续给他写信，又不愿背上承诺的重负。事实上，她一直把山茶花的一来一回当作一种调情，而从未视之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但当接到正式求婚的那一刻，她感觉自己仿佛第一次被死神抓伤了。她大惊失色，把这件事告诉了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姑妈勇敢而睿智地担起了为侄女答疑解惑的责任，这两种品质是当初二十岁的她被迫决定自己命运时所不曾具有的。

“回答他说你愿意，”她对侄女说，“即便你害怕得要死，即便你以后可能后悔。因为如果你说不，无论如何你都会后悔一辈子。”

然而，费尔明娜·达萨是那么茫然，她请求给她一段时间考虑。先是要求一个月，而后又是一个月，接着再是一个月。四个月过去了，她依旧没有回复，这时她再一次收到了白色山茶花。和前几次不同，这次信封中装着的不只是山茶花，还有一份最后通牒：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这一次，换作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到了死神的面孔，因为当天下午，他收到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从学校练习本的边缘撕下来的纸条，上面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回答：好吧，我同意结婚，只要您保证不逼我吃茄子。

这个回答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措手不及，但他的母亲却早有准备。自从他六个月前第一次说起结婚的打算，特兰西多·阿里萨就开始着手张罗，把之前一直和两家人合租的房子整幢承租下来。这是一座十七世纪的民用建筑，上下两层，曾是西班牙人治下的烟草专卖商店。它的所有者破产后，无力维持房子的日常开销，只好将它分成几小块空间租出去。房子的一部分临街，是曾经的店面所在；另一部分位于地上铺着方砖的院子深处，是原来的厂房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马厩，如今被房客共用来洗晒衣服。特兰西多·阿里萨租的是临街部分，虽然是最小的，却也是整幢房子中最有用且保持得最好的部分。昔日烟草店大厅的位置正是现在的杂货铺，有一扇临街的大门，旁边那间只靠一扇天窗通风的古老库房是特兰西多·阿里萨睡觉的地方。店铺里间是原大厅的一半，是用一道木隔扇隔出来的，那里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写字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如果不写信写到天亮，就会在那里支起一张吊床。对两个人来说，这个空间还不错，但再多一个就有些不够了，特别是对一个就读于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小姐来说。而且，这位小姐的父亲还曾把一座瓦砾中的房子修缮一新，要知道，当时一些头顶七个姓氏的家族，睡觉时都要提心吊胆，生怕房顶塌下来压到他们身上。于是，特兰西多·阿里萨征得房东的同意，占用了院子的走廊，条件是五年内保持房子处于良好状态。

她有资本这样做。杂货铺和拆旧衣做止血药棉所带来的殷实收入已足够维持她节俭的生活，此外，她还把自己的积蓄借给那些新沦落为穷人却爱面子的主顾们。他们为感激她口风严密而愿意接受高额利息，特兰西多·阿里萨借此让积蓄翻了好几番。在杂货铺门前，那些夫人们像王后一般雍容华贵地从华丽的四轮马车上走下来，身边并不带着碍手碍脚的奶妈和仆人。她们装作来买荷兰的花边和金银绦子的边饰，然后一边抽泣几声，一边把自己那失落的天堂中最后的几件仿金首饰典当掉。特兰西多·阿里萨为她们排忧解难的同时，对她们的家世仍毕恭毕敬，以至于很多人临走时更多地是感激她的尊重而非帮助。不到十年时间，她对那些几次赎回又几次含泪典当的首饰已经熟悉得如同自家的东西一样了。当儿子决定结婚时，她的收益早已变成法定标准的黄金，埋在床下的一只罐子里。她盘算了一下，发现这笔钱不仅够她把别人的这座房子维持五年，而且靠着她的小聪明和再多一点好运气，或许还能在死前把整座房子买下来，留给她满心期盼的十二个孙子孙女。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已被任命为电报室的临时第一助理，如果洛达里奥·图古特能到来年即将成立的电报磁力学校去当校长，他希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留下来当电报室的头儿。

因此，结婚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但特兰西多·阿里萨认为慎重起见，还有两个条件需要考虑。第一，要调查一下洛伦索·达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口音无疑表明了他来自哪里，但他的身份、他谋生的手段却没有人准确知道。第二，这对恋人的恋爱期应当更长一些，这样才能让两人通过亲身交往彼此更加了解；同时，他们要对此段恋情严格保密，直到已经非常确定自己的感情。她建议他们等到战争结束再结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意绝对保密，因为母亲说得很有道理，也因为他自己向来不愿多言的性格。另外，他也同意延长恋爱时间，但他认为要等到战争结束再结婚是不现实的，因为独立后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家没有一天是太平的。

“我们会等老的。”他说。

他那位精通顺势疗法的教父偶然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并不认为战争是什么障碍。在他看来，那不过是被领主像赶牛一般驱使的穷人跟被政府驱使的赤脚的士兵在打架罢了。

“仗是在山上打的。”他说，“自打我生下来，在城里杀我们的就从来不是子弹，而是法令。”

不管怎样，结婚的细节问题在接下来这个星期的信中得以商定。费尔明娜·达萨接受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忠告，同意以两年为期，保持绝对贞洁，并建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她完成中学学业的圣诞节假期里向她求婚。届时她将征得父亲的同意，两人可以根据她父亲赞同的程度，决定如何正式订婚。与此同时，他们以一如既往的热情和之前一样频繁通信，但再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担惊受怕，信中的口吻慢慢变得如夫妻一般亲切平和。已经没有什么会扰乱他们的梦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生活变了。得到回报的爱情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力量。他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洛达里奥·图古特没费吹灰之力就使他被任命为自己的终身助手。那时，电报磁力学校的计划失败了，于是，这个德国人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献给了他唯一真正喜欢的事情，即到港口去和水手们一起拉手风琴、喝啤酒，最后再到小旅馆过上一夜。又过了许多时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发现，洛达里奥·图古特在那个欢愉场所有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已经变成那栋建筑的主人，而且还成了那些港口夜鸟的老板。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把那里一点一点买了下来，但替他出头露面的是一个又瘦又小、头发像刷子一样的独眼人：这个人心地善良、性格温顺，谁也想不到他会是一位出色的经理。但事实的确如此。至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位经理在他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告诉他说他在这里长期拥有一个房间，不仅可以供他在确定有需要时解决下半身的问题，还可以供他安静地阅读和写情书。因此，在等待正式订婚之前的一个个漫长的月份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比在办公室和家里都多。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兰西多·阿里萨只有在他回家换衣服时才能见到他。

阅读是他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一项嗜好。自从教会他认字，母亲便给他买来很多北欧作家写的配有插图的书。它们是作为故事书卖给孩子们看的，但其实里边都是些极其残忍、邪恶的故事，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看。五岁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能在课堂上或学校的晚会上背诵它们。但对它们的熟悉并没有减少他的恐惧。相反，是更加重了。因此，转向诗歌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舒缓。青春期伊始，他就按到手顺序读完了“人民图书馆”的所有诗集。那些书是特兰西多·阿里萨从“代笔人门廊”的二手书商那里买来的，从荷马史诗到当地诗人最名不见经传的作品，应有尽有。但他没有区别对待，而是哪本来了，就读哪本，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他阅读的年头还不足以让他在自己读过的众多图书中分辨出好坏。他唯一清楚的，便是在散文和诗歌中，他更喜欢诗歌，而在诗歌中，他又更喜欢爱情诗。凡是爱情诗，他每读到第二遍就能不知不觉地背诵下来，越是讲究格律和用韵，越让人撕心裂肺的诗，他背得越容易。

这就是他写给费尔明娜·达萨的最初几封信的源泉。在那些信中，他曾整段照搬西班牙浪漫主义作家的诗篇，而直到现实迫使他更加关注尘世琐事而非心灵的苦痛，他才朝着当时那些催人泪下的连载小说和一些更为世俗的散文作品靠拢了一步。他学会了跟母亲一起一边落泪一边朗读当地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在广场和各个城门口花两个生太伏就可以买上一册。但同时，他也会背诵黄金世纪最经典的卡斯蒂利亚语诗歌。总之，他严格按照到手顺序阅读一切能够到手的书籍。甚至在他那初恋的艰难岁月过去很久之后，他早已不再年轻，却还会把二十卷《青年宝库》、全套翻译过来的加尔涅尔·诺斯社的经典著作，以及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收在普罗米修斯文丛中的较为简单的作品，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

但不管怎样，他在那所小旅馆中度过的青年时光并非仅限于阅读和书写炽热的情书，还初识了那种没有爱情的爱的秘密。中午过后，旅馆里生机勃勃起来，他的那些夜鸟朋友如降生时一般赤裸着身子起床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下班回来，会看到一座到处都是光着身子的仙女的宫殿。她们大声地谈论着当事人向他们透露的这座城市里的秘密。其中很多人的裸体上展示着岁月留下的痕迹：小腹上的刀疤，子弹留下的疤痕，爱情留下的刀痕，以及剖腹产后惨不忍睹的缝合痕迹。有些人白天会把最小的孩子带在身边，这些孩子是她们年轻时叛逆或失足带来的不幸果实。孩子刚一进来，她们就把他们的衣服脱光，以免他们在这个裸体的天堂里感到与众不同。她们各烧各的饭，所以没有人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吃得更好，因为她们邀请他时，他总是从每个人那里挑最好的吃。每天都像过节，直到黄昏。到了那时，她们便光着身子，唱着歌，排着队去盥洗室梳洗。她们互相借香皂，借牙膏，借剪刀，互剪头发，互相换衣服穿，再把自己的脸化得跟可怜的小丑似的，出门去捕捉当晚的第一批猎物。从这时起，旅馆里的生活就变得没有人格、无情无义了，没有钱就休想参与其中。

自从认识费尔明娜·达萨以来，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自在了，因为这儿是唯一不让他觉得孤独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最终成了唯一能让他感到仿佛和她待在一起的地方。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位上了年纪、举止优雅、有着一头漂亮银发的妇人也住在这旅馆里。她从不参与裸体女人们的日常生活，她们对她则怀有一种神圣的敬意。她年轻时，一位少不更事的恋人把她带到这里，享用了一段时间后便抛弃了她，任她自生自灭。不过，虽然带着这个污点，她还是嫁得不错。成为寡妇时，她已经年纪一大把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争相让她和自己一起生活，可她却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自己年轻时曾在此放荡过的这个旅馆更合适了。她在这里的房间是她唯一的家，这让她立刻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上找到了共鸣。她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朝一日会成为闻名世界的学者，因为他可以在淫荡的天堂里用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灵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很喜欢她，常帮她去市场买东西，而且经常和她一聊就是一下午。他觉得她在爱情方面是个智者，因为尽管他没有向她透露自己的秘密，她却已经多次为他的爱情指点迷津。

如果说在爱上费尔明娜·达萨以前，他都不曾陷入那么多唾手可得的诱惑之中，那么如今费尔明娜·达萨已成为他的正式恋人，他就更不可能如此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那些姑娘们共同生活在旅馆里，分享她们的喜悦和愁苦，但无论他还是她们，都没有想过要越雷池一步。一次意外事件证明了他的决心之坚定。一天下午六点，就在姑娘们穿衣准备接待晚间客人的时候，旅馆中负责清洁的女孩走进了他的房间。她是一个年轻姑娘，但看上去衰老而憔悴，在那些裸体女人的光芒之中，就像一个穿着忏悔服的罪人。他每天都能看见她，但从没感觉到她也注意到了自己：她走过每个房间，手里拿着几把扫帚，一只装垃圾的桶，还有一块专门用来从地上捡起用过的避孕套的抹布。她走进房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像往常一样在读书。而她也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地扫着地，以免打扰他。突然，她朝床边走过来。他感到她那只温热而柔软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小腹上，在寻找着什么，接着它找到了，便开始解他的扣子，同时，她的呼吸声充满了整个房间。他装作读书的样子，直到再也装不下去，只好挪开身子。

她害怕了，因为当初他们给她这份清洁工作时提出的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能跟客人上床。其实，他们没有必要对她说这个，因为她属于那样一类女人，认为当妓女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跟陌生人上床。她有两个儿子，是和不同的男人生的，并非因为她生性水性杨花，而是因为她从来没能爱上一个三次以后再回来找她的男人。在来这里之前，她并不是一个在那方面有急迫需要的女人。她生性平和，始终耐心等待，并没有绝望。然而，旅馆中的生活比她的美德更强大。她每天下午六点来这里上班，整晚都在房间之间穿梭，用四把扫帚清扫房间，捡避孕套，换床单。很难想象，男人们在爱情过后会留下那么多东西。呕吐物和眼泪是她可以理解的，但他们还留下了各种隐私的谜团：血污、排泄物、玻璃眼球、金表、假牙、藏着一缕金发的遗物盒、情书、商务信函和吊唁信等各种信件。有些人会回来寻找他们丢失的东西，但绝大部分物品都会被遗忘在这里。洛达里奥·图古特把它们锁起来保存好，认为就算有一天这座宫殿不幸衰落，单靠这数千件被遗忘的私人物品，它也早晚能成为一座爱情博物馆。

她的工作艰苦，酬劳很低，但她做得很好。她不能忍受的是床笫之间的抽泣和呻吟，还有床下弹簧嘎吱作响的声音。这一切在她的血液中沉淀堆积，令她热血沸腾，痛苦不堪，天亮时恨不得跟大街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睡上一觉，或者不求其他、不问究竟地找个烂醉如泥的酒鬼助她完成心愿。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一个身边没有女人、年轻而又干净的小伙子出现，对她来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因为从第一眼看见他的那一刻起，她就发现他和自己一样，迫切需要爱情的抚慰。但他却对她的急切渴望毫无察觉。他一直为费尔明娜·达萨保持着童贞，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和理由能改变他的决心。

这就是他在两人约好的正式订婚时间的四个月前所过的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上七点，洛伦索·达萨突然出现在电报室里，点名要见他。当时他还没到，洛伦索·达萨就坐在长凳上等，一直等到八点十分，不停地把他那只镶嵌着名贵蛋白石的沉甸甸的金戒指从一根手指摘下，又戴到另一根手指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来时，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个曾给他送过电报的小伙子，一把将他拉了过去。

“年轻人，跟我来。”他对他说，“我们聊五分钟，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脸乌青得像死人一般，跟着他去了。对这次会面，他毫无准备，因为费尔明娜·达萨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提前告诉他。事情是这样的：上星期六，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校长弗兰卡·德拉路斯修女像蛇一样悄无声息地溜进了“世界之本源”课的课堂，从各位女学生的肩膀上方窥探她们，正好抓到费尔明娜·达萨假装在本子上做笔记，实则是在写情书。根据学校的规定，犯了这种错误的人要被开除。洛伦索·达萨被紧急叫到校长办公室，由此发现自己铁一般的家规出了疏漏，瓦解在即。费尔明娜·达萨带着她骨子里的倔强承认了自己写信的错误，但拒绝说出这位秘密恋人的身份。由于她在教会法庭上再次拒绝说出恋人是谁，法庭批准了将她开除的处罚决定。父亲对她的房间进行了搜查，而在此之前，那里一直被视作不可侵犯的圣地。他在一只箱子的夹层里找到了三年来累积的一摞摞信件，显然，它们用爱写成，同样也被用爱收藏着。信上的签名确凿无疑，但洛伦索·达萨当时及以后永远都无法相信，女儿对她这位秘密恋人的了解仅仅限于他是个电报员和他喜欢拉小提琴，再无其他。

他确信只有在自己妹妹的同谋下，两人才有可能维持这种艰难的联系。于是，他甚至都没有给妹妹解释的机会，便把她塞上了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轻便船。费尔明娜·达萨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下午，发着高烧的姑妈在门廊上向自己告别的情景。姑妈穿着她那件褐色修士服，脸色苍白而憔悴。她看着姑妈消失在小花园的蒙蒙细雨中，手里拿着生活中仅剩的东西：一包单身女人的铺盖和只够用一个月的钱。钱被她用手绢包着，攥在手中。后来，费尔明娜·达萨一从父亲的淫威下解脱出来，就派人到加勒比各省四处去寻找她，向一切可能认识她的人打听消息，但一直没有任何音讯。直到三十年后，她才收到一封经多人之手费了很长时间辗转到她手中的信，信上说她的姑妈已经在“上帝之水”麻风病院去世了。洛伦索·达萨没有想到自己这次不公的惩罚会造成女儿如此强烈的反应，他让姑妈成了牺牲品，而女儿因对母亲的记忆所剩无几，一直是把姑妈视为母亲的。她将自己锁在卧室里，不吃不喝。洛伦索·达萨先是威胁，然后用蹩脚掩饰的恳求。当她终于把房门打开，他看到的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十五岁少女，而是一个受了伤的坚强女人。

他说尽了各种好话来打动她，试图让她明白她这个年龄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厢情愿地希望能说服她退回那些情书，回到学校去，跪下来求得校方原谅。他还许诺说，到时他会第一个为女儿找一位配得上她的求婚者，让她得到幸福。但他仿佛就像在对着一个死人说话。他被彻底打败了。于是，星期一午餐的时候，他终于失控了，就在他极力忍住那些就要破口而出的辱骂和诅咒时，费尔明娜·达萨把切肉的刀子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并没有表现得很激动，但十分坚定，呆滞的眼神吓得他不敢再发出挑战。也就是在那时，他决定试试去找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与他男人对男人地谈上五分钟。他根本不记得曾经见过这个不合时宜地闯进他生活来的小伙子。纯粹是出于习惯，他在出门前带上了左轮手枪，但小心地把它藏在了衬衣下面。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洛伦索·达萨拉着胳膊穿过教堂广场，直走到教区咖啡馆的拱廊下，并被邀请坐在露台上时，他连气都喘不上来了。这个钟点还没有其他客人，一个黑女人正在冲洗宽敞大厅的地砖。大厅的彩色磨砂玻璃满是裂痕和灰尘，厅里的椅子四脚朝天地放在大理石桌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经好几次看见洛伦索·达萨在这里跟集市上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一边赌钱，一边喝桶装的红酒，还大声地为连年的战争而争吵，但吵的是其他地方的战争，并不是我们这里的。他相信爱情的宿命，很多时候他都会问自己，迟早有一天他会和洛伦索·达萨见面，那情形将是什么样子。这场会面没有任何人的力量能够阻止，因为它是两人命中注定的。他设想会有一场不平等的争吵，因为不仅费尔明娜·达萨在信中提醒过他她父亲性格暴躁，他自己也亲眼见识过：即便是在牌桌上大笑的时候，洛伦索·达萨的眼神看起来也像暴怒一般。他全身上下都是粗鲁的明证：丑陋可憎的大肚子，拿腔拿调的说话声，像猞猁一样的络腮胡子，粗糙的双手，以及无名指上那只蛋白石的戒指。他唯一能打动人的地方，也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他走路时便注意到的，就是他和女儿一样，走起路来像头小母鹿。然而，当他指了指椅子示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下时，他觉得他没有看上去那么粗鲁了。当他邀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喝一杯茴香酒时，后者恢复了平稳的呼吸。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没在早上八点钟喝过酒，但他还是心存感激地接受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正迫切地需要喝上一杯。

事实上，洛伦索·达萨没用五分钟就说明了来意。他放下架子，说得那么诚恳，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时间不知所措。自从妻子死后，他给自己定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让女儿成为一位高贵的夫人。而对一个大字不识、靠贩卖骡子为生的商人来说，这条路漫长而且没有把握，更何况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省，他那盗马贼的名声虽没有坐实却流传很广。他点燃了一支脚夫的雪茄，感慨地说：“唯一比坏身体更糟的，就是坏名声。”然而他又说，他变得富有的秘密就在于，在他那众多的骡子中，没有哪一头能像他本人这样勤劳和坚韧，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时期，在村庄一夜间被烧为灰烬，田园荒芜殆尽的时候，他仍旧如此。虽然女儿并不知道父亲对自己前途的高瞻远瞩，但她却一直表现得像一个积极的同谋。她聪明，而且做事有条不紊，甚至刚一学会认字就想到要教父亲识字。十二岁时，她就已经非常懂事，甚至不需要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帮忙就能操持家务。洛伦索·达萨感叹道：“这真是一头金骡子啊。”当女儿以门门功课都是五分的成绩小学毕业，并且在毕业典礼上获得荣誉奖状时，他意识到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太狭小了，在那里无法实现他的梦想。于是，他变卖了田地和牲口，怀着全新的热情，揣着七万金比索，来到了这座破败的城市。尽管城市的昔日辉煌已不复存在，但在这里，一个美丽的、受过古典教育的女人尚有机会通过一桩美满的婚事获得新生。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闯入给这个需要全力一搏的计划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所以，我是来恳求您的。”洛伦索·达萨说。他把雪茄的烟头在茴香酒中蘸湿，然后又吸了一口已经没有烟雾的烟，用忧伤的口吻最后说道：

“请您别挡我们的路。”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听他说，一边小口呷着茴香酒，完全沉浸在对费尔明娜·达萨过去生活的勾勒之中，甚至都没有思忖一下轮到自己开口时该说些什么。但到了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无论说什么都会牵动自己的命运。

“您跟她谈过吗？”他问道。

“这您可管不着。”洛伦索·达萨说。

“我这样问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是因为我认为她才是有权决定的人。”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洛伦索·达萨说，“这是男人的事，应该在男人之间解决。”

他的语气变得带有威胁性，邻桌的一位客人回过头看了看他们。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语调却是再温和不过了，但表现出他所能表现的最坚定的决心。

“无论如何，”他说，“如果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我无法给您任何回答。否则，那就是背叛。”

洛伦索·达萨朝身后的椅背靠去，眼皮通红而湿润，左眼在眼眶里转了一下，歪向外眼角。他同样也压低了声音，说：

“您别逼我给您一枪。”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腹中充满寒气。但他的声音没有颤抖，因为他觉得自己此刻被圣神之光照亮了。

“您朝我开枪吧。”他把手放在胸膛上说，“没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光荣的了。”

为了让歪了的眼睛看到他，洛伦索·达萨不得不侧过头来，就像鹦鹉一样。他说出的仿佛不是一个词，而是从他嘴中吐出的一个一个字：

“婊—子—养—的！”

就在那个星期，他带着女儿去旅行了，为了让她忘掉一切。他没有向女儿做出任何解释，而是冲进她的房间，嘴唇上方的胡子沾着因暴怒而嚼碎的雪茄沫，命令女儿收拾行李。她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说：“去死。”她被这个听上去过于真实的回答吓了一跳，试图用前几天的勇气面对他，但他解下自己带有实心铜扣的皮带，在拳头上绕了一圈，然后狠狠地在桌子上抽了一下，声音像来复枪的枪声一样响彻整座房子。费尔明娜·达萨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能发挥的限度和时机，于是将两张草席和一个吊床打成铺盖卷，把所有的衣服都装进两个大箱子，她确信这是一次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旅行。穿上衣服之前，她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匆忙地从卫生纸卷上撕下一张，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简短的告别信。接着，她用修枝条的剪子从后颈处齐根剪下自己的发辫，将它卷好装在绣有金线的天鹅绒盒子里，连同那封信一起寄给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

那是一次疯狂的旅行。最初，他们同安第斯山的脚夫们组成骡队，同行了十一天。一行人骑在骡背上，在内华达山的悬崖峭壁上前行，一时被炎炎烈日烤得皮肤干裂，一时又被十月的水平雨浇得浑身湿透，几乎每时每刻都被陡峭山峦上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雾气弄得呼吸艰难。上路第三天，一头母骡子被牛虻叮后发了疯，连同背上的骑手一起摔下了悬崖，还把同它拴在一起的几头骡子也带了下去。骑手和七头畜生的惨叫声在山谷和峭壁间回荡了好几个小时，而后又在费尔明娜·达萨的记忆中年复一年地回响着。她的全部行李都同骡子一起坠入了深渊，但在那个仿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永恒瞬间，在从骡子和骑手掉下去，直到他们惊恐的惨叫声消失在深谷中的这段时间里，费尔明娜·达萨心里想的并不是那位摔死的可怜骑手，也不是那队粉身碎骨的骡子，而是遗憾自己骑的骡子没有和它们拴在一起。

那是她第一次骑牲口，但若不是想到肯定再也见不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也得不到他的信带来的慰藉，旅途的可怕以及数不清的艰辛原本也不会令她如此痛苦。从旅行一开始，她就再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而他自己也心烦意乱，只在必要时和她说上两句，或者让脚夫给她捎个口信。运气好时，他们会在路边遇到一家客栈，那里提供一些山里的食物，而她却拒绝吃。客栈还租给他们几张铺着麻布的床，上面被发霉的汗渍和尿渍弄得污秽不堪。但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过夜。那里有一些建在路边的露天公共住所，用粗树枝架起围墙，苦棕榈叶搭成屋顶，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在里面睡上一晚，直到天亮。旅途中，费尔明娜·达萨没有睡过一宿整觉，总是吓得直冒冷汗，在黑暗中感觉到过路的人们悄悄忙碌着，把牲口拴在树干上，并尽可能地找一个地方挂起吊床。

傍晚，当第一批旅行者到达时，这里还空旷安静，但天亮时却已变成热闹的集市。吊床层层叠叠地挂着，从山里来的阿劳科人则蹲着睡了一宿。拴起来的山羊愤怒地叫着，斗鸡在它们那法老式的箱子里扑腾，而山里的野狗默不作声地喘着粗气，因为它们常年处在战争的危险当中，早已学会了不能乱吠。这些艰苦对于在本地做了半辈子买卖的洛伦索·达萨来说司空见惯，他甚至还总能在天亮时碰见个把老朋友。可对于他的女儿来说，却是长久的痛苦。摞成堆的咸鲇鱼散发出恶臭，加上她本来就因相思之苦而没有胃口，最终导致她茶饭不思。而如果说她到底没有因绝望而发疯，那是因为她从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回忆中找到了一丝安慰。她毫不怀疑这片地方是遗忘之地。

另一件时常令人恐惧的事就是战争。旅行伊始，大家就说起遭遇散兵游勇的危险。几个脚夫教了他们好几种方法以分辨来者是哪一派别，便于到时见机行事。他们经常会碰到一队执行征兵任务的骑兵，由一名军官带领，像绑牲口似的把新兵绑在一起，拖着他们全速前进。费尔明娜·达萨被这种种恐怖的景象压垮了，甚至忘记了那个对她来说更像是传奇而非近在咫尺的人，直到一天晚上一支不明党派的巡逻队绑架了骡队中的两名旅行者，把他们吊死在距离印第安人村落半里[7]地的一棵树上。洛伦索·达萨与他们非亲非故，却让人把尸体放下来，按照基督教礼节将他们埋葬，并行了感恩礼，感谢上帝没有让自己遭此厄运。他这么做是绝对有道理的。之前，那伙袭击者曾突然闯进来，把枪筒顶在他的肚子上，叫醒了他。一个衣衫褴褛、脸上涂着黑灰的军官用灯照着他，问他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

“我既不是自由党，也不是保守党。”洛伦索·达萨答道，“我是西班牙平民。”

“算你走运！”军官说完，将手臂高高举起，向他告别道：“国王万岁！”

两天以后他们下山，来到明亮的平原，快乐的巴耶杜帕尔镇就坐落在那里。院子里有人在斗鸡，街角回荡着手风琴的乐声，骑手骑在良种马上，四处响着鞭炮声和钟声。一座燃放烟火的高塔正被架起。费尔明娜·达萨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派欢闹的景象。他们寄宿在她母亲的兄弟利希马科·桑切斯舅舅的家里。舅舅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一队年轻亲戚，骑着全省最好的良种骏马，到皇家公路上来迎接他们，引领他们在烟火的轰鸣声中穿过镇子的一条条街道。舅舅家的房子在大广场区，就在几经修缮的殖民时期的教堂旁边，看上去更像一座庄园工厂，因为各个房间都宽敞而阴暗，走廊对面是一座种满果树的园子，散发出一股热甘蔗酒的味道。

他们在马厩刚一下坐骑，一群陌生的亲戚就从主客厅里涌出来，用他们那令人无法忍受的热情扰得费尔明娜心烦意乱。此刻，她再没有心思去爱这世上的其他什么人，而且骡背上的长途跋涉弄得她浑身灼痛，困得要死，更何况还在闹肚子。她唯一渴望的，是找个僻静的地方，痛快地哭上一场。她的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比她年长两岁，和她一样如女王般傲视一切。唯有她，从看见费尔明娜的第一眼起，就看穿了她的心事，因为她自己也在经受一段莽撞爱情的煎熬。傍晚时，她把费尔明娜带到准备好的卧室，让她同自己住在一起。她不明白，臀部磨出那么多火泡的费尔明娜是怎么活下来的。在母亲的帮助下—她母亲是一个极温柔的女人，和丈夫长得很像，就像孪生兄妹—伊尔德布兰达表姐为费尔明娜安排了坐浴，还为她敷上山金车花，以减轻灼烧的痛楚。与此同时，烟火塔的隆隆声震颤着整幢房子的地基。

夜半时分，来访的客人相继离开，庆祝相聚的人群也三三两两地散去。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借给费尔明娜一件马大普兰亚麻棉织睡袍，让她躺在一张铺着整洁床单的床上，枕着羽毛枕。这一切使得一种幸福而慌乱的感觉顿时传遍费尔明娜的全身。终于，房中只剩下她们两人了。表姐插上门，从床席下取出一个马尼拉纸信封来，上面盖着国家电报局的火漆封印。只看了一眼表姐脸上那光芒四射神秘兮兮的表情，一股沁人肺腑的白色栀子花香便在费尔明娜的心头复苏了。她用牙将火漆印章咬得粉碎，泪水淌在那十一封言辞大胆的电报上，就这样，她沉浸在眼泪汇成的汪洋中，直到天明。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洛伦索·达萨在旅行前犯了一个错误，他通过电报把行程告诉了小舅子利希马科·桑切斯，后者又把消息传给了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分布在全省各个村庄和角落里的亲戚们。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仅了解到他们的整个路线，还建立起一条长长的电报员兄弟阵线，以便追寻费尔明娜·达萨的踪迹，一直到他们之前落脚的烛头村。而自从费尔明娜来到巴耶杜帕尔镇，弗洛伦蒂诺便得以和她频繁通信。她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然后动身前往别处，直到旅行的最后一站里奥阿查。在外漂泊了一年半后，洛伦索·达萨认定女儿已经忘记过去，便决定回家。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了警惕，被妻子亲戚的甜言蜜语弄得飘飘然了。这么多年之后，妻子的族人终于放下了家族偏见，张开双臂接纳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次探亲是一次迟来的和解，尽管这并非此行的目的。原来，当初费尔明娜·桑切斯的家庭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她嫁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外来者。此人夸夸其谈，举止粗鲁，且四处漂泊，靠贩卖未经驯化的骡子为生，这种生意太过低级，难免有坑蒙拐骗、不干不净的时候。洛伦索·达萨赌得很大，因为他追求的是当地最显赫家庭的掌上明珠。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女人们泼辣豪放，男人们心地仁厚却容易冲动，为了荣誉往往会失去理智甚至癫狂。然而，费尔明娜·桑切斯对这段受阻的爱情盲目而义无反顾地下定了决心，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她嫁得那么匆忙，那么秘密，就好像不是为爱而嫁，而是为了用那块神圣的头纱掩盖某种早熟的过失。

二十五年后，洛伦索·达萨没有意识到，他对女儿恋爱的苛刻态度正是自己那段往事的再现。如今，他向这些曾经反对过自己婚事的大小舅子们倾诉不幸，而正是这同一批人，曾经也因同样的原因向他们的亲戚倾诉苦水。不过，他在自怨自艾中消磨掉的这些时间，却被他的女儿赢去享受自己的爱情了。当他在舅子们的肥沃土地上阉割牛犊、驯服骡子时，女儿正像脱缰的野马，和一群以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为首的表姐妹们一同漫步。这些表姐妹中，数伊尔德布兰达最漂亮，也最乐于助人。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且已有妻室儿女的男人，这种没有未来的炽热爱情只能通过暗送秋波聊以自慰。

在巴耶杜帕尔镇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继续旅行，翻山越岭，穿过鲜花盛开的草原和梦境般的高原。在所到的每个村庄，他们都受到和第一站同样的欢迎，音乐、鞭炮、新一拨串通一气的表姐妹，以及电报局里准时到达的信件。很快，费尔明娜·达萨发现他们到达巴耶杜帕尔的那个下午并不是特例，在这个富饶的省份，每一天人们都像在过节。来此地的客人天黑时随处都可睡下，饿了也随时都有饭吃，因为家家户户大门都是敞开的，屋里都挂着吊床，炉子上都炖着一锅热气腾腾的三肉炖杂烩，以防哪位客人在通知来访的电报到达之前就到了，而这是常有的事。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余下的旅程中一路陪伴着表妹，兴致勃勃地向她讲述血脉融合的秘密，一直追溯到生命的起源。费尔明娜·达萨重新认识了自己，第一次感觉到成为自己的主人，感觉到被陪伴和被保护，胸中充满自由的气息，这让她恢复了宁静，又有了活下去的愿望。甚至到了暮年，她还会想起那次旅行，而且记忆犹新，越来越历历在目。

一天晚上，她像每日那样散步回来，惊愕地听说不仅没有爱情能够幸福，而且与爱情背道而驰也能幸福。这个说法让她惊慌失措，因为一个表姐妹无意间听到了自己父母和洛伦索·达萨的谈话。洛伦索·达萨提到想把女儿嫁给克莱奥法·莫斯科特万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费尔明娜·达萨认识这个人。她曾经看见他在广场上遛他那些完美无缺的良驹。马身上的披挂令人眼花缭乱，就像祭台上的装饰。他风度翩翩，身手矫健，迷人的眼睫毛甚至会令石头动心。费尔明娜将他和自己记忆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个坐在小花园的杏树下，可怜兮兮、骨瘦如柴、膝头放着诗集的小伙子作了一番对比，心里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犹豫。

那些日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拜访了一位料事如神、令她惊讶不已的女巫后，整日沉浸在胡思乱想中。费尔明娜·达萨被父亲的意图吓坏了，也去向女巫求教。算命的纸牌告诉她，未来没有任何障碍阻挡她享有一段长久而幸福的婚姻。这个预言让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她根本没有想到，和自己分享如此美满命运的人可能并不是她此刻爱着的这个人。对未来有了把握之后，她兴奋不已，开始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于是，她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间的电报往来不再是堆砌着憧憬和虚幻的山盟海誓，而变得有条有理，实实在在，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他们定下了日子，明确了方式，用生命许下诺言，共同决定只要两人再次见面，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情形如何，都不征求其他任何人的意见，直接结为夫妻。费尔明娜·达萨恪守着这份誓言，以至于那天晚上在丰塞卡镇，父亲允许她参加第一次成年舞会，她却认为没有征得未婚夫的同意就出席舞会是不贞的表现。那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在小旅馆里和洛达里奥·图古特玩纸牌，有人通知他有一封加急电报。

是丰塞卡的电报员在线上等他。这位电报员联通了七个中转台，只为了帮助费尔明娜·达萨征得参加舞会的许可。但得到许可后，费尔明娜并不满足于这个简单的肯定答复，反而进一步要求证明在线路那端操控发报机的确实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人。受宠若惊的他发出了一句足以证明身份的话：请告诉她我以花冠女神的名义起誓。费尔明娜·达萨认出了这句暗语，便安心去出席了自己的第一次成年舞会。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她才匆匆换下衣服，赶去望弥撒。那个时候，她箱底藏着的信件和电报已远远多于当初父亲抢走的那些，而她也学会了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像已婚女人那样成熟稳重。洛伦索·达萨将女儿举止上的改变理解为时间和距离已经治愈了她的青春妄想。但他从未向她提起过自己为她定下的那桩婚事。自从他把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赶走后，女儿如今在表面上都对他客客气气，父女关系也融洽了许多，这让他们得以和睦共处，谁也不会怀疑这种和睦并非出自真心。

正是在这个时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决定在信中告诉她，他正准备努力为她打捞那艘沉船里的财宝。事实的确如此。那是一个明媚的下午，无数条鱼被毒鱼草熏得浮上水面，大海仿佛铺上了一层铝箔，此时他脑中灵光一现，冒出了这个主意。空中的鸟儿都被这场屠杀惊扰得乱成一片，渔民们不得不用船桨吓唬它们，免得它们争夺这次违禁捕捞带来的奇迹般的果实。虽然毒鱼草只是把鱼熏得昏睡过去，但自从殖民时期起就被法律禁止使用。可它始终都是加勒比地区的渔民光天化日之下的惯用手段，直到被炸药取代为止。在费尔明娜·达萨外出旅行的这段日子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消遣之一便是在防波堤上看渔民如何将满载着睡鱼的巨大拖网装上他们的独木舟。与此同时，一群像鲨鱼一样水性极好的孩子请求看热闹的人们往海里扔硬币，然后他们再到水底把硬币捞上来。这些孩子还抱着同样的目的，游到海里去迎接远洋轮船。由于他们娴熟的潜水技能，在美国和欧洲已有很多旅游纪实报道描写过他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们，甚至比他初识爱情还要早，但他从未想过或许他们可以让沉船的财宝浮出水面。那天下午，他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直到差不多一年后费尔明娜·达萨归来，他的胡思乱想又多了一种动力。

在这群戏水的男孩中有一个叫欧克利德斯的，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聊了不到十分钟，便和他一样对海底探险兴奋不已。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并没有向他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只是深入了解了一下他的潜水和航海本领。他问他是否能憋气下沉到海底二十米，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孤身一人驾着打鱼用的独木船出海，不靠任何工具，仅凭本能冒着暴风雨在开阔的海面上行驶，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准确定位距离索塔文托群岛最大岛屿西北方向十六海里的一个地方，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在夜间航行，靠星星分辨方向，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愿意按照他帮渔民打鱼的日工资来完成这项工作，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但星期日要多付五个里亚尔的加班费。他问他是否能在遇到鲨鱼时自卫防身，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因为他会魔术可以吓跑鲨鱼。他问他是否能保守保密，即便被押到宗教裁判所的刑具上拷问，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没有一件事他回答说不行，而且“行”字说得那么理直气壮，让人无从置疑。最后，他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列出了花销清单：独木船的租金，宽叶桨的租金，捕鱼装备的租金，后面这一项是为了让别人不对他出海的真实目的起疑。此外，还需要带上食物，一大罐淡水，一盏油灯，一捆用动物油脂做的蜡烛，以及一只猎人用的牛角号，以便危急时刻求救。

欧克利德斯约莫十二岁，身手敏捷，鬼心眼儿多，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身体就像欧洲鳗鲡，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在船舷上的牛眼窗中钻来钻去的。他的皮肤久经风吹日晒，粗糙得已经想象不出原本的颜色，这让他那双黄色的大眼睛显得更加炯炯有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即认定，他就是自己这次寻宝冒险的完美同谋。于是，两人没有再多耽搁，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开始行动了。

天刚刚亮，他们便装备齐全、满怀信心地从渔民的港口起锚出发了。欧克利德斯几乎全身赤裸，只穿着他平日的那块遮羞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穿着他那件长礼服，头戴黑帽，脚踏漆皮皮靴，脖子上系着诗人式的领结，还随身带着一本书，作为到达群岛之前一路上的消遣。从第一个星期日起，他便发现欧克利德斯不仅是个潜水好手，还是个熟练的水手，对大海的天性以及港湾处的废铜烂铁了如指掌。他可以讲出那里每一条被氧化得锈迹斑斑、只剩下一具空壳的破船的历史，并说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细节来。他知道每只浮标的年龄，每一片瓦砾的来历，以及西班牙人用来封锁港口的铁链上有多少圈铁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担心他对此次探险的真实目的心知肚明，便拐弯抹角地问了他几个问题，结果发现他对那条沉船一无所知。

自从在小旅馆里第一次听说那个宝藏的故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开始尽一切可能打听关于沉船的各种信息。他了解到，圣何塞号并非唯一一艘躺在珊瑚丛中的沉船。事实上，它是陆地号船队的旗舰，于一七○八年五月后到达这里，来自巴拿马波多贝罗那个闻名遐迩的集市。在那里，它装上了第一批财宝：三百只装满秘鲁和维拉克鲁斯白银的箱子，以及一百一十箱在孔塔多拉岛集中并清点好的珍珠。这只舰船在那里逗留长达一个月，人们日夜狂欢，最后装上了足够把西班牙王国从贫穷中拯救出来的其余财宝：一百一十六箱穆索和索蒙多科祖母绿宝石，以及三千万枚金币。

陆地号船队由至少十二艘大小不同的船只组成。它从这个港口起锚出发，一路上由一支法国舰队护航，但这支装备优良的舰队最终没能把远征队伍从英国舰队的精准炮击中拯救出来。那些英国人在卡洛斯·瓦格尔指挥官的带领下，在索塔文托群岛附近海湾的出口处伏击了他们。所以说，圣何塞号并非唯一的沉船，尽管究竟有多少船被击沉、又有多少船从炮火中逃脱，并没有确切记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艘旗舰是最先沉入大海的船之一，和它一起葬身大海的，还有全体船员以及纹丝不动地站在后甲板上的船长，而船上载着船队大部分的货物。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当时的航海图上找到船队的路线，并相信自己已经确定了沉船的位置。两人从博卡奇卡的两座碉堡间驶出海湾，航行四个小时后，进入群岛内部的静止水域，水底珊瑚丛中熟睡的龙虾伸手可及。风平浪静，海水清澈见底，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自己仿佛与水中的倒影合而为一。滞流区的尽头，距最大岛屿两小时航程的地方，就是沉船的位置所在。

穿着那身肃穆的黑色礼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仿佛来自地狱的烈日烤得浑身燥热。他让欧克利德斯潜到二十米深的水下，无论找到什么东西都带回来给他。海水很清，他看见欧克利德斯在水下游动着，像一条鲨鱼一样在蓝色的鲨群中穿梭，一条条鲨鱼与他擦身而过，却没有碰他。之后，他看见他消失在珊瑚丛中。正当他认为欧克利德斯的氧气已经耗尽时，听到背后传来喊声。欧克利德斯站在水里，举着双臂，海水才到他的腰间。 于是，他们继续寻找更深的地方，一路向北，从自在的蝠鲼、胆小的鱿鱼和阴暗中的玫瑰丛上方驶过。最后，欧克利德斯明白了他们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您不告诉我您要找的是什么，我就不会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

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没有告诉他。于是，欧克利德斯建议他脱掉衣服，下去和他一起找，哪怕就只看看珊瑚丛深处处于世界下方的另一片蓝天也好。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总说，上帝造海是为了让人们通过窗子去欣赏，再说他也从来没有学过游泳。不久，下午的天空中云多了起来，空气变得阴冷潮湿。天黑得很快，他们靠灯塔才找到港口的方向。驶进海湾之前，他们看见法国的远洋轮船从身边驶过。轮船是白色的，体形巨大，船上灯火辉煌，留下一股柔柔的饭香和煮花椰菜的味道。

他们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三个星期日，若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终决定和欧克利德斯分享他的秘密，他们还会继续浪费掉所有的星期日。这之后，欧克利德斯修改了整个寻宝计划。他们沿着大帆船的古老航线行驶，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预测的地方往东移了二十西班牙海里。不到两个月，在一个海上飘着雨的下午，欧克利德斯潜到水里很久。在这期间，独木船漂出很远，以至于欧克利德斯游了近半个小时才赶上它，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能用桨把船划到他那边去。他终于上船之后，从嘴里取出两件女人的首饰，作为坚持不懈的战利品展示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

接下来他描述的情景是那么令人陶醉，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誓要学会游泳，潜到尽可能深的地方，只为能亲眼证实一下。欧克利德斯说，在那里，在那个只有十八米深的地方，那么多古老的帆船躺在珊瑚丛中，数都数不清。它们分散得很广，一眼望不到边。他说最令人惊讶的是，海湾漂着的那么多散了架的破船中，没有一艘能像海底这些沉船保持得这样完整。他还说，有好多艘三桅帆船甚至连船帆都完好无损，在海底看得清清楚楚，就仿佛它们是连同当日的时空一道沉下去的，照在它们身上的，还是它们沉入大海时那个六月九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的阳光。他被自己想象力的激情压得喘不上气来，接着说道，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圣何塞号大帆船，它的名字是用金字写在船尾的，看得清清楚楚，但同时，它也是被英国人的大炮打得损伤最严重的船。他说他看见一只足有三百多岁的大章鱼困在船内，触角从各个炮筒里伸出来，它在厨房里长得太大了，要想把它放出来，得先把船拆掉才行。他说，他还看到了身穿军服的船长，身体侧着漂浮在船首楼甲板变成的水箱里。他还说，他之所以没有下到装财宝的船舱，是因为他肺里的空气不够了。但他带回了证据：一只祖母绿耳环，还有一个链子被硝腐蚀了的圣母圣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一封寄往丰塞卡镇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向费尔明娜·达萨提到了财宝的事，而过不了多久她就要回来了。她对这艘沉船的故事并不陌生，因为她曾多次听洛伦索·达萨提起过。洛伦索·达萨为了说服一家德国潜水公司和他合伙打捞沉没的财宝，曾花费了不少时间和金钱。要不是历史研究院的几位研究员说服了他，告诉他沉船的传说不过是某个穷凶极恶的总督为了侵吞王室的财富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他肯定还会对这项事业坚持到底。总之，费尔明娜·达萨知道，大帆船沉在海底两百米的深处，根本没人能够到达，并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说的二十米。但她已经习惯了他那诗意的夸张，所以也就把这次寻找大帆船的冒险当作他的又一次丰功伟绩祝贺了一番。可当她继续收到写满荒唐细节的来信，见他像书写爱情誓言一般严肃地描绘这些细节时，她不得不向伊尔德布兰达袒露了自己的心事，说她担心自己那位浮想联翩的恋人失去了理智。

就在那些日子里，欧克利德斯又捞出了许多件能够证明他所编织的神话的证据，两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为那些散落在珊瑚丛中的耳环和戒指欢呼雀跃了，而是计划要筹钱建立一家大公司，打捞那五十多艘船上的巴比伦宝藏。于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母亲求助，希望她帮助自己完成这项冒险。而母亲只是咬了咬那些首饰上的金属，又对着阳光看了看那些玻璃块，就明白了有人想利用她儿子的天真发财。欧克利德斯跪在地上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誓说自己没做过任何骗人的勾当。但接下来的星期日，他就没在渔港露面，以后也再没在别的地方出现过。

这次受骗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找到了灯塔这个爱情的避风港。一天晚上，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遭遇暴风雨，欧克利德斯用独木船将他载到了这里。从那以后，他便常常在下午来和灯塔看守人聊天，听看守人讲他所知道的那些陆地上和大海里数不尽的奇迹。这是一段将要历经沧海桑田的友谊的开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学会了如何维持灯火不熄，先是用柴火，而后又用油罐子，那时电力的使用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他还学会了如何用镜子引导灯火的方向并增加它的亮度。有几次，灯塔看守人有事不能看管灯塔，他便留下来，在塔上整夜注视着大海。他学会了利用声音和船上灯光映在地平线上影子的大小来辨别船只，还学会了在灯塔闪动的光亮中分辨船只给他发回的信号。

白天，特别是星期日，还有另一种乐趣。在老城的富人们居住的总督区，女人使用的海滩和男人的海滩是由一堵石灰墙分开的：女人的在灯塔之右，而男人的在左边。于是，灯塔看守人在塔上架起了一台望远镜，只要花上一个生太伏，就能用望远镜观赏一下女人的海滩。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们不知道自己正被人偷窥，只管穿着宽荷叶边的泳衣，脚踩着拖鞋，头顶着宽檐帽，尽情地展现着身姿。这副装扮将她们的身体遮掩得像上街时穿的衣服一样严实，却又不像那些衣服那样迷人。母亲们则坐在烈日下的藤条摇椅上，穿得和望大弥撒时一样，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羽毛帽子，也打着同样的绢制遮阳伞，在岸边注视着女儿们，生怕隔壁海滩上的男人从水下引诱她们。事实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并不比在街上看到的更多、更刺激，但每个星期日赶来这里的客人还是很多，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望远镜，只为一饱眼福，享受一下围墙那边枯燥乏味的禁果。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与其说他是为了寻找乐子，不如说是因为无聊。但他和灯塔看守人结交，并不是因为这个额外的诱惑。真正的原因是，自从费尔明娜·达萨对他失去了爱慕，而他开始狂热地寻花问柳以取代她的时候，没有一处地方让他觉得比在灯塔里的分分秒秒更加快乐，或能找到更好的安慰来抚平自己的痛楚。这里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甚至花了很多年求母亲，而后又求他的叔叔莱昂十二[8]，求他们帮他买下灯塔。那个时候，加勒比地区的灯塔是私人财产，灯塔主人根据船只的体积来收取入港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为那是唯一一种能够靠诗情画意营生的体面方式。可他的母亲和叔叔都不这么看。当他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财富这样做时，灯塔却又成了国家的财产。

但这些幻想并非全是徒劳。无论是沉船的传说，还是后来对灯塔的兴趣，都帮他减轻了见不到费尔明娜·达萨的相思之苦。而就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传来了费尔明娜·达萨即将归来的消息。原来，在里奥阿查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洛伦索·达萨决定回家。十二月正值信风季，并非风平浪静的时节，那艘唯一敢于冒险出海的老旧轻便船，很可能一夜间又被逆风拖回到出发的港口。而事实果真如此。费尔明娜·达萨度过了苦不堪言的一宿，她把自己绑在舱室的床铺上，把胆汁都吐出来了。那间舱室简直就像小酒馆的茅厕，不仅因为它狭小压抑的空间，更因为里面的恶臭和闷热。船摇晃得那么厉害，好几次她都觉得床上的皮带就要断裂了。甲板上不时传来一阵阵像遭遇了海难似的惨叫声，而父亲在隔壁床上发出的老虎般的鼾声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近三年来，这还是她第一个片刻也不曾想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不眠之夜。而此刻，他正躺在杂货铺里间的吊床上辗转难眠，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她回来前的时间，仿佛每一分钟都是永恒。天亮时，风突然停了，海面又恢复了平静，费尔明娜·达萨发现自己尽管饱受晕船之苦，但最终还是睡着了，因为她是被锚链丁零当啷的巨大响声吵醒的。于是，她解开床上的皮带，凑到舷窗前向外张望，幻想着能在港口躁动的人群中发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身影，但她看到的却是被第一缕阳光染成金黄色的棕榈树丛中的海关仓库，以及里奥阿查那用腐朽的木板钉成的码头，而他们的船前一天晚上正是从这里起锚的。

当天余下的时间就如幻觉。她又一次待在一直住到前一天的房子里，接待了同一拨来向她告别的客人，说着同样的话。她恍惚觉得，自己在重复一个已经度过的生活片段。这种重复是那么的彻底，而一想到乘船旅行也将如此重复，费尔明娜·达萨颤抖起来：单是回想一下船上的情景就让她不寒而栗了。但要想回家，唯一一个不同的选择就是骑在骡子上沿着悬崖峭壁走上两个星期，而且情况会比来时更加危险，因为在安第斯山考卡省爆发的一场新内战正在加勒比各省蔓延。于是晚上八点，她又一次被同一拨喧喧嚷嚷的亲戚送至港口。他们挥着同样的告别眼泪，在最后时刻送上了那同一批大包小包七零八碎、舱室里塞都塞不下的礼物。起锚时，家里的男人们朝天开了几枪，为帆船送行。洛伦索·达萨则站在甲板上，用他的左轮手枪打了五枪作为回应。费尔明娜·达萨的忧虑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整晚都是顺风。大海散发着一股花香，这甚至让她没有系上安全皮带，就恬然入梦了。她梦见自己又见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梦见他竟然摘掉了她一直以来看到的那副面孔，原来那是一只面具，但他真实的面孔又和那面具一模一样。她很早便起床了，因为这个梦中的谜团让她大惑不解。她看见父亲正坐在船长的饭厅里，喝着兑了白兰地的不加糖的浓咖啡。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眼睛又斜了，但没有流露出对这次回家的丝毫顾虑。

他们驶进港来。轻便船在公共市场港湾里停泊的小船组成的迷宫中静静滑行。市场散发的臭味在几里外的海上就能闻到。晨曦在清澈的蒙蒙细雨中显得格外饱满，可小雨很快变成了瓢泼大雨。守候在电报室阳台上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轻便船驶入灵魂湾的那一刻就认出了它，船帆被雨水打得耷拉下来，船在市场码头下了锚。前一天，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点，才从一份电报中偶然得知船因为逆风而延误了。于是，他又从第二天的凌晨四点起开始等待。此刻，他的眼睛始终不离那一艘艘运送旅客的小船。它们负责把少数不顾暴风雨而决定上岸的旅客送至岸边，可最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得不在中途走下搁浅的小船，着泥泞攀上码头。船中的客人一直徒劳地等到八点钟，雨还是没有停。一个黑人搬运工着齐腰深的水走到船舷上把费尔明娜·达萨接了下来，一直把她抱到岸上。但她浑身上下湿得就像落汤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竟然没有认出她来。

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这次旅行中她竟成熟了那么多—直到踏入家门的那一刻。她一走进大门紧闭的房子，便立刻在黑人女仆的帮助下，开始了让房屋恢复生气的壮举。黑人女仆名叫加拉·普拉西迪娅，刚一接到他们即将归来的消息，就从她那古老的奴隶住所赶了回来。费尔明娜·达萨已经不再是那个既受父亲宠爱又受他严加管束的独生女了，而变成了这个满是尘土和蛛网的王国真正的女主人。如今，只有不可战胜的爱的力量，才能拯救这个王国。她没有气馁，因为她感到自己受到一股升腾的勇气的召唤，足以撼动这个世界。回家当晚，他们在厨房的餐桌上喝热巧克力、吃奶酪饼的时候，父亲把管理家务的大权交给了她，那么郑重其事，就像进行神圣的宗教仪式一般。

“我把你生活的钥匙交给你。”他对她说。

年满十七岁的她坚定地接过这个权力。她知道，她所赢得的每一分自由都是为了爱。这一夜，噩梦连连。第二天，她打开阳台的窗子，又看见小花园中伤感的蒙蒙细雨、那尊被斩首的英雄塑像，还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拿着诗集常坐的那条大理石长凳，她第一次感到回家的惆怅。她已经不再把他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恋人，而是当作可以托付一切的确定无疑的丈夫来想念。她突然感到，自己走后，二人所虚度的光阴是多么的沉重漫长，活下来又是多么的艰辛不易，而她又该付出多少爱，去按照上帝的旨意爱这个属于她的男人啊。可她惊讶地发现，他并不在小花园，不像以前很多次那样，即使下雨也会出现在那里。她发现自己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接到他的任何信息，甚至一点征兆都没有。突然间，一个念头令她浑身一颤：他死了。但随即，她又排除了这个坏念头，因为在最后几天狂热的电报往来中，他们的确是忘了商定一种她回来以后能继续保持联系的方式。

事实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肯定地以为她还没有回来，直到里奥阿查的电报员向他证实她星期五就上船了，并且就是那艘前一天因逆风而没有到达的轻便船。于是周末时，他守在她家门口，注视着里面的动静。而星期一，从傍晚开始，他便透过窗子看见一盏灯火在阳台所在的那间卧室里来回移动，九点刚过就又熄灭了。他一夜没睡，而是受着和恋爱之初的夜晚同样的煎熬，紧张得直想呕吐。特兰西多·阿里萨在早上第一拨公鸡打鸣时就起了床。她被吓慌了，因为儿子自从半夜走进院子就再没回来，而她在家里也没有找到他。原来，他一直在防波堤上徘徊，迎着风背诵爱情诗，高兴得流泪，直到天明。八点钟，他坐在教区咖啡馆的拱廊下，因彻夜未眠而精神恍惚，正想着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向费尔明娜·达萨表示欢迎。就在这时，他感到地动山摇，浑身一震，五脏六腑都要碎了。

是她。她正穿过大教堂广场，加拉·普拉西迪娅手里提着买东西的篮子陪伴着她。这是她第一次没有穿校服出门。她比离开时长高了，线条更加分明，身材更加丰盈，一种成熟的矜持使她的美更为纯净。她的发辫又长出来了，但不是披在后背，而是斜搭在左肩上，这个简单的变化让她脱去了少女的稚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直到这个宛如梦幻的姑娘目不斜视地穿过广场。接着，那股使他浑身酥软动弹不得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又迫使他跟在她后面追了上去。而这时，她已经拐过教堂边的街角，混入市场喧闹嘈杂的人群中。

他紧跟着她，却不让她发现，一路观察着世界上他最爱的这个人的举手投足，她的优雅，她的早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无拘无束的样子。他惊讶地看着她自如地穿行于人群之中，而加拉·普拉西迪娅却东碰西撞，手中的篮子钩来刮去，不得不一路小跑才跟得上她。她在混乱的大街上穿梭，自由自在，不曾与任何人相撞，就像在黑暗中飞翔的蝙蝠。她曾多次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来到市场，但从来只是买一些小玩意儿，因为那时父亲亲自负责家中的采购，不单包括家具和食品，甚至还包括女人的衣服。所以，这第一次出门采买，对她来说是在童年的梦想中便一再憧憬过的神奇冒险。

她没有理会耍蛇人向她兜售永葆爱情的糖浆时的那番饶舌，也没有理睬躺在别人大门前浑身长癞流脓的乞丐的恳求，更没有搭理试图把一条受过训练的鳄鱼卖给她的假印第安人。她走得很远，逛得很仔细，但漫无目的，每一次停下来，都仅仅是因为她喜欢不慌不忙地欣赏每一件东西的灵魂。只要有点儿东西卖的门廊，她都要走进去看看，而每到一处，她都能找出点儿什么来增添她对生活的渴望。她兴高采烈地闻着大木箱里呢料散发出的香根草的味道；她把印花的丝绸裹在身上；她戴上压发梳，拿起花扇，在“金丝”商店的全身穿衣镜里看着自己扮成马德里妇女的模样，忍不住笑起来，接着，又被自己的笑逗得哈哈大笑。在进口食品店，她打开一桶卤汁鲱鱼，这让她想起自己还是个小姑娘时，在东北部的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度过的那些夜晚。她又尝了尝带甘草味的阿利坎特血肠，买了两根作为星期六的早餐，还买了几片鳕鱼肉和一罐酒浸红醋栗。在调料店，她用两个手掌揉碎了几瓣鼠尾草和牛至叶，纯粹是为了闻味儿，还买了一把丁香和一把大料，一小包姜和一小包刺柏。走出来时，由于被卡宴的胡椒呛得直打喷嚏，她笑得满脸泪水。在法国药店，当她试用路特香皂和安息香液的时候，售货员在她耳后喷了一揿巴黎正流行的香水，还给了她一片吸烟后用的祛味剂。

她是在边买边玩，的确如此，但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东西，她会毫不迟疑地买下来。那股当机立断的劲头让人绝对想不到这是她第一次买东西。她知道，她不只是在为自己买，也是在为他买。她买下了十二码亚麻布，用来为两人做台布；一块细棉布，用来做新婚之夜的床单，天亮时上面会浸染上两人幸福的气息。每一件精美的物品，他们都将在他们的爱巢共同享用。她讨价还价，且十分在行。她优雅而又不失尊贵地议价，最后总能赢得最大的优惠。她用金币付账，店主们假装检验真伪，其实只是为了听听金币落在大理石柜台上那悦耳的声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惊奇地窥视着她，跟在她身后气喘吁吁，好几次都撞到了女仆的篮子上，对他的道歉，女仆回以微笑。她和他擦肩而过，距离如此之近，他闻到了她身上的一阵芳香。如果说她那时并没有看到他，可不是因为她无法看到，而实在是因为她那傲视一切的走路方式。他觉得她是那么美，那么迷人，那么与众不同，所以不能理解为何没有人像他一样，为她的鞋跟踩在路砖上那响板似的美妙声音而神魂颠倒，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被她裙摆的弄得心怦怦乱跳，为何全世界的人没有因她那飘逸的发辫、轻盈的手臂和金子般的笑声而爱得发狂。他没有错过她的一颦一笑，也没有错过她那高贵品行的任何一点展现，但他不敢走近她，害怕扼杀这样如痴如醉的感觉。然而，当她钻进鱼龙混杂的“代笔人门廊”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在铤而走险，眼看就要失去几年来梦寐以求的机会。

费尔明娜·达萨赞同她的女同学们的古怪看法，认为“代笔人门廊”是个堕落淫荡、藏污纳垢的地方，自然，是对那些体面的小姐们而言。那是一个有很多拱门的长廊，对面是一个小广场，停着可供出租的马车和驴子拉的大车，老百姓的生意做得如火如荼，热热闹闹。“代笔人门廊”这个名字起源于殖民时期，因为从那时起，那些穿着呢子背心、戴着套袖的沉默寡言的书法家们就坐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代人写就各种文书：受屈或申诉的诉状，法庭证词，贺帖，悼词，以及各种年龄阶段的情书。当然，这个喧闹市场的坏名声并非来自这些代笔先生，而是来自后来出现的小商小贩。他们在柜台底下出售由欧洲船走私来的假货，从淫秽下流的明信片、春药油膏到著名的加泰罗尼亚避孕套，应有尽有。那种避孕套有的装着鬣蜥身上的鬣毛，到时候可以撩动心房；还有的在末端饰有花朵，花瓣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意愿张开。费尔明娜·达萨并不熟悉这条街道的风俗，为了找一处阴凉来避一避十一点钟火辣辣的太阳，她走进了门廊，根本没留意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

瞬时间，她被淹没在一片叽里呱啦的火热叫卖声中，有擦鞋匠、卖鸟人、二手书商、江湖郎中，还有卖甜食的女人。其中，卖甜食的女人们的吆喝声力压众人，她们大声叫卖着椰子酥，有姑娘们爱吃的菠萝味的，疯子爱吃的椰子味的和小甜心米卡拉爱吃的红糖的。可她对这些嘈乱的嚷声无动于衷，因为她一下子就被那个卖文具的吸引住了。那人正在演示各种具有魔力的神奇墨水，有像血一样鲜红的红墨水，有透着一股悲伤的写悼文用的墨水，还有便于在黑暗中阅读的磷光墨水，以及只有灯照下才能看得见的隐形墨水。她本来打算各种墨水都买一点儿，好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闹着玩儿，用自己的天才吓他一跳。但她试了好几种之后，决定只买一小瓶金色墨水。随后，她走到那些坐在一排大罐子后面的卖甜食的女人面前，每样买了六块。她用手一一指着玻璃罐中的甜食，因为在嘈杂声中根本无法让她们听见自己在说什么：六块天使发丝夹心饼，六块炼乳饼，六块芝麻糕，六块木薯夹心饼，六块魔鬼小奶球，六块奶油卷，六块王后乳酪糕，六块这个，六块那个，每样六块。她用一种令人难以抵御的优雅把这些糕点一一扔进女仆的篮子，全然没有理会叮在糕点上的密密麻麻的苍蝇，周围不绝于耳的嘈杂声，以及在那要命的酷热中闪烁的腐臭汗珠所发出的蒸蒸热气。一个头上包着花头巾、圆润而漂亮的黑人妇女，满面笑容地递给她一角插在刀上的菠萝块，令她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她取下菠萝块，整个放进嘴里，一边细细品尝着，一边把目光扫向周围的人群。突然，一个晴天霹雳将她定在了那里。在她背后，嘈杂之中一个唯有她能够听见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这可不是花冠女神该来的地方。”

她回过头，在距离自己的双眼两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他离她那么近，就像在子时弥撒躁动的人群中看到他的那次一样。但与那时不同，此刻她没有感到爱情的震撼，而是坠入了失望的深渊。在那一瞬间，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对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她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酷地让那样一个幻影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么长时间。她只想出了一句话：“我的上帝啊！这个可怜的人！”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冲她笑了笑，试图对她说点什么，想跟她一起走，但她挥了挥手，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

“不，请别这样。”她对他说，“忘了吧。”

那天下午，父亲睡午觉的时候，她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一封只有两行字的信：今天，见到您时，我发现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幻觉。女仆还给他带去了他的电报、他的诗和他送的已经风干了的山茶花，并要求他归还她曾送给他的信件和礼物：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那本弥撒经书，植物叶脉标本，一平方厘米大小的圣佩德罗·克拉维尔的教士服布料,几块圣牌，还有她那条系着校服配套丝带的十五岁时的发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濒临疯狂，给她写了无数封绝望的信，缠着女仆带给她。但女仆坚决执行女主人斩钉截铁的指示：不接收除归还的礼物以外的任何物品。在女仆的再三坚持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所有东西都还给了她，只除了发辫。他不会归还发辫，除非费尔明娜·达萨亲自来拿，并和他谈上哪怕片刻的时间。但他的愿望没有达成。特兰西多·阿里萨担心儿子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冲动决定，放下自己的骄傲，去恳求费尔明娜·达萨开恩给她五分钟的时间。费尔明娜·达萨在家中的前厅站着接待了她，只花了一小会儿工夫，甚至没有请她进去，更没有表现出丝毫软弱。过了两天，在同母亲吵了一架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他卧室的墙上取下了那个落满灰尘的玻璃龛，里面像供奉圣人遗物似的供奉着那条发辫。特兰西多·阿里萨把它装进那只绣有金线的天鹅绒盒子，亲自还了回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没有机会单独见过费尔明娜·达萨，在他们漫长一生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和她说过话，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她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才再一次向她重申自己对她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1]教皇“庇护五世”在西班牙语中的叫法。

[2]利兰，英国西北部城镇。

[3]大西洋轮船总局，法国航运公司。

[4]圣纳泽尔，法国西部城市。

[5]圣尼古拉，天主教圣人，被视为水手的保护神。

[6]圣佩德罗·克拉维尔（1580－1654），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曾在哥伦比亚的黑奴中传教。

[7]本书中的里均指西班牙里。

[8]教皇“利奥十二世”在西班牙语中的叫法。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二十八岁时，是最受人青睐的单身汉。他曾去巴黎进修药科和外科，待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刚一踏回这片土地，他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没有在外虚度一寸光阴。他比走的时候更加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同辈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学问上一丝不苟，知识渊博，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时髦舞跳得比他好，或是即兴钢琴弹得比他棒。他的翩翩风度和殷实家境迷倒了周围很多姑娘。她们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也乐得与她们相处，但总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清雅，直到最后，他不可救药地被费尔明娜·达萨那种质朴的魅力迷住了。

他总是津津乐道，说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事情就那么发生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他正把自己积蓄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对于这座城市，他常常不假思索地说，它是举世无双的。在巴黎，当他挽着某位临时女友漫步在姗姗来迟的秋色中，仿佛不会再有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为纯真的幸福了：到处弥漫着炭烤栗子的山野气息，手风琴声悠扬婉转，还有那一对对贪婪的情侣，在露天阳台上仿佛永远也亲吻不够似的。然而，他把手放在胸口，对自己说，眼前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用故乡加勒比四月的一瞬间来抵换。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可当他站在甲板的栏杆前，再一次看到殖民区那白色的山冈，屋顶上一动不动的兀鹫，以及阳台上晒着的穷人的破衣烂衫—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轻易地掉进了思乡之情设下的慈悲圈套。

轮船从水面漂浮的一层溺水而亡的动物尸体间开出一条道来，驶进了港湾。为躲避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进了船舱。年轻的医生从舷梯上走下船，身穿上好的羊驼毛西服和背心，外套一件长罩衣，留着巴斯德年轻时的那种胡子，头发由中间分开，露出一道清晰而苍白的中缝。他极好地掩饰了自己因恐惧而非伤感造成的哽咽。码头上几乎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士兵在看守。两个妹妹和母亲，以及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那里等他。他发现他们尽管表面上开心，但脸色憔悴，毫无生气。谈到危机和内战时，他们仿佛在说距离自己很远、甚至毫不相干的事，可那隐隐颤抖的声音和游移不定的眼神背叛了他们的言辞。令他感触最深的还是他的母亲。她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女人，曾以热情火辣的社交活力从容优雅地投身于生活，而如今，在那身散发着一股樟脑味的寡妇黑绸丧服中，她就像被文火煎熬一般慢慢枯萎了。想必是在儿子一脸的困惑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改变，她先发制人，以攻为守，问儿子的脸色为何像石蜡一样苍白。

“是生活所迫，母亲。”他说，“人人在巴黎都会变得脸色发青。”

稍后他挨着母亲坐在封闭的车子里，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他再也无法忍受从车窗里钻进来的那一幕幕残酷的现实了。大海如死灰一般，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之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再也闻不到昔日那浓郁的茉莉花香。他觉得一切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渺小，更破败，更萧条。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惊得拉车的马儿走得磕磕绊绊。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有碰到任何能对得起他的思乡之情的东西。他沮丧之极，为了不让母亲看见，便把头扭向一边，默默地淌下眼泪。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宅邸，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幸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看到家中的景象，心都要碎了。他从阴暗的前厅走进来，看到花园的喷泉池里积满尘土，鬣蜥在一朵花也没有的杂草丛中乱爬。他发现通往主要居室的那段装着铜扶手的宽楼梯上，缺了好几块大理石板，还有的板已经裂了缝。他的父亲，一位献身精神超过医术水平的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席卷整个城市的亚洲霍乱。从此，这个家的灵魂也随之而去。他的母亲布兰卡夫人，早已用黄昏时的九日祷告代替了亡夫生前常举办的远近闻名的音乐晚会和室内音乐会，想到自己将穿着丧服度过余生，她压抑得喘不上气来。两个妹妹也违背了风趣快乐的本性，成了修道院的盘中餐。

回家的那天晚上，由于害怕黑暗和寂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片刻也没有睡着。一只石从没关严的门缝钻了进来，每隔一小时，刚好整点的时候，就在卧室里叫上一阵儿。他数着念珠念了三串《圣三光荣颂》，还念了所有他能记得的其他经文，以祈祷消除灾祸和不幸，驱散专在夜间窥视的各种鬼魅魂灵。附近圣牧羊女[1]疯人院里，传来疯女人在幻觉中发出的尖叫声，水瓮里的水一滴一滴落在水盆中，无情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迷途的长腿石在卧室里来回乱跑。他生性怕黑，再加上父亲无形的亡灵就存在于这座沉睡的宽阔宅邸，这一切都令他毛骨悚然。早上五点，石和邻居家的公鸡一起啼鸣，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完全交托给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在祖国这片废墟上多住一天。然而，亲戚们的关怀，几个星期日的郊游，以及那些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的倾心仰慕，最终减轻了回家的第一印象所带来的苦涩。他慢慢习惯了十月的闷热，周遭刺鼻难耐的气味，以及朋友们不成熟的看法，习惯了大家的那句“明天见，医生，您不要担心”。最终，在习惯的魔力面前，他屈服了。很快，他便为自己的屈服想出了一个简单理由。这里就是他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这个悲伤而压抑的世界是上帝安排给他的，他属于这里。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了父亲的诊所。他把那些英国家具原地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它们硬邦邦的，非常古板，而且还会在清晨的寒风中吱扭作响。但是那些有关总督时期科学以及浪漫主义时期医学的著述，他都让人搬到了阁楼，带玻璃门的书柜中则放进了法国新一派的著作。他摘下那些褪了色的廉价彩画，只留下画着医生和死神争夺一位裸体女病人的那幅，还有那张用哥特字体印刷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在空出的位置上，他挂上了自己在欧洲各所学校以优异成绩取得的各式各样的文凭，紧挨着父亲唯一的那张。

他试图在仁爱医院推行新观念，但这并不像他曾满怀青春的激情所设想的那样。在这座古老的医院里，人们固执地恪守着代代相传的迷信观念。比如，把床腿分别放进四只装着水的罐子里，以防疾病爬上床来，又或者在手术室中要求穿礼服，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认定优雅是无菌操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他们无法忍受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用嘴去尝病人的尿液以检验是否含糖；无法忍受他动不动就提到沙可[2]和特鲁索[3]，好像他们是他的同窗室友；也无法忍受他在课堂上严肃地警告说接种牛痘有致命的危险，但同时又对栓剂这一新发明抱着令人怀疑的信念。他在所有方面都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革新精神，他近乎偏执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身处这片到处是嘻嘻哈哈的老顽童的土地上，他的幽默感却异常迟钝，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他难能可贵的美德，却引起了年长同事的猜忌和年轻同事暗地里的嘲笑。

最令他苦恼的是城里危险的卫生状况。他向最高当局请求填平西班牙人建造的污水沟，因为那里是老鼠的巨大温床。他建议代之以封闭的下水管道，污水不应像一直以来这样排到市场港湾，而应该输往偏远的垃圾场。殖民时期建造的讲究一点的房子都有带化粪池的茅厕，但那些挤在沼泽边窝棚里的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大小便。排泄物在太阳下风干，变成粉尘，随着十二月凉爽而幸福的微风，被所有人带着圣诞节的喜庆吸入体内。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试图在市政府开办强制学习班，教穷人建造自家的厕所。他曾徒劳地斗争，希望人们别把垃圾扔到树林里，几个世纪下来，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片腐烂的池塘。他建议至少一星期收两次垃圾，然后运到无人区烧掉。

他明白，饮用水是致命的隐患。然而，单是建一条高架水渠都纯属幻想，因为凡是有能力推动此事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地下雨水池，存着多年积蓄的雨水，被一层厚厚的浮藻覆盖着。当时最值钱的家具之一，便是装水瓮用的精雕细刻的木架柜，里面的石制过滤器日夜不停地把水滴到水瓮里。为了防止有人从汲水的铝罐中喝水，罐子的边缘有一圈锯齿，就像一个滑稽的王冠。在阴暗的陶制水瓮中，水看上去清清凉凉，带着一股树林的余味。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被这种过滤的假象蒙蔽，因为他知道，尽管用了那么多防范措施，瓮底却还是孑孓的圣殿。童年时期，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他曾怀着莫名的惊恐观察这些孑孓，因为那时的他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它们是精灵，是超自然的生命，它们在水底静止的沉积物中追求少女，也会为了爱情而疯狂报复。小时候，他曾见学校的女老师拉萨拉·孔德因为竟敢对精灵出言不逊，家里的房子被砸得支离破碎。他看见她家的碎玻璃像河水一样流到了街上，还看见铺天盖地的一大堆石头—人们用这些石头朝她家的窗子扔了三天三夜。过了很久他才学到，原来孑孓是蚊子的幼虫。而一经知晓就再也忘不掉了，因为此后他发现不只孑孓，还有很多恶魔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天真的石制过滤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阴囊疝气的来源归功于雨水池。城中很多男人都忍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可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流露出某种爱国主义的傲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小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撞见令他胆战心惊的情景：患疝气的人在烈日炎炎的下午，坐在自家门口，用扇子给自己那硕大的睾丸扇风，那睾丸大得简直就像一个趴在两腿间睡着了的孩子。据说，在暴风雨的夜晚，疝气会发出凄楚的鸟叫声，而若在附近点燃一根兀鹫的羽毛，它便会绞起来，让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人为这些倒霉事抱怨，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阴疝挂在下身，完全可以被视作男人的荣誉，比什么都值得炫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时，已经非常清楚这种观念绝对是伪科学。但它在当地根深蒂固，很多人甚至反对在雨水池中加入各种矿物质，因为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培养令人骄傲的硕大阴囊的能力。

和水质不净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一直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忧虑。市场位于灵魂湾正对面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些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帆船就停靠在这个港湾。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曾把此地描绘成世界上货物最丰富的市场之一。的确，这里货品充足，种类繁多，热闹非凡，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市场。由于潮水无规律的涨落，海湾海水一漾一漾地把污水沟排出的垃圾又推回岸上，因此，整个市场就坐落在自己的垃圾堆中。紧邻的屠宰场也把乱七八糟的残渣丢到这里来：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兀鹫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止无休，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鹿肉和阉鸡之间，时而跃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想改善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如让屠宰场换个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有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就像他在巴塞罗那看见的那些古老菜市场一样，那里供应的食物干净而漂亮，几乎让人不忍心吃掉。然而，他的那些有声望的朋友们，即便是那些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也只能对这份不切实际的热情抱以同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喧嚷自己骄傲的出身，歌颂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它珍贵的文物、它的英雄主义和它的美，却对时光对它的侵蚀视若无睹。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与他们不同，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恋之深，使他能用真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他常常说，“我们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没有达成目的。”

然而，它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十一周内已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纪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4]。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没有封严的墓穴中逸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三年以后，费尔明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那个时候才再次打开。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地草草葬下三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

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胡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制订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社会事务中去，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以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采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得多。

父亲未能及身见证自己的荣耀。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过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也不以为意，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中，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与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二十页的诀别书。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字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遵照他的遗愿，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腼腆，从未向她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在那之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他们一家人的生命节奏都很缓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衰老、生病和死亡的迹象，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云雾，直至最终被遗忘吞没。父亲的遗书比那封传达噩耗的电报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让他确信人终有一死。尽管，他最早的回忆之一—九岁或十一岁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死亡早早发出的信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们两人待在家中的办公室。他正用彩色粉笔在地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则对着窗子的亮光在看书，背心敞着扣，衬衫袖子上勒着橡皮筋。忽然，他停止了阅读，用一根末端带有银抓手的爪杖挠了挠后背。因为够不着，他又让儿子用指甲帮他抓一抓。儿子这样做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脊背似的。最后，父亲从肩膀上方看着儿子，凄惨地笑了笑。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死亡天使在办公室那凉爽的昏暗中一闪而过，又从窗子飞了出去，所到之处，散落下几片羽毛，但孩子却没有看见。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马上就要到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很像，而现在除了这一点外，他还惊愕地意识到，和父亲一样，自己也终将死亡。

霍乱成了他的心病。之前，除了在某门边缘课程中学过一些常识外，他对此了解得并不多。他曾觉得难以置信，仅在三十年前，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霍乱就造成了十四万多人的死亡。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平记忆的伤痛，也作为一种悔过，他学习了一切能学到的有关各种形式的霍乱的知识。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那位伟大小说家[5]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学生。因此，当他回到故土，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看见污水沟中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

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还不到一年，他在仁爱医院的几个学生请他帮忙去为一个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义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但运气还不错：这个病人三天前乘坐一艘来自库拉索的轻便船到达此地，是自己来到医院门诊的，似乎还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不管怎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是提醒了同事们，并最终说服当局向附近港口发出警报，以便找到并隔离被污染的轻便船。此外，他还劝阻了要塞军事长官，这位长官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一刻钟鸣炮一响的治疗法。

“省下那些火药，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温文尔雅地说，“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了。”

四天后，病人死了，因白色颗粒状的呕吐物窒息而死。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却没有再发现一起新病例。没过多久，《商业日报》刊登消息说，在本城的不同地方，两名儿童死于霍乱。经证实，其中一名得的是普通痢疾，而另外那个五岁的小女孩，看上去的确是霍乱的牺牲品。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被分别单独隔离起来，整个街区也被置于严格的医疗监控之下。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也感染了霍乱，但很快就康复了。危险过去后，一家人回了家。三个月内，又发现了十一例病例。第五个月时，出现了一次令人担心的爆发。但快到一年时，大家普遍认为疫情已得到了控制。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严格的医疗措施创造了奇迹，效果比他的宣传还要切实有力。从那时起，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尽管霍乱仍然是本城，而且几乎是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及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却并没有再度发展成瘟疫。对霍乱的惊恐使得当局更加严肃地听取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在医学院，霍乱和黄热病被规定为必修课；并且，大家明白了填堵污水沟、把市场建到远离垃圾堆的地方去的紧迫性。然而，此时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热衷于宣告他的胜利，也没有精神百倍地去坚持他的社会使命—如今的他成了折翼的天使，不知所措，心神不宁，决意要忘掉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只因为他被自己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火闪电般地击中了。

的确，那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的一位医生朋友，认为自己在一个十八岁的女病人身上看出了霍乱的先兆症状，请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前来看看。由于害怕疫情侵入老城的宝地—毕竟，之前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边缘地区，且几乎全是黑人—他当天下午就去了。结果，他收获了惊喜而非忧患。那所房子坐落在福音花园的杏树树荫下，外面看上去同殖民老区的其他房子一样破旧不堪，但里面却井井有条，美轮美奂，光彩照人得仿如世外桃源。房子的前厅直接通向一个塞维利亚式的方形庭院，院子里刚刚刷过白白的石灰，橘树盛开着鲜花，地上铺着和墙上一样的彩色瓷砖。虽然看不见泉水，潺潺的流水声却不绝于耳，屋檐下装饰着一盆盆康乃馨，连拱下吊着一只只装有珍禽的鸟笼。其中最为稀有的，是三只关在一个大鸟笼里的乌鸦，它们每一次振动翅膀，都会令院子里弥漫开一种莫名的香气。用链子拴在角落里的几条狗嗅出了生人的味道，突然狂吠起来，但一声女人的叫喊就使之戛然而止。许多只猫被这声严厉的喊叫吓得从四处窜了出来，又藏进花丛中。之后，一片寂静，在鸟儿的扑腾声和流过石头的淙淙水声中，仿佛能隐隐听到大海忧伤的呼吸。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真切地感觉到上帝就在此处，不由得浑身一颤。他想，如此一个家是不会受到瘟疫侵害的。他跟着加拉·普拉西迪娅穿过带拱顶的走廊，走过缝纫室的窗前，那里曾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的地方，当时院子还处在一片瓦砾之中。他沿着崭新的大理石台阶来到二楼，等候传禀，以进入女病人的卧室。可加拉·普拉西迪娅走出来时，带来了这样的口信：

“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父亲不在家。”

于是，他按照女仆的指示，下午五点钟又来了。洛伦索·达萨亲自为他打开大门，把他领到了女儿的卧室。医生为病人检查时，洛伦索·达萨坐在角落的一片昏暗之中，双臂交叉，徒劳地控制着自己杂乱的呼吸。很难说清楚究竟谁更拘谨：医生羞怯地抚摸着病人，病人则带着处女的矜持，把自己裹在丝绸睡袍里。两人谁也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只是他用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问着问题，而她则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不约而同地忌惮着那个坐在阴影中的长者。最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请病人坐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她的睡衣解至腰间：霎时间，那对完美无瑕、高高隆起、有着孩子般稚嫩乳头的乳房，在昏暗的房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她赶紧将双手抱在胸前遮住身体。而医生沉着地将她的手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贴在她的皮肤上为她听诊，先是胸部，然后是背部。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总是说，他初识这位将与他共度一生的女人时，心里没有丝毫波澜。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的睡袍镶着花边，她的眼神炽热如火，长长的秀发披在肩上，但他当时极度担心霍乱侵入殖民老区，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所拥有的诸多美妙之处，而是全心查看她身上可能存在的哪怕微乎其微的瘟疫征兆。而她更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位因霍乱而常常被人提起的年轻医生，在她看来根本是个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爱的学究。诊断的结果是，这只是一次食物引起的肠道感染，在家中治疗三日即可痊愈。证实女儿没有染上霍乱，洛伦索·达萨松了一口气。他亲自把医生送上车，并付给他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用。他认为即便是对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来说，这也算是过高的酬劳了，但告别时，他还是千恩万谢。他被医生那荣耀的姓氏弄得眼花缭乱，对于这一点，他非但没有丝毫掩饰，反而表示无论如何希望再次见到医生，当然，是在更轻松的场合。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然而第二周的星期二，没有受到邀请，也没有事先知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下午三点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来了。费尔明娜·达萨正在缝纫室和两个女伴一起上油画课。他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色长礼服、戴着一顶白色高顶帽出现在窗前，朝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过来一下。她把画框放在椅子上，踮着脚尖向窗子走过去，为了不让裙子拖到地上，她把荷叶边提到了脚踝。她戴了一只发箍，亮闪闪的宝石坠子垂在额头上，与她那高傲的双眸有着同样的颜色，整个人都透出清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意到，她在家中作画时竟也穿戴整齐，就好像参加节日庆典一般。他从窗外给她号了脉，又让她把舌头伸出来，用一块铝制压舌板为她检查了喉咙，还看了看她的内眼睑。每检查一项，他都做出放心的表情。他不再像上次那样拘束，但她却更拘谨了，因为她不明白他此次意外到访的原因，毕竟他曾亲口说过，若没有什么新情况需要叫他来，他就不再来了。更何况：她也并不想再见到他。检查完毕，医生把压舌板放进了装满各种工具和小药瓶的手提箱，然后啪的一声关上箱子。

“您就像一朵初开的玫瑰。”

“谢谢。”

“应该感谢上帝。”他说，之后又突兀地引用了一句圣多默[6]的名言：“您要记住，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论来自何处，都源自圣神。您喜欢音乐吗？”

他问话时，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但她却没有回答。

“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她反问道。

“因为音乐对健康至关重要。”他说。

他是真的这样以为的，很快，她便会知道这一点，并将终身都深有体会—音乐这个话题是他用来建立友谊的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带有魔力的方式。而那时，她却把它理解成了一种嘲笑。更何况，他们在窗前谈话时，两个假装在画画的女伴发出了像老鼠一样的窃笑声，并用画框挡住了脸。这使得费尔明娜·达萨乱了方寸。她气晕了头，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子。而医生面对着镶花边的薄纱帘不知所措，试图找到通往大门的路，可是却转了向。慌乱中，他撞上了香乌鸦的笼子，几只鸟惊得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扑扇起翅膀来，顿时，医生的衣服沾染上一股女人的馨香。紧接着，洛伦索·达萨霹雳般的声音把医生钉在了那里：

“医生，请在那里等我一下。”

他从楼上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一边扣衬衫扣子一边走下楼梯，脸有些肿胀，且肤色发青，由于刚从午觉的噩梦中醒来，络腮胡还乱蓬蓬的。医生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

“我已经告诉您的女儿了，她健康得就像一朵玫瑰。”

“是啊，”洛伦索·达萨说，“就是刺儿太多。”

他从乌尔比诺医生身边走过去，没有跟他寒暄，而是推开缝纫室的两扇窗子，粗野地冲女儿叫喊，命令她说：

“过来跟医生道歉！”

医生试图劝阻他，但洛伦索·达萨根本不加理会，斩钉截铁地说：“快点！”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女伴，默默地请求她们谅解。她反驳父亲说，她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她关上窗子是避免阳光晒进来。乌尔比诺医生竭力想证明她的理由是正确的，但洛伦索·达萨坚持自己的命令。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再次走到窗前，气得脸色煞白，右脚向前，用指尖提起裙子，向医生戏剧性地躬了一下身子。

“我万分诚恳地向您道歉，先生。”她说。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幽默地学着她的样子，像火枪手似的拿着他的高顶礼帽鞠躬还礼，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和善微笑。洛伦索·达萨邀请他去办公室喝杯咖啡以示道歉。为了表示自己心里没有留下一点芥蒂，他欣然接受了。

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除了早餐前会喝上一杯咖啡，其余时间都是不喝的。他也不喝酒，只是偶尔在正式场合喝一杯佐餐的葡萄酒。但这一次他不仅喝了洛伦索·达萨给他端来的咖啡，还喝下了一杯茴香酒。之后，又喝了一杯咖啡和一杯茴香酒。接着，他一杯一杯地喝下去，尽管还需要赶去其他几个地方出诊。起初，他还认真地听着洛伦索·达萨以女儿的名义向他致歉，听他说自己的女儿是个聪明端庄的姑娘，配得上这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王子，可她唯一的缺点，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像骡子一样的倔脾气。可当第二杯酒下肚后，医生似乎听见从院子深处传来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他的思绪便随她而去了：他想象着自己跟随她穿行于刚刚被夜幕笼罩的房子里，点上走廊各处的灯，给各间卧室喷上杀虫剂，打开火炉上的汤锅盖子，里面盛着她和父亲当晚要喝的汤。他仿佛看见父女俩单独坐在桌前，都没有抬眼，也没有喝汤，因为谁都不愿打破这种斗气的乐趣，最终，父亲投降了，请求女儿原谅他下午的严厉。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非常了解女人，他知道，只要他不走，费尔明娜·达萨就不可能经过这间办公室。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拖延着离开的时间，因为他明白，下午的这场屈辱伤害了他的自尊，将不会让他好过。洛伦索·达萨几乎已经醉倒，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心不在焉，只顾自己唠叨个没完。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一边咀嚼已经熄灭的雪茄里上好的烟叶，大声咳嗽，使劲清着嗓子，竭力在旋转靠背椅上寻找舒服的姿势，弄得椅子的弹簧发出一阵阵发情动物般的呻吟。客人每喝一杯，他就会灌下三杯。最终他发现两人已经互相看不见对方，这才暂停下来，起身去点灯。借着新点亮的灯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正面打量他，只见他的眼睛像鱼一样斜了出去，而他说出来的话也和口形对不上。医生想，这一定是酒精过量带来的幻觉。于是他站起身来，但恍惚中感觉到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而且那个别人此刻仍坐在自己刚才坐过的位置上。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失去理智。

当他在洛伦索·达萨的引领下走出办公室时，已经七点多了。一轮满月挂在空中。在茴香酒的作用下，院子变得如梦似幻，仿佛在一个水底世界的深处飘忽不定。一只只罩着布的鸟笼仿似一个个熟睡的幽灵，沐浴在新开的橘树花散发出的暖香里。缝纫室的窗子敞开着，工作台上亮着一盏灯，一幅幅未完成的画作像参加画展似的摆在架子上。“不在这儿的你，会在哪儿呢？”乌尔比诺医生走过时这样说道。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听到，也无法听到，因为她正趴在卧室的床上愤怒地哭泣，等待着父亲过去，为自己下午所受的屈辱讨回公道。医生没有放弃向她道别的念想，可洛伦索·达萨却并未提议他这样做。他思念着她天真的脉搏、猫一样的舌头和柔软的扁桃体，可一想到她将再也不愿见到自己，甚至不会允许自己尝试与她见面，他立刻又垂头丧气起来。洛伦索·达萨走进前厅时，蒙在布中的乌鸦被惊醒了，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它们会把你的眼睛啄出来。”医生心里想着她，大声说道。洛伦索·达萨回过头来，问他说什么。

“不是我说的，”他说，“是茴香酒。”

洛伦索·达萨把他送到马车前，试图说服他收下这第二次出诊的一个金比索，但他没有接受。他准确无误地向车夫下达指令，让他把自己送到另外两个约好的病人家去，然后，没有靠别人帮忙就上了车。可马车在石子路上的颠簸让他开始感到难受，于是他让车夫掉转了方向。他对着车上的镜子看了好一会儿，发现镜中的自己也依然在想着费尔明娜·达萨。他耸了耸肩，然后打了个嗝，脑袋垂在胸前，睡着了。睡梦中，他听见丧钟敲响了。先是大教堂的钟声，而后，所有的教堂都传来钟声，一处接一处，连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7]修道院那破瓦似的钟声也响了起来。

“见鬼，”他在睡梦中嘟囔了一句，“有人死了。”

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正坐在大饭厅的正式餐桌前，喝着牛奶咖啡，吃着奶酪饼。正在此时，只见他带着一副痛苦不堪的面容出现在门口，浑身散发着从乌鸦那里沾染来的淫荡香味。隔壁大教堂的钟声在家里宽阔的水池上空回荡。母亲惊慌地问起他究竟去了哪里，因为大家到处找他去给伊格纳西奥·玛利亚将军看病，将军是哈拉依斯·德拉维拉侯爵的最后一个孙子，那天下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丧钟就是为他敲响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母亲的话完全没有反应，他抓住门框，转过半个身子，试图走到卧室去，却一头栽倒在从自己嘴里喷吐出来、溅得到处都是的茴香酒中。

“圣母马利亚，”他的母亲喊道，“一定是出了什么怪事，才让你这副模样回到家里。”

然而，最为奇怪的事还没有发生呢。著名钢琴家罗密欧·卢西奇造访本城，城中的民众刚刚从对伊格纳西奥·玛利亚将军的哀悼中恢复过来，他就献上了一组莫扎特的奏鸣曲。趁这个时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叫人把音乐学校的钢琴搬上了骡车，为费尔明娜·达萨送去了一首划时代的小夜曲。乐曲刚开始演奏，她就醒了。无需从阳台的花边窗帘后探出身子，她就知道谁是这次不同寻常的献礼的策划者。她唯一感到遗憾的，便是她还没有胆量像那些刁钻的姑娘们一样，把尿盆一股脑儿地扣在不受青睐的追求者头上。而洛伦索·达萨呢，小夜曲演奏到一半，他便迅速穿好了衣服，乐曲一结束，他就把身着音乐会礼服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钢琴家请进了会客厅，用一杯上好的白兰地对小夜曲表达了谢意。

费尔明娜·达萨很快发现，父亲在试图软化她的心。小夜曲演奏次日，他便看似随意地对她说：“想想看，要是你母亲知道你被一个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人看上了，她会是什么感觉啊。”她冷冷地反驳道：“她会在棺材里再死一次。”和她一起画画的女友告诉她，洛伦索·达萨受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之邀，到社交俱乐部用了一次午餐，为此，医生因违反俱乐部章程而受到了严厉的警告。直到这时，她才知道了父亲曾多次申请加入社交俱乐部，次次都被拒绝，而每次所收到的反对票之多，已使他彻底地死了这条心。可洛伦索·达萨以桶匠[8]的大度吞下所受的侮辱，继续执著地依靠智慧创造偶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机会，却没有发现其实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付出了更为超常的努力，尽一切可能让两人相遇。有时，他们会在办公室里聊上好几个小时，而这时，家里的一切就像处在时间的边缘停滞了似的，因为只要医生不走，费尔明娜·达萨就不会让任何事照常进行。于是，教区咖啡馆成了理想的中间港。正是在那里，洛伦索·达萨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了象棋启蒙课。这位学生非常勤奋，象棋成了他无药可救的嗜好，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就在小夜曲风波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洛伦索·达萨在家中的前厅发现了一封信，是写给女儿的，火漆上押着J.U.C.几个首字母[9]组成的花押字。从费尔明娜的卧室前走过时，他把信从门下滑了进去。费尔明娜想不通信是如何到她房间里来的，因为她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竟然会替追求者送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转变。她把信放在床头柜上，不知该如何处理。就这样，信没被拆开，在那里放了好几天，直到一个飘雨的下午，费尔明娜·达萨梦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又到家里来，要把那块曾经用来为她检查喉咙的压舌板送给她。梦中的压舌板并非铝制，而是用一种她曾在别的梦里开心品尝过的美味金属做成，于是，她开心地品尝着它，并把它掰成了大小不等的两段，小的那段给了他。

醒来后，她拆开了信。信写得简洁而得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唯一恳求的，就是请她允许自己征得她父亲的同意前来拜访她。他的简单和认真打动了她，那么多天以来她用心培育出的恨突然平息了。她把信收在一个不用的珠宝盒里，压到箱底。但她忽然又记起来，那里曾经保存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些飘散着香味的信，一阵羞愧让她浑身一颤，于是她把信从珠宝盒里取出来，想换个地方。这时，她所能想到的最体面的做法就是权当没有收到过这封信。于是，她把它放到灯上烧起来，边烧边看着一滴滴火漆在火苗上飞溅，变成了缕缕青烟。她叹息道：“可怜的人。”突然，她意识到这是自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第二次说这句话了。片刻间，她又想起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自己也很惊讶，他已经离她的生活那么遥远：可怜的人。

十月里，伴随着最后几场雨，又来了三封信。同其中的第一封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小盒弗拉维格尼修道院的紫罗兰香皂。三封信中前两封都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车夫送到大门口的，医生还从车窗里向加拉·普拉西迪娅打了个招呼，一来可以让大家确认信就是他写的，二来也让谁都没法否认收到过这些信。此外，这两封信都用押着花押字的火漆封着，费尔明娜·达萨已能辨认出医生那龙飞凤舞、密码似的字迹。两封信都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和此前那封同样的意思，也怀着同样的谦卑，但在那温婉措辞的背后，开始流露出一种迫不及待的渴望，这是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些含蓄委婉的信中从未显露过的。两封信之间相隔两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每次一收到信便拆开来读，而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何就在要烧掉它们的前一刻，她改变了主意。但是，她从未想过要给医生回信。

十月的第三封信是从大门底下滑进来的，和之前的几封截然不同。字体像孩子写的一样幼稚，无疑是出自左手。但费尔明娜·达萨起初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到读完了信的内容，才发现这是一封无耻的匿名信。写信的人认定费尔明娜·达萨用迷魂汤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着了魔，并由这个假设出发得出了恶意的结论。信的结尾是一句威胁：倘若费尔明娜·达萨不放弃借由这个全城最受倾慕的男人飞上枝头的想法，一定会当众出丑。

她感到自己成了严重不公的牺牲品，但她的反应并非报复，而是相反：她想找出这封匿名信的作者，用种种适宜的解释向他证明他错了，因为她非常确定，自己永远也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被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殷勤打动。接下来的几天，她又收到了两封没有署名的信，和第一封一样信口雌黄，但三封信中没有任何两封出自同一人手笔。看来，要么她是某个阴谋的牺牲品，要么就是关于她私订终身的虚假传闻传得比想象的要远。一想到这一切都可能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某个简单的冒失行为造成的后果，她就惶恐不安。她想，或许他的为人与他那庄重的外表差距甚远，或许他在出诊时喜欢信口开河，就像他那个阶层的很多人那样，到处吹嘘自己幻想出来的对她的征服。她想写信给他，指责他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但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万一这正是他想要的呢。她试图从那几个来缝纫室和她一起学画的女友们那里打听消息，但她们唯一听说的就是关于那次小夜曲独奏的无关痛痒的评论。她感到无比愤怒，却又无能为力，备受屈辱。和最初想找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说服他承认自己错误的想法完全不同，现在她只想用修枝剪把他碎尸万段。她整晚睡不着觉，分析那些匿名信中的细节和用词，幻想能从中找出一丝安慰。但这是徒劳的：从本性而言，费尔明娜·达萨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一家的内心世界相去甚远，对于他们的明枪，她尚有武器可以自保，但对于暗箭，她就束手无策了。

这个信念在黑色洋娃娃带来的惊吓之后变得更加苦涩。娃娃也是那些天里送来的，没有附任何信件，但是其来源似乎显而易见：只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会送她这样的东西。从上面带着的商标来看，娃娃是在马提尼克岛买的，身上穿着精美的衣服，鬈曲的头发用金丝做成，躺下时眼睛还会闭上。费尔明娜·达萨觉得十分好玩，于是便放松了警惕，白天让娃娃躺在她的枕头上，晚上则习惯了和它睡在一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她从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梦中醒来，竟发现洋娃娃正在变大：它来时穿的那身漂亮衣服已遮不住它的大腿，鞋子也被脚撑破了。费尔明娜·达萨曾经听说过非洲的巫术，但都没有像眼前这件事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况且，她也实在无法想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这样的男人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来。她是对的：娃娃不是车夫送来的，而是突然冒出的一个卖虾人带来的，他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费尔明娜·达萨试图解开这个谜，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想到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那忧郁的气质曾使她害怕，但生活渐渐让她相信，她想错了。这个谜一直悬而未解，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她就不寒而栗，直到婚后很久仍是如此，尽管那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并且相信自己是被命运拣选的宠儿，是最幸福的女人。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最后的尝试是请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校长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为他们撮合。嬷嬷无法拒绝医生的请求，因为自从她所属的修会在美洲建立以来，这个家族就给予了很多赞助。上午九点，她在一个新入会的修女的陪伴下，出现在费尔明娜·达萨家。两人不得不同笼子里的鸟儿逗趣了半个小时，才等到费尔明娜·达萨沐浴完毕。嬷嬷是个男性化的德国女人，说起话来像金属发出的声音一样，目光中带着命令的神色，同她那孩子般幼稚的喜好一点儿也不相符。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以及和她有关的一切更令费尔明娜·达萨痛恨了，只要一想起她那假慈悲的模样，费尔明娜就感觉像五脏六腑里有蝎子在爬一样厌恶。刚一出浴室门，她就认出了她，学校里所受的种种折磨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每日弥撒那难以忍受的无聊，考试的惊恐，新入会修女的卑躬屈膝，以及被精神上的空虚所毁掉的全部生活。而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恰恰相反，她带着看似由衷的喜悦同费尔明娜打了招呼，对她长高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表示惊喜，夸奖她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称赞了院子的高雅品位和火盆中生长的橘树花。她吩咐新入会的修女在原地等候，并嘱咐她不要和那些乌鸦靠得太近，否则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把她的眼睛啄出来。接着，她想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和费尔明娜单独聊一聊。于是，费尔明娜邀请她来到客厅。

这是一次简短而不愉快的会面。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拐弯抹角上，而是单刀直入地提供给费尔明娜·达萨一次体面复学的机会。当初被开除的原因不仅可以从档案里而且可以从大家的记忆中一笔勾销，这样她便可以完成学业，获得文学学士的文凭。费尔明娜·达萨一头雾水，想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这是一位值得拥有一切的人的请求，而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让你幸福。”修女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她明白了。她心想，一个因为一封纯洁无辜的信而毁掉了她的人生的女人有什么权利充当爱情的使者呢？但她没敢说出口。她只是说，是的，她认识这个人，但同样也知道他无权干涉她的生活。

“他唯一恳求你的，是请你允许他同你谈五分钟。”修女说，“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会同意的。”

想到父亲也是这次会面的同谋，费尔明娜·达萨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我们见过两次，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说，“现在没有任何必要再见面了。”

“只要是有点脑子的女人都明白，这个男人是全能上帝的恩赐。”修女说。

她继续述说着他的种种美德，他的虔诚，还有他救死扶伤的献身精神。她一边说，一边从袖中掏出一串坠有象牙雕刻的基督像的金念珠来，在费尔明娜·达萨的眼前晃了晃。这是件家族圣物，有上百年的历史，由一位锡耶纳的金匠雕琢而成，被克莱蒙四世[10]祝福过。

“它是你的了。”她说。

费尔明娜·达萨只觉得自己血管中血液翻涌，胆子一下大了起来。

“我不明白您怎么会干这种事，”她说，“您不是一向认为爱情是罪过吗？”

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装作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但眼皮却红得冒火。她依旧在她眼前晃着那串念珠。

“你最好放明白些，”她说，“因为在我之后，大主教可能会来，跟他谈，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让他来好了。”费尔明娜·达萨说。

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把金念珠藏进衣袖，然后从另一只袖子里抽出一块很旧的手帕，攒成一个团，紧紧地握在拳头里。她带着同情的微笑，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看着费尔明娜。

“我可怜的孩子，”她叹了口气，“你还在想着那个人。”

费尔明娜·达萨努力咽下了一句无礼的话，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修女，目不转睛，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咬着牙。最终，她满意地看见修女那男人般的眼睛被泪水淹没。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用手绢团擦掉眼泪，站起身来。

“你父亲说得一点儿不错，你就是一头骡子。”她说。

大主教并没有来。而如果不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来找表妹过圣诞节，让两个姑娘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这件难缠的事情本该在那天就已结束。早晨五点，他们在来自里奥阿查的轻便船上接到了她。在一群因晕船而奄奄一息的混乱的旅客中，她容光焕发地下了船，举手投足尽显女性的妩媚，并为终于告别了昨夜的颠簸而兴奋不已。她背来了几篓子活火鸡，还有她家肥沃庄园里出产的各色水果，为的是在她做客期间谁也不缺吃的。她的父亲利希马科·桑切斯让她问问达萨家复活节时是否需要乐师，他有最好的乐师可以差遣，并许诺过些时候会用船运一些烟火来。他还说，自己三月份之前都不能来接女儿，所以她可以尽情地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

表姐妹俩立即开始享受共度的时光。她们从第一个下午起便一同沐浴，赤身裸体，用浴池里的水互施洗礼。她们互相擦肥皂，捉虱卵，比臀部，比结实的乳房，把对方当作镜子，细细比较自上次两人赤身相见以来，无情的时光如何改变了各自的身体。伊尔德布兰达个头高大，身体结实，皮肤是金黄色的，但全身长着混血女人的毛发，短而鬈曲，如同一层金属丝形成的泡沫。而费尔明娜·达萨则不同，她赤裸的身体有些苍白，线条修长，皮肤光滑，毛发柔顺。加拉·普拉西迪娅为她们在卧室里摆好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床，可她们有时却睡在一张床上，熄着灯一直聊到天亮。她们还会抽上几支拦路劫匪抽的那种细雪茄，这是伊尔德布兰达藏在箱子里衬带过来的。抽完后，烧上几张亚美尼亚纸，以祛除卧室里茅草房子似的浓烈气味。费尔明娜·达萨第一次抽烟是在巴耶杜帕尔镇，之后又在丰塞卡和里奥阿查抽过。在里奥阿查时，十几个表姐妹一起关在一间房里，一边谈论男人，一边偷偷抽烟。她还学会了反着吸烟，即把香烟有火的一头放进嘴里，就像战争中的夜晚，男人们为了不让香烟的火光暴露自己所做的那样。但她从未独自抽过烟。伊尔德布兰达住在她家的那段日子，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抽烟，正是那时她养成了烟瘾，不过始终是偷偷抽，甚至背着丈夫和孩子们，不仅因为女人当众抽烟很不雅，还因为偷偷做的事情别有一番乐趣。

伊尔德布兰达的旅行也是父母强迫的，为的是让她远离不可能的爱情，尽管他们想让她相信此行是为了帮费尔明娜拿个主意，定一门好亲事。伊尔德布兰达接受了旅行的建议，并计划像当初表妹所做的一样，再次对遗忘女神加以嘲弄。她已经和丰塞卡的电报员说好了，以最秘密的方式帮她传递消息。因此，当她得知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不禁大失所望。而更糟的是，伊尔德布兰达抱有一种整体的爱情观，认为每一个人的爱情变故都会影响到全世界所有的爱情。然而，她并没有放弃计划，反而以一种令费尔明娜·达萨惊慌失措的胆量，独自一人去了电报室，准备取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帮助。

她起初没能认出他来，因为她根据费尔明娜·达萨的描述想象出来的样子与他本人完全不符。第一眼看到他时，她觉得表妹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职员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他的气质就像一条挨了打的狗，衣着则像落难的犹太教士，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根本不会让任何人动心。但很快，她就推翻了对他的第一印象，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不知道她是谁的情况下—即使到了最后，他也完全不知情—无条件地为她效劳。没有人像他这样善解人意，既没有要求她证明身份，也没有向她索要地址。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每星期三下午，她到电报室来，他便会把回复交到她手中，仅此而已。另外，当他读完伊尔德布兰达写好带来的字条后，问她是否接受一点修改，她同意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先是在行与行之间做了一些改动，而后又涂掉，重新写过，写到没有空地儿了，干脆把纸撕掉，重新写了一封和原来完全不同的电文，她觉得新的电文内容感人肺腑。走出电报室的时候，伊尔德布兰达差点掉下眼泪来。

“他很丑，而且可怜兮兮的，”她对费尔明娜·达萨说，“但他身上洋溢着爱。”

最引起伊尔德布兰达注意的，是表妹的孤独。她对表妹说，她就像个二十岁的老处女。伊尔德布兰达习惯了在一个人数众多且人员分散的庞杂家庭里生活，谁都无法准确说清家里到底住着多少人，也不知道每餐究竟会有谁来吃饭。她无法想象，一个像表妹这样年龄的姑娘会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修道院般的私人生活中。毫不夸张：每天从清晨六点起床开始，直至熄灭卧室里的灯光，她全然把自己献给流逝的时间。生活是从外部强加给她的。首先，伴随着最后的鸡鸣，送牛奶的男人叩响门环把她吵醒。接着，卖鱼的女人来敲门，带着一箱躺在一层海藻上的半死不活的红鲷鱼，还有那些豪爽的帕伦克女人，带着产自玛利亚·拉巴哈的蔬菜和圣哈辛托的水果。再往后，这一整天里，各色人等都会来敲门：乞丐，卖彩票的女郎，募捐的修女，吹着笛子的磨刀匠，收旧瓶子的，收碎金子的，收报纸的，还有用纸牌、手相、咖啡渣或水盆里的水算命的假吉卜赛女人。加拉·普拉西迪娅的一周都是在开门、关门中度过的，她反复地说着“不”、“请改天再来”，或者气急败坏地从阳台喊道：“别再来烦我们了，该死，该买的我们都买齐了！”她以极大的热情和风趣代替了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以至于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把她当成姑妈，甚至喜欢上她了。她当女仆当上了瘾。只要有一小会儿空闲，就跑到工作间去熨烫白色的衬衣和床单，把它们熨得平平整整，再收入放有薰衣草的衣柜中，而且不仅是对刚洗过的衣服熨了又叠，对那些久置不用而褪了色的衣服，她也如此对待。她还同样精心地保管着费尔明娜·桑切斯的衣服，费尔明娜·桑切斯是费尔明娜的母亲，已经去世十四年了。不过，家里拿主意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她下令该吃什么，该买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这样，她决定着一个根本不需要决定什么的家庭的全部生活。每当她清洗完鸟笼，给鸟儿们喂过食，又侍弄过那些其实不需要侍弄的花草后，就没有了方向。被学校开除后，好几次她都睡午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才醒来。绘画课不过是又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罢了。

自从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被赶走后，她同父亲的关系就不再亲热，但两人找到了一种互不干扰的共同生活的方式。她起床时，他已经出门去做生意了。他很少不回家吃午饭，尽管几乎从来都吃不下什么，因为教区咖啡馆的开胃酒以及加利西亚的小菜和点心已经把他填饱了。他也不吃晚饭：她们把他的那份留在桌子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一只盘子里，再用另外一只盘子扣在上面，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不会吃的，直到第二天早上重新热过之后拿来当他的早餐。每个星期，他会给女儿一次钱，用于家中的花费。这笔钱他估算得很合适，女儿也精打细算，但每次她提出任何临时性开支，他都从容愉快地接受。他从不少给一分钱，也从不查账，但她却非常自律，就好像要向圣职部的法庭交账似的。他从未对女儿说起自己生意的性质和状况，也从没有带她去看过他在港口的那些办公室，因为它们所在的地方是正派小姐们的禁区，即便有父母陪同也不宜前往。洛伦索·达萨晚上十点前不会回家，这个钟点是战争不那么严重时宵禁开始的时间。在这之前，他会一直待在教区咖啡馆里，随便什么都玩，因为他是室内游戏的行家，样样精通。他总是神志清醒地回到家，从不吵醒女儿，尽管每天一睁开眼，他便喝下了第一杯茴香酒，白天则一直嚼着熄灭的雪茄烟头，时不时地再喝上几杯。然而一天晚上，费尔明娜·达萨感觉到了他进屋的声响。她听见他走在楼梯上那哥萨克人似的脚步声，他在二楼走廊上沉重的喘气声，还有他用手拍打她卧室门的声音。她给他开了门，头一次，他那歪斜的眼睛和笨拙的说话声让她感到害怕。

“我们完了，”他说，“全完了，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这是他所说的全部，后来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也没有发生什么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但从那晚起，费尔明娜·达萨意识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竟是孤身一人，一直都生活在社会的净界[11]之中。昔日的同学处在一个禁止她入内的天堂里，尤其是她蒙受了被开除的耻辱后，更是如此；而她也没能融入邻里之间，因为他们中没人知道她的过去，他们眼中的她仅仅是那个穿着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校服的姑娘。父亲的世界里只有商人和码头搬运工，以及那些缩在教区咖啡馆里的战争流亡者，全都是些孤独的男人。最近这一年，绘画课稍稍为她减轻了一点幽居的寂寞，因为那位教画画的女老师喜欢上集体课，常常把其他学生带到缝纫室来。不过，这些姑娘的社会地位参差不齐，三教九流。在费尔明娜·达萨看来，她们不过是些借来的朋友，每次课一结束，情意也就随之消散。伊尔德布兰达想敞开房子的大门，让屋里透透气，还想把父亲的乐师、鞭炮和烟火塔一起弄来，搞一场狂欢舞会，让它的劲风把表妹的沉闷吹得烟消云散。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设想是没有用的。原因很简单：根本没有人会来。

不管怎样，是她把表妹带进了真正的生活。每天下午绘画课后，她都让表妹带她上街，去认识这座城市。费尔明娜·达萨指给她看以前自己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每日走过的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假装看书一边等她时所坐的花园里的那条长凳，他们藏信的隐蔽处所，以及过去圣职部监狱所在的阴森宫殿，也就是后来经修缮后变成的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她对它简直恨之入骨。她们登上贫民墓地所在的小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那里根据风向为她拉小提琴，好让她躺在床上就能听到。在那里，她们俯瞰这座历史古城的全貌：破旧的屋顶，断壁残垣，杂草丛中城堡的废墟，海湾里断断续续、大大小小的岛屿，沼泽四周寒酸可怜的窝棚，还有那一望无际的加勒比海。

圣诞夜，她们到大教堂去望子时弥撒。费尔明娜·达萨站在当初可以最好地欣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秘密为她演奏的位置上，带表姐看了自己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见他的准确地点，就在与此同样的一个夜晚，她的目光撞上了那双惊慌的眼睛。她们还冒险独自去了“代笔人门廊”，买了一些甜食，又在卖神奇纸的商店玩了一会儿。之后，费尔明娜·达萨向表姐指出了那个她猛然发现自己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地方。她并没有察觉，从家到学校，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地方，她短暂过去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因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存在的。伊尔德布兰达向她指出了这一点，但她却不肯承认，因为她永远也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好也罢坏也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她生活中唯一曾发生过的事。

就在那些日子，来了一个比利时照相师，在“代笔人门廊”的楼上开起了照相馆，所有能付得起钱的人都利用这个机会去给自己照张相片。费尔明娜和伊尔德布兰达是最先去的一批。她们把费尔明娜·桑切斯的衣柜翻了个底儿朝天，瓜分了那些最耀眼的衣服、阳伞以及节日里穿的鞋帽，把自己打扮得像世纪中叶的贵妇人似的。加拉·普拉西迪娅帮她们束紧身胸衣，教她们如何在裙撑的金属丝架子中扭动身体，如何戴手套，如何系上高跟靴上的扣子。伊尔德布兰达看中了一顶宽檐帽，上面插着几根鸵鸟羽毛，一直垂到后背。费尔明娜则戴了一顶样式更新一些的，上面装饰着彩色石膏做成的水果和马鬃花。最后，她们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就像银版相片中的祖母一样，互相嘲笑起来。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兴高采烈地出门去拍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加拉·普拉西迪娅从阳台上看着她们撑起遮阳伞，穿过花园，一边尽可能地在高高的鞋跟上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边像孩子拖学步车似的使上全身的劲儿拖着裙撑，她祝福她们，祈求上帝帮她们拍张好照片。

比利时人的照相馆前人山人海，因为里边正在给近日刚刚赢得了巴拿马拳击冠军的贝尼·森特诺拍照。他穿着比赛时的裤子，戴着拳击手套，头上顶着桂冠。给他照相可不容易，因为他必须保持进攻姿势一分钟，并尽可能地屏住呼吸，可他刚刚抬起手臂，摆出防守的姿势，他的崇拜者们就爆发出一阵欢呼，而他便无法抵制取悦他们的诱惑，将本领尽数抖搂出来。轮到两个表姐妹时，天空已布满了乌云，眼看就要下雨，但两人还是任凭别人在她们脸上涂满淀粉，然后靠在雪花石膏柱上，姿势那么自然，一动不动，甚至超过了所需的时间。那是一张永恒的照片。当伊尔德布兰达活到近百岁，最终在马利亚之花庄园去世的时候，人们在锁着的卧室衣柜中发现了她保存的这张玉照，它被藏在一摞飘着香味的床单之间，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封被岁月磨去了字迹的信，上面负载的情思早已凝成了化石。费尔明娜·达萨则一直把她的那张照片保存在家庭相册的第一页，但后来不知怎的，也不知何时，它突然不翼而飞，经过一番不可思议的巧合，最后竟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手中，而那时两人都已年过花甲了。

当费尔明娜和伊尔德布兰达走出比利时人的照相馆时，“代笔人门廊”对面的广场上挤满了人，连阳台上都站满了。她们忘了自己脸上还涂着白色的淀粉，嘴唇上涂了巧克力色的油膏，而她们的衣服也不合时宜且不属于这个时代。迎接她们的是满街的哄笑和嘘声。她们躲到角落里，试图逃避众人的嘲弄。就在这时，骚动的人群分作两边，一辆被几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拉着的四轮马车驶了过来。哄笑停止了，不怀好意的人群散开去。伊尔德布兰达肯定永远也忘不了她第一次看见那个站在马车踏板上的男人时的情景：他那高高的缎子礼帽，他的锦缎背心，他的文质彬彬和他双眸的柔情，还有他出现时的威严。

虽然她从未见过他，但立刻就把他认了出来。费尔明娜·达萨曾跟她提起过他，只是在不经意间，而且兴味索然。那是一个月前的一天下午，她死活都不愿从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门前经过，因为那辆金色马拉着的四轮马车正停在那里。她告诉表姐马车的主人是谁，并试图向她解释为何反感他，但对于他追求自己的事只字未提。伊尔德布兰达本来早已把他忘到脑后了。但当她在车门前认出他，看见他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脚放在马车的脚踏板上，像童话般出现在眼前，她不明白表妹为什么不喜欢他。

“请上车，”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她们说，“想去哪儿两位尽管吩咐，我带你们去。”

费尔明娜·达萨正要拒绝，可伊尔德布兰达已经接受了邀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走下来，用指尖扶她上了马车，几乎没有触碰到她。费尔明娜别无选择，跟在她身后也上了车，脸涨得绯红。

她家离那里不过三个街口。表姐妹并没有发现乌尔比诺医生向车夫下了什么特别的指令，但想必如此，因为马车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她们坐在主座上，而他坐在对面，背朝着车子前进的方向。费尔明娜把脸转向窗子，陷入一片茫然。伊尔德布兰达则恰恰相反，表现得十分开心，而乌尔比诺医生见她开心，自己更是高兴。车子刚一动起来，伊尔德布兰达就感觉到了座椅的天然皮革散发出的温暖气味，以及包厢内的严实温馨，她说，其实住在这里也挺不错。很快，两人便开始大笑，像老朋友一样互相开起玩笑来，接着又玩上了智力游戏。这是一种简单的暗语游戏，就是在每个音节之间都插入一个事先说好的音节。他们假装费尔明娜听不懂，但其实他们知道她不仅听得懂，而且还一直在留心听，而这正是他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他们笑了一阵后，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她再也受不了脚下那双靴子的折磨了。

“这再简单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说，“我们来比比，看谁先脱掉。”

他开始解靴子上的绑带，伊尔德布兰达也接受了挑战。但这对她来说并非易事，因为紧身胸衣的架子让她弯不下腰。乌尔比诺医生故意放慢了速度，一直等到她从裙子下面掏出自己的两只靴子，就好像刚刚从池塘里钓上来似的。这时，两人看了一眼费尔明娜，只见在黄昏火红的霞光映衬下，她那黄鹂般的倩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轮廓清晰。她正在为三件事愤怒不已：一是她的尴尬处境，二是伊尔德布兰达的放肆行为，三是她十分确信，为了拖延时间，车子一直在漫无目的地兜圈子。可伊尔德布兰达却像脱缰的野马。

“现在我发现了，”她说，“让我不舒服的不是鞋，而是这个钢丝鸟笼。”

乌尔比诺医生会意她指的是裙撑，于是赶紧抓住了这个良机。“这再简单不过了，”他说，“脱了它。”说着，他以魔术师般的敏捷动作，从兜里掏出一条手帕，绑在自己的眼睛上。

“我不看。”他说。

蒙在眼睛上的手帕一下子让他那圆润下巴上的黑胡子和用胶刷出胡尖的短髭之间的两瓣嘴唇显得分外纯美，伊尔德布兰达突然惊得浑身一颤。她又瞥了费尔明娜一眼，这一次她看见她并没有生气，而是惊恐万状，害怕表姐真的会把裙子脱下来。伊尔德布兰达严肃起来，用手语问她：“我们该怎么办？”费尔明娜·达萨同样也用手势做了回答，告诉她若不直接回家，她就从行驶的马车上跳下去。

“我在等着呢。”医生说。

“已经可以看了。”伊尔德布兰达说。

摘掉手帕，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她变了脸色，于是明白游戏已经结束，而且结束得很糟糕。他做了个手势，车夫掉转方向，在街灯管理人开始点亮一盏盏街灯的时刻，把马车驶进了福音花园。所有的教堂都已念起了《三钟经》。伊尔德布兰达飞快地下了车，想到自己惹得表妹不悦而有些慌张，和医生随意地握了一下手，以示告别。费尔明娜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可当她想把戴着绸缎手套的手撤回来时，乌尔比诺医生却用力攥住了她的中指。

“我在等您的回答。”他对她说。

费尔明娜更用力地把手一抽，空空的手套挂在了医生的手上，但她并没有停下来索回它。这一天，她没吃晚饭便睡下了。可伊尔德布兰达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同加拉·普拉西迪娅一起在厨房吃过晚饭，这才走进卧室，用她那天生的风趣把下午的事评判了一番。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乌尔比诺医生，对他的优雅和翩翩风度，都充满了兴奋与热情。费尔明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已经从反感中冷静下来。终于，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蒙上眼睛，她看见他那玫瑰色的双唇间两排闪亮的完美牙齿时，曾泛起过一种想去狂吻他的难以抑制的渴望。费尔明娜·达萨翻过身去，面向墙壁，用一句话结束了她们的谈话，不带丝毫恶意，而是挂着发自肺腑的微笑。

“你真是个小娼妇！”她说。

睡梦中，她惊吓连连，到处都看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见他笑，看见他唱，看见他蒙着眼睛，两排牙齿间迸发出硫黄的火星，看见他坐着一辆和以前不同的马车，驶在通往贫民墓地的山坡上，用一种没有固定规则的暗语嘲笑她。距离天亮还有很久，她就醒了，精疲力竭，清醒地闭着双眼，想着她今后还要活的那无数个年头。之后，趁着伊尔德布兰达洗澡的时候，她飞快地写了一封信，飞快折好，又飞快地装进信封，赶在伊尔德布兰达走出浴室之前，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派她送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府上。那是一封具有她独特风格的信，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只是写着：可以，医生，去找我父亲谈吧。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得知费尔明娜·达萨即将嫁给一位门第显赫、家财万贯、在欧洲受过教育而且在同龄人中声誉非比寻常的医生时，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他从消沉之中振作起来。看到儿子不说一句话，不吃不喝，整夜不歇地流泪，特兰西多·阿里萨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用尽了情人间的甜言蜜语来安慰他，终于在一星期后让他重新开始进食。之后，她找到莱昂十二·罗阿依萨，也就是那三兄弟中唯一还活着的一个，和他谈了一次话。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请求他在航运公司给侄子找份差事，不论干什么都行，但地点得是在马格达莱纳流域丛林中的某个偏僻的港口，那里既不能通信，也不能发电报，更不能让他看见什么人，打听到这座堕落的城市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叔叔最终并没能向他提供这样一份工作，主要是出于对哥哥遗孀的尊重—单是丈夫在外有个私生子的事实就让她无法忍受—但他还是给侄子在维拉·德雷伊瓦找了个电报员的职位。维拉·德雷伊瓦是一座梦幻般的城市，距本地有二十多天的路程，海拔比窗户街高出近三千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那次疗伤之旅一直都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他将始终透过一层忧愁的薄雾来回忆这次旅行，就像那个时期发生的一切一样。当他收到委任电报时，甚至都没想接受，但洛达里奥·图古特用德国人的理由说服了他，那就是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一份光辉的前途在等着他。他说：“电报员这一行大有可为。”他送给他一双带兔皮衬里的手套，一顶草原上用的帽子和一件经受过巴伐利亚冰冷一月考验的长毛绒领大衣。莱昂十二叔叔送了他两件呢子衣服，几双防水靴，都是他父亲的遗物，还给了他一张下一班船的寝舱船票。特兰西多·阿里萨按照儿子的身材改小了这些衣服—他不像父亲那样高大，比德国人也矮许多，她还给他买了几双羊毛袜和几条连体裤，好让他不缺少衣物去抵御寒冷荒原上的恶劣天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过了一系列的挫折后变得异常冷漠，就像死人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似的，参与着为这次远行所做的工作。他没有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就像当初他只向母亲倾诉了心中悄悄压抑的激情一样。但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是故意放纵了内心的最后一丝疯狂，做出了一个很可能断送自己性命的举动。半夜里，他穿上星期日的礼服，独自站在费尔明娜·达萨的阳台下，拉响了那曲他为她创作的爱的华尔兹。这支曲子只有他们俩知道，也是三年来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挫折的象征。他一边拉，一边低诵着歌词，琴渐渐被泪水打湿。他拉得是那样激情澎湃，刚奏出头几小节，整条街上的狗便开始狂吠，接着，全城的狗都跟着吠叫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在音乐的魔力下，它们又慢慢安静下来，华尔兹最终结束在一片空灵的寂静之中。阳台的窗子没有打开，也没有人向街上探出头来，甚至连那位几乎总是拎着油灯赶来，试图从演奏小夜曲的人身上捞点油水的巡夜人也没有出现。而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这次演奏就像一道宽慰的符咒，因为当他把琴收进琴盒，头也不回地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上渐行渐远时，心中感到的并不是明天即将远行，而是仿佛多年前就已抱定永不回来的决心离开了此地。

那船是加勒比河运公司所拥有的三条一模一样的船之一，为纪念公司的创建者被重新命名为“皮奥第五·罗阿依萨号”。那是座漂浮在水上的双层木屋，建在一个又宽又平的铁壳上，最深吃水五英尺，这让它能够更好地在水深莫测的河流中消灾避祸。最老的一批船是世纪中叶在辛辛那提建造的，依照的是往来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轮船的传奇样式，两侧各有一个桨轮，靠烧柴的锅炉驱动。同这些老船一样，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船的底层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安有蒸汽发动机并设有厨房，还有一大排鸡笼似的舱室，船员们把自己的吊床横七竖八、高高低低地挂在里面。顶层则设有驾驶室、船长和高级船员的舱室，还有一间休息室和一间饭厅，身份高贵的旅客至少会被邀请到这里一次，用餐或者打牌。中间层有六间一等舱，设在一段被当作公共餐厅的甬道两侧。船头是一个露天起居室，配有雕花的木头栏杆和铁柱子，很多普通旅客晚上就把吊床挂在这里。但和那些老船不同的是，船的两侧并没有桨轮，而是在船尾有一个装有水平桨叶的巨轮，就位于旅客甲板上那令人窒息的便池下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七月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上了船，但他并没有像第一次旅行的人几乎出于本能所做的那样，一上船就不厌其烦地四处勘察。黄昏，当船经过卡拉玛尔村时，他到船尾去小便，透过便池洞，他看见巨大的桨轮在他脚下转动，卷起翻腾的泡沫和蒸汽，发出火山爆发般的隆隆巨响。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新环境。

他从没出过远门。他带着一只马口铁皮箱子，里面装着荒原上要穿的衣服，几本他自己装订的插图小说—把买来的月刊连载小说订在一起，再加上硬纸作为封皮—还有几本烂熟于心、已经快翻碎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了家里，因为它与他的不幸关联得实在太紧密，母亲则逼他带上了铺盖卷。这是一套很普通也很实用的寝具：一只枕头，一条床单，一个白尿壶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都卷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捆着，席子和绳子在急需时还可以用来做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不想带这些，因为舱室里自有铺开的床铺，这些东西根本用不着。但到了第一个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感谢母亲的明智。原来，在最后时刻，上来一位身穿礼服的旅客。他是当天清晨乘坐一条欧洲船抵达这里的，此刻由省长亲自陪同登船。他带着妻子、女儿、身穿制服的男仆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通过楼梯的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希望即刻继续行程。为了将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下来，船长，一位身材魁梧的库拉索人，试图唤起船上土生白人的爱国情怀。他用库拉索方言和西班牙语掺杂在一起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解释，说那位身穿礼服的人是新上任的英国全权公使，正在前往共和国首都的途中，并且提醒他说，那个王国为了帮我们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取得独立，向我们援助了决定性的物资，所以，为了能让一个如此高贵的家庭在船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于是理所当然地让出了自己的舱室。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因为每年这个时期，河中都水量充足，所以前两个晚上船并无颠簸。每天吃过晚饭，下午五点钟，船员们会给旅客发一些帆布底的折叠床。每个人便找地方把自己的床打开，铺上行李中的铺盖，再在上面支起针织蚊帐。有吊床的人会把吊床挂在大厅里，什么都没有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上，把整个旅途中绝不会更换两次以上的桌布盖在身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基本上大半宿都睡不着，他仿佛在河面凉爽的微风中听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对她的回忆抚慰着他的寂寥。黑暗里，船踏着野兽般的大步前行，在它的喘息声中，他倾听着她的歌唱，直到第一缕霞光出现在地平线，新的一天突然绽放在荒无人烟的草原和烟雾弥漫的沼泽之上。他觉得这次旅行再一次证明了母亲的智慧，他感受到了在遗忘之中存活下来的勇气。

然而，在顺畅的河水中走了三天后，船开始行进在意想不到的浅滩和迷惑人心的暗流之间，前进得格外艰难。河水变得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丛林，只能偶尔遇到一间茅屋，旁边堆着船上锅炉用的柴火。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仿佛加剧了午间的闷热。晚上，船不得不停在岸边，让大家休息。在那种时候，单单是活着这件事，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的烦扰，还得加上晾在栏杆上的一块块腌肉发出的恶臭。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

此外，由于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保证旅客安全，船长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备措施。他禁止了那个时期旅途中人们最为热衷的一种消遣，即朝岸上晒太阳的短吻鳄开枪射击，以避免误会和冲突。后来，有旅客为此争论，分成敌对的两派，于是，船长没收了所有人的武器，并以荣誉保证旅行结束后悉数奉还。甚至对英国公使他也没有网开一面：这位公使在起锚后的第二天早晨，便穿上狩猎服，拿着一支精密卡宾枪和一支猎杀老虎的双筒猎枪出现在大家面前。过了特内里费岛，限制变得更为严格，因为在这个岛，他们遇上了一艘高高悬挂着瘟疫黄旗的船。关于这个警告标志，船长没能获得更多信息，因为那艘船没有回答他发出的信号。但就在同一天，他们遇到了另一艘前往牙买加运送牲口的船。船上的人告诉他们，挂瘟疫旗的那条船上有两个得霍乱的病人，疫情正在侵袭前方流域。于是，不仅在接下来的港口，甚至在那些为装柴火而停靠的无人区，旅客都一律禁止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目的港之前最后的六天旅途中，旅客们染上了一些监狱中的习惯。其一便是恶劣地传看一套荷兰的色情明信片。这套明信片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谁也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尽管没有一个跑船的老手不清楚，这不过是船长著名收藏中的一套样品而已。但就是这点儿没有盼头的消遣，最终也停止了，因为只会徒增烦闷。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他那种令母亲忧伤不已、令朋友痛心疾首的矿石般的耐心忍受着旅途的艰辛。他没有跟任何人打交道。日子在他身上轻而易举地流逝。他坐在栏杆前，看着岸边一动不动晒太阳的短吻鳄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捕捉蝴蝶，看着受惊吓的草鹭突然从沼泽中飞起，看着海牛用巨大的乳头喂养幼崽，并发出如女人哭泣般的叫声，令旅客惊诧不已。在同一天，他看见河上漂过三具膨胀发绿的尸体，上面还站着几只兀鹫。最先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没了头，而后漂过一具只有几岁的女童的尸体，她那美杜莎般的头发在船尾的航迹中上下漂浮。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令人恶心的强烈气味污染了他心中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

向来如此：每一件事，无论好坏，都与她有着一定关联。晚上，船停泊下来，大部分旅客都在甲板上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而他却在餐厅的瓦斯灯—唯一一盏直到天亮都不会熄灭的灯下，复习着那些他几乎可以背下来的连载插图小说。当他用现实中认识的人去代替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时，那些反复读过多遍的情节又恢复了最初的魔力，而他向来把那些坏运气的情侣角色留给自己和费尔明娜·达萨。另外一些夜晚，他会给她写下一封封伤心欲绝的信，而后，任它们的碎片漂散在那一刻不停地向着她的方向奔流而去的河水之中。就这样，他挨着那些最难熬的分分秒秒，时而化身为一位腼腆的王子或爱情的卫士，时而又回到他那伤痕累累的皮囊，变回一个被遗忘的恋人，直到清晨吹来第一缕微风，他才坐到栏杆旁的靠背椅上打起盹来。

一天晚上，他比往常早一些中断了阅读。正当他漫不经心地朝厕所走去时，空无一人的餐厅里突然打开了一扇门，挡住了他的去路，一只鹰爪般的手抓住了他衬衫的袖子，把他拉进一间舱室，随即又关上了门。黑暗中，他甚至看不清这个不知年龄的裸体女人的样貌，她浑身淌着湿热的汗水，喘着粗气，一把将他仰面朝天地推倒在简易床上。她解开了他的皮带，又解开他裤上的扣子，接着便骑在他身上，毫无光荣可言地夺取了他的童贞。两人恣情陷落一个无底的深渊，四周泛着爬满青虾的咸水沼泽的味道。之后，她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无声无息地喘着气，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现在，您走吧，忘了它。”她对他说，“就当这件事从没有发生过。”

这次突袭是如此迅速而成功，令人无法视之为一次无聊时突发奇想的疯狂举动。它必然是从容计划的结果，甚至连细枝末节都考虑到了。这个令人愉悦的信念增加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躁动，因为当他处于欢愉的顶峰时，曾有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甚至也不愿承认的发现，那就是，他对费尔明娜·达萨的虚无缥缈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替代。于是，他千方百计想找出那个技艺精湛的强奸者，或许在她那豹子般的本能中，他能找到医治自己痛苦的良方。但他没有找到。相反，调查越是深入，他感到自己距离真相越发遥远。

袭击发生在最后的那间舱室中，但这一间和倒数第二间有一扇门相通，所以两间舱室组成了一间有四个床位的家庭卧室。里面住着两个年轻女人、一个上了年岁但风韵犹存的妇人，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孩。她们是从巴兰哥·德洛巴上的船，自从蒙波斯城因其河水变化无常而被从蒸汽船的航线上取消后，该城的货物和旅客都是从巴兰哥·德洛巴港上船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前就曾注意到她们，但那只是因为她们把熟睡的孩子放在一只巨大的鸟笼里随身携带。

她们穿得仿佛是在时髦的远洋轮船上旅行似的：丝绸裙底衬有裙撑，蕾丝饰领，宽檐帽上缀着马鬃花。年龄较小的那两个女人每天都要从头到脚换好几身华丽衣服，就在其他旅客热得快要窒息的时候，她们却仿佛置身于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片春光之中。三人灵巧地撑着阳伞，摇着羽毛扇，但就像所有的蒙波斯女人一样，她们的意图令人费解。毫无疑问，她们是一家人，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甚至连她们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起初，他认为那个年长的妇人可能是另外两个的母亲。但随后他注意到，她的年纪根本不足以当她们的母亲，而且她戴着半孝[12]，而另两个女人却没有着孝。他无法想象，她们中的一个敢在另外两人睡在旁边的床铺时做出那种事来，唯一合理的假设就是这个女人利用了偶然的，又或者是安排好的空当，在舱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下手。他观察到有时她们中的两人会出去乘凉，很晚才回来，而第三个人就留下来照看孩子。但在一个更热的晚上，她们三人带着孩子一起出了门，孩子睡在柳条编的鸟笼里，外面还罩着纱幔。

尽管迹象混乱如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很快就排除了年长妇女是那次袭击的罪魁祸首的可能性。接着，又宣布了最小的那位，也是她们中最漂亮、最大胆的那位的清白。他做出如此判断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只因为通过对她们的密切监视，他最终倾向于将自己内心的希望当作真相：他发自肺腑地希望自己那一夜情人是鸟笼孩子的母亲。这种假设是如此地吸引他，以至于他开始想念她胜过了想念费尔明娜·达萨，而忽略了这位新晋的年轻母亲心里只有孩子这一明显事实。她应该还不到二十五岁，身材纤瘦，头发金黄，一双葡萄牙人的眼睛更令她显得遥不可及，她在孩子身上慷慨倾注的无限温柔，任何男人只要能分得一丁半点就会心满意足。从早餐直至入寝，她都在大厅里照顾孩子，而另外两个女人则在玩中国跳棋。等孩子睡着了，她便把柳条鸟笼挂在天花板上，靠近栏杆凉爽的那一侧。即便是孩子睡觉时，她也不会对他置之不理，而是一边摇着鸟笼，一边哼着少女情歌，任由思绪飞离这枯燥的旅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执著地幻想着她迟早会露出马脚，哪怕只是一个表情。他毫不掩饰地越过假装在读的书看她，甚至借由她挂在细布衬衫上的圣物盒的一起一伏，观察她呼吸的变化，还甘冒无礼之嫌，明目张胆地在餐厅调换座位，只为能与她对面而坐。但最终，他都没有看出哪怕最细微的一点迹象，能够表明她当真就是收藏着他另一半秘密的人。他唯一得到的，只是一个没有姓氏的名字，因为那位年轻的女伴是这样叫她的：罗萨尔芭。

第八天，船艰难地在水流湍急的狭窄河道里航行，两边是大理石的悬崖峭壁，午饭后，船停靠在纳雷港。那些去往安蒂奥基亚省（受新一轮内战影响最深的省份之一）的旅客要在此地下船港口由六间棕榈屋和一间锌顶的木制仓库组成，几队武器简陋的赤脚士兵在此巡逻守卫，因为有消息说，暴动者正计划抢劫船只。房屋背后，杂草丛生的山峰高耸入云，一块马蹄铁似的岩石为悬崖镶上了飞檐。夜晚，船上没有一个人睡得安稳，但是并没有袭击发生。天亮时，港口摇身变成了一个星期日的集市，印第安人兜售着用植物象牙做成的护身符和爱情药水，夹杂在一群群整装待发、准备用六天的时间攀到中部山区那长满兰科植物的丛林中去的牲口之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黑人们把货物背下船，以此打发时间。他看见他们卸下一箱箱中国瓷器，还有运给恩维加多独身姑娘们的三角钢琴。当他发现下船的旅客中也包括罗萨尔芭一行人时，已经太晚了：她们已经侧坐在马背上，脚踏亚马孙皮靴，手撑厄瓜多尔的彩色阳伞。这时，他迈出了之前这些天都未敢迈出的一步：向罗萨尔芭挥手告别，三个女人也用同样的动作回答了他，那股亲切劲儿让他为自己迟来的大胆痛彻心扉。他看着她们从仓库后面绕过去，身后跟着几头骡子，驮着箱子、帽盒和婴儿的鸟笼。不一会儿，就看见她们像一队搬运东西的小蚂蚁似的，攀行在悬崖上，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这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而这几日一直在暗中窥视他的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突然用它那锋利的爪子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他知道她即将举行隆重的婚礼，而他这个最爱她、且将永远爱她的人却连为她而死的权利都没有。之前一直被压抑在哭泣之中的忌妒，此刻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他祈求上帝，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即将为爱情宣誓，顺从于那个只为把她当作社交点缀而娶她为妻的男人时，让公正的闪电从天而降，劈在她身上。这位新娘，只能是他的新娘，否则就谁的也不是。他满心狂喜地想象着，她仰面朝天躺在大教堂的石板上，四周满是沾染了死亡露珠的雪白的橘树花，那泡沫般倾泻而下的头纱垂落在主祭台前安葬着十四位主教的大理石棺之上。然而，复仇的幻想刚一结束，他便为自己的邪恶后悔起来，于是他又看见费尔明娜·达萨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虽然于他遥不可及，但却活着，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没有再睡着过，而如果说他偶尔能坐下来随便吃口东西，那也是因为幻想着费尔明娜·达萨坐在桌前，或者相反，是因为他不愿给予她那种殊荣，不愿让她认为自己是在为她禁食。有时，他会用这样的信念来安慰自己：在醉人的婚礼中，甚至在火热的蜜月里，费尔明娜·达萨会有那么片刻的心痛，至少有片刻，无论怎样，一定会有那么片刻，她的心里会浮现出这个被嘲弄，被侮辱，被唾弃了的恋人的影子，而她的幸福也将会荡然无存。

到达旅途终点卡拉科利港的前一天晚上，船长举行了传统的告别晚会，船员组成一支吹奏乐队，驾驶室里还放出了五彩的烟花。那位大不列颠公使以堪称典范的克制力忍受了一路的艰辛，用照相机猎获了那些不允许他用猎枪屠杀的动物，并且，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穿着礼服走进餐厅。但在这最后的欢庆活动中，他穿了一身苏格兰麦克塔维什部族的服装， 兴致勃勃地吹起风笛，还教所有想学的人跳他们的民族舞蹈。还没到天亮，大家便不得不半扶半拖地把他搀回舱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被痛苦折磨得垂头丧气，躲在甲板最偏远的角落，完全听不到人们的欢闹声。他把洛达里奥·图古特的大衣裹在身上，努力抵御着发自骨髓的寒意。就像死刑犯在行刑的清晨一样，早晨五点他就醒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想象着费尔明娜·达萨婚礼的每一步骤。后来，他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弄错了日期，而且一切都和他想象的不同，他甚至清醒地嘲笑起自己的幻想来。

但不管怎样，那是一个受难的星期六，最终他发起了高烧，因为他仿佛看到一对新人正悄悄地从一扇假门溜走，去尽情享受新婚之夜的狂欢。有人看到他烧得发抖，便报告了船长。船长担心这是一起霍乱病例，带着随船医生离开了晚会。医生出于谨慎，把他送进了隔离舱室，还给他用了大剂量的溴化物。然而第二天，当人们远远看见卡拉科利的礁石时，他的烧已经退了，而且精神抖擞，因为在镇静药物所导致的沉滞中，他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让电报员的光辉前途见鬼去吧，他要乘这同一条船回他的窗户街去。

鉴于之前曾把舱室让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他要求随船返航并不是一件难事。船长以电报是一项前途无量的科学为由试图说服他。他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这一点千真万确，因为已经有人发明了一种可以安装在船上的电报系统。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为任何理由所动，船长最后只得带他返航，并不是为了舱室的人情，而是因为他知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加勒比河运公司的真正关系。

下水航行用了不到六天的时间。自从他们在凌晨驶入梅塞德斯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捕鱼的独木舟上点点灯火在轮船激起的回头浪中波动起伏，便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家里。当他们在迷失男孩湾靠岸时，天还黑着。在西班牙人的古航道被疏通并投入使用之前，那里是蒸汽船的最后一个港口，距离海湾还有九里。旅客必须等到早晨六点，才能登上租用的小艇，驶往最后的目的地。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归心似箭，提前坐上邮局的小艇走了，因为邮局的职员认出他是自己人。下船之前，他忍不住做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把铺盖卷扔进水里，目送它穿过那些看不见的渔夫手中的火把，直到离开湖，消失在大海之中。他确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再也不需要它了。永远不，因为他将永远不再离开费尔明娜·达萨的城市。

黎明时分，海湾里风平浪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透过第一缕阳光，在飘浮的大雾上方看见了金色大教堂的拱顶，看见了屋顶上那一座座的鸽子屋，并顺着它们找到了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阳台，想象着在那座房子里，那个带给他不幸的女人还倚在餍足的丈夫肩上贪睡。这个假想令他肝肠寸断，但他并没有制止它，相反，他在痛苦中感到满足。太阳开始升温，邮局小艇在停泊帆船组成的迷宫中穿梭。公共市场的无数种气味裹挟着水底散发出的腐烂味，混合成一股恶臭。来自里奥阿查的轻便船刚刚抵达，一队队搬运工着齐腰深的水去接船上旅客，一直把他们背到岸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个从邮局小艇跳上岸。从那一刻起，他就再没有闻到海湾的臭气，只闻到弥漫在城市中的费尔明娜·达萨特有的气息。一切都散发着她的味道。

他没有回电报室去工作。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连载的爱情小说和“人民图书馆”的书籍，母亲继续给他买，而他则躺在吊床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直到把它们背下来为止。他甚至都没有问小提琴在哪儿。他和最亲近的朋友恢复了来往，有时一起打打台球，或者到大教堂广场拱门下的露天咖啡馆聊聊天。但他再没有去过星期六的舞会：没有她，他无心跳舞。

从那次未完成的旅行回来的当天早上，他就得知费尔明娜·达萨正在欧洲度蜜月。他那颗茫然的心当即认定，她即使不会在那里永远住下去，也会住上很多年。这个信念为他注入了忘记过往的第一线希望。他想念起罗萨尔芭来，随着对另一个人的回忆慢慢平息，对她的思念变得越来越炽热。正是在那个时期，他蓄起了小胡子，胡子尖还涂上胶，决意在有生之年都不再剃掉它。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用一段爱情来取代另一段爱情的想法让他误入歧途。渐渐地，费尔明娜·达萨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难以闻见，最后只留在了白色的栀子花上。

他随波逐流，不知道生活该从哪里继续。战争时期的一个晚上，那位远近闻名的拿撒勒[13]的寡妇惊慌失措地躲到他家，因为在叛军将军里卡多·加依坦·奥贝索围城的时候，她自己的家被炮弹炸塌了。特兰西多·阿里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借口说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把寡妇安排在了儿子的卧室，实际上，她是盼望用另一段爱情来疗愈那份让儿子痛不欲生的爱。自从在船上的舱室被罗萨尔芭夺去了童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再没有做过爱。他觉得，在这样一个有紧急情况的夜晚，寡妇睡床上，自己睡吊床是很自然的事。可寡妇已经替他做了决定。躺在床上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而她坐在床沿，开始讲述三年前丈夫的死给她带来的无法慰藉的痛苦，边讲边脱掉外面披着的一层守寡黑纱，把它抛向空中，甚至把结婚戒指也从手上摘了下来。她脱掉镶着小珠子的塔夫绸衬衣，抛到房间另一头角落里的安乐椅上，又把紧身背心从肩膀上方扔出去，丢到了床的另一头，然后，迅速褪掉了长至脚踝、带荷叶边的百褶裙、绸缎束腹带，还有守寡的黑丝袜。她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整个房间都被她那身丧服的零七八碎覆盖了。她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一切，而且间隔恰到好处，仿佛每个动作都有进攻部队那震得城市地基颤抖的炮声为之庆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帮她解开胸衣上的按扣，但她以娴熟的动作抢在前面，因为在五年恩爱的夫妻生活中，她已经学会了做爱的每一个步骤都自给自足，甚至包括前戏，无需任何人帮忙。最后，她脱掉蕾丝花边的内裤，以游泳运动员的敏捷将它从双腿上褪下来，露出自己的玉体。

她二十八岁，生育过三个孩子，但她的裸体还完美地保持着独身时那动人心魄的魅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永远也不会明白，之前那几件忏悔服是如何掩盖住这匹未被驯服的小母马的热情的。她脱光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衣服，被自己的狂热弄得喘不过气来，要知道，她对丈夫都不曾这么做过，怕他认为自己是个淫荡的女人。她带着五年忠贞婚姻生活的迷茫与无知，试图一举满足守丧期间被严酷禁止的欲望。自她从娘胎里生下来的那个美好时刻起，到这个夜晚之前，除了死去的丈夫，她甚至从未跟别的男人共过一张床。

她并没有让内疚扫自己的兴。而是恰恰相反。屋顶上呼啸而过的火球让她睡不着觉，她继续讲述丈夫的种种优点，直到天亮。除了抛下她死去这一点，她没有责怪他的任何不忠。事实上，她感到释然，因为她确信丈夫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完全地属于自己，他已躺在那个钉了十二枚三英寸钉的棺材里，埋在地下两米深的地方。

“我很幸福，”她说，“因为只有现在我才十分肯定地知道，他不在家时到底在哪儿。”

那天晚上，她一步到位地脱掉了丧服，没有经过穿灰色小花衬衫的多余的过渡阶段。她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情歌和撩人的衣衫，件件都绘着五彩的鹦鹉和蝴蝶。她开始把身体分给所有向她索取的人。围城六十三天后，加依坦·奥贝索将军的军队被击退了，她重建了被大炮炸穿了底儿的房子，还在防波堤上建起一座漂亮的观海露台，暴风雨来时，可以观赏愤怒咆哮的海浪。这里是她的爱之巢，她毫无讥讽之意地如是说。在这里，她只接待合她胃口的人，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想以何种方式就以何种方式，不向任何人收取一分钱，因为她认为，是那些男人施惠于她。只在极少的情况下，她才接受礼物，而且不能是黄金。她做得如此恰到好处，谁也拿不出她行为不端的确凿证据。只有一次，她险些在公众中闹出丑闻，当时谣言四起，说大主教但丁·德鲁纳并非死于误食了一盘毒蘑菇，而是有意服毒，因为她威胁他说，如果他再继续亵渎神明地纠缠她，她就抹脖子自尽。但没有人问过她这是不是真的，她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的生活毫无变化。确实，正如她自己常常大笑着说的那样，她是全省唯一的自由女人。

对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偶尔相邀，拿撒勒的寡妇即便在最忙的时候也从不爽约，而且也从不抱着爱上他或被他爱上的假想，只是希望能找到某种类似爱情却又没有爱情之烦恼的东西。有时他也会去她家，两人喜欢坐在观海露台上，浑身被硝石味儿的海水泡沫打得湿漉漉的，眺望地平线上即将照亮整个世界的黎明之光。他尽全力地教她那些他从旅馆的小孔里学来的颠鸾倒凤的花样，并实践洛达里奥·图古特在狂欢之夜吹嘘的那些理论成规。他说服她在两人做爱的时候让人观看，并改变常规的传教士体位，代之以“海上自行车”，“烤架上的烤鸡”，又或者“被肢解的天使”等等姿势。当他们试图在吊床上发明出与众不同的花样，吊床的挂绳断了，两人摔下来差点送了命。这些课程的效果微乎其微，因为事实上，她虽然是个无所畏惧的莽撞学徒，却缺乏最起码的天赋，难以消化这些指导。她永远也不理解在床上保持肃穆的乐趣，从未有过灵光乍现的瞬间，性高潮也总是来得不合时宜，且浮于表面：一种乏味的欢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很长时间都受到蒙骗，以为自己是她唯一的男人，而她也乐意让他这样以为，直到有一回她运气不佳，睡着的时候说漏了嘴。渐渐地，通过偷听到的梦话，他把她梦中的航海地图拼凑起来，然后穿梭于那不可计数的秘密岛屿之间。由此，他知道了她并不想嫁给他，但又觉得与他的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她无限感激他让她得以堕落。有好几次，她对他说：

“我崇敬你，因为是你把我变成了娼妇。”

如果换个方式说，其实她不无道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她这里夺走了正常夫妻间所保有的那种贞洁，这比夺走童贞或让寡妇失节更加有破坏力。他让她明白，只要是为了让爱情长久，床上所做的任何事都算不上不道德。另外，还有些东西自此成为她生活的信条：他说服她，一个人在这世上能交欢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不充分利用，那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原因，也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永远失去了这些机会。她的优点就在于一字不差地听从了他的话。然而，正是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认为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他不能理解，为何这样一个缺乏情趣、喜欢在床上不停唠叨丈夫之死给她带来的痛苦的女人，会有这么多的追求者。他唯一能想到的不可辩驳的解释，就是拿撒勒的寡妇的温柔弥补了她床上功夫的不足。随着她领地的扩大，而他也开始慢慢探索自己的领地，试图在另外一些支离破碎的心灵中寻找抹平旧日伤痕的慰藉，两人见面越来越少，最后毫无痛苦地忘掉了对方。

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第一次床上之爱。但他没有像母亲做梦都盼望的那样和她结成稳固的关系，相反，两人都利用这次机会，投入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明出许多方法，对像他这样一个郁郁寡欢、骨瘦如柴、穿得仿佛另一个时代的老头儿的男人来说，颇不可思议。然而，有两个优势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其一就是他独具慧眼，即便在人群中也能一下子认出哪个女人正期待着他这样的男人，但尽管如此，他献殷勤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比遭到拒绝更让人感到羞辱了。他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她们会当即认定他是一个急需爱情抚慰的孤独者，一个流浪街头、丧家犬般的可怜人，这使得她们无条件地投降，没有任何索求，也不期待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只求能够施恩于他，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这是他仅有的两样武器，凭借它们，他展开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绝密战斗，并以公证人的严谨把它们一一记录在一个密码本上。这个本子在众多本子中能一眼辨认出来，因为上面写着一个说明一切的标题：她们。他做的第一个记录就是拿撒勒的寡妇。五十年后，当费尔明娜·达萨从她那通过神圣仪式所领受的判决中解脱出来时，他已经拥有了二十五个本子，里面有六百二十二条较长恋情的记录，这还不包括无数次的短暂艳遇，因为它们甚至都不值得他怜悯地提上一笔。

和拿撒勒的寡妇疯狂而放肆地爱恋了六个月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信已经从费尔明娜·达萨之痛中幸存下来。他不只相信这一点，还在费尔明娜·达萨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的新婚旅行期间，多次向特兰西多·阿里萨说起过。他相信自己的感情已经获得了无限制的解放，直到一个灾难的星期日，他在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突然看见了她。当时，她刚望完大弥撒，正挽着丈夫的手臂，被她新圈子里的人好奇而又谄媚地包围着。当初，这些门第高贵的夫人们看不起她，嘲笑她家是无名无姓的暴发户，而如今，她用自己的魅力把她们迷得晕头转向，她们殷切地希望她能感觉到自己是她们中的一员。她如此驾轻就熟地胜任了尘世中妻子的角色，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必须定睛反应片刻才把她认出来。她变成了另一个人：成年人的装扮，高高的靴子，面纱帽上插着一根东方鸟的彩色羽毛。她身上的一切都变了样，而且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仿佛她天生就是如此。他发现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更年轻，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不可及，他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直到看见她真丝长裙下腹部隆起的曲线：她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然而，最让他感慨万千的，是她和丈夫组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两人应付裕如地周旋于他们的世界，仿佛超然于现实的艰难险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忌妒，也没有愤怒，而是感到一种巨大的自卑。他觉得自己可怜，丑陋，低贱，不仅配不上她，也配不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

就这样，她回来了，对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丝毫后悔地回来了。不仅如此，经历了最初几年的坎坷后，她越来越没有什么可后悔了。对于带着天真的懵懂步入新婚之夜的她来说，这种情况可以说尤其值得庆贺。其实，在去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省份的那次旅行中，她就已经开始褪去天真。在巴耶杜帕尔，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公鸡要追着母鸡跑，还亲眼目睹了驴子交配的野蛮场面，看见过牛犊出生的情形，甚至听过表姐妹们大大方方地谈论家中的哪些夫妻还在做爱，而哪些尽管生活在一起却已经不做了，是从何时起，又是为什么不做的。正是在那时，她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爱，奇怪地感觉到自己发现了某些本能中一早就知道的事，起先是在床上，屏住呼吸，以免被同屋的六个表姐妹发觉，后来则是放松地躺在浴室的地板上，用两只手，披头散发，还抽着她最初的几支脚夫的细雪茄。这样做时，她总是带着良心上的疑虑，直到婚后才消除，而且也总是秘密进行，不像那些表姐妹们，不仅炫耀每天能达到多少次高潮，甚至还讨论其形式和程度。然而，尽管享受过这些先导仪式的美妙，她始终还是怀着最初的信念，认为失去童贞定是一项血腥的祭祀。

因此，那场在上世纪末最为轰动的婚礼，对她来说，却仿佛灾难的前夕。比起和一位当时堪称独一无二的绅士缔结婚约所引起的流言蜚语，对蜜月的恐惧对她影响更大。自从在大教堂的大弥撒中发布了结婚公告，费尔明娜·达萨又收到了多封匿名信，有些甚至以死相胁，但她也只是草草地看上一眼，因为她将所有的恐惧都集中在自己即将被强奸这件事上了。尽管并非有意，但这样处理匿名信的方式是正确的，其实那些不敢留名的人所属的阶层，在历史的嘲弄下，早已习惯了对既成的事实低头。渐渐地，由于知道婚礼势在必行，她们吞下了反对的声音。她从那些被关节炎和忌恨之心折磨得憔悴失色、面色惨白的女人越来越殷勤的态度中，看出了这一点。她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阴谋是徒劳的，于是不请自来地出现在福音花园，就好像那里是她们自己家似的，还带来了菜谱和祝福吉祥的礼物。特兰西多·阿里萨了解那些人的世界，但只有那一次，她为此感到切肤之痛。她知道，主顾们会在重大庆典的前夕出现在她家，求她把罐子从地下挖出来，把典当的首饰借给她们二十四个小时，并额外支付利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形了：罐子全都空了，为的是让那些拥有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走出她们阴暗的圣殿，戴着租来的曾经属于自己的首饰，珠光宝气地出现在那场盛况空前的世纪末婚礼上。婚礼的至高荣耀莫过于由拉法埃尔·努涅斯博士主婚。博士曾三次担任共和国总统，是哲学家、诗人和国歌的词作者，这些都已写入了当时一些新出版的辞典。费尔明娜·达萨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到大教堂的主祭台前。那天，父亲的礼服为他注入了一种模糊的受人尊重的气质。在大教堂的主祭台前，在一台由三位主教共同主持的弥撒中，在圣三主日[14]早上十一时，她永远地结婚了，甚至不曾怜悯地想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片刻。而此时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坐在一条风浪之中、最终也没能将他带入忘却之境的船上，烧得直说胡话，几乎为她而死。在整个婚礼仪式以及后来的庆祝活动中，她始终保持着仿佛被铅白定住的微笑，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表情被某些人理解为胜利者的嘲笑，但其实不过是她用来掩饰新婚处女恐惧的一种可怜手段罢了。

幸运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加上丈夫的善解人意，让她顺利度过了前三个晚上，没有丝毫痛苦。真是老天保佑。由于加勒比海天气恶劣，大西洋轮船总局那艘船的航线被打乱，提前三天才通知要提早二十四小时出发，也就是说，船不会像六个月以来一直预计的那样，于婚礼次日前往拉罗切利，而是当晚就要起航。人人都以为，这个变化是婚礼预先为大家准备的众多华丽而高雅的惊喜之一：庆祝活动改在一艘灯火辉煌的远洋轮船上举行，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一支维也纳管弦乐队在席中首次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最新创作的圆舞曲。最后，几个被香槟灌得醉醺醺的伴郎是被他们那受不了的妻子拖上岸的，当时他们正到处问侍者船上是否有空舱室好让他们把狂欢一直延续到巴黎去。最后下船的人在港口的酒馆前看见了洛伦索·达萨。他坐在大街上，礼服已经被扯烂，就像阿拉伯人为自己死去的亲人哭丧一样号啕不止。那摊他正坐在其中的几乎汇流成渠的臭水，很可能就是他的一汪眼泪。

无论是海上狂风巨浪的第一夜，还是接下来平缓航行的几天，抑或是在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费尔明娜·达萨担心的那种野蛮举动都从没有发生过。尽管船很大，舱室豪华，但第一夜仍旧可怕地重复了里奥阿查那艘轻便船上的经历。她的丈夫充当了殷勤医生的角色，片刻未睡地安慰她，因为这是一位过于杰出的医生所知道的对付晕船唯一可做的事。第三天，过了瓜伊拉港后，风暴平息了，他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交谈过很多，彼此感觉像老朋友一样了。第四天晚上，两人恢复了各自的日常习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惊讶于自己年轻的妻子睡觉前竟然不祷告。她坦诚相告：修女们的两面派作风造成了她对宗教仪式的抵触，但她的信仰是完整的，她学会了默默地保持它。她说：“我更愿意直接与上帝沟通。”他表示理解，从那时起，他们就以各自的形式信奉着同一种宗教。两人曾有一段短暂的订婚期，但对那个时代而言是相当不正式的：不过就是医生每日黄昏都到她家去看她，而没有人在一旁监视。在主教祝福之前，她是连手指头也不会允许他碰一下的，而他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在海面平静下来之后的第一夜，两人和衣躺在床上，他开始了最初的爱抚，十分小心翼翼，所以当他建议她换上睡衣时，她觉得很自然。她走到盥洗室去换衣服，但先把舱室里的灯熄了，等穿好睡衣出来，她又用几块布塞住门缝，然后才在完完全全的黑暗中回到床上。她一边这样做，一边心情不错地说：

“你想怎么样呢，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和陌生男人一起睡觉。”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觉到她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动物一样滑到他身边，尽可能地离他远些，但在这样一张简易床上，很难做到谁也不碰谁。他抓住她冰凉、因害怕而有些发抖的手，把两人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几乎耳语般讲起了自己另外几次海上旅行的经历。她再度紧张起来，因为回到床上后，她发现就在自己去盥洗室的时候，他已脱光了所有的衣服，这让她重新萌生了对下一步的恐惧。但这下一步却推迟了好几个小时，乌尔比诺医生只是继续缓慢地述说，一边说，一边一毫米一毫米地争取她身体的信任。他说起了巴黎，说起了巴黎的爱情，说起巴黎的情侣们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向夏日火热的空气和慵懒的手风琴声敞开大门的咖啡馆那开满鲜花的露台上亲吻，在塞纳河的码头上站着做爱，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他一边在黑暗中呢喃，一边用指肚抚摸她脖颈的曲线，她手臂上如丝般柔软的茸毛，以及她那躲躲闪闪的腹部。当他觉得她的紧张感已经消除时，第一次做出了掀开她睡袍的尝试，但她以性格中特有的冲动制止了他。她说：“我自己知道怎么做。”果然，她脱掉了睡袍，然后就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她的身体在黑暗中发出微光，乌尔比诺医生甚至以为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片刻之后，他又抓住她的手，这次，她的手变得温暖而放松，但仍旧湿湿的，沁着柔软的汗珠。他们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他在伺机进行下一步，而她在等待着，不知他会从何处开始。随着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房间里变得越来越黑。突然，他松开她的手，一跃而起：用舌头舔湿了中指的指肚，轻轻碰了一下她那毫无防备的乳头，而她感觉到致命一击，仿佛他触到了她的一根活神经。她庆幸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不会让他看见她那使得全身震颤直至发根的滚烫羞红。“别紧张。”他对她说，语气极为温和，“别忘了，我是见过它们的。”他感觉到她笑了，黑暗中，她的声音甜美而鲜嫩。

“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而且我的气现在还没消呢。”

这时，他知道自己已经绕过了美好希望的海角[15]。他再次拿起她修长而绵软的手，用一个个孤零零的轻吻覆盖了它，从棱角分明的手背，到纤长灵敏的手指、透明的指甲，再到那沁着香汗的手掌上象征命运的掌纹。她不知道自己的手如何到了他的胸膛，碰到了一片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说：“这是圣衣。”她抚摸着他胸口的软毛，又用五根手指抓住这片草丛，仿佛要把它们连根拔起。“再使点儿劲。”他说。她试着加了些力气，直到她确信不至于把他弄疼的程度。之后，竟然是她的手在寻找他那消失在黑暗中的手。但他没有与她十指相扣，而是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用一种无形、却又恰到好处的力量，引领她的手沿着他的身体游走，直到她感觉到一头赤身猛兽的炽热气息，没有固定的形状，却热切而高昂。与他的想象相反，甚至也与她自己的想象相反，她的手并没有撤回去，也没有停在他把它放下的地方。她将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了至圣童贞马利亚。她咬着牙，生怕会因这疯狂的举动而笑出声来：她开始通过触摸来认识那个昂首挺立的对手，认识它的体积，它那长茎的力量，它两翼的延伸，既对它的坚决感到害怕，又对它的孤独感到同情。她带着细致入微的好奇，一点一点地将它据为己有，若非丈夫是个富有经验的人，准会把她的举动错会成挑逗。他求助于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抵抗着这番致命探究带来的眩晕，直到她以孩子般的随性放开了它，就像把它丢进垃圾堆似的。

“我从来就搞不明白这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他如同上课一般认真地向她解释起来，一边讲一边带着她的手移过他所提到的各个部位，而她则像个模范学生一样，顺从地跟随着他。在一个恰当的时刻，他建议把灯点亮，让一切更清楚些。他正要去点，她却拦住了他的手臂，说：“我用手看得更清楚。”事实上，她也想把灯点亮，但她想自己点，而不是被别人命令。最后，她得偿所愿。他在突然出现的光亮中看见了她，胎儿似的蜷缩着，包裹在被单里。但他发现她丝毫没有忸怩作态，而是再一次抓住那只让她充满好奇的野兽，把它扭向右又扭向左，带着一种似乎已经超越了科学范畴的兴趣观察它，最后得出结论：“它多丑啊，比女人的更难看。”他表示赞同，并指出它的几种比丑陋更严重的弊端。他说：“它就像人的长子，你工作一辈子都是为了它，为它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它还是只做它想做的事。”她继续探索着，不时地问这是干什么用的，那又是干什么用的。当她认为已经了解得足够清楚了，就用双手掂了掂它，最终证实，即便是从分量上看，也颇不值得为它费心。她带着轻蔑的表情放开手，让它滑了下去。

“而且，我觉得它有很多东西是多余的。”

他大吃一惊。他毕业论文最初的想法正是这个：简化人类器官的好处。他认为人类的器官体系已经过时，很多功能是无用或者重复的，对于曾经的时代来说必不可少，但对我们的时代却并非如此。的确，可以更简单些，从而也就少一些脆弱。他总结道：“当然，这是上帝才能做的事，但不管怎样，在理论上明确下来也是好的。”她被逗笑了，笑得那么自然，他趁机抱住她，第一次吻在了她的唇上。她回应了他，他一边继续轻吻她的脸颊、鼻子、眼皮，一边把手滑到被单下面，抚摸起她那毛发平直的圆润阴阜来：一个日本女人那样的阴阜。她没有把他的手推开，但她自己的手也处在警惕之中，以防他再前进一步。

“我们不要再上医学课啦。”她说。

“不，”他说，“这将是爱之课。”

他掀掉她身上的被单，而她不仅没有反对，还快速而使劲地用双脚把它踢得离床远远的。她的身体凹凸有致，富有弹性，比穿着衣服时要真实得多，并且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山间野兽似的味道，让她能在全世界的女人中被分辨出来。她全然暴露在灯光之下，无处藏身，一股热血涌上她的脸颊。她唯一能想到的掩饰羞怯的办法，就是搂住丈夫的脖子，深深地、用力地吻他，直到两人把所有可供呼吸的空气都耗尽在亲吻之中。

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爱她。同她结婚是因为喜欢她的高傲，她的严肃，她的力量，也因为自己的一点儿虚荣心，但当她第一次吻他时，他确定，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建立一份完美的爱情。在那第一个晚上，他们什么都聊了，一直聊到天亮，就是没有谈到爱情，以后也永远不会谈到它。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两个人谁都没有做错。

天亮时，他们睡着了，她还是个处女，但很快就会不是了。果然，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在加勒比海的满天繁星下，他教她跳了维也纳华尔兹，并在她之后去了盥洗室，等他回到舱室时，发现她正光着身子在床上等他。这次是她采取了主动，毫不畏惧，毫无痛苦，怀着在公海中冒险的喜悦把自己交给了他，除了床单上那朵贞洁的玫瑰，没有其他任何血腥仪式的痕迹。两个人都做得很好，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余下的旅途中，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继续这样做着，而且一次比一次好。到拉罗切利时，两人已经默契得像相识已久的恋人了。

他们在欧洲待了很久，以巴黎为大本营，不时到邻近的国家去短期旅行。这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做爱，冬季的每个星期日甚至还不止做一次，在床上一直嬉闹到午饭时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而且训练有素，她则天生不容许别人占据优势，因此两人在床上不得不平分主导权。三个月火热的恩爱生活过后，他意识到两人中有一个无法生育，于是，他们在他实习过的萨伯特医院接受了严格的检查。那是一次艰苦却徒劳无功的努力。然而，就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没有借助任何科学手段，奇迹发生了。回家时，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怀孕六个月，她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两人期待已久的儿子在水瓶座的月份顺利降生，取了死于霍乱的祖父的名字，以示纪念。

说不清究竟是欧洲之行改变了他们，还是爱情改变了他们，因为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起了作用，更深一层说，改变的不仅是他们两人，也是所有人，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那个不幸的星期日，他们回来两周后，看见他们望完弥撒从教堂中走出来时所察觉到的那样。他们带着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回来了，满载着世界的新鲜事物，准备以此引领大众。他带回了文学、音乐，尤其是他所学专业的最新发展。为了不和现实脱节，他从巴黎订了一份《费加罗报》，为了不和诗歌脱节，他又订了一份《两世界杂志》。此外，他还和自己在法国的书商约定好，把读者最多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寄给他，比如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彼埃尔·洛蒂，再把他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也寄给他，比如雷米·德古尔蒙和保罗·布尔热，但绝不要寄埃米尔·左拉的作品，因为他觉得尽管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勇敢地伸张正义，但他的作品让人无法忍受。那位书商还承诺把黎科迪出版社目录中最吸引人的乐谱篇章一并寄来，特别是室内音乐，如此，他便能保持父亲所赢得的本城音乐会第一倡导者的好名声了。

一向反对追求时尚的费尔明娜·达萨，这次带回了六箱不同时代的衣服，因为那些名牌服装没能让她动心。她曾在严冬去往杜伊勒里宫参加那位锋芒逼人的高级定制服装界霸主沃斯的服装展，唯一的收获就是让她在床上躺了五天的支气管炎。她觉得相比之下拉费里耶尔的服装倒没那么浮华和张扬，但她还是做出英明的决定，到二手商店去将自己喜欢的东西洗劫一空，尽管丈夫惊恐地发誓说那些都是死人的衣服。同样，她还带回了很多没有牌子的意大利鞋，比起名声在外而又稀奇古怪的费利牌鞋，她更喜欢自己买的这些。她还从杜布伊那里买回一把阳伞，红得像地狱之火，为我们那些总爱大惊小怪的社会新闻记者提供了很多写作素材。她只买了一顶瑞邦夫人设计的帽子，却装了满满一箱的人造樱桃枝，能找到的各式毡花束，一把把鸵鸟羽毛、孔雀毛、亚洲公鸡的尾羽，整只的雉鸡、蜂鸟，以及各式各样外国鸟的标本，有正在飞翔的，正在啼鸣的，还有奄奄一息的：所有这些在过去的二十个寒暑里都发挥了用途，让同一顶帽子变换出各种风貌。她还带回一套来自世界各国的扇子，每把都各有特色，适用于不同场合。此外还有一瓶能把人迷得神魂颠倒的香水，那是在春风席卷着灰烬将法国慈善集会夷为平地之前，[16]从集会上的众多香水中挑选出来的，但她只用过一次，因为换成这种香味后她都认不出自己了。她还带回一个化妆盒，这是诱惑品市场的最新玩意儿，她是第一个带化妆盒去参加节日聚会的女人，当时，仅仅在公众场合补妆都被视作不正经的表现。

此外，两人还带回了三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霍夫曼的故事》那盛况空前的首演；圣马可广场对面那场几乎烧毁了威尼斯所有贡多拉的触目惊心的大火，他们透过酒店的窗子痛心地亲眼目睹了那一幕；还有一月份的第一场雪时，他们匆匆邂逅奥斯卡·王尔德的情景。但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回忆之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保留着一段他一直遗憾没能与妻子共享的回忆。那是他独自在巴黎上学期间一段关于维克多·雨果的记忆。在我们这里，雨果除了他的作品之外，还享有一份感人的声誉，据说他曾经说—其实并没有人真的听他说过—哥伦比亚的宪法不是给人制定的，而是给天使制定的。从那时起，人们就对他有了一种特别的崇拜。去法国旅行的同胞很多，其中大部分都热切地盼望能够见到他。曾经有六名学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就是其中之一，有段时间总是守候在埃洛大街他的住所前，以及听说他必去的几家咖啡馆里，但他从未出现过。最后，他们写信向他申请一次私人会见的机会，署名为里奥·内格罗宪法[17]的天使们，也没有收到回音。但有一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偶然从卢森堡花园经过，竟看见雨果从参议院走出来，被一个年轻女人搀扶着。他看上去十分苍老，举步维艰，胡子和头发都不像画像上那样光亮，身上的衣服也好像属于一个比他高大许多的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不想用一个不合时宜的问候毁掉这段回忆：就这样近乎虚幻地看上一眼，已足够令他终身难忘。等他结婚后重返巴黎，有条件更为正式地见上一面的时候，维克多·雨果却已经辞世了。

作为安慰，胡维纳尔和费尔明娜拥有这样一段共同回忆。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群人冒着暴风雪站在卡布奇诺街上的一家小书店门前，引起了他们俩的好奇。原来，奥斯卡·王尔德在书店里。终于，他从里面走出来，果然气宇不凡，但也许他自己过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人群将他团团围住，请他在书上签名。乌尔比诺医生停下来只是想看看，可他冲动的妻子却要穿过大街去，由于没有带书，她想请求王尔德把名字签在她唯一觉得合适的地方：那副美丽的羚羊皮手套上，手套修长、光滑、柔软，与新婚的她的皮肤同样颜色。她确信，一个像他那样高雅的男人定会欣赏她的举动。但丈夫坚决反对，而当她无视劝阻硬是要去时，他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如果你穿过这条街，”他对她说，“等你回来，就会看见我已经死在这里了。”

这是她本性使然。结婚不到一年，她便到处游逛，就像小时候走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那片死亡之地上一样自如，仿佛这是她天生的本事。她和陌生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令她的丈夫困惑不已。而且，她有一种神秘的才能，可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靠卡斯蒂利亚语进行交流。“语言嘛，如果你是想卖东西，当然得要懂的。”她常常略带嘲笑地说，“但如果是想买东西，那不管怎样，别人总有法儿听得明白。”很难想象有人能像她那样，那么快，那么兴高采烈地适应了巴黎的日常生活。尽管巴黎阴雨连绵，她还是学会了去爱记忆中的它。然而，当她带着那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无数经历，带着旅途的疲惫，昏昏欲睡地回到家时，港口的人们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对欧洲的种种神奇之处有何感受，而她用一句四个字的加勒比俚语就概括了这许多个月的幸福生活：

“浮华而已。”

[1]圣牧羊女，指圣母马利亚。

[2]让－马丁·沙可（1825－1893），十九世纪法国神经学家、心理学家。

[3]阿尔芒·特鲁索（1801－1867），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医生。

[4]但丁《神曲》中的名句，写在地狱之门上。

[5]指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

[6]圣多默，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又译圣多马。

[7]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天主教传说中的圣人，许多旅店主视其为主保圣人。

[8]“桶匠”在西班牙文中有“大肚子的人”之意，转义指气量大的人。

[9]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的缩写。

[10]克莱蒙四世（1200－1268），1265至1268年间的天主教教皇。

[11]天堂与地狱的边界，是没有接受洗礼或没有机会认识上帝的义人等待救赎的地方。

[12]根据西方习惯，守丧后期可以穿黑色以外的深色衣服，称为“半孝”。

[13]拿撒勒，位于今天的以色列，传说耶稣在此度过青年时期，故常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

[14]圣三主日，天主教传统节日，旨在纪念三位一体的奥秘，日期依复活节而定，即圣神降临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

[15]即“好望角”的典故，绕过此海角就意味着好运来临。

[16]1897年，法国慈善集会毁于一场大火。

[17]里奥·内格罗宪法，哥伦比亚于1863至1885年间施行的宪法。

那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大教堂前见到怀有六个月身孕、对自己的新角色驾驭得八面玲珑的费尔明娜·达萨，便下定了狠心，要赢得名誉和财富以配得上她。他甚至没去考虑她已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认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会死的，就好像这件事取决于他似的。他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如何发生，但他把它当作一件势不可挡的事。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躁动地等下去，即便等到世界末日。

他从头做起，没有事先通知便来到加勒比河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莱昂十二的办公室，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差遣。叔叔仍在为他白白浪费了维拉·德雷伊瓦那份电报员的好差事而不悦，但还是情愿相信他的说辞—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再者，哥哥的遗孀已在前一年带着刻骨的仇恨死去了，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于是，他给了这个流浪的侄子一份差事。

这是莱昂十二·罗阿依萨的典型决定。在这个没有灵魂的商人的躯壳里，藏着一份本性的疯狂，可以让瓜希拉沙漠涌出一眼甘泉，也可以用他那令人撕心裂肺的《在那幽暗的坟墓里》的歌声，让一场高举大十字架的葬礼被泪水淹没。他一头鬈发，嘴唇像农牧神那样肥厚，只差一把里拉琴和一顶桂冠，就和基督教传说中的纵火者尼禄一模一样了。除了管理他那些老得掉渣的破船—它们还能漂在水面完全是因为命运之神的疏忽—以及航运中日益繁杂的问题以外，他空余的时间全都花在了丰富他的抒情曲目上。没有什么比在葬礼上唱歌更让他喜欢的了。他有一副划船苦役犯的嗓子，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却能驾驭令人惊讶的音域。有人告诉他，恩里科·卡鲁索仅靠声音就能把花瓶震成碎片，于是他花了几年时间试图模仿他，甚至想震碎窗玻璃。朋友们把旅行时能找到的最薄的花瓶带给他，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次聚会，好让他达成梦想。他却从没有成功过。然而，他那雷鸣般的歌声中自是闪烁着一丝柔情，让听众的心都碎了，丝毫不亚于伟大的卡鲁索震碎细颈瓶。正因为这一点，他在葬礼上总是备受尊敬。除了有一次，他灵光一现想要唱《在光荣中醒来》，一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美丽而忧伤的挽歌，结果被神甫勒令制止，因为神甫不能允许马丁·路德涉足他的教堂。

就这样，伴随着一首首歌剧曲目和那不勒斯小夜曲，他靠着自己的创造天赋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让他在河运事业最辉煌的时期成了这一领域的显赫人物。像两位已故的兄长一样，他也是白手起家。兄弟三人尽管背负着私生子的烙印，而且始终也没被家族承认过，但却都达到了设定的目标。他们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柜台贵族”中的佼佼者，商业俱乐部就是他们这类人的圣殿。然而，尽管已经拥有了可以过得像那位与他样貌相似的罗马皇帝一样的财富，莱昂十二叔叔却为了工作方便仍旧住在老城，生活十分节俭，房子也万般简陋，因此从未摘掉人们不公平地加在他身上的吝啬恶名。而他唯一的奢侈竟然更为简单：一座距离办公室两里地的海边房子，里面的家具不过就是六只手工做的凳子、一个装水瓮的木架柜，以及露台上的一张吊床，星期日，他可以躺在上面思考。有人说他是富人，可事实上，没有人比他更好地给自己作了定位。

“富人？不，”他说，“我只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不是一回事。”

他的这种奇怪脾性—曾有人在某次演讲中称之为大智若愚—让他立刻就洞悉了此前和此后都未有人发现过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上的某种特性。自从那天一脸忧郁、虚度了二十七年光阴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到他的办公室来申请一份差事，他便用军营里那种足以让最坚强的硬汉折腰的严酷制度来考验他。可最终也没有使侄子胆怯。莱昂十二叔叔从不怀疑，侄子的这种坚韧既非来自生存的需要，也非继承了其父亲粗鲁的冷漠，而是源自一种爱的雄心，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将它摧垮。

最艰苦的是最初几年。他被任命为总经理的书记员，这个职务就像是特意为他而设的。洛达里奥·图古特曾是莱昂十二叔叔的音乐老师，正是他建议叔叔给侄子安排一个抄写的工作，因为他是个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而不知疲倦的人，尽管读的好作品没有坏作品多。莱昂十二叔叔并未理会洛达里奥·图古特对侄子做出的读坏书的评价，因为洛达里奥·图古特也曾说过他是他唱歌唱得最差的学生，可他还不是能让墓碑也落泪。但不管怎样，德国人在某些他最没有留意的地方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写什么都激情澎湃，以至于公文读上去就像情书。尽管他刻意避免，但出自他笔下的载货清单依然带着韵脚，那些常规商业信函透出的抒情味道更是削弱了它们的权威性。一天，叔叔亲自来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包他甚至都没有勇气签上自己名字的信件，给了他最后一次拯救灵魂的机会。

“如果你连一封商业信件都写不好，那就去码头扫垃圾吧。”他对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受了挑战。他尽了最大努力去学习简单而世俗的商贸文体，就像当初模仿流行诗人一样勤奋地模仿着公证员文件的范本。那个时期，他的空闲时间都是在“代笔人门廊”度过的，帮助大字不识的恋人们书写香飘四溢的情书，以此释放内心积聚的那些在海关报告中毫无用武之地的绵绵情话。六个月过去了，尽管他竭尽全力，却依然没有扭断心中那顽石一般的天鹅脖子[1]。因此，当莱昂十二叔叔第二次训斥他时，他认输了，只是仍旧带着几分倨傲。

“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爱。”他说。

“糟糕的是，”叔叔对他说，“没有河运就没有爱。”

叔叔把威胁付诸行动，派他去码头清扫垃圾，但同时向他保证，如果干得好，就会一步一步把他提升上去，直到他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任何一种工作能击败他，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屈辱；少得可怜的工资没有让他垂头丧气；面对上司的傲慢无礼，他也不曾有片刻失去骨子里那无畏的勇气。但他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所有挡在他路上的人都尝到了苦果，在那副无助的外表之下，有着势不可挡的决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正如莱昂十二叔叔所预见和期望的那样，在三十年的勤奋与各种考验的磨炼中，他做过所有职务，也洞悉了公司运作的每一项秘密。他以令人钦佩的能力胜任了每一个岗位，研究了那些与诗歌相通的神秘经络中的每一条丝线，但终究还是没能得到那枚他梦寐以求的勋章—写一封说得过去的商业信函，哪怕只有一封。在无意之中，甚至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生活证实了父亲的理论。父亲甚至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说，没有人会比诗人具有更敏锐的判断力，没有哪个石匠会比诗人更顽固，也没有哪个经理会比诗人更精明、更危险。至少，莱昂十二叔叔是这样告诉他的。叔叔在心情闲适的时候，会和他讲起他的父亲，给他的印象是与其说父亲是个企业家，毋宁说他是个梦想家。

叔叔告诉他，皮奥第五·罗阿依萨给办公室增添了工作以外的愉快用途。他总是在星期日离家到此休闲，借口要接船或者派船。更有甚者，他还叫人在仓库的院子里架起一只废弃的锅炉，上面安有汽笛，有人会按照航行信号鸣笛，以防他的妻子生疑。莱昂十二叔叔细想了一番，就肯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一个闷热的星期日下午，在某间门都没关严的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怀上的，而当时，他父亲的妻子正在家里听着一艘永远也不会起航的轮船发出一声声告别的汽笛声。当她发现此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甚至都来不及让丈夫为自己的卑鄙行为付出代价，因为他已经死了。她比他多活了许多年，没有孩子的痛苦毁掉了她的生活，她在祷告中祈求上帝永远诅咒那个私生子。

父亲的这个形象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困惑不已。母亲曾把父亲说成一个缺乏商业天赋的了不起的男人，他最终从事了河运生意是因为他的大哥与航运先驱、德国海军准将胡安·B.埃尔勃斯关系亲密。兄弟三人是一母同胞的私生子，这位母亲是个厨娘，和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他们用了母亲的姓氏，而姓氏之前的名字则是她从瞻礼单上教皇们的名字中随便挑选的，只有莱昂十二用了他出生时在位的那位教皇的名字。他们的外公叫弗洛伦蒂诺，于是，这个名字跳过教皇一代，落到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儿子的头上。

弗洛伦蒂诺一直保留着父亲写情诗的一个本子，其中有几首的灵感来自特兰西多·阿里萨，而每一页上都画有破碎的心作为装饰。有两件事让他惊奇。其一是父亲那独特的字体竟与他的一模一样，而他其实是从一本教科书上的众多字体中挑出最喜欢的一种学的。其二是他找到了一句格言，他本以为那是自己的心声，可父亲在他出生前很久便写下了它：死亡让我感到的唯一痛苦，便是不能为爱而死。

他还看见了父亲仅有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圣菲照的，很年轻，就像他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父亲的那个年纪，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大衣，仿佛钻进了一只熊的身体，倚在一座只剩下绑腿的雕像底座上，身边站的少年是莱昂十二叔叔，头上戴着一顶船长小帽。另一张照片上，父亲和一队士兵在一起，不知是那么多战争中的哪一场，他手里拿着最长的一杆猎枪，小胡子散发出的火药味都飘到照片外面来了。和两个兄弟一样，他是自由党，也是共济会成员，可他却希望儿子能进神学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觉得自己如人们说的那样和父亲很像，但据莱昂十二叔叔说，皮奥第五也曾被人指摘文件写得具有抒情色彩。不管怎样，他不像照片中的父亲，也不像自己记忆中的父亲，不像母亲因爱而描绘得走了样的父亲，更不像莱昂十二叔叔以其残酷的幽默描绘出的那个褪了色的父亲。然而，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对镜梳头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是在那时，他明白了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老，是源于他发现自己开始长得像父亲了。

他脑海中没有父亲出现在窗户街的记忆，只隐约知道有段时间他住在那里，就在与特兰西多·阿里萨相爱之初，但自己出生之后，父亲就再没来看过她。在很多年里，洗礼登记是证明我们身份的唯一有效途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洗礼是在圣托利维奥教区登记的，只写着他是一个名叫特兰西多·阿里萨的独身私生女的私生子。登记上没有出现父亲的名字，但父亲秘密地供养儿子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这种社会地位使神学院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关上了大门，但也让他在我们连年战争最为血腥的那个时期逃过了兵役，因为他是一个未婚女人的独生子。

每个星期五放学后，他都坐在加勒比河运公司的对面，看一本翻了无数遍、已经散架的动物画册。父亲一眼也不瞧他就走进了办公室，脸上的神情和祭台上的福音圣胡安[2]一模一样，身上穿着一件呢子长礼服，就是后来被特兰西多·阿里萨改了给他的那件。好几个小时后，父亲走出来，趁着连车夫都没有看到的时候，把一周的生活费递给他。两人都不说话，因为父亲不愿说，也因为他惧怕父亲。有一天，他等了比平常更久的时间后，父亲把钱交给他，说：

“拿着，以后不要再来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但后来他知道，钱由比父亲小十来岁的莱昂十二叔叔继续带给特兰西多·阿里萨。而在皮奥第五死于一次治疗不善的肠绞痛后，也是叔叔担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父亲只字未留，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他这个唯一儿子的安排：一个被丢在街上的儿子。

在加勒比河运公司当书记员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悲剧就在于他无法摆脱抒情体，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思念费尔明娜·达萨，也永远都学不会在写作时不去想她。后来，他被调到别的岗位，内心的爱依然满溢，他不知如何是好，便把爱送给那些大字不识的恋人们，在“代笔人门廊”为他们免费写情书。下班之后，他就到那里去，从容地脱掉长礼服，挂在椅背上，然后戴上半截套袖，以免弄脏衬衫袖子，再解开背心扣，以便更好地思考。有时，他一直在那里待到夜深，用一封封令人疯狂的情书鼓舞着那些无助的人。有时，他会遇到一位跟孩子之间出了问题的可怜女人，或是一位坚持申领养老金的退伍老兵，又或是某个被偷了东西想向政府申诉的人，可无论他多么尽心竭力，也还是无法让他们满意，因为他唯一能令人信服的就只有情书。他甚至无需向新来的顾客提问，只消看一眼他们翻起的眼白，便清楚他们的处境。他为他们写下一页又一页的情信以倾诉胆大妄为的爱情，依循着十分可靠的模式—写信时一直想着费尔明娜·达萨，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她。第一个月后，他不得不建立起预约制度，以免自己被焦虑的恋人们淹没。

那个时期他最愉快的记忆是关于一个羞怯的姑娘的，她几乎还是个小女孩，颤抖着请求他为自己刚刚收到的一封无法拒绝的信写一封回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出那封信正是自己前一天下午写的。于是，他依照姑娘的情感和年龄，回了一封风格迥然不同的信，甚至笔迹也像出自这位姑娘之手，因为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格，为不同的情况模仿出一种字体来。他写信时，一直幻想着如果费尔明娜·达萨像这个无助的小姑娘爱她的追求者一样爱他，会给他回一封怎样的信。自然，两天后，他又不得不为这位情郎写回信，用他早在第一封信中就定下的笔迹、风格和爱情的类型。就这样，他最终陷入了自己给自己写信的狂热之中。不到一个月，姑娘和小伙子分别来向他道谢，因为他在男孩信中提出的建议在姑娘的回信中被热情地接受了：他们就要结婚了。

直到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才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发现，原来两人的信是同一位代笔先生所写。于是，他们头一次一起来到了门廊下，请求他做他们孩子的教父。看到自己梦想的明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极为兴奋，百忙中挤出时间写了一本《恋人指南》，比一直在门廊里卖二十生太伏且已经被半城人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一本更富有诗意，内容也更广泛。他把想象中费尔明娜·达萨和他遇到的各种情况排列成序，为每种情况都写了无数封信件作范例，包含各类他觉得可能的去信和回信。最后，他共写了一千多封，分为三卷，每卷都是科瓦鲁维亚斯的字典那样的大部头。但城中没有一个印刷商肯冒险出版它。他只好将它们束之高阁，和过去的一些手稿堆在一起，因为特兰西多·阿里萨断然拒绝从地下挖出她的罐子，把一生的积蓄浪费在一次出版书稿的疯狂举动上。若干年后，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自己有钱出版这部书时，又费了很大努力才接受了这些情书已经过时的现实。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加勒比河运公司迈出了最初几步并在“代笔人门廊”为人免费写信时，他年轻时的朋友确信他们已在慢慢地失去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的确如此。当初他从河上旅行回来，还去见了一些朋友，希望借此减轻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他和他们一起去打台球，参加了最后几次舞会，偶尔还甘愿做姑娘们争抢的对象，并做所有他觉得有助于让他回到从前的事。后来，莱昂十二叔叔聘他为公司职员，他便开始和办公室同事一起在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等到他和他们只聊河运公司里的事，且从不提公司全称，而用缩写字母CFC指代时，他们开始把他视作自己人。他甚至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之前，他对餐桌上的事并不在意，也毫无规律可言，但自那时起，他的饮食开始每日相同，且极为节俭，直到他人生最后的日子：早餐是一大杯苦咖啡，午餐是一块炖鱼配白米饭，睡觉前再喝一杯咖啡加牛奶，配一块奶酪。他随时随地、不分场合地喝苦咖啡，一天甚至能喝上三十小杯。那是原油似的汤剂，他喜欢亲自煮，总是装在一只保温瓶里，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虽然他抱着坚定的决心，也付出了热切的努力，想回到遭受爱情致命打击前的那个他，但事与愿违。

事实是，他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重新赢得费尔明娜·达萨的芳心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目标。他坚信自己早晚能夺回她，于是说服特兰西多·阿里萨继续修缮房屋，以便随时在奇迹发生时迎接她的到来。与对出版《恋人指南》这一提议的反应不同，特兰西多·阿里萨在这件事上甚至超前一步：她当即买下房子，开始全面翻新。原来的卧室变成了一间会客厅，又在二层建起了一间供小两口使用的卧室，以及一个为两人将来的孩子准备的房间，两间房都宽敞明亮。在以前烟草厂房的位置，建起了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种了各个品种的玫瑰，全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利用清晨的空闲亲自栽种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经住的店铺里间永久地保持了原貌，吊床仍旧挂在那儿，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而他却已搬到二层预备做婚房的那个房间去了。那是整座房子中最宽敞、最凉爽的一间，阳台建在了屋内，晚上海风轻拂，空气中飘着玫瑰园的馨香，坐在那里惬意无比，但同时，这间屋也最符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特拉普派修道士式的清苦生活。用生石灰抹的墙壁光秃而粗糙，家具不过是一张苦役犯式的床，一个床头柜，上面放了支插在瓶口的蜡烛，还有一个陈旧的衣柜和一个放着水舀和脸盆的盆架。

房屋修缮持续了将近三年，恰与本城的重建工作步调一致。城市迅速复兴，因为河运和贸易往来正处于鼎盛期，在殖民时期，正是这两个因素维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让它在两个多世纪里成为美洲的门户。但也是在这段日子，特兰西多·阿里萨的不治之症表现出最初的征兆。老主顾们每到她的杂货铺来，一次比一次衰老，一次比一次干瘪，也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她跟她们打了半辈子交道，竟然认不出她们来，或者常常把一个人的事和另一个人的搞混了。这种问题对于做她这类生意的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为了维护双方的名誉，她们从不签字据，一句口头承诺即是保证。起先，她以为是自己的耳朵聋了，但很快便证实是记忆从她年久失修的身体中溜走了。于是，她清算了她的典当生意，罐子里的财富足够完成房屋修缮并添置家具，此外还能剩下很多件全城最贵重的古老首饰，它们的主人根本无力赎回。

那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要同时兼顾许多事务，但这并没有减弱他越来越频繁地窃玉偷香的热情。和拿撒勒寡妇那段飘忽不定的经历为他打开了街头爱情之门。此后的很多年，他都一直在猎捕夜间的孤鸟，幻想能减轻费尔明娜·达萨之痛。但到后来，他已说不清这绝望的通奸习惯到底是出于内心需要，还是单纯的身体恶习。他去小旅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不只因为他的兴趣改变了方向，而且他不愿让熟人看到，他已远不是当初那个温顺而纯真的少年了。然而，有三次在情急之下，他借助了一种古远年代惯用的简单手法：把害怕被人认出的女友化装成男人，然后装作打算整晚狂欢的人傲慢地走进小旅馆。但至少有两次都被不少人发现，他和那位所谓的男同伴没有去酒吧间，而是进了一个房间。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本来已经相当糟糕的名声经历了致命一击。最后他干脆就不再去了。只有极少的几次，他又重游故地，并不是为了及时行乐，而是恰恰相反：为了寻找一个避难所，从荒淫无度中恢复过来。

他这么做绝对是有道理的。下午五点左右，刚一离开办公室，他便像鹰捉小鸡一样展开猎捕行动。起初，无论夜晚带给他什么，他都满足。公园中的女仆，市场上的黑女人，海滩上风情万种的淑女，新奥尔良船上的外国妞儿，他照单全收。他把她们带到防波堤上，从日落开始，半城人都在那里做着同样的事。他把她们带到所有能干那种事的地方，有时连没法干的地方也去：有不少次，他都不得不急匆匆地钻进某个漆黑的门洞，躲在门后尽力做着他所要做的事。

灯塔一直是个幸福的避风港。当他刚刚迈入暮年，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安定时，他还时常怀念它，因为那里的确是个让人享受欢愉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晚上。他总觉得，自己偷欢的情景会通过灯塔的每一次闪烁传到航海者那里去。所以，他继续到灯塔去，比去其他任何地方的次数都多。那位看灯塔的朋友总是很高兴地接待他，满脸的忠厚老实，这对那些惊慌的小鸟来说是最好的镇定剂。灯塔下面有一座房子，紧挨着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的咆哮的海浪，在那儿做爱，爱欲更加浓烈，因为仿佛遭遇了海难。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更喜欢待在灯塔，破晓时分，从那里可以隐约看见整座城市，海上渔船那一串串的灯火，甚至还有远处的沼泽。

在那段时期，他形成了关于女人的身体和她们爱的能力之间关系的相当粗浅的理论。他不相信外表性感的那类，看上去能生吞一只短吻鳄的女人，通常在床上是最被动的。恰恰相反，他喜欢瘦得皮包骨的小青蛙似的女人，走在街上甚至没有人愿意费力气回头看她们一眼，仿佛脱掉衣服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一碰之下，那骨头还咯吱作响得让人可怜，然而，她们却能让最爱吹嘘床上功夫的男人自愧不如。他记下这些尚不成熟的观点，准备为《恋人指南》写一卷实用增订本，但奥森西娅·桑坦德尔的出现使这个计划遭受了和之前的出版打算同样的命运。这个女人用她那老狗一样的智慧，将他上下左右结结实实地调教了一番，让他彻头彻尾地重生了一次，同时，也击碎了他那些精妙绝伦的理论，给他上了一堂唯一该上的爱之课—谁也别妄图当生活的老师。

奥森西娅·桑坦德尔曾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普普通通的婚姻，育有三个子女，而后，子女又结婚生了子女，所以她自夸是全城最享清福的祖母。始终没人能弄清楚，究竟是她抛弃了丈夫，还是丈夫抛弃了她，抑或是两人同时抛弃了对方。总之，他和一直以来的情人住在一起，而她也终于感到了自由，可以大白天从前门，而非以往那样晚上从后门接待内河船长罗森多·德拉罗萨了。正是这位船长，想都没想，就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到了她家。

船长是带他去吃午饭的。此外，还带去了一瓶家酿的烧酒和各种质量上乘的配料，足以做一锅史诗般的炖杂烩—只有用家养的鸡、脆骨肉、垃圾堆里养的猪，以及河边村落里种的菜豆和蔬菜，才能做出这道大菜。然而一开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既没有对美味的菜肴动心，也没有对风韵犹存的女主人表现出多大热情，而是对她家漂亮的房子欣赏有加。他喜欢这幢房子，它明亮凉爽，有四扇大窗面朝大海，还能远眺古城的全貌。他也喜欢那些琳琅满目、光彩照人的陈设，全都是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每次出海时带回来的各式精美的手工艺品，多得连再放一件的地方也没有了，让客厅看上去既神秘复杂又精致无比。朝海的露台上，一只马来西亚白鹦鹉站在只属于自己的铁环上，羽毛白得令人难以置信，它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带给人无限的思考—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见过的最美的动物。

看见客人兴奋，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也高兴不已，细细讲述了每件东西的来历。他一边讲，一边喝着烧酒，虽是小口小口地啜，却没有停过。他看上去仿佛钢筋水泥做成的：身形巨大，除了脑壳是光的，全身上下都是毛，髭须像把粗刷子，声音像绞盘一样，除了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嗓音，而他的待客礼节却又是极周到的。不过，没有任何人的身体能顶得住他那种喝酒方式。还没上餐桌，他就已经喝掉半瓶酒了。终于，他趴倒在放杯子和酒瓶的托盘上，发出一声长长的爆炸般的轰响。奥森西娅·桑坦德尔只好请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帮忙把这头搁浅的鲸鱼毫无生气的身体拖到床上去，并给睡着了的他脱去衣服。之后，两人感谢彼此星辰的交会所带来的灵感火花，在隔壁房间脱掉了衣服，没有商量，没有暗示，甚至也没有谁提议，并且在此后的七年里，每当船长出海，两人一有机会便继续如此脱衣服。没有丝毫被发现的危险，因为船长有一个优秀海员的习惯，即到港之时，哪怕是黎明，也要拉响船上的汽笛，先用三声长鸣通知妻子和九个孩子，再用两声短促而忧伤的笛声知会情人。

奥森西娅·桑坦德尔已年近五十，看起来也绝不会小于这个年纪，但她对爱有一种独特的本能，任何民间或科学的理论都不能干扰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通过轮船行程表就知道什么时候能去拜访她，他从不事先通知，想去的时候便去，不管白天黑夜，而没一次她不是在等他。每次她给他开门，都是像母亲把她一直养到七岁时的那个样子：全身赤裸，只在头上用薄纱系着一个蝴蝶结。在脱掉他的衣服之前，她不会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往前踏一步，因为她一直认为家里有个穿着衣服的男人是不吉利的。这也是她和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常常发生分歧的原因：船长迷信地认为光着身子抽烟会招致厄运，所以有时宁可推迟做爱，也不愿熄灭他那支不可或缺的古巴雪茄。相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十分迷恋裸体的魅力。刚一关上门，甚至都不给他问候的时间，也不等他摘掉帽子和眼镜，她便带着真诚的喜悦，为他脱去衣服，一边脱一边吻他，同时也让他一连串地亲吻她。她为他自下而上解开扣子，先是裤子的门襟，每解一颗扣便吻他一下，然后是腰带上的卡子，最后是背心和衬衫的扣子，直至他看上去就像一条被活生生开了膛的鱼。接着，她让他在客厅里坐下，为他脱掉靴子，从裤腿处将裤子和里面的衬裤一同拉到脚踝，最后，松开他腿肚子上的松紧袜带，为他褪下长袜。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停止吻她，也不让她亲吻自己，而是着手进行这套精准仪式中他所唯一负责的部分：从背心的扣眼上取下怀表，再摘下眼镜，然后把两样东西一起放进靴子，以确保不会落在这里。在别人家脱光衣服时，他总是这么谨慎行事，从不疏漏。

他刚一做完这些，她便从不给他留下一丁点儿多余的时间，立刻就在她为他脱去裤子的沙发上向他发起进攻，只有很少几次是在床上。她钻到他身子下面，将他完全地占为己有。她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闭着眼在身体内部的绝对黑暗中探寻，一会儿往这边进，一会儿往那边退，不断纠正那看不见的方向，尝试开辟一条更为强烈的途径，寻找另一种方式，以免迷失在腹内流出的黏稠泥沼之中。她用一种难懂的家乡话像牛虻一样发出嗡嗡的声响，自问自答着哪里才是黑暗中只有她自己知晓、也只被她自己所渴求的那个地方。最终，她独自一人先迫不及待地屈服了，坠入自己的深渊，伴随着一声大获全胜的喜悦的爆炸，震动了整个世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精疲力竭，兴犹未尽，漂浮在两人汗水形成的水洼之中，觉得自己不过是别人享乐的工具而已。他说：“你对我不过就像在众多男人中又加上一个罢了。”她淫荡地放声大笑，说：“恰恰相反：是众多男人中又少了一个。”他顿时觉得她怀着吝啬的贪婪，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于是，一股傲气涌上心头，他从她家走了出来，决心不再回去。但很快，带着午夜孤独中可怕的清醒，他无缘无故地又醒悟过来，回想起奥森西娅·桑坦德尔那自我陶醉的爱欲，他豁然明白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幸福的陷阱，他既厌恶又渴望，但总之，他逃不掉。

相识两年后的某个星期日，他到她家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为他脱衣服，而是摘掉他的眼镜，以更好地亲吻他，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她开始爱上他了。尽管从第一次到这所房子的那天起，他就觉得很自在，像喜欢自己家一样喜欢这里，但每次他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小时，也从没有在这里睡过觉，饭只吃过一次，那是她向他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事实上，他每次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目的，带一枝孤零零的玫瑰作为唯一的礼物，完事之后便消失，直至下一次不可预见的机会到来。但就在她为了吻他而摘下他眼镜的那个星期日，一方面因为这个，另一方面也因为两人平静地做完爱后睡着了，他们竟赤身裸体地在船长那张巨大的床上度过了整个下午。从午觉中醒来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记得那只白鹦鹉的尖叫声，它铜管乐器般凄厉的声音与它美丽的外表背道而驰。但在下午四点的炎热中，一切都静得仿佛透明一般，从卧室的窗子可以望见老城的轮廓—下午的阳光照在它的脊背上—一个个金色的屋顶，还有仿佛在燃烧的通往牙买加的大海。奥森西娅·桑坦德尔伸出一只探险的手，摸索着那只躺卧的猛兽，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她的手移开了。他说：“现在不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她又一次用欢快的笑声惊扰了白鹦鹉。她说：“这个借口就连约纳的老婆都不会信。[3]”她当然也不会信，但她承认这是个不坏的说法。于是，两人又静静地温存了许久，没有再做爱。五点钟时，太阳还高高挂着，她跳下床，一如既往地赤裸着身体，头上系着薄纱蝴蝶结，想去厨房找点儿喝的东西。但她还没有迈出卧室门一步，便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家中唯独剩下的就只有几盏吊灯了。其余的，诸如带签名的家具、印度地毯、雕塑、戈博兰挂毯，以及无数件珍贵的石头和金属小摆设，所有那些曾让她的家成为全城最赏心悦目、装饰最精美的家之一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那只神圣的白鹦鹉在内，全都不翼而飞了。东西是从观海露台搬走的，丝毫没有惊扰他们的恩爱。现在，只剩下空空如也的客厅、四扇敞开的窗子，以及靠里的墙上用粗刷子写下的一行字：这就是淫乱之人的下场。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永远也无法理解奥森西娅·桑坦德尔为什么不去报案，不试图跟那些销赃的商人们联系一下，甚至连提也不让别人再提她这件倒霉事。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到被洗劫一空的家里去看她，如今这里的家具只剩下窃贼忘在厨房的三只皮凳子，以及他们当时所在的卧室里的东西。不过，他去看她的次数不像以往那么多了，倒不是因为家当失窃—她曾这样猜想并当面质问过他—而是因为新世纪之初出现了骡子拉的轨道车这种新鲜事物。这种车被他视作盛产零散小鸟的原始巢穴，他每天乘坐四次，两次去办公室，两次回家。有时，倒也当真在车上读点什么，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假装阅读，伺机为日后的幽会建立起最初的联系。后来，莱昂十二叔叔给了他一辆由两头棕色骡子拉的车，骡子身披金色披挂，就跟为拉法埃尔·努涅斯总统拉车的骡子一样，但他仍旧怀念以前乘坐轨道车的日子，认为那是自己猎艳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他是对的：对于秘密的爱情而言，没有什么比等在门口的车子更危险的敌人了。既如此，他便几乎总是把车藏在家里，走着去展开他的新一轮猎捕行动，以免车轮在尘土上留下痕迹。所以，每当他想起那些由毛皮斑驳的瘦骡拉着的老式轨道车时，都无比怀念，在那样的车上，他只需瞟上一眼，就能看出哪儿蕴含着爱情。在无数动人的回忆之中，他最无法忘怀的是与某只无依无靠的小鸟间的一段故事。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他们只在一起度过了半个疯狂的夜晚，但仅仅这半个夜晚就足以让他余生都对狂欢节上无知的混乱心有余悸了。

在轨道车上，她面对游行人群的喧闹所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吸引了他。她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若不是装扮成了一个残疾人，真看不出她对狂欢节有丝毫热情。她的长发又亮又滑，自然地披在肩上，身上是一件没有装饰的普通麻布长袍。街上音乐嘈杂，人们互相撒着一把把大米粉，每当轨道车经过时，人们都往乘客身上泼洒颜料，在那疯狂的三天，轨道车的骡子也用淀粉涂成了白色，还戴上了花环。然而对这一切，她仿佛全然无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趁着混乱，邀请她去吃冰激凌，因为怕她不会接受更多的要求。她看了看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说：“我很乐意接受，但我要先提醒您，我是个疯子。”对这个出其不意的回答，他笑了，接着便把她带到冰激凌店的阳台去看彩车游行。之后，他穿上租来的斗篷，两人钻进海关广场跳舞的人群。他们在一起陶醉的样子就像一对新结合的恋人，因为她的冷漠在夜晚的喧闹中一扫而光，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她跳得像专业舞者一样，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大胆且富有想象力，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

“你不知道和我搅在一起的麻烦。”在狂欢节的狂热中，她一边笑得要死，一边喊道，“我是疯人院里的疯子。”

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那晚仿佛回到了年轻时还未遭遇爱情不幸的纯真胡闹之中。然而他知道，易得的幸福无法持久，这点体会更多地是源自教训而非经验。夜晚的狂欢将在颁出最佳化装奖后开始消退，在那之前，他向姑娘提议到灯塔去看黎明。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要等到颁奖之后。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肯定，正是她的拖延救了自己一命。当姑娘最终向他示意一起去灯塔的时候，圣牧羊女疯人院的两名看守和一名女护士一下子扑到了她的身上。自从她下午三点逃跑后，他们就一直在找她，不只是他们，城里所有的警察也都在找。她用一把从园丁那里抢来的砍刀，砍掉了一名守卫的脑袋，又重伤了另外两名，只因为她想出来到狂欢节上跳舞。但谁也没想到她就在大街上，还都以为她会藏在某幢房子里，他们地毯式地搜查了无数幢房子，甚至连地下雨水池都没放过。

带走她可真不容易。她用一把藏在贴身背心里的修枝剪自卫，六个男人一起才给她穿上了紧身衣，拥挤在海关广场的人群开心地鼓掌哄笑，以为这血腥逮捕的场面是狂欢节刻意上演的无数闹剧之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痛如绞，从圣灰星期三开始就一直徘徊在圣牧羊女大街，手里拿着一盒要送给她的英国巧克力。他看着那些被囚禁的疯女人从窗口向他嚷出各种辱骂或哀求的话，而他向她们晃着手中的巧克力，希望能恰巧碰上她也出现在铁窗前。但他始终没有再见过她。几个月后，他走下骡子轨道车时，一个由父亲领着的小女孩向他索要盒中的一块巧克力。父亲责备了她，并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道歉。可他却把整盒巧克力都给了小女孩，期望这个举动能帮他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拍了拍那位父亲的肩膀，让他放心。

“它原本是为一份已经见了鬼的爱情准备的。”他说。

仿佛命运要给他以补偿，同样是在骡子轨道车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识了莱昂娜·卡西亚尼。她是他生命中真正的女人，尽管两人始终都不知道这一点，也从未做过爱。他乘五点钟的轨道车回家，在看见她之前便感觉到了她的存在：那是一道结结实实的目光，仿佛一根手指似的触动了他。他抬起眼，看见她坐在车子的另一端，在乘客中显得十分出众。她并没有把目光移开，而是恰恰相反，继续无所避忌地盯着他。毫无疑问，他不能不这样想，这个年轻漂亮的黑女人是个妓女。他决意不去理会她，因为他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花钱买爱情更可耻：他从没有这样做过。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轨道车的终点站车站广场下了车，然后飞快地消失在商业区的迷宫之中，因为母亲在等他六点钟回去。而当他从人群的另一头穿出来时，身后传来了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砖上的欢快声响，他回过头去，证实了自己早已猜到的事：是她。她装扮得和版画上的女奴一样，穿一条荷叶长裙，走过街上的水坑时要用跳舞般的姿势提起裙角，领口开得很大，露出了双肩，脖子上戴着一大串五颜六色的项链，头上包着白色头巾。这样的女人他在小旅馆见过。她们常常在下午六点才只吃过早餐，于是别无他法，只能拿色相来充当拦路劫匪的尖刀，把它架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脖上：要么一夜良宵，要么性命不保。为了做最后的验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掉转方向，钻进了空无一人的麦仙翁巷，而她仍旧跟着他，且越跟越近。于是，他停下脚，转过身，双手拄着雨伞，在人行道上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在他面前站住了。

“美人儿，你弄错了，”他说，“我是不会就范的。”

“您一定会，”她说，“从您脸上就看得出来。”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句言论：“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在这一信条的基础上，医生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性格的理论，自认为比星象学还要准确。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另一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的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从不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不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反而装出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以致常常招来性无能、性冷淡，甚至不男不女的名声，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但他们乐意将错就错，因为这种误解同样也能保护他们。他们是秘而不宣的共济会组织，全世界的成员都能认出彼此，根本不需要讲同一种语言。因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姑娘的回答并不惊讶：她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她也很清楚，他知道她知道。

这是他一生的错误：他的良心在此后每天的每时每刻都这么提醒他，直到他生命的末日。她想向他恳求的不是爱情，更加不是用金钱来交换的爱情，而是加勒比河运公司里的一份工作，不管做什么，也不管工资如何，随便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自己的行为万分羞愧，于是把她带到了人事部门的头儿那里。头儿在总务处给她安排了一个最低等的职位，而她却抱着严肃认真、谦卑奉献的态度，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从创建之日起，CFC的办公室就位于内河码头的对面，那里与海湾另一侧的远洋轮船港口截然不同，也不同于灵魂湾的市场泊船处。那是一座木制楼房，双坡锌顶，只在正面有一个用石柱支撑的长长的阳台。房子四面都有装着铁丝网的窗子，从屋里就能看到码头上停着的所有船只，与看挂在墙上的图表无异。当初建造房子时，德国先驱们把锌顶漆成了红色，四周的木墙则涂了耀眼的白，为的是让整座楼看上去就像一条内河船。后来，人们又把它整个儿漆成了蓝色，而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进公司时，这座楼已变成了一个落满灰尘、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棚屋，生锈的屋顶上，补丁摞补丁。楼后是一个砂土院子，围着鸡笼用的那种六角网眼铁丝网，里面有两个较新的大仓库，仓库后面则是一条堵死了的下水道，又脏又臭，半个世纪的河运垃圾都在那里腐烂：各种古旧船只的残骸，从西蒙·玻利瓦尔剪彩下水的原始单烟囱船，到舱室装有电风扇的较新的船。其中大部分已被拆散，零部件用到了其他船上，但也有不少还相当完好，似乎只要动手刷刷漆，便可以下海航行，都用不着吓跑船上的鬣蜥，或除去那些让这一条条旧船看上去更加伤怀的茂盛的大黄花。

楼顶层是管理处，一间间的办公室都很小，但很舒服，设备齐全，就像轮船上的舱室，因为它们并非由城市建筑师而是由造船工程师设计的。走廊的尽头，莱昂十二叔叔就像一名普通员工，在一间和所有人的办公室相同的屋里办公，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每天清早都能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束插在玻璃瓶里的随便什么种类的芳香四溢的鲜花。底层是旅客接待处，先是一间摆放着粗糙板凳的候船室，以及一个售票和行李托运的柜台。再往里才是混乱的总务处，单是这名字就给人一种职能模糊的感觉，那些其余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就送到这里来不了了之。那天，莱昂十二叔叔亲自来此，想看看到底能不能想出什么见鬼的办法，好让总务处起点作用，而当时，莱昂娜·卡西亚尼就默默地坐在一张堆满了玉米袋和无法处理的文件的小桌后面。在对满屋子全体职员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询问、理论假设和具体调查后，莱昂十二叔叔懊恼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因为这一趟不仅确定了那种种问题根本找不到解决方案，而且雪上加霜，又发现了各种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第二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办公室，看见了莱昂娜·卡西亚尼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请求他研究一下，如果觉得合适就转呈他的叔叔。在前一天下午的视察中，她是唯一一个一言未发的人。她心里始终清楚自己是因他人的施舍而受雇，在备忘录中，她表明自己没有发言并非因为漠不关心，而是出于对本部门领导的尊重。她的建议之坦率令人惊讶。莱昂十二叔叔本是想将总务处彻底改组，但莱昂娜·卡西亚尼的想法恰恰相反，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事实上总务处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个垃圾站，收容了其他部门推卸掉的各种麻烦而又无关紧要的问题。因此，解决办法就是撤销总务处，将问题返回原部门解决。

莱昂十二叔叔完全不知道莱昂娜·卡西亚尼是谁，也记不起前一天下午的会议中见过的哪个人可能是她。但看完备忘录后，他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和她闭门交谈了两小时。他们天南地北地什么都聊，这是他了解人的一贯做法。那份备忘录显露了质朴的常识，解决方案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这些对莱昂十二叔叔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本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她小学毕业以后，就只在制帽学校学习过。但在此之外，她正用一种速成法在家自学英语，三个月前还开始上夜校学习打字，这可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全新职业，就像从前的电报业和更早时期的蒸汽机行当一样。

等她谈完话走出去时，莱昂十二叔叔已经开始叫她“同名人[4]莱昂娜”了，后来就一直这样称呼她。根据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建议，他决定当机立断撤销使人头疼的总务处，把问题交回那些制造问题的人去解决。他为她专门设立了一个既无名称也无具体职能的岗位，实际上就是当他的私人助理。那天下午，总务处被无声无息地埋葬后，莱昂十二叔叔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从什么地方把莱昂娜·卡西亚尼找来的，他据实做了回答。

“那么你就再到轨道车上去，把所有像她一样的姑娘通通给我带回来。”叔叔对他说，“再有两三个这样的，我们就能把你那艘大帆船捞上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为这只是莱昂十二叔叔的一句典型的玩笑话，但第二天他便发现六个月前指派给自己的那辆车不见了，就为了让他继续在轨道车上寻找隐藏的人才。至于莱昂娜·卡西亚尼，则很快放下最初的顾忌，把前三年深藏不露的所有本领都拿了出来。又一个三年过后，她已掌控了一切，再过四年，她与总秘书的位置就只一步之遥了，但她拒绝接受这个职位，因为那只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低一级。到那时为止，她一直都听命于他，她愿意继续这样下去，尽管真相并非如此：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其实是他在听命于她。事实上，他在董事会中不过是依照她的建议行事，完全是她帮他战胜了隐藏的敌人设下的种种圈套，节节高升。

莱昂娜·卡西亚尼具有一种魔鬼般的才能，能够操控秘密，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地方。她精力充沛，沉默寡言，温柔聪慧。但在必要的时候，尽管要忍受灵魂的痛苦，她也会放任自己施展铁腕。然而，她从不会为了自己这样做。她唯一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扫清障碍，别无他法时甚至不惜流血，好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扶摇直上，坐到他自不量力地想要坐到的位置上去。当然，出于一种无法控制的权力欲，她无论如何也会这么干，但事实是，她有意识地做这一切，纯粹是为了报恩。她的决心之坚定，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一度认不清她的意图。曾有那么一个不幸的时刻，他试图挡她的路，因为他认为是她在挡自己的路。莱昂娜·卡西亚尼让他重新清醒过来。

“您别弄错了，”她对他说，“只要您愿意，我随时可以退出，但您可要想清楚。”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确从未想过，这个时候他尽可能清醒地想了一想，于是向她缴械投降。事实上，在一直危机四伏的公司里那场肮脏残忍的内斗中，在他战战兢兢却又一发不可收拾的猎捕行动中，在对费尔明娜·达萨越来越渺茫的幻想中，面对这个勇敢的黑女人所做的壮举，面对她在那白热化的斗争中惹上的一身污秽又一身情爱，表面上无动于衷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心不曾有过一刻平静。很多时候他都暗自伤心，只为她当真不是他认识她的那天下午所想象的那种女人，不然他早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到脑后，哪怕要付出实打实的金疙瘩，也要去和她做爱。莱昂娜·卡西亚尼依旧和那天下午在轨道车上时一模一样，穿着那身叛逃奴隶似的俗丽衣服，裹着疯狂的头巾，戴着骨头耳环和手镯，还有那一大串项链和满手的假宝石戒指：完全是个街头荡妇。岁月没有在她的外表刻下多少痕迹，反而适当地增添了她的姿色。她正值成熟丰润的年龄，散发出的女性魅力比以往更令人躁动，那热情似火的非洲女人的身体也更显丰满结实。十年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再向她示过好，以此为他最初犯下的过错赎罪，而她帮他做了一切，却唯独没在这件事上帮他。

一天晚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工作到很晚—母亲去世后，他常常如此—正要回家时，他看见莱昂娜·卡西亚尼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没有敲便推开了门。她果然在那里：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神情严肃，陷入沉思，新配的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学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惊又喜地发现这座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人，码头上也空无一人，城市在沉睡，无尽的黑夜笼罩着阴郁的大海，一艘一小时后才能到达的轮船发出悲凄的哀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双手拄着雨伞，就像当年在麦仙翁巷挡住她的去路时一样，只不过现在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自己膝盖的颤抖。

“请告诉我，我亲爱的母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种困境？”

她没有惊讶，神情自若地摘下眼镜，阳光般的笑声使他头晕目眩。她还从未用“你”称呼过他。

“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对他说，“十年来，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你问我这句话。”

已经太迟了：机会曾经就在那辆骡子轨道车上，后来也一直在她所坐的这把椅子上，而现在却已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在为他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卑鄙事，为他忍受了那么多肮脏的勾当之后，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尽管他原本比她年长二十岁：她为他衰老了。她是那么地爱他，她愿意继续爱他而非欺骗他，但她不得不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点醒他。

“不，”她对他说，“那样我会觉得我是在和自己的儿子睡觉，虽然这个儿子并不是我生的。”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如鲠在喉，因为最终的拒绝竟不是出自自己之口。他一贯以为，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是在等待对方的坚持，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事情到她这里就完全不同了：他不能冒险再犯第二次错误。他很有风度地退了出去，甚至还带着一点儿实属难得的优雅。从那晚起，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点阴影都不费吹灰之力地消散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明白，不跟女人睡觉，也能成为她的朋友。

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试图向其透露费尔明娜·达萨秘密的唯一一人。由于不可抗力，为数不多的几个知情人都已经开始淡忘这件事了。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三个已把它带进了坟墓：一是他的母亲，她在去世前很久就把这件事从记忆中抹掉了；二是加拉·普拉西迪娅，她服侍着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女主人，直至善终；三是令人难忘的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是她把他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夹在一本弥撒经书中带给他，而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她不可能还活在世上。此外还有洛伦索·达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当年为了避免女儿被开除，或许曾将此事透露给弗兰卡·德拉路斯修女，但由此再往外传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所在的遥远省份的十一位电报员，他们发报时是知道他们俩的全名和准确地址的。最后，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和她那帮桀骜不驯的表姐妹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其实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也应该算在其中。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最初几年对本城的频繁拜访中，曾有一次向他透露了这个秘密。但她是偶然且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说起的，乌尔比诺医生甚至不是如她所想象的那样左耳进右耳出，而是压根儿就没从任何一个耳朵听进去。原来，伊尔德布兰达是在讲到可能在花会上夺魁的诗人时提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她认为他是被埋没了的诗人之一。乌尔比诺医生怎么也想不起这人是谁，而她则毫无必要却也没有半点恶意地告诉他，那是费尔明娜·达萨婚前的唯一一位恋人。她告诉他，是因为她相信这件事是那么的纯真而且短暂，以至于它所激发的情绪不过是令人感动罢了。乌尔比诺医生看都没看她就答道：“我倒不知道那家伙还是个诗人。”随即，他便从记忆中将他同其他事情一起抹掉了，因为他的职业早已让他形成了某种道德准则，那就是适时地选择忘记。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这些秘密的保管人中，除了自己的母亲，其余都属于费尔明娜·达萨的世界。他这方只有他一人，孤独地背负着这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包袱，多少次都想与人分担，但至今还没有人值得他如此信任。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唯一可能的人选，只不过他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机会。那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正想着这事，可巧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竟爬上了CFC陡峭的楼梯。为了克服三点钟的炎热，他每爬一级便停下来歇一会儿，最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办公室时，裤子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用尽最后一口气说道：“我相信一场飓风就要刮过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这里接待过他好几次，都是来找莱昂十二叔叔的，但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清晰地感觉到这位不速之客与自己的生活有着某种联系。

那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职业难关，正像个乞丐一样，手里拿着帽子，挨家挨户地为他的艺术事业寻求资助。一直以来，他最长久也最慷慨的资助人之一便是莱昂十二叔叔。而此刻，莱昂十二叔叔正坐在书桌前的弹簧靠背椅上，刚开始睡他那每日十分钟的午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这里与莱昂十二叔叔的办公室相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叔叔接待访客的前厅。

他们两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见过，但从未像这样面对面坐在一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感到自卑得恶心。在这仿佛无穷无尽的十分钟里，他三次起身，盼望叔叔提前醒来，还喝了整整一保温瓶的苦咖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连一杯也没接受。他说：“咖啡是毒药。”接着便聊起一个又一个的话题来，根本也不管对方是否在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法忍受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出众。他用词精准流畅，身上散发出隐隐的樟脑味，魅力独特，风度翩翩，谈吐高雅，就连最为轻浮的言词，只因从他口中说出，也变得精妙无穷。突然，医生一下子转换了话题：

“您喜欢音乐吗？”

这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些意外。事实上，城中举办的所有音乐会或歌剧演出他都会前往，但他自觉并没有能力进行一番批评式的或全面的讨论。他对流行音乐情有独钟，尤其是伤感的华尔兹，很显然，它们和他年轻时作的曲子以及他那些秘密诗句异曲同工。他只需随意地听上一遍，接下来的整整几夜，就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将旋律从他的脑海中抹掉。但这不是一个对专家提出的严肃问题的严肃回答。

“我喜欢加德尔。”他说。

乌尔比诺医生明白了。“嗯，”他说，“他现在正流行。”接着就巧妙地把话题转到自己那许多新计划上去了：像往常一样，这些计划将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实现。他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强调，现在能拉来的演出质量低劣，令人泄气，与上世纪能欣赏到的那些节目简直有云泥之别。的确如此：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预售门票，就为了能把柯尔托、卡萨尔斯和蒂博的三重奏搬上喜剧剧院的舞台，可政府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三位是谁，而就在眼下这一个月中，拉蒙·卡拉尔特的侦探剧团，马诺罗·德拉普雷萨先生的小歌剧和说唱剧团，洛斯·圣塔内拉剧团（那些难以形容的、善于模仿和表演幻术的小丑们能借着磷火闪动的瞬间在舞台上换衣服），丹妮塞·达尔泰内（据广告称她是牧羊女游乐园的老牌舞蹈演员），甚至还有那个令人厌恶、敢跟斗牛近身搏斗的巴斯克疯子乌尔苏斯，所有这些人的演出票竟然都销售一空。不过，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就连欧洲人自己也又一次做了坏榜样，正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我们倒已经在连绵半世纪的九次内战后，开始过上太平日子了。仔细算算，其实那九次内战完全可以视作一次：自始至终不过是同一场战争。这场令人陶醉的演说中，最引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注意的一点就是花会有可能重开，这曾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起的活动中最轰动、也最持久的一项。阿里萨不得不咬住舌头，以免说出自己曾经是它的执著参与者，那项一年一度的比赛吸引了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不仅有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还有来自加勒比其他国家的。

谈话刚刚开始，热腾腾的空气就骤然凉了下来，一阵四处乱窜的狂风把门窗摇晃得噼啪作响。办公室连同房子的地基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仿佛汪洋中的一叶孤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他随便提了几句六月肆虐的飓风后，出其不意地谈起了他的妻子。他不仅视她为最热情的合作者，还把她视作自己一切倡议的灵魂。他说：“没有她，我会一事无成。”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动于衷地听着他的话，微微点头表示赞同，他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害怕声音会背叛自己。但再听了两三句话后，他便明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那么多耗费精力的应酬之余，仍有富裕的时间去仰慕自己的妻子，而且程度几乎与他不相上下。这个事实令他茫然。但他没有做出自己本想做出的反应，因为此时，他的心对他耍了一个只有心才能耍出的婊子花招：他的心告诉他，他和这个他一直视作死敌的男人是同一命运的牺牲品，遭受着同一种激情带来的厄运—是两头套在同一架轭上的牲口。在二十七年无休止的等待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头一次无法承受这种内心的刺痛：眼前这个令人钦佩的男人必须死掉，只有这样他才能幸福。

飓风终于扬长而去，但这强劲的西北风在十五分钟内已席卷了沼泽附近的好几个街区，毁掉了几乎半座城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对莱昂十二叔叔的慷慨表示满意，没等雨完全停就离开了，还无意中带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借给他撑到车前的雨伞。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介意。甚至刚好相反：他很高兴地想着费尔明娜·达萨知道伞的主人是谁时会作何感想。当莱昂娜·卡西亚尼走过他的办公室，他还沉浸在这次激动人心的会面所带来的恍惚之中。他觉得这是唯一的机会，无需兜圈子便可以向她吐露自己的秘密，就仿佛挑破要命的腋下脓疖似的：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他开始问她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这个人怎么看。她几乎想都没想便回答说：“他做了许多事，或许做得太多了，但我相信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接着，她思索了片刻，一边想一边用她那只有高大的黑女人才有的又大又锋利的牙齿，把铅笔上的橡皮一块块咬下来，最后，她耸了耸肩，以此结束这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话题。

“也许正因为此，他才做那么多事吧，”她说，“这样可以免得去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试图留住她。

“让我难过的是，他不得不死。”他说。

“世上的人都是要死的。”她说。

“是的，”他说，“但他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死。”

她一点儿也没听懂，又耸了耸肩，没说话便走了。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在将来的某个晚上，同费尔明娜·达萨躺在一张幸福的床上时，他将会告诉她，他没有把他的爱情秘密透露给任何人，甚至对唯一一个赢得了知情权的人也没有说。不：他将永远不会向人吐露这个秘密，即便是对莱昂娜·卡西亚尼，这并非因为他不想向她打开这只他珍藏了半辈子的宝箱，而是因为直到开启的那一瞬间他才发现，他已把钥匙弄丢了。

然而，那天下午最震撼他的还不是这件事。他沉浸在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当中，一场场花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每年的四月十五，喧嚣声都会响彻整个安的列斯群岛，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和在几乎所有其他活动中一样，始终是秘密的主角。自首届诗赛以来，他参加过好几次，可就连末等奖中也从未出现他的名字。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参赛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这项赛事对他来说别具吸引力：第一次比赛中，负责打开火漆封口的信封并宣布获奖名单的人是费尔明娜·达萨，从那时起，他就注定要在此后的每一年都参加比赛了。

那天夜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躲在前排靠背椅的阴影中，翻领的扣眼上别着一枝娇艳的山茶花，随着他强烈的渴望上下起伏。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三只用火漆封着的信封。他问自己，当她发现金兰花奖的得主是他时，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他能肯定她认得出他的笔迹，在那一瞬间，她定会回想起小花园杏树下刺绣的那一个个下午，想起信中那些干枯的栀子花的芳香，想起清晨风中那曲只属于两人的花冠女神的华尔兹。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金兰花奖，这个万人渴望的国家诗歌大奖竟授给了一个中国移民。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引起了公众的骚动，甚至令大赛的严肃性受到质疑。但评判是公正的，评委会一致认为那首十四行诗精妙绝伦。

没人相信获奖的中国人是那首诗的作者。上个世纪末，为了逃避修建两大洋铁路时席卷巴拿马的黄热病瘟疫，他和其他很多中国人一起来到这里，到死都没有再离开。他们用中文生活，用中文繁衍后代，彼此间长得十分相像，以至于没人能分得清他们谁是谁。起初，一共也没有十个人，有几个带着妻子儿女和用来食用的狗。但没过几年，他们和那些入境时未在海关留下丝毫记录的不期而至的中国人，已经从港口郊外的四条巷子中满溢出来。一些年轻人在匆忙间变成了令人敬仰的族长，谁都无法解释他们哪里来的时间衰老。人们普遍凭直觉把他们分为两类：坏中国人和好中国人。坏的那些都窝在港口阴郁的餐厅里，面对着一盘葵花子炒鼠肉，或者像国王一样大吃大喝，又或者随时准备在桌前暴毙，大家怀疑，那些餐厅不过是在掩人耳目，里面进行的其实是贩娼之类的勾当。好中国人则是那些洗衣店里的人，他们继承了一门神圣的学问，能让交回的衬衫比新的还整洁，领口和袖口都熨烫得像刚出模子的圣体一样。那位在花会上击败了七十二名有备而来的对手的男人，就是这些好中国人之中的一个。

当费尔明娜·达萨头晕眼花地读出那个名字时，谁也没有听懂。不仅因为那名字本身就不同寻常，更因为无论如何没人说得准中国人的名字到底该怎么读。但也无需劳神，因为获奖的中国人已经从包厢的尽头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中国人早早回家时的那种完美微笑。他显然早已胜券在握，所以还特意为领奖穿上了春节时穿的黄色丝绸衬衣。他接过18K的金兰花，在质疑者震耳欲聋的嘘声中，幸福地亲吻了奖杯。他面不改色，只是在舞台中央静静等着，沉着得就像一位全能上帝的使徒：很明显，他那位上帝的神意远不及我们这位如此富有戏剧性。台下刚一安静下来，他便朗读了获奖的诗作。谁也没有听懂。但新的一阵嘘声过后，费尔明娜·达萨冷静地用她那撩人的沙哑嗓音又读了一遍，从第一句起就震惊了全场。那是一首正宗的帕尔纳斯派十四行诗，完美无瑕，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缕灵感的清风，显露出一位高手的深厚功力。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某位大诗人想出了这个玩笑似的主意，以此捉弄花会，而这个中国人自告奋勇助他一臂之力，并且抱定了至死保守秘密的决心。我们的传统报纸《商业日报》试图挽回市民的荣誉，发表了一篇博学或者说是晦涩难懂的文章，讨论了中国人在加勒比地区的久远渊源和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参加花会的充分权利。撰写此文的人毫不怀疑十四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自称是作者的人，并以文章的题目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理由：《中国人皆是诗人》。即使真有阴谋，阴谋的发起者也早已带着秘密烂在坟墓里了。获奖的中国诗人活到了东方人的高寿，死前并没有忏悔。下葬时，棺材里放着那枝金兰花。他多少有些饮恨而终，因为生前没有得到他唯一渴望的东西，即人们对他诗人身份的认可。为纪念他的辞世，报界又回顾了那次已被淡忘的花会事件，再次刊登那首十四行诗，并配上盈润少女手捧丰饶之杯的现代主义插图。而诗歌的守护神也利用此次机会让一切归回原位：新一代觉得那首十四行诗糟糕透顶，于是谁也不再怀疑它的作者当真是那位已故的中国人了。

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中，这场闹剧总是与当时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体态丰腴的陌生女人联系在一起。典礼一开始他便注意到了她，但之后，由于忐忑的等待，他又把她忘记了。她那珍珠母一样白皙的皮肤，她身上那种幸福丰盈的女人所特有的芳香，以及她那女高音般的宽大胸脯上别的一枝人造洋玉兰，这一切都引起他的注意。一袭黑色的天鹅绒长裙紧裹着她的身体，黑得就像她那双充满渴望和热情的眼睛。头发更是乌黑，用一把吉卜赛人的发梳别在后颈处。耳坠和项链是同一款式的，好几根手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而所有的首饰都嵌着闪闪发亮的泡泡钉，右边的脸颊还用眉笔画了一颗痣。在最后那片混乱的掌声中，她怀着真诚的哀伤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眼。

“请相信我，我真心为您感到遗憾。”她对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感动，倒并非因为这份他应得的同情，而是惊讶竟有人知晓他的秘密。她向他道明原委：“我是从开信封时您翻领上那枝山茶花的起伏中看出来的。”她把手中的长毛绒洋玉兰拿给他看，并向他敞开了心扉。

“所以我才老早就摘下了我这朵。”她说。

她因失败而马上就要落下泪来，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他那夜间狩猎者的本能改变了她的情绪。

“咱们找个地方去一起哭一场。”他对她说。

他把她送回家。到了门口，几乎已是午夜时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便说服她邀请自己进去喝一杯白兰地，边喝边看看她提到的这十多年来积攒的有关公众大事件的剪报和相册。这个花招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很老套了，但这一次却不是他主动出击，而是她在从国家剧院回来的路上就说起她的剪报。他们进了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进客厅的第一眼便注意到，唯一一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床宽大而豪华，铺着锦缎床罩，床头饰有铜树枝。这让他有些慌乱。她想必注意到了这一点，上前一步穿过客厅，关上了卧室门。她请他坐在一张印花布的长沙发上，上面有一只猫在睡觉，然后她把收集的几个册子放到了中间桌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紧不慢地翻着册子，想得更多的是接下来的行为，而非正在看的东西。忽然，他抬起眼，看见她双眼噙满泪花。他劝她想哭就哭，用不着难为情，因为没有什么比哭泣更能减轻痛苦了，但他建议她先松开紧身背心再哭。他上前去帮她，因为那件紧紧束在身上的背心后面有两根带子来回交叉地系着。他并不需要将带子完全解开，刚解到一半，紧身背心就因内部的压力自己松开了，那对硕大的乳房终于自由地呼吸起来。

即便是在最顺手的场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从未摆脱第一次的紧张。他鼓足勇气用指肚轻抚她的脖颈，而她蜷起身子，像个被娇宠的小姑娘似的呻吟着，但始终没有停止哭泣。于是他又轻吻了一下她的脖子。他没来得及吻第二下，她就将她那贪婪、火热的庞大身躯整个地掉转过来，两人抱滚到地上。沙发上的猫惊醒了，尖叫一声跳到他们身上。两人像窘迫的新手一样忙乱地摸索着对方，但不管怎样总算找着了。他们在散了页的剪报册上翻滚着，身上还穿着衣服，大汗淋漓，比起自己闯下的爱的灾祸，他们更担心猫儿疯狂的抓挠。但从伤口还在流血的第二天晚上起，他们又继续这样做了好几年。

当他发现自己开始爱上她时，她已整整四十岁，而他即将年满三十。她叫萨拉·诺列加，年轻时以一本描写穷人爱情的诗集赢过一次比赛，曾有那么一刻钟出尽风头，但书从未出版过。她是公立学校修养与公民教育课的老师，靠工资生活，住在鱼龙混杂的赫塞玛尼老区恋人巷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她曾有过几个短暂的情人，但没一个抱有跟她结婚的打算，因为想让那个时代和环境中的男人跟哪个女人睡过觉就娶哪个女人实在是太难了。自从她的第一个正式未婚夫逃婚以后，她自己也不再让这样的幻想滋生。她以十八岁所能付出的全部疯狂与热情爱着他，而他却在婚礼的前一星期逃避了自己的承诺，将她抛弃在绝境，成了被人耻笑的新娘。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成了被人用过的未婚姑娘。然而，那第一次的恋爱经历虽然残酷而短暂，却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痛苦，而是让她有了一个模糊的信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婚姻，有没有上帝，甚至有没有法律，如果床上没有个男人，那日子根本就不值得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喜欢她的一点，就是她在做爱时必须吸吮一个婴儿用的奶嘴才能达到幸福的顶峰。他们把市场上能找到的各种大小、形状和颜色的奶嘴买来了一大串，萨拉·诺列加把它们挂在床头，以便在紧要关头伸手就能够到。

虽然她和他一样都是自由身，或许也并不反对把他们的关系公开，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一开始便把这种关系界定为秘密探险。他几乎总是在深夜才从后门溜进来，天亮前不久再踮着脚逃走。他和她都明白，在这样一所合租的人口众多的房子里，邻居们总是要比他们佯装的知道得多。虽然这只是走走形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非要如此，在有生之年，他和女人交往时也一直如此，从未出过差错，无论是和她，还是和其他女人，都从未被抓住偷情的把柄。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只有一次，他留下了牵连的痕迹，或者说手写的证据，差点要了他的命。事实上，他一直都表现得就像是费尔明娜·达萨彻头彻尾的丈夫：肉体上不忠，心灵上却死心塌地；不停地努力摆脱自己所受的奴役，却又从不让自己的背叛给她带去痛苦。

但如果没有误解，这种秘密也不可能一直成功地深藏不露。就连特兰西多·阿里萨死前都坚信，她以爱抚养长大的儿子因为年轻时的首战失利，从此对一切形式的爱情都具备了免疫力。不过，他身边很多人的想法就没那么仁慈了，他们了解他诡秘的性格，知道他爱好各种秘教服饰和奇怪的沐浴露，于是都怀疑他并非对爱情，而是对女人具备了免疫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这些揣测，但从来置之不理，并不澄清。萨拉·诺列加也毫不在乎。和无数爱过他的女人一样，甚至也和那些并不爱他却在交往中让彼此都收获了满足的女人一样，她是按照他真实的样子来接受他的：一个过客似的男人。

到了最后，他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她家里，尤其是在星期日的早晨，那一向是最平静的时间。她无论正在做什么，都会放下来，将整个身体奉献给他，在那张装饰繁复的大床上，尽全力让他幸福。床一直是准备好的，在那里，她从不允许仪式性的做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明白，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独身女子怎么会如此精通男人之事，也不明白她怎么能如此轻盈、如此温柔地控制她那鼠海豚似的柔软身体，就仿佛在水底游动一般。她辩解说，爱情，首先是一种本能，“要么生下来就会，要么永远都不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浑身抽搐了一下，对她的过去重新萌生了忌妒。他想，或许她要比她装出来的样子饱经沧桑得多，但他只好咽下这些猜疑，因为就像对其他女人说的一样，他也告诉她，她是他唯一的情人。很多事情他都不十分喜欢，比如不得不忍受那只暴怒的猫待在床上，萨拉·诺列加磨钝了猫的爪子，以防做爱时被它抓得稀烂。

然而，几乎就和喜欢在床上闹到筋疲力尽一样，她还喜欢将爱的疲惫献给对诗歌的崇拜。她不仅对她年轻时代的伤感诗有着惊人的记忆—当年，那些新创作的诗歌会装订成小册子在街上出售，两个生太伏一册—还会用大头针把自己最喜欢的诗钉在墙上，以便随时用生动的嗓音朗读。她还把修养与公民教育课的课文编成十一音节双行诗，就像正字法双行诗那样，但终究没能得到官方的赞同。她痴迷于朗诵，以至于做爱时还常常扯着嗓子背起诗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把奶嘴硬塞进她嘴里，就像制止孩子哭泣一样。

在两人感情最好的时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问自己，究竟哪一种状态是爱情，是床上的颠鸾倒凤，还是星期日下午的平静。萨拉·诺列加用一个简单的结论让他平静下来，那就是：凡赤身裸体干的事都是爱。她说：“灵魂之爱在腰部以上，肉体之爱在腰部以下。”萨拉·诺列加觉得这个结论很好，可以用来写一首关于貌合神离的爱情的诗。两人联手把这首诗写了出来，她还拿它去参加了第五届花会，并坚信从未有人以如此具原创性的诗歌参加过比赛。但她又一次失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送她回家时，她怒气冲天。她也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认定费尔明娜·达萨针对她搞了鬼，为了不让她的诗获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理睬她。从颁奖仪式开始，他便心情忧郁，他已许久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了，而那天晚上，他感到她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他头一次一眼便能看出她已身为人母。这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闻，因为他早知道她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然而，在那一晚之前，她已到了当母亲的年龄这件事在他看来从未如此明显过，她的腰身粗了，走起路来有些气喘吁吁，宣读获奖名单时，声音也磕磕绊绊。

他试图理清自己的回忆，在萨拉·诺列加准备饭菜时，又翻起有关花会的剪报和相册。他看见杂志上的彩色画，门廊下作为纪念品出售的泛黄明信片，这一切就仿佛是对他荒谬一生幻影般的回顾。在此之前，一直支撑他的是一个假象，那就是世界在变，习惯在变，风尚在变：一切都在变，唯独她不会变。但那个晚上，他第一次头脑清醒地看见生活如何在费尔明娜·达萨身上留下痕迹，又如何在他自己身上留下痕迹，而他却除了等待之外什么都没有做。他从未和别人说起过她，因为他知道无法在说出她的名字时，不让别人看出他嘴唇的苍白。但那天晚上，正当他像之前无数个乏味的星期日晚上一样，翻看着那些剪报和相册时，萨拉·诺列加突然下了一句足以让他血液凝固的评断。

“真是个婊子。”她说。

她走过他身边，看到费尔明娜·达萨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扮成黑豹的图片时，说出这样一句。无需指名道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知道她在说谁。他担心她将揭穿他的秘密，搅乱他的人生，连忙谨慎地展开自卫。他说，他只是认识费尔明娜·达萨而已，关系很浅，与她从来只是礼节性的问候，对她的私事也一无所知，但他十分肯定，她是一个令人景仰的女人，白手起家，凭自己的美德而备受赞扬。

“凭的是她为了钱而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萨拉·诺列加打断他说，“这是婊子的下下策。”

虽然不像她这样粗鲁，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母亲当初为了安慰他的遭遇，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在道德上同样严厉。他惊慌失措得直入骨髓，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她的尖刻，于是试图绕开话题。但萨拉·诺列加还没有发泄完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怒气，不允许他逃避。凭着某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直觉，她认定费尔明娜·达萨就是夺走她奖杯的幕后主使。没有任何理由能让她这样想：她们互不相识，甚至从未见过面，而就算费尔明娜·达萨了解比赛内情，比赛的结果也跟她没有分毫关系。但萨拉·诺列加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女人是有直觉的。”说完就结束了这场争论。

从那一刻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她。岁月也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那天生的丰腴悄无声息地枯萎了，她的爱欲总是因抽泣迟迟不来，她的眼皮开始显露饱经风雨的阴影。她已成昨日之花。而且，在失败的愤怒中，她没有在意自己喝下了多少白兰地。那一晚的她变了性情：就在他们吃重新热过的椰子米饭时，她试图算清他们两人在那首落榜诗作中的贡献，好知道各自应当分得多少片金兰花的花瓣。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以这种锱铢必较的拜占庭式竞赛自娱自乐，但他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抚平自己刚刚开绽的伤口。两人陷入斤斤计较的争执当中，将近五年来貌合神离的爱情所积累的怨忿浮出了水面。

差十分十二点时，萨拉·诺列加爬到一把椅子上去给挂钟上发条，凭记忆调准了时间，或许是想不说话就提醒他该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迫切地感到要彻底斩断这种无爱的关系，于是开始寻找采取主动的机会。他恳求上帝让萨拉·诺列加允许他留下来过夜，好让他有机会说“不”，有机会告诉她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为此，她上完发条后，他让她坐到自己身边来。可她却宁愿和他保持距离，坐在客厅的安乐椅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蘸了白兰地的食指伸过去让她吮吸，以往前戏时，她总喜欢这样。她却避开了。

“现在不，”她说，“我在等人。”

自从被费尔明娜·达萨拒绝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学会了始终把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不是处于如此尴尬的局面，他一定会继续进攻萨拉·诺列加，当晚的结局定是和她滚在床上，因为他坚信，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睡过一觉，那么，只要他想，并且懂得如何打动她，她便会一直和他睡觉。基于这个信念，他什么都曾忍受过，哪怕在最为肮脏的爱情交易中，他也能看淡一切，只要不把最后的决定权让给女人就行，无论哪个女人。然而这一晚，他受到了如此的侮辱。他一口咽下白兰地，尽一切可能表达他的怒火，然后没有告别便扬长而去了。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同萨拉·诺列加在一起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为持久和稳定的一段关系，虽说并不是他那五年中唯一的关系。他发现自己虽然在她身边感觉也挺不错，尤其是在床上，但她始终无法取代费尔明娜·达萨，于是他夜晚孤独狩猎的毛病又犯了。他把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分配得井井有条，以让它们物尽其用。但无论如何，萨拉·诺列加曾一度奇迹般地减轻了他的痛楚。至少现在，他见不到费尔明娜·达萨也能正常生活了，不像从前，常常要随时放下手中的事，凭着自己的猜想四处去寻找她的踪迹，漫无目的地徘徊在一些最不可能的街道，以及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虚幻之地，只要一刻见不到她，他内心的渴望便一刻不能停歇。如今，与萨拉·诺列加的决裂，让他那沉睡的思念又苏醒了，他仿佛再一次回到了小花园的下午，回到了那永无止境的阅读中去，而且这一次，思念更加浓烈，他迫切地意识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必须死掉。

很早以前他就知道，他生来就能让寡妇幸福，而寡妇也能让他幸福，对此他从不苦恼。恰恰相反，他时刻待命。在一次又一次孤独的狩猎行动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对她们了如指掌，并最终明白了，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幸福的寡妇。他曾看见她们在丈夫的尸体前痛苦得发疯，恳求别人把自己也放入同一口棺木，活活埋入地下，以免独自面对前路无法预知的苦难。可随着她们接受了现实，适应了新的境况，人们就会看到她们从尘土中站起来，获得新生。起初她们像阴影中的寄生虫一样生活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向女仆们倾诉着心声，整日赖在枕头上：当了那么多年无所事事的囚徒，她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为了打发绰绰有余的时间，她们为死者的衣服钉上以前从来没有时间去钉的扣子，把他们的衬衫熨了又熨，还给袖口和领口上蜡，让它们时刻保持完美。她们继续为死去的丈夫在浴室放上香皂，在床上铺好带有他们名字首字母的床罩，在餐桌他们的位置上摆好餐具，以防死者说不定什么时候没有事先通知就回来了，就像他们生前常做的那样。但当她们独自去望弥撒时，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成为自己意愿的主人，当初，为了换取一种安全感，她们不仅放弃了自己家庭的姓氏，甚至放弃了自我，可那种安全感不过是她们做姑娘时许多幻想中的一个罢了。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她们曾经疯狂爱着的那个男人—尽管他或许也爱着她们—给她们带来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她们不得不照顾他们直到最后一口气，喂他们吃喝，给他们换下脏兮兮的尿布，用母亲式的巧妙花招哄他们开心，以减轻他们清晨走出家门去直面现实的恐惧。可当看到他们受自己的鼓动离开家门，准备一口去吞掉整个世界时，她们又开始害怕男人会一去不复返。这就是生活。而爱，如果真的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另一种生活。

然而，在孤独中休养生息时，寡妇们发现，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为了逃避可耻的爱情程式而装睡，自己终于成了整张床的主人，它的全部都归自己独享，再没有人跟她们争一半的床单、一半的空气和一半的夜晚，甚至身体也终于能尽情做属于自己的梦，能自然而然地独自醒来了。在偷欢过后的清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她们望完五点钟的弥撒出来，身上裹着黑纱，厄运的乌鸦从她们肩上飞过。一旦她们在晨曦中隐约看见他的身影，便会迈着小鸟般的碎步，穿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去，因为单是从一个男人身边走过也会玷污她们的清誉。然而他坚信，一个忧伤的寡妇比其他任何女人心里都更可能藏着幸福的种子。

从拿撒勒的寡妇开始，他一生中结识了太多寡妇，这让他懂得在丈夫死后，一个女人会变得多么幸福。多亏了她们，之前对他来说不过是个单纯幻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他可以触摸到的可能性。他想不出费尔明娜·达萨有什么理由不像其他寡妇一样，因生活的锤炼而变得可以欣然接受他，而不必为死去的丈夫感到虚妄的自责。她将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去发现另一种双重的幸福，怀着一份能将每时每刻都变成生命奇迹的寻常之爱，以及另一份只属于她一个人、因死神的豁免而出淤泥不染的爱。

但事实上，他哪怕只是去怀疑一下费尔明娜·达萨距离他这些如意算盘有多么遥远，或许就不会如此热情高涨了：结婚那时，她才刚刚隐约望见地平线上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都在向她招手致意—除了挫折。在那个年代，富有有很多好处，当然，也有很多坏处，但半个世界的人都对它梦寐以求，认为它是获得永生的最可能的途径。费尔明娜·达萨当初在某种乍现的成熟之光中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很快，她就因遗憾与负疚感到了痛苦，但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那时，她也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深藏不露的理智让她做出了那样高瞻远瞩的决定，但多年以后，当她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不知怎的，在一次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偶然谈话中，她突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有参加那次聚会的人都知道他是正值鼎盛时期的加勒比河运公司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十分肯定曾见过他多次，甚至还和他打过交道，但没有一个人记得清他是什么模样。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发现了潜意识中阻碍她爱他的原因。她说：“他就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影子。”的确如此：他是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的影子。然而，就在她抵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一个恰恰相反的男人的纠缠时，她却感到自己被负罪感的幽灵所折磨：这是她唯一无法承受的感觉。当它来袭时，她整个人都被惊恐笼罩着，只有找到某个能帮她减轻良心谴责的人，才能控制住这种情绪。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当她在厨房打破盘子，有人跌倒，或她的手指被门夹到时，她都会惊慌失措地跑到离她最近的大人跟前，赶忙指责他：“都是你的错。”虽然事实上她并不在乎到底是谁的错，也不在乎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无辜—只要把这种无辜从言语上确定下来就足够了。

这个弱点是如此明显，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发现了它对自己家庭的和睦具有何等威胁，所以每当他隐约看见它时，就赶紧对妻子说：“别担心，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没有什么比妻子突如其来的果敢决定更让他害怕了，而且他确信，这种决定的根源往往是某种负罪感。然而，拒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带来的彷徨，绝非几句安慰就可以解决。有好几个月，费尔明娜·达萨总是在早晨打开阳台的窗子，思念着那个在空荡荡的小花园里窥视她的孤独幽灵。她望着那棵属于他的树，望着那条最不起眼的长凳，他曾坐在那里，一边想她一边读书，为她备受煎熬。接着，她又不得不关上窗，感叹道：“可怜的人。”直到后来，想要弥补过去已为时过晚，她甚至还为他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坚韧而失望痛苦过，并且不时地感到某种迟来的渴望，盼能收到一封永远不曾到达的来信。但当她不得不正视自己嫁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决定时，她在一场更大的危机中被击垮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在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就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后，也同样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更喜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事实上，她喜欢后者的程度不比喜欢前者多，而了解则更少，他的信不像前者那样炽热，也没有做出过那么多能证明其决心的感人举动。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追求从来不是用爱的语言表达的，而且奇怪的是—至少可以说是奇怪—像他那样一个天主教的卫士，向她提供的竟然仅限于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这些疑虑增加了她的彷徨，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当真就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不管怎样，她反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和洛伦索·达萨一心想为女儿选择的理想男人太像了，都不仅仅是酷似—简直如出一辙。不可能不把他看作父亲密谋的同伙，即使事实上他并不是。自从看见他第二次不请自来为她看病，费尔明娜·达萨就认定了他与父亲相勾结。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谈过之后她更加迷茫了。表姐由于自己也是爱情的受害者，于是更倾向于认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甚至忘记了洛伦索·达萨让她来是为了给乌尔比诺医生说好话的。只有上帝知道费尔明娜·达萨做出了多大努力，才没有在表姐去电报室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陪她一起去。她的确想再见他一面，与他当面对质以消除疑问，和他单独聊一聊，深入地了解他，以确认她冲动的决定不会将自己推向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在和父亲单打独斗的战争中俯首投降。但她最终还是投降了，在她人生的千钧一发之际，丝毫没有考虑那位追求者的男性魅力、他传说中的财富、他的年轻有为，以及他那许多实实在在的美德中的任何一项，而只是因为害怕失去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发现二十一岁已迫在眉睫时慌了手脚。二十一岁在她心里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个关键时刻足以让她按照上帝和凡人的戒律做出并承担自己的决定：至死不渝。于是，一切的疑虑都烟消云散，她毫无内疚地做出了理智指示她做的最体面的事：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将有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彻底抹掉，让他在她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她唯一允许自己做的是和往日一样的一声深深叹息，最后一声：“可怜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虑是从新婚旅行刚一回来开始的。他们才刚打开箱子，拆开家具包装，掏空她为胜任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女主人和夫人角色而带回来的那十一只盒子，她就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错误的人家，这让她险些晕死过去，而比这更糟的，是还和一个没法指望的男人关在一起。她用了六年才逃脱出来。那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六年，婆婆布兰卡夫人的刻薄和小姑子们的愚昧陈腐让她绝望，而如果说她的小姑子们竟没有活活腐烂在修道院的囚室里，那是因为她们已经把囚室带入自己的内心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甘愿屈从于家族礼教，对她的恳求置若罔闻，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无限的适应能力定会将事情协调妥当。母亲的消沉让他痛心，曾几何时，她对生活的喜悦能给最缺乏信念的人注入希望。的确如此：这个美丽、智慧、敏锐得超凡脱俗的女人，在将近四十年中都是她那个社交天堂里的灵魂和主体，然而，守寡的痛苦让她自己都无法相信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她，她变得懈怠，刻薄，与所有人为敌。对于这种蜕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像她常说的那样—便是她怨恨丈夫明知故犯地为一群黑人牺牲了性命，而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活下去。不管怎样，费尔明娜·达萨幸福的婚姻生活仅限于新婚旅行的那段日子，而那个唯一能帮她免于最终沉沦的人，却在母亲的淫威面前吓得浑身瘫软。是他，费尔明娜·达萨把这个套住她的死亡圈套全部归咎于他，而非那几个愚蠢的小姑子和那位半疯的婆婆。但已经太晚了，她到此时才怀疑，在职业权威和世俗的迷人外表下，她嫁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无药可救的懦夫：一个靠姓氏带来的社会地位而耀武扬威的可怜虫。

她在新出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寄托。当他从她的身体里滑出去时，她感到一种摆脱了某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轻松。而当接生婆把活生生、浑身沾满油脂和血污、脐带还缠在脖子上的婴儿抱给她看时，她发现自己对这个从她腹中出来的小牛犊竟然没有一丁点儿感情，这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然而，在孤独的侯爵府邸，她学会了认识他，母子俩相互熟识了，她欣喜万分地发现人们爱孩子并非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养育中产生的情意。最终，在这个给她带来不幸的家里，除了儿子以外，她无法忍受任何事、任何人。内心的孤独，坟墓般的花园，以及整日在那一间间没有窗子的巨大房间里消磨时间，这一切都让她窒息。在没有尽头的夜晚，她觉得自己就要被隔壁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击垮了。每天都要摆好宴会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制的餐具和仿佛在葬礼上用的那种大烛台，就为了让五个幽灵般的人用上一杯牛奶咖啡加奶酪饼当作晚餐，这种习惯让她感到羞耻。她诅咒每日下午的玫瑰经祷告，诅咒餐桌上的矫揉造作，诅咒众人对她无休止的批评：批评她拿刀叉的方式，批评她像街边女人一样卖弄风情地大步走路，批评她穿得像马戏团里的人，甚至还批评她像乡巴佬一样粗鲁地对待丈夫，以及给孩子喂奶时没有用披肩遮住胸口。当她第一次按照英国最新的时髦做法，邀人下午五点来家里喝茶，款以皇家饼干和花香蜜饯时，布兰卡夫人就出来反对在她的家里喝那些发汗时当药用的饮品，认为应该喝巧克力，配烤奶酪和木薯面包圈。甚至连她做的梦也逃不过她的指责。一天早上，费尔明娜·达萨说自己梦见一个陌生男人赤身裸体地在侯爵府邸的大厅里走来走去，还一把一把地撒灰。

“正派女人不会做这种梦。”

除了寄人篱下的感觉，还有两件更不幸的事。一是每天的食谱里都有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布兰卡夫人为了尊重死去的丈夫不肯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明娜·达萨则拒绝吃。从小时候起，在还没有尝过之前，她就讨厌茄子，因为她总觉得它的颜色像毒药。只不过这一次，不管怎样，她不得不承认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五岁时，她曾在餐桌上说过同样的话，而父亲则强迫她吃下了为六个人准备的整整一锅茄子。当时她相信自己就要死了，先是因为她把已经变成碎末的茄子稀里哗啦地吐了出来，接着又因为大家为了医治她而强迫她灌下一碗蓖麻油。这两样东西，不仅因其味道，更因她对毒药的恐惧，在她记忆中被混作同一种类似泻药的东西。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邸令人作呕的午餐中，她不得不移开自己的视线，以免回想起蓖麻油造成的那种令人全身发凉的恶心。

另一件不幸的事是竖琴。一天，布兰卡夫人说：“我不相信一个不会弹钢琴的女人会是一个体面的女人。”这很显然是有的放矢。但这次连她的儿子都表示反对，因为他最好的那段童年岁月就是在苦役般的钢琴课上度过的，尽管成年后他对此心存感激，但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妻子也遭受同样的刑罚，她才二十五岁，而且又个性十足。但他从母亲那里唯一争取到的，不过就是把钢琴换成了竖琴，并且用的是一个极为天真的理由，即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他们从维也纳弄来一把精美无比的竖琴，看上去就像金子做的，声音也像。它后来成了城市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直到这座博物馆连同里面的一切被一场大火吞没。费尔明娜·达萨屈从于这项奢侈的刑罚，尽力用最后的牺牲避免与婆婆冲突。她先是师从一位特意从蒙波斯城请来的顶级大师，可十五天后他竟突然去世了。之后，她又跟着神学院最好的乐师学了好几年，这位老师掘墓人般的气质让她的和弦都走了音。

她对自己的顺从感到惊讶。虽然内心深处，以及在和丈夫以前用来相爱如今却用来无声地争吵的时间里，她始终都不曾承认这一点，即她已陷入这个新世界里常规与偏见的乱麻之中，比她自己想象的要快得多。起初，她常爱用一句话来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让扇子见鬼去吧，现在已经是微风的季节了。”但后来，她开始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特权，开始惧怕丢脸和别人的嘲弄，于是表现出准备承受一切的样子，甚至包括屈辱。但她心中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上帝最终能怜悯布兰卡夫人，应答她在祈祷中孜孜不倦地恳求上帝赐她一死的要求。

乌尔比诺医生找了些宏大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解，甚至都不自问一下它们是否有悖他的信仰。他不承认自己和妻子的矛盾源于家中压抑的气氛，而是认为那源于婚姻本身的性质：一项荒谬的、只能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得以存在的发明。两个几乎完全互不了解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性别都不相同，却突然间不得不承诺生活在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分享彼此也许注定有所分歧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是完全违背科学的。他说：“婚姻的问题在于，它终结于每晚做爱之后，却在第二天早餐之前又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而他们之间的婚姻则更糟，他说，因为两人来自两个敌对的阶层，却又生活在这样一座依旧梦想着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唯一像水泥一样把他们黏合在一起的，却是爱情这种既不可能、又反复无常的东西—如果它果真存在的话。但对他们来说，两人结婚时是没有爱情的，而就在他们差一点要把它创造出来时，命运所做的却只是让他们面对现实。

这就是竖琴时期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些令人愉快的偶然片段已成了往事：曾经，虽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她每天都要吃毒茄子，虽然他的妹妹们疯疯癫癫，虽然他的母亲依然如故，但如果她在他洗澡时走进浴室，他仍有足够的爱来邀请她为他擦香皂。而她会怀着欧洲之旅剩余的爱的碎屑顺从地为他效劳。接着，两人会忘掉种种不快，不由自主地心软，无声地渴求起对方来，最终在地上爱得死去活来，浑身沾满芳香的泡沫，耳朵里却听着女仆在洗衣房里议论：“他们没有再生孩子，是因为他们不再做那事了。”有时，他们从疯狂的节日庆典回到家，在门后伺机而动的怀旧之情也会一下子将他们扑倒在地，于是就会有一次美妙的爆发，一切又回到往昔，五分钟后，他们就又像蜜月中连门襟都无暇扣上的恋人们一样了。

但除了这些极少数的情况，一般到了睡觉的时候，他们中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为疲倦。她在浴室里耗时间，用香纸卷起一支支烟，独自抽着，又像年轻时独自在家那样，重新陷入自我慰藉的爱中，又成了自己身体的唯一主人。她总是头痛，要么就抱怨天气太热；总是装睡，要么就是又来了月经，月经，永远是月经。以至于乌尔比诺医生为了发泄一下难言的苦衷，竟然在课堂上说，结婚十年后，女人一星期甚至能来三次月经。

祸不单行，费尔明娜·达萨不得不在她最糟糕的岁月里面对自己怎么也躲不掉、迟早都要来的事：她父亲那些无人知晓、神话般的生意背后的真相。省长在办公室召见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他岳父无法无天的行径一股脑儿全告诉了他，最后一言以蔽之：“凡天上人间的法律，没有什么是这个家伙不曾冒犯过的。”其中有几件最严重的纠纷，是他依仗着女婿的权势做的，让人很难相信这位女婿和他的妻子能够独善其身。鉴于目标其实是保住自己的名誉，因为也就剩他的名声还站得住脚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动用了所有的权力，最终用他的担保掩盖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坐着最早的一班船离开了这个国家，并将永远不再回来。他回到他的故土去了，表现得就像以往为了慰藉思乡之情而不时地进行一次短期旅行一样，但这也不完全是自欺欺人：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便常常登上祖国的轮船，仅仅是为了喝一杯水箱里装着的来自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俯首认错，而是坚称自己无辜，并试图让女婿相信自己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他走了，为他的姑娘而痛哭流涕—自从费尔明娜·达萨嫁人后，他一直这么叫她—还为他的外孙而哭，为这片土地而哭，在这里，他变得富有、自由，并靠着不清不白的生意，成功地把他的姑娘变成了高雅的夫人。他走了，苍老且带着一身病痛，但他之后还活了很久，远比那些因他而遭殃的人希望的要长久得多。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费尔明娜·达萨不禁舒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他人问起，她没有为他戴孝，但接下来好几个月，每当她把自己关在浴室中抽烟时，便会带着一股无名火哭泣起来，她是在为父亲而哭。

这对夫妻最为荒谬的是，在那段不幸的岁月里，他们在公众面前却表现得无比幸福。实际上，那正是他们战胜周围隐藏的敌意，取得最大胜利的几年。人们不甘心接受他们的那副样子：与众不同，行事新派，从而与传统秩序格格不入。不过，这对于费尔明娜·达萨来说却是手到擒来的事。所谓的世俗生活，虽然在她了解之前曾让她有过许多疑虑，但其实那不过是一套沿自传统的规矩，庸俗的仪式，事先想好的言词，在此之下，人们彼此消遣，为的是不致互相杀戮。在这个轻浮的世俗天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她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为它下了定义：“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妻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厌恶。”自从拖着没有尽头的新娘头纱，步入社交俱乐部宽阔的大厅时，她就突然清楚地发现了这一点。厅里弥漫着无数鲜花混在一起的香气，华尔兹乐曲绕梁飞旋，男人们汗水涔涔，女人们浑身颤抖，他们看着她，不知如何才能清除这个外部世界来的令人眩晕的眼中钉。所有这一切让空气变得稀薄。她刚刚年满二十一岁，除了去学校，几乎没有出过家门，但她仅仅环顾了一眼，便明白她的对手并非因仇恨而生出胆怯，而是因惧怕而茫然无措。她没有继续吓唬她们，而是大发慈悲，帮助她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出乎她的意料，就像她对那些城市的看法一样，她没有觉得哪座更好或哪座更糟，它们只是和她心里想象的一模一样。比如巴黎，尽管那里阴雨连绵，尽管那里的店主个个贪吝，车夫个个粗鲁，她仍将永远在记忆中把那里当作人间最美的城市，这与它实际是否如此毫不相干，而只是因为它与她最幸福岁月的回忆紧密相连。至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他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手段更为机敏也更加堂皇。没有什么事少得了他们的参与：市民郊游、花会、艺术活动、慈善抽奖、爱国演出，乃至第一次气球旅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永远是活动的发起者，且永远身先士卒。在他们那些不幸的岁月里，任谁也无法想象有谁能比他们更幸福，有哪对夫妻比他们更般配。

父亲留下的房子成了费尔明娜·达萨逃避那座令人窒息的家庭宫殿的避难所。一离开公众视线，她便悄悄躲到福音花园。她在那里接待新朋友，会会学校和图画课的老朋友，以此作为不忠的某种纯洁的替代品。她会像独身母亲似的平静地度过几个小时，细细咀嚼儿时的回忆。她又买了香乌鸦，还从街上捡回了几只猫，把它们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照料。此时的加拉·普拉西迪娅已经年迈，而且因为风湿行动有些不便，却满怀着重建这个家的热情。费尔明娜又重新启用了缝纫室。在这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见到她，也是在这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试图窥测她的内心。于是，她把缝纫室当成了回忆过去的圣地。一个冬季的下午，她赶在暴风雨呼啸而至之前去关阳台的窗子，竟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小花园杏树下的那条长凳上，穿着那件改小了的父亲的礼服，膝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她看见的，并非之前好几次在不同场合偶遇他时的模样，而是他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多年前的模样。她害怕那是死神送来的通知，伤心不已。她竟对自己说，也许和他在一起她会更加幸福，和他单独待在这所她以爱为他整修的房子里，就像他也以同样的爱为她整修了房子一样。单是这个假想就让她大惊失色，她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已到了何种程度。于是，她打点起最后一丝力气，逼迫丈夫不再闪烁其词，与她面对面地争吵，并和她一起为失去的天堂痛哭，直到听见最后一次鸡鸣，曙光照进绣花的窗帘，太阳灼烧起来。丈夫因说了太多话而脸庞肿胀，因没有睡觉而筋疲力尽，因哭得太多而心坚意决。他系紧靴带，又扎紧腰带，束紧一个男人所剩下的全部，对她说，行，亲爱的，咱们去寻找在欧洲丢失的爱情：明天就走，不再回来。他决心坚定，和他的资产总代理—财富银行达成了协议，立即清算丰厚的家产，它们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种生意、投资、神圣债券和长期债券中，只有他自己清楚它们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只不过是够他们衣食无忧而已。所有的财产都会被变卖成刻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转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他和妻子在这片无情的国土上连手掌大的葬身之地都不剩为止。

但与她猜想的不同，事实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活着。当她和丈夫、儿子乘着金色四轮马车到达法国远洋轮船的码头时，他就在那里看着他们从车上走下来，与他曾无数次在公共庆典上看见他们的样子分毫不差：依旧是那么完美无瑕。他们带着儿子同行，从那男孩现在的教养便能看出，他成年后将会是什么模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脱帽致意：“我们要去远征弗兰德。”费尔明娜·达萨向他点了点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脱下帽子，微微鞠躬。她看着他，对他那过早谢顶的惨状没有半点同情的表示。他就像她所看见的那样，是某个她从不认识的人的影子。

那段日子也不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走运的时期。工作日益繁重，对偷欢之事也日益厌倦，岁月蹉跎。此外，特兰西多·阿里萨也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已丧失了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有几次，她转向儿子，看着他坐在椅子上看书，吃惊地问道：“你是谁的孩子？”他总是如实回答，但她又会立刻打断他。

“告诉我一件事，孩子，”她问他说，“我是谁？”

她已经胖得不能动了，整日待在杂货铺里，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她在第一遍鸡叫时便起床，然后一直到第二天黎明，她都在梳妆打扮，因为她只睡很少几个小时。她把花冠戴在头上，涂上口红，在脸上和胳膊上擦上粉，然后逢人就问自己打扮得怎么样。邻居们都知道她永远只期待一个回答：“你是小蟑螂马丁内斯。”这是从童话里偷借来的身份，却是唯一能让她满意的答复。她继续摇晃着身子，扇着一把粉红色大羽毛做的扇子，直到把一切再从头来过：戴上纸做的花冠，把麝香涂在眼皮上，涂上口红，脸上擦上一层干硬的铅白粉。她又一次问身边的随便什么人：“我打扮得怎么样？”当她成了邻居们的笑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夜之间拆掉了这间古老杂货铺的柜台和所有带抽屉的柜子，封死了朝街的大门，并按母亲的描述，把这个地方装饰成了小蟑螂马丁内斯的卧室。从此，她再没问过别人她是谁。

他听从莱昂十二叔叔的建议，找了个上年纪的女人照顾母亲，但这个可怜的女人睡的时候总是比醒的时候多，有几次她似乎也忘了自己是谁。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出办公室便回家，直到把母亲哄睡着为止。他不再去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去见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常会面的老相好，因为自从和奥林皮娅·苏莱塔那段可怕的交往后，他内心深藏的某种东西起了变化。

那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当时正赶上十月那几场让我们休养生息的暴风雨中的一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把莱昂十二叔叔送回家，就从车里看见一个娇小灵巧的姑娘，身上穿着一身满是荷叶边、像极了婚纱的薄纱衣裳，惊慌失措地从马路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因为狂风掀翻了她的雨伞，卷着它在海边飞来飞去。他把她救上车，掉转车头，送她回了家。她家是一座小教堂改建的，依海而立，从街上就能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鸽子屋。路上，她告诉他自己刚刚嫁给一个在市场卖日用品的商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公司的船上见过这个人很多次，见他卸下一箱箱各式各样的旧货来卖，还有一大群鸽子，装在一个藤条编的笼子里，就像那些内河船上的母亲用来放新生儿的笼子一样。奥林皮娅·苏莱塔看上去就像来自胡蜂家族似的，不只因为她那上翘的屁股和娇小的上半身，而且因为她的全部：如铜丝一般的头发，脸上长满雀斑，两只活泼的圆眼睛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的都大些，声音尖细，恰好适合她那机智有趣的谈吐。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与其说她诱人，倒不如说她滑稽，送她到家后，他很快就把她忘了。她和丈夫、公公以及其他几个家庭成员一起生活。

几天后，他在港口看见了她的丈夫，这一回他正往船上装货，而非卸货。船起锚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清清楚楚地听到耳边响起了魔鬼的声音。那天下午，送莱昂十二叔叔回家后，他佯装偶然路过奥林皮娅·苏莱塔家，从围墙外看见她正在喂那群乱哄哄的鸽子。他隔着墙从车上冲她喊道：“鸽子多少钱一只？”她认出了他，高兴地回答说：“不卖。”他又问：“那怎么才能得到一只呢？”她一边继续喂食，一边答道：“在大雨天碰见养鸽子的女人，用车把她送回家。”就这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回家时，带着一份奥林皮娅·苏莱塔道谢的礼物：一只腿上拴着金属环的信鸽。

第二天下午，同样是喂食的时候，美丽的养鸽女看见送出去的鸽子又回到了鸽子屋。她以为是它偷跑回来的。可当她抓住它检查时，发现金属环上缠着一张纸条：一封求爱信。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留下字迹，却绝非最后一次，虽然这一次，他出于谨慎没有签名。接下来的一天是星期三，下午他正要进家门时，一个街上的小孩把装在笼里的那同一只鸽子交给他，并带口信说，是鸽子夫人让他来的，并让他嘱咐一声，请用笼子把它关好，否则它还会飞走，而这是她最后一次把它送回来了。他不知道对这一切应作何解释；或许鸽子在路上把信弄丢了，或许是养鸽女在装糊涂，又或许她把鸽子送来是为了让他再送回去。不过，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按理说她应该在送鸽子的同时附上一封回信。

星期六早晨，思来想去之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派鸽子送去了一封没有签名的信。这一次，没等到第二天，当天下午就由同一个小孩把装在另一只笼子里的鸽子送了回来，并捎来口信说，前天把它送回来是出于礼貌，而这一次是出于遗憾，但如果他再让它飞走，就真的不会再送回来了。特兰西多·阿里萨逗鸽子玩到很晚，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放在臂弯里，冲它咕咕叫，还试图哼儿歌哄它睡觉。突然，她发现鸽子脚上的金属环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接受匿名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狂喜地读完纸条，仿佛回到初次冒险的高潮。那晚，他几乎无法入睡，心情烦躁地翻来覆去。第二天一早，在去办公室之前，他再一次放飞鸽子，它身上带着一封清清楚楚签着他名字的情书，除此之外，他还在金属环上别了一枝他花园中最新鲜、最火红、最芬芳的玫瑰。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纠缠了三个月后，美丽的养鸽女仍旧还是那个回答：“我不是那种女人。”可她从没有拒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来信，也会去赴那些他安排好的貌似偶然的约会。他与以往判若两人：这个从不露面的情人，这个对爱情如饥似渴却又极其悭吝的人，这个从不付出、又想得到一切的人，这个不允许任何人在他心里留下足迹的人，这个藏头露尾的猎人，竟然跑到大街上，狂热地送出了一封封署名的情书，一件件殷勤的礼物，毫不谨慎地一趟趟跑到养鸽女家里去，甚至有两次是在她丈夫既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去市场的时候。从最初猎艳以来，这是他唯一一次感到自己被爱情之箭射穿了。

邂逅六个月后，他们终于在码头边一艘正在重新油漆的内河船的舱室里私会了。奥林皮娅·苏莱塔的爱欢喜愉悦，是活泼的养鸽女的爱情。她喜欢光着身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处在一种缓慢的休憩状态之中，这种休憩对她来说就像爱情一样，同样是柔情蜜意的。舱室已被拆得七零八落，油漆才刷了一半，松节油的味道很适合留存在一个幸福下午的回忆之中。忽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灵机一动，打开一罐从简易床上触手可及的红油漆的盖子，用食指蘸漆，在美丽的养鸽女的小腹上画了一个朝下的箭头，并在肚皮上写下了一行标牌似的字：这小东西是我的。当晚，奥林皮娅·苏莱塔忘了那行字，在丈夫面前脱掉衣服。丈夫一句话都没说，甚至连呼吸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她穿睡衣的时候，到浴室取来刮脸用的刀子，一刀割断了她的喉咙。

很多天以后，在逃的丈夫被捕，向报界讲述了他犯罪的缘由和方式，直到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知道养鸽女被害的事。很多年里，想起那些署了名的信，他都提心吊胆，并且默默地计算着罪犯的刑期。由于船上的生意，那人对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他并不怎么怕他给自己的脖子来上一刀，也不怕传出丑闻，而是怕运气不好，让费尔明娜·达萨知道他的不忠。就在等待的那几年里，一天，照料特兰西多·阿里萨的那个女人由于一场不合季节的大雨，不得不在市场上耽搁得久了些，回来时，发现特兰西多·阿里萨已经死了。她坐在摇椅上，像往常一样把脸涂得花里胡哨，打扮得花枝招展，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还挂着坏笑，以至于这位保姆两小时以后才发现她死了。不久前，她把埋在床下的那几个财宝罐里的黄金和宝石分给了街坊四邻的小孩，告诉他们可以当糖果吃，其中几件最值钱的如今已经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她葬在了古老的“上帝之手”庄园，也就是当时的“霍乱墓地”，还在她坟前种下了一丛玫瑰。

头几次去墓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发现养鸽女奥林皮娅·苏莱塔葬在很近的地方，没有墓碑，但有人在坟上的水泥板未干之前，用手指刻下了死者的姓名和日期。他不禁毛骨悚然地想，那一定是她丈夫开的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玫瑰花开的时候，只要四周无人，他就摘下一枝放在她的墓前。后来，他干脆从母亲的玫瑰丛中挖出一株，种到她的坟前。两丛玫瑰发了疯似的越长越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带一把大剪子和其他园艺工具来修枝剪叶。但玫瑰的长势渐渐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多年以后，两丛玫瑰已如杂草般在一座座坟墓间蔓延开来。从此，这座著名的霍乱墓地改叫“玫瑰墓地”，直到一位不具民间智慧之现实性的市长，一夜间铲除了所有的玫瑰丛，在墓地入口的拱门上挂起一块政府的牌子，上面写着：“普世公墓”。

母亲死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次陷入疯狂的困境：到办公室上班；按照严格顺序与各个长期情人轮流幽会；到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继续阅读爱情小说；星期天到墓地去凭吊。生活规律得仿佛生了锈一般，既让人轻蔑，又让人害怕，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让他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然而，十二月的一个星期日，当墓地的玫瑰丛已经战胜了修枝的大剪子，几只燕子停在为通电灯而刚刚架起的电线上时，他蓦然间发现，母亲去世后竟已过去了这么多年，距离奥林皮娅·苏莱塔被杀，则过去了更多年，而距离那个遥远的十二月下午，费尔明娜·达萨给他回信说“可以”，并说“会永远爱他”，更不知已经流逝了多少岁月。在这之前，他活得就仿佛时间从没有在自己身上流走，而只是在他人身上留下痕迹似的。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他在街上碰见了因他写的情书而终成眷属的那许多对恋人中的一对，他甚至没有认出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自己的教子来。他用一句人们惯用的惊呼缓解了尴尬：“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尽管身体已向他发出最初的警告，但他依然故我，因为在容易生病的人堆儿中，他的身体就像是铁打的。特兰西多·阿里萨常说：“我儿子唯一得过的病就是霍乱。”在记忆混乱之前，她就已经把霍乱和相思病混为一谈了。但不管怎样她都错了，因为她的儿子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尽管医生说那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后来都只是因治疗不力又反复发作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腹股沟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疣病和六次股癣，但无论他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男人，都绝不会把这些当作疾病，而只会把它们当成战利品。

刚满四十岁，他就不得不因全身上下莫名其妙的疼痛去看医生。做了很多次检查后，医生都只对他说：“年岁不饶人啊。”但他每次回家，甚至从没有想过这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的过去唯一的参照点就是与费尔明娜·达萨短暂的爱情，只有和她相关的事才能让他找到岁月的支点。所以，看见燕子停在电线上的那个下午，他从最久远的记忆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往，回顾了一桩桩猎艳的情事，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曾跃过的无数处暗礁，以及种种数都数不清的往事，而这一切皆由他那刻骨的决心而起：他誓要让费尔明娜·达萨属于他，而他也属于她，这个决心高于一切，所向披靡。可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一生几乎都已经过去了。五脏六腑的一阵寒战传遍他的全身，他眼前一黑，不由得松掉了手中的园艺工具，靠在墓地的围墙上，这才没有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

“见鬼，”他惊恐地自言自语道，“都已经三十年了！”

的确如此。当然，对费尔明娜·达萨来说，同样也过了三十年，但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也最舒心的三十年。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那些可怕日子已被扔进了记忆的垃圾堆。她住在拉曼加的新房子里，成了自己命运的绝对主人，同丈夫和一双儿女生活在一起。如果再让她选一次，她还是会从世间所有的男人中选中她的丈夫。儿子在医学院里延续着家族传统，女儿则长得和她年轻时一模一样，有时连她都糊涂了，好像自己重生了似的。在那次誓不回来在无尽的惊恐中度日的倒霉旅行之后，她又去过欧洲三次。

上帝一定是听到了某人的祈祷—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在巴黎逗留了两年，刚刚开始从废墟中寻找爱情的碎屑时，一封半夜到达的电报惊醒了他们：布兰卡·乌尔比诺夫人病重。另一封传达死讯的电报接踵而至。他们即刻赶了回来。费尔明娜·达萨身着一袭丧服下了船，宽大的衣服已不足以掩饰她的身形。没错，她又怀孕了。这个消息造就了一首民间歌谣的诞生，歌词并无恶意，只是有些打趣，其中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美人在巴黎究竟有何秘密，每每回来都喜得贵子。虽然歌词鄙陋，但直到很多年后，在社交俱乐部的节日庆典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都会点这首曲子，以示自己的风趣大度。

关于远近闻名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及其家族徽章，向来没有准确的记载。府邸先是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卖给了市财政厅，而后一位荷兰学者在那里进行了挖掘工作，试图证明那里是哥伦布真正的坟墓—已是迄今发现的第五座了—所在，于是，它又以巨额价格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妹妹们住进了萨勒斯修道院，没有发愿，却过着隐居生活。费尔明娜·达萨一直住在父亲的老房子里，直到拉曼加的别墅修建完毕。她步伐坚定地踏入新宅，一搬进去就开始当家做主。她带去了新婚旅行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以及这次和好之旅后又叫人运来的补充物件。从第一天起，她就在屋子里塞满了自己亲自到安的列斯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珍禽异兽。她挽着重修旧好的丈夫，带着茁壮成长的儿子和回来四个月后降生、取名为奥菲利娅的女儿，搬进了新居。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明白，自己已无法找回新婚旅行时那个完整的妻子了，因为他希望得到的那部分爱已被她连同她的大好青春一起给了儿女们。但他学会了享受爱的残羹，并从中得到幸福。朝思暮想的琴瑟和谐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实现了。一次晚宴中，侍者端上了一道费尔明娜·达萨认不出是何物的美味佳肴。她吃完了一大份，喜欢之极，又要了同样的一份，正当她感到遗憾，碍于惺惺作态的文明礼仪不便再要第三份时，竟得知自己刚刚怀着毫无顾虑的喜悦吃下去的满满两大盘美食全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认了输：从那时起，在拉曼加别墅，三天两头就端上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频繁程度堪比曾经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而且每个人都脾胃大开。以至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的闲暇时光常常津津乐道，说他真希望自己再生一个女儿，为的就是给她取一个定会让全家都开心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到那时，费尔明娜·达萨才明白，私生活跟社会生活恰恰相反，是变化无常、不可预见的。要找出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真正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再三分析后，她还是更喜欢孩子，因为孩子的想法更加真实。她的人生才刚迈入成熟，刚刚摒弃了形形色色的海市蜃楼，便又隐隐伤感起来，因为她始终没有成为自己年轻时住在福音花园里所憧憬的样子，而是成了这副甚至自己都一直不敢承认的模样：一个华贵雍容的女仆。在社交圈里，她最终成了最受爱戴，最心满意足，但也因此最为胆怯的女人。然而，没有什么让她比在治家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也没有什么比这方面更让她对自己的疏忽无法原谅。她一直觉得她的生活是从丈夫那里租借来的：她是这个辽阔的幸福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但这个帝国是丈夫建造的，且仅为他自己而建。她丈夫爱她胜过一切，胜过世间所有的人，但这也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是他的神圣义务。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她，那就是一日三餐的永久刑罚。因为它们不仅仅必须按时，而且必须完美无瑕，必须符合他的喜好，但同时却又不能去问他。而如果她真的问了—依照着那无数条仪式性的家庭礼节中的一条—他就会看着报纸，连眼皮也不抬地回答说：“随便什么都行。”他说的是真心话，而且和颜悦色，自认为没有哪个丈夫比他更好商量了。可到了吃饭的时候，“随便什么”就不行了，必须符合他的喜好，不能有半点瑕疵：肉不能有肉味儿，鱼不能有鱼味儿，猪肉不能吃出疥疮似的腥味，鸡肉不能吃出鸡毛的味道。即便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惜代价地为他找来，为的是让他能在自己尿液的芬芳气息中怡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中难以安抚的主角。只要稍有怀疑，他就会把桌上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没有用爱来做。”在这方面，他的灵感真是鬼使神差。有一次，他刚尝了一口甘菊茶，便把它推到远处，只说了一句：“这玩意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仆们都大吃一惊，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水煮窗户，她们尝了尝那壶茶，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还真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丈夫：从不会捡起地上的任何东西，也从不关灯，不关门。黑暗的清晨，如果他发现衣服上缺了一颗扣子，她便会听见他说：“男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每天，当他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冒着热气的汤时，都要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大家对此已经不感到害怕了，接着他会长叹一声：“等我有一天离开了这个家，你们要明白，那是因为这种烫嘴的日子我过够了。”他说，只有在他服用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日子里，她们才把饭菜做得格外香，格外出色。他坚信这是妻子对他的背叛，以至于最后只要妻子不肯跟他一同吃泻药，他就坚决不吃。

他的不通情理让她十足厌烦，于是在生日那天，她向他要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由他掌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果真从天一亮便开始掌权。他张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却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了牛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开始准备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宴，并吩咐收拾屋子。他努力想比她操持得更好，但不到中午就不得不投降了，脸上没有丝毫愧色。从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而女仆们也从中取乐，任由他每次为了找一样东西把所有都翻遍。十点钟时，还没决定午餐吃什么，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甚至连卧室都没有收拾完，卫生间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还忘了派司机去接孩子。他把女仆们的职责全搞混了：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床铺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明娜·达萨重新担起了指挥的职责。她笑得要死，但并不像之前期望的那样感觉到胜利的得意，而是为丈夫在管理家务方面一无是处感到同情，这让她自己也很震惊。他为自己所受的重创叹了口气，找了个常用的理由来辩解：“至少，我管家不会比你给人治病差。”不过，这次的教训是有益的，而且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殊途同归地得出了明智的结论，那就是：换一种方式，他们无法共同生活下去，换一种方式，他们也无法继续相爱—世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了。

在新生活的全盛时期，费尔明娜·达萨在不同的公众场合见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且见得越是频繁，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已经学会了看见他时表现得自自然然，以至于不止一次因为心不在焉而忘了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他在CFC公司步步为营而又势不可挡地扶摇直上，这已成了商界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她看到他改善了自己的言行和仪态，他的胆怯被过滤成了一种神秘的清高，微微发福的身材很适合他，岁月只留下了缓慢的痕迹对他很有利，而他也懂得如何体面地去打理他那惨不忍睹的谢顶。唯一挑战时代和潮流的是他阴郁的穿着：过时的礼服外套，始终不变的一顶帽子，母亲杂货铺里卖给诗人的那种窄条领带，还有那把阴沉的雨伞。费尔明娜·达萨逐渐习惯了以另一种方式去看他，终于不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花园、在卷着黄色落叶的大风中为她哀叹的忧郁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了。但不管怎样，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有关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慢慢减轻她的罪责。

然而，就在她以为已把他从记忆中彻底抹掉的时候，他又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成为她怀旧思绪中的一个幽灵。那是衰老刚刚显露征兆的时期，每当听到下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不可弥补的事。那孤独的、石头般冷酷、准时准点的雷声给她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十月里的每天下午三点，雷声在维利亚奴埃瓦山上响起，往日的记忆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历历在目。新的记忆几天后就会在脑海中模糊，而在伊尔德布兰达家乡省份的那次传奇之旅却越来越清晰，一切宛如昨日，怀旧之情将记忆渲染得清晰得邪门。她还记得那个坐落在山上的名叫马纳乌雷的小城，记得城中唯一的那条笔直而翠绿的街道，记得那些象征吉祥的鸟儿，还有那座可怕的房子，在那里，她每天都穿着被佩特拉·莫拉雷斯的泪水浸湿了的睡衣醒来，多年以前，这个女人正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为爱殉情。她还记得当时那番石榴的味道，如今再也找不回来；她记得那预示着山雨欲来的紧密雷声，最后和嘈杂的雨声混合在一起；她还记得在圣胡安·德尔塞萨尔的那一个个如黄玉般金光闪耀的下午，她和那一群兴高采烈吵吵闹闹的表姐妹出去散步，走近电报局时，她咬紧牙，生怕自己的心从嘴里跳出来。她最终还是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她无法忍受少年时代的回忆所带来的痛苦，无法忍受站在阳台上看见那凄凉的小花园，无法忍受炎热的夜晚栀子花散发出的神秘芳香，也无法忍受回忆起那个决定她命运的二月下午，那张古老贵妇的照片所带给她的恐惧。无论她把那时的记忆转向哪里，都会迎头碰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可她始终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分辨出那并非对爱的回忆，也不是对后悔的回忆，而是对一个曾使她泪水涟涟的痛苦形象的回忆。她没有发觉，她正被同情的陷阱威胁，而正是这同样的陷阱，让那么多毫无准备的受害者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里失去了贞洁。

她倚仗着她的丈夫。而此时也正是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他不幸比她年长十岁，正独自跌跌撞撞地走在暮年的大雾之中，而更不幸的是，他是个男人，比她更为脆弱。他们终于彻底了解了对方，在结婚将近三十年时，他们变得好似一个人被分成了两半，常常因为对方猜出自己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或者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的荒唐事件而感到不悦。他们一起克服日常生活的误解，顷刻结下的怨恨，相互间的无理取闹，以及夫唱妇随的那种神话般的荣耀之光。那是他们相爱得最美好的时期，不慌不忙，适宜得体，对于共同战胜逆境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胜利，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了然于心，也更心存感激。当然，生活还将给他们更多致命的考验，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到达了彼岸。

[1]此处暗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其代表作家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因偏爱运用唯美的天鹅形象，被称为“天鹅诗人”。

[2]圣胡安，即圣若望，传说是《若望福音》的作者，又译圣约翰。

[3]典出《旧约·约纳书》。约纳又译约拿。上帝曾安排一条大鱼吞掉了约纳，使他在鱼腹中待了三日三夜。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一篇文章中幽默地说，虚构文学是约纳发明的，因为他迟了三天回家，并且让他老婆相信他的迟归是因为一条鲸鱼把他吞掉了。

[4]莱昂十二叔叔的名字León和莱昂娜的名字Leona在西班牙语中是同一个名词的阴阳变位，分别代表“公狮”和“母狮”。

为了欢庆新世纪的到来，大家举办了一系列新颖的公众活动。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便是第一次气球旅行。这也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那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结出的果实。半城人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滩，观看刷有国旗颜色的巨大塔夫绸气球升空，它将把第一批邮件送往东北方向直线距离三十里的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曾见识过巴黎世博会上热气球腾空的激动场面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率先登上了藤制悬篮，同行的还有一名飞行机械师和六位贵宾。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市政府的信函，信中极具历史意义地将这次飞行称为第一次空中通邮。《商业日报》的一名记者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如果他在此次探险中不幸罹难，最后的遗言会是什么。乌尔比诺医生没有丝毫迟疑，做出了一个定会为他招致无数骂名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对全世界来说都已经时过境迁了，唯独在我们这里没有。”

气球徐徐上升，人们慷慨激昂地唱起国歌。被淹没在沸腾人群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自己十分赞同人群中某个人的话，即这种冒险对女人不合适，尤其是已经这把年纪的费尔明娜·达萨。但说到底，这件事也没那么危险。或者说，至少沉闷多过危险。气球在蓝得有些不真实的天空经过一段平静的旅行之后，毫无波澜地到达了目的地。在风向有利的和风中，他们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白雪皑皑的山峦，然后又从无边无际的大沼泽上飞过。

他们就像上帝一样，从天上俯瞰卡塔赫纳这座英雄古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抵御了英军的各种包围和海盗的不懈侵扰，如今却因对霍乱的恐惧将它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的城墙、杂草丛生的街道、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大理石的宫殿，以及供奉着那些因瘟疫而在盔甲里腐烂的历任总督的金色祭坛。

他们从特洛哈斯·德卡塔卡的水上村庄上空飞过，那里的房子涂得五颜六色，到处是饲养食用鬣蜥的小棚，湖边花园里长着成串的凤仙和一簇簇的百合。听到人们的呼喊，几百个光着身子的小孩乱哄哄地跳入水中，有的是从窗子跳下来，有的是从房顶上，还有的是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他们如鲱鱼般潜入水中，打捞起一包包衣物，一瓶瓶大蜡烛木制成的咳嗽药水，还有救济食品，这些都是那位戴羽毛帽子的美丽夫人从气球的悬篮里抛给他们的。

他们从海洋般阴暗深邃的香蕉种植园上空飞过，园中的宁静像死亡的蒸汽一样上升到他们中间，费尔明娜·达萨想起自己三岁，又或许四岁时，拉着母亲的手在幽暗的树林里漫步的情景。那时的母亲，在一群和她一样穿着麦斯林纱衣、打着白色阳伞、戴着薄纱帽子的女人中间，也仿佛是个小姑娘。飞行机械师一直在透过望远镜观察地面，他对他们说：“这里好像没有生命。”接着便把望远镜递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看到耕地上的牛车、从田野里穿过的铁轨和干涸的水渠，而目之所及，到处都有人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的各个村庄里肆虐。医生一边应答，一边继续用望远镜四处眺望。

“那可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挨了仁慈的一枪。”

不一会儿，他们飞过一片泛着泡沫的海水，安全地降落在一片灼热的沙滩上，含硝的土地干裂开来，烫得如烈火一般。政府官员们正在那里恭候，除了普通的雨伞，没有其他任何措施抵挡骄阳。一些小学生随着进行曲的节奏挥舞着小旗；历年的选美皇后头戴金光闪闪的纸王冠，手捧着已被晒焦的鲜花；还有从加勒比沿岸最好的镇子—繁荣的盖拉镇请来的吹奏乐队。费尔明娜·达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自己的故乡看看，和她脑海中最久远的回忆对照一下，但因为霍乱的危险，谁也没有得到去那里的许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呈上了那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函，但它后来被错放到其他文书之中，最终下落不明。接下来，一行人差点在令人瞌睡的演讲中窒息。由于飞行机械师没能再次让气球升空，人们最后只好用骡子把他们送到老村城的渡口，那里是沼泽和大海的会合处。费尔明娜·达萨十分肯定自己很小的时候曾和母亲乘着一辆两头牛拉的木轮大车来过这里。长大后，她好几次向父亲提起，但父亲到死都固执地认为她不可能记得此事。

“那次旅行我记得清清楚楚，你说的细节也都对，”父亲对她说，“但那至少是你出生前五年的事。”

三天后，气球探险队回到了出发的港口。被整整一夜暴风雨摧残得狼狈不堪的他们像英雄一般受到欢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然也淹没在人群中，他从费尔明娜·达萨脸上辨出了惊恐的痕迹。但当天下午，他又在同样由她丈夫赞助的自行车展览上见到了她，此时的她已没有一丝倦容。她骑着一辆与众不同的脚踏车，但那更像是一件马戏团道具，前轮很高，后轮却小得出奇，看上去几乎难以支撑，而她就坐在前轮上，穿一条镶红花边的灯笼短裤，这让很多上了年纪的太太们议论纷纷，也让绅士们有些不知所措，但对她的车技，人人都由衷叹服。

这一幕，和这许多年来的许多幕一样，总会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面对命运的紧要关头时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然后又突然消失，在他心里留下焦急渴望的种子。它们标记着他人生的轨迹，因为他甚少从自己身上体会到时间的残酷，却能在每一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时，从她身上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中感受到这一点。

一天晚上，他走进堂桑丘这家殖民时期的高级餐厅，像往常一样找了个偏僻角落坐下来。他每次来这里都只是独自坐上一会儿，简单吃些茶点。突然，他在餐厅尽头的大镜子中看到了费尔明娜·达萨。她和丈夫以及另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边，从他这个角度正好能在镜中欣赏她那迷人的风姿。她举止自如，优雅地与众人交谈，笑声就像烟火一样，在晶莹的大吊灯下，她的美更加光彩夺目：爱丽丝再次走入了镜中。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屏息凝神，尽情地观察她，看她吃东西，看她抿了一小口酒，看她同第四代堂桑丘打趣。他坐在自己孤独的桌子前，和她共度她人生的片刻。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他悄悄地在她贴身的禁区周围走来走去，之后他又喝了四杯咖啡消磨时光，直到看见她与那群人一起步出餐厅。他们走过时，离他是那样的近，他甚至能从众女眷身上散发的香气中识别出她的味道。

从那晚起，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一直缠着那家餐厅的主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金钱或者人情，又或者这位店主一生最想得到的东西—只求他把那面镜子卖给自己。可这并非易事，因为老堂桑丘相信传说中的故事—这个出自威尼斯工匠之手的精美雕花镜框原是一对，另外那件曾属于玛利亚·安托瓦内特，现已没了踪迹：它们是一对举世无双的珍宝。但最终，他还是让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镜子挂到了自己家中，却并不是因为那镜框的精雕细琢，而是因为镜子里的那片天地，他爱恋的形象曾在那里占据了两个小时之久。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时，她几乎总挽着丈夫的手臂，两人完美和谐地徜徉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之间，像暹罗猫那样惊人地灵活自如。唯有在同他打招呼时，夫妻俩才表现出分歧。的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同他握手时亲切热情，有时甚至会拍拍他的肩膀。而她则相反，对他仅限于彬彬有礼，不带丝毫个人情感，从未流露出任何细微的表情能让他隐约感到她尚记得自己年轻时曾与他相识。他们生活在两个背道而驰的世界里。每当他竭力想要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时，她绝不会向前迈进一步，而是步步都朝着相反的方向。直到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斗胆设想，那种冷漠也许不过是抵抗恐惧的保护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当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内河船的命名仪式上突然想到这一点的，那也是他第一次作为CFC的首席副董事长，代表莱昂十二叔叔出席正式场合。这一巧合赋予了这次活动某种特殊的庄严意义。凡本城中稍有头脸的人物都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轮船的主厅忙着接待来宾，那里还散发着一股新刷的油漆和熔化的沥青味。这时，码头上突然爆发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乐队奏起了凯旋曲。他不得不控制住几乎与他的年纪一样老迈的颤抖，因为他看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挽着丈夫的手臂， 从身穿制服的仪仗队中间徐徐走来，浑身散发着成熟的风采，如旧时的王后一般。人们从窗口撒下暴风雨般的彩带和花瓣，两人则挥手回应人们的欢呼。她是如此炫目，从脚上精致的高跟鞋，到颈上的狐尾围脖，再到头上的钟形帽，全身上下都闪耀着属于皇室的金色，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出挑。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省府要员一起在舰桥上迎候他们，周围响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和鞭炮声，轮船鸣了三声浑厚的汽笛，将码头笼罩在蒸汽之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以其特有的潇洒风度，向列队接待的人一一致意，令每个人都觉得他对自己亲切有加：首先是身着华丽制服的船长，接着是大主教，省长夫妇，市长夫妇，然后是一位刚到任的来自安第斯地区的要塞长官。在政府要员之后就是身着黑色呢子礼服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置身于如此众多的显赫人士当中，他几乎微不足道。费尔明娜向要塞长官问好后，面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伸过来的手似乎迟疑了一下。长官预备为他们引见，就问她是否与他相识。她既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只是带着一个浅浅的微笑把手伸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种情景过去出现过两次，今后也一定会再次出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向将其视为费尔明娜·达萨个性的表现。但就在那天下午，他发挥了无边的想象力，问自己这种残酷的冷漠会不会是一种掩饰，底下隐藏的其实是一场爱情的风暴？

仅仅是这样一个设想便使他旧梦复苏。他又开始在费尔明娜·达萨的别墅周围徘徊，怀着多年以前盘桓在福音花园时同样的渴望。但他心里盘算的并非是让她看见自己，而只是想看看她，知道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如今他要让自己不被人察觉是很困难的。拉曼加区坐落在一个半荒凉的小岛上，一条绿色的运河把它同老城隔开。那里到处都是椰李丛，是殖民时期恋人们星期日的藏身之所。近几年，西班牙人建的老石桥已被拆除，新建了一座混合材料的水泥桥，上面还装了球形电灯，以便骡子轨道车通过。起初，拉曼加区的居民不得不忍受设计不周带来的折磨，睡在本市的第一座发电站旁边，那隆隆的震动声就好像地震在持续不断地爆发。就连调动了所有关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也无法让它搬到不扰人的地方去。直到他那已被证明的和全能上帝之间的同谋关系出面调停，才让事情转向他的一边。一天晚上，电站的锅炉爆炸，威力惊人，竟从一座座新建的房屋上空飞了过去，在空中穿过半座城市，最终摧毁了古老的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回廊。尽管那座破旧的建筑在本年初已被废弃，但锅炉还是造成了四人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当地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当时正躲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

那片宁静的郊区曾有着美妙的爱情传统，但自从它变成奢华的住宅区，对受阻的爱情就不那么适宜了。大街上，夏天尘土飞扬，冬天到处泥泞，整年都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房子淹没在树木繁茂的花园之后，过去那种伸出屋外的旧式阳台变成了镶嵌工艺的露台，仿佛故意要跟偷情的恋人过不去似的。所幸那个时期流行起午后租马车出游，用的是改装的单匹马拉的老式敞篷车，游览终点往往是一块高地，从那里可以欣赏十月绚丽的晚霞，比从灯塔上观看还要惬意，还可以看到悄悄游过来窥探神学院海滩的鲨鱼，而每星期四，白色的远洋巨轮从海港运河通过，几乎触手可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办公室忙碌一天后，总会租上一辆马车，但从不像人们在炎热的季节所做的那样折起车篷，而是始终独自躲在座位深处，藏在别人看不到的阴影里，而且为了不让车夫胡乱猜测，总是命令他驶向意想不到的地方。事实上，他在途中唯一感兴趣的，只有那幢掩映在枝繁叶茂的香蕉树和芒果树之间的粉红色大理石帕特农神庙，它仿佛是路易斯安那州棉花种植园的田园别墅走了样的复制品。费尔明娜·达萨的孩子们每天快到五点时回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他们乘着自家马车归来，之后又看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例行出诊。然而，他在那里转悠了将近一年，却没能看见半点自己渴望的征兆。

一天下午，尽管六月的第一场破坏性大雨倾盆而下，但他仍然坚持这种独自出行的习惯。马在泥泞中滑了一下，跌倒在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惊恐地发现自己正好处在费尔明娜·达萨家别墅的门前，他顾不上这种惊慌失措可能暴露自己，竟然恳求起车夫来。

“这儿不能停，求您了！”他对他喊道，“别的什么地方都行，就这儿不行！”

车夫被他催得莫名其妙，试图不卸车辕而把马扶起来，结果车轴断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急忙下车，忍受着羞愧，站在残忍的大雨中，直到乘别的车路过的人伸出援手，把他带回了家。他等在那里时，乌尔比诺家的一名女仆见他浑身湿透，着及膝的泥水跑来跑去，于是给他送来一把雨伞，还请他到露台上去避一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即使在最狂妄的遐想中也从未料到自己能交上这等好运，但那个下午，他宁死也不愿让费尔明娜·达萨看见他那副狼狈的样子。

住在老城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一家每星期日总要步行到大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这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宗教习惯，不如说是社交习惯。搬家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仍旧乘马车去大教堂望弥撒，有时还会在公园的棕榈树下和友人聚上一聚。但自从拉曼加区建起了教会事务神学院的礼拜堂，并拥有自己的海滩和墓地后，他们便除了一些极为隆重的场合，不再到大教堂去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个变化毫不知情，在教区咖啡馆的露台上白等了好几个星期日，目送着三台弥撒的人走得一个不剩。后来，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才改到新教堂去。在最近几年之前，新教堂一直都很流行。他在那里见到了带着孩子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八月的四个星期日他们都准时前来，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和他们一起。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日，他去参观教堂附近新落成的墓地，拉曼加区的居民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奢华的坟墓。当他在高大的木棉树下发现那座最讲究的坟墓时，他的心抽搐了一下。墓已经建成，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竖立着大理石天使雕像，全家人的墓碑都以金字镌刻而成。自然，其中就有费尔明娜·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夫人的，紧邻她丈夫的墓碑，上面刻着同一句墓志铭：共眠于上帝的平安中。

那一年的其他时间，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市民活动和社交场合，连圣诞节的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往年的圣诞节，她和丈夫都是耀眼的主角。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她在一年一度的歌剧节开幕式上也缺席了。幕间休息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意外发现有几个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去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看见她登上了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让人看出可耻的疾病正慢慢地吞噬她的生命。有人问，究竟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敢侵染这样一位权力显赫的夫人，得到的回答则颇为恶毒：

“像她这样高贵的夫人，得的不可能是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他家乡的有钱人从不会生小病，一得就是大病。要么是暴亡，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的前夕，往往使得节日的欢欣被葬礼冲掉；要么就是在令人生厌的慢性病中油尽灯枯，而个中内情到头来还是传得人尽皆知。到巴拿马去隐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之举。他们在基督复临派的医院中将自己交给上帝的意愿。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棚屋，常年淹没在达连湾史前般的倾盆大雨之中。在那里，病人们忘记了自己已时日无多，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粗麻布窗子的孤独病室里，任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的气味代表的是健康还是死亡。康复的人带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分发给众人，急切地为自己的苟延残喘祈求原谅。有人回来时肚子上留下了粗糙的缝合疤痕，就像是用鞋匠的麻绳缝的。他们在前来探望的亲朋面前掀起衬衫，将自己的伤口同那些被过度的幸福窒息而死的人的伤疤进行比较。余生里，他们将反反复复地讲述在三氯甲烷的作用下，他们是如何看见天使降临的。然而，从没有人知道那些没能回来的人都看见了什么，其中最悲惨的又莫过于被遗弃在肺结核区死去的人。他们的死更多是因为雨水的折磨，而非疾病的苦楚。

如果要他选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自己更愿意费尔明娜·达萨生还是死。但首先，他最想知道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真相，可还是没有找到。他感到不可思议，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哪怕一条线索，好让他判断传言的真伪。内河航运是他管辖的领域，对他来说那里不存在任何秘密，甚至连隐私都没有。然而，谁也没听说过戴黑面纱女人的事情。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很多事在发生之前就尽人皆知，特别是有关富人的事。唯独这件事无人知晓。也没有人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失踪做出过任何解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毫无虔诚地到神学院的礼拜堂去望弥撒，参加一些以往根本不会理会的市民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传言变得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一切正常，唯独缺少了母亲。

在四处打听中，他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留意打探的消息，其中就包括洛伦索·达萨已死在他的出生地—坎塔布连的一个小村庄。他想起自己曾有很多年都在教区咖啡馆那如火如荼的象棋比赛中见过他，他的嗓子因说话太多而变得沙哑，而且随着陷入衰老的不幸流沙，他的身形更胖，脾气也更粗暴了。自上世纪那次令人不快的茴香酒早餐之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说过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断定，就像他仍对洛伦索·达萨心存怨恨一样，洛伦索·达萨对他也一定还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给女儿找到一门富贵的婚姻—那曾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下定决心要得到有关费尔明娜·达萨健康状况的准确消息，于是又来到教区咖啡馆，想从这位父亲那里问出个名堂。那时，咖啡馆里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对决：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独自一人对战四十二名棋手。就这样，他得知洛伦索·达萨已经去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尽管他知道，这份高兴是以仍旧找不到真相为代价的。最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去了绝症患者医院的传言当作事实接受了，而他唯一能找到的安慰只是一句谚语：女人生病，长生不死。在那段沮丧的日子里，他只能想，如果费尔明娜·达萨真的死了，那根本不需要打探，消息是无论如何都会传到他这里来的。

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收到费尔明娜·达萨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生活在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世外桃源般的庄园里，距离马利亚之花镇半里地。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开的。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关系稳定，这唯一的一次严重危机竟让两个人都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乱了方寸。这件事出其不意地发生在他们最为成熟平静的时期，两人自诩已能豁免于命运中任何潜伏的坎坷，孩子们都已长大，而且受到了良好教育，摆在夫妻俩面前的本是一片坦途，可以毫无苦涩地学着慢慢变老。对两个人来说，事情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不愿像加勒比人常做的那样，靠吵闹、眼泪和调解人来解决问题，而是希望能靠欧洲人的智慧来解决。但争来争去，既没有采用这里的办法，又没有采用那里的办法，结果陷入了愚蠢的局面，哪儿的法子也不是。费尔明娜·达萨决定离开家，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也不知道离开后要怎么办，她只是被气疯了，而他为良心的谴责所困，也无力去说服她。

费尔明娜·达萨的确是在半夜上船的，而且十分秘密，头上蒙着守孝的黑纱。但她登上的不是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而是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普通小船。那座城市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一直住到青春期。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只带了一个在仆人中长大的十五岁教女同行。不过，她把自己的行程通知了她将搭乘的各船的船长和每个港口的官员。做出这个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自己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养三个月，可心里已决意要一直留在那里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痛苦万分，但还是低声下气地接受了，将它视为上帝对他严重过错的惩罚。然而，船上的灯光还没有在他眼前消失，两人就都已在为他们的软弱后悔了。

虽然他们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论孩子们的情况和家里的其他事项，可几乎两年过去了，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因为每条路都被他们的骄傲暗中捣毁。第二年学校放假期间，孩子们到马利亚之花去度假，费尔明娜·达萨尽一切可能及不可能，竭力表现出对新生活的适应。至少，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那段日子里，里奥阿查的主教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配有金线镶边鞍具的白色骡子，走在华盖之下到那里传教寻访。跟在他后面的，是从其他村子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拉手风琴的乐师，以及四处贩卖食品和护身符的小贩。整整三天，各种身患残疾和不治之症的人云集庄园。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布道或请求全赦的，而是来乞求骡子赐福，据说，这头骡子背着主人创造了种种奇迹。当年主教还是个地位卑微的神甫时，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十分熟识。这天中午，他从布道的地方溜出来，到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吃午饭。其间他们只谈了些世俗的事。而午饭过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她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十分明确：她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尽管并非有意，但她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回答将会传到它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常常不无讥讽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并非源于他的过错，而是因为妻子的一种恶习—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来的衣服，从气味上判断该不该送去清洗，尽管有时候衣服看起来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她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注意到这一点。丈夫还发现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抽烟，但对此倒没有在意，因为她那个阶层的女人本来就常常凑在一起关起门来谈论男人、抽烟，甚至喝两瓜尔蒂略一瓶的廉价烧酒，直喝到像泥瓦匠那样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但是，对于她碰到衣服就闻的习惯，他认为不仅不恰当，而且有害健康。但她只把丈夫的意见当作玩笑。对所有不愿争论的事，她都是这样的态度。而且她说，上帝把这么一个黄鹂一样勤快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只为了装饰。一天早上，她出去买东西时，家中仆人们的吵闹惊动了四邻：他们在找她三岁的儿子，寻遍房子的各个角落都没找到。正当所有人惊恐万状时，她回来了。她像能追寻踪迹的獒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就在一个衣橱里找到了熟睡的儿子，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在那里。丈夫惊呆了，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回答说：

“因为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仅能靠嗅觉判断衣服该不该洗，或是孩子丢在了哪里：嗅觉能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指引她，尤其是在社交生活中。两人结婚后，特别是在刚刚结婚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是个初来乍到的外来者，闯入这个三百年来都时刻准备要和她对着干的环境中，然而，她却能在尖刀密布的珊瑚丛中穿梭自如，不与任何人发生磕碰，这般掌控世界的能力只可能来自超自然的本能。这可怕的本事或许源于千百年累积的智慧，又或许出自一副铁石心肠，而在一个倒霉的星期日，它终于招致不幸降临。去望弥撒前，费尔明娜·达萨纯粹出于习惯，闻了闻丈夫前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立时感到一阵错乱，就仿佛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医生变成了另外一个男人。

她先是闻了闻外套和背心，然后从扣眼上摘下怀表链，从兜里取出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几枚硬币，把它们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她闻了闻褶边衬衫，同时取下领带夹、袖口上的黄晶袖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一边闻裤子，一边取出串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环和带珍珠母手柄的铅笔刀。最后，她闻了闻内裤、袜子和绣着他姓名首字母花押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气味，一股形容不出的味道，既不是花香，也不是香水味，而是人身上的味道。她什么也没说，之后也并不是每天都能闻到这股味道。但从此，她闻丈夫的衣服，已不是为了判断该不该洗，而是出于一种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无法忍受的焦虑。

费尔明娜·达萨不知该把这种味道还原到丈夫规律生活中的哪个环节。不可能是上午上完课到午饭之间的这段时间，因为她猜想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候匆忙做爱，更不会是和来访的客人，她们得打扫屋子，整理床铺，上市场买东西，准备午饭，何况还有可能会赶上这样的倒霉事：某个孩子由于被石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竟一头撞上母亲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位医生趴在她身上。再者，她知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晚上做爱，最好是在绝对的黑暗之中，最迟也得是在早餐之前，伴随着第一群鸟儿咕咕的叫声。据他自己说，过了这个时间，脱衣服和穿衣服所费的工夫可比享受到的片刻欢愉还要长。所以，衣服沾染上气味只可能发生在某次出诊时，或晚上借口下棋、看电影溜出去的某个时刻。后面这种情况很难搞清，因为费尔明娜·达萨和她那众多女伴截然不同，她太骄傲，不屑于监视丈夫，或请求别人替她这样做。至于出诊，看似是不忠行为的最佳时机，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因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每位病人都有一份包括酬金在内的详细记录，从第一次出诊，直到用一个十字和一句愿灵魂安息的话语把他从这个世界送走为止，全部有案可查。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先是好几天都没有从丈夫的衣服上闻到那种气味，然后突然又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它。之后一连几天，那种味道都前所未有地强烈。其中有一天还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聚会，他和她片刻也没有分开过。终于，一天下午，她违背自己的习惯与意愿，走进丈夫的书房，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女人在做一件她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试图破解他最近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出诊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这间书房，空气中充斥着杂酚油的气息，到处塞满了用不知名的动物皮装裱的书籍、模糊不清的校园合影、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等高仪和千奇百怪的匕首。这是一块秘密的圣地，一直被她视为丈夫唯一的私人领地，她从不涉足，因为这里与爱无关，少有的几次进入都是和丈夫一起，而且每次都是为了处理短暂的事务。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为了进行在她看来有失体面的搜查。但她还是进来了。她想找到真相，心里既焦灼又恐惧，两种感觉几乎不相上下。她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劲风所驱使，这风比她与生俱来的高傲，甚至比她的尊严都更强烈：一种教人心碎的折磨。

她什么也没有查清楚，因为除了两人共同的朋友，丈夫的其他病人也是他与世隔绝的王国的一部分。那些人没有注明身份，辨认他们不是通过面孔，而是通过病痛，不是通过眼睛的颜色或者心声，而是通过肝脏的大小、舌苔的情况、尿液中的凝结物，以及他们夜间发烧时的幻觉。这些人相信她的丈夫，相信他们是因他而活，而事实上，他们是为他而活，最终，他们被归结为他亲笔在诊断证明书上写下的一句话：安息吧，上帝在门口等着你。经过两小时徒劳无功的搜查，费尔明娜·达萨离开了书房，觉得自己一时鬼迷心窍做出了不光彩的事。

在幻想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闪烁其词，在餐桌和床上都欲望不振，容易发火，而且言辞刻薄，在家的时候也不如原来那样平和，而是像一头被关在笼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头一遭开始留意他晚回家多长时间，甚至精确到分钟。她对他说各种谎话，想骗他道出实情，过后又因为矛盾挣扎而痛苦万分。一天晚上，她被幻觉惊醒，看到丈夫正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目光盯着自己。她不寒而栗，就像年少时曾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她的床脚一样，只不过后者的出现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更何况，这次根本不是幻觉，事实是，她的丈夫凌晨两点还醒着，从床上坐起身来，注视着熟睡的她。可当她问丈夫怎么回事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脑袋放在枕头上说：

“一定是你在做梦。”

这晚之后，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费尔明娜·达萨已经分不清现实在何处结束，梦幻又在何处开始。恍惚间，她觉得自己就要疯了。最后，她突然发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丈夫居然没有领圣体，最近几周的星期日也都没有领，更没有腾出任何时间来进行灵修，反省这一年的生活。当她问他这些信仰生活中不同寻常的变化究竟是何原因时，得到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自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他从没有在如此重要的日子里不去领圣体。于是，她意识到丈夫不仅犯下了致命的罪过，而且下定决心执迷不悟，因为他甚至都没有去找过忏悔神甫寻求帮助。她从未想过自己竟会为某种与爱情完全相悖的东西备受煎熬，可目前状况的确如此。她下了决心，唯一能让自己免于痛苦而死的办法就是在正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样做了。一天下午，就在丈夫快要结束午睡后的例行阅读时，她坐到露台上去补袜子。突然，她放下手中的活儿，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带丝毫强硬迹象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沉浸于那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的小说《企鹅岛》中，没有回过神来，只应了一声：“嗯。”[1]她没有放弃，继续道：

“你看着我的脸。”

他照她说的做了，透过老花镜的一片迷雾看着她。虽看不清楚，但他无需摘下眼镜，便能感受到她炙热的目光灼烧着他。

“出什么事啦？”他问。

“你应该比我清楚！”她回答。

她什么也没有再说，把眼镜从额头上放下来，继续补袜子。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久以来的焦虑就此结束了。与他预想的形式相反，这并不是一次心灵的地震，而只是平和的一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迟早都要发生，那么晚来不如早到，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早已进入这个家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在四个月前认识她的，当时她正在仁爱医院的门诊候诊。见到她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一件无可挽回的事终于在自己的命运中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个子很高，仪态优雅，骨骼宽大，皮肤的颜色像蜜一样，质地也像蜜一样柔软。那天早上，她穿着一身红底白点的衣服，帽子也是同样颜色，帽檐很宽，阴影一直遮到眼睛，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更具性的蛊惑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平时是不接门诊的，不过有空时常会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说，任何药物都比不上一次正确的诊断。于是，他设法让自己在这个不期而遇的混血女人接受检查时在场，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觉得他的任何一个表情有什么异常。他几乎没有看她，却把有关她的信息一一记在心里。那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他让车夫从她问诊时提供的地址前经过。她果然在那里，正在露台上乘凉。

那是一座典型的安的列斯式的房子，整体都漆成了黄色，连锌皮屋顶也是黄色的，窗子是粗麻布的，门廊里吊着一盆盆康乃馨和蕨类植物。房子坐落在滨海的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建在木桩之上。屋檐下挂着个笼子，一只黄鸟在里面歌唱。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一拥而出的孩子们迫使车夫收紧了缰绳，以免让马受惊。很幸运，芭芭拉·林奇小姐刚好在这个时候认出了医生。她用老友的手势向他打招呼，邀他进去喝一杯咖啡，等纷乱的人群过去之后再走。他一反平日不喝咖啡的习惯，高兴地一边喝一边听她介绍自己。那是自那天早上以来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也是之后几个月里占据他全部注意力、扰得他片刻不得安宁的事。刚结婚时，曾有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遭遇一段疯狂的激情，使他们婚姻的稳固受到威胁。而当时他自认为十分了解自己，对内心坚实的道德根基也把握十足，对此预言只付之一笑。现在倒好：他果真处在了这样的境地。

芭芭拉·林奇小姐是一位神学博士，是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拿坦·B.林奇的独生女。这位牧师又黑又瘦，经常骑着一头骡子到海滨沼泽区的贫穷村落去宣讲众多上帝中的某一位的福音，而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来，与他的上帝相比，其他这许多位上帝在书写时只能用小写。芭芭拉·林奇讲得一口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句法偶尔不通，但这种小小的磕绊反而令她别具韵味。到十二月，她就年满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她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年糟糕的婚姻生活，因此再没有一点儿想重蹈覆辙的愿望。她说：“我只爱我的小黄鸟。”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太过严肃，竟没有听出她的弦外之音。相反，他迷茫地问自己是否这所有的便利条件都是上帝的一个圈套，为的是以后连本带利地向他讨还，但随即他又把这个想法从头脑里清除出去，认为这纯粹是自己在困惑之中的胡思乱想。

就要告别时，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检查，他知道，对于病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谈论病情更让他们感兴趣的了。说起自己的病，她滔滔不绝，于是，他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再到这里来，给她做一次更为详细的检查。她吓了一跳，因为她知道像他这个级别的医生远远超过她的支付能力。但他请她放心：“干我们这个行当的，向来都是设法让富人为穷人付账的。”说完，他在自己的袖珍记事本上记下：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明娜·达萨将会读到这页记录，其中还有再详细不过的诊断细节和处方，以及病情的发展。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觉得，这可能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那些行为放荡的女艺术家中的一个，可地址又让她想到应该是个牙买加人，那么，就是个黑女人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排除了她的嫌疑，认为她不可能是丈夫喜欢的类型。

星期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提前十分钟前来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准备迎接他。自从在巴黎参加某场口试以来，他再没有如此紧张过。林奇小姐躺在麻布床上，穿着一件柔软的丝绸衬衣，美到了极致。她浑身上下都丰满而结实：美人鱼般的大腿，仿佛经文火炙烤的皮肤，惊艳的乳房，以及一口洁白完美的牙齿，整个身体都散发出健康的气息，也就是费尔明娜·达萨在丈夫衣服上嗅到的那种气味。林奇小姐去看门诊是因为一点小毛病，她诙谐地称之为“弯弯曲曲的腹痛”，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症状，因而，他触摸了她各个内脏器官所在的位置，与其说是认真仔细，不如说是别有用心。这样做时，他竟然渐渐忘了自己的医术，惊讶地发现这个天生尤物的内脏与她的外表一样美丽。他完全沉浸在愉悦的抚摸中，已不再是加勒比沿岸最优秀的医生，而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折磨得神志混乱的可怜男人。在他严肃的职业生涯中，仅仅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而那一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女病人一把推开他的手，在床上坐了起来，对他说：“您想要的事情可以发生，但绝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林奇小姐则恰恰相反，她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毫不怀疑医生心里所想已不再是科学时，便说道：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大汗淋漓，就像穿着衣服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它把我们医生都想象成了木头。”

她感激地向他伸过一只手。

“我只是这样以为，但并不意味着您不能这样做。”她说，“您想象一下这有多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竟得到一位如此声名显赫的男人的垂青。”

“我一刻也无法停止想您。”他说。

他坦白时，声音颤抖得实在让人怜悯。但她用一阵照亮了整个屋子的笑声，让他从一切罪责中得以赦免。

“我在医院见到您时就看出来了，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愚人。”

一切进展得并不容易。林奇小姐注重自己的清誉，她首先要安全，然后要爱情，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而且她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这些。她给乌尔比诺医生引诱她的机会，但不让他踏足自己的卧室，即便家中只有她一个人也不行。她至多允许他重复抚摸和听诊的仪式，以此对伦理道德进行肆意地践踏，但不能脱掉她的衣服。而他呢，一旦上钩便无法松开肉欲的诱饵，几乎每天都去纠缠。由于种种现实原因，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他太软弱，无法及时自拔，以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这是他的弱点。

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都会骑上骡子出门去，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家来。骡子的背上一边驮着各种版本的圣经和宣传福音的小册子，另一边驮着食物。另外一处不便是对面的学校，因为孩子们朗诵课文时，眼睛总是看向窗外的街道，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这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房子的各扇门窗便纷纷敞开，他们看见林奇小姐把鸟笼挂在屋檐下，让小黄鸟学习他们朗诵课文；看见她包着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加勒比的清脆嗓音也跟着朗诵起来；之后，他们又看见她坐在门廊上，独自用英语唱着下午的赞美诗。

他们必须选一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十二点到两点午餐休息的时候，可这也是医生午餐的时间；其二是傍晚孩子们回家之后。后面这个时间点一向再好不过，可这时医生刚好结束了出诊，距离赶回家去吃晚饭只有几分钟了。第三个形成阻碍的问题，也是对他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社会地位。他不可能不坐车去，可他的车子尽人皆知，而且还必须停在门口。他本可以和车夫串通，他在社交俱乐部的朋友们几乎都是这样干的，可这又违背了他的行事风格。他如此频繁地拜访林奇小姐，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以至于穿着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斗胆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先回去，过后再来接他，以免让车子在门前停得太久。乌尔比诺医生一改往日的温和，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的话：

“自从认识你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出不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我就当你没说过。”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前，就休想隐瞒病情。有时如果距离允许，医生情愿自己走路去，或者租一辆马车前往，以免招来恶意的揣测和妄下的结论。然而，这种办法没多少用，因为拿去药店取药的处方会使真相大白。于是，乌尔比诺医生只得在开方时把真真假假的药写在一起，以保证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能带着自己病痛的秘密平静地死去。同样，他也可以找出种种体面的理由为自己的车子出现在林奇小姐家门口做出解释，但那并不可能维持很久，更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维持一辈子。

世界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最初的疯狂刚一得到满足，两人就都意识到了危险，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无法下定决心去面对丑闻。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许诺，但过后，所有的事情又都搁置再说了。另一方面，随着想跟她在一起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害怕失去她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艰难。他无法去思考别的事情，每天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下午来临，忘记了其他责任，忘记了除她以外的一切。可是，每当车子距离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越来越近，他又祈求上帝在最后一刻出点什么岔子，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始终怀着这种痛苦的心情赴约，有几次，他从街角就看见头发像棉花一般厚软的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正在露台上看书，而他的女儿正在客厅里用歌声向邻家的孩子宣讲福音，他甚至庆幸起来。那时，他便会幸福地往家走，不必继续挑战命运，但过后他又会发狂，渴望每一天的每时每刻都能变成下午五点钟。

所以，当车子停在门口变得过于惹人注目时，他们的爱就难以为继了，到第三个月的末尾，整件事甚至只能用荒唐来形容了。每次，两人都来不及寒暄，林奇小姐一看见自己的情人慌忙赶来，便迅速钻进卧室。在等他的日子里，她会事先做好准备，穿一条宽大的裙子—一条带荷叶边的精美牙买加裙，荷叶边上还印着红色的花朵—里面不穿内衣，什么都不穿，因为她相信行事便捷能帮助他克服恐惧心理。可她为使他幸福所做的一切却被他白白浪费了。他气喘吁吁地跟着她走向卧室，大汗淋漓，一进屋就惊天动地地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丢到地上，手杖、医药箱，以及巴拿马草帽，然后便惊慌失措地做起爱来，裤子只褪到膝盖处，而为了避免麻烦，连外衣的扣子都没有解，怀表链放到了背心里，鞋也还穿着，什么都穿着，心里时刻惦记的不是如何尽兴，而是尽早离开。她才刚刚进入孤独的隧道，便落得个被迫节食禁欲的境地，因为他已经开始重新系上扣子，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好像刚刚在生死线上做了一场绝世之爱，而其实他不过是完成了爱情中生理的那部分仪式罢了。但他很会把握节奏：刚好是一次常规治疗中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为自己的软弱羞愧万分，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请求费尔明娜·达萨脱下他的裤子，把他的屁股放到炭火上去灼烧。他没吃晚饭，念祈祷也心不在焉，上床后，装作继续在读午休时读的书，而此时，他的妻子仍在房子里忙来忙去，要在睡觉前把一切料理妥当。他看着书，渐渐瞌睡起来，然后就一点点陷入林奇小姐那无法回避的湿热丛林，沉溺于她躺卧的那片林中空地的蒸汽，堕入他的死亡之床。此时，他什么也无法想，只想着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时，她将在床上等他，那条疯狂的牙买加裙下面一丝不挂，只露出她深色树丛中的那片高地：地狱之圈。

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他了解这些症状。他在书上读到过，也在现实中从上了年纪的患者口中听说过，那些人先前都没有什么严重疾病，但突然就觉得出现了种种不适，描述的竟然和医书上写的如出一辙，而最终却发现，那不过是他们的幻觉罢了。在萨伯特医院教授儿童临床医学的老师曾建议他专攻儿科，因为这是最诚实的专业：小孩子们只有在真生病时才生病，和医生交流时也不会说套话，只讲具体的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正好相反，到了一定年龄，要么是只有症状而没有真生病，要么更糟：病得很重，症状却像其他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病。他通常都用缓和性的药剂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把问题交给时间，让他们在暮年的一团乱麻中与自己的小毛病长期共处，最终学会熟视无睹。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想到，像他这个年纪的医生，自认为什么都见过了，竟然不能克服明明没病却觉得有病的焦虑。或者更糟：也许是真的有病，却仅仅凭着科学的偏见，不相信自己有病。四十岁时，他曾在课堂上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我生活中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懂我的人。”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已迷失在林奇小姐的迷宫中时，便不能再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了。

他那些上了年纪的病人所有真实或假想的病症，全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肝脏的形状，无须触摸就能说出它的大小。他感到自己的肾脏发出像熟睡的猫一样的哼叫；感到胆囊在闪闪发光；感到血液在动脉里嗡嗡作响。有时，他像一条喘不上来气的鱼一样醒来，觉得心脏里积满了水。他觉得心脏瞬间乱了步伐，觉得它的脉动延迟了一下，就像当初在学校里参加军训时那样，继而一次又一次地延迟。最后，他又觉得它恢复了正常，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但他没有求助于曾开给病人的那些分散注意力的药物，而是被恐惧折磨得晕头转向。的确，五十八岁时，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依然是一个懂他的人。为此，他求助于费尔明娜·达萨，这个世界上最爱他、也是他最爱的人，在她这里，他刚刚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了平静。

这件事发生在她打断他下午的阅读，要求他看着她的脸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便是他的地狱之圈已经败露。可他不明白她是怎么发现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费尔明娜·达萨仅凭嗅觉就发现了真相。但不管怎样，从很久以前开始，这里就不是一座善于保守秘密的城市。第一批家用电话刚装上不久，几对看上去关系稳定的夫妻就因为匿名电话里的流言蜚语离了婚。很多因此而害怕的家庭暂停了电话服务，或者好几年都一直拒绝安装。乌尔比诺医生知道他的妻子自尊心很强，绝不会允许一通匿名电话就破坏掉自己的信心，这种事连想都别想，而他也无法想象有谁会大胆到用真名向她通报实情。然而，他害怕那种旧式的诡计：一张从门下塞进来、不知出自谁手的纸条，效果反倒可能立竿见影，不仅因为这么做让发信人和收信人都隐匿了姓名，而且因为这一伎俩古老而神秘，难免使人把它同全能上帝的安排联系在一起。

忌妒从不认识他的家门：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夸耀，他就像瑞典火柴，只能在自己的盒子上擦燃。这话原本也的确是真的。然而，他从没想过，一个像妻子这样高傲、这样自尊、这样倔强的女人，面对丈夫已被证实的不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因此，他在如她所要求的那样看着她的脸之后，除了再一次低下头以掩饰自己的慌乱，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他继续假装陶醉于阿尔卡岛那一条条恬美蜿蜒的小河之间，暗自思考着对策。而费尔明娜·达萨也没有再说什么。她补完袜子，把东西乱七八糟地丢进针线盒，到厨房吩咐开晚饭，之后便回卧室去了。

于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下定决心，下午五点不再去林奇小姐家。那些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那单独为她找所幽静房子，使他不必担惊受怕地与她相会的梦想，以及两人一起从容地享受幸福直到死亡的向往—所有这些他在爱的火焰中许下的诺言都永远地付之东流。林奇小姐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个绿宝石发卡，车夫交给她时什么也没有说，没有捎任何口信，也没有字条。东西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外面包着一张药房的纸，就连车夫也以为那是应急药物。他后半生再没有见过她，甚至都没有偶遇过。只有上帝知道，这个英勇的决定给他带去了多少痛苦，而为了能在这场内心的灾难后继续活下去，他又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流下了多少苦涩的泪水。五点钟时，他没有和她在一起，而是在神甫面前深深地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第二个星期日，他怀着破碎的内心领受了圣体，但灵魂终于得到了平静。

做出了断的当晚，他一面脱衣准备就寝，一面对费尔明娜·达萨反复唠叨着他清晨失眠的痛苦，一阵阵突然来袭的针扎似的疼痛，以及黄昏时想痛哭一场的渴望，至于秘密爱情带来的种种苦楚，他也把它们当作衰老的症状讲了出来。为了不至于死掉，并且为了不说出真相，他必须这样向人倾诉一番。终于，他在象征着爱的家庭仪式中祭献了这一股脑儿的苦水。她认真听着，没有看他，又是一言不发，一件一件地接过他脱下来的衣服。她闻着每件衣服，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愤怒，然后随意揉成一团，扔进装脏衣服的藤条筐里。她没有发现那种味道，但这代表不了什么：明天又是新的考验。跪到卧室的小祭台前准备祈祷时，他伤心而又真诚地叹了一口气，结束了对种种苦痛的怨艾：“我觉得我快要死了。”她眼睛都不眨地回答了他。

“那样最好，”她说，“那样我们就都平静了。”

几年前，在一次病重的危急时刻，他也曾讲过自己可能会死的话，而她当时给出的也是同样残忍的回答。乌尔比诺医生将之归咎于女人天性中的冷酷无情，正因为如此，地球才依旧围绕着太阳转。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她的恐惧，她总是会抢先竖起一道愤怒的屏障。而那个时候，她所面临的正是她最恐惧的事情—永远地失去他。

这天晚上却相反，她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死去，这种坚决让乌尔比诺医生吓了一跳。之后，他听到她在黑暗中缓缓抽泣，而且咬着枕头不让他听见。这让他不知所措，他知道，她不会由于身体或内心的任何痛苦而哭泣，只有在愤怒时才会这样，而如果这种愤怒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她对自己过失的惧怕，就会哭得更凶，并且越哭越气，因为她无法原谅自己竟然会软弱得哭出来。他不敢安慰她，因为他明白这无异于安慰一只被长矛刺穿的母老虎，他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她，引起她哭泣的理由已经在那个下午消失了，已被彻底、永远地从他的记忆中根除了。

有几分钟，困意俘虏了他。当他醒来时，她已点亮她那盏微弱的床头灯，仍旧睁着眼，但没有哭。在他睡着的时候，她身上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多年来积聚在年岁深处的沉渣，此刻因忌妒的搅动浮现出来，她刹那间苍老了。看着她那瞬间出现的皱纹、枯萎的双唇、灰白的头发，他不禁伤怀，冒着风险劝她睡觉：已经两点多了。她没有看他，但声音里也没有愤怒的痕迹，语气几乎是温和的。

“我有权知道她是谁。”她说。

于是，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感觉仿佛从身上卸下了全世界的重量，因为他相信她已经知道真相，不过是想确认一些细节。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所以他讲的时候，她又哭了起来，不是像起初那样低声抽泣，而是泪如泉涌，咸咸的泪水从脸颊滑落，在她的睡袍里翻滚沸腾，灼烧着她的生命：他竟没有像她提心吊胆地所期待的那样，做出个男人的样子，抵死否认，为自己所受的诽谤大发雷霆，咒骂这个婊子养的社会肆无忌惮地践踏别人的名誉，即使面对自己不忠的毁灭性证据，仍能临危不乱。之后，当他告诉她已在下午见过忏悔神甫时，她简直怕自己会气瞎了双眼。从上学时起，她就认定教会里的人不具备上帝所启示的任何一种美德。这是他们和谐家庭中的一个本质分歧，两人一直都小心回避这一点，没有发生过什么碰撞。但丈夫竟然允许忏悔神甫掺和到这样一件不仅关乎他个人、也关系到她的隐私中来，实在是出了格。

“你还不如告诉一个在门廊里耍蛇的。”她说。

在她看来，一切全完了。她敢肯定，还没等丈夫做完忏悔，她的荣誉就已成为大街小巷的话题。这给她造成的屈辱感要比丈夫的不忠带来的羞愧、愤怒和不平更加难以忍受。而最糟的是，见鬼，竟然是跟一个黑女人。他纠正说：“是黑白混血的女人。”但此时，再精确的解释也是多余了：她已有了定论。

“一样是贱货！”她说，“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黑女人的气味。”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一。而星期五晚上七点钟，费尔明娜·达萨就登上了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常规小船，随身只带了一只箱子，由教女陪伴。为避免旁人发问，也避免有人将来向丈夫问起她来，她在脸上蒙了黑纱。按照两人的约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出现在港口。此前，他们进行了一场历时三天、精疲力竭的谈话，最终决定让她到位于马利亚之花镇的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去，以便在做出最后的决定前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不明就里的孩子们把这理解为一次推迟了多次的旅行，很久以来，他们也一直盼望能到那里去。乌尔比诺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为的是让他那个不可信赖的小世界里没有人能做出居心叵测的推测。这一点他做得天衣无缝，所以，如果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能找到费尔明娜·达萨消失后的一丁点儿踪迹，那是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无迹可寻，而不是因为他缺乏调查的手段。丈夫毫不怀疑妻子一旦平息愤怒就会马上回家。但她走时却坚信自己的愤怒永远也不会平息。

然而，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个过火的决定与其说是怨恨的果实，不如说是思乡的结果。蜜月旅行之后，她曾多次返回欧洲，虽然每次都要在海上漂泊十天，却总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幸福。她见过世面，已经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考，可自从那次糟糕的气球之旅后，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回到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居住的省份，对她来说即使太迟，也是一种补救。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倒并非因为婚姻的灾难。单是想到去重温少女情怀，也足以让她慰藉自己的不幸。

她和教女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下了船，凭着那份保留至今的刚强性格，她不顾别人的种种警告，重游了那座城市。收到消息前来接待她的要塞行政和军事长官请她登上了官家的马车，将护送她直到登上前往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火车，她想到那里去，是为了证实解放者临终时睡的那张床是否真如人们所说，小得就像一张孩子的床。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在午后两点的疲倦中再次看到了自己广阔的故乡。她看到了故乡的街道，但它们看上去更像一片海滩，到处是覆盖着青苔的水洼；又看到了葡萄牙人的豪华住宅，大门上镌刻着家族徽章，窗前垂着铜制的百叶窗，阴暗的大厅里单调地重复着几首钢琴练习曲，颤颤巍巍，惨惨凄凄。她母亲当年刚结婚时，也曾拿这几首曲子教过富人家的姑娘。她看到广场上空无一人，炙热的石子地上连一棵树都没有；送葬似的带篷马车一字排开，马儿站在那里都睡着了；还有那辆开往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黄色火车。在城中最大教堂的拐角处，她看到了那所最雄伟、最漂亮的房子，它那青色石头的连拱廊、修道院式的大门，以及卧室的窗子，多年以后，当她已无法记清此段回忆时，阿尔瓦罗将在这间卧室出生。她想起了她无望地寻遍了天上地下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而想到姑妈，便又想起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他那身文人的衣服，他在小花园的杏树下读的那本诗集。她偶尔几次回忆起学校里不愉快的岁月时，也会触动有关他的思绪。可她转了好几圈都没能认出自家的老房子。她认为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除了一个猪舍以外什么都没有。拐角过去是一条妓院街，全世界来的妓女都在门廊上睡午觉，等待邮车或许会带来什么寄给她们的东西。这里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刚一上马车，费尔明娜·达萨就用面纱遮住了半张脸，不是害怕被人认出来，毕竟，这里谁也不可能认识她，而是因为从火车站一直到墓地的路上，日光暴晒下的肿胀尸体随处可见。要塞长官对她说：“是霍乱。”她早已看出来了，因为那些晒焦的尸体嘴里都泛着白沫，但她同时也注意到，没有一具尸体像她乘坐气球时看见的那些那样，脑后挨了仁慈的一枪。

“的确如此。”长官说，“上帝也在改善自己的方法。”

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到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古老甘蔗园只有九里路，可那列黄色的火车却走了一整天，因为火车司机跟常坐这列车的乘客们是朋友，他们时不时就央求他停下来，以便到香蕉公司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去走走，舒展一下腿脚。男人们还光着身子到河里去洗澡，河水从山上倾泻而下，清澈冰凉。他们觉得饿时，就下车去，从牧场放养的奶牛身上挤些奶来喝。被这些情景吓坏了的费尔明娜·达萨终于到站，差点没时间去观赏解放者临死前悬挂吊床的那几棵史诗般的罗望子树，并且证实他当时所睡的床果真如人们所说，不仅对他这样一位荣耀的男人，即使对一个七个月的婴儿来说也极其狭小。不过，另一位看上去无所不知的参观者称，那张床是件假文物，事实上，国父是被人扔在地上死去的。费尔明娜·达萨对离家以来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感到万分压抑，以至于在之后的旅途中，再没有心情去回味前半段旅程。于是，尽管曾万般怀念，如今她却避免走过那些她思念的村庄。这样她才能在记忆中留住它们，让自己免受幻灭之苦。当她试图抄捷径以逃离烦恼时，她听到了手风琴声，听到了斗鸡场的叫喊声，也听到了或许是战争抑或是庆典的铅炮声。当她别无他法不得不穿过某个村庄时，便用面纱遮住脸，以继续把它幻想成以前的样子。

逃避了许许多多往事之后，她终于在一天晚上来到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而当她看到在门口等她的表姐时，差点昏厥过去：她就仿佛在一面真实之镜中照见了自己。表姐身材发福，年老体衰，身边带着几个不听管教的儿女，孩子们的父亲并不是那个她仍旧无望地爱着的男人，而是一位靠丰厚的津贴生活的退役军人，当年，她在绝望之下嫁给了他，而他则疯狂地爱恋着她。尽管如此，在那被摧残的身躯里，她依旧是原来那个她。费尔明娜·达萨在乡下住了些日子，回忆起美好往事，渐渐从一开始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但她除了星期日去望弥撒，从来不出庄园。和她同去望弥撒的，是她昔日那些桀骜不驯的闺中密友的孙儿辈，此外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商人，以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姑娘。她们一路站在牛车上，一如她们的母亲在她们这个年龄时的样子，齐声高唱着歌，直至来到山谷深处的教会教堂。费尔明娜·达萨原本只是路过马利亚之花镇，在昔日的那次旅行中，她自认为不会喜欢这里而没有来，可这次，她一眼就被它完全迷住了。但她的悲哀，抑或是这个镇子的悲哀在于，后来的她永远也想不起它真实的模样，只记得见到它之前她脑海中想象的样子。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接到了里奥阿查主教的消息后，决定亲自去接她。他的结论是，妻子迟迟不归，并非因为不想回家，而是想为她的傲慢找个台阶下。于是，在和伊尔德布兰达通过几封信后，他没有通知妻子便动身了。从信中他清楚地看出，妻子的思乡之情已经颠倒过来：现在她想的只有自己的家。上午十一点，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做茄子馅饼，忽然听到雇工们的叫喊、马的嘶鸣和朝天放枪的声音，接着，门厅里响起了坚定的脚步声和那个男人的说话声。

“要赶好时辰，就得不请自来。”

她开心得要死，来不及多想，只胡乱地洗了洗手，喃喃道：“谢谢，我的上帝，谢谢，你真是太好了！”她想到因为这该死的茄子馅饼，自己还没有洗澡，伊尔德布兰达让她做馅饼，却没有告诉她谁要来吃午餐；她想到自己现在又老又丑，脸还被太阳晒脱了皮，如果他看见她这副模样，一定会为赶来接她而后悔，真见鬼。可她还是匆忙地在围裙上擦干了手，尽可能地整理了一下仪容，带着母亲生她时给予她的全部高傲，理了理纷乱的心绪，前去迎接那个男人。她迈着她那母鹿般优美的步伐，昂着头，目光熠熠，翘起迎接挑战的鼻子，心中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为能回家而感到无限轻松。当然，事情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容易，她确实高高兴兴地跟他回去了，但同时也下定决心，要在余生默默地向他讨还自己所受的痛苦折磨。

于是，差不多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失踪两年后，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特兰西多·阿里萨定会将其视作上帝对人生的嘲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电影的发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但莱昂娜·卡西亚尼还是毫不费劲地把他带到了《卡比莉亚》隆重的首映式上，广告中大肆宣传，影片对白是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写的。堂加利略·达孔特的露天大院子里照例坐满了贵宾，但在有些夜晚，人们欣赏的更多的是璀璨的星空，而非银幕中的无声爱情。莱昂娜·卡西亚尼的一颗心始终悬着，跟随着跌宕的故事起伏。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恰恰相反，剧情的死气沉沉让他困得打瞌睡。在他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

“我的上帝，这比疼痛还要长！”

这是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可能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不由得克制住了。当时，这里尚没有用钢琴给无声电影伴奏的习惯，黑暗中的观众只能听着放映机那下雨似的沙沙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会想起上帝，但这一次，他却对上帝充满感激。因为，即使深埋地下二十西班牙寻，他也能立刻认出那个深沉的金属般的声音，自从那天下午，在那个幽静小花园的漫天黄叶中，听见她说出那句“现在，您走吧，没有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了”，这个声音便留在他的灵魂里。他知道，她就坐在他身后的座位上，当然，是在她丈夫旁边。他感觉到她那温热而均匀的呼吸，满怀爱意地吸纳着经她健康的气息净化过的空气。他感受到，她并没有像自己在最近几个月的沮丧中时常想象的那样，已被死亡的幼虫所侵蚀，而是让人再次回想起她最光彩照人、最幸福的时刻：穿着智慧女神的长衫，隆起的腹中孕育着她的第一个孩子。他没有回头去看，但她却如在眼前，而银幕上演出的那一连串历史性灾难他全然没有放在心上。他陶醉于从他的灵魂深处传来的杏果的芬芳，急切地想知道她认为电影中那一个个女人应该如何去爱，才能让她们的爱情比现实之中少一些痛苦。电影快结束时，他感到一瞬间的狂喜，因为他还从未和这个他深爱的女人如此贴近地待在一起这么久。

灯亮时，他等着其他人先站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起身。他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把看电影时总是敞开的背心扣子扣起来，这时，四人站得如此之近，就算有人不情愿，也无论如何必须打招呼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首先问候了莱昂娜·卡西亚尼，他对她很熟悉，之后，又以其一贯的彬彬有礼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了手。费尔明娜·达萨向他们致以礼节性的微笑，只是礼节性的，意思是这个微笑的主人已经见过他们很多次，也知道他们是谁，因而无需再向她做自我介绍。莱昂娜·卡西亚尼以她那混血女人特有的优雅回应了她。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刚一见到她，他就惊呆了。

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可怕的流行病、或者其他疾病留下的痕迹。她还保持着豆蔻年华的体重和身段，但很显然，最近两年她经历了仿佛十年的艰辛与严酷。短发很适合她，两侧的鬓角像翅膀似的翘着，但已经不是蜜的颜色，而是铝的银白色。老花镜后，那双美丽的柳叶眼已失去了半生的光芒。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她挽着丈夫的手臂在散场的人群中远去，惊讶地发现她竟在公共场合披着穷人的头纱，穿着家用的便鞋。但最让他感伤的，是她的丈夫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臂，指引她该从哪里出去，而即便这样，她还是估计错了高度，差点在门口的台阶上跌倒。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年龄所致的步履蹒跚十分敏感。早在年轻时，在花园里，他就常常放下正在阅读的诗集，观察一对对老人互相搀扶着穿过街道的情景。那是生活给他上的课，让他得以隐约窥见自己年老时的境况。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电影那晚的那个年纪，男人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最初的几根白发使他们看上去更为庄重，充满智慧和魅力，尤其是在年轻女子的眼中，而与此同时，他们枯萎憔悴的妻子不得不拽着他们的手臂，才不至于被自己的影子绊倒。然而几年之后，丈夫的健康便突然一落千丈，身体和灵魂都迅速耻辱地衰老，而那时，妻子们又焕发了第二春，像拉着乞讨的瞎子一样拉着他们的手臂，为了不伤害男性的骄傲，轻声在耳边提醒他们注意脚下的台阶是三级而不是两级、街中间有一个水坑、横躺在人行道上的那团模糊的东西是个死了的乞丐，然后，艰难地帮助他们穿过马路，仿佛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条河的唯一渡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无数次在那面生活之镜中照见自己，他对死亡的恐惧从来不及对那个可耻年龄的恐惧，到那时，他将不得不被一个女人搀扶着。他知道，到了那一天，也只有到了那一天，他终将放弃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渴望。

这次相遇驱走了他的困意。他没有用车送莱昂娜·卡西亚尼，而是陪她步行穿过老城区。他们的脚步踏在砖地上，像马蹄声一样回荡。敞开的阳台上时而飘来零星的说话声，有卧房中的喁喁私语，也有被虚无缥缈的声响和熟睡小巷中茉莉花的热烈芬芳升华了的爱的呜咽。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又一次竭力克制自己，避免把压抑在心中的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吐露给莱昂娜·卡西亚尼。他们迈着缓慢的步伐一起走着，像一对不慌不忙的老情人一样亲昵无间，她想着卡比莉亚的种种美好，而他却想着自己的种种不幸。一个男人在海关广场的阳台上唱歌，歌声在四周回荡，连绵不绝：当我穿过大海无尽的浪涛。在石头圣人大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该在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家门前向她道别，而他却请求她邀请自己到她家里去喝一杯白兰地。这是他第二次在类似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一次是在十年前，当时她回答说：“如果你现在上去，那就必须永远留下来。”结果他没有去。如果换作现在，他无论如何都会上去的，即便日后可能不得不食言。然而，这一次莱昂娜·卡西亚尼邀他上去，无需任何承诺。

就这样，他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一座爱情圣殿，而这份爱尚未诞生就已被扑灭。莱昂娜·卡西亚尼的父母已经去世，唯一的兄弟在库拉索岛发了财，如今她一个人住在家里的老宅中。若干年前，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没有放弃让她成为自己情人的希望时，常常征得她父母的同意在星期日来拜访她，有时晚上还待到很晚。他对这所房子的修缮做出了很大贡献，以至于都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了。然而，在看完电影的这天晚上，他似乎觉得客厅里有关他的记忆都被清除了。家具变换了位置，墙上挂了新的彩画。他想，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刻意的，为的是证明他从未在此地存在过。而就连那只猫也没有认出他来。他被这种残忍的遗忘吓了一跳，说：“它不记得我了。”可她一边倒白兰地，一边背对着他说，如果他是为此而忧心，那么大可不必，因为猫是从来也不会记着谁的。

两人倚在沙发上，靠得很近，聊着他们自己，说起他们相识前各自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在那个谁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下午，在那辆骡子轨道车上相遇之前。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两间相邻的办公室里工作，而在此刻之前，他们从未谈过日常工作以外的事情。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聊着一边把手放到她的大腿上，像情场老手一样轻轻抚摸起来。她任由他这样做，但就连礼貌性的颤抖都没有回应给他。当他试图更进一步时，她拉起他那只探险的手，在掌心上吻了一下。

“注意你的举止，”她对他说，“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你不是我要找的男人了。”

在她很年轻的时候，一个强壮、敏捷、但她从未看清长相的男人，在防波堤上突然将她按倒，撕扯剥光了她的衣服，短暂而疯狂地跟她做了一次爱。她躺在石头上，浑身满是伤痕，却真心希望那个男人能永远留下来，直到她在他的怀中带着爱死去。她没有看见他的脸，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她相信自己能根据他的体型、身材和做爱的方式，从千万个人中把他认出来。从那时起，她便对所有愿意听她讲的人说：“如果你碰巧听说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在十月十五那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半钟时，在殉情者的防波堤上强奸了一个可怜的过路的黑女人，那么请你告诉他在哪里能找到我。”这句话变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她讲给过无数人听，最后彻底绝望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多次听她说起过这个故事，就像听到夜晚起航的轮船的告别声一般频繁。凌晨两点的钟敲响时，他们每人已经喝了三杯白兰地。他明确地知道了自己不是她所等的男人，他很高兴能明白这一点。

“干得不错，母狮！”他临走时对她说道，“我们总算把猛虎扼杀了。”

那晚终结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关于结核病医院的恶意传言曾打碎了他的梦想，因为那让他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疑虑，即费尔明娜·达萨也是会死的，既如此，那她也就有可能死在丈夫的前头。而当他看见她在电影院的出口险些绊倒时，他又进一步滑向深渊，忽然间意识到先死的人可能是他自己，而不是她。这是一个预兆，是所有预兆中最可怕的一种，因为它是有事实根据的。那些耐心等待、幸福憧憬的岁月已成为过去，如今，在地平线上隐约望见的，不过是充满了各种可以想见的病毒的茫茫大海，失眠的清晨一滴一滴排出的尿液，以及每日下午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曾经，每天的每分每秒都胜似他的盟友，如今却开始算计他。几年前他去赴某个约会时就已经开始提心吊胆，害怕发生意外。他发现门没有上闩，合页刚刚上过油，显然是为了让他进来时不会发出声响，但在最后一刻，他后悔了，担心自己死在她的床上，给一个无辜的热情女人造成无法消除的阴影。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个世界上他最爱的女人，那个他毫无怨言地从一个世纪等到另一个世纪的女人，很可能会来不及挽着他的手臂穿过到处是圆形坟冢和在风中摇曳的罂粟花的漫漫长街，帮助他平安到达死亡的彼岸。

事实上，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他已满五十六岁，认为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因为那都是充满爱的岁月。不过，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男人会像他一样勇于面对因看上去年轻而招来的耻笑，即使他们确实不老，或者心里也自认年轻；也不是所有人都敢于毫无羞愧地承认自己仍在因上世纪的挫折而偷偷哭泣。那个时代对年轻存在偏见：尽管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穿着方式，但老年的衣着在青春期结束后不久便开始穿上身了，而且一直持续到进入坟墓。这种穿戴与其说标志着年龄，不如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年轻人穿得像自己的祖父，再早早地戴上一副眼镜，便会更加受人尊重；而从三十岁起，手杖就是让人刮目相看的物件。至于女人，则只有两个年龄：一是结婚的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二岁；一是永远独身、再也嫁不出去的年龄。而其他女人，那些已婚的、当了母亲的、成为寡妇的、做了祖母的，都属于另外一类，她们不按已经度过的年岁来计算年龄，而是按距离死亡还有多久来计算。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相反，他赤裸裸地大胆对抗着衰老的圈套，尽管心里清楚自己命运奇特，从小就像个老头儿。起初是情势所迫。特兰西多·阿里萨把他父亲决定扔进垃圾堆的衣服拆开后给他缝成新衣。于是，他不得不穿着礼服去上小学，一坐下，衣服便拖到地上；他头上戴的也是政府官员的那种帽子，尽管为了让它小一点，加了一圈塞满棉花的里衬，但还是连耳朵都盖上了。此外，他从五岁起就戴上了近视眼镜，而且头发和母亲一样，是印第安人的那种质地，粗硬得像马鬃，所以，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他其实长什么样子。幸运的是，由于连年内战，政府混乱不堪，学校的入学标准不像从前那样严格了，在公立学校里，各种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学生都有。尚未长大的孩子们走进课堂，身上却散发着街垒战的火药味，穿着不知在哪次战斗中靠枪子儿得来的叛军制服，佩戴着他们的徽章，腰带上还明目张胆地别着与他们军衔相符的武器。课间休息时，随便一点争执就会让孩子们拔枪相向。如果老师在考试中给了他们低分，他们甚至用枪来威胁。拉萨耶学校的一个三年级学生，退伍的民兵上校，就一枪打死了修会会长胡安·埃雷米塔修士，只因为他在教理问答课上说，上帝是保守党的正式成员。

另一方面，那些遭遇了不幸的名门望族的孩子穿得就像古时的亲王，特别穷的孩子则光着脚。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打扮得千奇百怪的学生之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如何都要算在最奇怪之列，尽管如此，他却并不十分引人注意。他听到的最难听的话，是街上的人冲他喊：“穷光蛋，丑八怪，一切希望全落空。”但不管怎样，那身因生活所迫而穿上的衣服，从那时起，及至他整个一生，都是与他那神秘的气质和忧郁的性格最为相配的。当他在CFC第一次被委以重任时，他让人为他量身定做了和父亲那件同样款式的衣服。他像怀念一位老人一样怀念着死于三十三岁的父亲，那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年龄：基督罹难时也是这个岁数。所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上去始终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以至于口无遮拦的布里希达·苏莱塔，他的一个不假思索地说出真相的露水情人，从第一天起便对他说，她更喜欢他脱掉衣服后的样子，因为光着身子的他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然而，他永远也不知道如何弥补这一点：首先，他个人的喜好不允许他穿成别的样子；其次，那个时候二十岁的人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将自己打扮得更年轻，除非把短裤和见习水手帽再次从衣橱里翻出来；再者，他也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人们对老年所持的看法。因此，当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在电影院出口险些绊倒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可怕的想法晴天霹雳般击中了他，即在这场血腥的爱情战争中，婊子养的死神很可能会不可逆转地夺去他的胜利。

到那时为止，他经历过的最大战斗是同自己的秃顶进行的，他一直顽强抗争，却最终落得惨败的结局。从看见缠在梳子上的最初几根头发开始，他便意识到自己被打入了地狱，这种痛苦是任何一个无此遭遇的人无法想象的。为了保住迅速荒芜的头顶的每一寸毛发，没有什么发蜡和生发水他没有试过，也没有什么信仰他没有求助过，更没有什么代价他没有付出过。他背下了《布里斯托年鉴》中关于农业的全部条文，因为他听说头发的生长和庄稼的收获周期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还放弃了自己一直光顾的理发师，因为这人是个实打实的光头，而换了一个新来的只在新月那几天理发的外乡理发师。可这位新理发师才刚刚证明了自己手艺不错，就被发现是安的列斯群岛好几家警察局通缉的强奸幼女犯，被戴上镣铐拖走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那个时期加勒比地区所有报纸上关于医治秃顶的广告都剪了下来。那些报纸通常刊登着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第一张上，头秃得像个甜瓜，而第二张上头发比雄狮还浓密：这便是使用某种安全可靠的药水之前和之后的区别。六年里，他试验了一百七十二种药物，并践行了药瓶商标上写的所有其他辅助方法，而唯一的收获，是其中的一种药使他患上了头部湿疹，又痒又臭，马提尼克岛的教外苦行僧们称之为北极光癣，因为它会在黑暗中发出一种磷光。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求助于在公共市场上售卖的所有印第安草药和在“代笔人门廊”出售的一切神奇特效药，包括东方汤药，可当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头顶已经和一个削发僧人无异了。新世纪元年，千日战争把国家置于血泊中时，城里来了个意大利人，他会按照尺寸用真头发制作假发套，价格不菲，但只保质三个月，逾期概不负责。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有支付能力的谢顶者都愿意前往一试。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头一批尝试的人之一。他试戴了一个和自己原来的头发极为相似的假发套，以至于担心在自己情绪变化时那头发会竖起来。但他最终还是对这个把死人头发戴在活人头上的想法无法苟同。他唯一的安慰是如此风卷残云的谢顶让他不用眼瞅着自己的头发变白。一天，内河码头上一个欢快的醉汉看见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上前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拥抱了他，并在码头工人的起哄声中摘掉他的帽子，给他的脑袋来了响亮的一吻。

“神圣的秃头！”他喊道。

那天晚上，四十八岁的他让人把自己两鬓和后脑勺上仅剩的几根毛发全部剃掉，彻彻底底接受了全秃的命运。他甚至在每天早上洗澡之前，把下巴和脸上所有长出胡楂的地方都涂满肥皂沫，用一把剃刀把它们刮得像小孩的屁股一样光滑。以前，即使在办公室里他也从不摘掉帽子，因为秃顶给他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让他觉得有失体面。但当他彻底接受秃头后，便把它归为男性的美德之一，其实他早就听人这样说过，却一直视其为秃头们的自欺欺人而予以蔑视。再后来，他又养成了新习惯，把右侧仅有的几根头发留长，让它跨过整个头顶，从此，他一直沿用这个办法。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戴着帽子，而且总戴那个参加葬礼似的款式，即便当地已流行起一种被称为“塔尔塔里塔帽”的窄边草帽，他也依然不改旧貌。

然而，他失去牙齿却并非因为自然之灾，而是源于一个江湖牙医试图根治一次普通感染时的鲁莽举动。对脚踏牙钻的恐惧使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不敢去看牙医，尽管他常常牙痛，甚至有时无法忍受。听到他在隔壁房间整夜无助地呻吟，母亲吓坏了，因为她觉得这声音跟儿子昔日某时的呻吟声如出一辙，而那原本早已消散在她记忆的迷雾之中了。但当她让儿子张开嘴，好看看爱情究竟伤到了他哪个地方时，却发现他是因牙龈化脓而痛苦不堪。

莱昂十二叔叔让他去找弗朗西斯·阿多奈医生。这是个打着绑腿、穿着马裤的高大黑人。他把一整套牙医器械都放在工头用的褡裢里，随身背着，穿梭于内河船之间，看上去倒更像一个令沿岸村镇都害怕的旅行代办人。他只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嘴里看了一眼，就认定他的牙齿全部要拔光，甚至包括那几颗好牙，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避免再次遭罪。与对秃顶的忧心相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没有产生任何顾虑，除了很自然地略微担心不用麻醉难免会有些血腥。装假牙的主意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这首先是因为他童年的一段难忘回忆：一个集市上的魔术师将满口牙齿取下，让它们自己在桌子上说话。其次，这可以结束从小就折磨他的牙痛，说起来，那种滋味就和爱情的痛苦一样强烈残忍。在他看来，这和秃顶不一样，并不是衰老的一次狡猾袭击，因为他相信，虽然如此一来他的呼吸会有一股硫化橡胶的辛辣味，但矫形后的微笑会让他的外表看上去更有光彩。因此，他毫无抵抗地向阿多奈医生那把烧红的钳子屈服了，并以负重耐劳的驴子的坚韧意志经受了恢复期的考验。

莱昂十二叔叔亲自过问了手术细节，就好像是要给他动手术似的。他对假牙有着特殊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于他沿马格达莱纳河航行最初几年，也可以说是他对美声唱法[2]的痴迷所造成的苦果。一个满月的夜晚，当船驶入加马拉港时，他和一位德国土地测量员打赌说，他只要站在船长室的栏杆处唱上一首那不勒斯浪漫曲，就能把森林里的动物都惊醒。他好险才赢了这一注。在河上漆黑的夜色中，只听见草鹭在沼泽里扇动着翅膀，鳄鱼甩着尾巴，鲱鱼惊恐地跳到陆地上。然而，当他唱到最高的一个音符，大家正担心曲调之高亢会让歌手的动脉迸裂时，他的假牙随着最后吐出的一口气飞了出去，沉入水中。

为了给他另配一副应急的假牙，轮船不得不在特内里费港耽搁了三天。新假牙做得完美极了。可返航时，莱昂十二叔叔又试图向船长解释他的上一副假牙是如何弄丢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森林中灼热的空气，放开嗓子唱出了他所能唱的最高音，并把这个音尽可能地延长，试图把那些一边晒太阳一边不眨眼地看着轮船驶过的鳄鱼吓跑。结果，新的假牙又沉入了河水。那以后，他配了很多副假牙，把它们放在家里的各个地方以及办公桌的抽屉里，公司的三条船上也各有一副。此外，他在外用餐时也会带上一副备用，就放在衣兜里一个装咳嗽药片的小盒中，因为他曾经在某天中午野餐时，为了吃煎猪皮而把假牙弄坏了。由于担心侄子也会有类似遭遇，莱昂十二叔叔让阿多奈医生一次性给他做了两副假牙：一副材质便宜，平时在办公室里用；另一副则是为星期日和节日准备的，在微笑时总会露出的那第一颗槽牙上还薄薄地涂了点儿金子，看上去更为逼真。终于，在一个圣枝主日[3]，当节日的钟声带来一片喧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走到了街上，那完美无瑕的微笑几乎让他觉得是另一个人取代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这件事发生在他母亲去世，家中只剩他孤身一人的时期。他的家是一个绝佳的爱巢，尤其适合他的爱情方式，因为虽然街道名为窗户街，让人联想到一扇扇窗子的薄纱帘后藏着无数双眼睛，但其实是一条幽静的巷子。可问题是，这房子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费尔明娜·达萨幸福，也只为让她幸福。因此，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斩获最丰的那些年月，他宁可失掉很多机会，也不愿用其他爱情来玷污他的家。幸运的是，他在CFC每向上爬一级，就意味着获得某些新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秘密特权。对他来说，其中最有用的一项，就是与门房串通好后，能够在晚上、星期日以及节日里使用办公室。有一次，就在他已当上公司的首席副董事长时，他正与一个星期日值班的姑娘匆忙做爱—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姑娘骑在他身上—门突然开了，莱昂十二叔叔伸进头来，像走错了办公室似的，从眼镜上方看着惊呆了的侄儿。“见鬼！”叔叔毫无异色地说，“跟你爸真是一路货色！”在重新把门关上之前，他把目光落在空处，说：

“您，小姐，不必担心，请继续。我以我的荣誉向您起誓，我没有看见您的脸。”

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件事，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办公室变得无法工作了。星期一，电工们蜂拥而至，要在天花板上装一个叶式吊扇。锁匠们也没有事先通知就到了，吵吵闹闹像打仗似的，在门上装了把锁，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木匠们量了尺寸，却没有说要做什么。窗帘装饰工带来印花装饰布，看看是否与墙壁的颜色匹配。再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从窗户外塞进来一个印着酒神节花色的双人大沙发，因为从门口实在搬不进来。这些人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干起活来，但又并非肆意捣乱，对任何人提出的抗议，他们只有一句回答：“这是董事会的命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直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这些干涉行动究竟是叔叔出于对他的好意关心，还是在用特有的方式让他检讨自己的胡作非为。他始终没能看出真相，事实上，莱昂十二叔叔是在鼓励他，因为已经有一些传言传到他那里，说他侄子的兴趣有别于大部分男人，这让他烦恼无比，担心会妨碍侄子继承自己的衣钵。

与哥哥不同，莱昂十二·罗阿依萨维持了六十年稳定的夫妻生活，他星期日从不工作，并以此为荣。他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想把他们每一个都培养成自己帝国的接班人，但生活却将一系列意外摆在他面前，这些偶然在当时的小说里司空见惯，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四个儿子随着职位步步高升，竟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而女儿则对河运事业毫无兴趣，宁愿从五十米高的窗子里看着哈德逊河上的船了此余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不乏有人把传言当真，认为外表阴郁、手里拿着吸血鬼雨伞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肯定是做了什么，才导致这一件件意外发生。

当叔叔遵照医嘱不情愿地退休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开始甘愿牺牲他的星期日爱情，乘坐城中最早的一辆汽车，到叔叔的乡间别墅去陪他。汽车的起动摇柄反弹时力量很大，竟然打断了第一个司机的整条胳臂。他和叔叔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老头儿躺在用丝线绣着他名字的吊床上，远离一切，背对大海。那是一座古老的奴隶庄园，每天下午，从种满百合的露台上，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叔叔的谈话向来难以脱离河运的话题，在那些漫长的下午也不例外，而死神一直是一位冷眼旁观的隐形客人。长久以来，莱昂十二叔叔最担心的事之一，就是河运公司落到一些同欧洲财团有联系的内陆企业主手中。“这一向是门粗人的生意，”他说，“要是被那些纨绔子弟拿去，他们会拱手奉还给德国人。”他的担心与他一直以来的政治信条连贯一致，有时即使场合不合适，他也喜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信条。

“我就快满一百岁了，我看到一切都在变，就连宇宙中星辰的位置都在变，可就是没看到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他说，“这里每隔三个月就会有新的宪法，新的法律，新的战争，但我们仍旧处在殖民时期。”

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共济会成员，将一切罪恶归因于联邦制的失败，对此，他总是反驳他们说：“千日战争在二十三年前，也就是七六年的战争中就失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于政治几乎冷漠到极致，听叔叔越来越频繁的长篇大论，就像听大海的涛声。但对于公司政策，他是叔叔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河运事业一直处在灾难的边缘，要想根治它的落后，只有主动放弃对蒸汽船的垄断，虽然这项垄断权是国会授予加勒比河运公司的，为期九十九年零一天。叔叔抗议说：“这些思想肯定都是我那位满脑子无政府主义幻想的同名人莱昂娜塞到你脑瓜里的。”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以德国海军准将胡安·B.埃尔勃斯为前车之鉴，此人无节制的野心毁掉了他出众的智慧。可叔叔却认为埃尔勃斯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因为他同时做出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就好像要把全国土地的责任都扛在肩上：他包揽了河流的通航、港口设施、陆地的交通枢纽和交通工具。除此之外，叔叔接着说，西蒙·玻利瓦尔总统的强烈反对也是不容小觑的障碍。

大部分股东把这种争论视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老头儿的固执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倒不是因为像大家随口常说的那样，衰老使他不如当初那么高瞻远瞩了，而是因为放弃垄断对他来说，无异于把他的兄弟们在一场历史性的战役中缴获来的战利品扔进垃圾堆，那可是他们在英雄时代赤手空拳跟整个世界的强大对手作战得来的。因此，他大权在握的时候，谁都没有反对过，而且他握得那么紧，谁也不可能在它们合法消亡前触动它们。然而，突然有一天，就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预备在庄园下午的讨论中缴械投降时，莱昂十二叔叔同意放弃百年的特权，唯一一个有关荣誉的附加条件就是不要在他死前这样做。

这是他对公司最后的指示。他从此再也不提生意上的事，甚至不允许别人向他求教。他那头具有皇家风范的漂亮鬈发没有掉下一绺，他的睿智也没有减弱分毫，但他竭尽一切努力不让任何可能同情他的人见到他。他坐在露台上那把缓缓摇动的维也纳摇椅中，看着山顶终年的积雪，打发时日。旁边的小桌上放着女仆随时为他更替的一壶热黑咖啡和一杯小苏打水，里面浸着两副假牙，他在接待客人时才戴上。他只见很少的几位朋友，而且只和他们谈内河航运开始以前很久的遥远往事。不过，他也有一个新的话题：希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结婚。他对他说起过好几次，而且总是以同样的方式。

“如果我年轻五十岁，”他说，“我就和我的同名人莱昂娜结婚。我想象不出还有比她更好的妻子。”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想到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很可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不禁浑身发抖。他宁愿放弃一切、丢开一切，宁愿死，也不愿有负于费尔明娜·达萨。幸而莱昂十二叔叔没有坚持。满九十二岁时，他指定侄子为自己唯一的继承人，进而最终退出了公司。

六个月后，经股东们一致同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就职那天，喝过香槟酒之后，引退的老雄狮请求大家原谅他坐在摇椅上说话，然后即兴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但与其说那是演讲，倒不如说是一曲为自己写的挽歌。他说，他这一生由两件上天安排的事开始和结束。一是解放者在奔赴死亡的不幸旅途中，曾在图尔瓦科镇将他抱在怀中。二是他扫清了命运给他设置的所有障碍，终于找到一个配得上他公司的继承人。最后，为了使这幕剧少一点戏剧性，他总结说：

“我这一生唯一的憾事，就是我在那么多葬礼上唱过歌，却不能为自己的葬礼唱一回。”

典礼结束时，他理所当然地高歌了一曲，唱的是《托斯卡》中的咏叹调《向生命告别》。清唱，没有伴奏，就像他最喜欢的那样，而他的声音依旧坚定有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感动，但只在他道谢时微微颤抖的声音中显露出这一点。他已经完成了生活中所有能想和能做的事，到达了人生的巅峰，而这一切都源自那个刻骨铭心的决心，那就是要活着，健康地活着，直到自己的命运得到费尔明娜·达萨庇护的那一刻。

尽管如此，在莱昂娜·卡西亚尼为他举办的晚会上，陪伴他的并不只是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回忆，而是对所有女人的回忆：既有那些已经在墓地里长眠的女人，她们透过他种在她们坟上的玫瑰思念着他；也有那些仍和丈夫同枕共眠的女人，她们丈夫头上的犄角[4]在月光下闪着金光。只因缺少那一个女人，他便希望同时和所有女人在一起，事实是，每当他感到恐惧惊慌，他便格外地需要她们。因此，即使在他最艰难的时期，最糟糕的时刻，他也始终和这许多年来数不清的情人们保持着哪怕最微弱的联系：他始终追随着她们的踪迹。

就这样，那天晚上他想起了罗萨尔芭，他最早的情人，那个把他的童贞当作战利品带走的女人。对她的记忆依旧像当初第一天那样让他痛心。他只要一合上眼，就看见她穿着麦斯林纱裙，戴着长绸带的帽子，在甲板上摇着装孩子的鸟笼。多年来，他曾好几次收拾好一切准备去找她，尽管既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姓什么，甚至不知道要找的人究竟是不是她，但他确信能在兰花丛中的某个地方找到她。每一次，都是在船即将撤掉踏板的最后一刻，由于某种现实原因，或是他一念间的动摇，旅行又被推迟了：永远都是某个与费尔明娜·达萨有关的理由。

他想起了拿撒勒的寡妇，唯一亵渎过他母亲在窗户街的家的女人，虽然当初并不是他，而是特兰西多·阿里萨自己敞开门让她进去的。尽管她在床笫间表现不佳，但他对她的理解比对其他任何女人都多，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温柔得可与费尔明娜·达萨相比的人。但她那难以驯服的野猫秉性，更甚于她那股温柔的力量，这使得他们注定无法忠于对方。然而，他们仍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断断续续的情人关系，这还得感谢他们信守的那句火枪手的座右铭：可以不忠，但不可背信弃义。此外，她还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为之出头露面的女人：当他得知她已去世，需要靠施舍下葬时，他出钱安葬了她，并独自出席了葬礼。

他也想起了他爱过的其他寡妇。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他的情人中尚活在世上最老的一位，人们都叫她“二夫寡妇”，因为她曾两次守寡。还有另一个普鲁登西娅，阿雷利亚诺的遗孀，一个多情的女人。她扯下他衣服上的扣子，只为了让他在她家里多留一会儿，等她重新缝上。他还想起了何塞法，苏尼加的遗孀，她疯狂地爱他，即便不能让他属于自己，也不愿让他属于别人，差点儿在他睡梦中用修枝的大剪刀把他那陀螺似的玩意儿剪掉。

他想起了安赫莱斯·阿尔法洛。她的出现虽然短暂，却是所有女人中最让他喜欢的。她来本市是为了在音乐学校教六个月的弦乐课。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她像初来到这世上时一样赤裸着身子，和他一起坐在她家的屋顶天台上，用大提琴拉起一组最美的旋律，琴声在她金色的大腿间变成了男人的声音。从第一个月夜开始，他们就像如狼似虎的新手一般做爱，撕心裂肺。但是，安赫莱斯·阿尔法洛终于像来时一样走了，带着她女性的温柔和那把淫荡的大提琴，乘一艘挂着遗忘之旗的远洋轮船一去不返。在月光下的天台上，她唯一留下的是一个挥着白手绢告别的姿势，那手绢仿似一只地平线上的孤凄白鸽，如花会上的诗句中描写的一样。和她在一起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学会了一件他其实已在无意中多次体验过的事：可以同时爱上几个人，并带着同样的痛苦爱着她们所有人，不背叛其中任何一个。他孤身一人置于码头的人群中，突然发狠似的对自己说：“人心的房间比婊子旅馆里的客房还多。”告别的痛苦使他热泪盈眶。然而，轮船才刚消失在地平线上，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又占据了他全部的空间。

他想起了安德雷娅·瓦隆。上一个星期他都是在她家门前度过的，但浴室窗子里透出的橙黄色灯光提醒他不能进去：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有人，但不知是男是女，因为安德雷娅·瓦隆的爱混乱不堪，她并不在意这类细枝末节。在他名单上的所有女人中，她是唯一一个靠出卖肉体为生的，但她随心所欲地掌管着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老鸨。在最好的年景里，她曾做出一番传奇的地下交际花事业，无愧于她在战时获得的封号：大众圣母。她曾使省长和海军上将为之倾倒，也曾有些军界要人和文化名流趴在她肩头哭泣，他们个个都自认为卓荦不凡，有些的确如此，但有些却名不副实。不过，有一件事倒千真万确，拉法埃尔·雷耶斯总统曾在访问本城期间，利用两场会晤的间歇，用匆匆半小时授予了她一份终身抚恤金，以表彰她对财政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虽然她并未在那里工作过一天。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欢愉当作礼品分发给众人。她的不检点行为确实众所周知，但谁也无法拿出不利于她的确凿证据来，因为她那些身份显赫的同谋们像保护自己性命一样保护着她，他们知道一旦出现丑闻，损失最为惨重的将是他们，而不是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她亵渎了自己不付钱的神圣原则，她也为他破了自己连丈夫也不免费的老规矩。他们以象征性的价钱成交，一次只收一比索，但她不亲手接，他也不亲手给，而是把钱放在一个小猪存钱罐里，攒够一定数量后，就拿到“代笔人门廊”去随便买一件别致的外国小玩意儿。正是她使得他在便秘时期使用灌肠剂时有了不同的快感，并说服了他与她分享灌肠剂，在他们疯狂的下午时光一起使用，试图在爱之中创造出更多的爱来。

在这许许多多的冒险幽会中，他认为唯有一个女人让他幸运地尝到了一滴苦涩的滋味，那就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萨拉·诺列加。她在圣牧羊女疯人院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整日不停地背诵淫秽的旧诗句，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她隔离，以免她让其他疯女人更疯。然而，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管了CFC的全部重任后，就没有太多时间，也没有太多心情去找人代替费尔明娜·达萨了：他知道，她是不可取代的。渐渐地，他落入了常规，只去看那些他已经结交的女人，只要她们还能为他提供欢愉，只要他还有能力，只要她们还活着，他就和她们做爱。而到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只剩下一个情妇了，只有一个。她刚刚年满十四岁，具备一切能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得发狂的特质，这是到那时为止其他任何女人都没能做到的。

她叫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两年前从父亲港的海滨来到这里。她的家人请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她的校外监护人，并称二人间有亲戚关系。家里人送她来时，她身上带着一份供她接受高等师范教育的政府奖学金，还有铺盖卷和一只像洋娃娃用的马口铁皮小箱。从她穿着白色短靴、扎着金色辫子从船上走下来的那一刻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强烈地预感到，他们将在一起度过无数个星期日午后的小憩时光。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还是个孩子，锯齿般的牙齿，膝盖像小学生的那样光滑，但他即刻就隐约地预见到她将很快成为哪一种女人。在漫长的一年中，他为自己精心地培育着她，星期六带她去看马戏，星期日带她去公园，吃冰激凌，伴她度过一个个童年般纯真的黄昏，赢得了她的信任和喜爱。他以慈祥祖父般的温和，狡诈地牵着她的手，逐渐把她领向自己的地下屠场。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在顷刻间发生的：天堂的大门为她敞开了。花蕾瞬时绽放，令她漂浮于幸福的净界之中。这对她的学业是一种有效激励，为了不失去周末离校的机会，她始终保持着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而对他来说，这是他暮年港湾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这么多年一次次精心算计的爱情之后，天真无邪的生涩味道别有一番新鲜的堕落的快乐。

两人契合之极。她表现的就是她本来的样子，一个在一位饱经风霜、对一切司空见惯的可敬男人的引领下，准备好去了解生活的姑娘；而他则有意识地扮演起他原本最怕成为的角色：一位年老的恋人。他从没有把她和费尔明娜·达萨比较过，尽管两人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不止是年龄、校服、发辫和欢快奔放的走路方式，就连那高傲任性的性格都十分相像。更有甚者，曾经爱情于他最大的诱惑便是找到一个费尔明娜·达萨的替代品，可如今这想法竟被彻底地抹掉了。他喜欢她本来的样子，而且最终，他怀着一份人到暮年的狂热欢欣，爱上了她本来的样子。她是唯一一个他倍加小心地防止其受孕的女人。幽会了六次以后，对两人来说，都再没有任何美梦可以和星期日的下午相比。

他是唯一有权把她从寄宿学校里接出来的人。他坐着CFC的六缸哈德逊汽车去找她。有时，在没有太阳的下午，他便降下车篷带她去海滩兜风。他戴着他那顶忧郁的帽子，她则笑得前仰后合，用两只手护住与校服配套的水手帽，以免它被风吹跑。有人跟她说，除非必要，否则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走在一起，不要吃他尝过的任何东西，也不要离他的呼吸太近，因为衰老是会传染的。可她毫不在乎。两人全然不理会别人的眼光，毕竟，他们的亲戚关系尽人皆知，更何况年龄相差甚远，这让他们避免了一切猜疑。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做完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制内心的惊慌。在他年轻的时候，丧钟仪式是包含在葬礼的价格中的，只有那些一贫如洗的人才会负担不起。但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之后，保守党政府在世纪之交巩固了殖民时期的习俗，葬礼变得极其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付得起费用。大主教但丁·德鲁纳死的时候，全省的钟没有停歇地敲了整整九天九夜，公众惊恐万分，以至于他的继任者把丧钟仪式从葬礼中单列出来，只有最显赫的死者才有权享受。所以，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圣神降临节的下午四点听见大教堂响起丧钟时，他仿佛觉得早已逝去的青年时期的幽灵又来拜访他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自从在大弥撒的出口处看见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费尔明娜·达萨的那个星期日起，多年以来他一直满心期待的丧钟。

“见鬼！”他在昏暗中说道，“肯定是哪条大鱼，才会让大教堂敲起丧钟来。”

全身赤裸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刚刚醒来。

“应该是因为圣神降临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教堂的事务丝毫也不在行，自从跟一个教他拉小提琴的德国人一起在唱诗班拉过一段时间琴之后，他便再也没去望过弥撒。那个德国人还教给他发电报的学问，但关于他的去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得到过任何确切的消息。不过，他确信无疑，这钟声不是为圣神降临而敲响的。他知道，城中确实有一场葬礼。那天早上，一个加勒比流亡者委员会的代表到他家，通知他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清晨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世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虽然与他交情不深，却跟其他很多加勒比流亡者是朋友，常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公共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的，他是个不信教的军人，还是个顽固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何况，他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可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照进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苍白的身体上映出一道道虎皮似的斑纹。她还远没有到能够想到死亡的年龄。午饭后，他们做了爱，此时正处在午睡后似醒非醒的昏沉中，两人赤裸着身体，躺在叶式吊扇下，吊扇的嗡嗡声并不足以掩盖那一只只在晒得滚烫的锌皮屋顶上走动的兀鹫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她，就像爱其他偶然出现在他漫长生命中的女人，但对她的爱却带有更多的辛酸，因为他确信，等她从高等学校毕业，他早已衰老而死。

这个房间更像船上的一个舱室，墙壁上嵌的木板条也给人轮船的感觉，一层层地刷过很多次漆。尽管床上方挂着吊扇，但下午四点时，由于金属屋顶的反射，这里比河道上的船舱要热得多。与其说这是间正式的卧室，不如说是间陆地舱室，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命人在他的CFC办公室后面建的，没有别的目的和借口，不过就是为了给他的暮年爱情提供一个不错的巢穴。平日里，码头工人吵吵闹闹，河道港口的吊车震耳欲聋，轮船的汽笛声也响彻云霄，在这里很难睡得着觉。但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说，这里是星期日的天堂。

圣神降临节那天，他们本想一起待到她必须回寄宿学校的时候，也就是《三钟经》祈祷前的五分钟，但丧钟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想起他许诺过去参加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于是他比平时更快地穿好衣服。而在此之前，他像往常一样，先给女孩编好做爱前他亲手散开的辫子，然后把她抱到桌上，为她系上校鞋的鞋带，她自己总是系不好。他毫无邪念地帮她，而她也配合他完成这些事，就好像是一种义务：从最早的幽会起，两人便都失去了对年龄的意识，互相信任，就像一对一生中互相隐瞒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彼此间已无话可说的夫妻。

因为是假日，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码头上只停着一艘锅炉已经熄灭的船。天气闷热，预示着今年的又一场雨就要降临，然而，此刻空气纯净，加之星期日的港口格外宁静，这一切又似乎使人觉得这是个温和的月份。比起昏暗的舱室，这外部的世界更加酷热难耐，丧钟也更让人悲伤，虽然还是不知它为谁而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女孩走下台阶，来到遍地硝石的院中，这里原是西班牙人贩卖黑奴的港口，至今仍留有磅秤的残件，以及现已生锈的曾在奴隶交易中使用的各种铁器。汽车正在仓库的阴凉处候着，他们在座位上坐好之后，才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司机叫醒。车从鸡笼式铁丝网围着的仓库后面绕了一圈，然后穿过灵魂湾老市场的空地。那里有几个几乎全裸的成年人在玩球。在一阵飞扬的灼热尘土中，汽车驶出了内河港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但这一直响个不停的钟声让他心中疑惑。他把手搭在司机肩上，在他耳边大声问丧钟是为谁敲的。

“是那个医生，留山羊胡子的那个。”司机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司机说的是谁。可当司机告诉他医生是怎么死的，他瞬间涌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因为他觉得那不像是真的。通常，一个人的死法最能彰显其为人，可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死法与他想象中的那个人更不相称了。尽管看起来荒唐，但那的确就是他：本城最高寿、医术也最高明的医生，此外，还由于其他诸多功绩，位列本城最杰出的人士之一。他八十一岁，试图去捉一只鹦鹉，结果从芒果树杈上摔下来，跌断脊椎而亡。

从费尔明娜·达萨结婚时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基于同一个希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听到这个消息。然而，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他却并不像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预见的那样，因胜利的激动而颤抖万分，相反，他颤抖是因为被一种恐惧感所包围：他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清醒意识到，如果他死了，丧钟也会这样为他而敲。

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坐在他旁边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坏了，问他出了什么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自己冰冷的手握住了她的手。

“唉，我的孩子，”他叹了口气，“我得再活五十年才能把这一切讲给你听。”

他忘记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他把女孩放在了寄宿学校的大门口，匆忙向她允诺说下星期六再来接她。接着，他便命令司机送他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家里去。他在附近的街道上看到蜂拥而至的汽车和出租马车，房前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宾客们在庆祝宴会的高潮时忽闻噩耗，乱哄哄地赶了过来。家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挪动一下都不容易，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愣是挤出了一条道来，走到主卧室门前。他踮起脚尖，从堵在门口的一群人的头顶望去，只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躺在双人床上，正在过屈辱的死亡之潭，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第一次听说他起，就希望看到的样子。木匠刚刚为棺材量过尺寸。在他身旁，费尔明娜·达萨还穿着为参加午宴而换上的如同新婚老妇似的衣服，若有所思，神色黯然。

自从青年时代就完全献身于这项胆大妄为的爱情事业以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连这一刻最微小的细节都预想到了。为了她，他不太计较手段地得到了名誉和财富，为了她，他细心保护着自己的健康和外表，其严谨程度会让同时代的其他男人觉得缺乏男子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了什么人或事物像他这样等待：片刻也不曾气馁。终于证实了乌尔比诺医生的死，这为他注入了足够的勇气，在费尔明娜·达萨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便向她重申了他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他心里并不否认，那是个轻率的举动，丝毫没有顾及时间和方式，但他如此匆忙是因为害怕机会失去就永不再来。他真心希望能以一种不这么莽撞的方式，而且他也的确曾设想过很多种可能，但命运不容他有别的选择。他从那个服丧的家里走出来，内心痛苦万分，因为他把她留在了和自己一样的激动状态之中。但同时他又无能为力，无法阻止事情发生，因为他感觉到，这个残酷的夜晚是从一开始就铭刻在两人命运之中的。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他不断绝望地问自己，没有他在身边的费尔明娜·达萨会在哪里，在想些什么，他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交到她手中，在余下的岁月里她会怎么做。他遭受了便秘的折磨，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不得不求助于缓和剂，这可并不比灌肠剂舒服。和新的疾病相比，他更能忍受这些老毛病，因为从年轻时起他就了解它们了。可此时，所有的老毛病却一齐向他袭来。休息一周之后，星期三他出现在办公室里。莱昂娜·卡西亚尼看到他竟苍白和邋遢到如此地步，不禁大惊失色。但他让她平静下来：不过是像平时一样，又失眠了。他再一次咬紧牙关，才没有让真相从他伤痕累累的心中滑落出来。大雨天，没有一丝阳光好让他静心思考。他在恍惚中又度过了一个星期，干什么都无法集中精神，吃不好，睡得更糟，一心寻找能给他指明获救之路的标记。但从星期五开始，一种平和的心境无缘无故地征服了他，他把这理解为一个征兆，预示着不再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了，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一切都已走到尽头。然而星期一，他回到窗户街的家中，竟发现有一封信漂在门厅的积水里。他立即认出了湿漉漉的信封上那高傲不屈的字体，生活中的无数波澜并没能改变它。他甚至相信自己闻到了凋谢的栀子花的夜间芬芳，因为在惊喜的第一瞬间，他的心就把一切告诉了他：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刻也无法平静地等待的，那封信。

[1]原文为法语。

[2]原文为意大利语。

[3]圣枝主日，天主教节日，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天，标志着复活节圣周的开始。

[4]西班牙语中，称一个男人头上长犄角，暗指其妻子不忠。

费尔明娜·达萨没有想到，她在一股无名邪火的驱使下写的那封信，竟会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视作情书。信中，她倾泻了所有她能倾泻的愤怒，说了最残忍的话，以及最伤人乃至不公的诋毁。然而，在她看来，这些跟她所受的巨大侮辱相比，仍旧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她痛苦地驱除心中魔鬼的最后努力，试图以此适应她的新处境。她想找回自我，重获半个世纪奴仆般生活中被迫放弃的一切。那种生活无疑曾使她幸福，然而丈夫一死，她甚至无法找到自我的一点点痕迹。她像是别人家中的一个幽灵，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一夜之间变得空阔而孤寂的房子里，不断痛苦地自问，究竟谁是亡者：是死去的丈夫，还是她这个留下来的人。

她无法摆脱隐藏在心底的怨恨，怨丈夫将她孤零零地遗弃在这汪洋大海之中。他的一切都会让她潸然落泪：枕头下的睡衣；那双在她看来只有病人才会穿的平底拖鞋；记忆里，她在床边梳头准备睡觉时，镜子深处的他脱掉衣服的情景；还有他皮肤的气味，在他死后还久久地留在她的皮肤上。无论正在做什么，她都可能会中途停下来，拍拍自己的额头，因为突然想起有什么事忘记告诉他了。她的脑子里每时每刻都会涌现出无数个日常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他曾经说过一件令她匪夷所思的事情：截肢后，患者仍能感受到已不存在的那条腿上的疼痛、痉挛和瘙痒。这正如她失去他以后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她却仍觉得他就在那里。

当她在成为寡妇后的第一个早晨醒来，闭着眼睛在床上翻了个身，想找一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睡下去，就在这一刻，她才真正意识到他死了。也只有在这时，她才察觉到，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夜。另一个触动她的情境是在餐桌前，但不是因为感到孤单，尽管事实的确如此，而是因为她奇怪地相信，自己正在同某个已不存在的人一起用餐。直到她女儿奥菲利娅跟丈夫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一起从新奥尔良来了以后，她才再次来到餐桌前吃饭，但也没用以前一直用的那张桌子，而是换了一张她让人放在走廊里、小一些的临时餐桌。在此之前，她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饿的时候，她就随时走进厨房，把叉子伸进锅里，有什么就吃点什么，也并不用盘子，而是站在火炉前，边吃边同女佣们说说话，她们是唯一能让她感到轻松一些、好过一些的人。然而，无论怎样努力，她死去的丈夫都仿佛无处不在：不论她去哪儿，从哪里走过，也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碰到某件他的东西，让她又想起他来。尽管在她看来，悲痛是忠贞的，也是合理的，但她还是希望尽一切可能不在痛苦中沉迷下去。于是，她做出一个极端的决定：将所有能让她想起亡夫的东西全部清出家门，这也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唯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活下去。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清理仪式。儿子同意将书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搬走，好让她把这里改成缝纫室，自结婚以来，她还从没有过一间缝纫室。女儿则会带走一些家具和许多件她觉得适合在新奥尔良的古董行里拍卖的东西。这一切都让费尔明娜·达萨轻松了许多，尽管当她了解到自己在新婚旅行中买回来的东西已变成了古董商的文物时，心中有些不快。她不顾佣人、邻居以及那些日子赶来陪她的女友们沉默的惊愕，让人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点起一堆篝火，一股脑儿地烧掉了所有能使她回忆起丈夫的东西：上世纪以来城中所能见到的最昂贵、最考究的衣服，最精致的鞋子，比照片更具他本人风格的帽子，他临死前从上面起身的午睡摇椅，以及无数件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已成为他本人一部分的物品。她做这些时没有一丝犹豫，完全确信丈夫也会同意这样做，还不仅仅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他曾多次表达过死后火化的愿望，不愿被囚禁在那黑暗的、没有一丝缝隙的雪松木盒子里。当然，他信奉的宗教禁止他这样做：他曾大着胆子探问过大主教的看法，但大主教斩钉截铁地予以否定。这纯属妄想，教会绝不会允许在我们的墓地上设置火葬炉，即便是专供非天主教徒使用也不行。事实上，除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谁也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但费尔明娜·达萨深深记得丈夫的恐惧，即便是在最初那几个小时的恍惚中，她也没有忘记吩咐木匠在棺材上留一道能透光的缝隙，以此作为对丈夫的安慰。

但不管怎样，那次焚烧行动是徒劳的。费尔明娜·达萨很快便发现，对亡夫的记忆不仅经得住火烧，而且似乎也经得住时间的流逝。更糟的是，当衣物化成灰烬，她不但依然十分怀念丈夫惹人喜欢的地方，而且也怀念起他令她心烦之处，比如每日起床时他弄出的声响。这些回忆帮助她走出了痛苦的丛林。于是，她再次下定决心，要带着对丈夫的回忆继续生活下去，就好像他没有死一样。她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时依旧会很痛苦，但慢慢会好起来的。

果然，三个星期以后，她开始看到曙光。可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居心叵测的幽灵，让她一刻也不得安宁。他已不是当年那个在福音花园偷偷窥视她的让人可怜的幽灵，不是那个她进入暮年以后还时常怀着某种柔情想起的幽灵，而是那个穿着刽子手的长礼服、把帽子拿在胸前的令人厌恶的幽灵。他愚蠢的无礼行为让她心烦不已，以至于总是挥之不去。自从十八岁那年拒绝他以后，她一直觉得自己在他身上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时间将使这种子生根发芽。她时刻都感觉到这种仇恨，每当这个幽灵离她很近，她都能在空气中闻到仇恨的味道，单是看他一眼，就使她心慌意乱。她是那么怕他，以至于在他面前，她始终找不到一种自然的方式让自己举止得体。那天晚上，当他向她重申爱情时，纪念亡夫的鲜花所散发的芳香还在房子里弥漫，她不能不把这种无礼的言行视作他报复行为的第一步，谁又知道这之后究竟还隐藏着多少阴险的企图呢。

他固执地占据着她的脑海，这让她怒火中烧。葬礼的第二天，她一醒来就想起了他，但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她又成功地把他从头脑中清除出去了。但怒火总是会不断回来，她很快就发现，想忘掉他的极大渴望便是最强烈的诱因，迫使她不得不想起他来。于是，她第一次被怀旧的情绪笼罩，壮着胆子回想起那段缥缈爱情的虚幻时光。她试着细细回想那时的小花园，干枯的杏树，以及他坐的那条长凳，试着回想这一切原本都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们全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一切都已改变。那些树，连同满地的黄色落叶都不见了。在那个被斩首的英雄塑像的位置，人们树起了另一尊穿着华丽制服的雕像，没有姓名，没有日期，也没有说明建造缘由，但它有一个很气派的墩座，里边安着该地区的电力控制装置。她家的房子早在多年前就已卖掉，如今在省政府的手里破败得快散了架。要想象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时的样子，对她来说已殊非易事，而要把那个站在雨中的沉默寡言、无依无靠的小伙子，和现在这个体弱多病的腐朽老头儿认作同一个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个老头儿完全不顾她的处境，对她的痛苦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就那么站到她的面前，用烈火般的侮辱灼烧着她的灵魂，至今都让她心烦得喘不过气来。

当初，她为了从林奇小姐那桩倒霉事中恢复过来，到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表姐的马利亚之花庄园住了段日子，之后不久，表姐也来看望过她。表姐来的时候，又老又胖，但很幸福，由大儿子陪着。像父亲一样，她的大儿子已当上了陆军上校，但由于不光彩地参与了对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香蕉园工人的屠杀，曾被父亲拒之门外。两姐妹多次相见，每次都把时光消磨在回忆之中，回忆着她们初识的那个年代。最后一次来访时，伊尔德布兰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怀念古老的好时光，并为眼下的年老体衰感慨万千。为了更好地沉浸在往事中，她带来了那张她们打扮得像古老贵妇似的照片，是那个比利时摄影师拍的，也正是在那个下午，年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优雅地刺中了任性的费尔明娜·达萨的心房。费尔明娜·达萨自己的那张照片已经丢了，而伊尔德布兰达的这张也几乎快看不清了，但两人还是在那令人伤怀的模糊影像中认出了自己：那样的年轻、漂亮，而这一切已经一去不返。

要想让伊尔德布兰达不提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一直认为他的命运与自己的十分相似。她回想起她第一次发电报那天看到他的样子，那个注定被恋人遗忘的可怜小鸟的形象永远也无法从她心中抹去。而费尔明娜·达萨呢，她后来见过他很多次，当然，并没有跟他说话，但她无法相信他就是自己的初恋爱人。总是有关于他的消息传到她这里，就像城中所有那些稍有点影响的人物只要有消息迟早都会传到她耳中一样。人们说他从未结过婚，因为他的兴趣与众不同。但这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她从不理会传言，另一方面则因为人们对很多无可指摘的男人也会有类似的议论。但她觉得奇怪的，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始终穿着他那身古怪的衣服，使用奇怪的沐浴露，而且，在他以如此引人注目和值得尊重的方式为自己的生活开辟了道路之后，却仍然神秘得像个谜一样。她无法相信他就是当初那个人，每当伊尔德布兰达感叹“可怜的人，他受了多少苦啊”的时候，她总是惊讶不已。因为从很久以前开始，她看到他时就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他已是一个从她心里被抹去的影子。

然而，在电影院遇到他的那个晚上—那也是她从马利亚之花回来后不久的事—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身边有个女人，而且是个黑女人，她并不感到惊讶。她诧异的是他竟保养得那么好，举止甚至比以前更加洒脱自如。她没有意识到，当林奇小姐令人烦恼地闯入她的私生活后，发生改变的自然应该是她，而不是他。从那时起，二十多年里，她带着更为同情的眼光看他。在为丈夫守灵的那天晚上，她不仅认为他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认为他对她的怨恨已自然地结束了：他的现身是原谅与遗忘的象征。所以，他竟然戏剧性地向她重申了在她看来从未存在过的爱情，实在出乎她的意料，而且还是在这样一个无论他还是她都只能安于天命的年纪。

在为丈夫举行了象征性的火葬仪式后，第一次冲击给她带来的不可遏制的愤怒不但丝毫没有削减，而且越来越无法控制，甚至节外生枝起来。更有甚者，她好不容易摆脱了对死者的回忆，记忆的空间却被那片罂粟花缓慢而无情地占据，那里埋葬的是有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一切。就这样，她不情愿地想着他，越想越愤怒，而越愤怒就越想，直到最终无法忍受，几乎要发起疯来。于是，她坐到亡夫的写字台前，丧失理智地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满是侮辱和恶毒的挑衅。如此主动地做了她漫长的一生中最不体面的一件事后，她内心感到安慰。

而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那几个星期也是极其痛苦的。向费尔明娜·达萨重申爱情的那天晚上，他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被下午的大雨破坏殆尽的街道上，惊恐地自问，他刚刚杀死了围困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老虎，接下来该拿虎皮怎么办。由于暴雨肆虐，城市处于危急状态。一些房子里，半裸着身体的男女正试图依上帝的旨意从洪水中抢救出点儿什么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这场众人的灾难仿佛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但此刻，风平浪静，加勒比的星星也静静地待在原来的位置上。忽然，在一片寂静之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听到一个男人的歌声，那正是许多年前他和莱昂娜·卡西亚尼在同一时刻、同一个街角听到的歌声：我从桥上回来，泪流满面。那样的一首歌，那样的旋律，那样的夜晚，仿佛只为他而存在，且与死亡有着某种关联。

他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想念特兰西多·阿里萨，想念她睿智的话语，想念她用纸花装扮起来的可笑的女王发式。无可避免，每当处在灾难的边缘时，他都需要一个女人的庇护。于是，他一路寻着可以找到女人的方向，来到师范学校，看见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宿舍的一长排窗户上有一盏灯光。他做出了很大努力，才没让自己陷入老祖父的疯狂，在凌晨两点钟，把正在温暖的襁褓里安眠、还散发着摇篮的哭泣味道的孙女带走。

在城市的另一端，莱昂娜·卡西亚尼孤独而自由，毫无疑问，她愿意在凌晨两点、三点，或是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为他提供他需要的同情。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在失眠的荒原中去敲她的门，但他知道，她太聪明，他们彼此又爱得太深，他不可能只伏在她膝上哭泣而不告诉她原因。想了许久，也像梦游一样在荒凉的城市中徘徊了许久，他终于想起找哪个女人都不如找普鲁登西娅·皮特雷，那个“二夫寡妇”。她比他岁数小。他们上世纪就已相识，后来不再见面，是因为她坚持不愿让人看见她那时的样子：眼睛半瞎，已到了苍老的边缘。一想到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立刻回到窗户街，在一个购物袋里装上了两瓶波尔多葡萄酒和一小瓶腌菜，然后便去看她，尽管他都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是否一个人，甚至是否还活着。

普鲁登西娅·皮特雷没有忘记他挠门的暗号，问都没问便给他开了门。在他们还自以为年轻其实不然的时候，他一直用这个暗号来表明身份。他穿着黑呢子衣服，戴着硬礼帽，胳膊上挂着一把蝙蝠似的雨伞，在漆黑一片的街上几乎辨不出身形。她的眼神不好，光线又暗，根本什么都看不清。但借着路灯照在他眼镜的金属框上反射出的光亮，她认出了他。他看上去就像个双手还沾满着鲜血的杀人凶手。

“请收留一个可怜的孤儿吧。”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话，只是为了说点儿什么。他很惊讶，自从上一次见面以来，她竟衰老了这么多，而且他很清楚，她心里一定也是这样看他的。但他又自我安慰地想，等过上片刻，当两个人从最初的惊愕中恢复过来之后，慢慢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在对方身上留下的伤痕并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就又会觉得彼此依然像当初认识时那样年轻了。

“你的样子就像是要去参加葬礼。”她说。

确实如此。而她也像几乎全城的人一样，从十一点钟起就守在窗前，观看自大主教德鲁纳死后出席人数最多也最豪华的送葬队伍。震撼大地的隆隆炮声、军乐队吹奏出的不和谐乐声，以及盖过了所有教堂自前一天起就敲个不停的丧钟的哀歌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把她从午睡中惊醒。她自阳台上看见穿着仪仗队制服骑在马上的军人、宗教团体、学校学生、政府要员乘坐的黑色长轿车、葬礼马车（拉车的马匹头上戴着插有羽毛的盔帽，身上披着金色披挂），以及一辆历史悠久的炮车，上面载着盖有国旗的黄色棺木，走在最后的是一列至今仍用来运送花圈的老式敞篷马车。午后不久，送葬队伍刚从普鲁登西娅·皮特雷的阳台前经过，便下起了倾盆大雨，人群惊慌散开。

“这样的死法真是荒唐啊！”她说。

“死是不会有滑稽之意的。”他说，又感伤地补了一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他们坐在露台上，面对广阔的大海，望着光晕几乎占据了半个天空的月亮，欣赏着地平线上一条条轮船的五彩灯光，享受着暴风雨后温和芳香的微风。他们一边喝着波尔多葡萄酒，一边就着腌菜吃着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从厨房的一个乡村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她无儿无女，自从守寡后，他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遇见她时，正是她可以接待任何愿意陪她的男人的时候，即便那男人是按小时租来的。但两人最终却建立起一种比表面看上去更严肃、也更长久的关系。

尽管她从没有暗示过，但如果能与他一起再次步入婚姻殿堂，那么，即便是让她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她也会心甘情愿。她知道，要适应他的吝啬，他早熟外表下不谙世事的执拗，他古怪的性情，他只知索取、不愿付出的渴望，这一切都不容易，但尽管如此，却没有哪个男人是比他更好的伴侣了，因为这世上没有哪个男人比他更需要爱。但同时，也没有哪个男人比他更油滑，因此，他们的爱从不会超越他所掌控的界线：一切以不干扰他为费尔明娜·达萨保持自由之身的决心为准则。不过，他们的爱情还是持续了很多年，即便是在他安排好一切，让她嫁给了一个商业代理人后依旧如此。那个代理人每次在家里待三个月，然后便要四处跑三个月，她和他有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据她发誓说，其中一个儿子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

他们不顾时间地交谈着，因为自年轻时起两人就习惯了分享失眠之夜，老了以后，失眠就更不会让他们失去什么了。虽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喝酒几乎从不超过两杯，可这回，三杯下肚后，他仍旧没缓过气来。他汗如雨下，于是“二夫寡妇”让他脱掉外套、背心和长裤，如果愿意，全部脱掉也可以，这他妈的又算什么，说到底，比起穿着衣服，他们赤身裸体时更加了解对方。他说，如果她脱，他就脱。可她不愿意：很久以前，她就在衣橱的镜子里照过，立刻明白，她不会再有勇气让他或者任何人看见自己的裸体。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处于兴奋之中，喝了四杯波尔多还是静不下来。他继续回忆往事，述说着美好的过去，从很久以前开始，这就是他唯一的话题了。事实上，他迫切希望的，是从对往昔的回忆中找到一条秘密之路，以让自己得到发泄。因为这就是他急需的：把灵魂从嘴中释放出来。当他看到地平线上最初的几道光亮时，尝试着旁敲侧击地接近目标。他用一种看似随意的方式问道：“比如像你这样，身为寡妇，又到了这把年纪，如果有人向你求婚，你会怎么办？”她笑了，笑出一脸老太婆的皱纹，反问道：

“你是在说乌尔比诺的寡妇吧？”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总是在最不该忘记的时候忘记这一点：女人们对问题中隐含的意思比对问题本身想得更多，而普鲁登西娅·皮特雷尤其如此。她一针见血得令人心惊胆寒，他惊慌失措，想赶紧找一扇假门溜走：“我是说你。”她又笑了：“去逗你的婊子娘吧。愿她的在天之灵安息。”她催他把想说的事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无论是他，还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在久别多年之后，仅仅为了喝波尔多、吃乡村面包就腌菜而在凌晨三点把她叫醒。她说：“只有当一个人想找人大哭一场时，才会这样做。”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败下阵来。

“这回你可错了。”他说，“我今晚来其实是为了唱歌。”

“那咱们唱吧。”她说。

他用动听的嗓音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曲：拉蒙娜，没有你，我无法活下去。这一夜就这样结束了，因为他不敢再和这个已反复证明了她了解月亮的另一面的女人玩这种禁忌游戏。他走出门去，仿佛来到了另一座城市，六月里最后的大丽花香飘四溢，而他仿佛走在年轻时的街道上，又一次见到一个接一个的寡妇在黑暗中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但如今，是他，而不是她们，不得不走到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去，为了不让人看到他止不住的泪水。这眼泪并非他以为的那样，是从半夜开始抑制不住的，而是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以来，他一直强压在心头的泪水。

当他在一扇耀眼的窗前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握。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和女佣们在花园里玩球的声音把他带回了现实：他躺在母亲的床上，这间卧室始终保持着原样，在少有的孤独让他不安的时候，他常常睡在这里，以减少一点寂寞。床对面是堂桑丘餐厅那面大镜子，每每醒来时就能看见它，看见镜子深处反射出的费尔明娜·达萨的身影，对他来说就已足够了。他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因为每到这一天，司机便会从寄宿学校把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接出来，送到他家。他意识到之前他一边梦见自己无法入睡，一边却不知不觉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里被费尔明娜·达萨愤怒的脸庞扰得心神不宁。他一边洗澡，一边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不慌不忙地穿上最好的衣服，喷了香水，给那两撇尖尖的白胡子上胶。刚走出卧室，他便从二楼的走廊上看见了那个穿校服的漂亮姑娘。她正在跃起身子接住空中的皮球，那迷人的身姿曾在那么多个星期六让他战栗不止，但这天早上，却没有在他心中激起丝毫涟漪。他示意她跟他走。上汽车前，他毫无必要地对她说：“今天我们不玩小游戏。”他带她来到美洲冷饮店，那里挤满了和孩子一起在天花板的大吊扇下吃冰激凌的父母们。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要了一个好几层的冰激凌，装在一只巨大的杯子里，每一层的颜色都不同。这是她最喜欢的冰激凌，也是这里卖得最好的，因为它能散发一种神奇的烟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一言不发地看着女孩，她用一把很长的勺子吃着冰激凌，一直够到杯底。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说道：

“我要结婚了。”

她拿着勺子的手停在空中，脸上露出一丝疑惑，她看着他的眼睛，随即又镇静下来，笑了笑。

“撒谎，”她说，“老头儿是不会结婚的。”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去看了公园里的木偶戏，在防波堤的炸鱼摊上吃了午饭，看了刚到本城的一个马戏团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代笔人门廊”那儿买了准备带回寄宿学校的各种甜食，又乘着敞篷汽车在城中转了几圈，这都是为了让她逐渐习惯一点，即他是她的监护人，而不是她的情人。之后，在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中，刚好赶在《三钟经》祈祷之前，他把她送回了学校。星期日，他给她派了汽车，以便她和女伴们外出散心，但他不想见她，因为从上星期起，他已完全意识到了两人年龄上的差距。那天晚上，他下定决心要给费尔明娜·达萨写一封请求原谅的信，哪怕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放弃，但最后又决定第二天再写。星期一，就在饱受煎熬整整三个星期的时候，被大雨淋得湿透的他走进家门，发现了她的信。

那是晚上八点。两个女佣都已睡下，她们留着走廊里唯一的一盏长明灯，好照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卧室。他知道，他那简单乏味的晚餐就摆在饭厅的桌子上，很多天以来，他都只是随便吃两口东西，而此刻，好容易累积下来的一丝饿意又因为激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由于双手颤抖，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卧室的大灯点亮。他把湿漉漉的信放在床上，点亮床头柜上的小灯，故作镇定—这是他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一贯做法。他脱掉湿透的外套，把它挂在椅背上，又脱掉背心，折好放在外套上，然后，他解下黑色的丝质领结，摘下如今已经过时的赛璐珞衣领，把衬衫的扣子解至腰间，松开皮带，以便更好地呼吸，最后，他摘下帽子，把它晾在窗边。突然，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忘记把信放到哪里去了，这让他紧张万分，以至于最后找到信时大吃一惊：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把它放到床上了。打开之前，他用手绢擦干信封，小心翼翼不让写着自己名字的墨水洇开。这样做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秘密已非他们两人独享，而是至少有第三人知晓，因为不管送信人是谁，那人必会注意到乌尔比诺的遗孀在丈夫死后仅三个星期便写信给一个她圈子以外的人，而且如此急迫，没有通过邮寄，还如此神秘，嘱咐他不能交到对方手中，而是要像匿名字条一样，从门下塞进来。他无需撕坏信封，因为胶水已被水浸开了。但信还是干的：密密麻麻的三页纸，没有抬头，末尾签名是她婚后姓名的首字母。

他坐在床上，先飞快地读了一遍。比起内容来，信的语气更让他好奇。还没读到第二页，他就已经知道这正是一封他一直在等的辱骂信。他把信展开，放在床头灯的光亮下，然后脱下湿漉漉的鞋袜，走到门口熄了大灯，戴上岩羚羊皮的护须罩，没脱裤子和衬衫就躺了下来，头倚在他阅读时常用来当靠背的两个大枕头上。他又读了一遍，这次是一字一句，逐字推敲，不放过任何一个隐藏的含义。之后，他又读了四遍，直到脑中充满了那些字句，而它们开始失去原本的意义。最后，他把没套信封的信放到床头柜的抽屉里，仰面躺下，两手交叉枕在脑后。四个小时里，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那面她曾出现在其中的空镜子，几乎没有了呼吸，比死人还像死人。午夜十二点整，他来到厨房，煮了一壶浓得像原油似的咖啡，拿到房间里，然后将假牙放进床头柜上一直为他准备好的硼酸水中。之后，他又恢复了刚才那种大理石像似的躺卧姿势，但每隔一段时间会呷一口咖啡，只在这片刻才动弹一下，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女佣又送来满满一壶咖啡。

这时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该怎么做了。事实上，那些侮辱并没有让他心痛，他也无意去澄清那些不公的罪名，他了解费尔明娜·达萨的性格，也清楚她此番义正词严的理由，她的言词原可以更锋利些的。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这封信本身给了他机会，甚至是承认了他有权回复。进一步说，她其实是在要求他做出答复。这样一来，生活此刻正处于他期望中的转捩点。剩下的一切就看他的了，他十分确信，自己那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私人地狱还会将很多生死考验摆到他面前，而他也准备好了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痛苦和爱去面对它们，因为这将是最后的考验。

接到费尔明娜·达萨的信五天以后，他来到办公室时，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某种突如其来而又不同寻常的打字机真空之中，那机器平日里雨点般的声音反而让它的寂静显得格外引人注意。原来，是它暂时停了下来。当声音重新响起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身子探进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办公室，看见她坐在自己的打字机前，而那台机器像有灵气似的在她的指尖下听从着指挥。她发觉有人在窥视她，便带着她那令人生畏的灿烂微笑朝门口看了看，但没有停下来，直到把那段文字打完。

“告诉我一件事，我亲爱的母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问，“如果你收到一封用这玩意儿写的情书，你会有何感觉？”

早已处事不惊的她听了这话，也露出惊诧的表情。

“天哪！”她惊呼道，“我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因此，她也就无法做出其他回答。而在此之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但他决定冒险到底。他将办公室的一台打字机搬回家，引来下属一片友好的嘲笑：“老鹦鹉是学不会说话的啦。”莱昂娜·卡西亚尼对任何新鲜事都抱有热情，自告奋勇到家中去给他上打字课。可是，自从洛达里奥·图古特想教他按照乐谱拉小提琴的时候起，他就反对系统学习。洛达里奥·图古特吓唬他说，入门至少需要一年，要想得到专业管弦乐队的认可，需要五年，而若想真真正正拉好琴，则需要一生的时间，而且每天都要练习六个钟头。可他最终说服母亲给他买了一把盲人小提琴，按照洛达里奥·图古特教给他的五条基本规则练了不到一年，就敢去大教堂的唱诗班里演奏，还能从贫民墓地根据风向为费尔明娜·达萨送去一首首小夜曲。如果说能在二十岁学会像拉小提琴那样困难的事，他想不出自己为何就不能在七十六岁学会像打字这样只需要动用一根手指的活计。

他想得没错。他用了三天时间来记住键盘上字母的位置，又花了六天时间学会如何一边打字一边思考，最后用三天时间，在撕碎了半令纸后，打出了第一封准确无误的信。他用了一个庄严的抬头：夫人，落款则是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就像年轻时那一封封飘香的信一样。他把信邮寄出去，用的是绘有哀悼纹饰的信封，这是给新近孀居的寡妇写信的规矩，并且，信封背面没有署寄信人的姓名。

这是一封六页的信，和过去他写过的任何一封信都大相径庭。没有了初恋时的语气、文风和飘逸修辞，论述得如此合情合理，而且恰如其分，以至于若配上栀子花的香气都会显得唐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写得最接近商业信函的信，尽管他从来也没写好过这类信件。多年以后，一封用机器打出的私人信件几乎会被视作一种侮辱，但在当时，打字机还是办公室里的一头猛兽，尚没有自己的伦理特征，礼仪教科书也还没预见到它将被驯化用于私人用途。这更像是一种大胆的现代主义行为，至少费尔明娜·达萨定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就在她写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第二封信中，一开头就请求他原谅她潦草的字体，因为她没有比钢笔更先进的书写工具。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信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她寄给他的那封可怕的信，而是从一开始就试图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诱导她，对过去的爱情只字不提，连带过去的一切都不再提起：所有往事一笔勾销，一切重新开始。他写下的更像是对人生的一种广泛性的思考，依据的是多年来他对男女之间关系的看法和经验，他曾一度想把这些作为《恋人指南》的增订本写出来，只不过此时，他把这种思考隐藏在一种家长式的淳朴文风之下，如同一个老者的回忆，为的就是不那么明显地被人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封倾诉爱情的书信。他原本也按照旧时的文风写了很多份草稿，但以冷静的头脑一读再读之后，最终在一瞬间把它们付诸一炬。他知道，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疏忽，或者哪怕轻率流露出的一点点怀旧之情，都可能搅起她对往事的反感。虽然他预料到她有可能在鼓足勇气打开第一封信之前先退上个上百封信，但还是盼望这样的事一次也不要发生。所以，他像筹划最后一场决战那样，对每个细枝末节都思虑周详：一切都要与众不同，如此方能在一个于巅峰上过完一生的女人心中激起新的好奇、新的兴致和新的希望。这封信应该要提供一种蠢蠢欲动的幻想，并且给予她足够的勇气，把某个阶层的不公偏见扔进垃圾堆里去。她原本并不出身于那个阶层，可那个阶层最终却变得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像她的出身之处。这封信应该教会她把爱情想成一种美好的状态，而非达到任何目的的途径，爱情自有其本身的起点和终点。

他清楚地知道不能期待立刻得到答复，其实只要信不退回，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封信果然没有退回来，以后的每一封也都没有退回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焦虑与日俱增。越久不见退信，他就越希望得到一封回信。一开始，他写信的频率取决于他手指的灵活程度：先是每星期一封，后来每星期两封，最后是每天一封。对于邮电事业从他当旗手的时代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步，他备感欣慰，因为他不必再冒被人发现每天到邮局去给同一个人寄信的风险，也不必冒险找人送信，因为这人有可能把事情说出去。相反，只要派一个职员买回能用上一个月的邮票，再把信塞进分布在老城区的三个邮筒中的任何一个，这简直易如反掌。很快，他把这个习惯纳入了他的生活常规：他利用不眠的夜晚写信，然后在第二天去办公室的路上，让司机在街角的邮筒前停一分钟，自己下车亲自把信放进去。他从不让司机代他投信，尽管在一个雨天的早晨，司机曾想帮他这样做。还有时，他小心谨慎，不止带一封信，而是同时带上好几封，为了显得更加自然。司机当然不知道，那些凑数的信件不过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寄给自己的几张白纸，因为他从不与任何人互通私人信件，除了每个月末会写信给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汇报一下他对姑娘的行为、精神状态、健康情况以及她在学习上取得的好成绩的个人感受。

从第一个月起，他就开始给信编号，像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一样，在每封信的开头对上一封信做一小结，生怕费尔明娜·达萨看不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此外，自从信的频率变成每日一封后，他把带有哀悼纹饰的信封换成白色的长信封，这样一来，它们看上去就像千篇一律的商业信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从一开始，他就准备好让自己的耐心经受更大的考验，至少，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是在用所能想出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方法浪费时间，就要坚持下去。的确，他等待着，不像年轻时那样带有种种苦痛烦忧，而是以一个坚如磐石的老人的固执等待。反正，这个老人在一家已经一帆风顺、只身前进的河运公司里也别无他事可想，别无他事可做。他坚信自己能活下去，并能完美地保持他的男性机能，一直等到明天、后天，或者永远等下去。费尔明娜·达萨最终会说服自己，她那孤独寡妇的焦虑与痛苦没有其他出路，唯有向他放下吊桥。

与此同时，他仍旧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由于预见自己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他对房子进行了第二次整修，以使它配得上那个自它被买下来那天起，就该来当女主人的人。他遵守承诺，又去看了几次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以向她证明尽管年岁不饶人，他还是爱她的，而且不只是在孤苦无依的夜晚，有几次还是在大白天，从敞开的大门走进去的。他仍旧从安德雷娅·瓦隆的家门前经过，直到有一天看见浴室的灯熄着，便进去在她的床上粗野地尝试各种疯狂的举动，尽管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不失去爱的习惯，其依据是他的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被证伪的迷信，即一个人只要坚持做爱，身体就会一直管用。

唯一的障碍是他与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关系。他继续让司机每星期六上午十点到寄宿学校去接她，但他不知道周末该拿她怎么办。他第一次没有亲自陪她，她对这一变化十分不悦。他将她托付给女佣，让她们带她去看下午场的电影，听儿童公园的露天音乐会，参加慈善抽奖；又或者为她安排好星期日的活动，让她和同学一起玩，为的就是不必再把她带进办公室后面那座隐秘的天堂—她第一次去过之后，就总想再去那里。他沉浸于对未来的崭新幻想之中，竟没有注意到，女人其实可以在三天内就变得成熟，而自从他到父亲港的机动帆船上把她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不管他如何想让这一变化进展温和，对她来说都是极其残忍的，而且她无法明白这其中的缘由。那天在冷饮店里，他告诉她真相，说自己就要结婚了，她霎时间被吓坏了，可随后又觉得这种可能性近乎荒谬，便又把它抛在脑后。然而，她很快看出来，他表现得就像真的一样，总是莫名其妙地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就好像他不是比她大六十岁，而是比她小六十岁似的。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她在他的卧室里试着用打字机打字。她打得相当不错，因为在学校学过这门功课。她已经打了多半页纸，全都是不假思索自动打出来的，但时不时就很容易从某个词中瞧出她的心境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弯下身子，趴在她肩上读着她写的话。他那男人的热气、断断续续的呼吸，以及衣服上散发出的和枕头上一样的香水味，使得她一阵慌乱。她已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小姑娘了。那时，他得一件一件地为她脱掉衣服，像哄骗婴儿似的哄她说：先脱掉小鞋子，给小熊穿，再把小衬衫脱下来给小狗穿，再把小花衬裤脱下来给小兔子穿，现在，亲亲爸爸香喷喷的小鸟。不，她如今已成了一个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女人，喜欢享有主动权。她继续用右手的一个指头打字，左手却在摸索他的大腿，探寻着它，找到了它，感觉到它又复活了、生长了、急促地喘着气，他那老人的呼吸变得磕磕绊绊，艰难无比。她了解他：从这一刻起，他就会失去控制，抛开理智，屈服于她的意志，在一切结束之前，无法再找到回头的路。她拉着他的手，慢慢把他带到床上，就像牵着一个走在街上的可怜的盲人。她带着居心不良的温柔，一块块地把他肢解，按照她的喜好撒上盐、胡椒，再放上一瓣蒜、一片月桂叶，倒进切碎的洋葱和柠檬汁，在盘中腌至恰到好处，而炉子早已调到合适温度，一切都准备妥当。家中没有别人。女佣们出门了，负责修缮房子的泥瓦匠和木匠星期六不干活—整个世界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但在深渊的边缘，他竟步出了销魂的仙境，推开她的手，坐起身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小心，我们没有小橡胶套了。”

她仰面朝天地在床上躺了许久，一直在想。当她提前一小时返回寄宿学校时，已经完全不再有想哭的欲望了。她调整好嗅觉，磨尖了爪子，定要找出那只躲在背后搅乱她生活的狡兔的踪迹。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次犯了一个男人的错误：他以为她在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已经决定忘记一切了。

他忙着自己的事情。六个月过去了，完全没有一点回音。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天明，迷失在一种新的失眠的荒漠之中。他想，费尔明娜·达萨一定由于那淡雅的信封打开了第一封信，也一定看到了那在往日的信中熟识的首字母，她一定是把它扔进了烧垃圾的火堆，甚至都不愿费事去撕碎它。此后的信，她也定是一看到信封便连拆也不拆地做出了同样处理，直到时间的尽头，而最终，他也文思枯竭，再写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了。他不相信这世上有女人能抵制住这样的好奇，对半年来每天收到的信是用什么颜色的墨水写的都不关心。但如果真有这样的女人，那也只可能是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暮年的岁月不是奔涌向前的激流，而是一个无底的地下水池，记忆从这里慢慢流走。他的智慧渐渐枯竭。在拉曼加的那座别墅周围转悠了几天之后，他意识到，用年轻时的手段终究难以敲开被葬礼封死的大门。一天早上，他在电话簿上寻找某个号码时，偶然找到了她的号码。他拨通了电话。铃声响了好几遍，终于，他听到并辨出她的声音，声音严肃而微弱：“喂？”他没有说话，挂上了话筒，那个虚无缥缈的声音感觉无限遥远，削弱了他的意志。

就在那几天前后，莱昂娜·卡西亚尼庆祝自己的生日，把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邀请到她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不在焉，把鸡肉的酱汁洒在了身上。她把餐巾的一角在水杯中蘸湿，为他擦净衣服的翻领，接着又给他戴上围嘴，以免发生更糟糕的事故：这样一来，他简直就像一个老婴儿。她发现，用餐时他好几次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擦拭，因为他的眼睛不停地流泪。喝咖啡时，他竟然手拿着杯子睡着了，她想不吵醒他，悄悄地把杯子接过来，可是他却惊醒了，尴尬地掩饰道：“我只是在休息眼睛。”莱昂娜·卡西亚尼上床睡觉时，吃惊地想着，他竟已老得这般明显。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去世一周年时，他的家人送出请柬，邀请大家出席大教堂举行的纪念弥撒。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此时仍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促使他大胆决定，尽管没受到邀请，也要去参加弥撒。这是一次奢华多过伤感的社交活动。前几排的座位是终身及世袭的荣誉席位，椅背的铜牌上刻着主人的名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最早到达的客人之一，为的是能坐在一个费尔明娜·达萨必然会经过并且看见的位置上。他想，最佳位置应该是正殿，在那些保留座位的后面。但出席的人太多了，那里根本找不到空位子。于是，他不得不坐到了穷亲戚们所在的中殿。从那里，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挽着儿子的手臂走进来，穿着一袭黑色天鹅绒裙子，袖子长及手腕，没有佩戴任何首饰，一长排扣子从脖子直到脚尖，就像主教的长袍。她肩上搭着一块卡斯蒂利亚手工编织的窄披肩，而没有像其他寡妇，甚至许多渴望成为寡妇的女人那样头戴面纱帽。她那未施粉黛的脸颊发出一种雪花石膏般的光芒，柳叶形的眼睛在正殿巨大的吊灯下显现出特有的勃勃生机。她走路的时候，腰板是那样的笔直，神情是那样的高傲，姿态是那样的从容，看上去似乎还没有儿子年龄大。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那里，用指尖撑着前排座椅的靠背，直到一阵眩晕的感觉过去，他感到自己和她不止七步之遥，而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时空。

费尔明娜·达萨在几乎整个仪式期间都站在正对主祭台的家族座位那儿，像看歌剧一样神态优雅。但最后，她打破礼拜仪式的常规，没有按照当时的习惯在原地接受人们向她重表哀悼之情，而是走了出来，向每一位来宾表示谢意：这是一个革新举动，与她的为人十分相配。她逐一向大家问候，最终来到穷亲戚的座位跟前。然后，她又环视了一下四周，以确保没有漏掉一位相识的客人。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有一股超自然的风将他从众人中推了出来：她看见了他。费尔明娜·达萨以她在社交场合一贯的敏捷自如离开陪伴在她身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带着极为甜美的微笑对他说：

“感谢您的到来。”

这是因为，她不仅仅收到了他的信，还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并在其中发现了严肃而发人深省的理由让她活下去。收到第一封信时，她正坐在餐桌前，和女儿一起吃早餐。因为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她好奇地拆开了。认出签名的首字母时，她的脸一下子红得像烧着了一般。但她很快就恢复了自然的神态，将信收进围裙的口袋里，说：“是政府的吊唁信。”她的女儿很惊讶：“所有的吊唁信都已经到了呀。”她泰然自若：“这是另一封。”她本打算等过后女儿不再追问的时候将信烧掉，可最终还是没能抵制住先看上一眼的诱惑。她以为信中是对她那封辱骂信应有的回应，事实上，那封信她刚一送出去便后悔了。可是，从庄重的称谓和第一段的主题，她便明白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她如此好奇，于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以便在烧掉之前能从容地读上一读。结果，她一口气读了三遍。

那是对人生、爱情、老年和死亡的思考：这些想法曾无数次像夜间的鸟儿一般扑扇着翅膀掠过她的头顶，可每当她想抓住它们时，它们就惊飞四散，只剩下散落的片片羽毛。而如今，它们就在这里，清晰明了，正如她自己原本想表达的那样。她又一次感到难过，丈夫已经不在了，无法再和他一起讨论这些，就像每晚睡前他们都会讨论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由此，她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的真知灼见和他年轻时那些炽热的情书不相符，也和他一生阴郁的举止不相符。他的话更像是出自一个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所认为的受到圣神启示的男人之口。这个想法又让她像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时那样害怕起来。但无论如何，最令她安心的是，她确信这封由一个睿智老人所写的信并非试图重申葬礼那天的无礼言语，而是意在抹掉过去，可谓高尚之举。

接下来的那些信最终使她平静下来。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读过之后，便把它们烧掉了，尽管随着信一封封地被烧掉，她的心底渐渐沉积下一种挥之不去的愧疚。于是，当她开始收到有编号的信时，她终于找到了一直期待的不毁掉这些信的道德依据。无论如何，她最初的意图并非是为自己保留它们，而是想等待机会将它们还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免这些在她看来对人类如此有用的东西被白白扔掉。但糟糕的是，随着时间流逝，信件一如既往地到达，整整一年里每隔三四天便收到一封，她却不知道如何将它们归还，才能既不让他难堪，因为她已不想再如此，又无需写一封信前去解释，因为她的骄傲不会允许她这样做。

这最初的一年已足够她适应寡妇的生活。对丈夫的纯净回忆不再妨碍她的日常行动，不再妨碍她的内心思考，也不再妨碍她的一些最简单的意图了，而是变成一种时时注视着她的存在：指引她，但并不烦扰她。有时，她会看到他，并不是看到一个幽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出现在当真需要他的场合。确信他就在那里，她感到鼓舞。他还活着，但没有了男人的任性，没有了家长式的命令，也没有了那些令她精疲力竭的需求：时时要求她以他爱她的那些方式来爱他，比如不合时宜的亲吻，以及时时挂在嘴边的甜言蜜语。她比他活着的时候更加理解他了，理解他对爱的渴望，理解他迫切地需要在她身上找到足以支撑起他的社交生活的安全感，而事实上，这种安全感他从未得到过。曾有一天，她绝望之极，冲他喊道：“你就没有发现我一点也不幸福吗？”而他以他特有的姿势摘下眼镜，不温不火，用他那孩童般天真的眼睛中的一汪清水淹没了她，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她体会到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智慧的全部分量：“你要永远记住，对于一对恩爱夫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从守寡最初的寂寞时光开始，她便明白，这句话中隐藏的并不是她当初所认为的卑劣威胁，而是一块为两人带来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月亮宝石。

在多次周游世界的旅行中，费尔明娜·达萨买回所有因新奇而引起她注意的东西。她想要得到它们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但丈夫却乐于为她的冲动找出合适的理由。这些东西摆在它们原来的环境中，都是美丽且有用的，比如在罗马、巴黎、伦敦的玻璃橱窗里，或是在正因查尔斯顿舞而抖动不止、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纽约的橱窗里。然而，它们经不起配着煎猪皮的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在四十度的高温下找个阴凉处举行节日庆典的考验。她每次回来都带着五六个巨大的立式箱子，由上过漆的金属制成，锁和包角都是铜的，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棺材。带回来的东西让她成为世界最新奇迹的代言人，可实际上，除了他们本地的圈中人看见这些东西的第一瞬间，其余时候，它们根本不值那高昂的价格。不过，它们本来也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一次才买的。她在步入老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公众形象的虚荣，因而常常能听见她在家里说：“得弄走这些破烂才行，都没有住的地方了。”乌尔比诺医生嘲笑她的这种想法徒劳无益，因为他知道，腾出的地方只会被重新填满。但是她坚持要这样做，因为多一件东西确实也放不下了，更何况所有地方没有一件东西是真正能派上点用场的，比如挂在门把手上的那些衬衫，还有压了又压才塞进厨房柜子的欧洲冬衣。于是，一天早晨，她情绪高涨地爬起床来，翻箱倒柜，把阁楼翻了个底朝天，发动了一场战争般的扫荡，清理了一堆堆过时已久的衣服、一顶顶在流行时都没有机会戴的帽子，以及欧洲设计师们依据女王们加冕时穿的式样设计的鞋子—它们在本地被那些门第高贵的小姐们鄙视，因为款式和黑女人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居家便鞋一模一样。整个早上，内阳台一直处于一片忙乱之中，樟脑球散发出的一阵阵刺鼻气味让家里的人呼吸困难。但几小时后，家中又恢复了平静，因为她最终心软了，那么多的丝绸衣物被扔在地上，那么多的锦缎、废弃的金银丝带、蓝狐尾，竟通通要被扔进火堆。

“烧掉这些东西真是罪过，”她说，“还有那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呢。”

就这样，焚烧活动被推迟了，而且是无限期地推迟。东西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从特权的位置挪到已变成废旧物品仓库的旧马厩里，而腾出来的空间，正如他所言，又重新被塞进新的东西，满得几乎要溢出来。这些东西都只为一刻而活，注定要死在衣橱里，直到下一次清理焚烧。她说：“真该发明个办法，好处理那些既派不上用场又不能扔掉的东西。”正是如此：物品的贪婪使费尔明娜·达萨害怕，它们逐渐侵占着空间，代替了人，把人挤到角落里去生活，直到她把它们放进看不见的地方去。她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有条理，但她有自己的办法，一个绝望中的办法：把混乱的东西藏起来。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去世那天，大家不得不腾出半间书房，把东西都堆到几间卧室里去，以便有个地方为他守灵。

死神的来访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烧掉了丈夫的衣服后，费尔明娜·达萨发现自己的手并没有颤抖。于是，她以同样的动力继续每隔一段时间就点起火堆，把所有的东西都丢进去，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也不顾忌富人的忌妒和饿得要死的穷人的报复。最后，她让人把芒果树连根砍倒，让这场不幸彻底不留一点痕迹，又将活着的鹦鹉赠给了新建的城市博物馆。直到这时，她才得以在这个家里畅快地呼吸，像她一直梦想的那样：一个宽敞、自由、只属于她的家。

女儿奥菲利娅陪伴她三个月后就回新奥尔良去了。儿子每星期日都带着家人过来吃午餐，其他日子，只要有可能也会来。服丧期一过，费尔明娜·达萨最亲近的女友们便开始来看望她，面对着光秃秃的院子玩牌，试验新菜谱，还把她缺席的这些日子里这个依旧运转的贪婪世界中的种种秘闻讲给她听，以让她跟上潮流。最常来的女友之一是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一个老派贵族，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和她很要好，自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死后，她和她更加亲近。被关节炎折磨得身体僵硬并对自己昔日的放荡生活感到懊悔的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不仅是她最好的女伴，还常常会向她询问城中正在酝酿什么爱国举动或世俗活动。这让她感到自己还是有用的，而不是仅仅因着丈夫的荫庇才有价值。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她同丈夫视为一体，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叫她做姑娘时的名字，而是开始称呼她乌尔比诺的寡妇。

这让她无法理解。但随着丈夫去世一周年的临近，费尔明娜·达萨觉得自己渐渐进入一种阴凉、清爽、安静的环境之中：无法避免的必然之境。但她还不十分清楚，之后的很多个月里她也没有意识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笔下的见解对她重获精神的平静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她将他的思考付诸实践，这才渐渐懂得了自己的生活，平静地等待着暮年的种种安排。周年弥撒上的相遇是上天赐予的一次机会，她借此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多亏了他那些令人鼓舞的信，她也正准备忘掉过去。

两天以后，她收到一封他寄来的与往日截然不同的信，是手写的，用的是一张亚麻纸，信封背面清晰地署了寄信人的全名。和早年的那些信一样，同样的花体字，同样的情真意切，但内容就只有一段简短的感激之言，感谢费尔明娜·达萨在大教堂里对他与众不同的问候。读过之后的好几天里，费尔明娜·达萨都怀着一种躁动不断地想起这封信。她胸怀坦荡，于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她突兀地问起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问她是否凑巧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河航运公司的老板。卢克雷西娅回答说认识：“好像是个放荡的魔鬼。”她重复了那个流行的说法，说他从不结识女人，但为人很大方，还说他有一间秘密办公室，专为把夜晚在码头上弄到手的男孩带去。费尔明娜·达萨几乎自打有记忆以来就听到这种传言，她从来不信，也不放在心上。但当她听到就连同样曾一度被认为有些怪异嗜好的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也言之凿凿地说起此事时，忍不住要即刻把事情解释清楚。她告诉她，自己从小就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还说，记得他的母亲在窗户街有一家杂货铺，除此之外，还在内战时期收购旧衬衫和床单，拆开后当作急救药棉出售。最后，她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他是个正经人，全凭双手养活自己。”见她说得如此激动，卢克雷西娅收回了自己的话：“说到底，别人也是这样说我的。”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好奇地自问，为何她会如此热切地维护一个不过是她生活中的影子的男人。她继续想着他，特别是当邮差到来却没有带来他的新信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了两个星期，直到这天，一个女佣用慌张的口吻小声地在她耳边把她从午睡中叫醒。

“夫人，”女佣对她说，“弗洛伦蒂诺先生来了。”

他真的来了。费尔明娜·达萨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她甚至想，不行，让他改日找个合适的时间再来吧，她现在无法接待来访，而且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但她马上镇定下来，吩咐女佣把他带到客厅，给他送上一杯咖啡，她收拾好就去见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在临街的大门前，在下午三点地狱般的烈日下炙烤着自己，但自信十足。他已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尽管她的借口很可能是和善的。确信了这一点反倒使他非常平静。但她传来的口信之坚决让他颤至骨髓。走进阴凉的客厅中时，他根本没时间去思考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一奇迹，因为他的腹部突然胀起来，像要爆炸一般，充满了疼痛的气泡。他屏住呼吸坐下来，被该死的回忆纠缠着，想起他的第一封情书落上鸟粪的情景。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阴凉处，第一阵寒战过去之后，他决心在此时接受任何不幸，只要不让那件不公平的倒霉事重演就行。

他非常了解自己：虽然患有先天性便秘，但这么多年来，肚子还是有三四次当众背叛了他，而每一次他都不得不投降。只有在那几次，以及另外几次紧急情况中，他才发现自己开玩笑时常说的一句话千真万确：“我不信上帝，但我怕上帝。”他来不及去怀疑，试图找出任何一句所能记得的祈祷词来祷告，却一句也找不到。小时候，另一个小孩曾教过他一句用石头打鸟儿的神奇咒语：“打中，打中，若打不中，就把你变。”他第一次上山时，用一把新弹弓试验了这句咒语，鸟儿果然被击中，掉下来死了。他迷茫地想，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总有些关联，便带着祈祷的热情重复了这句咒语，但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肠子像根螺旋轴似的绞动着，使得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肚子里的气泡越来越密，越来越疼，最后发出了一声呻吟，他则出了一身冷汗。给他送咖啡的女仆看见他死人般的脸色，吓了一跳。他叹了一口气：“是因为热。”她打开窗，以为这样会使他满意，可下午的太阳正好照到他脸上，她不得不又把窗户关上。他心里明白，再多一分钟自己也忍不了了。正在此时，费尔明娜·达萨出现了，她的身影在阴暗之中几乎看不清楚。看到他这副样子，她也吓坏了。

“您可以脱掉外套。”她对他说。

比起要命的绞痛，若是让她听见自己肚子里叽里咕噜的声音，他会更加痛苦。他尽全力要多忍片刻，说了一声“不”，并说自己此次前来是为了问她何时能接受他的拜访。她站在那儿，困惑地说：“可您已经在这里了呀。”她请他随她到院子里的露台上去，那里会凉快些。他拒绝了，声音在她听来更像一声遗憾的叹息。

“我恳求您，明天吧。”

她想起明天是星期四，是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定时来访的日子，但她还是给了他一个不容申辩的解决办法：“后天下午五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表示了感谢，拿着帽子匆忙地做了一个告别的姿势，一口咖啡也没喝就走了。她困惑地站在大厅中央，不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汽车的声音消失在街道尽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车后座上找了个可以减轻疼痛的姿势，闭上双眼，放松肌肉，让自己屈从于身体的意愿。他仿佛得到了重生。司机为他开了那么多年车，早已见怪不怪，对此泰然处之。但在家门口为他打开车门时，司机对他说：

“您要当心啊，弗洛伦先生，这可有点像霍乱。”

幸好，这不过是老毛病。星期五下午五点整，当女仆领他穿过阴凉的客厅，来到院子里的露台上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此感谢了上帝。在那里，他见到了费尔明娜·达萨，她正坐在为两人准备好的小桌前。她问他要茶、巧克力，还是咖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要了咖啡，那种很热很浓的咖啡，她则吩咐女仆说：“我还是老样子。”所谓老样子，就是好几种东方茶叶混合在一起的茶，可以在午睡后为她提神。她喝完一壶茶的时候，他也喝完了一壶咖啡。他们已经试着开始并又中断了好几个话题，并非因为真的对这些话题感兴趣，而是因为想避开另外一些无论他还是她都不敢触及的话题。两人都有些胆怯，都不知道在距离年轻岁月已如此遥远的时候，在一座不属于他们的房子里，在用来下象棋的露台上，在还飘着墓地花香的地方，究竟要做些什么。这是半个世纪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距离是如此之近，并且有充足的时间静静地看着对方。他们看得如此清楚：这两个被死神窥视的老人，没有旁的什么共同之处，一起享有的只是对那个短暂过去的回忆，然而那个回忆早已不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两个消失了的年轻人，那两个人足可以做他们的孙子了。她想，他最终会说服自己，会看到这梦想是多么的不现实，从而把他自己从荒唐中解救出来。

为避免尴尬的沉默或不愿触及的话题，她问了一些有关内河船的浅显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作为船主，只做过一次河上旅行，还是在多年以前，那时他和这家公司还没有任何关系。她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而如果能够告诉她，他真愿为此付出灵魂。而且她也不了解河道，她丈夫厌恶安第斯山地区的空气，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掩饰，说什么高山对心脏有危险呀，有得肺炎的可能呀，那里的人虚伪狡诈呀，集权主义的不公正呀，等等。所以，他们走遍半个世界，却不了解自己的国家。现在，有一种容克斯水上飞机，能沿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从一个村镇飞到另一个村镇，就像铝做的蚱蜢一样，上面载着两名飞行员、六名乘客，还有一袋袋的邮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评价道：“就像一具空中棺材。”她参加过首次气球旅行，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害怕，但如今她几乎难以置信，那个敢于如此冒险的人是她自己。她说：“一切都变了。”她是指她变了，而不是旅行的方式变了。

有时，飞机的声音让她吃惊。她在解放者逝世一百周年时看过飞行特技表演，它们飞得低极了，其中一架，黑得就像一只巨大的兀鹫，擦着拉曼加的房顶飞了过去，在邻居家的一棵树上碰掉一块翅膀，最后挂在了电线上。即便这样，费尔明娜·达萨还是没有接受飞机这种东西的存在。最近几年，她也完全没有兴趣到曼萨尼略湾去看看：自从警卫艇把渔民的独木舟和数量越来越多的游艇都赶走后，水上飞机就降落在那里。她都这么老了，人们还选她带着一束玫瑰花去迎接兴致勃勃开着飞机前来的查尔斯·林白，她不理解，一个那么英俊魁梧、头发金黄的男人，怎么会坐在那样一个皱巴巴的马口铁家伙里升到空中去呢，还得有两名机械师推着尾巴帮助那玩意儿起飞。而一些飞机看上去也不比那一架大多少，竟可以同时装下八个人，这个想法更是无论如何也塞不进她脑袋里。相反，她倒听说，乘坐内河船旅行是很惬意的，因为不会像海轮那么摇晃，但也有另一些更严重的威胁，比如浅滩和强盗的袭击。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解释说，那都是些过去的传奇：现在的船上有舞厅，有像饭店房间一样宽敞、豪华的客舱，里面有私人卫生间，还装有电风扇。而最后一次内战结束之后，武装抢劫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他还得意地告诉她，这些进步多要归功于他所倡导的航运自由，由此鼓励了竞争：原来的独家经营被取代，如今有了三家活跃、繁荣的公司。然而，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所有航运公司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她试图安慰他，轮船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愿意钻进那个看上去违反自然的玩意儿的人并不多。最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到邮政的发展，既包括运输也包括投递，试图引导她提起他写的那些信。但他没有达到目的。

然而，不一会儿，机会自己来了。就在他们远离这个话题时，女仆打断了他们，交给费尔明娜·达萨一封刚刚由城市特殊邮政送来的信，这是新开创的业务，和电报使用的是同一个分发系统。像往常一样，她又找不到看信的眼镜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了平静。

“没必要找了，”他说，“这信是我写的。”

的确如此。这封信是他前一天写的，当时他还无法摆脱第一次见面失败的羞愧，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在信里，他请求她原谅自己没有事先征得允许就冒昧拜访的无礼行为，并且放弃了再次上门的打算。他没有再想第二遍，就把信投进了信筒，等到细想时已经太迟，信已经拿不回来了。然而，他觉得没有必要解释这些，只是请求费尔明娜·达萨不要再看这封信了。

“当然。”她说，“归根到底，信是属于写信人的。不是吗？”

他往前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正是，”他说，“所以，当关系破裂时，首先退还的就是信件。”

她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把信还给了他，说：“不能读这封信真令人遗憾，因为之前的信让我获益良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说得那么自然，远超他的期待，令他惊诧不已。他对她说：“您想象不到，能听到您这样说，我有多么幸福。”但是她改变了话题，下午余下的时光里，他都没能让她继续说起这件事。

六点过后，屋里四处亮起灯来，他起身告辞。他感到信心更加充足，却也不敢抱过多幻想，因为他没有忘记费尔明娜·达萨二十岁时反复无常的性格和令人无法预知的反应，他可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她已经改变了。因此，他怀着真诚的谦卑，鼓起勇气问她自己日后能否再来。她的回答又让他大吃一惊。

“您可以在任何想来的时候来，”她说，“我几乎总是一个人。”

四天后的星期二，他没有事先通知就又来了。没等仆人端上茶，她就对他讲起他那些信令她多么受益。他说，严格来讲，那些并不是信，而是他很想写的一部书里的零散篇章。而她也正是这样看的。因此，如果他不会把这当作一种轻视的话，她很想把信还给他，以便让它们有更好的用途。她继续讲着那些信在她最艰难的紧要关头给她带来的教益，说得那么热情激动，充满感激，甚至或许还满怀着深情，以至于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起了胆子，不只是又往前迈了一步，而是拼死向前一跃。

“从前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他说。

这是个禁忌的词：从前。她仿佛看到曾经的那个空想天使又从身边经过，于是试图逃避。但他又深入一步：“我是说，在我们从前的信里。”她有些不悦，不得不做出极大努力来掩饰这一点。但他还是发现了，于是明白自己应该更加小心地摸索前进。虽然这个挫折向他表明，她仍和年轻时一样难以接近，但她毕竟已经学会让自己表现得温和一些了。

“我的意思是，”他说，“这些信已经完全不同了。”

“世界上的一切都变了。”她说。

“我没有变，”他说，“您呢？”

她的第二杯茶停在了半途，一双毫不留情的眼睛指责着他。

“已经无所谓了。”她说，“我都七十二岁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里受到一击。他本想像箭一般快速地凭借本能做出反驳，但年龄的重负战胜了他：他从未在这样短暂的谈话中感到如此筋疲力竭，他觉得心脏在隐隐作痛，每跳一下，便在动脉中产生一声金属般的回响。他感到自己衰老、凄凉、无用，有一种想哭出来的急切渴望，以至于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在被各种预感犁出一道道沟壑的沉默之中，他们喝完了第二杯茶。她再开口时，不过是为了让女仆把收着信件的夹子取来。他差点就想请求她将信留下，因为他已用复写纸存下了副本，但又想到这种谨慎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够高尚。于是，已经无话可说。告辞前，他请她允许自己在下一个星期二的同一时间再来。她暗自思忖是否应该如此迁就他。

“我看不出，见这么多次面有什么意义。”

“我没想过见面要有什么意义。”他说。

于是，星期二下午五点他又来了。并且，以后的每个星期二都例行如此，从不按惯例事先通知，因为到了第二个月的月末，每星期的见面已纳入了两人的日常习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总是会带来喝茶时吃的英国饼干、糖渍栗子、希腊橄榄，以及远洋轮船上各种聚会时吃的精致美味。有一个星期二，他给她带来了她和伊尔德布兰达的照片，就是半个多世纪前比利时摄影师拍的那张，他在“代笔人门廊”的一次明信片拍卖中花了十五生太伏买下来。费尔明娜·达萨搞不明白照片怎么会到了那里，他也不明白，但他把这看作爱情的奇迹。一天早上，在花园中修剪玫瑰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禁不住诱惑，想在下次拜访时为费尔明娜·达萨带去一枝。但给新寡的女人送花，花语成了难题。红玫瑰象征着火一般的激情，对守丧的她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而黄玫瑰呢，有时象征着好运，但更普遍的时候表达的是忌妒。他曾听人说起土耳其黑玫瑰，或许那是最合适的，但他一直没能让它们适应自己院子里的气候。想来想去，他决定冒险带一枝白玫瑰，他从不像喜欢其他玫瑰那样喜欢它，就因为它平淡无奇，无声无息：什么也不能表达。在最后时刻，为避免精明的费尔明娜·达萨赋予它什么含义，他剪掉了玫瑰上的刺。

作为一件没有任何隐藏含义的礼物，玫瑰被欣然接受了。就这样，星期二的例行仪式得以丰富，以至于每当他手持白玫瑰到来时，茶几上都已准备好了盛着水的花瓶。一个星期二，把玫瑰插在花瓶中时，他看似随意地说：

“在我们那个时代，送的可不是玫瑰，而是山茶花。”

“的确，”她说，“但用意不一样，这您是知道的。”

总是如此：他试图前进，而她却堵住他的去路。不过这一次，虽然她回答得恰到好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发现自己已经击中了目标，因为她不得不转过脸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她脸上的红晕。那一片燃烧着的、青春萌动的红晕，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似的，搅起费尔明娜·达萨心中的不悦：她为这种失态而怨恨起自己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小心翼翼地把谈话转向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但他的彬彬有礼是如此明显，她知道自己已被识破，而这更增加了她的愤怒。两人度过了一个糟糕的星期二。她差点就让他不要再来，但想到两人竟在如此年纪和如此境况，像恋人一般吵架，她又觉得荒唐不已，险些笑出声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玫瑰花插到花瓶里时，她检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高兴地发现上星期的不悦没有留下哪怕最微小的一丝痕迹。

这种拜访很快便尴尬地扩展到家庭范围，因为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常常意外地出现，而且还会留下来玩纸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来不会玩牌，费尔明娜·达萨在某次见面时教会了他，于是两人给乌尔比诺·达萨夫妇发出了下星期二一决高下的书面挑战。那几局牌大家都玩得很愉快，很快，牌局便像拜访一样被正式确定下来，并规定好每人需为此做出的贡献。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家贡献出每次都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蛋糕，因为他的妻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糕点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带来在欧洲船上找到的新奇玩意儿。费尔明娜·达萨则每星期都绞尽脑汁搞出些令人惊喜的花样。纸牌比赛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举行，赌注并不是钱，而是输者必须在下一次的牌局中做出点特别的贡献。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本人与他的公众形象并无差别：头脑贫乏，行事笨拙，不论喜怒都爱一惊一乍，动不动就脸红更是让人担心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毫无疑问，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好人，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怕别人这样评价自己。医生的妻子却正好相反。她活跃，有一股小老百姓的机灵劲儿，一切都能做得合乎时宜且恰到好处，这使她在优雅之外更添了一点儿人情味。没有比他们更完美的牌局对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爱的贪婪需求由此得到了满足，他幻想自己是和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

一天晚上，他们一同走出家门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邀请他共进午餐：“明天，中午十二点半，在社交俱乐部。”这就像是给一顿美味佳肴配上有毒的葡萄酒：出于种种考虑，社交俱乐部保留拒绝客人进入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拒绝私生子入内。叔叔莱昂十二就有过这类令人恼火的经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曾在已就座的情况下受此侮辱。当时，邀请他的是俱乐部的一位合伙创始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河运生意中帮过他很大的忙。最后，这位合伙人不得不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我们这些制定规则的人，更有责任身体力行。”他对他说。

尽管如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跟着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冒了一次风险。结果，虽然没有人邀请他在金色的贵宾签名簿上签名，他却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午餐很简短，只有他们两人，在低调的气氛中进行。第一杯波尔多开胃酒下肚，从前一天下午起便一直烦扰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愁云一下子消散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想和他谈一谈自己的母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从他的话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她跟儿子说起过他，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她竟然为他撒了谎。她告诉儿子，他们从小就是朋友，自从她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来到此地，他们就一起玩耍，是他教会她识字读书，因此，她对他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她还告诉儿子，每当她放学回家，都会先去特兰西多·阿里萨的杂货铺里和她一起做好几个小时的精美刺绣，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后来，她没有再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常见面，并非出于她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

在没有深入谈到自己的意图之前，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先信口开河地谈论了一番对老年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老人阻碍，世界会发展得更快。他说：“人类，就如同远征的军队一样，是以队伍中步伐最慢者的速度前进的。”他预见将会有一个更人道，从而也更文明的未来，那时，人到了不能自我料理的年龄，都将被隔离到边远城市，以避免老年的耻辱、痛苦和可怕的孤独。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界限应该是六十岁。但在社会达到那样一个仁慈的高度之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养老院。在那里，老人们可以互相安慰，分享自己的好恶、怪癖和痛苦，并逃开与下几代人不可避免的分歧。他说：“老人在老人们中间，就显得没那么老了。”因而，他很想感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他母亲孤独的寡妇生活中，很好地陪伴了她，并恳求他为了他们两人好，也为了让所有人都舒心，继续这样做下去，另外，他还请他对母亲上了年纪后的坏脾气抱有耐心。这次会面的结果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如释重负。“请您放心，”他说，“我比她大四岁，而且不只现在如此，从很久以前，在您出生很久以前就是如此了。”接着，他忍不住用隐晦的讥讽一吐为快。

“在未来的社会里，”他总结道，“您这会儿就得去墓地为我和您母亲的午餐送上一束火鹤了。”

直到这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才意识到自己的预言是不恰当的。他匆忙钻进解释的峡道，结果又把自己绕了进去。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帮他走了出来。他容光焕发，因为他清楚自己迟早要和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有这样一次会面，以便履行一项不可避免的社会手续：向他的母亲正式求婚。这顿午餐很是振奋人心，不仅由于它的初衷，更是因为它向他表明，他那势在必行的求婚将会被愉快而顺畅地接受。事实上，要是他现在已经征得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同意，那么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甚至可以说，在这次历史性的午餐谈话之后，在形式上求得允许已显得多余了。

还年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上下楼梯就特别小心，因为他知道老年常常是在一次无关紧要的摔倒之后开始的，而死神则跟随着第二次跌倒到来。在所有楼梯里，他觉得办公室的楼梯最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而且，早在他还不太费力就能不拖着双脚上楼之前很久，他便在每次上楼时双眼紧盯台阶，双手紧扶栏杆。大家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楼梯，但他总是推说下个月再做决定，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向衰老让步的表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非像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吃力，而是因为越来越小心。然而，在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共进午餐后回来的那天下午，由于喝了一杯波尔多开胃酒和半杯佐餐红葡萄酒，尤其是又进行了那么鼓舞人心的对话，他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下跃上第三级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脚踝，仰面朝天地跌下来，没有摔死已属奇迹。在摔倒的那一瞬，他头脑十分清醒地想，他不会跌一跤就死掉，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深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前后只隔一年就以同样的方式死掉。他是对的。他从脚一直到小腿都被打上了石膏，并被迫卧床静养，但人却比摔倒之前还要精神。当医生命令他六十天不许走动时，他无法相信自己竟会如此不幸。

“请别这样对我，医生。”他哀求道，“我的两个月就如同您的十年啊。”

他好几次试图用双手抬着那条雕塑般的腿站起来，但每一次，现实都打败了他。当他终于拖着那只仍旧疼痛的脚踝、挺着裸露鲜肉的脊背重新开始行走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用一次天意的跌倒嘉奖了他的坚贞。

最糟糕的一天是跌倒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疼痛已经减弱，医生所下的诊断也令人鼓舞，但他拒绝接受第二天下午不能去看望费尔明娜·达萨的命运，这是四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无法赴约。然而，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向现实屈服了，给她写了一封表达歉意的信。信是手写的，写在一张散发着香味的纸上，用的是在黑暗中也能阅读的发光墨水。他毫不害羞地戏剧性夸大了这个不幸事件的严重性，企图引起她的同情。两天后，她给他回了信，很有感情，也很和善，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中规中矩，就像当初热恋的日子里她写的那些信一样。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她第二次回信后，他决定要前进一大步，超越每星期二那打哑谜似的交谈，同时，他以监督公司每日工作进度为借口，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了那个他从第一次拨过后就牢记于心的三位数号码。那个由于神秘的距离而有些紧张的低沉音色、那个他倾心爱慕的声音接了电话，并听出了打电话的人是谁，但只客套地问候了两三句就和他道别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因她的冷漠伤心欲绝：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阶段。

然而两天后，他收到一封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她在信中恳求他不要再给自己打电话。她的理由非常充分：城中的电话屈指可数，而且是通过同一位接线员转接，她认识所有用户，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奇闻逸事，而且不管用户是否在家，她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们。她那高效工作的回报，便是她知晓用户之间的全部对话，能窥见他们私人生活中的大小秘密，发现他们那些隐藏得最好的动人故事。有时，她甚至会介入他们的谈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平息他们的情绪，这都不足为奇。另一方面，那一年城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正义报》，唯一的宗旨就是抨击拥有长长姓氏的家族，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子女未被获准进入社交俱乐部。费尔明娜·达萨向来洁身自好，尤其是此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她仍然采用通信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联系。最终，他们来往的信件如此频繁而密切，以至于他忘记了自己的脚伤，忘记了卧床的惩罚，忘记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信之中，整日伏在一张医院里供病人吃饭用的轻便小桌上。

他们又开始以“你”相称了，又像昔日的信中那样交换起对生活的看法来。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操之过急：他把她的名字用大头针的针尖刻在一朵山茶花的花瓣上，夹在一封信中寄给了她。两天以后，他收到她退回的花，没有任何评论。费尔明娜·达萨无法不这么做，因为她认为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尤其是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坚持回忆他在福音花园中阅读伤感诗句的那一个个下午、她上学路上的那一个个藏信地点，以及杏树下那一堂堂刺绣课的时候，她更是如此以为。她怀着内心的痛苦，试图让他回到他应在的位置，用一个夹杂在平常评论中的看似偶然的问题点醒他：“你为什么偏偏要说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永不会有结果的固执，责怪他不肯顺从自然让自己老去。在她看来，这就是他常常堕入并迷失在回忆之中的原因。她不明白，一个善于思考并以其思考让她获益良多，帮她减轻了寡妇生活的种种苦楚的男人，为何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时，却用那样一种幼稚的方式陷入一团乱麻之中。于是，两人的角色颠倒过来。此时，反而是她尽力给予他展望未来的新的勇气，在信中写道：让时间流逝吧，我们会看到它究竟带来了什么。他在一时的茫然间不知该如何破解这句话，要知道，他从来不是一个像她那样的好学生。被迫卧床不动、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时光飞逝，同时又要忍受想见她的疯狂渴望，这一切都在向他证明，他对跌倒的恐惧比他所预见的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具有悲剧性。他第一次开始用一种理智的方式思考死亡的现实。

莱昂娜·卡西亚尼每两天来帮他洗一次澡，更换睡衣。她为他灌肠，为他放好尿壶，为他在脊背的溃烂处敷上山金车花药膏，还遵照医生的嘱咐给他按摩，以免缺少活动让他患上其他更严重的疾病。星期六和星期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替换她。这年的十二月，她就能获得教师学位了。他答应她，由河运公司出钱，送她到阿拉巴马州的高等学府去。这样做，部分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更多的是为了逃避她尚没有找到方式提出的指责以及他欠她的一个解释。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在寄宿学校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没有他的周末、没有他的生活中过得多么痛苦，因为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有多么爱他。从学校寄来的官方信件中，他得知她由原来一贯的第一名跌至最后一名，在期末考试中还险些没有及格。然而，他逃避了监护人的责任：他试图逃避自己的负罪感，因而没有向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报告任何情况，也没有跟她本人谈过此事，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她会把他和自己学业上的失败牵连在一起。于是，他对一切听之任之。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开始拖延自己的种种问题，期盼死亡能解决一切。

不仅这两个照顾他的女人，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人也对自己的变化之大感到吃惊。不到十年前，他还在家中的主楼梯后面突袭了一个女仆。她当时穿着衣服站在那儿，而他竟以比菲律宾斗鸡还短暂的时间迅速让她受了孕。他不得不赠给她一幢带家具的房子，才让她发誓说使她失去贞洁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每逢星期日才见上一面、连吻都没吻过她、顶多算半个情人的男人。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砍甘蔗的好手，强迫那小伙子跟她结了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简直和过去判若两人。两个在几个月前还令他爱得颤抖的女人，如今在他身上摸来摸去，把他翻过来又掉过去，给他全身上下涂满肥皂，又用埃及棉毛巾为他擦干身体，给他做全身按摩，可他却连一声神魂颠倒的叹息也没有发出。对于他没有了欲望这事，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莱昂娜·卡西亚尼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则把它归为一个隐秘的缘由，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她尚未琢磨清楚。事实上，只有他知道真相，而这真相只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她们照顾着他，他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她们却遭受着比他更大的痛苦。

仅仅三个星期二，就足以让费尔明娜·达萨察觉到自己有多想念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拜访。她和一直来往的女伴们相处得不错，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离死去丈夫的习惯越来越远，而她们也相处得越来越愉快。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去了一趟巴拿马，为的是治疗用什么办法都无法缓解的耳痛。一个月后她回来了，疼痛大为减轻，但别在耳上的助听器反而使她听到的东西比以前更少了。费尔明娜·达萨是她的朋友中最能忍受她答非所问的一个，这让她很受鼓舞，几乎每一天都随时可能出现在她家里。但费尔明娜·达萨无法用任何人来取代她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度过的那一个个平静的下午。

并不像他坚持相信的那样，回忆并不能拯救未来。恰恰相反，对过去的记忆更加坚定了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念，那就是二十岁时的火热躁动是某种高贵而美丽的东西，但绝不是爱情。尽管她率真到有些刻薄的地步，却也不愿亲自向他揭示这一点，无论是写信还是当面。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在认识到他笔下的那些思考多么具有抚慰心灵的奇迹作用之后，他信中那些伤感主义的言语听上去有多么虚伪，那些抒情诗似的谎言又会多么贬损他的价值，那样发了疯似的要回到过去的坚持更会多么损毁他的事业。不，他往昔的信中没有一行字，她自己那百无聊赖的青春中也没有片刻像此时这样，让她感受到没有他的星期二下午竟会如此漫长、如此孤独、如此不堪忍受，可事实的确就是这样。

有一次，她曾在单纯的冲动之下，把丈夫在某个结婚纪念日送给她的立式收音机发配到马厩里去。她也想过要把它捐赠给博物馆，因为这毕竟是本城的第一台收音机。在服丧的灰暗日子里，她决定不再使用它，因为像她这样姓氏高贵的寡妇，听任何一种音乐都有辱对死者的哀思，即便在私下里也不行。可是，在度过了第三个孤独的星期二以后，她命人把收音机搬回了客厅。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像以前那样欣赏里奥班巴电台的伤感歌曲，而是想用古巴圣地亚哥电台催人泪下的小说连播打发一潭死水的时间。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自从女儿出生后，她便开始丢掉丈夫从新婚旅行起就努力在她身上培养的阅读习惯。随着视力的逐渐衰退，她最终完全放弃了这个习惯，以至于好几个月里都不知道眼镜放到哪儿去了。

她迷恋上了古巴圣地亚哥电台的小说广播，每天都焦急地等待收听新的章节。她偶尔也听听新闻，以便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极少数单独在家的时候，她也会把声音调到最低，遥远而清晰地听一听圣多明哥的美瑞格舞曲和波多黎各的普莱纳舞曲。一天晚上，她突然收到一个陌生电台，声音洪亮清晰，就像从邻居家里传来的。通过这个电台，她听到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一对来到四十年前的故地重温蜜月旅行的老人，竟被载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桨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带的钱：十四美元。当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把刊登在本地一份报纸上的整件事情的始末讲给她听时，她的感触更深了。警察发现两个老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女的七十八岁，男的八十四岁。他们是一对秘密情人，四十年来一直一起度假，但各自都有幸福而稳定的婚姻，而且子孙满堂。听小说连播时从未落过泪的费尔明娜·达萨，此刻却不得不强忍住哽在喉头的泪水。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将这则消息的剪报寄给了她，但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这并不是费尔明娜·达萨最后一次必须强忍住的泪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没有完成六十天的幽禁，《正义报》就在头版以最大的篇幅披露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之间可能存在的私情，还刊登了两位当事人的照片。报纸推测了他们私通的种种细节、频繁程度和方式等等，还提到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的丈夫对此欣然接受，因为他更热衷于鸡奸自己蔗糖厂中的黑人。用血红色的特大号印刷字体刊登出来的这篇报道，像一声灾难性的轰雷，震撼了本地早已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事实上，报道中没有一行字是真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从单身时起就是亲密的朋友，结婚后依旧如此，但他们从不是情人。无论如何，这篇报道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玷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名誉，人们对他的回忆一致是充满敬意的，而是为了毁掉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的丈夫，他在上周刚刚被选为社交俱乐部的主席。没过几个小时，丑闻就被平息了。但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从此却再没去拜访过费尔明娜·达萨。费尔明娜·达萨把此举视作她默认了自己的过错。

然而，接下来的事很快就表明，费尔明娜·达萨也没能逃脱她这个阶层所要面临的危险。《正义报》残忍地攻击了她唯一脆弱的一面：她父亲的生意。当初父亲被迫远走他乡时，她只了解到他那龌龊生意中的一小段插曲，还是加拉·普拉西迪娅告诉她的。后来，乌尔比诺医生在和省长会面后向她证实了此事，但她仍然坚信，父亲是某桩卑鄙行径的牺牲品。事情是这样的：两名政府警探带着搜查令出现在福音花园的家中，从上到下搜了个遍，都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最后，他们命令打开费尔明娜·达萨原来那间卧室中那个门上带镜子的衣柜。当时，只有加拉·普拉西迪娅一个人在家，而她又无法通知任何人，于是就借口没有钥匙，拒绝打开衣柜。这时，其中一个警探用左轮手枪的枪柄打碎了柜门上的镜子，结果发现镜子与木板之间的空隙里塞满了一百美元的假钞。这是他们原先发现的一连串线索的终点，最终指向洛伦索·达萨，表明他是一桩巨大的国际交易的最后一环。假钞做得很高明，居然带有真钞的水印：他们通过魔法般的化学手段抹掉了一美元纸币的票面，再将其印成一百美元的面值。洛伦索·达萨辩解说，衣柜是女儿结婚后很久才买回来的，假钞应该是买来时就已经藏在里边了。可警察却证实衣柜从费尔明娜·达萨上学时起就已经在那里，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假钞藏到镜子后面去。这就是乌尔比诺医生当时告诉妻子的所有情况，他向省长许诺，会把岳父送回老家，以遮盖丑闻。但这一次，报纸上讲的要多得多。

报上说，在上个世纪那无数次内战中的一次，洛伦索·达萨曾是自由党总统阿吉莱奥·帕拉政府和一个名叫约瑟夫·科·科泽尼奥夫斯基的波兰人之间的牵线人。这个波兰人混在挂法国旗的商船圣安东尼号的船员中间，在本地逗留了数月，试图做成一笔不清不楚的军火生意。这位后来以约瑟夫·康拉德之名闻名于世的科泽尼奥夫斯基，不知怎么与洛伦索·达萨联系上了。后者用政府的钱向他买下了这船武器，手中持有政府的委任状和正式收据，而且是用法定纯金支付的。之后，据报上的说法，洛伦索·达萨声称那批武器在一次偷袭中丢失了，而那次偷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他是以实打实的双倍价格把武器卖给了正在与政府作战的保守党人。

《正义报》还说，洛伦索·达萨曾以很低廉的价钱买下了英国军队一船多余的靴子，那时正值拉法埃尔·雷耶斯将军组建海军的时期，单凭这一笔买卖，他就在六个月里把自己的财富翻了一番。据报上说，这批货物到港时，洛伦索·达萨拒绝接收，因为运来的全都是右脚靴子。可当海关按照当时的法律将货物拍卖时，他却又是唯一的参加者，于是，他只以一百比索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了货物。而几乎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伙也在相同条件下买了一船进入里奥阿查港海关的左脚靴子。两批靴子配成对后，洛伦索·达萨利用自己与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亲戚关系，把它们以百分之两千的利润卖给了新建的海军。

《正义报》最后说道，洛伦索·达萨上世纪末之所以离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并非像他常常爱说的那样，是要为女儿的未来寻找更好的天空，而是因为他在进口烟中掺杂碎纸屑的勾当被逮了个正着。他的手段极其精巧，就连最讲究的吸烟者也不会察觉到其中的骗局，他的生意因此十分兴隆。报纸还披露了他与一家地下国际公司之间的联系。这家公司在上世纪末利润最大的买卖便是从巴拿马非法引渡中国移民。看起来，曾最令他名誉受损的可疑的骡子生意反倒成了他唯一做过的诚实买卖。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着仍在灼烧的后背走下床来，第一次用雨豆树做的硬木拐杖代替雨伞出门时，去的第一个地方便是费尔明娜·达萨的家。他几乎认不出她来，在他面前的仿佛是一个备受摧残的陌生老妇，忿恨夺走了她活下去的欲望。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放逐于世外般的养伤期间，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去看望过他两次，还把《正义报》的两篇文章给母亲带来的沮丧与绝望告诉了他。第一篇文章几乎使她丧失理智，对丈夫的不忠和女友的背叛愤怒之极，甚至放弃了每月都找某个星期日去家庭墓地祭奠的习惯，因为只要一想到他在那只盒子里根本听不见她的大声咒骂，她就不禁怒火中烧：她是在和死人吵架。她找愿意带话的人告诉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在和她上过床的那么多人中间，至少有一个男人，她也算有个安慰了。至于有关洛伦索·达萨的报道，她不知道究竟哪一点最让她难过，是文章本身，还是自己这么晚才发现父亲的真正身份。但这两者之一，或是两者一起，把她彻底击垮了。那曾将她的面容衬得高贵无比、有着纯净的钢铁颜色的头发，此时变成了黄色的玉米须，美丽的母豹眼睛即使闪烁着愤怒的火花，也已失去昔日的光芒。不愿再活下去的决心表现在她的一举一动之中。很久之前，她就已放弃了抽烟的习惯，无论是把自己关在浴室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可如今，她竟当众抽起烟来，而且抽得十分放纵。刚开始，她仍像从前喜欢的那样，抽自己卷的烟，但随后竟抽起从市场上买的最普通的烟来，因为她已没时间，也没耐心去卷了。事实上，除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见此情景都一定会自问，像他这样一个跛着腿、后背像被磨破了皮的驴子一样火辣辣疼的老人，像她那样一个除了死亡已不再渴望其他任何一种幸福的女人，未来究竟还能给他们带来些什么？但阿里萨不这样想。他在灾难的瓦砾中找到了一线希望之光，因为他觉得，费尔明娜·达萨的不幸使她得到升华，愤怒使她更加美丽，对世界的怨恨使她恢复了二十岁时那桀骜的个性。

而她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感激刚刚又多了一个新理由，因为就在那两篇卑鄙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他给《正义报》发去了一封堪称典范的信，谈论报纸所应负的道德责任以及对别人应有的尊重。该信未能得到发表，但他又把信的副本寄给了加勒比沿岸历史最悠久、态度也最严肃的一家报纸—《商业日报》。他们把信醒目地刊登到头版上。信上署的笔名是朱庇特，整封信文采斐然，有理有据，一针见血，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定是出自本省最杰出的某位作家之手。那是汪洋大海中一个孤独的声音，但听上去是那么的深邃，一直传到遥远的地方。无需别人指明，费尔明娜·达萨也知道信的作者是谁，因为她看出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见解，甚至看到了一句有关道德思考的原话。因此，在她自暴自弃、心乱如麻的时候，还是怀着一种复苏的亲切接待了他。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独自一人在窗户街的卧室中，纯属偶然地发现了那些记录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思考的打字机信件的副本，以及费尔明娜·达萨手写的信件，就在一个没上锁的衣柜里。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很高兴地看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重新登门极大地鼓舞了母亲。可他妹妹奥菲利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她刚一听说费尔明娜·达萨与一个品行不那么端正的男人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友谊，便立刻搭乘最早一班运送水果的轮船从新奥尔良赶了回来。从第一周起，她的惊恐就变成了一种危机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她家大门时对一切都很熟悉，随意自如，并且拜访一直持续到天黑后很久，其间不断传来两人的窃窃私语，偶尔还有像情人一样的短暂争吵。在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来，两位孤独的老人情投意合是件有益健康的好事，可她却认为，那是一种无异于秘密姘居的丑陋行为。奥菲利娅一向是这个样子，她更像她的祖母布兰卡夫人，简直就像祖母的亲生女儿，甚至比女儿还像。她和她一样出类拔萃，和她一样自命不凡，也和她一样依靠偏见生活。她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能有纯洁的友谊，就连五岁时都不可能，更何况八十岁。在与哥哥的一次激烈争论中，她嚷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差和母亲一起钻到她那张寡妇床上去安慰她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没有勇气和她对峙，从来如此。但他的妻子为他解了围，平静地辩解道，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奥菲利娅失去了控制。

“我们这个年龄的爱情已属荒唐，”她叫喊道，“到了他们那个年龄，那就是卑鄙！”

她义无反顾，坚持要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家中赶出去。最终，她的话传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耳朵里。她把她叫进卧室—当她想说一些不让女仆听见的话时就会这样做—让她把那些指责再说一遍。奥菲利娅没有减缓语气，声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堕落行径尽人皆知，她敢肯定，他试图得到一种可疑的关系，而这会比洛伦索·达萨的胡作非为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天真冒险更加有损家庭清誉。费尔明娜·达萨一言不发地听着，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但等女儿一说完，她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又有了生命。

“我唯一感到难过的，是没有力气用鞭子抽你一顿，那是你应得的，为的是你的无礼兼恶毒。”她说，“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我以我母亲的遗骨发誓，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再踏进这个家门。”

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她收回成命。奥菲利娅只好搬到哥哥家去住，并且从那里派来一位又一位德高望重的说客，转达了各种恳求。但无济于事。儿子的调停和女友们的介入都没能使她心软。最后，她用她最好岁月里的精妙口才，对一直以来与她保持着某种庸俗默契的儿媳道出了心里话：“一个世纪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伎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她用烟蒂点燃另一支香烟，将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气彻底呼出体外。

“让他们见鬼去吧！”她说，“如果说我们这些寡妇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再也没人能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奥菲利娅最终确信她的一切请求都徒劳无用时，就回新奥尔良去了。她从母亲那里唯一得到的，是允许跟她道别。这是她再三恳求后，费尔明娜·达萨才答应的，但不允许她踏进家门：她已向母亲的尸骨发了誓，对她来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母亲的尸骨是唯一干净的东西。

在最初的几次拜访中，说起自己的轮船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向费尔明娜·达萨发出过正式邀请，请她沿河去做一次散心旅行。而如果她愿意再坐一天火车，就可以到达共和国的首都，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加勒比人一样，他们仍旧使用着首都在上世纪的旧名：圣菲。但她心中还保留着丈夫的偏见，不想去认识那座冰冷阴暗的城市。她曾被告知，那里的女人除了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从不走出家门，既不能进冷饮店，也不能进公共事务场所；那里的街道每时每刻都挤满了送葬的队伍，而且从钉马掌的骡子[1]的年代起，就一直下着绵绵细雨，简直比巴黎还要糟糕。不过，她对河流有着强烈的兴趣，很想看看在沙滩上晒太阳的短吻鳄，还想在半夜被海牛那女人哭泣般的叫声惊醒。但想到自己这把年纪，又是孤身一人的寡妇，她便觉得如此艰难的旅行并不现实。

后来，当她决心没有丈夫也要继续活下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重提了他的邀请，她觉得可能性似乎大了一些。再后来，由于跟女儿大吵一架，再加上父亲所受的侮辱、对死去丈夫的怨恨，以及对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虚伪恭维的愤怒—多年来，她一直视她为最好的朋友—这一切都让她痛心不已，她甚至觉得自己在家里已是个多余的人。一天下午，她喝着那种用世界各地的叶子泡出的茶，望了一眼院中的泥塘，那棵带给她不幸的树再也不会长出新芽了。

“我真想离开这个家，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永远不再回来。”她说。

“乘船去吧。”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

费尔明娜·达萨沉思地看了他一眼。

“嗯，这是有可能的。”她说。

在说出这句话的前一刻，她其实还从未这样想过，但一旦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她就足以视其为铁板钉钉的事实了。儿子和儿媳听了很高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连忙保证，费尔明娜·达萨将在他的船上被奉为上宾，她会拥有一间专为她准备的舱室，让她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还会享受到完美的服务，船长将亲自负责她的安全和起居。为了振奋她的精神，他给她带来了路线图，绚丽的黄昏景色明信片，还有歌颂马格达莱纳河畔原始天堂的诗篇，这些诗出自几位著名的旅行家之手，又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诗，他们才成了著名的旅行家。她心情好时，会把这些东西翻上一翻。

“你不必像哄小孩子那样哄我。”她说，“我去旅行，是因为我决定了要去，并不是因为对风景的兴趣。”

当儿子建议让自己的妻子陪同她去时，她断然拒绝了：“我这么大个人，不需要别人照顾。”她亲自安排了这次旅行的细节。想到那八天上行、五天下行的旅程，除了一些必需品什么都不用带，她就感到无比轻松。半打棉制衣服、梳妆和洗漱用品、一双登船和下船时穿的鞋子，还有旅行中穿的家用拖鞋，此外别无其他：这是她一生的梦想。

一八二四年一月，海军准将、内河航运的创始人胡安·贝尔纳多·埃尔勃斯，注册了第一艘在马格达莱纳河上航行的蒸汽轮船，那是一艘四十马力的原始家伙，取名“忠诚号”。而一个多世纪以后，某个七月七日的下午六点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陪伴着费尔明娜·达萨登上了将载她进行第一次河上旅行的航船。这是当地船厂造出的第一艘轮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纪念光荣的前辈，将它命名为“新忠诚号”。费尔明娜·达萨永远也无法相信，这个对他们来说如此意味深长的名字的确是历史的巧合，而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旷日持久的浪漫主义的又一个花样。

不管怎样，与其他老式与现代的内河船都不同，“新忠诚号”在船长室旁设有一个宽敞舒适的加舱，包含一间摆着色彩喜庆的竹制家具的客厅，一间全部用中国图案装饰的双人卧室，一个同时装了浴缸和淋浴设施的卫生间，一个十分宽阔的吊着蕨类植物的封闭望台（从那里可以完整地看到船的前方和两侧），还有一套安静的制冷系统，使整个环境免受外界的干扰，而且始终保持春天的气候。这套豪华的舱室被称为“总统舱”，因为到那时为止，已有三位共和国总统在此度过航程。它并不用于商业目的，而是留给高级官员和一些极为特殊的客人使用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被任命为CFC的董事长，就以树立公共形象为由，下令建造这个舱室，但他内心确信，迟早有一天，这里会成为他和费尔明娜·达萨新婚旅行中幸福的世外桃源。

这一天终于来了，她以女主人和夫人的身份占据了总统舱。船长迭戈·萨马利塔诺用香槟和烟熏鲑鱼款待登船的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夫妇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身穿白色亚麻制服，从靴子尖一直到用金线绣着CFC徽章的帽子，浑身上下完美无缺。和所有内河船长一样，他拥有木棉树般的魁梧身材、坚定果决的声音和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般的气派。

晚上七点，鸣响了第一声起航的汽笛。费尔明娜·达萨感到那回荡的汽笛声给自己的左耳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前一晚，她的梦中出现了好些不祥的预兆，她甚至不敢去分析其中的意思。一大早，她便让人把她带到离家不远的神学院墓地去，那里当时叫拉曼加墓地。她站在丈夫的墓前，自言自语地把从前压在心中的合理的斥责一股脑儿倾诉出来，最终原谅了这个死去的男人。之后，她对丈夫讲起这次旅行的细节，向他暂时告别。就像每次去欧洲旅行一样，她不想把自己出门的消息告诉其他任何人，以避免令人疲惫的送别。虽然她已有过很多次旅行，却感觉这仿佛是第一次。随着这一天的临近，她的忧虑不断增加。刚一登船，她便凄楚地感到自己被遗弃了，真想独自痛哭一场。

最后一声警示的汽笛响起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程式化地与她道了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陪他们走到下船舷梯。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想为他让路，让他跟在妻子后面，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去旅行。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顿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手足无措。

“您没跟我们说过呀。”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自己舱室的钥匙拿给他看，意思很明确：他住的只是公共甲板上的一间普通舱室。可乌尔比诺·达萨医生觉得这个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他像遭遇了海难一般向妻子投去求助的一瞥，想为自己的彷徨无助寻找支点，但遇到的却是一双冰冷的眼睛。她严厉地低声说：“难道你也一样？”是的，他也一样，同他的妹妹奥菲利娅一样，认为爱情到一定年龄就变得不体面了。但他善于及时做出反应，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了握手以示告别，心中的无奈多过感激。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大厅栏杆处看着他们走下船去，正如他所等待与希望的那样，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在上汽车前，转过身来看了看他，于是，他向他们挥手告别。他们也朝他挥挥手。他继续站在栏杆前，直到汽车消失在货场的尘土之中，他才回到自己的舱室，换上一套更适合在船长的私人餐厅里享用登船后第一顿晚餐的衣服。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迭戈·萨马利塔诺船长用其四十年河运生涯的多彩故事为它增添了调料，可费尔明娜·达萨费了好大劲儿才装出开心的样子。虽然八点钟就拉响了最后一声汽笛，送行的人被请下船，舷梯也被升起，但直到船长用完晚餐，走上指挥台开始指挥，船才起锚。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公共大厅的栏杆旁，混在那些极力辨认着城中每一处灯火的嘈杂旅客中间，探身远眺，直到轮船驶出港湾，进入看不清的河道和散布着起伏的渔船灯火的沼泽之中，最后，它终于在马格达莱纳大河自由的空气里顺畅地呼吸起来。这时，乐队奏起了一首流行的民间乐曲，旅客中爆发出一阵欢腾，舞会在一片混乱中开始了。

费尔明娜·达萨更愿意躲到自己的舱室里去。整个晚上她都没说一句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任由她迷失在自己的思绪当中，只是在舱室前向她道了一声晚安。但她没有困意，只觉得有点冷。她建议两人一起坐上一会儿，在私人望台上看一看河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两把靠背藤椅拖到栏杆前，关了灯，拿一条羊毛毯子披在她肩上，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从他送的一个小烟盒里取出烟丝，卷了一支，手法熟练得让人吃惊。她把点着的一端放进嘴里，慢慢地吸着，一言不发，接着又连卷了两支，续着抽完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一口接一口地喝下了两保温瓶的浓咖啡。

城市的灯火已消失在地平线上。从漆黑的望台上看去，平缓而沉寂的河水和一轮满月下两岸的草丛，都变成了一片泛着磷光的平原。偶尔可以看到一间间茅屋，旁边点着熊熊的篝火，示意人们那里出售供轮船锅炉使用的木柴。对年轻时的那次旅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保留着模糊的记忆，但河上的景象使那些回忆复活了，一幕幕争抢着闪现在眼前，宛如昨日。他给费尔明娜·达萨讲了当时的一些情景，以为可以使她振奋起来，可她只是抽烟，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放弃了讲述，让她独自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她不断卷着烟，一支接一支抽着，直到盒里的烟丝全都抽光了。午夜过后，音乐停下来，旅客的喧闹声也消散了，变成了枕边的窃窃私语。只剩下两颗孤独的心留在黑暗中的望台上，随着轮船急促的喘息声跳动。

过了好一会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借着河水的反光看了看费尔明娜·达萨。她仿佛一个神秘的幽灵，雕塑般的侧影在微微的蓝色光芒下显得柔和甜蜜。他发现她竟在默默地哭泣。他没有安慰她，也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在旁边耐心地等她眼泪流尽，而是有些惊慌失措。

“你是想独自待着吗？”他问。

“如果是，我就不会叫你进来了。”她说。

于是，他伸出冰冷的手指，摸索着黑暗中的另一只手，找到它时，他发现它正在等待着。一瞬间，两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两只苍老的手都不是他们在互相触碰之前所想象的样子。但片刻过后，它们就变成他们想象中的样子了。她开始讲起已故的丈夫，用的是现在时，好像他仍然活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她是到了一个自省的时刻，她将带着尊严、带着高傲、带着无法抑制的活下去的渴望自问，她要如何对待心中这份无主的爱情。

为了把手留在他的手中，费尔明娜·达萨停止了抽烟。她迫切地渴望能理解自己。她不能想象有哪个丈夫会比她曾经的丈夫更好，然而，回忆起他们的一生，她想到更多的是挫折，而非满足，他们之间曾有太多的误解，太多无谓的争执，以及太多没有释然的怨恨。突然，她叹了口气：“真无法相信，经历了那么多的吵闹与厌烦，这许多年竟还能感到幸福，见鬼，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爱情。”正当她把心里话一吐为快时，有人把月光熄灭了。轮船稳健地缓缓前行，一步接着一步，仿佛一只伺机而动的巨大猛兽。费尔明娜·达萨从热切的渴望中清醒了过来。

“现在，你走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紧了她的手，俯下身去，想亲吻她的面颊。她却躲开了，用沙哑而温柔的声音拒绝了他。

“已经不行了，”她对他说，“我闻起来尽是老太婆的味道。”

费尔明娜·达萨听见他在黑暗中走了出去，听见楼梯上响起他的脚步声，又听见他渐渐消失，第二天之前将不再出现。她又点燃了一支烟。正抽着，她看见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他穿着他那身完美无瑕的亚麻衣服，带着他那职业性的严肃，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翩翩风度，以及那彬彬有礼的爱情，站在一艘往昔的船上，挥动着他白色的帽子向她告别。“我们男人都是偏见的可怜奴隶。”有一次他对她说，“相反，当一个女人决定和一个男人睡觉时，就没有她跃不过去的围墙，没有她推不倒的堡垒，也没有她抛不下的道德顾虑，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能管得住她的上帝。”费尔明娜·达萨继续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直到天亮。她在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但不是福音花园中那个忧郁的哨兵，那个人已无法在她心中激起丝毫思念的涟漪，她想的是此时的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却如此真实：这人一直就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她却从未认出他真实的样子。当轮船喘着粗气，拖着她驶向第一缕玫瑰色的霞光时，她唯一祈求上帝的，是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第二天应从何处重新开始。

他的确知道。费尔明娜·达萨吩咐侍者不要叫醒她，让她尽情地睡上一觉。她醒来时，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枝新鲜的白玫瑰，花瓣上还挂着露珠，旁边是一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信，厚厚的一沓，他一定是从她这里回去后就开始写，才能写出这么多页来。这是一封平静的信，仅仅为了表达他昨晚以来的心境：它和以往的信一样抒情，也和他所有的信一样字斟句酌，但却立足于现实。费尔明娜·达萨读完信，为自己那毫无顾忌的心跳感到有些害羞。在信的末尾，他请求她准备好之后通知侍者，因为船长正在指挥台上等着他们，想给他们展示一下轮船是如何运转的。

十一点钟时，她已准备停当，洗过澡，浑身散发着花一般的香皂气味，身着一套极为朴素的灰色纱罗寡妇服，已完全从夜晚的苦痛中恢复过来。她向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制服、专为船长服务的侍者要了份简单的早餐，但没有让他捎口信叫谁来接她。她独自走到指挥台上，天空万里无云，有些晃眼。她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在与船长交谈。她觉得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不是因为她此时已对他另眼相看，而是因为他真的变了模样。他没有穿他那身穿了一辈子的参加葬礼似的衣服，取而代之的是一双舒适的白皮鞋，亚麻长裤，亚麻开领短袖衬衫，胸前的口袋上绣着他姓名首字母的花押字。此外，他头上还戴了顶苏格兰帽，也是白色的，那副他始终戴着的近视镜上则夹了一副可拆卸的深色镜片。显然，这些东西他都是第一次穿戴，而且是专为这次旅行才买的。只除了那条早已过旧的棕色皮带，费尔明娜·达萨一眼就看见了它，仿佛发现了汤中的苍蝇一般。看到他如此明显地为自己着意打扮，她的脸颊不禁泛起一抹火辣辣的红晕。跟他打招呼时，她心慌意乱。见她如此，他也慌乱起来。当两人意识到他们的举止竟像情侣一般，便越发不知所措，而当他们又意识到自己的窘态时，更是慌乱得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萨马利塔诺船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心中不禁同情地为之一颤。他把他们从尴尬中解救出来，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向他们讲解如何指挥轮船以及轮船的机械构造。他们缓慢地航行在一段看不见两岸的河道上，河水在荒芜的河滩间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与交汇处的浑浊水流不同，这里的河水平缓而清澈，在无情的烈日下闪烁着金属的光芒。费尔明娜·达萨觉得，这里就像一片被沙岛包围的三角洲。

“这是我们仅剩的一片河水了。”船长对她说。

的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河道的变化感到诧异。第二天，当航行变得更加艰难时，他就更是惊讶了。他发现，世界大河之一，他的父亲河马格达莱纳河，如今已成记忆中的幻影。萨马利塔诺船长向他们解释了毫无理性的滥伐森林如何在五十年里毁掉了河流：轮船的锅炉将茂密的雨林消耗殆尽，想当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旅行时还曾因那些参天的大树感到压抑呢。费尔明娜·达萨也不会看到她梦中的动物了：新奥尔良皮革厂的猎人们杀光了在河岸峭壁上一连几小时张着大嘴装死、伺机捕捉蝴蝶的短吻鳄；随着枝繁叶茂的森林的消亡，叽里呱啦叫个不停的鹦鹉和像疯子一般吵嚷的长尾猴也逐渐销声匿迹；而用硕大的乳房在河滩上给幼畜喂奶、像悲伤的女人一样哭泣的海牛，也被寻开心的猎人用穿甲子弹灭绝了。

萨马利塔诺船长对海牛有着一种近乎母性的爱，因为他觉得它们就像是因某种误入歧途的爱情而被判罪的夫人们，而且，他相信传说，即海牛是动物王国中唯一一个只有雌性而没有雄性的物种。他一向反对人们从船上射杀海牛，但尽管有法律明令禁止这一行为，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举枪。曾经有一个带着合法证件的北卡罗来纳猎人，违背船长的命令，用他那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枪打爆了一只母海牛的脑袋，小海牛痛苦得发了疯，趴在母海牛的尸体上哭号。船长命人把孤零零的小海牛弄上船，亲自照料，而把猎人扔在了荒无人烟的河滩上，就在被他射杀的海牛妈妈的尸体旁。由于来自外交方面的抗议，船长坐了六个月牢，差点丢掉航海执照。但出狱后，他仍准备坚持己见—类似的事见一次就管一次。不过，这次事件已被载入历史：那只海牛孤儿后来在巴兰卡斯的圣尼古拉斯稀有物种动物园里长大，并且生活了许多年，它是人们在这条河上见过的最后一只海牛。

“每次经过这段河滩时，”船长说，“我都恳求上帝让那个美国佬再来坐我的船，我好再次把他扔在这里。”

起初对船长并没有什么好感的费尔明娜·达萨，此刻被这个充满柔情的彪形大汉深深打动，从这天早晨起，她就把他摆在了自己心里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她是对的，旅行才刚刚开始，日后她将有更多机会发现自己做得没有错。

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指挥台上一直待到午饭时间，那时船刚刚经过卡拉玛尔村。这个村庄在几年前还天天都像过节一样喜庆，如今，街道上却满目荒凉，成了一个废墟港口。从船上能看到的唯一生命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正挥动手绢打着手势。费尔明娜·达萨不明白，她那么可怜，为何不把她接上船来。船长解释说，那是个溺水而死的女人的灵魂，做出欺骗的手势，为的是把船错误地引向对岸危险的旋涡。他们从离她很近的地方驶过，阳光下，费尔明娜·达萨真切地看清了所有的细节，毫不怀疑那个女人事实上并不存在，可她的脸却让费尔明娜·达萨觉得似曾相识。

那是漫长而炎热的一天。费尔明娜·达萨吃过午饭，便回到舱室去睡她那必不可少的午觉。但因为耳朵痛，她没能睡好。在“老峡谷”上游几里处，他们的船和另一艘CFC的船相遇，按规矩互相鸣笛致意，这让她的耳痛更严重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大厅里打了个盹儿。和夜里一样，大部分没有舱室的旅客此刻都在那里睡觉。在离他当初看见罗萨尔芭上船的地方不远处，他在梦中见到了她。她在独自旅行，还穿着那身上世纪蒙波斯的衣服。但这一次是她，而不是那个婴儿，在那只挂在廊檐下的柳条鸟笼里午睡。这是一个既令人费解又十分有趣的梦，整个下午，他都一边和船长及两名旅客朋友玩多米诺骨牌，一边回味着这个梦。

太阳落山时，炎热消退，船上又恢复了生气。旅客们像刚从冬眠中苏醒一般，洗好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纷纷露面，占据了大厅的藤椅，等待开晚饭。五点钟整，一名侍者从甲板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在人们嘲弄的掌声中摇响教堂司事的铃铛，宣布晚餐开始。用餐时，乐队奏起方丹戈舞曲，舞会将一直持续到半夜。

费尔明娜·达萨由于耳痛的烦扰，不想吃晚饭。她看见了航船首次加装锅炉木柴的情景。那是在一个光秃秃的峭壁旁，除了成堆的木头，以及照顾这项生意的一个年迈的老头儿之外，周围什么也没有，甚至方圆几里都空无一人。在费尔明娜·达萨看来，一次如此漫长而枯燥的临时停靠，在欧洲的远洋轮船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在装有冷气的望台里，她依旧感到酷热难耐。但当轮船重新起锚后，一阵清风吹来，仿佛让人闻到了森林内心的芬芳，船上的音乐也变得更欢快了。在希蒂奥·诺埃沃镇，只有一所房子中的一扇窗里亮着一盏孤灯，港口办公室也没有发出有货物或乘客登船的信号，因此，轮船没有鸣笛致意便开了过去。

整个下午，费尔明娜·达萨都在问自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会用什么办法在不敲开她舱门的情况下见到她。快到八点时，她再也按捺不住想跟他在一起的渴望。她来到走廊上，希望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遇见他。事实上，她不需要走多远：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坐在走廊的一张长靠背椅上，像在福音花园中一样沉默而忧伤，从两小时前，他就在问自己如何才能见到她。两人都露出同样吃惊的表情，但心里都清楚那是装出来的。他们一起漫步在一等舱的甲板上。那里挤满了年轻人，大部分是吵闹的学生，他们正急切地享受假期的最后狂欢，筋疲力尽地欢闹着。在小酒吧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明娜·达萨也像学生一样，坐在吧台前各自喝下了一瓶冷饮。她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怖的境地，不禁说道：“多可怕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问她在想什么，是什么带给她这样的感觉。

“我在想那对可怜的老人。”她说，“就是在小艇上被人用桨打死的那两个。”

他们在昏暗的望台上畅快地长谈起来，直到音乐停歇，才回去睡觉。这晚没有月亮，天空阴沉，地平线上划过一道道无声的闪电，时而在一瞬间将他们照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她卷好一支支香烟，但她被耳痛折磨着，只抽了四支。疼痛偶尔会减轻一些，但每当他们的船与其他船只相遇，或是从某个熟睡的村庄前经过，又或是为了试探水深而缓慢前行时，它那汽笛的鸣叫声便会加剧她的痛楚。他告诉她，每当他在花会上，在热气球飞行时，在杂技脚踏车的展览中看见她，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一年又一年里，他又是多么热切地盼望公众节日的到来，只为了能够看见她。她也曾见过他许多次，但从未想过他出现在那里仅仅是为了与她相遇。然而，不到一年前，当读到他的信时，她曾突然问自己，他怎么可能从未参加过花会的诗赛。毫无疑问，如果他参加了，一定会获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说了谎：他只为她写作，所有的诗句都是献给她的，而只有他自己是那些诗句的读者。这时，换成她在黑暗中主动搜寻他的手，当她找到时，它并不像前一晚她的手那样在等待，而是在被抓住时惊慌失措。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心仿佛凝固了。

“女人多奇怪啊！”他说。

她发出一阵深沉的笑声，像年轻的小鸽子一般，但随即又想起小艇上的那对老人。命中注定，那影子将会一直跟随着她，但这天晚上，她承受住了，因为她觉得平静安详，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时刻：一身清白，毫无负罪感。她真想就这样一直待到天亮，什么也不说，只把他那汗涔涔的冰冷的手握在自己手中，但无奈，她忍受不了耳痛的折磨。当音乐停下来，普通舱的旅客在大厅里忙碌了一阵，纷纷挂起吊床之后，她感到自己耳痛的程度超过了想和他在一起的愿望。其实她知道，单是把疼痛告诉他就能减轻自己的痛楚，但她没有这样做，为的是不让他担心。因为此时的她觉得自己已对他了然于心，就仿佛和他共度了一生似的，她相信，只要能让她减轻疼痛，他会下令让船开回港口。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预料到这一晚事情会如此发展，于是起身告退。走到舱室门口时，他试图亲吻告别，但她向他侧过了左脸。他一再坚持，呼吸急促起来。于是，她又凑过右边的脸颊，那妩媚的娇态甚至在她上学时他也不曾见过。他再次坚持，终于，她用双唇迎接了他。她发自内心地颤抖着，试图用自新婚之夜起就已经忘记的笑声压制住自己的颤抖。

“我的上帝！”她说，“在船上我多疯狂啊！”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战栗了一下：的确，如她先前所说，她身上有一股上了年纪的酸味。然而，当他在熟睡的旅客那一张张吊床组成的迷宫中辟出道路向舱室走去时，还是自我安慰地想，他身上肯定也有同样的味道，而且还要再老上四岁，而她一定也怀着同样的激情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人发酵后的气味，他曾在那些最老的情人身上察觉到过，而她们也在他身上闻到过。拿撒勒的寡妇向来毫无顾忌，说的话更为刻薄：“我们闻上去已经有股兀鹫的味儿了。”两人互相忍受，是因为彼此半斤八两：我的味儿正好与你的味儿相当。然而，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他很多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她身上那股襁褓中婴儿的味道时常唤起他内心母性的本能，可一想到她一定无法忍受他那股老色鬼的气味，他便十分不安。但这一切都过去了。重要的是，自从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将弥撒经书放在电报室的柜台上的那个下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未像今晚这样幸福过：这种幸福如此强烈，他甚至惶恐起来。

五点钟时，他才刚刚睡着，船上的会计在桑布拉诺港把他叫醒，为的是交给他一封加急电报。电报的署名是莱昂娜·卡西亚尼，于前一天发出。全部的惊恐集中于一行文字：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昨日死亡，原因不详。早上十一点，他通过电报与莱昂娜·卡西亚尼取得了联系，了解了事情的细节。他亲自操作发报设备，自从他不再当电报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由于期末考试不及格，阿美利加·维库尼亚陷入了极度的沮丧，喝下了一瓶从学校医务室偷出来的阿片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心深知，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但是，不，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能让人们将她的决定归咎于什么人。她的家人此刻正从父亲港赶来，是莱昂娜·卡西亚尼通知了他们，葬礼将在当天下午五点举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吸了口气。为了继续活下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这个回忆折磨他。他把它从记忆中抹掉了，尽管在余下的岁月里，他时常会不合时宜地突然想起这件不幸的事故，就像旧日的伤疤带来的那种瞬间的刺痛。

接下来的几天炎热而没有尽头。河水变得浑浊不堪，河道也越来越窄，初次旅行中曾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吃一惊的那些纵横交错的参天大树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烧焦的平地、被轮船锅炉耗尽的整片森林的残骸，以及被上帝遗弃的村庄的瓦砾—如今，这些村庄的街道，即使在最为干旱的时期也会洪水泛滥。夜晚，让他们醒来的不是河滩上的海牛那塞壬般的歌声，而是漂向大海的尸体恶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瘟疫也不再流行，但一具具肿胀的尸体还是源源不断地漂过。船长第一次欲言又止：“我们奉命告诉旅客，这些人都是意外溺水而亡。”昔日里，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会加剧午间的闷热，而此时，只剩下荒芜的大地上无边的寂静。

供应木柴的地方少之又少，而且间隔很远，旅行的第四天，“新忠诚号”就断了燃料。船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在此期间，船上的人分批深入到四处漂浮着灰烬的沼泽中去，寻找零星分散的最后几棵树木。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樵夫们已离开了林间小路，以逃避大地之神的暴虐惩罚，逃避看不见的霍乱，以及政府借转移视线的法令试图掩盖的隐秘战争。这段时间，百无聊赖的旅客搞起了游泳比赛，还组织了狩猎探险队。他们带回一只只活鬣蜥，从上而下剖开它们的肚子，取出一串串半透明、软乎乎的蛋，然后用打背包的针把肚子缝上，将那一串串蛋挂在栏杆上晒干。附近村庄的穷妓女们追随着探险队的足迹，在岸边的峭壁上搭起临时帐篷，带来音乐和酒桶，在停泊不前的轮船对面狂欢起来。

早在还没当上CFC的董事长之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多次接到过有关河流状况的警示性报告，但他几乎连看都没有看。他让股东们安心：“诸位别担心，等木柴烧光的时候，就已经有烧油的船了。”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激情使他晕头转向，从未为此事操过心，待到发现实情时，已经无计可施，除非能开辟一条新的河流。晚上，即使在河水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必须停下船来才能睡觉。此时，单是活着这件事，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十九世纪初，一个英国旅行者在提及某次可能持续了五十天之久的驾独木舟与骑骡相结合的旅行时写道：“这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糟糕、最难耐的长途跋涉。”在蒸汽船开航后的前八十年，情况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当短吻鳄吞掉了最后一只蝴蝶，母海牛被赶尽杀绝，鹦鹉、长尾猴和村庄销声匿迹，所有都不见了踪影的时候，一切就又回到了老样子，而且将永远持续下去。

“没关系。”船长笑着说，“几年后我们再来时，将开着豪华汽车跑在干枯的河床上。”

旅行的前三天，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保护在望台柔和的春光里。但自从木柴定量配给、冷气系统无法运行，总统舱就变成了一只蒸汽咖啡壶。她借着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河风，才得以熬过夜晚的难关，还得不停地用毛巾驱赶蚊子，因为船停泊时，杀虫剂喷筒已毫无用处。耳痛变得无法忍受。可一天早上她醒来时，疼痛突然消失了，就像一只唱破了肚皮的知了，歌声戛然而止。直到晚上，她才发现左耳已失去听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左边跟她说话时，她不得不转过头才能听见。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顺从地忍受着，这不过是在年龄带来的那许多无法挽回的缺陷上再加一条罢了。

不管怎样，轮船的延误对他们来说是天意的磨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读到过这样一句话：“灾难中的爱情更加伟大而高尚。”总统舱里的潮湿使他们沉浸在一种超乎现实的昏睡之中，这种环境更容易使人毫无异议地相爱。在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里，他们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栏杆前的靠背椅上，手拉着手，缓慢地亲吻，陶醉于爱抚之中，从不会因失去耐心而扫兴。第三个昏沉的夜晚，她准备了一瓶茴香酒等他到来。她曾同伊尔德布兰达那群表姐妹们一起偷偷喝过这种酒，结婚生子之后，她又和那些本不属于她的世界的女友们一起关起房门来喝过。此刻，她需要让自己糊涂一点，为的是不必太清醒地去思索命运。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以为，她这样做是为了鼓起勇气迈出最后一步。在这种幻想的驱使下，他大起胆子，用手指肚探索着她那干瘪的脖颈，她那仿佛装着金属骨架的胸部，骨骼已被销蚀的臀部，以及那老母鹿般的大腿。她闭着眼，心满意足地任他抚摸，但并没有颤抖，只是抽着烟，时不时地呷一口酒。最后，当他的爱抚滑至她的小腹时，她的心里已经充满了足够的茴香酒。

“如果我们一定要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那就干吧。”她说，“不过要像成年人那样。”

她把他带到卧室，亮着灯，开始毫不扭捏地脱起衣服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仰躺在床上，努力控制着自己，他又一次在杀死老虎后不知该如何处置虎皮了。她对他说：“你别看。”他问为什么，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天花板。

“因为你不会喜欢的。”她说。

于是，他瞥了她一眼，看见她赤裸的上身，跟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她的肩膀布满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被包在一层青蛙皮似的苍白而冰凉的皮肤里。她用刚刚脱下来的衬衫挡在胸前，关掉了灯。这时，他坐起身来，在黑暗中脱下衣服，每脱一件就扔到她身上，而她又把它们扔回去，笑得前仰后合。

两人仰面朝天地躺了好一阵子。随着醉意退去，他越来越不知所措。她却很平静，几乎失去了意志力，但她祈求上帝不要让自己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就像每次喝多了茴香酒时那样。他们交谈着，为的是消磨时间。他们谈起自己，谈起各自不同的生活，谈起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性：就在应该去思考时间对他们来说已所剩无几、只能用来等死的时候，他们却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艘停泊轮船的漆黑舱室里。在他们的城市，一切甚至在发生之前就会尽人皆知，可她却从未听说过他有女人，一次也没有。她以一种随意的方式提及此事，而他立刻做出了回答，声音中没有一丝颤抖：

“那是因为我为你保留了童贞。”

即便这是真的，她也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因为他写的那些情书里也尽是一些这样的句子，其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准确的含义，而在于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力量。但她喜欢他说这话时的勇气。而此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突然问了自己一个从未敢问过的问题：她在婚姻之外，还有过怎样不为人知的生活。无论答案是什么，都不会让他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在秘密冒险这方面，女人和男人一样：同样的狡诈伎俩，同样的心血来潮，同样的没有丝毫愧疚的背叛。但他没有张口问她，这是对的。曾经，在她和教会的关系相当不愉快的那段时期，忏悔神甫竟出其不意地问她是否对丈夫有过不忠。她直接站了起来，没有回答，没有做完忏悔，甚至没有向神甫告别。此后，她再也没有做过忏悔，无论是向这位神甫，还是向其他任何一位神甫。此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谨慎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她在黑暗中伸出手去，抚摸着他的小腹，他身体的两侧，以及他那几乎已经没有毛发的耻骨。她说：“你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接着，她迈出了最后一步：她寻找着它，发现它并不在那里，她继续无望地找着，终于找到了那个手无寸铁的东西。

“它死了。”他说。

这种事在他身上常常发生，他已学会了和这个幽灵共处：只是每一次他都像第一次似的，要重新去学习面对之法。他拿起她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费尔明娜·达萨几乎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那颗不知疲倦的老人之心正以年轻人的力量、速度和慌乱跳动着。他说：“过多的爱和过少的爱都对它有害。”但他说这话时并没有信心，事实上，他羞愧难当，正和自己怄气，渴望找个理由把失败归咎于她。她看出了这一点，开始用嘲弄似的爱抚挑逗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身体，就像一只残忍地幸灾乐祸的温柔小猫。终于，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起身回自己的舱室去了。她一直想着他，直到天亮，终于确认了自己对他的爱。随着茴香酒带来的醉意散去，她独自漂浮在缓慢的海浪中，忧郁渐渐袭上心头，她担心他生她的气，不会再来了。

然而，他当天就来了，在上午十一点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还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他带着某种炫耀的神情，当着她的面脱光了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她高兴地看到他和自己在黑暗之中想象的一模一样：一个没有年龄的男人，皮肤很黑，像撑开的伞一样光亮、紧绷，除了腋下和耻骨处几根稀疏而平直的毛发，浑身再无其他茸毛。他的侍卫昂首挺立，她发现他并非偶然让她看见他的武器，而是像炫耀战利品一样有意地展示，以鼓舞自己的士气。他甚至没给她时间脱掉她在清晨吹起微风时穿上的睡衣，这种新手般的仓促慌乱使她因感到同情而浑身一颤。但这并没有令她不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很难分清自己是出于同情还是爱情。然而，做完之后，她却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这是她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做爱。整个过程中，她因为好奇而恍惚出神，体会着停歇了这么久之后，又在这样一个年龄，再做这件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他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让她想清楚自己的身体是否也同样爱他。一切迅速而可悲。她想：“现在可好，我们把事情搞砸了。”但她错了。尽管他们都有些失望，尽管他为自己的笨拙而后悔，尽管她因茴香酒带来的疯狂而内疚，在余下的日子里，他们却片刻也没有再分开过，甚至连吃饭都几乎没再走出过舱室。萨马利塔诺船长凭借着本能，向来能够洞悉他的船上任何一个试图隐藏的秘密。他每天早上派人给他们送来白玫瑰，夜晚为他们演奏他们那个时代的华尔兹小夜曲，还打趣似的吩咐厨师为他们准备添加了催情佐料的食物。此后很久，他们才又一次尝试了做爱—等到灵感自然而然地找上门来，而非他们刻意去寻找灵感。能够待在一起，这种简单的幸福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

他们从未想过要走出舱室，直到船长用一张纸条通知他们，经过十一天的航行，船在午餐后就将到达此行的最后一个港口：黄金港。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舱室中看见，山冈上的房子在苍白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便自以为理解了港口名字的由来，但当他们感到空气蒸得像在锅炉里一样，看见街道上的沥青都已沸腾时，又觉得那个名字没那么贴切了。他们的船并没有停靠在港口这边，而是停到了对岸，那里是开往圣菲的火车的起点站。

旅客们一下船，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避难所。费尔明娜·达萨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呼吸着未受污染的新鲜空气。两人从船舷上望向一群喧嚷躁动的游客，他们正在一列玩具一样的火车车厢里寻找自己的行李。他们很可能来自欧洲，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身上罩着的北欧式的大衣和上世纪的帽子同这里尘土飞扬的夏日气候格格不入。一些女人的头发上还装饰着的美丽的土豆花，已经开始在炎热中枯萎。他们坐了一天的火车，穿过梦幻般的大草原，刚刚从安第斯平原来到这里，还没来得及换上适合加勒比的衣服。

在喧闹的市场中，一位看上去很可怜的老人正从乞丐外衣的各个口袋里掏出一只只小鸡来。他是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的，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大衣显然曾属于一个比他魁梧得多的人。他摘下帽子，口朝上放到码头上，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往里面扔一枚硬币。接着，他从各个口袋里掏出一只一只稚嫩的、几乎没有颜色的小鸡来，仿佛是从他的指间繁殖出来的。一时间，码头上像铺了一层小鸡地毯，它们惊慌失措地啾啾叫着，到处乱跑，有些匆忙的旅客把它们踩在脚下都全然不知。费尔明娜·达萨被眼前神奇的景象迷住了，她觉得这仿佛是在欢迎她的到来，因为只有她看到了这一切。她看得出神，甚至没有注意到返程的旅客是何时开始上船的。她的节日狂欢结束了：在陆续登船的人中，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其中一些是她的朋友，前不久还曾在服丧期间陪伴过她。她仓皇地躲回舱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她万分沮丧：她宁愿死，也不愿被那个圈子中的人发现她在丈夫刚去世不久就愉快地出门旅行。她的垂头丧气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疼不已，他发誓要想出办法来保护她，而不是让她像坐牢似的待在舱室里。

当他们在私人餐厅用晚餐时，他突然想出了主意。船长一直在为某个问题烦恼，好久以前就想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讨论一下，但阿里萨总是以他那一贯的理由避而不谈：“这些琐事，莱昂娜·卡西亚尼比我处理得更好。”然而，这一次他仔细听了船长的话。事情是这样的，船上行时载着货物，回程却是空的，而载客情况却正好相反。“载货是有利的，付的钱多，而且货物还不用吃饭。”他说。费尔明娜·达萨的这顿晚餐吃得索然无味，两个男人就设立不同票价制度的好处进行的冗长讨论让她感到无聊。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坚持到最后，才提出了一个在船长看来可能是拯救方案之前奏的问题：

“我们来假设一下，”他说，“有没有可能做一次直航，既不载货，也不运送旅客，不在任何港口停靠，总之就是，途中什么都不做？”

船长说，这只在假设中成立。CFC有各种劳务协议，这一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比谁都清楚，关于载货、载客、邮件运输以及其他很多项义务都签有合同，其中大部分是不能推卸的。唯有一种情况可以跳过一切条款，那就是船上发生瘟疫。轮船宣布进入隔离检疫，升起黄旗，在紧急状态下航行。由于沿河出现过很多次霍乱，萨马利塔诺船长曾有好几次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后来卫生部门强迫医生签署了死者死于普通痢疾的证明。此外，在这条河流的历史上，很多时候轮船升起代表瘟疫的黄旗是为了逃避税收，或是不愿搭载某个乘客，又或是躲避不合时宜的检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桌下找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手。

“那么好，”他说，“我们就这么办。”

船长大吃一惊，但很快，他就凭着自己老狐狸的本能洞察了一切。

“我指挥这条船，而您指挥我们所有人。”他说，“因此，如果您是认真的，就请给我一份书面命令，我们马上开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然是认真的。他签署了命令。不管怎么说，谁都知道，尽管卫生部门对形势估计乐观，但霍乱时期远未结束。至于船本身，并不是问题。已经装船的货物本就不多，它们被转移到了别的船上，旅客则被告知轮船的机器出了故障，当天清晨已被安排搭乘其他公司的一艘轮船。如果说这样做的理由并不道德，甚至有些令人不齿，但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来，既然都是为了爱，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不合法的。船长唯一的请求是在纳雷港停一下，把一个陪他旅行的人接上船来：他也有自己隐秘的心思。

于是，“新忠诚号”在第二天天蒙蒙亮时就起锚了。没有货物，也没有旅客，主桅杆上一面标志着霍乱的黄旗欢快地飘荡。傍晚时，他们在纳雷港把一个比船长还要高大结实的女人接上了船。她的美与众不同，只差一把胡子就可以被马戏团聘用了。她叫塞娜依达·内维斯，可船长却称呼她“我的魔女”。她是船长的老情人，他常常把她从一个港口接上船，再在另一个港口放下，而且每次她一登船，便会带来一股幸福的劲风。在这个令人伤心的死亡之地，看着恩维加多的火车在昔日骡子走过的飞檐般的峭壁上吃力爬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心中不由泛起对罗萨尔芭的思念。正在此时，亚马孙的暴雨倾盆而下，在余下的旅途中几乎没有停歇过。但谁都没有在意：旅行中的狂欢自有其避风挡雨的屋檐。那天晚上，作为个人对狂欢的贡献，费尔明娜·达萨在船员们的欢呼声中下了厨房，为大家做了一道她自创的菜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将其命名为“爱情茄子”。

白天，他们玩牌，吃到肚皮要爆炸，午觉也睡得酣畅淋漓，以至于醒来时精疲力尽。太阳刚一下山，乐队便开始演奏，他们饮茴香酒吃鲑鱼，直到餍足还不罢休。这是一次快速旅行，船轻水顺：那个星期乃及整个旅途中都在下雨，上游涨起的水滚滚而下，改善了河流的状况。一些村镇怀着同情为他们鸣炮驱赶霍乱，他们则用汽笛的哀鸣表示谢意。途中，无论哪家公司的船与他们相遇，都向他们发出致哀的信号。在马冈盖镇，梅塞德斯出生的地方，他们备足了余下旅程所需的所有木柴。

当费尔明娜·达萨那只好使的耳朵又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时，她吓了一跳，但在畅饮茴香酒的第二天，她的两只耳朵就都听得比以往更清楚了。她发现玫瑰花比从前更香，鸟儿黎明时的歌声也更动听了。她还发现，上帝又造了一头海牛，把它放到了塔玛拉梅克的河滩上，目的就是把她唤醒。船长也听到了海牛的叫声，命令改变航向。于是，他们看见了这个体形巨大、刚刚分娩的母亲，它正把幼子抱在怀中喂奶。无论是弗洛伦蒂诺还是费尔明娜，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彼此间是多么情投意合：她帮他灌肠，在他之前起床为他刷净他睡觉前放在杯中的假牙；她总找不着眼镜的问题也解决了，因为她看书和缝补时可以戴上他的眼镜。一天早上她醒来，见他正在昏暗中钉衬衫上的纽扣。在他说出那句“男人需要两个妻子”的仪式性话语之前，她赶忙把活儿抢到自己手中。而她唯一需要他做的，只是给她拔火罐消除背痛。

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开始用乐队的小提琴来抒发旧情。只练了半天，他便能为她演奏“花冠女神”的华尔兹。他几小时不间断地拉着这首曲子，直到大家不得不强迫他停下来。一天夜里，费尔明娜·达萨平生第一次在痛苦而非愤怒的哭泣中因窒息醒来，由于她又想起了那两个在船上被桨活活打死的老人。一直下个不停的雨反倒没有在她心中激起波澜，她为时已晚地想着，或许巴黎并不像自己感觉的那样阴郁，圣菲的街道上或许也并没有那么多葬礼。未来再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起出游的梦想在天边浮现：那将是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旅行，不带箱子，没有应酬：纯粹的爱之旅。

到港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会，四处挂起纸花环和彩灯。黄昏时，雨停了。船长和塞娜依达搂得紧紧地跳了几曲波莱罗舞，在那年月，这种舞正开始迷醉人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着胆子向费尔明娜·达萨提议，他们也伴着那首只属于两人的华尔兹跳上一曲，但她拒绝了。不过整个晚上，她都在用脑袋和鞋跟打着拍子，甚至有那么片刻，当船长和他那温柔的魔女在昏暗中如胶似漆地跳着波莱罗时，她竟不知不觉地在椅子上舞动起来。她喝了那么多茴香酒，以至于最后大家不得不扶着她走上楼梯。她突然一边哭一边笑起来，让所有人都慌了手脚。但在舱室里那凝滞的香气中，她最终控制住了自己。他们平静而健康地做了爱。这是满脸皱纹的祖父祖母之间的爱，它将作为这次疯狂旅行中最美好的回忆，铭刻在两个人的记忆之中。同船长和塞娜依达猜想的不同，他们之间的感觉并不像新婚燕尔的夫妇，更不像相聚恨晚的情人。他们仿佛一举越过了漫长艰辛的夫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达爱情的核心。他们像一对经历了生活磨炼的老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因为他们已在一起生活了足够长时间，足以发现无论何时何地，爱情始终都是爱情，只不过距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

六点钟，他们醒了。她的头因昨晚的茴香酒还剧烈地疼着，而且心慌意乱，因为她仿佛觉得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回来了，比从树上摔下去时更胖了一些，也更年轻了，正坐在家门口的摇椅上等着她。然而，她很清醒地意识到，这并非茴香酒产生的作用，而是对马上就要到家的恐惧。

“这就像要死了一样。”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吃了一惊，因为她的话道破了自返程起就时刻折磨着他的一个想法。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想象自己在舱室以外的另一个家里，吃着与船上不同的饭菜，投身到一种对他们来说将永远陌生的生活中去—那真的像死一样。他再也睡不着，仰面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片刻之后，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回忆刺痛了他，他蜷起身子，再也无法逃避真相。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痛痛快快、从容不迫地大哭了一场，直至哭尽最后一滴眼泪。也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勇气向自己承认他曾多么爱她。

当他们起床穿好衣服准备下船时，轮船已把昔日西班牙人关口的狭窄水道和沼泽抛到身后，行驶在海湾破旧的船骸和废弃的油罐之间。一个灿烂的星期四从这座总督之城的金色穹顶上徐徐升起。然而，站在栏杆前的费尔明娜·达萨已无法忍受它那腐臭的荣耀，以及那些早已被鬣蜥亵渎的城堡的高傲：可怕的现实生活。两人都没有说话，但无论他，还是她，都感到自己无法如此轻易地屈服投降。

他们在餐厅里找到了船长。他那副狼狈的样子与平日里的干净利落判若两人：胡子没刮，双眼因失眠而布满血丝，衣服上还浸着昨晚的汗水，说话颠三倒四，不时地打着茴香酒嗝。塞娜依达还在睡着。当他们开始默默地吃早餐时，港口卫生局的汽油快艇命令他们把船停下来。

船长从指挥台上大声叫嚷着回答了武装巡逻队的问话。他们想知道船上染的是什么瘟疫，有多少旅客，又有多少病人，传染的可能性有多大。船长回答说，只有三名旅客，得的全是霍乱，但一直处于严格的隔离之中。无论是那些本应在黄金港上船的旅客，还是二十七名船员，都没和他们有过任何接触。但巡逻队队长并不满意这个回答，命令他们离开海湾，在为船办理隔离手续期间，他们要在拉斯·梅塞德斯沼泽等候到下午两点。船长狠狠地咒骂了一句，做了个手势，命令领航员掉头回沼泽去。

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餐桌前听到了这一切，船长却好像满不在乎。他继续默不作声地吃着饭，糟糕的心情一目了然，已顾不上保持内河船长在礼仪和修养方面一贯的好名声。他用刀尖剖开盘子里的四只煎鸡蛋，把它们同整块整块的油炸青香蕉卷在一起塞进嘴里，带着野蛮的喜悦大嚼起来。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就像坐在学校板凳上等待宣读期末考试成绩的学生。在船长和卫生局的武装巡逻队对话时，他们彼此一句话也没有说，今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心中一点主意也没有。但两个人都清楚，船长正在为他们打算：从他太阳穴的跳动就可以看出。

就在船长打发掉那盘煎鸡蛋和油炸香蕉块，喝光一罐牛奶咖啡时，轮船带着安安静静的锅炉，驶出了海港，穿过狭窄的水道，在一层厚厚的凤眼莲、深紫色的莲花和心形的大荷叶中间开出一条路来，返回沼泽地去了。水面上闪着银光，到处都漂浮着横陈的死鱼，全是被偷偷捕鱼的渔民用炸药炸死的。陆地和水上的鸟儿在它们的上空盘旋，发出金属般刺耳的叫声。加勒比的海风伴随着鸟儿的喧闹从窗户飘了进来。费尔明娜·达萨感到自己血液中的自由意志一阵沸腾。右边，马格达莱纳大河潮淹区的河水，浑浊而缓慢地向世界的另一边延伸。

当盘子里再没有东西可吃时，船长用桌布的一角抹了抹嘴，放肆无礼地大骂了一通黑话，彻底毁掉了内河船长言行文雅的美誉。他不是冲他们，也不是冲着任何人说的，只是想要发泄心中的怒火。在一连串粗鲁的咒骂之后，他的结论是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出霍乱黄旗带来的困境。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听他说完。然后，他透过窗子看了看航海罗盘上那一整圈刻度表，又望了望清晰的地平线，望了望十二月万里无云的天空和可以永远航行下去的一望无际的水面，说：

“我们走，一直走，一直走，重回黄金港！”

费尔明娜·达萨浑身一震，因为她听出了昔日那个被圣神恩典照亮的声音。她看了看船长：他是他们命运的主宰者。但船长没有看她，他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灵感的巨大力量震慑住了。

“您此话当真？”他问他道。

“从我出生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就没说过一件不当真的事。”

船长看了看费尔明娜·达萨，在她睫毛上看到初霜的闪光。然后，他又看了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到的是他那不可战胜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爱。这份迟来的顿悟使他吓了一跳，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

“见鬼，那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回回的究竟走到什么时候？”他问。

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以来的日日夜夜，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都准备好了答案。

“一生一世。”他说。

[1]钉马掌的骡子，典出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的一个传说。西班牙殖民时期，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嫁给一个西班牙贵族青年后，忘了本，最后受到上天的惩罚，变成一头钉马掌的骡子。

版权信息

书名：雪国

作者：【日】川端康成

译者：叶渭渠；唐月梅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03

ISBN：9787544293136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雪国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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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

叶渭渠　译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姑娘将身子探出窗外，仿佛向远方呼唤似的喊道：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把围巾缠到鼻子上、帽耳耷拉在耳朵边的男子，手拎提灯，踏着雪缓步走过来。

岛村心想，已经这么冷了吗？他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人员当作临时宿舍的木板房，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脚下，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啊。”

“哟，这不是叶子姑娘嘛！回家呀？又是大冷天了。”

“听说我弟弟到这里来工作了，我要谢谢您的照顾。”

“在这种地方，早晚会寂寞得难受的。年纪轻轻，怪可怜的。”

“他还是个孩子，请站长先生常指点他，拜托您了。”

“行啊。他干得很带劲，往后会忙起来的。去年也下了大雪，常常闹雪崩，火车一抛锚，村里人就忙着给旅客送水送饭。”

“站长先生好像穿得很多，我弟弟来信说，他还没穿西服背心呢。”

“我都穿四件啦！小伙子们遇上大冷天就一个劲儿地喝酒，现在一个个都得了感冒，东歪西倒地躺在那儿啦。”

站长向宿舍那边晃了晃手上的提灯。

“我弟弟也喝酒了吗？”

“这倒没有。”

“站长先生这就回家了？”

“我受了伤，每天都去看医生。”

“啊，这可太糟糕了。”

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在大冷天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的转过身来说：

“好吧，路上请多保重。”

“站长先生，我弟弟没来吗？”叶子用目光在雪地上搜索，“请您多多照顾我弟弟，拜托啦。”

她的话音优美而又近乎悲凄。那嘹亮的声音久久在雪夜里回荡。

火车开动了，她还没把上身从窗口缩回来。一直等到火车追上走在铁路边上的站长，她又喊道：

“站长先生，请您告诉我弟弟，叫他下次休假时回家一趟！”

“行啊！”站长大声答应。

叶子关上车窗，用双手捂住冻红了的脸颊。

这是县界的山，山下备有三辆扫雪车，供下雪天使用。隧道南北，架设了电力控制的雪崩报警线。布置了五千名扫雪工和两千名消防队的青年队员。

这个叶子姑娘的弟弟，从今冬起就在这个将要被大雪覆盖的铁路信号所工作。岛村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对她越发感兴趣了。

但是，这里说的“姑娘”，只是岛村这么认为罢了。她身边那个男人究竟是她的什么人，岛村自然不晓得。两人的举动很像夫妻，男的显然有病。陪伴病人，无形中就容易忽略男女间的界限，侍候得越殷勤，看起来就越像夫妻。一个女人像慈母般地照拂比自己岁数大的男子，老远看去，免不了会被人看作夫妻。

岛村是把她作为单独的一个人来看的，凭她那种举止就推断她可能是个姑娘。也许是他用过分好奇的目光盯住这个姑娘，自己增添了不少的感伤。

已经是三个钟头以前的事了。岛村感到百无聊赖，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食指。因为只有这个手指，才能使他清楚地感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奇怪的是，越是急于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印象就越模糊。在这扑朔迷离的记忆中，也只有这手指所留下的几许感触，把他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他想着想着，不由得把手指送到鼻子边闻了闻。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画道道时，不知怎的，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他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他定神看时，什么也没有。映在玻璃窗上的，是对座那个女人的形象。外面昏暗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这样，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然而，由于放了暖气，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气，在他用手指揩亮玻璃之前，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

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她反而显得更加美了。

岛村把脸贴近车窗，装出一副带着旅愁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用手掌揩了揩窗玻璃。

姑娘上身微倾，全神贯注地俯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她那小心翼翼的动作，一眨也不眨的严肃目光，都表现出她的真挚感情。男人头靠窗边躺着，把弯着的腿搁在姑娘身边。这是三等车厢。他们的座位不是在岛村的正对面，而是在斜对面，所以在窗玻璃上只映出那个侧身躺着的男人的半边脸。

姑娘正好坐在斜对面，岛村本是可以直接看到她的，可是他们刚上车时，她那种迷人的美，使他感到吃惊，不由得垂下了目光。就在这一瞬间，岛村看见那个男人蜡黄的手紧紧攥住姑娘的手，也就不好意思再向对面望去了。

镜中的男人，只有望着姑娘胸脯的时候，脸上才显得安详而平静。瘦弱的身体，尽管很衰弱，却带着一种安乐的和谐气氛。男人把围巾枕在头下，绕过鼻子，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嘴巴，然后再往上包住脸颊。这像是一种保护脸部的方法。但围巾有时会松落下来，有时又会盖住鼻子。就在男人眼睛要动而未动的瞬间，姑娘就用温柔的动作，把围巾重新围好。两人天真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使岛村看着都有些焦灼。另外，裹着男人双脚的外套下摆，不时松开耷拉下来。姑娘也马上发现，立即给他重新裹好。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那种姿态，几乎使人认为他俩就这样忘记了所谓距离，走向了漫无边际的远方。正因为这样，岛村看见这种悲愁，没有觉得辛酸，就像是在梦中看见了幻影一样。大概这些都是在虚幻的镜中幻化出来的缘故吧。

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在晃动，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退到远方，却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尽管火车继续往前奔驰，在他看来，山野那平凡的姿态显得更加平凡。由于什么东西都不十分惹他注目，他内心反而好像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分，遮住了窗外的暮景，然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像是透明的。是不是真的透明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定睛细看，却又扑朔迷离。

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没有反光。这使岛村看得入了神，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这当儿，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妖艳而美丽。

叶子自然没留意别人这样观察她。她的心全用在病人身上，就是把脸转向岛村那边，她也不会看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更不会去注意那个眺望着窗外的男人。

岛村长时间地偷看叶子，却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对她有什么不礼貌，他大概是被镜中暮景那种虚幻的力量吸引住了。也许岛村看到她呼唤站长时表现得有点过分严肃，从那时候起就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兴趣。

火车通过信号所时，窗外已经变得黑沉沉。在窗玻璃上流动的景色一消失，镜子也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尽管叶子那张美丽的脸依然映在窗上，而且表情还是那么温柔，但岛村在她身上却发现她对别人似乎特别冷漠，他也就不想去揩拭那面变得模糊不清的镜子了。

约莫过了半小时，没想到叶子他们也和岛村在同一个车站下了车，这使他觉得好像还会发生什么同自己有关的事似的，所以他把头转过去。从站台上迎面扑来一阵寒气，他立即对自己在火车上那种非礼行为感到羞愧，就头也不回地从火车头前面走了过去。

男人攥住叶子的肩膀，正要下到路轨上的时候，站务员从对面扬手加以制止。

转眼间从黑暗中出现一列长长的货车，挡住了他俩的身影。

前来招徕顾客的客栈掌柜，穿上一身严严实实的冬装，包住两只耳朵，蹬着长统胶靴，活像火场上的消防队员。一个女子站在候车室窗旁，眺望着路轨那边，她披着蓝色斗篷，蒙上了头巾。

车上带下来的暖气尚未完全从岛村身上消散，岛村还没有感受到外面真正的寒冷。他是第一次遇上这雪国的冬天，一上来就被当地人的打扮吓住了。

“真冷得要穿这身衣服吗？”

“嗯，已经完全是过冬的装束了。雪后放晴的头一晚特别冷。今天晚上可能降到零下哩。”

“已经到零下了吗？”

岛村望着屋檐前招人喜欢的冰柱，同客栈掌柜一起上了汽车。在雪天夜色的笼罩下，家家户户低矮的屋顶显得越发低矮，仿佛整个村子都静悄悄地沉浸在无底的深渊之中。

“难怪啰，手无论触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冷啊。”

“去年最冷是零下二十多度呢。”

“雪呢？”

“雪嘛，平时七八尺厚，下大了恐怕有一丈二三尺吧。”

“大雪还在后头啰？”

“是啊，是在后头呢。这场雪是前几天下的，只有尺把厚，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

“能融化掉吗？”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一场大的呢。”

已经是十二月上旬了。

岛村感冒总不见好，这会儿让冷空气从不通气的鼻孔一下子冲到了脑门心，清鼻涕簌簌地流个不停，好像把脏东西都给冲了出来。

“老师傅家的姑娘还在吗？”

“嗯，还在，还在。在车站上您没看见？披着深蓝色斗篷的就是。”

“就是她？……回头可以请她来吗？”

“今天晚上？”

“是今天晚上。”

“说是老师傅的少爷坐末班车回来，她接车去了。”

在暮景的镜中看到叶子照拂的那个病人，原来就是岛村来会晤的这个女子的师傅的儿子。

一了解这点，岛村感到仿佛有什么东西掠过自己的心头。但他对这种奇妙的因缘，并不觉得怎么奇怪，倒是对自己不觉得奇怪感到奇怪。

岛村不知怎的，内心在想：凭着指头触感记住的女人，与眼睛里灯火闪映的女人，她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大概是他还没有从暮景的镜中清醒过来的缘故吧。他无端地喃喃自语：那些暮景的流逝，难道就是时光流逝的象征吗？

对温泉客栈来说，滑雪季节前是顾客最少的时候，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已是万籁俱寂了。他在破旧的走廊上，每踏一步，都震得玻璃门沙沙作响。在长廊尽头账房的拐角处，亭亭玉立地站着一个女子，她的衣服下摆铺展在乌亮的地板上，使人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看到衣服下摆，岛村不由得一惊：她到底还是当艺伎了么？！可是，她没有向这边走来，也没有动动身子作出迎客的娇态。他从远处看她那亭亭玉立的姿势，感受到她有一种真挚的感情。他连忙走过去，默默地站在女子身边。女子也想绽开她那浓施粉黛的脸，结果适得其反，变成了一副哭丧的脸。两人就那么默然无言地向房间走去。

虽然发生过那种事情，但他没有来信，也没有赴约，更没有信守诺言送来舞蹈造型的书。在女子看来，准以为他是一笑了之，把自己忘了。按理说，岛村是应该首先向她赔礼道歉或解释一番的，但她连瞧也没瞧岛村一眼，就一直往前走。他觉察到她不仅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反而在一心倾慕自己。这就使他越发觉得此时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被认为是不真挚的。他被她慑服了，沉浸在美妙的喜悦之中，走到了楼梯口，他才突然把左拳伸到女子的眼前，竖起食指说：

“它最记得你呢。”

“是吗？”

女子一把攥住他的指头，没有松开，手牵手地登上楼去。在被炉[1]前，她把他的手松开时，一下子连脖根都涨红了。为了掩饰这点，她慌里慌张地又抓住了他的手说：

“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

他从女子的掌心里抽出右手，伸进被炉里，然后再伸出左拳说：

“不是右手，是这个啊。”

“嗯，我知道。”

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抿着嘴笑起来，一边掰开他的拳头，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

“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

“噢，真冷啊！我头一回摸到这么冰凉的头发。”

“东京还没下雪吗？”

“虽然那时候你是那样说了，但我总觉得那是违心的话。要不然，年终岁末，谁还会到这样寒冷的地方来呢？”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雪崩危险期，到处一片嫩绿，是登山的季节了。

过不多久，饭桌上就将看不见通草的新芽了。

岛村无所事事，要唤回对自然和自己容易失去的真挚感情，最好是爬山。于是他常常独自去爬山。他在县界的山上待了七天。那天晚上他一到温泉浴场，就让人去叫艺伎。但是，女佣回话说：那天刚好庆祝新铁路落成，村里的茧房和戏棚都用作了宴会场地，异常热闹，十二三个艺伎人手已经不够，怎么可能叫来呢？不过，老师傅家的姑娘即便去宴会上帮忙，顶多表演两三个节目就可以回来，也许她会应召前来吧。岛村再仔细地问了问，女佣作了这样简短的说明：三弦琴和舞蹈师傅家里的那位姑娘虽不是艺伎，可有时也应召参加一些大型宴会什么的。这里没有年轻的，中年的倒很多，却不愿跳舞。这么一来，姑娘就更显得可贵了。虽然她不常一个人去客栈旅客的房间，但也不能说是个无瑕的良家闺秀了。

岛村认为这话不可靠，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女佣把女子领来，岛村不禁一愣，正了正坐姿。女子拉住站起来就要走的女佣的袖子，让她依旧坐下。

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由于刚看过初夏群山的缘故。

她的衣着虽带几分艺伎的打扮，可是衣服下摆并没有拖在地上，而且只穿一件合身的柔软的单衣。唯有腰带很不相称，显得很昂贵。这副样子，看起来反而使人觉得有点可怜。

女佣趁他们俩谈起山里的事，站起来就走了。然而就连从这个村子也可以望见的几座山的名字，那女子也说不齐全。岛村提不起酒兴，女子却意外坦率地谈起自己也是生长在这个雪国，在东京当舞伎时被人赎身出来，本打算将来做个日本舞师傅维持生计，可是刚刚过了一年半，她的恩主就与世长辞了。也许从那人死后到今天的这段经历，才是她真正的身世吧。这些她是不想马上坦白出来。她说是十九岁。果真如此的话，这十九岁的人看来倒像有二十一二岁了。岛村这才得到一点宽慰，开始谈起歌舞伎之类的事来。她比他更了解演员的艺术风格和逸事。也许她正渴望着有这样一个话伴，所以津津乐道。谈着谈着，露出了烟花巷出身的女人的坦率天性。她似乎很能掌握男人的心理。尽管如此，岛村一开头就把她看作是良家闺秀。加上他快一个星期没跟别人好好闲谈了，内心自然热情洋溢，首先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类似友情的东西。他从山上带来的感伤也浸染到了女子身上。

翌日下午，女子把浴具放在过道，顺便跑到他的房间里。

她正要坐下，岛村突然叫她帮忙找个艺伎来。

“你说是帮忙？”

“还用问吗？”

“真讨厌！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托我干这种事！”

她愤然地站在窗前，眺望着县界上的重山叠峦，不觉脸颊绯红了。

“这里可没有那种人。”

“说谎。”

“这是真的嘛！”说着，她突然转过身子，坐在窗台上，“这可绝对不能强迫命令啊。一切得听随艺伎的方便。说真的，我们这个客栈一概不帮这种忙。你不信，找人直接问问就知道了。”

“你替我找找看嘛。”

“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干这种事呢？”

“因为我把你当作朋友嘛。以朋友相待，不向你求欢。”

“这就叫作朋友？”女子终于被激出这句带稚气的话来，接着又冒了一句，“你真了不起，居然托我办这种事。”

“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山上身体是好起来了。可脑子还是迷迷糊糊，就是现在同你说话吧，心情也还不是那么痛快。”

女子垂下眼睛，默不作声。这么一来，岛村干脆露出男人那副无耻相来。她通情达理、百依百顺，大概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她睫眉深黛，那双垂下的眼睛，显得更加温顺，更加娇艳了。岛村望着望着，女子的脸微微左右晃了晃，又泛起了一抹红晕。

“就叫个你喜欢的嘛。”

“我不是在问你吗？我初来乍到的，哪里知道谁漂亮。”

“你是说要漂亮的？”

“年轻就可以。年轻姑娘嘛，各方面都会少出差错。不要唠叨得令人讨厌就行。迷糊一点也不要紧，洁净就行了。等我想聊天的时候，就去找你。”

“我不再来了。”

“胡说。”

“真的，不来了。干吗要来呢？”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清清白白地，才不向你求欢呢。”

“你这种人真少见啊。”

“要是发生那种事，明天也许就不想再见到你了。也不会有兴致跟你聊天了。我从山上来到这个村子，难得见人就感到亲热，所以不向你求欢。要知道我是个游客啊。”

“嗯，这倒是真的。”

“是啊，就说你吧，假如我物色的，是你讨厌的女人，以后你见到我也会感到心里不痛快的。若是你给我挑选，总会好些吧？”

“我才不管呢！”她使劲地说了一句，掉转脸又说，“这倒也是。”

“要是同女人过夜，那才扫兴呢。感情也不会持久的吧。”

“是啊。的确是那么一回事。我出生在港市，可这里是温泉浴场。”姑娘出乎意外地用坦率的口吻说，“客人大多是游客，虽然我还是个孩子，听听形形色色的人的话也会知道，那些人心里十分喜欢你，当面又不说，总使你依依不舍，流连忘返。即使分别之后，也还是那个样子。对方有时想起你，给你写信的，大体都是属于这类人。”

女子从窗台上站起来，又轻柔地坐在窗前的榻榻米上。她那副样子，好像是在回顾遥远的往昔，才忽然坐到岛村身边似的。

女子的声音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反倒使岛村觉得这样轻易地欺骗了她，心里有点内疚。

但是，他并不是想要说谎。不管怎么说，这个女子总是个良家闺秀。即使他想女人，也不致有求于这个女子。这种事，他满可以毫不作孽地轻易了结它。她过于洁净了。初见之下，他就把这种事同她区分了开来。

而且，当时他还没决定夏季到哪儿去避暑，才想起是否要把家属带到这个温泉浴场来。幸好她是个良家女子，如果她能来，可以给夫人做个好导游，说不定还可以向她学点舞蹈，借以消愁解闷。他确实这样认真考虑过。尽管他感到对女子存在着一种友情，他还是渡过了这友情的浅滩。

当然，这里或许也有一面岛村观看暮景的镜子。他不仅忌讳同眼前这个身世不明的女人纠缠不清，更重要的也许是他抱有一种非现实的看法，如同傍晚看到映在车窗玻璃上的女子的脸一样。

他对西方舞蹈的兴趣也是如此。岛村生长在东京闹市区，从小熟悉歌舞伎，学生时代偏爱传统舞蹈和舞剧。他天性固执，只要摸上哪一门，就非要彻底学到手不可。所以他广泛涉猎古代的记载，走访各流派的师傅，后来还结识了日本舞蹈的新秀，甚至还写起研究和评论文章来。而且对传统日本舞蹈的停滞状态，以及对自以为是的新尝试，自然也感到强烈的不满。一种急切的心情促使他思考：事态已经如此，自己除了投身到实际运动中去，别无他途。当受到年轻的日本舞蹈家的吸引时，他突然改行搞西方舞蹈，根本不去看日本舞蹈了。相反，他收集有关西方舞蹈的书籍和图片，甚至煞费苦心地从外国搞来海报和节目单之类的东西。这绝非仅仅出于对异国和未知境界的好奇。在这里，岛村新发现的喜悦，就在于他没能亲眼看到西方人的舞蹈这一点，可以从他向来不看日本人跳西方舞得以佐证。可以说，没有什么比凭借西方印刷品来写有关西方舞蹈的文章更轻松的了。描写没有看过的舞蹈，实属无稽之谈，是地地道道的“纸上谈兵”。可是，那是天堂的诗。虽美其名曰研究，其实是任意想象，不是欣赏舞蹈家栩栩如生的肉体舞蹈艺术，而是欣赏他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这种空想是由西方的文字和图片产生的，仿佛憧憬那不曾见过的爱情一样。因为他不时写些介绍西方舞蹈的文章，也勉强算是个文人墨客吧。虽以此自嘲，但没有职业的他有时也会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他这一番关心日本舞蹈的谈话，有助于促使她去亲近他。应该说这是他的这些知识在事隔多年之后，又在现实中起了作用。说不定岛村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她当作了西方舞蹈呢。

因此，他觉得自己在旅途中这番淡淡哀愁的谈话，仿佛触动了她生活中的创伤，不免后悔不已，就好像自己欺骗了她似的。

“要是这样说定了，下次我就是带家属来，也能同你尽情玩的啊。”

“嗯。这件事我已经非常明白了。”女子压低了声音，嫣然一笑，然后带着几分艺伎的风采打闹着说，“我也很喜欢那样，平平淡淡才可以持久啊。”

“所以你就帮我叫一个来嘛。”

“现在？”

“嗯。”

“真叫人吃惊啊！这样大白天，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我不愿意要人家挑剩下的。”

“瞧你说的！你想错了，你以为这个温泉浴场是淘金的地方？光瞧村里的情况，你还不明白吗？”

女子以一种遗憾而严肃的口吻，反复强调这里没有干那种行当的女人。岛村表示怀疑。女子认真起来，但她退让一步说：“想怎么干，全看艺伎自己，只是预先没向主家打招呼就外宿，得由艺伎本人负责。后果如何，主家可就不管了。但是，如果事先向主家打过招呼，那就是主家的责任，他得管你一辈子，就是这点不同。”

“所谓责任是指什么？”

“就是说有了孩子，或是搞坏了身子呗。”

岛村对自己这种傻里傻气的提问，不禁苦笑起来。他又想，也许在这个山村里还真有那种事呢。

他无所事事，也许会自然而然地要去寻找保护色吧，所以他对途中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都有一种本能的敏感，打山上下来，从这个乡村十分朴实的景致中，马上领略到一种悠闲宁静的气氛。他在客栈里一打听，果然，这里是雪国生活最舒适的村庄之一。据说几年前还没通铁路的时候，这里主要是农民的温泉疗养地。有艺伎的家，都挂着印有饭馆或红豆汤馆字号的褪了色的门帘。人们看到那扇被煤烟熏黑的旧式拉门，一定怀疑这种地方居然还会有客上门。日用杂货铺或粗点心铺也大多只雇用一个人，这些雇主除了经营店铺外，似乎还兼干庄稼活。大约她是师傅家的姑娘——一个没有执照的女子，偶尔到宴会上帮帮忙，不会有哪个艺伎挑眼吧。

“那么，究竟有几个呢？”

“你问艺伎吗？大约有十二三个。”

“哪个比较好？”岛村说着，站起来去揿电铃。

“让我回去吧？”

“你可不能回去。”

“我不愿意。”女子仿佛要摆脱屈辱似的说，“我回去了。没关系，我不计较这些。以后还会再来的。”

但是，当看见女佣时，她又若无其事地重新坐好。女佣问了好几遍要找谁，她也不指名。

过了片刻，一个十七八岁的艺伎走了进来。岛村一见到她，下山进村时那种思念女人的情趣就很快消失，顿觉索然寡欢了。艺伎那两只黝黑的胳膊，瘦嶙嶙的，看上去还带几分稚气。人倒老实。岛村也就尽量不露出扫兴的神色，朝艺伎那边望去。其实是她背后窗外那片嫩绿的群山在吸引着他。他连话也懒得说了。这女子实在像山村艺伎。女子看见岛村绷着脸不说话，就默默地站起身来有意出去。这样就显得更加扫兴了。这样约莫过了个把钟头。岛村在想：有什么法子把艺伎打发走呢？他忽然想起有张电汇单已经送到，于是就借口赶钟点上邮局，便同艺伎一起走出了房间。

然而，岛村来到客栈门口，抬眼一望散发出浓烈嫩叶气息的后山，就被吸引住了，随即冒冒失失地，只顾自己登山去了。

有什么值得好笑呢？他却独自笑个不停。

这时，他觉得倦乏，便转身撩起浴衣后襟，一溜烟跑下山去。从他脚下飞起两只黄蝴蝶。

蝶儿翩翩飞舞，一忽儿飞得比县界的山还高，随着黄色渐渐变白，就越飞越远了。

“你怎么啦？”女子站在杉树林荫下，“你笑得真欢呀。”

“不要了呀。”岛村无端地又笑起来，“不要了！”

“是吗？”

女子突然转过身子，慢步走进杉树丛中。他默默地跟在后头。

那边是神社。女子在布满青苔的石狮子狗旁一块平坦的岩石上坐下来。

“这里最凉快啦。即使是三伏天，也是凉风习习的。”

“这里的艺伎都是那个样子吗？”

“都差不多吧。在中年人里倒有一个长得挺标致的。”她低下头冷淡地说了这样一句。

她的脖颈，淡淡地映上一抹杉林的暗绿。

岛村抬头望着杉树的枝梢。

“这就够啦！体力一下子消耗尽了，真奇怪啊。”

杉树亭亭如盖，不把双手撑着背后的岩石，向后仰着身子，是望不见树梢的。而且树干挺拔，暗绿的叶子遮蔽了苍穹，四周显得深沉而静谧。岛村靠着的这株树干，是其中最古老的。不知为什么，只是北面的枝丫一直枯到了顶，光秃秃的树枝，像是倒栽在树干上的尖桩，有些似凶神的兵器。

“也许是我想错了。从山上下来第一个看到你，无意中以为这里的艺伎都很漂亮。”岛村带笑地说。

岛村如今才发觉自己忽然想一洗七天来在山里获得的精力，实际上是由于一开始遇见了这样一个隽秀婀娜的女子。

女子目不转睛地望着远方夕晖晚照的河流。闲极无聊，觉着有些别扭了。

“哟，差点忘了，是您的香烟吧。”女子尽量用轻松的口气说，“方才我折回房间，看见您已经不在，正想着是怎么回事，就看到您独自兴冲冲地登山去了。我是从窗口看见的。真好笑啊。您忘记带烟了吧，我给送来啦。”

于是她从衣袖兜里掏出他的香烟，给他点上了火。

“我很对不起那个孩子。”

“那有什么呢。什么时候让她走，还不随客人的方便嘛。”

溪中多石，流水的潺潺声，给人以甜美圆润的感觉。从杉树透缝的地方，可以望见对面山上的皱襞已经阴沉下来。

“除非找个与你不相上下的，要不，日后见到你，是会遗憾的。”

“这与我不相干。你真逞能呀。”

女子不高兴地嘲讽了一句。不过，他俩之间已经交融着一种与未唤艺伎时迥然不同的情感。

岛村明白，自己从一开头就是想找这个女子，可偏偏和平常一样拐弯抹角，不免讨厌起自己来。与此同时，越发觉得这个女子格外的美。从刚才她站在杉树背后喊自己开始，他就感到这个女子的倩影是多么袅娜多姿啊。

玲珑而悬直的鼻梁，虽嫌单薄些，但在下方搭配着的小巧的紧闭的柔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环节，光滑而伸缩自如，在默默无言中也有一种动的感觉。如果嘴唇起了皱纹，或者色泽不好，就会显得不洁净。她的嘴唇却不是这样，而是滋润光泽的。两只眼睛，眼梢不翘起也不垂下，简直像有意描直了似的，虽逗人发笑，却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两道微微下弯的浓密的短眉毛下。颧骨稍耸的圆脸，轮廓一般，但肤色恰似在白瓷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脖颈底下的肌肉尚未丰满。她虽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比谁都要显得洁净。

对一个当过舞伎的女子来说，她的胸脯算是有点挺的。

“瞧，不知什么时候飞来这么些蚋子。”女子抖了抖衣裳下摆，站起身来。

就这样在寂静中待下去，两人的表情会变得更加不自在，以致扫兴的。

当天夜里十点光景，女子从走廊上大声呼喊着岛村的名字，吧嗒一声便栽进他的房间里。她猛然趴到桌面上，醉醺醺地用手乱抓桌上的东西，然后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

据她说，今冬在滑雪场上，结识了一帮子男人，他们傍晚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彼此相遇。他们邀她上了客栈，还叫来艺伎，狂欢一场，她被他们灌醉了。

她摇头晃脑，不着边际地独白了一通。

“这样不好，我还是走吧。他们还以为我怎么样啦，正在找我呢。回头我再来。”她说着踉踉跄跄地走了。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长廊上又响起了凌乱的脚步声，像是一路上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岛村先生！岛村先生！”女子尖声喊道，“啊，不见了，岛村先生！”

这纯粹是女子纯洁的心灵在呼唤自己男人的声音。岛村出乎意外。可是她的尖声无疑已响彻整个客栈。岛村有点迷惑，刚想站起身来，女子就用指头戳进纸拉门，抓住格棂，顺势倒在他怀里了。

“啊，你在呀！”

女子缠着他坐下，偎依着他。

“没醉嘛。嗯，谁醉啦？难受，我只觉得难受。脑子清醒着呢。啊，想喝水。坏在掺威士忌喝。那玩意儿喝了上脑，头痛得厉害。那帮人买的是廉价酒，我不知道……”

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然后不停地用掌心抚揉着脸儿。

外面的雨声骤然大了起来。

他稍松开手，女子就瘫下来。他搂着她的脖子，她的发髻差点被他的脸颊压散了。他顺势将手探入她的怀里。

女子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两臂交叉压在他所要求的东西上，像上了门闩似的。也许因为酩酊大醉，她已经使不上劲儿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他妈的，妈的！我累极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她说着突然咬住了自己的胳膊肘。

他大吃一惊，连忙拨开她的胳膊肘，只见上面留下了深深的牙痕。

但是，她已经听任他的摆布了。她自己只顾乱写起来。说是要写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于是一连写了二三十个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的名字，然后把“岛村”二字连续写了无数遍。

岛村掌心里那难得的丰满的东西，渐渐地热起来了。

“啊，放心了。我这就放心了。”他温存地说，甚至有一种母性的感觉。

女子忽然觉得难受，拼命地挣扎着站起来，伏倒在房间另一个角落里。

“不行，不行。我要回去，我回去啦！”

“走得了吗？下着大雨呢。”

“光脚回去，爬着也要回去！”

“危险呀！你要回去，我来送你。”

客栈在小山冈上，有一段陡坡。

“松松腰带稍躺一会儿，醒醒酒好吗？”

“那样不好，这样就行了，我习惯了。”她说着端端正正地坐起来，挺着胸脯，只觉得憋得慌。推开窗扇，想吐又吐不出来。她本想扭动身子翻滚几下，可是最后咬紧牙关强忍住了。这样持续了好一阵子。有时又振作起精神，连连嚷着要回去。不知不觉间已过深夜两点。

“你睡吧。喂，叫你睡嘛。”

“那你怎么办？”

“我就这样，等醒醒酒就走，得趁天亮以前赶回去。”女子膝行过去拉住岛村，“不要管我，叫你睡嘛。”

岛村钻进被窝，女子便趴在桌上喝了几口水。

“起来。喏，叫你起来嘛。”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还是躺下吧。”

“你这是什么话！”

岛村爬了起来，一把将女子拖了过去。

于是，女子左右闪躲着脸，倏地伸出了嘴唇。

之后，她又梦呓般地倾诉着苦衷：

“不行，不行呀！你不是说只交个朋友吗？”

不知道她把这句话重复了多少遍。

岛村被她那真挚的声音所打动。他锁紧双眉，哭丧着脸，强压住自己那股强烈的冲动，已经感到索然寡味了。他甚至在想是否还要遵守向她许过的诺言。

“我没有什么可惋惜的。绝对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啊。不过，我不是那种女人，不是那种女人啊！你自己不是说过一定不能持久吗？”

她醉得几乎麻木了。

“不能怪我不好呀。是你不好嘛。你输了。是你懦弱，不是我。”她说漏了嘴，为了拂除心头的爱欲，连忙咬住了衣袖。

她好像掉了魂，沉默了好一阵子，突然又想起来似的尖声说道：

“你在笑呢。在笑我是不是？”

“我没笑啊。”

“在偷笑我吧。现在就是不笑，以后也一定会笑的。”女子说着伏下身子，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但是，她很快停止抽泣，紧贴着他，温柔和蔼地细说起自己的身世来。她似乎完全忘掉了醉后的痛苦，只字不提刚才的事。

“哎哟，只顾说话，把时间都给忘了。”这回她脸上飞起一片红潮，微微地笑了。

她说过，得在天亮之前赶回去。

“天还很黑。附近的人都起得早。”她说着，好几次站起来，推开窗扇看了看。

“还不见行人呢。今早下雨，谁也没下地。”

在迷濛的雨中，对面的层峦和山麓的屋顶浮现了出来。女子仍然依依难舍，不忍离去。但她还是赶在客栈的人起床之前梳理好头发，生怕岛村送到大门口会被人发现，便慌慌张张跑也似的独自溜走了。当天，岛村也回了东京。

“那时候你虽是那么说，但毕竟不是真心话，要不然谁会在年终岁暮跑到这样寒冷的地方来呢？后来我也没笑嘛。”

女子陡地抬起头来。她那贴在岛村掌心的眼睑和颧骨上飞起的红潮，透过浓浓的白粉显现出来。这固然令人想到雪国之夜的寒峭，但是她那浓密的黑发却给人带来一股暖流。

她脸上泛起了一丝迷人的浅笑。她想起“那时候”了吗？好像岛村的话逐渐把她的身体浸染红了。女子懊恼地低下头，和服后领敞开，可以望到她的脊背也变得红殷殷的，宛如袒露着水灵灵的裸体。也许是发色的衬托，更使人有这种感觉吧。额发不太细密，发丝有男人头发粗，没有一根茸发，像黑色金属矿一样乌亮发光。

岛村头一次触到这么冰凉的头发，不觉吃了一惊。他觉得也许这不是由于天气寒冷，而是这类头发本身就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不由得定睛细细打量一番。女子却在被炉支架上屈指数起数来，数个没完没了。

“你在数什么？”

他问过之后，女子仍旧默默地屈指数了好一阵子。

“那是五月二十三日。”

“是吗，你是在数日子呢？七月八月连着都是大月嘛。”

“哦，第一百九十九天。正好是第一百九十九天。”

“你怎能记得那么清楚是五月二十三日呢？”

“只要翻翻日记就知道了。”

“日记？你记日记？”

“嗯。翻阅旧日记是我的乐趣啊。不论什么都不加隐瞒地如实记下来，连自己读起来都觉得难为情呢。”

“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东京当舞伎前不久。那阵子手头钱不富裕，自己买不起日记本，只好花两三分钱买来一本杂记本，然后用规尺画上细格，也许是铅笔削得很尖，画出来的线整齐美观极了。所以从本子上角到下角，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等到自己买得起日记本，反而不行了，用起来很浪费。就说练字吧，本来常在旧报纸上写，现在就直接在成卷的信纸上写啰。”

“没有间断过吗？”

“嗯。十六岁记的和今年记的最有意思。每次赴宴回来，换上睡衣就记。不是回来得很晚嘛，每每写到一半就睡着了，有些地方现在还看得出来。”

“是吗？”

“不过，不是天天都记，也有间歇的时候。在这山沟沟里，所谓出席宴会，还不是老一套。今年只买到那种每页都带年月日的，不合适。因为有时一下笔就写得很长。”

比起日记来，岛村格外感动的是，她从十六岁起就把读过的小说一一做了笔记，因此杂记本已经有十册之多。

“把感想都写下来了吗？”

“我写不了什么感想，只是记记标题、作者和书中人物，以及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

“光记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没法子呀。”

“完全是一种徒劳嘛。”

“是啊。”女子满不在乎地朗声回答，然后直勾勾地望着岛村。

岛村不知为什么，很想再强调一声“完全是一种徒劳嘛”，就在此时，雪夜的宁静沁人心脾，那是因为被女子吸引住了。

他明知对于这女子来说不会是徒劳的，却劈头给她一句“徒劳”。这样说过之后，反而觉得她的存在变得更加纯真了。

这个女子谈到小说的事，听起来仿佛同日常所用的“文学”两字毫不相关。看来这村庄人们之间的情谊，也只是交换着看看妇女杂志而已，除此之外，就完全是孤孤单单地各看各的书了。没有选择，也不求甚解，只要在客栈的客厅等处发现小说或杂志，借来就翻阅。她凭记忆所列举的新作家的名字，有不少是岛村所不知道的。听她的口气，像是在谈论遥远的外国文学，带着一种凄凉的调子，同毫无贪欲的叫花子一样。岛村心想，这恐怕同自己凭借洋书上的图片和文字，幻想出遥远的西方舞蹈的情况差不多吧。

她好像几个月才盼来了这样的话伴，又饶有兴味地谈起不曾看过的电影和戏剧。一百九十九天以前，她也热衷过这类谈话。难道她忘记了曾情不自禁地投到岛村怀里的那股劲头了吗？此时此刻她仿佛又想起自己所描述的事物，连身体都变得热乎起来了。

但是，看上去她那种对城市事物的憧憬，现在已隐藏在淳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的梦想。他强烈地感到：她这种情感与其说带有城市败北者那种傲慢的不满，不如说是一种单纯的徒劳。她自己没有显露出落寞的样子，然而在岛村的眼里，却成了难以想象的哀愁。如果一味沉溺在这种思绪里，连岛村自己恐怕也要陷入缥缈的感伤之中，以为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但是，山中的冷空气，把眼前这个女子脸上的红晕浸染得更加艳丽了。

不管怎样，岛村总算是重新评价了她。然而今天对方已当了艺伎，他反倒难以启齿了。

那时她酩酊大醉，懊悔自己的胳臂麻木，下死劲地咬住胳膊肘，嚷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他妈的，妈的！我累极了，这是什么玩意儿！”

她脚跟站不稳，摇晃两下便栽倒在地上。

“绝对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啊。不过，我不是那种女人。不是那种女人啊！”岛村想起这句话，踟蹰不前了。女子敏感地觉察到，条件反射似的站立起来。这时正好传来了汽笛声，她说了声“是零点的上行车”，然后猛一下拉开纸窗，推开玻璃窗，一屁股坐在窗台上，身体倚着窗栏。

一股冷空气飕地卷进室内。火车渐渐远去，听来像是夜晚的风声。

“喂，不冷吗？傻瓜。”

岛村也站起来，走过去，倒是没有风。

这是一幅严寒的夜景，仿佛可以听到整个冰封雪冻的地壳深处响起冰裂声。没有月亮。抬头仰望，满天星斗，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星辰闪闪竞耀，好像以虚幻的速度慢慢坠落下来。繁星移近眼前，把夜空越推越远，夜色也越来越深沉。县界的山峦已经层次不清，显得更加黑苍苍的，沉重地垂在星空的边际。这是一片清寒、静谧的和谐气氛。

女子发现岛村走近，就把胸脯伏在窗栏上。这种姿态，不是怯懦，相反的，在这种夜色映衬下，显得无比坚强。岛村暗自思忖：又来了。

然而，尽管山峦是黑压压的，但不知为什么看上去却像茫茫的白色。这样一来，令人感到山峦仿佛是透明而冰凉的。天空和山峦的色调并不协调。

岛村捏着女子的喉结，一边说“天这么冷，要感冒的”，一边使劲把她往后拽。女子一把抱住窗栏，哑着嗓子说：

“我要回去啦！”

“你就走吧。”

“让我就这样再坐一会儿。”

“那么我洗澡去。”

“不，你留在这儿。”

“把窗关上吧。”

“让我就这样再坐一会儿。”

村庄半隐在有守护神的杉林后边。乘汽车不用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火车站。那里的灯火在寒峭中闪烁着，好像在啪啪作响，快要迸裂似的。

女子的脸颊，窗上的玻璃，自己的棉袍袖子，凡是手触到的东西，都使岛村头一回感到是那样冰冷。

连脚下的榻榻米也是冷冰冰的。他正要独自去洗澡时，女子这回却温顺地起来，说：

“请等一下，我也去。”

女子正要把他脱下的散乱的衣裳收拾到篮子里去，一个投宿的男客走了进来，发现女子畏缩地把脸藏在岛村怀里，就说：

“啊，对不起。”

“没什么，请进。我们要到那边去。”

岛村连忙说了一句。然后就那么光着膀子，抱起篮子走进了旁边的女澡堂。女子当然是装成夫妻的样子跟了上去。岛村默默地头也不回就跳进了温泉。他放心了，正要放声大笑，又急忙把嘴凑到泉口，胡乱地漱了漱口。

回到房间，横躺着的女子轻轻抬起头，用小拇指把鬓发撩了撩，只说了一声：“多悲伤啊。”

女子像是半睁着黑眸子。可是，凑近一看，原来那是她的睫毛。

这个神经质的女子彻夜未眠。

她系腰带的窸窣声把岛村惊醒了。

“那么早把你吵醒，真对不起。天还没亮呢。我说，请你看看我好吗？”女子关上了电灯，“能看见我的脸吗？看不见？”

“看不见，天还没亮嘛。”

“胡说。你好好看看，怎么样？”女子说着，把窗子全推开了，“看见了吧？不行啊，我回去啦。”

黎明时分这么寒峭，岛村有点意外。他从枕边抬起头，望见天空仍是一片夜色，可是山峦已经微微发白了。

“对了，没关系，现在是农闲，一早不会有行人的。不过，会不会有人上山呢？”女子喃喃自语，拖着系了半截的腰带来回走动。

“刚才五点钟的那趟下行车好像没有下来客人。客栈里的人起床还早呢。”

女子系好腰带，还是时而站起，时而坐下，然后又踱来踱去。这种坐立不安的样子，像是夜间动物害怕黎明，焦灼地来回转悠似的。这种奇异的野性使她兴奋起来。

这时间，可能室内已经明亮，女子绯红的脸颊也看得很清楚了。岛村对这醉人的鲜艳的红色，看得出了神。

“瞧你这脸蛋，都冻得通红啦。”

“不是冻的，是卸去了白粉。我一钻进被窝，马上就感到一股暖流直蹿脚尖。”说着，她面对着枕旁的梳妆台照了照镜子。

“天到底亮了。我要回去了。”

岛村朝她望去，突然缩了缩脖子。镜子里白花花闪烁着的原来是雪。在镜中的雪里现出了女子通红的脸颊。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纯洁的美。

也许是旭日东升了，镜中的雪愈发耀眼，活像燃烧的火焰。浮现在雪上的女子的头发，也闪烁着紫色的光，更增添了乌亮的色泽。

大概为了避免积雪，顺着客栈的墙临时挖了一条小沟，将浴池溢出的热水引到大门口，汇成了一个浅浅的水潭。一条壮硕的黑色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门口晾晒着成排客用滑雪板，那是从库房里刚搬出来的，还发出轻微的霉味。这种霉味也被蒸汽冲淡了。就连从杉树枝头掉落下来的雪，在公共浴池房顶上遇到热气，也融化变形了。

女子从山上客栈的窗口俯视黎明前的坡道。过些时候，从年底到正月这段日子，这条坡道将会被暴风雪埋没。那时赴宴就得穿雪裤[2]、长统胶靴，还得披斗篷，戴头巾呢。到了那时节，积雪会有丈把厚。岛村现在正下这条坡道。不过，他从路旁高高地晾晒着的尿布下面，倒是可以望见县境的山峦，上面的积雪熠熠生辉，显得格外晴朗。绿色的葱还没被雪埋掉。

村里的孩子正在田间滑雪。

一走进村里的街道，就听到从屋檐滴落下来的轻轻的滴水声。檐前的小冰柱闪着可爱的亮光。

一个从浴池回来的女人，仰头望着在屋顶扫雪的汉子说：

“喂，请你顺便扫一扫我们的屋顶好吗？”

女人感到有点晃眼，用湿手巾揩了揩额头。她大概是个女侍，趁着滑雪季节早早赶来的。隔壁是一家茶馆，玻璃窗上的彩色画已经陈旧不堪，屋顶也倾斜了。

一般人家的屋顶都葺上细木板，铺上石子。那些圆圆的石子，只有阳光照到的一面，在雪中露出黑糊糊的表层。那不是潮湿的颜色，而是久经风雪剥蚀，像墨一般黑，一排排低矮的房子静静地伏卧在大地上，给人这样的感觉：家家户户好像那些石子一样。真是一派北国的风光。

一群孩子将小沟里的冰块抱起来扔在路上，嬉戏打闹。大概是冰块碎裂飞溅起来的时候发出闪光非常有趣吧。站在阳光底下，觉得那些冰块厚得令人难以置信。岛村看了好一阵子。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独自靠在石墙上打毛线。她穿着雪裤，还穿着高齿木屐，却没有穿袜子，可以看得见在冻红的赤脚板上长着冻疮。旁边的柴堆上坐着一个约莫三岁的小女孩，心不在焉地拿着毛线团。一根从小女孩这边牵到大女孩那边的灰色旧毛线，发出柔和的光。

从相隔七八家的一所滑雪板工厂传来刨木的声音。另一边的屋檐下，有五六个艺伎站着聊天。那个女子可能也站在那里。直到今晨，岛村才从客栈女侍那里打听到她的艺名叫驹子。果然，女子一本正经地瞧着他走过来。女子必定满脸通红，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岛村还没这么想，驹子已经连脖子都涨红了。她本可以背过脸去，却窘得垂下了视线，而且，当他走近时，她慢慢地把脸移向他那边去。

岛村感到自己的脸颊好像也在发烧，正要疾步走过去，驹子却立刻追赶上来。

“到这种地方，真难为情啊！”

“要说难为情，我才难为情呢！你们那么一大堆人，吓得我不敢走过去。你们经常这样吗？”

“是啊，吃过了午饭常常是这样。”

“你这样红着脸，嘎达嘎达地追上来，不是更难为情吗？”

“那倒无所谓。”

驹子断然说过之后，脸颊又飞红起来，就地停下脚步，攀住路旁的柿子树。

“想请你到我家来坐坐，才跑过来的啊。”

“你家就在这里吗？”

“嗯。”

“要是让我看看日记，去坐坐也不妨。”

“我要把那些东西烧掉再死。”

“可是，你家里不是有病人吗？”

“哦？你了解得这么详细呀。”

“昨晚你不也到车站去接了吗，是不是披着一件深蓝色斗篷？我也是乘那趟火车来的，就坐在病人的附近。那位姑娘侍候病人真认真，真亲切啊。是他的妻子吧？是从这里去接，还是从东京来的？简直像慈母一样，我看了很受感动啊。”

“这件事你昨晚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说一声？”

驹子变了脸色。

“是他的妻子吧？”

但是，驹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又问道：

“为什么昨晚不告诉我？你这个人真奇怪！”

岛村不喜欢女人家这样厉害。但是使她这么厉害的，倒不是岛村或驹子本人有什么道理，这也许可以看作是驹子性格的一种表现吧。总之，在她这样反复追问之下，他好像觉得被击中了要害。今晨看见映着山上积雪的镜中的驹子时，岛村自然想起映在暮霭中的火车玻璃窗上的姑娘，但他为什么没把这件事告诉驹子呢？

“有病人也没关系，不会有人到我房间里来的。”

驹子说着，走进了低矮的石墙后面。

右边是覆盖着白雪的田野，左边沿着邻居的墙根种满了柿子树。房前像个花坛。正中央有个小荷花池，池中的冰块已经被捞到池边，红鲤在池里游来游去。房子也像柿子树干一样，枯朽不堪了。积雪斑斑的屋顶，木板已经陈腐，屋檐也歪七扭八了。

一进土间[3]，觉得静悄悄，冷飕飕的，什么也看不见，岛村就被领着登上了梯子。这是名副其实的梯子。上面的房子也是名副其实的顶楼。

“这里本来是放蚕的房间，你吓了一跳吧？”

“醉醺醺地回来，爬这种梯子，多亏你没摔下来。”

“摔过呢。不过，这种时候多半一钻进楼下的被炉里就睡着了。”

驹子说着，把手伸进盖在被炉支架上的被子里试了试，然后站起来取火去了。

岛村把这间奇特的房子扫视了一圈。只有南面开了一个低矮的窗，但细格的纸门却是新糊的，光线很充足。墙壁也精心地贴上了毛边纸，使人觉得恍如钻进了一个旧纸箱。不过头上的屋顶全露出来，连接着窗子，房子显得很矮，黑压压的，笼罩着一种冷冷清清的气氛。一想起墙壁那边不知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感到这房子仿佛悬在半空中，心里总是不安稳。墙壁和榻榻米虽旧，却非常干净。

他想，驹子大概也像蚕蛹那样，让透明的身躯栖居在这里吧。

被炉支架上盖着一床同雪裤一样的条纹棉被。衣柜虽旧，却是上等直纹桐木造的，这是驹子在东京生活过的痕迹吧。梳妆台非常粗糙，同衣柜很不相称。朱漆的针线盒闪闪发亮，显得十分奢华。钉在墙壁上的一层层木板，也许是书架吧，上面垂挂着一块薄薄的毛织帘子。

昨晚赴宴的衣裳还挂在墙上，露出了衬衫的红里子。

驹子拿着火铲轻巧地登上了梯子。

“虽是从病人房间里拿来的，但据说火是干净的。”

驹子说着，俯下刚梳理好的头，去拨弄被炉里的炭火。她还告诉岛村，病人患肠结核，是回家乡等死的。

说是“家乡”，其实他并不是在这个地方出生。这里是他母亲的老家。母亲不在港市当艺伎之后，留在那里当了舞蹈师傅。她不到五十岁得了中风症，就回到这个温泉来疗养。他则自幼爱摆弄机器，特意留在港市，进了一家钟表店。不久，好像到了东京上夜校去。也许是积劳成疾吧，今年才二十六岁。

驹子一口气说了这么许多，但是陪他回来的那位姑娘是谁？她为什么住在这人家里？对于这些，驹子却依然只字未提。在这间像是悬在半空中的房子里，驹子即使只说了这些，她的声音也会在每个角落里旋荡。岛村有点不安了。

正要走出房门，他眼里闪现一件微微发白的东西，回头看去，原来是一个桐木造的三弦琴盒，看起来要比实际的三弦琴盒大而长，简直无法令人相信，她竟背着这个赴宴。这么想着的时候，被烟熏黑了的隔扇门开了。

“驹姐，可以从它上面跨过去吗？”

这是清澈得近乎悲凄的优美的声音，像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种回响。

岛村曾听过这种声音。这是那位在雪夜中探出窗外呼喊站长的叶子的声音。

“行啊。”驹子答应了一声，叶子穿着雪裤轻盈地跨过了三弦琴盒。她手里提着一个夜壶。

无论从她昨晚同站长谈话时那种亲昵的口气，还是从她身上穿的雪裤来看，叶子显然是这附近地方的姑娘。那条花哨的腰带在雪裤上露出了一半，所以雪裤红黄色和黑色相间的宽条纹非常显眼，毛料和服的长袖子也显得更加鲜艳。裤腿膝头稍上的地方开了叉，看起来有点臃肿，然而却特别硬挺，十分服帖，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

但是，叶子只尖利地瞅了岛村一眼，就一声不吭地走过了土间。

岛村走到外面，可是叶子的眼神依然在他的眼睛里闪耀，宛如远处的灯光，冷凄凄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回忆起了昨晚的印象吧。昨晚岛村望着叶子映在窗玻璃上的脸，山野的灯火在她的脸上闪过，灯火同她的眼睛重叠，微微闪亮，美得无法形容，岛村的心也被牵动了。想起这些，不禁又浮现出驹子映在镜中的在茫茫白雪衬托下的红脸来。

于是，岛村加快了脚步。尽管是白皙微胖的腿脚，可是爱好登山的岛村，一边走着一边欣赏山景，心情不由得变得茫然若失，不知不觉间脚步也就加快了。经常容易忽然迷离恍惚的他，不能相信那面映着黄昏景致和早晨雪景的镜子是人工制造的。那是属于自然的东西。而且是属于遥远的世界。

就连刚刚离开的驹子的房间，也好像已经属于很遥远的世界。对于这种茫然的状态，连岛村也觉得愕然。他爬到山坡上，一个按摩女就走了过来。岛村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似的喊道：

“按摩姐，可以给我按摩吗？”

“嗯。现在几点钟啦？”按摩女胳肢窝里夹着一根竹杖，用右手从腰带里取出一块带盖的怀表，用左手指尖摸了摸字盘，说：“两点三十五分了。三点半还得上车站去，不过晚一点也没关系。”

“你还能知道表上的钟点啊？”

“嗯，我把玻璃表面取下来了。”

“一摸就摸出表盘上的字？”

“虽然摸不出来，但是……”说着，她再次拿出那只女人使用嫌大了点的银表，打开盖子，用手指按着让岛村看：这里是十二点，这里是六点，它们中间是三点。“然后推算，虽然不能一分钟不差，但也错不了两分钟。”

“是吗。你走这样的坡道，不会滑倒吗？”

“要是下雨，女儿来接。晚上给村里人按摩，不会上这里来。客栈女侍常揶揄说，我老头子不让我出来，真没法子啊！”

“孩子都大了？”

“是啊。大女儿十三。”她说着走进屋里，默默地按摩了一阵子，然后偏着头倾听远处宴会上传来的三弦琴声。

“是谁在弹呀？”

“凭三弦琴声，你能判断出是哪个艺伎来？”

“有的能判断出来，有的也判断不出来。先生，您的生活环境一定很好，身体很柔软啊。”

“没有发硬吧？”

“发硬了，脖子有点发硬了。您长得真匀称。不喝酒吧？”

“你知道得很清楚嘛。”

“我认识三位客人，体形跟先生一模一样。”

“这是很一般的体形嘛。”

“怎么说呢，不喝酒就没有真正的乐趣，喝酒能解愁啊。”

“你那位先生喝吗？”

“喝得厉害，简直拿他没法子。”

“是谁弹的三弦琴，这么拙劣。”

“嗯。”

“你也弹吗？”

“也弹。从九岁学到二十岁。有了老头子以后，已经十五年没弹了。”

岛村觉得盲女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些，说：

“真的在小时候练过？”

“我的手虽净给人按摩，可是耳朵还灵。艺伎的三弦琴弹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叫人焦急。是啊，或许就像自己当年所弹的那样。”

她说罢又侧耳倾听。

“好像是井筒屋的阿文弹的。弹得最好的和弹得最差的，最容易听出来啦。”

“也有弹得好的？”

“那个叫驹子的姑娘，虽然年轻，近来弹得可熟练啦。”

“噢？”

“唉，虽说弹得好，也是就这个山村来说。先生也认识她？”

“不，不认识。不过，昨晚她师傅的儿子回来，我们同车。”

“哦？养好病才回来的吧？”

“看样子还不大好。”

“啊？听说那位少爷长期在东京养病，这个夏天驹子姑娘只好出来当艺伎，赚钱为他支付医院的医疗费。不知是怎么回事。”

“你是说那位驹子？”

“是啊。看在订了婚这情分上，能尽点力还是要尽的，只是长此下去……”

“你说订了婚，当真吗？”

“是真的。听说他们已经订婚了。我是不太了解，不过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在温泉客栈听按摩女谈艺伎的身世，那是太平常的事。唯其平常，反而出乎意料。驹子为了未婚夫出来当艺伎，本也是平凡无奇的事，但岛村总觉得难以相信。那也许是与道德观念互相抵触的缘故吧。

他本想进一步深入探听这件事，可是按摩女却不言语了。

驹子是她师傅儿子的未婚妻，叶子是他的新情人，而他又快要病故，于是岛村的脑海里又泛出“徒劳”这两个字来。驹子恪守婚约也罢，甚至卖身让他疗养也罢，这一切不是徒劳又是什么呢？

岛村心想：要是见到驹子，就劈头给她一句“徒劳”。然而，对岛村来说，恰恰相反，他总觉得她的存在非常纯真。

岛村默默寻思：这种虚伪的麻木不仁是危险的，是一种寡廉鲜耻的表现。在按摩女回去以后，他就随便躺了下来。他觉得一股凉意悄悄地爬上了心头，这才发现窗户仍旧开着。

山沟天黑得早，黄昏已经冷瑟瑟地降临了。暮色苍茫，从夕晖晚照下覆盖着皑皑白雪的远方群山那边，悄悄地迅速迫近过来。

转眼间，由于各山远近高低不同，加深了山峦皱襞不同层次的影子。只有山巅还残留着淡淡的余晖，在顶峰的积雪上抹上一片霞光。

点缀在村子的河边、滑雪场、神社各处的杉林，黑压压地浮现了出来。

岛村正陷在虚无缥缈之中，驹子走了进来，就像带来了热和光。

据驹子说，迎接滑雪客人的筹备会将在这家客栈里举行，她是应召在会后举行的宴会上陪客的。她把脚伸进被炉，冷不防地来回抚摸岛村的脸颊。

“奇怪，今晚你的脸真白啊。”

然后，她一把抓住了岛村松软的肌肉，仿佛要揉碎它似的，又说：

“你真傻啊！”

她已经有点醉意。散席后，她一进来就嚷道：“不管了，再也不管了。头痛，头痛！啊，苦恼，苦恼！”

在梳妆台前一倒下，她脸上立即露出一副令人觉得可笑的醉态。

“我想喝水，给我一杯水！”

驹子双手捂住脸，也顾不得把发髻散开，仰脸就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又坐起来，用冷霜除去了白粉，脸颊便露出两片绯红，连自己也高兴得笑个不停。说也奇怪，这次酒醒得很快。她感到有点冷似的颤抖着肩膀。

然后，她轻声谈起八月份因为神经衰弱，已经赋闲了整整一个月的事。

“我担心会发疯。不知为什么，我一味苦思冥想，然而还是想不通，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真可怕啊。一会儿也睡不着，只有出去赴宴时，身体才好受些。我做过各种各样的梦。连饭也不能好好吃。在大热天里，把针戳在榻榻米上，戳了又拔，拔了又戳，没完没了的。”

“是哪个月份出来当艺伎的？”

“六月。不然，说不定我现在已经到浜松去了。”

“成亲去？”

驹子点点头。她说，浜松那个男人死皮赖脸地缠住要她同他结婚，可她怎么也不喜欢他，真为难啊。

“既然不喜欢，又有什么好为难的呢？”

“不能那么说啊。”

“结婚还有那样的魅力吗？”

“真讨厌！不是这样嘛。我这个人不把日常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是安不下心来的。”

“唔。”

“你这个人太随便了。”

“可是，你同那个浜松的男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要是有，就用不着为难了。”驹子断然地说，“不过他说，只要我在这个地方，就不许我跟别人结婚，不然就不择手段地加以破坏。”

“离浜松那么远，你还担心这个？”

驹子沉默了一会儿，身体暖和了，安详地躺了下来。突然无意中说出一句：

“那时我还以为怀孕了呢。嘻嘻，现在想起来多可笑啊。嘻嘻嘻嘻。”

她嫣然一笑，突然把身子蜷缩起来，像孩子似的用两只手攥住岛村的衣领。

她那合上的浓密睫毛，看起来好像是半睁着的黑眸子。

翌日凌晨，岛村醒来，驹子已经一只胳膊搭在火盆上，在一本旧杂志背后乱涂乱画起来。

“哦，我回不去啦。女佣来添过火了，多难为情呀。吓得我赶紧起来，太阳都已经晒到纸拉门上了。大概是昨晚喝醉之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几点啦？”

“已经八点了。”

“洗个温泉澡吧？”岛村站了起来。

“不，在走廊上会碰到别人的。”她好像完全变成了一个娴静的淑女。待岛村从浴池回来时，她已经巧妙地在头上裹上手巾，勤快地打扫起房间来。

她神经质地连桌腿、火盆边都擦到了，扒炉灰的动作非常熟练。

岛村把腿伸进被炉里，就这样无所事事地抽着烟。烟灰掉落下来，驹子就悄悄地用手绢揩净，并给他拿来了一个烟灰缸。岛村报以开心的笑。驹子也笑了起来。

“你要是成了家，你丈夫准会老挨你骂。”

“有什么好骂的。人家常常取笑我，说我连要洗的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的，大概是天性吧。”

“有人说，只要看看衣柜里的东西，就晓得这个女子的性格了。”

屋里充满阳光，暖融融的。两人在吃着早餐。

“大好天啊。早点回去练练琴就好了。在这样的日子里，音色也会不同的。”

驹子仰头望了望晴朗的天空。

远处的重山叠峦，迷迷蒙蒙地罩上了一层柔和的乳白色。

岛村想起按摩女的话就说，在这里练也行。驹子听后，站起来往家里挂电话，叫家里人把长歌[4]的本子连同替换的衣裳一起拿来。

白天见过的那家也会有电话吧？岛村一想到这个，脑海里又浮现出叶子的眼睛来了。

“那位姑娘会给你送来吧？”

“也许会吧。”

“听说你同那家少爷订了婚？”

“哎哟，什么时候听到的？”

“昨天。”

“你这个人真奇怪，听说就听说嘛，为什么昨天不说呢？”

但是，这回不像昨儿白天，驹子淡淡地笑了。

“除非是瞧不起你，不然就很难开口。”

“胡扯！东京人净爱撒谎，讨厌！”

“瞧你，我一说，你就把话岔开了。”

“谁把话岔开了？那么，你把它当真的啦？”

“当真的了。”

“又撒谎了。你明明不会把它当真，却……”

“当然，我觉得有点不能理解。可是有人说，你是为未婚夫赚疗养费才去当艺伎的。”

“真讨厌，简直就像新派剧了。什么我们订了婚，那是瞎说！有好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呢。我不是为谁才去当艺伎，可是该帮忙的还是要帮忙嘛。”

“你说话净绕弯子。”

“我明说吧，师傅也许想过要让少爷同我成婚。可也是心想而已，嘴里从来也没有提过。师傅这种心思，少爷和我也都有点意识到了。然而我们两人并没有别的什么。就是这个样子。”

“真是青梅竹马啊。”

“嗯。不过，我们是分开生活的呀。我被卖到东京时，只有他一个人来给我送行。我最早的一本日记开头就记着这件事。”

“你们两人要是在那个港市待下去，也许现在就在一起生活了吧？”

“我想不会有这种事。”

“是吗？”

“还是不要为别人的事操心好。他已经是快死的人了。”

“但是，在外面过夜总不好吧。”

“瞧你，说这种话多不好啊。我爱怎样就怎样，快死的人啦，还能管得着吗？”

岛村无言以对。

然而，驹子还是一句也不提叶子的事。为什么呢？

另外，就说叶子吧，就连在火车上，她也像年轻母亲那样忘我地照拂这个男人，把他护送回来；今早她又要给同这个男人有微妙关系的驹子送替换衣裳来，她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岛村一如往常，又陷入了遐思。

“驹姐，驹姐。”这时，传来了那位叶子低沉、清澈而优美的喊声。

“嗯。辛苦啦。”驹子站起来走到隔壁三叠大的房间里。

“叶子你来了。哎哟，全都拿来了，这有多重啊。”

叶子没有吱声就回去了。

驹子用手指拨断了第三根弦，换上新弦后把音调试好了。此时，岛村已听出它的音色十分清越。但打开放在被炉上鼓鼓囊囊的包袱一看，里面除了普通的旧乐谱以外，还有二十来册杵家弥七[5]的《文化三弦谱》。岛村感到意外，拿在手里说：

“就靠这些玩意儿练习？”

“可不是，这儿没有师傅。没法子啊。”

“家里不是有个师傅吗？”

“中风啦。”

“就是中风了，还可以动嘴嘛。”

“说话也不清楚了。不过，舞蹈嘛，她还可以用尚能动的左手给你矫正，可三弦琴听起来令人心烦。”

“你怎么知道的？”

“当然知道啰。”

“良家女子倒不算什么，艺伎在这偏远的山沟里还能这样认真练习，乐谱店的老板知道了也会高兴吧。”

“当舞伎时主要是跳舞，后来让我去东京学习，也是学的舞蹈。三弦琴只模模糊糊记得一点儿，忘了也没人给指点，就靠乐谱啦。”

“歌谣呢？”

“歌谣嘛，是在练舞时听熟的，算是凑合吧。可是新歌大多是从广播里学来的，也不知道行不行。其中还掺进自己的唱法，一定很可笑吧。而且在熟人面前唱不出口呢。要不是熟人，还能放开嗓门唱唱。”她说着有点羞羞答答，摆好架势，直勾勾地盯住岛村的脸，好像在说“来吧”，就等着对方点歌。

岛村突然被她的气势压倒了。

他在东京闹市区长大，对歌舞伎和日本舞自幼耳濡目染，暗记了一些长歌的歌词，自然就听会了。他自己没有学过。提起长歌，立即联想到舞蹈的舞台，而不是艺伎的筵席。

“真讨厌，你这个客人，真叫人不自然。”驹子轻轻地咬着下嘴唇，把三弦琴放在膝上，一本正经地打开练习谱，简直判若两人。

“这个秋天就是看着谱子练习的。”

这是《劝进帐》[6]的曲子。

突然间，岛村脸颊起了鸡皮疙瘩，一股冷意直透肺腑。在他那空空如也的脑子里充满了三弦琴的音响。与其说他是全然感到意外，不如说是完全被征服了。他被虔诚的心打动，被悔恨的思绪洗刷。他感到已经没有力气，只好愉快地投身到驹子那艺术魅力的激流之中，任凭它漂浮激荡。

一个十九二十岁的乡村艺伎，理应是不会弹出一手好三弦琴的。她虽只是在宴席上弹弹，可弹得简直跟在舞台上一样！岛村心想，这大概只是自己对山峦的一种感伤罢了。驹子时而故意只念念歌词，时而说这儿太慢那儿又麻烦，就跳了过去。可是她渐渐地像着了迷，声音又高亢起来。这弹拨的弦音要飘荡到什么地方去呢？岛村有点惊呆，像给自己壮胆似的曲着双臂，把头枕在上面躺了下来。

《劝进帐》曲终之后，岛村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唉，这个女人在迷恋着我呢。这又是多么可悲啊。

“这样的日子里连音色都不一样啊。”驹子仰头望了望雪后的晴空，只说了这么一句。的确，那是由于天气不同。要是没有剧场的墙壁，没有听众，也没有都市的尘埃，琴声就会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彻远方积雪的群山。

虽然她并不自觉，但她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地练习弹奏。久而久之，她的弹拨自然就有力量。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虽说多少有点基础，但独自依靠谱子来练习复杂的曲子，甚至离开谱子还能弹拨自如，这无疑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

在岛村看来，驹子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也可以说是对未来憧憬的悲叹。不过这种生活也许对她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她才能弹出铿锵有力的琴声。

岛村靠耳朵分辨不出她那纤纤素手的灵巧功夫，所以仅从弦音里理解她的感情。但对驹子来说，他恐怕是最好的听众了。

开始弹奏第三曲《都鸟》的时候，多半是由于这首曲子优美柔和，岛村脸上起的鸡皮疙瘩开始消失了，他变得温情而平和，呆呆地凝视着驹子。这么一来，他深深感到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玲珑而悬直的鼻梁，虽显得有点单薄，但双颊绯红，很有朝气，仿佛在窃窃私语：我在这里呢。那两片美丽而又红润的嘴唇微微闭上时，上面好像闪烁着红光，显得格外润泽。那樱桃小口纵然随着歌唱而张大，可是很快又合上，可爱极了，就如同她的身体具有的魅力一样。在微弯的眉毛下，那双外眼梢既不翘起，也不垂下，眼睛简直像有意描直了似的，如今滴溜溜的，带着几分稚气。她没有施白粉，都市的艺伎生活却给她留下惨白的肤色，而今天又渗入了山野的色彩，娇嫩得好像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的球根，连脖颈也微微泛起了淡红，显得格外洁净无瑕。

她坐姿端正，与平常不同，看起来像个少女。

最后她说，现在再弹奏一曲，于是看着谱子，弹起了《新曲浦岛》。弹毕，她把拨子夹在琴弦上，姿势也就随便了。

她突然变得百媚千娇，十分迷人。

岛村简直不知该说什么。驹子更没有在意岛村的评价，乐呵呵地露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这里的艺伎弹三弦，你光听琴声，能分辨出是谁弹的吗？”

“当然能分辨出来，还不到二十人嘛。弹《都都逸》就更好分辨了，因为它最能表现出每个人的风格来。”

然后，她就地挪了挪跪坐着的右腿，又拿起三弦琴放在腿肚子上，把腰身扭向左边，向右倾斜着身子，望着三弦琴把说：“小时候就是这样练习的。”

“黑——发——的……”

她一边稚气地唱着，一边“丁零零丁零零”地弹奏起来。

“你最初就是学唱《黑发》的吗？”

“哦哦。”驹子像小时候那样摇了摇头。

打这以后，即使过夜，驹子也不再坚持在天亮之前赶回去了。

“驹姐。”从走廊远处响起了提高尾音的喊声。驹子把客栈的小女孩抱进被炉里，一心陪着小女孩玩，直到快晌午，才带着这三岁的小女孩去洗澡。

洗完澡，她一边给小女孩梳头，一边说：

“这孩子一看见艺伎，就提高尾音喊驹姐、驹姐的。无论是看照片还是图片，凡有梳日本发髻的，她就认为是‘驹姐’。我很喜欢孩子，因此很懂得孩子的心理，我说：‘小君，到驹子姐家里去玩好吗？’”

驹子说罢，站起身子，走到走廊，又悠闲地坐在藤椅上。

“东京人都是急性子，瞧，已经开始滑雪啦。”

这个房间坐落在高处的一角，可以望见山脚下的滑雪场。

岛村也从被炉里回过头来看了看，只见斜坡上的积雪花花搭搭的，五六个身穿黑色滑雪服的人在山麓那头的旱地里滑着。那边的梯田田埂还没被雪覆盖，而且坡度也不大，实在是没意思。

“好像是学生呢。今天是星期天吧？这样滑法有什么意思呢？”

“可是，他们滑雪的姿势多优美啊！”驹子自言自语地说，“据说艺伎要是在滑雪场上向客人打招呼，客人就会吃惊地说：‘哦，是你呀！’因为滑雪把皮肤晒黑了，都认不出来了。而晚上又总是经过化妆的。”

“也是穿滑雪服吗？”

“是穿雪裤。啊，真讨厌，真讨厌！在宴席上才见面，他们就说：那么明天在滑雪场上见吧。今年不滑算了，再见。喂，小君，走吧！今晚要下雪呢。下雪前的头晚特别冷。”

驹子起身走了以后，岛村坐在她坐过的藤椅上，望着驹子牵着小君的手，从滑雪场尽头的坡道走回去。

云雾缭绕，背阴的山峦和朝阳的山峦重叠在一起，向阳和背阴不断地变换着，现出一派苍凉的景象。过不多久，滑雪场也忽然阴沉下来。把视线投向窗下，只见枯萎了的菊花篱笆上，挂着冻结了的霜柱。屋顶的融雪，从落水管滴落下来，声音不绝于耳。

这天晚上没有下雪，落了一阵冰雹后，又下起雨来了。

回去的前一晚，明月皎洁，天气冷飕飕的。岛村再次把驹子唤来，虽然已快到十一点，驹子还说要去散步，怎么劝说也不听。她带着几分粗暴，将岛村从被炉里拖起来，硬把他拽了出去。

马路已经结冰。村子在寒冷的天空底下静静地沉睡着。驹子撩起衣服下摆塞在腰带里。月儿皎洁得如同一把放在晶莹的冰块上的刀。

“一直走到车站吧。”

“你疯了，来回足有一里[7]地呀。”

“你快要回东京了，我要去看看车站。”

岛村从肩头一直到大腿都冻僵了。

回到房间，驹子无精打采，把两只胳膊深深地伸进被炉里，跟往常不同，连澡也不洗了。

盖在被炉上的被子原封不动。也就是说，将另一床被子搭在它的上面。褥子一直铺到被炉边。只铺了一个睡铺。驹子在被炉边烤火，低下头来，一声不响。

“怎么啦？”

“我要回去了。”

“净说傻话。”

“行了，你睡吧。我就这样。”

“为什么要回去呢？”

“不回去了，就在这里等到天亮。”

“没意思。不要闹别扭了。”

“谁闹别扭了？我才不闹别扭呢。”

“那么……”

“哎，人家难受着呢。”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没什么关系嘛。”岛村笑了，“又不把你怎么样。”

“讨厌！”

“你也真傻，还那么乱跑一气。”

“我要回去啦。”

“何必回去呢。”

“心里难过。哦，你还是回东京去吧。我心里真难过啊。”驹子悄悄地把脸伏在被炉上。

所谓“难过”，可能是担心跟旅客的关系陷得更深吧？或是在这种时候她极力控制自己郁郁不乐的心情而说的？她对自己的感情竟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吗？岛村沉思了好一阵子。

“你回东京去吧。”

“我本来准备明儿就回去。”

“哟，为什么要回去呢？”驹子醒过来似的扬起脸说。

“就是待下去，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呀。”

她呆呆地望着岛村，忽然带着激昂的语调说：“你就是这点不好，你就是这点不好！”

驹子焦急地站起来，冷不防地搂住岛村的脖子，她简直方寸已乱，顺嘴说了一句：“你不该说这种话呀。起来，叫你起来嘛。”说着她自己却躺了下来，狂热得不能自已。

过了片刻，她睁开了温柔而湿润的眼睛。“真的，你明天就回去吧。”她平静地说过之后，捡起掉落的发丝。

岛村决定第二天下午三点动身。正在换装的时候，客栈掌柜悄悄地把驹子叫到走廊上。岛村听到驹子回答说：“是啊，你就算十一个钟头好了。”大概是掌柜认为算十六七个小时太长了。

一看账单，才晓得一切均按时间计算：早晨五点以前走的，算到五点；第二天十二点以前走的，就算到十二点。

驹子在大衣外面围上一条白围巾，把岛村一直送到车站。

岛村为了打发时间，去买了些木天蓼酱菜和香蘑罐头一类土特产，还富余二十分钟，便走到站前稍高的广场上散步，一边眺望着周围的景色，一边想道：“这是布满雪山的狭窄地带啊！”

驹子浓密的黑发在阴暗山谷的寂静中，反而显得更加凄怆了。

在这条河流下游的山腰，不知怎的，有个地方投下了一束淡淡的阳光。

“我来了之后，雪不是融化得差不多了吗？”

“可是，只要一连下两天雪，马上就积上六尺厚。倘使连着下，那边电线杆的灯也要埋在雪里啰。若是我一边走一边想你什么的，没准会把头挂到电线上受伤呢。”

“积雪能那么厚吗？”

“听说前面那条街的中学，学生们在下大雪的时候，一大早就裸着身子从宿舍二楼的窗口跳到雪地里。身体一下子完全没进雪中，看不见了。他们像游泳似的在雪中划着走。喏，那边也停着一辆扫雪车呢。”

“我倒是想来赏雪的，可正月里客栈会很挤吧？火车会不会被雪崩埋掉呢？”

“你这个人多悠闲自在，净是这样打发日子吗？”驹子望着岛村的脸说，“为什么你不留胡子呢？”

“唔，想留来着。”岛村一边抚摸刚剃过胡须的青色胡茬，一边思忖：自己的嘴角上掠过一道漂亮的皱纹，使平和的脸显得更加隽秀英俊，说不定驹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你真是，一除去脂粉，你的脸看上去就像用剃刀刮过一样。”

“乌鸦叫得讨厌，也不知是在哪儿叫的。真冷啊！”

驹子望了望天空，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抱住了双臂。

“去候车室烤烤火吧。”

这时候，穿着雪裤的叶子打由小街拐到火车站的大路上，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啊，驹姐，行男哥他……驹姐！”叶子喘着粗气，好像小孩子要躲避可怕的东西而搂住母亲一般，抓住了驹子的双肩，“快回去！情况不好了。快！”

驹子似乎忍受着肩头的疼痛，闭上了眼睛，脸色刷地变白了。但是想不到她断然摇头说：

“我在送客人，我不能回去。”

岛村吃惊地说：

“还送什么呢，这就行啦。”

“不行！我不知道你还来不来。”

“会来的，会来的。”

叶子什么也没听见似的，焦急地拉住驹子说：

“刚才给客栈挂电话，说你到了车站，我就赶来了。行男哥在找你呢。”

驹子一动不动地忍耐着，突然把她甩开，说：

“不！”

这时候，驹子踉踉跄跄地走了两三步，就哇哇地想要呕吐，但什么也没吐出来，眼睛湿润，脸上起了鸡皮疙瘩。

叶子紧张起来，木呆呆地望着驹子。但是，由于那副表情过分认真，不知是怒是惊，还是悲伤。像假面具一样，显得非常单纯。

她掉过脸来，冷不防抓住岛村的手，一味提高嗓门连求带逼地说：

“哦，对不起，请你让她回去吧，让她回去吧！”

“好，我叫她回去！”岛村大声说，“快回去吧！傻瓜。”

“有你说的吗！”驹子一边对岛村说，一边把叶子从岛村身边推开。

岛村正想举手指指站前那辆汽车，可是被叶子用力抓过的手指，有点麻木了。

“我马上让她乘那辆车子回去，你先走一步好吗？在这里，这样不好，人家会瞧见的呀！”

叶子连连点头：“快点呀，快点呀！”她说着转身就跑，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目送着叶子渐渐远去的背影，岛村的心头掠过了这种场合不应有的疑团：那位姑娘的表情为什么总是那么认真呢？

叶子近乎悲戚的优美的声音，仿佛是某座雪山的回音，至今仍然在岛村的耳边萦绕。

“上哪儿去？”驹子看见岛村要去找汽车司机，就一把将他拽回来，“不，我不回去啊！”

岛村突然对驹子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厌恶。

“我不晓得你们三人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少爷眼下不是快死了吗！所以他想见见你，才让人叫你的嘛。乖乖回去吧。不然会后悔一辈子的。说不定在我们说话之间，他就断气了。那怎么办呢？别固执了，干脆让一切都付诸东流吧。”

“不，你误解了。”

“你给卖到东京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给你送行吗？你最早的日记本开头不就是记他的吗？难道有什么理由不去给他送终？去把你记在他那生命的最后一页上吧。”

“不，我不愿看一个人的死，我怕。”

听起来这好似冷酷无情，又好似过分多情，岛村有点迷惑不解了。

“什么日记，我已经不记了。我要把它全烧掉。”驹子喃喃自语，无缘无由地脸红起来，“啊，你是个老实人。要真是老实人的话，我可以把日记全都给你。你不会笑话我吧？我认为你是个老实人。”

岛村不由得深受感动，觉得确实是这样，再没有人像自己这样老实的了。于是，他不再勉强驹子回去。驹子也缄口不言了。

掌柜从客栈派驻车站的接客处走出来，通知开始剪票了。

只有四五个身穿灰色冬装的本地人在默默地上下车。

“我不进站台了。再见。”驹子站在候车室的窗边。玻璃窗紧闭着。从火车上望去，她好像一个在乡村水果店里的奇怪的水果，独自被遗弃在煤烟熏黑了的玻璃箱内似的。

火车开动之后，候车室里的玻璃窗豁然明亮起来，驹子的脸在亮光中闪闪浮现，眼看着又消失了。这张脸同早晨雪天映在镜中的那张脸一样，红扑扑的。在岛村看来，这又是介于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另一种颜色。

火车从北面爬上县界的山，穿过长长的隧道，只见冬日下午淡淡的阳光，像被地底下的黑暗吞噬，又像那陈旧的火车把明亮的外壳脱落在隧道里，在重重叠叠的山峦之间，向暮色苍茫的峡谷驶去。山的这一侧还没有下雪。

沿着河流行驶不多久，来到了辽阔的原野，山巅好像精工的雕刻，从那里浮现出一道柔和的斜线，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山头上罩满了月色。这是原野尽头唯一的景色。淡淡的晚霞把整座山映成深宝蓝色，轮廓分明地浮现出来。月色还很淡，并不使人产生冬夜寒峭的感觉。天空没有一只飞鸟。山麓的原野，一望无垠，远远地向左右伸展，快到河边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好像是水电站的白色建筑物。那是透过车窗望见的、在一片冬日萧瑟的暮色中仅留下来的景物。

由于开了暖气，车窗开始蒙上一层水蒸气，窗外流动的原野渐渐暗淡下来，在窗玻璃上又半透明地映现出乘客的影像。这就是在夕阳映照的镜面上变幻无穷的景色。旧得褪了色的老式客车，只挂着三四节车厢，好像不是东海道线火车，而是别的地方的火车。灯光也很暗淡。

岛村仿佛坐上了某种非现实的东西，失去了时间和距离的概念，陷入了迷离恍惚之中，徒然地让它载着自己的身躯奔驰。单调的车轮声，开始听的时候像是女子的絮絮话语。

这话语断断续续，而且相当简短，但它却是女子竭力争取生存的象征。他听了十分难过，以致难以忘怀。然而，对渐渐远去的岛村来说，现在这已经是徒增几许旅愁的遥远的声音了。

行男正好在这个时候断气了吧？驹子为什么坚持不回去？会不会因此未能给行男送终？

乘客少得令人生畏。

只有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与一个红脸蛋的姑娘相对而坐，两人只顾谈话。姑娘浑圆的肩膀上披着一条黑色的围巾，脸颊嫣红似火，漂亮极了。她探出上身专心倾听，愉快地对答着。看两人的样子，是长途旅行的。

可是，到了有个纺织厂烟囱的火车站，老人急忙从行李架上取下柳条箱，从窗口卸到站台上，对姑娘留下一句“那么，有缘还会相逢的”，就下车走了。

岛村情不自禁，眼泪都快夺眶而出，就连他自己也惊愕不已。此情此景，越发使他觉得这位老人是在同女子告别回家的。

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两人只是偶然同车邂逅而已。男的大概是跑单帮什么的。

离开东京的老家时，妻子嘱咐过：现在正是飞蛾产卵的季节，西服不要挂在衣架或墙壁上。来了以后，果然发现吊在客栈房檐下的装饰灯上落着六七只黄褐色的大飞蛾。隔壁三叠大的房间衣架上也落了一只，它虽小，躯干却很粗壮。

窗户依然张挂着夏天防虫的纱窗。还有一只飞蛾，好像贴在纱窗上，静静地一动也不动，伸出了它那像小羽毛似的黄褐色的触角。但翅膀是透明的淡绿色，有女人的手指一般长。对面县界上连绵的群山，在夕晖晚照下，已经披上了秋色，这一点淡绿反而给人一种死的感觉。只有前后翅膀重叠的部分是深绿色。秋风吹来，它的翅膀就像薄纸一样轻轻地飘动。

飞蛾是不是还活着呢？岛村站起身来，走了过去，隔着纱窗用手指弹了弹。它一动不动。用拳头使劲敲打，它就像一片树叶似的飘然落下，半途又翩翩飞舞起来。

仔细一看，对面杉林那边，飘浮着不计其数的蜻蜓。活像蒲公英的绒毛在飞舞。

山脚下的河流，仿佛是从杉树顶梢流出来的。

丘陵上盛开着像是白胡枝子的花朵，闪烁着一片银光。岛村贪婪地眺望着。

从室内温泉出来，只见一个叫卖的俄国女人坐在大门口。她为什么竟会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来呢？岛村走过去一看，净是些常见的日本化妆品和发饰一类的东西。

她好像已有四十出头，脸上也起了皱纹，而且十分肮脏，但脖颈露出部分却是白白胖胖的。

“你是打哪儿来的？”岛村问道。

“打哪儿来？你是问我打哪儿来？”俄国女人不知怎样回答，一边收拾货摊，一边思忖着。

她穿的裙子，已经不像是西装，而像是在身上缠着一块不干净的布。她就像一个地道的日本人，背着一个大包袱回去了。不过，脚上还穿着皮靴。

在一同目送俄国女人的内掌柜的邀请之下，岛村走到了账房，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子背向他坐在炉边。女子撩起衣服下摆站了起来。她穿着一身带家徽的黑礼服。

岛村觉得很面熟，原来就是在滑雪场的宣传照片上看到过的那个艺伎，她身穿赴宴服，下套雪裤，同驹子并肩坐在滑雪板上。她是个丰满而落落大方的中年女人。

客栈老板把火筷子放在炉子上，烤着大大的椭圆形豆馅包子。

“这东西，吃一个怎么样？是人家办喜事的，尝一口试试吧？”

“刚才那个人已经不再操旧业了？”

“是啊。”

“是一位好艺伎啊！”

“到期来辞行了。虽然她曾是个红人儿……”

岛村拿起热乎乎的豆馅包子，一边吹着，一边咬了一口，硬皮带点陈味，有几分发酸。

窗外，夕阳洒在熟透了的红柿子上，光线一直照到吊钩[8]的竹筒上。

“那么长，是芒草吧？”岛村惊讶地看了看坡道那边。

一个老太婆背着一捆草走过去，草捆足足比她身量高两倍。是长穗子。

“是啊。那是芭茅。”

“芭茅？是芭茅吗？”

“在铁道省举办温泉展览会的时候，盖了个休息室还是茶室，屋顶就是用这儿的芭茅草葺的。据说东京来人把整座茶室都买了下来。”

“是芭茅吗？”岛村又自言自语地嘟哝，“山上都绽开着芭茅花？我以为是胡枝子花呢。”

岛村下了火车，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山上的白花。从陡峭的山腰到山顶一带，遍地盛开着这种花，白花花的一片银色，好像倾泻在山上的秋阳一般。啊！岛村不由得动了感情，他以前把漫山的白花当作白胡枝子了。

但是，近处看芭茅，苍劲挺拔，与仰望远山的感伤的花迥然不同。

一大捆一大捆的草，把女人们的身子全给遮住了。走过去时，草捆划着坡道的石崖，沙沙作响。那穗子十分茁壮。

回到房间，看见那只身躯粗大的飞蛾，在隔壁那间点着十支光灯泡的昏暗房子里，把卵产在黑色衣架上，然后飞走了。檐前的飞蛾吧嗒吧嗒地扑在装饰灯上。

秋虫白天不停地啁啾啼叫。

驹子稍后来了。

她站在走廊上直勾勾地望着岛村说：

“你来干什么？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

“看你来了。”

“这不是真心话吧。东京人爱撒谎，讨厌！”说罢，她一边坐下来，一边又放柔声音说，“我不再给你送行啦，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行啊。这次我一声不响就走。”

“瞧你说的，我只是说不去火车站嘛。”

“他怎么样啦？”

“还用说吗，已经死了。”

“是在你出来送我的时候？”

“不过，这是两码事。我没想到送行竟会那么难受啊。”

“嗯。”

“你二月十四日干什么啦？骗人。让我等了好久。以后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了。”

二月十四日是赶鸟节[9]。这是雪国的孩子们每年照例举行的节日。十天以前，村里的孩子们就穿上草鞋把积雪踩实，然后切成约莫两尺见方的雪板，并把它们垒成一间殿堂，大小丈八见方，足有一丈多高。十四日晚上，把家家户户的稻草绳[10]收集起来，堆在殿堂前熊熊地焚烧起来。这个村子是在二月一日过新年，所以还留下了稻草绳。然后，孩子们爬上雪殿堂的屋顶，你推我挤，乱作一团地唱起赶鸟歌。接着拥进雪殿堂里，点上明灯，在那儿过夜。直到十五日黎明时分，又一次爬上雪殿堂的屋顶，唱起赶鸟歌。

那时正是积雪最厚的时分，岛村同驹子相约来看赶鸟节。

“我二月回了老家，歇了几天。想你一定会来，所以十四日才赶回来的。早知你没来，我多护理几天再来就好了。”

“谁生病了？”

“师傅到港市以后得了肺炎。正好我在老家，接到电报，就去护理了。”

“好了吗？”

“没好。”

“那太不好了。”岛村像抱歉自己失约，又像哀悼师傅的死。

“嗯。”驹子马上温存地摇摇头，用手帕拂了拂桌子，“虫子真厉害啊。”

从矮桌到榻榻米落满了小羽虱。几只小飞蛾围着电灯飞来飞去。

纱窗外面也星星点点地落上了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飞蛾，在明澈的月光底下浮现出来。

“胃痛，胃痛啊！”驹子把两手猛地插进腰带，伏在岛村膝上。

转眼之间，一群比蚊子还小的飞虫，落在她那后领露出来的、抹了浓重白粉的脖颈上。有的虫子眼看着就要死去，在那儿一动不动。

她脖根比去年胖了些，显得比较丰满。岛村心想，她已经二十一岁了。

一股温热传到他的膝上。

“账房有人嬉笑着告诉我说：‘小驹，到山茶厅去看看吧。’真讨厌啊！刚送阿姐上了火车，本想回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可是她们说这儿有人来过电话。我已经很困，真不想来了。昨晚为阿姐饯行，喝多了。在账房那儿她们一个劲地取笑我。来的原来是你。又过一年了，是一年才来一次吗？”

“我也吃过那种豆馅包子呢。”

“是吗？”驹子抬起脸来，伏在岛村膝上的地方留下了一片红晕，她忽地显出几分稚气来。

她说，是把那个中年女子一直送到下下一个站才回来的。

“真没意思。从前无论办什么事都很齐心，可是如今个人主义渐渐蔓延开来，各干各的，意见总是统一不了。这儿也变化很大，性格合不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菊勇姐不在，我就很寂寞。因为过去什么事都是由她拿主意的。她最叫座，没少过六百枝[11]的。她在我们这儿最受器重啦。”

岛村问：“那个菊勇到了期限，回到老家，是结婚还是继续操她的旧业？”

“阿姐这个人真可怜，以前的婚事吹了才来这儿的。”驹子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犹豫了半晌，望着沐浴在月光底下的梯田，然后又说，“那坡道半路上有间新盖的房子，是吧？”

“你是指那间叫菊村的小饭铺？”

“是啊。阿姐本来是要嫁到那家店铺去的，后来她改变了主意，忽然吹了，闹了好一阵子。人家好容易特地为她盖了房子，临要出嫁时她却把人家甩掉了。因为她另有所爱，并打算同那人结婚呢。可是，她受骗了。一个人一着了迷，就会弄成那个样子吗？据说，对方已经逃跑，如今她又不能破镜重圆，把那间店铺要回来，也不好意思再待在那里，所以只好到别的地方另起炉灶。想起来也真可怜啊。我们虽然知道得不多，可是她的确也碰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啊。”

“男人啊，跟她好过的有五个吗？”

“是啊。”驹子抿嘴笑了笑，突然扭过头去，“阿姐也够懦弱的。太懦弱了。”

“那没法子啊。”

“可不是。招人喜欢嘛，有什么法子呢。”她说着低下头，用发簪搔了搔头，“今儿给阿姐送行，难过极了。”

“那么，那间新盖的店铺怎么办？”

“由那人的原配来料理呗。”

“由原配来料理？真有意思。”

“可不是。开张的事，一切都筹划好了。也只好这个样子，没有别的办法。原配带着她所有的孩子搬来了。”

“家里怎么办？”

“据说留下一个老太婆。虽说是乡下人，可是她的老头子却喜欢这行当。这个人真有意思。”

“大概是个浪荡人。年纪恐怕也够大的吧？”

“还年轻呢。才三十二三岁。”

“哦？那么，姨太太比正室年纪还大？”

“是同年，二十七岁。”

“菊村是菊勇的菊字吧。那人的原配竟然把这店铺接管了下来。”

“大概是把招牌打出去，也不好再改了吧。”

岛村把衣领拢了拢。驹子站起来去把窗户关上。

“阿姐对你也很了解，今儿还对我说你来着。”

“她来辞行，我是在账房里碰上的。”

“说了什么啦？”

“什么也没说。”

“你了解我的心情吗？”驹子忽地又把刚刚关上的纸拉窗打开，一屁股坐在窗沿上。

岛村半晌才说：“星星的光，同东京完全不一样。好像浮在太空上。”

“有月亮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今年的雪特别大。”

“火车好像经常不畅通呢。”

“是啊，真叫人害怕。汽车也比往年晚一个月，到五月才通车呢。滑雪场里有个小卖部吧，雪崩把它冲塌了，楼下的人还不知道，听到奇异的声音，以为是耗子在厨房里闹腾呢。跑去一看，也没有耗子，上了二楼，才看见满地都是雪。挡雨板什么的都被雪冲走了。虽说是表层雪崩，可广播电台却大肆报道，吓得滑雪客都不来了。我打算今年不再滑雪。所以去年年底连滑雪板也给了别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滑了两三次。我变了吗？”

“师傅死了之后，你做什么呢？”

“人家的事，你就甭打听了。我每逢二月就按时到这儿来等你。”

“既然已回到港市，来封信告诉我不就成了吗？”

“才不呢。我才不干这种可怜巴巴的事。那种给你太太看见也无所谓的信，我才不写呢。那样做多可怜啊！我用不着顾忌谁而撒谎呀！”

驹子抢着反驳，语气非常激烈。岛村低下了头。

“你别坐在那些虫堆里，关上电灯就好了。”

盈盈皓月的光深深地射进来，明亮得连驹子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榻榻米显得冷冰冰的，现出一片青色。

驹子的嘴唇十分柔滑，宛如美极了的水蛭的环节。

“哎呀，我该回去了。”

“还是老样子。”岛村仰起头，凑近望着她那颧骨稍耸的圆脸，觉得她什么地方有些可笑。

“大家都说我同十七岁来这儿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至于生活，还不是老样子。”

她的脸蛋依然保留着北国少女那种艳红的颜色。月光照在她那艺伎特有的肌肤上，发出贝壳一般的光泽。

“可是，我家里有了变化，你不知道吗？”

“你是说师傅死了？已经不住在那间房里，这回你的家成了真正的下处[12]了。”

“真正的下处？是啊。我在店铺里卖些糖果和香烟。依然只有我一个人。这回真正替人做工了，夜里太晚，就点上蜡烛看书。”

岛村交抱双臂，笑了。

“人家装了电表，用电灯太浪费，不好意思。”

“啊，是吗。”

“那家人待我很好。孩子哭了，内掌柜怕吵醒我，就把他背到外面去。我有时甚至想：我这是替人做工吗？没什么不满意的，只是把睡铺铺得歪歪斜斜，有点不称心。回来晚了，他们给我铺好。要么是褥子摞得不整齐，要么就是床单铺得歪歪斜斜。一看到这个样子，不禁可怜起自己来。可是自己又不好重新再铺过，只怕辜负了人家的一番好意啊。”

“你如果成了家，恐怕得成天操心啰。”

“人家都是那么说。这是天性啊。家里倘使有四个小孩，弄得乱七八糟的，那可是不得了。我整天得跟着他们收拾。虽然明知收拾好，还会给弄乱的，但总得去管它，否则放心不下。只要环境许可，我还是想生活得干净些。”

“是啊。”

“你了解我的心情吗？”

“当然了解。”

“既然了解，那你说说看。喏，你说说看。”驹子突然带着追问的口气说，“你瞧，说不出来了吧。净撒谎。你这个人呀，挥霍无度，大大咧咧。你是不会了解我的。”

然后，她又放低声音说：“我很伤心啊。我太傻了。你明儿就回去吧。”

“像你这样追问，我怎能说得清楚呢。”

“有什么不能说清楚的？你就是这点不好。”

驹子无可奈何似的无言可对，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心想：岛村自然会把自己挂在心上吧？于是她显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说：

“一年一次也好，你来啊。我在这里的时候，请一定一年来一次啊。”

她说期限是四年。

“回老家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出来做买卖呢。连滑雪板都给了人家才回去的。要说能够做到的，就只有戒烟了。”

“是吗，以前你抽得很厉害的呀。”

“嗯。我把宴会上客人送给我的，全部悄悄放在袖兜里，回去以后，有时能抖落出好几支。”

“四年可是够长的。”

“很快就会过去的。”

“多温暖啊。”岛村把靠过来的驹子抱了起来。

“我天生就是温暖的嘛。”

“这儿早晚已经很冷了吧？”

“我来这里已经五年了。起初觉得待在这种地方，不免有点凄凉。通火车之前，真荒凉啊。打你第一次来这儿以后，也有三个年头了。”

岛村心想，在不到三年里，来了三次，每次驹子的境况都有变化。

好几只纺织娘突然鸣叫起来。

“讨厌！”驹子说着，推开了他，站起身来。

一阵北风，纱窗上的飞蛾一齐飞起来。

岛村明知她那双虽像是半睁着的黑眸子，其实是合上了的浓密睫毛，他还是凑近看了看。

“戒烟以后发胖了。”

腹部的脂肪变得肥厚了。

这么一来，两人分手以后难以捉摸的感情，很快又像原来那么亲密了。

驹子轻轻地把手按在胸脯上。

“一边变大了。”

“傻瓜。是那个人的毛病吧。净爱抚一边。”

“瞧你，真讨厌！胡说。讨厌鬼！”驹子陡地变脸了。

岛村想起来了，正是这样子。

“以后告诉他两边要平均点。”

“平均？叫我告诉他要平均点吗？”驹子温柔地把脸贴上去。

这房间在二楼，可癞蛤蟆在屋子围墙周围绕来绕去地鸣叫着。好像不是一只，而是两三只。鸣叫了好长时间。

从室内浴池上来，驹子完全放了心，又用平静的语气开始诉说起自己的身世来。

她甚至谈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这里接受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她以为跟雏伎时一样，只把胸部敞开，所以被人家取笑，后来她竟哭了起来。她还如实地回答了岛村的询问。

“那玩意儿来得非常准，每月提前两天。”

“可是那玩意儿来时出去赴宴，不感到麻烦吗？”

“嗯，你连这个都晓得。”

每天到出名的温泉洗澡可以暖暖身子，而且为了赴宴往返旧温泉和新温泉之间还得走一里地，在山沟里又很少熬夜，所以身体健壮，不过还是长着一副艺伎常见的窄骨盆，骨架横里窄、纵里厚。尽管如此，她之所以能把岛村从老远吸引到这儿来，乃是因为她身上蕴藏着令人深深同情的东西。

“像我这样的人不知还能生孩子不？”驹子一本正经地问。

她是说，眼下专跟一人交往，不就同夫妻一样吗？

岛村这才知道驹子有这样一个男人。说是从她十七岁那年开始跟了他五年。岛村很早以前就觉得有点惊讶，后来才明白驹子为什么这样无知和毫无警戒。

那个在她还是雏伎时就替她赎身的人死后，她刚回到港市，就马上发生了这样的事。驹子说，打开始到如今，她都讨厌那个人，同他总是有隔阂。

“能维持五年，总算不错了。”

“曾经有两次都快要分手呢。一次是在这里当艺伎，一次是从师傅家搬到现在这个家的时候。可是我的意志太薄弱了。我的意志实在太薄弱了。”

她说，那人住在港市。因为把她安顿在那里不太方便，趁师傅来这个村子时就拜托把她带来了。人倒很亲切，可她从来未曾想过把自己许配给他，这事太可悲了。由于年龄相差很大，他只是偶尔来一趟。

“怎样才能断绝关系呢？我常常想，干脆做些越轨的事算了。真的这样想过啊！”

“越轨多不好啊。”

“越轨的事我做不来，还是天生做不来啊。我是很爱惜自己的身子的。要是我愿意，可以把四年期限缩成两年，可我不想勉强去做，还是身子要紧。勉强做了，也许会赚到许多钱。期限嘛，不让主家吃亏就行。每月本钱多少，利息多少，税金多少，加上伙食费，一算就明白了。够花就行，不勉强去做。碰上麻烦的宴会，厌烦死了，我就赶紧回来。要不是熟客点名叫，太晚了，客栈也不给我来电话。自己要是大手大脚，就成了无底洞。赚到够开销，那就可以了。本钱我已经还了一半以上。还不到一年呢。不过，零用钱什么的，每月也要花三十元。”

她说每月能赚一百元就够开支。上月赚得最少的人，是三百枝，合六十元。驹子赴宴九十多次，是最多的；赴宴一次，自己可以拿到一枝，因此对主家来说，虽吃点亏，但很快就会赚回来的。在这个温泉浴场里，没有一个人因增加债务而延长期限。

第二天早晨，驹子仍然起得很早。

“我正梦见去打扫插花师傅的那间房子，就醒过来了。”

搬到窗边的梳妆台，镜里映现出披上红叶的重山叠峦。镜中的秋阳，明亮耀眼。

糖果店的女孩子把驹子替换的衣裳拿来了。

“驹姐。”

隔扇后面传来了呼喊声，却不是叶子那清澈得近乎悲戚的声音。

“那位姑娘怎么样啦？”

驹子倏地瞧了岛村一眼：

“她经常上坟去。你瞧，滑雪场底下有块荞麦地吧，开着白花的。它的左边不是有个坟墓吗？”

驹子回去之后，岛村也到村里去散步。

在屋檐下，一个女孩子穿着全新的红色法兰绒雪裤在白墙边拍球。确实是一派秋天的景象。

有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领主出巡的年代修建的。屋檐很深。二楼的纸拉窗只有一尺高，而且是细长条。檐前垂挂着一张芭茅编的帘子。

土坡上围着一道芒草的篱笆。芒草绽满了淡黄色的花朵。细长的叶子一株株地伸展开来，形似喷泉，实在太美了。

叶子在路旁向阳的地方铺上了草席子在打红小豆。

红小豆辉光点点地从干豆秸里蹦了出来。

叶子头上包着毛巾，大概没看见岛村吧。她叉开穿着雪裤的双腿，一边打红小豆，一边唱歌，歌声清澈得近乎悲戚，马上就能引起回声似的。

蝶儿、蜻蜓，还有蟋蟀，

在山上鸣叫啁啾，

金琵琶、金钟儿，还有纺织娘。

还有这样一首民歌：晚风吹拂，大乌鸦啊，蓦地飞离了杉林。但从这个窗口俯视下去，只见杉林前面今天也仍然飘飞着一群蜻蜓。黄昏快降临了，它们匆匆地加快了飘飞的速度。

岛村出发之前，在车站小卖部里找到了一本新版的这一带的登山指南，把它买了下来，漫不经心地阅读着。上面写道：从这房间远眺县界的群山，其中的一座山顶上有一条穿过美丽池沼的小径。在这附近的沼地上，各种高山植物的花朵在争艳斗丽。若在夏天，红蜻蜓漫天飘舞，有时停落在人们的帽子上、手上，有时甚至停落在眼镜框上，那股自在劲儿，同受尽虐待的城市蜻蜓，真有天渊之别。

但是，眼前的一群蜻蜓，像被什么东西追逐着，又像急于抢在夜色降临之前不让杉林的幽黑抹去它们的身影。

在夕晖晚照下，这座山清晰地现出了山巅上枫叶争红的景色。

“人嘛，都是脆弱的。据说从高处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可是，熊什么的，从更高的岩石山上摔下来，也不损毫毛。”

岛村想起了今早驹子讲过的这句话。当时她一边指着那边的山，一边说岩石场又有人遇难了。

人如果有一层像熊一样又硬又厚的毛皮，人的官能一定很不一样了。然而，人都是喜欢自己那身娇柔润滑的皮肤。岛村一边沉思，一边眺望着沐浴在夕阳下的山峦，不禁有点感伤，恋慕起人的肌肤来。

“蝶儿、蜻蜓，还有蟋蟀……”不知是哪个艺伎，在提早吃饭的时间里，弹起拙劣的三弦琴，唱起这首歌来。

登山指南书上仅仅简单地记载着登山的路线、日程、客栈、费用等项目，反而使空想自由驰骋了。岛村头一次认识驹子，是从积满残雪、抽出嫩芽的山上，走到这个温泉村来的时候。现在又逢秋天登山季节，在这里远望着留下自己足迹的山峦，心不由得被山色吸引。

岛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辞劳苦地登上山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徒劳。正因为如此，这里边还有一种虚幻的魅力。

尽管远离了驹子，岛村还不时惦念着她，可一旦来到她身边，也许是完全放下了心，或是与她的肉体过分亲近的缘故，总是觉得对肌肤的依恋和对山峦的憧憬这种相思之情，如同一个梦境。这大概也是由于昨晚驹子在这里过夜刚刚回去的缘故。但是，在寂静中独自呆坐，只好期待着驹子会不邀自来，此外别无他法。听着徒步旅行的女学生天真活泼的嬉戏打闹声，岛村不知不觉间感到昏昏欲睡，于是便早早入眠了。

过不多久，好像下了一场阵雨的样子。

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驹子已经端坐在桌前读书。她身穿普通的绸子短和服。

“醒了？”她静静地说罢，瞧了瞧岛村。

“怎么啦？”

“睡醒了？”

岛村猜想，她是在自己睡着之后才到这里过夜的吧？他扫视了一眼自己的睡铺，拿起枕边的手表一看，这才六点半。

“真早啊。”

“可是，女佣已经来添过火了。”

铁壶冒出水蒸气，活像一幅晨景。

“起床吧！”

驹子站起来坐到他的枕边。那举止非常像一个家庭主妇。岛村伸了伸懒腰，就便抓住她放在膝上的手，一边抚弄着小手指头上弹琴磨出的茧子，一边说：

“困着呢，天刚发亮嘛。”

“一个人，可曾睡好？”

“嗯。”

“你还是没有把胡子留起来。”

“对了，对了。上次分手时你说过让我蓄胡子的。”

“反正你会忘记的，算了。你总是剃得干干净净，留下一片青痕。”

“你平时卸下白粉，不也是像刚刮过脸一样吗。”

“脸颊又胖了吧？脸色苍白，没有胡子，睡着的时候，脸儿滚圆，真有点怪呢。”

“显得很柔和，不是很好吗？”

“靠不住啊。”

“讨厌，这么说，你一直盯着我？”

“嗯。”驹子微笑着点了点头，突然又像着了火似的放声大笑起来，不知不觉地连握住他手指的手也更加使劲了，“我躲在壁橱里了。女佣完全没有发觉。”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躲进去的？”

“不是刚才嘛，女佣来添火的时候嘛。”她想起来又笑个不停。脸刷地红到耳朵根，好像要掩饰过去似的拿起被头一边扇一边说：“起床吧。叫你起床嘛！”

“太冷了。”岛村抱着被子说，“客栈的人都起来了吗？”

“不晓得，我从后面上来的。”

“从后面？”

“从松林那边爬上来的啊。”

“那边有路吗？”

“没有像样的路，但是近呀。”

岛村惊讶地望了望驹子。

“谁也不晓得我来。厨房里虽有人声，可大门还没打开呀。”

“你又起得那么早。”

“昨晚睡不着。”

“你晓得下过一场阵雨吗？”

“是吗？怪不得那边的山白竹都打湿了，原来下了阵雨。我回去了，你再睡一觉吧，请休息吧。”

“我该起来了。”岛村仍握住她的手不放，猛地从被窝里爬出来，走到窗边，俯视她所说的登上来的地方，只见茂密的灌木丛尽头，展现一片郁郁葱葱的山白竹林。那地方是毗连松林的小丘半腰，窗跟前的地里种满了萝卜、甘薯、葱、芋头等，虽是一般蔬菜，但洒上了朝阳，叶子五光十色，给人一种初见的新鲜感。

掌柜在通向浴池的廊子上，向池子里的红鲤鱼投掷饵食。

“看样子天气冷了，不大吃食了。”掌柜对岛村说罢，久久地凝望着那些浮在水面的捏碎了的干蚕蛹。

驹子坐在那儿，显得非常娴雅，她对从浴池出来的岛村说：

“在这样清静的地方做针线活儿多好啊。”

房间刚刚打扫过，秋天的朝阳一直照到有点发旧的榻榻米上。

“你也会做针线活儿？”

“问得多失礼啊。姐妹中我最辛苦了。回想起来，我长大成人时，正好家境困难。”她自言自语地说过之后，又突然提高嗓门，“如果女佣带着惊异的神色问我：‘驹姐，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总不能三番五次地躲在壁橱里呀。真不好办啊。我要回去了。实在太忙呀。睡不着，我想洗个头。早晨不洗，要等头发干了才能去梳头师那儿，就赶不上午宴的时间了。虽然这儿也有宴会，但到了晚上才派人来告诉我，我已经答应别人，不能来了。今儿是星期六，特别忙，不能来玩了。”

驹子虽然这么说，却没有站起来要走的意思。

她决定不洗头了。她把岛村邀到了后院。回廊下面摆着湿木屐和布袜子，她刚才大概就是从那儿偷偷溜进来的吧。

看样子无法通过她刚才扒拉开草丛登上来的那片山白竹了，所以只好沿着大田边向有水流声的方向走下去。河岸陡峭，形成一道悬崖绝壁。从栗树上传来了孩子的声音。有几颗毛栗落在他们脚底下的草丛里。驹子用木屐踩碎外壳，把栗子剥出来。都是些小栗子。

对岸陡峭的半山腰上，开满了芭茅的花穗，摇曳起来，泛起耀眼的银白色。虽说白得刺眼，却又像是一种在秋空中翱翔的变幻无常的透明东西。

“到那边去看看吗？可以看到你未婚夫的坟墓呢。”

驹子陡地踮脚站起来，直勾勾地盯住岛村，冷不防地将一把栗子朝他的脸上扔去：

“你尽把我当傻瓜来作弄！”

岛村来不及躲闪，栗子咚咚地打在他的额头上，痛极了。

“这座坟同你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去看呢？”

“为什么这样认真呢。”

“对我来说，那着实是一件正经事。不像你那样玩世不恭。”

“谁玩世不恭啦？”岛村有气无力地嘟哝了一句。

“那么，你为什么要说是我的未婚夫呢？以前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吗？不是未婚夫嘛，你忘记了？”

岛村并没有忘记。

“师傅也许想过要让少爷同我成婚。可也是心想而已，嘴里从来也没有提过。师傅这种心思，少爷和我都有点意识到了。然而我们两人并没有别的什么。从来都是分开生活的。我被卖到东京时，只有他一个人来给我送行。”

他记得驹子曾这样说过。

那个男人病危了，而她却到岛村那里过夜。她还仿佛要委身于岛村似的说：“我爱怎样就怎样，一个快死的人怎能禁得住我呢？”

正好在驹子送岛村到车站的时候，叶子赶来告诉她，病人不行了，要接她回去。尽管如此，驹子坚决不肯回去。因此，好像临终也没有见一面。由于曾经发生过这种事，岛村越发记住那个叫行男的男人了。

驹子总是避而不谈行男的事。即使不是未婚夫妻，但为了给他赚一笔疗养费，不惜在这里当艺伎，那无疑也是一件“认真严肃的事情”吧。

岛村虽然挨了一把栗子，可也没有生气的样子。驹子顿时觉得有点奇怪，一下子软瘫瘫地靠在岛村身上。

“嗯。你真是个老实人。你好像有什么伤心事？”

“孩子们在树上要看见咱们的。”

“东京人真复杂，实在难捉摸啊。周围吵吵闹闹的，心不在焉吧！”“什么都心不在焉了。”

“有朝一日连对生命也心不在焉了？上坟去吧。”

“唔。”

“你瞧，你压根儿就不想上什么坟。”

“只是你自己感到拘束罢了。”

“我一次也没有来过，是有点拘束呢。说真的，一次也没有来过，现在师傅也一起埋葬在这里，我想起来，真对不起师傅。事到如今，更不想上坟了。这种事真叫人扫兴啊。”

“你这个人才真是复杂呢。”

“为什么？既然同活着的人无法把事情说清楚，至少对死去的人也要说明白啊。”

穿过寂静得几乎连冰水滴落的声音都能听见的杉林，沿着铁路走过滑雪场下方，就有坟地了。在田埂稍高的一角，只立着十来座旧石碑和地藏菩萨。每座坟都显得十分寒碜，光秃秃的，没有鲜花。

然而，地藏菩萨后面那低矮的树荫里，突然现出了叶子的上半身。刹那间，她像戴着一副假面具，满脸严肃的神色，用熠熠的目光尖利地对这边睃了一眼。岛村冷不及防，向她行了一个礼，就在原地站住了。

“叶子，你早啊。我去找梳头师……”驹子说了半句，突然吹来一阵旋风，像要把他们刮跑。她和岛村都缩成了一团。

一列货车轰隆隆地从他们旁边经过。

“姐姐！”喊声穿过隆隆的巨响传了过来。一个少年从黑色货车的车门口挥动着帽子。

“佐一郎，佐一郎！”叶子喊道。

这是大雪天在信号所前呼喊站长的那种声音。像是向远方不易听见的船上的人们呼喊似的，话音优美得近乎悲凄。

货车通过之后，就像摘下了遮眼布，可以清楚地看到铁路那边的荞麦花挂满红色的茎，显得格外幽静。

意外地遇见叶子，两人几乎没有留意火车奔驰而来，这下子仿佛什么都给这列货车刮跑了。

而后，叶子的声音似乎比车轮声留下了更长的余韵。这是荡漾着纯洁爱情的回声。

叶子目送着火车远去。

“我弟弟乘这趟车，我真想到车站去看看。”

“可是，火车不会在站上等你的呀。”驹子笑了。

“是啊。”

“我呀，才不给行男上坟呢。”

叶子点点头，犹疑了一会儿，在坟前蹲下，双手合十膜拜起来。

驹子依然呆立在那里。

岛村把视线移开，看了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三面长脸，除了放在胸前合十的双手以外，左右还各有两只手。

“我要梳头去啦。”驹子对叶子说罢，就沿着田埂，向村子那边走去。

从一株树干到另一株树干，拴上好几层竹子和木棒，像晒竿一样，把稻子挂在上面晾干，看起来仿佛立着一面高大的稻草屏风。当地土话把它叫作“哈蒂”。岛村他们经过的路旁，老乡也做了这种“哈蒂”。

姑娘轻轻地扭动了一下穿着雪裤的腰身，把一束稻子抛了上去，高高攀在晾晒架上的男子，灵巧地接住，连捋带理地把它们分开，挂在晒竿上，专心地重复着熟练而麻利的动作。

驹子好像估量贵重物品似的，把“哈蒂”上的垂穗托在掌心上掂了几下：“多好的稻子，就是摸摸它，心情也舒畅呢。同去年大不相同啊。”说着，她眯缝着眼睛，好像在欣赏稻子，颇有感触。在她的头顶上空，低低地飞过一群散乱的麻雀。

路旁的墙上贴着一张旧招贴，上面写着：“插秧工的工资合同规定，日薪九角，包伙。女工打六折。”

叶子的屋前也有这种“哈蒂”。她的家修建在公路旁稍稍洼下去的旱田里，高高的“哈蒂”拴在院子左边沿着邻居的白墙种着的一排柿子树上。在旱田和院子接壤的地方，即柿子树上的“哈蒂”成直角处，也挂有“哈蒂”，在它的一头开了一个入口，可以从这些稻穗底下钻进去。这活像是用稻草而不是用草席盖起来的草棚子。在这块旱田里，枯萎了的西番莲和蔷薇的跟前，青芋在伸展着繁茂的叶子。养着红鲤的荷池在“哈蒂”那头，已经看不见了。

驹子去年住过的那间蚕房的窗扉也被遮住了。

叶子有点生气似的低下头，从稻穗的入口回去了。

“只她一个人住在这家吗？”岛村目送着叶子稍向前弓的背影问道。

“不见得吧。”驹子莽撞地说，“啊，讨厌！我不去梳头了。就是你多嘴多舌，打扰了人家上坟。”

“是你固执己见，不愿在坟头见人家吧。”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啊。过一会儿有空，我再去洗头。也许会晚些，还是一定要去的。”

夜半三点钟了。

响起了一阵猛地推开拉门的声音，把岛村惊醒，驹子突然横倒在他身上，胸脯剧烈地起伏，急喘着气说：

“我说过要来，不就来了嘛。说过要来就来了嘛。”

“看你，喝得醉醺醺的。”

“嗯，我说过要来就来了嘛。”

“哦，是来啦。”

“来这里的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不见五指啊。唔，好难过啊！”

“亏你能爬上那段坡路。”

“管它呢，哪管得了这许多！”驹子“嗯”地一声，身子猛然滚过来，把岛村压得难受。岛村想爬起来，可因为是忽然被惊醒，摇晃两下，又倒了下去，头枕在热乎乎的东西上，他不禁吃了一惊。

“简直像一团火，傻瓜！”

“是吗，是火枕嘛，会把你烧伤的啊！”

“真的。”岛村闭着眼睛，一阵热气沁进脑门，他这才直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随着驹子的激烈呼吸，所谓现实的东西传了过来。那似乎是一种令人依恋的悔恨，又像是一颗只顾安然等待着复仇的心。

“我说过要来就来了嘛。”驹子一个劲地重复着这句话，“既然来过了，这就回去。我洗头去啦。”

不一会儿，她爬了起来，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

“这副样子，怎能回去呢。”

“我要回去。我有伴嘛。洗澡用具哪儿去啦？”

岛村站起来开亮了电灯。驹子用双手捂住脸，伏在榻榻米上。

“讨厌！”

她身穿元禄袖[13]的华丽夹衣，披着一件黑领睡衣，系上了窄腰带。因此看不见衬衫的领子，醉得连赤脚的脚板都泛红了，好像要躲藏起来似的缩着身子。这副模样显得特别可爱。

她好像把洗澡用具都扔了，香皂、梳子散落一地。

“给我剪吧，我把剪刀也带来了。”

“剪什么？”

“这个呀！”驹子把手伸到发髻后面，“在家就想把头绳剪掉，可手不听话，就顺道绕到这里请你给剪剪。”

岛村把她的头发分开，把头绳剪断。每剪一处，驹子就把假发拂落，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现在几点了？”

“已经三点了。”

“哎哟，这么晚了？别连真发都剪掉哟！”

“扎得那么多呀。”

他抓起一大把头发，头发散出一股热气。

“已经三点了吗？大概从宴会回来，一躺倒就那么睡着了。我同朋友约好了，所以她们才来邀我的。她们准以为我上哪儿去了。”

“她们等着你吗？”

“我们三人进公共浴池啦。本来有六场宴会，只转了四场。下礼拜是红叶季节，又够忙的。谢谢你。”驹子一边梳理散开了的头发，一边仰起脸来，甜滋滋地抿嘴笑了起来，“管他呢。嘻嘻嘻，多可笑啊。”

说罢，她无可奈何地捡起一束假发。

“让朋友久等了，我该走啦。回来就不再到你这里了。”

“看得见路吗？”

“看得见。”

但是，她踩住了衣服的下摆，摇晃了几下。

岛村想起她每天抽空来两次，都是在早上七点和半夜三点这样不寻常的时间，也就感到非同一般了。

伙计们跟新年装饰松枝一样，正在客栈门口装饰着枫枝。这是一种欢迎赏枫游客的表示。

临时雇佣的伙计用傲慢的口气指点着，并自嘲似的说自己是到处奔波谋生计的。有一种人从枫叶嫩绿时分到枫红季节这段时间，来这里附近的山上温泉干活，冬天则去热海、长冈等伊豆温泉浴场谋生。他就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每年不一定在同一客栈干活。他好卖弄在伊豆繁华温泉浴场的经验，背地里净唠叨这一带接待客人工作的短处。他那副搓着手死乞白赖拉客的样子，表露出毫无诚意的态度。“先生，您见过通草果吧，想吃的话，我给您拿去。”他对散步回来的岛村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把通草果连同蔓藤系在挂满红叶的枫枝上。

枫枝大概是从山上采来的，足有屋檐高，那鲜艳的颜色，顿时把大门口装饰得明亮起来，片片红叶也大得惊人。

岛村拿着冰凉的通草果看了看，无意中朝账房那边望去，只见叶子正坐在炉旁。

内掌柜正守着铜壶温酒。叶子同她相对而坐，每次被问到什么，她都痛痛快快地点头。她既没有穿雪裤，也没有穿短和服，穿的是一身像刚刚浆洗过的绸子和服。

“是来帮忙的？”

岛村若无其事地问了问伙计。

“是啊，人手不够，多亏她来帮忙。”

“同你一样吗？”

“嗯。她是个乡村姑娘，与众不同啊。”

叶子总是在厨房里帮忙，从没赴宴陪过客。客人多了，厨房里女佣的声音也大起来，却没有听到叶子那优美的声音。负责岛村房间的那个女佣说，叶子有睡前入浴，在浴池里唱歌的怪癖，但岛村从没有听见过。

然而，一想起叶子在这家客栈里，不知为什么，岛村对找驹子也就有点拘束了。尽管驹子是爱他的，但他自己有一种空虚感，总把她的爱情看作是一种美的徒劳。即使那样，驹子对生存的渴望反而像赤裸的肌肤，触到了他的身上。他可怜驹子，也可怜自己。他似乎觉得叶子的慧眼放射出一种像是看透这种情况的光芒。他也被这个女子吸引了。

岛村即使没有唤驹子，不用说驹子也是常常来找他的。

他去溪流尽头观赏红叶，曾打驹子家门前走过，那时候，她听见车声，断定又是岛村，便跑到外面来看。岛村却连头也不回。她就说他是个薄情郎。她只要被唤到客栈，没有不去岛村的房间的。去浴室的时候，也顺便走来了。若有宴会，就提前一个钟头来，一直在他那里玩到女佣来叫她。她还常常从宴会上偷偷溜出来，对着梳妆镜修整面容。

“我这就去做工，打算赚点钱。噢，赚钱，赚钱啊！”说罢，她站起来就走了。

不知为什么，她回去的时候，总爱把带来的拨子、短和服这类东西撂在他的房间里。

“昨晚回来，没烧热水。在厨房叽里咣当地摸了半天，用早餐剩下的黄酱汤泡了一碗饭，就着咸梅吃，凉飕飕的。今早没人来叫我，醒来一看，已是十点半。本来是想七点起来的，却起不来了。”

她把这样一些琐事，以及转了哪几家客栈、宴席上的情形等都一五一十地向他说了一遍。

“我还会来的。”她一边喝水，一边站起来说，“或许不来了。三个人要陪三十人，忙得不可开交，溜不出来呢。”

然而，过了不多久，她又来了。

“真够呛啊！三十个客人，只有三个人陪。她们又是一老一少，我可够呛呢。那些客人太小气了，一定是什么旅行团。三十人嘛，至少要有六个人陪才是。我现在去，喝几杯吓唬吓唬他们。”

每天都这样，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就连驹子也不免感到恨不能把自己藏起来。但那副近似孤独的样子，反而显得她越发娇媚了。

“走廊响起声音，多难为情啊！就是悄悄走，人家也会晓得的呀。我打厨房经过，人家就取笑我说：‘阿驹，又到山茶厅去啦？’真想不到我还在这种事情上顾忌人家多心啊。”

“地方小，不好办吧？”

“人家都已经知道了。”

“那就坏了。”

“是啊。在这种小地方，一有点坏名声，可就完了。”驹子马上抬头笑眯眯地说，“唔，没关系，我们到哪儿都可以干嘛。”

这种充满真情实意的口气，使坐食祖产的岛村感到非常意外。

“说真的，在哪儿干还不是一样。何必想不开呢。”

岛村从她那种无所谓的语调中，听出了她的心声。

“那样就行了。因为唯有女人才能真心实意地去爱一个人啊。”驹子脸上微微发红，她垂下了头。

后领袒露出的肩背，仿佛张开了一把白色的扇子。那抹上了厚脂粉的肌肤，丰满得令人感到一种无端的悲哀。看起来像棉绒，又像什么动物。

“如今这世道嘛。”岛村嘟哝了一句，却又觉得这话分明是虚假的，不禁有点寒心。

然而，驹子却天真地说：“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啊！”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脸来，茫然若失地补上一句：“你不知道吗？”

她那贴身的红色内衣看不见了。

岛村正在翻译瓦莱里[14]和阿兰[15]的作品，还有俄国舞蹈盛行时期法国文人墨客的舞蹈理论，打算印很少的一些精装本自费出版。这些书对于今天的日本舞蹈界恐怕没有什么用处。要说这一点反而使他感到放心，也未尝不可。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嘲笑自己，恐怕也是一种撒娇的乐趣吧。说不定由此可以产生他那悲哀的梦幻世界，所以也就毫无必要急于出来旅行了。

他仔细地观察着昆虫闷死的模样。

随着秋凉，每天都有昆虫在他房间里的榻榻米上死去。硬翅的昆虫，一翻过身就再也飞不起来。蜜蜂还可以爬爬跌跌一番，再倒下才爬不起来。由于季节转换而自然死亡，乍看好像是静静地死去，可是走近细看，只见它们抽搐着腿脚和触角，痛苦地拼命挣扎着。这八叠大的榻榻米作为它们死亡的地方，未免显得太宽广了。

岛村用两只手指把那些死骸捡起来准备扔掉时，偶尔也会想起留在家中的孩子们。

有些飞蛾，看起来老贴在纱窗上，其实已经死掉了。有的像枯叶似的飘散，也有的打墙壁上落了下来。岛村把它们拿到手上，心想，为什么会长得这样美呢！

防虫的纱窗已经取下来，虫声明显变得稀稀落落。

县界上的群山，红锈色彩更加浓重了。在夕晖晚照下，有点像冰凉的矿石，发出了暗红的光泽。这时间正是客栈赏枫客人最多的时候。

“大概本地人要举行宴会，今晚不能来了。”当天晚上驹子来到岛村的房间告诉他一句，又走了。不久大厅里响起了鼓声，不时扬起女人的尖叫声。在一片喧嚣中，意外地从近处传来清越的嗓音。

“对不起，里面有人吗？”叶子喊道，“这个，驹姐让我送来的。”

叶子立在那儿，像邮差似的伸手将纸条递过来，然后慌忙跪坐下来。当岛村打开这张折叠的纸条时，叶子已经杳无踪影。岛村连一句话也没说上。

白纸上只歪歪斜斜地写着这样几个字：“今晚闹得很欢，我喝酒了。”

但是，没过十分钟，驹子就拖着碎乱的脚步走了进来。

“刚才那孩子送什么来没有？”

“送来了。”

“是吗？”她快活地眯缝着一只眼睛说，“唔，真痛快。我说去叫酒，就偷偷地溜了出来。被掌柜发现，挨了一顿骂。酒真好呢，即使挨骂，我也不在乎。啊，真讨厌，一来到这里就醉了。我还得去啊。”

“你连指尖都泛起好看的颜色呢。”

“呃，做生意嘛。那姑娘说了什么啦？惊人的妒忌之火在燃烧，你知道吗？”

“谁？”

“要烧死人的。”

“那位姑娘也在帮忙吗？”

“她端着酒壶，站在走廊犄角上，直勾勾地盯着，眼睛闪闪发光，你喜欢那种眼睛吧？”

“她一定是觉得这场面下流，才这么盯着的吧。”

“所以我写了张字条让她送来。我想喝水，请给我一点水。谁下流？女人若不曾坠入情网是不知道谁下流的呀。我是醉了吗？”

驹子打了个趔趄，一把抓住梳妆台的边，定睛照了照镜子，然后挺直身子，撩了撩衣服的下摆就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喧闹声骤然沉寂下来。大概是宴席散了吧。间或听到远处传来杯盘的碰撞声。岛村心想，驹子也许被客人带到别的客栈，参加第二场宴会去了吧。这时，叶子又送来了驹子的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

纸条上面写道：“山风厅作罢了，现在去梅花厅，回家时顺便去看你。晚安。”

岛村有点不好意思似的苦笑着说：

“谢谢，你来帮忙了？”

“嗯。”叶子在点头的一瞬间，用她那双尖利而美丽的眼睛睃了岛村一眼。岛村感到狼狈不堪。

他以前也几次见过这位姑娘，每次总是给他留下感人的印象，可当她这样无所事事地坐在他跟前时，他反而感到特别不自在。她那副过分认真的样子，看起来仿佛总是处在一种异常事态之中。

“你好像很忙吧？”

“嗯。可是，我什么也不会。”

“我见过你好几次了。最初那次是在回来的那趟火车上，你照顾一个病人，还向站长拜托你弟弟的事，你还记得吗？”

“嗯。”

“听说你睡前要在浴池里唱歌，是吗？”

“哟，多不礼貌，真是的！”这声音优美得令人吃惊。

“我觉得你的事我好像什么都知道。”

“是吗，你听驹姐说的吧？”

“她什么也没说，甚至好像不太愿意谈你的事。”

“是吗。”叶子悄悄地把脸背转过去，“驹姐是个好人，可是挺可怜的，请你好好待她。”

她快嘴说了出来，末尾稍带点颤音。

“可是，我并不能为她做什么事。”

看起来叶子好像连身子也要颤抖起来了。岛村把视线从她那充满警惕的脸上移开，带笑地说：

“也许我还是早点回东京去好。”

“我也要去东京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行。”

“那么，我回去时带你去好吗？”

“好，就请你带我去吧。”

她若无其事，然而语气却是认真的。岛村大为吃惊。

“只要你家里人同意。”

“什么家里人，我只有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弟弟，我自己决定就行。”

“在东京有什么地方可以投靠吗？”

“没有。”

“你同她商量过了吗？”

“你是说驹姐？她真可恨，我不告诉她。”叶子这么说过之后，也许是精神松懈了下来，眼睛有点湿润。她仰头望了望岛村。岛村感到有一股奇妙的吸引力，可不知怎的，这样一来，反而燃起了对驹子炽热的爱情。他觉得同一个不明身世的姑娘近似私奔地回到东京，也许是对驹子的一种深深的歉意，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

“你同男人走不害怕吗？”

“为什么要害怕呢？”

“总之，你要先考虑好在东京的落脚点，还有打算干什么。要不，岂不是太危险了吗？”

“一个女人总会有办法的。”叶子盯住岛村，非常优美地提高尾音说，“你不能雇我当女佣吗？”

“什么？当女佣？”

“我并不愿意当女佣。”

“前次你在东京干什么呢？”

“当护士。”

“在医院还是在学校？”

“不，只是打算罢了。”

岛村又想起叶子在火车上护理师傅儿子时的情景，也许在那真挚的感情中表露了叶子的愿望。他想着想着，抿嘴笑了。

“那么，这次你是想去学护士的啰？”

“我已经不想当护士了。”

“你这样漂泊无着怎么行呢。”

“哎哟，什么漂泊不漂泊的，管他呢。”叶子反驳似的笑了。

这笑声清越得近乎悲凄，听来不像呆痴的样子。然而这声音陡然扣动了岛村的心弦，而后又消失了。

“有什么可笑的呢？”

“可不是吗，我就只看护过一个人嘛。”

“什么？”

“我再也不愿干了。”

“哦。”岛村又一次遭到突然袭击，轻声说，“听说你每天都到荞麦地上坟去？”

“嗯。”

“你以为你一辈子再不会看护别的病人，给别的人上坟了吗？”

“不会啦。”

“可是，你舍得离开那座坟到东京去？”

“哦，对不起，请你把我带去吧。”

“驹子说啦，你是个可怕的醋瓶子。他不是驹子的未婚夫吗？”

“你是说行男？不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怨恨驹子？”

“驹姐？”叶子好像呼喊站在面前的人似的，目光闪闪地盯着岛村说，“请你好好对待驹姐。”

“我什么也不能为她效劳呀！”

泪水从叶子的眼角簌簌地涌了出来，她抓起一只落在榻榻米上的小飞蛾，一边抽泣着一边说：

“驹姐说我快要发疯了。”

她说罢忽然走出了房间。

岛村感到一股寒意袭上心头。

叶子像要扔掉那只被捏死的飞蛾似的打开了窗户，只见醉醺醺的驹子正欠起身子同客人猜拳，把客人直逼得束手无策。天空昏暗下来。岛村走进室内温泉去了。

叶子也带着客栈的小孩子，走进了旁边的女浴池。

叶子让孩子脱衣洗澡，话语特别亲切，像带着几分稚气的母亲说话，嗓音悦耳动听。

然后，她又用这种嗓音，唱起歌来：

……

出了后院看呀看，

一共六棵树呀，

三棵梨树，

三棵杉。

乌鸦在下面

营巢，

麻雀在上面

做窝。

林中的蟋蟀

啁啾鸣叫。

阿杉给朋友来上坟，

来上坟啊，

一个，一个，又一个。

这是一首拍球歌。她用一种娇嫩轻快、活泼欢乐的调子唱着，使岛村觉得刚才那个叶子犹如在梦中出现似的。

叶子不停地跟孩子说话。她站起身来，离开浴池以后，那声音就像笛声一样，依然在那儿旋荡。在乌亮破旧的玄关地板上，放着一个三弦琴桐木盒。这时夜阑人静，不由得拨动了岛村的心弦。他正念着琴盒所属的那个艺伎的名字，驹子从响起洗餐具声的那边走过来。

“你在看什么啦？”

“她在这儿过夜吗？”

“谁？哦，它？你真傻，要知道这个玩意儿是不能带来带去的呀。有时一放就是好几天呢。”她刚一笑，又长吁短叹了几声，然后闭上眼睛，松开衣襟，摇摇晃晃地倒在岛村怀里了。

“喂，送我回去吧。”

“不要回去了吧？”

“不行，不行，我得回去。还有另一个宴会，大家都跟着去陪第二个宴会，就只有我留了下来。要是宴会在这儿举行还可以，不然朋友们回头找我去洗澡，我不在家，那就不好了。”

驹子虽然酩酊大醉，还是挺直身板走下了陡坡。

“你把那姑娘弄哭了？”

“这么说来，她真的有点疯了。”

“你这样看人，觉得有意思吗？”

“不是你说她快要发疯的吗？她可能是一想起你这话儿，不服气，才哭起来的吧。”

“那就好。”

“可是没有十分钟的工夫，她进了浴池就用优美的嗓子唱起歌来。”

“那姑娘有在澡堂里唱歌的怪癖。”

“她一本正经地托付我要好好待你。”

“真傻。可是，这样的事，你何必要对我宣扬呢？”

“宣扬？奇怪，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到那个姑娘的事，你就那么意气用事。”

“你想要她？”

“瞧你，说到哪儿去了！”

“不是跟你开玩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她，总觉得她将来可能成为我的沉重包袱。就说你吧，如果你喜欢她，好好观察观察她，你也会这样想的。”驹子把手搭在岛村的肩头上，依偎过去，突然摇摇头说，“不对。要是碰上像你这样的人，也许她还不至于发疯呢。你替我背这个包袱吧。”

“你可不要这样说。”

“你以为我撒酒疯？每当想到她在你身边会受到你疼爱，我在山沟里过放荡生活这才痛快呢。”

“喂！”

“别管我！”驹子急匆匆地逃脱开，咚的一声碰在挡雨板上。那里是驹子的家。

“她们以为你不回来了。”

“不，我来开。”驹子抬了抬那发出嘎嘎声的门脚，把它拉开，一边悄声地说，“顺便进去坐坐吧。”

“这个时候……”

“家里人都睡了。”

连岛村也有点踌躇不决了。

“那么，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不行，你不是还没看过我现在的房间吗？”

一进后门，跟前就看见这家人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盖着硬邦邦的褪了色的棉被，就如同这一带人常穿的雪裤的棉花一样。这对夫妻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还有五六个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各朝各的方向睡着。这幅图景，使人感到在清贫孤寂的家中，也充满一种刚劲的力量。

岛村像是被一股温暖的鼾声推了回来，不由得要退到外面，驹子砰的一声把后门关上，无所顾忌地踏着重重的脚步，走过木板间。岛村只好从孩子们的枕边轻轻地擦身而过。一种无以名状的快感在他的心头激荡。

“在这儿等等，我上二楼开灯去。”

“不必啦。”岛村登上漆黑的楼梯。回头一瞧，在一张张淳朴的睡脸那边，可以看见卖粗点心的铺面。

这里就像农家的房子，二楼有四间房，铺着旧榻榻米。

“我一个人住，宽倒很宽。”驹子虽这么说，可隔扇全都打开了，那边房子堆满了旧家具，煤烟熏黑的拉门里铺了驹子的小铺盖，墙上挂着赴宴的衣裳，倒像狐狸的巢穴。

驹子孤单单地坐在地板上，把唯一的一张坐垫让给岛村。

“哎哟，满脸通红了。”她照了照镜子，“真的醉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她搜了搜衣柜上面，说：“喏，日记。”

“真多啊。”

她又从那旁边拿出一个花纹纸盒，里面装满了各种香烟。

“是客人送的，我放在袖兜里或夹在腰带里带回来。都成了这样皱皱巴巴的，但是并不脏。种类倒是大体上都齐全了。”她一只手支在岛村面前，另一只手乱翻起盒子里的香烟让岛村看。

“哎呀，没有火柴。因为我已经戒烟，也就不需要了。”

“行啦。你在干针线活儿？”

“嗯。赏枫的客人多了，就耽误下来了。”驹子回过头去，把衣柜前的针线活儿放到一边去。

这大概是驹子在东京生活留下来的痕迹吧。那别致的直木纹衣柜和名贵的朱漆针线盒，依然摆在这冷清清的二楼上，就如同住在师傅家那间旧纸盒似的顶楼时一样，显得格外凄怆。

电灯上有根绳垂到枕边。

“看完书要睡觉的时候，一拉这根绳就能关灯。”驹子一边说，一边抚弄着那根细绳。但是，她却像家庭妇女似的，温驯地坐着，显得有点腼腆。

“真像狐狸出嫁啊。”

“本来嘛。”

“你要在这间房子里待四年？”

“可是，已经过去半年，一眨眼就是四年啦。”

从楼下传来了人们的鼾声。岛村接不上话茬，就急忙站起来。

驹子走去关门，把头探出去，仰脸望了望天空。

“快要下雪了，红叶的季节也快过去了。”她说着走到外面，“这一带都是山沟沟，还挂着红叶就下雪了。”

“那么，请歇息吧。”

“我送你，送到客栈门口。”

可是，她又同岛村一起进了客栈，说了声“请安歇吧”，就无影无踪了。不大一会儿，她酌了两杯满满的冷酒，端到他的房间里来，用兴奋的语气说：

“来，喝吧，把它喝下去！”

“客栈的人都睡着了，哪儿弄来的？”

“嗯，我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看样子驹子从酒桶里倒酒的时候已经喝过了，刚才那副醉态又显露出来，她眯起眼睛，凝望着酒从杯子里溢出来。

“不过，摸黑喝，喝不出味道来。”

岛村漫不经心地把驹子递过来的冷酒一饮而尽。

喝这么一丁点酒本来是不会醉的，可能因为在外面走了一阵子着了凉的缘故，他突然有点恶心，酒劲冲上了脑门。他脸色苍白，于是闭上眼睛，躺了下来。驹子连忙照拂他。良久，他对女人那热乎乎的身体，也就完全没有顾忌了。

驹子羞答答的，她那种动作犹如一个没有生育过的姑娘抱着别人的孩子，抬头望着他的睡相。

过了半天，岛村蓦地冒出一句：“你是个好姑娘啊。”

“为什么？哪一点好呢？”

“是个好姑娘。”

“是吗？你这个人真讨厌。都在说什么呀。清醒点嘛。”驹子把脸转了过去，一边摇着岛村，一边像是驳斥他似的断断续续说了几句，就沉静下来，缄口不言了。

过了片刻，她一个人抿嘴笑了。

“太不好了。我心里难受，你还是回去吧。我已经没什么新衣服可穿了。每次到你这儿来，总想换一件赴宴服，全部衣服都穿过了，身上这件还是朋友的呢。我这个人真坏，是吗？”

岛村无言以对。

“这样的姑娘，有哪一点好呢？”驹子有点哽咽，“头一回见你时，感到你这个人讨厌。哪有人讲话像你这样冒失的。我当时觉得你真讨厌呢。”

岛村点了点头。

“哟，这件事我一直没说，你明白吗？情况发展到让女人说这种话，不就完蛋了吗。”

“这倒无所谓。”

“是吗？”驹子在回顾自己的过去似的，长时间沉默不语。一个女人对生存的渴望亲切地传到了岛村身上。

“你是个好女人。”

“怎么个好法？”

“是个好女人嘛。”

“你这个人真怪。”驹子难为情地把脸藏起来，接着又好像想起什么，忽然支着一只胳膊，抬起头说：“那是什么意思？你说，是指什么？”

岛村惊讶地望着驹子。

“你说嘛。你就是为了这常来的？你是在笑我，你还在笑我呀？”

驹子涨红着脸，瞪眼盯住岛村责问。她气得双肩直打颤，脸色倏地变成了铁青，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真窝心，啊，真叫人窝心。”驹子从被窝里翻滚出来，背着脸坐下。

岛村猜想驹子准是误会了，不由得大吃一惊，他闭上眼睛，一声不响。

“真可悲啊！”

驹子喃喃自语，把身子缩成一团，趴了下来。

她也许是哭乏了，用发簪哧哧地把榻榻米扎了好一阵子，又突然走出房间。

岛村无法追赶上去。让驹子这么一说，有许多事情他是问心有愧的。

但是，驹子很快又蹑手蹑脚走回来，从纸门外尖声喊道：

“我说呀，不去洗个澡吗？”

“啊。”

“对不起。我改变了主意才来的。”

她就那么站着躲在走廊上，并没有要进屋的意思。岛村手拿毛巾走了出来。驹子避开他的目光，低着头走在前面，简直像给人揭发了罪行后被逮走的样子。可是，在浴池里把身子暖和过来以后，她又怪可怜地闹腾起来，这时她已毫无睡意了。

第二天早晨，岛村被歌声吵醒了。

他静静地听了大半天。驹子在梳妆台前回头莞尔一笑。

“那是住梅花厅的客人唱的。昨晚宴会散后，他们就把我找去了。”

“是民谣会旅行团的人吧？”

“嗯。”

“下雪了吗？”

“嗯。”驹子站起来，哗啦一声把拉窗打开让他看。

“红叶已经落尽了。”

从嵌在窗框里的灰色天空中，飘进来纷纷扬扬的大雪花。不知为什么，寂静得使人难以置信。岛村睡眠不足，茫然地望着虚空。

唱歌的人敲着鼓。

岛村想起了去年岁末那面映着晨雪的镜子，然后看了看梳妆台那边，只见镜中依然清晰地浮现出冰冷的纷纷扬扬的大雪花，在敞开衣领揩拭着脖颈的驹子周围，飘成了白线。

驹子的肌肤像刚洗过一样洁净。简直难以相信她为了岛村一句无意中的话，竟产生了这样的误解。她这样反而显出一种无法排解的悲哀。

这场初雪，使得枫叶的红褐色渐渐淡去，远方的峰峦又变得鲜明起来。

披上一层薄雪的杉林，分外鲜明地一株株耸立在雪地上，凌厉地伸向苍穹。

在雪中缫丝、织布，在雪水里漂洗，在雪地上晾晒，从纺纱到织布，一切都在雪中进行。有雪始有绉纱，雪乃是绉纱之母也。古人在书上也曾这样记载过。

在估衣铺里，岛村也找到了一种雪国的麻质绉纱，拿来做夏装。这是村妇们在漫长的冬雪日子里用手工织成的。

由于从事舞蹈工作的关系，他认识了经营能乐[16]旧戏服的店铺，拜托过他们：如有质地好的绉纱，请随时拿给他看看。他喜欢这种绉纱，也用它来做贴身的单衣。

据说，从前到了撤下厚厚的雪帘、冰融雪化的初春时分，绉纱就开始上市了。三大城市[17]的布庄老板也从老远赶来买绉纱，村里甚至为他们准备了长住的客栈。姑娘们用半年心血把绉纱织好，也是为了这首次上市。远近村庄的男男女女都聚拢到这儿来了。这儿摆满了杂耍场和杂货摊，就像镇上过节一样，热闹异常。绉纱上都系有一张纸牌，记着纺织姑娘的姓名和地址，根据成绩来评定等级。这也成为选媳妇的依据。要不是从小开始学纺织，就是到了十五六岁乃至二十四五岁也是织不出优质绉纱来的。人一上岁数，织出来的布面也失去了光泽。也许是姑娘们为了挤进第一流纺织女工的行列而努力锻炼技能的缘故，她们从旧历十月开始缫丝，到翌年二月中旬晾晒完毕，在这段冰封雪冻的日子里，别无他事可做，所以手工特别精细，把挚爱之情全部倾注在产品上。

在岛村穿的绉纱中，说不定还有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的姑娘织的吧。

直到如今，岛村仍然把自己的绉纱拿去“雪晒”。每年要把不知是谁穿过的估衣送去产地曝晒，虽说麻烦，但想到旧时姑娘们在冰天雪地里所花的心血，也还是希望能拿到纺织姑娘所在的地方，用地道的曝晒法曝晒一番。晨曦泼洒在曝晒于厚雪上的白麻绉纱上，不知是雪还是绉纱，染上了绮丽的红色。一想起这幅图景，就觉得好像夏日的污秽都被一扫而光，自己也经过了曝晒似的，身心变得舒畅了。不过，因为是交由东京的估衣铺去办，古老的曝晒法是否会流传至今，岛村就不得而知了。

曝晒铺自古以来就有。纺织姑娘很少在自己家里曝晒，多半都是拿给曝晒铺去晒的。白色绉纱织成后，直接铺在雪地上曝晒；有色绉纱纺成纱线后，则挂在竹竿上曝晒。因为在一月至二月间曝晒，据说也有人把覆盖着积雪的水田和旱地作为曝晒场。

无论是绉纱还是纱线，都要在碱水里泡浸一夜，第二天早晨再用水冲洗几遍，然后拧干曝晒。这样要反复好几天。每当白绉纱快要晒干的时候，旭日初升，燃烧着璀璨的红霞，这种景色真是美不胜收，恨不能让南国的人们也来观赏。古人也曾这样记载过。绉纱曝晒完毕，正是预报雪国的春天即将来临。

绉纱产地离这个温泉浴场很近。它就在山峡渐渐开阔的河流下游的原野上，因此从岛村的房间也可以望见。昔日建有绉纱市场的镇子，如今却修了火车站，成为闻名于世的纺织工业区。

不过，岛村没有在穿绉纱的仲夏，也没有在织绉纱的严冬来过这个温泉浴场，从而也就没有机会同驹子谈起绉纱的事。再说，他这个人也不像是去参观古代民间艺术遗迹的。

然而，岛村听了叶子在浴池放声歌唱，忽然想到，这个姑娘若生在那个时代，恐怕也会守在纺纱车或织布机旁这样放声歌唱吧。叶子的歌声确实像那样一种声音。

比头发丝还细的麻纱，若缺少雪天天然的潮湿，就很难办了。阴冷的季节对它似乎最合适。古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三九寒天织出来的麻纱，三伏天穿上令人觉得特别凉爽，这是由于阴阳自然的关系。

倾心于岛村的驹子，似乎在根性上也有某种内在的凉爽。因此，在驹子身上迸发出的奔放的热情，使岛村觉得格外可怜。

但是，这种挚爱之情，不像一件绉纱那样能留下实在的痕迹。纵然穿衣用的绉纱在工艺品中算是寿命最短的，但只要保管得当，五十年或更早的绉纱，穿在身上照样也不褪色。而人的这种依依之情，却没有绉纱寿命长。岛村茫然地这么想着，突然又浮现出为别的男人生了孩子、当了母亲的驹子的形象。他心中一惊，扫视了一下周围，觉得大概是自己太劳累了吧。

岛村这次逗留时间这么长，好像忘记了要回到家中妻子身边的样子。这倒不是离不开这个地方，或者同驹子难舍难分，而是由于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等候驹子频频前来相会的习惯。而且驹子越是寂寞难过，岛村对自己的苛责也就越是严厉，仿佛自己不复存在。这就是说，他明知自己寂寞，却仅仅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驹子为什么闯进自己的生活中来呢？岛村是难以解释的。岛村了解驹子的一切，可是驹子却似乎一点也不了解岛村。驹子撞击墙壁的空虚回声，岛村听起来有如雪花飘落在自己的心田里。当然，岛村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放荡不羁。

岛村觉得这次回去，暂时是不可能再到这个温泉浴场来了。雪季将至，他靠近火盆，听见了柔和的水沸声。这种水沸声是客栈主人特地拿出来的京都出产的古老铁壶发出来的。铁壶上面精巧地镶嵌着银丝花鸟。水沸声有二重音，听起来一近一远。而比远处水沸声还稍远些的地方，仿佛不断响起微弱的小铃声。岛村把耳朵贴近铁壶，听了听那铃声。驹子在铃声不断的远处，踏着同铃声相似的细碎的脚步走了过来。她那双小脚，赫然映入岛村的眼帘。岛村吃了一惊，不禁暗自想道，已经到该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于是，岛村想起要到绉纱产地去看看。这个行动固然也含有为自己找个机会离开温泉浴场的意思。

但是，河流下游有好几个小镇，岛村不晓得到哪个镇上去才好。他又不是想去看正在发展成纺织工业区的大镇，因此索性在一个冷落的小站下了车。走了一会儿，就到了一条像是古代驿站集中的市街上。

家家户户的房檐直伸出去，支撑着它一端的柱子并排立在街道上。好像江户城里叫“店下”的廊檐，旧时在这雪国把它叫“雁木”。积雪太厚时，这廊檐就成为往来的通道。通道一侧，房屋整齐，廊檐也就连接下去。

房檐紧接房檐，屋顶上的雪除了弄到马路当中以外，别无他处可以弃置。实际上是将雪从大屋顶上高高抛起来扔到马路正中的雪堤上。要到马路对过，就得挖通雪堤，修成一条条隧道。这些地方叫作“钻胎内涵洞”。

同样是在雪国，但驹子所在的温泉乡，房檐并不相连。岛村到了这个镇子，才头一回看到这种“雁木”。好奇心促使他走过去看了看，只见破旧的房檐下十分昏暗。倾斜的柱脚已经腐朽，令人觉得仿佛是在窥视世世代代被埋没在雪里的忧郁的人家。

在雪里把精力倾注在手工活上的纺织女工，她们的生活可不像织出来的绉纱那样爽快。这个镇子自然而然地给人相当古老的印象。在记载绉纱的古书里，也引用了唐代秦韬玉的诗。但据说纺织商之所以不愿雇佣纺织女工，是因为织一匹绉纱相当费工，在经济上划不来。

这样呕心沥血的无名工人，早已长逝。他们只留下了这种别致的绉纱。夏天穿上有一种凉爽的感觉，成了岛村他们奢华的衣着。这事并不稀奇，但岛村却突然觉得奇怪。难道凡是充满诚挚的爱的行动，迟早都会鞭挞人的吗？他从“雁木”底下，走到了马路上。

笔直的长长的市街，很像当年旅馆区的街道。这大概是从温泉乡直通过来的一条旧街。木板葺的屋顶上的横木条和铺石，同温泉乡也没有什么不同。

房檐的柱子投下了淡淡的影子，不知不觉地已近黄昏。

没有什么可观赏的，于是岛村又乘火车来到了另一个镇子。那里也和先前那个镇子不相上下。岛村在那里也只是悠然漫步，然后吃了一碗面条，暖和暖和身子。

面食店在河岸上。这条河大概也是从温泉浴场流过来的。可以看到尼姑三三两两地先后走过桥去。她们穿着草鞋，其中有的背着圆顶草帽，像是化缘回来的样子，给人一种小鸟急于归巢的感觉。

“有不少尼姑打这儿路过吧？”岛村问面食店的女人。

“是啊。这山里有尼姑庵。过些时候一下雪，从山里出来，路就不好走了。”

在薄暮中，桥那边的山峦已经是一片白茫茫的景色。

在这北国，每到落叶飘零、寒风萧瑟的时节，天空老是冷飕飕，阴沉沉的。那就是快要下雪了。远近的高山都变成一片茫茫的白色，这叫作“云雾环岳”。另外，近海处可以听见海在呼啸，深山中可以听到山在呜咽，这自然的交响犹如远处传来的闷雷，这叫作“海吼山鸣”。看到“云雾环岳”，听见“海吼山鸣”，就知道快要下雪了。岛村想起古书上有过这样的记载。

岛村晚起，躺在床上听那赏枫游客唱谣曲[18]的那天，下了第一场雪。不知今年是否已经海吼山鸣了？也许由于岛村一个人旅行，在温泉乡同驹子接连幽会，不觉间听觉变得特别敏锐起来，只要想起海吼山鸣，耳边就仿佛回荡着这种远处的闷雷声。

“尼姑们这就要深居过冬。她们有多少人呢？”

“哦，大概很多吧。”

“这么多尼姑聚到一起，在冰天雪地里待几个月，不知都在干些什么呢？这一带旧时织绉纱，她们在尼姑庵里要是也织织就好啦。”

对岛村这席好奇的话，面食店的女人只是报以微笑。

岛村在车站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回程的火车。微弱的阳光已沉下去，一股寒意袭来，犹如星星的寒光，冷飕飕的。脚板也觉得透心凉。

岛村漫无目的地跑了一趟，又回到了温泉浴场。车子驶过那个岔口，一直开到守护神的杉林边上，眼前出现一间透着亮光的房子，岛村不禁松了一口气。这是“菊村”小饭馆。三四个艺伎站在门前闲聊天。

他刚想不知驹子在不在，驹子就出现了。

车子突然放慢了速度。显然是司机早已了解岛村和驹子的关系，有意无意地把车子放慢了。

岛村无端回过头，朝着与驹子相反的方向望去。他坐来的那辆汽车的车辙，清晰地留在雪地上，在星光下，意外地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车子来到了驹子跟前。只见驹子刚闭了闭眼睛，冷不防地向汽车扑上来。车子没有停下，仍按原先的慢速爬上了坡道。驹子弓着腰，抓住车门上的把手，跳到车门外的踏板上。

驹子就像被吸引住似的猛扑了上来，岛村觉得仿佛有一种温暖的东西轻轻地贴近，因而他对驹子这种举动并没有感到不自然或者危险。驹子像要抱住车窗，举起了一只胳膊。袖口滑落下来，露出了长衬衣的颜色。那色彩透过厚厚的窗玻璃，沁入岛村冻僵了的眼睑。

驹子把额头紧贴在窗玻璃上，尖声喊道：

“到哪儿去了？喂，你到哪儿去了？”

“多危险呀，简直是胡闹！”岛村虽也高声回答，但却是一种甜蜜的戏谑。

驹子打开车门，侧身倒了进去。这时车子已经停住，来到山脚下了。

“我说，你到哪儿去了啊？”

“嗯，这个……”

“哪儿？”

“也说不上到哪儿。”

驹子理了理衣裳下摆，那举止十足是艺伎的派头，岛村突然觉得有点新奇。

司机坐着一动也不动。车子已经走到街的尽头，停了下来。岛村觉得就这样坐在车上，实在滑稽，于是说道：“下车吧。”

驹子把手放到岛村那只放在膝头的手上。

“哎呀，真冷啊！瞧，多冷啊！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呢？”

“对，应该带你去……”

“这时候说带我去，你这人真有意思。”

驹子欢快地笑着，爬上了有陡峻石磴的小路。

“我是看着你出去的。大概是两三个钟头以前，对吧？”

“唔。”

“听见汽车声，我就出来看了。到外面来看了。你连头也没回，对吧？”

“嗯。”

“你没看后面，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呢？”

岛村有点惊讶。

“真不知道我在送你吗？”

“不知道。”

“瞧你。”驹子还是高兴得笑眯眯的，然后，她把肩膀靠了过来，“为什么不带我去？你变得冷淡了。讨厌！”

报火警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

两人回头望去。

“着火，着火啦！”

“着火啦！”

火势从下面村子的正中央蹿上来。

驹子喊了两三声，一把抓住岛村的手。

火舌在滚滚上升的浓烟中若隐若现。火势向旁边蔓延，吞噬着周围的房檐。

“是什么地方？不是在你原来住过的师傅家附近吗？”

“不是。”

“是在哪一带呢？”

“在上头一点，靠近火车站那边。”

火焰冲过屋顶，腾空而起。

“你瞧，是蚕房呀。是蚕房呀！你瞧，你瞧，蚕房着火了。”驹子把脸颊压在岛村的肩上，接连地说，“是蚕房，是蚕房呀！”

火燃得更旺了。从高处望下去，辽阔的星空下，大火宛如一场游戏，无声无息。尽管如此，她却感到恐惧。有如听见一种猛烈的火焰声逼将过来。岛村抱住了驹子。

“没什么可怕的。”

“不，不，不！”驹子摇摇头，哭了起来。她的脸贴在岛村的手掌上，显得比平时小巧玲珑。绷紧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

看见着火，驹子就哭了起来。可是她哭什么呢？岛村并没怀疑，还是搂抱着她。

驹子突然不哭了，她把脸从岛村肩上抬了起来。

“哎哟，对了，今晚蚕房放电影，里面挤满了人，你……”

“那可就不得了啦！”

“一定会有人受伤，有人烧死啊！”

两人听见上面传来一片骚乱声，就慌慌张张地登上石磴。抬头一看，高处客栈二三楼房间的拉窗差不多都打开了，人们跑到敞亮的走廊上观看着火场面。庭院一个角落里，一排菊花的枯枝，说不清是借着客栈的灯光还是星光，浮现出轮廓来，令人不禁感到那上面映着火光。就在那排菊花后面，也站着一些人。三四个客栈伙计从岛村他俩头顶上跌跌撞撞地滚落下来。驹子提高嗓门问：

“喂，是蚕房吗？”

“是蚕房。”

“有人受伤吗？有没有人受伤？”

“正一个个地往外救呢。来电话说是电影胶片呼啦一声烧着了，火势蔓延得很快。喏，你瞧。”伙计迎头碰上他们两人，只挥了挥一只胳臂，就走了。

“听说人们正把孩子一个个从二楼往下扔呢。”

“唉，这可怎么得了。”

驹子好像追赶着伙计似的走下石磴。后来下楼的人都跑到她前头去了。她不由自主地跟着跑了起来。岛村也随后跟上。

在石磴下面，火场被房子挡住，只能看见火舌。火警声响彻云霄，令人越发惶恐，人们四处乱跑。

“结冰了，请留神，滑啊！”驹子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看岛村，趁机说，“对了，你就算了，何必一块去呢。我是担心村里的人。”

她这么说，倒也是的。岛村感到失望。这时才发现脚底下就是铁轨，他们已经来到铁路岔口的跟前。

“银河，多美啊！”

驹子喃喃自语。她仰望着天空，又跑起来。

啊，银河！岛村也仰头叹了一声，仿佛自己的身体悠然飘上了银河当中。银河的亮光显得很近，像是要把岛村托起来似的。当年漫游各地的芭蕉[19]，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所看见的银河，也许就像这样一条明亮的大河吧。茫茫的银河悬在眼前，仿佛要以它那赤裸裸的身体拥抱夜色苍茫的大地。真是美得令人惊叹。岛村觉得自己那小小的身影，反而从地面上映入了银河。缀满银河的星辰，耀光点点，清晰可见，连一朵朵光亮的云彩，看起来也像粒粒银沙子，明澈极了。而且，银河那无底的深邃，把岛村的视线吸引过去了。

“喂，喂。”岛村呼唤着驹子，“喂，来呀！”

驹子正朝银河下昏暗的山峦那边跑去。

她提着衣襟往前跑，每次挥动臂膀，红色的下摆时而露出，时而又藏起来，在洒满星光的雪地上，显得更加殷红。

岛村飞快地追了上去。

驹子放慢了脚步，松开衣襟，抓住岛村的手。

“你也要去？”

“嗯。”

“真好管闲事啊！”驹子提起拖在雪地上的下摆，“人家会取笑我的，你快回去吧！”

“唔，我就要到前边去。”

“这多不好，连到火场去也要带着你，在村里人面前怪难为情的。”

岛村点点头，停了下来。驹子却轻轻地抓住岛村的袖子，慢慢地起步走了。

“你找个地方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找什么地方好呢？”

“什么地方都行啊。”

“是啊。再过去一点吧。”驹子直勾勾地望着岛村的脸，突然摇摇头说，“我不干，我再也不理你了。”

驹子抽冷子用身子碰了碰岛村。岛村晃悠了一下。在路旁薄薄的积雪里，立着一排排大葱。

“真无情啊！”驹子挑逗说，“喏，你说过我是个好女人的嘛。一个说走就走的人，干吗还说这些话呢，难道是向我表白？”

岛村想起驹子用发簪哧哧地扎榻榻米的事来。

“我哭了。回家以后还哭了一场。就害怕离开你。不过，你还是早点走吧。你把我说哭了，我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

岛村一想起那句话虽然引起了驹子的误会，然而却深深印在她的心坎上，就油然生起一股依恋之情。瞬间，传来了火场那边杂沓的人声。新的火舌又喷出了火星。

“你瞧，还烧得那么厉害，火苗又蹿上来了。”

两人得救似的松了一口气，又跑起来。

驹子跑得很快。她穿着木屐，飞也似的擦过冰面跑着。两条胳膊与其说前后摆动，不如说是向两边伸展，把力量全集中在胸前了。岛村觉得她格外小巧玲珑。发胖的岛村一边跑一边瞧着驹子，早就感到疲惫不堪。而驹子突然喘着粗气，打了个趔趄倒向岛村。

“眼睛冻得快要流出泪水来啦。”

她脸颊发热，只有眼睛感到冰冷。岛村的眼睛也湿润了。他眨了眨眼，眸子里映满了银河。他抑制住晶莹欲滴的泪珠。

“每晚都出现这样的银河吗？”

“银河？美极了。可并不是每晚都这样吧。多明朗啊。”

他们两人跑过来了。银河好像从他们的后面倾泻到前面。驹子的脸仿佛映在银河上。

但是，她那玲珑而悬直的鼻梁轮廓模糊，小巧的芳唇也失去了色泽。岛村无法相信呈弧状横跨太空的明亮光带竟会如此昏暗。大概是星光比朦胧的月夜更加暗淡的缘故吧。可是，银河比任何满月的夜空都要澄澈明亮。地面没有什么投影。奇怪的是，驹子的脸活像一副旧面具，淡淡地浮现出来，散发出一股女人的芳香。

岛村抬头仰望，觉得银河仿佛要把这个大地拥抱过去。

犹如一条大光带的银河，使人觉得好像浸泡着岛村的身体，漂漂浮浮，然后伫立在天涯海角上。这虽是一种冷冽的孤寂，但也给人某种神奇的媚惑之感。

“你走后，我要正经过日子了。”驹子说罢，用手拢了拢松散的发髻，迈步就走。走了五六步，又回头说：“你怎么啦？别这样嘛。”

岛村原地站着不动。

“啊？等我一会儿，回头一起到你房间去。”

驹子扬了扬左手就走了。她的背影好像被黑暗的山坳吞噬了。银河向那山脉尽头伸张，再返过来从那儿迅速地向太空远处扩展开去。山峦更加深沉了。

岛村走了不一会儿，驹子的身影就在路旁那户人家的背后消失了。

传来了“嘿嗬，嘿嗬，嘿嗬嗬”的吆喝声，可以看见消防队拖着水泵在街上走过。人们前呼后拥地在马路上奔跑。岛村也急匆匆地走到马路上。他们两人来时走的那条路的尽头，和大马路连成了丁字形。

消防队又拖来了水泵。岛村让路，然后跟随在他们后头。

这是老式手压木制水泵。一个消防队员在前头拉着长长的绳索，另一些消防队员则围在水泵周围。这水泵小得可怜。

驹子也躲闪一旁，这人将这些水泵拉过去。她找到岛村，两人又一块走起来。站在路旁躲闪水泵的人，仿佛被水泵所吸引，跟在后面追赶着。如今，他们两人也不过是奔向火场的人群当中的成员罢了。

“你也来了？真好奇。”

“嗯。这水泵老掉牙了，怕是明治以前的家伙了。”

“是啊。别绊倒。”

“真滑啊。”

“是啊。往后要是刮上一夜大风雪，你再来瞧瞧，恐怕你来不了了吧？那种时候，野鸡和兔子都逃到人家家里呢。”驹子虽然这么说，然而声音却显得快活、响亮，也许是消防队员的吆喝声和人们的脚步声使她振奋吧。岛村也觉得浑身轻松了。

火焰爆发出一阵阵声音，火舌就在眼前蹿起。驹子抓住岛村的胳膊肘。马路上低矮的黑色屋顶，在火光中有节奏地浮现出来，而后渐渐淡去。水泵的水，向脚底下的马路流淌过来。岛村和驹子也自然被人墙挡住，停住了脚步。火场的焦煳气味里，夹杂着一股像是煮蚕蛹的腥气。

起先人们到处高声谈论：火灾是因为电影胶片着火引起的啦，把看电影的小孩一个个从二楼扔下来啦，没人受伤啦，幸亏现在没把村里的蚕蛹和大米放进去啦，如此等等。然而，如今大家面对大火，却默然无言。失火现场无论远近，都统一在一片寂静的气氛之中。只听见燃烧声和水泵声。

不时有些来晚了的村民，到处呼唤着亲人的名字。若有人答应，就欢欣若狂，互相呼唤。只有这种声音才显出一点生机。警钟已经不响了。

岛村顾虑有旁人看见，就悄悄地离开了驹子，站在一群孩子的后面。火光灼人，孩子们向后倒退了几步。脚底下的积雪也有点松软了。人墙前面的雪被水和火融化，雪地上踏着杂乱的脚印，变得泥泞不堪。

这里是挨着蚕房的旱田。同岛村他们一起赶来的村民，大都到这里来了。

火苗是从安放电影放映机的入口处冒出来的，几乎大半个蚕房的房顶和墙壁都烧坍了，而柱子和房梁的骨架仍然冒着烟。木板屋顶、木板墙和木板地都已荡然无存。屋内不怎么冒烟了。屋顶被喷上大量的水，看样子再燃烧不起来了。可是火苗仍在蔓延不止，有时还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火焰来。三台水泵的水连忙喷射过去，那火苗就噗地喷出火星子，冒起黑烟来。

这些火星子迸散到银河中，然后扩展开去，岛村觉得自己仿佛又被托起飘到银河中去。黑烟冲上银河，相反的，银河倏然倾泻下来。喷射在屋顶以外的水柱，摇摇曳曳，变成了蒙蒙的水雾，也映着银河的亮光。

不知什么时候，驹子靠了过来，握住岛村的手。岛村回过头来，但没有作声。驹子仍旧望着失火的方向，火光在她那张有点发烫的一本正经的脸上，有节奏地摇曳。一股激情涌上岛村的心头。驹子的发髻散了，她伸长了脖颈。岛村正想出其不意地将手伸过去，可是指头颤抖起来。他的手也暖和了。驹子的手更加发烫。不知怎的，岛村感到离别已经迫近。

入口处的柱子什么的，又冒出火舌，燃烧起来。水泵的水柱直射过去，栋梁吱吱地冒出热气，眼看着要倾坍下来。

人群“啊”的一声倒抽了一口气，只见有个女人从上面掉落下来。

由于蚕房兼作戏棚，所以二楼设有不怎么样的观众席。虽说是二楼，但很低矮。从这二楼掉落到地面只是一瞬间的事，可是却让人有足够的时间用肉眼清楚地捕捉到她落下时的样子。也许这落下时的奇怪样子，就像个玩偶的缘故吧，一看就晓得她已经不省人事。落下来没有发出声响。这地方净是水，没有扬起尘埃。正好落在刚蔓延开的火苗和死灰复燃的火苗中间。

消防队员把一台水泵向着死灰复燃的火苗，喷射出弧形的水柱。在那水柱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女人的身体。她就是这样掉下来的。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岛村心头猛然一震，他似乎没有立刻感到危险和恐惧，就好像那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僵直的身体在半空中落下，变得柔软了。然而，她那副样子却像玩偶似的毫无反抗，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在这瞬间，生与死仿佛都停歇了。如果说岛村脑中也闪过什么不安的念头，那就是他曾担心那副挺直了的女人的身躯，头部会不会朝下，腰身或膝头会不会折曲。看上去好像有那种动作，但是她终究还是直挺挺地掉落下来。

“啊！”

驹子尖叫一声，用手掩住了两只眼睛。岛村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凝望着。

岛村什么时候才知道掉落下来的女人就是叶子呢？

实际上，人们“啊”的一声倒抽一口冷气和驹子“啊”的一声惊叫，都是在同一瞬间发生的。叶子的腿肚在地上痉挛，似乎也是在同一刹那。

驹子的惊叫声传遍了岛村全身。叶子的腿肚在抽搐。与此同时，岛村的脚尖也冰凉得痉挛起来。一种无以名状的痛苦和悲哀向他袭来，使得他的心房激烈地跳动。

叶子的痉挛轻微得几乎看不出来，而且很快就停止了。

在叶子痉挛之前，岛村首先看见的，是她的脸和她的红色箭翎花纹布和服。叶子是仰脸掉落下来的。衣服的下摆掀到一只膝头上。落到地面时，只有腿肚痉挛，整个人仍然处在昏迷状态。不知为什么，岛村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

叶子落下来的二楼临时看台上，斜着掉下来两三根架子上的木头，打在叶子的脸上，燃烧起来。叶子紧闭着那双迷人的美丽眼睛，突出下巴颏儿，伸长了脖颈。火光在她那张惨白的脸上摇曳着。

岛村忽然想起了几年前自己到这个温泉浴场同驹子相会，在火车上山野的灯火映在叶子脸上时的情景，心房又扑扑跳动起来。仿佛这一瞬间，火光也照亮了他同驹子共同度过的岁月。这当中也充满一种说不出的苦痛和悲哀。

驹子从岛村身旁飞奔出来。这与她捂住眼睛惊叫差不多在同一瞬间，也正是人们“啊”的一声倒抽冷气的时候。

驹子拖着艺伎那长长的衣服下摆，在被水冲过的瓦砾堆上，踉踉跄跄地走过去，把叶子抱回来。叶子露出拼命挣扎的神情，耷拉着她那临终时呆滞的脸。驹子仿佛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一样。

人群的喧嚣声渐渐消失，他们蜂拥上来，包围住驹子她们两人。

“让开，请让开！”

岛村听见了驹子的喊声。

“这孩子疯了，她疯了！”

驹子发出疯狂的叫喊，岛村企图靠近她，不料被一群汉子连推带搡地撞到一边去。这些汉子是想从驹子手里接过叶子抱走。待岛村站稳了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

[1]日本取暖设备。在炭炉上放个木架，罩上棉被而成。

[2]冬天套在和服外面穿的一种裤子。

[3]过去日本房子进门入口处为土地，称作土间。

[4]一种伴三弦、笛子演唱的歌曲，常与歌舞伎、舞蹈等配合。

[5]杵家弥七（1890－1942），长歌三弦专家。

[6]日本歌舞伎传统剧目。

[7]此处的里为日本长度单位，1里约等于3.9千米。

[8]炉上用以吊锅壶，可以自由伸缩的钩子。

[9]日本农村每年正月十四夜到十五晨举行的祷告丰收的祭祀典礼，此地晚一个月举行。

[10]日本新年挂在门前的一种稻草绳，取意吉利。

[11]艺伎陪酒按点香数来计算时间。

[12]艺伎等暂时住宿的地方。

[13]一种仿元禄年间流行的窄袖缀金银丝花纹的和服。

[14]Paul Valery（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评论家。

[15]Alain（1868－1951），原名Emile Auguste Chartier，法国哲学家、评论家。

[16]一种日本古典戏剧。

[17]指东京、大阪、京都。

[18]日本古典戏剧能乐的唱词。

[19]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著名俳句诗人。他一生在旅行中度过，写了许多游记和俳句。

湖

唐月梅　译

夏末——不，这里应该说是初秋，桃井银平在轻井泽出现了。他先买了条新的法兰绒裤，换下旧裤子，在新衬衫上再套一件新毛衣。这是一个浓雾之夜，冷飕飕的。他连藏青色的雨衣都买来了。在轻井泽要买齐全套现成衣服倒是很方便的。鞋也很合适，旧鞋就在鞋店里脱下扔掉了。可是，裹在包袱皮里的旧衣物又怎么处理呢？把它扔在空别墅里，到来年夏天不至于被人发现吧。银平拐进小路，来到空别墅的窗际，伸手开窗，窗板却钉死了。撬开它吧，眼下又有点胆怯，觉得像犯罪似的。

银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作为罪犯受到追捕。也许受害者没有控诉自己的犯罪行为。他把那包旧衣服扔进后门口的垃圾箱里，心情痛快了。不知是避暑客懒惰还是别墅管理人怠慢，没有好好清除垃圾箱，把那包东西塞进去时，发出了压挤湿纸的声音。那包旧衣服把垃圾箱的盖子撑得有点隆起，银平没有介意。

刚走了约莫三十来步，他回头看了看，眼前出现了一幕幻影：只见垃圾箱周围，成群的银色飞蛾在雾霭中飞舞。银平停下脚步，打算将那包东西取回来。银色的幻影却从头顶的落叶松上闪过一道朦胧的蓝光，而后消失了。落叶松像是两旁的街树，绵延不断。尽头是一扇装有饰灯的拱门。那原来是土耳其澡堂。

银平进了院落，就用手摸了摸脑袋。发型还合适。他的一手绝技，就是用安全剃刀修剪自己的头发，总是令人惊叹不已。

被称为土耳其女郎的澡堂女把银平领到浴室里。从里面关上门，澡堂女便脱去白罩衫，上身只剩乳罩。

这澡堂女还帮银平解开雨衣的扣子。银平猛地躲闪了一下，便听任她摆布了。她蹲在他脚前，连袜子都替他脱下。

银平进了洒了香水的浴池。瓷砖的颜色映衬出一泓碧绿的池水。香水味儿并非最佳的。但银平从信浓这家小客栈到那家小客栈，一路东躲西藏地走过来，对他来说，这种香气宛如鲜花的芳香。他从浴池里出来，澡堂女帮他冲洗全身。她蹲在他的脚前，连脚趾缝都用手给他洗净了。银平俯视着澡堂女的头。她的秀发披散在双肩上，好像旧时的妇女沐浴后披散着头发一样。

“给您洗洗头吧。”

“什么？连头都给洗吗？”

“来……给您洗。”

银平忽然胆怯起来。他只用安全剃刀修剪过头发，经过澡堂女这么一说，心里嘀咕道：自己好久没有洗头，够臭的。可他还是用双肘支在膝上，向前探出头去。她用肥皂水搓揉他的黑发，他已不畏缩了。

“你的声音真悦耳动听啊！”

“声音……”

“对，听后久久萦绕在耳边，依依不肯消散，仿佛有一种异常优美愉悦的东西，从耳朵的深处渗到脑髓里来。任何蛮横的人听到这种声音，也会变得和颜悦色……”

“哪儿的话，声音太娇了吧。”

“不是娇，而是无法形容的甜蜜……充满了哀愁，洋溢着爱，是明朗而清脆的。也不同于歌声。你，是在谈恋爱？”

“不，要是就好啰……”

“等一等……你说话的时候就别那么使劲挠头……害得我也听不见你说什么。”

澡堂女停下了手，困惑地说：

“真叫人难为情，我没法说话了。”

“人的声音居然如此像仙女的声音啊。即使只在电话里听两三句，也觉得余韵无穷，惋惜不已。”

银平说罢眼眶噙满了泪水。他感到这位澡堂女的声音里，充满了纯洁的幸福和温暖的同情。也许是一种永恒的女性的声音，慈母般的声音吧。

“你老家在哪儿？”

澡堂女没有回答。

“是天国吗？”

“哎呀，在新潟。”

“新潟……是新潟市？”

“不，是个小镇。”

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还带点颤抖。

“是雪国，身材很美啊。”

“不美呀。”

“身材也美，而且我从未听过这样优美的声音。”

搓洗完毕，她用提桶里的热水给他冲洗了好几遍，然后用大毛巾裹住他的头，擦了擦，又简单地给他梳了梳头。

接着，在银平腰间围上了一块大毛巾，让他进了蒸汽浴箱里。她是打开四方木箱的前板，轻轻地把他推进去的。箱子上方的板上有一道槽，可以把头伸出来。待把头放在箱子正中后，澡堂女就落下盖子，把那道槽也堵住了。

“是断头台嘛。”银平不由得吐出一句。他睁大眼睛，有点害怕，左右转动着露在洞外的脑袋，扫视了一下周围。

“也常有客人这么说。”

她没有发觉银平的恐惧心理。银平望了望入口的门扉，把视线落在窗子上。

“把窗关上吗？”她朝窗那边走去。

“不。”

由于弥漫了蒸汽浴的暖气才打开窗户的吧。浴室里的亮光洒在室外的榆树绿叶上。榆树粗大挺拔，亮光照射不到繁枝茂叶的深处。银平仿佛听见微弱的钢琴声透过幽暗的树叶传过来。音不成调，无疑是一种幻听。

“窗外是庭院吗？”

“是。”

夜间微亮的绿叶笼罩下的窗前，站着一位肌肤白皙的裸体姑娘，这是银平无法置信的世界。姑娘光着脚站在粉红色的瓷砖上。果然是一双年轻人的脚，膝盖后面凹陷的地方却蒙有阴影。

银平心想，如果自己独自在这间浴室里，大概也会像把脖颈露在板洞外被人勒紧一样，感到忐忑不安吧。他坐在椅子似的东西上，从下半身热起来。后面好像也是一块热板，他把背靠在上面。箱子的三面都是热的，也许都在冒出蒸汽。

“要待几分钟呢？”

“各人爱好不同，一般十分钟……习惯了，也有待上十五分钟的。”

入口处的衣柜上，放着一只小座钟。澡堂女看了看，才过了四五分钟。她拧干了一条毛巾，放在银平的额头上。

“哎哟，热气已经开始蒸腾了。”

银平只有脑袋露在板箱外，是一副正经的面孔。他已有余暇思考，自己大概很滑稽吧。他抚摸着暖乎乎的胸膛和腹部，都是湿漉漉的了，不知是汗珠还是蒸汽。他闭上了眼睛。

客人进入蒸汽浴箱以后，澡堂女就忙不迭了。传来了舀浴池热水和洗刷冲澡处的声音。银平听起来恍如海浪拍击着岩石一般。两只海鸥在岩石上大展双翅，彼此用嘴相啄。故乡的海，浮现在他的脑际。

“几分钟了？”

“七分钟了。”

澡堂女又将拧干的毛巾放在银平的额头上。银平泛起一股清凉的快感，冷不防将脖颈向前伸了伸。

“好痛呀！”他这才苏醒过来。

“怎么啦？”

澡堂女以为银平是被热气蒸晕了，将落地的毛巾捡起来，又贴在银平的额上，用手按住。

“要出来吗？”

“不，没什么。”

银平产生了幻觉。那是一种追随在这个嗓音优美的姑娘后头的幻觉。那是东京的某条电车道。人行道两旁的银杏树还残存在他的记忆里。银平汗流浃背。他意识到脑袋露在板洞外，形似套上枷锁，身体动弹不得，也就歪起脸来。

澡堂女离开银平身旁。对银平这副模样，她有点不安。

“就这样只伸出脑袋，你看我有多大岁数？”银平试探着问了一句。澡堂女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男人的岁数，我可猜不着。”

她没有端详银平的脑袋。银平也没有机会说明自己是三十四岁。他估计澡堂女还不到二十岁。从肩膀、腹部乃至腿脚来看，她都是个处女，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她几乎没有擦胭脂抹粉，脸颊现出稚嫩的粉红色。

“好了，出来啦。”

银平的声调带着几许哀伤。澡堂女把银平咽喉前面的板子打开，抓住绕在他颈上的毛巾的两端，小心翼翼地把银平的脖子拉了出来，就像拖贵重的东西似的，然后给他揩拭全身的汗水。银平在腰间围了一条大毛巾。澡堂女在靠墙的躺椅上铺了白布，她让银平趴在那上面，从肩膀开始，给他按摩了。

按摩不仅是揉捏，还用巴掌打，银平过去是一无所知的。澡堂女的手掌虽是少女的手掌，却格外有力，连续在背上猛烈拍打。银平的呼吸也急促起来。这勾起了他的回忆：幼小的孩子用圆乎乎的巴掌使劲拍打自己的额头，自己低头看他，他就拼命打在自己头上。这是什么时候的幻觉呢？不过现在这个幼小的孩子是在墓地的底层用手疯狂地敲打着覆盖在他身上的土墙。监狱那堵黑黢黢的墙壁从四面向银平逼过来。银平出了一身冷汗。

“是在扑什么粉吗？”银平说。

“是的，您觉得不舒服吗？”

“不。”银平慌忙说，“又出一身汗啦……如果有人听见你的声音，还觉得不舒服，这瞬间，正是他要犯罪哩。”

她突然停住了手。

“我这号人一听见你的声音，就觉得其他一切仿佛都消失了。其他一切都消失，也是危险的。声音，像是不断流逝的时间和生命，既抓不住，也追不上的啊。不，不是这样。就说你吧，你什么时候都能发出优美的声音。但是，你这样一沉默下来，无论谁也不能勉强你发出优美的声音呀。即使强迫你发出惊讶声、愤怒声或者哭泣声，你发出的声音也是不会动听的。因为用不用自然的声音说话是你的自由啊。”

澡堂女就是因这种自由而沉默不响。她从银平腰部按摩到大腿，连脚掌心、脚趾都按摩到了。

“请翻过身来，仰卧……”澡堂女低声地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什么？”

“这回请您仰卧……”

“仰……是仰卧吗？”

银平一边用手按住围在腰间的大毛巾，一边翻过身来。澡堂女刚才略带颤抖的喃喃细语，恍如一阵花香扑进耳朵里，银平动了动身子，花香也随之扑来。芳香般的陶醉，从耳朵渗入心田，在过去是不曾体会到的。

澡堂女将身体紧紧地靠在窄小的躺椅上，站着摩挲银平的胳膊。她的胸脯贴在银平的脸上。乳罩系得不是那么紧，白色棉布的边缘却使得肌肤略微有些勒进去。但胸部和乳房发育得还不十分成熟。她的长脸蛋略带古典色彩。额头不宽阔，也许是没把头发梳得鼓起，而是往后梳理的缘故，显得颀长，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更加清澄了。从脖子到肩头的线条也还没隆起，胳膊圆乎乎，娇嫩欲滴。澡堂女的肌肤光泽逼得太近，银平不得不闭上眼睛。他眼里看见的，是木匠用的钉箱里装满了细钉，钉子都耀出锐利的光。银平睁开眼，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涂的是白色。

“我饱经风霜，身体比年龄显得苍老吧。”银平喃喃自语。但是他还没说出自己的年龄。

澡堂女不由得问道：“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三十四岁啦。”

“是吗？很年轻嘛。”她控制自己的感情，压低声音说，然后轮到按摩银平的头部，按摩靠墙那边的胳膊。躺椅的一侧贴着墙壁。

“脚趾又长又干瘪，有点像猿猴哩。你知道，我很能走路……每次看到这丑陋的脚趾，我总是毛骨悚然。你那只白嫩的手连那儿都按摩到了。你给我脱袜子的时候，没吓一跳吗？”

澡堂女没有搭话。

“我也是在本州西北海边长大的。海岸边的黑色岩石凹凸不平。我常光着脚丫，用长脚趾紧紧抓住岩石似的在上面行走。”银平半真半假地说。银平为了这双难看的脚，在青春期不知编过多少回这种谎言了。这双脚连脚背的皮肤也是又厚又黑，脚掌心皱皱巴巴，长脚趾骨节突出而弯曲，令人望而生畏，这倒是事实。

如今他仰卧着让人按摩，看不见脚丫，就手搭凉棚望了望。澡堂女给他从胸部揉到胳膊，正是乳房上方的部位。银平的手长得不像脚那样异常。

“您在本州西北什么地方呢？”澡堂女以自然的声音说。

“本州西北的……”银平支支吾吾，“我不愿意谈自己的出生地。我和你不同，我已经没有故乡了……”

她并不想了解有关银平老家的事，也没有留心去打听的样子。这间浴室的照明不知是怎样装置的，在澡堂女身上竟没投下阴影。她一边按摩银平的胸膛，一边将自己的胸部倾斜过来，银平闭上了眼睛，手足无措。他想把手伸在腹侧，又担心会不会触到她的侧腹。他总觉得，哪怕只是指尖触到人家，自己也会马上挨一记耳光的。于是，银平一阵冲动，仿佛真的挨揍了。他吓了一跳，想睁开眼睛，可眼皮怎么也睁不开。他用力拍打眼睑，眼泪几乎都要淌出来，痛得如同用烧热的针扎了眼珠子一样。

打在银平脸上的，不是澡堂女的巴掌，而是蓝色的手提包。挨打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手提包。挨打之后，才看到手提包落在自己脚边。银平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人家用手提包揍自己，还是将手提包扔给自己。总之，手提包狠狠地打在自己的脸上却是千真万确。在这当儿，银平苏醒过来……

“啊！”银平喊了一声。

“喂喂……”

银平要把那女子叫住。他想提醒她失落了手提包。可是那女子已经消失在药铺拐角那边了。蓝色的手提包，就在马路当中。它的存在仿佛成了银平犯罪的确凿证据。只见手提包的铜卡口处露出了一叠千元钞票。银平一开始看到的不是钞票，而是作为犯罪证据的蓝色手提包。因为她扔下手提包逃走，他的行为似乎构成了犯罪。银平就是在这种恐惧中把手提包捡起来的。发现千元钞票而大吃一惊，那是捡起包以后的事了。

后来银平也曾怀疑过，那家药铺是不是自己的幻觉。奇怪的是，屋敷町没有一家商店，却孤零零地存在这家破旧的小药铺。但是，蛔虫药的招牌明明立在店铺入口的玻璃门一旁。更不可思议的是，在进入屋敷町的电车道拐角处，有两家对称的相同的水果店。两家都摆了一排装着樱桃、草莓的小木箱。银平尾随那女子走过来的时候，除了那女子以外，什么也没看见。不知为什么，那时唯独两家相对的水果店突然跳入他的眼帘。也许是他想把通往那女子家的拐角记住的缘故吧。水果盒里的一粒粒摆得整整齐齐的草莓，也都刻印在眼睛里了。那里确实有水果店呀。或许是电车道拐角处，只有一侧有水果店，自己错以为两侧都有吧。那种时候未必不会把一件东西看成是两件。后来，银平的思想反复在斗争，想去弄清楚是不是有水果店和药铺。事实上，那条街是否存在也不大明确。他只是在脑子里描画着东京的地理，大致估计罢了。对银平来说，那是女子的去向，就是一条路，仅此而已。

“对了，她大概不是打算扔掉的吧。”银平一边接受澡堂女的腹部按摩，一边无意地喃喃自语，一下睁开了眼睛。没等澡堂女发觉，他又把眼帘垂下。他的眼神也许有点像地狱里怪鸟的眼神。关于女子的手提包的事，幸亏自己没有走嘴把东西的名称和扔东西的人说出来。银平抽紧肚皮，而后痉挛起来。

“痒得慌呀。”银平说罢，澡堂女放松了手。这回真是痒了。银平美滋滋地放声笑了起来。

不管是那女子用手提包揍银平也好，还是将手提包扔给银平也罢，直到现在，银平仍是这样解释：那女子一定以为自己是冲着手提包里的钱才这样跟踪她的；她的恐惧心理爆发了，才扔下手提包逃跑的。不过，也可能那女子不是打算扔手提包，而是用手里的东西来赶走银平，不料用力过猛，手提包脱手而出了。无论哪种情况，从女子将手提包一晃横打银平的脸部这点看来，两人的距离是相当的近。许是来到寂无人声的屋敷町之后，银平不由自主地缩短了跟踪的距离吧。又许是女子发现银平的来势，才冷不防扔下手提包逃走吧。

银平的目标不在于钱财。他没有发现，也不曾想过女子手提包里装了一大笔款子。他本来打算消灭这明显的犯罪证据，拾起手提包才发现里面装着二十万元大钞。两叠平整无折的十万元钞票，还有存折。看来女子是在刚从银行出来回家的路上，她定会以为自己是从银行开始就给人盯梢的。除了成叠的钞票外，只有一千六百块钱。银平打开存折，只见上面支出二十万元之后还剩下约莫两万七千元。这就是说，她把大部分存款都提取了。

银平从存折上了解到，女子名叫水木宫子。如果说他的目标不是图财，而是被女子的魔力牵萦，那么，他应该将这笔钱和存折送还给宫子。但是在银平来说，是不会将钱归还原主的。正如银平尾随女子一样，这笔钱财恍如有魂魄的精灵，也紧追着银平。银平偷钱，这还是头一遭。与其说是偷，莫如说是钱财魇住银平，总不愿离去。

拾手提包的时候，哪谈得上是偷钱。捡起一看，手提包就包含着犯罪的证据。银平把手提包挟在西服的腋下，小跑到电车道。偏巧不是穿大衣的季节，银平买了一块包袱皮，急匆匆地出了店铺，用包袱皮把手提包裹起来。

银平租了二楼一间房子，过着独身的生活。他将水木宫子的存折和手帕一类东西，放在炭炉上烧了。没有记下存折上的地址，也就不晓得宫子的住处了。直到此时，他还没有打算把钱归还原主。烧存折、手绢和梳子固然会有气味，却还好些，如果烧手提包的皮革，定会更臭，于是他用剪子把手提包剪成碎片，一片一片地往火上添，花了好多时间。手提包的铜卡口、口红和粉盒上的金属不易燃烧，半夜里就扔到阴沟里。即使被人发现也不要紧，这些都是常见的东西。他将用剩的口红挤了出来，不觉打了个寒战。

银平注意收听广播，仔细阅读报纸，却都没有报道有关抢劫装有二十万元现金和存折的手提包的消息。

“唔，那女子还没去报案呢。她一定有什么隐私不能去报案吧。”银平喃喃自语，蓦地觉得有一堆奇怪的火焰照亮了阴暗的内心深处。他尾随那女子，是因为女子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可以说他们都是同一个魔界里的居民。银平凭经验明白这点。想到水木宫子可能和自己是同类，他就心荡神驰了。于是，他后悔没记下宫子的住址。

银平跟踪宫子的时候，宫子肯定害怕。即使她自身没有这种感觉，恐怕也会有剧痛般的喜悦吧。人，哪能只有主动者的快乐而没有被动者的喜悦呢？街上有许多美女，银平却偏偏选中宫子跟踪，难道不就像麻药中毒者找到了同病相怜的人吗？

银平第一次跟踪的女子——玉木久子的情况就明显是这样。说是女子，久子不过是个少女。她年纪比声音优美的澡堂女还小，是个高中学生，是银平的学生。银平和久子的事情被发觉以后，他被开除教职了。

银平尾随到久子家的门前，他被那扇门的威严吓得停住了脚步。连接石墙的门扉，在铁柱格子的上方刻有蔓藤的花样。门扉敞开。久子从蔓藤花饰的对面，回过头来朝银平喊了声“老师”。她那苍白的脸上飞起一片潮红，艳美极了。

银平也脸颊发热，用嘶哑的声音说：“啊，这里是玉木的家吗？”

“老师，有什么事吗？您是到我家来的吧？”

哪有不打招呼就悄悄跟踪来到学生家里的道理呢。

“是啊，太好啦。这样的房子免于战火洗劫，真是奇迹啊。”银平佯装感叹的样子，望了望门扉里头。

“我家全烧掉了。这里是战后才买的。”

“这里是战后……玉木，令尊是干什么的呢？”

“老师，您有什么事吗？”久子越过铁门上方的蔓藤花饰，用愤怒的目光瞪了银平一眼。

“嗯，对了。脚气……噢，令尊知道专治脚气的特效药吧？”银平边说边哭丧着脸，心想，在这座豪华的大门前谈脚气这等事，成何体统。但是，久子却认真地反问道：

“是脚气吗？”

“唔，是脚气药。玉木，喏，你在学校不是对同学说过治疗脚气的特效药吗？”

久子睁大眼睛，要把事情追忆起来似的。

“老师都快走不了路了。你能帮忙问问你父亲脚气药的名字吗？老师在这儿等你。”

银平一直目送着久子，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洋房的门口，他才逃跑了。他那双丑陋的脚，仿佛在追逐着自己。

银平曾推测，久子大概不至于把自己被跟踪的事告诉家里或学校吧。那天晚上，他苦于头痛的折磨，眼皮忒忒地痉挛，不能成眠。就是睡着，也不时惊醒，睡不长久。每次醒来，他都用手揩去额上渗出的冷冰冰的急汗，凝聚在后脑门的毒素冲上脑顶，然后绕到额头，便觉得头痛了。

银平第一次闹头痛，是从久子家的门前逃出来，在附近的繁华街上流连徘徊的时候。在人声杂沓的人行道正中，他站立不住，按着额头蹲了下来。头痛，同时还感到一阵眼花。像是街上响起叮叮当当的中大彩的铃声，又像是消防车疾驰过来的铃响。

“您怎么啦？”一个女子的膝盖轻轻碰了一下银平的肩膀。银平回头抬眼望了望，她似乎是战后常出现在繁华街道上的野鸡。

于是，银平不觉间将身子倚靠在花铺的橱窗上，免得妨碍过往的行人。他将额头几乎贴在橱窗的玻璃上。

“你一直跟踪我吧？”银平对女子说。

“还算不上是跟踪。”

“不是我跟踪你吧？”

“是吧。”

女子回答暧昧，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要是肯定，女子下面应该会接着谈些什么。女子却停顿了一会儿，银平等得有点焦急。“既然不是我跟踪你，就是你跟踪我喽。”

“怎么说都行……”

女子的姿态映在橱窗的玻璃上，也像是映在橱窗玻璃对面的花丛之中。

“您在干什么呢？快点站起来吧。过路人都在看呐。哪儿不舒服呢？”

“哦，脚气。”

银平张口就是脚气，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

“脚气痛得走不了路。”

“真没辙。附近有个好人家，歇息去吧。把鞋子袜子都脱掉就好喽。”

“我不愿意让人家瞧见。”

“谁也不看您的脚丫嘛……”

“当心传染。”

“不会传染的。”女子说着，一只手插进了银平的胳肢窝里。“喂，咱们走吧！”她说着倚靠在银平身上。

银平用左手手指按住额头，凝望着映在花丛中的女子的脸。这时，对面花丛中出现了另一张女子的脸，可能是花铺的女主人吧。银平好像要抓住窗对面的一簇洁白的大丽花，用右手撑顶着橱窗的大玻璃，站了起来，花铺老板娘皱起她那双细眉，盯着银平。银平担心自己的胳膊顶破大窗玻璃流出血来，便把身体的重心倾到女子这边。女子叉开双脚站得稳稳当当。

“要逃跑可不行呀！”话刚落音，她冷不防地掐了一下银平的胸口。

“哎呀，好痛。”

银平挺痛快的。他不知道自己从久子的家门前逃走以后，为什么要辗转来到这条繁华街。可那女子掐他的瞬间，他脑门变得轻松多了。恍如站在湖边承受山上迎面吹来的习习凉风，顿时神清气爽。这应是新绿季节的凉风。银平感到，仿佛自己用胳膊肘捅穿了花铺那面湖水般的大窗玻璃，一湾结了冰的湖，涌上他的心头。那是母亲老家的湖。那湖边虽有城镇，母亲的故乡却是农村。

湖上雾气弥漫，岸边结冰，前头锁在云雾之中，无边无垠。银平邀请表姐弥生到结了冰的湖面上散步。不，与其说邀请，不如说是引诱出来的。少年银平曾经诅咒和怨恨过弥生，还曾起过这样的邪念：但愿脚下的冰层裂开，让弥生陷进冰层下的湖水中。弥生比银平大两岁，银平的鬼点子比弥生多。银平虚岁十一岁时，父亲莫名其妙地死去了。母亲惴惴不安，要回娘家去。比起在优裕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弥生，银平确是更需要有些鬼点子。初恋之所以是他的表姐，也许是因为有一个秘密愿望，那就是不希望失去母亲。银平幼年的幸福，是同弥生漫步在湖边小路上，双双将倒影映在湖面。银平一边凝望着湖一边行走，思慕着湖面两人的倒影将永不分离，直到天涯海角。然而幸福是短暂的。比他大两岁的少女，约十四五岁，作为异性，似乎要遗弃银平。再说，银平的父亲亡故，母亲故乡的乡亲们都很忌讳银平家。弥生也疏远了银平，公开地瞧不起他。那时候银平起过这样的念头：但愿湖面的冰层裂开，弥生沉在湖底里就好了。不久，弥生便同一个海军军官结了婚，现在可能成了寡妇。

如今银平从花铺的窗玻璃，又联想到湖面的冰层。

“你拧得人家好痛啊。”银平一边摩挲胸口一边对野鸡说，“拧出青瘢来啦。”

“回家让太太看看吧。”

“我没太太。”

“您说什么呀。”

“真的，我是独身教员。”银平不在乎地说。

“我也是个独身女学生呐。”女子回答。

银平心想，这女子肯定是信口开河。他也不再看她一眼，可一听到是女学生，又头痛起来。

“是脚气痛吗？所以我说不要走那么多路嘛……”女子说着看了看银平的脚板。

银平思忖，自己跟踪到玉木久子的家门前，这回反过来要是玉木久子跟踪自己来了，让她看见自己同这样的女子散步，她会怎么想呢？银平抽空子回头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虽不知道进了门的久子是否还到大门口来，不过他确信，此刻久子的心肯定会追赶自己来的。

第二天，久子那班有银平上的国语课。久子在教室门外伫立。“老师，药。”她说着，敏捷地将一包东西塞进银平的衣兜里。

银平昨晚头痛，没有备课，再加上睡眠不足，疲劳不堪，这堂课就让学生作文。题目自由选择。一个男学生举手问道：

“老师，也可以写生病的事吗？”

“噢，写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虽说粗鲁些，写脚气可以吗？”

他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但是，学生们都望着这男生，没有人将奇异的视线投向银平。他们似乎并不是嘲笑银平，而是在嬉笑那个男生。

“写脚气也可以吧。老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参考。”银平说着望了望久子的座位。学生们还在嬉笑。不过这笑声似乎是袒护银平无罪。久子只顾埋头写着什么，没有抬起脸来，连耳朵也绯红了。

久子把作文交到教师的桌面上。这时，银平看清楚她的作文题目是《老师给我的印象》。他心想：是写自己无疑了。

“玉木，请课后留一下。”银平对久子说。久子不愿让人发觉似的微微点了点头，向上翻了翻眼珠，瞟了一下银平。银平感到仿佛挨她瞪了一眼。

久子一度离开窗际凝望着庭院，待到全体同学把作文都交齐以后，她才转过身来，走近了讲坛。银平慢悠悠地把作文扎好，站起身来。一直走到廊道上，他什么也没有言语。久子跟在后头，同银平相距一米远。

“谢谢你给我带来的药。”银平回过头说，“脚气病的事，你是不是对谁说了？”

“没有啊。”

“对谁都没说吗？”

“嗯。对恩田说过。因为恩田是我的好友……”

“对恩田说了？”

“只对恩田一人说了。”

“对一人说，就等于对大伙说嘛。”

“不可能吧。我是私下同恩田说的。我和恩田之间彼此没有什么秘密可保留。我们相约过，无论什么事都要说实话。”

“是这种好友关系吗？”

“是啊。就说家父脚气的事吧，我正和恩田谈着，就被老师听见了。”

“是这样？但是，你对恩田不保守任何秘密吗？这是假话吧。你好好想想看。你说你对恩田没有什么秘密可保留，那么你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同恩田在一起，把心里的事一桩桩地连续谈上二十四个小时吗？那也是谈不完的呀。比如，睡觉时做的梦，早晨醒来又忘了，你又怎样对恩田说呢？也许那是同恩田关系破裂、企图杀死她的梦呢。”

“我不做这样的梦。”

“总之，所谓好友彼此没有秘密可保留，这是一种病态的空想，是一张掩盖女孩子弱点的假面具。所谓没有秘密，只是天堂或地狱的故事，人世间是绝没有这等事的。你说对恩田没有秘密，你就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也就不是个活人了。你扪心自问吧。”

久子一下子不理解银平说的这番道理，也无法领会他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她好不容易才反驳了一句：

“难道友情就不可信吗？”

“没有秘密的地方是不会有什么友情的啊。岂止没有友情，连一切人的感情也不会产生。”

“啊？”少女还是不能理解似的，“凡是重要的事，我和恩田彼此都说的。”

“那，谁知道呢……最重要的事，还有好像海滨尽头的细沙般无关紧要的事，你不一定都对恩田说嘛，不是吗？令尊的和我的脚气究竟有多重要呢？对你来说，恐怕是无足轻重的吧。”

听了银平这番故意刁难的话，久子仿佛被人把脚拖在空中兜圈，突然又掉落下来似的。她脸色刷白，哭丧着脸。银平用和蔼的口吻继续抚慰说：

“你家里的事，难道你什么都告诉恩田吗？未必吧。令尊工作上的秘密，你没说吧。瞧，今天的作文，你好像是写我的事。就以它来说，你写的事有些也没有告诉恩田吧。”

久子用噙满泪水的眼睛尖利地瞪了一眼银平，沉默不响了。

“玉木，令尊战后事业成功，真了不起啊。我虽不是恩田，可我也想听你详谈一次啊。”

银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却显然带着强迫的口气。那样一座宅邸，如果是战后买的话，就难免让人怀疑多半是靠所谓黑市买卖的不正当手段或犯罪行为弄来的钱。银平向久子吩咐了一句，企图堵住她的嘴，使他自己跟踪久子的行为正当化。

不过，银平想到发生昨天的事情以后，久子今天仍来上自己的课，想到她把脚气药带来，又写了题为《老师给我的印象》的作文……那就不必担忧了。他再次确认了昨夜的推测。另外，银平之所以像神志不清的酩酊醉汉或梦游般地跟踪久子，是因为被久子的魅力所牵萦。久子已经将自己的魅力倾注在他身上。久子昨天被跟踪，说不定她已意识到自身的魅力了吧。毋宁说她暗暗自喜呢。银平被这不可思议的少女弄得神魂颠倒了。

银平觉得给久子施加压力应适可而止，便抬起头来，只见恩田信子站在走廊的尽头，盯着这边。

“你的好友担心，等着你呐。那么……”银平放开了久子。久子打他面前走过，向恩田那边跑去，那副样子不像是个少女。她远离银平，垂头丧气，仿佛越走越慢了。

三四天后，银平向久子致谢说：

“那药真灵。多亏你的药，全好了。”

“是吗？”久子十分快活，脸颊染上红潮，浮现出可爱的酒窝。

事情不止如此，她和银平之间的关系被恩田信子揭发，学校甚至把银平革职了。

此后，又过了几个春秋，银平如今在轻井泽的土耳其澡堂里，一边让澡堂女按摩腹部，一边浮想久子的父亲在那宏伟壮观的洋房里，坐在豪华的安乐椅上，用手揪脚皮的姿态。

“唔，有脚气的人，大概不能洗上土耳其澡吧。被蒸汽一熏，痒得可受不了。”银平说着，轻蔑地一笑。

“有脚气的人会来这儿洗澡吗？”

“难说。”澡堂女不打算正面回答。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脚气。那是过着奢侈生活，脚柔嫩的人才长的呢。高贵的脚，却生长着卑贱的病菌。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像我们这双猿猴般的脚，脚皮又硬又厚，即使培植，也是生长不出来的。”银平嘴上说着，心里想，澡堂女白皙的手正在按摩自己那双丑陋的脚心，潮乎乎地贴在上面离不开似的。

“这是连脚气都讨厌的一双脚呐。”

银平皱了皱眉头。此刻格外舒适，为什么要对这漂亮的澡堂女谈及脚气的事呢？难道非说不可吗？肯定是那时候对久子撒了谎的缘故。

在久子家门前，银平说自己为长脚气所懊恼，打听治脚气的药名，这是急中生智，信口撒了个谎。三四天后，他向她致谢说“脚气全好了”，也是在继续撒谎。银平并没长什么脚气。上作文课时他说了“没有经验”，这倒是真的。久子给他的药，他全扔掉了。他对野鸡说自己闹脚气弄得筋疲力尽，这依然是心血来潮，接着上次的谎言撒的谎。撒过一次谎，开口就是谎言。如同银平跟踪女子一样，谎言也总跟在银平的后头。罪恶恐怕也是这样吧。犯过一次罪，罪恶总跟在后头，让你重犯。恶习也是如此。尾随一次女子，这毛病又让银平再次跟踪女子了，就好像脚气病那样顽固，不断传染，绝不根绝。今年夏天的脚气，暂时治好了，明年夏天还会长出来。

“我没长脚气吧。我不知道什么是脚气。”银平脱口而出，仿佛是在斥责自己。哪有人会用肮脏的脚气，去比喻跟踪女人的美妙的战栗和恍惚呢？莫非是撒过一次谎，谎言又让银平这样联想吗？

但是，在久子家门前急中生智，信口撒谎生了脚气，这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脚长得丑陋，有点自卑感呢？眼下银平的头脑里忽地掠过了这个念头。这么说来，跟踪女子也是这双脚干出来的，难道还是跟丑陋有关吗？想起来了，银平惊愕不已。莫非是肉体部分的丑陋因憧憬美而哀泣？丑陋的脚追逐美女，难道是天国的神意吗？

澡堂女从银平的膝头一直摩挲到小腿。她背向银平。也就是说，银平的脚当然是完全置于澡堂女的眼皮底下。

“好，行了。”银平有点着慌。他将长长的脚趾关节往里弯曲，收缩起来。

澡堂女用美妙的声音说：

“给您修剪脚趾甲好吗？”

“脚趾甲……啊，脚的趾甲……给我修剪脚趾甲吗？”银平想要掩饰自己的狼狈样子，“相当长吧？”

澡堂女用手掌贴在银平的脚心上，以她柔软的手把猿猴般弯曲的脚趾舒直，一边说：

“是长点儿……”

澡堂女修剪趾甲又轻巧又细心。

“你长待在这儿就好喽。”银平说。他想通了，听任澡堂女摆布他的脚趾了，“想看你的时候，到这儿来就可以了。想让你按摩，只要指定号码就行了吧？”

“嗯。”

“我不是陌生的过路人，也不是来历不明的人，更不是过路时不跟踪就会失去第二次见面机会的人。我说得似乎太玄妙了……”

银平想通了，任凭摆布，毋宁说这是脚的丑陋在催人落下幸福的热泪。让澡堂女用一只手支撑着修剪脚趾甲，把自己那双丑陋的脚暴露出来，这是银平从来没有过的。

“我的话虽然有点玄妙，却是真的啊。你有过这种经验吗？把陌生人当作过路人分手后，又感到可惜……这种心情，我是常有的。那是多好的人啊，多美的女子啊。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使我这样倾心。同这样的人萍水相逢，许是在马路上擦肩而过，许是在剧场里比邻而坐，或许从音乐会场前并肩走下台阶，就这样分手，一生中是再不会见到第二次的。尽管如此，又不能把不相识的人叫住，跟她搭话。人生就是这样的吗？这种时候，我简直悲痛欲绝，有时则迷迷糊糊，神志不清。我想一直跟踪到这个世界的尽头，可是办不到啊。因为跟踪到这个世界的尽头，那就只有把她杀掉了。”

银平最后说得过分了，猛然倒抽口气。他掩饰似的说：

“刚才所说的，有点言过其实。要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就给你挂个电话，这多好。只是你不同于客人，你是被动的啊。你喜欢的客人，即使你衷心希望他再来，但是来不来就主听客便，也许他不会再来第二次了。你不觉得人生无常吗？所谓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银平盯着澡堂女的脊背，只见她的肩头随着修剪趾甲的动作微微起伏。修剪完毕，她依然背向银平，踌躇了一会儿。

“您的手呢……”她回头冲着银平。银平躺着把手举到胸前瞧了瞧。

“手指甲没脚趾甲长得长哩。也没有脚丫脏。”

他不拒绝。澡堂女也给他修起手指甲来。

银平明白，澡堂女对他越发厌烦了。刚才胡言一通，也给澡堂女留下自己令人作呕的感觉。跟踪的极端，真的就是杀人吗？和水木宫子的关系仅仅是捡起她的手提包，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第二次见面。就如同过路分手一样，同玉木久子完全被隔离了，分别后就难以再见。追到绝境，却没杀人。也许久子和宫子都在他手够不着的世界里消失了吧。

久子和弥生的脸，鲜明地浮现在银平的眼前，简直令人吃惊。银平把她们的脸同澡堂女的脸相比较。

“你这样周到，客人不再来才怪啦。”

“哟，我们是做买卖嘛。”

“‘哟，我们是做买卖嘛’，声音这么悦耳动听。”

澡堂女把脸扭向一旁。银平害羞似的闭上眼帘。从眼缝里，朦胧地看到白色的乳罩。

“拿掉它吧。”银平说着揪住久子的乳罩一端。久子摇了摇头。银平用力一拽，手中的松紧带收缩了。久子呆呆地望着银平手中的乳罩，敞着胸。银平扔掉右手中握着的东西。

银平睁开眼睛，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澡堂女在为自己修剪指甲呢。久子比澡堂女小几岁？可能小两三岁吧？如今久子的肌肤大概也像这澡堂女那样变得白皙了吧。银平身上飘溢出久留米产的藏青棉布服的香味。是他少年时代的穿着。这是由女学生久子身穿的青哔叽裙子的颜色引起的联想。久子把脚伸进那青哔叽色的裙子里。她落泪了。银平的眼眶里也镶着泪珠。

银平的右手手指毫无力气了。澡堂女用左手托住银平的手，右手拿着剪子，利索地修剪着。银平觉得这是在母亲老家的湖边，和弥生手牵手漫步在冰湖上，他的右手是瘫软无力的。

“你怎么啦？”弥生说着折回岸上。银平心想，那时如果紧握她的手，恐怕自己早把她沉到湖的冰层之下了吧。

弥生和久子并非过路人，银平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并且有联系，随时都可以见到。尽管如此，银平依然跟踪她们。但最终还是被迫离开她们了。

“您的耳朵……弄弄吧。”澡堂女说。

“耳朵？耳朵怎么弄？”

“给您弄弄，请坐起来……”

银平支起身子，坐在躺椅上。澡堂女轻柔地揉着银平的耳垂，将手指伸进他的耳朵里，他就觉得手指在里面微妙地转动似的。掏出耳朵里混浊的空气，耳朵轻快了，还多少蕴蓄些香味。听见微妙的细碎声音，随着声响又传来微妙的震动。仿佛澡堂女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继续敲打伸进银平耳孔的那只手指。银平顿觉奇异，恍恍惚惚了。

“怎么啦？好像是个梦啊。”他说着掉过头去，却看不见自己的耳朵。澡堂女将胳膊稍稍偏向银平的脸，重新将手指伸入他的耳朵里，这回是慢慢地旋转。

“这是天使的爱的喃喃细语啊。我要把迄今凝结在耳朵里的人间的声音全都拂除，只想听你那悦耳的妙音。好像人间的谎言也从耳朵里消失了。”

澡堂女将赤裸的身躯靠到赤裸的银平身上，对银平演奏出天上的音乐。但她谦虚地说：

“手艺太粗糙了。”

按摩结束了。澡堂女给依然坐在那里的银平穿上袜子，扣上衬衣的纽扣，穿上鞋，系好了鞋带。银平自己做的，只剩下系好裤腰带和打上领带了。他出了浴室，在喝冰橘子汁的时候，澡堂女站立在他身旁。

接着，澡堂女一直相送到大门口。一走出夜幕笼罩下的庭院，银平看见了一个巨大的蜘蛛网的幻影。有两三只绣眼鸟连同各式各样的虫子一并挂在蜘蛛网上，青色的羽毛和可爱的白眼圈，鲜艳夺目。绣眼鸟只要扑打翅膀，蜘蛛网就会弄断吧。可是它们紧紧地合起翅膀，挂在网上。看样子蜘蛛若一靠近，它们就会啄破蜘蛛的肚皮。蜘蛛待在网中央，尾部向着绣眼鸟。

银平把眼抬得更高，仰望着黑黝黝的森林。母亲老家的湖岸，夜间失火了，那里正映现着这般情景。银平仿佛被映现在水面上的夜火吸引。

水木宫子被人抢走了装有二十万元的手提包，可是她没有去警察局报案。对宫子来说，二十万元是一笔大钱，与命运相关，但她却有口难言。也许可以这样说，银平大可不必为这件事吓得逃到信州，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跟踪银平，可能就是他手中的钱吧。看来不是银平偷了钱这件事，而像是钱本身追逐着银平不放。

虽然银平是偷了钱，但他差点就要对宫子说，手提包掉了。可见这不能构成抢劫的罪名吧。宫子也并不认为是被银平抢走的，也没有明确下结论是银平偷的。宫子在马路当中扔掉手提包回家的时候，在场的只有银平一人，首先怀疑银平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宫子并没有亲眼目睹，也许银平没有捡到，而是其他行人捡去呢。

“幸子，幸子！”

那时宫子一跨进大门，就呼唤女佣。

“我把手提包弄丢了。你给我去找找好吗？就在那家药铺前。赶紧跑去吧。”

“是。”

“慢吞吞的，就被别人捡走啦。”

宫子喘着粗气，登上了二楼。女佣阿辰紧跟宫子上了二楼。

“小姐，听说您丢了手提包……”

阿辰是幸子的母亲。阿辰先到这家，然后再把女儿叫来。宫子过着独身生活，这个小小的家庭本来不必雇两个女佣，可是阿辰抓住这家的弱点为所欲为，她的存在超过了女佣的身份。阿辰有时把宫子称作“太太”，有时又叫作“小姐”，有田老人到这家来的时候，她一定把宫子称作“太太”的。

有一回，宫子受她诱导，无意中向她说：

“京都的旅馆里，侍候我的女佣，在我独身一人的时候，就叫我‘小姐’呢。有田在场的时候，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大，她还是唤我‘太太’……‘小姐’的称呼也许是把人看作小傻瓜吧。不过，听着倒有几分令人可怜。我很是悲伤啊。”

阿辰回答说：“那么以后我也这样称呼您吧。”从此以后，她就这样沿袭下来了。

“但是，小姐，走路丢掉手提包，不是有点蹊跷吗？手上又没有拿其他东西，只拎着一个手提包嘛。”

阿辰瞪圆了小小的眼睛，直勾勾地仰视着宫子。

阿辰的眼睛不睁大也是滚圆的，活像镶嵌着的一对小铜铃。和阿辰长得一模一样的幸子，她的小眼睛一睁圆，着实可爱。阿辰也许是眼尾短细的关系，看上去眼睛过分突出，显得很不自然，令人望而生畏，不免要提高几分警惕。事实上，同阿辰的眼睛碰在一起，从她的眼神来看，她的眼睛深处不知隐藏着什么东西。那双淡茶色的眼眸反而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

阿辰那张白皙的脸也是又圆又小。脖颈粗大，胸部丰腴，越往下越肥胖。双脚却很小。女儿幸子的小脚之可爱，简直令人瞠目。但是母亲的脚脖子很细，小脚也显得有点丑陋。母亲和女儿都是小个子。

阿辰的脖颈肉乎乎的。虽然是仰视宫子，脑袋并没有抬起多少，只是向上翻了翻眼珠子。宫子站立在那儿，阿辰仿佛看透了宫子的心。

“掉了就掉了嘛。”宫子用责备女仆的口吻说，“证据就是手提包没有了嘛，不是吗？”

“小姐，您不是说就掉在那家药铺前吗？可是哪有这种道理呢，那样一个手提包，连丢掉的地点，甚至是在附近丢掉您都知道，竟也能丢掉了……”

“掉了就是掉了嘛。”

“往往有这种情况，如同容易把伞忘了一样。可是明明手里拿着的东西怎么会掉呢？这比猿猴从树上掉下来还不可思议哩。”

阿辰又端出了奇妙的比喻来。

“一发觉掉了，您拾起来不就好了吗？”

“那还用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要是掉了当场就发觉，还能丢得了吗？！”

这时宫子才发觉自己依然穿着外出的西服裙。她上了二楼，直挺挺地立着一动不动。宫子的西服衣橱、和服衣柜都在二楼四叠半的房间里。有田老人来时，是用贴邻的八叠的双人房间，更衣倒是很方便。这也说明阿辰的势力已在楼下扩张开来。

“请你到楼下拧条手巾来，要用凉水的。我出了点汗。”

“是。”

宫子以为自己这么一说，阿辰就会下楼；再加上自己光身擦汗，阿辰不会再待在二楼了。

“好，我把冰箱里的冰块加在洗脸盆的水里，让您擦吧。”阿辰回答。

“你就不用管了。”宫子皱了皱眉头。

阿辰下楼梯，与正门的门扉开启是同一时刻。

“妈妈，我从药铺前一直找到电车道，都没找到太太的手提包。”门口传来了幸子的话声。

“我也估计到了……你上二楼告诉太太吧。那你是不是去报告派出所了呢？”

“哦？还要去报告派出所吗？”

“真粗心，没法子，去报告吧。”

“幸子，幸子。”宫子从二楼呼唤，“不用去报告了，里面又没放什么贵重的东西……”

幸子没有回答。阿辰将洗脸盆放在木盘上，端到二楼来。宫子连西服裙也脱掉，只剩下一件衬裙了。

“给您擦擦背好吗？”阿辰使用了非常恭敬的话。

“不用了。”宫子接过阿辰给她拧好的手巾，伸出双腿，从腿脚擦起，连脚趾缝都擦到了。阿辰将宫子揉成一团的袜子展平叠好。

“行了，那是要洗的。”宫子将手巾扔到阿辰手边。

幸子一上二楼，在贴邻的四叠半房间的门槛处，双手着地施礼说：

“我回来了。小姐，手提包没找到。”

她的举止带几分滑稽，可爱极了。

阿辰对宫子有时分外殷勤，有时粗心大意，有时又黏黏糊糊、亲亲昵昵，一时一变，反复无常。但她对女儿却严格进行这种礼法的教育。有田老人回去时，她指教幸子给老人系鞋带。有一回，患神经痛病的有田老人将手搭在蹲在他跟前的幸子肩膀上要站起来。宫子早就看透阿辰是有意让幸子从宫子手里将老人夺过去。但是，宫子不知道阿辰是不是已经把她的企图详细地告诉了十七岁的幸子。阿辰还让幸子抹上了香水。宫子提及这件事时，阿辰便回答说：

“因为这孩子体臭得太厉害了。”

“让幸子去报告警察局怎么样？”阿辰追逼似的说。

“你真啰唆。”

“多可惜呀。里面有多少钱呢？”

“没装钱。”宫子说着闭上眼睛，把冰凉的毛巾敷在上面，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心脏跳动又加快了。

宫子有两个银行存折。一个是用阿辰的名义，存折也放在阿辰手里。这笔钱是不让有田老人知道的，这是阿辰给出的主意。

二十万元，是从宫子名下的存折里提取的。不过，取钱这件事，即使对阿辰也是保密的。她担心一旦有田老人发觉，会问起二十万元的用途，她也就不能粗心大意地去报告警察局了。

在某种意义上，对宫子来说，二十万元是出卖青春的代价，是宫子的血汗钱。宫子为了它，只得任凭半死的白发老人摆布自己年轻的身躯，浪费了自己短暂的黄金年华。这笔钱掉落的一瞬间就被人捡去，没给宫子留下什么，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如果把这笔钱花了，花完之后，也是可以回忆起来的。但把这笔钱积蓄起来，又白白地丢失了，那么回想起来会令人心痛。

丢失二十万元的时候，宫子并不是没有一瞬间的战栗。那是快乐的战栗。宫子觉得与其说她惧怕跟踪自己的男子而逃跑，不如说是对突然涌现的快乐感到震惊才转过身来。

当然，宫子不认为是自己把手提包丢了。正如银平不明确她是用手提包打自己还是将手提包扔给自己一样，宫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打他还是扔给他。但是手上有强烈的感觉。手心热乎乎的，有点麻木了，传到胳膊，传到胸部，全身剧痛，恍恍惚惚麻木无觉了。在男子跟踪的过程中，她浑身热血沸腾，蕴蓄在体内的东西瞬间仿佛全部燃烧起来。埋藏在有田老人背后的青春一时复活了，像是一种复仇的战栗。如此看来，对宫子来说，花了漫长岁月积蓄二十万元的自卑感，这一瞬间像是全部得到补偿了。因此，钱不是白白失去，而是付出多大代价就获得多大补偿。

事实上，一切却又好像与二十万元毫无关系。在用手提包打男子还是将手提包扔给男子的时候，宫子简直把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连手提包从自己手中脱落也没有发觉。不，在她转身就逃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宫子弄丢手提包是自然的。另外，将包朝男子扔去之前，宫子实际上已忘却手提包，也忘却包里还有二十万元现金。那时心里只涌起被男子跟踪的感情波澜。当这波澜猛然撞击心扉的一刹那，手提包丢失了。

宫子跨入了自家的大门，那种快乐的麻木依然残留着。她为了掩饰过去，就径直登上了二楼。

“我想脱光，请你到楼下去吧。”宫子从颈项揩到胳膊，对阿辰说了这么一句。

“到洗澡间去洗洗怎么样？”阿辰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宫子。

“我不想动了。”

“是吗？但是，在药铺前——从电车道来到这里才丢的，这是确实的吧。我还是到派出所去问问……”

“我不知道是在哪儿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被人跟踪……”

宫子只想早点独自拭去战栗的痕迹，不留神说走了嘴，阿辰眨动着滚圆的眼睛。

“又给跟踪了？”

“是啊。”

宫子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然而，话既说出，快乐的依恋也就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不寒而栗，浑身汗毛都直竖了。

“今天是直接回家的吗？又领着男子到处走才把手提包失落的吧？”

阿辰回头看了看坐在那里的幸子，说：

“幸子，发什么愣呀？”

幸子眨了眨眼睛，刚站立起来，突然打了个趔趄，满脸绯红了。

宫子经常被男人跟踪的事，幸子是知道的，有田老人也知道了。有一回在银座，宫子悄悄地对老人说：

“有人跟踪我呐。”

“什么？”老人刚要掉过头去，宫子制止说：

“不能看！”

“不能吗？你怎么知道有人跟踪呢？”

“当然知道啰。刚才从前边来的那个大高个嘛，他头戴蓝色帽子呢。”

“我没注意，刚才过去的时候，是不是给盯上了。”

“真糊涂，难道您要我问他，你是过路人还是闯入我生活中的人？”

“你高兴了吗？”

“要不真的问问看……唔，打赌吧。看他跟到哪儿……我真想打个赌呐。跟一个拄着手杖的老人一起走是不行的，您就进去那家布店瞧着好啰。我走到那头再折回来，这段路有人跟踪，您就得输给我一套夏天的白色西服。不是麻布料的哟。”

“如果宫子你输了呢？”

“什么？那您就通宵枕在我的胳膊上好啰。”

“可不许耍赖，回头或者跟他搭话呀。”

“当然啰。”

有田老人预料这次打赌定会输的。老人心想即使输了，宫子还是让自己通宵枕着她的胳膊。可是，自己入梦了，谁知道还是不是枕在她的胳膊上呢。老人苦笑着走进了卖男服布料的布店里。目送着宫子和跟踪她的男人，老人心中不可思议地激荡着青春的活力。这不是忌妒。忌妒是不容许的。

老人家里有个美人，那是以女管家的名义雇来的。她比宫子大上十几岁，是个三十开外的人。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分别枕着这两个年轻人的胳膊，被她们抱着头，含着乳房，就像在母亲怀里。对老人来说，唯有母亲才能使他忘却这个世界的恐怖。老人告诉女管家和宫子她们彼此的存在。老人吓唬宫子：假使她们两个相互嫉妒，自己在恐怖之余，也许会变得狂暴，从而加害于她们，或是引起心脏麻痹猝然暴死。这么说是信口开河，老人有一种臆想被害的恐惧症。至于心脏衰弱的事，宫子早已知道，在必要时用柔软的掌心安详地给他摩挲胸口，或把美丽的脸颊悄悄地贴在他的胸间。这个叫梅子的女管家不见得不忌妒。宫子凭经验不由得觉察到有田老人刚进自己的家，讨好自己的日子，就是被梅子忌妒之时了。年轻的梅子对这样的老人还会有怨心吗？宫子觉得无聊，产生了一种厌世的情绪。

有田老人常在宫子面前夸奖梅子是“家庭式”的，所以宫子有时也感到老人是想从自己身上寻求一种娼妇式的东西。不过，对宫子也好，对梅子也罢，很明显老人渴望的是母性的温存。有田两岁时，生母就和父亲离婚了，接着来了继母。这个情况，老人对宫子反复说了好几遍。

“就说继母吧，如果是像宫子或梅子那样的人，到我们家来，我该有多幸福啊。”老人对宫子撒娇地说。

“这谁知道呢。我嘛，您要是继子我就虐待您。您一定是个可恨的孩子吧。”

“是个可爱的孩子呐。”

“为了弥补做继子受虐待的痛苦，您这把岁数，还找来两位好母亲，您不是很幸福吗？”宫子带着几分讥讽的口吻说。

老人却答道：“的确是啊。我很感谢哩。”

有什么可感谢的！宫子似乎动怒了。但对于这年近七旬还在辛勤工作的人的这般情形，她不禁又觉得可以从中悟到一点人生的哲理。

有田老人是个辛勤工作的人，他对宫子慵懒的生活感到焦灼。宫子一个人待着无所事事，每天过着似等非等老人的生活，青春的活力也逐渐消失了。女仆阿辰干吗这般精神百倍呢？宫子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老人外出旅行，总是由宫子陪伴。阿辰给她出主意，让她虚报房费。就是说，在账单上多开账目，将多收部分退给宫子。即使有旅馆给办这种事，宫子也觉得自己委实太凄惨了。

“要不就抽点茶钱和小费，请太太到隔壁房间去算账吧。老爷是讲究体面的，让他多给点茶钱和小费，他一定会给的。去隔壁房间之前，从中抽一部分，比如给三千元就抽一千，藏在腰带里或者罩衫胸间，人家是不会知道的。”

“哎呀，真叫人吃惊，这太小气，太琐碎了……”

然而，算算阿辰的工资，恐怕就不觉得琐碎了。

“可不琐碎呀。要攒钱嘛，得积少成多。像我们这种女人……要积蓄点钱，就得日积月累啊。”阿辰极力地说，“我是同情太太的，怎能忍心眼看老头子白白地吮吸太太的青春血液呢。”

有田老人一来，阿辰连声调都变了，简直好像烟花女子一样。对宫子来说，刚才阿辰那番话实在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宫子不禁寒心。但是比起阿辰的声调或话语，更使宫子寒心的是，有如日积月累的贮钱或与其相反，时光迅速流逝，宫子的青春年华也就消逝了。

宫子和阿辰所受的教育不同。战败以前，宫子是在所谓蜜罐儿中抚养成长的孩子，她的确没想到连付旅馆费都要从中捞取油水。她觉得似乎可以证实出谋划策的阿辰，在厨房里零零星星地揩过油了。就拿一剂感冒药来说，阿辰去买同幸子去买，价钱就相差五元十元的。阿辰就是这样积少成多的。她究竟积攒了多少钱呢？宫子出于好奇，也曾起过一个念头：从阿辰的女儿幸子那儿探听探听吧。看样子阿辰没有给她女儿零花钱，大概连存折也没给她女儿看过。反正数目有限，不屑一顾。然而对阿辰积少成多，犹如蚂蚁般的秉性又不能等闲视之。总之，阿辰的生活是积极的，而宫子的则无疑是病态的。宫子的年轻美貌，似乎是一种消耗品；相形之下，阿辰活着却不需消耗自己什么东西。宫子听说阿辰曾被阵亡的丈夫弄得吃尽了苦头，心中油然生起一种轻松的感觉。

“他逼得你哭了？”

“当然是哭了……几乎没有一天不把眼睛哭得红肿。他甩过来的火筷子，扎在幸子的脖颈上，如今还留着一块小伤疤呢。在脖颈后头，您瞧瞧就明白。那伤疤是再好不过的证据啦。”

“什么证据……”

“还问什么呢，小姐。不明白的，要说也说不出来啊。”

“可是，像你阿辰也会受人欺侮，可见男人还是了不起啊。”宫子佯装不知道的样子。

“是啊。不过，唉，要瞧你怎样看啰。那时候，我迷上了我的丈夫，简直就像被狐狸精迷住了，对他是真心实意的啊……如今狐狸精已经不附在身上了，太好啦。”

听阿辰这么说，宫子不禁又回忆起自己的少女形象来，那时由于战争，自己失去了初恋的情人。

宫子是在富裕家境中成长的，所以在某些时候，她对金钱恬淡无欲。二十万元对如今的宫子来说虽是一笔巨款，但已经失去的东西也只能算了。宫子家在战争中失去的，与最近失去的二十万元不能同日而语。当然，宫子是无法赚到二十万元的。出于需要，她才从银行提取这笔钱。宫子一时大惑不解。如果捡钱人把这二十万元巨款送回来，也许是会见报的。银行存折也放在里面，失主的姓名和住址都写得清清楚楚，会由捡钱人直接送到失主家里，或是由警察前来通知。宫子三四天来都很留意看报纸。她觉得跟踪她的男人也会知道她的姓名和住址。还是那男人偷走了吧？要不然就是那男子捡到了手提包，或者即使没有捡到，他不是应该紧紧跟踪上来才是吗？还是挨了人家用手提包打，吓得逃跑了呢？

宫子弄丢了手提包，是在银座让有田老人买白色夏季衣料后刚过一星期的事。在这一周内，老人没到过宫子家中。老人是在发生手提包事件翌日晚上才露面的。

“哎呀，您回家啦。”阿辰兴冲冲地相迎，把打湿了的伞接过来，又说：“您是走路来的吗？”

“啊，真是倒霉的天气。可能是梅雨天哩。”

“您感觉痛吗？幸子，幸子……”阿辰呼喊幸子。“对，对，我让幸子洗澡去了。”阿辰说着，就赤着脚走下地给老人脱鞋。

“如果已经烧好洗澡水，我想洗个澡暖和暖和。阴森森的，像今天这样天气骤冷，就……”

“有点不舒服了吧？”阿辰说着皱了皱那双小眼睛上面的短眉毛，“哎呀，我干了一件不合适的事。不知道您回来，我让幸子先洗澡去了，可怎么办呢？”

“不要紧的。”

“幸子，幸子，赶紧出来吧。你把浴缸表面那层轻轻舀出来，弄干净点……那边也好好冲冲……”阿辰急匆匆地走了，她把水壶坐在煤气炉上，点燃了浴缸的煤气，又折回来。

有田老人依然穿着雨衣，他伸出双腿自己摩挲。

“您洗澡时让幸子给您按摩一下吧？”

“宫子呢？”

“噢，太太说她看完新闻片就来……她是到新闻影院去，很快就会回来的。”

“请你给我叫个按摩师来。”

“嗯。是往常那个……”阿辰说着站起把老人的衣服拿过来，“洗澡之后更衣吧。幸子！”

阿辰又唤了一声幸子。

“我去把她叫来。”

“她已经洗好了吗？”

“嗯。已经……幸子！”

约莫一小时后，宫子回来时，有田老人已经躺在二楼的床铺上，让女按摩师给按摩了。

“很痛啊。”他小声地说。

“阴沉的雨天你还出门呐。再洗一个澡，可能会清爽些。”

“是啊。”

宫子不由得依靠着西服橱柜坐了下来。大概有一周没看见有田老人了。只见他脸色发白，心力交瘁，脸上和手上的淡茶色老人斑更加显眼了。

“我去看新闻片来着。看了新闻片，就觉得生气勃勃。路上本想不去看新闻片了，去洗头，可是美容院已停止营业，所以……”宫子说罢，看了看老人刚刚洗过的头。

“润发剂真香啊。”

“幸子拼命洒香水，香喷喷的。”

“据说她体臭得厉害。”

“嗯。”

宫子进入了洗澡间，洗了头。她把幸子唤来，让幸子给她用毛巾擦干头发。

“幸子，你的脚多可爱呀。”

宫子原先将两只胳膊肘支在膝上，这会儿伸出一只手去触摸眼皮底下幸子的脚背。幸子忒忒的颤抖，直传到宫子袒露的肩膀上。幸子也许是继承了阿辰的秉性，手脚似乎也有些不干净。她只拿了宫子扔在纸篓里的用旧的口红、断齿的梳子、掉落的发夹子一类的小玩意儿。宫子也知道幸子憧憬和羡慕自己的美貌。

浴后，宫子在白地蓟草花纹的单衣上披了一件短外褂，然后给老人按摩腿脚。她思忖着：倘若自己住进老人家里，恐怕就得每天给老人按摩腿脚了吧。

“那个按摩师，手法很高明吧？”

“拙劣得很。还是来我家那个高明哩，她一来娴熟干练，二来按得认真。”

“也是个女子吗？”

“对。”

宫子想起老人家里那个所谓女管家梅子，也是每天都给老人按摩的，就不由得厌烦起来，手劲也没有了。有田老人攥住宫子的手指，让她按摩坐骨神经末梢的穴位。宫子的手指紧贴上去。

“像我这样细长的指头恐怕不带劲吧。”

“是吗……未必吧。年轻女子的手指充满了爱的力量，好极了。”

一股凉意爬上了宫子的背脊。她的手指一离开穴位，又被老人攥住了。

“像幸子那样，手指短短的不是很好吗？您让幸子学习按摩怎么样？”

老人沉默不语。宫子倏然想起雷蒙·拉迪盖[1]的《魔鬼附身》里的一句话来。她是看过电影才读原作。玛尔特说：“我不希望你的一生遭到不幸。我哭了。可不是吗？对你来说，我实在是老。”“这种爱的语言，就像孩子般使人珍惜。从今以后，即使我感到怎样的热情，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也决不会说自己老了而哭泣，再没有东西比这种纯洁的爱情更能扣动人们的心弦。”玛尔特的情人是十六岁。十九岁的玛尔特比二十五岁的宫子年轻多了。委身老人、虚度年华的宫子，读到这里受到异常的刺激。

有田老人总是说宫子长得比实际年龄还年轻。这不仅是老人的偏袒，无论谁都觉得宫子年轻。宫子也感到有田老人之所以说自己年轻，是因为老人喜欢并思慕自己风华正茂。老人害怕并伤心的是宫子的容颜失去姑娘的本色，或者身体肌肉变得松弛。一加思索，年近七旬的老人，对一个二十五岁的情妇，尚且盼望她年轻，不免令人感到奇怪的肮脏。但是宫子不知不觉忘了责备老人，毋宁说有时被老人牵诱，似乎也盼望自己年轻。年近七旬的老人，一方面期望宫子年轻，另一方面又对二十五岁的宫子渴望着一种母性的爱。宫子并不打算满足老人这种欲望，但有时候也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就像母亲一般。

宫子一边用拇指按住趴着的老人的腰部，一边用胳膊支住，要骑上去似的。

“你就骑在腰上吧。”老人说，“轻轻地踩在上面吧。”

“我不愿意……让幸子来弄好吗？幸子个子小，脚丫也小，更合适吧。”

“那家伙是个孩子，还害羞呐。”

“我也觉得害臊嘛。”宫子边说边想，幸子比玛尔特小两岁，比玛尔特的情人大一岁。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您打赌输了，就不来了吗？”

“那次打赌吗？”老人好像甲鱼般转动着脖子，“不是的，是神经痛呐。”

“是因为到您家来的按摩师手法高明吗？”

“嗯，噢，也可能是吧。再说我打赌输了，又不能枕你的胳膊……”

“好吧，就给您弄。”

宫子很了解，有田老人已经让她按摩了腰腿，剩下的就是把脸埋在她怀里，享受符合年龄的快乐。繁忙的老人，把自己在宫子家里过的时间，称作“奴隶解放”的时间。这句话让宫子想起，这才是自己的奴隶时间呢。

“洗澡后穿单衣要着凉的，行了。”老人说着翻过身来。一如所料，这回老人想享受枕胳膊。宫子对按摩也腻烦了。

“可是，你被那个戴蓝帽子的男人跟踪，是什么滋味呢？”

“心情痛快呗。同帽子的颜色没关系嘛。”宫子故意绘声绘色地说。

“如果只是跟踪，戴什么颜色的帽子倒无所谓，不过……”

“前天，有个奇怪的男子一直跟踪我到那家药铺，我丢了个手提包。太可怕了。”

“什么？一周之内竟有两个男子跟踪你？”

宫子让有田老人枕着胳膊，一边点点头。老人同阿辰不一样，他觉得走路丢了手提包，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许他对宫子被男子跟踪一事惊愕不已，无暇怀疑别的了。老人的震惊让宫子多少感到愉快，为此放松了身体。老人把脸埋在她怀里，从温乎乎的胸怀中掏出双手按在太阳穴上。

“你是我的。”

“是啊。”

宫子像孩子般地回答过后就一声不响了，眼泪簌簌地掉落在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头上。灯熄灭了。也许那男子已经捡到手提包了吧。那男子下定决心跟踪宫子的瞬间，欲哭未哭的神情，浮现在昏暗之中。

男子像是“啊”的一声呼唤，事实上听不见，宫子却听见了。

与男子擦肩而过，驻足回首的当儿，宫子的头发、耳朵和脖颈顿时渗出一股刺骨的悲伤来。

他“啊”地喊了一声，头晕目眩，眼看就要倒下去。这般情形，事实上看不见，可宫子却看见了。这声呼唤，事实上听不见，宫子却听见了。宫子回首瞥见男子欲哭未哭这一瞬间，那男子便决定跟踪她了。这男子似乎意识到悲伤，但他已经迷失了自己。宫子当然不会迷失自己，却感到从男子躯壳摆脱出来的影子，仿佛悄悄地钻进了自己的心窝里。

宫子起初只回头一瞥，后来再没有掉头看后面了。她对男子的相貌已了无印象。如今只有那张朦胧欲哭的扭曲的面孔，在黑暗中浮现在她的脑际。

“真有魔力啊。”过了一阵子，有田老人才喃喃自语了一句。宫子忍不住眼泪直流，没有作答。

“你是个有魔力的女人啊。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男子跟踪，你自己不害怕吗？肉眼看不见的恶魔住在这里面呢。”

“好痛啊！”宫子的胸缩了一下。

宫子想起含苞待放的妙龄，乳房开始作痛的时候来。当时自己那洁净的赤身形象又如在眼前。如今虽说显得比年龄年轻，可已经完全是女人的身体了。

“净说些用心不良的话，难怪神经痛了。”

对他荒唐的说法，宫子随便回敬了一句。随着体型的变化，宫子心想，一个纯朴的姑娘如今也变成了用心不良的女人了。

“有什么用心不良？”有田老人认真地说，“让男子跟踪，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

“你不是说心情痛快吗？陪着我这样的老头子，你大概有怨恨要报复吧。”

“报复什么呢？”

“这个嘛，也许是对人生，也许是对不幸吧。”

“说心情痛快也好，说没有意思也罢，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啊。”

“是不简单啊。所谓对人生报复，不是简单的事。”

“那么说，您陪着我这样年轻的女人，是要对人生报复喽？”

“啊？”老人支吾了一声，却又说，“不是什么报复。要说报复，我是属于遭报复的一方，也许是正遭报复的一方呐。”

宫子没有留心听他的话。她心里在想：自己既已说出手提包丢了，是否坦白里头装有一笔巨款，让有田老人补偿呢？但二十万元这笔钱太大了，金额该说多少呢？虽说是向老头子要的钱，却是自己的存款，自己随便支配。假使说这是供弟弟上大学用的钱，向老头子请求时会容易些。

小时候，有人说如果宫子同弟弟启助调个个儿，是男人就好了。然而自从被有田老人蓄为小妾之后，她可能是丧失了希望的缘故，养成了挥霍的毛病，性情变得懦弱了。“妾者爱计较容貌，正室则不讲究，这是理所当然的。”宫子在一本什么书上读过古人这样一段话，她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很是悲伤，连对美貌的自豪也失去了。她被男子跟踪的时候，这种自豪感也许又涌了上来。宫子本人也明白，男子跟踪自己，不只是因为自己貌美。也许正如有田老人所说的，自己洋溢着一股魔力吧。

“不过，这令人担心啊。”老人说，“有种捉迷藏游戏吧。常被男子跟踪，不就像捉恶魔游戏吗？”

“也许是那样吧。”宫子奇妙地回答，“人当中有一种迥异的魔族存在，也许真有另一种魔界的东西呢。”

“你感觉到它了吗？你这个人真可怕啊。小心犯错哟，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的兄弟姐妹中可能有这种情况，就以我那个女孩子般的老实弟弟来说吧，他也写了遗书呢。”

“为什么？”

“这是很无聊的。弟弟本想同他要好的朋友一起升大学，可是自己又去不了，如此而已……这是今年春上的事了。这位朋友姓水野，他家境好，人也聪明。他对我弟弟说：‘入学考试时，如果可能，我教你，就是写两份答案也可以。’弟弟的成绩也不坏，可是他胆小，临场怯阵，担心在考场上犯脑贫血，结果真的犯了脑贫血。即使考试通过，也没指望入学，所以更胆怯了。”

“这个情况，你以前没说过嘛。”

“就是告诉您，又有什么用呢？”

宫子顿了顿，接着又说：

“这个姓水野的孩子，成绩很好，没有问题。母亲为了让弟弟入学，花了好多钱呢。为了祝贺弟弟入学，我也在上野请他们吃晚饭，然后到动物园去观赏夜樱。有弟弟、水野、水野的恋人……”

“哦？”

“虽说是恋人，只有十五岁呐，是周岁……就在动物园观赏夜樱的时候，我被一个男人跟上了。他带着太太和孩子，却竟把她们扔在一边，跟踪起我来了。”

有田老人显得十分惊讶的样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要这样做？我羡慕水野和他的恋人，感到哀伤。但决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呀。”

“不，还是因为你的关系。你不是挺愉快的吗？”

“你真残酷！我哪儿愉快过啦？就说丢手提包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就用手提包打了他。也许是扔给了他。当时不顾一切，现在什么也记不清了。手提包还装了我的一大笔款呢。母亲要向父亲朋友借一笔款子供弟弟上大学，正在伤脑筋的时候，我想给母亲点钱，就从银行把钱支出来，回家路上……”

“里面装了多少钱？”

“十万元。”宫子不由自主地说了半数。老人倒抽了口气。

“嗯，确是一笔巨款啊。就这么被那男子抢走了……”

宫子在幽暗中点了点头。她的肩膀突突地颤抖，心也扑通扑通地跳。老人也感觉到了。宫子把金额说了半数，更加感到屈辱了。那是搀杂着某种恐惧的屈辱。老人用手慈祥地抚爱宫子。她想那半数大概会得到补偿吧，眼泪又夺眶而出了。

“不要哭了。这种事如果重复多遍，将来就要犯大错呀。被男子跟踪的事，你所说的前后矛盾百出嘛，不是吗？”有田老人平静地责备了一句。

老人枕着宫子的胳膊入睡了。但是宫子却未能成眠。梅雨连绵不断。只听呼呼的鼾声，让人仿佛不知道有田老人的年龄了。宫子将胳膊抽出来。这时她用另一只手将老人的头悄悄抬了抬，却没把老人弄醒。这老人讨厌女人，可竟在女人身旁，毋宁说是依靠女人才安稳地睡着。这事如同刚才老人所说，宫子也感到是一件矛盾百出的事，而且矛盾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可憎。有田老人之所以讨厌女人，默默中宫子也完全明白。老人三十来岁的时候，妻子出于忌妒自杀身亡了。也许是女人可怕的忌妒心渗进他的骨髓，他一看见女人有点忌妒的神态，就马上拒之千里。宫子出于自尊自重，也出于自暴自弃，本来不忌妒有田老人什么，不过她毕竟是个女人，一时失言，终于脱口说出了带有忌妒性的话。老人露出了厌恶的神色，使宫子的忌妒完全冻结了。她感到落寞惆怅。然而，老人讨厌女人，好像不仅是因为女人的忌妒，也不是由于自己老迈。对于生来讨厌女人的人，宫子嘲笑说：女人有什么可忌妒的。可是一想到有田老人和自己的年龄问题，又觉得说什么老人讨厌女人或喜欢女人之类的话，未免太可笑了。

宫子忆起自己曾羡慕过弟弟的朋友及其恋人。她也是从启助那里听说，水野有个叫町枝的恋人。宫子在祝贺弟弟他们入学那天，第一次见到了町枝。

“简直没有看见过那样纯洁的少女啊。”启助以前曾经这样讲过町枝。

“十五岁就有恋人，不是早熟吗？不过，是啊，虽说是十五岁，虚岁就十七啦。现在的孩子十五岁有恋人，还是有好处的呀。”宫子又改口说：“不过，阿启，女人真正的纯洁你懂吗？光凭萍水相逢，恐怕很难了解吧。”

“当然了解。”

“你说，什么是女人的纯洁呢？”

“这个问题哪能谈得清楚哟。”

“阿启你那样看，可能也是那样吧。”

“就说姐姐吧，一看见那个人就能了解嘛。”

“女人的用心不简单哟，并不像阿启你那样天真……”

也许启助还记得宫子这番话，宫子在母亲家中第一次同町枝相见时，启助比水野的脸更红，他有点慌了神。宫子不好让弟弟的朋友上自己家里来，便决定在母亲家中聚会。

“阿启，姐姐也赏识那个孩子。”宫子在里间一边给启助穿上新的大学制服，一边说。

“是吗？哎哟，竟忘穿袜子了。”启助说罢，坐了下来。

宫子掀了掀蓝色百褶裙，也在他面前坐下来。

“姐姐也为水野祝福吧。为此我才叫町枝一起来的。”

“是啊，我祝福他。”

莫非启助也喜欢町枝？宫子很同情意志薄弱的弟弟。

启助神采飞扬地说：“据说水野家是极力反对的，于是就给町枝家写了信……信中措词很不礼貌，气得町枝家也火冒三丈。就说今天吧，町枝是偷偷来的。”

町枝一身女学生的水手服。她带来了一小束蝴蝶花，说是祝贺启助入学的。她把花插到放在启助书桌上的玻璃花瓶里。

宫子准备去观赏上野公园的夜樱，邀他们到了上野的中国饭馆。公园人山人海，简直无立锥之地。樱树凋残，花枝也不青翠。可是借助灯光，花色仍浓，呈粉红的颜色。不知町枝是少言寡语，还是顾忌宫子，不怎么说话，只是谈起了自家的庭院里，樱花花瓣落满了刚修剪过的枝头，清晨起来映入眼帘，实在太美了。她还说，来启助家的路上，看到像半生不熟的蛋黄似的夕阳，浮现在护城河畔的街树樱花丛中。

这清水堂旁边过往的行人稀稀疏疏。走下昏暗的石阶时，宫子对町枝说：

“记得我三四岁的时候……曾叠了纸鹤，同母亲一起到清水堂，把它吊起来，祈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

町枝没有言语，她同宫子一起在石阶上驻足不前，回首望了望清水堂。

那条直通博物馆的路，人潮汹涌，挤得水泄不通。她们拐往动物园的方向。东照宫的甬道两旁，点燃着篝火。她们登上了石板道。排列在甬道上的石灯笼，在篝火的相映下形成一个个黑影，上面漫掩着簇簇樱花。赏花客东一团西一簇地围坐在石灯笼后面的空地上，中央都点着蜡烛，人们在设筵摆宴。

醉汉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时，水野充当了盾牌，在后面护卫着町枝。启助距他们两人稍远，站在醉汉和他们两人之间，仿佛在保护着他们两人。宫子抓住启助的肩膀，躲闪着醉汉，心想，启助这么有勇气啊！

町枝的脸映着篝火的亮光，显得更加艳美了。她那面颊的颜色，宛如一本正经地紧闭着嘴的圣女。

“姐姐。”町枝说罢，冷不防地躲藏到宫子背后，几乎贴了上去。

“你怎么啦？”

“学校的同学……和父亲一起呐。是我家的近邻。”

“町枝也要躲藏吗？”宫子边说边和町枝一起回过头去，无意中抓住了町枝的手不放，就这样继续往前走。接触町枝的手的瞬间，宫子几乎喊出声来。虽同是女性，却带来了无尽的凉爽与快意。不仅是她柔滑腻润的手，还有她那少女的美，渗进了宫子心中。

“町枝，你很幸福啊。”宫子只说了这样一句。

町枝摇了摇头。

“呀，为什么呢？”

宫子吃惊地盯着町枝的脸。町枝的眼睛在篝火的映照下熠熠生光。

“你也有不幸的事吗？”

町枝沉默不语，把手松开。宫子已经好几年没有同女朋友手牵着手走路了。

宫子和水野经常见面。这天晚上她的视线几乎被町枝吸引过去。她一见町枝，就勾起绵长的忧愁，仿佛想要独自走向遥远的地方。即使在马路上和町枝擦肩而过，恐怕也会回头久久地凝望着她的背影吧。男人跟踪宫子也是出于这种奔放的感情吗？

厨房里传来了瓷器掉落或倒下的声音，宫子才苏醒过来。今晚老鼠又出来了。要不要起来到厨房去看看呢？宫子犹豫不定。好像不止一只老鼠。也许有三只。她觉得老鼠好像也被梅雨淋湿了，伸手去摸了摸自己洗后披散的头发，悄悄地抑制住那股冰凉的感触。

有田老人心胸郁闷，激烈地扭动着身子。宫子蹙起眉头，心想，又来劲了。她远远地躲开他。老人经常被噩梦魇住。宫子已经习惯了。老人像行将被勒死的人，肩膀大起大伏，胳膊好像要拂掉什么，重重地打了一下宫子的脖颈。呻吟声一阵紧似一阵。把他摇醒就好了。可是宫子将身体绷紧，纹丝不动。她心头涌上了一缕残忍的思绪。

“啊！啊！”

老人一边喊叫一边挥舞着手，他是在梦中寻觅宫子。有时候，只要他紧紧搂住宫子，无需睁眼，也会平静下来。但是，今晚他的悲鸣把自己惊醒了。

“啊！”

老人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贴近宫子。宫子安详地把身体放柔和了。每次都如此。

“您做了可怕的噩梦吧？”宫子连这样的话也没说。然而，老人不安似的问：

“有没有说什么梦话？”

“没说什么，只是被噩梦魇住了。”

“哦。你一直没睡着吗？”

“睡不着。”

“哦，谢谢。”

老人把宫子的胳膊拉到了自己的颈项底下。

“梅雨天更不行啦。你睡不着，大概也是梅雨的关系哩。”老人羞惭地说，“我还以为我的喊声太大，把你吵醒了呢。”

“就算睡着，还不是要经常起来吗？”

有田老人的喊声，把睡在楼下的幸子也吵醒了。

“妈妈、妈妈，我害怕。”幸子胆怯，紧紧搂住阿辰。阿辰抓住女儿的肩膀，一边把她推开一边说：

“怕什么呢，不是老爷吗？老爷才害怕呢。老爷有那个毛病，一个人睡不好觉啊。就是旅游，也要带太太去，非常宠爱太太呢。要是没有那个毛病，按他的年龄是不需要女人的。他只不过是在做噩梦罢了。没有什么可怕的嘛。”

六七个孩子在坡道上戏耍，中间也杂有女孩子。大概是学龄前儿童，从幼稚园回家的吧。他们中的两三个手持短木棒，没拿短木棒的孩子也装作拿了，大家弓着腰，佯装拄手杖的样子。

“爷爷、奶奶，直不起腰来……爷爷、奶奶，直不起腰来……”他们边唱边打拍子，跌跌撞撞地走着。歌词就这么几句，翻来覆去地唱个不停，不知有什么意思。与其说是在疯吵戏谑，莫如说他们有一股认真的劲头，潜心于自己的举动。他们的姿势越来越夸张，越来越激烈了。一个女孩子踉踉跄跄地倒下去了。

“哇，痛啊，痛啊。”女孩子模仿老太婆的动作抚摩着腰部，又站起来，加入了合唱。

“爷爷、奶奶，直不起腰来……”

坡道尽头就是高高的土堤。土堤上缀满新草，松树不规则地散布各处。虽然松树并不粗大，但它们的丰姿呈现在春日黄昏的天空之下，宛如昔日画在纸隔扇或屏风上的棵棵青松。

孩子们从坡道正中，蹒跚地朝映着夕阳余晖的方向爬上去。尽管他们东摇西晃，但这条坡道上，威胁孩子们的汽车很少过往，人影也稀稀疏疏。东京的屋敷町何尝没有这种地方？

这时候，一个少女牵着一只柴犬从坡道下面登上来。不，还有个人，是桃井银平跟在这个少女后面。但是，银平已醉心于少女而丧失了自己。他还能算是一个人吗？这是个疑问。

少女在坡道一侧的银杏树荫下悠悠漫步。只有一侧街树林立，有街树一侧才有人行道。另一侧紧挨柏油马路，赫然屹立着一道石头墙。这是一家大宅邸的石头墙，沿着坡道绵延而上。战前街树一侧是贵族的宅邸，内宅深广。人行道旁挖了一条深沟，垒着石崖。也许是有点模仿护城河的形式。沟对面是平缓的斜坡，种植着小松树。松树也残留着前人精心修剪过的痕迹。松林上方可以看见一堵白色的围墙。围墙低矮，耸着瓦顶。银杏树高耸，芽叶稀疏，不足以把枝头掩盖，其高度和方向迥异，在斜阳的辉映下浓淡有致，娇嫩得如少女的肌肤一般。

少女上身穿着白毛衣，下身是粗布裤子。卷起了灰色的蹭旧的裤边，露出红色的格子，鲜艳夺目。叠短的裤子和帆布运动鞋之间，可以窥见少女白皙的脚。浓密光滑的黑发披垂在双肩上，从耳朵到脖颈白净得出奇，实在美极了。她牵着狗链，肩膀稍微倾斜。这位少女奇迹般的魅力牵掣着银平。光是红色格子的叠边和白帆布运动鞋之间看到的洁白肌肤，就足以使银平的内心充满了哀伤，以致想死，或想把少女杀死。

银平回忆起从前故乡的表姐弥生，回忆起从前的学生玉木久子，但如今他感觉她们根本无法与这位少女相提并论。弥生肌肤白皙，却黯淡无光。久子肌肤微黑，却色泽凝重。她们都没有这少女那种天仙般的风韵。再说，同与弥生游玩时的少年银平和接近久子时的教师银平相比，现在的银平落魄潦倒，心力交瘁。虽是在春日的黄昏，他却仿佛置身刺骨的寒风之中，衰萎的眼眶里镶满了泪珠，登上一小段坡道，他便气喘吁吁，膝盖以下麻木无力，已追不上少女了。银平还没有看见少女的脸。他想，至少要同少女并肩走到斜坡上，哪怕是谈谈狗也好。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眼下就有此良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银平张开右掌挥了挥。这是他边走边激励自己的习惯。此刻唤起这样的感触：手里捏着还有体温的死老鼠，睁大眼睛、嘴流鲜血的老鼠死尸。那是湖畔弥生家的那只日本梗在厨房里逮到的老鼠。狗叼着老鼠不知该怎么处置，就这么呆呆地站着。弥生的母亲对它说了些什么，然后拍了拍它的头，它就乖乖地放开了。老鼠落在地板上，狗又要跳跃过去，弥生却把狗抱了起来。

“好了，好了。你真棒，真棒呀。”弥生抚慰着狗说。然后她命令道：“银平，你把老鼠拿走吧。”

银平连忙把老鼠捡起，老鼠嘴里流出的血，滴了一滴在地板上。它的身体还温乎乎的，实在令人毛骨悚然。虽说瞪大眼睛，却是老鼠那可爱的眼睛。

“快点扔掉吧。”

“扔在哪儿？”

“扔到湖里去好啰。”

银平到了湖边，抓住老鼠的尾巴，使劲往远处扔去。在黑黢黢的夜里，只听见扑通响起孤寂的水声。银平一溜烟地逃回家去。弥生不就是大舅舅的女儿吗？银平悔恨不已。那是他十二三岁的往事了。他做了一个被老鼠吓呆了的梦。

小狗逮过一次老鼠，就老记住这件事，每天都盯着厨房。人同狗说些什么，狗就如同听到老鼠声，飞奔到厨房去。没见它的踪影，它肯定蹲在厨房角落里。可是它又不能像猫那样。抬头望见老鼠从搁板顺着柱子往上爬，它就歇斯底里地吠叫起来，活像被老鼠附身，变得神经衰弱了。银平憎恶那只眼睛变色的狗。他从弥生的针线盒里偷了一根带着红线的缝针，伺机扎穿狗的薄耳朵。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吧。事后大家吵吵嚷嚷，如果缝针带着红线穿过狗耳朵，人们就会怀疑这是弥生干的。银平在狗耳朵上一落针，狗发出悲鸣逃之夭夭，没有扎成。他将缝针藏在口袋里，折回自己家中，在纸上画了弥生和狗的像，用那根红线缝了好几针，然后放进书桌的抽屉。

银平想同牵狗的少女谈谈狗，也就不由得联想起那只逮老鼠的狗。银平讨厌狗，谈狗也不会有什么好话。他觉得要是接近少女牵着的那只小狗，小狗定会咬他的。但是，银平没有追上少女，当然不是狗的缘故。

少女边走边弯下腰，解开了小狗脖圈上的链条。小狗获得了解放，跑到少女前面，又跑回少女后边，越过少女，飞跑到银平的眼前。它嗅了嗅银平的鞋。

“哇。”银平呼喊一声，跳了起来。

“阿福，阿福。”少女呼喊着小狗。

“喂，请帮个忙。”

“阿福，阿福。”

银平失去了血色。小狗回到了少女身边。

“啊，太可怕了。”银平打了个趔趄，蹲了下来。这个动作有点夸张，虽是为引起少女的注意，可银平确是头晕目眩，闭上了眼睛，心房激烈地跳动，稍稍想吐，又吐不出来。他按着额头，半睁眼睛，只见少女又将链条挂在小狗脖子上，连头也不回便爬上了斜坡。银平义愤填膺，感到无比屈辱。他猜测那只小狗嗅他的鞋，一定嗅出了脚的丑陋吧。

“畜牲，我要缝那只狗的耳朵。”银平嘟囔了一句，跑步登上坡道。在追上少女时，怒气消失了。

“小姐。”银平用嘶哑的声音呼喊。

少女只扭过头来，垂发飘拂，那脖颈之美，使银平苍白的脸也燃烧起来。

“小姐，这只狗真可爱呀。是什么种呢？”

“是柴犬。”

“哪里的呢？”

“甲州。”

“是小姐的狗吗？每天都固定时间出来遛狗吗？”

“嗯。”

“散步总走这条路吗？”

少女没有作答，但看样子她也不觉得银平特别可疑。银平回头望了望坡道下面。哪儿是少女的家呢？在新绿丛中像有一户和平幸福的家庭。

“这只狗会捉老鼠吗？”

少女没有一丝笑容。

“捉老鼠的是猫，狗不捉老鼠对吧。不过，倒是有的狗捉老鼠，从前我家里那只狗可会抓老鼠哩。”

少女连看也不看银平一眼。

“狗和猫不同，即使捉到老鼠也不吃。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去扔死老鼠。”

银平说了些连自己都觉得厌烦的话，那只从嘴角流出鲜血的死老鼠又浮现在眼前。他窥见了老鼠咬紧的白牙齿。

“那是叫日本梗的种类吧。那家伙颤动着弯曲的细腿奔跑，我很讨厌。狗和人，都是有各式各样的啊。狗能这样同小姐出来散步，真幸福啊。”银平说。他大概忘却了方才的恐惧，弯下腰身想去抚摸狗的脊背。少女忽然将链条从右手倒到左手，让狗躲开了银平的手。银平的眼里映现出狗在移动。他想去紧紧搂住少女的脚，好容易才按捺住涌上心头的这种冲动。每天傍晚少女必定牵着狗，登上这条坡道，在银杏树荫下散步。躲在土堤上偷看这位少女吧。脑际倏地掠过这一希望，很快也就打消了刚才那个坏念头。银平心怀释然。他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恍如赤裸着身子躺在嫩草上一样。少女将永远地朝着土堤上银平所在的方向，登上这坡道来。这是多么幸福啊。

“对不起。这只小狗很可爱，我也是喜欢狗的……只是，我讨厌捉老鼠的狗。”

少女没有任何反应。坡道尽头就是土堤。少女和狗踏着土堤的嫩草走去了。一个男学生在土堤对面站起身，走了过去。少女先伸出手去握住男学生的手。银平一阵目眩，惊讶不已，原来少女是借口遛狗到这儿来幽会的！

银平发现少女那双黑眼睛是被爱情滋润才闪闪发光的啊。这突然的震惊使他头脑有点发麻了，感到少女的眼睛恍如一泓黑色的湖水。他多么想在这清亮纯净的眼中游泳，在那泓黑色的湖水中赤身游泳啊。银平心中交织着奇妙的憧憬和绝望。他无精打采地走着，很快便登上了土堤，仰身躺在嫩草上，凝望苍穹。

原来学生是宫子弟弟的同学水野，少女是町枝。宫子为了祝贺弟弟和水野入学，把町枝也叫来观赏上野的夜樱，是约莫十天前的事了。

在水野看来，町枝那一双几乎占满整个眼眶的黑眼珠水灵灵的，闪烁着亮光，美极了。水野被吸引过去，看她看得入迷了。

“早晨，我真想看看町枝醒来时那双眨巴着的眼睛啊。那时的眼睛该多好看啊。”

“一定是睡眼惺忪吧。”

“不会的。”水野不相信，“我一睁眼就想见町枝你呐。”

町枝点点头。

“一直以来，我是醒来两个小时内才能在学校见到町枝呀。”

“醒来两个小时内，你是说过的。打那以后，清晨一起来我也就想到两小时内……”

“那就不是睡眼惺忪啦。”

“谁知道呢。”

“有拥有这样一双黑眼睛的人，日本是个好国家啊。”

这双墨黑的眼睛把眉毛和嘴唇衬得更美了。黑发和眼色相互辉映，实在艳丽到了极点。

“你是借口遛狗从家里出来的吧？”水野探问道。

“我没说，可我牵着狗，一看我这副模样就明白了嘛。”

“在你家附近会面，很冒险啊。”

“我不忍心欺骗家里人。如果没有狗，我就出不来了。就是能出来，也会挂着一副羞涩的脸回去，家里人一看就会明白呀。水野，你们家比我们家更不同意我们的事吧？”

“不谈这个啦。反正我们俩都是从家里出来，又要回家去的，如今想家中的事，太没意思了。既然是出来遛狗，就不能待太长时间吧。”

町枝点点头。两人在嫩草地上坐下来。水野把町枝的狗抱起放在膝上。

“阿福也认得水野哩。”

“假使狗也会说话，它说出去，咱们从明天起就不能再会面啦。”

“即使不能见面，我也要等着你，这行了吧。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你那所大学。这样一来，又能在醒来两小时内……”

“两小时内吗……”水野喃喃地说。

“总会有不等两个小时也行的时候，一定会的。”

“我母亲说太早了，她不信任我。但我觉得早了倒是幸福。我想更小更小的时候就能遇到水野你呢。无论年纪多小，初中时代也好，小学时代也好，只要遇到你，我一定会喜欢你。我还是个婴儿时，就被人背着走这条坡道，在这土堤上游玩。水野，你小时候没走过这坡道吗？”

“好像没走过。”

“是吗？我经常想，我还是婴儿时，是不是也在这坡道上见过水野你，所以，我才这样喜欢你的……”

“我小时候要是走过这斜坡就好了。”

“小时候，人家总说我可爱。在这坡道上，我经常被一些不相识的人抱起来呐。那时我的眼睛比现在更大更圆。”町枝黑黑的大眼睛看向水野，“前些时候，各家中学都在举行毕业典礼。下了坡道，往右拐就是护城河，那里有小船出租。牵着狗穿过去，就可能看见一些今年刚初中毕业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把毕业证书卷成圆筒，拿在手里，乘着小船。我想他们大概是为了纪念别离才来划船的，真令人羡慕啊。有的女孩子手拿毕业证书，倚靠在桥栏上望着同学们划船。我中学毕业时，还没认识你呢。水野，你同别的女孩子游玩过吧？”

“我才不跟女孩子们玩呢。”

“是吗……”町枝歪了歪脑袋。

“天气转暖，小船下水之前，护城河有的地方还结冰，那里有很多野鸭。我记得那时还想，踏在冰上的鸭子和浮在水面的鸭子哪个冷呢？据说因为有人打野鸭，它们白天逃到这里来，一到傍晚，要么回到乡村的山坳，要么回到湖里……”

“是吗？”

“我还看见庆祝五一节举着红旗的队伍从对面的电车道通过呐。当时银杏树刚刚吐出嫩叶，一面面红旗通过其间，我只觉得美极了。”

他们两人所在坡下的护城河被填平了，从傍晚到夜间变成高尔夫球的练习场。那对面的电车道上，屹立着银杏树，黑色的树干在一簇簇嫩叶下面显得特别醒目。黄昏的天空在树梢顶端笼罩上桃红色的雾霭。町枝用手抚摩着水野膝上的狗脑袋。水野双手紧紧握住町枝这只手。

“我在这里等你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低沉的手风琴声。我闭上眼睛就躺下来了。”

“什么曲子？”

“是……好像是《君之代》……”

“《君之代》？”町枝吓了一跳，她靠近了水野，“什么《君之代》，水野你不是没当过兵吗？”

“也许是我每天晚上很晚收听广播《君之代》的缘故吧。”

“每天晚上我都静静地说声‘水野，晚安’。”

町枝没有把银平的事告诉水野。她并不觉得自己曾被一个奇怪的男人缠住搭话，而且早就忘记了。银平正躺在嫩草上，要看还是能够看见的。即使看见他，也不会注意到他就是刚才那个男子吧。银平却不能不注意他们两人。一阵泥土的凉气爬上他的脊背。正处在穿冬大衣和稍暖的大衣之间的季节，银平却没有穿大衣。他翻过身来，面向町枝他们两人。他不是羡慕他们两人的幸福，而是诅咒他们两人。他闭上眼睛不久，就浮现出一幕幻影，仿佛看到他们两人乘着熊熊的烈焰从水上漂荡而来。他觉得，这般情景证明了他们是不会永远幸福的。

“阿银，姑妈真漂亮啊。”

银平仿佛听见了弥生的声音。银平曾和弥生双双坐在湖边盛开的山樱树下。樱花倒映在水中。不时传来小鸟的啁啾声。

“姑妈说话时露出牙齿，这是我最喜欢的。”

说不定弥生会感到遗憾，那样一个美人为什么嫁给像银平父亲这样的丑男子呢？

“父亲是姑妈唯一的同胞之亲。我父亲说，阿银的父亲既已过世，让姑妈带着阿银回到我们家住好了。”

“我不干！”银平说罢，涨红了脸。

他是为要失去母亲而觉得厌烦，还是为能和弥生住在一起而感到腼腆呢？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那时节，银平家中除母亲外，还有祖父母以及大姑妈。大姑妈是离婚回到娘家的。银平虚岁十一那年，父亲死于湖里，他头部带有伤痕。有人说，他是被人杀死扔在湖里的。他喝了湖水，也像是溺死的。也有人怀疑，可能是在岸边和什么人争吵被推下水中。令人可恨的是，弥生家里有人指桑骂槐，说银平的父亲大可不必特地到妻子老家来自杀嘛。十一岁的银平痛下决心：假使父亲是被人下毒手，就非要找到这个仇人不可。他到了母亲老家，就来到浮上父亲尸体的地点附近，躲在胡枝子的繁枝茂叶之中，观察过往的行人。他绝不想让杀死父亲的人平安无事地通过那里。有一回，一个牵着牛的男人走过来，牛发起脾气，银平吓晕了。有时还绽开白胡枝子花，银平折了一朵花，带回家里，夹在书本里做标本，他发誓要报仇。

“就说我母亲吧，她也不愿意回去呀。”银平对弥生愤愤地说，“因为我父亲在这村上被人杀了。”

弥生看见银平刷白的脸，吓了一大跳。

弥生还没有告诉银平，村里人传说银平父亲的幽魂会在湖边出现呐。据说只要经过银平父亲死亡的那湖岸边，就会听见脚步声尾随而来，回首顾盼却不见人影。拔腿就逃跑，幽魂的脚步不能走动，人跑远了幽魂的脚步声也就听不见了。

连小鸟的啁啾声从山樱梢顶传到下面的枝头，弥生也都联想到幽魂的脚步声。

“阿银，回家吧。花倒映在湖面上，不知怎的，真叫人生怕哩。”

“不用怕。”

“阿银，你没有好好看呀。”

“不是很漂亮吗？”

银平使劲拽住了站起来的弥生的手。弥生倒在银平身上。

“阿银。”弥生喊了一声，弄乱了和服的下摆，逃走了。银平追了上去。弥生喘不过气，停下了脚步，猛地搂住银平的肩膀。

“阿银，同姑妈一道到我家来吧。”

“不愿意！”银平边说边紧紧地拥抱她，眼泪旋即从眼眶里流溢出来。弥生也用模糊了的眼睛，凝望着银平，久久才开口说：

“姑妈曾对家父说：‘如果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也会死去的。’这话我听见了。”

银平拥抱弥生，仅此一回。

众所周知，弥生的家、银平母亲的娘家，早年就是湖畔的名门世家。她为什么要嫁到门不当户不对的银平父亲家里来呢？母亲是不是有什么缘由呢？银平对此抱有怀疑，是几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母亲已经同银平分离回到了娘家。银平上东京攻读后，母亲患肺病在娘家与世长辞，原来从她那里得到的一丁点学费也断绝了。银平的家，祖父也已故去，现在剩下祖母和姑妈还健在。听说姑妈要了一个在婆家生下的女儿来抚养。银平长年没同家乡通信，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否已经出嫁。

银平感到自己尾随町枝来到嫩草坪上随便躺下来，同从前自己在弥生村庄的湖边上，躲在胡枝子花丛中相比，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一样的哀伤掠过银平心间。为父亲报仇的事，他已经不再那么认真思考了。纵令杀父的仇人还在世上，现今也已老态龙钟。如果有个老丑的老头子来找银平，忏悔杀人的罪过，他会不会像消除了缠身的魔鬼那样痛快呢？会不会唤回当年两人在那里幽会的那种青春呢？往昔山樱花倒映在弥生村子里的湖面上的情景，如今还清晰地浮现在银平心上。那是一泓平静得连一丝涟漪也没有的、大镜一般的湖水。银平闭上眼睛，想起了母亲的容颜。

这时候，牵着小狗的少女从土堤走了下去，银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只见男学生站在土堤上目送她。银平也猛然站起来，目送走下坡道的少女。映在银杏树叶上的夕影浓重起来了。已无过路行人，少女连头也不回。走在前头的小狗，拖着链条，急于回归。少女迈着轻快的小步，太美了。银平心想，明天黄昏，这少女一定还会登这坡道的。他想着想着吹起口哨来，朝着水野站立的方向走去。水野发现了银平，望着他，他也没有停止口哨。

“你真快活啊。”银平对水野说。

水野不予理睬。

“我跟你说话呐，你真快活啊。”

水野皱起眉头，望了望银平。

“哎呀，不要挂着一副讨厌我的面孔嘛。在这儿坐下来谈谈吧。如果有人得到幸福，我就羡慕他的幸福。我就是这种人。”

水野背向他正要走开，银平就说：

“喂，别逃跑呀。我不是说坐下来谈谈吗？”

水野转过身来说：

“我才不逃跑呢。我跟你没事可谈。”

“你搞错了，你以为我是想敲竹杠吗？来，请坐下来。”

水野仍站立不动。

“我觉得你的恋人很漂亮。这不行吗？真是美丽的姑娘啊。你太幸福了。”

“那又怎么样？”

“我想同幸福的人谈谈。说实在的，那姑娘实在太漂亮，我尾随她来了。她原来是同你幽会，我大吃一惊。”

水野也惊愕地望了望银平，刚想往对面走去，银平从后面把手搭在他肩上，说：

“来，咱们谈谈吧。”

水野猛推了一下银平。

“浑蛋！”

银平从土堤上滚落下去，倒在下面的柏油马路上，右肩膀异常痛。在柏油马路上盘腿坐了一会儿，用手按着肩膀，站起身来，他爬上土堤，对方已渺无踪影。银平胸部难受，喘着粗气坐了下来，又突然趴下去。

少女回去之后，银平为什么要接近男学生，同他搭话呢？他自己也觉得不可理解。他一边吹口哨一边走去，恐怕是没有恶意的。看样子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和那学生谈谈少女的美。假如那学生采取诚挚的态度，他可能会把学生还没发现的少女的美告诉对方。可是那学生却表现得令人有点讨厌。

“你真快活啊。”银平贸然冒出这句话，实在是太笨拙了。其实可以说点别的事。尽管如此，却被学生推撞，滚落下去了。他感到自己已无力气，身体着实衰弱。真想痛哭一场啊。他一只手抓住嫩草，一只手抚摩疼痛的肩膀，桃红色的晚霞朦朦胧胧地映入了眯缝的眼睛。

从明天起，那少女不会再牵着狗出现在这坡道上了吧。不，说不定到明天学生还不能同少女联系上，她明天还可能登上这长满银杏街树的坡道来。可是，学生已经认得自己，自己已不能在这坡道或土堤上了。银平扫视了土堤一圈，也没有找着一处藏身之地。身穿白毛衣、卷起裤边露出红格子的少女的姿影，从银平的脑际迅速地消逝。桃红色的天空，把银平的头都染红了。

“久子，久子。”银平用嗓眼里发出的嘶哑声音，呼唤着玉木久子的名字。

他乘上出租车去同久子会面，不是在霭霭晚霞的时辰，而是在下午三点钟左右。镇上的天空燃烧着淡淡的霞红。透过车窗玻璃，眼前的市镇一片浅蓝的颜色，而从摇下的驾驶席车窗看见的天空颜色不同。银平向司机的肩膀探过身去问道：

“天空是不是呈现一片淡淡的霞红色？”

“是啊。”司机用无所谓的口吻答道。

“是染上了霞红吗？什么原因呢？莫不是我眼睛的关系？”

“不是眼睛的关系。”

银平仍然探着身子，闻到了司机旧工服的气味。

打那以后，银平每次乘出租车，都自然而然地感到眼前是一片淡淡的桃红色世界和淡淡的蓝色世界。透过车窗看到的是浅蓝色。相形之下，从摇下的驾驶席车窗看见的却成了桃红色。他本以为仅此而已，不料实际上天空、市镇房屋的墙壁、马路，连街树的树干也出乎意料地都抹上了桃红色。银平不能相信了。春秋两季里，一般行车多是关闭客席的车窗，打开驾驶席的窗口。银平的身份不是到哪儿都能乘小汽车的，不过每次乘车，这种感觉总重复出现。

于是，银平形成一种习惯的想法：司机的世界是温暖的桃红色，客人的世界则是冰冷的浅蓝色。客人就是银平本身。当然，通过玻璃的颜色看到的世界，是清明澄澈的。东京的天空或是街道都凝聚着灰尘。也许是浅桃红色的吧。银平常常从座席上探出身子，将双肘支在司机身后的靠背上，凝望着桃红色的世界，混浊空气的温热使他的心情烦躁起来。

“喂，老兄！”银平真想把司机揪住。这可能是要对某种东西反抗或挑战的苗头。假使把司机揪住，他也就快要成为狂人了。银平迫近司机后面，即使露出咄咄逼人的神色，市镇和天空似乎也都是桃红色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会对司机构成任何威胁。

另外，也没有什么可威胁的吧。银平通过出租汽车窗玻璃的光怪陆离，第一次分辨出淡桃红色的世界和浅蓝色的世界，那是在去见久子的路上。而他向司机的肩膀探过身去，那是见久子的姿势。在这种出租车上，银平总是想起久子。司机的旧工服发出的气味，不久便引来了久子蓝哔叽服的香味，而后无论从哪个司机身上都会感受到久子的气味，即使司机穿上新工服也是一样。

第一次把天空看成桃红色的时候，银平已被学校革职，久子也已转校，两人背人耳目悄悄地幽会。银平担心事情会演变成后来这个样子，曾悄悄对久子说：

“可不能跟恩田谈啊。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

久子好像是在秘密的场所里，脸颊染红了。

“能够保密，就会感到甜蜜愉快。一旦泄露，就会变成可怕的复仇鬼闹翻了天的。”

久子脸上露出了酒窝，向上翻了翻眼珠，凝视着银平。这是在教室走廊的一头。一个少女跳起抓住靠窗的樱枝，就像抓住单杠悠荡着身体一样，树枝摇晃个不停。透过走廊上的窗玻璃，也是听得见树叶摩挲声的。

“除了两个当事人，恋爱中是绝不能有第三者的。听明白了吗？就说恩田吧，现在已是我们的敌人，成了社会上的耳目之一啦。”

“可是，说不定我会对恩田谈呢。”

“那可不成。”银平害怕地环视四周。

“太痛苦了呀。假使恩田体贴地问我‘阿久你怎么啦’，我可能就瞒不了她。”

“干吗要同学体贴呢？”银平加重语气说。

“我一见到恩田，一定会哭出来。昨天我回家，用水洗了洗哭肿的眼睛，可还是不解决问题。夏天冰箱里有冰块可能好用些……”

“别那么漫不经心。”

“我太难受了呀。”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久子乖乖地把眼睛移向银平。从眼神来看，与其说她的这双眼睛望着银平，莫如说是让银平看着她这双眼睛。银平感受到久子肌肤的温馨，他沉默不语了。

银平和久子建立这种关系以前，曾想过向恩田信子探询一下久子家庭的内情。据久子说，她对恩田无所不谈。

然而，银平觉得恩田这个学生有点难以接近，向她打听久子的事，又怕她看透自己的内心活动。恩田的学业成绩优秀，个性也很倔强。有一回上课时间，银平给她们读福泽谕吉[2]的《男女交际论》：

“川柳[3]诗句写道，‘走二三百米，夫妇始相伴’。”

下面又是：

“比如夫出外旅行，妻依依惜别；妻病魔缠身，夫亲切看护；公公婆婆就看不惯，是违背公婆之意，此等奇谈世上也并非没有啊。”

女学生们听了哄堂大笑，恩田却一笑不笑。

“恩田，你没笑吗？”银平说。

恩田不作答。

“恩田，你不觉得可笑吗？”

“不可笑。”

“自己虽不觉得可笑，大伙都觉得可笑而笑了，你笑笑不也很好吗？”

“我不愿意。和大家一起笑也未尝不可。但大家笑后，我不跟着笑也可以嘛。”

“诡辩。”银平一本正经的样子，“恩田说不可笑，大伙觉得可笑吗？”

教室里鸦雀无声。

“不可笑吗？这篇东西，福泽谕吉是在明治三十九年写的，战后的今天读了也不觉得可笑，那就成问题啦。”银平接着这么说，话说到中途，突然不怀好意地问道：“话又说回来，有人见过恩田笑吗？”

“见过，我就见过。”

“见过。”

“她常笑的呀。”

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边笑边回答。

银平后来回想，这个恩田信子和玉木久子之所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也许是因为久子也把异常的性格隐蔽起来。久子身上似乎荡漾着一股引诱银平跟踪的魅力，她深藏在内心的情感不是接受了银平的跟踪吗？久子这个女性像霎时触电而战栗一样，醒悟过来。她委身于银平的时候，恐怕是和大多数少女一样吧。连银平也感到一阵战栗。

对银平来说，或许久子是他第一个女人。他们在那所高中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银平却爱上了久子。他觉得这段日子是以往半生最幸福的时刻。父亲在世时，幼年的银平在农村曾向往过表姐弥生，那无疑是纯洁的初恋，只不过年纪太小了。

银平不能忘记，九岁还是十岁那年，他做了鲷鱼的梦而受到了表扬。故乡的海里，那深黑色的波浪上，飘浮着一艘飞艇。细看原来是一尾大鲷鱼。鲷鱼是从海里跳跃起来的，而且长时间地飘浮并停留在空中。不止一尾。鲷鱼从一簇又一簇的波浪之间跳跃起来。

“啊，大鲷鱼！”银平喊着醒过来了。

“这是个吉祥的梦，了不起的梦。银平要发迹啦。”人们这样传扬开去。

在那之前几天，从弥生那里得到一本画册，里面附有飞艇的画。他没有见过飞艇的实物，但是当时已经有了飞艇。大型飞机发展起来后，如今没有飞艇了吧。银平所做的飞艇和鲷鱼的梦，如今也成了过去。这与其说是做了发迹的梦，不如说是梦卜，有可能是与弥生结婚的梦兆吧。银平并没有发迹。即使没有失去高中国语教师的职务，也是没有希望发迹了。没有像梦中美丽的鲷鱼那样从人潮中跃起的力气，也没有在人头之上的半空飘浮的力量。归根到底，可能是堕入了幽黑的浪底的因果报应。自从和久子燃起鬼火之后，幸福短暂，沦落却很快。正如银平对久子警告过的，她向恩田泄露的秘密，可能变成复仇的魔鬼闹腾起来，恩田的告发毫不留情。

打那次之后，银平决计在教室里尽量不瞧久子一眼。难办的却是不由自主地把视线移到恩田的座位上。银平把恩田叫到校园一角，请求她保守秘密，还威胁过她。然而，恩田对银平的憎恨不是出于正义感，而是出于直觉的强烈的追查罪恶之感。银平就是向她申诉爱情的可贵，她也断然地说：

“老师太不纯洁了。”

“你才不纯洁呢。人家向你坦白了自己的秘密，你却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还有比这种事更不纯洁的吗？难道你心上爬满了蛞蝓、蝎子和蜈蚣吗？”

“我没向任何人泄露过啊。”

然而，不多久，恩田给校长和久子的父亲投了信。那是匿名的投信，据说信上署“蜈蚣缄”。

银平终于按久子选择的地点幽会了。久子家在战后买的房子，在过去来说是郊外，不过战前山手的宅邸遭战火洗劫，已是残垣断壁，只留下部分钢筋水泥墙。久子害怕被人发现，喜欢在这样的墙后同银平幽会。现在这屋敷町的废墟，大都修盖了大大小小的屋宇，空地已经不多。一个时期令人生畏的废墟景象或危险也消失了。那地方确实被人们遗忘了。那里杂草丛生，高得足以把他们两人隐藏起来。当时还是女学生的久子，也许认为这里原来是自己的家，从而感到安心。

久子是很难给银平写信的。银平也不能给久子写信，不能往久子家里或学校里挂电话，不能托人捎口信，同久子联系的途径几乎都不通了，只好在这块空地的钢筋水泥断壁的内侧，用粉笔写点留言，让久子到这儿来看。约定好写在高墙的下端。野草掩盖，不易被人发现。当然不能写得太复杂，充其量写上希望见面的日子和时间，起一种秘密告示板的作用。有时银平也来看久子写下的留言。久子决定了幽会时间，就可以用快信或电报通知银平。而银平则需要早早提前将日子和时间写在墙上，然后等待看到久子写上答应的暗号。久子受到监视，夜间很难出来。

银平在出租汽车里第一次看到桃红色和浅蓝色那天，就是久子找他的日子。久子蹲在近墙的草丛中等待着银平。有一回银平对久子这样说道：“这堵墙的高度不正说明你父亲太残酷无情了吗。墙上还插着玻璃碴儿和钉尖吧。”的确，从周围新建的平房，是窥不见墙这边的。即使修建一户两层洋房，由于新式设计，楼房低矮，从二楼探出身子，庭院的三分之一也遮掩在视野之外。久子了解这一情况，就待在靠墙的地方。门原先是木造的，没被烧毁。这土地不准备出售，大概不会有好奇的人进来。午后三点左右，就可以在此幽会了。

“啊，你刚从学校回来吗？”银平说着一只手搭在久子的头上，然后蹲了下来，靠过去用双手捧住久子苍白的脸。

“老师，没有时间呀。放学回家的时间家里人都掌握了。”

“我知道。”

“我说有《平家物语》的课外讲座，想留下来，可家里不允许。”

“是吗？久等了。脚麻木了吧？”银平把久子抱到膝上。光天之下，久子有点腼腆，滑了下来。

“老师，这个……”

“什么？钱？怎么啦？”

“我偷来给您的呀。”久子闪烁着炯炯的目光，“两万七千元呢。”

“是令尊的钱吗？”

“母亲的钱。”

“我不要。马上就会发觉的。还是放回去吧。”

“发觉的话，点把火将房子烧掉好喽。”

“你又不是蔬菜店的阿七[4]……哪有人为了两万七千元就烧掉值一千多万元的房子呢？”

“这是母亲背着父亲积攒的私房钱，她不会嚷出去的。我也再三考虑才偷出来。既已偷出来又把它放回去，那就更可怕了。一定会全身颤抖，被人发觉的。”

银平收下久子偷来的钱，这不是第一次了。不是银平出谋划策，而是久子自己的主意。

“老师嘛，勉强可以维持生活。我有个学生时代的朋友，他是一家公司经理的秘书，那经理姓有田，这个朋友不时让我为经理撰写讲演稿。”

“有田先生……那人叫有田什么？”

“叫有田音二，是个老人。”

“哎呀，是我这个学校的理事长呐。他……父亲就是拜托有田先生帮我转校的。”

“是吗？”

“原来理事长在学校的讲话稿，也是桃井老师写的啊？我过去不知道呀。”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是啊。明月一出来，我就想老师大概也在赏月吧；风雨的日子，我就想老师的公寓不知怎么样了。”

“据秘书说，那位有田老人正在为一种奇怪的恐惧症苦恼。秘书拜托我，在讲稿里尽量不要写妻子、结婚一类的话。我觉得在女子高中发表讲话，当然要写上。有田理事长演说中间，恐惧症没有发作吧？”

“没，我没有注意呢。”

“是吗？啊，在众目睽睽之下……”银平独自点了点头。

“所谓恐惧症发作，是什么样的呢？”

“情况各种各样。说不定我们自己也有。我佯装发作给你看看吧。”银平说罢抚摸着久子的胸部，闭上眼睛，故乡的麦田便浮现在脑际。一个女人骑着农家的无鞍马，从麦田对面的道路奔跑过去了。她将一条白手巾围在脖颈上，在前面打了结。

“老师，哪怕勒脖颈也行啊。我不想回家了。”久子温情脉脉地窃窃私语。银平发现自己一只手抓住久子的脖颈，不禁愕然。他把另一只手也搭上去，试着量久子的脖子。银平双手的指尖接触在一起了。他让那包钱滑进久子的胸口。久子马上蜷曲着胸部，后退了一步。

“把钱拿回家吧……这样做，你我都要犯罪的。恩田不是告发我是个罪人吗？据说她的信里这么写道：像那样一个阴郁的人，那样一个撒谎的人，以前一定干过许多坏事……你最近见过恩田吗？”

“没见过。也没来信。那种人我不认识。”

银平沉默了片刻。久子给他铺开一块尼龙包袱皮。这样反而传来了泥土的凉气。四周的草吐出一阵阵清香。

“老师，请您还跟踪我吧。不让我发觉地跟踪我吧。还是在放学回家的时候好了。这回的学校路远了。”

“而且，在那扇豪华的门前面，你装作才发现的样子是吗？然后你在铁门里涨红脸瞪着我是吗？”

“不。我会让您进来的。我家很大，不会被人发现。我的房间里也有地方可以躲藏起来。”

银平感到欣慰，心情十分激动。这个计划不久便实现了。但是，银平却被久子的家人发现了。

之后岁月流逝，银平离开了久子。被那个可能是牵狗少女恋人的学生从土堤推下来之后，他一边望着桃红色的晚霞，一边情不自禁地呼唤着“久子、久子”，回到公寓里。土堤的高度是银平身高的两倍，肩膀和膝盖都摔得青一块紫一块。

翌日傍晚，银平又不由自主地到银杏树林立的坡道上去看少女。那位纯洁的少女对他的跟踪毫不在意，银平也这样想：自己一点也不想加害她，不是吗？就像悲叹掠空而过的大雁一样，他仿佛是在那里目送光辉年华的流逝。银平是个不知明日命运的人。那少女也不是永远都美。

银平昨天同学生搭话，被学生认识了，他不能在银杏树的坡道上流连徘徊，更不能在学生等待少女的土堤上待下去。耸立着街树的人行道和旧时贵族的宅邸之间有一道沟，银平决定躲在那里面。万一被警官怀疑，就佯装醉酒摔下或者被暴徒推落，呼喊腰腿痛便可以了。佯装醉酒是可以对付过去的，他为了呼出点酒气，喝了少许酒才出门。

昨天就知道沟很深，可下去一看，觉得与其说深不如说宽了。沟两侧是很美观的石崖，沟底也铺上了石子，草从石缝生长出来，去年的落叶已经腐烂了。如果把身子靠近人行道这边的石崖，径直登上坡道的人大概发现不了。银平躲藏了二三十分钟，连石崖上的石头也想咬上一口。石缝里绽开的紫花地丁，跳入了眼帘。银平蹭行过去，将紫花地丁含在嘴里，用牙齿咬断咽了下去。非常难咽。他使劲强忍住欲滴的泪珠。

昨日的少女，今日又牵着狗在坡道下面出现了。银平张开双手，抓住石头的角，仿佛要被石头吸进去，焦急地抬起头。手颤抖着，只觉得石崖行将倒塌似的，心脏的悸动撞击着石头。

少女上身仍穿着昨天的白毛衣，下身不是裤子，而是换了深红裙子，还穿了双漂亮的鞋子。白色和深红色在街树和嫩绿中浮现，走了过来。从银平的上面通过时，少女的手就在银平眼前。白皙的手从手腕到胳膊显得更加洁白。银平从下面抬头望见了少女洁净的下巴颏，他“啊”地叫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

“这儿，这儿。”

昨天的学生在土堤上等候。在快到土堤的坡道半路上，从沟底望去，他们俩膝盖以上的身躯在青草丛中移动着向土堤而去。银平等少女回家，直到黄昏时分，少女还没打坡道经过。大概是学生同少女谈了昨天那奇怪男子的事，所以她避开这条路了。

而后，银平不知多少回在银杏树林立的坡道上彷徨惆怅，或在土堤的青草地上长时间仰脸躺着。可是，看不见少女。少女的幻影，夜间也把银平诱到这坡道上来。银杏的嫩叶很快变成郁郁葱葱的绿叶。月光把它们的影子洒落在柏油马路上。黑压压地压在头顶的街树威胁着银平。他想起当年在本州西北部的故乡，夜海的黑暗突然使自己感到害怕而跑回家的往事。从沟底传来小猫的叫声。银平驻步，往下看了看。没有看见小猫，却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箱子。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微微在动。

“果然，这倒是个扔猫崽的好地方。”

有人把刚生下来的猫崽整窝放进箱子里扔了，不知道几只。它们悲鸣，挨饿，死去。银平试着把这些猫崽比作自己，特地倾听猫崽的哀鸣。但是那天夜里，少女没有在坡道上出现。

六月初，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距坡道不远的护城河上将举办捕萤会。那是一条有小船出租的护城河。那少女一定会来参加捕萤会的。银平这样相信。她常常牵着狗散步，她的家肯定就在附近。

母亲老家的湖也是有名的萤火虫产地。自己曾由母亲领着去捕萤火虫，将捕到的萤火虫放在蚊帐里伴睡。弥生也这样干过。隔扇敞开，他和隔壁房间的蚊帐里的弥生比着数谁的萤火虫多。萤火虫飞来飞去，很难数清。

“阿银真狡猾。总是那么狡猾啊。”弥生坐起来挥舞着拳头说。

最后，她开始用拳头敲打蚊帐，蚊帐摇来晃去，停在帐中的萤火虫飞了。可是不起作用，弥生更加焦灼。她每挥舞一次拳头，膝头都蹦跳一下。弥生穿着元禄袖、短下摆的单衣，卷到了膝盖上。于是膝盖仿佛渐渐往前移动，弥生的蚊帐边向银平的方向鼓起，形成了奇妙的形状。弥生恍如罩着蚊帐的妖精。

“现在你那边多了。瞧瞧后面。”银平说。

弥生回过头去。

“当然多呀。”

弥生的蚊帐摇晃着。帐中的萤火虫全部飞起来，萤光点点，看起来确实很多，这是无可争辩的。

银平至今还记得，当时弥生的单衣是大十字碎白道花纹。可是，和银平同一帐中的母亲又怎么样呢？对弥生的闹腾，什么也没说吗？银平的母亲姑且不说，弥生的母亲是跟她一起睡的，也没斥责吗？旁边应该还有弥生的弟弟。除了弥生以外，其他人全想不起来。

近来银平时不时地看见母亲娘家的湖面上夜间闪电的幻影。电光一闪，几乎照遍了整个湖面，而后又消失。闪电过后，湖边飘起了萤火虫。将湖边的萤火虫看作是幻影的继续也未尝不可。萤火虫是后想起来的，这点记忆可是不准确。许多时候，夏天闪电过后都有萤火虫，或许由于这种原因后来才加上萤火虫的幻影吧。就算银平多么富于幻想，也不会将萤火虫的幻影认作在湖上死去的父亲的幽魂。但湖面上夜间闪电消失的瞬间，却叫人不愉快。每次看到幻影的闪电，陆地上又宽又深的水纹丝不动地承受夜空忽地出现的闪光，都让银平强烈地感到自然的灵怪或是时间的悲鸣，因而忐忑不安。闪电照亮了整个湖面，这大概是幻影的所为。银平也知道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也许他是在想：如果遭到巨大的雷击，苍穹瞬间闪烁的光明会照亮身边世界的一切。宛如他第一次接触怯生生的久子一般。

久子从那之后突然变得大胆起来，银平万分震惊，或许就像遭到雷击。银平被久子诱进她家里，他成功地悄悄溜进了久子的起居室。

“房子果然很大啊。我都不认得回去的退路了。”

“我送你走嘛。从窗口出去也成。”

“可是，这是二楼吧。”银平有点畏怯。

“把我的腰带接起来当绳子用嘛。”

“家里没有狗吗？我很讨厌狗。”

“没有狗。”

久子只顾闪烁着目光凝视银平。

“我不能同老师结婚。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能在我的房间里，哪怕一天也好。我讨厌一直待在草丛深处。”

“草丛深处，这个词有单纯的草丛间的意思，只是现在使用这个词，一般是指另一个世界、九泉之下的意思啊。”

“哦。”久子心不在焉。

“国语老师的职务都被革去了，何苦谈这些呢……”

但是，有这样的教师，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好的。这个社会多可怕啊！银平想象不到女学生的洋房竟这样华美和奢侈。他被它的气势压倒，以致沦为被追赶的罪人。这个银平，同从久子如今的学校门口一直跟踪到家门口来的银平，简直判若两人。当然，久子明明知道却佯装不知道。她已经完全被银平掌握了。虽然这是玩弄阴谋诡计，但却是久子追求的，也是银平乐意的。

“老师。”久子冷不防地握住银平的手说，“现在是晚饭时间，请您等一会儿。”

银平把久子拉到身边亲吻了一下。久子希望长吻，将身体重心都放在银平的胳膊上。银平不得不支撑住久子，这给他多少增添了勇气。

“我去吃饭时，老师，您干什么好呢？”

“唔，你有没有相册？”

“没有呀，我没有相册，也没有日记本，什么都没有。”

久子仰望着银平的眼睛，摇了摇头。

“你也不曾谈过童年时代的回忆啊。”

“那太没意思了。”

久子连嘴唇也没揩揩就走出去，不知她是带着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同家人共进晚餐的。银平发现墙壁凹陷处帷幔的后面是间小小的盥洗室，他小心翼翼地拧开了水龙头，认真地洗洗手，洗洗脸，然后漱了漱口。似乎还想洗洗那双丑陋的脚，可又觉得脱下袜子，抬脚放在久子洗脸的地方，实在难以做出来。再说即使洗了，脚也不会变得好看，也只能再次看清这脚的丑陋。

久子如果不为银平做三明治端出来，恐怕家里人还不会发现他们这次私会。她用银盘盛着全套咖啡餐具一起端进来，这未免过于大胆了。

响起连续的敲门声。久子急中生智，倒像责问似的说：“是妈妈吗？”

“是啊。”

“我有客人。妈妈，您别开门。”

“是哪位？”

“是老师。”久子用细小而有力的声音断然说。这当儿，银平蓦地站了起来，仿佛沐浴在疯狂的幸福之中。他手中有枪的话，也许会从后面向久子开火，让子弹穿过久子的胸膛，射向门那边的母亲。久子倒在银平这边，母亲倒在对面。久子和母亲隔门相对，两人势必向后面倒下。但是久子就连倒下也做了个漂亮的转身动作，转向银平，抱住他的小腿。从久子的伤口喷出来的血，沿着银平的小腿往下流，濡湿了脚背，脚上发黑的厚皮一下子变得宛如蔷薇的花瓣，漂亮极了，脚心的皱纹舒开，像樱贝一样润泽光滑；脚趾原像猿趾一样长，骨节突出，弯曲干瘪，很快就被久子温热的鲜血冲洗，变得像服装模特儿的脚趾那样，样子好看多了。银平忽然意识到久子温热的血不会那么多，他这才发觉自己的血也从胸膛的伤口喷涌出来。银平神志不清，像被阿弥陀佛驾御的五色彩云笼罩住了似的。这种幸福的狂想，也不过是一瞬之间。

“拿到学校去的脚气涂剂，里面搀混着久子的血。”

银平听见了久子父亲的话声。他吓了一跳，摆好了架势。原来是幻听，是很长时间的幻听。银平醒悟过来后，满目都是久子面对门扉亭亭玉立的丰姿，他的恐惧也就消失了。门扉外侧，鸦雀无声。银平透过门扉可以看见母亲被女儿瞪得全身颤抖的形象。那是一只被雏鸡啄光了羽毛的赤裸的母鸡。可怜的脚步声从走廊上远去了。久子冒冒失失地走到门前，咔嚓一声把门锁上，掉转头来看了看银平。银平依然是一只手紧紧抓住门把手。久子精疲力尽，把脊背靠在门扉上，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当然，母亲走后，父亲踏着粗暴的脚步声来了。他嘎哒嘎哒地摇动着门把手。

“喂，开门！久子，开门啊！”

“好了，见见你父亲吧。”银平说。

“不。”

“为什么？只好见见了嘛。”

“我不想让父亲见您。”

“我不会胡来的。我连手枪也没有嘛。”

“我不想让他见您。请您从窗口逃走吧。”

“从窗口……好吧，我的脚就像猿脚。”

“穿鞋可危险啊。”

“我没穿鞋。”

久子从衣橱里取出两三条腰带，把它们连接起来。父亲在门外终于咆哮了。

“就给您开，请等一会儿。我们不会殉情的……”

“说什么？真不像话！”

看样子他遭到了突然袭击，门外一时寂然无声。

久子将从窗口垂吊下去的腰带的一头缠在两只手腕上，一边使劲地支持住银平的重量，一边淌着泪珠。银平用自己的鼻尖蹭了蹭久子的手指，便顺着腰带轻巧地滑落下去。他本来是打算把嘴唇贴上去，由于正朝下看，结果是鼻尖碰上了。银平本来还想亲吻她的脸颊以表示谢意和告别。可是，久子弯下腰身，将膝盖顶着窗前的墙壁，使劲挺起胸部。待在窗下的银平够不着她的脸颊。银平站到地面时，感激地拉了两次腰带，给她信号。拉第二次时，手上没有反应。腰带在窗户射下来的光线照映之下，滑落下来了。

“啊？给我吗？我就拿走啦。”

银平穿过庭院，边跑边挥动胳膊，腰带利索地缠在一只胳膊上带走。他猛一回头，瞥见久子和似是她父亲的人并排站在他逃脱出来的窗户边上。看起来她父亲也不会扬声呼喊。银平像猿猴般越过饰有蔓藤花样的铁门逃走了。

这个久子，如今大概已经结婚了吧。

打那以后，银平只见过久子一面。他当然经常去久子所说的“草丛深处”——那方旧宅邸的废墟。没有发现久子在草丛中等待，也没有看见久子写在钢筋水泥墙内侧的留言。然而，银平并不死心。就是在积雪的冬天，那儿的草已经枯萎了，他还是不时地前去察看，从没有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当春天的嫩草带着浅绿色重新繁盛起来的时候，银平又能在其中与久子幽会了。

不过，那次是久子和恩田信子两个人。莫非久子打那以后为了找寻银平，也时常到这儿来，只是走岔而没有相遇吗？起初银平也很激动，后来他从久子惊愕的表情中明白了，她全然不是在等候自己，而是在这里同恩田相会。在昔日的秘密地点，同那个告密者恩田相会，究竟为什么呢？银平又不能轻率地张嘴探问。

恩田像要压住久子呼喊“老师”似的，使劲喊了同样的一声：“老师。”

“玉木，你还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吗？”银平低头望着恩田的头，用下巴颏指了指。两个少女坐在一块尼龙包袱皮上。

“桃井老师，今天是久子的毕业典礼呐。”恩田抬头瞪了银平一眼，用类似宣言的口吻说。

“啊，毕业典礼……是吗？”银平不觉附和了一声。

“老师，从那以后，我一天也没上过学校。”久子诉说。

“哦，是吗？”

银平突然感到胸口一阵颤动。也许是顾忌仇敌恩田，也许是暴露出教师的本性，他不由自主地说：

“不上学也能毕业啊。”

“有理事长打招呼，当然能毕业啰。”恩田回答。这对久子来说，不知是好意还是恶意。

“恩田，你是个高材生，我请你住口！”银平又向久子问道：“理事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贺辞了吗？”

“致贺辞了。”

“我已经不给有田老人写演说稿了。今天的贺辞，同以前的风格不同吗？”

“很简短。”

“你们两人在说些什么呢？你们两人的关系不见得没话可说的吧？”恩田说。

“如果你不在，积压在我们心头的话，倾吐也倾吐不尽呢。但是我再也不敢让奸细听见，吃那份苦头了。你有话对玉木说，就快点说完吧。”

“我不是奸细。只不过想从不纯洁的人手中保护玉木罢了。多亏我的信，玉木才可以转校，她虽然没有上学，却能免遭老师的毒害。我认为玉木是个很值得爱护的人。不管老师怎样惩罚我，我都要同您斗争。玉木你憎恨老师吧？”

“好，瞧我治治你，不快点逃跑可危险啊。”

“我不离开玉木。我是来这里和玉木碰头的。请老师回去吧。”

“你在充当监督侍女吗？”

“没人委托我那样做。那是肮脏的想法。”恩田扭脸不理睬了。

“久子，咱们回去吧。你就满怀怨恨和愤怒，与这个肮脏的人诀别吧。”恩田冲久子说。

“喂，我讲过了，我还有话同玉木说，还没把话说完呢。你走吧。”银平轻蔑地摸了摸恩田的头顶。

“肮脏。”恩田摇了摇头。

“对了，什么时候洗头的？不要太臭太脏的时候才洗哟。要不就没有男人抚摩呐。”银平冲着令人气愤的恩田说，“喂，还不走？我是不在乎拳打脚踢女人的。我是个无赖汉哟。”

“我这姑娘遭拳打脚踢也无所谓。”

“好。”银平刚要动手拽住恩田的手腕，回头对着久子说：“可以揍吧。”

久子用眼睛示意，像是赞同。银平就势把恩田拖走了。

“讨厌、讨厌，你要干什么！”

恩田拼命挣扎，企图咬银平的手。

“哎呀，你想亲肮脏男人的手吗？”

“我要咬！”恩田叫喊，却没有咬。

从焚毁的大门遗迹走上大街，由于有人，恩田挺直了身子走。

银平紧攥住她的一只手不放，叫住了一辆空车。

“这是出走的姑娘。拜托了，她家里人在大森站前等着她，赶紧把她送去。”银平胡诌了一通之后，把恩田抱起似的推到车厢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千元纸币扔到驾驶台。车子奔驰而去。

银平返回墙壁内侧，看见久子依然坐在包袱皮上。

“我把她当作出走的姑娘，推进了出租车，让司机把她送到大森去，花了一千元。”

“恩田为了报仇，又会给我家里写信的。”

“她比蜈蚣还毒！”

“不过，也许不写。恩田想上大学，她也劝我来着。她好像要当我的家庭教师，让我父亲给她出学费。恩田家经济状况不好……”

“你们在这儿会面，就是谈这件事吗？”

“是啊。过年的时候，她给我来过几次信，说是想见见我。可我不愿意让她到我家里来，我就回信说我能出席毕业典礼。恩田也就在校门口等我了。不过，我也是想到这儿来一次。”

“打那以后，我不知道到这儿来过多少次了。就是在积雪的日子里也……”

久子现出可爱的酒窝，点了点头。乍看这少女，谁都想不到她同银平会发生那种事情。就是从银平身上，谁能看出他有什么“毒辣手段”的痕迹呢。

久子说：“我在想，老师会不会来呢。”

“即使街上的雪都融化了，这里的雪还是残存着的。墙壁很高……看样子把马路的雪都耙到这里来了。门里都堆成雪山了。对我来说，那像是我们两人爱的障碍。我总觉得在那雪堆下掩埋了婴儿。”最后银平说了一通奇怪的胡话，猛然恍悟，缄口不语了。久子用明亮的目光望着他，点了点头。银平慌忙改变了话题。

“这么说，你打算同恩田上大学喽……学什么专业呢？”

“没意思，女孩子上什么大学……”久子若无其事地回答。

“那时候的腰带，我还珍藏着呢。你是给我留作纪念的吧？”

“一松口气，就离手了。”这话也是若无其事地说出来的。

“受到令尊的严厉斥责了？”

“他不让我单独外出。”

“我不知道你连学校也不去。早知这样，我趁黑夜从窗口偷偷进去就好啰。”

“有时，半夜里我也从那个窗口望着庭院。”久子说。

久子被禁闭的日子里，似乎恢复了少女的纯洁。银平悲叹自己似乎丧失了理解和掌握这个少女的心理活动的灵感。没有说话的兴头和机会。不过，银平即使坐在刚才恩田坐过的包袱皮的一端，久子也不躲避。久子身穿崭新的蓝色连衣裙，领子上饰有花边，华丽极了。可能是为了参加毕业典礼吧。也许银平看了也不会晓得，她已化过近来时兴的巧妙的不着痕迹的妆容了。她身上飘溢着一股淡淡的香气。银平把手轻轻地搭在久子肩上。

“走吧，两人逃到远方去吧。到那寂静的湖边去怎么样？”

“老师，我已下决心不再见您了。今天能在这儿见面，我也感到很高兴，但这是最后一次。”久子不是用摈弃的口吻，而是以平静的倾诉的语气说，“非见老师不可的话，我会不顾一切去找老师的。”

“我将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啊。”

“哪怕老师在上野的地下通道，我也会去的。”

“现在就去吧。”

“我现在不去。”

“为什么？”

“老师，我受伤了，还没康复。我恢复元气之后，还迷恋老师的话，我会去的。”

“噢……”

银平顿时全身上下都麻木了。

“我完全明白了。你最好还是不要下到我的世界来。被我拉出来的人，会被封锁在深渊的。要不就可怕喽。我和你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将终生向往你，回忆你，感谢你。”

“我若能把老师的事忘掉，我就忘掉。”

“对，这就行了。”银平加重语气说，心头一阵悲痛，“不过，今天……”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出乎意料，久子点了点头。

在车子里，久子也是沉默不语。转眼间，她泰然自若的脸微微泛起了红潮，紧紧地闭合眼帘。

“你睁眼看看，有恶魔。”

久子睁开了大而美的眼睛，却不像是在看恶魔。

“真寂寞啊！”银平说着，吻了吻久子的眼睫毛。

“还记得吗？”

“记得。”

久子平淡的耳语，拍击着银平的耳膜。

此后银平再没见到久子。他曾不知多少回在那废墟上流连徘徊。不知什么时候起，大门围起了一道板墙。杂草被除净，土地被平整，约莫一年半两年之后，开始大兴土木了。这小户的人家，不像是久子父亲的宅邸。是卖给谁了吧。银平一边听着木匠美妙的刨木板声，一边闭上眼睛伫立在那里。

“再见！”银平向远方的久子说，心想，但愿和久子在这里的那段回忆，能给新建住户的人家带来幸福就好了。刨声就那样在银平脑中旋荡，他心情无限愉悦。

银平以为已将这座房子卖给了别人，也就再没到这“草丛深处”来了。其实，银平哪儿知道久子已经结婚，并且迁到这个新居来呢。

银平相信，他的“那个少女”，一定会来有小船出租的护城河参加捕萤会。这是多么可怕的信念，它促成了第三次邂逅。

捕萤会连续举办五天。一个晚上，银平果然盼来了町枝。一连几天，银平都来过了。报上刊登这次捕萤会的消息是在开始两天以后，如果说少女也是受晚报的诱导前来的话，那银平的预感就不是那么准确了。他把那张晚报揣在兜里，走出家门，心里早已装满了见少女时的那份心思。似乎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表现少女那双眼角细长的眼睛，银平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在自己的眼睛上方，描画漂亮小鱼的生动形状，一边反复做着动作一边行进。他听见了天上的舞曲。

“来世我也要变成一个年轻人，有一双美丽的脚。你像现在这样就成了。让我们两人跳个白色芭蕾舞吧。”他自言自语地说出了憧憬。少女的衣裳是古典芭蕾的洁白。衣裳下摆展开，飘了起来。

“人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少女啊。只有在美满的家庭里才能养育出那样的少女。那样迷人的美貌也只能维持到十六七岁吧。”

银平觉得那少女迷人的时间是短暂的。现在的少女们那含苞待放的蓓蕾吐出高雅的清香，沾染上了学生的傲气。那少女的美，是被什么东西洗得如此洁净，又为了什么从内在发出了光亮呢？

小船码头也贴出了“八点开始放萤火虫”的告示。东京的六月，七时半天才擦黑。日落之前银平在护城河的桥上来回踱步。

“乘小船的客人请拿号等候。”不断传来扩音器的叫唤声。捕萤会生意兴隆，不免令人感到这是出租小船的铺子招徕客人的一招。因为还没有放萤火虫，桥上的人们只好呆呆地看看上下船的人，望望水上的行舟。银平等候一位少女，只有他是生气勃勃的，小船和人群都没跳入他的眼帘。

银平还曾到过银杏树林立的坡道两趟。他考虑是不是再去那沟道里躲起来，可又回忆起前次躲藏的情形，便把手搭在石崖上，蹲了下来。捕萤的傍晚，这条坡道上也有行人来往。一听见脚步声，银平赶紧走下坡道。脚步声一阵接一阵，他没有回头。

来到坡道下面的十字路口，眺望熙熙攘攘的捕萤会，只见桥对面的街灯已把低矮的天空照得通亮，汽车的前灯也在马路上摇曳。噢，快能见到她了。银平格外兴奋。不知为什么，他没拐到护城河那边，一直走过桥到了对面。那边就是屋敷町。追赶银平而来的脚步声，当然拐向了捕萤会那边。但是，那脚步声好像是在银平的脊背上贴了一张黑纸，银平将胳膊绕到身后。墨黑的纸上，标着一个红色的箭头。箭头指示着捕萤会的方向。银平心焦如焚，竭力想拿掉脊背上的纸，可手够不着。胳膊疼痛，关节嘎嘎地响。

“你不能到背上的箭头所指的方向是吗？我替你把箭头取下来吧。”

传来了女人的温柔声音。银平扭回头去，后面没有谁跟来。只有从屋敷町到捕萤会去的人群冲着他来了。原来是女广播员的声音。银平刚才听见的话声，不是女广播员的声音，而是广播剧的道白。

“谢谢。”银平向梦幻中的声音招了招手，轻轻松松地走了。他思忖着：不知为什么，人总有短暂的一瞬是会被宽恕的。

桥头有出售萤火虫的铺子。一只五元，一笼四十元。护城河上还没飞起萤火虫。银平走到桥中央，好不容易才发觉在水中稍高的望楼上有一个很大的萤火虫笼子。

“撒，撒，快点撒！”

孩子们不住地叫喊。他们知道从望楼上撒萤火虫，意味着捕萤会要开始。

两三个汉子登上了望楼。一队队小船泊在望楼的边上，围上了好几层。船上有的人手拿捕虫网和竹竿。桥上和岸上的人群，也有人手拿网和小竹。把柄相当的长。

过桥的地方也可以看见有人卖萤火虫。

“对面的是冈山产，这边是甲州产。对面的是小萤火虫，小得很哩。品种完全不同啊。”

银平听见这话便靠近看了看。这边的萤火虫一只十元，是对面的一倍价钱；一笼装七只，一百元。

“我要大的，请装上十只。”银平说着，交了两百元。

“都是大的，七只以外，再要十只？”

卖萤的汉子把胳膊伸进一个大棉布袋里，从湿漉漉的口袋里，闪出了萤火虫微弱的光。汉子一次抓出一两只，放进筒形的笼子里。笼子很小，银平觉得没有装足十七只，他一只手放在头上遮着光，卖萤的汉子呼呼地吹了吹。笼子里的萤火虫都放出光来，汉子的唾沫飞溅到银平脸上了。

“不再放十只？太冷清了。”

卖萤人又放进了十只。这时孩子们扬起一阵欢呼声。银平溅了一身水花。从望楼上朝天空撒放的萤火虫，像行将熄灭的焰火，无力地掉落下来。有的萤火虫快落到水面又勉强挣扎着向旁边飞去，被船上的客人用网和小竹捉住了。萤火虫加起来大概不足十只。为了争夺这些萤火虫，网、小竹都浸上水，闹腾了一阵子。他们一挥舞先前濡湿了的小竹子，水星就飞溅到岸上的人身上。

“今年气候寒冷，萤火虫不怎么飞啦。”有人这么说。看样子这是每年的文娱活动。

人们以为又要继续撒放，却不是。

“九点以前，还放一次萤火虫。”对岸的小船码头前传来广播声。望楼上的两三个汉子一动不动。参观的人群静悄悄地等待。还传来了划桨声。

“早点撒放不好吗？”

“不放呐。一撒放不就完了吗？”

大人们在纷纷议论。银平拎着装有二十七只萤火虫的萤笼。他手头上已有足够的萤火虫。为了避开水星飞溅，他从水边退到后面，倚靠在警察岗亭前的树上。离开了人墙，更容易观察桥上的动静。岗亭的年轻警察挂着一副和蔼可亲的脸，几乎全神地向着护城河那边。银平站在他身旁，油然生起一种奇妙的安心感。站在这儿是不会把那少女错过的。

过不多久，望楼上又继续撒放萤火虫。说是继续，不过是那汉子一把抓了十来只抛下罢了。许是有点难捉，许是掌握了良机，群众喧腾的浪潮一浪高似一浪，再次掀起了高潮。银平也和警察一样并不悠闲。许多萤火虫呈垂柳形飘落下来，一般飞不很远。有的却稀罕地飞远了，也有的朝桥这边飞来。桥上的男女老少自然团团围在望楼一侧的栏杆边上。银平在他们后头边走边找少女。不少孩子站在栏杆之外，手拿捕虫网伺机而动。真佩服他们不掉落下去。

人们靠拢过来，围成一团，一片骚动。大家都想扑住萤火虫。萤火虫就这样优哉游哉地飞走了吗？银平又回忆起了在母亲老家的湖上看到的萤火虫。

“喂，落在你的头发上啦。”

桥上的男人冲着望楼下的小船呼喊了一声。萤火虫落在姑娘的头发上，姑娘并没有意识到是在呼喊自己。同船的男子把这只萤火虫抓住了。

银平发现了那个少女。

少女把两只胳膊搭在桥栏杆上，俯视着护城河。她身穿白棉布连衣裙。少女的背后也是人山人海，银平只能从人缝间窥见少女的肩膀和半边脸。但他不会看错。他后退了两三步，然后缓慢地悄悄靠近她。少女被飞舞着萤火虫的望楼吸引住，没顾得回过头来。

她恐怕不是一个人来的吧。银平的视线落在少女左边的青年身上，顿时感到被人捅了一下胸口似的。不是那个在土堤上等待牵狗的少女、把银平从土堤上推下来的男学生，而是另一个男人，只需从背影就可以判断出来。他穿着白衬衫，没戴帽子，也没穿外衣，也是学生的模样。

“打那以后，只过了两个月。”银平觉得少女恋心变化之快，如同践踏了鲜花一样，感到震惊不已。少女的恋心，比起银平对少女的向往，不是太无常了吗？虽说两人同来观赏捕萤未必就是情侣，不过银平感到，她同那位恋人之间似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银平钻进少女身边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之间，抓住了栏杆，侧耳静听。又放萤火虫了。

“我想抓一只萤火虫给水野。”少女说。

“萤火虫嘛，都带着郁闷的气氛，带去探病不好吧？”学生说。

“睡不着的时候看看，总是好的吧。”

“会使他感到寂寞的。”

两个月前见到的那个学生生病了吗？银平领会了。他担心把脸探出栏杆会被少女发现，所以决计在稍许靠后的地方，凝望着少女的侧脸。少女稍高的束发，从发结往前梳理得油光波滑，实在艳美。比起在银杏树林立的坡道上那副打扮来，更加自然，落落大方。

桥上没有燃灯，一片昏暗。伴随少女的学生，比先前的学生显得更加纤弱。他们肯定是朋友。

“这次去探病，你打算谈捕萤的情景吗？”

“今晚的情景？……”学生反问自己，“我一去，能够谈町枝的情况，水野一定很高兴。如果谈到两人去参加捕萤活动，水野大概会想象满天飞萤吧。”

“我还是想给他萤火虫啊。”

学生没有回答。

“我不能去探望他，心里着实难过。水木，一定要把我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他谈。”

“我平时也跟他谈了，水野也都知道的。”

“水木，你姐姐邀请我欣赏上野夜樱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町枝很幸福’，可是我不幸福啊。”

“假如听说町枝不幸福，我姐姐会吓一跳的。”

“我吓唬吓唬她怎么样……”

“唔。”

学生扑哧笑了，仿佛要避开对方的话头。

“打那以后，我也没见过姐姐。你最好还是让她觉得有的人天生就是幸福。”

银平看清了，这个姓水木的学生也是向往町枝的。同时他预感到即使那个姓水野的学生病愈，他同町枝的爱也会破裂。

银平离开栏杆，悄悄地走到町枝的背后。棉布连衣裙似乎厚了些。银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钥匙形状的萤笼铁丝挂在町枝的腰带上。町枝没有察觉。银平一直走到桥的尽头，停住脚步，回头望了望挂在町枝腰间的微微发亮的萤笼。

少女不觉间发现腰带上挂着萤笼，她会怎么样呢？银平很想折回到桥中央混在人群里窥视一下。这又不是用剃刀去割少女腰身的罪犯，本来是没什么可怕的。可是他的脚却从桥上向后移动。由于这个少女的关系，现在银平发现自己的感情非常脆弱。也许不是发现，而是重见了感情脆弱的自己。他赞同这种自我辩护，无精打采地朝着与桥相反的银杏树林立的坡道走去。

“啊，大萤火虫。”

银平仰望星空，心想把萤火虫看作星星也不奇怪，反而满怀激动的心情，再次脱口说了声：

“大萤火虫。”

开始听见雨点打在银杏树叶上的声音。雨滴非常大，非常稀疏。雨声像是一半化成水落下的雹子声，又像是从房檐落下的雨滴声。是不可能下到平地上的雨，是落在某个高原的阔叶树上，在野营之夜也清晰可闻的雨。尽管在高原上，当作夜露的降落声则是过密了。银平不记得曾登过高山，也不曾记得在高原上野营过，从哪儿来的幻听呢？当然，那是来自母亲老家的湖边吧。

“那个村庄算不上是高原。这种雨声，现在才第一次听到。”

“不，这种雨声确实是在什么时候听见过。也许是在深山老林里——欲止的雨声。积存在树叶上的雨滴声，比从天上降下的雨声更多更密。”

“弥生，被这种雨淋湿，可冷啦。”

“唔，町枝这个少女的恋人，也许是到高原去野营，被这种雨打湿才生病的。由于那个姓水野的学生的诅咒，才在这银杏树上听到声音。”

银平自问自答。听着没有落下的雨声，任凭想象自由驰骋。

今天在桥上，银平知道了那少女的名字。倘使昨天，町枝或银平中一个人故去了，就无从知道她的名字了。光是知道町枝这个名字，也算是了不起的缘分。那么，银平为何要远离町枝所在的桥，去攀登明知町枝不在的坡道呢？前往捕萤会的护城河途中，银平曾不由自主地两次来到这条坡道上。见到町枝之后，他觉得町枝一定会走这条坡道的。留在桥上的少女，她的幻影正在这些银杏树下移动着。她拎着萤笼去探望病中的恋人。

银平只想试试这样做，除此别无目的。他把萤笼挂在少女的腰带上，恍如在少女的身上燃烧自己的心。事后来看，可以认为这是银平感伤的表现，也可能是少女很想把萤火虫送给病人，银平这才悄悄将萤笼送给她的。

梦幻的少女在白色连衣裙的腰带上挂着萤笼，攀登着银杏树林立的坡道，去探望病中的恋人，梦幻的雨打在梦幻的少女身上……

“唔，就是作为幽灵，也是平平凡凡的。”银平这样自我嘲笑。不过，如果町枝如今同那个姓水木的学生在桥上，那么也应该同银平在这条黑暗的坡道上。

银平撞在土堤上了。他刚要登上土堤，一只脚抽筋，他抓住了青草。青草有点潮湿。另一只脚没那么疼痛，他还是爬上去了。

“喂。”银平喊了一声，站起身来。一个婴儿从银平爬过的地方的背面学着他也在爬行，像是在镜面上爬，银平像是在同土地背面的婴儿合掌一样。这是冰冷的死人的手掌。银平慌了神，回想起了某温泉浴场的一家妓院，澡盆底变成了一面镜子。银平爬到土堤尽头。这里就是町枝的恋人水野喊了声“浑蛋”，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从土堤滚落下去的地方，那天正是他第一次跟踪町枝。

町枝在土堤上对水野说过，她看见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红旗队伍从对面的电车道上通过。银平留神望着一辆都营的电车从那条电车道上缓缓行驶过去。黑夜中车窗透射出来的光线，把街树的繁枝茂叶映得摇摇曳曳。银平继续直勾勾地盯着。土堤上也没有梦幻的雨声。

银平大喊一声“浑蛋”，就从土堤上滚落下来。翻滚得不甚高明，掉落在柏油马路上，一只手还抓着土堤的青草。他爬起来，闻了闻那只手的味儿，从土堤下面的道路走远了。银平觉得仿佛有个婴儿在土堤的泥土里跟着他走动。

银平的孩子岂止下落不明，而且生死不详，这是他人生不安的原因之一。银平相信，假使孩子活着，有朝一日肯定会偶然相遇的。但是，那究竟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的男人的孩子呢？他也不大清楚。

银平学生时代，一天傍晚，在住宿的那户人家门口，发现了一个弃儿，附有一封信，上面写着“这是银平先生的孩子”。这家主妇吵嚷了好一阵子，银平不惊慌，也不羞愧。一个受命运迫使行将奔赴战场的学生，怎能无缘无故地捡个弃儿来抚养，何况对方又是娼妓呢。

“纯粹是恶作剧啊，大婶。我跑了，这是有意报复。”

“她怀了孩子，桃井先生逃跑了？”

“不，不是的。”

“那么逃什么呢？”

银平没有回答。

“把婴儿退回去就成了。”他低头看了看主妇抱在膝上的婴儿，“请先放在你处。我把那个同谋者叫来。”

“同谋者？什么同谋者？桃井先生，不是想把婴儿撂下就逃走吧？”

“我讨厌一个人去还孩子。”

“噢？”主妇带着怀疑的神情，一直跟随银平到了正门。

银平把老朋友西村诱了出来。但是婴儿还是由银平带着。这是无可奈何，因为弃婴的人是他的相好。银平把婴儿抱在大衣里，下面扣上了扣子，鼓鼓囊囊的。在电车上，婴儿当然号啕大哭。乘客们对这位大学生奇妙的模样，倒是报以好意的微笑。银平做了个怪相，腼腆地笑了笑，然后让婴儿的头从衣领中露出来。这时候他只好低下头，万般无奈地继续盯着婴儿的脸。

东京已经遭到第一次大空袭，那是在大火洗劫商业区之后的事。不是在鳞次栉比的妓院街，而是在小胡同人家的后门，所以银平他们没被发现，把婴儿扔下后，就轻快地逃走了。

银平和西村曾有一起谋划从这家溜之大吉的经历。战争期间强迫义务劳动，学生也备有胶皮底袜子和帆布运动鞋一类破烂鞋袜。他们是扔下了这些东西，从妓院里逃出来的。他们没钱没财，逃跑倒是很轻快。仿佛是从自己的耻辱中逃脱出来一般。每当遇到那些费鞋子的繁重劳动，在最繁忙的时候，银平和西村会意味深长地互使眼色。回想扔掉那些破鞋烂袜的场所，是他们最低限度的乐趣。

即使逃走，娼妇的传票又来了，不仅仅是催促还钱。不久，银平他们就要去打仗，前途渺茫，没有必要隐瞒地址和姓名了。学生上战场，学生们是英雄。公娼和被许可的私娼被大量征用或义务献身。银平玩弄的大概是暗娼一类货色。娼妓的纪律也比较松散，恐怕充斥着不正常的人情关系。银平他们根本不考虑相好的事，也许是因为害怕战争期间的严厉惩罚，又或是因为她们是自己在正常情况下瞧不起的人。银平他们甚至堕落到自以为溜之大吉也会被相好当作年轻的冒险，被对方宽恕。逃了三四次，最后干脆逃之夭夭，这也是干此等事的一种风习。

连婴儿也被随便弃在小胡同人家的门口，最后的逃走也就再增加了一项。时值三月中旬，第二天晌午下的雪，夜间就积厚了。人们不至于让弃婴冻死在小胡同的犄角里。

“还好是昨晚呀。”

“还好是昨晚。”

为了谈这件事，银平踏雪走到了西村的寓所。妓院杳无音信。婴儿去向不明。

最后一次轻快地逃走后，有七八个月没去过小胡同的那户人家，丢弃婴儿时那儿是否依然是妓院呢？银平带着这种疑惑走上战场。就算那家依然是妓院，银平的相好，也就是婴儿的母亲，她是否仍在那家呢？暗娼怀孕直到生产之前，难道还一直住在那家妓院里吗？生孩子势必打乱娼妇的生活秩序，在充满着不正常的人情关系，以及混杂着异常的紧张和麻木的日子里，妓院不见得不照顾产妇的生活吧。唉，看样子是没照顾。

被银平抛弃了，那孩子才真正成了弃儿，不是吗？

西村阵亡了。银平活着回来，竟能当上学校的老师。

他在当年的妓院街的废墟上转累了。

“喂，别恶作剧了。”银平大声自语，自己也呆然了。却原来是自己对那娼妇说话。娼妇扔的既不是自己的孩子，也不是银平的孩子，而是借了伙伴不要的婴儿，扔在银平寓所的门口。好像是当场被发现，追上去抓住了。

“如今我又不能问问西村‘那孩子像我吗’，他现在已不在人间了。”银平还自言自语地说。

那婴儿明明是个女孩子，然而这个使银平苦恼的孩子的幻影，却莫名其妙地性别不明。而且大概是已经死了。当银平清醒的时候，不知怎的，他总觉得这个孩子还活着。

幼小的孩子用圆胖的小拳头使劲敲打银平的额头。做父亲的低下头来让孩子一直敲打。银平觉得有过这么一回事，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这也是银平的梦幻，而不是现实。假使孩子还活着，如今已不是那样幼小了。今后也不可能再有这种事了。

捕萤那天夜里，银平从土堤下的路上步行而去。那个从土堤的土里钻出来的跟随着他的孩子，还是个婴儿，而且性别不明。他意识到婴儿再怎么说，也有男女之分，可这孩子却不清楚，好像是个脸上没有眼鼻口的怪物。

“是女孩，是女孩。”银平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小跑，到了商店鳞次栉比的明亮的街上。

“烟，给我一包烟。”

银平在拐角第二间铺子门前，气喘吁吁地喊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走了出来。老太婆性别清楚。银平叹了口气。但是，町枝早已消失在远方了。不知为什么，要追忆起这个人世间还有这样一位少女，似乎还需费一番努力。

银平变得空荡荡、轻飘飘，阔别的故乡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忆起的，不是暴死的父亲，而是美貌的母亲。但是父亲的丑，远比母亲的美更清晰地刻印在心间。就像自己那双丑陋的脚，远比弥生那双漂亮的脚更容易显现出来一样。

在湖边，弥生要采集野生的山茱萸的红果，被小刺扎伤了小指头，出血的时候，弥生边吸吮小指的血，边向上翻弄着眼睛，凝望着银平说：

“银平，为什么不给我摘呢？你那双像猿猴的脚丫，跟你父亲的长得一模一样哩，不是我们家的血统呀。”

银平气疯了，恨不得将弥生的脚插进刺丛中，但他却没去触动她的脚，露出牙齿来要去咬她的手腕。

“哎哟，一张猿猴的脸呀。嘻嘻……”弥生也露出了牙齿。

从土堤的泥土中钻出来的婴儿，跟着银平走来，这肯定是银平的脚像兽类般丑陋的缘故。

银平没研究过那个弃儿的脚。因为他压根儿就不认为那孩子是他的。他自谑自嘲：一旦察看，脚形相似，这不就足以证明那是自己的孩子吗？婴儿的脚尚未踏上这个社会，还很柔软，很可爱，不是吗？西方宗教画的神周围飞着的安琪儿们的脚，就是那样的脚。踩上了这个人间的泥沼、荒岩和针山之后，就自然变成了银平这样一双脚。

“如果是幽灵，那孩子就不会有脚啦。”银平喃喃自语。据说幽灵没有脚，这是谁看见过的形象呢？他从前有这种想法的伙伴很多。而说到他本人的脚，也许已经不再踩在这世间的土地上了。

银平在灯光璀燦的街上彷徨，将一只手掌朝上窝成圆形，要接受从天上掉下来的宝物似的。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山，不是郁郁葱葱的高山，而是被火山岩和火山灰弄荒芜了的高山。在晨曦和夕阳的辉映下，色彩斑斓，可谓万紫千红，同朝霞和夕照的天色变化别无二致。银平必须背叛那个憧憬町枝的自己。

“老师纵使在上野的地下通道，我也会去的。”银平想起久子这像是预言式的爱的宣誓，又像是别离的宣言。银平出现在上野，心想现在那个地下通道不知怎么样了。

连这里也荒凉了，或者说幽静了。这些流浪者大概是常住在通道里，彼此认识，他们在一侧排成一列，有的横躺，有的蹲坐；有的像是以捡纸屑那种背篓做枕头，有的铺上装炭的空草包或席子。看来有大包袱皮的人算是好的了。这是昔日常见的流浪者的形象。过路人对他们毫不关心，眼睛朝上，连看也不看一眼，也没有发觉自己才是被人看的一方。现在就开始睡觉，真是早觉，令人羡慕啊。有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枕在男的膝上，男的趴在女的背上，安稳地睡着了。夫妻双双团成一团的睡姿，即使在夜间的火车上，恐怕也难能模仿得那样自然。活像一对小鸟，一只把头伸进另一只的羽毛里酣睡似的。他们的年龄在三十岁光景吧。这一带夫妇成双搭伴是少见的。银平站定凝望着他们。

一阵地下的潮气，夹杂着烤鸡肉串和关东煮的味道。银平钻进一家食铺的门帘，恍如下到了钢筋水泥的洞穴，呷了两三盅烧酒。他看见身后有个穿花裙的人钻进门帘来，是个男娼。

一碰面，男娼什么话也没说，便送了个秋波。银平逃走了。并不是轻快的。

银平窥视了一下地面上的候车室，这里也笼罩着流浪者的气味。站务员站在入口处。

“请出示车票。”银平挨了一句。连进候车室也要车票，这简直是少见。候车室的墙壁外侧，有一群人像是流浪者，有的呆立，有的蹲靠在那里。

银平走出车站，一边考虑男娼的性别问题，一边误入了小胡同，遇上一个脚蹬长统胶鞋的女人。她上身穿一件微脏的白衬衫，下身是褪了色的黑裤，半男装打扮。在洗缩了的衬衫上，看不到丰满的胸脯。一副萎黄的脸晒得黝黑，没有化妆。银平转过头去，擦肩而过时女子就注意他了，她有意靠近银平，尾随银平。有跟踪女子经验的银平，脑后长了眼睛似的，一有人尾随就知道了。他脑后的眼睛熠熠生辉。但是，这女子为什么要尾随他呢？他脑后的眼睛也无从分辨。

银平第一次跟踪玉木久子，从铁门前逃出，来到附近的繁华街时，野鸡女郎说“并不是跟踪而来”，其实表明了跟踪的事实。现在这女子，从风采来看不是个娼妇。长统胶鞋还沾上了泥泞。那些泥泞也不是湿的，像是几天前沾上，至今也还没有洗净。长统胶鞋也摩擦得发白，有点旧了。天并没有下雨，却蹬着长统胶鞋在上野周围漫步，这样的女子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她的脚是残废了，还是长得难看呢？她穿裤子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吗？

银平眼前浮现出自己那双丑陋的脚，接着想到女子难看的脚也尾随而来，就戛然止住脚步，打算把那女子让过去。但是那女子也停住了脚步。双方的目光相遇，都像是要探问对方什么似的。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女子首先开口问道。

“这句话是应该由我来问的呀。你是不是跟踪我来的呢？”

“是你给我使眼色的嘛。”

“是你给我使了眼色。”银平边说边回想刚才同女子擦肩而过时，自己是不是给了她什么暗号呢。他认为她确实是有意尾随的。

“在女人中，你的打扮有点特别，所以我只是瞧了瞧。”

“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你是什么人，被人使眼色就尾随来了吗？”

“因为你值得我注意呀。”

“你是什么人？”

“什么也不是。”

“有什么目的吧？你跟踪我……”

“我不是跟踪你。噢，我是想跟来看看。”

“唔。”银平再次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她的嘴唇没涂口红，颜色发黑，有点不正常，嘴里镶有金牙。年龄难以判断，大概是四十开外吧。单眼皮下的目光，像男子一样干涸尖利，要把人弄到手似的。而且一边眼睛过分细长，黝黑的脸皮僵直发硬。银平觉得有点危险。

“好，就到此为止吧。”银平说着就势举起手，轻轻地触摸了一下女子的胸脯。无疑是个女子。

“你干什么？”女子抓住了银平的手。女子的手掌松软柔嫩，不像是干体力活的。

确认一个人是不是女人，银平也是第一次尝试。明知她是个女人，还通过自己的手去确认，银平奇妙地放下心来，甚至感到她可亲可爱了。

“好，就到那边去吧。”银平再说了一遍。

“你说那边，是到哪儿呢？”

“附近有没有舒适一点的小酒馆呢？”

银平探问了有没有带着这种异样打扮的女人也能进去的酒馆之后，又回到了灯光明亮的大街上。他走进一家卖关东煮的小吃店。女人也跟着进来。有的座席在关东煮锅的周围，围成“コ”字形。有的座席则远离关东煮锅。“コ”字形周围的座席，大致都已坐满了客人。银平在靠入口的座席上落座。入口敞着，挂着半截门帘，下方可以望见过路人的胸脯。

“你喝白酒还是啤酒？”银平说。

银平没有打算把这个一副男子骨骼的女人怎么样。他知道已经没有危险，另外没有目的也是轻松愉快的。喝白酒还是喝啤酒也就悉听其便了。

“我喝啤酒。”女人回答。

这家酒馆子除了关东煮以外，还能做几个简单的菜肴，菜单牌成排地挂在墙上。叫什么菜，也全听女方的选择。从女人厚颜无耻的样子来看，银平觉得这女人是不是为不三不四的人家拉客呢。如果是那样，他也就想通了。但是银平没有说出口。也许女人发现银平有什么危险，就不会引诱他了。或许是对银平产生某种亲近感，她才跟踪而来的吧。总而言之，这女人似乎已经抛弃了她最初的目的。

“人的一天，真是奇怪啊，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你我萍水相逢，竟一起喝起酒来了。”

“是啊，是萍水相逢啊。”女子只喝了一杯，就很来劲地说。

“今天和你喝个痛快就完了？”

“就完了。”

“今晚从这儿就回家？”

“回家。家里孩子在等着我呢。”

“你有孩子？”

女子依然连续喝了几杯。银平盯着女人喝酒的模样。

一夜之间，在捕萤会上看见那少女，在土堤上被那婴儿的幻影追赶，现在又这样同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子喝酒……无论如何银平也难以置信。而难以相信，肯定是因为那女人长得丑陋。银平现在必须认为，在捕萤会上看到美貌的町枝似梦非梦，在小酒馆里同丑陋的女人在一起却是现实。不过又觉得，自己是为了寻求梦幻中的少女，才同这个现实中的女人对酌的。这女人越丑陋越好。这样，町枝的面影也像浮现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穿长统胶靴？”

“出门的时候，以为今天会下雨。”女子的回答是明快的。一种诱惑力吸引了银平。那就是想看女人藏在长统胶靴里的脚。要是这女人的脚丑陋无比，这对象对于银平是最合适不过了。

女人越喝越发丑态百出。她那双眼睛一大一小，小的一边显得更小了。她用那只小眼睛向银平飞了一眼，肩膀摇摇晃晃地倾斜过来。银平抓住她的肩膀，她也不回避。银平感到就像抓了一把瘦骨头。

“这么瘦，怎么成呢？”

“没法子啊。一个女人要养活一个孩子。”

据她说，她和孩子两人在小胡同里租赁了一间房子。女孩子十三岁，在上中学。丈夫阵亡了。这话究竟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她有孩子倒像是真的。

“我送你回家吧。”银平反复说了好几次，女人点了点头。

“家里有孩子，不行呀。”女人终于郑重地说。

银平和那女人是冲着厨师并肩而坐的，不知什么时候，女人已转向银平，身体松软下来，像是要偎依在银平身上。这是一种迹象，大概是要委身于银平了。银平一阵哀伤，仿佛来到了人世的尽头。其实也不至于到那个程度。说不定是晚上看见了町枝的缘故吧。

女子的喝相也着实不太雅观。每次要酒，她都偷偷瞟瞟银平的眼色。

“还可以再喝一瓶。”银平最后说。

“醉酒不能走路啦，可以吗？”她说着把手扶在银平的膝上，“只可以再喝一瓶，请倒在杯里。”

杯里的酒，从她的嘴角邋邋遢遢地流了出来，洒落在桌面上。她那张晒黑了的脸，红黑里透紫。

从关东煮小吃店一走出来，女人便挽着银平的胳膊。银平抓住女子的手腕，感觉出乎意外地腻润柔滑。路上他们遇见了卖花姑娘。

“买花吧，带回家给孩子。”

可是，女子来到昏暗的街落，便把这束花寄存在一家中国面摊的摊子里。

“大叔，拜托了，过一会儿马上就来取。”

女子把花束递过去，醉态又毕露了。

“我好几年没跟男人过夜啦。不过，没法子呀。只能说咱们不是冤家不聚头。”

“唔，这倒也合适。没办法啊。”银平勉强地迎合着说，但对自己带女子行走只感到嫌恶而已。唯有一种诱惑在蠢动，那就是想看看女人藏在长统胶靴里的脚。但是这个似乎也看到了。女人的脚趾不如银平那样像猿猴，可也不好看。茶色的皮肤无疑是坚厚的，一想到和银平两个人伸长赤脚，不禁催人呕吐了。

到哪儿去呢？银平听任女子摆布了好一阵子。拐进小胡同里，来到了小稻荷社前。旁边是可带情人住宿的旅馆。女子犹豫了一会儿。银平松开了女子一直挽着他的那只胳膊。女子倒在路旁。

“既然孩子在家里等着，还是早点回家吧。”银平说着扬长而去。

“浑蛋！浑蛋！”女子呼喊着，捡起神社前的小石子连连扔过去。一块石子击中了银平的脚脖子。

“好痛啊！”

银平一瘸一拐地走了，一股凄凉的心绪悄悄地爬上心头。他思忖着，在町枝的腰带挂上萤笼之后，为什么不径直回家呢？他折回到租赁的二楼房间，脱下袜子，只见脚脖子有点红肿了。

（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

[1]Raymond Radiguet（1903－1923），法国现代剧作家、诗人。

[2]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思想家、教育家、评论家。

[3]由十七个假名组成的诙谐讽刺的短诗。

[4]江户时代一蔬菜店老板之女，因躲避火灾逃入寺院，与寺中小和尚相恋，为双宿双飞而火烧寺院，最终被处以火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眠/〔日〕村上春树著；〔德〕曼施克图；施小炜译.--2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0.6

ISBN 978-7-5442-9772-1

Ⅰ. ①眠…　Ⅱ. ①村…②曼…③施…　Ⅲ.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013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140

NEMURI

by Haruki Murakami, illustrated by Kat Menschik

Text copyright © 2010 by Haruki Murakami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from the Japa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2009 by DuMont Buchverlag, Cologne.

Illustrations by Kat Menschik © 2009 by DuMont Buchverlag, Cologne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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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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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

1

无法入眠，已经到了第十七天。

我说的不是失眠症。若是失眠症，我还略知一二。念大学时，我有过类似失眠症的体验。说“类似”，是因为无法确定那症状与世间一般说的失眠症是否一致。其实只要跑趟医院，是不是失眠症准能搞个水落石出。但我没去。我觉得就算做了这种事，大概也没有用处。并非有什么根据，仅仅是出于直觉：只怕去了医院也是徒劳。所以跟家人跟朋友，我都没提。要是找谁商量，人家准劝我去看医生。

这种“类似失眠症”的症状持续了约莫一个月。在那期间我连一个囫囵觉也不曾睡过。到了晚间爬上床，心想：“好，睡上一觉。”于是立时三刻，简直就像条件反射一般，大脑便亢奋起来。怎么努力也无法入眠。越是渴盼睡着，越是睡意全消。喝酒吃安眠药，我统统试过，全无功效。只会感觉身体不适而已。

直到天快亮，总算有一缕睡意前来造访。我的指尖似乎微微触摸到睡眠的边缘。然而就在一层薄墙之隔的邻室，我的意识却清醒无比，在凝目守望着我。我的肉体蹒跚地彷徨在微明中，又始终感觉自身意识的视线与气息近在身畔。我是企待睡去的肉体，也是行将醒来的意识。

白日里，我时常浑浑噩噩，仿佛大脑蒙着一层薄膜，无法辨清事物的正确距离、质量和触感。而且每隔一定的间歇，柔软的缺漏便如同弛缓的波浪涌流而至。坐在电车的座椅上、教室的课桌前，抑或晚餐的席位上，不知不觉间我便会朦胧入睡。意识曾几何时游离我的肉体而去。世界无声地摇颤，将形形色色的东西抖落在地。铅笔、手提袋和餐叉发出声响掉落在地板上。我很想猛然伏在那里，沉沉睡去。然而不成。清醒始终觊觎在近旁，我时时感觉它冷冰冰的影子。那是我自己的影子。奇怪，我一面昏昏欲睡一面暗忖。我身处自己影子的内侧。我在那迟钝而无感觉的冥暗中行走、进餐、与人交谈。不可思议的是，周围的人都不曾察觉我被放置在这种奇异状态中。那一个月里我瘦了六公斤。可尽管如此，家人和朋友居然都没有察觉这种异变，没有察觉我始终活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之中。

是的，我名副其实地生活在睡眠中。在我的周遭，在我的内部，一切东西都凝滞而沉重，阴沉而混浊。就连自己生存于这个世界的状态，都像是不牢靠的幻觉。似乎只要刮起一阵强风，我的肉体就将被吹到世界尽头，吹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土地。而我的肉体将在那里与我的意识永远分离。所以我很想牢牢抓住某样东西。然而纵目四望，周边却看不到一样可以抓牢的事物。

每到夜间，猛烈的清醒便倏然而至。在这清醒面前，我束手无策。我被强大的力量牢牢固定在清醒的核心。那力量过于强大，我只能始终清醒着直至天亮。在夜的黑暗中，我一直醒觉如昼，甚至不会思考。聆听着时钟镌刻时间的声音，我唯有凝望黑暗一点点变深，再一点点变淡。

然而有一天，一切不告而终。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原因，突如其来地便消散了。早餐桌上，睡意冷不丁地袭来，令我神思恍惚。我一言不发地起身离席，好像把什么东西拂落下地，好像有人跟我说话。但我什么都不记得。我趔趔趄趄地走回自己的房间，连衣服都没换便钻进被窝，就此沉沉入睡。然后毫不间断地睡了二十七小时。母亲担心起来，好几次摇晃我，甚至拍打我的脸颊。然而我没有醒。整整二十七小时不曾醒过一次。我想连梦都没做一个。于是醒来时，我又恢复了原先那个我。大概。

这疑似的失眠症缘于何种理由被带来，又是基于何种缘由忽然消踪匿迹，我无从说明。就像被风从远方吹来的厚厚黑云一般。那云层里严严实实塞满我一无所知的不祥之物。无人知晓它来自何处，又去向何方。总之它飘然而至，久久覆压在我的头顶，又飘然离去。

但这次我睡不着觉却截然不同。彻头彻尾地不同。我仅仅是睡不着。彻夜无眠。可是除了睡不着的事实，我处于极其正常的状态。我根本不困，神志也清醒如常。甚至可以说比平常更清醒。身体毫无异常之处，也有食欲，并不觉得疲劳。从实际观点来看不存在任何问题，也没有不便。只是睡不着罢了。

丈夫和孩子都不知道我彻夜无眠。这件事我秘而不宣。若是说了什么，只怕他们肯定会劝我去医院。而我心中有数，即便去了医院，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问题必须由我自己处理。

我的生活一如既往，表面上并无变化。非常平稳，非常规律。我在早晨送走丈夫和孩子，之后一如平素开车去购物。丈夫是牙科医生，在离我们居住的公寓约十分钟车程的地方拥有一家诊所。他和牙科大学时代的同学一起经营。这样就能两人共同雇用技师和负责挂号的女孩。一方的预约满了，还可以由另一方接收患者。丈夫和同学都技艺高超，几乎是在没有门路的情况下在那里开业的，这才过去五年，诊所便相当红火了。不如说太过忙碌。

“其实我是想悠着点儿。当然，我可不该有怨言。”丈夫说。

是呀，我说。的确不该有怨言。为了开办这家诊所，我们不得不向银行借了超出预算的大宗贷款。牙医诊所需要巨额设备投资，加之竞争过于残酷，况且又不是诊所头一天开门患者第二天就会蜂拥而至。因没有患者光顾而关门大吉的牙科诊所不计其数。

诊所刚开张时，我们还很年轻，经济上也没有富余，又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没人知道我们能否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然而五年过去，我们好歹存活下来。不应该有怨言。贷款也还剩下将近三分之二没有还清。

“该不会是因为你长得帅，患者才涌上门来吧。”我说。毫无新意的调侃。我这么说，就是因为他长得一点也不帅。毋宁说丈夫长着一张奇怪的脸。直至今日我仍不时念叨：我怎么会跟长着这张怪脸的男人结婚呢？分明有过几个长相更英俊的男朋友嘛。

他的长相之奇特，无法用语言巧加说明。绝对算不上帅气，也并非丑男，却又不是所谓有味道的面孔。老实说，只能用“奇怪”一词来表达。或者说“无从捉摸”的形容也许较为接近。但不仅如此。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某种使他的脸难以捉摸的要素。我觉得只要把握住它，恐怕就能理解那“奇怪”的全貌。但我做不到。有一次出于某种需要，我试图描绘他的面容，可是手握铅笔摊开画纸，却怎么也想不出丈夫的脸什么模样。这令我震惊。共同生活这么长时间，竟然想不出他长着怎样一张脸。当然面对面一看马上就能明白，也会浮上脑际。然而一旦要画下来，才知道自己原来几乎没有把握全貌。简直像行路时撞上看不见的墙壁，我不知所措。只能想出那是一张奇怪的脸。

这件事令我惶惶不安。

可是世人大多对他抱有好感，不必说，这对他那种职业至关重要。即便不当牙医，恐怕大部分职业他都能获得成功。似乎许多人与他见面交谈之后，不知不觉便会安心。他音色浑厚，谈吐温和。在邂逅丈夫之前，我从未遇到过这种类型的男人。我的女友们也个个对他满意。我当然喜欢他，甚至觉得爱他。但要准确表达，我觉得大概并非感到“满意”。

加上他能像个孩子般，非常自然地微微一笑。一般成年男子都不会那样笑。而且也许是理所当然，他有一口非常漂亮的牙齿。

“长得帅并不是我的罪过。”丈夫说完微微一笑。这对白一如往常，这是只适用于我们两人之间的无聊玩笑。但不妨说我们是仪式般说着这样的玩笑相互确认事实，确认我们坚持生存下来的事实。

他在早上八点十五分驾驶米色蓝鸟车出了公寓停车场。让孩子坐在邻座。孩子的小学就在去诊所的路上。“当心点。”我说。“没事。”他说。永远重复相同的台词。然而我不能不说。当心点，我说。丈夫便不得不这样回答：没事。他将海顿或莫扎特的磁带塞进车载音响里，口中哼唱着旋律，发动引擎。丈夫和孩子挥手道别，姿势相似得令人称奇：将脑袋歪至同一角度，手掌一同朝向这边微微左右挥动。简直像经人指导排练过一般。

我有辆自己专用的本田思迪二手车。颜色是蓝色。那是两年前一位女友以几乎等于白送的价格转让给我的。保险杠瘪下去，款式很旧，浑身锈迹斑斑。已经跑了差不多十五万公里。不时地，大概每个月一到两次吧，引擎会出毛病。怎么拧钥匙也发动不了。但还没到该送修理厂的程度。花上十来分钟安抚一通，引擎好歹发出轰隆隆的欢快声音发动起来。哎呀没办法，我想。不论什么东西什么人，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状态不佳的时候，或是运展不顺的情况。丈夫管我的车子叫“你的毛驴”。但不管别人怎么说，那都是我的专车。

我开着这辆思迪去超市购物。买完东西便动手扫除、洗衣，准备午餐。我尽量注意在上午麻利地活动身体，也尽力做好晚餐的准备。这么一来整个下午就变成自己的时间了。

丈夫十二点多回来吃午饭。他不喜欢在外面就餐，说是“又挤，又难吃，衣服还会沾上烟味”。哪怕赔上往返的时间，也喜欢回家来吃饭。但不管怎样，午餐我不做复杂的菜肴。如果有昨天的剩菜就用微波炉热一下，没有的话就用荞麦面对付。所以做饭做菜花不了多少时间。我也一样，比起孤零零地默默进食，当然是跟丈夫一起用餐更高兴。

更久以前，那时诊所开张还没多久，下午又没有预约一点钟的客人，这种时候，我们在午饭之后常常会上床。那是美妙绝伦的交欢。四周静谧无声，午后平和的阳光流溢在房间里。我们比现在更年轻，更充实。

我想，现在我们当然依旧充实。家庭里没有丝毫不睦的阴影。我喜欢丈夫，信赖丈夫。而且觉得他也一样。不过这原是无可奈何，随着岁月流逝，生活质量一点点发生变化。事物不再像从前那般简单，我们周遭的制约也变得更为复杂。如今，下午的预约全部排满。他匆匆吃完午饭就得去卫生间刷牙，然后匆忙驱车赶回诊所。成千上万颗病牙正等着他。

丈夫赶回诊所后，我就拿上泳衣和毛巾开车前往健身俱乐部，在那里游大约三十分钟。我不怎么喜欢游泳这项运动。仅仅是不愿身上多生赘肉才游的。我一直喜爱自己的身体线条，从来不曾喜爱过自己的脸。我自认为长相还不坏，却喜欢不起来。然而我喜爱自己的身体。我喜欢光着身子站在镜前，凝望那柔和的轮廓、恰如其分的活力。感到其中似乎含有某些对我非常重要的东西。何以重要我不得而知，但不愿失去。

我年届三十。到了三十岁就会明白，世界并不会因为你年满三十而告终结。我不认为年龄增长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但也有几种情况会由于年岁增长变得轻松。这要看如何思考。不过唯有一件事一目了然：假如一个年届三十的女人对自己的肉体感到满意，还希望继续满意下去，她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这是我从妈妈那里学来的。我妈妈曾经是个体态苗条的美丽女性。然而很遗憾，如今已是风光不再了。

游泳之后，如何打发下午剩余的时间则每天都不同。有时去车站前面溜达逛街，或者回家坐在沙发上读书，听FM广播，有时就这么迷迷糊糊地昏昏睡去。不久孩子放学回来。我给孩子换衣服，拿零食给他吃。孩子吃完零食便出门跟小朋友玩耍。他还在读二年级，没去读补习学校也没去念兴趣班。就让他玩好了，丈夫说。说是玩着玩着自然就会长大。他出门时我说：当心点。孩子回答：没事。和丈夫一模一样。

临近黄昏时分，我开始准备晚饭。孩子六点前回家，打开电视看动画片。如果诊所不加班，丈夫七点前就回到家里。他滴酒不沾，也不爱同别人交际。下了班便一路直奔家门。

吃饭时，我们一家三口边吃边聊。谈论各自度过的一天。说话最多的是孩子。理所当然，周遭发生的桩桩件件对他来说都新鲜而充满疑问。孩子负责说，丈夫和我阐述感想。吃完饭，儿子一个人去玩，做喜欢做的事情。看看电视，看看书，或者和丈夫玩玩游戏之类。有作业时，就钻进房间做作业。到了八点半便上床睡觉。我替儿子把被子盖好，抚摸他的头发，道一声“晚安”，关上灯。

这之后便是夫妻二人的时间。丈夫坐在沙发上，边读晚报边和我聊上几句。聊聊患者，聊聊报上的新闻，然后听听海顿或莫扎特。我不讨厌听音乐。但是无论听多久，我都分不清海顿与莫扎特的不同。对我的耳朵来说两者几乎完全一样。我这么一说，丈夫便说听不出不同也没关系。美的东西就是美，仅此而已。

“就像你英俊一样。”我说。

“对，就像我英俊一样。”丈夫说完，莞尔一笑，似乎心情十分舒畅。

这就是我的生活。是我变得睡不着之前的生活。每天差不多都是相同的重复。我记简单的日记，一旦有两三天忘写了，就会搞不清哪个是哪天的事。昨天和前天颠倒顺序，也没有任何不便。我不时想，这叫什么人生啊！但也没有因此感觉光阴虚度。我仅仅是感到惊讶，惊讶于昨天与前天毫无区别，惊讶于自己被编排入这样的人生，惊讶于自己留下的足迹甚至还未及认清，就在转瞬间被风吹走变得无影无踪。这种时候，我便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凝望自己的脸庞。大约在十五分钟内清空大脑，将自己的面孔当作纯粹的物体进行观察。于是我的面孔渐渐从身躯分离开去，成为偶然并存于一个地方的另一物体。对啦，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我认识到这一点。足迹之类原本就是无谓之谈。把这种并存照旧维持下去，才是对我的至高要求。

然而此刻，我睡不着觉。自打睡不着以来，我便不再写日记。

2

睡不着的第一夜，我记得很清楚。我做了个令人生厌的梦。那是个阴森森黏糊糊的梦。内容我不记得了。记忆里只留下那种不祥的感觉。而在这梦境的顶点，我从睡眠中醒来。如果继续沉浸在梦境里势将不可收拾，就在这危急关头，仿佛被人揪住领口硬拽回来一般，我猛然惊醒。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哈哧哈哧地大口喘气，手脚麻木动弹不得。简直像横卧在了无一物的空洞中，我听到自己的喘息发出巨大的回响。

是做梦，我心想。于是一动不动地仰卧着，等待喘息平静下来。为了让心脏剧烈跳动，迅速输送出血液，肺像风箱似的忽而膨胀忽而收缩，不过那振幅随着时间过去徐徐减小收束。现在几点啦？我寻思。打算看看枕边的时钟，脖子却无法转动。这时，我忽然看见脚边站着什么东西。是个模模糊糊的黑影。我倒抽一口冷气。心脏也罢肺脏也罢，我的五脏六腑仿佛瞬间冻结，一切功能悉数停止。

我凝目细看，黑影像迫不及待似的清晰起来。先是轮廓清楚显现，继而内里就像注入黏稠液体般填入实体、增绘细节。那是穿了一身合体黑衣的瘦削老人。头发是灰色的，很短，面颊消瘦。那老人站在我脚边，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眼睛非常大，连白眼珠上浮现的红色血管都清晰可见。但那张脸上毫无表情。眼睛鼻子嘴巴都有，然而它们不标示任何东西，不表明任何意思。

这不是梦，我心想。我从梦中醒来了。而且不是迷糊地醒来，我仿佛被弹起一般。所以这不是梦境，这就是现实。我试图动起来，把丈夫喊醒，或是把灯打开。然而我竭尽全力也动弹不得。名副其实地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当知道自己无法动弹，我陡然感到恐惧。是一种从无底的记忆深井里悄然升腾起寒气般的恐怖。那股寒气一直渗透到我生命的根底。我试图喊叫，然而发不出声，舌头不听使唤。我只能死死盯着那个老人看。

老人手中拿着样东西。细长状，圆乎乎的，还发出白光。仔细看去，那东西也渐渐显现清晰的轮廓。是一只水壶。老人手上拎着一只中国古画里那种陶制水壶。只见他拎起壶，冲着我的脚开始浇水。但我感觉不到水的存在。能看见脚上浇上了水，还能听见水流的声音。然而脚上什么感觉也没有。

老人不停地朝着我的脚浇水。奇怪的是不论浇多长时间，那壶里的水也浇不完。我开始寻思脚会不会腐烂溶化。浇了这么长时间的水，就算腐烂也不足为奇。一想到自己的脚也许会腐烂溶化，我再也忍受不住。

我闭上眼睛，发出一声大得不能再大的尖叫。

然而那声尖叫没有传出体外。我的舌头未能让空气振动。尖叫只是无声地响彻体内。那无声的尖叫在我的体内奔腾，心脏停止跳动，大脑刹那间变成一片空白。尖叫径直渗透到细胞的每个角落。我的身上，有东西死去，有东西溶化了。就像爆炸时的闪光，那真空的颤动将许多与我的生命相关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

睁开眼，老人不见了踪影。水壶也不见了。我看了一眼脚边。床上没有浇过水的痕迹，床罩仍旧是干的。然而我大汗淋漓，全身湿透。出汗量惊人。一个人居然能流出这么多的汗，真是难以置信。但绝对就是我的汗。

我试着一根又一根活动手指，接着扭动手腕，再活动双腿，转动脚踝，弯曲膝盖。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这些部位好歹动弹起来。我大致确认了身体能动，便小心翼翼抬起身子，细细巡视一遍被窗帘后面黯淡的街灯微微照亮的房间。哪儿都没有老人的身影。

枕边的时钟指向十二点半。上床睡觉时还不到十一点，睡了大约一个半小时。邻床上丈夫正酣然熟睡，就像一个被剥夺了意识的人，连一丝鼾声都没有。丈夫一旦睡着，没有万不得已的情况绝不会醒来。

我走出卧室来到浴室，脱掉汗湿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冲了个澡。然后擦干身子，从衣橱里拿出新睡衣穿上。打开起居室的落地灯，坐在沙发上喝了一杯白兰地。我几乎滴酒不沾。跟丈夫由于体质原因不能喝酒不同，从前也不少饮酒作乐，可结婚后就几乎不再喝酒了。但那天夜里为了镇定亢奋的神经，我的身体需要酒精。

食橱里放着一瓶人头马干邑酒。是这个家里唯一名字里带酒的东西。别人送的，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忘记是谁送的了。瓶身蒙着一层薄薄的白色尘埃。当然没有白兰地酒杯之类的，便把它倒进普通的小玻璃杯里，慢慢地小口啜饮。

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不过恐惧已渐渐淡去了。

大概是梦魇吧，我想。梦魇我还是头一回体验，但曾听经历过的大学同学谈起。她说，那一切都清晰可辨，栩栩如生，你压根儿想不到是梦。“当时我就没想到那是梦，就算现在也无法确定。”的确无法认定那是梦啊，我觉得。但总而言之那就是梦，是那种不是梦的梦。

尽管恐惧淡去，身体的颤抖却迟迟不退。我的皮肤表面如同地震后的水纹，久久地哆哆嗦嗦细颤不已。那细微的颤抖肉眼也看得分明。得怨那声尖叫，我想。未能成声的尖叫憋在体内，正是它让我的身体继续颤抖。

我闭上眼睛又喝了一口白兰地，感觉热乎乎的液体顺着喉咙缓缓滑向胃里，简直就像活物一般。

之后我忽然担心起孩子来。一想到孩子，心跳再度变得快而僵硬。我从沙发上起身，疾步走向孩子的卧室。孩子也和丈夫一样正酣然熟睡。一只手放在嘴边，另一只手横着伸出来。那张脸上看不到丝毫的不安。我替孩子整理好弄乱的被子。且不论粗暴地毁了我睡眠的东西是什么，总之它似乎只袭扰了我一个人。丈夫和孩子都没有感觉。

我回到起居室，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毫无睡意。

我也想过再喝一杯白兰地，暖暖身子，镇定神经，想在口中再次品味那凛冽浓郁的香味。但稍稍犹豫之后决定不喝了。酒是许久未喝了，我不愿把醉意一直留到明天。我将白兰地收进橱柜，把酒杯拿到水龙头前洗净，然后从厨房的冰箱中拿出草莓吃。

回过神，皮肤的颤抖已然平息。

那个黑衣老人到底是谁？我想。一个从未见过的老人。那身黑衣也很奇怪，就像一套合身的运动服，看去却又像是一身古装。如同面具一般缺乏表情的脸。一眨不眨的充血的眼睛。而且，为什么那老人要往我的脚上浇水？

莫名其妙。不论是老人还是水，我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的朋友遭遇梦魇，是借宿在未婚夫家中时。她刚入睡，一个五十来岁面色不悦的男人便出现了，对她说：你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她在那过程中一动也不能动，同样大汗淋漓。当时她还以为那人一定是未婚夫过世的父亲的幽灵，是那位父亲命令自己滚出去。然而第二天问未婚夫要来父亲的照片一看，却是一张跟昨夜的男人截然不同的脸。她说，我大概是太紧张了，才会遭遇梦魇。

然而我一点也不紧张。这里是我的家，理应不会有任何东西在这里威吓我。为什么我非得在此时此地遭遇梦魇不可？

我摇摇头。别再胡思乱想啦，那不过是个逼真的梦。大概是不知不觉中疲劳积滞于体内的缘故。肯定怪前天那场网球。游过泳，在健身房里遇到朋友邀约，打得时间太长了点。之后半天都手脚乏力。

我吃完草莓，在沙发上躺下来，试着闭了会儿眼睛。

毫无睡意。

这可怎么办？我想。当真是连一丝一毫睡意也没有。

我心想，看书催眠吧。走进卧室，从书橱里挑了本小说。我是点亮了灯找书的，可丈夫却纹丝不动。我挑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那时想读卷帙漫长的俄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我在许久以前曾经读过一遍，好像是高中时代。故事情节几乎全没记住。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开篇一段，以及最后主人公卧轨自杀这一点。“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这就是开篇第一句。记得一开始有暗示女主人公在故事高潮自杀的场景。此外还有赛马的场面。呀，莫非那是另一部小说？

我回到沙发上打开书卷。像这样聚精会神地读书究竟多少年没有过了？我想。当然下午时间富余也会读上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但确切地说那不叫读书。尽管在看书，但我马上就会转念想起别的事情来。孩子，购物，或者是电冰箱出了问题，亲戚的婚礼该穿什么去好，再不就是一个月前父亲做了胃切除，诸如此类的事情浮上脑际，枝枝叶叶朝着四面八方纵横蔓延。待回过神来，唯有时间白白流逝不返，书页却几乎原封未动。

就这样，我不知不觉习惯了不读书的生活。认真想来，这很不可思议。从小时候起，读书就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念小学时我便把图书馆的书读了个遍，零花钱差不多都用来买书了。省吃俭用，拿攒下的钱去买自己想看的书。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找不到像我这样疯狂看书的人。我在五个兄弟姐妹里居中，父母两人都有工作，都是大忙人，家里根本没人在乎我，因此我能独自一人尽情看书。只要举行读书感想有奖征文，我一准投稿应征，目的就是赢取当奖品的购书券，基本每次都能获奖。大学时我进了英文系，成绩也很不错，毕业论文写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得了最高分。教授问我愿不愿留下来读研究生，但说到底我并不是做学问的人，我自己也心知肚明。我只是喜爱读书，不适合做逻辑性的解析、学术性的探讨。就算我想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家里也没有那份经济上的余裕。倒不是说家里穷，只是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大学一毕业我就得离家自立，养活自己才行。

最后一次完整地读一本书是什么时候？那次读的究竟是什么？我苦思冥想，却连书名都想不起来。人的生活怎么会如此急剧地说变就变呢？我疑惑不已。从前那个邪魔附体般嗜书如命的我究竟去了何方？那些岁月、那种堪称异样的激情对我来说到底又算什么？

然而那一夜，我成功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安娜·卡列尼娜》上。我胸无杂念，专心地逐页阅读。一口气读到安娜·卡列尼娜与沃伦斯基在莫斯科火车站相遇，我将书签插进书里，再度拿出白兰地酒瓶，斟了一杯。

从前读时没有注意到，其实细想起来这是一本多么奇怪的小说啊，我想。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直到第一百一十六页居然一次都没露面。莫非对那个时代的读者来说，这算不得什么不自然的事？哪怕没完没了地描写那个名叫沃伦斯基的无聊角色的日常生活，他们也会耐心地忍受，老老实实等待美丽的女主人公出场？兴许如此。大概那个时代的人拥有足够的空闲时间。至少对阅读小说的阶层来说。

陡然回过神来，时钟正指着三点。三点钟？然而我感觉不到丝毫睡意。

我咬着嘴唇，盯着时钟的秒针看了一会儿。

好像可以这样无休止地一直读下去。故事将如何发展？非常想看个究竟。但怎么说也该去睡觉了。

我想起从前为失眠烦恼的往事，想起被裹在麻木的厚厚云层中度日的时光。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所以无甚大碍。但如今时过境迁。我为人之妻为人之母，肩负着不容推卸的责任。我得为丈夫做午饭，还得照料孩子。

但现在就算爬上床去只怕也无法入睡。我心里有数，连连摇头。有什么办法呢？看样子压根儿别想睡着，况且小说中后事如何我还想看下去。我叹了口气，目光投向桌上的书。

最终，直至窗外天光大亮，我仍在聚精会神地读《安娜·卡列尼娜》。安娜与沃伦斯基在舞会上凝视着彼此，坠入了宿命的情网。安娜在赛马场（赛马场还是出现了）上看到沃伦斯基坠马而方寸大乱，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不忠。我同沃伦斯基一起骑马飞越障碍，亲耳听到人们的欢呼声。同时我又坐在观众席上，目睹沃伦斯基坠马。我放下书，关上灯，在厨房里热好咖啡喝下。由于脑中残存着小说的场面，剧烈的饥饿感又突然袭来，我无法思考正经事。我的意识与肉体似乎在某处发生错位，之后未经复位便就地固定下来。我切了面包，涂上黄油和芥末，做了个芝士生菜三明治。然后站在水龙头前吃下。如此强烈的饥饿我难得一遇。那是暴戾的饥饿，几乎令人窒息。吃完三明治，肚子仍旧很饿，于是我又做了一个相同的吃下，并喝了第二杯咖啡。

3

遭遇梦魇的事，直至清晨未曾合眼的事，我都没有告诉丈夫。并非刻意隐瞒，只是觉得不必事事逐一汇报。就算说了也无济于事，况且细想一下，一个晚上没睡着也不算大事。谁都会偶尔遇上这样的情形。

我一如平素，为丈夫端上咖啡，给孩子喝热牛奶。丈夫吃吐司，孩子吃玉米片。丈夫浏览一通报纸，对几条新闻发表了意见。孩子小声唱着新学会的歌。然后两人坐上米色蓝鸟出门。当心点，我说。没事，丈夫说。两人向我挥手。一如平素。

两人出门后，我在沙发上坐下，开始想接下来做什么。我该干什么？什么事非做不可？我拉开冰箱门，查点里面的东西，确认了今天不买东西也没问题。有面包，有牛奶，还有鸡蛋。肉也好端端地冻在那儿。蔬菜也基本都有。食材一应俱全，足以维持到明日的午饭。

我该去银行办事，但不是非得今天不可。推到明天也不碍事。

我坐在沙发上开始继续读《安娜·卡列尼娜》。重读一遍才明白，我几乎没有记住《安娜·卡列尼娜》的内容。登场人物与书中的场景几乎都遗忘殆尽。甚至觉得我在看另一本毫不相干的书。太奇怪了，我心想。阅读的时候其实颇受感动，可结果脑子里居然什么也没留下。理应存在的感情的震颤与亢奋的记忆，曾几何时悄然脱落，踪影全无。

既然如此，那时我在看书上消耗掉的庞大时间究竟又算什么？

我中断了阅读，就此思索片刻。然而搞不明白，没过多久，我甚至连自己在想什么也不明白了。回过神来，我正漫无目的地眺望窗外的树木。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榉树。我摇摇头，又开始阅读。

上卷过半处夹着巧克力的碎屑。巧克力已然干透，星星点点地粘在书页上。念高中时我大概是一边吃巧克力一边阅读这本小说的。我喜欢边吃东西边看书。如此说来，自打结婚后我连巧克力也不吃了。因为丈夫不喜欢甜点，也几乎不给孩子吃。家中一律不放点心之类。

望着那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发白的巧克力碎片，我忽然无比想吃巧克力。我很想像从前那样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看《安娜·卡列尼娜》，感觉浑身每个细胞似乎都屏住呼吸紧紧抱成一团，在渴盼巧克力。

我披上羊毛开衫，乘电梯下楼，来到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两大块一看就甜腻无比的牛奶巧克力。刚走出店门立即把包装纸扯开，边走边吃了一小块。牛奶巧克力的香味在嘴巴里扩散开来。我能明确地感觉到那毫无保留的甜味被吸纳进身体每个角落。在电梯里我把另外一小块塞进口中。整个电梯也飘满了巧克力的香味。

我坐在沙发上，吃着巧克力继续读《安娜·卡列尼娜》。一点都不困，也不觉得疲倦。我聚精会神地读下去。一大块巧克力全部吃光，我又撕开第二块的包装纸，吃掉一半。上卷读完三分之二，我看了看时钟。十一点四十分。

十一点四十分？

丈夫马上就要回来。我慌忙合上书，冲进厨房。往锅里倒上水，烧水煮荞麦面。趁水烧开前泡开裙带菜，做了一个醋拌凉菜。从冰箱里拿出豆腐，切葱花磨姜末，做了个凉拌豆腐。然后跑到卫生间里仔细刷牙，去除巧克力的气味。

几乎是与水开同时，丈夫回来了。今天治疗结束得比预想的要早，丈夫说。

我们两人吃荞麦面。丈夫边吃边谈起他正在考虑购置医疗器械。是清除牙垢的新机器，要比现有的效率高得多，可以缩短时间。老样子，价钱自然不便宜，不过呢，我认为值得投资，丈夫说，最近好多病人到诊所来就是为了清除牙垢，你怎么看？我可不想在用餐时间听人大谈牙垢，也不愿费神思索这类问题。我宁愿绞尽脑汁考虑障碍赛的事。然而事与愿违，丈夫是认真的。我询问了那机器的价格，假装在思考这件事。如果需要的话，买来不就得啦，我尽量用爽朗的口气说。钱嘛，总会有办法的，反正又不是拿去吃喝玩乐。

那倒是啊，丈夫说。反正又不是拿去吃喝玩乐。丈夫重复我的台词，然后默默地吃着荞麦面。

窗外的榉树枝头落着一对大鸟在鸣啭。我不经意地瞧了它们一眼。不困。我一点也不困。这是怎么了？

我收拾餐具时，丈夫坐在沙发上读报。他把报纸的角落都看了个遍。旁边就放着《安娜·卡列尼娜》，但他没有特别留意。关于我读什么书，他根本不感兴趣。

我洗完餐具时，丈夫说，今天有个好消息，你猜是什么？

猜不出来。我说。

下午一点的患者把预约取消了，所以直到一点半我都空着。说着丈夫莞尔一笑。

我想了想，没明白为什么这是好消息。为什么呢？

等我明白那是做爱的邀请，是他站起身来引导我上床时。然而我丝毫没有欲望。不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干那种事。我想早点回到书里去。想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追逐《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洗碗时，我就一直在想沃伦斯基这个人物形象。为什么托尔斯泰能把每个登场人物都如此高明地控扼于掌心？他的描写精彩准确。甚至就连善与恶，在它们成为善或恶之前，是作为一个整体……

我闭上眼睛，用手指抚摩太阳穴，然后告诉他，其实今天我从早晨开始就有点头痛。对不起，非常抱歉。我常常被严重的头痛困扰，所以丈夫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我的推托之词。别硬撑着了，躺下休息休息，他说。也没那么严重，我说。他在沙发上一直坐到一点多，听着音量低低的古典音乐看报纸，然后又谈起医疗器械的事。即便购置最尖端的高价器械，可过个两三年又过时了，得不停地更新才行，结果到头来只有医疗器械制造公司大把赚钱。大致是这样的内容。我时不时附和两句，其实几乎没听。

丈夫下午去上班后，我把报纸叠好，拍打沙发靠垫让它恢复原状，然后倚着窗框环视室内。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不会犯困呢？从前我有过几次彻夜不眠，但如此长久地不睡觉却一次也没有过。要在平时肯定早就蒙头大睡了，就算还没睡着，也肯定困得不得了了。可是我的脑子却比平时还要清醒。

我走进厨房，热好咖啡喝下。然后想接下去该做什么。我当然想继续读《安娜·卡列尼娜》，但又想和平日一样去泳池游泳。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游泳去。我无法解释清楚，但大概是想通过剧烈地运动身体，将某种东西从体内驱赶出去。驱赶出去。可究竟要把什么东西驱赶出去？我就此思索了片刻。

究竟要驱赶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不过那东西在我的身体之中，就像远远望去的云朵一般坚硬小巧，飘来荡去。我想给它起个名字，但那个词儿却没有浮上脑际。它只能是某种东西。我素来不擅长寻词觅句。若是托尔斯泰，准能找到确切无比的字眼。

总之我像平日一样将泳衣塞进包里，开着思迪前往健身俱乐部。泳池里没有一个熟人，只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和一位肥胖的中年妇人在游泳。救生员百无聊赖地望着水面。

我换上泳衣，戴好护目镜，像平日一样游了三十分钟。然而三十分钟还不够，接着又游了十五分钟。最后全力以赴用自由式游了一个来回。尽管已经气喘吁吁，身上却犹自充满力量。我从泳池里上来，周围的人都肆无忌惮地盯着我看。

离三点还有些时间[1]，我便到银行去办妥了事情。还想去超市买点东西，最终却没去，就这么回家了。接着继续读《安娜·卡列尼娜》，吃剩下的巧克力。又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两块巧克力。四点儿子回来，我给他喝了蔬菜汁，吃了我自己做的果冻。然后准备晚餐。从冷冻室里拿出肉来解冻，切好蔬菜预备炒菜。做了个味噌汤，煮了饭。我机械般利索地做完这一切。

然后继续读《安娜·卡列尼娜》。

我不困。

[1]日本的银行一般下午三点停止营业。

4

到了十点钟，我和丈夫一起上床，假装和他一起入睡。丈夫很快就睡着了。关掉床头的台灯后，几乎是转瞬之间，他便进入梦乡，就像台灯的开关与他的意识在某处径直相连一般。

真了不起，我心想。这种人可真少见。为失眠烦恼的人要多得多。我的父亲便是如此。父亲一直抱怨说无法熟睡。不光难入睡，稍微有点细小的动静就会睁眼醒来。

然而我丈夫不是这样。一旦入睡，不管出了何等大事都能一觉睡到天亮。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心想怎么做这人才会醒来呢？还做过几次实验。用滴管往他脸上滴水，用毛刷摩挲他的鼻头。然而他绝不醒来。哪怕是不停地反复骚扰，最终他也只是发出一声不快的呻吟。丈夫甚至都不做梦。至少他根本不记得做过什么梦。当然也不曾遭遇梦魇之类。就像埋在泥泞中的乌龟，只管无忧无虑高卧不起。

躺了十来分钟，我悄然起身下床。走到起居室打开落地灯，倒了一杯白兰地。然后坐在沙发上一口又一口啜饮，一边读书。陡然心血来潮，便把藏在橱柜里的巧克力拿出来吃了。终于，清晨来临。天一亮，我合上书页，煮好咖啡喝下，又做了个三明治吃。

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我麻利地处理完家务，整个上午都在看书。快到中午，就放下书去给丈夫做午饭。丈夫一点前再次出门，我便开车去泳池游泳。虽说我夜夜失眠，却每天必定要游上整整一个小时。三十分钟的运动量远远不足。在游泳过程中，我专心游泳，不思考任何别的事。我一心考虑如何有效运动身体，节拍准确地呼气和吸气。遇到熟人也几乎不再闲聊，仅限于简单地打声招呼。受到约请，我就说，对不起，有点事得马上回家。我不想跟任何人产生瓜葛。没有闲工夫跟别人喝茶聊天。倾力游泳，游完就想马上回家看书。

我是为了尽义务而购物、做饭做菜、打扫卫生、照料孩子。为了尽义务跟丈夫做爱。只要习惯了，这绝非难事，不如说非常简单。只要切断大脑与肉体的联系即可，仅此而已。我的身体几乎是在自动运转，大脑却浮游在别的空间。我不假思索地做家务，拿零食给孩子吃，与丈夫说话。

自打睡不着觉以来，我心里念叨着，现实这玩意儿多么简单啊。把现实玩弄于掌中简直轻而易举。无非是微不足道的现实罢了。无非是微不足道的家务、微不足道的性交、微不足道的家庭罢了。就如同操作机器，一旦记熟程序，接下来不过是单纯的反复。按动这边的按钮，拉动那边的拉手。调节刻度，关上盖子，设定时间。仅仅是一再重复而已。

当然也会有变化。丈夫的母亲来了，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周日一家三口去了动物园。孩子严重腹泻。

然而这些事都不曾动摇我的存在。它们就像无声的风，仅仅是从我身边一掠而过。我同婆婆聊些家长里短，做好四个人的饭菜，在熊山前拍照，帮孩子暖肚子，喂他吃药。

谁都没有注意我的变化。谁都不曾注意我根本睡不着觉的事，我在没完没了看书的事，我的大脑正徘徊在远离现实几百年几万公里的地方的事。不论我是何等义务性地、机械地、不带任何爱和情感处理现实事务，丈夫、孩子和婆婆都像平常一样与我相处。看上去他们对我的态度甚至更放松。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

持续不变的清醒状态进入第二个星期时，连我自己也不安起来。再怎么想这都是异常状态。人总得睡觉，没有人从不睡觉。很久以前我在哪儿读到过有种酷刑就是不让人睡觉。是纳粹的酷刑。把人关进狭窄的小房间里，一直让他睁着眼，用灯光照射，用巨大的杂音干扰，叫他睡不成。久而久之，人就会发狂，最终一命呜呼。

我想不起需要过多长时间人会开始发狂。不是三天就是四天，大约就这么点时间？而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但身体丝毫没见衰弱，甚至比平常更精神。

有一天淋浴后，我赤条条地站在镜子前，发现自己的身体曲线洋溢着几欲绽裂的生命力，大吃一惊。我从头到脚一处不漏地察看全身，没发现一块赘肉或一丝皱纹。我现在与少女时代的体态当然不同了，然而肌肤比从前更加光润，更具弹性。我试着用手指捏了捏腹部的肌肉。坚硬紧致，保持着美妙的弹力。

随即我注意到自己变得比想象中更漂亮了。我似乎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说成二十四岁大概也无人怀疑。肌肤光滑滋润，双目炯炯有神，嘴唇鲜艳水灵，颧骨突出形成的阴影（我自己最讨厌那个部位）也变得不显眼了。我在镜前坐下，盯着自己的脸庞看了大约三十分钟，从各种角度客观地观察。不是错觉。我真的变漂亮了。

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考虑过去看医生。我有一位从小就承其关照、知根知底的医生。可是一想到听了我的话他会有何种反应，心情便渐渐沉重起来。首先，他会相信我的话吗？假如告诉他我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打过盹，他恐怕首先会怀疑我的脑子是否正常。还可能当作普通的失眠症引发神经衰弱处理。再不就是对我的话深信不疑，把我送进某家大医院去做检查。

那么又将怎样？

我大概会被关起来，踢皮球似的被带来带去，接受各类检查。脑电图、心电图、尿检、血检、心理测试，诸如此类。

看来我只怕经受不了这一切。我想独自一人静静读书，想去泳池好好游上一小时。那才是我追求的东西。就算去了医院，又能搞清什么？他们无非是左一项右一项地做检查，左一个右一个地提出假设罢了。我可不想去那种地方，不愿同那种人产生瓜葛。

一天午后，我去了图书馆，查阅有关睡眠的书。关于睡眠的书不太多，也没写什么大不了的东西。说来说去，他们想表达的只有一点。所谓睡眠就是休息，仅此而已。跟引擎熄火一样。如果永无休止地让引擎运转，它早晚会坏掉。引擎运转必然产生热量，而积聚的热量令机器疲惫。因此为了散热，必须让它休息，熄灭引擎让它冷却——那就是睡眠。对人来说，那既是肉体的休息也是精神的休息。让身体躺下来休息肌肉的同时，闭目中断思考。仍旧残留的思考则以梦的形式自然放电。

有本书写得非常有趣。那位作者声称，人无论在思考上还是在肉体的行动上，都决计逃不出一定的个人倾向。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思考模式，一旦制造出来，倘若没发生重大的变故，就不可能改变。亦即是说，人就生活在这种倾向的牢笼中。睡眠正是对这种偏颇的倾向——作者写道，这就像鞋后跟受磨损一般——进行修正。人在睡眠里自然松弛使用过多的肌肉，镇定使用过多的思维回路，并释放体内的电能。人就是这样得以冷却的。睡眠是宿命般被编入人这一系统的程序中的行为，谁都不能避免。假如失去睡眠，人就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作者如此主张。

倾向？我想。

由倾向一词，我联想到的是家务。我无动于衷地机械般长期操持着各类家务活。做饭、购物、洗衣、育儿，这些恰恰便是倾向，绝非其他。哪怕闭着眼睛也能做好这些事情。因为这只是既定路线。按动规定的按钮，拉动规定的拉杆。这么一来，现实就仿佛翻动书页般不断向前滚动。身体的运动方式也一样——不过是一种倾向。于是，我就像被磨损的鞋后跟一般，被不断倾向性地消耗。为了对此进行调整和冷却，每日的睡眠必不可缺。

果真如此吗？

我再次仔细阅读那篇文章，心悦诚服。对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那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我被倾向性地消耗，为了调整这失衡而睡觉。每日周而复始。早晨来临便睁眼醒来，夜晚降临便上床睡觉。周而复始的尽头究竟有什么东西存在？会存在某种东西吗？不，我认为什么都不会有。大概什么都不会有。只有倾向与修正，在我体内进行无休无止的拉锯战。

我不需要睡眠，我想。哪怕因为失眠导致我丧失“存在的基础”，哪怕会因此发狂也无所谓，我不在乎。我这样想。我可不愿被倾向性地消耗。那不是我追求的东西。假如为了纠正由倾向性消耗带来的失衡，睡眠便要定期来访，要求我付出一天的三分之一，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自有办法。我看书。我不睡觉。

如此下定决心，我走出图书馆。

5

就这样，我不再害怕失眠。什么都不害怕。总之，我是把人生扩大了，我心想。从夜间十点到清晨六点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那相当于一天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之前都浪费到了叫睡眠的活动（他们称为“旨在冷却的治愈行为”）上。不过现在它变成了我自己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我自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那时间。不再受任何人干扰，不再有人提出任何要求。

也许有人说，这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不正常。也许言之有理。也许有朝一日我必须偿还这笔持续的不正常生活的赊账。或许人生今后会把被扩大的部分——也就是我预支的部分——索要回去，谋求时间的收支平衡。这只是毫无根据的推论，可是也没有根据否定它，我觉得在逻辑上似乎也讲得通。

但老实说，我觉得这种事情根本无所谓。若由于阴差阳错不得不早死，我也没有异议。就让推论按它自己的路去走好了。至少现在我在扩大自己的人生。这是一桩妙不可言的事。此中有自己在享受人生的真实感。我没有被消耗。至少我尚未被消耗的那一部分存在于此。所谓活着，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确认丈夫已睡熟，我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独自一人喝着白兰地，摊开书。我花了第一个星期把《安娜·卡列尼娜》一连读了三遍。越读越有新发现。这部鸿篇巨著充满形形色色的谜团和暗示。就像暗藏机关的箱子，大世界里有小世界，小世界里还有更小的世界。这些世界错综复杂地形成一个宇宙，始终在那里等待读者发现。此前我仅仅理解其中很小一部分。可是如今我能清醒地看透并理解托尔斯泰这位作家在此想阐述什么，希望读者读取什么，寓意如何有机地凝结成小说，小说中哪些东西最终又凌驾于作者之上。

不管怎么聚精会神我都不累。《安娜·卡列尼娜》读够了，我又读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心仪的是十九世纪俄国的长篇大作，百读不厌。无论怎样聚精会神都不觉得疲倦。无论多么难懂的地方都能毫不费力地理解。就如同唱针划过唱片的声槽，我的手指能清清楚楚划过故事的细节，并深深为之感动。

这才是本来的我应有的姿态，我想。重要的是专注力，我这么想道。没有专注力的人生，就仿佛大睁着双眼却什么也看不见。

不久白兰地喝光了。我差不多喝掉了整整一瓶白兰地。我去高级食品店买来一瓶相同的人头马干邑，顺便又买了一瓶红葡萄酒，还买了巧克力和曲奇。又去另一家店里买来水晶白兰地酒杯。

有时正看着书，情绪会变得十分亢奋。我就中断阅读在房间里活动身体。做做柔软体操，要不就在屋里兜圈子。为了让心绪平静下来，还深夜出去散步。我换好衣服，从停车场把思迪开出去，漫无目的地在附近兜风。有时走进通宵营业的家庭餐馆喝咖啡，但万一遇到什么人会有麻烦，所以大多一直坐在车子里。把车停在看上去不像有危险的地方沉思。要不就开车去港口看船。

有一次被警官盯上，受到了盘问。我把车停在码头近旁的街灯下，眺望着轮船的灯光，打开广播听音乐。警官咯哒咯哒地敲击车窗。深夜两点半。我摇下车窗。是个年轻英俊的警官，说话也很客气。睡不着觉，我向警官解释道。他要我出示驾照，我便拿给他看。警官拿着查看了一会儿，说上个月这里发生过命案。一对年轻情侣遭到三名男子袭击，男人被杀死，女人被强奸。这桩血案我记得听说过，便点点头。所以深更半夜最好别在这一带闲逛，他说。谢谢，我这就走，我说道。拿回驾照后，我开动汽车。

不过别人跟我搭话只有这么一次。我未曾遭遇任何人的干扰，在深夜的街头徘徊一两个小时，然后把车子开进公寓的停车场，停在丈夫那沉睡于黑暗中的米色蓝鸟车旁边。听着引擎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冷却下去。当声音消失后，我下车，上楼回家。

回到家里，首先走进卧室，确认丈夫是否还在安睡。丈夫每次都肯定酣睡不醒。然后我再去孩子的房间瞧瞧。孩子同样也在深深酣眠。他们一无所知，深信世界毫无变化照常运转。其实并非如此。世界正在他们并不知晓的地方发生变化，直至无可挽回。

有一次在深夜里，我定定地盯着丈夫酣睡中的脸好一会儿。因为卧室里咣当一声，我慌忙跑去一看，原来是闹钟掉到地板上。大概是丈夫在睡梦中舞动手臂，将闹钟碰落下去。然而丈夫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似的安然熟睡。哎呀，到底发生什么这人才会睁眼醒来？我捡起闹钟，放回枕畔，又抱着胳膊仔细端详丈夫的脸庞。回想起来，我许久不曾端详丈夫的睡容了。

刚结婚时我常常毫无意义地端详这张睡脸。并且暗想，只要这个人这般安然熟睡，就意味着我平安无事享受着呵护。

然而曾几何时，我不再这么做了。是何时开始的呢？大概是那次因为给孩子取名，我跟丈夫的母亲发生了争执。丈夫的母亲加入了宗教团体，从那里“请”回一个名字。忘记那是什么名字了，但总之我可无意“请”那种玩意儿。为此我头一次和婆婆争吵。是相当激烈的争吵。可是丈夫不发一言。他不站在哪一边，只是一个劲地在一旁劝架。

我猜大概就是在那次，我失去了享受丈夫呵护的真实感。是的，丈夫没有保护我。我大感愤慨。对丈夫甚至比对婆婆还愤慨。这当然是以前的事了，我和婆婆事后很快就重归于好。儿子的名字由我自己取。跟丈夫也很快和好如初。

但我猜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知不觉地，我不再端详丈夫的睡颜了。

我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凝视他的睡脸。一只赤裸的脚以奇妙的角度从被子一侧伸出来。简直让人以为是别人的脚。大脚硬邦邦的。嘴巴半张着，下唇松松垮垮垂向下方，鼻翼不时像忽然想起来似的猛然一颤。眼睛下面的黑痣大得异样，显得猥琐。眼睛闭得也有些缺乏风度。眼睑松弛，望去像个退色的肉盖子。睡得简直像个傻瓜，我心想。睡得简直像个傻瓜。这人睡觉时脸怎么这样难看？不管怎么说都太过分了。从前可不是这样。刚结婚那阵子，这张脸显得更加神气。同样是熟睡，睡容也没像这般邋遢。

我试着回忆丈夫从前的睡颜是什么模样。但怎么努力也想不起来，只能想起那张睡脸绝非这般邋遢。或许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或许他从前也是这样一副睡容。或许只是我的移情作用。若是我的母亲，她一定会这么说：我说你呀，结婚后还钟情于对方，至多也就能维持两三年。这是她的口头禅。

但我明白并非如此。不错，丈夫是变得丑陋了。脸庞失去了张力。这大概就是所谓上年纪。丈夫上了年纪，并且倦容历历。生活磨蚀了他。从今以后，他无疑将变得更加丑陋。

我喟然长叹。一声深而重的叹息。丈夫自然纹丝不动。他不会因为一声叹息从睡梦中醒来。

我走出卧房，返回起居室，继续喝白兰地，看书。然而心有所忧。我放下书，走向孩子的卧室，打开门，借着走廊的灯光凝望片刻孩子的睡颜。孩子面容光洁，正在熟睡。当然与丈夫很不一样。他还是个孩子。肌肤光滑柔润，全无猥琐之处。他身上有尚未受到玷污和伤害的宝贵东西。

然而某种东西触动了我的神经。还是头一次在孩子身上有这种感受。孩子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神经？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再次抱起双臂。我当然爱儿子。打心底爱他。然而那里的确有什么东西，此时此刻令我心烦意乱。

我摇摇头。

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再度睁眼注视孩子的睡颜。于是明白是什么令我心烦意乱。儿子与父亲的睡颜一个模样。而且那张脸与婆婆的脸一模一样。血统中的顽固、自我满足——我厌恶丈夫家族中那种类似傲慢的东西。的确，丈夫待我很好。既温柔，又细心体贴。从不拈花惹草，始终热心工作。为人认真诚恳，对谁都真诚以待，和蔼可亲。我的朋友众口一词，说这么好的人哪儿都找不到。我也觉得他无懈可击。但就是这无懈可击屡屡令我心神焦躁。在这“无懈可击”里，似乎有一种不容想象力介入其中的、异样的执拗。

而且此刻，儿子酣然安睡，脸上正浮出相同的表情。

我再次摇头。一连猛摇好几下。这孩子长大以后，只怕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就像丈夫现在几乎毫不理解我的心情一样。

我无疑疼爱儿子，但预感到恐怕有朝一日，自己将无法如此真诚地疼爱这个儿子。这不该是为人母者的念头。世上的母亲大概都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但我心里明白，我只怕会在某一刻忽然变得轻蔑这孩子。望着这孩子的睡容，这一点就像洪水疾速退去露出的地面般明晰。

这念头令我悲哀。我关上孩子房间的门，关掉走廊的灯。然后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打开书。可是读了几页又合上了。我看看钟，马上就要三点了。

我开始琢磨，自打睡不着觉以来，今天是第几天了？第一次彻夜不眠是上上周的周二。那就是说今天是第十七天。十七天之间，我不曾合眼。十七个白天，十七个黑夜。好长好长的时间。如今我甚至想不起睡眠这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

我试着闭上眼睛，唤起睡眠的感觉。然而那里只有清醒的黑暗。清醒的黑暗——这让我想起死。

我会就这么死掉吗？我暗忖。

我一直将睡眠理解为死亡的原型。就是说，我将死想象成位于睡眠延长线上的东西。所谓死亡，总的说来就是比普通睡眠远为深重的无意识的睡眠——是永远的休息，是灯灭转暗。我一直这么以为。

但很可能并非如此，我忽然想。死亡很可能是和睡眠之类性质截然不同的状况，它也许就是此时此刻我眼前看到的深邃无涯的清醒的黑暗。所谓死，也许就是在这种黑暗中保持永恒的清醒。

若是这样，未免太残忍了，我想。假定死不是休息，那我们这充满疲惫与缺憾的人生究竟还有什么救赎可言？不过归根结底，死亡是什么谁都搞不清楚。谁曾真正亲眼见过死亡？谁都不曾。亲眼见过死亡的人，已然死去了。活着的人都不知道死是什么，只能推测而已。不论是怎样一种推测，说到底不过是推测罢了。什么“死应当是休息”，这种看法甚至连歪理都谈不上。只有等死了之后才能明白。它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

如此一想，我忽然被强烈的恐惧侵袭，顿觉毛骨悚然，身体发僵。我的眼睛仍然紧紧地闭着。我无法睁开它们了。我直直盯着眼前矗立的厚实的黑暗。黑暗就像宇宙本身一般深邃、无可救药。而我只有一个人。我集中意识，把它放大，仿佛只要我愿意，就能一直看到宇宙的深处，然而我有意不去看。为时尚早，我心想。

如果所谓死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我该怎么办才好？假如所谓死，就是这样永远清醒着，一味盯着无底的黑暗？

我终于睁开眼，一口喝下杯里剩的白兰地。

6

我脱掉睡衣穿上蓝牛仔裤，T恤衫外面套上游艇夹克。再把头发扎成一束塞进夹克，戴上丈夫的网球帽。对着镜子一看，很像男孩子。这样就行。然后我穿上运动鞋，下到地下停车场。

我坐进思迪，发动一会儿引擎，竖起耳朵聆听。与平时相同的引擎声。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做几次深呼吸。随后将变速杆拉到低挡，驶出公寓。车子行驶得似乎比平时轻快，简直就像在冰面上滑行。我小心翼翼地换挡，穿过街市，驶上通向港口的干线公路。

尽管凌晨三点已过，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却不少。巨大的长途货运卡车让路面颤抖，自西向东川流不息。他们是不睡觉的。为了提高运输效率，白日里睡觉，深夜里干活。

若是我，昼夜都能干活，我想。因为我不需要睡觉。

的确，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不自然的状态。可到底又有谁了解自然？什么东西在生物学上是自然的，说到底不过是基于经验的推论。而我处在超越这种推论的地点。比方说，将我看作人类飞跃性进化的先验标本如何？不眠的女人。意识的扩大。

我只得一笑。

进化的先验标本。

我听着广播，驱车驶到港口。我想听古典音乐，然而找不到深夜里播送古典音乐的电台。不管调到哪家电台，播放出来的都是日语摇滚乐。黏糊糊甜得腻人的情歌。没办法，我只得侧耳听着。那让我感到好像来到了遥远的地方。我离莫扎特和海顿都十分遥远。

我把车子停在公园里用白线划分的空旷的停车场，关掉引擎，挑选了四面开阔、路灯下最最明亮的地方。停车场里此外只停着一辆汽车。是年轻人喜欢开的那种车子。白色双门双座跑车。年代久远的老款式。大概是一对恋人吧。说不定没钱住宾馆，便在车厢里边干好事。我为了避免麻烦，把帽子扣得深深的，不让别人认出是个女人。并再次确认车门已经锁好。

朦朦胧胧地眺望四周的风景，我陡然回想起大学一年级与男朋友开车兜风，在车子里相互爱抚的情形。半途他怎么也忍不住，要我让他插进去。可是我说不行。我不愿让任何东西进入自己的身体。我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边听音乐边试着回忆当时的情形，但怎么也想不起那个男朋友的长相。觉得一切都像是遥远的往昔发生的事。

我感到睡不着之前的记忆，仿佛正不断加速离我而去。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心情。我觉得每天夜晚到来就沉沉入睡那个时期的自己，似乎不是真正的自己，那个时候的记忆不是自己真正的记忆。人就是这样变化的啊，我想。然而其他人都看不到这样的变化。谁都发现不了。只有我自己知道。不管怎么解释，他们恐怕都不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算相信了，恐怕也绝对无法理解我是如何感受的。甚至不愿去理解。大概只会把我告诉他们的事情当作对自己的推论世界的威胁。

然而我的的确确在发生变化。

到底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待了多久，我不清楚。我就这么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紧闭着双眼，眺望无眠的黑暗。

感觉到人的动静，我醒过神来。我睁开双眼环视四周。有人站在车子外边，试图拉开车门。可是车门当然紧锁着。车子两侧能看见人影。右门边和左门边。看不见脸，也不知穿的什么衣服。只见两个黑影站在那里。

被两个黑影夹在中间，我的思迪让人觉得非常小。小得就像只蛋糕盒子。感觉车身在左右摇晃。咚咚咚，右侧玻璃窗被拳头敲击。但我明白他们不是警察。警察不会那样敲车窗，也不会摇晃车子。我倒吸一口凉气。该怎么办？我心慌意乱，只知道腋下汗出如浆。得发动车子，我心想。车钥匙，得转动车钥匙。我伸手抓住钥匙向右转动，传来马达回转的声音。

然而引擎没有点火。

我的手指哆哆嗦嗦抖个不停。闭上眼睛试着再次转动车钥匙。可仍旧不行。只听见抓挠坚硬墙壁似的声音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而男人们——那两个影子不断摇撼我的车子。摇摆变得越来越剧烈。他们打算将车子掀翻。

出岔子了。我心想。得静下心来思考。静下心来、慢慢地、思考。出岔子了。

出岔子了。

但是，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岔子。脑海里充塞着浓密的黑暗。它已经不会把我带往任何地方。手仍旧哆哆嗦嗦抖个不停。我拔出车钥匙，试着再次插进去。手指颤抖，无法把钥匙插进孔里。钥匙掉到了地上。我弯下身试图捡起来。然而捡不到。因为车身被摇得左摆右晃。弯身时，我的脑袋重重撞到方向盘上。

我心灰意冷，靠在座椅上双手掩面，然后哭了。我只能哭。泪如泉涌。我孤身一人，被关在这小铁箱里，无处可逃。现在是黑夜最深沉的时刻，男人们仍在摇撼我的汽车。他们要把我的车掀翻。

后记

我写《眠》（《眠り》，此次标题改为《ねむり》）这篇稍稍偏长的短篇小说，是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

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写不出小说。表达得更准确一点，就是我怎么也没有心思写小说。究其原因有很多，说得笼统一点，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我在好些方面处于严峻的境遇。无论是作为小说家还是作为个人，都接连不断发生各种令人烦心的事，也吃了不少苦头。我刚刚迎来四十岁，大约就年龄而言也恰好处于这类烦心事频频从天而降的时期。虽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两部长篇小说刚刚大获成功，可是连我自己都知道，心，变得僵硬而冷漠。

那一时期我在罗马城靠近梵蒂冈的公寓里居住。在日照并不太好的窗前摆上桌子，一边眺望着外边繁华热闹的大街一边工作。几乎没有什么社交，只有我们夫妻二人默默度日。因为无心写小说，前一年的秋天花了一个月时间，和摄影师驱车去希腊与土耳其旅行了一圈，写了本游记。旅行相当艰辛，我是又黑又瘦地回到了罗马。在那里越过一冬，不久春天再度到来。记得在那期间，我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做翻译工作。

然而随着春天到来，户外的光线渐渐变得明亮，我能感觉心中迄今冻得僵硬的东西，一点点地开始变软、融化。我在案前落座，打开文字处理机的电源，开始写起暌违已久的小说来。于是仿佛倾吐积蓄已久的东西，我几乎一气呵成地写出《眠》和《电视人》。这两部作品在我心里是两件套。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先写的是《眠》。

如今重新读来，与我一贯的短篇小说相比，这两部作品都让人觉得稍显亢奋。恐怕是我当时心境的反映吧。但总而言之，我就是借助这两个短篇，得以成功地重新返回小说家的跑道。在这层意义上，它们是深深珍藏在我心底的作品，于我而言也是值得纪念的作品。每当想起这两部作品，春天罗马街市的光景便会在我的脑海里苏醒过来。人们大着嗓门比手画脚站着聊天，汽车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停车的空隙，鲜花店前满溢着艳丽的色彩。好啦，今后还得设法混下去，我想。

《眠》和《电视人》被《纽约客》翻译发表，声誉还不算坏。对于重新出发来讲，似乎不妨说是个好兆头。

给这《眠》配上插图推出单行本的，是我在德国的出版商杜蒙出版社。最初听说这个企划，我还有点困惑，心想天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可是印出来一看——我当时碰巧在维也纳，从堆在书店里的新书中拿起来一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图画非常新颖，装帧也很好看。杜蒙公司原来就是出版美术图书的，很擅长制作这样的书。我心想能不能在日本也以相同形式出版？如今梦想成真，我非常高兴。

而且我又想，既然推出新版本，正好借此良机把这个短篇小说润润色。不是大幅改写内容，而是对文章来个“升级换代”。我常对短篇小说干这样的事。长篇小说我绝不着手修改（这么做会导致均衡的崩溃），而短篇小说往往有从现下出发加以改写的余地。雷蒙德·卡佛也做过相同的事。从前的老版本原样保存，同时再制造出新的版本。这也是作家对自身进行的磨炼。恐怕会有人说“还是原来的更好”，我却想在时隔二十一年之后，追求另外一种可能性。敬请谅解。

基于上述理由，为了与原来的版本区别，将这部作品的题目改为《ねむり》。

村上春树

2010年9月24日

版权信息

书名：修道院纪事

作者：【葡】若泽·萨拉马戈

译者：范维信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6-01

ISBN：978754429416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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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正朝绞刑架走去。另一个人看到了，对他说：某某先生，真是岂有此理，你就这样去死呀？即将受绞刑的人回答说：不是我自己去，是他们叫我去的。

——曼努埃尔·维略神父

当我断言现实—这个漂浮不定的概念—对于存在的尽可能准确的了解，是我们与超越现实的事物的接触点以及通向那些事物的道路，我知道我陷入了无从解释的境地。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1

在王室名录上第五位叫唐·若昂的国王今天晚上要去妻子的卧房，唐娜·马利亚·安娜·若泽法从奥地利来到这里已经两年有余，为的是给葡萄牙王室生下王子，但至今尚未怀孕。宫廷内外早已议论纷纷，说王后可能没有生育能力，但这是仅限于关系亲密者之间的喁喁低语，以免隔墙有耳，遭到告发。要说过错在国王身上，那简直难以想象，这首先是因为，无生育能力不是男人们的病症，而是女人们的缺陷，所以女人被抛弃的事屡见不鲜，其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举出事实证据，因为本王国王室的私生子多得很，现在在大街上就成群结队。况且，不是国王而是王后不知疲倦地向上苍乞子，这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作为国王，尤其是葡萄牙国王，不会去乞求唯独他能给予的东西，第二个原因是，女人是天生的接受者，不论是在定期的九日敬礼还是在特殊场合的祈祷活动中都是如此。但是，不论国王如何坚持不懈，除了教规不允或身体欠安之外，每周两次精力旺盛地去履行国王和丈夫的责任，不论王后在例行祈祷之外如何耐心和诚惶诚恐，在丈夫离开她下床之后仍然忍耐着纹丝不动，以便不扰乱她生殖器官中共同液体的安宁，她由于缺少刺激和时间，加上极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带来的道德上的顾忌，因而液体很少，而国王是尚不满二十二岁的青年男子，液体很多，至今，这些做法都未能使唐娜·马利亚·安娜的肚子鼓胀起来。不过，上帝是伟大的。

与上帝同样伟大的是国王正在建造的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这是一座安放在桌面上的微型建筑，既无地基也无底座，桌面无须多么坚固便可承受，各个构件还散装在箱子里，按照榫卯相接的古老方法分别放置，四个内侍挪动这些部件时毕恭毕敬，轻手轻脚。大木箱内香气宜人，构件用粗粗的大蜡烛下闪闪发光的红色天鹅绒分别包装，以免雕像的面部被廊柱的棱角磨损。工程进展很快。墙壁已经用合页接合，竖直的廊柱间架着一块门楣，上面用拉丁文镌刻着保禄五世博尔盖塞的名字和头衔，每次国王扫上一眼教皇称谓中那与他相同的序数词时都会很高兴，但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去仔细阅读这个匾额了。对国王来说，谦逊是个缺点。内侍们垂首展开天鹅绒华贵的褶皱，将先知和圣徒的雕像放在手心里递给国王，国王再把雕像安放在屋顶适当的凹槽内。有时一位先知的肚皮朝下，一位圣徒头脚倒置，但谁也不会注意到这种无意的不恭之举。国王马上重整秩序，恢复圣物应有的尊严，将这些警觉的物品摆正并放到适当位置。雕像们从高高的像台向下望去，看到的不是圣伯多禄广场，而是葡萄牙国王和他的侍者们。它们看到的是高坛的地板和朝向王宫小教堂的围屏，第二天上午第一次弥撒时分，倘若还没有被天鹅绒包起来放回木箱，它们会看见国王与其侍从正虔诚地进行圣事，不过侍从中的贵族会与今天不同，因为本周已经结束，轮到另一些人侍奉国王。我们所在的高坛下方还有一个可以称作小教堂或者礼拜室的处所，也被围屏遮蔽着，但没有什么待安装的工事，王后独自在此进行圣事，但这地方的圣灵之气也没能促成怀孕。现在只剩下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穹顶，因为这个仿造的石制部件体积巨大，被单独放在一个大木箱里，作为最后封顶的部件，需要被格外小心地对待，届时众人将协助国王，轰然一声响动之后榫卯相接，大功告成。如果这巨大的声音在整个教堂回响，穿过一个个大厅和长长的走廊传到王后正在等待的房间或者厅堂，那么她就会知道，丈夫就要来了。

且慢。眼下国王还在为过夜做准备。侍者们为他脱下衣服，穿上与此时仪式相应的晚装，衣衫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个个毕恭毕敬，仿佛在传递圣女的遗物，此时还有其他仆人和侍者在场，他们有的打开抽屉，有的撩起帷幔，有的端着灯烛，有的把灯光捻得合适一些，有两个人一动不动立定待命，另有两人与前者保持一致，还有一些人，他们既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身在此处。经过众人一番辛劳，国王终于准备停当，最后，一位贵族平整一下衣服上的褶皱，另一位理一理有精致刺绣的睡袍，一分钟也不会晚，国王将迈步走向王后的卧房。水罐正等着甘泉呢。

但是，唐·努诺·达·库尼亚进来了，他是主持宗教裁判所的主教，同行的还有一位年长的方济各会修士。在走过去说话之前要完成繁杂的礼仪，几次徐徐趋近，停顿又后退，这是走近国王的规矩，纵使主教事出紧急，修士胆战心惊，我们也必须认为这样做势在必行，理所当然。唐·若昂五世和宗教裁判官走到一边，裁判官说，那位是圣若泽的安多尼修士，我对他谈过陛下因为王后未生子女而感到悲伤，请他为陛下向上帝乞求子嗣，他对我说陛下如果愿意必有子女，于是我问他这些隐晦的言辞是什么意思，因为谁都知道陛下确实希望有子女，这时他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如果陛下允诺在马夫拉建造一座修道院，上帝就会让他得到子嗣，说到这里，唐·努诺停住口，朝方济各会修士招手示意。

国王问道，主教阁下刚才说，如果我许诺在马夫拉建造修道院就能有子女，这是真的吗；修士回答说，千真万确，陛下，但必须是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国王又问，你怎么知道的；安多尼修士说，我知道，但不知道是如何知道的，我不过是传达真谛之口，信仰无须回答更多，请陛下建造修道院吧，不久便会有子嗣，要是不肯修建，上帝会做出裁定。国王打手势让方济各会修士退下，随后问唐·努诺·达·库尼亚，这位修士品德高尚吗；主教回答说，在他所在的修会中没有比他品德更高尚的了。于是，第五位名叫唐·若昂的国王对这个诺言的功用心中有数了，便提高声音让在场的人都能听清，到了明天整座城市和整个王国也都会知道，我以国王的名义许诺，如果王后在从今天算起的一年之内为我生下一子，我将下令在马夫拉建造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众人都说，愿上帝听到陛下的许诺；但没人明白究竟谁要接受考验，是上帝本身，是安多尼修士的品德，是国王的能力，还是王后不佳的生育能力。

唐娜·马利亚·安娜正在同其葡萄牙主侍女乌尼昂侯爵夫人说话。两个人已经谈过了当天的宗教活动，前往卡尔达依斯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敬奉无玷始胎圣母，以及第二天将在圣罗克教堂开始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九日敬礼，王后与侯爵夫人之间的这种谈话总是滔滔不绝，如果提到圣徒们的名字，尤其是提到圣人圣女本人的殉教或者牺牲，即便他们一些人只不过是斋戒或者衣麻跣足来惩罚肉体，也难免伴随着伤心落泪。可是，国王宣告驾临，并且兴致勃勃，这是出于肉体义务和通过圣若泽的安多尼修士向上帝许下誓愿及其圣事的神秘结合的鼓舞。随同国王前来的两个侍者为他脱下外衣，侯爵夫人也为王后脱下外衣，衣衫在女人手中传递，因而还有另一位贵妇帮助，她是伯爵夫人，来自奥地利，其爵位不在前者之下，卧房成了会议场所，两位陛下互相行礼，没完没了的仪式，最后普通侍者们才从一扇门退出，而贵妇们走另一扇门，他们都会留在前厅等待，直到这一幕结束，国王在陪同下返回其卧房，他的父王在位时那里曾是他母后的卧房，女侍们则上前侍奉王后，将她严严实实地捂在羽绒被里，这条被子也来自奥地利，没有它王后就睡不着觉，不论冬夏。正是因为这条即使在寒冷的二月也让人窒息的被子，唐·若昂五世才不肯与王后共度整个夜晚，开始的时候并非如此，虽说与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散发着气味和分泌物的王后睡在一起，沐浴着两人的汗水非常不舒服，但当时的新鲜感尚能压倒这种不适。唐娜·马利亚·安娜并非出生于炎热的国度，无法忍受这里的气候，所以用这条华丽的大被子将全身裹住，像一只在路上遇到石头，正考虑朝哪个方向继续打洞的鼹鼠一样蜷缩成一团。

王后和国王都穿着曳地长袍，国王的衣服只有绣花镶边垂地，而王后的要长上一拃，以便把两只脚的脚尖盖得严严实实，不论大脚趾还是其他脚趾都不会暴露出来，脚尖外露或许是最肆意的放荡。唐·若昂五世像舞会上绅士对贵妇那样拉着唐娜·马利亚·安娜的手朝床边走去，在各自沿自己那边的小小台阶上床之前，他们双膝跪倒，小心翼翼地祈祷一番，以免在未进行忏悔的情况下性交时死去，以便让这次新的尝试开花结果，在这一点上唐·若昂五世有双重理由抱有希望，相信上帝，也相信自身的活力，所以怀着双倍的虔诚向上帝乞求子嗣。至于唐娜·马利亚·安娜，人们相信，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或者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也正在乞求同样的天赐。

他们已经躺下了。床是王后从奥地利来这里的时候从荷兰运到的，国王为专门定做这张床花了七万五千克鲁札多，因为葡萄牙没有如此精巧的工匠，要是有的话，他们无疑会赚得少一些。不经意地望过去，人们不会知道这件了不起的家具是木制的，它外边覆有金线绣花的华贵床围，更不用说上面罩住床顶的帷幔了，那甚至可以与教皇的华盖相媲美。这张床刚刚放在这里，挂上床围的时候，一切都是簇新的，还没有臭虫，但是，随着后来投入使用，人体散发出热量，便开始有臭虫入侵，然而，这些小虫子究竟是潜藏在宫殿内部，还是从外部城区而来，人们不得而知，只是室内装饰和陈设如此华贵，不能用点燃的布条就近去烧那一群群的臭虫，所以对此无计可施，只有每年向圣亚莱索支付五十列亚尔，看能否使王后和我们大家免受这害虫和奇痒之苦，但目前依然无济于事。在国王来的那些夜晚，由于床垫上有动静，臭虫的骚扰开始得晚一些，这种虫子喜好安静，喜欢睡着了的人。那边，国王的床上，另一些臭虫正等着吮吸国王的血呢，对它们来说，国王高贵的血液和城里其他人普通的血液没有好坏之分。

唐娜·马利亚·安娜把汗湿的冰冷的小手伸向国王，即便在被子里焐热了，那只手一伸到卧房那袭人的寒气中也立刻变得冰凉，而国王已经履行了义务，正指望他令人心悦诚服的表现及充满创造性的努力取得预期的成果，此时他吻了吻伸过来的那只手，要是圣若泽的安多尼修士没有信口开河的话，他亲吻的不仅是王后，而且是未来的母亲。唐娜·马利亚·安娜拉了拉铃绳，国王的侍者从一边走进来，贵妇们从另一边走进来，室内气氛沉重，弥漫着各种气味，其中一种不难分辨，没有这种气味就不可能出现此时此刻期盼的奇迹，而另一种人们常常谈起的无玷始胎，迄今只发生过一次，仅仅为了让世人知道，上帝如果愿意，无需男人亦能玉成此事，然而不能没有女人。

尽管听告解神父一再安慰，唐娜·马利亚·安娜在这种情况下灵魂总是战战兢兢。国王及其侍者们离开了，侍奉她并且守护她安睡的贵妇们也睡下了，王后却认为应当下床做最后一次祈祷，但又不得不根据医生们的劝告保护受精卵，于是只好长时间地低声念诵，手中的念珠动得越来越慢，直到她在一声充满感激之情的万福马利亚中昏昏入睡，至少对那位马利亚来说一切如此简单，但愿圣子万福，而她心中想的却是自己的肚子，至少要生个儿子，上帝啊，至少要生个儿子。关于这下意识的骄傲，她从未在忏悔中提过，一则因为事情遥遥无期，二则由于并非有意如此，一旦冷静下来，她还是诚心实意地祝福圣母和她腹中的圣子。这都是唐娜·马利亚·安娜潜意识的迷宫，就像她一直做的那些梦一样千回百转，无从解释，当国王朝她的卧房走来，她看见自己撩起裙衣的前摆，蹚着黏黏的泥水，沿着屠宰场那边穿过王宫广场，而泥泞的路上散发着男人们发泄时的那种气味，此时她的夫兄唐·弗朗西斯科亲王，现在她住的正是他原来的卧房，他的幽灵就在她周围跳舞，脚踩着高跷，像一只黑色的鹳鸟。这个梦她也从未对听告解神父说过，况且，听告解神父又能做何回应呢，这种事可不曾出现在完美听告解指导手册中。让唐娜·马利亚·安娜安睡吧，在一堆羽绒之下谁也看不到她，此时臭虫开始从缝隙和织物的褶皱中爬出来，为了取得更快的速度，干脆从高高的床幔上掉下来。

这一夜唐·若昂五世也将做梦。他会看到从他的阴茎长出了一棵耶西之树，浓密的树冠上居住着耶稣的先祖，耶稣本人，以及各王室的继承人，后来大树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巨大的修道院，高高的圆柱，钟楼，穹顶，尖塔，从教堂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圣若泽的安多尼修士，根据他的教服可以看出，这是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如此秉性的国王实不多见，但葡萄牙却有不少这样的国王。

2

同样地，我们也有许多奇迹。谈论正在准备之中的这一奇迹为时尚早，其实也算不上多大的奇迹，只不过是神的恩惠，神怜悯而仁慈地屈尊看一眼一个不生育的肚子，必定让它在适当时刻生下王子，不过，现在正是提及一些确有其事的奇迹的时候，由于它们都来自方济各修会热诚的乞求，所以国王的许愿大有希望。

请看一看圣母领报修道院的米格尔修士之死这桩著名案件吧。他是方济各第三修会的成员，被选为教省干事，应当顺便但又并非毫无目的地说一句，他的当选在圣马利亚·马达莱娜教区信徒中掀起了一场针对该修会和他本人的硝烟弥漫的战争，这必定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嫉妒，而妒意如此强烈，以至于米格尔修士去世时诉讼仍在进行，若不是后来这场官司由于他的死亡而宣告结束，那么判决，上诉，最高法院合议庭审判，乃至无休无止的抗诉会，不知何时才能做出最后裁决。当然修士不是因心力交瘁而死，而是死于疾病，死于伤寒或斑疹伤寒，或者某种其他无名高烧，当时城内饮用水水源缺乏，加利西亚人毫不犹豫地用马槽里的水灌满水桶，于是因为这种病丧生的极为普遍，教省干事们也这样走进枉死城。但是，圣母领报院的米格尔修士太善良了，即使在死后还以德报怨，如果说他生前多有善举，那么死后仍然创造奇迹，第一件就是揭穿那些担心尸体会很快腐烂，主张草草丧葬的医生们的无稽之谈，他的遗体不仅没有腐烂，反而在整整三天的时间里令其所停放的耶稣圣母教堂充盈着最柔和的香气，他的遗体也没有僵硬，恰恰相反，其四肢还像活着时一样柔韧，可被轻轻挪动。

其他的奇迹虽然次要但也不同寻常，名闻遐迩，广为谈论，致使全城居民前往观看并加以利用，因为得到确信在该教堂内盲人能够复明，跛子能够走路，由于人流巨大拥挤不堪，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争相进去者有的以老拳或匕首相向，一些人当场丧命，之后却没有奇迹眷顾，死而复生。或许奇迹原本可以出现的，前提是惊魂未定的人们不曾在三天后偷偷运走并且偷偷掩埋了修士的遗体。哑巴和跛子们失去了治愈的指望，除非再有一位神佑圣徒降临，于是又在同一地点怀着获治的信念绝望地厮打起来，如果跛子们的手尚有余暇的话，并且高声呼喊着乞求众神，一直闹到神父们走出来为人群祝福，后来见没有更好的办法，双方才心满意足地散去。

但是，我们应当毫不羞耻地承认，这里是窃贼们的土地，眼睛看到什么，手就窃取什么，虽说有如此多的信众，但信仰并非总能得到回报，人们在抢劫教堂时表现出的厚颜无耻和心毒手狠更加厉害，去年在吉马良斯的另一座方济各会教堂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圣方济各生前视巨额财富如粪土，永生之后任凭人们拿走他的一切，这之后修会便有赖于警觉的圣安多尼，他不甘心任人抢劫他的祭坛和教堂，吉马良斯见证了这一点，里斯本也必将见证。

在那座城市，总是有窃贼，一次他们爬到一扇窗户上，圣徒立刻轻捷地到那里去迎接，把他们吓了一跳，那个在梯子上爬得最高的贼失手掉了下来，当然，没有摔断任何一根骨头，却一下子瘫在地上再也不能动弹，他的同伙想把他带离此地，因为就算在窃贼之中也不乏慷慨无私的心灵，但未能做到，而这种事并非没有先例，正好五百年前，即一二一一年，当圣方济各还在周游世界的时候，圣嘉勒的妹妹伊内斯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不过她遇到的不是偷窃，或者也可以说是偷窃，是人们想把她从上帝那里偷走。再说那个贼，他留在那里，仿佛上帝用手把他按在了地上，或者魔鬼从地狱里伸出爪子把他抓住了，这样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居民们才发现了他，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正常，所以没费多大力气便把他带到圣徒的祭坛前，请圣徒治疗，奇迹的形式不同寻常，只见圣安多尼的雕像大汗淋漓，这一现象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足以召来法官和书记官们见证这奇迹，包括证实木雕出了汗，以及贼在用以圣徒汗液濡湿的毛巾擦了脸之后才得以痊愈。就这样，那个贼获救了，恢复了健康，也忏悔了罪行。

然而，并非所有罪行都真相大白了。例如，在里斯本的那个奇迹名声不比前者小，但至今尚未查明是谁进行了劫掠，虽说有几个嫌疑者，可后来又解除了怀疑，也没有弄清导向罪行的良好动机是为了让谁从中得益。这是发生在沙布雷加斯的方济各会修道院的案件，一个或数个小偷通过与圣安多尼礼拜堂相邻的另一间礼拜堂的天窗闯入，他或者他们来到主祭台，那里的三盏灯便沿着来路彻底消失，时间短得还不够念一句信经。把三盏灯从挂钩上摘下来，扛着它们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行走，冒着摔倒的危险，甚至真的摔倒并发出了声响，却又没有任何人过来查看这一番喧闹的缘故，这的确是值得怀疑的奇迹，或者，如果说教堂的大钟和摇铃此时没有像往常唤醒修士们去做晨祷那样响起来，定是某位堕落的圣徒充当内应，参与了这个阴谋，窃贼才得以安然逃脱。即便窃贼发出更多的声响也不会被人听到，由此可以看出，劫掠者对教堂的习惯了若指掌。

修士们开始进入教堂时，里边一片漆黑。值班修士已经准备心甘情愿地因无从解释的过错而受到惩罚，人们却发现并且以触觉和味觉证实并不是灯里的油干了，油洒得满地都是，而是灯不见了，那些银制的灯不见了。此渎圣行为还很新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原先吊着被盗走的灯的金属链还在慢慢晃动，以其特殊的语言告诉人们，是刚才干的，是刚才干的。

一些修士立刻分成几个小队到附近道路上寻找，不过，即使抓住窃贼，也无法知道这些以仁慈为本的修士会拿他怎么办，不过他们连那个或者说那伙窃贼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对此我们不用感到奇怪，因为当时已经过了午夜，并且还是下弦月。修士们拖着滞重的脚步，气喘吁吁地在附近寻找了一阵子，最后摇着手返回了修道院。然而，另一些修士认为窃贼一定非常狡猾，可能就藏在教堂里面，于是将教堂从唱经班席位到圣器室整个儿搜查了一遍，在这吵吵嚷嚷的搜查之中，这个人踩到了那个人的凉鞋，那个人踩住了另一人教服的下摆，大家乱哄哄地掀起大木箱的盖子，搬动橱柜，摇晃祭坛帷幔，此时，一位以品德高尚且信仰坚定著称的老修士注意到，圣安多尼的祭坛依然摆满了银器，克重足，做工细，质地纯，窃贼却不曾染指。这位虔诚的修士感到奇怪，如果我们在场的话也会感到奇怪，因为显而易见，窃贼是从那边的天窗钻进来到主祭台偷灯的，而圣安多尼礼拜堂位于二者之间，是必经之地。修士心中顿时燃起义愤之火，他转身面向圣安多尼，像主人斥责对其职责漫不经心的奴仆那样呵斥道，你，圣徒，只管保护你自己的银器，任由别的银器被偷，恶有恶报，你的银器一件也不会留；怒气冲冲地说完这些话之后，修士走上圣徒的祭坛，开始拿里边的东西，不止银器，连帐幔和装饰品都没放过，不仅洗劫这间礼拜堂，也不放过圣徒本身，取下了他头上戴的冠冕以及身上的十字架，若不是其他修士赶来劝说这些惩罚过重了，应当给受惩处的可怜的圣徒留下一点安慰，那么安多尼怀中的圣子也会被夺走。老修士考虑了一下众人的劝告才说，好吧，在把丢失的灯追回来之前，先留下圣子当担保吧。由于搜捕窃贼和后来惩罚圣徒费了很多时间，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修士们各自回去睡觉了，有几位还心怀忧虑，害怕圣安多尼会为遭受的侮辱报仇雪恨。

第二天十一点左右，一个学生来敲修道院的大门，应当马上说明，他很久以来一直想加入此修道院，经常拜访这里的修士们，之所以提供这一信息，首先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而说出事实总是有用的，再者，是为了帮助那些热衷于解密或者解谜的人，言归正传，学生来敲门，说他想见修道院院长。人们把他带到院长跟前，他吻了院长的手或者教服的饰带，至于是否吻了教服的下摆，这一点未被调查清楚，他宣称自己在城里听说那些灯在圣罗克上城区那边属耶稣会会士的科托维亚修道院里。院长对此不肯相信，首先是因为通报这个消息的人不足取信，一个学生，只是由于想当修士才未被视作无赖小人的一个学生，尽管想当修士的人当中也不乏无赖，再者，也不大可能到科托维亚去收回在沙布雷加斯被偷的东西，两地方位相对，距离遥远，两个教派素不来往，就距离而言鸟直线飞行也有一里格，况且这边的人穿黑色教服，那边的穿褐色教服，当然这一点无关大局，因为不下口去咬，仅凭果皮难以知道水果的滋味。不过，慎重起见，他还是派人去调查这个消息，于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修士由那个学生陪同，从沙布雷加斯步行前往科托维亚，从圣十字门进了城，为了说清一件事的原委，有必要详述他们前往目的地行经的路线，二人在圣埃斯特凡尼亚教堂附近经过，后来又经过圣弥额尔教堂，再后来又经过圣伯多禄教堂走进与教堂同名的大门，再穿过叫里尼亚雷斯伯爵拱门往下走向河边，再往右，穿过海门就到老佩洛里尼奥了，这些名字和地界已不复存在，只能从人们的记忆中追寻，严肃的修士和学生没有走商贾新街，至今此地高利贷猖獗依旧，而是改从罗西奥边上绕过，然后穿过圣罗克门，终于到了科托维亚，敲门进入修道院，被领去见修道院院长，修士说，跟我一起的这个学生到沙布雷加斯，说我们那昨天晚上被盗的几盏灯在这里；有这回事，据人们告诉我说，凌晨两点左右有人使劲敲门，守门人从里边问他们有什么事，有个人回答说快快开门，他要送还一些东西，守门人过来告诉我这个奇怪的消息后，我打发他把门打开，就看见了那些灯，表面有凹痕，饰物也有些损坏，你们看，就在这里，如果少了什么东西也是放在这里时就已经没有了；你们看见叫门的人了吗；没有看见，神父们还到街上去找过，但没有看到任何人。

那些灯回到了沙布雷加斯，我们每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也许那个学生真的是游手好闲低级下流之辈，精心策划了这个计谋，以便进入修道院，穿上方济各会的教服，后来他也确实如愿以偿，所以才偷了灯，随后又交回去，是非常希望在最终审判日他的善良意图能使这可耻的罪行得到恕免。也许是圣安多尼干的，因为他至今已创造了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奇迹，却突然发现自己的银器被心怀神圣怒火的修士抢劫一空，圣徒完全知道此举是在威吓谁，如同特茹河上的船夫和水手们一般，当圣徒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或者未曾报答他们的誓愿时，他们便将圣徒头朝下放到河水里。这倒不会使他多么不舒服，因为圣徒既然是圣徒，他的肺能像我们所有人那样呼吸空气，也能像鱼鳃那样在水中呼吸，水是鱼儿的天空嘛，但是，得知两只脚像卑微的小草一样露在外面的屈辱感，或者眼见被抢走银器并差点失去怀中圣子耶稣的惊愕，使圣安多尼大显神通，找回了被盗的东西。总之，如果那个学生不再做同样可疑的事，人们终究会解除对他的怀疑。

鉴于此等先例，方济各会的修士们非常擅于改变，翻转，或者加速各种事物的自然秩序，甚至王后那无动于衷的子宫也要听从他们创造奇迹的惊人指令。早在一六二四年葡萄牙国王是西班牙的一位菲利普时，方济各会就想在马夫拉建造一座修道院，菲利普对这里修士们的事漠不关心，在占据王位的十六年时间里一直不肯同意。纵使如此，修士们不曾放弃努力，也尽力游说该镇高尚的资助人，但渴望建造修道院的阿拉比达总主教区似乎渐渐无能为力，锐气大减，就在昨天，人们还可以说，仅仅六年以前，即一七〇五年，王室法院驳回了新的申请，这种态度即使不是对教派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不恭，至少也相当大胆，宣称建造拟议中的修道院是不适宜的，因为本王国需要支持的托钵修道院太多，已经不堪重负，从谨慎行事的原则出发，还有许多其他的不适宜之处。大法官们当然知道从谨慎行事的原则出发有许多不适宜之处，但现在，既然圣若泽的安多尼修士说建了修道院国王就会有子嗣，他们只得噤若寒蝉，咽下坏念头。誓愿已经许下，王后将会分娩，倍受磨难的方济各会将取得胜利。对指望永生者来说，百年等待算不上过分的磨难。

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学生如何在最后时刻解除了偷灯的嫌疑。但现在人们不该说，修士们早已通过忏悔泄露出来的秘密得知王后已经怀孕，只是尚未告诉国王而已。同样地，人们不该说，由于唐娜·马利亚·安娜非常虔诚，她同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使精心挑选出来的安多尼这位品德高尚的修士得以抛出许诺的诱饵。现在人们也不该说，国王会算一算从许愿到王子出生过了多少个月，是否够月份。除了已说的之外，不该再多说一句。

既然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没有再干同样可疑的事，人们也就解除了对他们的怀疑。

3

每年都有人由于一生吃得太多而死，所以犯中风病的事反复出现，一而再，再而三，而有时一次就能让人命丧黄泉，就算患者侥幸逃脱死神，也会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如果嘴是歪向瘫痪那一边还会失声，除了多次放血之外无药可治。但是，并不因此就没有由于一生吃得太少而死并且死得更容易的人，他们以沙丁鱼和大米以及生菜果腹，于是这些人甚至就被叫作生菜，只在陛下生日这天才能吃得上肉。但愿上帝令河里鱼儿繁多，让我们为此唱响赞歌。但愿里斯本郊区的农民，不分男女，都赶着驴群把一筐筐生菜和其他蔬菜源源不断地运来。但愿不缺必不可少的大米。但是，与所有其他城市相比，里斯本更像一张半边食物有余半边食物不足的嘴，可以说没有中间过渡，只有下巴肥得流油者与脖子瘦成枯干者，肥头大耳者与骨瘦如柴者，臀部丰满者与屁股干瘪者，大腹便便者与肋骨分明者。对众生一视同仁的，除了每天升起的太阳，就只有四旬斋了。

街上举行了斋前狂欢节，有钱买鸡肉羊肉和甜蛋糕油煎饼的人，吃得肚子圆溜溜的，惯于为非作歹的人在大街小巷胡作非为，追赶路人往他们背后安上尾巴，用灌肠的注射器往别人脸上喷水，把一片片葱头扔到别人身上，没完没了地喝酒，就算打嗝儿和呕吐也不肯罢休，锅盆被敲得当当作响，风笛被吹得高亢嘹亮，如果说没有更多人肚皮朝天地倒在广场和街巷上，也只是因为这座城市太过肮脏，遍地是垃圾和粪便，癞皮狗和野猫乱窜，即使没有下雨也泥泞不堪。现在是补赎以往的放荡行为，克制灵魂以使肉身伪装悔恨的时候了，这堕落邪恶的肉身，这桀骜不驯的肉身，这污秽不堪的肉身，这猪圈里的猪猡，猪圈就是里斯本。

赎罪队伍就要出来了。我们已经用斋戒惩罚过肉体，现在该用鞭子惩罚了。节制饮食净化人的精神，忍受某些折磨则刷净灵魂褶皱中的污秽。赎罪者们都是男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紧跟在后的是打旗幡的修士们，旗幡上是圣母和基督苦像。他们后面是织锦华盖下的主教，接着是肩舆上的圣徒像，再后面跟着由神父，教友会以及弟兄会组成的长长的队伍，他们都想着灵魂得救，一些人相信自己还没有丧失灵魂，另一些人在最终审判之前将一直心怀疑虑，或许其中还有人暗想，自创世起这便是疯狂的世界。游行队伍在一列列人群中间穿过，当队伍行经时，男男女女都匍匐在地，一些人抓自己的脸，另一些人揪自己的头发，所有人都打自己的嘴巴，而主教朝左右两边不停地画十字，一名辅祭摇晃着香炉。里斯本气味难闻，腐烂发臭，焚香赋予这恶臭以意义，恶在肉体，芳香的是灵魂。

透过窗口往外望的只有女人，习惯就是这样。赎罪者们腿上锁着脚镣，或者肩上扛着沉重的铁块，用双臂撑住，有如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者用鞭子抽打脊背，鞭梢上挂着带玻璃碎片的硬蜡球，这种自笞是游行中最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身上真的鲜血淋漓，并伴有高声吼叫，之所以吼叫，一则确实疼痛，二则显然出于快感，对于后者，假如不知道其中某些人的情人正站在窗边，他们参加游行与其说是为了拯救灵魂倒不如说为了肉体已享受过的或者必将享受到的欢愉，那么我们便很难领会。

他们的高顶帽上或者鞭子上都绑着彩带，各人用各人的颜色，而被放在心上的女人在窗前为受罪的男人感到痛苦和怜悯，也许还有那种很久以后我们才懂得称之为施虐快感的情绪，如果说她很难在乱哄哄的赎罪者，打着各式旗幡的修士，惊恐与乞求的人群，嘈杂的应答祈祷声中，透过松松垮垮的伞盖和摇摇晃晃的圣徒像，从面容或身形辨认出哪一个是她的情夫，那么她至少可以通过彩带的颜色判断，粉色，绿色，黄色，紫丁香色，红色或者天蓝色，那一个就是她的男人和奴仆，正在为她猛烈地鞭笞自己，由于不能说话而像发情的公牛一样嚎叫，但是，如果其他女人和她本人认为赎罪者的胳膊抡得不够有力，或者从上面看不到鞭打出的累累伤口和流淌的鲜血，女人们就会齐声起哄，发出阵阵嘘声，这些魔怔的疯狂的女人们要求胳膊用力抽打，想听见鞭子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响，想看见血流遍身有如救世主当年那样，只有在这时，她们圆裙子下的身体才会震颤，两条大腿随着刺激的鞭打节奏一紧一松。赎罪者来到心上人窗户下面的街道上了，女人俯视着他，或许与她一起俯视的还有她的母亲或堂姐妹，或者女仆，或者溺爱放任的祖母，或者心怀嫉妒的姑妈，但她们根据新近的体验或遥远的回忆都完全明白，眼前的事与上帝毫不相干，这是私通，上面的痉挛在回应下面的痉挛，男人跪在地上疯狂地抽打，由于疼痛而不断呻吟，女人则瞪视着倒在地上的她的男人，张开双唇以吮吸他的鲜血和其他东西。游行队伍停了足够长的时间才结束这场戏，主教向人们祝福，女人四体通泰，男人继续往前，如释重负，心里想着，此后无须这样用力鞭笞自己了，让其他男人为了其他女人的欢愉这样做吧。

虐待了皮肉，开始禁食，似乎要这样忍饥挨饿直到复活节，人们要压抑本性，等待圣母脸上的阴影得到清除，因为现在离耶稣受难和死亡的日子很近了。然而，或许是鱼类中的磷质激起了欲望，或许是四旬斋节期允许女人们独自前往教堂的习惯与每年其余的日子形成对照，在那些日子里，除家门临街的平民百姓和在街上出卖色相者以外，女人们都关在家里，而那些出身高贵者更是自称足不出户，只去教堂，一生只去三次，洗礼，结婚，埋葬，其他时间去家中的小教堂就好，或许上述习惯表明了四旬斋令人多么无法忍受，四旬斋节期是预告死亡的日子，我们应当留心，虽然丈夫们关心或者佯装关心妻子们是否像她们所说的那样，除了尽宗教义务不做别的事，但女人们毕竟在一年当中只能自由这一次，尽管出于在公共场合的体面，她不曾独自行路，实则陪伴她的人也有着同样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需求，所以，妻子可以在两座教堂之间遇见一个男人，而陪伴她的女仆也照样行事，双方心照不宣，当妻子和女仆在下一个祭台前再次相遇的时候都明白，四旬斋并不存在，万幸的是自创世起这便是疯狂的世界。里斯本的街道上到处是穿同样衣服的女人，用面纱和长裙裹得严严实实，只能从面纱打开的小缝隙里看到她们的眼睛或嘴唇在释放信号，这是偷偷调情和表达性欲的普遍手段，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每个街角都有一座教堂，每个街区都有一座修道院，春风在头上吹拂，要是没有春风还有一声声叹息在头上萦绕，那叹息来自忏悔室或者适合做其他种类告解的隐蔽地方，忏悔者倾吐奸情，在快感和地狱的边缘颤抖摇晃，在这实行节欲，哀悼死亡，祭台上空无一物，罪孽无处不在的日子里，无论是快感还是地狱都是甜蜜的。

然而，如果是白天，清白或者佯装清白的丈夫们就正在睡午觉，如果是夜晚，街上和广场悄悄挤满了散发着洋葱和薰衣草气味的人群，通过教堂敞开的大门传出低低的祈祷声，如果是夜晚，他们会更加放心，因为过不了多久便能听见开门声，楼梯上响起脚步声，女主人边走边与带去的女仆亲密地交谈，没有女仆的话带的就是黑人女奴，透过缝隙可以看到蜡烛或者油灯摇曳的光，丈夫装作刚刚醒来，妻子装作是她刚刚把丈夫吵醒了，要是他问，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她会回答说，累死了，脚掌和膝盖都麻木了，但灵魂得到了安慰，她还说了那个神秘的数字，我去了七座教堂，口吻非常动情，这要么因为非常虔诚，要么因为非常不虔诚。

王后们享受不到这种轻松，尤其是在怀孕之后，合法丈夫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不会靠近她们，当然，平民百姓也要遵守这个规矩，但他们总还有违反规矩的时候。而对唐娜·马利亚·安娜来说，行止审慎还有更多的理由，在奥地利成长教养的她虔诚得近乎狂热，加上与方济各会那份同谋的默契，这也表明或暗示了她腹中正在形成的婴儿既是葡萄牙国王的儿子，还是以一座修道院换来的上帝的儿子。

唐娜·马利亚·安娜很早就睡觉了，上床之前和侍候她的贵妇们一起低声祈祷了一番，用羽绒被子盖得严严实实之后又独自祈祷起来，没完没了地祈祷，贵妇们开始打盹，虽然她们不算童女，但还算聪明，勉强抗住了睡意，最后才退下去，只余灯架上的灯光和守夜的贵妇，她睡在一张矮榻上，不久便沉沉入睡，如果她想做梦那就做吧，她眼皮下面做的梦无关紧要，我们关心的是唐娜·马利亚·安娜似睡非睡时心头颤动的思绪，安息日她一定要去圣母教堂，修女们在向信徒展示之前，首先要为她打开耶稣的裹尸布，裹尸布上耶稣身体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是基督教中唯一一块真正的耶稣裹尸布，亲爱的女士们，亲爱的先生们，既然所有其他的耶稣裹尸布也都是唯一真正的那一块，或许它在世界各个教堂的展示就不是同时进行的，但因为这一块就在葡萄牙，所以它是最真的，确实是唯一的。唐娜·马利亚·安娜还清醒的时候，看见自己在那块最神圣的布前俯下身子，但没有来得及知道是否会虔诚地亲吻它，因为她突然入睡，发现自己坐在一辆马车里，天已经黑了，她在持戟卫队的保卫下返回王宫，忽然间有个骑马的男人打猎归来，四个随从各骑骡子，挂在鞍桥上的网兜里有猎得的飞禽走兽，男人手持火枪朝马车飞奔而来，马蹄在石头上踏出火花，马鼻子里冒着热气，他像闪电一样冲开王后的卫队，来到马车的踏板前，颇费了一番气力才勒住坐骑，火把照亮了他的脸，原来是唐·弗朗西斯科亲王，他是从怎样的梦中之地而来，又为什么屡屡出现呢。因为马车和卫队在石板路上踩出嗒嗒声，亲王的马受惊跳起，可是，王后比较着一次次梦境，发现亲王每一次都离她更近了，他想做什么呢，她又想做什么呢。

四旬斋对一些人来说是梦，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熬夜。复活节过去了，它唤醒了人们，但也把女人们重新送回了阴暗的房间和沉重的裙钗之中。家庭里又增加了一些戴绿帽子的丈夫，而他们对这个时节之外发生的不忠之事还是相当凶狠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终于到了我们谈一谈鸟儿的时候了，这时候我们听到，彩带和花儿装饰的鸟笼中的金丝雀在教堂里呖呖啼啭，歌声中充满疯狂的爱情，而修士却在讲道台上布道，讲述他认为最神圣的事情。基督升天节到了，鸟叫声飞上拱顶，祈祷声也许升上天空，也许升不上天空，如果没有鸟鸣的帮助，难以指望祈祷声让上帝听到，或许我们还是默口缄言为好。

4

这个人外表邋遢，手中的剑咔嗒作响，制服褴褛，虽然赤着脚，仍然有着士兵的神态，他叫巴尔塔萨·马特乌斯，人称“七个太阳”。去年十月我们以一万一千人大举进攻时，他在赫雷斯·德·洛斯·卡巴莱罗斯战线作战，一粒子弹击碎了他的左手，只得从腕部把手截去，此后他不能继续服役，奉命离开军队，而在那次战斗中，我方二百人阵亡，活下来的人则被西班牙人从巴达霍斯派出的骑兵驱赶得四处奔逃。我们退到奥利文萨时，还带着在巴尔卡罗塔抢掠的战利品，但对此并没有多大兴奋之情，为了到达那里行军十里格，然后又急速撤退了十里格，结果只是让那么多人死在战场，而“七个太阳”巴尔塔萨把一只手留在了那里。要么由于吉星高照，要么因为身上的肩绷带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这位士兵的伤口没有生坏疽，为了止血而紧捆的绷带也没有使血管破裂，加上外科医生高超的技术，不需要用锯子锯断骨头，只是把关节拆开，在断处涂上一层收敛性草药，“七个太阳”的肌肉又非常好，两个月后便痊愈了。

从军饷里省下的钱很少，又想做副钩子代替手，“七个太阳”巴尔塔萨便在埃武拉行乞，以攒下必须付给铁匠和马鞍匠的工钱。冬天就这样过去了，他把乞讨到的钱留下一半，另一半的一半用于路费，其余用于吃饭和喝酒。春天到了，他已逐笔付清了账目，马鞍匠把钩子交给他，还交给他一副长钉，这是他突发奇想，要两只不同的左手而加订的。铁器用皮革精心包好，前者经锤打和淬火，非常结实，两条长短不同的皮带把它们与肘部和肩膀连接起来，更加牢固。“七个太阳”开始旅程的时候，有消息说贝拉的军队按兵束甲，没来支援阿连特茹，因为该省的饥荒非常严重，当然饥饿在其他各省也普遍存在。军队打着赤脚，服装破烂，抢劫农民，拒绝前去打仗，不少人投奔敌方，另有许多人逃回家乡，走上邪路，以行劫糊口，强奸妇女，总之，他们是在向不欠他们分毫，同样处于绝望状态的人讨债。“七个太阳”残废了，沿着王家大道朝里斯本走去，他的左手一部分留在了西班牙，另一部分在葡萄牙，这是一场决定由谁登上西班牙王位的战争造成的，是奥地利的卡洛斯呢，还是法国的菲利普，这其中没有葡萄牙人，不论是完整的还是缺了一只手的，健全的还是残废的，被称为士兵的人的命运就是把肢体或者生命留在旷野，能坐的不是王位，而是土地，仅此而已。“七个太阳”离开埃武拉，经过蒙特莫尔，不靠修士或者魔鬼引路，对于伸手乞讨的人来说，他有的已经足够。

他慢慢腾腾地走着。在里斯本，没有任何人等他，在马夫拉也一样，几年前他离开马夫拉加入国王陛下的步兵团，如果父母还记得他，也许认为他还活着，因为没有他死亡的消息，也许以为他死了，因为也没有他还活着的消息。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终将显形。现在是晴天，一直没有下雨，丛林中开满鲜花，鸟儿不停地啼鸣。“七个太阳”巴尔塔萨把铁制假肢装在旅行背袋里，因为某些时刻，有时是一连几个小时，他都感到手还长在胳膊末端，并不愿意错失那种以为自己还完整无缺的幸福感，正如卡洛斯或菲利普将完整无缺地坐上王位，事实上，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两人都登上了宝座。对“七个太阳”来说，只要不看缺少肢体的部位，只要感到食指尖发痒，只要想象着用大拇指去搔痒，他就心满意足了。要是今夜做梦的话，他会在梦中看到自己肢体毫无残缺，他那疲惫不堪的头也可以枕在双手手心。

巴尔塔萨把铁制假肢收起来还有一个为自己打算的原因。他很快便发现了，装上铁制假肢，尤其是装上长钉之后，人们就不肯给他施舍，或者非常吝啬地施舍一点儿，尽管他们慑于那柄悬在腰间的剑而感到不得不送上几个小钱，当然，所有人都佩着剑，就连黑人也如此，但他们缺少那种一旦需要便能动手的气魄。也许一队旅人的数量没有多到可以抗衡对面站在中央的士兵所带来的恐惧，他挡住去路，向他们乞讨，因为他失去了一只手，侥幸保全了性命，也许独行的旅人担心乞讨会变成拦路抢劫，于是施舍总能落到那只余下的手中，万幸，巴尔塔萨还有一只右手。

过了佩贡埃斯，便是一片松林，沙地从这里开始，巴尔塔萨靠着牙齿的帮助把长钉安在断肢上，在必要时长钉可以充当匕首，而这个时代，匕首属于极易致对手死命的违禁武器。可以说，“七个太阳”随身带着优待证，有着双重武装，长钉和剑，他走了一段路，躲到几棵树的阴影之中。后来，两个人过来想抢他的东西，尽管他一再高声说他身上没有钱，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他把其中一人杀死了，既然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亲眼看见过狼藉的尸体，对这件事就无须详加描述了，但有一点应当提及，就是“七个太阳”之后用钩子换下了长钉，以便把死者拖到路边，也就是说两种假肢各有用途。那个没死的劫匪还在松林中跟踪了他半里格，后来不再坚持了，只是从远处咒骂了他几句，但看上去并不认为咒骂能伤害他或让他气急败坏。

“七个太阳”到达阿尔德加莱加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他吃了几条煎沙丁鱼，喝了一碗酒，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只够勉强维持第二天的行程，无法投宿，于是钻进一间仓库，躲在车子下边，裹着斗篷便睡了，但安着长钉的左臂往外伸着。他睡得很安稳。他梦见了在赫雷斯·德·洛斯·卡巴莱罗斯的战斗，这一次葡萄牙人必将取胜，因为“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冲在队伍前头，右手举着断下来的左手，威力无穷，西班牙人的盾牌和符咒都无法抵挡。醒来的时候东方的天空还没有出现晨曦，他感到左手疼得厉害，这毫不奇怪，因为铁制的长钉一直压迫着那里。他解开皮带，由于强烈的幻觉，加上尚是夜晚，车下漆黑一片，他看不到两只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在那里。他用左胳膊拉了拉旅行背袋，又裹在斗篷里蜷缩着睡着了。至少他已经摆脱了战争。身上确实少了点什么，但毕竟还活在人世。

天刚刚放亮他就起来了。天空晴朗透亮，就连最后几颗暗淡的星星都能看得见。趁着好天气进入里斯本，至于在那里是住下来还是继续赶路，到时候再说。他把手伸进旅行背袋，拿出从阿连特茹来的一路上都没有穿的破皮靴，要是一直穿着的话只会更破，他设法让右手更灵巧一些，再让左臂残肢尽量帮忙，后者尚需摸索学习，终于把靴子穿到脚上了，否则两只脚就会经受起水泡和皲裂之苦，赤脚的苦楚他早在平民生活中就已习以为常，在军旅时期更是如此，艰苦的时候饭都吃不上，更不要说穿皮靴了。没有比士兵的生活更苦的了。

到达码头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已经开始落潮，船老大高声喊叫说，潮头正好，马上开船，不然就晚了，去里斯本的快上船；“七个太阳”巴尔塔萨跑上搭板，旅行背袋中的铁器叮叮作响，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说，这个独手人把马掌放在袋子里背着，好省着点用呢；巴尔塔萨瞥了他一眼，右手从背袋里取出长钉，现在该看清楚了，那上面如果不是凝结的血迹，也是魔鬼的杰作。开玩笑的人赶紧移开视线，暗暗乞求圣克里斯多福庇护，该圣徒专门保佑旅途安全，别遇上坏人坏事，而从那里到里斯本那人再没开口。一个女人和丈夫一起恰好坐在“七个太阳”旁边，打开食品袋子准备吃饭，并请邻座一起吃，更多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真心分享，但她非让士兵吃不可，并一再坚持，他才同意了。巴尔塔萨不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吃饭，因为他只有右手，十分不便，面包会在手里滑，面包的配餐食物也往下掉，但那女人巧妙地把配餐食物放在一大片面包上，这样他便可以巧妙地运用不同手指以及从衣袋中取出的小刀，舒舒服服地吃起来，并且吃得相当雅观。论年龄那女人足以当他的母亲，那男人足以当他的父亲，所以这绝不是什么特茹河上的调情，更不是默许下的移情别恋。仅仅是一点友爱，是对从战场归来的终身残疾者的怜悯。

船老大升起三角帆，风助潮势，推动木船前进。桨手们睡足了觉，喝够了酒，精力充沛，不慌不忙地划着桨。绕过地角之后，赶上了退潮海流，船轻快得像奔向天堂一样，太阳的余晖照得海面金光闪闪，两对海豚轮流在船前穿过，弓起深黑的油光闪亮的脊背，仿佛它们以为离天很近，想跃到天上去。里斯本就在远方的对岸，好像浮在水面上，沿城垣向外延展。最高点是城堡和教堂的塔尖，俯瞰着融成一团的低矮房屋，隐隐约约能看见那些三角屋顶。船老大开口道，昨天发生的事很有趣，你们谁想听听；大家都说愿意听，因为这是消磨时间的好方法，而航途不算短；事情是这样的，船老大说，一支英国舰队来到那边，就是桑托斯海滩前面，运来的部队加上在这边等待的部队，要到加泰罗尼亚打仗，但同时还来了一艘运送一些罪犯的船，要把他们流放到巴尔巴达斯岛上去，船上还有五十来个妓女，她们想到岛上去改换门庭，在那里良家女子实际上跟风流荡妇差不多，但船长那鬼东西想，让她们在里斯本生活岂不更好，于是下令把那些诱人的娘儿们卸到岸上，这样还能减轻船载的重量，我亲眼看到几个英国女人，长得蛮不错，腰肢还挺苗条。船老大美滋滋地笑了，仿佛正在策划一次肉欲航行，计划着他将收获的利润，而阿尔加维省的划桨手们哈哈大笑，“七个太阳”像阳光下的猫一样伸了伸懒腰，带食品袋的女人装作没有听见，她丈夫不确定是应该觉得这故事有趣还是保持严肃，因为对这类故事他不可能当真，这也不是他能指望的，他来自偏远的潘加斯，那里的人们从生到死只是犁田浇水，当然这既有原义也有喻义。他想想原义，又想想喻义，又莫名其妙地把二者联系起来，然后问士兵，你多大岁数；巴尔塔萨回答说，二十六岁。

里斯本越来越近，只有一箭之地了，围墙和房屋显得更高了。船在里贝拉靠岸，船老大放下船帆，掉转船头，以靠上码头，靠岸那边的桨手们一齐抬起桨，另一边的桨手们继续划动，再一转舵，一条缆绳就从人们头上抛过去，仿佛一下子把河两岸连接起来了。正值退潮，码头显得很高，巴尔塔萨帮助带食品袋的女人和她丈夫下了船，踩了那个开玩笑的人一脚，那家伙既没有喊也没有叫，然后他才抬起腿，稳稳跨步上岸。

港口里小渔船和卡拉维拉快帆船横七竖八，正在卸鱼，监工们一边吼叫一边打骂，黑人搬运工们扛着大鱼篓，弯着腰来来往往，鱼篓不停地往下淌水，弄得他们浑身湿透，胳膊上和脸上满是鱼鳞。好像里斯本的所有居民都到鱼市来了。“七个太阳”嘴里的口水越来越多，似乎四年军旅生涯积累下来的饥饿现在正越过逆来顺受和自律的堤坝。他感到胃饿得缩成了一团，下意识地用眼睛搜寻带食品袋的女人，她到哪里去了呢，还有她那不声不响的丈夫，或许正望着来来往往的女人们，猜想她们是不是那些英国妓女，男人嘛，总还有做梦的权利。

巴尔塔萨口袋里钱不多，只有几枚铜币，抖一抖，还不如旅行背袋里的铁器声音响亮，在一个不大熟悉的城市离船上岸，他必须决定下一步如何走，去马夫拉的话，拿锄头需要两只手，而他只有一只，看来是不行了，到皇宫去呢，看在他曾经流过血的分上，也许能得到一点儿救济。在埃武拉时有人对他说过这件事，但他也听说必须一再请求，请求好长时间，还要努力争取到保护人的帮助，即使这样，也常常是嗓子说哑了，甚至到死也没看见那钱币的颜色。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可以寻求教友会的救济，而在各修道院的门口总能得到一碗汤和一片面包。失去左手的人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右手还在，可以向路人行乞。或者借助锋利的长钉强行索要。

“七个太阳”穿过鱼市。卖鱼女人们粗声大气地喊叫着以招徕买主，摇晃着戴金手镯的胳膊吸引注意，拍着胸脯发誓赌咒，胸前挂着十字架，项链，饰链，都是上等巴西黄金制品，耳朵上还吊着又长又重的耳环，这些都是表明女人富有的物件。奇特的是，在这肮脏的人群中她们个个干净整洁，仿佛在她们丰满的手上倒来倒去的鱼的气味到不了她们身上。巴尔塔萨在一家钻石店旁边的酒馆门口买了三条烤沙丁鱼，放在必不可少的一片面包上，一边吹气一边小口小口地咬，在前往王宫广场的路上就吃了个精光。他走进一爿门朝广场开的肉店，瞪大眼睛贪婪地看着那开了膛的牛和猪，大块大块的肉挂在满是钩子的铺子里。他暗暗向自己许下诺言，等有了钱要美美吃上一顿肉，当时他还不知道不久后的一天他要在这里干活，这倒不仅因为有保护人帮忙，也因为有旅行背袋里的那副钩子，可以用来拉下骨架，刷洗肠子和撕下肥肉，很是实用。墙面上镶着白瓷砖，要是去了那层血污，这地方还算干净，只要是掌秤的人在分量上不欺人，这里不会有人上当受骗，因为就品质和健康而言，确实是好肉。

那边就是国王的宫殿。宫殿在，国王却不在，他正和唐·弗朗西斯科亲王以及其他兄弟一起，带着仆从，在亚泽坦打猎，同去的还有可敬的耶稣会神父若昂·塞科和路易斯·贡萨加，他们当然不是为了吃食或者祈祷，或许是国王想把还是王太子时跟他们学习的算术和拉丁文这一类课程温习温习。国王陛下还带上了王国武器库兵器大师若昂·德·拉腊为他造的新猎枪，这支枪镶金嵌银，堪称艺术品，即使在路上弄丢了，也会马上回到主人手中，因为长长的枪筒上以罗马圣伯多禄教堂门楣上那种漂亮的字体嵌着一行罗马字母，我属于国王，我主上帝保佑唐·若昂五世，全部大写，就像是从那里复制过来的，当然也有人说，枪只以枪口说话，使用的语言是火药和铅弹。但那只是一般的枪，就像“七个太阳”巴尔塔萨·马特乌斯使用过的那支一样，可现在他已经解除武装，站在王宫广场中间，望着面前熙攘的人世，托着肩舆的修士们，巡逻兵和商人们，望着人们扛着货物和木箱，这令他突然感到某种对战争的深深的怀念，要不是知道那里再也不需要他，他此时此刻便会返回阿连特茹，即使那里有死神在等待。

巴尔塔萨来到一条宽宽的街道，朝罗西奥方向走去，在此之前，他进了奥利维拉圣母教堂，参加了一场弥撒，跟一个对他有好感且没人陪伴的女人互相挑逗了一会儿，这种消遣司空见惯，因为女人们站在一边，男人们站在另一边，双方很快开始传情达意，摇摇手，挥挥手帕，努努嘴，眨眨眼，只要不把事情挑明，不曾约定幽会或者达成什么密约，就算不上罪孽，而巴尔塔萨从遥远的地方来，风尘仆仆，没有钱吃美味佳肴，没有钱买丝绸缎带，这调情自然就没有后续，于是他离开教堂，来到这条宽宽的街道，朝罗西奥走去。今天是女人的日子，那十几个从一条窄小的巷子出来的女人证明了这一点，一些黑人巡逻兵手持警棍在驱赶她们，你看，她们都是金发，个个长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蓝色的，绿色的，灰色的；这些妇女是什么人呀，“七个太阳”问道；旁边的一个男人回答时他已经猜到，她们都是那艘轮船运来的英国女人，船长耍了个花招把她们放在这里，现在，除了把她们送去巴尔巴达斯岛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能让她们留在葡萄牙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这里对外国妓女来说太有利了，这项职业是对巴别塔的嘲讽，因为只要事先把价钱谈妥，人们就可以一声不响地走进各自的房间，然后默默地出来，全程无须开口。可是，船老大说过一共有五十来个女人，现在却不过十二个；其余的英国女人到哪里去了呢；那男人回答说，一些人被捉住了，但没有全被捉住，因为有些人藏起来了，藏得严严实实，说不定她们这时已经知道英国男人和葡萄牙男人有什么区别了。巴尔塔萨继续往前走，暗暗向圣本笃许愿，要是让一个英国女人来到他眼前，高挑身材，纤细腰肢，金发碧眼，即便一生只有一次，他也会向圣徒献上一支心形蜡烛。如果说在圣本笃的瞻礼日，人们都去敲教堂的大门，乞求有饭可吃，如果说那些想找个好丈夫的女人们每周五都去做弥撒，那么一个士兵向圣本笃乞求得到一个英国女人，只要一次，免得到死也不知个中滋味，又算得了什么呢。

“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在各街区和广场转了整整一个下午，到本市方济各会修道院门口喝了一碗汤，打听到了哪些教友会最乐善好施，他记住了其中的三个，以备后续考察，奥利维拉圣母教堂教友会，他已经去过，圣母是甜点师的主保圣人，圣埃洛伊教友会，该圣徒是银饰匠的主保圣人，还有失落儿童教友会，这与他本人的状态倒有些相似之处，尽管对童年他已没有多少印象，但确实失落了，也许有一天人们会找到他。

夜幕降临，“七个太阳”去找地方睡觉。在这之前他与一个叫若昂·埃尔瓦斯的人交上了朋友，此人也是个老兵，年龄比他大，经验比他丰富，现在以拉皮条为生，夜里都忙于工作，天气温和，橄榄园附近的艾斯贝兰萨修道院围墙边有些荒废已久的屋檐，那里可以栖身。巴尔塔萨成了他们临时的客人，新朋友总是个谈话的伙伴，尽管如此，为了为防万一，他托辞让好胳膊休整一番，卸下旅行背袋，把钩子装在残肢上，不想让若昂·埃尔瓦斯和其他伙伴看到尖尖的长钉而目眩眼晕，正如我们所知，那个长钉可是件致命的武器。房檐下一共六个人，没有任何人想伤害他，他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还没睡着的时候，他们谈起了过去发生的犯罪案件。说的不是他们本人的罪行，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上帝了解所有人，也不是大人物们的罪行，就算知道谁是凶手，那些人也总能逃脱惩罚，面对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调查，他们也依然肆无忌惮。他们谈的是那些小偷小摸，不起眼的打架斗殴，以及仅仅牵涉升斗小民的谋杀，他们对大人物不构成威胁，很快被关进利莫埃依罗监狱，虽说那里遍地屎尿，但至少每天有汤可喝。不久前那里释放了一百五十个轻罪罪犯，还有征召到那里准备前往印度但后来又不需要的几批人，一共有五百多，人太多，吃不饱，据说出现了一种病，会致所有人于死地，所以队伍便解散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人说，这里凶杀案很多，死的人比战争中还多，到过战场的人都这么说，“七个太阳”，你觉得是这样吗；巴尔塔萨回答说，战争中死人，我见过，但不知道里斯本死人的情况，所以不能作比较，让若昂·埃尔瓦斯说吧，他既了解战场也了解城市；然而，若昂·埃尔瓦斯只是耸了耸肩膀，一言未发。

谈话又回到头一个主题，有人讲了这样的案件，镀金匠想跟一个寡妇结婚，可对方不愿意，于是他捅了寡妇一刀，这个寡妇只因为不满足那个男人的欲望就受到这等惩罚并丧了命，而镀金匠则躲进了圣三位一体修道院，还有一个倒霉的女人，她规劝走上歧途的丈夫，丈夫一刀把她劈成了两半，更有一位教士，因为风流韵事，被结结实实砍了三刀，这一切都发生在四旬斋节期，大家都知道，这是热血沸腾脾气暴躁的时节。不过，八月也不是个好时候，去年八月人们发现了一个被肢解的女人的十四五块残肢，一直没有查清确切的数目，能确定的是她身体较柔软的部位如臀部和大腿遭受过残酷的鞭打，肉被残忍地从骨头上分离下来，被抛掷在科托维亚，其中一半扔在塔罗卡伯爵的工事上，其余的丢在卡尔达依斯下边，但放得非常显眼，很容易发现，既没有埋到地下，也没有扔进海里，似乎是故意要人们看见，引起众人恐慌。

这时若昂·埃尔瓦斯开口了，他说，杀得太惨了，这么干的时候很可能那个不幸的女人还活着，怎么会有人对着一具尸体如此残忍，况且，人们看到的都是最敏感而又不致人死命的部位，只有丧心病狂到了极点的家伙才干得出这种事来，在战场上也绝不会见到这等事，“七个太阳”，尽管我不知道你在战场上看到过什么；原先讲这个案子的人抓住了这个停顿，接着说道，后来，缺少的部位也陆续出现了，第二天在容格依拉发现了她的脑袋和一只手，在博阿维斯塔发现了一只脚，从手脚和脑袋来看她是个惹人怜爱且富于教养的人，从面孔来看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装着脑袋的口袋里还有肠子和其他的内脏器官，还有胸部，被切得像分成两半的橙子，另外有个看样子三四个月大的婴儿，是用缎带勒死的，在里斯本什么事都能发生，但这种案子前所未有。

若昂·埃尔瓦斯又补充了一些他知道的事情，国王下令贴出告示，发现凶手的人可以得到一千克鲁札多的赏赐，但是，差不多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现，不过人们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不是他们能解开的案子，凶手既不是鞋匠也不是裁缝，这些人只会剪割皮料和布料，而切割那女人的凶手干得既艺术又科学，切了全身那么多部位，竟然没有在任何关节上出错，几乎每一根骨头都剔得准确无误，被召去检查的外科医生们都说，这事是深谙解剖学的人干的，他们只是没有承认，连他们也不能干得如此精细。修道院围墙后面传来修女们的唱诗声，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当中解脱了出来，生个儿子，要为此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然后巴尔塔萨问道，后来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比如说那女人究竟是谁；没有任何线索，既找不到那女人，也找不到凶手，一度她的头还被放在慈善堂门口，看是否有人认得出她，但毫无结果；那个花白胡子的人一直没有说话，现在开口了，他说，大概不是本地人，要是这附近有女人被杀，早就会发现少人了，并且传出闲言碎语，或许是哪个父亲把做了丢脸事的女儿杀了，打发人把她切成块，用骡子驮着或者藏在驮筐里送进城，扔在各处，说不定在他居住地的某处埋了一头猪，说是埋了女儿，以遮人耳目，还说女儿是得天花病死的，或者说浑身化脓，这样就不用揭开裹尸布，有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包括还没被做的事。

这群人都愤愤不平，不再开口，也听不到那边修女们的一丝声音。“七个太阳”说，战争中更有怜悯之心；战争还是个小孩子呢，若昂·埃尔瓦斯表示怀疑。这句话之后，也不再有什么可说，大家都进入了梦乡。

5

唐娜·马利亚·安娜今天不去参加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判决仪式。她正在为她的兄长奥地利皇帝约瑟服丧，这位皇帝患了名副其实的天花，没过多久就病发去世，年仅三十三岁，但她留在卧房不肯出门的原因并不在此，既然王后们所受教育的目的是应对巨大的打击，那么，要是一位王后在这般区区小事上表现脆弱，就国将不国了。尽管怀有身孕已经是第五个月了，王后仍然有恶心的反应，不过这也不足以让她放弃对宗教的虔诚，不足以让她错过在灵魂升天的肃穆仪式中的那种视觉听觉和嗅觉感受，这个仪式的宗教气氛十分浓厚，游行队伍庄严堂皇地行进，判决书诵读得从容不迫，被判刑者垂头丧气，阵阵悲号，人肉在火舌中发出浓烈气味，牢狱之苦后身上残留的一点脂肪被烤成一滴滴落入红红炭火中的油。唐娜·马利亚·安娜之所以不去参加火刑判决仪式是因为，除了怀孕，医生还为她放血治疗了三次，再加上这几个月以来的潮热症状，令她元气大伤。放血治疗和她兄长的死讯一样，都拖延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时她刚怀孕不久，医生们想确保她万无一失。确实，王宫里空气不妙，国王刚才还打了一个响亮的嗝，为此他对在场人士表示歉意，也即刻得到了谅解，释放嗳气对灵魂总归有好处，但这只不过是他的想象，国王吃了泻药便立刻见效，原来仅仅是肠胃不适罢了。王宫里一片凄风苦雨，因为国王命令全王室服丧，命令大臣和军官们一样服丧，八天不得出门，穿孝服六个月，其中三个月穿长斗篷，三个月穿短斗篷，以示对联姻兄弟皇帝之死的巨大悲痛，这使王宫的气氛雪上加霜。

然而，今天是普天欢乐的日子，也许这个词不大贴切，因为人们的喜悦发自更深邃的地方，也许就发自灵魂，全城人都走出家门，涌到街道和广场，从上城区涌下来，汇聚在罗西奥去观看处决犹太人和新教徒，以及异教徒和巫师，还有那些难以准确分类的案件，例如鸡奸，僭神，奸淫和煽惑妇女等及其他应判处流放或者火刑的大小案件。今天出场的罪人共一〇四个，其中五十一个男人，五十三个女人，大部分来自巴西，巴西是盛产钻石和残忍的沃土。在女人当中，有两个被判死刑，因为她们屡犯不改，也就是一再犯下异教罪，执拗地信奉异端，拒绝服从律法，即虽然经过多次规劝，她们仍然执迷不悟，即顽固坚持被她们认作真理的错误，只不过她们的真理在时间和地点上不对而已。上一次在里斯本烧人，差不多是两年以前了。今天，罗西奥挤满了人，因为既是礼拜日又有火刑仪式举办而显得双倍热闹，人们永远不会知道里斯本居民究竟更喜欢什么，是更喜欢看这个呢，还是更喜欢看斗牛呢，只是斗牛留传了下来。女人们站在临广场的窗口，精心穿着，为了讨王后欢心，梳着日耳曼风格的发式，在脸颊和前胸搽上朱红脂粉，当已定的求婚者或可能的仰慕者拿着手帕，斗篷飞扬地在下边走过时，她们做出各种表情，并噘起嘴唇，以便显得小巧可爱，面朝大街往下望，女人们还暗暗自问，脸上的妆容是否还完好，嘴角的面靥是否亮眼，痘痘是否遮住了，而下边熙熙攘攘的队伍中那个神魂颠倒的人又是否看见了自己。天气太热了，围观者们不停地喝着习惯喝的柠檬水，装在陶罐中的水，吃着一块块西瓜，可不能因为那些罪人将要死去，就让大伙儿受苦。要是胃里需要什么解饥的东西，那里不乏羽扇豆，松仁，干奶酪饼，以及枣椰。在宗教仪式结束之后，国王将率领他的亲王兄弟和公主姐妹们在宗教裁判所进晚餐，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不适，就要驾临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的晚宴，那里有一盘盘丰美的菜肴，鸡汤，山鹑肉，小牛排，肉酱馅饼，佐以糖和肉桂的羊肉馅饼，以及这类晚餐上必有的卡斯蒂利亚式的辅以藏红花及各种佐料的主菜，最后是牛奶冻，油酥点心和应时鲜果。不过国王非常简朴，不喝葡萄酒，而懿行胜于言教，众人都追随懿行，绝不沾酒。

既然肉体已经填得满满当当，那么对灵魂更有益处的懿行今天就要在这里出现。宗教游行开始了，多明我会修士们举着圣多明我的旗帜走在前边，随后是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他们排成一列长长的队伍，最后出现的是被判决的罪人，前面已经说过，一共是一〇四个，他们手上拿着大蜡烛，旁边是押送他们的人，还有一片祈祷声和喁喁低语声，从他们头上戴的圆檐帽和身上穿的悔罪服的区别可以看出哪个将被处死，哪个不被处死，当然还有另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即那高举着的耶稣受难像，其背对着的女人们将在火堆里烧死，相对应的，那受苦受难的善良面孔所对着的那些人能逃过死刑，这是用象征的方式说明等待那些罪人的命运会是什么，另外还能通过服装解读，后者直观展示了所判的处罚，身穿带红色圣安德肋十字架的黄色悔罪服的人罪不至死，另一种悔罪服上面有火苗朝下的图案，即所谓逆火，表示该人已经忏悔，免受死刑，而那种灰色长袍，阴森森的灰色，上面的图案是罪人被魔鬼和火舌围绕，直指必死无疑，这说明身着此种长袍的那两个女人过不了一会儿就要被烧死。由方济各会总主教若昂·多斯·马尔蒂雷斯修士讲道，显然没有谁比他更能担起这项职责了，只要我们还记得，上帝褒赏了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的品德，令王后怀了孕，因此应当利用他布道来拯救灵魂，正如王朝和方济各会都从那位修士那儿得了利，前者确保了王室的承续，后者则有许诺中的修道院。

平民百姓怒气冲冲地辱骂罪犯，女人们伏在窗沿尖叫，修士们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游行队伍像一条巨蛇，罗西奥广场容纳不下，绕了一个又一个圈，仿佛要延伸到四面八方，让全城都看到这有益的表演，走在队伍中间的那个人是西蒙·德·奥利维拉·索萨，他既无头衔又无薪俸，却宣称是宗教裁判所在册的世俗神父，做弥撒，听忏悔，还宣讲布道，而与此同时他又自称是异教徒和犹太人，如此胡言乱语实属罕见，更混乱的是，他既叫特奥多罗·佩雷拉·德·索萨神父，又叫曼努埃尔·达·孔塞依森修士，或者叫曼努埃尔·达·格拉萨修士，还叫贝尔希奥尔·卡尔内罗或者曼努埃尔·伦卡斯特雷，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这些名字是不是真的，因为选择自己的名字，每天改换一百次名字，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而名字本身并无意义，那一个是多明戈斯·阿方索·拉加雷罗，在波尔特尔出生，在那里居住，他妄称看到了显圣，自己成了圣徒，便用祝福，咒语，十字架，以及其他类似的迷信手段为人治病，想一想吧，就好像他真是第一个如此行事的骗子。那个是圣若热岛的安多尼·特谢依拉·德·索萨神父，他的罪行是引诱妇女，这是他抚摸并侵犯妇女行为在教规上的标准用语，可以肯定该行为从在忏悔室里的谈话开始，最后在圣器室里偷偷摸摸地结束，直到他被抓，将被流放到安哥拉了却残生，而这是我，塞巴斯蒂安娜·马利亚·德·热苏斯，也算得上四分之一个新基督徒，我看到圣明显灵，获得天启，但他们在法庭上说我是假装的，我听到上天的声音，但他们说那是魔鬼的伎俩，我知道我可以成为像所有男圣徒一样好的女圣徒，或者更好，因为我看不出我和圣徒们有什么区别，但他们斥责我说这是不可容忍的狂言，是骇人听闻的狂妄，是公然违抗上帝，于是我犯了渎神罪，是异教徒，并邪恶妄为，他们堵住我的嘴，于是我的狂言，我的异端邪说，我亵渎神明的话，无法再被听见，他们判处我当众受鞭刑，判处我流放安哥拉王国八年，我听到了宣读判决书，听到了对我的判决和对跟我一起在这个队伍里的人的判决，但没有听见他们提到我的女儿，她叫布里蒙达，她会在哪儿呢，布里蒙达，你在哪儿呢，要是你没有在我之后被囚禁起来的话，一定会来打听你的母亲，要是你在人群之中，我就能看到你了，现在我还要我的眼睛，也只为看到你，他们堵上了我的嘴，没有捂上我的眼睛，即使眼睛看不见，我的心也能感觉到你，也一直在想着你，要是布里蒙达在人群之中，我的心会跳出胸膛，就算他们朝我吐唾沫，往我身上扔瓜皮和脏东西，啊，他们都大错特错了，只有我才知道，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成为圣徒，可我喊不出来，但胸膛给了我信号，它让我的心发出悲鸣，我就要看到布里蒙达了，我就要看见她了，啊，她就在那儿，布里蒙达，布里蒙达，布里蒙达，我的女儿，她已经看见我了，但不能说出来，不得不装作不认识我，甚至假装蔑视我，巫婆母亲，被判叛教的母亲，虽然仅仅是四分之一，她看见我了，她旁边站着的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布里蒙达，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只用你那双眼睛看吧，你的眼睛能看清一切，那个男人是谁呢，个子高高的，就站在布里蒙达旁边，不知道，啊，不知道，他是谁，从哪儿来，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我的能力啊，从他破旧的衣服，他饱经风霜的脸以及他从腕部缺掉手的胳膊来看，他是一个士兵，永别了，布里蒙达，我再也看不到你了；布里蒙达对神父说，我母亲在那儿，然后她转过身，问那个站在她旁边的高个子男人，你叫什么名字；那个男人理所当然地做出回答，同时也就确认了这女人有权问他这个问题，我叫巴尔塔萨·马特乌斯，人们也叫我“七个太阳”。

塞巴斯蒂安娜·马利亚·德·热苏斯走过去了，其他人也都走过去了，游行队伍绕完一个圈，被判处笞刑的受到了鞭打，那两个女人也被烧死了，头一个女人因为声称愿意在死前皈依基督，所以先绞死再烧，第二个女人临死之际依然冥顽不化，最终被活活烧死，而火堆前边，男人们和女人们一起跳起舞来，好热闹的舞会，国王离开了，他看过一切，吃过东西，在游行中走了路，乘六匹马拉着的篷车，由卫队护卫着，和亲王们返回了王宫，下午很快过去了，天气仍然闷热，太阳斜到了绞刑架那边，加尔默罗修道院巨大的影子落在罗西奥广场，被处死的女人落到尚未烧透的木柴上，躯体将慢慢碎裂乃至消失，到了晚上余下的灰烬就会四散飘走，即便是末日审判也无法把它们再聚拢到一起，人们将带着巩固后的信仰返回家中，鞋跟上还沾着黑色的人肉留下的黏黏的尘土和烟垢，或许还有在炭火中未蒸发的黏滞的血污。礼拜日属于上帝，这是再普通不过的真理，因为每天都属于上帝，而一天天的日子就这样渐渐消耗着我们，除非火舌以同样那位上帝的名义把我们更快地耗尽，这是双重的残暴，我就是这样被烧死了，因为我出于自己的理智和意志不肯把骨与肉与支撑肉体的灵魂交给上述的上帝，肉体属于我自己，完全属于我自己，是我与我自己直接交媾的产物，是世界降临在我隐秘的面孔上，正如外表所现，所以不为人知。然而，我们总归要死的。

要是有谁在场，一定会觉得布里蒙达说的那几句话冷漠无情，我母亲在那儿，没有一声叹息，没有一滴眼泪，甚至脸上没有一丝怜悯，而虽然人群那样恨她，辱骂她，嘲讽她，总还有人表示同情，而这个姑娘是她的女儿，从母亲望向她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她是个受宠爱的女儿，但女儿只说了声，在那儿，就马上转向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男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仿佛打听他的名字比她的母亲在监狱里遭受折磨和虐待之后又要遭受鞭笞之苦还重要，仿佛打听他的名字比塞巴斯蒂安娜·马利亚·德·热苏斯必将被流放到安哥拉，一去不复返还重要，谁知道呢，安多尼·特谢依拉·德·索萨神父会不会在心灵和肉体上给她以安慰，毕竟他在这里有过不少相关经验，还好，虽说罪名已定，这个世界也还没有到那么不幸的地步。但是，布里蒙达回到家里便大哭起来，眼泪从眼睛里涌出来，像两道汩汩的泉水，要想再看到母亲只能是在上船的时候了，而且只能远远地望一眼，英国船长把妓女丢下船都比一个被判刑的母亲亲吻女儿要容易得多，母亲亲吻女儿，脸贴着脸，一个皮肤柔软，一个皮肤稀松，贴得这样近，相距那样远，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又是谁；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说，在上帝的意旨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也许他知道我们是什么，顺服吧，布里蒙达，让上帝掌管上帝的领域，我们不要越过边界，只在这边崇拜，而我们执掌自己的疆域，人的疆域，一旦成功，上帝定会降临，而在那时，世界就被创造出来了。“七个太阳”巴尔塔萨·马特乌斯未发一言，只是盯着布里蒙达，她每次回望他一眼，他都感到胃里一阵发紧，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这双眼睛随着外界光线或者内心想法的变化而变化，时而浅灰，时而绿色，时而蓝色，时而是宛如夜幕一般的黑，时而是煤矸石碎片边缘那样明亮的白。不是因为得到邀请他才来到这所房子的，只是因为布里蒙达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了，无需更好的理由。火刑仪式结束了，场地清扫干净，布里蒙达离开了，神父跟她一起，布里蒙达到家后让门开着，好让巴尔塔萨进来。他进了门，坐下以后，神父才把门关上，就着从缝隙射进来的最后一缕光线点上油灯，此时本市地势低洼部分已经完全黑下来，但落日的红色余晖还能照到这城市的高处，城堡防御墙那边传来士兵们的喊叫声，要是在别的场合，“七个太阳”一定会回忆起战争，但此时他只顾得用眼睛盯着布里蒙达的眼睛，盯着她的身体，那身材高挑苗条，就像他下船来到里斯本那一天睁着眼睛梦见的英国女人一样。

布里蒙达从凳子上站起身，给壁炉点上火，把一只汤锅放在三腿炉架上，汤烧开之后她盛了两大碗递给两个男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都没有说话，几个小时之前她问过，你叫什么名字，这之后就一直没再开口，虽说神父先吃完了，但她还是等巴尔塔萨吃完以后才吃，为的是拿他用过的餐勺，这沉默的动作似乎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你的嘴愿意用这个男人的嘴用过的餐勺吗，让这个男人把你的东西当作他的，又把他的东西给予你，让你的和他的这两个词失去意义吧，而布里蒙达在被问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现在我宣布你们结婚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等布里蒙达把锅里剩下的汤喝完，便为她祝福，这祝福不仅为她本人，还为她的汤和餐勺，为他们的凳子，为壁炉里的火光，为那盏油灯，为铺在地上的席子，为巴尔塔萨被截掉的那只手。神父说完就离开了。

两个人坐了一个小时，谁都没有说话。只有一次巴尔塔萨站起来往壁炉里渐渐弱下去的火上添了几块木柴，只有一次布里蒙达挑了挑火光渐小的油灯灯芯，屋里又亮了，这时候“七个太阳”才能张口，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呢；布里蒙达回答说，因为我母亲想知道你的名字，也想让我知道；你又不能跟她说话，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但不清楚是怎么知道的，你不要问那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像你之前那样做，跟我来这里，但不问为什么；那现在怎么办；要是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就留在这里吧；我必须去马夫拉，那里有我的家，有我的父母和妹妹；你走以前就留在这里吧，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你为什么想让我留下呢；因为需要；这条理由说服不了我；要是你不愿意留下，那就走吧，我不能强迫你；我无法离开这里，你把我迷住了；我没有迷惑你，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碰你一下；你看了我的内心；我发誓再也不看你的内心；你发誓说不再看，你就已经看过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没看过你的内心；要是我留下，在哪儿睡觉呢；跟我一起睡。

他们躺下了。布里蒙达还是个处女。你多大岁数了，巴尔塔萨问道；布里蒙达回答说，十九岁；但说完之后她就又长大了一些。流了一些血在席子上。布里蒙达用中指和食指尖蘸上血，先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然后在巴尔塔萨胸脯上画了个十字，正好在他的心脏上边。两个人都一丝不挂。附近一条街上传来争吵声，刀剑的撞击声，还有奔跑的脚步声。然后一片寂静。没有再流血。

早晨巴尔塔萨醒来，看见布里蒙达躺在他身边，正闭着眼睛吃面包。直到吃完以后她才睁开眼睛，这时候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她说，我将永远不看你的内心。

6

把这片面包送到嘴里是个轻而易举的动作，在感到饥饿的时候更是妙不可言，它能向身体提供营养，也向农夫提供收益，或许某些善于在镰刀和牙齿之间插上一手的人，通过运输或者储藏能获利更大，这是常规。葡萄牙没有充足的小麦满足葡萄牙人对面包永不改变的食欲，似乎他们不会吃其他东西一样，于是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对我们的需求深表同情，加上可以获得比南瓜种子更多的利润，便从他们本国或其他地方驶来满载着谷物的上百艘船的船队，现在就有些船正扬帆特茹河，经过贝伦塔时向该塔主管出示通关证件，这次从爱尔兰运来了三万多袋小麦，粮储得到了极大丰富，再也不会有人挨饿了，粮仓和私人仓库都装得满满的，人们出高价租赁储藏室，在城门上贴求租广告，这回运来小麦的那些人后悔莫及了，储存太多，不得不降低价格，并且据说还有一支同样载着小麦的荷兰船队即将到来，但后来人们又听说它在防波堤那边遭到一支法国船队抢劫，这样一来，本来要降下去的价格并没有下降，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放火烧毁一两座粮仓，然后，在我们以为粮食够吃并尚有剩余的时候，他们四处宣扬由于小麦被烧现在粮食不够了。这都是外边的人传授，这里的人渐渐学会的市场秘密，尽管这里的人一般都很蠢笨，这里特指的是商人，他们从来不自己从其他国家订购商品，而是向这里的外国人购买，这些外国人靠我们的头脑简单获利，靠我们的头脑简单赚得盆满钵盈，他们买进时的花费我们一无所知，但卖出时的价钱我们一清二楚，因为我们再怎么抱怨也得如数付款，直到付出我们的身家性命。

但是，欢笑紧挨着眼泪，平静和焦急只有一步之遥，轻松与惊恐是近邻，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生活莫不如此，若昂·埃尔瓦斯告诉“七个太阳”巴尔塔萨说，要爆发战争了，已经迈出了精彩的一步，在两天两夜的时间里组成了里斯本舰队，船只从贝伦排到沙布雷加斯，与此同时，步兵和骑兵在陆地上摆开阵式，因为有消息说一支法国舰队正朝这里开来，意图征服我们，若果真如此，这里的所有贵族和所有平民都可能成为杜亚特·帕切科·佩雷拉式的英雄，里斯本则要成为另一个第乌战场，然而最后发现，入侵的舰队原来是鳕鱼船队，这里又正好非常缺少鳕鱼，很快就能从人们对它的好胃口看出这一点。大臣们苦笑着得知了这个消息，士兵们讪笑着放下了武器，解开了战马，平民百姓们则高声大笑，以此回敬这不小的烦扰。无论如何，与等待法国战舰却迎来鳕鱼船队相比，等待鳕鱼船队却迎来法国战舰才更丢脸。

“七个太阳”表示同意，但他用想象体验了一番等待战斗的士兵们的感受，知道心脏会怎样剧烈地跳动，会问自己将遭遇什么，还会活着吗，一个人直面着可能的死亡，而后却得知那些人正在新里贝拉卸载鳕鱼，可以想象这落差，要是法国人得知了这个乌龙，会加倍嘲笑我们。巴尔塔萨刚要再一次怀念战争，却想起了布里蒙达，渴望看清她的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这是他脑海中的战争，他既想起了这种颜色又想起了那种颜色，而即使那双眼睛就在他面前，他本人的眼睛也难以断定看到的是什么颜色。这样，他忘记了本会产生的怀念之情，对若昂·埃尔瓦斯回答说，应当有个正确的办法让我们知道是什么人来了，他们带来了什么，或者想来做什么，落在船桅上的海鸥就能知道，我们却不知道，尽管这对我们来说重要得多；老兵说，海鸥有翅膀，天使也有翅膀，但海鸥不会说话，天使呢，我一个也未曾见过。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正穿过王宫广场，他刚刚从王宫出来，前去王宫是应“七个太阳”的一再请求，希望知道区区一只左手是不是有那份价值，让他得到一笔战争抚恤金，若昂·埃尔瓦斯对巴尔塔萨的经历并不完全了解，看见神父走过来，接着说道，那边走来的人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人们称他为飞行家，但是，飞行家的翅膀还没有长好，所以我们不能去侦察那些要进来的船队，看他们有什么企图，要做什么。“七个太阳”没来得及回答，因为神父在远处停住了脚步，朝他打了个手势让他过去，若昂·埃尔瓦斯则很是错愕，眼见朋友对王宫和教会十分熟稔，马上便想到一个游荡的老兵也许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这会儿也得做点什么，他伸手求乞，第一个施主是贵族，当下便爽快地给了施舍，但是，由于他心不在焉，之后伸手的对象是一个路过的化缘修士，修士把手中的圣像递过去让他虔诚地吻了一下，这样一来若昂·埃尔瓦斯刚刚到手的施舍便被送了出去。这简直是雷电劈我；咒骂固然是罪孽，却能有效抚慰心情。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告诉“七个太阳”，我已经和主管这类事务的各位大法官说过了，他们说会考虑你的情况，看你是否可以申请，到时候会给我答复；神父，什么时候给答复呢，巴尔塔萨如此问道，这是刚刚来到王宫所在地，对其行事习惯一无所知的人天真的好奇心；我无法告诉你，但如果拖得太久，也许我能跟陛下说一声，他很尊重我，并且保护我；你能跟国王说话，巴尔塔萨很惊讶；能跟国王说话，还认识被宗教裁判所判刑的布里蒙达的母亲，这位神父是个什么神父呀，最后这几句话“七个太阳”并没有大声说出口，只是他心里惴惴不安的念头。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没有答话，只是面对面直视着对方，这时两个人已经停下了脚步，神父个子矮一些，也显得年轻一些，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两个人年龄一样大，都是二十六岁，既然巴尔塔萨的年龄我们已经知道了，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七个太阳”的生活是劳动和战争，战争生活已经结束，劳动生活不得不重新开始，而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出生在巴西，年少时头一次来到葡萄牙，他善于学习，记忆力惊人，十五岁时便展露出天分，实际上的才华比天分显示得还要高，能背诵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昆图斯·库尔提乌斯，苏埃托尼乌斯，梅塞纳斯，以及塞内加的全部作品，可以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或者从指定的任意地方开始背诵，他能阐释已写就的所有神话，说明那些异教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杜撰这些神话的目的何在，还能说出从古代至同代所有诗集的作者的名字，这一时间可以上溯至一二〇〇年，如果有人向他说出一首诗，他能立即即兴作诗十首以回应，并为诗中包含的全部哲理展开阐发，辨析最难解的细节，他能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作品及其外延的部分，说明其复杂缠绕之处，列出大中小词项，他能解答圣经中的一切疑问，包括旧约和新约，能背诵四位福音书作者的全部福音书，从前往后，从后往前，连续背诵，跳跃背诵，同样，他能背诵圣保禄和圣哲罗姆的使徒书，能逐一说出每位先知所在的年代，他们各活了多少岁，同样，他能说出圣经中所有国王的情况，同样能往上和往下，往左和往右，背诵诗篇，雅歌，出埃及记，以及所有的国王篇，甚至未被列入正典的两卷厄斯德拉书，终归不那么正统，但这里没有外人，所以说一下也无妨，对于这位拥有过人才智和记忆力的至高天才的出生和成长之地，我们一直只向其索要黄金和钻石，烟草和蔗糖，森林丰富的物产，更多的东西还有待发现，那里是另一个世界的土地，是明日之国，有无尽未来，更何况我们还向塔普亚人宣扬福音，光靠它我们都将得永生。

神父，我的那位朋友若昂·埃尔瓦斯刚才告诉我，你有个外号，叫飞行家，为什么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呢，巴尔塔萨问道。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开始往前走，士兵跟在后边，两个人相距两步，他们走过里贝拉海军武器库，走过王宫，再往前到了雷莫拉雷斯，这个广场面朝着河，神父在一块石头上坐下，示意“七个太阳”坐在他旁边，仿佛刚刚才听到对方发问似的，这时才回答说，因为我飞行过；巴尔塔萨狐疑地说，对不起，只有鸟儿飞翔，天使飞翔，人只能在梦里做到，而梦中的东西并不可靠；你之前不在里斯本生活，我不曾见过你；我打了四年仗，我的家乡是马夫拉；是了，两年前我飞行过，头一次我做了一个气球，烧了，然后又造了一个，它飞到了王宫的一处屋顶上，最后造的一个从印度公司大楼的一扇窗户飞了出去，后来谁也没有再看见它；不过，是你本人飞行了呢，还是那些气球飞行了呢；是气球飞行了，这和我本人飞行是一样的；气球飞行不等于人飞行；人嘛，先是摔跤，然后会走，再后来会跑，总有一天会飞的，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回答说，但突然他双膝跪倒，因为我主圣体正从这里经过，到某个有身份的病人那里去，捧着圣体龛的神父走在六名辅祭撑着的伞盖下面，前面是号手，后面是身穿红色斗篷的修士们，手持烛台及供奉圣体必不可少的东西，某个灵魂已急不可耐，单等挣脱肉身的羁绊，乘着从海洋，从宇宙深处，从冥冥的天尽头吹来的风飞走。“七个太阳”也双膝跪倒，左臂的钩子垂向地面，右手在胸前画着十字。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没有再坐下，慢慢朝河岸走去，巴尔塔萨跟在后头，河的一边有条船在卸大捆大捆的稻草，装卸工们扛着包快步穿过踏板以维持平衡，另一边来了两个黑人女奴，她们是来为主人们往河里倾倒便桶的，那里有这一天或这一周的屎和尿，在稻草的自然气味和粪便的天然气味中，神父说，我一直被朝臣和诗人们嘲笑，其中一位是托马斯·品托·布兰道，他把我的发明叫作随风逝，要不是有国王的支持，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子，但国王相信我的机器，同意我在阿威罗公爵在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的庄园进行试验，这样，那些攻讦我的人才算喘了口气，他们先前甚至咒我从城堡上起飞时摔断腿，虽说我根本没宣称过要这么做，他们还说我的这门技艺与其说与几何学有关，倒不如说属于宗教裁判所的审理范围；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这些事情我不懂，我是乡下人，当了一阵子士兵，现在也不是了，我不相信有人能飞行，除非他长了翅膀，否认这一点的人大概也了解革责玛尼园的那一夜吧；你胳膊上这个钩子不是你本人发明的，必须有某个人有这种需要，产生了这个念头，否则皮革和钩子不会这样连接起来，你看到河里的船了吧，船也是这个道理，早年船上没有帆，后来发明了桨，再后来发明了舵，而作为陆生动物的人出于需要便成了水手，同样，人出于需要也能变成飞行家；给船装上帆的人站在水上，留在水上，而飞行是脱离大地到空中去，空中却没有支撑我们双脚的地面；我们要像鸟儿那样，既能在天上飞，又能落到地上；这么说来，你是为了飞行才结识布里蒙达的母亲的，因为她有奇妙的能力；我听说她能看到有人背着布翅膀飞行，当然自称能看到这个或那个的人不少，但人们告诉我的关于她的这件事与我要做的太相近了，于是有一天我秘密拜访了她，后来和她成为朋友；那么你从她那里了解到你想知道的东西了吗；没有，因为我了解到，她的知识，如果是真的，也是另一种知识，而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自身的无知，但愿我没有想错；依我看，那些认为这飞行技艺与其说与几何学有关倒不如说应当由宗教裁判所审理的人说得对，如果我是你，就会加倍小心，你看那些监禁，流放，还有火刑，都是用来对付这类不安分的行为的，当然，关于这些，神父比士兵懂得多；我小心行事，并且有人保护我；我们看吧。

两个人往回走，又来到了雷莫拉雷斯。“七个太阳”预备说话，又退缩了，神父发现了他欲言又止，你想说什么吗；我想知道，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为什么布里蒙达早上总是在睁开眼睛以前吃面包呢；你和她睡觉了；我住在那里；小心，你们犯了姘居罪，最好还是结婚吧；她不愿意，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愿意，我总有一天要回家乡，而那时她要留在里斯本的话，结婚做什么呢，还是说刚才我问的问题吧；为什么布里蒙达早上在睁开眼睛以前吃东西；对；要是有一天你能明白的话，应当是通过她，而不是通过我；但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可你不肯告诉我；我只告诉你，这是个了不起的秘密，比起布里蒙达，飞行只不过是件简单的小事。

两个人边走边谈，来到科波·桑托门附近一家马车出租店的马厩。神父租了一头骡子，骑到鞍子上，我要去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看看我的机器，你想跟我一起去吗，骡子可以驮两个人；我跟你去，但步行就可以了，步兵总是步行；你是个普通人，既没有骡子的蹄又没有鸟的翅膀；你的机器就被人们叫作大鸟吧，巴尔塔萨问道；神父回答说，是的，人们这么叫，是出于轻蔑。

他们一路往上到了圣罗克教堂，然后绕过泰帕斯高高的山丘，沿阿莱格里亚广场往下去到瓦尔韦德。“七个太阳”不费力地跟着骡子走，只是在平地上才落后一些，但到了坡地，不论是上坡还是下坡，他都能赶上。尽管从四月份开始就一直没有下雨，已经又过去了四个月，但瓦尔韦德之上的地方庄稼都长势旺盛，因为那里有许多终年不断的泉水被引过去浇灌本市郊区这大片的菜园。过了圣玛尔塔修道院，再往前就是圣乔安娜公主的修道院，他们一路行经大片油橄榄林，不过那里也种着蔬菜，但由于没有天然的泉水，就架起了高高的水车，围着水车转个不停的驴子蒙着眼罩，为的是让它们生成一直往前走的错觉，驴子不知道自己在转圈，正如驴子的主人同样不明白，即便真的一直往前走，最终也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世界就是个水车，人们在其上行走，拉动它，让它运转。虽然塞巴斯蒂安娜·马利亚·德·热苏斯无法在这里以其显灵法术帮助人们，但也不难看出，没有人世界就会停滞。

他们来到庄园大门口，没有公爵也没有男仆，因为他的财产都被归并为王室所有，而将庄园归还给阿威罗家族的法律程序尚在进行之中，司法手续总是进展缓慢，直到问题解决公爵才会从西班牙返回，他现在长住西班牙，他在那里也有公爵头衔，但被称为巴尼奥斯公爵，我们刚才说到，他们到了大门口，神父跳下骡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像开自己家门一样打开了大门。骡子被牵进庄园，带到阴凉处，用绳拴住，那里有一篮子稻草和蚕豆荚让它吃，随后鞍子也被卸了下来，牛虻和苍蝇发现从城里来的美食活跃起来，骡子摇动粗粗的尾巴驱赶着。

宅邸的门窗都关着，庄园已经废弃，没有种庄稼。空旷的院子里，一边有座粮仓，或者是马厩，或者是酒窖，因为空无一物，所以难以确定它原本的用途，说是粮仓吧，没有粮囤，说是马厩吧，没有吊环，说是酒窖吧，没有酒桶。门上有把锁，锁的钥匙像阿拉伯文字一样花哨。神父拿下门闩，推开门，其实这座大宅邸并没有空置，里边有帆布，长木条，一团团铁丝，薄铁片，以及一捆捆藤条，这一切都按种类排列得井井有条，中间空地有一个巨大的贝壳形状的东西，全身到处都有铁丝头往外戳着，像一个正在编制中的篮子，已经初具轮廓。

巴尔塔萨紧跟在神父后面走进屋里，好奇地四处张望，无法理解眼睛看到的一切，或许他原本指望看到一个大气球，一对巨大的麻雀翅膀，一口袋羽毛，因而对周围的一切才迷惑不解。这么说就是这个；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回答说，当然是这个；说完他打开一个大木箱，取出一卷纸然后摊开铺平，纸上画着一只鸟，大概就是大鸟了，这一点巴尔塔萨能看出来，因为一眼就能认出画的是只鸟，他相信了，只要把所有这些材料按秩序安在相应的部位并连接好，大鸟就能飞起来。在“七个太阳”眼里，这张纸上画的东西很像一只鸟，而知道这一点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所以神父与其说是对“七个太阳”倒不如说是对自己解释起来，一开始语气冷静，后来越说越激动，你看到的这些是用来兜住风的帆，能根据需要移动，这是舵，用来掌握飞船的方向，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掌握的，要靠舵手的手和科学，这是航空船的船身，从船头到船尾，形状像个海贝壳，上面安装着风管，在无风时可以使用风箱，因为海上无风的情况经常发生，这些是翅膀，没有翅膀飞船就不能保持平衡，这些圆球体我就不对你说了，这是我的秘密，只能告诉你，如果没有圆球体里面的东西，飞船就不能飞起来，但对这一点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在这个铁丝做的顶棚上，我们将挂上几颗琥珀球，因为琥珀对太阳光线的热量反应灵敏，这正是我需要的，这是指南针，没有它就哪里都去不了，这些是滑轮，像海上的轮船一样，用来放开和收起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一切都安装完毕，并且各个部件都调试好之后，我就可以飞行了。对于巴尔塔萨，看到这张图就会信服，无须再作解释，道理很简单，我们没看过鸟的内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鸟飞起来的，但它确实能飞，为什么呢，因为鸟长成了鸟的形状，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你什么时候飞，他这样问；还不知道，神父回答说，我少个帮手，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一切，有些活我干不了，没那么大力气。他又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才问道，你愿意来帮助我吗。巴尔塔萨后退了一步，显出惊愕的神色，我什么都不懂，我是个乡下人，除了与土地打交道，人们只教给我杀人，再加上我现在这个样子，少了这只手；有那只手和这个钩子，你想做什么都能做，有些事情钩子能比完整的手做得更好，在抓住一根铁丝或者一块铁片的时候，钩子感觉不到疼痛，并且不会被割伤，也不怕烧，我告诉你，上帝就只有一只手，可他创造了世界。

巴尔塔萨吓得后退了一步，飞快地在胸前画个十字，以防止魔鬼抓到做坏事的空子，你在说什么呢，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什么地方写过上帝只有一只手呢；谁也没有说过，也没有被写在书上，只是我说上帝没有左手，因为他选中的人都在他的右边，拉着他的右手，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上帝的左手，圣经不曾提到过，教堂里的权威神学家们也不曾提到过，上帝左边没有人，空着，虚无，什么都没有，所以上帝只有一只手。神父深吸了口气，总结说，上帝没有左手。

“七个太阳”聚精会神地听完这番话。他看了看那张图和地上摆放着的材料，还有那个未成形的大贝壳，微微一笑，稍稍抬起两只胳膊说，既然上帝只有一只手依然创造了世界，我这个缺一只手的人也可以捆绑帆布和铁丝，让机器飞起来。

7

但是，每件事都有其时机。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暂时还没有钱购买磁铁，他认为要使他的大鸟飞起来，磁铁必不可少，而且，这些磁铁必须从国外购买，眼下，通过神父的努力，“七个太阳”到王宫广场的那家肉店去干活，扛运各种肉，半扇牛，十几只乳猪，捆成对的两只羊，从这个钩子运到那个钩子，一块粗布披在身上，遮住他的头和背部，上面留下一片片血迹，这是个肮脏营生，但偶尔能有一些额外的收获，一只猪脚，一块下水，要是上帝愿意并且店主高兴，他还能得到一些用皱皱巴巴的生菜叶包起来的碎肉，牛臀肉或者外股肉，于是，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能比寻常人吃得好一些，寻常人买的肉并没有巴尔塔萨的份，但将肉切开再分装的手艺总能带来些好处。

唐娜·马利亚·安娜的时机渐渐到来。她的肚子已经鼓得不能再鼓，皮肤已经绷得不能更紧，整个腹部隆起成一个巨大的尖顶，像印度航线上的大黑船，像巴西航线上的船队，国王不时差人询问这位王子航行的情况，是否已在远方出现，是否有好风相助，或者是否遭到了袭击，我们的船队就遭到了袭击，不久前法国人在群岛那边夺取了我们的六艘商船和一艘战舰，就我们的航线和我们组织的护航队来看，遇到类似乃至更加严重的情况也是正常的，目前上述法国人似乎正在伯南布哥和巴伊亚的入口处等待我们其余的船只，或许还在觊觎必将从里约热内卢出发的船队。在有地方可发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其他人拿起斗牛的红布在无辜的公牛面前晃动，而公牛却失去了当年顶撞的技巧，只能偶尔赢上一着。这些坏消息也传到了唐娜·马利亚·安娜的耳朵里，事件总是发生在一两个月以前，那时她肚子里的王子还只是一块果冻，一只蝌蚪，一个长着大脑袋的小东西，不可思议的是，在肚子的内部形成男人和女人的过程与外部世界毫无干涉，但他们终归还是要面对这个世界，不论是作为国王还是士兵，修士还是杀人犯，巴尔巴达斯岛上的英国女人还是在罗西奥广场被判刑的女人，总会是其中某一种人，绝不可能是所有人，更不能哪一种也不是。这是因为，说到底，我们可以逃避一切，但不能逃避我们自己。

不过，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并非全都糟糕到了这种地步。几天前，人们期待已久的去往澳门的大黑船回来了，二十个月之前它从这里起航，当时“七个太阳”还在战场上，虽然这一航程耗时甚久，但这条船一路顺利，澳门比果阿远得多，那里是中国，是洪福齐天之地，有着无与伦比的财富和资源，各种产品极其便宜，并且气候宜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完全不知道疾病为何物，所以那里没有医生，每个人都是因年老或应天意寿终，而天意从来不会做出永久的保证。大黑船在中国装载的一切货物都非常贵重，途经巴西时又做了些交易，装上了蔗糖和烟草，还有大量黄金，为此船在里约热内卢和巴伊亚停留了两个半月，再返回这里时路上又花了五十六天，在如此漫长而危险的航程中没有一个人死去，没有一个人病倒，这一奇迹必定有其原因，似乎船上每天为航行做弥撒敬礼圣母起了作用，领航人并不认识这条路线，竟然没有走错，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好生意称作中国生意。然而并非一切都完美无缺，有消息传来，伯南布哥人和累西腓人之间燃起战火，每天都有战斗，有的血流成河，甚至到了放火焚烧森林，糟蹋了所有蔗糖和烟草的地步，这对国王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这样或那样的消息在合适的时候会传到唐娜·马利亚·安娜那里，但她深陷怀孕导致的麻木萎靡，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告诉她或者瞒着她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对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的那个荣耀时刻，她也只留下依稀一点印象，如同一缕难以察觉的微风，虽说微风也曾是一场骄傲之风暴，一开始，她感觉自己像是那种站在大黑船船首的人，视野有限，不像手持望远镜的桅楼瞭望员，可以看得更远更深。一个孕妇，不论她是王后还是平民，在其生活中都会有某个时刻感到自己无所不知，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之后随着肚子越来越鼓，以及身体产生其他难受的变化，她脑子里只能念着分娩那一件事，这些念头也并非纯然的欢喜，王后时常因不祥的征兆而惊恐不安，面对这样的情形，方济各会来帮忙了，他们可不愿失去许诺中的修道院。方济各会在该教省的全体会众都忙碌起来，做弥撒，九日敬礼，进行祈祷，每个修士和整个修会既明说也暗想，发愿王子在最好的时刻顺利降生，不要有任何可见或不可见的缺陷，最好是男孩，这样，即使有点小毛病，也有可以开脱的理由，是上帝特殊的旨意，令他与众不同。最重要的是，诞下一个王子能让国王更加高兴。

唐·若昂五世将不得不为有了个女儿而高兴。一个人无法得到一切，许多次我们乞求的是这个，得到的却是那个，这就是祈祷的奥秘所在，我们怀着自己的愿望把祈祷抛向空中，但祈祷词选择自己的道路，有时它们落到了后面，被之后出发的其他祈祷词超过了，另一种情况也不罕见，即一些祈祷相互交配，生出了变种的或混血的祈祷词，它们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的样子，而原来的祈祷词已经停在半路上，面红耳赤地争吵论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乞求得到一个男孩，却生下一个女孩，看，来的这个女孩健康强壮，肺气充足，这可以从她的哭叫声中听出来。不过，整个王国幸福异常，这不仅因为王室生下了继承人并下令张灯结彩庆祝三天，而且还因为，人们的祈祷在自然力量上产生间接效应，甚至能够终结严重的旱灾，就比如说这一次，干旱已持续八个月之久，祈祷完成后便下起雨来，这只能是祈祷的缘故，不可能是别的原因，公主的降生已经被认定为王国将繁荣昌盛的吉兆，雨下得这样大，只能是上帝的旨意，他终于从被我们反复祈求的烦扰中解脱出来了。农民们冒着雨下地了，田垄像婴儿离开母体一般出现在潮湿的土地上，但它们不会像婴儿那样哭叫，感到被铁犁划开时便轻轻地叹息，就这样躺在一边，湿润的表面闪闪发亮，任凭更多的雨水落入胸怀，不过现在雨下得小了，慢了，像空气中难以触到的微尘，因而犁沟的形状不曾改变，泥土翻覆以拥抱最后的丰收。这种分娩非常简单，不过要是缺乏先决条件，即力量和种子，也是做不到的。所有的男人都是国王，所有的女人都是王后，王子们是所有人劳作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差别，相当多的差别。公主的洗礼在圣母临产节举行，这个日期和场合便显得尤其矛盾了，因为王后圆圆的肚子已经变得平坦，人们也不难看出，并非所有的王子都一样，通过那位王子或这位公主命名和洗礼时的显赫和隆重程度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一次，整个王宫和王宫小教堂以帷幔和黄金器皿装饰一新，王室成员身穿华贵的礼服，各人的面孔和身段在繁复的褶边和豪奢的饰物下面已经无法辨认。王后的随从人等前往教堂，他们穿过日耳曼大厅，随后而来的是长长的披风拖地的卡达瓦尔公爵，他在织锦华盖下缓缓前行，举起权杖的手来自享有最高爵位的贵族和国务顾问，而公爵双臂托起的正是麻纱襁褓中的公主，襁褓用绦缎裹住，下边垂着流苏，华盖后面跟着委任的教养夫人，即圣克鲁斯伯爵遗孀，然后是王宫所有的贵妇，有的相貌美丽，有的倒也平常，最后是六位侯爵夫人和公爵之子，他们带着各有象征意义的布条，盐，圣油以及其余所有与洗礼仪式有关的物件，总之每个人手中都有东西可拿。

七位主教为她命名洗礼，他们站在主祭台的台阶上，像七个黄金白银太阳，从此她被称作马利亚·沙勿略·弗朗西斯卡·利奥诺·芭芭拉，并且名字前面立刻冠上了唐娜的头衔，尽管她还那么小，还被抱在怀里，还在流口水，但已经是唐娜，而她以后长大了又会有什么呢，一开始先给公主戴上了一个镶满宝石的十字架，来自她的教父及叔父唐·弗朗西斯科亲王，价值五千克鲁札多，还是那位唐·弗朗西斯科亲王，送给他教女的母亲也就是王后一顶羽状宝石头饰，说我这是为了献殷勤，另外，还送了一对精美的钻石耳坠，是的，价值相当高，要价高达二万五千克鲁札多，堪称艺术品，不过是法国制造。

这一天，国王以其陛下之尊不是在百叶窗后面而是公开露面，不是在自己的王座而是在王后的上座出席，以示对她非常尊重，这样，幸福的母亲就在幸福的父亲身旁，虽然前者坐得稍低一点，当晚张灯结彩。“七个太阳”和布里蒙达从城堡那边下来观看彩灯和饰物，观看挂着帘幔的王宫，观看工匠们受命搭起的拱门。他比平常更加疲累，或许是为了庆祝降生和洗礼而举行的一场场宴会让他扛了太多的肉。他把肉拉出来，拖过去，挂起来，用的都是左手，令左手很疼。现在钩子安放在肩头的旅行背袋里。布里蒙达拉着他的右手。

就在前几个月，圣若泽的安多尼修士归天了。除非在国王的梦中出现，他将再也不能来提醒国王所许的愿，不过我们尽可以放心，不要借给穷人钱，不要欠富人债，也不要向修士许愿，唐·若昂五世是位言而有信的国王。我们必定会有修道院。

8

巴尔塔萨睡在木床的右侧，从第一夜开始他就睡在这边，因为他那只完整的胳膊在这边，这样，当他把身体转向布里蒙达的时候就能用这只胳膊搂住她，让手指从她的后颈摸到腰部，如果眠中的热气和梦中的情景煽起了两人的感觉，或者准备睡下的时候已经有了清楚的欲望，那么他的手指就继续往下，这对夫妇的结合仅凭自身的意愿，没有在教堂立下神圣的誓约，是非法的，也就不大讲究什么规矩礼仪，如果他乐意，她也就乐意，如果她想要，他也就想要。也许在这里进行过更为神秘的圣礼，用处女膜破裂后的血进行的仪式，在油灯昏黄的光线里，两个人仰面躺在床上休息，像从母亲腹中刚生下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这是他们违反的第一条礼仪，然后布里蒙达从两腿间的床上蘸起新鲜的血，在空中和对方身上画了十字，这就是他们的圣事，如果说这种说法乃至这种行为不算异端的话。从那时起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年，屋顶上传来雨声，疾风吹过河面和防波堤，虽说已近拂晓，但夜色似乎尚浓。别人可能误认为还是黑夜，但巴尔塔萨不会，他总是在同一时间醒来，太阳升起之前很久便醒来，这是士兵睡不踏实养成的习惯，醒来后便警觉地望着黑暗慢慢从物和人上边退却，直到感到白天的气息，感到从房屋缝隙透进来的头一缕微弱的灰白光线，他才能大感快慰地让胸膛随呼吸起伏，一声轻轻的响动，布里蒙达醒了，接着是另一声响动，而这响动将持续下去，不会弄错，是布里蒙达在吃面包了，吃完以后才睁开眼睛，转身面向巴尔塔萨，头靠在他肩上，左手放在他失去的手的地方，胳膊挨着胳膊，手腕挨着手腕，这就是生活，尽其所能弥补失去的东西。但今天会不一样。巴尔塔萨不止一次问布里蒙达，为什么每天早晨在睁眼之前吃东西，他已经问过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布里蒙达有一次回答说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而神父说这是个极大的秘密，与这个秘密相比，飞行是小事一桩。今天就要水落石出。

布里蒙达醒来以后便伸手去摸装面包的小口袋，小口袋往常挂在床头，这次她却发现不在了。她又在地上在床上摸索，把手伸到枕头底下，这时听见巴尔塔萨说，不用再找了，你找不到的；她用紧握的拳头遮住眼睛，恳求说，巴尔塔萨，把面包给我吧，看在你所有亲人灵魂的分上，把面包给我吧；你必须先告诉我这里有什么秘密；我不能告诉你，她大声说，并且猛地转身，要起身下床，但“七个太阳”伸出那只健全的胳膊，抱住她的腰，她拼命挣扎，而他抬起右腿压住她，腾出右手试图把她的拳头从眼睛上方拉开，但她又叫喊起来，非常惊恐，你不能对我做这件事；这声音中有某种凄厉令巴尔塔萨吓了一跳，把她放开了，甚至后悔刚才对她如此无礼，我不想弄痛你的，只是想知道那个秘密；把面包给我，然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发誓；如果你不相信我，誓言又有什么用呢；好，给你，吃吧，巴尔塔萨说着从他当作枕头的旅行背袋里掏出了那只小口袋。

布里蒙达用前臂遮着脸，终于吃到了面包。她细嚼慢咽。吃完以后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才睁开眼睛。房间里灰白的光线在视线的远处微染蓝色，如果巴尔塔萨学过如何诗意地观察这景象，就会想到这样的表述，然而，与其去想那些适宜在王宫前厅或者修道院谈话室展开的高雅情趣，他感到自己的血在烧，因为布里蒙达转过身面向他了，她黑色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绿光，现在那些秘密还有什么重要，倒不如再学学他已经懂得的，布里蒙达的身体，至于那秘密就下次再说吧，因为这女人已经答应了，她会履行诺言的，而她说话了，还记得头一次跟我睡觉时你对我说的话吗，你说我看到了你的内心；我还记得；你当时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而当我告诉你我绝不会看你的内心，你也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巴尔塔萨来不及回答，他还在琢磨这些话和在这个房间里听到的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能看到人的身体内部。

“七个太阳”从床上坐起来，将信将疑，惴惴不安，你在跟我开玩笑，没有人能看见人体的内部；我就能看见；我不相信；你先是想知道，没得到答案时不停地追问，现在你知道了却又说不相信，这样也好，不过以后不要再拿走我的面包了；除非你现在能说出我身体内有什么，我才会相信；要是不禁食，我就看不到，并且我说过，绝不看你的内部；我再说一遍，你在跟我开玩笑；我再说一遍，这千真万确；我怎能相信呢；明天我醒了以后不吃东西，然后我们一起出去，我会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但我绝不看你，你也不要到我前面去，你愿意这样吗；愿意，巴尔塔萨回答说，但你要跟我解释一下这个秘密，告诉我你这能力是怎么来的，如果你没骗我的话；明天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难道你不怕宗教裁判所吗，很多人没做什么都被判了重罚；我的能力不是异教，也不是巫术，我的眼睛是肉眼；可是你母亲因为能显灵和得到天启而被鞭打和流放，你是跟她学的吧；不是一回事，我只能看到世界上有的东西，看不见世界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天堂和地狱我就看不见，我不念咒语，也不施法术，只是能看见；但是，你用你的血画十字，然后用这血在我的胸膛上画十字，这难道不是巫术；处女的贞血是洗礼的圣水，你把我弄破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圣水，感到它流出来时我就猜到了该怎么做；你这种能力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得见人体内的东西，有时候看得见地底下有什么，看得见皮肤下有什么，有时候看得见衣服下面有什么，但只有在禁食时才看得见，并且随月相周期变化每隔七天会失去这种能力，但很快就恢复了，但愿我没有这种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隐藏在皮肤下边的东西总归不太好看；灵魂呢，你看见过灵魂吗；从来没有看见过；或许灵魂根本不在身体里边；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也许因为灵魂就不可见；也许，现在放开我吧，把你压在我身上的腿收回去，我想起床了。

那一整天，巴尔塔萨都在怀疑是否有过那场谈话，或者那是他梦中的谈话，又或者不过是他进入了布里蒙达的梦。他望向那些挂在大铁钩上尚未肢解的大牲畜，竭力瞪大眼睛，但看到的仅仅是肉，不透明的，剥了皮的，青紫色的肉，而随着一块块的肉被堆到案板上或者扔到秤盘里，他体会到布里蒙达的能力与其说是恩赐倒不如说是诅咒，因为这些动物的内部看上去确实不悦目，同样，买肉的人的内部也不会悦目，卖肉的人，切肉的人，运送肉的人也一样，最末一种即巴尔塔萨的职业。还有，在战场上他就已经见过了此刻所见，要想查看肉体内有什么，总是需要一把切肉刀或者一枚炮弹，一把短斧或者一柄剑，一把餐刀或者一粒子弹，如此这般撕裂那脆弱的皮肤，以更疼痛的方式破坏其完璧，骨头与脏腑都暴露在外，这种血可不能用来施祝福，因为它不属于生，而属于死。尽管巴尔塔萨思绪混乱，但如果他能够加以整理，去粗存精，就会是这个样子，甚至不需要去问，“七个太阳”，你在想什么呢；因为他会用他所以为的实话回答，什么都没想；但他已经想过了这一切，并且还想起了他自己的骨头，裂开的肉中惨淡的白色，当时人们把他运到了后方，那只手掉下来了，被外科医生一脚踢到了旁边，下一位；之后被抬进来的人状况更糟糕，可怜人，即使能活命，两条腿也保不住了。可有个人还想探究那些秘密，这所为何来呢，本来，只要清晨醒来后能感觉到那个逐渐现形的女人，或者还在沉睡，或者已经清醒，感觉到她仍然在身边就足够了，谁知道呢，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是否会把她领向某张别的床，或者是另一张这样的简易木床，或者是一张细工镶金还有垂花穗边的床，给予和带离，送走和换来，这种事司空见惯，而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是疯狂或者鬼迷心窍，布里蒙达，你为什么闭着眼睛吃面包呢，如果不这样吃你就是瞎子，那就不要吃吧，免得你看见那么多东西，因为像你那样看见太多东西是最悲哀的事，那超出了我们感官的承受能力；那你呢，巴尔塔萨，你在想什么；什么都没想，我什么都没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曾经想过什么事；喂，“七个太阳”，把那半扇腌肉拉到这里来。

他没有睡觉，她也没有睡。天亮了，两个人都没有起床，巴尔塔萨只起身吃了一点冷掉的猪油渣，喝了一小陶罐葡萄酒，然后又躺下了，布里蒙达闭着眼睛，一声不响，延长禁食的时间以使眼睛的柳叶刀更加锋利，等两个人之后去到日光下时，她的目光便会锋利无比了，因为今天是要看透，而不是瞧，其他人虽然有眼睛，但只能瞧一瞧，可以说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是盲人。上午过去了，该吃晚饭了，我们不要忘记，中午这顿饭叫晚饭；布里蒙达终于起床了，但始终低垂着眼皮，巴尔塔萨吃了第二顿饭，她没有吃，为的是能看得见，而他即使禁食也还是看不见，然后两个人离开家门，这一天非常安宁，不像做这种事的日子，布里蒙达走在前头，巴尔塔萨跟在后面，这样她就看不见他，而他又能听到她说话，知道她看到了什么。

她跟他说，坐在那个大门台阶上的女人肚子里怀着个男孩儿，但脐带在孩子脖子上绕了两圈，这孩子也许能活也许会死，我不能断定，我们脚下的这块地，上面是红土，下边是白沙，然后是黑沙，再往下是砂石，最下面是花岗岩，花岗岩中有一个充满水的大洞，里面有个比我还大的鱼骨架，而正从这里经过的那个老人像我一样，胃里空空如也，但与我不一样的是，他正在丧失视力，那个瞧着我的年轻男人患了性病，下体腐烂了，像根漏水的管子一样在滴出脓液，穿着破衣烂衫，但还在微笑，他身为一个男人的虚荣让他这样瞧人，让他这样微笑，巴尔塔萨，但愿你没有这种虚荣，你靠近我的时候总是能够清洁干净，朝那边走去的那个修士肠子里有一条虫，他必须吃两三个人的饭才能养活它，不过即使没有那条虫，他也会吞下两三个人的饭，现在看看那些跪在圣克里斯品圣坛前面的男男女女，你能看见的是他们在胸前画十字，你能听到的是他们为了赎罪捶打自己胸膛的声音，互相打耳光以及打自己耳光的声音，而我看到的是一只只装着粪便和肠虫的袋子，还有，那儿有一个瘤子即将扼断那个男人的喉咙，但他还不知道，明天就知道了，那时就太晚了，其实今天也晚了，已经无可救药；你一直在解释我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我又怎么能相信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巴尔塔萨问道；布里蒙达回答说，用你的长钉在那个地方挖一个坑，你会挖出一枚银币；巴尔塔萨挖了坑，找到了钱币，布里蒙达，你弄错了，这钱币是金的；这不是更好吗，我只是不应当瞎猜的，因为我一直分不清白银和黄金，并且至少这一点我说对了，是钱币，是有价值的东西，既然我说对了，你又得了利，你还要什么呢，以及要是王后从这里经过，我还能告诉你她又怀孕了，只是说怀的是男是女还为时过早，我母亲说过，关于女人的子宫，最糟糕的就是刚刚胀满一次马上就会再来一次，一直如此反复下去，现在我还要告诉你，月相开始变化了，因为我感到眼睛热辣辣的，看到一些黄色阴影在眼前经过，像一群虱子在走动，迈着爪子在走动，咬我的眼睛，巴尔塔萨，看在你善良的灵魂的分上，求你领我回家吧，让我吃点东西，和我一起躺下，因为在这里我走在你前面，不能看到你，而我又不想看见你的内部，只想瞧瞧你，瞧瞧你那长着络腮胡子的黝黑的脸庞，那双疲倦的眼睛，那张忧伤的嘴，即使你躺在我身边想要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情，带我回家吧，我跟在你后边，但我会垂着眼睛，因为我发了誓，绝不看你的内部，以后也不看，要是看了就让我受惩罚吧。

现在让我们抬起眼睛，正是看唐·弗朗西斯科亲王射击的时间了，他在他位于特茹河边的王宫窗前，朝攀在船的横桁上的水手们开枪，只为了证明他是个好枪手，若是射中了，他们就掉到甲板上，个个都流血，这个和那个丧了命，若是子弹没击中目标，他们也免不了摔断一只胳膊，亲王则喜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仆人们给他的武器重新装上火药，说不定这个仆人就是那个水手的兄弟，但如此远的距离，即使是骨血相连的亲人的惨呼，都不可能听得到，又是一枪，又是一声惨叫和一人摔落，而水手长不敢让水手们下来，免得激怒亲王殿下，另外还因为，尽管有伤有亡，毕竟不能不操纵那条船，而我们说他不敢，也不过是远观之人的天真想法，因为最为可能的是，那个简单的人性的念头根本就没有闪现过他的脑海，那个婊子养的在那里朝我的水手们开枪，这些水手原本即将出海，去发现已经被发现的印度，去寻找已经被找到的巴西，但他却只能让他们待在这里，血洗甲板；关于这件事我们再没有更多的话可说，继续下去也只会是令人厌倦的重复，归根结底，既然水手在防波堤外也必将死在法国劫船者的枪弹之下，还不如让他在这里中弹，或者死亡或者负伤，毕竟还留在故土，既然说到法国劫船者，那么让我们的眼睛朝更远的地方望一望，望向里约热内卢，敌人的一支舰队一枪未放就闯入那里，因为那里的葡萄牙人正在午睡，管理海域和管理陆地的官员们都在睡，法国人随心所欲地下锚登岸，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样，证据就是总督马上正式下令，任何人不得转移或藏匿家中的物品，他这样做理由充分，至少担惊受怕就是理由，如此一来法国人把遇到的一切都尽数抢走，至于那些无法运到船上的东西，就摆在广场中央拍卖，不乏有人去到那里购买一小时前刚被抢走的东西，普天之下屈辱莫如此甚，他们还放火烧毁金库，借助犹太人的告密前往森林挖出某些要人埋藏的黄金，而法国人不过两三千，我们的人有一万之众，但总督帮了他们的忙，更不用说，葡萄牙方面多次出现逃兵，虽然事实并非总如表面所见，例如贝拉军团的那些士兵，我们说他们叛逃投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当了逃兵，只不过去了有饭吃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则逃回家中，如果这也算叛变，那么一直有叛变也合情合理，谁要想让士兵卖命，那么至少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必须给他们吃的和穿的，而不是让他们赤着脚四处游荡，没有训练也没有纪律，否则士兵会更乐于把枪瞄准自己的长官而不是去杀伤对面的卡斯蒂利亚人，现在，若是想嘲笑我们目之所见，这块土地上这类事情可谓应有尽有，那么我们想想前面提过的那三十艘法国船的事吧，有人说在佩尼谢望见了这些船，还有不少人说在阿尔加维附近望见了，那就更近了，小心起见，特茹河各岗楼都部署了驻防，整个海军部队在直到圣阿波罗尼亚的水域戒备，仿佛那些船只能够从圣塔伦或者坦科斯顺流而来，因为这些法国人无所不能，而可怜巴巴的我们缺少船只，就向正在那里的一些英国和荷兰船求援，这样，船队沿防波堤一线摆开，等待必将在假定地点出现的敌人，与不久前发生的著名的鳕鱼入侵事件类似，这一次人们后来得知，来船装载的原来是在波尔图购买的葡萄酒，所谓的法国战船到头来不过是进行贸易的英国商船，他们在路上势必会把我们嘲笑一番，我们轻而易举地成了外国人的笑料，不过我们也有一些自产自销的绝妙笑料，最好说明一下，以下笑料无须用布里蒙达的眼睛去看，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已经看得一清二楚，这里要说的是某位教士，他经常光顾善于干那种事的女人们家里，更好的是她们也任他为所欲为，既满足他胃口的欲望，又满足他肉体的欲望，他尽职尽时地做弥撒，一有机会便顺手牵羊，并且一再这样做，终于有一天，有一个受此欺侮的女人，他从她那里拿走的要比给她的多得多，那个女人告发并要求下令逮捕他，法警和巡警奉该区治安法官的命令实行抓捕，来到该教士与其他清白无辜的女人们一起居住的房子，他们闯了进去，却没有专心搜查，也就没有找到钻进了床下面的教士，于是，他们又去了另一所他可能藏身的房子，这位教士便抓住时机逃了出来，赤身裸体，像箭一样冲下台阶，拳打脚踢扫清道路，打得黑人巡逻兵鬼哭狼嚎，但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地追赶这位好色的拳击手教士，他已经跑到了火枪手大街，此时正是上午八点，这一天开始得不错，阵阵开怀大笑透过每一扇门和每一扇窗此起彼伏，街上，一丝不挂的教士像只兔子似的奔跑，两条大腿间的巨物硬邦邦地挺着，黑人巡逻兵在后面紧追不舍，愿上帝保佑他，天赋异禀的男子汉就不该在圣坛前为上帝效劳，而该在床上为女人们效力，对于这精彩场面，居住此地的可怜的女士们毫无思想准备，大为震惊，同样目瞪口呆的还有正在圣母无玷始胎旧堂祈祷的无辜女士们，她们看到教士气喘吁吁地闯进来，像亚当一样天真无邪，实则身负重重罪孽，教堂的摇铃在响，教士在第一声时登场，第二声时躲藏，第三声后就彻底消失，神父们用魔术手法帮他藏起来，让他从屋顶上逃走了，而此时他已经衣冠楚楚，这一事件不值得大惊小怪，要知道沙布雷加斯的方济各会修士们还用篮子拉女人们上去到单人小室里享乐呢，而这位教士至少是用自己的双脚走到需要他的圣器的女人们房子里去的，一切都合乎常规，一切都在罪孽和赎罪之间来回摆动，赎罪并不限于四旬斋游行中在街上刺激的鞭笞，在里斯本下城区居住的女士们和圣母无玷始胎旧堂虔诚的女信徒们用目光享受了如此漂亮的神父之后，必定有许多坏想法要忏悔，巡逻兵们穷追不舍，她们想着，抓住他，抓住他，她们想要抓住他的愿望却是因为我不能提及的一件事，为此她们要念十遍天主经，十遍圣母颂，向圣安多尼神父敬奉十枚列亚尔，要像行匍匐礼要求的那样双臂交叉，肚子朝下伏在地上一整个小时，肚子朝上的仰卧属于天堂般享受的姿势，并应谨记，须敞开的是思想，而不是裙子，下一次罪孽之时再撩开裙子。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看能看见或者可以看的东西，或者看见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除非机缘巧合，譬如像巴尔塔萨这样，因为在肉店干活，他跟年轻的搬运工和切肉工们一起来到广场，看到了唐·努诺·达·库尼亚枢机主教的到来，后者为从国王手中接受礼帽而来，教皇特使陪同在侧，乘坐的驮轿以深红色天鹅绒为帷幔，饰以金丝绦带，两旁的镶板上嵌有枢机主教牧徽，另外有一辆轿式马车，车中空无一人，以示尊敬，掌马侍从和内侍也有一辆篷车，在有需要时负责拉起主教服后摆的神父同样有一辆，这时又有两辆卡斯蒂利亚轿式马车到了，从里面走出各小教堂主教和随从人员，而驮轿前面还有十二名身着制服的仆役，这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都是为枢机主教一个人效劳的，我们险些忘了，走在最前头的还有手持白银权杖的侍从，及时提醒这里幸福的人民，他们将有幸目睹这一盛典，赶快到街上去看全体贵族大游行，贵族们要先去枢机主教下榻处恭请，然后陪同他前往王宫，但巴尔塔萨既不能跟进去，也不能用他那双眼睛看到里面，但我们知道布里蒙达的能力，可以设想，如果有她在，我们就能看枢机主教在两排卫士中间拾级而上，进入最里面那间会见厅，国王从华盖下出来迎接，枢机主教给国王施圣水，然后去到相邻的会见厅，国王跪在一个天鹅绒软垫上，枢机主教跪在后面另一个同样的软垫上，在装饰精美的祭台前面，王宫神父以全套仪式举行大弥撒，弥撒完毕，教皇特使拿出任命主教的教皇敕书，移交给国王，国王再递还给他请他朗读，这是礼仪规定，并不是因为国王不懂拉丁文，读完之后，国王从特使手中接过枢机主教礼帽，戴到枢机主教头上，枢机主教浑身上下都流露出基督徒的谦恭，这是自然，对这个可怜的人来说，成为上帝的亲密助手确实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但隆重的礼仪尚未结束，枢机主教先去更衣，现在他回来了，身穿一身红衣，这符合他尊贵的身份，再次进到会见厅里同华盖下的国王谈话，一连两次摘下枢机主教礼帽接着又重新戴上，国王也两次摘下自己的帽子接着又重新戴上，第三次，国王向前迈四步去迎接他，最后两人都戴上帽子，一个坐在上边一点，另一个坐在下边一点，简单交谈几句，说完以后就到了告别的时候，脱帽，戴帽，但枢机主教还要前往王后的会见厅，把刚才的礼仪分毫不差地重复一遍，最后枢机主教才去到王宫小教堂，那里要唱赞主颂，上帝无奈，只得忍受这些创造发明。

回到家里，巴尔塔萨把看到的事情告诉了布里蒙达，因为已经宣布会有灯火，晚饭后两个人走下山坡，到了罗西奥广场，不过或许这一次火炬本来就不多，也或许是风给吹灭了，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枢机主教已经有了他的礼帽，睡觉时他必定把礼帽放在枕畔，兴许夜半醒来时会趁无人在侧便起身赏玩一番，我们不要苛责这位红衣王子，因为我们都是人，都免不了虚荣，一顶在罗马专门制作，特别授予的枢机主教礼帽，既然这不是为测试大人物的谦恭品格而设计的恶意把戏，那么完全可以说他们的谦恭真实可信，因为真正的谦恭就是为穷人洗脚，枢机主教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要这样做，国王和王后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要这样做，而巴尔塔萨的鞋底已经破烂不堪，脚也很肮脏，这就满足了让枢机主教或者国王有一天跪在他面前，用麻纱布，白银盆，以及玫瑰香露为他洗脚的第一个条件，同时他也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因为他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贫穷，但他还有第三个需要满足的条件，即他必须因品德高尚被他们选中。他请求的津贴还杳无消息，他的保护人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的一再请求也没起什么作用，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被肉店老板以随便什么借口扫地出门，不过还有修道院大门口的汤和教友会的施舍，在里斯本饿死并不容易，这里的人民已习惯于缺衣少食。这时候唐·佩德罗王子降生了，因为是第二个孩子，所以只有四位主教为他施洗，但他的优越之处在于其中一位是枢机主教，后者在他姐姐受洗的时候还没有得到任命，与此同时，传来消息说坎普·马约尔被包围了，敌方许多士兵丧生，我方阵亡的很少，不过也许明天就会说我们的许多士兵阵亡，敌方士兵丧生的很少，或者说双方伤亡不相上下，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世界末日，清点各方死亡人数后便可得出最末一种结论。巴尔塔萨向布里蒙达讲述他在战争中经历的事情，她握着巴尔塔萨左臂上的钩子，仿佛握着的是他的真手，这也是他的感受，他记忆中的皮肤感受到了布里蒙达的皮肤。

国王前往马夫拉选择待建修道院的地址。就建在这座叫维拉的山的顶上吧，从这里可以望见大海，充足的甘泉可以浇灌未来的果园和菜地，就耕种而言方济各会修士们不会不如阿尔科巴萨的熙笃会修士们的，虽然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有一块荒地就够了，但他是圣徒，而且已经死了。让我们祷告吧。

9

“七个太阳”的旅行背袋里多了一件铁器，也就是阿威罗公爵庄园的钥匙，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之前提及的磁铁运到了，但还缺少他未曾言明的秘密物质，总归可以着手建造飞行机器了，并且雇用巴尔塔萨做飞行家的右手的合同开始生效，因为不需要左手，就连上帝也没有左手，神父就是这么说的，他研究过这个敏感问题，一定对此非常了解。因为科斯塔·多·卡斯特罗离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很远，每天来来回回不方便，布里蒙达决定放弃这个家，跟“七个太阳”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住。损失倒不算大，一个屋顶，三堵摇摇欲坠的墙，至于第四堵墙，因为是从前建造的城堡的城墙，所以非常坚固，已经屹立不倒好几个世纪，但不会有人从那里经过后说，看，这里有一所空房子，而是说，别住在里面，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墙壁就会倒塌，屋顶就会掉下来，这里只会剩下一些破碎的泥砖瓦片，或者一个土堆，但就在这里，塞巴斯蒂安娜·马利亚·德·热苏斯曾经住过，也就在这里，布里蒙达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见了这奇妙的世界，因为出生之时她处于禁食状态。

家中东西很少，全部打包后，布里蒙达用头顶一个包袱，余下的东西捆成一捆，巴尔塔萨用肩扛，一趟就运完了。路上不时休息一下，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也不必说什么，生活在变化，说一个字也是多余，而生活中的我们自身也在变化，言词更为多余。就行李而言，女人和男人带上他们仅有的东西，或者男人带着女人的东西，女人带着男人的东西，总是不觉得重的，因此不必走回头路，免得浪费时间，一趟就够了。

他们在仓库的一个角落打开了简易木床和席子，床脚边放上矮凳，矮凳前面再放上大木箱，就好像在一片新领域上划出了界限，地面上的界限划好之后又把几块布挂在一根铁丝上，让这里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在不想见到外人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里面独自相处。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来这里的时候，要是布里蒙达没有洗衣服或做饭的活计，不用去池塘打水或者不忙于烧火，又或者不想帮助巴尔塔萨，给他递锤子或者钳子，铁丝或者藤条，那么她就可以像家庭主妇一样躲进这个私密空间，有时候即便是最企盼冒险奇遇的女人也会渴望这样一个地方，尽管最后这里的历险并不如企盼的那样激动人心。挂起来的那几块布也用于忏悔，听告解神父坐在外边，忏悔者们坐在里边，一次一位，这里边正是两位忏悔者经常放纵淫欲的所在，并且他们是姘居，用这个词并非言过其实，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总是轻易地宽恕他们，因为他眼前明摆着更大的罪孽，那就是他本人的骄傲和野心，至今能升天的只有耶稣，圣母，以及几位天选圣徒，而他却妄图未来某日升天，与这些散放在这里，巴尔塔萨正费力组装的部件一起升上天空，而这会儿，轮到布里蒙达在挂布里边忏悔，她用高得足以让“七个太阳”听见的声音说，我没有需要忏悔的罪孽。

为了履行参与弥撒的义务，附近少不了教堂，比如离此处最近的就有奥古斯丁修会赤足修士们的教堂，但如果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忙于他的神父职责，或者比寻常更多地忙于为王宫效劳，即便他无须每天来这里，但如果神父没有前来点燃他们身上基督徒的灵魂之火，毫无疑问，手执铁器工作的巴尔塔萨和烧火做饭的布里蒙达身上都有基督徒的灵魂，那么激情之火也会把他们推到简易木床上，并且往往使他们忘记参加圣餐仪式，忘记悔过，这就让人们理所当然地产生怀疑，怀疑这两个人究竟有没有所谓基督徒的灵魂。他们或者待在仓库里面，或者出来晒晒太阳，周围是一大片废弃的庄园，果树回到了野生状态，路上长满了杂草藤蔓，原来是菜园的地方长出一片片稗草和仙人掌，但巴尔塔萨已经用镰刀砍掉了大部分，布里蒙达用铁锹把根刨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干，在适当的时候，这块土地将回报他们的劳作。并且也不是没有闲暇时光，比如说当巴尔塔萨感到很痒的时候便把头倚在布里蒙达怀里，让她捉虱子，我们不应当为飞行器的爱好者和建造者们身上有虱子这一状况大惊小怪，当然那个时代不用飞行器这个词，正如当时用讲和而不用停战一样。没有人为布里蒙达捉虱子。巴尔塔萨已经尽其所能，如果说他的手和手指能捉住虱子，但他仍然缺少另一只手来挽住布里蒙达那浓密的沉甸甸的蜂蜜色头发，刚刚把头发拨开，它马上就回到原处，遮盖住了猎物。万物都能生活。

工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要说感觉不到缺少左手，那不是实话。上帝没有左手能够生活，那是因为他是上帝，而人需要有两只手，一只手洗另一只手，两只手洗脸，不知道多少次，布里蒙达不得不来替他洗去手背上的脏东西，否则就无法洗净，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也是那其中微不足道的灾难，因为许多其他士兵失去了两只胳膊或者两条腿或者男人特有的部位，并且没有布里蒙达这样的人的帮助，或者因为受的伤而失去了这种帮助的可能。连接铁片或者拧紧藤条，钩子非常得力，在帆布上打眼，长钉准确无误，但是，这些东西在缺少人的皮肤抚摸时会不听使唤，因为接触到的不是曾经习惯的人类，它们担忧这意味着世界陷入了混乱。所以布里蒙达会前来帮助，只要她一到，那些物件便停止捣乱；还好，你来了，巴尔塔萨说；也或许这是那些物件的感受，这一点不好确认。

有时候布里蒙达起来得比往日早，在吃每天早晨的面包之前，摸索着墙壁往前走，小心避免睁眼看到巴尔塔萨，然后撩开布帘去检查已经完成的工作，寻找是否有些地方连接得不牢固，或者某个铁部件内有气泡，检查完毕之后，她才开始进食，一点一点地变成跟别人一样的盲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她第一次这样做以后，巴尔塔萨告诉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说，这块铁片不能用，里边有一道裂缝；你怎么知道的；布里蒙达看见的；神父转过身对她微微一笑，看看这个人，再看看那个人，然后说，你是“七个太阳”，因为能看到明处的东西，而你是“七个月亮”，能看到暗处的东西；这样一来，这个至今一直随母姓叫作布里蒙达·德·热苏斯的人成了“七个月亮”，这是名副其实的命名，不是随随便便的绰号，因为这是神父赐予的名字。这一夜太阳和月亮互相搂着睡着了，群星在天空缓缓转动，月亮，你在哪里，太阳，你要到哪里去。

有需要时，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来这里演练他写的布道词，因为这里的墙壁能产生很好的回音，既让每个词都显得圆润，又不至于因为回响过大，声音重叠而使字义含混不清。预言家发表演说的旷野或者广场就是那样，那里没有墙壁，或者附近没有墙壁，因此不受声学规律的影响，声音的传播在于说话的器官，而不是听众的耳朵或者反馈回声的墙壁。但是，这一宗教讲究的是华丽的雄辩，配以肉感的天使，迷人的圣徒，教服飘舞，臂膀浑圆，臀部耐人寻味，胸脯丰满，两眼熠熠生辉，真是享福者受难，受难者享福，说明条条大路通向的不是罗马，而是肉体。神父竭尽全力措辞修饰，何况身旁就有现成的听众，不过，也许是由于大鸟在场的震慑效果，也许是因为听众只专注于自己的漠然态度，也许是缺少教会里的氛围，他的语词并没有飞升，也没有回响，而是杂乱无章地绞成一团，似乎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教会演说家的声名不符，人们甚至拿他与当年在宗教裁判所，现在与上帝在一起的安多尼·维埃拉神父相提并论呢。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曾在这里演练过的布道词后来用在萨尔瓦特拉·迪马古什的布道仪式上，当时有国王和宫廷人员在场，现在在这里演练的是应多明我会修士们的要求为圣若瑟瞻礼准备的布道，可以想见他飞行家和怪人的名声不至于太不利，甚至圣多明我的信徒们都请他做布道，更不必说国王，还非常年轻，喜欢玩具，所以他支持神父这样做，所以他尽情和修道院的修女们消遣，让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或者几个同时怀上身孕，这样等到他的故事告一段落，史官记录的他的儿女要以十为单位计数了，可怜的王后，若不是她的听告解神父，即耶稣会会士安多尼·斯蒂耶夫神父教给她忍气吞声，若不是经常梦见把打死的水手挂在骡子前鞍上的唐·弗朗西斯科亲王，她会怎样呢，而若是要求他布道的多明我会修士们闯进这里，看到这只大鸟，这个断肢人，这位巫女，看到这个布道人正在雕琢词句，很可能是在掩饰即使布里蒙达整整一年不进食也看不到的思想，那么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会怎样呢。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念完布道词，并不在意能产生怎样的教化效果，只是心不在焉地问道，怎么样，喜欢吗；其他人回答说，当然啦，先生，当然喜欢；但这不过是随口说出的话，心里并不明白听到的内容，既然心里不明白，那么嘴里说出来的也就算不上谎话，而是等于没有说。巴尔塔萨开始敲打铁器，布里蒙达把没有用的碎藤条扫到院子里，从他们那卖力气的样子来看，似乎这两项工作很紧迫，但是，神父仿佛再也无法压抑他的担心，突然说，这样我永远飞不起来；他语气疲惫，打了个非常颓丧的手势，巴尔塔萨马上意识到现在做的事是白费力气，也就放下了手中的锤子，但是，为了不让对方把这一举动理解为放弃，他说，我们得在这里建个铁匠炉，把这些铁部件回火锻造一下，不然的话光大鸟的重量就会把它们压弯；神父回答说，我不管它们弯曲不弯曲，问题是大鸟应该飞起来，而如果没有以太，它是飞不起来的；什么是以太呀，布里蒙达问道；就是让星星悬在上空的东西；那么怎样才能把它弄到这里呢，巴尔塔萨问；通过炼金术，而我不懂炼金术，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尽快启程前往荷兰，那里有许多有学问的人，我将在那里学会把空中的以太提炼出来的技艺，把它装进圆球体，因为如果机器没有以太就永远飞不起来；这以太有什么功能呢，布里蒙达问；这是一种基本原理，它对人和生物乃至非生命体产生吸引，使他们一旦摆脱在地球上的重量，就能向太阳飞升；神父，请你用我能听懂的话说说吧；为了让机器飞向空中，必须让太阳吸引固定在铁丝棚顶上的琥珀，琥珀会吸引我们填充在圆球体内的以太，以太会吸引下面的磁铁，而磁铁呢，会吸引构成飞船骨架的铁片，这样我们便能借助风力或者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借助风箱升到空中，但是，我再说一遍，没有以太我们将一事无成。布里蒙达说，既然太阳吸引琥珀，琥珀吸引以太，以太吸引磁铁，磁铁吸引铁片，那么这机器就会被拉着不停地朝太阳飞去。她停顿了一下，像自言自语地问道，不知道太阳里边会是什么样子。神父说，我们不到太阳里去，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给机器上面装上帆，可以随意把帆张开或者合上，这样我们愿意在什么高度停住就可以在什么高度停住。他也停顿了一下，最后总结说，至于太阳里边是什么样子，我们先努力让机器升空吧，其他的自然就知道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同时又不至于违拗上帝的意志。

但这是个多事之秋。圣莫妮卡修道院的修女们怒气冲天地走出修道院，抗议国王的一道道命令，根据这些命令，她们在修道院里只能和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以及两代以内的旁系血亲谈话，国王陛下想以此结束由于贵族或者非贵族常去修道院，让修女们在比念诵圣母颂更短的时间里怀孕的丑闻，如果唐·若昂五世这样做了，那也只有他这样做是对的，随便哪个若昂或者若泽是万万不能的。格拉萨教区主教火速前往，试图让她们平静下来，并遵从国王的意志，否则她们将被革出教门，但没有收效，被激怒的她们发起暴动，三百名投身天主教的女性因为被迫与世隔绝而怒不可遏，暴动一次接着一次，现在人们会看到她们如何用女人纤弱的双手奋力推开大门，修女们已经出来了，强行带着修道院女院长来到街上，高举着十字架游行，直到与格拉萨的修士们形成对峙，他们恳求修女们看在耶稣的五个伤口的分上停止暴动，如此我们举行了一场修士修女的神圣研讨会，双方各自陈述其理由，并由该区刑事法官跑去面见国王，询问要不要中止执行该命令，就在这样的来来去去以及辩论中，很快一个上午过去了，这天为了早早开始，清晨便发动抗议了，法官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法官没有回来的时候修女们就待在那里等着，年长的老老实实坐在地上，而年轻的则精神振奋，异常活跃，沐浴着这个令人心猿意马的季节的温暖阳光，欢快地看着从这里经过并出于好奇停下脚步的人，这不是平时每天都能享受到的福利，跟看得上眼的人交谈几句，被禁止的访客得到消息后赶来了，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联系，做些约定，调调情，订下时间，交换暗语，用手指或小手绢打手势，时间就这样过去，到中午了，因为肉体毕竟还需要食物，她们就在那里从旅行背袋里掏出甜食吃起来，正如上战场的人是要随身带着馅饼的，这次示威以接到王宫的撤销令而告终，一切重新按原来的道德标准执行，于是修女们兴高采烈地唱着歌胜利返回莫妮卡修道院，另外，值得她们欣慰的是，教区主教打发人送来赦免她们的命令，当然他没有亲自前来，否则可能被流弹所伤，因为修女暴动比战争更加可怕。有多少次，为了让遗产分割有利于长子和其他兄弟，这些女人就被强行关进修道院，永久禁闭，就这样囚禁着她们，甚至不允许她们和什么人隔着栏杆握握手，偷偷会会面，不允许她们进行舒心的接触和甜蜜的爱抚，即便这些行为携带着地狱，那也是一种至福。归根结底，因为太阳吸引琥珀，尘世吸引肉体，所以总会有人受益，当然总是那些生来就拥有一切的人占据只余残羹剩饭者的好处。

另一件预料中的令人不快的事是火刑判决仪式，这不是教会的观点，教会将其看作加强信仰的方式，也不是国王的看法，由于判决名单上有巴西榨糖厂厂主，国王借此没收其财产，这是从那些遭受鞭笞或者被流放或者在火堆里被烧焦的人的立场出发的，去看看吧，虽然这一次只有一个女人被判死刑，很快就能完成她的画像，并将其悬挂在圣多明我教堂，挂在那些被烤煳，被烧焦，灰烬都被清除的人的画像旁边，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但如此酷刑对一些人来说算不上威慑，或许人们喜欢受皮肉之苦，或者相对于保护肉身，人们更看重精神信仰，显然上帝在创造亚当和厄娃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就这样被卷进了多少麻烦。比如，对以下事例如何解释呢，这位宣称入教的修女原来是犹太教徒，被判处在修道院终身监禁，还有那个安哥拉黑人妇女的案子，她从里约热内卢来，被指控信仰犹太教，这个阿尔加维商人则是因为说过，每个人依照自己的信仰得到救赎，因为各种信仰一律平等，不论是耶稣还是穆罕默德，不论是福音书还是卡巴拉，不论是甜蜜还是苦涩，不论是罪孽还是美德，都是平等的，这个卡帕里卡的黑白混血儿名叫曼努埃尔·马特乌斯，但并非“七个太阳”的亲戚，外号叫萨拉马戈，没有人知道他的祖辈传承，他受惩罚是因为成了一名杰出的巫师，另外还有三个姑娘和他罪名一样，如何解释所有这些人呢，如何解释这次火刑判决仪式中的一百三十个在案人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快将与布里蒙达的母亲作伴，谁知道她是不是还活在世上呢。

“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既然两个名字这么好听，最好还是用吧，他们没有从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去到罗西奥广场看火刑判决仪式，但前去观看这一盛事的人不少，从目击者的记忆里，从不曾被火灾和地震销毁的官方记载里，我们得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什么人被烧死，什么人受了惩罚，安哥拉黑人妇女，卡帕里卡的黑白混血男人，犹太人修女，未获许可做弥撒，听忏悔和布道的冒名教徒，那个来自阿拉约洛斯的双亲皆有新教血统的法官，一共是一百三十七人，宗教裁判所尽其所能把网撒到全世界，捕到满满一网又一网的人，这样就出色地践行了耶稣的美好训教，耶稣曾对伯多禄说，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让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极度伤心的是，没有一张网能撒到星星那里把以太捕来，正是以太令星星悬在空中的，这个信息来自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他近日就要启程，归期不定。大鸟起初像正在竖起的城堡，现在却成了一座倒塌了的塔，成了半途而废的巴别塔，绳索，帆布，铁丝，铁片，横七竖八地散落着，甚至不能打开大木箱看看图纸以获得安慰，因为神父已经把图纸装进行李，明天就要离开，他将走海路，此行并不比一般旅程更危险，因为终于和法国媾和了，针对这次媾和，法官，行政法官，加上法警，为此举行了庄严的游行大加宣扬，人人骑高头大马，后面是一队号手，吹着长长的铜角，再后边是肩上扛着银质权杖的王宫守门人，最后是身着威风凛凛的大衣的七名军事统领，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位手里拿着一纸文书，那就是媾和公告，这项公告首先在王宫广场宣读，宣读者站在陛下和殿下们所在的窗户下面，从窗口可以看到，广场上人山人海，王室卫队摆开阵列，公告在这里宣读后，接着在大教堂前面再次宣读，第三次是在罗西奥广场旁边的医院前方，终于和法国媾和了，与其他国家的和平条约也指日可待；但是，任何条约都不能恢复我失去的左手，巴尔塔萨说；不要这么说，你和我有三只手呢，布里蒙达安慰道。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祝福了这个士兵和这个目光超群的女人，他们吻了吻神父的手，但最后时刻三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因为友情盖过了尊敬；神父说，再见吧，布里蒙达，再见吧，巴尔塔萨，希望你们互相照顾，也照看好大鸟，总有一天我会带着要找的东西回来，我要找的既不是黄金也不是钻石，而是上帝呼吸的气体，将我留给你们的钥匙保管好，你们去马夫拉之后，要记得偶尔来这里看看机器的状况，你们可以随便进出，不用担心，国王把这座庄园托付给我了，他知道庄园里有什么；说完，神父骑上骡子出发了。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已经上了船，既然最近飞不上天，现在我们干什么呢，要不去看斗牛吧，看斗牛非常开心；马夫拉从来没有过斗牛，巴尔塔萨说；而我们的钱不够看全部四天的，因为王宫广场的租金今年刚涨了价，那就去最后一天吧，那是闭幕的一场，广场四周搭着的木制看台一直延伸到河边，在那里除了远处锚泊的船的桅杆外什么也看不到，“七个太阳”和布里蒙达找到了好座位，这倒不是因为来得比其他人早，而是由于胳膊上安着的那个铁钩子像从印度运来，布置在圣吉昂堡垒上的重炮一样，很容易就打开了一条路，某人感觉被谁拍了拍后背，回过头来，仿佛炮口正瞄准着他的脸。广场四周竖着一圈旗杆，旗杆顶上的小旗和从上到下布满旗杆的三角旗在微风中飘展，斗牛栏入口处修起了一座木门，漆成白色大理石模样，门柱漆得与阿拉比达的石头无异，中楣和飞檐都镀成金色。主旗杆的底座由四个巨大雕像组成，漆得花花绿绿，其中不乏金色，旗帜是马口铁做成，两面都刻着银色原野上圣安多尼的光辉肖像，服饰也镀成金色，头顶上饰以各色羽毛，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衬托着旗帜上的主角。看台和屋顶上人头攒动，重要人物们坐在特定位置，陛下和殿下们从王宫的窗台上观看，现在喷水工们还在给广场洒水，八十个人身着摩尔人的服装，披风上绣着里斯本市政厅的盾号，急于看到公牛出场的百姓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舞蹈队已经退场，现在轮到喷水工们离场了，广场上干干净净，散发着潮湿泥土的新鲜气味，仿佛这个世界刚刚被创造出来一样，观众们热切等待着即将上演的冲击场面，很快这里就要鲜血淋漓，屎尿横流，那是公牛和马匹的产物，但要是有谁吓得拉了屎，但愿裤衩帮他一把，以免在里斯本市民和唐·若昂五世面前出丑。

第一头公牛进场了，第二头进场了，第三头进场了，市政厅以重金从卡斯蒂利亚雇来的十八名斗牛士步行入场，骑手们驰进场内，把矛插入牛背，步行的斗牛士们把饰有彩色剪纸的标枪刺进去了，那位被公牛撕下斗篷受到侮辱的骑手策马冲过去，一剑刺中公牛，以此报复洗刷污点，维护声名。第四头公牛进场了，接着是第五头，第六头，就这样进来了十头，十二头，十五头，二十头，整个广场上遭到血洗，贵妇们笑着，轻声喊叫着，不停地鼓掌，窗口仿佛是一株株盛开的鲜花，而下面的公牛一头接一头地死去，由六匹马拉着的矮轮车拖走，只有王室成员和享有尊贵爵位的人物才能乘六套马车，如果说这不能证明公牛具有王室地位或者显要的封号，也能表明它们的重量了，还是让那六匹马来说吧，看这一匹匹马高大英俊，鞍具耀眼，深红色的绣花天鹅绒马衣上垂着仿银流苏，护头和护脖也是这同一种颜色，而那头身上插着标枪，被矛刺得遍体伤口的公牛被拉出场外，肠子拖了一地，心醉神迷的男人抚摸着令人心醉神迷的女人，女人们则毫不掩饰地紧紧依偎着他们，布里蒙达也不例外，又怎不会这样呢，她紧紧搂着巴尔塔萨，而他感到广场上横流的血都涌上了他的头，从公牛身体两侧刺开的口子里泉水般喷出的血之中，流出的是活生生的死神，使他头晕眼花，但一个场面在他脑海里定了格，使他的双眼涌出了泪水，那头公牛耷拉着脑袋，张着嘴，粗粗的舌头伸到外面，它再不能大口大口地吃原野上的草了，或许只能到公牛的另一个世界那虚无缥缈的草原上吃草，当然我们不会知道它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

如果还有公理，那里必定是天堂，因为受过这些折磨之后就不可能还下地狱了，比如说火衣的折磨，即一件厚厚的斗篷，分为几层，每层里都塞满各类鞭炮，斗篷的两个角上有火捻，点着之后火衣开始燃烧，鞭炮爆炸，整个场地火光闪闪，响成一片，如同烤活牛一般，被激怒的公牛疯狂地奔跑，嚎叫，在唐·若昂五世和他的臣民们为这悲惨的死亡欢呼喝彩时，公牛甚至无法自卫，也无法在拼杀中迎向死亡。空气中弥漫着焦肉的气味，但这种气味并不会刺激到这些观众的鼻子，他们早已通过火刑仪式习惯了焦煳气味，而最后，公牛还要成为某人的盘中餐，这是对这头牛最后的利用，正如对烧死的犹太人最后的利用就是没收其遗产。

现在，几个彩绘陶人被带进来放在了场地中央，陶人比真人还大，举着双臂呈朗诵状，这是个什么节目呀，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这样问，大概是杀戮看腻了，让眼睛休息休息，既然是陶土做的人像，再糟糕也不过是变成一堆碎瓦片，之后再清扫出去就行了，那这场盛会就虎头蛇尾了，就这样了，那些心有疑虑的人说，而性情粗暴的人抗议，再来一场火衣吧，让我们再和国王一起笑一笑，我们一起笑的机会不多，这时牛栏里冲出两头公牛，吃惊地看到场上空无一人，只有那几位，举着双臂，没有腿，身子下半部圆鼓鼓的，浑身如同恶魔一般花花绿绿，我们受了那么多侮辱，就向这几个家伙报仇雪恨吧，两头公牛猛冲过去，一声闷响，把矮胖子顶了个粉碎，从里面蹿出几十只吓破了胆的兔子，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四散奔逃，但也逃不过斗牛士和跳到场内的人们手持棍棒的追打，一只眼睛盯着逃跑的兔子，另一只望着可能会追过来的公牛，场上观众高声大笑，不能自制，突然欢呼声变了调，因为另外两个泥人被撞成了碎片，忽地几群鸽子拍着翅膀飞出来，因为猛然看到阳光而晕头转向，不知道该往哪边飞，甚至飞不起来，撞到木制看台的高处，落到急切地等待着的人手里，他们倒也不是垂涎填料烤鸽肉这道大餐，而是为了读到鸽子脖子上挂着的纸条上所写的四行诗，例如，我曾陷牢笼，而今幸逃生，愿君施援手，是我今生福；我的羽毛领我来，心中惊诧又惶恐，若问缘何惧高飞，越高只会摔更惨；此刻我平心静气，如果死亡不可避免，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愿死于好人之手；我东奔西跑，眼睁睁地看到有人为了追逐我而被公牛撞死，鸽子同样渴望飞奔起来，但不是所有的鸽子，因为有一些已经在空中飞旋，逃过了人们的手和呼喊的旋涡，拍动翅膀往上飞，再往上，丰收了高处的阳光，飞离场地，消失在远方的屋顶上空，像金鸟一样快活。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有亮，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便离开里斯本，前往马夫拉，没有什么行李，只带了一包衣服和旅行背袋里的一点食物。

10

浪子返家了，带着女人回来了，如果说不算两手空空，那是因为一只手留在了战场上，另一只手则拉着布里蒙达，至于他是富了还是穷了，这种事无须询问，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却不知道其价值。巴尔塔萨把门推开，面前就站着他的母亲，玛尔塔·马利亚，她紧紧抱住儿子，力气像男人那么大，这是真心实意的力量。巴尔塔萨胳膊上装着钩子，女人的肩上搭着的是扭曲的铁家伙，而不是手指和手掌沿着怀抱里女人的肩线微曲而成的贝壳，这画面真让人伤心震动。父亲不在家，到地里干活去了；巴尔塔萨有个妹妹，唯一的妹妹，已经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她丈夫叫阿尔瓦罗·佩德雷罗，即阿尔瓦罗石匠，名字和职业紧紧相连，这事不算稀奇，但是什么缘由并且是在什么时候，某个人会被称作“七个太阳”呢，尽管这只是个绰号。布里蒙达没有跨过门槛，她在等她说话的场合，而老妇没有看见她，因为她比儿子矮小，况且屋里很暗。巴尔塔萨挪动一下身子，为的是让她看见布里蒙达，他是这么打算的，但玛尔塔·马利亚首先看到的是她尚未见过的东西，也许肩头冰凉的不适感已经提醒她那是铁器而不是手，不过，她还是发现了门口的人影，可怜的女人，既为那只残废的胳膊心疼，又为那另一个女人的出现而不得平静，这时候布里蒙达往一旁躲了躲，让每件事都顺其自然，在外边听到里边的抽泣和询问；我亲爱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谁把你弄成这样子；天渐渐黑下来，巴尔塔萨到门口叫她，进来吧；屋里点上了一盏油灯，玛尔塔·马利亚还在轻轻抽泣；亲爱的妈妈，这是我女人，她叫布里蒙达·德·热苏斯。

说出这是谁，叫什么名字，大概就足够了，至于她为人如何，要等以后的生活来说明，因为现在怎样与过去怎样是两码事，过去怎样和将来怎样也是两码事，但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询问其父母是谁，在什么地方出生，年纪多大，了解这一些，就会觉得了解了很多，有时甚至是了解了一切。太阳收起最后一缕光线时，巴尔塔萨的父亲回来了，他叫若昂·弗朗西斯科，是曼努埃尔和雅辛塔的儿子，就在马夫拉出生，也一直在这里生活，住在掩映于圣安德肋教堂和子爵府的阴影下的这所房子里，要再多了解一些的话，还可以说，他像儿子一样高，但由于年龄的关系，再加上往家里背一捆捆木柴的重压，现在微微驼背了。巴尔塔萨解开并取下父亲背上的木柴，老人望了他一会儿才说，啊，男子汉；他马上发现儿子少了一只手，但没有直接提这件事，只是说，得放宽心，毕竟上了战场；然后他看到了布里蒙达，知道这是他儿子的女人，伸出手让她吻了吻，不一会儿，婆婆和儿媳便去张罗晚饭，巴尔塔萨说着战斗中的情况，说起他的断手，以及他不在家这些年的情况，但对于在里斯本待了将近两年而几乎音讯全无，他只字未提，直到几周前，家里才收到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那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应“七个太阳”的请求所写，信中说他还活着，不久就要回家，啊，孩子们多么冷酷，明明还好好地活着却默不作声，让父母以为他们已不在人世。他没有说什么时候与布里蒙达结的婚，是当兵期间还是之后，在哪里结的婚，结了怎样的婚，但是，老人们要么是忘了问，要么是突然看到姑娘奇怪的外表而觉得还是不问为好，浅棕色的头发，不，这样的形容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蜂蜜色，那双明亮的眼睛在光线照拂时是绿色，是灰色，或者是蓝色，在暗处或者被阴影晕染时，就突然变得非常暗，呈现出大地的褐色，浊水的棕色，或者煤炭的黑色，因此在本该开始谈话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我没有见过父亲，大概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母亲被流放到安哥拉八年，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和布里蒙达就在马夫拉住下来，先看能不能找到个住处；不用找了，这里住得下四个人，以前还住过更多的人呢，你的母亲为什么被流放呢；因为有人向宗教裁判所告发她；爸爸，布里蒙达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新教徒，牵涉到宗教裁判所，监禁，以及流放这类事的，都是因为有幻觉，懂天启，她母亲就说自己有幻觉，还能听见声音；没有哪个女人没有幻觉，不懂天启，或者听不见声音，我们一天到晚都能听见，并不是只有女巫才能听见；我母亲不是女巫，我也不是；你也有幻觉吗；妈妈，我只有所有女人都有的幻觉；你就当我的女儿吧；好的，妈妈；你要发誓自己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新教徒；爸爸，我发誓；那么，欢迎你来到“七个太阳”的家里；她也叫“七个月亮”；谁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呢；是为我们主持婚礼的神父起的；想象力这么丰富的神父，可不是圣器室随随便便就能结出来的果子；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有的听懂了暗示，有的似懂非懂。布里蒙达看了看巴尔塔萨，两个人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想法，大鸟散了架，凌乱地摊在地上，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骑着骡子走出庄园大门，踏上了前往荷兰的路。如果能说这是一句谎言，布里蒙达没有新教徒血统的谎言就在空气中震颤，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对此并不在意，为了保住更高的真理，有时就得说谎。

父亲说，我把我们原来在维拉的那块地卖了，价钱还不错，一万三千五百列亚尔，但往后我们会需要那块地的；那为什么把它卖了呢；是国王要，不单单要我们那块，还要别的土地；国王为什么要那些土地呢；他下令要在那里建造一座修道院，你在里斯本没有听说过吗；没有，爸爸，我没有听说；教区长说因为国王许了个愿，要是生下儿子就建修道院，现在你妹夫可以挣一笔钱了，到时候会需要许多石匠。吃了豆食和圆白菜以后，女人们起身站到一边，若昂·弗朗西斯科·“七个太阳”走过去从腌缸里取一块腌猪肉切成四片，分放在四片面包上发给大家。他警惕地望着布里蒙达，但她接过那一份以后便不声不响地吃起来。她不是犹太教徒，公公心里想。玛尔塔·马利亚也惴惴不安地望着她，随后严厉地瞥了丈夫一眼，似乎在怪罪他的提防心。布里蒙达吃完以后微微一笑，只是若昂·弗朗西斯科想不到这一点，她即便是犹太教徒也会吃下那片腌猪肉，因为她有另一个要守护的真相。

巴尔塔萨说，我必须找个工作，布里蒙达也要去干活，我们不能吃闲饭；布里蒙达不用着急，我想让她在家里待一段时间，我想了解这个新女儿；好吧，妈妈，但我要立马找个工作；你这样缺了一只手，能干什么活呢；爸爸，我有这个钩子，习惯了以后是个好帮手；是么，挖坑不行，收割不行，砍柴不行；我能照看牲口；对，这你能做；我还可以当车夫，钩子足以拉缰绳，另一只手管其他的事情；孩子，你回来了，我很高兴；爸爸，我本该早点回来。

这天夜里巴尔塔萨梦见他赶着一对同轭牛去耕整座维拉山上的田地，布里蒙达跟在他后面，往地上插鸟的羽毛，后来这些羽毛开始晃动，仿佛要飞起来，能带着土地飞起来，这时候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出现了，手里拿着图纸指出他们做错的地方，让我们重新开始吧，话音刚落，尚待耕种的土地又出现了，布里蒙达坐在地上说，来跟我一块儿睡觉吧，我已经吃过面包了。此时还是深夜，一片漆黑，巴尔塔萨醒了，把身边那个沉睡中的身体拉近自己，布里蒙达像一个难以猜透的谜，身体又温暖又凉爽，她嘟囔着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也叫了一声她的名字，他们两个睡在厨房里，地上铺着两条对折起来的毯子，他们紧紧地搂住对方，尽量不发出声响，以免吵醒睡在隔壁屋里的父母。

第二天就有人前来祝贺他们的到达并且结识布里蒙达这位新的家庭成员，他们是巴尔塔萨的妹妹伊内斯·安东尼亚和她的丈夫，他的名字其实是阿尔瓦罗·迪约戈。他们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四岁，另一个两岁，其中只有长子后来长大成人，因为小的三个月以后就得天花死了。但是，上帝，或者决定人寿命长短的神祇，非常注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平衡，在必要时还从王室家中取出砝码放到天平上，证据就是，为了抵消这个孩子的死亡，唐·佩德罗王子也将在同样的年龄死去，而只要上帝愿意，任何死因都不无可能，所以这位葡萄牙王位继承人是因为断了母乳而死，只有娇生惯养的王室的孩子们才会出这种事，伊内斯·安东尼亚的儿子病死之时，已经在吃面包和任何家里可吃的东西了。数量持平之后，葬礼如何上帝就不管了，所以在马夫拉只不过把小天使埋葬了事，跟其他死者没有两样，人们几乎注意不到有这件事，但在里斯本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另一场盛大的仪式，装着王子的小棺材由国务顾问们抬出卧房，所有贵族都前来送葬，国王及其兄弟们也来了，如果说国王前来是出于作为一名父亲的悲痛，更主要的悲痛还是出于失去了他的长子和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按照礼仪的要求，一行人来到小教堂院内，众人都戴着帽子，棺材放到用于运送的棺材架上时，这位国王和父亲脱帽致意，接着再次脱帽致意后便返回王宫，礼仪就是这样不顾人性。之后王子独自前往圣维森特大教堂，有一支由显赫人物组成的队伍陪同，只是这其中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枢机主教走在前头，随后是骑马的持权杖者，王宫官职人员，以及有爵位者，接着是小教堂的教士和辅祭，咏礼司铎不在其列，他们先行前往圣维森特教堂的墓园去等候遗体，人人手持点燃的火炬，而王宫卫队在中尉率领下排成两列走在后面，最后才是棺材现身，棺材上覆盖着非常华丽的大红帷幔，与围着王室轿式马车的帷幔一模一样，棺材后面是卡达瓦尔老公爵，因为他是王后的总管，如果王后有一颗母亲的心，肯定是在为儿子的死亡痛哭失声，作为王后的掌马官，米纳斯侯爵也在其中，从他脸上的泪痕而非他的爵位，可以看出他对王室多么忠诚，遵从古老的习俗，这些帷幔，骡子身上的鞍具以及饰物，都要留给圣维森特大教堂的修士们，而同样属于这些修士的还有赶骡子的马夫们，对他们付出的服务，报酬为一万两千列亚尔，这与其他任何形式的租赁都没有区别，对此我们不要少见多怪，这些男人当然不是骡子，但即便是人，也可以出租，总之，这一切组成了宏大庄严的场面，送葬队伍经过的街道两旁一直有士兵以及各个修会的修士们，其中也包括将迎来因断奶而死的王子的隐修会的托钵修士，这些修士们有充分的理由享受这项特权，正如将在马夫拉镇建造的修道院是他们应得的奖赏，不到一年以前马夫拉这里埋葬了一个小男孩，人们甚至不清楚他的名字，但他的送葬队伍却是完整的，有他的父母，外祖父母，舅舅舅妈，以及其他亲戚，如果唐·佩德罗王子上天之后得知这些差别，肯定会很不高兴。

王后毕竟是个生育能力极强的女人，国王已经让她怀上了另一个王子，这位王子后来真的成了国王，就这位国王可以写出另一部纪事和另一些激动人心的情节，如果有人充满好奇，想知道上帝会在什么时候让一个平民百姓家里生出孩子，以便与这位王室出生的孩子构成平衡，终归是会平衡的，但不是通过这里这些寂寂无名的男人和看得见幻觉的女人，伊内斯·安东尼亚也不想自己有其他子女死去，而布里蒙达怀疑自己有避免怀孕生子的神奇能力。我们还是来谈谈这些成人吧，“七个太阳”一定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军旅生涯，军队生活中的小小片断，他的手怎样受了伤，又怎样被锯下，说着他伸出胳膊上的铁器给别人看，最后人们还要听到那些老生常谈的抱怨，他说道，灾难总是落到穷人头上，其实这话也不全对，有不少上将和上尉也战死了或者残废了，上帝既补偿穷人也抑制富人；不过一个小时之后，所有人便丧失了新鲜感，只有小男孩们依旧入神地睁大了眼睛，当舅舅用钩子把他们举起来的时候，个个吓得颤抖不已，这只不过是开开心，对这种玩法最感兴趣的是最小的外甥，玩吧，趁着还有时间尽情玩吧，他只剩三个月的时间了。

回来的头几天巴尔塔萨帮着父亲在地里干活，这是家附近的另一块地，他还得从头学起，固然他没有忘记原来的技巧，但现在怎能照搬呢。事实证明梦中的事不可靠，如果说梦中他能耕种维拉山上的地，那么在白天他只要看一眼那具犁就会意识到，一只左手有多重要的价值。完全能干的活儿只有当车夫，但没有车和两头牛就没有车夫可做，现在父亲这两头牛可以用，要么我用，要么你用，以后你会有属于你的牛；如果我死得早，也许你能攒点钱，凑起来买两头牛和一辆车；爸爸，但愿上帝没有听到你这句话。巴尔塔萨也要到妹夫上工的地方干活去了，在那里，塞尔韦拉新镇子爵的庄园正在修建新围墙，可不要把地理位置弄混了，子爵领地在那边，但子爵庄园在这里，而现在，既然我们在南方，却按照北方的发音，把子爵和子爵领地写成字爵和字爵领地，势必会遭到别人耻笑，我们甚至都不像是那个把许多新世界带给了旧世界的文明国度了，虽然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处于完全相同的年龄段，如果说这确实是耻辱，那么我们把它写成止辱也不会更加耻辱了。巴尔塔萨不能为这道围墙垒石头，看来还不如少一只脚好，无论如何，一个人靠一只脚站立跟靠一根木头站立并没有什么分别，这是他头一次产生这种念头，但是，想到和布里蒙达躺在一起，趴在她身上干起事来时该有多么别扭，他又觉得不对了，还是少一只手好一点，失去的是左手，还是非常幸运的。阿尔瓦罗·迪约戈从脚手架上下来了，在一道篱笆后面吃伊内斯·安东尼亚送来的晚饭，说道等修道院的工程开始，石匠们就不会没活可干了，他就不再需要离开镇子，到周边去找工作了，几周几周地在外面，不论一个人生性多么喜欢在外游荡，只要家里有他喜爱的妻子和钟爱的孩子们，家的滋味就和面包一样，不是每时每刻都要吃，但若是一天吃不上就会想念。

“七个太阳”巴尔塔萨爬到附近的维拉山顶上闲逛，从那里可以看到掩映在河谷深处的整个马夫拉镇。他在跟大外甥差不多大的时候，曾在这里玩过，但没玩多久，因为他很早便开始在地里干农活了。海离这里很远，但看来很近，闪闪银光就像是从太阳出鞘的一柄剑，当太阳落到地平线最后消失时，剑就又插入了剑鞘。这是一位作家为上战场的人发明的比喻，不是巴尔塔萨的创造，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想起了他藏在父母家中的那柄剑，他从来没有把它拔出过剑鞘，或许已经生了锈，这几天找时间把它在石头上磨一磨，涂上橄榄油，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

这里曾是一片庄稼地，现在荒芜了。虽然界标依然清晰可见，那些树篱，围栏以及沟渠已经不再有划分地产的功用。现在这一切都属于同一个主人，即国王陛下，他还没有付钱，但他信用良好，会付钱的，应当公正地评论他。若昂·弗朗西斯科·“七个太阳”正在等待他应得的一份，可惜这些钱不全是他的，否则他就成富人了，现在，卖地文书上的金额已经达到了三十五万八千五百列亚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还会增加，最终将超过一千五百万列亚尔，是超出头脑简单的平民百姓理解的天文数字，所以我们换算为十五匡托和十万列亚尔，一笔大钱。至于这宗交易合算不合算，那就要视情况而定了，因为钱并不总是具有同样价值，与此相反，人的价值却永远不变，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文不名。那修道院该是个大家伙吧，巴尔塔萨问妹夫；妹夫回答说，起初说规格是配备十三个修士，后来涨到四十个，现在济贫院和圣灵教堂的方济各会修士们都在说要有八十个；这里将汇聚世界上的全部权力，巴尔塔萨总结道。这时伊内斯·安东尼亚走了，之后阿尔瓦罗·迪约戈就能自由自在地谈起男人之间的话题。修士来了以后要调戏女人，这是他们的习惯，特别是方济各会的修士们，要是有一天让我抓住哪个人占我老婆的便宜，我就狠狠地揍他一顿，打断他的骨头；说着，石匠举起锤子把伊内斯·安东尼亚刚才坐的那块石头打碎了。太阳要落山了，山谷里的马夫拉像一口黑咕隆咚的井。巴尔塔萨开始往下走，望了望界定地段的那边的石碑，石碑雪白，它们还未见识过世间的寒冷，不曾忍受过真正的酷热，见到日光尚且惊愕不已。这些石头是修道院的头几块基石，是经葡萄牙人的手雕琢的葡萄牙石头，雕刻它们的人受国王的指派，当时还无须请米兰的卡尔沃家族的人来管理聚集在这里的泥瓦匠和石匠。巴尔塔萨到家时，听到厨房里有人在低声说话，一会儿是母亲的声音，一会儿是布里蒙达的声音，她们在热切地交谈，刚刚认识就有那么多话可说，这就是女人之间没完没了的伟大交谈，男人们觉得这对话琐碎无用，他们想象不到正是这交谈保证了世界在其轨道上运转，要不是有女人们之间的交谈，男人们早就会失去对家和对这个星球的感觉；妈妈，为我祝福吧；上帝保佑你，我的儿子；布里蒙达没有说话，巴尔塔萨也没有对她说什么，两个人只是互相望了一眼，望这一眼便是家。

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起来有许多方式，但本文既非媒妁鉴定目录也非姻缘指导手册，这里仅记录下其中两种，第一种是他和她离得很近，我既不知道你是谁也不认识你，在一次火刑判决仪式上，站在场外，当然站在场外，正在看受惩罚的人走过，突然女人转过脸问男人，你叫什么名字，这不是天启，也不是出自她自己的意志的发问，而是来自生身母亲的意念中的命令，母亲走在游行队伍之中，她有天启，有幻觉，就算她的天启如宗教裁判所判定的那样，是伪装出来的，这些也不是伪装的，绝对不是，灵感和天启告诉她，这个残疾的士兵注定成为她女儿的男人，就这样她们两人结合了。另一种方式是他和她离得很远，我既不知道你是谁也不认识你，各自在其宫廷，他在里斯本，她在维也纳，他十九岁，她二十五岁，通过两国使节来往协定而结了婚，新郎新娘先在不乏褒扬美化的画像上看到对方，他玉树临风，身材健美肤色微暗，她身态丰满，有典型奥地利人的白皙皮肤，不论他们是否互相爱慕，生下来就注定了要这样结婚，没有别的可能，但他后来寻花问柳，而她呢，可怜的女人，很正派，不能也不会抬眼望别的男人，当然梦中的事不算在内。

在若昂的战争中，巴尔塔萨失去了那只手，在宗教裁判所的战争中，布里蒙达失去了母亲；若昂并没有取胜，因为媾和之后一切都和以前一模一样，宗教裁判所没有取胜，因为每处死一个女巫就有十个女巫出生，出生的男巫还不计算在内，肯定也不少。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账目，明细，以及日志，在一张纸的这一面登记死者，在另一面计算活人，交税和收税也有不同的方式，一方是用血换来的钱，一方是血统带来的钱，但有的人更喜欢祈祷，王后就是这种人，这个善于生育的虔诚女人就是为了诞生子嗣才来到世上，她一共生了六个孩子，至于祈祷的次数那就要以百万计了，现在她去了耶稣会士见习处，现在她到了圣保禄教区教堂，现在她去参加圣方济各·沙勿略九日敬礼，现在她去了圣母圣坛敬礼圣母，现在她到了本笃会的圣若望隐修院，她还去道成肉身教区教堂，去马维拉的圣母感孕修道院，去萨乌德的圣本笃修道院，圣光圣母教堂，圣三位一体教堂，格拉萨的圣母教堂，圣罗克教堂，复活主日教堂，王室圣母院，圣母神慰教堂，阿尔坎塔拉的圣伯多禄教堂，洛雷托的圣母教堂，善导修道院，而当王后准备离开王宫去教堂祈祷时，会有咚咚的鼓声和悠扬的笛声响起，这当然不是她在敲鼓吹笛，堂堂王后怎能敲鼓吹笛呢，这真是荒唐的想法，持戟卫队分列两旁，街道很脏，尽管多次下命令让人们打扫清洁，但总是那么脏，于是脚夫们扛着宽宽的木板在王后前头走，她下篷车时脚夫们便把木板放在地上，王后踩在木板上，脚夫们忙着把后边的木板搬到前边，活像穿梭一样，这样一来，她永远在干净地方，他们永远在垃圾当中，我们的王后就像在水上行走的我主耶稣一样，以这种神奇的方式前往三位一体修道院，熙笃会修女院，圣心修道院，圣亚尔伯修道院，感恩圣母修道院，我们要感恩圣母，到圣加大利纳教堂，圣保禄修女修道院，奥古斯丁修会赤足修士的朝拜圣体修道院，加尔默罗山的圣母修道院，殉道者圣母教堂，我们都是殉道者，到圣乔安娜公主的修道院，救世主修道院，莫妮卡修道院，当时就叫这个名字，到德萨格拉沃的王室修道院，科门达德拉斯的修道院，但是，我们知道她不敢到什么地方去，那就是奥迪维拉斯的修道院，大家能够猜到其中的原因，她是个悲伤的受了欺骗的王后，只有在祈祷中才能免于受骗，她天天时时祈祷，有时候有缘由，有时候没有特定的因由，为了恣意轻浮的丈夫，为了远方的亲属，为了这块不属于她的土地，为了有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属于她的儿女们，在天上的唐·佩德罗王子曾这样怨怼，为了葡萄牙帝国，为了即将出现的瘟疫，为了已经结束的战争，为了另一场可能开始的战争，为了是公主的大姑子和小姑子们，为了是亲王的伯伯和叔叔们，还为了唐·弗朗西斯科，向耶稣，向圣母，向圣若瑟祈祷，为了肉体的痛苦，为了想象中的两条大腿间似有若无的欢愉，为了难以达到的永福，为了觊觎她的灵魂的地狱，为了作为王后的抑郁，为了身为女人的悲伤，为了二者交织在一起的悲哀，为了逝去的生命，为了走来的死亡。

现在，唐娜·马利亚·安娜有另一些更为紧迫的理由祈祷了。最近国王一直患病，经常因肠胃胀气而突然昏厥，我们知道他原先就有这毛病，但现在骤然加重，失去知觉持续的时间比往常的昏迷要久，眼见如此伟大的国王没有知觉，这是教人们要谦逊卑顺的最好课程，如果我们已不在世上，而死后又什么都带不走，那么担任印度，非洲以及巴西之主又有何用处呢。按照习惯同时也是出于谨慎，马上来给他施涂油礼，国王陛下总不能像战场上的区区士兵那样，没有进行忏悔就死，因为战场上可找不到神父，或者说神父也不想出现在战场上，但有时也出现状况，例如他在塞图巴尔透过御所的窗户观看斗牛，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突然深度昏迷，医生跑过去诊脉，放血治疗，听告解神父带着圣油来了，但谁也不知道唐·若昂五世自上一次忏悔以来犯下了什么罪孽，而且上一次就在昨天，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做下什么邪恶的举动呢，况且，斗牛场上的公牛们死去之时，国王翻白眼晕厥过去，这是很不相宜的情况，另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就会死去，如果真的死了，也不是死于受伤，这里伤口指的是那种开在牲畜身上的口子，无论如何，它们有时还能向对手报仇雪恨，例如，就在刚才，唐·恩里克·德·阿尔梅达便被马抛到空中摔了下来，断了肋骨两根，被抬下场了。终于，国王睁开了眼睛，逃过这一劫，没有一命呜呼，但依然双腿无力，两手颤抖，脸色苍白，不再像那个轻轻松松玩弄修女的花花公子了，也不全是修女，可以换成别的词，比如就在去年，一个法国女人生下了他种下的儿子，如果他那些被禁闭或者自由逍遥的情妇们现在看到他，决然认不出这个萎靡不振，骨瘦如柴的小个子男人竟然就是那个不知疲倦的风流国王。唐·若昂五世到亚泽坦去了，看草药和那里的清新空气能不能治好他的忧郁病，这是医生们对国王的诊断，国王陛下极有可能是受到情绪创伤的折磨，而情绪创伤往往造成肠功能障碍，胃胀气，胆汁阻塞，这些都是忧郁病的并发症状，没错，国王得的就是这种病，你看，他的生殖器官没有问题，尽管他纵欲过度，有患梅毒的危险，如果患了梅毒，可以涂合生花汁，这是治疗口腔和牙龈以及睾丸及其上部部位溃疡的特效药。

唐娜·马利亚·安娜留在里斯本祈祷，后来又到贝伦继续祈祷。据说她正为唐·若昂五世不肯把王国的统治权托付给她而生气，确实，丈夫不信任妻子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时的，不久以后王后便成了摄政王，而国王在亚泽坦那可心的地方治疗，由阿拉比达的方济各会修士陪护，海上涛声依旧，海水颜色不改，空气中的海腥味依旧那般扑朔迷离，丛林散发出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气味，唐·弗朗西斯科亲王独自留在里斯本，向王后大献殷勤，开始筹划阴谋诡计，估算他哥哥何时死亡，预计他本人的寿命几何；既然陛下患的这种忧郁病如此严重而且无药可治，如果上帝想让他早早结束地上的生命，以便早早升上天国，那么，作为他近亲家族的第一个弟弟，王后陛下您的小叔子，以及您的美貌和品德的忠诚仰慕者，我就可以，恕我冒昧，我就可以登上王位，顺便爬上您的床，我们堂堂正正地按教会仪式结婚，至于我男性的品质和能力，我担保绝不比我哥哥差，当然不会；岂有此理，小叔子和嫂子之间说这些话太不应该了，国王还活着，靠我祈祷的力量，如果上帝听到我的祈祷，为了王国伟大的荣耀，国王不会死，再说，我注定要为他生六个儿女，现在还差三个呢；但是，王后陛下您几乎天天夜里梦见我，这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不错，我是梦见了，那是女人的脆弱，一直深藏在我心中，就连忏悔时也没有对神父说过，如果有人猜到，那是从脸上看出来的，梦总是反映在脸上；那么，我哥哥一死我们就结婚；如果这样做符合王国的利益，如果不冒犯上帝，如果无损于我的名声，那我们就结婚；我希望他死去，我想当国王，想和王后陛下一起睡觉，我已经厌倦了只当亲王；我也厌倦了当王后，可我不能当别的，只能这样，所以我要祈祷丈夫得救，以免陷入更坏的命运；陛下的意思是，我会是个比我哥哥更坏的丈夫；所有的男人都坏，区别仅在于坏的方式不同；在得出这一敏锐而又悲观的结论之后，王宫里的谈话结束了，这类王后与唐·弗朗西斯科亲王的谈话，这是第一次，以后又有许多次，亲王尽可能地攀上王后，在她现在所在的贝伦，然后在她待了好长时间的贝拉斯，后来在里斯本，那时她终于成为摄政王，之后还在她的寝宫和庄园继续谈，这样，唐·弗朗西斯科让王后感到腻烦了，她的梦不再像原先那么美妙，那么勾人心魂，那么刺激肉体，现在亲王在梦中出现时只会说他想当国王，他会得到多少好处，这样的梦也无须再做，坦率地说，我已经是王后了。国王病情非常严重时，唐娜·马利亚·安娜的梦死了，之后国王会痊愈，但王后的梦却不会再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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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女人们的交谈之外，梦也保证世界在其轨道上运行。而梦也是散发着光晕的月亮，所以人们头脑中的天堂才光芒四射，前提是人们头脑中的不是仅属于他自己的唯一的天堂。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从荷兰回来了，至于他是否带回了提炼以太的秘密，之后我们就将揭晓，或者这秘密与古代炼金术风马牛不相及，也许只要一句话就能将以太充满飞行机器中的圆球体，至少，上帝只不过说了几句话，而这区区几句话创造了一切，巴伊亚的贝伦神学院就是这样教他的，而在科英布拉神学院的教会法规系，学术论证和深入研究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这些认识都发生在神父的头几个气球升空之前，而现在他从荷兰回来了，准备重返科英布拉，一个人可以成为伟大的飞行家，但对他来说更有利的是成为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到了那个时候，即便不能飞行他也会受人敬重。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到了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从他离开这里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仓库里一片破败景象，当年不值得整理的材料凌乱地散在地上，谁也猜想不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大房子里有一些麻雀贴着地飞来蹦去，它们是从房顶上的一个窟窿里钻进来的，有两块瓦碎了，这种微不足道的鸟儿永远不能飞得比庄园里那棵最大的白蜡树更高，麻雀是地上的鸟，腐殖土上的鸟，粪堆上的鸟，麦田里的鸟，观察它们死后的样子人们就能发现，它们注定飞不高，因为翅膀脆弱，骨头纤细，相反，我这只大鸟必将飞到目力尽头，请看看那结实无比的贝壳形骨架吧，它必定把我送上天空，然而天长日久，铁部件生了锈，这是坏迹象，似乎巴尔塔萨没有照他的一再吩咐经常来这里，但也确实来过，这里有一些赤足留下的脚印，不过他没有带布里蒙达一起来，或许布里蒙达已经死了，他在这张木床上睡过觉，毯子拽到了后面，就像刚刚起床不久的样子，我来在这张床上躺一会儿，也盖上这条毯子，我，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从荷兰回来了，到那里去是为了调查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们是否已经会用翅膀飞行，他们对该科学的研究是否比我先进，毕竟我来自一个航海家之国，我在兹沃勒，埃德以及奈凯尔克，跟随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和炼金术士进行学习研究，他们能在曲颈瓶里制造出太阳，而后却都离奇地消失，先是变得干枯，枯成一把打蔫的稻草，接着便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这是所有人在弥留时刻都祈求的死亡，自燃起来，只留一撮灰烬，而等待我的却是这个还不会飞的飞行机器，这是圆球体，我一定要给它们充满天上的以太，听一听那些懂得其中关窍的人的话吧，他们望着天空，说道，天上的以太；我当然知道天上的以太是什么，就像上帝说话那样简单直接，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只是说话的一种方式，而现在已经是夜里了，我点上了布里蒙达留下的这盏油灯，我又熄灭了这个小太阳，点燃还是熄灭都取决于我，这里指的是这盏油灯而不是布里蒙达，没有人能在这唯一的尘世生命中得到其所希冀的一切，除非在梦中，大家晚安吧。

几周之后，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携带着全部必要的合同，官方许可文书以及登记注册材料，启程前往科英布拉，这座城市极为著名，有许多资深学者，如果科英布拉有炼金术士，绝对无须去兹沃勒，现在，飞行家正骑着一头租来的骡子慢慢腾腾地走着，对于一个不懂骑术又没有多少财产的神职人员来说，骑头骡子也就够了，而等他到了此行目的地再返回的时候，他会与另外一个人共骑一匹马，那个人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业，以那样的身份，长途旅行最好是乘轿子，仿佛在海浪上轻轻摇晃，其实，只要骑在前面的那个人不那般没节制地放屁就好了。他先去马夫拉镇，一路无事，只不过遇上了一些那一带的居民，当然我们不会在路上停下来问，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痛苦吗；如果说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曾停下过几次，也是稍稍一停便走，不超出有人请他祝福的那么点时间，虽然遇见的许多人试图将自己拗进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但他们也只能看到与神父的简单相遇是一种启示，因为他要去的是科英布拉，要不是“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和“七个月亮”布里蒙达在马夫拉镇，他必须去看看的话，本来可以不走这条路。要说明天只属于上帝，要说人们若想知道上帝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就只能等待每一天的到来，要说只有死亡是确定无疑的而哪一天死亡则不能确定，这些都不是事实，看不懂未来给我们发出的信号的人才这样说，比如从里斯本来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位神父，如果得到某人请求便会祝福那人，然后继续朝马夫拉走去，这就是说受到祝福的人也必将前往马夫拉，在王宫修道院工地上干活，最后死在那里，也许是因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也许是因为染上瘟疫，也许是因为被捅了一刀，也许是被圣布鲁诺的雕像压死。

现在说这些事故还为时尚早。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在路上拐过最后一个弯，开始往下朝河谷走的时候，碰见了一大批聚在一起的群众，说是群众或许言过其实，总之有几百个吧，起初他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因为那群人都朝一边跑，耳边传来号声，莫非是什么节日，莫非发生了战争，但随后听到了火药爆炸声，泥土和碎石冲天而起，一共爆炸了二十次，接着又响起号声，这次的号声不同了，人们推着手推车或者拿着铁锹朝被炸开翻起的地段走去，在山上装满土，倒在那边对着马夫拉的那面山坡上，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扛着锄头下到深坑里隐匿了身形，另有一些人往坑里投下篮子，然后把装满土的篮子提上来，篮子之后被运到远处倒空，倒出的土将手推车装满，再一些人推着满满当当的手推车，把土填到筑堤上，一百个人和一百只蚂蚁没有区别，把东西从这里搬到那里是因为没有力气搬得更远，于是另一个人来了，这样接力搬运，一如往常，最后结束于一个坑，对蚂蚁来说那里是生的去处，对人来说则是死的去处，所以说，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用脚跟点了点骡子，好继续往前走，骡子是那种听到炮声也处变不惊的老练牲口，非纯种生物都是如此，它们遭遇得太多了，混血使他们变得不易受惊吓，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动物和人求得生存的最好方式。路上泥泞不堪，表明地下的泉水由于地壳震动而被堵塞，在无处可流的地方冒了出来，或者分化为非常细小的水流，直到最后分成了单个的水原子，于是山上依然干燥，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骑着骡子沿着这条路慢慢往下走，到了镇上，向教区长打听“七个太阳”家住在哪里。这位教区长做成了一桩好买卖，因为维拉山上的一些土地属他所有，要么因为土地本身非常值钱，要么因为其主人非常有身份，对他的土地作价很高，十四万列亚尔，与付给若昂·弗朗西斯科的一万三千五百列亚尔相比真是天上地下。教区长对建造如此大型的修道院尤为欣慰，确定有八十名修士，而且修道院就在家门口，本镇的洗礼，婚礼，以及葬礼必定增加，每次圣事都将有他的一份物质和精神福利，他的钱柜和永福的希望与各种仪式和俸给成正比；啊，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非常荣幸我能在自己家里迎接你，“七个太阳”一家人就住在离这儿很近的地方，他们在维拉山上边有一块地，和我的那几块地挨着，只是比我的要小一些，老弗朗西斯科和家人现在是靠耕种一块租来的地为生，他们的儿子巴尔塔萨四年前从那场残废战争中回来了，我是说残废着从战场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女人，依我看他们不曾在圣堂举行婚礼，再说她的名字也不像基督教徒的；布里蒙达，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说；你认识她吗；我为他们举行的婚礼；啊，这么说他们早就正式结婚了；我在里斯本为他们举行的婚礼；飞行家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当然那里的人们不知道他这个称谓，而教区长溢于言表的欢迎只与王室对神父的推崇有关，神父离开教区长家去找“七个太阳”，他非常高兴，因为在上帝面前撒了谎，同时又知道上帝并不介意，一个人应当自己了解，在什么时候谎言刚出口便得到宽恕。

来开门的是布里蒙达。黄昏时分，天色渐渐暗下来，但她立即认出了神父，后者正从骡子上下来，四年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她吻了吻神父的手，要不是周围有好奇的邻居们，她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示欢迎，因为他们两个人，不，等巴尔塔萨也在的时候，应当说他们三个人，心中都被同样的想法占据，在那么多的夜晚中，至少有一个夜晚他们都做过同一个梦，看到飞行机器拍动翅膀，太阳骤然光芒耀眼，琥珀吸引以太，以太吸引磁铁，磁铁吸引铁片，各种东西都互相吸引，问题在于把所有东西按正确次序排列，否则秩序就会被打破；巴尔托洛梅乌神父先生，这是我婆婆；原来玛尔塔·马利亚没听见敲门声而布里蒙达就去开门，但又听不到说话声，于是便走过来了，现在看见一个陌生神父正在打听巴尔塔萨，在这个年代有客人这样来造访可不符合习惯，但也有一些例外，在任何年代都会有例外，正如一个神父从里斯本来到马夫拉看望一个残废的士兵，看望一个有幻觉的女人，也许是所有幻觉中最糟糕的那种，因为她能看到存在的一切，这一点玛尔塔·马利亚已经悄悄知道了，有一次她诉苦说肚子里长了肿瘤，布里蒙达说没有这回事，事实却是有的，于是她们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了；去吃面包吧，布里蒙达，去吃面包吧。

夜晚有些凉意，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坐在火炉旁边，这时巴尔塔萨和父亲回来了。他们看见了门口拴在橄榄树下尚未卸下鞍具的骡子；是谁来了，若昂·弗朗西斯科问道；巴尔塔萨没有回答，但已经猜到是神父，神职人员役使的骡子总是显出某种基督徒般的驯顺品格，而俗民骑乘的马匹则尚有野性，这也许是臆想出来的，既然是神父骑的骡子，并且看样子从远方来，又不可能是教皇特使或教廷大使，那么就只能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有人觉得奇怪，天已经黑了，怎么“七个太阳”巴尔塔萨还看得这样清楚呢，那么就可以回答，圣徒们的光辉不是信徒痛苦不安的心灵中无用的幻影，也不是油画上玄虚的宗教宣传，再说，他和布里蒙达一起睡了那么长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肉体接触，于是巴尔塔萨身上开始出现双重视力的心灵之光，虽说不能看得更深更透，但足以让他有这样的观察力。若昂·弗朗西斯科去给牲口卸鞍具，回来时听到神父正对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说他要去跟教区长一起吃晚饭，已经得到了邀请，也会在那家过夜，这首先是因为“七个太阳”家房子不宽裕，再者，如果说一个远道而来的神父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教区长的款待，就连子爵府也不会拒绝未来的教规学博士留宿，他却偏偏住在比伯利恒的马厩好不了多少的地方，马夫拉的人必定因此议论纷纷，玛尔塔·马利亚说，要是我们事先知道神父阁下要来，至少可以提前杀好公鸡，家里别的东西都不足以招待您；就是吃你们现有的东西我也会非常喜欢，但我不留在这里也不在这里吃饭对大家更好，至于公鸡，玛尔塔·马利亚太太，留着它打鸣吧，从锅里救出来的公鸡嗓子里唱出的歌儿更好听，这样对母鸡也公平些。听了这番话，若昂·弗朗西斯科开怀大笑，玛尔塔·马利亚没能笑出来是因为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尖锐的疼痛，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只是微微一笑，用不着大笑，他们深知神父说话总是出人意料，从下面的另一些话里也可以看出来，明天，太阳出来前一个小时，你们把骡子备好鞍给我送到教区长那儿去吧，你们俩一起，在我启程去科英布拉以前我们必须谈一谈，好了，若昂·弗朗西斯科先生，玛尔塔·马利亚太太，我这里为你们祝福，如果在上帝看来这祝福有些用处的话，我们往往以为神父是判定祝福效用的法官，而那实则一个过强假设，我再说一遍，请你们不要忘记，太阳出来前一个小时；神父说完便出了门，巴尔塔萨去送他，手里拿着一盏不太亮的油灯，仿佛这灯在对黑夜说，我是光；在不长的路上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然后，巴尔塔萨摸黑回来了，他的脚知道自己踩在什么地方，他走进厨房后，布里蒙达问，怎么样，巴尔托洛梅乌神父说他想怎么办了吗；他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明天会知道的；若昂·弗朗西斯科想起了什么，笑了笑说，那关于公鸡的笑话真有趣。至于玛尔塔·马利亚，她在猜想某个秘密，说，到时候了，吃晚饭吧；两个男人在桌子旁坐下，女人们坐在另一旁，这是所有家庭的习惯。

每个人能睡着的时候都睡着了，每个人都做着只有自己知道的梦，梦和人一样，偶尔相似，但绝不会完全相同，说我看见了一个人，说我梦见了水在流，两种说法同样不够严谨，不足以让我们知道是什么人或者流的是什么水，梦中流动的水只是做梦的人的水，如果不知道做梦的人是谁，我们就无法知道这流水意味着什么，这样，我们从做梦的人想到梦到的东西，从梦到的东西想到做梦的人，就会问，弗朗西斯科·贡萨尔维斯神父，是不是有一天未来的人们将会可怜我们呢，因为我们所知的是如此有限且拙劣，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在回卧室就寝之前就是这样说的；弗朗西斯科·贡萨尔维斯神父尽职尽责地回答，一切知识都在上帝那里；是啊，飞行家回答说，但是上帝的知识像一条河，河水流向大海，上帝是源泉，而人们是海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无须创造万物了；依我们看，不管是说了还是听了这这番话，无论是谁都会睡不着觉。

凌晨，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把备好鞍的骡子牵来了，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无须他们叫，刚听到骡子的蹄掌走在石路上的响声便立刻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已经跟教区长辞行了，留马夫拉教区长在屋里继续思索，既然上帝是泉水，人们是海洋，那么这普天下还有多少待他发现的知识，过去所学的知识他几乎忘光了，为数不多的例外是，由于不断使用，他还记得做弥撒和举行圣事的拉丁文，以及女管家那两条大腿之间的道路，昨夜由于家里来了客人，她只得睡在楼梯下的隔间里。巴尔塔萨牵着骡子，布里蒙达离开他们几步远，垂着眼皮，把头巾拉到前边；早安，他们说；早安，神父说，说完又问道，布里蒙达还没有吃东西吧；她躲在宽大的衣服里回答说，还没有吃；终归巴尔塔萨和巴尔托洛梅乌神父还是有过交谈；告诉布里蒙达不要吃东西；果然两个人睡下以后他凑到布里蒙达耳边说了这句话，声音很低，为的是不让老人们听见，这样可以保守秘密。

他们沿着漆黑的街道往上走，一直走到维拉山顶，这不是通向帕斯村的道路，神父要往北去必须经过帕斯村，但他们似乎不得不避开人烟，虽然说一路上经过的棚屋里都有人睡觉或者已经醒了，那都是建得非常简陋的房舍，住户大部分是挖路工，他们颇有力气但从没吃得很饱，过几个月，甚或过上几年以后，我们再到这一带走走，那时会看到由木板建起的城市，比马夫拉还要大，只要活着就能看到这一点和其他变化，而现在，这些简陋的住处足以让手持丁字镐和锄头，因长时间劳动而疲乏不堪的人们松快松快他们的骨头，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响起号声，军队也驻扎进来，不过来这里不是要战死，而是要看守这一群群粗鄙的工人，或者在不有辱军服的情况下帮他们一把，实际上，很难区分看守者和被看守者，两者都衣衫褴褛。天空灰蒙蒙的，大海那方的天空呈珍珠色，但对面的山顶上一种如血的殷红正在溶解弥散，随后变得生机勃勃，天很快就要亮了，金黄与湛蓝夹杂，现在正是美好的时节。但布里蒙达什么都没看，她垂着眼皮，还不能吃装在口袋里的那块面包；他们想让我做什么呢。

是神父而不是巴尔塔萨想让她做点什么，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一样几乎一无所知。往下能隐约看到基坑的暗影，以及暗影中的黑色轮廓，想必那就是教堂。那里的平地上慢慢聚集起一群群的人，他们点着篝火，加热头天的剩饭，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过一会儿就要喝那些大木盆里的汤，把粗面包泡在汤里，只除了布里蒙达，她的进食时间还要再等。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说，在这个世界，我有你，布里蒙达，还有你，巴尔塔萨，我的父母在巴西，我的兄弟们在葡萄牙，所以说我有父母兄弟，但做这件事兄弟和父母都没有用，只能靠朋友，你们注意听，我在荷兰知道了什么是以太，以太不是人们惯常以为的或者学校讲授的那种东西，无法通过炼金术得到，要想得到就必须到它所在的地方去取，也就是说天上，那么我们就必须飞行，而现在我们还飞不起来，但是，以太这种东西，现在请你们非常注意，注意我下边的话，以太这种东西在升到空中支撑星辰和供上帝呼吸之前，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体内；这么说就是灵魂了，巴尔塔萨得出结论；不对，起初我也认为是灵魂，认为以太是由死亡从人体中释放出来，但尚未经过末日审判的灵魂形成的，但是，以太不是由死人的灵魂构成的，而是由，请注意听，而是由活人的意志构成的。

下面，人们开始往壕沟里走，那里面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神父说，我们体内存在着意志和灵魂，人一死灵魂便离开，到审判灵魂的地方去，至于究竟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但意志或者在人活着的时候脱离人体，或者在死亡时与人体分开，它就是以太，所以说，支撑着星辰的是人的意志，上帝呼吸的是人的意志；那么，我该做什么呢，布里蒙达问道，但心里已经猜到了回答；看人们身体中的意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意志，正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灵魂；你看不到灵魂是因为灵魂是看不见的，没有看到过意志是因为你没有设法去看；意志是什么样的呢；是一团密云；一团密云是什么样的呢；看到以后你就会认出来的，你试着看看巴尔塔萨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不行，我已经发过誓不看他的内部；那么就看我吧。

布里蒙达抬起头，看向神父，只看到了以往看到的东西，与外表相比，人们的内部更加相似，只有生了病的人才有不同，她又看了看说，我没有看见。神父笑了笑，或许我已经没有意志了，但你再仔细看看；看到了，我看到了，在腹腔上方有一团密云。神父画个十字，感谢上帝，现在我可以飞翔了。他从旅行背袋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瓶底装着一块黄色琥珀；这种琥珀又称电子，它吸引以太，你到人多的地方时把它带在身边，比如宗教游行，火刑判决仪式，或者这里的修道院工地，只要看到密云要从人们体内逸出，总是会有这种事发生，你就拿着打开的小瓶靠近他们，意志就收进去了；要是装满了呢；瓶子里装一个意志就满了，但意志有个无法解开的秘密，能盛下一个意志的地方，也能盛得下一百万个意志，即一等于无穷无尽；那我们做什么呢，巴尔塔萨问；我先去科英布拉，到时候我从那里捎信来，接到信以后你们就去里斯本，你造那个机器，你收集意志，到飞行那一天时，我们三个人再见，让我来拥抱你，布里蒙达，还请不要在这么近的地方看我，让我来拥抱你，巴尔塔萨，后会有期。神父骑上骡子朝山坡下走去。太阳从山顶冒出来了。吃面包吧，巴尔塔萨说；布里蒙达回答说，现在还不吃，我先看看那些人的意志。

12

做完弥撒回来，人们坐在厨房屋檐下面。天上出着太阳，中途下了场小雨，秋天来得早，伊内斯·安东尼亚对儿子说，别待在那儿，会把你淋湿的；但孩子装作没有听见，即便是那个时候孩子们就已经会这样，但还不像现在一样明目张胆地顶撞大人，而伊内斯·安东尼亚说了一次便不再坚持了，三个月前小儿子死了，现在何必要训斥这个儿子呢，让他在那儿玩吧，你看他玩得那样开心，赤脚站在院子的水坑里，但愿圣母保佑他不得天花，那个病已经置他弟弟于死地。阿尔瓦罗·迪约戈说，他们已经答应让我到王宫修道院工地干活；刚才他们俩谈论的正是这个话题，只是做母亲的一直想着死去的儿子，于是两人各有各的心思，还好，心理负担不会太重，不至于像玛尔塔·马利亚的痛苦那样无法忍受，她肚子中那顽固的刺痛，好似人们所说的利剑刺穿了圣母心脏的痛苦，为什么痛的是心脏呢，孩子是在肚子里孕育的，肚子是生命的熔炉，而劳动为生命提供养料，所以阿尔瓦罗·迪约戈才这样高兴，这么大的修道院是一项需要许多人干许多年的工程，会石匠手艺的人便可以挣得面包，日薪三百列亚尔，繁忙时多干点，能有五百列亚尔；喂，巴尔塔萨，你怎么决定返回里斯本呢，这可不对，因为这里不会缺活儿干的；有那么多人可以挑选，他们不会要残疾人吧；你有这个钩子，别人干的活你差不多都能干；要是你这么说不单为安慰我，那我确实可以干，但我们必须回里斯本去，对吧，布里蒙达；布里蒙达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候点了点头。若昂·弗朗西斯科老人坐在一边，埋头编一根皮缰绳，听到了他们在说话，但没太注意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知道儿子要走，就在这几周，为此心里不大痛快，因为打仗在外边待了那么多年，现在又要走，这一去再回来时可别连右手也没有了，他太爱儿子，竟然想到了这种事。布里蒙达站起来，穿过院子到地里去了，沿着山坡上橄榄树的树荫往上走，橄榄林一直延伸到山上的工程界桩，因为刚才的雨水，休耕地土壤松软，她的木屐陷进土里，就算光着脚踩在尖尖的石头上，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既然她今天上午干了那件惊心动魄的事，这点疼痛还算得上什么呢，她没有吃东西便去领受圣餐，装作像往常一样起床前就已经吃了面包，这是往常的习惯，也是她必须做的事，但今天却没有吃，起床后一直低垂着眼睛，在家里显出一副悔悟和虔诚的神态，带着同样的表情走进教堂参加圣事，仿佛上帝就在她面前一样匍匐在地，听布道时也没有抬头，看样子从讲道台上如雨点般降下来的来自地狱的种种威胁吓破了她的胆，直到最后去领圣饼，终于睁开眼看了。这些年来，自从显露出自己的这种天赋开始，她总是怀着负罪的心情吃圣饼，因为她的胃里已经有了食物，但今天，她没有告诉巴尔塔萨便决定空着肚子去教堂，不是为了迎接上帝，而是为了看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

她坐在一棵橄榄树凸起的根部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大海和地平线相接的地方氤氲成一团，肯定是那里在下大雨，这时候布里蒙达泪水盈眶，肩膀随着一声深深的抽泣颤抖起来，巴尔塔萨走过来，但她没有听见，他摸了摸她的脑袋，你在领圣饼时看到了什么；她终于没有再对他隐瞒下去，毕竟两个人每天夜里都在一起睡觉，互为怀抱，或者说，六年来，即便不是天天夜里，也一直过着夫妻生活，怎能隐瞒得了呢；我看见了一团密云，她回答说。巴尔塔萨坐到没有犁过的地上，那里有些枯萎的野草，现在被雨水打湿了，不过这些平民不娇气，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坐下或者躺下，当然对一个男人来说，把头偎在女人的大腿上会更好，我敢打赌说，大洪水淹没整个世界前，这就是男人的最后姿势。布里蒙达说，我本指望看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者光荣复活的耶稣，但看到的却是一团密云；不要再想你看到的东西了；想，怎能不想呢，如果圣饼里的东西就是人身体里的东西，那宗教到底是什么呢，要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在这里就好了，或许他能解释这个奥秘；也许他也解释不了，也许并不是一切都可以解释，谁知道呢；话音刚落，雨突然下大了，这表示刚才说得对还是表示说得不对呢，现在天空乌云密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棵树下，怀中没有孩子，这应该不是那场面的再现吧，地点不同，时间也不同，甚至也不是这棵树，但我们可以说，雨水能给皮肤和土地带来同样的温柔抚慰，但假如过量也能成为灭顶之灾，不过从创世起我们逐渐习惯了这一切，和缓的风可以帮助磨粮食，但恶风能撕碎风车上的帆；生与死之间，布里蒙达说，生与死之间有一团密云。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在科英布拉安顿好之后马上就写信回来，只简单地说他到了而且很好，但现在又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让他们去里斯本，越早越好，一旦研究工作稍微轻松一点他便去看望他们，再说，他还有要在王宫履行的宗教义务，那时他可以前来对他们进行的伟大工程提供指导；现在请你们告诉我，我们那意志的事进展如何；问话的语气清白无辜，似乎问的是他们自己的意志，但事实上问的是别人的意志，是那些失去意志的人们的意志，而且提问时并不指望得到回答，就如同在战斗中，上尉亲自高喊或者命令军号替他发话，前进；他并不会站在那里等待士兵们相互商量然后给出回答，我们前进；我们不前进；我们不会去的；士兵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冲上前去，否则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下周就启程，巴尔塔萨宣布；到头来还是过了两个月，因为在马夫拉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后来教区长在布道时证实，说国王将到这里来为工程奠基，国王要用御手放上第一块石头。起初说是在十月的某日，但虽然有六百人干活，虽然进行了多次爆炸，空中每天时时刻刻响声不断，还是来不及把地基挖到应有的深度，于是改在十一月份，十一月中旬，再往后就不行了，那时就是冬天了，总不能让国王在泥水及膝的地上走。但愿陛下驾临，让马夫拉镇开始它光荣的日子，让它的居民把双手举到空中，让他们凡夫俗子的眼睛看一看这位国王有多么伟大的成就，国王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因为他我们才能提前享受这天堂的前厅，而不必留在天国居住，天国越晚去越好，活着时就有这样的享受好过死后才能体会；等看过庆典活动以后就启程，巴尔塔萨下了决心。

阿尔瓦罗·迪约戈已经被雇用，这段时间在切割从彼鲁宾海鲁运来的石头，这些大石头是用套上轭的十对乃至二十对牛拉来的，另一些工人则用石工锤切另一种粗石，这种石头将用作地基，地基深近六米，米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在当时一切都以拃丈量，他们还用拃来量人的身高，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例如“七个太阳”巴尔塔萨比唐·若昂五世长得高，但他不是国王，而阿尔瓦罗·迪约戈身材不算瘦弱，工作对象是巨大的石块，正在那儿用锤子敲打石头，粗磨石面，但他以后要干的活比现在这种活高级，在帮忙把石块垒起来以后他将成为石雕工匠，依照铅锤线垒起这堵直直的墙已经是王室级别的工作，不是那种与木板和钉子打交道的活计，就像那些木工们所做的一样，他们正在造那个木头教堂，国王到来时，那个教堂里将举行祝福和开工仪式。那个教堂由又高又粗的桅杆支撑，桅杆按地基形状排列，它们标界出未来修道院的周长，屋顶由船帆制成，粗麻布衬里上绘有十字架，不错，这是一座临时性的木制建筑，但它以恢宏的气势预告，石头修道院将在此处兴建，为了观看这些准备工作，马夫拉居民撇下了手头的急事和田地里的活计，与现在刚刚开始建造，未来将在维拉山顶矗立起来的巨大工程相比，他们所有的活计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有的人有更好的理由，比如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他们要带外甥去看他父亲，正是晚饭时间，伊内斯·安东尼亚送来了一锅炒甘蓝和腌肉，要是老人们也来的话，就是全家都在这里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国王许下生出子嗣的愿望才有的这项工程，大概会以为这人群是朝圣的信徒汇聚起来的，是众人在还愿，每个人还各自的愿；但谁都不能把我的小儿子还回来，伊内斯·安东尼亚心里想，她几乎对在一块块巨石中间玩耍的这个儿子产生了怨恨。

几天以前马夫拉出了一桩奇迹，海上来的一场风暴将木制教堂掀翻在地，桅杆，木板，横梁，托梁，以及帆布，一片狼藉，好像操纵风暴的巨人阿达马斯托在作怪，若果真是阿达马斯托从他的好望角远道而来，摧毁了我们的工程，但却称它为奇迹，难免会引起某种愤懑情绪，但它还能叫别的名字吗，既然国王来到了马夫拉，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开始发放金币，他发放金币和我们讲述这个过程一样从容不迫，因为工程监管们在两天之内让一切得到了重建，于是发放的金币成倍增加，多发放金币比多发放面包要好得多。国王是位有先见之明的君主，不论到什么地方都随身带着盛金币的大箱子，以防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风暴。

奠基仪式之日终于到了，唐·若昂五世下榻在子爵府，各门口由马夫拉卫队长率领一连士兵把守，巴尔塔萨不想失去机会，前去找军人说话，但毫无用处，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在和平时期谈论战争，真是不识时务；伙计，不要挡门了，过一会儿国王就要出来；听了这句话，巴尔塔萨朝维拉山上走去，布里蒙达和他一起，他们运气还不错，走到教堂里面了，并非人人都能进来的，教堂里面让人眼花缭乱，整个天花板交错排列着红黄两色塔夫绸，色调明亮，对比强烈，侧面悬着豪华的拉斯绸缎，按照真正的教堂样式留出了必要的门窗，一切都完全相符，甚至门窗上都挂着深红色的缎帘，并饰以金银丝带和流苏。国王到来以后，头一眼便会看到正面的三扇大门，上面是一幅圣伯多禄和圣若望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口为向其行乞的叫花子治病的画，意指这里将见证其他许多奇迹的发生，但任何奇迹都不会如同上面说的金币那样叮当作响，而在这幅画之上，还有另一幅画，是圣安多尼的肖像，这座修道院就是因为国王特殊的誓愿而供奉给他的，这一点若不得到说明，恐怕会被遗忘，毕竟是六年以前发生的事了。教堂里边，前面已经说过，装饰非常豪华，绝不像后天就要拆除的木棚。在福音书那边，也就是面对祭台的人左手那一边，不说主祭台是因为只有一个祭台，愿这些详细说明不算冒犯失礼，如果有人在意我们是谁的话，不妨当我们是一群浑然无知的人便好，这样不厌其烦地描写细枝末节，是因为在宗教信仰及其知识体系之后迎来的是无信仰的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谁能知道将来读这本书的是什么人呢，接着说福音书那边，六级台阶上有一条以贵重的白色绸缎包裹的长椅，长椅上方立有华盖，相对的，在使徒书信那一边，有另一条长椅，这条长椅下只有三级台阶而不是六级，并且没有华盖，这样，前者显得稍高一些，再一次重复这些细节，使人们对个中差别一目了然，后者是身份较低的人的座位。这里放着宗主教唐·托马斯·德·阿尔梅达要穿的祭祀法衣和举行圣事要使用的许多银器，这一切都表明正在走进来的君主伟大得无与伦比。教堂内应有尽有，十字架左边为音乐家们搭起了唱诗台，唱诗台覆盖着深红色锦缎，上面的管风琴会在适当的时候奏响，那边还有专为总主教区的咏礼司铎们准备的长凳，右边则是观礼台，唐·若昂五世正朝那里走去，他将在那里观看整个仪式，贵族和其他显要则坐在下面的凳子上。地板上撒了一层灯芯草和香蒲，其上再铺以绿色的布，由此可以看出，葡萄牙人对红绿两色的喜好由来已久，成立共和国以后国旗也是这两种颜色。

第一天举行了祭十字架仪式，木十字架非常大，有五米高，活像个巨人，阿达马斯托之类，也许像上帝那样大，众人匍匐在十字架前，尤其是国王，还流下了许多虔敬的泪水，祭祀仪式结束以后，四位司铎把十字架抬起来，每人抬一个角，然后将它立在特意准备的一块石头上，不过这块石头不是阿尔瓦罗·迪约戈切割的，中间有一个洞，十字架的底脚就插在里面，尽管十字架是神的象征，但要是没有支撑也是站不住的，这与人相反，人即使没有腿也能站直，关键在于想不想站直。管风琴奏出悠扬的乐曲，乐师们吹起笛子，唱诗班唱起赞美诗来，因为教堂里面容纳不下而没有进去或者身上太脏而不能进去的人们，以及那些来自镇上及附近地区未获准进去的人们，满足于留在圣殿外边，听听唱响的赞美诗和圣诗的回音，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啊，第二天，海上来的一阵狂风摇撼着整座木制建筑物，人们又受了一次惊吓，但狂风终于过去了，啊，第二天，人们再一次高声欢庆，备受恩宠的一七一七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场地上举行的盛典更加壮观，早晨七点，寒气袭人，附近各教区的主教率领全体教士以及众多百姓已经聚集到这里，寒气袭人这个表述很可能正是出自这个历史背景，从此进入口语和书面语，为人们所使用。八点半钟，国王驾到，他已经吃过清早的巧克力，是子爵亲手奉送服务的，这时游行队伍排好了，前头是六十四名阿拉比达的方济各会修士，之后是当地教士，宗主教十字架，六位身披绛紫色斗篷的随侍，然后是乐师，穿白色法衣的小教堂神父，不计其数的各修会修士，有一块空地是为跟在后面的人们留下的，他们是身穿白色或绣纹法衣的咏礼司铎，每位司铎前头都有出身高贵的随侍，身后有专人为其提着法衣衣裾，他们后面是宗主教，身穿珍贵的祭祀法衣，头戴昂贵的宗主教法冠，上面镶有巴西宝石，然后是国王和王室成员，本地法官和市议员，如果计数的人没有出错的话，总共有三千多人，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区区一块石头，为了这块石头，全天下的权势汇聚一堂，鼓号声响彻云霄，还有骑兵和步兵，还有日耳曼卫队，许许多多平民百姓，马夫拉镇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壮观的人山人海，但教堂里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大人物们进去了，小人物们当中只有那些走在前面和善于见缝插针者才得以进入，在此之前士兵们已经举手敬礼并持枪礼毕，上午还没有结束，狂风已经停止，只剩下这个季节特有的清凉微风撩动旗帜和女人们的裙子，但人们心中燃烧着纯洁的信仰，灵魂沸腾若狂，如果有人筋疲力尽，意志要脱离躯体，有布里蒙达在此，这些意志不会走失，也不会升上星际。

先向主基石进行祭拜，接着是辅基石和一个水苍玉瓮，这三件东西最后都要埋进地基的，现在用肩舆抬着开始游行，玉瓮里装着当时的钱，金币，银币，铜币，还装着几枚勋章，金质，银质，铜质，另有写着还愿书的羊皮纸，游行队伍转了整整一圈让人们观看，所到之处人们都双膝跪下，总有需要下跪的原因，一会儿是十字架，一会儿是宗主教，一会儿是国王，一会儿是众修士，一会儿是咏礼司铎，干脆他们就一直跪着，我们完全可以说，许多人都长跪不起。国王，宗主教，以及几名辅祭终于向放置三件石器的地方走去了，他们沿着一个两米多宽，有三十级的木制阶梯往下，三十级的阶梯或许象征犹大得到的三十枚银币。宗主教在几位咏礼司铎帮助下捧着主基石，另几位咏礼司铎捧着辅基石和水苍玉瓮，后面是国王和熙笃修道会会长，作为主布施者，他捧钱币。

国王就这样下了三十级阶梯，来到了大地里边，看上去像要与世界告别，要不是有祝福，无袖法衣和祈祷护佑，倒真像是下地狱的样子，要是这坑里的高墙倒塌了可怎么得了；啊，陛下无须害怕，我们用巴西优质木材保障支撑强度，这里有一条裹着深红色天鹅绒的长凳，在正式场合和国家礼仪中这种颜色用得极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剧院的幕布也用这种红色，长凳上放着一个装满圣水的银桶，还有两把绿色的欧石楠扎成的小扫帚，扫帚把上缠着绸缎和银线绳，而我，一切工作的主宰，将这桶石灰倒进去，陛下用这把银铲，抱歉刚才口误，说成了石匠的银匙，好像石匠还能有银匙一样，陛下用这把铲子把石灰推一推，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把扫帚在圣水里蘸湿，在石灰上洒一洒，现在，你们帮把手，让我们把主基石放下去，不过最后要由陛下用手摸一摸这基石，好，请再摸一下，让所有的人都看见，陛下可以上去了，小心不要掉下来，这座修道院剩下的部分让我们来建吧，现在可以放下其他石头了，主基石两头各放一块，贵族们再拿来十二块，从有使徒们以来十二就是个幸运数字，再用银制篮子盛来几桶石灰，将主基石和其他石头之间的缝隙填满，本地子爵学着石匠助手的样子把石灰桶顶在头上以示虔诚，因为没赶上当年帮助耶稣扛十字架，他负责把石灰倒出来，有一天他也会被石灰掩埋，而此举效果不错，可是，先生，这不是生石灰，而是熟石灰，没有生命；和意志一样，布里蒙达会这样说。

第二天，国王启程返回王宫后，没有风的帮助那教堂便倒下了，不过上帝下了场雨助了一臂之力，木板和桅杆放到了一边，王室不再需要，但能派别的用场，例如做脚手架，或者行军床，或者船上的寝舱，或者饭桌，或者木屐底，还有那些布类，塔夫绸，缎子，船帆，每一样东西重新用于原来的用途，白银送回金库，贵族们回去过贵族生活，管风琴去演奏其他乐曲，唱诗班去唱别的歌曲，士兵们到别的仪式里去放光彩，只有方济各会修士们留了下来，瞪大眼睛，警惕地观察周围情况，留下来的还有那块凿了孔的石头，以及立于其上的那五米高的木制十字架。人们又下到被淋湿的坑里，因为并非所有地方都挖到了要求的深度，陛下没有全看，只是在上篷车回王宫时，委婉地说，现在你们要从速办这件事，这是我六年前许下的愿，我可不想被方济各会修士们继续纠缠下去，所以我们的修道院工程不会因为缺钱耽误，需要多少尽管花。在里斯本，会计官会对国王说，但愿陛下知道马夫拉修道院开工仪式花了多少钱，说个整数吧，是二十万克鲁札多；国王回答说，记在账本上；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的工程才刚刚开始，总有一天我们会想要知道，它究竟总共花了多少钱，而我们谁也算不出究竟花了多少钱，既无发票又无收据，也没有进口登记册，至于死亡和痛苦就更不用提了，因为那不值钱。

一周以后，天晴了，“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和“七个月亮”布里蒙达启程前往里斯本，生活当中每个人有自己的事做，这些人留在这里垒墙，而我们要用藤条，铁丝，以及铁片编织，还要收集意志，有了它就能带这一切东西飞起来，人天生是没有翅膀的天使，天生没有翅膀却让翅膀生长出来，这是最壮丽的事，在头脑中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事，既然我们已经成功地让头脑生长，也一定能长出翅膀，再见吧，妈妈，再见吧，爸爸。他们只说了声再见，没有再多一句话，一方也想不出什么可说，即使说出来另一方也不懂，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总会忍不住想，某些话原本是可以说出来的，或者甚至假想已经说了出来，假想中说话的场景可能变得比真实情况更加真实，不管用那些话替代真实情况有多难，比如玛尔塔·马利亚说，再见吧，可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确实，再没有比这更真的话了，修道院的墙垒出地面还不到一米，玛尔塔·马利亚就入土了。于是，若昂·弗朗西斯科一下子苍老了两倍，坐在厨房屋檐下，目光虚无，就像现在这样，看着儿子巴尔塔萨和女儿布里蒙达离去，因为儿媳这个称呼不够亲切，可当时身边还有玛尔塔·马利亚，不错，那时她已经精神恍惚，一只脚已经踏到了彼岸，两只手在肚子上叉着，那里曾经孕育了生命，现在孕育的却是死亡。儿女们都是从她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有几个出生以后夭折了，活了两个，现在这一个不会出生，这一个就是她的死亡；看不见他们了，我们回屋里去吧，若昂·弗朗西斯科说。

时值十二月，昼短夜长，阴天的时候天黑得更早，所以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要在路上过夜，住在莫雷莱纳的一间草棚里，他们说从马夫拉来，到里斯本去，房主看他们都是正派人，借给了他们一条毯子御寒，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可以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知道，这两个人的灵魂，肉体和意志都相爱着，但是，他们躺下以后意志和灵魂从旁观看他们肉体的欢愉，或者紧附在肉体上参与这欢愉，难以知道它们的哪一部分参与哪一部分的欢愉，难以知道当布里蒙达撩起裙子，巴尔塔萨脱下裤衩时，灵魂失去了什么或者得到了什么，难以知道当两个人喘着粗气呻吟时，意志得到了什么或者失去了什么，难以知道当巴尔塔萨在布里蒙达里面，布里蒙达让他安置，两个人都憩息时，肉体成了胜利者还是战败者。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气味，翻腾过的稻草的气味，毛毯下两具肉体的气味，在槽里反刍的牛的气味，从草棚缝隙钻进来的寒冷的气味，或许还有月亮的气味，尽人皆知月夜有一种不同的气味，甚至连分不清日夜的盲人也会说，有月光；人们以为这是圣卢济亚创造的奇迹，实际上只不过是用鼻子吸气的问题；不错，先生们，今夜月光皎洁。

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他们就起床了。布里蒙达已经吃过面包。她把毛毯折起来，此时她只是重复着亘古以来同一做法的女人，双臂张开又合上，下颏压住已折好的部分，然后两只手往下，到其身体中间折最后一折，要是有人看到，根本不会想到她有奇异的视觉，而如果她这一夜离开本身的躯体，就能看到在巴尔塔萨身子下面的自己，确实能看到，可以说布里蒙达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在看。房主进来的时候能看到毛毯折得整整齐齐，这是表示感谢的做法，而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会问那几头牛，告诉我，昨天晚上这里是做弥撒了吗；牛会毫不意外地转过那没有戴笼头的脑袋，男人们总是有话可说，有时候能够猜对，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两个在这里睡觉的人做爱和做弥撒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弥撒败了。

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已经在前往里斯本的路上了，绕过竖着风车的山丘，天空阴着，太阳偶尔出来一下马上又藏起来，刮的是南风，恐怕要下大雨；巴尔塔萨说，要是下起雨来我们没有地方可躲，他抬头望望天上的云，黑蒙蒙一片，像一块黑色的板子盖在头顶，他接着说，既然意志是密云，谁知道它们是不是附在这些云上呢，这些云这么黑，这么厚，人们看不见它们后边的太阳了；布里蒙达回答说，但愿你能看到你身体里面的密云；或者看到你的；或者看到我的，要是你能看到就会明白，与人身体里面的云相比，天上的云太少；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的云，也没有看到过你的；没有人能看到自己的意志，而我也发过誓绝对不看你的内部，不过，“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当你把手伸给我，当你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母亲没有弄错，我不需要看你的内部；如果我比你先死，我请求你看我的内部；你死的时候意志就离开你的肉体走了；谁知道呢。

一路上没有下雨。只是巨大的黑色屋顶向南延伸，笼罩着里斯本，压着远处地平线上的一座座山丘，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触到它表层的水珠，有时候大自然是个好伙伴，男人往前走，女人也往前走，这些云对那些云说，等他们到了家，我们就可以下雨了。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到了庄园，走进仓库，终于下雨了，有几块房瓦破了，水从那里滴下来，但细细的水线滴得小心翼翼，并在喁喁低语，我在这里，你们终于回来了。巴尔塔萨走近贝壳形的飞行器，用手动一动，铁板和铁丝发出吱吱的响声，难以知道它们想说什么。

13

铁丝和铁片生了锈，帆布发了霉，藤条干得散了架，半截工程无须多久就会变成废墟。巴尔塔萨围着飞行机器转了两圈，眼前的一切都让他失落，他用左臂上的钩子猛地拉了拉金属架子，让铁部件与铁部件碰撞，看看还结不结实，很不结实；依我看最好把它全部拆开，然后重新开始；拆开是应当拆开，布里蒙达回答说，可是，在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回来以前就从头开始，会不会白费力气；我们本可以在马夫拉多待一段时间的；既然神父说让我们马上来，那他大概也快来了，谁知道呢，也许在我们等着看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来过这里了；没来过，没有留下一点来过这儿的痕迹；上帝保佑，但愿如此；对，上帝保佑。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机器已经不再是机器，或者说完全脱离了之前的形态，摆在那里的材料可以有一千种用途，人们使用的原材料不多，问题在于如何组织，排列和连接它们，请看一把锄头，请看一把刨子，都是用铁和木头做的，但用锄头做的事用刨子做不了。布里蒙达说，在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修一个铁匠炉吧；我们怎么做风箱呢；你去一趟铁匠铺，看看风箱是什么样子，如果第一回没有做出来，第二次就能做成，如果第二次还做不成，第三次就能做好，没有人指望我们有什么别的办法；不用这么费事，用神父给我们留下的钱买一个风箱算了；一定会有人奇怪，“七个太阳”巴尔塔萨既不是铁匠又不是锻工，他为什么买风箱呢，最好还是你自己做一个，就算要尝试一百次。

巴尔塔萨不是单独干活。尽管这种活计不需要双重视力，但布里蒙达目光更锐利，画线时更准确，在检查物体各部件比例时不会犯错到一团糟的地步。她把手指在带油垢色的灯油里蘸一蘸，在墙上画出各个部件，皮带所需的长度，出风口，用木头做的风箱基座，以及活动接头，现在只缺一个踏板，风箱差不多就能造成了。在远处的一个角落，他们用形状规则的石块垒了四堵墙，差不多到人的胯部那样高，里外都用铁丝固定，然后在里面的正方形空间填上土和碎石。如此一来，阿威罗公爵庄园里的几堵矮墙拆毁了，虽然这个庄园不像马夫拉的修道院那样完全属于国王陛下，但这项工程，像陛下的修道院一样是由王宫授权建造的，也许国王早已忘记了这件事，否则唐·若昂五世可能会差人来询问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是否还是希望在某一天飞上天空，或者这仅仅是让这些人用梦想消磨时间的诡计，而本可以让这几个人去做更有用处的工作，神父传扬上帝的教义，布里蒙达探测水源，巴尔塔萨化缘以帮助给他施舍的人打开天堂之门，至于飞行这种事，显然只有天使和魔鬼能飞，前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有人发誓见证过这神迹，后者则见之于堂堂圣经，那上面不是写着吗，魔鬼把耶稣带到庙宇顶上，他一定是从空中把耶稣带上去的，因为他们没有爬梯子，他对耶稣说，从这里跳下去吧；耶稣没有跳，他没有要成为第一个飞行的人的想法；总有一天人类的子孙们会飞起来的，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来到这里，看见做好的铁匠炉和淬火的水槽时这样说道；现在只差风箱了，风会在对的时间吹起来的，正如灵感已经造访了这个地方。

布里蒙达，至今你收集了多少意志，那天晚上吃晚饭时神父问道；不少于三十个，她回答说；太少了，他接着问，男人的多还是女人的多呢；多数是男人的，好像女人的意志不大肯脱离肉体，这是为什么呢。神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巴尔塔萨说，我的密云在你的密云上面的时候，有时你的差一点就附到我的上了；我看这一定是你的肉体比我更空虚，更缺少意志，布里蒙达回答说；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听了这段露骨的对话并没有感到难堪，莫非他在荷兰的时候也曾经历过意志薄弱的时刻，甚至就在现在，在葡萄牙，依然意志薄弱，而宗教裁判所没有注意到，或者佯装不知，因为这弱点并没有伴随着难以宽恕的罪孽出现。

现在我们来严肃地谈一谈，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说，我会尽可能多来这里，但工程只能靠你们两个人，才能不断向前推进，你们建成了铁匠炉，这很好，我会想办法为它弄来风箱，就不用费力气做了，但我们一定要非常仔细地检查，确保这个机器配套的风箱足够大，我会给你画一幅草图，这样，在不刮风的时候我们开动风箱依然能飞起来，你呢，布里蒙达，你要记住，我们需要至少两千个意志，两千个想游离出来的意志，要么是因为灵魂不与之般配，要么是由于肉体不能使之称心，仅仅你现有的这三十来个意志，珀伽索斯都飞不起来，而它还是一匹有双翼的神马呢，你们想想，我们脚下踩着的大地有多大，大地把人体往下拉，即使太阳要大得多，但太阳也不能把大地拉过去，如此，我们要在大气中飞行，就必须协调好如下四者的力量，太阳，琥珀，磁铁以及意志，而这其中意志是最重要的，没有意志，我们就无法脱离大地，布里蒙达，你要想收集意志，就到圣体游行队伍中去，那里人山人海，必定有不少意志游离出来，因为在这类游行当中，你们应当了解这一点，在这类游行当中灵魂和肉体都变得虚弱了，虚弱到连意志都稳不住的程度，但在斗牛的时候不是这样，火刑判决仪式也不是这样，这种时候人们激动又疯狂，意志密云更密，比灵魂更密更黑，仿若身在战场，在那里，普遍的黑暗占据着人们的心灵。

巴尔塔萨问道，那飞行机器呢，我该怎么做；就像我们已经开始做的那样，还是我的草图上那只大鸟，这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也会把这另一份图纸留给你，上面有各个部件的比例说明，你要像造船一样从下往上建造，用藤条把铁片缠起来，你可以想象是在把羽毛贴在骨头上，我已经说过，只要可以我就来这里，你到这个地方去买铁片，你需要的藤条到树林里去找，到肉店去购买制造机器的风箱要用的皮子，我会告诉你怎样鞣制和剪裁皮革，布里蒙达画的这些图用于制作铁匠炉的风箱很好，但用来飞行就不够了，我把这些钱留给你，买一头驴，没有驴你怎么运输必要的材料呢，另外，还要买一些大篮子，在里面填满稻草和麦秆，用来盖住篮子里带回的东西，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整个工程要绝对保密，就是亲戚朋友们也不能知道，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没有什么朋友可言，要是有人来这里窥探，你们就说奉国王的命令看守这座庄园，对国王负责的是我，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德·古斯曼神父；德什么，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异口同声；德·古斯曼，在巴西培养我的一位神父姓古斯曼，这个姓说明我受惠于他；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这个名字就够长的了，布里蒙达说，称呼德·古斯曼我不习惯；你用不着那样称呼我，对你和巴尔塔萨来说我永远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但王室和学界必须称呼我为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德·古斯曼，因为像我这样将成为教规学博士的人必须有一个与显赫身份相符的名字；亚当没有其他名字，巴尔塔萨说；而上帝没有任何名字呢，神父回应道，因为上帝实际上是不可命名的，在天堂里亚当也不会与另一个男人相混淆；那么厄娃呢，她只叫厄娃，布里蒙达说；厄娃仍然只叫厄娃，我认为世界上仅有一个女人，只是外表变化无穷而已，所以她可以和任何名字搭配，你是布里蒙达，告诉我，你需要后面的德·热苏斯也就是德·耶稣吗；我是基督教徒；有谁怀疑这一点呢，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安抚道，才接着说，你懂我的意思了，但是，要是有人说他属于耶稣，不论这是指信仰还是指姓名，那他只不过是个虚伪的人，所以，你就是你自己，叫布里蒙达，要是有人问你的名字，你就这样回答。

神父回去科英布拉学习了，已经是学士，已经是硕士，用不了多久就是博士了，巴尔塔萨用铁匠炉把铁烧红，在水中淬火，布里蒙达则刮从肉店买回来的皮子，或者两个人一起砍藤条或者在铁砧上打铁，她用钳子夹住铁片，他用锤子敲打，两个人必须非常默契才不至于哪一下打错，她把红红的铁片放到砧上，他一锤打下去，力量和方向都准确无误，两个人无须言语就达成了完美的和谐。就这样，冬天过去了，就这样，春天来到了，神父到里斯本来过几次，来的时候会把几颗黄色琥珀圆球体放进大木箱，也不说是从哪里带来的，他询问意志搜集的情况，从各个角度查看飞行机器，这机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成形了，超过了巴尔塔萨拆毁的那一个，最后他提出些指示和建议，就返回科英布拉，重新去研究教皇诏令和诏令制订者们的著作了，现在他已经不再是学生，已经开始用拉丁文授课了，全部教会律书，古老的和新颁布的所有教皇律令，罗马法典和正典的记录书，诸如此类，但没有哪一本上写着，你能飞行。

六月到了。里斯本流传着令人不快的消息，说今年的圣体游行中不会有远古巨人的塑像，没有森林蛇神，也没有喷烟吐火的巨龙，模拟斗牛表演不会出场，不会有传统的里斯本舞蹈，不敲非洲鼓也不吹笛号，大卫国王不来到华盖前表演舞蹈。人们不禁要问，这算得上什么宗教游行啊，既然亚鲁达的滑稽演员们不到街上敲起震耳欲聋的铃鼓，既然禁止弗里埃拉的女人们去跳她们的恰空舞，既然没有剑舞表演，既然没有狂欢彩车，既然不演奏风笛，不敲击长鼓，既然乔装的森林之神和宁芙仙女们不来嬉耍玩闹，以掩饰另一种纵情消遣的游戏，既然不许跳雷托尔塔舞，既然圣伯多禄的大黑船不在男人们强壮的肩膀上航行，那这算得上什么宗教游行呢，这多么让我们扫兴啊，即便给我们留下了菜农彩车，我们还是无法听见蛇神发出的咝咝声了，啊，亲爱的表哥，蛇神吹着口哨经过的时候，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呀，我也说不清怎么会觉得浑身抖作一团。

人们来到王宫广场看节日的准备情况，先生，还算不错，这柱廊有六十一根立柱和十四个立墩，高度在八米以上，整个范围长度超过六百米，仅拱门就有四座，塑像，圆形浮雕，金字塔，以及其他装饰物不计其数。人们开始欣赏这种新安排，不仅这里，请看看各个街道吧，那里都搭起了篷子，支撑篷子的木杆上以绸缎和黄金装饰起来，从篷顶上悬挂下来的圆形浮雕镀成金黄色，一面是金光普照的圣事场景，另一面是主教的徽记，还有的是市议会的徽记；窗户，快看我这里的窗户；这样说的人没有言过其实，带金线流苏的暗红绸缎窗帘和檐帘赏心悦目；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人们有点满足了，取消了一种节日，补偿给他们另一种，确定孰优孰劣实在不易，或者打个平手，金匠们已经不无理由地说，他们将让所有街道光彩夺目，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新街拱门的一百四十九根柱子都包上了绸缎，这也许能让店主做笔好买卖，今天还不错，明天会差一点。人们经过这里，走到街的尽头然后再返回来，但他们甚至不用手指尖摸一摸那些华丽的布匹，而只要看着这些和拱门下边各商铺装饰的绸缎就能大饱眼福，似乎我们生活在路不拾遗的王国，但每个店铺都有黑奴站在门口，一只手持棍棒，另一只手握佩剑，如果有人大胆妄为，背上就会挨一棍子，假如有人更加明目张胆，巡警马上赶来，他们不用戴头盔和面罩，也不用手持盾牌，但是，只要地方法官说一声，站住，送到利莫埃依罗监狱；那么除了俯首听命并且错过宗教游行之外别无他法，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圣体游行节日里没有发生很多偷窃案件。

同样，也没有发生偷窃意志的事件。正值新月，布里蒙达不论是禁食还是吃饭都不比其他所有人看见得更多，她因此内心平静，高兴而满足地让那些意志自己决定其去向，不管是留在肉体之中还是离开，都悉听尊便，反正我可以休息休息，但突然又心神不定，一个想法出现在脑际，从圣体，也就是从上帝的肉体里，能看到另一种什么样的密云呢，她低声对巴尔塔萨说；巴尔塔萨也压低声音，悄悄回答说，一定会这样，他的一个意志就能让大鸟飞起来；布里蒙达又说，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看到的一切就是上帝的密云。

这是一个残疾人和一个有神奇视觉的人的对话，因为他缺了点什么，她多了点什么，人们肯定能原谅他们不知分寸说出一些超乎寻常经验的怪话，夜幕已经降临，他们在罗西奥广场和王宫广场之间的街上溜达，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人和他们俩一样今天不打算再上床睡觉，要踩着铺在地上的血红色沙土和野草散步，红沙和野草是里斯本郊区农民们运来的，使这座平常日子肮脏得无与伦比的城市显得空前干净。窗户后面，贵妇们已经梳好发式，那是一座座巨大的浮夸而造作的建筑，过不了多久她们就要来到窗前展示，但谁也不想第一个现身，当然，第一个出来必定会吸引窗下或者街上路人的目光，但这种惬意来得快失去得也快，因为对面房子也打开了窗户，里边冒出的贵妇既是邻居更是对手，她马上会把正欣赏着我的那些人的目光吸引过去，嫉妒之火炙烤着我，况且她丑陋不堪而我美若天仙，她长着一张大嘴而我的嘴小巧若花蕾，不等她开口我就喊出来，来一首谐趣诗吧。在这场竞赛中，住在较低楼层的贵妇们更有优势，善于讨好女人的男子们那低能的脑袋里刚刚冒出点韵律灵感，开始编造蹩脚的谐趣诗，不料楼的高处飞下另一首牵强夸张的诗歌，并且声音很大，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头一位诗人用他拼凑出来的叠句诗作为回应，其他人马上气急败坏，冷冷地望着那个已经受到贵妇垂青的竞争者，怀疑她和他事先早已以另一种方式约定好了叠句诗和谐趣诗。这种事只能怀疑，不可明说，因为在这种事上人人都亏心。

夜晚燥热。人们四处游荡，开始弹唱，小伙子们互相追逐，这是从开天辟地以来自古有之的瘟疫，无药可治，他们拉住过往的女人们的裙子，与这些女人同行的男子踢他们一脚或者朝他们后颈猛击一拳，他们跑到前边，还回过头来做个鬼脸或猥亵动作，然后又开始另一轮奔跑和追逐。临时组织了一场模拟斗牛，把两根羊犄角，还不是同一头羊上的，不太对称，和砍下的一截龙舌兰，统统钉在一块宽木板上，木板正面有个柄，后面紧贴胸脯，像盾牌一样护在年轻人身前，这就是扮好的公牛，公牛贵气十足威风凛凛朝前顶过去，斗牛士用木扎枪刺到龙舌兰上，这时扮斗牛的便学着牛声号叫，但如果扎枪手没有扎准，刺在装扮者的手上，他马上失去了贵族风度，于是又开始追逐奔跑，扰乱了街上的诗人们，诗人们请求对方重复之前的谐趣诗，向上边喊话，你们刚才说的什么；女人们嬉笑着回答，云中千鸟绵绵意；就这样，夜晚慢慢逝去，屋外是调情，消遣，以及磕磕绊绊的奔跑，屋里是靡靡之音和一杯杯热巧克力，破晓时分，军队开始集合，士兵们为盛大的圣事穿上整齐的制服，充当游行队伍的两翼。

整个里斯本没有一个人睡觉。对诗结束了，贵妇们回到屋里补好褪了色的脂粉，不一会儿就返回窗前，再次为脸上白里透红的妆容洋洋自得。芸芸众生们，白人，黑人，各色混血儿，这些人，那些人，其他人，统统都排列在晨曦初露天色尚昏暗的街道两旁，唯有面对着大河和青天的王宫广场在阴影中仍呈蓝色，后来，突然王宫和主教堂那边出现火红的颜色，原来是太阳冲出了远方的大地，用光明之风吹散了薄薄的雾霭。这时候游行开始了。队伍由二十四行会各行业的旗帜带领，头一个是木工旗，上面是木工行业的主保圣人圣若瑟，后面还有徽记和巨大的标牌，标牌是由金丝刺绣锦缎做成的庇护该行业的圣徒像，巨大无比，需要四个人抬，还有另外四人准备替换，以轮流休息，天公作美，没有刮风，但用黄金和绸缎做的锦绳和挂在舁杆闪闪发光的两端的金丝穗随着人们步子的节奏不停地摇晃。随后过来的是圣乔治的全身像，展现了恰如其分的庄严，鼓手步行，号手骑马，前者敲，后者吹，嗒嗒咚，嗒嗒咚，嗒嗒啦嗒啦，嗒，嗒嗒，巴尔塔萨不在王宫广场的观众之中，但听到远方的号声后打了个寒战，仿佛置身于战场，看到敌人排着战斗队形向他们进攻，我们也要出击，这时候他感到手上尖锐的疼痛，有好长时间没有疼了，也许因为今天既没有安上长钉也没有安上钩子，肉体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回忆和幻觉，布里蒙达，要不是有你在右边，我用这只胳膊搂着谁呀，有了你，我才能用这只好手紧紧搂着你的肩膀，搂着你的腰，人们不习惯看到这种姿势，他们还不习惯于看到男人和女人公然这样在一起。旗帜过去了，鼓声和号声也远去了，现在过来的是圣乔治的执旗官，圣乔治是纹章官，盔甲骑士，他身穿铁甲，足蹬铁靴，头戴铁盔，并放下了护眼罩，作为战斗中的圣徒助手，他必须高举旗帜，手执标枪，到前面去看巨龙是出来了还是在睡着，今天倒无须有这样的担心，它既没有出来也不在睡觉，正为再也不能来参加圣体游行而唉声叹气，不应当这样对待巨龙，也不应当这样对待蛇和巨人，这是个悲哀的世界，美好的东西就如此被夺去了，当然，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势必保留下来，或者有些东西太美好了，宗教游行的改革者们不敢贸然放弃，不然人们就有得抱怨了，比如说这些马吧，这些马是养在马厩里的，难道能把它们随便丢到牧场上不管，让它们忍饥挨饿，可怜巴巴地能吃到什么就吃点什么吗，请看走过来的那四十六匹马，有黑色的，灰色的，身上有漂亮的马披，如果上帝不肯承认这些牲畜比看它们走过的人穿得还好，那就算我有罪，这还是圣体游行的日子呢，每个人都把家里有的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了，为了来看我主而特意穿这样好的衣服，上帝造出我们的时候我们赤身露体，但只有穿上衣服我们才能到上帝面前，对于这样的上帝，或者说代表了这个上帝的宗教，人们怎能理解得了呢，当然，我们没有几个能在一丝不挂时也赏心悦目，看看那些没有化妆的人的脸就知道了，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要是我们脱下圣乔治的银制甲胄，摘下他饰有羽毛的头盔，那么正在走过来的这位圣徒的肉体是什么样子呢，是个用合页连起来的木偶，男人应该长毛发的地方没有一根毛，一个人可以成为圣徒，但也应该有其他人有的一切，如果一个圣徒不懂得人的力量以及往往是内生于这力量的软弱之处，那么就难以想象他的圣洁了，好吧，可是怎样向骑着白马走来的圣乔治解释这一点呢，也不知道这匹马是否名副其实，它一直在王宫马厩里生活，有专门的仆人负责照料并遛马，这匹马只供圣徒乘坐，从来没有让魔鬼，甚至也没有让人骑过，可怜的牲畜，到死都不算生活过，但愿上帝谅解这一点，因为它死后会被剥下皮，并变成一张鼓皮，当鼓被敲响，那颗愤慨的心也将被唤醒，到那时，那颗心就已经很苍老了，无论如何，这世上的一切，到最后都能平衡，都将抵消，已经发生的事说明了这一点，例如马夫拉的那个男孩和佩德罗王子之死，今天，这得到了进一步证明，那就是为圣乔治当持盾侍从的孩子，他骑着一匹黑马走来了，手里拿着标枪，头盔上饰着羽毛，今天晚上，不知有多少站在街道两旁从士兵肩膀上方看宗教游行的母亲会梦见骑在那匹马上的是她的儿子，儿子成了圣乔治在地上的侍从，也许成了在天上的侍从，就凭这点，生这个儿子也完全值得，现在，圣乔治又过来了，这一次是在王宫济贫院下属的王宫教堂教友会高举的大旗上，为第一个壮观场面收尾的是雄赳赳的鼓手和号手们，他们身穿天鹅绒服装，帽子上饰着白色羽毛，现在有个间歇，但非常短暂，因为各教友会数以千计的男男女女正在走出王宫小教堂，他们根据所属的教友会和性别排列，这里不准厄娃们和亚当们相互混杂，请看，走在队伍中的有安多尼·马利亚，西蒙·努内斯，曼努埃尔·卡埃塔诺，若泽·贝尔纳多，安娜·达·孔塞森，有安多尼·达·贝雅，还有不那么重要的若泽·多斯·桑托斯，布拉斯·弗朗西斯科，佩德罗·盖因，马利亚·卡尔达斯，名字非常多，颜色也不少，有红色，蓝色，白色，黑色，以及猩红色斗篷，有灰色无袖法衣，有栗色教士服披肩，披肩还有蓝色和绛紫色的，有白色和红色的，黄色的，猩红色的，绿色的，以及黑色的，而正在走过的教友就有几个黑人，不幸的是，即使在宗教游行当中，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也无法让他们去到我主耶稣基督身边，但是，还有希望，只要上帝某一天乔装成黑人，在教堂里宣布说，每个白人等于半个黑人，现在你们设法进入天堂吧；这样一来，有一天，这座海滨公园的沙滩上就会挤满来晒黑脊背以求进入天堂的人，今天看来这个主意荒唐可笑，不过，也有人不去海滩，那就让他们待在家里往身上涂油吧，涂各种各样的油，等到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邻居都认不出他们是谁了，这家伙到这里来干什么呢；颜色问题是教友会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暂且不说，反正各教友会正在往外走，能认出来的有，圣母圣条教友会，耶稣和圣母教友会，圣母圣咏教友会，圣本笃教友会，他们要斋戒，但都不瘦，圣母恩典教友会，圣克里斯品教友会，来自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的圣母教友会，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就住在这个地区，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朝圣之路教友会，还有一个朝圣之路教友会，不过是从阿勒克里姆来的，圣母救助教友会，耶稣教友会，圣母纪念教友会，圣母健康教友会，如果没有健康，玫瑰圣母怎能保持童贞，而瑟维拉又能指望传承什么美德呢，后面是来自奥利维拉的圣母教堂教友会，曾有一天该会向巴尔塔萨施舍过饭食，然后是圣安多尼所属的方济各会在圣玛尔塔的修女会，来自阿尔坎塔拉的佛兰德寂静圣母教友会，玫瑰经教友会，救世主教友会，圣安多尼教友会，圣母裁决教友会，埃及的圣马利亚教友会，如果巴尔塔萨这会儿是国王卫队士兵就有权加入该会，可惜没有残疾人教友会，现在走来的是慈悲教友会，这个他倒可以加入，又是一个圣母裁决教友会，不过这一个属于加尔默罗修道院，而上一个属于方济各第三修道会，似乎祈祷词不够长，已经念完一遍了，于是大家又从头念起，后面又是救世主教友会，但属于三位一体修道院，而上一个属于圣保禄修道院，然后是善后教友会，可惜王室法官没有为巴尔塔萨迅速善后，接着是圣路济亚教友会，圣母善终教友会，如果说的确有善终这么一回事的话，被遗忘者的耶稣教友会，从这个名字来看人们难以发现，丢下被遗忘者们，给他们一个不受欢迎的耶稣，这样的宗教堕落到了何种地步，毕竟要是耶稣名副其实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遗忘了，圣母感孕教堂灵魂教友会，但愿是晴天，不要下雨，本市的圣母教友会，圣母救助灵魂教友会，圣母慈悲教友会，木匠主保圣若瑟教友会，援救教友会，慈悲教友会，圣加大利纳教友会，失落孩童教友会，既有被丢失的，也有被遗忘的，或者没被找到，或者未被记住，就算被记住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圣母净化教友会，另一个圣加大利纳教友会，上一个是书商教友会，这一个是铺路工人教友会，圣安娜教友会，圣安利日教友会，安利日是金匠们的有钱的小主保圣人，圣弥额尔和圣灵教友会，圣马弟亚教友会，圣母和圣咏教友会，圣茹什塔教友会，圣鲁菲娜教友会，殉道者灵魂教友会，圣伤教友会，本市的方济各圣母教友会，圣母悲伤教友会，仿佛我们的悲伤还不够似的，现在只差灵魂拯救教友会了，灵魂拯救总是在后边，有时候来得太迟，如果希望尚余，也寄托在圣体上，看，圣体从那边来了，被描画在一面旗帜上，在前开路的是施洗若翰，他扮作男孩模样，赤身露体，四个天使一路上撒着鲜花，难以想象在别的地方会有更多的天使在平民百姓的街道上巡游，你只须伸出一根手指马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天使，不错，他们确实飞不起来，所以说能飞翔并不足以证明天使的身份，如果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或者简单地称其洛伦索，如果他某天真的飞了起来，那么也不会因为有这点技艺就成为天使，成为天使还要求有其他品质，但是，进行这些研究还为时过早，现在尚未收集到足够的意志，宗教游行仍在进行之中，已经能感到上午的炎热逐渐逼近了，现在是一七一九年六月八日，现在走过来的是什么队伍呢，是各宗教团体，但人们开始心不在焉，修士们走过来，人们连看也不看一眼，对辨认不同的修会也毫无兴致，布里蒙达望向天空，巴尔塔萨则看着布里蒙达，她怀疑这时候是新月时间，她看到加尔默罗修道院上方出现了一轮娥眉新月，像一片弧形刀锋，像一把尖利的弯刀，替她的眼睛剖开所有人的躯壳，就在这时，第一个宗教团体走过去了，他们是什么人，我没有看见，没有留意，是修士们吧，来自方济各第三修会，方济各会加布遣小兄弟会，还有上帝的圣若望修道院的修士们，方济各会修士们，加尔默罗会修士们，多明我会修士们，熙笃会修士们，圣罗克和圣安唐的耶稣会会士们，太多的名词，太多的颜色，搅得人头昏脑涨，记忆错乱，该吃随身带的干粮或者买来的食物了，人们一边吃一边谈论刚刚经过的队伍，金色十字架，花边袖子，白色披巾，长袍，高筒袜，带扣饰的鞋子，尖顶帽，女人们的头巾，圆摆裙，各色的斗篷，蕾丝绣花衣领，短外衣，只有原野上的百合花不会纺线织布，所以才一丝不挂，如果上帝当初想让我们也这样，他就会造出百合花一样的男人们了，幸运的是，女人们确实像百合花，但却是穿着衣服的百合花，布里蒙达就是，不管有没有穿着衣服，巴尔塔萨，怎么可以想这个呢，这可是可耻的念头，特别是现在主教堂的十字架正经过的时候，十字架后面是各传教团，还有奥拉托利会，各教区的无数神职人员，啊，先生们，如此多的人设法拯救我们的灵魂，不过首先还要设法找到那些灵魂，巴尔塔萨，别做梦了，别以为你是士兵，尽管是残废士兵，就依然属于正在经过的这些个兄弟会，一百八十四人，来自圣地亚哥骑士团，还有一百五十人来自阿维斯骑士团，同样一百五十人来自基督骑士团，最后一支队伍的骑士们正在挑选足以加入他们的人，因为上帝不愿意让残疾者去到他的圣坛前，尤其是平民血统的残疾者，所以，就让巴尔塔萨留在原地吧，观看宗教游行，此时经过的是随从，唱诗班成员，内侍，王室卫队的两名副官，一，二，身穿华丽的制服，我们今天将之称作礼服，接着是宗主教十字架，旁边有鲜红的帐幅，神父们手持法杖，法杖两端冠以束束康乃馨，啊，这些花儿的命运太悲惨了，未来某天还会被插进来复枪的枪管里，接下来是主圣母教堂唱诗班的孩子们，主圣母教堂是伞形的主教教堂，红白条纹相间，所以二三百年以后，人们开始用教堂这个词指代雨伞；我的教堂断了一根条；我把教堂忘在公共汽车上了；我把教堂送去修理，换了一个新把手；我在马夫拉的教堂什么时候建成呢，国王心里这样想着，他走过来了，用手扶着华盖的一根支撑杆，但首先迎来的还是主教座堂理事会，先是身穿着白色法衣的咏礼司铎们，接着是身着同样颜色的十字褡的司铎们，最后是头戴法冠，身穿法披的教会要人们，关于这些服饰的名字，平民百姓哪里懂呢，比如说主教冠吧，平民们知道这个词，了解它的形状，既可以放在母鸡屁股上，也可以戴在咏礼司铎的脑袋上，这里的每位咏礼司铎都有三个家人服侍，一个举点燃的火炬，一个捧着礼帽，这两个人都身穿礼服，另一个身着长袍，为他提着长衣裾，现在开始到来的是宗主教一行，走在前面的六位有贵族血统，每人手中均持点燃的火炬，接着是手持法杖的助祭，一起的还有一位托着船形香炉的神父，后面是提着晃个不停的银雕香炉的辅祭们，另外还有两位司仪，十二名手持火炬的护卫；啊，罪孽深重的人们，男人们和女人们，你们短暂的一生都在步向末路，你们纵欲无度，暴饮暴食，不参加圣事，逃避缴纳什一税，还能厚颜无耻并毫不恐惧地谈论地狱，你们，男人们，你们竟然能在教堂里摸女人们的屁股，你们，女人们，你们只因为还残存一点羞耻才没有触摸男人们的那些部位，你们睁眼看看什么过来了，是八根撑杆的华盖，华盖下面就是我，宗主教，手中捧着圣体匣，罪孽深重的人们，你们给我跪下，跪下，现在你们就应当割掉生殖器，免得纵欲，现在你们就应当把嘴封住，免得大吃大喝玷污了你们的灵魂，现在你们就应当清空你们的口袋，因为天堂不需要钱，地狱也不需要，在炼狱里承兑罪孽的是祈祷，不错，只有这里才需要钱，需要黄金做另一个圣体匣，需要白银养活这些重要人物，养活为我拿法器和法冠的两名咏礼司铎，养活在前面为我提着衣襟的两名副执事，养活在后边为我提衣裾的人，所以他们才叫提衣裾者，还有这一个，我亲密的朋友，是位伯爵，替我拿着雨披，还有撑着长柄扇的两名侍从，握着银制权杖的持杖者们，捧着黄金教冠的盖纱的一名副执事，因为教冠是不得用手直接触摸的，耶稣太傻了，头上从来不曾戴过教冠，他是上帝之子，这我不怀疑，但土里土气，因为谁都知道，如果没有主教冠，教皇冠，或者圆顶高礼帽，这个宗教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只要他戴上一顶教冠，就能成为最高神职人员，他完全可以代替本丢·比拉多出任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而我也得以避免多少累赘，世界将变得多么美好，想想吧，若是相反的情形，我也不是宗主教，让恺撒的归上帝，上帝的归恺撒，我们就在这里理清账户，在这里分钱，这个银币归我，那个银币归你，而我将如实地宣告，我必将如此宣告；我，你们的国王，葡萄牙，阿尔加维和其余地方的国王，虔诚地手持这根镀金权杖，你们看吧，一位君主在尘世和心灵上如何尽心尽力保护其祖国和人民，我本可以打发一个侍从，指定一位公爵或者侯爵代替我，但是我亲自来了，我的各位兄弟亲王也是你们的大人们也亲自来了，跪下，给我跪下，因为圣体匣即将过来，我正经过这里，圣体匣中就是耶稣，而我的身体里则是尘世国王的荣光，二者间谁更优越呢，一切肉体能感到的都属于我，我是国王，我是种猪，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修女们都是我主的妻子，这是神圣的真理，她们侍奉我主，同样也在床上侍奉我，因为我是她们的主人，她们一只手捻着念珠，一边快活地喘着粗气，玄妙的肉体，交叉，结合，祈祷室里的圣徒们竖起耳朵倾听床帐里炽热的私语，床帐在空中撑开，这就是天堂，没有比这更好的天堂了，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头垂在肩上，可怜呀，也许是正在忍受痛苦的折磨，也许是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正在脱衣服的保拉，也许因为这个妻子被夺走而满腹醋意，她是修道院里被香火熏得香气宜人的鲜花，多么美妙的肉体，但最后我会离开，而她会留下，如果她怀孕了，就是我的儿子，这无须多加张扬，后边来的是唱诗班，他们唱着赞美诗和圣歌，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不消说，国王都有这些念头，怎么可能还有别的国王治理王国，所以，当我和保拉躺在床上交欢之前，之时，以及之后，让奥利维拉修道院的修女们朝保拉的卧房唱诵万福经吧，阿门！

礼炮齐鸣，大黑船上响起排炮，不远处的王宫广场炮台上也响起炮声，轰鸣声此起彼伏，各要塞和城堡更是响声震天，在广场列队的佩尼谢和塞图巴尔王室军团行持枪礼。上帝的圣体在里斯本游行，他是殉教的羔羊，是全部军队的主人，好一个矛盾的合集，黄金的太阳，水晶的太阳，让人低头敬礼的圣体匣，被吞噬被消化直至化为齑粉的圣灵，有谁看到你活生生地与这些居民们在一起还会吃惊呢，他们是被砍下头的绵羊，是没有自己的武器的士兵，是沙漠里的白骨，是吞噬自身肉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女人们和男人们匍匐在街道两旁，扇自己和旁边人的耳光，捶打自己的胸脯和大腿，伸长手臂去触摸在面前经过的流苏，锦缎，花边，触摸天鹅绒和缎带，触摸刺绣丝绸和珠宝首饰；我主上帝不在天上。

天色渐晚。天空光线微弱，几乎没有光了，月亮露出一点儿迹象。布里蒙达明天就能看见了，今天还是她的盲日。

14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从科英布拉回来了，现在他已经是教规学博士，德·古斯曼这个专用称呼已经得到官方确认，还有书面证明，而我们呢，我们算什么东西，胆敢把骄傲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鉴于他有理由如此，所以原谅他的不够谦虚更有利于我们的灵魂，这样一来，我们自身的骄傲或者其他罪孽便可以得到宽恕，况且最糟糕的并不是改变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改变面孔，或者改变谈吐。在面孔和谈吐方面他似乎没有变化，而对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来说，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更改，既然国王把他当作王宫小教堂贵族神父和皇家学院院士，那么在面孔和谈吐，连同使用的名字方面，就应当有所增减，而出现在阿威罗公爵庄园大门口的他并没有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以那三个身份看到那个机器，各自会如何反应呢，贵族会说那是区区的机械活计，小教堂神父会诅咒说那分明是魔鬼的勾当，而院士则会因为这是未来的事物而退出，直到它成为过去的事物的时候才肯回来。理所当然，这一天就是今天。

这位神父住在阳台临着王宫广场的一所房子里，从一位寡居多年的房主那里租下，其丈夫曾任权杖保管人，一次殴斗时中剑身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唐·佩德罗二世还在位，这桩陈年旧案因为神父住在这里才老事重提，对遗孀只字不提似乎欠妥，至少应当把这件事情交代一下，至于她的名字，如前所述，就无须提及，因为确实毫无意义。神父住在王宫附近，做得对，因为他是王宫的常客，这倒不是由于他具有贵族神父头衔而必须履行义务，这种头衔与其说有实际权力倒不如说是个荣誉称号，而是由于国王喜欢他，尽管已经过十一年之久，国王依然对这项事业心怀希望，所以和蔼可亲地问他，我总有一天能看到机器飞起来吧；对此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诚实地做了回答，也只能这样回答，禀告陛下，那机器总有一天会飞起来；但是，我能亲眼看到它飞吗；陛下万岁，但愿陛下比旧约中人类的祖先们更加长寿，不仅会看到机器飞起来，而且还能乘它飞行呢。神父的回答当中似乎有不妥之处，但国王没有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但对神父宽大为怀，或者是因为想起来要去参加其女儿，也就是唐娜·马利亚·芭芭拉公主的音乐课而心不在焉，确实如此，他向神父打个手势，让他和随从人员一起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这种恩宠。

小姑娘坐在拨弦钢琴前，她还小，未满九岁，但巨大的责任已经压到那圆圆的小脑袋上，用短胖的手指准确地弹击琴键，还要意识到，如果她知道这件事的话，还要意识到马夫拉正在建造一座修道院，俗语中总是蕴藏着真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因为在里斯本出生了一个孩子，马夫拉就大兴土木，还从伦敦聘请来了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参观音乐课的两位陛下十分低调，在场人员共计三十人左右，人数不少，因为把国王和王后本周的当班内侍和侍女，以及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都计算在内，另外还有其他神职人员。音乐大师纠正着指法，法，拉，多，法，多，拉；公主殿下非常努力，咬着小小的嘴唇，在这一点上与其他任何孩子都没有区别，不论在王室还是在其他地方出生，母亲强压着焦虑，父亲则一本正经，神态严肃，只有女人们心肠软，容易被音乐和女儿感动，尽管她弹得很不好，我们也不用大惊小怪于唐娜·马利亚·安娜还在指望出现奇迹，女儿才刚刚开始学，再说斯卡拉蒂先生来到这里才短短几个月，而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取如此难念的名字呢，因为不难发现，他的名字就是埃斯卡拉特，即红的意思，名副其实，此人身材魁梧，嘴宽而刚毅，两只眼睛间距略宽，我不了解意大利人，这位就是，他三十五年前在那不勒斯出生；这是生命之力，朋友。

音乐课结束了，陪同人等也散开了，国王去一个地方，王后去另一个地方，公主去哪儿我不知道，所有人都遵从先例成规，没完没了地屈膝行礼，最后，公主的看护和侍从的衣服的窸窣声远去了，大厅里只剩下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和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意大利人弹弹钢琴，一开始是即兴发挥，然后仿佛在寻找一个主题，或者在校正一个音，突然间，他像是完全沉醉在所弹的乐曲之中，两只手如同鲜花簇簇的船在水流中飞驰，偶尔在岸边垂下的树枝前停留片刻，接着继续飞快地前进，直到在一个深深的湖泊广阔的水面上徜徉，是那不勒斯明亮的海湾，是威尼斯隐秘而又喧闹的河流，而在特茹河河面闪烁的光辉之下，国王已经走了，王后回到寝室，公主伏在绣花绷架前，她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是尘世之声的念珠，是在地上的圣母。斯卡拉蒂先生，等意大利人结束了即兴演奏并调好音之后神父才开口说，斯卡拉蒂先生，我不敢自诩懂得这门艺术，但我毫不怀疑，即便是我家乡的印第安人，对音乐的了解还不如我，听到这天堂的音韵也一定神驰天外；也许不会吧，音乐家回答说，众所周知，欣赏音乐的前提是一对接受了教育和训练的耳朵，正如眼睛必须学习才能判断文字和所阅读的文章的价值一样，耳朵受了教育才能听懂语言；您的话经过了深思熟虑，纠正了我轻浮的论断，人们有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容易说些自以为他人爱听的话，而不是坚持真理；但是，为了能坚持真理，人们必须首先了解谬误；还要将谬误付诸实践；我不能用简单的是或非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谬误的必要性。

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把胳膊肘支在钢琴盖上，久久望着斯卡拉蒂，趁二人没有说话的时机，我们可以说，一位葡萄牙神父与一位意大利音乐家之间的这种流畅的交谈也许并非凭空杜撰，近年来两个人无疑曾在王宫内外相互问候并进行过这类谈话，现在只不过顺理成章地移植过来而已，正如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更多的交谈。如果有人感到诧异，这位斯卡拉蒂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能如此流利地说葡萄牙语，那么首先我们不应当忘记，他是个音乐家，并且应当说明，七年之前他便熟悉了这种语言，因为在罗马时他曾为我们的使节效力，更何况他在周游世界之时，比如遍访各国王室和主教府期间一直不曾忘记学过的东西。至于他话语中流露的学究气，以及适当且无懈可击的用词，则是因为从某人那里得到了帮助。

说得对，神父说，但是，这样一来，人就难免自认为拥护的是真理但实际上主张的是谬误了；同样，人也难免认定拥护的是谬误但实际上主张的是真理，音乐家回答说；神父马上说，请阁下想到这一点，即比拉多问耶稣何谓真理的时候，他既没有指望得到答案，救世主也没有给他答案；或许二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存在；如此说来，从这一点上看，比拉多与耶稣不分伯仲了；从结果来看的确如此；既然音乐如此善于说理立论，比起布道者，我更想做一名音乐家了；感谢阁下的称赞，但于我而言，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先生，我倒希望我的音乐有一天能像传经布道一样可以阐述，比较和得出结论；然而，当一个人仔细考量说出的话以及说话的方式的时候，斯卡拉蒂先生，尽管细节得到了阐述和比较，但却往往如云似雾，最终得不出任何结论。对此，音乐家没有回答；神父接着说，每个诚实的布道者走下布道台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意大利人耸耸肩膀说，演奏音乐和布道之后总会静默片刻，人们是否赞扬布道词，或者是否欢迎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许只有沉默真正存在。

斯卡拉蒂和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下到王宫广场，在那里分了手，音乐家在王宫小教堂没有练习课的时候，去到全城各地去创作乐曲，神父则返回住处的阳台上，那里可以望见特茹河，河对岸是巴雷罗低地，阿尔马达以及普拉加尔山，再往远处就是基本上看不见的布吉奥塞卡山顶了，阳光明媚，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说一声有光，如果真的只这样说一个词，那整个世界就会完全一样，一语定乾坤，他是一边走一边创造世界的，造了海洋然后在海上航行，后来造了陆地以便可以弃舟登岸，在一些地方停留了一下，另一些地方只是经过，不曾多看，他曾在这里休息，还在河里洗了澡，因为周围没有任何人窥视，正因为如此，大群大群的海鸥才聚集在这河岸附近，至今仍然等待着上帝再来特茹河中洗澡，当然，已经不再是相同的水流了，但至少再见一次，作为出生为海鸥的回报。它们也想知道上帝是否苍老了许多。权杖保管人的遗孀过来对神父说饭已经准备好了，下面，一队巡逻士兵围住了一辆轿式马车。一只海鸥离开兄弟姐妹在屋檐上方盘旋，借着从陆地吹来的风以支撑，神父自言自语地说，祝福你，海鸟；在内心深处他感到自己是由同样的肉和同样的血构成的，他打了个寒战，仿佛感到脊背上长出了翅膀，海鸥飞走时，他发觉自己迷失在荒无人烟之境；这种情形下比拉多和耶稣毫无分别，这个突然出现的念头使他回到世上，感到自己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皮肤蜕在了母亲的子宫内，这时他大声说，上帝是一。

之后那一整天，神父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停地呻吟，叹息，下午已经过去，夜幕降临了，权杖保管人的遗孀又来敲门，说晚餐已经做好，但神父没有吃，似乎准备开始他伟大的禁食，以便以新的和更加锐利的目光来理解事物，虽然他并不清楚，在向特茹河上的海鸥宣告上帝是一之后，前方还有更多的什么等待他去理解，这真是大胆妄为到了极点，就连异教创始者们也不否认上帝实质上是一这一点，而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接受的教育是，上帝在实质上是一，位格上是三，今天，这些海鸥使他对此产生了疑问。天完全黑下来，城市睡了，即使没有睡着也沉默不语，只能间或听到哨兵的口令声，但愿法国劫船者们不来这里上岸，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关上门窗，坐到钢琴前，透过屋子的缝隙和烟囱飞向里斯本夜空的是怎样精妙的乐曲呀，葡萄牙卫队和德国卫队的士兵们听到了，前者和后者都听懂了，在甲板上露天睡觉正在梦中的水手们听到了，当他们醒来的时候会听出那是什么乐曲，在里贝拉过夜，躲在搁浅在陆地上的船下的流浪汉们也听到了，成千座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和修女们听见了，他们说，那是上帝的天使们，因为这片土地上奇迹层出不穷；即将杀人越货的蒙面大盗们和被匕首刺中的人们都听到了，后者不用再请求忏悔便在死前得到宽恕，宗教裁判所一间深深的牢房里的囚犯听到了，他抓住旁边的一个狱卒，扼住他的喉咙，将他掐死了，没有比这种谋杀更悲惨的死亡了，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听到了，他们躺在床上问，这是什么音乐呀；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就住在附近，在所有人当中头一个听到，他下了床，点上油灯，为了听得更清楚，把窗户打开了。一只只大蚊子也钻了进来，停在天花板上，细细长长的腿站着，开始时有些摇摇晃晃，后来就纹丝不动了，仿佛似有若无的灯光对它们没有吸引力，也许是被沙沙的笔声催眠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早已坐起来开始书写，我在他之中；天亮了，神父还在写，写的是圣体布道词，这一夜，蚊子们没有叮神父之体。

几天以后，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正在王宫小教堂时，意大利人来与他交谈。说了些刚见面的寒暄话以后，两个人便从国王和王后观礼台下面的一个门走了出去，这些门都通向进入王宫的走廊。他们漫步闲逛，不时望一望挂在墙上的挂毯，上面画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信仰的胜利，圣餐礼颂，均从鲁本斯的作品临摹而来，有多俾亚的故事，临摹自拉斐尔的画作，还有征服突尼斯，假如有一天这些挂毯着了火，连一根丝线也剩不下。从他的口吻里不难听出来，这不是他将要谈的重要内容，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对神父说，国王的观礼台上有一个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复制品，昨天我有幸见到了国王的亲自展示；他从来没有赐予我这种荣耀，我这样说绝非出于嫉妒，我很高兴意大利通过她的儿子获此殊荣；据说国王是位伟大的建筑家，莫非正因为如此，他才乐于以自己的双手建起像圣伯多禄大教堂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尽管规模要小一些；正在马夫拉建造的修道院非常不同，这座巨大的建筑物将在今后几个世纪里令人惊叹；人能通过手创造出何等不同的作品啊，我的作品是声音；你是说手吗；我是说作品，产生同时就在消失；你是说作品吗；我是说手，要是没有记忆和我可以将其写下的纸，手能留下什么呢；你说的是手；我说的是作品。

这似乎仅仅是一种有趣的文字游戏，以文字的不同意义开开玩笑，那个时代很常见，对方是否明白无关紧要，有时候甚至故意模糊语义。就好像一位布道者在教堂里对着圣安多尼的画像大声叫喊道，黑鬼，窃贼，醉汉；这样一来听众们大惊失色，然后他再解释个中意图，挑明其花招，所有这些斥骂都是表面现象，现在他该说明原因了，说圣徒是黑鬼，因为他的皮肤被魔鬼涂黑了，但魔鬼却涂不黑他的灵魂，说圣徒是窃贼，因为他曾从马利亚手中抢走了圣子，说圣徒是醉汉，因为他曾陶醉于上帝的恩惠；但我必须警示你们，小心从事吧，布道者，当你反转概念的时候，恰恰在无意识中说出了于你心中沉睡，于你梦中翻腾的隐秘的异教倾向；你又喊道，该死的圣父，该死的圣子，该死的圣灵，但马上又补充说，让魔鬼们在地狱里这样声嘶力竭地叫喊吧；你以为这样就能逃避惩罚，但那个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人，当然不是瞎了眼的多俾亚，而是那个既不瞎，眼前又不是一片黑暗的人，他知道你说出了两个意味深长的真相，他会从两个当中选择一个，选择他自己的那一个，因为你和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上帝的真相，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上帝。

这又好像是文字游戏，作品，手，声音，飞行；人们告诉我，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你的这双手能使一架机器飞到空中；他们说出了当时看到的事实，但他们没有看到第一个事实掩盖的事实；我倒想了解得更清楚一点；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事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还请你一定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这可是秘密呢；对这个问题我要这样回答，据我想象所及，只有音乐能在空中飞翔；那么明天我们去看一个秘密吧。这时他们正停在多俾亚故事系列的最后一幅挂毯前面，画描述的是鱼的苦胆使盲人恢复了视力；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先生，苦味正是有双重视觉者的目光；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先生，我迟早要把这一点写进音乐之中。

第二天，两个人各自骑上自己的骡子，前往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一边是主人住宅，一边是粮仓和仓库。耳边传来水车转动的声音，水在沟里汩汩地流动。附近的苗圃已经播种，果树也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眼看去，这里与十多年前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头一次进来时那荒芜的景象完全不同了。前边的地仍然荒着，力有不逮，只能如此，只有三只手可以种地，而这三只手大部分时间不能干地里的活计。仓库的门敞开着，里边传出干活的声响。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请意大利人在外边等一下，自己进去了。只有巴尔塔萨一个人，他正在用手斧切割一根长长的椽木。神父说，巴尔塔萨，下午好，今天我带了一位访客来看那机器；是谁呀；王宫里的人；不会是国王吧；总有一天他要来的，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和我单独谈过，问什么时候他能看到机器飞起来，这次来的是另一个人；这样他就了解这个非常秘密的事了，我们不是说好要保守秘密吗，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才一直只字不提；我是大鸟的发明者，我决定怎样做适合；但制造这架机器的是我们，要是你希望，我们可以走；巴尔塔萨，我不知道怎样向你解释才好，但我坚信我带来的人非常可靠，我敢为他担保，敢用我的灵魂打赌；是女人吗；男人，意大利人，几个月前才到王宫，他是个音乐家，公主的钢琴教师，王宫小教堂的演奏家，名字叫多梅尼科·斯卡拉蒂；是埃斯卡拉特吧；不完全一样，但区别不大，可以称呼他埃斯卡拉特，人们也会以为你叫对了。神父朝门口走去，但又停住脚步问，布里蒙达在哪儿呢；在菜地里，巴尔塔萨回答说。

意大利人站在一棵大法国梧桐树的阴凉里。他似乎对四周的一切并不感到好奇，只是静静地看着主人住宅关着的窗户，长了草的屋檐，水沟中汩汩的流水，以及贴着水面低飞捕捉飞虫的燕子。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块从口袋里抽出来的布条；要接触这个秘密必须把眼睛蒙上，神父笑着说；音乐家以同样的口吻回答，通常人们离开秘密时，依然蒙着眼睛；但愿这次不是，斯卡拉蒂先生，注意门槛，这里有一块更高一点的石头，好了，在除下蒙眼布以前我要告诉你，有两个人住在这里，男人叫“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女人叫布里蒙达，因为和“七个太阳”在一起生活，所以我称她“七个月亮”，他们正在这里建造我要让你看的作品，我说清楚应当怎样做，他们就依照我的指示去完成，现在可以解下蒙眼布了，斯卡拉蒂先生。意大利人不慌不忙地解下蒙眼布，神态像刚才望着燕子时那样安详。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只巨大的鸟，双翅展开，尾巴张成扇形，长长的脖子，脑袋刚有个雏形，因此看不出它将是一只隼还是海鸥；这就是那个秘密吧，他问；对，至今有三个人知道，现在是四个人了，这位是“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布里蒙达还在菜园里，很快就会回来。意大利人向巴尔塔萨轻轻点了点头，巴尔塔萨回以深深的点头致意，动作不算灵巧，他毕竟一直在这里当机械师，身上很脏，被铁匠炉熏得黑黑的，全身只有铁钩子因为经常干活而闪闪发光。多梅尼科·斯卡拉蒂走近靠两边支撑着的机器，把手放在一只翅膀上，就好像要在琴键上弹奏一样，令他惊奇的是，整个大鸟颤动了一下，要知道大鸟很重，木头骨架，铁片，拧起来的藤条，要是有力量让这庞然大物飞起来，那么人就无所不能了；这翅膀是固定的吗；对，是固定的；但没有不拍动翅膀就能飞翔的鸟；对这个问题，巴尔塔萨会回答说只要有鸟的形状就能飞起来，但我的回答是，飞翔的奥秘不在于翅膀；这是我无法了解的秘密吗；除了这里所能看到的以外，我不能再多说了；这我已经十分感谢了，但是，既然这只大鸟将来一定能飞起来，可它怎么出去呢，门太小了，无法通过吧。

巴尔塔萨和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相互看了一眼，神情有些茫然，随后又朝门口看过去。布里蒙达站在那里，手里提着满满一篮子樱桃，她回答说，建筑有时，拆毁有时，一些人用手建筑了这个屋顶，另一些人会用手把它拆毁，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拆毁所有的墙。这是布里蒙达，神父说；“七个月亮”，音乐家补充道。她耳朵上戴着樱桃当耳环，这是为了给巴尔塔萨看的，所以朝他走过去，微笑着把篮子递到他手里；这简直是维纳斯和伏尔甘，音乐家心里暗想；让我们原谅他贸然联想到古典神话人物吧，他怎么会知道布里蒙达粗布衣衫下的那躯体是什么样子呢，又怎么会知道巴尔塔萨也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种黑黑的龌龊小人，他也不像伏尔甘那样是个瘸子，不错，巴尔塔萨少了一只手，但上帝也是这样。再说，要是维纳斯有布里蒙达那样的眼睛，世界上所有的公鸡都会为她歌唱，她也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情人们的心，在某些事情上凡夫俗子胜过神明。同样也无须说，巴尔塔萨还有一点比伏尔甘强，因为那个神失去了女神，而巴尔塔萨却不会失去他的女人。

几个人围着篮子坐下，把手伸进篮子里取点心，不拘礼节，但要注意别碰上别人的手，现在巴尔塔萨余下的那只手像夹子一样伸进去了，他的手像橄榄树干一样粗糙，随后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那神职人员的柔软的手，再是斯卡拉蒂那精准无误的手，最后伸过去的是布里蒙达的手，动作小心翼翼的手，但疏于保护，指甲中藏着泥土，因为她刚从菜园里回来，在采摘樱桃之前一直在锄草。他们都把果核随手扔在地上，即便国王在这里也会这样，通过这些小事你会看出确实众生平等。樱桃很大，果肉多汁，有些已经被鸟儿啄过，而天上会有怎样的樱桃园呢，时机到来时，这另一只鸟就可以以此为食，不过它现在还没有脑袋，但是，无论它会成为海鸥还是隼，天使和圣徒们都可以确信，他们能吃到未经啄过的完好的樱桃，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两种鸟对素食都不屑一顾。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说，我不会披露飞行最关键的秘密，但正如我在申请书和备忘录中所写的，整个机器靠与重力方向相反的吸引力拉动，如果我放开这个樱桃核，它就掉到地上，因此，所面临的困难是找到使它上升的东西；找到了吗；秘密是我发现的，但寻找，收集，以及组织必要材料的工作由我们三个人完成；这是地上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我和巴尔塔萨年龄一样，都是三十五岁，我们自然不能是父子，也就是说，从自然规律上说我们更可能是兄弟，但要是兄弟的话，就必然是孪生兄弟，可他在马夫拉出生，我在巴西出生，并且我们俩外表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圣灵呢；圣灵应该是布里蒙达，或许她是最接近于非尘世的三位一体的那部分；我也三十五岁，但我在那不勒斯出生，我们不可能是三位一体的孪生兄弟了，布里蒙达，你多大年纪呢；我二十八岁，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布里蒙达回答的时候抬起了眼睛，在半明半暗的仓库里几乎呈白色，而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听见竖琴最低音的琴弦在自己身体里拨动的回响。巴尔塔萨大模大样地用钩子提起几乎空了的篮子说，点心吃过了，我们干活吧。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把梯子靠在大鸟上说，斯卡拉蒂先生，也许你想看看我的飞行器的内部。两个人上去了，神父手里拿着图纸，他们在里面可以类比为船甲板的地方走着，神父解释各个部件的位置和作用，铁丝和琥珀，圆球体，铁板，一再强调这一切通过相互间的吸引力而运作，但他既没有提到太阳也没有说圆球体里面将装进什么，但音乐家问道，什么东西吸引琥珀呢；或许是上帝，一切力都在上帝之中，神父回答说；琥珀吸引什么东西呢；吸引圆球体内的东西；这就是那个秘密吗；对，这一点是秘密；是矿物，植物还是动物呢；既不是矿物，也不是植物或者动物；万事万物，要么是矿物，要么是植物，要么是动物；并非一切，有些东西就不是，例如音乐；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你总不会说这些球体里将装进音乐吧；不会，但谁知道呢，也许装进音乐这机器也可以飞起来，这一点我要考虑考虑，总之，听到你弹钢琴，我几乎感到自己在空中飞了；你在开玩笑吗；斯卡拉蒂先生，这远不是你所想的玩笑。

意大利人离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将在这里过夜，利用来这里的机会演习一下布道词，过不了几天就是圣体瞻礼了。告别的时候他说，斯卡拉蒂先生，在王宫感到烦恼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过来这个地方；我会记得的，并且，如果不妨碍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工作的话，我就把钢琴带来，为他们和大鸟弹奏，说不定我的音乐能进入圆球体与里面的神秘成分结合起来呢；埃斯卡拉特先生，巴尔塔萨急切地插入了对话，如果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先生准许，想什么时候来就来吧，但是；但是什么；我没有左手，代替左手的是这钩子或者长钉，我心上还有个血十字；那是用我的血画的，布里蒙达说；我是你们所有人的兄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斯卡拉蒂说。巴尔塔萨把他送到门外，帮助他上了骡子，埃斯卡拉特先生，如果需要我帮你把钢琴搬来，只要说一声就行了。

天黑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与“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一起吃了晚饭，腌沙丁鱼，煎鸡蛋，一罐水，以及又粗又硬的面包。两盏油灯难以照亮仓库。角落里的黑暗似乎蜷成一团，伴随微小惨白的灯光的摇曳，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大鸟的影子在白墙上晃动。夜晚很热。透过开着的门朝对面主人住宅的房檐上方望去，能看到凹形的天空星光闪闪。神父走到院子里，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注视着横穿苍穹的银河，那是去往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要么就是朝圣者们的眼睛久久凝视天空，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光亮；上帝实质是一，位格也是一，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突然大声喊道。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都跑到门口看他在喊什么，其实他们对神父大声朗诵并不少见多怪，但这样在外边猛向苍天大声吼叫的事不曾有过。神父停顿了一会儿，寂静中蟋蟀还在尖叫，然后神父又大声吼叫起来，上帝实质是一，位格却是三位一体。第一句话讲完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现在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转过身对在他后面的两个人说，我做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断言，你们告诉我，哪一个是真的；我不知道，巴尔塔萨说；我也不知道，布里蒙达说；神父又说，上帝实质是一，位格也是一，上帝实质是一，位格是三位一体，哪个正确，哪个错误；我们真的不知道，布里蒙达说，我们听不懂这些话；不过，你相信三圣一体吗，相信圣父吗，相信圣子吗，相信圣灵吗，我指的是教廷的教义，而不是那个意大利人说的；我相信；那么你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是啊；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上帝是仅仅一个人，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的时候他只是单独一个，你相信吗；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也相信；我只是对你说，要相信，至于相信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不要把我这些话告诉任何人，那你呢，巴尔塔萨，你持什么意见；打从开始建造这个飞行机器的那天起，我就不想这些事情了，也许上帝是一个，也许是三个，就算是四个也没有什么关系，看不出什么差别，说不定上帝是十万人的军队中唯一活下来的士兵，所以他既是士兵，又是上尉和将军，同时他也是只有一只手的人，这你曾经说过，并且我也相信了；比拉多问耶稣何谓真理，耶稣没有回答；也许知道这事还为时过早，布里蒙达说；她和巴尔塔萨走到门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他们常常坐在这块石头上互相给对方捉虱子，现在她在给巴尔塔萨解下系着钩子的链子，然后把光秃秃的半截胳膊抱在怀里，以减轻他那无法治愈的疼痛。

我在他之中，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说，他回仓库里了，就这样开始他的布道词，但今天他不设法制造声音效果，不使用令听众怦然心动的颤音，不利用强制性的命令口气，不作意味深长的停顿。他只是朗读自己写下的东西，插入一些临时想到的话，后者否定前者，或者质疑前者，或者使前者所表达的意思产生偏移；我在他之中，对，我在他之中，我指上帝，在他之中的他是人，就是我之中，因为我是人，在其中的是你，因为你是上帝，上帝在人之中，但上帝巨大，人是上帝之造物中的极小的部分，人之中怎能容得下上帝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上帝通过圣事在人之中，显然如此，非常显然，但是，如果上帝通过圣事留在人之中，那人就必须收纳他才行，这样，上帝不是想在人之中便能做到，而是人收纳他的时候才能在人之中，莫非正因为如此，造物主才把自己造成人的形象，啊，这样说来对亚当的指责就太不公正了，上帝没有在他之中是因为还没有圣事，那么亚当也完全可以责怪上帝，因为上帝仅仅因为一个罪孽便永远禁止他吃生命之树上的果子，并且永远对他关闭天堂的大门，而这位亚当的子孙们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孽，他们身体之中却有上帝，并且能毫无阻碍地吃生命之树的果实，既然惩罚亚当是因为他想与上帝相似，那么，为何现在人们身体中都有上帝却不受惩罚呢，甚至，为何那些不想接纳上帝的人也不受惩罚呢，身体中有上帝或者不想有上帝是同样的荒谬，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我在他之中，上帝在我之中，或者上帝不在我之中，在这在与不在的密林中我怎么辨别方向呢，在即为不在，不在即为在，矛盾的近似，近似的矛盾，我怎能穿过这刀刃而不受伤害呢，啊，现在概括一下，在耶稣成为人之前，上帝在人之外，不可能在人之中，后来通过圣事到了人之中，这样说来人几乎就是上帝了，或者最终将成为上帝本身，对，是这样，我之中有上帝，我就是上帝，我不是三位一体或者四位一体的上帝，而是一，与上帝合一，上帝即我们，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这个布道词太艰深了，怎能吸引住听众呢。

夜晚变得凉爽了。布里蒙达把头倚在巴尔塔萨的肩上睡着了。后来他把她抱到屋里，两个人都睡觉了。神父来到院子里，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望着天空，不时还低声自言自语。

15

几个月过后，宗教裁判所的一位咨议修士在审查该布道词时写道，对该文作者的回应应当是鼓励多于惊愕，赞扬多于怀疑。这位名叫曼努埃尔·吉列尔米的修士在说赞扬和鼓励的时候也一定预感到某些不当之处，他的鼻黏膜一定闻到了一丝异端的轻烟，所以在阅读该布道词时这位富于同情心的审查员也无法只字不提他感到的惊愕和怀疑。另一位神父名叫唐·安多尼·卡埃塔诺·德·索萨，这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在阅读和审查时确认，该文没有任何反对教会和有损优良道德规范的内容，他对初审隐隐提及的那种惊愕与怀疑未置一词，并在收尾的论证中，特别强调王室对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德·古斯曼博士的推崇和关注，就这样洗清了可能需要深入审查的教义上的含糊之处。但是，一锤定音的话出自博阿文图拉·德·圣吉昂神父，这位王宫审查官深感赞赏与惊叹，并总结说，只有沉默的声音方能恰如其分，欲言又止表示更加重视，保持缄默则是更为尊重。而现在，既然我们更接近真理，我们就要问了，还有什么其他振聋发聩的声音或者更加可怕的沉默能回应群星听到的在阿威罗公爵庄园响起的话呢，此时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已经倦极入睡，而身在仓库暗处的大鸟却绷紧了全身的铁片，设法听懂其创造者在外边说的话。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即使没有四种，也有三种不同的生命，只有睡着了的时候才仅有一种，而即使做了不同的梦，醒来之后他也分辨不出梦中的自己究竟是走上祭台按照教规做弥撒的神父，是连国王也身穿微服在门洞布帘后面听其祈祷的那位倍受器重的学者，还是飞行机器和漏水船只抽水设备的发明者，或者是这另一种人，三位一体，饱受畏惧与怀疑的困扰，同时是教会的布道人，科学院的学者，王宫的侍臣，以及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里的幻想家与平民劳工的兄弟，他急切地要返回梦中以重新建立起那脆弱不堪的统一体，一旦睁开双眼那统一体便立即破碎，而无须像布里蒙达那样禁食。他早已不再阅读教会博士们，教规专家们以及各种经院哲学论述本质和人的那些众所周知的作品，仿佛灵魂已经厌倦了那些辞藻，但是，因为人是唯一可以通过教育能说会读的动物，纵使要升上天堂尚需很长的时间，所以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仔细研究旧约全书，尤其是前五卷，即摩西五经，犹太人的托拉，穆罕默德信徒的古兰经。布里蒙达能看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体中的各个器官，也能看到意志，但她看不到思想，也理解不了这些思想，看到一个人在思考，仿佛他有单单一个思想，如此奇异而矛盾的真理，而这并非失去理智，她即便能看到，也是因为他在思考。

音乐是另一回事。多梅尼科·斯卡拉蒂把一架钢琴带到了仓库，钢琴不是他本人扛来的，而是两个脚夫借助木棍，绳子，以及垫肩，满脸汗水地从购买地商贾新街运到了演奏场地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巴尔塔萨同他们一起，仅仅为了领路，他们不需要别人帮忙，因为这类运输没有科学和艺术是干不了的，要分配重量，协调力量，就像比卡舞里叠罗汉的动作一样，还要利用绳子和棍子的弹性使货物规律地移动，总之，各行有各行的诀窍，各行从业者都尽其所能掌握更多的诀窍。加利西亚的脚夫们把钢琴放在大门外面，因为不想让他们看见飞行机器，而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钢琴运到仓库，倒不是因为钢琴太重，而是由于他们没有掌握这门科学和艺术，更何况琴弦的颤动如同痛苦的呻吟，令他们心头一阵阵发紧，钢琴如此易于损坏也让他们提心吊胆。当天下午多梅尼科·斯卡拉蒂来了，坐在那里为钢琴调音，这时巴尔塔萨正在拧藤条，布里蒙达缝帆布，这些事都没有什么响动，不至于影响音乐家的工作。斯卡拉蒂调完音，校正好在运输途中错了位的拨子，逐个检查了鸭翎，然后便开始弹奏，首先任手指快速刮过全部琴键，仿佛是把各个音符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接着把声音组织成小节，好似是在正确与错误，和弦与不和谐音，乐句与非乐句之间进行选择，最后才把原来显得支离破碎又相互矛盾的片段连接成新的乐曲。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对音乐所知甚少，只听过修士们唱的素歌，偶尔会听到宏大高亢的庆典弥撒，也听过乡村和城市的流行小调，各有特点，但意大利人在钢琴上奏出的音乐与它们全部都毫无相似之处，前者既像儿童们的游戏又像声色俱厉的申斥，既像天使们在嬉戏又像上帝在发怒。

一个小时以后，斯卡拉蒂站起身，用帆布把钢琴盖上，对已经停下手中活计的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说，等到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的大鸟能飞起来的那一天，我希望能乘着它到天上去弹钢琴；布里蒙达回答说，机器飞起来以后，整片天空都将有音乐响起了；巴尔塔萨想起了战争，他说，如果天空没有变成地狱的话。这两位既不识字更不会写字，却说出了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非常得体的话，如果一切都有其解释，那么让我们设法解释一下吧，如果现在解释不了，总有一天能解释清楚。斯卡拉蒂又来过阿威罗公爵庄园许多次，并不是每次都弹钢琴，但弹的时候偶尔会要求他们不要中断声音嘈杂的活计，铁匠炉呼呼作响，锤子敲在铁砧上叮叮当当，铁桶里的水咕嘟沸腾，在仓库这喧闹的环境中几乎听不到钢琴声，但音乐家依然不动声色地演奏乐曲，仿佛周围就是他希望有一天在那里演奏的寂静广袤的天空。

每个人循着自己的道路寻找欢乐，不论是什么欢乐，上面有一片天空的简单风景，白天或夜晚的一个小时，两棵树，如果是伦勃朗那就是三棵树，或者一阵喁喁低语，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这样是会关闭还是打开道路，最终打开道路后又通往何方，是通向另一片风景，另一个小时，另一棵树，还是另一阵低语呢，请看这位神父吧，他从自己心中拿走一个上帝又放了另一个上帝，却并不清楚这样的置换有什么好处，就算真的有好处，谁又能得到这好处，请看这位音乐家吧，他只会作这样的曲子，不会活到一百年以后去听人类第一首交响乐，而那曲子当时被错误地称为第九交响曲，请看这位残疾士兵吧，阴差阳错，他成了制造翅膀的人，而他此前只是个小小的步兵，人很少能知道将发生什么，此人对未来更是一无所知，请看这位视力过人的女子吧，她是为了发现意志而生的，却只使些魔术般的小手段，比如发现别人的肿瘤，看到胎儿脐带绕颈，找到地下的银币之类，现在好了，这一双眼睛要去干命中注定的大事业，因为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又来到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对她说，布里蒙达，里斯本正遭到一种可怕疾病的侵袭，家家户户都有人死去，我想到这是我们从垂死的人身上收集意志的最佳机会，当然是从那些尚保留着意志的人身上收集，但我必须提醒你，这非常危险，你要是不想去就不要去，尽管我有权强迫你去，但我不会那样做；究竟是什么病呢；听说是一条大黑船从巴西带来的，最早在埃里塞拉爆发。我家乡离那里很近，巴尔塔萨说；神父回答说，没有听说马夫拉有人死去，但是，关于这种病，从症状上看是黑呕也即黄热病，名称倒无关紧要，问题是人们像鸫鸟似的一个个死去，布里蒙达，由你自己决定；布里蒙达从板凳上站起身，把大木箱的盖子掀开，从里面拿出玻璃瓶，里面有多少意志呢，大概一百来个，与需要的数目相比简直等于零，然而这还是长时间费尽周折才找到的，无数次禁食，有时如同身陷迷宫，意志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呢，只能看见内脏和骨头，痛苦的神经网络，大堆大堆的血，胃里黏糊糊的食物，还有即将排泄的粪便；你去吗，神父问道；去，她回答；但她不是独自去，巴尔塔萨说。

第二天一早，天下着雨，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离开了庄园，她当然没有吃东西，他的旅行背袋里装着两个人的干粮，等到体力耗尽或者收集的意志数目令人满意时，布里蒙达可以或者不得不进食时再用。这一天的一连许多个小时里，巴尔塔萨都不会看到布里蒙达的脸，她总是走在前面，要回头时必定通知一声，这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奇特游戏，一个不想看，另一个不想被对方看到，表面上这非常容易达成，但只有他们俩知道不互相对视是多么艰难。所以，直到一天结束，布里蒙达吃过东西，双眼恢复到常人状态之后，巴尔塔萨才能感到他那麻木的身体苏醒了，这疲惫与其说是因为路途辛劳，倒不如说是由于没有被对方看所致。

但是，在这之前布里蒙达首要的任务是看望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每到一处，人们都赞扬她，感谢她，不曾问她是不是亲戚朋友，是住在这条街上还是住在别的街区，由于这方土地上的慈善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有时候人们根本没注意到她，患者屋里挤满了人，过道里熙熙攘攘，阶梯上人群川流不息，已经施行了或者即将施行涂油礼的神父，被请来诊治尚值得诊治且能够付钱的病人的医生，手拿小刀从这家奔到那家的放血人，谁也没有发现有一个女窃贼进出，她随身带着一个用布裹起来的玻璃瓶，瓶中的黄色琥珀吸住了偷来的意志，就像黏胶粘住鸟儿一样。从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到里贝拉，布里蒙达进过三十二户人家，收集到了二十四个密云，六位患者已经没有意志，也许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其余两个紧紧抓住躯体不放，可能只有死神才能把它们从那里拉出来。在她去过的另外五家既没有意志也没有灵魂，只有已死的躯体，几滴眼泪，以及一片哭喊声。

为了驱除时疫，到处都在烧迷迭香，街道上，家门口，尤其是患者的卧室，空气中青烟缭绕，香味宜人，仿佛不再是无病无灾时的那个臭气熏天的城市。许多人设法寻找圣保罗舌，所谓圣保罗舌就是从圣保罗到桑托斯之间的海滩上的一种形状类似鸟舌头的石头，究竟是这些地方有圣灵之气还是它们的名字给了石头圣灵之气呢，反正人人都知道这些石头和另外一些鹰嘴豆大小的圆石头有治疗恶性发烧的奇效，因为这些石头研成细末之后可以缓解高烧，止住腹泻，有时还能发汗。用这些石头研成的细末还是祛毒的特效药，不论是哪种毒，不论是如何中的毒，特别是被毒虫咬伤的情况，只要在伤口敷上圣保罗舌或者鹰嘴豆石，转眼之间毒便被吸出。正因为如此，人们把这些石头称为蝮蛇眼。

有了这一切，这么多药，这么多救治办法，难以相信依然有这么多人在死去，莫非在上帝眼中里斯本是个犯下了某桩滔天大错的城市，所以三个月内有四千人死于时疫，这意味着每天要埋葬四十多具尸体。海滩上的石头都不见了，死者的舌头也消声了，无法再去说明这种药不能治愈他们的病。但是，就算他们说了，也只能表明他们缺乏悔悟，因为将石头研成细末掺入补药或放进汤里能治好恶性高烧，这并不稀奇，要知道圣母领报堂的德肋撒修女的事迹广为流传，她正在做蜜饯，发现蔗糖不够了，就打发人到另一家修道院找修女借，这位修女回答说她的糖品质太次，还是不给为好，德肋撒修女十分苦恼，这下我可拿生活怎么办，那就做成焦香糖吧，虽然焦香糖不是那么精致，我们都明白，她不是用她的生活做糖块，而是用蔗糖，但是，蔗糖终于熬至凝结时，却变得又黄又硬，与其说是美味的甜点倒不如说是树脂，唉，修女更加心烦意乱，再没有别的求助对象，转而怪罪起上帝来，这方法总会有效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圣安多尼和银灯的事；你知道得很清楚，糖我只有这点，在别处也找不到，这事不怪我，只能怪你，向你供奉什么是你的安排，是你上帝而不是我有这种神力；说完以后觉得这样恐吓还不够，她便从上帝腰间的布条上剪下一块扔进锅里，果不其然，那又黄又硬的蔗糖开始变化，变得又白又蓬松，终于做成了蜜饯，这蜜饯太好了，在各修道院有史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好吧，你享用吧。如果说这种蜜饯奇迹今天不再发生，那是因为上帝的腰带早被修女和做甜点的女人们剪碎分光了，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不停地奔波，上下台阶，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回到庄园的时候都疲惫不堪，七个无精打采的太阳，七个惨淡苍白的月亮，她感到恶心难忍，像是刚从战场回来，看到了一千具被炮火轰得支离破碎的尸体，他呢，要是愿意去想象一下布里蒙达看到了什么，只需要回想一下战争和肉店就够了。两个人躺下了，这天晚上他们都不想要对方的身体，倒不是因为太劳累，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多少次她都能聪明地将感官调动起来，而是由于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各个器官，就好像它们穿透皮肤离开了身体，到了皮肤外面，这或许难以解释，不过人的身体是通过皮肤去辨认，去了解，并接受彼此的，当然还有某些深入和私密的接触，发生在黏液和皮肤之间，很难说二者有什么区别，也可以说后者寻求和找到的是更偏远地方的皮肤。两个人连衣服都没有脱，盖上一条旧毛毯就睡觉了，令人惊叹，如此伟大的事业托付给两个流浪者，这会儿他们的状态更糟了，青春的活力已经磨灭，就像用作地基的石头一样蒙上了其所加固的泥土，并且势必被随后而来的重物压住。这一夜月亮出来得晚，他们睡着了，没有看到，但月光穿过缝隙缓缓洒遍整间仓库，扫过飞行器，扫过玻璃瓶，这时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团团密云，或许是因为没有人在看它，也或许是因为月光能让不可见之物显形。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对这个成果很满意，这只是他们两人去到深陷疾病和丧事苦楚的城市中心地区碰运气的第一天，表上就已经增加了二十四个意志。一个月后，他们计算出这个瓶子里已经装了一千个意志，神父估计其拉升力足以拉起一个圆球体了，于是交给布里蒙达第二个瓶子。在里斯本，人们已经对那个女人和那个男人议论纷纷，他们不怕时疫，走遍全城，男的在后，女的在前，沉默地走过大街小巷，匆匆穿过不会让他们驻足的房屋，而当他不得不走上前时，她便会垂下双眼，如果说这日复一日的行程没有引起更大的怀疑和惊异，那是因为有个消息开始流传，说他们这是在补赎，刚有议论传开时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就想出了这个对策。若是稍微多发挥一点想象力，这对神秘的夫妇便可以成为上天派下的使者，他们为临终者施以安慰，使因连续使用或许已效力大减的涂油礼得以加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毁掉名声，而稍用心思也能博得大名或者重塑形象，只要找到路径去赢得将充当应声虫或同谋者的新人或兴趣便足矣。

时疫过去了，时疫导致的死亡突然大幅下降，少于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这时，玻璃瓶里的意志已有足足两千个，突然间，布里蒙达病倒了。她既无疼痛也不发烧，只是非常消瘦，脸色苍白得好像皮肤都透明了。她躺在木床上，不论白天黑夜都闭着眼睛，但不像是在睡觉或者休息，她的眼睑颤动着，面部因痛苦而扭曲。巴尔塔萨在她身边寸步不离，除了要准备食物或者去大小便的时候，在床边排泄似乎不大好。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脸色阴沉，坐在凳子上，一连数小时一动不动。偶尔他看上去是在祈祷，但谁也听不明白他的低语，也不知道他致辞的对象。神父也不再听取忏悔，有两次巴尔塔萨含糊地提起话头，他感到不得不忏悔了，罪孽在日积月累的同时太容易被抛到脑后了，神父回答说上帝能看到人们的心，不需要某个人以他名义宣布赦罪，如果罪孽深重到不能不罚，那么这惩罚会沿最短的道路而来，由上帝亲自执行，或者，如果善行无法抵消恶行，那么就在世界末日到来时做出最后审判，各得其所，当然，也可能最后算总账，大家共同迎来一纸大赦或天降灾异，只是还不知道由谁来宽恕或者惩罚上帝。但是，看到布里蒙达虚弱无力，不省人事，神父咬着手指甲，后悔当初派她如此频繁地前往死神领地的边缘，致使她自己的生命陷入绝境，眼睁睁地看着她在无知无觉中滑向彼岸，像是不肯再抓住此界的边缘，情愿沉没屈服。

每天晚上神父都返回城里，当他沿着幽暗曲折的小道一路向下往圣玛尔塔和瓦尔韦德走的时候，就在半梦半醒中开始期待有恶汉挡住去路，甚或就是巴尔塔萨本人，一只手握着生锈的剑，另一只胳膊上连着那根致命的长钉，来为布里蒙达报仇雪恨，就这样了结一切。然而，此时“七个太阳”早已躺在床上，用那只完好的胳膊搂住“七个月亮”，低声说，布里蒙达；然后，这个名字穿过挤满了幽影的广袤而黑暗的荒原，花了好长时间终于抵达目的地，随后，又花了同样长的时间，幽影艰难地散开，另一个名字返回，那双嘴唇吃力地动了动，巴尔塔萨；外面传来树叶的沙沙声，偶尔一声夜鸟的鸣叫，神佑的夜晚，古老而恒久不变的夜晚，来吧，用那同一匹幕布同时遮盖和保护着美好和丑陋，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布里蒙达呼吸的节奏变了，这表明她已经睡着，而被焦虑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巴尔塔萨终于能够进入梦乡，梦里他将再次见到布里蒙达的微笑，要是我们不会做梦那将多么糟糕。

布里蒙达生病期间，如果说她确实是生病，而不仅仅是她自己幽禁于体内无法触及的边缘的意志的一场漫长回归，这期间多梅尼科·斯卡拉蒂曾多次来到这里，一开始是为了探望布里蒙达，询问是否有好转，但好转迟迟不见，后来是长时间地与“七个太阳”交谈，有一天他掀开盖在钢琴上的帆布，坐下来开始弹奏，乐声柔和轻盈，仿佛不敢挣脱被轻轻磨损的琴弦，好像飞虫稍稍颤动翅膀停在空中，然后突然间又上下翻飞，而这一切都与手指在琴键上的动作毫不相干，是颤动追上了音符，而音乐并不来自手指，不然的话，既然键盘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琴键，那音乐又怎么会没有结束和开头呢，它从彼处流入我的左手，一路流向我的右手去到更远，至少音乐有两只手，与某些神不同。也许这就是布里蒙达正在等待的药，或者说她体内的某个东西正在等待着的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有意识地等待我们所了解的或者与之相似的东西，等待在某一情形中据说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如果身体不太虚弱就等待放血治疗，如果时疫尚未令海滩变成光秃秃的一片，就等待圣保罗舌，或者等待锦灯笼浆果，毛地黄，刺菜蓟根茎，法国万应灵药，或者就是某种良性混合物，其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害处。这是布里蒙达所不曾指望的，听到音乐令她的胸腔充盈，随即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叹息像是即将死亡或刚刚出生的人发出的，巴尔塔萨马上伏下身子，唯恐这个终于返回的人正在死去。这一夜多梅尼科·斯卡拉蒂留在了庄园，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演奏，直到东方发白，这时布里蒙达已经睁开了眼睛，泪水从眼角慢慢流下来，如果有医生在场，会诊断说她正在排出受损的视神经中的黏液，也许他说得对，也许眼泪不是别的，正是创伤的疗愈液。

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不论刮风下雨，不顾前往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的道路泥泞，音乐家每天都去弹奏两三个小时，直到布里蒙达有力气站起身，坐在钢琴旁边，依然面色苍白，在音乐环绕中她好似沉入了深深的海底，当然我们可以说她从未在海上航行过，她所遭遇的是另一种海难。如果说她之前确实是身体欠佳，那么现在就是很快恢复了健康。音乐家不再来了，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在王宫小教堂的任务繁重，无法脱身，前段时间他很可能是忽视了那些任务，也许是要给公主上课，不过可以肯定，公主不会因为他没有去授课而口出怨言，这时，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发现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好久没来了，他们为此心生忧虑。一天上午，坏天气已经好转，两个人下到城里去，现在他们肩并着肩，一边走一边说话，布里蒙达可以看着巴尔塔萨，只能看到他的外表，这样很好，两个人都感到安心。他们在路上遇到的人都是密封的大木箱，都是锁着的保险柜，就外表来看他们有的面带微笑，有的凶神恶煞，任他们去吧，看人者只需要知道眼睛可见的被看者的样子，不需要了解更多。因此，尽管街上充斥着小贩的叫卖声，邻家女人们的争吵声，各不相同的钟声，圣坛前装腔作势的祈祷声，从远处传来的号声，在近处响起的鼓声，特茹河上有船只起航或者进港的炮声，以及托钵修士们化缘的连祷和铃声，但里斯本仍然显得很宁静。有意志的人们，但愿你们好好保存和使用它，没有意志的人们，继续忍受缺少意志的痛苦吧，布里蒙达再也不想计算意志的数目了，她已经把收集到的意志留在庄园里，只有她知道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不在家，也许到王宫去了，据权杖保管人的遗孀说也许是去了科学院；如果你们需要，可以留个口信；但巴尔塔萨说不用了，他们过一会儿再来，或者在王宫广场等。最后，神父在中午时分出现了，极度瘦削，或许是因为另一种病，或许是因为另一种视力，并且一反常态，极不注重衣着，就好像他最近这些日子就穿着这身衣服睡觉的。看到他们坐在门前的矮石凳上，他用双手把脸捂上，但马上又把手拿开，朝他们走过去，这副神情在他们看来就仿佛神父刚刚得以从某种险情中死里逃生一样，然而他的开场白却与那险情无关，他说，我一直等着巴尔塔萨来杀我呢；我们会以为他是为自己的生命提心吊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布里蒙达，假如你死了，他来杀我就是完全正义正当的；埃斯卡拉特先生知道我正在好转；我不愿意去找他，他找我的时候我也编造借口拒绝来访，我在等待自己的命运；命运会到来的，巴尔塔萨说，布里蒙达没有死，这就是我的好命，我们的好命，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瘟疫已经过去了，意志也收集够了，机器已经完工，不再需要打铁，不再需要缝帆布和往帆布上涂沥青，不再需要编藤条，就我们现有的黄色琥珀能做足够多的圆球体，铁丝已经在顶棚上缠绕了许多层，大鸟的头已经做好，不是海鸥，但有点像，总之，我们的工作终于完成了，那么，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大鸟和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呢。神父的脸色更加苍白，他环顾四周，似乎怕有人偷听，然后才回答说，我必须禀报国王，说飞行器已经造成，但在此之前我们得先行试验，我不愿意像十五年前那样再次被人们耻笑，现在回庄园去吧，我很快就去找你们。

两个人走了几步，然后布里蒙达停了下来，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你病了吗，脸色惨白，双眼凹陷，听到这个消息都不高兴；布里蒙达，高兴，我很高兴，但关于命运的消息从来都不完全，明天来到的事才算数，今天总是等于无；神父，为我们祝福吧；我不能为你们祝福，我不再知道该以哪个上帝的名义祝福，还是你们两个互相祝福为好，这就够了，所有的祝福都应该像这样。

16

人们都说，王国治理不善，缺少公正的司法，却没想过司法女神正应如此，眼蒙黑布，一手执天平，一手持长剑，我们还要期望什么呢，难道还要成为蒙眼布的编织者，砝码的计量员，长剑的铸造师，持续地修补蒙眼布上出现的洞，补足砝码的标准值，打磨剑刃，最后还要去问一问被告对判决是否满意，不论他胜诉还是败诉。我们这里谈的不是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因为宗教裁判所睁大了双眼，手中拿的是橄榄枝而不是天平，是利剑而不是钝涩且布满豁口的剑。有人以为小小的树枝象征和平，但显而易见，它实则将来的木柴堆上的引火之物，要么刺死你，要么烧死你，这正是为什么，在违反法律的案例中，最多的是因怀疑女人不忠就用匕首将其刺死，冤屈的死者却难见正义的伸张，审议集中于让监护人原谅谋杀，把一千克鲁札多放上天平，司法女神手执天平只为此事，别无他用。让那些黑人和流氓得到应有的惩罚吧，如此树立起典型，但礼待贵人和富人，无须要求他们偿还债务，无须要求他们放弃复仇，无须要求他们消除敌意，而一旦产生了诉讼，因为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狡辩，欺诈，移交申诉，各种手续，推诿规避，以便让依照公正的司法本应胜诉者的胜利来得不那么及时，本应败诉者的失利再迟些到来。与此同时，他们不断从牛的乳头上挤出牛奶，这牛奶就是钱，以做成司法法官，诉状律师，审讯人，联署人，以及审判官的黏腻的凝乳，优质的奶酪，如果这名单中少了某类人，就是安多尼·维埃拉神父忘记了，现在也没想起来。

这些都是眼睛看得见的司法。至于看不见的那部分，你最多也只能说那是盲目，而这次沉船事件将其表现得一清二楚，国王的两位兄弟唐·弗朗西斯科亲王和唐·米格尔亲王去了特茹河对岸打猎然后乘船回来，突然间，毫无征兆地来了一阵狂风，船被掀翻了，唐·米格尔当场淹死，唐·弗朗西斯科获救生还，若是真有公道，情形本该相反，因为后者的恶行尽人皆知，他试图将王后引入歧途，觊觎国王的宝座，开枪射击水手，而另一位亲王却没有这种事，就算有，也没有这样严重。但是，我们不应当轻率地做出判断，谁知道呢，也许唐·弗朗西斯科已经悔悟，也许唐·米格尔给船长戴了绿帽子，或者欺骗了他的女儿，所以才丧了命，王室家族史上这种事情多得很。

人们终于得知的一件事是国王在一场官司中败诉，但不是他个人，而是王室对阿威罗公爵，这场官司从一六四〇年起，八十多年里阿威罗家族与王室一直深陷讼争，这绝不是好笑的事，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它关涉到二十万克鲁札多的收益，请想一想，这相当于国王从派到巴西矿山去的黑人身上所得税收的三倍。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公道，正因为如此，国王现在必须归还阿威罗公爵的一切财产，包括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有钥匙，井，果园，主人住宅，这和我们没什么关系，这和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也没有太大关系，但糟糕的是要归还仓库。不过，也不至于走投无路，判决来得还算是好时候，因为飞行机器已经完工，可以向国王报告了，多年来国王一直等待着，展现出国王的耐心，并且总是那么亲切，总是那么和蔼，但是，神父正处于那种众所周知的造物者离不开所造之物，做梦者将失去梦境的状态之中，机器飞起来以后我还可以做什么呢；当然他头脑中不乏发明创造的想法，用泥土和树木制造煤炭，为制糖工艺做出新的压榨机，但大鸟是至高的发明创造，再也不会有与之匹敌的翅膀了，只除了那最强大的翅膀尚未尝试过飞行。

在圣塞巴斯莱昂·达·彼得雷拉，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阿威罗公爵的侍从和仆人不久就要来接管庄园；我们最好还是回马夫拉去。但神父说不行，这几天他要和国王谈一谈，那时候就可以试飞了，如果和希望的那样一切顺利，接下来大家将迎来荣光与收益，葡萄牙创造伟业的消息将传到世界各地，这就是名望，而有了名望就有财富；我将来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们三个人，布里蒙达，要是没有你的眼睛，就没有大鸟，巴尔塔萨，要是没有你的右手和你的耐心，也就没有大鸟。但是，神父神态不安，几乎可以看出来他并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也或许是他说的话没有多大价值，不足以减轻他心中的另一些不安，已经到了晚上，炉火熄灭，机器仍然在那里，但又似乎不在，布里蒙达低声问道，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你害怕什么呢；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令神父战栗，他心神不安地站起来，走到门口，朝外边望望，然后才返回来低声答道，害怕宗教裁判所。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交换了一下眼神，巴尔塔萨说，就我所知，想飞不是罪孽，也算不上违反教义，十五年前就有个气球在王宫飞过，也没有出什么事；气球算不上什么，神父回答说，现在要飞的是一架机器，宗教裁判所可能会认为这飞行靠的是魔鬼的技艺，而要是他们问到机器靠哪些部件在空中飞行，我不能回答说靠的是圆球体里的意志，因为在宗教裁判所看来，没有意志，只有灵魂，他们会指控我们囚禁了基督徒的灵魂，阻止了他们升上天堂，你们也知道的，只要宗教裁判所愿意，一切好理由都是坏的，一切坏理由都是好的，如果既没有好理由也没有坏理由，那么就有火刑，水刑，以及拷掠，让理由随他们的意愿从虚无中生出；但是，国王站在我们一边，宗教裁判所总不会反对陛下的喜好和意志吧；国王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只会照宗教裁判所说的做。

布里蒙达又问，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还是正在发生的事；你问的是什么意思；我是说，莫非宗教裁判所已经在追查我们，就像当年追查我母亲那样，我很了解这迹象，宗教裁判所法官们眼中的嫌疑人周身有某种光晕，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将被指控犯下了什么罪行，但已经觉得自己有罪了；我知道他们将指控我什么，到时候他们会说我皈依了犹太教，这没错，他们会说我投身于巫术，这也没错，如果巫术就是这大鸟，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其他技艺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就是将自己交由你们两人掌握，如果你们去告发我，那我就完了。巴尔塔萨说，要是我做出那等事，就让我失去另一只手。布里蒙达说，要是我做出那等事，就让我再也闭不上眼睛，让眼睛总是像禁食时那样看见。

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关在庄园里熬日子。八月过去了，九月已到中旬，蜘蛛正在大鸟上结网，升起它们的帆，为之添上翅膀，埃斯卡拉特先生的钢琴好久都不曾响起，全世界最凄凉的地方莫过于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天气转凉，太阳躲进云层久久不肯出来，这样的阴天怎么可能试验呢，是不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忘记了，没有太阳光机器就不能飞离地面，等国王驾临此地，到时候的情形将是奇耻大辱，我也没有脸面见人了。国王没有来，神父也没有来，天又放晴了，阳光灿烂，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又开始焦急地等待。这时候神父来了。他们听见外面响起骡子有力的蹄声，情况异常，这种牲畜不会如此狂奔，一定是有什么新情况，也许是国王终于来见证大鸟起飞的壮举，但这样没有事先通知，没有王室的侍从提前到来检查这里的卫生情况，支起华贵的尖顶帐篷，以保证国王的舒适，一定是别的事。确实是别的事。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风风火火地冲进仓库，他脸色灰白，没有一丝血色，就像是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突然复活，我们必须逃走，宗教裁判所正在搜捕我，他们要逮捕我，玻璃瓶在哪里。布里蒙达打开大木箱，扯出几件衣服，在这里；巴尔塔萨问，我们该怎么办。神父浑身战栗，几乎站不稳了，布里蒙达过去扶住他，怎么办呢，巴尔塔萨又问道；神父大声喊，我们乘机器逃走；话音刚落，他仿佛突然被某种恐惧扼住，指着大鸟，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乘它逃走；逃到哪里呢；不知道，反正现在要逃离这里。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互相望着对方，那就说定了，他说；走吧，她说。

现在是下午两点，有许多工作要做，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揭下房瓦，砍断屋顶盖板和无法直接拆卸的椽木，但在此之前要在铁丝连接处挂上琥珀球，打开上面的帆，这样太阳光不会过早地照到机器上，把两千个意志转移到圆球体内，一千在这边，一千在那边，这样两边的拉力就一样大，否则会有在空中翻跟斗的危险，如果还是翻了跟斗，那只能是出于我们尚预料不到的原因。工作很多，时间紧迫。巴尔塔萨已经上了房顶，正在揭房瓦，一边揭一边往下扔，仓库四周处处都有瓦片碎裂的声音响起，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终于克服了垂头丧气的情绪，用微薄的力气从里面拆较薄的屋顶盖板，椽木需要猛劲，他拉不动，只好等一会儿再说，而布里蒙达非常镇静，就好像她一生都在飞行，没做过别的一样，不慌不忙地检查帆布的状况，看沥青涂得是否均匀，不时紧一紧帆布上穿绳子的套边。

现在，守护天使，你会做什么呢，打从任命你出任此地的守护天使以来从未如此需要你，你面前的这三个人不久就要飞上天空了，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天空，他们需要你的守护，他们自己该做的都尽量做了，收集了材料和意志，将易消散的装入了实体，把一切都集中起来，展开这次大胆的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只剩下拆除屋顶，收起帆布，让太阳照进来，那时就再见了，我们将远走高飞，而如果你，守护天使，如果你一点忙都帮不上，那你就不是所谓的天使或者其他什么，当然，还有许多可以乞求保佑的圣徒，但他们都不如你那样懂得算术，是的，你懂得那十三个数字，可以不出错地从一数到十三，这项工程需要动用自有该学科以来全部的几何学和数学知识，你可以从第一个字开始，一就是耶路撒冷的那座罗马总督府，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所有人而死，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二，二是摩西的两块法版，耶稣的脚就踏在这两块法版上，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三，三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四，四是福音书的四位作者，玛窦，马尔谷，路加，若望，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五，五是耶稣的五个伤口，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六，六是耶稣降生时点燃的六支蜡烛，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七，七是七大圣事，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八，八是八福，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九，九是圣母用她纯洁的子宫怀圣子九个月，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十，十是上帝律法的十诫，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十一，十一是十一千贞女，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十二，十二是十二宗徒，人们都这样说，现在说十三，十三是月亮的十三道光，这一条无须人们说，因为至少“七个月亮”在此，就是那个手里拿着玻璃瓶的女人，关照她吧，守护天使，如果玻璃瓶碎了，这次飞行就完了，那个举止如疯子一般的神父也不能逃走了，也关照在房顶上的那个男人吧，他缺了左手，这是你的过错，在战场上你没有精心保护，或许当时你还没有学好算术。

现在是下午四点，仓库只剩下了四堵墙，看起来很大，飞行机器在仓库中间，一道阴影把小小的铁匠炉分成两半，在另一端的角落，有那张木床，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在上面睡了整整六年，现在大木箱不在那里了，已经搬上了大鸟，我们还缺什么呢，旅行背袋，一些干粮，还有那架钢琴，钢琴怎么办呢，就留在这里吧，我们应当理解和原谅这种自私的做法，他们三个人当时心里很焦急，谁也没能想到，钢琴留在这里，教会方面和世俗当局势必都会感到奇怪，一件与仓库极不相称的乐器怎么会在这里，会有什么意图吗，如果是一阵飓风摧毁了屋顶和椽木，怎么可能没有刮坏这架钢琴呢，要知道，钢琴这东西相当娇贵，搬运工人用肩抬还有可能让部件错位呢；埃斯卡拉特先生不会在天上弹琴的，布里蒙达说。

好，现在可以出发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看了看万里无云的天空，看了看如同一个金色圣体匣的太阳，然后看了看巴尔塔萨，后者手握绳子，只消一拉就能合上帆，最后神父又看了看布里蒙达，她的眼睛能预见未来就好了；让我们向上帝致意吧，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神父低声含糊道，接着又用干涩的嗓音小声说，巴尔塔萨，拉吧；巴尔塔萨没有立刻照办，他的手颤抖了一下，不然，这句话就像是那句说有光的命令一样了，神父说拉吧，于是就拉了，我们就换了地方，谁知道是哪里呢。布里蒙达走到他身边，把两只手放在他的手上，然后一起使力，就好像这原本就是唯一的做法，两个人一起拉动了绳子。帆滑向一边，太阳直射到各个琥珀球上，现在，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机器颤动了一下，摇晃起来仿佛在寻找突然失去的平衡，薄铁片和藤条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猛然间大鸟像被吸进了光的旋涡，自转两圈并随之升了起来，刚刚升过墙的高度就稳定下来，重新平衡了，扬起它的海鸥脑袋，像一支箭一样冲向天空。由于剧烈的旋转，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摔倒在机器的木板地上，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之前就抓住了一根支撑帆的立柱，得以看见大地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小，庄园很快就隐没在一个个山丘之中，已经无法分辨，远处那是什么呢，是里斯本，当然是里斯本，那是特茹河；啊，大海，就在这大海上，我，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德·古斯曼，曾两次从巴西来到这里，就在这大海上，我曾前往荷兰，飞行机器啊，你将把我带到哪些新大陆和新天空呢，风在我耳边呼啸，从来没有哪只鸟飞得这么高，如果国王看到我，如果那个写诗嘲讽我的托马斯·品托·布兰道看到我，如果宗教裁判所看到我，他们就会知道我是上帝的宠儿，是的，我，正升向天空的我，这靠我的天才，也靠布里蒙达的眼睛，不知道天上有没有这样的眼睛，还靠巴尔塔萨的右手，我把你带到上帝这里来了，他也没有左手，布里蒙达，巴尔塔萨，过来看呀，站起来，别害怕。

他们没有害怕，只不过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神父在大笑，在喊叫，他早已不再扶着帆柱，而是在飞行机器的甲板上从这边跑到那边，以便看到地上所有的重要地点，远离之后大地显得太大了，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终于站了起来，他们神情紧张地抓住帆柱，后来又紧紧抓住舷墙，似乎因为日照和风吹而头晕目眩，很快他们便不再恐惧了；啊，巴尔塔萨大声叫道，我们成功了；他紧紧抱住布里蒙达，大哭起来，就像一个走丢的儿童，这样一个上过战场的士兵，一个曾在佩贡埃斯用长钉杀过人的男子汉，现在竟然搂着布里蒙达高兴得抽噎，而她吻了吻他那脏脏的脸，就是这样。神父走过去，也同他们互相拥抱，但他又突然为意大利人的那个类比感到心神不安，那个意大利人说过，神父本人是上帝，巴尔塔萨是圣子，布里蒙达是圣灵，现在这三个人都在天上；上帝只有一个，他大声喊道，但风把这句话从他嘴边吹走了。这时候布里蒙达说，除非打开帆，不然我们就会继续上升，到什么地方才会停住呢，或许到太阳上。

我们从来不问疯狂当中是否有理智，但我们说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点儿疯狂。这是我们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的方法，试想一下，如果说疯子们以他们依然拥有一点点理智为借口，要求获得与理智的人平等的待遇，而后者又总有那么一点儿疯狂，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呢，这样的情形下又怎样，比如说，捍卫自己的生命呢，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现在就正在这么做；如果我们突然把帆打开，就会像一块石头一样掉到地上；现在由他操纵绳索，他让绳索轻轻放松，以便不费力地把帆展开，现在一切取决于技巧，帆缓缓打开了，使阴影落到琥珀球上，飞行器的速度开始下降，谁能想到成为空中驾驶员易如反掌呢，我们已经可以去寻找新印度了。机器不再上升，张着翅膀停在天空，鸟喙向着北方，如果说它仍然在动，人也察觉不出。神父把帆再打开些，四分之三的琥珀球处于阴影之下了，机器徐徐下降，仿佛他们身处航行在平静湖面上的一只小船上，动一动舵，划一划桨，这些小小的调整是人们能够发明的东西。慢慢地，地面越来越近，已经能更清楚地看到里斯本，那不规则的四方形王宫，迷宫一样的街道和小巷，神父住处阳台上的花形栏杆，宗教裁判所的人正闯入里边要去捉拿他，他们去得太晚了，这些人极力卫护上天的事务，却没想起来抬头望望上边，当然，这时的飞行器仅仅是蓝天上的一个小点儿，而他们正因为看到一本从摩西五经处撕开的圣经，以及已经撕成难以辨认的碎片的古兰经而大惊失色，又怎么可能抬起头来望天空呢，他们出去了，朝罗西奥广场，朝宗教裁判所总部所在的埃斯塔乌斯宫的方向去了，去报告说他们要抓进监狱的神父逃走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神父得到了辽阔的天上的穹顶的庇护，而他们永远都到不了天上，千真万确，上帝挑选其宠儿，包括疯子，残疾人，怪人，但不包括宗教裁判所的人。大鸟又下降了一些，稍稍仔细观察就能看到阿威罗公爵庄园，显然，这些飞行家们都是新手，没有经验，不能立刻确认主要的地形标志，河流，湖泊，像撒在地上的星星一样的村庄，茂密的森林，但那里分明是仓库的四堵墙，那是他们起飞的机场，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突然记起大木箱里有一个单筒望远镜，他马上把它取出来对着地上观望，啊，活着和发明多么美妙，他现在清楚地看到了角落里的木床，铁匠炉，只是钢琴不见了，钢琴出了什么事呢，此事我们知道，这就来说一说，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前往庄园，到庄园附近时正好看见飞行机器猛地一抖翅膀，腾空而起，要是那对翅膀可以扇动的话会怎样呢，他走进仓库，眼前一片狼藉，地上满是破砖烂瓦，砍断或抽出的椽木，没有比人去楼空更凄凉的景象了，飞机起飞了，越升越高，只剩下刺人肺腑的忧伤，这使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坐到钢琴前弹了一会儿小曲，但并没有奏出什么音乐，只是手指在键盘上滑过，好像话已说尽或者无话可说，只是轻轻抚摸着对方的脸庞，这之后，因为他很清楚把钢琴留在这里会造成危险，所以就把它拖到外面，地面高低不平，钢琴上下颠簸，琴弦发出怪声怪气的呻吟，这一回琴键的拨子再也无法复归原位，也永远无须再调，斯卡拉蒂把钢琴拖到井台边，幸好井台很低，他用尽全身力气把整架钢琴推上井台，推进井里，音箱两次碰到井的内壁，每根琴弦都发出哀鸣，最终钢琴掉进了井水，谁又能知道前方等待着的命运是怎样呢，就比如这架钢琴，曾经被奏出那样动听的乐声，现在却像个溺水者一样下沉，水面上冒出不祥的泡泡，直到落在淤泥上才停下来。从上空已经看不见音乐家的身影了，他回那边去了，钻进了那些小巷，或许是故意不走正路，偶尔他会抬头看看上边，再一次看到大鸟，用手挥动帽子想打个招呼，但仅此一次，最好还是隐藏起来，佯装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从飞船上没有看到他，谁知道还能不能与他再次相见呢。

现在吹的是南风，风力微弱，几乎撩不动布里蒙达的头发，靠这微风他们哪里也去不了，就相当于试图通过游泳穿越大洋，所以巴尔塔萨问，我用风箱鼓风吧；每个硬币都有两面，当初神父曾宣称只有一个上帝，而现在巴尔塔萨却问能不能用风箱鼓风，从至高无上到卑微寻常，当上帝拒绝刮风时，人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似乎被麻痹的枝条拂过，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只是望着那一圈大地，一部分是河和海，一部分是山峦和平原，如果远处那不是浪花，就是一艘船上的白帆，如果那不是一片云雾，就是烟囱里冒出来的烟，这种时候，很难不感觉到世界已经完蛋，静寂是一种折磨，风更小了，布里蒙达的头发一根都没被撩动；巴尔塔萨，用风箱鼓风吧，神父说。

如同管风琴有踏板，风箱上有镫子，正好把脚放进去，风箱齐胸高，并固定在机器的木构件上，还有一根横条用来支撑人的胳膊，这倒不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的什么辅助性发明，他只是去了主教座堂一次后仿照那里的管风琴做出来的，差别在于这一个发不出悦耳的音乐，只能向大鸟的翅膀和尾巴吹风，大鸟终于开始慢慢动起来了，慢得让人看着都心累不已，大鸟还没有飞出一箭之地，巴尔塔萨已经累了，用这种办法我们同样哪里都到不了。神父一脸沉郁，估量着“七个太阳”所做的努力，意识到他的伟大发明有一个缺陷，在天空不能像在水上一样，没有风的时候用桨，他说，停下吧，不要再鼓风了；巴尔塔萨已经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了机器甲板上。

惊愕和狂喜陆续过去了，现在来的是垂头丧气，他们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就像一个人可以站起身也可以往下躺，但却不会走路。太阳正朝防波堤那边落下去，大地上的阴影在延展。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不安，但突然注意到远方烧荒冒出的烟云往北方飘去，这令他稍稍放心了，这意味着在陆地附近还有风。他操纵着帆，使其展开得更大一些，阴影遮住了另一排琥珀球，机器猛然下降，但不足以遇上风。再一排琥珀球又失去了阳光照射，机器急剧下降，由于降落得太猛，他们只觉得胃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一样，现在好了，风之手接住了机器，强健的无形的手将它往前推，速度非常之快，转眼就把里斯本远远地抛在了后头，城市的轮廓淹没在如雾般弥散的地平线之中，就好像他们终于离开港口，解开了锚链，去发现尚不为人所知的道路，所以心头一紧，谁知道前方有什么危险在等着他们呢，将从海面上升起的会是风暴巨人阿达马斯托呢，还是水手守护神埃尔莫的火光呢，远方望见的是不是会把空气吸尽，把他们变成咸鱼的海龙卷呢。这时布里蒙达问道，我们去什么地方呢；神父说，去宗教裁判所的手伸不到的地方，如果这样的地方存在的话。

这里的人们如此企盼天堂，却不肯稍稍抬眼望望所谓天堂所在的高处。农民们整日里忙于在田地间劳作，村子里的人们在家门口进进出出，到后院去，到山泉那里去，蹲在一棵松树后面，只有一个躺在仅余庄稼茬的地里的女人，身上趴伏着一个男人，只有这个女人注意到天上有某个东西飞过，但她以为那是她所享受的欢愉带来的幻觉。只有一群群鸟儿感到惊奇，一边围着机器盘旋一边急切地问，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也许这就是鸟儿的默西亚，与它相比，那雄鹰至多只能算洗者圣若翰；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飞行的历史并未到此结束。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有那只把所有鸟儿吓到飞走的雄鹰陪伴，也就是说，只有他们和雄鹰在这里飞行，雄鹰拍动翅膀，在空中翱翔，这是可以看出它在飞行的动作，然而大鸟的翅膀一动不动，要是不知道这大鸟飞行靠的是太阳，琥珀，密云，磁铁，以及铁片，我们就不会相信眼睛所看到的景象，不然，我们也不会为那个之前躺在地里现在已经离开的女人想出借口，她的欢愉已经结束，在这里也什么都望不见了。

风向变了，现在向东南方向吹，风力很大，下边的大地像河的水面快速后退，水流上载着田野，丛林，村庄，有绿色和黄色，有赭色和栗色，还有白墙，风车，以及水面上的水流，有什么力量能够分开这些水呢，大河奔流，带走一切，小小的溪流在其中寻找自己的道路，却并不知道自己是水中之水。

三个飞行家都在机器前部，机器朝着西方前进，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感到不安又返回心中，并且越来越剧烈，已经变成惊恐，这感觉再也无法压抑，化作一声呻吟，太阳落山时机器将下降，无法挽救地下降，也许会掉下去，也许会摔个粉碎，那么大家会全都死去；远处是马夫拉，巴尔塔萨大声叫喊，就像是瞭望员在桅楼上吼叫，陆地；这个类比再恰当不过了，因为那里正是巴尔塔萨的陆地，即家乡，就算他从来没有从空中看过家乡也认得出来，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幅自己的山岳形态图，这幅图领着我们找到自己的出生之地，我的凸形在你的凹形之中，我的凹形之中有你的凸形，如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我们是地上之地，所以巴尔塔萨才这样叫喊，这是我的陆地；他认出这片陆地犹如认出一具身体。他们高速飞过修道院的工地，但这一次地上有人看到了他们，有的人在惊骇中四散奔逃，有的人当即跪下，高举双手讨饶，有的人往上扔石头，数以千计的人乱作一团，没能看到的表示怀疑，看到的赌咒发誓，请身旁的人作证，但没有谁能拿出证据，因为机器已经飞走了，朝太阳的方向飞走了，而迎着那闪耀的圆盘什么都看不到，说不定那只是一场幻觉，信誓旦旦的人陷入茫然，怀疑论者大获全胜。

机器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便到了海岸，似乎太阳在拉着它，要把它拉去世界的另一边。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发现他们将落入水中，于是猛力拉绳子，帆滑向一边，一下子合上了，机器飞速上升，地面再度变得遥远也更为广阔，太阳出现在比地平线高得多的地方。但是，为时已晚。东方已能看到阴影，夜幕正在降临，夜晚无可逃避。渐渐地，机器转为东北方向直线飞行，倾斜着朝向陆地，现在它受到两种光线的吸引，一种来自正迅速减弱的光线，但它仍有力量将机器继续留在空中，另一种来自夜晚的黑暗，它已遮蔽了远方的河谷。现在感觉不到自然风了，只有下降引起的猛烈气流和藤条顶颤动发出的尖利的哨声。太阳暂歇在海平线处，犹如手掌上的柑橘，它是刚从铁匠炉中取出准备淬火的金属圆盘，那火焰不再刺眼，呈白色，鲜红色，宝红色，深红色，依然发着光，但已有气无力，它正在告别，再见吧，明天见，如果三位航空家还有明天的话，因为他们正像一只受了致命伤的鸟一样在往下掉，发育不良的翅膀难以保持平衡，戴着琥珀冠冕作同心圆旋转，这下落似乎无休无止，实则很快就将终结。他们面前赫然耸现出一个朦胧的暗影，莫非此次航行也将遇上阿达马斯托，却原来是拔地而起的山峰，山巅还有几缕暗红色的落日余晖。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一脸漠然，仿佛已置身于世界之外，他选择听天由命，只等待很快就要到来的毁灭。但是，在机器猛地下降时一把抱住了巴尔塔萨的布里蒙达这时突然松开手，用两只胳膊拢住装着密云的其中一个圆球体，密云就是意志，一共两千个，但还不够，她用身体包住它们，仿佛要把它们塞进自己体内，与它们融为一体。机器陡然一跳，像被骑手拉紧辔头的马一样抬起头，但仅仅延迟了一秒钟便摇摆起来，重新开始下降，只是速度不那么快了，布里蒙达大声喊道，巴尔塔萨，巴尔塔萨；她不必再叫第三声，他已经搂住了另一个圆球体，与它融为一体，“七个月亮”和“七个太阳”用他们的密云支撑着下降的机器，下降的速度慢了，慢得在碰到地面时藤条也没有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只是机器歪向了一边，因为下面并没有对接它的支撑架，也不可能万事都顺心如意。三个航行家四肢瘫软，浑身力气耗尽，滑到机器外面，他们曾试图抓住舷墙，但都没能成功，于是滚下来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连皮肤都没有一丝划伤，千真万确，奇迹并未结束，圣克里斯多福未经召唤就已经来到，他正在指挥交通，看到那架飞行机器失去控制，便伸出巨手，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考虑到这是他第一次在空中施行奇迹，着实干得不错。

白天的最后一丝气息也告辞了，夜幕很快就将完全合拢，天上亮起头几颗星星，但他们并不因为曾离星星很近便能摸到它们，到头来我们做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像跳蚤一样蹦了一下，我们曾升到里斯本的空中，飞过马夫拉和修道院工地的上空，几乎要掉进大海；现在呢，我们在什么地方，布里蒙达问；接着她发出一声呻吟，因为胃疼得厉害，两只胳膊没有一点力气，一动都不能动，巴尔塔萨奋力站起身，试图挺直腰的时候抱怨说他也一样难受，踉跄的步伐让他像是被矛头刺穿了头颅尚未彻底倒下的公牛，但与公牛不同的是，他非常幸运，从死亡边缘过渡到了生之此界，踉跄几步并没有什么损害，反而帮他确认两只脚能够稳稳站在地上是多么珍贵；我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从没到过这里，我看像一座山，也许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知道。神父正在站起来，他的四肢和胃都不疼，只是头疼得厉害，活像有一把锥子敲穿了两边的太阳穴；我们的处境依然非常危险，和我们还没有离开庄园时一模一样，如果说他们昨天没有找到我们，明天就会找到了；可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呢，这地方又叫什么名字呢；陆地上的任何地方都是地狱的前庭，有时候死后到那里去，有时候活着去，而死神随后就来；我们暂时还活着；明天必死无疑。

布里蒙达走到神父旁边说，在下降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危险，既然我们能闯过这个危险，也就能渡过其他危险，说说话吧，告诉我们应当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等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我们爬到一个山头上去，根据太阳确定方向，然后就能找到道路，巴尔塔萨接着说，我们再让机器升起来，我们已经会操作了，只要有风，整整一个白天足够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到宗教裁判所够不到的地方。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没有回答。他两只手紧紧抱着脑袋，然后又打着手势，像是在跟看不见的生灵谈话，而他的身影在黑暗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机器降落的地方荆棘丛生，但在其两侧三十步开外便是直冲天空的高高的树丛。看上去这附近没有人来过的痕迹。夜里天气冷了许多，这也难怪，九月已到尾声，就是白天也不算热。巴尔塔萨靠着机器的背风面生了一小堆火，与其说是为了取暖，不如说是为了不感到孤独，况且不宜点起大篝火，那样可能被人从远处看到。他和布里蒙达坐起来，开始吃装在旅行背袋里的食物，他们先叫了神父一声，但他没有回答，也没有走过来，他的身影还依稀可见，立在那里，现在很沉默，或许正在望天上的星星，或许正在望深深的河谷，低处的平地上没有一丝光亮，似乎这世界被其居民抛弃了，到末了，这里并不缺少在任何天气下都能飞行的机器，甚至在夜间也能起飞，但所有人都离开了，只留下这三人组，以及这只没有太阳就不知道怎么飞的大鸟。

吃过东西以后，他们躺在机器外壳的下面，盖着巴尔塔萨的外衣和从大木箱里取出的一块帆布，布里蒙达嘟嘟囔囔地说，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生病了吗，他和原先不一样了；他早就和原先不一样了，有什么办法呢；那我们呢，能做什么吗；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明天他就能有个决断。他们听见神父在动，在荆棘丛间拖着步子的声音，还听见他低声自言自语，于是他们放了心，最糟糕的就是寂静无声，尽管寒冷而且不舒服，他们还是睡着了，但没有睡得很沉。两个人都梦见在空中航行，布里蒙达乘一辆由带翼的飞马拉的篷车，巴尔塔萨骑一头身披火焰斗篷的公牛，突然间马失去了翅膀，引信被点燃，焰火骤然炸响，两个人从噩梦中惊醒，并没有睡着多久，天空闪了一下，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燃烧，是神父，手持一根点着火的树枝在放火烧机器，藤条顶篷已经噼噼啪啪地烧起来，巴尔塔萨猛地跳起，冲向神父，抱住他的腰就往后拖，但神父不肯罢休，巴尔塔萨用力搂住他，把他摔倒在地上，用脚踩灭了树枝的火，与此同时，布里蒙达用那块帆布扑打火舌，火苗已经烧到荆棘丛上，火渐渐被扑灭了。神父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巴尔塔萨用泥土熄灭了火堆。在黑暗中他们难以看清各自的面容。布里蒙达以不带感情色彩的语气低声问道，仿佛事先就已经知道对方的回答，你为什么要放火烧机器呢；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以同样的语气回答，仿佛早已在等待这个问题，既然我势必要在火堆里烧死，还不如在这堆火里送命。他朝山坡那边的丛林走去，他们看到他的身影快速地往下，再看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也许是去解决身体的某种紧急需要吧，如果一个试图放火烧毁梦的人还有这些需要的话。时间慢慢过去，却不见神父重新出现。巴尔塔萨前去找他。他不在。叫了他几声，没有回答。月亮初升，给一切蒙上幻觉和阴影，巴尔塔萨感到全身的毛发都竖起来了。他想到了狼人，想到了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幽灵，如果有鬼魂游荡，他深信神父已经被魔鬼带走了，趁魔鬼还没有把他也捉住带走，他念了一遍天主经给圣艾智德听，这位圣徒在惊慌，癫痫，疯狂以及噩梦般恐怖的情况下会提供帮助和排解。是这位可爱的圣徒听到祷告了吗，至少魔鬼没有来抓巴尔塔萨，但惊恐并未消散，突然间整个大地开始喁喁低语，或者说像是在喁喁低语，也许是月亮显灵，我最好的保护神是“七个月亮”，所以赶紧回到她身边，此时依然因惊恐而战栗不止，对她说，他不见了；布里蒙达大声说，他走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一夜他们几乎没有睡觉。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没有回来。天亮了，不久太阳就会升起，布里蒙达说，如果你不把帆展开，如果不把琥珀球盖得严严实实，机器就会独自飞走，不需要人操作，也许最好让它走，说不定它会在地上或者天上的某个地方与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相遇呢；巴尔塔萨怒气冲冲地说，也可能是在地狱里遇到；机器就留在原地了，他过去把涂沥青的帆展开，遮住琥珀，但仍不满意，帆可能被撕破，也可能被风刮走。他到高一些的荆棘丛里用刀砍下一些树枝把机器盖上，一小时以后天亮了，如果有人从远处朝那里望过去，只能看见荆棘丛中有一堆植物，这并不稀奇，不过这些树枝干了以后就不太好了。巴尔塔萨吃了一点头一天晚上剩下的食物，布里蒙达在他之前已经吃了，正如我们记得的，她总是先吃，闭着眼睛吃，而今天她甚至是用巴尔塔萨的外衣蒙着头吃的。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了；现在怎么办，两人之中的一个问道；另一个回答说，我们在这里无事可做；那么就走吧；我们从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消失的地方往下走，也许能找到他留下的痕迹。整个上午，他们一边往下走，一边在山的这一侧寻找，又大又圆的沉默的山，这些山叫什么名字呢，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甚至看不到一个脚印，或者一块被灌木的刺扯下的黑布条，仿佛神父是凭空消失了，这种时候他会到哪里去呢；现在怎么办，这是布里蒙达在问；现在往前走，太阳在那边，右边是大海，到了有人的地方，我们会知道我们到了哪儿，以及这是什么山，这样我们还可以回来；这是巴雷古多山，他们继续走了一里格后，一位牧羊人告诉他们，远处那座非常大的山是容托山。

他们绕了一个大圈，装作是从里斯本来的，所以用了两天才到达马夫拉。街上正举行宗教游行，人人都感谢上帝显灵，派圣灵飞过修道院工地上空。

17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随便哪个修女在修道院的回廊里见到圣子为其显现，或者在唱诗班遇到一个弹竖琴的天使，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当她关在自己的单人小室里，由于该地点的私密性，这类显灵就更加具体，魔鬼们折磨她，晃动她的床，摇动她的四肢，摇动上肢使她的乳房震颤，摇动下肢使那处裂隙微微颤动，分泌液体，这裂隙是地狱的窗户或者天堂的大门，欢愉之际便是后者，而当欢愉已过则成为前者，这一切人们都相信，但巴尔塔萨·马特乌斯，也就是“七个太阳”，却不能说，我从里斯本飞到了容托山；人们只会把他当作疯子，这还是幸运的情况，稍有差池都可能惊动宗教裁判所，而在这片被疯狂扫荡的土地上，从不缺乏被驱逐的疯子。在此之前，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一直靠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的钱生活，还有菜园里的卷心菜和豆荚，有肉的时候吃一块肉，没有鲜沙丁鱼的时候吃咸沙丁鱼，他们吃和用的钱当中，用于维持自己身体机能运转的花销远小于供飞行机器日益成长的费用，因为他们当时确实相信机器必定能飞起来。

如果人们相信的话，机器已经飞过了，而今天它在抱怨，身体需要食物，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他们的梦如此高企，而“七个太阳”却连车夫这个差事都做不成，牛卖掉了，车也坏了，如果上帝不是如此心不在焉，穷人家的财产本该是永恒的。如果有自己的一对牛和一辆车，巴尔塔萨就可以到总监工处求一份工作，虽然他缺一只手，他们也会同意的。可现在，他们会怀疑他能否仅用一只手管好国王的或者那些贵族以及任何私人为讨得王室恩宠而借出的牲口；兄弟，我能找到什么活干吗，巴尔塔萨问他的妹夫阿尔瓦罗·迪约戈；这正是他们到家的那天晚上，现在他们都住在父亲家里，刚刚吃过晚饭，而在此之前他们，即他和布里蒙达从伊内斯·安东尼亚嘴里听说了圣灵在本镇上空飞过的神奇事迹；布里蒙达妹妹，我用这双迟早入土的肉眼看见了，阿尔瓦罗·迪约戈当时在工地上，也看见了，当家的，你也看见了，对吧；阿尔瓦罗·迪约戈正在吹火炉里一块没有烧透的木柴，回答说看见了，有个什么东西在工地上边飞过去了；那就是圣灵，伊内斯·安东尼亚坚持道，修士们对愿意听他们的话的人就是这么说的，是圣灵，还举行了感恩游行呢；大概是吧，丈夫附和说；巴尔塔萨望着微笑的布里蒙达，说，天上有些事我们说不清；接着布里蒙达赞同地补充了一句，要是说得清，天上的东西就该有别的名称了。若昂·弗朗西斯科老人正在火炉的那个角落里打盹，现在他既无牛无车又无土地，还失去了玛尔塔·马利亚，似乎对这类谈话漠不关心，但这时候他开口了，话音刚落便又再度睡着，世界上只有死和生；大家都等着他把话说完，为什么老人们在本应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总是沉默下来呢，所以年轻人才必须从头学习一切。这里还有一个人在睡觉，因此不能说话，但是，即便他醒着，人们可能也不会让他说，因为他才十二岁，真理也许会从孩子嘴里说出来，但要说话他们首先得长大，而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撒谎了，这就是那个活下来的儿子，夜里才回到家，此前干了一天的活，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筋疲力尽了，吃过晚饭就马上睡过去了；只要想干，人人都有活计，阿尔瓦罗·迪约戈说，你可以帮忙跑腿或者去推手推车，你这把钩子完全能掌住车把；生活就是有这样磕磕绊绊的事，好好一个人去打仗，回来的时候成了残疾人，后来靠奥妙又秘密的技艺飞上天空，到头来，也不过是想填饱肚子，而这就是他眼下的状况，他甚至可以夸耀自己的运气，说不定一千年以前还造不出代替手的钩子呢，而谁知道再过一千年又会如何呢。

第二天一早，巴尔塔萨就和阿尔瓦罗·迪约戈一起出门了，随行的还有那个小男孩，这是“七个太阳”的家，前面已经说过，离圣安德肋教堂和子爵府很近，这里是该镇的老区，依然可以看到摩尔人在其鼎盛时代所建造城堡的断壁残垣，他们一早便出发，路上不断遇到巴尔塔萨认识的本地人，大家都去工地干活，也许正因为如此，农田才荒芜了，老人和妇女们耕种不过来，又因为马夫拉在山谷低地，他们必须沿小路往上爬，小路也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上面满是从维拉山上倒下来的瓦砾。从这低处看上去，已垒好的墙绝对不像是能成为通天塔那样的庞然大物，而走到山坡脚下时，已有的建造就完全被挡住了，已经建了七年之久，照这个速度非得建到世界末日才行，既然这样那又何苦呢；工程巨大，阿尔瓦罗·迪约戈说，等你到了它脚下就会知道；巴尔塔萨对采石工和石匠有些看不上，这会儿完全收声了，这倒不是由于看到已经垒起的石墙，而是因为工地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像一群群蚂蚁，既然这些人统统都是来干活的，我还不如当初不提这件事。小男孩离开他们去干活了，推运装着石灰的斗车，他们两人则穿过工地往左拐，到总监工处去，届时阿尔瓦罗·迪约戈会说，这位是我妻兄，马夫拉人，也住在马夫拉，之前在里斯本住了许多年，但现在回来父亲家里长住，想找份工作；并不是说这番推荐的话能起多大作用，但阿尔瓦罗·迪约戈毕竟从一开始便在这里，是个熟练工人，并且一向干得不错，说句话总有点好处。巴尔塔萨惊愕地张大了嘴，他从一个村庄出来，走进了一座城市，当然，里斯本气度非凡，那是这个王国的首脑中枢，而王国不仅统治着阿尔加维，阿尔加维地方不大，距离不远，还统治着许多更大更远的其他地方呢，巴西，非洲，印度，以及散布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好吧，我的意思是，里斯本固然兴盛繁华，令人晕头转向，但是，这一大片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工棚和房屋，唯有来到近处亲眼看见才能相信，而三天以前，“七个太阳”在此地上空飞过的时候曾经激动不已，连望见的那片房屋和街道都似乎是他幻觉中的景象，这个初建中的修道院也不会比一个小教堂大多少。既然上帝从天上往下看一切，也就看得不清楚，他最好还是到这世界上走一走，用他自己那神圣的脚在世界上走一走，不再依靠那些从来都不可信的中间人和信使传话，用他自己的眼睛看一看，远处看着很小的东西在近处看却很大，除非上帝用望远镜看，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用的那种望远镜，但愿上帝现在正看着我，看他们会不会给我一份工作。

阿尔瓦罗·迪约戈已经去干活了，往石头上垒石头，要是再耽搁下去会损失四分之一的工钱，那损失就大了，现在巴尔塔萨必须说服负责登记的书记官，铁钩子跟血肉之躯的手同样有用，但书记官犹豫不决，不肯担这个责任，进到里边去请示了，可惜巴尔塔萨不能呈交航空器建造者证书，或者至少解释一下他曾经参加过战争，但即便这一点对他有帮助，也已经是十四年以前的事了，我们幸福地生活在和平时代，谁要听他进来这里说什么战争呢，战争一旦结束，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一样。书记官面带喜色地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拿起鸭翎笔，蘸了蘸栗色墨水，阿尔瓦罗·迪约戈的推荐终归起了作用，或者因为求职者是本地人，或者求职者还是身强力壮的年纪，三十九岁，尽管头上出现了几根白发，或者仅仅因为，三天前圣灵刚刚在这里经过，马上拒绝一个求职者会得罪上帝；你叫什么名字；巴尔塔萨·马特乌斯，外号“七个太阳”；你可以周一来干活，一周的开始，去推手推车。巴尔塔萨有礼有节地对书记官表示感谢，走出了总监工处，既不高兴也不悲伤，一个男子汉应当能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挣得每天的面包，但如果这面包无法喂养灵魂，也只好让肉体吃饱，而灵魂忍受折磨。

巴尔塔萨已经知道，他所在的这个地方被称作马德拉岛，即木岛，这名字很贴切，因为这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几间石头和石灰房子外，其他全都是木板房，但建得经久耐用。这里还有铁匠工场，巴尔塔萨本可以提出他有用铁匠炉干活的经验，但他不是全部都记得，至于其他技艺，他就一窍不通了，比如白铁匠，玻璃匠，画匠，以及其他手艺人，这些工匠以后将在这里汇聚起来。许多木板房带阁楼，地面那层养着牛和其他牲口，上面那层则住着各类有身份的人士，包括工头，书记官，总监工处的其他官员，以及管理士兵的军官。这时正值上午，牛和骡子正往外走，其他牲口早些时候被牵出去了，地上尽是粪便，就像里斯本的圣体游行一样，小男孩们在人和牲畜中间奔跑，你推我，我搡你，其中一个人在躲闪时摔倒了，滚到一对牛下边，但没有被牛踩着，多亏他的保护天使在场，让他逃过一劫，只是弄得满身牛粪，气味难闻。巴尔塔萨同别人一样大笑起来，工地有工地的欢乐时光。工地也有工地的卫兵。这时有二十来名步兵经过，全副武装，像是在奔赴战场，是军事演习呢，还是开往埃里塞拉以迎击在那里登陆的法国海盗呢，法国海盗们将来会多次企图登陆，在这座通天塔建成后的许多许多年的某一天，他们成功了，朱诺将军的军队进了马夫拉，当时修道院里只留下了二十来位老态龙钟的修士，他们被吓得从跪凳上跌落在地，而指挥先头部队的是德拉加德上校，或者是上尉，什么军衔倒无关紧要，他想进入主殿，发现门锁着，于是差人叫来阿拉比达的圣马利亚修道院的费利克斯修士，他是那个修道院的院长，但这个可怜人没有钥匙，钥匙归王室保管，而王室已经逃走了，这时，卑鄙的德拉加德，后来有一个历史学家就如此称呼他，卑鄙的德拉加德打了可怜的修士一个耳光，啊，基督徒的驯顺，啊，上帝的训教，修士立即转过脸去让他打另一边，要是巴尔塔萨在赫雷斯·德·洛斯·卡巴莱罗斯失去左手的时候也伸出右手，那么现在他就握不住手推车的车把了。说到卡巴莱罗斯，这里还有卡瓦莱罗斯，即骑兵，骑兵经过这里，和步兵一样全副武装，现在才发现，他们负责放哨，在卫兵眼皮底下干活，别有风味。

人们在这些大木屋里睡觉，每间屋子里至少住二百人，巴尔塔萨站在这里，无法数清有多少木屋，数到五十七就乱了套，更不必说这几年里他的算术没有长进，最好是拿上一桶石灰和一把刷子，在这间屋子作个记号，在那间屋子作个记号，以免重复或者遗漏，就像是在各家门口钉圣拉匝禄十字像，免得感染上皮肤病一样。如果在马夫拉没有家，巴尔塔萨就得像这里的人一样，在一张席子或者一块木板上睡觉，而夜里他还有妻子作伴，比起来，这里大部分人都来自远方，实在是可怜，人们说男人不是木棍，而最糟糕也最难忍受的便是男人勃起坚硬如木棍的时候，可以肯定，马夫拉的寡妇们不能满足这么多人，局面就是这样。巴尔塔萨离开这片木屋去看军队的营地，到了那里心里咯噔跳了一下，那么多行军帐篷，仿佛时间倒流了，也许看上去不太可信，但有时候一个退伍士兵甚至会怀念战争，这在巴尔塔萨身上已经不是头一次了。阿尔瓦罗·迪约戈早就对他说过，马夫拉有许多士兵，一些帮助安放炸药和起爆，另一些看守工人和惩戒干扰秩序的人，而从帐篷数目判断，士兵足有数千人。看到这样的新马夫拉，“七个太阳”几乎目瞪口呆，下边村子那里不过五十来户人家，而这上面却有五百座房屋，更不必提别的差别了，比如这一排公共食堂，木板房几乎和宿舍同样大，里边有加长的桌子和凳子固定在地上，以及长长的餐台，现在这里没有人，但半晌午的时候，那一口口大锅下面便点了火，为午饭做准备，而开饭号一响，人们立即潮水般涌来，看谁先跑到，带着一身在工地上干活的脏污，狂呼乱叫震耳欲聋，朋友喊朋友，你坐这里，替我占个地方，但木匠和木匠坐在一起，石匠和石匠坐在一起，挖土工和挖土工坐在一起，小工或者临时工坐在那边角落里，人以群分，幸好巴尔塔萨可以回家吃饭，不然他能和谁说话呢，这会儿他对手推车还一窍不通，对于飞机却又是唯一的行家。

不管阿尔瓦罗·迪约戈怎么说，为他和其他工人的工作怎样信誓旦旦地担保，工程确实没有什么进展。巴尔塔萨转了整整一圈，以审视自己将要居住的房子的那种目光仔细观察，那边一些人推着手推车，一些人爬上脚手架，一些人提着石灰和沙子，还有一些两人一组借助木棍和绳子抬着石头爬上缓缓的斜坡，工头们手持棍棒监视，监工们盯着工人们，以确认他们卖了力，活儿干得无可挑剔。墙还没有垒到巴尔塔萨身高的三倍，也还没有完全围住修道院的外缘，但像备战的堡垒那样厚，比马夫拉城堡遗留下来的断墙还要厚，不过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作品，那时候没有火炮，只有如此厚的石墙才能解释为何高度增加得如此之慢。那边倒着一辆手推车，巴尔塔萨去试了试手感，看学起来是不是容易，毫无困难，如果在左边的车把内侧用凿子打一个半月形的洞，他便可以与任何有一双手的人比试一番。

最后，他沿着上来时走的小路下山，工地和木岛已经隐匿在山坡后面，若不是常有石头和土块从高处滚下来，人们完全不会想到那里将建起一座修道院，一座教堂，或者王室宫殿，永远都是那个马夫拉，数世纪以来一如既往的那个小小的马夫拉，甚至到今天都不会有多大变化，罗马人来这里撒下法令的种子，摩尔人随后到来，种出了菜园和果园，虽然菜园和果园的痕迹已荡然无存，直到如今我们根据统治者的愿望皈依了基督教，而如果耶稣本人的确曾行走于世上，那他也没有到过这里，否则维拉山上就该有耶稣受难处了，现在人们正在那里建造一座修道院，也许两者是一回事吧。若是想要更深入地思考宗教上的事情，如果这确实是巴尔塔萨的想法，那么向他询问又有什么用呢，他想起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显而易见，他和布里蒙达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的内容不外乎这件事，想到神父的时候心里感到疼痛，后悔在那个可怕的夜里在山上曾经那样粗暴地对待他，仿佛是殴打了一个患病的兄弟，我清楚地知道他是神父，而我甚至连士兵都不是了，但我们年纪一样大，为同一桩事业同心协力过。巴尔塔萨又自言自语，哪天得回去巴雷古多山和容托山，看看机器是否还在那里，很可能神父已经偷偷回去，并独自飞到更适合发明创造的地方去了，比如说荷兰，荷兰非常重视航空事业，某位汉斯·普法尔就是明证，他犯下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罪行但没有接收到宽免，至今仍然在月亮上生活。不过这都是之后的事了，巴尔塔萨对这些一无所知，另外还有更令人赞叹不已的成就呢，例如两个人登上了月球，我们都看见了，但他们没找到汉斯·普法尔，大概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寻找吧。因为那里的道路太难走。

这里的道路比较好走。从太阳东升到日落西山，巴尔塔萨和其他许多人，大概有七百，一千，乃至一千二百人，给各自的手推车装上土和石头，巴尔塔萨则是用钩子稳住铁锹的把手，右臂的灵巧度和力量是十五年前的三倍，接着就是浩浩荡荡无穷无尽的人体大游行，一个接一个轮流往山坡下倾倒灰泥瓦砾，不仅覆盖了树丛，而且掩埋了一些耕地，还有一片可追溯到摩尔人时代的菜园也即将寿终正寝，可怜的菜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出产鲜嫩的卷心菜，水灵的生菜，牛至，香芹，以及薄荷，都是精细的好菜，现在，永别了，这些水渠里不会再有流水，菜农不会再来翻土浇水为菜园解渴，至于旁边的土地，则为菜园的焦渴死亡幸灾乐祸。世界千曲百折，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经历着更多的百转千回，也许那个刚刚在上面倾倒手推车的人就是这菜园的主人，石头连滚带跳蹦下了山坡，土块一个劲地往下滑，最重的石头奔在最前，不过，这位大概不是菜园的主人，因为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一周一周过去，墙壁几乎不见增长。士兵们正在放炮，向坚硬无比的巨石进攻，如果这石头和其他石头一样可以垒墙壁，士兵们的劳动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回报，但它深埋于山体之中，只有在猛烈轰击之下才肯脱离大山，一旦飞到空中便粉身碎骨，若非用手推车将它们转移倾倒，不久便会化作尘土。运输中也使用较大的车，用骡子拉的双轮车，人们往往让其负载过重，由于这些天一直雨水不断，牲畜陷入泥泞，必须用鞭子抽打它们的脊背才能让它们继续前行，在上帝没有注意的时候也抽打它们的脑袋，而这一切劳苦都是为了这同一位上帝的荣光，也因此人们并不能肯定上帝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故意转移了视线。推手推车的人们因为载重不大，不像大车那样经常陷入泥坑之中，并且他们有用搭脚手架的废板材铺成的较平稳的通道，但通道不够用，于是埋伏与赛跑的争斗层出不穷，看谁能抢先，如果两个人同时到达，就看谁更大力，而接下来便是拳打脚踢，碎木条在空中乱飞，这时士兵巡逻队便开过来，一般来说这足以压下火气，否则便会像骡子一样反复被刀把和鞭子抽打在脊背上。

雨一直在下，但没有大到不得不停工的地步，泥瓦匠们除外，因为水能冲走灰浆，在厚厚的墙上形成水洼，所以工人们就回到屋子里等待天气好转，而凿石匠是手艺人，不论是粗切还是雕琢，都在室内干活，但他们可能也很想休息。对后者来说，墙壁建得快慢都无关紧要，沿石块的纹理和线条，雕出凹槽，叶板，垂花饰，基座，花环，完成一件之后搬运工便借助木棍和绳索将其抬去一个大屋子里和其他成品一起存放，而到时候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法将其运走，除非石块太重，则需要用到绞盘和斜坡架。但凿石匠们有特权，工作有保障，不论下雨或晴天都算一个工作日，他们在室内干活，浑身落满大理石的白色粉尘，个个像扑了粉戴着假发的贵族，手持錾子及石工锤，叮当，叮当，这是需要两只手配合的工作。今天的雨不太大，监工们让所有人继续出工，推手推车的工人们也不例外，他们还不如蚂蚁幸运，行将下雨，蚂蚁抬起头闻闻星辰，便急行返回蚁穴，不像人类，还得冒雨干活。最后，一道黑色的水幕从海上走来，盖住了整片大地，人们不等下命令便丢下手推车，一窝蜂似的朝屋里涌去，或者到墙壁的背面躲避，就好像这能有用似的，他们已经浑身湿透，无法更湿了。倾盆大雨中，套在车上的骡子静立在那里，汗水濡湿的鬃毛又浇上了如注的雨水，上着轭的牛不为所动，继续反刍，在雨下得最猛的时候才摆摆脑袋，谁能说清这些牲畜是什么感觉呢，什么力量才能使它们颤抖呢，甚至在两头牛那发亮的角互相碰撞的时候，也许只是说一说，你在这里呀。当一阵雨过去，或者变得可以忍受时，人们又纷纷回去，一切重新开始，装，卸，拉，推，拖，抬，今天太潮湿，不宜放炮，这有利于士兵，他们回屋里休息了，连哨兵也都撤回去了，这才是平静的欢乐。天空又乌云密布，雨又下了起来，看样子不会很快停止，人们收到了收工的命令，只有凿石匠仍然在敲打石头，叮当，叮当，屋檐很宽，随风而来的盐粒落不到一块块大理石上。

巴尔塔萨沿路往下，回镇上去，小路很滑，走在他前边的那个人摔了一身泥，大家笑起来，笑声中又一个人摔倒了，这些都是倍受喜爱的生活乐事，在马夫拉这个地方既没有露天剧院，也没有歌唱家或者演员，看歌剧要到里斯本去，至于电影，那是两百年以后的事，那时也有以发动机为动力的大鸟了，在终于找到快乐之前，时间流逝得很慢；未来，你好啊。妹夫和外甥大概已经到家了，他们倒不错，对一个冻得透心凉的人来说，最惬意的莫过于面前有一堆火，在高高的火苗上烤烤手，脱下鞋子在炭火旁边烘烘脚，寒气缓慢地从骨头间退却，犹如霜冻在阳光下逐渐消融。实际上，还有比这更好的，那就是床上的女人，并且她正好是你渴求的那一位，她甚至不需要等在路边，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布里蒙达那样，她到路上去迎接，和男人分担同样的寒冷，同样的雨水，把带来的一条裙子盖到他的头上，女人的气息足以令男人眼中滚出泪珠，她问道，累了吗；这句话足以令人承受世界上的一切苦难，一条裙子遮着两个脑袋，天堂也不过如此，但愿上帝就这样与我们的天使生活。

马夫拉零星传来一些消息说，里斯本感到了地震，没有造成多大破坏，只是有的屋檐掉了下来，有的烟囱倒了，有老建筑的墙裂了缝，但坏事总能顺便带来好事，卖蜡烛的商人生意兴隆，教堂里蜡烛成堆，烛光尤其通明的是圣克里斯多福的祭坛，这位圣徒在如下情境施加保护，瘟疫，时疫，电击，火灾，风暴，洪水，旅途不顺，以及地震，他的竞争对手有圣芭芭拉和圣犹士坦，后两者在相似情境下亦可提供保护。但是，圣徒和人一样，这里指建造修道院的人们，亦指所有在别的地方建设或者拆除的人们，圣徒也会累，非常珍视休息，因为只有他们知道控制自然的力量有多么费劲，而如果是上帝的力量，事情会容易得多，只消恳求上帝，请看看那里吧，现在不要刮风了，不要摇晃了，不要点火了，不要淹水了，不要放出疫病，不要让强盗拦在路上，除非上帝是个歹毒的神，才会无视这乞求，但是，由于这是自然的力量，加之圣徒们心不在焉，我们刚为地震没有造成多少破坏而松一口气，却马上迎来了印象中前所未有的风暴，但是，既无大雨又无冰雹，也许正因为没有这些阻碍削弱其力量，风暴才随心所欲地像扔核桃壳一样将锚泊的大船抛起来，把缆绳拉紧，拉长，拉断，或者把铁锚从水底拉出来，随之把船拖离锚泊地，然后各条船便互相碰撞，撞破船舷，船身沉没，水手们高声呼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在向谁呼救，或者船在陆上搁浅，最终却被水的力量碾碎。所有上游的码头都被冲垮，狂风和巨浪把石头从码头底部拽出来抛向陆地，像火炮的石弹一样砸碎门窗，这是怎样的敌人呀，既不用铁也不用火就造成了如此伤害。猜想到是魔鬼作祟，所有的女人，包括保姆，女佣，以及女奴，全都跪在礼拜室里祈祷，圣母马利亚，万福马利亚；与此同时，男人们面如土色，举起剑也没有摩尔人或者塔普亚人可刺，只好高声诵念天主经和圣母经，我们如此焦急地呼唤，只说明我们确实需要父亲和母亲。海浪携骇人之势拍打着博阿维斯塔的海滩，腾空而起的水点被风直接吹到熙笃修女院乃至更远的圣本笃修道院，像暴雨一样击打在它们的墙上。如果说世界是一条航行在汪洋大海上的船，那么这一次它必将沉入海底，天下水水相连，洪流滚滚，连诺厄和鸽子也不能幸免。从丰迪松到贝伦差不多一里格半的地段，海岸边唯余残骸和断木，船上装载的货物要么沉入海底，要么因为不够沉而被冲上海滩，船主们和国王损失惨重。为了避免被掀翻，有的船砍断了桅杆，即便如此依然有三艘战船被推上海滩，若不是及时得到了专门救援势必报废。在海滩上粉身碎骨的小船，渔船和舢板不计其数，至于大船，仅触礁和失踪的就有一百二十艘之多，更不用数丧生的人了，谁知道有多少尸体被潮水冲到防波堤以外或者沉入海底呢，只知道被大海抛到海滩上的就有一百六十具，正是一串念珠的数目，孤儿寡母哭声不断，哎呀，我的好父亲，淹死的女人不多，有些男人会说，哎呀，我的好妻子，死后我们都是好人。死的人太多，只得就地草草掩埋，有时人们甚至弄不清死者是谁，或者亲人住在远处，来不及赶到，但大病须用重药医，要是上次地震更加强烈，死的人很多，也会照此办理，掩埋死者，照管生者，如果将来还会发生此种灾难，现在已经提前给出了方案，但请饶过我们吧，上帝。

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来马夫拉生活已经两个多月了。这一天是瞻礼日，工地停工，巴尔塔萨走到容托山去看飞行机器。机器仍在原地，照原样停在那里，向一边倾斜，靠一个翅膀支撑着，上面盖的树枝已经干枯。涂了沥青的帆完全张开，遮着琥珀球。由于机身倾斜，帆上没有积雨水，所以没有腐烂的危险。四周的碎石地上新长出了高高的灌木，甚至还有几株黑莓，毫无疑问，出现这种情况不同寻常，因为时节和地点都不对，似乎大鸟在运用自身的技艺保护自己，像这样的机器做出什么事来都不令人意外。无论如何，巴尔塔萨还是为它加了一层伪装，像上次那样到灌木丛中砍了一些树枝，但这回要省力多了，因为他带来了一把钩镰，做完之后，他又围着这另一座修道院转了一圈，对成果感到满意。然后他又爬到机器上，用闲置已久的长钉的尖在甲板的一块木板上画了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这是留给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的信，如果有一天他返回这里，就能看到朋友们做的记号，不会弄错。巴尔塔萨开始往回走，黎明时分离开马夫拉，回来时已是黑夜，一来一回走了十多里格的路，人们说乐意时走路不会累，但巴尔塔萨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虽然他走这一趟出于自愿，但或许发明这句俗语的人路遇仙女，并享受了一番温存，如果是那样也就不足为怪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巴尔塔萨正在往家走，像寻常一样看见布里蒙达在半路上等他，但她神色紧张，身体微微发颤，这很反常，因为只有不认识布里蒙达的人才不知道这一点，布里蒙达行走于世上，睿智得仿佛有前世的记忆，等走近了，他问，是我父亲身体不好吗；她回答说，不是，接着压低声音说，埃斯卡拉特先生在子爵府，他来这里干什么呢；你确定吗，看见他了吗；我亲眼看见的；也许那个人只是长得像他；就是他，我见过谁一次就能记住，何况见过他许多次呢。他们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大家便分别上床睡觉了，每对夫妇在他们自己的那张床上，若昂·弗朗西斯科老人和外孙一起，这孩子睡觉不肯安生，整夜翻来覆去，没办法，但外祖父并不介意，对睡不着的人来说总算有个伴。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中只有他听见了，在对早睡的人来说已经很晚的时间听见了，从门和屋顶的缝隙钻进来的轻轻的音乐声，这一夜马夫拉一片寂静，因此，有人在子爵府弹钢琴，尽管由于寒冷门窗紧闭，即使天气不冷出于体面也必须如此，那音乐竟然能被一个年老耳聋的人听见，要是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也听见了，就会说，是埃斯卡拉特先生在弹琴；通过手指便能认出巨人，此话言之有理，确实有这个谚语，并且用在这里恰到好处。第二天清早，大家围坐在火炉旁，老人说，昨晚我听见了音乐声，伊内斯·安东尼亚没有在意，阿尔瓦罗·迪约戈也没有在意，更不要说外孙了，老人嘛，总能听见什么响动，但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却难过得近乎嫉妒，如果这里有人有权听到这音乐的话，那只能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他去上工了，整整一个上午她都在子爵府四周转悠。

多梅尼科·斯卡拉蒂求得国王允许前来观看修道院工程。子爵在府邸接待他，这倒不是子爵尤其喜爱音乐的缘故，而是这意大利人既然是王宫小教堂的大师，芭芭拉公主的教师，那么四舍五入可以说是王室的化身了。人们永远不知道款待一个人能得到什么回报，即便子爵府不是旅店，也值得做一番接待，不管怎么说，做好事要先看对象。下午，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弹子爵那走音的钢琴，听音乐的有子爵夫人，坐在她腿上的是女儿曼努埃拉·沙勿略，这孩子才三岁，所有听众中数她最聚精会神，一边看着斯卡拉蒂一边模仿着舞动她细细的手指，最后母亲被闹得不耐烦了，把她交给保姆抱着。这孩子一生中不会听多少次音乐，斯卡拉蒂晚上弹琴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十年以后此女死去，葬在圣安德肋教堂，至今还长眠在那里，既然世上有发生奇迹的地方和通往奇迹的道路，那么，如果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的那口井还在，她在地下或许能听到水在扔进井里的那架钢琴上弹出的乐曲，可惜泉水总会干枯，泉眼总会堵塞。

音乐家出门去看修道院，看到了布里蒙达，一个人佯装不认识，另一个也佯装不认识，在马夫拉，要是看到“七个太阳”的妻子平起平坐地跟住在子爵府的音乐家谈话，没有哪个本地人不会感到奇怪，并随即做出充满怀疑的判断，他来这里干什么呢，是来看修道院的工程吗，可他既不是泥瓦匠也不是建筑师，说是风琴演奏家吧，可我们这里还没有风琴呢，所以必定另有隐情；我是来告诉你，也告诉巴尔塔萨，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死了，死在托莱多，那地方在西班牙，他逃去那里，据传他疯了，而由于没有人说起你，也没有人说起巴尔塔萨，所以我决定来马夫拉打听一下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布里蒙达两只手合在一起，但不像是要祈祷，而像是要绞住自己的手指，他死了；在里斯本听到的消息是这样的；机器掉在山上的那天晚上，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逃离了我们，再也没有回来；那机器呢；还在那里，我们怎样处理它呢；保护它，照管好它，说不定有一天会再飞起来；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什么时候死的；据说是在十一月十九日，正是里斯本遭到大风暴袭击的那一天，如果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是圣徒，那就是天上显灵了；埃斯卡拉特先生，什么是圣徒呢；你说呢，布里蒙达，什么是圣徒。

第二天，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启程返回里斯本。在镇子外边，路上的一个拐角，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正等着他呢，为了道别，后者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工钱。他们走近双轮马车，像是要乞讨一样，斯卡拉蒂命令停车，向他们伸出手，再见了；再见了。远处传来炸药爆破的声音，仿佛是在庆祝什么节日，意大利人悲伤地离开了，这也难怪，他从节日庆典中离开了，留下的两个人也面带悲伤，这是为什么呢，既然他们还会回去庆祝节日。

18

他坐在闪烁群星簇拥的王位上，身披夜与孤独的斗篷，脚下是崭新的海洋和逝去的时代，他是唯一的帝王，手中确实掌握着整个地球，他就是唐·恩里克王子，此时尚未出生的一位诗人后来就是如此赞颂他的，人人都有各自喜爱的人，但是，鉴于此处谈的是整个地球和帝国以及帝国的收益，那么唐·恩里克王子较之这位唐·若昂就大为逊色了，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国王名录上的第五位若昂，坐在愈疮木扶手椅上，为的是更加舒适，也更加安宁地接见为他登记财产和财富的簿记官，来自澳门的丝绸，织锦，瓷器，漆器，茶叶，胡椒，青铜，龙涎香，黄金，来自果阿的粗钻石，红宝石，珍珠，肉桂，更多的胡椒，棉布，硝石，来自第乌的地毯，细工镶嵌家具，绣花床单，来自马林迪的象牙，来自莫桑比克的黑人，黄金，来自安哥拉的更多的黑人，但不如莫桑比克的好，还有象牙，非洲东海岸最好的象牙，来自圣多美的木材，木薯粉，香蕉，木薯，母鸡，绵羊，山羊，蓝靛，蔗糖，来自佛得角的一些黑人，蜡，皮革，象牙，应当说明的是并非所有象牙都产自大象身上，来自亚速尔和马德拉的布匹，小麦，烈酒，干葡萄酒，烧酒，陈皮，水果，以及来自后来都属于巴西的不同地方的蔗糖，烟草，柯巴脂，蓝靛，木材，皮革，棉花，可可豆，钻石，翡翠，白银，黄金，仅黄金一项，王国每年的进益就达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克鲁札多，这还是仅将金粉和金币纳入计算的结果，其他不算在内，沉入海底和被海盗掠去的也不计算在内，当然，这些并非全都是王室的收益，王室富有，但也没有富到那种程度，不过把内外收益加在一起，流入国王钱柜的在一千六百万克鲁札多以上，其中，仅在流经米纳斯吉拉斯的河上征收的通行税就收入三万克鲁札多，我主上帝费力气挖开沟渠让水流动，却来了个葡萄牙国王征收巨额税款。

唐·若昂五世正在考虑把巨额款项用在何处，这是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他今天在思考，昨天也在思考，得出的结论千篇一律，必须把灵魂放在首位，我们应当通过一切手段保护灵魂，尤其是当土地和身体的舒适也能给它来带安慰的时候。那么就给修士和修女们所需要的一切吧，连他们不需要的也给，因为修士们在祈祷中总是把我放在首位，因为修女们总是掀开我盖的被单，并提供其他小小的快乐，还要给罗马，如果我们为建宗教裁判所向罗马支付了一大笔钱，为了让它行不那么残忍的善事我们要支付更多，作为回报，它会派来使团，送来礼品，不能指望这块土地提供高超的艺术品和手艺，这里充满文盲，粗人，以及蹩脚的工匠，那就为我的马夫拉修道院向欧洲定做陈设和饰物吧，用我的金矿的黄金和其他钱财支付，正如一位修士历史学家后来说的，让那里的工匠们大赚一笔吧，至于我们，我们只好望着那些陈设和饰物赞叹。对葡萄牙，只需要它提供石头，砖，烧火用的木柴，还有干粗活的人，不用多少科学。既然建筑师是德国人，既然担任木工，泥瓦工和石匠的工头的是意大利人，既然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其他国家的商人天天都和我们做买卖，那么从罗马，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列日，还有法国和荷兰运来以下东西就非常正确了，大钟和组钟，灯，烛台，青铜大烛台，酒杯，镶金银制圣器匣，圣体龛，国王最虔信的圣徒的雕像，祭坛的饰物，祭坛前帷，祭披，饰绳，祭坛华盖，伞盖，香客教士白袍，花边，还有三千块胡桃木原木板，圣嘉禄·鲍禄茂认为这种木材是制作圣器匣和唱诗班排椅的最好材料，从北方各国运来的是整船整船的用于做脚手架，大棚和住房的木板，还有绞盘和滑轮用的粗绳和缆绳，从巴西运来的是无数红斑木原木，用来做修道院的门窗，单人小室，宿舍，餐厅和其他附属房间的地板，包括忏悔室的护栏，因为这种木材不易腐烂，不像葡萄牙松木那样容易干裂，仅能用来烧开锅里的水，只有体重轻的人才可以坐上去，还必须掏出衣服口袋里的东西。自从八年前在马夫拉为修道院奠基以来，感谢上帝，基石来自彼鲁宾海鲁，欧洲欣慰地看到，它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送来了，他们提前收到了钱，在每个期限结束和一项工程完成时收的钱更多，这些人是金匠和银匠，大钟铸造者，塑像和浮雕雕刻匠，纺织工，花边织造女工和绣花女工，钟表匠，画家，制缆绳工，锯木工，金银丝绦带工，雕金工，地毯工，组钟匠，船主，如果这些在挤奶时驯顺的母牛不是我们的，或者我们的母牛不能变得那么驯顺，至少葡萄牙人应当留下这母牛，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来赊购我们半公升牛奶去做奶饼和奶黄饼糕了；如果陛下想再吃，只消说一声，修女院长保拉提醒说。

一群蚂蚁向溢出的蜂蜜，向撒出的糖，向天上掉下来的玛纳爬去，它们是什么，一共有多少，或许有两万，全都朝一边走，就像某些海鸟一样，成百只海鸟聚集在海滩崇拜太阳，不顾风从尾部吹来，撩起它们的羽毛，重要的是望着天空的眼睛，它们排成短短的阵形，互相追逐，直到飞到海滩尽头或者太阳躲藏起来，明天我们还返回这里，如果我们不来，我们的子孙们也会来。两万当中几乎都是男人，为数很少的女人留在人群之外，这主要倒不是为了遵从在做弥撒时按性别分开的习惯，而是因为，如果她们在人群中走失，当然，仍然还能活着，也许像今天我们的说法那样，遭到了强暴，你千万不要挑逗你主上帝，如果挑逗他，往后就不要抱怨你已有孕在身。

前边已说过，这是在做弥撒。工地和木岛之间有一块宽阔的平地，被来来往往的工人的脚踩过，被来来往往的车轮碾过，幸好此时一切都干燥，这应当归功于开始投入夏季怀抱的春季，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跪下，用不着担心把裤子的膝盖处弄脏，好在他们不是最关心干净的人，常常用自己的汗水洗脸。在广场后边的高处放上了一座木制小教堂，如果助祭们以为会出现奇迹，所有人都能被装进里面，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最容易的是让鱼和面包成倍增长，或者在一个玻璃瓶里装进两千个意志，这都算不上什么奇迹，而是世界上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只要人们愿意。这时响起绞盘的嘎吱声，随着这声音，或者类似的噪音，天堂和地狱的门打开了，门依其主人的身份不同而不同，上帝家的门由水晶做成，撒旦家的门是青铜制，通过开门时的回声能立马分辨出来，但这里，只有木头摩擦发出的尖叫，小教堂的正面墙渐渐往上，直到把墙变成房檐，同时两边渐渐分离，仿佛一双看不见的手打开了圣体龛，头一次做弥撒时工地上还没有那么多人，但五千人同时发出一声惊叹，啊；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一桩新鲜事让人们大吃一惊，然后他们才对此习以为常，小教堂敞开了，展现出里边的主礼神父和祭台，这能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弥撒吗，看来不可能，但这些人都忘记了，有一天圣灵曾在马夫拉上空飞过，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在战斗之前举行的弥撒，等到清点和埋葬死者的时候谁知道我是不是也在其中呢，让我们充分利用这次圣事吧，除非敌人在弥撒前发动进攻，要么因为他们的弥撒进行得更早，要么因为他们信奉一个不做弥撒的宗教。

主礼神父在他的木笼子里向人海布道，假如不是人海而是鱼海，他本可以重复那篇说理清楚内容健康词句华丽的布道词，但听众不是鱼，布道就只得符合这些人的情况，只有离他最近的信徒们能听得见，当然，虽说袈裟不是和尚，但那身教服足以令人虔诚，助祭听到他说天宕，就知道他指的是天堂，他说阴森就是永生，嫉妒就是基督，赏嫡就是上帝，如果什么都听不见了，既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回音，那就是布道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解散了。令人惊奇的是，弥撒做完以后地上并没有留下死人，照在圣器匣上闪闪发光的太阳也没有把他们杀死，时代变化太大了，贝特舍默士人正在谷中收割麦子，举目一看，见是培肋舍特人的约柜来了，五万零七十人猝然死去，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两万人朝天上望，你在那边呀，我还没有看见你呢。这个宗教中充满闲趣，尤其是众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听所有人忏悔或者供所有人吃圣餐的空地和设施呢，于是就在那里听天由命，有人哈欠连天，争吵连连，在篱笆后面或者更隐秘的地方用下腹顶一个女人，明天见，明天又是工作日了。

巴尔塔萨穿过广场，有些人在那里玩输赢不大的掷铁圈，国王禁止其他赌博，例如谁要是玩正反面，地方法官来了以后他们非坐牢不可。布里蒙达和伊内斯·安东尼亚正在约定地点等着巴尔塔萨，阿尔瓦罗·迪约戈和儿子也会到那里去，也许已经在那里了。几个人一起往下朝河谷走去，若昂·弗朗西斯科正在家里等他们，老人的腿几乎不能挪动，只好在圣安德肋教堂听教区牧师措辞谨慎的弥撒，子爵一家全都在场，或许正因为如此布道词才不那么吓人，当然，也有不利之处，人们必须从头到尾听完，但很快就能发现听的人心不在焉，年事已高或者太疲劳的时候自然这样。吃过正餐，阿尔瓦罗·迪约戈去睡一会儿，儿子和其他几个同龄人去捉麻雀，女人们则小心翼翼地缝补衣裳，因为今天是主休日，上帝不愿意看到人们干活，但是，如果今天不把这个口子缝好，明天就会更大，既然上帝确实不用棍棒或者石头施行惩罚，缝补衣裳也确实只用针与线，而我的技艺并不高超，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亚当和厄娃被创造出来之后，两人具有同样的知识，在被逐出天堂的时候并没有从天使长手中接到一张男人干的活和女人干的活的清单，只是对她说，你将忍受分娩的痛苦，但这一点终有一天也会完结。巴尔塔萨把长钉和钩子统统放在家里，裸露着没有手的手腕，他想试一试能不能重新感受到手上那种令人舒适的疼痛，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稀少了，能不能重新有拇指内侧轻轻的痒的感觉，能不能重新感到用食指的指甲轻轻抓那个地方产生的惬意，你们不必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他头脑中的幻想，否则他会回答说，头脑中没有手指；但是你，巴尔塔萨，已经没有手了；这种事谁也说不准；不要去和这样的人争论，他甚至能否认他本身的现实。

人们知道，巴尔塔萨要喝酒了，但他不会喝醉。自从得知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死讯以后他就喝起酒来，神父死得太悲惨，对他震动极大，如同一次深层地震，震碎了房屋的根基，尽管地面上的墙壁依然笔直。他喝酒是因为经常想起巴雷古多山脉中容托山山坡上的大鸟，谁知道是否已经被走私者或者牧人发现了呢，只要想到这个他就像被严刑拷打一样难过。但是，喝着喝着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到来，感到布里蒙达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这就足够了，布里蒙达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巴尔塔萨拿起装满酒的小陶罐，以为会像其他人那样喝，但那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一个声音说，巴尔塔萨；小陶罐原封不动地回到桌子上，朋友们都知道，他今天不会再喝了。他一言不发，直到酒力造成的昏沉渐渐消散，别人说的话能重新组成什么意思的时候，他才静静地听，尽管讲的都是些老生常谈；我叫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在谢莱鲁什出生，离马夫拉这里不远，大概两里格吧，我有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一生只打短工，由于无法摆脱贫穷，就来为修道院干活，听说这修道院是来自我家乡的一位修士许下的愿，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像你小外甥那么大，不管这些了，反正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谢莱鲁什离得不远，偶尔迈开双腿回去一趟，还用得上中间那一条，结果是妻子又怀了孕，我把节省下来的钱给她留下，但像我们这样的穷人什么都得花钱买，不会从与印度或者巴西的买卖中获利，也不在王宫任职或者有王室的封地，我用每天挣的二百列亚尔能干什么呢，我必须付在这里的小餐馆吃饭的饭钱，付喝的酒钱，食品店的老板们日子过得蛮好，如果他们当中许多人是被迫从里斯本来这里的，那么我是出于需要才在这里生活，因为穷困才继续留在这里；我叫小个子若泽，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自己的妻子，甚至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叫这个名字，或者原来曾叫过什么名字，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在托雷斯·韦德拉什山脚下一个村庄发现了我，教区神父为我洗礼，若泽就是洗礼名，小个子是后来人们给我加上去的，因为一直长不高，而且又驼背，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跟我一起生活，但是一旦让我趴到她们身上，她们总是要求更多，这是对我唯一的报偿，来我这里，现在你出去吧，等到老了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我来到马夫拉是因为喜欢用牛干活，在这个世界上牛总是为别人卖力气，像我一样，我们不是这里的人；我叫若阿金·达·罗查，出生在庞巴尔，那里有我的家，家里只有妻子一个人，原来有四个儿子，但他们都没有活到十岁就死了，两个死于天花，另外两个死于虚弱贫血，我那里租了一块地，但收入还不够吃饭呢，于是我对妻子说，我到马夫拉去吧，那里工作有保障，能干许多年，就这样一直在这里干，现在已经六个月没有回家了，说不定我再也不回去了，女人有的是，我那女人大概血统不好，生了四个儿子全都死了；我叫曼努埃尔·米里奥，从圣塔伦农村来的，有一天地方法官手下的官员们到那里去，说马夫拉的工地挣钱多，吃得好，于是我就来了，还有几个人也来了，和我一起来的两个人在去年的地震中死了，我不喜欢这里，倒不是因为我的两个同乡死在这里，一个人没法选择死的地方，除非他可以选择怎样死，而是因为我想念我家乡那条河，我完全清楚，大海的水多得很，从这里就能看到，可你们说说，一个人能用这不老实的大海干什么呀，波浪不停地拍打石头，拍打海滩，而河在两岸中间流，像赎罪游行一样，匍匐着往前走，我们站在岸边看着，就像白蜡树和杨树一样，当一个人想看看自己的脸，看是不是苍老了许多，那流动的水就成了静止的镜子，而我们站着不动，反而像是在运动的一方，头脑里这些念头从哪儿来的，我也说不清楚；我叫若昂·安内斯，从波尔图来，是个桶匠，建造修道院也需要桶匠，不然谁制造和修理大木桶，酒桶，还有水桶呢，泥瓦匠在脚手架上，要用装泥灰的桶，要用扫帚把石头弄湿，让上边的石头紧紧粘在下边的石头上，所以必须有水桶，牲口在哪里喝水呢，在桶里，桶是桶匠做的，不是我自吹自擂，哪个行业也比不上我这个行业，甚至上帝也当过桶匠，你们看看那个被叫作海的大桶，如果活儿干得不地道，如果各个桶板不严丝合缝，把大海挡在陆地之外，那么就会再次出现大洪水，关于我的生活，没有多少话可说，我把一家人留在了波尔图，他们自己过日子，我已经两年没有见妻子了，有时候梦见和她躺在床上，如果梦中我没有脸，第二天工作就干不好，我喜欢在梦里看见我自己是完整的，不喜欢缺嘴缺鼻子或者少了眼睛，妻子在梦里看见的是什么样的脸呢，我也不知道，最好让她看见我的脸；我叫坏天气儒利安，阿连特茹人，我来马夫拉干活是因为我那个省份闹大饥荒，我甚至不明白怎么还有人活下来，我相信，要不是我们习惯了吃野草和橡树果，人们全都会死光，看到那么广阔的土地，真让人心疼，只有到过那里的人才能知道，到处一片荒芜，耕种的土地很少，都是灌木丛，不见人烟，并且战乱不断，西班牙人像出入自己的家一样随便进进出出，现在和平了，安静了，谁知道能持续多久呢，那些国王和贵族们不是驱赶着我们去送命，就是驱赶猎物，所以，如果发现哪个穷人布袋里有只兔子，即便这是捡来的病死或者老死的兔子，他们至少也朝他脊背上抽几鞭子，让他知道上帝造兔子是为了让老爷们消遣，供老爷们煮着吃的，如果最后把猎物留给我们，挨一顿鞭打倒也值得，我来马夫拉是因为我那个教区的牧师在教堂里宣扬说，来这里就成了国王的仆人，虽说不完全是他的仆人，也和仆人差不多，他还说，真的这样说，国王的仆人不会挨饿，不会穿得破破烂烂，生活比天堂里还好，这是因为，虽然天堂里没有人跟亚当争夺美食，他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但他没啥可穿的，我发现这是胡说八道，我不是说天堂，亚当的时代还没有我呢，而是指马夫拉，我没有饿死是因为把挣来的钱都用光了，穿的还这样破破烂烂，至于说什么国王的仆人，我还指望在死以前能见上主人一面，也许会因为长时间远离家庭痛苦地死去，一个有儿女的男人光是看到儿女的脸就能获得滋养，如果孩子们只是看到我们的脸就能被养活该多好，命运嘛，就是互相注视着走完一生，你是谁呀，来这里干什么，不论我是谁，不论我干什么，我已经问过，但没有得到回答，不，我任何一个儿子的眼睛都不是蓝色的，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我的儿子，蓝眼睛这种事偶尔在家族里也会出现，我母亲的母亲的眼睛就是这种颜色；我叫巴尔塔萨·马特乌斯，所有的人都称我“七个太阳”，小个子若泽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叫他，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为什么要这样叫我，如果我们比照耀我们的唯一太阳年长七倍，那么我们早该是世界的国王了，这都是曾经离太阳很近，现在又喝多了的人的疯话，如果你们听我说了胡话，那要么是因为被太阳晒得太厉害，要么是因为喝得太醉，说正经的，整整四十年前我在这里出生，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我母亲已经死了，她叫玛尔塔·马利亚。我父亲几乎不能走路了，依我看他的脚上生了根，或者是他的心正在寻找永远休息的地方，像若阿金·达·罗查一样，我们有一块地，可是，这样大兴土木，我们那块地已经没有了，那上边的有些土还是我自己用手推车推走的呢，我祖父当年怎么能知道，他的一个孙子亲手把耕种的土地扔出去呢，现在人家要在那块地方盖什么塔，生活充满坎坷，我的生活中坎坷也不少，年轻的时候我为人家耕种过土地，我们那块地太小，我父亲整年在地里干活，还有时间到外边去干，增加点收入，嗯，饥饿嘛，我们没有受过真正的饥饿，但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富裕或者富足，后来我去为国王打仗，左手留在了战场上，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没有左手就变得和上帝一样了，离开战场以后回到马夫拉，但在里斯本待了几年，就是这些，说完了；你在里斯本干什么，若昂·安内斯问，他是这群人中目前唯一有手艺的人；在王宫广场的一家肉店里干活，但只是把肉拖过来拉过去；什么时候你曾经离太阳很近呢，这是曼努埃尔·米里奥提出的问题，也许因为他过去看惯了河水流动的缘故；那是，那是有一次我上到一座很高的山上，山太高了，只要伸出胳膊就能摸到太阳，我不知道那只手是在战争中失去的呢，还是被太阳烧了；是哪座山呢，马夫拉没有像太阳那么高的山，阿连特茹省也没有，对阿连特茹我熟得很，坏天气儒利安问；也许那座山当时很高，现在矮了；削平这样一座山还需要用火药爆炸几千次，要让那么高的山变矮，非把世界上的火药用尽不可，这是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的声音，就是头一个说话的那个人；曼努埃尔·米里奥锲而不舍，接近了太阳，除非你像鸟儿似的飞行过，沼泽地里能看到一些苍鹰，它们往高处飞呀，飞呀，盘旋着往上飞，然后就消失了，变成了一个小点，看不见了，它们飞到太阳那里去了，可我们既不知道到那里去的路，也不知道从哪个门进去，而你是人呀，没有翅膀；除非你是巫师，小个子若泽说，我被人捡到的那地方有个女人，她像行涂油礼那样往自己身上抹油，到了晚上把扫帚当马，骑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人家说的，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不是巫师，这些事是你们强加到我头上的，宗教裁判所会来抓我，你们谁也没有听见我说过我曾经飞起来过呀；可是你分明说过你曾经离太阳很近，还有，你说自从失去左手以后就开始和上帝一样了，要是这些异教徒的话传到宗教裁判所耳朵里，那你也一样没救了；如果我们和上帝一样了，平等了，那我们就都有救了，若昂·安内斯说；如果我们和上帝一样了，平等了，那我们就可以因为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这种平等而审判他，曼努埃尔·米里奥说；人们不再谈论飞行，巴尔塔萨放下心来，这时他才解释说，上帝没有左手是因为他选中的人都坐在右边，既然被判刑的人都下地狱，那么他左边就一个人也没有了，既然左边一个人也没有，上帝还要左手干什么呢，既然左手没有用处，那么左手就不存在了，而我是因为左手不存在了，才没有用处，只有这点差别；也许上帝左边有另一个上帝，也许上帝坐在另一个上帝右边，也许上帝只是另一个被上帝选中的，也许我们都是坐在那里的上帝，我脑袋里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呢，我也不知道，曼努埃尔·米里奥说；巴尔塔萨最后得出结论，我是这一排人的最后一个，我左边不会坐着任何人，世界到我这里结束；这些粗人还有文盲的头脑中的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若昂·安内斯不在此列，他认识几个字。

河谷深处传来圣安德肋教堂的钟声。木岛上空，街道和广场，饭馆和住房里，到处一片低声絮语，像远处的大海在不停地嘀嘀咕咕。莫非是两万人在进行下午祈祷，莫非是他们在互相讲述自己的一生，去调查一下才能知道。

19

火药或丁字镐从坚硬的地底开出的松土，碎石以及鹅卵石，由人们用手推车运走，倾倒在山谷里，削平山头和挖新坑出来的砂石很快填平山谷。体积大且分量重的填充物靠钉有铁皮的车运送，除了装车和卸车的时候以外，拉车的牛和其他牲畜均不得停歇。人们用肩膀和脖子背着负载有巨石的轭，沿着以支架撑起的木板斜坡，爬上脚手架，应当永远赞颂发明垫肩的人，他懂得心疼这些人。这些工作，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可以更简单地归纳为体力劳动，之所以还要旧事重提，是因为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极为普通乃至微不足道的技艺，就好像我们写字之时往往漫不经心地看着书写的手指，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做成某事的人就被其做成的事所埋没。我们最好是亲眼看一看，如果是从高处往下看则更好，例如乘飞行机器在马夫拉的上空盘旋，人来人往的山头，众所周知的山谷，以及因四季的雨淋日晒而呈墨绿色的木岛，砍伐中的莱里亚松林里，一些板材正在朽烂，在托雷斯·韦德拉什和里斯本的交界处，烧砖烧石炭的窑炉日夜冒烟，仅从马夫拉到卡斯凯什之间这类窑炉就数以百计，来自最南的阿尔加维和最北的恩特雷·杜洛·米尼奥的砖石以船只运送，开进特茹河，沿着一道人工开凿的运河，在托雅尔的圣安多尼码头卸下，这些砖石及其他材料以车辆装载，经阿契克山和宾海鲁·德·洛里什运送至陛下的修道院，还有一些车辆运送来自彼鲁宾海鲁的石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的观景台了，要不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发明了大鸟，我们就没法了解这项工程的规模是多么巨大，靠着布里蒙达收集到金属球里的意志我们得以在空中停留，看到下边的另一些意志奔波忙碌，因为万有引力定律和生活必需定律困守在地球上，如果我们能够数一数在路上来回往返的车辆，包括附近的和稍远的车辆，就能知道多达两千五百辆，从这里看下去，它们仿佛停滞不动，仿佛是因为装载太重。要想看清人，则必须就近观察。

一连许多个月，巴尔塔萨都跟手推车打交道，不是推便是拉，终于有一天他厌烦了像驮载负重的母驴一样，被驱使着或者往前或者向后赶的工作，由于小工头看他做得好，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他后来就被叫去赶牛轭车，这两头牛是国王买的不计其数的牛之中的一双。小个子若泽对这次提拔帮了大忙，工头觉得小个子背上的罗锅很有趣，说车夫的个子只有牛鼻子那样高，这话几乎完全准确，但如果有人以为这么说会冒犯他，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小个子若泽头一次意识到用他的人眼直视着牲口的大眼时，心里多么惬意，那眼不光大，而且驯顺，那眼里能映出他的脑袋，映出他的身躯，至于再往下，比如两条腿，就消失在牛的眼睑里边了，既然牛的眼睛里能容纳下一个人，那就可以承认这个世界造得完美无缺了。说小个子若泽帮了大忙，是因为他一再恳求工头让“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去赶牛车，既然已经有一个残疾人赶牛车，也就可以有两个，两个人互相做个伴，要是他不会干这种活计，也没有任何损失，让他再去推车就是了，一天就足以看出他多么能干。对赶牛车这一工作，巴尔塔萨早已相当熟悉，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跟牛打交道，但走了两趟就发现左手的钩子算不上缺陷，右手没有忘记使用任何一种赶牛棍技术。晚上回到家时他非常高兴，就像小时候第一次在鸟窝里发现了一枚蛋，就像成年以后有了第一个女人，就像当了士兵以后头一次听到号角声，凌晨时分，他梦见了他那两头牛，还有那只左手，完好无缺，还梦见布里蒙达骑在其中一头牛上，这一点，任何对梦境略知一二的人都会理解。

巴尔塔萨刚刚过上这种新生活没多久，便有消息说要前往彼鲁宾海鲁去运送那里的一块非常大的石头，这块用作教堂正门上的阳台的石头太大了，据计算要用二百对牛拉轭车才能将其运来，相应还要有许多赶车人的辅助工作。为了装运这块巨石，专门在彼鲁宾海鲁造了一辆车，样子像带轮子的印度航线上的船，说这话的人见过即将完工的车，同样也看到过比喻所用的船。莫非言过其实吗，我们最好亲眼看看再做出判断，前往彼鲁宾海鲁的人们半夜就起了床，另外还有那四百头牛，以及二十多辆车拉着运石头所需的工具，不妨在这里罗列出来，绳子，缆索，楔子，杠杆，照已有滑轮的尺寸造出的备用滑轮，万一车轴断裂可用的备用车轴，大小不一的支柱，锤子，钳子，铁板，为牲口砍草的镰刀，还带着人吃的干粮，当然有些能在当地买到的不在其内，装在车上的东西太多了，那些本以为可以乘车去的人发现不得不步行，路不算远，去三里格，回三里格，当然，路不好走，但这些牛和人在运别的东西时都已从这里走过多次，只要蹄子和鞋底踏在地上就知道他们熟知这个地方，上坡吃力，下坡危险。几天前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去运巨石的有小个子若泽和巴尔塔萨，两人各自赶着一对牛拉的车，被唤去干力气活的小工有那个谢莱鲁什人，就是那个家里有妻子儿女的人，名字叫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还有曼努埃尔·米里奥，就是头脑里有许多完全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念头的那个人。上路的还有一些叫若泽的，叫弗朗西斯科的，叫曼努埃尔的，叫巴尔塔萨的较少，有些人叫若昂，阿尔瓦罗，安多尼，若阿金，甚至也许有人叫巴尔托洛梅乌，虽然不是消失的那个人，还有叫佩德罗，维森特，本笃，贝尔纳多，以及卡埃塔诺的人，所有男人的名字这里都有，过各种生活的人这里都有，尤其多的是艰难困苦生活，特别是贫穷的生活，但我们无法一一去谈他们的生活经历，因为那样的话就太多了，那么至少应当写下他们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义务，为了这一点我们才写作，让他们永垂不朽，既然这取决于我们，我们就把它们留在这里，他们的名字有，阿尔西诺，布拉斯，克里斯多福，丹尼埃尔，埃加斯，菲尔米诺，热拉尔多，霍拉西奥，伊斯多罗，儒维诺，路易斯，马尔科利诺，尼卡诺，奥诺弗雷，保禄，基特里奥，鲁菲诺，塞巴斯蒂昂，塔德乌，乌巴尔多，瓦莱里奥，沙勿略，札卡里亚斯，每个名字的头一个字母组成了字母全体，让所有人都得到了代表，也许这些名字并不完全适用于当时当地，而且名字相对于人来说太少了，但只要有干活的人，活就不会干完，这些活当中的某些会成为未来的另一些活，将来会有人叫这个名字，干这个活计。在按字母表列出的前往彼鲁宾海鲁的人当中，我们会因为没有讲讲那个叫布拉斯的人的身世而痛心，他红头发，右眼瞎了，马上就有人会说，这里是残疾人的家乡吧，一个驼背，一个缺手，一个独眼，还会说我们太夸张了，作品里的主人公应当挑选英俊漂亮的人，应当挑选苗条健美的人，应当挑选完整的人，我们也想这样，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发出这些责难的人反而应当感谢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同意把其中另一些人写进故事，嘴唇肿大的结巴，瘸子，凸颌的人，外罗圈腿的人，癫痫患者，呆子和傻子，白化病患者和白化人，疥疮患者和全身溃烂的人，身上长癣的人，事实就是这样，一大清早，人们便看到这群披着破布，驮着罗锅的人排成长长的队伍，离开了马夫拉，正如在夜间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此时，所有的人都是黑影，要是布里蒙达不吃面包便来看这群人离开，她会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什么样的意志呢，那是另一回事了。

太阳刚刚出来，天气马上就热了，这也难怪，已经是七月了。三里格，对于这些善于走路的人来说算不上累死人的距离，特别是大部分人都按照牛的步子节拍走，而牛并没有什么要加快脚步的理由。那些没有拉车负重，只是成对的以轭套在一起的牛，对这种闲适感到怀疑，甚至有些羡慕那些拉着满载工具的车子的弟兄们，因为自己仿佛是在进屠宰场之前养膘一样。前面已经说过，人们慢慢腾腾地走着，有的一言不发，有的一边走一边谈天，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同类，但有一个人走得风风火火，刚一出马夫拉就快步小跑，似乎急着赶到谢莱鲁什把他父亲从绞刑架上救下来，他就是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想借机去到妻子两条大腿间赴他的绞刑，现在妻子已不再害羞，或者他没有这么想，也许只是想去看看孩子们，跟妻子说句话，问候一声，并没有想到做那种事，要做的话也太仓促了，因为工友们从后边跟上来了，他应当和工友们同时到达彼鲁宾海鲁，他们正从我们门口经过，反正我们总是要睡在一块儿的，最小的孩子睡着了，什么也不会发现，其他孩子嘛，打发他们到外头看看是不是在下雨，他们会明白父亲是想和母亲单独待一会儿，想想要是国王下令在阿尔加维建造修道院，我们会是个什么情形呀；妻子问，你现在就走吗；他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呢，等回程要是驻扎在附近，我会和你待一整夜。

弗朗西斯科赶到彼鲁宾海鲁时筋疲力尽，两腿发软，驻地已经安排好，其实既没有木板房也没有帐篷，仅有的士兵都是那些负责日常监视的人，这里反而更像个牲口市场，四百多头牛，人们在其间穿行，把它们赶到一边，其中几头受了惊吓，用头乱顶一气，声势浩大，实则并无歹意，然后才安顿下来，开始吃从车上卸下来的草料，它们还有很长的时间要等，而那些现在使锨用锄的人们正匆忙地吃饭，因为他们必须先去干活。时已半晌，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干燥坚硬的土地，地上满是碎石片，采石场低沉处的两边有许多巨大的石头等待着被运往马夫拉。当然要运去，但不是今天。

一些人聚集在路当中，站在后边的设法越过其他人的头顶看，或者努力往前挤，弗朗西斯科走过去，以加倍的热心弥补迟到的过失，你们在看什么呀；恰好那个红头发的人在旁边，他回答说，看石头；另一个人补充说，我活了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说罢惊愕地摇了摇头。这时候士兵们来了，他们一边下命令一边推搡着驱赶人群，到那边去；但男人们都像顽童一样充满好奇，监工处负责这次运输的官员来了，散开，把这块地方腾出来；人们跌跌撞撞地闪开，然后就看到了，正如红头发的独眼龙布拉斯所说，是块石头。

这是一块巨大的长方形大理石石板，尚未经加工，表面粗糙，放在一根根松树树干上，要是走近些，无疑能听见松树液汁的呻吟，正如此时我们能听到从人们嘴里因震惊而发出的呻吟声一样，人们这才看清了它究竟有多么大。监工处官员走过去，把手搭在巨石上，仿佛在代表国王陛下接收这块巨石，但是，如果这些人和这些牛不肯卖力气，国王的所有权力就如同风和尘埃一样毫无用处。不过，他们会出力的。他们是为此而来的，为此他们丢下了自己的土地和工作，他们在家乡的工作也是在土地上卖力气，殚精毕力以维持生活，监工官员尽管放心，这里没有人拒绝干活。

采石场的人走过来，他们要在巨石被拖到的这个地方造一个小土堆，或者说在巨石最窄的那一面造一堵垂直的墙。这会是那艘所谓印度航线上的大船将要停靠的地方，但从马夫拉来的人必须首先掘开一条宽宽的大车通道，一个直通真正道路的缓坡，然后才能开始运输。手持丁字镐和铁锹的马夫拉的工人们走上前，官员已经在地上划出了挖掘的标线，曼努埃尔·米里奥站在那个谢莱鲁什人旁边，现在他们离石板很近，用手量了量说，这是万石之母，他没有说是万石之父，对，是母亲，或许是因为它来自大地深处，还带着子宫的泥土，巨人般的母亲，它上边能躺多少人，或者它能把多少人压个粉身碎骨，谁愿意计算就去计算吧，这巨大的石板长三十五拃，宽十五拃，厚四拃，为了资料更加完整，还应当指出，在马夫拉经过雕琢和打磨之后会相应小一些，各部分依次是三十二拃，十四拃，以及三拃，等到以后不再使用手拃或者脚去丈量，转而使用米去计量长度时，另一些人则会依次得出，七米，三米，以及六十四厘米，因为重量单位也使用旧制，所以相比说这有两千一百一十二厄罗伯，我们说这块用在后来叫贝内迪托克蒂约内宫的阳台的巨石重三万一千零二十一公斤，舍去零头算是三十一吨，游客女士们和先生们，现在我们去参观下一个大厅，还有许多地方要走呢。

同时，人们挖了整整一天的土。赶牛的人也来帮忙，“七个太阳”巴尔塔萨重新操起手推车，他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最好不要忘记重体力劳动，因为谁都难免再干这种活计，设想一下，如果明天人们失去杠杆作用的概念，那就别无他法，只得用肩膀和胳膊，直到阿基米德复活以后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让你们撬动地球。太阳落山的时候通道已经挖好，有一百步长，与上午他们轻轻松松走过的碎石路相连。吃过晚饭人们去睡觉了，四散在附近各处，在大树下，在巨石旁，石头雪白，月亮升起以后被照得银光闪闪。晚上天气很热。生起了几堆篝火，但仅仅是为了给人们做伴。牛在反刍，口水像一条线似的滴下来，把大地的液汁还给大地，一切都要返回大地，甚至石头也会返回大地，而现在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们抬起来，用杠杆支撑住，用楔子架在下面，先生们，你们是想象不出修建这座修道院花费了多少劳力的。

天还没有亮，号声便响起来。人们起了床，卷起被单，牛车夫们去给牛套上轭，监工处官员从睡觉的房子里走出来，他们的助手跟在后面，监工们也来了，他们正询问要下达什么命令，做什么。从车上卸下绳子和绞盘，把一对对套了轭的牛沿道路排列成两行。现在只差印度航线上的大船了。这是一个用厚木板放在六个带硬木轴的大轮子上做成的平台，比要运的巨石稍大一些。来的时候要靠人力拉，卖力气的和指挥卖力气的都高声喊叫着，一个人一不留神被轮子碾到一只脚，只听见一声号叫，一声因无法承受的疼痛而释放的尖啸，这趟运输出师不利。巴尔塔萨就在很近的地方牵着他的那对牛，看见那人血流如注，他突然又回到了十五年前的赫雷斯·德·洛斯·卡巴莱罗斯战场，时间过得多么快呀。他的痛苦已经随着时间过去而沉寂，但像这样的痛苦，要消退还为时尚早，那人已经离得远了，但他的喊叫似乎依然萦绕于此，人们用木板把他抬去莫雷莱纳，那里有个诊所，也许他需要截肢才能保命，该死。巴尔塔萨在莫雷莱纳跟布里蒙达睡过一夜，世界就是这样，巨大的欢愉和巨大的痛苦，健康者宜人的气息和腐烂的伤口的臭气汇聚在同一个地方，要想发明天堂和地狱，只消了解人体就够了。地上再也看不到血迹，轮子碾，人脚踩，牛蹄踏，土地把残留的血吸干了，只有被踢到旁边的一块鹅卵石上还带点血的污色。

人们小心翼翼地渐次松开手中的绳索，让倾斜的平台非常缓慢地下落，最后与泥瓦匠们打起的平平的土墙对好。现在接受考验的是科学和技艺了。车的所有轮子下都用大石块楔住，这样，巨石被拉着在树干上挪动和落在平台并且滑动时，车就不至于滑挪。整个表面都撒上土以减少石头与木头之间的摩擦，然后拉长绳子使之沿纵向环绕巨石一周，两边包括树干的悬空处各有一道，同时，另一条绳子沿横向绕巨石一圈，就构成了六个结点，每个结点都系于车前，紧紧拴在经铁片加固的非常牢靠的横梁上，相当于有了两道非常结实的粗缆，在共同作业中供牵引用，再依次系上细一些的供牛拉的绳索。完成这项作业花费的时间比解释它花的工夫要多得多，打完最后的绳结时，太阳已经升起，我们能在那边的山顶上看到太阳，汗水洒落在泥里的同时就蒸发殆尽，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牛轭车沿路排好，保证所有绳子都足够紧绷，如此才不会让拉力因没有协调好而消耗掉，我拉，你也拉，最终却发现没有足够的空间铺展开两百架牛轭车，整个牵引工作就这样朝右拉，朝前拉，朝上拉，小个子若泽排在拉左边粗缆的第一个，说，这工作可够呛的；即使巴尔塔萨说了什么，也无从知道，因为他站的位置太远了。在那边最高的地方，工头正打开嗓门，他特别拉长声调，音色粗哑刺耳，就像一发没有回响的火药爆破，唉，喔；这边牛的拉力比另一边的大，这是还没有准备好；唉，喔；开始拉了，二百头牛一齐动起来，先是猛地一拽，随后就连续用力，但马上又停下了，因为有的牛滑倒了，有的往外扭，有的往里歪，一切都取决于赶牛人的意识和技术，绳子狠狠地磨在牛背上，在一片呼喊，咒骂和鼓动声中，终于有几秒的时间校正了拉力，巨石在树干上前进了一拃。第一次拉得正确，第二次错了，第三次得纠正前两次造成的误差，现在这边的牛拉，那边的支撑住，巨石终于开始在平台上挪动起来，下边仍然垫着树干，直到一次失去平衡，巨石猛地下滑，掉在车上，砰的一声响，粗糙的棱角咬住了木梁，一动不动了，如果没有别的解决办法，那里是否撒着土都无关紧要了。人们带着又长又结实的杠杆爬上平台，趁巨石尚未完全固定住时用力撬起来，另一些人则用铁棍把能在土上滑动的金属楔子塞到巨石下面，现在就好办了，唉喔；唉喔；唉喔；大家都用尽全力拉，人和牛一齐用力，可惜唐·若昂五世此时没有站在最高处，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举国之力。现在不用两边的粗缆，所有拉力都集中在那台沿横向捆住巨石的绳子所连接的绞车，这样就行了，巨石似乎变轻了，不费力地在平台上滑动，只是到最后重量完全落到平台上时又砰地响了一声，车的整个骨架都吱吱作响，要不是地面上有鹅卵石，下面的石头支撑着上面的石头，非得连轮轴也陷下去不可。把车轮下垫着以楔住车的大石块取出来，现在车已不再有溜动的危险了。这时候木工们走上前，手中拿着石工锤，钻子，以及凿子，在厚厚的平台靠近巨石的地方每隔一段距离就钻出一个长方形的洞，在洞里打上楔子，然后用粗粗的钉子把楔子固定住，这是个费时间的工作，其他人在那边树荫下面休息，牛一边反刍一边摇动尾巴驱赶苍蝇，天气闷热难耐。木匠们完成任务后响起午饭的号声，监工处官员来下达命令，把巨石捆在车上，这由士兵们负责，或许因为他们富于纪律性和责任心，也或许因为他们习惯于捆绑大炮，不到半小时巨石便牢牢捆住，一道又一道绳子，使之与车浑然一体，一动俱动。活儿干得干净利落，不需要返工。远远看去，这辆车像个甲壳虫，像个又矮又胖的短腿乌龟，又因为上面满是泥土，它好像刚刚从土地深处爬出来，好像它本身就是土地的延伸，好像它在扩展其支撑之物的高度。人和牛都在吃午饭，之后会休息一会儿，如果生活中没有吃饭和休息这两桩好事，也就无须建造什么修道院了。

人们都说坏事不持久，尽管它带来的一连串烦恼有时使人们觉得它持续很长时间，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好事不永存。一个人听着蝉鸣惬意得昏昏入睡，这不是酒足饭饱，而是有自知之明的胃能把很少的东西当成很多的东西，况且，我们还有太阳，太阳也能滋养，所以在号声骤然响起时，既然这里不是审判谷，我们不能唤醒死者，那么别无他法，活人只好自己起来了。把各种用具收到车上，一切都要按清单清点确认，检查绳结，把绞盘捆在车上，又一声劳工号子，唉喔；烦躁不安的牛开始稀稀拉拉地往前用力，蹄子陷进了不平整的石头地，鞭子在它们头上呼啸，车开始缓缓挪动，如同从大地之熔炉里拽出来一样，车轮碾碎了铺在路上的大理石石子，这里从来没有运过如此巨大的开采出的石板。监工处官员和他的某些高级助手已经骑到骡子上，另一些则必须步行，因为他们是下级助手，但是，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说拥有某些专业知识和权威，是权威才有知识，有知识才是权威，众人和牛不是这种情况，人和牛一样都是听使唤的，其中最好的总是那些有力气的。此外，对这些人还要求有其他技能，不朝错误的方向拉，及时把垫石楔在车轮下边，能好好说几句鼓励牲口的话，能把力量和力量汇集在一起，使最终的力量翻倍，但归根结底这算不上什么学问。车已经上到斜坡中间，五十步，也许还不到五十步的距离，依旧继续往上爬，遇到石头凸起处便沉重地摇晃，这既不是殿下的四轮马车也不是主教的双轮马车，上帝要那些车柔软平稳。这辆车的车轴不够灵活，车轮笨重，牛背上没有打磨得闪闪发光的鞍具，人们也不穿整齐的制服，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登不了大雅之堂，也不得参加圣体游行。这是为几年后宗主教向大家祝福时站立的阳台运送石头，但这是另一回事了，虽然更合心意的是，我们自己既受祝福又是祝福者，如同既播种小麦又吃面包一样。

这是个了不起的行程。从这里到马夫拉，尽管国王下令铺了碎石路，走起来仍然很艰难，总是上坡下坡，时而绕过河谷，时而上到高处，时而下到地底，数这四百头牛和六百个人时如果有错，那肯定是数少了，绝不会数多。彼鲁宾海鲁的居民们都跑到路上观看这宏伟场面，个个赞叹不已，打从工程开始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多对牛，还没有听过这么多人在一起的喧哗声，有的人甚至对如此华丽的石头离开这里恋恋不舍，巨石毕竟是我们彼鲁宾海鲁这块土地上出产的呀，但愿不要在路上碎了，否则还不如让它留在地里呢。监工处官员到前边去了，他如同战场上的将军，率领着他的参谋部人员，副官和传令兵，前去侦察地形，测量弯道，估算坡度，确定宿营地。等他们返回来时车走了多远呢，如果说车是从彼鲁宾海鲁出发的，那么现在它还在彼鲁宾海鲁。在这头一天，其实是截止到下午，前进了不过五百步。路很窄，一对对牛在路上绊倒，牛轭车两边各有一条缆绳，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有一半的拉力因用力不匀或者听不清命令调度而损耗了。巨石又重得吓人。一旦车停了下来，要么是因为一个轮子陷进路上的坑里，要么是由于牛的拉力与坡面作用力相抵消而不得不停下，这时就好像再也不能挪动它了。当终于能前进的时候，车的整个木头支架都吱吱作响，好像要从铁箍和扣钉中挣脱出来。而这还是整个行程中最好走的路段。

这天夜里，牛都卸了套，但都留在路上，没有用绳子拴起来集中到一处。月亮出来得晚，许多人都睡觉了，有靴子的人枕着靴子。幽灵般的光亮吸引了一些人的目光，他们望着月亮，分明看见上面那个在礼拜日采黑莓的人影，那是救世主对他的惩罚，强迫他在宣判以前永远搬运堆积起来的一捆捆柴草，他就这样被发配到月亮上，成为人人可见的遭神惩处的象征，以警示那些大逆不道的人。巴尔塔萨去找小个子若泽，两个人又遇到了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他们和另外几个人围着一堆篝火安顿下来，因为夜里天气凉了。过了一会儿曼努埃尔·米里奥来了，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王后，她和国王丈夫住在王宫里，还有他们的子女，一个王子和一个公主，才有这么高，据说国王喜欢当国王，但王后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当王后，因为人们从来没有教过她当别的什么，所以她不能断定，不能像国王那样，说我喜欢当王后，其实国王喜欢当国王也是因为人们没有教过他做别的什么事情，但王后有所不同，要是一样了，也就没有故事可讲了，这时候王国里有个隐士，他去过许多地方冒险，经过许多许多年的冒险以后钻进了那个洞里，他就住在一个山洞里，我不知道我说过没有，他不是那种祈祷和赎罪的隐士，人们称其为隐士是因为他一个人独自生活，吃的靠自己采摘，要是有人给，他也不拒绝，但他从来不乞讨，然后，有一次王后带领随从人等到山上游玩，对最年长的侍女说，她想跟隐士说话，向他提个问题，侍女回答说，禀告陛下，这个隐士不是教会的，而是和别人一样的普通人，区别只是他独自一个人在洞里生活，这是侍女说的，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王后回答说，我想提的问题与教会无关，于是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洞口，一个听差朝里边喊了一声，那隐士出来了，此人看上去年事已高，但很健壮，像玛雅人称作十字路口的圣树那样高大，他出来以后问道，谁叫我呀，听差说，是王后陛下，好了，这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睡觉吧。别人都嚷起来，想知道王后和隐士之后的故事，但曼努埃尔·米里奥不为所动，明天说也一样嘛，其他人只得听从，各自找地方睡觉，在睡意出现之前每个人按自己的喜好想象这个故事，小个子若泽以为，说不定国王就不碰王后了，但隐士是个老人，这怎么可能呢，巴尔塔萨想王后就是布里蒙达，他本人是那个隐士，虽说差异很大，但毕竟依然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想，我知道这故事会怎样结束，等到了谢莱鲁什再解释吧。月亮已经转到那边，看来一捆黑莓并不沉，但糟糕的是上面长着刺，似乎是耶稣要以此作为放在他头上的荆棘王冠的报复。

第二天备受折磨。路宽了一些，一对对牛有了一些活动空间，但车太笨重，车轴不灵活，负载又大，在拐弯处转动极为困难，所以必须往一面拖，先向前，接着向后，车轮不肯转动，被石块挡住了，只得用石工锤去敲掉，即使这样，人们并不抱怨，因为地方大了，可以把牛轭卸下来，或者再重新上套，只要牛的数量足够，最后就能把车拉到正路上。上坡的时候，只要没有弯路，靠力气就能解决，所有的牛都用力拉，个个往前伸着头，鼻子几乎碰到前边的牛的后蹄上，有时候还滑倒在蹄子踏，车轮轧形成的小沟里，沟里还有牛粪和牛尿。每个人照看一对牛，从远处就能望见他们的脑袋和赶牛棍在轭具和黄褐色的牛背上晃动，只是看不到小个子若泽的身影，这也难怪，他和他那两头牛差不多高，此时他正在它们耳边亲切地说话呢，拉呀，我亲爱的牛，使劲拉呀。

如果遇到下坡路，那就不仅是折磨，而且是巨大的痛苦了。车随时可能打滑，必须立刻在车轮下放石头楔住，卸下几乎所有的牛，最后只剩下三四对就能让巨石移动，但人们又要到平台后边拉住缆绳，像一群蚂蚁似的，几百人把脚死死蹬在地上，身体向后倾斜，肌肉绷紧，用尽全身力气稳住车，不让它把他们拖下河谷，抛到弯路以外。一头头牛在上头或者下边静静地反刍，望着这热闹的场面，望着那些跑过来跑过去下达命令的人们，只见人人脸涨得通红，汗水如注，而它们却站在那里不声不响地等待卖力气的时候，安静得连靠在牛轭上的赶牛棍也一动不动。有人曾想出个主意，把牛套在平台后面，但人们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因为牛不懂得进两步退三步的用力数学公式，要么在应当往下走的时候用力过大反而拉上坡了，要么在应当停下的地方却毫无抵挡地被绳子往下拖。

这一天从拂晓到黄昏，走了大约一千五百步，不到半里格，如果我们想做个比较，即走了相当于石板长度两百倍的距离。费了那么多小时的力气，才走了这么一点路，并且人人汗流浃背，心惊肉跳，那个石头魔鬼在应当停止的时候偏偏滑动起来，应当走动的时候却又岿然不动，你这个该死的东西，还有那个该死的许愿人，让大家把你从地里挖出来，把你拖到这荒郊野地里来。人们都筋疲力尽，肚皮朝上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先是像正要破晓一般而不是走到了黄昏，后来随着光线的减弱变得透明，突然那水晶似的透明被一片厚厚的天鹅绒所遮盖，已经是夜里了。月亮到了下弦，出来得更晚了，那时候整个营地都睡着了。人们在篝火下吃饭，大地正在与天空争雄，天上有一颗颗星星，地上有一堆堆火光，莫非在时间之初为建造苍穹拖石头的人们也曾坐在星星周围，谁知道他们的脸是否同样疲惫，胡须是否也这么长，又肮脏又粗糙的手上是否长着老茧，指甲是否那么黑，是否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样一身臭汗。这时候巴尔塔萨请求说，曼努埃尔·米里奥，接着讲吧，当隐士在洞口出现时，王后问了什么来着；小个子若泽躺在地上琢磨着，说不定王后把侍女和听差们都打发走了；这个小个子若泽一肚子坏水，我们不要管他，任他胡思乱想吧，如果他肯好好忏悔，就让他照听告解神父所说的去赎罪吧，不过最好不要相信他会那样做，现在让我们注意听曼努埃尔·米里奥说些什么吧，他开始讲了，当隐士来到洞口的时候，王后朝前走了三步，问道，如果一个女人是王后，一个男人是国王，为了感到自己不仅仅是王后和国王，而且是女人和男人，他们该怎么办呢，这是王后提出的问题，隐士用另一个问题作答，如果一个男人是隐士，为了感到自己不仅是隐士，而且是男人，他该怎么办呢，王后稍加思考就说，王后不再当王后，国王不再是国王，隐士走出隐居地，这就是他们该做的，但现在我要提另一个问题，他们既不是王后又不是隐士而只是女人和男人时是什么样的女人和男人，如果他们不是隐士和王后如何成为男人和女人，怎样才算不是现在所是的人，隐士回答说，任何人都不能是其不是者，不存在男人和女人，只存在他所是者和对其所是者的反叛，王后宣称，我就反叛了我所是者，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是否反叛你所是者，他回答说，成为隐士即违反生存，在世界上生活的人都这么想，但他还是某种存在，她回应说，那么怎么办呢，他说，既然你想是女人，那么就不要当王后，其余的事你以后就知道了，她说，你既然想是男人，那么为什么还继续当隐士呢，他说，最可怕的是男人，她说，你知道何谓男人和女人吗，他说，谁也不知道，听到这个回答，王后就走了，随从们跟在后头窃窃私语，好，明天我会接着讲完。曼努埃尔·米里奥停住嘴，他做得对，因为其中两个听众，小个子若泽和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已经裹在被单里打起鼾来。篝火渐渐熄灭了。巴尔塔萨死死盯着曼努埃尔·米里奥，你这个故事没头没脑，完全不像人们常听的那些，养鸭子的公主，额头上有个星星的小女孩，在树林里遇到个姑娘的樵夫，蓝色公牛，阿弗斯盖罗的魔鬼，长着七个脑袋的怪兽；曼努埃尔·米里奥说，如果世界上有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你就会说他的脚是一座座山，他的头是启明星，你说你曾经飞过，还说你和上帝一样，这非常让人怀疑。听到这句指责，巴尔塔萨无话可说，道了声晚安便转过身，背对着篝火，不一会儿便睡着了。曼努埃尔·米里奥还醒着，他正在考虑结束这个故事的最好方法，是不是隐士成了国王，是不是王后成了隐士，为什么故事总是必须这样结尾呢。

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受的罪太大了，人们都说明天不可能更糟，但心里明白，其实会比这一天糟一千倍。他们还记得从这里往下到谢莱鲁什山谷的道路，弯道很狭窄，倾斜度大得吓人，那些山坡简直是直上直下落到大路上；我们怎能过得去呢，他们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在那个夏季，没有比这一天更热的日子，大地像一盆炭火，太阳光像马刺扎在背上。挑水工们排成长队靠肩膀从低处有井的地方运来一罐一罐的水，有时距离很远，沿着羊肠小道爬过山去灌满水桶，当年的苦役们也不过如此。晚饭时分到了一个高处，从那里可以望见谷底的谢莱鲁什。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一直企盼的就是这个机会，不论人们能不能下山坡，今天晚上谁也不能不让他去陪妻子。监工处官员带着助手们下了山坡，走到从下边经过的一条小溪旁边，一路上指出最危险的地方，车应当停下来休息并保障巨石安全的地点，最后决定在第三个弯道以后把牛卸下来牵到一个宽敞的场地，那里与车的距离足以不妨碍操作，但又在附近，一旦操作需要牵回来也不耽搁很长时间。这样，车就靠坡面重力下坡。没有别的办法。在把一对对的牛牵走的时候，人们在山顶散布开来，在灼热的太阳烘烤下望着宁静的谷地，菜园，清凉的树荫，恍若仙境的房屋，这些房屋透出的恬静给人以无比强烈的印象。他们或许这样想了，或许没有想到，或许只是这句纯朴的话，要是我下到那里，也会以为那不是真的。

究竟如何，让那些知道得更清楚的人们告诉我们吧。六百个男子汉狠狠拉住固定在平台后边的十二根粗缆绳，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过度的劳累，六百个男子汉渐渐感到肌肉越来越松弛，六百个男子汉个个胆战心惊，现在确实害怕了，昨天那点事只不过是小伙子们开开玩笑而已，曼努埃尔·米里奥讲的是个虚幻的故事，人只有拥有力气的时候才是真实的人，只有惧怕自己无力阻止这魔鬼将把他无情地拉走时，才是真实的人，这一切只是为了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本来无须这样大，用三块或者十块较小的石头同样也能建造那个阳台，只不过那样我们就不能骄傲地禀报陛下，这只是一块石头；在前往其他厅之前也不能骄傲地告诉参观者，这是用仅仅一块石头建造的；正是这些或其他愚蠢的虚荣使世人普遍遭到欺骗，民族的或个人的胡说八道广泛传播，写入教科书并载入史册，例如，马夫拉修道院归功于唐·若昂五世，他许了愿，如果生下一个儿子他便修建修道院，这里的六百个男人都没有使王后生儿子，却在受苦受难地还愿，请原谅，这声音不符合时代潮流。

如果道路往下直通谷地，那么一切就简单多了，相当于一个转换方法的游戏，也许还是个开心的游戏，只消放开或者拉住这个石头蠢物就是了，用绳索把它缠紧，就像线系着风筝，在向下的冲力未变得无法驾驭之前让它往下滑动，及时阻止它冲下谷地，免得轧伤那些来不及逃开的人们，他们身上也套着绳索好似风筝。但是，弯道就是噩梦。在平坦的路上，前面已经说过，靠的是牛，用几头牛在车前头朝一边拉，不论弯路长短都能把车拉正过来。这只是个需要耐心的工作，经多次重复已成了家常便饭，再劳累也不过是把牛卸下来，套上，卸下来，再套上，人们只是喊叫几声而已。而现在，遇上了弯道和斜坡魔鬼般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就要绝望地嘶吼了，并且这种情况多次出现，但是，这样的嘶吼意味着耗费气力，而他们的气力已经不多了。最好是先研究一下该怎么办，给人松一口气的时间，之后再叫喊。车下到了弯路，尽量靠在其内侧，把这一侧的前车轮楔住，但这用作楔子的垫物既不能结实到阻挡住整个车的地步，也不能脆弱到被车的重量压碎的程度，如果你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困难，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这块巨石从彼鲁宾海鲁运到马夫拉，而仅仅是远远地坐着观看，或者只是在阅读这一页纸的时候回溯到彼时彼地的想象。车这样险象环生地楔住之后，可能像魔鬼一样心血来潮地一动不动，仿佛所有的车轮都钉进地里。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情况。只有在弯路向外侧倾斜，地上摩擦力极小，坡度又很合适等，各种条件都刚好满足的时候，平台才毫不困难地听从其后面向一侧的作用力的使唤，或者出现更大奇迹，平台靠自身在前面唯一的支点完成转弯。通常并不如此，而是需要在最适当的地方，在非常精准的时刻动用巨大的力量，使石头的动作不至于太大而一发不可收拾，或者上帝开恩，施以小惠，要求重新在相反的方向作艰苦的努力。用杠杆撬四个后轮，设法使车向弯路外侧移动，哪怕是半拃也好，拉绳子的人们帮着朝同一方向拽，一片混乱的喧闹，在外侧用杠杆撬的人置身于密密麻麻，绷得像刀刃一样的缆绳之中，拉绳索的人有时往山坡下面排开，滑倒或者滚到地上的事并不鲜见，不过暂时还没有出现什么大事故。车终于受力挪动了，移出了一两拃，但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前边外侧的轮子一直不停地放上和撤下垫物，以防止在其中的某个时刻，在其悬空或者没有支撑物的那一秒钟有失去控制的危险，而这时稳住车的人手不够，因为大多数人在这一系列乱糟糟的操作中根本没有可活动的空间。魔鬼正在这谷地上方观看，对自己的善良和慈悲感到惊愕，他从来不曾想到在他的地狱里实施这样的酷刑。

放轮垫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灵巧干练，一个危险的弯道，两个非常险峻，三个比所有其他的都更加凶险，四个非让我们疯了不可的弯道，每个弯道都要重复差不多二十次，他意识到自己干得漂亮，莫非他没有想念妻子，每件事有每件事的时间，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车轮上，现在它开始动了，必须挡住，不能太早，太早了后面的伙伴们会白费力气，不能太晚，太晚了车就会加速，冲过垫物。现在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也许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走了神，要么是用前臂擦了擦额上的汗水，要么从这高处望了望他的谢莱鲁什，突然想起了妻子，轮垫从手中滑出去了，而且偏偏是在平台往下滑动的这一刻，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反正眨眼间他的身体陷在车子下面，被完全碾压，第一个轮子在上面轧过去了，我们还记得，仅巨石就有两千厄罗伯重。人们说祸不单行，事实也往往如此，我们也会这么说，但这一次差遣灾祸者认为死一个人就够了。车本来会莽莽撞撞地冲下山坡，不料却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轮子陷进了路上的一个坑，获救并不一定在我们需要的地方。

人们把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从车底下拖了出来。车轮从他的肚子上轧过去，内脏和骨头成了一团浆，下肢差一点儿脱离躯干，我们这里指的是他的左腿和右腿，至于另外一条，就中间那一条，不肯安生的那一条，为了它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走了那么多路，已经踪影全无，连一块肉皮都不见了。人们抬来一副棺材，把尸体用床单裹起来放在上边，床单马上被血浸湿了，两个人抓起抬杆，另外两个人和他们一起走，准备替换，这四个人将告诉未亡人，我们把你男人抬回来了；他们去告知死讯，而那女人此时正把头探出窗口望向丈夫所在的山，对孩子们说，你们父亲今天晚上在家里睡觉。

巨石运到了谷底，一对对牛又卸了套。也许降下灾祸者后悔头一次太小气，于是平台走歪了，撞着了一块突出的石头，把两头牲口挤在陡峭的山坡上，牲口的腿断了。必须用斧头终结它们的痛苦，消息传开后，谢莱鲁什的居民们都来领施舍，就地把牛剥了皮，把肉一块一块切下来，牛血在路上流成一道道小溪，直到把连在骨头上的肉剔完之前，士兵们用刀柄驱赶也无济于事，车照样不能动弹。这时候，夜晚降临了。人们就地扎营，有的就在路上，有的分散在小河边上。监工处官员和几个助手到有房子的地方去睡觉，其他人照旧用被单一裹，为了这历尽艰辛前往地球中心的旅程而精疲力竭，惊诧于自己还活着，所有人都难以入睡，也许是害怕就这样死去。与弗朗西斯科友情最深的几个人前去为他守灵，巴尔塔萨，小个子若泽，曼努埃尔·米里奥，还有布拉斯，菲尔米诺，伊斯多罗，奥诺弗雷，塞巴斯蒂昂，塔德乌，另外有一个前面没有说过，名叫达米昂。他们走进屋里，看看死者，一个男子汉怎能如此惨烈地死去而现在又如此安详呢，比睡着的样子还安详，再没有噩梦，再没有痛苦，然后他们轻声祈祷了一番，而那个女人就是他的遗孀，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去问她叫什么对这个故事也毫无用处，要说写到了达米昂，那也是写了另一个名字。明天，太阳出来以前，巨石又要重新上路了，它在谢莱鲁什留下了一个待埋葬的人，留下了两头牛的肉让人们吃。

人们没有注意到少了什么。车开始上坡，走得和来的时候一样缓慢，如果上帝对人们有怜悯之心，就该创造一个像手掌一样平的世界，人们运石头就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已经是第五天，走完山坡之后就是好路了，但人们依然心神不安，身体就不用说了，每块肌肉都疼，但谁能抱怨呢，生了肌肉，就该这么使用。牛群既不争辩也不怨叹，只是拒绝干活，装出拉的样子但又不使力，唯一的办法是让它们休息一会儿，把一把草送到它嘴边，不一会儿它就精神得像是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休息，弓起臀部上路，让人看着就开心。直到抵达下一个上坡或者下坡。这时候就把牛群分成组，一些在这里，另一些在那里，开始拉，唉喔；那声音又吼叫起来；嗒啦嗒嗒嗒嗒，吹起号来，这是名副其实的战场，甚至还有伤有亡，而其中有不属于同一物种的情况，就说数目，比如我们说四头，这是个不错的计数方法。

下午下了一场暴雨，下得好。天黑以后又下起雨来，但没有人咒骂什么。这是最明智的态度，对苍天所做的一切都不要太在意，不论是下雨还是晴天，除非过火了，即使这样也不至于发生大洪水淹死所有的人，干旱也不至于严重到寸草不生，找到一根草的希望都没有的地步。雨这样下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或许不到一个小时，后来乌云飞走了，连乌云也对人们不拿它当回事而气恼。到处燃起篝火，有人脱得一丝不挂，在火上烤衣服，这情景简直像是一群异教徒的狂欢，而我们知道，他们的行动最虔诚不过了，把石头运往圣地，把主的训诫送到马夫拉，个个努力向前，把信仰交给一切可能接受的人，要不是曼努埃尔·米里奥要开始讲他的故事，我们会就这些人的条件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这里还少一个听众，那就是我，是你，是你，我们已经发现你不在了；其他人连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是谁都不知道，有几个人也许还看到了他的尸体，大部分什么也没有看到，不要以为六百人都列队在尸体前走过，激动地向死者致最后的致意，那都是英雄史诗上才有的事，好，现在我们开始讲故事，有一天，王后从王宫消失了，而在此之前她一直和国王丈夫及王子公主在那里生活，早就有人嘀嘀咕咕，说洞中那次谈话与王后们和隐士们之间的寒暄不同，更像是一个迈开舞步，另一个孔雀开屏，于是国王醋意大发，怒火中烧，立即赶往山洞，以为他的名誉受到了玷污，国王们都是这样，他们的名誉比其他所有人的都来得重要，只消看一眼他们头上的王冠就能明白，他到了那里，既没有看见隐士也没有看见王后，但这更使他怒气冲天，他从中看到了两个人私奔的迹象，于是命令军队在整个王国搜捕逃犯，趁他们正在搜寻，我们睡觉吧，到时间了。小个子若泽不满地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听过故事，一点儿一点儿地讲；曼努埃尔·米里奥说，每天讲一点儿，谁也不能一下子讲全；巴尔塔萨心里想，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一定会喜欢这个曼努埃尔·米里奥。

第二天是礼拜日，进行了弥撒和布道。为了让人们听得更清楚，更富教益，修士站到车上布道，并且像在讲道台上一样神气活现，但这位粗心的修士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犯最大的亵渎圣灵罪，他脚上的凉鞋侮辱了这块祭石，这块石头曾接受无辜鲜血的祭奠，用谢莱鲁什那个人的鲜血祭奠，他有妻子儿女，在队伍走出彼鲁宾海鲁以前就失去了双脚，另外还有那两头牛，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两头牛，至少那些曾经去抢牛肉，这个礼拜日饭食有所改善的居民们不会忘记。修士开始布道，像所有布道者都有的开场白一样，他说，亲爱的孩子们，圣母和圣子在高高的天上看着我们，我们的保护神圣安多尼也在高高的天上望着我们，为了他，我们把这块巨石运往马夫拉镇，不错，巨石很重，但是，你们的罪孽深重得多，愿你们心中想着自己的罪孽而又不感到沉重，所以你们要把运输这块巨石视为赎罪，热诚的奉献，独一无二的赎罪，奇特的奉献，因为不仅按照合同向你们支付薪水，而且以上天的宽恕酬答你们，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把这块巨石运到马夫拉是一项神圣使命，不亚于当年十字军士兵出发去解放圣地，你们应当知道，所有在那里战死的人今天都享受着永生，前天死去的你们那个伙伴也和他们在一起望着我主的面容，他死在周五，这是个难得的日子，毫无疑问他没有忏悔便死了，听告解神父没有来得及赶到他床前，但是，他因为是十字军士兵而灵魂得救了，正如在马夫拉的医疗室死去或者从墙上掉下来摔死的人都获救了一样，但犯了不可补赎的罪孽，患可耻的病症死去的除外，苍天非常仁慈，甚至向在械斗中被砍死的人敞开天堂的大门，你们经常参与此类械斗，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虔诚而又如此不守秩序的人，去吧，工程仍在进行，上帝给我们以耐心，给你们以力气，给国王以钱财，这座修道院对于强化修会和让更多的人信仰我主十分必要，阿门。布道完毕，修士回到地上，由于是礼拜日，瞻礼日，没有事情可做，一些人去忏悔，另一些人去吃圣餐，不能所有人都去，除非出现奇迹，圣饼成倍增加，否则保存的圣饼是绝对不够用的，而奇迹没有发生。傍晚时分出现了一起骚乱，五个十字军士兵参与，小事一桩，没有发展到值得叙述一番的程度，只不过是拳打脚踢，鼻子流点血。如果他们死去，会马上直接进天堂。

这天夜里曼努埃尔·米里奥把故事讲完了。“七个太阳”问他，国王的士兵们最后是不是抓到了王后和隐士；他回答说，没有抓到，找遍了整个王国，挨家挨户搜查，还是没有找到；说完这些，他不再吱声。小个子若泽问，讲了几乎一周，到头来就是这么个故事呀；曼努埃尔·米里奥回答说，隐士不再是隐士，王后不再是王后，但没有弄清隐士是否得以成了男人，王后是否得以成为女人，我本人认为他们办不到，否则一定会被人发现，如果有一天发生这种事，不会发生得无声无息，因此这两个人也不会了，事情过了那么多年，他们不可能还活着，两个人中谁也不可能还活着，既然人死了，故事也就完了。巴尔塔萨用铁钩敲了敲身边的一块小石头。小个子若泽挠了挠胡子拉碴的下巴，问道，一个赶牛人怎样才能变成男人呢；曼努埃尔·米里奥回答说，我不知道。“七个太阳”把鹅卵石扔进火堆，然后说，也许飞起来就能变成男人。

他们又在路上睡了一夜。从彼鲁宾海鲁到马夫拉用了整整八天。终于走进工地时，他们像打了败仗的士兵一样，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身无分文。所有的人都惊叹于巨石的体积，这么大呀。但巴尔塔萨望着修道院嘟囔了一声，太小了。

20

打从飞行机器落到容托山上以后，算来“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去过六次或者七次，到那里看一看，虽然用草木遮盖着，但毕竟放在露天，时间久了总会出现什么损坏，他便尽量修一修。当发现旧铁片锈蚀以后，他带去一锅油，仔细涂了一遍，之后每次再去都会完成这么一道工序。还有，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路过一片沼泽地时总是砍一捆藤条，背去修补缺了或者断了的藤绳，这些并非都是大自然造成的，比如有一次他发现大鸟壳内有一窝六只小狐狸。他像对付兔子一样用铁钩扎它们的头顶，把它们都杀死了，然后顺手扔出去，几个扔在这里，另几个扔到那边。狐狸父母发现孩子们死了，嗅嗅地上的血，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了。那天夜里传来了嚎叫声。它们发现了那些足迹。当它们找到那些尸体，就开始哀鸣，可怜的狐狸，它们不懂得数数，也许懂得，但不敢肯定是不是所有崽子全都死了，它们又走近那架带来了灭顶之灾的机器，一架可以飞的机器，当然这飞行机器现在是停在地上的，它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因为嗅到了人的气味而提心吊胆，然后又嗅到了它们的亲骨肉流的血，竖起鬃毛，嗷嗷地叫着退走了。它们从此再也不曾回来。然而，如果这事件中出现的不是狐狸而是狼，那结局就会不同了。正因为想到了这一点，“七个太阳”从这一天起就带上他的剑，剑刃已锈蚀得很厉害，但足以砍下公狼和母狼的脑袋。

他总是独自去，独自考虑下一次什么时候去，但是今天，布里蒙达在三年里第一次对他说，我也去；他感到奇怪，路太远，你会累的；我想认认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不在，我得自己去呢。尽管巴尔塔萨没有忘记那里可能有狼，但她说得在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绝对不能独自去，路很难走，加上那里荒无人烟，这你应该还有印象，说不定会遭到猛兽袭击；布里蒙达回答说，别再说这种话，什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因为在我们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发生的头一桩情况我们就不会料到；好吧，你说的这话很像曼努埃尔·米里奥；你说的米里奥是谁呀；他和我在工地上一起干活，但他决定回家乡去，说他宁肯在特茹河闹洪水的时候淹死，也不要在马夫拉被石头压扁，人们常说各人死法不同，他却说死了以后人人都一样，所以他就回家了，那里的石头小而少，水是甜的。

巴尔塔萨不想让布里蒙达步行那么远的路，所以租了一头驴，和家人告别以后就出发了，没有回答伊内斯·安东尼亚和她的丈夫提出的问题，你们到哪里去呀，这一走要损失两天的工钱，如果发生什么不幸，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通知你们；或许伊内斯·安东尼亚说的不幸是指若昂·弗朗西斯科死亡，这些日子死神一直在门口游荡，往前走一步准备进门，接着又后悔了，也许是被老汉的沉默吓坏了，仿佛死神对一个人说，跟我来吧；而那人既不询问也不回答，只是凝望着，那目光也会让死神胆寒。伊内斯·安东尼亚不知道，阿尔瓦罗·迪约戈不知道，而他们的儿子也正在只顾自己的年纪，巴尔塔萨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若昂·弗朗西斯科，爸爸，我和布里蒙达要到巴雷古多山区的容托山上去一趟，去看看我们从里斯本飞来时乘的那架机器，你大概还记得那个日子，人们说圣灵从这里的空中飞过，在工地上空飞过，其实那不是什么圣灵，是我们和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你还记得妈妈还在时到家里来过的那个神父吧，当时妈妈要宰公鸡，但他不让宰，说听公鸡歌唱比吃公鸡肉好得多，连母鸡也不让宰。听完这些旧事之后，一直不爱说话的若昂·弗朗西斯科开了口，我记得，全都记得，你放心地去吧，我还不到死的时候呢，等时候到了，不论你在哪里我都会跟你在一起；可是，爸爸，你相信我曾经飞过吗；我们老了的时候那些将来会发生的事就开始发生了，这就是我们能相信原本怀疑的事情的原因，即便不能相信它已经发生，也相信将来会发生；爸爸，我真的飞过；儿子，我相信。

驾，驾，驾，漂亮的小驴子，说它漂亮不是指小毛驴本身，它并不如歌谣里唱的小毛驴漂亮，驮架下还有不少磨伤，但它仍然快活地走着，因为驮的人轻巧，因为她是苗条飘逸的布里蒙达，从我们第一次看到她起，到现在十六年过去了，但成熟反而使她充满年轻的活力，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保守一个秘密更能保持青春了。到了沼泽地，巴尔塔萨砍了一捆藤条，布里蒙达则采了一些睡莲，编成一个花冠，套在驴子的耳朵上，这让它显得很美丽，从来没有人这样给它打扮过，这好似阿卡狄亚的田园牧歌，其中有牧人，尽管他是个伤残人，有牧人的妻子，她是意志的保管人，一般来说驴子不会出现在这类故事中，但现在它来了，是租来的，牧人心疼他的妻子，怕累到她，谁要是以为这只是什么平凡无奇的租赁，那是因为他对驴子没有概念，不清楚它们有多少次满心不情愿，不喜欢所驮的东西，因为加诸它们的重量让背上的磨伤越来越多，让它们倍受煎熬。把砍下的藤条捆好绑在驴子上以后，载重增加了，但只要乐意再重也不觉得累，况且布里蒙达决定下来步行，三者像是要闲逛，一个戴着花儿，另外两个陪伴着它。

时值春天，原野上铺满了白色的金盏花，为了抄近路，三个旅行者在花地上走过，花儿碰在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光着的脚上沙沙作响，他们有鞋子和靴子，但装在旅行背袋里，准备走石子路的时候才穿，地上散发着淡淡的酸味，那是金盏花的汁液，在世界之初上帝还没有创造玫瑰的时候，这就是香料。天气很好，去看飞行机器再合适不过了，一团团白云在天空飞过，要是让大鸟飞起来该有多美，哪怕只有一次，飞到空中，围着那些空中城堡转一转，大胆地做鸟儿也不敢做的事，大摇大摆地穿过云层，纵使因为又怕又冷而浑身颤抖，再出来朝蓝天和太阳飞去，欣赏那美丽的大地，然后说，大地，瞧布里蒙达多美啊。但眼下这路还是要靠步行，布里蒙达也没有那么美，睡莲渴得枯萎了，从驴子的耳朵上掉下来，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吃这个世界的硬面包吧，吃过以后马上赶路，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布里蒙达一面走一面心中暗暗记着道路，那里有一座山，那边有一片丛林，四块排成一条线的石头，六个圆圆的山丘，那些村镇叫什么名字呢，是科德萨尔和格拉迪尔，卡德里塞拉和福拉多罗，麦塞安纳和佩纳费姆，我们走了这么多路，终于到了，容托山，大鸟。

在古代的故事中，只要说出一个秘密的字，神奇的洞穴前就出现一片红木林，只有知道另一个神奇的字的人才能进入，说出了那个字，树林中便出现一条河，河上有一条船，船上有桨。在这里也有人说过一些话，如果我势必要死在火堆中，那就在这堆火里吧；那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疯了的时候说的，莫非这些黑莓枝就是红木林，这满枝花朵的灌木就是桨和河，那么这受了伤的大鸟便是那条船了，要说出哪个字才能产生这种效果呢。他们把驴背上的驮子卸下来，用绳子拴住它的腿，免得它走得太远，现在你随便吃草吧，只要能吃得到，在可能的范围内还可以有所选择，同时，巴尔塔萨就去黑莓丛打开一条通往被遮蔽着的机器的通道，每次来这里他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一旦他转过身，嫩枝和枯枝就一齐涌过来，在这块地方清理出一个通道，在荆棘丛里面和四周挖出一条小径谈何容易，但没有它又怎能修复藤条编的缆绳，怎能支撑因天长日久而松散了的翅膀，怎能让大鸟重新扬起耷拉下来的脑袋，怎能让尾巴翘起来，怎能把舵校正，当然，我们，即我们和机器，都落在了地上，但必须时刻准备好。巴尔塔萨干了很长时间，手被刺扎破了，通道好走之后他才呼唤布里蒙达，即使如此她也必须靠膝盖匍匐前进，她终于到了，两个人淹没在半透明的绿色阴影当中，或许是因为黑色帆布上面的树枝是新长出来的，叶子太嫩还能透过光线，这层天之上是寂静之天，寂静之天之上是蓝色光线的拱顶，我们只能看到蓝色光线的碎片，斑点，掠影浮光。他们沿着支撑在地上的翅膀爬到机器的甲板上。那里的一块木板上画着太阳和月亮，没有增加任何其他符号，仿佛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存在。甲板上有几处木板朽了，下次巴尔塔萨带几块修道院工地脚手架上报废的木板条来，既然脚下的木板损坏，这一回就不能修理铁片和外壳了。在帆布阴影的笼罩下，琥珀球闪着昏惨惨的光亮，像一只只不肯闭上的眼睛，似乎强打精神抵御着困倦，以免耽误了出发的时刻。然而，这整个场景气氛荒凉凄切，在尚未被刚刚到来的炎热蒸发的水洼中，枯叶渐渐变成黑色，要不是巴尔塔萨经常前来照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必定是一片破败的废墟，一只死鸟散了架的骨骼。

只有用奇妙的合金制造的圆球体依然像第一天那样光亮，虽说不透明，但闪闪发光，脉络清晰，嵌合精确，谁能相信它们在这里放了整整四年。布里蒙达走近其中一个圆球体，把手放在上面，发现它不热也不凉，仿佛是两只手相握，既不觉得凉，也不觉得烫，只觉得两者都是活的；意志们还在这里边活着呢，它们肯定没有走，我能看见金属没有腐蚀，圆球体还完好，可怜的意志们，关在里面这么长时间，它们在等待什么呢。巴尔塔萨已经去到甲板下边干活，只听到问话的一部分，但猜到了她问的是什么；要是意志都从圆球体里跑出去，这机器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们也就无须回到这里来了；布里蒙达说，明天我就能知道。

两个人一直干到太阳落山。布里蒙达用灌木枝做了一把扫帚扫干净上边的树叶和木屑，然后又帮助巴尔塔萨更换断了的藤条，在薄铁板上涂油。她缝好了帆布两处撕破的地方，这是女人的工作，正如前几次巴尔塔萨以士兵的责任心兢兢业业，现在进行的是收尾工作，把刚刚修复的地方涂上沥青。夜晚降临。巴尔塔萨去解开拴着驴腿的绳子，免得可怜的牲口在那边绑着不舒服，然后把它拴在机器旁边，一旦有野兽来它能报个信。在此之前他已经检查过大鸟里面，从甲板的一个开口处下来了，若这是飞机或者飞船，那这就是舱口，到后来有此需要时也就有了这个名词。没有任何有活物的迹象，没有蛇，甚至连凡是隐蔽的地方都跑来跑去的蜥蜴也没有，蜘蛛网嘛，连一根丝都看不见，大概也没有苍蝇。这一切好似一枚鸡蛋的内部，蛋壳就是眼前的寂静。他们以树叶当床，用脱下的衣服作铺盖躺下了。在这深邃的黑暗之中，两个人都一丝不挂，彼此寻求，他急不可耐地过去，她热切地迎接，她在渴求，他有欲望，终于两具身躯找到了彼此，然后律动，她从生灵深处发出声音，他的声音却被淹没，这其中孕育着呼喊，长长的，时断时续的呼喊，还有无声的抽噎，意想不到的眼泪，而机器在颤抖，在晃动，也许已经不在地上了，撕破了一丛丛灌木和黑莓，在夜空游荡，在云间穿行，布里蒙达，巴尔塔萨，他的身子压在她的身子上，两个人都压在地上，末了他们还是在这里，离开过，现在又回来了。

白天的第一缕光线透过藤条的间隙，布里蒙达转过脸去，不看巴尔塔萨，慢慢站起身，仍然像睡觉时一样赤裸着身体，穿过了舱口。清晨空气冰冷，她打了个寒战，这寒战或许更因为她那几乎被遗忘的奇异视力，现在，她眼中的世界由一系列的透明体组成，透过机器的舷墙，看到了黑莓和藤蔓织成的网，看到了小驴虚幻的影子，小驴后面的灌木和树似乎在浮动，最后边是近处那个厚厚的山包，要是没有这个山包，我们会看到远方海中的鱼。布里蒙达走近一个圆球体看了看。里边有个阴影在旋转，就像从远方看到的旋风一样。另一个圆球体里也有个同样的阴影。布里蒙达又从舱口下去，钻进如鸡蛋一般的内舱暗处，在衣服当中寻找她那块面包。巴尔塔萨还没有醒，左胳膊半埋在树叶里，这样看去像个没有残疾的男人。布里蒙达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等她觉得巴尔塔萨一直在碰她，把她惊醒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她没有睁开眼睛就说，来吧，我吃过面包了；巴尔塔萨再无犹豫，进入了她的内部，而她则不会去探知他的内部，信守着她的誓言。他们走到机器外面穿衣服，巴尔塔萨问，你去看过意志了吗；看过了，她回答说；还在那里吗；在；有时候我想应当打开圆球体，让它们出去；要是让它们走了，那可就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了，就像我们没有出生一样，你也没有出生，我也没有出生，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也没有出生；它们还像一团团密云吗；它们就是密云。

半晌时分就把活儿干完了。因为是两个人来照看，更因为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照看，所以机器似乎焕然一新，看样子灵巧得像它刚刚造成，即将展开处女航行的那一天一样。巴尔塔萨把黑莓枝拉一拉，弄乱，堵住入口。这确实是个神话故事。不错，洞穴前没有河流，也没有船和桨，但真的有一片红木林。只有从高处才能看见洞穴那黑色脊柱一样的顶，也就是说，只有大鸟从上面飞过才行，世界上唯一的这只大鸟就落在这里，而上帝创造或者下令创造的普通鸟儿在这里飞过一次又一次，看了一遍又一遍，却毫无所觉。小驴子也不明白为什么被领来这里。这牲口是租来的，让它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在它背上放什么它就驮什么，对它来说每趟出行都一样，但是，如果它一生中所有的出行都是这样，路途中大部分时间驮载很轻，耳朵上挂着睡莲花冠，那么那一天，驴类的春天也就到来了。

他们下了山，谨慎起见走了另一条道路，途径拉帕杜索斯和本费依托河谷，一直往下走，因为在人多的地方不易引起注意，绕过托雷斯·韦德拉什，然后沿佩德鲁里奥斯河一路往南，假若没有悲伤和不幸，假若各处都是溪水在石头上流淌，鸟儿在枝头歌唱，那么生活就只是坐在草地上，握着一枝金盏花而不用揪下它的花瓣，要么因为人们已经知道结果，要么因为结果无关紧要，不值得以一枝花的生命为代价去寻求结果。还有其他一些简单而淳朴的乐趣，比如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在河水中洗脚，她把裙子撩到膝盖以上，还是放下来为好，因为不论哪个仙女洗澡的时候总有一个雄性在窥视，并且就在附近，随时会冲过去。布里蒙达笑着要逃离水边，他过去搂住她的腰，两个人都倒下了，哪个在上哪个在下呢，他们简直不像这个世纪的人。小驴抬起头，竖起长长的耳朵，但它没有看见我们看见的东西，只发现搅动的影子，灰色的树木，因为每个造物的世界都是自己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巴尔塔萨抱起布里蒙达，把她放在驮鞍上，走吧，小驴，驾，驾。已经是后半晌，没有一点儿风，连徐徐的微风也没有，皮肤接触到空气仿佛那是另一层皮肤，巴尔塔萨与世界之间没有可见的差别，而世界与布里蒙达之间又能有什么差别呢。他们到马夫拉的时候已是夜里。维拉山上燃着一堆堆篝火。如果火苗再高一些，篝火再往四周延伸得远一些，就能看到修道院尚不规则的墙壁，空空的壁龛，脚手架，留作窗户的一个个黑洞，与其说这是新建筑倒不如说是废墟，工地上没有人的时候总是如此。

劳累的白天，无眠的夜晚。工人们就在这些工棚里歇息，一共有两万多人，住在简陋的隔间里，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里的架子床比在家里的情况还好些，家里的床不过是地上铺的席子，他们和衣而睡，拿外衣当被子，而在这里天气寒冷的时候至少还能互相以身体温暖，最糟糕的是天热了，无数跳蚤和臭虫吮吸血液，头上和身上到处都是虱子，人人奇痒难忍。体液躁动，性欲勃发，梦中遗精，同屋的伙伴喘粗气叫嚷着，没有女人我们可怎么办呀。当然有女人，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最幸运的是最开始就来到此地的人，找好了寡妇或者被抛弃的女人，但马夫拉是个小地方，没过多久一个无主的女人都没剩下了，现在男人们主要操心的是保护其乐园不受别人觊觎和抢夺，尽管所谓乐园只有一点儿甚至毫无迷人之处。这样的缘故导致了数次持刀械斗。一旦有人被杀，刑事法官来了，巡逻队来了，如果需要的话军队也被请来帮手，杀人者被关进监牢，之后的发展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罪犯是女人的汉子，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有继任者，如果被害人是女人的汉子，他的继任者会来得更快。

那么，其他人呢，其他人怎么办。他们在因连日下雨而泥泞难走的街上游荡，钻进同样的木板棚屋形成的胡同，这些房子或许是监工处盖起来的，监工处不会不知道男人们的需要，因而未雨绸缪，也或许是妓院老板为了牟取暴利，建房的人把房卖出去，买房的人把房租出去，租房的人出租自己，还是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赶过的那头驴更幸运，他们给它的头上戴上了睡莲，但没有人给半掩着的门后边这些女人送花，带去的是一个急不可耐的阴茎，在黑暗中捅进去拔出来，并且往往已经开始腐烂，那是梅毒，于是那些不幸的男人们呻吟，被传染的那些不幸的女人们也呻吟，脓水不停地顺着腿往下流，医院的医生们是不接收这种病人的，至于治这种病的药，如果这也算治病的药的话，也就是在患处抹合生花汁，这种奇妙的植物我们已经提过，它能治百病却又任何病都治不好。三四年前来到这里的壮小伙子现今已经从头腐烂到脚。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女人早早过世，一死就必须深深埋葬，因为尸体会很快腐坏并毒化空气。第二天，她住的屋子就有了新的女房客。木床还是原来的木床，破烂的铺盖连洗都不洗，一个男人敲门走进去，既不用问也不用答，价钱都知道，他脱下裤子，她撩起裙子，他兴奋地呻吟，她无须佯装，我们都是实在人。

苦行修士们在远处走过，看样子个个品德高尚，我们用不着可怜这些人，没有比这伙人更懂得用痛苦换欣慰并得到报偿的了。他们低头望着地面，手中拨着念珠，念珠就挂在腰部，跟他们的那玩意儿一样，偷偷拨弄，为前来忏悔的女人祈祷，如果马尾鬃的苦行带被扎在腰际，甚至在某些夸张的情形里，尖叉已经立起，那我们可以肯定，他们还不曾因这惩戒而精疲力竭呢，这几句话应当仔细阅读，否则就难以领会。修士们在没有其他慈善任务或者其他义务的时候，就去医院帮助遭受痛苦的人们，为病人端汤送水，指引那些奄奄一息的人，有的日子会有两三个人丧命，向司医的圣徒们求助也无济于事，例如，医生们的保护神圣库斯玛与圣达米安，能像修补坛子一样接骨的圣安多尼，深谙外伤的圣弗朗西斯科，制作修补拐杖的圣若瑟，非常善于抵御死神的圣塞巴斯蒂昂，精通东方医学的圣方济各·沙勿略，还有神圣的家庭，耶稣，马利亚，若瑟，然而，平民百姓与要人和军官是两回事，后者有他们单独的医院，由于这种不平等，清楚他们的修道院从何而来又靠谁维持的修士们，就可以在治疗不同的人和为不同的人施涂油礼方面做出区分了。谁要是从来没有犯过类似罪孽，就把石头捡起来，扔到他们头上吧，就连耶稣还偏袒伯多禄，纵容若望呢，尽管他的宗徒有十二位。总有一天要调查一下，犹达斯背叛耶稣是否出于嫉妒和由于受到冷落。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七个太阳”家的若昂·弗朗西斯科死了。他等到了儿子从工地下来，头一个进家的是阿尔瓦罗·迪约戈，他急着赶快吃饭，吃完回到石匠棚去，在他往汤里泡面包的时候巴尔塔萨进来了，爸爸，晚安，为我祝福吧；这个夜晚和以往的夜晚没有什么两样，只差家里年纪最小的还没有回来，他总是最后一个进家，也许已经偷偷跑到暗娼街去了，可去那里要付钱的，他怎么付呢，每天挣的钱都分文不差地交给父亲了，而父亲阿尔瓦罗·迪约戈恰恰正在问这件事，加布里埃尔还没有回来吗；想想吧，我们认识这年轻人许多年了，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伊内斯·安东尼亚显然在为儿子打掩护，她回答说，过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这是个与往日相同的夜晚，说的是同样的话，谁也没有发觉若昂·弗朗西斯科脸上出现的惊愕的表情，尽管天气热了，老人仍然坐在壁炉旁边；布里蒙达也没有发觉，她因为巴尔塔萨进来而分了心，巴尔塔萨向父亲道了晚安，请求祝福，没有注意到父亲是不是为他祝福了，父子多年，儿辈往往有心不在焉的情况，确实如此，他只是说，爸爸，为我祝福吧；老人慢慢举起手，慢得就像只剩下举手的力气一样，这是他最后一个动作，还没来得及做完，半举起的手就落到另一只手旁边，搭在外衣襟上，当巴尔塔萨后来转过脸看父亲，要接受祝福的时候，却看到他靠在墙上，双手张开，头垂到胸前；你病了吗；这是一个无用的问题，如果现在若昂·弗朗西斯科回答说，我死了，那势必会让人毛骨悚然，但这是千真万确的话。家里人自然会落泪，阿尔瓦罗·迪约戈那天没有回去干活，加布里埃尔回到家里也不得不表现出悲伤的样子，其实他心里非常高兴，刚刚从天堂来嘛，但愿地狱不会炙烤他两腿间的那处。

若昂·弗朗西斯科·马特乌斯身后留下了一块菜园和一所旧房子。原本在维拉山上还有一块地。他用了许多年清走石头，直到后来可以用锄头松土。然而力气白费了，现在那里又满地石头，让一个人不由得去问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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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从大木箱拿出来的次数不多了。这是因为，与芸芸众生的认识猜想相反，国王们和一般人一样，也成长，变得成熟，随着年龄的增长喜好也不断变化，只不过有时为了赢取公众欢心他们不会故意掩饰自己的爱好，有时则又出于政治需要而装腔作势。另外，各民族传承的智慧和每个人的自身经验都表明，重复使人厌烦。对于唐·若昂五世来说，圣伯多禄大教堂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他能够闭着眼睛将其装好又拆开，不论是独自完成还是有人协助，不论是从北边还是从南边开始，不论是从前柱还是从后殿开始，无论是一件一件地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组装，最终成果总是一样，一件木制品，一套积木玩具，一处假装的地方，虽然上帝无处不在，这里却不能做真正的弥撒。

无论如何，真正重要的是确保自己在儿女们身上的延续，当然，出于对老年状态或老之将至的反感，他并非总是乐于看到他那些曾引发丑闻或者带来祸端的类似行为在子女身上重复，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乐于劝服子女们重复他的某些做法，他的某些个性，甚至他说过的某些话，并因之欣喜，这样一来他自己以及他成就的一切就获得了新的根据。子女们佯装言听计从，这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说得明白一点，唐·若昂五世对组装圣伯多禄大教堂已经失去兴趣，但找到了间接地让兴趣重焕活力的方法，即把他的子女唐·若泽和唐娜·马利亚·芭芭拉叫来给他帮手，表现出作为父亲和国王对他们的钟爱。这两个人我们都已提过，以后还要提到，现在只是要多说几句她的事，可怜的公主，得过天花之后样貌变化极大，不过所有的公主都洪福齐天，不会因为满脸麻子或者长得丑陋就嫁不出去，只要这婚姻对父王来说有利。无须说，王子和公主不用费多大力气就组装好了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如果说唐·若昂五世尚有宫廷近侍帮他拿起并递送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穹顶，让他安装，这一点恰到好处地让我们回想起国王到王后卧房去的那个夜晚，那座了不起的建筑怎样地响起了预言般的回声，那么这两个娇弱的孩子无疑需要更多的帮助，她才十七岁，而他十四岁。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精彩场面本身，半个王室都聚集在这里观看王子公主玩玩具，两位陛下坐在华盖下面，修士们低声进行日常的客套，贵族们脸上的表情同时传达着如下感情，对王子和公主应有的尊敬，对如此年轻的人儿由衷的温情，对眼前复制品所代表的圣地的虔诚，这一切都表现在同一张脸上，用同一副表情融会贯通，难怪他们看上去像是在压抑着某个秘密，甚至是忍受着什么不应有的无形痛苦。当唐娜·马利亚·芭芭拉亲手拿起装饰顶部的一个小雕像时，宫殿爆发出一阵掌声。当唐·若泽亲手把穹顶的木制十字架放上去时，所有在场的人差一点儿跪到地上，这位王子可是王位继承人啊。两位陛下笑了，然后唐·若昂五世把孩子们叫过去，赞扬他们聪明伶俐，向他们祝福，他们跪下来接受了祝福。世界如此和谐融洽，至少这间大厅像完美无瑕的镜子一样映照出了天堂。这里的每个动作都那么高贵，其庄重的礼仪和每一处停顿都近乎神圣，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句子的一部分，毫无轻率武断之嫌。天堂的居民们走上珠光宝气的街道时，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得到宇宙之父接见时，在王宫重聚，观看圣子组装，拆卸，再组装木制十字架时，无疑也是这般举止和言谈。

唐·若昂五世下令不要拆卸大教堂，让它这样完整地留着。王室随从人员退下了，王后走了，王子和公主走了，修士们祈祷着走了，现在国王正表情严肃地审视着这个建筑物，本周陪同国王的贵族们尽量模仿他那副庄严的神态，这样做总是最为安全。国王和陪同贵族们维持这样的观赏状态不下半个小时。近侍们想些什么我们不用研究，谁知道那些脑袋里装着什么念头呢，许是觉得一条腿痉挛，许是想起自己喜爱的母狗明天分娩，从果阿来的货物是否得到了海关放行，突然想吃糖果，修道院隔栅里面那个修女柔软的小手，假发下面的奇痒刺痛，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但和国王想的绝对不一样，他在想，我要为我的宫殿修建一座同样的大教堂；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第二天，唐·若昂五世召见了马夫拉修道院的设计师，他叫若昂·弗雷德里科·鲁德维塞，这是德国人名的葡萄牙文写法，国王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要在本宫廷建造一座像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那样的教堂；说完之后就严厉地盯住艺术家。啊，永远不能对一位国王说不字，而这位鲁德维塞，在意大利生活时叫鲁德维斯，也就是说他两度放弃他真正的姓氏鲁德维格，因为他知道，在生活中若想成功，必须懂得适应，善于调节，尤其是他的生活处于祭台的台阶和王位的台阶之间。但是有诸多限制，这个国王对他要求的事一点概念都没有，如果他真的以为只要有个什么愿望，更不要说是国王的愿望，就能像跟布拉曼特，拉斐尔，桑迦诺，佩鲁齐，波纳洛蒂，丰塔纳，德拉·波尔塔，马德尔诺这样的建筑大师对话一样，以为只要对我说一声，鲁德维格或者鲁德维斯，或者是说给葡萄牙人的耳朵听的鲁德维塞，我想要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然后圣伯多禄大教堂就会拔地而起，那么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呆子，而我能够设计的只是在马夫拉这里的这座建筑，我是个建筑师，这千真万确，并且像所有人一样自命不凡，但我了解自己的能耐，也了解本地的特点，我在此地生活了二十八年，深知这里易于心血来潮而缺少坚持不懈，因此这里的关窍就是对国王做出巧妙的回答，使得说不字比说是字更令他欢心，当然这要费一番心机，但愿上帝不要让我在这里栽跟头；只有像陛下这样下令建筑马夫拉修道院的伟大国王才会有如此宏愿，但是，生命是短暂的，陛下，从为第一块基石祝福到完全建成，圣伯多禄大教堂耗费了一百二十年的劳动和财富，陛下，据我所知，您从未到过那里，但陛下可以从装卸的模型判断出来，也许我们用接下来的二百四十年也无法完成这项工程，而那时候陛下已经不在了，您的儿子，孙子，重孙，玄孙，玄孙的儿子也都不在了，因此，我怀着十分的敬意请您考虑，建造一座预计二〇〇〇年才完工的教堂，这值得吗，假如到那时世界仍然存在的话，当然，这要由陛下做出决定；决定世界是否还存在吗；不，陛下，决定是否在里斯本再建一座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尽管我本人认为，世界末日来临比全比例复制一座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更容易一些；这么说来我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了；陛下将永远活在您的臣民的怀念之中，永远活在天堂的荣耀之中，但怀念并非打地基的好地段，墙壁会渐渐倒塌，而天堂本身就是一个大教堂，在这里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只不过是沙滩上的一粒小沙子；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呢；因为我们不明白大地就是一座教堂，一座修道院，是信仰和责任的所在，是隐居和自由的所在；我没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本人也不太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是，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如果陛下想在生命到达尽头的时候至少看到墙壁砌起一拃高，那就必须立刻下达必要的命令，否则就只能看到为地基挖开的壕沟；我只活那么一点时间吗；工程漫长，而人生短暂。

他们本可以一直谈下去，谈到这一天天黑，但唐·若昂五世一般不允许别人违逆他的决断，所以，在想象中看到了他的后代们，儿子，孙子，重孙，玄孙以及玄孙的儿子，一个个举行葬礼，而在死前谁也没有看到工程完成，于是陷入深深的忧伤，何苦还要开始建造呢。若昂·弗雷德里科·鲁德维塞掩饰住自己的高兴，他已经察觉到不会建什么里斯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他手头现有的埃武拉大教堂和圣维森特修道院的工程足够他忙碌的了，这些都是适合葡萄牙的规模的活计，他只要愿意就能干好。这时候谈话停顿了一会儿，国王不说话，建筑师也没有吱声，伟大的梦想就在这沉默中云消雾散了，我们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唐·若昂五世曾有一天想在爱德华七世公园那里建起一座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只是鲁德维塞没有严守秘密，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儿子造访修道院时又悄悄告诉了修女朋友，修女又告诉了听告解神父，神父告诉了修会会长，修会会长又告诉了宗主教，宗主教向国王询问此事，国王回答说，谁要是胆敢再谈及此事，他将大发雷霆，之后，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而这项计划现在之所以大白于天下，是因为真相以自己的双脚在历史上行走，只要给它时间，它就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显露出来并宣告，我在这里；我们只有相信，没有其他选择，真相如同仍在里斯本的多梅尼科·斯卡拉蒂的音乐一样，总会从深井里原原本本地冒出来。

最后，国王敲敲前额，整张脸随之一亮，那是灵感之光环，要是把马夫拉修道院的修士人数增加到二百名呢，能说二百名就能说五百名，说一千名，我相信这一行动的伟大程度不亚于那座不能建造的大教堂。建筑师考虑了一下，一千名修士，甚至五百名修士，是很大一群人，陛下，到头来我们还是需要一座和罗马大教堂一样大的教堂，否则就容不下这么多人；那么你说多少呢；比如说三百名，即使这样我设计并且正在建造的教堂也显得小了，还有许多变数，请允许我指出这一点；那就三百名吧，不用再讨论了，我意已决；只要陛下下达必要的命令，您的决定就会执行。

命令下达了。不过前一天国王先会见了方济各会阿拉比达总主教以及王室财产管理人，建筑师也再次列席。鲁德维塞带去了设计图，在桌子上铺开，解释说，这就是教堂，从北至南的这处是长廊，以及属于王宫的列塔，再后是修道院的外屋，现在，为了执行陛下旨意，我们必须往更后边扩展修建另一些外屋群，而这里有一座山，石头坚硬，炸山劈石的工作会是最后的艰巨任务，而为了啃掉山麓，平整地面，我们已经费了很大力气。听到国王想扩充修道院的规模，大大增加修士人数，从八十名增至三百名，天呐，可以想象，到来的时候尚未得知这一消息的总主教扑通一声趴到地上，没完没了地吻陛下的双手，之后才用哽咽的声音说，陛下请相信，此时此刻上帝正在下令在天堂准备更豪华的新住所，以奖赏在地上颂扬他崇高的名字的人，用石雕赞美他的人，陛下请相信，马夫拉修道院每垒一块新砖，就为陛下祈祷一次，这已不是为了拯救灵魂，陛下的灵魂因为这些工程已万无一失，而是为了陛下到上帝面前时，头上的王冠有更多的鲜花，但愿上帝在很多很多年后才召见陛下，让陛下臣民的幸福经久不衰，让我所效劳和代表的教会和修会永远感激。唐·若昂五世从椅子上站起身，吻了吻总主教的手，表示地上的权力对天上的权力的谦恭，重新坐下后，他头上的光环又亮起来，如果不加小心，这位国王说不定成为圣徒。王室财产管理人擦了擦兴奋的泪水，鲁德维塞右手食指的指尖仍然指着设计图上需要耗时费力夷平的那座山的位置，总主教举目望着天花板，那是象征着天堂的地方，而国王依次看向三个人，庄严，仁慈，以及得到了验证的虔诚，人们从那张慷慨大度的脸上看到的正是这样的内容，因为并不是每天都下令扩建修道院，让八十名修士增至三百名，常言道雷霆雨露，而今天见证的就是最好的一面。

若昂·弗雷德里科·鲁德维塞行过大礼离开了，他要去修改设计图纸，总主教返回本省去安排相应的庆祝活动和宣布这个好消息，国王留在原地，这是他的家，现在正等着去取账簿的王室财产管理人回来，他回来了，把厚厚的对开账簿放在桌子上，国王问道，好，现在告诉我，我们欠债和盈余的情况如何。这位管账先生用一只手托住下巴，像是陷入了深沉的思考，他打开其中一个账本，似乎要举出一个关键的数字，但这两个动作都没有做完，只是说，禀告陛下，要说盈余，我们的盈余越来越少，要说债务，我们欠债越来越多；上个月你已经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再上一个月也一样，前一年情况也是如此，有鉴于此，陛下，我们很快就要看见钱袋的底了；离我们钱袋的底远着呢，一个钱袋在巴西，另一个在印度，到这些钱袋都空了的时候，我们也要过很长时间才会知道这个消息，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原来我们已经穷了，但当时我们不知道；如果陛下恕我冒昧，我斗胆禀告，我们已经穷了，并且已经知道；但是，感谢上帝，我们并不缺钱；是啊，但我的财会经验每天都提醒我，最穷的穷人是不缺钱花的人，现在的葡萄牙正是这种情况，葡萄牙是个无底的口袋，钱从它的嘴里进去，从它的屁股里拉出来，请陛下原谅我的形容；哈哈哈，国王开怀大笑，说得有意思，不错，先生，你是在告诉我屎是钱，对吧；不，陛下，钱是屎，我的位置使我最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我是蹲着的，为别人管钱的人总是蹲着的。这段对话是假的，杜撰的，有诽谤之嫌，并且也极不道德，不尊敬王位和圣坛，让一位国王和他的王室财产管理人说起话来像小酒馆里的赶骡人一样，只是没有那种火冒三丈的怒气而已，不然会更加放肆粗鄙，但是，读者读到的这些话只不过是自古以来的葡萄牙语的现代译文，所以国王说的是，从今天起你的薪俸增加一倍，免得你压力那么大；让我吻吻陛下您的手吧，王室财产管理人回答说。

若昂·弗雷德里科·鲁德维塞还没有画完扩大了的修道院的图纸，王室的一名邮差便快马飞奔马夫拉，送去国王的严令，必须立即开始夷平那座山，以争取时间。邮差和护卫人员在总监工处门前翻身下马，弹弹身上的灰尘，走上台阶，进了大厅，叫出监工处长官的名字，莱昂德罗·德·麦洛博士；我是，一个人回应道；我急速赶来递交陛下的信件，请收下，请给我开具收据和清讫证明书，我要立即赶回王室，万勿耽搁。交接完成之后邮差和护卫人员回去了，而监工处长官恭敬地吻了吻信的封缄，把信打开，但读完以后脸色变得煞白，甚至让监工处副长官以为长官被免职了呢，那样的话他或许能够趁机升官，但他马上就失望了，因为莱昂德罗·德·麦洛已经站起身说，到工地去，我们到工地去；几分钟之后，马夫拉有点权力的人都到了，财务官，木匠工头，泥瓦匠工头，石匠工头，牲畜总管，爆破工程师，军队统领，人到齐了，监工处长官说，先生们，陛下以其仁慈和无边的智慧，决定把本修道院居住的修士人数增加到三百名，夷平东边那座山的工程即刻开始，因为要在那里修造建筑的新部分，信件中有粗略的尺寸，我们照此办理，陛下的命令必须执行，我们大家到工地去看看该如何动手。财务官说，支付由此产生的花销无须他去丈量那座山，木匠工头说，他的行当只是和木头，刨花以及锯末打交道，泥瓦匠工头说，到了需要垒墙铺路的时候尽管叫他，石匠工头说，他只管已经采出来的石头，不管采石头，牲畜总管说，到需要的时候，他手下的牛和其他牲畜都会去的，这些回答似乎出自目无纪律之人，但实际上他们十分明智，既然他们都熟悉那座山，何必全体出动去看它，去估量削平它有多么困难呢。监工处长官认为大家说得非常在理，于是便带领两个人去了，一个是爆破工程师，这是他所司之责，另一个是军队统领，因为削平山头的任务主要由士兵承担。

在东边已经建起的墙壁后面那块地，苦行修炼的修士已经栽上了果树，还有几个苗圃，一些种了蔬菜，另一些沿边缘种了花，暂时还只是预示这里将成为果园和菜地，也许成为花园。这一切要统统毁掉。工人们看到监工处长官和西班牙爆破工程师走过去，然后又望向东边那座庞然大物，因为修道院要向那边扩建的消息不胫而走，本是机密的命令传播得如此之快让人不可思议，至少在收信人尚未公之于众之前理当保密。人们几乎相信，唐·若昂五世在写信给莱昂德罗·德·麦洛博士之前已经差人通知了“七个太阳”或者小个子若泽，对他们说，不要着急，我心血来潮，把原先规定的八十名修士改成了三百名，这对所有在工地干活的人来说倒是有利，他们的工作在更长的时间里有了保障，至于钱，几天前我的亲信，也是我的财产管理人告诉我，并不缺少钱，你们应当知道，我们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不欠任何人的债，向所有人支付应付的款项，对此，我不必再有顾虑，问候在那里谋生的我亲爱的三万葡萄牙人，他们正为满足本王的崇高乐趣而不懈努力，让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漂亮的宗教建筑高高耸立，流芳百世，它甚至宣告，与它相比，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祈祷之地，再见了，直到我们再次相见，转告祝福给布里蒙达，关于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的飞行机器，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消息，我给他提供了那么多帮助，花了那么多钱，世界上尽是些忘恩负义的人，现在总算好了，再见。

站在山脚下，莱昂德罗·德·麦洛博士心烦意乱，这座山巍然挺立，比将来完工以后建筑的墙还高，他原本只是托雷斯·韦德拉什的地方法官，所以必须依靠爆破工程师，工程师是安达卢西亚人，极善吹牛，他用西班牙语明白无误地说，即使是莫雷纳山脉，我也能赤手空拳把它拔起来扔到海里去；翻译过来就是说，交给我，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在这里开辟出一个罗西奥广场，让里斯本的罗西奥广场相形见绌。这些年来，已经差不多十一年了，马夫拉一直为持续的爆破声而颤动，如果说最近炮声没那么频繁了，那是由于已被降服的地面上只剩些顽固的巨石。一个人永远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他说，啊，结束了；但突然发现并没有结束，又重新开始了，但战争的形式变了，昨天是刀光剑影，而今天是炮弹轰击，昨天摧毁城墙，今天则夷平城市，昨天是消灭国家，今天是毁灭世界，昨天死一个人就称为悲剧，今天一百万人化为灰烬已司空见惯，马夫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人不少，但我们看到，没有多到那种地步，然而，对于那些习惯于每天听到五百乃至一百声炮响的人来说，现在像是世界末日，从太阳初升到夜幕降临有一千响惊天动地的炮声，往往是二十响的连珠炮，其威力之大令人胆寒，泥土和石头被抛向空中，工地上的工人们不得不到墙后边躲避或者钻到脚手架下，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受了伤，另外还有五炮炸药意外爆炸，三个好好的人因此粉身碎骨。

“七个太阳”还没有给国王回信，总是一拖再拖，因为他实在不好意思求人替他写，但是，要是有一天他克服了羞怯，这将是那份记载，我亲爱的国王，你的信我收到了，信里对我说的一切我都明白了，这里不缺活干，我们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除非雨下得太大，连鸭子也说够了，或者运送的石头在路上误了期，或者烧出的砖不合格不得不等待新砖运来，由于扩建修道院的主意，现在这里一切都混乱得不得了，我亲爱的国王，你想象不到那座山有多大，需要多少人去夷平，他们不得不放下教堂和王宫的工程，工期肯定要拖延，甚至石匠和木匠也都去运载石头了，我运石头，有时候赶牛，有时候用手推车，我最可怜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柠檬树和桃树，还有那些三色堇，那么香，若知道这些花后来会遭到这么残酷的对待，还不如当初就不要种下它们，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我亲爱的国王说我们不欠任何人的债，这总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我母亲常说，及时还债，不论欠的是什么人，可怜的母亲，她已经死了，看不到历史上最宏大最漂亮的宗教建筑了，你在信里就是这么说的，但我要坦率地说，我知道的故事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宗教建筑，只有有魔法的摩尔女人和藏起来的财宝，既然说到财宝和摩尔女人，我要告诉你，布里蒙达很好，谢谢你的慰问，她现在不像原来那么美丽了，但还是比许多年轻女人漂亮，小个子若泽让我问问，唐·若泽王太子什么时候结婚，他想送一件礼品，也许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名字，另外还有三万葡萄牙人送上他们的祝福和感谢，他们的身体马马虎虎，前几天普遍患了腹泻，弄得马夫拉四周三里格远都臭气熏天，可能是我们吃了什么东西，不好消化，蛘子比面粉还多，丽蝇比肉还多，不过也很好玩，看着一群人像尾巴着了火一样急不可耐，抬起屁股捕捉从海上吹来的清风，回来就轻松了，一些人刚拉完，另一些人马上去拉，有时候实在太紧迫了，来不及过去，于是就地拉起来，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说，我也没有再听说过飞行机器，也许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把它带到西班牙去了，谁知道呢，也许那里的国王现在占有了它，我听说你和他要成为亲戚了，要小心啊，到此我不再打扰你了，向王后敬送我的祝福，再见，我亲爱的国王，再见。

这是一封不曾被写出来的信，但灵魂之间沟通的途径很多，并且玄妙莫测，在“七个太阳”没有能说出来的许多话当中，有一些会刺痛国王的心，比如刻在墙上以火显现的死刑判决，这是对巴尔塔萨的警戒，经过了权衡，量刑，以及表决，这位巴尔塔萨不是我们认识的马特乌斯，是另一位巴尔塔萨，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为贝耳沙匝，巴比伦国王，在一次欢宴上亵渎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圣器，所以受到惩罚，被居鲁士处死，居鲁士注定要执行这来自神的判决。唐·若昂五世的过错不同，如果说他亵渎了什么圣器，那就是上帝的妻子们，但她们自己乐意而上帝又不在乎，那就接着亵渎吧。在唐·若昂五世听来像丧钟的是巴尔塔萨谈到母亲的那一段，他说最感到遗憾的是母亲不能看见马夫拉这座最宏大最漂亮的宗教建筑了。突然间，国王明白了他的生命短暂，所有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许多人已经死了或者将在马夫拉修道院建造完成之前死去，他本人也可能明天就会永远地闭上眼睛。他还记得，他之所以放弃建造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正是因为鲁德维塞让他相信了生命如此短暂，这是当时的原话，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从为第一块基石祝福到建成耗费了不少于一百二十年的劳动和财富。啊，马夫拉已经吞噬了十一年的劳动，至于钱财，那就更加说不清了；况且，由于我从早些年就开始遭受着忧郁的折磨，已经没有人指望我能从中解脱，它时刻让我遭受英年早逝的威胁，谁能保证教堂建成之日我还活在世上呢；“七个太阳”的母亲，可怜的女人，看到了开头但看不到结尾，一个国王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厄运。

唐·若昂五世现在在塔楼上，面朝河流。他把内侍，文书，修士们以及喜剧院的一位女歌手打发走了，因为不想看见任何人。他的脸上明显地刻着对死亡的恐惧，对一个强大的君王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但这种对死亡的恐惧不是怕躯体永远倒下，灵魂走开，而是怕在马夫拉修道院终于建成，其塔楼和穹顶直冲云际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再睁开，不再闪着光芒，怕那里雄壮的组钟和歌声响起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没有知觉，不产生共鸣，怕他的双手不能亲自抚摸庆祝活动中奢华的帐幔，怕他的鼻子不能闻到银制香炉里飘出的幽香，怕成为只是下令建造但不能看到竣工的国王。远处有一艘船在河上航行，谁知道它能不能到达港口呢；天上飘过一朵云，也许我们看不到它下雨；河水中有鱼群游动，朝渔网游去。虚而又虚，这是所罗门说的；唐·若昂五世重复道，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希求是虚空，占有也是虚空。

但是，克服虚空的办法不是谦逊，更不是低三下四，而是填之以更多的虚空。沉思和痛苦未能让国王起身去穿上苦行衣或者退位，而是重新召来内侍，文书，以及修士们，喜剧院女歌手后来也来了，国王问他们，是否如他所理解的那样，教堂的落成祝圣仪式应在礼拜日进行，他们回答说是的，根据礼仪书应当这样，于是国王命令计算一下，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二日，哪一年的生日正好是礼拜日，文书们仔细查阅历书之后回答说，两年之后两者重叠，即一七三〇年；好，马夫拉修道院就在那一天落成祝圣，我想这样做，下令这样做，决定这样做；听到这番话以后，内侍们走过去吻他们主子的手，现在你们告诉我，哪一种感觉更好，是当世界之王呢，还是当这些人的国王。

若昂·弗雷德里科·鲁德维塞和莱昂德罗·德·麦洛博士接到紧急召唤，离开马夫拉，前者是被派去那里的，而后者负责协助，两人为这心急火燎浇了冷水，马夫拉的一切还历历在目，他们说，工程进展无法满足如此乐观的预期，修道院如此，扩建的房屋群正在垒墙壁，进度缓慢，教堂也是如此，因为建筑要求精细，用石料丁丁卯卯地砌成，不能草率行事，陛下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陛下能把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糅合起来，使之非常和谐并保持平衡。唐·若昂五世皱起眉头，脸色阴沉，这老生常谈的阿谀奉承丝毫不能让他宽心，他刚要张口给出冰冷的回答，随即又改变了主意，重新把文书们召来，问他们在一七三〇年后他哪一年的生日会与礼拜日吻合，看来到一七三〇年的时间还不够。文书们绞尽脑汁地计算了一番，才略带疑虑地回答说，那个日子再次出现在十年以后，一七四〇年。

在场的共八个或十个人，有国王，鲁德维塞，莱昂德罗，文书和本周当班的贵族们，大家都表情严肃地点点头，仿佛此刻是哈雷本人刚刚解释完彗星的周期，人竟然能够解答这类事情。但是，唐·若昂五世的想法悲观，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表情看出这一点，他借助手指很快地进行心算，一七四〇年，那时我五十一岁；接着又沮丧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我那时还活着的话。在可怕的几分钟里，这位国王飞上了奥利维拉山，在山上遭受着对死神的惧怕和对将被剥夺一切的惊恐的折磨，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嫉妒的感觉，想象着他的儿子已经成了国王，年轻的王后来自西班牙，他们俩一起享受着马夫拉修道院落成祝圣的喜悦，而他本人却在圣维森特大教堂的墓地里腐烂，旁边是因为断奶而夭折的小王子唐·佩德罗。在场的人望着国王，鲁德维塞怀着某种科学的好奇心，莱昂德罗·德·麦洛为时间流逝法则的铁面无私而愤愤不平，竟然对尊贵如国王也不网开一面，文书们怀疑自己是否算对了闰年，内侍们则估量着自己能活到那个时候的可能性。大家都在等待着。这时候唐·若昂五世说，马夫拉修道院将在一七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落成祝圣，不管剩下的时间够不够，不论晴天还是下雨，不论下雪还是刮风，即使世界洪水泛滥或者中了妖术也不得更改。

删除那些带感情的语句之后，这道命令实则已经下达了，它似乎与那种说给历史听的庄重声明没什么不同，与那众所周知的话一样，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收下吧，不对，先生，原来上帝不缺胳膊，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犯了亵渎罪，让“七个太阳”巴尔塔萨脱离正路，走上歧途，其实只消去问一下圣子，他有义务知道圣父有几只手，对此，唐·若昂五世补充说，现在我们要知道子民们有多少只手，这些手都在干什么，我命令本王国全体地方法官差人把其辖区内能找到的所有工人集中起来送到马夫拉，不论是木匠，石匠还是力工，不惜以武力迫使他们脱离其工作，不得以任何借口留下，家庭原因，赡养义务，或者其他理由均不纳入考虑，因为除了神的意志之外没有什么高于国王的意志，而没有任何人可以诉诸神的意志，即使乞求也无济于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这一命令的下达正是为了满足神的意志。鲁德维塞庄重地点了点头，仿佛刚刚证实了化学反应的规律性，内侍们相视微笑，国王不愧是国王，莱昂德罗·德·麦洛博士无须承担这新的义务，因为他的地区没有一个人不在为修道院建设的事业添砖加瓦，直接地或间接地。

命令下达了，人们来了。自愿而来的一些人，有的为好报酬的许诺所动，有的因为喜欢冒险，也有的是为了摆脱感情纠葛，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被迫而来。在广场上贴出了告示，由于志愿者人数太少，地方法官带领巡警沿街扫荡，闯入各家各户，推开后院的栅门，到田野上去，看那些不肯走的顽固家伙们藏在哪里，到傍晚时分凑集了十个，二十个，三十个男人，当搜到的人比押送他们的人还多时，就像对付苦役犯或奴隶一样用绳子把他们绑起来，捆绑的方式各异，有时把他们的腰部绑住用绳子串起，有时用临时制作的脖套，有时还捆住脚踝将他们连起来。各地都能见到同样的场面，根据陛下的命令，你们到马夫拉工地去干活吧；而如果地方法官热心尽职，不论是年轻力壮的还是弱不禁风的，甚至还是孩子的年轻人都不能幸免。人们先是拒绝，设法逃避，摆出理由，妻子快分娩了，母亲年迈，有一堆儿女，墙才垒了一半，柜子还没有修好，休闲地该耕种了，但如果陈述这些理由，不等你说完巡警便下手了，胆敢反抗就遭受殴打，许多人被押着上路时身上还鲜血淋漓。

女人们跑着，哭着，孩子们更是号叫声震天，这场面简直像是地方法官们到处为军队抓丁，或者捉人去印度。搜捕到的人们被集中在贝拉塞洛里科广场，托马尔的广场，在莱里亚，在波乌卡镇，穆依塔镇，在陆地边界或海滨的无名小村，在行刑台四周，教堂前广场，在圣塔伦和贝雅，在法鲁和波尔蒂芒，在波塔莱格雷和塞图巴尔，在埃武拉和蒙特莫尔，在山区和平原，在维塞乌和瓜尔达，在布拉干萨和雷阿尔镇，在米兰达，沙维什，阿马兰特，在维亚纳斯和波沃亚斯，在国王陛下权力所到之处，男人们被捆绑在一起仿佛羔羊，只有在绑得太紧致使他们相互绊倒的情况下才肯松一松绳索，随处可见女人和孩子们向地方法官苦苦哀求，设法用几枚鸡蛋或者一只母鸡贿赂巡警，这些可怜的东西丝毫不起作用，因为葡萄牙国王征税收的钱是黄金，是绿宝石，是钻石，是胡椒和肉桂，是象牙和烟草，是蔗糖，是珍稀的木料，而海关不收眼泪。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有的巡警还在被抓者的妻子身上享受一番，可怜的女人们为了不失去丈夫忍气吞声，之后却绝望地眼睁睁地看到男人还是被抓走了，而占了便宜的家伙们还发出嘲弄的大笑，她们气急了，诅咒你家五代，祝你得麻风病全身都烂掉，祝你母亲，你妻子，你女儿当妓女，祝你被钉上尖桩，从屁眼戳穿到嘴巴，混账东西，去死吧，下地狱吧。阿尔加尼的一群人已经出发，不幸的女人们一路送到镇外，边走边哭，那声音让人心碎，哎呀，我亲爱的好丈夫啊，而另一个女人则哀号着，哎呀，儿子，我老了，不中用了，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安慰呀，怨叹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近处的群山也起了怜悯之心，纷纷回应，最终，被抓的人们越来越远了，即将在转弯处消失，他们眼泪汪汪，感情脆弱的更是泪流满面，这时响起一个高昂的声音，原来是个因为年纪太大未被抓走的农夫，只见他爬上一个土堆，那是这些下等人天然的布道台，大声喊道，发号施令的人多么神气呀，贪得无厌呀，无耻的国王呀，没有公理的祖国呀；话音刚落，就有巡警走过来朝他脑袋上敲了一棍，老人死在了土堆上。

国王无所不能。他坐在王位上，根据需要，要么在夜壶里排泄，要么在修女身上发泄，不论在这里，那里，或者更远的地方，只要国家利益需要，他就是国家，他就下达命令，让佩纳马科尔所有健康的甚至不那么健康的人都赶来为我的马夫拉修道院干活，之所以建造这座修道院是因为方济各会修士们从一六二四年起就提出了请求，也因为他们让王后怀上了女儿，这女儿将来不是要成为葡萄牙的国王，而是出于本王朝和本人的利益要成为西班牙的王后。而那些男人们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国王，国王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那些男人们，他们即使不愿意也得在士兵和巡警押送下前来，性情温和或者已逆来顺受者可以松绑，其他的上面提过，不服管教者要绑上，而那些心怀歹意先表示愿意前往后来又企图逃走的人则一直捆绑，尤其是有人得以逃走以后他们的境况更糟。他们穿过田野，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真正的道路不多，有的还是当年罗马人修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人们用脚踏出来的小路上行走，天气变化无常，让人望而生畏的烈日，滂沱的大雨，刺骨的寒风，而在里斯本国王陛下要求每个人都履行其义务。

也有几队人相遇的时候。一些人从北方来，另一些从东边来，前者是佩内拉人，后者是新普罗恩萨人，他们在波尔图德莫斯碰到一起了，这当中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地图上的位置，也不知道葡萄牙的形状，是方的是圆的还是尖的，是可以通过的桥还是悬起的绞索，不知道在挨打的时候是会喊叫还是躲到某个角落。两队混编成了一队，看守们已精通此道，以神秘的方式进行编排，前边是一个佩内拉人，后边就是一个普罗恩萨人，这样一来造反就不容易了，并且显然有利于葡萄牙人了解葡萄牙；你家乡是个什么地方呀；当他们谈这些的时候就没空想别的事了。有人在路上死去除外。此人可能是突然患病，口吐白沫而死，或者更简单，只是栽了一跤，倒下时拖住了前边和后边的伙伴，这两个人突然发现与一个死人拴在一起，顿时吓得屁滚尿流，也可能在旷野里得了病，躺上了担架，胳膊和腿悬在外边，就这样往前直到死后草草埋在路边，在靠近脑袋的地方插着一个木头十字架，如果有运气死在居民点，还能举行一下最后的宗教仪式，这时候所有的流放犯们都坐在地上，等待圣事完毕，这是我的身体；这具身体走了那么多里格的路已经筋疲力尽，这具身体已经被绳子磨得皮开肉绽，这具身体因为吃得比原来的可怜饭食还少而皮包骨头。晚上睡在草棚里，睡在修道院门口，睡在废弃的谷仓里，如果上帝愿意，天气晴朗，就睡在露天，这样，自由的空气和身负枷锁的人们在此处相连，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就该哲学问题展开长篇大论的探讨。清早，太阳升起还要很久，陛下的劳工们便起来了，这样也好，因为这正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他们饥肠辘辘，冻得瑟瑟发抖，好在押送的巡警给他们松了绑，因为今天我们将进入马夫拉，不然的话，像对待巴西奴隶或者牲畜一样拴着这群衣衫褴褛的人会造成极坏的影响。远远望见修道院的白色墙壁时，他们没有呼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由此可见把那块巨石从彼鲁宾海鲁运往马夫拉时那位修士的话纯属谎言，他说这些人是新远征十字军的士兵，而这些对其圣战没有丝毫概念的人算什么十字军士兵呢。押送巡警下令停下，以便让这些被带来的人在高处欣赏一番他们即将生活其中的地方的全貌，右边是大海，航行其上的我们的大黑船，是当之无愧的水上之主，正前方，也就是南边，是美丽无比的辛特拉山，它是国民的骄傲，令外国人嫉羡，假若上帝再创造一次世界，这里将会是美好的天堂，而那边，洼地深处，就是马夫拉了，学者们说该地名十分贴切，但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对其词义加以纠正，认出这名字里拼写着死亡，焚烧，熔化，抢掠，以及剥夺，这不是我说的，我只不过是个听命于人的区区巡警，不敢如此造次，而是后来有一位本笃会修道院院长所说，他以此为由没有来参加这个庞然大物的落成祝圣仪式，不过，我们还是不要提前说后来的事吧，到工程完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正因为如此你们才从遥远的家乡来到这里，如果说法不一还请你们不要介意，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怎样说话，我们从父辈那里学来了这些错误，况且我们正处于过渡时期，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等待你们的是什么，继续往前走吧，等把你们交出去之后我们再去押来更多的人。

从这个方向来的人要去到工地，必须横穿马夫拉镇，经过子爵府的阴影，经过“七个太阳”的家门口，虽然有族谱和纪事，但他们并不了解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一个是托马斯·达·席尔瓦·特莱斯，塞尔韦拉新镇子爵，另一个是巴尔塔萨·马特乌斯，飞机制造家，而随着时代车轮的转动，我们会看到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子爵府没有人打开窗户观看这群穷光蛋，子爵夫人想到他们散发出的气味就有得受了。“七个太阳”家的小窗户倒是打开了，布里蒙达走过来观看，没有什么新奇的，有多少队人已经在这里走过了呀，但是，只要在家她总是来看看，也是一种迎接来到这里的人的方式吧，晚上，当巴尔塔萨回到家，她就说，今天有一百多人从这里经过；请原谅没有学过怎样数数的人说得不够准确，不论是说得多了还是少了，正如说起年龄时，人们会说我三十多岁了，而巴尔塔萨说，我听说来了五百人；有那么多，布里蒙达感到吃惊；其实他们两人当中谁也不知道五百究竟是多少，况且数目是在世间万物中最不准确的记法，人们说五百块砖，也说五百个人，砖和人之间的差别就被等同于五百和五百之间的差别，要是有人第一次没听懂这个，也就不必再给解释第二次了。

今天进工地的人被集合在一起，随便找个地方睡觉，明天进行挑选。跟砖一样。如果砖不能用，就留在那里，最后用在不大重要的工程上，总会被人用上的，但如果情况换作人，就打发他们走，不论什么时候都打发他们滚蛋，你没什么用，回家去吧；于是他们就离开了，走在不认识的路上，迷失方向，成了流浪汉，死在路上，也有人有时偷窃，有时杀人，有时也能回到家。

22

但是，还有幸福的家庭。西班牙王室是一个。葡萄牙王室也是一个。前者的儿女和后者的儿女成亲，他们那边来的是马利安娜·维托里娅，我们这边去的是马利亚·芭芭拉，至于新郎，就像人们所说，分别是这里的若泽和那里的费尔南多。这都不是仓促商定的，婚事早在一七二五年就已经定下来了。多次商谈，许多使节来往，反复讨价还价，全权大使来回奔波，婚约条款谈判，一次次拖延，姑娘们的嫁妆，这类联姻不能草草行事，一挥而就，像粗话说的那样两个人点点头便同意姘居，直到现在，即五年之后，才要交换公主，把这个给你，把那个给我。

马利亚·芭芭拉已满十七岁，圆月形的脸，前面已经说过，满脸麻子，但她是个好姑娘，就一位公主而言在音乐上颇有造诣，至少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大师给她上的课没有白费，大师将跟随她前往马德里，不再回来。等着她的新郎比她小两岁，就是那个费尔南多，西班牙国王名录上的第六位，作为国王名胜于实，这些情况只是顺手写来，免得有干涉邻国内部事务之嫌。而从这个邻国，顺便说一句，它与我国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这个邻国要来的是年仅十一岁的小姑娘马利安娜·维托里娅，虽然年龄尚小，却已经历过一段痛苦的生活，只要说这一点就够了，她曾准备与法国的路易十五结婚，但被其拒婚，这个词似乎过分，毫无外交风度，但还能用什么其他的词呢，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被送往法国王室生活，接受教育以便结婚，两年后却被打发回家，只因为未婚夫突然变卦，抑或促成此事者利益有变，称王室必须很快有继承人，而这可怜的小女孩生理上尚未成熟，除非再年长八岁，否则无法满足这个需要。可怜的孩子被送回来了，清瘦纤细，吃得极少，送还的借口找得也不高明，说是让她探望父母，即菲利普国王和伊莎贝尔王后，就这样她留在了马德里，等待找一个不那么着急的未婚夫，找到的就是我们的若泽，现在不满十五岁。关于马利安娜·维托里娅的娱乐没有多少好说，她喜欢布娃娃，最爱吃糖果，这也难怪，正是那个年龄，但她已经是个灵巧的猎手，长大之后会喜欢音乐和书籍。要知道，有的人管事更多，知道的更少。

在古往今来的婚姻中，有许多站在门外的人，所以，为了避免尴尬，现告诫各位，凡遇婚礼，洗礼亦然，非请勿去。当然，若昂·埃尔瓦斯没有收到邀请，他是“七个太阳”在里斯本生活时，在与布里蒙达相遇并结合之前结识的朋友，还曾在艾斯贝兰萨修道院附近将他与几个半流浪汉睡觉的茅屋让出一块地方给“七个太阳”，这事我们还都记得。当时他已经不年轻，现在则是六十岁的老人了，突然感到怀乡啃噬着心灵，急于返回出生和受洗礼的地方，这正是年事已高，再没有其他期盼的人的希望。要迈开双腿上路，他却又犹疑不定了，这倒不是怕腿脚不得力，对这样年岁的人来说他还硬朗得很，而是担心阿连特茹省那无边的旷野，谁都难免遇到坏人，比如“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在佩贡埃斯松林就出过事，不过那一次倒霉的是那个打劫者，就那样留在了那里，要是同伙后来没有将其埋葬，他必将面对乌鸦和狗的啃咬。但是，实际上任何人都不知道未来如何，前方等待他的是好是坏。在若昂·埃尔瓦斯当年当兵的时候和现在过着还算平静的流浪生活的时候，谁会告诉他，他是时候去陪伴葡萄牙国王前往卡亚送出一个公主再迎接另一个公主了，是啊，谁会知道呢。谁也没有对他说，谁也不曾预见到，只有偶然之神知道，它从遥远的地方而来，挑选并拴上命运之线，两个王室是外交和王国利益的命运之线，老兵则是怀乡和无依无靠的命运之线。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解开这些线团，那么就能理顺生活之线，得到至高的智慧，如果我们非相信这种东西存在不可的话。

显然，若昂·埃尔瓦斯既不乘轿式马车也不骑马。前面已经说过，他有两条善于走路的腿，那就让他迈开双腿步行吧。但是，不论他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唐·若昂五世总是陪伴着他，同样，王后和儿女们，即王子和公主，以及参与到这次旅行的世界上的所有权势都在陪伴他。这些至高无上的先生们永远想不到他们会护送一个流浪汉，保护他即将完结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为了不完结得太早，尤其是生命，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么若昂·埃尔瓦斯就不宜闯入王室队伍之中，人们都知道，士兵们的手动作灵活，愿上帝保佑他们，一旦认为国王陛下非常宝贵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们的手也是很重的。

若昂·埃尔瓦斯小心翼翼地离开了里斯本，于一七二九年的这个一月初经过阿尔德加莱加，在那里逗留了一些时间，观看从船上卸下路上要用的车辆和马匹。为了弄个明白，他不断询问，这是什么呀，从哪里来的，谁做的，谁要用它们呀；这样问似乎显得不明事理且有欠考虑，但对这位尽管肮脏而外表可敬的老人，管理马匹的任何侍从都会认为应当回答，这也增强了老人的信心，从财物管理人那里也能打听到情况，只要若昂·埃尔瓦斯表现出一副虔诚且恭敬的样子，他不大会祈祷，但装装样子却绰绰有余。如果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回答，而是推搡，辱骂乃至拳头，那么就可以猜想一番未曾出口的是什么样的话，而书写历史时错误的叙事最终将得到阐明。这样，唐·若昂五世在一月八日渡过那条河开始其伟大旅程的时候，在阿尔德加莱加等候他的车辆有二百辆以上，包括暖阁马车，旅行马车，双轮单座越野马车，四轮马车，拉货车，轻便马车，有些来自巴黎，其他的是特地为这一次旅行在里斯本制造的，还不算王室的轿式马车，它们都刚刚涂过金，重新换过天鹅绒，车缨和垂饰也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王室马厩的马近两千匹，贴身护卫和负责护送的骑兵部队所乘马匹还未计算在内。阿尔德加莱加是前往阿连特茹的必经之路，见多识广，但从未见过这么多人的队伍，只要看一看服务人员的小小清单就能领略一二，厨师二百二十二人，王宫卫士二百人，专司开启帷帘的仆人七十个，保管银器的仆人一〇三个，马厩仆人一千多个，其他仆人和肤色深浅不同的黑奴不计其数。阿尔德加莱加成了人的海洋，要不是有些贵族和其他先生已经先行上路前去埃尔瓦斯和卡亚，这里的人会更多，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所有的人同时出发，那么到王子们结婚的时候，最后一位客人才刚刚走进新文达什呢。

国王乘双桅帆船来了，在圣母像前祷告之后下了船，同时上岸的有唐·若泽王太子，唐·安多尼王子，还有为他们效劳的仆人们，他们是卡达瓦尔公爵先生，马里亚尔瓦侯爵先生，阿莱格雷特侯爵先生，王子先生的一位陪同绅士以及其他先生，称他们为仆人无须奇怪，因为做王室仆人是一份荣耀。平民百姓们让开一条通道，若昂·埃尔瓦斯也在其中，他们高声欢呼，国王，国王，因为唐·若昂五世是葡萄牙国王，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喊的，那么只能从粗嗓门的语调中分出既有欢呼声也有嘘声，但愿没有人辱骂，也难以想象有人对国王不恭，尤其是葡萄牙国王。唐·若昂五世到市政厅议长家中下榻，此时若昂·埃尔瓦斯已经第一次失望了，他发现还有不少乞丐和其他流浪汉也跟着王室队伍，想得点残羹剩饭或者施舍。不要着急。有他们吃的就有他吃的，就凭这一点他也不虚此行。

凌晨，天还没有亮，约莫五点半钟，国王启程前往新文达什，若昂·埃尔瓦斯比国王先走了一步，因为他想亲眼从头到尾看看这声势浩大的队伍，而不仅限于出发的混乱场面，车辆各就各位，礼仪官下达命令，骑马的车夫和步行的车夫大呼小叫，众所周知，这些人的嘴永远不肯闲着。若昂·埃尔瓦斯不知道国王还到阿塔拉亚圣母教堂去望弥撒，所以队伍耽搁了一些时间，天已经大亮，他放慢了脚步，最后停下来，他们怎么还不来呢，他坐在一条壕沟旁边，有一排龙舌兰挡住了早晨的凉风。天阴着，云层很低，他裹紧外衣，把帽檐往下拉一拉遮住耳朵，开始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也许一个多小时，路上行人稀少，完全不像有喜庆活动的样子。

但是，喜庆气氛从那边过来了。远方传来号声和鼓声，若昂·埃尔瓦斯身上那老军人的血液沸腾起来，已经遗忘的激情突然重新出现了，就像看到一个女人走过一样，对她的激情仅仅记得一点儿，但由于她莞尔一笑，或者晃动一下裙子，或者理一理头发，一个男人就会感到连骨头都酥了，带我走吧，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听到战争召唤时也是这样。浩浩荡荡的队伍过来了。若昂·埃尔瓦斯只看到了马匹，人，还有车辆，不知道车里面是什么人，车外面是什么人，但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出有个心地善良而喜欢做好事的贵族在他身边坐下来，这种人还是有的，这位贵族属于那种对王室和官职了解得一清二楚的人，让我们注意听他说些什么吧，看吧，若昂·埃尔瓦斯，已经过去的是中尉，号手，还有鼓手，这些你都了解，你是当过兵的人嘛，现在过来的是王室起居官和他手下的人，他负责安排一路上的住处，那六个骑马的是邮递侍从，负责传递情报和命令，现在走过的四轮双座马车上乘坐的是听告解神父们，专听国王，王太子还有王子的忏悔，你想象不出车上载运的罪孽有多重，但忏悔者对自己的惩罚要轻得多，然后过来的是服装仆人的四轮双座马车，你何必大惊小怪呢，陛下不是你这样的穷光蛋，你只有身上穿的这点衣服，真是奇怪，一个人竟然只有身上穿的这点衣服，现在你也不要吃惊，这两辆四轮双座马车上坐满了耶稣会的教士和神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有时候是耶稣会，有时候是若昂会，两个都是王，但这些侍从们永远春风满面，既然说起来了，就继续说下去，正在走来的是马厩次官的四轮双座马车，后面那三辆乘坐的是宫廷法官和王室贵族们，接着是王子公主们的内侍乘坐的轿式马车，现在要注意了，现在开始应当仔细看了，正在走过的这些空着的轿式马车和暖阁车是为表示对王家的恭敬而安排的，后边骑马走过来的是马厩长官，关键时刻来到了，若昂·埃尔瓦斯，跪在地上，正在走过的是国王，唐·若泽王太子和唐·安多尼王子，在你眼前经过的正是国王，国王要去打猎了，你看，多么了不起的陛下呀，多么无与伦比的仪态，表情多么可亲而又庄重呀，上帝在天作证，你不要怀疑，啊，若昂·埃尔瓦斯，啊，若昂·埃尔瓦斯，不论你还要活上多少年，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无比幸福的时刻，永远不会忘记你曾跪在这紫罗兰下看见唐·若昂五世乘轿式马车经过，你要牢牢记住这个场面，啊，你这是三生有幸啊，现在你可以站起来了，他们已经过去了，走远了，后边骑马的是马厩的六个仆人，这四辆暖阁车是陛下的寝车，再后边是外科医生的双轮单座越野马车，既然有那么多人照顾灵魂，也必须有人来关心肉体，再后面就没有多少可看的了，七辆备用的双轮单座越野马车，七匹备用马，一位上尉率领的骑兵卫队，还有二十五辆双轮单座越野马车，里边乘坐的是国王的理发师，餐具保管人，宫闱仆从，建筑师，王宫小教堂神父，医生，药剂师，文书处官员，专司开启帷帘的仆人，裁缝，洗衣妇，厨师长，厨师，如此等等，等等，还有两辆运载国王和王太子服装的四轮马车，殿后的是二十六匹备用马，若昂·埃尔瓦斯，你见过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吗，现在你到乞丐群里去吧，那是你应当去的地方，不用感谢我好心好意地为你一一介绍，我们都是同一个上帝的孩子。

若昂·埃尔瓦斯加入到流浪汉的队伍里，成了他们当中对王室了解最多的人，人们对他并不非常欢迎，由一百个人分施舍与由一百零一个人分不一样，但他肩上扛着一根像长矛似的曲柄拐杖，并且走路和举止颇有些军人气概，这伙人最后害怕了。走了半里格之后，大家都成了兄弟。他们到了佩贡埃斯，国王已经在吃晚餐，吃的是顿便饭，站着吃，有绿头鸭炖榅桲果，小馅饼，摩尔式什锦菜，只不过塞塞牙缝而已。但马匹却换了。这群乞丐聚集在厨房门口齐声念起天主经和圣母颂，最后还喝到了一大锅汤。有些人因为今天已经吃上了饭，就留下来消化胃里的东西，他们皆属鼠目寸光之辈。另一些人虽然已经吃饱，但知道现在的面包解不了昨天的饥饿，更解不了明天的饥饿，于是就继续跟着已经上路的美味佳肴。出于纯洁和邪恶的种种动机，若昂·埃尔瓦斯跟他们一起上路了。

下午四点钟，国王到了新文达什，五点钟，若昂·埃尔瓦斯到了。不一会儿天黑了，天气阴沉，仿佛一伸手便能摸到乌云，好像我们曾这样说过一次，吃夜宵的时候分发了食品，老兵希望提供的是干粮，那样他可以到哪个屋檐下或者躲到一辆农家用车下面独自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去吃，如果可能，尽量远远离开这群饿汉，他从心里讨厌他们之间的谈话。若昂·埃尔瓦斯愿意独处一隅似乎与风雨欲来无关，不要以为某些人行为怪僻，他们一生离群索居，喜欢寂寞，在下雨和吃硬邦邦的食品时更是如此。

过了几个小时，若昂·埃尔瓦斯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了，只感到干草哗哗作响，有个人端着一盏油灯走过来。从袜子和裤子的颜色和质地，从斗篷的布料，从鞋上的花结饰，若昂·埃尔瓦斯发现来者是个贵族，并且马上认出，正是在土堆上向他提供了那么可靠的情况的那个人。贵族气喘吁吁地坐下来，看样子满脸怨气，我跑遍了整个新文达什，到处找你，若昂·埃尔瓦斯在哪里，若昂·埃尔瓦斯在哪里，谁也回答不出来，为什么穷人们之间不互相通名报姓呢，现在总算找到你了，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国王为这次路过此地下令建造的宫殿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十个月的时间里日夜施工，为了夜间施工仅火把就用了一万多个，在这里干活的人有两千以上，包括油漆匠，铁匠，雕刻匠，榫接工，力工，还有步兵和骑兵，你知道吗，砖石是从三里格远的地方运来的，运输车达五百辆之多，还有一些小型车辆，所需的一切都要运来，石灰，梁，木板，石料，砖，瓦，销钉，五金部件，拉车的马达二百多匹，比这里规模更大的只有马夫拉修道院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见过，但应当修建，一切辛苦都值得，还有花的钱，我私下告诉你，不要外传，为建这座宫殿和你在佩贡埃斯看到的那一座共花了一百万克鲁札多，当然，若昂·埃尔瓦斯，你想象不出一百万有多少，但是，你太吝啬了，有这么多钱你也不知道怎么用，而国王非常会用，他从小就学会了，穷人不会花钱，有权有势的人才行，你看那绘画和装璜多么豪华，有枢机主教和宗主教的住处，为唐·若泽王太子准备的是拥有客厅和卧房并带华盖的下榻之处，唐娜·马利亚·芭芭拉公主的房间也完全一样，仅仅是为了在这里路过的时候住一住，两边的厢房一个是王后的，另一个是国王的，这样他们住得更自在，免得挤在一起，不过，就大小而言，像你这样的床并不多见，好像你睡在整个大地上，像头猪似的打鼾，在干草上伸开胳膊，叉开两条腿，身上盖着外衣，若昂·埃尔瓦斯，你身上的气味可很难闻，等着吧，要是我们再次见面，我送给你一瓶匈牙利香水，我就告诉你这些事，不要忘了国王凌晨三点启程前往蒙特莫尔，要想跟着他你就不要睡着。

若昂·埃尔瓦斯确实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五点多了，天正下着雨。借着凌晨的微光，他明白了，如果国王准时出发，现在已经走出去很远了。他用外衣裹住身子，像还在母亲腹中时那样蜷起双腿，在干草的热气中，在干草受到人体烘烤发出的香味中，他又迷迷糊糊睡着了。有些贵族，甚至算不上什么贵族的人，尽量掩饰本身天然的气味，用假玫瑰香水涂抹假玫瑰的时代尚未到来，否则这些人会说，多香的气味呀。若昂·埃尔瓦斯究竟为什么产生了这些念头，他本人也不知道，怀疑是在做梦，或者是清醒时的胡思乱想。最后他睁开眼睛，睡意完全消失了。大雨滂沱，雨点直落下来，哗哗作响，可怜的两位陛下，不得不在这种天气里赶路，子女们永远不会感谢父母为他们所做的牺牲。唐·若昂五世走在前往蒙特莫尔的路上，只有上帝知道他正在以什么样的勇气与艰难困苦搏斗，雨水在地上形成股股急流，道路泥泞，条条小河里都涨满了水，只消想象一下那些先生们，内侍们，听告解神父以及其他教士们和贵族们是多么担惊受怕，人人都会为他们提心吊胆，估计号手们早把号塞进了袋子里，以免发出哽咽的声音，鼓手们也不需要舞动鼓槌，让人们听见沉闷的响声，雨下得太大了。那么，王后呢，王后怎么样了呢，这时候她已经离开了阿尔德加莱加，带着马利亚·芭芭拉公主，还有唐·佩德罗王子，这是另外一位，和头一个王子同名，弱不禁风的女人们，弱不禁风的孩子，他们都备受坏天气的折磨，而人们还说苍天总是向着位高权重的人，看看吧，下雨的时候它对谁都一视同仁。

这整整一天，若昂·埃尔瓦斯都是在暖暖和和的酒馆里度过的，用一碗又一碗的葡萄酒浇着陛下食品库往他旅行袋里装的肉食。一般来说尾随着的乞丐们都留在了镇里，等天不下雨时再去追王室队伍。但雨偏偏不肯停。夜幕降临的时候，唐娜·马利亚·安娜随从人等的头几辆车才开始进入新文达什，与其说是王室车队倒不如说像溃散的败军。马匹都筋疲力尽，难以拖动四轮车和轿式车，有的还在驱赶之下勉强地走着，有的还戴着嚼环就死在路上。马夫和仆人们晃动着火把，粗声叫嚷，场面极为混乱，王后的全体陪同人员都前往预定的住处似乎已不可能，于是许多人只得返回佩贡埃斯，最后在那里安顿下来，上帝会知道他们多么狼狈不堪。这是个灾难深重的夜晚。第二天一数，发现马死亡达几十匹，那些累死或者断了腿留在路上的还不算在内。贵妇们有的头晕，有的昏厥，男人们则在大厅里轻轻晃动着斗篷以掩饰身体的疲乏，而雨仍然淹没着一切，仿佛上帝心中充满了不肯告知人类的特殊的怒火，背信弃义地决心让洪荒时代重演，并且这一次要彻底毁灭世界。

王后本想当天清晨继续赶路，前往埃武拉，但人们告诉她这样做很危险，况且许多车辆不能按时到达，会有损队伍的尊严；禀告陛下，道路无法通行，国王经过的时候情况已经很糟糕，现在雨从白天下到晚上，从晚上下到白天，一直不停，怎么办呢，不过已经向蒙特莫尔地方法官下达命令，让他召集人整修道路，填上泥坑，铲平斜坡；今天是十一日，王后陛下在新文达什休息一下，住在国王下令建造的宏伟宫殿里，一切都很舒适，和公主一起开开心，作为母亲最后再嘱咐她几句，记住，我的孩子，在头一个晚上男人们总是很粗鲁，当然其他晚上也是那样，不过头一天晚上最糟糕，他们对我们说得好听，一定非常小心，一点儿也不会疼，可说完以后呢，我的天，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马上就开始像看门狗似的哼哼直叫，叫个不停，但愿不是这样，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忍受，直到他们达到目的为止，有时候他们也会力气不支，出现这种情况时千万不要嘲笑他们，那是对他们最大不过的侮辱，我们最好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因为就算头一天晚上不行，也会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再来，谁也免不了受这份罪，现在我打发人去叫斯卡拉蒂先生，让我们消遣消遣，忘掉生活中这些可怕的事情，孩子，音乐是很好的安慰，祈祷也一样，我觉得，如果祈祷不是一切的话，音乐确实是一切。

就在王后嘱咐女儿和弹起钢琴的时候，若昂·埃尔瓦斯被征去整修道路了，这些倒霉的差事并不是总能逃过的，为了避雨，一个人从这个房檐下跑到另一个房檐下，突然听到一声喊叫，站住；原来是个巡逻兵，从语气上马上就能分辨出来，盘查来得突然，若昂·埃尔瓦斯来不及装出老态龙钟的模样，巡逻兵发现他头上的白发比预料的还多时还稍稍犹豫了一下，但看到他奔跑灵活，最后下了决心，能这样跑动的人必定能用铁锹和尖嘴锄干活。若昂·埃尔瓦斯和其他被抓到的人到了荒野，已经看不见道路，到处是泥坑和沼泽，那里早有许多人正在从比较干燥的小山丘运送土和石块，工作很简单，从这里挖，往那边倒，还有时要开渠排水，每个人都浑身泥浆，像泥土幽灵，像木偶，像稻草人，不一会儿若昂·埃尔瓦斯就和他们完全一个模样了，还不如当初留在里斯本，可不论人怎样想方设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返回童年时代。整整一天他都在干这艰苦的活计，雨小了，这是最大的帮助，填平的道路毕竟更坚固一些，除非夜里再来一阵大雨毁坏这一切。唐娜·马利亚·安娜躺在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随身携带的厚羽绒被下面，伴着雨声送来的困倦睡着了，睡得很香，但情况因人而异，根据上床时的环境和心思不同而不同，同样的原因并不总是产生相同的效果，所以唐娜·马利亚·芭芭拉公主彻夜难眠，一直听着沙沙的雨声，也许是从母亲嘴里听到的那番话让她惴惴不安。走过这一段路的人当中，有些睡得好，有些睡得不好，视其劳累程度而定，至于住处和饭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出于对这些干活的人们的重视，陛下不在这方面有所计较。

第二天一早，王后的队伍终于离开了新文达什，落在后面的车辆已经赶上来，但并不是全都如此，有一些永远丢在路上，有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好，不过一切都显得七零八落，布帘湿透了，金饰和彩带褪了色，如果太阳还不肯露面，这将是人们见过的最凄惨的婚礼。现在雨是不下了，但寒冷折磨着人们，冻得皮肉生疼，虽说戴着皮手筒，披着斗篷，但不乏手上生冻疮者，当然我们指的是贵妇们，她们冻得瑟瑟发抖甚至伤风的样子让人看着心疼。队伍前头是一伙修路工，他们坐在牛车上，只要遇上泥坑，涨满的小溪，或者坍塌的地方，他们便跳下去修补，但车队也要停下来在荒凉的大自然中等待。从新文达什和其他地方征召了套了轭的牛，不是一对两对，而是数十对，为的是把常常陷入泥淖的双轮单座马车，四轮双座马车，四轮马车，轿式马车拖出来，在此过程中，要卸下骡子和马，套上牛，拉出来，卸下牛，再套上马和骡子，人们大声喊叫，鞭子声阵阵，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王后的轿式马车陷入泥潭，泥水淹没了车毂，用了六对牛才拖出来，当时在场的一个被地方法官从其家乡征召来的人说，这真像我们在马夫拉运那块巨石一样；他仿佛在自言自语，却被他旁边的若昂·埃尔瓦斯听见了。这时那群牛正在卖力，人们可以松懈一下，于是若昂·埃尔瓦斯问道，伙计，你说的是什么石头呀；对方回答说，是一块像房子那么大的石头，从彼鲁宾海鲁运到了马夫拉修道院工地，我是在它运到马夫拉的时候才看到的，不过还帮了点忙，当时我正在那里；那么大的石头呀；简直是万石之母，这是一个朋友说的，他把石头从采石场运去的，后来就回家乡去了，我很快也回来了，不想干那种活计了。一头头牛都陷到肚子那么深，表面看来没有用力，似乎想顺顺当当地让烂泥放手。轿式马车的轮子终于挨着了硬地，被拖出了泥坑，在一阵欢呼声中王后露出笑容，公主招招手，唐·佩德罗王子还是个孩子，尽量掩饰由于不能像鸭子似的在泥淖里浮游而感到的不快。

一直到蒙特莫尔，道路都是这个样子，距离不到五里格，却用了八个小时，并且人和牲口各尽其能，不停地干活，筋疲力尽。唐娜·马利亚·芭芭拉公主很想打个盹，从一夜痛苦的失眠中恢复过来，但轿式马车的颠簸，卖力气的人们的呼喊，来来回回传递命令的马蹄声，这一切搅得她那可怜的小脑袋昏昏沉沉，痛苦不堪，上帝呀，为了一个女人出嫁就要费这么大的事，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吗，当然，这个女人是公主。王后一直嘟嘟囔囔地祈祷着，与其说是驱除有限的危险不如说是为了消磨时间，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不少年，早就习惯了，所以有时能打个盹，不过马上就清醒过来，接着若无其事地从头开始祈祷。至于唐·佩德罗王子，暂时还没有什么话可说。

但是，若昂·埃尔瓦斯和提到巨石的那个人后来又接着谈起来，老人说，我有一个多年前的朋友就是马夫拉人，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当时他住在里斯本，有一天突然不见了，这种事也常发生，也许他返回家乡了；要是他回到家乡，也许我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失去了左手，留在战场上了；“七个太阳”，“七个太阳”巴尔塔萨，我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在一起干过活；我太高兴了，说到底这世界很小，我们俩来到这里，在路上碰到，竟然有共同的朋友；“七个太阳”是个好人；他也许死了；不知道，我想不会，他有那样的女人，叫什么布里蒙达，人们从来弄不清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有那样女人的人会使劲活着，即使只有一只手也不会轻易死去；他那女人我不认识；有时“七个太阳”倒是有些怪念头，有一回他竟然说到过离太阳很近的地方；那是喝多了吧；他说那话的时候我们都在喝酒，可谁也没有醉，也许我们都醉了，我已经忘记了，他说他曾经飞过；飞过，“七个太阳”曾经飞过，这我可从来没有听说。

一条叫卡尼亚的小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流水湍急，浪花飞溅，河对面，蒙特莫尔的人们走出家门来等待王后，大家一齐努力，再加上用一些木桶帮助车辆浮起来，一个小时以后人们就在镇子里吃上晚饭了，主人们在符合他们尊贵身份的地方进餐，干活的就随便在什么地方凑合了，有的一声不响，有的互相交谈，若昂·埃尔瓦斯就是后一种情况，他说话的口吻像是在继续进行两种谈话，一种有交谈的对象，另一种是自言自语；我想起来了，“七个太阳”住在里斯本的时候和一个飞行家交往挺多，还是我指给他的，那天在王宫广场指给他的，现在想起来还像昨天的事一样；那个飞行家是谁呀；飞行家是位神父，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他后来去了西班牙，死在了那里，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当时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宗教裁判所也插手了，谁知道“七个太阳”是不是也卷进去了呢；可是，飞行家到底飞起来了没有；有人说飞起来了，有人说没有，现在谁还弄得清楚呢；对，“七个太阳”肯定说过他到过离太阳很近的地方，我听他说过；这里边大概有什么秘密吧；必须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运过巨石的人没有再说话，两个人都吃完了饭。

乌云已经远离地面，在高空飘浮，看来不会再下雨。从新文达什和蒙特莫尔之间地区来的人们不再继续往前走。他们都收到了工钱，由于王后善心的干预，工钱加倍支付，扛着有权有势的人走路之后总能得到报偿。若昂·埃尔瓦斯接着往前走，现在他或许稍稍舒服了一些，因为跟马车夫们熟悉了，不然怎么会让他坐在一辆四轮车上，两条腿耷拉下来，在泥泞和牛粪上边摇晃呢。运过巨石的人站在路边，用那双蓝蓝的眼睛望着坐在车上两个大木箱之间的老人。他们不会再见面了，人们都这么想，因为连上帝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而当四轮车上路的时候，若昂·埃尔瓦斯说，要是有一天你能见着“七个太阳”，就告诉他你跟若昂·埃尔瓦斯说过话，他大概还记得我，替我问候他吧；一定，我一定告诉他，不过也许见不到他了；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坏天气”儒利昂；好，再见了，“坏天气”儒利昂；再见，若昂·埃尔瓦斯。

从蒙特莫尔到埃武拉麻烦事也不少。又下起雨来，地上出现片片泥潭，车轴折断了，车轮的辐条成了破筐。很快到了下午，天气转凉，唐娜·马利亚·芭芭拉公主吃了几块水果糖，胃里舒服了一些，感到昏昏沉沉，再加上道路五百步没有坑洼，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突然打个冷战醒来，仿佛有根冰冷的手指摸了摸她的前额，她转过脸，睡眼惺忪地望了望傍晚的原野，看见路旁黑乎乎的一群人排成一排，一根绳子将他们拴在一起，看样子有十五个左右。

公主挺直了身子，既不是做梦也没有神经错乱，在她的婚礼前夕，一切本该是欢乐的，这些苦役犯令人伤心的场面不能不让她扫兴，这糟糕的天气还不够吗，下雨，寒冷，要是让我在春天结婚会好得多。一名军官骑着马在车踏板旁经过，她命令他询问一下那些人是谁，干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要去利莫埃依罗监狱还是流放非洲。军官亲自去了，也许因为他非常爱这位公主，虽然她长得丑陋，还满脸麻子，那又如何呢，她不是正在被送往西班牙吗，要远远离开他这纯洁而又绝望的爱情了，一个平民百姓喜欢一位公主，简直是疯狂，他去了，又回来了，回来的是军官，而不是疯狂，他说，禀告殿下，那些人正前往马夫拉，到王室修道院工地干活，他们都是工匠，是埃武拉一带的人；为什么把他们捆在一起呢；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要是松了绑他们就会逃走；啊。公主靠在软垫上，若有所思，而军官则一再默默地重复这几句对话，将它们牢牢记在心里，他总有一天会苍老，会不中用，会退役，那时候他还会回忆起这段精彩的对话，可是公主呢，过些年之后，她会怎么样呢。

公主已经不再想路边看到的那些人了。现在她想的是，到头来她一直没有去过马夫拉，这太离奇了，因为马利亚·芭芭拉降生才建这座修道院，因为马利亚·芭芭拉降生才还这个愿，而她马利亚·芭芭拉却没有看见，不知道，也没有用她那胖乎乎的手指摸一摸它的第一块或者第二块石头，没有亲手为石匠们送汤送水，在“七个太阳”从断手处卸下钩子的时候，她没有用止痛剂去为他减轻痛苦，没有为被轧死的那个人的妻子拭去脸上的泪水，而现在，她正在前往西班牙，对她来说，修道院仿佛是一场梦，一片触摸不到的云雾，既然刚才的回忆无助于她的记忆，她甚至想象不出修道院是个什么样子。啊，这是她马利亚·芭芭拉的过错，是她干的坏事，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她出生了，无须走得太远，只消看一看朝远处走去的那十五个人就够了，这些人身边走过的是修士们乘坐的双轮单座马车，是贵族们乘坐的四轮双座马车，是运衣服的四轮马车，是贵妇们乘坐的暖房车，贵妇们带着珠宝箱，还有绣花鞋，香水瓶，金念珠，金银丝绣腰带，短外套，手镯，腕套，流苏，白色皮手套，啊，女人们，尤其是美丽的女人们，都这样舒心地犯下罪孽，甚至像我们正陪伴的公主这样满脸麻子的丑陋女人也是如此，那诱人的凄楚和沉思的表情足以使她不能不犯下罪孽，母亲，我的王后，我正在前往西班牙，再也不会回来，我知道，出于为我许愿的原因在马夫拉正建造一座修道院，这里谁也没有想到带我去看一看，其中的很多事我还弄不明白；我的孩子，未来的王后，你不要胡思乱想，浪费本应用于祈祷的时间，应当这样想，是你的父亲，我们的主人，国王的意志要修建那座修道院，同样是国王的意志让你去西班牙，你就不要看那修道院吧，只有国王的意志重要，其他都算不了什么；这么说我这个公主也算不了什么，那些往马夫拉去的人们也算不了什么，这辆轿式马车也算不了什么，那个走在雨中朝我看的军官也算不了什么，一切都是虚无；对，我的孩子，你活得越长久就看得越清楚，这世界就像个大阴影，渐渐进入我们的心中，所以世界变得空虚，我们的心承受不了；啊，我的母亲，出生是什么呢；马利亚·芭芭拉，出生就是死亡。

长途旅行中最惬意的就是这类哲学讨论。唐·佩德罗王子累了，把头倚在母亲胳膊上进入梦乡，好一幅家庭画面，请看，这个孩子终于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了，睡着了以后下颏自由自在地晃动，一丝口水滴到绣花短斗篷的花边上。公主擦干了脸上的眼泪。整个队伍开始点起火把，像星星组成的念珠从圣母手中掉下来，如果不是特别有意的话，就是偶然落在了葡萄牙的大地上。我们进入埃武拉的时候该是黑夜了。

国王带领唐·弗朗西斯科和唐·安多尼两位亲王正在等候，埃武拉人民正在欢呼，火把的光亮变成了灿烂的太阳，士兵们照例施放礼炮，王后和公主转到其丈夫和父亲的轿式马车的时候，热情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这么多人如此幸福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若昂·埃尔瓦斯从乘坐着来到这里的四轮车上跳下来，感到两条腿疼得厉害，暗自发誓将来一定让它们自己出力，那是它们的本分，再也不坐在巨大的车上忍受颠簸，在路上没有比使用自己的双脚更好的方式了。夜里，那位贵族没有来找他，要是来的话他会说些什么新鲜事呢，宴会和华盖，访问修道院和授予封号，发放施舍和行吻手礼。对于这一切，他只对施舍感兴趣，不过机会一定有。第二天跟着国王还是王后，若昂·埃尔瓦斯曾犹豫不决，但最后选择了唐·若昂五世，他选对了，因为可怜的唐娜·马利亚·安娜一天以后才出发，遇上了像她的故乡奥地利一样的一场雪，而当时她是在前往维索萨镇的路上，那里和我们走过的所有地方一样，在其他季节是很暖和的。终于，在十六日清早，即国王从里斯本出发八天以后，整个队伍才往埃尔瓦斯进发，国王，上尉，士兵，小偷，这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场面的男孩儿们大不敬的嬉笑，想想看，仅王宫车辆就有一百七十辆，再加上许多贵族的车辆，埃武拉当地的车辆，还有那些不肯失去这次为家谱增光机会的人的车辆，在交换公主的时候，你高祖父曾陪同王室去埃尔瓦斯，你永远不要忘记，听见了吗。

那一带的穷苦人都来到路边，双膝跪下乞求国王怜悯，似乎这些可怜的人们已经猜想到了，因为唐·若昂五世脚下有一个盛铜币的木箱，他不住地大把大把地往这边扔，往那边扔，动作之大就像是在撒种，这造成了一片欢呼声和感激声，队伍猛地乱了，都去抢抛出的铜币，可以看到老人和年轻人如何胡乱寻找掉入泥中的一枚列亚尔，盲人们如何在浑浊的水里摸索着沉下去的一枚列亚尔，而王室的人们却不停地往前走，往前走，个个表情严肃庄重而且威风凛凛，没有一丝微笑，因为上帝也没有笑，谁知道他为什么不笑呢，也许为他创造的这个世界感到难为情了吧。若昂·埃尔瓦斯也在人群之中，他把举着帽子的手伸向国王，这是在向国王致敬，作为臣民理应如此，几个钱币掉进他的帽子里，这老人运气不错，甚至不用趴在地上，幸福主动来敲他的门，钱自动落到他的手里。

王室队伍到达城里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钟。礼炮响起来，似乎是事先约定的一样，边界对面也响起了炮声，那是西班牙国王进入巴达霍斯，不知情的人来到这里一定会以为要进行一场大战，与往常不同的是除去每次必有的士兵和军官之外，还有国王和流浪汉参加。但是，这是和平的炮声，是另一种火光，就像夜里的彩灯和焰火一样，现在，国王和王后下了轿式马车，国王想步行，从城门走到主教堂，但天气太冷，冻得双手僵硬，冻得脸上起皱，于是唐·若昂五世只得在这第一场小小的争论中认输，重新上车，到了晚上或许对王后说两句硬话，因为王后抱怨天气太冷，拒绝了国王，纵使国王愿意跟在举着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教士们后面，步行走过埃尔瓦斯的脚丈量过的街道，于是国王只吻了吻十字架，没能跟着步行，唐·若昂五世就没有走这条耶稣赴难路。

已经证明，上帝非常爱他的生灵们。在那么多公里的路途，那么多天的日子里，他用难以忍受的寒冷和暴雨考验了生灵们的耐心和坚韧，这一点已经详细说过，现在他要奖赏他们的顺从和信念了。上帝无所不能，只要让气压上升就万事大吉了，于是云层渐渐升高，太阳出来了，而这正是使臣们约定国王们见面的形式的时候，棘手的谈判，用了三天的时间才达成协议，终于约定了所有的步骤，手势，以及应说的话，每一分钟都筹划好，为的是在最细枝末节的态度和话语上，任何一个王室都不在邻国面前有失体面。十九日，国王带领王后，亲王，以及所有王子，离开埃尔瓦斯前往前边不远的卡亚河的时候，天气再好不过了，万里无云，阳光和煦。不在场的人可以想象一下长长的王室队伍多么富丽豪华，鬃毛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骏马拉着轿式马车，金银饰物闪闪发光，鼓手和号手们一个比一个精神，到处是天鹅绒，王宫卫士和卫队，教会旗标，耀眼的宝石，这些我们曾在下雨的时候看到过，但现在我们敢发誓，让人们生活欢乐，使庆典礼仪生辉的莫过于太阳。

埃尔瓦斯和附近许多里格远的人们穿过原野，涌上道路，沿河岸排开准备观看，河两边人山人海，这边是葡萄牙人，那边是西班牙人，他们都高声欢呼祝贺，谁也不会想到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互相杀戮，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这边的人与那边的人联姻，如果还有战争发生的话，那也只能是内战，因为内战是不能避免的。若昂·埃尔瓦斯三天之前就来到这里，找了一个好地方，如果有看台的话这地方就算看台了。出于一种奇怪的念头，他不想进入自己出生的城市，固然这样做会产生怀乡之情。他是一定要去的，不过要等所有人都走了以后，等到他能独自在安静的街道上走走的时候，欢乐的气氛消失了，如果他能感到欢乐的话可以自己欢乐，也许年老以后重新迈年轻时迈过的步子时感到的是钻心的痛苦。这个决定使他得以因为帮助运送物品而进入国王们和亲王们所在的住处。建造在这条河的石桥上的宅院有三个厅，位于两边的分别供两国国王使用，中间的用于交接，交出芭芭拉，接收马利安娜。关于最后交接的情况他一无所知，只让他搬运笨重的东西，但有一个人刚刚才离开这里，他就是若昂·埃尔瓦斯一路上的靠山，那个慈善的贵族，他告诉埃尔瓦斯，即使你看到了也不会相信，我们这边满是地毯和带金织锦垂饰的深红色锦缎帘幔，中间那个厅属于我们的一半也一样，西班牙人那边的饰物是白色和绿色织锦帘幔，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黄金叶枝饰，下边带着垂饰，会见大厅中间摆着一张长桌，葡萄牙这边有七把椅子，西班牙那边六把，我们的椅罩是金线织的，他们的是银线织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因为其余的我也没有看见，现在我要走了，不过你也用不着羡慕我，因为我也不能进去，至于你，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我们有一天还能见面，我会告诉你一切，当然事先得有人讲给我听，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只能这样，我们彼此通报。

场面十分动人，母亲们和女儿们哭了，父亲们紧皱眉头以掩饰心中的感情，未婚夫妇们用眼睛的余光互相看一看，至于是不是喜欢对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不会将这种事宣之于口。聚集在河两岸的百姓们什么都看不见，但他们以自己婚礼的经历和回忆想象出，亲家们互相拥抱，亲家母们兴高采烈，新郎们偷偷挤眉弄眼，新娘们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哼，不论是国王还是烧炭工，没有比成亲再好的事了，说实话，他们都是些粗俗的人们。

仪式持续的时间很长。突然间人群奇迹般地安静下来，旗杆上的王宫旗帜和其他旗帜几乎不动了，所有士兵都朝桥和房子那边张望。一阵轻如游丝的音乐，像玻璃和白银的铃叮当作响，一阵有时显得嘶哑的琶音，似乎感情的冲动使和谐的旋律喉头哽咽了；这是什么呀，一个女人问她身边的若昂·埃尔瓦斯；老人回答说，不知道，大概是谁在演奏供陛下们和殿下们消遣吧，要是我那位贵族在这里，倒可以问问他，他什么都知道，是那里边的人。音乐声会结束，所有的人都会去必须去的地方，但卡亚河仍然静静流淌，这里不会再有一面旗帜，不会听见一声鼓响，若昂·埃尔瓦斯永远不会知道，他听到的是多梅尼科·斯卡拉蒂用拨弦钢琴弹奏的乐曲。

23

最前面的圣维森特和圣塞巴斯蒂昂，身材最高大，自然应当是首领，他们都是殉道者，尽管前者除了象征性的圣枝身上没有明显的标记，只不过由执事把他打扮成受过难的样子，而后者像往常一样赤身露体，捆在树上，身上还有那些小心翼翼地拔出箭之后留下的可怕伤口，也许是怕箭会在路上被折断。随后而来的是女士，三位招人喜爱的女子，最美丽的是匈牙利女王圣伊莎贝尔，她死的时候刚刚二十四岁，另外两位圣女是嘉勒和德肋撒，她们充满激情，都是被内心的火烧死的，人们根据她们的言语和行动做出这种推测，如果我们知道圣徒们的灵魂如何，至少也会这样推测。最靠近圣嘉勒的是圣方济各，这位圣徒喜欢她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们在阿西西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又在前往平特乌斯的路上相遇了，不过他们之间的友谊或者别的什么并没有那么亲近，除非他们在这里续上了曾经中断了的谈话。在这众圣队伍中，如果说圣方济各因为最有女人气，心肠柔软，且生性欢乐而占据了确实合适的位置，那么圣多明我和圣伊格纳斯所占的位置也非常合适，他们都是脸色阴沉的伊比利亚神，几乎像魔鬼般凶恶，如果这不有辱于魔鬼的话，总之，也许可以不太公正地说，只有一个圣徒能创建宗教裁判所，而另一个则塑造人们的灵魂。了解这些微妙区别的人都知道，圣方济各已经受到怀疑。

众圣之中，符合哪种喜好的都有。想要一位种菜园和写文章的圣徒吗，我们有圣本笃。想要一位俭朴，博学并且禁欲的圣徒吗，我们有圣布鲁诺。想要一位宣扬旧十字军远征，招募新十字军的圣徒吗，没有比圣伯纳德更好的了。他们三个在一起来了，也许由于长相近似，也许由于三位圣徒的品德加在一起就是个正直的人，也许他们的名字拼写第一个字母相同，因为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相同而在一起的事并不少见，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识的一些人才结合在一起，比如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关于巴尔塔萨我们有话要说，他赶的那对牛拉的车上是天赐圣若望，这是从意大利运到托雅尔的圣安多尼码头的唯一的葡萄牙人圣徒，他和上文中的其他圣徒一样，正被运往马夫拉。

跟在天赐圣若望后面的，应当说一下，这位圣徒的家在蒙特莫尔，唐·若昂五世一年前把公主送到边界的时候曾去看过，当时没有提到这次访问，这表明我们对国宝不够重视，但愿圣徒原谅我们的不敬之罪，好，我们接着说，跟在天赐圣若望后面的是不那样光芒四射的半打其他幸运者，我们并不轻视他们的许多功绩和美德，但日复一日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世上名声的帮助，在天上就不能出人头地，所有这些圣徒都是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平等的牺牲品，因为不够显赫才只留下一个名字，若昂·达·玛塔，弗朗西斯·德·保拉，迦耶坦，费利克斯·德·瓦卢瓦，佩德罗·诺拉斯科，菲利普·内利，这样排列下来像是普通人的名字，就这样吧，反正他们也不能抱怨，每位圣徒乘坐各自的车，但不是随随便便地乘坐，而是像其他的五星级圣徒一样规规矩矩地躺在由麻絮，羊毛以及木屑袋做成的柔软的床上，这样才不会弄皱他们衣服上的褶印，不会弄歪他们的耳朵，大理石看上去坚硬，其实就这样脆弱，只消两锤维纳斯便失去了两只胳膊。我们的记性越来越不济了，刚才我们还从布鲁诺，本笃和伯纳德联想到巴尔塔萨和布里蒙达，却把巴尔托洛梅乌忘记了，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或者巴尔托洛梅乌·德·洛伦索，随便怎么叫吧，但这绝不是对他轻视。千真万确的是，对死去的人，人们总是说一声唉，对于没有真的或者假的神拯救的死者，人们要说两声唉。

我们已经过了平特乌斯，正在前往法尼翁埃斯的路上，十八尊雕像在十八辆车上，由十八对牛拉着，赶车的人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这次行程不能与运送那块万福巨石相比，这种事一生只能遇到一次，如果人的才智创造不出变难为易的方法，那么最好还是让世界继续处于最初的粗糙状态。民众们来到路边观看，他们只是感到诧异，这些圣徒们都躺在车上，诧异得有理，如果这些圣像像宗教游行时站在肩舆上那样站在车上行走，该是何等壮观和有教益的场面，即使那些矮小的圣徒，按我们现在的量法不足三米，人们也能从远处望见，至于前面的那两位，即圣维森特和圣塞巴斯蒂昂，几乎有五米高，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简直是身强力壮的巨人，基督教里的大力神，信徒中的冠军，居高临下，从土堆和油橄榄树冠上面望着这广袤的世界，那才像丝毫不逊于希腊和罗马的宗教。车队在法尼翁埃斯停下来，因为当地居民们想逐个知道这些路过的圣徒是谁，这也难怪，迎接身体如此高大，精神如此崇高的客人，即使是路过的客人，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事，运送建筑材料的倒是天天见到，不同的一次是几周之前那个运送大钟的队伍，有一百多口钟，将来它们必定在马夫拉修道院的钟楼上唤起人们对这些事件的难以忘怀的回忆，另一次就是这个众圣队伍了。当地教区神父被请来解说，但他也说不清楚，因为并非所有雕像底座上的名字都能看得见，在许多情况下要靠神父的辨认能力，有一个马上就能看出来，这位是圣塞巴斯蒂昂，另外嘛，可爱的孩子们，这几个字他倒背如流，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圣徒是费利克斯·德·瓦卢瓦，他是走在前边的圣伯纳德教育出来的，圣伯纳德与后边来的圣若昂·达·玛塔一起创建了三位一体教派，该教派建立的目的是赎救非教徒手中的奴隶，请看，我们神圣的教会有多么令人钦佩的历史；哈，哈，哈，法尼翁埃斯的人们笑起来，教区神父先生，什么时候才下达命令赎救教徒们手中的奴隶呢。

看到此事难办，神父去找车队主管，请求看一看意大利方面开具的出口文书，这一机灵的做法重新树立起人们对神父的信赖，于是法尼翁埃斯的居民们看到他们无知的神父站到教堂前院的墙上，按照牛车走过的次序高喊圣徒们的名字，一直喊到最后一辆，即小个子若泽赶的那辆运载圣迦耶坦的牛车。小个子若泽既向欢呼声报以微笑，同时也嘲笑那些欢呼的人们。不过小个子若泽是个心术不正的家伙，所以上帝惩罚他，或者是魔鬼惩罚他，让他的背驼了，一定是上帝惩罚的，因为没有听说过魔鬼有惩罚活人身体的法力。车队过完了，朝阿希克山山顶走去了，祝它一路顺利。

不过，位于阿尔热斯和卡纳希德那边的里巴马尔圣若瑟修道院那些新入教者们却不顺利，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前往马夫拉的路上跋涉，心中怀着自豪或者感到总主教强加给他们的痛苦。事情是这样的，修道院竣工祝圣仪式的日期快到了，进行圣事所用物品和将住在修道院的人所需的东西装箱陆续运到，现已开始安放和保存，这是根据总主教的命令进行的。到了合适的时候，总主教又下达命令，应当把命令的内容说一下，即新入教者赶往新住处，此事禀告了国王，这位仁慈的主人动了心，想让新入教者乘他的快帆船到托雅尔的圣安多尼码头，以减少他们旅途的劳顿。但是海上风大浪高，乘船航行无异于疯狂地送命，所以国王又建议年轻的新入教者们乘他的轿式马车前往，对此，总主教以神职人员特有的谨慎回答说，主上，这怎么行呢，让本应苦行的人享受舒适，让本该站岗的人想不到危险，向本该准备坐在蒺藜上的人提供松软的垫子，这种事我不肯干，主上，否则我就不担任总主教之职，让他们步行去吧，为人民做了榜样，对人民有所教益，我主耶稣只乘过一次驴，他们这样不为过吧。

面对如此强有力的理由，唐·若昂五世像撤销提供船的建议一样撤销了提供轿式马车的主意，这些新入教者，三十个没有见过世面，胆小怕事的年轻人，连同他们的师父曼努埃尔·达·克鲁斯修士和另一位看管修士若泽·德·圣德肋撒于上午离开了里巴马尔圣若瑟修道院，年轻人只随身带着一本日课经。可怜的年轻人，可怜的羽毛未丰的小鸟们，新入教者的师父们无不例外都是最可怕的暴君，规定每日都用鞭笞赎罪，六下，七下，八下，直到可怜的年轻人背上皮开肉绽，仿佛这还不够，他们必须在伤口腐烂的脊背上背着重物，让伤口永远不能愈合，现在他们必须赤着脚走六里格，爬山越谷，脚下满是石块和泥泞，这路太糟糕了，与它相比，圣母逃亡埃及乘驴走的路简直是平坦的大道，圣若瑟就不用说了，他是具有忍耐力的楷模。

总算走完了半里格，好艰难的路，大拇指尖上开了口子，不是被芒刺的就是被这高低不平的土地上的植物划的，最娇嫩的人脚上已经开始流血，留下了修行的红色花朵的足迹，要不是天气太冷，要不是年轻人脸上满是裂口，眼里含着泪水，那就是一幅漂亮的天主教苦行图了，上天堂实在不易。他们一边走一边背诵日课经上的句子，以麻醉灵魂和种种痛苦，但这是肉体的痛苦，只消一双便鞋便能代替最有效的祈祷，我的上帝呀，既然你非这样驱除我的欲望不可，就该先拿走我道路上的石头，因为你既是石头的父亲也是修士的父亲，而并非是石头的父亲我的继父。除了也许在许多年后才出现的学徒生活之外，最糟糕的生活莫过于当新入教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入教者就是上帝的学徒，请圣母院一个叫若昂的修士说说吧，他也曾是这个方济各会的新入教者，现在他肯定作为竣工祝圣仪式第三天的布道者正前往马夫拉，不过他因为只是替补者不会上台布道，请胖子修士若昂说说吧，之所以叫胖子是因为他当了修士之后越长越肥，他在当新入教者的时候骨瘦如柴，到阿尔加维去为修道院乞求施舍羔羊，一下子干了三个月，衣衫褴褛，打着赤脚，饥一顿饱一顿，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收集起那些动物，赶着它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求人家看在上帝分上再给一只羔羊，把所有的羊赶到草场，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宗教活动时胃里阵阵剧痛，确实太饿了，只吃面包，喝水，眼前出现了带汤的肉食的诱惑。苦行生活全都一样，不论是新入教者，学徒，还是新兵。

道路多得很，但也有重复的时候。新入教者们离开里巴马尔圣若瑟修道院，经过贝拉斯和萨布戈之后朝盖卢斯方向走去，在莫雷莱纳停留了一点时间，在医疗所稍稍歇息了一下备受折磨的脚，再开始上路，还没有习惯过来的时候疼得更加厉害，现在是继续朝彼鲁宾海鲁走，这一段路最糟糕，路面上满是大理石碎碴。再往前走，下坡通往谢莱鲁什，他们看见路边竖着一个木头十字架，表明那里死过人，一般来说是被杀的，是被杀的也好，不是也罢，总要为其灵魂念一通天主经，修士和新入教者们都跪倒在地齐声诵经，可怜的人们，这才是最大的慈善，为一个不认识的人祈祷，他们跪着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的脚底，受尽了折磨，鲜血淋漓，肮脏不堪，十分痛苦，是人体最易受伤的部位，而跪着的时候脚底朝天，永远走不到天堂。诵完天主经之后接着往下走，到了河谷，穿过一座桥，又开始念日课经，他们没有看见一个女人从家里的小门探出头来，也没有听见她说了一声，该死的修士们。

偶然事件是好结果和坏结果的载体，它要圣像们和新入教者们在从谢莱鲁什来的道路和从阿尔凯萨·佩克纳来的道路交汇处相遇，那是这群人欢天喜地的时候，因为它是幸运的征兆。修士们赶到车队前边，为车队开道驱邪，高声诵读简单而热烈的祷词，要是教会礼仪书允许的话他们会举起十字架，可惜没有带来。他们就这样进入马夫拉，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双脚血肉模糊，慌乱的目光中充满虔诚，也许是饥饿所致，因为从里巴马尔圣若瑟修道院走来，一路上只啃些泉水中蘸湿的面包，现在好了，今天住进修道院客房，一定受到较好的对待，他们已经走不动了，就像走火堆的人一样，在熊熊的火舌上走过，后来火灭了，成了灰烬，激情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忧伤。他们甚至没有看人们把圣像从车上卸下来的场面。工程师和力工们来了，带来了绞盘，滑轮，绞盘棒，垫木，缆绳，软垫，有些工具突然出了毛病，所以谢莱鲁什那个女人才说，该死的修士们；人们汗流浃背，咬牙切齿，总算把圣像都卸下来，但现在它们直立在地上，显出本来的高度，并且围成一圈，面向里边，像是在开会或者联欢，圣维森特和圣塞巴斯蒂昂中间站着三位女圣徒，伊莎贝尔，嘉勒和德肋撒，在他们脚下她们三个像是侏儒，不过女人是不能用尺来衡量的，女圣徒也是如此。

巴尔塔萨朝谷地走去，要回家了，当然，工地上的工作尚未结束，但他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费尽力气，我们不要忘记，从托雅尔的圣安多尼码头到这里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在把牛卸下来安顿好以后，有权利早一点儿歇息。有时候时间似乎停滞不动，就像在屋檐上筑巢的燕子一样，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出出进进，我们总是看见它，我们和它都以为永生永世都会这样，或者半个永生永世，那也算不错。但是，原来在这里的突然不在了，刚才我还看到它呀，它藏到哪儿去了呢，如果我们手边有面镜子，我的天，时间过得多么快啊，昨天我还是街区的一朵花，而今天街区面目全非，我也算不得什么花了，巴尔塔萨没有镜子，只有我们的眼睛看着他正沿着泥泞的下坡路回镇上去，我们的眼睛对他说，巴尔塔萨，你的胡子几乎全白了，巴尔塔萨，你的额头上有许多皱纹了，巴尔塔萨，你脖子上的肉皮松弛了，巴尔塔萨，你的肩膀已经塌陷下去了，巴尔塔萨，你不像原来那个男子汉了；不过这肯定是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因为一个女人正向这边走来，我们看到的那个老人在她眼里却是个年轻人，却是当年那一天她曾这样问过的士兵，你叫什么名字；也许她眼中看到的不是那个士兵，就是这个正往下走的男人，身上肮脏，一只手残废，外号叫“七个太阳”，尽管疲惫不堪，但对这个女人来说永远是太阳，这个太阳不总是光芒四射，但即使被乌云遮住或者日食之时仍然存在，活生生地存在，我的上帝呀，她张开双臂，不过，是她向他张开双臂，他也向她张开双臂，这在马夫拉镇上成了笑谈，那么大岁数了，还在大庭广众之下紧紧搂抱，也许是从来没有生孩子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比实际上年轻，可怜的瞎子们，或许唯有他们俩才能相互看得清楚，这是最难的看人方法，现在他们到了一起，就连我们的眼睛也能看出来，他们变得漂亮了。

吃晚饭的时候阿尔瓦罗·迪约戈说，圣像就留在卸车的地方了，来不及放进各自的神位上，竣工祝圣仪式在礼拜日就要举行，不论怎样仔细，怎样干活，也难以让教堂呈现彻底完成的模样，圣器室建成了，但拱顶还没有粉刷，仍然是原样，上头会下令用涂上石膏的帆布盖住，显得像经过粉刷的一样整齐完美，教堂的穹顶还没有建好，也用这种办法弥补。阿尔瓦罗·迪约戈对这些细枝末节都了如指掌，他从普通采石工升成了石匠，从石匠升成了雕刻匠，因为一直守时，一直勤勉，一直说到做到，并且心灵手巧说话谦恭，受到官员和工长的喜爱，与那帮赶牛车的人大不相同，他们动辄惹是生非，浑身是牛屎，散发着牛屎味，而他的手上的汗毛和胡子上总是落着大理石粉末，显得雪白，一辈子的衣服都是白白的。阿尔瓦罗·迪约戈一辈子都会这样，不过他这辈子活得不长，不久以后他便从一堵墙上掉下来再也不用上去了，其实工程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是去摆正一块他亲手雕刻的石头，因为出自他的手，不能放不好。他从将近三十米的高度掉下来，一下子就摔死了，于是这位为丈夫受器重而自豪的伊内斯·安东尼亚成了个凄凉的寡妇，唯恐儿子也掉下来，断了可怜的丈夫的根苗。阿尔瓦罗·迪约戈还说，新入教者们要搬到厨房上边已经盖好的两所房子里去住；听到这个情况巴尔塔萨说，粉刷的墙壁还太潮湿，这个季节又非常寒冷，那些修士们少不了要生病；阿尔瓦罗·迪约戈回答说，修士们住的房间里已经生了炭火，日夜烧着，不过即使这样墙壁还是潮得往下滴水，噢，巴尔塔萨，运那些圣像很费事吧；运来倒也不费事，最费事的是装车，装好以后只要办法对，有力气，再加上牛有耐心，就运回来了。两个人越谈越没有精神，壁炉的火也越来越弱，阿尔瓦罗·迪约戈和伊内斯去睡觉了，关于加布里埃尔，我们就不用说了，晚饭吃到最后一口的时候已经睡着了，这时巴尔塔萨问道，布里蒙达，你想去看看那些圣像吗，天大概晴着，不一会儿月亮就出来；她回答说，好，走吧。

夜里很寒冷，很明亮。他们沿山坡往维拉山顶爬的时候月亮出来了，很大，很红，先映出了一个个钟楼，还有最高的墙不规则的图形，后面就是维拉山顶，这座山带来了多少麻烦，耗费了多少炸药啊。巴尔塔萨说，明天我到容托山去一趟，去看看那机器，从上一次去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谁知道它怎么样；我跟你一起去；不用，我很早就走，如果需要修理的地方不多，晚上以前就回来了，最好还是现在去，过几天就是竣工祝圣仪式了，万一下起雨来道路就不好走了；你要多加小心；你放心吧，贼不会抢劫我，狼也不会咬我；我说的不是贼也不是狼；那指的什么呢；我说的是机器；你总是嘱咐我要小心，我去去就回来，还能怎样小心呢；各方面都要小心，不要忘了；放心吧，女人，我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我放心不下，男人，那一天总会到的。

他们来到教堂前的大广场上，教堂的身躯拔地而起，直刺云天，俯视着工程的其他部分。而将来是宫殿的地方刚刚建成了第一层，它的两边竖起了几座木制建筑，不久后的庆典就在那里举行。这么多年的工作，十三年，才修起这么点东西，一个尚未完工的教堂，修道院的两翼才建到第三层，其余部分的高度不及修道院的大门，一共需要三百间修士单人小室，而现在刚刚建了四十间，并且还没有竣工，看起来这似乎不可思议。看起来很少但实际上很多，如果不是太多的话。一只蚂蚁到打谷场抓住一个稻谷皮，从那里到蚂蚁窝是十米的距离，男人走起来二十步，但这个稻谷皮走这段路靠的是这只蚂蚁而不是那个男人。马夫拉工程的弊病在于是由人来建而不是由巨人来建，如果想用这项工程以及过去和未来的工程证明巨人干的事人也能干，那么就应当承认要和蚂蚁用同样多的时间，对每样东西都必须从其合理的比例来考虑，蚂蚁窝和修道院，稻谷皮和石板。

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走进圣像圈里。月亮照在圣塞巴斯蒂昂和圣维森特这两座大雕像的正面，他们两个中间是三位女圣徒，接着是那些身体或脸面开始处于阴影中的圣像，圣多明我和圣伊格纳斯完全被遮在黑暗之中，最严重的不公正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所受的待遇，他本该在最光亮之处，站在他的圣嘉勒旁边，应当这样做并非暗指他们之间有什么肉体交易，况且，即使有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并不因为这种事就不能成为圣徒，有了这种事人们才能成为圣徒。布里蒙达一个一个地看，尽力猜测，有的一眼就能认出来，另一些需要看很久才能猜中，还有一些怎么猜也没有把握，另外的一些则像锁着的箱子一样，无从猜起。她知道，圣维森特底座上的那些字母和符号清楚地说明他的名字，但那是识字的人用的。她用手指摸了摸那些直线和曲线，像个还没有学会识别凸型字母表的盲人一样，布里蒙达不能问那雕像，你是谁呀；盲人也不能问一张纸，你说的是什么呀；只有在当年布里蒙达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巴尔塔萨能回答说，我叫巴尔塔萨·马特乌斯，“七个太阳”。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做出回答，迟迟不来的是提问的时机。一大块孤孤单单的云从海上飞来，在明亮的天空显得那样无依无靠，在整整一分钟里遮住了月亮。雕像都成了形状模糊的白色影子，失去了轮廓，没有了表情，仿佛雕刻家的刻刀尚未找到时的大理石块一样。他们不再是什么圣徒或者圣女，而仅仅是原始的存在，不会说话，失去了雕刻家赋予他们的能力，完全回到原始状态，混沌状态，就像站在他们中间的这个男人和女人一样，融进了黑暗之中，而这两个人不是大理石做的，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知道，没有比人的血肉之躯更易于和地上的影子相混淆的了。在缓缓飞过的大块云彩下面，站岗的士兵们生起的篝火看得更清楚了。远方，木岛模糊一片，像一条巨龙卧在海上，正用四万个风箱呼吸，那是正在睡觉的四万人，还有在医疗站的那些可怜的人们，医疗站没有一张帆布床空着，除非护士们抬走几具尸体，这个累死了，这个长了个瘤子，这个正在吐血，这个昏厥了，不能动弹，很快就完蛋。云朝陆地里飞去了，这只是一种说法，朝陆地那边飞去了，即朝农村飞去了，当然，人们永远不能知道，当我们不再看云彩的时候，当云彩隐没在那座山后面的时候，它究竟去干些什么，很可能钻进地里，或者落到地面上，谁也猜不出它在地上孕育什么奇特的生命或者罕见的法力，布里蒙达，我们回家吧，巴尔塔萨说。

他们离开了又被月亮照亮的众圣雕像，开始下坡朝谷地走去，这时布里蒙达回头看了看，那地方像盐一样闪着磷光。她侧耳细听，发现他们在嘟嘟囔囔地谈话，大概是在开修士会议，进行辩论或者审讯，或许是他们被塞进潮湿的船舱与老鼠为伍或者捆在甲板上从意大利出发以来的头一次开会，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全体一起在月光下谈话了，因为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分别被放进各自的祭坛，有一些再也不能互相对视，有一些只能斜着眼相看，另外一些则还能望着天空，这似乎是对他们的惩罚。布里蒙达说，这样对待他们，让他们这样站在那里，大概当圣徒也是件不幸的事，如果说这叫成圣，那么被判罪又该怎样呢；可他们是雕像呀；我倒喜欢让他们从石头上下来，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总不能和雕像说话呀；谁知道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话呢；这我们可就不知道了，可是，如果只是他们之间这几个和那几个说话，没有人在场，那么我就要问，我们需要他们干什么呢；我经常听说，我们想得到拯救就需要神；他们拯救不了我们；你听谁说的；是我内心感到的；你内心感到了什么呢；我感到谁也不能得到拯救，谁也不会毁灭；这样想是罪孽；罪孽并不存在，只存在死与生；生在死之前；巴尔塔萨，你错了，是死在生之前，死去的是原来的我们，生出的是现在的我们，所以说我们不会一下子永远死去；当我们被埋到地底下，当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被运石头的车轧死的时候，不就不可挽回地死了吗；既然说到他，那么可以说弗朗西斯科·马尔克斯出生了；但他本人不知道；这正如我们不完全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一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活着；布里蒙达，你在哪里学到了这些事呀；我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是睁着眼睛的，从那里我什么都看得见。

他们走进后院。月光现在呈乳白色。阴影既黑又重，比太阳照出的影子还清晰。后院有个旧棚子，木板已经腐朽，当年一头母驴来来往往干完活计后就在棚子里休息，家里人都叫它母驴棚，其实母驴已死去多年，连巴尔塔萨也不记得，我骑过它没有呢，他弄不清楚，也许说出了口，我把耙放到母驴棚里去，这句话仿佛证明布里蒙达说得对，似乎那牲口戴着笼头和驮鞍出现在眼前，那时母亲在厨房里喊，去帮助你父亲把母驴的驮子卸下来；其实他帮不了什么忙，那时年岁太小，不过已经习惯干些重活；既然出了力就得有赏，父亲就让他叉开腿，骑在潮湿的驴背上，牵着驴在后院溜达，所以，我从小就是骑手。布里蒙达把他拉到棚子里，他们俩晚上到那里边去这不是第一次，有时是这个的主意，有时是那个的想法，反正只要肉体的需要迫切，而且估计难以抑制让只是小心翼翼地拥抱的阿尔瓦罗·迪约戈和伊内斯·安东尼亚难为情的呻吟，哼唧甚至喊叫的时候，就到棚子里去，这样也免得小外甥加布里埃尔大嚷大叫，必须让他安静下来，那可是罪过。那宽宽的旧牲口槽在有用的时候固定在适当的高度，现在已经快散架，平放在地上，上面铺着干草，还有两件旧外衣，像国王的床一样舒适。这些东西干什么用，阿尔瓦罗·迪约戈和伊内斯·安东尼亚心里清楚，但都佯装不知道。但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人，在肉欲上不作非分之想，所以从来没有异想天开去试试新鲜，只是生活变化了以后加布里埃尔会去幽会，离得那么近，说来就来，谁也猜想不到。也许有人猜得到，也许布里蒙达猜得到，这倒不是因为她曾经把巴尔塔萨拉到棚子里去过，因为总是由女人迈出第一步，总是由女人说第一句话，总是由女人做第一个手势，而是因为强烈的欲望扼紧了她的喉咙，因为要紧紧拥抱巴尔塔萨，因为要享受亲吻的惬意，两张可怜的嘴，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润泽，牙齿也掉了几颗，断了几颗，不过，爱情存在于一切东西之上。

他们破例在那里睡了一宿。凌晨，巴尔塔萨说，我要去容托山了；布里蒙达起了床，回到家里，在半明半暗的厨房里摸索着找到了点吃的，妹妹，妹夫以及外甥还在屋里睡觉，她走出来，关上门，把巴尔塔萨的旅行袋也拿来了，把食品和工具放进去，没有忘记那副铁钩，谁也免不了遇上坏人。两个人出了门，布里蒙达把巴尔塔萨送到镇子外边，远处，矗立在阴暗的天空中的教堂白塔隐约可见，夜里那么晴朗，谁也想不到会阴天。两个人躲在一棵树下拥抱，树枝低垂，身旁是秋天金色的树叶，脚下踩的也是金色的树叶，它们已经与土地融合在一起，待来年重新泛绿。这不是身穿宫廷盛装的奥丽安娜在向亚马迪斯告别，也不是罗密欧抱起朱丽叶亲吻，只不过是巴尔塔萨要到容托山去修理被时间损坏了的东西，只不过是布里蒙达在徒劳无益地试图让时间停滞不动。他们都穿着深色衣服，像两个不肯安静下来的阴影，刚刚分开又凑到一起，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为什么别的情况做准备，这也许是胡思乱想，是此时此地的胡思乱想，是知道好事不长久之后的胡思乱想，好事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好事在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等好事走了我们才发觉它不在了。巴尔塔萨，不要在那里待得太晚；你在棚子里睡觉吧，我可能夜里回来，不过，要是有许多地方需要修，那就只好明天才回来了；我知道；布里蒙达，再见；巴尔塔萨，再见。

既然前几次去的情况已经说过，后来的情况就无须详述了。变化有多大，谁走过这条路，早就说了许多，关于地点和景色的变化只消说，人们来来往往，季节更迭，每次变化一点儿，人，房子，屋檐，田地，墙，宫殿，桥梁，修道院，碎石路，风车，有的变化巨大，历来如此，春天，夏天，现在正是秋天，冬天不久要到来。巴尔塔萨像熟悉他的右手掌一样熟悉这些道路。他在佩德鲁里奥斯河岸边休息了一会儿，有一天他曾经和布里蒙达在这里歇息过，不过那时鲜花正开，野地里的金盏花，庄稼地里的丽春花，还有丛林里色彩较为暗淡的花。路上遇到了一些往马夫拉去的人，一群群男女敲着鼓，吹着风笛，有时候前边还走着一位神父或者修士，用肩舆抬着瘫痪者的景象也不鲜见，莫非今天是有什么奇迹的祝圣节吗，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想施药治病，所以瞎子，瘸子，还有瘫痪者应当不停地进香；今天我主会来吧，谁知道我是不是空空希望一场呢，好吧，去马夫拉，今天是我主休息的日子，或者打发卡博圣母去治病，人怎能知道何时何地显灵呢，不过只要虔诚就能得到拯救；布里蒙达问道，从什么当中拯救呢。

刚刚下午，巴尔塔萨就到了巴雷古多山的头几个山包。后面就是容托山，太阳刚冲出云层，把容托山照得非常明亮。山上有些阴影在徘徊，像巨大的黑色巨兽在小山丘上走动，所到之处山丘毛发竖起，随后阳光照暖了树木，照得一洼洼的水闪闪烁烁。风轻轻吹动风车的臂膀，发出轻轻的口哨声，只有路过这里，不考虑生活中其他事情的人才注意到这些东西，天上的云彩，开始落下的太阳，在这里生成在那边消失的风，正在摇动或者死亡后掉到地上的树叶，而观看这一切的是一个当年的士兵的眼睛，他曾经残酷地杀过人，这个罪过或许已由其生活中的其他事件补赎，他的心被十字架插得流了血，他目睹过大地多么广漠，地上的万物多么渺小，他也曾平心静气地和他的牛说过话，声音那么温柔，这些事看来不算多，但总有人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就足够了。

巴尔塔萨已经进入容托山的支脉，正在丛林中寻找通往飞行器所在地点的几乎难以看见的道路。每次走近它的时候，他心里都阵阵紧张，唯恐它已被别人发现，也许已经毁坏，也许被人偷走，但每次都惊喜地发现它像刚刚落下来一样，由于降落得很快，仍在微微颤抖；降落的地方是灌木和神奇的藤蔓，说藤蔓神奇是因为一般来说在这一带土地上很少见。没有被偷走，也没有被毁坏，它还在那里，在原来的地方，翅膀耷拉下来，它那鸟脖子钻进较高的树枝里，脑袋像个吊起来的鸟窝。巴尔塔萨走过去，把旅行袋放到地上，在开始干活之前坐下休息了一会儿，把两条油煎沙丁鱼放在一片面包上吃下去，使用砍刀刀尖和刀刃时就像雕刻象牙艺术品那样得心应手，吃完以后把刀在草上擦干净，在裤子上抹了抹手，就朝机器走去。阳光强烈，天气很热。巴尔塔萨登上大鸟的翅膀，动作十分小心，以免弄坏了上面那层藤条，最后钻进了大鸟里面。甲板上的几块木板朽了，应当带必要的材料来，替换下这几块木板，那需要用几天的时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刚刚想到的，把机器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拆下来，送到马夫拉，藏在一个干草堆里，或者，如果把这秘密的一半告诉几位要好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把大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地下室里；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早先没有想出这个办法，回去以后和布里蒙达说说。由于心不在焉，没有发现脚踩在什么地方，脚下的两块木板承受不住，突然断裂，掉下去了。他猛地挥动手臂设法去撑住，以免摔下去，没想到胳膊上的钩子伸进了启动布帆的环里，整个身体吊在了空中，巴尔塔萨看见帆布轰的一声朝两边张开了，阳光倾泻到机器上，琥珀球和金属球闪闪发光。机器自转了两周，撕开了围着它的灌木，飞起来了。天空不见一丝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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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夜，布里蒙达没有睡。和前几次一样，她从傍晚就开始等着巴尔塔萨回来，想着他随时都会出现，她怀着这样的信心离开镇子，沿着他回来的路走出了村子，走了几乎半里格，在很长的时间里，直到晚霞消失，她就坐在路边，望着经过的前往马夫拉的人们，他们是前去朝圣，参加祝圣仪式，这种庆典不可错过，所有到场的人都能得到施舍和食物，或者说那些最机敏和会哀号的人肯定能得到，灵魂寻找满足，肉体也是如此。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那里，从远方来的几个无赖觉得这是马夫拉镇迎接雄性客人的风俗，这倒也方便，于是对她唱起淫秽的小调，但看到盯着他们的女人那张石像般的脸，马上又咽了回去。其中有一个试着再靠近她，但很快就惊恐地退了回去，因为布里蒙达那冷冰冰的声音说，你心里有只癞蛤蟆，我要朝它吐唾沫，朝你身上吐唾沫，朝你全家人身上吐唾沫。天完全黑下来，路上不再有朝圣者，巴尔塔萨不太可能在这个点回来了，或者更晚一点才回来，那时我已经躺着了，也或者要修理的地方太多，明天才能到家，他曾经这样说过。布里蒙达回到家里，跟妹妹，妹夫以及小外甥一起吃了晚饭，他们其中一个人问，这么说巴尔塔萨不回来了；另一个说，我一辈子也不会明白他这次出门是做什么去了；加布里埃尔没有开口，他还太小，有大人在场的时候不该说话，但心里暗想，父母绝不该管舅舅和舅妈他们的生活，这个世界有一半的人对另一半的人过分好奇，巧的是后者对前者有一样的求知欲，而这个男孩，还这么年轻，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吃完饭，布里蒙达等其他人都睡下以后才到后院去。夜晚万籁俱寂，天空明净如洗，甚至感觉不到空气的凉意。也许就在这相同的时刻，巴尔塔萨正沿着佩德鲁里奥斯河往这里走，胳膊上装的是长钉，而不是钩子，因为谁都免不了碰上坏人或者冒冒失失搭话的人，人们都这么说，事实也证明是这样。月亮出来了，他能把路看得清楚些，过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听见他的脚步声，夜晚的静默让我们听得见远处的声音，他会推开栅门，布里蒙达会在那里迎接他，剩下的事我们就不看了，因为我们做事必须谨慎周到，知道这个女人心中多么焦躁不安就行了。

整整一夜她都没有睡着。身上裹着有人体和绵羊气味的毯子，躺在牲口槽里，睁眼看着从棚子缝隙里漾进来的月光，后来月亮落下去了，已经是拂晓时分，留给夜晚消退的时间也不多了。第一缕光线照下来时布里蒙达就起来了，到厨房里拿了点吃的，这个女人，她就是如此不安，还没有过巴尔塔萨约定的时间嘛，也许他中午就到，因为机器需要修理的地方太多了，它太旧了，又经过风吹雨打，他早就说过了。布里蒙达不肯听我们的话，离开家，沿着她认识的道路往前走，这是巴尔塔萨回来的必经之路，不可能碰不上他。碰不上的人也有，碰不上的是国王，就是今天，国王要来到马夫拉，下午就来，还带来唐·若泽王太子和唐·安多尼王子殿下以及王室所有侍从，配以国家最显贵堂皇的排场，华丽的轿式马车，高头大马，一切都井井有条，车轮滚滚，马蹄踏踏，浩浩荡荡出现在路口，如此威风的场面人们从未见过。不过，我们倒是见识过王室的奢华浮夸，还能谈谈他们的区别，他的锦缎多一些，他的锦缎少一些，他的金饰多一些，他的金饰少一些，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跟着那个女人，她逢人便打听是不是看见了一个这样那样的人，特征是什么，那是世界上最美的男子，从这种错误的描述可以看出，人们不能总是说自己的感觉，从她描绘的肖像谁能认出那个面孔黝黑，白发苍苍，还缺了一只手的巴尔塔萨呢；女人，我们没有见过他；布里蒙达继续往前走，现在已经离开了大道，上了他们两人走过的小路，经过那一座山丘，那一片丛林，四块排成一条线的石头，六个圆圆的山丘，这一天就要过去了，连巴尔塔萨的影子都没有。布里蒙达没有坐下来吃东西，而是一边走一边吃，但一夜未睡，已经疲劳，内心的焦躁啃噬着她的力气，嘴里嚼动的食物无法下咽，已经能望见的容托山似乎在不断地后退，这是出了什么奇迹呀。其实这里边没有什么奥秘，只是脚步迟滞沉重，这样走我永远都到不了那里。有些地方布里蒙达不记得曾经走过，有些则认出来了，一座桥，两个相连的山坡，谷底的一片牧场。她知道曾经路过这里，因为看到了那同样的旧大门，还是那个老太太坐在门前，缝补着同一条裙子，一切都和原来一模一样，只除了布里蒙达，她现在独自一个人。

她记得在这一带他们曾遇到一个牧羊人，那个人告诉他们，这一片是巴雷古多山，再过去就是容托山，看上去和任何一座别的山都差不多，但她记得不是这个样子，也许是因为它那凸起的形状，让它像这颗星球这一面的模型，所以才会让一个人相信地球确实是圆的。现在既没有那个牧羊人也没有羊群，只有一片深深的寂静，布里蒙达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感到一阵深深的孤单。离容托山这么近了，仿佛只消一伸手就能摸到它的山麓，就像一个跪着的女人一伸胳膊就能摸到她男人的臀部一样。布里蒙达不可能想得这么细致，可谁知道呢，我们毕竟没法钻进人们的脑袋，也就无从得知他们在想什么，我们是在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放进别人的脑袋，然后我们便说，布里蒙达在想什么，巴尔塔萨想过什么，也许我们在以自己的感觉来填充他们的想象，比如这里让布里蒙达摸了摸她男人的臀部，然后她感觉他也摸了摸她的臀部。她停下来歇息一下，因为两条腿在颤抖，一路走来太累了，也因为那想象中的抚摸而骨酥筋软，但是，她突然感到心中充满自信，在上边能找到巴尔塔萨，他正在干活，挥汗如雨，也许正在打最后几个结，也许正要把旅行袋搭上肩头，也许正在往河谷走，所以她大声喊，巴尔塔萨。

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得到回答，一声喊叫算不了什么，声音到那个陡坡就返回来，回声微弱，已经不像我们的声音。布里蒙达开始快步往上爬，力气像源源不断的流水回到她身上，在坡度较缓的地段她甚至一溜小跑，直到变陡的地方才放慢脚步，继续往前，在两棵矮矮的圣栎树之间有一条几乎难以察觉的小径，那是巴尔塔萨隔些时间来一次这里走出来的，沿这条小径就能找到大鸟。她又喊了一声，巴尔塔萨；这次他一定能听见了，因为她喊得有力，并且中间没有山丘阻隔，只隔几个山洼，如果她停住脚步，也一定能听见他的喊声，布里蒙达；她完全相信听到他的喊声了，微微一笑，用手背擦了擦汗水或者泪水，或者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或者擦了擦肮脏的脸，这个动作的含义太丰富了。

就是那个地方，像一只飞走的大鸟留下的巢。又响起布里蒙达的喊声，这是第三次了，还是同一个名字，声音并不尖，像是一种闷窒中的爆发，仿佛一只巨大的手揪出了她的五脏六腑，巴尔塔萨；在喊的时候她已经明白，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地方会是一片荒芜。她的眼泪突然干了，就好像从地底下冒出炽热的风一下子将泪水拂走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去，看见了被连根拔起的灌木，沉重的机器在地上压出的坑，另一边，约五六步远的地方，是巴尔塔萨的旅行背袋。再没有别的痕迹表明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布里蒙达抬头望望天空，天空不像刚才那样晴朗了，时近傍晚，几朵云慢慢悠悠地浮游在空中，她头一次感到天上空空荡荡，似乎在想，那里什么都没有；而这正是她不愿意相信的，巴尔塔萨一定正在天空的某处飞行，正在与帆搏斗，让机器降落。她又看了看旅行背袋，走过去把它拿起来，很重，长钉在里边，这时候她想到，如果机器是前一天飞起来的，那么到了晚上它该落下来了，所以巴尔塔萨没有在天上，可能在地上，在地上的某个地方，也许死了，也许还活着，活着的话也负了伤，她还记得上一次落地时多么猛烈，不过那一次负载要重得多。

她把旅行背袋搭在肩上，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于是开始在附近搜寻，在灌木丛密布的山坡走上走下，挑选较高的地点，现在她希望眼睛锐利无比，不是进食以前的那种能力，而是像兀鹫或猞猁那样，眼睛能看到地面上的一切，不错过任何东西。一双脚在流血，裙子被带刺的灌木撕得七零八落，她在山的北面转了一圈，然后回到设法找到高处时出发的地点，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们，也就是她和巴尔塔萨，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容托山的山顶，现在应当抢在夜幕降临之前爬上去，那里视野更宽，当然从远处看机器会不太明显，但有时候会有点运气，谁知道呢，到了那里以后也许能看见巴尔塔萨正在一个山泉旁向她挥着那条胳膊呢，他们俩还能一起喝点泉水解解渴。

布里蒙达开始往上爬，一边爬一边暗自责怪自己，一开始就应当想到这一点，而不是现在才想到，现在已近傍晚了。突然她发现有一条小径弯弯曲曲通到上面，上面又有一条宽到足以走车的大路，为此大吃一惊，为什么在山顶上开出这么一条路呢，而且看来早就有这条路，上面还有人走过的痕迹，谁知道巴尔塔萨是不是也发现了呢。在一个转弯处，布里蒙达停住了脚步。前面走着个修士，从他身上的教服看是多明我会修士，此人膀大腰圆，脖子很粗。布里蒙达一时心慌意乱，不知道该赶紧跑掉还是该喊叫。修士似乎感到有人。他停了下来，看看这边，看看那边，然后转过身来。他打了个祝福的手势，等在那里。布里蒙达走上前去，多明我会修士说，天主保佑；接着又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她只能回答，我正在找我的男人；接着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要是她说起飞行机器，大鸟，密云，多明我会修士会以为她是疯子。她退了几步，我们是马夫拉人，我男人来容托山是因为我们听说这里有一只很大的鸟，我担心大鸟把他带走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鸟，我们教会里也没有人听说过；这座山上有修道院吗；有；我之前不知道。修士往下走了一段路，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太阳又低了许多，海那边的云彩堆积了起来，傍晚的天空灰暗了。这么说你没有在这里见过一个没有左手，装了个钩子当手的男人，布里蒙达问道；那就是你的男人吗；是的；没有，我一个人也没有看见；那昨天或者今天也没有看见一只大鸟从那边向远方飞去吗；没有，我没有看见什么大鸟；既然这样，那我就走了，神父，请为我祝福吧；天很快就要黑了，你要是就这么走会迷路的，这里有狼，说不定就会碰上；只要现在走，我就能趁着天还亮到达河谷；实际上可比看起来要远得多，听我的，修道院的旁边有另外一所修道院的废墟，那里还没有完全毁掉，你可以在那里过夜，明天再继续找你的男人；我走了；随你的便吧，以后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那里有危险；修士说完，又沿着大路往上面走去。

布里蒙达站在那里，又犹豫不决了。还没有到晚上，但下面的整片田野已经罩上了阴影。乌云在整个天空扩散开来，这时吹起了闷热潮湿的风，也许要下雨。她感到非常疲乏，觉得自己会这样活活累死。现在她几乎没想巴尔塔萨了。她思绪混乱，却模模糊糊地相信第二天就能找到他，既然这样，何必一定要在今天非找到不可呢。她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把手伸进旅行背袋，发现巴尔塔萨还有一点干粮剩下，一条干沙丁鱼和一块硬硬的面包皮。如果有人此时在这里经过，准会被这情形吓个半死，一个女人没有一丝恐惧地这样坐着，几乎可以肯定她是个女巫，正在等行人路过，要吸干那人的血，或者是在等待她的同伴，一起参加女巫秘密聚会。但实际上，她只不过是个失去了男人的可怜女人，丈夫被空气和风带走了，如果能够，她要尝试所有巫术让男人回来，可惜这类巫术她一样也不懂，她所能够的是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她所能够的是收集意志，而正是收集来的意志把她的男人带走了。

入夜了。布里蒙达站起来。风更凉更大了。在这群山之中她觉得无依无靠，这让她哭了出来，这时候她也该发泄一下了。黑暗中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猫头鹰的笑声，栎树枝叶飒飒的响声，如果她没有听错的话，还有从远处传来的狼嚎声。布里蒙达的胆量让她朝河谷方向继续走了一百来步，但这过程就像慢慢往一口井的井底走一样，不知道粼粼的井水中有怎样的血盆大口在伺机等待。后来月亮出来了，如果说天空放晴会为她照亮道路，但也会让她暴露在群山的所有生灵眼中，如果说她能让其中一些心惊胆战，但另一些也能把她吓得死去活来。她停住脚步，毛发尽竖。不远的地方突然有个什么东西爬过。她再也忍不住了，撒腿就沿路往上跑，仿佛地狱里的所有魔鬼和世上的一切妖怪，不管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全都在她后面追赶。转过最后一个弯，她看见了修道院，那是一座矮墩墩的建筑。教堂的缝隙透出一缕微弱的光。万籁俱寂，天上繁星闪烁，唯有云彩发出低语，云彩离地面太近了，仿佛容托山就是世界的最高峰。布里蒙达一步步朝那边走去，似乎听到了低低的唱祷声，大概是晚祷，待她离得更近一点，伴奏乐曲也响亮了一些，唱祷声也更加圆润，他们在向上天祈祷，这样谦卑恭顺，布里蒙达又哭起来，也许这些修士在无意间将巴尔塔萨从高空或者危险的丛林里唤回来，也许拉丁文那奇妙的祷词在治愈巴尔塔萨的伤口，他肯定受了伤，所以布里蒙达也加入了祈祷，在心里默念她知道的几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的词，迷途，疾病，焦虑的灵魂，天上一定有某个人负责解开这团乱麻。

修道院的另一边有个向着山坡的低洼处，废墟就在那里。有高高的墙，拱顶，以及大约是修士居住的单人小室，这是个过夜的好地方，既遮挡风寒又防止猛兽袭击。布里蒙达仍然心神不定，她走进拱顶之下的一片漆黑，手脚并用在地上摸索着路面，以免跌进坑里。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在似有若无的微光下看出了墙的缺口，墙的轮廓。地上有匍匐生长的野草，但还算干净。上面还有一层，但看不到从哪里可以上去。布里蒙达在一个角落里铺开外衣，用旅行背袋当枕头，躺在那里。眼泪又流出来了。还在哭着就睡着了，从清醒到睡眠就隔了两行泪水，梦中也依然在流泪。但时间不长。月亮升起来，驱走了云彩，月光照在废墟上，像什么生灵出现在那里，布里蒙达醒了。她以为是月亮轻轻摇动她，摸了摸她的脸颊，或者摸了摸她放在外衣上的手，但是，现在她听到的摩擦声和刚刚睡着时似乎听到的一模一样。这声音时近时远，像是有人在寻找什么却没找到，但又不肯罢休，转来转去一再寻找，也许是一只野兽要躲在这里但迷失了方向。布里蒙达用胳膊肘支撑着，半抬起身子侧耳细听。现在这声音像有人在小心翼翼地走动，几乎听不见，但确实就在很近的地方。一个影子在墙的缺口前边经过，月光在粗糙的石头墙上映出了个不成比例的人形。布里蒙达立刻明白了，是路上遇到的那个修士。修士曾告诉她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歇脚处，现在是来看看她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不过不是出于基督徒的仁爱心。布里蒙达静悄悄地躺下，一动不动，也许修士看不到她，也许看见了之后对她说，好好休息吧，可怜的人儿，你太累了；若果真如此，那倒是个名副其实的奇迹，很富教益的奇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修士是为满足肉欲而来，对他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在这荒山僻野，在这世界屋脊，人们的生活太痛苦了。人影把透过墙缺口射过来的光线全都遮住了，是个又高又壮的男人，已经能听到他的喘息。布里蒙达已经把旅行背袋拉到一边，当男人跪下来时，她迅速把手伸进背袋里，抓住长钉的榫眼，仿佛是抓着一把匕首。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埃武拉那位铁匠打制长钉和钩子时就已经注定了，现在其中一个在布里蒙达手中，至于另一个在哪里，谁看见了的话就告诉我们吧。修士摸到了布里蒙达的两只脚，慢慢地把她的两条腿分开，一条往这边，另一条往那边，女人毫无反应的身体更使他欲火中烧，也许她醒着，想要这个男人，裙子已经撩到上面，教服也缠起来了，修士的手往前摸，探索道路，女人颤抖了一下，但没有其他动静，修士喜出望外，把他的那个器官推向那个看不见的地方，当感到女人的两只胳膊搂在他的背上时更是乐不可支，多明我会修士的人生中也有这等欢喜。布里蒙达两只手猛地一用力，长钉刺入他的肋骨，顷刻间就让他的心脏开了花，长钉仍在往下刺着，二十年来长钉一直在寻找杀死第二个人的机会。修士喉咙里开始形成的吼叫没有来得及出口就变成了临死之际嘶哑而短促的喉鸣。布里蒙达惊恐地蜷起身子，倒不是因为杀死了一个人，而是由于感到那压在她身上比她重两倍的躯体。她借胳膊肘的支撑倾尽全力推开那具身体，总算从那男人下面出来了。月光照在白色教服上，一片黑乎乎的血污正在漫延。布里蒙达站起身仔细听了片刻。废墟里没有一丝声响，只能听见她自己的心在跳。她在地上摸索着找到旅行背袋和外衣，用了很大力气才拉出来，因为外衣卷在了修士的腿上，然后把这两件东西放在有光的地方。接着她返回那男人身边，紧紧拉住长钉的榫眼往外拽，一次，两次。由于修士的身体扭曲了，那铁家伙大概卡在了两根肋骨之间。布里蒙达别无办法，一只脚踩住那男人的背，猛地一使劲，才把那铁器拔了出来。一阵浓液的咕嘟声，黑色的血污像河水泛滥一样四处奔流。布里蒙达在教服上擦干长钉，收进旅行背袋，把背袋和外衣一甩搭在肩上。正要离开这里时，她回头一看，发现修士穿着一双便鞋，就又走过去把鞋扒下来，死人光着脚就可以到他必须去的任何地方，不论是地狱还是天堂。

布里蒙达在断墙遮出的阴影里停下来选择要走的路。不应当冒险从修道院前面的广场通过，那样可能被什么人看到，也许有另一个修士知道这个秘密，正等着前一个修士回去，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他想必很是尽兴吧；这些混账修士，布里蒙达低声咕哝道。现在她不得不勇敢地面对一切可怕的东西，狼，而且不是寓言里的狼，还有黑暗中什么东西在地上爬过的蠕动声，这是她切实听到过的，还有，在前面的丛林里找到不会被发现的路之前，自己就迷了路的可能。她脱下自己已经破烂不堪的木屐，穿上死人的便鞋，这鞋子太大，并且扁平，但很结实，把皮鞋带绑在脚踝上，现在她要上路了，要一直让废墟把她与修道院隔开，除非有树丛或者地上什么东西挡住她。群山在她四周喁喁低语，雪白的月光沐浴着她的全身，后来云彩飞过来，又把她裹在一片黑暗之中，但她突然发现自己无所畏惧了，可以毫不犹疑地径直朝河谷走去，也许会碰到鬼魂，狼人，幽灵或者鬼火，但有长钉在握就能把它们统统赶走，这件武器比任何恶意和攻击都强大得多，这是照亮我道路的明灯。

布里蒙达走了整整一夜。在晨曦初露，修士们集合进行晨祷以前，她必须离容托山远远的。等他们发现少了那个修士后，会先到他的单间去找，然后搜寻整个修道院，在餐厅，会议厅，图书馆，以及菜园搜寻，修道院院长会认定他逃走了，各个角落的低声议论不断，但是，如果某个教友知道这个秘密，他一定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也许会嫉妒那个修士的好运气，石榴裙让他把教服扔到了荨麻地里，随后搜寻扩大到修道院围墙以外，找到死者时或许天已经大亮了，我算捡了一条命，修士这么想道，他已经不再羡慕了，这还要感谢上帝。

半晌时分，布里蒙达到了佩德鲁里奥斯河边，她决定休息一下，不停地盲目地东走西走，太累了。她把修士的便鞋扔掉，以防魔鬼利用那双鞋图谋陷害她，而她自己那双木屐早已坏得不能穿了，现在她把两条腿浸到凉凉的河水里，这时才想到查看一下衣服，看上边有没有血迹，已经破烂不堪的裙子上这一块污痕也许就是血迹，干脆把它撕下来扔掉。望着奔流的河水，她问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呢。她已经把铁器洗干净了，仿佛她洗的是不在眼前的巴尔塔萨所失去的那只手，她也失去了他，现在他在哪里呢。她把腿从水里抽出来，又问道，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时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出于那颗善良的心，她相信一定是那样，巴尔塔萨早就在马夫拉等着她，两个人在路上错过了，说不定飞行机器自己上了天，然后巴尔塔萨只好回来，把旅行背袋和外衣忘在了那里，也许是看到机器飞起来时就慌张地逃走了，男人同样有权利害怕，而现在巴尔塔萨正不知如何是好，是等着她呢，还是去路上接她，那女人有时会做傻事，啊，布里蒙达。

在快到马夫拉的路上，布里蒙达疯了似的奔跑，两夜没有睡觉，外表筋疲力尽，两夜紧张战斗，内心精神焕发，她追上一群前去观看祝圣仪式的人，很快又把他们甩到后头，如果这些人汇聚到一起，马夫拉会被挤得水泄不通。远远可以望见那里有旗帜和布幡，还有隐约能辨认出的人群，礼拜日之前所有日常工作都已停摆，一切忙碌都为准备祝圣仪式和装饰城镇。布里蒙达沿回家的路继续往下走，那边是子爵府，门口站着王宫卫队的士兵，双轮单座马车和轿式马车沿路成列，国王就在这里下榻。她推开后院的栅门，喊了一声，巴尔塔萨；但没有人出来。她坐到石头台阶上，耷拉下双臂，行将绝望之际又想起一件事，她无法解释为什么带回了巴尔塔萨的外衣和旅行背袋，因为她只能说自己去找他但没有找到。她艰难地站起来，两条腿几乎站不稳了，走到棚子里，把那两样东西藏到一捆甘蔗下面。已经没有力气返回了。她就躺在牲口槽里，肉体有时候也怜悯灵魂，不一会儿她就睡着了。也因此她不知道里斯本宗主教到来，乘着一辆极为奢华的轿式马车，另外有四辆其侍从乘坐的轿式马车陪同，前面是举着十字架的执事骑马开道，后面跟着教士仪仗官，市议会的官员们也走出很远来迎接宗主教，如此排场简直超越想象，围观的人群高高兴兴，伊内斯·安东尼亚的眼睛几乎瞪出了眼眶，阿尔瓦罗·迪约戈神情严肃，实则呆若木鸡，而加布里埃尔在四处游荡。布里蒙达也没有看见从各地赶来的三百多名方济各会修士的到来，肯定不是自己走来的，他们参加祝圣仪式，也为游行仪式增光添彩，如果要召集的是多明我会修士的话，这里就会少一个人了。她也没有看到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队伍，他们排成四人行列行进，前来确认信仰的堡垒是否已经完工，包括射击灵魂的靶场，储藏圣器的军火库，以及储存圣餐的粮仓，书写着花体字的军旗，有这些象征你就能取胜，如果这些象征还不足以取胜，那就用暴力镇压。这时候布里蒙达正在睡觉，就像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要是没有人用脚踢踢她，她会一直安睡，然后她的四周会长出草来，漫长的等待就伴随着这样的场景。

将近傍晚，这一天的活动结束了，阿尔瓦罗·迪约戈和妻子回到家里，他们没有从后院进家，所以没有马上看到布里蒙达，不过伊内斯·安东尼亚把四处乱跑的鸡赶回鸡窝时，发现布里蒙达在睡觉，在睡梦中还用力地挥动手臂，有何奇怪呢，在梦里她在杀一个多明我会修士，只是伊内斯·安东尼亚不会猜想到这种事。她走进棚子里，摇了摇布里蒙达的胳膊，没有用脚踢，布里蒙达并非可以踢的石头，后者睁开眼睛，一副惊恐的样子，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梦里只有一片漆黑，这里却暮色朦胧，眼前的也不是修士，而是个女人，她是谁呀，啊，是巴尔塔萨的妹妹；巴尔塔萨在哪里呢，伊内斯·安东尼亚问道；看看多么巧呀，布里蒙达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让她怎么回答呢，她艰难地爬起来，浑身疼痛，她杀死了那个修士一百次，但修士又复活了一百次，巴尔塔萨还不能回来，这样说等于什么都没说，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回来，而是为什么没有回来；他想留在图西法尔当监工；一切解释都合适，只要能被对方接受，有时候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有好处，伊内斯·安东尼亚就是这种情况，她对哥哥不大关心，打听一句只不过是出于好奇，而非其他。

吃晚饭时，阿尔瓦罗·迪约戈对巴尔塔萨离家三天还没有回来表达了诧异，但随即就巨细无遗地谈起他所知道的情况来，谁已经到了，谁马上就到，王后和唐娜·马利安娜·维托里娅公主留在了贝拉斯，因为马夫拉没有合适的住处，出于同样的原因，唐·弗朗西斯科亲王到埃里塞拉去了，尽管如此，令阿尔瓦罗·迪约戈尤为自豪的是，可以说，笼罩着他的空气同样也笼罩着国王，笼罩着唐·若泽王太子和唐·安多尼王子，他们就下榻在对面的子爵府，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也在吃晚饭，只不过分属街道的两边罢了，喂，邻居，给我一棵香芹。库尼亚枢机主教和莫塔枢机主教也来了，还有莱里亚和波塔莱格雷的主教，帕拉以及南京的主教，他们不在那里，而是到了这里，还有王室成员陆续来到，贵族不计其数；但愿上帝让巴尔塔萨礼拜日在这里观看庆典，伊内斯·安东尼亚说，显然是随口应付；他一定会在的，布里蒙达低声道。

这个晚上她是在家里睡的。她忘记在起床以前吃面包，走进厨房时看到了两个透明的幽灵，它们又很快变成了堆聚在一起的脏腑和根根白骨，这是生命本质的恐怖，她感到一阵恶心，赶紧转过脸去开始吃面包，但伊内斯·安东尼亚发出了一串笑声，虽说并不怀恶意，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想看到你怀孕呢；这句无心之言加重了布里蒙达心中的痛苦；现在就算我想也不能怀孕了，这是她心里的念头，发自内心的绝望的呼喊。这一天是为十字架，小教堂画像，圣衣，以及其他圣器进行祝圣礼的日子，然后才为修道院及其附属建筑举行祝圣仪式。人们站在外边观看，布里蒙达连家门都没有出，只是看了一眼国王在王太子和王子的陪同下上了轿式马车，他要去和王后及各位殿下会合，晚上阿尔瓦罗·迪约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盛况。

最辉煌的一天终于来到，这是永垂青史的日子，一七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唐·若昂五世国王满四十一岁，他亲身见证了为葡萄牙所有伟大建筑中最宏伟的一座举行的祝圣仪式，诚然，建筑尚未完工，但窥一斑可知全豹。种种壮观景象这里不详细描述，阿尔瓦罗·迪约戈没有全都看到，而伊内斯·安东尼亚完全是晕晕乎乎的，布里蒙达跟他们去了，不去似乎不大妥当，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醒着。凌晨四点他们便出了家门，为的是在广场占个好位置，五点钟时，卫兵已经集结列阵，火把齐明，然后天亮了，多好的天气，这是自然，因为上帝非常关心其庄园，现在能看到宗主教华丽的宝座了，在正门的左侧，两边还放着一些椅子，上头是带金饰穗的深红色天鹅绒华盖，地上铺着地毯，精美至极，祭器台上放着圣水钵和洒圣水器以及仪式需要的其他用具，庄严隆重的游行队伍已经排列完毕，要绕着教堂转一圈，国王也在其中，后面跟着各位王子和按门第高低排列的贵族，但庆典的主要角色是宗主教，他用盐和水祝福，把圣水洒在墙上，只是他洒的圣水大概不够，不然阿尔瓦罗·迪约戈也就不会仅仅几个月后就从三十米高的地方摔下来了，然后宗主教用法杖在中间的大门上连敲三下，门原本关着，敲到第三下，这是上帝要求的次数，门开了，游行队伍走进去，可惜阿尔瓦罗·迪约戈和伊内斯·安东尼亚没能进去，布里蒙达也没进去，不过她本来就毫无兴趣，如果进去的话就能看到里面的仪式，一些高贵无比，一些感人至深，一些要肉体匍匐在地，一些让灵魂升华，例如，宗主教用法杖尖在教堂石砌地面上那几堆灰烬中写希腊文和拉丁文，倒不像教会的仪式，更像在施展巫术，我刻上你的名字，将你碎尸万段，还有那边的共济会会员们，金粉，香，依然有灰，盐，装在银瓶里的白酒，盛有石灰和石粉的托盘，一把银匙，一个金色贝壳，谁知道还有些别的什么，少不了一些费解的象形文字，潦草的涂花，忙前忙后，走来走去，圣油，祝福，十二位宗徒的遗骨，共十二件，就这样整个上午和大半个下午过去了，宗主教弥撒开始时已是下午五点，不用说，这弥撒也需要时间，而且时间不短，最后总算结束了，宗主教来到祝福阳台，为在外面等着的人们祝福，大约有七千到八千人在一片晃动的姿势和衣料的窸窣声中跪倒在地，不论我再活多少年，也永难忘记这个时刻，唐·托马斯·德·阿尔梅达在上头高声诵读祝福词，眼神好的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仅凭耳朵可就没人能听见他在说什么了，要是在今天，电子放大器会让这号角响遍世界，降福于罗马城和全世界，耶和华真正的声音要等数千年才让全球听到，不过人类最大的智慧仍然是在发明出更好的东西之前满足于现有的东西，所以马夫拉镇和所有在场的人才那么幸福，只消看到宗主教那严谨沉着的手势就心满意足了，他的手往下，往上，往左，往右，戒指闪烁着光芒，金色和深红色耀眼，雪白的麻纱衣服，法杖敲击从彼鲁宾海鲁运来的巨石，还记得吗，你们看，巨石下面有血在流，奇迹，奇迹，奇迹，正如最后一个动作是撤下楔子，大司祭带随从们撤离了，绵羊们站了起来，而庆典还要继续，祝圣仪式一共八天，这才是第一天。

布里蒙达对妹妹和妹夫说，我现在要回去了。她沿着山坡往下，朝空无一人的镇上走去。因为匆忙，有些房子的门和窗户还开着。但没有一点儿灯光。布里蒙达到棚子里取出外衣和旅行背袋，回到家里，找出一些干粮，一只木碗，一把勺子，几件自己的衣服，几件巴尔塔萨的衣服。她把这些都装进旅行背袋里，就离开了。天开始黑下来，但是，她已经不再害怕黑夜了，因为再暗的黑夜都比不过她心中的黑暗。

25

在九年的时间里，布里蒙达一直在寻找巴尔塔萨。她见识了尘土飞扬和泥泞不堪的每一条道路，路过了松软的沙滩和尖利的石头，领受了许多次刺骨的霜冻和两场大雪，她挺了过来，只是因为还不想死。她被太阳晒得黝黑，好似烧成灰烬之前从火里抽出来的树枝，皮肤像干裂的水果一样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她是玉米地里的稻草人，是游荡在村镇里的幽灵，在小地方或者偏远村庄引起一片恐慌。每到一地，她就问那里的人们是不是见过有这样那样特征的男人，他缺了左手，像王宫卫队的士兵那样高，满脸胡子花白，即使把胡子刮了，下面也是一张不会被忘记的脸，至少我没有忘记，他可能从人们常走的大道上或者田间小径上来，也可能从空中掉下来，就是从一只用铁板和藤条做的大鸟上掉上来，那大鸟有一张黑色的帆，一些黄琥珀球，还有两个隐藏着宇宙中最伟大奥秘的金属球，即便只是一点残骸，不论是人的还是大鸟的残骸，请把我带到那里去，我不用看，只要把手放在上面就能认出来。人们以为她是个疯子，但如果她在那儿停留一段时间，大家又发现在其他方面她的言语和行动都非常理智，于是又怀疑最初的疑心是否缺乏智慧了。最后，她在各个地方都出了名，不少地方的人还给她冠以女飞行家的称号，因为她总是讲那个奇怪的故事。她坐在各家门口，和当地的女人谈天，听她们埋怨，听她们哀叹，说起高兴事的时候比较少，因为这种事确实不多，加上感到高兴时也要埋在心里，因为并不是总有把握体会到了埋在心里的欢乐，小心不要说出去，以免一切落空。无论她在哪里经过，都引起一阵躁动不安，男人们简直认不出他们的妻子了，因为她们忽然都用异样的目光望着丈夫，为他们没有失踪而惋惜，否则她们也可以去四处寻找了。但同样是这些男人，他们也询问，她走了吗；口吻里流露出心中难以名状的悲伤，如果女人回答说，她还在那里呢；男人便又走出去，指望能在那片灌木丛中或者已经成熟的玉米地里看到她，或者发现她在河里洗脚，在甘蔗丛后边脱衣服，不论她在做什么吧，只能饱一饱眼福，因为她手边有一个铁制长钉，万幸这一次没有人会死。如果教堂里有人，她就绝对不进去，如果没人，她也只是坐在地上或者靠在廊柱上休息一下，我已经进去过了，现在我要走了，这里不是我的家。听说了她的事的神父捎口信让她去忏悔，他们想知道彷徨游荡的女人隐藏有什么奥秘，想知道那张深不可测的脸和那双木然的眼睛里潜伏着怎样的秘密，她很少眨眼，某些时刻在某种光线的作用下，那双眼睛像是藏有一汪湖水，云影在其中浮游徘徊，而不是一般空中的云彩。她让人告诉神父，她早已许愿，只有在感到自己有罪孽的时候才忏悔，没有比这样的回答更让人恼火的了，因为我们都有罪，但是，她和其他女人谈起这件事时，往往启发她们沉思默想，归根结底，我们有什么罪过呢，你有什么罪过，我有什么罪过呢，实际上我们女人是洗涤世界上所有罪孽的羔羊，到了人们理解这一点的那一天，一切都必定重新开始。但是，她一路上遇到的事情并不都是这样，有时被人扔石头，有时被人讥笑，在一个村子里受到这种粗暴对待以后，她创造了一个奇迹，村里人几乎把她当作圣人，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带遇上大旱，泉水干涸，井水枯竭，而布里蒙达被驱逐出村子后在附近转了一圈，使用了她禁食时的透视能力，那天晚上，等村民们都睡觉了，她又进了村，站在广场中间大声喊道，在某某地方多深的位置有一个纯水层，我看见了，于是她有了“水之眼”的外号，这是第一次她的眼睛里沐浴着水光。这双眼睛后来在别的地方也找到了许多能生发水光的眼睛，鉴于她说她从马夫拉来，人们纷纷向她打听是否在那里认识一个叫某某名字，长相如何如何的男人，那是我的丈夫，那是我的父亲，那是我的兄弟，那是我的儿子，那是我的未婚夫，因为国王的命令，他被强行送到修道院干活，而我之后就再也没能见到他，他再也没有回来，莫非死在那里了，也许是迷了路，谁知道呢，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从此这个家无依无靠，土地荒芜了，或者他是被魔鬼带走了，不过现在我有了另一个男人，男人就是这样，只要女人肯把茅屋门打开，总会有男人进来，不知道你听懂了我的话没有。布里蒙达也曾再路过马夫拉，从伊内斯·安东尼亚那里得知阿尔瓦罗·迪约戈已经死了，但关于巴尔塔萨，仍然杳无音信，不知道是死是活。

布里蒙达寻找了九年。开始的时候她数着季节，后来季节就丧失意义了。最初她计算每天走了多少里格，四，五，有时有六里格，但很快她就弄混了数字，不久以后，空间和时间都丧失了意义，衡量一切的尺度变成了上午，下午，雨天，晴天，冰雹，浓雾，薄霭，好走的路，难走的路，上坡，下坡，平原，山地，海滩，河岸，数以千计的脸，难以计数的脸，比当年汇聚在马夫拉的人多出许多倍，见了女人她就询问，见了男人就看能不能在他们身上找到答案，她既不看很年轻的也不看很老的，只看四十五岁左右的人，自从容托山一别，他升上天空时正是这个岁数，要想知道他现在的年龄，只要每年加上一岁，每月加上一道皱纹，每天加上一根白发就行了。多少次，布里蒙达想象着，她坐在一个村子的广场上行乞，一个男人走过来，既不给钱也不给面包，而是伸出他胳膊上的铁钩，而她把手伸进旅行背袋，掏出一个出自同一铸造炉的长钉，这是她坚韧不拔的见证，是她的防身武器，布里蒙达，我总算找到你了；巴尔塔萨，我总算找到你了；这么些年你都在哪儿过的，都遇到了些什么困难和不幸呀；你先告诉我你的情况吧，失踪的人是你呀；好，我说；两个人就这样说起来，一直说到时间的尽头。

布里蒙达走了几千里格的路，几乎一直赤着脚。她的脚板变硬变厚，像是生了一层软木。她的双脚丈量了整个葡萄牙，有几次还越过了与西班牙的边界，因为在地上并没有一条可见的线将这边和那边分开，只是听到人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时，她便转身往后走。在两年的时间里，她沿大洋边缘的海滩和陡壁走到了国境线，然后又开始搜寻其他地方，寻找其他的道路，一边走一边打听，结果发现她出生的这个国家太小了，我曾来过这里，我曾路过这里，还遇到了之前见过的脸庞；你不记得我了吗，人们都叫我女飞行家；啊，当然记得，怎么样，找到你要找的男人了吗；你是说我的男人；是的；没有找到；唉，可怜的女人；我路过这里以后他没有来过这里吗；没有，没有来过，我在这一带也没有听谁说见过他；好吧，我走了，再见；一路平安；只要能找到他。

找到了。她曾六次经过里斯本，这是第七次。这次是从南方来，从佩贡埃斯一带来的。过河时已经几乎是夜里，搭上了最后一班趁着涨潮摆渡的小船。她将近二十四个小时没有进食了。旅行背袋里有点吃的，但是，每当她把食物送到嘴边，似乎就有另一只手按住了她的手，一个声音对她说，不要吃，时候就要到了。她看到在黑洞洞的河水下很深的地方有鱼儿游过，水晶般的银色的鱼群，长长的脊背有的平滑，有的长着鳞。房舍里的灯光穿过墙透出来，像雾中的灯塔一样漫射开来。她走上铁匠新街，在奥利维拉圣母教堂往右拐，然后朝罗西奥走去，这正是二十八年前她走过的那条路线。周围是人的幽灵，是人的雾霭。在城市的千种臭气中，夜晚的微风又吹来烧焦了的肉的气味。圣多明我教堂前的广场上聚集着一大群人，火把闪闪，黑烟滚滚，篝火熊熊。她穿过人群，到了最前边一排，那些都是什么人呀，她问一个怀里抱着小孩子的女人；我只知道其中三个，那边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是父女俩，罪过是因为信犹太教，另外一个，就是最边上那个，是写木偶喜剧的人，叫安多尼·若泽·达·席尔瓦，其他的我就没有听说过了。

被处死的一共十一个人。火已经烧了很久，他们的面孔难以分辨。在最远处正在烧着的那个男人，他没有左手。也许因为胡子是黑的，这是烟垢带来的神奇的化妆效果，所以人显得年轻很多。他身体中有一团密云。这时布里蒙达说了声，过来。“七个太阳”巴尔塔萨的意志脱离了肉体，但没有升上星空，因为它属于大地，属于布里蒙达。

目录

I

公园续幕

怪不得别人

河

毒药

暗门

迈那得斯之夜

II

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神像

一朵黄花

饭后

乐队

朋友

动机

小公牛

III

水底故事

午餐过后

美西螈

夜，仰面朝天

游戏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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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里奥·科塔萨尔

阿根廷著名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之一。1914年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阿根廷长大，1951年移居法国巴黎。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曼努埃尔之书》，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万火归一》《有人在周围走动》《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

I

公园续幕

他几天前便开始看那本小说了，后来因为生意上有急事，就暂时搁下了。乘火车回庄园时，他又打开了那本书，不禁被小说情节、人物形象慢慢吸引住。那天下午，在他写信给他的代表律师，和管家谈了谈有关佃户分成的事项后，他便在书房中又读起了那本书。书房一片静谧，面朝着栎树公园。他惬意地躺靠在最喜欢的扶手椅上，背对着门，因为门意味着闯入与侵扰的可能，会让他觉得不痛快。他读起了最后几章，左手不自觉地一次次抚过铺有绿色天鹅绒的扶手。他还牢牢地记得主人公们的姓名和形象，小说的情境几乎立刻就征服了他。一行又一行，他享受着这种几近变态的快感，渐渐抽离于周遭的一切，却又同时感到自己的头正舒服地靠在高靠背的绿色天鹅绒上，感到香烟仍然触手可及，感到落地窗外晚风正在栎树间轻舞。一字接一字，他沉浸于主人公所处的龌龊两难之中，被那些逐渐眉眼鲜活、栩栩如生的形象所吸引；他仿佛亲眼看见了山上茅屋中的最终会面。首先，女人走进来，满面惊惶；然后，情夫到来，脸被树枝刮伤。她试图用亲吻魔法般地止住流血，但他却拒绝这般爱抚，他这次来可不是为了躲在枯叶和密径的庇护中重现那场隐秘激情的仪式。抵在胸前的匕首炽热，其下悸动着的是潜藏的自由。热烈的言语在书页间如毒蛇般疾速地穿行交错，一切都仿佛早已注定。就连牵绕着情夫身体的万种缠绵，似乎想挽留他、劝阻他的千般爱抚，都可恨地勾勒出那另一个必须毁灭的人的轮廓。一切尽在盘算之中：不在场证明、意外的险情、可能的错误。从那一刻开始，每一秒都有精确的用场。两人无情地进行着最后的查对，只偶尔停下来轻抚彼此的脸颊。天开始黑了。

两人各有未竟的任务缠身，于是不再两两相望，在茅屋门口分开了。她应走向通往北方的小径，他在反方向的小路上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她长发飞扬，奔驰跑远。然后，他也在树丛和篱笆的掩隐下跑了起来，直到在迷蒙的绛色晚霞中看见通向大屋的树林荫道。狗不应该吠叫。确实没叫。管家这时候应该不在。确实不在。他走上门廊的三级台阶，进了屋。血流在耳边奔腾，女人的话萦回其中，向他传来：进门是一间蓝色前厅、一条走廊、一道铺着地毯的楼梯。上了楼梯，有两扇门，第一个房间里没有人，第二个房间里也一样。接着，是书房的门，是他手握着的匕首，是落地窗外的光线，是绿色天鹅绒扶手椅的高靠背，是扶手椅上那正读着小说的男人的头颅。

怪不得别人

冷天总是特别麻烦，在夏天，世界触手可及，人也亲密直接，但是现在，六点半了，他老婆在一家店里等着他去挑选一份结婚礼物，时间已晚，他发现天凉了下来，应该穿上那件蓝色的套头衫，或者随便什么能跟灰色外套搭配的衣服，秋天就是将套头衫穿穿脱脱，把自己裹严实，与人相互隔开、彼此疏远。他一边不怎么起劲地吹着一首探戈曲，一边从敞开的窗边走开，在衣橱里找套头衫，然后开始在镜子前穿上它。这并不容易，也许是因为衬衫与套头衫的毛线粘在了一起，要将胳膊伸进去确实费力，他慢慢地将手往前伸，终于从蓝色羊毛衫的袖口里冒出了一根手指头，在傍晚的光线下，那手指头似乎有点皱巴巴的，向里弯着，尖尖的指甲还是黑色的。他一把将套头衫的袖子扯下，备感陌生地看着自己的手，但是这会儿，手已经在套头衫外面了，他看出来那还是他原来的手，他任胳膊松垮地垂下，手也在末端随之滑落，这让他想到，最好把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只袖子，看看这样是不是更容易些。但似乎实际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套头衫的毛料再次贴上衬衫的布料时，由于不习惯从另一只袖子开始穿，这个动作甚至变得更加困难了。为了提提劲儿，他又吹起了口哨；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手几乎没怎么往前进去，如果没有其他法子，他是永远没法把手伸出袖口的。也许最好三管齐下：低下头套进套头衫的领口，同时把还在外面的手伸进另一只袖管将它顺直，再同时将双手和脑袋从袖子和领子里一起往外钻。在突然笼罩而来的蓝色暗影下，继续吹口哨似乎挺荒唐的，他开始觉得脸上好像热乎乎的，虽然他的一部分脑袋应该已经露出来了，但是，额头和整个脸还被蒙着，两只手大概也才刚伸到袖子的一半。他再用力，也无法多伸出去半分。现在，他突然想到，他第二次埋头苦钻时那种带点轻蔑的愤怒也许让他犯了个错，他蠢得把头伸进了一只袖管里，而一只手则伸进了套头衫的领口。但如果是这样，他的手肯定能很容易地伸出来呀；可现在，虽然他用尽力气，却没能将任何一只手往前伸动，倒是他的脑袋似乎正要挣出生天，因为蓝色的羊毛现在正死死箍着他的鼻子和嘴巴，紧得简直让人恼火，远比他所能想象的更让他喘不过气，逼得他必须深呼吸，与此同时，箍在嘴上的羊毛线渐渐润湿，它也许会掉色，会给他的脸洇上蓝色。幸好，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右手探了出去，探到了外面寒冷的空气，至少已经有一只手在外面了，虽然另一只仍然困在袖管里，也许他的右手确实伸进了套头衫的领口，所以，他以为是领口的东西才会把他的脸箍得这么紧，让他越来越喘不过气，而手却轻易地伸了出去。不管怎样，要搞清楚，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继续往外钻，继续深深吸气再慢慢呼气，即便这么做其实很荒唐，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不让他好好呼吸，只不过是他吞进去的空气混有套头衫袖口或领口的羊毛絮，而且，还有套头衫的味道，那股蓝色的羊毛线气息，现在，随着他呼出的湿气越来越渗进羊毛线中，羊毛线的这股蓝色气息应该正渐渐洇上他的脸庞，他看不见东西，因为如果他睁开双眼，眼睫毛就会扎上毛线，很疼，但是他确定蓝色正在包围他湿乎乎的嘴和鼻孔，攻占他的面颊，而这一切都让他渐渐焦躁起来，他只希望能一下子把套头衫穿上，更别提时间应该已经很晚了，他老婆大概已经在店门口等得不耐烦了。他心想，把精神集中在右手上才是上上策呀，因为那只已经在套头衫外面的手接触到了房间里的寒冷空气，就像是在宣明胜利已然在望；而且，它还可以帮他，可以从背后往上抬，抓住套头衫的下摆，做出用力往下拉这个有助于穿上任何套头衫的经典动作。但糟糕的是，虽然手在摸着脊背寻找羊毛衫的下摆，这衣服却好像完全缠在了脖子附近似的，手唯一能碰到的只有越来越皱巴的衬衫，衬衫的一部分甚至已经被拉出了裤子，而把手移过来扯套头衫的前襟也没什么用，因为他在胸前除了衬衫什么也感觉不到，套头衫应该才刚刚过了肩膀，也许它就紧绷绷地裹缠在那里，就好像他的肩膀对于这件套头衫来说太宽了似的，这完全证明他确实穿错了，错把一只手塞进了领子、另一只伸进了袖子，而领子到一只袖子的距离正好只有一只袖子到另一只袖子距离的一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头会微微偏向左边，也就是手还困在袖子里的那一边，如果那真是只袖子的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已经伸出去的右手能够在空中活动自如，虽然它无法把仍然缠在身体上部的套头衫拉下来。他讽刺地想到，要是近旁有把椅子，他还可以休息一下、顺顺气，再将套头衫完全穿好，可惜，穿衣服这个动作总会让人来上这么一段愉快的“韵律体操”，还隐隐带着点舞步的意味，随着这套动作，在转了那么多圈以后，他已经辨不清方向了，但谁都不能怪他呀，因为这可是出于一种实际的目的，而不是因为他没事就爱手舞足蹈。其实，既然他没能把套头衫穿上，那么，把它脱下重来一遍，确保每只手都正确地伸进袖子里、头伸进领子里，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但是他的右手还在胡乱地摆来荡去，就好像在说事情都这样了才放弃，真是太荒唐了，而有一刻，这只手竟顺从地举到了脑袋的高度，向上拉套头衫，但是，他当时没能及时意识到，套头衫已经因为呼吸间渗透进蓝色羊毛线中的黏湿气息而紧贴在他的脸上，因此，当手往上拉时，他疼得就好像耳朵要被撕裂、睫毛要被拔掉似的。那么，就慢一点；得用上还塞在左边袖子里的手，如果那真是只袖子而非领子的话；还得用右手帮帮左手，好让它要么再往袖子里伸，要么后缩、挣脱出来，不过，协调两只手的活动简直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左手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鼠，而另一只老鼠想从外面帮助它逃跑；只是，笼外的老鼠并不是想帮忙，而是在咬它，因为他被困住的那只手猛地一疼，而同时，另一只手用尽全力狠狠掐住了大概是左手的这个部位，他的手好疼，疼得放弃了脱套头衫的举动，宁愿再试最后一次把脑袋脱出领口、把左边的老鼠拽出笼子，他全身都使上了劲儿，往前晃又往后摆，在房间中央转着圈儿，如果他确实在房间中央的话——他这会儿倒想起来，窗户是开着的，继续盲目地转圈很危险，他想停下来，但他的右手还在来回摆荡，对套头衫不管不顾，他的左手也越来越疼，好像手指被咬了或是被烫了似的，不过，那只左手还是听从他的意志的，他一点点将受伤的手指握紧，终于隔着袖子抓到了还缠在肩膀上的套头衫衣摆，他往下扯，却几乎用不上力，他的左手太疼了，需要右手来帮帮忙，而不是毫无益处地顺着双腿溜上溜下，也不是掐他的大腿，就像它现在正在做的那样，隔着衣服对他的大腿又挠又掐，而他却无力阻止，因为他所有的心力都耗在左手上了，也许他已经跪倒在地，他觉得自己好像挂在左手上似的，左手又扯了一下套头衫，突然，他的眉毛和额头一凉，眼睛也是，荒唐的是，他不想睁开双眼，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这种沁凉的质感、这般醉人的妙物就是自由的空气，他不想睁开双眼，他等着，一秒，两秒，任由自己享受一段凉沁沁、不一样的时光，套头衫外的时光，他双膝跪地，这么待着就很美妙啦，然后，他慢慢地、满怀感恩地微微睁开双眼，他的眼睛已不再沾着衣服内里毛线上的蓝色口水，他微微睁开双眼，看见五片黑色的指甲正悬在空中直指他的眼睛，在空中颤动着，眼看就要向他的眼睛袭来，但他还来得及垂下眼皮，往后一倒，用左手护住自己，只有左手才会听他使唤，只有左手才能从袖子里面护住他，只有左手才能把套头衫的领子往上拎，让蓝色的口水再次淹没他的脸庞，与此同时，他直起身子逃向另一边，终于逃到了一个没有手、没有套头衫的地方，那里只有呼呼作响的风包围着他、陪伴着他、爱抚着他，还有十二层楼。

河

是的，好像就是这样，你好像是走了，说着不知道什么东西，说你要去跳塞纳河，就是那一类的话，那种夜半时分的呓语，渗进被单，黏在嘴里，几乎总在黑暗中响起，或者伴着手或脚的动作，轻轻掠过这个不怎么认真听你说话的男人的身体。是的，当你说这样的话时，我已经有好长时间不怎么听了。那些话从我紧闭的双眼的另一边传来，从我再次沉入的梦乡中传来。那么，好，我可不在乎你是走了、是淹死了，还是依然在码头上游荡，望着水流，再说，这也不是真的，因为你就睡在这里，气息不稳地呼吸着，可如果是这样，那么当你在夜里的某个时刻、在我迷失于梦乡前离开时，你并没有真的走，但你确实已经走了呀，还说了句什么，说你要淹死在塞纳河中。也许你害怕了，退缩了，然后你就突然出现在那里，几乎要触碰到我，你像波浪般摆动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的梦里轻柔地浮动，就好像你真的梦见自己出了门，梦见你最终还是到了码头上、跳进了河里。就这样，带着一张浸湿了愚蠢泪水的脸，你再次睡去，直到上午十一点，报纸送到，带来有关那些真正的溺死者的消息。

你让我想笑，可怜虫。你那些故作悲怆的最终决断，那种像乡下巡演剧团女演员一样摔门而出的样子，我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的那些威胁，那些讨厌的欺哄，那些一把鼻涕一把泪、又臭又长、翻来覆去上演的悲情戏码。你应该和一个比我更有天分的人在一起，让他回应你，这样，你们两个就能升格成为完美伴侣，带着互相凝视、彼此毁灭的痴男怨女所特有的恶俗气息，只愿撑得一时是一时，然后绝处逢生、从头再来，不知疲倦地追求那镜花水月、海市蜃楼般的真爱。但是你也看见了，我选择沉默，点上一支香烟，听你说话，听你抱怨（你说的都有理，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者，还有更妙的——我就这么慢慢睡着了，被你那老一套的恶言恶语弄得昏昏欲睡，有那么一刻，我半闭着双眼，将睡梦初现的丝丝痕迹与吊灯下穿着可笑睡衣的你的表情混淆了起来，那盏枝形吊灯还是我们结婚时别人送的。我觉得我最后睡着了，并且，我必须向你承认，我几乎是怀着爱意将你的举动和抱怨中最有用的部分——你气得发白的双唇咧开时的咂巴声——带入了梦乡。我的梦会因此更加丰富，因为那里面还从来没人想过要去跳河，相信我。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问自己，如果你已经决定要选择去另一张更广阔无垠、更触手即逝的床，那么你还在我这张床上干什么。现在，你倒睡着了，时不时地还挪挪腿，扯动被单的形状，似乎在为什么事情而生气，但不是非常生气，而像是一种苦涩的疲惫，你的嘴唇咧成一副轻蔑的怪相，匆促地呼气，再小口地吸气。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因为你那些假意的威胁而这么恼火，我会承认现在的你又变得美丽了，就好像梦境让你再次回到了我身边，在我身边，我们可能重燃欲望，甚至和好如初、重启未来，拥有一些不像这个清晨这么混沌不清的东西。现在，路上开始有车辆来往，该死的公鸡也开始鞠躬尽瘁，扰人不已。我不知道，已经不必再问你是不是曾经离开过，或者在我滑入遗忘的那一瞬间摔门而去的人是不是你。也许，就因为这样，我才想触碰你，不是因为我怀疑你不在那里，也许你从来就不曾离开过这个房间，也许是一阵风将门关上了，我梦见你走了，而那时的你却以为我还醒着，在床脚大吼着威胁我。在清晨青绿的暗影中，将一只手拂过那颤抖着抗拒我的肩膀，几乎是甜蜜的，可这不是我触碰你的原因。你让被单半遮着，我的手开始顺着你喉咙的光滑线条往下移动，我倾下身，呼吸着你带有夜晚和糖浆味道的鼻息。我不知道我的双臂是怎么将你环住的，当你弓起腰挣扎时我听见一声呻吟，但是，我们俩对这游戏都太过熟悉，不会因此而疑虑。你那喘息着说出破碎字句的嘴一定会向我投降，你那昏沉沉、软绵绵的身体想挣脱也是徒劳。我们像黑白毛线般交织成球，如瓮中蜘蛛般彼此纠缠，无比紧密地合为一体。在勉强盖住你的被单上，我隐约看见划空而过的闪光瞬间消失在暗影中。现在，我俩裸裎相见，晨光笼罩着我们，我们在颤抖中融为一体。但是，你还在固执地抵抗，你缩起身子，将手臂挥过我头顶，将大腿如闪电般张开，再像可怕的夹钳般合上，仿佛想把我生生切开。我必须慢慢地控制住你（这件事，你知道的，我总是做得庄重优雅），我将你灯芯草般的胳膊弯过来，小心别伤着你；我紧缠着你抽搐的双手和大睁的双眼中的快感。现在，你的节奏终于沉缓下来，变成织物上的波纹，变成直冒着袭上我脸颊的气泡，慢慢地起伏着。我轻轻抚摸着你倾泻在枕头上的长发，在青绿的暗影中，我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正淌着水。在滑到你身边之前，我知道你刚刚被人从水中捞出来，当然，已经太迟了；你躺在码头的石块上面，四周是众人的鞋子和嘈杂的声音。你裸着身子，仰面躺着，头发浸湿，双眼圆睁。

毒药

星期六中午，卡洛斯叔叔带着灭蚁器来了。前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就说过会把它带来。我和妹妹盼着看见这机器，我们想象它一定很大、很吓人。我们很熟悉班菲尔德[1]的蚂蚁，那些黑黑的蚂蚁见什么吃什么，还会在田里、房子柱基里，还有房子陷入地下的那个神秘角落里堆积蚁穴，挖洞挖得到处都是。它们的洞很隐蔽，但是它们藏不住自己来来往往运送小叶子的黑色队伍。那些小叶子就是花园中的草木，所以妈妈和卡洛斯叔叔决心买下那台机器，来消灭蚂蚁。

我记得，是我妹妹看见卡洛斯叔叔顺着罗德里格斯·佩涅街过来的。她远远看见他坐着车站里的轻便双轮马车，便穿过旁边的巷子跑回来，大喊着卡洛斯叔叔把那台机器带来了。我当时正在莉拉家附近的女贞树丛中，隔着铁丝网跟莉拉说话，跟她讲我们下午要试那台机器。莉拉有点感兴趣，但兴致不高，因为女孩子都不关心机器，也不关心蚂蚁。唯一吸引她的就是那机器会喷烟，而这烟会杀死家里所有的蚂蚁。

听到我妹妹的喊声，我就跟莉拉说我得去帮忙卸机器了。我像打仗时的坐牛[2]一样怒吼着沿巷子跑去，跑步的姿势是我那时候自创的，不弯膝盖，就像踢球一样。这样跑不累人，而且感觉好像在飞，虽然根本比不上我那时常做的那个飞翔的梦。在梦里，我从地上抬起双脚，微微动动腰，便能在离地面二十厘米的空中飞行，那真是妙不可言。我飞过长街，有时候能飞高一点，有时候则贴着地面。我无比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醒着的，而那个梦坏就坏在，我总是梦见自己是醒着的，梦见自己是真的在飞，梦见以前是做梦但这一次是真的。从那样的梦里醒来，就像摔回了地上，无论是走是跑，我的脚步都那么沉，我每一次起跳，都以坠落告终，这真让人伤心。唯一跟梦境有点相像的就是我这种自创的跑步姿势，再穿上科迪斯冠军系列[3]橡胶包头帆布鞋，就有点儿做梦时的感觉了，当然，跟真正在梦里还是没法儿比的。

妈妈和奶奶已经在门口跟卡洛斯叔叔和车夫说着话了。我慢慢地走过去，因为有时候我喜欢让人等我。我跟妹妹看着那个用麻绳绑着、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车夫和卡洛斯叔叔正把它卸到小路上。我一开始以为那是机器的一部分，但我马上就发现，那就是整台机器。它看起来那么小，我的心一下子跌到谷底。但当我帮卡洛斯叔叔把机器搬进来时，我就感觉好了些，因为我发现这机器很重，于是对它又有了信心。我亲手拆掉了细绳和纸，因为妈妈和卡洛斯叔叔得打开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毒药罐。一开始他们就跟我们说过那个是不可以碰的，已经有不少人因为碰了那药罐而痛苦惨死。我妹妹退到了角落里，因为她对这一切已经不感兴趣了，也有一点点是因为害怕。但是我看了看妈妈，我们俩笑了起来。那些话都是说给我妹妹听的，我可是有权使用那台装着毒药的机器的。

那台机器并不好看，我的意思是，它不像一个真家伙，连个会转圈的轮子或是喷气儿的汽笛都没有。它就像只黑铁炉，有三条弯腿儿，一个点火的小门，一个放药的小门，顶上伸出一根金属软管（就像蠕虫的身体一样），那上面还接了另一根带喷嘴的橡胶管。吃午饭的时候，妈妈给我们念了使用手册，一念到有关毒药的部分，我们大家就都看着我妹妹，奶奶又跟她说起在弗洛雷斯有三个小孩因为碰了药罐而死掉了。我们都看见了盖子上的骷髅头标志，卡洛斯叔叔找了一把破旧的勺子，说那把勺就拿来舀药用，还说那机器所带的东西都要收在工具房高处的柜子里。屋外很热，因为已是一月初了。西瓜很冰，黑黑的瓜子让我想起了蚂蚁。

睡完午觉以后——大人才睡午觉，我妹妹在读《比利肯》杂志[4]，而我则在四面环墙的院子里给邮票分类——我们去了花园，卡洛斯叔叔把机器搁在放吊床的圆亭中，那里老是冒出蚂蚁洞来。奶奶准备好了炭火来点旺那炉子。我用镘刀在一个旧木盆里搅出了一个很结实的泥团。妈妈和妹妹坐在藤椅上看着，莉拉隔着女贞树看着，我们喊她过来，她说她妈妈不让，但是她在那边一样能看见。花园的另一边，内格利家的姑娘们已经在探头探脑了，她们怪怪的，所以我们不跟她们来往。她们三个分别叫俏拉、埃拉和库菲拉，可怜呀。她们人不错，但是都呆头呆脑的，没法跟她们一起玩。奶奶觉得她们挺可怜，但是妈妈从来不邀请她们到家里玩，因为她们老是跟我和妹妹闹得很凶。她们三个想称王称霸，但是她们既不懂跳房子也不懂打弹子，既不会玩官兵强盗也不会玩沉船游戏，她们只会傻笑，还有没完没了地说些天知道谁会感兴趣的东西。她们的父亲是市政府官员，她们养棕黄色的奥品顿鸡。我们养罗德鸡，因为它更会下蛋。

在花园和果树的绿荫中，那台机器一身漆黑，看起来更大了。卡洛斯叔叔把炭火倒入机器里，在机器加热的同时，卡洛斯叔叔选了一个蚂蚁洞，把管子的喷嘴对准了它。我在周围抹上泥并踩了踩，但没有很用力，就像手册上说的那样，不能让蚁道倒塌。然后，叔叔打开灌药用的小门，又取来了毒药罐和勺子。毒药是紫色的，颜色很漂亮，要放上一大勺，然后立刻关上小门。我们刚关上门，就听见一声像是牲口打响鼻的声音，机器开始工作了。真是绝了，喷嘴四周都溢出一股白烟，必须再抹些泥，然后用手拍实。“蚂蚁会全死光。”叔叔说，他对机器的运作情况很满意。我站在他身边，手上、胳膊上、一直到胳膊肘上，全都是泥。显然，这是个男人才能干的活儿。

“每个蚂蚁洞得熏多长时间？”妈妈问。

“至少半个钟头。”卡洛斯叔叔说，“有些洞很长，长得超乎想象。”

我明白他是指两到三米，因为家里有那么多蚂蚁洞，它们不可能太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见库菲拉开始尖叫，她那声音在车站都能听得到，内格利一家人都来到了花园，说有一块莴苣地冒烟了。一开始，我还不愿意相信，但他们说的是真的，因为就在这时候，莉拉也隔着女贞树告诉我说，她家的一棵桃树旁边也冒烟了。卡洛斯叔叔想了想，然后走到内格利家的铁丝网前，请俏拉往冒烟的地方盖上泥巴，她比较不会推三阻四。我跳到莉拉家，堵住了那个蚂蚁洞。现在，家里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冒烟了：鸡舍、白色大门后面和侧面墙壁下方。妈妈和妹妹帮着盖上泥。我想着地底下有这么多烟在寻找出口，而蚂蚁就在那些烟雾中像弗洛雷斯的那三个小孩一样痛苦地扭动，这真是令人惊叹。

我们从那天下午一直忙到晚上，妹妹还被派去打听其他邻居家是不是也在冒烟。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关了机器。把喷嘴拔出蚂蚁洞后，我就用镘刀往里挖了挖，洞里全是死蚂蚁，一片紫色，有股硫黄味。我在上面盖上泥，就像在葬礼上撒土那样。我估计至少死了五千只蚂蚁。大家都进屋了，因为是时候洗澡、摆桌子了，但是卡洛斯叔叔和我留了下来，我们要清理机器，把它收好。我问他可不可以由我把东西带到工具房去，他说可以。以防万一，我在碰了药罐和药勺以后还洗了手，虽然那勺我们之前已经洗过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罗莎姨妈和我的表兄弟们来了。那一天，莉拉妈妈准她过来，我们跟我妹妹和莉拉玩了一整天官兵强盗游戏。到了晚上，罗莎姨妈问我妈妈，我表哥雨果可不可以在班菲尔德多待一个星期，因为他得了胸膜炎，身子有点虚弱，需要晒晒太阳。妈妈说可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他们在我房里搭了个床给雨果，到了星期一，女佣拿来了他一个星期的换洗衣服。我们一起洗澡，雨果知道的故事比我多，但是跳远不如我。真是个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和衣服一起送来的还有两本萨格瑞[5]的书和一本植物学书，因为他得准备一年级入学考试。书里夹着一片孔雀羽毛，我是第一次见，他拿它当书签用。羽毛是绿色的，带有一个蓝紫色的翎眼，整片羽毛都泛着金色。我妹妹问他要这片羽毛，但他不给，因为那是他妈妈送给他的，他连碰都不让她碰一下。但我是可以碰的，因为他相信我，于是我总是握着羽柄。

头几天，由于卡洛斯叔叔要上班，我们没有再发动机器。我跟妈妈说如果她愿意，我也能发动起来，但是妈妈说我们最好还是等到星期六，反正那个星期没有多少苗圃要整，蚂蚁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少了五千只左右。”我对她说。她笑了，但还是承认我说得对。妈妈不让我开动机器反倒更好，这样雨果就不会掺和进来，因为他是那种什么事都懂、什么事都管的人。尤其是事关毒药，他最好还是别帮忙。

睡午觉的时候，大人们叫我们安分些，因为怕我们中暑。自从雨果跟我一起玩以后，我妹妹就一直跟着我们，她总想跟雨果搭档。打弹子我能赢他们两个，但是，玩抛接球的时候，不知怎么，雨果玩得特别好，总是赢我。妹妹一直夸他，我发现她是想找他当男朋友。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妈妈，让她赏妹妹几巴掌，只是我想不出该怎么和妈妈说，而且，他们也没做什么坏事。雨果暗暗地瞧不起她，没有表现出来。每当这时候，我就想拥抱他一下，但这总是发生在我们玩耍的时候，这时只论输赢，没人想要拥抱。

午觉时间从两点持续到五点，这是最适合静下心来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的时候。我们和雨果一起看邮票，我把重复的邮票给他，还教他按照国家分类。雨果希望一年后能跟我一样集成一套，不过，他只收集美洲国家。这样他会错过喀麦隆的邮票，那都是有动物图案的，但是雨果说这样的邮票合集才更有分量。妹妹同意他的话，虽然她连邮票的正反都分不清，但她就是要跟我唱反调。而莉拉——她大约三点钟时会跳过女贞树丛过来——则站在我这边，她喜欢欧洲的邮票。我曾经送给莉拉一个贴满了各式各样邮票的信封，她总是跟我说起它，还说她父亲会帮她集邮，但是她母亲却觉得这不适合女孩子，而且上面还有细菌，于是信封就被收进了衣柜里。

为了不让家里人被吵得发火，莉拉来了以后，我们就会去花园最里头，躺到果树下。内格利家的姑娘们也在她们的花园里玩，我知道她们为雨果发狂，她们大声地聊天，声音像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尤其是库菲拉，她一直问：“针线盒在哪里呢？”埃拉答了句什么，然后她们就吵了起来，但这都是故意的，是为了引人注意。幸好，那边的女贞树很茂密，看不大清楚。我们和莉拉听见她们说话时都要笑死了，雨果捏住鼻子说：“小马黛茶壶在哪里呢？”然后，年纪最大的俏拉就说：“看见今年出了多少粗鲁的姑娘吗？”我们则把草叶含在嘴里，让自己别笑得太大声，因为最好是别睬她们，让她们憋着去。这样一来，当她们后来听见我们玩逮人游戏时，她们就闹得更凶了。最后她们自己吵了起来，直到她们的姨妈出来，揪着她们的头发教训了一顿，三人才哭着进了屋。

玩游戏时，我喜欢跟莉拉搭档，因为只要还有别人，你就不会想要跟兄弟姐妹玩，而我妹妹就直接找了雨果当搭档。莉拉和我打弹子赢了他们，但是雨果更喜欢玩官兵强盗，还有捉迷藏，我们总是得听他的玩那个。其实这些游戏也很棒，只不过玩的时候没法大喊大叫，而玩游戏若不能喊叫，就不那么有劲了。玩捉迷藏时，几乎总是轮到我数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一轮轮地捉弄我，然后一个个地都安全到埠。五点的时候，奶奶总会出来骂我们，因为我们浑身大汗，还晒了太长时间的太阳，但是我们总会逗她笑、亲吻她，连不是自家人的雨果和莉拉都是如此。我发现那些天里奶奶总是看着工具柜，我明白她是害怕我们会去乱翻跟机器一起的那些东西。但是，出了弗洛雷斯那三个孩子的事以后，谁也不会想到要干这种蠢事的，何况，这还会招来一顿好打。

有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在这种时候，我甚至不愿意莉拉待在旁边。尤其是天快黑时，在奶奶穿着白色罩袍出来浇花园之前的片刻。这时的土地已经不那么滚烫，但是有浓浓的忍冬花香气，还有番茄地的气味，那片地里有引水管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虫子。我喜欢趴着闻闻土地，感觉它就在我的身下，热热的，有一股非常特别的夏日气息。我会想很多东西，但主要是那些蚂蚁。自从见到了蚂蚁窝是什么样子，我就一直在想那些四通八达却没有人看得见的蚁道。它们就像我双腿皮肤下隐现的血管一样，只不过里面全是来来往往游走的蚂蚁和玄秘。如果人吃下了一点点毒药，那毒药就会变得好像从那机器里喷出的烟一样，走遍全身血管，就和烟熏遍地底似的，没什么两样。

过了一会儿，我就厌烦了一个人待着研究番茄上的虫子。我会去白色大门那边，先助跑，开始像“水牛比尔”[6]一样狂奔，等跑到莴苣地时就干净利落地一跃而过，连边上的雀稗都不会碰到。我和雨果常常用戴安娜牌气枪打靶，或是在吊床上玩耍。我妹妹，有时还有莉拉，洗完澡也会穿着干净衣服来吊床这儿坐坐。雨果和我也会去洗澡，最后，我们大家会一起到小径上溜达，或者我妹妹会在客厅里弹钢琴，而我们就坐在栏杆上，看着人们下班回家。我们会一直等到卡洛斯叔叔回来，然后向他问好，再顺便看看他有没有带回个系着粉红细绳的包裹或是《比利肯》杂志。就在那段时间里的某一天，莉拉跑向门口时被一块石板绊倒，摔伤了膝盖。可怜的莉拉，她不想哭，但是眼泪却一直流。我想到莉拉的母亲，她那么凶，要是看见莉拉受了伤，肯定会说她是疯丫头，乱骂一通。雨果和我手搭手把莉拉抬到白门那边，我妹妹则偷偷去找了块碎布和酒精。雨果想充绅士照顾莉拉，而我妹妹想跟雨果一起，也很殷勤，但是我把他们通通推走，对莉拉说只要忍一秒钟，还说如果她愿意可以把眼睛闭上。但是她不愿意，当我给她搽酒精时，她一直盯着雨果，就像在向他证明她有多勇敢似的。我用力吹了吹她的伤口，绷带把伤口绑得很好，并不疼。

“你最好立刻回家去。”我妹妹对她说，“这样你妈妈就不会发飙。”

莉拉走后，我就开始觉得无聊了，因为雨果和我妹妹谈起了国内的探戈乐队，雨果在某家影院里见到过德·卡罗[7]，他还会用口哨吹出探戈曲子，让妹妹用钢琴弹出来。我到自己房间里去找集邮册，一直在想着莉拉妈妈会骂她，也许她正在哭，也许她的伤口感染了，这是常有的事。莉拉在搽酒精时那么勇敢，真是不可思议，而她盯着雨果，既不哭泣也不低头，那样子也让人惊叹。

床头柜上放着雨果的植物学书，露出了孔雀羽毛的羽柄。雨果是允许我端详这羽毛的，所以我小心地把它取出来，走到灯旁将它看个清楚。我觉得没有比这更漂亮的羽毛了。上面的斑点仿佛池中的水珠般漾着光，但是那也是没法比的，这羽毛要漂亮多了，它有一种闪亮的绿色，就像生长在杏树上的虫子一样，那种虫子有两根长长的触角，顶上各有一个小毛球。在羽毛最宽、最绿的部位中心，张着一只蓝紫色的眼睛，缀满了金色，真是个稀罕东西，我突然明白了它为什么是鸟中之王，每多看这羽毛一眼，我就越会想入非非，就像小说里那样。最后，我不得不把这羽毛放下，要不然我会把它从雨果这儿偷走，这可不行。也许，莉拉正独自待在家里想着我们（她家很黑，她的父母都很严厉），而我却拿着羽毛和邮票在玩。我最好把东西都收好，想想可怜的莉拉，她是那么勇敢。

晚上，我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莉拉正在发烧生病的念头在我脑袋里赖着不走。我真想求妈妈去问问莉拉的母亲，但是不行。首先，雨果会笑话我的；其次，如果妈妈知道莉拉受了伤而我们却没告诉她，她会生气的。我想尽了办法，却怎么也睡不着。最后，我想最好还是上午去莉拉家看看她怎么样，或者隔着女贞树喊她。终于，我睡着了，心里还想着莉拉、“水牛比尔”，还有灭蚁器，但主要是莉拉。

第二天，我第一个起了床，去我的花园里，它离紫藤丛很近。我的花园是专属于我的一畦地，奶奶把它给了我，任我使用。我曾经种过金丝雀虉草，后来还种过甘薯，但是现在我喜欢花，尤其是我的海角茉莉，它的香味最浓郁，尤其是在晚上，妈妈总说我的茉莉花是家里最美的。我用锹慢慢地在茉莉四周挖着，这花是我最好的东西了。最后，我把茉莉连同粘在根上的土全都取了出来。然后，我跑去叫莉拉，她也已经起床了，而且她的膝盖几乎没事了。

“雨果是明天走吗？”她问我，我说是的，因为他得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准备一年级入学考试。我对莉拉说，我给她带了一样东西来，她问我是什么，于是我隔着女贞树丛把我的茉莉给她看，对她说我把花送给她，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她建造一个她自己的花园。莉拉说茉莉花很美，她征得了她母亲的同意，我便跳过女贞树丛帮她栽花。我们选了一小块花床用地，拔掉了地里几株半枯的菊花，然后我开始铲土，让那块地大变样，然后莉拉告诉我她希望把茉莉种在哪里，就在正中央。我把花栽上，我们用喷壶浇上水，花园看上去很不错。现在，我必须搞到一点儿雀稗，但是这不用急。莉拉很高兴，她的伤一点都不疼了。真希望雨果和我妹妹能立刻看到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正要去找他们，妈妈却叫我去喝牛奶咖啡。内格利姐妹正在花园里吵架，库菲拉像往常一样在尖叫。我真不知道在一个这么美妙的早晨，她们怎么能吵得起来。

星期六下午，雨果得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卡洛斯叔叔不想在这一天开灭蚁器，他要等到星期天再开。最好是只有他跟我在，不然，一不走运，雨果可能会中毒或发生什么其他事。那天下午，我有一点点想他，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待在我房间里，而且他还知道那么多故事和奇闻。但是，我妹妹更难过，她像梦游似的在家里到处游走，妈妈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没事，但是她的表情让妈妈看了她好一会儿，最后，妈妈说有些小女孩自以为是个大姑娘了，虽然她们连自个儿擤鼻涕都不会。我觉得我妹妹表现得就像个笨蛋，尤其是当我看见她用彩色粉笔在院子里的黑板上写下雨果的名字的时候。她写上，擦掉，再写上，每次都用不同颜色、不同字体，还一边斜眼睨着我。然后，她画了一颗插着箭的心，我就走开了，因为我不想扇她几耳光，也不想告诉妈妈。更糟糕的是，那天下午，莉拉很早就回了家，她说因为伤口的缘故她母亲不让她多待。雨果对她说，五点的时候会有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接他，她为什么不等到他离开的时候再走呢，但是莉拉说不行，便跑开了，连招呼都没打。因此，当有人来接雨果时，雨果必须得去向莉拉和她母亲告别，然后，他向我们告别，他走时非常高兴，说他下个周末会再来。那天晚上，我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有点孤单，但是，另一方面，我感到所有的东西又都是我一个人的了，而且我高兴什么时候关灯都行，这也挺好。

星期天，我一起床就听见妈妈隔着铁丝网在和内格利先生说话。我走过去道早安，内格利先生正在跟妈妈说，我们试机器那天冒了烟的莴苣地里，莴苣全都发了蔫。妈妈对他说这很奇怪，因为机器的说明书里说那种烟对植物是无害的。内格利先生回答道，说明书是不能信的，就跟药物一样，你看说明书里写它包治百病，最后倒可能叫你一命呜呼。妈妈说，也许是内格利姐妹中的哪一个不小心把肥皂水洒在了地里（但是我觉得妈妈想说她们是故意的，她们就是那么调皮、那么爱惹事）。内格利先生则说，他得查一查，但是，说真的，如果那机器会杀死植物，这样折腾就得不偿失了。妈妈说，她可不会拿几根要死不活的莴苣跟花园里的蚁灾相提并论，她还说我们下午就要再开动机器，如果他们看见有烟，就通知我们去堵住蚂蚁洞，这样就不用麻烦他们了。这时，奶奶叫我去喝咖啡，我不知道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很激动地想着我们又要跟蚂蚁开战了，我整个上午都在读莱佛士[8]的故事，虽然我并不像喜欢“水牛比尔”和其他许多小说那样喜欢它。

我妹妹的疯劲儿已经过去了，她正在家里到处唱歌。有那么一会儿，她突然想用彩色铅笔画画，便来到我旁边，然后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凑过来看我在干什么。巧的是，我刚刚写完我自己的名字，我很喜欢到处写上自己的名字，更巧的是，我还在旁边写下了莉拉的名字。我合上了书，但是她已经看到了，开始哈哈大笑，还好像挺同情地看着我。我朝她扑过去，但是她叫了起来，我听见妈妈过来了，便怒气冲天地跑去了花园。午饭的时候，她一直带着嘲弄的神情看着我，我很想在桌子底下踢她一脚，但是她可能会大声尖叫，而那天下午我们还要开动那机器，所以我忍了下来，什么也没说。到了睡午觉的时候，我爬到柳树上去看书、想事情。四点半，卡洛斯叔叔睡完觉到屋外来了，我们便泡上马黛茶，然后把机器备好。我和好了两盆泥巴。女人们都在屋里。天很热，机器旁更热，因为它是烧炭的，但是，马黛茶若是在又烫又苦的时候喝下去，是很消暑的。

我们选在花园最里头、靠近鸡舍的地方开动机器，因为蚂蚁似乎都躲在那块地方，对苗圃大加破坏。我们刚把喷嘴放进最大的蚂蚁洞里，就开始到处冒烟，连鸡舍地上的砖缝里都是。我来来回回，在各地都堵上泥，我喜欢往上抹泥，再用手拍实，直到烟不再往外冒。卡洛斯叔叔把身子探过内格利家的铁丝网，问俏拉她家的花园有没有冒烟，因为她是三人中比较有脑子的那个。库菲拉咋咋呼呼地到处查看，因为她们都很尊敬卡洛斯叔叔，但是，她们那边并没有冒烟。我倒是听见莉拉正在叫我，我跑向女贞树丛，看见她穿着那件我最喜欢的饰有橘色圆点的衣服，膝盖上缠着绷带。她叫喊着对我说她的花园里冒烟了，就是那个专属于她的花园。我拿起一盆泥跳过铁丝网，而莉拉则伤心地对我说，她去看她的花园时听见我们正在跟内格利姐妹说话，然后烟就从我们种下的茉莉花旁边冒出来了。我跪在地上，倾尽全力地抹上泥。茉莉花才刚刚移植过来，现在却离毒药这么近，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使用手册上说不会有事。我想着是不是可以在离这块地几米的地方截断蚁道，但是，我还是得先抹上泥，尽力将洞口堵严实。莉拉已经拿着一本书坐在了树荫下，看着我忙活。我喜欢她看着我，我抹上了很多泥，那里肯定不会再冒烟了。然后，我走过去问她哪里有锹，可以试着把蚁道截断，免得它把剧毒传到茉莉花那里。莉拉起身去找锹，她找了很久，所以我就看了看她的书，那是一本带插图的故事书。我惊讶地看见莉拉的书里也有一根漂亮的孔雀羽毛，这她可从没说起过。卡洛斯叔叔在叫我去堵其他的洞，但是我却看着那根羽毛。那不可能是雨果的那根，但是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就像是出自同一只孔雀：绿色的羽毛，有蓝紫色的翎眼和金色的斑点。当莉拉拿着锹过来时，我问她羽毛是哪里来的，想着要告诉她雨果有一根一模一样的。当她满脸通红，回答说那是雨果在告别时送给她的时候，我几乎没注意到她都说了些什么。

“他对我说他家里有很多。”她加了一句，好像在辩解什么，但是她并没有看着我。在女贞树丛的另一边，卡洛斯叔叔更加大声地叫着我，我扔掉莉拉给我的锹，虽然莉拉正在叫我，对我说她的花园里又冒烟了，我却转身走向铁丝网，跳了过去。透过女贞树丛，我从家里看着莉拉，她在哭，手里还拿着那本书，那根羽毛从里面露出了一点点。我看见烟现在就从茉莉花旁边冒出来，毒药和根茎混成一气。我走到机器旁，趁着卡洛斯叔叔又在跟内格利姐妹说话，打开毒药罐，往机器里倒上满满的两勺、三勺，然后将小门关上。这样，毒烟会彻底地熏遍蚂蚁洞，杀掉所有的蚂蚁，家里的花园中一只活口都不留。

[1]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座城市。科塔萨尔曾在这里度过童年。

[2]坐牛（Sitting Bull, 1831-1890），美国印第安人苏族部落首领。

[3]科迪斯（Keds）是1916年创立的美国运动鞋品牌，冠军（Champion）是其中的一个系列。

[4]阿根廷著名儿童周刊，是历史最悠久的青少年西语杂志，1919年创刊，名字取自美国流行人偶尖头福神比利肯。

[5]埃米里奥·萨格瑞（Emilio Salgari, 1862-1911），意大利冒险小说、科幻小说作家。

[6]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尔”·科迪（William Frederick “Buffalo Bill”Cody, 1846-1917），南北战争军人、驿马快递骑士、边境拓垦人、美洲野牛猎手。他是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7]胡里奥·德·卡罗（Julio de Caro, 1899-1980），阿根廷著名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家、小提琴家。

[8]托马斯·斯坦福·宾利·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1826），英国殖民时期重要的政治家。

暗门

塞万提斯宾馆让佩特隆喜欢的理由也许正是其他人讨厌它的原因。那是一家阴暗、宁静、几乎没什么人的宾馆。当佩特隆乘着轮船过河时，当时认识的一个人向他推荐了这家宾馆，说它就在蒙得维的亚[1]的中心地区。佩特隆要了二楼的一个房间，带有卫生间，正对着大堂接待处。从门房的钥匙板上，他看得出宾馆里没住什么人。每把钥匙都跟一个沉甸甸的铜盘串在一起，盘上有房间号，这是管理部门为了防止客人把钥匙忘在口袋里而想出的小花招。

电梯就在大堂对面，大堂里有一个柜台，放着当天的各类报纸和电话台。佩特隆只需要走几米就能到房间。水龙头里的水很烫，这弥补了阳光的不足和空气的闭塞。房间里有一扇小窗户，正对着隔壁电影院的天台，时不时地，会有一只鸽子在那里散步。卫生间的窗户更大一些，但很遗憾，它面朝着一堵墙和一小块遥远的天空，几乎没什么用。家具不错，抽屉和柜子多得用不过来。还有很多衣架，挺奇怪的。

经理是个高瘦的男人，完全秃了顶，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着乌拉圭人特有的那种响亮有力的声音。他告诉佩特隆说二楼很安静，只有他唯一的隔壁房间里住着一位单身的女士，她不知在哪里上班，总要到入夜才回宾馆。第二天，佩特隆就在电梯里遇见了她。他知道是她，是因为看见了她的钥匙牌号，她就像要献出一枚硕大的金币似的，把钥匙牌放在手心里。门房拿起她和佩特隆的钥匙，把它们挂在钥匙板上，然后跟那个女人谈起了几封信的事情，因此，佩特隆有时间看清楚她还挺年轻，但不太起眼，而且，就像所有的乌拉圭女人一样，穿衣服品位很差。

与马赛克生产商签好合同大概得花一个星期。下午，佩特隆把衣服叠好放到衣橱里，理好桌上的文件资料，洗完澡以后，他到市中心转了一圈，等着到时间去合伙人的办公室。那一天就在几场会谈中度过，期间他在波西托斯酒店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还在主要合伙人家里吃了顿晚饭。当他被送回宾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他疲惫地躺上床，立刻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已经快九点了。初初醒来的那几分钟里，在残留的睡意和困倦中，他觉得在某一时刻曾有小孩的哭声吵到了他。

出门前，他与有德国口音的前台接待员聊了聊。他一面打听着公交车线路和街道名称，一面心不在焉地看着宽敞的大堂，而大堂尽头就是他和那位单身女士的房间。在这两扇房门之间，有一尊带有基座的《米罗的维纳斯》[2]仿作，仿得十分糟糕。侧面墙上还开有一扇通向一间小会客厅的门，厅里照例摆着沙发椅，放着杂志。当接待员和佩特隆不再说话时，宾馆中的寂静仿佛凝结成形，如灰烬般落在家具和瓷砖上。电梯的声响仿佛轰鸣，报纸翻页或划火柴的声音也几乎震耳欲聋。

会议在天黑的时候结束，佩特隆在七月十八日大道上转了一圈，然后在独立广场上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晚饭。一切都很顺利，也许他可以比他原本预计的要更早地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买了一份阿根廷报纸和一包生烟，然后慢慢地走回了宾馆。旁边的电影院里在放两部电影，但他都已经看过了，而且，他其实也没有兴致要到哪儿逛逛。宾馆经理遇见他时跟他打了个招呼，还问他床上是否需要再添些什么。他们聊了一会儿，抽了根烟，就分开了。

睡觉前，佩特隆把白天用过的文件整理好，然后兴味索然地看了看报纸。宾馆里的寂静太过沉重，偶尔一辆顺着索利亚纳街而下的电车声响也只不过将这寂静暂时地打破，再任它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他并不焦躁，只是有些不耐烦，便把报纸往垃圾篓里一扔，一边心不在焉地照着衣橱上的镜子，一边脱衣服。衣橱已经很旧了，背后隐藏着一扇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佩特隆惊讶于自己第一次查看这间房时竟然没注意到这扇门，现在才发现它。他先前以为这栋楼就是建来当宾馆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这家宾馆和许多中档宾馆一样，是由旧办公楼或住宅楼改造而成的。仔细一想，几乎在他这一生住过的所有宾馆中——他可住过不少——房间里总会有一扇封死的门，有时候一眼就看得见，但大多通常都有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或是一个衣帽架挡在前面，正如现在的这间一样，可以掩人耳目，含羞带愧地想遮掩住这扇门的存在，就像一个女人用手挡在小腹或乳房前，以为这样就遮了羞。但是，无论如何，门就在那里，从衣橱顶冒出了头。曾经有人从门里进出过，有人敲过它、虚掩过它，赋予它某种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仍蕴藏在它与墙壁大不相同的木材中。佩特隆猜想，门的另一边大概也立着个衣柜，而房里的女士可能也对这扇门有着同样的想法。

他并不困倦，但还是美美地睡着了。他大概睡了三四个钟头，然后，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把他弄醒了，就好像发生了什么让人厌恶、惹人恼火的事。他打开床头灯，发现才两点半，便又把灯关了。这时，他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孩子的哭声。

一开始，他并没怎么在意。他的第一反应是放下心来：这么说，前一天晚上确实有个孩子让他没休息好。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这就更容易睡着觉了。但之后，他转念一想，便从床上慢慢地坐了起来，在黑暗中静静听着。他没听错，哭声是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透过暗门，可以听得见那声音，听得出是从那房间里床尾所在的位置发出的。但是，隔壁房间里不可能有个小孩儿呀，经理说得清清楚楚，那位女士是一个人住的，她几乎整天都在上班。佩特隆蓦地想到，也许她这天晚上是在照顾某个亲戚或朋友的孩子，但他随即想到了前一天晚上。现在，他很肯定他先前听到的就是这种哭声，因为这哭声与众不同，像是一连串长短不一的轻轻呻吟和哽咽的轻嗝，后面再跟着一声短暂的抽泣，声音一直断断续续，十分微弱，就好像孩子病得厉害似的。这应该是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虽然他哭起来不像新生儿一样刺耳，也没有突然发出咯咯声或是哽噎声。佩特隆想象着那个婴儿——是个男孩吧，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很虚弱，生着病，脸颊消瘦，动作无力。那小东西在晚上呻吟着，轻声哭泣着，没有闹出大动静。如果没有那扇暗门，哭声也许都穿不透那厚实的墙壁，谁也不会知道隔壁房间里有个小孩在哭。

早上，佩特隆一边吃着早饭、抽着香烟，一边想了一会儿这件事。睡不好觉对他白天的工作可没好处。他已经在深夜被吵醒了两次，两次都是因为那哭声，而第二次更糟，因为除了哭声，还能听见那个女人试图安抚孩子的声音。她的声音很低，但是带有一种焦急渴切的腔调，听起来有点像在做戏，那低语声强有力地穿门而过，仿佛声声尖叫。孩子有时候会被这种哄弄呵求安抚好情绪，但是不久就会再次发出断断续续的轻声呻吟和无法慰藉的悲咽，于是女人就会再次嘟囔着一些低不可闻的言语，施展出母性的魔力来安抚她的孩子：他身心受困，也许是痛不欲生，也许是害怕死亡。

“这一切都很凄美，但是那经理可耍了我一回。”佩特隆走出房门时这么想着。他很讨厌谎言，便明白提出了这件事。经理定定地看着他。

“孩子？您大概搞错了。这层楼没有小孩。您的房间隔壁住着一位单身女士，我想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佩特隆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要么是这家伙在愚蠢地撒谎，要么是这宾馆的传声效果摆了他一道。经理微微斜过眼看着他，好像他倒被这投诉给惹恼了似的。“也许他觉得我是在找借口搬出去，只是不好意思直说。”他想。面对这样的矢口否认，要再反驳什么挺困难的，甚至有点荒唐。他耸耸肩，转而要了份报纸。

“我大概是做梦来着。”他说，心里因为不得不这么解释——或是做出其他任何解释——而觉得恼火。

夜总会闷得要死，做东的两个人也似乎不怎么来劲，所以，佩特隆便很轻易地借口白天太累，被送回了宾馆。他们约好第二天下午签合同，生意基本上已经谈成了。

宾馆大堂安静极了，佩特隆不自觉地踮起脚尖走路。床边放着一份晚报，还有一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来的信。他认出是他妻子的字迹。

上床睡觉之前，他一直在盯着衣橱和那扇门露出的部分看。也许，如果他把自己的两只手提箱放到衣橱上面堵住那扇门，隔壁房间的声音就会小一些。跟平常一样，这个时候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整个宾馆都在沉睡，物件如此，人也如此。但是，心情本来就不好的佩特隆却觉得正好相反，他觉得一切都醒着，都在这寂静的中心清醒着、渴盼地警觉着。他心底的焦躁似乎也传染给了这栋房子和房子里的人，他们也仿佛在监视着、窥伺着什么，暗伏不动。一堆蠢话。

当孩子的哭声在凌晨三点把他吵醒时，他几乎没把它当回事儿。他从床上坐起来，心想是不是最好把巡更的叫来，让他证明在这个房间里确实是没法睡觉的。孩子哭得很轻，有时都听不见他的声音，可佩特隆却觉得，这哭声就在那里，一直不停，而且很快就会越来越吵。十秒或二十秒极其缓慢地熬了过去。然后，传来一声短促的抽泣，一声几不可闻的呻吟，可怜兮兮，嘤嘤不止，直到最后爆发成真正的啼哭。

他点燃一根香烟，心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在墙上轻轻敲几下，让那女人哄那孩子安静下来。但一想到他们两个，想到那女人和孩子，他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们俩的存在，他发现自己很荒唐地相信经理并没有骗他。现在，那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她的抚慰焦急殷切，虽然也是那么小心翼翼，却彻底盖住了小孩的哭声。女人正在哄着那孩子、安抚着他，佩特隆想象她正坐在床尾，摇着孩子的摇篮或是把他抱在怀中。但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那孩子的模样，就好像酒店经理的话比他正亲耳听见的情况更加真切。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微弱的呻吟在轻声的抚慰中时高时低，佩特隆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是一场毫无道理的、可怕而荒唐的游戏。他想起那些关于没有孩子的女人的老套故事，她们虔诚而狂热地偷偷收藏各种玩偶，私底下幻想自己做了母亲，这比宠溺猫猫狗狗、子侄晚辈要可怕一千倍。那女人正在模仿着她那沮丧烦躁的孩子的哭声，抚慰着双臂虚抱住的一团空气，也许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因为她的哭泣已假戏真做，透出她那荒诞奇异的苦痛：在宾馆房间的孤单寂寞中，在无动于衷的冷漠和黎明时分的遮蔽之下，她哭得肆无忌惮。

佩特隆无法再入睡，便打开床头柜上的灯，心想着自己该怎么办。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骗人的、空洞的、虚伪的：这寂静、这哭声、这安慰，这在日夜交替时分唯一真实的东西，却用令人无法忍受的谎言欺骗他。他觉得，就在墙上敲一敲太轻描淡写了。他虽然无法入睡，但也没有完全清醒：不知怎么，他不觉一点点挪动那衣橱，直到露出那扇落满灰尘的、脏污的门。他穿着睡衣，光着脚，像蜈蚣似的贴在门上，把嘴靠近松木板，用假嗓子模仿起另一边传来的那种呻吟，声音几不可闻。他提高声调，呻吟，抽泣。门的另一边陷入一片沉寂，本应持续一整夜；但是，下一秒，佩特隆就听见那女人在房间里跑动，拖鞋噼啪作响，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这声痛呼刚出口便戛然而止，仿佛一根绷紧的弦。

当他经过经理柜台时，已是十点多。八点过后，他曾经迷迷糊糊地听见宾馆职员和那女人的声音。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走来走去、搬运东西。他看见电梯旁边放着一只衣箱和两只大手提箱。佩特隆觉得，经理看上去似乎手足无措。

“您昨晚睡得好吗？”他问道，职业性的语调难掩他的漠不关心。

佩特隆耸了耸肩。他不想多说，反正他只需要在宾馆里再过一夜了。

“不管怎么样，您现在会过得更舒心了。”经理看着那些箱子说道，“那位女士中午就要离开我们这里了。”

他在等着佩特隆说点什么，而佩特隆却只用眼神回应了他。

“她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突然要走。女人从来就摸不清。”

“是的，”佩特隆说，“摸不清。”

到了街上，他觉得晕乎乎的，但并不是真的头晕。他一边灌着苦咖啡，一边开始想这件事，他忘记了生意，也不在意四周灿烂的阳光。那个女人离开宾馆，是因为被恐惧、羞愧或气愤给逼疯了，而这都得怪他。“她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她也许有病，但是她并没害人。应该离开塞万提斯宾馆的是他而不是她。他应该去跟她谈谈，向她道歉，请求她留下来，并发誓不会对人乱说。他往回走了几步，半路又停了下来。他不敢出这个洋相，他害怕那女人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反应。已经到了该去跟两位合伙人会面的时间了，他不想让他们久等。好吧，算她倒霉。她不过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会找到另一家宾馆来照顾她那个想象中的孩子的。

但是，到了晚上，他又觉得难过了。他觉得房间里的那片寂静更沉重了。进宾馆时，他不禁一直盯着钥匙板看，隔壁房间的钥匙已经不在了。他跟正打着呵欠等着下班的职员聊了几句，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并不奢望自己能睡着。他有晚报和一本侦探小说。他慢吞吞地整箱子、理文件。天挺热，他把那扇小窗户大开着。床铺得很好，可他却觉得又硬又不舒服。他好容易有了足够的安静来睡个好觉，却只觉得心里如承受重压般难受。他踱了一圈又一圈，心里想着自己施计讨求的安静如今是完全回来了，却报复似的将他全然击败。讽刺的是，他觉得自己想念起那孩子的哭声来了。眼下这种绝对的安宁不足以让他安睡，更无法让他清醒。他想念那孩子的哭声，而等过了好一阵，当他听见那微弱却确切无疑的哭声透过暗门传来时，除了害怕，除了因此深夜逃离，他却也明白了：没事了，那女人并没有说谎，她轻声安慰那孩子，她希望孩子安静下来让他们睡个好觉，她并不是在惺惺作态。

[1]乌拉圭首都。

[2]即断臂的维纳斯，创作于约公元前2世纪，1820年在爱琴海米罗岛被发现，因而得名。

迈那得斯[1]之夜

堂佩雷斯递给我一份印在铜版纸上的节目单，然后将我引到座位上。第九排，稍稍偏右：完美的声学平衡。我对皇冠剧院很熟悉，知道它像歇斯底里的女人一样难以捉摸。我总是建议我的朋友们千万别坐到第十三排，因为那里仿佛有某种气流旋涡，乐音传不进去；左边的上层楼座也不行，因为就像在佛罗伦萨市立剧院里一样，有些乐器听上去像是脱离了乐团，在空气中浮游，比如说，一支笛子好似在离人三米的地方吹响，而其他乐器却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台上，这很生动奇妙，但让人很不舒服。

我瞅了一眼节目单。我们将会听到《仲夏夜之梦》[2]《唐璜》[3]《大海》[4]和《第五交响曲》[5]。想到大师，我不禁笑了。这只老狐狸定下的演奏会节目单再次蛮横地无视美学规则，却隐含着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而这是戏剧导演、钢琴大师和自由搏击主持人的共同特点。一场在施特劳斯和德彪西之后立马接上贝多芬的演奏会，直教人神共愤，我只是出于纯粹的无聊才会来听。但是，大师了解他的观众，他组织的演奏会都是为了皇冠剧院的常客，也就是说，都是些平和亲切的人，很有参与精神，宁愿将就也不想尝鲜；他们最注重的是对消化系统的深切体恤和对平静心情的绝对尊重。听门德尔松，他们会觉得很自在。然后是豪迈、坚决的《唐璜》，其中有很多可以跟着吹口哨的小调。德彪西会让他们自觉是艺术家，因为可不是谁都能懂得他的音乐。接着是重头戏，贝多芬的震撼之作，如同命运的敲门声，胜利的V字形，那位聋子天才。然后，他们会各自飞奔回家，因为明天办公室里会忙疯。

其实，我很喜欢大师，他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好音乐。我们这座城市没有艺术，也远离中心，十年前，也就只晓得有《茶花女》和《〈瓜拉尼人〉序幕》。大师受一位果敢的企业家雇用来到这座城市，组建起了这个堪称一流的乐团。慢慢地，他向我们推出勃拉姆斯[6]、马勒[7]、印象派[8]作曲家、施特劳斯和穆索尔斯基[9]。一开始，观众们对他颇有微词，因此，大师不得不收敛锋芒，在演出中穿插了很多“歌剧选段”；然后，观众们开始为他向我们展现的强劲坚定的贝多芬鼓掌欢呼；最后，他给什么，人们都会叫好，只是因为看见了他。就比如说现在，他的入场掀起了一股非同一般的热情。不过，演出季才开始，人们的双手还没审美疲劳，他们很乐意鼓掌，而且，大家都热爱大师。大师正在鞠躬，举止生硬，不怎么热情，然后，他带着他那种枭雄般的气势转向乐手们。我左边坐着赫纳坦夫人，我跟她不熟，但她是公认的音乐迷。她脸红彤彤地对我说：

“看吧，这是一位干成了少有的大事的男人。他不仅组建了一个乐团，更是培养出了一批观众。这难道不让人钦佩吗？”

“是的。”我说，如往常般随和。

“有时候，我在想他应该面向音乐厅来指挥，因为我们也有点像是他的乐手。”

“您可别算上我，拜托。”我说，“说到音乐，我可是一脑袋糨糊。比方说，今天的节目安排，我就觉得很恐怖。不过肯定是我搞错了。”

赫纳坦夫人严厉地看看我，然后别开了脸，但是，她的好心肠压倒了一切，促使她对我解释了一番。

“这节目单里的全是大师级作品，每一部都是热心观众来信要求的。您难道不知道今晚是大师与音乐结缘二十五周年纪念？也不知道乐团在庆祝成立五周年？您看看节目单的背面，有一篇帕拉辛博士写的文章，动人极了。”

在大师演奏的门德尔松和施特劳斯为他博得了喝彩之后，我在中场休息时拜读了帕拉辛博士的文章。我一边在入口大堂中踱步，一边问了自己几次：这次的演奏是否值得观众如此痴狂呢？而且，据我所知，这些观众并不是十分慷慨宽仁的。但是，周年纪念为傻气登堂入室大开方便之门，我猜大师的崇拜者们就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之情。在吧台，我碰见了埃佩法尼亚博士一家，便跟他们聊了几分钟。姑娘们脸红红的，都很激动，她们就像咯咯叫的小母鸡一样把我团团围住（她们让人想起各种各样的飞禽），告诉我说门德尔松真是绝了，他的音乐就像天鹅绒般柔美，如薄纱般轻盈，浪漫到极致。她们一辈子都听不厌夜曲，而谐谑曲更是天籁之作。贝芭则更喜欢施特劳斯，因为他曲风强劲，是位真正的德国式唐璜，他的双簧管和长号让她直起鸡皮疙瘩——这形容让我觉得惊人地贴切。埃佩法尼亚博士带着宽容的微笑听我们说话。

“啊，年轻人！很明显，你们没听过李斯勒[10]弹琴，也没见过冯·彪罗[11]做指挥。那才是辉煌的岁月啊。”

姑娘们很生气地看着他。小罗莎里奥说现在的乐团指挥得比五十年前要好上许多，而贝芭则完全不许她父亲贬低大师的高超技艺。

“当然，当然。”埃佩法尼亚博士说，“我认为大师今晚棒极了。多么火热！多么有激情！我自己也已经很多年没这么鼓过掌了。”

他把两只手摊给我看，手红得就像刚刚拍扁过一根糖萝卜。但有趣的是，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都有正相反的感受：我觉得大师那晚就好像又犯了肝疼，所以选择了一种简单直接的风格，没怎么卖力。不过，我大概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因为卡约·罗德里格斯一看见我就几乎跳起来搂住了我的脖子，他对我说《唐璜》真是棒透了，还说大师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指挥。

“你没觉得有一刻，门德尔松的谐谑曲已经不像是乐团在演奏，而更像是精灵的低吟吗？”

“事实上，”我说，“我得先搞搞清楚精灵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别这么伤人。”卡约涨红着脸说，我发现他说这话时是真的动了怒。“你怎么会感觉不到呢？大师很棒，嘿，他从没指挥得这么好过。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不开窍。”

吉列米娜·方坦快步向我们走来。她把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说过的溢美之词又重复了一遍。卡约和她互相凝视，热泪盈眶，被彼此的惺惺相惜打动，慨叹于这种情感能让人们在一瞬间无比良善。我看着他们俩，心里挺吃惊，因为我搞不太懂这种激情。不过，我确实不像他们一样每晚都来听音乐会，有时候还会把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12]颠来倒去分不清，这在他们那一群人当中大概会被看成是无知到家了。不管怎么说，那些红扑扑的脸庞、汗津津的脖子、那种即使身处入口大堂甚至大街上也想继续鼓掌的强烈愿望，都让我想到大气变化啦、湿气啦或是太阳黑子，这些东西总是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有哪个机灵鬼正在重做牛博士[13]的经典实验，令观众们激情炽烈。吉列米娜用力地摇晃着我的胳膊，把我从浮想联翩中拉了回来（我们可不怎么熟）。

“接下来就是德彪西了。”她无比激动地呢喃着，“那一滴小水珠，《大海》[14]。”

“一定会很动听的。”我顺着她的思绪之潮说道。

“您能想象大师会怎么指挥这曲子吗？”

“肯定是无懈可击。”我估摸着回答，一边看向她，观察她觉得我的回答如何。但是，吉列米娜显然期待着更火热的答案，因为她向卡约转过身去——他正像口渴的骆驼一样狂饮苏打水——两人开始如痴如醉地预想德彪西的第二乐章会是什么样子，猜测第三乐章该有多么宏伟强劲。我自去走廊上四处晃荡了一阵，然后回到入口大堂。到处都能发现，观众对刚刚听到的演奏激动万分，这教人既感动又恼火。一种捅了蜂窝似的巨大嗡嗡声慢慢钻进我脑子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头脑发热，喝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贝尔格拉诺苏打水。我没能完全投入其中，只能像昆虫学家观察昆虫一样在一旁看着这些人，这让我有点痛苦。但是，我能怎么办呢？我这辈子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我几乎已经学会用这种能力来为自己避免一切牵扯。

我回到座位上时，大家都已经坐好了。我搅扰了一整排的人起身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乐手们无精打采地回到台上，而急着听音乐的观众们倒比乐手们更早就位，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看最上头的两层楼座，那里黑压压一片人，就像苍蝇哄围着一罐糖；再下几层的楼座稀一些，那里的男人们一身礼服，看起来就像是一群群乌鸦；有几支手电筒亮了又灭，那是带着乐谱的音乐迷们正在试用他们的照明设备。中间大吊灯的灯光渐渐暗下去，黑暗中，我听见掌声响起，迎接大师的入场。光线与声音渐进交替，我的一种感官开始休息，而另一种感官则立刻开始工作，让我觉得十分奇特。在我左边，赫纳坦夫人用力地拍着手，整排的人都无比热烈地鼓着掌；但是，在我右边，隔着两三个位子，我看见有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低头坐着。毫无疑问，那人是个瞎子。我依稀看见了白色盲杖和毫无用处的眼镜的反光。只有他和我拒绝鼓掌，他的态度吸引了我。我真想坐到他旁边，跟他聊聊：那天晚上能忍住不鼓掌的人都很值得关注。往后两排，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手都要拍断了，她们的父亲也不甘落后。大师简短地致意，往上面略微看了几眼，掌声如流星雨般飞溅而下，与来自池座和楼上包厢的掌声汇成一片。我似乎在大师脸上看到一种介于好奇与疑惑之间的表情，他听到的声音必定正在向他展示一场普通的音乐会与一场二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之间的差别。不必说，大师靠《大海》得到的掌声可不比施特劳斯少多少，这可以理解。我自己也被最后一个乐章的宏伟气势打动，鼓掌鼓得手疼。赫纳坦夫人都哭了。

“真是妙不可言。”她嘟囔着，将一张梨花带雨的脸转向我，“真是不可思议地妙不可言……”

大师退场后再次入场，优雅而灵巧，他走上指挥台的样子就像是要发出最后一击。他示意乐团起立，掌声和喝彩声更加猛烈。在我右边，那个瞎子正轻轻地鼓掌，小心不把手给拍疼。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低头随观众一起致敬，仿若入定，对一切都不加理会，这可别有乐趣。叫好声向来只是偶尔几声，就像是个人心情的表达，现在却正从四面八方渐次响起。掌声一开始并没有音乐会前半场那么响亮，但现在，音乐已经被人遗忘，人们鼓掌不再是因为《唐璜》或《大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们所造成的震撼），而纯粹是为了大师，以及将大厅裹挟其中的共同情感，所以，喝彩已不再需要外在刺激，欢呼声越来越大，变得几乎难以忍受。我生气地看向左边，看见一个红衣女人一边鼓掌一边跑过池座的中心，停在指挥台下，就在大师的脚边。当大师再次鞠躬致意时，他惊觉红衣女人靠得太近，吓得直起了身子。接着，从顶层楼座里传来一声巨响，大师不由得抬起了头，罕见地举起了左胳膊，挥手致意。这动作让群情更加汹涌，现在，掌声里还夹杂进鞋子跺着楼座和包厢地板的轰响。这真是太夸张了。

没有设中场休息，但大师还是退场休息了两分钟，我站起身来想把音乐厅看看清楚。湿热的环境和激动的心情已经让大部分观众狼狈得就像一只只冒着汗的对虾。几百条手帕像海浪一样翻动着，仿佛正蹩脚地延续着我们刚刚听过的《大海》。很多人都跑向大堂，想飞快地灌上一杯啤酒或橘子汁。因为害怕错过什么，他们跑回来时差点与往外走的人撞上。池座的主出入口相当混乱，但是并没有人起争执，人们都感觉到一种无可比拟的善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感动之情，这让大家惺惺相惜、心心相印。赫纳坦夫人因为太胖而无法在她的座位上活动自如，她把那张酷似萝卜的脸凑到我旁边，而我一直站着。“妙不可言，”她一直说，“太妙不可言了。”

当大师回来时，我几乎有些高兴，因为眼前这一群人让我觉得既可怜又恶心，而我却是其中的一员，这一点可无法推脱。在所有人中，只有大师和乐手们还算得上体面。还有跟我隔了几个座位的那个瞎子，他僵直着身子，没有鼓掌，优雅专注，不卑不亢。

“《第五交响曲》，”赫纳坦夫人在我耳边呵着气说，“悲怆的极致。”

我觉得那更像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我闭上眼睛，也许，在那一刻，我在试图模仿那个瞎子，他是我身边这一堆黏糊糊、软绵绵的蠢物中唯一有灵性的存在。当我看见绿色微光像燕子一样掠过我的眼皮时，《第五交响曲》的第一段就像一把掘土锹一样砸到了我的头上，让我不得不睁开眼睛。大师神情优雅，目光锐利，几乎称得上是英俊。他让乐团全力奏鸣，乐音腾空而来。掌声之后，观众刹那间陷入一片沉寂；我简直确信大师早在人们向他致意时就开始发动这趟音乐航班了。第一乐章在我们头顶飞掠而过，挑起火热的记忆，再现其中深意，奏出朗朗上口的旋律。第二乐章，指挥得精彩万分，在音乐厅里回响，厅里的空气仿佛已被点燃，但那是一团无形的冰火，从内而外燃烧着。第一声尖叫响起时，几乎没人听到，因为那是一声短促的闷哼，但是那女孩就坐在我前面，她的抽搐还是吓了我一跳，与此同时，在一片管弦和鸣声中，我听到了她的尖叫。一声短促而沙哑的尖叫，如同爱之痉挛或癔症发作。她的头向后仰倒，靠在皇冠剧院那仿佛独角兽青铜器般的池座座位上。同时，她的双脚发疯似的跺着地板，而她身边的人则紧紧地抓住她的双臂。我听到从上层楼座的第一排传来另一声尖叫、另一下跺脚声。大师结束了第二乐章，直接开始了第三章。我正疑惑，近距离沉浸在乐团高声演奏中的指挥能不能听见观众席上的尖叫？前排的女孩正渐渐地折起身体，有人（也许是她母亲）一直拉着她的一只胳膊。我本想帮忙，但是，在演奏会中，多管前排陌生人的闲事可是麻烦得很。我想跟赫纳坦夫人说说，因为女人都特别会处理这种突发情况，但是，她正两眼紧盯着大师的脊背，陶醉在音乐之中。我觉得她的嘴下面、下巴上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然后，我就突然看不见大师了，因为前排一位穿着无尾礼服的先生挺起了他那胖乎乎的背脊。竟有人在乐章演奏到一半时起身，这是很奇怪的，而那几声尖叫，还有人们对那歇斯底里的女孩的置之不理，也很奇怪。有什么东西像一块红色斑渍似的，引得我看向池座的中央，我再次看见了中场休息时跑到指挥台下去鼓掌的那位女士。她慢慢地往前走着，身子笔直，我却觉得她是弯着腰走的，也许是因为她走路的姿态，那是一种缓慢的、催眠般的前进，好像是要准备起跳似的。她紧盯着大师，有一瞬间，我看见了她眼中燃烧着的火光。有一个男人从座位中走出，开始跟着她走。现在，他们走到了第五排，又有三个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音乐快结束了，大师带着无比的冷硬甩出最后一段的头几个和弦，一声声乐音就像雕塑般同时拔地而起，高耸而立的、或雪白或翠绿的柱子，一幢用声音铸成的卡纳克神庙[15]，那红衣女子与她的追随者们正一步步穿过它的中殿。

在乐团的奏鸣声中，我又听到了一声尖叫，但是这一次，喊声来自右边的一间包厢。随之而来的是起头的几下掌声，它已再也无法自抑，盖过了乐音，仿佛在雄浑阳刚的乐团与婉转承欢的音乐厅之间持续不断的激情喘息中，音乐厅已不再愿意等着乐团享受，转而陶醉于自身的欢愉，她呻吟着、扭动着，因无法承受的快感而尖叫。我在自己的座位上无法动弹，只感觉到在我身后似乎起了阵阵骚动，感觉到有人正与穿过池座中央的红衣女子及其追随者平行前进。红衣女子一行已经走到了指挥台下，就在这时，大师像斗牛士将整把剑刺进公牛的身体一样，把指挥棒插入了最后一道音乐之墙，然后他筋疲力尽地弯腰向前，就好像颤动的空气已用最后一次冲击将他顶伤。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整个音乐厅的人都站了起来，我也一样，整个空间就像是一块被林叶般尖利的长矛瞬间捅碎的玻璃，掌声、尖叫声混为一体，粗野异常，溢满了音乐厅，但同时又彰显出某种恢宏，就像狂奔的公牛群或者类似的东西。观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池座区，我毫不惊讶地看见两个男人从楼上包厢跳到地上。赫纳坦夫人在尖叫，就像被踩了一脚的老鼠，她已经从座位上挪了出来，正大张着嘴，将双臂伸向舞台，嚷叫出她的激动之情。到那一刻为止，大师一直都是背对着大厅的，近乎不屑一顾，只是看着他的乐手们，带着可能的赞许。但现在，他慢慢地转过身来，低下头，第一次致意。他的脸很苍白，好像累坏了似的，我心想（面对着周遭这一片狂热地狱的群魔乱舞、光怪陆离，我正百感交集、千思万绪），他可能要晕倒了。他第二次致意，然后看向右边，那里有一个穿无尾礼服的金发男子刚刚跳上舞台，他后面还跟着另外两个人。我觉得大师好像正作势要走下指挥台，但是我随后发现他的动作像是一阵痉挛，就像他想甩脱什么似的。红衣女子的双手攥住他的右脚踝，抬起脸望向大师。她在尖叫，至少我看见她大张着嘴，我估计她在尖叫，就和其他人一样，也许我也一样。大师垂下指挥棒，用力地挣脱，他在说着什么，但是根本听不清楚。红衣女子的一位追随者已经抱住了大师的另一条小腿，大师转向他的乐团，好像在寻求帮助。乐手们都站在那里，站在一片东倒西歪的乐器中，站在舞台耀眼的灯光下。池座中的男男女女们从舞台两边爬上来，乐谱架随之如麦浪般倒下，再也分不清谁是乐手而谁不是。因此，当大师看到一个男人从指挥台后面爬上来时，便立刻抓住了他，让他帮自己摆脱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他们的双手已经爬满了他的双腿，而就在这时，他发现那个男人并不是他的乐手，便想推开他，但是这人却抱住了他的腰。我看见红衣女子张开双臂，像是在祈求着什么。大师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围绕着他、簇拥着他的人流之中。在这一刻之前，我一直带着一种又惊恐又好笑的心情看着这一切，可我对现在的情况是彻底找不着北了。就在这一刻，我右边一声尖利的叫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看见那个瞎子站起身来，把双臂舞得像风车，呼唤着、恳求着、哀乞着什么。这太过分了，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自己也融入了这场情绪决堤的洪水之中，便也跑向了舞台，从边上跳了上去。此时，一群人正如痴如狂地围着小提琴手们，抢过他们的乐器（可以听见乐器就像巨大的棕色蟑螂一样发出咯吱作响、被踩爆的声音），开始把他们从舞台拖向池座区，那里有其他人正等着拥抱乐手、再将他们淹没在混乱的人流中。这很奇特，但是我一点也不愿意投入这样的激情表达之中，我只想待在一旁，看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已经被这场前所未有的献礼震慑住了。不过，我还有足够的理智来问自己，乐手们为什么没有掀开横幕飞快地逃开，但我立刻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观众已经成群结队地堵住了舞台的两翼，形成一道移动的包围圈，他们踩过乐器、踢飞乐谱架，不断地前进，一边鼓掌一边叫嚷，那巨大的喧哗声震耳欲聋。我看见一个胖子向我跑来，手里拿着他的单簧管。我有点想等他过来时把他拽住或者绊倒，好让观众能够抓住他。我还没决定好，就有一个脸色发黄、低领口上成堆珍珠乱颤的夫人经过我身边，怨恨而愤懑地看了我一眼。她抓住了那个单簧管手，他虚弱地尖叫着，试图护住他的乐器。两个男人合力抢过他的乐器，乐手只能任由自己被带到池座区的一边，而那里已混乱到了极点。

现在，叫喊声已盖过了掌声，人们都忙着拥抱和拍打乐手们，没法鼓掌。因此，喧哗声变得越来越尖利，时不时还会爆发出一声声货真价实的号叫，其中有几声，我仿佛听到了只有疼痛才能带出的特殊音色，这让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在乱跑乱跳时摔断了胳膊或腿脚。我也冲回池座区，因为舞台现在已经空了，乐手们被他们的崇拜者们抓着带向四面八方：有的去往楼上包厢，那里隐约现出一片混乱、骚动；有的去往通向大堂的狭窄走廊。最激烈的呼号是从楼上的包厢区传来的，乐手们仿佛抵不住这么多双手臂的推挤和勒压，只能绝望地哀求观众让自己喘口气。池座区的人们都挤在阳台式包厢的入口处，我也穿过成排的座位跑向其中一个包厢，这时的场面更加混乱了，灯光突然暗了下去，只余下一丝红色微光，让人连彼此的脸都看不大清，身体更是化为癫狂的暗影、模糊的轮廓，彼此推挤着，或是试图分开，或是努力汇合。我好像在我这一边的二楼包厢里瞥见了大师的银发，但他立刻消失了，就好像有人拖着他跪了下去似的。我听到近旁传来一声喑哑但暴烈的叫喊声，看见赫纳坦夫人和埃佩法尼亚家的一个姑娘正匆匆跑向大师所在的包厢。我现在已经很肯定，大师就在那个包厢里，正被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们团团围住。埃佩法尼亚小姐十指交叠，做成个镫子，赫纳坦夫人无比灵巧地把一只脚踩上去，一头扑进了包厢中。埃佩法尼亚小姐看了我一眼，她认出了我，冲我喊了句什么，也许是要我帮她爬上去，但是我没理她，离那包厢远远的，不想去跟那些激动发狂、彼此猛力推挤的人争这块香饽饽。卡约·罗德里格斯之前将乐手们拖到池座里的那股猛劲儿让他在舞台上十分抢眼，但他也刚被人用圆号一挥磕破了鼻子，满脸是血，正摇摇晃晃地乱撞。我可一点也不替他难过，就连看见那瞎子在地上乱爬，到处撞上座位，迷失在这片难辨东西的密林中，我也不觉得难过。我已经不再在乎任何事，只想知道这一片叫喊声能不能快点停下来，因为包厢那边还在发出刺耳的叫声，而池座里的观众们则不知疲倦地齐声应和着，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想把别人挤开，试图从什么地方钻进包厢里。很明显，外面的走廊已经水泄不通，因为最猛烈的攻击都是从池座发起的，人们都想像赫纳坦夫人一样跳上去。我看着这一切，感受着这一切，但与此同时，我却没有半点加入这场疯狂行动的意愿。因此，我的无动于衷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负疚感，好像我的行为才是那天晚上绝对的、终极的丑行。我在一处空座位上坐下，任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与此同时，虽然我不言不动，却仍然注意到巨大而绝望的呼号声正逐渐降低，注意到尖叫声正逐渐减弱、终于消失，注意到有一部分观众正惶惑地嘟囔着退场。当我觉得自己能走出去时，我便离开了池座的中心，穿过通向大堂的走廊。有几个人走起路来像是喝醉了酒，一边用手帕擦着手或嘴，一边把礼服拉拉平，把衣领理理好。在入口大堂里，我看见几个女人正在找镜子、在钱包里乱翻。其中有一位肯定是受了伤，因为她的手帕上有血。我看见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跑了出去，她们似乎仍在因为没能爬进包厢而怒气冲天，她们看看我，好像那是我的错似的。我估计她们应该已经在外面了，这才开始往出口的台阶走。就在这时，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们出现在大堂中。跟先前一样，男人们走在她身后，他们像是在遮掩着彼此，以免让别人看见他们已经破破烂烂的衣服。但是那位红衣女子却走在前头，目光倨傲。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看见她用舌头舔过双唇，用舌头慢慢地、贪婪地舔舐过噙着笑意的双唇。

[1]希腊神话中追随和崇拜酒神的信女，现常用来比喻狂热到神智沦丧的崇拜者。

[2]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门德尔松为同名戏剧作的标题音乐，其中的《序曲》被认为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3]浪漫主义晚期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创作的交响诗，作于1888年。

[4]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管弦乐作品，作于1905年。

[5]德国作曲家贝多芬1804年至1808年间创作的四乐章交响曲，又名《命运交响曲》。

[6]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浪漫主义中期德国作曲家。

[7]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浪漫主义晚期奥地利作曲家。

[8]19世纪末诞生的一个音乐流派，旨在捕捉微妙的意象。德彪西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曲家之一。

[9]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 1839-1881），俄国作曲家。

[10]爱德华·李斯勒（Édouard Risler, 1873-1929），法国钢琴家。

[11]汉斯·吉多·冯·彪罗男爵（Hans Guido Freiherr von Bülow, 1830-189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

[12]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ückner, 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家。

[13]儒勒·凡尔纳小说《牛博士》中的主人公，他以为基康东镇建造新式氧气发电站为名，向镇上的植物、动物和人输送纯氧气，以观察摄入纯氧对生物的作用。植物因此而加速生长，动物和人则变得易于激动，充满攻击性。故事以牛博士的氧气工厂爆炸而告终。

[14]原文为法语。

[15]位于埃及，是底比斯最为古老的庙宇。

II

基克拉泽斯群岛[1]的神像

“你听不听，我都无所谓。”索摩萨说，“事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莫朗一惊，就好像他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似的。他记得，在他神游太虚之前，他正在想索摩萨肯定是发疯了。

“不好意思，我走了会儿神。”他说，“你得承认，这一切……总之，到这里来，见到你正处于这种……”

不过，理所当然地认为索摩萨发了疯也太轻率了。

“是啊，说都说不清楚。”索摩萨说，“至少我们说不清楚。”

他们对视了一秒钟，莫朗首先别开了目光，而与此同时，索摩萨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语调里不带一点起伏，就像那种听过就忘的晦涩讲解。莫朗不愿意看他，但这样就不得不盯着柱子上的小雕像看了。这就像再次回到了那个伴着知了鸣唱声、染着青草气息的金色午后，那时，索摩萨和他竟意外地在岛上挖到了那座小雕像。他记得，几米之外，在那块可以远远望见帕罗斯岛海岸线的巨石上，特蕾丝一听到索摩萨的喊声就转过头来，她犹豫了一秒钟，便向他们跑了过去，忘记了她还把她的红色比基尼[2]胸罩拿在手上。她在井边弯下腰，索摩萨的双手伸出井口，举着被霉斑和腐烂物糊得几乎面目全非的小雕像。莫朗又好气又好笑地冲她嚷嚷，叫她穿上衣服。特蕾丝直起身子看向莫朗，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然后，她突然背过身去，用双手挡住胸口。与此同时，索摩萨把小雕像递给莫朗，跳出了井外。莫朗几乎立马就回忆起了接下来的那几个钟头，想到了湍流岸边露营帐篷中的那一晚，想到了在月光下的橄榄树间行走的特蕾丝的身影。如今，索摩萨单调的声音回荡在几乎空无一物的雕刻工作室中，却也像是从那一晚传来的，是他记忆的一部分。那一晚，索摩萨含糊地暗示了他的荒唐愿望，而他莫朗，在两口浓稠的葡萄酒下肚以后，则开心地笑着说索摩萨是个假冒的考古学家，是无可救药的诗人。

“说都说不清楚。”索摩萨刚刚说，“至少我们说不清楚。”

在斯克罗斯谷底的露营帐篷中，他的手曾经握着那座小雕像，不停地拂拭，直到它被时间与遗忘遮去的真容完完全全地显现（特蕾丝还在橄榄树林里为莫朗的责骂和他愚蠢的偏见而发脾气）。长夜漫漫，索摩萨向他吐露了那个荒唐的念头：他想通过除了双手、双眼和科学以外的途径来与那座小雕像建立联系。他们的谈话，有美酒相陪，有香烟缭绕，蛐蛐儿的叫声和潺潺的水声也交织其中，融合成一种无法理解沟通的模糊感觉。之后，索摩萨拿着小雕像回到他的帐篷，特蕾丝也一个人待烦了，回来睡觉。莫朗便跟她讲了索摩萨那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两人带着巴黎式的打趣口吻猜测，是不是从拉普拉塔河[3]来的人想象力都这么丰富。睡觉之前，他们俩低声谈了谈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最后，特蕾丝接受了莫朗的道歉，吻了吻他，然后，一切就像平常在岛上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了，他和她、上方的夜空，以及深长的沉睡。

“还有谁知道吗？”莫朗问。

“没了。就你跟我。这样才对，我觉得。”索摩萨说，“最近这几个月，我几乎没离开过这里。一开始，有个老太太会来收拾工作室、替我洗洗衣服，但是她让我不自在。”

“能就这样住在巴黎郊外，挺不可思议的。这么安静……嘿，可你至少还要到镇上去买粮食呀。”

“像我刚才说的，以前是的。但现在已经没这必要。那里，一切应有尽有。”

莫朗看看索摩萨手指的方向，就在小雕像和弃置在架子上的众多复制品再过去一点的地方。他看到木材、石膏、石材、锤子、灰尘，还有窗户玻璃上的树影。手指似乎指向了工作室中的一个角落，那里空空的，地上只有一块脏抹布。

但是，其实一切都没怎么改变，他们分开后的那两年也是时光中一片空空的角落，他们之间应该说却没有说过的一切就好比是那块脏抹布。群岛上的探险，那场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一家露天咖啡座上萌生的浪漫疯狂之旅，在他们从谷中废墟里找到那座雕像后立刻结束了。也许是对被人发现的恐惧消磨掉了最初那几个星期里的快乐心情，而有一天，三人去沙滩时，莫朗无意中看见了索摩萨的一个眼神。那天晚上，他跟特蕾丝商量了一下，两人决定尽快回去，因为他们很敬重索摩萨，而他现在——这么毫无预兆地——正忍受着痛苦，两人觉得这样太不应该了。回到巴黎，他们还是偶尔见面，几乎都是因为公事，不过，总是莫朗一个人去赴约。第一次见面时，索摩萨问起过特蕾丝，之后，他似乎就无所谓了。他们之间没有说出口的一切让两人，也许是三人，备感沉重。莫朗同意由索摩萨保管那小雕像一段时间。几年内都没法将这雕像卖掉；一个叫马克斯的男人认识一位上校，这位上校认识一位雅典海关人员，马克斯就把这个期限定为收受贿赂的附加条件。索摩萨把雕像带回了他的公寓，莫朗每次跟他见面时都会看见它。他们从来没说起过邀请索摩萨去拜访莫朗夫妇，就像其他很多他们也不再提起的事情一样，说到底，就是所有跟特蕾丝有关的事。索摩萨似乎只关心他的执着念头，就算他有时请莫朗到他的公寓喝杯白兰地，也只是为了旧话重提。这一点也不稀奇，毕竟，莫朗太了解索摩萨对于某些边缘文学的喜好了，因而并不会觉得他对此念念不忘很奇怪。在他那种几乎是自动自发的剖白过程中，莫朗觉得自己其实可有可无。只是，看着索摩萨的双手一遍遍抚摸着那尊虽面无表情却十分美丽的雕像的小小躯体，听着他用单调的声音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千篇一律的神神道道，莫朗惊讶于那股愿望竟如此狂热。在莫朗看来，索摩萨的执迷不悟不是毫无缘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考古学家都会对他所探索、所发现的过去有认同感。因此，他才会相信，与那样的时光留痕密切联结，可以让时空抽离、改变，能打开一条裂缝通向……索摩萨其实从没这么说过，他所说的都很模棱两可，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影射、毫无根据的猜想。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笨手笨脚地制作小雕像的复制品了。莫朗在索摩萨离开巴黎之前看到了第一件，他出于友情，礼貌地听了索摩萨执着地老调重弹——他要通过反复描摹那些表情和姿态来返璞归真，自己不懈的尝试一定会让他与原初世界合为一体，达到一种质的飞跃，因为到时就不再有二元相对，而是完全的融合，本真的感应（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是，这之后，当莫朗为特蕾丝重新组织这些话时，他总得用某种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而这种感应，就像索摩萨刚刚告诉他的那样，已经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前、在夏至的晚上形成了。

“好的。”莫朗一边点燃另一根香烟一边同意道，“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这么确信……呃，确信你已经到达顶点。”

“解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再次把手凌空一挥，指向工作室的一个角落，在天花板和小雕像之间画出一道弧线，那尊小雕像就放在一根大理石细柱上，聚光灯的三角光区笼罩着它。莫朗没来由地想起，特蕾丝把小雕像带过边境时曾把它藏在一只玩具狗里，那是马克斯在布拉卡区的一个地下室里做成的。

“不可能不是这样，”索摩萨几乎有些天真地说道，“每做一尊新的复制品，我就更加接近它一些。那些形态逐渐向我袒露其内中神髓。我的意思是……啊，跟你解释这个得花上好几天……荒唐的是，在那里，一切都会进入一种……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手来回挥动，强调着“那里”和“这样”。

“事实上，你已经成了个雕塑家啦。”莫朗说，听到自己说话，他觉得自己真蠢，“最新的两件复制品很完美。要是你哪天把雕像给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你给我的是不是真品。”

“我永远都不会把它给你的。”索摩萨干脆地回答道，“你别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把它给你的。我唯一盼望的只是特蕾丝和你能跟着我，和我在一起。是的，我本希望我到达那里的那一晚，你们俩能跟我在一起。”

这是将近两年来莫朗第一次听见他提起特蕾丝，就好像在此之前，她对他而言已经死了。但是，他提到特蕾丝的那种方式还是怀旧得无可救药，还像是在希腊的那个早上，当他们下到沙滩上时一样。可怜的索摩萨。他仍然……可怜的疯子。但是，更奇怪的是，他琢磨，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刻，在他接到索摩萨的电话上车以前，他竟会觉得好像必须得给特蕾丝的办公室打个电话，让她迟一些过来工作室这边跟他们会面。他一定得问问她，在听到他告诉她怎么来到小山上这座僻静的小楼时，她都想了些什么。他要让特蕾丝一字不差地把她听到自己所说的话复述出来。莫朗暗自痛骂自己这种偏要像修复博物馆中的希腊陶瓶一样重现生活轨迹的条理癖，他必须得细致地将小小的碎片都拼凑起来。而索摩萨的声音就在那里，还有他来回挥动的双手，好像他也想拼贴空气的碎片，做成一只透明的瓶子。他的双手指着小雕像，让莫朗不由得再一次看向了那只史前小东西的月白色身躯，它是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中被遥远得不可思议的某人雕琢而成的，距今几千年，也许更久远。在那让人目眩的远古，有鸟兽奔跳、吼叫，有跟随潮汐律动的植物盛典，还有星宿、发情期，以及朴拙的生祭。他看向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庞，它如同一面空洞的镜子，紧绷到极点，只有鼻梁的线条将那镜面打破；他看向那对不怎么明显的乳房、三角形的私处、环抱着小腹的双臂。这是原初的神像，她代表着祭神时节那些仪式背后暗涌着的本能恐惧，山中祭台上宰杀祭品的石斧为她而落。这真的让人觉得他自己也变蠢了，好像当个考古学家还不够糟糕似的。

“拜托了，”莫朗说，“就算你认为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你就不能努把力给我解释一下吗？说到底，我只知道你这几个月一直都在刻制复制品，还有两天前的晚上……”

“很简单，”索摩萨说，“我一直感觉那另一个世界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但是，首先得回溯五千年来走过的错路。奇特的是，就是他们自己，爱琴海人的后代们，犯下了这个错误。但是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看，就是这样。”

在那尊神像旁边，他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乳房和腹部，另一只手抚着脖颈，再往上触摸到雕像那并未被描刻的嘴。莫朗听见索摩萨在用一种低沉喑哑的声音说话，有点像是他的双手——或者也许是那张并不存在的嘴巴——在诉说着那烟雾弥漫的洞穴中的狩猎、那奔逃无路的鹿群、那尚不能直呼的名字、那由蓝色油脂画成的圆圈、那两河并行的嬉戏交错、那波赫克文明的伊始，以及去往西方石阶和不祥暗影中的高地的远征。他心想，若是趁索摩萨不注意时打个电话，是否还来得及让特蕾丝把韦尔内医生一同叫过来。但特蕾丝应该已经在路上了，而在岩石边，女神在吼，牧民首领正割下最壮美的公牛的左边犄角，将它递给盐民首领，以此重修与哈伊莎女神的契约。

“嘿，让我喘口气。”莫朗说，他站起身，往前跨了一步，“这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我渴得要死。我们喝点什么吧，我可以去找一点……”

“威士忌就在那里。”索摩萨说，一边慢慢地把手从雕像身上收回来，“我不喝，我在献祭之前得斋戒。”

“真遗憾。”莫朗一边找酒瓶一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一个人喝酒。什么献祭？”

他将威士忌一直倒满至杯沿。

“按你的话来说，是为融合而做的献祭。你没听见吗？那是双笛，就跟我们在雅典博物馆里看见的那尊小雕像上的那支一样。生命之音在左边，不和之音在右边。对哈伊莎而言，不和也是生命，但是，献祭一旦完成，笛手们就不会再在右边笛管里吹奏了，从此便只会听见新生命的笛声，这生命饮下了流淌出来的鲜血。笛手们会满嘴充溢着鲜血，将血从左边笛管吹出，而我会用血涂上她的脸，你看，就这样，在鲜血之下，她的双眼和嘴就会显现。”

“别再说傻话了。”莫朗灌下一大口酒，说道，“血可不适合我们的大理石神像。是的，很热。”

索摩萨已经不紧不慢地脱下了衬衫。当莫朗看见他解开裤子纽扣时，他心想自己本不该由着他这么兴奋，不该纵容他的狂热发作。干瘦黝黑的索摩萨赤裸裸地站在聚光灯下，似乎正陶醉于对空间中某一点的注视。从他微张的嘴里，滴出一线口水。莫朗猛地将酒杯往地上一放，他想着，要走到门口，就必须得想个法子骗过索摩萨。他一点也不清楚索摩萨手中晃动着的石斧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蓦地明白了。

“早该看出来了，”他说着，一面慢慢往后退，“与哈伊莎的契约，嗯？那鲜血就由可怜的莫朗来提供，不是吗？”

索摩萨并不看他，而是开始绕着圈向他靠近，好像正遵循着一条既定的路线。

“你要是真的想杀我，”莫朗冲他大喊，一边向暗处撤退，“何必弄出这些玄虚？我们俩都很清楚，这是因为特蕾丝。但是，她从没爱过你，也永远不会爱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赤裸的身体已经从聚光灯下的光圈中走了出来。莫朗躲到角落的暗影中，踩着地上湿漉漉的抹布，他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看见斧子高举，便像流[4]在岱纳广场的体育馆里教过他的那样跳了起来。索摩萨大腿中部中了一脚，脖子左侧挨了一劈。斧子斜飞出去，扔得老远。莫朗灵活地挡开倒向他的身体，抓住了那毫无防备的手腕。当斧刃落到索摩萨额头中央时，他还在低哑惊恐地尖叫。

再次看向索摩萨之前，莫朗在工作室的角落里吐了出来，就吐在那块脏抹布上。他觉得像被掏空了似的，吐一下让他感觉好些了。他从地上把杯子拿起来，喝掉了剩下的威士忌，想着特蕾丝随时都可能来，他得做点什么，通知警察，解释清楚。他一面抓起索摩萨的一只脚拖着尸体，让它完全暴露在聚光灯光下，一面想着要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并不困难。索摩萨古里古怪，与世隔绝，明显是疯了。他弯下腰，将双手放在死者脸上和头发上流淌的鲜血中浸湿，同时看看手表，七点四十了。特蕾丝不会耽搁太久的，也许最好出门到花园里或街上去等她，不让她看到神像脸上流着鲜血的一幕，那些顺着脖子往下淌滑的细细红线，沿着乳房的边缘，在阴部那小小的三角区汇合，再顺着大腿滴流而下。斧子深深地嵌入祭品的头颅，莫朗将它拔出来，用黏糊糊的双手掂了掂。他用一只脚把尸体再推过去了一点，让它抵着柱子。他嗅了嗅空气中的气味，然后向门口走去。最好把门打开，让特蕾丝能够进来。他把斧子倚在门边，开始脱衣服，因为这里很热，而且这股味道让人喘不过气，仿佛屋子里挤满了人。他已全身赤裸，这时他听到出租车的声音，听到特蕾丝的声音引领着笛子的乐音，他关上灯，手里拿着斧子在门后等着，他一边舔着斧刃一边想着，特蕾丝真是准时极了。

[1]位于爱琴海南部。基克拉泽斯（Kyklades）意为“环状”。

[2]原文为法语。

[3]位于阿根廷与乌拉圭之间，实际是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汇集后形成的一个河口湾。其流域面积为南美洲第二大，仅次于亚马孙河。

[4]流（Nagashi），日语人名。

一朵黄花

听着像玩笑话，但我们确实是永生不死的。我是通过反向推理知道这一点的，因为我认识那个唯一难逃一死的人。他在康布罗纳路上的一家小餐馆里跟我讲了他的故事，当时他喝得很醉，所以，虽然店老板和吧台旁的食客们笑得都快把酒从眼睛里喷出来了，他仍能轻松地吐露真情。他肯定从我脸上看到了某种好奇，因为他坚定地坐到了我旁边，我们后来甚至还奢侈地要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以便安静地喝喝酒、聊聊天。他对我说，他从市政府退休了，老婆回她娘家住了有一阵子，这是用来表示她已经抛弃他的众多说法之一。他一点也不老，也不蠢，脸庞干瘦，眼睛看着像是得了结核病似的。他是真的在借酒消愁，五杯红葡萄酒下肚后，他便一直这样大声地宣称。在他身上，我没有闻到巴黎人特有的那种气味，而那似乎只有我们外国人能闻得到。他的指甲保养得很好，也没有一点头皮屑。

他说，他曾在95路公交车上见到过一个大约十三岁的男孩儿。见到那男孩儿的一瞬间，他就发现这个男孩跟他很相像，至少跟他对自己在那个年龄时的记忆很像。渐渐地，他意识到他们俩在所有方面都很相像：脸、手、落在额前的那绺头发、分得很开的双眼，尤其是那股羞怯、那副把自己藏在一本漫画杂志后面的样子、那个把头发往后抹的动作，还有行动时那种无可救药的笨拙。两人相像得让他简直想笑。当男孩在雷恩路下车时，他也跟了下去，把一个还在蒙帕纳斯等着他的朋友晾在了一边。他找了个理由跟男孩攀谈起来，向男孩打听一条街，然后，毫不意外地，他听到的声音就是他自己童年时的声音。男孩正往这条街走，两人很不好意思地一起走了几个街区。突然，他恍然大悟。一切都无从解释，但是这种事本就不用解释，若是试图解释它，就像现在，它反倒会变得含糊不明，愚蠢至极。

长话短说，他千方百计找到了那男孩的家，借着曾经做过童子军指导员给他带来的威信，他攻入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一个法国家庭。他看见的是一户虽贫寒却还体面的人家、一位沧桑显老的母亲、一位退休的舅舅，以及两只猫。然后，他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的一个兄弟把自己十四岁上下的儿子托管给了他，两个男孩成了朋友。他开始每个星期都去卢克的家，卢克的母亲用煮过头的咖啡来招待他，他们聊战争，聊军事占领，也聊卢克。原先的顿悟渐渐完整清晰，有了一种显明的轮廓，人们喜欢称之为命运。甚至可以说得更通俗一点：卢克就是他重生的模样，不存在必死的宿命，我们都是不死之身。

“全都是不死的，老伙计。您看看，从来没人能证明这一点，却让我给撞上了，在一辆95路车上。一个运转上的小错误、一个时间的褶皱，重生体与前世之身竟同时在世，而不是接续出现。卢克本应该在我死后再出生的，但是……更别提我竟然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他这个惊人的巧合了。我相信我已经跟您说过，那是一种无须言语的、全然的确信。就这么回事，结了。可是，疑虑却也随之产生，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要么会以为自己傻掉了，要么会开始吃安定药。而随疑虑而生的，是在将疑虑逐个消除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证据，证明我没有搞错，证明我不必再有疑虑。有时候我也会想跟那些蠢货聊聊，而我现在要跟您说的正是让那些蠢货笑得最厉害的地方。卢克不仅仅是我的重生体，他的未来也会跟我——这个正在跟您说话的可怜虫——一模一样。只要看看他玩耍的样子，看看他每次摔跤都伤得很重，扭到一只脚或是锁骨移位的模样，看看他那些明摆在脸上的心思，以及有人随便问他什么事情时那股涌上他脸庞的红晕，就足够了。而他的母亲却多么喜欢聊天，即使那男孩就在那里羞得要死，她也会口无遮拦地说他最不可思议的隐私，说他长第一颗牙时的趣事，说他八岁时的画作和生过的各种病……那好心的夫人一点也没有怀疑，这是当然，他舅舅也常跟我下国际象棋，我就像是家里的一分子，我甚至垫钱帮他们撑到月末。我毫不费力地了解了卢克的过去，只需要把问题穿插在大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中：舅舅的风湿、女门房的坏心眼儿、政治。就这样，我在象棋将军和思考肉价的间隙逐步了解了卢克的童年；就这样，证据更加完备确凿了。但是，请您理解（我们再要一杯酒吧）：卢克就是我，就是小时候的我，但是您也别把他想象成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相似的镜像，明白吧，就是说，我七岁时手腕脱臼，卢克却是锁骨脱臼；九岁时，我们分别得了麻疹和猩红热；而且时代也会有影响，老伙计，我的麻疹持续了十五天，而卢克才四天就被治好了，医学的进步，诸如此类。一切都很相似，所以说，打个比方，街角面包店的老板很有可能就是拿破仑的一个重生体，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个顺序并没有被打乱，因为他永远不可能会在一辆公交车上撞见真相；但是，如果他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真相，就会明白他是在重蹈覆辙，是在重走拿破仑的老路，他会明白从洗碗工变成蒙帕纳斯一家上好的面包店的老板就是从科西嘉一跃坐上法兰西王位的写照，若是慢慢深究他一生的过往，他就会发现那些可以与埃及之战[1]、执政府时期[2]和奥斯特里茨[3]战役对应的时刻，他甚至会明白在几年内他的面包店就会遇上不测，他最后会流落到圣赫勒拿岛[4]，不过到他这儿可能就是六层楼上的一间小屋，但同样是一败涂地，同样被孤独淹没，同样为他那曾经宏图大展的面包店而骄傲。您明白了，对吧。”

我明白了，但我提出，我们小时候都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得些特有的病，我们踢足球时几乎都会跌破些什么地方的。

“我知道，我刚刚只跟您谈了谈表面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卢克跟我长得像，这一点对于公共汽车上的顿悟来说很重要，但它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顺序，这很难解释，因为其中涉及性格、模糊的记忆和童年的轶事。那时候，我是说我在卢克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一个病痛缠身的痛苦时期，之后，我还在恢复期中，就跟朋友们去玩，摔断了一只胳膊，而刚刚过了这一关，我又爱上了一个同学的妹妹，很受煎熬，面对不停奚落自己的女孩时不敢直视她眼睛的人都受过这种苦。卢克也生过病，他刚好没多久，就有人请他去看马戏团演出，在下台阶时他滑了一跤，一个脚踝脱臼了。不久后的一天下午，他母亲撞见他在窗边哭泣，手里攥着一条蓝色的小手帕，那条手帕可不是家里人的。”

在这个世上总得有人当反方，因此我说，小的时候总会受伤、生病，青涩的恋爱更是必不可少。但是，我也承认，飞机那档子事就不一样了。那是一架带弹簧螺旋桨的飞机，是他送给男孩的生日礼物。

“把飞机送给他时，我想起了我十四岁时母亲送给我的麦卡诺[5]和我的遭遇。当时，虽然一场夏日风暴就要来临，已经听得到雷声滚滚，但我仍待在花园里，就在临街的大门旁，正在凉亭的桌子上组装一台起重机。家里有人叫我，我不得不进去了一会儿。当我回来的时候，麦卡诺盒子不见了，大门敞开着。我绝望地叫嚷着跑向大街，但是不见任何人的踪影，就在同一时刻，一道闪电劈砸在对面的房子上。这都是一瞬间的事，我把飞机给卢克的时候就在回想着这一切，而卢克盯着飞机，神情跟我当时看着我的麦卡诺时一样幸福。他母亲过来端给我一杯咖啡，我们拉了会儿家常，这时，我们听见了一声尖叫。卢克跑到窗户旁，就好像他想跳出去似的。他脸色苍白，泪水在眼里打转，好不容易才结结巴巴地说飞机飞偏了，正好飞出了半开着的窗口。‘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哭着，一遍遍地说着。我们又听到下面有人嚷嚷，舅舅跑进来说对面的房子着火了。您现在明白了吗？是的，我们最好再喝一杯。”

接着，因为我没说话，那男人又说，他从那时起开始只想着卢克，想着卢克的命运。他母亲想把他送进一间技术学校，这样他就能兢兢业业地开拓她所谓的人生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已经大门洞开，而只有他能跟男孩的母亲和舅舅说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不管他们怎么做，结果都是一样的：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的单调生活，磨破衣衫、啃噬灵魂的一次次挫败，躲在街头小馆里的自怨自艾——只是他不能这么说，否则会被人当成疯子，人们会把他跟卢克永远分开。但最糟糕的并不是卢克的命运，最糟糕的是卢克也会死，然后会有另一个人重复卢克和他自己的老样子，直到这个人死去，又会有下一个人接续这个轮回。对他而言，卢克几乎已经不再重要了，到了晚上，他难以入眠，只想着下一个卢克，想着那一个个也许叫罗伯特、克劳德或米歇尔的后继者，想着那无数的可怜虫懵懵懂懂地重蹈前人覆辙，还自以为海阔天高，人定胜天。这男人越喝越伤心，但谁也没法劝。

“后来，当我告诉他们卢克几个月以后死了的时候，他们都笑话我，他们太愚蠢了，无法明白……是的，您可别也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他几个月以后死了，一开始是得了某种支气管炎，正如我在这年纪也染过肝炎。我当时被送去了医院，但是卢克的母亲却坚持要在家里照顾他，我几乎每天都过去，有时候，还会把我侄儿带去跟卢克玩。那一家的日子太过悲苦，因此，从各种意义上说，我的到访都是一种慰藉：卢克有人陪伴，还会有一包鲱鱼或杏仁糕。我向他们说起一家药店能给我特殊折扣，之后，他们便习惯了让我负责买药。最后，他们还允许我当起了卢克的护理员，您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医生来去都是漫不经心的，没有人会很在意后来的症状是不是与一开始的诊断完全符合。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说错什么了吗？”

不，他没说错什么，尤其是考虑到他已经喝了这么多酒。正相反，只要不自己吓自己，可怜的卢克的死不过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喜欢幻想的人都可能在一辆95路公交车上异想天开，并最终在一个默默死去的孩子病床前眼见幻想支离破碎。为了安抚他，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他愣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口了：

“好吧，随您怎么说吧。事实上，在葬礼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第一次体会到某种类似于幸福的感受。我仍然时不时地去拜访卢克的母亲，给她带去一包糕点，但是我对她或是那户人家已经不怎么关心了。我好像沉浸在一股惊喜中，因为我确信自己是第一个必死之人，我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一天接一天、一杯酒接一杯酒地流逝，最后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结束，一丝不差地重复着天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某个不知名的已逝之人的命运，但是，我的的确确会死掉，再没有一个卢克来接续这场轮回，愚蠢地重复这种愚蠢的生活。您要理解这种完满的感觉，老伙计，您该羡慕我这种今朝有酒的幸福感。”

因为，很显然，今朝很是苦短。证明这一点的，是小餐馆和廉价的葡萄酒，还有那双闪烁出心头燥热的眼睛。不过，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品味着他平庸日子的每分每秒，细细回想着他失败的婚姻、他一事无成的知命之年，当然，还有他没人能抢去的必死天命。直到有一天下午，在穿过卢森堡公园时，他看见了一朵花。

“它就开在路边上，一朵普通的黄花。我本来停下来是想点根香烟的，却看它看得出了神。有点像是那朵花也在看着我，那种触动，有时候……您知道的，谁都会有这种感觉，所谓的美。就是如此，那朵花很美，那是一朵美极了的花。而我却注定要消失，我会在某一天永远地死去。那朵花很漂亮，永远都会有漂亮的花给将来的人们看。突然，我明白了什么是虚无，我曾经以为那就是平静，是苦难轮回的终结。我将会死去，而卢克已经死了，再不会有一朵花留给像我们这样的人了，什么也不会有了，绝对不会有了。虚无就是这样，就是再也不会有一朵花。点燃的火柴烧痛了我的手指。在广场上，我跳上了一辆不知开往哪里的公共汽车，开始荒唐地四处观看，看尽了街上能看到的所有东西，看尽了公共汽车上的一切。到达终点站时，我下了车，又上了另一辆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一整个下午，直到深夜，我不停地上车、下车，想着那朵花，想着卢克，在乘客中寻找某个长得像卢克的人，某个长得像我或像卢克的人，某个可能是我的重生体的人，某个一看就知道那就是我的人，然后任他离去，什么也不告诉他，这几乎就是在保护他，让他能继续他那愚昧可悲的生活，他那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下一次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再下一次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再下一次……”

我结了账。

[1]拿破仑于1798年受命远征埃及，5月，他在金字塔战役中以少胜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胜利之一。8月，他在尼罗河河口与英军决战时惨败，舰队被完全摧毁，困在埃及，次年回国时，四百艘军舰只剩下两艘。

[2]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执政府指1799年督政府被拿破仑政变推翻后至1804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皇帝前的政府，虽有三名执政，但实权掌握在第一执政拿破仑手上。

[3]位于今捷克境内。1805年，法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取得胜利，瓦解了第三次反法同盟，并迫使奥地利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

[4]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战败，之后便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

[5]一款法国产创意金属拼装玩具。

饭后

时间，是个孩子，

在对弈中移动棋子。

——赫拉克利特，《残篇59号》

费德里科·莫莱斯博士的来信：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星期二

致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

洛沃斯城，F.C.N.G.R.[1]

我亲爱的朋友：

像往常一样，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有一种想再见见老朋友的强烈愿望涌上我心头。人生难测，造化弄人，朋友渐渐四散，天各一方。我相信，您也同样殷殷渴盼着来上一次会餐小聚，我们可以借此幻想彼此没有历经如此坎坷，仿佛共同的回忆能让我们短暂地重拾逝去的韶华。

很自然地，我最先就想到了您，我提早给您寄出这封信，好让它能促使您离开您在洛沃斯的庄园几个钟头，虽然那里的蔷薇花园和图书室比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都要更吸引您。但是，请鼓起劲儿来，接受这又得坐火车又得忍受首都喧嚣的双倍牺牲吧。我们会在家里用晚餐，就像往年一样，都是些老朋友，除了……但是，我想首先定好日期，好让您心里有个数——您看，我很了解您，我已经摆好了阵势。那么，我们说好……

阿尔韦托·罗哈斯博士的来信：

洛沃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致费德里科·莫莱斯先生

布宜诺斯艾利斯

亲爱的朋友：

在您家里那令人愉快的聚会之后，才过了几个钟头就收到这封信，您大概会大吃一惊，但是，聚会上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的情绪深受影响，我必须向您坦白我的忧虑。您知道我不喜欢打电话，也不热衷于写信，但是，一有机会将方才发生的事情独自思忖一番，我就觉得给您写这封信是最合情理的，甚至是最应有的反应。老实说，要不是洛沃斯离首都这么远（在一个老病壳子眼里，路程的长短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今天就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跟您谈谈这件事情。好了，闲话不提，我们说正事。不过，在此之前，亲爱的费德里科，我要再次感谢您为我们准备的绝妙晚餐，只有您才做得到。路易斯·富内斯、巴里奥斯、罗维罗萨都跟我一样，认为您真是个妙人儿（巴里奥斯如是说[2]），是个无可比拟的东道主。因此，虽然出了那样的事，我却还是对这次聚会十分满意，甚至有些留恋，这大概不会让您觉得奇怪，因为这次聚会让我得以再次与老朋友们相聚，重温那许许多多被孤独岁月渐渐消磨的记忆。

不过，我要说的事情，对您来说真的是件新鲜事吗？我一边给您写信，一边不住地想，也许是因为身为主人，昨夜您才不得不掩饰住罗维罗萨和路易斯·富内斯之间的不愉快给您造成的不自在。至于巴里奥斯，他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什么也没发觉，只是无比惬意地品尝咖啡，聆听各种趣事和笑话，随时准备来点儿他那让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克里奥尔式的幽默。总之，费德里科，如果这封信没有给您带来任何新的消息，非常抱歉。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应该写这封信的。

一到您家，我就发现，总是跟大家都很亲热的罗维罗萨却总在富内斯想跟他说话的时候避开他。同时，我注意到富内斯也感觉到了这种冷淡，找了好几次机会要跟罗维罗萨谈谈，好像想确认他的态度并不只是因为一时的走神。跟像巴里奥斯、富内斯和您这样亲切风趣的人一起吃饭，即便其他人相对沉默，也不容易为人注意。因此，我觉得很难留意到罗维罗萨只跟您、巴里奥斯和我说话——当我难得地不光聆听而更愿倾谈的时候。

到了图书室以后，我们正准备坐在炉火旁（此时，您正对您忠实的奥尔多涅兹吩咐着什么），这时，罗维罗萨离开我们，走到一扇窗户旁边，开始有节奏地敲击窗玻璃。我跟巴里奥斯聊了两句以后——他很固执地为那些该死的核试验辩护——正准备舒舒服服地坐到壁炉旁边，这时，我无心地回过头，看见富内斯也走开去了窗户那边，罗维罗萨还站在那里。巴里奥斯已经词穷理亏，正心不在焉地看着一期《时尚先生》杂志，对那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由于您图书室里奇怪的传音效果，我意外地将他们俩在窗边的低声交谈听得清清楚楚。言犹在耳，因此，我将一字不漏地重复一遍。富内斯问道：“哎，能告诉我你怎么了吗？”罗维罗萨立刻回答说：“你去打听打听在那个大使馆里他们给你取了个什么样的绰号。我倒知道有句话很可以描尽你的丑态，但是我不愿意在别人的家里这么做。”

这番对话很不寻常，尤其是其中的语气，让我非常疑惑，以至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探人隐私，便别开了目光。这时，您跟奥尔多涅兹谈完了事情，正打发他下去；巴里奥斯则在欣赏一幅巴尔加女郎[3]的画。我没有再看向窗户那一边，却还是听见富内斯的声音：“千万拜托，我求你……”然后是罗维罗萨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打断了他的话：“唉，这已经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了。”您亲切地拍拍手，邀请我们坐到壁炉旁。您抢走巴里奥斯的杂志，他当时正欣赏着其中特别吸引人的一页。在欢声笑语中，我仍能听见富内斯在说：“求求你，别让玛蒂尔德知道了。”我隐约望见罗维罗萨耸了耸肩，背过了身子。您已经走到他们身边了，我猜想您也许听到了谈话的末尾。然后，奥尔多涅兹拿着雪茄和白兰地出现了，富内斯过来坐到了我旁边，我们大家接着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亲爱的费德里科，我必须得再说一句，这件事让我心中一场如此美妙的聚会结束得不尽如人意，否则，我就是在撒谎。在如今这个充满着步步逼人的战祸、互不相通的国界和令人垂涎的石油钻井的时代，这样的指责是很严重的，从前的好日子里可不会这样。况且，它还来自像罗维罗萨这样步步为营居于高位的人，这更加重了它的分量，要否认这一点就太天真了。更别提——您也得承认这一点——被指责者的沉默与哀求也清楚地透露出默认的意味。

严格地说，无论我们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都只会间接地影响到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这封信只不过代替了我的一番闲谈，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多说。我非常敬重路易斯·富内斯，因此，我很希望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深居简出和孤僻常常遭到你们友善的责怪，这次可能便是它让我捕风捉影，产生了也许由您几句话就能消除的误解。但愿是这样，但愿您会一笑而过，我已经在盼着您的来信，向我证明我这次真的是头发越白、见识越浅。

您的朋友拥抱您

阿尔韦托·罗哈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三

致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

亲爱的罗哈斯：

您要是想吓我，那您该高兴了：您大获全胜。虽然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因为我老了，还是个怀疑论者，但是我必须承认您会通灵术，否则，我就得把您的胜利归功于更加令人惊异的巧合。总之，我愿赌服输，因此，我觉得应该完全坦承我的惊讶和困惑，让您高兴一下。是的，我的朋友，您的信寄到时，我正好在草草写下几行字，像往年一样邀请您在一两个星期后来家里吃晚饭。一个段落刚开了个头，奥尔多涅兹就拿着一个信封进来了。我立刻就认出了您从我们刚认识时就一直用的灰色信封，这种巧合让我一下子松开了手中的钢笔，就像它是条蜈蚣似的。伙计，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不过，撇开巧合不谈，我得向您承认，您的玩笑让我不知所措。一开始，我很是惊叹于您竟然猜中了所有的细节：首先，您猜到我不久就会向您发出到家里共进晚餐的邀请；其次（这一点已经让我惊呆了），您断定我今年不会邀请卡洛斯·弗雷尔斯。您是怎么猜到我的心思的？我本想，大概是俱乐部里的什么人跟您说过弗雷尔斯和我在农业条约那档事之后就疏远了，但是，话说回来，您可是住得很远、不跟任何人来往的呀……总之，我对您的分析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能称之为分析的话。我倒觉得这更像是魔法，而我就在给您写信的当口收到了您的信，这正是神奇地为我的这种想法添上了形象的注释。

不管怎么说，亲爱的阿尔韦托，您高超至极的创造力也有让我担忧的另一面。您这样含沙射影地指责路易斯·富内斯有什么目的？据我所知，你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即使生活让我们大家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果您真的有什么想责备富内斯的，您为什么要写信给我，而不是给他呢？最后，您的指责为什么没包括罗维罗萨？毕竟，作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我们都知道他在外交部担有特殊职务。但您没有这么做，倒是来了个三球连击式的复杂把戏，这其中的目的我这会儿不愿意深究。我无比真诚地向您坦承，面对这样的行径我非常不安，我无法相信这纯粹是个玩笑，因为这关乎我们一位挚友的名誉。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位正直、忠诚的人，正是您的这些品质让您在腐败横行、贿赂当道之时躲到了一个偏僻的庄园中，躲到了比我们更加纯洁的书籍和花朵之中。因此，虽然我很佩服，甚至很享受您在信中设下的巧合或是猜谜游戏，我每次重读这封信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们之间友谊的定义本身似乎都因此受到了威胁。请您原谅我的直率——或者，如果您不原谅我，那就请您为我澄清这个误解，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不用说，这一切完全不会影响我希望我们能于本月三十号在我家聚一聚的本意，正如我本来就要写信通知您的那样，是您的信到了才令我停了笔。我已经给巴里奥斯和富内斯写过信了，他们都在外地，而罗维罗萨已经给我打过电话，接受了邀请。杰作不能无人欣赏，因此您应该不会感到意外，我对罗维罗萨说起了您信中的大玩笑。我可很少听到他笑得这么开心呢。不过，您的来信逗乐了我们的朋友，可我却高兴不起来。我甚至希望，您能给我写来几行字，消除这种被人们称为心头重担的感觉。

那么，下次来信再叙，或者说，下次我家再见。

您真诚的

费德里科·莫莱斯

洛沃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

致费德里科·莫莱斯先生

亲爱的朋友：

您说到惊吓，说到巧合，说到书信的胜利。非常感谢，但是，这种纯粹为了掩饰欺瞒与哄骗的恭维我可不喜欢。如果您觉得我说得有些过分，请设身处地地听听您的那些犀利抨击——您就是以此在法庭和政界闻名的，然后，您就会意识到这种说法并不夸张。或者，这玩笑开过就算了吧，假如这能称之为玩笑的话，我倒更情愿这样。出于巧合，一次现在让我万分后悔的巧合，我听到了一些事，而您，也许还有当时在您家吃晚饭的其他人，想把这些事掩盖过去，这点我可以理解。我也能够理解，您与路易斯·富内斯的老交情迫使您假装我的信纯粹是个玩笑，希望我能就此上钩，从此闭口不提。但我不明白的是，在您和我这样的人之间，为什么需要如此拐弯抹角。您只需要请我忘记自己在您图书室里听到的话就足够了。你们应该知道，我忘事儿的本领是很强的，只要我确信这样做是对人有益的。

总之，我们就当作是孤僻的生活让这封信变了味儿吧；抛开这些，亲爱的费德里科，我还是您永远的朋友。确实，我有些困惑，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还想让我们再聚一次。而且，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样可笑至极，说什么正要写邀请函，却似乎被我的来信打断了？要不是我习惯把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扔掉，我可是很乐意随信附上您的便条，上面说……

我之前搁下笔吃晚饭去了。我刚刚从广播短报里听说路易斯·富内斯自杀了。现在，不用多说，您也应该明白为什么我宁愿自己没有一不小心亲眼看见这件事了吧，它很清楚地解释了这场也许会让许多人震惊的死亡。我相信我们的朋友罗维罗萨并不在这许多人之列，尽管，据您所说，我的来信内容让他哈哈大笑。您已经看到，罗维罗萨大可以对自己的功夫感到满意了，我估计，这场悲剧的倒数第二幕竟有一位目击证人，想必令他更是开心。我们都有各自的虚荣心，也许，罗维罗萨有时候会觉得难过，因为他对国家的忠心效力只能体现在极其无关痛痒的小秘密上，但除此之外，他也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确信我们会保持沉默。难道富内斯的自杀还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吗？

但是，您和我都没有必要分享他的万般喜悦。我对富内斯的过错一无所知，我只记得在过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岁月里的那个好朋友、好伙伴。我虽在隐居——也许我本就不应该出去的——但仍为可怜的玛蒂尔德的不幸感到悲痛，请您一定要向她转达我的哀思。

此致

罗哈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台鉴：

您本月十八日的来信已敬悉。谨向您通知：为哀悼我的朋友路易斯·富内斯的离世，我已经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三十日举行的聚会。

敬祝

近安

费德里科·莫莱斯

[1]罗卡将军国有铁路线（Ferrocarril Nacional General Roca），于1948年阿根廷铁路国有化运动中建成，其名得自阿根廷总统胡里奥·阿根蒂诺·罗卡（Julio Argentino Roca, 1843-1914）。

[2]原文为拉丁文。

[3]指秘鲁著名海报女郎绘画家阿尔韦托·巴尔加斯于20世纪40年代为《时尚先生》杂志绘制的一系列海报女郎。

乐队

纪念勒内·克雷维尔[1]，

他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死。

一九四七年二月，卢西奥·梅迪纳向我说了他不久前遇到的一件奇事。同年九月，我听说他辞职出了国，便不由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点关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想过这其中的联系。要是这对远方的他有所帮助，要是他还生活在罗马或是伯明翰，我便尽量原原本本地把他这个简单的故事说一说。

卢西奥瞟见海报栏里说奥佩拉大影院正在放映一部阿纳托尔·利特瓦克[2]的电影，是以前他常去市中心的这些电影院时错过的一部。像奥佩拉这样的电影院会重放这个片子，让他很是惊讶，但是，四七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少有新片了。六点钟，他从位于萨米恩托街和佛罗里达街拐角的办公室下了班，便带着地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式做派去了市中心。他到达电影院时，演出刚要开始。节目单上写着会有一段新闻短片、一部动画片和利特瓦克的那部电影。卢西奥选了第十二排的一个座位，买了份《评论报》，这样他就不用盯着大厅里的装饰和边上的阳台式包厢看了，那会让他觉得头晕眼花。就在这时，新闻短片开始了，迈阿密海滩上游水嬉戏的俊男靓女堪比美人鱼，突尼斯刚落成一座硕大的堤坝，很多人在这时进了大厅。一个大胖子在卢西奥的右边坐下，身上有一股亚特金逊牌“俄罗斯皮革”[3]的味道，那味道真够呛的。那个大胖子带着两个小胖子，那两个小的不安分地闹腾了一会儿，直到唐老鸭出来才消停。这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影院都很常见，尤其是在下午场的时候。

灯亮起来了，天花板原本仿佛布满繁星，乌云盖顶，难以描绘，如今也清晰了起来。我的朋友在开始读《评论报》之前打量了一下大厅。那里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女士们散坐在池座区里，她们大都胖乎乎的，而且，和他身边的那位女士一样，她们身边都跟着一群儿女，队伍都挺庞大。他很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买奥佩拉电影院的座票。有好几位女士的妆容和服饰就像是体面的厨娘盛装打扮了一番，她们说话时带着许多纯意大利式的手势动作，靠东掐西拧、求神告佛来管教小孩。先生们则都把帽子放在大腿上（还用两只手抓着），在这么一个让卢西奥感到茫然无措的观众群中，他们代表着男性一方。卢西奥看了看印好的节目单，里面只提到了播放的电影和之后的节目。从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他不去管它，开始读起报纸来，草草地看完了海外快讯。社论看到一半时，他的时间观念提醒他，这次中场休息长得有些过分了，于是他又扫了大厅一眼。有几对情侣进来了，还有三两成群的女士，她们的穿着若放到克雷斯波镇[4]和莱萨玛公园[5]倒还称得上时髦。池座区里到处都有人相见甚欢、彼此引见，人人激动万分。卢西奥开始纳闷，心想自己是不是搞错了，虽然他弄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就在这时，灯光暗了下去，但是，舞台上耀眼的聚光灯即时打亮，幕布升起，卢西奥难以置信地看见一个庞大的女子乐队在舞台上排好了队形，还有一条横幅上写着“麻鞋乐队”。当他（我还记得他讲给我听时的表情）还在惊喘的时候，指挥已经举起了指挥棒，一片响彻云霄的噪声假借军队进行曲之名横扫池座区。

“你明白的，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卢西奥说，“我的理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称呼的话，立即将所有异常的蛛丝马迹梳理出来，由此我明白了真相：这是一场为麻鞋乐队的职员和家人举行的演出，奥佩拉的那些机灵鬼没把它写在节目单里，是为了卖出剩下的票。他们很清楚，如果我们这些外人知道了有这么个乐队，就是被枪指着也不会进场的。这一切我都搞得很清楚了，但是，你可别以为我受到的惊吓就这么过去了。首先，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支这么惊人的女子乐队（我是指就人数而言）。其次，她们演奏的音乐太可怕了，我耳朵所受的罪让我无法协调地思考或做出反应。我既想大声嗤笑，又想破口大骂，还想立马走人。但是，我也不愿意错过老阿纳托尔的那部电影，唉，所以我没有动弹。”

乐队奏完了第一支进行曲，女士们争先恐后地鼓掌欢呼。在演奏第二首曲目时（一块小布景板完成了报幕工作），卢西奥开始了新一轮的观察。首先，这乐队就是个绣花枕头，在它那一百多名成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真的在演奏。其他的人纯粹是在充数，这些女孩子跟真正的乐手们一样提着小号和军号，但是，唯一奏出乐音的却是她们那漂亮极了的大腿，卢西奥觉得那大腿才值得大力赞美、多加培养，尤其是他在美波剧院有过几次悲惨的经历以后。总之，那个庞大的乐队只有四十来个真正的管乐手和鼓手，其他人则凭借漂亮的制服和浓妆艳抹来充当养眼的花瓶。指挥是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年轻人，想想看，在乐队大金大红的背景下，他套着一件燕尾服，就像皮影戏里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衣服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只鞘翅目昆虫，与整个场景的色调完全不搭。这个年轻人四面挥舞着一根长长的指挥棒，似乎急切地想要让乐队的音乐奏出点韵律来，不过，在卢西奥看来，他离成功还远着呢。就演出质量而言，这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糟糕的乐队之一。一支又一支进行曲，音乐会让大家直听得陶陶醉醉、晕晕乎乎的（我复述了他满是叠字的挖苦话）；每奏完一首曲子，他就再次萌生出希望，想着那一百多个小甜心们终于可以闭嘴了，而在奥佩拉星光熠熠的穹顶之下，一切将陷入沉静。幕布落下，卢西奥登时高兴不已，但他随即便注意到聚光灯并没有熄灭，这让他满心疑虑地在座位上坐直身子。就在此时，幕布再次升起，但这次是一块新的布景板：列队行进中的乐队。姑娘们都侧身站着，铜管中吹出一片呜里哇啦、乱七八糟的声音，隐约有点像《塔拉进行曲》[6]的调子，整个乐队都在舞台上有节奏地原地踏步，好像在进行列队游行似的。其中随便哪个姑娘的母亲都可以完美地幻想出这场游行，尤其是前面还有八名美艳无双的姑娘挥舞着那种带流苏的仪仗，它们盘旋着飞向空中，再被接住。年轻的鞘翅目昆虫引领着行进的队伍，假装很用心地走着。而卢西奥则不得不听着那没完没了的“da capo al fine”[7]，他估计他们大概走了有五到八个街区。结束时，人们适度地鼓掌喝彩，幕布就像一片宽大的眼睑似的合上了，捍卫着人们惨遭践踏的享受黑暗与安宁的权利。

“惊吓已经过去了，”卢西奥对我说，“但是，就算是在看电影时——电影很棒——我还是无法挣脱那种奇特的感觉。我走到了街上，感受到黏糊糊的热气，看见晚上八点的人群。我走进大帆船酒吧，想喝杯金菲士[8]。一瞬间，我完全忘记了利特瓦克的电影，而那乐队却占满了我的脑海，好像我就是奥佩拉的舞台似的。我很想笑，但是，我其实很愤怒，你明白吧。我真该走到电影院的售票处，好好说他们几句。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我心里很明白。反正，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觉得吗？但是，让我愤怒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种更深层的东西。第二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了。”

到这里，卢西奥的叙述就开始变得难以准确记录了。要点（不过，难以捕捉的恰恰总是要点）大概是这样：直到那一刻为止，他一直都在想着那些零星松散的反常因素：谎话连篇的节目单、不合时宜的观众、大部分成员都是充数的虚假乐队、荒腔走板的指挥、装模作样的列队行进，还有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但突然间，他仿若超化凡尘，竟然莫名地明白了这一切。他觉得自己似乎终于面见了现实。他对现实惊鸿一瞥，却以为那是假象，而这正是因为那才是真切的现实，是他已经看不到的真实。他刚刚目睹的就是真相，也就是所谓的假象。他再不会因为自觉被一堆格格不入的东西所包围而感到不满，因为，这是对那另一个世界的感知，他明白这种感觉将一直延续到大街上、大帆船酒吧里、他的蓝色西装上、他晚上的安排、第二天早晨要去的办公室、他的储蓄计划、他的三月避暑之旅、他的红颜知己、他的壮盛之年，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幸运的是他不会再看到这个了，幸运的是他又是卢西奥·梅迪纳了。但仅仅是因为幸运而已。

有时候，我想过，要是卢西奥回到电影院调查一番，却发现那次演出从来不曾存在过，那才是真的有趣呢。但是，那个乐队那天下午在奥佩拉演出过，这是可以证实的。事实上，没必要把事情说得那么夸张。也许卢西奥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出了国，都只是一时冲动，或是因为某个女人。而且，也不应该再说乐队的坏话了，可怜的姑娘们。

[1]勒内·克雷维尔（René Crevel, 1900-1935），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因病重而自杀。

[2]阿纳托尔·利特瓦克（Anatole Litvak, 1902-1974），俄罗斯导演。

[3]一款皮革香调的香水。

[4]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个城区，历史悠久。

[5]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座公园，十分古老。

[6]1855年由何塞·P.吉里博内上校为在塔拉河战役中作战的军队鼓舞士气而作，因此得名。

[7]意大利语，音乐术语，“从头再奏至结尾”。

[8]由杜松子酒、柠檬酒、苏打水等调制成的鸡尾酒。

朋友

在那个游戏里，一切都要快。一号决定，必须解决掉罗梅洛，且这项工作将由三号负责，而贝尔特兰在几分钟后就得到了消息。他离开了科连特斯街与利维尔塔德街拐角的咖啡馆，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不慌张，但也毫不耽搁。在自己的公寓里，他一面洗澡，一面听着新闻播报，记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罗梅洛是在圣伊西德罗，在赛马场上倒运的那一天。那个时候，生活还没将他们逼上各自迥异的道路，罗梅洛只是罗梅洛，他也只是贝尔特兰，他们一直是好朋友。他勉强笑了笑，想着罗梅洛再次看见他会有什么表情，但罗梅洛的表情一点也不重要，他倒是该仔细想想咖啡馆的问题，想想那辆车的事。一号竟然想在科恰班巴街和彼德拉斯街拐角的咖啡馆杀掉罗梅洛，还是在这个时间点，这倒很是奇怪。也许，如果某些传言可靠的话，一号是已经有点老了。无论如何，这个愚蠢的命令倒给了他一个方便：他可以把车从车库取出来，停在科恰班巴街旁，但不熄火，等着罗梅洛跟往常一样在晚上七点左右来和朋友聚会。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就可以阻止罗梅洛进入咖啡馆，咖啡馆里的人就不会看见，也不会怀疑他参与其中。这关乎运气，关乎算计，只消一个表情（罗梅洛肯定能看见，因为他眼睛贼尖），罗梅洛就会混进人流车流，掉头飞奔而去。如果两人都不出差错（贝尔特兰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罗梅洛），一切就会在一眨眼的工夫里解决掉。在这之后，很久之后，他用某个公用电话向一号报告情况时，一号会有什么表情？他想着这些，再一次笑了。

他慢慢穿好衣服，抽完那包香烟，照了一会儿镜子，然后从抽屉里再拿出一包烟。关灯前，他确认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修理厂的西班牙人修过后，他的福特车开起来如丝般流畅。他沿着查卡布科街慢慢开着，绕着街区兜了两圈，等着一辆送货卡车给他让出停车位来。七点差十分，他把车停在了离咖啡馆门口几米远的地方。待在这里，咖啡馆里的人绝不会看见他。他时不时地踩一下油门踏板，不让引擎熄火。他不想抽烟，但又觉得嘴发干，这让他很恼火。

七点差五分，他看见罗梅洛沿着对面的小路走来——凭着那顶灰色的单翘沿帽和双排扣外套，贝尔特兰立刻就认出了他。他扫了一眼咖啡馆的玻璃橱窗，估计了一下穿过街道、走到那里需要的时间。但是，离咖啡馆这么远，罗梅洛是不会有事的，最好还是让他穿过大街，走到小路上。就在这个时候，贝尔特兰发动车子，并把胳膊伸出了窗外。就像他预计的一样，罗梅洛看见他，惊讶地停住了。

第一颗子弹打在他双眼之间，然后，贝尔特兰又朝那具渐渐倒下的身体开了一枪。福特车斜开出去，利落地超过一辆有轨电车，然后在塔夸里街上拐了弯。三号不紧不慢地开着车，他心想，罗梅洛最后见到的，是一个叫贝尔特兰的赛马场上的老朋友。

动机

你们不会相信的，但这就好像是在电影院里看片子一样，事情就是那样，你就得接受。你要是不喜欢，你就走，但钱是没人会退给你的。一不留神，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那件事老早就过了风头，因此，我要把它说出来，谁要是觉得我在胡扯，他可以趁早滚开。

八月的一天晚上，蒙特斯在河滩上被杀了。也许，蒙特斯确实跟个女人乱来，于是那女人的男人就连本带利地讨了回来。但我只知道，蒙特斯是从背后被杀死的，一枪打在头上，这是不可原谅的。蒙特斯和我是好兄弟，我们总是一起去赌场和黑人帕蒂利亚的咖啡馆。不过，你们应该不记得那个黑人了。他也被杀了，哪天你们要是愿意，我就给你们讲讲。

是这么回事，有人通知我说蒙特斯翘辫子了，我连滚带爬地赶过去，却只看见他妹妹发了疯似的扑到他身上。我盯着蒙特斯看了一会儿，他还睁着双眼，我向他发誓那凶手不会就这么讨了好去。那天晚上，我跟巴罗斯谈了谈，而就是这一段，会让你们觉得这故事纯属扯淡。巴罗斯是听到枪声后第一个到现场的，他发现蒙特斯已经就剩一口气儿了。巴罗斯是个机灵人，他想方设法让蒙特斯告诉他是谁干的。蒙特斯是很想说话的，但是他脑子里有颗铅弹，这事儿就变得一点也不容易了，因此巴罗斯没能问出多少东西。但无论如何，蒙特斯——你们听听这快死的人是怎么胡言乱语的——还是拼着最后一口气对他说了句“蓝色胳膊的人”之类的话，然后，他又蹦出了一个词，应该是“文身”。我们由此推断出那人是个海员，非常感谢。你们看看，说个“洛佩兹”、“费尔南德兹”多容易啊，但是，他的脑瓜挨了颗枪子儿，我也就不能怪他了。可能蒙特斯也不知道那人叫什么名字，文身是看得见的，但是名字就得调查一番了，更何况有时候，还只能得到个诨名。

现在，我要是告诉你们，八天以后我和巴罗斯就找到了那个家伙，而警界精英们都还在港口和其他地方瞎忙活，你们肯定要笑了。我们有我们的门路，我就不拿细枝末节来烦你们了。不过，会惹你们发笑的并不是这个，会惹你们发笑的是那个线人也没能告诉我们那个家伙的身家来头，他倒是告诉我们说那人要坐一艘法国船逃走，但他不是海员，而是乘客，你们看看，多么奢侈。我们由此推断出那人是辞了职，但仍靠着这层关系来跑路。我们只知道，他坐三等舱，是个阿根廷人。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美国佬可对付不了蒙特斯，但是，这件事情最奇怪的地方是那个线人没能帮我们查出那人姓什么。更确切地说，他打听到的姓结果并不在旅客名单中。人们有时候是会怕事的，唉，也许是那个为了三十比索把资料泄露给我们线人的家伙给他起了个假名，以防万一。或者，天知道是不是那人在最后一刻弄到了别的证件。现在，电影继续上演，我和巴罗斯谈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办事处，开始办理材料。那个时候，办个护照不怎么麻烦。好吧，长话短说，办事员通融了一下，那天晚上十点钟，我本人就已经上船了，开往马赛，那是法国佬的歇脚点。我已经看到你们的表情了，但是，耐心点。你们要是不愿意听，我就不继续说了。好吧，那么再倒点甜烧酒，就当作你们是在读《基督山伯爵》吧。我老早就提醒过你们，这种事可不是谁都碰得上的，再说，时代也不同了。

船几乎是空的，他们给了我一个人一间带四张床的客舱，你们看看，多么奢侈。我可以把衣服全摊开来放，地方还多得是。你们去过欧洲吗，小伙子们？我就是开玩笑问问。你看，是这样的：客舱都对着一条走廊，走廊一边的尽头是一间小咖啡厅；在另一边，你可以爬上一个楼梯，上到船头。头一天晚上，我一直待在甲板上，看着渐渐消失不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第二天，我就开始四处打探了。在蒙得维的亚，没有人下船，船甚至都没靠岸。等我们进入外海，我强忍住了胃里的翻江倒海，我可不想你们遭那种罪。事情应该很容易就能办妥，因为在咖啡厅里什么都能立马打听到。原来，在三等舱的二十多个乘客中，差不多有十五个娘儿们，其他的几乎都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不算上我，只有三个阿根廷人，没多久，我们四个人就一起玩上了摸三张、喝起了啤酒。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已经上了年纪，不过，论到精明，谁都比不过他。另外两个人都是三十多岁，跟我一样。我跟佩雷拉立刻就臭味相投了，而拉玛斯却不大说话，似乎还有点忧郁。我支起耳朵听三个人中谁会说海员的切口，还故意对他们大谈这艘船，看会不会有人上钩。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想错了，那个别有用心的人将自己保护得滴水不漏。他们把这艘船的事乱说一气，连我都听出来了。更糟糕的是，天气已经很冷了，因此谁也不会脱掉外套或羊毛背心。

三个人都跟我说过他们要去马赛，但到巴西时我还是特别留了心，然而，确实，谁也没有异动。天热起来后，我便穿起了T恤，想带个头，但他们还是穿着衬衫，只把袖子卷到手肘处。老头费罗看见我向女侍应献殷勤就笑话我，还为我在客舱里有那么多床垫可用而恭喜我。佩雷拉也展开了攻势，而佩特罗娜这个热情的西班牙妞儿可是把我们俩折腾得好苦。至于这船是怎么开的，还有他们给我们吃的那种猪食，我们就不谈了。

等我觉得佩雷拉已经向佩特罗娜发起猛攻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部署了。我在走廊上碰见她，就立刻对她说我的客舱进水了。她相信了我，等她一进舱，我就把门关上了。她一甩手给了我一个耳光，但是她在笑。然后，她就像绵羊一样温顺了。你们就算算吧，每张床垫都用上了，就和费罗讲的一样。实际上，那天晚上，我们也没干什么特别的，到了第二天，我才真正地向她逞了逞威风。说实话，西班牙妞儿那一套真是值。真他妈的值。

我顺口跟拉玛斯和佩雷拉说了这事，一开始他们还不愿意相信，或是在假装吃惊。拉玛斯就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佩雷拉则听得入了迷，我看得出他在想什么。我装傻充愣，他自以为得逞。那天晚上，佩特罗娜没来我的客舱，我先前就看见他们俩已经在厕所那边聊上了天。你们肯定会觉得奇怪，这西班牙妞儿这么快就甩了我，所以我最好把一切都讲清楚。我给了她一百比索，并答应她，如果她给我弄到我需要的信息，我就再给她一百，佩特罗娜便飞也似的行动了。你们能想象得到，我没有告诉她我为什么想知道佩雷拉的胳膊上有没有记号，我跟她说是打了个赌，随便胡诌了一下。我们都笑疯了。

第二天上午，我跟拉玛斯坐在船头的一卷粗麻绳上，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他去法国是要在大使馆里当收发员或者做类似的职务。他是个沉默的家伙，有点忧郁，但是他跟我还是很坦诚的。我看着他的眼睛，脑子里突然闪过死去的蒙特斯的脸、他妹妹的哭喊，以及尸检之后他被送回来时才举行的守灵仪式。我很想逼问拉玛斯，直接问是不是他干的。但是，这有什么用呢，这样会把一切搞砸的。最好等佩特罗娜来我客舱时再说。

差不多五点的时候，她敲响了我的房门，她狂笑着进门，一上来就告诉我说佩雷拉胳膊上什么都没有。“我多的是时间把他看了个遍。”她说道，一边疯了似的笑着。我想到了拉玛斯，我一直对他最有好感。我觉得自己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太蠢了。什么好感，都是狗屁。如果费罗和佩雷拉都被排除在外，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纯粹是出于泄愤，我就地扑倒了佩特罗娜。她不愿意，我便给了她几下，开始扒她的衣服。我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才放她走，这还是为了替她省些麻烦，因为船上的人大概已经在到处找她了。我们约好她第二天下午再来，我就去吃饭了。我们四个阿根廷人被安排在同一桌，离那些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远远的，我对面坐着拉玛斯。你们是不知道，我心里想着蒙特斯却还要若无其事地看着他有多难。如今，他竟能胜过蒙特斯这档事儿已经不会让我纳闷了，有了他那种能博人信任的深沉劲儿，他想害谁都绰绰有余。至于佩雷拉，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但是，最后，我到底注意到他根本没提起佩特罗娜的事，他之前可是止不住地说着他要怎么把那个西班牙妞儿弄上床呢。我突然想到，除了告诉我那条重要的信息外，她也没怎么跟我说起过他。以防万一，我把门虚掩起来守着，大概半夜的时候，我看见她钻进了佩雷拉的客舱。我躺到床上，琢磨着这件事。

第二天，佩特罗娜没来。我在一间厕所里堵住她，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没什么，说她正忙着。

“昨晚你又跟佩雷拉在一起了？”我突然问她。

“我？为什么？我没有。”她撒谎。

被人抢了女人，这可一点也不好笑，尤其是这事还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你们可以想见，我当时有多恼火。我逼她当天晚上来见我，她就开始哭，说船上的班长还是工长什么的看她不顺眼，说他起了疑心，说她可不想丢了这份工作，还有一些类似的鬼话。我想我就是在那一刻明白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琢磨。对这西班牙妞儿我并不怎么在意，虽然自尊受伤让我很不爽。不过，还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我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些事。那天晚上，我又亲眼偷看到佩特罗娜再次溜进了佩雷拉的客舱。

第二天，我设法跟老头费罗聊了会儿天。我一直都没怀疑过他，但是我想确认一下。他再次很详细地对我说他去法国是为了看他女儿，她嫁了个法国佬，生了一堆孩子。老头想在翘辫子之前看看孙子，他的钱包里放满了家里人的照片。佩雷拉很晚才出现，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而且……拉玛斯则在鼓捣一种学法语的方法。瞧瞧，这都是些什么伴儿呀，唉。

情况就是这样，直到到达马赛的前一天晚上。除了在走廊里堵到佩特罗娜一两次以外，我再也没能让她回到我的客舱里来。她连我答应要给她的钱都忘了，我可是每次都跟她提的。她一听到我说要给她钱，就一脸厌恶的表情，所以，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一切我都看得很明白了。在到达的前一晚，我看见她在甲板上乘凉。佩雷拉就在旁边，他看见我经过，就假装若无其事。我等着机会。去睡觉的时候，我拦住了正忙得不可开交的西班牙小妞。

“你不来吗？”我问她，一边抚摸着她的屁股。

她往后一退，好像见了鬼似的，但她很快就掩饰了过去。

“我去不了，”她说，“我跟你说过，他们正盯着我呢。”

我很想反手一下打烂她的嘴，让她再也没法耍着我玩，但是我忍住了。已经没时间犯傻了。

“告诉我，”我问道，“你跟我说的佩雷拉的事，你很有把握吗？你看，这很重要，也许你没看清楚呢？”

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出来她想笑，同时又有点害怕。

“就是真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什么也没有。你想怎么样，叫我再跟他来一次好确认一下吗？”

她在微笑，这贱货，她还以为我被蒙在鼓里。我轻轻地打了她一下，就回到了自己的客舱里。现在，我已经没兴趣监视佩特罗娜是不是会溜进佩雷拉的房间里了。

第二天上午，我的箱子已经整理好了，需要的东西也放到了腰间。管咖啡厅的那个法国佬能结结巴巴地说点西班牙语，他跟我说过，一到马赛，警察就会上船检查证件，在这之后才会发放下船许可。我们大家都排好了队，一个个地过去出示证件。我让佩雷拉先走，等我们都通过了以后，我抓住他的胳膊，请他去我的客舱里喝一杯甜烧酒作别。他以前尝过那酒，还很喜欢，所以立刻就过来了。我关上门，插上插销，看着他。

“甜烧酒呢？”他说，但当他看到我手里拿着的东西时，他脸一白，往后退去，“别这么蠢……为了那么个女人……”他只来得及对我说出这些话。

客舱很窄，我必须从尸体上跳过去才能把刀丢进水里。我弯下腰看了看佩特罗娜有没有骗我，虽然我知道这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抓起手提箱，锁上客舱，离开了。费罗已经站到了跳板上，大声地跟我打着招呼。拉玛斯还在等着出示证件，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我走到他身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我以为他会就地瘫倒下去，但是，那只是我的感觉而已。他想了一会儿，就同意了。我早就知道他会同意。我们为彼此保守秘密，谁也不吃亏。他把我托付给他的法国佬朋友，之后我就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三年以后，我就可以回去了。我真想看看布宜诺斯艾利斯啊……

小公牛

献给哈辛托·库卡洛先生

在三〇年的马里亚诺·亚科斯塔师范学院的教育学课上，

他向我们讲起过苏亚雷斯[1]的拳击赛。

你能怎么办，伙计，你倒了，人人都会踩你。谁都会的，伙计，再窝囊的人也一样。他们会把你顶在擂台围绳边狠揍，对你一通暴扁。得了，得了，你还想来安慰我，就凭你。我可了解你，还装呢。每次我一想到这个，滚出去，滚。你以为我是绝望了，其实是我再也受不了整天在这儿躺着了。冬天的夜真他妈的长，你还记得仓库里的那个小子怎么唱来着。真他妈的长……真的，伙计。比穷人的想头还长哪。你看看，我都没怎么见识过晚上的光景，现在却老是……我上床总是很早，九点或十点。以前，老板总对我说：“小子，上床睡觉去，明天还得接着干呢。”要有哪个晚上能避开他，那可真是走了运。老板……现在却一直得这样，望着天花板。你看，又是一件我不会做的事情：仰面向上看。大家都说过，这会对我有好处的，他们说我在两秒钟时就起身，火气还那么大，真是蠢透了。他们说得有道理，如果我等到了八秒钟，那金发佬就不会把我打得那么狠了。

好吧，确实是。不过，咳嗽起来更糟，因为之后就会有人拿着糖浆和针头来找你。可怜的小妹妹，我可麻烦她了。我连自己撒尿都做不到。小妹妹真好，她给我喝热牛奶，还跟我说话。谁能料到呢，小子。老板总是叫我小子。给他点厉害，小子。到厨房去，小子。我在纽约跟那个黑人对上的时候，老板一直很担心。我在出发之前还到酒店里去见他来着。“你会在六个回合以内打倒他的，小子。”但是，他抽烟都抽疯了。那个黑人，那个黑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弗罗雷斯[2]之类的。哎呀，很难对付啊。拳风很漂亮，一圈圈地跟我拉开距离。去呀，小子，给他点厉害。那老家伙说得对。到第三回合，他就像块破布似的瘫在地上了。脸都白了，那个黑人。我想是弗罗雷斯，或者类似的什么名字。你看看我有多昏头，一开始，我还以为那个金发佬会更容易解决。这就叫自以为是，伙计。他一下就给了我一拳，那一下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那个滑头趁我不备，将我打趴下了。可怜的老板，他都不愿相信。我起来的时候多火大呀，我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了，只想就地把他给生吞了。运气不好啊，小子。到最后，谁都是要挨揍的。打塔尼[3]的那一晚，你还记得可怜的塔尼吗？那场狠揍呀。看得出来，塔尼的状态回归了。那印第安人真帅，他可是全力出击，来呀，上面一拳，下面一拳，但他奈何不了我，可怜的塔尼。不过，我去角上跟他打招呼时，我的脸还是很疼的，他到底还是给了我一顿好揍。可怜的塔尼，你知道的，他看了我一眼，我把手套放到他头上，高兴地大笑，我不是在嘲笑他，你想象得到的，我不是笑他，可怜的小子。他就是稍稍看了看我，但我也不知他把我怎么了。一下子，谁都能打倒我了，漂亮的小子，结实的小子，啊，美洲小子。塔尼静静地待在他的人中间，比五分钱的奶酪还要无足轻重。可怜的塔尼。我为什么会记起他，你跟我说说。也许，那天晚上，我也是这么看着那金发佬的。我怎么知道呢，我当时哪还会记得这个。一顿狠揍啊，兄弟。现在，你就不能再装了。他揍了你，结束了。糟糕的是，我当时还不愿意相信。我躺在酒店里，老板抽着烟，抽啊抽，房里挺暗的。我记得当时很热。然后，有人给我敷上了冰，你听着点，给我都敷上冰了。那老家伙什么也没说，这才糟呢，他什么也没说。我跟你发誓，我当时很想哭，就好像那时候她……但是，你干吗要白白难过呢。如果我能一个人待着，我发誓我会哭鼻子的。“点儿背呀，老板。”我对他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就一直把烟抽啊抽的。我能睡着真是运气。就像现在，我能睡着的时候简直就是中了奖了。白天，还有小妹妹拿过来的收音机，那收音机……听着像是瞎掰，伙计。不过，还能听听它放几首探戈曲，播几出戏剧，你喜欢卡纳罗[4]吗？我喜欢弗雷瑟多[5]，伙计，还有彼德罗·马菲亚[6]。我大概在擂台边见过他们，他们每次都会来看我。你可以想着这些事，时间就会走得快些。但是，到了晚上，多烦人啊，老伙计。没有收音机，没有小妹妹。而且有时候，你突然就会咳嗽起来，咳呀咳的。然后，睡其他床的人就嘲你几句，吼上一声。想想从前……你瞧，我现在比以前更容易发火了。报纸上说我少年时在火焰街[7]跟车把式们打。纯属胡说，哼，我可从来没在街上干过架。也许有个一两次，但不怪我，我发誓。你可以相信我。那是常有的事，你坐在吧台边，有人撞过来，有时候就闹起事来了。我本来不喜欢那样的，但是，第一次卷进去的时候，我发现那滋味其实很妙。当然了，如果挨揍的是对手，怎么会不妙呢。少年时，我是用左手打拳的，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用左手揍人。我老妈第一次看见我跟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打架的时候，脸都变色了。她还以为我会被人给灭了呢，可怜的老妈。看见那家伙倒在地上，她都不敢相信。我跟你说，我也不敢相信。相信我，头几次，我都觉得是因为走运。直到后来，老头的朋友去俱乐部里见我，跟我说我应该继续打。你还记得那时候吧，小子。多狠的拳赛呀。场场都那么难打，我都没法儿跟你说[8]。“你就扁他。”老板的朋友说。之后，他说起了那些职业拳手，说起罗马公园，说起河床[9]。我知道什么呀，连去看什么比赛的半分钱都没有过。就在那天晚上，他给了我二十比索，我高兴坏了。那一架是跟塔拉还是那个瘦瘦的左撇子，我都不记得了。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打趴下了，他碰都没碰到我。你知道的，我总是会把脸避过去。我要是能猜到金发佬的把戏……你还自以为有个铁打的下巴，结果立马被揍得哭爹叫娘。还什么鬼的铁打的呢。二十比索，小子，你想想吧！我拿了五比索给老妈，我跟你发誓，就是为了让她瞧瞧。可怜的老妈想给我受了伤的手腕上弄点儿柑橘花露水。老妈就是这样，可怜的老妈。你要是留心，就会发现她是唯一一个会这么上心的女人，因为另一个女人她……你看见了，我一想到那女人，就好像回到了纽约。我已经不怎么记得拉努斯了，什么都模糊了。一件细格子衣服，这倒是清楚的，现在我想起来了，还有福尔西奥先生家的门厅，还有那些马黛茶会。他们家对我多客气呀，孩子们围在一起隔着栅栏看我，而她总在往她攒的剪报册里贴上《评论报》或《即时快讯》里的剪报，或是给我看《体育画报》上的照片。你从来没看过照片里的自己吗？第一次看会让你印象深刻，你会想，那人难道就是我吗，长着那么一张脸。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照片拍得很漂亮，照的几乎总是出拳时的你，或者是比赛结束后举起胳膊的你。我总是坐着我的格拉汉姆·佩奇老爷车来，你想象一下，我去见她总要打扮一番，整个街区也要乱上一阵。在院子里喝马黛茶是很美妙的，大家问了我许多事情，天知道有多少。有时候，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到了晚上，睡觉之前，我都对自己说我是在做梦呢。我给老妈买下那块地的时候，大家都大吃一惊。老头是唯一保持冷静的人。“你做得对，小子。”他说，又拿着烟抽啊抽的。我觉得就像是第一次看见他时一样，在利马街的俱乐部里。不，是在查卡布科，你等等，我不记得了，就是在利马街，没用的东西，你不记得那全绿的更衣室啦，脏得赛过……那天晚上，教练把我介绍给老板，他们竟然是朋友，他对我说出老板名字的时候，我差点就要去扶擂台围绳了，我一看见他在看着我，就想：“他是来看我打拳的。”教练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我简直想去死。他一直没对我说过什么，真是老奸巨猾，但是他做得很对，这样我才能慢慢来，不会贪心放纵得过了头。就像可怜的左撇子一样，他只用了一年就进了河床，但才两个月就垮了，真吓人。那时候可不是开玩笑的，小子。意大利佬都来打你，吓死人的西班牙佬也是，我就更不用跟你说那些金发佬了。当然，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挺美，就像王子[10]来看的那一次，那可真叫人回味无穷呢，我发誓，王子就坐在擂台边上，老板到更衣室对我说：“你不要拖上好几个回合，别让他掌握主动权，那些没种的可会玩这一手了。”你记得吧，人们说他是英国冠军，还是天知道什么名头。可怜的金发佬，漂亮的小子。我们彼此致意时，他莫名其妙的，天知道那家伙嘟囔了句什么，好像是说他要正正经经漂漂亮亮地跟你打一场。而老板，你别以为他很镇静，我跟你说，他从来不知道我对他可一清二楚。可怜的老头，他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哎，王子就在那下面，可是不得了呢。金发佬对我发出第一下佯攻，我就给了他一记右勾拳，打个正着。我跟你发誓，看见他摔了个四脚朝天，我可吓了一跳。直接晕过去了，可怜的家伙。那一次，我赢得并不开心，一场漂亮的对打也许会更精彩，打上四五个来回，就像打塔尼或是那个小崽子，叫赫尔曼[11]的那个，他来时总是坐着一辆红汽车，模样挺唬人。他被海扁了一顿，但那场很精彩。多狠啊，我的妈呀。他不想松劲儿，而且，他的技巧好过……如今，要讲技巧，还得看“魔术师”[12]，伙计。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把他揪出来对付我的。他是乌拉圭人，你知道的，他已经不行了，但还是比谁都难对付。他就像蚂蟥一样吸在你身上，你试试把他从身上甩下来看看。真是一场好打，那家伙瞎打一通，他妈的给了我一顿狠揍。最后，我也把他揍得惨兮兮的，他露了个空当，我就挺乐意地放倒了他。拳手倒地，小子。“一拳下去，拳手倒地”你知道吗，甚至还有人为我作了一首探戈曲呢。我还记得一小段：“从玛塔德罗斯到中心，从中心到纽约……”到处都有人对我唱这首歌，在见面会上，在电台里……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是很美妙的，伙计，我老妈会听我的每一场比赛。你知道的，她也听我说话，有一天，她对我说，她从广播里才真正认识了我，因为那哥们儿播了我跟一个意大利佬打的那场比赛……你还记得那些意大利佬吗？我不知道老板是从哪里把他们找出来的，他就直接从意大利把他们给我拉了过来，在河床组了几场拳击。他甚至让我跟兄弟俩打过，跟第一个打时很爽，但到第四回合时下起了雨，伙计，可我们还是很想继续打，因为那意大利小伙很上道，我们打起来可带劲儿了。就在这时，我们俩都开始脚打滑。我倒了地，他也倒了地……那可真是滑稽，兄弟……比赛暂停了，真没劲。第二次，那意大利佬两回合下来就被打败了。老板又让我跟他兄弟打，也是一场好打……多好的日子呀，小子，那时候打拳击确实精彩，那么多来助威的观众，你也记得那些海报和汽车的喇叭声吧，嘿，把看台区弄得多吵多乱呀……我曾经看报道说拳击手在打拳时什么都听不到，什么屁话，小子。当然听得见，不过，你以为我在美国佬中间能听得出个鸟来，幸好还有老板在角上，去呀，小子，给他点厉害。酒店里，咖啡馆里，多奇怪呀，嘿，你好像并不在那里似的。然后，在健身馆里，那些家伙跟你说话，你却连半个字也听不明白。纯粹靠比画，小子，就像哑巴一样。还好有她和老板能唠上几句，可以在酒店里喝马黛茶，时不时会来个把拉美人，然后不停地签名、签名，看看你能不能好好教训一下那个美国佬，让他们尝尝阿根廷人的厉害。他们张嘴不离冠军杯，你有什么办法，他们相信我，唉，他们让我很想直闯出去，不拿冠军不罢休。但是，我也一直挂念着布宜诺斯艾利斯。老板总放着小卡洛斯[13]的唱片、彼德罗·马菲亚的唱片，还有为我而写的那首探戈，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有人为我作了一首探戈曲。莱基[14]也一样，他也有一首。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她还有老板一起去了一个海滩，一整天都泡在水里，真是棒极了。你别以为我经常能轻松一下。总是要训练，要注意饮食，一点办法也没有，老头一直盯着我呢。“你很快就能享受享受了，小子。”老头经常这么跟我说。我记得跟莫克洛亚[15]打的那一场，那才叫拳击呢。你知道的，两个月前，老板就老说，哎呀，那左拳不对，你别这样让人靠近身边。他不停地给我换陪练选手，光叫我跳绳、吃多汁的牛肉……幸好，他还让我喝点马黛茶，但我还是一直喝不够。每天都没完没了，你要小心右拳，你扯得太开，你看看，那家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不止一次去看过他了，我喜欢那小子，他从不畏缩，很有自己的风格，嘿。你知道有风格是什么意思：该你上场、有活儿要干的时候，你就去立刻办好，不像有些人纯靠运气，哎哟，三分钟全都在瞎比画。有一次，《体育画报》上有个家伙写文章说我没有风格。我大受打击，真的。我不会跟你说我像“小闪电”[16]什么的，那家伙可不是一般人啊，小子。莫克洛亚也一样。我能跟你说什么，开始没多久，我就红了眼，光顾着出拳，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没发觉，只是我正顺手，如果我打得顺手，你又何必担心呢。你知道跟小闪电的那一场是什么样子，我并不比他强，这没关系，我还是赢了。对付莫克洛亚也一样，你还想怎样。一顿猛揍，老伙计，他把身子弯到了地上，从下往上猛朝我挥拳，我都没法跟你形容。我就只打脸，我发誓，打到一半时，我们已经火了，只是疯打。那一次，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老板抓住我的脑袋说，小子，你身体别摆得这么开，打下面，小子，护住右边。我全都听见了，但是，上场以后，我们两人还是乱打一气，直到最后，我们都打不动了，那可真是了不起。你知道的，那天晚上打完拳后，我们都到一家小酒馆里会合，朋友们都在，我看那小子在笑，感觉真是妙。他对我说真是棒极了，伙计，你打得真棒，我对他说，我虽然赢了你，但我觉得我们俩是打了个平手。所有人都举杯敬酒，乱糟糟的，我都没法儿跟你说……这么咳嗽真叫人难受，它冷不防来一下，叫你咳个半死。是啊，现在得照顾好自己，多喝牛奶，多休息，你能怎么办。就有一件事让我难受，那就是他们不让你起床，五点我就醒了，就只能仰面看着。你想啊想，想的都是些坏事情，当然。梦也一样，那天晚上，我又梦到自己跟佩拉尔塔[17]打拳。为什么我要在那一晚想起这场比赛呢，想想那多糟啊，小子，记不起来最好。你知道看见大家都在时是什么感觉，一切又跟以前一样了，不像在纽约那样，跟那些美国佬在一起……擂台边的长椅上，全是我的拳迷，真想赢啊，好叫他们看看……得再赢一场，我要是不行呢，你知道维克多是怎么打拳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一只手也能赢他，但是，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我提不起劲儿，伙计，老板更是不行，你要是觉得难受，还怎么好好训练呢。好吧，我在这里是冠军，他向我挑战，他有这个权利。我可不会躲他的，你不觉得吗。老板觉得我能靠得分赢他，你身体别摆得这么开，别一上来就把力气用尽，你看看，那个人可是要跟你打满整个时段的。当然，他可是满场跑动，而且，我觉得不太舒服，虽然大家全都在那里，我向你发誓，我的身体累得……就快睡着了，你明白吗，我没法跟你解释。打到一半，我就开始不舒服，之后，我就不怎么记得了。不记得最好，你不觉得吗。那些东西有什么可记的。我宁愿忘掉一切。睡着了最好，虽然你总是梦见打拳，有时候你还会打出漂亮的一击，又觉得打拳不错。就像王子来的那一场，多叫人回味无穷呀。但还是不做梦的时候最好，小子，你就这么睡着，那可真是舒服，咳嗽什么的都没有，只是睡着，睡一整晚，睡呀睡。

[1]胡斯托·苏亚雷斯（Justo Suárez, 1909-1938），阿根廷著名轻量级拳击手，本篇故事便是受其生平启发而作，标题“小公牛（Torito）”即其外号。苏亚雷斯出生于玛塔德罗斯（Mataderos），在文中也会提到。

[2]指美国拳击手布鲁斯·弗劳尔斯（Bruce Flowers, 1905-1970）。

[3]指智利拳击手埃斯塔尼斯劳·洛艾萨（Estanislao Loayza, 1905-1981）。

[4]弗朗西斯科·卡纳罗（Francisco Canaro, 1888-1964），乌拉圭小提琴手、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

[5]奥斯瓦尔多·弗雷瑟多（Oswaldo Fresedo, 1897-1984），阿根廷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

[6]彼德罗·马菲亚（Pedro Maffia, 1899-1967），阿根廷指挥家、作曲家、六角风琴手。

[7]即帕特里西奥斯公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区。这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是垃圾焚化场，因此得名“火焰街”。

[8]原文为意大利语。

[9]“罗马公园”和“河床”均为阿根廷体育场馆名称。

[10]指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 1894-1972），即后来的温莎公爵，他曾到场观看1931年苏亚雷斯与塔尼之间的拳击赛。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即位为王，所以苏亚雷斯仍称其为王子。

[11]贝比·赫尔曼（Babe Herman, 1902-1966），美国拳击手。

[12]指乌拉圭拳击手胡安·卡洛斯·卡萨拉（Juan Carlos Casalá）。

[13]指卡洛斯·何塞·佩雷兹（Carlos José Pérez, 1907-1990，一般称之为“卡洛”），阿根廷探戈歌手、作曲家。为苏亚雷斯作的探戈曲《拳手倒地》便是由他演唱的。

[14]指伊利内奥·莱基萨玛（Irineo Leguisama, 1903-1985），乌拉圭赛马手。

[15]胡里奥·莫克洛亚（Julio Mocoroa, 1905-1931），阿根廷拳击手。

[16]指路易斯·拉约（Luis Rayo, 1906-1930），阿根廷拳击手。

[17]维克多·佩拉尔塔（Víctor Peralta, 1908-1995），阿根廷拳击手。下文中的维克多也是指他。1932年与佩拉尔塔的一场比赛是苏亚雷斯职业生涯中输掉的两场比赛之一。

III

水底故事

你别担心，原谅我这么不耐烦的表情。当你想起旧时光，当你为那些名为回忆的逝去之物而神伤，必须用言语和形象来填满那无底的空虚时，你会说出卢西奥的名字，你会记起他，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可能你也注意到了，这也是这座小屋招引的，你只需要在游廊上待一会儿，看看那条河和那些甜橙树，突然间，你就仿佛奇迹般地远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迷失在一个更纯粹的世界中。我想起莱内兹对我们说过，三角洲不该叫德尔塔，该叫阿尔法[1]。还有那次，在数学课上，你……但是，为什么要提卢西奥，你就非得说出卢西奥这名字吗？

白兰地就在那里，你自己倒吧。有时候，我心想你为什么还要费心来看我。你的鞋子会沾上泥，你还要忍受蚊子的叮咬和煤油灯的气味。我知道啦，你不要一脸好心当成驴肝肺的表情了。不是那样的，毛利西奥，但是，实际上，只有你还在了，那时候的那帮朋友，我已经一个都见不着了。而你，每过五六个月，你就会来信，然后，小艇就会载着你来，带着一包书和酒，以及不到五十公里以外的那个遥远世界的消息，也许还有什么时候能将我拽出这座快烂掉的庄园的希望。你可别生气，但你的这种朋友义气简直教我发狂。你明白的，这有点像是一种指责。你走时，我就像个罪人一样坐在那里，觉得自己的狠心决绝似乎都只是疑心病发作的症状，只要去城里逛一逛就能教什么决心都见鬼去。你是那种对我知根知底的好友，而这种好友总是微笑着对我们紧追不舍，就连最糟糕的噩梦也不放过。既然我们说到了做梦，既然你提到了卢西奥，我为何不跟你说说我的梦呢，就像那时候我跟他说一样。梦境里就是在这儿，但是在那时候——已经多少年了，老伙计？——你们大家都常来我父母留给我的小屋待些日子，我们常常去划船，念诗念到头晕，绝望地爱着那最脆弱、最易逝的事物，爱着那被没完没了的天真卖弄所遮盖、被一种傻兮兮的小狗般的温柔所包裹着的一切。那时我们多年轻啊，毛利西奥，我们会那么轻易地陷入自我的哀怨之中，在爵士唱片和苦涩的马黛茶之间爱抚着死亡的意象，而眼前仍有五六十年真切不朽的日子要过。而你是最孤僻的一个，那时候就已经显得坦诚但不失礼数，教人不能像回绝其他直言莽撞的人一样拒绝你。你有点像是局外人似的看着我们，那时候，我就在你身上领略到了猫的特性。跟你说话，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似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别人才会像现在的我这样跟你说话。不过，那时候还有别人在，我们都玩着假正经的游戏。你知道的，青年时期最可怕的就是，在某个无名的黑暗时刻，我们对一切都不再认真，一切都沦落为假正经的肮脏面具，人人都必须把这面具戴在脸上，我成了某某医生，你成了某某工程师，我们一下子被青春抛在身后，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看待自己，虽然，有一阵子，我们还是保持着老习惯，还是玩着共同的游戏，还是常聚餐，在这一片四下离散、彼此抛弃之中抓着最后的救生圈。这一切都寻常得可怕，毛利西奥，总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难过，有些人像你一样年华老去也一无所感，看到一本自己年少时穿着短裤、戴着草帽或穿着入伍制服的相册也无动于衷……话说回来，我们刚刚在说我那时候做过的一个梦。那个梦开始于游廊这里，我看着芦苇丛上空的满月，听着青蛙叫得无比凶恶。然后，我顺着一条模糊的小路来到河边，沿着河岸慢慢地走着。我感觉自己正打着赤脚，脚陷在泥里。在梦里，我是一个人在岛上，这在那个时候是很奇怪的——要是现在再做这个梦，我就不会像那时一样，觉得那种孤独本身就算得上是噩梦了。孤独，伴着堪堪爬上对岸天空的月亮，伴着潺潺的河流，伴着桃子偶然掉到水里砸扁的声音。现在，连青蛙都不叫了，空气变得黏糊糊的，就像今晚，或者这里的每一个晚上。似乎应该继续走下去，走过码头，顺着海岸的大转弯拐进去，穿过甜橙树林，月光一直照在脸上。我可没有瞎编，毛利西奥，记忆知道哪些东西该保管得一丝不差。我现在跟你讲的就和那时跟卢西奥讲的一样。我慢慢走着，灯芯草渐渐稀疏起来，一块狭长的岬地伸入河中。那里挺危险的，因为都是烂泥，还靠近河道，而且，梦中的我知道那是一条深深的、满是暗流的运河。我一步步走近岬地尽头，陷入被月亮晒得金黄滚烫的泥地里。就这样，我停在水边，看着对岸黑黑的芦苇丛，水到那里就莫名地消失了，而在这边，在这么近的地方，河水阴险地拍着河岸，寻找可以抓附的地方，然后滑开，乐此不疲。整条运河映着月色，无数模糊的剑光蛇影，直刺我的双眼。头顶的一方天空直压后颈和肩膀，让我不得不一直盯着河水。我往上游看去，望见了那溺死者的尸体，它慢慢摇晃着，好像要摆脱河对岸的灯芯草。这时，那一晚出现的原因、我会身处其中的原因，都在那片随波漂动的黑影中得到了解答。那黑影几乎不怎么转动，因为他的一只脚踝或一只手被扯住了，只能软绵绵地漂着，慢慢从灯芯草中挣出，漂入运河的水流中，随着波浪靠近无遮无拦的河岸，那里，月亮将会正正照在他的脸上。

你脸都白了，毛利西奥。我们再喝点白兰地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跟卢西奥说起这个梦时，他脸色也有点苍白。他只跟我说了句：“亏你记得住这些细节。”他跟你不一样，你总是彬彬有礼，而我给他讲的时候，他却似乎总想抢着发言，好像害怕我会一下子忘记梦的其他部分似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没讲到。我刚刚跟你说到，运河的水流让尸体打着转，耍着它玩，迟迟不将它带到我旁边来。在岬地边上，我等着尸体从我脚边漂过的那一刻，好让我看清他的脸。它又转了一圈，一只胳膊软软地摊着，好像还在游泳似的，月光陷入他的胸前，啃咬着他的肚子和苍白的双腿，将仰面躺着的溺死者照了个一览无余。离得那么近，我一弯腰就能抓住他的头发；离得那么近，我认出了他是谁，毛利西奥，我看见他的脸，叫出了声。这声尖叫将我一把推出迷梦之外，让我猛地惊醒，让我喘息着喝下水罐中的水，让我惊恐而迷茫地明白过来，我已经不记得那张刚刚认出来的脸是什么样了。而他却还会继续顺流而下，我闭上眼，想回到水边、回到梦境边缘，我努力回忆，渴望着自己内心深处所排斥的东西，但是，完全没用。总之，你也知道，人过后就会释然了，白天的生活无比润滑地连轴转着，各种节目精彩纷呈。那个周末，你来了，卢西奥和其他人也来了，我们一整个夏天都过得开心惬意。我记得，后来，你去了北方，河口三角洲下了很久的雨，最后，卢西奥在岛上待烦了，雨和其他的一切都让他丧失了活力。突然，我们看着彼此，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这样看着彼此。之后，下象棋或看书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开始厌倦种种毫无益处的退让妥协。当卢西奥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发誓再也不会等他来了，我叫我的所有朋友，连同那个一天天封闭、一天天死去的青葱乐园，都统统去见他们的鬼。然而，虽然有些人察觉到了，在一句无可挑剔的“再见”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卢西奥却总会不情不愿地回来，我也总是在码头上等着他。我们总是看着彼此，却似乎时空远隔，仿佛真的还身处那个身后越来越遥远的世界，那个他固执地回来寻找、而我几乎是不情不愿地坚守着的可怜的失乐园。你从来没太疑心过这些事，毛利西奥，你泰然自若地在北方某条涧溪中消暑，但是那年夏末……你看到那月亮了吗，就在那边？它开始在灯芯草中升起来，马上就要照上你的脸了。在这个时候，河流的潺潺水声大了起来，很有意思，也不知道是因为鸟儿都静下声来了，还是因为某些声音在黑暗中就是会更加响亮。你看见了吧，不把这故事给你讲完是不应该的，今天晚上，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跟我把梦境讲给卢西奥听的那天晚上越来越一致了。连座位都是相对应的，你现在坐的躺椅就是卢西奥那时的位子，那年夏末，他过来，也跟你一样一言不发，他以前可是说个不停的，当时却只是喝着酒任时间流逝，无所怨恨或是在怨恨着这种全然的虚无，而这满心满眼的虚无纠缠着我们，我们却无从抵抗。我认为我们之间并没有憎恶，那还称不上憎恶，但比憎恶更糟糕，那是一种厌倦：我们的过往岁月有时仿佛一场风暴或一朵向日葵，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是一柄长剑，什么都可以，反正不是那种厌倦，不是那个阴沉、肮脏、像眼中的白翳一样蔓生的秋日，而那时，就在那过往情怀的中心，却生出了这种厌倦。我们在岛上走来走去，亲切而客气，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害彼此；我们在枯叶上走着，在河岸边那沉沉的、厚厚的枯叶上走着。有时是沉默让我产生的错觉，有时则是一句声调熟悉的话语，也许，卢西奥也常常跟我一起跌入旧时习惯铺就的陷阱中，那些陷阱毫无益处，却狡猾诱人，直到一个眼神或是希望独处的强烈愿望让我们再次直面彼此，依然亲切有礼，依然格格不入。然后他对我说：“今晚真美，我们走走吧。”就像你和我现在就可以做的那样，我们从游廊上下去，往那边走，那边的月光会直射入你眼中。我不太记得那条路了，卢西奥一直走在前面，我则踩着他的脚印，再次碾碎枯死的树叶。在某一时刻，我应该就会渐渐认出甜橙树间的小路了。也许得再过去一点，在最后几座庄园和灯芯草地旁边。我知道，在那一刻，卢西奥的身影就成了这场步步重合、夜夜相同的相会中唯一不吻合的地方。一切都没变，所以，当灯芯草地敞开，月光下伸入运河中的岬地和在黄色烂泥上打滑的波浪映入眼帘时，我却并不惊讶。在我们背后的某个地方，一颗烂熟的桃子掉了下来，落地的声音像一记耳光，有种说不出的滞重。

在河边，卢西奥转过身，看了我一会儿。他说：“就是这里，对吗？”我们没再说起过那个梦，但我回答道：“是的，就是这里。”过了一会儿，他说：“连这个，连我最隐秘的渴望，都被你偷走了。因为我正是渴望着一个这样的地方，我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做了一个属于别人的梦。”当他这么说时，毛利西奥，当他用一种毫无起伏的声调这么说着，并朝我跨出一步时，仿佛有些什么东西在我遗忘的记忆中炸裂，我闭上眼，知道我会记起来的，不用看河，我就知道我会看到梦境的结尾。我真的看到了，毛利西奥，我看见了那个溺死者，月光哀哀地俯射在他胸前。溺死者的脸就是我的脸，毛利西奥，溺死者的脸就是我的脸。

你为什么要走？如果你需要，书桌抽屉里就有一把左轮手枪；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向隔壁庄园的人报警。但是，请你留下，毛利西奥，请你再留片刻，听听潺潺水声，也许你最终会感觉到，滚滚河流水波、丛丛灯芯草浪自泥地里滑过，碎成旋流，其中有一双手，在这个时候，正紧紧攥住草根，毫不放松，有什么东西正爬上码头，直起满是污秽和鱼齿印的身子，往这边走来找我。我还能扭转乾坤，我还能再杀他一次，但是，它不会放弃，还会再回来，总有一晚，它会把我带走。它会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梦会实现它真切的情境。我必须得走，那岬地和芦苇丛会看见我仰面漂过，被月光照映得十分耀眼，梦最终会做完整，毛利西奥，梦最终会做完整。

[1]“德尔塔”（大写为Δ）、“阿尔法”（大写为Α）分别为希腊文第四和第一个字母。在西班牙语中，德尔塔也指河口三角洲。文中人物觉得阿尔法的书写形式更像三角洲，便有此玩笑。

午餐过后

午餐过后，我本想待在房间里看看书，但是爸妈几乎立刻就过来跟我说我那天下午得带那人出去散步。

我张口就回答说不要，叫别的人带他去，请让我在自己房间里学习。我本来还要说些别的，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跟他出去，但是爸爸往前跨出一步，开始用那副让我受不了的样子看着我。他盯着我，我感觉到他的目光渐渐嵌进了我的脸，我都快喊出声来了，只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从来都是一言不发，也不看我，但是她会合着手站得靠后一些，我看见她垂到额前的白发，就只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然后，他们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我开始穿衣服，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要穿上锃亮锃亮的黄色新鞋了。

我走出房门时，是两点钟。恩卡纳西翁姨妈说我可以到最里面的房间里去找他，他很喜欢下午钻到那里去。恩卡纳西翁姨妈肯定察觉到了我因为必须要跟他出去而无比沮丧，因为她用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弯下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感觉到她往我兜里放了点东西。

“给自己买点儿什么吧，”她在我耳边说道，“别忘了也给他一点，那样才乖。”

我吻了吻她的脸颊，心里高兴了一些。我走过客厅门口，爸妈正在厅里下跳棋。我大概跟他们说了声再见或者类似的话吧，然后，我拿出那张五比索的纸币，把它抹平，放进钱包里，那里面已经放有一张一比索的纸币和一些钢镚儿了。

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我用力抓牢他，我们俩就从院子里走到了通向前面花园的门口。有一两次，我突然很想就这么放开他，回到屋里，跟爸妈说他不想跟我出去，但是，我很肯定，他们还是会把他带过来，逼着我带他去临街的大门口。他们以前可从来没让我带他去市中心，而现在竟让我干这种事，这太不公平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唯一一次逼我带他到路上散步时，就发生了阿尔瓦雷兹家那只猫的惨剧。我觉得自己仿佛还能看见在门口跟爸爸说话的那个警察的脸，还能看见爸爸之后倒了两杯甜烧酒，妈妈则在她的房间里哭泣。他们竟叫我干这种事，这太不公平了。

早上下过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道路是越来越坑坑洼洼了，要是不把脚陷进个把水坑里，就简直寸步难行。我想尽办法挑最干燥的地方走，努力不把我的新鞋打湿，但是，我立刻就看出来他很喜欢往水里踩，我必须使尽全力猛拽才能逼着他跟着我走。即便如此，他还是成功地走到了一块比其他地方更塌下去一点点的地砖边上，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湿透了，全身到处沾着枯叶。我只能停下脚步，把他弄干净，我觉得邻居们正全程在花园里看着，什么都没说，但是都在看着我们。我不想说谎，我并不介意他们看着我们——看着他，看着带他散步的我——可最糟糕的是杵在那里，手上的手帕一点点被打湿，沾上泥点和枯叶片，而且我还必须抓着他，好让他不能再次靠近那个水坑。再说了，我已经习惯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在街上逛，吹着口哨、嚼着口香糖，或者一边看着漫画，一边用眼角余光算着从我家到电车站的人行道上的地砖，我对那些路很熟悉，这样，我就能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经过蒂塔家的门前，或者我什么时候会到达卡拉波波街角。但现在，这些事我都不能做了，手帕也开始打湿我口袋的衬里，我感觉到腿上潮潮的，叫人怎能不相信果然祸不单行。

在这个时间，电车总是很空的，我暗自祈求能让我们俩坐在同一个双人座位上，让他坐在靠窗的一边，他就不会那么惹人嫌。倒不是说他会乱动，但是人们总会觉得他本身就惹人嫌，我能理解。因此，我一上车就很担心，因为电车上几乎坐满了人，没有空着的双人座了。路太长了，我们不能一直站在车门口，售票员会叫我坐下，叫我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因此，我立刻让他往里走，把他带到中间的一个双人座位上，靠窗的那一边有一位女士坐着。也许，最好是坐在他后面盯着他，但是，电车坐满了人，我必须再往前走，坐在更远的地方。乘客们并没怎么在意，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在消食，正随着电车的颠簸半梦半醒。但倒霉的是，售票员停在了我让他坐的那个座位旁边，用一枚硬币敲着售票器的铁皮，我不得不转过身，示意他来找我收钱，把钱亮给他看，让他明白他得给我两张票，但那售票员却是那种很没有眼力见儿的呆瓜，只管拿着硬币敲啊敲的。我只能站起身来（现在，有两三个乘客看着我了），走到那个座位旁边。“两张票。”我对他说。他撕下一张，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票递给我，又往下看了看，带着些轻蔑。“请给我两张。”我又说了一遍，我很确定整个电车的人都察觉到了。那呆瓜又撕了一张票，递给了我，他本想要跟我说句什么，但是我把钱递给他后就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座位上，头也不回。但最要命的还是我时时都得回头，看看他是不是还老实地待在后面的座位上，这引起了几个乘客的注意。我原本一开始决心只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回头，但是，每个街区似乎都漫长得可怕，我时时刻刻都害怕会听到一声惊呼或尖叫，就像发生阿尔瓦雷兹家的猫那件事时一样。于是，我开始数到十，就像拳击赛里那样，这大概是走半个街区的时间。一数到十，我就借故回头，比如理理衬衣的领子啊，或者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啊，只要看起来像是个下意识的动作或类似的举动，就都行。

大约走了八个街区后，不知怎么，我觉得靠窗边坐着的那位女士好像要下车了。这可要命了，因为她会对他说句什么，叫他让一让，而他若是不搭理，或者说不想搭理，那位女士可能会生气，想强行过去。不过，我对这种情况清楚得很，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因此我开始在到达每个路口前都往后看看。有一次回头看时，我觉得那位女士就要起身了，我敢发誓她肯定对他说了句什么，因为她看着他那一边，我觉得她的嘴唇动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胖胖的老太太从我座位旁边的一个位子上站起身来，开始在过道上走，而我走在她后面，很想推她一下，在她腿上踢一脚，叫她走快一点，让我赶到那位女士的座位那边，她已经抓起了地上的一个篮子或是什么东西，站起身来准备下车了。最后，我觉得我确实推了老太太一把，我听到她抱怨了一声。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那个座位旁边的，但我总算及时把他拽了出来，让那位女士能够在那个路口下车。然后，我让他靠窗坐好，自己坐到了他旁边，心情舒畅，虽然有四五个蠢货正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或是站在车门口看着我。也许，售票员那呆瓜已经跟他们说过些什么了。

我们已经开到十一街区了，车外是灿烂的阳光，街道都干了。这时候，如果我是一个人坐车，我会走下电车，步行去市中心，对我来说，从十一街区走到五月广场并不算什么，有一次，我算过时间，正好用了三十二分钟，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跑一跑，尤其是最后一段路。但现在，我却必须得顾着那扇窗户，因为曾经有人说过，他可能会突然打开窗户往外跳，只为了找这么个乐子，就好像其他许多旁人无法理解的乐子一样。有一两次，我觉得他就要把窗户往上掀开了，我只得从后面把手伸过去，把窗户压在窗框上。也许这都是我的想象，不过，我并不想去确定他是不是真打算打开窗户往外跳。比如说，当检票员过来时，我就完全忘了这档子事，但他并没有往外跳。检票员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他在前门门口出现，开始查票，他神情和蔼，有些检票员就是这样的。当他走到我的座位边上时，我把两张票都递给他，他在一张上面打了孔，低头看了看，然后又看了看另一张票。他本来都要打孔了，却拿着那张票在打孔钳的窄槽口停下了手。我一直暗自祈求他能快点打上孔，把票还给我，我觉得电车里的人越来越注意我们这边了。最后，他耸耸肩，在票上打了孔，把两张票都还给了我，我听到后面车门那边有人哈哈一笑，但是，我当然不愿意回头去看。我又把手伸过去，压住了车窗，假装我再也看不见检票员和其他人。在萨米恩托街和利维尔塔德街路口，开始有人下车了，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街时，车上几乎已经没人了。我一直等到了圣马丁街才让他从前门下了车，因为我不愿意经过售票员那个呆瓜身边，他可能会对我说些什么。

我很喜欢五月广场，当别人跟我说起市中心时，我总是立马就想到五月广场。我喜欢那里的鸽子，喜欢那里的总统府[1]，因为它能给人带来那么多关于历史的回忆，让人想起革命时期落下的炸弹，想起那些曾经扬言要拿金字塔[2]来拴马的军阀们。那里有卖花生和其他东西的小贩，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张空椅子，要是愿意，还可以再走一走，没多久就能走到港口，看见船只和起货机。因此，我想最好还是带他去五月广场，离汽车和小巴远一点，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一会儿，待到该回家里去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从电车上下来，开始顺着圣马丁街走时，我觉得好像有点头晕，我突然发觉，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里，我得一直往后看，还得假装没看见别人在盯着我们看，再加上那个售票员、那个要下车的女士和那个检票员，这一切可把我累惨了。我多想能走进一家奶制品店，要一个冰激凌或是一杯牛奶，但是我很清楚我不能这样做。我知道，只要一个地方能让人们坐着更从容地盯着我们看，我就一定会后悔随随便便带他进去。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在赶路，尤其是在圣马丁街，这里满是银行和事务所，大家的胳膊下都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因此，我们一直走到了坎加约街的拐角，然后，当我们在比乌瑟出版社那摆满了墨水瓶和其他漂亮玩意儿的玻璃橱窗前走过时，我感觉他不愿意往前走了，他变得越来越难拖动，无论我再怎么拽（同时努力不引人注意）也还是寸步难行，最后，我不得不停在最后一个玻璃橱窗前，假装望着那些有凸纹图案的皮制办公用具。也许是他有点累了，也许他并不是乱发神经。反正，站在那里并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不喜欢这么做，因为过往的人群更有时间盯着看了，有两三次，我还发觉有人在跟别的人议论他，或是碰碰胳膊肘叫别人看。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再次抓住他，假装走得若无其事，但是，我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费力，就像在那种梦里似的：脚上穿着成吨重的鞋子，简直抬不起脚。终于，我总算让他那股杵在那里不动的劲头过去了，我们便继续沿着圣马丁街走，一直走到五月广场的那个街角。现在，难题变成了过马路，因为他不喜欢过马路。他能打开电车的车窗往外跳，但是他不喜欢过马路。糟糕的是，要到达五月广场，总得穿过一条车来人往的街道。在坎加约街和巴尔托洛梅·米特雷街的路口，过马路并没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我就快要不行了，我手拖着他，觉得他重得要命，有两次，车流停了下来，我们身边站在人行道旁的人们开始过马路，我意识到我们是不可能走得到另一边的，因为他会停在路的正中央，因此，我宁愿一直等到他下定决心。当然了，街角杂志摊的老板已经越来越注意我们，他跟一个我这么大年纪的少年说了句什么，那少年做了个鬼脸，回答了他一句天知道什么话，许多汽车继续开过，停下，再启动，而我们就杵在那里。迟早会有警察过来，这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因为警察人都很好，所以他们会多管闲事，开始问问题，看看你是不是走丢了，而他可能会突然发起飙来，我就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收场了。我越想越不安，最后，我真的害怕起来，简直有点想吐了，真的。因此，趁着车流停了下来，我紧紧抓住他，闭上双眼往前拽，身子几乎折成两段。等我们到广场，我松开了他，一个人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回过头去。我真希望他就这么死了，希望他已经死了，或者爸妈已经死了，我也终于死了，大家都死了，被埋了，只除了恩卡纳西翁姨妈。

但是，这些想法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看到一张完全空着的、很漂亮的长椅。我轻轻拉住他，然后我们俩坐在那张长椅上看着鸽子。幸好，它们不像猫那样命途悲惨。我买了花生和糖果，把两样都喂他吃了一些。晒着五月广场上的午后阳光，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们感觉相当不错。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冒出了把他丢在那里的念头，我唯一记得的是，我一边给他剥花生一边想着，如果我假装给远处的鸽子扔点什么过去，就可以很容易地绕到金字塔纪念碑后面，这样我就看不见他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想到回家或是爸妈的表情，因为如果我想到了这些，我就不会干那件蠢事了。要像智者或是历史学家一样考虑得面面俱到应该是很困难的吧，我只想着可以把他丢在那里，把手插在兜里独自在市中心逛逛，在回家之前买本杂志或是进某家店里吃个冰激凌。我接着喂了他一会儿花生米，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我逮到机会就假装站起身来伸伸腿，我看到他并没注意我是待在他身边还是走开去喂鸽子吃花生。于是，我开始把我剩下的花生都扔给鸽子吃，鸽子围着我到处走，直到我的花生米喂完了，它们也走累了。站在广场的另一头，几乎看不到那张长椅，从总有两个士兵看守的玫瑰宫前穿过也不过是一眨眼的事。我从旁边一直走到科隆大道，妈妈常说小孩子不应该一个人去那条街上。我习惯性地频频回头，但是，他是不可能跟着我的。他现在最有可能正在做的事情是在长椅周围打滚，直到某位好心的女士或是某个警察走过去。

科隆大道只是一条平淡无奇的路，我在那儿走着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不怎么记得了。也许我正坐在一家进出口商店的橱窗窗台上，然后我的胃开始疼起来，不是像要立刻上厕所的那种疼，而是靠上面一点，真的是胃在疼，就好像我的胃在一点点绞动似的；我想呼吸，但是很困难，因此我只得一动不动，等着这阵痉挛过去。我眼前只见一片绿色和许多飞舞的小斑点，还出现了爸爸的脸，最后，就只剩下爸爸的脸，因为我已经闭上了眼睛，我觉得我闭上了，而爸爸的脸就在那一片绿色之中。过了一会儿，我能呼吸得更顺畅了，有几个男孩看了我一会儿，有一个对另一个说我是闹肚子了，我却摇摇头说没什么，说我总是胃痉挛，但是很快就会过去。有一个说，如果我愿意，他就给我去找杯水来，另一个则建议我把额头擦擦干，因为我正在流汗。我笑了笑，说我已经没事了，我迈开脚步，只求他们离开，好让我一个人待着。确实，我在流汗，汗水都顺着眉毛滴了下来，一滴咸咸的水流进了我一只眼睛里，于是我拿出手帕，擦了擦脸，我感觉嘴唇破了点皮，一看，是一片粘在手帕上的枯树叶划破了我的嘴。

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长时间才回到五月广场。我在半路摔了一跤，但在被人看见以前就爬了起来，狂奔着穿过玫瑰宫前驶过的车流。我远远地看见他没有离开那条长椅，但我还是继续跑啊跑，直到我跑到了长椅那边，我累得一瘫，把鸽子吓得四散飞离，人们纷纷侧目，带着那种看见奔跑中的孩子时才有的神情，就像奔跑是一种罪过似的。过了一会儿，我把他收拾干净，说我们得回家了。我这么说，是要让自己听见这话，要让自己高兴一点，因为跟他在一起，唯一管用的就是紧紧抓住他、带着他，因为他不听人说话，或者是他假装不听。幸好，这一次过马路时他没有胡来，而刚开出站的电车也几乎是空的，因此我让他坐在第一个座位上，自己坐在旁边，一路上我没有回过一次头，连下车的时候都没有。最后一个街区的路我们走得很慢，因为他老想跳进水坑里，我则费了很大劲想要在干的地砖上走。但是，我并不介意，我一点也不介意。我一直都在想：“我丢下过他。”我看着他，心里想着：“我丢下过他。”虽然我并没有忘记科隆大道上的事，但是我感觉非常好，几乎有点自豪。也许下一次……这并不容易，但也许……谁知道爸妈看见我手牵着他回家时会怎么看我。当然，他们会很高兴我把他带到市中心去散步了，父母们总会因为这种事情而高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我竟突然想到，有时候爸妈也会拿出手帕来擦擦脸，手帕上也会有一片枯树叶将他们划伤。

[1]阿根廷总统府，也被称为“玫瑰宫”。

[2]指“五月金字塔”，五月广场上矗立的金字塔形纪念碑。

美西螈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想着美西螈。我常到巴黎植物园[1]的水族馆去看它们，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观察它们的纹丝不动，诡秘来去。而现在，我就是一只美西螈。

我是在某个春日上午偶然走到美西螈那里的，那时的巴黎在漫长的冬季后如孔雀般绚烂开屏。我沿着皇家港大道下行，走到圣马塞尔路，再转入医院大道，我看见一片阴沉灰涩中的点点绿意，便想到了狮子。我很喜欢狮子和金钱豹，却从来没有走进过昏暗潮湿的水族馆。我把自行车靠着栅栏停放好，接着去看了看郁金香。那一天，狮子们一脸苦相，很是难看，我的金钱豹则在睡觉。于是，我决定去水族馆。我避开那些毫无特点的鱼类，不期然见到了美西螈。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个钟头才离开，满脑子再也想不了其他事。

在圣热纳维耶芙图书馆，我查了字典，了解到美西螈原来是一种钝口螈属蛙类的幼体。我已知道它们来自墨西哥，因为它们自身的独特之处，它们那阿兹特克式[2]的玫瑰色小脸，还有水族箱顶部的标牌都彰显了这一点。我看到字典里说在非洲发现了一些美西螈种群，它们在旱季时可以在陆地上生活，到了雨季则又能栖息在水中。我找到了它们的西班牙语名称：ajolote。字典里面还提到它们是可以食用的，它们的油脂曾经（现在大概已经不这么用了）被当作鳕鱼肝油服用。

我并不想查阅更多有关专著，不过，第二天，我又去了巴黎植物园。然后我开始每天上午都去那里，有时候上下午都去。水族馆的门卫接过门票时，总是摸不着头脑地微微一笑。我倚在水族箱四周围起来的铁栏杆上，开始看着那些美西螈。这也全然不出奇，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有某种东西，虽然永远失落了，虽然无比遥远，却仍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最初的那个早晨，仅是停在水中冒着气泡的玻璃水箱前，就足以让我明白这一点了。美西螈都挤在水族箱底，那里布满石块和苔藓，既窄小又逼仄（只有我才知道有多窄小、多逼仄）。一共有九只美西螈，大多将头靠在玻璃上，用金黄的眼睛盯着走到近旁的人们。我慌了神，简直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探头盯着这些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堆挤在水族槽底的小东西看，好像挺不要脸的。我在心里把其中一只待在右侧、离其他同类有点远的美西螈分隔开来，好好地研究了一番。我看到它玫瑰色的、仿佛半透明的小小身躯（我想到了那些由乳白色玻璃制成的中国小雕像），有点像一只十五厘米长的小蜥蜴，屁股上长着一条极其细嫩的鱼尾巴，这是我们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沿着脊背而下，长着一排透明的鳍，与尾巴连在一起，但是，最叫我着迷的是它的腿，特别纤细、轻盈，脚尖上是几个小趾头，趾甲极小，像极了人类。然后，我看见了它的眼睛、它的脸。毫无表情的脸上，除了眼睛再无其他器官。那双眼睛是两个状如大头针针头般的孔洞，全然一片透明的金黄色，毫无生气，却仍在瞪视着周遭，任由我的目光深入其中，我仿佛穿过了那金黄的一点，迷失在那一片透明清澄的内里谜境中。它眼睛的四周绕着一圈极细的黑色晕轮，印刻在玫瑰色的皮肉上，在它那如玫瑰色石头一般的脑袋上。它的脑袋微微呈三角形，但边缘是不规则的曲线，使它像极了一尊被时间消磨腐蚀的雕像。它的嘴隐藏在三角形的脸下方，只有从侧面看，才可以窥见它的嘴其实是很大的；从前面看，只有一条细细的裂缝，浅浅地划过那块没有生气、不见表情的石头。在头两边本该长耳朵的地方，长着三根珊瑚似的红色小芽，某种像植物似的赘生物，我猜那是鳃。那是它身上唯一活动的东西，每隔十到十五秒，那些小芽就会绷直、立起，再放松、下弯。有时候，它也会微微动一动腿，我看着那些细小的脚趾轻轻地停放在苔藓上。我们确实不喜欢多动弹，水族箱也太狭小，一旦我们往前挪一点，就会碰到其他伙伴的尾巴或是脑袋，我们便会因此争吵、打斗，累得很。如果我们一动不动，时间就不会这么难熬。

我第一次看见美西螈时，正是它们的静如止水吸引我着了迷似的弯腰观看。我莫名地自觉很明白它们内心的隐秘愿望，想不动分毫、万事不惊，以便消弭时空。但之后，我知道事实不仅如此，它们鳃的收缩、细细的腿在石子上的轻踏、在水中的倏忽游动（有几只只需摆动一下身子就能游起来）都在向我证明：它们有能力摆脱那种持续数小时的了无生气的倦态。它们的眼睛尤其让我着迷。在它们旁边的其他水族箱里，我看到各种各样的鱼类漂亮的眼睛，与我们的很相似，但其中却只透着愚蠢。美西螈的眼睛则对我诉说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存在，另一种视角的存在。我把脸贴在玻璃上（有时候，门卫会不安地咳嗽一声），努力看清楚那些金黄色的细小斑点，那是个入口，通往这些玫瑰色生物无限缓慢而遥远的世界。用手指敲击它们脸庞跟前的玻璃是没有用的，从来看不到它们有一点反应。那一双金色的眼眸不住地闪着那种甜蜜却可怕的光芒，从某个令我头晕眼花的不可见底的深处不住地盯着我。

不过，它们其实与我们很相近。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在成为一只美西螈之前，我就知道这一点。我在第一次接近它们的那一天就知道了这一点。与大多数人的认知相反，猴子那酷似人类的五官恰恰显示出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之大。美西螈与人类之间完全没有相似之处，这却正向我证明了我的感觉是对的，我没有光看浅显的表象。只不过那一只只小手一般的爪子……但是，壁虎也有那样的爪子，而壁虎跟我们可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我觉得关键在于美西螈的脑袋，那个镶着金黄色小眼睛的玫瑰色三角形。那玩意儿对一切冷眼旁观，洞悉于心。它在声明。它们可不是无知牲畜。

将一切归于神话故事似乎很容易，几乎是一种必然。在美西螈身上，我开始看到一种变异，而这种变异还没能将某种神秘的人类气息尽数祛除。我想象着它们是有自我意识的，却被这副躯壳所困，注定永远陷入无底的沉默、绝望的冥思。它们那种没有焦距的目光，那双虽然冷淡漠然却无比明澈的金色小圆轮，深深地看着我，仿佛在传达一个讯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我惊觉自己正低声呢喃着一些安慰的话语，传递出一些天真的希望。它们还是看着我，一动不动，只有玫瑰色小芽状的鳃不时蓦地绷直。在那一刻，我仿佛感到一阵隐痛，也许它们看见了我，感觉到我正努力探入它们生命中最不可窥探的部分。它们不是人类，但我从未在任何动物身上找到跟我自身如此深切的关联。美西螈仿佛在见证着什么，有时候，它们又像是可怕的审判者。在它们面前，我自觉卑微、下贱；在它们那透明的眼眸中有一种惊人的纯净。它们是幼体，但是，“幼体”既意味着伪装真我的面具，也可以表示不得安宁的幽灵[3]。那一张张阿兹特克式的脸庞，没有表情，却有种噬骨的残忍，在那背后，是什么在等待着自己的时辰到来呢？

我怕它们。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感觉到还有其他游客和门卫在旁边，我大概不敢一个人跟它们待在一起。“您的目光快能把它们给吃掉了。”门卫笑着对我说，他大概猜想着我有点儿不正常。他没发觉其实是它们在用目光慢慢吞噬我，带着一种金黄色的嗜血残忍。离开水族箱后，我除了想着它们再也干不了其他事情，就像是它们在远方操纵着我。我每天白天都去，晚上则幻想着它们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慢慢往前伸出一只爪子，就会立马碰上另一只美西螈的爪子。也许，它们的眼睛在暗夜中也看得见，对它们而言，白天没有尽头。美西螈的眼睛是没有眼睑的。

现在，我已明白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的。每天上午，当我在水族箱前弯下腰来时，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它们在受苦，我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能感受到这种无言的痛苦、水底的酷刑。它们在窥伺着什么东西，一片久已失去的领地、一段过去的自由时光，那时，整个世界都归美西螈所有。这种表情如此可怕，甚至可以打破那张石头一样的脸上强装出的淡漠，它必定传递着某种痛苦的讯息，印证着它们在这水中地狱里经受的永生刑罚。我想要证明，我自己的感觉在美西螈身上投射出了某种并不真实的意识，但这只沦为徒劳。它们和我都知道这一点。因此，所发生的一切都没什么好奇怪的。我的脸贴在水族箱的玻璃上，我的眼睛正再次尝试进入那双没有虹膜、没有瞳孔的金黄眼眸中的秘境。我凑得很近，看着玻璃旁一只一动不动的美西螈的脸。突然之间，毫不意外地，我看见我的脸顶在玻璃上，在水族箱外，在玻璃的另一边。然后，我的脸移开了，我明白了。

只有一件事很奇怪：我还像以前一样思考，能明白一切。最初发现这一点时，我就如同被活埋的人在坟墓中清醒过来一样感到恐慌。水族箱外，我的脸又靠近了玻璃，我看见了我那因努力想弄懂美西螈而紧闭的双唇。我就是一只美西螈，现在我立刻明白，要弄懂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在水族箱外，他的思想是水族箱外的思想。我了解他，我就是他，但我也是一只美西螈，身处在我的世界中。恐慌是因为——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我发觉自己被囚禁在一只美西螈的身体里，转生成螈，却带着人类的思想，被活埋在一只美西螈体内，承受着不得不神志清醒地与这些毫无灵智的生物一起生活的判罚。但是，当一只脚擦过我的脸，当我稍稍移过身子就看见我旁边有一只美西螈在看着我时，我意识到他也明白了一切，虽无法交流，却无比明了，那恐慌便由此消失了。也许，我也在他体内，也许我们大家都像人类一样思考着，只是有口难言，只能靠着我们眼中的金黄色光芒，看着贴在水族箱玻璃上的人类的脸。

他又来过很多次，但现在他来得少了。他常常好几个星期也不会出现。昨天，我看到他了，他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突然离去。我觉得，他已不再对我们那么感兴趣了，来这儿只是习惯使然。由于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思考，因此，我能够常常想着他。我想到，我们一开始是相连相通的，他觉得自己与令他痴迷的玄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合一。但是，他与我之间的桥梁已被切断，因为他曾经的执念如今成了一只美西螈，与他作为人类的生活再无关联。我相信，我原本可以在某种形式上——啊，只是在某种形式上——回到他身边，让他继续保有这种想要更加了解我们的愿望。而现在，我已完全是一只美西螈了，如果说我像人类一样在思考，那只是因为在那玫瑰色石头般的外表下，每一只美西螈都在像人类一样思考。我觉得，在一开始的那几天里，当我还是他的时候，我把所有这些信息都多少传达了一些给他。而他已不再来了，在这最后的孤寂中，我欣慰地想着他也许会写些关于我们的事，他会以为是自己虚构出了一个故事，写下关于美西螈的这一切。

[1]位于法国巴黎第五区，塞纳河左岸，紧邻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巴黎植物园不仅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植物园，其附设的动物园也享有盛誉。

[2]阿兹特克文明为公元14-16世纪的墨西哥古文明，为拉丁美洲重要土著文明之一。

[3]西班牙语里的“larva”一词，既可指“幼体”，也可指“不得安宁的幽灵”。

夜，仰面朝天

在某些时节，他们会出去虏获敌人，

他们称之为荣冠之战[1]。

酒店长长的门厅走到一半，他心想应该要迟到了，于是赶紧出门跑到街上，从角落里取出摩托车，是隔壁的门房允许他停在那里的。在转角的珠宝店里，他看见才九点差十分，他有大把时间赶到他要去的地方。阳光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透射而下，而他——因为对他自己而言，在心中默想时，他是没有名字的——骑着摩托车，惬意驶去。摩托在他胯下隆隆作响，凉风啪啪地拍打着他的裤子。

他经过了政府办公大楼（玫瑰色那栋和白色的那栋），以及中央大街上一排橱窗闪亮的商店。现在，他进入了这段路程中最宜人的部分，真正的惬意畅游开始了：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车辆不多，路边只有一座座宽绰的别墅，它们的花园几乎漫上了人行道，仅由低矮的栅栏勉强隔开。他也许有些走神，但还是按规矩靠右行驶，只是任由自己沉浸在崭新一天的习习微风和明媚清新中。也许，正是他不自禁的放松让他没能避免那场事故。当他看见站在街角的那个女人无视绿灯冲上大路时，他已经没法轻易避过去了。他脚踩闸、手按把，将车一刹，人往左边偏去；他听见那女人的尖叫，接着是一下猛撞，随即眼前一黑，就好像是突然睡过去了似的。

他猛地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四五个年轻男人正在把他从摩托底下往外拖。他尝到咸咸的血腥味，他的一侧膝盖很疼。被抬起来时，他尖叫了一声，因为他无法忍受右边胳膊上的重压。有几个声音在用玩笑和保证来为他打气，但这些声音好像并不属于悬在他上方的那几张脸。他唯一的安慰是听到有人证实他穿过路口时并没有违规。他问起那女人的情况，一边试着控制住不断涌上喉咙的恶心。当他被仰面抬到附近的一间药店时，他得知造成这场事故的女人只不过腿上有一些划伤。“您几乎没怎么碰着她，倒是您的摩托车被撞得斜飞出去了……”人人提建议，个个谈感想，慢点儿，把他躺着抬进去吧，这样他才会舒服点儿……有个穿着罩衫的人给了他一口酒喝，在那间街区小药店的昏暗中，这酒让他舒了一口气。

警方的救护车在五分钟以后到达，他被抬上一张柔软的担架，在上面他可以舒服地平躺着。他十分清醒，但也知道自己还没从一次严重的休克中完全恢复，所以他向陪伴着他的警员说明了自己的住址。他的胳膊几乎不疼了，眉毛上的一处割伤正滴着血，流得满脸都是。他舔了一两下嘴唇，咽下血滴。他感觉还行，毕竟那是一场意外，运气不好；静养几个星期就没事了。警察对他说，摩托车似乎并没怎么受损。“那当然，”他说，“我可是在底下给它垫着呢……”两人都笑了。到了医院后，警察跟他握了握手，祝他好运。恶心的感觉又渐渐涌上来，人们用担架床推着他，经过满是小鸟的树下，往最靠里的一栋楼推去。他闭上双眼，希望自己能睡着或是能被麻醉过去。但他却在一个充满医院气味的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有人帮他填表，为他脱下衣服，又换上一件硬邦邦的淡灰色衬衣。他们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他的胳膊，没把他弄疼。护士们一直开着玩笑，要不是因为他的胃一下又一下地痉挛，他会觉得自己状态很好，甚至还挺开心。

他被带到放射科，二十分钟以后，他的胸口放着一张潮乎乎、像块黑色墓碑一样的X光照片，进了手术室。有一个穿着白大褂、又高又瘦的人走到他旁边，开始看那张X光照片。有一双女人的手把他的头摆正，他觉得自己正从一张担架床被抬到另一张上。白大褂再次微笑着走近了他，右手拿着某样锃亮的东西。医生拍拍他的脸颊，对站在后面的某个人做了个手势。

作为一场梦，那还是挺奇特的，因为梦里充满了各种气味，他以前可从来不会梦到气味。首先，是一股沼泽的气味，因为那条路的左边便是海滨沼泽，那些从来没人能活着走出来的颤沼。但是，那气味随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混合的香气，阴沉难测，就像他逃离阿兹特克人的那个夜晚。是的，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他必须逃离阿兹特克人的魔掌，他们正到处猎杀敌人，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躲在雨林最茂密的深处，留心着不要偏离那条只有他们这些摩泰克族人才认识的狭窄道路。

最折磨他的是那股气味，虽然他完全清楚自己是在做梦，但似乎仍然有什么东西与这非同寻常、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一切格格不入。“这是战争的气息。”他想，本能地摸了摸那把插在羊毛编织腰带上的石制匕首。一声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他弯下腰一动不动，不住发抖。会害怕并不奇怪，在他的梦境中，恐惧无处不在。在灌木枝叶的遮盖下，在没有星光的黑夜掩护下，他等待着。远远的，也许是在大湖的另一边，好像正燃着篝火，一簇泛红的光亮点染了那一方天空。那声响没有再出现。也许是树枝断裂的声音。也许是一只动物在像他一样逃离战争的气息。他慢慢直起身，嗅着气味。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但是恐惧还在，那气味也在，那荣冠之战的甜腻焚香味。必须继续走，必须绕开沼泽直达雨林的中心地带。他摸索着，不停地俯下身触摸小路坚实的地面，往前走了几步。他想跑起来，但是那些颤沼就在他身边汩汩冒泡。在昏暗的小路上，他寻找着方向。然后，他察觉到一股他最为惧怕的浓烈气息，他绝望地往前一跳。

“您会从床上掉下去的。”旁边的病人说，“别这么乱跳，伙计。”

他睁开双眼。是下午了，太阳低垂，落到了狭长病房的窗前。他努力对邻床的人笑了笑，脱离了那场无比真切的噩梦的最后一幕。打上了石膏的胳膊悬挂在一个有砝码和滑轮的器械上。他觉得口渴，就好像刚刚跑了好几公里似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让他多喝水，只让他润了润唇、漱了漱口。高烧慢慢征服了他，他本可以再次沉睡过去的，但他却眯着双眼，听着其他病人的对话，时不时回答一个问题，品味着这清醒的快感。他看到一辆白色小车推了过来，停在了他的床边，一位金发护士用酒精擦了擦他的大腿前部，给他扎上了一根很粗的针头，针头连着一根管子，往上是一只装满了乳白色液体的小瓶子。一位年轻的医生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带皮管的金属器具，把这东西在他没受伤的那只胳膊上绑紧，检查着什么。夜沉下来了，发烧的热度软绵绵地缠着他，各种事物似乎都被凸出、放大了，就像是从看戏用的小望远镜里看到的那样，一切都很真实、柔和，但同时又有点令人厌恶；就像在看一部电影，电影很无聊，但你想着上街会更糟糕，所以还是留了下来。

有人端来了一碗无比香浓的黄金汤，有韭葱、芹菜和欧芹的味道。一小块面包，一点点碎成细屑，好吃得赛过山珍海味。他的胳膊一点也不疼了，只有眉毛上缝过针的地方还时不时地有热辣辣的刺痛一颤而过。当面前的窗户都变成深蓝色块，他想，他应该很容易就能睡着。他仰面躺着，有点不太自在，但当他用舌头舔过干燥而滚烫的双唇时，他立刻尝到了汤的味道。他惬意地舒了口气，沉入了梦乡。

首先是一阵迷糊，千般感觉朝他一涌而来，一时间混沌而迷乱。他知道自己正在一片漆黑中奔跑，虽然头顶横布丛丛树冠的天空其实比周遭稍稍亮一些。“那条路，”他心想，“我偏离了那条路。”他的双脚陷进层层树叶和泥泞中，他每跨出一步，灌木的枝丫都会抽打他的身体和双腿。虽然四周黑漆漆的，也很安静，但他知道自己已然走投无路，他喘息着，弯下身来仔细探听。也许，那条路就在附近，明早晨光一现，他就能再看见它。但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他找到那条路。他一直无意识地握紧匕首刀柄的手这时像沼泽中的蝎子一样摸上了他的脖子，那里挂着他的护身符。他微微动唇，低喃着能求来好运的玉米颂和对赐予摩泰克族人安乐的无上女神的祈祷词。但同时，他感觉到他的脚踝正在慢慢陷进泥里，在漆黑中，在陌生的灌木丛中这样等待让他难以忍受。荣冠之战随月升而起，已经进行了三天三夜。如果他能躲进雨林深处，离开沼泽区幽处的路，也许，战士们就无法寻到他的踪迹了。他想起了已经被他们俘获的众多囚徒。但是，重要的不是人数多少，而是祭神的时节。这场狩猎不到祭司们示意收兵是不会结束的。万物起灭都有定时，而他正身处祭神的时节里，他就是狩猎者追逐的对象。

他听见叫喊声，便握着匕首一跃而起。地平线上，天空好像烧着了似的，他看见树枝间有许多火把在移动，离他好近。战争的气息令人难以忍受，当第一个敌人迎面朝他扑来时，他几乎是满心快感地将石刀尖刃插入了敌人的胸膛。点点火光、声声欢呼已将他团团围住。他才用匕首在空中挥了一两下，一根粗麻绳就从背后绑住了他。

“这是因为发烧。”隔壁床上的人说，“我十二指肠开过刀以后也有过一样的情况。喝点水，您就会发现您睡得好些了。”

与他刚刚告别的黑夜相比，他觉得病房里温暖的昏暗是那么美妙。一盏紫色的灯在房间远端的墙壁上方守着，就像一只保护着他的眼睛。他听到有人咳嗽，有人粗声呼吸，时不时还有人低声交谈。一切都舒适、安全，没有追捕，也没有……但是他不愿继续想那场噩梦了。有很多东西可供消遣呢。他开始看看胳膊上的石膏，看看那架把胳膊无比舒服地支在空中的滑轮。他们在他的床头桌上放了一瓶矿泉水。他就着瓶嘴直灌，喝得津津有味。现在，他能看清病房的情形了，有三十张病床和带玻璃门的柜子。他应该烧得不那么厉害了，他觉得脸挺凉的。眉毛也不怎么疼了，好像那已是很久远的事。他又看见自己走出酒店，取出摩托车。谁能想到事情最后竟会这样收场？他尝试着定格事故发生的那一刻，但恼火地发现那里仿佛只有一处空洞、一段他无法填补的空白。在那一下撞击和他被人从地上抬起来的那一刻之间，一阵昏迷或是什么东西让他什么也看不到。同时，他觉得这段空白，这种虚无，仿佛已存在很长时间了。不，不只是时间长短，在那个空洞中，他更像是穿越了什么东西或是走过了漫长的路程。那一下撞击，那一下重重地撞上路面。不管怎么说，当人们把他从地上抬起来时，他从深井般的黑暗中醒来，立刻松了一口气。虽然胳膊很疼，虽然划破的眉毛在流血，虽然膝盖挫伤，但他苏醒过来后，感觉到自己有人扶助、有人救治，还是感到宽慰。这挺奇怪的。他得什么时候问问住院医生。现在，睡意再次袭来，将他慢慢拖入梦乡。枕头好柔软，发烧的喉咙里有矿泉水的清凉。也许他可以真的休息一下，再没有那该死的噩梦。高处那紫色的灯光渐渐熄灭了。

由于他是仰面睡着的，所以当他再次恢复意识、也是这个姿势时，他并没有感到惊讶；但是，那潮湿的气息，那水滴在石头上的气息，却让他喉头一紧，迫使他反应过来。睁开双眼四处看也没有用，周遭一片漆黑。他想直起身子，却感觉到手腕和脚踝上都绑着粗麻绳。他的四肢都被绑在木桩上，钉在地上，钉在一片潮湿、冰冷的石板地上。寒意侵蚀着他裸露的背脊和双腿。他笨拙地想用下巴碰碰护身符，却发现护身符已被人扯掉。现在他完了，再没有祈祷词能救他脱离大难了。远远地，他听见庆典的鼓声，仿佛从地牢的石缝中穿透而入。他被带到了神庙里，他就身处神庙的地牢中，等待着自己的终结。

他听到一声叫喊，一声在墙壁间回荡的嘶哑叫喊。又一声叫喊，最后变成一声呻吟。那在黑暗中叫喊的，就是他自己，他叫喊是因为他还活着，他的全身都在用这喊声抵御着即将到来的一切，抵御着那避无可避的终结。他想到了那些将占满其他地牢的同伴们，想到了那些正登上祭坛台阶的同伴们。他又呜咽着叫了一声，几乎张不开嘴，因为他的颌骨僵住了，但同时他的颌骨又像是橡胶做的似的，正在无比费力地慢慢打开。门闩的嘎吱声像抽鞭一样吓得他一抖。他哆哆嗦嗦地扭动着身子，想努力挣脱箍进肉里的绳索。他用比较有力气的右胳膊猛拽，直到疼得难以忍受，他才不得不停手。他看到门往两边打开，火光未到，他就已经闻到了火把的气味。仅围着一条仪式用缠腰布的祭司侍从们走向他，鄙夷地看着他。火光映在汗淋淋的身体上，映在插满羽毛的黑发上。他们松开绳索，再用像青铜般坚硬的滚烫手掌抓紧他。他觉得自己被抬了起来，被四个侍从猛拽着，拖上狭窄的过道，一直仰面朝天。举火把的人走在前面，微微照亮过道。过道的墙壁湿湿的，天花板低低的，侍从们都必须低垂着头。现在，他们抬着他走啊走，走啊走，这就是终结。他仰面朝天，离尖石嶙峋的天花板仅一米之遥。时不时，火把会将天花板照亮。等到天花板消失、星辰出现时，等到吼声如火、舞蹈如荼的石阶在他面前向上延伸时，那就是终结。过道长得没个尽头，但它马上就将走完，他马上就会闻到缀满繁星的自由空气，但是，还没有，他们还在粗暴地猛拽着他，在红色暗影中不停地向前。他并不愿意这样，但是，他能怎么阻止这一切呢？他们已经抢走了护身符，那是他真正的心脏，生命的中心。

他蓦地跳回到了医院里的夜晚，跳回到舒适的、光滑的、高高的天花板下，跳回到包裹着他的柔和暗影中。他想他肯定尖叫过，但他的病友们都安静地睡着。在窗户的蓝色暗影衬托下，床头桌上水瓶里的水仿佛正冒着气泡，如一幅半透明的影像。他气喘吁吁，想让肺部顺顺气，想忘记那些依然贴在他眼皮上的种种影像。他每次闭上眼睛，这些影像就会立刻呈现出来，他便害怕地直起身子，但与此同时，他也很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醒着的，知道不睡着就会没事，知道天就要亮了，到了那时，他就可以睡个沉彻的好觉，没有异象，什么也没有……他很勉强地睁着双眼，但他熬不过睡意。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用没受伤的手作势伸向水瓶，但他没能拿到它，他的手指收紧，再次落入黑暗和虚空。过道仍然没有尽头，一块石头接着一块石头，时不时还突闪出微红的光芒。他仰面朝天，喑哑呻吟，因为天花板快要到头了，它渐渐升高，大张如暗影之嘴。侍从们直起了身子。天顶一弯残月照在他的脸上，但他的双眼不想去看，于是绝望地闭了又睁，希望能回到另一边，能再次看见病房中那保护着他的光滑的天花板。但他每次睁眼，却只有黑夜与残月，他们抬着他走上石阶，现在，他的头是倒垂的。高处，有篝火在燃烧，有红色烟柱，香烟弥漫。突然，他看到了那块被喷涌的鲜血染成红色、浸得锃亮的石头，还看见了上一个祭品的脚左右摇晃，他正被人拖开，扔下北边的石阶。他带着最后的希望紧闭双眼，呻吟着试图醒过来。有一瞬间，他以为他能办得到，因为他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了，不再头朝下地摆来摆去。但是死亡的气息还在，他睁开双眼，看见满身是血的祭司手中拿着石刀走了过来。他再次闭上双眼，但他现在已经知道他不会醒过来了，他知道他就是醒着的，他知道那另一个世界才是场奇妙的梦，就像所有的梦境一样荒唐：在那梦里，他走过一座奇特城市中的古怪道路，那里有绿光，有红光，即便没有火焰或烟尘也照样燃烧着；还有一只巨大的金属怪虫，在他胯下嗡嗡作响。在那场梦境的无限虚幻中，他也被人从地上抬了起来，也有人手拿着一把刀靠近他身边。而他，仰面朝天。他双目紧闭，在篝火之间，仰面朝天。

[1]荣冠之战（guerra florida）为中美洲土著文明特有的一种以献祭为目的的战争。通常发生在特大干旱的季节，多个部落之间达成协议，发动战斗，捕捉对方的战士作为俘虏，祭祀神明，求得庇佑。

游戏的终结

天热的时候，我、莱蒂西亚和奥兰达常常去阿根廷中央铁路公司的铁道上玩。我们会等着妈妈和露丝姨妈开始睡午觉，然后从白色大门溜出去。妈妈和露丝姨妈在洗完碗碟以后总是很累，尤其是有我和奥兰达帮忙擦盘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吵架啦，把小勺子掉一地啦，说些只有我们才明白的话啦，一般来说，充斥着油脂气味和何塞喵喵叫声的昏暗厨房里最后总会搅出一场火爆至极的吵闹，然后便是一团混乱。奥兰达擅长惹出这种乱子，比如，她会把一个洗过的杯子掉进脏水桶里，或者假装不经意地说罗萨家的姑娘们有两个女佣，服务可周到了。我则常用别的法子。我更喜欢对露丝姨妈暗示说，她要是继续刷锅，而不去洗杯子或盘子，手就会发皴，而杯子盘子正是妈妈喜欢洗的，这样一来，她俩便会为了占点儿干轻巧活的便宜而发动无声的战争。而当我们听腻了絮絮叨叨的教诲和冗长乏味的家族往事时，最有气概的把戏就要数往猫背上倒开水了。俗话说，被水烫过的猫咪连冷水都怕，但除非浇冷水这个部分是字面意思上的，否则这可是个天大的谎言，因为何塞可从来不会被热水吓跑，可怜的小东西，他甚至像是欢迎我们把半杯一百摄氏度的开水倒到他身上，或者不到一百度，也许要低得多，因为他从来没因此掉过毛。一切都是为了大闹一场，而这一片鸡飞狗跳总会以露丝姨妈的绝妙高音与妈妈跑去拿惩罚人用的藤杖画下完美句点，奥兰达和我则早已趁乱溜过走廊，跑到最里头的空房间去了，莱蒂西亚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一边读着彭松·杜·特拉耶[1]的书，那些让人搞不明白的书。

通常，妈妈会追出我们好远一段路，但是，想打破我们头的愿望总是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我们已经闩上了门，用热切又夸张的话来求她原谅），她也倦了，悻悻而归，走开时总说着同一句话：

“迟早会被扔到街上去的，你们这些小混蛋。”

而我们迟早会去的地方其实是阿根廷中央铁路公司的铁道。当整个房子安静下来，当我们看见猫也趴到柠檬树下好睡个花儿香、蜂儿鸣的午觉时，我们便会慢慢打开白色大门；等到一关上那扇门时，就仿佛有一阵风吹过，仿佛有一股自由的感觉牵着我们的手，驱引着整个身体，推着我们向前进。然后，我们会跑起来，好借力一下子爬上铁轨的小斜坡，登上那世界的巅峰，静静地欣赏我们的王国。

我们的王国是这样的：铁路的一个大弯道正好在我们家屋后的土地前拐过，那里只有路基、枕木和双轨；铺路石缝间长着稀稀疏疏、呆模呆样的牧草，还有云母、石英、长石——花岗岩的成分，在下午两点的阳光下，它们像真正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当我们弯腰去摸铁轨时（不能多耽搁，因为在那里久留是很危险的，不只是怕火车，更是怕家里人看见我们），石头的滚热会袭上我们的脸；当我们迎着河风站立时，又会有一股湿热黏上面颊和耳朵。我们喜欢弯腿蹲下去，站起来，再下去，在两个高温区之间来来去去，看着彼此的脸来观察出汗的情况，就这样，我们很快便会汗流浃背。我们总是一言不发，看着下方远处的铁路，或是对岸的河面，那一小片牛奶咖啡色的河面。

初步巡视过王国以后，我们就会从斜坡上下来，钻进紧靠我们家围墙的那片沉郁幽深的柳树树荫，白色大门就在那面墙上。那里是王国的都城，荒野之城，我们游戏的重地。最先开始这游戏的是莱蒂西亚，她是我们三人中最受优待、最享福的。莱蒂西亚不用擦盘子，也不用理床铺，她可以整天读读书、贴贴小人画儿玩，到了晚上，只要她张口要求，她就可以很晚都不睡觉，更别说她能一个人睡一间房，有骨头汤喝，还有其他各种好处了。渐渐地，她开始利用这些特权，从去年夏天开始，她就领头玩游戏了，我认为，实际上是她在领导着那个王国；至少，总是她首先发表意见，奥兰达和我则毫无怨言、简直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一切。也许是妈妈告诫我们该怎样对待莱蒂西亚的长篇大论起了作用，或许单纯是因为我们很爱她，不介意她来当头头。可惜，她看起来并不像个头头，她是我们三个人里最矮的，又那么瘦。奥兰达已经算是挺瘦的了，我的体重也从没超过五十公斤，但是，莱蒂西亚还是三人里最瘦的，更糟糕的是，她的瘦削十分明显，从脖子上、耳朵上就能看出来。也许是她那僵直的背脊让她显得更加瘦削，再加上她几乎不能朝两边转头，她看起来就像一块立着的熨衣板，就像罗萨家姑娘们家里包着白布的那种。一块头宽脚窄、靠墙立着的熨衣板，而她还是我们的头儿。

而我最最喜欢的就是想象妈妈或露丝姨妈有一天会发现这个游戏。她们如果知道有这么个游戏，一定会闹翻天的。她们会尖叫，会气昏，会没完没了地抱怨说她们的万般付出与牺牲都打了水漂，会再三地说要动用最吓人的手段来惩罚我们，最后还会对我们的未来做一番可怖的预测，说我们迟早会被扔到街上去的。这最后一条总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觉得沦落街头再正常不过了。

首先，莱蒂西亚会让我们抓阄。我们会用手藏石子儿、数到二十一或随便什么法子来抓阄。如果用的是数到二十一的法子，我们就会假装还有两到三个女孩，把她们也数进去，避免作弊。如果她们中的哪一个正好轮到二十一，我们就把她淘汰掉，再从头数过，直至轮到我们三个中的一个为止。然后，奥兰达和我就会搬起石头，打开饰物箱。假设是奥兰达赢了，就会由莱蒂西亚和我挑选饰物。这游戏有两种玩法：扮雕像和摆姿态。摆姿态不用穿戴饰物，但是需要很强的表现力。要表现嫉妒，就得龇牙、握拳，努力摆出个嫉妒得不行的样子；要表现慈悲，最理想的便是天使面孔，两眼望天，双手则将什么东西——一块破布、一个球或一根柳枝——赠给一个看不见的可怜小孤儿。羞耻和恐惧很好演，怨恨和醋意则需要多费点心思。所有的饰物几乎都是用来扮雕像的，这种玩法可以完全自由发挥。要扮好一尊雕像，必须要想好服装的每一个细节。游戏规定，被选中的人不能参与服装的选择；要由另外两个人讨论好，然后选出衣服饰物。被选中的人要利用两人为她穿上的衣服来设计出自己扮演的雕像，游戏也因此变得更复杂、更激动人心，因为有时候另两个人会联合起来捣鬼，被整的人就得穿上完全不搭调的衣服饰物；这样一来，能不能扮得生动就取决于她能不能设计出一个好的雕像来了。一般来说，玩摆姿态时，被选中的人总能扮得很成功，而扮雕像则有时会难看得很。

我讲的这些事天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事情起了变化，是在第一张小纸条从火车上丢下来的那一天。扮雕像和摆姿态当然不是只给我们自己看的，不然，我们大概很快就会玩厌了。游戏规定，被选中的人必须站在斜坡脚下、柳树荫外，等待从蒂格雷开来的两点零八分的火车。到了巴勒莫这片高地上，火车都是飞快地驶过，因此，我们扮起雕像或摆起姿态来并不会不好意思。我们几乎看不清车窗里的人，但是，时间一长，我们有了经验，就知道有些乘客是很期待看见我们的。有一位头发灰白、戴玳瑁眼镜的先生会把头探出窗外，挥着手帕向扮雕像或摆姿态的人致意。从学校回来的男孩们坐在车厢踏板上，在经过时大喊大叫，但是，也有些人只是很严肃地看着我们。实际上，扮雕像或摆姿态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她得努力地一动不动，可站在柳树下的另外两个人则会详尽透彻地分析她是大获成功还是无人关注。在某个星期二，当第二节车厢经过时，那张小纸条掉了下来。它落在离那天扮演诽谤的奥兰达很近的地方，然后弹到了我身边。那是一张折了好几折、用一个螺丝帽圈住的小纸条。是个男孩的字迹，挺难看的，上面写着：“雕像都很美。我坐在第二节车厢的第三扇窗户边。阿里埃尔·B.”我们觉得这留言有点无聊，亏他还这么麻烦地套上螺丝帽扔出来，但是我们照样很喜欢。我们抓阄决定谁可以收着这纸条，我赢了。第二天，我们谁都不想玩，只想看看阿里埃尔·B.长什么样，但是，我们又怕他误会了我们不玩的原因，于是我们抓了阄，莱蒂西亚赢了。我和奥兰达都很高兴，因为莱蒂西亚很会扮雕像，可怜的小东西。当她一动不动时，麻痹症也看不出来了，她可以摆出无比高雅的姿态。摆姿态时，她总是选择慷慨、仁慈、牺牲和舍弃。扮雕像时，她总是追求客厅里那尊被露丝姨妈称为“尼罗的维纳斯”[2]雕像的风格。因此，我们为她选了些特别的衣饰，想给阿里埃尔留下好印象。我们给她披上一袭绿色天鹅绒当作长袍，在她的头发上放了一顶柳枝花冠。由于我们都穿着短袖，希腊式风格的效果很明显。莱蒂西亚在树荫下练习了一会儿，我们讲好我们俩也会探出身子，跟阿里埃尔矜持但很友好地打个招呼。

莱蒂西亚看上去美极了，火车过来时，她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由于不能转头，她便把头向后仰，把胳膊贴紧身体，就好像她本就没有胳膊似的——除开绿色的长袍，看着就跟“尼罗的维纳斯”一模一样。在第三扇窗户边，我们看见了一个金色卷发、浅色眼睛的男孩，他一看见奥兰达和我在向他打招呼就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火车瞬间便把他带走了，但是，直到下午四点半，我们仍在讨论他是不是穿着深色衣服，他是不是打着红领带，他是讨厌还是可爱。星期四，我扮演沮丧，我们又收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三个我都很喜欢。阿里埃尔。”现在，他常常将头和一只胳膊伸出窗外，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估计他大约十八岁（我们肯定，他不会超过十六岁），并且都认为他是每天从一间英国学校回家。这其中最最肯定的就是英国学校这一条，我们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接受的。看得出来，阿里埃尔出身很好。

接着，奥兰达运气好得不像话，连赢了三天。她发挥超常，摆了醒悟和欺骗两个姿态，还扮了一个很难很难的舞者雕像，从火车进入弯道时起就一直单脚站着。第二天我赢了，然后又是我。当我正摆着恐怖这个姿态时，阿里埃尔的一张小纸条几乎丢到了我鼻子上。我们一开始都没看懂：“最懒的最美。”莱蒂西亚是最后一个明白过来的，我们看着她脸红起来，然后走到了一边。奥兰达和我面面相觑，有一点恼火。我们第一反应是想破口大骂阿里埃尔真是个笨蛋，但是，我们不能对莱蒂西亚这么说，可怜的天使，她那么敏感，又受着那么大的罪。她什么也没说，但是她似乎明白那张纸条是归她的，便把它收了起来。那天我们一声不响地回到了家，晚上也没有一起玩。吃晚饭时，莱蒂西亚很高兴，眼睛闪着亮亮的光。妈妈看了露丝姨妈一两次，好像是要她确证自己的欢喜并非一场空。那段时间，她们在对莱蒂西亚试用一种新的强化疗法，看起来，这效果真是好得出奇。

睡觉前，奥兰达和我谈了谈这件事。阿里埃尔的小纸条并没有让我们难过，从一辆飞驰的火车上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我们只是觉得莱蒂西亚对我们太得寸进尺了。她知道我们不会对她说什么，她知道在一个家庭里若有一个人身体有缺陷却又自尊心过强，那么所有人都会假装注意不到那人的情况，病人自己尤其如此，或者说，大家都会假装不知道彼此知道。但是，也不该太过分，而莱蒂西亚吃饭时的表现和她收起小纸条的样子就太过分了。那天晚上，我又做起了那些关于火车的噩梦，在梦里，我在清晨走过庞大宽阔的车辆段，那里，轨道纵横交错，我看着从远方驶来的火车头上的红色灯光，焦急地估计着火车是不是会从我的左边经过，同时又很担心也许会有一辆快车从我背后驶来，或者——更加糟糕——会有一列火车突然驶上岔道，直朝我冲来。但是，到了早上，我就忘记了这一切，因为莱蒂西亚起床后疼痛发作，我们得帮她穿上衣服。我们觉得她是有点后悔昨天的事情了，于是我们对她很好，告诉她说她会这样是因为走了太多路，也许她最好还是留在房间里看看书。她没说什么，但是她出来跟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妈妈问长问短，她回答说她已经好了，她的背几乎已经不疼了。她话是对着妈妈说的，眼睛却看着我们。

那天下午是我赢了，但是，在那一刻，不知怎么的，我对莱蒂西亚说我想把位子让给她，当然，我没告诉她为什么。既然那人比较喜欢她，就让他看她看到厌吧。该玩的是扮雕像游戏，所以我们给她选了一些简单的东西，让她不用太费事。她扮得像一个中国公主，带着点羞涩，看着地面，双手合十，就像中国公主们常做的那样。当火车经过时，奥兰达在柳树荫下背过身去，我却还是看了看，只见阿里埃尔目不转睛地看着莱蒂西亚。他一直看着她，直到火车拐过弯去，消失在视线之中。莱蒂西亚一直没动，她不知道他刚刚在那样看着她。但是，当她来到柳树下休息时，我们发现她其实是知道的，而且她其实挺想整个下午，甚至是整个晚上，都穿着那套衣饰。

星期三，只有我和奥兰达抽签，因为莱蒂西亚对我们说她应该歇一轮才算公平。奥兰达赢了，因为她就是该死的走运，但是阿里埃尔的信落到了我这一边。当我把信捡起来时，我突然有股冲动，想把它递给一言不发的莱蒂西亚，但是我想，也不该事事都顺她的意，所以，我慢慢把信打开了。阿里埃尔宣布，第二天他会在邻站下车，沿着路堤过来聊一会儿天。字句都写得糟糕至极，但是最后一句话优美动听：“谨向三尊雕像致意。”签名虽然个性鲜明，却像是鬼画符。

我们为奥兰达脱下衣饰时，莱蒂西亚看了我一两眼。我已经给她们读过信了，谁也没说什么，这其实挺令人心烦的，毕竟，阿里埃尔是一定会来的，我们得商量商量这个新情况，做个决定。如果家里人知道了，或者罗萨家的哪个姑娘不巧正在窥视我们，以那群小矮子的嫉妒心，她们肯定会闹翻天的。而且，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却提都不提，在收拾衣服饰物、穿过白色大门回家时，我们也没看过彼此一眼，这实在是万分奇怪。

露丝姨妈叫我和奥兰达给何塞洗个澡，自己带着莱蒂西亚去做治疗。于是，我们俩终于可以说说心里话了。我们觉得阿里埃尔能来真是很棒，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这样的朋友，表兄弟蒂托我们没算上，他只是一个收集小人偶、相信初领圣餐礼的呆瓜。我们又期待，又万分紧张，何塞就遭了殃，可怜的宝贝儿。奥兰达比我勇敢，提起了有关莱蒂西亚的话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一方面，我觉得，如果阿里埃尔发现了那真是太可怕了，但是，事情也确实应该搞清楚，因为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人而受到伤害。我只希望莱蒂西亚不要伤心难过，她已经够受的了，而且现在她还在接受新的疗法，一大堆糟心事。

那天晚上，妈妈见我们都一言不发，很是惊讶，她说真是稀奇，还问我们的舌头是不是被老鼠给吃了。然后，她看了看露丝姨妈，她们俩肯定以为我们是干了什么坏事，心里正内疚。莱蒂西亚吃得很少，她说她还是很疼，让她们允许她回房去看罗康波尔。奥兰达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还是伸手扶住了她，我则开始做起针线，我一紧张就会这样。我两次想过要去莱蒂西亚的房间，我想不出那两个女孩单独待在那里会做些什么，但是，奥兰达一脸凝重地回来了，她坐在我旁边，一句话都不说，直到妈妈和露丝姨妈收拾起桌子，她才开口：“她明天不会去的。她写了封信，说如果他一直问的话，就把信交给他。”她拉了拉衬衣的口袋，我看见了一个紫色的信封。接着，我们便被叫去擦盘子，那天晚上，我们几乎立刻就睡着了，因为白天情绪激动，也因为给何塞洗澡太累人了。

第二天，轮到我去市场买东西，因此，整个上午我都没看见莱蒂西亚，她一直待在她的房间里。吃午饭之前，我去她房间待了一会儿，发现她在窗户边，靠着一堆枕头，拿着罗康波尔的第九卷。看得出来，她很不舒服，但是她笑了，对我说起一只找不到出口的蜜蜂和她做的一个很滑稽的梦。我对她说，她不能来柳树林真是太遗憾了，但是，要把这句话好好说出口简直太难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跟阿里埃尔解释说你不舒服。”我这样提议，她却说不要，然后就不再说话了。我又劝她一起来，最后，我鼓起勇气，叫她不要害怕，跟她说真正的爱是不惧阻碍的，还说了一些我们在《青年宝库》[3]里学到的其他箴言警句。但是，我的话越说越艰难，因为她一直看着窗户，好像快要哭了。最后，我说了句妈妈找我呢，便走了。午餐吃得好漫长，奥兰达还因为把辣番茄酱溅到了桌布上而挨了露丝姨妈一记耳光。我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把盘子擦干的，只记得我们俩突然就已经来到了柳树林里，彼此拥抱着，满心喜悦，一点也没有嫉妒对方。奥兰达跟我说了，为了给阿里埃尔留个好印象，我们应该怎么谈我们的学业，因为中学生都很鄙视只念过小学、只会缝纫和手工的女孩儿。当两点零八分的火车开过时，阿里埃尔激动地伸出双手，而我们则挥动着自己的印花手帕，向他表示欢迎。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看见他沿着路堤过来了，他比我们原先想的个头更高，通身灰色衣裳。

我不怎么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了些什么，虽然他人都来了，还丢过纸条，但他还是挺害羞的，而且，他说话很有深度。他几乎是立刻就把我们扮的雕像和摆的姿态大加赞扬了一番，他问我们叫什么，还问起为什么还有一个女孩不在。奥兰达说莱蒂西亚来不了了，他说真遗憾，还说他觉得莱蒂西亚这名字很美。然后，他跟我们谈起工业学院的事情，很遗憾，那不是一所英国学校，他还问我们能不能把衣服饰物拿给他看看。奥兰达把石头搬起来，我们把东西拿给他看了。他似乎很感兴趣，有好几次，他拿起某件衣饰，说“有一天莱蒂西亚穿过这个”或者“这个是扮那个东方雕像的”，他指的就是中国公主。我们坐在柳树荫下，他很高兴，但有点心不在焉，看得出来，他留下来纯粹是出于礼貌。当谈话冷下来，奥兰达看了我几眼，这让我们俩都感到很不自在，让我们很想逃开，让我们希望阿里埃尔压根儿就没来过。他又一次问莱蒂西亚是不是生病了，奥兰达看看我，我以为她就要告诉他了，但是她却回答说莱蒂西亚来不了了。阿里埃尔用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着几何图形，时不时地看看白色大门，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因此，奥兰达适时地拿出那个紫色的信封，递给了他。他手上拿着信封，很是惊讶，然后，当我们解释说这是莱蒂西亚给他的信时，他脸红了起来，他不愿意当着我们的面读信，便把信收在了短外套的内口袋里。他几乎是马上就说道这次见面很开心，他很高兴能来，但是他的手软绵绵的，叫人讨厌，所以会面结束了也好，虽然在那之后，我们一直就只想着他的灰色眼眸和他微笑时的那种悲伤神态。我们也记得他道别时说的“再会”，我们在家里从来没听人这么说过，听起来很神圣、很诗意。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了一直在院子里的柠檬树下等着我们的莱蒂西亚，我本想问问她信里都写了些什么，但是既然她在把信交给奥兰达以前就将信封封了口，我不知怎么也就什么都没说，我们只跟她说了说阿里埃尔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他问起了她多少次。这可是很难说出口的，因为这是件既美好又感伤的事情。我们看出来莱蒂西亚很开心，但是同时，她又几乎快要哭泣，最后，我们说了句露丝姨妈找我们呢，就走了，留下她独自看着柠檬树上的黄蜂。

那天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奥兰达对我说：“你看着，从明天开始，游戏就结束了。”她虽没全说中，但也差不离了。第二天，莱蒂西亚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向我们打了暗号。我们去洗碗碟的时候非常吃惊，还有点恼火，因为莱蒂西亚这么做真是不害臊，这可不好。她在大门口等着我们，一到柳树林，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妈妈的珍珠项链和家里所有的戒指，连露丝姨妈那枚大大的红宝石戒指都带着，我们见了都快要吓死了。如果罗萨家的姑娘们在偷看的话，她们就会看见我们拿着这些首饰，妈妈肯定马上就会知道，她会杀了我们的，恶心的小矮子们。但是，莱蒂西亚并不害怕，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她会负全责。“我希望你们今天能让我来。”她又说道，但是并没有看我们。我们立刻把衣饰拿出来，突然之间，我们都想对莱蒂西亚很好很好，满足她所有的愿望，虽然我们心里还有一点点疙瘩。游戏规定该玩扮雕像了，我们为她选了和珠宝首饰很相配的漂亮衣物，把很多孔雀羽毛簪在她的头发上，又挑了一块远看像是银狐皮的皮料，还有一块玫瑰色的面纱，她把它当作头巾缠好。我们看见她沉思着，一动不动地排演着雕像的造型。当火车在拐弯处出现时，她站到斜坡脚下，戴着所有的首饰，它们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她举起胳膊，好像她不是要扮雕像而是要摆姿态似的，她双手指天，头往后仰（这是她唯一能做的动作，小可怜），身子弯得那么厉害，叫我们直害怕。我们觉得她美极了，这是她扮过的最华丽的雕像了。然后，我们看见阿里埃尔在看着她，他将身子探出窗外，只看着她一个人，他转过头，看着她，对我们视而不见，直到列车带着他倏地驶远。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都同时跑过去扶住了莱蒂西亚，她双眼紧闭，脸上满是大颗的泪珠。她静静地推开我们，但我们还是帮她把珠宝首饰藏进了口袋里。她独自回了家，而我们则最后一次把衣服饰物收进她的箱子里。我们几乎可以想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第二天，我们两个人还是照样去了柳树林，因为露丝姨妈叫我们保持绝对安静，不要吵到莱蒂西亚，她疼得厉害，只想睡觉。当列车驶来时，我们毫不意外地看见第三扇车窗里空无一人，我们半是宽心半是愤怒地微笑着，想象着阿里埃尔坐在车厢的另一侧，在他的座位上一动不动，灰色的眼眸望着河水。

[1]彭松·杜·特拉耶（Ponson du Terrail, 1829-1871），法国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冒险小说，下文中出现的罗康波尔（Rocambole）即该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2]《米罗的维纳斯》之误称。

[3]指最初由英国作家、教育家亚瑟·米伊出版的《儿童百科全书》，后由美国出版商瓦尔特·杰克逊译成西班牙语，名为《青年宝库·知识丛书》，其后亦有过许多扩充和增补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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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

瑟夫的房子

保鲜

软座包厢

好事一小件

维生素

小心

何方来电

火车——致约翰·契弗

发烧

马笼头

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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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特丝·加拉格尔

以及

纪念约翰·加德纳

羽毛

我工作中认识的朋友，巴德，有一天叫我和弗兰一起去他家吃晚饭。我不认识他老婆，他也不认识弗兰，算是扯平了。不过，我和巴德是朋友，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婴儿，当时应该有八个月大了。这八个月都跑到哪儿去了？见鬼，那之后的时间又去哪儿了呢？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盒雪茄来上班，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荷兰大师[1]牌。每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包装纸上写着“是个男孩！”。我不抽雪茄，但还是拿了一根。“再拿两根。”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我也不喜欢雪茄，是她的主意。”他说的是他老婆，奥拉。

我从没见过巴德的老婆，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那是个周六下午，我无聊得很，便给巴德打电话，看他有什么点子。这女人接起电话，说了声：“喂？”我有些懵，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是巴德的老婆。巴德倒是跟我提过几回她的名字，但我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她又说了一遍：“喂？”我能听见那边电视开着。然后她问：“谁呀？”我听见有婴儿开始闹了。“巴德！”那个女人喊道。“怎么了？”我听见巴德的声音。我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上班见到巴德，我当然没提打过电话的事。但我还是兜着圈子让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奥拉。”他说。奥拉，我对自己说。奥拉。

那天我们在午餐室里喝咖啡，巴德跟我说：“没什么事，就我们四个。你和你太太，我和奥拉。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起聚聚。晚上七点左右来吧。她六点喂小孩，接着哄他睡觉，然后咱们就吃饭。我们的地方不难找，这是地图。”他递给我一张纸，画满了线条，标示着大街小巷路口之类，还有箭头指示着东西南北。一个大叉标出了他家的位置。我说：“我们很期待这次聚会。”不过，弗兰对此并不太热心。

那天晚上看电视时，我问弗兰我们去巴德家要不要带点儿东西。

“比如说带什么？”弗兰说，“他说要我们带什么了吗？我怎么知道要带什么？我没主意。”她耸了耸肩，瞥了我一眼。我跟她提起过巴德，但她不认识他，也不大想认识他。“我们可以带瓶葡萄酒，”她说，“不过我无所谓。要不你就拿瓶酒吧。”她甩了甩头，长发在肩头摇摆，似乎是在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别人呢？

我们拥有彼此。“过来。”我说。她朝我这边靠近一点儿，让我能一把抱住她。弗兰个子很高，一头金发散在背后。我捻起她的一缕头发，嗅了嗅，将手缠绕在发丝里。她任由我抱着她。我将脸埋进她的头发里，把她搂得更紧了一些。

有时，长发会挡住她的视线，她不得不撩起来拨到肩后。对此她很不耐烦。“这头发真碍事。”她说。弗兰在一家乳制品厂工作，上班时得把头发盘起来。每晚她都得洗一次头，然后边看电视边梳理。偶尔她会威胁说一定要把它剪了，但我想她不会的。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头发，知道我喜欢得多么疯狂。我对她说，我就是因为她的头发爱上她的。我告诉她，如果她剪掉头发，说不定我就不爱她了。有时我会叫她“瑞典人”。说她是瑞典人也真会有人信的。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晚上，她会一边梳理她的长发，一边和我一起大声地说出我们希望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我们想有辆新车，那曾是我们的愿望之一。我们也盼望过能一起到加拿大玩两个礼拜。但我们从来没有盼过的，就是孩子。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不想要。可能哪天会想要吧，我们对彼此这样说过。反正我们现在不想要。我们觉得，也许我们会一直不想要。晚上我们有时会去看电影，要不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弗兰会为我烤些点心，不管烤得怎么样，我们都会一口气吃完。

“他们可能不喝葡萄酒。”我说。

“就带葡萄酒吧。”弗兰说，“要是他们不喝，那咱们就自己喝。”

“白的还是红的？”

“再带点儿甜点。”她没搭理我，“不过，带什么都行，我真的无所谓。这是你的聚会。咱们可别太当回事，小题大做，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我可以做个覆盆子咖啡蛋糕，或者纸杯蛋糕什么的。”

“他们会准备甜点的。”我说，“你不会请人到家里吃饭却不准备甜点的。”

“他们可能会做个大米布丁，或者果子冻！我们不爱吃的那些东西。”她说，“我都没见过那个女的，怎么知道她会做什么？如果她给我们吃果子冻怎么办？”弗兰摇着头。我耸了耸肩。不过她说得有道理。“巴德给你的那些老雪茄，”她接着说，“带上它们。那样你们就可以饭后到客厅去抽雪茄喝波特酒，反正就是电影里那些人喝的那种酒。”

“行，那就带上我们自己想吃的。”我说。

弗兰说：“我们就拿一条我做的面包吧。”

巴德和奥拉住在离城镇差不多二十英里的地方。我和弗兰已经在这儿住了三年了，却还没怎么去周边的乡间兜过风，真是的。在这些蜿蜒的小路上开车的感觉真好。傍晚，天气晴朗又暖和，我们看见了牧场、栅栏，还有正向着老畜棚慢吞吞地走去的奶牛。我们看见红色翅膀的黑鹂栖在栅栏上，鸽子绕着干草棚盘旋。还有花园之类的，野花盛开，一座座小房子建在远离公路的地方。我对弗兰说：“我们要是能在这儿有座房子就好了。”随便想想而已，不过是又一个没什么用的愿望。弗兰没有答话，她正忙着看巴德给的那张地图。我们开到了一个他标出的四向停车路口[2]，然后按照地图所示右拐，又开了正好三又三分之一英里。路左边，我看见了一片玉米地，一个信箱，还有一条长长的碎石铺就的车道。车道尽头，几棵树后面是一座带门廊的房子，房顶上有根烟囱，因为是夏天，自然没有烟袅袅升起。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幅不错的景象，便对弗兰说了我的感受。

“那只不过是些树杈子。”她说。

我把车开上了车道，两旁都是玉米，长得比车还高。我能听见碎石在轮胎下吱嘎作响。离房子近了一些后，我们看见了一座花园，里面的藤蔓上挂着些绿色的东西，大小如棒球。

“那是什么玩意儿？”我问。

“我怎么知道？”弗兰说，“可能是南瓜。我不知道。”

“嘿，弗兰，”我说，“放松点儿。”

她什么话都没说，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又松开了。车开到房子跟前时，她关上了车上的收音机。

前院立着一个婴儿摇篮，几件玩具散放在门廊上。我在房前停车。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可怕的号叫。好吧，屋里有个婴儿，不过这声响对于一个婴儿来说未免也太大了。

“什么声音？”弗兰问。

这时，一只秃鹰般大小的东西重重地拍打着翅膀从树上飞下来，直冲冲地落在车前。它抖动身体，伸着长长的脖颈扭向车子这边，抬起头，打量着我们。

“该死的！”我说着，呆坐在车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凝视着那个家伙。

“你能相信吗？”弗兰对我说，“我以前从没见过活的呢。”

我们当然都知道那是只孔雀，但谁都没说出声。我们只是看着它。鸟儿昂头伸向空中，又粗哑地大叫了一声。它的羽毛支棱起来，弄得整个身子比刚才落下时大了一倍。“该死的！”我又说了一遍。我们坐在车的前座上没有动。

鸟儿向前移动了一点儿，头侧向一边，绷着劲儿，明亮而充满野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它的尾巴翘了起来，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一开一合，闪烁着彩虹的每一种颜色。

“天哪！”弗兰小声说，把手放到我的膝头。

“该死的！”没什么别的可说了，我又骂了一句。

鸟儿又发出了那奇特的哀号声：“哇啊——哇——啊！”要是在深夜，又是第一次听见这声响，我真会以为是什么人要死了，或是别的什么疯狂又危险的东西。

前门开了，巴德一面系着衬衣扣子一面走到门廊上。他的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冲完澡。

“闭嘴，乔伊！”他对那只孔雀说，又冲着它拍了拍手。那家伙向后挪了挪。“够了。这样就对了，闭嘴！你这个老坏蛋，闭嘴！”巴德走下台阶，边把衬衣塞到裤子里，边朝车子走过来。他穿着上班时总穿的衣服——蓝牛仔裤和斜纹粗布衬衣。我穿着休闲裤和短袖运动衫，还有一双不错的平底鞋。看了巴德的穿着，我后悔自己出门前过于当回事地打扮了一番。

“很高兴你们能来，”巴德走到车旁说，“来，进来吧。”

“嘿，巴德。”我说。

我和弗兰下了车。那只孔雀向一旁挪了一点儿，来回摇着脑袋，一脸凶相。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它保持距离。

“地方还好找吗？”巴德问我。他没有看弗兰，等着我来介绍。

“地图上标的很明白。”我说，“嘿，巴德，这是弗兰。弗兰，这是巴德。你的事她可都知道呢，巴德。”

他大笑，和弗兰握手。弗兰比巴德高，巴德得抬头看她。

“他经常提起你。”弗兰边说边把手撤了回来，“巴德这个，巴德那个的。除了你，他基本上不提别人，说得我感觉像早就认识你了一样。”她说着，留神看着那只孔雀。它正向门廊靠近。

“怎么说也是我的朋友，就应该念叨我。”巴德说完，朝我咧嘴笑了笑，又轻轻捶了我胳膊一下。

弗兰一直拿着她那条面包，显得有些局促。她把面包递给巴德：“我们给你们带了点儿东西来。”

巴德接过面包，翻过来看了看，好像那是他见过的第一条面包似的。“你们太客气了。”巴德把面包举到面前闻了闻。

“这是弗兰烤的面包。”我告诉巴德。

巴德点了点头，说：“走，我们进去吧，见见家里的贤妻良母。”

他当然是在说奥拉。这儿只有奥拉是个母亲。巴德告诉过我他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

巴德开门时，那只孔雀一下子蹿到我们前面，跳上门廊，它也想进屋。

“啊！”孔雀贴到弗兰腿上时，弗兰叫了一声。

“乔伊，该死的！”巴德说着，重重地打了一下孔雀的头顶。孔雀在门廊上后退了几步，摇摆着身躯，尾部的翎毛发出咔啦咔啦的声响。巴德作势要踢它，孔雀又向后退了退。然后巴德帮我们开门。“她总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放进屋。过不了多久，它他妈的就要到桌子上吃饭，到床上睡觉了。”

进屋后，弗兰在门边停住，回过身看着门外的玉米地。“你这地方真好。”她说。巴德还扶着门。“你不觉得吗，杰克？”

“当然。”我说。我没想到弗兰会突然这样说。

“这种地方也不都像你们夸的那样好。”巴德说着，仍扶着门，向孔雀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这地方从不让你闲着，就没有消停的时候。”然后他招呼我们说：“快进来，伙计们。”

我问：“嘿，巴德，那里种的是什么呀？”

“番茄。”巴德回答。

“看来我有了个农民朋友。”弗兰摇着头说。

巴德哈哈大笑。我们进了屋，一个小个子的丰满女人正在客厅里等着我们。她的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手揣在围裙兜里。她满脸通红，起初我以为她可能是喘不过气，或是在生谁的气。她扫了我一眼，接着把目光移到弗兰身上。并非不友善，只是一个劲儿地看。她盯着弗兰，脸仍然泛着红。

巴德说：“奥拉，这是弗兰。这是我朋友杰克，我总和你说起他。伙计们，这是奥拉。”他把面包递给了奥拉。

“这是什么？”她说，“啊，自家做的面包，太好了，谢谢。随便坐吧。别客气。巴德，你还不问问人家想喝点儿什么。我炉子上正做着东西呢。”奥拉说着，拿着面包走回了厨房。

“请坐。”巴德说。我和弗兰重重地坐在沙发上。我正要掏出我的香烟。“这儿有烟灰缸，”巴德说着，从电视机顶上拿下来一个很沉的东西。“用这个。”他边说边把那东西放到我面前的咖啡桌上，那是个做成天鹅模样的玻璃烟灰缸。我点了烟，把火柴扔进天鹅背上开的口子里，看着一缕细烟从天鹅身子里飘出来。

彩色电视机开着，我们就看了一会儿。屏幕上，几辆四分五裂的改装赛车停在赛道周围，播音员的语调既沉重，又像正压抑着某种兴奋。“我们还在等正式的官方确认……”播音员说。

“你们想看这个吗？”巴德问。他仍旧站着。

我说我无所谓。我是真的无所谓。弗兰耸了耸肩，像是在说，看这个还是别的，对她来说没什么分别，反正今天就这样交待了。

“就差二十多圈了。”巴德说，“现在赛道已经封了。刚才的事故可真严重，好几辆车撞到了一起。几名车手受了伤，还没说伤得有多重。”

“别换了，”我说，“咱们就看这个吧。”

“说不定真他妈的会有辆车在我们眼前爆炸呢。”弗兰说，“或者会有个人冲到看台上，撞翻那个在卖脏兮兮的热狗的家伙！”她用手指把玩一缕头发，眼睛盯着电视。

巴德看了看弗兰，看她是否在开玩笑。“这场撞车可真够厉害的。一个接一个。车，车的零件，还有人，飞得到处都是。好啦，你们想喝点儿什么？我们这儿有麦芽酒，还有瓶‘老乌鸦’[3]。”

“你喝什么？”我问巴德。

“麦芽酒。又凉又好喝。”

“那我也喝麦芽酒。”

“我来点儿‘老乌鸦’，再来点儿水吧，”弗兰说，“麻烦倒在一个高玻璃杯里。再来点儿冰。谢谢啊，巴德。”

“行。”巴德说。他又瞥了眼电视，然后进了厨房。

弗兰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冲着电视的方向努了努嘴。“看那上面。”她低声说，“看见了吗？”我看了过去，电视机上放着一只细长的红色花瓶，瓶子里插着几枝雏菊。花瓶旁边的小垫布上，搁着一个熟石膏塑的牙齿模型，那该是世界上最参差不齐的牙齿了。这个恶心的玩意儿既没有嘴唇，也没有下巴，只有那几颗老石膏牙，塞在一块像是厚厚的黄色口香糖的东西上。

就在这时，奥拉拿着一罐混合坚果和一瓶啤露[4]走出来，围裙已经脱掉了。她把那罐坚果放在咖啡桌上的天鹅旁边，冲我们说：“随便吃点儿吧。巴德正给你们拿酒水呢。”说这话时，奥拉的脸又红了。然后，她坐到一把老藤条摇椅上，晃悠起来。她边喝啤露，边看电视。巴德拿着个小小的木质托盘走出来，上面放着弗兰要的威士忌和水，还有我的麦芽酒。他也给自己拿了一瓶麦芽酒。

“要玻璃杯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他轻拍一下我的膝头，转向了弗兰。

弗兰接过她的杯子，说了声：“多谢。”接着又开始盯着那些牙齿看。巴德顺着她的目光看去。电视里，赛道四周的车子发出尖锐的噪音。我拿起麦芽酒，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牙齿可不关我的事。“那是奥拉整牙前牙齿的模样。”巴德对弗兰说，“我已经习惯它了，不过我猜，它摆在那上面看起来挺可笑的吧。天知道她为什么还要留着这玩意儿。”他看了看奥拉，又看看我，冲我眨了眨眼。他在懒人椅上坐下，跷起二郎腿，喝着麦芽酒，盯着奥拉。

奥拉的脸又红了。她握着酒瓶，喝了一口，然后说：“留着它，是为了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什么。”

“你说什么？”弗兰问。她本来正翻弄着那罐坚果，想找点儿腰果吃。她停了下来，看着奥拉。“不好意思，我没听清。”弗兰盯着那个女人，等着她说话。

奥拉的脸又一次泛红了。“我有很多事都该感谢他。”她说，“这牙齿就是我要感谢的事情之一。留着它是要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多少。”她喝了一口啤露，放下瓶子，说：“你的牙很漂亮，弗兰。你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但我的牙，我小时候，它们全是歪七扭八的。”她用指甲敲了敲前面的两颗门牙，接着说，“那时我爸妈没钱给我整牙。我的牙只能生下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前夫也不关心我的样子。对，他不管！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下一瓶酒从哪里来。他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酒瓶子。”她摇着头，“后来巴德出现了，把我从那个烂摊子里拉了出来。我们在一起后，巴德说的头一件事就是，‘咱们得把这些牙修理修理’。那个牙模就是在碰到巴德后不久，我第二次去见整牙医生时做的，就在装上牙箍前。”

奥拉的脸一直红着。她看着电视，喝着啤露，似乎再没什么要说的了。

“那个整牙医生肯定是个天才。”弗兰边说边看着电视机上面那排可怖的牙齿。

“他确实很厉害。”奥拉说着转过身来，“看见了吗？”她张开嘴，又给我们展示了一遍她的牙齿，这次她一点儿也不害羞了。

巴德已经走到电视机前拿下了牙模。他走到奥拉身边，把它放到奥拉的脸颊旁。“看，整形之前和整形之后。”巴德说。

奥拉伸手从巴德手里拿过那排牙齿。“你知道吗？那个整牙医生本来想要自己留下这个的。”她说话时把那排牙齿放在了腿上，“我说不行。我提醒他，它们可是我的牙。所以他只好拍下了这个模型。他告诉我他要把照片发表在杂志上。”

巴德说：“想想那会是本什么样的杂志吧。我琢磨着没什么人要看那种东西。”我们都笑了。

“等摘下了牙箍，我笑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就像这样。”奥拉说，“现在我有时还这样做。习惯嘛。有一天，巴德说：‘你不用那样捂嘴了，奥拉。像这样漂亮的牙齿，你可不用把它们藏起来。你现在的牙齿好极了。’”奥拉看着巴德。巴德冲她挤了挤眼。她微微一笑，低下了头。

弗兰喝着她的威士忌，我也喝了点儿麦芽酒。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弗兰也一样。但我知道晚些时候，弗兰对此会有很多话要说。

我说：“奥拉，我有一次打电话过来，是你接的，但我给挂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挂了。”我说完，呷了口麦芽酒。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提起这件事。

“我不记得了。”奥拉说，“那是什么时候？”

“有一阵子了。”

“我不记得。”她摇着头说，用手指摆弄着腿上的牙模，看着赛车节目，又把椅子摇动起来。

弗兰看着我，咬了咬下嘴唇，但什么也没说。

巴德说：“怎么样，还有什么别的新鲜事吗？”

“再吃点儿坚果呀，”奥拉说，“晚饭马上就好了。”

里屋传来了哭声。

“可别是他！”奥拉对巴德说，做了个鬼脸。

“那个小家伙……”巴德说着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看完了剩下的比赛，又跑了三四圈的样子，没有声音。

我们又听见一两次婴儿的哭声从里屋传出来，那声音显得有些焦躁。

“怎么搞的？”奥拉说着站了起来，“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家入座了，我只要再把肉汁调好就行了。不过我还是先进去看看孩子吧。你们大家干吗不过去入席呢？我马上就来。”

“我想看看孩子。”弗兰说。

奥拉手里还拿着她的牙。她走过去把它重新放回到电视机上。“刚才可能是吓到他了，”她说，“他还不太习惯见陌生人。稍等一会儿，看我能不能哄他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你们就能偷偷看一眼了。”说完，她走向门厅边的房间，打开门，轻轻地走进去，带上门。婴儿不哭了。

巴德关上电视，我们走进厨房，坐在餐桌旁边。巴德和我谈论起工作上的事，弗兰听着，不时还会问个问题。但我能看出她已经腻烦了，也可能是因为奥拉没让她看孩子而生气。她打量着奥拉的厨房，翻看着奥拉的东西，手指缠绕起发丝。

奥拉回到厨房时说：“我给小家伙换了块尿布，还给他一个橡皮鸭子玩。也许他能让咱们安心吃饭了，不过也说不准。”她说着，掀开一个盖子，将一只平底锅从炉子上拿下来，把红色的肉汁倒进碗里，再把碗端到桌子上，接着又打开几只锅的盖子，检查是否一切就绪。桌子上有烤火腿、红薯、土豆泥、青豆、玉米棒和蔬菜沙拉。弗兰的面包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就在火腿旁边。

“我忘了拿餐巾纸。”奥拉说，“你们先吃。想喝点儿什么？巴德吃饭时总喝牛奶。”

“牛奶好啊。”我说。

“我来点儿水。”弗兰说，“我自己拿吧，你已经够忙的了，就别再费心来照顾我了。”她欠了欠身，想要站起来。

奥拉说：“没事，你们是客人嘛。坐着吧。我去拿。”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又红了。

我们只好坐着，手放在膝盖上等待。我想着那些石膏牙齿。奥拉带回了餐巾纸，还有给我和巴德的各一大杯牛奶，以及给弗兰的一杯冰水。弗兰说了声：“谢谢。”

“别客气。”奥拉说着也坐下了。巴德清了清嗓子，低头做饭前祷告。他的声音很低，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大概意思我还是明白的——他是在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将要被消灭掉的食物。

“阿门。”巴德祷告完时，奥拉也这样说了一句。

巴德递给我盛火腿的盘子，自己来了点儿土豆泥。我们埋头吃起来。大家几乎没说话，除了我或巴德偶尔说句“这火腿真不错”，或是“这甜玉米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甜玉米”。

“面包做得很特别。”奥拉说。

“请再给我来点儿沙拉吧，奥拉。”弗兰说，声音好像变得柔和了一些。

“再吃点儿这个。”每次巴德递给我火腿或是红肉汁时都会这样说。

时不时地，我们还会听见婴儿哭闹的声音。奥拉会侧过头去听，确定没什么大事后，便满意地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孩子今晚有点儿不高兴了。”奥拉对巴德说。

“我还是想看看他。”弗兰说，“我姐姐也有个小孩，不过他们住在丹佛。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一趟丹佛呀？这个外甥我到现在还没见过呢。”弗兰停下来想了想，然后继续吃。

奥拉用叉子叉了点儿火腿放进嘴里。“但愿他能睡着。”她说。

巴德说：“菜还剩好多呢。来，大伙再吃点儿火腿和红薯。”

“我是一口也吃不下了，”弗兰说着把叉子搁在盘子上，“菜做得真好，可我真的不能再吃了。”

“留着点儿肚子，”巴德说，“奥拉还做了大黄派[5]呢。”

弗兰说：“你们大家先吃吧，我吃一小块就足够了。”

“我也吃一小块。”我说。其实说这话只是客气一下。十三岁那年，我曾就着草莓冰激凌吃大黄派，结果生病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讨厌大黄派。

我们吃光了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后，又听见了那只该死的孔雀的动静。这次，那家伙跑上了房顶。听得出来，它就在我们头顶，在木瓦上走来走去，弄出咔啦咔啦的声响。

巴德摇摇头。“乔伊马上就会停下来的，它一会儿蹦累了就会去睡觉，”巴德说，“睡在那边的某棵树上。”

鸟儿又发出了那种号叫：“哇啊——”谁都没说话。有什么可说的呢？

然后奥拉说：“它是想进来，巴德。”

“哦，它不能进来，”巴德说，“我得提醒你一下：我们今天有客人。人家不想和一只该死的鸟坐在一起。那只脏鸟，还有你的那排旧牙！人家会怎么想？”他摇着头，笑了。我们都笑了。弗兰也和我们一起笑。

“它不脏，巴德。”奥拉说，“你是怎么了？你不是挺喜欢乔伊的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脏了？”

“就从那次它在毯子上拉屎开始。”巴德说，“请原谅我这不雅的用词，”他对弗兰说，“我得跟你说，有时我真想掐死这个老家伙。不过它都不值得一杀，是不是，奥拉？有时，大半夜的，它的叫声能把我从床上拎起来。它现在连个屁都不值，是不是，奥拉？”

听着巴德的胡话，奥拉摇摇头，扒拉着自己盘子里的几颗青豆。

“你最开始是从哪儿弄来这只孔雀的？”弗兰想知道。

奥拉抬起头说：“我一直想养只孔雀。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张孔雀的照片，我就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我的床头，保留了很长时间。后来等我和巴德有了这个地方后，我觉得机会来了。我说：‘巴德，我想要一只孔雀。’那时巴德还嘲笑我呢。”

“后来我还是到处帮她打听来着，”巴德说，“我听说邻县的一个老家伙养这东西。他管它们叫天堂鸟。为了这只天堂鸟，我们花了一百块钱。”他说着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上帝，我可给自己找了个品位昂贵的女人呦。”他冲奥拉咧着嘴笑。

“巴德，”奥拉说，“你自己都知道这是瞎说。不说别的，乔伊至少是个看门专家。”她对弗兰说：“有了乔伊，我们就不用养狗了。它什么都听得见。”

“等我们过不下去了，说不准，我就把乔伊给炖了，”巴德说，“连着毛一锅烩。”

“巴德！这可一点儿都不好笑。”奥拉说，但她自己却笑了，让我们又好好欣赏了一次她的牙齿。

婴儿又开始闹腾了，这次听起来哭得很凶。奥拉放下餐巾纸，从桌子边站了起来。

巴德说：“真是没完没了。把他抱出来吧，奥拉。”

“我也这么想呢。”奥拉说着去抱孩子了。

孔雀又哀鸣了一声，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看了弗兰一眼，她把餐巾纸拿起来，又放了下去。我看向厨房的窗户，外面已经黑了下来。窗户敞着，窗框上有一层纱窗。我觉得鸟的声音是从前门廊那边传来的。

弗兰把目光转向门厅，等着奥拉和那个婴儿。

过了一会儿，奥拉抱着孩子走了出来。我看着婴儿，深吸了口气。奥拉坐在桌旁，撑着孩子的胳膊好让他站在她的腿上，面冲我们。她看了看弗兰，又看了看我。这次她没有脸红。她在等着我们的评论。

“啊！”弗兰说。

“怎么了？”奥拉立刻问。

“没事，”弗兰说，“我觉得我看见窗户上有什么东西，像是蝙蝠。”

“我们这儿没有蝙蝠。”奥拉说

“也可能是只蛾子。”弗兰说，“总之是有个什么东西。嗯，”她说，“这可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小宝宝啊！”

巴德看着孩子，又看了看弗兰。他向后翘起椅子，不住地点头，说：“没事，不用担心。我们知道他现在还赢不了什么选美比赛。他不是克拉克·盖博。不过给他点儿时间。要是他走运，说不定能长得像他老爸一样。”

婴儿站在奥拉的腿上，看着坐在桌子旁边的我们。奥拉把手向下挪了一点儿，抱住他的腰，好让他可以用肉乎乎的腿立着前后晃悠。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婴儿。丑到让我无言以对，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我不是说他病了或是外表上有什么残疾。不是那回事。就是纯粹的难看。大红脸，鼓眼泡，宽脑门，还有那又大又厚的嘴唇。可以说根本没脖子，却长了三四层肥下巴，一直延伸到耳朵下面，更别提那对从光秃秃的脑袋上支棱出来的耳朵了。手腕上的肥肉耷拉着，胳膊和手指上也都是肉。说他难看都是说轻了。

这个难看的婴儿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在他妈妈的腿上又蹦又跳。后来他不跳了，向前倾着身子，肉乎乎的小手想去够奥拉的碟子。

我见过不少婴儿。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两个姐姐的小孩加一块儿有六个，所以我小时候老有婴儿在我周围转。在商店之类的地方，我也见过不少婴儿。但这孩子的丑无人能敌。弗兰也盯着他。我猜她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的个头够大的，是不是？”我说。

巴德说：“过不了多久他就壮得能打橄榄球了。这个家可不会饿着他。”

好像为了证明巴德的话，奥拉用叉子叉了些红薯，递到婴儿嘴边。“他是我的小宝贝，是不是？”她对这个胖家伙说，好像忘了我们的存在。

婴儿向前倾着身子，冲着红薯张开了嘴。奥拉把叉子送入孩子嘴里的时候，孩子一口咬住叉子，嘴里嚼着，在奥拉腿上不住地摇晃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凸出，就好像他被硬塞进了什么东西里，把眼睛挤出来了一样。

弗兰说：“他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宝宝，奥拉。”

婴儿的脸皱成一团，又闹腾起来。

“让乔伊进来吧。”奥拉对巴德说。

巴德让椅子翘起的腿重新着了地，说：“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先问问人家是否介意。”

奥拉看看弗兰，又看看我。她的脸又变红了。婴儿还在她腿上兴奋地腾挪跳跃，扭动着想要下来。

“都是朋友，”我说，“你们想做什么就做吧。”

巴德说：“说不定人家不想让屋子里面有只像乔伊那样的大鸟，这点你想到过吗，奥拉？”

“你们介意让乔伊进来吗？”奥拉问我们，“那只鸟今天晚上有点儿反常。这孩子也是。他已经习惯睡前让乔伊进来和他闹腾闹腾了。看来今晚他们两个谁都消停不了。”

“别问我们了，”弗兰说，“让它进来我没意见。我从没近距离接触过孔雀。不过我不介意。”她看了看我，我想她是要我也表示表示。

“当然不介意。”我说，“让它进来。”我拿起杯子，喝光了牛奶。

巴德从椅子上站起身，走过去打开前门，又把门廊里的灯打开了。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弗兰问。

“哈罗德。”奥拉回答。她又给哈罗德喂了一些自己盘子里的红薯。“他很聪明，机灵得很。你说什么他都明白。是不是，哈罗德？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弗兰，你就知道了。”

弗兰只是看着她。我听见前门开了又关。

“他是挺聪明的，那倒不假。”巴德回到了厨房，“随奥拉她爸。现在这儿又有一个聪明的老伙计了。”

我向巴德身后看去，可以看见那只孔雀正在客厅里踌躇不前，来回扭头，那姿势就像你来回转动手里的镜子。它不停地抖动羽毛，声音像是隔壁屋里有人在洗牌。

它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又一步。

“我能抱抱他吗？”弗兰问。她的语气就像在说，如果奥拉允许的话，那就太好了。

奥拉把婴儿递给桌子对面的弗兰。

弗兰试着让婴儿老老实实地待在她的腿上，但婴儿老是扭动，发出各种噪音。

“哈罗德！”弗兰说。

奥拉看着弗兰和婴儿，说：“哈罗德的外公十六岁时，开始读百科全书，从A读到Z。他还真做到了。二十岁读完的，就在他遇见我妈妈前不久。”

“他现在在哪儿？”我问，“他是做什么的？”我想知道，一个曾经定下那样目标的人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死了。”奥拉说，目光仍在弗兰身上。弗兰已经让婴儿仰面躺在自己的膝盖上了。她轻轻拨弄婴儿的某一层下巴，开始模仿儿语和他说话。

“他以前是伐木工，”巴德说，“别人砍的树砸在了他身上。”

“保险公司赔了妈妈些钱。”奥拉说，“但她都花光了。现在巴德每个月给她寄些钱。”

“也不多。”巴德说，“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钱。但怎么说她也是奥拉的妈妈。”

这时，孔雀已经攒够了勇气，开始摇摇晃晃、不甚平稳地从客厅向餐厅这边慢慢走来。它以一定的角度昂着头，用红眼睛盯着我们。它头顶的枝状羽冠有几英寸高，尾巴上的大羽毛竖了起来。这家伙在离桌子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审视着我们。

“他们叫它天堂鸟也不是没道理。”巴德说。

弗兰没有抬头，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婴儿身上。她开始和婴儿玩拍手游戏，他好像挺喜欢。我的意思是，至少这家伙不再闹腾了。她把他抱起来，让他趴在自己颈侧，轻轻地对他耳语。

“好了，”她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刚才说的话啊。”

婴儿用自己的凸眼泡注视着她，然后伸出小手抓了一把弗兰的金发。孔雀又向桌子靠近了一点儿。谁都没说话。我们只是坐着没动。哈罗德看见鸟儿，松开了弗兰的头发，在她大腿上站了起来，用自己的胖手指指鸟儿，跳上跳下，嘴里发出各种噪音。

孔雀快速地绕过桌子跑向婴儿。它的长脖子伸到婴儿的腿之间，嘴巴钻进婴儿的睡衣里，僵硬的脑袋前后晃动。婴儿笑着小脚乱踹。他用后背蹭着，设法从弗兰的膝盖滑到了地上。孔雀推搡着婴儿，好像在和他玩什么游戏。弗兰把婴儿拉回到自己的腿边，婴儿却挣扎着向前够。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弗兰说。

“这只孔雀疯了，就是这么回事。”巴德说，“这该死的鸟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鸟，这就是它主要的毛病。”

奥拉咧着嘴笑，又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牙齿。她看着巴德。巴德冲她点点头，把自己的椅子从桌边拉开。

这真是个难看的婴儿。但在我看来，这对巴德和奥拉来说无关紧要。即使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也只是想，好吧，孩子是难看了点儿。但他是我们的宝贝。而且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久，就会有另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还会有下一个阶段。等所有的阶段都经历完了，问题就都解决了。他们说不定就是这样想的。

巴德抱起婴儿，把他荡过自己的头顶，直到哈罗德尖叫起来。孔雀梳理羽毛，注视着他们。

弗兰又摇了摇头，抚平衣服上刚被婴儿弄皱的地方。奥拉拿起叉子，吃着盘子里的青豆。

巴德把婴儿转移到自己的胯部，说：“还有派和咖啡呢。”

在巴德和奥拉家的那晚很特别。我知道那是特别的一晚。那一晚，我几乎为自己生命里拥有的一切都感到高兴。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弗兰单独待在一起，好告诉她我的感受。那一晚，我许了个愿。坐在桌子旁，我闭上眼，使劲地想。我许的愿是永远不忘记那一晚，或者说永远不让那一晚离我而去。那是我的愿望中，得到实现的一个。对我来说，这个愿望的实现是我的不幸。不过，那时我当然不会明白。

“你在想什么呢，杰克？”巴德问我。

“随便乱想。”我说着，冲巴德笑了笑。

“发呆呢。”奥拉说。

我只是又笑了笑，摇了摇头。

那晚，从巴德和奥拉那儿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弗兰说：“亲爱的，用你的种子填满我吧！”她说这话时，我全身都听到了，从头到脚，我大叫着释放出来。

后来，当我们的情况变了，有了孩子，等等等等，弗兰总会想起在巴德家的那个晚上，觉得那是一切改变的开始。但她错了。改变在那之后——而且当改变真正出现时，那就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什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

“操，那些人，还有那个难看的婴儿！”有时我们深夜看电视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弗兰就会这样说。“还有那只臭烘烘的孔雀，”她会说，“上帝啊，要它做什么？”虽然自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过巴德和奥拉，她还是经常说一大堆这样的话。

弗兰现在已经不在乳制品厂工作了，而且很久前就剪了头发。她靠我养活，不过我们不谈这个。有什么可说的？

我仍会在工厂和巴德见面。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打开我们的午饭饭盒。如果我问起，他会和我聊奥拉和哈罗德。乔伊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有一晚，它飞上了它常栖的那棵树，就不见了，再没有下来。也许老死了吧，巴德说。后来那棵树被猫头鹰占据了。巴德耸了耸肩。他边吃三明治边对我说，将来有一天，哈罗德会成为一名橄榄球后卫。“你真该去看看那孩子。”巴德说。我点点头。我们还是朋友，这一点一直都没变。不过我和他说话时变得小心了起来。我知道他感觉得出来，他不希望这样。其实，我也不希望这样。

只有很偶然的时候，他才会问起我的家庭。当他问起，我会告诉他大家都挺好。“大家都挺好。”我说。我会合上饭盒，掏出香烟。巴德会点点头，抿几口咖啡。事实上，我的孩子身上有种卑劣的天性。但我不说这个。甚至和他妈妈都不愿谈，尤其不能和她提这个。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聊的几乎都是电视。但我还记得那一晚。我能回想起那只孔雀迈开灰色的爪子，绕着桌子缓慢移动的样子。还有我的朋友和他老婆站在门廊上和我们说再见的情景。奥拉送给弗兰几根孔雀羽毛带回家。我记得我们互相握手，拥抱对方，说这说那。在车里，回家的路上，弗兰紧贴着我坐，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们就这样一路从我朋友那儿开回了家。

[1]荷兰大师（Dutch Masters），一种因烟盒上印有伦勃朗油画而得名的廉价卷烟，在美国的销售始于1911年。80年代末，烟民常用这类卷烟包在外面的烟叶重新卷上大麻抽，来提高大麻的烈度，“荷兰大师”因而十分流行。

[2]四向停车路口（four-way stop），美国的一种没有交通灯的路口，竖有特殊停车标志。通过这种路口时需要停下来礼让前车。

[3]“老乌鸦”（Old Crow），一种波旁威士忌。

[4]啤露（root beer），又译麦根沙士，一种不含酒精的发酵饮料，北美特有，因含有甘草根和撒尔沙根而得名。

[5]大黄派（rhubarb pie），一种以大黄为馅料的派，是美国的传统饭后甜点。

瑟夫的房子

那年夏天，魏斯从一个刚刚康复的酒鬼瑟夫手里租下尤里卡[1]北部一套带家具的房子。然后，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忘掉过去，搬去与他同住。他说他在戒酒。所谓的戒酒我再清楚不过了。但他肯定不容我拒绝。他又打电话过来说，埃德娜，你可以从前窗望见海，闻见空气里的咸味。我听着他说。他没有吐字不清。我说我会考虑考虑。之后我真的想了想。一周后，他又打来电话问我，你来吗？我说我还在考虑。他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说，如果我过去，我想要你为我做点儿事。说吧，什么事，魏斯说。我说，我要你努力变成那个以前我认识的魏斯，那个老魏斯，那个我当初嫁的魏斯。魏斯哭了，我想这说明他的意愿是好的。于是我说，好吧，我会过去的。

魏斯已离开了他的女友，或者是她已离开了他——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既然决定了去找魏斯，我只能和我的朋友说再见。我朋友说，你正在犯一个错误。他说，别这样对我，那我们怎么办？我说，为了魏斯，我只能这样。他正努力戒酒，保持清醒。你记得那情形。我记得，我朋友说，但我不想你走。我说，我就去一个夏天，然后看情况。我会回来的，我说。他说，那我呢？我怎么办？不要回来了，他说。

那个夏天，我们喝咖啡、汽水，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汁。整个夏天，我们不得不喝这些。我发现自己希望这个夏天永不结束。我心里是清楚的，但在瑟夫的房子里和魏斯住了一个月后，我还是重新戴上了我的结婚戒指。自从魏斯醉酒把他的戒指扔进桃树园的那个晚上，我已有两年没戴过这枚戒指了。

魏斯有一点积蓄，所以我不必工作，而且瑟夫几乎是让我们白住他的房子。我们没有电话，只须付煤气费和电费，再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就去西夫韦超市买。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魏斯出去买洒水器，回来时给我带了一束好看的雏菊和一顶草帽。周二晚上，我们会去看电影。其他的晚上，魏斯会去参加聚会，他称之为“不喝酒聚会”。瑟夫会开车来接他，结束后再送他回来。有时我们会去附近的一个淡水泻湖钓鳟鱼。我们在湖边花一整天的时间，钓上来几条很小的鳟鱼。这些就够了，我会说，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做炸鱼晚餐。

有时，我会摘下帽子，躺在鱼竿旁的毯子上睡觉。睡着前，我最后记得的总是头顶上向着中央山谷飘去的云朵。夜晚，魏斯会搂着我，问我还是不是他的女人。

我们的孩子离我们很远。谢丽尔和别人一起住在俄勒冈的一座农场里，看管一群山羊，卖羊奶。她也养蜜蜂，收集一罐罐蜂蜜。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我不怪她。只要我们不把她牵扯进来，她是不会在意她爸妈要做什么的。鲍比在华盛顿割干草。干草季过后，他打算种苹果树。他有一个女儿，他在攒钱。我写信给他们，最后总会写上“永远爱你们”。

一天下午，魏斯正在院子里拔杂草，瑟夫开车来到房子前。我正在水池旁忙活，看到瑟夫的大车靠边停下来。我能看见他的车、车道、高速公路，还有高速公路后面的沙丘和海。云笼罩在水面上。瑟夫从车里出来，拉了拉他的裤子。我知道是出事了。魏斯停下手里的活儿，站起来。他摘下头上那顶帆布帽子，用戴着手套的手背擦了擦脸。瑟夫走过来，一把搂住了魏斯的肩膀。魏斯脱下一只手套。我走到门口，听见瑟夫说，上帝知道他有多抱歉，但他还是不得不请我们在这个月底之前搬走。魏斯脱下另一只手套。为什么要这样，瑟夫？瑟夫说他的女儿，琳达，就是那个以前魏斯在酗酒时期常常叫胖琳达的女人，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只好住这里了。瑟夫告诉魏斯，几星期前，琳达的丈夫开渔船出海，之后再没了消息。她是我的亲骨肉啊，瑟夫对魏斯说。她的丈夫没了，她孩子的爸爸没了。我能帮忙，我很高兴我有能力帮上忙，瑟夫说。真对不起，魏斯，但你们得另找一处房子了。然后瑟夫又抱了抱魏斯，拉了拉自己的裤子，上车走了。

魏斯走进屋，把帽子和手套扔在地毯上，然后一屁股坐在一把大椅子上。瑟夫的椅子，我突然想到。连地毯也是瑟夫的。魏斯脸色苍白。我倒了两杯咖啡，一杯递给他。

没关系的，我说，魏斯，不用担心。我端着我的咖啡坐在瑟夫的沙发上。

现在胖琳达要住在这儿，而不是我们。魏斯说。他端着杯子，但没有喝。

魏斯，别太激动，我说。

她男人到时候会出现在凯奇坎[2]的，魏斯说，胖琳达的丈夫只不过是想离开他们罢了。谁能怪他？魏斯说，他自己要是到了那个地步，也宁愿开船离开，总好过和胖琳达还有她的孩子就这么过一辈子。然后魏斯把杯子放在手套旁边。到现在为止，这是我们的幸福之屋。他说。

我说，我们会找到另一所房子的。

但不会像这房子一样好了，魏斯说。再怎么说，也不会一样了。这房子对我们来说很好。这里有美好的回忆。现在胖琳达和她的孩子要住进来了，魏斯说。他端起杯子，尝了一口。

这是瑟夫的房子，我说，他也是没办法。

我知道，魏斯说，但这不代表我就得高兴地接受。

魏斯露出那种眼神。我熟悉那眼神。他一直用舌头舔着嘴唇，不停地用手指拨弄腰带下面的衬衣。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望着大海和不断堆积的云。他用手指敲打自己的下巴，好像正在琢磨什么。他的确在思考。

放松点儿，魏斯，我劝他。

她想叫我放松点儿，魏斯说，站在窗边没动。

但很快他就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拨弄衬衣扣子。我握住他的手，开始说话，谈论着这个夏天。但我发现自己好像在说着发生在过去的什么事，也许发生在很多年前，总之是早已结束的事。然后我开始聊孩子。魏斯说他希望能重新做一次父亲，而且这次做得好一些。

他们爱你，我说。

不，他们不爱，魏斯说。

我说，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可能吧，魏斯说，但那时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又不会知道，我说。

我还是知道一些事的，魏斯看着我说，我知道我很高兴你能过来，我不会忘了的。

我也很高兴，我很高兴你找到了这所房子，我说。

魏斯哼了一声，然后笑了。我们两个都笑了。那个瑟夫，魏斯边说边摇头，冷不防来这么一下，狗崽子。但我真高兴你戴上了你的戒指，真高兴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时光。

然后我说，假设，仅仅是假设，什么都没有发生。假设原本就是这样。仅仅是假设。只是假设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要是所有别的事都没发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会怎样呢？我问。

魏斯盯着我说，如果那样的话，我想我们得是别的什么人，不是我们自己。我现在心里没有那种假设了。我们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难道你不明白我的话吗？

我说我扔下一大堆事，跑了六百英里过来，不是要听他说这些。

他说，对不起，但我真的不能像一个根本不是我自己的人那样说话。我不是别人。如果我是别人，我绝对不会站在这儿。如果我是别人，我就不是我了。可我只是我，你明白吗？

魏斯，没关系的，我说。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接着，不知怎的，我想起他十九岁时的样子，想起他跑过田野，向他爸爸跑去的样子，他爸爸正坐在拖拉机上，用手挡住阳光，望着魏斯向自己跑来。那时，我们刚刚从加利福尼亚开车过来。我抱着谢丽尔和鲍比下了车，对他们说，这是爷爷。但那时他们都还是婴儿。

魏斯坐在我旁边，轻轻敲着自己的下巴，好像正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魏斯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们的孩子也都长大了。我看了看魏斯，又看了看瑟夫的客厅里属于瑟夫的东西。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做点儿什么，而且要快。

亲爱的，我说，魏斯，听我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他说。但他只说了这些。他似乎已经决定好了。但做好决定后，他却不急着做什么。他向后靠在沙发上，手夹在两腿间，闭上了眼睛。他什么也没说。他用不着说什么了。

我在心里默念他的名字。那是个很容易发音的名字，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习惯叫出这个名字了。然后我又叫了一遍，这次我大声地叫了出来。魏斯，我说。

他睁开眼，但没有看我。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口。胖琳达，他说。但我知道这不是因为她。她什么都不是，那只不过是个名字。魏斯站起来，拉上了窗帘，就这样，一下子，海就没了。我进厨房做晚饭。冰柜里还有些鱼。没什么别的了。今晚我们会把东西都吃光，我想，那就是结束了。

[1]尤里卡（Eurek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洪堡县城市。

[2]凯奇坎（Ketchikan），美国阿拉斯加州城市，以旅游业和捕鱼业闻名。

保鲜

自从三个月前被解雇以来，桑迪的丈夫一直窝在沙发上。三个月前的那天，他回到家，脸色苍白，神色惊惶，拿着一个装满了所有上班用品的盒子。“情人节快乐。”他对桑迪说，把一盒心形包装的糖果和一瓶占边威士忌放在厨房的桌上。他把帽子摘下来，也放在桌上。“我今天被人炒了。嘿，你说咱们会怎么样？”

桑迪和丈夫坐在桌旁，喝威士忌，吃巧克力，谈论着除了给新房加盖屋顶外，他还能做些什么。但他们一样都想不出来。“总会有办法的。”桑迪说。她想表现得积极点儿，但其实自己也很害怕。最后，他说，他要睡在那上面。他的确这样做了。那晚他睡在了沙发上，那之后的每一晚，他都睡在那里。

被解雇后的第二天，他去领失业救济金。他来到城里的州政府办公室，填表格，找工作。不过，不管是他那行，还是别的行业，都没工作可干。当他试着向桑迪形容找工作的男人和女人挤在一起的嘈杂景象时，他的脸开始流汗。那晚他又回到沙发上。他开始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耗在那上面，桑迪想，就好像失业后那就是他的工作了。偶尔他得出去和什么人就一个工作机会谈一谈，每两周他都要去签字领他的失业救济金。但其余时间里，他都待在沙发上。就好像他住在那里似的，桑迪想，他就住在客厅里。有时他会浏览一下桑迪从杂货店里拿回家的杂志；更多时候她发现他在看一本厚书，那是她加入一个读书俱乐部时得到的奖励，好像叫《历史谜团》。他双手把书捧在面前，头向前倾着，像是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但过了一阵子她发现，他的阅读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进展，一直停在同一个位置，她猜就在第二章前后。有一次，桑迪拿起那本书，翻到他正在看的地方。在那里，她读到，荷兰发现一具埋在泥炭沼泽里两千多年的男尸。有一页上还配着照片，男人的眉头皱着，脸上却有一种安详的表情。他戴着一顶皮帽，侧躺着，除了干枯的手脚外，他的样子并不可怕。她又读了几页，然后把书放回了原处。她丈夫总把它放在沙发前面的咖啡桌上，一伸手就能够着。那张该死的沙发！对她来说，那沙发，她连坐都不想再坐了。难以想象他们以前还曾躺在那上面做爱。

报纸每天会送到家。他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她发现他什么都读，讣告，各个主要城市的天气报告，甚至连经济新闻里有关企业并购和银行利率的消息也不放过。早晨，他起得比她早，用卫生间，然后打开电视，做咖啡。桑迪觉得他每天的这个时候似乎都是积极乐观的。不过等到她出门上班时，他就已经蜷在沙发上，盯着电视看了。下午，她回到家，电视常常还开着，他仍在沙发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穿着他过去上班时常穿的衣服——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衣。也有时电视关着，他坐在沙发上，抱着他的那本书看。

“怎么样，还好吗？”她看向他的时候，他会问。

“还行。”她会说，“你呢？”

“还行。”

他总会在炉子上给她热一壶咖啡。他们在客厅里谈论桑迪一天的工作，她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他仍坐沙发。他们会端起各自的杯子，喝着咖啡，就像正常人一样，桑迪这样想。

桑迪依然爱他，尽管她知道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她为自己还有活儿干而心存感激，但她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或是发生在世界上其他人身上。有一次，她跟一个关系很好的女同事聊了点儿心里话，说起她老公成天待在沙发上的事。不知怎的，她朋友似乎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奇怪的，这让桑迪既吃惊，又沮丧。朋友跟她讲起自己一个住在田纳西州的叔叔——四十岁那年，他躺到床上后就再也不肯下床了。而且他经常哭，每天至少哭一次。她告诉桑迪，她猜叔叔是害怕变老，或许是害怕突发心脏病之类的。但他现在六十三岁了，还活着呢，她说。听到这里，桑迪震惊不已。她想，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那个男人就在床上躺了整整二十三年。桑迪的丈夫现在只有三十一岁。三十一加上二十三是五十四。到那时，她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天啊，一个人可不能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耗在床上，或是沙发上呀。如果她丈夫是受了伤，得了病，或是出了车祸，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她能理解。要是那样的话，她知道自己可以承受。要是他不得不住在沙发上，她得把吃的摆到沙发前，可能还得拿着勺子喂到他的嘴边——这种事里甚至还包含着某种浪漫呢。但现在她的丈夫，一个年轻健康的男人，就这么赖在沙发上，只有上厕所、早上开电视和晚上关电视时会起来，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让她觉得羞耻，除了那次和朋友聊天以外，她再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这事。她的朋友有个二十三年前就躺上床，且就桑迪所知，到现在仍在床上的叔叔，对她，桑迪也没再多说。

一天傍晚，她下班回来，停好车，走进屋。一开厨房门，她就听到了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咖啡壶坐在炉子上，火开得很小。她拿着手提包站在厨房，能看见客厅里沙发的背面，还有电视屏幕，有人影在上面晃动。她丈夫光着脚，脚丫子从沙发一头伸出来。沙发另一头，横跨扶手的枕头上，她能看见他的后脑勺，一动不动。他可能是睡着了，或是没听见她进来，当然也可能没睡着，而且听见她进了屋。不过，她觉得这都无所谓了。她把手提包放到桌上，走到冰箱跟前，想拿盒酸奶。可当她打开冰箱门时，一团温热的闷气扑向了她。她简直不敢相信里面一塌糊涂的状况。冷冻室里的冰激凌化了，向下流到了吃剩的鱼肉棒和卷心菜沙拉里，流进了装西班牙炒饭的碗里，在冰箱底部积了一摊。到处都是冰激凌。再打开冷冻室门，喷出来的臭气熏得她直想吐。融化的冰激凌覆盖了整个冷冻室的底部，在一包三磅重的牛肉饼周围形成了黏糊糊的一摊。她按了按裹着牛肉饼的玻璃纸，手指竟陷了进去。猪排也化了，没做的鱼肉棒、牛肉三明治、两包萨米厨师牌中式速冻餐，所有东西都化了。热狗和自制意大利面酱也都化了。她关上冷冻室的门，从冷藏室里拿出一盒酸奶，打开盖子，闻了闻。直到这时，她才冲着丈夫大嚷起来。

“怎么回事？”他说着坐起来，越过沙发靠背向后看去，“咳，出什么事了？”他用手耙了好几下头发。她看不出来他刚才是不是在睡觉。

“该死的冰箱坏掉了，”桑迪说，“就是这个事。”

她丈夫从沙发上站起来，调小电视的音量，后来干脆关了，走到厨房里。“让我看看，”他说，“嘿，这不可能啊。”

“你自己看吧，”她说，“所有东西都要坏掉了。”

她丈夫看了看冰箱里面，表情凝重。然后又在冷冻室里到处戳了戳，查看情况。

“你说说，我还能再怎么倒霉吧。”他说。

她脑子里突然涌出一大堆想说的话，但她什么都没说。

“妈的，”他说，“真是雪上加霜。嘿，这个冰箱用了还不到十年呢。我们买的时候，它几乎是全新的。我爸妈他们那个冰箱用了二十五年，我兄弟结婚时送给了他，现在还好好的呢。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挪到边上，好查看冰箱和墙之间那块狭窄的空间。“我不明白，”他边说边摇头，“插头都插着呢。”接着他抱住冰箱，前后摇晃，又用肩膀顶住冰箱，连推带拽地往厨房里挪了几英寸。冰箱里有什么东西从架子上掉下来，摔碎了。“真他妈的见鬼了！”他说。

桑迪这才发现自己还拿着酸奶。她走到垃圾筒旁边，打开盖子，把盒子扔了进去。“我今晚就得把所有东西都做了。”她说。她想象自己在炉子上煎肉做菜，用平底锅和烤箱处理这些生食。“我们得有台新冰箱。”她说。

他没说话，只是又看了看冷冻室，脑袋一会儿后仰，一会儿前探。

她移到他身前，把冰箱里架子上的东西腾到桌子上。他从旁帮忙，把一包包肉从冷冻室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接着他又把其他东西拿出来，在桌上另堆了一堆。他把整个冰箱都腾空了，找来纸巾和抹布，开始擦冰箱的内壁。

“氟利昂没了，”他停下来说，“原因在这儿。我能闻出来。氟利昂漏光了。可能是哪儿坏了，氟利昂漏了。唉，我见过别人家的冰箱也这么坏过。”他平静了下来，接着擦。“就是氟利昂的事儿。”他说。

她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他。“我们需要台新冰箱。”她说。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嘿，我们从哪儿弄一台呢？树上可不长冰箱。”

“我们必须有一台，”她说，“难道我们不需要吗？对，也许我们不需要。也许我们可以像那些住在老旧公寓里的人那样，把放不住的东西都搁在窗台上。我们也可以买那种泡沫塑料做的小保温箱，每天买点儿冰块放在里面。”她把一棵莴苣和几个番茄放在桌上成包的肉旁边，一屁股坐在餐椅上，用双手捂住脸。

“我们会再买台冰箱的，”她丈夫说，“肯定会的。没错，我们需要一台，不是吗？没有冰箱是不行，但问题是，我们到哪儿去弄，我们能出多少钱？对了，广告栏里肯定有好多卖旧冰箱的，等着，我们看看报。嘿，我现在可是广告栏的专家。”

她把手从脸上放下来，看着他。

“桑迪，我们会在报纸上找到一台很棒的旧冰箱，”他接着说，“大多数冰箱都应该能用一辈子。天知道我们这台是怎么了。好好的冰箱就这么坏了，这种事我以前只听说过一次。”他又瞥了一眼冰箱。“真他妈倒霉透了。”

“把报纸拿过来，”她说，“我们一块儿看。”

“不用担心，”他说着走到咖啡桌旁，在一大堆报纸里翻了一通，拿着分类广告版回到了厨房。她把吃的东西推到一边，好让他能把报纸平铺在桌上。他找了把椅子坐下。

她匆匆扫了一眼报纸，又看了看已经化掉的食品，说：“我今晚真得把这些猪排都炸了，还得把牛肉饼做了，还有牛肉三明治、鱼肉棒，都做出来。别忘了还有速冻快餐。”

“都怪该死的氟利昂，”他说，“其实能闻出味儿来。”

他们开始浏览分类广告版。丈夫的手指从一栏滑到另一栏，迅速地跳过了“招聘”那一栏。她看见一些条目旁画着对钩，但没仔细看他标记的是什么。那不重要。在“野营用品”一栏里，他们终于找到了—新旧电器。

“在这儿。”她说着用手指按住了报纸。

他挪开她的手指。“让我看看。”他说。

她收回手指，读着那栏里的广告：“‘冰箱、煤气炉、洗衣机、烘干机，等等’。‘拍卖大会’。这是什么？拍卖大会……”她继续读，“‘新旧电器及其他，每周四晚七点开始拍卖。’就是今天，今天就是周四。”她说，“今晚就有拍卖。这地方离得不算太远，就在松树路上，那地方我开车都经过几百回了。你也是。你知道在哪儿，离芭斯·罗缤冰激凌店很近。”

她丈夫什么都没说，只是盯着广告。他抬起手，用两根手指扯自己的下嘴唇。“拍卖会。”他说。

她盯着他。“我们去吧。你说呢？你也该出去转转，顺便看看能不能弄到一台冰箱。一举两得。”

“我这辈子还从没去过拍卖会，”他说，“我也不觉得我现在想去。”

“去吧，”桑迪说，“你怎么了？会好玩的。我也很多年没去过了，小时候我常和爸爸一起去。”她突然特别想去今晚的拍卖会。

“你爸……”他说。

“对呀，我爸。”她看着丈夫，等着他把句子说完。说什么都行。但他没有。

“拍卖会挺有趣的。”她说。

“可能吧，但我不想去。”

“我还需要一盏床头灯，”她坚持道，“那儿肯定也有。”

“嘿，咱们缺很多东西。可我现在没工作，记得吗？”

“我要去今晚的拍卖会，”她说，“你爱去不去。你要去就跟我一起走。但我无所谓。跟你直说了吧，你去不去对我不重要。反正我要去。”

“我跟你去。谁说我不去了？”他看了看她，接着目光躲闪到一旁。他拿起报纸，又把广告看了一遍。“拍卖我可是一丁点儿都不懂。不过，当然了，什么事都得试一试。刚才谁说我们要在拍卖会上买台冰箱来着？”

“谁都没说，”她说，“不过冰箱是肯定要买的。”

“行啊。”他说。

“那就去吧，”她说，“不过你得真的乐意，别勉强。”

他点了点头。

她说：“那我得赶快做饭了。我现在就把这些该死的猪排做了，我们赶紧吃饭。剩下的东西可以等回来再收拾，等我们从拍卖会回来以后，我再把别的东西做出来。不过我们真得快点儿了。报纸上说拍卖会七点开始。”

“七点。”他说着站起来，走到客厅，透过飘窗向外看。一辆车从外面街上经过。他又用手指摩挲起嘴唇。她看着他又坐在沙发上，拿起他的书，翻到他总看的那个地方。不过，他马上就把书放下，重新躺了下去。她看见他的头枕在沙发扶手上面的枕头上。他调整了一下枕头，双手枕在脖子后面，不动了。不一会儿，她就看见他的胳膊耷拉了下来。

她合上报纸，站起身，安静地走进客厅，越过沙发靠背看过去：他闭着眼，胸部微微起伏。她回到厨房，把煎锅放在火上，开了火，倒上油，开始炸猪排。她曾和爸爸一起去过很多次拍卖会，大多是拍卖牲口的。她依稀记得，爸爸总是要卖一头小牛，或是要买一头小牛。有时拍卖会上也会有农具和家庭用品，但主要是农畜。后来，等她爸妈离了婚，她跟妈妈一起生活以后，爸爸还曾写信给她，说很怀念那些和她一起去拍卖会的日子。最后一封信是在她已经长大、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后收到的，他说在这次的拍卖会上，他花两百美元买到了一辆很漂亮的汽车。要是她在那儿，他说，他也会给她买一辆的。三周后，一通半夜里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她爸爸死了。一氧化碳从那辆刚买的车的底座漏进来，他坐在驾驶室里失去了意识。他生活在乡下，发动机一直转着，直到油箱里没油了才停下。他一直待在车里，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

锅上冒起烟，她又倒了些油，打开抽油烟机。她已经有二十年没去过拍卖会了，现在，她正准备去今晚这场。不过，她得先把这些猪排炸了。冰箱坏了是很倒霉，但她发现自己很期待今晚的拍卖会。她开始想念爸爸，甚至也想念妈妈，虽然在她遇见现在的丈夫并搬出来和他同居前，她们母女俩一直吵个不停。她站在炉子前，翻着肉，想念着她的爸妈。

当她戴上隔热手套，把锅从炉子上拿下来时，她仍在想着他们。油烟上升，被炉子上方的风扇抽走。她端着锅站在厨房门口，朝客厅里看。锅还冒着烟，油星四溅。日光昏暗的房间里，她只能辨认出她丈夫的头和光着的脚。“快起来吧，”她说，“饭好了。”

“好。”他答道。她看见他的脑袋从沙发一头探出来。她把锅放回炉子上，从橱柜里拿下两个盘子放在灶台上。她用小铲子铲起一块猪排，放到盘子上。那肉看起来不像肉，倒像是半块老肩胛骨，或是一个挖东西用的铲子。但她知道那是块猪排，她把另一块也盛出锅，放到另一个盘子上。

很快，她丈夫走进了厨房。他又看了一眼那台冰箱，冰箱敞着门立在原地。接着他看见了猪排，张大了嘴，却什么都没说。她等着他说点儿什么，什么都行，但他没说话。她把盐和胡椒放到桌上，叫他坐下。

“坐吧，”她说着，递给他一个盘子，里面盛着那块可怜的猪排，“吃这个。”他接过盘子，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盘子。她转过身，去拿自己的盘子。

桑迪把报纸清走，把那一堆食物推到桌子的一头。“坐下吧。”她又对丈夫说了一次。他把盘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仍旧站着。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桌子上面的一摊水。她也听见了水声。水滴滴答答地从桌子上流下来，滴到地面的油毡上。

她低头看见丈夫光着的脚。他就站在一摊水的旁边。她盯着他的脚。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看到这么不寻常的事了。可对此，她还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她忽然觉得她应该涂上口红，拿上外衣，去参加那个拍卖会。但她无法把眼睛从丈夫的脚上挪开。她把盘子放在桌上，注视着那双脚，直到它们离开了厨房，重新回到客厅里。

软座包厢

迈尔斯坐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横穿法国，去斯特拉斯堡看望在那里上大学的儿子。他已经有八年没见过儿子了。自从迈尔斯和男孩的妈妈分道扬镳以后，他和男孩之间没通过一次电话，甚至连张明信片都没寄过——男孩现在跟着妈妈过。迈尔斯一直相信，正是儿子的干涉加速了他们夫妻关系的恶化，直至最终分手。

迈尔斯上一次见到儿子，是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男孩猛地扑向他。他妻子一直站在餐具柜旁，把瓷碟一个接一个地摔在餐厅地板上。当她把手伸向杯子的时候，迈尔斯说：“够了！”就在那时，男孩向他冲了过来。迈尔斯横跨一步躲开了，用胳膊卡住了他的头。男孩边哭边用拳头不停地锤打迈尔斯的后背和后腰。迈尔斯制服了他，而且相当凶狠。他把男孩推到墙上，威胁要杀了他。他是说真格的。他还记得自己当时大吼：“我给了你这条命，也能把它收回来！”

现在想起那可怕的一幕，迈尔斯摇摇头，好像那一切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过，他的确已经不是以前的自己了。这些年来，他一个人过，除了工作上的同事以外几乎谁都不接触。晚上，他听古典音乐，读关于怎样诱捕水鸟的书。

他点上香烟，继续盯着车窗外，没注意坐在门边的男人。那人用帽子盖住了眼睛，正在睡觉。天色还早，车窗外掠过的绿色田野上晨雾弥漫。迈尔斯不时会看见一座农舍和它的附属建筑，所有的东西都被墙围着。他想，就这样住在一座被墙围起来的老房子里，或许是种不错的生活方式。

刚过六点。自从昨晚十一点在米兰上车以后，迈尔斯就一直没睡着。火车离开米兰的时候，他为包厢里就他一个人而感到幸运。他一直开着灯看旅游指南，他真希望自己是在去那里之前就读到了这些，而不是在去过以后才读。他发现了许多他本来应该去看、去体验的东西。他为自己离开意大利时才不断发现有关这个国家星星点点的信息而感到些许遗憾。这是他第一次，且毫无疑问也是最后一次来意大利观光。

他把旅游指南放进手提箱，又把手提箱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脱掉大衣，把它像毯子一样盖在身上。他关了灯，坐在昏暗的包厢里，闭上眼，盼望着睡意降临。

好像过了很久，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睡着的时候，火车开始减速，驶进了巴塞尔郊外的一个小站。就在这儿，一个穿黑西装、戴帽子的中年男人走进包厢，用一种迈尔斯不懂的语言和他说了些什么，然后把自己的皮包放到了行李架上。他在迈尔斯的对面坐下，舒展自己的肩膀，然后把帽子向下拉，盖住了眼睛。火车重新移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男人已经睡着了，平和的鼾声让迈尔斯羡慕。几分钟后，一位瑞士乘务员推开包厢门，打开灯，用英语和什么别的语言——迈尔斯猜是德语——要他们出示护照。那个和迈尔斯分享包厢的人把帽子推上头顶，眨着眼，把手伸进自己的外衣口袋。乘务员检查了他的护照，仔细端详他，然后把文件还给了他。迈尔斯也把自己的护照交了上去。乘务员阅读上面的信息，边检查照片边看迈尔斯，然后点点头，归还护照。他在出门时关上了包厢的灯。坐在迈尔斯对面的男人重新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腿向外伸出。迈尔斯估计这个男人马上又会睡着，再次心生羡慕。

那之后，他怎么也睡不着了，开始琢磨几个小时之后和儿子的会面。在车站见到儿子的时候，他该怎么做？该不该拥抱一下？这样想想都让他有些不舒服。或许他只该伸出手，笑一笑，就好像这八年根本不存在一样，然后拍拍孩子的肩膀？可能男孩会说几句话：很高兴看见您，一路上还好吗？然后迈尔斯会说——说些什么。他真不知道自己会说些什么。

一名法国检票员从包厢旁边经过，瞅了一眼迈尔斯和睡在他对面的男人。迈尔斯知道这个检票员已经给他们的车票打过孔了，便没理他，扭过头，重新望着窗外。住宅多起来，但围墙消失了。房子都很小，挤在一起。迈尔斯马上明白过来，他见到的是一座法国的村庄。薄雾正在消散。火车鸣着汽笛飞驰过一个道口，拦路杆已经放下。他看见一个穿着毛衣的年轻女人，头发挽起，推着自行车，看着火车一闪而过。

你妈妈还好吗？他们出了车站走一段路后，他可能会这样问男孩。有你妈妈的什么消息吗？某一个瞬间，迈尔斯突然想到，她可能已经死了。不过他马上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他会听到些什么——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知道的。他知道，如果自己继续想这些事情的话，心就会碎了。他系上衬衣领口的扣子，整理好领带，把外衣搁在旁边的座位上。他系好鞋带，站起来，迈过那个睡着的男人的腿，走出包厢。

在走向车尾的途中，迈尔斯不得不扶着走廊的窗户，好让自己站稳。他关上狭窄的厕所门，锁上，然后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火车拐了一个弯，抛出一条弧线，车速却还是那么高，迈尔斯得拽住水池才能保持平衡。

几个月前，他收到了男孩的信。信很简短。信上说他去年一直住在法国，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所大学就读。他为什么去了法国，以及去法国之前的那几年他都在做什么，信上一点都没提。一句话也没多说，迈尔斯想，没提到男孩的妈妈，关于她的近况和行踪，他完全不得而知。不过，令他费解的是，男孩是用“爱你的”这个词结束了那封信。这让迈尔斯思考了很久。最后他还是回了信。深思熟虑以后，迈尔斯在信里谈到自己一直想去欧洲做一次小小的旅行。男孩想不想在斯特拉斯堡的车站见他一面呢？他在信的结尾写上了“爱你的爸爸”。他收到了男孩的回信，便开始准备和安排。他吃惊地发现，除了自己的秘书和几个商业伙伴，他真的不需要再通知任何人自己即将离开。在他工作的那家工程公司里，他已经攒有六个星期的假期，他决定把所有假期都用在这次旅行上。虽然现在他已经不想把这些时间全都在花在欧洲，但他还是很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他先去了罗马。独自一人在街上游荡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后悔自己没有报旅游团。他感到了孤独。他去了威尼斯，一座他和他妻子一度谈论着想去观光的城市。但威尼斯令他失望。他看到一个独臂的男人吃炸鱿鱼，目之所及全是布满水渍的污秽建筑。他坐火车去米兰，住在一家四星级酒店，整晚都在一台索尼彩色电视机前看足球比赛，直到节目结束。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后就在城市里闲逛，逛到又要去火车站为止。他预计，在斯特拉斯堡的短暂停留将是这次旅行的高潮。待上一两天，甚至三天——视情况而定——接着他会去巴黎，然后坐飞机回家。他已经厌倦了在旅途中想方设法让陌生人明白自己的意图，他很乐意回家。

有人敲厕所门。迈尔斯塞好衬衣，系好皮带，打开门，伴着车厢的颠簸，摇摇晃晃地走回包厢。开门的时候，他立刻注意到他的大衣被人动过了，不在他离开时放在座椅上的位置。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荒唐的情况，但很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他赶紧拿起大衣，心跳开始加速。他把手伸进里兜，护照还在。钱包在裤子的屁兜里。也就是说，他的护照和钱包还在。丢了的是他给男孩买的礼物——在罗马一家商店买的一块昂贵的日本手表。保险起见，他一直把手表放在大衣的里兜。现在表没了。

“对不起，”他对那个身子陷在座位里、腿伸出来、帽子盖住眼睛的男人说，“打扰一下。”那个人把帽子向上推了推，睁开眼，坐直身体看着迈尔斯。他的眼睛很大。他可能一直在做梦，也可能并非如此。

迈尔斯说：“您看见有什么人进来过吗？”

然而很明显，男人听不懂迈尔斯的话。他继续盯着迈尔斯，在迈尔斯看来，那目光流露出一种全然的不理解。不过迈尔斯想，那也可能意味着别的。说不定那目光后掩藏着狡黠和欺骗。迈尔斯晃动自己的大衣，好引起男人的注意。然后他把手伸进口袋翻弄，又撸起袖子，露出自己的手表给对方看。那个人看看迈尔斯，又看看迈尔斯的手表，似乎迷惑不解。迈尔斯敲了敲手表的表盘，另一只手又伸进大衣兜里，做出搜寻什么东西的样子。他又指了指手表，然后摇摆手指，希望能传达那块手表从包厢里不翼而飞的意思。

男人耸耸肩，摇了摇头。

“妈的！”迈尔斯沮丧地骂道。他披上大衣，走到走廊。包厢里，他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打那个男人。他在走廊里到处打量，似乎希望自己能碰到那个小偷，并一眼认出来。但周围空无一人。可能那个和他分享包厢的人并没有拿他的手表。也许是别人，没准就是那个敲厕所门的人，经过包厢时看见大衣和熟睡的男人，就开了门，翻找口袋，顺走手表后带上门，溜之大吉。

迈尔斯慢慢走向车厢尾部，窥探其他包厢。这节头等车厢虽不拥挤，但每间包厢里都有一两个人。他们大多在睡觉，或至少看起来在睡觉。他们眼睛闭着，头向后靠在椅背上。有间包厢里，一个和迈尔斯年龄相仿的男人也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田野。当迈尔斯停下来，透过玻璃向里面看的时候，那个人扭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迈尔斯走进二等车厢，这节的包厢拥挤多了——有时一间里面有五六个人，随便一看就能看出来，这里的人普遍更加绝望。很多人都醒着——因为太不舒适而睡不着，他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把目光转向他。外国人，迈尔斯想。显然，如果他包厢里的那个人没有偷手表，那么小偷只能是来自这些包厢了。但他又能怎么样呢？没希望了。表已经丢了，现在待在别人的口袋里。他也不指望能让那名法国检票员明白发生了什么。即使他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他回到自己的包厢，往里一看，只见那个人又舒展双腿，用帽子盖着眼睛。

迈尔斯从男人腿上迈过去，坐在自己靠窗的位子上。他愤怒得晕眩。已经到了城市的郊区，农场和牧场让位给工业车间，建筑物的正面写着他读不出来的名字。火车减速了。迈尔斯能看见城市街道上的汽车，还有一些车辆在路口排成长队，等着火车经过。他站起来，拿下手提箱，放在大腿上，透过车窗看着外面这个可恶的地方。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见男孩。这个发现让他吃了一惊，他为冒出这种卑劣的念头而很是羞耻了一阵子。他摇了摇头。在这一生愚蠢可笑的行为里，这次旅行说不定就是他干过的最愚蠢的事。事实上，他没有丝毫想见男孩的渴望。很久以前，男孩的行为就已经让迈尔斯对他没什么感情了。他突然十分清晰地回想起了那次男孩扑向自己时的表情，一波苦楚向迈尔斯袭来。就是这个男孩，吞噬了迈尔斯的青春，把那个他曾追求并迎娶的少女变成了一个神经兮兮、酗酒成性的女人，对这个女人，男孩时而怜悯，时而暴力相向。到底为了什么，迈尔斯问自己，他要大老远地一路跑来看望这个自己讨厌的人？他不愿去握男孩的手，他敌人的手，也不想去拍他的肩膀，或是闲聊。他还得向他询问他妈妈的情况，他不愿意。

火车进站的时候，他身子向前坐了坐。法语报站的声音从火车上的喇叭里传出来。迈尔斯对面的男人动了动。他整了整帽子，坐了起来。此时，又有别的法语通知从扬声器中传出。那些通知迈尔斯一句也听不懂。从火车减速直到最终停下来，他变得越发焦躁。他决定不离开这间包厢，就这么坐着不动，等待火车再次启动。当火车再次开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在去巴黎的路上了，就这样吧。他小心翼翼地看着窗外，害怕看见男孩的脸出现在窗前。如果真的那样，他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他害怕自己会挥动拳头。他看见站台上有几个人，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站在行李箱旁等着上车。也有几个人，没有行李，手插在兜里，显然是在等着接人。他儿子不在其中，当然，这并不表示男孩不会在别的什么地方等着他。迈尔斯把手提箱从腿上拿下来，放在地板上，一点点地推到了座位底下。

对面的男人打着哈欠，看着窗外。现在他扭过头，盯着迈尔斯。他摘下帽子，用手挠了挠头发，然后又戴上帽子，站起身，从架子上拽下自己的包。他打开包厢门，在走出去之前，回过身，指了指车站。

“斯特拉斯堡。”那个男人说。

迈尔斯转过脸。

男人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拿着包走进走廊，迈尔斯想，他肯定也揣着那块手表。不过，他现在最不关心的就是那块表了。他又一次望向窗外。他看见一个戴着围裙的男人站在车站门口，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两名列车员向一个女人解释着什么。那个女人身穿长裙，怀里抱着小孩。她听着，不时点头，把小孩从一只胳膊换到另一只上。他们一直在说，她听着。其中一个人还轻轻逗弄小孩的脸蛋。女人低头看着，笑着，又把小孩换到另一只手上，继续听着。在离自己车厢很近的站台上，迈尔斯看见一对年轻人在拥抱。然后，年轻的男子松开年轻的姑娘，说了些什么，提起手提箱，上了车。姑娘看着他离开，抬起手，不住地用手掌根轮流抹着两只眼睛。一会儿，迈尔斯看见她走下站台，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车厢，就像在紧紧地跟踪着什么人。迈尔斯将目光从那个姑娘身上移开，看了看车站候车室上面挂着的大钟。他扫视着站台，男孩没有出现在视线之中。也许他睡过了头，又或许是像自己一样改变了主意。无论如何，迈尔斯感到了解脱。他又看了看大钟，然后看见那个姑娘快步跑向他面前的窗口。他身子向后缩，仿佛她要敲破那扇玻璃一样。

包厢的门开了，那个他刚刚在窗外看见的年轻男子走进来，带上门说：“您好。”[1]没等迈尔斯答话，他就把手提箱扔上头顶的架子，一步跨到窗前，边说着“打扰了”[2]，边拉下了窗玻璃。“玛丽！”他喊着。姑娘哭着笑起来。男子拉起她的手，开始亲吻她的手指。

迈尔斯扭过头，紧紧咬住自己的牙齿。他听见列车员最后的呼喊，汽笛响了。火车立刻移动起来，开离站台。年轻男子已经松开了姑娘的手，火车颠簸着驶向前去，他仍不停地向她挥着手。

没过一会儿，当火车刚开到站台外面的露天空地上时，迈尔斯发觉它猛地停了下来。年轻男子关上窗户，坐到靠门的位子上。他从大衣里拿出报纸，读了起来。迈尔斯站起身，打开门，穿过走廊，一直走到车厢连接处。他不知道火车为什么停下来，可能是什么故障吧。他走到窗边，看见的只是一条条错综复杂的轨道，轨道上面，火车的车厢正被重新装配，一些车厢被拆卸下来，或从一列火车挂到另一列火车上。他后退一步，离开了窗口。下一节车厢门上的牌子写着“推”[3]，他用拳头敲了一下，门滑开了。他又一次来到了二等车厢。他走过一排塞满了人的包厢，人们都忙着安顿自己，像是在为一场长途旅行做准备。迈尔斯想找个人问问这列火车现在要开向哪里。先前买票的时候，他知道这趟车先到斯特拉斯堡，然后去巴黎。不过，假如就这样把头探进人家的包厢，用法语说句“趴黎？”[4]——谁知道他们怎么说这个词——以此询问是否到这个站，他会觉得很丢人。这时，他听见哐当一声巨响，火车向后倒了一点儿。他又能看见站台了，便又想起他的儿子。或许他现在正站在那里，因为刚才一路奔跑冲向站台而气喘吁吁，想着他爸爸是否出了什么事。迈尔斯摇了摇头。

车厢在他脚下吱嘎呻吟，有什么东西钩住了另一样东西，重重地咬合在一起。迈尔斯看着外面轨道交错的曲径迷宫，意识到火车已再次驶动。他转过身，疾步穿过这节车厢，回到自己的车厢，沿着走廊走回包厢。但那个拿着报纸的年轻男子不见了，迈尔斯的行李箱也没了。这根本就不是他原来的那间包厢。他大吃一惊，明白过来，就在刚才，他那节车厢肯定已经从火车上卸了下去，然后火车接上了眼前这节二等车厢。他面前的包厢几乎塞满了矮小的深色皮肤的人，快速地说着他从没听过的语言。其中一个人向他招手，示意他进来。迈尔斯走进包厢，人们为他腾出了一点地方。包厢里似乎弥漫着一种欢愉的气氛。那个向他示意的男人笑着，轻拍他旁边的空位。迈尔斯坐了下来。车头在他背后，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快地从眼前闪过。有那么一会儿，迈尔斯觉得那些风景好像正远离自己飞逝而去。他知道，自己正去往什么地方，至于方向是否正确，他早晚会明白。

他向后倚在靠背上，闭上了眼。人们还在说着笑着，他们的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很快，声音化为火车的律动。渐渐地，迈尔斯感到自己被声音裹挟着，跌入梦乡。

[1]原文为法语。

[2]原文为法语。

[3]原文为法语。

[4]即“巴黎”，原文为一种遵照英语习惯发音的法语。

好事一小件

周六下午，她开车来到购物中心那家面包房。浏览过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簿后，她预订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撒着白色的星星，另一头是一颗红色糖霜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字母写在星球下面。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满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罩衫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他没有催促她，任由她说。他刚上班，要在这儿花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没什么可着急的。

她告诉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很充裕。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愉快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言交流和必要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这样。当他手里拿着铅笔，站在柜台后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俗的外表，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别的什么没有。她自己是一位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个年龄的人—此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这种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共通之处。但他对待她的态度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去。她能看见一张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容器，里面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将信息打印在一张特殊的预订卡上，然后合上活页簿。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家。

周一早上，过生日的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在上学路上。他们来回递着一包薯片，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打探他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因为没注意看路，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身摔倒，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了街上。他闭着眼，腿前后移动，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朋友扔掉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来英尺，停在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儿站不稳，看来是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开车的人挂上挡，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了家，他朋友继续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妈妈讲被车撞了的事。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吗，宝贝？”她想着是不是该给医生打个电话。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浑身失去了力气。她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里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看起来只是像在熟睡，但绝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看起来像是舒服地休息了。知道了他醒过来并恢复正常只是早晚的事，霍华德便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里一小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后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两人互相碰了碰手。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那样她才能放松。

霍华德从医院开车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他才有所觉察，放慢了速度。一直以来，他的生活一帆风顺，令他满意——上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获得商科高等学位，成为一家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还当上了父亲。迄今为止，他是幸福且幸运的，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父母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有了稳定的生活，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世界各地站稳了脚跟。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他知道，一个人要是倒霉了，或是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那种力量会削弱甚至彻底毁掉这个人。他开上车道，停好车。他的左腿开始发抖。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眼前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起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车，走向前门。狗在屋子里叫。当他打开门摸索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响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他拿起听筒，说：“我才刚进家门！”

“这儿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贴在耳边，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眼，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他费力地从浴缸里爬起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穿过房间，边跑边为自己离开了医院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但当他拿起听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她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上。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挥了挥手，“这些都是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还没醒？”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用手指梳过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或许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只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瓜。听见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那种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名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将手指放在他的腕口，找到脉搏，看着手表。没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挂在床脚的笔记板上写了点什么。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医生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医院了，正在查房。”

“我刚才跟她说，她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那就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吧。”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你们两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个大块头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金发，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一直睡，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按住眼睛，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后就会来。”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的小胸脯安静地上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接到安的电话那失魂落魄的几分钟之后，他第一次感到一种蔓延至四肢的、实实在在的恐惧。他摇摇头。斯科蒂没事，他只是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不过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的病床上，胳膊上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但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点了点头道，“我们来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量孩子的脉搏。他翻开男孩一只眼睛的眼皮，接着是另一边。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然后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男孩的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做完这些，他走到床脚，研究起笔记板上的表格。他记下日期，在表格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霍华德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一直醒不过来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英俊男人，有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一身三件套蓝色西装，打着条纹领带，袖扣是象牙白色，灰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袋两侧，仿佛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想，他的状况本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很快就会醒了。”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我们就能知道得更详细些。不过相信我，除了头骨有轻微骨裂外——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没事。”

“啊，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我之前说过了。当然了，你们知道他正处于休克状态，”医生说，“有时会出现这类休克案例，这种昏睡。”

“那他没有任何真正的危险？”霍华德问，“你说过他不是昏迷，现在这也不能算是昏迷，对吗，医生？”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回答。

“对，我不认为这是昏迷，”医生说着，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处于一种深度睡眠中。这是身体自动选择的一种恢复性的调节措施。他没有任何真正的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其他结果也出来了，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

“这是某种昏迷吧。”安说。

“这还不是，不典型。”医生说，“我不认为是昏迷。反正，现在还不是。他正经历休克。就休克而言，这种表现很常见，只是对身体创伤的一种暂时性反应。至于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种深层次、长时段的无意识，可以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斯科蒂还没到那一步，反正据我们判断还没到。我确定他的情况到早晨就会有改善。我敢打赌。过不了多久，他就会醒过来，到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当然，你们是留在这儿，还是回家歇一会儿，都可以。要是你们愿意，离开医院一会儿是绝对没问题的。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很难。”医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安说：“你不要担心，年轻的妈妈。相信我，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现在只是再等等的问题。”他冲她点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手，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说：“至少他不发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天哪，他好凉啊。霍华德，他应该这样吗？你来摸摸看。”

霍华德触摸孩子的太阳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来。“我想现在他就该这样吧。”他说，“他处在休克当中，还记得吗？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刚刚还在这儿。要是斯科蒂有问题，他会说点儿什么的。”

安又站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然后走回椅子边上，坐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想说点儿别的，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安的手放在他腿上，这让他感觉好受了一些。他抓起安的手，紧紧攥了一下，然后便一直握着。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看着男孩，没有说话。不时地，他会攥攥她的手。最后，她把手抽了出来。

“我一直在祈祷。”她说。

他点点头。

她说：“我以为我都已经忘了怎么祈祷，但还是想起来了。我只需要闭上眼说‘上帝，求您帮助我们，帮助斯科蒂’，后面的就简单了。那些话自然而然地浮现。你可能也祈祷了？”她对他说。

“我祈祷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祈祷的——我是说，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电话，我开车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都在祈祷。”

“那太好了。”她说。这时，她才第一次觉得他们在一起经历这场麻烦。她吃惊地发现，虽然霍华德一直都在身边，她也一直需要他，但在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将霍华德置于事外。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欣慰。

之前那个护士走进来，又一次测量男孩的脉搏，并检查了床头吊瓶的滴液量。

一个小时后，另一位医生走进来。他说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留着浓密的胡子，穿着休闲鞋、西部牛仔衬衣和牛仔裤。

“我们要带他下楼再拍几张片子，”他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再拍几张片子，还想做一个扫描。”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这个新医生和病床之间。“我以为你们做过所有的X光检查了。”

“恐怕还得再做些，”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还需要几张片子，同时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

“天哪！”安说。

“对于这类病例，这完全是常规程序。”这个新医生说，“我们只不过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还没醒过来。都是常规的医疗程序，不用担心。我们一会儿就带他下去。”

没多久，两名勤杂工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都是黑头发、深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制服。帮男孩拔下管子，搬到轮床上的时候，他们互相用外语说了几句话，然后推着孩子走出了病房。霍华德和安与他们上了同一部电梯。安凝视着孩子。电梯开始下降的时候，她闭上了眼。勤杂工站在轮床的两头，什么都没说。只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了一句，另一个人慢慢地点头作为回复。

后来，那天早晨，就在阳光开始照亮放射科外候诊室的窗户时，他们把男孩推出来，送回他的房间。霍华德和安又与他们坐同一部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头。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偶尔，两人中的一个会离开病房，到楼下的自助餐厅喝咖啡，然后像是突然想起来，有了负罪感似的，从桌旁起身，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医生又来过一次，检查了男孩后，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正在改善，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再是前一晚来过的那两位——不时走进来。后来，一个化验室来的年轻女人敲门后走进房间。她穿着白衬衫和白色休闲裤，将一个小托盘放在床边的架子上。她没有同霍华德和安说一个字，就从男孩的胳膊上抽血。女人在男孩胳膊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的时候，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要求做的。”年轻女人回答，“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说，给他抽血，我就抽。不过，他到底怎么了？真是个小可爱。”

“被车撞了，”霍华德说，“司机撞完人就跑了。”

年轻女人摇摇头，又看看孩子，拿着托盘离开了房间。

“他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霍华德？”安说，“这些人得给我个答案哪！”

霍华德什么都没说。他重新坐到椅子上，跷起二郎腿，揉搓自己的脸。他看看儿子，然后身体向后靠，闭上眼睛，睡着了。

安走到窗户旁，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又到晚上了，汽车亮着灯，驶进驶出。她站在窗口，紧抓着窗台，心里明白他们真的遇到了麻烦，而且很严重。她感到害怕，牙齿开始打战，直到她咬紧了牙关才停下来。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前，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然后某个人——谁都行——会开车带她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她一下车就能看见正等着自己的斯科蒂喊着妈妈扑到她怀里。

没过多久，霍华德醒了。他又看了看孩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户旁，站在安的身边。他们一起愣愣地盯着外面的停车场，一句话都没说。但他们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内心，仿佛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

门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这次他换了一套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分梳两侧，看起来好像刚刮过脸。他径直走到床边，检查男孩。“他现在应该醒了。没理由这样。”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没有任何危险。他要是醒了，大家都会感觉好些。没理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让他到现在还没恢复知觉。应该很快了。哦，对了，他醒了以后，头会很痛，那是肯定的。不过，他的所有迹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那么，这是昏迷吗？”安问。

医生搓了搓自己光滑的脸颊。“在他醒过来以前，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说。你们肯定累坏了。这很难，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太难了。你们可以出去走走，吃点儿东西，”他说，“这对你们有好处。要是你们想出去，我还可以在你们离开的时候派一个护士来看护。去吧，去吃点儿东西。”

“我什么都吃不下。”安说。

“当然，你们想怎么做都行，”医生说，“反正，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所有的迹象都很好，化验结果也都是阴性的，没出现任何问题，只要他一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

“谢谢您，医生。”霍华德说。他又一次和医生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得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况，”霍华德说，“比如，懒虫该喂了。”

“给邻居打电话，”安说，“打给摩根家。谁都能帮忙喂狗。”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干吗不回家看看，然后再回来呢？那样对你有好处的。我就待在这儿陪孩子。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保持体力。就算他醒过来了，我们也得在这儿待一阵子呢。”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懒虫，也喂你自己。”

“我已经回过家了，”他说，“我回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去一个小时，梳洗一下，再回来。”

她试想要不要回去，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睛，又试着考虑。过了一会儿，她说：“或许我应该回家几分钟。或许如果我不是每分每秒都坐在这儿看着他，他就能醒来，就会好了。你明白吗？要是我不在这儿，说不定他倒会醒过来。我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去喂懒虫，然后回来。”

“我就在这儿，”霍华德说，“你走吧，回家吧，亲爱的。我会仔细守着。”他的眼睛眯缝着，布满血丝，就像他喝酒喝了很长时间一样。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已经又冒出来了。她摸摸他的脸，又把手收回来。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会儿，暂时不必说话，也不用让别人分担他的忧虑。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钱包。他帮她穿上了大衣。

“我不会花很长时间的。”她说。

“到家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他说，“吃点儿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那会让你焕然一新的，你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回来。我们都试着别担心了。你听见弗朗西斯医生是怎么说的了。”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会儿，试着回想医生说过的话，努力搜寻细节，搜寻任何言外之意的暗示。她试图回忆他弯腰检查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变了。她记起他翻开孩子的眼睑、听孩子呼吸时，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她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望。她看看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亲。霍华德点点头。她迈出病房，带上了身后的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尽头，寻找电梯。在走廊尽头，她向右拐进一间小小的候诊室，里面有一家子黑人坐在柳条椅上。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卡其布的衬衣和裤子，头戴着的棒球帽向上掀起。一个壮硕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穿着牛仔服，梳着一头小辫，抽着烟，在椅子上伸展开四肢，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安进屋的时候，一家人的视线都迅速移到她身上。小桌子上扔满了汉堡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

“富兰克林？”那个大块头的女人坐直了身体问，“是不是关于富兰克林的事？”她睁大了眼睛。“告诉我呀，夫人，”她说，“富兰克林有消息吗？”她努力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但那个男人拉住了她的手臂。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男人用手指了个方向。

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她的眼睛眯成了缝，厚嘴唇缓缓分开，吐出烟雾。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脑震荡，头骨轻微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或许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在椅子上调整一下坐姿。他摇了摇头，低头看看桌子，又看看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富兰克林正在手术台上。有人捅了他，想要杀死他。一场聚会上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没招谁没惹谁。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现在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期盼、祈祷，我们如今只能做这些了。”他镇定地盯着安。

安再次看向那个女孩，她仍注视着安。安又看看那个妇人，她一直低着头，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她的嘴无声地开合，默念着什么。安有一种冲动，想问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和这些同样在等待的人多聊聊。她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再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周一孩子生日当天，而孩子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她在关着的电梯门前等了一会儿，仍在想自己该不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熄了火。她闭上眼睛，头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嘀嗒声。然后她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狗在叫。她走到前门，门没锁。她进屋打开灯，烧上一壶沏茶用的水。她打开一些狗粮，在屋后的门廊里喂给懒虫吃。饥肠辘辘的狗吃得直咂嘴。它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端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听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此时是清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她说，“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告诉我。”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给忘了？”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通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儿子的情况。她要求和丈夫通话。她说，十分紧急。

她等着，手指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睛，觉得肚子很不舒服。她得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屋后的门廊里走进来，躺在她的脚边，摇着尾巴。安拽拽它的耳朵，它趁机舔舔她的手指。霍华德接电话了。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卷着电话线，“他说和斯科蒂有关。”她哭了。

“斯科蒂很好，”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在睡。没有任何变化。你走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医生。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来的。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什么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果汁，或吃点儿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早八点弗朗西斯医生还会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护士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道。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在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通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撞人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疯子，不知怎的知道了是斯科蒂。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原来计划的那样，洗个澡，七点左右回来，医生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的状况很稳定。”

“我害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衣服，进浴缸，匆忙洗完擦干，没花时间洗头发。她换上干净的内衣、羊毛休闲裤和毛衣，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门钻进车里的时候，天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停下。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绪游移到那一家黑人身上，她还记得孩子的名字是富兰克林，记得那张扔满了汉堡包装纸的桌子，以及那个抽烟时一直盯着她看的少女。“别要孩子。”她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脑海中那个女孩的形象说，“上帝啊，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交班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现在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呼叫某位麦迪逊医生。两名护士走在安前面，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她们因安进电梯而被打断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一家黑人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凌乱放置的椅子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了下来一样。桌子上仍旧一片狼藉，扔满了杯子和废纸，烟灰缸里满是烟头。

她停在护士站前。一名护士立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他叫富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这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一名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前读表格的护士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他去世了。”柜台的护士说。她拿着梳子，盯着她。“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我猜他还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是好奇富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她走过走廊。颜色和墙壁一样的电梯门滑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一台沉重的手推车。她昨晚都没注意到电梯门。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看一块笔记板。然后他弯下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热食物散发出的讨厌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户旁边。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她走到床边，把手提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自己好像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有些内收。

“我以为他得到今早八点才会来。”她立刻说。

“还有一位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位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愈发耷拉下去。“他们说了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查，安。他们打算做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醒不了。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或是脑震荡的问题。是他头骨里面出了事，他们觉得跟骨裂有关。所以他们要做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猜那时你已经出家门了。”

“啊，天哪！”她说，“哦，拜托，霍华德，拜托！”她说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华德说，“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头。

男孩刚才睁开眼，又合上了。现在，他又睁开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孩子的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滞留了一会儿，接着又移开了。

“斯科蒂！”他的妈妈叫着，扑到床边。

“嘿，斯科蒂，”他爸爸说，“嘿，儿子。”

他们斜靠在床边。霍华德拉过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弯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额上吻了又吻。她双手捧住孩子脸颊。“斯科蒂，亲爱的，是爸爸妈妈啊。”她说，“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却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迹象。他张开嘴，眼睛紧紧地闭上，号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然后他的脸看上去放松下来，变得柔软。他的嘴唇分开，最后一口气泄出喉咙，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呼出。

医生们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还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要是能早点发现并立即动手术，说不定还有救。但即使那样，成功的概率也几近于零。再说，他们怎么能找到这个堵塞呢？不管是X光还是别的检查，都没有显示出任何问题。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说着，带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一位医生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正在观看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产房的绿色制服，松垮的绿裤子绿上衣，还有一顶盖住头发的绿帽子。他看了看霍华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医生，站起身，关掉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开始用一种安慰性的低沉声音说话。有一次，他还倾身拥抱了安。她能感到医生的胸膛抵着她的肩膀，平稳地一起一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霍华德去了洗手间，但没关门。

在一阵剧烈的痛哭之后，他放水洗了把脸。然后他走出来，坐在放着电话的小桌子旁。他看着电话，像是要决定该先做些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电话。

“现在我还能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像是听不懂他说的话。

医生送他们走到医院的前门。这是上午十一点。门口一直有人进进出出。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不情愿地迈动脚步。她觉得是弗朗西斯医生要他们离开，而他们本该留下，留下才是他们该做的事。她望着外面的停车场，然后回头看着医院的门前，摇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不能把他扔在这儿，不能。”她听见自己这样说，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就只是电视剧里人们面对暴力或是意外死亡时，因震惊而说出的那些话。她希望她说出的话是属于她自己的。“不。”她说，不知怎的，记忆里那个黑人妇女无精打采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她又说了一遍。

“今天晚些时候，我会跟你联系，”医生正和霍华德说话，“还有事要做，还有些事要弄清楚，我们才能满意。有些事需要解释。”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哦，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手。霍华德看着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一次拥抱了安。他似乎心怀某种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望着医院。

在家里，安坐在沙发上，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关上孩子房间的门。他打开咖啡机，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想把那些散落在客厅里的孩子的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了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他走了。”她说，继续轻拍他的肩膀。在他的抽泣声外，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机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一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开始拿着盒子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转圈。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过了一会儿，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声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坐在自行车旁边的甬道上。他笨拙地搬起自行车，使车身斜靠在他的胸口。他抱着车，橡胶踏板顶在他的胸前。他转动起车轮。

与妹妹通话后，安挂上电话。就在她找另一个电话号码时，电话响了。刚响过第一声，安就抓起了听筒。

“喂？”她听见背景里嗡嗡的轰鸣声。“喂！”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你这个邪恶的浑蛋！”她对着听筒大喊，“你太过分了，你这个狗娘养的浑蛋！”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趴在桌子上哭泣。他拿起听筒，只听见拨号音。

在那之后过了很久，将近午夜的时候，就在他们处理完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又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他挂了，”霍华德说，“不管是谁，他挂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浑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一枪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说。

“你能听见什么吗？”她问，“背景里？一种噪音，来自机器的某种轰鸣声？”

“没有，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他说，“再说也没有多少时间听。我倒是觉得有电台音乐的声音。对，有个电台广播。我只能听出这一点。到底在广播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她摇摇头。“要是我能知道是谁，能抓住他就好了！”忽然间她明白过来。她知道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把椅子从桌边一把推开，站起身。“开车带我去购物中心，”她说，“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订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他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我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浑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夜空晴朗，星斗满天。天很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有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一片黑暗，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一个大块头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蛋糕展示盒，还有一些配有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开门，又拍了拍玻璃窗。但面包师就算听见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没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面，停下来，下了车。这边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别定制”。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嘎作响，也许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门，等待，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声，某种东西的清晰响动，应该是一个抽屉，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你们想要什么？大半夜的。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然而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后退了几步。“这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也许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身为面包师，你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这就是那个一直给我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来是想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快要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舔着牙齿的后面。

“还在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勉强过活。”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手够向案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下一下地拍在左手掌心上。“那个蛋糕，你是要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凶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浑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浑蛋！”愤怒忽然间爆发，又忽然间退去，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眩晕的反胃感。她靠在撒满了面粉的木桌旁，用手捂住脸哭了起来，肩膀颤动着。“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后腰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案台上，解开围裙，也扔到案台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他从一张牌桌下拉出一把椅子，那张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请坐。”他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他对霍华德说。“现在，请坐吧。”面包师走到前面的店铺，带回两把锻铁椅子，说：“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以及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有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有什么别的身份。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现在也不再是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万分抱歉。我为你们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抱歉。”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抱歉。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原谅我。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不是邪恶，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男人说，“让我问问你们，你们可以打心底里原谅我吗？”

面包房里很温暖。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套，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点点头，从桌边站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做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往前走。这种时候，吃啊，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腾腾的肉桂面包圈，糖霜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两人都从浅盘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面包师很高兴。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说话。当面包师讲起孤独，讲起他人到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怀疑和无能为力时，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无休止地填满烤炉，又无休止地清空烤炉。他讲起那些他为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没过指关节的糖霜。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儿。成百个，不，现在有上千个了。还有生日。想想所有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儿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饱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鲜花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尝，有糖浆和粗糙谷粒的味道。他们听他说话，把能吃的东西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如同白昼。他们一直聊到清晨，高高的窗户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维生素

有一阵子，我有工作，而帕蒂没有。我在一家医院上班，每晚干几个小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活儿。我随便干上一会儿，然后在计时卡上签上八小时，就去和护士们喝酒了。过了一阵子，帕蒂也想找份工作。她说为了自尊，她需要一份工作。就这样，她开始上门推销复合维生素。

有段时间，她和那种在陌生街区里跑上跑下的女孩一样，挨家挨户地敲别人的房门。但是，她很快就摸到了窍门。以前上学的时候，她就很灵光，学习特别好。她这人性格也不错。很快，公司就提拔了她，把一些干得不如她好的女孩安排到她手下工作。没多久，她就有了一班子人马，还在商场里有了一间小办公室。不过，她手下的那些女孩总是变来变去。有的干几天就不干了，有的甚至刚干几个小时就跑了。当然，也有些干得不错的女孩，真能把维生素卖出去。这些女孩和帕蒂一起坚持了下来，渐渐地成为她们这支队伍的核心。但也有些女孩，就是让她们把维生素白送人，都送不出去。

那些干不下去的女孩会直接走人，一声不吭就不来上班了。家里有电话的，会把听筒摘下来，就算有人敲门也不搭理。每失去一个员工，帕蒂都会很痛心，好像这些女孩都是曾经迷失方向、刚刚皈依正途的人。她为此自责。不过后来她无所谓了。毕竟这样来来去去的人太多，她也就习惯了。

偶尔会有女孩突然僵在那里，无法按响面前的门铃。也有可能她敲开了门，却说不出话来。或者是她说了问候的话，但也随口说了些本该留着进屋以后再说的话。这样的女孩就会决定放弃，拿着样品箱子回到车上，开着车在周围闲逛，直到帕蒂和别的人都做完了事，碰面会合，一起开车回办公室。她们会开个小会，说些能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的话。比如“越挫越勇”“努力必有回报”之类的。

不时会有女孩在外面干着干着就没影儿了，带着样品和所有东西，搭辆车进城，逃之夭夭。不过，永远会有女孩填补上空缺。那个时候，女孩们总是来了又去。帕蒂手里有个名单。每隔几个星期，她就会在《省钱一族》杂志上发个小广告，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女孩，更多的培训。女孩从来就没缺过。

核心小组由帕蒂、唐娜和希拉三人组成。帕蒂是个美人，唐娜和希拉顶多算是中等漂亮。有天晚上，希拉对帕蒂说，她爱她，胜过这世界上的一切。帕蒂告诉我，希拉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帕蒂开车送希拉回家，车停在希拉家门前。她们一起坐在车里，帕蒂对希拉说她也爱她。帕蒂对希拉说她爱她们所有的女孩。但不是希拉脑子里的那种爱。后来，希拉摸了帕蒂的乳房。帕蒂说她抓住希拉的手，握着它。她说，她告诉她，她不搞那一套。她说，希拉没有露出任何表情，只是点点头，握紧帕蒂的手，吻了吻，然后下了车。

那是圣诞节前夕。那段日子，维生素的生意很不好做，于是我们想，应该搞场聚会让大家乐一乐，振奋起来。当时，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希拉是第一个醉倒的。她站着站着就晕倒在地，好几个小时都没醒。一分钟前，她还站在客厅中央，突然就闭上眼，双腿一弯，拿着酒杯倒了下去。拿酒杯的手撞在咖啡桌上，除此之外，她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酒泼洒在地毯上。我、帕蒂和另外一个人把她拖到后面的门廊上，安顿她在一张帆布床上躺下，然后尽量不去想她。

所有人都喝醉了才回家。帕蒂也上床睡了。我还想喝，就拿着酒坐在桌旁，一直喝到外面天都亮了。希拉从门廊走了进来，开始抱怨她头疼得厉害，简直像是有人正在往她脑袋里捅铁丝。她说，她的头实在太疼了，真害怕自己从此眯缝着眼再也睁不开。她还说她的小指肯定是断了，说着便伸出那根小指让我看，黑紫黑紫的。她抱怨我们让她就那样睡了一夜，也没叫她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她想知道，是不是根本就没人在意她。她举起手指，贴近眼睛看了看，摇摇头，又使劲伸向远处看了看，仿佛无法相信昨晚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身上。她脸颊浮肿，披头散发。她一边用凉水冲手指，一边冲着水池不停地叫：“天哪，哦，天哪……”想起她曾向帕蒂大献殷勤，说出爱的宣言，我一点儿都不同情她。

我喝着掺了牛奶和少许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希拉靠在洗碗台前，眯缝着眼睛观察我。我喝我的，什么话都不说。她继续跟我说她有多么难受，需要去看医生。她说她要把帕蒂叫醒，还说她要辞职不干了，离开这个州，到波特兰去。她说她要先和帕蒂告别。她喋喋不休。她想让帕蒂开车送她去医院，看看手指和眼睛有没有问题。

“我送你去。”我心里不愿意，但如果需要，我可以送。

“我想叫帕蒂送我。”希拉说。

她用那只完好无损的手握着受伤的手的手腕，小指肿得像个袖珍手电筒。“再说，我们需要谈谈。我得告诉她我要去波特兰，我得跟她告别。”

我说：“我想只能由我告诉她了。她在睡觉呢。”

她的脸一下子耷拉下来。“我们是朋友，”她说，“我一定得和她谈谈。我得自己告诉她。”

我摇摇头。“我不是刚跟你说了吗，她在睡觉。”

“我们是朋友，而且我们都爱着对方。”她说，“我一定要和她告别。”

希拉准备离开厨房。

我站起身，说：“我说了我送你。”

“你醉了！再说你一夜都没睡。”她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嘟囔着说，“妈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还没醉到不能开车送你去医院的地步。”我说。

“我不会跟你一起走的！”希拉大喊。

“随你便。但你别想叫醒帕蒂。同性恋婊子！”我骂道。

“浑蛋！”她回骂我。

说完，她跑出了厨房，跑出了前门，连厕所都没上，脸也没洗。我站起来，向窗外看去。她正顺着公路向欧几里得大街走去。天色尚早，一个人也没有。

我喝光了酒，琢磨着再倒一杯。

我又倒了一杯。

那之后，再没人见过希拉。反正我们这些与维生素有关的人当中，没人再见过她。她走向欧几里得大街，走出了我们的生活。

后来，帕蒂问：“希拉怎么样了？”我说：“她去波特兰了。”

我对唐娜有意思，就是她们核心小组里另外那个成员。聚会那晚，我们伴着艾灵顿公爵[1]的音乐跳舞。我紧紧地搂着她在地毯上移动，闻着她的发香，手放在她腰部很低的位置。和她跳舞的感觉真是好极了。那次聚会上只有我一个男的，剩下七个女孩中有六个是互相搂着跳的。即便只是在客厅里看看，那感觉也很棒。

我在厨房里的时候，唐娜正好拿着空杯子进来。那会儿，屋子里只有我们俩。我轻轻抱了她，她也就势抱了我。我们站在那儿，拥抱在一起。

然后她说：“别，现在不行。”

我听见那句“现在不行”便松开了手。我想这是煮熟的鸭子，肯定跑不了。

希拉举着她的手指从门廊走进来时，我正坐在桌边回味着那个拥抱。

我又想了一会儿唐娜，喝光了酒，把听筒从电话机上摘下来，走进卧室，脱掉衣服，躺在帕蒂身旁。我仰面躺了一会儿，放松下来。然后，我进入了帕蒂，但她没醒。事后，我闭上了眼。

再睁开眼时已是下午。床上只剩下我一个人。雨正砸在窗户上。帕蒂的枕头上放着个甜甜圈，床头柜上有杯水。我的酒劲儿还没过去，脑子里一团糨糊。我知道那是个星期天，马上就到圣诞节了。我吃了甜甜圈，喝了水，又接着睡，直到听见帕蒂使用吸尘器的声音，才又醒了过来。她走进卧室，询问希拉的事。就是那时，我告诉她，她已经去波特兰了。

新年过后一个星期左右，我和帕蒂一起喝酒。她刚下班回到家，不算晚，但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去上班了。赶在上班之前，我们先来了点儿苏格兰威士忌，边喝边聊。帕蒂很疲惫，情绪低落，连喝了三杯酒。没人要买维生素。现在她身边只剩下唐娜，还有一个刚来不久的帕姆，那家伙喜欢小偷小摸。我们谈论坏天气和可以逃掉多少停车罚单之类的事。之后，我们聊起如果搬到一个亚利桑那州那样的地方，生活会变得好过许多。

我又给我们两个倒上酒，看着窗外。亚利桑那州，这主意不坏。

“维生素。”帕蒂说着，拿起酒杯，晃动里面的冰块。“呸！”她说，“我是说，我小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干这个。天哪，我从没想过我长大以后会卖什么维生素。还是走街串巷地卖。真是糟透了。想到这个就让我受不了。”

“我也没想过会是这样，亲爱的。”我说。

“得了，”她说，“你说得倒轻巧。”

“亲爱的。”

“别跟我亲爱的来亲爱的去。”她说，“老兄，这实在是太难了。不管你费多大劲儿，这日子都不好过。”

她看上去像是仔细地考虑过什么。她摇摇头，接着一口喝光了酒，说：“我现在连睡觉都能梦见维生素。我根本放松不下来。一刻都无法放松！至少你下了班就什么都不用想了。我敢肯定，你从没梦见过你自己的工作。我敢肯定，你从没梦见过一次给地板打蜡，或者你在那儿干的别的活儿。离开那个该死的地方以后，你回到家不会再在梦里接着干活儿吧，对不对？”她尖叫起来。

我说：“我不记得我都梦见过什么。可能我根本不做梦。反正一醒来，我就什么都忘了。”我耸耸肩。我可不会在睡觉的时候，还记着脑子里的事。我不关心。

“你当然做梦！”她说，“就算你忘了，你肯定也做梦。所有人都做梦。如果你不做梦，你会疯掉的。我在书里读到过，梦是一种发泄口。人睡觉的时候都做梦，否则就该疯了。但是我做梦的时候，梦的都是维生素。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她紧紧地盯着我。

“明白也不明白。”我回答。

这不是个容易对付的问题。

“我梦见我在推销维生素。”她说，“不管白天黑夜我都在卖维生素。天哪，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她又喝光了她的酒。

“帕姆干得怎么样？”我问，“她还偷东西吗？”我只想换个话题，除了帕姆的事，我想不出别的了。

帕蒂骂了句“妈的！”，又摇着头，好像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们听着雨声。

“谁都卖不出去维生素。”帕蒂说着拿起酒杯，但杯子已经空了，“没人买维生素。我在跟你说这个，你到底听见了没有？”

我站起身，给我们再倒上酒。“唐娜在干什么？”我问。我读着酒瓶上的标签，等她的回话。

帕蒂说：“她两天前倒是卖了一点儿。但就那么点儿，我们这一整个星期就卖出去那么一点儿。如果她要辞职，我一点儿都不会吃惊。我不会怪她的。”帕蒂接着说，“我要是她，就会辞职。可是，假如她真的不干了，我怎么办？那样的话，我就又回到起点了。就是这么回事。又得从零开始。冬天刚过一半，这个州到处都是病人，都是病得要死的人，没人觉得自己需要维生素。我自己都病得要死了。”

“你怎么了，亲爱的？”我把酒放在桌上，坐了下来。帕蒂继续说她的，就像我什么都没说一样。可能我的确什么都没说。

“我成了自己唯一的顾客。”她说，“我把那些维生素都吃了，估计就是那些药片影响了我的皮肤。你觉得我的皮肤看起来没事吗？吃维生素也会服用过量吗？我现在上厕所都不大正常了。”

“亲爱的。”我说。

帕蒂说：“你根本不关心我是不是在吃维生素。我说的就是这一点。你什么都不关心。今天下午下雨，挡风玻璃的雨刷坏了，我差点儿出车祸。就差那么一点儿。”

我们继续边喝边聊，直到我得去上班了。帕蒂说她如果还能扛住困劲儿的话，就在浴缸里泡个澡。“我站着都快睡着了。”她说，“维生素，现在也就剩下它们陪着我了。”她看看厨房，又看看她的空酒杯。她醉了。但她还是让我吻了她。然后我就去上班了。

下班后，我常去一个地方，一方面是为了那儿的音乐，一方面也因为在酒吧打烊之后，只有那儿还能找到酒喝。那地方叫“百老汇之外”，位于一个黑人区，主要是黑人光顾。老板也是个黑人，叫卡基。在别的地方关门后，人们便到这儿来，叫上一杯招牌特饮——加一小杯威士忌的皇冠可乐。也有人自带威士忌，藏在衣服底下，点一听皇冠可乐，自己兑在一起。有乐队即兴演出，那些在别的地方没喝够的酒徒们便陆续前来，边喝边听音乐。有时也有人跳舞，但主要是随便坐坐，喝酒，听音乐。

偶尔会有个黑人拿酒瓶子打在另一个黑人的脑袋上。曾经有个故事广为流传：有人被什么人跟踪至男厕，手放在下面小便的时候，被割了喉。不过，我从没遇到过什么麻烦。没有什么是卡基搞不定的。卡基是个大块头，大光头在荧光下闪着怪异的光。他穿着那种长得盖住大半截裤子的夏威夷衬衣，我猜他的腰带里面肯定别着什么东西，至少有根短棍什么的。如果有人闹出了格，卡基就会走到挑事的一方身边，把他的大手放在那个人的肩膀上，说几句，事情就了结了。几个月里我时不时地去那儿。我喜欢听卡基对我说的那些话，比如“朋友，今晚感觉怎么样”或是“朋友，有阵子没见啦”之类的。

我和唐娜约会那天，我带她去了“百老汇之外”。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约会。

午夜刚过，我就走出了医院。天晴了，星星出来了。刚才和帕蒂喝的那点儿威士忌仍让我的脑袋嗡嗡直响，但我还是想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去趟“新吉米”酒吧，再来上一杯。唐娜的车停在我车旁的空位上，唐娜坐在车里。我想起了我们在厨房里分享的那个拥抱。那时她说：“现在不行。”

她把车窗摇下来，弹烟灰。

“我睡不着。”她说，“我脑子里有事儿，睡不着。”

我说：“唐娜，嘿，很高兴见到你，唐娜。”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说。

“想去哪儿喝一杯吗？”我说。

“帕蒂是我的朋友。”她说。

“她也是我的朋友，”我说，“走吧。”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她说。

“有家酒吧，是个黑人去的地方，”我说，“音乐不错。我们可以喝一杯，听听音乐。”

“你开车载我？”唐娜问。

我说：“好，你挪边上去吧。”

她立刻说起维生素的事儿：维生素不行了，维生素价格暴跌，维生素市场一败涂地。

唐娜说：“我真不想这样对待帕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她在想办法让事情变得好起来。但我可能还是得辞职了。你得发誓，别跟别人说！我得吃饭，得交房租。我需要双新鞋，需要件新大衣……卖维生素不管用了。”唐娜接着说：“我觉得维生素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好卖了。我什么都没跟帕蒂说呢，我现在还只是想想而已。”

唐娜把手放在我的腿边。我够到她的手，捏着她的手指。她捏了捏我的，把手抽了回去，按下了车上的点烟器。点上烟后，她又把手放了回来。“我最不想的就是让帕蒂失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曾经是一个团队的呀。”她把香烟递给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你抽的牌子，但试试吧，抽一口。”

我在“百老汇之外”的停车场里停下车。三个黑人倚在一辆旧克莱斯勒前面，挡风玻璃已经碎了。他们只是懒洋洋地待在那里，来回传递一个裹在纸袋里的酒瓶，轮流喝着。他们看着我们。我下了车，走过去给唐娜打开车门。关好车门后，我挽起唐娜的胳膊，向街那边走去。那几个黑人只是看着我们。

我说：“你可别告诉我，你是想搬到波特兰去吧？”

我们走在人行道上，我的手搂在她的腰上。

“关于波特兰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没想过去波特兰。”

“百老汇之外”的前厅和普通的咖啡厅或酒吧没什么两样。零星几个黑人坐在吧台边，还有几个人坐在铺着红色餐布的餐桌前，对付着各自盘子里的食物。我们穿过前厅，走进宽敞的后厅。靠墙有一长排卡座，紧里面是乐队演出的舞台，舞台前面的空地就算是舞池了。别的酒吧和夜总会还在营业，所以现在这儿还没什么人。我帮唐娜脱下外套，选了一个卡座，把香烟放在桌上。名叫汉娜的黑人女招待走了过来，冲我点点头，又看了看唐娜。我点了两杯皇冠特饮，决心好好享受今晚。

饮料送来了，我付钱后，和唐娜各自啜饮一口，就搂抱起来。我们挤压着，抚摸着，吻着对方的脸颊，就这样持续了一会儿。唐娜会不时停下来，向后躲，把我推开一点，攥住我的手腕，盯着我的眼睛。然后她会慢慢闭上眼，我们又吻在一起。没多久，人多了起来。我们停止亲吻，但我的手一直搂着她，她的手也放在我的腿上。两个黑人小号手和一个白人鼓手开始玩起他们手中的那些家伙。我琢磨着，和唐娜再喝上一轮，听一曲音乐，然后就去她那儿，把事儿做完。

我刚向汉娜又要了两杯酒，一个叫贝尼的黑人就走了过来，旁边还跟着个壮汉，是个衣着笔挺的黑人。这个大家伙，眼睛又小又红，穿着一身三件套的细条纹西服，玫瑰红色的衬衣，打着领带，披着宽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总之是全套的行头。

“老兄，还好吗？”贝尼说。

贝尼伸出手，和我握了握。我和贝尼以前聊过天。他知道我喜欢这儿的音乐。过去只要我们在这儿碰见，他就会过来和我聊几句。他喜欢谈论约翰尼·霍杰斯[2]，讲他给约翰尼吹萨克斯伴奏的事。他会说这样的话：“想当年，我和约翰尼在梅森市有过这么一次演出……”

“你好，贝尼。”我说。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纳尔逊。”贝尼说，“他今天刚从越南回来，就今天早晨。他是来这儿听音乐的，以防万一，他还穿上了舞鞋。”贝尼看着纳尔逊，点点头。“这就是纳尔逊。”

我看着纳尔逊锃亮的皮鞋，又看看他。他看起来像是正在记忆里搜寻，想认出我似的。仔细打量了我一番之后，他咧开嘴笑了，露出他的牙齿。

“这是唐娜。”我介绍道，“唐娜，这是贝尼，这是纳尔逊。纳尔逊，这是唐娜。”

“你好，姑娘。”纳尔逊说。唐娜立刻回话：“你好啊，纳尔逊。你好，贝尼。”

“要不我们就加进来，和你们坐一桌吧？”贝尼说，“怎么样？”

我嘴上说：“当然行。”

但我心里很烦，他们怎么不坐别的桌呢。

“我们可待不了太久。”我说，“把这杯酒喝完，就得走了。”

“我知道，老兄，我知道。”贝尼说着，坐在我的对面，而纳尔逊早就一屁股坐了下来。“你们还有事，还要去别的地方。没问题，先生，贝尼明白。”贝尼一边说，一边冲我眨了眨眼。

纳尔逊看看唐娜，摘下帽子，一边用他的大手转着那顶帽子，一边在帽檐上搜寻着什么。他在桌上给那顶帽子腾出块地方，抬头看着唐娜，笑笑，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肩膀。每隔几分钟，他就要活动他的肩膀，仿佛那对肩膀是什么很重的东西，他扛了它们很久，累得不行。

“我敢肯定你跟他是很好的朋友。”纳尔逊对唐娜说。

“我们是好朋友。”唐娜说。

汉娜来了。贝尼点了皇冠特饮。纳尔逊从他的大衣里掏出一瓶一品脱装的威士忌。

“好朋友，”纳尔逊说，“很好的朋友。”他拧开威士忌的瓶盖。

“纳尔逊，小心点儿，”贝尼说，“别让别人看见。”贝尼又对我们说：“纳尔逊刚从越南回来，刚下飞机。”

纳尔逊举起瓶子，喝了几口后，拧上盖子，把瓶子放在桌上，又把帽子扣在上面。“很好的朋友。”他嘟囔着。

贝尼看着我，转了转眼珠。他也醉了。他对我说：“我必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他从他们点的两杯特饮里各喝了一口，把酒杯拿到桌子底下，偷偷地兑上威士忌，然后把酒瓶子放进了他的大衣口袋。“老兄，我的嘴有一个月没碰萨克斯了。我得赶紧重新拾起来。”

我们挤在卡座里，面前的桌上堆满了酒杯。纳尔逊的帽子还在桌上。“你，”纳尔逊对我说，“你其实是跟别人在一起的，对不对？这个美人不是你老婆。我知道。但你和她是很好的朋友。我没说错吧？”

我又喝了点儿酒，但没尝出威士忌的味道，我什么都尝不出来了。我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有关越南的事，都他妈是真的吗？”

纳尔逊用他的红眼珠盯着我，说道：“我只是想问你，你知道你老婆现在在哪儿吗？我敢打赌，你在这儿装模作样地和你的好朋友坐在一起的时候，她正和别的家伙在一块儿呢，摸人家的奶头，帮人家撸鸡巴呢。我敢打赌，她也给自己找了个好朋友。”

“纳尔逊！”贝尼说。

“别管我。”纳尔逊说。

贝尼说：“纳尔逊，你别烦人家了。那边另一个卡座里也有人，我以前跟你提过的人。”他再次对我说：“纳尔逊今天早上才刚下飞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纳尔逊说，“我能肯定你在想：‘现在这儿有个又黑又壮的醉鬼，我该拿他怎么办呢？可能我得动动手，抽他一顿！’你是这么想的吧？”

我环顾左右。我看见卡基正站在舞台前面，身后那些乐手正忙活着。舞池里有几个跳舞的。我想卡基正看着我，不过即使他看了我一眼，现在他的脸也已经转回去了。

“是不是该你说句话了？”纳尔逊说，“我只是跟你逗着玩呢。离开越南后，我还没和别人开过玩笑呢。那些越南佬，我倒是逗过他们几回。”他又咧开嘴笑了笑，大厚嘴唇向后翻着。然后，他不笑了，直愣愣地瞪着我。

“给他们看看那只耳朵。”贝尼把酒杯放在桌上，说，“纳尔逊从一个矬子脑袋上割了只耳朵。他带在身上呢。给他们看看，纳尔逊。”

纳尔逊坐在那儿，摸起大衣口袋。他把兜里的东西翻出来，掏出几把钥匙，还有一盒止咳药水。

唐娜说：“我可不想看什么耳朵。恶心，恶心死了。天哪！”她看着我。

“我们得走了。”我说。

纳尔逊还在摸自己的口袋。他从西服内兜里拿出一个钱包，放在桌上。他拍拍钱包。“这里面有五张大的。听着，”他对唐娜说，“我给你两张。你跟我走吗？我给你两张大的，你给我吹吹箫。就像他的女人正给别的大家伙做的那样。你听见了吗？你知道，这会儿，就在他的手伸进你裙子里的时候，她的嘴正放在那人的家伙上吹呢。我不骗你，这钱给你。”他从钱包里拉出钞票的一角，接着说：“这儿还有一百块，给你的好朋友，这样他就不会觉得太失落了。不过，他什么都不用做。”纳尔逊转过来对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坐这儿，喝你的酒，听你的音乐。这儿的音乐很好。我和这个女人一起出去一下，就像好朋友一样。然后她会一个人走回来。用不了多久，她一会儿就回来。”

“纳尔逊！”贝尼说，“别说了，纳尔逊。”

纳尔逊笑了。“我已经说完了。”他说。

他找到了他一直想摸的东西：一个银烟盒。他把它打开，我看见了里面的一只耳朵，被放在一团棉花上，就像一朵干燥的蘑菇。但那是一只真耳朵，被穿在一个钥匙链上。

“天哪！”唐娜说，“真恶心！”

“怎么样，有意思吧？”纳尔逊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唐娜。

“去你的，滚蛋。”唐娜说。

“姑娘……”纳尔逊说。

“纳尔逊。”我说。纳尔逊的红眼睛盯着我。他把他的帽子、钱包和烟盒推到一边。

“你想要什么？”纳尔逊说，“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卡基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放在贝尼的肩上。他向前靠过来，光头在灯光下发亮。“怎么样啊兄弟们？玩得都还高兴吧？”

“都挺好，都挺好，卡基。”贝尼说，“都没事。他们俩正要走，我和纳尔逊再坐会儿，听会儿音乐。”

“那好，”卡基说，“我的格言就是‘大伙儿都高兴’。”

他环顾卡座，目光停在纳尔逊放在桌上的钱包上，还有钱包旁边打开的烟盒。他看见了耳朵。

“那是真耳朵？”卡基问。

贝尼说：“没错。拿给他看看，纳尔逊。纳尔逊带着这只耳朵，从越南回来，刚下飞机。这只耳朵可是转了半个地球，才来到今晚这张桌子上的。纳尔逊，给他看看。”

纳尔逊拿起烟盒，递给卡基。

卡基仔细研究起耳朵来。他拿起钥匙链，在自己面前晃悠链子上的耳朵。他看着它，任由它前后摇摆。“我以前听说过干燥耳朵、干燥鸡巴这类东西。”

“我是从一个越南佬身上割下来的。”纳尔逊说，“他这只耳朵再也听不见什么喽。我想给自己弄个纪念品。”

卡基把钥匙链上的耳朵翻了个面。

我和唐娜起身，准备离开卡座。

“姑娘，别走啊。”纳尔逊说。

“纳尔逊！”贝尼说。

这时，卡基看向纳尔逊。我拿起唐娜的外衣，站在卡座边上，腿抖了起来。

纳尔逊扯开嗓门喊道：“你要是跟这个浑蛋走，你要是想让他在你身上尝尝鲜的话，你们俩都得先问问我！”

我们从卡座往外走。人们的目光都落到这边来。

我听见贝尼还在说着：“纳尔逊今天早上才从越南飞回来，我们喝了一整天的酒，一直没睡，真是创纪录了。但我和他，我们俩没事儿，卡基。”

纳尔逊的喊叫压过了音乐。他吼道：“这样做对谁都没好处！不管你做什么都帮不了任何人！”我开始还能听见他嚷嚷这些，后来就什么都听不见了。音乐停了一下，又继续响起来。我们只顾着走，没有回头看，一直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

我打开车门，让唐娜坐进去，开车回医院。唐娜坐在座位上，一直没睡。她用车上的点烟器点着了烟，不说话。

我试着打破沉默。我说：“唉，唐娜，别为这个烦恼了。对不起，发生了这种事……”

“我其实需要那些钱，”唐娜说，“我在想的是这个。”

我继续开车，没去看她。

“真的，”她晃晃脑袋，接着说，“我真的需要钱。我不知道怎么办。”她低下头，哭了起来。

“别哭了。”我说。

“我明天不去上班了，哦，是今天。反正闹钟响了，我也不去了。”她说，“我要离开这座城市。刚才的事就是对我的暗示。”她把车上的点烟器推了进去，等着它再弹出来。

我把车停在我的车旁边，熄了火。我看了看后视镜，有点担心会看见纳尔逊坐在那辆老克莱斯勒里，跟着我开过来。我的手在方向盘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放到腿上。我不想去碰唐娜。那晚在我家厨房里分享的拥抱，刚才在“百老汇之外”里交换的亲吻，都已然过去了。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但我不关心答案。就算那时她突发心脏病，死在那儿，对我也没什么意义了。

“或许我可以去波特兰。”她说，“波特兰肯定有什么特别之处，要不怎么现在大家总想到那儿去呢？波特兰怎么就这么吸引人？成天波特兰这个，波特兰那个的。可能波特兰也不比别的地方好到哪儿去。都一个德行。”

“唐娜，”我说，“我得走了。”

我准备下车，打开车门，车里的顶灯自动亮了起来。

“看在上帝的分上，把那灯关上！”

我赶紧下车。“晚安，唐娜。”我说。

我离开的时候，她只是盯着仪表盘看。我把我的车点着火，打开车灯，挂上挡，踩下油门。

我倒上苏格兰威士忌，喝了一口，拿着酒杯走进卫生间。我刷了牙，然后拉开一个抽屉。帕蒂在卧室里嚷嚷起什么来。她推开卫生间的门。她还穿着衣服。我想，她没脱衣服就睡着了。

“几点了？”她尖叫着，“我睡过头了！天哪，我的天哪！你怎么让我睡过了头，你这个该死的！”

她像个疯子，穿着衣服站在门口。她刚才可能正准备上班去，但这儿既没有样品箱，也没有维生素。她只不过是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她开始左右摇晃起脑袋。

今晚，我无法再忍受这些了。我对帕蒂说：“接着睡吧，亲爱的。我正找东西呢。”我从医药箱里碰掉了什么东西，它们滚进了水池。我问她：“阿司匹林哪儿去了？”我又打翻了一些别的东西，但我毫不在意。许许多多的东西不断坠落下来。

[1]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1899-1974），美国爵士乐大师。

[2]约翰尼·霍杰斯（Johnny Hodges，1906-1970），美国爵士乐萨克斯演奏家，艾灵顿公爵的乐队里萨克斯组领衔乐手。

小心

经过多次交谈——或者用他妻子伊内兹的话说，那叫评估——之后，劳埃德从他们的房子里搬出来，自己一个人住。新家在一幢三层楼的顶层，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房顶倾斜得厉害，他只能缩着头走路，从窗户向外看得弯着腰，上下床也要格外小心。两把钥匙，一把是开楼门的。进楼后，他要先爬一段楼梯，到达一个平台后，再爬一段楼梯，才到他的房门，用另一把钥匙开这扇门的锁。

一天下午，他抱着个纸袋回家，纸袋里装了三瓶安德烈牌香槟和一些午餐肉。爬到平台上，他歇了一下，瞥了一眼女房东的客厅，正好看见那个老太太仰面躺在地毯上，像是睡着了。接着他突然想到，她别是死了吧？不过客厅里电视开着，于是他对自己说，老太太只是睡着了。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状况。就在他把纸袋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的时候，那个女人轻轻咳嗽了一声，手挪到身旁，接着又一动不动，恢复了平静。劳埃德继续走上楼，打开房门的锁。那天傍晚，他从厨房窗户向外看的时候，看见那个老太太站在院子里，戴着草帽，一手叉着腰，用一把小喷壶浇三色堇。

他的厨房里，炉子和冰箱上下连成一体，都很小，就挤在水池和墙之间。每次想从冰箱里拿点东西出来，他都要弯下腰，几乎得跪在地上才行。不过这没什么，反正除了果汁、午餐肉和香槟以外，他的冰箱里几乎不放别的东西。炉子有两个灶眼，他偶尔用一只深平底锅烧水，冲速溶咖啡。但有时一连好些天，他一口咖啡都不喝。他忘了喝，要么就是不想喝。一天早上他刚醒来，便马上喝起香槟吃起碎屑甜甜圈来。要是在几年前，他肯定会为自己这样吃早餐感到好笑。如今，他倒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了。其实，他完全没把这顿早餐放在心上，直到晚上躺在床上，回想着这一天自己从早起开始做过的事。起初，他想不起来什么特别的，后来才想起自己吃甜甜圈喝香槟的事。本来，他觉得这有点儿出格，可以向朋友们吹嘘吹嘘。但他越想越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他的早餐就是香槟就甜甜圈，那又怎样？

他的房间带家具，有一套餐桌餐椅，一张小沙发，一把旧安乐椅，还有一台电视，放在一个咖啡桌上。他不用付电费，电视机也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有时他会一整天都开着电视。不过，除非遇到什么他想看的节目，否则他都会把音量调到最低。他没有电话，无所谓，他也不想要电话。卧室里有张双人床，还有床头柜、衣橱和卫生间。

一天上午十一点，伊内兹过来看望他。那时，他搬到这儿两个星期了，一直想着她什么时候会过来看看。不过，他正试着想点儿辙，解决自己酗酒的问题，所以他倒很高兴能独自待着。他对伊内兹说得很清楚：一个人待着就是他最需要的状态。伊内兹来的那天，他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正用拳头敲着自己脑袋右侧。就在又要敲打自己的时候，他听见楼下的平台上有动静。他听出来是妻子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是从遥远的人群里传来的模糊低语，但他知道那是伊内兹，有一种预感让他觉得，她这次来一定是为了要紧的事。他又用拳头敲了一下脑袋，然后站了起来。

那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耳朵被耳屎堵住了，什么都听不清，平衡感也渐渐没了。刚才的一个小时里，他都待在沙发上，近乎绝望地和自己的耳朵较劲，不住地捶打自己的脑袋。他不时地按摩下方的软骨，拉拉自己的耳垂，然后，一边粗暴地用小指掏耳朵，一边模仿打哈欠的样子，使劲张开嘴。能想到的法子他都试过了，快没招儿了。他听见楼下模糊的说话声停了下来，狠狠地敲了一下脑袋，喝光酒杯里的香槟，关上电视，把杯子放到水池里，又把那瓶打开的香槟从水池旁的台子上拿走，放到洗手间马桶后面，然后走过去开门。

“你好，劳埃德。”伊内兹说，但没有笑。她站在门口，穿着一身明亮的春装，他以前没见过这身衣服。她提着一个两侧绣着向日葵的帆布包，他也没见过。

“我以为你没听见我敲门呢。”她说，“我以为你出去了，或是在做什么事。但楼下的女人，叫什么来着？啊，马修斯夫人。她觉得你就在家里。”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但就是听不清。”他拉了一下睡裤，挠挠头说，“我现在状态糟透了。快进来吧。”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她说着走进来，带上门，样子就像是根本没听见他刚才说的话。或许她真的没听见。

“我知道几点了，”他说，“我早就起床了。八点我就起来了，还看了一段《今日秀》[1]呢。但没过多久，我的耳朵堵住了，逼得我现在快疯了。你还记得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一次吗？那时我们住的地方离那个中餐外卖的小饭馆很近，孩子们还在那儿看见过一只拖着链子的斗牛犬呢。那次我不得不去看医生，冲洗耳朵。你肯定记得。是你开车送我去的，我们在那儿还等了很久。现在就有点儿像那时候，我是说，情况一样严重。只是今天早上我没法去看医生。主要是我现在没有家庭医生。我都要疯了，伊内兹。我想着干脆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算了！”

他坐在沙发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但沙发很小，他们还是坐得很近，近得他伸手就能摸到伊内兹的膝盖。但他没那么做。伊内兹匆匆扫了一眼房间，眼睛又盯在他身上。他知道自己还没刮胡子，头发也都乱蓬蓬地竖着。但她是他的老婆，他的一切她都了解，没什么要藏着掖着的。

“你没试过什么法子吗？”她一边问，一边打开手包，掏出香烟，“我是说，你从早晨到现在，都用过什么法子来对付你的耳朵？”

“你说什么？”他把脑袋转向左侧冲着她。“伊内兹，我发誓，我可一点儿都没夸张。我真是快被逼疯了。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装在一个桶里似的，整个脑袋都嗡嗡响。我也听不清声音，你的说话声就像是从一个铅管里传过来的。”

伊内兹问：“你有没有棉签，或是威臣油[2]？”

“亲爱的，这可不是开玩笑，”他说，“我可没有什么棉签或是威臣油。你是在逗我玩儿吗？”

“如果有威臣油，我可以把它加加热，滴到你的耳朵里。我妈以前常这么干。”她解释说，“那样耳朵里面的东西就能软化。”

他摇摇头。他觉得自己的脑袋里满满当当的，就像灌满了液体。以前，他在市立游泳馆里贴着泳池底潜泳后浮上水面，耳朵里会灌满水，现在的感觉就像那样。只不过，那时要想把耳朵里的水弄出来很容易：他只需要吸足气，闭上嘴，捏紧鼻子，然后鼓起腮帮子，让气都冲进脑袋里，耳膜就会向外鼓起来。几秒钟后，水就会从耳朵里流出来，滴到他的肩膀上，那感觉很爽。然后他便会在池边撑起身子，从泳池里一跃而出。

伊内兹抽完烟，捻灭烟头。“劳埃德，我们得谈谈。但事情只能一样一样地办。先去坐在椅子上吧，不是那把，是厨房里的椅子！厨房亮堂一些。”

他又重重地打了脑袋一拳，坐到餐椅上。她走过来，站在他身后，手指碰触他的头发，把耳边的头发拨开。他去够她的手，但她躲开了。

“你说的是哪只耳朵来着？”她问。

“右耳，”他说，“右边那只。”

“首先，”她说，“你得坐好了别动。我去找个细发卡和一些餐巾纸。我试试看，把发卡伸进你的耳朵里去，说不定行得通。”

想到她要把一个发卡插进自己的耳朵里，劳埃德有点儿惊慌，嘟囔了几句。

“什么？”她问，“天哪，我也听不见你说话了。可能这种事也传染。”

“小时候，在我们学校里，”劳埃德说，“有个保健老师，也算个护士吧。她跟我们说过，永远不要把尺寸小于胳膊肘的东西放进耳朵里。”他模糊地想起那时挂在墙上的一张图，上面画着一只很大的耳朵，里面是一套复杂的结构，管子、通道、墙壁之类的。

“嗯，你们那个护士可没碰到过你现在这种问题。”伊内兹说，“反正，我们只能试着来了。先试试这招儿，不行就再想别的办法。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

“你这话有什么潜台词吗？”劳埃德问。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那是你的自由。”她说，“现在，我找东西去，你坐着别动。”

她翻了一遍手包，没找到她要找的东西。最后，她把包里的物件都倒在了沙发上。“没有发卡，”她说， “该死。”但她的话像是从另一间屋子里传过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话就像是劳埃德自己想象出来的。很久以前，他们曾习惯于相互间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那时，一个人刚说了上半句，另一个就能接出下半句来。

她拿起一把指甲刀，摆弄了一会儿。然后他看见那个小玩意儿在她手上被掰成两半，一半被旋开，一截指甲锉从刀片上伸出来，在劳埃德看来，她就像正拿着一把小匕首。

“你要把那玩意儿伸进我的耳朵里？”他问。

“也许你有更好的主意，”她说，“反正我除了这个，想不出别的来了。也许你有铅笔？你想让我用铅笔吗？还是你有改锥什么的？”她边说边笑，“别担心。听着，劳埃德，我伤不着你。我说了我会小心的。我会在它的顶端裹点儿纸巾。出不了事。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会小心的。你就在这儿坐好了，我去拿点儿纸巾来。我会把它做成一个小棉签。”

她走进卫生间，半天没出来。劳埃德坐在餐椅上没动，他在琢磨着该跟她说什么好。他想告诉她，他现在只喝香槟，别的什么都不喝。他也想告诉她，他连香槟也慢慢喝得少了，他迟早会连香槟也戒掉。但等伊内兹回来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不过，她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她从刚才倒在沙发坐垫上的那堆东西里拣起一根烟，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着，走到面街的窗户边上站定。她说了些什么，但他听不清。等她说完了，他也没问她到底说了什么。不管她说了什么，劳埃德都知道，他不想让她再说一遍了。她掐灭了烟，但仍站在窗边，身子向前探着，倾斜的屋顶离她的头只有几英寸。

“伊内兹。”他说。

她转过身，走过来。他能看见指甲锉尖上缠的纸巾。

“侧过头去，保持这个姿势。”她说，“对，现在就坐好，不能再动了。不能动了。”她重复道。

“小心点儿，”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

她没搭理他。

“求你了，求你了。”说完这句，他就不说话了。他很害怕。当他感到指甲锉伸进他的耳朵里，开始它的探索时，他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他觉得自己的心脏停跳了。她又往里面伸进了一点儿，来回转动指甲锉，对付起里面的东西来。他听见耳朵里发出尖锐的声响——

“噢！”

“我碰疼你了？”她把指甲锉从他耳朵里拿出来，向后退了一步，“感觉有点儿不一样了吗，劳埃德？”

他用手捂住耳朵，低下头。

“还是一样。”他说。

她看着他，咬住嘴唇。

“我要去趟卫生间，”他说，“待会儿再弄吧，我得先去趟卫生间。”

“去吧，”伊内兹说，“我想我得下趟楼，看看你的房东有没有威臣油之类的东西。没准她连棉签都有呢。我怎么早没想起来问问她呢？”

“好主意，”他说，“那我去卫生间了。”

她站在门口，看了看他，然后打开门，走了出去。他横穿过客厅，走进卧室，打开卫生间的门。他从马桶后面拿出那瓶香槟，喝了一大口。香槟温吞吞的，他还是一口就喝下去了，接着又喝了几口。刚开始戒酒的时候，他以为只喝点儿香槟没什么关系。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每天都要喝三四瓶香槟。他知道他得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他得先治好自己的耳朵再说。他得一样一样来，就像伊内兹说的那样。他喝光了剩下的香槟，把空瓶子放回马桶后面。他打开水龙头，刷牙，用毛巾擦过嘴后，回到厨房。

伊内兹已经回来了，正站在炉子边上，用一个小平底锅热着什么东西。她朝他这边瞥了一眼，没说话。他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向窗外望去。一只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用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不知道它叫没叫，反正他什么都没听见。

伊内兹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听见。

“再说一遍。”他说。

她摇摇头，转过身去。但她马上又转回来，用足以让他听清的响亮声音慢慢地说：“我看见你在卫生间里藏的东西了。”

“我正试着少喝呢。”他说。

她又说了些什么。“什么？”他问，“你说什么？”他真的没听见。

“我们待会儿再说吧。”她说，“劳埃德，有些事我们得好好谈谈。钱是一方面，但还有别的。不过，现在我们得先看看这只耳朵怎么办。”她把手指伸进锅里，然后从炉子上拿下锅。“先凉一会儿，现在太烫了。”她说，“坐下，把这块毛巾搭在你肩膀上。”

他照做了，坐在椅子上，用毛巾围住脖子和肩膀。他又给了自己的脑袋一拳。

“妈的！”他骂道。

她没看他，只是把手指又伸进锅里试了试，然后把锅里的液体倒进了一只塑料杯里。她拿起塑料杯，走到他旁边。

“别害怕，”她说，“只不过是你房东的婴儿润肤油。我跟她说了你耳朵的问题，她觉得这玩意儿说不定能帮上忙。她也不能保证，但说不定能让耳朵里面的东西松动呢。她说，她丈夫以前也常出这种状况。有一次她目睹一块耳屎从她丈夫的耳朵里掉出来，跟个大塞子似的，都是耳屎闹的。她没有棉签，她让我们试试这个。我真不明白，她怎么会没有棉签呢？真没想到。”

“好吧，”他说，“行，我现在什么办法都愿意试。伊内兹，如果我一直这样下去的话，还不如死了好呢。你知道吗？我是说真的，伊内兹。”

“把头歪到那边，”她说，“别动。我会把油倒进你的耳朵里，直到倒满为止，再用这块抹布把你的耳朵堵起来。你就这样坐个十来分钟，我们看看效果再说。要是还不行，那我真的没别的法子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这个应该能行，”他说，“要是这个都不行，我就找把枪，把自己崩了。我是说真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他把头歪到一边，保持着这个姿势。他从这个新的视角看着屋里的东西，但除了所有东西都成了横着的以外，没什么不一样的。

“再歪过去点儿。”她说。他把头弯得更低，只能拽着椅子来保持平衡。视野里的所有东西，几乎就是他生命里的全部东西，好像都在屋子的另一头。他能感到温暖的液体流进自己的耳朵。伊内兹拿来抹布，塞在耳朵上面。不一会儿，她开始在他耳朵的四周按摩起来。她揉着他下巴和头骨间柔软的部分，又把手指挪到他耳朵的上方，指尖前后移动。不一会儿，他就记不清自己到底坐了多久了。可能已经十分钟了，但也可能更久。他仍然拽着椅子没撒手。有时，当伊内兹的手指按压他的头侧时，他能感到伊内兹倒进去的那些油正在他的耳朵里，顺着里面的管道前后冲洗着。有时她的按压让他觉得，自己能听见脑袋里一种轻柔的沙沙声。

“坐直了。”伊内兹说。他坐起来，液体流出来的时候，他用两只手的掌根一起按着头。伊内兹用毛巾接住流出来的东西，又擦了擦他的外耳。

劳埃德能听见伊内兹的鼻息，一出一进。他能听见外面街道上有辆汽车经过，甚至能听见房子后面，就在他厨房窗户的下面，有人用剪刀修剪枝条时的咔嚓声。“怎么样？”伊内兹问。她皱着眉头，手叉在胯上，等着劳埃德的回答。

“我能听见你说话了，”他说，“我好了！我是说，我能听见了。现在你说话再也不像是从水底下传来的了。现在没事了。好了。天哪，有一阵子我还以为我要疯了呢。我现在感觉很好。我什么都听得见。听着，亲爱的，我去给你冲点儿咖啡，我这儿也有果汁。”

“我得走了。”伊内兹说，“我还有事，已经晚了。我还会再来的。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出去吃午饭吧。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我只要不侧向这边睡觉，就没事了。”他一边说，一边跟着她走到客厅。她点了根烟。“昨晚就是这么弄的，我一整夜都侧向这边睡，结果这边的耳朵就堵住了。我估计我只要记住别再这么歪着睡，就不会出事了。就是要小心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我一直都仰着睡，或是侧向左边睡，就没事了。”

她没看他。

“当然也不能永远都这样。我知道，那根本不可能。我不可能永远都不翻身。但这段时间，我只能侧向左边，要不就仰面睡。”

就在叨唠这些的时候，他忽然担心起夜晚的到来了。他开始害怕他要准备铺床睡觉的时刻，以及那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虽然那还要等上好几个小时，他却已经忧心忡忡了。要是大半夜，他意外地翻身到右侧怎么办？整个脑袋的重量都压在枕头上，又会把那些耳屎挤进黑乎乎的耳道里去呀！要是他醒来的时候，又听不见了怎么办？头上还顶着个天花板。

“天啊！”他说，“哎呀，太可怕了。伊内兹，我就像刚做了个噩梦一样。伊内兹，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她说着，把所有东西都收回到她的手包里，准备离开。她看了看手表，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说着：“我要迟到了。”但到了门前，她转过身，又向他说了点儿什么。他没去听。他不想听。他看着她的嘴唇开开合合，直到说完那些她非说不可的话。说完了，她说了声“再见”，打开门，又带上了门。

他去卫生间里换衣服。但他刚穿上裤子就跑了出来，跑到门口。他打开门，站在那儿，听着。他听见楼下伊内兹正在感谢马修斯夫人借给她润肤油。他听见老太太说：“别客气。”他听见她把自己和她过世的丈夫联系在了一起。他听见她说：“留下你的电话吧。如果有什么事，我就给你打电话。什么事都说不准啊。”

“但愿不会到那一步。”伊内兹说，“但我还是告诉你我的电话吧。你有纸什么的吗？我好写下来。”

劳埃德听见马修斯夫人拉开抽屉，一阵翻找。然后，他听见老太太说：“找到了。”

伊内兹把他们家的电话留给了她，又说了声：“谢谢。”

“很高兴见到你。”马修斯夫人说。

他听着伊内兹走下楼梯，打开前门。他听见门关上了。他继续等着，直到听见她发动车子开走之后，他才关上门，走回卫生间，接着把衣服穿好。

他穿好鞋，系上鞋带后，躺在床上，拉过被子蒙住脸。他把胳膊放在身子两侧，也盖在被子里面。他闭上眼睛，假装现在就是晚上，他要睡觉了。他伸出胳膊，交叉在胸前，想看看这种姿势是不是舒服。在试的过程中，他一直闭着眼。没问题，他想，如果他不想让自己的耳朵再堵住的话，只要仰着睡就行了。他知道自己能做到，只要在睡着以后别忘了，别翻身到右侧去，就行了。反正他每晚也就需要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他能做到的。这还不算太坏。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他能顶得住。他知道他能行。他马上掀开被子，站了起来。

还要等大半天才到晚上呢。他走进厨房，弯下腰，从小冰箱里拿出一瓶新的香槟。他小心翼翼地把塑料塞子从瓶子上拔下来，但还是有泡沫喜气洋洋地冒出来。他用水冲掉塑料杯里的润肤油，倒满香槟，拿着杯子走到沙发边坐下来。他把杯子放在咖啡桌上，脚也搭在上面，就在香槟旁边，身体向后仰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担心即将到来的夜晚。就算他努力了半天，但要是耳屎决定堵住他另一只耳朵怎么办呢？他闭上眼，摇摇头。不一会儿，他站起来，又走进卫生间，脱下衣服，换上睡衣。他重新回到客厅，又一次坐在沙发上，又一次把脚搭在咖啡桌上。他伸手打开电视，调整了音量。他知道自己没法不去想睡觉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只能学着去忍受这种担忧。不知为什么，耳朵这件事让他想起那天早晨的甜甜圈和香槟。仔细想想，那不也没什么大不了吗。他喝了点儿香槟，味道不大对。他用舌头舔舔嘴唇，用袖口擦擦嘴。他发现香槟上有一层薄膜一样的油脂。

他站起来，走到水池边，把杯子里的酒倒进排水口，拿着那瓶香槟走回客厅，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攥着瓶颈，对着瓶嘴喝起来。他从没有这种直接从瓶子里喝酒的习惯，但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出格的了。他想，就算是他大下午坐在沙发上睡着了，那也不比非得仰面躺上几个小时更奇怪。他低着头，凝视窗外。根据阳光以及房间里阴影的角度判断，他猜现在差不多是下午三点。

[1]《今日秀》（The Today Show），美国NBC电视台的早间新闻脱口秀节目。

[2]威臣油（Wesson oil），美国一种食用植物油。

何方来电

我和J.P.坐在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的前门廊上。就像所有待在这儿的人一样，J.P.首先是个酒鬼。但他也是个扫烟囱的人。他第一次来这儿，有点害怕。我以前来过一次。怎么说呢？我回来了。J.P.的真名叫乔·彭尼，不过，他让我叫他J.P.。他三十来岁，比我年轻一点儿，但也没小多少。他正在给我讲他当初是怎么决定干起他这行来的。他喜欢一边说话一边比画。但他的手总是哆嗦。我的意思是，它们没法不哆嗦。他说：“我以前不这样。”他是指以前不抖。我对他表示同情。我告诉他，抖动会平息下来的，会的，但得花时间。

我们到这儿才两三天，还远没有康复。J.P.的手仍在抖，而我的肩膀常常会感到神经性痉挛，也可能不是神经，反正是哪儿出了问题。有时痉挛会出现在脖子一侧。那时，我就会口干舌燥，吞咽都很困难。我知道要出事了，希望能阻止它。我想把自己藏起来，避开它，那就是我想做的。只是闭上眼，让它擦肩而过，降临到下个人身上。J.P.可以等一等。

昨天早晨，我目睹了一次心脏病发作。发病的人是个肥胖的大块头，他们管他叫泰尼[1]，是个来自圣罗莎[2]的电工。他们说，他来这儿快两个星期了，已经度过了戒酒最艰难的时期，一两天后就能回家，在新年前夜和老婆一起看电视了。泰尼打算在那天晚上喝热巧克力，吃小甜饼。昨天早晨，他下来吃早点的时候看起来还好好的。他学着嘎嘎的声音，向一个家伙展示他是怎么把鸭子引过来，然后嘭嘭两枪，一枪一只。泰尼的头发是湿的，两侧的头发又滑又亮，拢到后面。他刚冲过澡，刮胡子的时候划破了下巴。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几乎所有在弗兰克·马丁这儿的人下巴上都有划痕。这种事在所难免。泰尼挤到桌子的一头，开始讲他某次纵饮时发生的事。一桌子的人都一边往嘴里塞着鸡蛋，一边摇头晃脑地笑着。泰尼说一会儿，咧嘴笑笑，然后看看桌边的人，等着他们露出认可的神情。大家都做干过类似的疯狂傻事，所以都笑了起来。泰尼的盘子上盛着炒鸡蛋，还有一些饼干和蜂蜜。我坐在桌边，面前摆着咖啡，但我不饿。突然，泰尼不见了。他咚的一下从椅子上摔了下去，仰面躺在地板上，闭着眼，脚后跟像敲鼓一样不停地踹着地毯。众人大声喊弗兰克·马丁。其实他就在旁边。几个人跪在泰尼身旁，其中一个家伙把手指伸进泰尼的嘴里，想拉住他的舌头。弗兰克·马丁大叫：“所有人都靠边！”这时我注意到，我们这伙人全部向前探着身子，不错眼珠地盯着泰尼。“给他留点儿新鲜空气！”弗兰克·马丁说着跑进办公室，叫了救护车。

泰尼今天就归队了。好得还真快。早上，弗兰克·马丁开着那辆旅行车去医院接他。他回来得有点儿晚，鸡蛋已经没了。不过他还是端着咖啡来到餐厅，在饭桌旁坐下。厨房里有人为他烤了面包，但泰尼没吃。他只是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咖啡，不时前后挪动面前的咖啡杯。

我很想问问他，出事前是不是有什么预感。我想知道，他是感到心跳有了间歇，还是突然加速？他的眼皮跳了吗？但我什么都不打算问，反正他看起来也不想谈这些。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泰尼出事时的情景。老泰尼横躺在地板上，双脚乱踹。那之后，每当这样的痉挛突然袭击我身体的某个部位，我都会深吸一口气，等着自己仰面躺倒，向上看着别人的手指伸进我的嘴里。

J.P.坐在前门廊的椅子上，手一直放在大腿上。我抽着烟，用一个旧煤斗当烟灰缸，听J.P.没完没了地闲谈。上午十一点，离午餐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两个都不饿，但还是很期待能赶紧进餐厅，在桌旁坐下。说不定一坐下我们就饿了呢。

J.P.到底在说什么呢？他在讲自己十二岁的时候曾掉进一口井里，就在他从小长大的农场附近。幸运的是，那是一口干井。“也可以说是不幸。”他说着，四面看了看，摇摇头。他跟我讲，那天下午，他爸爸找到他后，是怎么用绳子把他拽出来的。在井里，他经历了所有的恐惧，尿了裤子，呼号着求救，等待，然后再呼号，直到嗓子喊得嘶哑。他告诉我，那次经历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坐在井底，抬头看着井口。他看见一汪蓝天高悬头顶，偶尔会有白云飘过。一群鸟飞过，它们的振翅声在J.P.听来是一阵奇怪的骚动。在井里，他还听见了别的声音。他听见有沙沙声从上面传下来，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掉进了自己的头发里。他想可能是昆虫吧。他听见井口风的呼啸，那种声音他到现在还记着。总之，在井底，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变了。不过，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砸到他，也没有什么东西遮蔽那一小汪蓝色。然后，他爸爸拿着绳索来了，没多久，他就又回到了他一直生活的世界里。

“接着说，J.P.。然后怎么样了？”我说。

他十八九岁，刚刚高中毕业，无所事事。一天下午，他横穿镇子去看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住的房子里有壁炉。J.P.和他的朋友坐着喝啤酒，闲扯，听音乐。后来，门铃响了。朋友打开门。一个扫烟囱的年轻女孩拿着清洁工具站在门口。女孩头上戴的黑色礼帽让J.P.大吃一惊。她跟J.P.的朋友说，有人请她来清扫烟囱。朋友让她进来，还冲她鞠了一躬。女孩根本没注意他。她在壁炉前的地面上铺开一张毯子，摆上自己的工具。她穿了一身黑：黑裤子，黑衬衣，黑鞋子，黑袜子。当然，这时她已经把黑帽子摘了。J.P.说他看着她，都快看傻了。她干活儿，也就是清扫烟囱的时候，J.P.和他的朋友仍旧听音乐喝啤酒，但他们的目光落在她身上，看她都在做什么。时不时地，J.P.和他的朋友会相互对视，咧嘴笑笑，或是挤挤眼。当年轻女孩的上半身消失在烟囱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眉毛都竖了起来。她长得还不赖，J.P.说。

她干完活儿，用毯子把工具卷起来，从J.P.的朋友手中接过他父母早就写好的支票。然后她问J.P.的朋友想不想吻她。“据说会带来好运。”她说。那倒是给J.P.带来了好运。他的朋友转着眼珠，又像小丑一样扮起鬼脸。他可能羞红了脸，才上前吻了一下女孩的脸颊。就在那一刻，J.P.做出了决定。他放下啤酒，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赶在女孩出门前走到她跟前。

“我也能吻一下吗？”J.P.问她。

她扫了他一眼。J.P.说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女孩名叫罗克西。

“当然，”罗克西说，“为什么不呢？我这儿还富裕着好几个吻呢。”她好好地吻了他，吻在嘴唇上，然后转身走了。

就这样，眨眼间，J.P.跟着她走到门廊上，为她扶着门廊上的纱门。他跟着她走下台阶，走到车道上，那里停着她的小型货车。他控制不住自己了，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他知道自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双腿发抖的人。他能感到她的吻还在自己的嘴唇上燃烧，诸如此类。那一刻，J.P.脑子乱了，纷繁的感觉纠缠在一起，让他晕头转向。

他为她打开小型货车的后门，帮她把东西放了进去。“谢谢。”她对他说。他脱口而出，说他想再见到她。她什么时候有空，愿意和他一起去看电影吗？他也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想做什么了。他想干她干的那种活儿。他想成为一个扫烟囱的人。不过当时他没告诉她这些。

J.P.说，她手叉着腰，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从货车的前座上找到一张名片，递给他。她说：“今晚十点以后，打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可以聊聊。现在我得走了。”她戴上礼帽，又摘了下来。她又看了看J.P.。她肯定是中意自己眼前的这个人，因为这次她咧嘴笑了。他告诉她嘴边粘了点儿灰。她上了车，按了一下喇叭，开走了。

“然后呢？”我问，“别停啊，J.P.。”

我挺感兴趣的。不过，如果刚才他给我讲别的事，比如他是怎么决定开始玩掷马蹄铁[3]的话，我也照样能听下去。

昨晚下过雨，山谷那边，云团正倚着山势堆积起来。J.P.清了清喉咙，看着山和云，抻了抻下巴，又接着说起来。

罗克西开始和他约会了，他一点一点地说服了她，容许他跟着她一起干活儿。不过，罗克西这个扫烟囱的买卖是和她爸爸、哥哥一起干的，他们几个人手刚好够用，不需要别人了。再说，这个叫J.P.的家伙到底是谁？什么J.P.？小心点儿！他们提醒她。

她和J.P.一起看了几场电影，跳过几次舞，但他们大部分的约会是围绕一起扫烟囱展开的。J.P.说，转眼之间，他们就已经谈论起绑在一起过日子了。没多久他们就付诸实践，他们结婚了。J.P.的岳父接纳他为正式的合作伙伴。过了一年左右，罗克西生了孩子，不再扫烟囱。反正，她不再干这份活儿了。不久，她生了第二个孩子。那时，J.P.二十五六岁，买了房子。他说，他的日子过得开心。“事情发展得真让人高兴，”他说，“想要的我都得到了。我有了我爱的老婆、孩子，干着我这辈子想干的工作。”但不知怎的——谁又能知道自己做每件事的原因呢？——他酒喝得越来越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喝啤酒。什么啤酒都行，无所谓。他说，他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喝啤酒，他能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直喝。当然，偶尔他也会喝些烈酒，不过，不太经常，都是他们进城玩，或是有朋友来做客的时候才会喝。后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啤酒换成了金汤力[4]。晚饭后，坐在电视前，他就开喝金汤力，手里永远拿着一杯。他说他真的喜欢那种味道。他开始下班后不回家，出去喝酒，回家后接着喝。然后他开始连晚饭也不吃了。晚饭时他根本不露面，就是偶尔露面也什么都不想吃。酒吧里的小吃已经把他塞饱了。有时，他走进门，无缘无故地，就会把午餐盒扔过客厅。罗克西冲他嚷的时候，他就转身再次出门。他的喝酒时间提早到了午后，在他还应该工作的时间段。他告诉我，那时他的清晨就是从两杯酒开始的，刷牙前都会喝一口，然后才喝咖啡。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会在午餐盒里再带上一保温瓶伏特加。

J.P.不说了。他不再开口。怎么回事？我正听得起劲儿呢。不为别的，听他讲能帮助我放松，能让我忘了自己的处境。我等了一会儿，忍不住说：“怎么了？继续呀，J.P.。”他抻着下巴。没多久，他又说起来。

J.P.和罗克西之间发生了几次货真价实的争吵。我是说，真的动起手了。J.P.说，有一次，她用拳头打了他的脸，鼻骨都给打断了。“看这个，”他说，“就在这儿。”他让我看一道印儿，横穿他的鼻梁。“这就是当时断的地方。”他也回敬了一拳，把她的肩膀打脱了臼。还有一次，他打豁了她的嘴唇。他们当着孩子的面打架。局面已经失控了。但他照样喝。他停不下来，没什么办法能让他停下来。就连罗克西的爸爸和哥哥威胁要狠狠揍他，也没用。他们对罗克西说，她应该带着孩子离开他。但罗克西说，这是她自己的问题，不用别人管。过去是她自己陷进来的，现在她要自己把问题解决。

J.P.又沉默下来。他缩起肩膀，坐在椅子上往下滑了一点儿，望着汽车行驶在通往山区的公路上。

我说：“我想听后面的故事，J.P.。继续讲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他说，耸耸肩。

我说：“没关系。”我的意思是，他什么都可以跟我说。“继续呀，J.P.。”

J.P.说，罗克西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找了个男朋友。J.P.还说他想知道，她有家有孩子，怎么会有时间那样做。

我吃惊地看着他。他是个成年人。“如果你想那么做，”我说，“你就能找到时间。你能挤出时间来。”

J.P.摇摇头说：“也许吧。”

不管怎么样，发现罗克西有男朋友的事后，他发了疯。他把婚戒从罗克西的手指上扒下来，用一把钢丝钳把它割成了几段。那可是够好玩的。那时候，他们已经交战好几个回合了。第二天早晨去干活儿的路上，他因酒后驾车被警察抓住，吊销了驾驶执照。他不能再开小货车去工作了。他说，无所谓。前一个星期，他已经从屋顶上掉下去过一回，摔断了大拇指，他早晚也会把自己的脖子摔断，他说。

J.P.来弗兰克·马丁这儿戒酒，是想弄清楚怎样把自己的生活拉回正轨。我们都不是被迫来这儿的，我们并非被锁在这儿。要是想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一走了之。不过，他们建议最少要待够一个星期，按他们的说法，“强烈推荐”两个星期或一个月。

我说过，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到弗兰克·马丁这儿来了。我提前为我在这里为期一周的治疗付了款。当我正准备在支票上签字的时候，弗兰克·马丁说：“节假日总是很危险。或许这次你该考虑在这儿多住一阵子，比如两个星期之类的。你能待两个星期吗？你琢磨琢磨，现在不用急着定下来。”他用拇指压着支票，我在上面签了名，然后送我的女朋友走到前门，跟她道别。“再见。”她说着，踉踉跄跄地撞到门框上，又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廊上。那是傍晚，下着雨。我从门口走到窗户边上，拉开窗帘，看着她开车走了。她开的是我的车，她喝醉了。但我也醉了，我也没办法。我蹭到电暖炉旁边的大椅子边，坐了下来。几个看电视的人抬头看了看我，又继续看他们看的节目。我只是坐在那儿，偶尔抬头看看屏幕。

之后，就在那个傍晚，前门被重重地推开了，J.P.被两个大家伙架着带了进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个人是他的岳父和小舅子。他们架着J.P.穿过房间。那个老家伙替他登记，给了弗兰克·马丁一张支票。然后两个人一起把他抬上楼。我猜他们把他扔到了床上。不一会儿，那两个家伙就下了楼，往前门走，匆忙得就像一刻也等不及要离开这里，好像这里脏了他们的手，得赶紧洗手走人似的。我没有指责他们。绝对没有。我不知道自己如果处在他们的位置，会怎么做。

隔了一天半，我在门廊上碰到J.P.。我们握手，谈论天气。J.P.犯了手抖的毛病。我们坐下来，脚架在围栏上，身子向后倚在椅背上，就好像我们只是坐在外面休闲放松，正准备谈论我们的捕鸟猎犬。就是那时候，J.P.讲起了他自己的故事。

外面有点儿冷，但不算太冷。天阴着。弗兰克·马丁出来抽雪茄，他的毛衣扣子一直系到了领口。弗兰克·马丁是个矮墩子，有一头灰色的卷发，脑袋很小。比起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他的脑袋实在是太小了。他把雪茄塞进嘴里，手抱在胸前站着，一边对付嘴里的雪茄，一边眺望山谷。他站着的架势就像一名职业拳击手，对比分胸有成竹。

J.P.又变得安静了，我是说，他几乎连气都不喘了。我把烟头弹进煤斗里，使劲盯着J.P.，他把自己的领子竖起来，身子深陷在椅子里。到底是怎么了？我奇怪。弗兰克·马丁放下手臂，抽了一口雪茄，吐出烟雾。然后他抬起下巴，冲着山谷的方向说：“以前，杰克·伦敦在山谷那边有一幢大房子。就在那边，在你们看到的那座绿色山丘后面。但酒精要了他的命。吸取教训吧，你们两个。他比咱们都牛，但还是对付不了酒精那东西。”弗兰克·马丁看到吸剩的雪茄已经熄灭了，就把它扔进煤斗里。“你们在这儿要是想读点儿什么的话，就看他写的那本书吧，《野性的呼唤》。你们知道这本书吧？要是你们想读的话，屋里有，是关于一只半狼半狗的动物的故事。好了，我的布道讲完了。”他说着，提了提裤子，又拽了拽毛衣。“我进屋了，”他说，“午饭时见。”

“他在咱们周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只臭虫，”J.P.说，“他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臭虫。”J.P.摇摇头，接着说：“杰克·伦敦。听听人家的名字！真希望我能有一个那样的名字，而不是现在这个。”

第一次是我妻子送我来这儿的。那时我们还在一起，还在试着把问题解决。她送我过来，待了一两个小时，和弗兰克·马丁私下谈了谈才走。第二天早晨，弗兰克·马丁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我们能够帮助你，前提是你愿意我们帮你，愿意听我们的话。”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帮我。一半的我渴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还有另一半的存在。

这次是我女朋友开我的车送我来的。途中一直下着暴雨，我们喝了一路香槟，她停车的时候，我们两个都醉了。她本来打算把我放下，掉头就回家的。她还有事要做。至少，第二天她要去上班。她在一家电子配件公司当秘书，工作还凑合。她还有个十几岁的多嘴儿子。我想让她在城里找个房间，住一晚再开车回家。我不知道她找没找旅馆。自打那天她把我领上了前门的台阶，陪我走进弗兰克·马丁的办公室后，我还没和她联系过。那天走进办公室后，她对人家说：“猜猜谁来了。”

我没生她的气。不说别的，妻子把我轰出来以后，是她说我可以和她待在一起的。那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将卷进什么样的泥潭。我替她难过。我替她难过的原因是，圣诞节前一天，她的巴氏涂片检查[5]结果出来了，不太乐观。她得再去看医生，不能耽搁。这样的消息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让我们两个开始喝酒。我们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都喝醉了。圣诞节那天，我们酒还没醒。因为她不想做饭，我们只得到外面的饭馆吃。我们两个，还有她那个十几岁的多嘴儿子，我们先打开了几个圣诞礼物，然后去她公寓边上的一家牛排餐厅。我不饿，只要了汤和热面包卷。我就着汤喝了一瓶葡萄酒，她也喝了些。然后我们喝起了“血腥玛丽”[6]。那之后一连两天，除了咸味坚果，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却还是喝了很多波旁威士忌。然后我对她说：“亲爱的，我想我最好收拾东西，回弗兰克·马丁那儿去。”

她试着跟她儿子解释，她要离开一阵子，他得自己做吃的了。但就在我们出门的时候，这个多嘴的孩子冲我们尖叫道：“去死吧，你们！我希望你们永远别回来。我希望你们都自杀。”想象一下这个孩子！

出城前，我让她在一家酒铺前停下来，我进去买了香槟。我们还在别的地方停下来，买了一些塑料杯子和一桶炸鸡。在暴风雨中，我们启程前往弗兰克·马丁处，一路上一边喝酒一边听音乐。她开车，我负责调收音机、倒酒。我们试着来一场小小的庆祝，但我们都很悲伤。有炸鸡，但我们一口没吃。

我觉得她应该顺利到家了。我想如果出了事，我会听说的。但她没给我打电话，我也没给她打。这时候，她可能已经得到关于自己病情的消息了，但也可能还什么都不知道。又或许只是个错误，当初拿到的是别人的检查结果。但她开走了我的车，而且我有些东西还放在她家里。我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有人敲响了一座农场的旧钟，告诉我们吃饭时间到了。我和J.P.从椅子上站起来，进了屋。反正，门廊上也开始冷得待不下去了。我们说话时都能看见从嘴里呼出的白气。

新年前一天的早晨，我试着给妻子打电话。没人接。这没关系。不过，就算有关系，我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上一次打电话还是两周以前，冲着对方吼叫，我还骂了她。“脑袋进水了！”她说着，把电话挂了。

但我现在想和她说话。我有一些东西需要处理。我还有些东西放在她家里。

这儿有个到处旅行的家伙。他去过欧洲，还有别的地方。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都是生意上的事。他还说他能控制自己喝酒的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弗兰克·马丁这儿。但他不记得他是怎么来这儿的了。他哈哈大笑，笑自己忘了是怎么来的。“谁都可能昏迷，”他说，“这什么都证明不了。”他说，他不是一个醉鬼，反正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那是一种很严重的定罪，”他说，“那样说会毁了一个好人的前程。”他说，当初他要是只喝威士忌和水，不加冰，他绝不会昏迷的。让人昏迷的是他们往你的酒里放的冰块。“你在埃及有认识的人吗？”他问我，“有的话，我到那儿可用得着。”

新年前夕的晚餐，弗兰克·马丁准备的是牛排和烤土豆。我的食欲恢复了，把盘子里的东西吃了个精光，还没吃够。我瞥了一眼泰尼的盘子。天哪，他几乎一点都没动，牛排原样摆在盘子上。泰尼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老泰尼了。可怜的家伙本来还打算今晚在家里过新年呢。他曾计划要穿着睡袍和拖鞋，坐在电视机前，牵着老婆的手。现在他却不敢离开这里。我能理解。一次心脏病发作就意味着还会有第二次。犯病以后，泰尼再没讲过他自己那些荒唐的故事。他安静地待着，不再交际。我问他我能不能吃他的牛排，他把盘子推给了我。

弗兰克·马丁进来给我们展示他的蛋糕时，有一些人还没睡，正坐着看电视里的时代广场。他转了一圈，让我们每个人都看了一眼蛋糕。我知道那不是他做的，只是面包店的蛋糕。但怎么说也是个蛋糕，而且是个很大的白色奶油蛋糕，上面有粉色的字，写着“新年快乐——过好每一天”。

“我可不要什么蠢蛋糕，”那个去过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家伙说，“香槟在哪儿？”他说着，大笑起来。

我们全涌进餐厅。弗兰克·马丁切蛋糕。我坐在J.P.旁边。J.P.吃了两块蛋糕，喝了一听可乐。我吃了一块，又用餐巾纸包起来一块，留着待会儿再吃。

J.P.点上香烟。现在，他的手稳了下来，不再哆嗦。他告诉我，明天早晨，也就是新年第一天，他妻子会来看他。

“太好了，”我说着点点头，舔去手指上的糖霜，“这可是个好消息，J.P.。”

“我会向她介绍你。”他说。

“我很期待。”我说。

我们道晚安，说新年快乐。我用纸巾擦擦手指。我们握了手。

我走到电话旁，塞进两枚十分的硬币，给我妻子打电话。但这次还是没人接。我想给我的女朋友打电话，但等到拨她的号码时，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想跟她说的话。她可能正在家里看电视，就看我刚才在看的节目。反正，我不想和她说话。我希望她没事。但如果她出了事，我也不想知道。

吃完早餐，我和J.P.端着咖啡走到门廊上。天气晴朗，但还是冷得要穿毛衣和夹克才行。

“她问我该不该把孩子们也带来，”J.P.说，“我跟她说，她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你能想象吗？天哪，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到这儿来。”

我们用那个煤斗当烟灰缸，望向山谷，杰克·伦敦曾经住过的地方。当一辆汽车从公路上拐出来，开到门前的车道时，我们还在喝咖啡。

“是她！”J.P.说着，把杯子放在椅子旁边，站起来，走下了台阶。

我看见那个女人停下车，拉起手刹。我看见J.P.打开车门，她从里面出来。我看见他们拥抱在一起。我扭过头，看向别处，然后又回过头来。J.P.挎着她的胳膊，两人一起走上台阶。这个女人曾打断了一个男人的鼻子。她有两个孩子，还有一堆的麻烦，但她爱这个正挎着她手臂的男人。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是我朋友，”J.P.对他妻子说，“嘿，这是罗克西。”

罗克西和我握手。她是个高挑的漂亮女人，戴着一顶手编的帽子，穿着大衣、厚毛衣和休闲裤。我想起来J.P.告诉我的关于她的男朋友以及那个钢丝钳的事。在她的手指上，我没看见婚戒。我想，那东西还在什么地方碎着呢吧。她的手很宽，指节粗大。若是不得已，她是个真能攥起拳头的女人。

“我听过你们的故事，”我说，“J.P.跟我说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J.P.说，跟烟囱有关。”

“对，烟囱，”她说，“不过，可能还有好多事他没告诉你呢。我敢打赌，他肯定没把所有事都告诉你。”她说着笑了。然后，她等不及似的搂住J.P.，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他们走向前门。“很高兴认识你，”她说，“嘿，他跟你说没说，他可是这行里最好的扫把。”

“走啦，罗克西。”J.P.已经把手放到了门把上。

“他跟我说，他的手艺都是跟你学的。”

“嗯，那倒是一点没错。”她说，又笑起来。但好像她想的是别的事情。J.P.拧门把的时候，罗克西的手扶住了他的手。“乔，我们就不能进城吃午餐吗？我不能带你出去吗？”

J.P.清清嗓子说：“我在这儿还没待够一个星期呢。”他的手从门把上放了下来，挠着自己的下巴。“我想他们还不希望我离开这里，到外面去。我们可以在这儿喝点咖啡。”

“那也行。”她说，眼睛又打量了我一番。“我很高兴乔能在这儿交到朋友。很高兴认识你。”她说。

他们准备进屋了。我知道这是冒傻气，但我还是做了。“罗克西。”我叫了一声。他们停在门口，看着我。“我需要点儿好运，”我说，“真的，没开玩笑。我真的需要一个吻。”

J.P.低下头，虽然门已经开了，但他仍握着把手来回拧。我盯着她看。罗克西咧开嘴笑了。“我现在已经不是扫烟囱的了。好多年没干了。乔没告诉你吗？不过，当然，我可以吻你一下，当然了。”

她走过来，扶着我的肩膀——我是个大块头——吻在我的嘴唇上。“怎么样？”她问。

“很好。”我说。

“别客气，”她说了句，仍扶着我的肩膀，盯住我的眼睛看，“祝你好运！”她说完，松开了手。

“待会儿见啊，伙计。”J.P.说完，大大地推开门，和罗克西一起走了进去。

我坐在前门的台阶上，看着自己点上烟，吹灭了火柴。我的手抖起来。从今天早晨开始，我的手也抖起来了。今天早晨，我想找点东西喝。我很沮丧，但什么都没跟J.P.说，我只是努力想些别的事情分分神。

我琢磨起扫烟囱来，琢磨起从J.P.那儿听来的所有事。不知怎的，我想起我和妻子以前住过的一幢房子。那房子没有烟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了它。但我记得那个地方，记得有天早晨，我听见外面有噪音，那时我们刚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那是个周日的清晨，卧室里还黑着，但有苍白的光从窗户渗进来。我听着，能听见有什么东西正和房子的一面摩擦着，发出刺耳的声音。我跳下床，去看是怎么回事。

“天哪！”我妻子说着，在床上坐了起来，摇晃着脑袋把头发从脸上甩开。然后她笑起来。“那是万图里尼先生，”她说，“我忘了告诉你了，他说他今天来给房子刷漆。一大早就来，赶在天热起来之前刷完。我把这事彻底忘了。”她边说边笑，“回来，上床吧，亲爱的。只是万图里尼先生而已。”

“等一下。”我说。

我拉开窗帘。外面，一个穿着白色罩衫的老家伙站在他的梯子旁。太阳才刚刚升起来。这个老家伙和我互相打量。他是房东，没错，这个包在罩衫里面的家伙。但那件罩衫对他来说太大了，而且他也该刮刮胡子了。他戴着棒球帽，遮住了他的秃脑袋。妈的，我想，他真是个怪老头。我的心头突然涌上一阵幸福感：我可不是他，我是我，我和妻子一起待在这间卧室里。

他冲着太阳，伸出拇指，假装要擦他的前额。他想让我明白，他可没什么闲工夫看我。突然，这个老家伙笑起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还光着身子呢。我向下看看自己，又看看他，耸耸肩。他还指望我穿着衣服吗？

妻子也笑了。“快点儿，”她说，“回床上来。就现在，立刻，马上，回来呀。”

我松开窗帘，但仍站在窗边。我能看见那个老家伙默默地点了点头，就像在说：“去啊，小子，回床上去吧。我都懂。”他用力拽了拽帽檐，提起油漆桶，爬上梯子，开始干自己的活儿。

我向后靠在台阶上，跷起二郎腿。待会儿，今天下午，我可能会再给妻子打个电话。然后我会打电话给我女朋友，看看她出什么事没有，但我可不想和她那个多嘴的儿子说话。要是打的话，我希望那小子最好不在家，他爱在哪儿在哪儿，爱做什么做什么。我琢磨着自己有没有读过杰克·伦敦的书。我不记得读过。但我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他的一篇故事，名叫《生火》。讲的是在育空[7]那边有一个家伙快要冻死了。想想吧：要是那个人生不起火来，他真的会冻死。而有了火，他就可以烤干他的袜子和别的东西，还能取暖。

他生起了火，但后来还是出了事。一树枝子的雪落下来，砸在火上面，压灭了火。而与此同时，天更冷了，夜幕正在降临。

我从兜里掏出些硬币。我会先试试拨我妻子的号码。要是她接了电话，我就祝她新年快乐。就说这些，我不会提别的事。我也不会嚷嚷。即使她挑起什么事来，我也不会。她会问我是从哪儿打过去的电话，我只能如实相告。但我不会表什么决心，说新的一年要有什么改变。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跟她说完，我就打给我的女朋友。也可能我会先打给她，但我只能盼着别是那个小孩来接电话。等她接起电话，我会说：“喂，亲爱的，是我。”

[1]“泰尼”（Tiny）有“微小”之意，是个玩笑性的绰号。

[2]圣罗莎（Santa Rosa），美国加州城市。

[3]一种户外竞技运动，参加比赛的两人或两队需轮流将马蹄铁投掷到一定距离外的一根木桩上。

[4]金汤力（gin-and-tonic），金酒加汤力水制成的一种常见的鸡尾酒。

[5]巴氏涂片检查（Pap smear），一种子宫颈抹片检查，主要用于检查宫颈癌。

[6]“血腥玛丽”（Bloody Mary），一种由伏特加和番茄汁调配而成的鸡尾酒。

[7]育空（Yukon），加拿大西北部的一个地区，与阿拉斯加交界。

火车
——致约翰·契弗[1]

那晚早些时候，一个叫登特小姐的女人用枪抵住一个男人，逼他跪在地上求她饶命。当那个男人泪如泉涌，手指不住地揉捏着地上的树叶时，她把左轮手枪对准了他，列举条条罪证，告诉他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登特小姐要让他明白，他不能老是这样践踏别人的感情。“不许动！”她说，尽管那个男人只不过用手指抠了抠身下的泥土，双腿害怕得微微颤抖了几下。在她说完之后，在她把自己能想出的话全都对他一吐为快之后，她用脚踩住他的后脑勺，一脚把他蹬进土里。然后，她把左轮手枪放进手包，走回了火车站。

在一间空荡荡的候车室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手包搁在腿上。售票处已经关了。周围空无一人，连车站外面的停车场都是空的。她的眼睛愣愣地盯着墙上一个大挂钟。她不希望自己再去想那个男人，想那个男人在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后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但她知道，她将会记住那个男人跪在地上后发出的鼻息声，会记很久。她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留意着火车进站的声音。

候车室的门开了。登特小姐看过去的时候，正有两个人走进来。一位是白发老人，系白色丝绸领带。另一位是中年妇人，画眼影，涂口红，穿一身玫瑰红色的针织连衣裙。夜晚已经变得冷起来，但两个人都没穿外衣，老人甚至连鞋都没穿。他们在门口站住了，似乎没想到候车室里会有人。不过，他们假装若无其事，没有因登特小姐的存在而大失所望。妇人对老人说了些什么，但登特小姐没听清。他们走进了候车室。在登特小姐看来，他们显得焦躁不安，好像他们刚从什么地方匆忙离开，还没找到合适的方式谈论它。登特小姐又想，他们也可能只是喝多了而已。妇人和白发老人看着墙上的挂钟，仿佛它能告诉他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并能指示他们接下去应该做些什么似的。

登特小姐也把目光转回到挂钟上。整个候车室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告知火车进出站的时间。但她做好了不管等多久都要等下去的准备。她知道自己只要等得足够久，就会有火车来。她会登上车，让它带自己离开这个地方。

“晚上好。”老人对登特小姐说。她觉得他说这句话的神气，就好像这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夜晚，而他自己俨然是某个穿着皮鞋和晚礼服的重要人物。

“晚上好。”登特小姐说。

穿针织连衣裙的妇人扫了她一眼，那目光似乎经过精确的计算，故意要让登特小姐明白，自己并不高兴在这里看到她。

老人和中年妇人在候车室另一头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就在登特小姐正对面。她看见老人稍稍拉了拉膝盖处的裤子，然后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晃悠起那只穿着袜子的脚。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和一支烟斗，把烟卷插进烟斗里，接着伸手掏了掏衬衣口袋，又翻了翻裤兜。

“我没带打火机。”他对妇人说。

“我不抽烟。”妇人回答，“我想你哪怕有一丁点了解我，就应该知道这一点。你要是非抽不可的话，她可能会有火柴。”女人抬起下巴，眼神犀利地看着登特小姐。

但登特小姐摇了摇头。她把手包往自己怀里拉了拉，合拢双膝，手指紧握着手包。

“没有火，什么都没戏了。”白发老人说。他又翻了一遍口袋，接着叹了口气，把烟卷从烟斗上取下来，塞回烟盒，又把烟盒烟斗都放回自己的衬衣口袋。

妇人开始说一种登特小姐听不懂的语言。她觉得那可能是意大利语，因为那些连珠炮似的词语，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索菲亚·罗兰[2]说的话。老人摇摇头。“你知道，我跟不上你了。你说得太快。你得慢一点儿。你得说英语。我跟不上你。”

登特小姐松开握紧手包的手，把手包从大腿移到长凳上，放在自己身旁。她盯着手包上的握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间候车室很小，她不想突然站起来，换到别的地方去坐。她的目光又转到挂钟上。

“我真是受不了刚才那一帮蠢货。”妇人说，“简直蠢得出奇！根本没法形容。天啊！”妇人说完这些，摇摇头，向后一仰，精疲力竭地倒在长凳上，抬起眼，盯着天花板看了一小会儿。

老人用手指夹着他的丝绸领带，漫无目的地前后揉搓。他解开衬衣的一个扣子，把领带塞进衣服里。妇人继续说话，他却似乎在想着别的事情。

“我就是替那个女孩难过。”妇人说，“那个可怜的人，一屋子都是笨蛋和毒贩子，就属她孤苦伶仃。只有她让我觉得可怜。她是那个最终要付出代价的人！而不是别的人。肯定不会是那个被他们称为尼克船长的低能儿。他不会为任何事负责的。他绝不会！”

老人抬起眼睛，环顾候车室，盯着登特小姐看了一会儿。

登特小姐的目光越过老人的肩膀，看向窗外。她能看见高高的路灯，照亮了空旷的停车场。她双手拢在膝头，试着集中精力，不去关心别人的事情。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听着那两个人的谈话。

“我跟你说，”那个妇人接着说，“我唯一关心的就是那个女孩。谁管剩下的那伙人？他们只知道法式奶咖和香烟，他们那些宝贵的瑞士巧克力，还有那些该死的金刚鹦鹉。别的对他们都没意义。他们在乎什么？我真是再也不想见到那伙人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我明白。”老人说，“当然明白。”他把脚放到地上，又换另一条腿搭到膝盖上，“现在，别为这事烦了。”

“‘别为这事烦了’？你倒会说。你怎么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妇人说。

“不用操心我，”老人说，“我以前碰到过更倒霉的事，现在不还是好好的。”他静静地笑着，摇摇头，“不用为我担心。”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妇人说，“除了我，还有谁会为你操心呢？是这位拿着手包的女人吗？她会为你担心？”她说完，停下来盯着登特小姐看了好一会儿，接着说，“我是说真的呢，我的朋友[3]。看看你自己！我的天哪，要不是我脑子里已装满了太多的事，我现在准会精神失常。告诉我，除了我，谁还会为你操心？我是在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不是什么都懂吗，回答我呀。”

白发老人站起身，又坐下来。“你就别为我操心了。”他说，“关心别人吧。要是你想关心什么人，那就关心那个女孩和尼克船长吧。尼克船长说那句话的时候，你在别的房间里。他说：‘我不是认真的，但我爱她。’这是他当时的原话。”

“我早就知道你会来这套！”妇人大叫道。她合上手指，按住太阳穴。“我早就知道你会说这种话！我不意外。一点儿也不。豹子改不了它的斑点，这话说得太对了。我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你这个老傻瓜？回答我啊。”她对老人说，“难道你要像头骡子一样，先要人用木棍在你两眼之间敲上几下才行吗？噢，我的上帝啊[4]！你怎么就不照照镜子瞧瞧自己呢？你要是能站在镜子前面，真应该好好看看你自己。”

老人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到饮水池旁，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拧开水龙头，弯下身去喝水。然后他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嘴。他把两只手都背到身后，开始在候车室里闲逛，像在散步一样。

但登特小姐看得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仔细观察着地面、空椅子，还有烟灰缸。她明白了，老人是在找火柴，她为自己没带火柴而感到抱歉。

那个妇人扭过头，目光跟随老人移动。她提高声音冲老人说：“北极也有肯德基炸鸡！山德士上校[5]穿皮大衣和长筒靴！全毁了！毁到头了！”

老人没有回答，继续他的候车室环航，然后在窗前小驻。他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空荡荡的停车场。

妇人转过身对着登特小姐。她拽了拽连衣裙的腋下。“下回，我要是想看有关阿拉斯加巴罗角[6]，或是那里的土著爱斯基摩人的家庭录像，我就去找他们要。我的上帝啊，那可是无价之宝！有些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有些人就是想用无聊把他们的敌人烦死。你得身临其境，才能明白我的意思。”她炽热地盯着登特小姐，像是在挑衅，看她敢不敢反驳自己。

登特小姐拿起手包，放在腿上。她看着挂钟，表针即使还在转动，也慢得像是要停下来似的。

“你不怎么说话，”妇人对登特小姐说，“但我敢打赌，要是有人给你起个话头，你肯定能说个没完，是不是？但你是个狡猾的家伙，任由别人说得天花乱坠，你也只是安静地坐在那儿，合着你洁净的小嘴。我说得对不对？闷葫芦，你是不是就叫这名字呀？别人到底怎么称呼你啊？”

“登特小姐。不过，我不认识你。”登特小姐回答。

“我也根本不认识你呀！”妇人说，“不认识你，也没兴趣认识你。你就坐在那儿想你那点儿心事吧。不管你怎么想，也不会改变什么。但我知道我在想什么，而且我觉得很恶心！”

那个老人离开窗台，走了出去，又马上回来了。烟斗里的香烟已经点着了，他看上去精神了许多。他的背挺直了些，下巴向前伸着。他坐在那个妇人旁边。

“我找到火柴了。”他说，“就在那儿，路边就有一盒。肯定是什么人掉在那儿的。”

“你就是运气好。”妇人说，“就你现在的处境而言，这倒对你很有利。就算别人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你这点。运气很重要。”她向登特小姐这边看过来，说：“年轻的小姐，我敢打赌你这辈子也有倒霉犯错的时候吧？我知道你有过，你脸上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但你就是不说。很好，憋着吧。我们说。等你老了的时候，你就有的说了。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或是他那个岁数，”妇人边说，边用拇指冲老人比画了一下，“但愿不会那样，但你跑不了。时候一到自然会出现，一样也少不了的。你都不用去找它们，它们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登特小姐拿着手包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到饮水池边。她就着喷水口喝水，转过身看着他们。老人已经抽完了烟，清理着烟斗里残余的烟末，倒在凳子下面。他在手掌上磕了磕烟斗，对着吸嘴吹了吹，把烟斗放回衬衣口袋。现在，他也把注意力放在了登特小姐身上，眼睛盯着她，和那个妇人一起等着她开口说话。登特小姐打起精神，想要说几句。她不知道从何谈起，心想倒是可以先说说自己手包里的枪。她甚至可以告诉他们就在今晚，就在不久前，她差点杀死一个人。

恰在这时，他们听见了火车的声音。先是汽笛，接着是哐当哐当声，当路口的栅栏放下来的时候，警铃也响起来。妇人和老人都从凳子上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老人为那个妇人打开门，然后笑着，手指轻晃，示意登特小姐先走。登特小姐把手包抱在胸前，跟着那个比她年长的妇人走出了门。

火车又鸣了一次汽笛，慢慢减速，停靠站台。车头灯射出的光穿梭在轨道上。火车只有两节车厢，被灯光照得一清二楚，所以站台上的三个人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一小列火车几乎是空的。不过，他们一点儿都不吃惊。若是这个时间还能在火车上看见乘客，反倒很奇怪。

车厢里，稀稀拉拉的几个人透过车窗向外看着，也觉得奇怪：这么晚了，站台上怎么还有人，而且正准备上车呢？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还在外面奔波？此刻人们应该准备睡觉了。车站后面小山上的那些房子里，厨房干净又整洁；洗碗机早就完成了它们的全套工作，所有东西都已各归其位。孩子们的卧室里，夜灯亮着，几个十几岁的少女或许还在一边读小说，一边用手指缠绕着一缕头发。但电视都已经关了。一对对夫妇正准备上床睡觉。独自坐在两节车厢里的六七名乘客看着窗外，琢磨着站台上的三个人。

他们看见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妇人，穿着玫瑰红色的针织连衣裙，走上台阶，进入车厢。她身后是一个年轻一点儿的女人，挎着手包，穿着夏季的衬衣和裙子。跟着他们上车的是一个老人，缓慢地走进来，仪态威严。老人一头白发，系着白色的丝绸领带，却没穿鞋。乘客们很自然地以为正在上车的这三个人是一起的，而且看得出，不论他们三个这一晚所为何事，结果并不让人满意。不过，乘客们这辈子见识过很多比这更稀奇的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他们心里明白，这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也许这三个人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也许他们原本比眼下更倒霉呢。所以，当这三个人穿过走廊，各自坐下后——妇人和白发老人坐在一起，年轻女人拿着手包，隔着几排座椅，坐在后面——他们几乎没再多想什么，只是盯着窗外，重新思考起火车进站前就困扰着各自的事。

站台上，信号员看看轨道前方，又回头瞥了一眼火车来的方向，举起手臂和提灯，向火车司机发出了信号。那正是司机一直等待的信号。司机扭动一个刻度盘，又推下一根控制杆。火车开动了。开始时很慢，然后渐渐提速。火车越开越快，飞驶进黑漆漆的田野，灿烂的车身在路基洒下一路亮光。

[1]约翰·契弗（John Cheever，1912-1982），美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短篇小说闻名，出版有七部短篇小说集和四部长篇小说。1973年，契弗和卡佛曾一起任教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作为卡佛向契弗的致敬，本篇小说是对契弗早期短篇名作《五点四十八分的列车》的续写。《五点四十八分的列车》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经理布莱克先生在玩弄了情人兼秘书登特小姐后，就无情地将她解雇了。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持枪的登特小姐跟踪了布莱克先生。

[2]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1934-），意大利女演员。

[3]原文为意大利语。

[4]原文为意大利语。

[5]山德士上校（Colonel Sanders，1890-1980），肯德基品牌的创始人，生于印第安纳州。他的形象广泛出现于快餐的商标上，一般是穿白西装和皮鞋。

[6]巴罗角（Point Barrow），美国阿拉斯加州北冰洋岸突出的沙嘴。

发烧

卡莱尔有麻烦了。其实，自打六月初妻子离他而去后，整个夏天他都很不好过。不过，直到不久前，也就是他要去高中讲课的前几天，他还不需要临时保姆看小孩。在那之前，他自己就是保姆，从早到晚地照顾自己的孩子们。卡莱尔告诉他们，他们的妈妈现在正在长途旅行。

黛比，他联系的第一个保姆，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十九岁。黛比告诉卡莱尔，她来自一个大家庭，孩子都喜欢她。她给卡莱尔提供了几个介绍人的名字，用铅笔写在一张便笺上。卡莱尔接过来，把纸折好放进衬衣口袋里。他告诉她，第二天他得开会，所以第二天早晨她就可以来上班。她说：“好的。”

他明白自己的生活正进入一个新阶段。艾琳离开他的时候，卡莱尔还在填写学生的成绩单。她说，她要去南加州，自己开始一段新生活。她是和理查德·胡普斯一起走的。胡普斯是卡莱尔高中里的一个同事，教戏剧和玻璃吹制术，显然他准时上交了学生的成绩单，带上自己的东西，和艾琳匆匆忙忙地走了。现在，整个漫长而痛苦的暑假快过完了，新学期的课程很快就要开始，卡莱尔终于考虑起找保姆这件事来。刚开始的努力并不成功。当找人看孩子——找谁他都无所谓——变得越发迫在眉睫时，他雇用了黛比。

起初，卡莱尔很感激这个女孩按照他电话里的要求准时出现了。他把整栋房子和小孩们都交给了她，就好像她是自己的亲戚。所以，第一周的某天，当他从学校早早地回到家，发现自家车道上停着的一辆车里，后视镜上挂着一对很大的法兰绒骰子时，他知道，他只能怪他自己，怪自己粗心大意。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孩子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在前院里和一条大狗玩闹，而那条狗大得足以把他们的手咬下来。他儿子基思，一边打嗝一边哭。他女儿莎拉，一看见他下车就哭起来。他们俩都坐在草地上，狗正在舔他们的手和脸。狗冲他叫了两声，看他向孩子这边靠近时，后退了一点。他抱起基思和莎拉，一只胳膊夹住一个，往前门走。屋里，留声机的声音大极了，振得前窗玻璃摇摇晃晃。

客厅里，三个十几岁的男孩从咖啡桌边跳了起来。

啤酒瓶立在桌子上，烟灰缸里烟头还在燃烧。罗德·斯图尔特[1]的嘶吼从立体声音响里传出。黛比，那个胖女孩，和另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盯着走进客厅的卡莱尔，一脸难以置信。她的上衣扣子解开了，正盘腿坐着抽烟。客厅弥漫着烟雾和音乐。胖女孩和她的朋友慌忙从沙发上站起来。

“卡莱尔先生，等一下，”黛比说，“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卡莱尔说，“都给我滚出去，所有人。别等我把你们扔出去！”他抱紧了孩子。

“你还欠我四天的钱呢。”胖女孩一边系上衣扣子，一边对他说。她手指间还夹着香烟，系扣子时，烟灰掉了一地。“不说今天了。今天你不用付我钱。卡莱尔先生，其实不像你看到的那样坏。他们只是顺便过来听唱片的。”

“我明白，黛比。”他说着把孩子们放到地毯上。他们紧贴着他的腿，看着客厅里的人。黛比看着他们，慢慢地摇摇头，就好像以前从没看过他们一眼似的。“该死！都出去！”卡莱尔说，“就现在，出去，你们所有人！”

他走过去打开前门。几个男孩看起来并不着急。他们把啤酒拿起来，慢吞吞地向门口走。罗德·斯图尔特的唱片仍在播放，一个男孩说：“那是我的唱片。”

“拿走。”卡莱尔说着向那个男孩迈了一步，然后停下来。

“别碰我，行吗？千万别碰我。”男孩一边说，一边走到留声机旁，抬起唱头转到一边，没等转台停下，就取出了唱片。

卡莱尔的手在发抖。“要是一分钟之内，一分钟，那辆车还不给我从车道上开走，我就报警。”他愤怒得头晕又恶心。他看见，他真的看见，眼前冒起了金星。

“嘿，听着，我们这就走，行了吧？我们走了。”那个男孩说。

他们从房子里鱼贯而出。在外面，胖女孩蹒跚了几步，摇摇晃晃地走到车旁。卡莱尔看见她停下来，抬起手遮住了脸。她就这样在车道上站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男孩从后面推了她一把，喊她的名字，她才把手放下来，钻进车子，坐在了后座上。

“爸爸给你们换上干净衣服。”卡莱尔对孩子们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我要给你们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然后我们出去吃比萨。吃比萨好不好？”

“黛比哪儿去了？”莎拉问他。

“她走了。”卡莱尔回答。

那天晚上，把孩子们送上床后，他给卡罗尔打了电话。卡罗尔也在学校工作，他们自上个月以来一直在交往。他对她说了和孩子保姆之间发生的事。

“我的孩子和那条大狗待在外面院子里，”他说，“那条狗大得像头狼。而那个保姆跟她的一帮流氓男朋友坐在屋里，开最大声听罗德·斯图尔特。他们在屋里喝得烂醉，却把我的孩子关在外面，和那条野狗玩。”他说的时候，手指一直揉着太阳穴。

“天哪，”卡罗尔说，“可怜虫，我真替你难过。”她的声音模模糊糊的，他想象听筒滑到了她的脸颊边。她有一边打电话一边做其他事的习惯。他曾见过她这么做。她这个习惯让他隐约有点儿烦。他想让她过来吗？她问。她可以来。她觉得也许她最好去他家看看。她可以把自己的保姆叫来，然后自己开车过去。她愿意那样做。她说，要是他需要慰藉的话，千万别怕和她说。卡罗尔是校长办公室里的一个秘书，卡莱尔在同一所学校教艺术。她离婚了，带着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十岁男孩，名叫道奇，是孩子的爸爸用自己的汽车牌子起的名字。

“不用了，没事。”卡莱尔说，“不过，多谢了。卡罗尔，多谢了。孩子已经上床了，不过，你知道，今晚要是叫你来陪我的话，会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

她没再提来看他的事。“亲爱的，我很难过发生了这些事。但我能理解你今晚想一个人待着。我尊重这一点。明天学校见吧。”

他能听出来她正等着他说点儿别的。“不到一周，已经换了两个保姆了，”他说，“我实在找不到什么人了。”

“亲爱的，别为这个沮丧，”她说，“会有办法的。这周末，我帮你找人。都会好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谢谢你能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在我身边。”他说，“你对我太好了。”

“晚安，卡莱尔。”她说。

挂了电话，他后悔自己刚刚说了那些话，他希望自己能想出点儿别的什么来对她讲。这辈子，他还从没说过那样的话。他们还没到发展恋情的地步，他不那样想，但他喜欢她。她知道现在的情况对他来说很难熬，所以她并不要求什么。

艾琳去了加州的第一个月里，卡莱尔睁开眼睛后的每一分钟都和孩子在一起。他想这是她的离开带给他的震惊所致，他就是不愿让孩子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那时，他根本没兴趣见别的女人。有一阵子，他甚至以为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找女人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服丧一般。他的日日夜夜都是陪着孩子过的。他给他们做饭——他自己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洗衣熨衣，开车带他们去乡下采野花，吃用锡纸包好的三明治。他带他们去超市，让他们拣自己喜欢的买。每隔几天，他就带他们去公园，或是图书馆、动物园。他们带着放久了的面包去动物园喂鸭子。晚上，替他们掖紧被子之前，他给他们读故事：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在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会问他。

“快了。”他会说，“就这几天。现在听这个。”他会把故事一直讲完，亲吻他们，然后关上灯。

等他们睡着了，他就拿着酒杯在家里转悠，告诉自己，没错，艾琳早晚会回来的。但吐出下一口气后，他会说：“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这张脸。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你这个疯婊子。”可是，一分钟后，他又会说：“回来吧，甜心，求你了。我爱你，需要你。孩子们也需要你。”这个夏天的夜晚，他有时会坐在电视机前睡着，醒来时，电视还开着，屏幕上全是雪花。那段日子里，他觉得自己不会再去见别的女人了，至少很长时间之内不会。晚上，坐在电视前的沙发上，身边放着没打开的书或杂志，他时常会想起艾琳，想起她甜美的笑，或是当他抱怨脖子酸痛时，她帮他揉捏时的感觉。就是在这些时候，他觉得自己会痛哭。他想，你还以为这样的事只发生在别人身上呢。

就在黛比来他家前不久，在那些惶恐和悲伤渐渐消退后，他给一家家政公司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他的难处和需求。有人把信息记下来，说会再和他联系。他们说，大部分人不愿意又做家务又看孩子，不过他们会找到人的。在离高中开学没几天的时候，他再次打电话，他们说第二天一大早就会有人去他家里。

来的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长着汗毛浓密的手臂，穿着破烂的鞋子。她和他握过手后，安静地听着他说，但关于孩子一个问题都没问，甚至连孩子们的名字都没有问。他带她走到屋子后面，孩子们正在那儿玩耍，她只是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什么话都没说。当她终于笑了一下，卡莱尔才注意到她缺了一颗牙齿。莎拉扔下蜡笔，站起来，跑过来站在他身边，拉起他的手，看着这个女人。基思也盯着她看了看，又继续画画了。卡莱尔感谢那个女人能过来，告诉她可以随时联系自己。

那天下午，在超市里，卡莱尔从一张用大头针钉在公告板上的索引卡片上抄下一个电话号码。有人提供照顾小孩的保姆服务，如有需要，可出示介绍信。卡莱尔拨通那个电话，找到的是黛比，那个胖女孩。

这个夏天，艾琳给孩子们寄过一些卡片、信件和自己的照片，还有一些钢笔画，都是她离家以后画的。她也给卡莱尔写过絮絮叨叨的长信，请求他在这件事上理解她——这件事——并告诉他说，自己很快乐。快乐。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快乐一样，卡莱尔想。她告诉他，如果他真的爱她，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爱她，她也真的相信他是那样地爱着她——也别忘了，她也爱他——那么他就会理解并接受发生的一切。她写道：“那些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永远也不会分开。”卡莱尔不知道她是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指她在加州的生活。他恨“结合”这个词。这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她以为他们是家公司吗？他觉得艾琳肯定是疯了才会说这些。他又读了一遍这段话，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但是几个小时后，他就从垃圾桶里找回了那封信，把它和她寄过来的其他卡片信件一起装进盒子里，放到壁橱的架子上。在她寄来的一张照片上，她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大帽子，穿着一身泳装。还有一张画在厚纸片上的铅笔画，画上，一个塌肩膀的女人穿着轻薄的睡袍站在河岸上，用手遮着眼睛。卡莱尔猜想，这是艾琳在表现她为这件事感到心碎吧。她的大学专业是艺术，一直到答应嫁给他后，她仍说想做些和自己的天赋相关的事。

卡莱尔说他也不会允许她把自己的才能荒废掉。他说，她得对得起她自己。她得对得起他们两个人。那些日子里，他们爱着对方。他知道他们爱过。他无法想象自己还会以爱她的方式再去爱别人。那时，他也体味了被爱的感觉。然后，结婚八年以后，艾琳离开了。就像她在信里说的，她要去“搏一把”。

和卡罗尔打过电话，卡莱尔又去看了看孩子们，他们都睡着了。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考虑要不要给艾琳打个电话，告诉她找保姆的困难，但还是决定不打了。他有她的号码和那边的地址，但他只打过一次电话，到现在为止还没写过信，部分是出于对整个情况的迷惑，部分是因为愤怒和羞耻。夏初的时候，有一次，他冒着被羞辱的风险打了电话。理查德·胡普斯接起来说：“嘿，卡莱尔！”就好像他们还是朋友。然后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对卡莱尔说：“等一下，好吗？”

艾琳出现在电话线那边，说：“卡莱尔，你还好吗？孩子们怎么样？跟我讲讲你自己。”他告诉她，孩子们都很好。没等他说别的，艾琳便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他们都很好。你自己呢？”接着她对他说，很久以来，她的脑袋第一次“到位”。之后她想谈谈卡莱尔的脑袋和他的因果机缘。她说，她已经调查了他的因果机缘，从现在开始随时都会好转。卡莱尔只是听着，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了句：“我现在得走开了，艾琳。”然后挂了电话。过了一分钟左右，电话响了，但他任由它响着。铃声停下来后，他摘下听筒放在一边，直到他要上床睡觉才放回去。

现在，他想给她打电话，又怕打给她。他仍想念她，想对她倾诉。他想念她以前的声音——甜美、坚定，不像这几个月来那样疯狂。但要是他打通了，可能会是理查德·胡普斯接电话。卡莱尔知道自己不想再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理查德和他已经共事三年了，也算是朋友吧，卡莱尔想。至少在教师餐厅里，他还曾和卡莱尔坐在一起吃过午饭，至少卡莱尔还和他聊过田纳西·威廉斯[2]的戏剧和安塞尔·亚当斯[3]的摄影。不过，就算是艾琳接的电话，她也可能又会钻到他的因果机缘里唠叨个没完没了。

就在他手拿酒杯坐着，努力回想结婚和亲密关系的感觉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听见一缕静电噪音，没等她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了是艾琳打来的。

“我刚才正想你呢。”卡莱尔说完就后悔了。

“看！我就知道你想着我呢，卡莱尔。好了，我也正想你呢。所以我才打了电话。”他深吸了口气。她正在失去理智。这对他来说再明显不过了。她接着说：“现在听着，我给你打电话的主要原因是，我知道现在你那边的情况一团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很抱歉，卡莱尔。是这么回事，你现在仍在找一个既能做家务，又能看孩子的好手，对不对？好，其实这样的人在你住的街区就有一个！噢，你可能已经找好人了，要是那样的话，也很好。要是那样，也是机缘决定好了的。但假如你遇到了麻烦，这儿有个女人，以前为理查德的妈妈服务过。我跟理查德讲了你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他就去想办法了。你想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吗？你在听我说吗？他给他妈妈打了电话，他妈妈以前请过这个女人给她做家务。她叫韦伯斯特夫人。理查德的姨妈和他姨妈的女儿搬进去之前，就是韦伯斯特夫人在照顾理查德的妈妈。理查德从他妈妈那儿要到了电话号码。他今天给韦伯斯特夫人打了电话。对，他这样做了。韦伯斯特夫人今晚就会给你打电话。或者明天早晨打给你。不是今晚就是明早。反正，要是你需要她的话，她自愿提供服务。你可能会需要的，就算你现在情况很好，我当然希望是那样，但谁都说不准会遇到什么麻烦。迟早，你会用得着她。你明白我的话吗？不是现在，就可能是别的时候。好吗？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在干什么呢？”

“孩子们都很好，艾琳。他们已经睡下了。”他说。或许他应该对她说，他们每晚都是哭着睡着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告诉她实情——最近几个星期，他们一次都没有问起过她。他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了。

“我早些时候打过电话，但是占线。我跟理查德说，你可能正跟你的女友聊天呢。”艾琳说着笑起来，“想点儿积极的。你听起来太消沉了。”

“我得挂了，艾琳。”卡莱尔把听筒从耳边挪开，准备挂电话，但她还在说话。

“告诉基思和莎拉，我爱他们。告诉他们，我会再给他们寄画的。告诉他们这个。我不想让他们忘了他们的妈妈是个艺术家。可能还不是伟大的艺术家，那并不重要。但，你知道，艺术家。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忘了这点。”

卡莱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

“理查德问你好。”

卡莱尔什么话都没说，他对自己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你好。这个男人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多谢打电话过来。谢谢你们联系了那个女人。”

“是韦伯斯特夫人！”

“对。我现在最好挂电话了。我可不想把你的硬币都给花光了。”

艾琳笑起来：“不就是钱吗！钱最不重要了，只不过是用于交换的一种必要媒介。有比钱更重要的事。不过，这你早知道了。”

卡莱尔把听筒远远地举在面前。他盯着这玩意儿，艾琳的声音正从里面源源不断地传出来。

“卡莱尔，你的情况就要变得越来越好了。我知道这一点。你可能觉得我疯了或是什么的，”她说，“但你就记住吧。”

记住什么？卡莱尔警觉地问自己，觉得一定是错过了她说的什么话。他把听筒拿近一些，说：“艾琳，多谢打电话过来。”

“我们得保持联系。”艾琳说，“我们得保持所有的交流线路畅通无阻。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我也很难熬。但我们就要得到我们此生应该得到的东西了，我们两个都是。而且最终我们都将因为经历了这一切而变得更坚强。”

“晚安。”他说完，挂上了听筒。他看着电话，等待着。它没再响。但是，一个小时以后，电话还是响了。他接起来。

“卡莱尔先生？”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您不认识我，我叫吉姆·韦伯斯特。我答应了别人会与您联系。”

“韦伯斯特夫人，您好。”他说。他想起来艾琳刚才提到过她。“韦伯斯特夫人，您能早晨来我家一趟吗？早一点儿，比如说，七点？”

“我可以，那很方便。”老女人说，“七点。给我您的地址吧。”

“我可就指望您了。”卡莱尔说。

“您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她说。

“我真是没法告诉您，这对我有多重要。”卡莱尔说。

“不必担心。”老女人说。

第二天早晨，闹铃响起后，他还想再闭会儿眼，好把正做的梦接着做完。那是一个有关农舍的梦，梦里还有瀑布。有个人，他不知道是谁，正背着什么东西沿着公路走，可能是个野餐篮子。这个梦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在梦里，似乎存在一种幸福感。

最后，他还是翻过身去，按下某个按钮，让铃声停止了。他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坐起来，穿上拖鞋，走到厨房，煮上咖啡。

他刮了胡子，换了衣服，拿着咖啡和香烟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孩子们还在睡。但再过五分钟左右，他就打算把装麦片的盒子放到桌子上，摆上碗和勺，进屋叫他们起床吃早饭。他真的不相信那个昨晚打来电话的老女人今天早晨会如约出现。他决定等到七点五分，要是还没来，他就给学校打电话，请一天假，想尽办法也要找到个信得过的人。他把咖啡杯举到嘴边。

就在这时，他听见外面街上传来一阵隆隆声。他放下杯子，从桌旁站起来，向窗外看。一辆小卡车停在他家门前的路边，发动机空转着，驾驶室随之颤动。卡莱尔走到前门，打开门，挥了挥手。一个老女人也冲他挥挥手，下了车。卡莱尔看见司机斜过身，消失在仪表盘下面。小卡车大喘一口气，又颤抖了一下，终于平静下来。

“卡莱尔先生？”老女人拿着一个大手包，一边问一边缓缓走来。

“韦伯斯特夫人，”他说，“请进屋。那是您先生吧？叫他进来呀。我刚煮了咖啡。”

“没事。”她说，“他带着他的保温瓶呢。”

卡莱尔耸耸肩，为她撑着门。她迈进屋，和他握手。韦伯斯特夫人微微一笑。卡莱尔点点头。他们走进厨房。“您想让我今天来，对吧？那么……”她问。

“让我把孩子们叫起来。”他说，“我想让他们先见见您，然后我再去学校。”

“好啊。”她说着，四下看看他的厨房，把手包放在沥水台上。

“我去把孩子们带过来吧。”他说，“等我一两分钟。”

过了一会儿，他把孩子们领了过来，向她一一介绍。他们还都穿着睡衣。莎拉揉着眼，基思倒是清醒了。“这是基思，”卡莱尔说，“这边这个是我女儿莎拉。”他拉着莎拉的手，转向韦伯斯特夫人这边。“您看见了，他们需要有人照顾，我们需要个能指望得上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韦伯斯特夫人走到孩子们身边，系上基思睡衣的领子扣，又把莎拉的头发从脸上拨开来。他们没有阻止。“现在，孩子们，你们不用担心了。”她对他们说，“卡莱尔先生，没问题了。我们会好好的。给我们一两天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了解，就行了。既然我要留下来，您能给韦伯斯特先生一个手势，告诉他没事了吗？就从窗户那儿向他挥挥手就行。”她说完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孩子们身上去了。

卡莱尔走到凸窗前，拉开窗帘。一位老人正从小卡车的驾驶室里望着他的房子。卡莱尔冲他挥手的时候，他正好把保温瓶拿到嘴边，便用闲着的另一只手冲他挥了挥。卡莱尔看见他摇下车窗，把杯子里剩下的东西倒了出来，然后又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去了——卡莱尔想象着他把一些电线接在一起——小卡车马上发动了，又颤动起来。老人挂上挡，从路边开走了。

卡莱尔从窗前转回头，说：“韦伯斯特夫人，我真高兴您能来这儿。”

“我也一样，卡莱尔先生。”她说，“现在您去上班吧，别晚了。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孩子们？”

孩子们点点头。基思一只手拉着老太太的裙子，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塞进了嘴里。

“谢谢您，”卡莱尔说，“我觉得，我真的感觉好多了。”他摇摇头，咧开嘴笑了。他吻过两个孩子，说了再见，感到胸口暖洋洋的。他告诉韦伯斯特夫人自己大概什么时候回家，穿上大衣，又一次道别，出了门。几个月来，这是头一次，他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似乎轻了一些。开车到学校的途中，他听起收音机里的音乐。

第一节艺术史课上，他在一些拜占庭绘画的幻灯片旁踱步，耐心地讲解细节和主题的细微差别。他指出作品的情感力量和恰到好处的呈现。但他把过多时间耗费在了匿名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上，以至于几个学生开始用鞋蹭地板，或是清喉咙。下课铃响时，他只讲完了课程计划的三分之一。

接下来的一堂水彩课，他感到自己异常平静而富有洞见。“像这样，像这样，”他一边说，一边手把手地引导学生们画画。“轻柔地，就像吹过纸面的一缕微风。只是点一下，像这样，明白了吗？”他这样说着，觉得重拾了发现自我的感觉。“点到为止才是关键。”他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捏着苏·科尔文的手指，引导她的画刷。“你得和你犯的错误合作，直到那些错误看起来像是有意为之的才行。懂了吗？”

中午，在教师餐厅里，他随着排队打饭的人前进时，看见卡罗尔就隔着几个人排在他前面，已经付了钱。卡莱尔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的钱结算好，但还是穿过半间屋子才赶上她。他轻巧地挽起卡罗尔的手臂，把她拽到一张靠窗的空桌旁。

“天哪，卡莱尔。”他们坐下来后，卡罗尔对他说。她拿起她的冰茶，脸色绯红。“你看见斯托夫人刚才看我们的眼神了吗？你这是怎么了？这下所有人都会知道了。”她啜了一口冰茶，放下杯子。

“去他妈的斯托夫人，”卡莱尔说，“嘿，跟你说个事。亲爱的，我现在感觉比昨天好了千万倍。天哪！”

“发生了什么？”卡罗尔问，“卡莱尔，告诉我啊。”她把水果杯移到托盘的一边，往自己的意大利面上撒了芝士粉。但她没有吃，她还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他给她讲了韦伯斯特夫人。他甚至提到了韦伯斯特先生，告诉她那个人得用电线打火才能把小卡车启动起来。卡莱尔一边说，一边吃木薯粉。接着又吃了蒜香面包。他喝起卡罗尔的冰茶，直到喝光了才反应过来。

“你有点儿犯傻了，卡莱尔。”她说着，冲他盘子里的意大利面点点头，示意他还一口没吃呢。

卡莱尔摇摇头。“我的上帝啊，卡罗尔。上帝啊，我真的感觉好极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比整个夏天中任何一天都好。”他放低了声音说，“今晚过来吧，好吗？”

他的手从桌子底下伸过去，放在她的膝头。她的脸又红了，抬起眼，向四周看了看。没人注意他们。她迅速地点点头，也把手伸到桌子底下，碰了碰他的手。

那天下午回到家，他发现房子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孩子们也都穿着干净衣服。厨房里，基思和莎拉站在椅子上，正在帮韦伯斯特夫人做小姜饼。莎拉的头发终于不在脸前晃悠了，而是用一个发夹别在脑后。

“爸爸！”孩子们看见他时，高兴地叫。

“基思，莎拉，”他说，“韦伯斯特夫人，我……”但她没让他把话说完。

“我们今天过得很好，卡莱尔先生。”韦伯斯特夫人语速很快地说。她用身上的围裙擦干净手指。那是艾琳的一条旧围裙，上面有蓝色的风车图案。“真是漂亮的小孩。他们可真是宝贝，真是宝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卡莱尔站在沥水台旁，看见莎拉正挤出一些生面团。他能闻见香料的味道。他脱下外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解开了领带。

“今天是‘互相熟悉日’。”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还有别的计划。我想我们可以散步去公园。我们该好好利用这样的好天气。”

“好主意！”卡莱尔说，“太好了。真好。好样的，韦伯斯特夫人。”

“我会把这些小甜饼都放进烤炉里，到时候韦伯斯特先生也就该来了。您说的是四点回家吧？我让他四点钟过来。”

卡莱尔点点头，满心欢喜。

“今天有您一个电话，”她说着，把搅拌用的碗放进水池里，“是卡莱尔夫人打的。”

“卡莱尔夫人。”他说，等着韦伯斯特夫人接下来要说的话。

“对。我告诉了她我是谁，但她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我在这儿。她和两个孩子说了几句话。”

卡莱尔瞥了基思和莎拉一眼，但他们根本没注意他。他们正把小甜饼码成一排，摆在另一个烤盘上。

韦伯斯特夫人继续说：“她留了话。让我想想，我用笔记下来了，但我觉得我还能想起来。她说，‘告诉他’——也就是告诉您——‘那些失去的，还会回来。’我想我没记错。她说您会明白的。”

卡莱尔盯着她，他听见韦伯斯特先生的车已经在外面了。

“那是韦伯斯特先生。”她说完，脱下了围裙。

卡莱尔点点头。

“明天早晨七点？”她问。

“好，”他说，“再次感谢您。”

那天晚上，他给两个孩子洗了澡，穿上睡衣，念故事给他们听。他听他们做完祈祷，帮他们掖好被子，关上了灯。快九点了。他给自己倒上一杯酒，随意看看电视，直到听见卡罗尔的车开上车道。

十点左右，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电话响了。他骂了一句，但没有起来接。电话铃响个不停。

“说不定是重要的事呢。”卡罗尔说着坐起来，“可能是我请的那个保姆，她有这个号码。”

“是我妻子，”卡莱尔说，“我知道准是她。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呢，她快疯了。我可不接。”

“反正我马上得走了，”卡罗尔说，“今晚过得真美好，亲爱的。”她摸着他的脸。

秋季学期过了一半，韦伯斯特夫人已经为他工作了快六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里，卡莱尔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改变。首先，面对艾琳离开这个事实，他变得更平静了。就他的理解，艾琳是不打算再回来了。他已经不再想象这个事实还会有改变的可能。只有在深夜，在那些他没和卡罗尔在一起的夜晚，他才会感到自己还爱着艾琳，但他希望这份爱能够停下来，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他只感到折磨。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孩子们过得很开心。他们在韦伯斯特夫人的呵护下茁壮成长。最近，她的日常工作又加了一条：她会帮他们把晚饭做好，放在烤炉里保温，直到他从学校回来。一进门，他就能闻见从厨房里飘出的香味，就能看见基思和莎拉正在帮着把餐桌布置好。偶尔，他问韦伯斯特夫人愿不愿意在周六加班。她同意了，只要不用中午之前来就行。她说，周六早晨，她自己和韦伯斯特先生还有些事要做。在那些日子里，卡罗尔会带道奇到卡莱尔家，所有的小孩都由韦伯斯特夫人照管。卡罗尔和卡莱尔会开车到乡间的餐厅吃晚饭。他相信自己的生活正在重新开始。这六个星期里，卡莱尔再没有接到艾琳的电话，他发现自己现在想起她的时候，已经可以不再愤怒，不再难过得想流泪了。

学校的课程刚刚离开中世纪，正要进入哥特时期。文艺复兴还要等上一段时间，至少要等到圣诞假期过后。就在这时候，卡莱尔病了。好像一夜之间，他的胸口变紧了，头也开始疼起来，身体的各个关节都僵硬了，一走动就觉得晕眩。头疼越来越严重。他受着这样的头疼在一个周日醒来，想给韦伯斯特夫人打电话，叫她来，好带孩子们到别的地方去。孩子们一直很贴心，用玻璃杯给他端来果汁和汽水。但他照顾不了他们。在生病的第二天早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打电话到学校请假。他跟接电话的那个人说了自己的名字、所在的院系和自己的病情。然后他推荐梅尔·费希尔代课。费希尔画抽象油画，每周画三四天，每天画十六个小时，但他既不卖画，也不让别人看他的画。他是卡莱尔的朋友。“找梅尔·费希尔。”卡莱尔告诉电话那边的女人，“费希尔。”他耳语般无力地说。

他爬回床上，钻进被子，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听见外面传来小卡车发动机的声音，接着是发动机熄火时发出的回火声。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韦伯斯特夫人的声音从卧室门外传来。

“卡莱尔先生？”

“哎，韦伯斯特夫人。”他闭着眼，觉得自己的声音很怪，“我今天病了，已经给学校打过电话了。我今天就在床上歇着了。”

“我明白了。别担心，”她说，“这边的事有我照顾。”

他闭着眼，还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他觉得自己听见前门开了又关上。他听着。他听见厨房里一个男人低声说了什么，一把椅子被从桌旁拉开。不一会儿，他听见了孩子们的说话声。又过了一会儿——他不确定过了多长时间——他听见韦伯斯特夫人站在他的门外。

“卡莱尔先生，要不要我叫医生？”

“不用了，没事，”他说，“我想就是重感冒。不过我觉得浑身烧得慌。我想可能是我盖的被子太多了吧。房子里也太热了。您能把暖气调低点儿吗？”说完，他觉得自己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一小会儿，他听见孩子们在客厅里和韦伯斯特夫人说话。他们是要进来，还是要出去？卡莱尔好奇。会不会已经到第二天了呢？

他又睡着了，直到意识到自己的房门开了。韦伯斯特夫人出现在他的床边，正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

“您的脑袋都快烧着了。”她说，“您发烧了。”

“我会没事的。”卡莱尔说，“我就是需要再多睡一会儿。您能把暖气调低吗？请您帮我拿些阿司匹林，多谢了。我现在头疼得厉害。”

韦伯斯特夫人离开了房间。他的房门开着，能听见外面电视开着。他听见她说：“小点儿声，吉姆。”音量立即变小了。卡莱尔又睡着了。

但他可能睡了还不到一分钟，韦伯斯特夫人就拿着一个托盘回来了。她在他的床边坐下。他抬起身，想坐起来。她在他身后垫上一个枕头。

“把这些吃了。”她说着，递给他一些药片，“喝这个。”她递给他一杯果汁。“我还给您拿了点儿麦片粥。吃点儿，对您有好处。”

他就着果汁吃了阿司匹林，点点头，又合上眼，打算接着睡。

“卡莱尔先生。”她说。

他睁开眼。“我没睡着，对不起。”他说着坐起来一点儿，“我就是太热了，没别的。现在几点了？有八点半了吗？”

“九点半过一点儿。”她回答。

“九点半。”他念叨。

“现在我要喂您吃麦片粥。您得张开嘴，吃下去。吃六口，就完了。来，这是第一口。张开嘴。”韦伯斯特夫人说，“吃完您就会感觉好多了。吃完了，我就让您接着睡。把这个吃了，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她用勺喂他。他吃完麦片粥，又要了些果汁。喝完果汁，他躺了下来。就在他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他感觉到韦伯斯特夫人又给他加盖了一层毯子。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他知道是下午，是因为有苍白的光从窗户透进来。他起身把窗帘拉开。他看见外面阴云密布，冬日的太阳被挡在云层后面。他慢慢地下床，找到拖鞋，穿上睡袍。他走进卫生间，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他洗了脸，又吃了些阿司匹林，用毛巾擦了擦后，走出房间来到客厅。

餐桌上，韦伯斯特夫人铺了几张报纸，正和孩子们一起捏泥人。他们已经捏出了几个长着长脖子、凸眼睛的家伙，既像长颈鹿，又像恐龙。卡莱尔从桌边走过的时候，韦伯斯特夫人抬头看了看。

“您感觉怎么样？”他坐到沙发上的时候，韦伯斯特夫人问他。从沙发上，他能看到餐厅，韦伯斯特夫人和孩子们都坐在餐桌旁。

“好点儿了，谢谢。好了一点儿。”他说，“我还是头疼，觉得身上还有点儿热。”他用手背贴着前额。“但我好些了。对，比刚才好了。谢谢您今早来帮忙。”

“我能给您拿点儿什么喝吗？”韦伯斯特夫人说，“再来点儿果汁，还是茶？我想喝咖啡可能也没关系，但还是茶更好一些。当然，果汁是最好的。”

“不用了，谢谢，”他说，“我就在这儿坐一会儿。从床上下来的感觉真好。就是身子有点儿虚。韦伯斯特夫人……”

她看着他，等他接着说。

“我今天早晨听见韦伯斯特先生在屋里，是吧？那当然很好，没关系。我只是很遗憾没有机会见见他，问声好。”

“是他，”她说，“他也想见见您。是我叫他进来的。只是他选的日子不对，您正好病了。我本来是想告诉您我们的计划，我和韦伯斯特先生的计划，但今天早晨时机不对。”

“告诉我什么？”他警觉地问，恐惧在他心头拉扯。

她摇摇头说：“没关系的，可以等以后再说。”

“告诉他什么？”莎拉问，“告诉他什么呀？”

“什么，什么呀？”基思也凑热闹。孩子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

“等一会儿，你们两个。”韦伯斯特夫人说着站起来。

“韦伯斯特夫人，韦伯斯特夫人！”基思喊起来。

“现在，小家伙，”韦伯斯特夫人说，“我需要和你爸爸聊聊。你爸爸今天病了。你不要闹。继续玩你的泥人吧。你要是不上心，你姐姐就要超过你了。”

就在她往客厅走过来的时候，电话响了。卡莱尔够到茶几另一头，拿起听筒。

就像以前一样，他听见电话里传出模糊的哼鸣，他知道是艾琳打来的。“是我，”他说，“什么事？”

“卡莱尔，”他妻子说，“我知道，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但我知道现在情况不妙。你病了，是不是？理查德也病了。某种流行病吧。他肚子里存不下东西，吃什么拉什么。他现在正在搞一台话剧，已经错过一个星期的排练了。我得自己跑过去，和他的助理一起删掉几幕戏。不过我打电话不是来告诉你这些。告诉我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可说的，”卡莱尔说，“我病了，就这些。得了流感。但我现在好多了。”

“你还写日志吗？”她问。这让他很惊讶。几年前，他告诉过她，自己在写日志。不是日记，他说过，而是写日志——好像这样强调就能解释什么。但他从没给她看过。而且他已经有一年多没再写了。他根本忘了这事。

“因为，”她说，“这个时候，你应该在日志里记点儿什么。你有什么感觉，你在想什么。你知道，就是生病期间，你的脑子在哪儿。记住，疾病是有关你的健康和幸福的信息，它正告诉你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等你病好了，你可以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你可以事后再读读看。科莱特[4]有一次发烧，”艾琳说，“就这样做过。”

“谁？”卡莱尔问，“你说什么？”

“科莱特，”艾琳说，“那个法国作家。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还有一本她写的书呢，就在屋里。叫《吉吉》，还是什么别的名字。我没读那本书，但我到这边以后，一直读她的东西。是理查德介绍给我的。她写了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她发烧的整段时间里，她有什么感觉，都在想什么。有时，她的体温有一百零二度[5]。有时会低一点。有可能体温高过一百零二度，但一百零二度是她发烧时测量到的最高温度，也是她记下来的最高温度。反正，她就写了这些。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试试记下来你的感觉。可能会有什么收获。”艾琳说，令卡莱尔费解的是，她笑了起来，“至少你以后能有份每小时一次的病情记录。你能回过头看看。至少你能有个东西展示出来。现在你只是不舒服，你要把这种不舒服转化成有用的东西。”

他用指尖按着太阳穴，闭上了眼。但她还在线上，等着他说点儿什么。他能说什么呢？对他来说，这很明显：她疯了。

“天哪，”他说，“天哪，艾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得挂了。谢谢你打电话过来。”

“没关系。”她说，“我们必须能够交流。替我亲亲孩子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理查德也向你问好，虽然他现在正在床上躺着呢。”

“再见。”卡莱尔说完，挂上了电话，用手捂住脸。不知怎的，他想起自己见过那个胖女孩走向汽车时，也做过同样的动作。他放下手，看着韦伯斯特夫人。韦伯斯特夫人也在观察着他。

“我希望不是什么坏消息吧？”她说着，将一把椅子拉到沙发边上挨着他的地方。

卡莱尔摇摇头。

“好。”韦伯斯特夫人说，“那就好。现在，卡莱尔先生，这可能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最佳时间。”她向餐厅那边瞥了一眼。孩子们正在餐桌旁低头捣鼓着黏土。“但既然这事早晚都得说，既然这关系到您和您的孩子，而且您现在也起来了，我就跟您说说吧。吉姆和我，我们现在过得很融洽。但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要多。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对我来说也很难。”她说着摇了摇头。卡莱尔慢慢地点点头。他知道她要告诉他，她得走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脸。“吉姆的前妻给他生的儿子，鲍勃——有四十岁了——昨天打电话过来，邀请我们去俄勒冈州，帮他照管他的水貂饲养场。吉姆负责养水貂，我负责做饭、采购东西、清扫房子，还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个机会。那儿吃住都管，还能挣点儿钱。我和吉姆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了。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现在，吉姆什么都没有。”她说，“他上周满六十二岁了，他已经有一阵子没工作了。他今天早晨是想自己跟您说这个的，因为我打算跟您提不干了，您看，我们想——我想——我跟您说的时候，要是吉姆也能在场，会更容易一些。”她等着卡莱尔说点儿什么。但他没说话，于是她继续说：“我会干完这周，如果需要，下周我还能再待两天。但那之后，您知道，我们肯定要离开这里了，您就得祝我们好运了。我是说，您能想象吗？我们就要一路开着我们那辆破车到俄勒冈州去。我会想念这两个小家伙的。他们真是太宝贝了。”

过了一会儿，看他还没有要回答她的意思，韦伯斯特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挨着他坐到了沙发上。她碰了碰他的睡袍袖子：“卡莱尔先生？”

“我明白，”他说，“我想告诉您，您能到我们家来，对我和孩子们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他头疼得眯起了眼睛。“这个头疼，”他说，“这头疼要疼死我了。”

韦伯斯特夫人把手伸过来，手背贴在他的前额上。“您还有点儿烧，”她告诉他，“我再去拿点儿阿司匹林。那会帮您把烧退下来。现在我还是这儿的医生，”她说，“这个病还归我管。”

“我妻子觉得，我应该记下来这是什么感觉。”卡莱尔说，“她觉得写写发烧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个好主意。那样，我以后就能回过头看看，弄清楚里面的含义。”他笑起来，眼里流出了泪。他用掌根抹掉眼泪。

“我想我还是去拿阿司匹林和果汁吧，然后出去看看孩子们。”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看，他们快要对那些黏土失去兴趣了。”

卡莱尔害怕她到另一个房间去，留他独自在这儿。他想和她说话。他清了清嗓子。“韦伯斯特夫人，有些事我想和你说说。很长时间里，我和我妻子相互爱着对方，超过世界上任何人或事，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想，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将会一起变老，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做这世界上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所有的事我们都将一起做。”他摇摇头，现在对他来说，这似乎才是最最悲伤的事情：从今以后，不管做什么，他们都将是各干各的了。

“没事，没事的。”韦伯斯特夫人说着轻拍他的手。他向前靠了靠，又继续说起来。过了一会儿，孩子们走进客厅。韦伯斯特夫人叫住他们，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前。卡莱尔看着他们，继续说。就让他们听吧，他想。这和他们也有关系。孩子们似乎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甚至还假装感兴趣，他们坐在韦伯斯特夫人的腿边。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趴在地毯上，咯咯笑起来。韦伯斯特夫人严厉地看了他们一眼，孩子们就不笑了。

卡莱尔继续说。刚开始，他的头还是疼，自己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的样子，也让他觉得很别扭，更何况他身旁还坐着一个老太太，正耐心地等着自己接着讲下去。不过，他的头慢慢不疼了，没多久，他也不觉得别扭了，甚至忘了自己该有什么感觉。他的故事本来是从中间讲起的，从孩子出生以后。后来，他回溯到最初，从头开始，从艾琳十八岁、他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开始，那时，青春大好，爱情如火。

他停下来，擦擦前额，舔了舔嘴唇。

“继续讲吧！”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知道您在说什么。继续讲，卡莱尔先生。有时候，说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得说出来。况且我也爱听。讲出来，您就会感觉好些了。类似的事我也曾经历过，就是您正描述的事。爱情。就是它。”

孩子们在地毯上睡着了。基思的大拇指塞在嘴里。当韦伯斯特先生来到门口敲门，走进屋来接韦伯斯特夫人的时候，卡莱尔还没讲完。

“坐下，吉姆，”韦伯斯特夫人说，“不着急。继续说您的，卡莱尔先生。”

卡莱尔冲老头点点头。老人也冲他点点头，在餐厅里给自己找了把椅子，搬进客厅。他把椅子放在沙发边上，坐下时轻轻叹了口气。他摘下帽子，疲惫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当卡莱尔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老人把双脚都放在了地上。孩子们醒过来，坐在地毯上，前后晃着脑袋。不过，那时卡莱尔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都讲完了，他停了下来。

“很好，这样对您很好。”韦伯斯特夫人看他讲完后这样说，“您是好人。她也一样—卡莱尔夫人也一样。别忘了，等这件事过去以后，你们俩都会没事的。”她站起来，解下身上的围裙。韦伯斯特先生也站起来，戴上帽子。

在门口，卡莱尔和韦伯斯特夫妇握手。

“再会了！”吉姆·韦伯斯特说完，压了压自己的帽檐。

“祝你们好运。”卡莱尔说。

韦伯斯特夫人说，明早见，就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

就像是决定下来什么重要的事情，卡莱尔说：“好的！”

老夫妇小心地沿着甬道走到他们的小卡车旁。吉姆·韦伯斯特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韦伯斯特夫人看着卡莱尔，挥挥手。就在那时，站在窗边，他感到有什么结束了。那和艾琳有关，和此前的生活有关。他曾朝她挥过手吗？他肯定挥过，当然了，他知道他以前挥过，但就在刚刚，他想不起来了。他明白，一切结束了，他感到自己能够放她走了。他确信，他们曾经在一起的生活，就像他自己刚刚说的那样发生过。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那段生活的离去——虽然这曾经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他自己也曾竭力反抗过——也将变成现在的他的一部分，就和他留在身后的所有东西一样。

伴着小卡车的蹒跚前行，他又一次抬起手臂。老夫妇开车离开的时候，他看见他们朝他匆匆倾了倾身子。那之后，他放下手臂，转向他的孩子们。

[1]罗德·斯图尔特（Rod Stewart，1945-　），英国摇滚歌手。

[2]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美国剧作家，代表作有《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

[3]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1902-1984），美国著名摄影家。

[4]茜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1954），法国女作家。《吉吉》（Gigi）是科莱特于194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

[5]此处为华氏度，相当于38.9℃。

马笼头

这辆挂着明尼苏达州车牌的旧旅行车开进了窗外的停车场。一男一女坐在前座，两个男孩坐在后面。七月，气温在一百度以上[1]。这几个人的样子就像是刚被打了一顿似的。车里挂着衣服，各种各样的手提箱和盒子堆在后面。后来我和哈利才弄清楚，自打明尼苏达州的那家银行没收了他们的房子、小卡车、拖拉机、农具和几头母牛后，车里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所剩的全部家当了。

这几个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像是正在努力振作起来。我们公寓里的空调开到了最大风量。哈利在后面除草。车内坐在前座的女人和男人交谈了几句，一起下了车，向公寓的前门走过来。我拍了拍自己的头发，确定发型没乱，一直等到他们按过两次门铃，才打开门让他们进来。“你们是想找公寓吧？”我说，“进来吧，里面凉快。”我带他们走进客厅。客厅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在这儿收房租，写收据，和当事人交谈。我也给别人理发。我管自己叫发型师。我的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不喜欢美容师这个词，太老派。我在客厅的一角放了椅子，烘干机可以从椅背后面拉出来。几年前哈利在那里装了个洗头池。椅子旁边，我摆了张桌子，放了些杂志。杂志是旧的，有的连封面都没了。但人们在脑袋套上烘干机后，什么东西都看得下去。

男人说出了他的名字。

“我叫霍利斯。”

他告诉我她是他的妻子，但她只是看着自己的指甲，没有看我。她和霍利斯也不坐下。他说，他们对带家具的套房感兴趣。

“你们几个人？”我只是习惯性地问道。我知道他们有几个人。我看见后座上坐着两个男孩。二加二得四。

“我，她，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他们可以住一个房间，一向如此。”

她的手臂抱在一起，拉着上衣的袖子，盯着椅子和洗头池看，就好像从没见过一样。可能她真的没见过。

“我也给人理发。”我说。

她点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我的祈祷树[2]。那上面就剩下五片叶子了。

“它需要浇水。”我走过去，摸着一片叶子说，“这里的所有东西都缺水。这里的空气也缺水分。赶上好光景，一年也才下三次雨。但你们会习惯的。我们已经被逼得习惯了。不过这里到处都有空调。”

“这个地方多少钱？”霍利斯想知道。

我告诉了他。他转过身，看她怎么想。但也有可能他只是看着墙壁。她没有回看他。“我想，我们得麻烦您带我们去看看房间。”他说。于是我便拿了17号房的钥匙，和他们一起走出来。

还未见到哈利，我就先听见了他的声音。

然后他出现在楼之间，跟在电动割草机后面，穿着百慕大短裤[3]和T恤衫，戴着他在诺伽勒斯[4]买的草帽。他把时间花在除草和一些零碎的维修工作上。我们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富尔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这地方归他们所有。要是有什么大件儿坏了，比如空调出了问题，或是水暖设备发生了故障，我们有一张单子，可以拨打相应的维修电话。

我挥了挥手。我不得不这样做。哈利一只手松开割草机的扶手，向我打招呼。然后，他把帽檐拉下来盖住前额，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他的活儿上。这边割到尽头，他就换个方向，向街道那边割回去。

“那是哈利。”我不得不喊着说。我们从楼的侧门走进公寓，顺着楼梯往上走。“霍利斯先生，您是做哪一行工作的？”我问他。

“他是种地的。”她回答。

“不再是了。”

“这边的农场可不多呀。”我脱口而出。

“我们以前在明尼苏达州有个农场，种小麦，也养些牲口。霍利斯还懂马。只要是关于马的事，他都门儿清。”

“行了，别说了，贝蒂。”

这下，我明白了个大概：霍利斯失业了。这不关我的事，而且若果真如此—后来发现，的确是这样—我也只能替他们难过。但当我们在一套公寓门前停下时，我还是不得不说：“如果你们决定好了，得先交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再加上一百五十块钱的押金。”说这些的时候，我看着楼下的游泳池，有人正坐在折叠躺椅上，也有人泡在水里。

霍利斯用手背擦了擦脸。哈利的割草机噼里啪啦地开走了。更远的地方，有辆车在佛得街上飞驶而过。两个男孩已经下了车，其中一个立正站着，腿并在一起，手放在身体两侧。但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开始上下扇动自己的胳膊，跳着，像是想要腾空起飞一样。另一个男孩在车子的驾驶室旁边，练着深蹲。

我扭过头看着霍利斯。

“我们进去看看吧。”他说。

我转动钥匙，开了门。这就是一套带家具的小两居室，最常见的那种。霍利斯在卫生间待了一会儿，试了试抽水马桶。他看着，直到水箱里重新蓄满水。过了一会儿，他说：“这间可以作我们的卧室。”他在说那间能看见外面泳池的卧室。在厨房里，女人扶着沥水台，盯着窗外看。

“那就是游泳池。”我说。

她点点头。“我们以前住过一些带泳池的汽车旅馆。但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往里面放的氯气实在是太多了。”

我等着她继续往下说。她却打住了。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

“我想，我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就要这套吧。”霍利斯一边说，一边看着她。这次，她和他对视，点了点头。他从牙齿间呼出一口气。她也没闲着，开始用手指敲打台面。她一只手仍扶着水池旁边的台子，另一只手开始不住地敲打。吧嗒，吧嗒，吧嗒，就像在叫她的狗，或是想引起谁的注意。然后，她停了下来，用指甲划过台面。

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霍利斯也一样。他的脚动了动。

“我们回办公室吧，把事情敲定下来。”我说，“我很高兴。”

我是真的高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有很多空房，这几个人看上去还信得过，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这没什么丢人的。

霍利斯付的是现金：头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月的，还有一百五十块的押金。我看着他点数五十美元面额的钞票。虽然这样的钞票他肯定见得不多，但还是像老朋友似的管它们叫“美国格兰特”[5]。我开出收据，交给他两把钥匙，说：“都齐了。”

他看了看钥匙，递给她一把。

“好了，我们到亚利桑那州了。你从没想过会来亚利桑那州，是不是？”

她摇摇头，摸着祈祷树的一片叶子。

“缺水了。”我说。

她松开叶子，转向窗那边。我走到她身旁。哈利还在割草，只不过现在割到楼前面来了。因为刚才提到过种地的事，我突然想象着哈利身前的机器是一架耕犁，而不是他那台布莱克和戴克[6]牌电动割草机。

我看着他们从车上卸下盒子、行李箱，还有衣服。霍利斯抱着什么东西，从那上边耷拉下来几条皮带。我愣了一会儿，才看出来那是个勒马的笼头。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点儿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干。我把那些“格兰特”从钱匣子里掏了出来，其实我是刚把它们放进去的，但又拿了出来。这些从明尼苏达州来的钞票，谁知道下周的这个时候它们会跑到哪儿去呢？可能会去拉斯维加斯。我对拉斯维加斯的所有了解都是从电视上看来的，加在一起也就芝麻粒那么点儿。我想象得出，这些“格兰特”中会有一张循着某条路跑到威基基海滩[7]，或是别的地方，迈阿密，纽约，新奥尔良。我想象着其中某一张钞票在狂欢节中转手。这些钞票可能会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们，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用钢笔在老格兰特的宽脑门上，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写上我的名字：玛吉。我在每一张上面都写了。就在他浓密的眉毛上面。人们会在消费的时候，停下来琢磨琢磨：这个玛吉是谁？他们会问自己：谁是玛吉呢？

哈利从外面走进来，在我的洗头池里洗了手。他知道我不喜欢他这么做，但他不管，照洗不误。

“那几个从明尼苏达州来的人，”他说，“那些瑞典人，他们离家可真够远的。”他用一张纸巾擦干手。他想让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但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长得不像瑞典人，说话也不像。

“他们不是瑞典人。”我告诉他。但他表现得就像没听见我说的话一样。

“他是干什么的？”

“农民。”

“你怎么知道？”

哈利摘下帽子，放在我的椅子上，用手挠了挠头发。他看看草帽，又戴上了。他最好用胶水把它粘在头上算了。“这周围可没多少农场。你告诉他这个了吗？”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听汽水，坐在躺椅上，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电视咝咝响着打开了。他又按了几下上面的按钮，才找到他想看的，是个关于医院的节目。“除了种地，瑞典人还干什么？”

我不知道，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哈利已经开始看电视节目，他可能都忘了刚才问我的问题。警报响起来。我听见轮胎的尖叫。屏幕上，一辆救护车在急救室的入口前停了下来，红色的顶灯闪烁着。一个男人跳出来，跑过去拉开了车后的门。

第二天，男孩们借了浇水用的软管，从里到外地清洗那辆旅行车。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个女人开车出去了。她穿着高跟鞋和一套不错的衣服。我猜她是去找工作了。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男孩们穿着游泳衣，在泳池那儿折腾起来。其中一个从池沿跃入水里，一口气游到对面，才从水下抬起头，吐出水，甩了甩脑袋。另一个男孩，就是前一天练深蹲的那个，在泳池的另一边，趴在一块浴巾上。水里的男孩一直游着，从泳池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回这头，摸一下墙壁，轻轻踹一下，掉头。

还有两个人也在外面，躺在泳池两边的休闲椅上遥遥相对。其中一个叫欧文·科布，在丹尼斯饭店[8]当厨子。不过他管自己叫斯帕兹[9]，人们也习惯叫他斯帕兹，而不叫他欧文或是别的什么绰号。斯帕兹五十五岁，秃顶。他看上去已经像块牛肉干了，却仍想多晒点儿太阳。现在，他的新太太琳达·科布在K超市[10]上班。斯帕兹上晚班。不过，他和琳达·科布总是能安排好他们的工作时间，凑到周末一起休息。康妮·诺瓦躺在另一把椅子上，现在正坐起来，往腿上抹防晒霜。她几乎全身赤裸，只有单薄的两件套泳装遮住必要的地方。康妮·诺瓦是个送鸡尾酒的女招待，六个月前和她那个所谓的未婚夫——一个酒鬼律师——一起搬进这里。不过，她已经把那个人甩了。现在她和一个长头发的大学生住在一起。我碰巧知道，那个名叫里克的大学生眼下不在这儿，他去看望父母了。斯帕兹和康妮都戴着墨镜。康妮的手提收音机开着。

斯帕兹在大约一年前搬进来的时候，刚成为鳏夫没多久。不过，重回单身状态还没几个月，他就娶了琳达，一个三十多岁的红发女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儿的。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斯帕兹和他的新太太请我和哈利一起去他家做客，斯帕兹做了一顿很不错的晚餐。饭后，我们坐在他们的客厅里，用大玻璃杯喝甜饮料。斯帕兹问我们想不想看家庭录像。我们说，当然。斯帕兹便支起屏幕和放映机。琳达·科布又给我们倒了些那种甜饮料。我对自己说，看看也无妨吧？斯帕兹开始给我们放录像，拍的是他和他已故的妻子去阿拉斯加旅行的事。开头是那个女人在西雅图上飞机。斯帕兹一边控制放映机，一边给我们讲解。这位已故的女人那时有五十多岁，虽然有点儿胖，但仍然很漂亮。她的头发很好。

“那是斯帕兹的前妻，”琳达·科布说，“第一任科布夫人。”

“她叫伊夫琳。”斯帕兹说。

第一任夫人在屏幕上待了很久。这样一边看着她，一边听他们谈论她，很有意思。哈利向我递来一个眼神，我知道他也有些想法。琳达·科布问我们还想不想再喝一杯，或是来一块杏仁饼。我们都说不用了。斯帕兹又谈起他的第一任科布夫人。她还站在飞机的入口处，乘客们不得不绕过她才能登机。她微笑着，嘴一动一动地说着什么，但你能听见的只是胶片穿过放映机的声音。她一直朝摄像机挥手，一直朝着坐在斯帕兹客厅里的我们挥手。她挥了又挥。每次第一任科布夫人出现在屏幕上，新任科布夫人都会说：“伊夫琳又来了。”

斯帕兹的录像本来可以放映一整晚，但我们说我们得走了。哈利编了个借口。

我想不起来当时他是怎么说的了。

康妮·诺瓦仰面躺在椅子上，墨镜盖住了半张脸，腿和肚皮都油亮油亮的。搬进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她办了一次聚会，她称之为新居“暖房”。那时，她还没有把那个律师轰走，还没有和那个长头发的好上。她请了我、哈利，还有一大帮人。我们去了，但不在乎还有谁参加。我们在门边找了个地方坐下，一直到走也没挪动。不过，我们总共也没待多久。康妮的男朋友搞了一项幸运抽奖活动，奖品是为办理离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谁离都不要钱。他递给大家一个碗，谁要是愿意，就从里面抽一张卡片出来。碗传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大家都笑起来，我和哈利交换了眼神。我没拿。哈利也没拿。但我看见他往碗里瞟了一眼那堆卡片，然后摇摇头，把碗传给旁边的人。连斯帕兹和新任科布夫人都各抽了一张卡片。获奖的卡片背面写着：“持此票据者可免费办理一次协议离婚”，后面是律师的签名和日期。那个律师是个醉鬼，但我还是得说，日子不能这么过。除了我们，所有人都把手伸进了那个碗里，好像那真的很好玩似的。抽到获奖卡片的女人还拍起手来，就像这是个什么游戏节目。“天哪，这可是我第一次抽到奖！”有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个当兵的。不知道她现在是仍和那个当兵的在一起，还是已经离了婚，因为和那个律师分道扬镳后，康妮·诺瓦也换了一拨朋友。

抽奖一结束，我们就出来了。对于这场聚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我们无话可说，只有一个人说了句：“我真不敢相信我都看到了些什么。”

可能是我说的吧。

过了一个星期，哈利问我，瑞典人——他是说霍利斯——有没有找到工作。我们刚吃完午饭，哈利拿着一听汽水坐在椅子上，还没来得及把电视打开。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等着看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像是在想什么事。之后，他按下按钮，电视活了。

那个女人倒是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当服务员，跟这里隔着几条街。她轮班工作，午餐后回家，晚餐时间再去上晚班，成天进进出出。男孩们整天游泳，霍利斯一个人待在公寓里面不出来，不知道都在屋里做些什么。有一次，我给那个女人理发的时候，她告诉我了一些事。她说，她高中刚毕业就做了服务员。她就是在餐馆里遇见霍利斯的。那还是在明尼苏达州，她给他送上几块煎薄饼。

那天早上，她从楼上走下来，问我能不能帮她个忙。她想让我帮她在中班后做个发型，赶在晚班前弄好。我能做吗？我跟她说，我得查查我的时间表。我请她进屋来，外面肯定有一百多度了。

“我知道这有点突然，”她说，“我昨晚下班回来，一照镜子，看见我的发根都露出来了，我就跟自己说：‘我得做做头发了。’除了你这儿，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做。”

我找到了星期五，八月十四日，那一页上什么都没写。

我说：“我两点半能做，要不三点也行。”

“三点吧。”她说，“我现在得赶紧走了，否则就迟到了。我的老板可是大浑蛋。待会儿见。”

两点半的时候，我跟哈利说，我有个顾客要来，他得到卧室里去玩他的棒球游戏了。他抱怨了几句，但还是卷起电线，把一整套东西推到后面，关上了门。我确定一切准备就绪了。我把杂志放到好拿的地方，坐到烘干机旁边，打磨起自己的指甲来。我穿着理发时穿的玫瑰色制服，一边不时地抬起头看看窗口，一边继续锉我的指甲。

她从窗口旁经过，按响了门铃。“进来吧，”我喊道，“门没锁。”

她还穿着上班时穿的黑白相间的制服。我发现我们都穿着制服。“请坐，亲爱的，咱们开始吧。”她看了看那个指甲锉，我解释说：“我也给人修指甲。”

她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我说：“头向后靠，对，就这样。现在，闭上眼，好吗？放松点儿。我先给你洗头，然后从发根染起。你能待多久？”

“五点半前我就得回去。”

“没问题，我们做得完。”

“我可以在上班时吃饭。但我不知道霍利斯和孩子们的晚饭怎么办。”

“你不在，他们也能过。”

我打开热水时，发现哈利把一些土和草蹭在了水池上。我把它们擦干净后重新开始。

我说：“他们要是愿意，可以走到街那头，去那家汉堡店吃饭，那也不坏呀。”

“他们不会去的。再说，我也不希望他们非得去那儿才行。”

这不关我的事，所以我没再多说话。我弄出一团不错的洗发泡沫，开始工作。洗完了头，冲洗干净，又做好发型后，我给她罩上烘干机。她闭着眼，我想她可能是睡着了，便拿起她的手。

“不用修指甲。”她睁开眼，把手抽了回去。

“没事，亲爱的。第一次修指甲都是免费的。”

她把手递给我，拿了一本杂志，放在大腿上。“他们都是他的孩子，”她说，“他前妻生的。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离了婚。不过我爱他们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我太爱他们了，爱得不能再爱了，就算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也不会比我爱得更多。”

我把烘干机调低了一个挡，好让它只发出很低很轻的声音。我继续修剪她的指甲。她的手放松下来。

“十年前的新年那天，那个女人甩下霍利斯和男孩们，跑了。他们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我看得出来，她想跟我聊这些事。我不介意。来做头发的人只要坐在椅子上，都喜欢聊天。我继续锉指甲。“霍利斯离了婚。那之后，我们开始一起出去玩，后来就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虽然起起落落，有好有坏，但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在朝着某个目标努力前进。”她摇摇头，接着说，“但后来，出事了。我是说，霍利斯出事了。主要是他迷上了马。特别是有一匹赛马，他买了下来，你知道，先交点儿首付，然后每个月再付贷款。他把它带到了赛马场。他还是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像往常一样，干点儿杂活。我以为一切都挺好。但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说真的，服务员的工作，我做不好。我想只要我给那些意大利人随便一个理由，或是根本什么借口都不用，他们随时可以辞掉我。要是我被解雇了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我说：“别担心，亲爱的。他们不会解雇你的。”

没多久，她就拿起另一本杂志，但没有翻开。她只是拿着它，继续对我说：“先不管那些，接着说他那匹马，‘胖贝蒂’。叫它贝蒂只是为了好玩。但他说，只要给马取我的名字，那匹马肯定能赢。好吧，大赢家。但其实呢，每赛必输。每一场比赛！‘没戏的贝蒂’，当初应该这么叫它才对。起初，我还去看过几场比赛。那匹马的赔率总是九十九比一。赔率就是这样。但霍利斯除了顽固，没别的本事。他就是不认输，在那匹马身上赌了又赌。二十块赌它赢。五十块赌它赢。再加上养它的花销。我知道听起来好像没多少，但积少成多。而且，当赔率是那种情况的时候——你知道，九十九比一——有时他会买张联合券。他常问我知不知道要是那匹马赢了的话，我们能赚多少钱。但它赢不了，我也就不再去看了。”

我接着干我的，集中注意力在她的指甲上。“你的角质层很好，”我说，“看看你的角质层，看见这些小月牙形的东西了吗？表明你的血液很好。”

她把手抬起来，凑近了看。“从这上边你能知道什么呢？”她耸了耸肩膀，又把手伸给我。她还没说完。“我上高中时，有一次，辅导员把我叫进办公室。所有女生她都叫了，每次叫一个。那个女人问我：‘你有什么梦想？十年后你希望你在做什么？二十年后呢？’那时我十六七岁，还是个孩子呢，我想不出该怎么回答。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儿。那个辅导员有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我那时觉得她很老。她老了，我对自己说。我知道她的人生已经过半。我觉得自己知道一些这个老女人不知道的事，一些她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事。一个秘密，应该没人知道，甚至没人谈论过。所以我只是摇摇头，安静地坐着。她肯定把我当成一个笨蛋了。但我什么都不能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知道一些她猜都猜不着的事。要是现在有人再问起我那个问题，关于我的梦想之类的，我会回答他们的。”

“你会怎么说，亲爱的？”我拿起她的另一只手，但没有修剪她的指甲，只是拿着，等着听她说。

她在椅子上向前蹭了蹭，想把手抽回来。

“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呢？”

她叹了口气，向后靠去，任凭我拿着她的手。“我会说：‘梦啊，你知道，不过是你从中惊醒的东西。’这就是我要说的。”她抚平大腿上的裙子，接着说，“要是有人问起，我就会这样说。不过，没人会问的。”她又叹了口气，问我：“还要多久？”

“快了。”我说。

“你不会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知道。”我说。我把凳子拉到她的腿跟前，正准备告诉她，我们搬到这儿以前是什么样子，而现在仍然是什么样子。偏偏哈利挑了这个时候从卧室里走出来。他没看我们。我听见卧室里电视正传出嘈杂的人声。他走到水池那儿，接了杯水，仰头喝了下去，喉结上下移动。

我挪开烘干机，摸了摸她两侧的头发，稍稍拉起一缕卷发。

我说：“亲爱的，你看起来焕然一新。”

“我不正希望如此吗？”

每天，男孩们还是从早到晚地游泳，一直游到开学。贝蒂继续上她的班，但再也没来做过头发。我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她不喜欢我的手艺。有时，我躺着睡不着，身旁的哈利却睡得像块磨盘，我会试着把自己想象成贝蒂。真不知道，如果身处她的境地，我会怎么办。

九月和十月的第一天，霍利斯都派了一个男孩来付房租。他还是付现金。我从男孩手里接过钱，当着他的面数清，开出收据。霍利斯也找到了某份工作。反正，我猜他是找到了。每天他都开着那辆旅行车出去。我看见他一大早就走，傍晚才回来。而贝蒂总是在十点半经过我的窗前，下午三点回来。如果看见我，她会冲我轻轻地挥手，但不微笑。五点钟，我会再次看见贝蒂，她正返回餐馆。过一会儿，霍利斯就会开着车回来。一切就这样继续着，直到十月中旬。

这期间，霍利斯夫妇认识了康妮·诺瓦和她的长发男友里克。他们也遇到过斯帕兹和新任科布夫人。有时，周日下午，我能看见他们几家都坐在泳池周围，手里拿着饮料，听着康妮的手提收音机。哈利说，有一次，他在楼后面的烧烤区见过他们，他们也都穿着泳装。哈利说，那个瑞典人的胸脯像牛的一样。哈利说，他们吃热狗，喝威士忌。他说他们都醉了。

那是一个周六，晚上十一点多。哈利躺在椅子上睡着了。过一会儿，我就得起来，把电视关了。我知道，等我关电视时，他准会醒来。“你干吗把电视关了？我正看着呢。”他会这样说。他总是这样说。反正，现在电视还开着。我头顶着卷发夹子，腿上放着杂志。偶尔，我会抬起头看看，但这个节目我实在看不下去。他们全在外面，围在泳池边，斯帕兹、琳达·科布、康妮·诺瓦、长发男子，还有霍利斯和贝蒂。我们有规定，晚上十点后就不能进泳池区了。但今晚，他们可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哈利要是醒过来，会出去说几句。我倒觉得他们乐一乐也没什么关系，只是现在到了该打住的时候了。我不时站起来，走到窗边。除了贝蒂，所有人都穿着泳衣。贝蒂还穿着制服，但鞋已经脱了。她手里拿着玻璃杯，和其他人一起喝酒。我一直拖着没关电视。后来，有人喊了句什么，另外一个边起哄边笑起来。我看见霍利斯喝光了酒，把玻璃杯放在泳池边。他走到池边的小屋前，拉过一张桌子，爬了上去，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就翻到了屋顶上。我想，他的确够壮的。长发男子鼓起掌来，好像为霍利斯欢呼叫好。剩下的人也都嗷嗷起哄。我知道我必须出去制止他们。

哈利歪倒在椅子上，电视还开着。我轻轻推开门，走出来，带上门。霍利斯还站在房顶上。他们正怂恿他。他们说“跳啊，你能行”“别让肚皮先砸在水上，跳吧”“我谅你也不敢”之类的话。

然后我听见了贝蒂的声音。“霍利斯，想清楚你在干什么呢！”但霍利斯只是站在那儿，站在房檐上。他看向下面的水，像是正在计算需要多长的助跑才能跳进去。他向后一直退到房檐边上，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斯帕兹叫着：“行了，老兄！现在就跳吧。”

我看见他砸在泳池的边沿。我也听见了那一声。

“霍利斯！”贝蒂尖叫着。

他们都跑到他身边。等我赶到那里，他已经坐了起来。里克正扶着他的肩膀，冲着他大喊：“霍利斯！哎，伙计！”

霍利斯目光呆滞，他的额头上裂了个口子。斯帕兹和里克把他扶到椅子上。有人递给他一条毛巾。霍利斯拿着毛巾，却像不知道该拿它做什么一样。又有人递给他一杯酒。但霍利斯也不知道该拿这杯酒怎么办。大家一直在跟他说话。霍利斯用毛巾擦了擦脸，然后把毛巾拿开，看着上面的血。但他只是看着。他看起来似乎什么都理解不了。

“让我看看他。”我绕到他跟前。情况不妙。“霍利斯，你怎么样？”霍利斯只是看了看我，眼神涣散。“我觉得他最好赶快去急诊。”我说这话时，贝蒂看着我，开始摇头。她又看了看霍利斯，给了他另一条毛巾。我想，她还清醒。剩下的人都喝醉了。除去醉了，没有别的更好的词能形容他们。

斯帕兹接起我的话说：“我们送他去急诊吧。”

里克说：“我也去。”

“我们都去。”康妮·诺瓦说。

“我们最好一起去。”琳达·科布说。

“霍利斯。”我又叫了一次他的名字。

“我不能去。”霍利斯说。

“他说什么？”康妮·诺瓦问我。

“他说他不能去。”我告诉她。

“去哪儿？他说什么呢？”里克也想知道。

“再说一遍？”斯帕兹说，“我没听见。”

“他说他不能去。我猜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你们最好送他去医院。”我说。然后我想起了哈利和那条规定。“你们不应该待在这儿的。任何人都不许。我们有规定。现在，快走吧，送他去医院。”

“我们送他去医院吧。”斯帕兹说，就像这是他刚刚想出来的主意。他可能是醉得最厉害的一个。首先，他站都站不直了，摇摇晃晃的。而且他一再抬起脚，又放下去。灯光从泳池上方打下来，照得他的胸毛一片雪白。

“我去开车，”长发男子说，“康妮，给我车钥匙。”

“我不能去。”霍利斯说。他把毛巾挪到下巴上，但裂口在他的额头上。

“把那件毛巾浴袍给他。他不能就这样去医院。”琳达·科布说，“霍利斯！霍利斯，是我们呀。”她等了等，从霍利斯的手里拿过那杯威士忌，喝了一口。

我能看见有人站在自家窗前，望着下面的骚乱。灯亮了起来。“睡觉去！”有人喊道。

最后，长发男子把康妮的达特桑[11]从楼后开到了泳池跟前。大灯亮着，发动机轰鸣。

“天哪，都回去睡觉！”那个人又喊了一遍。更多的人走到窗前。我以为哈利随时会出现，戴着草帽，火气冲天。但后来我想，不会的，他会一直睡下去的。还是别管哈利了。

斯帕兹和康妮·诺瓦从两边架起霍利斯。霍利斯走不直，七扭八歪的。一方面是因为他醉了，但肯定也是因为刚才那一下把他摔坏了。他们先把他放进车里，然后都挤了进去。贝蒂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她不得不坐在别人的腿上。车开走了。刚才喊着让大家睡觉的那个人，重重地关上了窗户。

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霍利斯都没出门。我想贝蒂肯定是辞了工作，因为我再没看见她从窗前经过。有一次我看见男孩们从门前路过，便走出来，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的父亲怎么样了？”

“他把脑袋摔伤了。”其中一个回答说。

我等着，希望他们能说得详细点儿。但他们没有。他们耸耸肩，带着他们的午餐饭袋和文件夹，上学去了。后来，我有点儿后悔没问他们继母的情况。

我在外面看见霍利斯的时候，他缠着绷带，站在他家的阳台上。他连头都没有点一下，仿佛我是个陌生人，他不认识我，或是不想认识我一样。哈利说，霍利斯对他也是这样。他不太高兴。“他是怎么回事？”哈利想知道。“可恶的瑞典人。他的脑袋怎么了？有人用皮带抽他了，还是怎么的？”哈利说这些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我根本不搭理他。

后来，在那个周日的下午，我看见一个男孩抱着一只盒子走出来，放进那辆旅行车里。他走回来，上了楼。不一会儿，他又抱着一只盒子走下来，也放进车里。那时，我明白他们准备搬家了。我没跟哈利说。反正，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第二天早晨，贝蒂派一个男孩送来一张便条，说她很抱歉，但他们不得不离开了。她给了我她妹妹在印第欧[12]的地址，说我们可以把押金寄还到那里。她指出，他们在租期截止前八天就会搬走，但房租已经付了。虽然他们没有按规定提前三十天通知我们，但她还是希望会有退款之类的补偿。她说：“万分感谢。也谢谢你那次替我做头发。”她在最后签上：“诚挚的，贝蒂·霍利斯”。

我问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比利。”

“比利，请告诉她，我真的很难过。”

哈利读了她写的便条，说要是他们能看见富尔顿·特拉斯还给他们钱，那才是见了鬼呢。他说，他不理解这些人。“这些人活着，就像是这世界欠着他们一样。”他问我他们要去哪儿，我一无所知。可能回明尼苏达州吧。我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哪里？但我又想他们不会回明尼苏达州了。我想他们会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康妮·诺瓦和斯帕兹坐在椅子上，还是老地方，泳池的两侧。时不时地，他们会看看霍利斯家的男孩们搬东西出来，放到车上。然后霍利斯自己走了出来，胳膊上挂着一些衣服。康妮·诺瓦和斯帕兹大声叫着，冲他挥手。霍利斯看着他们，就像不认识他们一样。接着，他举起没拿东西的那只手。只是举起手，仅此而已。他们又挥了挥手。霍利斯这才挥了起来。他一直挥着手，在他们停下来后还挥着。贝蒂下楼来，捅了捅他的胳膊。她没有挥手。她连看都没看那些人。她跟霍利斯说了些什么，他便继续往车那边走去。康妮·诺瓦重新躺回椅子上，伸手调高了手提收音机的音量。斯帕兹拿着墨镜，看了霍利斯和贝蒂一会儿，然后把墨镜架在耳朵上。他在休闲椅上躺好，继续晒太阳，努力把自己老皮革一样的身体晒成褐色。

最后，他们把东西全都装好，可以上路了。男孩们坐在后座，霍利斯坐在方向盘后，贝蒂紧挨着坐在他的右边。一切就像他们开到这里的时候一样。

“你看什么呢？”哈利问。

他正在休息，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

“噢，是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些疯狂的瑞典人。”

我看着他们开出停车场，拐上一条通往高速的公路。我又看了看哈利。他坐在椅子上，拿着一听汽水，戴着他的草帽，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或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样。

“哈利？”

当然，他没听见我叫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椅子前面。他吃了一惊，不明白我什么意思。他向后靠着，就坐在那儿，看着我。

电话响了起来。

“接电话，去呀。”他说。

我没搭理他。我干吗搭理他呢？

“那就让它响着吧。”他说。

我去找来拖把、几块抹布、S.O.S牌清洁布，还有一个水桶。电话不响了。他还坐在他的椅子上，但把电视关了。我拿着万能钥匙，走出来，上楼来到17号房。我打开门，穿过客厅，走进他们的厨房——曾经是他们的厨房。

台面已经擦过了，水池和壁橱也是干净的。情况还不赖。我把清洁用品放在炉灶上，去看了一眼卫生间。没什么东西是钢丝球对付不了的。然后我推开那间能看见泳池的卧室的门。百叶窗拉了起来，床上的被褥已经撤下了，地板亮得发光。我大声说了句：“谢谢了！”不管她去哪儿，我都祝她好运。“祝你好运，贝蒂。”办公桌的一只抽屉开着，我走过去想把它关上。在抽屉最里面的角落里，我发现了那个勒马的笼头，就是霍利斯刚来的时候，拿进来的那个马笼头。肯定是他们匆忙之中把它忘了。但也可能不是。也可能是他故意留在这儿的。

“马笼头。”我说。我把它拿到窗边，借着亮光观察它。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个深色皮革做的老旧的马笼头。我不太懂这种东西。但我知道其中一部分是要放在马嘴里的。这部分叫马嚼子，金属做的。缰绳从马头上绕过来，拉到马脖子上方，被人攥在手里。骑马的人向这边或是那边拉缰绳，马就扭过头，调转方向。容易得很。马嚼子又重又凉。要是你不得不把这东西咬在牙齿之间，我猜你马上就会明白了。当你感觉到它拉动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时间到了。你就会知道，你要去某个地方了。

[1]此处为华氏度，华氏一百度约等于37.7℃。

[2]祈祷树（prayer plant），一种常见的竹芋科室内观赏植物。

[3]百慕大短裤（Bermudas），一种长至膝上两三公分的短裤，最初为百慕大岛的男士配半筒袜穿，故得此名。

[4]诺伽勒斯（Nogales），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城市，与墨西哥交界。

[5]指五十美元面额的纸币上印着的格兰特将军的肖像。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1822-1885）是美国内战时期著名的将军，战后曾任美国第十八届总统。

[6]布莱克和戴克（Black and Decker），美国马里兰州一家著名的电器公司，创建于1910年。

[7]威基基海滩（Waikiki Beach），位于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市。

[8]丹尼斯饭店（Denny's），美国最大的连锁家庭饭店，常年24小时营业。

[9]斯帕兹（Spuds）意为马铃薯（复数）。

[10]K超市（K Mart），美国大型连锁超市。

[11]达特桑（Datsun），尼桑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12]印第欧（Indio），美国城市，位于南加州的沙漠地带。

大教堂

这个盲人，我妻子的一个老朋友，正赶来我家过夜。他的妻子死了，他来康涅狄格州看望他死去妻子的亲戚。在亲戚的家里，他给我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商量好这次来访。他坐火车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我妻子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经在西雅图为这个盲人工作过一个夏天，打那以后，她再没见过他。但是，她和这个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用磁带录音，往来邮寄。对于他的来访，我没什么热情，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是盲人这点也挺招我烦的。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家里来个盲人可不是什么让我期待的事。

在西雅图的那个夏天，她身无分文，急于找份工作。夏末她要嫁给一个男人，那人正在军官培训学校里上学，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不过，那时她爱他，他也爱她，如此等等。她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广告：招工——给盲人读材料，后面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过去了一趟，当场就被录用了。整个夏天，她都为这个盲人工作，给他读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盲人在县社会服务部里有间小办公室，她也帮着收拾整理。他们成了好朋友。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了我一些别的事情。她聘期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那个盲人问，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她告诉我，他的手指触摸到她脸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远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诗。她总是想写诗。每年她都会写上一两首，通常是在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

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曾给我看过那首诗。在诗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样滑过她的脸颊。在诗里，她讲述了她当时的感受，描绘了一个盲人触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时，她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还记得，那时我觉得那首诗写得不怎么样。当然，我没跟她说。也可能是我不懂诗。我承认，要是我想读点什么的话，诗歌不会是首选。

不管怎样，当初她最先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未来的军官，是她的青梅竹马。所以，好了，我是在讲，那个夏末，她让盲人用手触摸了自己的脸，然后说了再见，嫁给了她的青梅竹马，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个军官了。那之后，她离开西雅图，但她和那个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过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动联系了盲人。她在一天晚上从亚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打通了盲人的电话。她想聊聊。他们就交谈起来。他请她给他寄一盒磁带，说说她过得怎么样。她照做了，把磁带寄给了他。在磁带里，她向盲人讲述自己的丈夫，还有他们一起在军营里的生活。她告诉盲人，她爱她的丈夫，但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喜欢她丈夫成了整个军事工业的一部分。她告诉盲人，她写了一首诗，他也在其中。她告诉他她正在写另一首诗，关于做空军军官的妻子是什么样。诗还没写完，她正在写。盲人也录了一盒磁带寄给她。她再录一盒。就这样持续了好多年。我妻子的军官先生去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她从穆迪空军基地寄过磁带，也从麦奎尔基地和麦康奈尔基地寄过[1]。最后是在特拉维斯基地，萨克拉门托[2]附近，在那里的某个晚上，她开始感到孤独，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与很多人失去了联系，并因此失去了他们。她开始感到，这样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进屋，把药箱里的所有药片和胶囊都吞进嘴里，用一瓶金酒将它们冲进肚子里。她去洗了一个热水澡，便不省人事了。

但她没死，她只是生病了，呕吐。她的军官——他为什么要有名字呢？他已经是她的青梅竹马了，他还想怎样？——从外面回到家，发现了她，叫来了救护车。后来，她把这一切都录进磁带，寄给了那个盲人。这些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进磁带，然后迫不及待地寄出去。除了每年写一首诗，我想这项活动就是她最主要的乐趣了。在一盒磁带里，她告诉盲人，她决定离开军官，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在另一盒磁带里，她告诉他，她离婚了。当然，关于我和她开始约会的事，她也告诉了她的盲人。反正在我看来，她没有什么不和他说的。有一次她问我想不想听听那个盲人刚寄来的磁带。那还是一年以前的事。她说，他提到了我。我说好吧，我听听。我给我们两个倒了酒，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准备听磁带。她把磁带插进录音机，调了几个转钮，然后按下一个按键。磁带吱吱响了几声，接着，一个很响亮的声音说起话来。她调低了音量。几分钟无关痛痒的闲谈之后，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这个陌生人的嘴里蹦出来，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盲人！然后是这句话：“根据你所说的他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有什么事打断了我们，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把那盒磁带听完。可能这样也好，我已经听到所有我想听的了。

现在，就是这个盲人要来我家，还要睡在我的房子里。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打保龄球。”我对妻子说。她正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切土豆条。她放下手里的刀，转过身。

“要是你爱我，”她说，“你就会为我做这件事。要是你不爱我，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来家里做客的话，我都会让他感到舒适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我可没有盲人朋友。”我说。

“你根本就没朋友。”她说，“就是这么回事。再说，该死的，他的妻子刚死了！你就不明白吗？那个人刚刚失去了他的爱人！”

我没回话。她跟我提过那个盲人的妻子。她名叫比乌拉。比乌拉！那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名字。

“他老婆是个黑鬼？”我问。

“你疯了吗？”我妻子说，“你怎么能这么无礼？”她拿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它砸在地上，滚到炉灶底下。“你犯什么病呢？”她说，“你喝醉了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在这之后，我妻子给我补充了更多的细节，远远超过了我所关心的范围。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听着。故事的碎片一点点归位。

那年夏天，我妻子离开西雅图以后，比乌拉开始为那个盲人工作。没过多久，比乌拉和盲人就在教堂举办了婚礼。那是一场小型婚礼——谁会想去参加那样一场婚礼？——就他们两个人，再加上牧师和牧师的妻子。但那是场正经的教堂婚礼，他说过，那正是比乌拉想要的。那时，比乌拉肯定已经得了乳腺癌。他们两个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八年以后——这是我妻子用的词，形影不离——比乌拉的健康状况急速恶化。她死在西雅图的一间病房里，盲人坐在病床边，一直拉着她的手。他们结了婚，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睡觉，当然也做过爱，然后这个盲人不得不埋葬她。而经历过这一切后，他该死地都还没见过这女人到底长什么样！我是理解不了。听了这些，我先是有点替那个盲人感到难过，接着又发现自己琢磨起那个女人的一辈子是多么可怜。想想吧，一个女人永远无法在自己的爱人眼中看到自己。一个女人可以日复一日地生活，却从没得到过爱人对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轻描淡写的恭维；一个女人，不管是痛苦还是喜悦，自己的丈夫永远都无法读出自己脸上的表情。可以化妆，也可以素面朝天——对他来说有什么区别吗？要是她愿意，她可以一只眼圈涂上绿色的眼影，鼻孔里穿根直挺挺的大头针，穿黄色的休闲裤配紫色的鞋，无所谓。我想象，就在她滑向死亡，那个盲人拉着她的手，失明的眼睛里淌着泪的时候，她最后可能会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车上，而盲人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给罗伯特留下一笔微不足道的保险赔偿和半枚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币。硬币的另一半跟着比乌拉进了棺材。可怜。

快到点的时候，妻子去火车站接他。都是这个瞎子闹的，除了干等着，我无事可做。听见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时，我正喝着酒看电视。我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向外看。

我看见妻子笑着停下车。我看见她下了车，关上门，脸上仍挂着一丝微笑。真不可思议。她走到车的另一边，那个盲人正准备下车。想象一下：这个盲人竟然蓄着络腮胡子！盲人加胡子！要我说，有点儿过了。盲人摸到后座上，拉出一个手提箱。我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关上车门，一路聊天，带他走下车道，又走上前门廊的台阶。我把电视关了，喝光酒，涮过杯子，擦干手，走到门口。

妻子说：“来，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过好多他的事。”她笑容满面，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手。

我握住他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攥了一会儿，才松开。

“我觉得就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他的声音轰隆隆地响起。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然后我说：“欢迎啊，总听她提起你。”我们像支小队伍一样移动起来，从门廊走进客厅，妻子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引导着他。盲人用另一只手提着箱子。妻子不时提醒他：“左转，罗伯特。对了。现在，小心，这儿有把椅子。好了，就坐这儿吧。这是沙发，我们两周前刚买的。”

我谈起以前那张旧沙发，我喜欢那张旧沙发，但我没提这一点。我想说点别的，随便聊聊，比如沿着哈德孙河坐火车过来，两旁的风景如何。比如从这儿坐火车去纽约，你应该坐在车厢里的右手边，要是从纽约来这儿，要坐左手边。

“这趟火车坐过来，感觉还好吗？”我说，“顺便问一句，你坐的是哪一边呢？”

“哪边？这叫什么问题！”我妻子说，“坐哪边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右边，”盲人回答，“我已经有将近四十年没坐过火车了。上次坐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很久以前了。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感觉了。现在，我的胡子都白了，”他说，“反正别人是这么跟我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神气，亲爱的？”盲人对我妻子说。

“你看起来卓尔不群，罗伯特。”她说，“罗伯特，罗伯特，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妻子的眼睛终于从盲人身上移开来，看了看我。我感觉得出来，我现在这样子，是她不太喜欢看到的。我耸耸肩膀。

我从没见过或是认识任何失明的人。这个盲人快五十岁了，块头很大，秃顶，垂着肩膀，就像扛了很重的东西似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运动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戴墨镜。我之前总以为盲人肯定都戴墨镜。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点区别来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珠在眼窝里乱转，他自己似乎没有意识到，或是根本控制不了，怪吓人的。就在我盯着他看的时候，我看见他左边的眼珠向鼻子那儿转了过去，而右边的眼珠则努力保持不动。但也只是徒劳，因为那只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愿不愿意，一个劲儿自顾自地乱转着。

我说：“我给你倒杯酒吧。想喝点儿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一点儿。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个苏格兰人。”他嗓门不小，语速也够快的。

“好的，”我说。老弟！“你当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用手指摸着放在沙发边上的手提箱。他还在熟悉环境。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给你搬到楼上房间去吧。”

“没事，”盲人大声地说，“我上去的时候可以顺便把箱子带上去。”

“苏格兰威士忌里加点儿水吗？”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猜就是。”我说。

他说：“就加一点点。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3]，知道吗？我跟他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我妻子笑起来。盲人把手放在胡子底下，慢慢地拢上来，然后再松开，让胡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里都掺了一点儿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聊起罗伯特的这次旅行。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段漫长的飞行，我们先聊了这段。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坐火车到这儿。谈到这段旅程，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盲人不抽烟，据推测，原因是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的烟雾。我本以为，关于盲人，我至少知道这点，当然我也就只知道这点而已。但是，这个盲人抽烟可是够凶的，一支烟烧到手指头，接着再点上另一支。等他把烟灰缸填满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在餐桌旁坐下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杯。我妻子在罗伯特的盘子上堆满了牛肉块、薯条和青豆。我又给他用黄油抹了两片面包，说：“你的黄油和面包。”我喝了口酒，说：“让我们祈祷吧。”盲人低下头。妻子看着我，目瞪口呆。我说：“让我们祈祷，电话铃不会响，吃的东西别变凉。”

我们埋头吃起来。我们吃光了桌子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像明天不会到来一样。我们不说话。我们只是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我们像在那张桌子上割草一样，吃光了所有的东西。那个盲人很快就确定了他的食物的位置，盘子里什么东西在哪儿，他都一清二楚。我佩服地看着他在肉上纯熟地舞动着刀叉。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又全力以赴地消灭了薯条，然后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块涂了黄油的面包，一口吃掉了，接下来喝了一大杯牛奶。这中间，他似乎也不介意偶尔扔下刀叉，直接上手。

我们消灭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半个草莓派。

有一会儿，我们就像吃傻了一样，满脸汗珠地呆坐着。最后，我们从桌旁站起来，留下一片杯盘狼藉。我们头也不回地径直走进客厅，重新陷进我们之前的座位里。罗伯特和我妻子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起又喝了两三杯酒。他们谈论起最近十年里，各自都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听着，偶尔也会插两句话，为了不让那个盲人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房间，也为了不让我妻子以为我觉得受了冷落。他们聊着这十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身上！我一直等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我妻子那甜美的嘴唇上，“然后，我亲爱的丈夫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但都是白费工夫，我半个字都没听到。只有罗伯特这个，罗伯特那个。罗伯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一点儿，一个瞎子万事通。最近干过的事是，他和他妻子分销安利的产品，我猜他们就是靠这个养家糊口的吧，至少以前是。这个盲人还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用他的大嗓门讲了他和很多业余同行之间的通话，那些人有来自关岛的，菲律宾的，阿拉斯加的，甚至连塔希提岛的人都有。他说，要是他什么时候想去那些地方旅游，他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不时把他那张双目失明的脸转过来冲着我，手托着胡子向我问这问那。现在这份工作我干了多久了？（三年。）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不。）会一直干下去吗？（还有什么别的可选吗？）当我觉得他快没话说了的时候，便站起身，打开电视。

妻子瞪着我，气得马上就要发作。然后，她看着盲人，问：“罗伯特，你有电视吗？”

盲人回答说：“亲爱的，我有两台电视。一台彩色的，还有一台黑白的，是个老古董。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要是开电视，当然我的电视总是开着的，我都会开那台彩色的。很有趣，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一个字都没的说。没有看法。我看着新闻节目，努力听播音员在说什么。

“这是台彩色电视，”盲人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分辨出来。”

“前不久我们刚换的。”我说。

盲人又尝了一口酒，把胡子拉起来，闻了闻，又放了下来。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斜。他把烟灰缸摆在咖啡桌上，把打火机放在烟旁边，向后靠在沙发上，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

我妻子捂住嘴，打了一个哈欠。她伸了个懒腰，说：“我想，我得上楼换上睡衣了。我去换身衣服。罗伯特，别客气，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现在就很舒服。”盲人说。

“我希望你在我家能觉得舒服。”她说。

“我很舒服。”盲人说。

妻子上楼以后，我和他听了天气预报，又听了体坛快讯。妻子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她还要不要回来。我觉得，她可能已经上床了。我希望她会回到楼下，我可不想单独和一个盲人待在楼下。我问他想不想再喝一杯，他说，当然好。我又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吸点儿大麻，我说我刚卷了几根。其实我还没卷，但我打算马上就卷。

“那我就和你试试。”他说。

“好极了，”我说，“那可是好东西。”

我倒了酒，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两根分量很足的大麻烟，点上一根，递给他。我把它夹在他的指间。他接过去，吸起来。

“憋住气，能憋多久就憋多久。”我说。我能看出来，他完全是个新手。

我妻子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走下楼梯。

“什么味儿？”她说。

“我们刚才想，我们可以来点儿大麻。”我说。

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着盲人说：“罗伯特，我不知道你还抽这个。”

他说：“我现在抽了，亲爱的。凡事都有第一次。不过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

“这东西多香啊，”我说，“这是比较温和的，是你可以对付的大麻，不会毁了你。”

“也别小瞧了它，老弟。”他说着笑了。

妻子也坐在了沙发上，就在我和盲人之间。我递给她一根，她接过来，嘬了一口，又递还给我。“这个吸了会怎么样？”她问。接着她又说：“这口烟我可不该抽。我本来就已经睁不开眼了。晚饭吃得我都困了。我真不应该吃那么多。”

“是草莓派，”盲人说，“就是那个让你犯困的。”他大声地笑起来，又摇了摇头。

“还剩着些草莓派呢。”我说。

“还想再来点儿吗，罗伯特？”我妻子问。

“等会儿再说吧。”他说。

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妻子又打了一次哈欠。

她说：“你想睡觉的时候，我就去铺床，罗伯特。我知道你今天可是够累的。你什么时候想睡了，就告诉我啊。”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回过神来，说：“感觉真不赖。这比磁带强多了，是不是？”

“再来一根。”我说着，又在他的指间夹上一根。他吸了一口，含在嘴里，再慢慢吐出，熟练得像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吸这玩意儿了。

“多谢了，老弟。”他说，“不过我想，我就抽这么多吧。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出它的劲儿来了。”他把还在燃烧的烟蒂递给我妻子。

“我也是。”她说，“和你感觉一样。”她接过烟蒂，递给我。“我就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坐一会儿，闭会儿眼。但别让我碍着你们的事儿，好吧？要是碍着了，就告诉我。要是不碍事，我就闭着眼坐在这儿，一直坐到你们要睡觉为止。”她接着说，“罗伯特，你要睡的时候，床立马就能铺好。就在楼上，挨着我们的房间。你什么时候要睡了，我们就带你上去。要是我睡着了，你们两个人可得叫醒我。”她说完，闭上眼，睡着了。

新闻播完了。我起来换了频道，又坐回沙发上。我真希望我妻子没这么睡死过去。她的头枕在沙发靠背上，嘴张着，身子歪到了一边，睡袍从腿上滑下来，露出了一段娇嫩的大腿。我伸手把她的睡袍重新拉好，盖住她，就在这时，我看了盲人一眼。何必呢！我又把睡袍给掀开了。

“你什么时候想吃草莓派就说一声。”我说。

“好。”他说。

我问他：“你累不累？要不要我带你上楼去？你想上床歇着吗？”

“不急，”他说，“再等会儿。我陪着你，老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什么时候休息，我再睡。我们还没机会好好聊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觉，刚才我和她把这个晚上都给独占了。”他揪起胡子，又松开来，拿起了香烟和打火机。

“好啊。”我说，“我很高兴有你做伴聊天。”

我想我的确高兴。每晚，都是我自己抽大麻，熬夜，一直熬到我能睡着为止。我和我妻子几乎从来没有同时上床过。等我真的睡着了，我又总做梦。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疯狂地乱跳。

电视上讲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事，不是一般人通常会看的节目。我想看点儿别的，换了频道，但别的台也没什么好节目。我说着抱歉，换回到原先的那个台。

“没事，老弟，”盲人说，“我无所谓。你想看什么都行。看什么我都能学到点儿东西。学无止境嘛。今晚学点儿东西对我也没坏处。我带着耳朵呢。”

好一会儿，我们一句话都没说。他向前斜着身子，头冲着我，右耳对准电视的方向。这让人很不舒服。时不时地，他的眼皮低垂下来，又猛地睁开。时不时地，他会用手指捋着胡子，像是在琢磨什么他从电视上听到的东西。

屏幕上，一队穿着修道士服的人正被架起来，一些披着骷髅服扮成恶魔的人正在折磨他们。扮成恶魔的人戴着恶魔的面具，长着犄角和长尾巴。这个表演是游行活动的一部分，背景音里的英国讲解员介绍，这种活动在西班牙每年举行一次。我试着给盲人解释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这一切。

“骷髅，这个我明白。”他说着点点头。

电视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展示了另外一座。最后，画面切换到巴黎那座著名的大教堂上，飞扬的扶壁，高耸入云的尖顶。摄像机拉远，展示这座从地平线上拔地而起的大教堂的全貌。

有时，那个英国讲解员会闭上嘴，任凭摄像机绕着大教堂转。有时，摄像机会漫游在乡间，田野上，人跟在牛后面走。我一直憋着，直到我觉得我必须说点什么时才说道：“现在，他们在拍这座教堂的外部结构。滴水嘴兽。怪兽模样的小塑像。现在，我猜他们到了意大利。没错，是意大利。这座教堂的墙上有画。”

“是壁画吗，老弟？”他问道，抿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我的酒杯，但杯子空了。我想起来他的问题。“你问我那些是不是壁画？”我说，“问得好。我也不知道。”

画面切到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同法国和意大利的大教堂相比，葡萄牙的没什么太大区别，但还是有点儿不一样。主要是室内的陈设变了。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大教堂是什么吗？就是说，它们是什么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是有人跟你说起大教堂，你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天主教大教堂和——比如说——一座浸礼会教堂有什么区别吗？”

他让烟雾从嘴角渗出，说：“我知道大教堂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花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才能修建起来。当然，我是刚听那个解说员说的。我知道有的家族世世代代修建同一座大教堂。这也是听那个人说的。那些人为了修一座大教堂，干一辈子，却至死也看不到它完工。就这点而言，老弟，他们倒和我们这些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他笑起来。接着他的眼皮又垂了下来，脑袋一点一点地，就像在打盹儿。没准他正在想象自己身处葡萄牙。现在，电视上出现了另一座大教堂。这次是在德国。英国人的声音继续低沉地喋喋不休。“大教堂，”盲人说着，坐起来，来回转动脑袋，“要是你想知道的话，老弟，其实，我就知道这么点儿，我刚才说的那些，也就是我听他讲的那些。不过，也许你可以给我描述一下？我想让你给我讲讲。我真的希望。说实话，我真的不大清楚大教堂是什么样子。”

我使劲盯着电视上大教堂的镜头。我从哪儿开始描绘呢？但假如我的命都要赌在这上面，假如一个疯子非逼我描绘一座大教堂不可，否则就要了我的命，我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又盯着屏幕上的大教堂看了一会儿，直到图像切换到乡下。这没什么用。我只得转过身，对盲人说：“首先，它们很高。”我环顾着房间，想找点儿线索。“它们一直向上伸，向上，向上，一直伸向天空。有些特别大，非要有东西支撑才行，也就是说，得有东西扶着它们向上升。这种支撑物叫扶壁。不知为什么，扶壁的样子让我想起高架桥。不过，可能你也不知道高架桥是什么样子，是吧？有时，大教堂的正面会雕刻恶魔之类的东西，有时雕刻的是上帝和女人。别问我为什么是这样。”

他不住地点头，整个上半身似乎都在前后晃动。

“我讲的不太好，是不是？”我说。

他停止了点头，身子向前倾斜，坐在沙发边上。他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手指捋着胡子。我能看出来，他没太听懂。但他又点点头，像在鼓励我。他等着我就这么接着讲下去。我努力想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它们非常大，”我说，“很庞大。它们是石头做的，有时也用大理石。过去，人们修大教堂，是想要接近上帝。那时候，上帝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你从他们修建大教堂就能看出来这一点。不好意思，好像我的水平就到这儿了，我只能讲成这样了。我本来就不擅长这种事。”

“没事，老弟。”盲人说，“哎，听我说，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能问吗？就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我就是很好奇，没别的意思。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但让我问问你，你信不信宗教，任何宗教？你不介意我问你吧？”

我摇了摇头，不过他看不见。对于一个盲人来说，眨眼和点头没有区别。“我想我不信。什么都不信。有的时候，这样也挺痛苦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当然。我懂。”他说。

“好。”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滔滔不绝。我妻子在睡梦中叹了口气，又深吸一口气，继续睡。

“你得原谅我，”我说，“但我没法告诉你大教堂长什么样子。我就是没这个本事。我只能讲成这样了。”

盲人非常平静地坐着，低着头听我说话。

我说：“说实话，大教堂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一点儿都没有。大教堂，就是些在夜间电视上能看到的东西。仅此而已。”

这时，盲人清了清嗓子，从背后的兜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是一块手帕。他说：“我明白，老弟。没事。别担心。哎，听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有个主意。你去找点儿厚纸来，行吗？还有笔。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教堂。找支笔还有厚纸，去呀，老弟，去把这些东西找来。”

于是我上了楼。我的腿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我刚刚跑了很远的路似的。我在妻子的房间里到处找，在她桌子上的一个小篮子里找到了几支圆珠笔。然后我想了想，该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我下了楼，在厨房里找到一个底上粘着洋葱皮的购物纸袋。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干净，又抖了抖，拿着它走进客厅，坐在盲人腿边。我拿开一些东西，把纸袋铺在咖啡桌上，抚平上面的褶皱。

盲人从沙发上下来，挨着我坐在地毯上。

他的手指抚过纸袋，上上下下地摸着纸的两面，还有纸的边缘，对，甚至包括纸的边缘。他也用手指拨弄了纸袋的四角。

“好了，”他说，“好了，我们来画吧。”

他摸到我的手，我拿着笔的手。他让自己的手紧贴我的手。“开始吧，老弟，画，”盲人说，“画吧。你待会儿就知道了。我会跟着你。没问题的。就像我跟你说的，开始吧。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画吧。”

于是我开始画。我先画了一个像房子一样的盒子，大概就像我现在住的这栋房子。然后我在上面加了一个屋顶，又在屋顶两边画上尖顶。疯了。

“好极了，”他说，“太好了。你画得不错。从没想过你这辈子还会做这样的事吧，老弟？啊，人生嘛，谁都猜不准，这个我们都知道。继续画吧。别松劲儿。”

我画上拱形的窗户。我画上飞扬的扶壁。我画上巨大的门洞。我停不下来。电视台已经停止播放节目了。我放下笔，把手攥成拳头，又伸展开。盲人摸着纸面，感受着。他的指尖滑过纸面，滑过我画的每一个地方，然后，他点了点头。

“画得不错。”盲人说。

我又拿起笔，他又找到我的手。我接着画下去。我不是什么艺术家，但我照画不误。

我妻子睁开眼，瞪着我们。她从沙发上坐起来，睡袍仍敞开着。她说：“你们干什么呢？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没回答她。

盲人说：“我们在画一座大教堂。我和他正画着呢。加把劲儿，”他对我说，“对，就这样，很好。没错，你找到感觉了，老弟。我能感觉得出来。你本来以为你画不成。但你可以，对不对？你现在简直是如鱼得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马上，我们就真能干出点儿名堂来了。手腕累不累？现在，画点儿人进去。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我妻子又问：“怎么回事？罗伯特，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回事？”

他对她说：“没事。”又对我说：“现在闭上你的眼睛。”

我照做了。如他对我说的那样，我闭上眼睛。

“闭上了吗？”他问我，“别蒙我。”

“闭上了。”我说。

“就这么闭着吧。”他说，“现在别停下。画。”

于是我们继续。我的手滑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搭在我的手指上。我这辈子还从没干过这样的事。

然后他说：“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觉得你画好了。”他说：“看看吧，你觉得怎么样？”

但我仍旧闭着眼，我想就这样再多闭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样？”他说，“你在看画吗？”

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自家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觉得自己无拘无束，没有任何东西包裹着我。

“了不起。”我说。

[1]三个基地分别位于美国佐治亚州、新泽西州和堪萨斯州。

[2]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加利福尼亚州首府。

[3]巴里·菲茨杰拉德（Barry Fitzgerald，1888-1961），爱尔兰裔好莱坞演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斯卡纳艳阳下/（美）梅斯著；邱艺鸿译．-2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3

ISBN 978-7-5442-6869-1

Ⅰ．①托…　Ⅱ．①梅…②邱…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895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78

UNDER THE TUSCAN SUN by Frances Mayes

Copyright © 1996 by Frances May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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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渴望阳光

那房屋与那土地

水姐妹与火兄弟

野果园

太阳的声音

欲速则不达

树下的长桌

夏日私厨

高贵的科尔托纳

托斯卡纳的四野

做个意大利人

绿色橄榄油

一个漂浮的冬季

冬日私厨

玫瑰花径

永恒的石头

夏日的圣物

托斯卡纳艳阳下

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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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你们在那儿种了些什么？”家具店的员工扛着一把扶手椅，穿过我家门前的走道。他眼睛很尖，一下子就看到了山坡上的那片地。

“橄榄和葡萄。”我答道。

“这个我当然知道。除了橄榄和葡萄，还种什么别的了吗？”

“一些花草。我们春天不住这里，错过了时节。”

他把椅子搁在湿漉漉的草地上，仔细打量着梯田里那一棵棵修剪整齐的橄榄树。最近，我们正在犁地和翻土，打算重建昔日的葡萄园。“种马铃薯吧，”他建议道，“非常省心。”他指着第三块梯田，“就种那儿，那儿阳光充足，是种马铃薯的好地方，红马铃薯，黄马铃薯，可以做肉馅汤圆的马铃薯。”

就这样，我们在入主此屋的第五个夏天，可以到田里挖马铃薯做晚餐了。马铃薯很好挖，跟捡复活节的彩蛋一样，毫不费劲。一个一个，干干净净，叫人好生惊讶。只要用水冲洗一下就亮光光的。

过去四年里，我们将托斯卡纳的废宅修缮一新，耕种了四周的田地，像收获马铃薯一样收获了一切。我们向弗朗西斯科·法尔科取经。七十五岁高龄的弗朗西斯科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和葡萄打交道——怎样把老葡萄树的卷须埋进土里，让它生根，长出新芽。如今，我们的葡萄架上已是果实累累。作为有幸安家于此的外国人，我们什么都想尝试。旧貌换新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们亲手完成的。我的祖父要是目睹了这里的成就，准会说傻人有傻福。

一九九〇年，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夏天。我买了一个特大号的本子，佛罗伦萨纸的封皮，蓝色真皮的镶边。我在扉页上写下了“ITALY”（意大利）。这样的本子，照理应当书写不朽的诗篇，可我留在纸页上的却是这样的东西：野花的名字、琐屑的计划、意大利语生词、庞贝城的瓦片素描，还有树木的形状、鸟儿的啼鸣，甚至诸如此类的种植建议：“在月亮穿过天秤座的时候，种向日葵……”其实对于建议中的具体时间，我根本不知所云。此外，我遇见的人、经历的事以及烹调过的佳肴，也都悉数留在了本子里。这个本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记事本，详细记录着我生活于此处最初四年的点点滴滴，如今里面还夹着各种菜单、油画明信片、修道院平面图、意大利诗歌和花园草图。这个本子不同寻常的厚，就是再写几个夏天都没问题。现在，它已经化身为《托斯卡纳艳阳下》这本书，真实再现了我在意大利的快乐时光和自然流露的种种感情。无论是修缮房屋，变布满荆棘的土地为橄榄林和葡萄园，还是探索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古文化遗址，甚或在异国厨房烹调美味，领悟饮食文化的奥妙，都让我深切感受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乐趣。把葡萄卷须埋在土里，它就会生根发芽，同样的道理，不时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思想便会深邃很多。

每年六月初，我们都得下地除草。等到七月酷暑来临，地里就不会因天干草枯引发火灾。窗外，三个工人正推着割草机除草。轰轰的机器声如同一大窝黄蜂的嗡鸣。明天，多米尼克会过来帮忙翻土，将今天的碎草送还给土壤。他会开着拖拉机，沿着很久以前公牛耕过的环形痕迹，反复来回。尽管有割草机和翻土工的帮忙，减少了不少田间工作，但我仍觉得自己正参与着古代夏天的耕种仪式。意大利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我站在历史最顶层的一小块土地上，望着山坡上星星点点的橘黄色百合，心情格外愉悦。就在看得入神的时候，一位过路老者走到我面前，驻足问我是否住在此地。他告诉我，这块土地他非常熟悉。随后他打住话头，目光在石墙两侧逡巡，接着轻声说，他哥哥就是在那儿被枪决的，被怀疑是游击队员，死时才十七岁。他不住地点头，我心里清楚，老人看到的，既不是我的玫瑰园，也不是我那用鼠尾草和熏衣草围成的篱笆。他走的时候抛了一个飞吻给我，“Bella casa，signora.”（太太，多美的家啊。）昨天，我在一株橄榄树下，发现了一片蓝色矢车菊，或许老人的哥哥就是在那儿倒下的。这些花是打哪儿来的呢？莫非是画眉鸟自空中遗落的种子？明年今日，它们会拓展领地，开遍整片田地吗？古老的地方总是时空交错，而我将在其中的某一点上开始新的一页。

我打开这个蓝色的本子，记下这里的一草一木，自己的发现所得、足迹所至，以及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赏心悦事。依稀记得，几百年前的一首中国诗歌曾表达过：用文字再现经历，无异于生活了两次。追根究底，寻求变化的动机十有八九与渴望拓宽心灵居所有关。《托斯卡纳艳阳下》正是我心灵居所的写照。我希望，读者能像前来探访我们的朋友，学我在厚厚的大理石灶台上和面打蛋；和我一样被菩提树上的杜鹃叫醒，走进田间小径，对着葡萄架歌唱，采摘一罐又一罐李子；或者随我一道驱车去看那些有着圆形塔和天竺葵的山城；像我一样想亲眼目睹橄榄枝头初结橄榄的模样。前来度假的客人常常沉溺于这种愉悦。感受到凉风拂过滚烫的大理石雕像了吗？我们可以像两个老农一样，坐在壁炉旁，吃着厚厚的牛油吐司，喝着新酿的奇扬第葡萄酒。我会带你去亚伯泰德，欣赏挂满一屋又一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画像，之后沿着尘土飞扬的古道返回家中，用大蒜和鼠尾草煎鳝鱼给你果腹。无花果树下，两只猫咪蜷缩着身子，我们也觉得那里非常阴凉。我数过，鸽子每分钟会咕咕叫六十声。我家山顶上的伊特鲁里亚石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我们可以慢慢聊天。

有的是时间。

一九九五年于科尔托纳

渴望阳光

我看中了国外的一幢房子，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巴玛苏罗。房子又高又大，四四方方，杏黄色的外墙，略有褪色的绿色百叶窗，古色古香的瓦质屋檐，二楼还有一个安装了铁栏杆的露台。我暗忖，过去的女眷说不定就坐在那里，轻摇着扇子，欣赏下面的风景。可如今楼下长满茂密的欧石南、枝蔓杂乱的野蔷薇和高至人膝的杂草。露台面朝东南，顺着眼前的深谷望去，远处是绵延至托斯卡纳的亚平宁山脉。每逢下雨或光线交替之时，房子的正面就会相应变成金黄色、黄褐色和暗红色；原来的红色墙壁渐渐模糊成玫瑰色，像一盒忘了收拾的颜料，在日光下慢慢融化。有几处石灰墙皮脱落了，露出粗糙的石头，墙壁原本的样子隐约可见。房子坐落在一处满是果树和橄榄树的山坡上，一条白色鹅卵石路蜿蜒而过。巴玛苏罗，是由巴玛（bramara，渴望）和苏罗（sole，太阳）两个词构成：渴望阳光。没错，这正是我的内心写照：渴望阳光。

家人一致反对我的购房计划。母亲觉得这想法荒唐之极，她故意将“荒唐”二字说得震天响。姐姐虽然很兴奋，却也忧心忡忡，好像我是个十八岁的少女，打算盗用家中的汽车，跟哪个水手私奔似的。我又何尝不是疑虑重重。尽管已经坐在意大利公证人办公室外的椅子上了，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我每一挪动身子，椅子上的马毛就会穿过白色薄棉裙，刺我一下。只有在紧张之极的等候中，人才会留心到这种细微的感觉。我瞟了一眼埃迪，想看看他在收据背面写些什么：帕尔玛干酪、意式香肠、咖啡、面包。这个人怎么敢在收据这样的重要物品上乱涂乱画？终于，一位女士打开办公室门，冲着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通意大利语，语速堪比急流。

意大利的公证人和美国的公证人有着云泥之别。在意大利，公证人只是处理地产事务的法定代表人。我们委托的公证人曼图丝女士是西西里人，她个子不高，作风雷厉，鼻梁上架了一副厚厚的浅色眼镜，衬得绿色大眼跟风铃似的。她大声地念着冗长的法律条款，语速比我遇见的任何人都要快。我一直认为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悦耳动听的语言，没想到从她口中说出来，如同岩石滚落陡坡。埃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我知道他是被这位女士的声音震呆了。房主卡特医生看到我们真的有意购买，似乎突然觉得自己的报价太低了。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而我们其实知道他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事实上，我猜中了他的心思。那个西西里女公证人，一口气都没停，没有人能够打断她的话头，但是楼下小酒吧的老板吉塞普是个例外。他突然推开公证室暗色的门，举着托盘，满脸惊讶地望着里面面面相觑的美国客人。他给曼图丝女士端来上午的浓咖啡，她拿起咖啡，一饮而尽。房主想报两个价，合同上的价格低一些，而实际成交价要稍高。“理当如此，”他再三坚持道，“哪个人会这么傻，把真正的成交价公之于众。”他建议我们在公证处开一张支票，私底下则把款项分成十张面额较小的支票给他。

闻言，我们的中介马提尼先生耸了耸肩头。

我们雇来负责翻译的地产代理商，英国人伊恩，也耸了耸肩头。

最后，卡特医生只好无奈地说：“你们这些美国人，真是太死板了。好了，拜托你们别将支票日期写为同一天的，隔一星期一张，这样银行才不会察觉这笔大数目。”

难道他说的银行就是我去过的那一家？那个眼睛又黑又大的出纳，总是无精打采，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十五分钟才能处理完一宗业务。女公证人的话音停了，她理了理文件，塞进一个文件夹，起身送客。等钱和文件备妥之后，我们还得再度造访。

推开旅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意大利科尔托纳风格的古老屋顶一览无余，远处青黛色的基亚纳山谷迤逦。一阵狂野的热风吹过，使得正常人都不由得疯狂起来，而此时的我，正处于疯狂之中。我难以入睡。在美国也捣腾过几套房子，每次我都是把母亲的斯波德瓷器、一只小猫和部分盆栽往车上一扔，驱车五或五千英里，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掏出新钥匙打开新房门，便大功告成。当然，在你脑袋上方的屋顶就要更换的时候，难免心事重重，思前想后。毕竟，卖房子意味着必须丢弃一连串回忆，而买房子则是在选择未来的容身之所。没有一个住所是中立的，它势必对你产生影响。除此，还有那么多法律手续和种种突发事件等着应对。这一切都让身在旅馆的我，眼前一片黑暗，无所适从。

意大利一向是我心灵的指针。在我们租住托斯卡纳农舍的四个夏天里，买房的念头就在脑海中盘旋不去。初访意大利时，我、埃迪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了一处农舍，自入住的第一晚起，我们就开始盘算四个人的积蓄凑在一起，能不能买下那幢站在阳台上望见的破败石砌农场。埃迪立刻迷上了意大利的乡村生活。他整天在附近的田里转悠，看邻居们干活。安托里斯人擅种烟草，这种植物虽然可恶却很漂亮。我们听得到田里的农人警告同伴的喊声：“毒蛇！”傍晚，蓝紫色的暮霭从暗黑的树丛间缓缓升起。从阳台上望去，对面那个农场井然有序，静谧安宁。

我们的同伴离开意大利后就再也没有旧地重游。而我和埃迪在接下来的三个夏日里，却开始了锲而不舍的寻房之旅，一心想找到一栋中意的房子。不经意间，我们去过很多地方，绿色纯质橄榄油的产地、村庄深处漂亮的罗马教堂；我们还曾在葡萄园后的小路上悠闲散步，品尝口感最温和的布鲁内罗红酒和色泽最深的诺比利红酒。不过，找房子一直都是生活的重心。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逛一次市场，不只是买野餐的桃子，还会观察、对比不同摊位上的货物质量和种类，想象若是日后有客人在家里开生日晚会、度假和过周末，该买什么当早餐。逛罢坐在广场上或小酒吧里，悠闲地喝着柠檬汁，一坐就是好几小时，静静感受着当地的生活气息。因为走了太多的碎石小路，我脚上起了不少水泡，回到旅馆后不得不把脚泡在浴缸里，然后涂抹药膏。由于总搬家，我们每次都抱着一大堆历史、旅游、花卉类书籍和小说进出租来的房子或旅馆。我们也常询问当地人爱上哪里用餐，然后按图索骥，因此用餐地点往往是旅游指南里没有的。我们俩都对山坡上的那些古堡废墟无比好奇，一有空就开着车，行驶在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的石路上，漫无目的，快活而自在。我想，天堂中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

科尔托纳是我们到意大利的第一个落脚之处，也是屡次旧地重游之所。后来我们还在沃特拉、佛罗伦萨、蒙蒂西、里格纳诺、维其奥以及奎尔恰格罗萨等地租过房屋。这些房子都古怪而迷人。有一栋房子的厨房非常小，容不下两个人转身，但从房间里却可以看到亚诺河。另一栋的厨房既没有热水供应，也没有刀具，但房屋外形酷似中世纪的城堡，还能从屋里俯瞰外面的葡萄园。还有一栋房子存放了够四十人用餐的瓷餐具和数不清的玻璃杯和银器，可是冰箱却每天结霜，一到四点，冰箱门便自动弹开，露出里面如圆顶建筑似的冰霜。若遇到潮湿天气，手碰到厨房内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会感到刺痛。据说，契马布埃[1]就是在这里发现了牧羊少年乔托。另外一栋房子，床铺中央已下陷，蝙蝠从烟囱飞进屋里，在我们周围嗡嗡地盘旋；房梁上的小虫不时地将木屑撒到枕头上。不过它的壁炉堪称庞大，甚至可以坐到里面烤黑胡椒小牛排吃。

为了看房子，我们有时会在尘土飞扬的小道驱车数百英里，看到的却是洪水多发区台伯河附近或矿区附近的房子。锡耶纳的房产中介曾乐观地保证：二十年后这个地方一定非常漂亮，因为法律规定，凡开采过的地方必须重新绿化。我们还见过一栋气势雄伟的中世纪房屋，不过价格高得令人不敢问津。有一次，在一家酒吧，我们邂逅了一位牙齿参差不齐的农民，他极力推荐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我们过去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间连窗户都没有的石头鸡舍，鸡舍旁的房前拴了好几条狗，狂吠不已，若不是被绳子拴着，早就扑了过来。后来我们在蒙蒂西看中了一个农场，可农场主人，一位伯爵夫人，陪我们看了几天房子之后，突然改变主意，说要等接到上帝的旨意之后才出售房子。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只好悻悻离开。

每次回忆起这些地方，不知怎的，我总有一种距离感，对于科尔托纳，也是如此。但埃迪不会。他每天下午都去广场转悠，看着一对对小夫妻推着婴儿车在街上行走。他们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因为路上的每个人都会围着童车，探看婴儿的模样，啧啧地称赞不已。埃迪不无羡慕地对我说：“如果有来世，我想做个意大利宝宝。”广场周围一幕幕的生活场景也令埃迪流连忘返：一个肌肤黝黑的男子闷热难耐，卷起了袖子，懒洋洋地用手撑着下巴，露出手臂上的强健肌肉；附近的楼房窗口，飘出维瓦尔第的长笛乐曲；卖花人在石砌花店里摆满缤纷的鲜花；一个看上去没长脖子的男子，正从货车上卸小羊羔，他把羊羔像面粉袋似的扛在肩头，小羊鼓着眼睛，打量着世界……每隔几分钟，埃迪就要抬头看一眼广场上那座不知工作了多少个年头的大钟。最后，他慢慢地走回住所，默默地记住脚下每一块街石。

每天凌晨，在旅馆庭院的对面，有个阿拉伯人都要做祷告——这恰好是我准备入睡的时候。他的祷告声，像人们用盐水漱口时发出的声音，一连好几个小时，毫不间断。有时，我真想探头冲他大吼一声：“住嘴！”可有时又忍俊不禁。我站在窗口，看见他面带微笑，冲我点头示意。耳边的祷告声，不由让我想起儿时在美国南方，烟草拍卖商在闷热的仓库里拍卖烟草的声音。如今我离家七千多英里，打算把半辈子积蓄一股脑儿投到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当中。是心血来潮，还是像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人，虽然忽喜忽悲，心情起伏，却笃定不渝？我这是怎么了？

每走出凉爽的旅馆到阳光慷慨的镇上溜达一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也就多了一分。“运动酒吧”的室外餐桌，正好面对西纽雷利[2]广场。每天清晨，总有些农民在那座十九世纪的剧院台阶上卖农产品。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他们高举着生锈的手秤称番茄。除了这座剧院，广场四周还有保存完好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宏伟建筑。人们可以随时起身走进剧院，说不定正好碰上上演《茶花女》呢。每天，我们都会走访拥有中世纪拱顶石门的伊特鲁里亚古城墙，穿梭于只有一辆菲亚特汽车那么宽的石板路，道路两旁布满文艺复兴时期或更古老的建筑；此外我们还流连于那条狭长的小巷和充满神秘气息的人行道。十四世纪砖砌的“逝者之门”仍依稀可见。据说，正门旁边的幽灵之门，是专为瘟疫中的死者而设的。当时的人们担心从正门抬出瘟疫死者，会招来厄运。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老百姓常把自家的钥匙留在门锁上。

旅游指南常用“阴冷”和“严肃”这类词形容科尔托纳，显然有失正确。科尔托纳的城墙、地势独特的山顶，以及笔直高大的石头建筑，突显出气宇轩昂的气势。走在广场上，就连房屋的投影在我眼里都那么棱角分明，如一个个规则的几何图形。不知不觉间，我也想昂首挺立。笔直矗立的建筑感染着每个人。这里的居民步履从容，身姿优美，用“挺拔”二字形容毫不为过。走在路上我时时惊叹：“快看，那女子真漂亮啊！”“看哪，那个男子多有风度！”“瞧，那简直就是拉斐尔画中的人物！”临近傍晚，我们又坐进酒吧喝咖啡。只是这一次，面对的是另一个广场。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带着女儿和十几岁的外孙女从我们身边走过。三个人手挽手，不急不缓，阳光洒在脸庞上，令她们神采奕奕。阳光怎么能拥有这样的魔力，我大惑不解。难道是田里的金色向日葵将阳光反射到了她们脸上？眼前的三个女子如此平和、尊贵、赏心悦目，应该把她们的脸铸在钱币上才对。

就在我们啜饮咖啡的时候，美元却在急速贬值。每天清晨在广场上喝完咖啡后，我们都会跑去银行察看当天的汇率。如果你只是一名游客，打算在离境之前用剩余的旅行支票去皮革市场淘点东西，那么汇率的浮动与你无甚关系。可如果你正打算购买一座占地五英亩的农场，美元每下跌一里拉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的食欲也急剧下降，每下跌一百里拉，我们就忍不住计算一遍，把那个农场买到手，又需多花多少钱。我还极不理性地在内心换算，用这笔钱能买多少双鞋子。以往我在意大利的主要开销都用在鞋子上，这是颇为难以启齿的恶习。我曾带着九双新鞋凯旋而归：红色蛇皮平底鞋、凉鞋、海军鹿皮靴和几双鞋跟高度不同的黑色便鞋。

对于海外大宗汇款，不同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不同。我们想多了解几家看看。在意大利兑现一张支票竟然费时数周，看来银行要赚取大笔利息了呢。最后，我们知道了其中的窍门。卡特医生急于成交，给距此地半小时车程的阿雷佐一家银行打了电话——他父亲和岳父都是这家银行的老主顾。过后他致电我们，“快过来，这儿不收手续费，而且按当日汇率牌价兑换。”

对卡特医生的精明，我们毫不吃惊：谈价的时候，他表现得似乎对金钱毫无兴趣，却开了一个高价，并且分文不让。据他说，这栋房子是他一年前从佩鲁贾的五个老姐妹手中买来的，想给家人当避暑别墅，但后来他们夫妇又继承了一处海滨房产，于是决定卖掉它。真是这样吗？还是他从几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手中低价买进，转手高价卖出之后再去买海滨别墅？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明能干。

兴许是怕我们中途反悔，卡特医生打电话约我们在那栋房子里见面。他开着一辆阿尔法164，浑身上下意大利名牌阿玛尼，一见到我们就说：“还有一样东西值得一看，跟我来，我领你们去。”这句开场白就像是接过刚才未完的话头似的。他领我们走了几百英尺后，转向一条石头小径。小径两侧开满香气袭人的金雀花。奇怪的是，它竟然通往山上，沿着山脊蜿蜒爬升。没走多久，我们来到一个小山谷中，站在这里，二百度角之内的景色尽收眼底。向下望去，可以看到一条柏树林荫大道和一块块葡萄园、橄榄园。远处，一抹蓝色，那是特拉斯蒙诺湖；右侧，科尔托纳的红色屋顶在蓝天的映衬下，光彩夺目。卡特医生转身看着我们，一脸得意。石头小径至此突然宽了许多。“这条路是罗马人修的，直通科尔托纳。”太阳炙热地烤着我们，他却兴致大发，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山顶的大教堂。他指给我们这条古道接下来的方向，还说它会直接穿过巴玛苏罗。

回到巴玛苏罗后，卡特医生打开屋外的一个水龙头，洗了把脸。“在这里，所享用到的矿泉水完全属于你们自己，对肝脏益处良多。”他这个人忽而友善热情，忽而高高在上。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双方对钱的问题都太过直接，或许是他认为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美国佬，对待交易过于天真。他仍站在水龙头下，双手捧成杯状接水俯身去喝，压根不管考究的亚麻衣服在肩头皱成一团。“这么多水，够填满一个游泳池。”他接着说，“游泳池最好建在看得见湖的地方，从那里正好俯瞰汉尼拔打败罗马人的战场。”

山坡上那条覆满野花的罗马古道，让我们心神往之。以后的下午，我们可以沿着这条小径进城喝咖啡。随后，他又领我们看了一个古老的蓄水池。在托斯卡纳，水珍贵无比，通常是一滴一滴积聚起来的。站在蓄水池口拿手电筒探照，可以看到拱形石道，显然那是一条地下通道。我们曾在山上梅第奇古堡的蓄水池中，看到类似的拱道。当时要塞管理人员告诉我们，那是一条供撤退的秘密通道，从山上通至山谷，直达特拉斯蒙诺湖。在意大利人眼里，这些古迹似乎稀松平常。私人居然能够拥有历史遗迹，在我看来难以置信。

我初见巴玛苏罗的时候，就想立即把夏装挂进衣柜，将书籍摆在那扇面朝山谷的窗下。在马提尼先生位于下城区那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我们和马提尼先生共处四天。办公桌上方挂着他的一幅戎装照，我猜是墨索里尼时期照的。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似乎我们操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等描述清楚理想的房屋，马提尼先生站起身来，戴上软呢帽，只说了一个字：“Andiamo.”（走。）尽管脚刚动过手术，他还是开车带我们在荆棘丛中左冲右突，穿行于根本不是路的路上，去看只有他才能找得到的房子。有的房子屋顶都坍塌了，离城好几英里，却价格不菲。其中一栋带有一个十字军建的塔台，可是女主人一见我们有意购之，竟然号啕大哭，当场把价格抬高了一倍。还有一栋紧挨着一间小鸡跑进跑出的农舍，院里堆满了生锈的农具，几头猪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动，另有几头坐在小路上休息，可能是热得透不过气来了吧。另外一栋房子，需要请人开道方可接近，它藏身于黑莓丛和荆棘之后。我们只能透过窗户，瞅瞅里面的模样，因为门槛上盘着一条黑蛇，一直不肯离开。

我和埃迪送花给马提尼先生表示感谢，向他辞行。看到我们要走了，他满脸歉意。

第二天中午，我们喝完咖啡在广场上与他不期而遇。他说：“我刚碰到了一个从阿雷佐来的医生，他有房屋出售。”他特地强调道：“一栋十分漂亮的房子。从那里步行就可以到科尔托纳。”

“多少钱？”我们单刀直入，虽然知道他不喜欢别人直接询问价格。他只说了句“先看看再说”，就开车带我们出了科尔托纳，朝一条山道驶去。车子在白色的鹅卵石路上颠簸了好几英里，来到一条长长的斜坡车道前。我第一眼望见的是一个神龛，接着就是一栋三层房屋。房门的上方有一个扇形铁窗，两侧各种一棵高大而极富异国情调的棕榈树。在清新的阳光下，房子熠熠生辉，散发着柠檬黄、胭脂红和土黄色的光芒。我和埃迪屏息凝视，缓缓下车。寻觅了如此之久，终于找到了它，而它似乎也一直静候我们的到来。

“好极了，就是它！”我穿过杂草走向它时，开玩笑似的说。马提尼先生并不急于推销，只是跟以往一样陪在我们身边。生了锈的阳台铁栅栏上爬满了野玫瑰。双层房门的第一层轻轻一推便吱嘎作响，像是拥有生命。墙壁非常结实，其厚度如我一条手臂的长度，渗透着丝丝凉意。窗玻璃上光影闪烁。我用鞋跟抹去地上厚厚的尘土，看得出地板依旧光滑，完好无损。每到一个房间，埃迪都要把玻璃窗打开，再拉起百叶窗，美景逐一呈现：成排的苍松，连绵的青山，远处的别墅，幽深的山谷，真是令人陶醉。这套房子竟然还有两个浴室能用，虽然不够漂亮，但毕竟是浴室呀！而之前看过的许多房子甚至没有地板，带供水系统的更是少之又少。这栋房子已有三十年没人居住，看上去就像被施了魔法的花园，长满了茂盛的黑莓和藤蔓。我看得出马提尼先生正用乡下人的实用眼光审视地面。常春藤缠绕着树木，顺势爬向阳台。“Molto lavoro.”（要费很多工夫呀。）这就是他的所有评论。

这几年里，我们看了不少房子，有的是无意邂逅，有的需费尽心力才一睹芳容，像巴玛苏罗这样令人一见倾心的房子，却绝无仅有。可第二天当我们知道它的价钱后，不得不与它怅然作别，打道回府。

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常念叨巴玛苏罗的名字。我在镜前挂了一张它的照片，常常在它的花园和屋中神游。这幢房子似乎有所隐喻，但又那么真实，而地处异国，更令人平添了几分遐想。我呢，结束了一段从未料想到会结束的漫长婚姻，又开始了一段新感情，所以这栋房子将与全新的我休戚与共。我慢慢地走出了离婚的阴影，回首检视，发觉陪伴左右的不过这些：一个成年的女儿、一份大学教师专职（历经数年的兼职工作方才修得正果）、一笔数额不大不小的有价证券和一个有待创造的未来。离婚比死亡还令人难受，但我惊奇发现，多年来处于亲密家庭生活中的我此刻反而找回了自己。我迫切地想在另一个文化中审视自我，从而超越自我。我需要一些具体可感的东西，用它填补抛弃过去生活后留下的内心空白。恰好，埃迪与我一样，对意大利情有独钟，又与我一样是大学老师，每年享有三个月的暑假。有了这三个月，我们就有了探索、研究和写作的充裕时间。轮到埃迪开车时，他总把车子驶入那些迷人的羊肠小道。意大利的语言、历史、艺术和地理无穷无尽，要想充分了解它们，就是活两辈子也不够。是的，对于身处异乡的我也是如此。巴玛苏罗有它既有的作息规律和生活节奏，对我的新生活自然大有裨益。

熬到了春天，我给加州的一位女士打了通电话，她正要前往托斯卡纳推广地产生意。我让她替我查一下巴玛苏罗的情况，如果仍然待售，价格或许有所回落。一周以后，她同房主见面并从一家酒吧打来电话：“巴玛苏罗的确还没出手，但根据意大利人的独特逻辑，房价不降反升了。”接着，她提醒道：“美元又下跌了，再说，装修那房子相当费事。”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意大利了。这一次，基于同样独特的逻辑，我下定决心要买下巴玛苏罗。毕竟，这笔交易唯一的缺憾就是价格。既然我和埃迪对周边环境、地理位置、房屋院落都很满意，如果只是这么一个小问题，我告诉自己：出手吧！

当然，那得花去sacco di soldi（一大袋子的钱）。要将多年无人打理的房屋和土地恢复旧貌，肯定是个大工程。房屋裂痕斑斑，墙体发霉；一列石墙摇摇欲坠，墙皮脱落；一间浴室臭烘烘的，而另一间仅存一个硕大的金属浴盆和一只破裂的马桶。

为什么我维修旧金山家里的厨房时心情恶劣，而此时却兴致勃勃？在旧金山，就是想在墙上挂幅画，都得凿落一堆灰泥。每次通堵住的下水道时，我都气鼓鼓的：为什么垃圾不能像朝鲜蓟的花瓣那样悦目，为什么污泥像旧金山海湾里的淤泥一样，层出不穷。

话又说回来，巴玛苏罗的优点不容忽视：房屋本身气势威严，旁边有一条古罗马小道，山顶有若隐若现的伊特鲁里亚古城墙，（是伊特鲁里亚呢！）近有蒙蒂西要塞，远有阿米亚达山，还有一条地下通道，以及一片栽了一百一十七棵橄榄树、二十棵李子树和数不清的杏树、苹果树、梨树的山地。水井边的那几棵无花果树枝繁叶茂。房前台阶边还有一棵高大的榛树。此外，它还紧挨着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城镇。不买下这栋名为巴玛苏罗的美宅，岂非愚不可及？

可是，要是埃迪或我被运土豆的货车撞了，没法工作怎么办？我在脑海里历数我们俩可能患上的疾病。我姑姑四十二岁时心脏病发作不治而亡，祖母年老失明，该死的可恶的疾病！要是地震了，把我所在的学校震塌了怎么办？根据政府公布的名单，我教学的那栋人文大楼，是州内最有可能被中级地震震倒的建筑之一。要是证券市场的股票一路狂跌又该当如何？

凌晨三点，我从床上跃下，冲进浴室，用冷水洗了脸后，又在黑灯瞎火中向床铺摸索，一不小心脚趾撞到了铁床架上。一阵剧痛从脚趾直抵脊椎骨。“埃迪，快醒醒！我的脚趾受伤了。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睡得着？”

埃迪坐起身来，打开床头灯，满面笑容。“我正做梦在院子里拔草呢！有鼠尾草和蜜蜂草。鼠尾草的意大利语是‘salvia’。”他笃定不疑，购买巴玛苏罗是个了不起的主意，那才是人间天堂。

我的一片脚指甲被撞裂了，快掉下来，只剩一点点儿连在肉上，下面的肉呈可恶的紫色，或留或去都让人不舒服。我忍不住喊：“我想回家！”

埃迪用创可贴包我受伤的脚趾，问：“你是想回巴玛苏罗，对不对？”

卖房的款项已经从美国加州汇出却还没到意大利。怎么会这样？我跑去银行咨询，钱一经汇出能否立刻到达汇入地。大多数银行职员冲我耸耸肩头作为回答。也许汇款被佛罗伦萨的总行滞留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万般无奈之下，我给加州的经纪人史蒂夫打电话求助。因为当时酒吧正在转播足球比赛，我只能扯着嗓子大声喊。对方也喊着说：“你应该去查查原因，钱早就汇出了。难道你不知道，打二战结束，你那里已经换了四十七任政府了？这笔钱原本买的可都是免税且成长性最高的基金呀。你的澳大利亚债券升值了百分之十七。行了，la dolce vita（祝你们生活甜蜜）！”

蚊子[3]和干燥的热风结伴攻击旅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直到被咬得多处红肿才勉强睡着。午夜时分，我醒来，起床打开百叶窗，探头看着窗外，脑海里想着其他游客熟睡时的模样——满脚是走碎石路磨出的水泡，手里还紧握一本旅游指南。现在，要打退堂鼓还来得及。只要把行李往租来的菲亚特上一扔，说声arrivederci（再会），便可扬长而去，到阿马尔菲海边玩上个把月，而后带着黝黑的肤色和一身轻松，掉头返美。临走前，还可以捎带几双凉鞋。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二十岁时爷爷给我的忠告：“做人要现实，别整天踩在云端上。”对我攻读诗学和拉丁语词源这样的科目，他气急败坏，认为那些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而如今我在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国家买一栋废宅，爷爷要是知道了，没准会脱下寿衣，爬出坟墓，找我理论。我们家可没有金山银山当后盾，禁不起任何差错。

为什么对房子这东西，我会如此沉迷？究其原因，是家族里的人很早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包里放的不是室内装饰品、彩色浴室方砖，就是七种不同颜色的油漆样本或印花壁纸小样。我们喜欢四面是墙的东西。当姐姐问我：“她的房子怎么样？”我知道她想问的是：“她这个人怎么样？”周末外出，哪怕就是去附近的地方，我也会从杂货店外抽取一张免费的地产广告，带在路上看。有一年六月，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租了一套房子度假；还有一年暑假是在墨西哥阿伦德的圣米格尔一栋小屋里度过的，因为那里，我爱上了带有喷泉的庭院、从阳台垂至卧室的九重葛和朴实无华的马德雷山。在圣达菲度过的那个夏季里，我到处寻找当地的土砖房，想象自己是美国西南部人，用咖喱煮菜，戴花形绿松石首饰——借以体会一种全然不同的新生活，伺机做另一个自己。但一个月之后我离开了那里，而且再也不想重游此地。

我非常喜欢佐治亚海边的岛屿，孩提时曾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暑假。为什么不在那儿买一栋灰色老房子呢？那里的房子可都是用像是被海浪冲上海滩的木头搭建的。那里有棉地毯、冰冻桃汁，还可以把西瓜放到清凉的水湾中冰镇，夜里枕着窗外的滚滚涛声入眠。我的姐姐、朋友以及她们的家人，要去看我也很方便。但我内心清楚，只要仍旧逡巡于旧日的足迹，就无法获得新生。虽然我难忘已知的东西，但更钟情于未知的惊奇。意大利对我具有无穷的魅力——何不想想《神曲·地狱篇》开篇中的发问：人要想成长，应当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古板教条、节俭成性的祖父的儿子，给我的忠告，我也得铭记在心：咱们的家训是不在家便远行；坐不起头等舱，就哪儿也别去。

我躺在床上，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涌上心头，我知道答案近在咫尺！就像十岁时喜欢玩的算命游戏，将八个黑球放到瓶子里就能找到答案。每每进退维谷，我都感觉得到，总有一个主意或解决方法，正穿过污浊的水面徐徐上升，随后整个世界清晰如白纸。我喜欢现在这种等待的心情，这是一种从一片混沌到澄澈清醒时身体和心理的正常状态。

要是你根本就感觉不到这种不确定性呢？透明的白纸问道。难道你从不疑惑？干吗不把“不确定感”命名为“刺激”呢？当第一缕镶着金边的紫色霞光露出天际时，我把头探出宽大的窗户，发现那个阿拉伯人仍在酣睡。眼前起伏的景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那么宁静美好。蜜黄色的农场安卧在山谷的怀抱中，仿佛一块块新鲜出炉的面包。我知道，这些山脉都是在侏罗纪时期因地壳剧变而慢慢隆起的，一座座圆圆滚滚，仿佛一双巨手揉搓而成。太阳逐渐明亮，大地的柔光也出现了变化：原本笼罩大地似美钞的绿色，渐渐稀释成奶黄色；而天空则如盲人的眼睛一片湛蓝。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对色彩的把握实在精准。我从不认为佩鲁吉诺、乔托、西纽雷利等是写实派画家，但他们画中的背景，确实跟游客在此地亲眼目睹的毫无二致。在他们的画中，柏树被画成暗黑色，只为突显目之所及处每个物体的轮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科尔托纳博物馆中的一幅油画里，金发小天使的红靴子那么鲜亮，为什么圣母身上的蓝衣色彩那么明艳。原来，这样的景色和光线下，所有物体都如此浓郁，就连晒在我窗下的红浴巾，都娇美艳人。

试想一下：如果夜幕永远不会降临，如果天空一直明亮，如果巴玛苏罗能在三年内修缮一新……我们就能拥有自己品牌的橄榄油，就能拉上薄薄的亚麻窗帘美美地睡午觉、在食品架上放置成罐的李子酱、在菩提树下摆张长桌享受美食，就能挎上摞放在门口的篮子，到田里摘番茄、芝麻菜、野茴香、玫瑰花和迷迭香。生活在这样新奇的环境里，我们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汇款终于到了，账户也开好了，银行却又没有支票簿了。偌大的一家银行，在意大利黄金区域拥有数十家分行，竟然没有支票！“下星期也许有吧。”拉古琪女士说，“但现在没办法。”我们俩气坏了。两天后她又打来电话，说：“我可以给你十张支票。”支票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在我们美国的家中，支票都是成箱放的。拉古琪女士把支票包好递给我们。她穿着紧身T恤、紧身裙，双唇湿润微翘，肌肤光滑鲜亮，漂亮得不得了。手腕上戴着非常精致的用方块缀成的黄金项链和镯子，每在支票上盖一次账户号码戳，它们就叮叮当当响上一阵。

“好漂亮的首饰，我真喜欢。”我说。

“这儿只有金子。”她颇为沮丧地说。对阿雷佐的古墓和广场，她早已腻烦，倒是美国加州让她颇感兴趣。每次看到我们，她便两眼放光，热情地招呼道：“来啦，加州人。”这家银行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味道。我们坐在营业厅后面的银行办公室里，一个男职员推着一辆装满金条，准确地说，是小金砖的推车走了进来。四周没有警卫。另一个穿着朴素、工人模样的男职员取出两块金砖，放入一个脏兮兮的马尼拉袋子中，提着袋子径自走出银行，将它们送往某个地方。难道这就是意大利的“武装押运”？多么高明的便衣行动啊。再来看看我们手中的支票，上面没有盖像船只、棕榈树或马车夫的印章，没有名字、地址、驾照、社会保障号码。拿着这些浅绿色的、似乎是二十年代印制的支票，我们异常兴奋。因为有了银行账户，就多少有了点儿意大利的公民权。

终于我们又回到了公证人的办公室，办理最后的成交手续。手续办得很快。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说话，却没人在听。我们压根儿听不进那些天书似的法律条文。屋外，有人在用电钻打洞，可我觉得他正对着我的脑袋打洞。条款中好像有什么“两头牛”、“两天”这样的内容，伊恩暂停翻译，解释道：按照意大利十八世纪的法律习惯，一块地的面积是用两头牛需要耕多少天来计算的。照这么算，我买到的是一份“两头牛耕两天”的财产。

我开始填写支票。在填“百万”的时候，手僵硬得不听使唤。结婚多年来一点一滴积攒的那些证券和股票，本来是为了老有所养，怎么像变魔术似的，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山地和一栋空荡荡的大房子呢。我想起了在加州住了十来年的玻璃屋，房子周围种了金橘、柠檬、山梅和番石榴，有一个清澈的游泳池和布满垂柳鲜花的庭院，而这一切却渐渐模糊起来，像是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景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百万”可得注意了，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埃迪站在我身旁，仔细核对写了几个零，担心我一不留神把“百万”写成了“千万”。他用现金支付了马提尼先生的中介费。马提尼先生自始至终只字未提费用，是我们从房主那儿打听到该付总价的百分之几给他的。他非常高兴，好像收到了一份大礼。他做生意的方式有点不合常理，但令人愉快。

我们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告别。卡特夫人的嘴角是不是挂了一丝狡黠的笑意？我们本以为合同会用古体字写在羊皮纸上，原来那只是白日做梦。女公证人正打算外出度假，她说走之前会尽力将正式文件办妥。马提尼先生说了句：“Normale.”（应该的。）我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经常说这个词儿。一大堆合同、契约、文件一样也没弄清楚。下午，我们离开公证处走进炎炎烈日中的时候，只拿到了两把沉甸甸的铁钥匙。它们比我手掌略长一些，一把打开那扇生锈的铁门，一把打开屋子前门。与我以前拿到的任何钥匙都不一样，想配备用钥匙似乎不大可能。

楼下，吉塞普站在自己的酒吧门口，向我们挥手示意。我们告诉他买到了新房子，他急切地问：“在哪儿？”

“巴玛苏罗。”埃迪说了房子的名字和具体地点。

“哦，巴玛苏罗，una bella villa（很美的别墅）！”小时候他去那儿摘过草莓。尽管现在是下午，他却硬把我们扯进酒吧，斟上格拉巴酒，然后大声喊：“妈妈！”他母亲与妹妹闻声从里屋走出，举杯向我们祝贺，七嘴八舌地发表高见，称我们为stranieri（老外）。格拉巴酒性极烈。我们用女公证人喝咖啡的速度，一杯杯往肚里灌。离开酒吧的时候，我们俩都走不稳了。尽管车里热得像比萨烤箱，我们打开车门坐进去时，依旧忍不住大笑不止。

在前往公证处办理成交手续之前，我们已请了两个女清洁工、订了一张床差人送到巴玛苏罗。此时，我们在镇上买了一瓶冰镇普罗赛柯，经过小市场的时候，又买了点儿腌南瓜、橄榄、烤鸡和马铃薯。

这一天我们忙了不少事儿，又多喝了几杯格拉巴，回到巴玛苏罗时头昏脑涨。清洁工安娜和卢西卡已把窗户擦洗干净，地板上的灰尘和天花板上的蜘蛛网也已清除殆尽。二楼那间带砖露台的卧室窗明几净，新床上铺好了蓝色床单，露台门敞着，菩提树上的布谷鸟和野金丝雀的叫声清幽可闻。露台上还有几朵粉色玫瑰没有凋谢，我把它们采下来，插进两个古色古香的奇扬第酒瓶中。拉上百叶窗的房间里，四壁粉白，地板打了蜡，床上铺了新床单，窗台上摆放着略带甜味的玫瑰，在一盏四十瓦电灯的照耀下，整洁得如同圣方济各修道院的密室。在我眼里，它就是世上最完美的屋子了。

我们冲了澡，换上干净衣裳，在静静的黄昏下，坐在田里的石头墙上，端着辛辣的普罗赛柯，为彼此和新房子干杯。普罗赛柯之于我们就像液体空气，不可或缺。接着，我们为道路两旁的柏树、邻居田里的白马、远处专为教皇来访而建的别墅一一干杯。我们把橄榄核抛进田里，希望来年能够长出小橄榄树。晚餐美味极了。夜幕降临之时，一只仓鸮掠过头顶，就连它拍打翅膀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它飞到一株黑洋槐上，发出几声怪叫，是在同我们打招呼吧。北斗星悬在房屋上空，像是要往屋顶倾倒什么似的。群星现于天幕，清晰得如同一张星座图。一直住在灯火通明的都市，我都忘了星星的存在。如今它们就在头顶，闪闪烁烁。及至天色全黑，我们发现银河正好在屋顶上空。长长的银河，如同一条突然抛至天空展开的白练。埃迪很喜欢耳语，此刻，他俯在我的耳边轻问：“还想回家吗？这里能算得上一个家吧？”

[1]契马布埃（1240-1302），意大利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乔托·杜乔受其直接影响，被称为“文艺复兴绘画的原动因”。

[2]卢卡·西纽雷利（1450-1523），意大利画家，以画人体的技巧而闻名。

[3]意大利语中，蚊子是zanzare，读起来很像蚊子的嗡嗡声。

那房屋与那土地

我很羡慕蝎子能美得那样与众不同，就像用黑墨水写成的象形文字。它们神奇异常，居然能够通过星星辨路，但我始终没弄明白，居住在这座空宅灰尘满地的角落，怎么看得见星空。有一只蝎子，每天早上都要去我的浴盆里跑上一圈。还有几只钻进了吸尘器。不过，它们大部分都能幸免于难：我把这些可怜虫装进瓶子，拿到屋外放生。我怀疑每只杯子和每只鞋子都藏有蝎子。有一次抖枕头的时候，居然抖落了一只白蝎子到我的裸肩上。我们整理楼梯下储藏室里的酒瓶时，一大群蜘蛛慌慌张张地四处逃窜。那些细丝般的腿和苍蝇大小的身体，叫人过目难忘；我甚至看到了它们的眼睛。除了这些“房客”，前一位住户留下了一笔“财富”——数以千计、沾满灰尘的空酒瓶。车库里、马厩里，到处都是。我们把酒瓶装进箱子，一趟又一趟地送到回收站，它们倾泻而出时，有如瓢泼的玻璃大雨。马厩和柠檬屋[1]堆满生锈的平底锅、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旧报纸、电线、涂料罐和各种杂物。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蜘蛛和蝎子的生态圈摧毁了，不过看情形，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能卷土重来。我想从里面淘点旧相框、汤勺什么的，可是一无所获，唯一有点意思的东西就是几件手工制作的铁农具和一个“普利斯特”——一种天鹅形状带有挂钩的木制品，用来挂装炭火盆，冬天还可用于暖床。还有一样古怪玩意儿是一件小巧玲珑的铁器，呈巴掌大小的半月形，连着一个破旧的栗木柄。任何一个托斯卡纳人一看就知道：它是修剪葡萄藤的工具。

我们第一次看房子的时候，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旧家具：绘着圣母和抱羊羔的牧羊人的精致铁床、被虫蛀过的大理石台面柜子、婴儿床、镜框斑斑点点的镜子、摇篮、箱子、基督受难像……收房之前，房主几乎搬走了一切，连开关面板和灯泡都没留下，只有一个三十年代的碗橱和一张难看之极的红色床铺。我们折腾了很久都想不出该如何把这两件宝贝从狭窄的楼梯搬下三楼，只好先把床架拆了，一块块扔至窗外，再扔出床垫。看着床垫像在电影中的慢镜头里缓缓坠落，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附近的科尔托纳居民，吃完午饭出来溜达，总驻足仰望我们奇怪的行为：货车满载空酒瓶绝尘而去，床垫从窗口飞出，女人打扫马厩围墙时看到蝎子落在身上不停惨叫，男主人挥舞大镰刀狂割满院的野草。有时他们会大声问：“这房子你们花多少钱买的？”

他们的直率让我既惊讶又羡慕，我应道：“可能买贵了。”有个人说，这房子以前住过一位从那不勒斯来的艺术家；不过大部分人都说，打记事起，就没见过有人住在这里。

每天都忙着搬这洗那，我和埃迪跟屋旁的小山一样，快被太阳烤焦了。我们添置了一些清洁用品、一个新炉子和一台冰箱，又找来两个木架子和两块木板，搭了一个临时灶台。虽然得用塑料桶到浴室提热水用，但总算有了一个凑合能用的厨房。用惯了名牌储物柜的我，现在得重新学习使用最原始的厨房用具。厨房里配备了三柄木汤匙（两柄做沙拉用，一柄用来搅拌东西）、一个平底煎锅、一把切面包的餐刀、一把切肉刀、一块切奶酪的菜板、一个面锅、一个烤盘和一个炖锅。我们从美国带了一些旧的银质野餐餐具，又买了几副杯碟。

我首次下厨煮的面味道棒极了。干了一整天的活儿，我和埃迪如饿鬼下山，可以把视野之内的所有食物一扫而光，然后像两个干了一天重活的农民倒头就睡。我们俩最爱吃用意式烤肉酱拌的意大利面。意式烤肉酱很好做，把未经熏制的猪肉切成细块，烤至褐色，再加入奶油和芝麻菜丝一起搅拌即可。这一带芝麻菜俯首可拾，我家车道和石墙边都有。我们还会撒些帕尔玛干酪碎末在面上，然后端起面碗狼吞虎咽。我会做一种极其美味的沙拉，将上好的番茄切成厚块同罗勒丝和乳花干酪搅拌而成。此外，我们还学会了用鼠尾草和橄榄油加工托斯卡纳的白刀豆。早上我先把豆子剥好煨烂，待凉至室温，淋上橄榄油。我们每天都要吃很多黑橄榄油。

每个晚上，我们吃的差不多都是这三样，却很满足。想到以后可以在这里大展厨艺，我就异常兴奋——有这么棒的材料，还有什么佳肴烹调不出？我捡了一块大理石板，原本应是某个碗橱的面板，来做擀面板，因为我想自己动手做李子馅饼的面皮。我一边用从废物堆中捡来的奇扬第酒瓶擀馅饼面皮，一边想念加州的厨房：黑白相间的瓷砖，一面镜墙把橱柜和灶台分离开来，长长的灶台台面闪闪发光；一个巨大的炉子，拿去给客机厨房用都绰绰有余；阳光慷慨倾泻，洒满整个厨房；煮饭的时候，背景音乐或是维瓦尔第的长笛，或是罗伯特·约翰逊的蓝调，或是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的乐曲。而在这里，陪伴我的唯有那只死也不愿离开壁炉的蜘蛛。炉子和冰箱，置于斑驳的白墙边，一盏小灯挂在一根临时拉就的电线上。昏黄的灯光下，它们新得刺眼。

傍晚时分，我总要在浴缸里泡澡，躺在满是泡沫的水里，清洗头发上的蜘蛛丝、指甲内的污垢和脖子上一道道的泥痕。自从小时候我不再在夏天傍晚玩踢易拉罐游戏起，脖子上就没见过泥巴的影子。埃迪，每次洗完澡换上白色棉T恤和卡其色短裤，皮肤黝黑发亮，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空荡荡的房子清扫干净以后，宽敞而舒适。大部分蝎子都移居他处了。由于墙壁是用大石块垒的，所以即使是大热天，仍阴凉清爽。柠檬屋里有一张粗糙的桌子，被挪出来放到房前的地里做户外餐桌。我们坐在桌边，商量房屋修缮大计，品尝戈贡佐拉干酪和树上新摘的梨子，享用特拉斯蒙诺湖产的红酒。特拉斯蒙诺湖，离我们很近，翻过一个山谷就到了。我们的整修计划并不复杂，一个中央热水系统、一个新浴缸和一个新厨房，仅此而已，一切从简。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整修批文呢？中央热水系统非要不可吗？厨房是建在原处，还是挪至牛棚？那样，就可以把现在的厨房改成起居室，再安一个大壁炉。昏暗中，一个中规中矩的花园轮廓依稀可辨，一长排异常茂盛的黄杨木树篱，篱笆前是草草修剪而成的五个植物大圆球。重建花园时，是把那几个古怪的球砍掉，还是干脆把整个树篱去了，种些不那么死板的植物，比如欧薄荷什么的？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三年后花园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色，可是满脑子都是这些茂密的杂草荆棘，无力浮想联翩。吃毕晚餐，我已困乏万分，像马一样站着都能睡觉。

根据中国人的说法，这栋房子的风水肯定不错，因为住进来以后，我和埃迪都觉得百骸具畅。埃迪一人有三人的力气，而常年失眠的我，每晚都睡得跟死人一样，做着又香又甜的美梦。譬如梦见自己在清澈碧绿的溪水里怡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搬入的第一个晚上，我梦见房子原来不叫巴玛苏罗，而叫申托·安琪利，意思是“百名天使”。好啊，我一定要把这些天使一个个找出来。给房子改名会不会招来厄运？听说给船改名没有好下场。我这个胆小怕事的外国人，最好不要造次。不过在我心里，除了“巴玛苏罗”，这栋房子又多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

我们在门后钉上挂钩，用来挂皮箱中的衣服，又用马厩中废弃的牛奶木箱和几块方方正正的大理石，做了两张书桌，花园中有两把椅子正好跟它们配套。

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修建批文。我们步行到镇里喝咖啡，给geometra（装修设计师）皮埃罗·理查蒂打电话。不管你把geometra翻译成“设计师”还是“装修师”，都不够精确，因为在美国找不到这样的专业人士。在意大利，geometra除了负责设计，还要充当业主、施工人员和市镇规划官员的联络员。伊恩向我们保证，理查蒂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他不仅设计功力一流，而且与负责房屋修建的官员关系很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拿到批文。

第二天，伊恩载着怀揣笔记本和卷尺的理查蒂先生来到巴玛苏罗。我们像旁观者一样，打量着自己这栋空荡荡的大房子。

一楼大体上有五间房：雇农厨房、主厨房、起居室、马厩和牛棚，起居室和楼梯位于厨房后面。由石质台阶和自制铁栏杆构成的宽大旋转楼梯把一楼分成了两部分。格局比较奇特。每个房间都差不多长，很像小孩的玩具屋。在我看来，这就像给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取相同名字一样不可理喻。二楼与三楼楼梯两侧各有两间毗邻的卧室，必须穿过外面的卧室才能到达里面那间。这并不奇怪，据所我知，意大利家庭是在前不久才开始重视个人隐私的。我记得，就连米开朗琪罗工作的时候，都是跟自己的泥瓦匠四人挤一张床铺。我们参观佛罗伦萨的古宅时，都得先经过外面的大房间，才能进入里屋。当时的建筑师肯定认为，建走廊是浪费空间之举。

主屋和西侧偏房之间拦有一堵高墙，偏房每层各有一间屋子，专供种植橄榄和葡萄的雇农及其家属居住。主屋和西侧偏房之间唯一的通道就是雇农厨房的前门。西侧偏房墙外，建有一道石质楼梯，供上下楼使用。巴玛苏罗开有很多扇门，除了西侧三间屋子的三扇、马厩和牛棚的两扇以及房屋中央的一道大门外，还有四扇法式玻璃门。我不由得想象，它们已装好百叶门，大门敞着，正对山上的欧薄荷、玫瑰和夹在其间的一盆盆柠檬，屋内芳香四溢。理查蒂先生转了一下雇农厨房的门把，门把随即脱落。

西侧偏房的后面，加盖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面装了一个马桶（看来在尊重隐私方面有所进步），但是没有抽水系统，雇农只能用水桶提水冲厕。主屋的两个浴室，也是后来加盖的，位于三楼楼梯间的两侧。以前的石砌房子，因为没有室内供水设施，只能在屋外加盖这些丑陋的屋子。我看过的那些古老石屋，多数带有此类加盖屋，有的还借助木头斜撑在主屋墙上。小浴室（据我推断比大浴室建得早）的屋顶很矮，铺有格子图案的石制地砖，装了一个漂亮的小浴缸。大浴室应该建于五十年代左右、屋子空置之前的某个时候。肯定有人特别钟爱瓷砖，因为浴室四壁贴满粉色、蓝色和白色蝴蝶图案的瓷砖。地砖也是蓝色的，不过跟墙壁的蓝不同。喷头被安装得很高、直接冲向地面，这意味着，每次淋浴整个屋子都会被水溅湿，即使挂有浴帘，也会形成一股气流，将浴帘卷起裹住我们的双腿。

我们来到二楼卧室外的L形露台上，凭栏远眺。房屋一侧正对开阔的山谷，另一侧面朝果树和橄榄树成林的山坡。我的思绪翩然而出，想象着自己坐在果实累累的李子树下吃早餐，山坡上满是绽放的野鸢尾花（这种锯齿状的植物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女儿和她的男友坐在躺椅上看小说，中间摆着一大瓶冰红茶。露台地板和室内地板一模一样，唯一不同之处是露台的地板青苔点点，被雨水侵蚀得斑斑驳驳。我看见理查蒂先生皱了皱眉头。我们下楼来到柠檬屋（在二楼露台的正下方）时，理查蒂先生边指边说，天花板上长满的青苔好几处都碎了，说明有裂缝。看来修补的费用不低呀，理查蒂先生已经密密麻麻地做了两页笔记。

不过，这栋房子古怪的格局很适合我们。我们用不了八间卧室，可以把卧室旁边的一间改为书房、更衣室或起居室。虽然已经有两个浴室，我们还是决定奢侈一回，把与主卧相邻的那间卧室改为浴室，再在浴室和隔壁的雇农厕所之间开一扇门，这样就可以把雇农厕所变成浴室的专用储藏室了，这可是整栋房屋中唯一一间储藏室哟。理查蒂先生用卷尺比画给我们看，说这里原来就有一扇门，那么恢复那扇门，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吧。

一楼的房间布局很不理想。第一次看房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脱口而出：“把三堵墙通通打掉，将五间屋子打通成两间大屋。”可是理查蒂先生告诉我们，考虑到防震需要，每堵墙最多只能开一个六英尺宽的口，不能整面打掉。此时，我站在一楼对这栋房子的内部结构看得更清楚了。我发现为了跟地基中的大石块接榫，一楼墙脚的某些地方略微翘起。建房子与建露台如出一辙，都没有使用灰泥，只是把石块堆好嵌实而已。从窗框和门框附近的墙壁可以看出，墙壁越往高处越薄。一楼的墙体厚达一码，而三楼墙壁的厚度只是一楼的二分之一。房子要是再往上盖，靠什么支撑重量呢？要是找不到石头可用，用点时尚元素，加几根钢筋房梁如何？

当年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打算盖个大圆顶时，没人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个半圆形的庞然大物弄上屋顶去。有人建议，在教堂里堆满沙土，形成一个大土丘，再将圆顶沿土丘拖上屋顶。要是真的实施这个方案，恐怕耗资巨大，因为得雇大量农民挖土运沙。多亏布鲁内莱斯基想出解决办法。我相信，盖这栋房子的建筑师依据的肯定也是切实可行的建筑方案，但我仍然抱有一丝侥幸心理：打掉一楼那些城墙一样厚的墙壁，也许并不会有问题。

设计师理查蒂很有想法，他说房子的后楼梯应该拆掉。但我们舍不得，觉得它像一条秘密逃生通道。设计师又建议我们重新粉刷斑驳的外墙。没门！他不知道，这些外墙的颜色会随天色变化而变化，下雨时墙体变得金黄，好像吸收了全部的阳光，我是多么喜欢。他还说，屋顶修缮首当其冲。可是屋顶又没有裂缝，干吗多此一举？比屋顶更急需对付的地方多的是呢！我们对他解释，不可能一步到位，全部搞定，那样的话，所花的钱连地球都买得起。我们必须分段分时进行，很多事情会自己动手完成。我试着告诉他，美国人常常喜欢DIY。听到我的话，埃迪面露忧色。可是设计师听不懂，他摇了摇头，很是无奈，好像连修屋顶这样的小事都得让他大费唇舌，接下去恐怕不好办。

理查蒂温和地对我们说：“屋顶必须加固。我叫施工人员把瓦片一块块取下来，编上号再按原来顺序归位，这样你们的屋顶就能结实许多。屋顶必须加固。”

目前，只能在修缮屋顶和安装中央暖气这两方面二选一。我们与理查蒂先生争论孰重孰轻。虽说我们的居住时间多为夏日，但也不想圣诞节来摘橄榄时，冻得瑟瑟发抖。要是决定安装中央暖气，那么安装水管也必须同步进行。屋顶维护以后再说，永远不修也大有可能。目前，家里的用水全靠雇农卧室的蓄水槽。洗澡和冲厕时，水泵会噗噗抽出井水，让它汩汩流入蓄水槽中。两个浴室各装了一个热水器——居然能用，真不可思议！要是有中央热水系统，洗澡时就再也不用听水泵无比刺耳的声音了。

我们决定先装热水系统。理查蒂先生似乎觉得我们肯定会回心转意，因此说他还是把屋顶修缮许可证办下来为好。

这栋房子曾遇人不淑。有人用可恶的加了醋的清漆，将屋里所有栗木横梁漆了一遍。这种古怪的维护方法，曾经一度风靡意大利南部。想想看，你在真正的木头上涂层黏性涂料，用刷子来回刷后，使它变成仿木！因此当务之急是用喷砂去掉这些多余之物。这项差事令人讨厌但不费事，打磨上蜡我们可以自己来。我以前曾给一只大箱子打磨上蜡，觉得很有意思。所有的门窗都需要修理，因为窗框和门框都被漆上相同的仿木涂料。大概也是拜那位天才所赐，壁炉才会铺上仿砖的陶质瓷砖。以假乱真，着实匪夷所思！这些必须通通去掉，包括窗台上的那些蓝瓷砖和浴室里的蝴蝶图案。现在，理查蒂先生的记事本已经记了满满三大页。雇农厨房的地上铺的是大理石碎片，丑得无以复加。许多老旧的电线横七竖八地牵在天花板上，下面吊着几盏白炽灯。打开电灯开关，灯泡里会闪过火光。

理查蒂先生坐在山地石墙上，一边用一方印了字母的超大亚麻手帕擦脸，一边同情地看着我们。

翻修房屋的第一要则是人在现场，可我们却在主要工程进行之时，身处七千英里之遥的美国。为此，我们得睁开“火眼金睛”，好好挑选一个工程承包商。

马提尼先生推荐的南度·鲁斯诺里开着蓝西亚驶入我家，他把车停在车道入口，下车伫立良久，面对的不是房子而是山谷。我想，这位老兄肯定喜欢自然风光，可仔细一瞧，原来他在打电话，另一只手拿着根香烟，对着空中比画。挂了电话，他随手一抛，将电话扔进汽车前座。

“Bella posizione！”（好地方！）他与我们握手时，仍挥舞着那根高卢牌香烟。这个帅小伙的父亲是石匠，他自己则做包工头。跟许多意大利人一样，他身上散发着柠檬香水或胡须膏的味道，很好闻，但是偶尔会受到烟味的侵扰。用不着他开口说话，我就认定他将入选。我们领他去看房子，一路上他不住地说：“Niente，niente！”（好办，好办！）“一个星期我们就能从屋后挖条通道，埋好热水管。浴室呢，三天就能搞定。你们只要锁上门把钥匙交给我就行了，等你们回来，房子肯定焕然一新。”他保证能找到旧砖块盖新厨房，这样厨房就会跟周围浑然一体。电怎么办？他有一个朋友可以负责。露台砖块呢？他耸了耸肩，那个嘛，用灰泥就行了。那打墙呢？这个简单，他父亲就是这方面的行家。他的黑发原本向后梳得光光滑滑，但有几绺不听使唤，垂在额前使他看上去很像卡拉瓦乔画的酒神巴库斯，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眼睛呈青苔绿，而且没什么精气神儿，也许是飞车来此给累的。他对我提出的修缮建议赞不绝口，夸我是当建筑师的材料，品味极好。我和他坐在石墙上喝红酒，埃迪进屋给自己冲咖啡去了。南度在一个信封背后画了一条水管分布图给我看。他说我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听，我说什么他都听得懂，还说明天就把预算送过来。我相信他的预算会合情合理。这个冬天，南度、南度的父亲和几个信得过的泥瓦匠，就会开始改造巴玛苏罗了。“好好过你的日子，把这里交给我就行了。”他边发动车子边说。我与他挥手告别的时候，发现埃迪待在露台上没有出来送行。埃迪对南度的印象并不好，说他浑身profumeria（香水味），抽高卢烟爱显摆，还说他的安装方案行不通。

伊恩推荐的是贝尼托·坎托尼，一个黄头发的结实矮个男子，年纪六十岁左右，跟墨索里尼有几分神似。我猜测他的名字肯定有来头。因为墨索里尼的原名也是贝尼托，取自一个名叫贝尼托·胡阿雷斯的墨西哥革命者。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一个独裁者，一个沉默者）竟然取同一个名字，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坎托尼先生脸庞宽大，亮亮的秃头像个磨光的核桃。他话很少，说的是基亚纳山谷一带的方言。他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也听不懂他，就连伊恩都似懂非懂。坎托尼先生曾承接过修复塞勒修道院的礼拜堂工程，由此可见他的能力不容小觑。伊恩还载我们看了坎托尼先生在湖堡镇附近正在翻修的一栋带有一座高塔的农舍，据说是圣殿骑士所建。活儿做得很精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坎托尼手下的两个泥瓦匠满脸笑容，跟他本人完全不同。

回到巴玛苏罗后，坎托尼先生一声不吭地四处查看，显得冷静而自信。我们叫伊恩代问一下工程预算。他听了先是一愣，然后反问道：“你们打算投多少钱？”（看他问的！）他说，他不确定楼上的瓷砖要不要更换，也不知道二楼露台瓷砖被敲掉之后，会出现什么状况。但他看见，三楼的一根横梁需要更换。

当地的工头对工程预算都很陌生。他们习惯按天数计算，习惯施工的时候委托人在场，计算总工时。虽然他们偶尔也会回答“三天之内”或“quindici giorni”。我们知道，“quindici giorni”即“十五天之内”，是个搪塞之词，说明他们不知道具体需要多久，只知道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误过一次火车，吸取的教训是“quindici minuti”在意大利人嘴里，不是一个实数。一名站台服务员告诉我们“十五”分钟后发车，可等我们十五分钟内赶到时，火车已经杳无踪迹。原来她说的十五分钟是大概时间，指的是几分钟。连站台工作人员都这么说话，普通意大利人的时间观念可想而知。我觉得大部分意大利人都不如美国人的时间观强。急什么！在意大利，一项工程开工之后，可能会拖很久很久——甚至长达千年。两星期完成？两个月完成？这对意大利人来说，简直是难上加难。

拆墙？坎托尼先生不赞同我们的建议。他比画着告诉我们，那样做整栋楼会塌的。临别之际，坎托尼先生终于对着我们展颜一笑。他那口坚固的黄牙，看起来可以咬碎砖块。伊恩特别看好坎托尼先生，说南度是个“花花公子”。此话正中埃迪下怀。

设计师理查蒂先生向我们推荐了第三个包工头。这人名叫普里莫·比安基，他开了辆微型三轮货车阿普。他本人跟车一样，也很迷你，身高不足五英尺，很壮实，穿一件工作服，系一条红围巾，戴一副金边眼镜，白发飞扬，脚穿长靴，瞧着像个圣诞老人。他一本正经地说道：“先生、女士，你们好。”进大门前客气地问：“Permesso？”（我可以进去吗？）此后每进一扇门，他都停下来问一句：“Permesso？”好像担心会撞到里面哪个没穿衣服的人似的。看他拿帽子的样子，很像我父亲南方工厂里的工人。看来，比安基先生习惯用农民对贵妇讲话的方式跟人打交道。但是，他的身上又流露着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我常在当地侍者、维修工和邮差身上看到。他推推每一扇门和窗，又用刀尖戳了戳横梁，看看有没有朽烂或松动的木头。

然后开始细查地板。他跪在地上，用手使劲擦两块颜色略浅的砖块，尔后笑眯眯地指着自己的胸膛说：“Io，molti anni fa.”（我，是我砌的。）原来这两块砖是他多年前补的。他就是盖大浴室的人。有一段时间，每到十二月他都会到这里当帮工，把放在露台上的一盆盆柠檬搬回柠檬屋过冬。原房主跟他父亲年龄相仿，是个鳏夫，有五个女儿，她们长大后相继离开了这里。他过世后，房子就一直空着，一直空了三十年。女儿们舍不得卖这房子，但又不愿花心思打理。哎呀，原来他说的就是住在佩鲁贾的五姐妹，我想象她们睡在各自房间的小铁床上，同一时间起床打开百叶窗。我不相信世上有鬼，但打我入住以来，眼前总隐隐晃过她们扎了丝带的粗黑辫子，绣着名字首字母的白睡衣，以及她们母亲每晚对着镜子用银梳为她们梳直头发的情景。

到了二楼露台，比安基先生摇了摇头。瓷砖全部得撬起来，才能铺防水层和绝缘物。我们知道他说的有理。那么中央暖气系统呢？“火烧旺点儿，衣服多穿点儿就行了，夫人。中央暖气系统贵死了。”那么那两堵墙能敲吗？可以。他做的决定虽不合常理，但我和埃迪都清楚，他才是承接装修工程的不二人选。

如果哪本书的第一章提到了枪，那么书的结尾肯定就会听到枪声。

前房主卡特医生领我们看房子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夸赞这里丰富的水资源。这个人真是个狡猾的大骗子。他把花园里的水龙头拧到水量最大，在凉凉的井水下反复搓洗双手。“这可是伊特鲁里亚人留下的！这里的水是最纯净的，整个梅第奇家族的供水系统，”他边说边用手指着山顶上那栋十五世纪的梅第奇古堡，“都要穿过这块土地。”他的英语非常流利。毫无疑问，他有丰富的水源知识，说得出四周山脉的水道，以及这一带水的主要来源。

当然，购房之前得验证虚实。从离这儿几英里的翁布里亚，我们请来一位公正不阿的勘测师，让他出具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报告称，这里的水资源非常丰沛。

可是，在我们搬进这里第六个星期的某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喷头的水流突然慢了下来，接着变小了，慢慢地只有水滴，最后干脆连水滴都没有了。我满身泡沫，呆呆地站在浴室里，不知如何是好。我以为是水泵停止了工作，可能是停电了。可是屋顶的灯明明亮着呀。我匆匆走出浴缸，用浴巾擦去一身浴液。

马提尼先生心急火燎地从办公室开车过来，手上拿着一卷带刻度的线团，线端绑着一个铅锤。我们搬开石头井盖，将铅锤垂下井。听到铅锤碰到井底的声音，马提尼先生大声宣布：“Poca acqua.”（没水了。）他拉起铅锤，只有末端几英寸的地方是湿的。这口井有二十米深，抽水泵肯定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这点常识那个从翁布里亚来的勘测师不会不知道。就算托斯卡纳三年大旱，井中也不至于缺水到如此田地。

“Un nuovo pozzo.”（打口新井。）马提尼先生更大声地说。他为我们支了招，暂时向他的朋友购水，水会用卡车运来。谢天谢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马提尼先生总有一个“朋友”可以出手相助。

“是湖水吗？”我眼前立刻浮现特拉斯蒙诺湖中的小蟾蜍和细细的绿水草。马提尼先生向我们保证，是纯净水，里面还含有氟。他朋友会把无数公升的水倒入井中，够我们过完这个夏天。秋天，一口很深、水质很好的新pozzo就打好了，到时水多得可以灌满一座游泳池。

每次找房子，游泳池都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因为来自加州，每个领我们看房的人都认为游泳池是第一要求。记得很多年前，我去东部一个朋友家做客，他家那个脸色苍白的小孩问，我是不是穿泳装给学生上课。他的主意不错。可我觉得最能享受戏水乐趣的不是自家有游泳池，而是认识一个家里有泳池的朋友。彻夜放水清洗游泳池不在我的度假计划之中，我现在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就这样，我们买来了一卡车水。虽然像是干了一件蠢事，却如释重负。尽管只能在这里再待两个星期，但买水肯定比住宾馆更省钱，也不会那么狼狈。现在我们洗澡的速度飞快，只喝瓶装水，经常在外吃饭，用干布做卫生。山谷下方，钻井机隆隆地响了一整天。不知哪家人的井也不够深了。但我怀疑会有意大利人买一卡车的水倒进井里。我常常把意大利语中的“pozzo”（井）和“pazzo”（疯）搞混。瞧我们干的事儿，肯定是疯了。

终于搞清楚自己是谁，除了水还需要什么东西时，又得走了。在加州，学生们都开始忙着买教材和选课了。我们得把改建批文申请之事安排妥当。目前为止，接到的所有预算都是天文数字，看来许多事情只能亲力亲为。记得有一次，我给加州家中的书房换灯泡，不小心触了电。还有一次，埃迪爬到阁楼上的屋顶查漏，没想到一脚踩穿了天花板。我们给比安基先生打了通电话，告诉他修缮工作由他负责，等改建批文一拿到手，就通知他。巴玛苏罗属于绿色区和保护区，既不允许新建任何建筑，也不允许改变结构，破坏当地的整体建筑风格。因此改建得同时接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审批，而这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办下来。希望理查蒂先生名不虚传，真有通天本领，早点把批文办妥。今年，巴玛苏罗又得孤零零地自己过冬了。

临别时，我们在西纽雷利广场偶遇前房主卡特医生。看样子他很惬意，穿了一身簇新的阿玛尼西服。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地打招呼，“巴玛苏罗怎样了？”

“好极了。”我应道，“那里的一切我们都很喜欢。”

离开巴玛苏罗的时候，我算了一下，整栋房子共有十七扇窗户，每个窗户都有又厚又沉的百叶窗和做工考究的内窗；共有七扇门要上锁。我一一拉下百叶窗，屋子顿时幽暗下来，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去。除了大门，每扇门上都有一根铁条闩。大门的铁锁牢固且精巧，尽管如此，一个窃贼真想破门而入，也并非难事。不过，这栋房子已经空了整整三十年，再多空一个冬天又何妨？就算真有窃贼入户，他在黑洞洞的房子里，只能找到一张孤零零的床铺、一些亚麻布、一个炉子、一个冰箱和一些锅碗瓢盆而已。

提着行李准备驱车离去的时候，看着房子矗立在我最喜欢的晨光中，有一种莫名的情感，好像自己从未在这里住过似的。

我们朝尼斯的方向飞驰，穿过托斯卡纳，到达海边的利古里亚。快被烈日烤焦的小山、向日葵盛开的田野，飞速从眼前掠过。一个个写着魅力之都的路标一闪而过：蒙特瓦奇、佛罗伦萨、蒙蒂卡提尼、比萨、卢卡、彼得拉桑塔和河里落满白色大理石粉尘的卡拉拉。对我而言，房子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就是它们。就像巴玛苏罗，在我们离开之后，重新做回自己：高大挺拔，心满意足地望着太阳。

车子在城镇里冲进冲出，而我则一路哼着“这块奶酪无人陪伴”这句歌词。埃迪问：“你唱的是什么呀？”此时的他正以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的车速超越前面的车子。我真担心他真正喜欢上了意大利危险的赛车运动。

“你上一年级时没玩过‘小溪中的农夫’吗？”

“我玩的都是抢旗，女孩子才玩唱歌游戏。”

“我最喜欢大家一起唱最后一句——这块奶酪无人陪伴。大家扯着嗓门，每个字都唱得很用力。想到咱们的房子一整个冬天都孤零零的，而我们忙忙碌碌，连想它的工夫都没有，心里就有点儿难过。”

“你想多了吧。每天我们都会想该买些什么，种些什么，还要为这栋房子花多少冤枉钱。”

我们到达法国的边城蒙顿时，找了家宾馆住下，然后在傍晚时分去地中海游泳。昏暗的暮色中，远处的意大利就像一只伸入海中的手臂。在几光年之外，巴玛罗苏正矗立在沉沉黄昏里。而在更多光年之外的加州，现在已是早上——阳光正好洒进餐厅，猫咪“小妹”一定躺在那里懒洋洋地晒太阳。我们沿着长长的海边小径走回城里，吃了几碗蔬菜浓汤和几条烤鱼。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开车前往尼斯，从那儿直接飞往美国。飞机飞离跑道的那一刻，我瞥见了一排棕榈在明亮的天空下婆娑摇曳。飞机腾空而去，这一去可是整整九个月。

[1]柠檬屋通常盖在房屋一侧，大小如车库，过去用来储藏过冬的柠檬。

水姐妹与火兄弟

又到六月了。我们听说，上个冬天科尔托纳天寒地冻，春天却山花烂漫，异乎往年。时值夏季，罂粟花依旧不舍得离开，金雀花开着又细又长的黄花，芳香弥漫了整个天空。我们不在的这几个月里，巴玛苏罗似乎吸收了更多阳光。画家孜孜以求的绝妙效果，大自然在季节的变化过程中，毫不费劲就达到了。周遭一切如故，我觉得自己仅离开几日而已，好像前一会儿还在山地里锄草。此刻，我确实又在地里与野草作战。只是每过一会儿，我都会停下手中的活儿东张西望，等待给神龛献花的人出现。

每天，在我家车道入口的神龛前都有一束鲜花。一把夹竹桃、一小束野萝卜花和连着茎的小茴香、大茴香、蒲公英、毛茛和欧薄荷。我一直想看看献花人。刚开始，我以为是个女性，也许用不了多久就能看见她的身影：穿着海军蓝印花裙子，骑一辆旧自行车，车把上的菜篮子装满各色时蔬。

我的确看见一个老妇人，佝偻着背，披了条红披肩，每天早上都会来神龛一趟。她总是先吻自己的指尖，再摸那尊圣母瓷像。我还看见一个小伙子开车来神龛附近。他跳下车，站了片刻，随即掉头绝尘而去，没有带花。后来有一天，一个男子从科尔托纳方向走来，步履缓慢而庄重。他在神龛前逗留了片刻，随后我发现神龛上多了一束新鲜的紫色豌豆花。前一天的那束野紫苑，已被丢进地上枯萎的花堆中。

现在我等的就是他。他会先仔细观察路边和田里的野花，然后挑自己最喜欢的摘。每天摘的都不同，但总是最新开的花朵。此时，我站在高高的山地上，砍石墙上常春藤和果树的枯枝。但每隔几分钟，注意力就被各种各样的野花吸引去了。许多花的英文名我都不懂，遑论意大利名。有一种植物，与圣诞花很像，开着白花，漫山遍野。我想应该属唐菖蒲。生机勃勃的红罂粟，真的像地毯似的，铺满山边。只有蓝鸢尾敢于和它们争地盘，可惜蓝鸢尾花已败成了灰白色。我的脚被野草划了一下，就在俯身看脚的时候，那位朝拜者出现了。他停下脚步，盯着我看。我挥了挥手，他没有回应，只是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身为老外，就应当被人观看而浑然不觉，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来巴玛苏罗的人，最先看到的就是那个神龛。它嵌在一堵圆弧形的石墙上，被涂成了蓝色，一尊罗比亚[1]风格的圣母瓷像摆在拱形洞门的中央，在这一带非常普遍。我发现，乡下的神龛大都满是灰尘，无人问津。而这儿的神龛，不知怎的，人气很旺。

他是个老人，外套披在双肩上，若有所思地慢慢走着。有一次我在公园遇见他，主动向他问好，他低沉地回了句：“Buon giorno.”（午安。）石蓝色的眼睛模糊而冰冷，就在那次，他取下了帽子，我发现他只剩头部边缘一圈稀疏的白发，顶上光秃秃的，亮得跟灯泡一样。我在镇上也见过他。显然，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不愿跟朋友进酒吧喝咖啡，走在街上也不会停下来同人打招呼。我忽然觉得他有可能是名天使，因为他总是把衣服披在肩上，似乎除了我谁都看不见他。我想起刚搬进巴玛苏罗那晚做的梦，我会把那一百名天使一个个找出来的。但这个天使化身成了凡人。他拿起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或许他出生在这栋房子里；或许他爱着这房里的某个女子；又或许是这条路上的每一棵柏树，都是为纪念一个在一战中死去的本镇青年（小小一个镇子，居然失去了这么多青年），走在路上，总能让他想起某个老朋友。或许他母亲是个绝代佳人，就在这里坐上马车弃他而去；或许他父亲非常固执，不准他再踏进这栋房子与心上人见面；或许是在给手术成功的女儿献花感恩；又或许他有一个好习惯，喜欢每天散步到这里，顺路拜拜这位“道路的守护神”。不管怎样，我是不敢用手拂拭圣母脸上的灰尘，不敢拿布擦亮神龛的蓝色内壁，甚至不敢清理那已堆成小丘的枯花。古老的地方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只是路人罢了。看着那位老人，我似乎感觉到了巴玛苏罗的周围环绕着许多大光环。我得穷尽几年时光，才能弄清哪些光环可以触摸，又该如何触摸，哪些光环应敬而远之。我的眼前蓦地浮现了住在佩鲁贾的五姐妹，这栋房子原来的主人。她们宁可让自己祖宅的石屋常年关闭、长苔发霉，宁可让藤蔓肆虐缠树，宁可让梨子和李子年年落在地上腐烂，也不愿卖掉房子。当她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五姐妹会一起起床、一起开窗、一起呼吸窗外的清新空气吗？或许正是因为房子里充斥着这样的儿时记忆，她们才舍不得出售吧。

最终她们还是放手了，机缘巧合，我得到了它。此时，我拿着一张十八世纪的地图，查看这栋房产的范围。在一个三角地带，我发现一架云梯架在一堵石墙上。那石墙垒得齐齐整整，像字谜中的方格。与周围建筑浑然一体的石灰云梯，只是哪个农民的得意之作，方便爬上另一块梯田。因多年来无人攀登，台阶上渐渐长满蓝灰色的青苔，淹没了往昔的足印。但是，用手来回摩挲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台阶中央的小细坑。

站在这块高高的梯田上俯瞰巴玛苏罗，看得见灰泥剥落的地方，露出一块块四方形的大石头。它的正面，两棵棕榈屹立在大门两侧，乍看之下，还以为是栋建在哥斯达黎加或丹吉尔的房子。我喜欢棕榈树，喜欢听它们在风中摇曳的沙沙声，喜欢看它们带着异国情调的曼妙身姿。在那个装着扇形窗的双层大门上方，有一个铁栏杆石露台。露台不大，仅够几个人站立其上，欣赏我亲手栽种的天竺葵和茉莉（目前这只是我的蓝图）。

虽然站在山地上，我既看不见下方农场里的忙碌景象，也听不见农民们干活的嘈杂声响，只能看见自家的橄榄林。林子里有几棵因为一九八五年那场百年难遇的严寒，长得特别矮小，有的已然丧命，但多数生机勃勃，树冠银光闪闪，周身绿意盎然。在那三棵叶子异常大的无花果树下，我好像看见了绽放的黄百合。我可以坐在这里，忘情于眼前一座座圆鼓鼓的小山包，流连于柏树夹道的小路，沉醉于蔚蓝的天空和朵朵巴洛克式的云彩，以及远处半掩于错落有致的橄榄园和葡萄园之间的一座座石砌农舍。（我们的房子能有这种景致吗？）

我的地盘上居然有一个神龛，让我惊讶万分。更令我诧异莫名的是，我竟然开始效仿那个老人，加入献花者的行列。现在，我把大剪刀搁在草地上。他走得很慢，花拿在身后。我没有看他在神龛前做什么。不过稍后我会下山，到车道上看个究竟，他今天献的鲜艳花束是黄色金雀花和红罂粟吗？

埃迪正站在比我高两层的梯田上，与一棵黑洋槐身上密密匝匝的爬藤作战。每听见一根藤条断裂的噼啪声，我的心就会扑通跳一下，担心埃迪滚下来。我抓住石缝中的一株青藤，使劲一拔，这株总算解决了。可是，这样的东西加起来有好几英里长呢，就是它们摧垮了石墙。有些藤条跟脚踝一样粗。我那旧金山家中的烛台上，摆放了一个精致的大花瓶，里面养了一株常春藤。我仿佛看见，那株常春藤趁我不在，嗖嗖地爬出来，缠住家具，覆满窗台。我走在墙根下，踩到了蜜蜂花和小小的野薄荷，一股清凉的香味从脚下被碾碎的小草中飘散。我站在那里，剪断一株青藤，将它连根拔起。泥土溅得满脸都是，小石子连同青藤根噼里啪啦地滚出来，砸向脚背。就在这时，我看到墙上有一条蛇正在睡午觉，这么大的动静居然没有打搅它。它的脑袋藏在缝隙里，（多大的头呀？）一节长约二英寸的尾巴垂在外面。它会怎么出来呢，是倒退着爬出来还是往前爬再掉头？我绕过它身边十英尺左右的青藤，抓住一簇青藤的根，用力一拔，坏了，墙轰然倒下，而我差点儿掉进一个大窟窿里。

我冲埃迪大喊：“快看哪，这里好像有口井。墙里怎么会有井呢？”埃迪手脚并用地爬到我正上方的一块梯田上，俯下身子。他脚下的梯田里，青藤和黑莓茂密极了。

“这里好像是个开口。”他对着黑莓开动除草机，没想到除草机的锯片反被缠住了，只好动用大镰刀。慢慢地，一条用大石头堆成的斜道映入眼帘。这条状如脊柱的石道蜿蜒消失于地下，很像公园中的滑梯。原来我发现的是这条斜道的出口。我们看了看埃迪上方的那块梯田，一无所获。但再上两层的田里，又有一丛黑莓，茂盛得不同寻常，恰好与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处于同一条直线。

这些天，我们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水和井。几天前刚从美国回巴玛苏罗度假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只有路边的卡车、小汽车以及车道上的一堆废土。马提尼先生的朋友负责的新井，已经接近尾声了。安装管道的吉斯帕开了一辆老掉牙的菲亚特500，轮子被车道旁边的一块石头顶住了，无法前进。吉斯帕很有礼貌地向我们介绍了自己，转身骂骂咧咧地踢着车子。“蠢货，可恶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蛇，还是猪？他又发动引擎，可是动力不足，三个轮子依旧不动。埃迪想把地上的石头搬走，以助他一臂之力，可是搬不动。吉斯帕又踢了车子一脚。这时，三个钻井工人大笑着走过来，和埃迪一起把这辆玩具一样的车子抬过石头，放到平地上。吉斯帕卸下一条新管道往井边走，嘴上依旧骂骂咧咧：“蠢货！”我们看着他把管道垂到井下三百英尺深的地方才住手。这肯定是所有基督教国家最深的一口井。原来早就打到水了，但马提尼先生吩咐接着往下钻，他说我们再也不想过断水的日子。现在，他就在房子里面，看吉斯帕的助手干活。我们真的没想到，他已经叫人把小浴室的热水器挪到了临时厨房，这样那个简陋之所就有热水用了。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安排人把屋子打扫得十分干净，还在棕榈树四周种上了金盏花和矮牵牛——这个杂草丛生的院子，总算有了文明的标志。

马提尼先生被太阳晒黑了许多，腿看起来也好利索了。“你的生意怎么样啊？”我问，“又卖了不少房子给傻乎乎的老外吧？”

“Non c’è male.”（不错。）他打了个手势叫我们跟着。来到旧井边，他把铅锤垂进井里，很快就听到了触水声。“Pieno，tutto pieno.”（满的，全满的。）他哈哈大笑。原来，过了一个冬天，井里又注满了水。

我看了一本当地历史地理志，知道图伦地区，也就是巴玛苏罗所在的地区，是个分水岭。水一支流入基亚纳河谷，一支流入台伯河谷。单单车道附近的那个地下蓄水池，就已令我们兴奋异常。那天用手电筒探看蓄水池时，发现一个石拱，离池底有一人多高。池水很深，身边所能找到的最长的竿子，都够不着水底。我想起九岁时最喜欢的神探南茜和她的《古井的秘密》，只是内容已记不大清了。最初了解到的意大利史也在脑中一闪而过。那时我上六年级，巴莉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罗马水道简图，一个劲儿地向我们夸赞古罗马人的高超水利技术。她画的是麻西亚水道，全长六十二英里，建于公元一四〇年的部分管道保存至今。我当时一边想弄明白公元一四〇年到底距离现在多久，一边想把麻西亚水道与本希尔县的北高速叠在一起。

蓄水池洞口下方似乎有一条隧道。虽然池子两侧有踩脚之处，但我和埃迪都不敢下到十五英尺深、湿漉漉的通道里一探究竟。我们盯着黑幽幽的通道，猜想躲在里面的蝎子和毒蛇会有多大。蓄水池上方的石墙上有个口，水像是从这里注入池中的。

在拔那簇粗壮的青藤根时弄倒了一段石墙后，我和埃迪发现了一条斜道。当时我们就意识到，斜道一定通向蓄水池口。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发现了四段石头斜道沿坡而下，从一块梯田通向另一块梯田，最后从一个正方形开口处通向一条地下隧道，蜿蜒了大约二十五英尺后，不出所料，再度出现于蓄水池上方的梯田上（就是山坡最下方的那块梯田）。所有斜道背部，都有一条凹槽，由单块大石头砌成，方便引水。如果隧道清理干净了，雨水就会涓涓流入蓄水池。我突然有了个主意：为什么不在蓄水池里装一条管道，让池子与斜道之间的水可以循环流动？经历上次断水之苦后，在我耳中，哗哗的水流声简直如同天籁。去年我和埃迪坐在石墙上赏野花、数果树的时候，没有掉进斜道窟窿里，真是万幸哪！

还有一次，我们在第三层梯田的石墙边清除黑莓的时候，弄断了一根生锈的水管，水管根部露出一块平整的石头。擦去石头表面的淤泥，用水冲洗时，石块的面积变大了，下面似乎埋了个大东西。慢慢地我们发现，那是一个石水槽，在先进的水泥水槽问世之前，意大利的厨房装的都是它。起初我以为水槽是破的，等擦去表面的泥土，再用铁锹从土里挖出来时，才发现它完好无损。这个水槽是用一整块石头刻的，长四英尺，宽约十八英寸，厚约八英寸，中间挖了一个清洗用的浅凹槽，两侧刻了排水道。角落上的排水孔塞满树根。过去，我们因为新家没有这种古老而富有特色的东西耿耿于怀。在意大利，很多老房子都有这种石水槽，污水可以直接穿过厨房墙壁排到一个扇贝形的石块上，最后流进院子。我喜欢在这样的原始水槽里洗杯子。我打算把它安在屋外墙边的树荫下，这样，在户外设宴的时候，就有地方存放冰块和红酒；在花园里干完活，也有地方洗手洗脚了。过去，这个水槽洗了不少粗糙的碗罐，从今以后，这里将是一个斟酒的尊贵场所，上面摆着插了玫瑰的大瓦罐。被埋没了这么多年，英雄又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继续扫荡青藤。几分钟后，在离石水槽约莫十二英尺的墙缝中，发现了两个锈迹斑斑的挂钩。挂钩下面也有一块平整的石头。埃迪用铲子铲上面的厚土时，碰到了石块中央的一个把手，上面缠绕了一圈锈铁线。原来这是个圆形的石盖。埃迪得将铲子插入盖子周边的缝隙里，才能把它撬起来。

已近傍晚，雷雨刚过，天空一片耀眼的金黄色，我多希望能拿个瓶子将这种色彩封存。盖子终于被撬起来，露出洞口。说是洞口，其实是一块自身拥有坑洞的天然白石头。阳光径直照在洞内清澈的水面上。一汪浅绿色的水，泛着光躺在石面上。我和埃迪趴在地上，打着手电筒，轮流伸头往洞里瞧。无花果树根顺着石壁朝有水的地方延伸。洞底还有一个大罐子，罐子上的绿色大字清晰可辨：olio d’Oliva（橄榄油），原来不是罗马陶罐或画着舞蹈的森林之神的双耳土罐。白石头的后方有一条生锈的管子，管口恰好就在两个挂钩下方，有人拿了个瓶塞把它堵住了。这下清楚了：那两个挂钩以前是用来挂手动水泵的，而这个洞穴是口埋了很久的古井。究竟多久？慢着！离白石块正下方不远处，好像还有一个洞口。瞧着像石灰华门楣的一角，上面有不少雕刻，露出的部分仅两三英寸长，其他部分在石头下方，不为所见。我看过一篇报道，说附近有个居民圣诞前夕到菜园子里摘莴苣，踩到一个洞，掉进伊特鲁里亚古墓，里面摆放着好几具精美的石棺。这个小石洞，只是农民为灌溉田地而打的水井吗？为什么有雕刻呢？又为什么要用一块普通的石头遮盖呢？一定是这口井枯了，才另择新地又打了一口，就是去年夏天断水的那个。现在，我们有三口井了。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找水人中，我们的装备，那个无坚不摧、吱吱叫的井钻，对这个秘密洞口的制造者来说，陌生得形同天外之物。

我们叫马提尼先生来参观神奇的新发现。可马提尼先生双手插在口袋里，头都没往井里探一下，就说了句：“Boh.”（这个词是个万金油，随处可用，相当于“嗯”、“噢”、“天晓得”，也可以表示不赞同。）接着，他朝井口挥了下手，说：“有水。”看到我们对废宅古井这么感兴趣，他肯定认为我们稚气未消，满脑子胡思乱想。我们又带他去看那个石水槽，告诉他会把它洗干净拿来用。他只是摇了摇头。

相比而言，跟马提尼先生一起来的吉斯帕就兴奋多了。这个人应该去当莎士比亚戏剧演员，每说一句话至少有三到四种手势辅助，说什么话就摆什么动作。几乎把整个身子探进了井里。“Molta acqua.”（水很多。）说着指了指井壁两侧。我们本以为只有一侧井壁有开口，原来不止。吉斯帕几乎是脑袋朝下悬着身子朝井里看，所以能够发现井壁的另一个开口。他站起身来，习惯性地摊开双手，说了句唯一会说的英语：“O.K.，Yes！”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井中装一台手动水泵，将水打出来供花园使用。我们以前在基亚纳河谷乡村的五金店里，见过他说的那种翠绿色水泵，于是第二天就去买了一台回来，挂在石墙上的挂钩中。吉斯帕为我们示范，如何一边往水泵里加水，一边有节奏地摇动手柄。在我的基因库里，早就没有了这个动作，但是握着手柄吱嘎地摇了两下，很快就得心应手了。水泵哼唧了几声之后，清冽的井水汩汩地流入水桶。我们还算清醒，没有去喝桶里未经检验的水，只是开了瓶红酒，席地而坐，一边说话，一边望着荆棘丛生的山顶。吉斯帕想了解美国的迈阿密和拉斯维加斯，还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打理棕榈树。可是怎么做呢？它们长得那么高大，没有一架梯子够得着。两杯红酒下肚，吉斯帕敏捷而优雅地爬上最高的棕榈树，咧嘴笑了。我从没见过还有谁的嘴巴能咧得那么大。树开始倾斜，他赶紧抱着树干滑下来，没想到速度太快，跌了个四脚朝天。埃迪赶忙又开了一瓶红酒给他压惊。

事实证明，我们的前房主卡特医生没有说谎：巴玛苏罗的水资源的确丰富。这里的水利系统即使不能跟德阿斯特别墅的花园媲美，但也足够我和埃迪挖掘探索好些日子了。看着这些精密的地下水道，我们如梦方醒：原来在意大利，水是如此珍贵。只要有水流淌，就得想方设法留住它；即使水源丰富的时候（比如现在），也得珍惜它。圣方济各一定是悟到了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写下这样的诗行：“主啊，赞美水姐妹吧，她是那么有用、谦卑、珍贵和纯洁。”我和埃迪痛改前非，缩短洗澡的时间，洗碗和刷牙的时候也会及时关水。

有趣的是，所发现的古井两侧都有隧道，为的是让存储不下的井水分流到蓄水池。清理蓄水池时，我们找到两个洗衣服的石盆，石盆旁的石墙上钉着好几个挂钩，肯定是挂水泵用的。真是一滴水也不浪费呀。离古井五英尺左右、即去年夏天枯掉的那口，又被冬雨灌得满满的。埃迪决定，用古井浇树，用枯井浇花草，至于家庭用水，则交给那口美丽的新pozzo。那可是一口三百英尺深、穿透坚硬磐石的井哪！

付钱的时候，钻井工人说：“棒极了的水，都快碰到地狱了，不过冷得像冰。”我们付他现金（好大一笔数目），因为他不要支票。他不明白，很多人身上明明有钞票，干吗还要用支票？他指着巴玛苏罗说：“水，水，这里到处都有水，多得够灌满一个游泳池。”

当初我们买房的时候就注意到，与门前空地垂直相交的一道梯田石墙，坍塌了好几处。野草、漆树和无花果树已在塌落的石块上生根发芽。而我们第一次看房的时候，石墙后方的院子里立了一个十四英尺高的凉棚，上面爬满玫瑰，四周紫丁香环绕。可是，过了一年我们回来商量房价的时候，棚架不见了，玫瑰和紫丁香全被匆忙铲除，变成一片空地。我站在这片杂乱的空地上抬头望那栋房屋，才发现，原来褪了色的绿色百叶窗，已经被漆成闪着光泽的棕黑色。惊讶之下，我们几乎没注意到脚下的乱石堆。等意识到一条长达一百二十英尺的石墙需要修建时，爬满玫瑰的凉棚顿时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

去年夏天，买下这栋房屋以后，埃迪利用剩余的几周假日，把石墙摇摇欲坠的地方拆了。他以为重砌石墙不是难事儿，只要找到合适的石头垒上，用棒槌敲实，把表面抹平就行了。古老的手艺令他跃跃欲试，能够甩手大干一场更叫他兴奋不已。眼见着拆下的石块一天天增加，他身上的肌肉也一日日见长。埃迪乐此不疲，干脆买来一双厚皮手套，将石头分门别类：大石头分一堆，小石头分一堆，平整的再分一堆。我们家这片山地的石墙一律为干墙，没有用灰泥涂抹，墙厚超过一码，垒得均匀结实，齐齐整整跟拼图似的。为了抵消山坡的陡势，整堵石墙微微后斜。跟新英格兰地区漂亮的石围墙不同，那里的石头都来自采石场，而这里的是就地取材。而且在新英格兰地区，像我们这样的山地，只有橄榄园和葡萄园才围石墙。我在一块地头发现一株杏树被墙压得卧倒在地。

到了返美之时，约有三十英尺长的石墙被拆下来，石头分成了几堆。埃迪虽对石工很感兴趣，但是面对这没完没了的拆掘和日后的砌墙工作，也有点望而生畏了。且别提还有好几英尺的墙等着他拆，只要看看地上堆得跟山头似的石堆，就够他发愁的了。

这个冬日，我们拜读了查尔斯·麦克拉文的大作《石头建筑》，见识大长，知道了还有防水密封、地基和冰冻线这些知识。残留下来的石墙高度不够，而重建的石墙必须能够支撑一直延伸至我们家门口的山地。新石墙除了长一百二十英尺外，高需十五英尺，背后还要有支撑物。等看到书中提到填充层、推力、平衡以及土地受冻时的变化等建筑常识时，我们不禁怀疑，拟建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一点都没错。回到巴玛苏罗，我们请来几位经验丰富的泥瓦匠过来查看余墙。工程大得吓人，与之相比，室内装修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天哪，太多了！”泥瓦匠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听说了，科尔托纳最近出台了新法令，对位处地震带的建筑墙壁有新规定：所有墙壁必须使用水泥加固。遗憾的是，巴玛苏罗就位于地震带，而我们当初根本没打算用水泥。瞧，有五英亩的黑莓和漆树等着清除，几片果林等着修剪，房子的装修就别提了，哪来的闲钱建水泥石墙？它的预算可是天文数字呀。况且愿意接这活儿的人屈指可数。

虽然如此艰巨，我们还是建好了石墙。就让我来告诉诸位，托斯卡纳的波兰大城墙是怎么建成的。

马提尼先生帮忙介绍了两三个朋友，而我则将丑话说在了前面：要马上开工；只付本地人的价钱，不付外国人的价钱。新井打好了，我们暂缓一口气。但房屋修建的批文还没下来，还不能开工。他介绍的第一个朋友表示，建这些石墙要六十天。至于他的报价，够我们买一艘小游艇和一辆跑车，环游希腊一圈。而介绍的第二个朋友，阿费罗，开的价钱连我们都意想不到，非常合理。此外，他还有一个好主意：另一堵墙应该与这堵相邻，紧挨着菩提树。如果你无法流利使用一种语言，就无法掌握判断一个人的诸多线索。我们俩都认为阿费罗疯了，可马提尼先生说他很胆大。我们希望这活儿能在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开工，所以很快就与阿费罗签了约。设计师理查蒂先生没听说过他，提醒我们，他有空接这个活儿，说明他手艺不怎么样。可是，他的话我们没有听进去。

根据进度，星期一就得开工。可是星期一过去了，星期二、星期三还不见人影，直到星期四才运来了一卡车沙土。到了这周的最后一天，阿费罗带着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终于出现了，没想到随行的还有三个波兰大汉。他们一到便干起活来，日落时分，剩下的一长排墙居然全被拆完，实在难以置信。我们整天看着他们干活。那三个波兰大汉，举一百磅重的石头像举西瓜一样。阿费罗没有说一句波兰话，而他们说意大利语加起来不超过五个词。好在干体力活不需要什么语言。“Via，via.”（那里，那里。）指指石头，他们就过来搬走。第二天，他们开始挖土。没见到阿费罗在场，可能去忙别的了。那个小男孩，阿列桑德罗，整天绷着脸。他是阿费罗的继子，显然阿费罗是想让他学点东西。可他呢，倒像个梅第奇王子，一脸厌恶和不耐烦，无精打采地瞎晃荡，时不时地用网球鞋踢踢这块石头，踹踹那块石头。波兰人没空理他，从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二点，一刻不停地干着。到了正午才停工，开着波兰造的菲亚特离开工地，下午三点回来，又一气不歇地干五小时。

历史上，意大利人去许多国家当过“外籍劳工”，而现在，意大利却被外籍劳工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我们住在巴玛苏罗的第二个夏天，就阿尔巴尼亚移民涌入南意大利海滨地区一事，意大利民众义愤填膺，而对民众的反应，报纸采取默许态度。我和埃迪都是从旧金山来的，那里每天都有新移民抵达，所以对这种事见怪不怪了。美国城市居民早就注意到移民的数量在与日俱增，估计到世纪末，美国的人口分布图就需要大幅度调整。但是欧洲人对这种现象很难接受。“我们国家有自己的穷人。”他们不以为然地对我们说。“没错，美国也有自己的穷人。”我们反驳道。意大利人几乎都是同一种族，在托斯卡纳很难看见非洲人和亚洲人的面孔。最近，东欧人发现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到处都是他们自己的面孔，于是开始向繁华的意大利北部转移。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阿费罗的报价比别人低。通常，意大利工人的薪资是每小时两万五至三万里拉，而这些波兰人的报酬则是每小时九千里拉。阿费罗保证，他们都是合法劳工，都买了保险。波兰人对自己的报酬也很满意，因为以前国内工厂没倒闭时，上一天班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个数。

埃迪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波兰裔天主社区长大。父母都是波兰移民的后裔，在威斯康星与明尼苏达交界地带一个说波兰语的农场里长大。埃迪不会说波兰话，因为父母希望他做个地道的美国人。他试着对波兰人说了三个字，可他们一个也没听明白。不过，他觉得这几个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很亲近，名字也很耳熟。每次走过后院的时候，我们都会向他们点头微笑，仅此而已。拉近我们之间距离的是诗歌。有一个下午，我无意中翻到一首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歌。米沃什是波兰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很久以前流亡到美国。我知道，几年前他终于返回了自己的祖国。这时，一个波兰人推着独轮车，从我身边经过。我问他：“知道切斯瓦夫·米沃什吗？”他眼睛一亮，马上大声告诉两个同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当我经过，他们都会说：“切斯瓦夫·米沃什。”好像这是个问候语一样。我也会回一句：“对，切斯瓦夫·米沃什。”

现在，我们开始为阿费罗头疼了。他做什么都像蜻蜓点水，开个头糊弄几下就不见人影，有时甚至连续几天踪影全无。当我发现对他和颜悦色不管用后，就改变战术，像个凶悍的老南方人，冲他大发雷霆。我发现自己还挺泼辣的。刚开始，他还毕恭毕敬地认真听我说话，可过了几分钟，就像个安静不下来的小孩心不在焉起来。当然，他也有迷人之处。一说起赛蛙、摩托、汽车、葡萄酒之类的话题，便眉飞色舞，用手拍着肚皮，说着方言，我们俩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于是我准备动怒的时候，就把马提尼先生找来，只有他听得懂阿费罗的话。我发火的时候，马提尼先生直点头，虽然他心里一定觉得很好笑，阿费罗满脸通红，三个波兰人面无表情，埃迪却一脸尴尬。我说我很malcontenta（不满）。我朝工地又摆手又摇头又跺脚。阿费罗只在大石头下垫了小石头，连墙基都没打，水泥里都是沙子。马提尼先生听到这些，冲阿费罗大吼。阿费罗虽不敢顶撞我，却敢顶撞马提尼先生。“蠢货！”我又听到了这句骂人的话。原以为阿费罗挨了骂，会夹起尾巴做人。但我想错了，人家第二天露面的时候可是一脸阳光，似乎早把昨天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挪开！搬走！”马提尼先生用脚踢了一下阿费罗砌的墙，“你妈送你去哪儿上的学？是哪所学校教你把水泥和成沙堡的？”然后他们俩同时转身，冲着波兰人大吼大叫。好几次马提尼先生跑进屋子，给阿费罗的母亲打电话（他们俩是老朋友），但总是开头恶言恶语，结尾好声好气。

私底下，他们肯定以为我们很聪明，懂这么多。其实，真正的高人是那三个波兰人。“太太，意大利人的水泥。”指点我们的波兰人克利斯托夫用手捏了捏水泥，太干了；又用脚踢了踢坚硬如石的墙脚，说：“波兰人的水泥。”看来，这被他上升成了民族问题。“阿费罗，水泥少。”说完他用手捂住嘴巴。我向他道谢。我懂他的意思：阿费罗用的水泥太少了，不要说是他说的。后来，如果发现有问题，而阿费罗又在场，他们就给我使眼色，或者等阿费罗走后，通常他很早就开溜，再把问题指出来。所有的一切，似乎只要一经阿费罗的手，都有问题。可是我们签了合同，而他们又受他所雇，所以不能毁约。再说，要不是阿费罗牵线，我们彼此也不会相识。

在石墙最顶端，他们发现了一截齐地高的树桩，阿费罗说：“Non importa.”（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们看见波兰人里卡杜飞快地摇了摇头，于是埃迪断然下令：挖出树桩。阿费罗让步了，建议我们往树桩上浇汽油烧掉它得了。我们指了指那口二十英尺开外的新井，表示此地不宜。三个波兰人一直挖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挖出树桩。原来，下面有三根粗大的树根，紧紧扣在一块轮胎大小的磐石上，数以百计的小树根则向四面八方延伸。现在我们知道了，谁才是导致石墙坍塌的罪魁祸首。终于，树桩连同磐石一块被挖了出来，三个波兰人坚持要把树桩根部和顶部磨平，用独轮车运到菩提树荫下，当桌子使用。我敢说，这一定是全托斯卡纳最丑陋的桌子。

波兰人唱着歌儿搬石头，全世界的人在劳动的时候都应该这样歌唱才对。克利斯托夫有时会用假嗓唱，听着他的歌声，再看看他那魁梧黝黑的身形，心中莫名地感动。他们从不偷懒，就算老板不在场也依然如故。有时候材料用完了，而阿费罗又忘了备货，我和埃迪干脆叫他们停工，趁机雇他们给田里锄草。到后来，又请他们给百叶窗磨砂。他们很能干，什么都会做，而且速度很快，比我见到的其他工人要快两倍。每天干完活儿，他们就脱去衣服，用水管冲洗全身，再换上干净衣服，跟我们一起喝点啤酒。

当地的神父唐费比奥收留他们住在教堂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一人五美金，包括一日三餐。他们一周工作六天——神父禁止周日干活，把赚来的里拉全部换成美元，等回家时交给妻子。里卡杜今年二十七岁，克利斯托夫三十岁，斯坦尼斯洛四十岁。他们工作了几周，使我们的意大利语水平下降了不少。斯坦尼斯洛以前在西班牙干过活，所以大家对话时，常把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和英语混在一起使用。我们学了不少波兰话，比如jutro（明天）、stopa（脚）、brudny（脏）和jezioro（湖），还有一个词的发音像是grubbia，说的是马提尼先生的大肚子。他们也从我们这里学会了beautiful（漂亮）和idiot（白痴）这两个词，还有几个意大利词语，但大都是不定词。

尽管阿费罗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最后建好的石墙却坚固耐看。在第一片梯田和第二片梯田之间，还修了一道弧形阶梯，两端各预留了一个平台摆放盆花。新井和蓄水池四周也都用石墙围好。从下往上看，石墙巍然高大。看惯了坍塌的破墙，还有点儿不适应呢。我们知道过不了多久，新墙就会像其他墙一样，从缝隙里钻出小小的植物。由于用的是旧石头，新墙除了略高一些，与周遭环境几乎浑然一体。接下来我们就想着从井边车道到石阶这一段该种什么才好。两头种花草，沿石墙种上小树。试着种了一株木槿，没过多久就开花了，可把我们高兴坏了。

一个星期日早上，三个波兰人上完教堂，穿着熨好的衬衫裤子和从超市买的一模一样的凉鞋，来看我们。我和埃迪正在锄草。以前都是他们穿大短裤，现在反过来了，我们俩穿着大短裤，浑身脏兮兮的。斯坦尼斯洛带了一台大概是三十年前造的苏联相机。我们围坐一圈喝可乐，拍了不少照片。每次接过可乐，他们都要说一句：“噢，美国！”他们连衣服都没换，就领我们到新墙旁，把墙基上方几英寸高处的泥土铲干净。墙上赫然印着用混凝土写的大字：POLONIA（波兰）。

巴玛苏罗的楼梯装的都是手工铁扶手，上楼时两边对称的弧形扶手会叮当作响。大门的扇形窗、卧室露台上的铁栅栏和大门上方的围栏，全都是手工制作的精致铁制品，只是生了一点点锈。车道入口的那扇铁门，曾经很气派，如今因为荒废多时而破败落寞。铁锁锈迹斑斑，铁门上方的半个铰链已经断裂，整扇铁门摇摇欲坠。

吉斯帕带了一个朋友，一位技术高超的铁匠，来看我们的铁门是否还有挽救的余地。吉斯帕总唱反调，说这么漂亮的别墅，应该换一扇更气派的铁门。从他车上走出的那个人，乍一看，像是穿越了时空隧道从中世纪来的——高个清瘦，貌似林肯，一头黑发暗淡无光，穿了一件黑色工作服，模样非常怪异，可我又不知该怎么形容，总之像是用其他材料造的。他话不多，脸上总挂着腼腆的笑容。只一眼我就喜欢上了他。他静静地摸了一遍大门，似乎要说的话全在手上。显而易见，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手艺，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它。是的，他点了点头说，这门能修，只是耗时。吉斯帕听了一脸失望。他一直希望我们装一扇更富丽堂皇的大门，总伸手在空中比画着心目中的理想模样：带有拱顶，上面刻着箭矢形图案，十分精美，装上彩灯和电子遥控系统，只要在屋里一摁，大门应声而开。可现在拥有一位铸铁艺术家，你们却叫他仅仅修理破门？

在一起去铁匠铺看铁门的路上，吉斯帕停了好几次车，让我们欣赏这位铁匠朋友的杰作。有几扇大门上刻着简单的剑形图案，另有几扇则刻着环环相扣的圆圈和麦穗，相当繁复。还有一扇在铁门上方刻着主人姓氏的缩写字母，它旁边的则刻着一顶皇冠，着实奇怪。我们中意精美的弧形铁门，喜欢环饰甚于硬邦邦的箭矢图案（后者会让人联想到教皇派和保皇党之间延续了两三百年的烧杀掠夺）。所有的大门都显然非常牢固，似乎可以永远屹立不倒。来到每扇大门前，这位铁匠都只是用手轻轻抚摸，一言不发，只让作品说话。突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新构想：大门中央刻一轮小太阳，四周是弯曲的阳光。

铸铁是托斯卡纳一门古老的手艺。每一个意大利城镇，都有复杂的中世纪门锁、卷曲的铁灯罩、军旗旗台、花园大门，甚至可爱的铁制动物和钉在墙上用来拴马的蛇形圆环。但是如同其他传统手艺，铸铁手艺已经后继乏人，即将消失。其理由不言而喻。要知道，blacksmith（铁匠）一词的关键是“black”，即黑。铁匠铺里炭火不息，铁匠从早到晚满脸煤灰，在打铁工具和大熔炉旁劳作，凡此种种，仿佛从赫菲斯托斯点燃阿佛洛狄忒[2]炉子那一刻起，历经沧海桑田丝毫未变，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层煤灰。左邻右舍的铁门都出自这位高超的铁匠之手。看到自己的作品举目皆是，他一定非常满足。铁匠铺正对着的，是他自家的房子。那一个方形阳台，毫无疑问是现代工艺的产物，为了弥补不足，安装了摆放盆花的铁篮。房子和铺子之间是一群母鸡、十几笼兔子、一片菜园和一棵李子树，一架手工木梯斜靠在果实累累的树上。吃完晚饭，他肯定会爬上梯子，采摘自己的甜品。此时，我越发觉得他来自另一时空。那么“阿佛洛狄忒”去哪儿了？应该就在铁匠铺的附近吧。

“时间。唯一的问题是时间。”他说，“铁匠铺里就我一个人。我有个儿子，但他……”

我无法想象，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还会有哪个年轻人愿意待在一家黑糊糊的铁匠铺里，听着门外车马喧嚣，整天与铁酒桶、铁柴架、铁篱笆和铁大门为伍。但我还是希望子承父业，或者有哪个人拜他为师。他拿来一根有方形狼杖头的手杖递给我，又用手指了指，没说一句话，但他的神情令我突然想起在锡耶纳和古比奥看到的火炬手。我们询问了重修铁门的大概费用，也咨询了做一扇新门的价格，新门不需太复杂，只要跟巴玛苏罗屋里楼梯的扶栏相配就行，兴许还会在铁门上方再刻一轮太阳，正好跟房名匹配。这一次没再问工期多久，因为我们已经学乖了，别去与拉丁民族那令人羡慕的时间观唱反调。

真的需要一扇手工铁门吗？我们反复自问，省点事儿不好吗？巴玛苏罗毕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啊！可是，打心眼儿里想要一扇他亲手锻造的铁门，哪怕需要等好几个月的时间，也心甘情愿。我们还没离开，他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兀自拿起一些铁块，在铁砧和冒着火焰的炉子之间忙碌开了。我们的铁门必定做工精良，我仿佛听见了新门阖上时的咣当声响。

看着新井和新墙，我们觉得自己小有成绩。可是房屋仍未动片瓦。主要的修缮工作没完成之前，其他的不好动工。墙壁迟早要挖开安放热水管道，所以提前油漆毫无意义。波兰人已经把窗户拆下来了，正刮白漆，为日后上新漆作准备。我和埃迪要么去田里干点活儿，要么四处挑选浴室的瓷砖、五金、油漆，还有铺厨房地面的老式薄砖。有一天，我们在本地家具店里买了两把靠背椅。等椅子送到家才发觉它们相当笨重，黑色的苏格兰佩斯利螺旋花纹也十分古怪。不过，可能是坐了两周花园里僵硬的椅子，新椅子舒服极了。遇到雨夜，不能在室外用餐，我们就把两把新椅子相对摆好，中间搁只板条箱，铺上桌布，吃饭之地就解决了。在“餐桌”上点一根蜡烛，放一个插了野花的果酱罐，就可以美美地享受由面团、茄子、番茄和罗勒组成的佳肴了。假如是凉飕飕的夜晚，我们就用柴生五六分钟火，把料峭寒气驱逐出去。

与上个夏季不同，这个夏季雨水很多，暴雨频频。在白天，每逢大雨来临我都格外兴奋。小时候生活在美国南方，习惯了天上雷鸣电闪的壮观景象，而旧金山难得下场暴风雨，令我想念得紧。“这样的热气该散了！”常常是母亲话音未落，就见天上乌云密布，一道上亿瓦的闪电划过天幕，紧接着雷声大作。托斯卡纳的暴雨通常在夜晚降临。我斜倚在床头，拿着一个本子构思厨房和卧室的布局；埃迪在聚精会神地研读，当然不是罗马诗人的诗集，而是我先前认为他绝对不可能去碰的《涂抹石灰的技巧》，身边还放着一本《家庭自来水系统》。雨突然啪嗒啪嗒地打在棕榈树叶上。我走到窗前刚刚探出头去，又急忙缩了回来。闪电像一根根之字形长矛直刺地面，跟卡通片中描绘的一模一样。三道、四道、五道，几乎同一时刻，齐齐下刺，把整栋屋子围在里面。雷声起初只在远山隐隐响起，才一会儿就逼近耳边，如我自己的脊椎骨啪啪折断般清晰，连房屋都被震得摇晃起来。这绝不是一场普通的雷雨。电灯熄灭了。尽管我们已经紧闭门户，狂风依旧裹挟着大雨，不知从哪个缝隙勇猛地闯进屋内。阵阵阴风，如同鬼魅，从烟囱进进出出。好一个不平静之夜！

大雨肆无忌惮地敲打着房屋，门外那两棵傻乎乎的棕榈树，只是一味对狂风让步，身子弯了又弯。我好像嗅到了臭氧的味儿，肯定是房子某处遭雷击了。这场暴雨选择了巴玛苏罗作为攻击目标，似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位于暴风雨中心的我们，也许会被冲到特拉斯蒙诺湖里去呢。“你选哪个？”我问埃迪，“被山崩活埋还是被闪电击毙？”我们像十岁的孩子一样躲在被窝里，每一次闪电来临都吓得大叫：“快停吧！”“别闪了！”

当暴风雨渐渐北去，黑色夜幕上居然露出了被冲洗干净、亮晶晶的星星。埃迪打开窗户，徐徐的微风把被暴风雨打落在地的松枝和松针散发的清香送给我们。还是没有电。我们倚着枕头靠在床上，静等心跳慢慢平复。窗外好像有声音。是一只小猫头鹰掉到了窗台上，脑袋不停地转来转去。或许是它的栖息之所被风吹落，或许是它在暴风雨中迷了路。月亮露出云端的时候，猫头鹰正定定地看着我们。我们一动不动，不住地祈祷：千万别进来。我很怕鸟，这是儿时留下的后遗症，没想到，现在居然有只小猫头鹰守在窗台上！猫头鹰似乎不是简单的鸟类，在美国它像图腾，至少充满象征寓意，在这里也一样神秘莫测。我蓦地想到了密涅瓦[3]的猫头鹰。其实它不过是住在这座山里的一只小动物而已。有几次，我们在夜里看见过它的大个子长辈。它始终不走，而一声不吭的我们终于敌不过浓浓睡意。第二天早上醒来，它已经不知踪影，窗台上只有清晨六点的阳光。金色的阳光，急匆匆地赶跑夜色，为的是照亮山谷，迎接劫后余生的蓝色天空。

[1]德拉·罗比亚（1435-1525），意大利雕塑家，以大型彩饰浮雕作品著称。

[2]赫菲斯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和冶锻之神；阿佛洛狄忒，古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之神，是赫菲斯托斯的妻子。

[3]密涅瓦，掌司智慧、技术、工艺的罗马女神，因她的神殿在夜间会有猫头鹰出没，人们相信那是她的化身。

野果园

吃瓜时间，最美的午后小憩。论起世间美味，西瓜当属其中之最了，而我觉得托斯卡纳的西瓜，一点不亚于小时候我在南佐治亚地头摘的。我一直不懂怎么挑瓜，有些人用手一拍就知道瓜的好坏，可惜我学不来。在我听来，生瓜熟瓜都是一个声儿。虽说不懂挑瓜，但切开我摘的西瓜，个个熟得正当其时，吃在嘴里香甜多汁、味道醇美。跟工人们一起吃瓜，我发现他们连瓜皮上的白肉都吃得精光，只留下一层又薄又软的绿皮。现在，坐在石墙上，沐浴着阳光，我吃得那么认真，一边从指间弹落瓜籽，一边用小勺从滴着汁儿的瓜瓣上挖出一圈圈瓜肉，仿佛又回到了七八岁的孩童时光。

车道上的五棵松树，突然热闹了起来，像是小松鼠扯开魔术贴或嚼碎panini（一种坚硬的意大利面包圈）的声音。一辆车子驶了进来，车上跳下一位男子。他从地上捡起三颗松果，快步向我走来。来者是马提尼先生，我希望他来是要告诉我们，翻土工物色到了。他拿起一颗松果，往石墙上一敲，喀哒一声一些小黑块应声掉出。他又捡起一块石头，敲敲其中一片黑块儿，剥出一粒带皮的果仁。“Pinolo.”（松仁。）他指了指车道周围四处散落的棕色小球，郑重其事地说了句“Torta della nonna”（老祖母馅饼），生怕我听不懂他的意思。我想，那肯定比用罗勒（只要往地上随便插几根苗就能长出一大片）做的面饼好吃。我喜欢在沙拉里放松仁。松仁！我竟然在它们身上踩来踩去却浑然不知！

我当然知道松果是长在松树上的，我还曾仔细检查过后院，敲开松果来寻找松仁，只是一无所获。万万没想到，车道旁的这几棵松树居然能产松仁。在我来这里前，它们已守护此地多年，因此我并未特别关注它们。细瞧之下，它们像油画中常见的松树，也像许多地中海海滨城市中因海风常年吹袭，树枝倾斜的松树。但丁当年流放到拉文那镇时，就是在这种松树间漫步的吧。这几棵松树繁茂高大。想不到平凡的pino domestico（家居松，我从植物书中获知它的学名）竟能结出那种带牛油味儿的松仁，烤熟以后味道一绝。这一带肯定住过一位老祖母，拿手绝活就是做厚实的松仁镶边馅饼。她肯定还擅长做意式榛果馅方饺和杏仁饼等小吃，因为这里还长了二十棵杏树和一棵葱郁茂盛、果实累累的榛树。榛果果壳外裹着一圈黄绿色的绒毛，好像穿上了小翻领似的。就连那棵卧倒在山上、奄奄一息的杏树，也挂满了果子。

或许，马提尼先生应当回办公室，给国外客户推荐那些缺水缺屋顶的房子，可他却留下来陪我捡松果。我遇到的意大利人大都不缺时间，马提尼先生也不例外。我很喜欢看他专注捡松果的模样。不一会儿，我们俩的双手就被乌黑的果壳染黑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吗？”我问他，“今天是松果落地日吗？”几天前他曾告诉过我，榛子成熟日是八月二十二日，正好是外国的圣菲尔伯特斋戒日（St. Filbert）。

他告诉我，他是在特文里纳长大的，离巴玛苏罗不远，二战时才离开家乡。虽然很想知道，他是加入了游击队还是为墨索里尼而战，但我终于只问了他战火是否蔓延到了科尔托纳。他指着房屋上方的梅第奇古堡，说：“德国人曾占领了那里，充当通讯基地。战后一些德国军官返回来，买下自己住过的农场。”他笑着说，“可是他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替他们干活。”这时，我们已经在墙边堆了二十几颗松果了。

我没有问他巴玛苏罗是否被纳粹占领。“那游击队呢？”

“到处都是。”他边说边打手势，“就连十三岁的小孩，上这里来放羊或摘草莓都被当成游击队员杀害了。到处都是地雷。”他没再说下去，而是突然转换话题，说他母亲前几天刚过世，享年九十三岁。“我再也吃不上老祖母馅饼了。”他的情绪变得很低落。看到我敲扁了好几颗松果，他拿起石头为我示范，怎样才能只敲碎果壳而不伤及果仁。我则告诉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得过严重的中风，现在行动不便。听到他说眼下自己孤身一人，我没敢打听他妻儿的情况。彼此认识了两个夏天，今天是第一次谈及私事。把松果放进纸袋后，他起身告别，临走时说了声：“Ciao.”且不管语言课上老师传授的内容，我在托斯卡纳乡下很少听到成年人告别时用“ciao”，一般用的是“arrivederla”，更熟悉一点的，就用“arrivederci”。

我敲了四个小时，才敲出四勺松仁，弄得两手又黑又黏。难怪一袋两盎司的松仁在美国卖得那么贵。我打算自己动手做一次“老祖母馅饼”。这种馅饼随处可见，总让人误以为意大利就只有这一种甜点。法国和美国的甜点，在意大利根本没有市场。不过我相信，不是从小在意大利长大的人，吃不惯这里的点心。依我的口味，意大利的糕点太干。除非是在昂贵的餐厅，否则，可供选择的甜点不外乎老祖母馅饼、水果馅饼，还有提拉米苏（我厌恶的甜点）。多数糕饼坊和酒吧，都有出售。虽然有的偶尔口感不错，但多数却像是搁了塑料，难以下咽。难怪意大利人用水果代替甜点。甚至鲜果冻，曾经意大利的无上珍馐，现今也难以保证甘之如饴了。尽管店家宣称出售的是秘制鲜果冻，但果子中掺了面粉，却忘了公之于众。要是遇到货真价实的梨子果冻或草莓果冻，那倒真的一吃难忘。幸好，将水果浸在一碗凉水中，做迷人夏夜的片尾曲，也是极其惬意的事，要是再放点佩科里诺干酪、羊乳白干酪或帕尔玛干酪，就好上加好了。

我翻开食谱，尽量将食谱上的“克”换算成“杯”。老祖母馅饼的种类数以百计，而我最喜欢的是那种掺了大麦糊的蛋糕，中间夹着一层薄馅。虽然在美国只要打开冰箱，就能取出松仁，但在这里我宁愿花时间亲自敲松果取松仁。做老祖母馅饼，首先得做厚厚的蛋糕坯，需要两个蛋黄、三分之一杯面粉、两杯牛奶和半杯糖。但按这些比例做出的蛋糕坯，对我来说量太多了。于是我倒出两份，留待日后再用。在蛋糕坯冷却时，我揉了个生面团。原料是一杯半大麦糊、一杯半面粉、三分之一杯糖、一汤勺半发酵粉、四盎司牛油，再打入一个鸡蛋外加半个蛋黄。我把生面团切成两半，其中一半擀平放在馅饼烤盘中，上放蛋糕坯，再将另一半擀平，铺在蛋糕坯上面，将两片生面饼的边捏合在一起。我在上面撒了一把烤好的松仁后，将整个馅饼放入三百五十度的高温下烘烤二十五分钟。很快，厨房便飘满诱人的香气。等闻到熟了的香味，就取出黄澄澄的馅饼，搁在厨房窗台上摊凉，给马提尼先生打电话：“我的老祖母馅饼做好了。”

马提尼先生到来后，我给他煮了一壶浓咖啡，又切了一大块老祖母馅饼。他用叉子将馅饼送入口中，流露出无比陶醉的神情，说了句：“Perfetto！”（太完美了！）

那位当初住在巴玛苏罗的老祖母，不仅种了坚果，还一心想把这里变成一座伊甸园。瞧瞧她留下了多少好东西：三种不同的李子树（那种饱满的圣罗莎李子被当地人称为“coscia di monaca”，意思是“修女玉腿”）、无花果树、苹果树、杏树、一棵樱桃树（快要不行了）和好几棵梨树。日渐成熟的果实正慢慢从青绿色变成赤褐色，鲜嫩香甜。我很想知道，老祖母的苹果树是什么品种。它的树皮凹凸不平，看着好像不会结果子，而实际上，挂着一树像农药广告画中未施农药受了虫害的果子。院里的其他树大都是自生自长的，一则这些树都还弱小，应该是房屋闲置之后生出来的；二则许多树生长的地方都很古怪，不像是人为栽种的。譬如，山上那十棵成排的李树正下方，又冒出四棵，显然是上方的果实掉落此地，自行生根发芽的。我相信，那位老祖母也采野茴香、晒干黄花，在烤肉的时候，把它们尚绿的枝条扔进火中燃烧，增加食物的香味。我们在山边的灌木丛中，发现一些半掩在地里的葡萄枝。生命旺盛的枝条上，依旧抽出长长的卷须，结了一小串一小串的葡萄。田边竖立着一块块古老的葡萄石，像块奇怪的墓地。每块葡萄石高及人膝，状若墓碑，上有一个小孔，用来插铁竿子。铁竿子一直延伸到葡萄地外，让其藤须有更多爬升空间。埃迪用金属线把铁竿子连在一起，再把葡萄须卷在金属线上，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地是个葡萄园。

锡耶纳有个宏伟的酒堡，那是政府出资建设的品酒中心，陈列着来自意大利各地的葡萄酒，供访客品尝。侍者告诉我们，意大利的大部分葡萄园面积都不到五英亩，就是说跟我们的园子相差无几。很多小种植者都会加入地方性的合作组织，共同生产各种葡萄酒，包括vino da tavola（佐餐酒）。因此，我们在锄草的时候，自然想着在二〇〇〇年的品酒会上，带上自产的葡萄酒，一种名为巴玛苏罗的加美葡萄酒或奇扬第葡萄酒。最近的发现终于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以前的这里酒瓶似山。过去，附近的餐馆想必也出售巴玛苏罗的红葡萄酒吧，没准是柠檬味的白葡萄酒呢。是啊，巴玛苏罗一直在等着我们到来，或者说是我们一直在等待它的出现。

橄榄油肯定是老祖母必用的原料。她用橄榄枝烧旺炉灶，将面包蘸点橄榄油再放进烤箱，或用可爱的绿色橄榄油给汤料和面食的酱料调味。冬季，她用布袋包住橄榄，悬挂在烟囱里熏制。即使家用肥皂，都是她用橄榄油和壁炉里的烟灰调制而成的。她的丈夫和雇农每年都得花好些时间，照管田里的橄榄树。橄榄枝的修剪一定得恰到好处，所留的空间必须够小鸟飞过树枝而翅膀不会拂落树叶。收获橄榄也有讲究。不能在湿漉漉的橄榄树上进行采摘，否则橄榄还没送进磨坊就发霉了。吃橄榄之前，也必须先用盐腌制或者浸泡在碱液或盐水中，这样才能去除橄榄中苦涩的葡萄苷。除了这些实用知识，还有一大套传统说法，比如何时适合摘橄榄、何时适合种橄榄，都要根据月亮择日。很久以前，维吉尔曾观察过农民的习惯：他们喜欢在月圆后的第十七天栽种橄榄，而忌讳在第五天种植。他还提到，要砍除橄榄树的残枝，最好是在夜里进行，此时露水滋润，残枝十分柔软。我担心，埃迪要是依葫芦画瓢，会从梯田上摔下来。

我们的橄榄树中，有的可以卸下使命了，因为树龄悠久，枝叶纠结，而且树干已扭曲。但还有许多老树，在伤痕累累的树干四周，抽出了不少新枝。弯弯的月亮投下柔和的光华，慈爱地照着这片山坡，我实在难以想象，这里的温度会低至零下六摄氏度。可是在一九八五年，的确如此。在树与树之间，还残留着不少死去的大树桩。这片橄榄林被冷落了这么多年，是时候让它重焕生气了。在每棵橄榄树的周围，都长了许多小漆树、金雀花和无名野草。我们得先除去它们，再给橄榄树剪枝、施肥。整块田地都需要翻土和除草。这是一项重要事务，但它们还得再忍耐一阵子。既然橄榄树好像永远死不了，那再等一年应该无妨。

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下这样的诗句：“他带来了一片橄榄叶，一个和平的象征。”《圣经》中记述了洪水退去后，鸽子口衔橄榄枝飞向方舟的故事，预示和平的到来。这个比喻很漂亮，因为橄榄枝的确使人平和。理由很简单，橄榄树能长存于世。这些树木过去、今日、将来都将屹立此处，见证岁月。不管属于我们，还是属于他人，抑或谁都不属于，它们照样日复一日，在每天清晨舒展枝叶，迎接太阳。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一个朋友去马略卡岛的索勒远足。我们爬了五英里长满蓊蓊郁郁橄榄树的山坡，直到发现了几间石屋。周围的橄榄林是石屋天然的遮蔽。虽然迷了路，还在一片草地上遇到一头走失的公牛，但在这片兴许已有千年高龄的树林中，我们沉醉于宁静，乐不思蜀。现在，穿行在巴玛苏罗山地，我又有了那种感觉。虽然并非百分百的自然界，但这片田地能给人回归自然的感觉。在最早发明的书写方式中，有一种“牛耕式转行书写法”（boustrophendon），就是先由右至左，再由左至右书写。如果我们也受过训练，阅读照此法排版的文字，可能比阅读一律从左到右的文字更有效率。从词源学角度来说，boustrophendon一词中有几个古希腊词根，意思是像牛耕田那样转行。这种书写的确与在逐级上升的梯田上耕田很相似：当牛耕到一行尽头时就掉头转弯，更上一层，朝另一个方向耕去。

屋旁田边的那五棵古老的树木，不知是菩提还是酸橙，并不会结果，但每逢炎炎烈日，我们不敢去屋前的梯田里干活时，就会躲到它们的树荫下乘凉。每天，我们都在那里吃午饭。树上的花朵，像是约好一般，在同一天竞相开放，好似梨形耳坠，垂落下来。馥郁的香味弥漫了整片山坡。在花儿怒放之时，我们爬上离树最近的二楼露台，坐在那里用心体味花香。我认为这种花香有点类似便利店香水柜台里的味道，可埃迪觉得像塞尔叔叔梳头用的发油。不管谁说的更对，反正全镇的蜜蜂都被吸引到此。即使夜晚，我们坐在露台上喝咖啡的时候，蜜蜂仍在花朵中忙碌不停。嗡嗡声汇聚在一起，如同群蜂朝我们飞近，既让人昏昏然又不得不严阵以待。埃迪最初只敢待在门口，因为曾被蜜蜂叮咬全身过敏。不过，蜜蜂们忙自己的事情都来不及，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它们一心只想把蜜囊装满，让脚上沾满花粉。

虽然埃迪害怕叮咬，却渴望养几箱蜜蜂。他极力鼓动我养蜂，说我没被蜜蜂叮过，证明它们对我不感兴趣。我告诉他自己曾被一整窝的黄蜂叮过，但他说黄蜂不是蜜蜂，算不得数的。他想象着在酸橙树边放一长排蜂箱。“你要是看过蜂箱，肯定会着迷。”他说，“天热的时候，几十只工蜂守在蜂箱口，一起扇动翅膀，给蜂后驱热。”我留意到埃迪收集了不少本地蜂蜜，也常看见家里的锅中烧着热水，软化蜡状蜂蜜硬块。金合欢花蜜色较浅，带柠檬味。栗子花蜜色略深，又稠又浓，汤勺插进去可以竖直不倒。他还有一罐百里香蜜，酸橙蜜就更不用说了。最天然的当属马基亚蜜了，马基亚是一种生长在托斯卡纳海边的灌木。“蜂后的寿命好像太长了点儿。她这辈子除了产卵还是产卵，只享受过一次蜜月，就被永远关进了蜂巢。还是没受过精的工蜂最为惬意，可以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试想一下，在玫瑰花中进进出出，多享受啊。”我看得出，埃迪的魂魄已经出窍，悠悠地飞到了玫瑰花中。但我却有问题要问：

“它们冬天都吃什么呀？”

“蜜蜂面包。”

“蜜蜂面包，真的吗?”

“一种花粉和蜂蜜混合成的东西。工蜂会从胃里分泌出金色蜂蜡建筑蜂巢。那些蜂巢的六角形，多么精确啊！”

我想象着工蜂腹部的大小。为了酿出一小勺蜜，它们得在蜂巢和酸橙树间往返多少次？一千次？照这样计算，一罐蜂蜜就意味着一群蜜蜂携带着沉重的蜜露，腿上沾着花粉，往返一百万次！维吉尔在《农事诗》（类似古代农民的历书）中提到，遇到强烈的东风，蜜蜂会在飞行时携带一块小石子，增加体重，以防被风吹走。维吉尔的确对蜜蜂颇有研究，但也不可尽信其言，因为他还说过这样的荒唐之语：腐烂的牛尸会生蜜蜂。我很喜欢蜜蜂携小石子飞行的样子，就像足球运动员掷界外球之前，将球紧抱胸前的模样。“没错，我看见了那四个漆成绿色的蜂箱。我也喜欢养蜂人带的那种中世纪的面罩。我还想自己动手用蜂蜡做蜡烛。”话说到这儿，我已经动心了。

他站起身，探头去闻那迷人的香味。“黄蜂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蜜蜂却……”他满脑子都是蜜蜂，已经不知道现实为何物。

我收起咖啡具，“这事儿等房屋整修清楚了再说吧。”

无花果树能透露出水源，我们就是在山上的无花果树边发现了那口石井。顺着井口往下看，甚至看得到它们的树根穿透井壁，伸进井中。无花果树给我的感觉异常复杂。它的果实肥美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在意大利语中，il fico（无花果），还有一个衍生词la fica，指的是阴户。这可能跟那个著名的《圣经》故事有关：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下体盖的是无花果树叶，也许无花果树是人类最古老的树种之一吧。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花果的花竟然开在果实里面。只要剥开无花果，就能看到复杂、原始而巧妙的生命循环。无花果的授粉工作，是由一种品种特殊、长约八分之一英寸的黄蜂完成的。雌黄蜂在无花果上钻个洞，进入果实内部的花苞，将产卵器（一根细长的弧形鼻管）伸进雌花的子房中，产下自己的卵。即使雌黄蜂的产卵器够不着无花果的子房（有些无花果的花柱特别长），它照样会把沿途采集到的花粉授在无花果的花上。总之不管怎样，两项任务雌黄蜂总能完成一项：要么成功产卵，要么授粉成功。如果雌黄蜂无法完成产卵任务，通常会困死在无花果内；如果成功产卵，卵就会在无花果内孵化。孵化出的新一代，雄蜂一律没有翅膀，它们唯一的使命就是传宗接代。雄蜂与一同孵化出来的雌蜂交配，为它们提供营养，帮助它们飞出无花果，然后死去。雌蜂飞离无花果树后，带着受精卵，开始新的轮回。不管味道多么鲜美，知道了每颗无花果原来都是一座无翼雄蜂的墓地之后，你会不会大失胃口呢？或许无花果的味道这么甜美，正是因为花里埋藏了一只雄蜂短暂而美丽的生命？

我们家的女人大都擅长腌制瓜皮泡菜，制作面包、果冻、桃子蜜饯和李子果脯，而我却不善此技。看看我干的活儿：沸腾的锅边梅子迅速变软，果汁流得一灶台都是；糖桃成了带丁香味的糖浆，根本无法放进醋里浸制；腌出的黄瓜，只有无名指那么大。还在加州时，看着自己做的根本称不上果酱的果酱，还有带异国风味的黄色番石榴果冻最后变成死灰，我曾气得大哭。妈妈能做出鲜红和翠绿的蜜饯，还能用醋浸制各种泡菜，可我没继承她这方面的基因。每次看着自己忙碌一下午的劳动成果，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东西人吃了，会不会中毒？

当初那位在巴玛苏罗的山上种满果树的女主人，想必也在楼梯间放了一个架子，存放她制作的果酱和蜜饯。即使储存到来年一月，打开那些罐子，味道也不会像我做的东西令人作呕。不过我相信，在巴玛苏罗，我一定可以拥有妈妈的天分，做出好吃的果酱和蜜饯，就像我从她那儿继承了对瓷器和昂贵鞋子的癖好一样。

我从周六的集市上买回一箱桃子。桃子漂亮极了，我只想把它们放进篮子里，欣赏那令人垂涎的美。不过，我从一本食谱上找到了伊丽莎白·大卫的桃子果酱秘方。方法简单之极，只要将桃子切成两半，加上糖后放进水里煮，冷却，翌日再煮至糊烂，装到罐中即可。伊丽莎白解释道：“这个方法虽然用料大，但可以做出味道可口的果酱。可惜的是，果酱放不了几天，表面就开始发霉，不过下层的味道不受影响，有时即使放在潮湿的房间里一年都不会变味。”关于发霉的说明让我有点儿放心不下，因为她既没告知杀菌的方法，也只字未提我妈妈做绿番茄酱封盖后里面发出的嘶嘶声。我记得，妈妈会用手拍打罐子以使盖子严实。可伊丽莎白好像只要把果酱装罐后就置之不理，等到要吃的时候把发霉的表面除去便可，而且还说“这个方法用料大，但可以做出可口的果酱”。只要这话是伊丽莎白说的，我就信。我买的桃子很多，所以决定先做七磅试试，剩下的都吃掉。这个夏天，我们就会把果酱消灭干净，让倒人胃口的霉菌没有机会在这间潮湿的房子滋生。我会送一些果酱给新朋友。他们肯定会纳闷：放着百叶窗不去漆，却捣腾什么果酱。

我把桃子扔进沸水中煮了一会儿，看到颜色从玫瑰红变成深红时，就捞出来撕去皮。桃皮非常好撕，像撕丝绸。这种果酱制作方法的确简单，甚至连食谱中常见的加入“几滴柠檬汁”、“一点儿豆蔻末”或者“一到两粒丁香”之类的东西都用不着。我还记得妈妈的独特手艺：自桃的凹陷处塞入杏仁类坚果。不一会儿，厨房里桃香四溢，许多苍蝇闻香而来。第二天，我又把桃子煮了一遍，然后装罐。就这样，我有了五罐可口的桃子酱，桃味浓厚却不甜腻。

科尔托纳的面包坊多使用木制烤箱，烤出来的硬皮面包好吃得不得了。早餐时间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光。早晨，空气清新，丝毫感觉不到稍候便至的滚滚热浪。我起得很早，把面包和咖啡端到田里，在那里坐上个把小时，与我做伴的是一本书、柔和天空下那一排深绿的柏树和中世纪诗篇中描述过的种了橄榄树的山坡。有时，下面的山谷好似一个盛满雾气的巨碗。我看得见正下方那两棵挂满绿果子的无花果树和一棵同样果实累累的梨树。我常常忘了手中的书，脑子里装的都是各种食物：梨子酱、梨子馅饼、梨子冰淇淋、青无花果烤猪肉（黄蜂不会已经藏身其中了吧）、无花果饼、无花果和果仁馅饼……真希望这个夏季能百年永续。

太阳的声音

巴玛苏罗距离科尔托纳只有两公里，但给人的感觉却像地处偏僻的乡村。虽然有时能听得到有人在喊自家的小狗，却看不到一个邻居。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我可以通过太阳光射在房屋上的位置判断时间，好像我们的房子是个大日晷似的。清晨五点半，第一缕阳光照射在阳台门上，唤醒沉睡的我们，赐予一个欢乐的黎明。到了九点钟的时候，一大束阳光从边窗直射进书房。那是整栋房屋中我最喜欢的窗户，透过它，可以望见远处的柏树林、山谷里的小树林和亚平宁山脉。很想把这幅图景画下来，可是我的绘画水平不高，作品只宜放在储藏室。十点钟，太阳高高挂在屋前的天空上，下午四点之前，它会一直待在那里。四点过后，一道长长的黑影穿过草坪，意味着太阳正在赶往山的另一侧。如果我们此时出发去镇上，会在途中看见一轮巨大的落日，悬在基亚纳山谷之上，迟迟不肯下山。即使已经落山，它也会将一缕缕金黄和藏红的光芒留在天际，照亮我们的归路。到晚上九点半，靛青的夜幕才真正合拢。

没有月亮的夜晚，黑暗中的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待在一枚鸡蛋里。埃迪回明尼苏达参加他父母结婚五十周年的庆典了。要不是有一扇百叶窗砰砰地响个不停，屋里静得连我自己的血液流动声都听得见。独自一人守着偌大的房子，我以为会彻夜难眠，胡思乱想。比如，想象一个瘾君子端着一把乌兹冲锋枪，闯上楼来。而事实上，我一整晚都趴在堆满书本、卡片和笔记本的床上，做一件平日极少做的事——给朋友写信。写完信，我又重拾了另一个爱好：像学生时代那样，一边享用可乐和核桃巧克力饼，一边把自己喜欢的诗歌或文字抄在笔记本上。我的黑猫“小妹”要是在身边就好了，孤独之时，它是一个让人十分信任的伙伴。不过，就算它在这里，也不能像往常一样躺在我脚边睡觉，因为实在太热了！它只能睡到床尾的那个枕头上。我睡得像个新生婴儿。起床后，我在阳台上喝了杯咖啡，步行去镇上买了些杂物回家，之后又去花园里干了一会儿活，进屋喝水时，才刚到十点。时间慢慢地过去了，我没有感到任何说话的必要。

过了几天，我的生活有了规律。凌晨三点醒来，读一会儿书，六点钟起床。取消原来下午一点钟的午餐，改在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三点各吃一顿小点心，比如口感像苹果的番茄。在炎热的午后，还会睡两小时午觉。我并不是真的很困，只是在令人昏昏沉沉的热浪中，吹着嗡嗡的小风扇，不知不觉也就迷糊了过去。晚上，我终于可以躺在铺在院子里的床单上，一手拿电筒，一手拿星座图，辨认星座。凭着屋顶上方的北斗星，我很快就找到了双子星座的北河三和小犬星座的南河三。我本已忘记星星的模样，但现在它们就在眼前，晶莹透亮，有明有灭。

一天，一个法国女子和她的英国丈夫拜访我家，自称是我的邻居。他们听说有对美国夫妇买了这栋房子，非常好奇，于是过来看看究竟是谁这么疯狂，千里迢迢自讨苦吃，修缮如此破的房子。他们还邀请我第二天去吃午饭。因为都是作家，目前也都在修自己的小农舍，所以大家一见如故。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楼梯应该安在哪里？这个小屋用来做什么？把楼下的小马厩改成卧室好吗？光线会不会太暗？我告诉他们，市政府禁止老房子开新窗，即使是密不透风的房屋也不行。所有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外观必须保持原样。他们又邀请我隔天共进晚餐。在那里，他们介绍了另外两个外国作家给我认识，一个法国人，一个亚裔美国人。一周后埃迪回来了，我们再次接到邀请。

宴会设在一个爬满葡萄藤的凉亭里。桌上放着凉拌沙拉、冰镇酒、水果，火炉上烤着一大块蛋奶酥。太阳烤着远处的橄榄树，这个石凉亭却很凉爽。主人又把我们介绍给了其他宾客：小说家、记者、翻译家和一个非小说类的作家。他们都较早搬到这里，都是住在附近山城里的外国人，也都有整修房子的经历，所以算是“老前辈”。我很想永远生活在异国，但也很疑惑：是什么让他们仅仅到意大利访问或旅游一次，就决定定居于此呢？我把心中的疑问告诉了身旁的费妮拉，她是一个国际新闻记者。“你想象不到五十年代的罗马是什么模样。只能用‘神奇’来形容了。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就像爱上某个人一样，于是开始找机会来这里生活。后来，费了一些周折，我进入路透社做特约记者，才终于可以定居在这里。看看以前的老电影你就知道，当时的罗马街道基本上没有车。虽然二战才刚结束，整个意大利破败不堪，但这里有真正的生活。当时物价极其低。我们其实没什么钱，但还是可以住在一个有许多房间的大宅里面，租金很少，像白送的一样。每次回美国，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回来。这不算背叛吧？或许算，除了意大利，我哪儿也不想去。”

“我们也有同感。”我说，话音刚落就发现其实不然。虽然，我和她一样臣服于意大利的“神奇”，但我知道这里之所以吸引我，部分原因是它能平衡我在美国的生活。即使办得到，我也不会永远离开美国。我想修正刚才的话。“在美国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喜欢，它是我前进的动力。旧金山并不是我土生土长的故乡，但那个城市机遇很多，很漂亮，适合居住，尽管会有地震什么的。而意大利的日子呢，能让我远离美国的疯狂、暴力和不顾现实的一面，还有从早到晚忙碌不停的生活。到这里才短短三个星期，我就发现，我已经不像在美国那样，整天把神经绷得紧紧的。只是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并没发觉自己的防卫心那么重。”费妮拉听了，一脸同情。美国时下的暴力问题，已经严重到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在这里，我发觉自己的脉搏都慢下来了。”我接着说，“但还是觉得，美国最适合我思考问题，毕竟，那儿才是我的文化、精神和过往的源头。”我不知道自己的言辞是否达意。费妮拉向我举起了酒杯。

“没错，我女儿的想法跟你一样。你以前没去过罗马，现在的罗马大不如前了，一塌糊涂，可以前的罗马真的很迷人，见了就不想走。”我突然意识到，在座的各位都是经历“二度流亡”的漂泊人士：从美国“流落”到罗马，又从罗马“流落”到托斯卡纳。

这时麦斯也加入谈话。他上周刚去了趟罗马，说交通乱糟糟的。吉卜赛人以为他是游客，缠着他不放，冲他晃动纸牌，想分散他的注意力，趁机偷钱。“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了，遇到这些人，就是要恶狠狠地瞪他们几眼，他们才会作鸟兽散。”他告诉我和埃迪。别的客人也纷纷表示，意大利今非昔比，可是如今的大千世界，又有哪个地方不是如此呢？自长大之后，我就不断听人说，以前硅谷果树成林，亚特兰大城的居民彬彬有礼，出版业都是绅士在经营，房子跟汽车一个价钱……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除了好好珍惜时下的生活，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在罗马买了一栋房子，她对罗马着迷得不行，我和埃迪也很喜欢那里。也许经历过海湾大桥的拥堵和旧金山飞涨的物价，没有哪个城市让人接受不了吧。

来客中有一位我仰慕已久的作家。二战结束后她移居意大利，起初住在荒凉的南部，后来到罗马住了一段时间，大约二十年前搬到了这里。我知道她住这里，还从我们俩的一个共同朋友那儿获得了电话号码。那个朋友住在佐治亚，每年都会到旧金山待一些日子。可是要我打电话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迟迟动不了手。再说，我内心里对她敬畏有加，她能用极其朴实动人的文字，描述生活在贫困的巴斯利卡塔的妇女阴暗、粗犷而曲折的人生故事。

现在，我仰慕的作家伊丽莎白，就坐在我的对面，用手盖住酒杯，不让麦斯添酒。“你知道我在午餐时间从不喝酒。”她婉拒道，看来还挺古板。她长了一双蓝眼睛，眼神专注，皮肤白皙，跟我一样带点儿南方口音。

我倾了倾身子试着问了句：“听您的口音，像是南方人吧？”

“我倒希望不是。”她应到。她脸上掠过的是微笑吗？随即她转头与身边的著名翻译家攀谈起来。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沙拉。

理查德把他用马斯卡普尼干酪制作的柠檬冰淇淋端上桌的时候，宴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旁边的桌上，放了好几个空酒瓶。火辣辣的太阳，透过栗树枝叶的缝隙照着凉亭。这是老朋友之间的聚会，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经历，我和埃迪想插话都找不到什么机会。费妮拉说了她最近去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考察的经过。她丈夫则讲了从非洲出差回来时，在大衣口袋中夹带一只灰鹦鹉过关的趣事。辛西娅说了她们家人怎么争抢名人母亲的笔记本。麦斯讲述了他的一个经历，把我们全乐坏了。有一次，他飞往纽约时坐在一个电影制片人旁边，他抓住机会拼命向对方推销自己的剧本，终于说服对方，没想到后来对方主动拜访他并买下了版权。伊丽莎白好像听得很认真。

结束时分，伊丽莎白走到我面前，说：“我以为你会给我打电话呢。我找过你的电话可是没找着。伊比（我姐姐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在这里买了一栋房子。有一次我在罗马一个宴会上碰见过你姐姐。哦，不对，是在佐治亚碰见她的。”我推说自己忙于房屋装修，没空找她。接着在冲动之下，邀请她星期天到家里做客。我说自己是一时冲动，因为家里那时空空如也，没有家具，没有餐具桌布，只有一个配备不齐的厨房和寥寥几只碗碟。

我赶紧到集市上挑了块亚麻布，铺在屋后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接着到外面采了一把野花，插进花瓶里，摆在餐桌上。我精心准备晚餐但又力求简单：用鼠尾草和牛油做意式方饺、炒鸡丁、做意式熏火腿卷和新鲜果蔬。伊丽莎白来到的时候，埃迪正要把桌子搬到山边。突然，桌面和一条桌腿散架了，哗地掉在地上。主客之间的生疏是打破了，但晚饭到哪儿吃可就没了着落。伊丽莎白帮忙重新拼好桌子，埃迪拿来钉子钉牢靠，再次铺上桌布，放上杯盏，没想到效果还不错。我们一边带客人参观新居，一边谈论着水管、水井、烟囱和油漆等话题。伊丽莎白告诉我们，她到托斯卡纳的时候买的也是破房子，后来被她装修得漂亮极了。她初搬进房子的第一天，一面墙倒了，墙后跑出了一头脾气暴躁的老母猪——可能是先前的农家忘了带走。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位客人对意大利了如指掌，于是赶忙向她询问：去哪里检验水质？一罗马里等于多少英里？哪家肉铺价廉物美？买得到老式瓦片吗？申请长期居住好吗？自从一九五四年搬到意大利，伊丽莎白就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方方面面，对历史、语言和政治知之甚详。此外，她还知道不少优秀水管师傅的电话号码，认识会制作略带罗马北部风味面饺的妇女。晚餐在月光下持续了很久（虽然一直很担心饭桌会再次倒塌）。一顿饭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每天早上，伊丽莎白都会去镇上买报纸，然后拐进同一家咖啡店喝咖啡。我也爱早起，也喜欢散步到镇上，观看小镇苏醒的模样。我总拿着一本意大利语动词变化表，一边散步一边记忆。也会带上一本诗集，因为诗集和散步是绝配。有时会读上一两句，掩上书细细品味，接着再读一两句，有时仅仅是诗中的个别词句就足以让我琢磨一个早上。一边散步一边沉思，很容易把诗句从纸页中解放出来，因为我是踏着诗歌的韵律散步的。但埃迪觉得我这样走路很滑稽，恐怕会被当地人看作“美国怪人”。因此后来我走到镇口时，就把书收起来，看卖果蔬的玛丽亚·丽达整理水果，看用细枝扫把，（很像巫婆的扫把）扫地的商店老板和靠在理发椅上的理发师，他正在抽今天的第一支烟，一只带条纹的小猫睡在他的腿上。我常撞见伊丽莎白，这样的不期而遇一星期总能有一两次。

我和埃迪对镇上的了解越来越多了。我们尽量在本地商店里买东西：小五金、变压器、隐形眼镜护理液、蚊香和胶卷。卡姆基亚有更廉价的超市，但我们并不愿光顾。从面包坊逛到果蔬店，再到肉铺，把买来的东西全部装进随身携带的蓝色帆布包里。玛丽亚·丽达每次看到我们，都会特地走到店后，把新摘的莴苣和精心挑选的水果拿出来。如果我们没带零钱，她就会说：“明天一起付好了。”好像我们只怀揣大钞票似的。在邮政局，女职员会一边跟我招呼“太太早”，一边使劲儿地往我的信上盖邮戳，好像与它们有仇。在拥挤的小杂货店，我数过，多达三十七种干面条可供选择，柜台上摆放着新鲜的意式面饺、阿尔弗雷德宽面和两种方饺。现在，这里的服务员好像都摸清了我们的喜好，知道我们要买哪种面包，知道我们要的乳酪是水牛乳做的，而不是一般牛乳。

我还为即将到来的女儿阿雪莉挑了一张床。这里没有弹簧床，我们买的是那种金属床柜、木头底板的床。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床上跳着玩儿，突然床板、床垫连同弹簧哗的一声全塌了。不过，我买给女儿的床肯定不会这样，它结实而舒适。星期六的集市上，有一位黑发黑眼的年轻女子，专卖旧亚麻织物。我挑了一条钩边亚麻床单和一个镶边格子枕套，配女儿的床铺。看那货色，肯定是哪个新娘的嫁妆。两件物品都非常新，我真怀疑新娘子有没有从箱子里取出来用过。不过床单和枕套在折叠处有些脏，我把它们浸泡在肥皂水中，洗完后晾在正午的大太阳下。阳光是天然的漂白剂，床单和枕套立刻洁白如初。

伊丽莎白决定卖掉房子，改租一间十三世纪建造的温泉圣母教堂的侧室。那原来是神父的卧室。虽然她要到冬天才搬家，但已经开始整理东西了。也许是第一次在我家吃饭的经历让她念念不忘吧，她送了一张户外用的铁桌子和四把弯背椅给我们。几年前，她参与了一部专访意大利著名作家摩拉维亚的电视节目，摩拉维亚希望在拍摄的空当有个休息的地方，于是就买了这套桌椅。我为这张“摩拉维亚桌子”选了一块墨绿色桌布（类似巴黎公园中长椅的颜色）。她还送给我们好几个书柜和几个装满书籍的购物袋。即使是十四世纪在此隐居的雅士，也一定会对我们白色房间内的摆设赞不绝口：一张床、一堆书、一个书柜、几把椅子和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衣服就放在一些柳条篮子里。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科尔托纳的邻镇湖堡镇的一个广场上，都有小型旧货集市。有一次，我们从集市里淘到一张发黑的旧照片，上面是一群面包师傅和几个栗色衣帽架。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走马观花，那些藏在旧车库里的旧家具价格高得令人咋舌，不敢问津。回家路上，我们看见一起车祸：一辆小型菲亚特在弯道上超车，却迎面撞上了一辆新的阿尔法跑车。超车似乎是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恶习。菲亚特翻倒在一旁，一个车轮还在转动。人们从变形的车身中抬出两个乘客。救护车呼啸着驶来。被撞毁的阿尔法没有翻，车门开着，前排座位空无一人。我们驶近那辆车子时，发现后座有一个十八岁左右的男孩，身体笔直，系着安全带，已经当场毙命。由于这起事故，道路拥堵得厉害，车辆只能慢慢蜗行。我们距男孩那双空洞的蓝眼只有两英尺远，鲜血从他嘴角一滴滴往下流。这以后，埃迪开车明显稳健多了。第二天，我们去湖堡镇游泳时，向酒馆老板询问那男孩是不是本地人。“噢，不是，他是从特朗托拉来的。”特朗托拉距离湖堡镇不过五英里。

我们还在等装修批文，但仍希望八月底回美国的时候，能先完成房梁喷砂的任务。每个房间都有两到三根大梁和二十五到三十根小梁，任务很艰巨啊！

在意大利，每年的八月十五日不仅是圣母升天的纪念日，还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在这一天前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该放下手中的活儿，好好休息。我们低估了这个日子的影响力。等石墙筑好想找人来喷砂时，才发现整个意大利就只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愿意接活。他说他会八月一日来，三天内结束活计。但是到了八月二日，也不见半个人影。我们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一个听上去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冲我们喊：他去海滨度假了。看来他终于还是选择了在沙滩上散步，而不是给黏糊糊的房梁喷砂。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他会半路折返。

尽管在中央供暖系统装好之前，不能给房子内壁上漆，但我们仍然决定把墙上的旧漆刮掉，为日后的油漆工作作准备。每个星期六或手头没其他活儿可干时，那三个波兰人就会过来帮忙。我和埃迪刮墙的时候，白色粉尘纷纷落下，落得一身都是。波兰人是用海绵或湿布擦漆，在他们的手下，掩藏于灰泥之下的一层更久远的鲜蓝油漆显露出来，这种颜色大概是受圣母身上的蓝衣启发吧。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只能靠从位于现今阿富汗的采石场运回的天青石，取得这种稀罕的颜料。在每面墙的顶端，依稀可见一圈业已磨损的叶形装饰。楼下的卧室墙壁被漆成一英寸宽的蓝白相间条纹图案；二楼的两间卧室则呈明黄色，这种颜色深受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钟爱。它是用烤过的黄玻璃、红铅和来自阿诺河岸的沙子提炼出来的。

突然，从三楼传来克里斯托夫喊埃迪的声音，紧接着埃迪大声喊我，声音急促而兴奋。我跑上楼，看见克里斯托夫和里卡杜一边用波兰语说话，一边指着餐厅墙壁的中央。墙壁上画了一座拱门！克里斯托夫拿着湿布在拱门四周轻擦，慢慢地露出了一小片蓝色，然后是一个农舍，接着是杏绿色的羽毛状图案，应该是棵大树。老天，他们居然发现了一幅壁画！我们提来水桶，用海绵小心翼翼地擦着墙壁。每擦一下，画面就多露一点：岸边的两个人，湖水，远山。湖水的蓝色与底层卧室的蓝色相同。天空的蓝色比湖水的略浅，云朵是淡绯红色的。湿润的时候，壁画的颜色非常鲜艳，但水干了之后，就暗淡了不少。一根埋在墙上的电线大煞风景，破坏了整个古典画面。我们擦了整整一个下午，水顺着手臂流淌到地上。到最后，我觉得自己的胳膊就像没有弹性的橡皮筋，使不上一点劲。这幅画占了一整面墙，画中的风光看着有点眼熟，像是特拉斯蒙诺湖四周的景色。从朴实的画风可以看出，我们的新发现并不是乔托的大作，但还是相当不错。肯定有人不喜欢这画，所以在上面刷上了白石灰。幸亏用的不是黏性更强的漆，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就着柔和的湖光享用晚餐了。

要让这栋房屋和周围的梯田焕然一新，恐怕一百年都不算长。我用醋将一楼的窗户擦拭干净，蓝天下烟蒙蒙的青山登时清晰可见。埃迪站在第三层梯田上，挥舞着又长又大的镰刀。他身穿的红色短裤像旗帜一样鲜艳，为了防止荆棘划破双脚，飞溅的石子伤眼，还特意穿了一双黑靴，戴着眼罩。他就像一个强壮的天使，前来给圣母报喜。而事实上呢，他只是无数个在此间辛劳劳作的平凡人之一，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不让农场荒废成一片陡坡。伊特鲁里亚人生活在此之前，托斯卡纳还是一片茫茫林海之时，巴玛苏罗想必只是陡峭的山坡。

除草机发出的刺耳嗡嗡声，淹没了路边白马的嘶鸣和每天清晨唤醒我的婉转鸟啼。可是，为了防止火灾，干草必须割除。埃迪打着赤膊，在炎炎烈日下干活，身上的皮肤日渐黝黑。他弯腰将修剪下来的橄榄枝堆在一起，在凉爽的夜晚再烧掉。橄榄枝一烧便着，灰烬又可以当肥料撒在树下。跟猪一样，橄榄树也浑身是宝。

窗户上的旧玻璃有几处凹陷了，窗外清晰的景象也随即变为一幅水景般的印象派作品。换作在旧金山，如果把时间花在擦银器、熨衣服和扫地这样的家务上，我肯定觉得自己是“浪费时间”。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比皆是，记备忘录、备课、写论文和写作。大学的工作已让我身心俱疲，家务事早成了可恶的负担。我种的花草不是涝就是旱。可为什么在这里，我却能哼着小曲擦窗户呢？这可是十大恐怖家务之一啊！现在，我还想建一个超大的花园。此外，还想亲手缝一块亚麻布帘，挂在浴室玻璃门上。将来，这栋房子的每一块砖和每一把锁，都会像我自己或爱人的身体一样，为我所熟悉。

修复。我喜欢这个词儿。房子、土地，或许还有我自己，都有待修复。只是修复成什么样儿呢？我们的生活非常充实，从早忙到晚，却乐在其中，这种热情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难道只要有个目标，就可以不管意义何在？还是因为高涨的兴致，阻止我们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抑或是巨轮在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奋力前推？但我清楚，把我们吸附在这些琐事之上的是一条巨大无比的根，可以与自石墙边挖出的在大石块上盘根错节的树根一较高下。

我想到了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的大作《空间的诗学》。这本书我没带在身边，只有在笔记本里摘抄的几句话。巴什拉把房子称作“分析人类灵魂的工具”。回想曾经住过的房子，我们学会了如何“安顿”（这个词我喜欢）自己。关于房子，我与巴什拉英雄所见略同。他在书中这么写道：一个人独守空屋，能听见太阳照射进屋的奇怪声音。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房子是梦的庇护所。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房子就是能够让人安心做梦的场所。在巴玛苏罗留宿的客人，往往第二天一大早就跑下楼，讲述自己的梦。通常出现在他们梦中的，是已经过世的父母。“我梦到自己坐在车里，父亲在开车。奇怪的是，我就是现在的我，可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去世了。他开得很快……”一个客人曾做过这样的梦。他们大都睡得香甜。我们每次回巴玛苏罗，睡眠也很好。在这个世界上，这里是唯一让我在早上九点还有睡意的地方。难道这就是巴什拉说的“深层梦境的睡眠”？在这里待上一周，我就能像十二岁时那样精力充沛。巴什拉让我们知道，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房子，总会把我们带回出生后的第一栋屋子，甚至是最初的自我。美国南方人身上都有一种无法从DNA中找到的基因，相信住所乃命运一说。你居住的地方决定了你是谁。你与自己的住所越息息相通，你的自我就越与它难分难舍。一个人选择居于何处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你内心的渴望。

我记得童年时的房间有六扇窗户，夏夜窗子都开着。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夜里家人睡得正酣，而我突然醒了，起床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如沙滩球大小的八仙花。吊扇的风轻轻吹拂着白色窗帘，把外面木樨的香味送进屋里。我摆弄着窗闩，不小心将它弄了下来。我至今仍记得它那金属的质感，我的小手指几乎可以塞进孔里。后来，我爬上窗台，跳进黑漆漆的后院，开始奔跑起来，一种奇怪的感觉——现在我知道了，那叫自由——涌遍我的全身。湿漉漉的草地、黑色灌木丛中绽放的白山茶、跟我当时一样高的小松树从身边掠过，我跑到胡桃树下抓着树枝荡秋千。那时，我刚学会上下用力晃动，又能荡多高呢？我绕着屋子乱跑，跑过每个家人的卧室，然后站在平时大人从不允许我穿过的街道上，再从不上锁的后门溜回自己的房间。

那种纯粹的快乐，那种激流般的欢愉，就像把插头插进插座时产生的电流。就是那种感觉。

我从前在旧金山住过一间小套房，后面是一个种满鲜花的小阳台。站在阳台上俯身下望，三层楼的下面是都市里常见的小中庭，四周是迷人的花圃，由一位园丁专职打理。但它们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公寓高墙边的茉莉花沿着后楼梯的栏杆，爬到三楼我的阳台上，开得无比热闹。对此，我倒是一直难以忘怀，心存感激。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会到阳台上，给茉莉花浇水，望星空，闻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金银花和栀子花的身上，都有南方的味道，那儿才是我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家。虽然这种联系时断时续——毕竟，我的双脚站立在距离地面三层楼高的地方。就算我离开房间走到楼下，又有混凝土把双脚与土地隔开。住在一楼和二楼的都是我的朋友，有时我们会聚在一起，商量什么时候修台阶，什么时候粉刷楼道。我时常静静地欣赏外面的树冠，多美的树啊！房子的后面正对着一座私家花园，附近是一排维多利亚式的房屋，一户挨着一户。这个街区的中央是一块绿地。如果我们都把围墙拆掉，就有一大片草地可供散步了。我很喜欢自己的小房子，也因此心满意足。

莫非在巴玛苏罗，真有一位老祖母暗中坐镇一切？这座平地而起的三层楼房，在我醒着和睡熟的时候，正在慢慢自我修复。修复的是房子吗？一道灵光闪过我的脑际：当人与他最初的自我相认时，他就重新获得选择的权利。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的开篇处直接发问：人要想成长，应该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旧金山的家中，我经常梦到自己以前住过的房子，但房子里多了一些未曾有过的房间。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做过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爬到三年前在纽约苏摩区住过的房子里。那是栋十八世纪的建筑，我很喜欢。梦中我爬进阁楼，发现了三个新房间。其中一间有一株奄奄一息的天竺葵，我把它拿到楼下，给它浇水，没想到像迪斯尼的片子里演的一样，天竺葵马上抽叶开花。我梦见一栋又一栋房子，高中好友的家、儿时的家以及父亲年幼时的家，每次打开门总会有新发现。在梦中，纽约家中的灯全都开着，我从每扇窗前经过，看里面的人在忙些什么。但我从来没梦见普林斯顿那个四四方方的公寓，也从未梦见旧金山那套我喜欢的小房子，也许是因为我在入睡前总听见传至海湾的雾号声吧。那些深沉的声音取代了梦，直触灵魂，呼唤埋藏心底的声音——那个声音人人都有，却不知如何利用。

几年前的夏天，我在维其奥租了一栋房子，竟把周而复始的梦境变成了现实。那栋房子很大，侧屋住着一位管家。有一天，我走进一间没人住的卧室，打开原以为是壁橱的门，不料发现一条两侧都是空房间的石廊，白鸽在里面飞来飞去。原来那是管家所住的侧屋二楼，以前我并未意识到那里没住人。打那以后，我清晨醒来，常把那扇房门打开，看太阳映在地板上的方形光影和鸽子飞翔的白色羽翼。

在巴玛苏罗，我又可以重享与户外相连相通的喜悦。这里的窗子都开着，蝴蝶、马蝇、蜜蜂……任何小动物，只要喜欢都可以随意从窗中进出。我们几乎每顿饭都在户外吃。我重获了母亲对季节和时间的敏感，即使是擦窗户，我也兴味盎然。我又拥有了一栋可以安心做梦的房子。房屋一端紧挨着小山，这是不是又一个暗示：此屋的居民可以与大自然重新连接？在这里，我从不做跟房子有关的梦。在这里，我在梦中的河流自由徜徉。

尽管白昼很长，夏季依然短暂。阿雪莉到来之后，我们像疯子一样，冒着酷暑四处游玩。阿雪莉第一次站在房前时，凝视了良久才说：“这房子就要成为我们记忆的组成部分，真奇怪。”我懂她的意思。每次旅行或移居到另一个城市，都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将与我们融为一体，难以分割。

我当然希望阿雪莉喜欢这里，但我不想强求。还好，她已经开始计划在这里过圣诞。她给自己挑了一个房间。“家里有做意大利面条的机器吗？”“可以顿顿吃瓜吗？”“可以在第二块梯田上挖个游泳池。”“有去佛罗伦萨的火车时刻表吗？我要去买双鞋子。”

阿雪莉大学一毕业就去了纽约。艺术家似的生活，打零工的漂泊，加上漫长炎热的夏季，让她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去了后山一个教士开的山泉泳池中泡澡，到伊特鲁里亚人的海边晒日光浴，租了沙滩椅整天待在太阳下。到了晚上，找一家绝对地道的本地餐馆，用完餐后四处溜达。

日子像流水般飞逝，转眼又到了我和阿雪莉告别巴玛苏罗的时间了。我必须回去工作，但埃迪会多待十天，没准那位喷砂工人度假回来了呢。

欲速则不达

走出旧金山机场，一阵湿冷的雾气迎面袭来，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咸味和引擎的油烟味，吓了我一大跳。一个出租车司机走到路对面，帮我提行李。我和司机说笑了一会儿，就沉默下来。我是真的不想说话了，要知道，我已一路舟车劳顿二十四小时。和女儿阿雪莉在纽约机场分手后，我独自飞回旧金山。这一段旅途十分坎坷，因为遇上罕见大风，飞机延误了一个小时。坐在飞机上俯瞰，山上的房屋好像一条光链，很快旧金山海湾便出现在我的右边，几乎将整条高速环抱在胸。一条小道蜿蜒曲折，道路尽头，天际线边灯火通明，旧金山市赫然在望。我知道，飞机很快就要在山顶俯冲，楼宇间的一湾蓝水即将一掠而过。

虽然旧金山近在咫尺，但我脑海里的依旧是那栋石屋、堆着干草垛的山野，以及布满葡萄园、橄榄树林和向日葵的连绵青山，眼前的繁华都市让我觉得陌生。我开始找家里的钥匙，在记忆中它们放在手提箱的内袋里，可是没找到。是不是被我弄丢了？怎么办，虽然两个朋友和一个邻居都有我家的钥匙，但我担心听到的是电话留言：“我出门了，星期五才回来……”出租车驶过一幢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屋，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窗帘严实，唯有廊灯照着门廊旁的木栏杆和园中的花草。街上没有一个人，连遛狗和买牛奶的人都没见着。想到科尔托纳人可以随意把钥匙留在门上，晚上全都出去溜达、访友、购物、喝咖啡，我好生忌妒。埃迪还在巴玛苏罗，因为他的学校开学稍晚，而我们希望喷砂工作能在这个夏天完成。出租车把我放下后，绝尘而去。我的房子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蔷薇长高了，缠着柱子往上攀爬。我终于从一堆意大利硬币中摸出钥匙，打开家门。小猫“小妹”听到开门声，窜到我面前，喵喵地叫个不停，还用一侧身体蹭我的脚踝。我弯腰抱起小猫，闻着她身上的泥土与湿叶子味。在意大利，我经常在一觉醒来的时候以为“小妹”睡在床上。接着，它纵身跳上行李箱，蜷起身子打起盹来。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它肯定受了不少苦。

电灯、垫子、橱柜、被子、桌子，以及墙上的画，对一个在七千英里之外的空屋子里居住了一夏天的人来说，是多么舒适，又是多么凌乱。书柜装得满满的，厨房的玻璃架上摆着五颜六色的盘子、水壶、碟子，一应俱全。厅里的那张长地毯多柔软哪！我能永远离开这里吗？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二战期间曾避难于乡下。一次空袭后，她赶回伦敦，发现房子已成废墟。照理应该伤心欲绝才是，但她却感到一阵莫名的狂喜。遇到这样的事，我的反应肯定与她的不同。每次大地震过后，看着裂痕处处的烟囱、破碎的花瓶和玻璃杯，我都要难过好几天呢。只是现在，我踩惯了冰凉的瓷砖地板，看惯了朴实的白墙而已。我的躯壳回来了，灵魂还留在那里。

电话里有十一条留言。“你回来了吗？”“我需要您在我的毕业证上签名……”“请来电确认会面时间……”帮忙看家的太太记了一长串来电者的名字。书房里堆了三叠齐膝高的邮件，大部分没有要紧事宜。我打起精神，一封封地浏览。

因为我在意大利待得太久，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匆赶回，所以必须立即返校。再过四天就要开学了。虽然在意大利能收发传真，学校里的秘书又极其称职，但我毕竟是系主任，开学时得亲自坐镇才说得过去。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去学校报到。“暑假过得怎么样？”每个人问的都是这句话。新学年伊始，校园一派生气，弥漫于空气中的勃勃生机感染着每一个人。书店里挤满了买教材的学生，我本打算买些圆珠笔、有五种检索方式的记事本和活页纸，只好暂且作罢。待在办公室里签字、记备忘，打电话给一大群人，使我像台高速运转的马达，早已将时差带来的不适抛至九霄云外。

忙完工作，我上街去买日用品，发现有机蔬菜店新聘请了一位女按摩师，日后买马铃薯之前，我可以坐在按摩室享受七分钟的按摩，放松紧张的神经。但今天，一看到收银台前排着的长龙、一排排新鲜的农产品和商店前部新开的面包坊中诱人的面包，我就精神抖擞起来。芥末、蛋黄酱、巧克力、保鲜膜——我买了一大堆整整一夏无缘见面的东西，又去熟食店买了够吃两天的螃蟹饼、香葱马铃薯、玉米沙拉和小麦沙拉。接下来的日子，我肯定忙得没空下厨。

巴玛苏罗现在是早上八点。埃迪也许正在给橄榄树除草，不然就是着急地踱步，等待那位喷砂工人大驾光临。我把车子倒进车库时，看见只剩一颗牙的流浪汉艾维特，正站在我家垃圾桶边，寻找瓶瓶罐罐。邻居车库门上多了一张告示牌：“请勿停车，违者拖走！”

回到家，我听到了埃迪的留言，声音好像有点儿烦躁。“亲爱的，真希望能逮着你，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工作吗？我送你去机场后回到家，那位喷砂工人就已经到了。”他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他带了一台巨大的喷砂机过来，吵死人啦。砂子真的是喷出来的，满地都是，跟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尘暴一样。他昨天喷了三间屋子。你无法想象地板上的砂子有多厚。我把家具全都搬到露台上，把自己关在一间屋里。咱们家到处都是砂子。不过处理过的横梁挺漂亮的，都是栗木的，只有一根是榆木。我不知道拿那些砂子怎么办，连我耳朵里都是，可喷砂的时候我已躲得很远了。用扫把清扫肯定不行，要是你在场就好了。”埃迪平日说话很少用这么多强调语气。

他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正在佛罗伦萨附近的高速上，准备前往尼斯，搭乘飞机回国。他的声音听起来既疲惫又兴奋。我们的修缮批文下来了，喷砂工作也大功告成！可惜比安基先生要做胃部手术，不能接活儿。埃迪只好跟贝尼托·坎托尼签约——就是那位长得像墨索里尼的黄眼老兄。房子会马上动工，预计十一月初结束，来得及过圣诞。但砂子的清理却没有进展，据喷砂工人说，要把全部砂子清理干净需要五年时间！

伊恩，我们买房子时的翻译，替我们监督工程的进度。已经画好装修的草图，插座、开关和暖气的位置，浴室的格局，厨房的设计，就连水槽的高度、水槽和水龙头之间的距离，都有标记。甚至我们事先买好的浴室瓷砖和灯具放在哪儿，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总之，只要我们想到的全都写在了纸上。我们焦急地等待意大利开工的消息。

九月十五日，收到伊恩的第一封传真，贝尼托第一天开工就跌断了腿，得等他能走路了，装修才能重新启动。

“Festina tarde”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谚语，意思是“欲速则不达”。通常，这个谚语的形象表达，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或一只铁锚缠身的海豚，或一位端坐的女子一手握一对翅膀，一手握一只乌龟。画上的女子应该是一手握着大石墙，一手握着中央供暖系统、厨房、露台和浴室才对。十月十二日，我们收到伊恩的第二封传真，“工程进度落后了，原来的计划可能会有不少改动。”但他还是很有信心，叫我们不必担心。

我们回了一封传真，说了些鼓励的话，并请他吩咐工人将每件家具盖上塑料布，再用胶带加固。

随后的一封传真告诉我们：已经开始在厨房和餐厅那堵三英尺厚的墙上打洞。两天后的传真把我们俩吓了一大跳：工人把石墙上一块大石头抽出来时，整幢房屋吱嘎作响，吓得他们以为房子要塌了，夺门而出。

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伊恩，问了他一箩筐的问题：事先用东西撑住房屋了吗？难道贝尼托没用钢筋？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不知道可能会出这种状况吗？伊恩回复说，石屋的情况难以预测，不像美国的房子如何动手心中有数，不过房门已经开好了，看起来不错，就是比原计划的窄一些，开大了或许会有危险。我一方面生气他们的无能，另一方面又暗自庆幸房子没塌，没伤着他们。

十一月中旬，贝尼托将二楼露台装修完毕，三楼和雇农卧室相连的两扇门也开好了。我们原本想打通主卧和雇农卧室，现在计划取消。一想到贝尼托的手下惊恐逃生的景象，就丧失了勇气。不久，伊恩汇报第二项工程进度落后，即新浴室和热水系统不能如期完工。他劝我们圣诞节别过去，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圣诞节这里供不上热水。事实上，这屋子那时根本没法住人，因为中央供暖的管道必须安在房子里，装在房屋后面的想法行不通。”贝尼托请伊恩转告我们，实际费用会高于预算，因为工作比预期的多很多。按照合同，原来由他承接的项目，比如水电安装委托给了别人，导致一大叠重复账单出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而伊恩一样一头雾水。我们汇了部分款项过去，他却迟迟没收到，这令他大为光火。显然，因为没有亲临现场监督，班里图总是先忙完别的活儿，有空才过来装修我们的房子。

我们还是按照原定计划，飞往意大利过圣诞，盼望能有奇迹出现。伊丽莎白让我们借住她在科尔托纳的房子。她已将部分物品整理清楚。因为新居比旧居小，她还决定再送我们一批家具。我们坐车驶离罗马机场时，大雨像打开的水龙头，哗哗地打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越往北走雾越浓。路过卡姆基亚的时候，我们下车到一家小酒馆喝了两杯热巧克力，并决定先把行李卸到伊丽莎白家，午饭后再去巴玛苏罗。

巴玛苏罗简直就是一处灾难现场。为了安装暖气管道，每间屋子的墙壁都挖了小沟。大大小小的石头，堆在毫无遮盖的地板上。塑料布只是随便往家具上一扔，根本没按照我们的吩咐去做，以至于所有的书籍、桌椅、杯碟、床铺、毛巾，甚至收据，全被泥土占领。弯弯曲曲的管道凹槽，从地板伸至天花板，如同一道道没有包扎的伤口。新浴室才刚刚开工，堆了一地水泥。新厨房的灰泥已经开裂了，不过新的大水槽已经装完毕，效果不错。不知哪个工人在餐厅壁画上用黑色白板笔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埃迪看见了，立刻拿来一块湿布使劲擦抹，但是徒劳，气得他把抹布狠狠扔进石堆里。他们任由所有的窗户开着，而早上的那场大雨，使得地板上到处都是积水。粗心大意造成的恶果随处可见，就连电话都没幸免于难，被深埋进沙土中。我火冒三丈，快步走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贝尼托不在现场，大概忙别的活儿去了。一个工人看见我们垂头丧气，安慰说房子快装修完了，效果会很不错的。他很腼腆，不过像是真的关心我们。多漂亮的房子！多好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着，用一双朦胧而苍老的蓝眼睛难过地看着我们。这时，贝尼托回来了，一见面就开始吹牛皮：那些沙土都是要清理的，只是赶不及在我们回来前做好，再说，都是管道工弄出来的，明明说好来清理，却不见人影，把他的活儿都给耽搁了；不过，所有的活儿都干得漂亮极了。厨房的裂缝会补好，那只是因为下雨天灰泥干不透才造成的。我们几乎一句话也没回应。就在他手舞足蹈口水飞溅之时，我瞥见刚才那位工人朝我们做了个奇怪的手势。他站在贝尼托身后，朝贝尼托的背影点点头，然后用手拉下眼皮。

二楼露台的活儿倒是干得相当漂亮。地上铺好了玫瑰色的砖块，生锈的铁栏杆也都加固了，看起来既结实又古色古香。平心而论，还是有些活儿做得不错。

下午四点，黄昏翩然而至，五点时分已夜色朦胧。冬日的商店午休过后依旧开张——早上工作，午间休息，天黑再营业。看来，科尔托纳冬天的生活节奏和炎热的夏天并没有区别。我们顺道看望了马提尼先生。见到他我们很高兴，知道能学到很多万金油似的语气词。我们用结结巴巴的意大利语将房子的情况告诉了他。临别时，我突然想起那个奇怪的手势，便用手拉下一边眼皮，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Furbo.”就是胡说、别上当的意思，他问：“是谁furbo？”

“当然是我们的工头。”

谢谢你，伊丽莎白，多温暖的房子。我们买了红蜡烛，砍了一根柏树枝拖进屋里，多少得有点过圣诞的气氛吧。虽然商店中的冬令时蔬非常诱人，可惜我们无心下厨。伊丽莎白送的家具很让人倾心。除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床、一张咖啡桌、两张书桌和一盏台灯，还有一个古老的栗木食品橱，上面可以揉面粉、做面包什么的，下面是橱柜和抽屉。我尤其爱抚摸栗木温暖的表面。此外，伊丽莎白还留下了不少东西：一个特大号的橱柜，大得可以装进我们家所有的亚麻桌布、床单和窗帘；一张餐桌、一只旧箱子、一个五斗橱、两把椅子和好些餐具。真没想到，一下子就有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但是，我们丝毫不担心从此失去挑选家具的乐趣，因为摆进伊丽莎白的家具之后，剩余空间还很多。经历了装修房子的诸多烦恼，伊丽莎白的这份厚礼无异雪中送炭，让我们倍感温暖。这些家具摆在伊丽莎白整洁的房子里是那么协调。可是我们离开美国之前，必须把它们搬进另一栋瓦砾狼藉的房屋。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装修进程慢慢减缓，最后完全停工了。我们压根儿没料到，工人们的假期那么多。临近新年就有好几个假期，而为感谢圣徒斯特凡诺，我们以前从未听过他的名字，工人们又多了一天假。伊丽莎白请来弗朗西斯科·菲克替我们搬家具。弗朗西斯科帮伊丽莎白干了将近二十年的活儿，这天，他带着儿子和女婿，开了辆大卡车过来。他们把大橱柜大卸八块，连同其他家具一并装到车上。唯一的漏网之鱼是一张书桌，因为太宽，没法从书房搬出来。伊丽莎白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看来它舍不得离开旧主。我捧着一堆碗碟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抬头正好看见弗朗西斯科用一条绳索，将书桌从二楼的窗户缓缓吊下。书桌轻轻落地时，大家不禁鼓掌叫好。

家具运回巴玛苏罗以后，我和埃迪把它们一股脑儿塞进事先清理好的两间屋子里，盖好塑料布，关上房门。

什么事儿都做不了，贝尼托不接我们的电话，我又得了咽炎。我们连圣诞礼物都没有买，埃迪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女儿阿雪莉也得了流感，听说这里一团糟后，取消了到意大利过节的计划，宁愿只身一人待在纽约。我翻看杂志时，无意中发现一则巴哈马的旅游广告，怔怔地看着里面的照片：清澈蔚蓝的大海，金光闪闪的沙滩。我仿佛看见某地的某个人，躺在黄色的小舢板上，将手伸进温暖的海水，在阳光下浮想联翩。

平安夜，我们去一家当地餐馆用餐，点了野蘑菇意面、小牛肉和一瓶上好的奇扬第酒。平安夜是家人聚在一起共享晚餐的时光，所以餐馆中除了我们，只有另外一个客人。他身穿咖啡色西装，笔直地坐在桌边，一边吃菜一边喝酒。每次他只给自己倒半杯葡萄酒，然后举杯先闻闻酒香，再缓缓送入口中，好像喝的是人间珍酿，而不是普通家藏。他吃菜也很小心翼翼。我们吃完晚饭，看看手表，才九点半，于是打算回伊丽莎白家，生个火，享用下午买来的麝香酒和小蛋糕。埃迪等咖啡时，我们的晚餐伙伴正在吃一盘干酪和一碟核桃。餐厅里静悄悄的。“咔嘣”一声，他压碎一颗核桃，拿刀切取一片干酪，先放进嘴里尝尝，然后再吃核桃。接着，又是“咔嘣”一声，又一颗核桃。突然，我很想把头埋进白桌布里，痛哭一场。

根据伊恩的说法，房子的装修在二月底圆满完成了。我们按合同付给贝尼托费用，但没有理睬他后来添加的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账单。比如，装扇门要收一千美金。我们得实地查看他到底多做了什么。至于这笔尾款官司怎么了结，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四月末，埃迪回了意大利，学校的春季学期结束，开始放假。他计划在六月一日我到达之前，先打理田里的事情，再给房梁染色打蜡。等我到达后，一起打扫、清洗、粉刷房间和窗户，将地板还原到装修前的样子。新厨房里只有水槽、洗碗机、炉子和冰箱，我们不打算买橱柜，想用石灰砖砌框、厚木板当挡板，放置厨房用品。厨房的灶台就用大理石。我们这么积极动手是有原因的。好朋友苏珊计划六月底到科尔托纳举行婚礼。我问她为什么选择在意大利结婚？她神秘兮兮地说：“我希望证婚人用的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宾客住在巴玛苏罗，婚礼定在那栋十二世纪的市政大厅。

埃迪告诉我，他目前只能蜗居在二楼那间带露台的房间——整栋房子唯一没有垃圾的避难所。他已经清好了一个浴室，取出了几只碗碟，基本生活能够运转维持。贝尼托从屋里搬了几堆垃圾出去，不过就堆在车道上，如今的车道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场。在屋前的田地里，石头堆得跟座山似的，都是打门洞敲下的。而从露台和主卧敲下来的砖块堆成了另一座山。尽管如此，埃迪还是喜不自禁。工人们全走了！新浴室的地板上铺了一尺见方的瓷砖，装上了漂亮的支柱水槽、浴缸，宽敞而豪华，跟原来那个用木桶提水冲厕的浴室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春天绿意葱葱，田地里的草丛中绽放着数以千计的野鸢尾和黄水仙。他发现一条季节性的小溪潺潺流过长满青苔的山石，两只箱龟爬到石头上晒太阳。杏树和果树都美极了，他得挣扎一番才能安心在屋子里工作。

我们说好少打电话，因为一通起话就没完没了，光话费都可以添制许多件东西了。可是，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房子大为改观，总想找人说说，告诉对方房梁打蜡后多漂亮，而脖子仰了一天之后又有多酸。现在准备清理第四间屋子。埃迪说，光是房梁、天花板和墙壁，一间屋子就要花去四十小时。地板最后再打扫。工作日程是：早七晚七，一周七天。

终于，终于到了六月，我可以启程了。听了埃迪的描述，我以为等待我的是一栋窗明几净的房子。可是，埃迪只是把他已经完成的事告诉了我。

我初进家门时，简直不敢相信埃迪已经来了这么久。的确，房梁很漂亮，但是地板上全是垃圾和石灰，甚至连那个旧水槽都没有扔掉。电工没有到位，还有六间房子没有打扫，家具全都塞在三间屋子里，简直跟战场一模一样。我尽量控制情绪，不让惊愕流露出来。

我本想过来好好读书和写作的，不幸的是，除了立即卷起袖子干活之外，别无选择。离第一批客人到来不到三个星期。那可是人家的婚礼，这样的地方谁愿意待呢？

埃迪身高六英尺二，我身高五英尺四。正所谓体形决定命运，天花板归埃迪，地板归我。不过这两份工作孰轻孰重，眼下很难分清。埃迪倒是真喜欢刷横梁。漆天花板的砖块虽然没什么意思，但也小有成就感。原本黏糊糊的横梁打蜡上漆之后，黑亮光泽；而斑斑驳驳的天花板刷上油漆之后，朴素白净：房子顿时有模有样了。埃迪用野猪毛大刷子刷墙壁，效率很高。我们使用的是纯白色漆，刷在灰泥上显得比其他任何颜料都白。埃迪每漆好一间屋子，就轮到我刷当地人称为“扫把沾”的墙边，就是把离墙基六英寸高的地方刷成灰色。因为这个地带是扫把最容易碰到的地方，故名为“扫把沾”。这一带的老房子，通常把“扫把沾”漆成砖头的颜色，因为深色耐脏，常被扫把或拖把碰撞也没有关系，但我却偏爱浅一点儿的灰色。为了精确测量每面墙的六英寸高度，我几乎是倒立着完成任务——在地板和墙壁之间用胶带隔出六英寸的空间后，在两条胶带之间上漆，漆罢再把胶带撕掉。撕胶带时总会把部分白漆粘连带下来，所以稍后还得补刷。总共十二个房间，每间房四面墙，加上楼梯和门口，好大一个工程啊！那个石吧台我们没动。这件事完工后，我开始清理地板。第一步，先清扫大灰泥块和泥土，接着用吸尘器吸一遍，然后在地板上洒一种特殊溶剂，溶解残余的泥土、灰泥和油漆，接着再用抹布擦三遍（擦第二遍的时候，我用了一种温和的肥皂液），这些活儿都是跪在地板上完成的。第二步，用掺了少许盐酸的水接着擦抹地板，冲水后，再用亚麻籽油刷一遍，让地板自行吸收风干。两天后，我像个女佣一样，跪在地上，再给地板打蜡。我以前从未如此长久地跪地，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痛得要命，差点叫出声来。最后一步，用软布擦拭地板。经过这三道工序，地板终于恢复了原样，色彩稳重，闪闪发光。每个房间都各司其职，像我们当初买的时候一样，但是横梁更漂亮了，暖气也到位了。记得当时我对管道工抱怨：“Brutto.”（丑死了。）他回答道：“没错，但冬天就好看了。”

埃迪说得对：一周七天，早七晚七。我们把碎石铺到车道上，让来往车辆慢慢碾平。大石头和砖块则挖坑掩埋，上面盖上碎草，交给时间处理。而贝尼托扔在车道的石料，请人用卡车运走。过了几天散步的时候，发现离家一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庞大的石堆，里面竟然有我们家的灰泥，上面还是圣母蓝衣的颜色，让人大吃一惊。

从高中到研究生，埃迪都是半工半读：当过搬家工、餐厅侍者助手、家具木工、送冰箱的工人。有个朋友打趣地称他为“肌肉诗人”。他干活的时候劲头十足，但到了晚上就蔫了。而我从来没做过粗活，最多只是给家具上光、修剪果树、油漆和贴墙纸什么的。目前的劳动完全超出了我的身体负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肉不痛。什么叫膝水肿呀？我想我可能落下这个毛病了。一躺到床上，我就跟个死人一样。可一到早晨，我们俩又不知哪儿来的精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接着埋头苦干。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能这么吃苦耐劳。我第一次真正了解普通工人的处境，他们的报酬应该翻一番才对。

我在大太阳下给露台地板上亚麻籽油，而且拿定主意，再热都要把活儿干完，除非被太阳烤晕。为了舒缓身体，我不时站起身来，闻闻种在大盆子里的金银花香气，看看开阔的景色，接着弯腰把刷子蘸进桶里的亚麻籽油中。谁会在花高价请人铺露台的时候打听清楚，所付的工钱包不包括最后的清理工作？我和埃迪都没想到，厨房和露台还得涂这种黏糊糊的玩意儿。

每天晚上收工后，我们俩都会走来走去，看看还落下了什么，效果如何。虽然不打算要孩子，但打理巴玛苏罗就像养了三个孩子。每清理完一个屋子，我们就把家具摆进去。慢慢地房间都布置好了，虽然空空落落，但基本配备齐全。我在伊丽莎白送的那对床上铺了白色的床罩。还抽了一个早上去了一趟阿雷佐，买了几盏用传统的意大利锡釉陶花瓶改制的桌灯。眼看着工作一件件完成，真让人开心极了。太棒了，我们做到了！都干净了，冬天不用挨冻了！我们俩得意洋洋，干活的劲头也更足了。

婚礼前一周，好朋友莎拉和凯文从加州来到巴玛苏罗。老远就看见凯文从火车上搬下一个双人棺材大小的箱子。原来是他的自行车！白天他们俩去佛罗伦萨、阿西西参观历史遗迹，我和埃迪则在家里继续干活。晚上，我们四人一起享受丰盛的晚餐。他们讲述一天的见闻，我们则说着打算在浴室装一个新的喷头。他们俩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喜欢听我们的每日传奇，比如如何清理厨房地板砖。没有外出远游的时候，凯文就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莎拉是个画家，被我们硬留在家里，为巴玛苏罗画装饰画。她在一间卧室的窗户上，画了一些粉蓝色的半圆形。我们从乔托的画中选了颗星星，她照着做了个模板，用金色的漆在拱门上印上一颗颗金色的星星。几颗星星还从拱门上“落”到了白墙上。我们开始着手布置新房。我在佩鲁贾附近的古玩店里买了两张彩色星座图，上面画着神话中的野兽和人物，又到科尔托纳的集市上买了几条白色绣花浅蓝底的棉布和亚麻布被单。为了迎接第一批客人，我们买了二十个葡萄酒杯、几块亚麻桌布、一个烘焙结婚蛋糕用的煎锅和一箱葡萄酒。

要在婚礼之前把一切准备妥当，完全不可能，不是吗？但我们还是竭尽所能，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客人全部到齐的前一天，凯文下楼问道：“为什么马桶会冒热气？这是意大利马桶的特色吗？”埃迪赶紧拿来梯子，爬到墙边的水箱旁，用手试了试水温。是热的。检查其他浴室后，发现只有新浴室没有问题，另一间旧浴室的水也是热的。我们几乎没用过那两间旧浴室，所以不知道居然没有冷水。等到客人洗澡的时候，问题才冒出来。莎拉说，她洗澡的时候就觉得热水特别烫，因为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所以没有说。水管工几天内来不了，婚礼期间，不管淋浴还是冲马桶，都得速战速决。

最前面的一块山地至今一片荒芜，为了转移客人的视线，我们沿着石墙种了一盆盆天竺葵。至少废石全被运走了，四间房子里都有床铺。苏珊的两个表哥会从英国过来，科尔的兄嫂也在路上。莎拉和凯文到时会搬到镇上的酒店住几天。其他几个朋友将从美国佛蒙特州赶来会合。

人马到齐的那一天，我们家就有十二个人了，帮忙准备饮料和午餐的人手一下子多了许多。因为烤箱很小，用它做出的婚礼蛋糕肯定很寒碜，所以必须另想高招。我打算做三层杏仁果酱蛋糕，喷上用榛果和奶油调制的糖霜，配上奶油泡沫和红酒加糖浸泡的樱桃。我们找不到合适的煎锅放蛋糕，只好买了一个喂狗的锡碟来充数。烤出来的蛋糕相当漂亮，可惜歪了，好在有花朵点缀其间。宾客们一个个都往外跑，观光的观光，购物的购物。

一个清新温暖的夜晚，我们举行了婚前晚宴，来宾全都穿上浅色系的亚麻或棉布衣裳。大家照了不少相片：台阶上牵手并立的，斜依栏杆的，各种姿势都有。苏珊的表哥取出他从法国带来的香槟，大伙儿一边喝香槟，一边吃烤面包和干橄榄。接着上的是茴香汤。我还做了一锅简便的乡村砂锅，里面放了鸡头、白刀豆、香肠、番茄和洋葱。餐桌上摆着一碗青豆、一篮子面包、一盘芝麻菜和菊莴拌的沙拉。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经历的结婚趣事。麦克本来要跟科罗拉多的姑娘结婚，可是婚礼当天姑娘逃婚了，一个星期后嫁给了别人。凯伦曾是一场游轮婚礼的伴娘，新娘的妈妈穿了一身花雪纺，烂醉如泥。而我二十二岁结的婚，本打算办一场午夜婚礼，请每个来宾穿上长袍，手捧蜡烛，却被牧师一口否决，说午夜“不够光明正大”，他主婚的时间最晚不超过晚上九点。结果长袍没穿成，我改穿姐姐的婚纱，手持一本皮面济慈诗集，踏上红地毯。母亲扯了扯我的裙子，在我侧身聆听她的智慧之言时，向我耳语：“你这个婚姻撑不过六个月。”事实证明她错了。

也许我们该请个手风琴师，像意大利的名导费里尼的电影中那样，再或者弄匹白马给新娘当坐骑。虽然没有这些排场，但晚宴的气氛相当不错。听着CD中的音乐，大家忍不住在餐厅里起舞。本来，吃完那道白桃馅饼，晚宴就该落幕了，不料众人听了埃迪对镇上奶油泡沫和榛果冰淇淋的描述之后，倾巢出动，坐上车朝镇上直奔。已是晚上十一点，小镇依然一片生气。大家全都待在户外，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在吃冰淇淋，还有的在喝amaro（一种苦味餐后酒）。推车中的小婴儿和父母一样，眼睛依旧炯炯有神；少男少女们则结伴坐在市政大楼前的台阶上，只有一只小猫蜷缩在警车车顶，呼噜呼噜睡着了。看到这热闹的夜景，我们这些外国人全都傻眼了。

婚礼当天早上，我、苏珊和莎拉三个人到屋外采了一把欧薄荷、一些粉红和黄色的野花，做了一束新娘捧花。我们一干人，女士绸裙男士西装，沿着罗马古道，浩浩荡荡地步行前往市政大厅。女士的高档皮鞋先放在一个袋子里，交给埃迪拎着。苏珊给了我们每人一把中国纸伞，抵挡正午的艳阳。我们穿过小镇，来到市政大楼前拾级而上。市政大厅又高又暗，两侧挂了不少织锦和壁画，还摆放了一排类似法官椅的高背椅，的确是山盟海誓的好地方。科尔托纳市政府送来了一束红玫瑰，埃迪联系好了“运动酒吧”，请他们在婚礼结束后送来冰镇普罗赛柯红酒。苏珊的表哥布莱恩拿着录像机来回穿梭，从各个角度捕捉镜头。简短的仪式结束后，我们穿过市政广场，前往洛格塔餐厅享用精挑细选的托斯卡纳大餐。首先上的是crostini，一种小圆面包，顶上放着橄榄、辣椒、香菇和鸡肝；prosciutto e melone，煎橄榄，外面裹着干酪和辣面包屑；还有当地的finocchiona，意大利萨拉米香肠，表面上撒了茴香籽。接着是主菜，包括意式小方饺配黄油和酱汁，以及本地土豆丸子配香蒜酱。佳肴一道接着一道送上餐桌，高潮部分是烤羊肉、烤小牛肉和著名的基亚纳谷烤牛排。凯文看见餐厅一角的大花瓶下有一台钢琴，便怂恿钢琴家科尔弹奏一曲助兴。科尔弹奏意大利作曲家斯卡拉蒂的曲子时，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埃迪，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是啊，就在三个星期之前，眼前的一切还仿佛一场梦、一个远镜头、一个令我们望而却步的未来。“干杯！”苏珊的英国表哥喊道。

回到巴玛苏罗，美味的食物加上炎热的天气，令我们晕乎乎的，大家一致决定结婚蛋糕傍晚再吃。我听到有一个人，不，是两个人，鼾声如雷。

结婚蛋糕虽然做得不够专业，却是迄今为止我所吃过最美味的。感谢屋外的果树，是它们提供了上好的坚果。莎拉和凯文又在餐厅里翩然起舞了。其他人走到屋外，站在梯田的尽头，眺望碧湖幽谷。我们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吃晚饭，最后决定还是到卡姆基亚吃比萨。可是等来到卡姆基亚，我和埃迪最中意的几家比萨店都打烊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光顾了一家既没档次又没气氛的比萨店。没想到，那里的比萨出奇地好吃，谁也没空去注意脏兮兮的窗帘和跳上邻桌舔残羹的小猫。桌子另一端，新娘和新郎手握着手，完全沉浸于二人世界。

吃完比萨，苏珊和科尔起身前往卢卡，再从卢卡返回法国。他们的亲戚也都离开了。

莎拉和凯文在我家多住了几日。我和埃迪去了一趟石材厂，选购厚厚的白色大理石板做厨房的灶台。第二天，石匠按照我们的规格，切割好石板，由埃迪和凯文两个人扛进汽车后备厢，载回巴玛苏罗。一夜之间，厨房神奇地变成了我理想中的模样：砖地、白色家用电器、长水槽、木碗架和大理石灶台。我裁了一块蓝色方格子布，挂在水槽下面，又在壁架上吊了一串大蒜和一束干香草。我们还从镇上买回来一个农家用的旧杯碟架，深栗色的架子挂在白墙壁上分外和谐，终于替那几只富有当地特色的陶瓷杯碗找到了容身之所。

客人全走了。我们把剩下的结婚蛋糕一扫而光。埃迪又开始忙碌，列了一大堆马上要做的事儿，厚厚的一叠纸都够我们贴面墙了。厨房美轮美奂，我们在里面放了好些新鲜果蔬。现在才七月四日，夏天还长着呢。女儿阿雪莉不久会过来。不时会有路过科尔托纳的朋友，进来吃顿午餐或留宿。来吧，这里已是万事俱备，只欠访客。

树下的长桌

卡姆基亚的集市日是星期四，那是个生气勃勃的小镇，位于科尔托纳所在山脊的脚下。我去得很早，天还不热，可是集市上已经游人如织。卡姆基亚受声名远播、高高在上的科尔托纳镇影响，充满了现代气息。但是这种“现代”是相对的。在兼卖五金和种子的蔬菜水果店铺之间，你会意外地碰到伊特鲁里亚人的古墓；而在某个肉铺附近，你也会看到安着巨大的弧形铁门、花园护墙已经摇摇欲坠的古代宅院。卡姆基亚虽在二战期间遭遇空袭，但部分栗树大难不死，郁郁葱葱；许多值得留影的门廊和装了百叶窗的房屋也劫后余生，重焕生机。

集市这一天，有几条街道禁止车辆通行。小贩早早赶来，一辆辆改装货车和汽车沿街排开，使得街道很像超市过道。有一辆货车卖的是本地产佩科里诺羊奶干酪，有的又松又软像奶油，有的又硬又老像打谷场。这辆车旁边的几辆小车，都卖帕尔玛干酪。这种干酪存放一段时间后，香脆可口，我买了一些边嚼边逛。

我来这儿是想买些食物，招待今晚的新朋友。而最喜欢光顾的是两个烤乳猪摊。大砧板上摆着一头烤好的全猪，猪尾巴上绑着西芹，嘴里含个苹果或大蘑菇。有时，猪头会被切下放在一旁的角落里，看着自己的身躯装着香草和耳朵这类东西（还是不要上前细瞧为好）在木炉上烤。你可以买个脆皮卷，不放别的，就放一片烤猪肉——根据各人口味可以选纯瘦肉或带着脆皮的肥肉——拿回家慢慢享用。其中一个卖烤猪的老板，长得很像他卖的东西：小眼睛、皮肤油亮、小臂肥嘟嘟的、手指又胖又短，指甲像被什么东西咬过一样。他招徕生意时笑容可掬，可一转身同妻子说话就成了凶神恶煞。他的妻子始终闭着嘴，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我以前买过他的猪肉，味道好极了，但今天打算买旁边态度更温和的老板的。

我为埃迪要了一份馅料，就是塞在乳猪肚子里的东西。我不是不喜欢那东西的味道，只是不想在里面挑来挑去，总担心藏着什么古怪东西。虽然猪肉用各种方法烹调都很好吃，但我一直觉得用慢火烤出的乳猪是人间极品。去蔬菜摊的路上，我瞅上了一双鲜黄的布面平底凉鞋，它的缎带可以绑在脚踝上。拎着购物袋试穿了一下，正好合脚，而且不到十美元，于是买下扔进装烤乳猪肉和帕尔玛干酪的袋子里。

遮雨棚下，五花八门的仿名牌披肩和亚麻桌布随风飘扬；卫生间的清洁用品、录音带和T恤衫成箱堆在一张张折叠椅上。在这个集市里，不仅可以买到食物，衣服、园艺工具和家庭用品也一应俱全。还有几家卖当地手工艺品的小摊，不过得一家一家慢慢找。但托斯卡纳的市场跟墨西哥的市场不同，这里没有有趣的玩具、编织品和陶器。以意大利人现有的生活水平和精明的生意头脑，这样的集市竟然能有生存空间真是一大怪事。我发现，传统手工铁艺依旧可见。偶尔还会看到做工精细的壁炉架和放在壁炉里的柴架。我非常喜欢一个卖整根烟熏五香火腿的摊子，就是火腿太大了，也许哪天需要那么多，我会买上一根。

有一次逛集市，我买到几个柔软的手工编织的黑色柳条篮子，大的装房中物品，小的装熟桃子或樱桃。有一个妇女卖的是旧桌布和亚麻床罩，上面绣着厚重的图案，一定是她从农家和别墅里收集来的。她的摊子上还有三堆黄色缎带，或许其中一些来自特拉斯蒙诺湖上的马乔里岛。下午，岛上妇女会坐在自家门口，在阳光下编织缎带。我看中两个超大的亚麻方形枕套，带长长的花边和缎带，一万里拉，相当于十美元，跟那双凉鞋一样的价钱，似乎一万是今天的幸运数字。自然，买下这两个大枕套，我得专门定做配套的枕心。我在一个摊前挑条纹亚麻擦碟巾时，抬头看见了几张悬挂的羊皮。在我家的黑地板上铺上一张山羊皮，效果一定棒极了。可惜这里的四张山羊皮都太小，老板说下周还会来，到时带几张大一点儿的。他一直对我说，这几张羊皮比大的质量好，但我不为所动。

去农产品摊位之前，我先进了一家小酒吧，点了杯咖啡。其实，我逗留此地别有所图，就是想找个好地方，好好看看当地的风土民情。人们从附近赶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购物，也想趁机会见朋友或洽谈生意。卡姆基亚集市，人语嘈杂。许多人说的是基亚纳谷地区的方言，我基本听不懂，但却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发音规律。这里的人把意大利语中本该发ch音的c，发成sh。比如，说cento（百），他们会把地道的chento念成shento。我还听到有人把cappuccino（卡布奇诺咖啡）念成cappushino，虽然通常简称为cappuch。本来小镇名按照发音规则应读成camuchia（卡姆基亚），但他们却说成camushea（卡姆西亚）。奇怪的是，c是个经常出问题的音。在锡耶纳也是如此。那里的居民把c读成h，所以他们会把casa（房子）念成hasa，把Coca-Cola念成Hoca-Hola。虽然各说各的方言，但是这里就没谁的嘴巴在闲着。酒吧外面聚集了一大群农民，可能有上百人，有的在玩牌，有的在聊天。而他们的妻子则挤在人群中，把小草莓、带根的罗勒、干蘑菇或者海鲜摊上的鱼，塞进手提袋里。意大利人通常都是端起一小杯浓咖啡，一饮而尽。但我没有效仿，只是小口小口地呷着。

一个朋友曾向我抱怨，说意大利跟其他地方都一样了，越来越美国化，越来越趋同。我真想把她拉到这里，让她站在酒吧门口看看。只要看看周围这些男子的外貌，就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或许我们也不例外。辛苦的劳作使得他们的脸庞和身躯精瘦而结实，浑身没有一块赘肉。皮肤像被太阳加工过似的，黑黝黝的，就是冬天也变不白。穿的都是耐用粗糙的衣物，对此他们毫不讲究，只是为了遮羞蔽体。不过，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却很得体。他们当中难免有人狡猾、暴躁、冷酷，但却都很实在，毫无遮掩，都是鲜活的生命。有的掉了好几颗牙齿，但笑的时候仍大张着嘴巴，丝毫不觉得尴尬。我注意到一个男子，他的左眼白上是大理石花纹般的蓝色血管，另一只眼球呈黑色，像向日葵的花蕊。一个弱智小男孩在人群间走来走去，既没人特别照顾他，也没人嫌弃他，完全当他是个普通孩子。

在美国我外出购物都事先列好清单，虽然也常临时加买东西。但在托斯卡纳，我总是看到什么东西当季，才想到该买什么。冲动之下经常满载而归，好像家里有十个饥肠辘辘的人等着填肚。最初，看到没有及时吃完的番茄和豌豆烂掉，我痛心极了。现在我终于摸到了门道：这里卖的果蔬，都是当天早上熟得恰到好处的，只适合当日食用，无法存放。这也解开了我心中的另一个谜团：为什么在意大利家家户户的冰箱都那么小？现在知道了，因为不像美国人，每家每户都需储存一大堆食物。跟巴玛苏罗的玩具冰箱相比，我在美国家中的那台简直就是一个巨无霸。

两星期以前，我在集市上买到一些连着长茎的紫色小洋蓟，在小洋蓟里塞入番茄、大蒜、隔夜面包和欧芹，浇上醋和橄榄油，做成了一道美味佳肴。但今天却不见有人卖。每次见到青豆，我都非买不可。今晚做两道沙拉吧，有何不可？用醋和酱油拌青豆冬葱，味道绝了。我又挑了一些白桃明天早餐时吃。今晚的甜品，我选的是樱桃。买了一公斤的樱桃，之后到集市的另一头买除核器。由于不知道意大利语的“除核器”怎么说，我只能用手比画。好在会说意大利语的“樱桃”，帮了我大忙。我发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乡村，厨师们都懒得给甜品里的樱桃去核，但我却喜欢去核后，单将果肉浸在奇扬第葡萄酒里，再加点糖和柠檬。我决定再买些带土的小黄马铃薯，回家后将皮去掉，洒上少许油和迷迭香，放进火炉里烤着吃。

其实目前为止，今天的采购计划完全可以结束了。但我又路过了一些关着珍珠鸡、鸭和兔的笼子。因为女儿小时候养过一只黑色的安哥拉兔当宠物，看到那两只长着斑点的小兔子在肮脏的袋子里咬胡萝卜吃，我实在没法无动于衷，可一想到把它们扔进车的后备厢，吓得它们簌簌发抖，又于心不忍。我打算去肉铺买些小牛肉，回去烤着吃。但肉铺着实恐怖，我知道这种想法有失逻辑：我们吃肉的时候，其实知道肉是怎么卖的。可我仍愣愣地看着鹌鹑和鸽子耷拉着的脑袋和紧闭的眼睛。鸡头、鸡脚、兔子毛皮、一头头倒挂着的牛（地上铺着大张的纸，用来接滴落的血），令我一阵恶心。那些毛茸茸的小鸡，肯定没人吃吧。小时候，我坐在屋后楼梯上，看见了可怕的一幕：厨娘抓住一只鸡，喀嚓一声扭断鸡脖子，硬生生地拽下鸡头。无头鸡登时血如泉涌，转了几圈后翻倒在地，抽搐而死。我喜欢吃烤鸡，但要我拧断鸡的脖子，怎能下得了手？

我买了一大堆东西，都快拿不动了。下一个目的地是一家联合酒厂，要去买些本地葡萄酒。在集市蜿蜒的小路尽头，一个妇女在卖自家花园里的鲜花。接过她用一张报纸为我包好的粉红百日菊，我把它搭在购物袋上。日头已经毒辣辣的了，人们纷纷收起摊子，准备午休。一个卖黄灰相间的毛巾的妇女，因为生意不好一脸倦容。她赶走原来睡在折叠椅上的狗，坐下歇了片刻，才起身收摊。

离开集市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子，大热天还穿着厚外套。在他那辆小型菲亚特的车厢里，堆着满满的黑葡萄。被太阳晒了一个早上的葡萄，发出一种略带酒味的紫罗兰香。我又一次停下脚步。他摘了一粒给我，初尝之下，一股温热的甜味顿时在我口中弥散。有生以来，我从未体味过如这粒葡萄般带来的无穷回味。闻起来，它的味道都是紫色的，甚至比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还要久远，带给人无以言表的清新和欢愉。我有些醉了。圆润饱满、沾着尘土的葡萄，像瀑布一样从篮子中倾泻而出。我买了一串，希望回味能够停留一个早上。

打开购物袋，厨房里立刻充满了被太阳晒过的果蔬的清香。每个逛完集市的人，肯定都有这种冲动：把番茄、茄子、夏南瓜和大辣椒放进身边的篮子里，组成一幅静物画。我不喜欢用碗装水果，除非是当天要吃的。因为这里的水果都熟得正透，如果不现吃，就得放进冰箱保存。

新厨房竟然已经配备齐全，对于这一点我至今仍恍若梦中。尽管厨房门的上方依稀可见一圈壁龛的痕迹——这里曾是礼拜室，壁龛里也曾供奉过圣徒像或摆放过十字架，但其后的居民，那些牛和鸡却影踪全无。拆除食槽的时候，我和埃迪发现原来的灰泥墙上是一圈圈精美图案，还发现家畜圈下面铺有绿色人造大理石。清理厨房的时候，我们俩老打趣对方：“你想到过有朝一日我们要清扫动物粪便吗？”“你知道我们会在礼拜室里煮饭吗？”

但现在，我们觉得厨房理所应当建在这里。厨房的装修跟其他房间大致一样：地板铺着打了蜡的地砖，墙上漆的是白灰泥，天花板的横梁一律漆成深色（噢，埃迪的脖子和后背可遭罪了）。我们没用碗橱，改用自己设计的碗架来代替——先用砖头砌出支架，然后涂上灰泥，利用晚上空闲时间锯出厚木板并漆成白色，往砖头支架上一放，一个摆放碗碟的橱架就轻松完成了。从集市上买来的大篮子用于盛放食物和厨房用具。灶上那块两英寸厚的白色大理石台面，入眼整洁，触手清凉，连在上面擀出的面皮和馅饼皮都凉丝丝的。在另一面墙上，也安装了一个简易橱架，摆放玻璃杯和大面碗。为了固定橱架，埃迪把螺钉打入坚硬的石墙中所能到达的最深的地方。

那位百年前住在巴玛苏罗的女主人，现在可以进厨房大展厨艺了。她肯定很喜欢我们的大瓷水槽，给婴儿当洗澡盆都绰绰有余，还有瓷水槽的滴水板和不锈钢水龙头。在我的想象中，这位女主人有个尖下巴，眼睛乌黑明亮，脑后盘有发髻。她脚穿结实的系带鞋，围一条黑裙，袖子挽得高高的，准备擀皮包方饺。厨房中的现代设备，洗碗机、瓦斯炉、无霜冰箱（即使在现在的托斯卡纳仍是新鲜事物），肯定让她喜出望外，但是对其他东西，她一定非常熟悉。下辈子，假如我改行当了建筑师，一定要秉持这个传统，将厨房一律设计在大门旁边。我喜欢一步就能从厨房走到户外，坐在石墙上剥豆子；把脏锅拿到外面浸泡；把洗碗布晒在石墙上；用多余的清水浇门口的芝麻菜、百里香和迷迭香。到了夏天，我们从来不关大门，这样户外的空气和阳光就可随时进出厨房。有一只黄蜂（是同一只吗？）每天都会飞进厨房，到水龙头前喝几口水，再从容飞走。

厨房里最具美国特色的就是灯了。意大利的电费贵得惊人，大多数家庭都只使用四十瓦的灯泡。可我受不了昏暗的厨房，所以安装了两盏明亮的固定电灯和一个变阻器，这让我们的电工里诺十分不解。他从没安装过变阻器，所以还是很有兴趣。但一提到电灯，他就出面阻止了，“一盏灯就够了，厨房又不是手术室。”其实，他应该警告我们意大利的电费多么贵才对，可他只是一味地摇头摆手，只字未提电费的事儿。显然，我们正走向破产的边缘。

在水槽后面的平台上，放着我收集来的本地手绘陶制碗碟。我打算想个办法再次将莎拉哄骗到意大利，帮我们在墙壁上方画些葡萄、树叶和藤蔓。不过，就目前而言，厨房已经初具规模了。

我之所以在厨房上倾注这么多精力，归根结底与最重要的遗传基因烹饪脱不了干系。无论面对什么场合、什么艰难情形，我们家的女人都能从容地站在厨房里，不慌不忙地烤鸡、炖鹅肉，端出一大堆美食。夏日里，母亲和厨娘薇莉·贝尔，总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给番茄搭架子、腌制黄瓜或搅拌一大桶绿葡萄做果冻。到十二月初，她俩又开始烤白兰地蛋糕，剥一大堆烘焙时用的山核桃。我家的厨房从来不缺冷藏的曲奇饼和果仁巧克力蛋糕，至少可以找到一碟昨天晚餐时剩下的饼干。我至今非常怀念那些烤饼的味道。一家人吃饭时最爱谈论的话题，就是下一餐吃什么。

在母亲和薇莉的耳濡目染下，我和姐姐注定爱买食谱、喜欢办晚宴，甚至一个人在家吃饭也绝不含糊了事——这可是对一个人是否热衷于厨艺的真正考验。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女儿阿雪莉起先拒绝继承这个家庭传统。打小起，她除了偶尔进厨房做一点像黑曜石般的乳脂软糖，对厨房不屑一顾。但大学一毕业，她就开始下厨煮饭，并不时打电话回家，询问蒜香鸡、甜馅小圆饼、肉汁饭、巧克力蛋奶酥和炸薯片的做法。似乎不经意间，她已经掌握了不少烹饪知识。现在，我们只要待在一块儿，就鼓捣着煮什么好吃的。我从她那儿学会了做卤汁里脊和酪乳柠檬蛋糕。面对家人和烹饪之间的不解之缘，我更加坚持：烹饪是我们的宿命。

虽然家族的烹饪基因不可避免地遗传给了我，但最近几年，由于工作越来越忙，我几乎没时间下厨。在美国旧金山，每天的一日三餐简直成了负担。我承认，有时就只靠在灶台边，拿把叉子，挖纸盒中的冰淇淋充当晚饭。有时我和埃迪下班都晚了，回到家发现冰箱里只剩芹菜、葡萄、蔫苹果和牛奶。没关系，旧金山的好餐馆多的是。周末，我们通常烤两只鸡或者做一大锅意式肉汁菜汤或一大盆意式肉酱，足够两个人吃到下周二。到了周三，就去戈尔多速食店买涂了乳酪的面饼、鳄梨酱和一些高脂肪的东西填肚子。我也常常把汤、咖喱和炖肉装到塑料餐盒里，放进冰箱保存，为日后的晚餐做储备。

而在这里，休闲的夏日时光、丰富的食材、欢快的心情，都让我无法怠慢厨房。我常想起母亲的夏日餐桌，她好像轻轻松松就可以煮出一桌佳肴。现在我终于恍然大悟：也许我的厨艺并不比母亲逊色，只是母亲当年有许多帮手，就像我如今在托斯卡纳一样。那时候，我按住冰淇淋的搅乳器，好让姐姐转动手柄，另一个姐姐剥豆子。薇莉更是能干利落。母亲就像个指挥官，安排餐桌上的一切。现在，我也常用母亲的食谱，也可以像她一样招待客人时应对自如，只是我的炸鸡仍拿不出手。好在，在托斯卡纳，我有一个最大的帮手：时间。我的客人也会帮忙去樱桃核，或到镇上买来帕尔玛干酪。再者，这里的食材质量上乘，只需简单的烹煮就可做出美味，因此省去了不少时间。夏南瓜真的很好吃，用大蒜炒甜菜也别有风味。这里的水果不会贴标签，蔬菜也不会打蜡或使用其他保鲜方法，味道与其他地方的全然不同。

我们的房屋坐落于一千五百英尺高的山上，一到夜里就凉爽无比。这实在太好了，可以煮一些不宜在大太阳下吃的食物。加无花果的烟熏火腿肠、番茄凉汤、罗马洋蓟、龙须菜和搁了柠檬片的意大利面，合在一起就是一顿完美的午餐；而凉爽的傍晚更让人胃口大开，我们会准备这样的晚餐：番茄汁意式卤肉面（后来我才知道，卤汁中有一种秘密成分：鸡肝）、酱汁菜丝汤、煮玉米粥、塞了乡村干酪和香草乳蛋糕的烤红辣椒、温热的加了樱桃的奇扬第葡萄酒和榛仁蛋糕。

在番茄成熟的季节，用熟番茄加一把罗勒和玉米薄片煮出的番茄凉汤，鲜美自不待言。潘赞纳拉沙拉也是以番茄为原料，用番茄、罗勒、黄瓜、洋葱丝和浸水后再挤干的隔夜面包（我的独特秘方）和油、醋搅拌一下，一道美食旋即出场。其实在托斯卡纳，新鲜面包每天都买得到，但隔夜面包自有其用途。它们既是制作面包布丁的理想材料，也是做法式面包的最佳原料。我们可以一连好几天不吃肉，不过素食几日之后，一盘迷迭香烤珍珠鸡或一盘鼠尾草炒里脊肉，就能唤醒我们对鲜美荤味的记忆。

我割了一小篮子百里香、迷迭香和鼠尾草，打算带回旧金山栽种。在旧金山家中窗台上有一个玻璃箱，里面种了几株香草，可都长得瘦瘦小小。不似这里阳光充足，植物每隔几周就长大一倍。井边的牛至，不用多久就围着水井形成一个三英尺的大圈。就连我从山上移栽的野薄荷和蜜蜂花都已生机勃勃了。尤其是野薄荷，十分茂盛。维吉尔说过，被猎人打伤的小鹿懂得寻找野薄荷治伤。托斯卡纳的多数野生动物，早已被猎人赶尽杀绝，所以今日的野薄荷数量远比小鹿多。我们常光顾的那家果蔬店老板娘玛丽亚·丽达教我用蜜蜂花做沙拉和蔬菜的调味品，还说蜜蜂花可以泡澡。即使不用于烹饪，我也同样爱割香草。因为新割的香草散发的独特气味除了可以给食物增味外，还给人带来一份难得的情趣。割完百里香之后，也不舍得洗手，让草香慢慢自行消散。

我还种了一篱笆的鼠尾草，而自己根本用不了多少，大多数都交给了翩翩彩蝶。鼠尾草就像薰衣草一样，是野草中的美人儿。我常把新鲜的或晒干的鼠尾草切碎，和白刀豆一起用橄榄油清炒，做出托斯卡纳人最喜欢吃的“鼠尾草炒白刀豆”。托斯卡纳人人都是“好豆者”。

每次烧烤，埃迪都要往炭和肉上扔几束长长的迷迭香。迷迭香的卷叶不仅能给食物增味，就是直接放进嘴里咀嚼，也很清香甜爽。烤虾时，埃迪干脆就用迷迭香梗串虾串。

厨房门前摆有几盆罗勒，听说罗勒的气味具有驱赶苍蝇的奇效。在修墙和钻井的那段日子里，我看见一个工人将几片罗勒叶子揉碎，涂在被黄蜂蜇了的地方，说止疼效果绝佳。距厨房门几英尺处，长了一片更茂密的罗勒，割得越多，长得越盛。我把罗勒的叶子拌进沙拉，梗放入香蒜酱。炒夏南瓜和番茄时，也会丢入不少。各种香草之中，罗勒可谓托斯卡纳夏季的“草中之王”。

夏日丰富的午餐需配一张长餐桌。如今厨房已是一应俱全，只欠一张户外餐桌了，越长越好。我每周去市场都抵制不了诱惑满载而归，买的东西总得有地方放置吧；亲朋好友——老家的朋友、亲戚的朋友（他们认为远道而来理应向我们打声招呼）、新结识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自远方来，总得有地方招待吧。有客人来，只需临时加一些意大利面，添几副餐具，摆几张椅子就能宾主尽欢，所以厨房和长餐桌至关重要。

我心中已经有了理想餐桌的模样。如果我是个孩子，希望能掀起桌布，在一眼看不到头的桌底爬行，在朦胧的灯光下，听大人们高声谈笑和觥筹交错，看大人们的膝盖、在桌子附近走动的鞋子和贪凉而掀起的花裙子。不管上面摆放了多少食物，桌子都能屹立不倒。这张桌子还应该有足够的空间，让一只大狗在下面逛荡，让一个大大的花瓶挺立桌头，瓶中的鲜花次第绽放。这张桌子又不能太宽，要让桌子两侧的人伸长手臂够得着菜肴，同时放得下几小时里积攒的酒瓶和玻璃瓶。桌上应有位置摆放浸泡葡萄和梨子的冷水碗、一碟用碗盖住以防小虫飞入的羊乳奶酪，以及一碟当地软酪。橄榄核就无需占地儿了，只要随手抛向远处便可。理想的桌布应该是浅色亚麻布，或是蓝格子布，或是粉绿相间的格子布，就是不能用毫无生气的白色，因为白色太刺眼。如果餐桌够长，所有的食物都可一次性摆上桌，省却了在厨房和餐桌之间跑来跑去的麻烦。这张桌子专为快乐而设：中午时分，围坐树下，悠闲自在地满足口腹之欲。你就是自己的客人，夏日就该是这般模样！

夏日的午后，当你切开最后一个梨子，吃完最后一块羊乳奶酪，喝光杯中最后一滴酒，酒酣饭饱之时，是否有种恍若梦中的感觉？如果你有此体会，就加入了真正意大利人的行列。此时的意大利，数以百万的人都跟你一样，坐在夏日的桌边享受美味。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停车场管理员、侍者、厨师以及成千上万的游客。他们因为早上不慎吃了两大块香肠比萨，没有任何空间再填塞别的东西，只能在烈日之下漫无目的地溜达。可是，每家商店都歇业午休了，只能透过拉下铁栅栏的橱窗偷窥几眼。想推开教堂的大门到里面歇歇，却发现午休时间教堂也门户紧闭。学聪明点儿吧，这样的傻事我也做过。磨破了脚后跟的游客，在热气未消的晚上七点返回旅店的途中，看见可口的甜瓜冰淇淋，又怎能抵得住诱惑？而意志薄弱者恐怕又吃下了一张洋蓟比萨。当意大利人晚上九点摆好餐桌吃晚饭的时候，游客们的胃里仍满满当当，等他们的肚子咕咕叫时，所有的好饭店早已人满为患。

吃毕托斯卡纳的长午餐，陶醉于满足中的我们，在户外待了如许之久，接下来该做什么也就不言而喻——睡午觉。没有比用三小时的午睡填补白日的空当更让人神清气爽的了。此时的我，拿着介绍画家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科的书，慢慢走上楼去，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我知道自己想要一张木餐桌。小时候每逢星期五，父亲常常邀请好友和员工到家吃饭。每到那时，厨娘薇莉·贝尔和母亲就会在后院的山核桃树下，摆放一张白色的长餐桌，端上烤鸡（就在桌边的砖烤炉里现烤）、马铃薯沙拉、热松饼、冰红茶、蛋糕和几瓶杜松子酒。午餐一般要持续大半天，有时散席的时候，几个喝得踉踉跄跄的男子，手挽着手唱着南方民谣。他们唱得很慢，像是在播放被太阳烤坏的录音带。

搬进巴玛苏罗的头几星期，我们把一个废弃的工作台挪到那五棵并排而立的无花果树下，充当餐桌。后来，我从集市上买了一张大桌布，盖住桌子的木刺，免得膝盖不小心被它扎伤。又再摆上餐巾纸，三盆罂粟花、蒲公英和矢车菊，几只从集市上淘回的黄色盘子做装饰。而其实大部分时光坐在桌子两侧欣赏这一切的，只有我和埃迪两人而已。

我理想中的天堂生活，就是与埃迪共享一顿两小时的午餐。我相信埃迪前生一定是意大利人。他已经像意大利人一样，讲起话来比手画脚，以前可从不这样。虽然在美国他也常煮饭，但只是到了意大利才乐此不疲，会为了一顿午餐准备如此丰富的食材：帕尔玛干酪、新鲜的乳花干酪、从山上买来的佩科里诺干酪、红辣椒、新摘的莴苣、本地产的茴香香肠、咸面包（不常见，因为它是咸的）、熏五香火腿，以及一大袋番茄。至于甜品，则有桃子、李子和一种被戏称为“修女乳房”的本地西瓜。这种西瓜一向是我的最爱。他还会在面包架上摆满干酪、腊肠、辣椒和午餐头盘，即我们俩的经典菜式：切片番茄加罗勒、莫泽雷勒干酪，最后滴入几滴橄榄油。

我们坐在无花果树下，躲开正午的太阳。蝉儿唧唧地叫个不停，把夏日最盛时的声音传递给我们。番茄香醇馥郁，我们俩坐在餐桌边，沉浸于美味中，连话都懒得说。埃迪打开一瓶普罗赛柯酒，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从买房到修缮的一幕幕。奇怪的是，个中辛苦和焦虑似乎都已被遗忘，忆起的只是那些可圈可点的成绩。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才让人类生生不息，长存于世。埃迪又开始设计面包烤炉了。我们还一起商量着其他购物计划。几缕金色阳光穿过果树，照在身上。“这不是真的吧，好像误入了费里尼的怀旧电影。”我说。

埃迪摇了摇头，说：“我已经不觉得费里尼有多少天分了，他拍的充其量只能算是纪录片。片中的景象在这里随处可见。记得《阿玛柯德》那部电影吗？里面有一辆漂亮的机车。他的电影总是这样：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静谧不见人影，忽然一辆巨大的老爷车嘎吱嘎吱地开出。”说话间，他已灵巧地把桃皮削成了螺旋形长条。也许是太有兴致了，我们又开了一瓶普罗赛柯，如此又消磨了一小时时光，才慢吞吞地回屋睡觉。待养足了精神，我们便沿着山谷边的花圃散步到镇上，选定一家餐馆，又开始了一顿大餐。

我们找来的木匠师傅马可和鲁道夫腼腆而沉默。似乎无论分配到什么活儿，他们俩都喜滋滋的。但听说要做一张能容纳十人的长桌还要涂油漆，他们目瞪口呆，因为惯常做的总是那种染成栗色的桌子。“你们想好了吗？”我看到他们俩疑惑地彼此对视一眼。“那样，每隔两年就得重漆一遍，太不划算了。”但我们已经画好了桌子的草图并选定了颜色——主打又是黄色。

四天后，桌子送来了。这么快就做好并涂了漆，在哪儿都堪称奇迹，更何况他们俩是大忙人。他们一边笑哈哈地说这张桌子在黑暗中会发光哟，一边把它抬到一处最容易俯瞰山谷的地方。阴暗的树荫下，上了黄漆的桌子闪闪发光，我和埃迪禁不住诱惑，一趟趟往厨房跑，把水壶、热气腾腾的食物、水果篮和用葡萄叶裹着的新鲜奶酪，悉数端到餐桌上。

今天晚上的客人是一对意大利夫妇和他们的小宝宝，以及我们的美国作家朋友们。意大利小宝宝才七个月大，就喜欢嚼辣橄榄，瞧她那模样，什么食物都乐于品尝。客人们对“装修经”特别感兴趣，似乎每个人对水井、防腐和排水系统都有很深的了解。这些知识大概都是久住古老农场日积月累的吧。我的老美同胞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也深谙此地繁复的电话收费项目，让我和埃迪大为佩服。本以为大家会一起探讨意大利当代文学和歌剧或一些热门文学话题，没想到聊得最起劲的却是如何修剪橄榄枝、通下水道、测试水井和修理百叶窗。

晚餐菜单如下：开胃菜是番茄丁和罗勒丝烤面包，红椒焖肉冻烤面包。头盘：意大利方饺，方饺主料不是平时用的土豆，而是粗小麦粉。接下来是大蒜土豆烤小牛肉，配菜是鼠尾草、茴香和橄榄油烧制的香脆小青豆。客人们到来之前，我就摘了一大篮莴苣。初夏时分，我曾沿着花床边儿撒了两信封的莴苣种子。一星期后，它们就冒出了嫩芽，三星期便长满了花床四周，如今几乎俯首可拾了。我们摘莴苣不仅是为晚餐准备食材，更给花园除了草，真的很有意思。有些莴苣的模样似乎有点陌生，但愿我们没有误食刚长出来的金盏花或蜀葵。煮熟后又冷却的樱桃，招来了一群蜜蜂，在上面嘤嘤地飞了一个下午。一只小蜂鸟倏地飞进厨房，或许是没有抵抗住深红色葡萄汁的诱惑。

日落时分，客人们陆续到达。托斯卡纳的黄昏柔和而漫长。我们喝餐前酒的时候，天色由透明变为金色，又从金色变成傍晚独特的蓝色，等快用完第一道菜时，夜幕业已降临。黑夜来得极为突然，好像被人猛地从山上拽了下来。我们点起蜡烛，放在石墙和餐桌上。背景音乐是四周热闹的蛙声。

“Molti anni fa …”（许多年前……）朋友们开始了各自的故事，把只能从书中和荧屏上看到的意大利带到了我们身边。“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意大利可是真正的天堂。”正因此，他们深深眷恋着意大利，虽然同过去相比，现在的意大利在走下坡路。“那时的罗马街道多么繁荣。还记得那间带活动顶棚的剧院吗？每到下雨时顶棚就开始滑动……”接着，话题转向了政治。他们似乎无所不晓。西西里的汽车爆炸案让我们大为惊恐。科尔托纳也有黑手党吗？我们的问题很天真。最近几次大选中，法西斯势力似有抬头，大家忐忑不安。意大利会走回头路吗？我向大家讲了在圣萨维诺山遇到的古董商。在一间古董店，我看到店门上方挂着一张墨索里尼的照片。店主循着我的视线，笑问我是否知道照片上的人物。我不确定他是贴着玩儿还是真的崇拜墨索里尼，干脆冲他敬了个法西斯军礼，作为回答。他却以为我是同道中人，高兴得忘乎所以，对我掏心掏肺，说“领袖”多么无畏，多么勇敢。我一心想带着刚买的奇怪古董——一个镀金大十字架和一个圣匣盖——赶快离开，他却主动降低了价钱，还邀请我再来，想把家人介绍给我认识。听了我的故事，大家纷纷叫我趁此机会多买一些便宜古董回来。

这里的生活已经令我乐不思蜀，而“真正的生活”似乎那么遥远。我们一群人居然能够在异乡相聚，实在不可思议。上天赐予我们一个国籍，我们却来到另一个国家，过起另一种生活。有的朋友更彻底，干脆抛却故土，到这里工作。尽管我们脸色苍白、浑身美国气息，却在这里生活得无比惬意。或许可以简简单单地生活，我留一头长发，教当地人英语，骑着摩托去镇上买面包。埃迪呢，开一辆小型拖拉机，在田里耕地或种葡萄。也许还可以用蜜蜂花做香茶。我看了一眼埃迪，他正在斟酒。我甚至感觉到，我们夹杂着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奇怪说话声传出了屋子，回荡在山谷中。托斯卡纳人叫我们“老外”，听起来令人心寒，很不舒服，好像我们是“陌生人”。对于附近开晚会的惯常声响而言，我们似乎改变了古老的秩序。邻居们，一个税务官、一名警官和一个报摊摊主，在我们到来之前，恐怕听到的只有意大利语的欢笑吧。

北斗七星清晰无比，仿佛是幅连线图，悬挂在房屋上空。我总感觉它像是要往我家屋顶倾倒什么。银河中的点点繁星，如同婚礼花车队，掠过我们的头顶。在拉丁文中，银河的名字多美啊：via lactia。青蛙们突然间集体沉默，好像有人要求它们肃静。埃迪拿出一瓶“圣酒”和一盘他今天早上刚做的饼干。夜空广袤而宁静，没有月亮。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着。除了流星，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打断我们的谈话。

夏日私厨

一年春天，我去名厨西蒙妮·贝克位于普罗旺斯的家中上烹饪课。有一个学员是宴会备办者兼烹饪教师，一个劲儿地缠着西蒙妮询问每道菜的烹饪技巧。她手拿笔记本，西蒙妮说什么她就记什么。而我和其他三个学员只顾埋头大吃刚刚做出的菜。有一次，她一连串地提了一堆问题，西蒙妮终于不耐烦了，说了一番我至今难忘的话：“什么技巧都没有，只有方法而已。敢问我们是学计算还是学做菜啊？”

在巴玛苏罗，我明白了简单即自由的道理。西蒙妮的烹饪之道在这里非常适用，我们不用计算，只管做菜。大部分厨师都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巧用现有的材料。这里介绍的大部分日常菜肴都很简单，上不了食谱，不过是一种煮法而已。比如，我做的番茄凉汤：把各种香草丝，主要是罗勒丝，同熟番茄一起倒入纯鸡汤中略煮，放进冰箱冷却即可。面包酱也不难做，大蒜加少许橄榄油放入一只陶瓷碟内，碾碎、烤后抹在面包上。最可口的意大利面做法一点不复杂：将芝麻菜切成丝，与奶油、意式五香香肠丁一同做成酱汁，倒入意大利面中，撒上帕尔玛干酪末就可装盘。用黑橄榄、生茴香片、春蒜、柠檬汁（或一种清淡的酱汁）做成汁，浇在青豆上，天底下最美味的豆子就大功告成了。埃迪首创的私房菜则更简单。他把无花果切开，倒入少许蜂蜜，放入烤箱中烤后浇淋奶油，美味的蜜汁无花果便做成了。有时我们也会做一些略显费事的美食，当然，结果证明绝对值得。

因为种了满院的香草，所以我们下手特别大方，一次一大把，煮每道菜都配它。比如把开着花的百里香撒在蔬菜里、用鼠尾草烤肉、把牛至梗搁在面条四周。此外，用欧薄荷、茴香、葡萄和无花果的叶子装饰食物，也相当有趣。把野花和香草插在陶罐里，摆在餐桌上，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以下介绍的这些简便食谱，不是备受客人称赞，就是我们自己一吃难忘，隔天一大早就去翻冰箱找盘中剩菜解馋。意大利人都不把面条或调味饭当主食，但我和埃迪不然。

食谱中提到的油，除非另有声明，否则一律是橄榄油。所用香草皆为新鲜现品。

开胃菜

香醋红椒（洋葱）酱配烤面包

又大又亮的红甜椒、绿甜椒和黄甜椒是我夏日最爱的蔬菜，因为它们具有开胃奇效。除了下面推荐的香醋煨红椒，其他甜椒美食还有：红甜椒汤、黄甜椒奶油冻和传统的酿绿甜椒……

四个红椒去籽切成薄片，加入少许橄榄油和四分之一杯香醋，用文火煮至柔软，约需一小时。其间，偶尔加以搅拌，如果甜椒太干，再加一至两次橄榄油和香醋。待甜椒煮至接近“融化”状态，加入盐和胡椒调味。香醋红椒酱便烹制成功。

放二十五个圆面包在烤箱或烤架上，表面淋些橄榄油，烤制。切一瓣大蒜，将蒜汁均匀涂抹于每一个烤好的面包表面后，把煮好的甜椒酱浇在面包上，装盘趁热吃。

还可以用此法烹制洋葱酱。煮洋葱时在香醋中加入一茶匙红糖，文火煮至褐色。

红椒酱或洋葱酱，都是吃烤鸡的最佳配料。隔夜的红椒酱或洋葱酱浇在面食或玉米粥上，味道也极佳。

豌豆泥配烤面包

原料是新摘的豌豆。我原以为剥豌豆可以让人心无杂念，后来在镇上看到一位坐在门外剥豌豆的妇女，才知不然。那位妇女脚边是一大堆豌豆荚，旁边则是一盆剥好的豌豆，一只猫趴在她脚边睡觉。我经过她身边时，她抬起头用意大利语极快地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一时没听懂，只好冲她笑了笑。走出几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狗怎么能做那事儿呢？”

一茶杯豌豆，青葱四根，切碎。把葱和豌豆放入锅内牛油中，待豌豆熟透，葱至卷曲，起锅后加入少许薄荷丝、盐和胡椒粉，调匀。用食品加工机或菜刀把豌豆等剁碎，浇在烤面包上即可。

罗勒薄荷冰糕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令人销魂的冰糕，是在西娜伦加附近一间由农舍改成的餐厅里。第二天，我在家中试做一次。在餐厅里，吃完面食和鱼，上的就是冰糕，然后才是主菜。我们没有那么讲究，暖烘烘的夏日里，晚餐伊始我们就开吃了。

把一杯糖加入一杯水中，煮沸五分钟，其间不断搅拌成糖浆，起锅放入冰箱中冷却。把半杯薄荷叶和半杯罗勒叶，放入一杯水中碾烂，再加入一杯水和一茶匙柠檬汁煮沸，也放入冰箱冷却。从冰箱中取出糖浆和薄荷罗勒水，搅匀，倒入冰淇淋机，按照说明书操作，制成冰糕后，将其舀进马丁尼酒杯或任何干净玻璃盘中，四周以薄荷叶装饰。可供八人食用。

头盘

大蒜凉汤

煮意大利鸡汤要用四十瓣大蒜，但煮这道汤要用的大蒜数量肯定不会如此惊人。虽然省了不少事儿，但无损汤的美味。

剥两瓣大蒜。将一头小洋葱切片，把两个中等大小的马铃薯削皮切丝。锅内倒入一茶匙橄榄油，放入洋葱片，文火煮至半透明，再加入大蒜。将大蒜煮软，但不能煮焦。马铃薯丝蒸熟，倒入大蒜和洋葱汤中，再倒入一杯鸡汤，大火煮沸后立刻关至小火，煮二十分钟。起锅，倒入食品加工机中研磨，再倒回锅中，加入四杯鸡汤和一茶匙百里香细丝。如果没有食品加工机，可先把大蒜和洋葱捣碎再煮；马铃薯丝蒸熟后放入碾磨机中处理。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然后冷却。食用前先搅拌，撒上百里香或香葱末。可供六人食用。

茴香汤

把两个茴香头和两把大葱切成薄片，在少许橄榄油中略煎，倒入两杯鸡汤，煮熟。不时翻搅，并将锅中茴香碾烂，之后加入两杯半鸡汤，放入盐和胡椒粉调味，然后盖锅盖。沸腾时关至小火，煮十分钟后，倒入半杯干酪或浓奶油立刻起锅。冷吃或热吃皆可，食用时在四周放入烤茴香籽作配饰。可供六人食用。

洋葱香肠比萨

意大利的比萨种类繁多。埃迪酷爱那不勒斯比萨，即用刺山柑、鳀鱼和乳花干酪为辅料的比萨。我则喜欢果仁羊奶干酪、橄榄和腌火腿做成的比萨。我们共同喜欢的比萨是芝麻菜和帕尔玛干酪比萨。马铃薯比萨和普通比萨味道也很不错。在户外烤肉时，我们总会多烤一些蔬菜和香肠，以备第二日做沙拉和比萨时用。有一种素比萨特别好吃，用料是烤茄子、干番茄、橄榄、牛至、罗勒和乳花干酪。

菜料：切三片薄洋葱片，放入煎锅中，加入少许橄榄油、三茶匙香醋，慢火煮至褐色，放入牛至叶末、盐和胡椒粉调味。烤或煎两根香肠，切成片。我们使用的是本地茴香籽猪肉香肠。刨一杯乳花干酪或帕尔玛干酪。

面团：把一包酵母放入四分之一杯温开水中稀释，放置十分钟。把半茶匙盐、一茶匙糖、三茶匙橄榄油和一杯冷水倒入四分之一杯面粉中。将生面团揉至光滑、有弹性为止。如果家中备有食物加工器，先用加工器把生面团压成球形，再摊开揉更轻松。在一只碗里洒上牛油和面粉，混入面团。三十分钟后再把面团揉成一个大圆球或六个小圆球，表面涂抹橄榄油，撒奶油、干酪、洋葱和香肠，放入四百度烤箱烘烤十五分钟。烤好后切成八块，装盘。

粗面方饺

在意大利，方饺的种类各式各样，但跟一般的马铃薯方饺或菠菜米饭方饺不同，粗面方饺只有指节大小，而其他方饺则状若松饼。以前我常去基亚纳山谷向一个妇女购买，后来才知道做这种方饺并不复杂。

往煎锅中倒入六杯牛奶。煮至快沸，将三杯粗面粉均匀倒入其中，慢火煮十五分钟，倒入和煮时均需不停搅拌。关火，挪锅，加入三个蛋黄、三茶匙牛油和半杯帕尔玛干酪丁，用盐、胡椒粉和少许肉蔻调味。而后稍加敲打面团，使其吸收空气发胀起来。把面团摊在砧板或撒了面粉的台面上，压成一英寸厚的圆形。待面团冷却后，用玻璃杯口或曲奇饼模，压出与松饼大小相似的圆形，放至涂有厚厚一层牛油的烤盘上。在其表面淋上三茶匙融化的牛油，再撒入四分之一杯帕尔玛干酪。以四百度烘烤十五分钟即成。可供六人食用。

面条沙拉配烤番茄

在做汤类、什锦菜肉羹或下面介绍的沙拉时，我喜欢分煮各种蔬菜，以防串味。再说，不同蔬菜煮熟所需时间不同，分煮不会过头。我在意大利食谱上从未见过面条沙拉，因此这算得上是美国舶来品。放进大塑料食盒中，带着去野餐，非常方便。

调制醋酱汁：找一个瓶子，放入四分之三杯橄榄油、约三茶匙的红葡萄酒醋、三瓣捣碎的蒜、一茶匙百里香碎末、盐和胡椒粉，摇匀。

新鲜蔬菜：八个中等大小的胡萝卜、五棵小芝麻菜、二个大红甜椒、两个尖辣椒、约四分之一杯青豆和一棵大葱。除尖辣椒，一律切小，尖辣椒切成碎末。把每一种蔬菜分别煮熟，冷却。

鸡肉：取两块鸡胸肉，淋上橄榄油后，将煎锅抹上橄榄油，倒入鸡肉。放入百里香、盐、胡椒粉。将烤箱温度调至三百五十度，烤三十分钟，取出冷却后切成丁。

面条：富斯利面，即那种短而卷的面条，是制作沙拉的最佳选择。将两包一磅重的面条煮熟，沥干水分，加入两茶匙橄榄油，搅拌均匀，放入调味品后冷却。把做好的醋酱汁、蔬菜、鸡肉及面条通通倒入一个大容器中搅拌均匀后，放进冰箱冷却。食用前一小时取出，再搅匀，用两个大碗分装。

番茄：给每位客人准备一份番茄（可以多准备一些供第二天食用）。在番茄上打一个圆锥形小洞，挖出籽。在洞中撒入盐和胡椒粉，填入面包屑、罗勒碎末和烤松仁制成的馅儿。淋上橄榄油，将烤箱温度调至三百五十度，烤十五分钟。

上桌前，把番茄放在盘子中央，四周放面条沙拉，外围再以黑橄榄和百里香梗（或罗勒叶）装饰。分量够十六或二十人食用。

主菜

红甜菜焗饭

我最拿手的就是意式焗饭。像比萨、面条和玉米糊一样，焗饭也名目繁多。春天，只用过水的芦荟、小胡萝卜和几片柠檬，就能做出一份清淡美味的焗饭。我最喜欢吃蚕豆焗饭了。只要把蚕豆与葱丝一起过油，放入焖锅中焖熟，倒进米饭搅拌即可。另外值得一提的焗饭配料有：茴香碎末过火配龙虾；清炒口蘑或干牛肝菌（牛肝菌得先用温水浸泡方能使用）；烤菊苣和意式火腿肠。如果手边没有高汤，可去食杂店买牛肝菌汤料代替。一般食谱上的牛油用量都太多了，如果备有好的高汤，其实可以不用牛油，只需少许橄榄油即可。

如果家里有隔夜焗饭，只要在煎锅中倒入一茶匙橄榄油加热，倒入剩饭，用中火煎，直至饭的底部又硬又脆，然后用锅铲翻面，煎至脆硬。这样，一顿可口的午餐就出炉了。

把一头中等大小的洋葱切片，放入一茶匙橄榄油中，炒两分钟。加入两杯米，继续炒两三分钟。同时，在另一个锅里倒入五杯半高汤和半杯白葡萄酒，大火煮沸后转成小火慢煨。之后，将高汤舀入饭中，每舀一次需先行搅拌，使饭与高汤充分混合，煨至饭熟。这样煮熟的饭既有嚼头又不至于太干。加入半杯帕尔玛干酪末到饭中，搅匀。把一把甜菜洗净（红甜菜为上选），切成细条，加入橄榄油和捣碎的蒜，稍炒片刻，倒入饭中搅拌。吃时配一碗刨成碎末的帕尔玛干酪。可供六人食用。

帕尔玛干酪玉米糊

以下介绍的这道浓汤与其说是意式传统浓汤，倒不如说是加州浓汤，因为需用大量的牛油和奶油。传统的意式玉米糊烹制方法大同小异：把玉米糁放入两到三杯水中，加热并不断搅拌，待熟后静置令其凝固，配番茄肉末卤汁或牛肝菌一起食用。我曾用下面这道菜招待意大利朋友，他们个个赞不绝口。隔夜的玉米糊，放至煎锅中煎脆，味道极佳。

把两杯玉米糁放入三杯冷水中浸泡十分钟。往汤锅中倒入三杯水，煮沸后把浸泡好的玉米糁倒入锅中搅拌。等水再度沸腾时，立刻把火关小，但要让水缓慢冒气，持续搅拌十五分钟，加入盐、胡椒粉、八汤匙牛油和一杯帕尔玛干酪末。如果太稠，则多加些水。放入烤箱，将温度调至三百五十度，烤十五分钟即可。可供六人食用。

牛肝菌酱汁

如果买得到，鲜牛肝菌是上选之材。把鲜牛肝菌抹上橄榄油，放在烤架上烤熟，其味道绝对不比牛排逊色。在没有新鲜牛肝菌的季节里，干牛肝菌也可以让人创意频出。尽管价格不菲，但只需少许，便可令食物增味不少。以下这种酱汁，用来拌玉米糊、焗饭或面条皆可。

把两盎司的牛肝菌泡入一杯半温水中，约半小时。将五瓣蒜剥皮切碎，放入两汤匙橄榄油，文火慢煎。加入剁碎的百里香和迷迭香各一汤匙、番茄酱一杯、盐和胡椒粉调味。将牛肝菌从水中捞起，用纸巾擦干水分，放入番茄酱汁中，约二十分钟后，酱汁熬至浓稠、香味四溢。浇至玉米糊上，可供六人食用；浇面条，可供四人食用。

鹰嘴豆（大蒜、番茄或迷迭香）烤鸡

以下这道菜，如果人数较多，只需按比例增加配料即可。

把两杯干鹰嘴豆放入水中，加两瓣大蒜、盐和胡椒粉，煮至柔软而有弹性，约需两小时。用面粉裹六块鸡胸肉，放入热橄榄油中快速煎至金黄色，出锅，排在烤盘上。捞起鹰嘴豆，沥干水分，放在鸡肉上。将一头洋葱切粗片、三瓣蒜压碎，一起倒入加有少许橄榄油的煎锅中翻炒片刻。起锅，将其均匀铺在鸡肉上，放入盐、胡椒粉、百里香梗和半杯黑橄榄调味。将烤箱温度调至三百五十度，烤约三十分钟。实际用时根据鸡肉的大小而定。如果使用陶盘盛放，特别养眼。可供六人食用。

柠檬罗勒鸡

这道菜，配夏南瓜和番茄片，可令你在炎炎夏日夜晚心平气和。

把半杯剁碎的大葱和半杯罗勒叶放入大碗中，搅拌均匀。加入一个柠檬的汁、盐和胡椒粉调匀，抹在六块鸡块上。鸡块放入淋过油（多放一点油）的烤盘中，滴少许橄榄油在鸡块表面。送进烤箱，调至三百五十度，烤约三十分钟，具体用时根据鸡块实际大小而定。上菜的时候，在盘子四周摆放罗勒叶和柠檬片作装饰。

橄榄炒火鸡

这里的人时兴吃火鸡肉，但除了圣诞节，平时很难买到整鸡。在这个食谱中，火鸡胸肉得切成薄片，跟炸肉片的厚度差不多，也可以用普通鸡肉代替。如果橄榄没有脱核，食用时需告知客人。

把六片薄火鸡肉均匀摊在一个大煎锅里，用橄榄油煎至快熟，装入一个大碟子里。再在煎锅中抹一层橄榄油，把一头洋葱和两瓣蒜切碎，翻炒片刻。加入一杯苦艾酒，大火煮沸后转为小火，加盖焖两三分钟。之后，加入火鸡肉、一个柠檬的汁和一杯橄榄（绿橄榄和黑橄榄各半杯），煮五分钟。至火鸡肉熟透，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可供六人食用。

配菜

炸夏南瓜花

炸夏南瓜花如果做得好，极其美味；如果炸得软绵绵的，则极其难吃。两种情形我均有体验，问题出在用油技巧上——油必须是滚烫的，花生油或葵花油为上选。

挑一束新鲜夏南瓜花，约二十朵。如果有一点点蔫，没关系。不要清洗花瓣，如果花瓣上有水，只需用纸巾轻轻擦干。在每朵夏南瓜花里塞一片薄薄的乳花干酪，然后浸入面糊中。面糊的做法：把两颗鸡蛋和四分之一茶匙盐，放入一杯水和一又四分之一杯面粉中，搅拌充分，用叉子全部打散。

油加热到三百五十度左右，但不能冒烟。把浸了面糊的夏南瓜花放入其中炸至金黄松脆。捞起后立刻用纸巾吸干多余油分，即食。

乳清干酪填烤甜椒

大学住宿舍时，干酪填烤甜椒一直是我的最爱。用羊奶制作的新鲜乳清干酪，绝对是食物中的佳品。制作这种干酪需要一种特制的篮子，所以干酪四周印有篮子的纹理。我们经常去皮恩扎附近的农场买乳清干酪。皮恩扎是产羊大村，也是佩科里诺干酪的产地之一。

把三个黄甜椒放在瓦斯炉或烤架上烤至表面发焦（不能烤太久，不然甜椒会发软），用塑料袋包好后，放入冰箱冷却。待表皮冷后取出，撕去黄甜椒的焦皮，再从中切成两半，去筋和籽，洒少许橄榄油。

在一个碗中倒入两杯乳清干酪、半杯剁碎的罗勒、半杯切成细丝的洋葱和半杯欧芹丁，再加入盐和胡椒粉，最后打入两颗鸡蛋。调匀后填入黄甜椒，以三百五十度烘烤三十分钟。上桌时，可用罗勒叶在碟子四周配饰。供六人食用。

炸鼠尾草

鼠尾草容易让人想到小药瓶中闻了会令人打喷嚏的绿色药粉。新鲜鼠尾草味儿特浓，能盖住肉腥味。

把二十至三十小枝的鼠尾草冲洗干净，用纸巾轻轻擦抹，让它干透后，倒入面糊（面糊的做法参见夏南瓜花的食谱）。在锅中注入两英寸高的葵花油或花生油，加热至约三百五十度。把面糊连同鼠尾草一起倒至沸油中，炸两分钟，至鼠尾草叶变脆。用纸巾将多余的油分吸干。炸鼠尾草配羊肉、猪肉或任何肉类同食皆可。

鼠尾草酱

有一次，我在阿雷佐每月一次的集市上，买了一根橄榄木杵。后来，又从一个朋友那里救了一个石臼（被她大材小用，当成了烟灰缸）。朋友告诉我，这个石臼原来是研磨粗盐的。就是在如今的意大利，细盐也一直是政府垄断产品，课税很重，只有烟草专卖店才出售。因此，过去的意大利人多食粗盐。我发现，从朋友家拿来的大石臼很适合做酱汁。把香草放入石臼中，用木杵舂，很快就能碾出油质，磨出菜之精华。我参照罗勒酱的做法，发明了许多不同口味的酱汁。比如，配鱼的柠檬西芹酱、配意大利面的芝麻菜酱、配虾吃的薄荷叶酱。我发现，这些略带纤维的酱汁，比惯常吃的滑溜溜的酱汁更合我口味。吃鼠尾草煮白刀豆这道托斯卡纳传统名菜时，能够蘸一点我下面介绍的鼠尾草酱，真是锦上添花。我也喜欢用它蘸面包吃。烤香肠配鼠尾草酱，肯定是最佳搭配。

把一大把鼠尾草、两瓣蒜和四茶匙松仁分别捣碎，倒入石臼（或食品加工机）中碾碎。一边碾磨一边加入橄榄油，成鼠尾草糊后，倒入碗中，加入盐、胡椒粉和一把帕尔玛干酪末，搅匀即大功告成。成品约一杯半。

甜品

榛果冰淇淋

这种味道醇美的冰淇淋差点儿让我放弃美国公民权，永居此地。即使不喜冰淇淋的人，只要尝一口，也会终生难忘。

把一杯半的榛果放入烤箱中，用中火烤五分钟。烤时需时时留意榛果的变化，因为榛果极易被烤焦。取出榛果，去皮，略微压碎。在六个蛋黄中加入一杯半糖，充分搅拌。把一夸脱的对半啤酒（即一半淡啤和一半黑皮兑成的美国啤酒）加热，快要沸腾时倒入蛋黄中，将啤酒蛋黄煮至糊状，放入冰箱冷却。冷却后取出，倒入两茶匙的榛露酒或香草，再加入两杯浓牛奶。接着放入榛果和两片柠檬皮。把全部的混合物倒入冰淇淋机中，按说明书操作，即成。成品约为二夸脱。

红酒樱桃

整个六月，我们买樱桃都是论磅，等不及回家，就坐在车里海吃起来。原汁原味的樱桃最美了，人类的任何发明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种了三棵樱桃树，又在常春藤和荆棘丛中找到了三棵。樱桃树需成双成对才能结出果子。

把一磅樱桃去柄去核，同一杯红酒、两片柠檬皮熬十五分钟，不时搅拌。熄火后盖好盖子，放两到三小时。吃时分装在碗中，内放红酒汁、一大团奶油和马斯卡普尼干酪。也可以配小片的榛果蛋糕或曲奇饼吃。可供四人食用。李子、梨子也可如法炮制。

双层桃子馅饼

我第一次做双层馅饼是从宝拉·沃尔弗特的菜谱中学来的。把馅饼皮摊在曲奇烤板上，往中央部位放馅，再把馅皮向中间折起，一种朴素的乡村风味馅饼就圆满地制作出来了。托斯卡纳这里出产的桃子，不管是白桃还是黄桃都美味至极，适合独自一人悄悄品尝。

摊一块较通常所用略大一点儿的馅饼皮，放在不粘曲奇烤板或烤盘上。切四至五片桃子。往一杯马斯卡普尼干酪中加入四分之一杯糖、四分之一杯烤杏仁，混合搅拌后将桃片放入其中轻轻搅拌，舀至馅皮中央。将馅皮折起，可以稍微用力按压但不要闭拢，留一个四英寸的口子。烤箱温度设三百五十度，烤大约二十分钟。可供六人食用。

梨子蛋奶糕

这种蛋糕，严格说来是意式美国南方水果馅饼。我六个月大时，就开始吃了。美国南方水果馅饼，用的不是桃子就是黑莓。

将六个中等大小的梨子削皮切片（也可使用桃子或苹果），排在抹了牛油的烤盘上后，在梨片上撒一茶匙糖。将四茶匙牛油加入半杯糖中搅拌，然后加入三分之二杯马斯卡普尼干酪，再加入两茶匙面粉，充分搅拌后把面糊舀在水果上面。将烤盘放进烤箱，以三百五十度烘烤约二十分钟。六个人吃绰绰有余。

高贵的科尔托纳

意大利人总喜欢把自家的底楼当店铺。即使是豪门望族的别墅，底楼也有砖砌的拱门，隐约可见等腰高的柜台痕迹，一定有人曾在那里贩卖成桶的咸鱼或装了馅的烤乳猪。如今，它们已被一周一次的集市货车或路边小摊取而代之。每次我经过那些房屋，总喜欢让手在破旧的砖砌柜台上慢慢滑过。那些奇怪的窗户，想必就是当年卖家酿葡萄酒的窗口吧。有一些大宅邸的一楼是仓库。我在科尔托纳的开户银行，就设在大名鼎鼎的拉帕雷利大宅之内，那可是建在伊特鲁里亚石壁上的建筑呢。夜里，透过窗户，看得见建筑顶楼双臂合抱大小的古老枝形大吊灯。经常会有两三个人站在窗前，探出头来，看着广场上又一天走向历史。商业主街两侧，建筑宏伟，鳞次栉比。但几乎每栋建筑的一楼，都无一例外被改成了商店：五金店铺、瓷器店、食品店和布艺店。很多建筑，也许自落成伊始，就一直是店面。

从这些建筑的正面，可以看出不同主人的不同心思。原来是门的地方被封起来，原来的窗户变成现在的拱门，原来独立的两栋建筑被连起来，原来的三栋中世纪房屋，硬生生加了一堵文艺复兴时期的共用外墙。那个中世纪的鱼市，成了如今的餐厅；那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私人剧院，变成现在的展览馆。只有洗衣服的石槽依然守在原地，等着哗哗的水流，等着提篮洗衣的妇人。

还有，那个钟表匠也仍然守候在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修表店中。这家钟表店自十一世纪以来，一直在市政厅的楼梯间安家，尽管现在钟表匠可能是在替某个外国留学生更换芝华士名表的电池。而过去，他的主要工作是修理滴漏和制作钟表玻璃面。他对水钟也有研究。他总是坐着，从没有人见他站起过身。一定是有铁环之类的东西将他的后背固定了，否则坐了这么多世纪，脑袋怎么能不低垂？他戴着一副几乎遮住了整张脸的大眼镜，厚厚的镜片显得眼睛格外凸起。我来到他的店铺前时，他正借着斜斜的日光，在和数不清的小齿轮或金色小三角打交道。白色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有的已脱落：4、5、9，四散在桌子上。

或许，我的教书工作一样年代久远，只是少了时间背景，自己浑然不觉而已。我上课的那栋大楼因不抗震，行将拆除。明年秋天，就要搬进新大楼授课了。新楼的建筑结构具有弹性，适合建在多沙地带。而旧楼是二战后的产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已经破旧不堪了。

修鞋匠似乎也一直守在洞穴似的小店铺里。店里除了他坐的那张小椅子、一个工具架、一些鞋子，只能勉强站立一个顾客。地上躺着一只红靴子（很像主教区博物馆里一幅油画上小天使穿的红靴子）、一只Gucci平底便鞋、一只舞鞋和一只破旧笨重的工作鞋，它肯定比初生婴儿还重。一架三十年代产小收音机，正在播报亚平宁半岛的天气。他一边擦着刚修好的凉鞋，一边对我说这只鞋肯定能再穿好几年。

和往年七月底一样，玛丽亚·丽达的果蔬店里，白桃又上架了。无花果熟得正好，只是我担心买回家时会熟过头。篮中的杏子像初升的小太阳，一捆捆莴苣上晨露晶莹。那个拉帕雷利女孩，为了真切体验基督受难的痛苦绝食而死，被当成圣女，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安葬在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坟墓里。女孩没绝食之前，曾在这里停下脚步购买葡萄。“这是早上刚从院子里摘来的。”这句话女孩一定听过吧。丽达举起甜瓜，让我闻瓜香。她的手虽然经常接触泥土，却总是干干净净的。她领我到果蔬店的后面感受凉爽，那里曾是中世纪的养兔场。如今这里的许多建筑正面出售摄像机、丝绸裙和工艺品，后面依然是养兔场。我们拾级而下，经过她平日洗果蔬的水槽，来到一个狭长的石室。“凉快吧？”她边问边用手扇风，接着指了指放在木箱间的椅子，告诉我她有空就坐在那里休息。她的空闲时间并不多，顾客喜欢爽朗的笑声，也喜欢质量上乘的商品。她的店铺每周开张六天半，还得打理院里的蔬菜和果树。她丈夫今年病了，所以搬运货物的工作也得她亲自动手。到了晚上八点，她总是笑眯眯地清洗店铺门廊，尽力擦去金字塔似的红辣椒留下的红色印记。

我们每天都会到她的店里买东西。见到我她总是说：“夫人，看看这个吧。”同时举起一大篮甜美的番茄，或一根长得古怪、她不喜欢的胡萝卜，或一小把滑稽可爱的白萝卜。她店里的每一头大蒜、每一只柠檬、每一个西瓜，都足以引得顾客的青睐。所有的水果都被冲洗干净，排列整齐，务求最好的顾客能买到最好的商品。我挑李子时（在水果店里不该用手摸水果，可我经常忘记），她总是陪着我细心挑选，看见有瑕疵的水果，嘴里一边嘟嘟囔囔一边换上更好的。买每一样东西，她都不吝啬建议：做蔬菜通心粉要用甜菜，再加点儿帕尔玛干酪调味；把这些洋葱泡到橄榄油里，再加点儿香醋……

她的大部分顾客是游客，进来只是买少许葡萄或几个桃子。有一次，一个外国游客买好桃后，做了个洗手的动作，又用手指了指水果。她猜他想知道哪里可以洗水果，于是告诉他水果都洗得很干净，没人碰过。显然，她是在对牛弹琴。不得已她把他领到街上，指了指公共喷泉。事后，她哭笑不得：“那个人凭什么认为我的水果不干净啊？”

也是在这条街道的两侧，有不少工艺作坊。工匠师傅敞开作坊门，好让阳光照进屋子。看着他们手中的活计，我以为中世纪的行会又开始运作了呢！一个小伙子正在整修一张十七世纪书桌上的精美花果图案。他认真地修补着一小幅梨树图案，那架势就像外科医生给病人作拇指缝合手术。我走进一个位于圣阿戈斯蒂诺门附近的工艺作坊，店主安东尼奥正在专心致志地装订一本有关植物的书籍。我看见架上有一面可爱的古镜。“Posso？”（可以看看吗？）说着，我拿起镜子，不料镜框上方突然松动，银制的古镜从我手中滑落，摔碎了。我非常不好意思。但老板担心的是，打碎镜子会给我带来七年厄运。我坚持要赔钱给他，他却一再推辞，说自己可以用碎片做出很多面小镜子，而这个镜框只要装面新镜子就行。我离开时，看见他正小心翼翼地捡拾地上的碎片。

整条街上，最吸引人的要数油画修复作坊了。作坊门口香水味儿迎面袭来，原来在作坊中工作的是两名白衣女子。她们正灵巧地清除油画表面因年深日久而留下的污垢，并修补画面上遭损毁的地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常用大理石粉、白垩粉和蛋壳粉充当油画的底色。有时还会用金色的叶子和大蒜制成油画的底色。黑色颜料提炼自煤、橄榄枝和坚果核。有些红色颜料的原料是由亚洲进口而来的昆虫分泌物。石头、梅子、桃核和玻璃则被用来提炼其他颜色。他们的作画工具常由野猪毛、貂毛、羽毛和翎管制成。可见，精神艺术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当然，为使画中的深紫外衣、淡紫斗篷和石青裙子更加鲜艳，现代冶金术帮了大忙，功不可没。

镇上还有许多旧家具翻新作坊。很多工匠用旧木头做桌子或柜子，可不是为了仿造古董，而是因为这些古老的木头不易断裂，容易染色和打蜡。最重要的是，它古色古香，易与周围环境搭配，协调顺眼。

我们把家中的一些工具拿到一家铁匠铺里去打磨，可是铁匠抱歉地说，恐怕第二天才能打磨完。第二天登门去取的时候，锄头、大小镰刀等十件铁器寒光闪闪，惹得我很想用手试一下刀刃，最终还是没有那个胆儿。

裁缝店的老裁缝没有戴眼镜，没准像童话里一样，他的活儿也是小老鼠代劳的吧。昏暗的小店里，靠窗摆了架缝纫机，线轴在窗台上一字排开。屋里还有一辆崭新的白色自行车，把手上系了一个供长途骑车用的水壶，后轮处挂了个漂亮的小皮包。后来，我在镇上公园里又遇见了他，他心无旁骛地从皮包中拿出食物喂三只流浪猫。小猫的眼睛滴溜溜地跟着他的手转。星期天，偌大的公园里只有我和他，其他人不知都去忙什么了。上周，我送了条裤子到他店里锁裤边儿，他让我看墙上挂着的一圈照片。照片里他的妻子还很年轻，双唇微启，波浪似的头发分梳两侧，可如今她已经离开了人世。他母亲也已去世了，但照片中还像个苹果娃娃。他姐姐的照片也在其中。还有一张是他自己的：一个年轻人身穿戎装，一头乌发，双腿分立，肩膀后仰。二战结束时他在罗马，是教皇卫队的一名卫士，刚二十五岁。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亲人们相继离开。他拍了拍身旁的自行车，说：“从没想过，最后只剩下我一人。”

《蓝色的旅行：意大利北部之旅》绝对是本值得一看的旅游指南。此书不吝篇幅，用七页纸介绍了科尔托纳。作者细心地引领你穿行于每一条街道，指出每一处值得留步的景致。还会带你穿过城门，到四周乡村游览。作者按方位顺序，描述了主教教堂两侧的每一个祭坛。因此，只要你能辨别东西南北，就能独自行走于蜿蜒小路，在偏僻的角落流连忘返时也不会迷路。教堂里唱诗班背后的墙壁上，有一幅幅晦涩难懂的壁画，体贴的作者连这个都照顾到了，每一幅都有文字鉴赏。阅读着这本旅游指南，小小山城的艺术、建筑和历史，又一次令我沉迷痴醉。科尔托纳原本只是意大利几百个哨所之一，唯独它位置得天独厚，风景优美。

因为对这里已经有所了解，所以看这本书时我倍感亲切。它又将我带回城墙内侧那条洋槐树下的小路，我回忆起城墙一侧那些简单朴素的石屋和另一侧的基亚纳山谷。仿佛看到了石屋门口那只三条腿的土狗和院子里晾晒着的一排排大短裤。黄昏时刻，附近居民纷纷搬出藤椅，看日落风光，数天上繁星。昨天，我打那里经过的时候，差点儿踩到了一只软塌塌的死老鼠。从一扇朝街开着的门中，我瞥见一个女子趴在厨房餐桌上，头埋进双臂。是在哭泣还是睡觉，我不得而知。

无论旅游指南上怎么写，一个地点能否让你印象深刻，全凭个人的嗅觉和本能。我曾经去过好些地方，总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指南走遍每一处景点，晚上又认真标出第二日的行程，可是归来以后却毫无印象。而第一次到意大利游玩的时候，兴致高涨，旋风似的在两周之内游历了五个城市。那两周发生的一切至今历历在目：在博洛尼亚的拱廊下喝到生平第一杯浓咖啡，刺激得喉咙发疼；爬遍了每一座高塔，到了晚上不得不用热水泡满是泡的双脚；在佛罗伦萨的一家烛光餐厅，首次吃到牛油和鼠尾草做的意式方饺，买回的一盒盒糕点包装得像礼物盒；在一家散发着浓重皮革味道的鞋店，买到第一双意大利鞋，从那儿以后购鞋欲望一发不可收拾；在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的一个角落，发现了阿洛里的画作；站在济慈故居附近的西班牙台阶上，把手伸进旁边船形喷泉中，想象着济慈也曾如此……对这次旅行，我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之后的每次旅行都写了旅游日志，因为我已经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记忆都会随风消散。记忆，就是一个大骗子。我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待过三天，但只记得那里的初秋气息和餐厅里见到的一个漂亮红发女郎。不过，我没忘记在秘鲁库斯科摸过的每一块石头。虽然我对墨西哥瓦利亚塔港印象模糊，但对其西南部尤加敦半岛的记忆却清晰如昨：在滚滚热浪下参观玛雅遗址，我们的茅草屋门口睡了一只大蜥蜴，当地居民固执又孤僻，天气喜怒无常，暴风雨吹倒了电线杆，我还记得床上飘动的蚊帐，以及迅速熔化的蜡烛。

除了平常的周末游玩，大多数旅行都是为了满足一种潜在需求。我们在找寻什么。是什么呢？乐趣，逃避，冒险……到底是什么？“这次旅行改变了我的一生。”外甥自意大利游玩后告诉我。他是一开始就感觉到内心渴望改变，只是到意大利印证、并完成自己的感觉吗？应该不是。他一定是在走访意大利的途中，逐渐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一位到我家做客的朋友，喜欢拿这里的一切，如供水、建筑、地貌还有葡萄酒，与美国相比，根据她的标准，美国无法超越。我听了非常生气，差点儿用胶布封住她的嘴，指着一座十一世纪的修道院，喝问：“看！那是什么？”我猜她返美之后，一定脑袋空空。不久，她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她来意大利前刚刚离婚（可她在这里只字未提），跟她一起生活了十四年的丈夫宣告自己是个同性恋者。再次回想她在这里的表现，我恍然大悟，原来她的表现只是出于对那个舒适、却不复存在的家的极度留恋呀。另一位今年初夏来此做客的朋友，三周之内旅游了七个国家。虽然我很想奚落她，但是更想探明，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走了那么多路。依我看，第一动力应该来自美国的行事风格，我仿佛听到她在说：司机先生，开车吧，去哪儿都行，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其实这样的游客，一心只想“离开这里”，虽然有时会找诸如此类借口掩饰真相：多看一些地方，下次就知道该去哪里了。他们旅游不是为了感受目的地的人文景致，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行动能力，或者逃到一处无人认识的地方，忘却一切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负担。好像一只蜥蜴，尾巴被巨石压住了，却仍幻想着自由的天地。人们去或不去旅游，都有众多理由。我的一个大学同事对我说：“很高兴自己去了伦敦，以后就不必再去了。”另一个朋友夏洛蒂却截然相反，她坐在一辆卡车后面横穿中国，只是为了去看西藏。美国诗人W.S.默文在诗歌《一个动物图腾的告白》中，一语道出真谛：

请把我送到另一种生活之中吧

主啊，因为现在的生活日渐暗淡

我不希望一直如此。

一旦到达一个地方，你的心灵列车要么驶向最遥远的内心深处，要么原地停留。有些感受只能属于你自己，它有时无法言喻，任何书本都捕捉不到；有时又非常简单，就像那日午后阳光下，我看见三个手挽手的女子脸上的光芒，如同上天赐予的祝福。我也希望能被这样的阳光照耀。

如果来我新的家乡旅游，最佳起点莫过于位于科尔托纳下方平原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古墓。从卡姆基亚火车站前往佛亚诺的途中，散布着一座座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古墓。这些古墓的管理员从不接受小费。也许是在那些阴森森的夜晚，守着古墓心情不好吧。月明之夜，由一小块豆子地、一窝满地乱跑的小鸡构成的管理员农舍与坟墓共处，显得十分诡异。沿着山坡往上走，有个锈迹斑斑的黄色路标，指示前方是“毕达哥拉斯之墓”。我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沿着一道小溪前行，接着转入一条柏树夹道、直通古墓的小径。古墓入口处有一扇门，但好像从来没关上过。一个圆形石头平台上，安放着雕刻精美的石棺，周围布有一些神龛，与我那位于车道下方的圣地有些类似。墓顶有几处破损，但凭着所剩弧形，不难想象原来的圆顶形状。我竟身处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建筑里。墓门上方有一块巨大的楣石，状如一弯精美绝伦的半月。

啊，谜一样的伊特鲁里亚人！来意大利之前，我对他们知之甚少，只懂得他们的历史早于罗马人，文字很难解读，所建多为木头建筑，遗迹难寻。可我错了。尽管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多，但多数已被破解。这得多亏萨格勒布的一个重大发现：考古学家从萨格勒布馆的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发现了几条用煤烟或木炭写满伊特鲁里亚文字的亚麻裹尸布。为什么写着伊特鲁里亚文字的亚麻布，会成为一个妙龄少女的裹尸布，至今仍是个谜。可能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罗马人入侵时，她跟着其他伊特鲁里亚人一起逃难至埃及了吧。又或许是人们在将女孩制成木乃伊时，手边刚好有这些亚麻布，于是撕开包在了她身上。虽然裹尸布上的文字没有全部破译出来，却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来解读伊特鲁里亚文字中的一些关键词。遗憾的是，破解出的石刻文字多为墓志铭或公文。一个朋友告诉我，去年一个装修师在监督修复一幢农舍时，无意中踢到一块埋在土里的铜板，上面刻满了伊特鲁里亚文字，他把它带回了家。当晚，警察就打来了电话。估计现在这块铜板应该在考古学家的手中吧。

我相信，伊特鲁里亚文物还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埋在地下。一九九〇年，在当地一座伊特鲁里亚墓穴旁边，又发现了一段七级台阶的楼梯，楼梯一侧刻着狮子食人图，极可能出自对冥府的恐怖想象。丘西，跟科尔托纳一样，属于十二个最古老的伊特鲁里亚城镇之一。不久前，那里发现了一座古城墙。在科尔托纳和丘西发现的大量伊特鲁里亚文物，有的是考古学家挖掘出的，有的是农民耕地时发现的。在丘西，你还可以在博物馆馆员的带领下，参观当地数十座伊特鲁里亚古墓。古罗马人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斗胜好战（他们自己何尝不是），所以流传下来一些有损伊特鲁里亚人名誉的说法，幸亏有那些墓室、大陶马、铜像和日常用具作证，人们才知道伊特鲁里亚是个有尊严、有创意、有幽默感的民族。毋庸置疑，他们的确是个强壮的民族，不然怎么可能处处留有用大石头建造而成的石壁和古墓呢。

在科尔托纳周边地区，人们称这些出土的古墓为“甜瓜”，这是因为其圆弧形顶部状若甜瓜。在这样的墓穴旁逗留片刻，你就能真切感受到何谓天地苍茫。带着这样的体悟，你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尔托纳。

离开古墓，我开始朝山上行驶。上山的路起初还很平坦，随后就崎岖陡峭起来，只好缓缓爬行。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到山坡上一片片橄榄树林、锯齿形的帕拉佐宫塔楼，卢卡·西纽雷利年就是从这里摔下几个月后含恨而终的；远处，一个残破的瞭望台和几家黄褐色的小农舍静立。所有一切都朦胧而柔和：石头轮廓柔美；橄榄树枝随风摇曳，在阳光的照射下，不时从苔绿色变成银灰色；湖边冉冉升起的雾霭像轻纱似的遮住了天空。七月里，橄榄树周围的麦田一派金黄，如同雄狮的毛发。我望了一眼科尔托纳，它高贵得如同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起初，我处在那座宏伟的文艺复兴时期圣母大教堂下方，随后拐了一个二百八十度大弯继续爬坡，很快就与这座结实的教堂等高了。我继续攀升，教堂那银色的圆顶和十字形造型被我远远地落下。这座教堂是制革商出资兴建的，又被称为石灰窑圣母教堂，是因为石灰是制革的原材料，而教堂又建立在一个石灰场之上。真奇怪，似乎圣地就是圣地：教堂坐落在伊特鲁里亚遗址上，很可能当初这里就是一座神庙或一片坟茔。

我向后扫了一眼，蓦地发现自己居然爬升了这么高。开阔的基亚纳山谷，犹如一把绿扇子，映入我的眼帘。晴天里，站在这儿，看得见远处的圣萨维诺山、辛纳兰加和蒙特普尔恰诺。以前这些小镇如有节庆活动，可以用烟火传讯：快来吧，这里今晚有庆祝活动！不久，我就站到了科尔托纳高耸的城墙边了。为了进一步了解伊特鲁里亚人，我一直把车开到了最后一道城门前：科洛尼亚大门。城门地基是伊特鲁里亚人用大得惊人的巨石建成的，上面部分是中世纪和其后时代加建的。

我喜欢在飞速行驶的车中，看城门里的风景。镇上卖的一些明信片里的风光和我此刻见到的一模一样：大铁门、向上延伸的小街以及两旁的古宅。一进科尔托纳镇，我立刻觉得，我在城门里面了。城门能给人一种安全感：一旦走进去，远处的敌情，管它是保皇派、教皇派或其他什么，都跟我无关；甚至于尽管刚才险些与一辆飞驰电掣的小汽车相撞，但来到这里，一切又都踏实了。

开车前来，我常把车停到城门外，沿着达尔达诺斯路走进小镇。达尔达诺斯是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建造者，据说他出生于此地。在路的左边，我经过一家只在中午营业、摆有四张桌子的小食店。虽然这里没有菜单，也只提供简单家常菜，但芝麻菜烤牛排味道非常不错。看着厨房木火炉边忙碌的两个女子，我纳闷她们怎么就感觉不到热呢！

这条街上保存完好的“逝者之门”，令我很是好奇。一般认为，开这些门是为了把患瘟疫的死者抬出屋外。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如果将死者从正门抬出，会给活人带来厄运。如果真有这种说法，那肯定源于基督教之前的某种迷信传说，因为瘟疫流行时基督教已经非常盛行了。也有人说，这些门是纷争年代正门被封时，用于逃难的。我私下以为，它们只是普通小门，天气恶劣时，方便马车和骑马者直接进入，免得踩踏水洼或者泥泞的街道。甚至在晴天，女士们在这些门中穿行，也不会被街道弄脏长长的丝裙。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乔治·丹尼斯，就将科尔托纳描述为“非常肮脏”的小镇。但是，由于这些门的形状和棺材颇为相似，被误认为是用来抬死尸的，也不算捕风捉影。

小镇中心有两个形状不规则的广场，由一条短街相接。也许，没有一个城市规划者会如此规划，不过，这种格局倒是很吸引人。沿共和广场往上爬二十四级大台阶，就是建于十四世纪雄伟的市政大楼。傍晚，人们常坐在这些环形台阶上，一边吃冰淇淋，一边欣赏夜景。坐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远处一个位置略高于广场的凉亭，过去那里是个热闹的鱼市场，如今成了一家餐厅的露台，同样也是眺望风景的好地方。广场四周，建筑风格和谐，街道四通八达，但最终通往那三座城门。街道上人声鼎沸，一片生机，却没有一辆汽车，着实叫人惊诧，这也恰恰说明了在这个小镇里人的重要。我还发现，此地低矮建筑总是与高大建筑比肩而立，连为一体。科尔托纳中心街道的官方名称为“国民大道”，但当地人却爱叫它“平坦大道”。这是一条步行街，只有早晨运货时间才允许车辆通行，城市的其他街道因为窄而陡不宜通车。通常，为连接高处和低处的街道，设有一些步行小巷。比如，夜晚小巷、黎明小巷、浅阶小巷，光听这些名字，就想走进去一探究竟。

走在托斯卡纳古老的石头小镇上，我并没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在南斯拉夫、墨西哥和秘鲁时，我却常有此感。托斯卡纳人是活在当下的，他们只是本能地把历史带到了今日。如果说美国的文化是“人走即烧桥”（我们的确如此），科尔托纳的文化则是“在桥上自由穿行”。假如哪个十四世纪的瘟疫死者重新回来，可能还会找到自己的房屋，甚至发现它完好无损。不论喜欢与否，在科尔托纳，历史与现实共生共存。共和广场上那个古老的梅第奇球形徽章，直到去年还与一个由铁锤和镰刀构成的共产党党徽并排而立。

穿过那条连接两个广场的短街，就到达了以大画家西纽雷利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这个广场略大一些，周六的集市日，广场上人山人海，向来如此。在夏季，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又成了古董市场。两家小酒馆的露天座位，一直排到了广场上。每次来这里，我都要抬头看看那只站在柱头上、渐被腐蚀的佛罗伦萨狮子，它看上去是那样的孤单。无论多晚到此，广场上总是人满为患，有人专门赶来这里喝午夜前的最后一杯咖啡。

也是在这里，市政府偶尔会出资举办音乐晚会。每逢这个时候，大家倾巢出动，广场上挤满了周围的农民和乡间别墅里的住户。今天晚上，在这座有着几十个天主教教堂的城镇里，有一个美国黑人福音唱诗班进行表演。他们不是美国南方自发组织的浸信会教派合唱团，而是芝加哥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业唱诗班。单从那些红色和蓝色的舞台照明灯以及两千里拉一盒的磁带，便可见一斑。他们热情澎湃地演唱了《神的恩赐》和《玛丽不要哭》。奇怪的音响和唱诗班的歌声，在这些十一二世纪的建筑群上空回荡。这里经常举办马上枪术表演和掷旗比赛。在一些节日里，主教会站在高处举着圣徒的遗骸，牧师们则摇晃着燃烧着没药树的火盆，引着众人走在被孩子们撒满鲜花的城镇街道上……音响师调好了麦克风，主唱立刻调动场下观众的情绪。“来，跟我一起说，”他用英语说，“赞美主。感谢你，耶稣基督。”自从一九四四年英美联军解放了科尔托纳以来，可能再也没有这么多外国人聚集于此，更不可能有这么多黑人了。这是个大合唱团。佐治亚大学有一些学生在科尔托纳的艺术系学习，这样的场面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几乎所有的游客和科尔托纳市民都涌进了西纽雷利广场。“噢，快乐的一天……”黑人领唱边唱边把一个意大利女孩拉到台上。小姑娘的声音嘹亮清脆，毫不费劲就融入了合唱团，她那小小的身躯里似乎装满了歌声。你们都在想什么呢，有着古老血统的科尔托纳人？是在回想坦克开进城里的那一天——那可是快乐的一天——英美士兵向孩子们扔橘子的情景，还是在想这些音乐怎么跟教堂弥撒毫不相同呢？或许他们什么也没想，只是跟着美国的耶稣随音乐摇晃身体。

西纽雷利广场的焦点建筑是卡萨里宫殿，即现在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一个公元前四世纪的精美铜烛台。其造型极具创意，烛台中间的碗可以喂油给四周的十六盏灯。灯与灯之间是充满想象的浮雕：动物、长角的酒神、海豚、俯卧的裸体男子和长了翅膀的女妖。其中的两盏灯之间写着“tinscvil”几个字母。据詹姆斯·威拉德所著的《寻找伊特鲁里亚人》书中所说：“tin”相当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宙斯，而“tinscvil”可解释为“向主神致敬”。这个大烛台是一八四〇年在科尔托纳附近的一个沟渠里发现的。它悬挂在博物馆的一面镜子下，以便游客全面观察。我曾听一位英国女士说：“蛮有意思的，不过，要是在旧物拍卖会上看见了它，我是不会买的。”这里的其他展品还包括环形花、花瓶、瓶子、一只造型奇妙的铜猪、双头男子、好些玩具士兵大小的铜像等公元前七世纪到前六世纪的作品，其中一些让人想起雕塑家贾科梅蒂的雕塑。除了这些伊特鲁里亚藏品，馆里还有不少埃及的木乃伊和手工艺品。很多博物馆都有上乘的埃及展品，我常想，古埃及是不是遗失了很多文物？每次逛这座博物馆，我都要去看那几幅喜欢的油画。一幅描绘的是沉思的普林妮娅。这位圣诗女神身穿蓝衣，头戴月桂花冠，从表情来看，非常尽职。长久以来，这幅油画都被认定是罗马时期约公元一世纪的作品，但现在又被认为只是十七世纪的卓越仿制品，只是博物馆并没有把那个令人动容的日期牌换掉。

卡萨里宫一侧的建筑上雕刻有天鹅、梨树和想象中的动物装饰，旁边有一条短街直接通向主座教堂和主教博物馆（以前是耶稣会教堂）。有时，我也会去那里参观。主教博物馆的楼上，最珍贵的藏品要数费拉·安吉列科修士[1]的油画《天使报喜》了。画中的天使长着橘红色的头发，正对玛利亚说些什么，玛利亚则垂头回答天使。这是安吉列科修士最有名的油画之一。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年，这三张相连的《天使报喜》和圣多米尼哥修道院大门上方业已褪色的油画，就是他在这里留下的所有作品。

卡萨里宫的右侧是西纽雷利剧院。剧院建于一八五四年，算是这个城镇的新建筑了，风格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这座剧院带有一个拱形门廊，可以为卖菜小贩遮阳避雨。剧院内部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所描写的：椭圆形的梯形座椅、小包厢、红色椅垫和一个不太大的舞台。我曾在这里看过一场两小时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到了冬天，剧院就成了电影院。电影放到一半时，幕布徐徐拉下，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到了。届时，全部观众起身去喝咖啡，闲聊十五分钟。对于很爱说话的人，如果整整两小时不能开口，肯定非常难受。在夏季，电影都是在星空下放映，地点选在镇公园。橘黄色的塑料椅摆在圆形的石头露天剧场里，很像一个没有汽车的汽车电影院。

在两个广场的周围，街道向四处辐射。这条通向中世纪的房屋，那条通往十三世纪的喷泉；这条通向小广场，那条通往庄严的修道院和一些小教堂。我常在这些街道上逛荡，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今天，我走的是一条名叫“尘土”的小巷，可我根本没觉得它比其他小巷的灰尘更多。

若是脚力不错，可以再往高处走一点儿。即使午后骄阳似火，你也会发现不虚此行。经过一家有道长长走廊的中世纪医院时，我暗自祈祷，千万别跑到这里做阑尾炎手术。正是吃饭时间，女人们端着盖着盖儿的盘子或托盘，匆匆走进医院。住在医院，一定很盼望家人带着食物来看望吧。医院旁边是永久关闭的圣方济各教堂。这座朴素的建筑物，是圣方济各的朋友伊莱亚斯修士设计的。教堂墙边，隐约可见穹顶回廊的痕迹。再往前走，街道纤尘不染，两旁的老房子维护良好。只要有四英尺长的空地，就有人种番茄和莴苣。附近的居民最爱在罐里种天竺葵和八仙花了。四处可见如灌木丛高的八仙花，粉红色的花朵经久不败。当地妇女都爱面街而坐，一边剥豆子或缝补衣服，一边和邻居聊家常。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又瘦又干的老太太，穿着黑色长裙，披着黑色头巾，蜷缩着身子坐在一把小藤椅上。莫非现在是一七〇〇年？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发现她正拿着手机跟人说话。在贝尔勒基尼街三十三号房，墙壁上挂着一块牌子，宣称此处是彼得罗·贝尔勒基尼的出生地。这时，我才猛醒，他一定就是十七世纪的大画家彼得罗·达·科尔托纳了。绿树成荫的广场四周是一些风格酷似市政大楼的老房子，房前都有精致的小花园。如果在这里居住，我一定选择那一栋——爬满五叶地锦的凉亭下摆有一张大理石餐桌，朴素的白窗帘在窗前静垂。一个挽着精致发髻的女子，抖开一张桌布，铺在餐桌上，端盘上菜。她做的番茄肉末酱汁，令我垂涎欲滴，惹得我死死盯着绿格子桌布和餐桌上的农家葡萄酒。

圣克里斯托夫教堂大概位于整个城镇的最高处，也是镇子里我最喜欢的建筑。它历史悠久，建于伊特鲁里亚遗址之上，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一九二年。我在教堂外面看见了小礼拜堂里的天使报喜壁画。画上的天使刚刚降落，用白垩溶液绘制的袖子和裙子看上去胀鼓鼓的，像要随时飞走一般。教堂大门一直敞开着，严格地说是半掩着，因此进去之前我犹豫了片刻。教堂里面的布局大体属于罗马风格，木制风琴台上刻着美丽的花饰，像是乡村风格的巴洛克。有一幅褪色壁画，画的是基督受难图，一点立体感都没有。耶稣的每处伤口下，都有一个飞翔的小天使，手捧着杯子，接滴落的鲜血。这一带的教堂大都朴实无华。我很喜欢圣坛上罐装的鲜花（今天有六罐），也喜欢堆放在另一幅天使报喜图下的天主教杂志。这一幅画中的圣母听到天使的消息，举起了双手，好像在说：“你在开玩笑吧！”教堂后方黑漆漆的。我听到轻微的鼾声：一个男子躺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睡得正香。

圣克里斯托夫教堂后面，是一幅令人惊愕的山谷景观：一列高耸入云的古堡围墙，从山坡上横切而过。经过了这么多世纪，是什么让它屹立不倒？梅第奇古堡高高矗立于山顶，眼前这列围墙就是古堡的延伸。我继续往上走，前往蒙塔尼亚城门，即镇里最高的城门。这里也是伊特鲁里亚人生活过的地方，很古老吧？我常从这个门进镇，因为我家就在山的那一侧，从我的房子到科尔托纳的上城区，平平坦坦，没有斜坡，因此我喜欢走这个最高的城门，省得再去爬坡了。我走路进镇的乐趣之一，就是能看到新圣母教堂。和石灰窑圣母教堂一样，新圣母教堂也位于城镇下的开阔山地之间。走在通往蒙塔尼亚门的路上，可以俯瞰它纤巧的造型，韵律十足的线条，优美的圆顶，以及阳光下闪着海蓝色和青铜色的彩色玻璃。虽然石灰窑圣母教堂是弗朗西斯科·马蒂尼设计的，也更声名赫赫，但我认为新圣母教堂更赏心悦目。它的线条设计让整栋教堂轻盈飘逸。好像只要施与适当的神迹，这栋看起来会发光的建筑就会腾空飘起，飞往另一个地方。

我从蒙塔尼亚门掉头，朝圣尼克洛教堂走去。这座教堂相对较新，建于十五世纪中叶。同圣克里斯托夫教堂一样，它的装饰简朴而迷人。教堂里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应是西纽雷利的一幅油画了。这是一幅双图画，一边是被卸下十字架的耶稣，一边是圣母和圣婴。论时间顺序，圣母和圣婴的画像应该放在左边才对，但现在却挂在了右边，可能是管理人员搞错了。大热天里，圣尼克洛教堂可是个不错的休息场所。既有名画让你大饱眼福，又有清凉的石头地板给双脚降温。在出口处，我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看见一尊很小的基督像。这尊基督像是吉诺·塞维里尼的作品，他也是科尔托纳人。作为未来派艺术代表人，他签署了《未来主义者宣言》，也赞同“杀死月光”这一口号。我一时半会儿很难把他和宗教艺术联系起来。未来主义者主张摒弃过去，拥抱速度、机械和工业。在小镇的餐厅和酒吧里，我看见过一些塞维里尼设计的海报，色彩浓烈、醒目动感。在运动酒吧的一张餐桌上，我见过一尊圣母哺乳像，就是出自他手。圣母造型不同以往：双乳如哈密瓜般大，而在传统的圣母像中，圣母的乳房似乎与身体分离，只有网球般大小。伊特鲁里亚博物馆有一间独立的展览室，专门陈列塞维里尼的部分有趣创作，可惜他的重要作品不在其中，只展示了一些他曾经尝试过的艺术风格：未来派最爱的齿轮、水管和记速器组成的布拉克[2]式拼贴画，一副萨金特[3]风格的女人像，艺术学院式的素描和著名的立体派抽象画。在两个玻璃箱内，放着他的出版物和几封布拉克和阿波利奈尔[4]写给他的信。这些藏品没有一幅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的艺术活力和抱负。当然，所有的未来派艺术家都因早年热衷于法西斯而名誉受损，一步错似乎难回头。更糟的是，他们成了现代绘画风格的始作俑者。直到现在，艺术潮流还是跟着法国走。未来派艺术家的许多令人惊异的作品，名气都不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晚年的塞维里尼渐渐向先辈靠拢。我总觉得，意大利画家的血管里都潜藏着某些微生物，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画耶稣和圣母。

我离开圣尼克洛教堂，向山下走去，经过好几座几乎没有窗户的修道院（它们的后面肯定有大院子），其中一间至今没有开放。要是有饰带需要修补，可以把它放到一扇圆花窗前，里面的修女会拿去修补。有两座修道院有小礼拜堂，看上去相当现代。下坡时我在圣马可教堂，又看到一幅塞维里尼的马赛克画作。沿着这条路走，就是他设计好的十字架之路。一路上，一系列镶在石头神龛里的马赛克画作，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到从十字架卸下的经过详尽描绘了一遍。大热天里，我仿佛觉得自己也背了一个十字架。路的尽头，是圣玛格丽特大教堂暨女修道院。教堂里的一个玻璃罩内，安放着圣玛格丽特像。她又干又瘦，双脚如柴。通常，前来祈祷的女子都会跪在她的面前。玛格丽特是一个禁食的女圣人，每天得由人哄骗着勉强吃下一汤匙橄榄油。她曾跑到街上大喊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换作今天，人们肯定当她是疯子，得了厌食症。而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她渴望像耶稣一样受苦。据说，一二八九年但丁也曾向她请教，怎样克服自己的“卑怯”。玛格丽特在当地备受尊敬，这一点极易证明：在公园里，妈妈们呼喊孩子时，最经常听见的名字就是玛格丽特。贝纳大门（现已关闭）旁的一块牌子上说，玛格丽特于一二七二年首次从此门入镇。

共和广场的主街通向镇公园，咖啡馆和小商店分立两侧。店老板或在店门外的椅子上坐着，或拿着咖啡在附近转悠。从烧烤店里飘出阵阵烤鸡、烤鸭和烤兔肉的香味，让我垂涎三尺。烤肉店也卖快餐，午餐供应酱汁宽面，全天供应panzarotti。panzarotti是一种夹馅面包卷，不好翻译。里面的馅五花八门，丰富异常：香菇、火腿、奶油等等。味道最好的莫过于香肠馅和莫泽雷干酪馅了。

在加里波第圆形广场（在意大利，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加里波第广场），你肯定能感受到科尔托纳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城市之一。一个绿树成荫的公园沿着路边花坛延伸约一公里长，科尔托纳居民每天都会来这里溜达。在公园里，时间是静止的。除了游人的服饰、花草、树木的大小有所变化，它跟一百年前毫无二致。清凉的喷泉中央，矗立着一尊仙女骑海豚雕塑。喷泉四周，年轻的父母看着自家孩子玩耍。长椅上坐满聊天的附近居民。一个父亲正在教儿子骑自行车，望着孩子摇摇晃晃的身影，做父亲的既得意又担忧。这还是一个读报的好地方，小狗也可以跟着主人尽情散步。公园的右侧是山谷和特拉斯蒙诺湖。

公园尽头与我家门前的那条白鹅卵石路相通相连。道路两侧柏树成荫，一株柏树纪念一位一战中的阵亡士兵。我沿着这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往家的方向走了大约一公里，抬头望见位于梅第奇古堡尽头的伊特鲁里亚石壁。这个石壁名叫“巴玛苏罗”，我家房子的名字正取于此。石壁朝南而立，很像博洛尼亚附近马察博托的神庙，也许这道石壁本来就是太阳神庙的一部分。一些当地人告诉我，叫“巴玛苏罗”（渴望阳光），是因为山的这一侧冬天日照稀少。有谁知道这个名字由来多久了呢？一整个夏天，阳光从清晨就直射在石壁上了，常常把我叫醒。看着清新而动人的朝阳，我感受到了一种古老而原始的反应：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黑夜之神并没有将太阳吞噬。所以，在所有的建筑物中，太阳神庙最合乎常理。或许，石壁的名字真的可以追溯到二千六百年前，当时的伊特鲁里亚人正是因为对太阳的渴望才以此命名它。我仿佛看到伊特鲁里亚人对着亚平宁半岛上的第一缕阳光，吟唱祈祷；然后全身涂满橄榄油，躺在古老的地中海大太阳下，享受一个早上。

亨利·詹姆斯也曾走过这条鹅卵石路，他在《旅游的艺术》一书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顶着炎炎烈日，绕行石壁一周，我看见了许多没抹灰泥的巨石。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强烈的白光，我不得不戴上一副蓝色的眼镜，以寻找合适的角度，观察伊特鲁里亚的朦胧历史……”蓝色的眼镜？是不是十九世纪的太阳镜？我好像看见亨利站在鹅卵石路上，凝望着石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拍拍尘土走回旅馆，去写每天必须完成的文章。我也同样在这条路上漫步，也想尝试着同样的神奇举动，把那道很久很久以前的阳光带入今晨的明媚之中。

[1]费拉·安吉列科修士（1378-1455），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佛罗伦萨派画家。

[2]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曾与毕加索一起发起立体主义绘画运动。

[3]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美国画家。

[4]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9），法国诗人。

托斯卡纳的四野

终于，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可以作别巴玛苏罗了，当然只是暂别而已。打过蜡的地板闪闪发光。伊丽莎白送给我们的家具全部用蜂蜡上过光，抽屉也都用佛罗伦萨纸贴了边。每张床上都铺好了从集市买回的老式白色床单。一切是那么称心如意。我们甚至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卸下所有的百叶窗，清洗干净后漆上无所不能的亚麻籽油。看来，亚麻籽油用在哪儿都适宜。我放在波兰石墙上的一罐罐野花已经怒放，准备随时传播种子，拓展新的领地。既然我们现在以巴玛苏罗为家，就应该以它为圆心，去四周走走看看。今年先去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或许明年再去意大利南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家园。因为我们打算去买葡萄酒，填充酒窖，开始收藏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葡萄酒，以配各地不同风味的食物。许多意大利葡萄酒都要求酿好即饮，但我们可以在楼梯间的酒窖储备一些特殊酒。在厨房外的藏酒室，我们打算用一些细颈坛子装家酿葡萄酒。

一路上，我们要敞开肚皮疯狂享用马莱玛美食，晒日光浴，寻找伊特鲁里亚遗迹。几年前，我读过D.H.劳伦斯写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土地》。打那以后，我一直念叨着想亲眼目睹他们的古代艺术创作：潜水男孩、穿凉鞋的吹笛手和蜷伏的豹子；还想感受一下那些埋藏于地下的千年神韵和生活情趣。我们花了好多天筹划这次旅行，好像要去遥远他乡远足似的，事实上，我家距离塔奎尼亚不过一百英里。在那儿，大片的伊特鲁里亚古墓正在挖掘。但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托斯卡纳值得一看的东西太多，改变了我的距离感和时间感。在美国加州，埃迪每天上班就要在高速上行驶五十英里呢。而这里，一个星期就令我觉得实在太短了。我们即将前往的地方叫“马莱玛”，意思是沼泽地，但那里已经没有沼泽了。沼泽地里的最后一滴水早已枯竭多时。历史上，马莱玛曾疟疾横行，使得托斯卡纳的这个西南部地区人口相对稀少。这里如今是牛仔们的牧场，也是第勒尼安海岸唯一一块无人居住区。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只有零星几座牧羊人搭盖的石屋。

我们从巴玛苏罗出发，很快就到达了蒙塔尔奇诺。这是坐落在一条嶙峋山脊一侧的小镇，视野极其宽广，似乎就连隐隐青山外的风景都能尽收眼中。街道两侧分布着卖葡萄酒的小店，每扇店门里都有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上面摆着几个玻璃酒杯，好像在邀请路人进来喝一杯，和店主共庆葡萄的丰收。

镇上的旅店很是简朴。最令我错愕的是，浴室的电开关竟然安在热水器上。洗澡时，我只能尽量把喷头往开关反方向拉，再尽量让水流不往外溅，我可不想尚未品尝当地的葡萄酒，就被烧成焦炭！但这里并非一无是处，站在房间就能够一览镇上所有的屋顶和远处的山村。位于小镇中心的“美好时光咖啡屋”从一八七〇年开业直到现在，几乎丝毫未变，依然是大理石桌子、红色天鹅绒椅垫、镶着金框的镜子。那位正在擦拭吧台的女服务员，嘴巴长得像丘比特的弓箭，穿着一件浆洗得硬挺挺、袖口上装饰有缎带的白色上衣。什么样的午餐能比一块五香橄榄油咸面包配一片意大利熏火腿更美妙呢？这就是绝对简单又足够体面的托斯卡纳食物！

午睡后，我们去了一个十四世纪的城堡，城堡如今是个气派十足的葡萄酒展览馆。它的地下室曾被当成军火库，用来存放石弓、箭、炮和火药；现在摆在里面的却是本地生产的各类葡萄酒。外面阳光灿烂，可城堡里光线幽暗，散发着麝香味儿的石墙摸上去冷冰冰的。我们品尝班菲葡萄园和吉奥康多葡萄园酿制的可口葡萄酒时，屋里旋转着维瓦尔第的曲子；而当我们开始品尝深红色的布鲁内罗葡萄酒时，音乐恰到好处地换成了勃拉姆斯的乐曲。这里陈列的布鲁内罗葡萄酒来自不同的葡萄园：坡乔罗葡萄园、卡丝巴莎葡萄园和毕安迪葡萄园，毕安迪是所有布鲁内罗葡萄酒的祖师爷。这些美酒如此香醇，使得我很想立刻冲进厨房，烹一桌丰盛的下酒菜。一想到用香醋和迷迭香烤的兔肉、大蒜鸡和用葡萄酒炖的梨，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服务员一定要我们尝尝这里的餐后甜酒。一种名为“B”的甜酒和另一种坡乔罗葡萄园酿造的莫斯卡德洛让我们一喝倾心。或许，发明这种酒的人原来是调制香水的。这些酒本不需配甜品，不过刚成熟的白桃是个例外，要是再有一份柠檬蛋奶酥，我恐怕会感到自己身处天堂了。我们买了几瓶昂贵的布鲁内罗，想到这种酒在美国的天价，也就咬咬牙买下了。在巴玛苏罗的楼梯间，我们有两个很好的藏酒处，可以把它们放到里面，关门上锁，若干年之后再取出享用。但这种长期计划难解当前之需。于是，我们又买了两三箱便宜一点儿的罗丝·蒙塔尔奇诺，适合立刻饮用，口感极佳且分量充足。我很怀疑，这个夏季结束的时候，这几箱酒还能剩下几瓶。

午后，我们驱车几英里，来到了圣安蒂摩，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就像建于圣地之上。远远地，透过修剪齐整的橄榄树林，看得见那座白石灰石罗马教堂。教堂造型简单而朴实，看上去不像意大利的建筑。当年，查理曼大帝率军经过此地时，许多士兵得了传染病。查理曼大帝向上帝祈祷，假如疫情能够终止，他就修建一座修道院。就这样，在公元七八一年，他在此地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也许，眼前这座建于一一一八年的教堂，正是有了这层渊源，才像法国建筑一样又细又长。我们走入教堂时，正值晚祷开始。教堂里只有十来个人，坐在我们身后的三个女人边摇扇子边聊家常。要是换作平日，她们把教堂当成起居室或广场的行为，肯定会引起我的兴趣，但是今天，我的注意力全被五个基督教会修士吸引去了。他们阔步走入教堂，拿起诗本，开始吟诵《格列高利圣咏》。这个高贵而未加装饰的教堂衬得他们的声音格外嘹亮，斜阳的余晖将石灰石变成了半透明物体。音乐穿过我的耳鼓，尖锐如鸟鸣，使心灵震颤。他们的声音时高时低，时分时合，最后会聚成低沉吟诵声。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渐渐放松了起来，慢慢失去了逻辑思维能力，意识随着吟诵声不停地游动，游动，游至无边的宁静中。他们的声音是有浮力的，像小河一样，能够让人漂浮其上。我不禁想起了加里·斯奈德[1]的诗句：

坐在一起

辨识着花朵

一身轻松

我看了一眼埃迪，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灯柱。但那三个女子似乎无动于衷，也许是因为每天都上教堂，所以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吧。歌声还没停止，她们便吵吵嚷嚷地离开了。如果我住在这里，也会每天上教堂，因为在这个地方都感觉不到神圣的话，那么就没有地方能让你如愿。这些修士每天要念六个小时祷文。早晨七点，开始唱赞美诗，而晚祷要到晚上九点才结束，他们的勤奋着实让我震撼。找个时间，我一定会再来这里，完完整整地听完他们的圣歌。我手头的旅游指南说，想要获得心灵平静的人，可以在这里的客房留宿，到附近的女修道院用餐。我们到教堂外面走了走，屋檐下活灵活现的动物雕塑令人赞叹不已。

凉爽的黄昏，我们开车行驶在布满砂石的小道上，像小狗一样努力嗅着窗外乡间的干草味，前往圣天使餐馆——一家由波吉奥·安蒂科葡萄园经营的餐馆。餐厅里正在举办一场婚宴，热闹非凡，女服务员们也兴高采烈地加入其中。我和埃迪被带进餐厅最后一间包厢。置身于这样热烈的场面，我们俩并不介意。房间里有一个石水槽，上面堆着熟桃子，桃香四溢。我们点了个洋葱浓汤、烤乳鸽、迷迭香烤马铃薯和一瓶该葡萄园自产的葡萄酒。

托斯卡纳的郊野其实是个充满矛盾的所在。这个地区就整体而言，在许多世纪之前就已经是个文明之所。每次我在花园东挖西掘时，总能挖出点什么，提醒我脚下的土地曾有多少先人生活过。我已经收集了为数不少的盘子碎片，各种各样，种类丰富。我开始怀疑，这里居住过一个女子，她以往花园里扔盘子为乐趣。在屋外的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我们从地里挖出来的陶漏勺、破锅盖、细致的杯柄、各种盘子的碎片，以及一些豪猪和野猪的颚骨。这片土地不知被人踩了多少遍。只要看看山，就知道人类为了自己的生活与便利，把原来的青山变成了什么模样。不过，马莱玛保留了下来。这个地区一百年前才第一次有人定居，以前是牛仔、牧羊人和蚊子的落脚之地。马莱玛的荒凉，显然与疟疾和热病的肆虐脱不了干系。托斯卡纳随处可见的农舍，在此寥寥无几。文艺复兴几乎没在这片地区留下任何印记：这里既没有里程碑似的建筑物，也没有伟大画家的作品。虽然现在的空气温柔而清晰，过去却糟糕透顶，或许正是多亏了糟糕的空气，伊特鲁里亚古墓才得以完整保存。虽然不少古墓被盗了，但仍有惊人的数量平安无事。伊特鲁里亚人是不是对疟疾有免疫力？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在他们那个时代，马莱玛地区人口密集。

我们的下一站是栋古代别墅，如今是一家小旅店，位于蒙特马拉诺外围的一个葡萄园。埃迪取出行李中的指南，发现这个小小的地方竟有三家不错的餐厅。因为这家旅店离我们打算观光的地方都很近，所以决定在这里多住几日，省去换住处的麻烦。沿着一条林荫道，我们来到一个公园一般大的花园，花园里有几处阴凉的歇脚处，可以让人们一边乘凉，一边眺望起伏连绵的葡萄园。我们的客房正对花园。打开百叶窗，窗户外满是蓝色八仙花。我们匆匆卸下行李，没有休息就急着出门了。

皮蒂利亚诺一定是托斯卡纳最奇怪的小镇。同奥维多一样，这个镇子也坐落在一片多孔凝灰岩之上。小镇像一个悬空的城堡，在深深的峡谷上若隐若现。多孔凝灰岩并不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岩石，有些断裂的凝灰岩，脆弱易腐蚀，甚至容易移位。镇上的房屋栋栋笔直，沿绝壁而建。这里的居民是真正生活在悬崖边缘的人。房屋下面的凝灰岩有许多洞穴。或许这些洞穴是用来贮藏当地产的毕安科·皮蒂利亚诺葡萄酒的，这种酒需要吸收火山土壤的精华来增味。镇上的一个酒保告诉我们，以前很多洞穴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墓穴。现在，这些墓穴除了存放葡萄酒外，也是橄榄油和小动物的安身之所。中世纪时期的城镇通常幽暗阴沉、机关重重，而这个城镇比中世纪的城镇更幽沉，更内含机密。十五世纪，很多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来此地定居，因为这个镇子不受教皇管制。于是，这里被称作“犹太人居住区”。至于它是不是跟威尼斯的犹太人居住区一样，也有宵禁的规定，有自己的政府和文化生活，我不得而知。犹太人会所因重建而关闭了，但好像没什么修建动静，倒像待价而售似的。现在或将来的某一天，这些凭崖而立的房屋，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坠峡谷。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担忧，我对小镇的印象越发灰暗了。离开之前，又买了几瓶当地葡萄酒，我们的收藏也因此丰富了不少。我询问酒保，二战期间这里居住了多少犹太人。“我不知道，女士。我是那不勒斯人。”在下山途中，我翻了翻旅游指南，上面提到，皮蒂利亚诺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惨遭灭绝。我从不相信旅游书上的东西，但愿他们写错了。

皮蒂利亚诺的近邻小镇索瓦纳，极像加州的鬼城，唯一差别在于街道两侧的房屋没有鬼城的古老。这里的人口总数，似乎还没有山边伊特鲁里亚古墓的数量多。我们看见一个路牌便驶了过去，把车停在路边。一条小路带我们来到一片阴森树林之中，林边一条静止不动的小溪，是母疟蚊栖息的最佳场所。我们沿着又陡又滑的小路朝山上爬，过了不久，一座座古墓慢慢出现了。这些古墓像隧道一样伸至山边，或许在这些石道里出入的只有毒蛇。这里人迹罕至，似乎好几个世纪无人光顾，没有售票亭，也没有导游，让人感觉自己是这个鬼魂出没之所的第一发现者。此处藤蔓四处爬伸，很像墨西哥帕兰克城周围玛雅丛林里的古墓。另外，凝灰岩墓壁上的那些朽蚀的雕刻带着奇异的东方风韵，也和玛雅的雕刻艺术相仿。似乎在遥远的古代，天下的艺术风格大同小异。看来，做个伊特鲁里亚考古学家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尚有数不清的文化遗址，等待你的发现。我们俩爬了好几小时的山路，一路上所见的唯一生物，就是一头在溪边饮水的大白牛。到达古墓的时候，我的脚已经被各种植物划得伤痕累累，但并没有遭到一只蚊子的攻击。我有一种感觉，在今后失眠的夜里，我想起的地方肯定是这儿。

沿路返回时，我们发现另一个路标，根据路标找到了一处古庙遗址。这座古庙像从凝灰岩山坡雕刻而出似的。我们穿行于一片诡异的拱门和石柱之间，这里被挖掘了一半后又被抛弃了。那些伊特鲁里亚人的谜团仍悬而未决。他们建这座庙宇做什么？莫非夏季在此地开音乐会，抑或举行一些奇怪的仪式？旅游指南既然把此地称为庙宇，说不定这里就是巫师用羊肝进行占卜的地方。在皮亚琴察附近出土了一个铜雕，刻的是被切成十六份的羊肝。据推测，伊特鲁里亚人用分割羊肝的方法分割天体，还用此法决定城镇的格局。是真是假，谁知道呢？没准这里是个演讲台或鱼市场呢。每当我置身于像秘鲁的马丘比丘、墨西哥的帕兰克、美国梅萨维德国家公园、英国的斯通亨巨石阵和我脚下这样的地方，心中都有一种奇怪而强烈的感触：逝者已矣，来者难追。尤其是身处这样的人类文化母体之中，感触更甚。对眼前之物，我们无法改变，只能尽力去想象和诠释。诗人和哲学家一心想寻找理论支持“永恒回归”和“过去即现在”的观点。比如，伯兰特·罗素就提出宇宙是五分钟之前创造出来的理论。对于建庙者的表情、庙宇奠基的情形、煮午饭的火光，以及搅拌饭锅的动作，如今我们不可能再次目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里，一个时间长轴最新出现的小点上走一走。每每想到这里，再想起自己以前因为地图折得整不整齐、家里煤气所剩无几、身上现金够不够用等琐事而费神，就觉得滑稽可笑。只有当某种东西行将消失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是多么重要。

其实我们今天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但眼饱心未饱，于是朝古老的索拉诺进发。索拉诺也建于颤巍巍的凝灰岩之上。整个地区游人罕至，就连路上都看不到一个人影。看来，索拉诺自一四九二年，也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那一年，到现在几乎没有变化。此地最新的建筑物大概也是那时建造的。狭窄的小路压抑逼仄，深色石头建筑里面灯光幽暗，但居民却格外友善。一个制陶师傅见到我们朝他店里探头探脑，就一个劲儿地邀请我们参观他的作坊。买桃子的时候，水果店老板特意挑了一串葡萄送给我们，并且说就他家店里有。还有两个路人停下脚步，帮我们从狭窄的停车场倒车，一个做“向前开”的手势，另一个做“停止”手势。

我们开车驶回旅店院子里时，已是满身尘土，精疲力竭。晚饭前，我们冲了个澡，换上干净衣衫，拿了两个酒杯和一瓶比安科白葡萄酒，坐在屋外舒适的躺椅上，观看夕阳下山的美景。也许在远古，也有两个伊特鲁里亚人坐在我们坐着的地方，同我们一样看日落。

蒙特马拉诺距离我们的落脚点只有几分钟车程。它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城堡镇，美丽而小巧。

这个小镇不可避免地有十五世纪的教堂，教堂里有圣母像，但这尊圣母与众不同，题目为“猫洞上的圣母”，原因是雕像的底部有一个洞，方便猫们进出教堂。镇上似乎没人待在家里。几个当地小男孩和几名男子在镇中心演奏爵士乐。一家小酒馆的老板娘使劲儿地关上店门，她肯定是听够了。当一个脚踏长靴身着紧身T恤的高大英俊男子走过时，所有的目光刷地一下射向他，而他却毫不在意。我发现他每经过一家商店橱窗，都要转头照照自己的尊容。

我们俩饿坏了。当神奇的七点半一到，弗兰托奥餐厅店门一开，我们俩便率先冲入，成为餐厅仅有的客人。这家餐厅的前身是一间橄榄油磨坊，现在的装潢仍仿磨坊模样，虽然感觉有失真实，却很像加州的纳帕谷餐厅，所以我们倒是很习惯。打开菜单一看，仍然是传统的马莱玛风味：有当地名吃Acquacotta（煮水），虽然这道菜在托斯卡纳各地都吃得到，但只有马莱玛的最正宗。这是一种汤，青菜上面漂着蛋花。此外，还有拌牛肝菌、橄榄油的小牛头肉，兔肉酱汁拌面和苹果熏猪肉。托斯卡纳各地餐厅的菜单几乎千篇一律。调面食的不是番茄肉末酱汁、牛油和鼠尾草，就是蒜酱、番茄和罗勒；主菜通常是烤架串烧或烤箱烤肉；配菜则是烤马铃薯、菠菜或沙拉。面对一成不变的菜单，似乎谁都无意改变。不过，在这种人口稀少且游客寥寥的小镇，它们的菜肴反而更具托斯卡纳本色。猎人打到什么就吃什么，农户不会放过动物身体的每一部分，女人善于用蛋和蔬菜做出美味菜汤。通常，在菜单上找不到这些菜式，也很难看到用小山羊肝和野猪肝做的香肠。弗兰托奥餐厅还有一些精致菜肴，譬如烤洋蓟和用红菊苣及乳清干酪做的方饺。我们点的第一道菜是用牛肝菌浓汤煮的大麦粥，味道醇美。埃迪要了一道用番茄、洋葱和大蒜烤的兔肉，而我则试着点了份小山羊肉，没想到滋味出奇的好。我们俩有了一个新发现：当地的葡萄酒色深味正，跟卡霍斯的莫莱里诺葡萄酒有得一拼。

翌日清晨，我和埃迪体验到了此生最为美妙的时光。清晨五点，我们起床前往萨图尼亚附近的一座瀑布温泉泡澡。旅店经理告诉我们，要是去晚了，人会很多。但我们到的时候，一个游人都没看见。浅蓝色的瀑布从一块凝灰岩顶端飞流而下，将地面冲出好几个大凹洞，成了泡温泉的天然场所。首次听说温泉名字时，我和埃迪还担心，洗完温泉浴，我们闻起来会像放久的复活节彩蛋一样，体验之后才知道，这里的硫磺味儿不浓，瀑布的冲击力度也不轻不重，既可以让你享受按摩的乐趣，又不至于被撞得东倒西歪。真舒服啊！妖娆的水中仙女都跑哪儿去了？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温泉能有治病之疗效，虽然不知道究竟对哪些病管用。泡了一个小时后，我觉得自己柔软无骨，是那么的放松，陶醉，懒得讲话。我们离开的时候才又多了两辆车。回到住处，坐在露台上享用早餐：鲜橙汁、坚果面包、烤吐司、圆蛋糕、咖啡和温热的牛奶。只有伊特鲁里亚的古人才有魅力催我们离开，拿上地图，继续进发。

塔奎尼亚并不在托斯卡纳管辖区，但离拉齐奥只有几英里的车程。这一路的景致乏善可陈，到处充满工业化的印记，喧嚣杂乱。在如梦如幻、绿意盎然的马莱玛，我很容易想象出伊特鲁里亚人的模样，而在这儿我脑中空无一物。习惯了空空荡荡的街道，这里的交通令我们很不适应。没过多久，我们来到了繁忙的塔奎尼亚市。这里有一栋十五世纪的大屋子，专门用来展示从该地区出土的伊特鲁里亚文物。展览的稀世之宝肯定叫你瞠目结舌，仅仅那对公元前三四世纪的赤土陶飞马就会让你感觉不虚此行。这对飞马在一九三八年出土于一座庙宇的台阶附近，应该是庙宇的装饰物。我思忖，或许这两尊飞马跟希腊神话中的天马帕加索斯有一定关联。两匹陶马栩栩如生，筋肉、生殖器、肋骨、飞扬的耳朵和一对长着羽毛的翅膀，全都雕刻得活灵活现。博物馆的展品按照年代先后排序，参观者一看便知哪些展品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伊特鲁里亚人何时开始使用石棺殓尸，石棺的造型又有哪些变化。从骨灰盒到尸体的防腐处理，无不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为了防止进一步腐坏，很多古墓壁画都被移到了博物馆中保存。壁画上矍铄的乐师和身披轻纱的年轻舞者，就连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动容。不过，在博物馆消磨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的兴奋劲儿慢慢减弱，某些初到时会看上好几分钟的展品，后来只是匆匆一扫而过。我们决定择机再访，因为这里值得一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这儿的任何一片田里，都可能发现古墓，墓地就如同房屋的附属品。所有的古墓都对外开放，游人只需从入口处向下走几级台阶就可以到达墓室。墓室里面有灯光照明。唯一让我们失望的是，一天只开放四间墓室。为什么呢？没有人能回答，只知道这些古墓轮流开放。看来，非得再来一次不可，因为我们心向往之的“猎渔古墓”不在今天的开放之列。我们参观了“莲花古墓”，里面的装饰酷似装饰派艺术风格[2]。还参观了“母狮古墓”，这座古墓以一幅卧地高举一枚鸡蛋的男子壁画而闻名。它寓指复活，根据基督教的信仰，蛋壳象征开启的坟墓。这里也有欢乐的舞者的壁画，画中人穿着脚踝系带的精致凉鞋，跟我脚上的一模一样——莫非意大利人自古以来就对鞋子情有独钟？幸运的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卖艺者古墓”。这座古墓有浓郁的埃及风情，但那幅描绘一位准备表演肚皮舞的舞女图不算在内，因为画中的女子酷似中东人。“奥卡斯古墓”有两间墓室，在一幅已经略有模糊的宴饮壁画中，有位女子头戴橄榄叶冠，美丽无双，令人吃惊。

我们俩随便吃了点东西，便驱车来到几公里外的诺奇亚。听说那里最近出土了不少文物。诺奇亚像是荒凉了几十年，破旧的路标指向天空。我们辨不清方向，在周边徘徊了好一阵子，幸好碰见一个农民，告诉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在一条肮脏的泥路尽头停下车子，沿着麦田边缘步行，没走几米，就看见了几只羊头，上面叮满苍蝇。看样子这里像原始祭祀的场所。从羊头旁经过时，我对埃迪说：“这个地方阴森森的。”再往前走，坡越来越陡，我们只好抓住藤蔓，脚下还不断打滑。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么陡的坡待会儿怎么上来。沿路有生了锈的铁扶手，说明我们走的方向没错。难道我们看的古墓还不够多吗？地势慢慢平坦下来，看见位于山坡上的洞穴了。洞口黑漆漆的，外面藤蔓纵横，灌木丛肆虐。我们找来棍子，挑破几张大得出奇的蜘蛛网，壮着胆子走进其中两座古墓。没错，置身坟墓就是如此漆黑。我们看见一些过去存放尸体和骨灰盒的木板和坑洞，那里想必已被毒蛇占领。我们又沿着崎岖小路走了约半英里。这里的古墓比索瓦纳的还多，杂乱地分布在沿路的山坡上。我突然觉得危机四伏，只想尽快离开，于是对埃迪说：“这里感觉很诡异哦。”埃迪应到：“没错，咱们快离开吧！”果然不出所料，上山的路极其难走。有一次，埃迪停下来拍鞋面上的泥土时，竟然拍落一小块骨头。我们回到原先放置山羊头的地方，可羊头已经不翼而飞。我们走回停车处，看到附近又停了一辆车。车中一对年轻男女正在热吻，对我们的出现浑然不觉。刚才的阴森诡异之感顿时烟消云散。我们俩带着一身伊特鲁里亚人的巫毒，开车回到了旅馆。

啊，心爱的晚餐时间又到了。今晚我们在萨图尼亚的卡伊诺餐厅就餐，期待一场无与伦比的盛筵。驱车前往蒙特马拉诺之前，我们在萨图尼亚镇兜了一圈，除了科尔托纳，它可能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城镇了。根据罗马神话，萨图尼亚是天父和地母的儿子农神萨图恩建立的。我觉得有此可能。神话中还说，这儿的温泉瀑布是奥兰多（这个名字等同于英语的“罗兰”）的神马踏在地上的岩石中形成的。科罗迪亚大街肯定是我见过的最古老的一条街。我一遍遍地说着“我就住在科罗迪亚”，看看能不能感受到做科罗迪亚人的滋味。这个城镇绿树成荫，生气勃勃，并没有迷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几个古铜色肌肤的人从瀑布附近一家高级旅馆走出来，看样子想到周边商场购物，但这里的商店相当普通。他们走到露天咖啡屋里坐下来，点了几杯色彩缤纷的饮料。

卡伊诺餐厅美丽高雅，两间温馨小屋、摆着鲜花的桌子、精美的瓷器和葡萄酒杯，令我们胃口大好。我们一边喝着苏打白葡萄酒，一边打量菜谱。似乎每道菜都很诱人，让人难以取舍。这里既有复杂菜肴，也有像马莱玛那样的地方菜，比如白刀豆汤、兔肉酱汁拌意大利面、黑莓烤野猪肉等。我们点了一份温番茄酱浇茄子牛奶果酱饼、黄瓜酪冷盘当开胃菜。至于第一道菜，我和埃迪不约而同选择了夏南瓜和南瓜花拌鸡蛋面。第二道菜呢，我点了是烤小羊肉，埃迪要的是葡萄醋汁鸭胸肉。我们听从了侍者的建议，又点了瓶莫莱里诺葡萄酒。赞美我主！这酒真好！一流的晚餐，一流的服务。

一对情侣坐在餐厅中央，从落座伊始，就成了众人的焦点。他们像双胞胎似的，留着一样浓密卷曲的黑发，只是姑娘头上插了几朵茉莉花；长着同样热情似火的眼睛——我母亲称之为“勾魂之眼”——和同样酷似古希腊雕像的双唇。他们身穿购自米兰或罗马精品店中的服装：男子穿着棕色起皱亚麻布套装，女孩则穿着像是专为她量身定做的黄色无领低胸丝裙。侍者为他们斟上香槟，这在意大利的餐厅可不常见。他们相互敬酒的时候含情脉脉，外人生怕惊扰了他们，纷纷收回目光。我们的沙拉十分新鲜，果蔬像是今天下午刚采摘的一样，也许事实就是如此。现在的我们轻松而兴奋，假期本来就该这样嘛。“想去摩洛哥走一走吗？”埃迪突然没头没脑地问。

“希腊怎么样？反正迟早都得去的。”游览一个新地方总会激起你游览下一个地方的兴致。此时，我们俩的目光再一次被那对情侣吸引。我发现其他客人也是一样。男子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女孩身边，握住她的手，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我们继续吃沙拉。我们本打算先吃甜品，但侍者送咖啡的时候把糕点一块儿端了上来。不过，这顿晚餐仍是我们到意大利以来最享受的一顿。埃迪建议在此地多逗留几日，每晚都上这里来吃饭。从我的位置上，看得见男子从盒里取出一枚戒指，镶着方形绿宝石，四周一圈碎钻。女孩容光焕发，伸出纤纤玉手。这时他们俩才意识到，这场求婚有这么多见证者，于是向餐厅里的客人微笑致意。大家不约而同举杯祝贺，侍者反应很快，赶忙为每个酒杯斟满酒。女孩甩了甩头发，几朵白色小花落到了地上。

我们离开餐厅的时候，镇上漆黑宁静，街道尽头的一家小酒馆却热闹非凡，好像全镇的居民都聚集于此，玩牌、畅饮今天的最后一杯咖啡。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车来到另一座古镇瓦尔奇。这里有一道拱桥和一座改成博物馆的碉堡。拱桥最初是伊特鲁里亚人修建的，在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又被重建。为什么桥拱要修这么高？桥下费奥拉河的水流量充其量只抵得过一条溪流，更何况这条河还位于深深的峡谷之中，我百思不解。过去连接此桥的所有道路早已消失不见，为这座桥笼罩了一种奇怪的超现实主义味道。相比而言，桥另一端的城堡年代可没有那么久远。它的前身是一座西多会修道院。像塔奎尼亚的博物馆一样，城堡里面也有众多有趣的收藏，可惜我们隔着一扇玻璃窗，看不清究竟。这里的展品很有意思，令人有一种想要触摸的冲动。我很想拿起那个鹿形香水瓶，抚摸那一尊尊石雕像，尤其是一尊骑飞马男孩的雕像。这里记录了一条有关伊特鲁里亚人的新发现：他们的艺术通常是为了保护遗体。这一点自然没有逃脱D.H.劳伦斯的眼睛。不过，任何像他那样目睹了如此众多伊特鲁里亚文物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路上，我又重读了一遍劳伦斯的书，才发现他其实很不可靠。就因为这里的村民没有及时满足他这个讨厌的外国佬的愿望，就被他写成了一群傻瓜；就因为没人随时恭候他的大驾领他到乡间看废墟，没人随身携带蜡烛供他使用，这里就成了要什么没什么的地方；就因为列车班次比维多利亚少很多，食物又不合他的口味，这里就乱七八糟！话又说回来，当我读到他撇开个人好恶如实描写的所见所闻，不禁又原谅了他。

这里的田间，随处可见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的城镇遗址：石头地基、碎木板、黑白花纹的马赛克、地下通道和浴场，一张城市布局图慢慢展现，因此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行走在一个四面环墙的古镇里，观察此处居民的日常生活。在桥的一边，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砖建筑，墙、几扇窗户、插横梁的孔洞皆清晰可见。瓦尔奇简直就是考古学家的宝藏。可惜此地的彩绘古墓今天已经关闭——这恰好又成了我们将来故地重游的理由。

这里的餐厅也令人刮目相看。在去往蒙特马拉诺的路上，有一家名为“帕萨帕罗拉”的餐馆，里面陈设简朴：纸质餐巾、菜单写在黑板上、木质地板，食物却极其新鲜。如果马莱玛地区还有牛仔，肯定会结伴前来此地用餐。我们点了份大盘的烤蔬菜、美味的绿色沙拉和一瓶卢纳亚葡萄酒——马莱玛的另一种名酒，拉什拉塔葡萄园生产。侍者向我们推荐了当地一家葡萄合作社生产的莫莱里诺葡萄酒，并倒了一杯给我们品尝。酒甜美得出乎意料，酒味更直接，完全值得拥有。而一瓶大约是一百七十美分。我们终于为暑假剩余时间挑选到了合适的日用酒。车的后座还空着，放得下好几箱这种酒。

餐厅的另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位画家。他给我和埃迪画了两张漫画。画上的我神似毕加索笔下的多拉·玛尔。我们向他敬酒致谢，他打开一个小背包，拿出他的画展目录给我们看。没过多久，我和埃迪就懒得搭腔了，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而已。他又取出一些画作评论给我们看，同时不断自斟自饮。他的妻子对他的行为并不觉难堪，看来早已习以为常了，毕竟又不是初次陪丈夫到酒吧。他们是来这里的温泉疗养所疗养的，希望温泉水能治疗他的肝病。可以想象，和他一起疗养的病人，肯定快被他逼疯了。到了最后，他干脆扔下妻子，跨过坐椅，坐到我们桌边来。我左右为难，是赶快结账逃离这个啰唆鬼，还是等着品尝梅子馅饼？埃迪当机立断结账走人。我们到镇中心又喝了杯咖啡，原路返回取车时，透过餐厅的窗玻璃，发现“毕加索先生”已经走了。终于，我们俩又可以品尝梅子馅饼了。餐厅侍者向我们大吐苦水：“这对夫妻每天晚上都会上这儿来，我们每天都在盘算，到底要过多少天他才能带着自己的肝回米兰。”

我们带着对伊特鲁里亚古迹的体味和满腹美食的回味，收拾行囊，起身前往塔拉莫内，一个有着高耸城墙的海边小镇。这里，水纯净而清洌。我们找了一家相当现代化的旅店落脚。旅店四周没有海滩，只有若干突兀的礁石，客人可以坐在混凝土阳台上的椅子里晒日光浴。我们选择塔拉莫内的一个理由是，它离马莱玛海滩保护区很近，是托斯卡纳唯一一片未被经济开发浪潮破坏的海滩。意大利的海滩大都摆满遮阳伞和长椅，只留下临海细细一条沙滩供人散步。海滩上甚至有浴室、更衣室和小吃店，似乎意大利人之所以觉得待在海滩上很惬意，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人可以聊天。他们也常常携家带口或呼朋唤友一起来海边。我这个来自加州的老美，不喜欢挤在人堆里的感觉。从小在佐治亚海边长大，也喜欢带着沙味儿的凉凉海风，但旧大陆的海滩我一时难以适应。埃迪和我女儿都很喜欢那些大阳伞，硬扯着我去了托斯卡纳的维拉瑞吉、比萨海滩和皮亚特桑塔，坚持说那些地方与众不同，一定得看看。我喜欢听着涛声，躺在海滩上，或在周遭无人的地方散步，可托斯卡纳的海滩拥挤得像繁华大街。不过，我手上的旅游指南说，马莱玛的海滩保护区大不相同，那里甚至可能看到野马、狐狸、野猪和小鹿。我很喜欢玛基亚树散发的味道。玛基亚是一种生长在海边的野生灌木，据水手们说，大陆还遥不可及的时候，玛基亚树的清香就先来报道。保护区的沙滩空空旷旷，只有野生迷迭香和海洋薰衣草稀疏地点缀其间。我们一整个早上都待在海滩上，时坐时走。古老的大海似乎在讲述古老的伊特鲁里亚历史。我们随身带着熏肉火腿肠三明治、一大块帕尔玛干酪和冰红茶。除了沙滩那儿有三五个人，我几乎体会了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感觉。水是什么颜色？是钴那种深蓝色吗？不对，应该是天青色，像许多油画中圣母身上衣裳的颜色，只是天青色的四周缀上了银光闪闪的浪花。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开着车四处游玩，现在能够散散步，真是莫大的享受啊！我想在海边看书，可是阳光太刺眼了，或许我也需要一把大阳伞。

早上，我们来到了被誉为“伊特鲁里亚海岸”的里瓦。一到这里，我们就不想走了。虽然这片海滩也有沙滩椅出租，但因距离海滩保护区很近，游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在一间农家旅馆睡了午觉后，去海边散步很久很久。这里离卡尔维诺、夏日避暑胜地圣维森佐不远。镇上的商店里有胶皮沙滩球、橡皮船和沙桶出售。到了傍晚，人们都来到街上，买明信片，吃冰淇淋。海滨小镇毕竟是海滨小镇，处处闻得到海洋的气息。我们找到一家露天餐厅，点了一道炖鱼汤后，侍者推来一辆餐车，上面装着好几种不同的鱼片。他把鱼片一一放进大白碗内，再倒入热腾腾的肉汤；随后，又在烤面包上涂抹用奶油烤过的大蒜。我们把面包放在鱼汤上，让它吸收浓郁的鱼香。碗中，两只小龙虾凶巴巴地瞪着我们。侍者不时过来加汤，这样面包就不会沉入汤底。送沙拉的时候，餐车上至少有二十种橄榄油，有的装在透明瓶子里，有的装在彩色陶罐中。我们请侍者帮忙挑选一种，于是，他拿起一瓶淡绿色橄榄油，从半空中浇在红红绿绿的菊苣上。

前往马里蒂玛的途中，我们绕道去波普罗尼亚转了转。因为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近，留着这么古老的小镇不去，岂不可惜！每一次的走马观花，都激起我多待几日的愿望。我们在一家咖啡屋歇脚的时候，看见两名渔夫提着整桶昨晚刚打的鲜鱼，走入店中。一个老妇走出厨房，在黑板上写当日菜单。可惜现在不是午餐时间。稍作停留后，我们开车来到镇里，把车子停在一座巨大的城堡前。好哇，又是一座收藏伊特鲁里亚文物的博物馆，我得进去好好瞧一瞧。埃迪如今对千年前的任何东西都已意兴阑珊，独自去买马基亚蜜了。在我们俩约好见面的那家商店中，有一件伊特鲁里亚文物在出售——一只陶制的脚。因为搞不清真假，我们决定先上街散步，待会儿再做打算。可打道回府时，店门已关，我们只得悻悻离开。路上途经一个路标，指向一处伊特鲁里亚遗址，埃迪见了，非但没有停车，反而踩足油门飞驰而去，好像刚从古墓中逃生出来似的。

我老是念不清这个古镇的名字。现在才反应过来，马里蒂玛的重音应该在第二个音节，而不是第三个。[3]在意大利待了这么久，还老犯这种基本的语音错误，我能学会意大利语吗？马里蒂玛过去离海很近，后来海水渐渐退去，它被一大片淤泥包围，最终成了一个内陆城镇。而现在，它却建在一片高高的草原之上，让人恍如置身一个备受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眷顾的巴西偏远小城。确切地说，马里蒂玛是两个城镇：一个新城、一个旧城。但两个城市同样严峻肃穆，到处是建筑物的深色投影和忽然出现的猛烈阳光。我们有点累了，便找了家旅店休息，这是沿途中唯一一家配了电视的旅店。我们入住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二战时的影片，片子有点褪色了，演员们都说着发音古里古怪的意大利语。影片里，一个村庄被德国人占领了，一个藏身市郊的美国士兵，想帮助村民逃离德军魔掌。村民们把所有用品都放在几只驴背上，开始了逃生之旅，至于逃往何处，我就不知道了。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梦见有人在撬巴玛苏罗的窗户，一惊而醒。电影还在播放，另一个士兵藏在谷仓的干草堆里，周围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但我已无心看片，心里挂念着巴玛苏罗：她还好吗？过了一会儿，我才真正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是在马里蒂玛，而不是美国。

我们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马里蒂玛的每条街走了一遍。这里老是勾起我对美国西部的记忆。譬如那些距离高速公路五十英里的偏远小镇，譬如那些喜欢透过窗户眺望广阔苍穹的小店主。当然，美国西部没有这样的广场和宏伟的大教堂。这两个地方只是神似：那份油然而生的孤独感，以及当地人看外地人的眼神。

在回家途中，我们在圣迦加诺稍事逗留。这里有一处绝美的废墟——一座优雅的法国哥特式教堂。教堂地板和屋顶早在几世纪之前就踪影全无，唯留下面朝白云碧草敞开的窗户架。在这里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原先的那些玫瑰花窗，如今得靠你丰富的想象力去填充鲜红或碧蓝的色彩；往日修士们点蜡烛的祭坛，此刻已成鸟儿的小巢。有一条石楼梯，但已看不出要通往何处。另一个石祭坛还残存，但它跟基督教教堂常见的祭坛不同，更像祭祀活人用的。当年，一位修道院院长为了资助战争，把屋顶的薄铅片拆下来卖钱，好端端的一座教堂从此变成废墟一堆，成了十几只野猫的栖身之所。那只白猫妈妈生了不少小猫，但每只小猫的毛色各不相同：黑的、褐色的、虎皮样的、软毛的，想必小猫们的爸爸不同吧。

终于回家了！我们把成箱的葡萄酒拖进家门，打开所有的窗户，匆忙跑去给无精打采的植物浇水。忙完了这一茬儿，我们再把葡萄酒装入板条箱，放进楼梯间里。这些葡萄酒早已饱熟，只等着喜庆的节日到来，好好表现一番。埃迪关上楼梯间的橱门，把馥郁的酒香留给了尘土和蝎子。我们不过离开一周而已，没想到竟会如此想念它。如今，我们对它的周围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越发深刻地意识到了，意大利人的血液里流淌着某种令我们这些外人忌妒的特质：他们深谙生活的艺术，真正懂得如何生活得无忧无虑。或许是遗传自伊特鲁里亚人吧。看来，每一座古墓的壁画都蕴含一定的意义，只是我们暂时解读不了罢了。我阖上双眼，仿佛又看到了那只蜷伏的豹子、精巧的死者像、数不胜数的宴饮图。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也不时闪过我的脑海：冥王之妻珀耳塞福涅、青年猎人阿克特翁和他的猎犬、帕加索斯飞马……但直觉告诉我，无论是古墓中的形象，还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都应该有一个更古老的源头，而这个更古老的源头之上还有源头。最初的原型会在历史中反复出现，我们也能或多或少感受到什么，因为它们会同我们身体内最古老的神经元和神经腱交谈。

我曾在纽约萨莫斯区的一栋十八世纪的房屋里居住过，它的旁边有一个种满香草的大花园。现在我还经常梦见那里。我常在花园里挖到棕色或琥珀色的瓶子。有一次，我在花园边松土打算种神圣亚麻，中世纪的教堂地板上常铺这种亚麻枝条吸收人的汗味和体味，没想到挖到了一匹生了锈的小铁马。小铁马意态舒展、蓄势待发。我把它摆在书桌上，当作自己的图腾。今年夏初，我在巴玛苏罗挖石头的时候，无意中掘出了一个小玩意。我捡起一看，又是一匹奔马。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工艺品，还是一百年前的小玩具？

几年前，读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时，书中提到，一些流浪者挖到一件富有征兆的信物，于是决定在那片土地上建立迦太基城。

一匹英勇神马的头颅，象征着

我们的种族将在战争中无往不胜，

并将拥有多彩多姿的生活。

我对书中提到的战争并不感兴趣，倒是“多彩多姿的生活”这几个字对我触动挺深。英雄奥兰多的骏马踏出一眼温泉，而那两匹从塔奎尼亚的瓦砾和尘土中挖掘出来的飞马，也时常跃然眼前。我把印有飞马照片的明信片摆在书桌上，与我挖到的两匹马做伴。是呀，多姿多彩的生活，就像伊特鲁里亚人的生活那样，在某个时空中，我们也曾拥有过。而此刻，即使不能飞翔，我们也要飞奔向“多彩多姿的生活”。

[1]加里·斯奈德（1930-），美国著名诗人，“垮掉派”代表人物之一。

[2]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装饰艺术和建筑风格，轮廓和色彩明朗粗犷，以流线形或几何形为主要图形。

[3]马里蒂玛，Marittima。重音于第二个音节，Marit’tima；于第三个音节，Maritti’ma。

做个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埃迪是个计划狂。在我家的餐桌上、床头柜上、汽车坐椅上、衬衫和运动衣的衣兜里，都能找到一张张折好的便条。购物计划、短期计划、长期计划、园艺计划，以及应做什么计划的计划，应有尽有。计划中英语和意大利语混杂，哪一种语言的字母少，就写哪一种。有时遇到某件只有意大利才有的工具，他就写意大利文。我真该把他的便条都保存起来，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把它们当成壁纸贴在浴室墙上，效仿乔伊斯当年对待退稿通知的做法。我们俩的习惯似乎颠倒了过来：埃迪在美国连购物清单都难得一列，反倒是我事无巨细都会列清单——要给谁写信啦、家务清单啦，周计划更是非写不可。但是到了这里，我反而没有目标了。

要想察觉新环境对自己的改变着实不易，但要发现别人的变化却易如反掌。我们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埃迪喜欢喝茶，可能是他上大学留下的习惯吧。他有一学期是在英国念的，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一间只有冷水供应的廉价房里。在读艾略特和康拉德的作品时，他常喝加了奶和糖的茶来提神。但在意大利，浓咖啡随处可见，走在任何一个广场上，都能听到咖啡机的嘶嘶声。我还记得埃迪第一次来托斯卡纳度暑假的情景。在小酒馆里，他老爱盯着点咖啡的意大利人看。他们总是一迈进酒馆就冲着侍者痛快地说上一句：“一杯咖啡。”那个时候，浓咖啡在美国还很少见。可当他第一次学意大利人那样点咖啡时，侍者却问了句：“普通的咖啡吗？”他肯定认为这个外国游客搞错了，我们应该要的是“大杯的棕色咖啡”，意大利人总是这样称呼我们美国人喝的咖啡。

“对，对，普通的咖啡。”埃迪回答，略有点儿不耐烦。但是没过多久，他点咖啡的语气就变得权威起来，也不再有人问他究竟要哪一种了。他留意到当地人喝咖啡全都是一饮而尽，而不是一口一口地慢慢喝。他还熟悉了不同酒吧出售的不同咖啡品牌。对咖啡上面的那层奶油，他也开始有了看法。平日里，他喜欢喝苦咖啡。

“你的生活一定很甜蜜，”一个侍者对他说，“要不，你怎么总喝苦咖啡呢。”经他提醒，埃迪才注意到每一家酒吧都有一只船形的糖碗，侍者每次把咖啡递给客人的时候，都会将碗盖打开，朝客人手边移近。意大利人加糖的数量惊人，满满两到三勺。有一天，我惊异地发现，埃迪也在往咖啡里加糖。“这样就是一道甜品了。”埃迪自圆其说。

第二年夏末我们从意大利回美国时，埃迪在佛罗伦萨买了一台拉帕奥尼牌手动咖啡机。咖啡机是不锈钢的，闪闪发光，顶端还立着一只鹰。有了这台机器，我就可以躺在床上喝卡布其诺了，我们还可以在晚餐之后，给客人端上一杯意大利杯子装的意大利咖啡。

在巴玛苏罗，埃迪也买了一台拉帕奥尼咖啡机，只是这一台是自动的。每晚临睡前，埃迪都要喝一杯他的“圣水”，有时是在家里，有时是在镇上。他很喜欢上酒吧喝咖啡，因为那里有不同款式的咖啡机。他先是认真打量一番咖啡上的泡沫，然后摇晃几下，举杯一饮而尽，还狡辩地说，这玩意儿能改善他的睡眠质量。

意大利文化中吸引埃迪的另一处是驾车。大多数游客都有这种体会：应该把自己曾在罗马的开车经历写到个人履历表中。在这里，开车是在考验一个人的胆量，只要沿亚马菲海岸驾驶一圈，就知道跟地狱打交道是什么情形。有一次，我们开着租来的菲亚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埃迪一个劲儿地对我夸意大利人的驾驶技术有多高超。他说：“这里个个都是驾驶高手。”说着准备打灯上超车道，就在这时，通过后视镜中看见超车道上有一辆车，正全速在车后飞驰，我们自知不是对手，赶紧退回右车道。看着那个汽车勇士，埃迪不无羡慕地说：“瞧见了吧，人家两个轮子都腾空了！当然，也有一些笨蛋在两条车道中间开车，但大部分人都是很守规则的。”

“什么规则？”我问道。正巧这时有一辆和我们的菲亚特一样小的汽车，以一百英里的时速呼啸而过。不用说，意大利也有限速，根据汽车马力大小而不同。但我在意大利待了这么多个夏天，从没看见哪辆车因为超速而遭到拦截。反倒是那些以六十英里时速规矩开车的人四面楚歌。不清楚这里的交通事故比例到底有多高，但我猜测，大部分事故是开慢车的司机（没准是游客开的）被身后高速驶来的车撞翻而造成的。

“看好了，在有人超车未遂的时候，后面的司机不会赶着去补这辆车的空位，只有这辆超车成功才会补位，这是给超车者留有余地，万一他超车失败，不至于无路可退。此外，从没有人在右侧车道超车，打算超车的司机都会在左侧行驶。而在美国，大家没有这种约束，想在哪条车道上开就在哪条车道上开。”

“对，但是快看哪！他们老爱在弯道上超车。现在就是弯道，超车时机又到了。这一定是他们从驾校学来的。我敢说，驾校的教练车只有油门，没有刹车。你知道，在意大利，你后面要是有车，这辆车肯定正准备超过你——这简直就是他的义务。”

“是的，所有司机都心知肚明，他们早就适应了。”

有一篇采访那不勒斯市市长的报道，把埃迪乐坏了。那不勒斯肯定是全世界交通最乱的地方。但埃迪却喜欢那里，因为他可以在人行道上开车，而行人都走在马路上。“绿灯就是绿灯，它的意思就是‘向前，向前’！”市长发表高见，“红灯只是个建议。”当被问到黄灯的意思时，市长口出妙语：“黄灯代表的是快乐。”

不过，托斯卡纳这里的居民要守规矩得多。他们虽然会在红灯将要转成绿灯时抢先离开，却不会硬闯红灯。在这里，真正危险的是那些狭长的中世纪街道：如果一辆车开进这样的街道，两旁只能各剩下几英寸的空间，连自行车都无法拐弯。好在大多数城镇开始禁止汽车开进这些古老的街道，这对谁都好，广场上也逐渐恢复了人气。再者，对我的神经也好，因为那种弯弯曲曲的街道对埃迪特别有吸引力。当这些街道最终变得无法通行时，他才会把车一点一点倒回来，这样所有的行人都得止步，纷纷让路，看着我们一点点退出他们的城镇。

埃迪对意大利的警车阿尔法·罗密欧也很感兴趣。我们初次从意大利游玩返美之后，他买了一辆二十年车龄的银色阿尔法GTV，但车子性能很好，毫无疑问也最漂亮。可他开这辆车才短短六个星期，就接到了三次超速罚单。对其中一次，他很不服气。他对法官说，他没有超车，是交警对跑车格外挑剔。但埃迪的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法官劝告他，要是他不满意美国的司法系统，最好趁早把车卖了，并当场把罚金加倍。

有一阵子，我们俩换车开。这也是不得已。因为埃迪再开快车，驾照就可能被吊销。可我驾着这辆银箭似的跑车去上班，从来没接到一张罚单。埃迪只能开我那辆老爷车。

“你的车子太慢了。”他抱怨道。

“但很安全，现在不就没警察拦你了吗？”

“我什么时候变成胆小鬼了？”

可是一回到意大利，埃迪就原形毕露。我们大部分时候都行驶在小路上。只要觉得风光无限，即使是崎岖不平的山道，我们也奋勇向前。通常，这样的路况还不错，至少是可以通行的。但有一次，我们沿着一条粗糙的山路一直往下开，想找一座十三世纪的废弃教堂，谁知开着开着前方没了路。因为在小镇上也经常倒车，所以这对我们俩来说不是难事。可这一次却不同，必须在一条弯曲的单行山道上，自下而上地把车倒出去。这倒是让埃迪这个驾驶狂过足了瘾。“哇——”埃迪侧着身，一路喊叫，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搭在我的椅背上。我望出窗外，朝正下方一看，上帝，一个美丽的山谷正等着接收我们呢。车轮距离山路边缘不过五英寸远。路上我们遇到了另一辆驶来的车。车上的人跳下来，问过埃迪后，也开始了倒车之旅。于是，一支白痴车队诞生了。前面开道的是一辆红色阿尔法GTV，与埃迪美国的那款车相同。终于，我们退到了一片较为宽敞的地方。所有人都下车小憩，讨论起阿尔法GTV来，该配什么镜子，转向灯会出什么状况，现在的车价等等；我呢，把地图铺在菲亚特滚烫的车篷上，研究怎样才能开出山谷。显然，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废弃的教堂。

埃迪喜欢在高速上驾车还有一个原因，在这里他的两大爱好——喝咖啡和开快车——能够兼顾。在高速每行驶三十英里左右，就有一个休息站。有的休息站里设有酒吧和加油站，有的还有餐厅和商店，甚至是汽车旅店。埃迪很欣赏这些小酒吧的整洁与高效。他通常点一杯浓咖啡外加一份香肠面包，而我喜欢慢慢喝上一杯卡布其诺，虽然下午人们一般不喝这种咖啡，但埃迪总会在一旁耐心地等我。埃迪从不泡吧，一般都是喝完咖啡便走人。等再次上路时，浓咖啡赐予他的旺盛精力，使得我们的汽车风驰电掣起来。天哪！

意大利这片土地还在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改变了埃迪。起初，我们想买的是一栋拥有二三十亩土地的房屋，巴玛苏罗五英亩的面积似乎太小了些。可是等我们开始披荆斩棘装修房屋之时，才发现这地方其实一点儿都不小。我们的柠檬屋里早已塞满了各种工具；而在美国，只需一个小金属工具箱就可以装下所有的工具。以前，我们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去买钻孔机、链锯、修篱剪、除草机、各种型号的锄头、耙子和另外一些数不清的仿佛工业革命之前的工具，比如镰刀、葡萄剪和长柄大镰刀等。

在买下它时，我们已有心理准备，将来得清理这片土地，修剪一下树枝，顶多再除除草、施施肥。但是大自然强大的再生能力让我们始料不及，这片土地的生长能力更让我们惊愕万分。拾掇花草的经验告诉我，植物需要精心呵护才能长好，但在这里，常春藤、无花果、漆树、洋槐和黑莓，无时无刻不在生长。一种我们称为“毒草”的藤蔓植物最为难缠，要想铲除它，得把它那胡萝卜大小的根拔出来才行。对待荨麻也是如此。这里没有被荨麻统治简直是一大奇迹。要想把它们挖出来，即使手上戴着厚手套，也难保不被它们的汁液“刺”到。竹子也一样不让人省心，小竹笋总是当仁不让地抢占车道上的地盘。暴风雨过后，许多树枝都被吹得东倒西歪，而小橄榄树必须重新用绳子绑紧固定。每年，我们都得犁田，得给橄榄树锄草施肥，得花好几星期悉心照料葡萄。总之，虽然我们的土地不多，构不成农田，但需要农夫的照料与劳作。只要我们稍加懈怠，这片土地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倒退回我们刚买时的荒芜模样。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视农活为负担，要么学会自得其乐。

我的一个朋友每次问起埃迪就说：“你家的约翰尼·阿普尔西德[1]还好吗？”她曾亲眼目睹埃迪站在高高的梯田上，检查每一棵果树，时而用手抚弄一株小樱桃树，时而拾起田里的一块石头。埃迪对山上的每一株冬青、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树桩，乃至每一棵橡树都了然于胸。劳作与付出增进了他与它们之间的情感。

如今，埃迪每天都要上田里走走。他已经养成穿短裤、靴子和贴身汗衫的习惯。他的双头肌和胸肌大得像漫画中的人物。他父亲原本是农民，四十岁才弃农进城。他的祖先也一定是波兰农民。我相信，要是他们来到巴玛苏罗，从田的另一头一眼就能认出埃迪。虽然埃迪在旧金山常常连花都会忘了浇，但在这里，他却会一次次、一桶桶地提水，给田间干涸的新栽果树浇水，像照顾婴儿般照料散发独特香味的薰衣草，每晚读有关施肥和剪枝的书籍直到深夜。

现在，我们成了意大利人吗？恐怕没有。肤色还太白了，说话时也不能够自然地做出那么多手势。我以前见过一个意大利人，把听筒扯到电话亭外面打电话，因为里面空间太小，两手不好比画。许多人打汽车电话时，也得先把车停到路边，因为握方向盘的时候，他们无法既拿电话又打手势。我们也永远学不会意大利人几个人同时讲话的本领。我常在窗边看见外面的路人，三五成群出来散步，大家的嘴里都说着话。究竟听谁的呢？或许他们是为说话而说话吧。看完足球比赛，我们也无法像意大利人那样，加大汽车油门满街鸣喇叭，或者骑着小摩托车，一圈圈绕广场转。至于意大利的政治，就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Ferragosto，圣母升天节，即八月节，一度让我们大惑不解。起初我们以为它不过一个节日而已，后来才知道它带来的是一种心态，而我们自己也渐渐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说简单点，八月十五，是圣母身体与灵魂一同升入天堂的标志。为什么定在八月十五呢？恐怕是天气太热，圣母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吧！帕尔玛小镇的教堂圆顶上，画着圣母在众人的陪同下升天的壮丽景象。从下往上看，她们飞舞的裙摆如同从教堂地板起飞的气球，但没有一个人的内衣裤春光外泄——真是不朽的艺术成就！这一天对意大利人来说只是一个标志，因为它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意义：八月长假到来了，每个人都自由了。我们慢慢发现，人们把八月的全部工作都推到一边置之不理了。即使是在游客纷至沓来的时候，即使是意大利最好的餐厅，都会挂出一块“外出度假”的牌子，关门大吉；商店老板早收拾好行囊，踏上旅途了。这种行为与美国的经商之道大相径庭。美国的商家绝对不会错失这种日进斗金的良机，他们往往选择四月或十一月这种旅游淡季出门。但对意大利人来说，有何不可？这可是八月啊！每年八月，交通事故的数字明显攀升，海滨城市游人如织。现在，我和埃迪也入乡随俗，除了做做果酱，什么事儿都懒得做。有时我连果酱都不做，只是用帽子装满李子，坐在树下，一边呷着果汁，一边把果皮和果核扔过石墙。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整个意大利都在举办庆祝活动，科尔托纳举办的是全市牛排大餐。

“sagra”（节）这个词在科尔托纳很平常。托斯卡纳的居民常因为某种食物进入时令季节而借机庆祝一番。整个小镇的种种氛围，告诉你某种节到了，像草莓节、栗子节、葡萄酒节、圣酒节、杏子节、田鸡腿节、野猪节、橄榄油节和湖鳟节，不一而足。今年初夏，我们还参加了镇上的蜗牛节。小镇沿街大约摆了八张桌子，音乐喧嚣，但由于最近没有下雨，蜗牛们集体消失，主办方只好改用炖小牛肉奉客。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山城的节日抽奖活动中，抽中了一头驴子。我们在那里吃了番茄肉末酱汁面、烤羊羔，看见一对仪态端庄的老年夫妻，先生身穿笔挺的衬衣，太太一身长及脚踝的黑裙，随着手风琴音乐翩翩起舞。

科尔托纳的牛排大餐为期两天，准备工作早在几天前便开始了。镇政府雇来人手，在镇公园搭建了六个巨大的烤炉，有二十英尺长，六英尺宽，一英尺高，上面铺着一层铁烤板，有点儿像美国的烤窑。还是在镇公园，这些设备将在过些日子举办的秋季牛肝菌节再次派上用场。据说，科尔托纳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蘑菇煎锅。我虽然从未亲临现场，但想象得出牛肝菌香飘四溢的诱人场面。工作人员在树荫下摆好一张张桌子，有四人桌、六人桌、八人桌和十二人桌，并在周围挂上灯笼。烤炉附近有很多小服务亭，工作人员又从一个满是灰尘的小棚子里抬出一个售票亭，擦去上面的灰尘，摆在公园入口处。经过的时候我瞥见棚子里堆满一捆捆的木炭。

平时的公园禁止通行车辆，但为了招徕全镇居民，在牛排大餐这两天破例。这对我们家门前的那条道路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它可是直接通向公园的。车流从早晨七点涌入，又从晚上十一点涌出。为了躲避白茫茫的灰尘，我们决定从罗马古道步行到公园。到了公园里，邻居普拉切多看见我们直招手，他是烤牛排节的志愿者。

一大块一大块牛排被火红的木炭烧得吱吱作响。我们排着队，准备领取盘子、沙拉和蔬菜。取烤肉的时候，普拉切多叉了两块巨大的烤牛排给我们，我们端着盘子，在一张快坐满人的桌边找到位子坐下。大罐的葡萄酒被传来传去。几乎全镇居民倾巢出动。奇怪的是，除了一长桌英国游客，看不到其他的外国游客。我们并不认识同桌的人。他们是从活水葡萄园来的，两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小女孩啃着一根骨头，看起来吃得很香。两个男孩跟其他意大利孩子一样，规规矩矩，正在认真地切牛排。两对夫妻向我们敬酒，我们也回敬他们。听到我们介绍自己是美国人，同桌的一位男士问我们认不认识他住在芝加哥的舅舅和舅妈。

吃完晚餐，我们随着人流到镇上散步。大街上人山人海，酒吧里人满为患。我们费了好些劲儿才买到蛋筒果仁冰淇淋。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坐在市政大楼的台阶上唱歌。三个小男孩乱扔爆竹，之后又想装出一脸无辜，可是办不到，于是笑得越发响亮了。我站在酒吧外一边听孩子们唱歌，一边等候正在酒吧里喝“黑圣水”的埃迪。回家的途中，我们路过镇公园。此时已是夜里十点半了，烤板上还冒着烟。我们看到普拉切多正在和美丽的妻子、女儿以及十来个朋友一起用餐。“镇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节的？”埃迪问他们。

“一直都有，一直都有。”普拉切多应道。据学者研究，安提俄克人在公元三七〇年就开始庆祝圣母升天节了。这么算来，到今年为止，已经是第一千六百二十六次庆祝该节日了。像科尔托纳这么古老的城市，说不定宰白牛祭神灵的仪式，早在公元三七〇年之前就有了呢。

八月节之后，科尔托纳通常会安静好几天。想外出度假的都走了。留下的店主都坐在店铺外面，要么看报纸，要么心不在焉地看着街道。你若是在这个时候向他购买什么，得等到九月份，他才会拿出来给你。

我们的邻居普拉切多，就是那位烤肉大师，其实是镇上的税务官。每天，他都会骑着摩托经过我们家，一天四次：早上上班、午餐时间、下午上班和下班回家。只要他经过，我们就知道现在大约几点钟了。我已经把他的生活理想化了。外国人看本地人，很容易把他们理想化、浪漫化、典型化或者简单化。清晨搬完箱子多喝了几杯走不稳路的人，极有可能被我们当成酒鬼看待；佝偻着腰长着蓝黑色长发的女子就成了刚堕完胎的；每天早上到三间肉铺觅食的棕白花色的小狗被认定是镇上的野狗；同样，还有疯狂的艺术家、法西斯分子、古典美女以及先知。一旦我们对一个人有了真正的了解，想象的色彩就会慢慢褪去，还以真实面貌。就拿普拉切多来说吧。他养了两匹白马。每天骑着摩托唱着歌儿从我家门前经过。家里养了鹅、孔雀和白鸽。刚刚步入中年，留着一头浅色长发，有时会用大手帕扎起来。骑在马上潇洒从容，是个天生的骑马高手。太太和女儿都极其漂亮。妈妈常到我家神龛前献花，他的姐姐称埃迪为“英俊的老美”。这就是我对他的全部了解。也正是基于这些了解，我想象着他的生活特别幸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他。“哇，原来你是普拉切多的邻居呀，真有福气。”他走在镇子上，会和任何人打招呼。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他生活在哪个年代都如鱼得水。他拥有由一栋石屋和一片橄榄梯田构筑的平静小王国，在那里，他可以随时随地畅游徜徉。似乎为了证实我的直觉，我这个卢梭式的邻居，手腕上停着一只带着头套的猎鹰，站在我家门前。

不知为什么，我自小就有恐鸟症，所以我最害怕出现在门前的，非猛禽莫属了。普拉切多是和一个朋友一同前来的，他们想借我家院子训练猎鹰。我强装镇定地说了句：“我怕鸟！”可是没有用，他没听懂我说什么，反而朝我走来，想让我试着把鸟放在胳膊上。埃迪刚巧下楼过来，乍一看见那只猎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或许是受了我的影响吧。但我们还是很高兴，普拉切多能把我们两个老外当成好邻居，我们跟着他们来到院子里。他的朋友拿着猎鹰，站在五十英尺开外的地方。普拉切多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猎鹰见了，张开大得吓人的大翅膀，死劲拍打着。

“是只活鹌鹑，下次我去广场上抓只鸽子回来。”他笑着说。他的朋友解开猎鹰头上漂亮的皮制头套，刹那间，这只鹰箭一样地冲向普拉切多。瞬时，羽毛纷飞。才一会儿工夫，鹌鹑就被猎鹰吞进肚里，只剩地上的羽毛和斑斑的血迹。普拉切多的朋友吹了声口哨，猎鹰旋即飞回他那里，他重新给它戴上头套。这样的表演实在叫人胆寒！普拉切多说，意大利一共有五百只这样的猎鹰。他这只是在德国买的，而那个头套是在加拿大买的。他说必须每天训练它，同时一个劲儿地夸奖手腕上这只纹丝不动的鸟儿。

当然，这次训练丝毫没有改变我原来的印象：普拉切多可以生活在任何时代。我似乎看见他骑着白马，擎着猎鹰，去参加中世纪的马上枪术比赛或者某个古代的展览会。我经过他家门口时，看到了那只关在笼子里的猎鹰。看着它那严肃的外形，我不由想起了七年级时的老师哈达威夫人。这时，猎鹰突然转了一下头，我又立刻想起了哈达威夫人发现我们在课堂上传纸条的表情。

正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取道罗马飞回美国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她从杂志上读过我写的有关买房和装修的文章。“很抱歉打搅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该和谁说。我很想做一件事儿，但又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我在巴尔的摩当律师，我母亲去世了，我……”

我懂她这种冲动，也懂她渴望改变的心思。“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我借用里尔克的诗句回答她。刚到意大利度假的头几年，我把学到的一切像铁锭一样存放起来。就拿我学来的意大利语单词为例吧，对于每一样东西的新名字，一旦我对它们熟悉得如同母语一般时，比如pompelmo（柚子）、susino（李子）、fragola（草莓），心里就会感到特别满足。刚离婚时，我曾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日渐狭隘。我想，我们家族过去的女子大都是听天由命而略带遗憾地走完了她们的一生，年老色衰的她们，只能靠欣赏夹在世界地图集里的玫瑰花瓣调节生活。而我们这代经历了妇女运动的女人，又总感觉它并不是那么真实，女人似乎并不能真正主宰自己命运。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块冲浪板上，浪头随时会扑向我，把我卷入深深的海底。但我慢慢相信，只要下定决心好好生活，任何力量都不会夺走我的快乐。电话那头的女子，一定是从我的学校里打听到我在意大利的电话号码。

“你打算做什么呢？”我问这个陌生人。

“我一直很喜欢华盛顿海岸附近的那些小岛，那里正巧有栋房子出售，可我朋友认为我疯了，跑到那么远的天边，还得坐轮渡……”

“没什么好犹豫的。”我肯定地告诉她。水管问题、经济问题、语言障碍、浴室的热水问题、横梁上厚厚的污垢、从加州到此地的长途飞行，凡此种种，同我们在托斯卡纳小山坡上的收获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

我很想邀她来此做客。我觉得我们是同路人，可以很快成为知已，促膝相谈直到深夜。可我马上就得走了。在我与摩天大楼里的她通话的当口，半个透明的月亮已经悄悄爬上了梅第奇古堡上空。透过窗户，在梯田上方，看得见橡树下埃迪为我做的长凳：一块厚木板架在两个树墩上。临近黄昏，夕阳镀金的光芒洒向山谷，长长的山脊渐幽渐暗，我最喜欢在这种时候，顺着蜿蜒的山道，走过层层梯田，坐在那张长凳上。我从来没当过嬉皮士，但我问她是否听过他们的座右铭“追随你的幸福”。

“听过，”她回答，“二十五年前，我还参加过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会呢。现在，我主要在接一些跨国公司的劳资纠纷案……可我觉得这些事儿都很没劲。”

“那你觉得自己正朝更自由的方向前进吗？我觉得在这里收获的快乐无与伦比。”我没有对她说起这里的太阳，没有告诉她等我离开此地回想这儿的生活时，每一幅画中都有金色的阳光，那温暖的阳光早已渗透此时的我，直至骨髓深处。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女士曾说过，人若想获得快乐，“需咬紧牙关，强颜欢笑”。我在旧金山时偶尔得效仿此法，但在这里所有的快乐都是自然生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随意自在。如同集市里卖瓜的男孩在天平的一端放上大西瓜另一端放上生锈的砝码以保持平衡般轻松自如。

我期待着她能告诉我，她已经买下了那栋加了护墙板、带个深水小码头的别墅。

我依稀看到，她的蓝色自行车正斜靠在一棵松树下，牵牛花爬满了她家的阳台护栏。

多么勇敢的女孩！普拉切多的女儿手腕上站着那只猎鹰，跟着爸爸走向猎鹰训练地。她每走一步，长长的卷发就上下摆动。即使令我恐惧之物，也让我保存到了记忆深处。冬天，我会梦到这一幕的。或许，猎鹰会飞入我的一个噩梦之中，但梦中的猎鹰，不过是只在黄昏时刻陪着我的邻居到柏树间做飞行训练的鸟儿。这个夏末，我要带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记得意大利诗人塞何里·帕维泽的诗歌《夜》就是这样结尾的：

那些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记忆啊，

在平静如水的日子里，

将会时时重现。

[1]约翰尼·阿普尔西德（1774-1845），美国著名的拓荒者和果园种植者。

绿色橄榄油

“今天别去摘了，太潮湿，”看见我们拿出摘橄榄的篮子，马可制止道，“再说，月亮也不对，还是等到周三再摘吧。”马可正在替我们装门，两扇旧的榛木门他已修好并上了油漆，另外一扇是我们秋天在美国的时候，他新做好的。旧门新门看不出分别，主要用来替换原来那几扇空心门，这种门想必是五十年代的那个屋主情有独钟之物。

我们已经错过了摘橄榄的最佳时节。圣诞节前，所有的磨坊都将关闭，可现在离圣诞节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屋外蒙蒙细雨，模糊了花园里绿茵茵的小草。喝饱了十一月的雨水，它们长得格外精神。我把手贴在窗户上，好冷。马可说得没错，要是我们今天摘橄榄就必须一口气摘完，并立即送到磨坊去，不然湿橄榄会发霉的。于是，我们将原本打算系在腰间的柳条篮（这种篮子很方便，可以顺手把橄榄从枝条上摘下放入其中）、装橄榄的蓝袋子、铝制的梯子和雨靴放回原处。我们还在晕机，脑袋迷迷糊糊的，要不是马可在清晨七点半天还没大亮时就上我家来了，我们还在床上躺着呢。他叫我们现在先找磨坊，说不定待会儿天就放晴了呢。只要太阳一出来，橄榄上的水汽很快就会被晒干。

“可是跟月亮有什么关系呢？”我问，他只是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我知道了，换作他，现在是不会去摘的。

我们只想倒在床上蒙头大睡。昨天坐了二十小时的飞机，途中又遇到暴风雨，一路颠簸得够戗。等终于抵达罗马费米奇诺机场，我们走下飞机时，我简直都想亲吻脚下的柏油马路了。我们在罗马城匆匆采购了一番，随便租了一辆颜色花哨的车子（外面是紫色、里面是薄荷绿），不假思索地朝科尔托纳飞驰而去。高速公路犹如碰碰车场，令我们愈发疲惫。饶是如此，一路上湿润而富有生机的景象，依旧让我们俩喜不自胜。

记得八月我们离开之时，路旁的树木萎靡不振，如今它们旧貌换上了新颜，生机勃勃，绿意点点。我们终于在晚上到达了科尔托纳，在镇上吃了一份面包、一份小牛肉方饺。清新的空气令我们恢复了些许元气，不再一心想着睡觉。我们请来打扫卫生的姑娘罗拉，两天前就开好暖气，驱赶石墙在冬天聚集的冷气。她还准备了一些木柴，好让我们在回家的当晚，就坐在火堆旁吃顿像样的晚饭。我们一间间屋子走了个遍，问候似的抚摸着每一样久违的家具，然后才上床睡觉，直到早上被马可叫醒。“罗拉说你们回来了，我想你们希望门能马上换好。”每次一回到意大利这个家，各种琐事总是接踵而至，没有一次例外。埃迪先帮马可抬门，等马可装门的时候，又在一旁打下手。

马可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在圣安格鲁的磨坊，说那间磨坊的手艺最正宗，会按户处理，而不是把几小户的橄榄混起来一块榨。不过，你的橄榄重量必须达到他们规定的基本数，最少一百公斤。可是，我家的橄榄树有三十年没有好好打理，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精神，可能凑不了那么多。好多橄榄树还没结果儿呢。

那间圣安格鲁的磨坊里，充斥着一股浓浓的油味，潮湿的地板好像很滑，估计是渗透了橄榄油吧。榨葡萄和橄榄的屋子里，有一股年深日久的味道，就像教堂里的冰冷石头所散发的那种味道。这里的工人只怕连身上的毛孔里都渗着橄榄油吧。负责人向我们推荐了好几家收少量散货的磨坊。没想到橄榄油磨坊如此多。他给我们指明的都不是什么具体地方，而是“在最高的那棵松树旁右转”或者“那个长猪圈的后面”。

我们正打算走的时候，磨坊负责人又向我们夸赞，他们用传统方法榨出的油是多么好，并特意从油桶里舀出两勺新榨的橄榄油给我们品尝。我们手足无措，又不能把人家的橄榄油倒到地上，别无他法，只能硬着头皮喝下去咯。我先抿了一小口，味道非比寻常，口感细腻，清香纯正。可是，吞下一整勺橄榄油就另当别论了，那简直跟药一样难喝。“好极了！”我喝下后看了看埃迪，他正犹豫着，假装欣赏橄榄油的绿色。“那是怎么了？”我用手指着第一个槽中的果肉，问道。趁负责人回头看的当口，埃迪迅速将油倒回桶中，尝了尝勺中的剩油。

“Favoloso.”（不可思议。）埃迪说。的确如此。经过第一道冷压工序的橄榄油，流经输油管，到第二间磨坊再榨一次，这就是普通食用油；如果再榨一次，出来的就是润滑油。而橄榄残渣呢，通常被用作橄榄树的肥料。多么奇妙的资源循环方法！

我们上车打算离开磨坊的时候，看见圣米歇尔·阿肯格罗教堂，一座我们神往已久的教堂，今天的门敞开着。教堂门槛的周围都是米，我注意到是用来做焗饭的米粒。显然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婚礼，肯定马上会有人过来拖走松树和雪松枝条。这座教堂几乎有上千年的历史，与磨坊只隔着一条街，也和磨坊一样负责满足人类的一项基本需要。这类教堂的横梁很多，总让我想到船舱的模样。这个想法我一直没有说出来，但今天告诉埃迪的时候，他说：“其实很多人都这么想，事实上，‘nave’（中殿）这个词就是源于拉丁文的‘navis’（船）。”

“那‘apse’（后殿）这个词的出处又是什么呢？”我问道，因为那些可爱的圆形后殿，老让我想起孤零零放在农家院中的烤面包炉。

“我想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把东西绑紧，没有什么值得玩味的地方。”

但圣米歇尔·阿肯格罗教堂的三个中殿、三个后殿，以及那个小巧而古典的长方形中堂，却相当值得玩味。在这么小的教堂里，建筑的线条和石头结构相得益彰。教堂里唯一的装饰就是常青植物散发的清香。虽然我也钟爱那些满是壁画的宏伟大教堂，但是像这种朴素的小教堂更能打动我。在它们的石头和光影中，我仿佛可以看到人类灵魂的轮廓和肌理。

埃迪把车转入了一条过去的罗马古道，后来的朝圣者就是沿着这条路前往圣地圣米歇尔教堂。那可是一处可以让心灵得到休息和复苏的地方。我很想知道，过去的那里有没有磨坊。朝圣者是不是用橄榄油擦去双足的疲惫。但我们今天上这里来，只是想找一家能将我们辛苦采摘的黑橄榄榨成油的磨坊。有两家磨坊已关门了，第三家的女主人好像穿了六件毛衣，走下楼来说我们来晚了，还说我们应该早点儿摘，因为现在的月亮不对。我们告诉她：“是的，我们知道。”但恰是因为月亮的原因，她丈夫关了磨坊。她指了指路尽头，叫我们上那儿的一家磨坊试试。我们沿着她指的方向，从一座宏伟的石质别墅前拐进，发现一个路牌，指示磨坊就在后面。我们开车过去一看，却发现两个工人正在用皮管冲洗工具，我们又晚来了一步。他们又告诉我们上科尔托纳附近最大的一家磨坊碰碰运气。

我坐在呼啸的车子里，看着路边的冬季花园。家家户户都种着细长的浅色刺菜蓟（当地人叫它驼峰）和墨绿的黑甘蓝，这种甘蓝的菜叶不会在头上结成球状，而是像羽毛一样向上翻卷。花园里，就数红色和绿色的菊苣最夺人眼球。大部分花园中还种了洋蓟。若不是冬天上来，我还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柿树。一颗颗橘黄的大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使得这些柿树犹如一幅几笔而就的粗线条速写，像日本人画自画像所用的笔法。

大磨坊里，每个人都在忙，没人有空理睬我们。我们便四处走着，看这里的作业流程。可是看完之后，就不再想把家里珍贵的橄榄送到这里了：看起来这里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他们的大磨盘放哪儿去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将橄榄加热，据说这道工序会破坏橄榄油的味道。

我们看见一个顾客走进磨坊，有个工人将他带来的橄榄过秤后，直接倒进一辆装着别家橄榄的大推车中。可能所有的橄榄都差不多，跟别人的混在一起并没什么不妥，但这一次我们很想尝尝亲手种的橄榄到底能榨出什么味道。于是我们迅速离开，驱车前往最后一个希望之所——一家位于费奥伦蒂诺堡镇的小磨坊。小磨坊门外，放着三个斜靠着墙的巨大石磨。磨坊里，待榨的橄榄被分开放着，每一袋上面都写着主人的名字。就是这里了，我们要把橄榄交给他们。他们同意收我们的橄榄，叫我们明天送过来。

午后的天气温暖而晴朗，马可同意我们摘橄榄。至于月亮，现在可顾不上了。采摘进展得很快。我们先把橄榄摘进小篮子里，小篮子满了就倒进一个洗衣篮里，等洗衣篮也满了，就把橄榄装袋。地上掉了很多橄榄，但这无法避免，一阵狂风就能吹落不少。要想减少损失，唯一的办法是在橄榄树下结张大网。亮闪闪的黑橄榄饱满而结实。我很想尝尝生橄榄的味道，就拿起一粒咬了一口，味道像明矾。最初，是谁想出改善橄榄油味道的良方呢？不用问，肯定是第一批“吃牡蛎”的人。意大利西北部的利古里亚人过去习惯把橄榄泡在海水里，内陆居民则喜欢在冬天时把橄榄挂在烟囱里熏，我倒想试试这个做法。我们俩摘着摘着，先是脱掉了外面的夹克，接着又脱掉了毛衣，将它们挂在树上。气温升到了约十三摄氏度。虽然我们的靴子湿漉漉的，但空气中芳香四溢。远处，特拉斯蒙诺湖像条蓝色的带子，静卧在一碧如洗的天幕下。到下午三点，我们已经摘完了十二棵橄榄树。我又把毛衣穿上了，冬日里白天实在太短，才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向房屋后面的山下落去。到了四点，我们俩的手指又红又僵，因此决定暂告一段落，先把袋子和篮子拖下梯田，送回家中。

在巴玛苏罗，我的身体会感觉不适并非头一遭。只是今天遭罪的是肩膀！还有什么比劳作之后洗个舒服澡、做个按摩更惬意的呢？我已经把精油放在暖气管上加热了。可是一想到只能在这里待二十天，每一分钟都不敢浪费。于是我们打起精神，到镇上买了一些食物作为储备。我女儿和她男友杰西三天后会到达。我们还想着为他们做几顿像样的大餐。当我们到镇上的时候，商店正好结束午休重新开张。看起来很是奇怪呀——天黑时镇上才恢复人气与活力！街道两边挂着白色的飘带，随风摇摆。我们打算购物的A&Q商场门外，矗立着一棵乱蓬蓬的人工圣诞树（本镇唯一一棵圣诞树），店里却摆了不少用大篮子装的食品礼盒。

因为去年圣诞节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圣诞节有两大主题：食物和presepio（基督诞生像）。我们俩对前者跃跃欲试，对后者只想旁观。小酒馆的橱窗里，摆着一些极富想象力的糖果和装着节日水果蛋糕的彩色礼盒（这种蛋糕跟美国的圣诞水果蛋糕有些类似）。几家商店的外面，挂着别致的自制花环。在科尔托纳的商店橱窗和家庭中，除了基督诞生像之外，最常见的圣诞装饰品就是花环了。每一个见到你的人都会说：“Auguri！auguri！”（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在这里，没有脚步匆忙的路人，也看不到圣诞节所特有的礼品包装、大幅商家广告和疯狂购物的人群。

玛丽亚·丽达的果蔬店窗户上蒙了一层雾气。在店门外面摆放夏季水果的摊位上，放着成篮的核桃、栗子和清香无核的小柑橘。店铺里，玛丽亚穿着一件黑毛衣，坐着剥杏仁。她看到我们，高兴地招呼道：“Benissimo！”（欢迎回来！）店中原先放美味番茄的地方，如今放的是我们以前从未吃过的刺菜蓟梗。玛丽亚说：“煮之前先把筋去掉。”她边说边拗断一根刺菜蓟，把里面一条芹菜皮一样的细丝剥下来。“然后放到柠檬水中迅速浸泡一下，不然它会变黑的。用水煮过之后，撒上帕尔玛干酪，抹上牛油，最后放到烤箱里烤。”

“一次要用多少？”

“这么多足够了。”接着，她教我在壁炉里的烤架上烤布鲁塞塔烤面包，把煎锅中用蒜和橄榄油炒好的黑甘蓝丝放在面包上。后来，我们又买了血橙、罐装小扁豆、栗子、冬梨、小苹果和花椰菜（我以前从没在意大利见过花椰菜）。“扁豆最好留到元旦吃，”她告诉我们，“我喜欢加薄荷煮。”最后，她把做瑞伯里塔汤——科尔托纳人冬天常喝的汤——所需的所有材料都装进我们的购物袋。

在肉店的柜台上，摆着一圈圈我以前没见过的香肠。一个鼻子长得像香肠的男顾客，用手肘顶了顶埃迪，说“念珠”，然后指了指那一圈圈的肥肉香肠。过了好一会儿，我们俩才明白过来，原来他觉得香肠像念珠很好笑。鹌鹑和几只原本应在树上婉转啼鸣的鸟儿，躺在柜台里，身上的羽毛还在。墙上挂了几张彩色照片，都是店老板和几只庞大的白母牛的合影，母牛的背上都写着老板的大名：布鲁洛。基亚纳山谷的牛排大餐用的就是这些母牛的肉。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布鲁洛一只手挽着一头大母牛的脖子，一副拥有者的模样，神气十足。布鲁洛看见我在看照片，便示意我们跟他走。他打开冷库大门，我们随他跟了进去。冷库里，一头大象般的大母牛被挂在天花板的吊钩上。他深情地拍了拍母牛的腰部，说：“世界上最好的牛排，只要一个烤架、一点迷迭香和柠檬。”随即两手向上一摊，意思说：“生命中还有比这个更美好的吗？”突然，冷库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和一具满身脂肪的巨大尸体关在了同一个房间。

“噢，不！”我跌跌撞撞地朝门边摸索，布鲁洛哈哈大笑，只一下子就把门打开了。我们夺门而出，却再也不想要什么牛排了。

我们原本打算自己做饭的，可是因为耽搁了一些时间，便改在镇上用餐。在把买来的食物全部放进车里后，我们径直走向那家叫达达诺的小餐馆。我们俩一直喜欢这里。充当服务生的老板儿子，乍一看像个十几岁的孩子。我们进来时，老板一家正围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桌子旁。餐厅里除了我们之外，只有另外两个客人坐在另一张餐桌前，埋头吃通心粉，好像彼此互不认识似的。我们点了一份黑蘑菇汁意大利面和一瓶葡萄酒。酒足饭饱之后，我和埃迪在静悄悄的街上散步。几个小孩在空荡荡的广场上踢足球，叫喊声回荡在冰冷的空气中。户外的桌椅都收拾起来了，酒吧大门紧掩，顾客全都挤在里面呼吸着并不清新的空气。没有一辆车子。一只小狗独自游荡。除了我们俩，见不到其他外国游客，一派宁静。九点之后，男人们一定都在酒吧里打牌吧，空无一人的街道像是又回到了中世纪。我们靠坐在大教堂的石墙上，眺望着山谷下方的点点灯火。墙边还有几个人。因为天气实在太冷，我们只好沿原路返回，走到那家酒吧前时，推门而进，里面的欢声笑语立刻迎面而来。咖啡机旁的热可可又浓又稠，像布丁一样。回来的第一天，我就爱上了这里的冬天。

太阳刚刚射出第一缕光线，我和埃迪就下了田，此时的橄榄上还带着沉甸甸的露珠。我们打算在今天摘完所有的橄榄，不让它们有时间发霉。山谷中，云雾缭绕，浓重如马斯卡普尼干酪。我们这片山上相对晴朗，空气凛冽而清新，虽然冷得不好呼吸，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我们正坐在飞机上俯瞰，一座小山漂浮着，就连邻居普拉切多家的红屋顶，都隐没于浓雾中了。特拉斯蒙诺湖此时神秘莫测，大片雾气从湖面升起，迅速飘散到整个山谷，如同波浪一般汹涌翻滚。我们摘橄榄的时候，朵朵云彩轻盈地从我们头顶掠过。不久，太阳发威了，四周的浓雾被驱赶得无处可寻。首先从雾中露脸的是普拉切多家的那匹关在马棚里的白马，继而是他家的屋顶，然后是屋子下方的橄榄林。但是特拉斯蒙诺湖，依旧隐藏在奶白色旋涡状的云雾里。

我们走过那些已被摘完的橄榄树，来到一棵果实累累的树前。我负责摘低矮树枝上的橄榄，埃迪站在梯子上，负责摘高处的。替我们照看橄榄的弗朗西斯科也赶来帮忙了，让我们大为高兴。他穿着粗羊毛裤，头上戴着斜纹软呢帽，腰间挂了个篮子，一看就是摘橄榄的能手。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他一个人摘的比我和埃迪的加起来还要多。我和埃迪往篮子里装橄榄的时候，总是小心地把叶子挑出去，因为我们从书中看到，叶子会使橄榄带上一种丹宁酸味儿。但弗朗西斯科就没这么讲究了，他常常把橄榄连同枝叶一起扔进篮子里，还不时从后裤兜里掏出一把弯刀，砍掉缠在树上的藤蔓。我们俩很奇怪，为什么弯刀插在裤兜里不会刺伤他的屁股。他告诉我们必须尽快把橄榄收完，因为寒流马上就会来临。在我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候，他还在忙碌。

这个秋天，他把我们田里的枯橄榄树全部砍掉了，好让新树有更多的生长空间。到了春天，他还会砍去橄榄树的杂枝，并给它们锄草。我们常向他请教该如何打理橄榄树，因为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虽然他肯定没读过什么专业书籍。显而易见，照顾橄榄树已成了他的主要生活。尽管他已经七十五岁了，但看着他精力充沛的样子，我们觉得他顶多不过四十岁。也许，正是因为这份不同寻常的精力，才使得他能够在二战结束时徒步从苏联走回意大利家中。在我们的心里，弗朗西斯科和科尔托纳的土地已经融为一体，当年从苏联跋涉回国的年轻士兵弗朗西斯科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难以想象了。他很喜欢说笑话，但今天忘了戴假牙，我们听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他摘完高层梯田的橄榄后，朝低处的橄榄树走去。虽然那里依旧杂草丛生，但他已从高处看见了那里也有不少橄榄树结了果实。

连同地上拾起的橄榄，我们最后竟然凑足了一百公斤。午睡时间过后，当然这个时候我和埃迪也在工作，弗朗西斯科和贝皮开着一辆拖拉机驶入我家，拖拉机后面装了一大袋的橄榄。原来他们是要帮朋友吉诺送橄榄去磨坊，想顺道把我们的也捎去。我们开车尾随在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温度也随之降低。长期住在加州的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真正冬天的模样。现在，真正的冬天就在我们面前。我的脚趾都冻僵了，车上的暖气散发着少得可怜的热量。“现在大概只有零下四摄氏度。”埃迪说。他这个人似乎能够发热，我每次说冷的时候，他都若无其事，后来我想起了这家伙是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苏达州长大的。

“这里冷得就像布鲁洛的冷库。”

我们的橄榄过秤后，被倒进一个容器里冲洗，然后送到三个大石磨里碾磨。碾碎的橄榄被送入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将碎橄榄铺在一张圆形麻席上，铺满一层后往上面垫一层麻席，如此反复，直至堆到五英尺高左右，碎橄榄就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一张张麻席之间。这时，机器自上往下压，压挤出的橄榄油直接滴落到下面的一个大桶里。稍后，橄榄油会被送入离心分离机中脱水。我们的橄榄油被倒进一个坛子里，呈混浊的绿色。磨坊主人告诉我们，我们的橄榄含油量很高，所有的橄榄一共榨出十八点六公斤油，也就是说，一棵结满果实的橄榄树只能榨出大约一公斤油，难怪橄榄油这么贵！“油里的酸含量是多少？”我问。我曾在一本书上读到，酸含量低于百分之一的橄榄油才是最纯净的橄榄油。

“百分之一！”磨坊主人一边用鞋底踩灭烟蒂，一边吼道，“太太，这个已经很低很低了。”他好像受到了侮辱——我们不该怀疑他的磨坊会出劣质油。“这里的山地是全意大利最肥沃的！”

回到家里，我们往碗里倒了一些橄榄油，学托斯卡纳人拿面包蘸着吃。我们自己的油！天哪，味道简直棒极了！像新鲜豆瓣菜一样，还略微有点儿辣，又鲜又美。我要用它做各种布鲁塞塔烤面包。或许我该学学我以前见过的那些修士，吃橙子的时候也蘸盐巴和橄榄油。

放在大容器里的橄榄油，隔一段日子就会开始沉淀，但我们也喜欢这种沉淀后的带果味的暗色橄榄油。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瓶子都装满橄榄油，剩下的藏在黑糊糊的酒窖里。我们把五瓶橄榄油整齐地排在厨房大理石灶台上。五个瓶子上都盖着酒吧老板为客人斟酒时专用的特殊瓶盖。这种瓶盖不仅可以控制油的流量，还带有一个自动活门，使用完自动关闭以防落入脏物。在这个假期，我做的每一道菜都要加上我家的橄榄油。如果家里来了远方的客人，我会慷慨地送他们几瓶，因为橄榄油多得用不完，而我们的邻居家家户户都有自产的橄榄油，就算不产，也有亲戚赠送。等到我们的橄榄树产量大增时，多余的橄榄油就可以卖给当地的商店。我买过一种一加仑装的大罐橄榄油，售价约二十美元。有一次，我买了一罐坐飞机带回美国，尽管一路上放在双脚间的冰凉油罐子让我很难受，但我觉得这种牺牲绝对值得。

虽然天气寒冷，香草却依旧生长迅速。我切了一把鼠尾草和一把迷迭香、约四分之一磅的洋葱和马铃薯，把它们放在一块烤猪肉的四周，一起送入烤炉。烤好后，我在猪肉上洒了几滴收获的第一季橄榄油，为它施了洗礼。

第二天下午，我们发现镇上在举办品油大会——第一届科尔托纳山区橄榄油节。我不禁想起在橄榄油磨坊喝下的那一大勺油，但这一次有所不同，镇上的面包师特意为这个节准备了烤面包。广场上，九个种植园主的橄榄油被排成一列，摆在桌上。为了营造气氛，周围还摆着栽在罐中的橄榄树。“我真不敢相信，你呢？”当我们尝完四五种不同的油后，埃迪问我。是的，我也有同感。这里的油就跟我家的一样，那么鲜美，那么生气盎然，直叫人舔嘴咂舌，回味不已。但不同的油之间又存在极其细微的差别。我觉得，一种带着夏日热风的野味，另一种则带着第一场秋雨的滋味，接着我似乎又品到了罗马古道和树叶上的阳光。所有的橄榄油都充满了绿色的生机。

一个漂浮的冬季

在圣诞节前后，我们必定非常忙碌。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扯进厨房。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吃到那些星形的点心、橘黄的冰糕和焦糖糕点。即使在我信誓旦旦一切从简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家中的传统甜点“玛莎·华盛顿防波堤”。过去，母亲每年圣诞都会在冷冰冰的后廊里做这道甜点。这种美食只适合在寒冷的地方做，做时得先用牙签把凝固的奶油、糖和山核桃软糖在热巧克力中蘸一下，然后放入用冰冷的锡纸包好的盘子里。巧克力汁遇冷会慢慢变硬，因此必须不时地拿进厨房里加热。母亲经常做出数不胜数的“防波堤”，因为所有的朋友都想吃。我们一边说这东西太甜了，一边往嘴里塞，直到牙疼才住口。现在我还留着一个以前装“防波堤”的玻璃罐，但“防波堤”的保鲜期非常短。

另一种非做不可的食物是烤核桃。用盐和牛油烤核桃，听着就让人流口水，我们以前吃起来都是论磅的。没有烤核桃，我的圣诞节就过不好。事实上，现在我常把烤核桃送给朋友，自己只留一小罐，而那也常常是用来待客的。

今年没有“防波堤”。我们收获了许多杏仁，烤杏仁便成了理所当然之事了。此外，这样的天气少不了一锅热乎乎的辣汤。为了迎接阿雪莉和杰西的到来，我做了一大锅托斯卡纳的名汤——瑞伯里塔汤。这里的人们做此汤，是为庆贺一年的辛勤劳作，而我是为了迎接来自纽约的稀客。跟其他托斯卡纳家乡菜一样，瑞伯里塔汤使用的也是家常配料：白刀豆、蔬菜和面包块。

冬季的食物让我对托斯卡纳的菜肴有了更深的了解。法国菜曾是我的初恋，而今我却感觉它与我之间相隔了几百光年。法国菜很小资，而托斯卡纳的食物则很草根。有一本当地的菜谱这么说：穷人的厨房是如今花样繁多的托斯卡纳食物的源头。环形小水饺肉汤是当地圣诞的传统菜，这道菜听着复杂，其实相当简单，就是把几个包了馅的面球放进一锅肉汤里煮——还有什么比把隔夜的饺子放进剩下的肉汤里煮更节俭的呢？除了饺子，面包也是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原料。在加州的餐馆里，你若看到面包汤和面包沙拉，会觉得这些食物营养丰富又具有想象力，但在托斯卡纳，这却是人们为了让隔夜面包物尽其用而想出的高招。证明托斯卡纳菜肴源于穷人厨房的最好例证就是“煮水”。这是一种蔬菜汤，虽然各地煮法不同，但都少不了水和面包。幸好路边野菜非常多。一把薄荷叶、蘑菇、少许甜山芋或其他绿色蔬菜，都可令汤的味道大增。如果家里有鸡蛋，还可以在汤快好的时候加一个。托斯卡纳的本地菜，向来风格朴素，这份功劳应该归于过去的巧手妇女，是她们想出来这么多的烹饪良方，才令今人得以坐享其成，不思改进。

阿雪莉和杰西到达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一个小时，实在很神奇。因为阿雪莉是从纽约飞到罗马，再从罗马乘火车到达丘西；而杰西是从纽约飞到伦敦，游完意大利的比萨和佛罗伦萨之后，再从佛罗伦萨坐火车到卡姆基亚。我们到丘西接完阿雪莉之后，再开四十分钟的车到卡姆基亚接杰西。而到达的时候，杰西刚刚下火车。

孩子带回家中的朋友常常令家长头疼。当年我们在佛罗伦萨北部的穆格罗租房住的时候，阿雪莉就带了一个很叫我们伤脑筋的朋友。他是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铁杆粉丝。我们开车载着他（他是艺术家）在托斯卡纳四周游玩时，他却坐在后座上，捧着沃尔夫的大作《天使，望故乡》长吁短叹。有一次，他看到一片迷人田野中的圆形黄色干草垛，竟说了句：“酷呆了，很像理查德·塞拉[1]的雕像。”我们敢肯定，这家伙除了书，其他东西都不入法眼。另一位阿雪莉带来做客的女孩，一到意大利就开始牙痛。只有我们提议要上街购物的时候，牙痛才会缓解。每当她买到一件中意的衣服（她对服装的确很有品位），牙齿便奇迹般的不治而愈。可是一回到家里，可怕的牙病会再次发作，她哼哼唧唧地叫我们把饭菜送进屋子，神奇的是，她的胃口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回到纽约后，她的三颗牙齿不得不做了牙根管手术。可见，她在意大利的购物行为，堪称精神战胜肉体的一大表现。阿雪莉的另一个朋友，从纽约到罗马的往返机票钱至今还未还我，因为他的机票是阿雪莉用我的联邦卡预订的。与她的这些朋友打过交道之后，我们自然对阿雪莉这次带来的朋友特别好奇。他可能要在我们这里住上好几星期呢。

要是我有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能像杰西那样。杰西幽默、知性、好奇、亲切，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他带来了一篮子熏鲑鱼、英国斯提尔顿干酪、燕麦饼干、蜂蜜和果酱。他在伦敦逗留的最后两天里，还给我们每个人买了精美的礼物。最让我们高兴的是，与他相处，我们无需像长辈那样高高在上，而是和朋友一样轻松自如。我们如释重负，同时大为振奋，因为有一个陌生的生命从此走入我的生活。我的一个伊朗朋友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在于味道。这个说法很符合我的逻辑。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大都是与之初交就渴望成为终生朋友的人。倘若友谊不能继续，我总会心痛许久。杰西知道每首摇滚歌曲的歌词，这让阿雪莉开心得哈哈大笑。我们开车接杰西回家时一路歌声，真是幸运啊！

正值中午时分，天气暖洋洋的，不宜喝瑞伯里塔汤。我们在镇上停了下来，到一家酒吧吃三明治。杰西给我们讲了他刚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的一场婚礼。回家以后，阿雪莉因刚结束长途旅行，想回房休息。我和埃迪则出去散了一会儿步。看着温暖的天气，加上已经习惯劳动了，我们俩又到园子里干起活来。我先去香草地拔草，再给天竺葵换盆——将天竺葵从花盆中拔起，抖落根部泥土，再用报纸包裹根部，重新用泥土掩埋好，帮助它们过冬。埃迪在锄草犁田。

园子里，所有的植物湿润而青翠，带着甜甜的香味，就连杂草都是美丽的。我用云杉枝、云杉果和橄榄枝将神龛装点一新，又在圣母的头上放了一颗金色的星星。埃迪想尽了法子把那堆去年夏天本该焚烧的树叶烧掉，可惜树叶太湿，只冒烟，烧不着。等阿雪莉和杰西养足了精神，我们四人一块去了趟苗圃，买了棵小树和能种树的大花盆。虽然这棵树不大，但放在起居室刚好。除了一串白色灯泡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圣诞饰物了。为此，我们决定第二天去趟佛罗伦萨，买些饰物回家。我买了许多星形蜡烛和一些托斯卡纳居民不常用的圣诞饰物。这些习惯是我在圣达菲过圣诞养成的。当年，我看到那里的人们用纸包的蜡烛装点泥砖房，纸包上还印着星形的图案，非常好看。我们也沿着房前的石墙摆了一排这样的蜡烛，点燃之后，星光闪闪，宛如仙境。接着我们又用下午埃迪拖回来的松球和柏树枝打扮壁炉。一切都安逸而舒适，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一碗瑞伯里塔汤外加一个温暖的壁炉，令人昏昏欲睡。我们坐在宽大的靠背椅中，裹着马海毛毯子，聆听着CD中猫王的歌声：蓝色的，蓝色的，蓝色的圣诞……

在佛罗伦萨的露天市场里，我们买了几个小纸球和几挂坠着纸天使的小铃铛。街对面的小摊上，在卖佛罗伦萨人特别喜欢吃的牛肚，生意看上去还不错。如果说昨天我还只是感觉自己爱上了这里的冬天，那么今天我已确定无疑地爱上了它。在寒冷的十二月清晨，佛罗伦萨显得庄严而恢弘。这里跟其他城市一样，圣诞装饰精巧可爱：在狭窄的街道两侧，每隔一小段距离就挂着一串彩灯，彩灯下面垂着小饰品。佛罗伦萨的女子显然没听说过残杀野生动物的故事。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又长又厚的毛皮大衣，并且没有一件仿制品。男人们身穿做工精良的羊毛大衣，脖子上围着雅致的围巾。我最喜欢的吉利酒吧，人语嘈杂、觥筹交错，咖啡机汩汩地冒着蒸汽。我们走到街道中央，埃迪突然停住脚步，举起手说：“听！”

“怎么了？”我们全都停了下来。

“没什么。刚才咱们怎么没注意到，这里一辆摩托车都没有。肯定是因为太冷了！”

阿雪莉想买双靴子当圣诞礼物，显然她来对了地方。她看中一双黑色靴子和一双棕色鹿皮靴。有一款黑包很中我的意，但我没场合使用，只好抵抗诱惑。就在所有地方关门午睡之前，我们及时赶到了幽静的圣马可修道院。修道院的密室里珍藏着费拉·安吉列科修士的壁画。杰西以前没见过壁画，在冬季欣赏壁画上的十二个天使乐师，感觉真是不错。一阵倦意席卷而来，为了提神，我们前往安东利诺餐馆，吃了一顿长长的午餐。这是一家典型的当地餐馆：餐馆中央立着一个圆肚子火炉。菜单上有野兔面、野猪面、鸭肉面、玉米粥和肉汁饭。侍者端着大盘烤肉来回穿梭。

在商店下午开张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散步。佛罗伦萨！游客们全都不见了，即使还在，也一定是被蒙蒙的细雨留在了旅馆里。我们路过了五年前租过的那间公寓，我还记得当时曾发誓，这辈子都要离佛罗伦萨远远的。每年夏日，总有大批游客涌入这座城市，好像它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公园似的。似乎每个人的嘴里都在咀嚼什么。我住在这里的那年，环卫工人举行了罢工，时间超过一个星期。当我走过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时，觉得一场瘟疫即将爆发。可是尽管在那样的七月，尽管侍者和老板得忍受如此肮脏的环境，他们依旧热情如火，客人依旧纷至沓来。不管我走到哪儿都是人。人性的丑陋暴露无遗：身穿T恤、肩挎背包的各国年轻人，懒散地睡在台阶上。漫无目的的游客在街上随手丢弃冰淇淋包装纸，见到什么都问：“这个东西换成美元要多少钱？”穿着短裤的德国游客纵容孩子在饭店闹腾。一对英国母女点了菠菜千层面和可乐，却抱怨面是绿色的。玻璃窗中照出我的样子：拎着刚买的大包小包的鞋子，身上的太阳裙也好像并不合身。我和他们又有什么分别呢？糟糕的旅游胜地。亨利·詹姆斯曾经说过，在佛罗伦萨，“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可恶的朝圣伙伴。”是啊，当你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时候，就该走人了。可悲的是，我们这个世纪从未给佛罗伦萨锦上添花，反而为它招来一群乌合之众。

尽管如此，每天清晨，我们仍会步行到马里奥蛋糕坊，买热乎乎的奶油蛋糕，然后走到桥中央，欣赏亚诺河碧绿水面上的粼粼波光。大部分下午时光，我们会坐在圣灵广场的一家咖啡屋里，即使是夏天，也感觉惬意舒适。阳光透过树叶斜斜地照射在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高大朴素的建筑上，一群男孩子正在这座建筑下踢球。在圣灵广场踢过球的孩子，长大以后应该与众不同吧？这样的一幕，佛罗伦萨的多数夏日游客，恐怕都已见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这座城市才找到了它原来的自我。

今日的石街经过细雨的洗刷，熠熠生辉。我们直接走到布兰卡奇小教堂。没有排队的游人，只有五六个身着黑袍的年轻牧师，跟在一个年长牧师的身后，听他讲解马萨乔的壁画。我上次来时，没看到那几幅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壁画，因为它们当时被卸下拿去清洗和修补了。这次亲眼一见，让我大为惊异：历经几个世纪的烛烟，画中人物的面部表情、淡粉和橘黄的长袍依旧那样栩栩如生。每一张脸孔，细细看来，都生动地刻画着人物的性格。“我希望能了解每个人与众不同的那一点。”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谈及如何描写形态各异的人物时如是说。马萨乔就是刻画和捕捉人物个性的高手，并且对人物在画中的位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一幅壁画刻画一个跪在小溪中接受洗礼的人。人们可以透过清澈的溪水看到膝盖和双足。圣彼得手举水盆，往他的头上和背部浇水。这幅画，摈弃了所有早期艺术象征手法，在对给小男孩背部浇水的艺术处理中表现尤甚。马萨乔画作带给我的另一个乐趣，就是他对建筑与光影的独到处理。马萨乔和里皮、马索利诺一样，注重表现技法。作品中展现的是他眼中的佛罗伦萨，或他理想中的佛罗伦萨。阳光合乎情理地照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身上，这一点与他的先辈大不相同，在那些画作中，看不出光线的来源。

我们匆匆忙忙地去赶六点十九分的火车，但没赶上。等下一趟车的时候，我又提到了那个没舍得买的黑包。虽然我们早已约定，今年的圣诞礼物只买家里用得着的东西，但埃迪仍认为那个包是个绝妙的圣诞礼物。他和杰西简直是跑着去那家商店的，而从火车站到商店要绕半个佛罗伦萨呢。距开车只有五分钟了，我和阿雪莉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他们俩回来了，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气喘吁吁地挥舞着手中的购物袋。此时，火车已经鸣笛了。

平安夜前，我们去了一趟翁布里亚。埃迪认为圣诞晚餐不能少了他最喜欢的萨格兰蒂诺葡萄酒，这种酒十分古老，现在已经难溯其源了。我一心想的则是节日果子蛋糕。我给一位厨艺高超的意大利朋友唐纳泰娜打电话，问她节日果子蛋糕的做法。我总觉得亲手做的比礼品盒中的好。“发面就要二十小时，还要发四次才行。”她告诉我。听了她的话，我不由得想自己就是做简简单单的面包，都得浪费好多发酵粉。她告诉我，她母亲小的时候，节日果子蛋糕不过是在生面团上嵌几个坚果和干果的普通面包罢了。原来这也是穷人的食物！“最好买着吃。”她向我推荐了几种品牌。我买了其中一种，想送给弗朗西斯科。就在我准备买另一种时，一个正在购物的女士告诉我，最好的果子蛋糕在佩鲁贾。她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家糕点坊的名字：塞卡拉尼。于是我们动身前往佩鲁贾。

在塞卡拉尼糕点坊的橱窗里，摆着一个用彩色面团做的精致的基督诞生像。面团真是很好的材料，人物表情栩栩如生，绵羊毛绒绒的，棕榈树叶的叶脉也清晰可见。塑像的四周装饰着蘑菇状的杏仁糖和节日果子蛋糕。每个节日果子蛋糕的侧面都开了个洞，洞里又是一尊更小的耶稣像，真是不可思议啊！

这家糕点坊中挤满了女人。我挤过人群，来到店铺后面，挑了一个像绅士礼帽一样高的节日果子蛋糕。

我们朝翁布里亚更深处走去，来到斯佩洛，绕着这座状如陡峭梯田的小山城走了一圈。从斯佩洛下来时，初升的月亮刚好爬上山头，跟着我们走了一会儿就不见了，可当我们转了个弯后，它又出现了。去往萨格兰蒂诺葡萄酒的产地猎鹰山的路上，我们想方设法躲开月亮，可有那么两三次，它都爬在另一个山头上等着我们。杰西开玩笑地叫埃迪为“猎鹰”，因为埃迪穿着一件黑皮夹克，又喜欢飙车。这只“猎鹰”酷爱冒险，好几次领错了路。我们在猎鹰山的广场附近找到了一家葡萄酒店，店门敞开，却不见老板。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回到店里，还是不见老板的人影。最后，我们跑进一家酒吧，向酒保问及此事，他指了指一个正在打牌的男子，原来他就是老板。我们买了四瓶酒，一路追着月亮返回家中。

平安夜当天，我和阿雪莉下厨做饭。杰西不会煮饭，我们分配他跑腿，背摇滚歌词逗我们开心。埃迪一个上午都在往窗户里塞硅树脂。之后，他跑到镇上一家面食店，买回了今晚的第一道菜——法式薄饼。这种美味的法式薄饼使用了巧克力糖和奶油。此外，我们的晚餐还包括：热牛肝菌沙拉、烤红甜椒、野莴苣、烤小牛排、酱汁刺菜蓟和烤榛果。甜点是我的拿手祖传点心和栗粉蛋糕。栗粉蛋糕是托斯卡纳的传统美食。邻居劝我不要学做这种蛋糕。过去家里穷的时候，她的祖母常做这种点心。“做这种点心需要的就是栗子粉、橄榄油和水。”她边说边做鬼脸，“我祖母说，她们成天吃这个。要是手头有迷迭香、松仁、茴香籽或葡萄干什么的，可能味道会好些。”以前我总以为栗子粉是种神秘的东西，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它也是穷人厨房的主要原料。栗粉蛋糕的配方确实很古怪，搞不好真像邻居说的，要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做出入口的栗粉蛋糕。

“怎么不加糖和鸡蛋呢？光用栗粉就能做出蛋糕吗？用多少水？菜谱只说用适量的水，可以将栗粉糊轻松倒出就行。”我越发好奇了，邻居只是摇头。看来，这个栗粉蛋糕将把我们带回托斯卡纳食物的源头去，不知阿雪莉和杰西是否愿意走那么远。

午睡前，我们沿着家门口的罗马古道步行到镇上，买了最新鲜的莴苣和面包。也不知道我们的“天使”去哪儿了，他好像一个冬天都没来神龛这里了。我一直在等他慢慢走近、眼睛望着我们的房屋，在神龛前伫立良久后放下手中的花束。下次他会带一枝野蔷薇果，还是一串干葡萄，还是一捧多刺的裂出棕色果实的栗子？也许，这个冬天，他上别处去了，也许他一直待在他那中世纪的房屋里，不时往火炉里添些柴火。

科尔托纳在跳跃。每个行人都至少带了一个节日果子蛋糕和一个用玻璃纸包好的食品礼盒。没有一间商店在播放美国那种千篇一律的圣诞歌曲。人们涌进酒吧，大口喝着热咖啡或热巧克力，因为寒冷的北风将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北部山脉的寒流带到了这里。

平静的圣诞夜，丰盛的晚餐，放在壁炉旁的点心……我们都不喜欢吃栗粉蛋糕，味同嚼蜡，又会粘牙。或许二战时的圣诞点心只能是这个味道吧，因为栗子是人们唯一能够在森林中找到的食物。我们纷纷放弃栗粉蛋糕，转向胡桃、冻梨、羊乳白干酪，真是神仙般的享受！我们本打算去体验一下在小教堂中做午夜弥撒的感觉，可是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就已经昏昏入睡了。

埃迪在楼下喊：“快看窗外呀！”昨晚下雪了，积雪刚好覆盖住了棕榈的落叶，给梯田镀上一层闪闪的银光。

“太美了！快把暖气打开！”我赤脚踩在地上，觉得很冷，赶忙套上长袖运动衫、牛仔裤和鞋子，迫不及待地冲下楼去。前门大开，寒光乍涌。埃迪站在外面的长桌边，朝我扔来一个雪球，我跳着躲开，雪球飞进了大厅。两个睡美人还没起床。我和埃迪把咖啡端到外面的石墙边，扫去雪坐在上面，望着谷中白浪翻滚的云雾。噢，圣诞节的雪！

一个人能拥有这么多幸福吗？我默默地问自己。诸神会不会从天而降，收回我的健康、快乐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呢？有如此想法是不是因为那道旧伤仍令我忧心忡忡，惶恐不安？我父亲是在平安夜的前一天去世的，那一年我十四岁。葬礼那天，天空下着倾盆大雨，棺材在积水中漂浮了好一会儿才沉入土中。我那件粉红的圣诞舞裙正挂在衣柜里。报纸上每年都会报道许多重大节日的悲伤事件，或许我的忧伤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成年后，我的圣诞节大都过得美好而精致，尤其是阿雪莉小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有几年的圣诞节，我很孤独，还有一个圣诞节灰头土脸，十分落寞。尽管如此，圣诞节一到，节日的快乐如同一股原始的动力，总能流至我心灵深处。

吃完早饭，我们生好炉火，开始拆礼物。我们每次出去都会买一些，慢慢地树下便堆了一大堆礼物。本不打算买这么多，但无法抵抗佛罗伦萨的诱惑，肥皂、笔记本、毛衣和多得惊人的巧克力全被我们抱回来。有件礼物是烤栗子的平底锅，这样东西我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下午四点，我们要去费妮拉和彼得家中聚餐，红酒焖栗子是我们要带去的一道美食。我们将栗子两头各割开一道口子，在炭火上翻烤十来分钟后，准备牺牲指甲用手剥开，或许是因为栗子很新鲜，栗壳一剥就开，露出饱满的栗仁。去聚餐的人各有分工，我们还要准备两只珍珠鸡和一种乡村苹果馅饼。这种馅饼很好做，就是在准备好的馅饼皮中央，放入用糖和奶油调好的水果和烤栗子，包起来即可。要是我家的厨娘薇莉·贝尔知道如何改良她的奶油卤汁，肯定会引以为豪的。在珍珠鸡汤中，我加了贝夏美酱汁和碎栗子。我希望做的每一道菜里都有栗子。费妮拉负责准备烤猪肉和大麦粥，伊丽莎白准备沙拉，麦斯负责蔬菜和甜点。按理说，有这么丰富的晚餐等着，我们不该吃东西才对，可我们还是吃了一些野蘑菇酱汁面。圣诞节外出散步是我们家历史悠久的传统，至少对我和阿雪莉而言不可或缺。只是这次我和埃迪没有告诉两个年轻人，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把车开到家附近的一条道路尽头。找到这个散步地点纯属偶然。那天，我和埃迪沿着门前的公路散步，看见路尽头还有一条小路。我们走到那儿，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散步场所。那是我平生最愉快的一次散步。我们当时就决定，圣诞节要故地重游。此刻，这儿的路面上有水流经，而在夏天我从未见过此情此景。一股股水流不时地从石头裂缝中涌出，溢到路面上。继续前行，一道瀑布、几处急流现于眼前。不久，我们来到一片长满松树和栗树的古老树林。树上还挂着残雪，更深更远处的树木上积雪似乎更多。空气十分湿润，弥漫着潮湿的松针的清香。突然，一条铺有平整圆石的小径展现眼前。“看哪，有条小路！”阿雪莉叫道，“怎么回事儿，前面更宽呀？”这条小路正是一条保存完好的罗马古道。我们从未走到它的尽头，但据从小熟知此路的贝皮说，这条路一直通到圣埃吉蒂奥山，全长约二十公里。罗马古道几乎很少拐弯，一般直达山顶。这正是它的特点。因为双轮战车非常轻便，因此如何使一条道路两点间的距离最短，似乎就成了当时道路设计者的首要任务。我从书上看到，有些罗马古道的路基深达十二英尺。我们一直想找这条路的距离标记，可是无从找起。此时，科尔托纳正在我们脚下，在它的下面，山谷和地平线似乎在隐隐发光。站在现在的位置，我们看得见一些平时看不见的远处的高山，还看得到辛纳兰加、蒙特普尔恰诺和圣萨维诺三座山城。这三座小城高耸入云，犹如三艘巨轮航行在茫茫天际。我不由得哼起一首圣诞童谣：“圣诞节，我看到三条远航的船，圣诞节的早上……”突然，一只红狐狸窜到我们面前，摇着毛茸茸的长尾巴，打量了我们几眼，纵身一跃，又跳回林中了。

去往费妮拉和彼得家的路，夏天已是凹凸不平，到了冬天路况更是不好。我们不得不死死抱住碗碟，生怕一个颠簸，食物倒在身上。我们可怜的车啊，一路上趟过好几条小溪，还差点儿陷入一个小水坑出不来。到达费妮拉家的时候，其他客人已经全部到齐，正围坐在大火炉前，连红酒都已经斟好了。费妮拉的农庄是当地最气派的建筑之一。起居室原先是个谷仓，有两层楼那么高，天花板上架着黑色的横梁，屋里摆放着主人穷尽毕生精力收藏的古董、地毯和各种宝贝。由于屋子太大了，暖气不管用，大家便坐到另一间屋子的沙发上，那里原来是个厨房，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壁炉，大得足以让厨师在壁炉中放张椅子，坐在里面看炉火上的炖罐。楼下已经摆好了一张三十英尺长的桌子，上面装点着松枝和红烛。大家讲述着各种关于节日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不忘提及圣诞精灵。费妮拉把热腾腾的玉米饼摊到砧板上，埃迪切珍珠鸡，彼得切烤肉片。每个盘子都装满了食物。几天前，费妮拉专程去了趟蒙特普尔恰诺镇，去买她最爱的威诺·诺比利葡萄酒酒。此时，她的挚爱就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敬没到场的朋友们！”费妮拉举起酒杯说。“为玉米饼干杯！”埃迪附和道。我们这一群客居异国的人心中洋溢着无比的幸福。

回家的路上，我们到镇上喝了杯咖啡。我们本以为在圣诞夜的九点，街上会空空荡荡，没想到，上至祖母下到婴儿，所有的人都出来了，边散步边聊天，不停地聊天。“杰西，你刚来这里，比较客观，所以你必须告诉我，这是我的错觉，还是这里的确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

“神圣。”杰西干脆利落地回答，“绝对没错，棒极了。”

科尔托纳居民的圣诞活动，就是从一家教堂逛到另一家教堂，看各式各样的基督诞生像。尽管诞生像在科尔托纳无处不在，但在圣诞节里人们还是乐此不疲。虽然是个异教徒，但我也认为诞生在岁末，在充满黑暗和死亡的岁末，是个振奋人心的隐喻。躺在湿稻草上的圣婴一声啼哭，死气沉沉的气氛立即一扫而光。每幅基督诞生像上，圣婴的头部都环绕着一圈圣灵之光。此刻，太阳正跨过赤道，我喜爱的季节即将来临，再过一段日子，我们又可以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了。在辞旧迎新的季节里，人们难免怀有某种激情和憧憬，也许是都渴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圣灵之光吧。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人体中的矿物质含量和地球的矿物质含量比重相同。兴许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我们人类有那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期待在地球重生时，也能随之获得重生。

科尔托纳的每家教堂都陈列着基督诞生像，带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一些是用蜡和木雕的，塑像上的建筑和服装雕刻得细致入微，一些是陶制的，还有一座塑像里的饲料槽是用雪糕棍做的。大部分构图是仿自名家油画。科尔托纳中学也有基督诞生像展览，展出的作品全都出自学生之手。孩子们稚嫩朴实的作品，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多数作品都走传统路线，用小玩具、树枝当道具，用小镜子当池塘；不过有一件作品让我们大为惊异。创作者保罗·阿鲁尼，可能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绝对是酷爱机械及机械动力的未来派艺术正宗传人。他的基督诞生像中，马厩、人和动物，全都由钥匙构成。横放的钥匙是动物，哪些是羊，哪些是牛，清晰可辨；直立的钥匙是人，一把锁日记本的小钥匙代表的是圣婴耶稣；马厩的屋顶是铰链做的。作品风格怪诞却极其传神，在众多严肃作品中尤为突出。

每天清晨，我都要站在窗前，眺望那雾霭缭绕的山谷。在晴日的黎明，白雾会着上一层淡淡的粉色；而当天空飘满飞自北方的云朵时，翻腾的雾霭则显得灰蒙蒙的。我们这个假期，除了散步、读书就是旅游。我们去了安吉亚里、锡耶纳、阿西西和附近的卢奇尼亚诺，卢奇尼亚诺围了圈半月形的城墙，非常漂亮。夜晚，我们四人坐在壁炉前烤晚餐：抹了半融化的佩科里诺干酪与核桃仁的布鲁塞塔面包、新鲜的佩科里诺干酪片、熏火腿肠、一种“8”字形的牛乳硬皮干酪。这种干酪源于阿布鲁佐，现在在科尔托纳十分流行。我们把它烤化了，淋在面包上。我还学会了用炉子烤热盘子，使食物不至于变凉。在我看来，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位老祖母一定深谙此法。最近，我们喜欢上了一种像铅笔一样粗的意大利宽面，以烤香肠和野蘑菇为佐料，美极了。吃罢晚餐，我们沿着林间防火道散步七英里，借以消化吞入腹中的烧烤食物。

元旦前夕，我从镇上买了一车东西，包括一种扁豆（这种扁豆状如钱币，象征兴旺之意）和猪蹄状腊肠。都是托斯卡纳的传统年菜种类。在开车回家的山路上，我看见了下方新圣母教堂的圆顶。云雾缭绕，笼罩住了整座教堂，唯有圆顶浮出云端，五道交错的彩虹从云中拱起，环绕着圆顶四周。我看得入了迷，差点儿把车子开出了山道。我把车子停在一个转角，静静地凝望，真希望他们三人也能跟我一起共赏此景。简直美得令人窒息。如果身处中世纪，我一定会以为是天降神迹了。又有一辆车子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个男子，身穿迷彩猎装，可能是要去猎鸟的，也被眼前的奇景震撼了。我们俩目不转睛地望着前面。过了一会儿，云雾散去，彩虹也慢慢消失，但圆顶上依旧流光溢彩，仿佛另一个奇观随时都会出现。我向猎人挥了挥手，他回道：“节日快乐！”

阿雪莉和杰西就要返回即将步入隆冬的纽约，我和埃迪也该回旧金山了，金门公园的白水仙想必已经花团锦簇了吧。临走前，我们在梯田里种了棵圣诞树。我原以为泥土会很坚硬，没想到铁锹一着地，才发觉土质松软而肥沃。杰西挖出了一个豪猪头骨，其颚骨和牙齿依旧保存完好。这样一个死亡意象，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恰能给人一些感悟。种在山上的那棵小小圣诞树，似乎立即融进了周围环境。随着慢慢成长，它的枝叶会离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远。站在楼上的我们，也将看到它的树冠一年高过一年。如果最初几年风调雨顺，五十年后它将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矗立在田间。到那时，阿雪莉也将老去，也许她还记得今天种树的情景。现在的她是这样的青春貌美，我很难想象她年华老去的模样。将来，她带着家人好友再来此地，肯定心生无限感慨。又或许，将来的新主人，会砍下这棵树的矮枝条当柴烧。不管怎样，那时的巴玛苏罗必定还在，而我们种下的那一片橄榄树也必将枝繁叶茂。

[1]理查德·塞拉（1939-），美国当代极简主义雕塑家和录影艺术家，以用金属板组合而成的大型作品闻名。

冬日私厨

“ciba”是意大利语中的一个基本词汇，指食物。我正在打包一大袋ciba，准备带回美国，但我不知道，它经我伪装后像不像普通行李袋。除了橄榄油，我带了几种烹饪简便美食的酱汁：野蘑菇酱、刺山柑酱、橄榄酱和大蒜酱，这些在意大利并不贵，而且携带方便；还带了几盒新鲜牛肝菌和约一磅重的干牛肝菌，这些在美国买不到；佩鲁贾巧克力，用锡箔纸包着装在鲜艳的盒子里，是馈赠佳品。我很想带一块车轮大小的帕尔玛干酪，可是装了一瓶带蘑菇味的醋和一瓶上好香醋之后，箱子里已经没有空间了。我发现，埃迪又往里面硬塞了一瓶果味白兰地和一罐栗花蜜。

对海关人员的例行问话：“有没有携带食品类的东西？”我准备老实回答说“有”，否则他会疑心的。不过，只要食物包装是密封的瓶瓶罐罐，他一般会睁只眼闭只眼。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从意大利老家费拉拉回美国时，在风衣口袋里藏了几根家乡香肠，结果被安检的猎犬嗅到了，功败垂成。

我平时从美国到意大利只带保鲜袋。意大利的保鲜袋一扯就粘在了一起，每次解开都很费劲。但这次到意大利过圣诞，除了保鲜袋，我还带了一袋佐治亚的山核桃和一罐蔗糖浆，准备做圣诞节的必备美食——山核桃派。托斯卡纳的多数冬季食材我从没见过，不过这正是在意大利下厨的乐趣所在：一切从头学起。

托斯卡纳的冬日食材，让我想起狩猎归来的猎人，夹克口袋里塞的都是鸟儿；刚摘完橄榄的农夫，准备犁地耕田、拾掇树木、葡萄藤，以迎接来年春天。这个季节的食物，都是给食欲旺盛的人准备的。为了培养胃口，我们每天都要散步很长时间，再上饭馆海吃一顿：番茄野猪肉卤面、野兔肉、煎蘑菇和玉米粥。冬日，在我们的厨房里，罗勒、蜜蜂花和番茄的夏日清香被蜂蜜烤里脊、火腿炖珍珠鸡和醇美无比的瑞伯里塔汤的浓郁香味取而代之。早餐时分，夏南瓜已被抛诸脑后，餐桌上是隔夜面包制成的法式面包，上面涂抹着我夏天做的李子酱。冬天的鸡蛋黄澄澄的，令我惊异，但味道格外鲜嫩，单用马斯卡普尼干酪炒鸡蛋，就是一盘佳肴。

在意大利，冬天做不出很多菜式，因为可采购的食材没有夏天丰富，既买不到秘鲁的芦笋，也买不到智利的葡萄。除了本地自产，唯一买得到的，就是来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柑橘。我们把这种颜色鲜艳的小橘子装在一个蓝色碗中，放在窗台上当摆设。埃迪一般一次吃两三个，顺手把橘皮抛进炉火中，橘皮很快变卷变焦，散发出浓浓的橘味儿。因为昼短夜长，所以晚餐都持续得很久，而煮饭的时间也相应变得很长。

开胃菜

布鲁塞塔烤面包

在托斯卡纳，每份菜单上的开胃菜中都有格罗斯提尼烤面包。布鲁塞塔烤面包和它一样，都是在面包上涂抹各种食物。格罗斯提尼烤面包选用圆面包，吃法有很多种，最流行的是涂抹鸡肝酱。我吃格罗斯提尼烤面包的时候喜欢抹大蒜酱加烤虾。布鲁塞塔烤面包则用普通方形面包片，做法非常简单：把面包片蘸点橄榄油，放到烤架上烤，之后用蒜瓣将表面抹一遍则可。在夏天，在布鲁塞塔烤面包上放番茄片和罗勒，通常就可当正餐的头盘或配菜了。在冬天，布鲁塞塔烤面包的配料很丰富，坐在壁炉旁边烤边吃，绝对是人生一大乐事。如有好友来访，我们则开上一大瓶威诺·诺比利葡萄酒助兴。

布鲁塞塔烤面包配坚果、佩科里诺干酪

依上述方法准备好烤面包。将煎锅放在燃烧的木炭或炉火上，放入一片佩科里诺干酪或意大利果仁味羊奶干酪。在干酪行将融化的时候，撒些核桃碎片，用抹刀铲起，淋到面包上即可。

布鲁塞塔烤面包配佩科里诺干酪、腌火腿

依前法准备好布鲁塞塔烤面包。煎锅置于火上，放入一片佩科里诺干酪。干酪略微融化后，在上面加一片腌火腿，然后放上另一片干酪，翻面，使另一面融化，待腌火腿片的边缘松脆，放置面包上即可。

布鲁塞塔烤面包配蔬菜

黑甘蓝（瑞士甜菜）切丝，调味后放入橄榄油中，加两瓣蒜的蒜泥，过火。每片面包上涂一到两茶匙，即可。

布鲁塞塔烤面包配芝麻菜酱

依此法煮意大利面味道也很好。芝麻菜长得很快，刚长出的尖尖嫩叶入菜最好。叶子长大后，常带苦味。

布鲁塞塔烤面包切成小片待用。用石臼或食品加工机将一棵芝麻菜、盐、胡椒粉、两瓣蒜和四分之一杯松仁充分碾烂后，倒入橄榄油中，使其成浓稠的菜酱，再加入半杯帕尔玛干酪细末。将芝麻菜酱涂抹于面包片上，即可。上述材料约可做一杯半芝麻菜酱。

布鲁塞塔烤面包配烤茄子

我常在烤架上烤茄子，但烤熟时茄子就焦了。这次，我先把茄子放入烤箱烤二十分钟，取出切片，再放到烤架上微烤，增加香味。

茄子一个，锡箔纸包好后放入烤箱，中火烤熟，取出切片，撒盐后，放在锡箔纸上晾几分钟。然后，在每片茄子上涂抹少许橄榄油，撒胡椒粉，放到烤架上烤制。切半杯新鲜西芹丝，将它同一些新鲜的百里香和牛至混合。如果茄片较干，再在上面抹点橄榄油。在每片烤面包上放一片茄子，撒上香草丝和少许佩科里诺干酪（或帕尔玛干酪）细末。吃之前先把面包放在烤架上稍微热一下，让干酪微融。

头盘

野蘑菇千层面

盒装的千层面冷冰冰的，波浪形的面皮边缘吃在嘴里，像嚼拖拉机的轮胎。但新鲜薄透的千层面却非常爽口。托斯卡纳的一家面店，老板娘手艺精湛，经她手做成的千层面，薄得像床单，却筋道有嚼头。在夏日，不用香菇，单用蔬菜拌千层面，就已美味十足。西葫芦丝、番茄片、洋葱丝、茄子片，加点香草调味，皆可。

调制一碗贝夏美酱汁：将四茶匙牛油融化后，加入四茶匙面粉，搅拌后加热，注意不能使其变黄，三四分钟后离火，迅速倒入两杯牛奶。再放至火上，文火慢煮，同时搅拌，直至酱汁浓稠为止。把三瓣蒜切碎，加到酱汁中，再倒入一茶匙百里香、盐和胡椒粉，调好，待用。刨一杯半帕尔玛干酪丝备用。用一个大锅将两茶匙橄榄油（牛油亦可）加热，放入三颗蘑菇的碎末翻炒，以牛肝菌或褐菇为首选。如果没有，可用小蘑菇和干牛肝菌代替。干牛肝菌要先用高汤、水、葡萄酒或干邑浸泡三十分钟。

取六块千层面放入碗中。先煮一块，一熟即从水中捞起，铺在一块布巾上吸去水分，置于涂有少许橄榄油的烤盘上，浇点贝夏美酱汁，放几片炒好的蘑菇，撒一把帕尔玛干酪丝。如法炮制下一份面，把它叠在第一块面上，如此，共叠六层。如果第一层放的酱汁太多，可以舀一至两汤匙面汤倒入碗中的酱汁，作为补充。托斯卡纳的厨师都喜欢在贝夏美酱汁中加面汤。最后，在第六层面顶撒牛油面粉屑和帕尔玛干酪丝，放入烤箱中，烘烤三十分钟。可供八人食用。

瑞伯里塔汤

这种浓汤，足以令人销魂忘忧，但它的材料只是白刀豆、面包和蔬菜。Riboritta（瑞伯里塔）一词的意思是“再沸腾”，可以想见，原先这道汤的用料是剩菜，尤其是周末大餐的剩菜。传统的瑞伯里塔汤需要在临出锅前丢入几块面包。托斯卡纳人还会往每碗汤中加少许橄榄油。一碗瑞伯里塔汤，加上一份沙拉，保证叫人吃饱，除非下地犁田刚回来的。几乎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做瑞伯里塔汤。我只要对玛丽亚·丽达说个“zuppa”（汤），她就会把煮瑞伯里塔汤所需材料全部装好给我，外加新鲜的西芹、罗勒和大蒜。按照她的建议，我在汤中加了帕尔玛干酪的硬皮。果然，煮软后的帕尔玛干酪硬皮滋味无穷。

把一磅白刀豆洗净放入汤锅中，水能没过豆子即可。水沸之后，把汤锅从火上移走，放两三个小时。调味后，加水用文火熬，待豆子熟后即刻关火。应时刻观察豆子的情况，若熟了不关火，豆子很容易变烂。

把下列用料切成中等大小的颗粒：两个洋葱、五个胡萝卜、四根芹菜、一棵甘蓝（或甜菜）、四或五瓣蒜和五个大番茄（冬天可用一盒番茄干代替）。把一株西芹剁碎。用橄榄油翻炒洋葱和胡萝卜，几分钟后加入芹菜，然后是甘蓝（或甜菜）和大蒜，必要时可添加橄榄油。十分钟后，再加入番茄、帕尔玛干酪硬皮和白刀豆。加入足够的高汤（蔬菜汤、鸡汤或其他肉汤皆可）没过锅中之物。沸腾后转至文火熬一小时，让各种食物的味道充分融合后，加入面包块。熄火后不可即食。几小时后加入西芹第二次加热，配好帕尔玛干酪和橄榄油端盘上桌。第二天重热时，可放入剩下的意大利面、青豆、豌豆、熏肉和马铃薯等等。至少可供十五人食用，能否供更多人食用，得视所用高汤的多寡而定。

意大利面配番茄奶油酱汁

托斯拉纳当地有种面条，跟铅笔一样又长又粗，要是配上加入野兔肉或野猪肉的番茄奶油酱汁，简直令人陶醉。吃宽面或通心粉的时候，我一般就配这种浓稠的番茄奶油汁。这是我的最爱。

将四至五片意式熏肉焯水后，放到餐巾纸上沥去多余水分，切成细块，暂放一旁。将一颗中等大小的洋葱切片，两至三瓣大蒜捣碎，一起用橄榄油翻炒五分钟。倒入一个切成丝的大红椒和四至五个番茄，放入少许切碎的百里香、牛至和罗勒调味后，加入半杯稀奶油和四分之三杯番茄汁搅拌。在关火之前把意式熏肉放入番茄汁中（这样熏肉才不会变软）。另起一锅煮够四人同食的意大利面，沥干水分。舀一汤匙面汤加入酱汁中。将一半酱汁倒入面条之中加以搅拌，另一半则直接淋在面条上面，配帕尔玛干酪一起上桌。可供四人食用。

主菜

杜松子炖鹌鹑

我父亲喜欢打猎，我家的厨娘薇莉·贝尔就得经常拔鹌鹑毛，细细的鸟毛纷飞，我们都看不清楚她的模样了。在她脚下，一只只鹌鹑的小脑袋一律歪向一边。虽然用奶油和胡椒煮的鹌鹑在院里的大锅中阵阵飘香，但我一口都不吃。不过，用香醋焖的就令我难以拒绝了。香醋应该是摩德纳的最好。带着“Aceto Balsamico Tradizionale di Modena”商标并标着“API MO”字样的才是正品，至少储藏了十二年。有些陈年香醋的味道美如甘露酒。我相信下面这道鹌鹑，能够赢得薇莉的称赞。

将十二只鹌鹑用面粉裹好，放入热橄榄油中炸至黄褐色，放进一个带密封盖子的砂锅中，加入四分之一杯香醋。在鹌鹑表面铺上意式熏肉条和葱花，加入百里香的细枝、胡椒粉、杜松子后，用文火炖三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后将鹌鹑翻面。若鹌鹑太干，可在其表面淋少许红酒或香醋。可供六人食用，配玉米粥，堪称人间美味。

玉米粥填烤鸡

小时候在佐治亚，家里的圣诞火鸡肚子里都会填上玉米糁。我把母亲做的烤火鸡稍加变通，成了下面这道意大利菜肴。

在汤锅中加入两杯玉米糁和两杯冰水，浸泡十分钟后，再加两杯开水置火上煮。沸腾后即调文火，不断搅拌。约十分钟后，再加入一杯牛奶，继续搅拌。将汤锅从火上移开，打入两颗鸡蛋，加入两杯新鲜的油炸小面包块、切成细丝的两颗洋葱、三根芹菜丝，再用盐、胡椒粉、鼠尾草、百里香和牛至粉调味（不妨多加一些）。把上述食材填入两只鸡（或一只火鸡）的腹中，绑住鸡腿，在鸡身上铺盖百里香的小细枝，放在涂抹过油的烤架上送入烤箱，温度设置三百五十度，烘烤。一磅鸡肉约需烤二十分钟，具体所需时间，应按实际情况而定。馅料如有剩余，可放进一个涂好牛油的碟中单独烘烤。可供八人食用。

茴香珍珠鸡

珍珠鸡肉细而味美，一般肉铺均有出售。圣诞时节，我们烤了两只珍珠鸡，将其放入一个大大的浅口碟中，四周饰以烤香肠和各种香菜。珍珠鸡配用迷迭香和大蒜烤的马铃薯，最为适宜。

在烹制珍珠鸡前，有一件麻烦事儿非做不可：先用镊子把鸡身上的纤毛拔干净。选取两只珍珠鸡，彻底清洗并擦干后，备用。烤盘上涂抹橄榄油，铺迷迭香细梗，再放上珍珠鸡。用迷迭香、罗勒和百里香搅拌成的碎末涂抹鸡全身，再用切成条状的意式熏肉覆盖。取出两颗茴香球茎，去掉坚韧的外表部分，切成半英寸长的新月形小片，淋橄榄油后，铺在珍珠鸡四周，旁边再摆四个切成丝的洋葱。将烤盘置入烤箱，设为三百五十度，烘烤。一磅鸡肉约需烤二十分钟。珍珠鸡比普通鸡肉瘦，所以要特别留意，别烤得太老。如果想令鸡肉更美味，可加入贝夏美酱汁与烤栗子。可供四人食用。

番茄香醋焖兔肉

coniglio（兔肉）是托斯卡纳人的主食之一。在周六的集市上，我经常看见一个农妇的摊上，三四只毛绒绒的兔子将头伸出袋外，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四下打量。肉店冷冻柜中的兔肉，干净而精瘦，颜色粉红，有时尾巴上留一撮毛，证明这是兔肉而非猫肉。看了我的文字，你可能连胃口都没了。但是，用番茄香醋浓汤焖出的兔肉，味道的确可圈可点。不过为孩子着想，姑且称之为coniglio吧。

将兔肉切块，裹上面粉，放入橄榄油中，旺火翻炒至黄褐色。起锅，放进烤盘中，淋上番茄香醋汁。

番茄香醋汁做法如下：将一个洋葱切片、三四瓣大蒜捣碎，放入锅中翻炒至半透明，加入四至五个切成片的番茄。用半茶匙姜、适量迷迭香、盐、胡椒粉和烤茴香籽调味后，添四茶匙香醋搅拌，慢火熬至醋汁浓稠，水分变干。关火，淋至免肉上。

兔肉直接放入烤箱，不作其他处理，以三百五十度烘烤约四十分钟。中途可再涂两至三茶匙香醋于兔肉表面。可用四人食用。

玉米粥配香肠和意大利果仁味羊奶干酪

冬日里，科尔托纳的面食店会卖掺了核桃仁的玉米粥。这道美食做法简单，但配上烤肉或鸡肉，别有一番滋味。玉米粥配香肠、外加一份大沙拉，作为一顿正餐就有模有样了。

依照常规方法制作玉米粥（参见“夏日私厨”）。将半份玉米粥倒入一个涂抹了油的烤盘中，切或刨一杯半的意大利果仁味羊奶干酪，均匀撒于其上。再把另半份玉米粥一并倒入烤盘，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六根意大利香肠炒熟切片，铺在玉米粥最上面，并将炒香肠中的汤汁浇入粥里，放入烤箱，用三百度的温度烘烤十五分钟。可供六人食用。

茴香蜜汁里脊

里脊是最鲜嫩、最精瘦的肉，一整条里脊够两个饥肠辘辘者饱餐一顿。茴香是烹制里脊的最佳配料。在我们家的田里，野茴香到处都是。茴香在托斯卡纳如此受宠，究竟是因为能增加性欲，还是能治疗眼疾，我不得而知。我只是喜欢它羽毛状的叶子，喜欢它跟神话的不解之缘。据说，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时，引火物就是粗厚而中空的茴香梗。

用蜂蜜轻抹两块里脊肉，备用。用石臼或食品加工机捣碎一茶匙茴香籽，倒入由一茶匙细碎的迷迭香、盐、胡椒粉和两瓣大蒜蒜末组成的调味品中，涂抹于里脊肉表层。将里脊肉放入一个抹有橄榄油的平底烤锅中，送入烤箱。用四百度炉温烘烤至里脊肉中央呈现淡粉色。约耗时三十分钟。

在烤里脊肉的同时，把两颗茴香球切成半英寸大小的细丁，入锅蒸约十分钟。取出茴香丁，碾烂，加入四分之一杯白酒、半杯帕尔玛干酪和半杯马斯卡普尼干酪（或酸奶），制成茴香酱汁。把烤熟的里脊放入抹油的烤盘上，淋茴香酱汁，撒牛油面包屑，然后放入烤箱，以三百五十度烘烤约十分钟。上桌前，在里脊四周铺上茴香叶或新鲜迷迭香细梗。可供四人食用。

配菜

红酒泡栗子

虽然我家就在一片栗树林旁，但我依旧觉得栗子是奢侈品。我们每隔几晚就会烤一些栗子，配一杯格拉巴酒、果味白兰地，或睡前的最后一杯咖啡。一般先在栗壳上开一道小口子或一个小十字，再放在锅中烤，这样烤熟的栗子一剥就开。许多食谱上建议烤一小时，可是那样太久了。如果放在壁炉里烤，熟得很快，最多十五分钟，实际时间视炭火情况而定。不时晃动一下锅中的栗子，发现变焦的迹象即从火上移开。烤栗子配冬日所有的肉类，尤其是珍珠鸡，十分鲜美。

烤三十至四十颗栗子后，剥皮。填加红酒，没过栗子即可。用文火焖半小时，将红酒味彻底融入栗子中。可供六人食用。

大蒜牛奶饼

大蒜牛奶饼配任何烤制品皆宜。

将一粒未去皮的蒜瓣丢入沸水中煮五分钟。待冷却后去皮，叉烂，放入两杯牛奶中搅匀。将牛奶倒入炖锅中用文火煨，并加入少许肉豆蔻、盐和胡椒粉。关火，往牛奶中打入四个蛋黄，将其倒入六个糕饼模中。将糕饼模置入隔水炖锅中，送入烤箱，以三百五十度烘烤二十分钟。取出冷却，十分钟后倒出即成。

刺菜蓟

浅绿色的刺菜蓟长且多刺，摘洗很麻烦，但是它值得你费工夫去做。这道菜我也是头一次尝试。首先，剥去刺菜蓟表面的韧性纤维，跟剥芹菜差不多，随即放入柠檬水中浸泡，否则它会马上变黑。早先，我都是把它拿去蒸，可是很难蒸熟，后来发现水煮更好。煮至刚熟即捞起（用叉子轻轻一叉，能够戳破即证明已熟）。刺菜蓟的味道和纹理都很像洋蓟心。这不奇怪，它俩本来就属于同一科。

挑一大棵刺菜蓟，撕去韧性纤维后放入酸性水中浸泡片刻。捞出，切成两英寸长小段，放入水中，水开即捞起。沥去水分后放在一块涂抹牛油的烤盘上，用盐和胡椒粉调味，再往表面淋一层薄薄的贝夏美酱汁（参见“野蘑菇拌千层面”），点缀几粒黄油和一些帕尔玛干酪末。放入烤箱，以三百五十度烘烤二十分钟。

牛肝菌甜椒沙拉

这道色彩缤纷的沙拉也可为一道不错的头盘或主菜。

用烤架烤两个大牛肝菌（也可以用橄榄油煎，煎时牛肝菌头下脚上，以免汁液流失），烤后切片并洒少许醋酱汁。两个甜椒，一红一绿，用烤架烤好后包入塑料袋，放进冰箱。冷却后取出撕去焦皮，切片，淋醋酱汁。一颗洋葱切片。四分之一杯松仁烤香。在沙拉中摆放各种绿色蔬菜（菊苣、芝麻菜和莴苣等），浇上醋酱汁，四周围以甜椒片、洋葱片和牛肝菌片，上面再撒一把松仁。可供六人食用。

甜品

红酒泡冬梨

用葡萄酒浸泡过的冬梨颜色特别鲜亮，若再配以戈贡佐拉干酪、烤面包以及用盐和牛油烤就的核桃，更加美味。

削六个梨子，保留梨柄，立着放入炖锅。将柠檬汁、一杯红酒和四分之一杯糖分洒在每个梨子上。再往酒中加入四分之一杯葡萄干、一粒香草豆和少许丁香。盖上锅盖，用文火炖二十分钟以上，具体时间视梨子大小而定，但不可煮软。蒸煮时要不时将梨子侧倒在红酒中浸泡几次。装盘后，在梨子上浇一些锅内的红酒汁，并于四周点缀柠檬皮细丝。可供六人食用。

苹果面包布丁

我在周六集市上见过一种皮很粗糙的苹果，其味道之美令我惊诧。我家院子里的苹果树，虽然多年无人照料，但仍会结出小小的果实，果皮也很粗糙。它们太小了，不好切片，但做成苹果泥，味道却出奇的好。

把四到五个苹果烤脆后，削皮、去核，切成大块。在每片苹果上淋柠檬汁，撒肉豆蔻。一杯杏仁，烤后切碎。取一条隔夜面包，去硬皮（不宜用新鲜面包，因其太软），切片，把其中一半倒入抹有牛油的长形锅中。锅的长宽应在九英寸乘十二英寸左右。另取一平底锅，置于火上。倒入六茶匙的糖和六茶匙的牛油，待其融化，加入四分之三杯烤杏仁、两茶匙柠檬汁和四分之一杯水或苹果汁放入切好的苹果。把锅里食物舀起，均分在长形锅中的每一片面包上，然后在上面叠上另一半面包。

另将六茶匙牛油和四茶匙糖搅拌均匀，打入四颗鸡蛋，倒入一又四分之一杯牛奶和四分之三杯稀奶油，搅拌后，均匀浇在面包片上。再在面包片上撒少许糖、肉豆蔻和剩下的烤杏仁，放入烤箱，调至三百五十度，烘烤一小时后，取出冷却十五到二十分钟。配马斯卡普尼甜干酪或泡沫奶油，一起上桌。可供四人食用。

柑橘冰糕

我要是在科尔托纳长大，脑中与圣诞有关的味道，一定是柑橘的清香。在阿西西，大家都用挂满柠檬的大树枝当圣诞装饰，在苍白的街道上，黄色的柠檬像一个个发光体，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柠檬的清香。在冬天，科尔托纳的街上也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那就是商店老板放在门口篮子中的柑橘。这里的小酒馆，冬天最普遍的果汁是深红色的橙汁。初喝第一口，如葡萄柚般酸涩，入口之后，却立刻变成满嘴的甘甜。以下介绍的柑橘冰糕，也可用其他水果替代。它是冬日晚餐一道极好的中场点心。配上巧克力牛油曲奇饼，亦是一道受人欢迎的饭后点心。

将一杯水加一杯糖大火熬至沸腾后，转用文火煨五分钟，制成糖浆。把四分之一杯鲜柑橘汁、一杯水、一茶匙柠檬汁，以及剥下的柑橘皮，倒入糖浆中，搅拌后放入冰箱内冷却。待摸起来冰冷时取出，倒入冰淇淋机中，按照操作要求制作冰糕即可。可供四人食用。

柠檬蛋糕

这种具有美国南方风味的蛋糕源自我家祖传秘方，我也已经做了不下一百次。意大利果品丰富，吃柠檬蛋糕时，夏日配草莓或樱桃，冬日配梨，或者干脆配意大利“B”牌甜酒，都是极好选择。

一杯淡牛油（未加盐的牛油或用朗姆酒调后的牛油）与两杯糖搅拌后，打入三颗鸡蛋（一颗搅拌好再加另一颗）。另外，将三杯面粉、一茶匙发酵粉、四分之一茶匙盐进行搅拌（先加一半面粉，搅拌好再加入另一半）后，慢慢倒入一杯酪乳于其中。在意大利，因为买不到酪乳，我用奶油代替。同时，加入三茶匙柠檬汁和刨成细丝的柠檬皮。将调好的面糊放入环形不粘锅中，置入烤箱，用三百度炉温烤五十分钟。可用牙签试看蛋糕的熟度。将四分之一杯黄油、二分之一杯细糖倒入三茶匙柠檬汁中搅拌，浇于蛋糕表面，即可。上桌前可在蛋糕四周点缀柠檬皮卷丝。

玫瑰花径

在从美国飞往巴黎的十个小时中，我坐在靠走道的座位上，认真地翻阅了一本法国实验派诗歌史、一本免费航空杂志，甚至连紧急逃生手册都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正值五月底，在离开旧金山之前，工作中的烦心事儿一件接一件，我真恨不得全身裹着纱布，躺在担架上，被人抬上飞机，放在飞机前部过道上，四周拉上帘子，只有乘务员偶尔过来探看，送杯热牛奶或蓝宝石色的杜松子马提尼酒之类的。我比埃迪早一星期结束课程，在学生毕业典礼的第二天，匆匆搭乘最早的一班飞机，逃也似的赶往意大利。

我在戴高乐机场逗留片刻，就乘上了一架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机迅速冲入云霄，没有在地面浪费一分一秒。我暗忖，这位飞行员肯定是意大利人。一想到意大利，我顿时紧张起来，说不定这位老兄会来个空中超机呢。没过多久，飞行员架着飞机几乎垂直俯冲向比萨机场降落，眼见同机乘客个个气定神闲，我也只能调整呼吸，抓牢座位扶手。

我准备在比萨过夜。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尴尬，要是紧紧张张地赶到佛罗伦萨却搭不上末班火车，我肯定要崩溃的。我找了间酒店，入住后想到外面走走。现在正是散步的好时候。大街小巷人潮如涌：散步的、观光的、工作的。比萨斜塔依旧斜斜矗立着，游人们依旧站在它的身旁留影。色彩柔和的房子依旧分列在弯弯曲曲的小河两岸，如同水彩画一般。香飘四溢的面包坊中挤满了手拎购物袋的女子。能够独自来到另一个国度，感受另一种文化的冲击，是多么幸运。每个人都在为生计奔波、忙碌；言谈举止、生活节奏也与我截然不同，看来我的确是个外国人哪。我在广场上的一家露天餐馆吃了晚餐，点了意式方饺、烤鸡、青豆、沙拉和半瓶当地葡萄酒。酒饭半酣，一阵心满意足的倦意徐徐涌来，渐渐卷走了我的兴奋之情。我回到酒店泡了个澡，然后一觉睡了足足十个小时。

翌日的头班火车载着我飞速穿过开满红罂粟的田野、橄榄树林，走进熟悉的石头村庄。干草堆、四个并肩行走的穿白衣的修女、翻飞出窗外的白色亚麻窗帘、羊圈、夹竹桃——啊，我的意大利！我又回来了！我牢牢盯着窗外。快到佛罗伦萨的时候，我开始担心，待会儿上火车，该怎样一边拎包一边保护新买的手提电脑。大部分夏装都留在巴玛苏罗，这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可我仍然觉得自己像只驮着货物的牲畜，背着行李，一手拎包一手拎手提电脑。但是，能从佛罗伦萨下火车，我仍然很开心。火车油味儿、南来北往的人群，以及扩音器里传出略带沙哑的异国声音，通知旅客从罗马开来的列车停在十一号站台，即将开往米兰的列车停在一号站台，总能让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初访意大利的情景。

很幸运，这列火车空空荡荡，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摆放行李。还有半程路就到家的时候（家，我对自己说），一辆装着三明治和饮料的餐车经过我的座位。这趟列车在卡姆基亚没有站，于是我在离家约十英里的特伦多纳下车，然后，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十五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停到了面前。我刚坐进车里，又一辆出租车驶到我身旁停下，车上的司机朝着我们边喊叫边比画。我原以为我坐的这辆车是我打电话叫来的，没想到它只是一辆过路车，想顺道接单生意。我告诉司机我已叫车，可他仍想强行开走。旁边车上的司机一边拍着车门，一边高声吼叫，声称接到叫车通知时正在吃饭，是特意赶来接美国客人的，他也要养家糊口呢。他的嘴角都是唾沫，我担心它们会飞溅出来。“请停车，我必须坐他的车，很抱歉！”听到我的话，司机嘟囔了几声，啪地踩下了刹车，恶狠狠地把我的包拎出车子。此时，两个司机都下了车，怒目相向，双拳紧握，嘴里同时说着什么，忽然间他们俩就像达成协议般，居然笑眯眯地握起手来。那个被我遗弃的司机绕到我面前，笑着祝我旅途愉快。

我到家的时候，姐姐、外甥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巴玛苏罗，他们已经来这里好几个星期了。姐姐在所有的罐子里都种上了白色和珊瑚色的天竺葵。青草所特有的味道告诉我，贝皮今早一定割过草坪。虽然去年十二月，我大刀阔斧地修剪了一番玫瑰花，但去年夏天刚种植的它们，今年已经跟我一样高了，绽放着五颜六色的花儿：白的、黄的、粉色的、杏色的，煞是好看。上百只蝴蝶在薰衣草间飞舞。屋子里所有的花瓶都插上了金灿灿的百合、雏菊和各种野花，整个巴玛苏罗是那样干净，那样生机盎然，就连厨房门口都摆了一盆罗勒。

我回来的当天下午，姐姐一行人正要动身去佛罗伦萨一日游。这样也好，我可以乘机从床铺下面取出我的日用品，再把夏装拿出去晾晒。因为家里多了五口人，我要到书房睡上几天。我给书房的小床铺上黄色床单，把电脑放到书桌上，又打开窗户——我终于又回来了。

稍后，我穿上靴子，来到久违的田间。贝皮和弗朗西斯科已经锄过草了。而我与野花的战争再次宣告了我的失败。他们俩虽然干劲冲天却在野花面前无由止步，就连野玫瑰也丝毫未动。罂粟花、野康乃馨、一种毛茸茸的小白花和开着黄花的野草，在梯田边缘绽放。田里最大的新气象要数橄榄林了。今年三月，贝皮和弗朗西斯科在空地上又种了三十棵橄榄树，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一百五十棵了。橄榄树正在开花。我们今年的树苗比去年埃迪种的那十棵大。如果橄榄树生长正常，我们就能亲自摘果榨油了。贝皮和弗朗西斯科给每棵新树支上了木桩，防止刮风下雨时倾倒。他们俩还在每棵树旁挖了一个四英尺深的环形大坑。埃迪知道要给树挖坑，但却不知要挖这么大这么深才行。贝皮说，每棵新树都需要一个大“肺”。另外，他们还种了两棵樱桃树，与埃迪去年种的那几棵比肩而立。

在接下来的整个星期，我们忙着买菜下厨，到阿雷佐和佩鲁贾游玩，四处散步，去卡姆基亚市场买披肩和床单，闲话家长里短。埃迪来的时候，正赶上饯别晚宴。我们打开我外甥从蒙塔尔奇诺买来的布鲁内罗葡萄酒，喝了个痛快。酒罢，姐姐他们去收拾行李，然后拎着数不清的大包小包（这里值得买的东西实在太多），离开了巴玛苏罗。

姐姐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温暖的五月，可他们一走，天就下起雨来。那些猖獗的玫瑰在雨中低下了脑袋，随风摇来晃去。我和埃迪慌忙取来铲子，冒雨给它们搭立支架，却被淋成了落汤鸡。埃迪挖土，我则修剪残花枯枝，扔进玫瑰花丛下充当肥料，虽然我担心滋养的是野草和豆苗。我剪了一捧含苞欲放的白玫瑰回屋后，开始熨衣服，把客人按照自己喜好摆放的东西重新归位，很快一切又井然有序。那个满屋子都是梯子、管线、工人、碎石和尘土的六月，仿佛是远古以前的事儿了。可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雨夜最宜喝通心粉菜汤，白天我们沿着罗马古道散步进镇，买些干酪、芝麻菜，再喝一杯咖啡。玛丽亚·丽达卖的樱桃永远都是佳品。每二十四小时我们俩就能消灭一公斤。我们以前清理碎石和树桩的辛苦终于得到了回报，现在干起活来轻松多了。当我们推着割草机除草的时候，再也不会乱石飞溅。我们到底拾起了多少石头？恐怕可以盖栋房子吧。夜晚，萤火虫在田间闪闪烁烁；淡蓝色的清晨，布谷鸟（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呢，它的叫声不是更像“咕咕”吗？）婉转啼鸣；一种很胆小的鸟儿轻轻哼唱着“甜蜜啊甜蜜”的曲子；穿着奇装异服的戴胜鸟，整日在土里啄个不停。日复一日，传进我们耳鼓的不是电话的铃声，而是小鸟的歌声。

我们又种了不少玫瑰。在托斯卡纳的这一地区，玫瑰花开得特别热闹。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玫瑰绽放。我们打算种一种名叫“保罗·内朗”的玫瑰。这种玫瑰花瓣是粉红色的，带着褶边儿，特别像芭蕾舞裙，还散发着奇特的柠檬清香。我一定还要种两株“唐娜·马莱拉·阿格奈里”，因为它的香味，总让我感觉又投入了祖母的朋友迪丽亚的怀抱。她总戴顶大帽子，有偷窃癖，但是从没人告发她，因为那样会让她丈夫难堪。每次她的丈夫发现家里多了一件不明之物，就拿着这件东西到他认为妻子行窃的商店，说：“我妻子昨天拿了这件东西却忘了付钱，到昨晚才想起来，我该付您多少钱呢？”说不定迪丽亚抹的香水也是她顺手牵羊的战利品呢。

“可别种和平玫瑰了，”我的一个朋友兼玫瑰鉴赏大家说，“大家都种，太没新意。”可是它不仅外形亮丽，而且乳白、桃红和大红的色彩与巴玛苏罗非常搭配，天生就属于我家花园，所以我还是种了几株。去年我们种的那几株橘黄玫瑰，花朵大得叫人难以忍受，张扬着粗俗妖艳的美。现在，我们已在门前的小径一侧种满了玫瑰，每两株之间还点缀着薰衣草。我开始相信香氛疗法的妙效。当我走出房门，步入阵阵芳香之中，怎能不尽情呼吸、感受花香带来的幸福呢？

梯田间还残留着部分铁凉亭的棚架。两年前种下的茉莉正在凉亭四周和铁扶手脚下恣意怒放。我们打算在小径的另一侧也种上玫瑰，并在路的尽头重搭一座凉亭。初次看房的时候，那里本就有一座。当然，我们不想照原样重建，而是想建得更贴近自然。我们为小径这一侧选了两种玫瑰：水粉色的“伊丽莎白女皇”和红色的“林肯”。一想到这两个人物要在我们的花园共存，就觉得有趣。我很喜欢一种变色玫瑰，初开是一种颜色，盛开时又变成另一种颜色。“欢乐玫瑰”就是这种：它的蓓蕾呈浅蓝灰色，盛开时变成了稻草的金黄色，有些花瓣上还有粉色的花纹。此外，我们还种了几株杏色玫瑰、几株黄得像交通灯的玫瑰、几株“篷比杜”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花园里竟然绽放了这么多“名人”。还有一株色泽暗淡的丁香花，它那颓废的样子跟棺材中的故者手握的花一样，但我没有嫌弃人家。

我们去了卡姆基亚，找到小河边一间铁匠铺的主人。跟铁匠说话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都凑在跟前，想看看我们这些奇怪的老外。其中一个男孩大约十二岁，长着一双冰冷的精灵般的绿眼睛，皮肤浅棕，动作敏捷。他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忍不住去看他。他只要披上一张山羊皮，手里再拿支笛子，就可以回到神话世界中去了。铁匠的眼睛也是绿色的，只是他的绿色更亲切一些。我们已经走访了五六家铁匠铺。这份职业一定十分吸引那些做事专注的人。这家铺子大门洞开，因此里面不像其他几家被煤烟熏得黑糊糊的。铁匠给我们看了他打的井盖和检修孔的栅格。我又想起了我们见过的第一位铁匠。他已经过世了，死于胃癌。或许他的灵魂还在那家幽暗的铺子里徘徊，不时抚摸着自己打造的蛇形火炬固定器和杖头铸着动物的古老手杖。我家的大门依然倾斜着，他还没来得及修理就已告别人世，我们也慢慢习惯了门上的铁锈和它倾斜的模样。这个绿眼睛铁匠又领我们参观了他的花园和漂亮的房屋。或许，那个酷似农牧神的男孩，有朝一日会继承他的手艺，成为一名铁匠吧。

有些事情做起来就这么简单。我们俩在地上挖了几个深坑，插进铁柱，再浇上水泥，一个凉棚就支起来了。我们挑了一种粉色的牵藤玫瑰种在凉棚两侧。问起卖花人这种玫瑰叫什么名字时，他说：“没有名字，太太，就是玫瑰，漂亮的玫瑰。”

我有过几个花园，但从没种过玫瑰。小时候，父亲从爷爷手中接管了纺织厂后，倒是在厂子四周种了花草美化环境。但父亲非常专一，将近一千株的玫瑰都是一个品种，即“荷兰之星”，开着鲜艳的深红色花朵。从此我把这种花当成了父亲的象征。坦率地说，父亲这个人并不好相处，加上年仅四十七岁就过世，这使得我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在他生前，家里到处是他种的玫瑰：大花瓶、水晶碗、银瓶子里都是。总之，只要能放东西的地方，只要能装东西的容器，全都派上了用场。家里的花永远都是新鲜的，因为在花开时节，他每天都叫人采上一大捧。我仿佛又看见父亲中午时分从后门走进家里，穿着笔挺的米色亚麻衬衣，像怀抱婴儿似的抱着一捧用报纸包着的鲜红玫瑰。“不想看看吗？”父亲一边把花递给薇莉一边问。薇莉早已准备好了剪刀和花瓶。父亲用手指转着自己的巴拿马草帽，说：“天天都能守着这些花儿，你说，还有谁想去天堂呢？”

我曾在花园里种过香菜、冰岛罂粟、晚樱、三色紫罗兰和美洲石竹。现在我最喜欢的是玫瑰。如今，我家的草坪又厚又密，每天清晨都可以赤足走在带着露水的草地上，采一朵玫瑰或一束薰衣草，装点我的书桌。被剪辑的记忆又浮现在我脑海中了：父亲在棉纺厂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有一枝玫瑰。我突然意识到，满院的玫瑰中，我种的红玫瑰都是那一个品种。每天太阳升起时，红玫瑰都会带给我加倍的芳香。

现在，似乎万事已成，我们又开始未雨绸缪了。是该好好计划一下如何规划花园，如何维护和清理房子了。让我们错愕的是，已经有扇窗户需要修理。我们列了一张清单，里面不乏令人愉快的项目。譬如清理小石径，请人在厨房墙壁上画画，搜集古董装饰房间，安一个室外面包烤炉。另外，我们还列了一张表，上面的项目就不那么可心，像搞清楚化粪池出了什么问题——每次住的人一多，马桶里就散发出一种恶心的大头菜味儿，修补雇农卧室的墙壁裂缝，敲掉浴室的蝴蝶瓷砖重铺。换作过去，这些可能是令人头疼的大工程，但在如今，不过是小菜一碟。美好惬意的生活指日可待：很快，我们就可以请一位意大利家庭教师指点意大利语，我们要捧着一本野花图鉴四处散步，我们要去威尼托区、撒丁岛和阿普利亚旅游，还要从布林迪西港或威尼斯出发，乘小船去希腊。想到从威尼斯出发，我似乎已经嗅到了一丝东方的气息。

一切仍需等待，因为最后一项大工程正在逼近。

永恒的石头

普里莫·比安基开了辆阿普，嘟嘟地运了一车水泥到我家。他跳下车，指挥身后一辆白色大卡车倒车。装着沙子、钢筋和砖块的卡车在狭窄的车道上，先是用车镜刮蹭了一棵松树，接着啪嗒一声撞断了一根云杉树枝。三年前，我们原本打算让普里莫负责装修，但他因胃部手术，没能接活儿。他还是老样子，活脱脱一个逃出玩具工厂的圣诞老人。我们旧话重提，要他把起居室那堵一码厚的墙敲掉，跟隔壁的雇农厨房打通；雇农厨房换新地板、重新布线和粉刷。他点头应道：“小事儿，先生、太太，五天就能完工。”这间房子一直原封不动，冬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当储藏室使用，存放花园里的桌椅；同时，这里也是蝎子在我家的最后栖息之所。但是事与愿违，考虑到地震时的安全需要，我们最多只能敲掉约五英尺的墙壁。不过可以朝外开扇门，这样两个房间就以另一种方式相通了。

我们告诉普里莫，贝尼托的工人在打通新厨房和餐厅之间的墙壁时狼狈外逃，他听了哈哈大笑。他的笑声让我们多了几分信心。明天开工吗？“不行，明天是星期二，不宜开工。星期二开工，会有干不完的活儿。我知道这是迷信，但伙计们信。”我们依了他，因为我们也希望这活儿能尽快干完。

我们在邪恶的星期二，把起居室中所有的书和家具搬出来，壁炉和墙上的东西也悉数取出。在墙壁的中心点，我们做了个记号，想象着扩大后的房间是什么样。也只有依靠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把物件一件件搬出屋子。美好时光近在咫尺！打通的房间将不留痕迹，看上去从来就是一间。我们马上就可以坐在门前的草地上，聆听从雇农厨房里传出的勃拉姆斯或查理·帕克的音乐了。对了，到了那个时候，那儿就不再是雇农厨房，而是间像模像样的起居室。

“indercapedine”这个词只有意大利语里才有。我的一本字典把它翻译成“缝隙”、“洞穴”。它其实是修整潮湿的石头房屋时所用的行话，防湿墙。指一种盖在潮湿的外墙内侧的砖墙。两堵墙距离二指宽，用来阻截湿气入侵。雇农厨房的外侧就有一堵这样的防湿墙，但好像这堵墙与厨房外墙之间的距离比一般的要宽。我和埃迪迫不及待地想拆下部分防湿墙，看看能否将它外挪，以扩大雇农厨房的面积。扒掉砖头后，我们大吃一惊，这栋房子的一楼根本没有外墙，房子一端竟然直接以坚实的山壁为墙。防湿墙的背后，就是圣埃吉蒂奥山那粗糙而巨大的山石！“现在，总算知道为什么这间房子这么潮了。”埃迪边说边拔无花果根和漆树根。在地板的边缘，有一道被石头填满的排水沟，以前的房主一定用过它。

“会是个好酒窖。”我一时词穷。看着山石，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拍了几张照片。这一发现显然与我那一百个天使的梦大有出入。

大吉大利的星期三到了，早上七点半时，普里莫就带着两个泥瓦匠和一个专搬石工来了。他们什么机器也没带，每人就带了一桶工具。他们搬出脚手架，被称作“小山羊”的锯木架和一种叫做“十字架”的T形金属天花板支架。他们背着双手，看着我们发现的这堵天然石壁，异口同声地喊道：“我的圣母呀！”单凭我们俩，尤其我还是一个女的，居然把防湿墙拆了，令他们难以置信。他们很快干起活来，先在地板上铺一层塑料保护膜，接着在预定的门洞位置凿开一个口子，敲打门上方的石头。我们又听到了那曲古老而熟悉的建筑音乐——凿子敲在石头上的叮叮当当声。没过多久，他们把一个“I”形桁条放进凿开的墙内，在其四周填上水泥和砖块，以作固定。在水泥凝固之前，他们不能再动墙壁，于是拿起长长的撬棍，撬地板上那些丑陋的地砖。

他们干活很利索，而说笑的速度也不亚于干活的速度。因为普里莫有点儿耳背，工人们都习惯了高声说话，即使普里莫不在场也是一样。他们干活很讲究，边做边清理，将电话埋在碎石堆里这类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弗朗哥是他们中最有力气的。他皮肤黝黑，眼里透着野性的光芒，虽然身材纤瘦，但力气却很足，好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精神。他独自一人抱起一块巨大的台阶基石，惊得我目瞪口呆。看到我的样子，他更来劲了，将大石头一把举上肩头，扛着就走。埃米里奥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乐此不疲，总是乐呵呵的。虽然天气炎热，他仍然戴顶羊毡帽，帽子拉得低低的，使得四周的头发像鸟脖子上的毛一样竖着。瞧他的模样，大约六十五岁，干体力活儿是显得岁数大了一点儿。不知道他少了两根手指之前，是否也是泥瓦匠。他们撬完地砖和地砖下面的水泥，又发现了一层石头地板，弗朗哥搬开几块石头地砖，下面竟然又出现了一层石头地板。“石头，到处都是石头。”他说。

他说得没错。石房子，梯田石墙、石城墙和石车道。我们随便种株玫瑰，都会挖出四五块石头。所有的伊特鲁里亚石棺上都刻着栩栩如生的死者像，他们跟石头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死后化成石头有何不妥，说不定在他们的想象中，这就是回归死亡最自然的方式吧。

第二天，他们在起居室一侧房门上方，与雇农厨房相对应的位置上，也凿了一道沟。他们叫我进去。普里莫用凿子戳了戳一根主梁的一端，说：“È completamente marcia，questa trava.”接着又戳了戳主梁露出的地方，“Dura，qua.”他像是在说，墙里的梁全腐烂了，只有露在外面的部分没坏。“Pericoloso！”他又补充了一句。他是在警告我们，这根承重梁随时可能塌落，到时连上一层的部分地板也会跟着坍塌。我们见状立刻让他们修补工作：先用十字架把梁撑住，普里莫量尺寸，去买新的栗木大梁。到中午时，钢筋已经插进墙内。他们一刻都没休息，只用一个小时吃了午饭，回来后又一口气儿干到傍晚五点才收工。

到第三个工作日，他们的进度快得惊人。这天早上，旧梁像拔松了的牙齿一样，三下五除二就给卸了下来。只见他们在横梁的两端，用十字架顶住厚木板，撑住天花板，接着凿去大梁周围的石楔子，将横梁摇松动后，慢慢卸下来搁在地板上，随即放进新的横梁。看他们干活，多么轻松！他们在新梁周围加上石楔子，抹上水泥，又在天花板和横梁的罅隙中填满水泥。普里莫换梁的时候，另外两个工人在撬地板。埃迪正在屋外干活，听见有人大声咒骂：“该死的猪！”他忙往屋里瞅了一眼，看见埃米里奥在第二层大石头下竟然又撬到了第三层石头。前两层石头地板都是平滑的石块，很沉很重，十分难撬，而这层则是粗糙的公文包大小的石块，有些深嵌地下，而且边缘参差不齐，要想撬起就难上加难了。我在厨房都听得见石头从木板上滚到门外的咣当声。我真害怕这样挖下去，会挖到水。埃米里奥把小石头和泥土装在推车里，送到车道上，慢慢的车道上隆起一座渐渐增高的碎石山。我们把大石头留了下来。在其中一块上，刻有几个长形的象形图案。是伊特鲁里亚人留下的吗？我查了一下伊特鲁里亚人的字符表，但都与石头上的符号风马牛不相及。也许它们只是某个农民的种植草图，或史前人类的涂鸦。埃迪找来软皮水管，将石头上的泥土冲洗干净后，我们在石头的侧面找到了答案：原来上面刻的是基督教用语ISH（“人类的救主耶稣”的拉丁文缩写），缩写字母上方是个十字架，侧面是一个更为粗糙的十字架。是墓碑，还是早期的祭坛？因为这块石头的顶端十分平整，我叫工人们把它拖到一边，留待日后做室外小石桌用。埃米里奥看不上它，嘟囔道：“太旧了。”不过，他也相信这样的石头肯定会派上用场。他们撬了一下午石头。我能听到他们不停地嘟囔：“伊特鲁里亚人，伊特鲁里亚人。”在第三层石头下面，他们撬到了山石。活干到这份上，他们打开了一瓶葡萄酒，不时地喝上一大口打气。

“加油，各位西绪弗斯！”我笑着打趣他们。

“说得对。”埃米里奥应道。他们在第三层石头地板中发现了几块楣石和一道石门槛，都是本地最大的建筑用石。很显然，这栋房子的石料取自一所旧房子。他们把楣石和门槛沿墙边摆好。这些上好的石材，令他们一个劲儿地啧啧称赞。

我们的一块梯田里堆着一堆地砖。这些砖是建新浴室和铺二楼露台时剩下的。我们希望能从其中挑出够铺新房间的瓷砖。我和埃迪拣出好砖，擦去灰浆，放进桶里过水后，拿铁刷子刷干净。我们一共挑出了一百八十块瓷砖，其中一些磨损较严重，但也许当边脚料还凑合。普里莫一干人还在搬石头。雇农厨房的地面现在已经下降了约两英尺。白色卡车又开进了我家车道，这回运的是宽十英寸长二十五英寸的长方形瓷砖，砖中留有让空气流通的管道。他们先在地板上（基本上是山石了）铺上十行规则的砖，作为排水通道，又在砖上抹上水泥、铺上方形瓷砖。他们和水泥的方法和揉面团差不多：先把沙子倒在地上，铲成一个大沙堆，然后在沙堆的中间挖个洞，倒入水和水泥后，拿铁锹使劲搅拌。他们还在瓷砖上铺了一层类似油毡纸的布料，又在上面放了一个加固用的粗铁丝格子。最后，还得在格子上面倒一层水泥。这些工作耗费了他们整整一天的时间。

他们没有用水泥搅拌机，这使我们俩的耳根清静了不少。我和埃迪笑着说起那年夏天阿费罗给我家砌梯田石墙的笑话。一天，阿费罗用搅拌机和了些水泥，就跑去忙别的活儿了。等他下午回来，搅拌机里的水泥已经凝固，气得他挥起拳头拼命砸搅拌机。我们俩经常回忆以前装修工人留下的笑料，但这个是最有趣的。

在新门的正上方，二楼和三楼的地板都出现了裂缝，裂缝大小跟旧金山地震过后我家餐厅的地板一样。这屋子会突然坍塌吗？白天看着工程的进度我激动万分，可到了晚上就噩梦连连，老是梦到自己要考试了却没有书本，也不知道要考哪门科目；或者夜深人静时，孤身一人在国外没赶上火车。埃迪也做噩梦，他梦见整整一巴士的学生带着作业到巴玛苏罗，而他必须在第二天把作业批改完毕。有一天早上六点，我在睡意朦胧中烤焦了两次面包。

墙几乎打通了。他们在门上插入了第三根钢筋，又在门的一侧砌了一条支撑砖柱，接着帮我们砌好了一堵厚砖墙，将房子和山体一分为二。普里莫检查了一番我们俩挑出的瓷砖。当他从中拿起一块时，一只大蝎子跑了出来，普里莫举起锤子，只一下蝎子就一命呜呼了。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普里莫看见了，开心地哈哈大笑。

坐在书房看书时，我瞥到一只小蝎子在淡黄色的墙上爬来爬去。要是往常，我会拿只玻璃杯罩住它，把它送到户外放生；但今天我任由这只小东西待在墙上。坐在书房里，我还听得到三个工人凿石头的叮咚声，那声音好奇怪，像支古老的东方乐曲。天气非常炎热，热得我想像躲避暴风雨一样躲避太阳。我在看一本关于墨索里尼的书。书上说他曾向意大利妇女征收结婚戒指，充当意军对埃塞俄比亚作战的军饷，但这些戒指根本没拿去熔化。几年后，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捕时，身上还带着一大袋金戒指。书上有幅墨索里尼的照片，他瞪着眼睛，秃顶的脑门有些变形，翘着下巴，像个精神病患者，或《鬼马小精灵》中的魔鬼。“咣当咣当”，楼下的敲石头声，听在耳中就像印尼木琴的声音。在书中的最后一幅照片上，墨索里尼被头下脚上地倒挂着。图片的文字说明写着，一个妇女朝他脸上踢了一脚。昏昏欲睡中，我好像梦到三个工人正在楼下和“领袖”跳印尼舞蹈。

门两侧的石头越积越多，着实吓人。我们必须立刻清理。斯坦尼斯洛，过去替我们砌墙的一个波兰工人，天刚蒙蒙亮就赶来我家帮忙了。清晨六点，弗朗西斯科的儿子乔吉奥，开着新拖拉机过来，他准备帮我们犁橄榄田。不久，步行的弗朗西斯科也赶到了，他像往常一样，将修剪工具，一把镰刀和一把弯刀，插在屁股后面的裤兜里。他主要给儿子乔吉奥打下手。当乔吉奥开拖拉机犁田的时候，他帮忙挪开挡路的石头和树枝，顺便平整一下土地，但我们的干草叉坏了。“瞧瞧！”他拿起干草叉向上一挑，只见叉头迅速翻了个个儿，耷拉下去了。他把金属头从木柄上敲下来，把木柄翻转过来，重新安上叉头，又向上举起干草叉，这回叉头不再翻转了。我们用这把叉子至少不下一百次了，从来没发现它是坏的。当然，弗朗西斯科是对的。

“老意大利人什么都在行。”斯坦尼斯洛说。

我们一车又一车地把石头运到一块橄榄田里，我搬中小块的石头，埃迪和斯坦尼斯洛搬大石头。我忽然想起了健康忠告：跳有氧健身操，开开心心地吃饱饭。每天有喝八杯水吗？八杯水算什么，我现在都快渴死了。在美国我经常穿着紧身舞蹈衣，跟着电视上有氧健身操教练的口令：弯腰站起，一下二下，弯腰站起……但干活不是跳舞，要辛苦得多。我清理山坡时，得一次次弯腰直立，那时我觉得这活儿很轻松。可是今天的活儿不一样，可我把累坏了。累归累，心情却特别好。我们忙碌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搬走了四分之一的石头。圣母呀！我不敢去想还要多少小时，才能把剩下的石头运完。汗水夹着泥土顺着我的手臂往下淌。男人们光着膀子，浑身汗臭。我的头发也湿溻溻的，沾满了灰尘。埃迪一只腿被划破了，流着血。我听见弗朗西斯科在田里和橄榄树说话。乔吉奥开着拖拉机，犁一块狭窄的梯田斜坡，要不是他技术过硬，说不定会连人带车翻下坡去。我一心只想好好泡个澡。斯坦尼斯洛吹起了口哨，《雾蒙蒙》随风在空中流淌。有一块大石，形状很像罗马的马头，十分沉重，埃迪和斯坦尼斯洛两人合力都搬不动。我拿起凿子，在马头上刻上眼睛和鬃毛。烈日很快照遍了山谷。普里莫突然发现我们在干重活，大声喊手下过来看。他说，他接过不少工程，但外国雇主一般只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他双手叉腰，面带笑意，看到一个女人肯干这样的粗活，竖起了大拇指。临近傍晚，我听见斯坦尼斯洛骂了句“该死的石头”，立刻又吹起了口哨，继续他百唱不厌的歌曲：“爱情啊，樱桃一样的粉红，苹果花一样的洁白……”田里的父子干完活下山来，我们大家一起坐在石墙上喝啤酒。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心情多么畅快！

那辆白色卡车又回来了，运来了一车的石灰和沙子（我们的石灰快用完了），又运走了一车的大小石头。三个工人大声闲聊着，一会儿是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一会儿是牛油鼠尾草方饺，一会儿是到阿雷佐的时间。“三十分钟。”“神经病，二十分钟就足够了！”

电工克劳迪奥来帮我们布新房的电线。他儿子罗伯特跟他一起来了。这个十四岁的男孩，眉毛又粗又浓，一双杏仁大眼十分灵活，你走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克劳迪奥说孩子对语言很感兴趣，但是人总得有一技之长，所以暑假带他出来历练历练。男孩懒洋洋地靠着墙壁，准备给爸爸递工具。等他爸爸一转身回卡车取东西，他立刻抓起地上的一张英文报纸，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埋电线的线路要先凿好，才能在墙上抹水泥。管道工还得把现在的暖气管拆走，因为我们决定改变一下中央供暖设备的位置。是啊，事情还真多呀！要不是凭空多了那么多层石头要挖，普里莫他们本可以收尾了。那三个波兰人给我们干完活后，又在意大利种了一阵烟草，现在有两个回国了，只剩下斯坦尼斯洛。还有谁能帮我们搬走这些大石头呢？泥瓦匠干完一天的活儿后，领我看他们的新发现：一个用草和树枝编成的精巧的窝。“Nico di topo.”（老鼠窝。）他们说。在意大利，连老鼠窝都比其他地方的舒适。

现在，普里莫他们在打墙壁底漆。有了底漆，石灰才粘得住。普里莫从自家车库里找来一些旧瓷砖，给我们铺地板。他的地砖加上我们选出的，应该够用了。因为铺地板是最后一项工程，我们的工作显然已经接近了尾声。我巴不得现在就能动手布置房屋。现在的房子灰不溜丢的，真不知道家具放进去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么久了，我们第一次听到机器的声音。原来是电工的儿子，拿着电钻笨拙地在墙上钻电线管道。他爸爸干活时不小心被电到，现在回家休息去了。我们家的电线肯定是他平生碰到最难缠的东西了。

管道工装好了新的供暖系统，还叫了两个助手过来，将上周拆下的暖气管运走。他的助手年纪也很小。我想起来了，如果学生无意继续攻读，年满十五岁就可以离开学校出来工作了。两个助手都很胖，不爱说话，但总是笑嘻嘻的。希望他们知道自己的选择。所有的人嘴里都说着话，而且多数人是在扯着嗓门大喊。

看来，大功即将告成。每天收工后，我和埃迪都会把院子里的椅子搬到新房间里，坐在上面，浮想联翩：我们端着咖啡，坐在房间里蓝色亚麻双人椅上，椅子上方悬着一面古色古香的镜子，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

因为得等底漆风干才能刷灰泥，所以只剩埃米里奥一个人在干活。他正刮下后楼梯间里的灰泥，把冒着烟的旧灰泥装在推车里，倒在外面的石头山上。

同样，没有抹好灰泥，电工就没法干活。现在我知道了墙板的作用。抹灰泥是件很辛苦的活儿，但是看别人抹灰泥却很有趣。也许打埃及人在金字塔上抹厚灰泥以来，抹灰泥的方法就没改变过。那两个男孩把水管截得不够短没法用，我们只得打电话叫他们回来重做。为了透透气，我们开车到帕斯尼亚诺，坐在湖边吃茄子比萨。我想起开工前预计的完工时间不过五天！格外盼望能够尽快享受无所事事的好日子，因为再过七周，我们就得返回美国。我听到了今夏的第一声蝉鸣，焦躁而急促的蝉声让我惊觉，盛夏已经到了！“听着怎么像鸭子急速划水的声音呢。”埃迪说。

周六，烈日炎炎。斯坦尼斯洛带来了一个帮手，刚从波兰到意大利的齐诺。他们俩一到就脱下衬衣忙活起来。他们早已习惯了夏日的这种炎热，不久前才铺了一星期的甲烷输送管道。在短短三小时里，将近一吨重的石头就被搬走了。我们选了一些平整的石头用来铺路，又挑了一些大方石铺在四个门前做台基，防止泥土带进屋里。吃完午饭，他们继续干活：挖土、打沙基、挑石头，往石缝里填土。他们选出的石头，块块都有枕头那么大。

锄草的时候，我被荨麻刺到了。这种植物很厉害，长着绒毛的叶子一碰到你，立刻释放出一种灼人的酸性物质，异常疼痛。说来奇怪，荨麻的嫩叶却是做焗饭的美味材料。我赶紧跑回屋里，在胳膊上涂抹消毒剂，可胳膊仍火辣辣地疼，就像好些带电的虫子在爬来爬去。吃完午饭，我洗了个澡，换上粉色的亚麻裙子，坐在露台上等下午商店开门。太多了，我已干了太多活，现在只想消磨消磨时间。我找了个通风口，悠闲地翻了翻菜谱，又开始观察一只蜥蜴。我在看蜥蜴，而蜥蜴好像正在看一群蚂蚁。这小家伙好生漂亮，穿着黑绿两色的背甲，闪闪发光，四只脚精巧而灵活，鼓着脖子，脑袋好奇地一伸一缩。我希望它能爬到我的书上，让我细细瞧个够，但是只要我稍微一动，它就机警地跑到一边，不过过一会儿又会跑回来继续看它的蚂蚁。至于蚂蚁在看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到镇上买了一条白色棉裙、一套蓝色亚麻衣裤、一瓶昂贵的润肤液、一瓶粉色指甲油和一瓶上好的葡萄酒。我回来时埃迪正在洗澡。波兰人也把软管挂在树上，打开水龙头冲凉，然后穿上衣服。四个门前已铺好了方方正正的石头。

弗朗哥正在抹最后一层水泥。穿着蓝短裤的管道公司老板卡诺尼也亲临我家施工现场。他是来监督那几个男孩工作的。我家第一次安装供暖系统就是由他的公司负责。我认识他以来，他一向穿戴齐整，今天是不是忘了穿长裤就出来了。他上身一件熨得服服帖帖的衬衫，下面一条短裤，双腿白净、没长汗毛，脸蛋却黑黝黝的，灰白的头发上还绑着一条头巾，非常吸引我的眼球。而脚上的黑丝袜和便鞋，越发让我觉得他今天没穿长裤不够得体。自从暖气管道被他的工人拆除之后，另一间屋子的暖气管就开始漏水了。

弗朗西斯科和贝皮开着阿普带来了割草机，准备对杂草和野玫瑰进行一次大扫荡。贝皮口齿清晰，说的话我们能听懂，而弗朗西斯科因为不爱戴假牙，说话含含糊糊，实在令人费解。可是他又爱说话，看到自己每说一句，贝皮都要对我们重复一遍，他简直要发疯了。而贝皮是发现我们没听懂，才给我们当翻译的。这本来合情合理，但弗朗西斯科却不领情，酸溜溜地称贝皮为“师傅”来。他们俩见什么吵什么，像埃迪的砍刀是拿去磨还是翻个面用、葡萄园的架子用铁柱子还是用木柱子这样的小事儿，都要争个输赢。在贝皮身后，弗朗西斯科冲着我们直摇头，眼睛朝上一翻，意思是问我们：这个老傻瓜的话你们信吗？他哪里想得到，等他背过身，贝皮也在挤对他。

一车铺地板的沙子已经运来了，但是普里莫说，他家的旧地砖跟我家的规格不一样，必须再找五十块砖来才够用。

太慢了！太慢了！看来在意大利装修房子，就只能这个进度。

墙壁上还要再抹灰泥。灰泥浆好像灰色的果冻。弗朗哥说，他的房子很小很旧，但他并不想要大房子，因为房子大了，问题也就多了。楼上的卧室也因打掉了起居室的石墙而出现了裂缝。弗朗哥正在修补它们。我们请他凿开一点上次贝尼托新开的那扇门上方的水泥，看看里面用的是什么支撑物。他发现用的是原来的长石头，并不是贝尼托所说的钢筋。但他也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对于普通房门，石柱和钢筋一样牢固。

我觉得墙已经干了，可他们却说不够干，还得再晾一天。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去清洁墙壁、给横梁涂色，给砖砌的天花板上漆。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早叫人把四把椅子重新铺了面，其中两把用的是我姐姐送的蓝白格子亚麻布，另外两把用我在安吉亚里买的蓝黄条纹棉布。我们又订了一张蓝色双人椅和两把休闲椅。CD机还堆在书和盒子之间，椅子和书架都塞在其他屋里。这活儿该不会没完没了地干下去吧？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若想预知未来或遇到疑难问题，就会打开维吉尔的书，随便翻一页，用手任指一行，进行占卜。同样，在美国南部，我们以前会用《圣经》做占卜书。人们总能通过各种办法获得启示：伊特鲁里亚人用动物肝脏解读预兆，而希腊人依靠鸟类的飞行轨迹和动物的粪便未卜先知。我翻开维吉尔的书，顺手指到的文字是：时光将带走一切，包括我的智慧。这话听着可不怎么好。

夏天的托斯卡纳经常旱情严重，土地干裂，但今年却一片绿色。站在露台凭栏远眺，山坡上的梯田里，果林仿佛绿色的波涛此起彼伏。露台上到处都是太阳，没必要挑选位置。我干脆就坐在炙热的太阳下，看起一本圣徒传记来。朱丽亚娜·法尔科涅里的经历实在神奇。书上说她在临死前，请人把圣饼放在胸膛上，圣饼立刻消失了，融进了她的心里。院子里一只山鸡正在啄食莴苣。我接着看歌伦巴的故事。歌伦巴每天只以圣饼为食，吃下肚后又吐到一只篮子里，藏在床铺下面。维洛妮卡的事迹就更令我动容。她每天什么都不吃，只吃五粒橙籽，以纪念耶稣身上的五道伤口。此时，埃迪送了一大块三明治和一杯桃汁冰茶给我。我对这些女圣徒的故事越来越着迷，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一种敢于拒绝世间一切的精神。或许她们的行为恰恰是对意大利人耽于酒肉生活的反叛吧。人突然迷上一样东西，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为什么有人会一口气买下四本写飓风的书？或者一次把所有的莫扎特歌剧买回家？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只是要事后，甚至好长一段日子以后，真相才会浮出水面。那么我为什么会对这些古怪的女子着迷呢？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知晓原因？

普里莫带了一些存放更久的地砖回来，交给费比奥清洗。实际上，费比奥牙疼得厉害，他张开嘴让我们看他左下方的蛀牙。我用力咬住嘴唇，以免露出惊恐之色。可怜的费比奥，下周得一次拔掉四颗牙。

普里莫铺地砖的工具，只有一根绳子和一把长长的水平仪。他干起活来又熟练又麻利，凭着本能就知道哪里该敲实，哪里该铺哪块地砖。石头清空之后，两间房子的地板几乎在一个平面上。他把门口铺得稍微高些，但很难察觉。接着，他和手下一起夯实地板。费比奥在用电锯割砖头，顿时红红的烟尘飞向四周，他从手指到手肘全是砖头的颜色。这么看，铺地砖也挺有趣的。没过多久砖就铺好了，这间新房连同隔壁屋子构成了一个“L”形。

尽管灯具、篮子和过道上的书籍还罩着塑料布，堆在走廊里，本该放在起居室的家具还塞得到处都是，客人却已经登门了。西蒙妮，埃迪的一位同事，为庆祝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准备到希腊旅行；芭芭拉，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刚在驻波兰的美国和平工作组服务了两年，准备前往非洲。意大利似乎是个十字路口。中世纪时，朝圣者去圣地朝拜都要经过特拉斯蒙诺湖。后来的各类朝圣者也都选择取道意大利前往圣地。时至今日，我们家还是旅行者临时歇脚的好地方。中午还有两位客人会过来用餐，一位是曼德琳，我的一个意大利朋友，另一位是她的美国丈夫约翰，来自旧金山。

我和埃迪一边忙着招待客人，一边想着下一步的计划。新房间今天终于要完工了！这顿午餐来得正是时候，真该好好庆祝一番。我们从镇上的一位面点师傅那里订了一份法式鸡蛋薄饼，他的薄饼可香了。虽然只有六个人，我还是各叫一打野蘑菇、香蒜酱和豌豆拌腌火腿（我和埃迪的最爱）。我们还准备了用番茄、莫泽雷勒干酪、罗勒和橄榄油拌的沙拉，以及一个用橄榄、干酪、面包片和意式香肠制成的拼盘。午餐的葡萄酒是从特列罗斯买的，是一种名为萨特里奥的夏敦埃葡萄酒。这可能是我在意大利喝到的最好的白葡萄酒了。许多夏敦埃酒，尤其是加州产的，都带着一股浓浓的橡木味儿，而且太甜，但我们买的这种酒却有股凉凉的桃香，橡木味儿也不浓。

树荫下的长桌上铺着黄格子亚麻桌布，上面摆着一篮金灿灿的金雀花。我们本想请工人们一起喝葡萄酒，但他们婉拒了，说要抓紧时间把活儿赶完。地砖的缝隙已经用水泥填好了，此刻做的是最后的清理工作：先把地上杂物扫尽，再撒上一层锯末，重新清扫。另外，工人们还给我们挖掘出来的石水槽做了两根支柱。此前，它已经在旧厨房里躺了两年了。普里莫叫埃迪帮忙搬这个沉甸甸的石头，他们俩连推带拽，想把它弄到我们吃饭的这片树荫下。约翰见状连忙起身帮忙，最终五个男人通力合作，石水槽才安装完毕。普里莫说，这个水槽重达两百多磅。之后，工人们开始收拾工具，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全都结束了。普里莫说还有一些小地方要修补，于是提着一桶水泥，补新房墙壁的细小裂纹，接着又爬到二楼，加固一些松动的地砖。

终了之时，所有的一切都浓缩成了一幅诗情画意的画面，化为那囊括全部经历的最后一笔，不是吗？

今天不仅是新房装修完毕的日子，也是耗时三年的房屋修缮工作宣告结束的日子。现在好了，一切如我所愿，我果然可以在光影斑驳的树荫下宴请朋友了。我走进厨房，往铺着葡萄叶的盘子里摆放本地干酪。我穿着一袭白色亚麻裙，裙子的袖子像一对小小的翅膀，面庞也因家有喜事而容光焕发。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发现普里莫正在上面修地板。天花板上的两块砖已被他掀开，露出一个小洞。我刚低下头准备干酪，普里莫不小心踢翻了水泥桶，哗啦一下，水泥全都浇到了我的身上！霎时，我的头发、裙子、胳膊以及干酪、地板全是水泥！我抬头，普里莫正一脸吃惊地看着我，那神情如同壁画里的小天使。

幸亏我的幽默感还在。我走到屋外的餐桌旁，一身水泥还在不断滴答。每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随即开怀大笑起来。普里莫赶紧追了出来，用指节直敲自己的额头。

在我洗澡的时候，客人们已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下来的时候，看见普里莫和大伙儿一起，坐在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墙头。埃迪问起费比奥拔牙的事儿。他只缺了两天工，过一个月就能镶上新牙。普里莫终于有空与我们干一杯了。客人们纷纷举杯，感谢这趣味盎然的一天，也祝贺我们新起居室大功告成。我和埃迪已经筋疲力尽，但还是兴高采烈地举杯同饮。普里莫很高兴，给我们讲起了他的牙疼史，还给我们看了他牙床上的一个大洞。他说，五年前他牙疼得不行，于是自己拿来老虎钳把它拔掉了，边拔边吼“via，via”（出来，出来）。

我舍不得让普里莫走，他真的很可爱，也是一个细致负责的好泥瓦匠。他的活儿做得无可挑剔，安排合情合理。可是我又打心眼儿里希望他走。他明明说过这个工程五天就能完工，可今天已经是第二十一天了。话又说回来，谁能料到要翻三层地板，天花板的横梁会腐烂一根呢？也许明天夏天他还会过来，替我们重铺那间蝴蝶瓷砖浴室或修补卧室墙壁的裂缝。看着他把推车抬上阿普，我耳边仿佛还在回响他以前说过的那句话：小事儿，先生、太太，五天就能完工……

夏日的圣物

这里每间教堂的洗礼盆都是干的。我用手指摸了摸一个脏兮兮的大理石扇贝形洗礼盆，里面半滴水都没有。我还想弄点儿水洒到热乎乎的额头上降降温呢。托斯卡纳的七月，热气可以长驱直入人的躯体，却怎么也渗透不进这些石头教堂。它们吸收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湿气，正好趁夏天将阴沉沉的冷气慢慢释放出来。走在教堂里，我感觉自己就像走进了伸手可触的寂静中，仿佛有个盖子或一只潮湿的巨掌，盖住了我们。一步入蒙特普尔恰诺那恢弘的圣比亚焦教堂，一种空灵的宁静便迎面将你包裹。站在圆顶上说话或拍手，能听到从圆顶上方传来的奇怪回声，它不像冲着湖边大喊所传回，而是尖尖细细，一遍遍回荡，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不禁令人心生怀疑，是不是有个爱开玩笑的天使，藏身在壁画里。而事实上有可能在壁画上停栖的只有鸽子。

自到科尔托纳度暑假起，这里就像家，温暖舒适，令我既惊且喜。不仅如此，它还唤醒了朦胧的儿时记忆。大马路口，总有布满灰尘的卡车在卖西瓜。科尔托纳人和佐治亚人一样，用手拍拍西瓜就能知道是否已熟。那个卖瓜的小伙子，用生锈了的天平和砝码称重。他的双臂就像大力水手一样结实有力，微风将他身上的干草味、洋葱味和泥土味吹到我的鼻前。夏日的暴风雨天气，天上锯齿形的闪电直插地面，冰雹噼噼啪啪地砸在院子里，一股久违的臭氧气味，将我带回在佐治亚的日子。那时的我，在落完冰雹之后，总喜欢捡一大碗乒乓球大小的冰雹，放进冰箱冷藏。

科尔托纳的周日是扫墓的日子。虽然美国南方小镇的墓园不像这里的座座坟茔四周繁花似锦，但我们每次扫墓，也都会带上一束唐菖蒲或百日菊。我坐在车后座，将冰凉的花瓶夹在两膝之间，母亲则坐在前座，一个劲儿地抱怨：姑姑从不回家扫墓，埋在里面的是她的亲生妈妈，怎么老是做媳妇的在忙乎？墓园里，一群人围在一个刻有“安瑟姆·阿尔诺多（1904-1982）”的墓碑前。或许这家人说的话跟我们家人说的一样：感谢上帝把这个老东西带走，省得把我们逼疯。

在闷热的夜晚，空气的温度几乎跟人体的温度一样。一群群萤火虫飞了出来，仿佛天上的点点繁星。这样的夜晚，蚊子肆虐，它们嗡嗡地在人的头顶盘旋，连头发里都敢钻。夏天的白日十分漫长，可以尽情呼吸太阳的气息。我在这栋新买的异国房屋里一间间巡视，好像祖先的灵魂都留在里面似的，好像这里才是我该返回的家园。

我选择巴玛苏罗，不只因为它与一个著名小镇为邻，更因为它与大自然为邻。我的一个学生从洛杉矶来这里做客，我带他到山边看湖景、栗树林、亚平宁山脉、橄榄林和山谷，眼前的景色令他出乎意料。如我所料，他愣在那儿一言不发，过了良久才说：“这里，嗯，跟大自然一样呢。”说的没错，大自然。这里有从湖面飘来的团团浮云，也有来自天宇的阵阵响雷。雷声近时好像我脊柱噼啪断裂的声响，远时就像天边大海的咆哮。我在笔记本里这样写道：“洗碗机被雷击中了，发出嘶嘶的声响。我们跟躲在山洞火边的原始人一样，看着外面大雨倾盆，恐惧袭卷全身。我如同一只被母猫叼着脖子的小猫，被轰隆隆的巨雷震得惶恐不安。一道闪电将我带回了遥远的家乡：我躺在离此地四千英里的地方，任凭雨水肆无忌惮地打在身上。”

雨水狠狠鞭打着串串葡萄。这就是大自然吧：什么水果成熟了？大水会冲毁车道吗？什么时候可以挖马铃薯？灌溉梯田的水井还剩多少水？在这里，我接通了儿时生活。有一回，我到屋外拾柴火，一只黑蝎子不知何时爬上了我的手臂，霎时我想起了母亲的一桩轶事。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母亲光着脚丫走在蒙特湖边，突然踩着一只毛绒绒的黑蜘蛛，母亲尖叫着抬起脚，蜘蛛像烂香蕉一样紧紧粘在她的脚趾间。

莫非这就是自由生活给予我的馈赠？那晚我梦见母亲用一碗雨水，清洗我的乱发。

多么甜蜜的日子，无与伦比的时光！天刚拂晓我便披衣起床，只因仲夏的太阳一升至山谷，就将第一缕阳光照在脸上。天色转为夹杂着玫瑰红的珊瑚色时，山谷里雾霭冉冉，金丝雀已放声歌唱，这时的我早已睡意全消。小时候在佐治亚，我和父亲常常在日出时分去沙滩上散步。但在旧金山，叫醒我的只有七点的闹铃、楼下催小孩上学的喇叭声，或者废物回收车中玻璃瓶的撞击声。我喜欢旧金山，但却一直没找到家的感觉。

意大利这片土地，吸引我的是它的山城、食物、语言和艺术，令我迷恋的则是尽情享受生活的态度、不同时代交叠的时空感。在这里，时间的长河是静止的，就像那面我每天清晨都会举着咖啡向它致敬的伊特鲁里亚石墙。我喜欢每年来意大利待上几个月，因为我对蕴含在这个国度里的一层层文化有着永无穷尽的好奇。但我压根儿没想到，意大利的教堂是我了解它的渠道之一。

我买了一尊手捧小杯子的圣母瓷像。这个举动令我自己莫名其妙。当过一阵子卫理会教徒、又当过一阵子圣公会教徒的我，本不应该信什么圣水，但我还是在家附近的山泉里舀了点水，倒进圣母的小杯子里。对我而言，山泉的水接近圣水。这汪泉水应是这栋房子最早的水源，或许它存在的时间比房子还要古老——或许是中世纪，或许是罗马时期，或许是更早的伊特鲁里亚时期。虽然天主教的某些内容会令我心生涟漪，但我不会成为天主教徒，甚至信仰者。我天生就是异教徒，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是美国南方的贫民思想。一想到主教的无上权威地位，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们的牧师称敬拜马丽亚和圣徒的行为是“偶像崇拜”。我的同学常常嘲笑安迪·埃文斯，学校唯一一个天主教徒，说他是个“吃鱼者”[1]。上大学的时候，有那么一小阵子，我挺喜欢弥撒的浪漫气氛，尤其是新奥尔良圣路易斯教堂凌晨三点的渔夫弥撒。但是听了我一个新奥尔良天主教徒朋友的话，我对天主教的兴趣登时散失殆尽。她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接吻超过十秒钟是有罪的。我不解了，十秒钟的干巴巴的吻不算有罪，而二十秒的热吻却会惹祸上身。虽然直至今日，我对宗教仪式仍然很感兴趣，即使是空洞的形式，但这里的宗教吸引我的是一些教徒更为极端的行为。

我很喜欢到科尔托纳的一间小教堂做弥撒，那种声音为此地的居民营造了一处近八百年的安宁之所。一次，正在做弥撒的时候，一只黑色猎犬闯进教堂，神父立刻终止布道，喊：“基于对上帝的爱，麻烦谁把小狗带出去。”如果不是周末，我就独自一人坐在里面，欣赏教堂里乡村巴洛克式的装修风格，心里暗暗道：这里可是教堂哟。我也喜欢看街上的圣物游行，身穿金袍的神父走在手捧香烛的队列旁边，身穿白袍的小孩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一路撒着金雀、玫瑰和雏菊的花瓣。正午热浪滚滚，我被晒得差点儿产生幻觉。抬在架子上的金盒子里，究竟是什么圣物？是耶稣摇篮的木头碎片吗？耶稣不是诞生在马厩里吗？但真的是耶稣摇篮的木片。难道是我听错了？应该是十字架的碎片吧。圣物一年会拿出来对众游行一次。观看游行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问题：很久以前，在佐治亚那座白色教堂内，人们吟诵的那句赞美诗“为我开裂”，是什么意思？

过去，美国南方的树上常挂着“你们当悔改”的牌子。我曾看见一棵瘦巴巴的松树上被挖了一个凹槽流松脂，凹槽的正上方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耶稣近了”。我在托斯卡纳打开汽车收音机时，常可以听到一个恳切的声音，哀求圣母为罪孽深重的我们求情。在托斯卡纳附近，一家教堂里珍藏了一件圣物——一瓶圣奶。要是被我那位洛杉矶的学生看见了，准会说：那个……嗯，像圣母的奶。

中午我坐在田间，一边让双腿晒太阳，一边看早期殉道者和中世纪圣徒的故事。圣劳伦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他因宗教信仰被抓，在烤架上施以酷刑。据说，烤了一会儿，他对行刑者说：“把我翻个面吧，这一面已经烤熟了。”因此，他成了意大利厨师最崇拜的圣徒。许多年轻童女因为信奉基督，遭强暴、凌辱、拷打或禁闭。但有时上帝也会伸出援手，救她们脱离苦海。厄休拉就是其中一个幸运者。她不愿嫁给凶狠野蛮的卡南，和其他一万名童女（全都是为了逃离男人的魔掌吗？）乘船逃走，上帝显能让厄休拉们升入天上，飞过不友善的天空，降落到罗马。在罗马她们用带石灰味的水沐浴后，成了一群虔诚的修女。中世纪奇迹之多，实在令人惊愕。好些德高望重的女子，自称耶稣的包皮显现在她们的口中。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圣物。（它是像一根嚼过的橡皮圈，还是像一块干掉的口香糖？）看到包皮显现之说，我足足沉思了十分钟之久。我想试着揣摩她们的心思，为什么她们会这么说，听者又作何反应。我盯着飞在菩提树间的蜜蜂，想象着当时的情景，而且这样的情景不只发生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在美国从未听说过这类离奇故事。虽然曾经有人寄了一箱书给我，是一套圣徒传记。我打电话到书店，询问是谁送的，但书店方告诉我，送书的人希望身份保密。我拿起书，继续往下看。有些圣徒仅以圣饼为生。要是哪个小镇挖到了圣徒的遗骸，这个小镇立刻芳香四溢。圣方济各对小鸟布道完后，小鸟排成十字架形，向四方飞走。圣徒会吮吸穷人的脓疮、吃穷人身上的虱子，显示自己的卑微；而信徒愿意喝圣徒的洗澡水，表达自己的敬畏。在一个圣徒死后，切开他的心脏，可能会找到一颗宝石，上面刻着圣婴、圣母和圣约瑟的形象。啊，我明白了，原来奇迹是圣徒们寄托敬畏的所在。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我来自渴望奇迹的美国南方，那里每天都有匪夷所思的奇事发生。圣母的椎骨和圣马可的脚指甲，几乎成了人们记忆深处的一部分。我本人最喜欢的是耶稣养父圣约瑟的气息。在我脑海中，他的气息装在一只不透明的绿玻璃瓶中，只要拔开瓶塞，就会飞出来。小时候，那个替我家做针线活的女子，在缝纫机旁的窗台上放了一罐胆石。她替我缝裙子褶边，一边用含着别针的嘴巴说：“主啊，我不想再遭那种罪了。请现在显灵吧，那个东西放在汽油里都化不掉啊！”原来，窗台上的胆石是她与病魔作斗争的武器，对她而言，是一种象征和预兆。

圣多萝蒂亚曾把自己禁闭在教堂里一间又阴又潮的密室长达两年。这两年里，她只靠面包和稀粥维持生命。看到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黛比小姐。我讨厌跟母亲到黛比小姐家。母亲是去找她治脚上的鸡眼。黛比小姐先用一把水果刀割掉鸡眼，然后在创口上涂抹一种浓稠的药水，其气味既像曲轴箱中的机油，又像阿华田饮料。天花板上那盏明晃晃的灯泡，既照亮了母亲搁在垫子上的脚，又照亮了屋里的一副棺材。黛比小姐每晚以棺材为床，大概是想事先习惯躺在棺材里的感觉吧。

读高中时，我和几个朋友曾跑到一家“摇喊教派”[2]的教堂外，趴在窗口偷窥他们做礼拜。教徒们说着奇怪的语言，脸上带着狂喜的表情，忽而高声尖叫，忽而在地上翻滚抽搐。我们真的很不虔敬，躲在一旁偷笑不已，觉得他们扭动的肢体非常暧昧，带着浓厚的性的意味。稍后，我们坐在汽车里，杰夫还抽着烟，看教堂里的人鱼贯而出，发现他们跟平常人完全一样。书上说，那不勒斯的一家教堂珍藏了一瓶圣热纳鲁的血。血虽然已经凝固，但每年会液化一次。还有一个十字架，以前会长出一根基督的长发，每年都得修剪一次。这件圣物似乎特别符合美国人的心思。

在美国，因为这类离奇之物找不到一个大众认可的地方放置，所以常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最近我开车经过南方，在佐治亚梅特镇一家烧烤小吃店前停了下来。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冰茶下肚后，我想要小解，浑身是汗、腆着一个大肚子的老板用脑袋指了指店的后面。我推开一扇没有任何标志的纱门，没想到里面竟然关着两只正在掉毛的鸵鸟。我大惑不解，一个住在南佐治亚边远小镇的家庭，养两只脏兮兮的鸵鸟干吗？是否带有某种宗教意义呢？将来我失眠睡不着的时候，又有问题可以思考了。

我生长的美国南方是个敬畏上帝、信仰深厚且认为末日将临的地方，因此趁父母到加油站加油时，我可以跑到旁边的蛇馆里面大开眼界；或者坐在车上看路边的宗教活动，在活动中凶恶的蛇最终总能被大快人心地“降服”；或者去沼泽旁边的小镇上一些简陋的神奇展览馆里参观。我知道，想对别人施咒，用一盒黑猫骨头就管用。而若想破解别人的咒语，就得戴上一副用十分硬币串成的手镯。我常看见背上爬满一群鳄鱼宝宝的短尾鳄妈妈。好家伙！我见过一条长达十四英尺的鳄鱼妈妈大张开嘴，我都可以站到里面了。那些睡着了的、像大木头一样的鳄鱼，如果醒了真想攻击你，别以为那张松垮垮的铁丝网，能救得了你——短尾鳄一小时能跑七十英里呢。我还见过一只得了白化病的鹿，身上长满了虱子，我伸手摸小鹿毛绒绒的鼻子时，虱子就跳到我的手上。还有一只长着绿宝石眼睛的黑豹和一条装在罐子里长三十英尺的绦虫。店老板告诉我，这条绦虫寄生在他十七岁的侄女肚子里，被一个医生用蒜头引了出来。一看见它露出一截身体，医生麻利地用一把剃须刀切掉它的头，继而将整条绦虫从她嘴里拔出来。

多么奇妙，多么神奇！但住在城里的我们，越来越难以接受超现实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已经被现实碾碎。在乡村，也许是离星空和树林近的缘故吧，我们才会相信。记得有一次，父母把车开到了佐治亚边界的一个加油站，离佛罗里达的卡斯珀城很近，他们就是午夜时分在那里结的婚。我下了车，想进一家珍奇馆看看，但母亲不大同意，说这些店的老板都是江湖卖艺人，里面没什么可看的东西，最多只能给我十分钟，否则他们加好油就先走了。虽然我有点儿害怕被丢在长满橡树、弯弯曲曲的路上，但我还是壮着胆子去了。所谓珍奇馆其实就是一辆银色的拖车，拖车四周浇上了水泥。有个女子一边看着里面一边用一个锡碗洗头，身边放着一台收音机，里面唱着“我好孤独，孤独得想要哭泣”。我当时就知道，现在仍相信，那个手臂上纹着一朵盛开的玫瑰、背上纹着一个磷光闪闪的火炬的店主，表演的是真的奇迹，而不是骗人的把戏。我跟着他走进一间竹屋，看见一条加尔各答眼镜蛇关在笼子里。店主拿起一把包在玻璃纸中的梳子吹了起来，笼子里的蛇立刻随之跳舞。一只疥疮满身的小狗垂着尾巴站在门口，好像被眼镜蛇催眠了。关在另一个笼子里的孔雀，似乎不愿输给眼镜蛇，也随即开了屏，那蓝色的羽毛比我和母亲的眼睛还要湛蓝，而我和母亲的眼睛是远近闻名的最纯正的天蓝色。那只孔雀的眼睛跟眼镜蛇的一模一样。店主的妻子从拖车里走出来，脖子上漫不经心地挂着条蟒蛇，她看了看另一条蛇，拿出一只大老鼠喂它，是整只老鼠。那老鼠像只缩进袖中的拳头，倏地一下没了踪影。我买了一瓶汽水和一块燕麦三明治，飞快地跑回正在太阳下突突震动的汽车。父亲踩下油门，车子疾驰而出，车后沙石飞溅。“你买了什么东西？”母亲转头问道。

“就一瓶喝的和这个。”我举了举手中的三明治。

“那中间都是猪油，根本不是糖块，是猪油和砂糖，吃了牙齿会烂掉。”

母亲的话被我当成了耳边风，但我把三明治掰开发现，里面长了虫子，赶紧把它扔出窗外。

“你在那间小破店里都看到了什么？”

“没什么。”我答道。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把南方人对住所的迷恋延续下来，住所对我而言就是自我的延伸。要是哪天我发现自己是用红土、黑水和白沙做成的，一点儿都不会吃惊。

可是，成年后的我住在旧金山，从没觉得那个地方属于我。在白色的城市里，明亮的灯光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洁净的海滨美得令人动容，马丁山脉像个睡着的巨人，卧在绿毯之上。但我只是个游客，虽然惊叹于这里的美，也很高兴成年后能在这儿经历一番，但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的房子不过是千万栋中的一栋，我的故事也只是千万个故事中的一个。我常站在餐厅窗口，凝望着泛美大楼剪刀状的尖顶和锯齿般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在这里，每个人开门之前，都要先透过两英寸宽的门缝，看看摁门铃的是谁。我从我的门缝里看你，你从你的门缝里看我。生活在这儿，凡事只能靠自己。

意大利的教堂我百去不厌。没错，不过是些穹顶和宗教画而已。但是每座教堂各有独特的蓝色尘土味和时间气息。天使报喜图、基督诞生图和耶稣受难像每间教堂都有。归根结底，画中探索的皆为人类生活最核心的两大要素：生与死。人类很脆弱。在旁边的祭坛上、高高的穹顶上，或在地下室的玻璃手稿柜中、半圆形的壁龛里，这些画作放置的位置不同，画中那梦幻般的宗教热情给人的感受也不同。我特别喜欢一幅画风古怪的油画，那幅画挂在圣吉米纳诺教堂靠近天花板的镶板上，都快掉下来了。是幅夏娃诞生图。画中的夏娃大方地从卧在地上的亚当的肋侧走出来，跟我读《圣经·创世记》时想象的完全不同。我觉得夏娃应该是上帝瞬间造出来的，就像他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那样轻松。在这幅画中，神迹之中还有人的激情存在。就像在潮湿的南佐治亚，我看见的那条闻乐起舞的灵蛇。亚当只是一块肉。这个想法像黑暗中的火炬，呈现于观者的眼前。下面，请听听这个声音吧，它又清晰又响亮。在奥维耶多的主教教堂，有一幅西纽雷利的作品，画的是审判日死而复生的人，他们的旁边就是自己的森森白骨。复活者的部分身体仍带着幽幽白骨之光，而结实的新生肉体上散发的却是一圈淡淡的白光。多么奇怪的转变：以前我们总是强调肉体的易朽，而这幅画强调的反而是重生的荣美。除了西纽雷利的这幅画，教堂里的其他壁画，一律恐怖吓人。比如，长着绿脑袋和蛇状阳具的地狱魔鬼，捆绑着挨千刀万剐的罪人，被一个长了翅膀的魔鬼裹挟走的淫荡金发女子（她犯的罪不言而喻），只是魔鬼的翅膀很短，不符合流体动力学原理。显然，我们都在某个人的脑海里，成了他午夜奇思异想的一部分，或正直，或堕落，或高尚。虽然这些画作都很壮观，但是多数流于简单，像漫画一样。那无言而粗糙的表达方法和美国南方依旧盛行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行为颇为类似。如果松树上不仅挂“你们当悔改”的牌子，我想原教旨主义者一定会挂：“末日近了。”

我逛了不少教堂，看了一遍又一遍圣徒受难图。比如被万箭穿心的圣塞巴斯蒂安、把被切下的乳房放在盘子上的阿加塔（她的乳房就像两个煮熟的鸡蛋）和虔诚跪地坦然受刑的圣阿格尼丝（行刑的年轻男子相当可爱）。在意大利，几乎每一座教堂都有自己的圣物盒，造型如微缩的陵墓，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盒中装的要么是耶稣荆冠上的一根荆棘，要么是圣劳伦佐的一根手指。这些圣物仿佛在对参观者说：“一定要坚持，像他们一样，坚持信仰。”在一间乡村教堂幽暗的壁龛里，供奉着一把骨灰，不知已几百年，但我发现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还有人用新鲜的康乃馨祭奠它。由此，我悟到了第二个道理：圣物是意大利人寄托记忆和希望的地方。意大利的教堂，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储藏室，也体现了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需要。对于圣方济各的粗布衣裳和圣母的眼泪这类圣物，我突然觉得亲切起来，它们跟野蛮血腥的教会史截然不同。在我眼里，它们就像我的那个宝盒，里面装着一缕黄色卷发，没有人知道它曾属于谁；或者像那盒藏在抽屉里的玫瑰花瓣；又或者像那粒我从半月湾捡回来的半透明白石子。勿忘我。每当我为瓷砖打蜡或拖地板的时候，都会想起主管家务的圣芝塔，就像想起老家的厨娘薇莉。乞丐、丧礼承办者、痢疾患者、公证人、洞穴学家，各色人等都有属于自己的典范，属于自己的守护神。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世界是上帝心灵的反映，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反倒认为，教堂是人类心灵寄托安慰的地图。说直接点儿，教堂是我们人类根据自己的渴望、自己的记忆、自己的追求以及自己内心的惊奇所创造出来的。

如果我喝了橙汁而过敏，使得咽喉发炎，我就会向圣比亚焦求助。在圣比亚焦教堂的圣物盒里，放了一把他的骨灰。圣物盒的锁孔上写着一句非常贴心的话：你并不孤独。它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使得我全然忘记了喉咙的疼痛。圣比亚焦，请为我祷告，助我完成力不能及之事。如果电视图像不清晰了，怎么调都无济于事，就得请圣基娅拉来帮忙。圣基娅拉是个千里眼，这下你知道为什么传播媒体奉她为守护神了。这个超凡的女子真的很实用啊。在电视上放一尊她的塑像，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不为？！在明年的七月三十日，圣母的结婚戒指将在佩鲁贾的主教教堂展出。据史书记载，这枚婚戒是从丘西一家教堂“偷来”的。尽管对婚戒一说，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但这出好戏我是一定不会错过的。

我爬到楼梯顶上，用指尖沾一点圣母瓶中的圣水，在额头上画了一个圈圈。我当初受洗的时候，卫理公会的牧师拿着一朵玫瑰，放入一个盛水的银碗中蘸了蘸，洒在我的头发上。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跪在泥泞的土坑里，听着圣歌受洗。可惜我家的泉水化不作圣水，无法给我或其他世人除去罪孽。我家的圣母瓷像，更像玛丽——我最喜欢的姨母就叫这个名字，而非圣玛丽亚。在我心里，玛丽是一个朋友，是为孩子发愁的母亲们的朋友，是看着母亲为之发愁的孩子们的朋友。在托斯卡纳，她的照片随处可见：医院、银行、矿厂和面包坊，所以我已慢慢习惯了她的存在。英国作家提姆·帕克斯曾说过，无处不在的圣母像时刻提醒着我们，当今的世界还跟以前一样。若是少了它，“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此时此地的遭遇是唯一要命的……我忍不住暗忖，圣母与月亮是否存在某种相同之处。”说得没错，就连我倒入圣母瓶中的普通泉水，都能给我安慰。我站在楼梯顶端，反复念叨这个可爱的词：“Acqua.”（水。）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顿的湖边一棵盛开粉红花朵的大树下，教我的小女儿念这个词。女儿一边喊着“acqua，acqua”，一边用手舀水往头上泼。acqua这个词听上去像水花溅落的声音，又充满了潮湿与发现的意味。女儿的声音至今萦绕在我耳旁。我一边回想一边摸了摸小指头。那天，我戴在小指头上的图章金戒指，我家的传家宝，丢到草地上怎么也找不到。生命之水，亲密的回忆。

亲密。就像夏娃触摸土地的感觉，再也没有力量能将她与土地分开。

在一些壁画里，科尔托纳这座山城，被圣母捧在手掌上，或罩在蓝裙下。凭着记忆，我至今仍能走遍故乡小镇的大街小巷。我依旧熟悉那放在山核桃树下的草叉，涵洞中的积水，还有小巷深处的那株梨树。托斯卡纳的村庄，很像一座大城堡，窄窄的街道就像城堡的走廊，广场则像一间挤满访客的大会客室。乡村教堂似乎都很私密，铺在祭坛上平平整整的亚麻花边桌布、插在广口瓶里的鲜红大丽花，都让人觉得自己是在一户人家的礼拜间里。家家户户的房子就像城堡里的一间套房。但我小时候的生活空间很大，因为祖母的房子、姨妈的房子、朋友的房子，还有自己的房子，我都了如指掌。我喜欢这里那条通往女修道院的羊肠小巷，常拿些花边放到一扇花窗旁，送给里面一个看不见的修女缝补。那些修女姐妹们在这个城堡的荫庇下，缝缝补补已经四百多年，而我连她们的半个指甲、一点身影都没窥见。离修道院不远处，有两个女子坐在门外旧木椅上，一边聊天一边织毛衣，看她俩的样子，一定是从小玩到大的。从这段石街到城墙，路陡得要命，但出了城墙就是宽阔的谷地。就在这时，我看见一辆微型菲亚特，妄图爬上这条汽车从不敢问津的陡坡。疯了！不过，我父亲就喜欢疾驰在被洪水淹没的路上，听到我吓得一路尖叫，父亲一边摁喇叭一边放声大笑，两旁的水花差点儿就溅到汽车窗户上了。水真的会溅得那么高吗？

每次，我只要打开大门，将那把大铁钥匙插入锁孔，推开房门，就能重回这栋大屋子里，开始我的新生活。

[1]天主教徒过去习惯在星期五以鱼为食，故而得此名。

[2]该教派鼓励教徒在做礼拜时大喊大叫，手舞足蹈来表达虔敬之情。

托斯卡纳艳阳下

-one这个后缀在意大利语中十分好用，加在名词后面，该名词的意思便延长或扩大了。比如porta（门），在它后面加-one，就成了“portone”，意思是大门；我们所在地区是“Torreone”，是由torre（塔）加上-one构成的，可想而知，过去这里一定有一座高塔。minestrone是意大利的一种通心粉蔬菜羹，一般都很大份。夏天最炎热的日子称为“solleone”，指大太阳。在美国南方，人们把这样的夏日称为“狗日”（dog day）。我家厨娘薇莉告诉我，叫这个名儿是因为大热天里，狗热得受不了就会到处乱咬，还说我要是不听她的话，狗就会咬我。后来，我不无遗憾地得知，这个叫法来源于天狼星（俗称狗星）。每到夏天，天狼星就会随着太阳的升降而起落。以前的科学老师教我们，天狼星的体积是太阳的两倍，于是我私下揣摩：夏天会这么热，可能就是因为天狼星陪在太阳身边。托斯卡纳的太阳，大大地挂在房屋树木的上方，如同儿童画。树上的蝉儿一定心知肚明，自己是太阳最好的伙伴。每当太阳升起，它就开始鸣叫。只有拇指那么大的小昆虫，光凭胸腔的振动，怎么就能制造出如此喧嚣？我实在想不明白。当它们唱到最高音时，仿佛有人冲着你的耳朵摇晃手鼓。而一到中午，蝉声又变了，转为世界上最刺耳的锡塔琴声。只有风能让它们安静。可能是起风的时候，它们得抓牢树枝，无法振动胸腔吧。可是，夏天很少起风，除了那种邪恶的非洲热风。这样的风不仅带不来丝毫凉爽，反而令太阳越发骄横。我要是猫，还可以拱起身子，抵挡一下。因为这种热风携带着非洲沙漠的沙粒，会直吹进人的喉咙。如果这个时候我把湿衣服拿出去晾晒，只需短短几分钟就能干透。书房里的纸张像放飞的鸽子，会随风四处飞舞，飘到房间的各个角落。虽然今年雨量充足，我们每天也很认真地浇水，但菩提树还是掉落了不少枯叶，花儿们也萎靡不振起来。我们总是用皮管直接从旧井中接水浇花的，被大太阳晒了一天的花和树也许是受不了冰凉的井水，才变成这般模样的吧。门前梯田上的梨树，看上去就像预产期已过两周的孕妇。我们本该摘掉一些梨子的。正在变红的黄梨沉甸甸地坠在树上，树枝都快被压断了。我是去看几页形而上的书呢，还是去下厨？是该研究存在的本质呢，还是该煮一碗大蒜凉汤？我举棋不定。不过，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即使真有差异，又能怎样？这么热的天，谁有心思折腾这样的问题呢？

天气越热，我早晨出去散步的时间就越早。最初是八点，接着是七点，最后是六点，可即使是凌晨六点，出门前也还是要抹上一层防晒系数三十的防晒霜。我的最凉快的散步路线是从图伦开始，沿着下坡路一直走到塞勒——一座建于十二世纪的修道院。圣方济各当年修道的小屋，仍然在那条季节性河流对面开放。一二一一年，隐居在圣埃吉蒂奥山的第一批圣方济各会修士，合力建筑了这座塞勒修道院。它的造型就像一个筑在山坡上的石头蜂窝，让人想起古老修士们居住的洞穴。每次我走到这里，总觉得安静与孤独触手可及。初夏时分，一条小河流经陡峭的山谷，淙淙地弹奏着乐曲，有时候还能听到溪流上方的歌声。但如今，河水几乎干涸了。修道院里的菜园子堪称蔬菜园的典范。一位住在修道院的嘉布遣会修士，赤脚走在通向镇子的山路上。他身穿破旧的褐色长袍，头戴一顶奇怪的白色尖帽[1]，拄着两根棍子，白髯飘飘，棕色的眼睛灵活锐利，如同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幽灵。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捋着白胡子，指着四周的风景，笑眯眯地说：“早上好，太太。这里多美啊。”飘然而过的修士，就像一个驾着雪橇的时间老人。

但我今天要走的是另一条路线，更平坦一些。路旁有几栋较新的房屋和一个狗窝。几条狗汪汪地狂吠，等我走到距狗窝五英尺高的地方才住嘴。我转入一条松树和栗树间的白色小道。这条路上既没有车也没有人。道路两侧野花盛开，像是有人不小心撒落了一袋种子，如今它们全都发芽了，生机勃勃。我接着爬上一段山坡，去看上面的一座废宅。这座宅子十分古老，还是厚石板瓦屋顶，门窗四周荆棘遍布。我瞥了一眼四面石墙的黑屋子。屋子前方，视野宽达一百八十度，可以俯瞰科尔托纳的一侧和整个基亚纳山谷——一片黄色向日葵和绿色蔬菜相间的土地。屋子二楼的天花板想必又低又矮，房内刚够摆放一张栗木床，铺一床鹅毛被子。野百合丛前应该是个露台，尽管无人照料，一朵粉红的玫瑰仍兀自含苞怒放。是谁种的玫瑰，女主人吧？男主人会不会是个沉默的伐木工人？在冬日夜晚，当凛冽的北风敲打着屋后的窗户时，他静静地坐在屋里一边吸烟斗一边喝格拉巴酒。或许做妻子的没少抱怨他把家安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或许不会，她很知足，因为能够替附近的伯爵夫人刺绣挣钱。

这栋房子很小，但是假如站在田里可以遍览全世界的美景，又有谁会整天待在屋里呢？这是一栋待价而沽的屋子，它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望着它，我不禁思绪翩飞，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总有一天会有人买下它。届时，新屋主就会跑遍整个托斯卡纳，寻找那种古老的石板瓦重修屋顶，保持原来的古韵；又或者会掀掉原来的屋顶，改用崭新的平瓦片。不管怎样，屋主会考虑小屋静谧的环境、引人注目的景观和每日在此出没的动物，设计出一套最佳修建方案。

这条道路的尽头另有一条小路，它穿过一片树林，通向那条我们最钟情的罗马古道。我猜这条路是奴隶们修建的。初闻巴玛苏罗周围有罗马古道时，我还以为只有一条。但是不久，我看到一本厚厚的介绍罗马古道的书籍，知道了这个地区的古道数量不在少数。我一个人散步时，常想象一辆辆古老的战车从古道上方疾驰而下，而现实中呢，我唯一可能撞见的是一头信步溜达的野猪。有一条小溪仍然流淌着涓涓细流。或许曾有一位罗马信使，热得快要中暑时来到此处，像我一样把双脚泡入清凉的溪水中。或许他是要前往南方，把哈德里安长城的修筑情况告诉罗马皇帝。最近，来这里游玩的人似乎增加了不少，在长满青草的溪边，我还看到了避孕套和卫生纸。

我走到镇上，看见一位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男子，靠在自家门廊上晒太阳。显然，他已气息奄奄，阳光是他存活的唯一希望。他张开十指，放在胸前，似乎想让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尽可能地晒到太阳。他的手很大。昨天，我的拇指不小心触了电，麻了半个小时。我书房顶灯的电线不知怎么掉进取暖器中，我本想把它拽出来，没想到上面竟有个裂口。当时我一只手的拇指碰到了热乎乎的电线，另一只手还按在金属取暖器上，电麻之下，我尖叫着直往后跳。人遭电击的那一瞬间似乎会丧失理智，变得像动物，我想知道，坐在太阳下的这个男子，此刻是否也有被电击的感觉？他的生命正逐渐枯竭，全靠太阳的巨大能量支撑着，给以力量。他的妻子守在身边，似乎有所期待。她并没有像别的女子那样在阳光下缝缝补补或修剪花朵。她似乎想静静地护送丈夫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也许丈夫死后，她会晒干他的尸体，再用橄榄油和葡萄酒涂抹他的尸骨。话又说回来，也许是我被太阳晒昏了头，才会这样想。他也许只是刚做完阑尾切除手术，很快就会痊愈。

我们必须去一趟离我家大约半小时车程的阿雷佐，缴纳明年的房屋保险。保险公司似乎更希望我们支付现金，而不愿意收取支票。我们把车停在了灼热的火车站停车场，数字温度钟显示，当前三十六摄氏度。与保险公司的多纳蒂先生短暂而愉快地交谈之后，我们出来吃了一份冰淇淋，又去了埃迪最喜欢的服装店买了一件衬衫。返回停车场后，钟面显示的温度是四十摄氏度。汽车的门把手烫得好像着了火，车内热浪滚滚，吓得我们赶快退出，通了一阵风之后才敢坐进去。我甚至感觉自己的眼皮和耳垂都是热的。埃迪只用拇指和食指夹着方向盘。我觉得头发在冒烟。商店纷纷关门休息。现在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最热的时刻。一回到家，我立刻泡进冷水里，用湿毛巾盖住脸，一直泡到体温和水温相当才爬出来。

午睡成了一种仪式。我们关上窗户，拉开百叶窗。屋里所有的地板上，都呈现出一道道光梯。我不会疯狂到下午一点三十分出去散步，这时候出去见不到一个人影甚至半条狗。在这神圣的三小时里，所有的商店全都关门歇息。如果你不巧被蜜蜂蜇或者出现过敏反应，只能自认倒霉。意大利人最喜欢在午睡时间看电视，也喜欢在这个时候做爱。也许这就是地中海人和其他地区的人性情不同的主要原因：在阳光下孕育的孩子与在黑夜里孕育的孩子肯定有所差别。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公元一千年左右，写过一首有关午睡的小诗。他在闷热的夏日里悠闲地躺在床上，屋里的百叶窗一扇关着，另一扇半掩。“羞涩的姑娘们需要暗光，”他写道，“将自己的犹豫隐藏。”他伸手去抓姑娘身上的衣裳，姑娘的薄裳下自然遮掩不了什么。不论怎么说，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嘛。而现在的我，要去冲个凉，回头再工作。

午睡时间，多么了不起的概念！一天之中，你可以拥有三个小时，做自己感兴趣或喜欢的事儿。这可是一天中最好的光阴，而不是劳作了八九小时之后的夜晚时光。

一间间高大宽敞的屋子，百叶窗紧闭，四周静悄悄的，就连蝉儿都停止了鸣叫。这样的下午宁静得如同梦境。我为了享受瓷砖地板的清凉，赤着脚从一间房间走到另外一间。我们起居室的风格古典：黑色横梁、白色天花板、白色墙壁和泛着蜡光的瓷砖地板，今天已在我的眼前出现了第十一次，这是第十二次。在我看来，托斯卡纳这一带的室内设计——粗糙的质感和强烈的色彩对比，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建筑风格的室内设计。夏天这样的房屋清新宁静，冬天则舒适安定。热带地区的房屋，用竹子做屋顶，四周墙壁如百叶窗般有一道道缝隙，来捕捉每一丝微风；美国西南部的土坯房，里面常常摆着长条形软凳和人体曲线形的圆壁炉。这些房子总向我传达一种信息：我可以居住在这里。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是那样的协调，仿佛是从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经人们微微加工而成的。但在意大利，无论油漆还是地蜡，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手”的印记。我记得，在起居室还没涂灰泥的时候，费比奥曾在湿水泥上写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还有那三个波兰人，在我家石墙上刻下他们国家的名字。我很想知道，考古学家是否能在艰辛的考古中发现诸多无名手印并从中获得启发？我曾在一个法国史前洞穴里，看到许多手印就印在洞壁上绘制的马匹上，就像孩子们常在幼儿园里做的那样。在文字出现之前，艺术家的“签名”就是用鲜血、煤烟或灰烬印出的手掌。当埃及那些宏伟的古墓被打开时，人们还能看到在古墓封闭之前，最后一个走出的建筑者的足印依然留在沙中，仿佛在告诉我们：最后的工程已经完成了，他这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

一只蝴蝶被困在我的房间里，它一次次地扇动翅膀扑向百叶窗，又一次次地失败。电风扇在我头顶上方嗡嗡地转动不停，睡意朦胧之时，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带有光环的脑袋四下张望。

我喜欢热，喜欢超乎寻常的坚持。在我心里，有个声音这么告诉我。或许是因为出生于美国南方，所以才会对热天如此情有独钟。但我的这份喜爱更像发乎自然，似乎与走到大太阳下的人类先民息息相关。

太阳炙烤着巴玛苏罗，但四周的景色依旧葱绿清凉。我们的田地并没有像过去的某些年那样，被晒得褪了色。站在家里望向远方，亚平宁山脉郁郁葱葱、树木茂密。山谷下方的一家游泳池边，一个小木棍似的人形跳入水中。

建在山坡上的巴玛苏罗，一到夜晚，就变得凉爽舒适起来。傍晚时分，一团团云朵飘过屋顶，在群山之间投下道道阴影。今天晚上，可以看到英仙座流星雨，为了这个难得的一刻，我们应该多备几道美食。以前曾看过一次流星雨，它们稍纵即逝，来去如风，你刚抬手指向某颗流星，下一秒钟它就消失于茫茫黑夜了。大蒜汤正在冰箱里冷却，柠檬罗勒鸡（我无意中的新发现）和装在陶盘中的多菲内奶油烤马铃薯也已准备就绪，只等下锅。我已经削好了足够的梨子并切好片，待会儿就可以把它们铺到马斯卡普尼乳酪蛋糕上，一起放入烤箱中烘烤。我扫去黄色餐桌上的鸟粪，铺上去年冬天缝制的一块桌布。这桌布是用我十五年前买的一块布料的边角料缝制的。当时，我住在加州的帕罗奥图，买这块布料是要给露台上的柳条躺椅缝一个靠垫。要是没有搬家，现在我可能正走出餐厅，拍拍露台上的躺椅靠垫，对躺在上面的小狗说“下来”，然后走进长满金钱橘、枇杷、山梅花和橄榄的院子里去。我会一直待着不走吗？当年我买缝制椅垫的布料时，又怎会想到，有朝一日它会铺在一张意大利的黄色餐桌上，与我一同开创新生活呢？

就像洗牌一样，我在脑袋里迅速盘点了一下生活中的上千种可能性。究竟是靠多少机缘巧合，才得以来到此地安家？漫漫长路上，我只要在一条岔道上转一个不同的弯，今天就不会出现在这里，我也将成为另一个我。究竟是谁第一次使用了“阳光下的土地”这个说法？理智告诉我，所有事物均是自由意志和偶然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情感告诉我，是血液跟随命运之河流淌到了这个地方。我会到这里，是因为我在三四岁的一个夜晚，跳到了窗外。

所有地中海阳光下的夏季水果都陆续成熟了。我们刚到的时候是樱桃，随后是黄桃。在通往圣埃吉蒂奥山山顶的罗马古道上，我们还采到了一把稀世珍品——野生小草莓。它们就像小宝石一样，挂在锯齿形的叶子下面。接着成熟的是白桃，颜色浅淡，肉质肥美。吃了用白桃做的冰淇淋，会情不自禁翩然起舞。紧接着登场的是各种各样的李子：小而圆的金李子、蓝紫色李子，还有比高尔夫球还大的浅绿色李子。而此时，南方的葡萄也运到了这里。当苹果变红的时候，梨也日渐成熟了。有一种梨看上去又小又青，却是已经成熟了的，紧随其后的是带斑点的圆形黄梨。在八月，无花果日渐丰满，不过九月才是品尝它们的最佳季节。最晚成熟的夏季水果，就是被誉为“夏日心脏”的黑莓。

八月底回美国之前，我每个早晨都会拿着罐子，采摘黑莓当早餐。即使小鸟敞开肚子尽情享用，也食之不尽。采黑莓能令人享受回归自然的乐趣——还泛着红色的黑莓不要采，变软的也不要采，我每次只挑最漂亮的。等我采够了，手指也被染成了玫瑰色。品尝着被太阳晒过的黑莓，我常不自觉地回到童年的记忆中。小时候，我常拿着罐子去一个荒芜的坟场摘黑莓。然后坐在一个土堆上，吃着这些甘甜的果子，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根须正跟死人的骨头纠缠在一起。

蜜蜂在枝头的梨子上钻探。掉在地上的又成了画眉鸟的美餐。谁知道祖先的愿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果实成熟的气息让我想起了我那刻薄的外婆黛维丝。父亲在背地里叫她“老毒蛇”。外婆眼睛瞎了，看上去像希腊铜像的眼睛，但我却始终相信，她仍看得见。她从双亲那里继承了南佐治亚的一大片土地，可惜都被她那位迷人的丈夫赔光了。每逢星期日，她总要妈妈载着她去那片失去的土地上看看。虽然她看不见，却闻得到潮湿的空气中棉花和花生的味道。“就是这个味儿，”她喃喃自语，“就是这个味儿。”听到她的声音，我会从书本里抬头。车子的两侧，一望无际的褐色土地，向远方延伸着直至地平线。此时此处，又有谁会相信地球是圆的呢？来到意大利，我第一次想起外婆，是在田里翻土打算种植果树的时候。这里的土地肥沃得就像巧克力蛋糕。我想起了她那张饼干似的脸，还有父亲给她取的外号“老毒蛇”。我在心里说：老外婆，看看这里的土地吧，就是这个味儿。

一阵急雨让酷暑中止了一会儿。待大地一淋湿，它便马上不见踪影。沾满水滴的玻璃窗，将屋外翠绿的景色变得朦朦胧胧。太阳又重新冒了出来，但已威风不再。秋季已近。什么味道？噢，是叶子枯萎的味道。天空突然变了色彩，阳光中掺杂了一抹淡淡的琥珀色，黄昏时分，一片蓝色的雾霭自山谷袅袅升起。我多么希望能看到叶子变黄的过程，能亲手采摘榛子和杏果，能感受第一场秋霜，能用橄榄枝生火驱走清晨的寒气。我把夏装放进袋子，藏到床铺底下，又用葡萄藤编了几个花环，在上面绕了一些鼠尾草、百里香和牛至。奇怪，我晒在筛子里的茴香花，莫名其妙地跑到了屋中的一个彩色罐子里。或许是住在这里的“老祖母”把它们收拾进来，放到了自己习惯的地方吧。

那位喜欢把外套披在肩头的先生又在我家神龛前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束略显干枯的欧蓍草。他用手轻轻拂去神龛上的灰尘。接下来的整个秋季里，当我忙着处理学生事务时，他还会继续走在这条白色石道上。那时，他或许穿上了旧毛衣；更冷些的时候，或许还会戴上围巾。他转身离去。我看见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凝望我们的房屋。我不下千次地问自己，他在望什么呢？他看见了窗前的我，便整理了一下肩头的衣服，独自回家去了。

凌乱的书籍已经各归其位，屋子变得井然有序起来。再吃最后一餐黑莓，我就要作别巴玛苏罗了。一只蜥蜴窜了进来，又赶紧逃出门外。一想到未来，我思绪万千。这里到底有什么令我如此留恋不舍？我把报纸摞成一堆放进书橱。在清理书桌的时候，发现了一张以前列的清单：擦铜器、买绳子、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种向日葵、再种一排属葵……太阳照着山顶的伊特鲁里亚石壁，又为院子里的洋槐树镶了一道亮边。两只白蝴蝶在半空中交尾。我从每一扇窗口走过，匆匆瞥过每一间屋子。

[1]卡布奇诺咖啡（cappuccino），即得名于嘉布遣会（Capuchin）的这种装束。

归来

几个月后，我自加州回到科尔托纳。第一个早上，我和丈夫埃迪走路去镇上买日用品。我先把胶卷拿到乔吉奥和琳达的照相馆冲洗。“Ben tornati.”（欢迎回来。）乔吉奥大声招呼道，琳达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我们四个人按意大利方式行了吻面礼。我终于知道了行吻面礼的正确方法：先右后左，这样就不会嘴对嘴碰个正着。尽管照相馆很小，而且还有别的客人在场，琳达仍直入正题：“来我家吃饭吧。”“来吧，我们住在乡下，但是很近。”琳达最后不忘向客人称赞我一句：“她煮的菜跟我妈妈煮的一样好吃。”

乔吉奥插了句话：“周六还是周日？我喜欢周六，但那样我的牺牲可就大了。”他长得就像卡拉瓦乔画笔下的酒神巴库斯，只是更年长些，却也更淘气些。他是镇上的摄影师，婚礼和各类庆典活动都少不了他，听说还是个舞蹈高手。去年夏天，我们与他和琳达，当然还有其他二十多人，一起享用了一顿鹅肉宴。在每次庆祝活动中，桌子都是越加越长。“鸭肉面……”他摇着头说，“可怜的鸭子呀，早上还嘎嘎叫，晚上就到了桌上。”

“要牺牲什么呀？”埃迪问。

“罗马的足球赛。”

“那我们周六去看球赛吧。”埃迪知道，意大利的足球赛不容错过。

我们穿过广场的时候，碰到了阿丽桑德罗。“走，喝杯咖啡去。”她说着领我们快步进了酒吧，把自己的近况一股脑儿地倒给我们。她刚怀孕，正在为给宝宝取名大伤脑筋。告别阿丽桑德罗后，我们朝杂货店走去，又看见了塞西莉娅、她的英国丈夫和他们两个可爱的小女儿。“过来吃晚饭吧，”他们盛情邀请，“方便的时候就过来，随时都行。”

回家后，我们发现帮忙照料橄榄树和菜园子的贝皮，留了十几个鸡蛋在户外的桌上。看着他送的新鲜鸡蛋，哪个厨师都会手痒，想立刻开火一展身手。我们的朋友古西送来了几块煎饼，煎饼面上还撒了糖霜。

第二天，乔吉奥——另一个乔吉奥，埃迪的好友，带了一大块野猪肉过来。我们知道他妻子维多利亚的腌泡、烘烤腰肉远近闻名。

“你怎么陷害这头可怜的猪的？”我调侃道。他知道，对托斯卡纳人猎食鸟和野生动物（包括豪猪）的行为，我特别震惊。

“哦，你喜欢它！麻烦大啰。”他告诉我们他的猎队今年夏季打了二十头野猪。稍后，贝皮又来了，这回送来一只兔子。

朋友们的馈赠数不胜数。每天我们回家，总能收到一两件礼物。每次回到科尔托纳，我都特别惊诧，惊诧于这里人们天生的热情与慷慨，它们宛如一道神奇之光，将我的生活照得通体明亮。

十年前我买下了巴玛苏罗，托斯卡纳乡下一栋荒芜的废宅，自那以后我们每年都上这儿住几个月。慢慢地，被遗弃的橄榄树开始有人剪枝、翻土和施肥。慢慢地，巴玛苏罗开始从沉睡中苏醒，重新抖擞起精神。花园里有了成排的天竺葵，屋子里也摆进了从市场上一件一件淘回来的家具。因为我们非常享受整修房屋的过程，所以又开始了另一项工程。去年夏天，我们和邻居基娅拉一起摘黑莓时，看见了一栋石屋，或许就是小红帽探望奶奶的屋子。我们穿过荆棘，走近这栋有九百年历史的建筑，它是如此古老，屋顶还铺着石板瓦。没过多久，我们开始了还原历史的修复工程。虽然散了不少家财，却异常激动。我们爱上了这片土地，尤其钟爱每个收获橄榄的秋季。载着自己的橄榄前往磨坊，榨出又香又醇的绿色橄榄油，是多么令人兴奋。今年九月，我们又买了一片橄榄林，就在房屋的正下方，由此又多了二百五十棵神奇的橄榄树。在橄榄林的边缘，有一列石墙，埃迪在石墙边发现了一根细长的大理石柱子。我们俩通力把石柱拔了出来，发现上面刻有字母。我把石块擦干净，原来是块纪念碑，纪念一位在一战中牺牲的年轻战士。

这样的发现，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这块拥有悠长记忆的土地，一有机会就把过去的事物带到我们面前，更新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就连古老的葡萄藤也在巴玛苏罗的梯田里重焕生机。去年十月，我们在贝皮的帮助下酿了十二瓶葡萄酒。打开第一瓶酒的时候，我和埃迪还以为十二瓶足够了，但是这些来自巴玛苏罗陡峭梯田泥土中的酒，虽然酸酸涩涩却也回味无穷。里卡多听说我们自酿的酒口感不好，为我们买了足足一百株新葡萄苗。现在，一个朋友在一片梯田里用锄头挖了一个深坑育苗。什么时候适合栽种，贝皮会告诉我们的。

住在这里，我跟大自然亲如手足。这片土地日新月异。柏树刚种下的时候，不过跟我齐高，如今已然成了托斯卡纳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柏树间的薰衣草，紫花绚烂，它们的光彩令小路都明亮起来。门前的那块梯田里，玫瑰、雏菊、薰衣草、淡黄的矮牵牛，还有百合，开得热闹无比，藤蔓和黑莓丛已经成了过往的记忆。变化最大的莫过于野草了。在托斯卡纳，野草没有容身之所。好些年来，我们的草坪总是时时有人打理、浇水。春季和初夏，草坪新鲜悦目，但到了八月就颇显萧瑟了，因为没有宝贵的水供给。一年九月，我们在三个邻居的鼎力相助下，从罗马运来好几平方英里草皮。灌溉系统完备得跟芝加哥消防总部的设施有得一比，如今，事隔几年，三叶草和小花们重新粉墨登场——野草又把领地拱手让给了草坪。

我们想把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取暖器，于是把这个笨家伙推到山边，在它前面砌了一道墙。我请泥瓦匠给墙装了一扇旧窗户，又在墙的一侧砌了个神龛。工人们故意把墙顶砌得凹凸不平，使它看起来就像旧房的残垣。墙头还种上了薰衣草，引来成千只白蝴蝶。看着这些傻事，我们特别开心。工人们完工后，我自己给神龛内壁漆蓝漆，这一带的旧神龛都是这个颜色。我已经买了一尊圣母和耶稣的瓷像，准备摆在里面。油漆干了的时候，工人们看到神龛中的“神迹”，半真半假地大呼小叫。“可别让主教知道了，”他们建议道，“不然，上这儿朝圣的人将络绎不绝。”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看哪，那是什么？”我望了过去。

虽然朦胧不清，但敢肯定，我看见了一个天使的白翅膀、朦胧的脸庞和飞翔的衣袍。我拙劣的油漆技术留下的杰作。我悄悄地把圣母瓷像挪至角落，让“神迹”享受供奉的石榴和山楂。

过了几周，红罂粟迎来了生命的巅峰时刻，神龛下几株白罂粟也绽开了花朵。在托斯卡纳的田野，即使是鲜花遍地怒放的时候，我都没见过白罂粟的影子，替我干活的工人们也一样。我们边看边说笑。工人们忙完这个活儿，又去做别的事儿了。

许多当地人相信，这一带是神灵出没的场所。“你没见到圣方济各教堂的台阶上有什么吗？”有人问我。噢，没有啊，我什么都没看见呢。但是，看到突如其来的白罂粟和模糊不清的天使像，会有一点儿神异之想，也在情理中吧。

现在，我们建了一堵新石墙，将花园一分为二。石墙一端的花园，在菜园尽头，每年我们都会撒上几百粒洋姜种子。另一半花园中的向日葵，已有我一个朋友的九岁女儿那么高，它们灿烂的花朵，令我家的房子熠熠生辉。

我还有许多计划：建第三座喷泉、种一片覆盆子，给栗树建篱笆，省得那些开粉红花儿的野玫瑰强行攀爬到栗树上。

十年来，房屋和花园（最初几年我们忙于整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俩多年来生活在意大利人中间，变化并不亚于房屋和花园。以前，我们是老外，疯了似的想把一栋闲置三十年的老宅买到手，如今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人们常认为，美国人到外国安家，是不会被当地人真心接受的。其实这个看法错了。同样大错特错的看法是，当地人在这些美国人的眼里，都是滑稽可笑的。科尔托纳是我的家。我们原本并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心理变化，但是事实不容置疑。我们交了一大群意大利朋友，每一个人都那么富有个性。我们与邻居亲如一家。多么幸运啊——这个亲密的小山城如今接受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其中一员。我做梦都没想到，这里的生活如此舒适。

我是在被当选为这个高贵城市的荣誉市民颁证典礼上，突然意识到自己从里到外的变化。没有一个地方的典礼能跟意大利的相提并论。我跟在一群身穿中世纪服装的队伍后面，他们吹吹打打地走过广场。市政官员们穿着笔挺的制服陪着我们一同走入那栋十四世纪的市政大楼。太刺激了！可是他们要我做十分钟演讲，把我吓坏了。好在我看到人群中笑意盈盈、手握鲜花的朋友们，心情大悦，恐惧感顿时随风消散。

这个典礼是个象征，它暗示我的生活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变化。我们被一个地方改变了。我知道意大利与我初想的大不同，我知道世界很大，我知道每个民族各具特色。对这个认识我喜出望外并深深迷恋。

我初次到科尔托纳的时候，常想：能为这里做点什么？总想教教课或者帮着筹集资金，设个奖学金之类的。我压根儿没想到，一口气写了三本书记述自己的新生活。而读者对书出人意料的反响，令我和埃迪惊呆，也令整个小镇惊呆。《托斯卡纳艳阳下》一书问世的时候，我想科尔托纳肯定没有一个读者。初版的开本很小，我想让这本书跟我的诗歌一样流通于世——给家人、同事、朋友或许还有朋友的朋友阅读。出于对隐私的尊重，我改变了一些人的名字。书出现在意大利后，常有人把我扯到一边，问：“干吗把我的名字改了？”现在，经常有人主动告诉我自己在二战中的经历，或者古老的小麦节的源起，抑或自己的人生故事。“你可以把这个写进书里，对吧？”每个人都这么问。这种态度对我至关重要。

当我的读者开始奔赴科尔托纳时，商店主和市民们大为兴奋，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因为文化——那些旅行者是看到了书中的文化、艺术和历史，才千里迢迢造访此地的。无知无畏的游客哪个人不厌烦？可是在科尔托纳，这样的游客却鲜有。我们站在家里，经常看到外面的小路上，有人画画，有人照相，有人与路上邂逅的其他游人一同观光。要是碰巧我们在户外，就会同他们聊上几句。近五年来我遇见的人比以前所有岁月累加起来的还要多。当地艺术家喜欢画我家的风景，挂在镇上的店里出售。当我看到巴玛苏罗挂在一家餐馆墙上时，还是大吃一惊，但对这种行为并不介意。有人特地走一英里的路，只为亲眼看看我写的房子，这让我骄傲无比。许多人担忧，我写的这本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其实不然，它让我们更加充分地领略到了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那个美国作家的房子在哪儿呀？”我听到有人问警察。“上车吧，我带你去。”警察回答道。我听到无数的游客说自己曾被人邀请到家里吃饭、喝一杯葡萄酒或搭顺风车。我们感受到的坦诚与慷慨，仅在这里住三宿的游客也同样能够感受到。

“哇，瞧你说的，好像那里是世外桃源。”也常有人挖苦我说。

“比世外桃源还要好。”我应道。科尔托纳的美好生活，但愿我能一五一十地描述出来！

现在，迪斯尼进镇了。

这个秋季的大部分时候，我都在四处奔走，给小说《天鹅》签名售书。电影公司的先行部队到意大利，想物色一栋别墅，复制巴玛苏罗，埃迪一直陪着他们。他寄了几张照片给我：圣诞雪景中的广场和一个直径为六英尺的蛋糕，蛋糕上用草莓拼写了“托斯卡纳艳阳下”几个字，这是为一栋举世无双的别墅乔迁之喜而准备的。照片上的人个个神采奕奕，我与他们一比，顿时相形见绌，因为每天都得在可恶的机场排长队，赶往各个城市。

我在从科尔托纳寄来的一张照片上，发现小镇热闹异常，像拍电影一样。而这与我有莫大关系，令我又惊又喜，百感交集，但最突出的感觉是恍若梦中。那栋罗拉别墅，被埃迪称作“巴玛苏罗二世”，跟我家的房屋一样，被遗弃多年。对于它，我还是心怀抵触的，总觉得巴玛苏罗更诗意、更神圣。片场上，黛安·莲恩像童话中的公主。那些逝去的日子似乎被她一一演绎了一遍：我擦墙壁发现壁画的那天、猫头鹰守在窗沿上的暴风雨之夜，甚至我煮的佳肴美食。她演的是我。多么奇怪的表达方式啊。对我个人的写作生涯又是多么令人惊异的转变。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在我的人生里？我纳闷不已。

奥黛丽·威尔斯，导演兼剧本作家，似乎就像我的女儿。她同我女儿一样，执著而聪慧，内敛而不张扬。她写剧本前我们曾一起待了几天，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怎样把我的文字转变成影像。

我收到剧本的当天，一直不敢打开阅读，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书却是一口气读完。我折服于威尔斯的才智，她那分解、重组的能力堪称一流。虽然许多内容被改动了，但我觉得书中的精神毫发无损，甚至经过她的手笔得到升华。我读到自己写给埃迪的信，忍不住哈哈大笑。她为电影中的弗朗西丝添加了一个意大利情人。“我的人生少了那部分，真遗憾啊。”我故意打趣埃迪。

人人都问我：“有了电影，你的书怎么办？”在我的书房里，英文版本的《托斯卡纳艳阳下》与法文、希伯来文、爱沙尼亚文和中文译本并排而立。电影是另一种译本，自有它的命运。

好莱坞电影演员和这座石墙环绕的山城居民一起拍片的情景，令我回味无穷。不过，托斯卡纳居民自古见多识广——世间没有什么能令他们震惊、狼狈，甚或痛苦。他们从不追星。我开始琢磨，仅这部戏的拍摄过程就可以写部书或拍部电影了。意大利制片人的年轻助手，迅速与当地旅行社的一位美丽女子坠入爱河。有人看见明星黛安·莲恩到镇上的主街买古董。饭店开始给演职人员打折扣。镇长大开方便之门，为电影录制组提供了宽敞的办公室。我们的邻居普拉切多和费奥里拉，一周至少请一次客，我、制片人汤姆·斯坦贝恩以及他的助手都在受邀之列。奥黛丽的丈夫约翰尼，花了一个下午训练猎鹰。意大利语台词负责人罗拉·法多丽，一下子爱上了科尔托纳，开始在镇上物色一幢十三世纪的房屋。

几乎一半的镇民在电影中充当背景，另一半跑龙套。我们看见皮埃罗，一个将近九十高龄的著名老石匠，穿戴整齐地出现在广场上。我们以为是有人作古了，他告诉我们没有，在一场街景中有他一个镜头。我们带了许多朋友去巴玛苏罗的拍摄现场看热闹，这时候的巴玛苏罗还是最初的色彩，房间里还有壁画，外面有一道石墙。石墙是负责电影布景的工作人员用从罗马运来的树脂盖的，固定在木框上。连普拉切多都信以为真，他用手敲了敲石头，听到中空的声音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我一直觊觎女修道院大理石厨房的那条长水槽。一个带凉棚和柠檬树的花园连夜建成。亲朋好友从美国远道而来，目睹这一奇事。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驱车前往蒙特普尔恰诺，观看在广场上拍摄的一场中世纪节庆场面。就像汉尼拔挥师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场面恢弘巨大！不知要多少车辆才装得下这些道具，不知要多大的组织才能为演职人员提供伙食，也不知电线要拉多少英里才够用。为了一出戏的需要，科尔托纳还用纤维玻璃临时建了一座喷泉。我在等去邮局办事的埃迪时，听到一个导游告诉游客：“这是科尔托纳最著名的巴洛克喷泉，正在重修。”喷泉中央的男子，男性武器十分抢眼。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有人向镇长抱怨，说喷泉布景有伤风化，于是第二天清晨，迪斯尼人员出动了，三下两下把它锯小了。

所有发行到世界各地的书，都有自己的人生。它们有的安安静静、灰尘满身，静静待在图书馆书架上无人问津的角落。我的诗集就是这样的命运。但这本书的命运却充满惊喜，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触角一点一点伸进那些宽敞而神奇的领地。《托斯卡纳艳阳下》问世之初，巨大的惊喜令我不知所措。

周六的夜晚，在乡村的长桌边，我坐在埃迪和一位女子之间。这位女子拥有神话中的名字，勒达。我们的对面是乔吉奥和一位从罗马来的男子。每端出一盘丰美的食物，坐在桌首的琳达都冲我们粲然一笑。上了五道菜（包括百吃不厌的传统玉米粥和白菜汤）之后，是菠菜米饭小丸子。啊哈，今天早上还呱呱叫的鸭子，此刻变成了埃迪最喜欢的鸭肉面。大家举杯互祝，叮当之声此起彼伏。酒水喝完又添。这顿盛宴的主厨，多纳特拉跟她的女儿露西娅也来到桌边。接着，烤猪肉、茴香兔肉和烤土豆陆续上场，然后是两种点心，再然后是告别的拥吻和不绝于耳的再会声。乔吉奥开着车，一路呼啸回到科尔托纳，把我们送到主座教堂，因为我们的车停在那里。

这时，教堂的钟响了，划破寂静的夜空，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新的一天又来到了。

版权信息

书名：涡虫

作者：【日】山本文绪

译者：李洁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涡虫

裸

不在别处就在这里

囚徒的困境

有爱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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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虫

涡虫（Planaria）：三肠目涡虫纲扁形动物门。

身体扁平，长二十至三十毫米，口位于腹部中央。栖于溪流，常用于再生实验。

下辈子要做涡虫。

酒桌上闲聊时，我不经意地如此说道。大家居然颇感兴趣地望过来。一起喝酒的是之前打工时认识的三个人，岁数都比我小，还有坐在我身旁的男友。

“涡虫是什么？”

“啊，我知道。在冰山下随波逐流，可爱得像个小天使，是吧？”

“那是海天使啦。”

大家七嘴八舌。

我哗啦哗啦地晃着杯中的四玫瑰威士忌，打断了他们。

“不对不对。大小差不多，但涡虫不生活在大海，它在深山的清澈小溪里。”

“啊？”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齐声叫道。这些话男友已经听过无数次了，所以不发一语地往嘴里送着剩下的下酒小食。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它待在小溪里的石头下面，或者不打农药的水田沟渠里，长一厘米左右，褐色，很像蚂蟥。仔细看看，头是三角形，样子有点下流啦。”

怎么下流啦？大家笑着问。我喝干了杯中的酒，又要了一杯。已经喝了将近三个小时，两个女孩和我的男友都不再喝酒，点了乌龙茶。

“你为什么想变成那东西啊，春香？”

剩下那个酒兴甚浓的二十岁男孩问我。我正要回答，却被一个女孩抢了先：“我好像明白。这种生物，只要在清澈的水里游来游去就好，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呀。”

“啊？我讨厌这种和蚂蟥或龟头差不多的东西，下次投胎还是当超模好。”

“女孩子家，别说什么龟头。”

话题渐渐扯远，我不高兴了，故意大声说：

“那个，涡虫不管怎么切都不会死！”

大家诧异地望着我。

“听说啊，比如切成三节，它不知不觉间会再生成三只。别说三只，就算切成十节，它也会像蜥蜴的尾巴一样相继长大，变成十只。”

我拼命又幼稚的解说令大家瞬间哑口无言。这时刚才点的东西上来了。“吃点什么甜品吧。”两个女孩打开菜单商量起来。

“你说的是真的吗？”

只有男孩还饶有兴致，我借着酒劲儿继续热情地演讲：“听说是真的，就连只有尾巴尖大小的家伙，最后也会长出龟头重生。”

“别说了，春香。”

男友轻声说道。嘈杂的居酒屋里，坐在桌子对面的三个人似乎都没听到。

“涡虫是节肢动物吗？”

“嗯？节肢动物是什么？”

“那，这东西类似蝴蝶或者蚯蚓吗？”

“不是，类似蚂蟥。”

“是单细胞？”

“不懂这些。但听说不用管它，它自己会长大，自己分裂成两只来繁殖，所以应该是吧。”

我探出身子，声音更大地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不管怎么切它都会再生，像傻瓜一样不挺好嘛。你看我，是乳腺癌吧？如果投胎变成这种东西，切掉的乳房也会自己长出来，就能省下修复手术的时间和钱了。”

本想逗他一笑，可男孩浮现出的怯懦的笑容似乎很勉强，两个正在商量是要珍珠奶茶还是草莓冰激凌的女孩则尴尬地低下了头。

“咱们该走了。”

男友说完，没等谁回答便起了身。大家明显都松了一口气。

“别闹了。”豹介发动了车子，很反感地说道，“大家都很窘，真是小仑你的臭毛病。”

“我又没刻意隐瞒，大家不都知道嘛。”

“不是这个问题。大家喝得兴致正高，为什么要说这么无聊的话？！你真是有暴恶癖。”

是吗？乳腺癌原来是很无聊的事啊。我心里这么想，却不敢在豹介面前失态。

“别再拿自己的病说事了。再这样下去你就真没朋友了。下次喝酒也不放心——下回是跟我朋友喝，你可别像今天这样。”

不用说，小仑就是我。春香→小春→春仑→小仑，如此演变而来。有外人在的时候我们姑且会称呼彼此的名字，但就我们俩时则以“小仑”和“豹豹”互称。我知道恋人这东西，两人独处时就会变得很幼稚，可每当被叫作“小仑”还是觉得兴味索然。

“啊，好像又难受了。”

我轻轻地说道。他踩刹车等红灯的那一瞬，一阵恶心涌上来。

“酒喝多了吧。不舒服还一周喝好几次，戒了酒去健健身吧，还能减点肥。”

刚才在居酒屋他几乎一言不发，可就剩下我们两个时却很聒噪。人前沉默寡言，一是因为他属于窝里横那种人，再者也因为他才大学三年级吧。这么年轻，常识却比我丰富百倍，在外人面前很给年长四岁的我留面子。

“小仑，去我家啊？”

豹介的声音忽然温柔下来。我不是刚说完不舒服吗？直接送我回家，直接！

但这些话我却说不出口。我被豹豹爱着，才能好不容易保持这份平静。一切正是因为有他在。如若失去了他的支撑，我无疑会失控，给外界和家人带去更多麻烦，然后就是自我崩溃。这些仿佛历历可见。

前年，还差一个月便迎来二十四岁生日时，我因乳腺癌切掉了右侧乳房。当时感觉真如同晴天霹雳，但现在回头看看，这个词并不恰当。因为在之前的二十三年里，我几乎没有过晴天。对于总倒霉的我，说是命中注定更合适。运气差的人什么时候运气都差。

那时我当然还无法如此豁达。遭受了人生最大的打击，我只是一味痛哭。癌症估计已经发展到四期了，医生说要尽快切除，哪怕早一天也好。

第一次手术切除了乳头正下方的癌细胞和周围的脂肪，第二年拿后背的肉做了乳房修复手术。说来容易，可肉体和精神上都饱受折磨。虽说做了修复手术，但乳房并没有恢复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半年过去了，胸前小丘四周仍然留着一圈壮观的疤痕，后背像是被日本刀砍过的十五厘米长的伤痕也依旧清晰。而且乳头的修复手术还没有着落，现在我伪造的乳房上并没有乳头。以前我曾想尽快弄上，但一想到还要再次住院、麻醉、做手术，便觉得就这样吧，差不多得了。

和豹介相识是在发现乳腺癌之前不久，当时我还有一位年长的男友。唉，从没受过追捧的我那还是第一次劈腿。这当然和乳腺癌没有关系，但有时也会想，呆头呆脑的我竟然还得意忘形地劈腿，所以才搞成这样吧。

豹介在我当时上班的公司打短工，我们好多人一起出去喝过几次酒，两人都觉得彼此很投机，便熟了起来，又借醉发生了关系。

要是和豹介上床前就发现了乳腺癌……一想到这点，我便心生感激，这样看来我多少还有些幸运。一切都得益于他年轻，眼前的饭菜想都不想就大快朵颐，还有他良好的家教。

正式的男友听说我的病后逃之夭夭。我在电话里跟他哭诉完，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在”，但第二天他房间的电话和手机就打不通了。往他公司打电话，那边说“忽然无缘无故请了一周假”，毫无关系的我（有关系吗）竟被素不相识的人发了通火。豹介却没逃，他和我的家人一起流着眼泪，每天都来探望大发脾气、让人束手无策的我，耐心地安慰。手术结束后睁开眼睛时，他也和我父母一起担心地望着我的脸。

从那以后豹介一直守在我身边。我情绪不稳定，每次失控大闹，他也像年轻人一样发火跟我吼：“癌症得都得了，能有什么办法！别闹了！”然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把车停在一百日元停车场，我们手拉手走向豹介自己住的房子。他父母在县城有家大型运输公司，家产颇丰，所以他住的是在学生来说很奢侈的两室一厅，不用打工生活费也足够。

每次都是如此，一回到房间他便去烧洗澡水。他爱干净爱得近乎洁癖，从外面回来首先要冲个澡。没过多久半是强制地建议我也泡个澡，懒惰的我嫌麻烦，于是成了一起洗。

已成为习惯的洗澡时间毫无情欲氛围，他如同清洗脏餐具般吭哧吭哧地洗着自己还有我的身体和头发。起初我半是不好意思半是感动，身体都这样了，还能得到如此疼爱，很是局促不安。但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是任由他洗。我以前觉得这是因为他爱我，但最近有点弄不懂了，这个男人为何要如此拼命地清洗别人的身体呢？

不只是洗，洗完后他还用柔软的浴巾为我擦拭身体的各个角落，甚至帮我吹干头发。以前我洗完头就用梳子梳梳，自然晾干，他看到便自作主张要帮我吹头。长发的他犹如美容师，头发吹得很好。最极致的要数修理眉毛，他都是用专门的剪刀帮我修，我却连眉刷都没有。我曾说他，你要是做美发大有希望成功，结果他理所当然地说，这种事想都没想过，我是要继承老爸公司的。

洗完澡不容分说便是做爱。我术后一直注射荷尔蒙，每个月没有例假，因此“今天不行”这个借口行不通。我也曾以“累了”或“头晕”来拒绝，但常常懊悔不已，事后再讨好他更麻烦，还是做了简单。

和被洗刷身体一样，我任他摆布。不知是不是因为注射了荷尔蒙，那曾旺盛到想拿去卖的性欲如今荡然无存，我颇为痛苦。但想着“因为他爱我”，煽动自己叫出声，身体竟多少也有反应，人真是不可思议。为了感谢他对我的爱，凡是他要求的我基本都会做。年轻坚持不了多久，这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做完爱后，终于上茶了。那可不是什么瓶装乌龙茶，咖啡也好，红茶也好，绿茶也罢，都是用煮沸的水细心冲调。为了我这种人竟如此费心，最初我也感激不已，不过最近明白了似乎只是他自己想喝。证据便是，那双一直注视着我的眼睛现在也移开了，只盯着打开的电视。这种场景每周会有三四次，被爱也相当辛苦。

“豹豹，明天有课吗？”

“嗯，第二节开始。小仑你酒醒了？”

他在床上怔怔地望着电视说。也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句“酒醒了”意味着“你该走了”。他爱我却不喜欢我留宿，又似乎并非另有女人，所以我觉得他只是不喜欢两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

“我该回去了，明天是打针的日子，完事给你打电话。晚上一起吃饭？”

我边穿衣服边说。他不回答，手指按着太阳穴周围。

“怎么了？”

“没什么，觉得头有些沉，可能感冒了吧。”

“不要紧吗？去看看医生吧？”

“没事。”

“都说让你去了，老人和乳腺癌患者的话你得听。”

他忽然拿拳头用力砸向枕头，枕头的一边裂开了，里面的羽毛华丽四散。又发火了。

“别闹了。”他低声说，然后疲惫不堪般地叹了口气。

“事情不都结束了吗？病已经治好了，你不再是癌症患者了！要拿它当幌子当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就这样一直不工作，等着嫁给我就好？求求你别这样了。”

他说事情结束了，我张开嘴想反驳，却口是心非，讨好地说：“我错了，再也不说了……我走了。”

我说完站起来，他似乎觉得确实言重了，起身陪我走到门口，轻吻了我一下。看来无意远送，于是我笑着关上了大门。

我踉跄着走向停车场，付了费把车开出来。这车是父母的，平日里他们不用，我就随便开。

豹介认识我之前也有辆车，他父母买给他的，但出了次车祸，一转眼就报废了。打那以后他不敢再开，除非我像刚才那样醉得厉害，否则他坚决不开。我笑他，运输公司的公子这样能行吗？当时他好像也发火了：“小仑你懂什么！”

我倦倦地启动了车子。明天，每月一次的针打完后，岂止是疲倦，连走路都不容易，郁闷！

一个人行驶在深夜的国道上，我虽知是徒劳，但还是向星星祈祷：“来世请让我做涡虫吧。”

无业的我，每隔四周如期光顾的唯有这家县内最大的医院。现在说为时已晚，但选择这家超现代化的大型医院也许真的很失败。因为就算早上九点准时到达，轮到主治医生问诊也要等四个小时之久。

这家医院人满为患，宛如在好吃的拉面店排队一般，人们排着长队去采血。我的血管很难找，扎好几次才能抽出血来。我呵斥自己别因这点小事消沉，却发现自己已经是心灰意懒。

要是没得癌症该多好啊。想也无济于事，我却又想起来。不是想得病才得的，但为什么让我经历这种事呢？不过是运气差罢了？我无法这么简单地释怀。针不知重扎了多少次，为什么不是这手臭的小护士，而是只有我得了癌症呢？不，只有我也许不准确。此刻在这里等待医生那仅仅几分钟问诊时间的男女老少，也许都得了癌症。癌症患者好多啊，这么一来采血化验当然要流水作业了。

但等得也太久了，我总觉得心有不甘。为什么不是规范的预约制呢？我没工作还好，但那些要上班周末才休息的人该多头疼啊！而且，让人等了这么久，医生的问诊却总是五分钟就结束。我知道前前后后都挤满了人，但多理理我也没关系吧。医生只告诉我“例假不会来了”。但注射完荷尔蒙后头晕眼花；每隔两小时就出一身汗，醒来后再也睡不着；奇怪的燥热一直持续，疲劳和倦怠总让我觉得恶心（其实还会呕吐）。

我把这些告诉主治医生，结果只换来轻松的一句“有这种可能”。不仅如此，那天医生还随口说了句“这药可以抑制乳腺癌，但容易诱发子宫癌”。天啊，那我该怎么办？不知如何是好，我便自行去看了妇科。女医生说：“这药通常只打半年，你却打了一年半，真奇怪。”她帮我去和主治医生交涉了一下，回复是：“现在停药的话担心会转移，万一复发就后悔莫及了。”

通常只注射半年的药竟打了一年半，会不会有后遗症呢？我还能生孩子吗？尽管不安，我却没办法找出答案。在图书馆读了些相关的书，但只字未提这些问题。主治医生也好，妇科的女医生也好，看起来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不想缠着他们问上一遍又一遍。况且他们也并非有意刁难我，一定是真不知道。

而且从院方的角度来看，癌细胞都扩散到直径五厘米了，术后的病理还是一期，不用放疗也不用化疗，他们觉得仅此就足够幸运了。也许是如此，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觉得“那就太感谢你们挽救了我的生命”。开什么玩笑，我付了那么多钱！

今天，让我等了四小时十五分钟后，护士把我叫过去说：“医生现在要去做手术，替班医生可以吗？还是您过几天再来？”

我本来就贫血，再加上刚被抽完血，想生气也生不起来，只好轻轻点了点头。尽管我和主治医生并没有信赖关系，但跟替班医生说什么好呢？

我还是进了诊室。医生问怎么样，我告诉他恶心、头晕还有对注射荷尔蒙的不安。看起来还不到三十五岁的替班医生回答得简单至极：“我是替班，所以不清楚，头晕的话去内科看看吧。”我在心里骂道，你是吸血鬼吗？但还是颔首表示感谢，出了诊室。

当然今天也挨了一针，疼得要命，而且不知何故不能报销，贵得离谱。

不能因为这点事就消沉，我再次告诫自己，可去停车场的路上却步履蹒跚，眼角泛着泪花。我也知道自己很没用，手却自然地掏出手机，拨通了豹介的电话。

“啊，小仑？医院完事了？”

他的声音无忧无虑，让我悲喜交加，思绪复杂。

“嗯，你还在学校呢？我去接你？”

“啊，太好了，那我在麦当劳等你。”

心情多少还是好了些，我挂了电话。一个正要横穿停车场的娇小女人冲我点头打招呼。她和我有些距离，不过我马上知道是谁了，也冲她点了下头。住院的时候在吸烟室见过她几次，出院后还是第一次碰上。

按理说医院也许都是这样，但这座拥有三栋高楼的超大型医院竟然只有一个吸烟室，还只有空调没有窗户，也就十平方米左右，就算奉承也称不上舒适。不过我一旦能下地，马上就拿着朋友送的香烟去光顾了。在那里有时能看见穿着病号服的她。她总是一个人静静吸着烟，天生丽质，格外吸引眼球，却似乎有些难以接近。但反应迟钝的大叔大婶们却欢呼雀跃，努力想和明星般婀娜多姿的她哪怕说上一句话。她起初还勉强招架，但没过多久不知是不是厌烦了这种攀谈，不再在吸烟室出现了。有传言说看见她在楼顶抽烟，我很生气，心想还不是因为你们太吵了。即便不能交谈，但望着她那白皙的侧脸和纤长的手脚，我就觉得幸福了些。我这人一见到美女，多会大发乖僻的性情，但不知何故却能坦诚地倾慕她：“要是生成这样，我会很幸福吧。”不久她似乎出了院，再也见不到了。

好久不见，她只穿着T恤和牛仔，却非常优雅。一个人坐上洗得很干净的高档国产车，熟练地开出了停车场。我一直目送着她，觉得瞬间记下车牌号的自己有点像跟踪狂，不由得笑了笑。

我和豹介在家庭餐馆吃了晚饭。因打针而面色苍白的我似乎终于博得了他的怜悯，今天很早就放了我。视野摇摆不定，恶心直往上涌，我忍着不让刚吃的海鲜焗饭涌上来，筋疲力尽地开车回了家。母亲难得地已经回来了。

“今天真早啊。”

母亲有些讽刺地说。我还了句“妈妈也是啊”，便扑通躺在沙发上。

“今天去医院了？”

“去了。”

“怎么样？”

“没什么。”

我丢下这句话，穿着套装的母亲咬着嘴唇，表情好似苦恼又好似生气。

“今天也见豹介君了？”

强烈的燥热与恶心一起涌了上来，额头和腋下都出了讨厌的汗，我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

“那么不舒服，就别成天到处跑，老实在家躺着。”

“……今天是去打针了，平时不这样。”

那就去干点活，我本以为母亲会这么说，没想到她一扭头出了客厅。母亲年轻时起就在政府部门工作，现在的年薪比在鞋业批发公司上班的父亲高得多。她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回来，而一辈子都在闹情绪的父亲则天天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也是在深夜。

虽说如此，但或许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也是在双亲的呵护下成长。我被溺爱着娇纵着，想吃的东西要多少他们就给多少，从懂事起就是个超级肥胖儿。

胖子会被欺负，从进幼儿园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了。但不知何故只有我被男孩子们扔石头，被女孩子们排斥。但那种随心所欲的饮食习惯一出生就开始了，靠孩子的意志很难改变。

小学和初中我都理所当然地被叫作“猪”。十五岁那年春天，我打心眼里觉得再不认真减肥就会被欺负死。高中一入学，仅以“胖”和“碍眼”为由，我就受到了高年级学生的私刑。我抱着非生即死的决心一年减了四十公斤，虽然还有些圆润，但能和普通人混在一起了。打那以后，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不再受欺负了。

以前跟主治医生提起这些，医生说：“这也许是发病的诱因之一。”后来有一次我借醉跟母亲大喊大叫：“都怨你喂我吃那么多，把我弄成胖子，所以才会得癌症。”母亲哭着向我道歉，可哭也好道歉也好都已于事无补。我也知道自己不过是要找人撒气。不找个人当替罪羊，我就不痛快。

但正如豹介所说，事情都结束了。是啊，我也知道，真的必须给这场癌症骚乱画上句号了。

原本事情弄成这样，直接原因怎么想都在于我的懒散。

其实发现癌症大约两年前，我就注意到，乳头有时会有少量褐色的血样东西流出来。但不疼不痒的，那段时间我刚工作又忙着恋爱，也没放在心上。后来，恋爱活动太过频繁，总觉得下面有些痒，朋友说有可能是衣原体感染，我便去看了妇科。当时顺便说了乳头有时有东西流出来，结果医生容色大变，当即要求我做检查。第二天医院便往公司打电话，让我马上过去。现在马上？我又问了一遍。对方明确地说，现在马上，最好和家人一起。

没有告诉还是不告诉的问题。在医院，医生坦率地对我说：“你是乳腺癌，最好尽快做手术。”

缺乏冷静的不仅是我，还有父母。医生说早期发现另当别论，可都长到这么大了。我无法从容地查找其他治疗手段或质疑医生，毕竟这是家超现代化的大型医院，很多外县患者都跑来就医，而且主刀的外科医生被称为权威。我和家人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母亲哭了又哭，说我要是能代替你多好。自我懂事后几乎再未碰过我的父亲也含着泪握住我的手。我想大家都爱我，朋友和熟人也都同情我。然而，爱和同情治不了癌症。一位深知我乖僻性格的旧友说，手术顺利的话，春香也会有所改变吧。

从结果上看我毫无改变。读了几本癌症抗争史还有手记，但什么生病后明白了健康的可贵、得了癌症后醒悟到生命的重要和家人的关爱，却都没发生在我身上。

第一次手术和第二年的修复手术期间，家人、男友和朋友都对我极尽温柔。我麻醉时因体质问题吐得到处都是，为身上四处接的管子疼得压低声音哭泣。对这样的我，大家也都倾尽了全力。

但回过头再看看，我反而迷惑了。那些温柔是什么？我甚至觉得那是不是仪式啊？男友和家人都说已经恢复健康了，不要再说自己是癌症患者。可是如果事情已经结束，为什么我每天还要为头晕、恶心和失眠烦恼？我的身体里面明明还没有结束。

即便这样，我也曾一度努力回归社会。第一次手术后右手一动就疼，我刻苦地做着康复治疗，同时回到离开了三个月的职场。社长说：“得了这么一场大病，你还乐观努力，真了不起！”我并没有坦诚接受这句话，也知道那是因为自己性格扭曲。

辞掉工作只是因为没了干劲，一切的一切都麻烦极了。活着本身就麻烦，但去死也麻烦。我也想过要不干脆别去医院，癌症复发死了算了，但说实话这是我最怕的。矛盾，矛盾的自己让我筋疲力尽。

辞掉工作后，我除了四周去一次医院外无所事事，每天都去见还是学生的悠闲的豹介，偶尔打点短工挣点零花钱。

父母听到我说“是你们把我喂得那么肥，我才得了癌症”，似乎颇受打击，嘴上不再说“该正经工作了”，一度小心翼翼的态度却也不见了，脸上明显写着“别闹了”，但暴君如我却装作没看见，依旧日日欢歌。我有时候想，这或许是对父母的复仇，报复他们在爱的名义下娇纵我的身心。傻瓜，我真是傻瓜，都这么大人了。但我不想工作，不想回归社会，不想被某处的某人带着那副似曾相识的面孔说：“得了大病还这么努力，真了不起！”

那个周末，豹介说是自己母亲的生日（！）回家了，我便久违地和女友出来逛街。她是我儿时的好友，就是曾说“手术顺利的话，春香也会有所改变吧”的那位。她最近刚和男朋友分手，闲得难受，求我开车出来购物解闷。反正我在家憋着也难受，就答应了。

我们去的那家商场最近才落成，号称拥有全市最大的卖场。把车开进停车场，发现旁边车位上停的车我认识。确认了下号码，果然是之前在医院见到的那个女人的。这么小的城市，周末到同一家商场购物也算不上什么奇遇。但我心跳加速，期待能和她再次相逢。

“熟人的？”

看我总盯着旁边的车，朋友挖苦说。

“嗯，有点熟。”

“男的吧？要不要贴张纸条告诉他？”

“不是，住院时认识的女人。”

朋友颇为怀疑地哼了一声，这时我牛仔裤后兜里的手机肆虐地响了起来，慌忙接听，果然是豹介。

“小仑，你现在干什么哪——”他像女孩子般拉长尾音问道。

“和美田田买东西呢，豹豹呢？”

“我也买东西，我想给老妈做顿晚饭，买了超贵的霜降牛肉和蛋糕。”

“真好啊，小仑我也想吃。”

“下次我给你做哈。你别太晚了，早点回家。”

“好。”说完我挂了电话，马上被朋友拍了下脑袋。

“什么美田田啊，小仑啊，听不下去了。肉麻死了，不觉得丢脸吗？”

“我有自知之明。”

我挺着胸脯满不在乎地说道，女友愕然地耸了耸肩。自己有男朋友时不也每天在电话里说“我是美田田啊”，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才更丢人呢。

从停车场大楼进了卖场，我和朋友约好两个小时后会合，便分开了。她想看的衣服我完全不感兴趣，就算有兴趣也没钱买那些名牌，所以打算去书店打发时间。

但难得来这个新建的商场，先去地下食品卖场转转吧。我朝扶梯走去。也许是天气好又是休息日的缘故，商场里人很多，看到不少情侣和带着小孩的父母。来到地下，有整整一排西式点心和副食店铺，我晃晃悠悠看着店前摆的样品，想起刚才豹介的话。我要不要也给母亲买点什么，蛋糕和副食哪个好呢？

所谓恨由爱生。虽然跟母亲说了那些过分的话，却经常买些小东西带给她，心情好的话还会替她做做饭、打扫打扫房间。两个人也经常一起去购物，偶尔还去附近的温泉来次小旅行。在外人看来，我们也许是关系融洽的母女，但我知道我们只是离不开孩子的母亲和离不开母亲的孩子罢了。

离晚饭时间还早，副食卖场却挤满了主妇。走在人群里似乎被人碰了一下，我又觉得头晕了。日式点心那边好像人少，正要往那边走，忽然有人使劲拽住了我的袖子。

“小姐，出口在哪儿啊？”

我惊讶地循声看去，是一位比我矮一头的老婆婆。

“这、这个……”

“出口在哪儿呀，我一直在找，却出不去。”

老婆婆紧紧抓着我的衬衫袖子不放，本以为她是个子小，没想到是背驼得厉害。她穿着颜色像是用酱油煮过的毛开衫和裤子，一只手拄着拐杖，满是皱纹的脸上一双茫然的大眼睛死死盯着我。那浑浊的白眼球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中午吃的炒面直往上涌。

我用左手捂住嘴，不能在这儿吐。右胳膊被老婆婆用力抓着，动弹不得。视野摇晃了一下，膝盖没了力气。

“你知道出口在哪儿吗？”

我已经站不住，蹲在了地上，可老婆婆依然不依不饶。周围店铺的人终于注意到了这边，大家聚集过来，有人问我：“不要紧吧？”

“啊，是你！”

我忍着恶心抬起头。一位穿着白色罩衣的女人，是她。

“啊，你好……”

“贫血呢，别打招呼了。能站起来吗？去医务室吧。啊，老婆婆，不好意思，松开手吧。”

她又帮了我一次，我边想边扶着她的肩膀勉强站起来。

两次住院生活让我再次明白，我没有过集体生活的能力。没想到住院也需要能力。

术后连身都不能翻的时候，我就惹护士们讨厌了。也不笑，也不道谢，满嘴都是“好疼啊好难受啊，为什么我要遭这种罪呢”一类的抱怨，她们渐渐对我冷淡起来。虽说是白衣天使，但脱了那件衣服不过是同龄的女孩。我一定是嫉妒她们周身洋溢的肉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全吧。加油啊，忍一忍。每当听到她们这么说，我知道是曲解了人家的意思，可还是气鼓鼓的，自始至终绷着脸，有时连她们的询问也不回答。

但护士们毕竟是在工作，不会对我这个患者使坏，而且不理我也挺好的。问题是那些一同住院的老人和大婶。

现在想起来还会起鸡皮疙瘩。两次住院我都被分在六人间，两次都是同房间的患者除了我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上下。

为什么人上了年纪看起来都一样呢？而且这家大医院的患者都穿着指定的竖条纹衣服，跟工作服似的，格外区分不开。我完全记不住人的脸和名字，当然也是因为不想记。

我尤其讨厌吃饭时间。塑料容器里盛满只考虑热量的食饵，食物和消毒水还有不知谁的大小便的气味混在一起，真是大酱和大粪都有了，好悲哀啊！我总吃别人来探望时带的点心，当然没有食欲。望着老人们没牙的嘴咕囔咕囔咀嚼着，我真想大喊：“你们这么想活下去吗？”一想到连我在内，有一天谁都可能变成这个样子，我就有一种巨大的无助感，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自暴自弃地扫光食物。

自己下不了床的老人并没有实际危害，所以还算好的，问题是那些还有点精力的大婶。

除了那位美女患者，我对谁都不感兴趣，但其他人并非如此。从我能起身、可以自己推着点滴架去上厕所起，大家就跑来跟我聊天。

住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父亲在哪儿上班呀？什么病住的院啊？我若是不回答，大婶们就没完没了地自行披露身世、炫耀病情。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刚进监狱的犯人，越发不想回答。我尽量不想和她们纠缠，所以谁说什么都缄默不语。结果有一天护士说“大家都说上原小姐态度不好，请多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我感觉好无助。就算被指定为重病号，也逃不出集体生活的枷锁。

“身体怎么样？”

我独自在商场狭小的医务室里躺了一会儿，回想着这一幕幕，眼泪又流了出来。这时，刚才那个女人忽然走了进来。我连忙擦了擦眼角，坐起身。

“啊，我不要紧了。刚才只是站着头晕而已。”

“真不要紧？”

“嗯，真没事。”

她微微笑了笑，拉过旁边的圆凳坐在床边。

“您在这儿工作吗？”

“是啊，一家甜纳豆店，就在你倒下的前方。我刚想，啊，上原小姐！你就又被老婆婆缠住倒下了，虽然不该笑，但还是觉得挺滑稽。”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住院时也在相似的情况下被她搭救过。我在病房待够了，跑到大厅发呆，不料被一位有些糊涂的老婆婆缠住。她自己坐到我旁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病情、数落家人，我闲来无事就随便听听，但看着她那张没有假牙的嘴嘟囔嘟囔动，又难受起来，便想回病房。谁知老婆婆责问我：“为什么要走，好好听着！”我不由也火了，抬高了声音，结果吵了起来。好多人跑来围观。我很难受，还被办公室的人指责欺负老人家，正不知如何是好地瘫坐在沙发上，她站出来解围说：“这位小姐并没有错。”我逃也似的回了病房，都不确定当时是否道过谢。

“那次也多谢你了。”

“那么久的事，算了。上次在医院停车场看见你了，你还去医院吗？”

“每月一次。”

“我三个月一次。但每次都等得烦死了。为什么不弄成预约制呢？好容易休息一天，就这么泡汤了。”

“是啊。”

我不禁回答得铿锵有力，觉得跟她说话很合拍。她大概三十上下，声音文雅低沉，身穿日式点心店的上衣，头上还戴着白色三角巾，但看起来没有一点大婶的感觉，耳垂上的小小耳环也很别致。胸前的名牌上写着“永濑”。我这才知道她的姓氏。忽然，意识到她刚才叫我“上原小姐”。

“你知道我的名字？”

“嗯，一住进医院，就算你不问，大婶们也会跑来告诉你。”

那我的病她一定也知道了。虽然我和家人不记得透露过，但住院期间很多老太婆都问过我：“听说你是乳腺癌啊？”住院患者是没有隐私的。

“今天休息吗？”

“那个，不是……啊，你现在是休息时间吗？”

“是啊，为什么这么问？”

“不好意思，难得的休息时间被我给搅了。”

我的话让她温柔地笑开来。

“担心你啊，而且一直也想和你说说话，就过来了。谢谢你为我着想，好高兴，你心思真细腻啊。”

因为懒散才让乳腺癌恶化，弄到这般田地，现在竟被人称赞“心思细腻”。我羞愧地红了脸，觉得不能欺骗她，便说了实话。

“我无业。”

“哎呀，是吗？”

“身体已经康复了，但就是不想工作，一直懒着。”

她听完静静想了一会儿。我低下头，很紧张，不知是不是被她鄙视了。刚才被陌生婆婆抓过的衣袖都是褶。

“要是上原小姐你愿意的话，”她谨慎地选择着措辞，“要不要来我们店里打工？店里有人忽然辞职，我正发愁呢。”

“哎？不过……”

“不是要你现在马上回答，能考虑一下吗？”

忽然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有些慌乱。

“不过，那个……”

“不过什么？”

我反复说着“不过”，她笑了。

“我属于不适应社会的人。”

她瞪大了眼睛，接着咯咯笑起来，毫无根据却非常清晰地说道：“不会呀。”

因此，我暂且每周四天在那家甜纳豆店工作。家人和男友都高兴得不得了，“终于重新站起来了啊”。乖僻的我有些不悦。但是算了，我确实也想多少努力一下，虽说每小时的工资大概只有市场价的三分之二。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那家店的店长，而且不敢相信她和我只差一岁。是我太幼稚还是她太成熟呢？

我不吃甜纳豆，所以不知道这家店规模很大，是全国连锁，在县内主要的购物中心和大型超市都有店面。我工作的这家算小的，只有店长永濑、打工的大婶和我三个人。永濑还兼任附近车站大楼店铺的店长，经常穿梭于两边，有时还要和分公司的业务员商洽事情，很少在店里。打工的大婶只是最开始打过招呼，我来接班她就回去，也很少有机会碰面。

那么店里通常就我自己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的柜台和相邻的日式点心店相通，所以总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店打工的大婶，对我来说这是最糟糕的状态。

医院也好，日式点心店的卖场也好，大婶的生活状态都一样。尤其是日式点心店的卖场，人又不多，一没了客人，我就要遭受大婶们一连串的质问。

住在哪儿啊？多大了？单身吗？上的哪所学校啊？以前做什么工作啊？不想让永濑难堪，所以这些住院期间绝对不会回答的问题，我现在也脸上没有任何不悦、强颜欢笑地回答。听完，心满意足的大婶们便喋喋不休地说起自家的事，我还得哼哼哈哈装作在听。

工作本身并不难。最新型收款机的用法和礼品包装的打法稍有些复杂，但两周后不用请别家大婶帮忙，我自己也会弄了。最痛苦的还是必须要在大婶面前装可爱，再有就是客人里老人多。

想想也是，年轻人不会老来买甜纳豆。买什么要犹豫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的老爷爷，想找人聊天想得要命不肯走的老奶奶，好几次都让我想发火了。之前那位曾抓着我的胳膊逼问“出口在哪儿”的妖怪婆婆，几乎每天都在食品街转来转去，纠缠店员或客人。

糟了，入错行了。虽然这么想，但是永濑邀我来的，也无可奈何。而且到哪儿找这样的雇主啊，体谅我的身体状况，说不舒服的时候就不用勉强，随时可以休息。

“喂喂，话说回来，上原小姐和永濑小姐是怎么认识的呀？”

右侧羊羹店的大婶闲得无聊，问道。

“住院时认识的。”

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大婶立刻一副兴致盎然的表情。

“住院？哪儿不舒服吗？”

“嗯，乳腺癌。”

“哎？永濑小姐？”

大婶忽然尖声问道。

我心里鄙视她，脸上却笑着作答：“不，是我。所以切掉了右侧乳房，用后背的肉做了修复手术，也一直没工作。”

“暴恶癖”，豹介的话掠过脑海。大婶困惑地皱着眉头，可脸上明显写着“打探到了好消息”。明天这些话一定会传遍整个日式点心卖场吧。

“哎呀，你这么年轻就吃了这些苦，还这么努力，真了不起啊！”

“没有，我一点都没努力。”

“对了，永濑小姐为什么住的院呢？”

不愧是大婶，能打听到的就要刨根问底，厉害！

“我不知道，当面问有点不礼貌，不是吗？”

我讽刺地说，可大婶只是笑着点点头。“是呀。”

是呀，永濑是什么病住的院呢？我不是没兴趣，只是觉得本人不说就是不想说吧。原本连她住在哪儿、是不是单身，我都不知道。

这时放在口袋里的小灵通响了。这家店位于地下，手机没信号，而我若不处于随时可以联络到的状态，豹介就吵个不停，所以他给我买了在地下也信号超强的小灵通。

“小仑，说话方便吗？”

“嗯，没有客人，不要紧。”

“今天来我家吧，我给你做上次说的牛排。”

“哇，下班了我马上过去哈。”

我看到刚才还聊得好好的羊羹店大婶目光冷冷地走开了。

第二天，永濑约我：“下班后一起吃个饭吧。”说不定她都有家庭了，通常是闭店时间一到就麻利地关上收款机下班走人，所以我们到现在连茶还没一起喝过。我为此特别高兴，和豹介的会面也临时取消，跟她出去了。

她说自己几乎不在外面吃饭，让我来选饭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她请客，便不好意思挑贵的，选了一家价格适中、有些小情调的洋式居酒屋，以前和豹介偶尔会去。在长条吧台上坐下，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好热闹啊”。我心里一惊，她是嫌吵吧。我们友好地拿过啤酒干了杯，然后轻描淡写地聊了一会儿别人的闲话，当然并无恶意。

“春香，工作习惯了吗？”借着点第二杯啤酒的机会，永濑问道。

“嗯，马马虎虎吧。”

“身体怎么样？”

“也马马虎虎啦。”

我这么说本想逗她笑，可她却表情不变地点了支烟，似乎想说点什么。果然，她下定决心般开了口。

“听说你是乳腺癌，我听旁边店的人说的。”

我工作时间会和男友用小灵通聊天，有时还抓点板栗甜纳豆吃，本以为她会提醒我注意工作态度，没想到是这事。我稍稍松了口气。

“啊，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永濑责怪地说道。

“对不起。住院的时候，我的病众所周知，以为你当然也知道呢。”我沮丧地道歉。

“不用道歉，但跟我说一声就好了。我想从你自己那儿听到，而不是听大婶们的风言风语。”

“对不起，要是知道，你就不雇我了吗？”

她听了这话，把还没吸一半的烟按到了烟灰缸里。

“说话还真难听啊。我像是那种人吗？”

“对不起。”我低着头小声说。为什么我总要这样惹人不快呢？

“不过，你为什么要跟大婶们说呢？你知道这是很好的话题吧？”

不是讽刺，她似乎真的不明白。我差点说出来是因为“暴恶癖”，忙换了词。

“这是特性。”

“特性？”她诧异地反问道，“乳腺癌是特性？”

“对。要是说特性太过的话，那就是我拥有的唯一谈资。除此之外我什么特长都没有。”

她似乎愈加不解，喝了一口新上的啤酒。看起来并不能喝，眼圈已经红了，有些朦胧。啊，这女人果然特别受男人欢迎，直觉告诉我。

“那，你已经不要紧了吗？”

她调整了情绪问道。

我很想说点什么，便连珠炮似的说道：

“由于经常被人这么问，我嫌麻烦所以都回答不要紧，但不是很明白，怎么就不要紧了？切掉了乳房，做了修复手术，确实好像不用担心什么转移，却不能打包票。而且现在还在注射荷尔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又是头晕又是恶心，各种不适。周围人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忘了吧，但在我看来却完全没有结束。”

我深深呼了一口气，喝了口啤酒。明明知道喝完酒会更不舒服。

“身体已经能工作了，所以必须努力忘了癌症，可是，现在假乳房里面有时会发痒。”

“哎？”

“做修复手术的时候，皮肤有些部分是像窝边一样折进去缝的。有时候身体燥热，那块儿就开始痒痒。可它在身体里面，挠也挠不着。不是忍不了，但很痛苦。这算不要紧吗？”

我忽然这样滔滔不绝，永濑不知所措地僵在那儿。但她叹了口气，跟我说：“对不起。”

“啊，不是，我不是指责你。”

“没关系，我明白一些。和你有点不同，我是山药过敏。”

她的眼睛有些湿润，我要是男人的话会一下就被她俘虏了吧。我边想边等她说下去。

“我当然会小心，但一次在外面吃的肉酱汁里好像有山药泥，吃完后，嘴里一下起了荨麻疹，似乎一直长到了食道里。痒得我以为自己要死了。”

“哇，食道里可挠不着啊。”

我们齐声笑了。永濑的表情终于放松下来，我很开心。

“对了，我不小心跟羊羹店的大婶说跟永濑小姐是住院时认识的。她好像很好奇你是为何住的院……对不起。”

“这和你的流言一起传开了。”

她淡淡笑了笑。

“啊，对不起。”

“没关系。我又不是要隐瞒。比起春香你，觉得我的病根本不值一提。我是卵巢囊肿，做完手术已经什么事都没有了，听说也能生小孩。我才是都结束了。”

她纤长的指尖抚摸着桌上的杯沿。这动作换我做绝不会看上去如此慵懒吧。我觉得她即便单身，也绝对有男朋友，而且不会是豹介那样的廉价男人。

“这病并不少见，但我之前工作的那家店里，她们都说，因为你太漂亮，和男人玩大了吧。也许只是句玩笑，但有人说话就这么残忍。”

我常常觉得美女不要自诩漂亮才好，所以听到这儿有些介怀。我决定不去深究，但还是忍不住故意问：“永濑小姐你有男朋友吗？”

“不是男朋友，我有老公。”

果然是已婚啊，我有点扫兴。这也是出于乖僻吧，我稍稍反省。

我一个人想这想那，发现身旁的她无聊得一言不发。有什么话题呢，我决定说说涡虫。

“永濑小姐，假如有来生的话，你想投胎做什么？”

“怎么忽然说起这个？有来生吗？”

“假如。”

她沉思着低声斟酌，鸟吗，海豚吗，猫吗……

“我想做涡虫。”

“涡虫？那个切成两截也会恢复原样、像鼻涕虫一样的东西？”

“哇，第一次遇上知道的人。”

我开心地兴奋起来。她问为什么，我把上次喝酒时让人抢了先的答案说了一遍。

“生活在清澈小溪的石头下面，又不怎么可爱，也不会被人发觉，可以什么都不用想。而且怎么切都能再生，也就是说没有死亡的恐怖。也用不着做爱，放在那儿自己就会长大，然后分裂成两只。简简单单多好啊。”

“嗯，不过寿命到了也会干瘪而死吧。”

“哎？是吗？”

“这个嘛，我是看的电视，也不太清楚。”

啊，那个节目我也看了，正想说的那一瞬，她开口了。

“下次投胎也是，我还是我就好。”

全身的喜悦仿佛一点一点被抽空。这句话在我听来，若不是此前的人生格外受眷顾，就只是漂亮话而已。而且我觉得自己很讨厌，竟然因此觉得永濑小姐“虚伪”。为什么我这样乖僻呢？就不能认为他人并不同于自己，各有各的想法吗？

果然是永濑小姐结的账。我说谢谢您请我吃饭，永濑笑着说下次再一起喝酒啊。

就算有些地方不习惯，她依然是个好人，令我倾慕。完全不感觉陌生的人，在这个世上并不存在，我一个人走着夜路这样自言自语。不能因为这点事就消沉。

但不好的预感却变成了事实降临到身上，比预想的更快。

接下来一周的休息日，豹介有报告要交见不了面，我反而松了口气。父母都去上班了，我待在寂静的家里无所事事，这时来了我的快递。

寄件人是永濑小姐，纸箱大小还好，但相当重。每周四天都能在店里碰面，为什么特意寄快递呢？我不解地揭下胶带。

里面是书，共六册，而且全部和癌症相关。我拿着这些想都没想到的东西，一时间呆立在那儿。

其中一册是艺人的癌症斗争史，我以前读过，剩下的都是近似医学书的大厚本。我拿起一本像是专业书的翻了翻，一幅把乳房整个从肌肉上切下的照片忽然血淋淋地映入眼帘，我慌忙合上书。调整心情后再一次战战兢兢打开，只大概看了看图片。各种术后的血腥照片淡然地摆在那儿，也有很多乳房保留手术和修复手术后的照片，和我相似的却只有一例，我再次认识到治疗方法的多种多样。照片中最怵目惊心的要数不接受任何治疗拖了十年的乳腺癌，那惨状就连我这个癌症患者都不敢直视，赶忙把书合上。

除了书，里面还有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我已经看够了，但不看又不死心，下定决心打开。是用明亮色彩打印的一摞纸，和癌症书籍形成鲜明对照。

看了第一张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涡虫的放大照片。翻了翻，好像都是打印下来的网页。纸里掉出一个浅色小花图案的信封，是永濑小姐的信。

信只有一页纸，很简单，上面说她曾有亲戚也得了乳腺癌，所以把亲戚收集的书要了来，还在网上查了涡虫，一并寄给我。

后面补充道：“在店里请不要用手机，不要拿店里的东西吃。”还画有她的笑脸以及心形图案，写着“下次再去喝酒啊”。

四肢无力。我瘫坐在散落着书和纸张的地板上，发着呆。

这种时候我知道要心怀感激。永濑小姐这么做绝非恶作剧，她是出于热心，寄来了她认为我需要的资料。

这是她的行事方法吧。人表达善意的方式多种多样，我必须理解她感谢她。而且对我工作态度的提醒简直就像顺便写下的，或许是因为面对面难以启齿吧。这么想的话，她竟是个性格柔弱的人呢。

不过，身体里咕嘟咕嘟冒出来的感情却与感激正相反。不可以这样，我心里想着，却无法控制自己。

我有一种冲动，想现在马上给店里打电话，要么开车到店里，把这种感情当面发泄出去。好不容易才忍了下来。现在血直往头上冲，但明天冷静下来也许就会生出感激了，也许就能坦诚接受她的善意了。

但我却不想读这些书还有涡虫的资料，把它们随便扔回纸箱，塞进了壁橱。

还没到傍晚，我就关上手机，上了床。幸好没人在家，我像孩子般放声哭了个痛快。如此一来恰好累了，沉沉地睡了一觉。

那之后，我有两次上班无故缺勤。怎么都不想去的话，至少打个电话请个病假也好，可我却不想。头脑冷静下来，但勉强拿出的干劲却反弹了回去，一切都好麻烦。

任由豹介给我化了妆，由他带着去大学附近的一家居酒屋喝酒。电话响了。果然是永濑小姐。

“身体不舒服吗？”她客气地问道。

“只是不想干了而已。”我说。

她听完很震惊。“不干了？为什么？”

我离开豹介他们围着的大桌子，边往去厕所的通道移动，边尽可能傻乎乎地回答：“嗯，要站着干活啊，有些辛苦。客人全是老人太没劲了。工资又少得可怜。”

一瞬无语后，永濑小姐不知是否强压着怒火，声音听着格外温柔。

“那你竟连个电话也不打……你知道大家多为难吗？我指望你才把店交给你。”

左耳的嘈杂中混杂着她成熟的声音，右耳中响着学生们醉醺醺的呐喊。她一定也能听到吧。

“反正，我不干了。”

“没想到你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我看错你了。”

她是压抑不住了吧，句尾歇斯底里地上挑。

“一开始你就高估我了，永濑小姐。”

“你为什么连句抱歉都不说？我还以为我们关系很要好了呢。”

我不回答，她似乎好不容易想起来一般，音调降了下来：“忽然给你寄书惹你不高兴了吗？那是我不好，做事欠考虑。”

“啊，没什么。”

我看着凉鞋里露出的涂着指甲油的脚趾说。豹介连脚指甲都给我涂上了粉色。

“因为我尽量不看那些书。还有涡虫，也没想过要查。”

沉默了片刻，我听到她使劲叹了口气。

“但是春香，你不是说那是特性吗？怎么不查一查呢？”

对峙也很辛苦，所以回答瞬间掠过脑海。视线离开脚趾向上看去，厕所前一对似乎还不到二十岁的情侣正缠在一起深吻。那女孩穿的吊带裙我一辈子也穿不了。

“因为就算查了，乳头也不会长出来，我也不会变成涡虫。”

“这是两回事吧，春香？”

我什么都不再说，挂了电话。想回到豹介身旁，迈出的腿却有些发抖。好不容易才回到大家坐的那张桌子，恰巧话题断了，有人开朗地问：

“春香你为什么无业啊？不上班吗？”

“嗯，我得了乳腺癌。”

刚刚坐下的我如此说道，豹介使劲瞪着我。今天是和他同学一起喝酒。之前豹介曾斩钉截铁地说过，要再提这事的话绝对分手。

我马上站起身，离开了那张悄无声息的桌子。店里很大，醉了的我不辨方向，有店员恰好经过，我抓住她的衣袖问：“出口在哪里？”像是工读生的女店员有些面露厌色，用手指了指好遥远的地方。

裸

最近我沉迷于编织玩偶。在一家饰品店看到了一只钩针钩的小熊，觉得好可爱，就去手工店看了一眼。还真有卖套件的，里面毛线、钩针和其他小零件都有，很流行嘛。买回家，一个晚上就做成了一只青蛙。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家手工店，把店里的小狗、大象和小猫全买了，而这些也一晚一个做完了。再去就是买了一堆毛线、毛绒布还有用来做眼珠的纽扣，做了四个后，知道了些窍门，我决定自己设计试试看。但我好像天生没有创造力，做出的河马一点都不可爱。我便去书店买了绘本《宠物小精灵》，从皮卡丘开始把里面的人物挨个做了一遍。废寝忘食地做着胖丁、波克比、可达鸭、妙蛙种子、小火龙、杰尼龟，等做到伊布的时候果然够了。对了，我忽然灵光一闪，做个电邮熊桃桃吧。

打开好久没用的电脑，发现里面竟有十二封邮件。

我有段时间很迷恋电邮宠物，发邮件都是用动物角色来传送。所以十二封里大部分都是在那个网站上结识的既不知相貌又不知真实姓名的网友发来的。一个接一个，什么小熊啊、乌龟啊、仓鼠啊来给我把信放下。一如既往净是些无所谓的内容，但让自己的宠物收发邮件就是意义所在，所以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失落。但是，今天的这些宠物里来了只小熊，名叫“明日香家的桃太郎”。

内容如下：

下周六我要去新宿买中元节的礼物，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饭？

从邮件发出日一算，“下周六”就是明天。我本想打个电话，但考虑到她那么忙，只写下“什么时间地点都OK”就回复了。结果没过两小时，明日香打来了电话。

“好久不见啊，还好吗？看你没回邮件，我觉得你可能挺忙的，就没好意思打电话。”

她似乎还没适应我是个闲人。

“忙什么啊，我什么都没干。”

我说得很开朗，可明日香却似乎不知如何回答，在电话那头默不作声。我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便找借口似的解释道：

“其实我从上周开始忙一件事，连睡觉时间都削减了，所以忘了查看邮件。但不是工作。”

“忙什么？”

“编织玩偶。我有绝对的力作，好想给你看看。”

没有回答，似乎又让她无语了。我假装没有察觉，接着说：“明天几点？我配合你的时间。”

“没想到这话有一天竟会从泉泉的嘴里冒出来，真不知是悲是喜。”

她主妇般叹了口气。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我挂了电话。我既不伤心也不开心，感情只是一片空白。

我没工作快两年了。“三十四岁、无业”这句话，最初让我觉得自己像罪犯一样，好恐怖，但很快就习以为常了，简直连自己都佩服自己的适应能力。现在，我的身心都已完全习惯“三十六岁、无业”的状态。

两年前，丈夫单方面提出离婚，在丈夫公司上班的我也自动丢了工作。那一连串没有道理可讲的事让我抵抗、怒吼、哀求，但时间极短，接下来连自己都惊讶地淡然接过赡养费，许诺会退出户籍、离开那个家。那种毫无留恋是什么呢？我也很费解。

接下来的日子，我既非自暴自弃又非郁闷地过着现在的生活，也不知道是有干劲还是没有。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眼前的楼群屹立在烟雨中。已经七月了却还是阴雨连绵。

大概半年前，我着迷于缝制泰迪熊和小熊的替换衣服，最后却都送给了明日香的孩子。这些玩偶也送他们吧，这么一想，创作热情消失殆尽。我的性格原本就忽冷忽热，自从不再工作，这脾气愈发明显。不过，随性而为真舒服啊，我觉得自己或许格外幸福。

第二天，我和明日香一起吃午饭，餐厅就在从家中能看到的那片高楼里。给孩子们的礼物。说着，我把通通装在纸袋里的玩偶递过去。她却没有收到泰迪熊时那么兴奋。

“哇，仿的皮卡丘！”她勉强打起精神般说道。

“做得好吗？”

“好啊好啊。说起来，泉泉你从小手工和生活课就好。真的可以收下吗？”

“我不过想做就做了，消磨时间而已。”

明日香姑且道声“谢谢”收下了，却似乎心存异议。反正又不是专为谁而做，我想过她若是不要的话，到扔垃圾那天就扔出去，所以她偷偷扔掉也没关系。

她是我儿时的好友，唯一一个从小学交往至今的朋友，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三年前小一些的孩子上小学后，她的工作便由计时转为了全职。她天天忙着工作、家务和育儿，还抽空像这样时不时来看看我。以前我很难抽出时间，都是她配合我，但现在形势逆转。

“泉泉，你又瘦了啊。”

完全是把我当病人。她对我的顾虑清晰可见，我都不好意思了。

“是吗？我家没有体重计，不知道呢。”

“脸色也不好哦。”

“因为没化妆吧。”

在一家布置着洁白桌布和纯银餐具的店内，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多么寒酸。明日香只穿件夏季开衫，但认认真真化了妆，挽着头发，衣领里的珍珠项链淡淡地散发光芒。与之相反，我是退色的T恤衫加上裤腰宽松的休闲裤，最近不再穿不能机洗的衣服了。疲于每日生活的该是明日香，但连黑眼圈都不再掩饰的我怎么看都更身心俱疲。

“还领失业保险吗？”

每次见面，她的问题都如此一点一点接近核心。

“没有，早就领完了啊。”

“那，是不是该干点什么散散心呀？”

我苦笑了一下，知道她是斟酌着措辞说的这番话。

“过段时间吧。谢谢你担心我，一段时间里，生活费还能应付。”

“是钱的问题，但又不是。”

她焦躁地小声说，喝了口水。我知道怎么回答她才会安心，却故意说了相反的话。

“织玩偶也织够了。夏天要到了，要不要缝件单和服呢？”

“刻刻橡皮怎么样？”

被人说得如此不可救药，我低下了头。刁难别人得到的当然也是刁难的回答。紧张的气氛里，我们各自吃着鱼做的主菜。明日香似乎想起了什么。

“上网做个主页怎么样？有这么多作品。”

“说是作品，但都是仿的啊。”

她毫不避讳地叹了口气。不知是否得出了判断——这只鼓怎么敲都不响，这回她换成一副妈妈般的笑脸，温柔地说道：“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能重新站起来，是吧？我不说了，对不起。”

曾经我总扮演姐姐的角色，倾听明日香对工作和家庭的各种抱怨，然而不知何时起我却变成了要人哄的笨手笨脚的妹妹。但我若不像以前那样总穿着套装，忙得三次里有两次拒绝她的话，她就不会当我重新站起来了吧。今后每次见面，她都会比较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然后叹口气，一想就好郁闷。

午饭的钱，我都说不用了，还是明日香付的。自从没了工作，和别人吃饭就一定是对方请。最开始自尊心还会受伤，但最近我觉得太麻烦，决定不再谦让了。

明日香绝非富裕，她出去做全职就是因为只靠老公的工资不够支付房贷和两个孩子今后的教育费。然而她忙着给别人送中元节礼物，还请无业的朋友吃法国大餐。这个无业的朋友明明是自己喜欢才无业的，其实还有两千万日元的存款。要是坦白的话，她会是什么表情呢。唉，她人好，也许会说：“留着老了用吧，别乱花。”

再发邮件啊，我们说着道了别。手工热也冷却了，没什么想做的事，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我决定去漫画咖啡屋。

酒吧街上一间公寓的二楼有家漫画咖啡屋，那里是我的最爱。市中心的商住两用大楼按当下的流行趋势，或成了睡衣酒吧，或成了十五分钟按摩院，而最近每条街上都能看到漫画咖啡屋。有段时间我一家不落地转遍了林林总总的漫画咖啡屋，发现这家店藏书多，店员的态度又很谦恭，随便喝的咖啡也没煮过头。价格稍有些贵，所以客人的年龄层也略高。最好的还是间隔宽敞又干净的白色沙发。我不抽烟，可以在人少的禁烟区占据一席之地。

今天，总是开头一两册被拿走的手冢治虫的《佛陀》都在，我便把整卷都拿到桌子上占着，投入得连咖啡都忘了喝。读到第三卷时精神再也集中不了，猛然看了眼窗外，天色已有些暗了。我没戴手表，不知道时间，去趟厕所顺便换了杯咖啡，看了眼收银台的钟，快晚上七点了。

午睡的工薪族踪迹全无，像是学生的客人多了起来。差不多该回家了吧，还是把剩下的《佛陀》全读完呢？我喝着咖啡想。中午久违地吃了点正经东西，现在肚子还不饿，而明天、后天和大后天又没有任何计划，所以怎么都行。没有优先级，事情就定不下来。我茫然地望着书架，发现架子上摆了一大排《相聚一刻》[1]。说来上学时看了些连载，还不知道结局呢，下次读它吧。这么一来就得尽早把《佛陀》看完，我想着起身去拿书。结果一读就读到了半夜，之后徒步二十分钟回家。路上被个醉汉纠缠，带着可怜的回忆进入梦乡。

闲，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怎样的感受，我似乎到了这个岁数才第一次知晓。它同无聊有些不同。无聊我经历得多了。高中时代望着讲课比补习班讲师烂许多的学校老师，大学时代被强拉去参加交友派对，就职后进口公司里啰里啰唆没完没了的会议，那些时候我都忍着哈欠和无聊装作在听，同时考虑着更有意义的计划。

无意义和有意义。很久以来，我的时间只有这两种，从没想过还有什么别的。

高中时代满脑子都是高考，大学时代多少放松些了，也会出去玩，但报告也好考试也罢从不曾松懈。同学背后都管我叫“乏味的优等生”，但他们考试前来找我借笔记时，我却没有丝毫不悦地让他们拿去复印。这些平时把我当成书呆子的人，忽然降低姿态来求我，看着实在开心。

没去大型企业就职，而是选择了中等规模的主营进口贸易与营销策划的公司，是觉得在后者能更快地独当一面。正如所料，我很快就被委派了几项采购任务。企划案成功后，回报便是简单直接的利润，那种快乐让我痴迷。多少好点子我都能想出来，而为了把这些点子变成现实，即便要削减睡眠时间去学习去应酬，也不觉得辛苦。认识丈夫后辞掉工作在他的公司上班时，这点也不曾改变。我曾经喜欢工作，讨厌偷懒。我觉得这种生活机制真是太简单了，所以从来没有迷茫过。离婚前丈夫说这是“贪得无厌的活法”，我当时简直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

从儿时起到三十岁，这么长的岁月里我都是如此充实，到现在也不觉得这种充实是错误。但我却不曾知道，自己踩着的本应十分坚固的地面，竟是如此简单就开裂的薄冰。本以为冰面裂开后我会沉到水底被冻死，可没想到那里满满的竟是叫“悠闲”的温水。躺在里面比想象中更舒服，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或目标浮出水面。

不知道睡了多少个小时，我睁开了眼睛。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没订报纸，电视上个月就坏了，没办法马上知晓。打开收音机，正在播午间节目，以前从没听过的中波广播连着听下去，发现一周下来每天同一时间段里竟是不同的人在说话。这点事我都觉得开心，真是不可思议。

拿起扔在枕边的表，确认了日期。这是名牌，是结婚前丈夫送我的圣诞礼物，背面刻着我的名字，所以想卖也卖不了。不过倒也方便，我现在还在用。

这套老房子位于西新宿，一室一厅，屋里充满了梅雨季节的潮气，有些脱落的壁纸内侧泛着霉斑。房龄已有二十年，混凝土外墙出现了裂缝，厨房和窗子也做得很小。但这儿不是租的，而是我拿自己的钱买的家，比起曾和丈夫一同住过的滨水高层公寓，不知放松多少倍。定下来离婚，要从丈夫家搬走时，我看见报纸里夹的广告，赡养费正好买得起，一时冲动就买下了。我并未后悔，但回头看看自己那段时间的精神状态，一定是异常畏惧什么吧。我没有信心去不断支付房租或房贷，再怎么简陋也想有个专用的避难所。若去郊外，同样的价格或许能买到更像样的房子，但我无法想象离开市中心生活。若是在郊外的公寓里，前后左右都被美满幸福的家庭包围着，我会疯掉的。这是一个可以让三十将半、独身还无业的女人生活的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从这点来看，我的选择没错。

十层的简易大楼里，一半是事务所，剩下的一半有没有人住都不知道。等电梯时偶尔能看见和我一样的人，穿着T恤加牛仔裤，不修边幅地拎着个便利店袋子。无论是谁，都毫无例外地不会跟人打招呼，绝不和人对视，简直就像在情人旅馆碰上的男女，都想尽快从彼此的视线里消失。

今天外面也下着小雨，有些闷热。我想打开空调，便从床上起身。房间里，毛线、碎布、漫画杂志和零食袋等等堆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才从中找出空调遥控器，选了“干爽模式”，正要打开开关，却眼瞅着液晶屏幕上的数字消失了。电池没电了吗？没办法，把便携收音机的电池取出来换上。但遥控器的小小画面上却什么都没浮现出来，我泄气地把它扔到一边。空调本身有没有开关呢？站到椅子上找了找，却不明白。电视也一直坏着，厨房的灯泡也不亮了。东西如此这般一样一样坏掉，最后便会轮到自己吧。我茫然地想着，仿佛这些都和我毫不相干。没力气找人来修理，一切的一切都好麻烦。

曾经那么渴望时间，而今这些宝贵的时间却被我如此挥霍。

步入社会以后，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哪怕有一点点闲暇都有好多事想做。我和丈夫一起开了家店，经营日式工艺品和杂货，很想转遍国内的民间工艺品作坊。主店位于浅草，那里有很多外国游客，我想找几位茶道或插花老师，在店里做个简单的体验教学。总在拒绝朋友的邀请，心生愧疚，想跟她们好好吃顿饭或泡个温泉。好想去一下自打入会后就没去过的健身俱乐部，哪怕一个月就一次也好。而购物、美容还有海外旅行，我也想投入更多的时间。

不过，一旦真的闲下来，这一切却失去了意义。我已不能再插手丈夫的工作提什么意见，而想见我的那些人似乎并非想见我本人，只是想见“成功的杂货铺老板”。我没了工作，那些人便销声匿迹了。丈夫曾喜欢去健身房，我便觉得自己也该去锻炼锻炼。但而今品牌服饰也好，能令肌肤稍稍年轻的美容也罢，我都不需要了。何况我本来就不爱出门，比起外出，更喜欢待在家里织点东西。

难道不是出于本意闲下来的，所以才有些混乱吗？

从十来岁开始，我就不顾一切地向前向前、向上向上，那种心情并非虚假。我想赢，一味地不管不顾就是想赢，但我想赢什么呢？曾经讨厌输的我现在只是累了要睡一会儿，还是从一开始就自不量力，懒惰才是本来面目？这些我都懒得去想了。

在附近的快餐店吃完汉堡，我又去了漫画咖啡屋。我并非特别喜欢漫画，只是从没了工作、没了目标的那一刻起，我就读不了其他类型的书了。也去过图书馆，可追着铅字理解并在脑海中把它们转换成影像需要一种能量。其实最轻松的是看电视，只是电视坏了，所以现在只能跑去看漫画。然而看漫画时沉醉于其中，看后却什么感想和感动都没有，一如消遣文字罢了。

冲了咖啡，把《相聚一刻》全卷拿到桌子上依次读着。中间打了一次盹，去了两次厕所，换了三杯咖啡。读完时没有了时间概念，觉得差不多是晚上十点，到收银台看了看钟，竟已是半夜三点多了。再次环顾店内，有很多错过末班电车的醉客。我犹豫着是不是要回家。昨天被醉汉纠缠，很是不快，所以今天在这儿磨蹭到天亮吧。再有两个小时第一班电车就出发了，到时候醉汉也会从街头消失吧。

我拿了本貌似比较轻松的四格漫画回到沙发，不知何时，连身旁的座位也有位年轻上班族醉倒在那儿，那张脸总觉得似曾相识。我俯视着那张邋遢的睡脸。他好像做了什么噩梦，不时皱着眉头哼哼。是谁呢？也许是工作上认识的人吧。正想着，男人忽然睁开眼睛，和我对视的那一瞬，他条件反射般大声喊道：“对、对不起。”店里还没睡的人都望向这边。那畏首畏尾的脸和姿态让我立即想起了他是谁。

“哎？泉水小姐？”

我默默在他旁边坐下。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

“这是我的台词吧。为什么一看见人就道歉？”

我不悦地问道。他曾是我的部下，但共事时间很短。好像比我小五岁，工作一塌糊涂，常被我训，所以只记得这张脸却想不起名字。

“啊，吓我一跳。我正做梦被上司训呢，结果一睁眼就看见泉水小姐站在这儿。”

“对不起了。”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哎呀，吓我一跳，你在做什么？”

我无从回答。既无法简单说明深夜在漫画咖啡屋里等天明的前因后果，也不想跟一个不熟的男人白费口舌。

“多少年了呀，竟然在这种地方碰上，命运真是弄人啊。泉水小姐也在等始发车吗？”

一般来说，漫画咖啡屋的客人基本什么时间都是独自前来，所以竟比图书馆还安静，而这里现在回荡着他醉醺醺的声音。什么命运，讨厌的命运。我觉得太丢脸了，起身离开座位。

“哎？要回去了吗？”

“吵死了。”

我在收银台结账，那家伙也跟了过来。

“那我也走。”

“你在这儿等始发车吧。”

“女人这个时间走在歌舞伎町太危险了，我给你打个车。”

我背向他，迅速打开门来到外面。他太麻烦，我想甩了他回家，不料跑下楼梯时身子却晃了一下，跌坐在地摔了个屁股蹲儿。头晕，有些奇怪。

“不要紧吧？泉水小姐也会摔跤啊。”

我被追上来的他扶着，不禁盯着那张脸看了看，是张小狗般的娃娃脸。我慌忙抓着他的手站起来。一种不知是怀念还是痛楚的奇怪感情掠过心头。

“肚子饿了吧，要不要去吃碗拉面？”

被他这么一说，我发现两件事：令人怀念的痛楚是我的自尊心久违地受了伤，而楼梯上摇晃那一下则是因为强烈的饥饿。

这男人叫小原健太。我在拉面店的长条凳上看了他递来的名片才想起来。当时一同进公司的还有个叫大原贤的男人，大原贤个高被叫作大贤，个子小的他则被叫作小健。名片不是以前公司的，而是一家电器商的子公司，隶属营业二科。

“你辞职了？”

我吃着面问道，也没什么别的好问。

“在你辞职后不久。你的继任比你还严厉百倍，我脑袋上都有斑秃了，五百日元硬币大小的。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就辞了职。”

上司严厉些就会死人吗？我不说话，小健似乎觉察到了，拿方便筷指着我说：

“啊，你在想我是个没用的男人吧？”

“想了。”

没必要说社交辞令，我便承认了。

“没关系，反正我们都是失败的人，是夹着尾巴逃跑的丧家犬罢了。”

话虽如此，他说得倒挺开心。

“泉水小姐，你后来怎么样了？啊，对了，你结婚了，不是泉水小姐了吧？对不起，新姓我给忘了，叫什么来着？但我记得你的名字，泉水凉子，一开始我就觉得这名字真好听。”

小健说个不停，面条也不见少。我早就吃完了，拿出纸巾擦了擦嘴。

“啊，给我张纸巾行吗？”

我递过去一张，他夸张地擤了下鼻子，然后塞到西服口袋里又继续吃他的面。我托着脸望着他。廉价西服配松开的领带，指甲倒剪得干净整齐。看看长椅下面，包似乎用了很久，已经旧了，但鞋仔细擦过。穿戴没有品位，但打理得还不错。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没理会他的问题，又问道。

“我做售后，大部分是处理投诉和派遣修理工。我自己也去修，被叫去挨顿骂，修好后低头道歉，如此反反复复。”

“哼，你还有这才能呢。”

“这不叫才能呀，我好歹也是工科毕业的。”

他颇为得意地把碗里的汤喝光，又看了看我的脸，忽然扭捏起来。吃完东西后酒醒了，明明是他邀请的我，却似乎搞不清楚状况。

“那个，可以问吗？”

我吃完东西也泛起了困意，打着哈欠点了点头。

“你家在哪儿？为什么会这个时间和我在这种地方吃拉面？你丈夫不会生气吗？”

“家在西新宿，走路只要二十分钟。吃拉面是小原君你邀请所以来吃的。我前年离了婚，已经没有丈夫了，几点在哪儿干什么都不会有人发火。”

为了听起来平缓些，我回答时尽量不带感情。小健听完僵在了那儿。也许出于善意应该多解释些，但总之我困了，嫌麻烦。

“始发车差不多该有了。你今天不上班吗？快回去吧。”

我明明说得很温柔，可小健还眨着眼睛。稍稍回过神来，他问道：“泉水小姐，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什么都没做，无业。”

“不会吧，为什么？”

自尊心又在微微颤抖。我跟店员说完“吃好了”便起了身，他慌忙拿出钱包。我都说不用了，却又让人请客。

失败的人。他说的这个词后来在我身体中不断膨胀。在我的简易钢管床上，小健抱着我酣睡。醒来的我像是被孩子紧紧抱住般起不了身，只好望着天花板。

吃完拉面后我要回家，他却跟在身后非要送我。“不想去上班。”他垂头丧气地说了句。我便建议“那就逃一天班吧”，结果他开心地点了下头。“以前，我很崇拜泉水小姐呢，所以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他幼稚地安慰着我，同时握住了我的手。我对他从来没有感觉，可被他握住手并不讨厌。因为不讨厌便让他进了屋，接下来小健自己脱起了衣服。啊，是吗，这是要做啊？结果竟做了三次。

真的好久没接触过别人的肌肤了。最后一次和丈夫做爱是什么时候呢，我已不记得了。别说做爱，我已经多少年没亲吻过谁，甚至被异性或同性握握手、拍拍肩膀和后背了。

单纯觉得好舒服，并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还有欲望。小健的鼻尖在我的锁骨上蹭着，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抱着他的头抚摸了一会儿，他安静下来，真是和小狗一样。

现在几点了呢？我一手抱着他，另一只手把枕边的手表转过来一看，上午十点刚过。还没睡好呢，反正也没什么事，再睡会儿吧。小健的头压在肩膀上好沉。我喜欢枕着丈夫的胳膊睡，但从来不知道人的脑袋竟然这么重。

我想起丈夫来。那个人多温柔啊。平民区地主家的独子，人有点迷迷糊糊，但很有涵养。性格开朗，善解人意，又很有耐性。而且跟我不一样，绝不会挖苦人或说别人的坏话。起初我很喜欢丈夫这种性格，可没过多久这些却不合心意了。我欺负他人好，所以太为所欲为了吧。那时我深信自己高兴，丈夫也一定会高兴。

失败的人。闭上眼睛，这个词又数次滑过脑海。不知是否洗澡时冲掉了，小健的头发没有擦摩丝，手感很好。我把鼻子埋在他的头发里闻着，别人身体的味道竟如此新鲜。

小健和我都是失败的人，很相配。我既非挖苦也非自卑，很自然地这么想。不过肌肤相亲而已，竟对丝毫没有过情愫的男人有了些许喜欢，身体的接触不容小觑啊。自己真是愚蠢可笑。

这时，像是有手机铃声从某处传来，我没有手机，该是他的吧。旋律是《弗兰德斯的狗》，听得我笑出了声。是不是该叫醒这只酣睡的狗呢？我正在犹豫，他似乎听见了铃声，睁开眼睛，一骨碌爬了起来。看样子一下想不起来这是哪儿，自己又在做什么，目光在我的脸上和房间里四处游弋。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手机铃声更让他惊慌失措。不久铃声似乎放弃般停下。

“啊，那个……”

“早。真不去公司了？”

“那个，今天星期几来着？”

这时，《弗兰德斯的狗》又响彻房间。他只穿一条短裤跳下了床，从搭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里取出手机，跪在地板上对着电话不停道歉，瘦削的后背上骨头一耸一耸。

“挨骂了，我得去公司。”

挂了电话，小健像是挨了母亲训的小学生般垂头丧气。

“都赖我，对不起。”

“不是啊，泉水小姐你不用道歉。”

他磨磨蹭蹭地穿上衬衫和裤子，系上领带。一穿上西装，这男人陡然变得平淡无奇。我套上T恤衫，从冰箱里拿出瓶装水倒到杯里递给他。

“谢谢，泉水小姐这么温柔呢。”

被人说得这么直接，我只有笑笑了。不知是不是睡醒后放弃了，自尊心已经不再颤抖。

“还能和你见面吗？”

“嗯。喂，电视还有空调能修吗？”

“分东西吧……坏了吗？”

小健把电视开开关关，望着那歪斜的画面，又把空调遥控器里的电池拿出来放进去，思考着什么。他把型号写到笔记本上，然后撕下一页纸，写了手机号码递给我。

“往公司打电话也行，但我常在外面，所以打手机好不好？”

我接过那张纸，点了点头。小健开心地笑了，轻吻了一下我的嘴唇，出了门。

他消失的那一刻，这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就像肥皂泡般啪地碎了，失去了现实感。不过，缓缓回到床上，那里还留着小狗的味道。我蜷在被子里贪睡。

傍晚前，电话响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心想也许是小健，接了电话却不是。是以前工作中认识的男同行，说方便的话想邀我简单吃个晚饭。反正也闲着，又没有理由拒绝，我答应了。

忽然人气大增吗？我歪着头，久违地化了妆，把一直压在箱底的夏季套装拽出来试了下，不知何时起竟完全不合适了。也许是因为好久没去美发店，头发乱蓬蓬造成的吧。用不着穿得那么正式，我改了主意，换上了平时总穿的休闲裤。

对方指定的是北青山上那家无国籍料理屋[2]，去那家店必须经过一条路，我以前的店就在那条路上。他一定是故意的吧。从青山大街向东拐，真的有些紧张。店铺所在的位置变成了咖啡小站，美国投资的，近来扩张迅速。我知道它已经不在了，但还是心痛。对个人来说，租借这条路上的店铺，保证金可说是天文数字，但换作企业也许根本不值一提。当初为了要不要在这儿开第三家店，我和丈夫起了争执。我坚持绝对会成功，但丈夫因为保证金的数额迟迟不肯决定。

我晚了大概十五分钟，对方果然还没来。我先点了啤酒喝着，他到了，嘴上说着“不好意思”，表情却丝毫看不出歉意。这个男人姓兵藤，在依附于大型服饰公司的杂货连锁店负责亚洲区的杂货批发业务。记得他和我同岁。一段时间不见，他胖了，长肉了。

“怎么，好久不见，瘦了啊。”

对方的感觉和我正相反。他向店员匆匆点着饮料和饭菜。我茫然地想，自己曾经也是用这种语速说话的吧。

“泉水小姐，你现在在做什么？”

没有社交辞令，也没有客套话，他单刀直入。

“什么也没做。”

“哎呀，不好意思。其实我是听说你现在闲着，所以今天特意过来，想拜托你件事。”

兵藤从按肥硕身体剪裁的做工精细的夹克衫里取出名片。和小健的不同，那张白色名片锋利得似乎能划破手指。他的公司以前是有限公司，现在成了股份公司，职位也骄傲地荣升为执行董事。

“听说泉水小姐你没有工作，我觉得太好了。这次我们租下了大楼的整整一层，想在日式杂货和餐具上也下些功夫，你能不能过来帮我？”

一副根本不觉得会被拒绝的口吻。

他说，店铺位于私铁终点站上，那里明年将落成大型租赁商厦，想雇我做资深采购。说起来，资深采购比买手的工作范围更广，要将公司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形式。从决定商品和店铺的形象到判断进货的日期和数量，还有给员工作出销售指示，所有工作都要插手。我上班时负责的是欧洲杂货，和丈夫一起则是专门做日式工艺品，所以两方面的知识和人脉都具备。

“但我有两年的空窗期呢。”

“若是泉水小姐你的话，一定能补回来。而且也没必要再顾及丈夫的情面了吧。复仇、复仇！”

听到“复仇”这个词，我张大了嘴。我从没想过要复仇，但时至今日才知道，在外界看来我的遭遇似乎很悲惨。

说来我和丈夫认识还是在兵藤主办的展示会上。我只是溜达着看看价钱，但那里有位年纪轻轻却身着和服的男人认真地看着展品和目录，很惹人注目。我便过去打了声招呼，两人就认识了。他说祖母去年去世了，正在考虑把祖母的房子改成日式杂货店。听说那房子建于大正时期，我便建议他别装修，挂一个深蓝色的暖帘，弄成老铺风格如何，结果他眼中大放光彩。自此两人情投意合，交往顺利，不久他就对我说“咱们结婚一起做生意吧”。我对工作了六年的公司没有任何留恋，比起职位争夺战，和温柔的男人结婚，两个人一起经营小店更开心。

“你们不是弄了原创的毛巾和日式蜡烛嘛，真不错。我问了一下，你丈夫那儿已经不卖了。那些能不能拿到我们店里来啊？”

我曾让年轻插画家设计毛巾和日式蜡烛系列，丈夫说都是些便宜货，为此没给过我好脸色。但我坚持摆到店头，竟大受好评，超出预期。我又向女性杂志毛遂自荐，请他们帮忙介绍了一下，结果东京以外的年轻女孩都跑来买，百货商场也来咨询能不能批发给他们。现在想一想，这些事也许都伤害了丈夫的自尊。

“等一下，别推进得这么快。”

听我这么一说，兵藤心不甘情不愿地放下啤酒杯。

“这么说很失礼，但这可是回归的良机啊。再这样空窗下去，你会被遗忘的。”

“可是我并不喜欢工艺品和杂货呀。”

没想到真话脱口而出，这次兵藤从对面探过身子。“正是这样。你看，喜欢可爱杂货的小女孩一抓一大把，但有些人虽然喜欢，却只是喜欢一点点，那样反而不行。”

我看着他的脸，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泉水小姐你也知道吧，真正好的东西和畅销的东西是两码事。我也想卖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但是客人没有眼光。乍一看很可爱，用一季不喜欢就可以扔掉，现实中这种价格的东西卖得更好。虽说不能什么好卖卖什么，但不卖的话，等遇到心仪的贵重商品时，就没法投入大笔资金了。”

他就像对孩子般谆谆教导。我想起来也曾跟丈夫说过同样的话。兵藤的话句句在理，我也明白自己不能靠仿造皮卡丘活下去，却全然不为所动。

也许是看出来我没动心吧，他忽然不再说话，而且毫不掩饰沮丧地点了一支烟。

“那么受打击啊，你丈夫的事。”

“哎？”

旁边那桌气氛热烈的客人吵得要命，我没听清兵藤的话。

“我本以为你差不多该走出来了，让你想起不开心的事了吧，抱歉。”

我本想说不是这样，却不知怎么开口。

“什么时候答复你呢？”坐在几乎没动筷的饭菜前，我问道。

“这个嘛，具体还早着呢，九月一号怎么样？当你的暑假作业。”

应该已经习惯被人请，可看着兵藤从钱包里拿出一万日元递给店员，不知为何还是有些不快。接着我想起自己威风的时候，跟明日香或者其他朋友吃饭，饭钱从来不平摊，都是想都不想自作主张就付了。我从没考虑过被请的人的心情。

因为久违的酒精，头开始作痛，打了个恰巧路过的出租车回了家。门口放着一个快递箱子，一看寄件人竟是明日香，有种不好的预感。打开一看，都是我做的玩偶，还有以前送的七只穿着衣服的泰迪熊。

“我知道收下才不会伤害到泉泉，但还是不能要。对不起，我不善表达，只是觉得休息和逃避不一样。看的人也很痛苦，真的对不起。”

我把明日香的信读出声来。这人还真坦率，悄悄扔掉不就得了。朋友这东西真是既热情又残酷，我揉着太阳穴想。

的确，再看看这些玩偶，每一只都让人不快。很像以前妈妈常钩的蕾丝杯垫或花瓶垫，谁也不想要，自己又不用，可妈妈还是心不在焉地不停钩着。曾经非常怜悯这样的妈妈，不知何时起自己却做了同样的事。

妆也没卸，我脱了衣服钻上床。还有一点小狗的味道，却没力气打电话。

早晨八点，难得在这么正经的时间睁开了眼睛。阴沉多日终于晴空万里，我把窗户全部打开，床垫和被子拿到外面晾晒，又洗了衣服。在阳光照耀下，发现屋里也太脏了，决定收拾一下。拿着垃圾袋，把散落在地板上的东西通通装进去，昨天寄回来的玩偶也一个个扔到里面。正要系上袋子，皮卡丘的圆眼珠与我四目相对。还是觉得太可惜了，至少拍张照片吧。这时忽然想起明日香说的“做个主页怎么样”。是啊，买个数码相机拍成照片吧。发现了新消遣的我喜不自禁。

我扔下收拾了一半的房间，走去电器街买了个便宜的数码相机。这下钱包全空了，便径直去银行取钱。和平时一样取了十万日元，顺便看了眼吐出来的明细单，吓了一跳。活期存款余额几乎是零了。同以前相比，现在的生活朴素得都不敢相信，可不挣钱当然会坐吃山空，我却从没细想过。一下觉得刚买的数码相机和昨天的打车钱都太浪费了。再怎么说有存款，也不过两千万日元而已。正常工作的话，存这些钱很了不起，但照这样花下去却撑不了几年。从学生时代起，我就比任何人都更认真学习、更努力工作，可换回的不过是这个数字。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才能存够一辈子都不用工作的钱呢？我悲观地想，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去兵藤那儿上班了吧。但夏天结束后才回复呢，暂时还是不想了。我摇了摇头。

回到房间立马打开电脑。是离婚前买的普普通通的台式机，以前只用来发邮件和上网，仔细一看竟还有建网站的软件。我也没读说明，随手做起了索引。

那之后，我沉醉于新的消遣，除了去便利店买吃的根本不出门。都不知道过了几天，一个晚上，我听到有敲门声。快递员或报纸推销员会按门铃，起初我以为听错了，停下敲打键盘的手，竖起耳朵。的确传来小心翼翼的敲门声。从猫眼一看，穿着西装的小健表情僵硬地站在那儿。

“怎么了？不按门铃我哪能听见。”

我打开门。

他神色紧张地说：“晚上好。”

“请进。”

“那就打扰了。”

和上次截然不同，他的言谈举止很是客气，把手里的便利店袋子递给我，只说了句“我买的”。两罐冰镇啤酒和两个刨冰冰激凌。

“啤酒和冰激凌，不知道你喜欢哪个。”

“给我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可我不知道电话号码啊。”

说得也是。

“泉水小姐你明不明白，我一直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等你的电话？”

让站着的小健坐到电脑前，我在床上坐下。上次喝完啤酒后头疼，所以我拿了刨冰。

“你过来不就行了。”

“所以我说你不明白。换一下立场怎么样？如果没有电话，那只能解释为你不过是想和我玩一夜情，可能会吃闭门羹，哪能说来就来。我又不是小孩子。”

确实如小健所说，但我要老实说没打电话只是忘了而已，似乎更会伤害他。

“对不起，我这些日子有点忙。”

“打扰的话，我回去了。”

“打扰的话，就让你吃闭门羹了。”

小健终于露出了笑脸，打开啤酒很美味似的喝着。一口气喝完一罐，又打开第二罐继续喝。我一边用勺子从容地吃刨冰，一边想这家伙或许有点酒精依赖症。转眼间第二罐也喝光了，他说声“好嘞”起了身，从带来的大包里拿出个小纸箱。我正想这是什么，一个空调遥控器冒了出来。他又从包里取出电池，安到新遥控器上，然后站到空调机下按了下开关。阳台上的室外机发出哐啷声，空调工作起来，有些霉味的风吹到脸上。

“哇，修好了。”

我兴奋地喊了一声，小健得意地耸了耸肩。

“遥控器装电池的地方生锈了，换季不用的话要记得把电池卸下来，过滤网也要清洗。”

“太厉害了。”

冷风轻轻吹来，我忙把大开的窗户都关上。回来一看，他挪动了电视，正要用螺丝刀把背面打开。

“电视也能修吗？”

“这是我们公司的牌子，所以很简单。但要花些时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哇，谢谢。喂，顺便帮我把厨房的灯泡换了吧，我站在椅子上也够不着。”

“没问题。”

“要不要帮你干点什么？”

他蹲在电视机前摆弄着零件，想了想，说：“我还想喝点啤酒。”

“我去买。”

我拿起钱包出了家门，一路小跑去附近的便利店。这种事情就开心得不得了，真傻啊。心里这么想，脸上却笑着。买了四瓶啤酒和下酒的零食，回到家，小健正把电视放回原来的位置。画面上清晰地播着体育新闻。

“哇，有图像了。”

我大声一喊，他羞涩地笑了笑。

“让你这么感动的话，我来得也值了。只是色彩平衡出了点问题。而且里面全都是灰，偶尔擦擦吧，灰尘也会引起故障的。替换的灯泡在哪儿？”

“好的好的。”我说着把买回来都放了半年的新灯泡从壁橱里找出来递给他。小健的身高和我大概只差五厘米，但就是这五厘米的差距，让我怎么都够不到灯口。

厨房啪地亮了。水槽里堆的吃剩的碗面还有脏盘子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好丢脸。我忙把小健拽到床上坐下，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他呵呵笑了笑，打开了我买的啤酒。

“真的谢谢你，帮我大忙了。”

“不客气。”

对他的印象只有“没用的家伙”，但在现实中，这是个多么有用的男人啊。

“我付钱，遥控器也不是白捡的吧。”

“不用，认识的一个电器行老板很便宜让给我的。对了，你说你忙，在做什么？开始工作了？”

“没有，我做主页呢。”

“网上的？”

“嗯，看吗？”

我让小健坐到电脑前，把这一周做的主页展示给他看。

“哇，真厉害啊。这个皮卡丘是什么？”

“我钩的。要是被发现的话算不算犯罪啊，这个？”

“不卖就不要紧吧。”

两人如此温馨地笑着。我竟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是在交往的恋人。

“做得真好，点击量也这么多，完全能当工作。”

他如此单纯的感叹让我心情复杂。就做个主页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看了看专业的还有业余的人做的东西参考下，随便挑些素材东拼西凑就成形了。自己又到处贴了链接，通知了在电邮宠物网上结识的网友，结果也没拜托谁，就有人在留言板上给我留言。甚至有人发邮件说：“把玩偶和泰迪熊的衣服卖给我吧。”真是不可思议。但也就刚开始觉得有意思，我又没有其他东西可更新，就算想公开日志，每天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好写。说实话，我已经开始厌倦了。

小健坐在椅子上，我抱着他的头，嘴唇交缠在一起，两人笑着闹着。我喜欢这个男人，但也许和手工还有网络一样，稍微沉迷其中的话，很快就会厌烦。自己也觉得这种没有责任感的态度无可救药，却无法压抑那种野蛮的冲动。没洗澡就脱了衣服，先做了一次。

“我呀，这样说也许很失礼，但比起在公司时的泉水小姐，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他修好的空调嗡嗡吹着冷风，两个人赤裸裸地卷在床单里。我有些吃惊。

“大家都说希望我早点站起来，变回以前的泉泉呢。”

“嗯，你在公司说要辞职结婚的时候，看起来好幸福，好漂亮。不过那以前，我觉得这女人说话句句带刺，一点都不可爱。”

“上次你还说以前很崇拜我呢。”

“是崇拜啊。你跟我不一样，以前可是成功人士。”

以前，这个过去时让我介怀，不过算了。我多少次把小健的头像毛绒玩具一样搂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发。

“你为什么离婚呢？”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我不知如何回答，他慌忙补充说：“不想说的话我不问了，对不起。”

“小原君，你不穿衣服的时候是个好男人啊。”

我用不相关的事岔开话题，他似乎很复杂地笑了笑。

“你这是在表扬我吗？那西装很便宜，但跑售后的人大热天的每天都要在外面走，所以需要好几套呢。又不能不穿衣服出去。”

小健的样子有些不快，我忙把嘴唇贴在他的额头上，不让他再往下说。

那之后，小健每周一次或两次下班后顺便来我这儿。周日有时也会穿着T恤和短裤出现，帮我把壁纸脱落的地方用糨糊粘好，或一起去漫画咖啡屋乘凉。喜欢啊爱啊，一起住吧，你打算不工作到什么时候啊，这些话他都不会说，交往起来很轻松，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城市新中心地带的夏天，柏油路烤得像平底锅，新闻说体感温度超过四十度，就是去趟便利店都会头晕眼花。真是太感谢小健在酷暑前帮我修好了电视和空调。有太阳的时候外出可能会晕倒，而就算太阳落山气温也不会低于三十度。厌倦了做网站的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着空调，要么呆呆看着电视，要么睡觉，也没有食欲，吃点小健买来的冷面或冰激凌，好歹还活着。

进入八月份，我终于得了热伤风，发起了高烧。每天都吹着设定在最低温度的冷风，当然会感冒了。小健和平时一样晚上来我家时，我烧到三十九度。他手忙脚乱地找了家夜间营业的诊所，把我背了去。医生说我严重贫血，还有些营养失调、免疫力低下，小健似乎比我更受打击。医生威胁说，小看这病会出人命，要好好吃饭。结果小健强行把我拉上出租车，带去了他的公寓。

他的住处从市中心坐私铁大概要三十分钟，木质结构的二层公寓破旧不堪，但周围绿树颇多，通风很好。我睡到他的床上，空调的遥控器不知被藏到了何处。小健说这个时候正好能休高温假，向公司请了三天假，陪在我身边直到我退烧。说不上好吃，但他每天都为我做好三餐，热了还用扇子给我扇风。他的房间和我的一样凌乱，但光着脚踩在榻榻米上却很舒服。对小健的百般体贴，我在感激之余却生出大大的疑问，不知道他为何要对我这么好。的确，他在公司里也许属于失败的人，但脸长得很周正，接触起来又挺温柔。从他讲的公司的事来看，他似乎也被上级宠爱，被下级羡慕，不会完全不受女孩子的欢迎。我有什么好的，让他对我这么热心呢？

终于退了烧，我久违地不是淋浴而是好好泡了个澡。他房间的木桶很舒服，虽然旧了，但很干净。洗完澡，我在浴室门前发现了体重计，站上去一称，是三十九公斤，不免震惊。又称了一次还是一样。身高一米五八，这个体重很糟糕吧，便对自己说一定是体重计坏了。

那个周日，我跟小健说自己已经好了，该回家了。小健的表情瞬间似乎很失落，而后说：“那我送你到新宿吧。”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他，我谢绝说送到车站就好。他的假期整个都被我霸占了，我满心都是愧疚。

盛夏的上午十点，太阳已经火辣辣的。去车站途中小健说顺路去公园逛逛。那公园树木茂密，树荫下的长椅凉凉的很舒服。

“新宿的那个房间，不好啊。”

喝着在自动贩卖机买的罐装乌龙茶，小健说道。

“就算不好，我都买了，不能说搬就搬。”

“总觉得那个房间怨念深重。”

“别说得那么可怕啊。”

我笑着回答，可他的侧脸依旧认真。

“我一直没说出口，不过……”

他不看我的眼睛，陷入了沉默。要是他说“一起住吧”，该怎么回答呢？我有些紧张。

“我第一次在泉水小姐家过夜后，怎么都放心不下，就去找了大贤。”

“哎？”

“大贤已经是主管了。很难想象他和我一般大吧，人家都那么了不起了。”

他说的是和他同时进公司的大原。意识到这点，我似乎觉察到他想说什么了。

“我知道这么做坏了规矩，不过泉水小姐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问了个遍。你真的很不容易啊。”

这个世界并不大。我被丈夫休了的事一定很快就传开了。谣言这个东西不可能往好的方向走，肯定添枝加叶，多了不少坏话。

丈夫向我提出离婚，并不像外人揣测的那样有多么复杂的原委。我想让店里生意更好些，自己一个人冲在了前头，仅此而已。原创的毛巾系列，还有印有流行图案的日式蜡烛，凡是我策划的小东西都广受好评。自从把这些便宜又是大量生产的东西摆到店里，小店的营业额迅猛增长，我想借着这股势头在千木开二号店，在青山开三号店，这些丈夫都是以事后妥协的形式同意的。但在浅草出生长大的他更注重传统，他的老朋友和父母也曾挖苦说“竟然卖这种东西，太没眼光了”。这些我都隐隐知道，却装作没发觉。也想不久之后就要孩子，那样的话便不能再从早忙到晚，所以想让生意尽早步入正轨。哪怕是一日元，我也要提高年销售额。

店里的销售额顺利增长，我和丈夫不久却出了问题，我一回到婆家买的那套投资用的公寓就觉得很压抑。知道不能这样，我还是越来越多地住在了店里。丈夫是有钱人家的独子，所以无欲无求，不懂做生意，不像个男人。事实上我也曾这样心怀偏见。

不久丈夫有了情人。只是婚外恋的话该多好啊。婆婆是教日本舞的老师，虽然没有挂招牌，但靠口碑在教年轻人跳舞。她的一个学生和丈夫陷入了恋情。那女人来过几次店里，剪得很短的头发竟跟和服很相配，给人的印象和魅力感都同第一次见到丈夫的感觉很相像。

“我想和她一起生活，不是光想着赚钱，我要和她去过更丰富的人生。”当丈夫说出这些话时，完全去意已决。他跪在我面前，求我脱离户籍，说会尽可能补偿我。我哭着喊着，说绝不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尽管如此大闹，其实我听到这件事时就已认输了。丈夫说他讨厌贪婪，我曾经的生活方式也的确是那样。向前向前、向上向上，我目不斜视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但这就是我的生活机制，这些都被否定的话，我也无能为力。

“你也许觉得我管得太多了，不过，泉水小姐你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不放心。可以的话，跟我在这边一起租个房子吧，我也能安心些。”

我不知道大贤了解多少，又跟小健说了多少，但我知道自己深受他的同情。自尊心又久违地作痛，明明是已经丢掉的东西。

一段时间，我和小健都一言不发。蝉声，泥土的味道，小健的沙滩鞋上摇曳着树叶缝隙里透下的阳光。我很混乱，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有个朋友问我要不要加入一家杂货店，做首批员工。”

这些话不假思索地冒了出来。

“啊，是吗？真厉害啊，这岂不是太好了！”

他就像自己的事一样开心。

“但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想不想干。”

“你经历了那么多，犹豫不决，我很能理解。”

“不是这样。”

声音不禁严厉起来，小健瞪大了眼睛。我知道自己不久会重新站起来，再次投入工作，就算心存疑问也会继续前进、前进。但不知为何，这点让我特别不甘心。就算跌倒受伤，但过段时间痊愈后就必须重新站起来，这就是人类。我讨厌这样。不知何时起，身心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让我没缘由地懊恼。

“而且忙起来没空的话，我就顾不上你了。”

说完后，我意识到：完了。

“是嘛，你是闲来无事才和我交往的啊。”

他低着头轻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紧，我明白。等泉水小姐再次精神百倍地忙起来，像我这种寒酸男人看都不会看一眼的，对吧？”

我都说了不是，小健仍然站起身，把喝了一半的乌龙茶扔进长椅旁的垃圾箱里，从刚才拉着手走来的公园小路上独自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却说不出话来。

第一次这么焦急地等待别人的电话。可过了三天、一周、十天，小健仍然没有联系我。那晚，我下决心要打他的手机，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张写有号码的便签纸，折腾一番后终于放弃。也许正如小健所说，如若不是不在意，又怎会把联结我与他的那张纸弄丢了呢？

第二天上午电话响了，我慌忙去接，原来是明日香。不知为何，她很是不好意思，连声说着对不起。我起初有些发呆，搞不懂她为何要道歉，后来才发觉她在说寄回玩偶那件事。

“我给你发了许多邮件也不见你回，觉得这次是真把你惹生气了。”

那事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好不容易做的东西，所以做了个主页把它们都放上去了，我解释着。听到这儿，明日香似乎终于安心了。我跟她从小起吵过无数次架，但没有一次是不能和好的。

“我那么伤害你还有事相求，脸皮也太厚了。”明日香铺垫道，“不过，孩子的暑假作业能不能请你帮忙啊？”

她说，每年八月的最后两天都是丈夫帮孩子做手工作业。但今年丈夫忽然要出差五天，九月份才会回来。

“你以前的图画、手工还有美术成绩都很糟糕呢。”

“可不是嘛，孩子爸爸手很巧，但我这些完全不行。我白天还要工作，真愁人。”

我已经五年没见过明日香的孩子了。我头疼小孩。说来暑假作业就算做得不好，也要自己做才有意义，但她丈夫不在家的话很舒服，而且这还是她发出的和好信号，我便答应了。何况，去她家比待在这不利于健康的房间闷闷不乐强多了。

孩子们似乎想做不知为何被母亲拿走的那些编织玩偶，但怎么想小学生两天也做不出来。我觉得应该教些孩子做的东西，在网上查了纸黏土的做法后，便出发去了明日香家。

从市中心坐快速电车将近一个小时，几栋并排的高大公寓里有一套便是她的家。格局同我和丈夫以前住的差不多，他们夫妻和两个孩子生活在那儿。

大点的男孩已经六年级了，完全一副大人样，与我像模像样地打招呼。小女孩叫凛子，三年级，有些腼腆，一直躲在明日香的裙子后面扭扭捏捏。我和明日香喝着茶，男孩自来熟地跟我说“咱们打游戏吧”、“帮我做算术作业吧”。小女孩只是默默坐在房间一角，怯生生地望着这边的情形。说到孩子，跟不跟你套近乎都让人觉得麻烦。但就忍两个晚上，明日香又特别开心，挺好的。

纸黏土本来商店有卖的，但我想凸显创意，决定拿旧报纸试试。我把报纸剪碎，小女孩不安地蹭过来，轻声说：“小凛也可以做吗？”

“这是小凛的作业啊。不一起做阿姨才为难呢。”

说完我把报纸递过去。她勤奋地剪了起来。用水泡好碎纸后放在大锅里煮。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我和孩子们一起吃了明日香做的饭菜。睡前借用了浴室，在更衣间的体重计上称了称，四十一公斤。

第二天，明日香上班走后，我在已煮成粥状的报纸里加上强力粉和水搅拌。这时哥哥表现出了兴趣说要干，拼命地和起来。黏土和好后，我先做了个示范，在一只碗上裹上保鲜膜，在保鲜膜的外侧涂抹黏土，之后把碗拿掉就可以了。这点事就让孩子们夸张地感叹。

哥哥随意地做着男孩子喜欢的怪兽啊、车啊、大便啊等等，而妹妹似乎不知如何是好。我把其他餐具拿出来让她模仿，但做得并不好。但正因笨拙才憨态可掬，我就没给她改。哥哥和朋友出去玩了，我和妹妹用丙烯颜料给黏土涂颜色。小凛的色彩感很好，给碗画的图案也很好，似乎拿惯了画笔。我这么表扬她，她羞涩地笑了。

“皮卡丘是阿姨做的吗？”

为了不弄脏地板，我们在客厅里铺上报纸，坐在上面给东西涂色。这时她小声问了一句，只有我和孩子两人的房间寂静无声。

“好可爱啊，但妈妈说是借来的，给拿走了。”

“想要的话给你啊。”

她想了想。

“自己做那些难吗？”

“这个嘛，你用钩针钩过东西吗？”

“没有。”

“那下次我教你吧。”

“真的？”她的眼中闪着光芒，“小凛也能学会吗？”

“能啊能啊。”

给纸黏土涂完颜色后，哥哥回来了，抓住他给怪兽、车和大便也上了色。哥哥的色彩感糟透了，但小学生的暑假作业也就这样吧。

妹妹似乎打消了对我的戒备，非要和我一起洗澡，一起在榻榻米房间里睡。明日香生气地说着“太麻烦人家了，不可以”。我却很高兴，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而高兴，而是觉得我也成了明日香的孩子。

晚上九点，这个难以置信的健康时间，我和小凛盖着一条毛巾被躺下了。关上枕边的灯，她把脸埋在枕头里，轻轻说：“明天就要去学校了。”

“不想去？”

“哎？想去啊。我做了碗，要和大家炫耀呢。”

我想了片刻，冲着天花板问道：“为什么要去学校呢？”问这种问题，孩子该不知如何回答吧。但小凛马上就答了：“开心啊，能见到朋友。”

我接不上话来，她很快进入了梦乡，双手和腿紧紧缠在我的胳膊上。大热天里被孩子贴着格外热，我却没有不快。孩子的头发里淡淡地散发着晚饭后吃的西瓜的味道。

我感受着身边孩子的体温，闭上眼睛，想起了小学和明日香一起度过的暑假。上小学时，明日香又小又弱，常被男孩子欺负哭。我抓住那些男孩跟他们打成一团。但是，因为父母只有看到成绩单时才会对我露出笑脸，实际上我比明日香哭得还多一倍。那时总陪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的便是她。

今天，我的暑假也结束了，仍然没有决定如何答复兵藤。能见到朋友多开心啊，难道我这个岁数已经不能想得这么简单了吗？我想跟小健商量一下，但他已经讨厌我了，想去他家，又害怕会吃闭门羹。说起来，以前他也说过同样的话。

我紧紧抱着朋友的女儿哭了。眼泪接连不断地涌出，不久变成了呜咽。孩子发觉，起了身，惊讶不已。

妈妈，阿姨哭了。

不知为何，连她都带着哭腔，跑去向母亲求助。

[1]高桥留美子的漫画作品。

[2]没有明显国籍与地域特色的大众餐厅，提供各国料理。

不在别处就在这里

女儿已经四天没回家了。不知她是要强调自己并非离家出走，还是好歹有些罪恶感，每晚都会用手机发来冰冷的汇报：“我今天也在朋友家住。”但今晚我可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她。

“开什么玩笑。你天天晚上都在哪儿住呢？”

“都说朋友家了。”

女儿的冷漠话语背后，传来女孩子们的笑声和车站的广播，她们是在某处的站台吧。

“妈妈怎么可能这样就信了，反正你今天得给我回家！”

“真啰唆！啊，电车来了我挂了，明天也许回去。”

“什么叫也许？日菜，你去学校了吗？”

女儿不理我，电话一下挂了。我其实白天往学校打过电话确认女儿是否去上学了。班主任不耐烦地告诉我：“她经常迟到，但没缺过席。”我道歉说会敦促女儿不要迟到，没等班主任开口，我也和女儿一样单方挂了电话。女儿现在是高三下学期，她已对学校宣布自己既不升学也不找工作，所以校方的应对策略便是：这种学生只要不惹事，怎么都行。

“哎呀，老妈，你发火也一点都不吓人呀。”

难得早回家的儿子倒在沙发上冷笑。

“以前就这样。嘴上说着这怎么行，心里并没发火。小时候，我觉得妈妈可真温柔啊，长大了才明白其实是漠不关心，所以日菜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呢。”

刚过二十岁的儿子，手伸进衬衫的下摆里噌噌挠着肚皮。他从小话就多，讨厌运动会不想参加时，被高年级学生欺负开始不去上学时，都是如此强词夺理。但似乎也证明他脑筋转得快，考试成绩让我们深感欣慰，总是前几名，应届考入了著名的私立学府。不知他是否也有逗留的地方，偶尔也会夜不归宿。

这时，传来浴室门打开的声音，丈夫好像洗完澡了。

“周儿也一起吃晚饭吧？”

“都说过多少遍别叫我周儿了。烦和老爸吃饭，我去便利店。”

儿子借机起身，径直走向大门。最近总是如此，他偶尔回来得早些，我就多做了点米饭，可他却特意买便利店的便当回房间吃。我可以理解他不想和父亲面对面，但就不想偶尔吃点刚煮好的米饭吗？又或是在某处的一间小屋内，已有为儿子煮饭的女孩了？

“周一走了？”

儿子刚走，丈夫就进了客厅，还不到七点已是一身睡衣装扮。就算洗完澡想放松一下，还是看着不顺眼。

不等我回答，丈夫便问：“日菜怎么了？”

“两人都说在外面吃。”

“不要紧吧？”

这问题问得单纯，又似乎挺担心。我停下炒菜的手，望着正蹲在冰箱门前拿啤酒的丈夫，真想把这话原封不动还回去。但还是算了吧。

既不是特别冷清也并非很尴尬，公寓的房间里，夫妻二人在那盏从最初就有的伪时尚的橙色电灯下，淡淡吃着晚餐。早已习惯了没有孩子的餐桌、NHK的天气预报和七点的新闻、从酒家得来的杯子里冒泡的啤酒，还有那生姜上抹的味噌的香气。

“该给你把冬天的睡衣拿出来了吧？”我问丈夫。看他穿棉睡衣似乎有些冷。

丈夫朝着电视轻轻点头，说声“好”，侧脸和儿子一模一样。

洗完衣服，我也泡了个澡。真想换上睡衣，但强忍着只换了内衣，把刚才脱下的衬衫和毛衣又套上了。抬头看看墙上的钟，已经九点多了，得赶快了。

“我走了。”

我跟丈夫说。电视开着，他坐在沙发的固定位置上，今晚也一样心不在焉。坐电梯下楼，在自行车存放处，看到儿子的山地车停在我购物用的自行车旁。他说去便利店就一直没回来，本以为一定是骑车去了车站方向，或许改主意去别处了。走时外套也没穿，这么冷的天，去哪儿了呢？

我穿上儿子没穿走的外套，将拉链拉到下巴，背着女儿不用的迷彩包跨上自行车，在十月的夜里蹬起车来。

出了居民区，骑上国道两侧的人行道。刚洗完澡那会儿特别不想出门，可此刻喘着粗气蹬着自行车，心情却渐渐愉快起来。也许是以前很少在晚上外出，所以觉得格外新鲜。明晃晃浮现的自动售货机前蹲着下了补习班的孩子，游戏厅的霓虹灯，深夜里全套运动服装扮的中年夫妇，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新鲜。但用不了多久，这些也会成为熟悉的风景吧。上周还没觉得，今天却直冻手和耳朵，向孩子们借副帽子和手套吧。这么想着拐过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家犹如电影布景般的廉价量贩店，只有那里灯火辉煌。目光落在腕表上，离十点还有不到五分钟。我连忙停下自行车，跑着打开员工通道的大门，进去后迅速把自己的卡插进门口的打卡机，差一分钟十点。如果迟到的话，考勤卡上的时间是红色，而如此三次就会扣一天工资。

“加藤，你这衣服好帅啊。”

打开更衣室大门，一个年轻人如此说道。

“大家好，我来晚了。”

“哇，毛衣是樱桃图案的。”

“上面写着ATSUKI ONISHI[1]呢，背包还是迷彩的。”

“……都是女儿不要的。”

一起打工的这些头发染成红褐色的年轻人看起来都一样，已经干了一个月，我还是分不清谁是谁。把包放到柜子里，我戴上了荧光黄的围裙。

她们似乎忽然对我没了兴趣，围坐在仅有的一只烟囱状的烟灰缸旁，回到了自己的话题。我来时正好赶上她们休息。

快步来到卖场，果然六个收银台处只有两个收银员，客人已经排起了队。

“加藤，这么晚，赶快进收银台！”

被楼层的女主管呵斥，我边低头道歉，边打开了收款机。输入胸前名牌上的代码，转眼间我的面前也排起了队。都过晚上十点了，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买东西，到现在我仍觉得费解。这家店除了不卖生鲜食品，日用品几乎样样齐全。第一位顾客的篮子里装着洗发水、纸尿裤、猫粮、避孕套等等，东西五花八门。我极力不去看客人的脸（其实是没工夫看），扫着商品条码。这活只是在最初感觉无所适从，说简单也简单。

每周三天，从夜里十点到闭店的凌晨两点，我都在敲收款机，一小时一千日元。像我这种家庭主妇白天会临时有事，所以决定在这个时间段出来工作。时薪比白天要高得多，而且自己的班当月全部完成的话，额外还有一万日元的全勤奖。

喧嚣的店内深夜十二点过后也安静下来，除了为零星出现的客人结结账外，我无事可做，只是出神地望着宽敞的店铺。负责出货和整理货物的店员四下站着说笑。与女儿同龄的女孩和像她父亲一般大的返聘男员工竟如朋友般亲密地开着玩笑，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忽然，眼前冒出一个男孩。

“加藤，你这毛衣真可爱啊。”

又被人说了。不过是女儿穿腻了，而大小合适又挺舒服，我才穿着，为何要被人如此说三道四呢？但出于多年的习惯，我还是笑了笑。

“是女儿不穿的，那么奇怪吗？”

“不奇怪啊，我不是说可爱嘛，你没听到？”

满面笑容的他长着一副娃娃脸，说是男孩，也已三十过半。记得他说过自己结婚了，孩子刚上幼儿园。在女儿看来，他或许属于大叔的范畴吧，但对我来说非但不是大叔，连男人都不算，只是个“男孩”。

“今天下班后大家一起去喝酒，加藤你也来坐会儿吧。”

看着男孩围裙上的名字“滨崎”，我强作笑脸。

“这种事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

“说什么呢，老松和佐织姐也去呢。”

他口中的老松是返聘回来的七十多岁的松田，而佐织姐则是楼层主管井上佐织。顺便说一下，滨崎人称“大滨”。刚来这儿不久，也没问就有人告诉我佐织和我同岁。过着单身生活的她看起来比我年轻十岁，没有老公和孩子，当然一点没有拖家带口的感觉。而我再怎么穿着女儿不要的ATSUKI ONISHI，在谁看来也都是有个上大学的儿子、与实际年龄相符的四十三岁吧。否则也不至于穿件毛衣就被人说这说那。

“喂，就一个小时也行啊。”

大滨不知为何竟不肯罢休。

“……我早晨起得早。”

“是吗？也是，你是当妈的，几点起来？”

“五点半。”

“啊，那你只睡三个小时？”

滨崎夸张地惊讶着。这孩子为何总缠着我呢？我已经没力气笑了，没有反应地任目光游移。

“真想让我老婆听听。那女人自己睡懒觉，连孩子也不让去幼儿园。”

“您太太是全职主妇？”

“不，她有工作。半是卖弄风骚，挣得比我多多了，因此家里没我说话的地方。”

这时佐织小姐从旁经过，训斥道：“滨崎，别聊天，干活！”她的话解救了我。“半是卖弄风骚”，这说法实在模棱两可，是谦逊还是相反？这也是我不喜欢滨崎的理由之一。

还有十五分钟闭店，我关了收款机。起初工作时总是对不上账，老挨训，但今天一分不差，我松了口气。我是打工的，账没错的话两点就可以下班。而正式员工之后还要请剩下的客人离开，然后收拾整理、开反思会。

“那我先走了。”

我跟佐织打了声招呼。她不回答，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乎有话要说。我有些犹豫，不知是否可以当没看见。这时，她难得笑了笑，说：“要小心大滨啊。”

“好。”我条件反射般回答，但回到更衣室边摘围裙边想，小心他什么呢？

来到外面，虽然已经闭店了，还有些二十岁上下的孩子聚集在店前，或蹲着或喝着罐装咖啡。我驻足片刻，望着那些手缠绕在对方腰际、黏在一起的情侣，确认中间没有女儿和儿子后，打开自行车锁，在深夜的国道上骑了二十分钟回家。

丈夫除双休日外每天都是五点半起床。从郊外的公寓到东京的公司用不了两个小时，但他不喜欢乘高峰时间的电车，为了稍稍能避开些，六点就从家出发。

即便打工回来马上就睡，可三个小时的睡眠对我来说也太痛苦了。丈夫在我出门后很快就会上床，按理说应该睡眠充足，可他却睡眼惺忪地在洗漱间刮着胡子。

冲了咖啡，烤了面包，煎了鸡蛋，切了生菜丝。结婚二十一年，为了准备丈夫的早餐，我平日都是五点半起床。每每和别人说起这事，他们也会像大滨昨天那样夸张地感叹，不过我本来就喜欢早起，也不觉得多辛苦。但打工的第二天确实是有些吃不消。

“公司怎么样？”

丈夫不爱说话，我不问，他就一言不发。

“嗯，习惯多了。你呢？”

“习惯了，已经很少挨训了。”

“我也不挨训了。”

两个人呵呵笑了笑，我起身去厨房装饭盒。从没想过到了这个岁数还要每天做便当。我把昨晚做好的炖菜和一大早炸的一口一块的猪排装进三个便当盒。一个是丈夫的，一个是我的，还有一个是母亲的。

用儿子高中时用的格子便当巾包好便当，差五分钟六点。丈夫看完NHK的天气预报后起了身。傍晚的降水率是百分之六十，我把折叠伞和便当一起递给丈夫。

“好像回到了新婚燕尔呀。”

丈夫有些开心地说道。

我勉强笑了笑。

“可不是嘛。”

丈夫出门五分钟后，我正在沙发上打盹，忽然传来了小心翼翼的开门声。我揉着眼睛坐起身，客厅的门开了条小缝，女儿正用一只眼睛窥视着屋里的情形。我想起昨天儿子说“老妈就算发火也一点不吓人”，这时是该怒吼还是温柔？实在太困了，判断不出来。

“刚看见老爸了。”

女儿小声嘀咕了一句，结果我错过了发怒的良机。但不用咆哮倒让我松了口气。的确如儿子所说，我不习惯大声训斥自己的孩子。

“好了，进来吧。挨训了？”

“没有，只说别让你太担心。”

女儿进了屋。她穿着校服，挎着个大大的KITTY猫单肩包。我想说的话多得像座小山，可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不管问什么她肯定都不高兴。今年暑假起女儿开始擅自在外住宿，我不断唠叨着自己不擅长的唠叨，可这份能量渐渐也用尽了。无所谓了，比起这些，我都困死了，作为母亲这么想也许很失格吧。

“今天去学校吗？”

“嗯，我能烧水洗个澡吗？”

“可以啊。”

“顺便吃点什么行吗？”

“这是你的家，当然可以了。”

不知何故，女儿听了这话嘟起嘴，脚步咚咚地出了客厅。对她和声细语她不高兴，训斥她更不高兴。总而言之，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不满意。我觉得自己真是无聊透顶，又躺到了沙发上。

我闭上眼睛思考起来，女儿是不是不良少女呢？头发没染，也没化那些流行的奇异妆容，校服裙子也没剪短。但我隐约觉得女儿一定不是处女了。又细又长的脖颈，还有那撩刘海的动作，都已不再属于一个孩子。这么一想还是担心，这孩子到底在哪儿过夜呢？跟我一起打工的那些自高中退学的女孩满不在乎地说，曾跟在酒吧或卡拉OK包厢认识的男人去酒店开房。别人家的孩子我能说“挺开心的嘛”，可要换成自己的女儿，却立时不安起来。这个世界上的坏人有些远超想象，一想到女儿在深夜的街上游荡会面临怎样的危险，我就想干脆把她关在房间里，锁上房门。步入社会，她还太年轻，太少不经事。

洗完澡的日菜穿了一件T恤回到客厅，打开冰箱，拿着牛奶盒豪爽地喝了起来。

“你在哪儿住，告诉我。”我起身冲女儿的背影说。

“都说了在朋友那儿。”

“别把父母当傻瓜，我们真的很担心你。”

“不用担心啊。”

被女儿这么一说，我无言以对。

“你还是高中生，当然会担心了。”

“真啰唆，所以我才不想回家。那我不上学出去工作，你就不管我了？”

“说什么傻话呢！”

女儿没回答，开了冰箱继续物色吃的。

“我做了便当，你吃吧？”

“那不是要拿给外婆的嘛。”

女儿从冰箱里拿出切片面包，放到面包机里。

“鸡蛋或沙拉呢？”

“不吃，算了，你不用管我。”

女儿斩钉截铁地说道。我揉着脖子叹了口气。是我生了这个孩子啊，可事情久远得竟如同海市蜃楼般虚幻。亲生女儿和一起打工的那些年轻人一样，都让我无法理解。我再次躺到沙发上闭上眼睛，忽然想起一件事，又睁开了眼。

“啊，对了，日菜。”

“干什么？真吵。”

“你有没有不用的手套和帽子？”

以为要挨训的女儿喊道：“什么？”

“骑自行车的时候冻手和耳朵。”

“这种东西不会自己买吗？”

“你不是有好多嘛。”

女儿略微想了想，然后隔着餐桌盯着我说：“你这衣服，我觉得在哪儿见过呢，不是我中学时穿的运动服吗？”

女儿咯咯笑着，好久没见过她的笑脸了。我瞅着胸前正望着我的维尼熊，轻声问：“太不适合我了吗？”

女儿不说话，喝光了剩下的牛奶。脑海中的购物清单里，我又加上了“牛奶”。

上午洗了衣服，把一家四口的衣服晾到阳台上，擦了擦眼睛能见到的灰尘，吸了吸地。干完这些就十一点半了，我带着两个便当骑自行车出了门。女儿借我的毛帽子和手套非常暖和，开心。但两样都有拉尔夫·劳伦的商标，女儿何时又是怎样得来的呢？想着想着我又担心起来。算了，不想了，儿子和女儿好像都在打工（至于在哪儿打什么工，问了也不会告诉我），最近他们的衣服都是自己买。这样的话就不用给零用钱了吧，但岂不是又给了女儿打工的正当借口。儿子这边，他都二十岁了，零用钱暂且停了吧。

骑自行车到母亲家大概要花三十分钟。从位置看有些交通不便，坐公交车再换电车足足要用一个小时，往返的交通费也不可小视，而骑自行车走直线时间只需一半。

我三天去一次。曲曲折折拐过住宅区，自行穿过大型纺织工厂的厂区，再穿过私铁的高架桥。今天二十六分钟就到了，最好纪录。

“呼哧呼哧喘什么呢？”

正在檐廊上剪脚指甲的母亲看见我，说道。

“嗯，能给我倒杯水吗？”

“用不着非逞能骑自行车来啊。”

母亲嘴里唠叨着，颤巍巍地起身消失在屋里。我瞧着她，心里捏了一把汗，一边锁上自行车打开大门。生我养我的这所老房子仍是旧时模样，只是客厅里咣当摆上了以前没有的东西，我到现在还不习惯。那是父亲的佛龛，还有榻榻米上的组合沙发，父亲在世时摆的是兼作茶几的被炉和坐垫。

“给，便当。”

我拿出便当巾包裹的两个便当，放在端水来的母亲面前。

“非常感谢。不好意思，总麻烦你。”

“没关系，不用客气。”

两人愈加生分地相互点头致意，我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水。

父亲两年前意外辞世，死于一场旅途中的交通事故。为了庆祝母亲七十古稀，父母二人去了温泉，驾车的父亲在山上的急转弯处冲上护栏，撞到要害当场死亡。而母亲是一条腿骨折，此外就受了点擦伤。

父亲喜欢开车，驾龄很长，一辈子无事故无违章。他的确已是七十五岁高龄，可身体很健康，当时既非疲劳驾驶也不是睡眠不足或酒后驾车，更不是什么老年痴呆。又没有目击者，母亲只是发呆，之后就一直哭，结果事故原因不清不楚便结了案。警察说有急刹车的痕迹，也许是有猴子或狸猫忽然蹿出来酿成车祸。

多年相濡以沫的丈夫死于车祸，母亲有段时间天天以泪洗面。不过父亲的人身保险也赔付了，她的伤也已痊愈，近来渐渐恢复了平静。我是独生女，丈夫也说这样把母亲扔下实在放心不下，干脆搬过来一起住吧。但母亲说不想从住惯的老房子里搬出去，不肯答应。而我们一家四口也不可能搬进这都建了四十年的平房，因此便由我常过来看看。

喝着母亲事先做好的酱汤，我和母亲并排坐在沙发上吃便当。她的右腿不像出事前那么活动自如，说换成沙发起坐更舒服，于是丈夫买了给她。

现在母亲的腿已经好多了，虽说走路有点拖拉，速度也慢些，但能去近在咫尺的超市买东西，饭也能做了。本来不用再这么频繁地特意做了便当拿来，但我错过了时机。晚上开始打工后身体确实是吃不消，今后隔四天或五天来一趟吧。

“什么呀，这就离婚了啊，这俩孩子。”

母亲看着午间新闻说道。当然并非熟人，她说的是明星的绯闻。

“不够忍让吧，年轻人。说来小柳留美子已经离婚了是吧？”

“谁知道离没离呢。”

“这个叫黛薇夫人的，现在是谁的夫人呢？”

“这个嘛……”小声说完，突然来袭的睡魔让我把筷子都掉了。吃着东西竟困得失去意识，太像个小孩子了，我慌忙捡起来。

“怎么那么困？”

我没跟母亲说晚上打工的事，不是怕她担心，而是受不了被她这个那个地唠叨。

“嗯，有些睡眠不足。”

“那就不用来了啊。”

这是母亲最近的口头禅。什么用不着非得过来啊，勉强对我如此体贴我也不开心啊。以前，儿子对只疼爱女儿的丈夫也说过同样的话，“爸爸用不着非得陪我玩不可”。

“加藤还好吗？新工作怎么样？”

也许是看出我不高兴了，母亲讨好般朗声问道。加藤是我丈夫。

“挺好的，公司也习惯多了。”

“那么认真的人竟然被裁员了。”

母亲叹了口气。今年春天，丈夫从工作了几十年的制药公司被发派到相关的分包公司。我原本不想告诉母亲，但跟丈夫一起来这儿时，他闲聊中说漏了嘴：“我赶上了流行的裁员。”妈妈连裁员是什么说法的省略，又是何种意思都不知道，但似乎意识到“女婿被公司炒了鱿鱼”，表情夸张地担心着。她像在好奇艺人的八卦新闻，不负责任地问东问西。

“工资怎么样？能顺利过年吗？”

基本工资少，也没有加班，所以到手的钱只有以前的一半，估计年终奖也没有，而年底要付的房贷又格外多，还不知道够不够呢。别说年底的房贷了，就连每个月的支出也很拮据，现在是靠以前的存款勉强度日，明年儿子的大学学费都不知道如何筹措。所以我才出去打工，至少还能挣点伙食费。

诉苦的话都到了嗓子眼，可看到母亲满是好奇的目光，还是算了。把事情说明白，她或许能从父亲的保险赔付里拿些钱借给我，但不知为何，我觉得这有些强人所难。

“想办法省一些还能应付。”

“是啊。周儿也好日菜也好，结婚前都很费钱呢。啊，对了，听说吉川的女儿要结婚了。”

吉川是谁？我边想边拿起吃光的便当盒起了身，站在狭小的水槽前刷。母亲在身后说起了吉川的坏话。脸上都是笑，却很瞧不起人；收拾家时不用心；市政府给的便当也不好吃。听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吉川是市政府派来的保姆。他们是志愿者，每周帮老年人做几次家务。

“不用把人家说得那么坏吧。”

我冲好茶回到母亲身旁。

“你偶尔才能见着她，所以不了解。”

我点了点头，的确如此。结婚离开家都二十一年了，虽然并非嫁到了多远的地方，可这些年我跟母亲只有在盂兰盆节和过年才见面。因此事到如今我仍然很不解，母亲怎么是这种人呢？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我本以为深知她的脾性，可似乎大错特错。我所知道的母亲，既不会如此喋喋不休，也更善良更有忍耐力。我最初以为是父亲的死亡方式让她倍受打击，但事实似乎是母亲的性格从根本上存在问题。我再度感叹，父亲竟然和她生活了那么多年！是他为人相当宽厚，还是一概不听呢？

“你啊，说起来，还去加藤那儿吗？”

母亲恨恨地说道。加藤那儿，指的是丈夫的父亲住的医院。我边与再次袭来的睡魔斗争，边轻轻点了点头。

“你也真不容易啊。”母亲剥着橘子说道。

昨晚不用打工，好好睡了一觉。虽然晚，但儿子和女儿好歹回了家，早晨在很正常的时间（也许）去了学校。我上午把夏天的衣服叠好，替换了衣柜中的冬装。熨了丈夫的衬衫，把洗好的衣服晾上，准备出门。取自行车时恰好邮局送信的摩托来了，我接过邮件装进包里。

骑自行车到车站，十分钟的路程里想了想午饭吃什么。早晨女儿难得地吃了早饭，所以没能做饭团。在车站吃点站着吃的荞麦面吧，不快点就没时间了。比起郊外这里更像乡下，中午时分错过一趟电车就得再等将近三十分钟。

今天是去“加藤那儿”的日子。公公住院已经快四年了。当初好像是因心绞痛住的院，可人一入院很快就糊涂了。毕竟是多种老年病一起爆发，所以应该时日无多了，但状况却出乎医生的预料，他现在还活着。自己的孩子都已经不认识了，而且医院全权照顾，家人不去倒也可以，但还是不能直接把钱汇过去了事。

婆婆去世得早，便由我们轮班去探望。我当时因为是“没有年幼孩子的悠闲主妇”，所以比别人多排了些班。现在也是五天去探望一次。去那家医院要坐一个小时的电车，再换公交车坐十分钟。

到了车站，电车已经快进站了，我忙在站前的面包店买了夹炒面的面包，又买了最短区间票，跑进站台，坐上已进站的下行电车。车内乘客寥寥无几，我找了个能晒到太阳的窗边座位坐下，暖洋洋的。望着车窗外流过的街景，吃了面包，喝了水壶里的茶，发现行李架上有份别人扔下的报纸，拿过来大概翻了翻。忽然睡魔袭来，之前有次睡过头坐到了邻县，所以，我用手拍着脸以防睡着。

对了，我想起出门前的邮件，从包里取出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广告，还有商场的打折信息、不认识的人寄给丈夫的乔迁通知、音像租借店寄给儿子的介绍新片的明信片。接着打开NTT的话费通知单，我的睡意一下飞到了九霄云外，竟然要四万多日元。

“什么啊这是……”

不禁自言自语着反复查看了几遍明细。上个月以前话费从没超过五千日元，所以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吧。啊，对了，儿子前些日子买了电脑，有时会把电脑连到电话线上，也许赖他，等回去得好好问问。这笔电话费可不能帮他付，用来支付公共事业费的那个账户里的钱要全取出来。

渐渐地，农田和山丘越来越多。望着窗外的风景，我考虑起家里的开销来。家里的存款在买公寓时几乎花光了，剩下的只够喘口气。但现在想来，丈夫还在以前的公司上班时，日子过得还算富裕。虽然我自己不能太奢侈，但可以给孩子们买和别家一样的衣服和游戏软件，也能送他们去学些特长或上补习班。

现在丈夫工资减半，加上我打工的钱，勉强才能维持开销。每个月房贷十五万，丈夫的零用钱两万，儿子一万，给女儿五千；水电煤气费大概三万，伙食费三万五，丈夫的人身保险两万；公公的住院费也要出一些，其他的日用杂货也不少花钱。能削减的全都减了，但十二月的房贷还款额将近四十万，仅此存款就会全军覆没。

我任凭电车摇晃着身体，感叹着自己的平凡。婚后，丈夫的收入一直稳定增长，所以从没想过竟会弄到这个地步，直到丈夫被裁员才慌慌张张跑出去打工。不读书，也不知道遥远国度的战争，好不容易觉得通过电视和杂志与这个世界联结起来了，可现在连电视都不能好好看。要说烦恼，便是孩子、丈夫和父母，想要的东西就是钱和睡眠，平凡似乎也很不错。

想着这些，电车到达了目的地，我下车后没马上朝出站口走去，而是在站台的长椅上坐下来。反正是乡下车站，很快就会见不到人影。车站员工也不老盯着站台。我瞅准时机起身，若无其事地走到站台尽头，伸手抓着比自己略高的栅栏，也不顾穿着裙子可能会走光，迅速翻到了车站后面。对面站台上一位不知哪儿来的大叔瞪大了眼睛，我装作没看见，快步走向公交车站，恰巧赶上了医院的循环大巴。这样单程的电车费就省下了。

到了医院，看到公公还是呆呆地坐在床上。

我说“你好”，他回答“你好”；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怎么样啊”；我说“天冷了啊”，他也回答“天冷了啊”。公公鹦鹉般重复着我的话。年轻的护士恰巧经过，精神饱满地说道：“老爷子最近食欲很好哦。”我嘭嘭地从被子上面轻敲着公公的膝盖，笑了。

从医院回到家附近的车站，路过超市去买了点东西，出来时滴滴答答下起了雨。今晚要去打工呢，真倒霉。时间已将近七点，丈夫也许到家了吧。拿公用电话往家打了一个，难得是儿子接的。

“喂，周一！”

我不禁抬高了声音。

“干什么，妈妈？”

他开玩笑般应道。

“你听着，这个月的电话费花了四万日元，都因为你那电脑吧？这种钱妈妈是不会付的，你自己付！”

“哎，我？是因为日菜煲电话粥吧？”

“肯定是你，日菜和你不一样，人家手机费都自己付。你爸回来了吗？”

傍晚的超市熙熙攘攘，我在电话亭里没完没了地说着，那边却没有回答。

“你在听吗？你和爸爸谁都可以，去把米淘好。”

竭尽全力咆哮一通，我放下听筒。刚才听上去是真生气吗？我边想边把便宜买的萝卜和牛奶放到自行车上，蹬起车来。

到了家，在暖暖的屋子里，丈夫正躺在沙发上喝着啤酒看晚报，身上穿着睡衣，看样子已经洗过澡了。我强压住涌上来的怒火。“回来了啊。”丈夫一如往常地说。

“周一呢？”

“好像出去了，米淘好了。”

儿子话是带到了，人却跑了。看看墙上的钟，快八点了，丈夫开着电视，目光落在晚报上。瞄了一眼厨房，电饭锅正冒着热气。仅此而已，其余什么都没准备。但按下电饭锅的开关或许已是上乘表现了，我对自己说。

丈夫并非大男子主义，还算得上细心，就是生性懦弱。告诉他的事他会乖乖去做，除此之外便不会灵活行事。因此才被裁员吧。我心里有时这么想，但当然不会说出口，因为这个缺点正是他的优点。但是定下来要被派到现在的公司时，丈夫的失落非比寻常，一段时间里无论问什么他都一言不发。并非愁眉不展，他明显是很混乱，精神恍惚。即便这样，他仍每天鞭策着自己早晨六点出门。

这样的丈夫某一天忽然冒出来一句：“现在的员工食堂没有以前那么品种丰富，去外面吃又挺贵的。”所以我决定给他做便当。比起那段时间，丈夫精神好了很多。但别总闲在一边东看西看了，只是在我忙的时候帮我干点什么也好啊。

我故意弄出声响，摆着买来的小菜，切着咸菜，可丈夫似乎什么都没觉察到。“饭好了。”我招呼丈夫，他坐到了桌前。我不想先开口，默默吃饭。

“你今天去我父亲那儿了吧？”

这点事他似乎还记得，我不再刁难他，笑了笑。

“他心情很不错呢，好像最近状态都不错。”

“是吗？一直以来辛苦你了，下次休息我也去看看。”

两人相视一笑，气氛缓和了许多。我很想发发牢骚，希望他多考虑下家里的开销还有孩子，但似乎一和他说话就生不起气来。“吃好了。”说着我起了身。时间已快九点，看样子去打工前没空洗澡了。

“碗我来洗。”

丈夫对戴上胶皮手套、拿起洗碗海绵的我说道。迄今为止，他从没主动说过要帮忙，我很诧异。

“谢谢，那麻烦你了。”

“下着雨呢，今天别逞强了，坐公交车去吧。”

丈夫微笑着补充道，我也跟着笑了笑，又说了遍“谢谢”。意识不到回来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这就是我的丈夫。

我穿着塑料雨衣、一手还打着伞，骑上了自行车，可到店里还是从头到脚都湿透了。便利店卖的东西真没用啊。我斜眼望了下停车场保安穿的正宗防雨衣，能不能借一件呢？因为下雨额外花时间，今天打卡竟然迟到了三十秒，是红色数字。这下一万日元的全勤奖泡汤了，我很是泄气。

“什么呀，凯瑟琳，你这不是落汤鸡嘛。”

打开更衣室大门的一刻，女孩子们忽然喊起来。谁是凯瑟琳啊？

“……大家早。”

“早什么啊，有换的衣服吗？”

头发染成银色的少女问道。我摇了摇头，她打开自己的衣柜，拿出件运动服扔过来，不知是谁从另一个方向也扔了条毛巾过来，打在我脸上，又掉到地板上。我在角落里悄悄脱下身上的衣服，换上了借来的扶桑花图案的运动服。

来到店内，主管佐织说“这么晚”，之后便瞪大眼睛望着我。

“对不起，我迟到了。”

“没拿伞吗？”

“拿了，我骑自行车来的。”

我脑袋上顶着毛巾，打开了收款机。客人像久等了一般把购物筐往柜台上一摔。我能感受到身后佐织投来的视线，赌气地比平时都大声地说着“感谢您的光临”。

店里一空下来，滨崎同以往一样又来嘲笑我。

“今天又是小女孩的运动服啊，凯瑟琳。”

我对这个不知何时叫开的外号苦笑不已。

“真理安借我的，我让雨淋透了。”

我想起来借给我运动服的女孩好像叫安藤真理子。

“很适合你啊，好可爱。加藤你是娃娃脸，穿上这衣服比我老婆看起来还年轻。”

我没理滨崎。从刚才起我就惦记着花车里的特价冬季睡衣，从收银台就能望得到。法兰绒的男款，之前都卖三千多，好的颜色卖完了，剩下的今天摆到了花车上，竟然还不到两千元，而且也没剩几件了。丈夫冬天的睡衣已经很旧了，我怎么都想要一套。

“滨崎先生，特价花车上的东西也有员工折扣吗？”

“嗯，不管买什么都打八折。”

“我想给老公买套睡衣，能不能麻烦你？”

临时工买东西没有员工折扣，大家有想要的东西都会拜托正式员工帮忙。

“当然可以了。加藤，你真是为家人着想啊。看起来好幸福，我都嫉妒了。”

这话听起来可不是字面意思。糟糕，也许拜托佐织就好了，我有点后悔。

一想到还要冒雨骑自行车回去，就心情沉重，但好在回到家有热热的洗澡水和暖和的被窝等着，郁闷比来的时候少了许多。再次穿上湿透的塑料雨衣出了员工通道，一路小跑到停车场一角的自行车存放处，却没找到自行车。看了许多遍客人和其他员工的，还有一直丢在那儿的几辆，里面都没有我那辆砖红色自行车。

啊，对了，刚才一着急忘了上锁，伞也挂在上面。我深深叹了口气。从年少时起骑自行车到现在，被偷也不是一两次了。但用不着这么个下雨天给我偷走吧。

我知道不可能找到了，还是围着店转了一圈。转完一圈不死心，又转了一圈。停车场的保安也两点准时下班，没人了。要转第三圈时，我看见进货口有人跑出来，是滨崎。

“怎么了，加藤？”

他夸张地跑过来，抓住我的肩膀。

“哭什么呢？”

“哎？”

被人一说，我才发现自己在哭。

“那个，我的自行车和伞好像都被偷了。”

“不会吧，你好好找了吗？”

没等我回答，滨崎已经冒雨跑向了自行车存放处，我慌忙跟在后面。

“什么样的？坤车？写名字了吗？”

“名字和住址都用油性笔写着。颜色是砖红色，前面有车筐……这边我都找半天了。”

滨崎看都不看我，叮叮当当翻着那几辆自行车。接下来也不听我劝，说完“在这儿等着”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被孤零零地扔在仓库的屋檐下，感觉滨崎就像是电视剧中常有的可疑好青年，了然无趣。自行车没就没了吧，只好放弃，走着回家。我想快点回家，别在这种地方傻站着，冻得指尖都木了。

“还是没有，那边的便利店和音像店我也找过了。”

等了大概十五分钟，我冻得五脏六腑都发起抖来。还想过要不要进店里等，但再怎么说也太对不起滨崎了，人家正冒着雨给我找自行车呢。

“谢谢了，我走回去。”

“你不是也没有伞吗？再等一会儿，我开车送你。”

滨崎的话让我一时无法回答。要是再年轻十岁，我也许会当场拒绝，但我已是个有上大学儿子的大婶了，不会被人怎么样。最主要的是我已筋疲力尽，哪儿都无所谓，能坐着就好。虽然这样，我还是试着提出了折中方案。

“能把伞借给我吗？”

“当然可以。但我再有十分钟就能走了，可以的话在车里等我吧。我送你，这样更好。”

太固执也麻烦，我点了点头。滨崎哗啦啦拿出总是挂在腰间的钥匙，用其中一把打开副驾驶座边上的车门，我乖乖坐了上去。我不是很懂车，只是这辆白车像是挺高级的国产车，感觉并不适合孩子般的滨崎，不般配。但车里摆着孩子的磁带和毛绒玩具，我稍稍安了心。

他真的十分钟就回来了，发动了车。听到我的住址，他笑道：“很近嘛。”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样子，我想，或许人家真的挺好呢，反倒有种愧疚感。

雨中的国道上，车摇着雨刷匆匆飞驰。经常路过的游戏厅和自动贩卖机的灯光都融在雨滴里，向后疾驰而去。去时拼命蹬着自行车，开车竟转瞬即到。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变红，车停了下来，横向一辆车也没有。再穿过几个信号灯有一处家庭餐馆，从那儿左转再开一段就是我家了。

“明天也五点半起床吗？”

跟着收音机哼歌的滨崎问道。

“嗯。但明天难得没什么事，我打算丈夫出门后再好好补一觉。”

让人送回家，也不好太沉默，我尽可能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明快些。

“嗯，真好啊。那要不要去喝杯茶？”

我想过他也许会这么说，所以根本没有动摇。

“很感谢你送我回家，不过我确实有点累了。”

我实话实说。这时信号灯绿了，滨崎粗暴地踩下油门，忽然袭来的重力和他色迷迷的侧脸让我不寒而栗，把丈夫的睡衣紧紧抱在怀里。

“去兜兜风吧。”

滨崎并不看我，说道。这情节展开也太符合预期，我在害怕的同时又觉得沮丧。无聊！这男人垃圾电视剧看多了吧。我沉默不语，一开始就告诉他路口要左转，但他视若不见仍然直行。高速公路入口的牌子进入视线，周围的情人酒店渐渐多了起来。这种情况下，我却猛然想起女儿会不会也在哪儿碰到过这种事，明知不是时候，还是担心起她来。

“放心，五点半前我会送你回去。”

我没反抗，所以他也许是心情好转了，很是得意地说道。我笑了笑。真是不可思议，竟然还会遇到这种事。这时才意识到，虽然自己觉得是大婶，但客观看来，也许正因如此才好下手。

他毫不犹豫地将车驶进几家并排的酒店中的一家。

“常来这儿吗？”

我自己解开安全带，问道。

“也不算经常。”

什么叫不算，我心里说着打开门下了车，实在是紧张。滨崎在前面朝入口走去，谢天谢地，他没有拉我的手或强吻我。似乎也不是什么危险人物，一个好色之徒而已。

我从兜里拿出警报器，悄悄拉下绳子，警铃的巨大声音响彻昏暗的停车场。滨崎似乎不知道是什么，惊慌地四下张望。

酒店工作人员迅速打开大门跑过来，我指着滨崎，清晰地说：“他是流氓。”

结果一点也没睡，却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准备便当和早饭。送丈夫出门后，我穿着衣服迅速回去占领被窝。想好好睡一上午，但十点被母亲的电话吵醒了。

“什么呀，你还睡觉呢？真悠闲。”听着我睡意朦胧的声音，母亲说，“你今天不来了吗？”

“啊，对不起。我有点累了，明天过去。”

说完我正想挂断电话，那头却传来母亲的啜泣声。

“除你之外还有谁能听我说说话啊，连你也不想管我了吗？”

母亲呜咽着倾诉。我揉着太阳穴想：又来了。最初我还会惊慌失措地飞奔到她那儿，拼命地安慰“我没这么想过”。但这都不知道是第几次了，虽然这样说对母亲不敬，但她越这么闹，越会让人真的对她不闻不问。

你爸爸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回又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因为要照顾他，我到这个岁数也没工作过，连个朋友都没有，我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活啊。母亲总是流着泪如此向我抱怨。

“那一起住？”

“你家公寓那么小，我可不想这个岁数了还活得那么憋屈。我不是总跟你说嘛。”

相同的问答重复过多少次了？总之，我知道说现在就过去，事情就会平息。一路飞奔过去，母亲又会若无其事地端出茶，说“用不着非得来啊”。

或许什么时候我也会变成这样吧，把扭曲的感情和依恋都抛向自己的女儿。这种几率也不是没有。我把电话分机贴在耳朵上，空出的右手捡着掉在地板上的头发，同时想象着自己的未来。厌恶、恐怖和同情交织在一起，但我感觉自己对母亲还生出一种有别于这些的感情，一种近似于对待陌生人的感情。我异常平静。事情我明白，心情我也理解，但跟我没什么关系吧？这同对滨崎的态度有几分相似。我明白你想拈花惹草，也明白你或许认为不谙世事、临时打工的我更好得手，也知道你的热心并非虚假。但那种强加于人的态度让我觉得扫兴。

“啊，好像有快递来了，我挂了。”

我撒了个谎，挂了电话。说不定她还会打来，我连电话线也一起拔了，总之我还想再睡会儿。

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睡意再次袭来。窗外是十月小阳春，对面公寓阳台上晾着的衣服晃人眼睛。啊，洗的衣服该拿出去晾晾了，明天开始又要忙了，收拾一下家里吧。心里想着，身体却纹丝不动。

但我仍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能在平日的上午晒着太阳打个瞌睡，这是主妇的快乐。母亲的哭声急遽远去，昨夜滨崎的脸又渐渐清晰。

警报器刺耳的声音响彻停车场，大滨张大嘴巴。酒店办公室里一位六十多岁的男人跑过来抓住他的手腕，滨崎仅此就一声惨叫。那男人个子很小，但一定会合气道之类的东西。过后我才知道，他是那家情人酒店的老板。

“饶了我吧，千万别报警。我没想强来，只不过她没说话，我就以为她同意了呢。”滨崎含着眼泪都跪下了，“我要丢了工作可就惨了。”

酒店老板说：“越是这么说的家伙越卑鄙，送他去警察局吧。”

但我太累了，不想把事情闹大，而且闹出事来我也得辞掉工作，所以决定不报警。我坐着老板叫来的出租车回了家，不知道滨崎后来怎么样了。他究竟是如外表所见的幼稚的好色之徒，还是超出我想象的坏蛋，我仍然不知道，但既不害怕也不打算辞掉工作。

两个孩子昨天好像又没回来。儿子去哪儿都行，赶快滚吧，而女儿还是放心不下。日菜要是碰到这种事情，能顺利逃脱吗？没想到警报器竟然这么管用，给她也买一个吧。

到此，我完全被睡魔降服，意识渐渐远去。正当掉到睡眠的谷底时，我忽然被摇醒了。

“喂，妈妈，起来啊。”

“真吵。”

我条件反射地回绝后，过了一会儿又睁开了眼睛。日菜正愕然地低头看着我。客厅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女子，一瞬间我还以为是学校的老师，连忙坐起身，把渴望睡眠的大脑同身体强行剥离开。陌生女子冲我点了点头，看起来有些漂亮有些认真，似乎在哪儿见过，却想不起来。

“您这么忙还贸然打扰，真抱歉。”

“……没有，就像你看到的，我在午睡。”

“刚才打电话也不接，妈妈还真惬意啊。”

女儿一如平常，任性地说道。我正发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儿被那女子从后面捅了一下，点了点头。

“妈妈，我有话要说。”

“对了，你昨天也没回家吧？”

“我，决定从今天起，离开这个家。”

“啊？”

“我这样可能只为自己考虑，但高中没剩多少日子了，希望你们能供我到毕业。在我可以自食其力租到房子前，会麻烦这位板仓小姐，住在她家。”

女儿目不转睛正视着我，等我回答。我慌忙站起身。

“你说什么呢？”

“妈妈，请您冷静一下。”

陌生女子如此一说，我转过头。

“我不是你妈妈，别多嘴。”

“不是多嘴，日菜妈妈，请您好好听我解释。”

“说什么啊。日菜你是不是太任性了？你知道父母有多担心吗？”

越来越兴奋的身体里还有一个冷静的自己。但我盘算着，这种场合必须要发火，这种时候绝不能做个明事理的父母。

“所以都说不用你担心了。”

我一激动，女儿果然也抬高了声音。

“对我来说这儿太憋屈了，爸爸妈妈都很和蔼，我也感谢你们供养我上学，但每天一回到这儿我就郁闷得不得了。我不想看见妈妈的脸，好烦啊。”

“日菜——”陌生女子劝阻道，但女儿没有停下来。

“我不想变成妈妈这样，想尽早工作获得自由。我讨厌妈妈的活法！”

那张泪水滂沱的脸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日菜小时候很怕孤单，总缠着我，我出去买菜的工夫，她都会因为看不见妈妈而号啕大哭。

女儿使劲抹了抹眼泪，扔下句“我会再回来的”，就快步出了房间，粗暴的关门声传来。客厅里只剩下陌生女子和我。她似乎知道会弄成这样，平静地向我低头道歉：“太对不起了。”日菜说她叫板仓，我终于想起她是谁了。

日菜中学时因盲肠炎住院，板仓是那家医院新来的护士。记得两人年龄差了一截，却很合得来，出院后也有书信往来。

她自我介绍说叫板仓奈摘，二十五岁，在东京市中心的大学医院工作。听说女儿出院后去过几次她的住处玩，但关系并不是多么要好。大概一年前，女儿去找她商量，说“不想上学了想工作”。女儿当时靠打工和零用钱已经攒了大概三十万日元，想离开家，拜托她当租公寓时的保证人。

我对没轻易应允的板仓低头致谢。她一如年轻女孩那样红着脸摆手道：“不用不用。我跟她说忍到毕业，等正式工作了再说服父母。这样做不是出于什么道德或热心，说得不好听些，我也是害怕承担责任。”

那年夏天起，女儿连续两三天不在家住的日子越来越多。有时是去她家，有时好像是住在同学家或去深夜营业的漫画咖啡屋待一夜。

“我是外人，却也很担心她。我知道自己多管闲事，不过……”

板仓很抱歉似的告诉我，说女儿已是自暴自弃，竟真想退学，为离开家甚至去跟不是特别喜欢的男孩同居。她看不下去才建议，如果女儿能答应读完高中，且不在外住宿的话，可以暂时住在她的公寓。

“但再怎么说，也太给您添麻烦了……”

她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哪能这么麻烦人家。

“我没关系，反正上夜班也很少在家里睡。再说换作不喜欢的孩子，就算求我，我也不会答应。”

明明有沙发，我们却不知为何跪在地毯上说话。

“不过我也无法立刻回复……得和丈夫商量一下。”

“那是当然。但今晚起，日菜每天晚上都会在我家，您不用太担心。我这么说可能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但是日菜好像真觉得妈妈的担心很沉重。”

板仓告诉我家中和医院的电话号码，还有日菜打工的书店和面包厂的号码。她说女儿平日的傍晚都在那家书店，周日一整天在工厂干活，毕业后打算先一门心思在书店工作，做合同制员工。

她走后，我仍茫然若失地跪在地板上，一直到天色变暗。本以为女儿只是现在流行的偶尔离家出走，没想到她竟然制订了这么完善的独立计划。她说希望我供她念完高中，其实是想尽早独立吧。虽然不该这么想，但我觉得她还不如选择退学，那样我还能说“到通过大学入学资格考试为止”或“到找到工作为止”，再把女儿在身边多留一段时间。

离毕业还有不到半年，我把女儿逼得连这半年都忍不了吗？我的活法就那么让她深恶痛绝吗？此前一直依靠丈夫的收入过着安稳的日子，丈夫收入减少才慌忙出去打工，她是不喜欢我活得这么安逸吗？我在附近的廉价量贩店打工，确实怎么看都是为了应急。待丈夫的收入恢复了，孩子们不花钱了，我当然就会辞掉工作，这些都被看穿了吗？照顾自己的母亲，探望生病的公公，我都做得不情不愿，日菜也看出来了吗？

纠结至此，思考的线忽然一下子断开，我无力地倒在地毯上，觉得第一次明白了丈夫遭遇裁员时的心境，但不知道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本以为已经竭尽全力，却被女儿从她的人生中解雇了。

这时房间的灯啪地亮了，儿子匪夷所思地低头看着我。

“别在这种地方打瞌睡啊，吓死人了。”

我躺在地板上，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丈夫差不多快回来了。

“周一！”

我叫住正要回房间的儿子。

“干什么？电话费我会拿这个月打工的钱付。但还有社团的集训，滑雪板我也跟朋友说好了要买，能不能拿压岁钱抵啊？”

他还想拿压岁钱吗？我惊讶着缓缓起了身。

“妈妈的自行车昨天打工时被偷了。”

“嗯。”儿子心不在焉。

“能骑你的山地车去打工吗？”

“可以啊……”

“话说回来，那原本就是妈妈买的吧。不好意思，今后就让妈妈用了，你别随便骑。”

“哎？那不是我考上大学的礼物吗？开什么玩笑！”

我走近大声抱怨的儿子，握紧拳头使劲砸在他的脑袋上。我也好，丈夫也好，其他人也好，没有人挥拳打过他吧。儿子嘴都没张开便踉跄了一下，手撑在墙上，直眨眼睛。

“学费也不会再给你交了，我们家没有这笔钱，想上大学的话自己去赚！”

我在厨房淘着米，儿子半信半疑，一直在可怜巴巴地叫着“老妈”。

身体里不可思议地涌出一股力量，我从不知道打人竟然如此畅快淋漓。

第二天，我也是一早五点半起床，做了三份便当，送丈夫出门去了公司。上午一如既往打扫屋子、洗衣服，中午前离开家去母亲那儿。儿子的山地车骑起来身子往前倾，起初有些害怕，但很快就适应了，我轻快地踩着脚蹬。山地车如此轻快，我为何竟没发现，多年来还一直骑着坤车？不可思议。虽然载不了东西，但装在背包里背着就好了。今天竟然二十三分钟就到了。

母亲似乎忘了昨天的事，态度一如平常。我忍着困意随声附和。父亲一定也是这样渐渐习惯的吧。

傍晚买完东西后回了趟家，给丈夫做完晚饭，泡了个澡出门打工。早晨走时儿子还在从容地呼呼大睡，不知何时已没了人影。但把山地车留在了停车场，或许稍有反省吧。

晚风中，我在车道上穿梭，而不是在人行道上。这车速度太快，走人行道的话怕来不及避让行人。我正得意地飞驰，忽然有东西啪地打在脸上，慌忙捏了刹车。抬头一看，路边狐狸雕像旁的高大橡树已经染成一片金黄，树枝摇摆，树叶随之飘下。我张大了嘴巴向上看着，脸又被树叶轻轻打中。望了一会儿，我再次蹬起自行车。风吹在脸上，但有女儿过生日时板仓送她的手套和帽子，手和耳朵都不再寒冷。

到了更衣室，我把洗好的运动服还给真理安，还送给她警报器表示感谢，却不知为何被她们大笑。到了店内，滨崎像孩子找到妈妈般跑了过来，双手合十连声说着“不好意思”。我本想笑笑，但觉得不能大意，故意冷淡地点了点头。

“今天挺早啊。”

我站到收银台前，主管佐织在背后说道。

“我没收了儿子的山地车，所以到得早。”

我边输入名牌上的条码边答道。

“嗯，你都有儿子了，多大了？”

“二十岁。”

“啊？吓我一跳。我什么都没有，虽然和你同岁，真穗。”

被她叫出名字，我不由得回过头去。本以为她在嘲弄我，可她一脸严肃。

“不记得了？我们初二时在一个班。我一下就认出你了。你一点都没变啊，还是那么我行我素。”

我的嘴一张一合，拼命翻找着记忆。

“是吗？对不起。我回去翻翻毕业相册。”

“不用了。”

佐织低着头，忍着没笑出来，是忆起什么了吧。客人来了，我慌忙转向收银台。

中学时的我每天都在干什么呢？为了完成眼前的工作，我已是竭尽全力、竭尽全力，完全想不起来。毕业相册去哪儿了呢？连有还是没有都不确定。

[1]由大西厚树创建的面向年轻女孩的流行品牌，充满童话色彩。

囚徒的困境

今天是我的二十五岁生日，交往了多年的恋人说：“差不多可以结婚了。”不是“请嫁给我”，也不是“我们结婚吧”，而是批准的口气。说话的人一杯葡萄酒就红了脸，呵呵笑着。但那笑容自信满满，绝非不好意思才红的脸。

“什么叫差不多？”

为了不惹他生气，我尽量努力笑着反问道。

“美都你不是说过，想二十五岁结婚吗？”

“我？”

“你还真没记性。”

我拼命地翻着记忆，却不记得曾说过这话。就算说过，我们现在也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们坐在他公寓旁的一家意式休闲餐厅里，也许是进入十二月的缘故，有些年末聚餐的客人，很吵。我和他在里面的一张小桌上，带着各自的心思盯着对方的眼睛。他奇怪我怎么没有欣喜若狂，而我不知如何回答，拼命想着如何摆脱这窘境。

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桌上摆着平时不会点的套餐和红酒。我们交往七年，有过轻微的争执，但气氛如此尴尬还是头一回。店员走过来问我要不要把意大利面撤掉，还有将近一半没吃，我为剩了食物而道歉。

“你没食欲啊？”

朝丘君的口吻中似乎并没有不快。

“不是，我在为主菜和甜点作准备呢。”

“去年你可都吃了。”

那又怎么样？我差点顶撞他，慌忙把话咽了回去。话题好不容易岔开，不能找碴吵架。

“工作后我都胖十斤了。”

“一般工作后不都瘦嘛，你那是压力太大。所以差不多该和我注册，稳定下来了。”

又绕回去了。我苦笑着要拿红酒瓶，他笑着制止了我，给我空了的杯子里倒上酒，我自暴自弃地一口气喝干。朝丘君几乎不能喝酒，平时都不喝，但今天是为我庆祝生日，就干脆喝个大醉吧。这样结婚的事就搪塞过去了。

主菜上来了，我们一起拿起刀叉。

“你不愿意结婚吗？”他故作自然地问道。

“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我们还年轻呢……”

“因为我是学生？”

我又不能说“是”，只默默把小牛肉放进嘴里。

“光是注册的话没问题吧，钱也不是没有。我觉得对咱们俩来说，一个人过花钱更多。”

这下我明白了，他忽然说要结婚，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叹气说“想搬出父母家了”。他说不是没有钱，是因为父母还在给他寄生活费。自己不挣钱，竟然还能这么堂堂正正地求婚，真服了他。但从经验中我知道反驳的话事情会更麻烦，他看起来老实却很善辩，吵起架来绝对赢不了他。我今天为了早点结束工作不用加班，大清早就去了公司，午休也全用来干活了，现在哪有力气跟他争论。

我敷衍地点了点头，翻开菜单看看选哪个甜点。

出了饭店，我们朝他的公寓走去。多年的交往里，直接去他家的时候比在外面见面多，即便偶尔在外见面，也很少就此分开，因此我对去他家这件事从没有过疑问。

和以往一样，他的房间井然有序。这是大学附近的老公寓，六叠大小，一间三叠大的和室，再加上狭小的厨房，确如学生住的地方。但经过他的精心收拾，房间很整洁。室内堆放着大量书籍和旧式电脑，带来一种不可思议的氛围。他讨厌荧光灯，所以到处摆着温暖的白炽灯，玻璃镇纸在桌上发出暗淡的光芒，这里更像是学者的房间。他为我冲了日本煎茶，那茶杯是两人旅行时买的益子烧。来到这儿，觉得还是待在他的房间里舒服。

坐在铺着白色麻质床单的床上喝着茶，我忽然想起来“要在二十五岁结婚”这句话，就是在买茶杯的旅行中说的。那时我才十九岁，和刚开始交往的恋人去旅行，那两天一夜幸福得如同在做梦。十九岁的我，觉得二十五岁还是那么遥远的未来。

他的房间没有电视（不是买不起，他说反正也不看，碍事），一个外观伪装得像个古董，却是最新型的小巧收音机挂在墙上。除了讨论的时间，他喜欢沉默。我要是不问什么，他几乎不发一言。我靠着床上的垫子喝茶，他翻看着早报和晚报。望着那张熟悉的侧脸，眼皮渐渐沉下来。即使按他说的注册了，一定也是日日如此吧。我又为何会这么抗拒？

他读完了研究生，现在正读博士。我和他曾是同一所大学社会学部心理学专业的同学。他完全不同于那些随波逐流的学生，大一时就决定要读研究生，没选的课程也积极去听，确定研究课题，并寻找合适的教授。但知道这些的只有我这个恋人，他为了不让别人察觉出自己是多么发奋，和本年级同学总是若即若离地交往。同样用功的人当然还有，但多是把读过的书原封不动搬来当作才学炫耀，而且总爱主动为别人分析心理。他表面上绝非如此，二十岁时就懂得沉稳地默默倾听，对前来找他商量事情的朋友，总是一边绝妙地随声附和，一边冷静而透彻地观察。

最初，我曾单纯觉得他是由于考上其他大学的法学科、又重新参加高考的这段经历，再加上长我一岁，所以才比我成熟，但渐渐发现连自己也经常被他用第三者的目光审视。我的心理并不复杂，一定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了吧。自从悟到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从属于他。但没想到这种感觉并不糟糕，知道什么都能被看穿，就不会刻意隐瞒，或者耍什么伎俩。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这样融洽，但最近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难道是因为我正企图做些从没有过的隐瞒和欺骗之事吗？我对他那种独特求婚方式的反应，他或许比我更清楚原因。

熟悉的恋人房间里，静谧的时间一点点沁入我因工作而疲惫的大脑和身体。从几年前起，我们平时说话就以早晚要结婚为前提，那份感情并非虚假。然而，我介意的并不仅仅是他是学生，还有别的什么。让他指出令我心情摇摆的症结所在，跟他投降，怎么想这样都更轻松。但我又害怕给那个暧昧的东西加个轮廓。囚徒的困境，我在心里小声念道。

“表情好像个小婴儿啊。”

他折起报纸，笑着看床上的我。

“嗯，困了。”

“睡吧，我在隔壁写报告。”

我住在郊外的父母家，基本严禁在外住宿，但父亲常出差，所以只有他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才允许我在男友家过夜。父亲还没见过他，而我上学时就带他回过几次家，见了母亲。母亲一眼就相中他有涵养，现在也觉得我们当然会结婚。

衣柜里有一个抽屉是放我的留宿用品的。我从里面拿出洗面奶和化妆水，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向浴室。卸了妆，简单冲了个澡，换上他的睡衣。回到房间，他已经关在了三叠大小的和室里。拉门狭小的缝隙里漏出灯光和敲打键盘的声音。他从很久以前起就昼夜颠倒，起床时间也没有规律。我拿过枕边的闹钟一看，今天闹铃是设在下午两点，有时还会定在上午十点或下午五点。我把闹钟定为早上七点，比在自己家晚了一个小时。关上灯钻进他的被窝，想了会儿他若是再提结婚该怎么回答，但没过五分钟就进入了梦乡。

“公然和昨天一样的打扮啊。”

早上，在公司电梯里遇到的男设计师如此说道。

“早上好，昨天是我生日。”

“就这么来了？最近的年轻人还真不在乎。”

说这番话的人身穿雪人图案的花哨毛衣。虽说是外聘的设计师，我也觉得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成这样来开会似乎不太合适。

“这毛衣真可爱啊。”

“是吧。我织的，给你织件情侣衫？”

我无奈地笑了笑。“你可真有时间。”

“我是天才，所以工作不费时间，今晚一起吃个饭吧。”

只有我们两个在电梯里，所以他说得天真无邪。

“性骚扰吗？”

“嗯，傍晚前给我发个邮件，我等你。”

电梯门马上要打开前，被他摸了下屁股，可我又不能生气。目送着雪人的背影，仔细一看肩头还织着驯鹿。他也许在开玩笑吧，但我还真有点想要这毛衣了。我想着出了走廊，往办公桌走的路上和碰见的人道着“早上好”，自己也越来越进入工作状态。早上，轻吻了我一下、和我换班上床的朝丘君的脸消失了，在电车里苦苦思考的独自生活和结婚的烦恼消失了，被设计师摸过屁股的触觉也消失了。我满脑子都是大清早的会议。

大学毕业后，我便就职于这家大型通信设备制造公司，隶属用户界面研发中心。直到被分配过来，这个带有生僻单词的部门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没有反应过来。简要概括，他们从事的工作是研究开发如何让商品的操作按钮与显示画面等这些用户实际触摸或看到的部分更易于使用。

据说这个部门几年前才开始录用学心理学的人。我的直属上司是位男博士，三十五岁上下，毕业于国立大学认知心理学专业，其余同事几乎都是工科大学毕业的。我进公司才三年，是最底层，现在多少好些了。最开始去开会，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所有人都在说日语，可不管我仔仔细细研读了多少遍会议摘要，意思也不往脑子里进。第一年我甚至想要不夹尾巴走人吧，严厉的老大却不肯放过我。他说有不懂的尽管问，我真的什么都跑去问了，结果不论是午休时间还是快赶不上末班电车时，他都在给我灌输工作的基础知识。为了早点解放，我装着听懂了，却都被他看穿，毫不留情地向我发问，直到我完全理解。当然他并非出于热心，只是若我这个属下掌握不了基础工作，就会影响他自身的研究。

老大的忍耐和努力有了成效，我觉得自己至少不会再无端惹他生气了。不久前我还想不再待在这么辛苦的部门，调到别的地方去，而现在一想到要是有什么奇怪的调动，又要从零开始学习，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还是在这儿待着吧。

老大今天心情不错，一身无懈可击的西装一如往常，正坐在座位上喝自己冲的咖啡。相同的纸杯咖啡也摆在我的桌角。会议前，若我准备的资料合格，他才会给我买喝的东西。

和他最后简单碰完头，我们走向会议室。现在工程师和工业设计师正就明年发售的带有终端适配器功能的电话机界面反复进行攻防战。就在不久前，一打开会议室的大门，成排大男人投射来的目光都让我想掉头直奔女厕所，但最近我已经能微笑着跟大家打招呼了。全体西服装束的会议室里，只有那位穿着雪人毛衣的设计师与众不同，但他脸上已经没了刚才的嘻嘻哈哈。会议室里的男人都是一副寸步不让的表情。我咬了咬嘴唇，自己也能这样就好了。

那天晚上，雪人和我躺在床上。这家位于市中心的酒店受外资新酒店的排挤，客房运转率骤降，雪人说这里冷清得恰到好处，无论是工作还是带女孩子来都最合适。每次他请我吃完饭都会来这儿，这是第四或第五次了吧。

花心。没有任何借口、完美无瑕的花心。雪人有家庭，而我有朝丘君。我们都无意与彼此的伴侣分手，他一定连一丝罪恶感都没有。

“美都，你跟河合也有一腿吧？你俩给我的方案被无情否决了。”

姓大石的设计师轻轻抚摸着我的屁股说道。

“要有一腿的话就不会这么辛苦了，这点事可降服不了我们老大。”

“不好意思了，这么轻易就被你降服。”

“你哪儿被降服了，再让让步吧，交货日期不能再延了。”

打住打住，别谈工作了。说着，这个脱了衣服也像雪人般白白软软的男人压在了我身上。我咯咯笑着，把脸埋在了他健硕的胳膊下。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眼前这种状况。我一直深信自己一丝不苟，而且多少有些洁癖，为何又会在这种地方做着这种事呢？进公司后，棘手程度仅次于上司的就是这个男人。我要受设计商品外观的设计师和制作商品内部的工程师的夹板气。工作就是协调顽固的双方，与时间和成本作战。但不管我怎么说，这个男人拿出的设计都华而不实，我正苦恼有什么对策，就被他约出来吃饭还上了床。虽然不想承认，但我确实暗揣心思，想通过这种事来增进关系、取悦于他。要是有些神经质、不苟言笑的工程师邀我，我绝对会拒绝，所以我确实不讨厌这个男人。和雪人睡了后，他也并非就按要求更改设计，但能听到设计方的初衷，工作多少好干了些。实际上，正因为他毫无忌惮地自诩为天才，所以做出的东西与其他设计师相比更大胆、更吸引眼球，当然也抢来不少工作，收入也不错。但最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都被他的天真烂漫救赎着。

“昨天你住在男朋友那儿，就是说你老爸出差？”

相互抚摸的手停了下来，大石问道。

“嗯，到下周一直在台湾。”

“那今晚也住下吧。”

“今天再不回去，我就三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了，太糟糕了吧。”

话虽如此，我和大石一次都没共度过良宵。不，除了出差，我没和朝丘君以外的人在外过夜。学生时代也好现在也罢，我既没和女性朋友旅行过，也不会喝酒喝到末班电车都没了。每天回家再晚，我也会给朝丘君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这是跟他认识后雷打不动的习惯。

“男朋友送你礼物了？”

我看了看枕边的电子表，窸窸窣窣穿起衣服，雪人似乎也没什么兴趣地问我。

“没有，送起来没完没了，还是负担，所以我们说好谁也不送谁。何况他还是学生呢。”

“嗯，他研究什么来着？”

“囚徒的困境。”

头伸进贴身内衣的大石“咦”的一声露出脸来。

“没听过。”

“美术大学可能不学吧。”

“这话说得太不可爱了，那研究能赚钱吗？”

被他这么单纯地一问，我笑了。以前朝丘君曾指出过“美都为难时就用笑掩饰”，他不说我也知道，被人指出就能改的话我早就改了，但太多的事只能一笑置之。

大石不嫌麻烦，今晚也送我回家。他引以为豪的美国老爷车晃得厉害，但我在副驾驶座上像遥控器没了电池般失去了意识。车要拐进我住的那条街时，手机响了两声，不用看也知道是朝丘君发来的短信。

“囚徒的困境”，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不是在大学的讲堂上，而是在朝丘君的口中。那是我们交往之前，和同班同学一起出去喝酒的时候。很多人都没到二十岁，但大家若无其事地喝着啤酒。我其实也很能喝，不过父亲严令禁止，说二十岁以前绝对不可以在外喝酒，所以我乖乖喝着果汁。当时只有他和我两个喝着满是鲜艳色素的橙汁，实在尴尬，我便移到他旁边的座位聊了一会儿。大家说话声太大了，我邀他：“太吵了，走不走？”他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那时即将迎来黄金周，天气好得穿半袖也不冷，我们坐在大学讲堂前的台阶上聊了许多。我记不清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了，但他说话时专注的神情却让我记忆犹新。

“囚徒的困境”是这样一个比喻：

假设两个有盗窃嫌疑的同伙被抓，警察将他们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审讯，并对两人都说：“你要是先招的话，就将你无罪释放。但你要是比另一个人晚招，就会被处以重刑。”这种时候，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就会因为没有证据都不被问罪。两个人都招供，则会被判处重刑。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都继续保持沉默、隐藏证据。但他们却被关在不同的房间，无法缔结同盟，而且两个人都在考虑：同伙有可能先招供，那样一来自己就会被处以重刑，要是先招可是无罪释放。结果两个人都招了，都被判了刑。像这样双方都拼命地预测对手的战略，结果却两败俱伤的情况就被称作“囚徒的困境”。

朝丘君举了曾经的美苏冷战问题和照片冲洗费降到零日元的例子。他说自己对这个“困境”故事很感兴趣，所以从一度入学的法学部退学，重新报考了这所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他还说这原本属于数学游戏理论的领域，但他想从社会心理学方面研究看看。

倾听的我唯有满心钦佩。我所知道的同龄的男孩子，没有人想学心理学想得竟从法学部退学，也没有谁满怀激情地要研究点什么。“囚徒的困境”这个故事很有趣。想想看，正如他所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困境”。但年轻的我却对这故事有些疑问：“要是我，就不会招啊。既然是同伴，就应该相信对方。而且就算招了，只有自己无罪释放，心里也不会好受。”

朝丘君并没对我的话一笑了之，平静地回答说：“这个故事只限于登场人物采取武断行动的时候。也就是说要是行动武断的话，事态便会发展成囚徒的困境。”

啊，是吗？我好像笑了笑。接下来，他轻声说的话让我终生难忘：“播下那颗吃亏种子的，往往就是自己吧。”

当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朝丘君既非特别帅，也不是很知性。个子不高也不矮，身体偏瘦。谈不上有男人味，却也并非柔弱。也许正是这种人，才可以去俯瞰这个世界。我对他颇感兴趣。三天都没过，我们就成了情侣。

大学校园内，在能俯视讲堂的咖啡厅里，我喝光了点的可可，正坐着发呆。今天是周六，校园里却有不少学生。不知是不是要放寒假了，学生们的表情都很明快。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周围有个团体正有说有笑地谈论新年前后要去滑雪，还有一伙人也许在准备元旦过后的考试，正在整理复印的笔记。

朝丘君还在这儿读书，所以我有时也回母校，去图书馆借借工作用的资料，或像这样等着他办完事。在大学待着真惬意啊，每次我都这么想。就算一个人傻傻坐着，也不会有人不可思议地瞧你，想玩的就玩，想学的就学，依各自喜好进行装扮也不会显得特立独行。

银杏树的树叶全落光了，透过银杏树林能看到对面讲堂的时钟。和朝丘君相恋七年，不，等到春天就八年了呀。

我不讨厌他，也许只是交往太久了。分手的理由过去和现在都找不到，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就如同一直等着不来的公交车，都等了这么久，再去走路或搭出租车都会让人恼火。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朝丘君比约好的时间晚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笑着摇了摇头。

“让学生抓住了。”

他从今年开始做讲师，在学校举办的面向社会的公开讲座上教授基础心理学。工资和在居酒屋打工不相上下，但学生时代从没打过工的他竟想要工作，倒也是种进步。他也说“教别人也能提高自己”，姑且算是积极向上。

“对了，趁我没忘。”

说着，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

“上次忘了给你。”

“什么？”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竟是一枚银色的戒指，吓了一跳。还是时下流行的某品牌的LOVE系列。扔了盒子光秃秃地送我倒也是他的风格，但我以前只收到过他和同学去旅行时买的钥匙链，真是被他的突然袭击弄得哑口无言。

“在这种地方……”

话都到了嗓子眼，我又慌忙咽回去。

“这种时候，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戒指好，问了下低年级的女孩子，她们说绝对要送这种。”

我想得说“谢谢”，却说不出话来。手颤抖着把戒指往左手中指上套，却在第二关节处卡住了。我一边注意盯着我的朝丘君，一边把戒指戴到了右手的无名指上，正合适。

“谢谢，这么贵的东西。”

“嗯，实在买不起两个。”

他有些腼腆地笑了。去年，不，前年的话，我会真心为这戒指欢呼雀跃吧。戒指上的螺纹图案让我联想到以前在百科事典上见过的铁制贞操带。不能收下，虽说是右手，也不能戴到无名指上。他说忘了绝对是撒谎，上次见我不高兴才没拿出来。我想摘下来，抬起头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朝丘君！”

一看，是教授笑容可掬地站在那儿，朝丘君也打着招呼起身。朝丘君一直很仰慕这位教授，现在当然隶属他的研究室。

“好久没见了。”

我也打了声招呼。我没直接上过教授的课，但他知道我是“朝丘君的女朋友”，所以大方地回应了我，说句“失礼”便和朝丘君聊起了研究室用的资料。我轻轻在椅子上坐下，尽量不听他们说话。以前我曾饶有兴致地听过朝丘君和教授或同一研究组同学的交谈，但过后插嘴时多会发生争执，所以我学聪明了，尽量不去听。

眼神也没有聚焦，我呆呆地等着他们聊完。五十上下的教授一身西装，却不同于我平常在公司里见的男人穿的。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我凝神望去。衣服不笔挺是因为每天都穿着，没好好保养吧。里面的毛背心也很土气，但正因如此才让人感觉有学者风范。他不怎么抛头露面，但除了学术书籍，最近还出了几本面向普通大众的书，在这个圈子里很有名气。据说他的课都有人站着听。

朝丘君有一天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吧。大学教授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当上的，这我也知道。除了实力还需要政治力量，其间又会经历许多次屈辱吧。朝丘君以前曾说“我可不想当什么教授”，但我不知道这句话有几分是真心。反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和教授告别后，我们也没商量去哪儿就出了校园。他什么都不说，就是要回公寓，我默默地走在他身边。暮色已经降临，石板路上的寒气直袭膝盖。我也想早点到他的公寓喝杯茶，但这样一来就无法回避戒指和结婚的事了。今天父亲还在出差，我也不上班，朝丘君一定坚信我会住下。

“圣诞节怎么办？”

他一如平常，温柔地问道。不管有什么事，平安夜都绝对要一起过，一直这么说的人是我。今年我却觉得好麻烦。这也太任性了吧，不由得强烈地厌恶自己。

“虽然要上班，但就算晚些，我也会尽量过来。”

简直就像在说服情人，自己都觉得烦。

“不用勉强，马上就要到新年假期了。”

“朝丘君你不回家吗？”

他瞥了我一眼。那是瞧不起人的眼神，我心里一慌。

“是啊，要是我愿意的话。”

和表情相反，他的语气始终温柔：“你回去吧。”我觉得自己的所想都被他看穿了。他老家在山梨，没远到必须要提前订票，但也没近到当天就能轻松往返。听他说过他和家人关系不怎么融洽，但也会两年一次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父母家露个脸。我当然没见过他的家人。想到这儿，我发现了一件很简单的事。

“喂，上次你说光注册的话没问题，可我还没见过你父母呢。”

“见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后悔自己发言这么轻率。

“美都你弄错顺序了吧。首先是你下定决心要结婚，接下来才是见父母吧？我也不觉得你父亲会简简单单地一句‘啊，这样啊’就答应我们。但不是他们答应不答应的问题，到了这个年纪，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吧。”

“倒也是……但连你父母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就去注册，我做不到。”

“那见见？”

话题又兜了回来。去他家见了他的家人，就更无法抽身了。见我沉默着不再说话，他讨好般地说：“今天不提这事了，你慢慢考虑好了。”

以前他会固执地追究我的自相矛盾，今天却极其从容。我松了口气，又有些害怕。交往了多年，我知道他绝非表面所见这般性格温和。他很少与人针锋相对，但要是有人惹他不快，他就会顽固地使用语言暴力攻击对方。

那晚，我们在附近常去的快餐店吃了晚饭，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到他的公寓。仅仅轻轻一吻，我便早早上了床，他又对着电脑到天亮。和他最后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了？我想不起来。仅是这条就让我感激不已，真要结婚的话，还是只有朝丘君合适吧。

“收了他送的LOVE戒指都不开心，这种男人就不该跟他结婚。”

我找同时进公司的女同事商量，结果她回答得如此干脆。虽然是同时入职，但她是中途录用的，所以比我年长四岁，活力充沛的她无论被问到什么问题，都会给出明确而迅速的回答。我很喜欢她，在公司里只会找她倾诉工作和恋爱的烦恼。

西式居酒屋的盥洗室里，我们正站在大镜子前。今天是所谓的相亲派对，平时我很少出席这种活动，但近来总觉得心情阴郁，便想偶尔来参加一下也不错。

“美都小姐你还年轻，跟那种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男人分了吧。男人不有的是嘛。”

我并不清楚“有的是”是指今天聚集在这儿的六个男人呢，还是全天下的男人。但至少在这六个人里面，没有人让我觉得甚至不惜和朝丘君分手都一定要在一起。

“嗯，不过……”

“平安夜我们也有派对，来看看？”

“平安夜要去他那儿。”

“真弄不懂美都小姐你，工作那么雷厉风行，为什么一到恋爱就优柔寡断呢？”

她正对着镜子用吸油纸贴鼻头。

“是吗？”

“自己不觉得吗？唉，算了，今天怎么安排？”

她认识的人多，在公司里被称作派对女王。但从没听说她在自己策划的派对上和谁走得很近。是标准太高，还是单单喜欢和陌生男人一起说说笑笑而已？

“我回家。”

“是啊，今天有点失算。贤也好像很黏人，小心点。”

进到第一家店已快两个小时了。我和她互递了个眼神来到洗手间，商量去不去再喝一家。贤也指的是从一开始就黏在我身边的男人，听说长得很像小柳留美子已经分手的丈夫，所以大家都这么叫他。

“作战会议？”

一回到座位，贤也紧跟着问道。他的确长得很不错，不愧是派对女王安排的，工作单位也是一部上市公司[1]，着装讲究、说话机灵。最重要的是他和雪人不同，是单身。但我却丝毫不心动。理由很简单，我不喜欢来参加派对的男人。那就自己也别来这种地方啊，竟然还坐在这儿装可爱，真是不可理喻。唉，说什么搞不懂这搞不懂那，最搞不懂的就是自己，正如女王所说。

“你不觉得这种派对不划算吗？”

讨厌女人的讨厌台词。尽管这么想着，我还是脱口而出。贤也颇感兴趣地瞧着我。

“是啊，的确不划算。”

“为什么这么觉得？”

自己抛出的话题，却反问对方，这是朝丘君惯用的伎俩。

“要说为什么……是因为投入了精力和金钱，却没有收获吧。”

没想到他倒是个坦诚的人，我轻轻笑出来。我并非有多少经验，只是觉得这种派对比不讲究方法的学习更费脑子。多个男男女女凭借初次印象，为了把自己的心情传达给意中人，也为了甩开不想被纠缠上的人，在表面的会话中暗藏心声，这种内心的揣度颇为严苛。就算为了学习，朝丘君也应该来参加一次。

那边担任干事的男子开始收饭费了（当然是男人的要贵）。我决定离开，便匆匆跟公司的女孩们告了别，朝地铁站走去。

“美都小姐！”

后面传来贤也的声音。我头也不回快步走着，但差一点就到地铁口时被他抓住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刚才一路小跑就好了。

“我送你。”

他满面笑容地说道。大衣都没穿，拿在手里，是慌忙追过来的吧。

“我家很远，不用了。”

“远也没关系。”

“我自己能回去。”

“那再去喝一家怎么样？”

贤也爽快地笑着，根本没听我说话。

“我爸爸很溺爱我，要是我回去晚了，不管在哪儿他都会打电话过来接。你要是不怕挨揍就去吧。”

我故意口齿不清地说道。令人厌恶的女人形象因此更加鲜明了吧。他一时语塞，像是在想什么。

“爸爸来接的话，岂不更放心。”

这人根本不听别人说话。他毫无畏惧地搂住我的肩，越过陌生男人的肩膀，我疲惫地望着圣诞节的霓虹灯。

明天还要上班，可回到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岂止去喝了一杯，还去了酒店，我疲惫不堪地拿钥匙开门。

“这么晚！”

黑暗的走廊深处，父亲忽然出现。我一时紧张得屏住气息呆站在门口，还以为这个时间他已经睡了呢。

“赶快脱鞋进来，一身酒味。真是，小姑娘家家的。”

“爸爸，你还没睡呢？”

“我在等你，快点，我还要早起，快进来！”

父亲匆匆说完进了客厅。我听天由命地跟在穿着睡袍的父亲后面。踏入社会后，父亲就没怎么管过我几点回家，所以一时大意了。母亲没起来，那就证明父亲是真生气了。表面上母亲好像站在我这边，但绝不会包庇我到最后一刻。

“年终聚餐吗？”

父亲坐到了沙发上，弄出了声响。他抬头看着我，没擦发胶的头上，随处可见缕缕白发。

“嗯，对不起。”

“这倒不要紧。你也工作了，有时是会回来得晚些。不过，听说你想搬出去自己住？”

父亲边点烟边说。啊，是母亲说的！

“你觉得我会答应吗？”

“……不会。”

“是吧。好好想想为什么我不同意你自己住！”

父亲的声调渐渐高起来。幸好是冬天，夏天开窗时对面三所房子都听得清清楚楚，想起小时候每次挨他骂，我都会被附近的小朋友笑话。但到了这个岁数还挨父亲训，一大把年纪的人现在还激动地训女儿，被邻居知道丢死人了。

“你是我的独生女，从我家出去就是你嫁人的时候。要有男人就正式介绍给我，别偷偷摸摸的。”

我又不是父亲的所有物。本想这么说，但还嘴的话只会被喋喋不休地骂到天亮，谁受得了。不过我还是稍稍表露出了反抗：“但是……”

“别像小孩似的，什么可是但是！”

地板嘎吱响着，父亲站起身来。以前打过橄榄球的他身高超过一米八。我就算到了这个年纪，被他在头顶上咆哮也会腿脚发抖。以前他还挥拳打过我，最近倒是不动手了。但我非常清楚父亲因此积攒了不少火气。

“对不起。”

我温顺地道了歉。父亲虽然脾气火暴，但身为运动型男人，你若乖乖顺着他，他的气就消了。可怕是可怕，但好对付。

父亲熄了烟，长长叹了口气。他轻轻拍了拍我垂着的肩膀，“睡觉去吧。”说完上楼回卧室了。我无力地瘫倒在沙发上。

想离开这个家，最大的理由就是父亲，但他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没到家庭暴力的程度，但他只要有事不合心思就会拉高嗓门，要不就摔东西，母亲和我总是天天看着他的脸色活着。我知道他爱我，但随着长大成人，却越来越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想学心理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位父亲。但即便从理论上透彻分析父亲暴君行径的缘由，问题也不会解决。

我跟母亲说想搬出去住，其实是故意的，以母亲的性格，她保守不了秘密。我没有勇气自己当面跟父亲说，才利用了母亲。关于朝丘君，母亲也一定逐一跟父亲汇报过了，但这么多年他一直佯装不知，也许外表粗暴，却出人意料很能忍耐。我从沙发上缓缓起身。要从这个家顺利地离开，也许只有结婚了。

今天累了，先洗个澡睡吧，我走向浴室。脱了上衣和毛衣，对着镜子想卸妆时，发现锁骨上方清晰地印着吻痕。

太差劲了！为什么我会堕落到如此田地？镜子照不下去了，脸也没洗，我就钻进了被窝。

平安夜那天，我到朝丘君的公寓时已经快晚上九点了。午休时间去公司旁的商场取了订好的蛋糕，但这时干冰都化了，温乎乎的蛋糕脱了形。

朝丘君还是很开心。做学生时，每到他的生日和圣诞节，我都会为爱吃甜食的他烤蛋糕。工作以后到底不能再那么悠闲，便像这样买了拿来，都成了习惯。饿着肚子的朝丘君为也许会来的我煮了咖喱。平时他从不做饭，却只在我拿蛋糕来的这天做些咖喱，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当作回礼。我们吃完加了苹果泥的不辣的咖喱，又喝着乌龙茶，切了蛋糕分吃。收音机里一首接一首传来圣诞歌曲，我笑着说了好多琐事，朝丘君也笑了。逗笑他的我脑中一隅却矛盾地想：这人为什么在笑呢？

“电车是不是快没了？”

我一个人说着笑着，这时朝丘君看了看表，平静地说道。这一句话就让我不笑了，或者说笑不出来了。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刚刚还兴奋地大笑的我忽然哭起来，但朝丘君并未惊慌失措。今天我的精神状态很奇怪，换作别人也能看出来吧。

“我不想回去。”

我抽泣着说，朝丘君像抚摸小孩子一样摸着我的头。很久以前我就跟他说过，在外过夜会挨父亲揍。

“那就住下吧，我给你家打个电话。”

我慌忙摇了摇头。

“不要紧，我自己想办法。”

“真的？”

我擦了擦眼泪，拼命地点头。此刻这种状况下要是给父亲打电话，他肯定说过年把那家伙带回来吧。这点我还是想极力回避。

朝丘君让我躺到床上，把无力的我抱在怀里。我觉得哭完了，可眼泪还是止不住，他耐心地抚摸着我的后背。

“做吗？”

他在耳边问道，我轻轻摇了摇头。无论如何也没那个心情，而且几天前被贤也弄的吻痕掠过脑海。我紧紧闭上眼睛，不想确认朝丘君的表情是失望还是松了口气。

我和朝丘君基本不会做爱。刚开始交往时做过几次，但马上就知道双方对这种行为都没兴致。十九岁的我无法理解为何要和喜欢的男孩光着身子做这么奇怪的事，二十岁的他也觉得还是不做更轻松。相互坦白时我坚信，啊，这人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朝丘君既非毫无性欲，也不是勃起障碍或男同，他似乎会自己处理或去风月场所。他从没明说过，但我从话语的边边角角接收到一种信息：你不用担心。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觉得厌恶，甚至感激他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解决。

据说我是他的第一次，但我不是处女。高中时我就和男朋友体验过，只觉得疼和害臊，每次约会都被要求，很是畏惧。之后我一直以为自己不适合做爱，但步入社会后因意想不到的事跟设计师大石上了床，十分惊讶。和没有情愫的男人都可以轻松做爱啊，虽说扭曲，但奇怪的是自己居然也有性欲。我想，朝丘君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在他怀里假寐。父亲假如听到我要和朝丘君结婚，会说什么呢？最初也许会怒吼：“怎么能把我的独生女许配给一个学生？”但如果朝丘君一直彬彬有礼地低头恳求，父亲一定会答应婚事吧。比起女儿在经济上独立离开家，爸爸也许会选择给我们买间公寓，连朝丘君一起收到自己的庇护之下。但朝丘君如果已正式工作，事态也许又会不同。我不懂，收到他送的LOVE戒指也不开心，又不想和他做爱，可以和这种人结婚吗？我无法判断，眼泪又涌出来。

“这样下去不行啊。”

朝丘君说道。我哭个不停，到底是让他急得发脾气了吗？他静静起身，从桌子抽屉里拿了什么回来。我坐起身，递到我面前的是一张结婚申请书，叠得板板正正，我一下就明白了。

“我的已经写好了，美都你拿着吧。”

我哭都忘了，僵在那儿。

“你一点都没当回事。我不是开玩笑，所以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知道你工作忙，不过最近短信也不回，戒指也没戴。你是不是觉得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受伤？”

听起来像是小孩子在吵架，我不由得抬高了声音：“你别再这样了。”

“这句话还给你，一个人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大哭就大哭。”

“我不是来吵架的。”

“是你挑起来的吧。”

我抓起枕头使劲砸向朝丘君。

“怎么可能结婚呀，你又不挣钱！”

说完自己也一愣。我看见他嘲讽地撇了撇嘴。枕头和吃剩的蛋糕一起掉在了榻榻米上。

“美都你上学时研究的不是社会性别吗？”

他说得愈加缓慢，我无从作答。

“你和那些蠢女人有什么不一样？要是我和你换个位置会怎么样？男人若不全职工作，养不起老婆孩子就没有权利结婚？只有赚钱的人才那么了不起吗？像我们教授那样写些无聊的启蒙书去挣钱，你就会尊敬我？”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捂上耳朵。今天是平安夜，这个日子我不想听到这些话，这个夜晚我也不想考虑这些。

我什么都没说，穿上大衣奔出了公寓。为了不让他追上，我跑下铁楼梯，脑子里嗡嗡响着，跑到大路上才终于停下脚步。

末班电车已经走了。出租车偶尔还会经过，但就算招手拦下，我也不知道去哪儿。这个时间打车回家的话要花将近两万日元，不是舍不得，我就是不想回去。我慢慢坐到公交站的长椅上，手机号码簿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能在圣诞夜来见我的人却一个都没有。学校近在咫尺，喝醉酒的学生们时而从身边经过，不知在这样的夜晚独自哭泣的女人是不是很恐怖，大家明显躲着我。我试着给设计师大石打了电话，当然是录音留言。我企图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给他留言说，听到的话请给我回电话。

“咦，这不是美都小姐吗？”

我无路可走，坐在漆黑冰冷的长椅上，没想到竟有人跟我搭话。一对年轻情侣诧异地低头望着我，带毛线帽的男孩似曾相识。

“跟朝丘吵架了？”

我勉强笑了笑。岁数一定比我小的陌生女孩弯着腰，目光与我齐平，递来了手绢：“不要紧吧？”羞愧中夹杂着安心，我又哭了起来。

过完年不久，我就和朝丘君和好了。元旦那晚他发来短信为圣诞夜的争吵道歉，我跟父母借口说要去寄贺年回函，拿公用电话给他打过去。他的声音如同没有过那次争吵般温柔，说新年夜是自己在公寓过的，我有些心疼。尽管知道会惹父亲不高兴，我还是提出明天见面，一起去神社参拜祈福。

新年第二天，天空飘着小雪，市中心的神社比去年人少。朝丘君穿着我学生时代为他织的毛衣。天气太冷了，我们像小动物一样紧紧贴在一起在雪中参拜。投了香火钱，合上手掌，我却想不出任何心愿。那就向神祈求，让朝丘君和我都轻松些吧。

平安夜，和朝丘君一个研究室的男孩留我在他家。比起男孩，他女朋友更担心我，非让我等到有始发电车后再走。我很歉疚让他们的圣诞节泡了汤，但比我小三岁的女孩不知为何很设身处地为我着想。男孩子也苦笑着说：“和朝丘交往很辛苦吧？那家伙的自尊底限太低了。”

男孩给我冲了加生姜的热柠檬水。这话的确像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说的，我默默听着，心里却想，是吗，我还觉得他自尊心特别强呢。

“他高中不是没毕业嘛，参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一下就考上了我们大学，所以应该很刻苦。”

他像是众所周知一般说着。我很震惊，但为了不让人看出来，努力装作平静。从别的大学法学部转来的说法看来是撒谎了。为什么别人都知道朝丘君真实的经历，我却从来不知道？就算是以前和他的朋友不熟，我也颇受打击。是大家故意不说，还是觉得我当然知道呢？我想不出来，试图换个话题：“朝丘君和教授关系不太好，是吗？”

“是啊，为了研究生论文争执得很厉害。那家伙装着妥协了，却一直心存芥蒂吧。”

这时女孩子说“小俊，别说了”，不让男朋友再说下去。之后我们三个人把脚伸到被炉里，笑着看深夜电视节目。比起追问吵架的缘由，他们这样做让我觉得更轻松。坐第一班电车回了家，没等正好起来的父亲发火，我先道了歉。也许是我看起来真的太累了吧，父亲只说了句：“好自为之。”

参拜完后，我邀请朝丘君：“雪太漂亮了，走一走吧。”他装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其实特别开心。两个人各摘了一只手套，手拉手走着。今天我把那枚戒指戴到了无名指上，虽然不是左手而是右手。朝丘君一直握着我的右手。

雪一点点下着，堆积着。望着把一切都覆盖成白色的雪花，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一直以来不明白各种事的我，其实隐隐发现了什么。要是连这些都被软软的白雪覆盖的话该有多轻松。我觉得心情平静了下来。就这样什么都不想，和朝丘君手牵着手就好，麻痹的大脑一片木然。

年后开始工作一周了，公司有了些微妙的变化。男同事不再看我的眼睛，女同事则明显在回避我。我正不安，思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时老大把我叫了去。

年末慌慌张张做的订货单全是错。数字位数不对，交货日期也差了一个月。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我站在办公室正中央被老大咆哮。他常常话里带刺，却很少在大家面前大声训人。我像还是新人时一样全身发抖，这种时候绝不能哭，可眼泪还是不由自主流出来。老大叹了口气，补充说他检查时也大意了，总之去跟对方道个歉，并赶快重做一份。

我到处打电话，一个劲地道歉，又对着电脑重新做文件，其间歪着头想，大家的态度不会因为这点事就改变了吧。这种错误当然不可原谅，但难免谁都会有一两次。以前来安慰我的同事都对我视而不见。一定有别的什么事，有种不祥的预感。

那天下午开会商讨上次的电话机，设计师大石来到了公司。平时他都是很熟络地跟我搭话，可今天只瞥了我一眼就转过身去。这下我大概掌握了事态，也许我和大石的事从哪儿泄露出去了，那样大家的态度就能理解了。我真想辞职。播下吃亏种子的往往是自己，朝丘君的话懊恼地回响起来。

傍晚，我把重新做好的文件拿去请老大查看，老大问：“今晚有空吗？”这是他第三次请我吃饭。第一次是刚分配到这儿的时候，第二次是我初次犯了严重错误，完全没有食欲却勉强吃着，结果两次都坏了肚子，但又无法拒绝。

“听说你打算结婚是吗？”

那晚，在公司用来招待客户的故作雅致的火锅店里，河合忽然开口说。我正想往煮开的锅里放些青菜，听到这话放下了公筷。

“大家在这么传吗？”

“瞒你也没有用，你跟大石，还有什么贤也的事都一并传开了。”

我内心绝望，喝了一口小杯里的啤酒。是派对女王干的，我那么信赖她却被背叛，太受打击，但我并没清白到可以去指责她。因遭遇求婚而烦恼不已的女人轻浮地和谁都上床，这一点让她不快了吧。大石不高兴也很正常，这样一来工作就不好干了，而且圣诞节还给他留言，那么不给人退路，被抛弃也是当然的。

我想等河合给我添啤酒，但不知他是没注意到，还是觉得没理由对我热情，反正被他无视了。礼节都无所谓了，我自己斟满了酒杯。这时，似乎看见他微笑了一下。

“结婚还没想好。大石先生的事是真的，很抱歉。”

“你跟我道歉也没用。你做什么我都管不着，但工作上要是这么三心二意的话，因结婚而辞职倒是帮我忙了。”

被人说得如此直白，我低下了头。我知道他这人不留情面，可还是很受伤。

“河合先生，您结婚了吧？”

“结了啊。两个孩子，大的读小学三年级。”

他把牛肉放到锅里，不含任何感情地说道，然后捞起肉咀嚼。我望着他的嘴角，心想，这人回到家后会变得很温柔吗？

“您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

“嗯，我上学时结的婚。”

听到这儿，我瞪大了眼睛。对了，这人也是心理学博士。

“这么说很失礼，但当初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啊？您夫人有工作吗？”

“是啊。我老婆是教师。为什么这么问？”

“跟我求婚的人，还在读研究生。”

已经打算辞职的我借着酒劲，决定跟他商量一下朝丘君的事。两人间私密的事到底是说不出口，但从和朝丘相识到现在，连带和父亲的矛盾都说了个大概。话很长，但老大不嫌烦地默默听着。说完后，酒桌上飘荡着沉默。我有点后悔，一定吓到他了吧。

“比起跟他还有你父亲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你害怕成功吧？你不也学过一点心理学吗？”

被人如此简单地一说，我垂下肩膀。

“确实是这样。”

“你这不是明白吗？那就好说了。你要是干活仍旧不尽心尽力，也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权当是要养活那个男人，好好干吧。”

“我不想。”

“在学校你都学什么了？给你交学费的父母真该哭了。”

我们一起笑出了声。虽然声音很小，但真的很久没好好笑过了。

“让我想起‘囚徒的困境’来了。不知道能不能供你参考，我们家每年圣诞节也有‘困境’问题。”

笑过后，忽然有了食欲，我拿筷子夹了块肉。

“只有到了圣诞节，老婆才会勉强烤个蛋糕。她把蛋糕分成四等份，我不喜欢甜食，所以尝一点就给孩子了。然后，两个孩子再把它分成两半，但每年都会因抱怨谁的更大而吵架。”

“好幸福啊，真好。”

我微笑着说，老大咳嗽了一声。“不是说这个。他们去年吵得也很凶，所以老婆想出了个办法。你猜是什么？”

我歪着头，说“不知道”。

“让孩子自己切蛋糕。大孩子切，小孩子拿自己觉得大的那块。”

啊，是吗？我点了点头。要是这样，切蛋糕的大孩子就必须尽可能切得大小一样，因为大小明显不同的话，就会被小孩子把大的那块拿走。

“真是位好夫人啊。”

“我都说不是这意思了。”

最后我们吃了乌冬面，我再次受到了老大“要好好工作”的严重警告。回家的电车上，我想着老大为我指出的害怕成功的心理。我害怕被朝丘君讨厌，如果就这样结婚，由我来执掌家庭的财政收入，自尊心极强的他不久就会受伤吧，我完全没有信心接纳这样的他。要是可以的话，我想永远都做个弱者，就像迄今为止一样。朝丘君更成熟更聪慧，我只想放心地跟着他。

不知何时起，父亲白发愈来愈多。有一天，就连这位父亲也会由我庇护。我害怕承认这一点。

男人真了不起啊，而且真可怜。深夜的电车里，我望着那些打瞌睡的上班族想，就因为生来是男人，在工作和家庭中都被要求做个强者，不能说拿小的蛋糕就好。

朝丘君和我都是卑屈的孩子，都在把大块的蛋糕推给对方。我又一次想，他和我真是一模一样。

接下来的休息日，我被他叫了出去。虽然不想去，但想着可以问一问他的真实经历，便鼓起勇气来到他的公寓。没想到竟有一个半老的女人在，吓了我一跳。她自我介绍说是朝丘君的母亲，冲我深深鞠躬。我自以为已经习惯了朝丘君的突然袭击，现在看来还是难以承受。

“一直以来我儿子都承蒙您关照，真不好意思。”

也许是我的母亲打扮得年轻，但朝丘君的母亲老得就算称呼她祖母也不奇怪。我也鞠着躬说“初次见面”，同时惊慌失措地看着朝丘君。

“刚才忽然来的，真是的，跟我提前联系一下多好。”

与语气相反，朝丘君看起来甚至很得意。真是忽然来的吗？以前这种事可一次都没有过。就算不是撒谎，他母亲忽然造访儿子的公寓，我也怀疑他是不是说什么了。

“美都小姐是吧？我马上就回去，真是不好意思。”

“没有，您不用这样，我回去了。太打扰你们了。”

“你别客气。不请自来的是我，你快坐，不好意思。”

他母亲从刚才起就不停说着“不好意思”，这让我很不快。干吗非要这么道歉不可？

“啊，家里只有咖啡。老妈，你不能喝咖啡吧？我去买点别的。”

他说得像是在演戏。刚要说我去，但想到这也许是他的作战策略，便放弃了。我更想和他母亲单独在一起，打探一下他的目的。

他穿上夹克出了房间，屋里一下安静了。我想着要不要把收音机打开，但又不想让她觉得我对这个房间太熟悉。

“我们家儿子……真是不好意思了。”

她又在重复同样的话。一头整齐的银色鬈发，像是羊绒的开衫，两者看起来都花了不少钱，但外表和态度间的差距让人奇怪。

“您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顺便过来的？”

我尽可能让人听起来不那么失礼，婉转地问她为何事而来。

“没有，哪里是什么顺便，我听说儿子要结婚，就赶快跑来了。”

果然。我忍着没叹气。

“你也看到了，我儿子很任性，真是给你添麻烦了，烦请你好好照顾他。”

她又鞠躬了，我慌忙否定：“请等一下。还没定下来要结婚呢。”

“是吗？”

这时，房间角落里的煤油炉扑扑地发出响声灭了，她和我同时望向炉子。

“哎呀，好像没有煤油了。有没有备用的呢？”

她装着糊涂想起身，我忙拦住她：“您听我说，我们真的还不能结婚。”

“哎呀，怎么会呢。我听说美都小姐你就职于赫赫有名的大公司，那孩子读书期间，我们也会寄钱给他。”

她满不在乎地说道，然后念叨着“煤油、煤油”起了身。

“虽然我们在乡下，但我丈夫有几间公寓，有些房租收入。而且这些早晚都会给那孩子，所以美都小姐你不用太担心，不要紧。”

他母亲背过身去说道。是吗，我那美味的生日大餐、LOVE戒指，还有他去风月场所的钱都是从那里出的，这种感觉忽然真切地涌上心头。但我和他一样，住在父亲盖的房子里，拿父亲的钱上学，约会的钱追根溯源也是父亲出的。

“那个，对不起。”

这回是我跟在去厨房找出红色塑料桶的她身后道歉。

“今天能请您回去吗？”

她回过头来，瞪大了眼睛，开始拿方言喊些莫名其妙的话。我没有追问。但她说这房子是他们租的。好，那我走。说着我披上大衣，关上散发着煤油气味的公寓大门，朝公交站走去。

正要上车，我看见朝丘君往这边跑过来。本想当作没看见，但那样似乎太过分了，我等了等他。

“干什么？忽然态度这么差。”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抓住我的胳膊，被我甩开了。

“应该是你吧。干这么孩子气的事，竟跑去跟你母亲说。”

连我都觉得声音冰冷。总是占尽反驳余地的他，表情似乎有些胆怯。

“喂，其实我的心情你全都明白吧？我和别的男人上床你也发觉了吧？”

白皙的他脸色愈加惨白，我有些想哭。

“我要是说不会和你结婚，你会分手吗？”

“为什么要分手呢？”

“不会分？那，不管你怎么纠缠，我都不会结婚的。”

路过的学生们兴致盎然地看着吵着分手不分手的我们。

他如同被逼着拿起刀，要把蛋糕切成两半的孩子，拼命地考虑着自己的欲望和所得。很长时间以来，我一定也是这个表情吧。

下一班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朝丘君伫立在石头铺成的小路上，望着我坐的车渐渐远去。

[1]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公司。

有爱的明天

开一家居酒屋并非我的梦想。没辞掉工作前，我甚至做梦也没想过。

进完货，洗了手，换上干净的藏蓝上衣和围裙，然后吸根烟休息。这种时候我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陈旧的长条吧台、简单的墙壁和天花板、等距摆放的调味瓶和塑料烟灰缸。再过一个小时，只有十二个吧台座位的狭小空间里，便会满是老主顾和偶然经过的客人，还有他们吐出的烟圈、欢声笑语，以及木炭烤出的烤串的香气。

这些开店前仅仅想了一个晚上的事，总让我有种奇妙的陌生感和平静。我的人生不该如此，大脑深处有份苦涩淡淡纠缠着，不过那上面却铺着软软甜甜的满足感和死心塌地，就像偶尔吃的布丁一样。每次我都这么傻傻地联想。

墙上挂的简易时钟马上就要指向五点，我熄了烟，站起身。与此同时拉门开了，打工的年轻人走进来。他昨天还是一头金发，今天却成了鲜艳的粉色。

“什么呀，流行吗？你那脑袋。”

“您早。”

“很像以前夜店里的雏妓。”

“饿死了，今天是什么饭？”

“没听见我说话吗？做了麻婆豆腐，昨天的炖菜也还剩些，你都打扫了吧。”

话不合拍，我拿起暖帘打开店门。打工的太久郎把背着的吉他盒放到椅子上，之后去打开电饭锅。来到外面，仰望天空，阴云低垂，似乎马上就会飘落冷雨。有点小雨客人反而会更多，不过中午的天气预报说可能有大雪。我点上破旧不堪的灯笼，回到店里。长条吧台的一端，太久郎正匆匆吃浇着麻婆豆腐的大碗米饭。不敢相信他瘦得像个孩子，饭量却那么大。也不知是因为年轻还是穷，又或是两者兼有。

五点刚过五分钟，今天的第一位客人来了。一位像是住在附近的不爱说话的老大爷，自开店之初几乎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出现。又像是洗完澡顺路过来的，洗脸盆里装着毛巾和钱包。即便是夏天，老人也不点啤酒，两瓶烫好的酒加一点下酒菜，呆呆地坐上两个小时就回去了，对我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客人。

“欢迎光临，今天挺冷啊。”

“嗯，说晚上会下雪呢。”

太久郎正坐在长条吧台的一端默默吃着饭，浴池归来的老大爷坐在了另一端。我们没再说什么。太久郎把吉他收到仓库里，洗完餐具，往T恤衫外披了件藏蓝上衣。这期间零零星星来了几位脸熟的客人，基本上都是附近商业街上的大叔或退休赋闲的老人。工薪族要等七点以后才会来。

开门声传来，还有说着“好岭啦（好冷啦）”的女人声音。有人跟她打招呼：“嗨，寿美。”我没抬头，切着葱。不说话也很奇怪，所以我尽量不看她的脸，只说了句“欢迎光临”。

“已经飘雪花了。真岛先生，我要热水稀释的烧酒。”

跟她说过多少遍不要叫我的名字了，我在心里咂了下嘴。的确，被人直呼“老板”会胃里泛酸水，但至少叫我老兄或师傅吧，叫大叔也行，虽然不太情愿。我默默把烧酒用水壶里的热水稀释，放到她面前。

“寿美，你穿那么少不冷吗？”

蔬果店的老板立刻凑到她面前。

“不冷哦，我还年轻呢。”

“大叔给你买件毛衣吧？”

“真的？那站前的超市最近营业到十点呢，我们一会儿去吧。”

寿美江一脸得意地望着我。我投去指责的视线，她却满不在乎地拿筷子捅着烧酒里的梅干。

这女人可以说是客人，又可以说不是，因为这家伙现在住在我家。客人们就算觉得“这两个人很奇怪”，估计也没人知道我们住在一起。我和太久郎都不会说，寿美江怎样就不知道了。但客人们没开口就证明她没四下宣扬。不是因为她嘴严，只是被人知道自己是店主的女人，就不能跟客人这么随便了吧。我总觉得是这样。

这个时间，不太熟的客人也零零散散掀开暖帘进来了，我跟太久郎忙碌起来。门口来了两个与氛围不和的年轻女孩，从惴惴不安的态度看明显不是来喝酒的。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她们问在门口烤着烤串的太久郎：“你好，听说这儿有看手相的……”

太久郎不说话，用下巴指了指U形长条吧台里侧，寿美江正在那里和蔬果店的老板有说有笑。我知道自己多管闲事，但还是低声告诉寿美江：“来客人了。”她抬起头，冲着站在门口的女白领挥了挥手：“这边，这边。”像是在招呼老朋友。之后便拿着烧酒杯带她们去了里面唯一的一张桌子。说是桌子，那上面放着方便筷和调料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般不会让客人坐。

仅有的一点空间里，寿美江和女孩们面对面坐下，她自己问了女孩要什么，过来告诉我。一个女孩面色紧张地缓缓伸出双手给寿美江，大衣都没脱，太久郎端去的啤酒也没动，专心听着寿美江指着她手掌说出的话。另一个女孩似乎是陪同来的，很局促地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啤酒。

“老板，那是什么啊？”

一个近来偶尔会出现的工薪族问我。

“看手相的。小吃加手相。”

“哎？老板雇的吗？”

“不是，她自己随便给人看的。”

“抽佣金吗？”

“怎么会，她给人看也不收钱。”

这情景我和熟客都习以为常了，但在其他客人看来也许还是很奇怪。

“占卜这东西，反正都是说，你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很细腻之类的话吧。”工薪族反感地说道。

“嗯，就像是以前有流浪歌手抱着吉他去饭馆唱歌，不过是助兴而已。”

一听到看手相或占卜，人多会分成两种，或颇感兴趣或面露厌恶。怎么说呢，我算是厌恶派吧。“别在我的店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句话刚开始没说出口，结果事情一点点就弄成这样了。

三十分钟后，看手相的女孩抽抽搭搭哭了起来。这也是常有的事，但不习惯的客人还是会大吃一惊。并非寿美江说了什么难听的话。听到传言并专程跑到这种地方来找人看手相的女人，一定都心怀不小的烦恼吧，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江湖占卜师，说出烦恼后也会瞬间卸下肩上的重负。而且寿美江似乎还看得很准，给的建议也很中肯。偶尔来店里的小学老师曾说，“那孩子很会倾听”。是吗？我倒觉得这家伙根本没长耳朵呢。

两个白领感觉的女人连寿美江的账也结了，离开了店。她看手相不收钱，但会让客人给她付酒钱。寿美江拿着她们没动过的下酒菜回到吧台，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吃起来。

“今天的客人什么烦恼？”

蔬果店老板红着脸问寿美江。

“年轻女孩的烦恼肯定是恋爱啦。但更重要的是西友快关门了，走吧。”

“怎么，你还记得呢？”

她赶快把东西吃完，喝光剩下的酒，兴高采烈地和蔬果店老板走了。一位熟客逗我说，“老板，坐不住了吧。”我嘴上笑了笑，瞪了他一眼，那位客人慌忙和旁边的人聊起别的来。

十一点关门时间一到，太久郎也不管收拾，精力充沛地走了。从五点到十一点，既不会提前上班也不会加班，雇他的时候就是这么定的，所以也无可奈何，但多少还是有些生气。一个人正收拾着餐具，寿美江醉醺醺地来了，说着“我回来了”脱下运动上衣，里面穿着件怪怪的廉价粉色毛衣。

“让人帮我买了。”

“而且还喝了酒。”

“这是我的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说什么啊，日语好难懂哦。”

她满不在乎地说完，又脱下毛衣，只剩一件T恤进了吧台，拿过我手里的海绵刷起碗来。我没请她帮我干活，她想做时就在店里帮帮忙。有时还帮我进货，我和太久郎两个人忙不过来，她也帮着撤撤盘子或上上菜。只是她心情多变，有时店里很忙或太久郎休息，她也心安理得地和某位客人去别家店，指望不上。

我点了支烟，在近旁的椅子上坐下看着寿美江。她有些微醉，正哼着歌刷盘子和酒杯。再怎么说是在屋里，二月份也不能就穿件T恤吧。太久郎也很瘦，但寿美江纤瘦得像个中学生，胸和屁股都很平坦，胳膊和腿像玩具娃娃的一样又白又细。头发是很久以前染的，已经长长了，没有光泽还都是开叉，不过倒给人一种很随意的好感。要是长得再漂亮些，这家伙的人生肯定会不一样吧。我嘴上不说，饶有趣味地想着。她不是不可爱，但白皙的脸庞开满了小雀斑，眼睛笑起来像一条线，还隔得有些远，不知该说是天真烂漫还是低俗，总之嘴巴很大，但这张脸很讨男人喜欢。相比美女的无懈可击，她的容姿漏洞百出，但由于性格开朗，又很会和醉鬼打交道，正经开家店的话肯定会成为生意兴隆的小吃店老板娘吧。

“不饿吗？还剩些饭呢。”

“不饿，八百政先生请我吃烤肉了。”

“那个，我好像说过很多遍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吧？但八百政先生又不会强奸我，或把我卖到哪儿去。”

我刚想说这是两码事，又咽了回去。我很怀疑她有没有贞操观念，但没有权利说三道四。

我默默打扫着地板和厕所，她把长条吧台也全收拾了，我们一起出了店。柏油路上薄薄积了一层雪，但天空中飘落的已经不是雪花，而是夹着雪的冰雨。她喊着“好岭好岭”双手挽住我打伞的胳膊。再怎么不说，照这样下去，客人们也快知道我们在同居了。倒是无所谓，但客人里混有自己的女人还是麻烦。正式来店里帮忙就好了。但前几天跟她提起却被一口回绝。说是恕难从命，要是命令那就搬走，她的语气不是威胁，温柔的声音里竟夹杂着同情。

步行十分钟回到公寓，她点上煤油炉，打开厨房的煤气，坐上水壶，又打开燃气热水器。房间里的热源一气都打开了，这时她像在店里一样脱了运动上衣，脱了蔬果店老板给买的毛衣，袜子也脱了顺便还脱了牛仔裤。不冷吗？这女人。

她穿着T恤正要泡茶，我不禁把手伸向她的后背，抱住她，闻着她身上干爽的味道。她笑着转过身来，我们嘴唇缠在一起。瞬间我就知道下半身有了反应。我应该已经饱受女人之苦了，可这又是在做什么？手从T恤的下摆伸进去，解开我给她买的胸罩的搭扣，手掌包住那小小的乳房。寿美江的气息里带着笑意。这女人是谁呢？我又在做什么？心底再次感受到焦糖般的味道，但我还是抱住了她。

寿美江是大概半年前在店里出现的。那时我正好开店两年，开业之初连太久郎的工资也好不容易才筹措出来，而此时终于步入正轨，每月的营业额达到两百多万日元，可以稍稍喘口气了。

她是跟一个男人来的。两人都染着红褐色的头发，背心加短裤、沙滩鞋，旁若无人地卿卿我我，我觉得就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小混混情侣。两人一起来喝过几次酒，后来有段时间没来，我正觉得奇怪，有一天她独自来了。左边脸稍稍有些肿，眼睛周围已经快好了，但明显留着被人打过的瘀青。一位熟客跟她搭话，她很开朗地说：“他说要搬家，让我跟他走，我没答应就挨揍了。”

老实说，当时我觉得好麻烦。就算不是这样的独身女客我都头疼，这种麻烦的客人对居酒屋来说绝非好主顾。我虽然这么想，常来的大叔们却对她夸张地大显同情，她一来总会有人帮她付账。她说权当感谢，帮大叔们看手相，也不知道学过没有，但多大结婚、有几个孩子、什么时候有的婚外恋、夫妻感情出现了危机等等，大叔们被她一一说中，不禁大声感慨。你看，感情线清晰可见，你这花心估计是治不了，但相伴相随线倒是坚实可靠，所以我觉得你不会离婚，但不好好珍惜你老婆可不行，干坏事的话手相是会不断变化的。她如是说。

如此一来，寿美江很讨客人们的欢心，一跃成为店里的人气女王，她又不是白吃白喝，所以我也不能拒之门外。她几乎每晚都在店里出现，给哪位客人看看手相，然后让对方结账，基本还会和那位客人再去喝一家。当时我对她的印象仅仅是“轻浮的怪女人”，与我喜欢的女人类型相去甚远，我打算她哪天要是惹出麻烦的话，就借机说一句“别再来了”。

事情发生转机是在八月快结束的一天。太久郎开口说：“那女人，好像在公园里露宿。”他是男同（以前我曾问过他：“你是玻璃吗？”结果被强硬地纠正了），对女人没有兴趣，但似乎还有人类的伦理观。他一脸愤怒地说：“在那种地方睡觉早晚会出事的。”他的不高兴早已司空见惯，这么担心一个人却很难得。

既然这样，那太久郎你去看看不就行了？但店里一打烊，他就飞也似的跑去参加乐队练习。我也是，说起来也是没关系。客人们去其他店喝酒也好，顺势上床也好在外面露宿也好，我都管不着，不知为何却怎么都放心不下，所以一天关门后顺便去了她露宿的公园。那儿还有图书馆和儿童会馆，在这附近算是比较大的公园，树木郁郁葱葱，可以称作树林了。到了夜里却是很乱，长椅上睡着醉汉和无家可归的大叔，黑暗处还有喘息的情侣。

警察或是保安至少该来巡逻啊，我低声抱怨着，四下寻找。身上被蚊子咬得到处是包时，终于找到了寿美江。公园沙堆的旁边，她在一架大象形状的滑梯下面呼呼睡得正香。没想到竟在这么好找的地方，害得我找了那么久，真是火大。大象的鼻子做滑梯，肚子正好能让孩子们钻来钻去地玩，是个小隧道，而她就在那里枕着从不离身的背包蜷成一团睡。“喂——”叫了好几遍她也不睁眼睛，没办法，我摇醒了她。她果然吓得一哆嗦，睁开眼睛望着我。看清我是她总去的那家店的店主，她不慌不忙地笑了：“是你啊。”

没地方住的话，来我家吧。我本来没打算这么说，但看见她那一瞬间惊恐的表情后，觉得还是不能扔下她不管。虽说没关系，我也不想听到店里的熟客被人强奸的消息。

她的回答既非“可以吗”，也不是“不好意思”，而是“哇，幸运”。她跟在我身后，态度与诚惶诚恐相去甚远，让我深为自己的愚蠢懊悔，但一切为时已晚。回到公寓，看着房东写的门牌，她笑得直捧肚子。那字迹潇洒漂亮，与房子全然不搭。

“这里写着真岛诚！”

“怎么了，什么地方那么好笑？”

“吓我一跳，叫你真诚行吗？”

我大声地呵斥她，开什么玩笑。可她丝毫不见反省，打量着我这间只有六叠大小外加厨房的屋子，说出的话完全意想不到：“好大啊。”

仔细看看她，头发乱蓬蓬的，手脚也有些脏。露宿街头的话，人就会变成这样。我烧好洗澡水，命她去洗个澡。她开心地泡了好长时间，出来时穿着我的T恤，散发着我的洗发水香味。我正想好好问问她叫什么、家乡在哪儿，为什么不回家竟在外面露宿，她却一把抱住我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好。”不要这样。我甩开了她，她还是嬉皮笑脸把嘴唇压了过来。抵抗也很苍白，没过十分钟她就骑到了我身上。我心想，这女人不会身上有病吧，这不算强奸吗？但欲火一旦燃起，自己也无法再停下来。好久没抱过风月场所以外的女人了，她一副素颜，脸还像个孩子，配合着我的节奏皱着眉头，声音娇柔，看得我愈发兴奋，都没来得及戴避孕套就结束了。

一度卸下的紧箍咒想戴也戴不上了，结果我贪婪地占有着她，直到体力用尽。到了凌晨才终于平静下来，我望着身边无忧无虑、呼呼大睡的她，茫然地想，她一定就是用这招到处猎取男人吧。不过这种女人也许很适合我。我久违地睡了个踏实觉。

不知是不是因为情人节，那天五点过了十分，浴池归来的老爷子还没来。嗯，以前偶尔也会不来，但是不是感冒了呢？我有些担心。可就算担心，老人的名字及住处我也不知道。

此外还有几位熟客，但我从没主动跟他们聊过天或是问些什么。我讨厌那种只有熟人热热闹闹、人称家庭式的店铺，希望就算是初次拜访的客人也能轻松地走进来，所以从没刻意对熟客与生客加以区分。菜单也特意不下功夫，当天上的生鱼片、平淡无奇的烧烤，酒也故意没摆时下流行的大吟酿，不论日本酒、烧酒还是啤酒都只有一个牌子。我觉得这种店才有存在的必要，不，是我需要这种店。工作结束后回家的途中，路过一条寒冷小巷，里面朦朦胧胧浮现出一盏朱红灯笼，看起来一定比便利店更加温暖。在这里可以跟毫无瓜葛的人聊聊天，也可以什么都不聊，淹没其中喝着酒，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店。

这家本应是理想的店，快六点了却一个客人还没有。难得从上货就开始帮忙的寿美江正在角落里隔着长条吧台跟太久郎聊得入迷。我不经意听了一下，两人在聊学生时代流行的英国摇滚乐队。好像他们都去过那个乐队在日本的唯一一次公演，聊起来不亦乐乎。我对音乐丝毫不感兴趣，有一种被排斥的孤独感，故意给架子上的酒瓶掸着灰。我不知道寿美江的年龄，但听他们聊天，两人应该是一个年代的吧。

想不到太久郎和寿美江似乎脾性相投。她寄居在我家后，自然而然开始在店里帮忙，那时起我就觉得太久郎开始排斥我。他应该已经发现我和寿美江住在一起了，却什么都没说。虽说工作以外的事情互不干涉，但店里的事太久郎也有权开口。有段时间，太久郎当她不存在（不过他除了给客人点餐和结账外，对一切的一切都近乎无视），而她像接触其他客人一样很自然地跟太久郎说话。不久，他偶尔也附和一下，又不久，客人不在的时候他们竟聊起天来。看着两只野猫开始共享领地，说有趣倒也有趣。

但就算知道他对她没有性趣，看着两人聊得这么开心也不是件快事。只看外表的话，太久郎比我更配寿美江。

我和太久郎是在一家加盟烧烤店认识的，那时我还没经营这家店，为了赚取生活费和获得厨师执照，在那里上班。太久郎在那家店打工，头发剪得很短，染成了金色，耳朵、眼睑甚至嘴唇都打着洞，但与外表相反，他做事认真，话少，活干得又好。我一直想等自己经营餐饮店时，一定要邀这家伙过去。由于担心被人防备，我在店里从没找他热情地聊过天。当单干有了眉目，我才第一次试探着问了问他，结果他并没有特别惊讶。我从这家加盟店吸取经营餐饮店的专业知识，这真实意图虽说从未表明过，但态度上一定有所体现吧。

他面无表情，回答说自己要做专业的乐队，所以不能成为正式员工。从傍晚到闭店时间可以，此外就无能为力，有现场演出的日子还希望能请假。如此，他反而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其实我更希望他能成为正式员工，但他在工作上什么都不用教，而且工资按市场价支付即可，我就决定请他了。签订合同时，我开玩笑说有了你这种又年轻又好的男人，客人该都是女人了吧。他微微一笑回答说“我是男同”。我随口问：“是玻璃吗？”“是男同。”他订正道。我僵在那儿，心想玻璃和男同不一样嘛。他似乎读出了我的心理，补充说：“真岛先生也并非是个女人就可以吧，我也并非哪个男人都行。”

寿美江和太久郎齐声笑着。这时店门开了。慢吞吞露出脸来的老爷子对我“嗨”了一声，笑了。

“淀桥先生，好久不见。”

我跳了起来。

“真是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淀桥先生，您什么时候出的院？”

“嗯，上周。医生说不让喝酒，不过给我来瓶温酒吧。”

一瞬间我有些犹豫，不知道能不能给这样的客人上酒。是喝了开心地缩短寿命呢，还是不喝酒无聊地活下去呢？这该是他本人的问题吧。

寿美江好歹是客人，她面前摆着大扎啤和小菜。淀桥与寿美江隔着一把椅子坐下了。

“美女，你是太久郎的这个吗？”

他色迷迷地竖起小指头问寿美江。

“不是，他是男同呀。”

“噢，是吗？那是真岛的吗？”

“我跟谁，大叔为什么想知道啊？”

“这个嘛，因为你是美女啊。要不来给我续弦吧？”

“大叔，您夫人不在了吗？”

“啊，两周年忌刚完事。再找一个，老太婆应该也不会怪我了吧。”

“您夫人跟我很像吗？”

“怎么会。我们家那个做牛做马似的，非人的活法。”

一转眼两人就打成一片，相互开着玩笑。我已经看惯了客人和寿美江黏在一起的情形，但对方是淀桥，所以有点心神不宁。

他以前是这家店的店主，想起来便时而过来坐坐。三年前，我正辛苦地到处寻找店铺，他像救世主般出现了。开餐饮店，谁都想找间地段好、房租还便宜的房子。我想找的是五十坪以内、既不特别繁华又不过分冷清、在首都圈的车站附近、最好临街且房租在二十五万以内的房子，但这种店就算找也根本不存在。我正烦恼是否要放弃地段或房租的条件时，地产中介兴奋地打来电话说挖到了宝贝。离市中心大概一个小时路程的街上，有家很早以前就有的居酒屋，老板的夫人去世了，老板便借机想把店卖了。

街道本身是极平常的新兴区域，因为站前新落成了一家大型超市，所以商店街格外冷清。那家店位于商店街再往里的一条小巷上，位置不好找，但属于重新规划的区域，周围已经开始兴建办公大楼和公寓，似乎能带来些新客人。店主淀桥忽然丧妻，似乎正意志消沉，可谈起生意却毫不含糊。他郑重地说，虽然卖家没道理插嘴下任如何经营，但可以的话，希望能保留店里的原貌。

接下来看到店铺，非常符合我的理想，可以说再无所求。狭长的店面，有些年头的灯笼，以及几十年下来客人在长条吧台上留下的抹不掉的污渍。崭新又干净的店只要有钱就能弄出来，岁月留下的风味却用钱买不到。我当即作出决定并约好，店名不变，除了厨房以外尽可能都不动。淀桥竟含着泪握着我的手说：“碰到你这样的人真是太好了。”

我觉得他真是个好老头，然而到此为止。签完正式合同的那天，我和淀桥理所当然出去喝了酒。第一家还好，是平民区里毫无情趣的寿司店，之后就荒唐了。此人乃“顽固的居酒屋大叔”。我当然不该随便对人下定论，但第二家据说是他常去的地角偏僻的小吃店，他在那儿没命地喝，还摸女孩子，招人烦。第三家便去了可以摸的夜总会，我建议说差不多该走了，结果被打了脑袋。接下来他带我去了一家菲律宾酒吧，那儿似乎有他的女人，淀桥不停地让我开酒，然后和那女人坐车走了。从第一家寿司店开始，账全是我结的，就算他让给了我一家好店，我也觉得被他耍了。我心想，老色鬼，总有一天我会报仇的。结果不知是不是多年饮酒过度所致，去年他终于肝脏出问题住院了。

开门声传来，我看了一眼，又是两个结伴的年轻女孩，正从暖帘后向店里张望。为什么年轻女孩不能自己来呢，明明不擅长接待独自前来的女客，我还是感到一种矛盾的愤慨。短发那位看起来很开朗，她看着我问：“那位手相师……”寿美江忙举起手招呼着“这边这边”。店里人少，三个人移到了长条吧台的里侧。烫着波浪的长发女孩怯生生地伸出手。最近这种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店里开始推出“手相套餐”，配扎啤和两样简单的下酒菜。

我以为淀桥会说点什么，结果他并没有不愉快地望着那边，而是跟我说着全然无关的话。什么被菲律宾酒吧的女人甩了啊，在医院开玩笑摸了下护士的屁股结果被护士长训了啊，如此这般。

不一会儿，长头发忽然扑到吧台上哭起来，到此都已司空见惯，但接下来她缓缓站起身，大声说：“开什么玩笑！”然后把扎啤一股脑儿泼到了寿美江脸上。还没等我说住手，那女人就哭着跑了出去。一瞬间发生的事让店里鸦雀无声，视线都集中到惊呆了的短发女孩身上。

“不要紧，不要紧，这种事经常有。”

寿美江很爽快地说。太久郎默默递上了毛巾和自己穿来的长袖衣服，让她去卫生间换上。短发女孩冲我道歉：“对不起了。”

“这个嘛，你道歉也……”

我含混地回应着，太久郎见状头扭向一边，冷冷地说：“道歉的对象错了吧。”短发女孩不知所措地点了下头，来跟我结账。我告诉她要付两人份的手相套餐和寿美江的啤酒钱。

“不好意思，能给我开发票吗？”

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歉意，说出的大型出版社名字连我都知道。比起寿美江被泼啤酒时，店里空气紧张了许多，可短发却似乎没发觉，拿了发票笑笑出了店。虽然太久郎都说了，她却没找寿美江道歉。

“讨厌的客人。”

待短发出去后，太久郎翻着烤串嘀咕道。

“真岛，对那个女人小心点好。”

之前一直沉默的淀桥对着洗手间方向缓缓说道。这倒也是，我也受不了这种事继续下去。

“你这样的男人，肯定会被那女人弄得没了气骨。”

本以为他想说我在店里安置江湖手相师的事，却似乎不是。淀桥从太久郎手里接过烤好的鸡翅，兴趣盎然地看着我的脸。

“你应付不了吧，让给我如何？”

“说什么让不让，她又不是我的东西。”

“真的吗？”

淀桥笑了，牙齿残缺的嘴四下啃着油光发亮的鸡翅。这时寿美江从卫生间出来了。

“哎呀，让大家受惊了，扫了大家的兴致吧。”

湿头发灵巧地扎了起来，但她或许也受了打击，脸上的笑容让人心疼。

“小丫头，真是灾难啊。”

“不要紧，不要紧，这种事真的经常有。”

“你手相说得准，才惹她不高兴了吧，不用放在心上。”

“嗯，谢谢。我只是说她如果不和有家室的男人分手，就找不着下个男人。”

“这当然会不高兴了，正因为做不到才来找你商量呀。怎么样，也给大叔看看手相吧。”

说着，淀桥摊开了与年龄不相称的肥硕手掌。

“哇，好特别的手相，吃了很多苦吧。”

“噢，听到有人说我特别，真开心啊。”

一段时间，两个人脸凑在一起瞧着那只手说笑。淀桥肆意地摸着寿美江的手和后背。过了一会儿，他说：“头发都是啤酒味，咱们去水上世界吧。”谈话就此收尾。“我下次再来。”说着他领寿美江走了。

我从不收淀桥的钱。并非就这么签的合同，也不是因为他让给我一家多么好的店，而是第一次他来喝酒时跟我说“麻烦记账”，我没能拒绝。具体没问过，但听说有些缘由令他无法回关西老家，好像是欠了不好招惹的人一大笔债，卖店的钱虽说不够，但都还债了，如今一个人靠退休金节衣缩食度日。他住院的时候我去探望过一次，他告诉我第一次有人来看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小卖店里的什么点心啊、色情杂志啊，甚至连新牙刷都讹我买。不过，就他那身子骨也喝不了多少，这么说不太好，但他能不能再活十年都不知道，我可不想管这种老爷子要钱。

目送两个人愉快地挽着手走出去，我对自己的宽容实在是无语。店里没了客人，太久郎打了个大哈欠。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手掌。今天醒得格外早，我带着宿醉的倦怠躺在总也不整理的床上。阳光透过满是灰尘的窗帘射了进来，我把双手举到空中。

怎么可能由手掌的纹路就知道未来呢？要是真能知道，我就不会待在这儿了，而寿美江也能过上更像样的生活吧。又或是三十六岁的我，躺在简易公寓那饼干般薄薄的被褥上，焦急地等待未归的女人，这也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命运吗？

不，怎么可能有命运呢？假如人生的方向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人的努力又算什么？假如没有存款和毅力，那我现在只能是受聘于加盟店的店长。而太久郎只能靠自己灌唱片，用不了多久就会卖吉他度日吧？但寿美江也说手相会不断改变。

我从没让寿美江给我看过手相，还讨厌来找她看手相的那些客人。最近，不光是年轻女孩，连一把年纪的大男人都来找她看。为什么要让一个陌生人预测自己的未来呢？而且还是那么不着边际的手相师。半年、一年或五年后会发生什么，跟交往的男人是不是该分手、该不该跳槽，这种事自己去决定！明明是自己找人看的手相，可有的家伙听到说得不准就兴奋得如获至宝，还有女人像昨天那女人一样歇斯底里地拿别人撒气。看手相的人有问题，来看手相的人也有问题。为什么不能笑笑就过去呢，不过跟杂志上登的星象占卜一个水准罢了。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茫然不安，希望有人告诉自己哪儿做错了，这种心理我不是不明白。伫立在迷雾中，徘徊着迈不出脚步，希望有人告诉自己“往那边走”，不管是谁都好，这种时候我也有过。比起自由自在地活着，倒不如有人告诉我怎样做活得更轻松。我回想起自己上班时的日子，不禁感触良多。

自信一定会赚钱的理想店铺，从入秋起营业额却一点一点在下降。

看着手掌，我轻声说：“越干越没钱。”太傻了，我终于打算起床了。昨天快打烊时来了几位熟客，难得地跟他们去喝了一杯。虽然做这种生意，但平时只喝些客人敬的啤酒，很久没正经喝一顿了。恍惚中记得有人说：“师傅喝醉了啊。”

我慢吞吞地起了身，洗脸刷牙。点火烧水时有人拿钥匙开门。水槽旁边就是大门，所以我跟进来的寿美江在极近的距离四目相对，她一身酒味。

“我回来了。哎呀，淀桥先生中途身体不舒服，我把他送回家了，但是不是带他去医院更好呢？”

“别啰里啰唆地为自己开脱。”

“开脱？你说什么？”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不知是在装傻还是真不觉得有什么。

“啊，冲咖啡的话给我也来一杯。”

“跟我道歉。”

“道什么歉？”

寿美江把衣服全脱了，穿上我那套洗后晾在屋里的运动服。我为什么要给大清早才回家却毫无罪恶感的女人冲咖啡？明明很生气，可竟然还为她加了糖和牛奶。接过马克杯，她微笑着说了声“谢谢”。本想质问她跟淀桥是不是做了，但自尊心到底是不允许。

“昨晚当然也是淀桥请的客吧？”

“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啦。”

“我以前也说过，你正经找个工作吧。”

“哎？不喜欢啦。”

“不用马上回答。”

“肚子饿了，我可以做点什么吗？”

她无视我，径直从冰箱里取出青菜和鸡蛋。没想到这女人饭菜做得倒不错，在店里从没做过，但有时会磨磨家里的菜刀。是不是曾经在餐饮店干过呢？

“一周几天都行，到我店里来打工吧。虽说不能给你和太久郎一样的工资。”

我冲着那瘦削的后背说道，可她只是抿着嘴笑。

“你要是不愿意，那就干脆正正经经当你的占卜师。你手相不是看得很准吗？摆路边摊也行，最近有的商场也有占卜角，至少自己的酒钱自己去赚。”

“酒钱不是正用看手相在赚吗？”

寿美江把冷饭豪爽地倒进锅里，瞅了我一眼。

“不是啊，你身上没有点现钱也不方便，下面的日子怎么办？”

她不回答我，把搅好的鸡蛋沿着长筷子熟练地倒进锅里。寿美江让别人付酒钱，有时也会让我或熟客给买些东西，但从来不要现金，连化妆品或生理用品都是自己买。也许有些存款吧，但人不能就这么活着。

“我事先声明，日本法律规定，公民有工作的义务。身体健康却不工作可是犯罪。”

这时，她把做好的鸡蛋粥连锅端到了被炉上。铺好抹布放下锅，拿了两个碗，用饭勺盛好递给我。

“……好像很好吃。”

“是吧，宿醉就要吃鸡蛋粥。”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在听呢。喂，不工作光活着也要纳税吗？”

万万没想到她会这么问，我拿着羹匙的手停了下来。

“至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能不交吧？”

“噢。”

“没交吗？”

“不可能交啊。”

哑口无言，我觉得那倒也是。

“也就是说，你连医疗保险都没有？”

“没有。”

“要是出了事或生了大病怎么办？你知不知道没有保险，得花多少医疗费？”

寿美江带着浅浅的笑容，拿遥控器开了电视。早晨的Wide Show又在播少年杀人事件。我伸出手默默关了电源。寿美江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她投来反感的视线。

“要是碍你事的话，我就搬走。”

“我不管，随你便。”

我们不再说话，吃着鸡蛋粥。全部吃完后，她把锅和餐具拿到水槽里。看着她那分叉的发梢，一种无以名状的不安和困惑涌了上来。我是害怕失去她吗？我是需要这个女人，还是希望能被这个家伙需要呢？

“喂，能给我看看手相吗？”

寿美江惊讶地转过身来。

“怎么了？你不是不喜欢吗？”

是啊，起初没人给寿美江付酒钱，她便说自己没钱，能不能给我看手相免单。那时我曾训她：“我才不看手相，来刷盘子吧。”

“没什么，看吧。我有点兴趣了。”

“好吧，那你别生气啊。”

“怎么会。”

隔着被炉相对而坐，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双手。虽然现在如此，但我的人生多少也有过波澜。我有点紧张，会被她怎么说呢？

“很普通啊。”

“什么？这么普通，不好意思了。”

“看，生气了。”

让她这么一说，我不再说话。是啊，我跟那些讨厌的家伙岂不一样了，明明是自己找人看，却愤愤而归，但多少理解那些客人的心情了。

寿美江拿起桌上的牙签，描着我右手上那条与三根粗手纹纵向交叉的细纹。

“这是命运线。三条主线很深又很清晰，所以个性鲜明。但命运线处处断开且很模糊，似乎三十岁前总是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二十四岁左右结婚或者和女人同居了吧？然后，过了四年左右分了手？”

都被说中了，我不知如何回答。不甘心。

“生意怎么样？”

我故意生硬地问道。

“这个嘛，自这里起命运线变得很清晰，所以生意顺利啦。嗯，整体上看这手没什么问题。”

“真敷衍啊。”

我把手收回来。真正想问的事还有很多，却又不能问。我一骨碌躺在了被炉的被子里，她起身去刷碗。

“明天店里休息。”

就算难以启齿也必须要说，我把头扭向另一边。

“不好意思，下午你能不能出去？”

她关上水龙头“哎”了一声，之后嘲讽的声音传来：“有女人要来吗？”我闭着眼睛小声回答：“对。”

我明明说是明天下午别在家，但寿美江收拾完，睡了一会儿就化妆出去了。也没去店里，到早晨也没回来。她大大的背包还在，洗完的内衣还那么晾着，应该不是不在这儿住了吧。我这么想着，却仍旧很不安。但就算烦恼也没用，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今天是时隔半年“我的女人”来访的日子。

上午开始我连窗帘都洗了，拿吸尘器把房间吸了一遍；寿美江的洗面奶、牙刷还有胸罩、内裤都藏了起来；被炉上的指甲刀和挖耳勺收到了抽屉里，四处散乱的体育报和漫画杂志用绳子捆好塞到壁橱里；烧了洗澡水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清洗干净，顺便把浴室的每个角落也擦得光可鉴人，接下来换上素雅的毛衣还有条绒裤子，都是为了今天在打折时买的，袜子也换了新的；把厨房擦完后还铺上了休闲毯，摆上一把椅子。抬头看看墙上的钟，还不到约好接站的时间，但还是出发吧。又照了一遍洗漱台的镜子，检查了下胡子刮没刮干净，能否看见鼻毛，然后出了房间。

天气不错，只是北风吹在脸上还有些冷。插在夹克兜里的手却冒着汗。和“我的女人”本应是三个月见一次，上次因为对方有事没见到，所以这次格外紧张。

比约好的两点钟早了十分钟到达车站，女儿却已经到了，在检票口前冲着我招手。我的女儿在笑，穿着我没见过的灰黑色大衣，一只手和以往一样拿着蛋糕盒。我想跑过去抱住她，但忍住了，故意慢悠悠地走向女儿。

“你这么早啊。”

“因为爸爸总是早到啊。”

女儿才十一岁，视线的高度却已和我相差无几，我心里有些慌乱。

“长个了啊。”

“嗯。一下子长了这么多，现在在我们班女孩子里个子最高。”

女儿似乎很不满地说道。说起来前妻也很高。也许父母都是偏心眼，但再过五年，这孩子一定会漂亮得像个模特。

到住处的十五分钟路程里，女儿天真无邪地边走边和我说话，学校、补习班、新的游戏软件，也许是顾虑到父亲不会说话吧。从很小的时候起，女儿就是特别会看人脸色的孩子。若孩子学坏，父母会很发愁，但也许女儿任性些或撒撒娇我会更轻松。还是个小学生却如此圆滑的女儿让我觉得可怜。

女儿一进屋便像大人般说着“打扰了”，换上了我新买的拖鞋。接下来，听到她在玄关处抽动鼻子。会不会嗅出有女人的味道呢？我出了身冷汗。递给女儿衣钩挂大衣、烧开水。看见如以往一样摆着地毯和椅子，女儿笑了。

“茶一会儿再喝，先弄头发吧。”

开衫也脱了，只剩下一件小衫，女儿麻利地坐到椅子上。我把毛巾和剪发用的围布围在女儿脖子上，取出剪刀，顷刻变身美容师。用喷壶把女儿的头发打湿，发现她的头发现在长至肩胛骨正中，有些层次感，这半年应该是去过美发店了。

“爸爸，对不起，我去了一次美发店。”

“为什么要道歉？这是你的头发，什么时候弄怎么弄都随便你。”

女儿轻轻点了点头。要说不失落那是撒谎，但我早已有心理准备，总有一天会这样。

儿时，母亲在乡下开美发店，父亲光玩弹子游戏，典型的好吃懒做，让人不愿提及。我从小就帮母亲干活，经常给妹妹剪头发或编小辫，偶尔也会给忙得没工夫收拾自己的母亲剪头发。没想到摆弄别人的头发挺有意思，即便被朋友们嘲笑，我也没觉得什么。母亲夸我“很有天赋”，那时我也认真想过长大后要开家理发店，结果却没从事这一行。但简单的发式我都会剪，所以结婚有了女儿后，给小不点剪头就成了我的活。话说回来，我工作忙，其他什么都干不了，至少这点事想亲自为孩子做。说来，和老婆从认识到结婚，再到夫妻关系恶化之前，我也常给她洗头发，或者编上或者扎起来。她曾经那么开心，但到了最后别说头发，就连肩膀都不让我碰。

女儿四岁时，我和老婆分居，女儿六岁时正式离婚。直接原因是老婆出轨（但老婆到最后都坚持自己是认真的），间接原因则是我光顾着工作总不在家。我不想像父亲那样，所以去正经的大公司就职，想要养活老婆孩子才那么拼命，然而最后却毁了这个家。有一天老婆忽然带女儿回了娘家，留下的信有十二页长，简要地说就是有了新男友，想跟我分手。

分居的时候，我也以剪头发为由三个月见一次女儿，而且一直想方设法重归于好，但每次见面老婆都像石头般一言不发。最后是岳父出面，老人含着泪向我低头，说请原谅他任性的女儿，他们会给分手费。我终于明白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要是男孩，就算打官司我也会争夺抚养权，但年纪这么小的女孩子还是更需要妈妈。虽然不甘心，我却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且老婆的娘家颇为殷实，岳父和岳母又心地善良，就算我非要独自抚养女儿不可，能给她的也有限。所以老婆和女儿我都放了手。

然而正式离婚时，六岁的女儿却在帮我说话：“希望一直让爸爸给我剪头发。”老婆当然没给好脸色，但女儿这样坚持，她似乎也不能说不可以。

女儿小时候，我去前妻家给她剪头发，从去年起她来我的公寓。“妈妈在的话碍事，而且我可以自己坐电车了。”这次也是女儿开的口。

径直生长十一年的长发表面，能看出略微有了层次，这样的确更优美、更成熟。像我这种业余水准，只会把长发剪短而已，已经不能让女儿更漂亮了。想到这儿，还是有些失落。

不过，女儿的头发没染过也没烫过，富有光泽，健康且浓密。想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给她剪发，手上愈发充满怜爱，心中隐隐作痛。女儿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就像瘦弱的鸡雏般头发又细又少，我和老婆都很担心。第一次用剪刀给她剪刘海是在她出生后第几个月？不久的将来，这一头直发会变成时下流行的发式吧，而再过段时间就会被陌生男人的手抚摸吧。我想剪刘海，用梳子一梳，女儿闭上了眼睛。午后的阳光让她桃子般的小脸蛋闪着光泽，而擦过唇膏的光润的小嘴，有一天也会属于某个陌生的男人。

忽然，一股热热的东西涌上来，就在这时传来了开门声，慌乱间我连剪刀都掉了。捡起来抬头一看，自然是寿美江站在门口。女儿和寿美江都惊讶地看着对方，接着视线又同时转向我。

“啊，你们在忙？”

寿美江傻乎乎地说。

“正在剪头发，一看也知道吧。”

知道这样很幼稚，可我的声音中还是透出不快。假如真有个陌生女人和我在忙，这家伙打算怎么做呢？或者她是故意回来的？

“您好，爸爸一直承蒙您关照了。”

女儿站起身来说道，剪掉的头发扑簌簌掉到地上。

“你是他女儿？”

“对，爸爸和妈妈离婚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我偶尔还会来找爸爸剪头发。”

寿美江含笑打量了我一会儿。

“你不光有厨师执照，还有美发的呢，太厉害了。”

“没有什么执照，我母亲开美发店，所以我会一点儿而已。”

不知是不是觉察到气氛紧张，女儿很不解地望着我。我立刻温柔地对女儿说：“这位是店里雇的手相师。”

“手相师？”

女儿惊讶地反问道。我心里很害怕寿美江的反应，但意外的是她竟成熟地笑了笑：“要是老板女儿的话，我免费给你看，什么时候来店里都行。那个，老板，太久郎说他把店里的钥匙弄丢了。”

我很惊讶寿美江竟帮我圆谎，但还是配合地说：“备用钥匙在那个抽屉柜的最上面一层，你拿给他吧。”

“好的。”寿美江利落地回答道，熟门熟路地从房间的小柜子里取出钥匙，穿上了刚脱下的运动鞋。

“对了，老板，既然你有这本事，下次也帮我剪吧。先告辞了。”

寿美江装糊涂地说完，消失在门外。女儿咚地坐到椅子上，轻声嘀咕：“爸爸也有女朋友了。”

“不是，那真是店里的工作人员。”

“太好了，我放心了。可以告诉妈妈吗？”

女儿根本不相信我的话。但随便用钥匙开门进来的女人绝非只是员工，这点事十一岁的小孩子也会明白吧。所以我没再说什么。

剪完头发，我泡了红茶，和女儿相对而坐，吃她拿来的布丁。我外表魁梧，所以看不出其实特别喜欢甜食，因此女儿总会为我买些甜点来。今天的布丁很有春天的气息，装饰着草莓和奶油。本来这东西便利店里多少都能买到，想吃自己去买不就得了，但一直忍着，最终吃到女儿买来的布丁，那真是天堂般的美味。

“听说你妈妈要再婚。”

这话很难启齿，所以我先开了口。女儿低着头把勺子送进嘴里，微微点了点头。

“怎么样？和新爸爸能处好吗？”

“嗯，他人挺好的。”

上周，前妻打来电话说要再婚。我们离婚已经五年了，没什么好与不好。只不过对方是医疗机构的研究人员，明年前后要去美国待几年。

“听说要去美国？”

“嗯，好像从中学开始上。”

不要去，跟我一起留在日本吧。我很想这么说，但考虑到女儿的将来，和放开她的时候一样，那样她会更幸福吧。趁着年轻自然而然学会英语，将来一定会有用武之地。而且比起现在国内颓废的学校，在国外的贵族学校里度过青春会更好吧。为了让女儿不变成我这样，也不变成寿美江那样。

吃完布丁，我和女儿一起出了公寓，坐电车来到市中心。我问她晚饭想吃什么，她回答说“寿司或便当”，这真是孩子的回答，又或是故意表现得孩子气？

晚饭期间还有送她回家的路上，女儿自始至终滔滔不绝，但母亲的再婚、去美国和寿美江的事却只字未提。“再见了，爸爸。”女儿在豪华公寓下面挥了挥手。“那再见。”我也笑了。

换了电车，去便利店买了啤酒和小菜回到公寓，灯还熄着。进屋一看，寿美江的东西果然消失得干干净净。被炉上并排放着房间的钥匙和她撒谎拿走的店里的钥匙。

过了三天，过了一周，寿美江一直没在店里出现。就连太久郎都问我，寿美江怎么了？“我怎么知道。”我冷冷地回答，太久郎耸了耸肩再没提这事。其间来过几组看手相的客人，得知寿美江不在，连店门都没进就走了。其中也有客人很执著，“请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

上完货，挂上暖帘，回到店里，背后传来开门声。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浴池归来的老爷子久违地出现了。

“欢迎光临，好久不见。”

一直担心他是不是过世了，所以此时表情才自然地放松下来。

“嗯，得了场重感冒，好不容易才好了。”

“很担心您。”

“不好意思。咳嗽总也不好，在自家浴室忍着呢。在公共澡堂里咳个不停不是给人添麻烦嘛。”

“哎？您家里有浴室啊？”

“这年头当然有了。去外面泡澡是我的爱好。”

不爱说话的老爷子今天有些饶舌，而且脸上浮现出笑意，让我特别开心。这时店里的电话响了，太久郎接起电话，冷冰冰地只报了店名。是寿美江吗？我边给老人温酒边斜眼瞟着太久郎。他原本就不高兴，现在不快至极地把听筒递给了我。

“谁打来的？”我问。

“傻女人。”太久郎冒出这么一句。这么说那边不都听见了嘛。我想着接过电话，对方报出了大型出版社的名字。店里很少用发票，所以我马上想到了那个短发女人。

“采访？”我又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

“是啊，上次实在很抱歉。我们在做一期占卜特辑，有一部分打算写写街头古怪的占卜师，我们很想将贵店作为占卜居酒屋来介绍，不知可否这周过去拍摄？”

短发女人朗声说道，那口吻似乎根本没想过会被拒绝。开什么玩笑！这么想的一瞬间，下滑的销售额掠过脑海。工薪族时代“能利用的东西都要利用”的感觉再次复苏，我动摇了。

我曾经在建筑公司跑业务，离婚后便毫不留恋地辞掉了工作。顶着振兴企业的名义，简直如同间谍般忙于应酬及幕后的金钱交易，要是为了养活妻儿还能忍受这些，但没了妻子孩子，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削减睡眠、消耗精力。于是想到开家居酒屋，抚慰工作时曾耗费的那些精神。既非高级料亭也不是优雅的酒吧。似乎将赚钱置之度外，在毫不出众的居酒屋里一个人呆呆地喝着酒，虽说极短暂，对我来说都是唯一的拯救。

我用左手敲了敲长条吧台，仿佛想赶走这些歪念。

“我们不接受采访，也不是什么占卜居酒屋。手相是客人自己随便看的。不好意思，你别再打来了。”

我的气势汹汹到底让对方有些胆怯。

“那，只采访那个女人可以吗？”

“她是客人，我们不知道人家是何方人氏。”

“她不总在你们店里吗？能让我跟她说两句吗？”

“她最近不来了，你也不要再打来了。”

我粗暴地放下听筒。老爷子很诧异地问道：“什么采访？”

“要采访寿美江。不过，那家伙最近根本不来了。”

我苦笑着说完，老爷子若无其事地说道：“刚才还看见她在站前派发纸巾呢。”

太久郎在身后说着什么，但我奔出了店。这是在干什么呀？我边跑边想，但想着想着已经到了公交终点站。太阳快要下山了，站前人流繁杂，拥挤不堪。我看到人群中有三四个人穿着统一的白色防风上衣和网球裙般的短裙，跑过去一看，其中就有寿美江。

“啊，真诚先生，给你。”

我条件反射般接过来又还了回去，纸巾上印着附近新开业的桑拿房广告。

“喂，你！”

“什么事？这些我必须在六点前全发完，你等我忙完吧。”

“你为什么在这儿干活？想干的话怎么不去店里？”

我不禁大声喊起来。寿美江无视我，笑着给路人派发纸巾，于是我抓住她的胳膊。

“好疼！别打扰我，你有事吗？”

我说不出话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抓着她。

“不是，那个，刚才出版社来电话，说要采访你，让你上杂志……”

“不喜欢。”

“也是啊，不喜欢吧。我也不喜欢。”

“喂，松开手。”

她快要挣脱开了，我慌忙加大了力度。

“你，跟我结婚吧。”

寿美江惊得下巴都快掉了，瞪大了小小的眼睛看着我。

“说什么呢，真诚？”

“你要是不喜欢这种说法，那我重说：能不能嫁给我？求求你。”

“不喜欢啦，近义词是‘布丁欢’啦。”

自己曾讲的大叔式笑话让寿美江乐坏了，她咯咯笑着。而我因脱口而出的真心话外加被她嘲笑的羞辱，弄得热血上涌。

“你不是我的女人吗？”

“啊？”

“半年来每天都做爱，我是你的，你是我的。”

此时路过的大婶惊讶地回头瞅着我，但我继续说道：“你别走，留在我家吧。”

不知是否终于不想再敷衍了，寿美江不笑了。

“我不懂你，所以格外不想放手。”

“不懂的人是我，真诚先生，你太爱强加于人了。”

和寿美江认识以来，我体味过各种各样的不愉快和嫉妒，却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话这么冷漠无情。我无力地松开了她的胳膊。

“你现在，难道在淀桥那儿？”

寿美江恢复了笑容，点了点头。

“知道了，不好意思，这么纠缠你。”

我无力地背向她，迈开脚步。

“喂，真诚先生——”她大声叫住了我，“给我剪剪头发吧，我没钱去美发店。”

这女人究竟愚钝到什么地步？我本想回去揍她一顿，但算了。这时间店里差不多该忙起来了。匆忙中我只穿了件藏蓝上衣就跑了出来，忽然感觉寒气逼人。寿美江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冷吗？这想法掠过脑海，但我已经没力气担心了。

接下来的星期天，我边痛切地诅咒着自己的一本正经和恋恋不舍，边拿着剪刀和梳子出了门。我没去过淀桥家，是翻出买店时的合同找到了住址。

坐下行电车在距离十分钟的车站下了车，坐公交车好像也能过去，但我没去过，所以打了个出租车，给司机看了地址，结果还没开出起步距离，司机就说“我觉得就在附近”，让我下了车。问了恰巧路过的带孩子的主妇，对方热情地告诉我就是她住的小区。那片房子像是建于昭和年间，小区大而旧，家家阳台上都晾着衣服或被子。上了楼梯，站在二〇三室的门前，我重重叹了口气。门上贴着张纸，上面用拙劣的字迹堂堂写道：“淀桥搬家了，如果您有事请到此处。”

新住址附在下面，结果就在我家附近。搬家是人家的自由，我也没期待那个老头会寄乔迁通知，但一想到浪费的交通费和时间还是生气。这回我走去车站，再次坐上电车。淀桥的新住址跟我的公寓位于车站的两侧，本以为马上就能找到，但那附近还是老样子，没有进行区域规划。我徘徊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也抓住路人问过，却没人知道。累得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正想打道回府时，我发现眼前电线杆上贴着的地址和手里便笺上的一模一样。那是一间旧平房，门牌上写的是“香川”，但门牌号对得上。我想这是最后一家了，打开木门站到了玄关前，又有一张纸：有事请到屋后的院子。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在捉弄我。

庭院的石子路两边种着植被。走在上面，说话的声音传来，几个人似乎聊得很开心。转过房子的拐角，有一条面向庭院的走廊，我边说着“有人在家吗”，边向里面望去。

“啊，真诚啊。”淀桥看着我说。

“啊，欢迎光临。”寿美江大大方方地笑着。

“听说你也许会来，我们都等着呢。你要帮我们剪头发？”

最让我惊讶的是，说这话的竟是浴池归来的老爷子。三个人把走廊的门打开，围着一个放在那儿的象棋盘，棋盘上乱七八糟堆着小山般的棋子。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三个在干什么？”

“挑象棋[1]”寿美江明快的回答让我一下泄了气。

“不是说这个，为什么淀桥先生会住在这儿？”

“哎呀，我跟寿美两个人吃不上饭，正不知道怎么办呢，香川先生告诉我们他房间多，可以给我们住。”

姓香川的老爷子端出茶和豆沙糯米饼，我肚子饿了，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三个糯米饼。

“香川先生在我开店的时候就是老主顾了。”

我一边听淀桥说着，一边拿茶送糯米饼。是吗？想想看，也并非不可思议。但连寿美江也可以一并住进来吗？这两个寄生到什么程度都不知感恩的人。

“听说你要给我们剪头发，真诚。”

“淀桥先生，请不要叫我真诚。而且我不给男人剪头发。”

“为什么？你是为了哄女人才剪头发的？”

“因为男人的头难剪。”

寿美江和香川先生一起把椅子搬到院子里的梅花树下，他们似乎很开心地准备了毛巾和大块丝巾。我站起身，打算赶快做完要做的事就回家。

“梅花真香啊。今天据说是惊蛰。”

很意外，寿美江的嘴里竟会冒出这种词。她坐在椅子上，我给她围好毛巾，毛巾外又系了女人的旧丝巾。仔细一看，还是爱马仕的。

“喂，这……”

“是香川先生已过世的夫人的。”

“这么重要的东西可以用吗？”

“正因为是重要的东西才要用呢。”

莫名其妙，但好像又有些道理，我边想边给寿美江梳头发。和女儿的不同，那头发受了伤，净是粗糙的分叉。其实从她住到家中的第一天起，我就特别想给她剪头发，但听说女人剪过头发后就会移情别恋。母亲、妹妹、前妻和女儿，我的手掌还清晰地记着这四个女人头发的触觉。就像刻在掌心的手相一样，那份感情也会浸染在掌心。所以我一直很怕为寿美江剪头发。

“剪多少？”

“及肩吧，扎不起来反倒不方便。”

那就是剪十厘米左右，受伤的发梢几乎都剪掉了。我喷湿头发开始剪。后面的走廊上，两个老爷子在悄悄聊着什么，总之是在说我们吧。

“啊，让喜欢的男人触摸头发真舒服啊，我懂你女儿的心情了。”

我的手停了下来。

“你喜欢我吗？”

“不喜欢的话，就不会半年来每天都做爱了。”

“那个……”我嘀咕着，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换了个话题，“你还这么年轻，就让靠退休金度日的老爷子管饭吃，不觉得不好意思吗？”

“总说年轻年轻，我都三十六岁了。”

“什么？这不跟我同岁吗？你是妖怪吗？”

我声音一大，背后立时传来老爷子们的声音：“不要吵架！”寿美江呵呵笑了。

“真岛先生，为什么事情一不如你所愿，你就发脾气？”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望着寿美江头上的旋儿。

“你能不能不自以为是地认为我很可怜？我要是工作或结婚不任选其一，你就发火，和我老爸一样。”

我抬头望着梅花想了一会儿，天空蓝得有些刺眼。

“你不喜欢才跑出来吗？”

“也有这个原因吧，但我完全没有真岛先生还有很多人想象的那种不幸的过去。非要说的话，也许脑子有些不正常吧。”

“我？”

“不是，我。来找我看手相的人，都很不安、寂寞、饥渴，但我不知为何却不太理解那种感情。以前我很苦恼，觉得自己不正常，但仔细想想又没什么不妥。权当是性格达观，当件好事了。”

我无法回答，默默把寿美江受伤的头发都剪掉了。染过的发丝也没了，成了一头富有光泽的黑发。

“剪完了。”

给她摘下丝巾，寿美江说声“谢谢”站起来，接着转过身，嘴唇贴到了我脸上。

“我可以再去店里吗？”

“随你便。”

“哇，那我去照镜子了。”

说完她把凉鞋脱到走廊，跑进了屋里。我和两位大叔目送着她的背影，互相瞅了瞅。

“真岛先生要是寂寞，也可以搬过来。”香川先生笑着说道。

“别自以为是地觉得别人可怜。”我终于明白了寿美江这句话的意思。

第二天，距营业时间还有三十分钟时，“我的女人”出现了，吓了我一跳。女儿穿着私立学校的校服，从门口往里张望，神色紧张地问：“可以进来吗？”

我忙把正在穿的鸡皮串放下，跑向女儿。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女儿这还是第一次来店里。既不是规定的三个月一次的日子，事先也没打电话，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吧。

“和妈妈吵架了？”

“不是，我想看手相就来了。”

“手相？”

“那位姐姐几点来啊？”

“你有什么很严重的烦恼吗？不管你说什么爸爸都不会生气，告诉我吧。”

女儿把学校统一发的书包放到椅子上，脱掉了深蓝色的短大衣。

“没有啦。我想见见爸爸，而且一次都没来过店里。”

女儿表情明快，看不出有什么隐瞒。

“那个姐姐，不知道今天来不来。”

“来的话，我就等着。”

“不行，你回去吧。爸爸要干活，又不能送你。”

“今天住在爸爸这儿不行吗？那个姐姐会不高兴？”

那个姐姐已经搬走了，我想说却没说出口。

“怎么会。但你跟妈妈说了吗？明天上学怎么办？”

“感冒，请假。”

女儿调皮地说。仅仅是这样我就快落泪了，故意生硬地说了句“随你便”，回到了长条吧台里。

给女儿端去烤鸡肉串、饭团和酱汤，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给太久郎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了香川先生家的位置，拜托他，要是寿美江在的话，把她带过来。我不想让女儿一直坐在这儿被喝醉的大叔们围着。还不如让寿美江陪更放心。

没过二十分钟，太久郎和寿美江就到了。寿美江和女儿明明只见过一次，却很熟悉般开心地互相挥着手。接着，在吧台的一角，寿美江看起了女儿的小手掌。

“哇，这小手看样子很能存钱啊。”

“跟小学生说什么呢！”

“当老爸的别插嘴。”

寿美江和女儿为了不让我听见，悄悄压低了声音。女儿要问的是什么事呢？有喜欢的男孩了吗？我马上不安起来。

太久郎吃完饭，换上藏蓝上衣，洗了手，站到烧烤摊前点了支烟。

“您女儿跟您很像啊。”

他不是那种会说奉承话的人，所以该是真实想法吧。

“是吗？”

“一定能出落成大美女。”

“幸好你是男同。”

太久郎想了想，说：“真岛先生，怕你乱想，所以没跟你说过，准确地说我其实是双性恋。两者相较的话，更喜欢男人而已。”

“哎？”

我有些吃惊。这时太久郎把烟捻熄在烟灰缸里，朝寿美江和女儿走去。他笑着跟女儿说着什么。我若无其事地靠过去，背对着他们竖起耳朵。

“你在搞乐队吗？”

女儿指着自己书包旁那个吉他盒子问太久郎。

“嗯，要听音乐吗？”

女儿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家都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以前的前卫摇滚，自从听了妈妈CD架上的克里姆森国王[2]。”

“哇，小学生听克里姆森国王！”

寿美江的声音很是惊讶。

“真是和别人不一样，但和别人不一样是好事。下次要不要来看我们的现场？”

“啊，太久郎，你都没邀请过我！”

怎么回事？我的女儿好像和那些不正常的家伙很谈得来。我正糊涂着，店门开了，香川老先生走进来。

“还早是吗？暖帘还没挂上呢。”

“啊，快请进，已经营业了。”

我慌忙挂上暖帘，点上灯笼。回来一看，香川先生竟也加入了女儿、寿美江和太久郎的圈子。

“听说是师傅的女儿。哎呀，你竟然有这么可爱的孩子，真幸福啊。”

香川先生这么一说，太久郎补充道：“这孩子，据说有走向世界的手相。”女儿小脸通红，瞟了瞟太久郎。

是呀，我的女儿聪明又漂亮，有个性还温柔，肯定会走向世界的。这是我最自豪的女儿，我很想骄傲地告诉他们，却什么都没说出口。正哽咽着，身后传来开门声，第二位客人来了。我低着头，好不容易才说了声“欢迎光临”。

不知何时站到我身旁的寿美江，踮着脚摸着我的头，说：“乖，乖。”

[1]用象棋棋盘和棋子做的一种游戏，类似于中国民间的挑火柴棍。

[2]King Crimson，于1969年成立的英国艺术摇滚乐队。

目录

第一章 早川猛的叙述

第二章 川端智惠子的叙述

第三章 早川勇的叙述

第四章 早川修的叙述

第五章 早川猛的叙述

第六章 早川稔的叙述

第七章 早川猛的叙述

第八章 冈岛洋平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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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川猛的叙述

其实我去看过母亲一次，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我推开门，在陌生人的床位之间看到了母亲的病床。

母亲从洗脸盆里抬起头，看到了呆若木鸡的我。一瞬间，不同于呕吐时的窒息感的另一种红晕浮上她的脸颊。她故作无事地对我笑了笑，以为能蒙混过关。

印象中母亲只有在支撑不住的时候才会那样对我笑，我从小就是看着那种笑容长大的。

亮橙色的脏东西静静地沉淀到淡蓝色的洗脸盆盆底，真是奇妙的色彩对比，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母亲看到我全神贯注的样子，笑着说道：“不知怎么的，现在只觉得胡萝卜好吃，我成兔子了。”

我想起祖父曾经有段时间也只爱吃西瓜，当时我还觉得他像独角仙。在那以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我因工作去了加拿大偏远的乡村。当地负责协调的女员工告诉我，加拿大产的冰酒是从冻结的葡萄中逐一挑选出来酿造而成的琼浆，非常珍贵，像糖浆一般甘甜，还说“就算不胜酒力的人也能尽情享用”。工作顺利结束后，我乘兴喝了好几杯，没想到喝完后浑身燥热无比，直接在那个女员工家住了下来，连酒店都没回，因此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当我醉醺醺的时候，母亲化作烟尘和天空融为了一体。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

昨天的摄影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拂晓时分，我通宵没有休息，眼睛完全适应不了透过风挡玻璃射进来的阳光。

外出游玩的人们举家出行，驱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今天是人人都感到快乐的假日。

就算是东京，开着车行驶几十分钟后，也完全看不到都市的景致了，连绵不绝的茂密山麓和与世无争的田园景色仿佛从古到今都没发生过改变。我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人的内心是否会涌起一阵乡愁。一切仿佛都在倒转，我有一种好不容易到手的东西就要被夺走的感觉，浑身哆嗦起来，打了一个冷战。阔别已久的窒息感重新袭上心头。不能再胡思乱想，该从下一个出口下高速了。

驶离高速，进入我从小长大的小镇，被人遗忘的风景像上了年纪的老人一般静静伫立。

我以前常去的一家塑料模型店的橱窗里堆满了没开封的廉价商品，挡住了入口处的百叶窗，连同整个店一起落满了尘埃。

曾经被空罐子和生活废水污染了的小河，一度是我们小孩子争着抢着捕获猎物的战场，如今污染不再，清澈的河水哗哗流淌，也没有孩子们来这里玩乐了。

一群骑着锃亮自行车的小学生发出稚嫩的喊声，从眼前的斑马线上穿行而过。他们要去哪里？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幼稚？

又不行了吗？燃油表指针显示油量不足。我当时一眼就看中了这辆一九六四年款的福特旅行车，明知它驾乘体验不尽如人意，但还是买了下来。美国一味生产这种油耗高的车，总有一天会陷入油荒。

唉，终究还是在最讨厌的地方抛锚了。

通往我老家的单行道上只有一家加油站——早川加油站，是以我的姓氏命名的，哦，不，是父亲的姓氏。

家人不在这里，都在家做法事，一想到随后要见他们，我就高兴不起来。

我让打零工的黄头发男子帮我把油箱加满，面对着这个陌生男子，我有种奇怪的疏离感。

早川加油站坚持独立经营，不愿被大型公司收购，装潢显得很土气，有种摇摇欲坠的惨淡感。打开车窗，一股汽油味扑鼻而来，真受不了！父亲身上就是这个味道。我把车窗又关了起来。

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女子出现在风挡玻璃前，画圆似的擦拭着玻璃，胸部晃来晃去。廉价的粉底与她的肤色并不相称，和皮肤自带的油脂混合在一起，显得一片浑浊。紧绷的面部扭曲着，很丑。

这个人是智惠子。

我下意识地扶了扶架在脸上的太阳镜，避免与她视线交会，然后动作迅速地和黄头发男子结了账，没等智惠子擦完玻璃就换挡起步了。

发动机的轰鸣声吓了她一跳，她慌忙躲闪到一边。

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我。后视镜里，她卑微地弯腰致谢的身影越来越小。

或许她一直在等我回来？难道她赌上了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甚至都算不上约定的期望？不不不，怎么可能！我自己都觉得这种想法太荒谬了。我告诉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在小镇上偶遇了而已，但还是不禁感到一丝寒意。我离开小镇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根本从来没有想起过她。

回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高悬头顶了。门口冰冷潮湿的泥地上，摆放着人们脱下来的黑色皮鞋，像一大群厚壳昆虫。屋子里鸦雀无声，听不见诵经的声音。我回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我穿过走廊，打开推拉门。佛龛前宽敞的榻榻米上坐着许多身穿黑色西服的人，他们齐刷刷地扭过头来看着我。头顶寸草不生的住持也中断了诵经。

就是这种眼神。它们默默无言地像针尖一般刺入我的毛孔深处，纠缠不休，满怀恶意。母亲就是畏于这种消极的暴力，才可怜地把僵硬的身体藏在黑暗中，过着像蛆一般的人生。无论是看的人还是被看的人，都是蛆。

大家好。没错，我就是这个家厚颜无耻的小儿子。我不孝，没回来参加母亲的葬礼，就连今天的一周年忌日都迟到了，还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服。

“嘿，猛！”

像门神一般站在门口的我往里一瞥，只见跪拜在房间一角的哥哥正招手叫我过去。我似乎终于融入了氛围，住持继续诵起了经。哥哥看我拿着今天早上匆匆忙忙扔进车里的西服，边说着“没关系”边把我拉到座席上。

大概两个月前，事务所采编大庭皱起修剪精致的眉毛，用手遮住话筒，回头惊讶地对我说道：“是个自称你哥哥的人……”

我从大庭手里接过电话，一个男人为难、紧张又兴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他首先为冒昧打电话到我的事务所反复道歉，然后又解释没想到是个年轻女子接的电话，一时间慌了手脚。我还没怎么听明白，他又开始询问我近来过得怎样。

没错，是我哥哥。

一旁的大庭脸色急转直下，马上对我不理不睬，似乎为不知道我有一个哥哥而不悦。我完全理解不了她的自尊心。不过，我居然没告诉过她我有哥哥这件事吗，还是我告诉的人并不是她？

“老爸很在意，你抽空回来一趟吧。”哥哥担心我工作忙，特意提前通知我什么时候会举办法事，给我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才终于从加拿大的酒店打电话回家。不幸的是，接电话的人是父亲，我们大吵了一架。父亲数落了一番我的工作，我回击道“你现在生气只不过是因为在别人面前出丑了”，还说“瞧不起亲生儿子的工作，脑袋简直有问题”。父亲又说：“因为你和女人鬼混，才没有及时收到你母亲去世的消息。”我没有办法反驳。最终我们不欢而散，关于悼念母亲的话，我们一句都没有说。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和父亲通过话。哥哥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打来过几次，但我从来没有接过。不过他似乎完全不介意，面对吞吞吐吐、连句回复都惜字如金的我，他只是不停说着“没关系”，就像照看孩子的老婆婆说话时的语气一般。

坐垫有些温热。我向后看了看，低声说了句“不好意思”。

哥哥冲我笑了笑，丝线般的笑纹在他的眼角形成深深的沟壑。

我直起身看向前方，被熏黑的房梁下方挂着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正呆呆地俯视着像绵羊一般静静聆听诵经的来客们。她的照片和祖先们的照片摆在一起，怎么会挂在那么奇怪的地方？哦，对，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个一脸虔诚的大叔究竟是我的什么人？他身上有一股刺鼻的男性化妆品的味道，酒臭味从一口黄牙的间隙里缓缓飘出，他隔着近得快要接吻的距离朝我靠过来，奇怪的味道迎面扑来，让我恶心得想吐。

“就因为你在摄影圈，我开始关注起摄影这门艺术了。电视上播放过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节目，他那种生活方式和将生命奉献给战地的精神实在太让我感动了。我也很憧憬那样的生活。不过那种人太厉害了，所谓的一流摄影大师就是那样吧？小猛，你也了不得啊，一定很受欢迎吧？你认识很多帅哥美女吧？你不是还给人拍裸体照吗？拍照时多少会有些尴尬吧……”大叔不停地唠叨着。

我不擅长应付这些，表面上尽量迎合，心里却觉得麻烦极了，希望他能停下来。虽不擅长应付，倒也没有不开心。他向往的东西是如此单纯，艳羡的东西又是这么庸俗，他只是个善良的普通人。如果我对他的一番热情表现出回避、不屑一顾的冷漠态度，感到受了冷遇和不愉快的人是他吧？我不确定了，他能感受到吗？总之我尽力了。如果面对我这种微弱的优越感，他能表现出些许甚至连他自己都察觉不到的、足以对我造成一点伤害的情绪，我反而好受些。

真正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

来我家的宾客围着父亲呈U形坐着，这个大叔越说越兴奋，向我父亲喊道：“哥哥啊，你家小猛真优秀！太优秀了！”席间一片喧闹，父亲正和身旁的住持聊得起劲，似乎没有听到大叔的话。我努力编造给女性拍裸体照片的话题，试图转移大叔的注意力，想在父亲回过神之前让他安静下来。

我背井离乡、背负着“不孝子”和“自私鬼”的骂名换来的所谓成功，在父亲看来或许只是“和恶魔的交易”。多年来，他体内一直有一股没有完全升腾起来的怒火，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缩短，这股怒火已经爆发在即，这个时候千万别再火上浇油了。不仅我这样想，或许这也是父亲内心的写照。但是大叔仍旧纠缠不休地朝父亲大喊，宛如一条唾沫横飞、失去控制的狗，只知道狂吠。

住持不再说话，朝我们这边看过来，父亲也不得不看向大叔。一瞬间大叔开始像决堤的洪水般不停恭维我，对此父亲佯作笑颜。

看到父亲的眼神，我确信从大叔开始喊起，不，甚至在那之前，父亲就一直在听我们的对话。他体内的怒火早已熊熊燃烧，面对像孩子般聒噪的大叔，他忍耐着，敷衍着，但我知道他的情绪已经缓缓地一路爬坡，到达了顶峰。

“你看，你看看我老婆的遗像。”父亲仰了仰头，用下巴示意大叔看一下母亲的黑白遗像，“这遗像是我放大她在町内会上和别人一起捣年糕的合照后得来的，脸以下的部分是请殡仪馆师傅合成的。寒酸吧？儿子干摄影这一行，他老妈却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想想真可怜啊。”

遗像上的母亲仍在憨笑。因为是由一张小照片强行放大的，焦点模糊，显得很怪异，母亲瘦削的脸和后来合成的部分极不匹配。这张遗像的身体一看就是别人的，穿的应该是殡仪馆经常使用的丧服，而顶部的空缺被母亲的脸硬生生地补满了。合成照片上的母亲老态毕现。

“有什么事情能忙到那种程度？什么事情能让你连你母亲的葬礼都参加不了？还说什么是因为工作……我觉得根本就没那种事！”父亲的话震耳欲聋，把走廊上的一扇薄玻璃震得哗啦直响。

训斥别人的人简直傻透了。

前几年我还在摄影棚里给人打杂的时候，经常被人训斥。年长的同事似乎认为被大声臭骂是“人生必修课”。对于从小在父亲的暴风骤雨中长大的我来说，训斥只是背景音乐。训斥带来的震慑力层层递减，到了我耳朵里时，我只把它当作代表人类愤怒的琴弦而已，不觉得那种冠冕堂皇的“必修课”有什么意义。面对大声训斥，我从不沮丧，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只是一如既往地冷漠。

一天，摄影棚的经理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可靠，稍一被训就辞职。只有你不一样，顽强不屈，是个很有前途的人。”

简直是一派胡言。没多久，我辞掉了那份工作。

我讨厌训斥，也讨厌被人训斥，简直讨厌极了。

“你也能拍啊，拍一张照片而已，现在这个时代弄一台像样的照相机又不是什么难事。”我任性地说道，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父亲怒目圆睁地瞪着我，双眼充满血丝。

我的脑袋尤其是太阳穴燥热不已，隐约听到一旁的大叔在试图安抚我。

“还说我妈‘真可怜’，当然了，几十年如一日在这种积满灰尘、充斥着汽油味的家里从早忙到晚，不可怜才怪！”

一直说说笑笑、喧闹不已的宾客们都停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不知不觉间自己的声音已经大了起来。

“大概我的工作给你添麻烦了。你啰唆这么多，总归就是觉得我对你、对家里的加油站没有出力，你还得养我这么一个闲人，所以一直心怀不满吧？”

啪的一声，父亲踢翻了面前的小饭桌。就在这时，黑色的幕布在我眼前缓缓拉上，一切都结束了。

“好了好了，老爸你别生气了。猛啊，你说的我都知道，不要再说了。住持，法事的事情就有劳你了。”哥哥牢牢按住脸颊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仍在骂骂咧咧的父亲。

记忆中的哥哥从小体弱多病，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此刻竟然制伏了坚如磐石的父亲。是父亲老了吗？

哥哥为难地皱起眉头，宽慰着我，委婉地规劝着父亲，哄逗着亲戚家被吓坏的孩子。在他的引导下，尴尬的平静被打破，四周又慢慢响起嘈杂的聊天声。

父亲不再看我，低头沉默不语。住持跟他打趣道：“真羡慕你还能跟儿子吵吵架，我儿子都不怎么理我，反而是儿媳妇有时还能听我发几句牢骚。”

“天天在一起生活，这都是免不了的事。在老爸跟前我天天都提心吊胆的。”哥哥的一番话惹来一阵笑声。父亲难为情地缩了缩头。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哥哥一边忙着缓和气氛，一边趴在地上收拾撒了一地的饭菜。桌子上的酒壶被掀翻了，酒从倾斜的壶口一滴滴流出，滴到了哥哥的裤腿上。

哥哥感觉不到那份冰凉和不适吗？或者毋宁说经常背负着不适生活对他来说才是理所当然的？他为什么不大叫着躲避，在擦地板前先擦擦自己的腿？不大喊大叫、不躲开、最后吃个大亏，这种似乎是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类似于“耐性”的东西令我焦躁不已。

被别人惹的麻烦影响到时，他从来不抱怨，不光如此，更滑稽的是，他还会噘起嘴将苦水呼噜呼噜地吮吸进去。我每次看到这种不堪的姿态，就会浑身发冷，但是哥哥完全意识不到他的行为。别人提醒他裤子都湿透了，他一副没有注意到的模样，不紧不慢地回忆着似乎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然后才意识到裤子湿透了。断断续续滴下来的酒，看上去像是将哥哥的腿缠起来的枷锁。吧嗒吧嗒、哗啦哗啦，一点一滴无休无止地落下来。被打湿的地方越来越大，最后会把肉都腐蚀掉吧！我不想再看下去。

哥哥自读高中起，就开始代替身体每况愈下的祖父，在加油站帮忙。祖父过世后，哥哥也毕业了，没人问过他想做什么，他也从来没有说起，顺理成章地待在了加油站。

有时打零工的人没来，父亲会让我去加油站帮忙，但那时读高中的我直接回绝道：“我才不去！我有想做的事，我已经决定了。”其实哪有什么决定了的事，我压根就没考虑过将来，不过我倒是有“不想做的事”，那就是决不留在这个地方，决不留在加油站工作。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摄影，只不过是随便找了一个理由罢了，把摄影换成其他也一样。我那时只想着要做那种不太辛苦、一个人就能做得、很酷的行当。

自然，我父亲因此大发雷霆，不过他从没有说服我留下。他没有向我低头，没有摆出老好人的样子，也没有找我的麻烦，只是从那以后就将我视若无物了。我自是求之不得，顺顺利利地去了东京的摄影学校上学。哥哥当时不停地笑着说“摄影太酷了”。

只因为出生得比我早，哥哥就必须背负起一切烦琐的事，但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哥哥还是孩子时，曾在某球场见过长岛茂雄一次，那时候他说要去东京亲眼再看长岛茂雄打一次球，不过后来一次都没去东京找过我。哥哥还没来得及去东京，长岛茂雄就退役了。

母亲很介怀我和父亲决裂一事，一直无法释怀。对此我的回击是：“我之所以觉得待在这里没有好下场，就是因为看到了你这一生。”母亲无言以对，只能羞愧尴尬地笑笑。我拒绝接受一切生活补贴和其他东西，母亲更不好受了，样子非常沮丧。

不过我误打误撞选了摄影这一行，契机可能是上中学时有一次从母亲娘家拿回了一台老式禄来双反相机。那是母亲婚前玩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看，就直接拿回了家。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摆弄相机。母亲教我布朗尼式胶卷的填装方法，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我从没听说过的英文专有名词。

“当时我去旅行，火车晃晃荡荡个不停，我只能趴在桌子上，就在那时拍下了迎面而来的火车头。两列车交会时的声音太大了，强风吹过，哗啦一下把草丛整个吹翻了。”母亲说道，脸上洋溢着我从没有见过的表情。

我没有什么耐心，对那台老式禄来双反相机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没多久它就被我放在卧室搁置起来，一直到离开家前我才把它从一堆灰尘里拽出来。

“我把这个拿走了。”

母亲听到我的话后，第一次放声大哭起来。

宾客基本都走了，大厅显得越发空旷，我无所适从，于是去了储藏室，在母亲的梳妆台旁坐了下来。

梳妆台下藏着一个宝物，被灰尘隐秘地遮盖住了。

那是一台八毫米胶片放映机，其上刻着“FUJICASCOPE ·SH9”的字样，应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日本制产品。虽然机体粗糙，色泽黯淡，样子也死板，但我还是从它身上清晰地看到了足以与那台禄来双反相机匹敌的美。

不经意间抬起头，哥哥正一边麻利地给法事善后收拾东西，一边用头和肩夹着手机示意我：我们开车去加油站，拜托你了。

我点点头。哥哥和手机那头的人正在说话，好像发生了一点状况。他的声音里充满不容置疑的霸气，让人感觉很可靠，似乎在说：“世界上的麻烦事都交给我去处理吧！”

“智惠子，那就麻烦你先给他上些茶水之类的吧。”说着他挂断了电话。

噢，难不成哥哥喜欢智惠子？我暗忖。

难得看到哥哥一时兴起喝得微醺话多的样子。他从门框处轻轻搬起一摞小饭桌，来到我身边，把它们一一放到橱柜里整理好，然后突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说道：“哦，对了，刚才和我打电话的人是智惠子。川端家的智惠子，就是河那头的川端家。”

我没有回应。

“她现在在咱们家的加油站工作，今年有四年了。”

“知道。”我慢半拍地敷衍道。

“咦，你已经知道了？”

“嗯，回来的路上加油时碰到的。”

“你们见过了？你早就知道？”

“并没有，她看着倒像是打零工的阿姨。”

“说什么呢！她比你小。”

哥哥笑了，我也笑着应付过去。

“她之前上班的公司倒闭了，公司社长逃跑了，赶上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她妈妈来找老爸，老爸就让她过来了。那时候正好老妈身体也不好，正缺人手。她现在什么活都干得来，真是个好帮手。”

“而且哥哥也该找个媳妇成家了。”

哥哥忙着收拾的手突然僵住了，耳朵像发烧一般变得通红。“说什么呢！”

“老爸是这样打算的吧？”

“你小子可别对她说这种话啊，她可是个老实姑娘。”

“哼。”我嗤笑一声，暗想，什么“老实姑娘”，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和她之间的事就雇了她。

“对了，那是老妈的遗物，给你了。”哥哥注意到我手中的放映机，将话锋转向了我。

“这是老妈的吗？”

“咦，你不记得了吗？我想着你小子想要这类东西，就给你留下了。”

“美得无法忍受，真不错。设计精良，有些粗犷，产自日本制造最辉煌的时候。”

“你小子和老妈说的话一模一样。”哥哥说着，使劲踮了踮脚尖，从橱柜顶端取下一个装有东西的纸袋。

袋子里装满了边长七八厘米的小方盒子，盒子里装的是八毫米胶片，每个盒子上都有母亲写的标记：“猛·一岁生日”“稔·幼儿园毕业仪式”“秋季抬轿子活动”“猛·咔嚓咔嚓山”“七夕节”……我们一一拿起来，认真读着盒子上边的字。这些字有的是用签字笔写的，有的是用红色铅笔写的。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咔嚓咔嚓山’的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啊。”

“是吗？偶尔可以拿出来看看……‘莲美溪谷的回忆’，哇，就连莲美溪谷都有！”

“什么嘛？”

“咱们以前经常去那里啊，真让人怀念。”

莲美溪谷若隐若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里的河水很深，似乎将山的颜色都吸入其中。遥远而凉爽的空气带来的感触复苏了。

“对了，明天咱们一起去吧？智惠子明天应该也休息。”

“啊？”

“这个季节去最好了，我们去兜兜风吧！”

“我不去了，你们两个人去吧，我今天就回去了。”

“别着急回去嘛，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们再去钓虹鳟吧，虹鳟！”

“虹鳟？”

“以前老爸不是钓过那种鱼，还烤给咱们吃过吗？”

“老爸？没印象。我当时不在吧？”

“瞎说！你小子也吃了呢。”

“我没吃过。老爸从没带我出去过，那肯定是我出生以前的事。”

“你小子都不记得了，脑袋被东京的气体搅浑了吗？”

“才没搅浑，还什么‘东京的气体’，信口胡说。”

“一起去吧，好吗？那里风景很美，还能净化心灵，让你拍出好看的照片。”

“哥哥你真啰唆啊。”

闲聊间，哥哥衣服口袋里响起了流行音乐的来电铃声。加油站那边似乎遇到了麻烦。

我让哥哥坐在副驾驶席上，开着车行驶在小镇。太阳快要落山了。哥哥兴致勃勃地说着无聊幼稚的笑话，一直笑个不停，似乎已经把一小时前的骚动忘得一干二净了。纵然他讲的笑话不怎么好笑，我也笑了。

哥哥提到的人全都是我记忆角落里若有若无的人，对我来说是古老神话传说里上了年纪的人，却活在哥哥当下的生活中，着实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远在天际的晚霞，漂亮极了。小时候每当看到这样的风景，我就莫名觉得惴惴不安，只想赶快回家，不过想回的自然不是那个脏兮兮的老家，也不可能是东京的公寓。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想回去的想法却怎么也挥之不去。哥哥无休无止的笑话温柔地触碰着我的耳畔。

“他简直无所事事到极点了，经常来加油站捣乱。稔也是的，要是不理他就好了。”

我从加油站办公室远远地看着外面的争执，打零工的黄头发男子身穿花哨的丝卡将[1]，殷勤地和我搭着话。

空地中央停着一辆国产高级轿车，身穿刺眼大红色运动衫的“无所事事”的顾客一手指向那辆车，一手挠着乱蓬蓬的头顶，时断时续阴阳怪气地尖叫。

大浪来临时，哥哥深深地低下头去，潜入了海底。

打零工的男子取下带有油渍的毛巾，抱怨着那个顾客怎么都不肯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我试用期过后没有转正，就是因为曾和那个顾客发生过争执。我没主动惹他，但他一直不依不饶，我一下子火气就冒上来了。”

“你动手了吗？”

“那倒没有，不过惹得稔生气了。那次还挺险的。”

“生气的人难道不是我爸？”

“是稔。”

“哥哥还会生气？”

“当然会生气了。”

“是吗？他生气时是什么样子？”

“嗯？什么样子……”

“会大喊大叫吗？”

“不，不会那样。”

“会打人吗？”

“当然不会了！他会打你这个弟弟吗？”

“会啊，我经常挨揍。”

“你瞎说！不是真的吧？”

“他经常揍得我鼻青脸肿的。你也小心点吧。”

“瞎说。”他边笑边狠狠地戳了我一下，露出来的门牙格外洁白，“有些不好形容。他没有提高声调说话，也没有死揪着问题不放，而是平心静气地讲道理。也怪，我突然觉得好像做错事了，就低头了。我身边没有稔这种人，都是动不动就动手的家伙，能打得对方肚子疼得死去活来。”

“用手吗？有机会让我也见识见识你的铁拳。”

“你很有意思啊。”他爽朗地大笑着，笑声中还留有一点少年特有的高亢。

外边响起引擎的声音。哥哥目送汽车扬长而去，头低得快碰到地上了。智惠子站在他的身后。

打零工的男子拿起放在地上的头盔，突然一改刚才的模样，认真地低头对我说道：“我叫洋平，承蒙照顾了。”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玻璃窗外，了结了一桩事情的哥哥表情渐渐放松，和智惠子聊着什么，就像是在慰劳留守在家忍受苦难的妻子。

刚才我把哥哥送到加油站时，智惠子看到了我，却没有露出一丝示好的微笑。她就像一条被主人养了很久的小狗，缠着哥哥让他帮忙处理棘手的事。现在她又像刚才一样突然贴近哥哥，黏了上去和他聊天。她将哥哥的紧张情绪一扫而空，一会儿说说自己，一会儿又开开玩笑，逗哥哥开心。现在的她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又胆小又笨的家伙。

迟钝的女人！你看看哥哥，你知不知道和他离这么近说话，会让他每晚都做怎样的梦？

或许她在故意讽刺我、报复我？

骑着摩托车的洋平不由分说地闯入哥哥和智惠子二人之间，像水一样融入其中。原来这里已经是哥哥的王国，女人也好，镶着洁白门牙的小鬼也好，这些本来我以为和哥哥相距很远的人，在哥哥的王国里对他俯首称臣。擦得锃亮的玻璃形成的墙壁，早已成为我和哥哥之间的隔阂。

我对哥哥绝没有丝毫不服气或看不起的意思，只是觉得内疚。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在某些方面他能永远羡慕我，注视着闪闪发光的我。不过哥哥已经建起一个符合他尺寸的大本营，并在其中心满意足地安宁度日，根本一点都不羡慕我。他已经看不到我了。

一阵类似于电流的物质在我的血管中游走，身体好像小便时一样抖了一下。我暗暗打赌，只要数到五，哥哥就会看到我并朝我微笑……

只要数到十……只要数到二十……

但是哥哥始终没有看向我。

“智惠子，可以下班了。”哥哥说道。

智惠子听到后急忙微微点头行礼，然后去办公室最里面换衣服了。我也缓缓地站了起来。

哥哥谢过我后说了一句：“你也先回去吧。”

“要不我开车把智惠子送回家吧？”

“哦，对了，她搬到商业区了，现在一个人住。”

“正好我肚子也饿了，我带她随便吃点东西就回去。”

“也行，那就拜托你了。”哥哥取出钱包，抽出一张一万日元面值的钞票，一言不发地塞到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我也挣钱呢。”说着，我把钱递过去。

“也是啊。”哥哥笑着说道，却没接过钱。

我知道这很无聊，但还是对智惠子发出了邀请，迈出了第一步。没想到智惠子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话说出口我才暗暗懊恼不已，心想，这下可糟了。

智惠子看我想离开，把手搭在我的后背上，微微用了些力。于是我抱着她，抚摩她的头发，对她微笑。对我来说这些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但贴在我胸前的智惠子一脸满足的表情。看着她，我的心底没有一丝波澜。和已经断绝关系十多年的女人上床，不代表就死灰复燃了吧？但很不幸的是，眼前的智惠子不这样想，她显然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猛，好久不见，好怀念那时候啊，我们做爱吧！——如果她是这种类型的女孩，我倒还好受一些。不，要是这样，我就不会向她发出邀请。明明更容易得手的类型，反而让人不想去争取，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不想考虑哥哥。智惠子家里的钟表指针马上就要指向九点半了，我得赶快回去了。我正想着在她这里冲个澡，把身上的味道洗去，再去哪里吃点东西，突然她开口了：“猛，明天去莲美溪谷吗？”

刚才她坐我车回来的一路上，明明一直小心翼翼地使用敬语，甚至都没直呼过我的名字。

“去吧，这样就不会引起他怀疑了。”

确实如此，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智惠子在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共犯，这让我心烦意乱。

“稔经常紧张兮兮的。”智惠子嘻嘻笑着说道。她嘲笑我哥哥时的表情看上去十分丑陋。

打开玄关的门，家里一片漆黑，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小时候我坚信在这片黑暗的更深处，有某种不是人类的东西在屏息凝神。它深不可测，似乎必须藏起来才行，这让我很害怕。为了不惊扰它、不惹它生气，在这个家里过夜时我总是静悄悄的。

推拉门关着，客厅里的光从门缝里透出，我被吸引着向那边走去。

跪坐在客厅中央的哥哥弓着背，背部没有多余的脂肪，此刻正在整理洗好的衣服。他娴熟地叠着男款贴身内衣，再整整齐齐地放到膝盖上，叠衣服的方法和母亲一模一样。

我用整个身体的力量打开推拉门。哥哥注意到了我。

站在黑暗中的我像被什么催促着似的，喋喋不休地说着小镇变样了、开了些什么店这种无关紧要的话题。

哥哥静静地笑着，仍在叠衣服。

“我们想找个店去吃饭，可是没有合适的店。”

“我想也是。大多都是连锁居酒屋。”

“哦，对、对……最后……”

“智惠子挺黏人的吧？”哥哥背对着我说道。

脊背袭来一阵凉意。我浑身僵硬起来，不敢大声呼吸。“她喝酒后就是那样。”哥哥接着说道。

我的心还悬着，措辞慎重起来。“是吗？她挺能喝的，真看不出来。和她在一起我有些别扭，毕竟我不怎么擅长和人相处。”我笑得云淡风轻，腋窝已经湿成一片。

哥哥点点头，轻轻笑了。“洗过澡了吗？”

“没有，这就去。”

“嗯，去吧，就剩下你没洗了。”

哥哥话里的音节静静地、稳稳地渗入我的皮肤和内脏。我关上推拉门的时候，又观察了一次哥哥的背部。是像女人一样的背部。我突然对一切感到异常悲伤。我想将今天以前发生的事，还有今天的事都告诉哥哥，向他道歉。我想请求他的原谅。

我呆呆伫立着，他又回头往我这里看了一眼。

再次开口，我却在感谢他把我叫回来参加母亲一周年忌日。我用还不及小孩子的拙劣话语道谢，哥哥看着结结巴巴的我，眼睛眯成一条缝，再次笑了起来。

门关上了，机会再也不会出现了。如影随形的黑暗再次降临，将我的身体吞噬。

[1] 一种刺绣夹克，背部多绣有富士山、龙、虎等华丽的图案。起初多卖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驻日美军，后来在日本年轻人中广受欢迎。

第二章

川端智惠子的叙述

猛很帅气，在我看来光彩夺目。

洋平打开车门递上找回的零钱时，我听到了猛回应的声音，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他的声音爽朗好听，我快活得仿佛心底有个小球滚动了起来。

我吓了一跳，从头到脚燥热不已，但并非因为激动，而是我身上有油渍，难看极了。我害怕这样的自己被他看到。

我不知道猛有没有看到我，没过多久车子就开走了。应该没有看到我，他一定想都没想过我会在他家的加油站工作。反正他下车的时候，看上去像是没有留意到我。

不过，如果猛看到了我而装作不认识扬长而去也不足为奇，因为记忆里的他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条小河流经这座小镇，而我就出生于河边的一户人家。我的父亲是货车司机，我刚上小学没多久他就不和我们一起住了，所以记忆中基本上没有他工作时的样子。而后来我们没有再和他联系，也没有类似收到生活费这样的事情发生。母亲一如既往地在镇上的豆腐作坊工作，独自把我抚养长大。

父亲在外边有别的女人——直到很多年以后，母亲才对我提起这件事。不光是我，周围的人也都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母亲没有改回原有的姓氏，也没有搬离河边的出租屋，再加上本来父亲就经常不在家，所以在不可思议的漫长岁月里，街坊四邻似乎也没发现我家的变故。在我们这种闭塞又守旧的小镇上，丈夫和别的女人离家出走是家丑，如果被别人知道，不知会掀起多大的波浪。母亲很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一直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天天等着父亲，为了防止我把秘密泄露出去，还对年幼的我隐瞒了真相。

只是父亲一直都没有再回来。几个夏天过去了，几个冬天过去了，我不再抱怨“父亲在外面工作的时间好长”。我什么都没说，但慢慢知道了真相。

父亲出轨这件事，母亲第一个告诉的人是早川阿姨。早川家建在河对岸的一角，房子在整个镇子上都算是很古旧的。他们家有两个比我大的哥哥，一个叫稔，一个叫猛，偶尔镇上举办活动的时候会见到他们俩。我们的家长都有工作，放学后我经常和年龄相仿的猛一起待在托管班。

猛从小就长得帅气，个子也高，是那种一眼望过去就特别显眼的男孩。他说话没有顾忌，只要是他想要的玩具，不管对方是要好的伙伴还是比他大的孩子，他都会一把夺过来。遇上力不能及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只会假装哭一下，然后用脚跟把沙子踢到对方身上一走了之。

但就是那样的猛，撩拨起了女孩子情感中的某个地方。不光和他同年级的，就连高年级的女孩子也都会被他的举手投足吸引，心情忽上忽下。我却很害怕他，仿佛只要一靠近他就会化成灰，所以选择了敬而远之。猛似乎也对我视若无睹，倒是他念初中的哥哥稔放学后参加完社团活动去托管班接猛时，如果恰好我母亲下班晚了，还没接上我，他就会问我“要不要一起回家”。虽然当时只是小学生，但内心已经很成熟了，甚至比大人还表现得明显。和受欢迎的猛一起回家虽然让我有些害怕，但因为有稔这个一看上去就值得依靠的兄长在，我仍能泰然自若地和他们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

即便如此，我与稔在年龄上毕竟相差太多，面对他时仍会紧张，不过和面对猛时的感受不一样。偶尔他送我回家，碰上我母亲还没下班，他就会直接带我去他们家等一会儿，而我也很愿意去，因为他们的母亲对我特别好。她会给我泡颜色好看的红茶，做晚饭时让我帮忙，还教我刺绣，告诉我“女孩子学点这个好”。她会一直陪着我，直到母亲来把我接走。

后来母亲跟我说：“猛和稔之间本来还应该有一个姊妹，但胎死腹中，结果早川家一直没有女孩。你阿姨那么宠你，或许和那件事有关。”

我母亲十分仰慕早川阿姨，总觉得她家是早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而我们是借住在别人家的外来客，因此与早川阿姨相处时总是毕恭毕敬的，这一点让我很反感。而早川阿姨则截然相反，完全不这么想。她在加油站干活，穿着得体，有着生意人特有的豪爽性格。我觉得母亲把父亲出轨的事告诉早川阿姨，就是因为信赖其人品。后来，母亲从早川阿姨那里借了一笔钱。

早川阿姨并没有向周围的人透露我父亲的事，反而是母亲以向早川阿姨开诚布公为契机，心态发生了转变，跟我说起父亲离家不回的原因。

大概母亲之前将这个秘密藏在心中藏得太辛苦，又一直没有给别人说，因此起了反作用。像是什么东西裂开一般，母亲开始对父亲全面恶语相向。而她这么做的同时，我脑海中父亲的面容渐渐模糊成幻影。在外母亲不会露出丝毫破绽，努力装得和父亲在时一样，不过家中残留有父亲气息的东西，比如照片和西服，都被她扔得一干二净。母亲并非不想让父亲回来，但她的人生中经常会有无法忍受那些东西的瞬间，于是父亲的东西就随着那样一个又一个的瞬间被扔掉了。

据母亲讲，父亲在离家出走前就已经和别的女人有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些女人都是谁、来自何处，只从母亲那里听说，最终将父亲夺走的女人，是父亲在酒馆里认识的。据说她品行不端，穿得花枝招展，是个低俗的女人。父亲任性，但我们孤儿寡母的生活还得继续，母亲一直在作坊做工。母亲曾向早川家借过钱，但倔强的她并没有让那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没有父亲的同学不止我一个，他们的母亲中有的人为了谋生在小酒馆做事。母亲对陪酒女夺走丈夫一事耿耿于怀，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去那种地方上班，还告诫我绝不能变成那种人。“在那种地方工作，会被别人说三道四的。”她说的“别人”，恰恰就是她自己。

我的确恨过父亲，如果他没有离开我们，母亲就不会这么刻薄和爱逞强。但是有时我也会偷偷地想起那个和父亲私奔的女人。模糊的记忆中，父亲高大挺拔，肌肤富有光泽，一头乌黑的头发抹上发油后闪闪发亮，虽不时髦，但在我心中是不折不扣的美男子。而母亲在父亲面前总是素面朝天，身体瘦弱的她胳膊和脖子上青筋暴露，就像一条营养不良的小狗。就算我再怎么想偏袒母亲，小时候也总觉得她配不上父亲。我没见过母亲口中的“陪酒女”，但想象中陪伴在父亲身边的她一定是个丰满的、让人为之惊叹的靓丽女子。父亲和她的风流韵事就这样在我的幻想中潜滋暗长……现在想想，我之所以对真实存在的父亲抱有那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大概是因为我早就和他形同陌路了。

我和猛的关系之所以变得如此尴尬，都要从我十六岁那年说起。说来有些可悲，但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之间的情况再合适不过。

上高中后，我和猛就读于不同的学校，很少再见到彼此。有一天在回家的校车上，猛叫醒了正在熟睡的我，我们再次相遇了。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时候的事，心都会突然收紧。

回头想想，小时候我刻意疏远猛，其实也是仰慕他的一种表现形式。像我这样毫不显眼、畏畏缩缩的人竟然能得到与我截然相反的猛的关注，这让我欣喜若狂，有些得意扬扬。

我们从小就认识，两家大人也是好朋友，但这反而成了一种束缚，于是我们经常瞒着家里人偷偷见面。

十几岁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吧。

但对我来说，比起难为情，我更多体会到的是一种不道德感。母亲被父亲背叛，因此异乎寻常地容不下男女之情，只要电视上播出稍微涉及谈情说爱的电视剧，她都会沉默不语地转换频道。我能从她身上感到那股异样的压力，担心她反对我的恋情。“男朋友来家里时，我妈妈她呀……”同年级的女生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感觉听到的仿佛是国外不知哪个国家的故事。母亲是男女关系的受害者，所以当我和异性玩乐时，便不禁觉得我在蔑视她，彻底背叛了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从心底怨恨起父亲来。

不过我并没有被那种内疚感折磨太久。

猛高中毕业后决定去东京，要去的学校也已经定下来了，那时距我们开始交往才刚两个月。

我吃着面，不知该说些什么，思来想去后鼓足勇气开口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

“早就有了。”

“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在回答理所当然的事。

我哑口无言，只能沉默。

“要不你也去吧，怎么样？”他这样问道。

怎么可能去得了，我还有两年才高中毕业，而且我去东京那种地方做什么，我该怎么和母亲说？为什么他能说出那么蛮不讲理的话？我一方面困惑不已，一方面却对他发出的蛮不讲理的邀请感到莫名其妙的欢喜，眼泪就快要夺眶而出。

猛过了许久才看到我的表情，然后嘟囔了一句：“你这个人没有思想，真没劲。”

后来一晃就是八年，早川阿姨帮了我大忙。高中毕业后，我一直在一家建筑事务所上班，后来事务所倒闭，我丢了工作。早川阿姨从我母亲那里得知这件事后，问我想不想去他们家的加油站帮忙。

听说猛当年去东京时和家人闹得很不愉快，早川伯伯甚至在和别人聊天中听到猛的名字都厌烦极了。而这八年来，在母亲面前我也仍有所顾虑。

和错过的人之间仍有种淡淡的东西，一种犯了错一样的东西，它们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继续膨胀。我还没有坚实的力量在一个处处充满猛气息的地方生活，那会搅乱我的心。

我有些害怕，想拒绝早川阿姨的好意，但理由却说不出口，于是决定接受好意，在加油站工作，转眼就是八年。猛说得没错，我果然没有思想。

出乎我的意料，在早川加油站的生活相当平静。

早川家的长子早川稔三十多岁了，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好人。早川伯伯虽然有俗气和不圆滑的一面，对我却很好。他们像对待家人一样温柔地接纳了我。

当我完全适应了在加油站的生活时，早川阿姨突然病倒了，不得不频繁出入于医院。她的家人在加油站脱不开身的时候，我偶尔会去医院帮忙照顾。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我喜欢心胸宽广又幽默的早川阿姨。

渐渐地，我恍惚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稔人很好，可能也对我有意思，但从来没有逾矩的行为，没有给我施加过任何压力，也没有说过奇怪的话，只是温柔地等待我接纳他。据说祖母的前夫在战争中死去，后来他的弟弟成了我的祖父。小时候听到这件事时，我完全无法相信，但现在却觉得也没有那么不可思议了。稔是个好人，一定会让我幸福，他不是父亲那种人，也和那个人一点都不像。

但我喜欢那个人的眼睛，他的眼睛长得和早川阿姨的一模一样。

后来母亲再婚了，对方是她干活的地方的社长助理，比她小六岁，有个上中学的女儿，妻子过世了。这件事对我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母亲五十多岁的人，是怎么和那个男人一步步发展到结下婚约的，我完全无法想象，也不想知道。

但同时，积攒了多年的紧张感似乎终于得以一扫而空，我在她面前哭了起来。那种紧张感来源于我不得不去面对那样一个介意世俗眼光、出于虚荣心强撑门面、视过往和别人为仇敌、活得一点都不自由的母亲。我不在乎母亲的软弱和肮脏，只希望她快乐就好，这倒不是因为我体贴她，而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不必再去忍受她的不自由和不快乐了。

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她浑身僵硬，额头冒汗，手颤抖不已，简直就像耐力比赛二人组中的陪跑者在发表退役宣言。我真想反驳她：到底是谁让比赛开始的？我什么时候说想参加了？

但我知道，不光我在忍受着紧张感，母亲也一直对我充满了畏惧。女儿忌惮着母亲失去了丈夫的心情，母亲也忌惮着女儿失去了父亲的心情，就这样，我们母女在互相忌惮中监视着彼此，浪费了漫长的大好时光。

但母亲确实在那一瞬间很勇敢。她可能也担心是不是告诉我告诉得太晚了，她这样自作主张太任性了，害怕我觉得她和父亲没什么差别，但最终还是毫无保留地把她的决定告诉了我。

“妈妈，恭喜你。”我说道。

母亲的现任丈夫身材修长，性格温顺，对我不错，但和我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我不由得想笑。他的女儿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年纪不大，却显得比我还要沉稳，已经开始以“妈妈”来称呼我母亲了。被这样称呼时，母亲顾及我，连忙说着“哎呀，还早着呢”加以制止，这一幕没有像电视剧里演得那样紧张，反而让我觉得无聊至极。

我明确提出不会和他们一家生活在一起。我终于离开那个河边的家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生活。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在那以后不久，早川阿姨就去世了。时隔多年，我也再次听到了猛的消息。

听说他因为工作去国外摄影，没回来参加早川阿姨的葬礼，在早川家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当年猛为了读摄影学校而离开小镇，后来真的做了那一行，好像还特别忙。猛的兴趣飘忽不定，没有常性，受不了苦，但他居然十多年不改初衷，在摄影那条路上越走越远，这让我有些惊讶。

加油站的洋平对猛很感兴趣，经常向稔打听他的事，我时常会偷听他们的对话。有时，我还会偷偷地去街上的大型书店买一大堆写有“早川猛”三个字的写真集。

说实话，我不知道照片拍得是好是坏，也完全不懂猛把这些照片选出来出书的标准，但没关系，只要看到他拍的东西，我就会想，这是他看到而我没看到的风景，于是就会继续认真地一页一页翻看下去。照片冷酷而美丽，我的心中灼烧般火热。

照片真是个好东西，正在看照片的我看不见拍摄照片的人，也无法和他交流，他追寻过的风景却变成了永久的静物画，得以被我捧在胸前。

我不想再见到猛，但我去葬礼上帮忙，会去早川家，应该不免会与他碰面。虽然这么说有点对不起早川家的人，但早川阿姨去世时猛没有回来，或许是善良的她对我最后的照顾。一想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偷偷合掌感激。

但是这一次，听说猛回来了。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心里一直祈祷不要和他碰面，但早川阿姨再也没有办法帮我了。

昨天白天，猛离开加油站后，洋平跑到我面前。“刚才那个人是早川家的弟弟吧？我没见过那种美系大车。”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

“我没看清。”其实我想再看一次，想看得更清楚些。

但是为什么猛又邀请我了？

我在说谎，说实话，是我邀请的他。我像蜘蛛一样编织了一张完美的大网，把他诱骗了过来。那个难缠的顾客确实说过“如果管事的人不出现，那我明天还来”，但我故意让那个顾客等着，对他说：“明天管事的人休息，你今天要是能等等，他马上就会过来。”稔第二天确实休息，但我在电话里说的“顾客死赖着不走”是谎话。

我利用了在法事上被灌醉的稔，轻而易举地让那辆美系大车出现在加油站。

猛把稔送了过来，我对他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故意对稔表现出了多于往常的依赖，演技逼真。我在稔面前任性地撒娇、哭诉，明确告诉他我想要做什么。对猛说不出的话，在稔面前我都能说得出口。但那些都是在演戏，我很清楚猛当时正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窗看着我们。

猛会上钩，都是因为我的精心布局。他居然会按照我心中所想行动，我感到困惑的同时，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即便被他识破也无妨，能钓他上钩已经是我胜出了。我很想和他说，这就是我的“思想”。

但在猛发动汽车的一刹那，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我突然为自己感到羞耻。

猛的头发乱蓬蓬的，邋遢的胡子长得稀稀拉拉，我们本地人可能会用“脏兮兮”这种表达来形容，但我觉得他的“脏兮兮”很讲究，和我这种真正的“脏兮兮”是完全不同的。

换上工作服后的我让人分不出是男是女，身上堆积着从今时今日就连小学生都不愿去的批发店买的便宜货，剪得短短的指甲缝隙里攒着黑色油垢。我的手指很脏，而握着大方向盘的猛的手指很美。我马上握紧拳头，把黑指甲藏到掌心里边。

尽管如此，和猛聊着天，时间好像停下来一般。

都三十的人了，还是像个高中生一样，喋喋不休地说着无关紧要的事，不顾形象地咧嘴大笑，身上没有一丝为生活所迫的疲倦感。一切都像过去一样，他好像把一切都忘了。我不禁被他吸引。上次像这样和人聊天聊到停不下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像孩子一样欢喜雀跃，像孩子一样懵懂无知，像孩子一样不知羞耻。

在猛眼里，我像孩子一样吗？

猛，我现在是什么模样？和那个时候相比呢？

猛，不要看我。

昨天稔突然提出要开车去莲美溪谷，猛昨天晚上似乎还不打算去，今天一早却开着那辆大车来接我了。就连猛也要顾及稔的心情，害怕被他知道我们的事，为了不把事情闹大，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但我觉得是行不通的，以我对稔的了解，稔一定已经发现昨夜的事了。

稔留我们二人在河边，卷起裤腿飞奔到莲美川深绿色的河水中追逐鱼儿，发出像孩子一般的喊声。

小时候镇子上举办活动时，我经常来莲美溪谷玩耍。镇子上的孩子见不到广阔的大海，夏天想玩耍时，家长只能带着来这里。那时的河水清澈无比，美丽极了，大家都穿着泳装在河里游泳，即便在夏天，河水都很凉，孩子们游不了太长时间。现在是十月份，一般人很难坦然自若地下水玩耍。

猛对着稔，笑着按下快门。猛和稔血脉相连，但肯定没有意识到，哥哥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憨厚。大家都觉得稔有些迟钝，但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他只是装出迟钝的样子，他掩饰得完美无缺。但这一点被我注意到了。还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身边的人是否在压抑感情。一旦感情被压抑，行为就会扭曲，变得可怖。在我看来，稔忌妒我们到发狂，他任由冷冰冰的河水漫过大腿玩闹着的奇特举动，绝对就是一种自残行为。

“猛，这种地方什么都没有，对吧？”

听到我的小声嘟囔，猛正在按快门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那个时候的我害怕许多事，总想着不能失败、不能失败，结果人生成了现在这样，一事无成。”

“说什么人生，你才多大。”猛幽幽地说道，眼睛没有离开取景器，“接下来的人生还长着呢。”

“东京真好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和你一起离开呢？”

“东京没想象中那么好，每天都很累，住得也不舒服，乡下人在那里总归水土不服。而且，没有工作就活不下去，如果我这次没了工作，也得另外找地方了。”

河水中的稔在远远地呼唤我们。

“但我不想像现在这样继续活着了。”

猛的后背僵硬起来。

“那个人很可怕，可能已经发现我们的事了。”

猛笑着对朝他挥手的稔挥了挥手，回头看看我，问道：“你说什么？”

我说不出话来，呆若木鸡。

猛对着一脸茫然的我，恶作剧般连按了好几次快门。“果然应该偶尔回来看看，这样也就能见到你了，真是让人怀念啊。”他说着，慢悠悠地走开，身影消失在林荫道。

猛怎么能说出那么亲密但是毫无真心可言的话，然后把我一个人留下？真是过分。十二年前他摆出像能乐面具一般的表情，丢下一句“你这个人没有思想，真没劲”，那句话就像带着刀的拳头朝我扑面而来，被劈成两半的我无言以对，喘不上气来。那一幕如今再次上演，猛的表情像被风吹过一样冰冷。不过，他说得并非毫无道理，旧伤一直在我的身体里隐隐作痛。只是，说出这种像滑溜溜的幽灵般的话，躲开我的眼神拔腿就跑，这真的太过分了。

我被高悬在天空中的太阳晃得睁不开眼，头有点晕。顺着强光，远远地能看到距河面很高的地方有一座窄窄的吊桥，猛在小心翼翼地过桥。我再也睁不开眼了，再也站不住了。

就在这时，我感到稔静静地紧贴着踉踉跄跄的我。

此刻的他十分稳重，和片刻之前在水里追逐着鱼儿尽情嬉戏玩耍的那个他判若两人。不过刚才河里是否真的有鱼呢？或许他只是佯装在追着鱼，河里根本就没鱼。

河水哗哗地流着，响彻山谷，只隔两三步的距离便听不见人说话的声音，但我知道稔听到了我和猛刚才的对话。我感到他明快的语言黏在我耳垂上的触感。他在窃喜，在咆哮：这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他想趁着我被猛抛弃、无处可去的时候，给我甜头，再好言相劝我两句。

我会上当吗？一旦上当就糟糕了，就得一辈子待在那个又黑又油腻的鸟笼里了。我不能上当，绝对不能。

稔开口说道：“我去不了那种摇摇晃晃的高处，从小就不敢去。”

那么就让我去，我想。

我也知道那座吊桥。母亲曾告诉我，只要人走过，那座桥就会咯吱咯吱摇晃，她不准我去。我经常远远看着人们在桥上发出尖叫，最后踉踉跄跄快快乐乐地过了桥。

现在正是我该过桥的时候，我要努力到达没有去过的对岸，给他们看看。

一步步登上走势陡峭的斜坡，穿过昏暗繁茂的密林，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吊桥随即出现在面前。桥下的水流和刚才我在河边待的地方相距只有几十米，但似乎变成了另一条河，水流湍急，面目狰狞。桥面的木板古旧，有的地方烂掉了，有的地方已经完全缺失了。从没有木板的地方向下看，来势凶猛的水流穿行在巨大的礁石之间。

迈出一步，桥就摇摇摆摆地变得歪斜了，我双腿不受控制地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往右，于是桥摇晃得越发厉害了。

刚才照得我头晕目眩的烈日，钻到山间的云朵背后藏了起来。风从山谷间穿过，吹到桥上来，随之而来的寒意和脚下的踟蹰让我的身体颤抖起来。

我终于走到桥的中央，看到了猛在对岸上游遍布礁石的地带手持照相机的小小身影。我从吊桥的扶手处将身子探出来，用比水流更响的声音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拼尽全力朝他挥手。一瞬间猛似乎听到了我的喊声，往桥上看了一眼，随之消失在山间的茂密丛林中。

我担心看不到他，匆忙间松开扶手往前迈步，这时身体突然倒向后边。

一直紧紧跟着我的稔伸手抓住我的衣摆，无论如何都不让我独自过桥。“危险！”他大声呵斥道。他的脸色发青，异常恐怖，那样子不像是在帮我，更像在利用我寻求平衡。

稔用力紧抓着我的衣摆不放，不停说着“别往下看”“抓着扶手”“你走得太快了”。我向前走了三四步，感觉自己就像被赶着的牲畜一样。稔和我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他气喘吁吁呼出的热气吹到我的脖颈，我感觉背上似乎有虫子在蠕动。

好难受！我不由得扭了扭身体，不顾一切地跑了起来。

接着吊桥开始剧烈地晃动。

眼前的风景扭曲起来，我的脚被绊住了。尽管如此，我已忘了害怕，只想摆动着双臂拼命向前。我的肩膀被人从后面使劲握住、抓住，自由被剥夺，可能性被践踏，人生被封锁，未来被抹杀——

“住手，别碰我！”我拼命大喊。

压在我肩膀上的臂力，一瞬间变轻了。

稔目不转睛地盯着沉浸在大吼大叫中的我，脸上僵硬的表情像潮水一般退去。他的瞳孔巨大得像驴的瞳孔，一股深深的、深深的黑暗从里边弥漫开来，闪闪发光的黑暗中映出像野兽似的我的身影。

这一天终于到了。至今为止没人能打开那扇沉重的大门，而现在门锁已经被我敲得粉碎。

肩上的手指又开始渐渐用力。

这个人就是我。脸上的表情温顺如驴，心里却藏着一个恶鬼。

我曾以为这个人就是我。

脚下很远的地方，水流像煮沸一般翻滚着泡沫。

第三章

早川勇的叙述

一开始我在想是不是打错电话了，我已经听不出来儿子的声音了，准确地说，我已经听不出来我小儿子的声音了。

他的名字不读“TAKESHI”，而读“TAKERU”，因为我的大儿子叫“MINORU”嘛。[1]

他离开家已经十多年了，说起他离开家的方式和我送他的方式，唉，简直就像是断绝关系。不过也不能说是“断绝关系”，因为我总归是他父亲，我没有勇气说出那种话。十年真是太长了，隔一段时间他母亲好像就会跟他联系一次。他回来过几次，但我们俩一见面就会闹得不愉快，所以基本上没好好说过话，更别提在家住了。

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小儿子时，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我儿子没多废话，直接说道：“智惠子掉进河里了，已经给警察打电话了。”

他不管说什么都会先说结果，是个理性至上的家伙，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讨厌看上去没用的东西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对他来说顺序和方式是无关紧要的。之前他在你们面前肯定也很没礼貌吧？真是太抱歉了。

但我听到他说的话，就知道智惠子没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但我当时就觉得发生了没有办法挽回的、糟糕的事情。如果不是到了最坏的地步，他那小子怎么可能特地往加油站打电话？接着我就很担心稔——为什么不是稔而是猛打回来的电话？

我问：“稔呢？”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接着说道：“智惠子在吊桥上脚滑了一下跌倒了，然后扶手断了，她掉到了桥下的河里。”

我握着话筒的手一瞬间冒了汗。我又问了一遍：“稔呢？”

猛紧接着答道：“我哥还没恢复平静，没有办法正常说话，现在在车里休息。”

我不顾一切地大声吼道：“稔做了什么？你们到底怎么了？我跟你说不成话，换稔接电话，让他接电话！”

猛应该又说了点什么，不过我马上就听到公用电话时间到了的提示音，电话被切断了。

我马上给稔打电话，但一直打不通。那地方在深山里，手机没有信号，我只能等儿子再用公用电话打来。但猛一直没有再打来电话，我很烦躁，不小心拽断了电话线，这下就算他打回来，我也接不到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把加油站暂时托付给打零工的人，从家开车向莲美溪谷赶过去。将近一个小时后，我到了莲美溪谷，看见狭窄的小道上停满了警车和救护车。消防员和警察拿着喇叭筒喊来喊去。从小到大我去过那里很多次，从没有见过那种景象。

我不敢认稔，他缩成了一团，眼神很奇怪。我们家曾经养过一条杂种狗，有一次它在路上吃了可疑的东西，快死时已经不认识我们任何人了，稔的眼神和那条狗当时精神错乱的眼神一模一样。

我问稔发生了什么事，他胡言乱语地不停重复着“滑倒了，滑倒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孩子天生爱把麻烦事揽到身上，不管是加油站还是家里，我都能放心地交给他。那天他那个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甚至在想，比起稔来，或许小儿子更值得依靠。与其说“依靠”，可能“硬碰硬”这种说法更恰当。猛倒是很沉着，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住得太远了……哦，对了，猛说他在桥那头，说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深山里，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还说没想到稔会过桥。

我也没想到。稔那孩子，半规管的功能比较弱，平衡感不行，从小就不爱去高的地方，和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们加油站的大厅里挂有一个钟表，换电池的时候得踩着梯子上去换，梯子都不到两米高，就连那种事他都做不到。所以我想，肯定是智惠子那孩子说要过桥，他才跟着去的。

说到猛那孩子，他的性格是这样的，就算大家一起出去玩，他也不和大家一起，总是一个人晃荡，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他本人可能觉得那样很自在，但在别人看来就是偏执了。我以前总是训斥他不懂考虑别人，但他从来不改，因为根本就不想改，只管一声不吭自顾自地就走，很任性。他不会说出“大家一起去”这样的话。要说他在河对岸做了什么，我想可能什么都没做，因为以前我们去山里或其他地方游玩时，他总是到处闲逛，也没见他做什么事，感觉就是为了闲逛而闲逛，真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猛和我说，根本不知道那两个人跟着他，回到吊桥边时，就看到稔脸色惨白，一个人蹲在桥的正中央。

搜寻队派出很多人去打捞，我一看，就知道智惠子没救了。吊桥那么高，桥下的水又那么急。看到搜救人员在那么冷的水里找人，最后又不会有什么结果，真觉得对不住他们。

稔直到到家之前都没有办法好好说话，看上去受的打击确实不小。我很烦躁，回到家气氛稍微缓和一些后，就开始责问他：“你明知道那地方那么危险，不是紧紧跟着智惠子走的吗？你当时到底在做什么？！就眼睁睁地看着她掉下去吗？！”不由得还动了手。以前我从没有对大儿子动过手。

那孩子出生时体重只有一千七百克，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也知道婴儿本来就不大，可是看到他那么小还是感到很震惊。他出生后马上就被送进了保温箱，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一开始我都不敢抱他，后来小心翼翼地像对待易碎品一样把他养大了，根本没有打过他，不对，连假装打一下那种事都没有。倒不是护犊，小儿子就是被我揍大的。

稔小时候很懂事，不管是跟着我们出远门还是乘坐交通工具，他都从来不哭。我没有骂过他，已过世的内人倒是很担心他太听话，等以后我们不在了，不知道他一个人能不能行。当母亲的就是爱担心，于是把他抓得更紧。

我嘴上说着不用管稔，其实也很担心。我宽慰自己，只要他平安长大、身体健康就行了，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动手时，猛拦住了我，冲我大喊：“责备有用吗！”我知道不应该，但还是责备了不该受到责备的人。责备，能让对方显得比自己弱，于是就会有一种超然感，觉得自己不是那个既蠢又可悲的人。以前内人经常因此教训我：“就因为你责备别人，才让对方以牙还牙。”我一听到她那样说，火气就上来了，反驳道：“别不分青红皂白就一通乱说，你知道我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吗？”就这样，我反而会把责备又加到内人头上。我感觉她高高在上地训我，怎么也忍受不了。

一旦她应战，说出“我想我知道”这种话，我就会一口咬定“不，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然后开始转移话题。内人的声音会越来越大，最后彻底放弃。看着她垂头丧气不说话的样子，我会觉得她是自作自受，一瞬间产生一种清除掉脏东西的满足感，安下心来。

女人就是这样，明明是她们挑起的战斗，却不会拼到最后，中途就泄了气，像个垂死的老人。既然开始谴责别人，就彻底打赢这场仗，要有这样的气魄该多好，但她们总是半途而废，战斗到一半就开始哭哭啼啼、唠唠叨叨，转变策略，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负罪感上。这种手法太卑劣了，就像我欺负她似的。我们一辈子就这样吵来吵去，直到我内人去世。

我有时感到特别害怕，半夜会睁开眼坐起来，打开床铺旁边的佛龛忏悔。警官，我对死者忏悔，佛祖会把我忏悔的话转达给那个死去的人吧？内人没看到我低头认错，也没听到我的安慰就不在了。她批评我的那一点，我还没有改好，她就走了。真没意思。

我的两个儿子接到警方的电话，九点半刚过便从家出发去往大学附属医院，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稔的眼睛又红又肿，说智惠子真的死了。我已经够震惊了，在听说智惠子的尸体被解剖后，感觉像是又挨了一棒。太残忍了，智惠子那小姑娘生前那么努力生活、不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死后却得在别人的眼前一丝不挂，身体还要被切开。太残忍了，真是让人无法忍受。我对不起川端太太，我的眼前变得一片黑暗。

川端太太，现在应该叫……市井太太。对，该叫市井太太，我没脸见她。那位太太受了很多苦，好不容易一个人把智惠子养大，如果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一定不会把智惠子托付给我们。一想到她知道这件事后的表情，我就受不了。那位太太是个很得体的人，穿着不华丽，但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她丈夫还在时她就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她从来不抱怨一句，也从不说街坊四邻的坏话。她一直干活养家操劳，终于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她也再婚，可以松口气享享清福的时候，却……

有没有撮合过稔和智惠子？没有，我没说过那种话。现在这个时代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得两相情愿才行，别人怎么说都没用。不过内人以前倒是经常开玩笑和我说，要是智惠子能嫁给稔也挺好。

那孩子性格好，能吃苦。她母亲受了不少苦，她在那种环境中长大，也很有耐力，对于我们交给她做的事，从来没有半点怨言，全都欣然接受，甚至内人生病时，她还经常去医院照顾。我嘴上叱责内人胡说八道，心里却也希望那孩子能嫁给稔。

但智惠子那孩子吧，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在和男性交往方面有些晚熟，或者说不太擅长跟异性相处，就算是和我都显得生分。来加油站的如果是女顾客倒还好，要是男顾客，她根本不管不顾，态度很冷淡。难得那么可爱的一个姑娘，却不会招揽男顾客，真是没办法。

智惠子肯定不会说出要嫁过来那种话，而且稔那孩子也是的，不是说他不好，但他在这件事上出奇地不主动，真是不中用啊。偶尔我着急了，问他智惠子有没有正在交往的男朋友，还会被他责怪，说我这样说有性骚扰之嫌，让我多注意。很奇怪吧？我又没有对她怎么样。他们俩还是孩子时就认识了，稔比那种不熟的亲戚都更了解智惠子。哎，我干涉得有点多吗？是吗？

嗯，大概就是这些。他们俩青梅竹马，稔很有分寸，从小到大一直很珍视智惠子，当她是亲妹妹一样。我和打零工的年轻人对智惠子客客气气的，但稔和她毕竟会多少亲密些。他从没做过什么奇怪的事，唯独这一点我可以断定，请相信我。

不论是在智惠子的灵前守夜还是葬礼上，两个儿子都竭尽所能地帮忙。我很在意那位太太，于是走上前去烧香。那位太太再婚后不久有点发福，但在葬礼上见到她时，整个人明显很憔悴。我并没有简单打个招呼就作罢，而是低下头向她道歉。那位太太却反过来向我道歉，说一切都是因为她女儿不小心。

我先回到加油站，等晚上稔回去后，我把大小事务交接给他，提前回了家，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

走到家门口时，我看到房间里的灯亮着，小儿子先回来了。他慢吞吞地从客厅出来接我。我和小儿子的关系还是老样子，没想到他竟然先开口和我说明天就要回东京了，还说虽然很难，但还是希望我能打起精神来。

仔细想想，这次幸好有小儿子那家伙在。毕竟是亲弟兄，弟弟一定会站在哥哥那边拼命支持他的。

就像刚才说过的，稔那孩子从小一直是那样，所以长大后让周围人很担心。再加上他很懂事，又细心周到，很招他爷爷奶奶疼爱。我曾看到他奶奶每晚睡前都会在佛龛前祈祷，口齿不清地不停念佛，对佛说稔是个品德高尚的孩子，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僧人之类的。

其实在稔两岁的时候，我和他母亲又有了一个女儿，但生下来后夭折了。我也只有兄弟，没有姐妹，所以很期盼能有一个女儿。虽然我和内人都还想再要一个孩子，但第一个孩子稔是那个样子，第二个孩子又是这种状况，我们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当知道又怀上小儿子时，比起喜悦，我们更多的是担心。结果他长得比一般婴儿大了一圈，内人生他时难产，于是便只希望他能平安诞生就好。家里人都觉得是男孩也挺好，毕竟已经尽力了，所以我们抱着祈福的心情，给他取了“猛”这么一个硬朗的名字。

值得庆幸的是，小儿子很结实。那时候我们没什么钱，对他也没怎么精心呵护，索性没去管，他反而很健康。他更喜欢去外边做危险的事情，而不是老老实实待在家听爷爷奶奶给他读书。他经常要么是弄哭邻居家的孩子，要么是在田地里做坏事，没少挨他爷爷奶奶和我的骂。不是我偏袒稔，只是猛那孩子给我留下的净是这种印象。他厌恶被管束，总是不听话。

稔比我们更关心猛。猛长得高大，吃东西时稔一定会挑小的，而把大的留给猛。不管是猛做错事被大人训斥时，还是被人欺负得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默不语时，稔都会站出来维护他。猛只有在稔面前才会展现出不同的态度。猛小时候一点都不害怕被我们训斥，只会默默地以充满憎恨的眼神瞪我们。而一旦稔替他说好话，他的眼泪马上就会扑簌簌地流下来，太不可思议了。

我刚才提到过稔的半规管功能弱吧？在小学运动会上不是会有那种竞走障碍赛吗？稔走那个平衡木时总是走到一半就掉下来，走了好几次都走不过，于是老师就在他耳边低声说不用走了。稔难为情地绕着操场跑，最后一个才到终点。猛的同学看到那一幕后，故意学稔从平衡木上掉下来，取笑他，很过分。后来猛把那个同学的脑袋撞到单杠的支撑棍上，撞得头破血流。后来猛被老师反剪着双臂走到同学面前时，还朝对方吐唾沫呢。

唉，虽然猛的做法鲁莽，不应该被表扬，但他维护哥哥的心却可以理解。后来我听内人说，稔在她面前哭鼻子了。那件事让稔很沮丧，他觉得都是因为他没好好练习，事情才变成那样，他觉得对不起猛。

那天我只对猛说了句“辛苦了，你也努力”就睡了。那晚我早早就睡了，连稔回来了都不知道。从智惠子过世那天起，我几乎就没合过眼。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半就起来，去院子里给树浇水了，想着终于尘埃落定，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步调，稍稍松了口气。六点半左右回到屋子时，稔也像往常一样起床做早饭了。

我和稔虽然也说话了，但大早上的不可能像平时那样聊个没完。不过我还是有些在意前一天的事，稔他们跟着智惠子的家人去了火葬场，于是我问了他一句“智惠子的母亲还好吗”。看到自己孩子的身体化成灰烬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作为父母，谁都想极力回避那一幕吧。稔只是简短地回了句“她很坚强”，话题到此为止，我后来也再没有提过那件事。

稔比往常寡言，毕竟发生了那种事，他的反应理所当然。我也一样，没有心情聊天，但还是说了些加油站的事，语气也比较沉稳，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我没多说不必要的话，也没觉得气氛不对。

那天早上，我比稔先一步去了加油站。早班只有我和打零工的洋平，哦，那个孩子叫冈岛洋平。他多大了？二十二岁或二十三岁吧。四年前他来到我们加油站，一开始很麻烦，因为他是个不良青年，我总担心被什么人知道他在我们这里。没想到，他竟然一直做到现在，还慢慢取得了技工证，现在已经是一个很能干的帮手了。

洋平那天早上戴着全黑的墨镜，穿着也很奇怪。

“拜托别这样，还得待客呢。”听到我的责备，洋平傻呵呵地光笑不回应。我让他别笑，他却很奇怪地把头扭向一旁。我从洋平的墨镜边框往里一瞥，看到他的眼眶肿了。我很好奇这家伙怎么了，伸手想摘下墨镜看个究竟，却被他牢牢抓住了。他的态度太奇怪了，而且居然敢这样对我，我生气地甩开他的手，倒要看看他还会不会继续用这种态度对我。“怎么，又打架了？好歹贴个创可贴啊，给我摘下这东西！”话说出口，我才意识到不对劲——昨天我离开后，晚上加油站只有稔和这孩子两个人，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洋平开口了。“我背着女友参加联谊会被发现了，她真是太可怕了。”他在说谎。这孩子虽然经常说谎，却不是一个说谎好手。接着他憋不住了，抢着说道：“您别追究了，现在是特殊时期，毕竟发生了那种事。”我知道他说的是稔。“我把墨镜摘下来，您就别追究这件事了。”

洋平虽然不是说谎好手，关键时刻却能把话讲明白，此时他说的话有一种不容反驳的分量感，毕竟他曾是一个不良青年，擅长恐吓别人。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里有些七上八下的，最后还是决定随他去，没再继续问。

快十点的时候，稔到了加油站，他到达的时间和平时差不多，做的工作也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我勉强拾起手里的活，心里却放不下刚才的事。

洋平和稔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他们不是紧挨着彼此干活，只在必要的时候才会交谈一两句，其他时候都是各干各的，就和往常一样。

十一点半左右，那个顾客到了加油站。我一看到那辆皇冠车就头疼。那个顾客没有工作，整天无所事事地开着车瞎转，就连车应该也是父母给他买的吧。他经常去我们加油站，不为别的，就是专门去找碴，真让人受不了。做法事那天他去投诉，说我们擦洗车时划坏了他的车，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们怎么从来没有接到别人这样的投诉？他经常用这样那样的理由索赔，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么说有些奇怪，但正是因为那个蠢货，我和洋平在某种程度上立场一致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家伙之前和我发生过冲突，后来又和洋平发生了冲突，于是就知难而退了。而稔就只会给那家伙好脸色，让他得意忘形了，有事没事就去我们加油站。

我和洋平从来不接待那家伙，我们在加油站时，他好像也不会去。智惠子在的时候，他可能会去，我觉得稔注意到这一点了。

那家伙一到加油站，稔就跑了过去。我没多管，想着虽然稔个子不算高，但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就去擦洗别的车了。洋平则去修车了。

一阵沉闷的声音传来，不是咣的一声，而是砰的一声。

我没看到那一幕，当时听到一声巨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扭头只见洋平一脚踢开身边的手推车，跑向皇冠车，朝稔扑上去，试图把他拦住。

我一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还以为洋平又突然想起昨天的事，找稔出气呢。但仔细一瞧，被洋平紧紧抱着的稔倒拿着加油枪，朝皇冠车的驾驶席疯狂怒吼。风挡玻璃已经像蜘蛛网一般裂开了，顾客的身体缩成一团，在车里瑟瑟发抖。

我赶紧朝那边跑过去，想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没跑几步就两腿发抖，动弹不了了。稔那孩子双目圆瞪，用我从来都没听过的声音破口大骂着。我是第一次从稔的口中听到那样的词汇，直到现在都怀疑当时是不是听错了，真是太可怕了……请别让我说了，不好意思。

警察闻讯赶到，却一脸莫名其妙，因为在他们赶到加油站以前，一切都已经恢复平静了，就像我们谎报警情似的。

万幸的是，顾客没有受伤。不过他被吓坏了，以前被人动到一根头发都要发牢骚发个没完的他，如今风挡玻璃碎成那样，却一反常态，一句话都不敢多说，最后老老实实地坐上我叫来的车回家了。

警察没有打算强行带走稔，但稔低头向我们道歉，说耽误了加油站里的生意，然后主动坐上巡逻车走了。

我眼中的稔就是刚才说的那样。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那孩子和我们不一样，不是那种容易冲动的性格，就算发生再大的事，他也只会把情绪压在心里。

现在想想，洋平受伤一事是转折点。洋平在我的逼问下，才终于告诉我，智惠子葬礼结束的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在工作上犯的错告诉稔后，一个玻璃烟灰缸就砸到了他脸上。我本该能想到的，要是我之前就问清楚了，让稔再多休息一段时间，直到他情绪稳定，那样稔就不会对那个顾客动手，也就不会把警察招来了……不是，我不是说想隐瞒实情……如果事实真像稔说的那样，那我让他休息可能反而会更麻烦……唉，我在说什么呢，对不起，我的脑子也有些乱了。

警官，稔真的说人是他杀的吗？真的吗？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们，你们对那孩子说了什么？

智惠子都死了这么多天了，难道这么多天以来，我和猛都一直被稔蒙在鼓里吗？我理解不了。

乱了，都乱了，我再怎么向川端太太道歉都弥补不了。不过，我看报纸上说，在吊桥上时，稔扶着智惠子的身体，手却被她“狠狠甩开了”，稔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为什么智惠子当时要那样对待稔？很奇怪啊！要是说智惠子快从吊桥上滑落，稔狠狠甩开她的手，我还能理解。但是，事实不是那样的，稔是不会做那种事的。

为什么智惠子要甩开稔的手呢？不管是谁，被那样对待都会很生气吧？不是吗？大家都深信，无论对稔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会惹他生气，都会得到他的原谅。就连智惠子也一样，在我们面前显得很朴实，但她对稔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稔不会带着智惠子去那么危险的吊桥上，肯定是她坚持要去。她看不起稔。她爸爸跟着别的女人跑了，人间蒸发，我们才一直对她处处照顾。但她和她妈妈都一样，只在乎外在的体面，内心的某个地方一定有些扭曲。稔没有杀她的心，只是觉得该对这桩不幸的事负责，才会说人是他杀的吧？那孩子不可能杀人！

夺人性命这种事太可怕了，幸好内人没有经历这一切。

小儿子？他已经知道了，他也很吃惊。他告诉我，已经和我哥哥联系上了。

嗯，我有个哥哥，在东京做律师。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有亲戚可以给稔辩护。小儿子去了外边的世界，果然见多识广，不知不觉已经比我知道得更多了，真没想到他居然靠得住。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了。

警官，稔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算了，我还是不见他了，我不知道见了他该说些什么。

没了智惠子，没了那孩子，我们加油站突然就只剩下我和洋平两个人了。虽然是乡下的一个小加油站，但两个人还是够呛。回了家也只有我一个人，想做饭却不会用电饭锅，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米，真是一塌糊涂。

唉，我累了。以前我觉得自己身板结实，但人一过六十，身体就慢慢不行了。你们警察白天黑夜连轴转也很辛苦吧？问题不大吗？年轻人就是好，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 “猛”在日语中既可读作“TAKESHI”又可读作“TAKERU”，“稔”在日语中读作“MINORU”。

第四章

早川修的叙述

被告人于平成[1]十七年十月二日下午两点左右，在××县樋川町莲美五番十号的吊桥（高十五米）上，将双手置于前方同行女子川端智惠子（二十八岁）双肩之上，其后因双手被对方狠狠甩开而受到刺激，产生杀意。最终被告人用双手将同行女子推倒，致使同行女子从因猛烈碰撞而断裂的钢缆与桥板之间坠落，掉入该吊桥下方的莲美川中，致使同行女子溺死，依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涉嫌故意杀人。

这是对这起案子的被告人早川稔的起诉书。

其内容与当地报纸报道的当事人在刚被捕后的供述基本一致。被拘留后，在检方的询问中，当事人仍维持原有供述。所以我只能推测，早川稔的杀人事实恐怕基本可以确认了。

我是在稔已经被捕半个月后才知道这件事的。我的律师事务所里有全国性的报纸，但当天我被事务缠身，没有看到那条新闻。后来我回头翻阅时，才在当天报纸的社会版面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但即便当天看到了，我也不会联想到那起故意杀人案的嫌疑人是自己的侄子。我们虽然比一般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种事，但有时反而会当局者迷。

“早川稔”这个名字和我的名字有点像，但光从字面上我认不出这是谁。去年秋天弟妹去世，我只在葬礼上见过稔一面，当时还是旁边的女人告诉我的。虽然心有愧疚，我还是没有久留，匆匆赶回来了。上一次和稔聊天，大概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天我和客户告别后，像往常一样在回事务所的路上喝了一杯才回去。秘书给我留下一张便笺，上面写着“早川猛先生打过电话，称有事，待回复”，还有一个手机号码。这个人和我同姓，直到读到他名字的发音“TAKERU”后，我才有点印象。去年参加弟妹葬礼时我没有见到他，但脑海里还是浮现出他的模样，是一张还是孩童的面庞，那是他几岁的时候呢？

我们没什么来往，他为什么会突然来电话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按照便笺上的手机号码打了过去。

“什么事？”

他连姓名也没有自报一下，生硬的语气让我不太开心。难道打错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会错意了，或许这个人不是我的侄子。“是早川先生吗？”

“是。”

“我是早川修，你好像给我打电话了。”

“什么？”

“这里是早川律师事务所，你好像……”

“啊，伯伯！是伯伯吗？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啊，猛，不好意思。”

“什么‘是我啊’，我不知道是你啊，我们很多年都没见了吧？”

“啊？也对。伯伯还好吧？”

“不太好，医生总说我胆固醇指数偏高，吃山珍海味吃太多了。”我还不熟悉已经成年了的他的声音，但我们俩不一会儿就聊得无拘无束起来。没想到我和这个孩子还挺聊得来。

但是猛很快就从闲聊切入正题了。“伯伯没有听说吗？”

“听说什么？”

“嗯，那这样吧，我有点事想去找您。”

“怎么了？不是要跟我借钱吧？”

“不，不是借钱。明天有时间吗？”

第二天他就拿着那份报纸出现在我的事务所了。

在猛看来，当时警察的讯问让稔背负起了沉重的精神压力，激发出了他对川端智惠子一死的责任感，才有了之前的供述。猛认为供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川端智惠子之死只是一起意外坠亡事故。

但是，自从川端智惠子去世以来，稔似乎并没有向警方提出重新录口供的要求。

当时稔因加油站伤人一事被送到警察局，是身边的同事报的警，去警察局录口供一事也完全是稔主动提出的。所以，如果认为警方是为了弄清莲美溪谷坠亡事故的疑点，而故意设计逮捕稔，未免牵强。此前那件事既然已被定性为意外事故，说明警方并不认为稔是嫌疑人，那也就更谈不上费尽心思想将他捉拿归案了。

猛认为，即便警方认为是冤案，没有强行逼供，以稔的性格，他也十分有可能会主动认罪。

“我爸一直不停自责，都快发疯了，沮丧得不得了。稔一定是无法忍受负罪感的折磨才那样说的。”

“负罪感？因为什么而产生的负罪感？”

我注意到了“负罪感”这个词。据猛说，稔有极其严重的恐高症。姑且认为猛说的是真的——当时是智惠子提出想要过吊桥，然后从桥上失足坠落。稔并没有强迫智惠子过桥，却因智惠子不小心坠亡，就产生了这么强烈的负罪感？这正是我无法理解稔的地方。

据猛说，稔被捕后，我弟弟找来的律师坚称“事实就是稔对警方说的那样”，猛于是不想继续雇用那个律师，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他才终于来找我。猛没有马上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件事，可能因为我是他们的至亲，又是律师，却和他们很久没有来往，他对此介怀。

我本该大声责备猛“为什么不马上来找我”，但其实当我这个伯伯看到那条新闻时，竟连一声悲痛的惊呼都没有发出。猛坚信他的哥哥是无辜的，但我的反应从始至终都显得很迟钝，这让猛很低落。

说实话，轻易接下一起刑事案不会给我带来多大收益，而且在这起案子里还有一座大山——当事人自认其罪了。这很麻烦，而且如果当事人在法庭上翻供，这场持久战又不知道要打到何时，简直是一次危机四伏的赌博。虽然我是他们的亲戚，但也不该主动接下这起案子。

反过来说，如果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侄子真的是杀人犯并被送进监狱，那么我身为律师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

可如果我主动接下这起案子，最终落得惨败，这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愿看到的事。而且，如果在这起案子上过于投入，就没有多余精力去接待民事诉讼方面的客户，一定会被人说三道四。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对我都是一件麻烦事。

“啧啧，这个伯伯怎么是这种人？侄子都成罪犯了，他一点都不在意。”

“说得过分了，应该说他对人类的可能性抱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

没错，我们接案子，经常会看到从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浮起来的黑暗面。我长期与它们打交道，已经跟它们很熟悉、很亲近了，我也是在靠它们吃饭。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再有龋齿，那么就不会再有牙医。一样的道理，如果世界上的黑暗不复存在，那我也将无处谋生。所以我对黑暗没有过多的讨厌，也不打算否定它，而只专注于盯着它，努力探索挖掘一条隧道，将光引进来就行了。

我戴上老花镜，凝视着猛在溪谷拍摄的黑白照片及其负片。照片里的川端智惠子长着一双大眼睛，显得有些懒洋洋的，是一个有魅力的女子。她笑着与稔肩并肩，表情没有一丝阴郁，宛如一对幸福的夫妻。

“至于会不会被定性为故意杀人，关键要看稔有没有杀人动机。如果当时他想着‘让她掉下去、杀掉她’而推开了川端智惠子，那就会被定为故意杀人，锒铛入狱。即便没打算杀人，但还是推开她而致使其掉下去死亡的话，也会被认定为故意杀人。但是，如果只是想推开她、让她受伤，没想过要让她掉下去、让她死，那就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获得缓刑。总之都是微妙之差。”

“如果是弄错了，我哥哥会无罪释放吗？”

“那得有证据。猛，凭空猜测没有法律效力。对方也会列举出很多证据，如果我们想为稔做无罪辩护，那就得拿出证据。当时你没有看见吗？”

“没有看见。”

“要是当时你看见了就好了。虽然自己人的证言在可信度上有待商榷，但想要拿出别的证据也有点难。算了，你没看见也有好处。”

“怎么说？”

“眼下就只有报纸上报道的这点消息，如果你看见了，你也不得安生了。”

听到我的话后，猛缓缓站了起来，从装有照片的信封里取出一沓钞票，放到了我的桌子上。秘书和实习生就坐在隔断不高的对面，我真不希望他拿出这种东西。

“伯伯，我打算以我的方式拼到底。毕竟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说着，他又将手伸进信封，拿出另一沓东西，放到表情僵硬的我眼前。

“你们晃晃悠悠跑来跑去的时候很可爱，好怀念啊。”

玻璃窗外，电车从高架桥上疾驰而过，我说的话被那刺耳的声音抹得不留一丝痕迹。

猛要走时，我试着抒发了一句个人感想：“猛，你和你哥哥的感情很好啊。”

我的话或许有些唐突，猛沉默了一下，露出一丝自嘲的表情，说了句“还可以吧，一般般”糊弄了过去。

我从来没像现在的他一样，为了自己的兄弟做一些事。我从没有为勇热情高涨的时候。早川勇是他们的父亲，我的弟弟。

我二十二岁从老家一所大学的经济系毕业后，自然而然地准备继承家里卖煤炭的燃料店。我本来就是家里的长子，那时也已懂事，不用说，继承祖业是我理所当然的出路，而且在那以前我就一直在店里帮忙，对继承一事没什么抵触，继续接棒工作就是了。

就在那时，我遇到一个同学，他当时正在准备司法考试。知道那件事后，我也对司法考试产生了兴趣，想从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中逃离出来喘口气，于是权当兴趣学习了起来。我没有背负任何人的期待，也不存在任何生活上的压力，更没有必须考过的想法，只是想在没有目标的人生中，找一个永远都不会坍塌的障碍物。

虽然抱着这样的想法，但第一次考试没有通过却彻底激发了我的好胜心。我不断学习，再加上容易对一件事投入的性格，本是业余时间的学习，我却很努力，一开始的目标只是通过司法考试，渐渐地我感受到了律师这一职业的魅力。最后通过司法考试时已经二十八岁，但完全靠自学达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

在乡下继承祖业的父母和律师、检察官的世界相去甚远，我没有对他们隐瞒在学习的事，他们也没有插手管我，只以为我又多了个爱好，所以当我通过司法考试、决定离开家去外面做律师时，他们二人如迎当头棒喝。

自然，他们反对我的决定，但幸运的是，当时从东京一所大学毕业的弟弟正为将来的出路迷茫。那时候正值经济高速增长期，找工作不是一件难事，但弟弟适应不了入职的公司，在人际关系上连连受挫。大学毕业两年，他换了四份工作，这也让父母觉得他的生活不太稳定。我和父母提出要离开的时候，弟弟刚好在找新的东家。

我很擅长说服人，把律师这一职业社会地位很高、能扶助弱者、很神圣等向父母一一道来，连哄带骗地离开了家。那个时候我已经办妥了去东京汤岛一家司法研修所的手续。就这样，弟弟和我角色互换，被叫回了老家，随后不得已继承了家业。

我最初并没打算让弟弟做替罪羊，只是迫于形势而已。但是他想当然地认为是我“先下手为强”。我不讨厌弟弟，但他爱慕虚荣，做什么事都要装腔作势一番，让天生乐天派的我看不惯。

弟弟的性格和我们老家盆地地形那种封闭型的特征如出一辙，但是他年轻时逃离那片土地的欲望却极强，违背父母意愿去东京读了私立大学，偶尔才回来一次，着装很时髦。而我对大城市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向往，看着他皮包骨头的样子，总是担心他的身体，完全没有一丝羡慕。既然他认为的成功是那个样子，那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后来，父亲顺应时代潮流，把家里卖煤炭的燃料店改造成了加油站，弟弟不情愿地继承了家业。我推卸了身为长子应该负起的责任，任性地追求自我，他对我的职业更没有表现出过丝毫理解。偶尔我回一趟老家，也会被他冷嘲热讽“只知道袒护做坏事的人”。他那么说没有任何道理，完全是对以前的事耿耿于怀。我为他感到可悲，但怕麻烦，不想和他争执。自从父母过世后，我就没怎么回过老家了。

思绪被过去的种种回忆牵绊，我的工作效率很低，做完事情回到家时已经快半夜了。

推开门，家里养的迷你腊肠犬贝斯摇着尾巴跑出来迎接我。我单手抱起兴奋地吠叫着的贝斯，安抚了它两下，向卧室走去。

睡眼惺忪的妻子浩美走过来接过贝斯，一边摸它的额头一边说“我们才不要欢迎晚归的爸爸”，随即又问我：“外面冷吗？”

“嗯，越来越冷了。”

“唉，真讨厌。”

“什么？”

“明天早上得去扔垃圾。”

“遵命，我现在去。”

“啊，那多不好意思。”

我从妻子手里接过公寓垃圾堆放屋的钥匙，双手提着一个大号垃圾袋朝玄关走去。出门时身后传来妻子的声音：“等等，我再给你一个。”

我扭头开口道：“有件事想和你说……”

“什么事？”

“情况很严峻。”

“哦。”妻子的声音低了下去，那是她做好准备的信号。

“是我侄子。他牵扯到一起官司里，罪名是故意杀人。”

“啊？”

“我决定接下这起案子。他现在被关在老家的拘留所，随后我可能要经常不在家。”

“知道了。”妻子表情有些僵硬，嘴角倔强地向上扬起，把另一个垃圾袋塞到我的手里。

浩美是我的第二任妻子。

我来到东京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后，一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五年后，当我三十三岁的时候，和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当秘书的女子结了婚。结婚七年后我们离了婚，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孩子。

我和前妻间有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故事。前妻比我小五岁，梦想是嫁一个工作稳定的老公，全心全意支持他，守护好家庭。和她不同，我对家庭的兴趣不大。对于她为家庭付出的努力和忍耐，我无法给出相应的回应。渐渐地，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僵化，她觉得做的事情越来越没有意义，最终忍不住提出了离婚。

浩美是我离婚很久后，受朋友之邀去一个网球俱乐部时认识的。当时我对网球没什么兴趣，觉得那种穿着短裤和袜子的运动和我无关。浩美是钢琴教师，比我小十六岁，也对网球感到头疼。就这样，我们有了交集。直到如今，我们去旅行时，如果住的酒店有网球场，谁都不会主动提出去打网球这种建议。

我觉得让年轻女孩子等太久不好，于是我们俩交往没多久后，我就一鼓作气向她坦白了。

“父母去世以前我不会结婚，我不想牵连别人。”

“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我也没有勇气去见你的父母，忍受不了被揣测。”她完全能理解我，接着也向我坦白了，“我身体上有些问题，生不了孩子。年轻的时候我的卵巢被检查出有问题，就一直没有急着结婚，也很难能找到接受我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认定她了。

父母去世后，我们马上结了婚。那时我五十岁，她三十四岁，距我们俩相识已经过去七年。

从那以后又过去十五年。现在人到中年的她十分优秀，仍旧是钢琴教师，有时在家教学生，有时去外边授课。她似乎并不想做一个好妻子。我们经常去外边吃饭，或者叫外卖。她不怎么关心我工作上的事，偶有兴趣，也都是对我负责的刑事案件产生了好奇心，像对女性周刊杂志感兴趣的大妈一般，来问我诸如药物中毒的被告人有什么奇特言行，非法滞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家庭中的琐事等。但不可思议的是，正因为她不是一个“贤妻”，我成了一个顾家的男人。

扔完垃圾回来后，妻子把已经冷凝成块的鸡汤给我加热好了。我小口啜饮，把鸡肉撕成小块喂给趴在膝头的贝斯吃。贝斯吃得很香，突然跳起来吧唧吧唧地舔我的嘴唇。妻子虽然嘴上说着“被小狗舔到嘴唇，小心得怪病”，但一脸羡慕。

贝斯是一只五岁的母狗，换算成人类的年龄大概是三十五六岁。我突然想到如果这是我三十多岁的儿子，不由得想紧紧抱住它，抱住现在这种平静。就算得怪病那又怎么样？

我叹了口气，想必勇也很不容易。养育孩子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同时也意味着在自己的人生之上担负起了别人的人生。我膝下无子，但客观地说，我也少去了孩子带来的种种烦扰，得以舒一口气。如果是我自己的因果报应，我勉强还能接受，但此外有一个继承了我基因的个体，不按我的意志行动，我却必须为其负责，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孩子真是我担负不起的一项大事业。

“还是贝斯好，不会走歪路，不用交学费，也不会带回来奇怪的男人。”

“你每天带它散步时都会这样说。贝斯，不能再吃了，再吃就变成胖子了。”

在妻子的呼唤下，贝斯从我的膝头跳了下去。

“是谁和你说的那件事？你弟弟吗？”

“不是，是猛，稔的弟弟。”

“哦，那个搞摄影的孩子。”妻子一次都没有和我家里的亲人打过交道，但听我提起过我的经历和家庭环境，她记得很清楚。“但是真的发生那种事情了吗？”

“怎么说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本没有太多怀疑的余地。”

“你很淡漠啊。”

“猛也这样说过我，说我满不在乎。但是情绪激动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才是更重要的。”

“但是你确实很无情。”

我默默地喝了一口热汤。

“那边应该很冷，我把你去年那件深红色的外套拿出来吧。”

“那件的颜色有点太亮了。”

“没关系，那件挺好看的。”妻子说着放下贝斯，走进卧室。她向来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现在却替我收拾衣服，莫非明天要下雪？贝斯黏糊糊的口水在我的膝盖上反着光。

▲

我带着实习生伊贺坐上特快列车，到了终点站后又换乘以前的旧铁路，在通往莲美溪谷的单轨铁路站下了车。

我循着遥远的记忆朝站台走去，只见那里竖着一块两年前的小牌子，告知线路已废弃。我们只能先坐公交车去可以抵达的最远处，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溪谷。

莲美溪谷曾是县里为数不多的一处游玩景点，地理位置偏僻，但一度繁盛，遍布特产店。不过，现在这里渺无人烟，山路上杂草丛生，一派鲜为人知的秘境模样。在这种环境中，别指望能找到目击者了。

妻子提议我穿登山鞋，但因为觉得与西装不搭，我穿了皮鞋，这个决定简直太糟糕了。

穿过河岸上一块块巨大的石头，我们终于来到了吊桥附近，我的皮鞋已满是泥泞。

吊桥边拉起封锁线，入口处竖着“禁止入内”的警示牌。胆小的伊贺只看到警示牌就想退缩了，连连说着“就到这里就行了吧”。我把警示牌塞到他的腋下，朝吊桥走去。

我就像那种一看到高处和危险的地方就想飞奔过去的孩子，就算是这种吊桥，我也想跑着穿过它，在上面玩捉迷藏。

但是刚踏出第一步，视野就摇摆起来。

不一样，我想。

我自认为身体会有的感觉和实际上的反应竟然这么不一样。不，应该说我预料到了这种不同，但没想到反差这么大。

这座桥确实太老旧了，木头桥板上有许多裂缝，边角处已腐蚀掉落，似乎要把人伸出去的脚都吸入其中。吊桥在脚下摇摆的感觉像波浪一样传至身体各处，我试图寻求平衡，但身体不听使唤，迈出一步后，吊桥摇摆的幅度更大了。

但这时我已经不可能停下。身后的伊贺像个小姑娘一样不断提醒我留意脚下，固执的我已经走到了桥的中央。

我瞬间明白了川端智惠子坠落的原因。原有的钢缆断裂，低垂而下，于是备用加固桥缆被架设在桥体两侧。当时她脚边的桥板边缘部分少了一块，不太好走，于是提心吊胆地靠近加固桥缆。加固桥缆并未断裂，它原本由两根缆绳被金属扣扭合在一起，金属扣的螺丝钉在长期的风吹日晒下变得脆弱不堪。就在那时，加固桥缆承受了一个人的重量，螺丝钉松动，一个空隙由此产生，智惠子刚好从那里坠落了下去。

如果钢缆没有断裂，吊桥虽然危险，但一条条加固桥缆尚可作为扶手，而且它们交错形成的空隙是不足以让一个成年人的身体轻轻松松从中掉落的。

但是出问题的那条加固桥缆，位置是其中最低的一排。

如果事实真像稔供述的那样，智惠子是“被推下”的，那么出问题的应该是最上面的一排加固桥缆，因为那个高度正好位于成年人的背部中央。

吊桥长四十米，假设两人发生了争执，为什么气得发昏的稔偏偏要选择在最低的一排加固桥缆处把智惠子推下去呢？如果光从偶然性上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如果稔真的是蓄谋已久，事先了解到这座桥上这个位置是薄弱处，然后实施了行动，他也太厉害了吧？

最初报警时，稔对警察说“智惠子自己掉下去了”，但想要利用这一点来证明吊桥当时的状态却不容易。

我把还在桥头磨磨蹭蹭的伊贺叫过来，在桥上模拟起了“稔推开智惠子”和“智惠子自己掉下去”两种场景。

我让畏畏缩缩的伊贺扮演稔，他被绊了一下，摔倒在桥板上，惊呼的同时抓紧了身旁的钢缆。他跪在桥板上，抓着的是最低的那排加固桥缆，即智惠子当时抓的那条。

我恍然大悟，让伊贺保持不动，看了看他的脚下，只见本该起固定桥板作用的一根螺丝钉凸了出来，有鞋底那么高。

我俯身以贴在桥板上的姿势向桥中央望去，看到好几个地方都有凸起的螺丝钉。伊贺又疼又怕，一副哭相，一动不动。

我又观察了一下断裂钢缆的周围，在其前方约两米的位置，桥板正中央只有一根螺丝钉凸了出来。我慌忙举起脖子上挂着的数码相机，呵斥伊贺，像往常一样命令他教我操作方法，然后把他留在吊桥上，朝河对岸走去。

河对岸的树木长得更加葱郁，我在有野兽出没的山间小道上越走越远。脚似乎碰到了硬的东西，我下意识一瞥，只见脚下落着浅茶色的胡桃。我想起来这一片有原始的胡桃林，小时候我经常在这里捡胡桃，去下游的礁石上磕碎，大口吃下香气四溢的果实。

在回忆的驱使下，我使劲摇晃身旁的胡桃树树干，胡桃随即掉落下来。我太高兴了，把调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只顾摇着树干。

突然，一条鲜红色的带状物从我的眼前落下，我惊叫一声，松开握紧树干的双手，向远处一跳，双脚陷在潮湿的泥土里被绊了一下。

山间小道上一堆胡桃中间，有一条滑溜溜、细细的小蛇，瞬间失去了踪影。我从来不害怕蛇，这次却十分后怕，可能是多年没有见过野生蛇的缘故。

我吐了一口气，这时才注意到裤子已经脏了，想站起来时，发现身边及腰的地方有一片纯白色的小花。我不知道这些小花的名字，它们种类不同，却都是白色，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想必脚下的土地养分充足。

白色的小花沐浴着透过枝叶间隙漏下来的阳光，我看得目瞪口呆，忽然想到一件事——那张负片。

我分明记得，猛交给我的那张负片上，白色的小花以黑色的形态显现出来。他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吗？

我立刻向四周看去，泛红的叶子郁郁葱葱，将四周环绕得严密紧实，只能听到下方哗哗的流水声。我站起身来，从枝叶的间隙处远望时，看到了火柴棍大小的伊贺。虽然我的视线被低垂的枝叶遮挡，看得不完全，但可以确定，他站在吊桥上。

如果猛当时站在这里，那稔他们当时在哪个位置？猛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吗？

从我的位置看去，吊桥在微微地晃动，伊贺在吊桥上举步维艰。我喊了他一声，流水声盖过了我的声音，于是我又用更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

伊贺好像听到有人叫他，但没有看到被树木遮掩的我。他不安地向周围看去。“您在哪里？”

意外的是，他的声音很轻易地就被山谷反射到了我的耳中，听起来异常清晰。我仔细地听着他的喊声。

盆地里太阳落山早，坐车回到镇上时，天已经全黑了。

我让伊贺回了东京，自己走向镇上的酒店，准备明天单独去见稔。我订的是带早餐的五千日元一晚的廉价酒店，但想想今后要住很多次，还是觉得有些不划算，虽然猛给的现金不少，但这样下去不久就会花光。老家其实离这里不远，但只有弟弟一个人住，我突然闯进去住下太冒失了。

吃完晚饭后，我联系了猛，他好像也刚结束工作，在回家的路上。他让我好好休息一下，但我没法放松下来。

“猛，我多嘴问一句，你真的什么都没看到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在想，从你当时身处的位置，是应该能看到吊桥的。”

“能看到吊桥？从哪里？”

“从你拍照片的地方。你不是拍过一张白色花丛的照片吗？从那个位置，你……”

“从那儿可以看到吊桥？”

“虽然只能看到一点。你没留意到吗？”

“我要真看到了就会说的。我在那里的时候，哥哥和智惠子正在桥上吗？”

“那我倒不知道……你当时没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吗？”

“那里的流水声音很大，不是吗？”

“你没听到吗？”

“要是真有奇怪的声音，我会留意到的，也会说的。”

“这样啊。我在想，如果当时你在那里，吊桥上发生争执的时候，你是应该能听到的，但你却没有听到。没错吧？”

“没错。”猛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生硬，随后他似乎要自行戳破那份生硬似的，轻蔑地笑了一下。那声音穿透听筒传到我的耳朵里，分外刺耳。“伯伯大概以为那种照片随手就能拍一两张？事实上拍照时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

我还是觉得太巧了，不过我不打算深究了。“好的，我知道了，在法庭上做证时你会这样说吗？”

“……嗯，会说的，我打算到时候就这样说。”

早川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真相扑朔迷离，但探明真相不是我的职责。关键是这起案件中的唯一目击者早川猛，是否能证明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没有发生争执”。

最后我问猛，是否需要捎几句话给稔，他说打算找个时间亲自去见稔，我只需要问我想问的就行了。

挂断电话，昏暗的酒店房间里安静极了。我也必须适应这里吗？一把年纪，我心中却没有把握。我只要一熬夜就会忧虑不安，于是早早地钻进冷冷的被窝，将身体缩成一团，闭上了眼睛。

▲

“但是真的是我的错，伯伯。”

我和早川稔隔着树脂玻璃挡板，坐在会见室的中央。他睡眼惺忪，像在说腹语一样，嘴唇几乎纹丝不动。

“但是不好意思，你自首的内容在我看来有疑点。我去过案发现场了，人确实是从桥上坠落的，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我问你，你推了智惠子后，她到底是以怎样的姿势掉下去的？”

稔沉默不语，回答不上来。

“桥缆脱落了，对吧？如果没脱落，她就不会掉下去，不是吗？是你故意让智惠子从交错的桥缆间掉下去的吗？不是的，桥缆脱落在你的意料之外，对吧？还是说，一切都在你的预料当中？”

稔没有回答我，低着头，视线飘忽不定。

“想想你被判刑后，你父亲和猛怎么办？他们都希望你是无辜的，去法庭上说出你为什么会自首吧！”

“让猛破费了，我很过意不去，他不该把钱花在我身上。”

稔提到钱的事，让我大吃一惊。他很注意措辞，但他的话里有责备的成分，无疑，他不欢迎我。

“你要真的这样想，就不要让猛的努力白费。”

“我个人倒是觉得，指定的律师也没什么不好。伯伯远道而来也辛苦了。”

“别这样说，我也想做点什么，我们是至亲。”我竟然说出了这么肉麻的话。

“我做了任性的事，十分抱歉。”

“能反省就好，我们一起努力吧！你过分自责了。”

稔没有接话，一直低着头。他看上去就像是在教师办公室被训斥的学生一样，只希望早点被放走，正在寻找身后的出口。

“离公开审判还有一些日子，我们好好谈谈，把事情往前推进。你是第一次上法庭吧？不用紧张，到时候的大体流程可以提前设想到。我们事先确认你会被问到的问题和你要回答的内容，在这里模拟也可以。随后我会把第一回合的流程打印出来寄给你，你先看看，好吗？”

“给您添麻烦了，请多关照。”

稔最后似乎调节好了心情，下定决心般朝我深深地低下了头。

乘坐下午的特快列车回到东京后，我在事务所做好要给稔寄送的模拟问答材料。

（一）开庭

法官入庭。

（二）核实被告人的情况

你接受指示前往证人席。起立。

你会依次被问到姓名、出生年月日、职业、现在的住所、籍贯。

（三）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四）法官告知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五）询问发问环节（以下是问答举例）

审判长：“现在询问被告人。刚才检察官读的起诉书中的内容有误吗？”

早川稔：“我在吊桥上没有和川端智惠子发生争吵，我没有碰她的手。是她自己失去平衡跌倒后从桥上坠落的。”

审判长：“起诉书中的事实，不是你自己供述的吗？”

早川稔：“我当时的供述和实际情况有出入。”

…………

手机上传来一条信息，是妻子发的。她从学生家教完钢琴回来，路过我的事务所附近，问要不要一起吃饭。

这两天我一直在研究稔的案子，把其他客户的案子都搁置了。即使是小型事务所，要经营下去也不容易。我以为会拒绝，但身体投了反对票。我想，还是跟妻子一起去吃能让人暖和起来的火锅吧！

“稔的事怎么样了？”妻子嚼着热气腾腾的豆腐，问我。

“唉，情况不容乐观。他整个人很憔悴，但因为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有些不当回事。”

“你以前很少说起稔。”

“我对那个孩子没什么印象，他和猛不一样，给人一种很懂事的感觉。”

“你对这种人没兴趣吧？你就是喜欢那种有问题的。”

“也不是，不过，正因为他表现得没有问题我才担心，不知道他是否还好。当时得知他二话不说直接从我弟弟手里接手了加油站，我就觉得未必会是一件好事。他一直以来都太懂事了，懂事得不像真的。线绷得太紧就断了，于是犯了罪，这种事也不少见。”

妻子笑了出来，食物碎块从她的嘴里溅了出来。

“脏死了。”

“哼，那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理论，或许他还在担心我们呢。”

“哎呀，也溅到这里了。”

“不过老公，你并不认为稔什么都没做，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只想能赢下这场官司。”

“你是以伯伯的立场还是以律师的立场说出这种话的？”

“两者都有。”

“如果人真的是他推下去的，你作为伯伯……”

“浩美，我有些累了，别再为难我了。”

“哦，对不起。哎呀，我吃得好饱。”

就算我的侄子杀了人，我也要救他——我没有这种偏爱之心；身为伯伯，必须让杀了人的侄子获得自由——我也没有这种责任感。对于我和那个孩子有血缘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太多切实的感觉。我不认为该因此自责，但空虚感像冰冷的气泡一样飘浮在我的心中。如果这种空虚感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会对形势产生有利影响的话，它将不再会是被埋没的虚空。

后来我再和稔见面时，他不再那么顽固，跟我说话也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带有挑衅的意味了。他可以完全按我的指示行事。

关于智惠子坠落时的情景，当初警方讯问时，他的回答是“因为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我根据推测问出“当初是她使劲抓着钢缆，钢缆断开后她才掉下去的吧”，他也能肯定地回答“我想是那样的”了。我们商量完正事后，他会询问我的近况，有时候还会笑着开开玩笑。

不过，拘留所的生活还是对稔的身心产生了影响，他日渐消瘦。当聊到无罪释放后的话题时，他露出洁白的牙齿，开心地笑了。

其间平安无事，我们等来了对被告人早川稔的第一次公开审理。

猛坐在旁听席上，勇也来了。从我接下这起案子后，就没有和勇直接联系过。他穿着不知多少年前请人做的粗呢上衣，这种打扮让人对他穿着陈旧的印象越发强烈。他坐在猛的后排，与猛稍微隔开了一些距离。我们四目相对时，彼此微微点了点头致意。

三名裹着黑袍的法官进入法庭，宣告开庭。

坐在我前方的稔被法警带到法庭中央的证人席接受审判长的询问，他流利地报上姓名和住所，表现得沉着冷静。

穿着藏蓝色西服的检察官丸尾明人，用旁听人员听不清的、诵经一般的调子认认真真地读了起诉书，然后就座。

审判长木暮伴昭正对着稔，用像在背诵教科书般的措辞，告知被告人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被告人可以不回答不想回答的问题，可以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也可以自由发言。但是被告人的发言将会被用作对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证据，请注意。明白了吗？”

“明白了。”

稔沉着的样子令我惊讶。马上就要在检察官面前推翻先前的供述，他却一点都不紧张，这让我确信这起案子能翻盘。

“被告人，刚才检察官读的起诉书中的内容有误吗？”

稔看上去深深地吸了口气。

加油，说出来吧，一口气说出来！

但是他好像是攒着那口气，一个字都没说。

暂时泄气了也没关系，鼓起勇气，我答应你会救你的，说吧！

“当时川端走在吊桥上，突然吊桥摇摆了起来……”

不错，继续。

“我觉得危险，于是……我当时要是没伸出手就好了。”

我的眼前一片空白。稔啊，你选择走这条路啊！我真想仰天长叹。

“她大叫着，甩开我的手。我没想到会被那样对待。怎么说呢，不由得觉得很生气，于是就推倒了她。”

女书记员敲打键盘的声音响彻法庭，如山的铁证被记录了下来。

“也就是说你承认检察官读的内容无误？”以稳健著称的审判长木暮反复与稔确认起诉书中的内容，十分有耐心，就像在问孩子一般。

“接着川端踉踉跄跄地坐到了桥上。”稔没有回答“是”，也没有回答“不是”。

审判长让稔用“是”或“不是”回答。

紧接着，滔滔不绝的字句就如决堤的洪水，从稔的薄嘴唇之间流出来了。“我反应过来，以为她要起来，于是伸出手，但她看上去愤怒极了，一脸惊恐地往桥边退去。我向她道歉说不会那样做了，朝她伸出手，但她突然摔下去了……”不停呜咽着的稔突然不再说话。

我感到体温骤然上升，脖子渗出汗来，视线与坐在稔正后方的猛相交，用眼神询问这主意是否是他出的。猛微微摇摇头表示否定，眼神中闪烁着不确定。

“那么，你并没有‘推下’被害人？”审判长的声音比刚才略微响了一些。

“我没有‘推下’。一开始我以为只要说了类似推倒的话，就会被认定是杀人凶手，于是说川端是自己滑倒的。我说了谎。但是，如果我……如果我当时不在场，她现在还会活着！”稔发出悲痛的声音，呼吸急促，眼里布满红血丝。

根据稔的叙述，就算稔在推倒智惠子即“第一次实际行为”时有杀意，当智惠子倒在桥板上时，杀意已经不存在了。稔看到智惠子倒下，心态发生改变，为了阻止她掉下桥而走向她，此为“第二次实际行为”。杀意没有从“第一次实际行为”延续到“第二次实际行为”，而且，为了让智惠子明白这一点，稔还特意用语言表明了态度。但是智惠子激动的状态仍在延续，她坐在桥上，以重心较低的姿势往后退，靠到业已破损的钢缆上，坠落河里。于是，稔推倒智惠子的暴力行为与智惠子坠落死亡这一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稔全盘推翻了我的计划，却在最后关头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如果当时我没有推倒川端，那她或许就不会在桥上的特定位置因体重而引起桥板脱落。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就觉得不好受。意外发生后，周围的人都不怀疑我，也不指责我，我恢复了往常的生活，心里却很痛苦。后来，我因为别的事被警察带走，主动对警察坦白川端的死是我的错，心里那块石头才终于落下了。”

我冒出的汗渐渐冷却。

检察官丸尾对突然出现的新证言没有立即反驳，只是一脸严肃地盯着稔。稔既没有看我也没有看检察官，抬头直面审判长，展现出一吐为快后的满足感。

“辩护人的意见？”审判长确认稔没有其他要说的话后，冷静地询问我。

我的身体抖了一下，脑中一片空白，但还是站了起来，因为我必须说些什么。“正如被告人刚才所述，这起案子是意外事故，不存在实际的杀人行为和犯罪故意。因此，我认为故意杀人罪名不成立。”

一切都回到了设想的状态。

庭审结束后，我不想和稔有过多的交流。默默收拾好东西后，我只对被法警控制的他说了一句“接下来会是一场持久战”，就默默低头离开了。

猛站在法院的玄关处，正在和一个中年女人说着什么。那个来旁听的女人是川端智惠子的母亲。此前我和她只在电话里通过话，今天开庭后看到她在旁听席上，客气地对她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川端智惠子的母亲本来站在被告人一方，相信稔是无辜的。事发后她说，“我女儿十分敬慕稔，把他当兄长看待，两人应该不会在桥上发生争执”。她对我也没有表现出过厌恶，甚至还对我说“一定是哪里搞错了，请别让稔被送进监狱”。今天在庭上听到稔说的话后，我不知道她会做何感想。我没有勇气去加入他们的对话。

猛得直面那位母亲，想必很不是滋味。那位母亲走后，我看到猛绷紧的后背稍稍放松了些，又过了一会儿，才彻底放松了下来。

我坐到福特车宽大的后座上，久久难以释怀。“完美的绝杀。你哥哥深藏不露，简直就是演员。不细细推敲的话，一切都说得通。你的担心多余了。”

“不是那么回事。”

“刚才的话是你哥哥废寝忘食想出来的吧？不，或许那就是真相。没想到他们两个人真的发生争执了，你怎么想？你之前说没听到任何争执……”

“怎样都行，如果事态会按哥哥说的那样往好的方向发展，我可以说那时候听到了。”握着方向盘盯着前方的猛冷淡地回答道。

“也是啊，现在我们只能坐上稔开的那辆车往前走了。不管怎么说，这场战斗开始了，接下来该准备故事配合他今天的证言了。但我要提醒的是，检察官也会拼命寻找不利证据反驳的，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猛看上去深思熟虑了一番，不住点头，随后在车站的环岛转弯处把车停了下来。

我抱起行李，打开笨重的车门准备下车。和猛道别后，我又开口道：“猛，你哥哥想怎样？”

猛没有回答我。

“我了解你，却不知道你哥哥是怎么想的。”

猛欲言又止。

“算了，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见得会知道彼此的想法。我们东京见。”

我下了车，快步走向车站，准备赶乘十分钟后发车的特快列车。买票前，我往环岛那边看了一下，白色福特车还停在那里。

猛果然和我是一类人，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坚信的东西，只有想得到的东西。偶尔我们会停下来，对那样的自己困惑不解。

我一上车坐定就从包里取出资料，可是没想好该从哪里着手。不用说，得重新开始创作剧本了，再想想东京还有一大堆工作在等我，就更觉得喘不上气来。

我哗啦哗啦地翻看着资料，看到一张猛在莲美溪谷拍的黑白照片。

那张照片好像是用照相机的自拍功能拍的，照片上的三人合影有点歪斜。智惠子笑得很美，猛笑得无忧无虑，而稔温润如玉。照片上稔的表情，让我回想起遥远的记忆中还是孩子时的他模糊不清的面容，真人反而没勾起我的回忆。

车窗外的风景疾驰而过，我有些担心起来。

庭审结束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妻子坐在梳妆台前往脸上搽乳液。她看着镜子里的我，问道：“见到勇了吗？”

“嗯，他来了，但我们没交流。”

“唉，你还是这么固执。”

“不，固执的是他。其实也不是，当时现场很混乱。”

“勇也很混乱吧？”

“是啊，他看上去很疲惫。”

“他心中没底吧？光是儿子出庭这件事就够让人烦恼的。”

“嗯，他有这种反应很正常。我弟弟直率又较真，肯定理解不了。要是这种事放在我身上，我会发疯的。秘书出点错，我都会歇斯底里，会想这点事都做不好，会后悔雇用他。”

“秘书和儿子不一样，没人会因为遇上这种事而放弃儿子的。”

“也是。”

“绝对的。”

“嗯，或许是。”

“真的……不过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妻子自言自语道，闭起眼睛开始按摩脸部。

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于是坐起身来。“我说，你也想有个孩子吧？”

“那当然了。”

“这样啊。”

“虽然有了孩子后不会只有好事，但如果连焦头烂额和操心的机会都被剥夺，还是会觉得很凄凉。”

“……这样啊，或许确实如此。”我又躺下身子，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就在这时，妻子突然扭过来，冲着我敞开睡衣，露出胸脯。“话说回来，幸好我们没有孩子，我的胸部才没有下垂，你看。”

“真的。”

“虽然也没有变得更大。”

“好遗憾！”

我们在黑暗中笑出声来。

在枕头上睡着的贝斯翻了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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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智惠子的遗体被发现的次日，相关人员进行了解剖。结果表明，川端智惠子的遗体上有多处皮下组织出血和擦伤的痕迹，应该是她溺水前撞到水里的石块形成的。

我举起一张凸出的螺丝钉的照片，螺丝钉位于断裂的钢缆前方两米处的桥板正中央。此前，我曾拜托法医专家鉴定，川端智惠子臀部的一处伤痕是否由早川稔推倒她而造成。结果显示，伤口与螺丝钉头形状基本吻合，据此可知，我的推断可能性极高。从这一点可以反推出智惠子被稔推倒后倒下的位置，继而可以解释她倒在桥中央、臀部被螺丝钉擦伤时的姿势。

由此，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了“第二次实际行为”，即被告人对跌坐在桥板上的被害人采取了怎样的行为。

“上次庭审时你曾表示，你没想到智惠子会在桥上跌倒，你使用了‘我反应过来’的表达。在那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向智惠子道歉，然后伸出了手。”

“你对她说了什么？”

“我记得说了‘对不起’之类的话。”坐在证人席上的稔比之前气色好了很多，在加油站晒得黝黑的肤色被捂白了一些，肌肤呈现出些许透明感。

“只道了一次歉吗？”

“不，我反复说了好几次。”

“你伸出手，是想让她再跌倒一次吗？”

“不是！我想扶她起来，也说了‘抓住我的手’。”

“可以理解为，你向她充分表明了不会再做出刚才那样的粗暴行为？”

“是的。”

“但是智惠子往后退了。”

“是的。”

“请在这幅图上指出，她当时退到了哪个位置。”

稔的目光移动到了放在证人席的吊桥示意图上。稔推倒智惠子的地点和智惠子坠落的地点被分别标记为A和B。

“……B这个位置。”稔两次回答间隔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好，就像和我提前商量好似的。

第一次庭审后，我在和稔接触时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因为胜券在握，我甚至说出“我只是个律师，会按你的指示行事”这种话。

对于稔在第一次庭审上出乎意料的言行，我没有一句怨言，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反应不自然，但也应该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同时，稔也让我觉得有些可怕。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两人打了个平局。

“到了B点后，又发生了什么？”

“她突然摔下去了。”

“‘突然’是她到达B点之后多久发生的事？”

“一瞬间，我感觉就是一瞬间的事。”

“好。那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想抓住她的胳膊，于是向前探出身体。”

“是出于什么原因？”

“嗯？‘出于什么原因’？”

“你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想抓住她的胳膊？”

“当然是希望她能得救！如果我能抓住她的手，就……”

在会见室模拟此处的问答时，稔回答得几乎不带感情，但现在他的回答里夹杂着愤怒和悔恨，我无法判断是出于他的真心还是演技使然。

“为了阻止她掉下，你尽最大努力了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我问完了。”我从稔手中取回示意图，用眼神鼓励了他一下，然后坐回到座位上。

换检察官丸尾提问了。他舒展了一下身体站了起来，似乎在说“接下来你要出丑了”，然后像炮口对准了目标一般，身体重重地倚到被告人席上，开始沉着地提问。“你说过你恐高，那过桥的时候害怕了吗？”

“是的。”

“正常走过去的时候也会害怕吗？”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你感觉吊桥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对吗？”

“对。”

“你在吊桥上推倒被害人时，用的是单手还是双手？”

“双手。”

“被害人身高一米五八，体重四十七公斤，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你身为男性，在那么危险的吊桥上用双手全力推倒她，是想让她死吧？”

“怎么会？！我没有那样想！”

“你完全想象不到当时的情况有多危险吗！”检察官虽然在提问，但句尾没有采用上扬的语调，宛如在断言。

面对检察官的步步紧逼，稔激动得声音都走调了。

“你只是走过吊桥，都能想象到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对吗？”

“……”

“能想象到吧？”

“……嗯。”

“就算你没想杀智惠子，但完全明白你的行为有可能将她置于死地，不是吗？那不就等于想杀她吗？”

我马上举手示意，对检察官诱导证人推测提出异议。

审判长认为反对有效，检察官没有看我，继续道：“那我换一个问题。你说过你想拉她起来，所以伸出了手，对吗？”

“对。”

“你没想到你的行为会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吗？”

稔不理解发问目的，静静地抬头看着检察官。

“对她来说，你在此之前刚用全力推倒了她，现在却温柔地伸出手。她不会认为你是真的亲切吧？”

“……”

“被害人跌坐在桥板上后，大喊‘好疼’了吧？”

“是的。”

“你看过她被桥板上的螺丝钉擦伤的伤痕吗？隔着衣服都造成了那么严重的皮下出血，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就像被踢飞一样疼吧？如果她还活着，那种伤痕或许会伴随她一生。你看到了吗？这里有照片。”

“……”

“你试着站在智惠子的立场想想。你让她遭遇这种不幸，她不会对人性心生恐惧吗？”

“这……我觉得会。”

“你说向她道歉了，说的是‘对不起’吧？”检察官发出一声轻蔑的笑，“‘我改过自新了’‘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这都是加害者的惺惺作态。对于受伤害的人而言，恐惧感不会因此就消散。你完全想象不到这些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认为，你对别人的心情也太不敏感了。”

“那只是您个人的想法！”我提高音量，表现得有些激动。

检察官这才终于朝我这边看过来，然后露出轻蔑的笑容，没有再继续。

检察官丸尾并不是坏人，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但是余光瞥到低着头的勇后，我还是很不好受。不管稔最终是否被定罪，丸尾刚才的询问都对勇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怎么样？智惠子是被你吓得后退然后坠落的，清楚了吗？”

“检察官没有撤回询问，审判长，我提出抗议。”

“检察官有什么要说的？”

“我认为抗议不合理。”

法官们合议的短暂间隙，检察官像盯着猎物一般紧紧盯着稔，一动不动。

“抗议有效，请检察官换一个问题。”

检察官宽阔的胸脯上下起伏，他深呼吸了一次，然后一改之前的语气，温柔地问道：“假设智惠子是自己跌倒的，她会对你伸出的手躲闪吗？事实上，她是被你推了一把才跌倒的。后来你伸出了手，她认为那是一种攻击。你很清楚这些，但还是逼她了，对吗？”

稔脸色灰暗，看上去既困惑又震惊。上一次庭审他没有按我们说好的剧本演，这一次却很配合，再次展现出精湛的演技，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检察官说出他最初自首时的动机了吗？他听到检察官的话后，再次被负罪感支配，于是心生动摇？

又或者，他只是演出了心生动摇的样子，而最初所谓的负罪感根本也是一场表演？

我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接下来，稔面临的境况会更加恶劣，他的秘密将接连不断地被曝光。

我曾经负责过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在服刑期间寄给我的信上这样写道：“最痛苦的不是接受警察讯问的时候，不是被拘留的时候，也不是现在在监狱服刑赎罪的时候，而是等待审判时——自己的一切，不管和罪行有没有关系，都要暴露在不相干的人面前，遭到他们严厉的批评，而我只能沉默。更何况，这一切都会被亲人看在眼里。”

检方目前没有物证和间接证据来证明稔推倒智惠子后的想法，他们接下来必然会寻找稔怨恨智惠子的证据，以证明稔具备杀人动机。

庭审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山，猛邀请我当晚住到他们家。

纵然我不怎么情愿，但还是觉得应该告诉勇，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审判结果。我决定如果被他问到，就如实相告。

当晚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猛从外边买回来的晚饭。饭桌上，勇突然表示接下来不想去法庭上旁听了。随后，他把积攒的屈辱和愤怒一并朝我砸了过来。

“稔会怎么样？”

“还不好说，有结果前再忍耐一下吧。”

“你不是有把握赢吗？你不是专业人员吗？”

“得他本人翻供才有把握，要是我的把握能作为证据使用就好了。”

“你这家伙是干什么的？就不能帮我们一次吗？因为你任性，我平白无故替你承担了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因此拿到的东西也不少吧？一味觉得只有我是受益者，简直就是被迫害妄想症导致的想象力匮乏！”我的弟弟没有一丝改变，这让我打心底里烦透了。“自从我离开这个家后，每次回来都是这样，每次都是！这对你有什么好处，解决你心里的问题了吗？让你更好受了吗？”我对自己说出口的话也烦透了，放下筷子，穿上外套站了起来。

“伯伯，现在太晚了，没有电车了。”猛抓住我的袖子。

“总会有办法的，我还是回去更好！”

“快回去！快回去！”勇站起来，端着还没吃完的饭离开了饭桌。

“嗬——”

“干什么啊，让伯伯住下怎么了？”猛马上站起来，按住我的肩膀。

我边穿鞋边说：“我没事，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来的。”

“别这样，留下来吧！老爸你到底在干什么？都这种时候了！你们兄弟俩不忙的时候再吵架好吗？”空荡荡的家里回响着猛的吼叫。

话说完了，但感情还没有冷却下来。一片混乱中，我似乎听到了猛像孩子般哭着撒娇的声音。我从没听他这样哭过，震惊之余回头看过去。

端着碗的勇也呆立在厨房，一言不发地看着猛。我们对视了一眼。

当天晚上，我和勇都在供奉有佛像的宽敞房间休息，但我们不是一起去的。

我和猛东拉西扯地闲聊了一会儿，猛为晚上发生的事感到难为情，没多久就赶我回房休息。

我进房间时，灯已经熄灭了。勇一动不动，但我觉得他可能还没睡，于是喊了一声。

“喂。”

没有回应。

“勇。”

还是没有回应。

我侧耳听到微弱的呼吸声，人在睡眠中会发出这种声音。

遥远的记忆复苏了，我突然想到勇从小睡眠就很好，躺到枕头上就能睡着，早上很早就会起床，而我则经常熬夜。这些年来，我们都没有改变。

以前我越到晚上越精神，和身旁的勇说各种事情，但说着说着他就不接我的话了。我一看，他早就睡着了。每天早上我们要起床帮父亲干活，我总是睁不开眼睛，恶心得想吐，但勇的状态却很好。

眼睛慢慢适应黑暗后，我才终于看清勇。

他仰躺着，长着一张老年人的脸，和我记忆中那个一躺到枕头上就能睡着的孩子的脸完全不同。我又想起他目睹儿子受审后，整个人显得越来越矮小，用手支着座位费力地站起来。他离开法庭时，从背影看上去比我还要年长十岁。

勇盖的被子有点霉味，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想，有一天他的身体会在这席床铺上渐渐变得冰凉。我赶紧把这个想法抹掉。我实在不想看到那一幕，只希望可以先他一步离开这个世界。

不知怎的，此时妻子和贝斯仿佛都不再与我相干。这个又大又古老又昏暗的家就像一个宇宙，一直以来，勇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成年后，我第一次想到这些，第一次畏惧于这个宇宙如此深邃的孤独。一种失去的感觉毫无缘由地侵袭而来，我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

我和弟弟间的隔阂恐怕永远不会消除。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发生过的事就是正确的事。我和勇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不会改变，但幸好他还在这个世上，那么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就并非毫无意义。弟弟虽然在这个世上，但我永远都看不到他的人生。不可思议的是，我现在终于能完全接受和切实地感觉到，我有一个侄子早川稔这件事了。

我弟弟的两个儿子之间，不能再有我和勇之间的遗憾了，我想。

静静呼吸着的弟弟开始打起鼾来，我的意识也渐渐模糊。

[1] 日本明仁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元年为 1989 年。

第五章

早川猛的叙述

低垂的枝蔓遮挡住了我的视线，但我仍能远远地看到哥哥蹲在像玩具一般的吊桥中央。他面无血色地俯视着桥下的河水，双目圆睁，眼白部分格外显眼，闪着白光，仿佛蜘蛛网上一只被夺去自由、无能为力的虫子，对马上要向它袭来的魔爪充满恐惧，颤抖不已。

耳边好像传来哥哥慌乱的呼吸声。我胸口发热，额头冒出汗来。我看到哥哥的背影，他颤抖不已，身体紧贴着桥边，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

我得过去。

我在盛开着白色花朵的山谷里奔跑起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才没有看见哥哥推倒智惠子，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在过桥。哥哥什么都没有做，智惠子是自己不小心滑倒坠落的，哥哥什么都没有做。我和哥哥都希望智惠子平安无事，事发后马上就报了警。我们没有隐瞒什么，只是做了遭遇意外后的人会做的事而已。

但是森林太深了，我一直跑，却看不到光亮。好不容易觉得总算跑出去了，却又跑回了山谷。白色花丛看上去比先前更茂密了。我透过树木的间隙，看到哥哥仍然蹲着。

我又跑起来，穿梭在森林中，结果又跑回了同样的山谷。每到达山谷一次，白色的花就比上一次到达时更多，我和哥哥的距离就变得更远了一些。

为什么我找不到回去的路？

又重复了几次后，周围全部变成了白色的花，甘甜的花香刺鼻，让我喘不上气来。我捂着嘴拼命呼吸，再次看向吊桥时，发现哥哥不见了。

一阵声音把我吵醒。年轻的制作人敲着窗户，告诉我之前因首都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堵车迟到的男模到达摄影棚了。地下停车场一片昏暗，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被汗水浸湿的衬衫贴在后背上，带来让人不快的凉意。

我做过很多次这个梦了，梦中能意识到在做梦，却怎么也醒不了。我心跳加快，想起在吊桥上抱着哥哥时的感觉。哥哥的身体就像一颗剧烈跳动的巨大心脏，为了不让它从我的臂膀间飞出去掉到桥下，我只能用力抱紧。

我很担心哥哥理解不了我说的话，但是他表现得很好，之后的行动也遵照了我的指示。

生平第一次和刑警谈话，我紧张极了。问我们话的刑警是一个中年人，言谈间不失沉稳，一眼看上去和疲惫的上班族没什么两样，但是提的问题充满让人知无不言的威慑感。所以我去接不堪重负的哥哥时，又拥抱了他一下，想给他一些鼓励。

哥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难为他了，这已经是他能展现出来的最佳状态了。哥哥为人正直，从不欺负别人，可人生竟然因为这件事变得如此乱七八糟，真是不公平。

入夜后，刑警告诉我们在下游发现了智惠子的尸体，当时哥哥的态度明显不像白天那么紧张了。我想，这一关终于过去了。

我希望哥哥的生活恢复以往那般平静，不再为这件事烦恼，却没有勇气陪在他身边凝视必须为此耗费的时光。我只想尽快离开这座小镇。

智惠子葬礼的那天晚上，我在家冲过澡后去了二楼，将哥哥房间的门推开一个小缝。房间里一片昏暗，不过借着走廊上微弱的灯光，可以窥见里面的情况。哥哥从小就一直用的书桌上，摆着修学旅行时买的幼稚的礼品以作装饰。时间似乎停在了我离开家的那一刻。再往里的单人床上，穿着加油站工作服的哥哥趴着一动不动。

莲美溪谷那件事发生后，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我们陆续经历了确认智惠子的遗体、守夜、参加葬礼、捡遗骨一系列事情。火葬场的员工说着“这位女士很年轻，佛祖将其遗骨都好好收起来了”，将智惠子小小的第二节颈椎骨捏起来给我们看。那时我才知道，人的遗骨和坐禅的佛像极其相似。我们围成一圈，就像博物馆的游客被奇珍异宝吸引一般，甚至有人发出惊叹声。应该为这种行为感到羞耻还是自责呢？没有人能说明白。我们对智惠子突然离开这件事还没有真切的感觉。那之后，哥哥就去了加油站。

哥哥趴在床上，后背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像一张照片，我甚至都感觉不到他在呼吸。

不会吧？我使劲推开门走进房间。

“怎么了？”哥哥发觉我进来了，保持着原有的姿势，沉着地问道。随后，他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坐起来笑着说：“不小心睡着了。”他的牙齿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我像被人打了一棒，没有再往前走。为了掩饰心头的不安，我脱口而出：“我准备明天回东京。”

哥哥的脸上闪过一丝落寞，他在床上正襟危坐，像陌生人一样低头对我说道：“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开口道：“没关系，我没事。”

哥哥听我回答得这么正式，有些害羞地笑了。那是他惯有的笑容，和母亲去世前在我面前展露的笑容一模一样。

第二天一早醒来，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按哥哥交代的那样关好门，发动了福特车的引擎，离开了家。不知道下一次再回这个家来是什么时候。

路过加油站时，我本想去向父亲和哥哥道别，但看到那个顾客被哥哥按在车窗上时，我猛踩了一下油门。我受够了，再也不想卷入这些麻烦事了，恨不得马上就从这里逃离。

人生是接连不断的选择。如果那个时候我踩的不是油门而是刹车会怎样？或许就不会发展到哥哥去自首那种最糟糕的情况了。但在当时，眼前的那点麻烦事，就是我能看到的人生中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我在选择时，更倾向于回避糟糕的选项，而不是选择更好的选项。对我来说，再没有比漫无边际地去设想“如果当时……就好了”更令人心烦的了。

正因如此，我悔恨万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不可以预见的，毫无疑问是我的过错。哥哥对顾客施以暴力，这让我很震惊；他没有照我的意思行事，也让我很生气，但是我更悔恨没能将这件事扼杀在萌芽阶段。对我来说，理解哥哥的心情易如反掌，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他永远朴实无比，无法若无其事地伤害他人，就算他的坦诚和温柔会给周遭带来不幸，他也不会意识到。

小时候顽皮的我被父亲和祖父训斥时，哥哥总是会替我说好话。我几乎从来不为做过的事道歉，就算事出有因，父母也会不分情由先大骂我一通。我很反感不分青红皂白的父亲，会故意不对他说原因，这让我有一种掌握了真理的优越感，就算被他狠揍一顿，我也能忍受那份痛苦。

但是哥哥不忍心看我受苦，总是会突然闯入我们中间，将我以沉默捍卫的原因和盘托出。这样一来，我突然就沦落为“情有可原的可怜孩子”，被人摸着头安抚。这不是我的本意，每当遇上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可怜无比。

我不是不知道哥哥的好意，也并非不会为此感到开心，但是一切都偏离轨道了，这不是我拼命战斗想要夺取的东西。最后大家只能记得哥哥有多么体贴，对我这个有隐情却不说出来的倔强孩子敬而远之，就连父亲也会因为无故怀疑我而觉得不光彩，扭扭捏捏地一脸不自然的表情。

现在大家应该都被情绪突然爆发的哥哥吓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合适吧？但引爆了情绪的火种并不是恶意和癫狂，而是哥哥一直以来的坦诚，这没什么好怕的，真正麻烦的，是拥有爆发力的坦诚。我不会再对哥哥的坦诚置之不理了，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哥哥一定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被负罪感折磨得偏离正轨，也很害怕吧？但他还是不得不裹着这副皮囊，焦躁又忧心忡忡地活下去。如果他的手中有把刀，一定会想割开这副皮囊吧？可怜的哥哥，我理解他。只有我能带领他逃离那片黑暗。

但是，后来我在小小的会见室里隔着树脂玻璃挡板看到的男人，和哥哥判若两人。

他故意模仿伯伯，眯缝着双眼把手心时而凑到眼前，时而撤开老远，还笑着说：“他戴着老花镜都得这样看。连字都看不清，还想跟法官斗？”他一脸奇痒难忍的表情，努力把笑声压在喉咙里。

“并不是这样的，哥哥。伯伯依旧在为这件事努力。”

“我跟你说，那个人不行。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不知从哪里传来空调运转的声音，在会见室兀自回响。

我第一次听哥哥那样说，之前我一直认为他喜欢伯伯。虽然伯伯向来与我们关系疏远，但偶尔父亲说伯伯坏话时，哥哥总会责备父亲，为他说话。难道那个人不是哥哥？那时常挂念着伯伯并在电话里提议让我见见他的人又是谁？

“猛，如果我被认定有罪，该怎么办啊？”哥哥嘟囔了一句。

“别乱说，不会的。哥哥你说什么呢！”

“说真的，我总是在想，你们该怎么办啊？”哥哥像调皮的孩子一般翻转着眼珠子窥视着我。

我很困惑。伯伯明明告诉我哥哥很配合，甚至都准备翻供了。“别总往坏处想，现在不是消极的时候。”

“消极？我才没有。猛啊，你是不是希望我自首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在咱们这种闭塞的小镇上，被人贴上‘害死了从小玩到大的伙伴’的标签，意味着什么吗？”

“哥哥你在说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你的为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镇敞开了温暖的怀抱在等你回家。”

“哼，你居然说这个小镇‘温暖’，好奇怪啊。”哥哥明显在向我挑衅，他飘忽不定的笑容透过电话听筒的小孔传了过来，似乎想要牢牢缠住我。“算了，在那个加油站过一辈子和在牢房过一辈子，没什么太大差别。一想到再也不用给愚蠢的顾客点头哈腰，就觉得在这里反而还更轻松呢！对，我说的就是那个小混混，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反正要揍，不如揍破他的头。”

哥哥身后穿着灰色制服的狱警将视线投了过来。

“这种话不可以说。”

“为什么？你不就总这样说吗？”哥哥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直视着我。

哥哥这副无赖的样子和印象中他该有的模样差距太大了，我不由得将脸扭到一边。

“反正人生很无聊。”

“没那回事。”

“你在说什么？”哥哥微微一笑。

我依旧没有看他，努力挤出一句：“哥哥你很优秀，我很失败，我的人生都在逃来逃去。”

“因为人生很无聊，不是吗？”

我惊讶地仰头看向哥哥，他不再微笑，用毫不回避的视线看向我。我感觉自己脑海中的东西在慢慢地灼烧殆尽。

“你的人生多精彩，做着别人替代不了的工作，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还有不错的酬劳。再看看我，工作无聊，不受女人欢迎，回了家无非就是做饭洗衣，听老爸唠叨，现在还杀了人。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事？”

“别说了，不是那样的。”

“就是这样的，哪里不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件好事都没有。喂，为什么？为什么我和你差别这么大？”哥哥表情松懈下来，开始颤抖。

而我不可思议地冷静了下来。哥哥，就是这样，你本来就应该这样想，为什么之前一直藏在心里不说？你不必一直忍着的。“哥哥，不是你的错。”

“你知道什么，给我闭嘴！”哥哥大吼起来，伸手想打我，但是厚厚的树脂玻璃挡板架起一道屏障，将他的拳头挡了回去。

狱警扑过去从哥哥身后反剪他的双臂。伏倒在桌子上的哥哥像个孩子一样尖叫着，带伤的右手使劲捶打着桌面。“坏事都轮到我头上！我头上！”

我想制止哥哥，但连他的手都碰不到。

狱警慌忙告诉我探监结束，催促趴伏在桌面上抽泣不止的哥哥离开会见室。

“哥哥，那就离开这个地方！我帮你离开这个地方！”我大声喊道，不想让这句话淹没在他的哭声中。

就在这时，哥哥突然抬起头，朝话筒吐了一口唾沫。

一片混乱中，狱警粗暴地架起哥哥的双臂，连拖带拽地带走了他。

哥哥的脚步声慢慢远去，空调运转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回响起来。空气稀薄，我感觉像在大海深处，看到一块以哥哥身形为轮廓的巨大的广告牌缓缓漂浮其间。

哥哥内心爆发的情绪不是耿直和坦诚，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广告牌的后面是不折不扣的愤怒。它们像沸腾许久的岩浆，生出了邪念、污秽和恶意，向我扑来。

我一方面讶异于哥哥此前从来没有展现过愤怒这种感情，间或觉得有些烦躁，另一方面却又像是看到了被阉割的人，感到一种低级趣味般的愉悦。这些感觉都真实存在。

一直令我困惑不已的谜题终于有了答案，我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同时又像是刚从冰冷的水中出来一般，感觉体温被夺走了。

刚才我说监狱中的这位先生更优秀，并非是在挖苦他。

哥哥的表情熠熠生辉，完全不同于以往。有生以来第一次折磨弟弟，让他发自心底感到愉悦。他现在并不是在黑暗里，这点黑暗对于他来说已经过分光明了。

哥哥吐出的唾沫穿过听筒飞溅到我的脸上，残留着湿气，很不舒服。一种前所未有的寒冷穿行在皮肤之下，让我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本该再适应不过的闪光灯让我觉得头晕目眩。糟糕，镜头前站立的男模变成一块白色的物体飞走了，取而代之眼前出现了另一幅场景：愤怒不已的哥哥用力推倒智惠子，智惠子的身体就像橡胶玩偶一般被轻易弹飞，倒在了吊桥的桥板上。

一瞬间眼前恢复了正常，一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的男模有些坚持不住了，我慌忙按下快门。摄影棚里的闪光灯每闪一次光，哥哥伸手步步紧逼、智惠子连连后退的场面就会像插播的广告一般，浮现在眼前。

要是以前的我，看到哥哥在法庭上声泪俱下，怎么可能会怀疑？哥哥讲了一个故事，叙述他是怎样一步步走上证人席的，完全是在标榜他有多么“坦诚”。他对智惠子的死表示哀悼，把所有错揽到身上，然后还疾呼他是无辜的。

“一开始我以为只要说了类似推倒的话，就会被认定是杀人凶手，于是说川端是自己滑倒的。我说了谎。”

这句话也是谎言。

川端是自己滑倒的——哥哥并非因为害怕说出了这句话。真正害怕的人是我。

哥哥在法庭上颤抖着、痛苦地说他向倒下的智惠子多次道歉了，想把她拉起来而伸出了手，这些都被法庭方面认真听取了。

那天，我站在河对岸的礁石上，将相机镜头对准深绿色的水流，突然听见智惠子在喊我。“猛！”那刺耳的声音响彻山谷。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向吊桥，只见智惠子冒着危险将身体探了出来朝我挥手，哥哥阻止了她。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匆忙将身体隐在花丛里。

当时我就藏在那丛白色的小花里，为了逃避刚才那烦人的一幕，我将眼睛凑到取景器上，对着花朵按下快门。

哥哥高声说教的声音随即乘风而来，传到我的耳中。

我看到智惠子和哥哥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紧贴在一起向前走。本以为他们在玩闹，仔细一看，更像是饲养员按压着拼命想要逃走的失控野兽。

智惠子曾经跟我说过，“那个人可能已经发现我们的事了”，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充满威胁的意味，不像是我印象中言谈谨慎又温和的智惠子说出来的。

智惠子在吊桥上对哥哥说了什么？我不该留他们两个人独处的。现在再说什么都晚了。

曾经的我在遇到麻烦时会夹着尾巴逃跑，接着一切就会好起来。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在法院见到了川端阿姨，上次见她是在智惠子的葬礼上。

在开庭以前，川端阿姨一直都认为智惠子的死纯属意外，我和哥哥在守夜时和葬礼上帮忙时，她还不停道歉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但庭审结束后再次相见，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叫住了走出法庭的我，给了我一个小号纸袋，让我转交给父亲。纸袋里装着已经洗干净叠好的衣服，那是智惠子在加油站工作时穿的工作服。

川端阿姨不再年轻，倦容满面，但比起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样子，脸上多了几分女性魅力。

我想起那一晚智惠子说她母亲“很幸福”。我当时问她：“你母亲再婚，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孤单？”她摇摇头，笑着说“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我没有再问她一个人会不会觉得孤单，如果我当时问出口，她会回答什么呢？

那件事发生后，我不愿再去回想智惠子，连一点关于她的事情都不愿想起。谁都不愿把不幸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但一想到给她带来不幸的种子里有一颗可能是我撒下的，我的脚就像被粘到什么东西上一样无法脱身。

我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我和一个女人上了床，这就引发了凶杀案？那审判我好了。如果得进监狱，那就把我送进监狱好了。这么夸张地设想了一番后，我才意识到，我在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犯下了不会被法律制裁的隐秘的罪行。这让我觉得更难得到救赎，一种不断膨胀的沉重感压迫着我的心。

伯伯说过，犯罪分为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两种。作为犯指采取了积极行为导致的犯罪，不作为犯指没有做应该做的事而导致的犯罪，比如母亲不给婴儿喂奶导致婴儿死亡就属于这一种。川端阿姨的表情就在怀疑我犯下了某种罪行，她的心理活动似乎是：“恐怕这个人也有话没对智惠子说。”

我和川端阿姨都努力用明快的语调聊着没有重点的家常，说了两三句话后，我们道别。这时，她眼角的皱纹不可思议地变了形，她哆哆嗦嗦地张开嘴嘟囔道：“猛，智惠子是那种会被人杀死的孩子吗？”

她似乎被说出口的这句话搅得心绪不宁，逃也似的扭头离去，只留下这句不知道在问谁的话，久久地回响在冰冷的大理石走廊上。

我按下快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比平时更健谈。我认识这个叫慎吾的男模很久了，但感觉今天拍出来的人好像不是他似的。负责布景和照明的工作人员都是老员工，他们也都是按照我的指令行事的，但是看着取景框，我总觉得不像是自己拍出来的照片。编辑们看到冲印出来的照片后，倒是都异口同声地说好。能得到他们认可就行，但不知为何，我还是感到一阵强烈的空虚。

在东京住着，很容易就坠入忘却的深渊，忘记那些被新闻报道推着向前的日子。以我的知名度，还远不到被媒体曝光隐私的程度，所以那件事并没有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但是谣言仍在平静的水面下潜滋暗长，周围反而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故意不去触碰那个话题的紧张感。

工作结束后，慎吾一脸天真烂漫地跑过来，像个女孩子一样，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起最近接演的电视剧和海外的美食。其他工作人员陆续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收拾起来。等我们身边没有别人后，慎吾往前一步凑过来，小声说道：“你是不是遇到大麻烦了？”

“你听说什么了吗？”

“听事务所的人说的，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啊。”

“我也不能问你‘怎么了’‘还好吗’这种话。”

“没事，确实是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碰。”

“不过一切都还没有定论吧？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是吗？”

“也可以这样说吧。”

“听说是意外事故，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我哥哥是这样说的。”

“一定不会有事的。你哥哥一定有很大压力，我知道，因为我经常在机场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虽然不怎么红吧，但也会突然被一大群记者围起来。一开始我觉得只要实话实说，他们很快就散了，没想到他们问个没完没了，后来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只点头。”

“或许是这样吧。”

“那些煽风点火和现在就下定论的人简直太过分了，净给你添麻烦，不能饶了他们！我绝对站在你这边，真的。有什么能帮到的地方，尽管直说。”

“嗯，谢谢。”

“我是认真的。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是至少可以陪你说说话啊。”

“谢了，但是这种时候我还真不希望需要你帮忙。”

“哈哈，你说得对。”慎吾大笑着说道，随后朝催促他换衣服的造型师走去。

事务所采编大庭的突然辞职，让谣言愈演愈烈。

莲美溪谷的事发生后，我不得不调整手头的安排，当时大庭没有一句怨言，表现出了感同身受般的担忧，主动替我分担。但是我哥哥被逮捕后不久，她就突然找出一堆理由诸如母亲患糖尿病了、要修房子、要考执业资格证书等，把工作留给一个年轻同事后就辞职了。

大庭工作能力强，外表秀丽，明事理，和我上过几次床，从没提过过分的要求。她很聪明，正因如此她嗅觉敏锐，早早就采取了行动。我就此挖苦过她，她笑嘻嘻地反驳道：“你能举出非我不可的理由吗？”

世界在一点点地发生变化。

慎吾说的那番话可能是出自真心，但都建立在我哥哥无辜的基础上。如果杀人罪名成立，他还会站在我这边吗？现在的宁静，是暴风雨要来临的前奏。世界静静地屏气凝神，注视着骰子上的数字。

工作人员都离开了，走廊上的灯光也熄灭了。我边朝出口走，边回头环顾那片被黑暗吞噬的空荡荡的空间。

“如果我被认定有罪，你们该怎么办啊？”哥哥肆无忌惮的笑脸在黑暗中一闪而过。

▲

没有哥哥的家笼罩在一片阴影中，灰尘薄薄地堆积了一层，没有扔掉的垃圾发出阵阵腐臭味。

父亲决定不去法庭了，我和伯伯都表示赞成。

如果这件事的主角是我，父亲就不会这么难过了吧？对人施暴、说谎、否认说过的话、被别人指责，这些事我都在父亲眼皮底下做过很多次，或许他很早就看穿了我的谎言。如今，做出这些事的人是哥哥，父亲还不太适应，只能慢慢接受和相信哥哥的言行。在我眼里，可怜的父亲就像在相扑赛场上被哥哥摔倒的纸相扑[1]力士。

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开始事事依赖我，包括让我代他和伯伯相处。父亲本是话那么多的一个人，现在却时常沉默不语。一种顶梁柱腐朽了的不安袭扰着我。可我是一个多么靠不住的人啊！

父亲没法再攻击我，只能用光好不容易才积攒下来的力气，将不安和不满发泄到住在我家的伯伯身上。我以为身经百战的伯伯一定不会和父亲计较，没想到他竟然丝毫不让步，吵得面红耳赤。我不禁想，伯伯对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嗤之以鼻，但他和他弟弟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

那天晚上伯伯最终还是留了下来。父亲先睡下后，伯伯有些坐立不安。我们两个在这个家里“住不下的人”面面相觑，这种感觉有些奇妙。我们穿着家居服对坐着，彼此都有些难为情。

“不管怎么说，您留下来我就放心了。我爸那种人，外强中干。”我说着，朝二楼走去。

“你最好别再回来了。”伯伯低声说道，没有看我。

“我没关系。”

“这样啊。我不是不让你回来，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正在上楼梯的我不太懂伯伯想说什么，停下了脚步。

“我是辩护人，也是你的伯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就好。”他抬头看向我，勉为其难地挤出一个笑容。

第二天早上，我从行李中取出一个沉甸甸的装有现金的信封，之前它和智惠子的工作服一起被装在川端阿姨给我的纸袋里。寄件人一栏棱角分明的字迹乍一看像我写的，其实是父亲的笔迹。后来我查了日期才知道，哥哥刚被逮捕，信就寄了出去。

父亲没和伯伯商量就贸然寄出了信，真是愚笨，他的举动反而会搅乱川端阿姨的心。但他不得不这样做。

父亲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在院子里拧刚洗好的衣服。

“伯伯呢？”我问。

“已经走了。那家伙早上吃了三大碗饭。”父亲背对着我答道。他好像有些难为情，声音也比往常小了不少，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虽然洗好的衣服皱巴巴的，没有抚平就被胡乱地斜挂到了衣架上，但他动作娴熟，没有一丝犹豫。

我走过去，将信封递给父亲。“川端阿姨偷偷把这个塞在了给我的纸袋里。”

父亲沉默着点点头，接过信封直接放到了口袋里。

“改天一起去给智惠子上香吧！”

父亲没有回答，转身背对着我，又开始拧衣服。

“智惠子生前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我下次带回来。嗯……酒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父亲拧着衣服，鼻子里发出一声无力的笑，答道：“还带酒，你这家伙口味变了吗？”

“什么？”

“智惠子喝啤酒一杯就倒，和你一样。”

衣服在朝阳的照射下闪烁着炫目的白光，晃得我睁不开眼。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哥哥一边耐心地叠洗好的衣服，一边对我说的话。

我中计了。哥哥给我设了一个圈套。

眼前的世界摇摇晃晃的，令我有些头晕。坐在榻榻米上的哥哥弓着的后背浮现在眼前。他背对着我，静静微笑，侧脸笼罩在黑暗中，但我回想不起那张脸了。我只看到他叠衣服的双手被油渍染得乌黑。

“简直难以置信，我总在想，一切要是一场梦就好了。我家人也都很受打击。”背对着我坐在证人席上的哥哥就像一只生了病的老鼠。他身上的囚服领子有点变形，脏污不堪。

“川端智惠子和你的家人很亲近吧？”伯伯那如演员般响亮的声音响彻整个法庭。

“是的。我们从小就认识，四年前她开始在我家的加油站干活。”

“嗯，她工作认真吗？”

“她是个非常认真的人。”

“她经常遵照你的指令行事吗？”

“‘遵照’谈不上，我家加油站规模很小，没太多事需要做。但她确实很温顺，也很细心，所以我经常会让她帮忙。”

“‘温顺’又‘细心’的智惠子和别人有过分歧、起过争执吗？”

“没有，我认为这种事几乎没有发生过。”

“那么说回在吊桥上的时候，当时你认为她身处危险中，所以想阻止她，对吧？那她为什么会拒绝你呢？”

哥哥沉默不语。

“她对你说什么了吗？”伯伯像在和幼儿说话一样弯下腰，“如果记得，试着准确地说出来。”

哥哥像是哪里发痒似的扭了扭身子，然后低头发出蚊子嗡嗡作响般的声响。“不要……”

“嗯？什么？再说一遍。”

“她说‘不要，别碰我’。”

伯伯眉头紧皱，努力压抑着不断涌上来的愤怒，继续道：“你碰她的胸部或臀部了吗？”

“没有，我只碰她的肩膀了。”

“肩膀？只碰到肩膀就让她产生了那种反应？在那之前你碰过她的身体吗？”

“没有，我记得没有。”

“请你如实告诉我们，听到她的话后，你是什么感觉？”

“怎么说好呢……她居然认为我意图不轨，我觉得很可悲，突然讨厌起她来。”

我偷看了一眼坐在远处的川端阿姨，她捂着嘴巴，低头极力忍耐着。

“那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没有。”

“你认为智惠子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应？”

“我不知道。”

“我问完了。”

接下来轮到检察官提问。他似乎想缓和紧张的气氛，一改之前的模样，温柔地问哥哥：“被女性认为‘意图不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我也经常因需要查验那方面的证据而困扰。对了，你是单身吗？”

“是的。”

“你三十五岁了，有结婚的打算吗？”

“没有。”

“你考虑过让智惠子当另一半吗？”检察官像娱乐记者一般言语恶俗地继续咄咄逼人，“她也是单身，而且马上就要二十九岁了，在本地人眼中也到了差不多该结婚的时候了。你每天和她朝夕相处，基本上已经把她当家人了吧？智惠子人也不差，你就没有想过娶她吗？周围人也是这么想的吧？”

哥哥低着头，耳根通红。“这种事也要看川端女士是什么想法……”

“我现在是问你的想法！你对她有好感吧？”

我很不舒服。三十多岁的哥哥在大庭广众下被人问及隐私，一想到他的感受，我就浑身发抖。

检察官还在继续追问，就像是要将朋友的秘密都打探出来的中学生。“说实话吧！”

“嗯……好。”

“有没有把她看作异性？”

“什么？”

我不忍再看，将视线从哥哥身上移开，这时才多少明白伯伯说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是什么意思。

“你表白过吗？”

“没有。”

“为什么？！”

哥哥做了一个深呼吸，似乎在表示决不屈从。“我不受女孩子欢迎，万一表白被拒，我们之间会很难继续相处。”

“但是你们关系很好，不是吗？”

“是倒是……”

“连这份自信都没有吗？”

“那和喜欢还是不同的吧……”

“一对众人艳羡的完美夫妻未必就是他们展现出来的那样，有点自信吧！”检察官快把整个身体都贴到哥哥面前了，他说完这句话后，稍稍直起上半身，故意轻轻咳嗽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我手里的十七号证据是被害人的尸检报告。”他不再使用刚才那种过分亲昵的语气，“和死因相关的种种暂且不表。从被害人阴道中检测出少量精液残留，应该是事发前一天留下的。DNA检测结果显示与被告人不匹配，也就是说被害人曾在事发前一天与并非被告人的男子发生过关系。被告人，你听到了吗？你知道那个人的存在吗？”

伯伯当时想说却没说出口的就是这件事，他一定猜到了“并非被告人的男子”是谁。

“你知道她与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所以和她疏远了，对吗？”

“……”

“是吗？你知道了那件事，忌妒不已，怒火中烧。虽然智惠子有自由恋爱的权利，但你的反应还是让她很有压力，是吗？你说话啊！”

哗哗的水流声在脑中回响。

原来是这样。哥哥察觉到了我和智惠子的事，知道我们上床了，但什么也没说。他一直都很忌妒我，也一定知道我过去曾和智惠子交往。从小他就喜欢智惠子，对她十分温柔。我对智惠子没感觉，但因为一个称不上理由的理由——只是觉得她有些可爱——就得到了她，哥哥为此很受打击。后来我抛弃智惠子去了东京，又与家人疏远，这对哥哥来说成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有机会扮演救世主一角，将智惠子带到了加油站。

想必哥哥很满足吧？他拘谨寡言，没太多欲望，别说求婚了，估计连一句甜言蜜语都没对智惠子说过。随着年龄增长，智惠子越来越害怕，但她无处可逃。这也是哥哥布下的机关。

哥哥一定在等智惠子这颗永远不会被别人碰的果实越来越成熟，直到散发出腐烂的味道。他太狡猾了。不去战斗，不去受伤，连胜利都不想去争取，只等着吸干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汁液活下去。哥哥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不会被别人讨厌和指责，但在我看来是一种怠惰。

智惠子很痛苦，想尖叫，不然为什么会抱紧曾抛弃了她的我？原来这一切都是哥哥设下的陷阱。他试探了我。我太傻太笨，没有意识到，但是智惠子敏感地察觉到了，所以才对我说“在这里待不下去了”“那个人很可怕”。她早就察觉到我哥哥是个可怕的人，可我却没有把她的话听进去，最后把她害死了。哥哥掀起了事端，又把一切都破坏掉，以此来欺骗我。这是哥哥对我的复仇，他对我恨之入骨……

真的是这样吗？哥哥，事实是我想的这样吗？

就算是我的错，就算杀了智惠子……哥哥，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扑通一声，巨型水花溅起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不好意思，嗯……我有话要说。”坐在证人席的哥哥低着头小声说道。

我回过神来，盯着哥哥敦实的后背。

“你说。”

“我完全不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哥哥的声音飘忽不定，“如果她有恋人，那么这件事也会给那个人带去无法挽回的困扰吧……”

“问题不在于这里，而是你怎能没有发现那个人？你们每天都在一起……”

检察官的声音越来越大，但哥哥没有理他，自顾自慢慢站了起来，迅速转向旁听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真的，十分抱歉。”

哥哥说完后深深地低下了头，过了很久都没有抬起来。一道道光从他低垂的侧脸旁划过，笔直地洒落到了地板上。

伯伯告诉我们，检方提供不出能证明哥哥有罪的决定性证据了，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洋平甚至都开始提前在居酒屋庆祝了，虽然被伯伯叱责高兴得太早，但他还是笑着又唱又跳。父亲有些搞不清状况，但明显安心了不少，面露喜色。

我这个弟弟是唯一的目击者，也最了解哥哥的为人。作为确保哥哥顺利脱罪的重要环节，我要好好练习伯伯制定的周密的模拟问答，为下一次庭审做好准备。

哥哥马上就能回来了。

[1] 一种游戏。用纸片做成两个相扑力士放在台上，借由震动让两个力士做出类似摔跤的动作。

第六章

早川稔的叙述

我不懂什么摄影，真的一点也不懂。

但那张确实拍得不错，你要是看到了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是在哪里拍的呢？美国还是欧洲？当时我还想着以后要去一次，最后还是忘记了。

照片里是一片广阔的湖泊，水面波光粼粼，会让人以为是白天，但奇妙的是，天空一片昏暗，像是在夜里。再仔细一看，还会发现湖心漂浮着一条没有人的小船。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那里，但它就那么孤零零地漂在那里。不，它不孤单，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孤单似的，实际上它很自得其乐呢。

真是一幅不可思议的照片，我很喜欢，曾想把它放大后挂到加油站作装饰。很久以前，我拜托我弟弟猛帮忙冲印一张大尺寸照片，他笑了，说要找找负片，但他还是忘了。

当时我隔着树脂玻璃挡板向他央求道：“猛，我想起了那张照片，实在想把它装裱起来挂到加油站，让加油站看起来漂亮些。麻烦你了，算是纪念我获释回家。”

我弟弟眼神黯淡，一味盯着他手边的东西，似乎完全没有听到我的话。接着他抬起头直直地凝视着我的眼睛，说道：“说出真相吧！”他的目光中透着悲哀、若有所失的迷茫和不安。很明显，他想从我这里拿走他失去的东西，但也确信无法从我这里拿走了。

他以前可从没有那么认真地盯着我看过，说话的同时还怯生生的。真奇怪，猛居然在我面前表现出这一面。他小心翼翼地凝视着我，仿佛我的一句话拥有决定人生大事的神奇力量。

我很开心，很兴奋，但马上感到很失望。我那个像太阳一般金光闪闪的弟弟渐渐消失不见了。

说出真相吧——

真相就是，我的弟弟不相信我是无辜的。在吊桥上被他突然抱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不想成为杀人犯的弟弟。真相就这么简单。

猛大声喊道：“简直难以置信！我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哥哥？”

我笑着说道：“你这家伙啊，一直就在怀疑我吧？从始至终都没相信过我吧？我不是说你必须得相信我。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弟弟，是我的骄傲，是我的珍宝。一直以来，你都太闪耀了。”

他眼睛充血，生气地大叫着，抓起椅子朝我扔过来，然后就走了。那天树脂玻璃挡板可能都破了，他从没对我发过那么大的脾气。

那天，站在证人席上的猛穿着高级华丽的西服套装。我看错了，一定是看错了，那个穿着套装的男子一定是别人，不是我家那个家伙。我想连东京都很少有这样的人吧？

“我发誓接下来的叙述都是事实，发自内心，绝无欺瞒。”猛的声音不高也不低，就像是摸着绵软的腹部发出来的声响。我当时觉得他的声音真好听。

“我的哥哥曾是一个十分善良正直的人。除了哥哥，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只相信哥哥，只和他关系亲近。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我不像他那样，编不出那么精妙的谎言。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以为包庇了哥哥，就能包庇自己。但是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就算我说的话会让我们兄弟俩决裂，让我们彼此的人生都陷入惨淡的境地，我还是想赌上全部人生说出真相。我想让从前的那个哥哥回来。”

猛在距我座位不到两米的正前方坐下了。那一天，树脂玻璃挡板和法庭上的栅栏都再也不能将我们隔开了，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

伯伯极力想阻止猛，但审判长不允许，转而问猛，真相是什么。

于是猛稳稳地、慢慢地说了起来。“我看到我哥哥在吊桥上逼近了智惠子，他们在摇摆不定的吊桥上互相推搡，后来智惠子被我哥哥推了下去，尖叫着掉入了水中。”

我就像听到了一首小诗。

伯伯从座位上站起来，朝猛探身，示意他停下。

场面有些混乱，一直沉着稳重的审判长也慌了神，提醒注意法庭秩序。

一切就像发生在水中，离我又远又朦胧。我听到的声音也变得模糊不清。四周起了一层薄雾，大家都扑通扑通地掉进水里，只有猛一个人真真切切地在我眼前浮了起来。我当时有种感觉——我们俩是居住在同一片水域的不同生物。

后来，巨大的漩涡慢慢变小，一切沉淀下来，法庭又恢复了平静。

审判长问道：“证人，你刚才所述的那段记忆，明确无误？”

猛迅速抬起头直视着审判长。“刚才我发过誓，明确无误。”

柔和的夕阳洒落到我弟弟的侧脸上。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脸突然变得十分清晰，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不可思议地散发着神的光芒。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母亲去世后我在储物间收拾出来一些古老的卷轴画，背叛了我的男人，他长得和画上的观音菩萨一样俊美。

片冈啊，你要是出去了，替我去书店看看那张照片吧，我觉得书店肯定还在卖。那张照片就在写真集的最后一页上。不过你得去大型书店啊。片冈，你要回哪里来着？是名古屋吗？名古屋没有问题。写真集的名字叫“NOD”，不是“喉”啊，是外语。你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圣经》里哥哥杀掉弟弟后被流放的地方。[1]真是因果报应啊，猛真有先见之明。

哎，好像下雪了。你看，窗户那里有一堆白色的东西在闪闪发光。

按理说外边该很冷了吧？片冈，你脚疼吗？那我替你揉揉。

真好。再稍微等等，再等等，不用等到春天，你就能回到温暖的家了，不是吗？到时候你一定就能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了。晚安。

[1] 《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杀掉弟弟亚伯后，被耶和华放逐到“land of Nod（挪得之地）”。“Nod”和“喉”在日语中都读作“NODO”。

第七章

早川猛的叙述

“现在几点了？”编辑青野在电话里告诉我已经快十点了。已经晚上了啊。我在隔绝了外部光线的暗室里一直待着，没有时间概念。“那我现在把洗好的照片拿过去？”我提议。

“现在啊……”青野有些为难地说道。

以前的我会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但是现在，我已经失去了“立断”的能力，恭恭敬敬地说道：“那我明天带过去，真是不好意思了。”

青野已和我相熟十年，不介意地回道：“没关系，什么时候拿来都可以。”

我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是我的最后一本写真集了。

我找出很久以前的负片，以“追忆”为名做了一个精选集。我再也拍不出好照片了，并不是因为体力不支和水平下降，只是我很清楚，我拍的已经不是照片了。

我害怕的究竟是什么？

成了“杀人犯的弟弟”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太多不便。虽然我的证词使得哥哥锒铛入狱，但世人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猛烈地攻击我。一来事情发生在法庭上那种相对密闭的空间，没有传到太多人的耳朵里；二来几个知情人全都极力称赞我，认为我有勇气和正义感，“说出了真相”。发生过的事成了过眼云烟。

当然，我也曾因此和周围人相处时遭遇过紧张的气氛，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人们慢慢都忘了，谣言也越来越少，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知道那件事了。

我和别人的关系发生改变，不是因为那件事，而是我自己变了。从那以后，我的眼睛再也捕捉不到东西了。

我也和父亲失去了联系。

伯伯去年年初突然寄来一张贺年卡，上边只有一句话：

今年我准备歇业了，爱犬死了，我失去了进取心。

我没有回信，也没有回电话。父亲和伯伯在那之后可能有联系吧。

我不是脱离麻烦的苦海了吗？再也没有什么人和事追着我了，也没有人有求于我了。

对于曾经做过的事，我不后悔。就算成了杀人犯的弟弟，就算成了背叛哥哥的弟弟，就算人人离我而去，就算我的心被腐蚀不堪，我看到的东西都不是假的，我在法庭上说的也都不是假的。那个时候我直面了麻烦，战胜了它。我独自杀掉了那个名叫哥哥的男人。

我将曝光过的相纸浸入药液，等待显影。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蹲在暗室的地板上，从久未整理的架子深处拽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放有我上学时拍过的照片的负片。

在拽盒子的过程中，一个碍事的纸袋被我碰倒，纸袋里边几十个长七八厘米的小方盒子掉到地上，淹没了我的膝盖。小方盒子里有一些八毫米的胶片，我当时直接把小方盒子放到了纸袋里，从来没有看过胶片里的内容。

架子下方，倒落的纸袋后面，放着一台布满灰尘的正方形放映机。它和塞在架子下的杂物并肩而立，与世无争，毫无怨言，被搁置了这么久，却既不羞愧也不害怕，大大方方地朝我看了过来。上边刻着“FUJICASCOPE · SH9”的字样，在暗室微弱红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

那件事已经过去七年了。

就在这时，玄关处传来门铃响起的声音。

我立刻朝放有显影液的平盘中看了一下，超时了，一张表面漆黑浑浊的相纸摇摇晃晃地漂浮在显影液上。

打开门，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父亲站在门外。他连连说着“好久不见”点头致意，笑容无忧无虑，门牙格外洁白。

是洋平。

曾经的洋平一头脏兮兮、硬邦邦的黄头发，有些地方因掉色而显得发色不匀，但眼前的他一头深栗色的头发，美观齐整，身上穿的针织衫质地良好。他女儿稚嫩的脸贴在他的肩头。洋平气色不错，脸颊也丰润了些，已经完全是一副成家男人的模样了。我忘记了惊讶和慌张，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快四十岁的我在洋平眼中是怎样一番模样呢？

在洋平的邀请下，我在市中心的家庭餐馆和洋平一家吃了顿饭。他说太太要回千叶老家办事，于是他们就开车过来了。

那件事以后，洋平从零工转为正式员工，现在仍在加油站工作。

洋平用纸巾给女儿擦鼻涕，七年前的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一幕。他的太太很亲切，很快就与我熟悉起来。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她极其自然地称我为“猛”，仿佛我们认识很久了，这让我有一种安全感。

洋平让我看到了他的变化，毫不犹豫地将我拉进他们的领地。他们一家人过着一种有根基的生活，不会责难我。面对他们的热情，我完全没有不开心，只是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他们心有所依，而我正好相反。

我不擅长与孩子相处，倒不是说讨厌，而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相处。孩子就像嗅觉敏锐的猫狗，能察觉到我的弱点，对我有所防备。不可思议的是，洋平的女儿似乎跟我很亲近。她遗传了母亲完美的眼睛，笑起来的嘴形和洋平像极了。

“她喜欢长得帅的人，才这么一点点大都已经懂了。”

“可不是，看到长得不好看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

“理惠，爸爸和哥哥哪个帅？”

“哥哥。”

“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喜欢上哥哥了。”

“这下可糟了。”

刚端上来的蛋包饭还冒着热气，温暖湿润的空气环绕着餐桌。我隐隐意识到洋平为什么来找我，还邀我来这里吃饭。洋平的太太坚持要请客，起身去付账。她离开后，洋平慢慢说起原因：“稔要出狱了。通知上说是明天。他获得了假释。”洋平直视着我，双眼炯炯有神，在等待我应该有的反应。

但是我无法如他期待的那样回应。说谎不是无能的表现，我说谎只是为了保护自己。“那就拜托你了。”我说出了言不由衷的话。

洋平为自己的冒失抱歉，我苦笑了一下。随后他吞吞吐吐地说起我父亲的事。

我的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狱中犯人很难和家人以外的人会面，所以自从父亲不去探监后，洋平也无法得知我哥哥的近况了。洋平说我父亲病情好转时也会去加油站，但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和人正常交流了。

我的父亲，变成了那个样子。

“所以，你能不能回去……”

我避开洋平央求的视线，挤出一句话：“我做不到，洋平。我不回去，我回不去了。”

“猛，你说的是什么话！他毕竟是你哥哥。”

“我已经不把他当哥哥了，他也一样，而且说不定还很开心呢。”我知道这个和我毫无关系的年轻男人一直以来背负了很多，但是他不明白，我和哥哥的关系已经到尽头了，再修补也无济于事了，那是我们二人对彼此判下的刑罚。就算在法律上制裁七年就够了，但我们给彼此判下了无期徒刑。

“真是不懂，你那个时候不是说想让你哥哥回来吗？为了让他回来却把他送进监狱？”洋平的左脸轻微抽搐着，“我不懂，如果我是弟弟，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我不觉得你做的事是正确的。”

“你就是为了说这个来的吗？”

“你把稔还给我和老爷子！你就那样把他夺走就什么都不管了，你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他哭了，拼命不让眼泪流下。对我的愤怒和轻蔑让他颤抖不已。

我默不作声。

之前一直乖乖画画的理惠把画好的郁金香递了过来，说道：“你看。”

洋平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从我旁边的椅子上抱走理惠，带她离开了餐馆。

我没有打车，步行回到家后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东京的冬天很冷，从楼宇间吹来的风寒彻骨髓，感觉就连裹在身上的衣服都冰冷僵硬。

自从我的事务所渐渐不再雇用员工后，事务所的起居室就变得和上学时的住处一样杂乱不堪了。我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我的东西太多、事务所里有暗室等，继续住在事务所，但实际上我越来越承担不起昂贵的房租了。我还没来得及在世人面前炫耀，已经没有人出入我这个像垃圾场一样的房子了。

我想收拾洗好的照片，于是拖着疲惫的双腿，从地板上的外卖比萨盒和乱扔了一地的衣服之间找到下脚的地方，进入暗室。醋酸的味道扑鼻而来，唤醒了我的大脑。打开荧光灯，房间还是我离开时的状态，放有八毫米胶片的小方盒子静静地躺在地板上。我正想扔掉它们，突然看到小方盒子上有母亲的字迹：“莲美溪谷的回忆 1980 年 9 月 8日”。一瞬间我的身体僵硬起来。那是一九八○年去莲美溪谷玩时的胶片，那时候我五岁。

血液在身体里奔流，体温急速上升。我俯身从架子最深处取出放映机。

放映机开始播放胶片，机器运转的声音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咔嗒咔嗒咔嗒，起居室里响起怀旧的声音，被烟熏黄的背景墙上，森林和河流变得鲜活起来。

画面上，一个留着板栗头的男孩挥舞着树枝一样细的胳膊，专心致志地往河中央扔石子。这时，一个年龄更小的留着板栗头的男孩跳进画面一角。

小男孩突然在遍布着卵石的河滩上摔了一跤，然后蹲着一动不动。随后，他慢慢地抬起头来，一脸不开心地哭着，小嘴一张一合，好像在抱怨。

接着我的母亲赶到“小板栗”的身旁。肤色雪白的她穿着有艳丽花纹图案的及膝连衣裙，头发齐肩，蓬松饱满。

小板栗就像迎来世界末日一般哭泣不止，“大板栗”也不再玩投石游戏，走过来蹲下，擦了擦小板栗脏兮兮的膝盖。母亲边笑边抚摩大板栗的头，对他说着什么。

小板栗哭够了，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朝母亲笑了笑。母亲哭笑不得地看向镜头这边正在拍摄的父亲。

我的脑海中没有这段记忆，但是从父亲手中接过摄像机的母亲拍下的影像中，年幼的哥哥和我分明正在和一个中年男人嬉笑打闹，那个人毫无疑问就是我父亲。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发量也很多，穿着亮蓝色宽松长裤和花纹别致的翻领衬衫，宛若别人。但是那确实是我父亲。

父亲用摄像机拍下了我们兄弟俩跑来跑去的样子。

影像中兄弟俩开心地笑着闹着，正在看影像的我没有怀念的感情，只有不安——我完全忘了，这些场景在我的记忆中是一片空白，这让我觉得可怕。

我一直认为父亲不爱我，而且从没怀疑过这种想法。

大脑一片混乱，难道我按错记忆的按钮了吗？

投映在墙壁的画面上，年幼的哥哥在昏暗茂密的森林中向镜头这边挥手，叫父亲过去。

摄像机拍下的画面开始变得昏暗，哥哥的轮廓瞬间暗沉了下来，唯有胸前白色的东西分外显眼。

是花。

父亲端着摄像机突然靠近了那丛花。我从取景框里看到的那些白色花朵，如今在房间的墙壁上肆意绽放。

那流水的声音，那茂密枝叶掩映下的缝隙，那遥远的吊桥。

年幼的兄弟俩在崎岖不平的礁石上摇摇晃晃地向前走。

哥哥手脚灵活，努力攀爬跟自己身高差不多的巨大礁石，同时不忘向后看一看歪歪扭扭费力攀爬的弟弟。

弟弟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哥哥伸出纤细的胳膊，抓住弟弟的手往上拉，第一次没拉上去，又拉了一次。哥哥紧紧地抓着弟弟，弟弟紧紧地抓着哥哥。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我爬了上去。

智惠子在往后退，她的手正好落到了腐朽桥板之间缺失的那一块的位置，向后跌落了下去，我哥哥不顾危险地冲了过去。

我哥哥晒黑的手一下子抓住了智惠子洁白的手臂。智惠子的身体已经离开了吊桥，她紧紧地抓着我哥哥的手臂，但还是一点点、一点点地滑落了下去……两个人的指尖错开了，吊桥上只剩下了我哥哥一个人。他像迎来了世界末日般跪在桥上哭了起来，那副样子和小板栗摔倒哭泣时如出一辙。

墙壁上映出我和哥哥手拉手过桥的身影。

形势发生了逆转，这一次是小家伙在前拉着哥哥，不忘一直回头看，而哥哥单手抓着扶手，一脸惊慌。画面上的我忍俊不禁，慢慢走到了向阳处，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

破晓的光亮肆无忌惮地照进起居室，一扫之前笼罩着起居室的黑暗。投映在墙壁上的影像开始模糊不清。

我支撑不住了，眼皮在阳光的照射下难以睁开，任由自己深陷在垃圾堆般的地板上，越陷越深。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一直到最后，我都在争抢，而哥哥就是被我抢了的人。

人生之河流淌，万事虚幻又无常，只有河上的窄桥确实存在。事到如今我才终于看清，那个从桥上失足落下的人是我。

市中心的小鸟在啼鸣，宣告清晨的来临。

我想就这样放松地躺在垃圾堆中，任由身体变得冰凉，直到世界尽头，但是慢慢升起的朝阳毫不留情地让我的身体暖和起来，告诉我逃不开的每一天都会来临。我被怂恿着站了起来。

难道我又犯错了吗？谁也不会原谅我了吧？就算错了，就算失去了，活到现在的我仍然不知道除了再一次伸出手大叫以外还能做些什么。

腐坏的桥板重新焕发生机了吗？朽烂的扶手还在勉强维系吗？

那座吊桥还在吗？

户外停车场的福特车被放在那里很久了，表面结了一层霜，好像化了入殓妆。我迫不及待地钻进车里，车内的寒气令我瑟瑟发抖。已经七点多了，距离哥哥出狱还有一个半小时。我的眼前一片朦胧，鼻涕狂流不止。

我插入钥匙扭了一下，想发动引擎，轰鸣声响起又停下，外表气派、声音奇怪的美系车发脾气了。我用力打了方向盘几下，上学路上的女高中生看到我这个心情不好的中年男人，强忍着笑意。

唉，真狼狈，简直是惨不忍睹。

不过就算这样也没关系。引擎快点发动起来，帮帮我，帮我这一次。

第八章

冈岛洋平的叙述

橡胶软管里流出的水几乎快要冻住了，我整只手冻得通红，手中的海绵被完全浸湿，但海绵芯还没冷透，残留着余温。

昨天我第一次打了女儿。

我曾对很多人挥过拳头。打架没什么大不了的，被打也一样。被人打脸说明那人愿意和你交朋友。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第一次被打却没有还手还笑着迎上去，是面对早川稔的时候。他改变了我，让我重获新生。失去他后，我一直拼命守护着新的人生，但身体里流淌着我血液的年幼无力的女儿，让我的努力毁于一旦。

昨天妻子看我没有和猛一起回到车上，一开始什么也没说，后来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拉上他吧？”

我断然拒绝，发动了引擎，在开动之前又看了一眼家庭餐馆的大门，没有看到猛追出来。最后我们一家三口上了路，副驾驶席上没有坐人。

夜里的东京灯火通明，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霓虹闪烁的街道，于是又踩了一脚油门。

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的女儿嘟囔起来。“爸爸，我有东西落在餐馆了。”

“什么东西？把什么东西落在餐馆了？”妻子问道。

女儿沉默片刻后开口说道：“什么也没有落下。画画书在呢，奶奶给我买的玩具，被妈妈拿着。”

“你有想要的东西吗？”

“想要的东西？”

“餐馆里有你想要的东西吗？”

“什么？玩具什么的吗？”

“嗯。”

“理惠看见什么玩具了吗？”

妻子又问是什么样的玩具，但女儿只说了些“可爱的”“戴着头花”之类没头没脑的话。那个时候我已经开着车在东京的街道上飞驰了。

“爸爸，爸爸，我想去餐馆！”女儿大声说道。

“太晚了，该睡觉了，我们得回家了。”

“不！”女儿不让步。

这种感觉很奇怪。女儿从来不会这么不讲道理。带她去一个地方后，一开始她会很兴奋，在得知那是什么地方后，她就会表现得比同龄孩子更有自控力。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安慰女儿道：“我们再找一个一样的。家附近有一家同样的餐馆，下一次我们去那里找一个。”

但女儿仍旧不理会，表现得越来越焦躁。车子笔直地驶入高速，通过收费站。

“我们已经开上速度很快的路了，不能往回返了。理惠，好奇怪哦，你一直是个好孩子，今天怎么了？怎么会说出那种话呢？你告诉爸爸是怎么了，爸爸就考虑考虑。”我故意说道。

但女儿不管不顾，反抗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大声嚷道：“回去，回去，从速度很快的路上下去！”说着两只小脚踢来踢去，使劲蹬我系的安全带。

“理惠香！”妻子大喊。

与此同时，我打开转向灯，行驶到应急车道上急刹车停下，然后下车，打开后车门。“喂，出来！那么想回去的话你自己回去！”

女儿突然大哭起来。我解下儿童安全座椅的安全带，伸出手抱她，但她的小手紧紧抓着我的手臂反击，边哭边喊：“坏蛋！坏蛋！坏蛋！”

我明白，女儿想要的不是什么玩具，而是目睹了我和猛发生冲突而担心。她感觉到了我很失落。但我还是将右手从她的小手中抽出来，朝她软乎乎的左脸打了过去。

“洋平！”坐在里侧座位上的妻子探过身来。她只有在准备和我说重大的事情时才会直呼我的名字。

我站在开着的车门旁一动不动，然后回到驾驶席上，猛踩油门把车开回了家。

一路上，我浑身颤抖，想到很多事。过去那个我又要回来了吗？我也成了会伤害家人的人了吗？

我变成了和死去的父亲一样的人，变成了孩子想让我死的那种人。

妻子不是在拳脚相加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本来我以为，没有经历过暴力的人在施暴者面前会害怕、会慌乱，但是妻子很沉着地将扣在女儿腹部的安全带解开，把那个似乎变回婴儿那么大的小小身体抱到膝头安抚。

“理惠啊，你要听爸爸的，从这里走回去吗？”

哇哇大哭的女儿在妻子的膝头上抹着眼泪摇了摇头。

“不呀？那你只能放弃了呢。”妻子边说边看向我这边，用眼神示意我。

我蹲在女儿面前，女儿不想从妻子身上离开，犹豫着要不要来找我。我也有些害怕，不敢主动伸出手。

后来，妻子和女儿耳语一番，鼓励她过来。

接着我小心翼翼地将浑身僵硬的女儿接过来抱住。“对不起，爸爸不会再这样了。”

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但身体慢慢放松了下来。“但是爸爸也放弃了。”

风吹着女儿丝绸一般的头发，缠住了我的手指。

我和妻子是奉子成婚，那是稔坐牢一年半后的事。

那件事后，老爷子变得沉默寡言，后来越发不爱说话了。智惠子死了，稔进了监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说实话，看到老爷子一蹶不振的模样，一开始我曾感到过一丝痛快。但是，这些事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却因为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无法让哪怕一件事好转起来，慢慢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空虚。所有一切都冷冰冰地消逝而去，可我能做的只有接受。本来早川加油站由一个能干的儿子和一个可能会成为他妻子的人支撑起来，后来却只剩下了我和老爷子两个人。老爷子在失去儿子后衰老的速度令我害怕，而我能做的，只有尽力扶着他走下去。

老爷子很开心能看到我结婚的这一天。我老爸和我已经过世的老妈没有什么亲戚，所以在结婚仪式上，我让老爷子坐在了亲友席上。小小的镇子上没什么像样的场地，也没有多好吃的食物，除了婚纱外妻子也没有敬酒服，但我感到了微小的切实的幸福。

我摸着女儿的头发，回想起过去的事。为什么那对兄弟无法拥有这般微小的幸福？我错误百出的人生和他们所谓“认真度过的人生”到底哪里不一样？如今妻子又怀了一个孩子，将来的某一天，某些模棱两可的事情会不会也让我陷入痛苦可悲的境地，余生都摆脱不了？我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再一次紧紧抱着枕在我臂弯的软乎乎的女儿。

清洗剂黏糊糊的白色泡沫从顾客的车窗上流了下来，我的脸映在水流过的车窗上，显得摇摆不定，一副老态。

周围很安静。两年前小镇开通了一条主干道，加油站前道路上的车明显减少了。以前的这个时候是通勤高峰期，四周都是汽车的引擎轰鸣声和穿梭其中的自行车车铃的声音，如今只有沿着车身滴到脚边的水滴声回响在加油站。那个会说“鸦雀无声”的家伙，会这样形容现在的状态吗？唉，现在这里能交流的人，只有比我还笨的打零工的同事了。

身后传来噗噗噗的声音，是汽油没有完全燃烧时的排气声。这个顾客的引擎过热了吗？

等等——

我确信是它。那沉重的、地动山摇的引擎轰鸣声是……

我回头看去。

都成这样子了啊，在东京开不了了吧？这是一辆一九六四年款的纯白色“猎鹰”敞篷车。

庞大笨重的车体上下左右摇晃，以比自行车还要慢的速度徐徐而来，让我想到妻子快生女儿理惠香时的样子。车子在离我三十米的地方熄火，发动机罩上冒起一缕白烟，借助坡度勉强开了过来。

我抬头看了一眼加油站的钟表。

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不，一定能赶上。

我喊着零工的名字，把还在滴水的橡胶软管递给他。

猎鹰慢吞吞地开到加油站前的人行道上，吐完最后一口气，停在了那里。猛似乎在对我说着什么，但已经跑起来的我听不清。加油站一角停着一辆送货用的轻型卡车，我飞快地跳到车里。

轻型卡车响起高昂的引擎声。猛把猎鹰丢到一边，来到副驾驶席上。他还没坐稳，我就踩下了油门。不知道我们加油站的笨蛋们能不能把猎鹰移到合适的位置。

多亏有了主干道，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路上基本没有其他车，想开多快就能开多快。我比较熟悉路况，找了一条近道。我们驾着车穿过镇子，穿过没有树木甚至没有枯草的田地。车子车身轻薄，以九十公里的时速在加固过的凹凸不平的田间小道上，伸展着自己的身体，大幅摇摆，就像游乐场的飞车。半路上遇到从地里回来的大叔，差点撞上。拜托了，请任何人都不要挡道。

我和猛没有说话，两个人都面向前方，听着轻型卡车狂怒般的轰鸣声。我知道他不时在看手表。快要到稔出狱的时间了。我必须帮这个忙，让猛能赶上接他哥哥。刚才浸在水中麻木的手心现在冒起汗来，有些难以掌控好方向盘。

监狱的大门口平静如水。

难道是记错日子了？那些人真的会从这个门里出来吗？我越来越不确定。

一个负责守卫的男人越过栅栏，我向他描述了稔的外貌特征，但是他似乎完全没有印象，只告诉我今天出狱的人已经都走了。我感到无所适从。最后，他说了一句“没什么事了吧”就离开了。我很想大声问他：“你看守了这个人七年，什么都不知道吗？！”但看到他身上穿着一般保安穿的制服，便没再多说什么。全身被汗水浸湿，在北风的吹拂下更觉得寒冷刺骨。

我回到卡车上，副驾驶席上的猛直直地盯着前方。

“我们错过了，稔可能已经回去了。我打个电话，老爷子应该在家。”

“不用了，不好意思，太感谢你了。”他冷静地说道。

这个人说话的语调，让我想起他的哥哥。

我不知道我们回到加油站后能做什么，虽然不知道还能去哪儿，但显然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我缓缓地发动了车子。

我边开车边偷看副驾驶席上的猛。

在上午阳光的照射下，他的脸看上去比昨天夜里在家庭餐馆见到时多了些皱纹，让我联想起长时间日晒雨淋后墙皮脱落斑驳的老建筑。岁月不饶人，还是说岁月饶不了这样的人？是否已经没有人能阻止这个男人继续枯败下去？

猛宽大的手掌突然按住了我握着方向盘的左手。“停一下。”

左前方有一条宽阔的马路，路口的绿灯亮了，我打了左转向灯正准备加速驶入。

猛的手劲很大，方向盘马上就要脱离我的控制。

“等等。”

“洋平！”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猜想他可能看到了稔，于是左转驶上马路后马上靠边把车停了下来。

猛下了车，朝车尾的方向飞奔而去。

我也赶紧下车，朝他奔跑的方向远远望去。

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留着中学生般寸头的男人抱着一个大行李包，脚步轻快地往前走，离我们越来越远。

那是稔吗？

猛毫不犹豫地朝男人前行的方向跑去，边跑边朝男人大喊：“哥哥！哥哥！”

马路上疾驰而过的汽车的轰鸣声盖过了猛的喊声，男人没有听到，仍旧不疾不徐地向前走着，只留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背影。

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猛找不到空隙过马路。他又喊了一声“哥哥”，男人迅速地回头朝这边看了一眼。

我还是看不清，那是稔吗？

男人没有停下，反而突然逃也似的小跑起来。马路对面的车道上，一辆目的地为客运总站的公交车在缓缓地向前行驶。

男人急匆匆地赶到公交站，朝公交车稳稳地伸出左手。

马路这边的猛在狂风中摆动四肢加速跑了起来，和我刚才看到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判若两人。“哥哥！哥哥！”这声音连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传不到马路对面的男人耳中呢？我焦急不已，但只能站在轻型卡车后边远远地看着。

从猛的声音里能听出他有些沮丧，但他仍旧拼命不停地喊着。

猛终于追到了男人正对面的位置，相距如此远我似乎都能听到他猛烈的呼吸。他声嘶力竭地大喊，声音都沙哑了。“哥哥，我们回家吧！”

有两辆车突然制造出一个空隙，公交站牌下的男人终于看向正前方。这下我确信了，公交站牌下的男人正是哥哥，他对面的人是弟弟。

我看到抱着大行李包的哥哥朝弟弟微微笑了笑。

然而来不及让人喘息，公交车已在哥哥面前缓缓停下，将兄弟二人隔绝开来。

目录

祝婚歌

1 捕食者

2 蛾之爱

3 老栗树

4 捕食者

5 蛾之爱

6 老栗树

7 捕食者

8 蛾之爱

9 老栗树

10 蛾之爱

11 捕食者

12 老栗树

13 捕食者

14 老栗树

15 蛾之爱

16 捕食者

17 老栗树

18 蛾之爱

19 捕食者

20 老栗树

21 蛾之爱

22 捕食者

23 老栗树

24 蛾之爱

25 捕食者

26 老栗树

27 蛾之爱

28 老栗树

29 捕食者

30 蛾之爱

31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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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史蒂文、卡米尔和莉莉，
以及此书着墨的荒野。

祝婚歌

来吧，不满于

主宰贴满壁纸的单身房间的你们

这房里满是喑哑的鸟儿和假意盛开的花朵，

壁橱里填塞着死去已久的梦想！

来吧，像个新娘一样，让我们清扫这老旧的街巷：

挥起一把永不懈怠的扫帚，将所有枯死的黄叶扫光；

为了迎接春天，仿佛他就是我们的新郎

他那轻盈的脚步，是我们恳切的盼望。

我们要扫除一切阴暗，那些隐蔽的角落曾将老鼠滋养；

扫除我们的羞惭——然后在那曾被憾恨盘踞的地方

搭起爱的亭阁和华美的婚床，

为春天采集摇曳的花枝和馥郁的芬芳。

待他来时，便会唤醒我们曾遭诛戮的梦想；

待他来时，喑哑的鸟儿都将朗声歌唱。

——亚伦·克雷默

1 捕食者

她的身体移动着，坦荡地。那是长久独居养成的坦荡。但所谓独处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错觉。轻盈的脚步，哪怕只是踏出一步，对足底的甲虫而言都有如惊雷。每一次选择对被选择者而言皆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启。一切秘密均被见证。

若是密林里有人一直在观察她——比如，某个藏身于茂密山毛榉丛中的持枪猎人——那他应该会注意到她是如何沿着小径快步而上，又是如何迫切而紧张地瞪视着前方的地面。他会断定她是个满腔怒火的女人，正在追踪某样可恶至极的东西。

他想错了。的确，她感到泄气和挫败，追踪那形迹直至一片烂泥地，便没了方向。她原本是很自信和确定的。但若非要让她在这阳光明媚、空气潮湿的清晨检视自己的想法，她会宣称自己是快乐的。她酷爱大雨之后的空气，酷爱整片密林中层层叠叠的叶子滴坠、承接、滑落雨水时窸窸窣窣的声响，那会使你头脑中的一切词汇变得苍白空洞。她的身体无拘无束，只需要遵循自己的规则：她的双腿修长，步速奇快，根本不适合有任何同行者——因为跟不上；若想摸一摸地上残败的叶片，她会下意识地在小径上毫无征兆地蹲下；一条发辫有她自己的前臂那么粗，一旦她弯下腰，辫子就会从肩头垂落扫过地面。她的四肢百骸都在为再次来到户外而欢欣鼓舞，终于可以走出她那栋在一整个春天的漫长雨季中连墙板都开始长毛的潮湿木屋。她蹙眉的表情只是因为专注，仅此而已。两年的独居生活已使她懒于打理自己的外表，在这方面她乐得做个瞎子。

一上午，她都在循着那野兽的足迹往山上走。她登上山，绕过杜鹃花丛，此时正攀入一片颇有年头的树林。树林所在的山坡很陡，得以幸免于被人砍伐的命运。但即便这里连山脊处都有橡树和山核桃树密密的华盖遮蔽，昨夜倾泻而下的暴雨仍抹净了兽迹。这兽曾于低矮的鬼臼灌木丛中穿行而过，在平滑的泥土上留下了足迹。她在小径上看过，知晓这野兽的体格，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她心跳加速。应该就是她这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追踪的野兽。这漫长如一生的时间。但若想坐实，还得知道更多细节。特别是除了足掌之外，至少还得看过模糊的爪印，方能分辨是犬科还是猫科。暴雨如注，趾爪这一类细小印迹必然是最早销匿的，所以不管她现在多么努力地看，都不可能找到任何痕迹了。然而眼下，除了足迹她还需要注意搜寻更多的线索。此时的世界有如洪荒初开，这个清晨甜蜜而湿润，置身其中，她惬意无比。她有足够的耐心追踪下去。这兽或许还会因为一堆粪便（可能也已被大雨冲刷殆尽）之类的东西最终暴露自己。有的踪迹是某些兽类特有的。熊会在树上留下爪印，有时还会啃咬树皮。但这不是熊。它的体格与德国牧羊犬相当，但也不是家养的宠物。如果是狗，那留下此番踪迹的想必是野狗，因饥饿难耐，才会冒着倾盆大雨外出觅食。

她发现了一处线索，是在一截栗树树桩周围，或许是那兽留下的气味标记。她仔细琢磨这根树桩：自从遭到斧劈或得枯萎病一命归西之后，这棵粗糙不堪的老迈巨树便一路向下腐烂，重归泥土。些许伞菌从树根四周的腐殖土中长出。小巧的个头，鲜亮的橙黄色，棱脉清晰的精致菌帽好似撑开的阳伞。如注的暴雨应会将这些羸弱的小东西抹得一干二净，它们应该是雨歇后的这几个小时中冒出来的——之前，那兽肯定来过这儿。它们在氨的刺激下生长。她长时间凝神查看这块地面，并未意识到从侧旁看，她修长的鼻梁和利落的下巴透着一种优雅，也没意识到自己抬起左手驱散了脸庞附近的一群小虫，并将散落的头发从眼前拨开。她蹲下来，用指尖摁住树桩下的青苔，稳住身子，将脸贴到散着麝香味的老树上。用力吸入。

“猫。”她轻声说道，只是自言自语。这可不是她想要的答案。但能在这道山脊上找到领地意识极强的山猫的踪迹，也算是个惊喜。这里群山连绵，密林与湿地交相混杂，应是猫科动物绝佳的核心栖息地，虽然她也知道山猫大多生活在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交界处，湍急河流之上陡峭的石灰岩河岸地带。这下倒是解释了两天前她听到的叫声，雨中听来尖利瘆人，像女人的惨叫。她当时就觉得肯定是山猫，但仍然为之失眠辗转了一夜。没有人不会被这样仿若人类哀号的声音触动。此刻想起那晚的凄声，她还是不禁打了个冷战。她脚趾用力稳住身体，一蹬，站了起来。

他就站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她。他脚踩厚靴，身着迷彩服，背了个比她的包还大的背包。他那把猎枪可不是闹着玩的——看上去应该装的是点30-30步枪弹[1]。她肯定堆了满脸的惊诧，然后才回过神来，认清正在打量她的家伙属于人类。在山上撞见猎人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但总是她先发现对方。这人却使她的优势荡然无存：先把她给看穿了。

“埃迪·邦多。”他说着，碰了碰帽檐。但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那人是在对她说话。

“什么？”

“我的名字。”

“老天，”她说着，总算喘了口气，“我没问你叫什么。”

“你还是知道的好。”

还真自以为是，她心想。要不就是喝上头了。就像那把猎枪，随时会走火。“我要知道你的名字干什么？你还准备给我搞出个事故，好让我日后讲给人听？”她平静地问道。这是从她父亲那里学来的策略，而且对待山里人通常都得这样——心里越是不安，语气越要平静。

“我可没那么说。我又不咬人。”他咧嘴一笑，似乎带着点歉意。他比她年轻得多。他左手伸向肩头，指尖刚好擦过兜于肩后的枪管。“我不会对女孩开枪。”

“好吧。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咬人，他是这么说的，说咬的时候，把元音缩短了，那是北方人的口音。是个外地人，像葛藤一样闯入了这个地方。他个头不太高，但肌肉相当发达，从他绷紧的衣服、露出的手腕、脖子以及站姿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体格很适合干体力活，即便在放松的时候，那一身肌肉也显得十分紧实。他说：“你在闻树桩，我看见了。”

“对。”

“这么做有理由吗？”

“有。”

“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不行。”

再次冷场。她看向他的双手，但他眼中闪烁的墨绿色光芒使她转移了注意力。他极为专注地打量着她，似是在琢磨她话语中那些学着山里人的调子发出的元音，仿佛这样就能了解她隐藏于“有”和“不行”背后的秘密。他咧嘴笑的时候，嘴角下垂，而非上扬，像是在那直角的下巴上画出了一个圆润的括弧。她不记得曾见过哪个男人的五官能组合得如此生动。

“你的话不太多。”他说，“我认识的大多数女孩都能叽叽喳喳地说上半天，不管是谈论还没做的事，还是可能根本不会做的事。”

“好吧。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些女孩。”

她在想这样是否会让他很不爽。她没枪，他有，虽然他说过不会开枪。想必也不会咬人。他们就这么站着，一言不发。她琢磨着这样的沉默究竟要僵持多长时间。云层流动，暂时遮住了太阳，叶丛间倏然传来两只棕林鸫不歇的啼鸣，歌声浮于她和这男人之间的空气中。那这男人算是她的——猎物？不对，是侵犯她领地的僭入者。捕食者这个说法毕竟太武断了。

“要不我跟着你走一段儿？”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不行。”她断然回绝，“我不喜欢这样。”

男人，还是男孩，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笑容消失了，似乎突然因她的无礼很受伤，像个受到责骂的孩子。她斟酌着究竟该用什么语调，怎么措辞。她很清楚该怎么赶走那些忘了猎鹿季已经结束的猎人——这就是她的工作。通常情况下，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什么可谈的了。礼貌一向不是她的长处，甚至很久以前住在砖砌的宅子里、身为丈夫和邻居眼中那个整洁优雅的女主人时，她就已经是这样了。她伸出四根手指插入头发，那棕色的长辫子里夹杂着银色的发丝，她把散落的头发从发际处往后捋，将它们悉数塞入颈后的辫子里。

“我在追踪。”她平静地说道，“两个人会比一个人弄出更大的动静。你要是个猎人的话，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看你没带枪。”

“我觉得没必要。这是在国家森林公园的区域内，这片地区的动物都受到保护，不能狩猎。”

“好吧，”埃迪·邦多说，“这下总算明白了。”

“对，现在清楚了。”

他站着没动，花了好长时间上上下下打量她。那时间之长，使她恍然大悟，埃迪·邦多——是个男人，而非男孩——已将她抽丝剥茧翻了个遍，再依原样一块块地拼装回来。墨绿色的戈尔特斯面料外套是森林服务处工作人员的制服，法兰绒上衣则是她自己的，丝质的保暖长裤也是她的。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可让一个男人感兴趣的，她毫无头绪。这片山林已有好长时间无人前来了。

然后他走了。鸟鸣声纷乱驳杂，于树丛间回旋激荡，原本充塞着无边无际的沉闷氛围的空气，霎时变得空空荡荡。他脑袋冲前，猫腰没入了杜鹃花丛。没人会想到他在此停留过。

他留给她的是一片滚烫的红晕，在她颈项的皮肤上热烈地灼烧着。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却发现自己满脑子都是埃迪·邦多。第二天起身时她往腰带上别了把政府部门配发的手枪。这把手枪本是留给她防熊、自卫的，但她心里清楚这只对了一半。

两天来，她处处都能见着他——薄暮时分的小径上，他就在她前头；他出现在她的木屋里，身后就是满棂的月光。还入了梦。第一天晚上，她想通过读书来分心或自欺。第二天晚上，她用茶壶烧了几壶水，找了块棉布，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甚至还用了肥皂。平常她都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会让身上散发出令动物们尤其是鹿避之不及的气味，它们都很清楚这是只有人才有的气味，是猎人的气味——更是捕食者的气味。这两天，她都在半夜汗流浃背地醒来，求偶的蝙蝠在廊檐下的阴影里发出沉闷的响动，激烈的交配好似两个陌生人的冲撞，让她不得安宁。

而此时此刻，天光初照，她又来到了这截栗树树桩旁。他若再次现身，肯定会来这个老地方。这一次，他仍旧背着背包，却没带枪。她的手枪揣在外套内，上了子弹，但没打开保险。

她再次蹲在树桩旁察看踪迹。这一次，她极为肯定自己追踪到了一直在寻找的那种足迹。毫无疑问，这是犬科动物的足迹：很有可能是雌性，十四天前她就找到了这动物的巢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反正在这树桩旁逗留过，显然是注意到了先前山猫留下的印迹。或许是对小猫的气味感到好奇，或许是觉得受了冒犯，亦或许是无心为之。那种心思，人极难猜透。

而这一次，他又站在那里冲着她微笑。仿佛她只要从树桩旁站起身，就能将埃迪·邦多召唤出来：仿佛她只要热血上涌，就能使之现身。

“你在啊，”他说，“不一样的女孩。”

她心跳加速，在脉搏的轰鸣声中几乎听不清其他声音。

“看来，你要是整天在西布伦国家森林公园里晃悠，我应该就是你认识的唯一一个人了。而你好像就是喜欢在这儿晃来晃去。”

他这次没戴帽子。一头黑发，略显蓬乱，像雨雾中的乌鸦。他头发粗厚，颇有光泽，让她略生忌妒，毕竟，这样的头发顺直得刚刚好，打理起来也容易，不会纠缠不清。他摊开双手。“护林女士，你看，没有枪。我可是一个守法的体面男人。”

“看得出来。”

“比你要体面，”他又说道，“你还嗅树桩呢。”

“我可没说自己体面。也没说自己是男人。”

他的笑容里多了一丝阴郁。“能看出来。”

我有枪。他伤害不了我。但她很清楚当自己这么想的时候，局面就已发生了逆转。他又回来了。她用意志力使他返回了这个地点。这一次，她想弄明白他究竟在摆什么谱。可还没说几句话，他就投降了。“对不起。”他说。

“什么对不起？”

“我骚扰到你了。但我还是决定今天要跟着你在这儿走走，就跟一小会儿。希望你别介意。”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像你这样的漂亮女孩为什么会在这一大片老林子里东嗅西嗅的。我总是整晚整晚地想着这事儿。”

看来，他也想她了。还是晚上。

“我不是什么小红帽，你别瞎操心。我年纪是你的两遭儿了呢。”年纪有两遭儿了，她是这么说的。她用极为生疏的腔调说出这种早就没人讲的土话。

“我真不相信。”他说。

她等着他继续说下去，他却提议道：“要不，我和你保持一段距离吧。”

她可不想让这个人待在自己身后。“我倾向于让你走前面。但我在追踪这动物的形迹，你要是看见了就离远点，可千万别踩上去。”她指了指已有三天时间的猫迹，而不是猫迹下方烂叶子里的新鲜足迹。

“遵命，女士，我一定做到。”他稍稍弯了弯腰，转过身，向前走去。他的双脚娴熟地与那些足迹保持着距离，连烂叶子也没有碰乱。他还不赖。她看着他的背影没入前方的林叶丛中后才踏上小径，追寻山猫和那个男人并排走过的痕迹。她想好好看看他走路的样子，这样她就能看着他的身体而不被他发现。

迫近傍晚时，山北坡的夜色已十分浓重，山坡上的杜鹃花簇拥着丛生在每处空隙和裂缝间。在它们投下的浓密阴影中，山间的路面仍旧光秃秃的，很是湿滑。从现在起再过一个月，杜鹃丛将覆满大团大团的粉色花朵，犹如伴娘手中的花束。对于生长在孤寂山林里的野花而言，简直太炫目太奇幻了。不过眼下的杜鹃花花蕾仍在酣睡。如今只有在湿泥地里才能看见零星的如经一番阵痛才绽出的花朵：猪牙花、春美草，以及所有要赶在五月送来的第一波暖意——此时阳光仍能穿过稀疏的树枝——和将要被六月变得暗无天光的林中荫翳之间匆匆完成生命轮回的下层植物。山脚下，春风已然于五月的第一周吹遍谷地田间，但山间的野花却刚刚攀至这四千英尺的高度。在这条小径上，初开的花簇太过密实，一不小心就被碾于脚下。再过个几周，树木就不再抽叶，华盖将会闭合，繁盛的花朵也将在黑暗中凋敝，转而等待下一次轮回。春天会越攀越高，唤醒冬眠的熊，最终似野火延烧一般，融入西布伦山巅幽黑的云杉密林之中。但此时此地，春天正春情荡漾、起伏喘息。放眼四顾，种种生灵都在争取时间、争取光线、争取花粉的亲吻、争取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争取更多一次的机会。

有两次他在小径前头停下了脚步，一次是停在一丛火焰杜鹃花旁，那满目艳红的花朵，好似燃烧的灌木。另一次驻足，她却猜不出其中的缘由。但他从未转身。他肯定是在听她的脚步声，她心想。至少是理由之一吧，也许不是。反正也都无所谓。

他们跟着老山猫的足迹走上那条直通山坡的小径后，她就任由他前行而去。等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她便转身下山，沿着陡坡的边缘缓步下行，一直来到一条与森林服务处相通的熟稔小径上。她在这数十月间维护的这类小径有一百来条，加起来也有数英里，但这条小径却从未过于枝繁叶茂到阻路蔽日，因为它连接着她的木屋和她常去的眺望台。刚刚发现的新足迹与先前山猫留下的踪迹分道扬镳后再次出现在了这儿，正是她认为的它们会前往的所在：山下。她是最近才发现了那里。今天，她会绕开这条小径。她逼迫自己远离这条小径和那个方位已达两周之久——整整十四天啊，简直让她度日如年。今天是五月八号，她原本准备在今天返回那里，悄悄接近她的秘密，好让自己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当然不行。她会让埃迪·邦多在其他地方追上她的，如果他在找她的话。

她从那道山脊上下来，走入了一个四周都是石灰岩坡壁的山谷中。掌叶铁线蕨蓬勃有如一挂挂小瀑布，从裸露的石层间倾泻而下。湿漉漉的石灰岩上满布黑色的条纹，那是被雨季涨涌的泉水冲刷而成的。如今，雨季已将这片山区围困了好一阵子，岩壁上，处处都冒出了泉水。她从一条小溪的发端处，走入了这座山中最古老的一片铁杉丛林。铁杉树干燥泛白的细小针叶密密铺排，攒成一簇簇平展的大枝。大枝环绕着粗壮的乔木树干不偏不倚地发散伸开，就像圣诞树下圆展的树裙。她停下脚步，踩在半腐的干燥烂叶上，倾听着。“喳喳喳”，山雀们争吵得不亦乐乎，它们是她的老朋友了。然后，传来一阵噼啪声。是他正猫着腰赶来，他一直找她找到了这儿。她于是等着他从深色的树丛边现身。

“跟丢山猫了？”她问他。

“没有，把你跟丢了。有一会儿了。”

“对，时间不算长。”

他又戴起了帽子，帽檐拉得很低。她发现这样很难看到他的眼睛。“你今天根本就没去追踪那只猫，”他怪责道，“那点踪迹都有好几天时间了。”

“没错。”

“我想知道你到底在追踪什么。”

“你这人耐性真差，是吧？”

他微笑起来，然后逗她道：“究竟谁才是你的猎物，女士？”

“郊狼。”

有那么一瞬，他双眼圆睁，但倏尔便恢复了常态。她敢打包票他的瞳孔真的放大了。她咬住下唇，什么都不想透露。她似乎已经忘了该如何与人打交道——该如何回避某个问题，隐藏真实意图。

“还有山猫、熊和狐狸。”她连珠炮般地罗列道，不让郊狼显得过于特殊。“这儿有什么，就追踪什么。但主要关注的是食肉动物。”

她略略转身，等待着，甚至能感觉到靴子里脚趾的动静。她话说完了，他难道不说点什么吗？见他没话可说，她便问道：“我猜你前几天是想猎鹿吧？”

他稍稍耸了耸肩。猎鹿季老早就结束了。他可不想被戴着徽章保护野生动物和山林的女士设套抓把柄。“为什么主要关注食肉动物？”他问。

“没有为什么。”

“明白了。就是你的偏爱吧。有人喜欢观鸟，有人喜欢收集蝴蝶，自然也有像你这样的女孩，喜欢关注吃肉的动物。”

他说不定以为这么聊着聊着就能把她的话给套出来：外地人就喜欢卖弄小聪明。“它们在食物链的顶端，这就是理由。”她冷冷地说道，“只要它们没事，那它们的猎物就没事，而猎物的食物也会没事。否则，食物链就会缺上一环。”

“哦，是吗？”

“是的。关注捕食者，就能让你知道像鹿那样的食草动物、丛林植被、碎屑食性动物、昆虫种群，以及像鼩鼱和田鼠一类的小型捕食者的状况。就是这样。”

他一头雾水地琢磨着她，她看出来了。她早就对北方佬们在大脑中启动无数齿轮不断运转摩擦的样子见惯不惊了，现在他努力试图把她的山里人口吻和她明显受过严谨教育的状况结合起来理解的神情，在她眼中更是无所遁形。终于，他问道：“那你要知道鼩鼱和田鼠会变得怎么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田鼠比你以为的重要得多。还有甲虫和蠕虫。我想对猎人来说，这片山林就像个动物园，但是谁来喂养这些动物，清理这个兽笼呢，你想过没有？要是没有蠕虫和白蚁，你现在就被困在一片死树枯枝丛中，就算帽檐被戳烂了也难以端起猎枪放出一记有的之矢。”

他摘下了帽子。她突然说得这么直白，让他心头一惊。“我膜拜蠕虫和白蚁。”

她瞅着他。“你是不是存心要气我？因为我不太和人打交道，我是有点忘了怎么见人说人话了。”

“我刚才确实有点混蛋。”他把猎人戴的布帽折叠好，塞入背包的搭环里，“先前呢，我又太爱管闲事。我道歉。”

她耸了耸肩。“这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你尽管问就是。这是我的工作；不管你信不信，是政府付钱让我做这个的。钱虽然不多，但我也不太在意。”

“做什么，就是把我这种惹麻烦的家伙撵走？”

她笑了。“是啊，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要维护丛林小径。八月里，如果天气太过干燥，我还得进入防火瞭望塔里看守。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这儿查看林地。这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他仰头望了眼铁杉丛林。“眼望天堂，脚踏艰辛。可够辛苦的。”

“对。总得有人干这活。”

他凝神注视着她，直要把他那微笑印进她心里。他之前的笑容都是为这抹微笑暖场的。“你在这方面应该挺有头脑的，女士。所以才有人雇你做这工作。”

“怎么说呢，有没有头脑，我不知道。这份工作得由专人来做。你总得感激为你提供工作的人。”

“来这儿的人不多吧？”

“连个人影都没有。二月份，我的木屋里倒是来了一头熊。”

“它和你待了一整个月？”

她哈哈大笑。那笑声令她自己都惊讶。她已有多长时间没放声大笑了？“没有。也就把厨房洗劫一空而已。今年的雪化得太早，我想它醒来的时候肯定饿疯了。幸好，那时候我在外边。”

“所以，就只有你和熊吗？你靠什么生活，坚果和浆果吗？”

“森林服务处每个月会派人送一吉普车的罐头食品和煤油过来。我想主要是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在干活吧。要是我死了，他们就不用往我银行账户里汇钱了。”

“懂了。也就是一月一次来个男朋友例行公事。”

她扮了个鬼脸。“说什么呢，哪有啊。他们派来的还是个孩子。他来的时候，我多半不在木屋，而是在外面什么地方。我跟人类鲜有交集，也就忘了该在什么时候等他来。他也只是把东西留在木屋里就走。我觉得他有点怕我，这是实话。”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可怕，”埃迪·邦多说，“这也是实话。”

她注视着他，与他长久地四目相对。两天来，他下巴上已经长出了一层砂纸般粗砺的胡茬。只是看上一眼，她似乎就能体会他下巴抵着自己皮肤的那种感觉。这样的思绪竟使她意想不到地觉得疼。他们继续沿着小径往前走，她仍让他走在自己前面五六步远。他很安静，不像有些人，总想用不间断的交谈塞满两个人之间的空当。现在这样挺好的。她还可以辨听林中的鸟鸣。过了一会儿，她干脆驻足倾听起来。让她吃惊的是，他竟也很合拍地同时听起了鸟鸣声。他朝她转过身，垂着脑袋，纹丝不动地站着，像她那样倾听着。

“是什么？”听了一会儿后，他问。

“没什么。只是一只鸟。”

“哪只鸟？”

她顿了顿，然后冲着那道高亢的颤音扬了扬头。“在那儿。纹胸林莺。是难得一见的鸟儿。”

“为什么这么说？”

“嗯，因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它们就不在这片山脉筑巢了。当时，这片山上的树木全都被伐光了。现在，大片树林又长了回来，它们又开始在这儿繁衍生息。”

“你怎么知道它们繁衍了呢？”

“嗯，我没法证明给你看。它们会选很高的地方筑巢，只有上帝才能找到它们。但会这样鸣叫的只有雄鸟，它是想找同伴帮忙，看来它很有可能是找到什么了。”

“太有意思了。”埃迪·邦多说。

“其实没什么。现在你在这林子里听见的每一声鸟鸣也就是这么回事。都是雄鸟在找同伴帮忙。”

“我是指你竟然能从这么轻微的鸟鸣中听出这么多内容，而我几乎都没注意到鸟叫声。”

“没你说的那么深奥。”她红了脸，很庆幸他转过了身，迈开步子在她前面继续走了起来。所以，他应该没看见她脸红。她已经有多长时间没脸红过了？她寻思着，很多年了吧。而这两次相遇，她竟然脸红了两次。脸红，大笑，是否是只在人和人之间才会发生的反应？算是某种沟通的方式吗？

“所以说，你也观鸟。”他指出，“并不仅仅是捕食者。”

“你以为那树上的小东西就不是捕食者了？你得从毛毛虫的视角来看这世界。”

“我试试。”

“还是别了。那些小鸟只不过没在食物链的顶端而已。不像大灰狼。”

“我还以为大灰狼才是你的猎物，护林女士。”

“现如今，捕猎大灰狼可是个很无聊的主意。”

“我也觉得是这样。是谁射杀了这地区的最后一头狼，丹尼尔·布恩[2]吗？”

“有可能吧。对，最后一头灰狼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

“还有其他种类的狼吗？”

“有。灰狼是谁都知道的，故事书里都是。但以前这儿还有另一种狼。这种小个头的狼叫作红狼。甚至在大型狼被猎杀之前，红狼就全被杀光了。”

“小个头的狼？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自然没听说过。因为地球上早没了。”

“绝种了？”

她犹豫了一下。“嗯，看你怎么定义了。老早以前，在路易斯安那的湿地那儿有一个地方，据说还有人时不时地见过红狼。但他们在那儿捕到的红狼都是和郊狼杂交过的。”

他们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她在他身后轻声地说着，很高兴能让他走在自己前头。他走起路来非常安静，她很欣赏这一点。而且惊人地快。她平生极少遇到能够跟上她正常步速的男人。总是像肇事逃逸似的火急火燎，她丈夫就是这么说的。你就不能像其他女人那样闲庭信步吗？不行，她做不到，结果这便成了他和她吵架的又一个把柄。“女人味”就像是女巫审判中的测试，她注定没法通过。

“可你说过你在这山上见过郊狼。”埃迪·邦多不依不饶地柔声说道。

郊狼：好似那已经销声匿迹的红狼的娇小的金色幽灵，如今又东山再起了。她很想看着他的脸。“我说过吗？”

“差不多吧，也不算十分明确。”

“我说过我在找它们。”她说。此时她似乎想起了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聊的多，说出的却不多。“要是这里真有的话，我会很好奇，很想看看它们如何影响山里的其他动物种群。毕竟，它们是新的物种。”

“对你来说是新物种。对我来说却不是。我见过很多郊狼，比狗身上的虱子还多。”

“是吗？”在他背后，她没法得知他的内心想法，也不知这话是真是假。“我指的是对这片地方而言它们是新的物种。丹尼尔·布恩那时候，甚至印第安人还在的那个时期，它们就已经不见了。”

“没了？”

“对。没有它们曾在此生活的确凿证据。然而几年前，它们出现了，似乎决定将领地拓展到阿巴拉契亚山的南部山区。没人知道其中原因。”

“但我想像你这样聪明的女士应该能做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推测。”

应该能，她心想。不可能。她总觉得自己告诉他的那些事，很多他都已经知道了。这没什么，只要她真正的秘密不被发现就好。

“不单单是这儿……”她又补充道，对自己喋喋不休尽扯些题外话的做法很是讨厌。还说和你认识的大多数女孩不一样，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吧。“最近几年，美国本土的许多地方都发现有郊狼出没。甚至连纽约都有了。有人拍到过一张照片，照片中那只郊狼正从两辆出租车之间穿行而过。”

“它这是在干什么，要赶地铁吗？”

“想逮耗子吧，更有可能是这样。”

她得安静下来，她暗下决心。这个选择带给了她一种熟悉的满足感，仿佛内心生出一股不易察觉的拉拽力，将快要敞口的布袋紧紧地收束了起来。她得将秘密好好地藏在布袋里，她得注意观察小径，试着仔细聆听。还得尝试将眼睛从他那有着动物皮毛光泽的黑发和包于牛仔裤里的臀部肌肉的形状上移开。然而不管将目光移到哪儿，这个男人浑身都是肌肉。

她将目光移到了树上。那里，有一窝刚破茧的草蛉，正渐渐盈满枝杈间的空隙。经过了一场大雨，它们正在蜕蛹羽化。倏忽间，它们的身影已四处飞散，沐浴着高处的阳光翩跹起舞，因进入成年期被赋予的既简洁又庄严的使命而战栗不已。那使命就是：迎着阳光，活下去，并进行交配。当它们还是一只只食肉性幼虫的时候，生命是从容而缓慢的。如今它们已使身体与蚕蛹分离开来，蜕去那层爬行在叶片上的捕食者的外衣，将其抖落在烂泥里，任那些空荡荡的蜕壳歪倒着。而它们那崭新的拥有翅翼的剪影则如放浪的精灵仙子般飞升而起，迫不及待地寻觅配偶、产卵孵化，以待永生。

他们脚下的小径在眺望台处倏然终结。这里的壮阔景色总是令她叹为观止：崖壁对面莽莽苍苍的密林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向你敞开怀抱，险峻的山崖在你脚底直落而下数百英尺，那石灰岩崖壁连松鼠都很难攀得上来。她第一次是跑上来的，并非如平常那般健步快走，而是一路小跑——那次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差点没命。她做这份工作的最初几个月，似乎就是急速行走着度过的。她毫无女人味地跨着大步，真的就如肇事逃逸一般火急火燎。都过去两个夏天了，然而自那天之后，她总是无数次地回想起那个时刻，当时，她死命把自己往上提拽，下坠时，腿和脸上的皮肤都磨破了，还差点把一棵酸木幼树连根拽出。那个瞬间她很可能就那样轻易丢了性命，而且根本没人看见。她脑海中会经常回放当时的景象，惊恐地揣摩着自己前半生和后半生——以及此时此刻——之间那道如同拖车钩一样的连接竟如此脆弱不堪。她差点就活不到今天了，感受不到脸上阳光的赐福，看不到脚下这一片由上帝铺展的、延绵而皱乱的绿毯似的大地，亦不能再望一眼西布伦谷中百衲被般的田野和牧场。

“那是你的家乡？”他问。

她点了点头，没想到他竟然猜出来了。自他们穿过草蛉纷飞的午后山径攀登到这里，已有一个多小时没讲话了。此刻，她正细细注视着这片景色。那儿流淌着一条银链般的蛋溪；另有四条溪水：苦溪、鹅溪、行者溪和黑溪，好似四根手指，与拇指般的蛋溪交汇之处，便是蛋叉镇。从远处看，镇上那一块块零星散布的小空地就像撒了一地的薄荷糖。不过，在她心里还有另一番视角：奥达·布莱克的铺子，冰柜里躺着一支支结了一层细碎白霜的爱斯基摩派巧克力脆皮雪糕；利特尔兄弟五金店脏兮兮的柜台上搁着一罐免费取用的棒棒糖——她的整个童年都是在这片巴掌大的溪谷里度过的。此刻，她望见一辆载着牲口的卡车缓缓驶上6号公路，正处于南妮·罗利的果园与那个曾属于她和她父亲的农庄之间。不管光线多好，也不管她多么努力地眯起眼睛，从这儿也是望不见那栋房子的。

“肯定不是你的家乡。”她说。

“你怎么知道？”

她笑了起来。“第一，你说话的方式。第二，西布伦县没有姓邦多的人家。”

“县里每个人你都认识？”

“不仅每个人，”她答道，“连他们家里养的狗我都认识。”

一只红尾鵟乘着气流，盘旋于高空，以猛禽特有的尖锐声音，接连发出叩击般有节奏的欢快叫声。她扫视天空，搜寻着另一只红尾鵟。通常，如此鸣叫，就表明它们正在求偶。她曾见过一对红尾在空中交尾，彼此抓扯纠缠，将翅翼收卷着，一起从天空翻滚急坠数百英尺，令她胆战心惊。但它们总能适时松开彼此的怀抱，再次腾起直上高空，继续在那仿佛毫无来由的激情中互相击打，至死方休。

“那地方叫什么？”

她耸了耸肩。“只是个山谷。叫西布伦谷，取了大山的名字。”她如果说出蛋叉镇这个名字，他肯定会笑疯，所以还是不说的好。

“你从没想过离开？”他问。

“你看到我在那下面了？”

他手搭凉棚，好像故事书里的印第安人那样搜寻着那片山谷。“没有。”

“那不就得了。”

“我的意思是离开这片土地，这些大山。”

“我离开过。又回来了。还是不久之前的事。”

“就像那些……纹胸林莺？”

“就像它们。”

他点点头。“是啊，我能看出是怎么回事。”

他能看出什么来——她为何离开，还是她为何返回？她寻思着，在他这个外来者眼里，这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她很清楚这地方听上去如何——她接触过的那些城里人从来不会大声说出她家乡的名字。但它到底看上去如何，会不会让人觉得不漂亮呢？老实说，谷底只不过是一长排小农庄，挤在这条山脉和对面那条古老的歪歪扭扭的窄长山脉之间。那里从山脚到克林奇峰错杂堆叠地生长着层层幽深林木。在那道山脊和这道山脊之间，什么都没有，只有湛蓝的天空和稀薄的空气，以及一只孤鹰。

“下面有牧羊场。”埃迪·邦多说。

“是有几片。还有烟草田。一些奶牛。”

而后，她便继续沉浸于自己的思绪中。她眯眼眺望克林奇峰，视线扫过山崖石壁和重重密林。她抚摸着这些思绪，好似抚摸着衣兜深处光滑的石子。去年春天，一个奶牛场主就在自家牧场上方的树林里发现了郊狼的巢穴。按照当时甚嚣尘上而如今已渐渐平息的当地人的传言来看，多亏了这位奶牛场主是个神枪手，才结果了爹妈和六个嗷嗷待哺的幼崽。她不信有这事。她知道西布伦的人就喜欢胡侃，她也知道一大家子郊狼几乎就是不死之身。当地农夫因为不懂，所以使用了“爹妈”这样的糊弄说法。一大家子郊狼通常情况下应该都是雌性，姊妹们由领头的母狼带队，集体为某一家庭成员的生育繁衍尽心尽力。

十四天前，当她在自己维护的这座山上发现了巢穴时，她真想挺直身躯，朗声宣告欢呼。是同一窝狼，肯定是。这一大家子郊狼重出江湖了。半山腰上，苦溪旁，有一棵巨大的橡树倒在了地上，庞大的树根随之翻出，留下一个深阔的凹穴，它们就在那穴中安了家。她是在一天清晨偶然发现这个巢穴的。当时，她只是想出门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便往兜里塞了块三明治，朝山下走去。她徒步山行了约两英里，一路上发现溪畔的弗吉尼亚风铃草都盛开了。于是她坐到花丛间，一手拿着三明治吃着，一手端着望远镜观察红眼雀。就在这时，她看见了凹穴里有东西在动。那一幕让她觉得简直太匪夷所思了，毕竟她已搜寻了整整两年。接下来的一整天，她都趴在鹿蹄草毯上，犹如热恋中的女高中生一般，屏息凝神，等待着心上人的出现，好向他看上一眼。她看见一头母狼进了狼穴，金色的侧影正往暗处移动。她能听见或感受到还有两头狼在附近晃悠。她不敢走得太近去看幼崽。一有响动，这些狡猾的女士就会再次消失。但她看见的那头狼垂着沉甸甸的奶头，是个正处于哺乳期的母亲。其他母狼应该都是她的姊妹，帮着一块儿喂养小狼。对于这一大家子郊狼，西布伦谷的农夫知道得越少越好。

埃迪·邦多搅扰了她的思绪。他的尼龙袖管碰到了她，仿佛触及了她正暗暗细诉着的秘密。她猛地惊觉过来，只觉得自己脸上的肌肉突然涨大，变得麻木起来。虽然维持着凝视山谷的姿态，但她仍用余光搜寻着他的身影。他是否知道袖管的触碰正扰得她心神不宁？还不如直接擦碰到他裸露的皮肤来得利落。她怎么会到这种地步，以致这具身体已经丧失了被人触碰的记忆——这是她想要的吗？离婚非她所选，除非他说的是对的——她的本事与对野外的偏爱就是男人不得不选择离开的原因。日渐衰老的丈夫无法直面自己的年龄，于是突然对年过四十的妻子横加指摘，对此，她实在无能为力。没错，西布伦山上的这份差事已让她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二十五个月。正遂她所愿，亦是她不再需要婚姻来重启生活的明证。

“真好。”他说。

她心里直犯迷糊，什么？她瞥了一眼他的脸。

他也看了过来。“你见过比那儿更美的景色吗？”

“没有。”她同意道。那是她的故土。

埃迪·邦多的指尖从下面钩上她的指尖，就这样握住了她的手。仿佛触碰她就是对脚下这片美景唯一可行的回应。一股电流般的脉冲自她的大腿内侧蹿升，就像一道闪电瞬间击倒两棵大树，任之幽幽阴燃，又或许焚起熊熊大火。

“埃迪·邦多，”她尽量不去看他，刻意对着前方湛蓝的虚空大声说道，“我还完全不认识你。但如果你不想睡在树林里的话，可以到我的木屋里睡一晚。”

听闻此言，他并没有松开她的手指。

他们一同沿着小径返回树林，双手紧握，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满布神经末梢的双手犹如刚出生的小兽，以自身的意志，将他们拽向前方。她觉得只要看着这个人，看他所看，自己所有感官的敏锐度就会加倍。他俯身从矮枝下穿过，再用另一只手挡住枝条，以免树枝回弹到她的脸上。他们紧挨着往前走，似乎到今天才猛然惊觉这两个月的连绵阴雨和最近两天的春日燥热在森林的地面上创作了何等精彩的奇迹。各种各样的蘑菇纷纷冒了出来：黄色的、红色的、棕色的、粉色的、亮白色的，以及娇小的、肥硕的、淡雅精致的、华丽花哨的，不仅给地面涂上了鲜艳的色彩，还为树木周身点缀了那意外而冲动的、满是菌褶的肉体。它们圆滚滚的脑袋从腐叶下探出，宣告着这片丰饶的树林在这如火如荼的春日里正洋溢着亢进的生殖伟力，世界由此诞生。她跪在腐叶中，将狗牙堇指给他看。这是种百合科的黄色小花，倒悬的花朵显得极为腼腆，花瓣向内微曲，叶片上斑纹点点，好似铜头蛇的背斑。他在她膝边弯下腰，摸了摸另一朵被她完全忽视、差点压碎的花朵。“看这朵花。”他说。

“啊，看那朵花。”她近乎耳语般地回应道，“那是拖鞋兰[3]。”粉色的小小兰花就长在这儿，她知道这种花肯定会长在这儿，这里的松林使土壤变得更温和了。她移到一边，以免踩踏，发现这儿还有不少拖鞋兰。无数有着精细脉纹的椭圆形花囊竖于花茎上，摇摇曳曳沿着山脊向上绵延而去。她抿着双唇，刻意移开视线，不去看这么多的粉色阴囊。

“谁起了这个名字？”他问。不管是谁，反正最初那个人觉得这花像女人的拖鞋，而非男人的睾丸，实在是好笑，他俩都哈哈笑了起来。不过他们又都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拖鞋兰那布满脉纹的肉体，因其漂亮的纹理构造惊讶不已。

“蜜蜂肯定会飞进花囊。”她说着，伸手轻触了下花瓣下方的窄圆形囊口，授粉者会从这儿进入花囊。他凑近细看，卷曲的黑发差点擦到她的额头。他对这花如此感兴趣，而且毫不客气地紧抵着她的身子，竟使她的身体产生了如此激烈的反应，令她惊诧莫名。她能嗅到他湿漉漉的头发和领口上那片皮肤散发的水洗羊毛味。她觉得这种久旱无雨的渴念比饥饿更刻骨——可与干渴相提并论。她的心狂跳不已，心里揣摩着他是否认为她只不过是提供一个干燥的地方让他睡睡觉而已呢？她真的只是这个意思吗？在那间小木屋里，与他共同度过整个傍晚和漫漫长夜，近在咫尺，满怀渴望，却不去触摸，她实在不确定自己能否受得了。如果再次遭到抛弃，就像她丈夫最终所为那般，到卧房里找眼镜和钥匙时当她是空气，即便她赤身裸体也只会显得碍手碍脚，就像剧院里挡住了他看戏的陌生人，那样的话，她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她年纪不小了，不能纵容自己犯傻。这个近在眼前的埃迪·邦多还是个孩子，英俊帅气，肯定还不到三十岁。

他往后一坐，看着她，想起了什么事。她却再次被他的话惊到。“北边的山上也有这样的花，就长在泥炭沼泽地里。”

他每一次呈现出新的一面，抑扬顿挫的嗓音，触摸花朵的手指，对她从未见过的泥炭沼泽地的了解，都使她心神不宁。她无法将视线从他指尖、从他指甲盖上细细的白色新月上移开，也无法不去注视他粗糙的手掌上细腻的掌纹。她不得不迫使自己开口讲话。

“北边也有拖鞋兰？哪儿，加拿大吗？”

“不是同一种花，但也能捕虫子。蜜蜂嗅到香味便会飞来，一旦飞进去，就会被困在里面，除非找到出口。不过这样一来，蜜蜂就会在里面把花粉撒得到处都是，正中花的下怀。就像这样，看这儿。”

她俯身去看，伸手轻触着那只小巧的花囊，同时感觉到了自己的呼吸声。兰花迫使授粉者在花囊里拖着肚子乱走乱撞，然后才让它逃出生天。她心生怜意，只觉得一阵疼痛从耻骨的骨嵴上传来。

她怎么会想要这个陌生人呢？现在就站起身，从他身边走开，这样是否才是合情合理？然而，当他的脸从侧面凑到她近前时，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抚上了他的下巴。这就够了。双颊相抵产生的压力迫使她缓缓往后倒去，最终屈服于地心引力，他们双双倒伏在地。兰花在他们身下被压得粉碎，她迷糊而茫然地想着，但很快就忘了它们。她能感觉得到在他的身体和她的心跳之间，那些层层相隔的衣料和骨肉；感觉得到他贴着她脸庞的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甚至双唇相触时，也感觉得到他唇上的纹路和裂口。她闭上眼睛，以抵挡汹涌澎湃的激情，但这样做却使激情来得更为猛烈了。而且闭上双眼后，那眩晕感也更加强烈。于是，她又睁开了眼，将一切变成现实，他们的确正躺在冰冷的叶子上接吻。他们就像一对双双坠落的鹰，不是从稀薄的空气中急遽下坠，而是缓缓碾过鹿蹄草和剧毒的鹅膏菌翻滚而下。他们终于在山脚下停住了，他在上，她在下。他专注地看进她的眼眸，好似内里还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陷在那双瞳仁里。他从她发间摘下了几片棕色的山毛榉树叶。

“这样如何？快看看自己。”

“看不了，”她笑道，“都好几年没照镜子了。我的木屋里没有镜子。”

他将她拉起来。他们往前走去。有那么几分钟，他们不知所措地沉默着。

“这条路往下就是送补给的吉普车来回走的车道。”他们来到路边，她指着前方说道，“我的木屋在前面山上，但那条路一直通往山下的镇子。你要是想找出去的路，从这儿走就行。”

他站在那儿，往山下扫了一眼，便轻轻拨转她的肩头让她面向自己，伸手握住她的辫子。“我想我已经找到了一直在找的东西。”

她望向一边，不敢相信这话，而后又看了回来。但当他的手移到她的胸口，开始将她胸前敞开的衣服拨开时，她情不自禁地笑了。他将她的尼龙外套往后褪去，从肩头褪下，一直褪到她弯曲的肘部。

“找到和在找是两码事。”她说。但他的嘴唇抵上她的颚骨时，她又一次嗅到了他发间和领口的气息。那股令人神魂颠倒的羊毛味再次唤起了她的渴念——如果能称之为渴念的话。不过，要是水源近在手边，再长久的干渴也总是能平息的。她将手肘从外套里抽了出来，外套落在了泥地上。她伸手拉开他大衣上的拉链，似蜕皮一般将那尼龙大衣从他背后褪下。不管怎么样，蜕了皮，总会焕然一新。离木屋还有几百码远，他们笨拙地向前走去，拽着背包和褪到一半的尼龙外衣，毫无分开之意。

她松开了他，往没有遮檐的门廊地板上一坐，脱了靴子。

“你就住这儿？”

“对，”她搜肠刮肚地想要说点什么，“就我和熊。”

他坐到她身边，将手指放于她的唇上。别再说这个了，他似乎就是这个意思——但他们还没谈过这个，她仍然不确定这一切是真是幻。他扳着她的双肩，将她轻轻摁到地板上，在她身边躺了下来。他轻抚着她的脸庞，解开她内衣的扣子，将手探入，抚摸了起来。他的手一直往下游走，寻寻觅觅，然后他与她四唇相堵，使她无法喊出声。她弓着背，将手枪轻轻滑开，推往地板另一头。事情发生得太快。她的骨盆也拱了起来，接着她喊出了声，但只是女人轻轻的呻吟。她必须脱身而出，不能就这样任自己完全陷入他的摆布。她睁开双眼，看见她的手枪就停在门廊边上，上着保险，无声地瞄准下面的山谷。那是她最后残余的一丝恐惧。

她小心地将他的双手从自己身上挪开，把它们举过他的肩头。然后她翻到他的身上，像摔跤选手一样将他压在身下。跨骑于他的大腿之上，她低头注视着他的脸庞，这才惊觉自己现在竟与人类相距如此之近。他咧嘴笑着，她知道自己寻求的正是这古怪的笑容，那背后的含义她一望便知。就是这么简单，她心想。就是这么合理。她向他俯下身，用敏感的舌尖品尝着他胸口汗津津的皮肤，然后再探索他紧绷的腹部。他感受着她温暖的气息在皮肤上轻抚，随之战栗不已。她从而明白了自己也是可以拥有埃迪·邦多的。身体决定了一切。在最为自然本真的进程中，人的身体并不比兰花拥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它们需要的就是蜜蜂而已。于是，他们双双陷入彼此，她会让他进入，无论何地，他皆可前往。在夜幕降临前的最后整整一个小时的白昼天光里，草蛉纷纷飞升至森林上空明亮的余晖里，为自己短暂的生命寻求安慰，她那空荡荡的尼龙外套也似蛹壳般和他的衣服一道纠缠不清地躺于泥地。他们这两具有着柔软肌肤的身体也终于在她的门廊地板上完成了彼此引见的程序。一阵清风将新叶上的雨水抖落至他们发间，但他们正全神追寻着永恒，故而对这零星的寒凉未有丝毫察觉。

后来，在渐趋浓郁的暮色之中，似乎过了十分漫长的时间，她的心跳才平静下来。他躺在身边，视线却越过她，望向渐转黢黑的树林，显然并未受到心跳的困扰。几只画眉鸟婉转啼鸣，已经这么晚了。一阵风掠过，又抖落了树上的雨水，滴落在木屋的锡皮屋顶上，似铅弹一般鸣响，滴落在他们身体裸露的部分，使那里灼热的皮肤冷却下来。她细细打量着悬在他耳垂上的一滴雨水，水滴正好被他左耳上极细的椭圆形金色耳环兜住。在她心目中，他是否算得上俊美？抑或他只是一个男人，是在她饥饿难耐之时扔过来的一块骨头？

他的左手插入她的发间，不安分地乱动着。但他仍看着别处；那只手只是自行移动着，他丝毫未加留意。她琢磨着他的工作是否就是专门和动物打交道之类的。

神思飘忽了一会儿，他回过神，将视线移到了她的脸上。“嗨，美女。你叫什么名字？”

“迪安娜。”

他等着她说下去。“迪安娜，然后呢，再没了？”

“迪安娜，其他的我也不清楚。”

“那可太不寻常了，一个没有姓氏的女孩。”

“我有过，但那是我丈夫的姓氏——曾经的丈夫。这么说吧，现在这姓氏还在，但他是我的前夫。”她坐了起来，哆嗦了一下，看着他站起身，拉起牛仔裤。“你不会懂的，这种情况会让人很困窘。那名字现在对我毫无意义，但它还是会跟着我一辈子，印在我的驾照上，附着在我所有的东西上。”

“‘还是会’。”他嘲讽道，冲她微微一笑，琢磨着她说的话，“对你来说，那就是雄兽。是标记气味用的。”

听到这话，她笑了好一阵子。“就是这样。把他圈定领地的标记烙在我拥有的每一样东西上，然后就跑开了。”

没想到接下来埃迪·邦多竟走到门廊的尾端，冲廊边撒起了尿。只是突然听到那里的鬼臼草和圣诞耳蕨叶片上传来的泼溅声，她才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天哪。”她说。

他扭头看向她，很吃惊。“怎么啦？抱歉。”弧线形的尿液渐渐稀落，滴滴答答，他往一边躲去。

她平静地说了句：“你还在我的领地里呢。”

迪安娜在她的少女时代十分纯真懵懂。男孩子们津津乐道着女大十八变，她却因太过害羞而不予理会。再者，她从小就没了妈妈，所以远未学会此种游戏。等到上了大学，她才发现自己总是会受到年纪大得多的男人——主要是老师——的吸引和指导，最终还和一个老男人结了婚。她那从农场生活中习得的世故、她的身高、她的一本正经——相当正经——都使她比同龄人老成一辈。之前，她从不知道二十八九岁的男人能带来什么。埃迪·邦多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也有足够的精力反复实践、追求完美。从昏至晓，他们没有睡觉。

晨曦初现之时，她才恢复冷静，或者也可以描述为陷入迟来的忏悔中，她想弄明白自己究竟丧失了什么——肯定是暂时失去了理智，这个先不谈。她知道大多数她这个年龄的人和大多数其他动物都干这事。就算是陌生人之间的碰撞吧。确切地说，也不算陌生人，因为他们有特定的求爱方式：展现，退却，三天来心怀痴念，不得安宁。但此刻看着他睡在自己的床上，她既觉得兴奋莫名，又感到深深的不安。甚至自己现在光着身子躺在床上的状态也使她惊愕万分。通常，她睡觉时都会穿好几件衣服。这个清晨与棕林鸫一同醒来时，她能感受到抵着皮肤的床单冰凉的纹理，她只觉得心中激荡不宁，茫无着落。就像一只蝴蝶，从暗褐色的幼虫蜕变成另一副全新的华美面貌后，却对自己该飞往何方毫无头绪。

看他的背包，她觉得他恐怕是个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人。这让她黯然神伤，不知自己是否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家伙同床共枕了。不过，等到日上三竿之时，她又镇定了下来。他悠悠然地起了床，开始慢条斯理地将背包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有条不紊地把它们堆在地板上摞好，找出干净衣服和剃须刀。她觉得，罪犯是不会花时间剃胡子的。他的背包看上去还算体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药柜，餐具室，厨房。包里有好多吃的，甚至还有一把小咖啡壶。他在墙上找了根原木，在上面支好小镜子，调整好角度，刮起了脸，每次只刮一小块地方。她忍着没看。刮完胡子后，他便像个受邀的客人，大摇大摆地吹着口哨在她的木屋里走来走去。唯有细看她架上书名时，才会消停片刻。《群体遗传学与进化生态学理论》：这种书名似乎让他一惊，但转瞬又恢复如常。

他的身影使这狭小的木屋显得满满当当，她试着做早餐时老是走神。砰地关上碗橱，到处乱找东西，她很不习惯有人做伴。她只有一把梯式靠椅，外加门廊上一把脏兮兮的破旧扶手椅，扶手上都是洞眼，东菲比霸鹟衔来些白色枝条固定在洞眼中，就在这椅上筑了巢。就这么些家当。她把梯式靠椅从桌边挪开，使高高的椅背靠住原木的墙壁，让他坐下来。这样她站在丙烷炉前搅蛋粉、烧水泡燕麦时，周围还能有点空间。他的右手边就是她的铸铁小床，床上乱糟糟地铺了块垫子，床头柜上堆着书和田野日志。昨晚手忙脚乱慌里慌张时，险些将煤油灯撞翻，差点把它们付之一炬。

不知什么时候，柴火炉里的火熄灭了。这样一来，早晨就挺冷的。在这样的海拔，要挨到七月，早晨才会变得温暖。她端来两盘蛋，他站起身，把椅子让给她。她在椅子上坐下来，缩成一团，膝盖蜷入天鹅绒外套里，仍然冷得直哆嗦。她隔着从咖啡杯中冒出的蒸汽，看着他走到窗前站定，望着窗外吃起来。他身高大概就五点六英尺吧。不仅年纪轻，还比她矮半个头。

“我说这话你别介意，”她说，“像你这种身高的人一般都会很快从我身边逃开。”

“哦，是吧？”

“对。他们只会站在屋子另一头瞪着我。好像我长这么高，就是存心要羞辱他们似的。”

他放下叉子，注视着她。“我说这话你也别介意，迪安娜小姐，谁让你整天和蠕虫、田鼠混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他也冲她咧嘴一笑。钓鳟鱼的渔夫就是这样抛出鱼饵的。“我们西部的男孩会管你叫高水杯[4]。”

看来他并不介意。她手长腿长——事实上，整个人都长——似乎还挺讨他喜欢的。真是太有意思了。这让她十分欣喜。让她焦躁不安的是他的年纪。她克制着没有急于去问他妈妈是否知道他在哪儿。她只问了他从哪儿来这样的问题。“怀俄明”是他的答复。牧羊人。家中经营牧羊场已历三代，他是第三代牧羊场主的儿子。她没有问怀俄明的牧羊人为何会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跑到阿巴拉契亚南部山区来。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她不去理会他浑身上下散发的魅力，将视线移向了窗外的树林。窗玻璃上停伏着一只亮金色的玉米天蚕蛾。这种生灵在夜间觅食，成蛾后也在夜间交配。此刻，它正借着清晨带来的第一丝暖意活泛起身子，准备找个地方折好翅翼，等待无用的白昼天光尽快过去。她注视着这蛾子毛茸茸的黄腿缓缓地往窗玻璃上方爬去。突然，蛾子扭动起来，展开翅翼，露出后翅上的一对黑色眼斑，似乎想要吓唬捕食者。接着，它便飞向某个安全的藏身之所去了。迪安娜也有想要尽快逃离的冲动——逃开这个她从密林里捡来的危险伴侣。

牧羊人。她知道西部的牧羊人有多恨郊狼。那种仇恨是出了名的，也许算得上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最残暴的冤冤相报了。即便在密西西比河的这一侧情况有所收敛，但也没好到哪儿去。在她出生的那个地方，农夫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见到郊狼就杀。数个世纪流传至今的童话故事将恐惧深深地烙入人心：给他们一片地方，狼和熊肯定会被灭光。早在百余年前，除了最蛮荒的山区，欧洲人便已把他们那儿的狼和熊都杀光了。时至今日，那些所谓的人与兽之间的对峙与抵抗想必只是传说了吧。从三年级起，迪安娜·沃尔夫就学会了背诵这样的开战宣言。她还在《世界百科全书》里查过“狼”这个词条。她之所以喜爱美国，是因为美国仍然很年轻，美国人尚未将这片国土上的大型捕食动物杀戮殆尽。但他们正有志于此，并认为这样做很值得。

“你有把猎枪。”她说，“那天，你带在身边的。好像是点30-30枪弹的来复枪。现在在哪儿？”

“收起来了。”他说，仅此而已。他胡子刮得很干净，袒着胸膛，兴致很高。看得出来不仅是蛋粉，她给他什么，他就会吃什么。他的那把枪正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而他那双漂亮的、足弓高高的脚掌，却在她的木屋地板上随意走动，显露着单纯而赤裸的优雅。迪安娜觉得自己麻烦大了。

怀俄明的牧羊人之所以会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来到阿巴拉契亚南部山区，肯定是冲着山区赏金狩猎竞赛而来。这是今年刚组织发起的一项活动。她知道，这项竞赛于五月的第一天正式开启。正是生产和哺育幼崽的时节，若是存心要来个斩尽杀绝，没有比此时更适合的狩猎季了。竞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猎手们，纷纷赶来大肆杀戮郊狼。

[1]美国军用制式无烟药枪弹。

[2]丹尼尔·布恩（1734-1820），美国著名拓荒者之一，肯塔基州垦荒先驱。

[3]原文为“lady' slipper”（女士的拖鞋），故有下文一问。

[4]原文“long drink”有大杯饮料之意，也指细高的个子。

2 蛾之爱

卢萨独自蜷缩在扶手椅里，偷偷摸摸地读着书——没想到，农夫的老婆只能这样读书——这时，馥郁的芳香使她的思绪骤然停摆。五月九日上午十一点，这难以磨灭的时刻即将改变一切，她正逐渐被推离自己原本的生活轨道。

她闭上眼睛，将脸转向敞开的窗子，尽情地呼吸着那馥郁的香气。忍冬花。卢萨合上书，用食指夹住。查尔斯·达尔文对蛾子的论述让她沉浸其间。书中描述了刚破茧的雌性孔雀蛾散发的处女气味，使得大量雄蛾疯狂涌入，将囚住雌蛾的金属丝钟罩围了个密不透风，更有好几十只飞蛾爬入达尔文先生的烟囱来找雌蛾。卢萨的书都堆在地板上，堆到了这把厚实软和的扶手椅背后看不见的地方，这是她在这所房子里唯一拥有的属于自己的天地。她刚搬到这里时，就看上了这把铺着老式绿色织锦软垫的奇怪椅子。她拖着它穿过宽敞的卧房，直至那扇高高的面南的大窗前，那里光线充足。而此刻，她窝在椅子里，往前凑了凑，稍稍转头，隔着落满灰尘的窗玻璃往外望去。远处，在饲草田的尽头，她望见了科尔的白色T恤，继而看到了整个人的轮廓——他往前弓着的身体。他正从拖拉机座椅上探出身去，折断了一根忍冬枝。那枝条攀入了香柏围成的树篱，高悬于饲草田边缘的上方。也许那忍冬枝挡了他的道吧。又或许他折下枝条，是想把它带给卢萨。她喜欢在厨房水槽上方的罐子里养些新鲜的花枝。只要她还能让空气弥漫着芬芳，用恣意开放的野花那蓬勃的香气将厨房里那些可怕的女鬼打发走，就多了几分在这儿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科尔还在距离饲草田尽头四分之一英里的远处，他在犁地。不久，他们就要在那田地里种上烟草。不可思议的是，他折断树枝溢出的芳香，竟能一直绵延至她所在的宅子。大概是当时微风轻拂，正好往她的方向吹吧。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山里人坚信大山会呼吸。这是真的：农舍后面陡峭的谷坡每天清晨都会悠悠地吸上一口气，到了傍晚再缓缓吐出，让气息穿过他们敞开的窗子，掠过田野——深呼吸，每天只此一次。卢萨第一次来科尔家做客时，听他说起大山的呼吸，只是抱以宽容的微笑。她尊重乡下人诗情画意的语言，却对那些看法持怀疑态度：大山会呼吸；蛇只有在太阳落山后才会死，即便已经斫下蛇头也没用；要是被乌龟咬住了，只有等到打雷它才会松口。但当她嫁给科尔，搬入这栋宅子之后，西布伦山的气息每日拂晓都会抚摸她的脸庞，她才终于领悟。她学会了用皮肤来感知时间，从清晨到下午，大山的呼吸会轻轻地吹拂她的后颈。及至傍晚，大山的呼吸又似恋人的叹息，浸润了潮湿树林中的芬芳吹来，当她停下手中的厨事，撩开脖子上微汗的鬈发时，便能感受到一袭幽凉滑过颈背和肩膀。她渐渐地将西布伦山视为自己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比她所知的任何伴侣更高大、更坚实。

而此时，她的丈夫正在田野彼端，折下忍冬枝，想要带给她。她可以断定那是带给她的花枝，因为他将枝条塞入了他的大腿和那台久保田拖拉机的厚垫座椅之间夹好。他双手握着方向盘，一颠一颠地驶过犁好的田地时，那芃芃开放如云的白色花朵便簌簌乱颤起来。下方的田地差不多就要犁完了。待他回到这栋房子里享用午间咖啡与“正餐”——她还在努力适应这种对晌午餐食的称谓——她便会将忍冬枝浸入水中。到时候也许他们可以谈谈；又或许她最好还是把汤和面包放到桌子上，将一大清早就想好的恶言恶语囫囵吞下。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起争执，但今天是最糟的一次。今天早上，吃早餐时她差点就要摔门走了。今天早上，他也想让她离开。他们恶语相向、咆哮谩骂。此刻，她闭上眼睛，呼吸着。她对这种山野藤蔓甚是偏爱，而农夫却最见不得自家的树篱丛中长出这样的东西。他要笑，就随他笑去吧。

这周报纸上的园艺专栏写了如何铲除忍冬。而这成了他们争执的导火索。

“醒醒吧！这个项目需要重复使用大量的强效化学脱叶剂。”她大声嚷嚷着，夸张地模仿山里人讲话的喉音，听起来愚蠢而荒唐，她很清楚这样做会惹恼科尔。可她怎么控制得了呢？是县里的农业专员写了《伊甸园里的园艺》这篇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章。日复一日，农业专员最关心的就是清除这个清除那个。他们这些人似乎一心一意地想着如何才能将目力所及的每一样活物斩草除根，实在令她忍无可忍。把野蔷薇连根挖走；把樱桃树上的冠蓝鸦全都射杀；把东菲比霸鹟筑在廊檐上的巢全都清走，免得雏鸟把走廊台阶弄得一团糟。这些就是西布伦县的日常消遣，堪与春季大扫除媲美。

而他说：“你要是取笑西布伦县，就等于在取笑我，卢萨。”

“这还用你来告诉我吗？”她打断他。就算只是坐在这间厨房里，她也能感觉到他已故的母亲就在这儿，摆出一副难以苟同的脸色。她又如何能忘却他的成长地呢。科尔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他的五个姐姐从未迈出过这山谷。父亲怀德纳将土地以每人一英亩的份额转让给了五个女儿，使她们婚后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余下的六十英亩土地，他全都留给了唯一的儿子科尔。家族的墓地就在果园后面的山坡上。显然，怀德纳一家的宿命就是共同长眠于这块土地，以至永恒。对他们而言，所谓城镇，就是指蛋叉镇，附近的一个小村落住了千把来人，有九座教堂，还有一家克罗格连锁超市。卢萨反而成了个危险的外来者，尽管她只是来自山那边的列克星敦——那点距离近得可笑。现如今，她在五个大姑子面前仿佛孤家寡人，就连走过沙砾地去邮筒取信，都引来她们一番侧目。

戗了他那句话之后，房间里便安静了下来。科尔默然地吃着早餐，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便将那份恼人的报纸往桌上啪地一扔，站起身去忙自己的事了。她走出厨房，去冷飕飕的后门廊察看昨天静置的牛奶。此时，她仍趿着拖鞋、穿着泡泡纱睡衣，他们起床还不到一小时，雾气仍在溪流上方氤氲缭绕。一只玉米天蚕蛾伏在窗纱上。这种蛾子在她心目中排名第二，其后翅竟然与她的发色一样略呈玫瑰金色。（她最喜欢的向来是月形天蚕蛾，它们习惯待在林中高树上，如同虚无缥缈的绿色幽灵。）“一晚上的觅爱之旅累坏了吧，”她数落道，“这就是你的下场。”可它又有什么办法呢。整个天蚕蛾科，包括她所欣赏的玉米天蚕蛾与月形天蚕蛾，都是只在幼虫时期吃东西，因为成蛾没有口器。卢萨想，这简直就是一场无声胜有声的极致浪漫——饥饿的蛾子与死亡赛跑，在暗夜中寻觅伴侣。

她小心翼翼地拎起奶桶，看来奶皮子凝得不错，可以挑出来了。牛奶满打满算只有一加仑。他们只养了一头奶牛，用它的奶来制作科尔爱吃的黄油和奶油，而且现在也只在傍晚挤奶。卢萨提议废止凌晨四点挤奶这项极为不便的成规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她会整夜地把奶牛和牛犊关在谷仓里。甚至将母牛和牛犊一起放牧。如果周末她要开车去列克星敦，便压根儿不去挤奶。（会不会有科学家来考虑这些事呢？）等到卢萨想要牛奶了，只需将牛犊赶往牧场，不让它和母牛待在一起，那么傍晚时母牛的乳房就会胀鼓鼓的。科尔的姐姐都不赞成这种取巧的方法，卢萨却甚觉合意。如果她们从小劳碌惯了，一天要挤两次奶，那和卢萨无关。她有自己的行事方式。不到一年，她就把农场里的活计打理得井井有条。科尔最爱吃她做的饭菜，连他母亲也被她比下去了。此刻，她站在水槽边，将撇乳勺浸在牛奶里，注视着细腻的乳脂缓缓溢过勺缘泛出若有若无的淡绿色，她灵光乍现：屋后菜园里的菠菜已经长好待收，去摘一大棵，连同蘑菇片一起放黄油里炒，再放上一片月桂叶；而这些乳脂可以做出香喷喷的汤，科尔就爱喝这汤。中午他回来吃饭的时候，这些菜都可以做好。所以，现在她得集中心思烧汤，最好别再和他争了。

但科尔不愿罢休。“卢萨，那你为什么不给报纸写园艺专栏呢？”他一边吃早餐一边激她，“正好可以教教我们这些傻头傻脑的乡巴佬。”

“科尔，我现在得专心干活。我们还有必要吵吗？”

“是没必要，亲爱的。实在抱歉，”他说，但没有丝毫抱歉的意思，“我没在好地方待过，没见过在房子里养狗、在窗台花箱里养花的那种世面。”

“你还有完没完？列克星敦并不算好地方。只是那儿的人会读很多书、写很多东西，而不是跑到树篱里干掉忍冬。”

“他们用不着那么做。他们根本就没有树篱。城里人的院子，我也都见过，每家每户的花草枝蔓不也都是齐刷刷地被平整的人行道给干掉了吗？”

达尔文观察到，许多种类的蛾子，都是雄蛾喜欢栖息于开阔处，而雌蛾喜欢待在暗处。她和科尔不也正符合这种生物学上的陈规旧俗吗？雄性和雌性不也都各自遵循着彼此的天性吗？她将视线从瀑布般流泻的乳脂上移开，抬起头，琢磨着该如何平息他们之间的这场争执。

“我并不是个纯粹的城里人，只有某一部分算是吧。”她平静地说道。他们争来争去的那些话从没说到点子上。他只是一味地将她置于她根本无法选择的那个阵营里。他怎么能理解，她的整个童年时光，在太阳下晒得皮肤黝黑、满脸雀斑，虽只能待在草坪上，却一心向往牧场的梦想呢？他怎么能理解，她小时候也热衷于捉蝴蝶和捕蛾子，在彩图书里把它们的介绍看了又看、把那些图片摸了又摸，满心盼着能在荒野里寻找和追逐它们的愿望呢？

他把指节扳得咔咔响，举起双手抱住后脑勺。“卢萨，亲爱的，你能把那个女孩带出城市，但你没法将城市从那个女孩的心里移走。”

“胡说！”她朗声说道，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还真以为自己很聪明？她一时没控制好撇乳勺的角度，放得过低，都触到桶底了，她刚刚撇好的乳脂又滑开来，融入了牛奶。得再花半天时间来分离了。她把撇乳勺往水槽里一扔。“为了这一天，我在学校里待了整整二十年。”她转身面对着他，“我很遗憾，我所受的教育并不能使我好好适应这里的生活。这儿的动物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被吃掉，要么被当作靶子干掉。”

“你忘了它们还能当‘诱饵’。”他慢吞吞地说道。

“说这话有意思吗，科尔。我在这里很孤单。你根本就不明白。”

他拿起报纸，把它折到刊有牛肉价格信息的版面。好吧，合该这么结束。她的孤单是她自己的问题，她心里清楚。除了科尔，和她讲过话的全都是列克星敦人。当他建议她在这儿多交朋友时，她脑中浮现的都是她在克罗格超市内见到的那些睁着天真的大眼睛、顶着夸张发型的女人。结果，她也只能给以前实验室的同事阿莉和哈尔打电话，聊点小镇生活的八卦。但近来，他们也开始对卢萨有些不待见了，毕竟电话费有点高得离谱。到底怎么啦？你不开心，那就走啊，你不也长脚了吗。趁着还能重新拿到研究经费，赶紧回来吧。

她着手给盛牛奶的器皿消毒，设法不去想阿莉和哈尔。她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太不一样了，她甚至没法一边过着眼下的生活，一边回想过去的另一种生活。就算只是尝试着回忆一会儿，她也会觉得局促不安。于是，她就通过反复默念那些古老祷文似的名目来让自己平静下来：Actias luna、Hyalophora cecropia、Automeris io，月形天蚕蛾、刻克罗普斯蚕蛾、玉米天蚕蛾。这些天蚕蛾科的大蛾子有着柔软如丝的翅翼，以诸神的名字[1]生活在西布伦山区的浅壑深谷和绵延高丘之间。这里的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在他们睡着的时候，是哪种蛾子的翅翼拍打了他们黑乎乎的窗棂。

还有一件事，她没法开口说——她的受教育水平远超她的丈夫。科尔的标准玩笑模板是：“我太热爱上学了，所以每个年级都念了好几遍。”卢萨从来就没把他的这种自轻自贱当真过。他们在肯塔基大学初次见面时，她就看出他也算是个自学成才的学者。当时科尔是去参加一个害虫综合管理培训班。县里的一帮农夫筹措了一笔学费，将科尔派到了列克星敦。他们知道他并非哗众取宠之辈，相信他会带回些真材实料。他们的这种信任很有道理。他并未随波逐流地认为卢萨博士后研究助理的地位有多了不起，倒是向她提了好多问题。他发现卢萨对麦蛾简直了若指掌，这种蛾子是导致谷仓里谷物被蛀食的罪魁祸首。他那双湛蓝如夏日晴空的眼睛于是开始整天围着她转，让她觉得既惊慌又受用，到底是哪种感觉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带他去参观了实验室以及她父亲设于同一幢楼内的规模更大的研究室，她父亲研究的是苹果蠹蛾的费洛蒙[2]现象，这种蛾子是出了名的苹果树害虫。实验室里的蛾子被关在玻璃盒内，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科学家们设法释放出费洛蒙诱饵，干扰雄蛾的求偶行为。于是，它们的处女新娘只能徒然地在全球各地的苹果树上产下无害的空卵。

后来（并非频繁地），卢萨和科尔在她位于欧几里德路的家里睡过几次。科尔做起爱来像个农夫，但这不是在说他粗俗。相反，他在身体方面很有一套。他为她身上散发的泥土气息沉湎着迷，他用毛茸茸的嘴唇搜寻着她的柔软湿润之所，翻转她的身体如同翻动新鲜泥土，以使之迎接新生的荣耀。她总觉得自己身材矮小，曲线犹如沙漏，不会有人当真喜欢。但在这个靠双手判断动物哺养能力的男人怀中，她却有了焕然一新之感。他终于让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也是性感撩人的。

她告诉他动物会以气味为线索来寻找和确定伴侣。就是费洛蒙。他听了乐不可支。“那就是性喽。你们这些人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就是靠干这个拿钱的啊。”

“罪过。”她说，“我研究的是蛾子的爱情。”

他对蛾子的爱情颇感兴趣。她告诉他，现在看来就连人类的某些行为也是在费洛蒙的影响下做出的，尽管大多数人对其中的微妙关节并不在意，他却觉得益发兴味盎然。科尔应该会感兴趣的，她想。科尔曾将脸埋入她皮肤的每一处折痕，深深吸入她的气息。如果他和蛾子一样，便可用他羽状的触须搜寻她周身散发的气息，他会从腹部翻转出机巧精密的分枝状发香器，催动诱惑的气味将她召唤回来——他只会对性更加情有独钟。

他曾问她：“要是你无缘无故地爱上了一个人，就是这么回事吗？都是因为费洛蒙？”

“也许吧，”她回答道，“有可能。”

而后，他翻身仰躺下来，十指交扣，抱于脑后，正好给了她切近观察他的机会。他骨架硕大。他的肩膀、双手，他宽阔平坦的腹部和胸膛——处处都使她觉得自己竟然如此娇小。在她的床上，竟赤身裸体躺着一个乐呵呵的巨人。

“那告诉我，”他说，“为什么女人要想尽办法掩盖自己身上真实的气味呢？”

“我不知道。”当然，卢萨之前也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就连剃尽腋毛也能挫败那个生物学上的目的。而阴毛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增加气味分子的扩散面积。她对他说过这个。

“和科学家女士睡觉，还真是麻烦。”他一本正经地说着，冲她微微一笑。她已开始担心再也看不到这张脸了。要是他真这样想，那就糟了。那样一来，他很快就会离开，他明朗而热切的硕大身躯，他那新剃出的经由下颏中部直抵性感双唇的道道须痕，都将一去不复返。他的胡须使她想起了花儿咽喉深处的蜜源标记，为蜜蜂指引着花蜜所在的甜蜜通途。

她那间位于欧几里德路的公寓看来让他住得很舒服，培训班结束后，他又待了两天才走。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怎么下过床。她只能给实验室去电，说自己突然病了。他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差点就想问他——并非出于心计，而是纯粹好奇——是否惯于和刚结识的女人睡觉。但卢萨问不出口。第二年，他向她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以致他来访的那几次，她又开始排卵了。她对此很注意，唯恐自己会挺着大肚子举行婚礼，让他家的亲戚幸灾乐祸地拿来消遣。对于像科尔姐姐之类的人，她母亲有过一个说法：“长着十根手指，却只能数到九。”

此时，科尔已吃完早饭，点起一支烟。他抬头扫了一眼卢萨，发现她正凝神注视着他，不由得心里一惊。“怎么啦？”他问。

“我刚才在想我们以前的感情有多好。”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赫布今天上午晚些时候会来借压力喷洒器。他自个儿会去库房里找的，到时你看到了可别大惊小怪。”

她怒目而视。这是科尔的典型做派，一旦涉及感情，他就装得没心没肺。“我不想让赫布进我们的库房，”她断然回道，“看来我还是亲自去仓库给找出来得了。”

“为什么？赫布知道压力喷洒器长什么样。说来也真是的，当时他劝我买了那玩意儿，现在他倒用得比我还勤。”

“他来找，肯定会乱翻我收好的那些漏斗和捕虫网，再向玛丽·埃德娜添油加醋地乱说一通，埃德娜跑去和洛伊丝、埃玛琳八卦一番，洛伊丝和埃玛琳转而又跟汉尼-梅维丝风言风语。所以，谢了。”

科尔往椅背一靠，笑了。“三个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就是：电报、电话、告诉怀德纳家的女人。”

“我觉得这真的很搞笑。她们以前最喜欢聊的话题竟然是我。”

“她们也没什么恶意。”

“你真这么认为？”她摇了摇头，转身背对着他。她们就是想让她不自在。打一开始，她们就是这样。去年六月她成了怀德纳家的女主人，她们很少和她说话，却总喜欢背地里说她闲话。卢萨尚未踏足克罗格超市或这里的五金店，就已经尽人皆知，这个来自列克星敦的女孩喜欢跪趴在客厅地板上给虫子起名字，而不是直接把它们蹍死。

“我那些姐姐们要干的事儿多着呢，不会无聊到坐在一起说你坏话的。”科尔坚称。

“你那些姐姐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叫什么。”

“好啦，卢萨。”

“那你去问她们。要是她们有人能说对，把卢萨·马卢夫·兰多夫斯基全名都说对，我就给你十美元。她们是存心不记我名字的。你以为我在说笑？洛伊丝就曾明确地告诉奥达·布莱克我娘家的姓是祖基尼[3]。”

“现在肯定不会这样了。”

“奥达一直在唠叨，说她看出来了我这么着急要和你结婚，就是为了去掉娘家的姓。”她注视着他的表情，想看看他是否明白这是一种羞辱。他们结婚后，卢萨还保留着自己的名字。但无论是否保留，最终都变得无关痛痒——这里的每个人都叫她怀德纳太太，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卢萨这个人。

“好吧，就算她们全心全意地看不上你，”他耐着性子说，“可洛伊丝还是邀请我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去她家参加阖家宴。她还想叫上我们下午一起去墓地，给爸妈上坟。”

卢萨歪着脑袋，很好奇。“她什么时候来电话的？”

“昨晚。”

“邀请了所有家人？怎么可能？她家的厨房也就电话亭那么大。”

“以前没有乱扔的衣服和塑料玩具鸭的时候，要比现在大多了。”

卢萨只能笑笑。

他比画着。“这儿就是厨房。你为什么不请人来这儿坐坐？”

卢萨定定地注视着他，几乎惊掉了下巴。

“嗯，怎么啦？”

她摇了摇头。“你怎么能装聋作哑到这种程度？我怎么可能坐在那群满面阴云的女人中间，还得假装阳光灿烂的样子？”

“你说什么呢？”

她走向餐厅角落的柜子，取了只挺特别的瓷盘回来，就像举了张识字卡片。“这对你没什么意义吧？”

“这是你结婚时带来的瓷盘。”

她的瓷盘，没错——以前是她家的，英国式样，上面印着精致的手绘植物画，花朵和它的授粉者。然而她们难道一定要对她钟爱的每一样东西都嗤之以鼻吗？“去年七月，我们新婚刚一个月时，我在这儿举办的晚餐会上发生的事，你肯定不记得了吧？是你的生日派对，我花了两个星期准备好所有菜品，没有人帮我，这是我第一次想要给你的家人留下好印象，虽然失败了。”

“我不记得。”

“我来帮你回忆。说说你的大姐，想想当时的画面。她就坐在那把椅子上，蓝色头发，脸上的表情像干酪一样僵硬，抱歉我这么说。我就是用这只盘子给她端上了晚餐，就在这儿。”

他笑了。“我记得玛丽·埃德娜咬了口土豆，好像看到了下面有只黑寡妇，就尖叫起来。”

“是天蛾的翅膀。是绘着天蛾的画。我没有画黑寡妇的瓷盘。她也没有尖叫，她只是放下叉子，像具尸体那样交叠着双手，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接受我的邀请了。老天，甚至感恩节都不来，科尔。在你们家，在你有生以来，你和你那些姐姐们每年都会聚在一起吃感恩节晚餐，可自从你老婆冒天下之大不韪，让玛丽·埃德娜陛下浑身不爽之后，她们就不再吃了。”

“那就别邀请玛丽·埃德娜，请其他人吧。她一向喜欢倚老卖老。”

“玛丽·埃德娜不来，她们都不会来。”

他耸了耸肩。“那好吧，也许她们这些乡下人就是没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虫子和稀奇古怪的拉丁语印在盘子上。也许，她们害怕用错叉子。”

“去你的，科尔。要是你们都喜欢嘲讽我，那就去你们全家。”她感到脸上一阵热辣辣的烫，还差点气得顺手砸了盘子，但那动作全然不是这么回事。这盘子似乎比婚姻更贵重。

“天哪，”他愤愤地说，“她们警告过我，千万别娶红头发的女人。”

“Shuchach！”她嘟囔着，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刺耳的阿拉伯语辅音，便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回餐厅把盘子放好。卢萨流了泪，这让她觉得很难堪。她的邀请遭到冷待的事竟然还令她心痛不已，这着实让她感到羞耻。去年太多次，她挂断电话，在客厅的编织地毯上一圈又一圈地绕着踱步。她这个拥有昆虫学学位的成年已婚女人，竟像个孩子似的哭得稀里哗啦。她们怎么看她，她为何要如此在乎？投身于昆虫研究的女孩都懂得不去理会公众的意见。但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她始终无法忍受的就是那种含沙射影，认为她就是个活宝，是个愚蠢的女人。回首往事，令卢萨深感害怕的是，她也曾如此评判自己的父亲，她也曾怀着无知的怜悯把他看成一个说话尖刻、不谙世事的人，一辈子只知埋首于充满乙醚味的消了毒的实验室里苦苦钻研。尽管祖上都是农民，但她父母对具体的农事一窍不通。如果非要找到一点他们与农牧生活的关联，也就是周日驾车穿过费耶特县东部放养赛马的牧场这点体验吧。

卢萨想变得截然不同。她渴望以自己对爬虫的热爱以及为之付出的汗水来震惊世人。她仍能感觉到体内自儿时起便跃跃欲试的热望。正如那个在盛夏炎暑中也贪恋着野外的小丫头，看着镜中自己原本草莓金色的头发变成一缕缕湿漉漉的深棕色卷曲发丝贴着脸庞，得意地倾身弯腰对着镜子呼出一口热气。成为女人后，她迫不及待地抓住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成为农夫的妻子。

她从未料到这种怪异的、暮气沉沉的家族遗风竟会一路跟着她来到西布伦。在这儿，她的新亲戚们把她和她的娘家人看作傻瓜，竟会特意把害虫养在玻璃瓶里。

她返回厨房，没有再看科尔一眼。如果他觉得这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那她也没问题。“好吧，”她说，“别用画了虫子的盘子给怀德纳家的人盛饭菜。我会记住的。还有，伟大的害虫杀手赫布来我家库房搜缴压力喷洒器时，要敞开大门任其进出。”照卢萨看来，赫布和玛丽·埃德娜堪称绝配：两人都那么高高在上、自以为是。

“你到底什么意思？”科尔问。

“你知不知道汉尼-梅维丝昨天告诉了我什么？她说有一次，赫布在他家牧场围栏上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窝郊狼，是一头母狼和一窝嗷嗷待哺的狼崽子。她说他就站在狼窝里，对着它们的脑袋，一枪一个全给崩了。”

科尔茫然地看着她。

“是真的吗？”她问，“你知道这事吗？”

“提这事干吗？”

“是什么时候的事？最近吗？”

“不是。我想是去年春天。是你妈生病那会儿。肯定是在婚礼之前。所以你不知道这事。”

“哦，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所以现在也无所谓了。”

他叹了口气。“卢萨，它们毕竟是食肉动物，还在奶牛场上方搭了窝。不然你觉得赫布该怎么做，让那窝狼把他家的老底儿都吃了不成？”

“不是狼，是郊狼。”

“不都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这里离大峡谷差不多有两千英里，而这里竟然出现了郊狼。你觉得不会有任何人关心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赫布只会关心郊狼要吃什么。比如新生的犊子。”

“就算那真是郊狼——我很怀疑这一点，毕竟赫布是近视眼——说实话，我还怀疑他是否射中了它们。我敢打赌他没射中。我也希望他没射中。”

“赫布·戈因斯的枪法好得惊人，在这一点上可没什么好争的。但要是你想知道我的看法，卢萨，那我告诉你我希望他射中了。”

“你，还有县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这么想。我知道。就算赫布没射中，也总会有人会射中的。”她真希望自己已经穿戴整齐。她只是觉得这一身睡袍似乎让自己显得太脆弱，没什么说服力。她往门廊走去，纱门在身后砰地关上。她将牛奶放入冷藏室，再行分离，抬头发现那只玉米天蚕蛾还悬在门廊的窗纱上。她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那扇窗纱。“还是飞走吧，”她说，“昆虫在这儿不安全。”她看着蛾子张开翅膀，展露出西瓜红色后翅和那翅上一双惊人的黑色眼斑。猫头鹰的眼睛，她心想，实在是像极了。一只可怜的小鸟张着嘴巴想把蛾子一口吃了，却猛然被那双眼眸盯得一愣。这令人快乐的古老生灵，充满了惊喜。

她返回厨房，双手各提了一罐去年夏天的番茄。汤做不了了，她要做“imam bayildi”[4]。这是一道清真素菜，需将时蔬杂烩填装进事先挖空的茄子里。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份食谱，相比牛奶，卢萨更爱这个。科尔对这种土耳其烤茄子不怎么感冒。他甚至对通心粉也持怀疑态度，他称之为“艾大利”菜。但乳脂没弄好，都是他的错，所以，就让他吃外国菜吧。我真是太堕落了，她心想。身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学者，她曾被授予系里最令人艳羡的研究生奖学金，如今却只能通过心怀怨愤地烧烧菜来发挥她对世界的影响力。

而科尔，这个气得她发抖的大块头仍坐在桌边，抽着烟。苍白的弧形烟灰好似一缕柱状星云停在他的左手和烟灰缸之间的深色桌面上方，那丑陋的马口铁烟灰缸几乎是半悬在桌沿外的。面对这番场景，她只想将之揉成团赶紧扔掉了事。科尔到现在都没去开拖拉机赶牛，他平常可不是这样。天亮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一个小时了，都已经日上三竿了。他是存心要气她吗？

“赫布要压力喷洒器干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不对，我多少知道一点。他说要在教堂清理什么东西。好像是墙上被筑了蜂巢，玛丽·埃德娜是这么说的。”

“哦，太好了。要在教堂里消灭上帝的造物。上帝没让赫布和玛丽·埃德娜去掌管诺亚方舟，真是明智。否则他们会先用烟熏死一部分生灵，再淹死剩下的。”

他没有再笑。“亲爱的卢萨，在你的家乡，也许人们会认为教堂里到处是蜜蜂是件好事。大自然在一个地方销声匿迹五十年，那儿的人们就会多愁善感地把它当作素未谋面的至亲，为它哀悼。可在这儿，大自然活得好好的，身强力壮，还喝得醉醺醺，到处闯祸。”

“我的丈夫是个诗人啊。大自然竟变成酗酒成瘾的疯汉了。”

他摇了摇头。“情况就是这样。你每天都得说服它往后退个两步，否则，它就会放马过来，接管一切。”科尔总能轻而易举地避开她屈尊俯就的反讽。他自有一种“你怎么说我都不生气”的从容语调，把卢萨气得想要尖叫。

“接管什么？”她说道，强抑着怒火，“你是大自然，我也是大自然。我们拉屎，撒尿，生孩子，搞出一堆烂摊子。就算你让忍冬在你家谷仓边上生长，世界也不会终结。”

生孩子？我怎么没发现我们有孩子？他的眼神在说。可他问出的话是：“既然在野草还没长出来的时候就能把它掐断，为什么还要忍受它到不可收拾的那一天呢？”

他们对彼此说的每一个词都是错位的，词语背后的每一条事理都变得无法言说、无处归位。他们的善意僵化如一潭死水，他们的玩笑话全成了老掉牙的陈腔，已没法再用。卢萨扔下洗碗布，这陈词滥调的对话让她喘不上气。“祝你在林子里过得开心。我要去给你洗衣服了。你的烟把厨房里熏得难闻死了。”

“你虽然咒骂烟草，但你也得想想是去年的收成让你买到了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Yil'an deenuk!”[5]她在过道里吼道。

“要是我的艾拉伯妈妈教我诅咒骂人，我肯定不会引以为傲。”他回敬道。

艾拉伯妈妈，波兰佬爸爸——他这明摆着是在和她对着干，和他家里人没什么两样。可她不也嘲笑过他的口音和出身吗？不过说实话，他们原本都不是这类人。日积月累的蔑视轻慢交错纠缠，再也无法厘清——就算她和科尔结婚百年，他们仍旧会不明就里地争个不休。她觉得又沮丧又挫败，在楼下各个房间砰砰砰地走来走去，收拾乱扔的衬衫和袜子（有些是她的）。忍冬和烟草，有什么好吵的，可他们还是吵了。结婚不到一年，他们已经学会一场接一场地争论，无休无止。就像小溪流往山下，汇聚在山谷，然后溢出溪岸，浸入车辙，又流回谷底的溪床。争论像水一样填满婚姻，总是流经一切，虽无嗅无色，却充满了噪音。

苦溪，那条溪流的名字，还有他们农舍后面的一直绵延到国家森林公园的山谷，人们将这里称作苦谷。太棒了。是我太年轻，竟对这苦涩毫无察觉。她心里想着，吃力地走上楼去收拾余下的待洗衣物，而他则出门去饲草田尽头犁地了。再过十年，会怎么样？难道她真的想就这么一辈子待在农场里？到手的鸟儿在那一瞬间就丧失了神秘感。如今，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跨境邮购的新娘，勉勉强强过了婚礼这一关，却已想不通自己怎么会离开生长的城市和心爱的事业，跑到如此逼仄的乡村，给农夫做老婆。

五月九日上午十一点，楼下的烘干机嗡鸣着，卢萨坐在卧室的大窗旁读书。仅仅过了四个小时，她的生活却已转到一件小事上：她那年轻的丈夫伸出强壮的手臂攀下花枝，浓郁的香气徐徐升起。她已经忘了这事，忘了他们之间的感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心中不再盛满那无休止的语言，却充满了某种新的情感。即使他再也没有回到这栋房子，即使他穿过田地时像许多本地农夫一样，因这里崎岖陡峭的地势而发生了拖拉机事故惨遭不测，她仍能凭着远处飘来的阵阵芬芳，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找出科尔的位置。

卢萨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心中满是惊奇：蛾子就是这样交流的。它们靠着气味便能隔着田野互诉衷肠。蛾子没有口器，不可能说错话；配偶在或不在，互相都心知肚明；即便置身黑暗之中，仍能寻得彼此。

又过了几分钟，她的双手仍旧一动不动地搁在书上。她在想象，那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可以只传递爱情和朴素的真理。

十天后，婚姻就会走到尽头。当这一天来临，卢萨会回溯到她坐于窗旁的那个时刻，去感受那已知未来步步逼近时的彻骨寒意。

事实上，没人会认为那是一个征兆。科尔的拖拉机并未翻倒。杀死他的也并不是烟草，甚或都不是由抽烟引起的。她本该让他享受一天抽两包的乐趣，毕竟从长远来看，无论他想抽多少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长远。不过，还是得部分地归咎于烟草的不景气——由于烟草价格低迷，他不得不找了份兼职，为南方合作社运送谷物。卢萨心里很清楚，这份兼职让他这个农夫羞愧难当，尽管整个山谷没有一户人家可以仅靠那点收成度日。但对科尔来说，他的挫败感不仅源自他的农牧本行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独木难支，也因为两人的感情危在旦夕。他极其不愿远离农田，哪怕只是穿过蓝岭往南驶入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晚上的时间。她告诉过他，他们可以想其他法子赚钱——比如用来年的牲口做抵押来贷款。但他不信任贷款这回事，新买的拖拉机已经让他们背了一身债。她还可以去富兰克林的社区学校教书。（这是否也会让他觉得丢脸呢？她也说不准。）她倒是一直在琢磨这事，想象着自己在生物实验室里给一帮奶孩子的学生讲课。可没过多久，县里的警长就驾着车来通知家属出事了。

那天，天刚蒙蒙亮，空气湿漉漉的，一切还在混沌惺忪之中，静谧无风，杳无气味。五月十九日，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出了这事之后，这个日子便再也不会无声无息。那时她站在楼上同一扇大窗前，看着雾气从田野那头升起，沿着树篱往山上飘去，犹如古老河流的幽灵，因不必再受引力的牵绊而任由自己的条条支流向天空飞升。这些天清晨，科尔不在家，她独自醒来时，总有种奇怪的感觉：她自由了。似幽灵一般自由自在，脱离了躯壳。她凝神望向院子中央，狂欢了一夜的昆虫正披着黎明前的阴影躁动不休，夜蛾正追逐着这最后一抹夜色疯狂地绕圈飞行，寻觅配偶。

当她看见蒂姆·博耶的车子和车身上的标志时，便知道出事了。如果他只是受了伤躺在医院里，蒂姆完全可以在山脚下通知一声了事。他还可以先告诉洛伊丝或玛丽·埃德娜。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任务——得亲自通知妻子。她明白是为什么。具体的细节不得而知——事实上，有些细节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尸体受损的情况，会跟他姐姐、姐夫详细说明，但对做妻子的永远也不会说。不过她已了解了足够多的细节。

终于来了，她心想。看着长长的白色车子缓缓驶上车道，听着沙砾经车轮碾压移位发出的噼啪声，她只觉得身子发冷。从现在起，一切都将改变。

此言差矣。她并非是从得知科尔已死的那一刻才做出往后要如何生活的决定。早在她坐于那扇大窗旁读书时便已暗下决心，正是在那个时刻，她收到了他传来的那则无言的信息——那越过田野扑面而来的芬芳。

[1]Luna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Cecropia是古希腊神话中雅典的创建者，拥有人的身体、蛇的尾巴。Io是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情人。

[2]一种与性有关的荷尔蒙，来自生物吸引异性的自然本能，学名“信息素”。

[3]原文为“zucchini”，不作姓氏音译时意为西葫芦。

[4]土耳其语，直译为“伊玛目昏倒了”，意思是这道菜好吃到令人昏倒。

[5]阿拉伯语中一句骂人的话，意为侮辱对方的宗教信仰，是阿拉伯语中最难听的一种辱骂。下文中科尔故意将“阿拉伯”说成“艾拉伯”，是对卢萨的回击。

3 老栗树

当了八年的鳏夫，加尼特仍会时常晕头转向地醒来，一整天都迷迷糊糊。他觉得都是因为这么大的床上竟然空空荡荡。女人就是锚。没老婆，他便转向上帝寻求安慰，但有时候仍需要看看窗外的风景。

加尼特慢慢坐起身来，朝着光亮弓身凑了过去，眼前的景象与其说是他看到的，不如说是早就铭刻在他记忆中的。潮湿的山谷弥漫着灰色的晨雾，趾高气扬地缓缓上升着，就像老太太迈过水坑时颤悠悠的裙边。那边有一间仓库和一座用板条拼筑的谷仓，还是以前他爸爸和他爷爷搭建的。青草覆顶的根菜地窖窖口仍旧在山坡上鼓凸着，粗石外立面上凿了两扇窗，犹如一个老头脸上的两只眼睛，从山坡那端愣愣地往外瞅着。加尼特这一辈子，每天清早都会向山坡上的那老头打个招呼，老头的下巴上爬满了常春藤胡子，厚厚的羊茅草额发垂到眉眼上。小时候，加尼特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老头子，还会继续日复一日地瞅着眼前的景象，而且死活都离不开它，就像小孩子总爱在兜里揣一颗象征幸运的光滑的栗子，整天摩挲着这护身符，只要它在兜里就觉得心安。

鸟儿开始了晨间大合唱。已是仲春时节，它们也全都长大了。今天是几号，五月十九号？这些鸟儿全都羽翼丰满了。他悠悠然听着。祝婚歌，数年前他就在心里起了这个名字。那是夫唱妇随之歌。有草地鹨、石鵖、田雀鹀、靛彩鹀，所有的鸟儿都朝晨曦仰着脑袋，将心中的渴念化成清澈的求偶之歌。加尼特用手托着脸，就这么待了一会儿。小时候，他亦从没想过到了这把年纪，歌声已去，心却还在颤动。

4 捕食者

她盘腿坐在门廊地板上，梳着头发，聆听当天刚刚开始的大合唱。一只黑白相间的鸣禽远在晨曦初露之前即已欢唱，一声声尖利的“斯威特，斯威特！”刺破了她的睡眠。迪安娜能想象得出它就在屋外，绕着白杨树的树干转圈，朝着初现的晨曦歪着那斑马纹的小脑袋，用高亢的嗓音将昨日从日历上撕下，撞开充满爱欲的夏日。被这歌声惊醒后，她套着睡衣，光脚冲向门廊，此刻搁在膝头的梳子则是后来碰巧想起来才拿上的。她得好好听听这歌声：纵情夏日，这旺盛的繁殖季。夏日盛大的激情将令万物沸腾欢愉直至精疲力竭。但只要有灵活翻动的双翅，或规律跳动的心脏，抑或是在土中蜷曲待展的种子，但凡这世间的活物，都难以抑制地迎接着夏日的来临。

黑白相间的鸟儿欢唱声乍起，其他鸣禽也很快惊醒。她先听到了黑枕威森莺的一段切分节奏的乐句，以弱拍收尾，像是开了个不错的玩笑。接着，黄腹地莺一本正经地唱起了啭鸣颤音。此刻，灰色的微光正自天际渗入，她是透过黑黢黢的树木枝杈才窥见了这微光。山谷的形状不偏不倚，两侧群山峭壁连绵，树木耸峙入云。如果你满心巴望着悠长的白昼和灿烂的阳光，小木屋就不是个好地方，但世上没一个地方能有这般动听的晨曦大合唱。在求偶的旺季，此等乐音就如同大地在放声歌唱。一待阳光将鸟儿接连唤醒，这歌声便会逐渐升高：随后出场的是黑冠的卡罗山雀，一开始兄弟姐妹们只是各自定调吹起口哨，继而渐渐合拍。任何一只卡罗山雀都能辨明这些音调，但人耳很难做到，尤其在这样的大合唱中还有其他种类鸟儿的鸣声。迪安娜微笑着，她听出了第一只加入合唱的棕林鸫的歌声，那声音犹如拇指拨过梳子的齿尖。在她的孩提时代，最初俘获她的正是这种鸟儿的鸣声，而非每天清晨农舍窗前草地鹨或麻雀的歌声。但棕林鸫是栖息在高海拔地区的候鸟，她只有在山上或跟着爸爸外出钓鱼时才能听到它们的歌声。也许，在她跟去钓鱼之前从未真正听过鸟鸣，而钓鱼的大多时间都是在树林里默默地等待着，很少有鳟鱼上钩，话也说得不多。她若是问，爸爸就随口胡诌，说“那是梳子鸟”，而她则顺理成章地把这鸟儿想象成梳子形状的生灵，浑身亮粉色。许多年以后，当她在《彼得森野外指南》中见到这种外形普普通通的棕色鸟儿时，不由得一阵失望。

晨曦大合唱此时已演变成一种啸歌，无数雄鸟正对无数沉默的雌鸟诉说着绵绵情话，雌鸟则挑选着如意郎君，准备使这世界焕然一新。如果你无法捕捉到某种鸟儿独特的歌声，那听来就是一片嘈嘈切切：玫瑰色胸脯的松雀吟唱着甜蜜复杂的十四行诗，绿鹃反复咏叹着一组八分音符的三连音，还有棕林鸫犹如交响诗的歌声。多亏了棕林鸫，迪安娜对这片树林才有了清晰的认识，它们的鸣叫是她沉思时的背景音，亦能帮她确定自己在森林里的方位。再过一小时，晨曦大合唱将渐渐停歇。但棕林鸫会一直歌唱至朝阳升起。待到傍晚，甚至只是阴云浓重的正午时分，它们又会放声高歌。南妮曾在信中问她怎么能在冷清寂静中独自生活，迪安娜是如此答复的：人声一旦停歇，世界并非静谧。棕林鸫就是她的陪伴者。

迪安娜想起住在山下谷中的南妮，不禁微笑起来。南妮喜欢和邻里唠家常。她是个独立自主的老太太，但只要有机会她仍喜欢与人闲话聊天。就像节食者会一个劲儿地去柜子里翻找藏好的饼干。也难怪她会如此担心迪安娜了。

此时的天空阴沉沉、白茫茫的，云层痕迹驳杂犹如老旧的瓷盘。鸟鸣声也一茬接一茬地消停下来。很快，陪着她的就将只剩下棕林鸫的歌声了，当天余下的时间也都将如此。数只林山雀和黑顶山雀正聚于野樱树下，距她的木屋十几码远。那儿有一块平坦的大圆石，她总是会在上面撒些鸟食。之所以选那儿，是因为她从窗口就能一目了然。于是整个冬天，她都将鸟食撒在那儿——订购的鸟食五十磅一袋，每个月和她所需的各类杂货一同送来。森林服务处从未多问。并没有规定要给山雀或主红雀喂食，但政府显然十分乐意采取任何可以保证护林员度过漫漫冬季而不致精神失常的措施。至于迪安娜，鸟食就能解决问题。飘着雪的二月清晨，她时常坐于窗旁桌边，喝着咖啡，观察麇聚于屋外的色彩斑斓的鸟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她着实羡慕鸟儿在凛冽的寒冬时节仍是这般自由自在，甚至还羡慕它们自以为是的奔忙和喧闹。鸟儿从来不会质疑自己在宇宙中心的位置。

既然已是五月的第三周，芽儿应该正在冒出，各种啃叶子的昆虫也很快就会悬满树梢。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叽叽喳喳的小小拿破仑总能找到吃食。但它们极有可能已对她撒的吃食上了瘾，而她也对它们的身影上了瘾。近来，她一直在考虑要给那顶印有护林熊[1]标志的帽子掸掸灰（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森林服务处各发了一套制服给她——这样的混合工种难免会遇上这样的小差错），然后在每天清晨把帽子放到圆石上，将种子撒在帽缘上，鸟儿就会习惯于飞到上面啄食。久而久之，某一天她戴上帽子时，就能在脑袋上顶着一群山雀走来走去。这么做没什么目的，纯粹是为了发傻取乐。

她已将头发梳顺，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发丝如瀑布般自肩头泻至后背，披垂到她安坐其上的门廊地板，便自然卷折起来，如水花般环绕在她身周——那是一挂深茶色的瀑布，闪烁着银色的光泽。银丝一年比一年多，茶色发丝则一年比一年少。丈夫（那时就已经是前夫了）曾问她为什么要搬往山上，她说这样就不用剪掉头发了。显然，对年过不惑的女人而言，活泼自信的短发才是处世之道。但他可能没明白她的玩笑话，还以为这是迪安娜从娘胎里带来的某种虚荣心，其实不然。她很少留意自己的头发，大约每周只有一天会散开辫子，就像撒开一只无人照管的猎犬。她就是不喜欢那些处世之道，也不想去在意自己的年龄，或任何人的年龄。每周剪一次，每月剪一次？要把头发摆弄成什么样子，谁高兴操心就操心去吧。迪安娜对这些真的是一窍不通。她千方百计想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各种各样女人的迷思划清界限。比如说眼影：这工具是派什么用场的？会疼吗？到底其存在的目的何在？她从没正儿八经地理过发。爸爸还算明智，知道不能带女儿去男士理发店理发。等到他认为必须带她去剪个像样的发型了，却又抽不出时间。就这样，她满头厚实散乱的头发一直长及膝盖。她在头发上耗的工夫，多是把缠在树枝上的头发解开，或用瑞士军刀里的剪子修修发梢。在西布伦县，后来在诺克斯维尔当老师和为人妻时，这就是她所知所会的唯一的做女人的方式。如今在这山上的密林里，她终于得以全心全意地成为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女性类型。

就是没男人要的女性类型。埃迪·邦多走了，这样最好。

他说还会回来，但她不信。他离开的时候带走了自己的每一样东西——“每一样”就是指他的背包。不得不承认，那些家当确实不多。如果他所言非虚——他真的是想花个一两天时间徒步翻越克林奇峰，然后再来看她，那他肯定需要这包。所以，她没法通过他拿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来判断他是否真的会一去不返。她并非通过这一点判断。

他说她的头发堪称奇迹。他说他就像被这头发裹入了蚕茧里。

她抬眼望天，倾听着这片受了祝福的树林——他将这树林抛在了身后。总算可以这样无拘无束地聆听晨曦大合唱，梳头发时也不会有人注视。埃迪·邦多将这块坚实而美丽的独属于她的宝石，这珍贵的独居生活留给了她。

她往前伸了伸腿，同时将头发编成了那根熟悉的辫子。这种动作，不用看镜子，她都轻车熟路、一气呵成。她从腕上褪下橡皮筋，将之啪地套入辫梢，然后垂首至膝，将腿部韧带一下拉伸开来，有点疼。她顺势往后倒下，仰躺在地上，像个小女孩似的嘴巴和眼睛张得老大，凝视着头顶的树枝。她喘息着，只觉得头晕目眩，似在往上坠落，生生跌至树顶。她想起了他第一次将她放倒在门廊上的情景。此刻这样躺在这儿，又该指望他什么呢。

她高声咒骂，又坐了起来。该死的东西。忸怩作态。像条可怜巴巴的流浪狗，一路尾随着人家不放——驱之不走。呼之即来。

没有哪个男人如此随心所欲地和她谈论过她的身体，或将之同自然界中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相比较。不仅仅比作桑蚕。还比作，例如说，象牙。他说摸上去异乎寻常地光滑。他说，去年他在加拿大从夏天一直待到了秋天——在那儿捕三文鱼挣钱，然后去了哈得孙湾附近捕北美驯鹿，还去了某个地方学会了怎样将海象牙做成刀柄。她听他讲故事，想象着去触摸大自然的另外几副面孔的可能性。除了如今近在眼前的这副面孔，其他的她一概不识。她问他那儿有哪些鸟儿，他似乎都知道，只是叫不出名字，能明确告诉她的只有那些供射杀的鸟禽的名字。她当时一直那么认真地听着，现在她才明白他意有所指的是什么，或者他究竟相信什么，毕竟有的话他没说。将她赤裸的腹部比作海象牙，这种奇怪的奉承话真的只是对她说的吗？她不知该如何要他，反而要他要得很猛。至今只要想起某些片断，她仍感到如雷轰顶、浑身发软——他紧紧地抵着她的身子，他肌肤上的气味。进入她身体时，他脸上那种敬畏而惊叹的神情。

她跳起来，身上直发颤，既是因为冷，也是因为自己如此一番胡思乱想。于是她进屋穿衣，找事情干。木屋窄小，她只需绕上一圈就能做好所有出门前的准备。套上牛仔裤和靴子的时候，她也没有放慢脚步。她一只手扣着衬衫的纽扣，另一只手打开碗橱，伸入铸铁荷兰锅里拿了一些昨天剩下的玉米面包。她咬了一口，便把余下的面包塞入外套兜里准备待会儿路上吃，或稍后搭建好藏身处后躲在里面吃。今天早上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她也已经很长时间没去兽穴了。最初的两周，她是故意避开；后来的十天，她是根本没法去。她不敢去。即便她独自前往，或撒谎说去别的地方，他还是会跟过来。

她尽可能快地沿着苦溪小径往山下走，但并没有跑，因为没必要。如果它们仍然在，那十分钟后也不会走开。否则就是根本不在那儿了。它们是相当警觉的动物，警觉性远超人类——她发现踪迹的那一天，它们应该已经先发觉了她。不要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比这动物更聪明、更敏锐，那是无稽之谈。它们只会将她视为敌人。那糟糕的人身上的气味，它们早就在风中嗅到过了。如果这一窝郊狼正是那个一天之内在西布伦县损失了半数成员的家庭，那幸存者必定会加倍小心。

她敢肯定就是那一家子，或者也是一群被人打得东躲西藏的逃难者。否则它们何必冒险来到山上的这片密林里，远离篱笆和农田的边缘地带？毕竟那才是郊狼日常的地盘。它们来此准备生小狼崽时，会挖好几个窟。它们的标志就是做好后备计划，这是有名的郊狼策略。不过，迪安娜了解任何一条可能了解的关于郊狼的知识。比如，只有领头的母狼才会生小狼崽，狼群里的其他成年狼不再生殖。它们会供养头狼，为之取食，护穴，和小狼崽玩耍；自打小狼睁开眼睛，它们就得训练小狼觅食和捕猎。这样就算狼父狼母被杀，小狼崽也几乎不会受影响——这就是郊狼家族的生存之道。也是眼下问题的关键。如果迪安娜发现狼穴的那天惊扰了狼群，它们就会连夜将小狼崽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捕食者晚上若是睡觉，与郊狼之间的游戏就输定了。

她放缓脚步，在与记忆中的狼穴相距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考虑在此搭建藏身处。为了方便观测，她本该再走得近一点，但必须保证这个观测点总是处于下风口——这是当然的，而从上午至下午，风向经常会变。只能建一个藏身处，因为她不想动静太大，留下太多的线索，以免被别人发现。那就上午吧。她打算在上行方向建藏身处，仅上午前往。届时，太阳已熏暖山下的农田，而气流正缓缓从谷底升至山巅。

她忘了第一次偶然发现狼穴时，那位置离山脚究竟有多远。即便现在，她在此搜寻，亦不能确定自己是仍在国家森林公园内，还是已经来到了下方与森林公园毗邻的农场上，因为根本就找不到设界的篱笆。但肯定是在树林里，而且这一带的树木比预想中还高。她对阿巴拉契亚山里的郊狼还缺乏足够的了解，说不清楚什么样才算常态。它们肯定是不喜欢山顶的，应该更喜欢低处靠近农田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田鼠。但这一大家子郊狼有着自己的故事。它们被逼到了墙角。所以它们越爬越高，想从安全的藏身处发起袭击，就像杰罗尼莫[2]。

她开始慢慢地往前移动，同时折下酸木树的矮枝收集在手中。她离开小径，以枝条护住头脸，在密实的杜鹃花丛中穿行。她想从狼穴的外围绕过去，绕到苦溪对岸选择一处地点以便隔溪观测。杜鹃花丛密密匝匝，这样最好：没人会发现她的踪迹。有那么一瞬间，她心想不知山下种田的农夫是否也喜欢狩猎。不过那些人可能也不会来这儿。除了猎鹿季，或许有人会揣瓶杰克丹尼威士忌上山之外，当地的大多数农夫不会踏足这片树林。真正的麻烦是来这里捕熊的那帮偷猎者，那帮人通常来自其他地方。他们干这个很拿手，她得扩大巡山范围。

她小心翼翼地朝下山方向潜行，一直来到苦溪畔能够隔溪望见对岸倒下大树的地方。从这里甚至能看清那翻翘出来的庞大而盘曲的树根。她举起望远镜，对准那黑黝黝的根茎下方，屏息，对焦。什么都没有。脚下踩着上一个秋天攒下的厚厚的落叶，湿漉漉的。她于这片湿毯上坐下来，准备再等一会儿。除非能确定它们仍旧在那儿，否则建藏身处就毫无必要了。

迪安娜能感知上午什么时候结束。她从不戴表，因为她从不需要表。她能根据头顶毛虫的声息来推知空气何时变得凝滞，新毛虫们自卵中孵出到成为玉米天蚕蛾与月形天蚕蛾的过程中会吃掉成千上万片树叶，而个中声息殊为不同。再过一个小时，风向就会变化。冒险毫无必要，现在还是离开为妙，毕竟她仍旧一无所见——没有东西在动，也没有任何迹象。没有那似狐似狼的小型犬科动物。因为常年研究，她对这种属于狐与狼的近亲的小动物太熟悉了，它们有时还会入她的梦。而醒着的时候，她也就好好观察过一只这样的动物，看了好长时间。那是在诺克斯维尔的锅匠山动物园里，那只被捕受困的可怜动物，她宁愿忘个精光。她曾请求园长不要再展览这动物，她说郊狼性喜群居，单独展出一只郊狼不仅让人心里难受，而且完全是个错误。她还说要给他帮忙——她是野生生物学专业的毕业生，论文课题正是二十世纪郊狼的活动范围。园长礼貌地提了个建议，如果她想观察成群结队的郊狼，就应该去西部走走。郊狼在那里很常见，路上常有被轧死的，当地人都很熟悉这种动物。这一番谈话令她痛心难过。完成论文答辩后，她没有出发去西部，而是写了份申请书，虚构了这份工作。她不得不说服众多持怀疑态度的人，费尽心机让国家公园管理局、森林服务处和弗吉尼亚州野生动物和渔业局达成了难得的协议——他们讨论得更多的不是是否聘用她，而是该给她多少薪水。好在如今情况不错，他们应该都看得到这个成绩。她来后两年，阿巴拉契亚南部山区偷猎最猖獗的一片林地再次恢复了它原本运转自如的生态系统。这是这份工作的关键所在。不过，对她而言，目的仍只是部分达成。

现在，她终于可以舒一口气，放松下来了。总有一天她会在野外见到狡猾的郊狼，就在她家附近，在一条由动物踩出的小路上，那条小路和其他好几条小径纵横交错，直通向她小时候曾走过的一条山下的小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只不过不是今天。

返回山上的途中，她有意识地放缓了脚步。她又听见了纹胸林莺的鸣声——在她看来这真是奇迹，好比死者复生。有太多的动物再也无法死而复生：黑胸虫森莺、旅鸽、卡罗来纳鹦哥、弗林特石蝇、阿帕梅亚盗夜蛾——有太多灭绝的生灵曾在她的视线之外从叶间穿过，迪安娜很了解它们，所以总是觉得自己仿佛与它们的幽灵共生共息。她尊重灭绝的生灵，就像尊重已逝亲人的亡灵。她会在它们曾经的栖息地静静地表达敬意。小个头的红狼立在林中空地的边缘，好似一抹沉默的阴影，卡罗来纳鹦哥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成群结队地抖擞着亮绿色和亮橙色的羽翼飞掠过河岸。早期迁移至此的人类定居者曾爱之怜之，旋即又将之斩尽杀绝。如今，你若是告诉人们像鹦鹉这样的异国鸟类曾将这几个不起眼的南方县城当作家园，多半会被视为疯子。

她停了下来，盯着脚下。地上有一些踪迹，颇为新鲜。她细细地打量起来：前后脚呈纵列交替行进，曲曲折折地走了很长一段路，前掌比后掌略大。是犬科动物，没错。还能看出爪迹，相当清晰。这些踪迹从一块宽大平整的污泥上踏了过去，她跪下来，凑近细看，用食指的指节丈量泥面上一个纤毫分明的爪印。脚掌长度为二又四分之三英寸。用排除法就能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爸爸以前常这么说。不是灰狐，也不是赤狐。是郊狼。而且体形很大，很有可能是雄性。是领头母狼的配偶。

再往前一点，脚印穿过了林中空地，那里还有另一些足迹，极有可能是其他动物。她在那儿发现了郊狼的粪便。只有一团粪便，粪端上翘，好似阿里巴巴的鞋子——必是郊狼无疑。除了大块头的雄性郊狼，还有哪种动物的粪便会如此不同寻常？她蹲下来，用小树枝拨开狼粪。郊狼几乎什么东西都吃：老鼠、田鼠、蚱蜢、青蛙，还有家养的猫，乃至人类的垃圾。山下的农夫认为郊狼会吃羊，这么想也不算错。协同捕猎的话，一群郊狼甚至可以放倒一头健壮的牛。但那得是很大一群壮硕的成年郊狼，也许得二十多头才行，整个县城乃至整个州所辖地区内都没有这么多。既然山坡上有这么多东西可吃，既安全又自在，郊狼何必还要如此兴师动众呢？除郊狼外，地球上几乎不会再有哪种生灵能靠人类废弃的垃圾为生，还活得有滋有味。她在为写论文做研究时，发现一位名叫缪里的生物学家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的上半叶剖析了大量郊狼粪便，在日志里记下了其中各种各样的物质，并列出了数百种不同的细目。她觉得最逗趣的是“几条羊毛布料”和“偷吃的西瓜”。

迪安娜从这团黏糊糊的粪便中，找到了意料之中的松子和浆果种子，在这片山林中获得这样的食物并不难。还有泛着黑色光泽的坚硬的苹果籽，这让她很吃惊。接着又发现了好几粒。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五月末，会有苹果籽？谷底的苹果树才刚刚花落。要吃到山下野地里仍悬在树上的野苹果，得冒很大的风险。更有可能的是，这家伙潜入了果园，不知是谁的果园里还种着以前那种赤褐色的冬季苹果，自冬至春，这种果树的果子就这么一直挂在枝头。要不就是它潜入了某户人家的根菜地窖，偷吃了存在蒲式耳篮子里刚刚放甜的阿肯色州黑苹果。对此，迪安娜颇有些同道之喜。小时候，她也偷苹果。爸爸的烟草农场，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实在乏善可陈，没什么乐趣。但当父女俩分别发现了南妮·罗利和她的果园后，迪安娜便找到了极乐世界。南妮是个慷慨的女人，她从来不会待客人离开后再去给阿肯色州黑苹果点一遍数。

迪安娜觉得腿有些疼，但她还是继续蹲了一会儿，用小树枝仔细地将那粪便完全展平、切开。又有一样东西让她吃惊不已：粟子，有红有白。据她所知，山的这一侧并不长粟，山下的农场也没有种粟的。红粟和白粟一起出现更是蹊跷，在任何一家农场都不可能见到这样的组合。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它们是掺杂在某种混合谷种商品里的，被人拿来喂鸟。或许，就是她自己撒的鸟食。她站起身，眨了眨眼睛，视线穿过树干的间隙往山下瞅了瞅，若有所思。还有谁会在这儿喂山雀呢？

“你这淘气鬼，”她大声说道，笑了起来，“狗崽子，真是太聪明了。原来你一直在监视我。”

下午，她心不在焉，坐立难安，蜷缩在那把破破烂烂的绿色织锦扶手椅里，椅子抵着门廊屋檐下的原木外墙。她在垫于膝头的野外记事本上罗列着那粪便的成分，那足迹的尺寸和出现的位置，以及今天听见纹胸林莺鸣声时的方位。然后，她开始在记忆里搜寻第一次听见纹胸林莺时的情景，还有其他一些之前没能记录下来的事情。他留宿的九天里，她完全没去碰记事本。即便现在，她仍觉得自己焦躁得有些反常，想吃东西，想去查找资料，想去核实信息。她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就像在训一个小孩。她得沉住气，坐下来集中精神。她瞪视着记事本上一张张编了页码的空白页。空空如也的纸页终于在编了今天日期的页码终结，五月十九日。一想到自己如此懒散、如此心神涣散，厌恶感便油然而生。那么些日子，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或生或死，而她都错过了。

她在这座山上的发现，是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不管对谁来说都是：重要的犬科捕食动物重出江湖，各个物种之间的秩序将会重新洗牌。如果能证明郊狼就是R.T. 佩因所说的关键种捕食者，那就来得尤其重要。她反复读过佩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展的各种有名的实验。他曾把潮池里的海星全部清走，发现其中的生物多样性由此急剧降低。海星捕食贻贝。若无海星，贻贝就会大肆繁殖，它们吃掉一些生物，同时又使另一些生物因为缺乏适宜空间或食物而被排挤出局。之前，没人知道食肉动物对那些一直被它们捕食的生物有多重要。当然，这一类型的实验总是在无意中被无止无休地复制着。比如，大峡谷的美洲狮被清走后，那里的生物群落变得单一。大量繁殖却不得不挨饿的鹿比其他所有食草动物加起来还要多，它们将植被丰茂的环境啃噬成了如今的花岗岩地貌。许多人都观察并记录过从某个生态系统中清走捕食者后发生的灾难。他们也在注视着这片她心爱的山区，这儿是北美最丰饶的生物家园，如今却正随着植物、鸟类、鱼类、哺乳动物、蛾子和石蝇的一一灭绝逐步丧失其丰饶。尤其是河里的生物，她小心地把它们的名字搜集起来，好似收存散落的珠子——糖匙珠蚌、叉壳珠蚌、橡子珠蚌、曲壳珠蚌。六十五种贻贝，如今二十种已永远离去。它们死去的因由有数百种——杀虫剂渗入了河流，耕地导致的烂泥淤塞，牧畜对溪水的破坏。对迪安娜来说，每一个死亡的物种都是拼图中的一小片拼板，需要经年累月地研究才能弄明白其中原因。濒危贝类水生动物的主要捕食者是麝鼠。在过去五十年里，麝鼠在河流两岸过度繁殖、泛滥成灾。从历史上看，遏制麝鼠的是水貂（如今大部分都变成了貂皮大衣）、水獭（也几近灭绝），当然，还有红狼。现在谁也无法确知，在缺席两百年后，这种饥饿的大型犬科动物将如何修复此地的生态系统使其恢复稳定。稀有物种、濒危物种——不仅仅是河中的水生生物，还有被过度啃食的植被及为之授粉的昆虫——皆可重燃生机。

也有可能，郊狼会成为害兽，就像那些被新引进的物种那样。也许，农夫的射杀也有道理——她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可能。但她内心并不真的这样想。她相信郊狼的出现只有一个原因：它们正在悄悄溜入并接管两百年前红狼腾出的地盘。这两种捕食者很难区分：红狼可能是灰狼和郊狼的杂交。和郊狼一样，红狼也是靠气味来捕猎的，即使是漆黑一片的夜晚它也能追踪猎物，不像那些大型猫科动物，要靠视觉捕猎。它们就像是借郊狼复生了，其体格也颇为相近。事实上，从她发现的踪迹来判断，出现在这儿的郊狼和红狼的个头几乎一般大，或许经过数代以后还能更大——它们暗暗地潜入这片土地上粗糙的洞穴中，这些洞穴也正好需要它们来填补。灭绝已久的动物的幽灵正悄无声息地返回这片曾经栖息过的地形复杂的密林，好似跳动的心脏又返回了胸腔。她相信这一切就是自己将要看到的，只要她密切注视着，只要她别太懒散、大意，别把猎杀者引向狼穴，她就能看到一场神奇的承上启下的交接仪式：王者归来。

她皱起眉头，绞尽脑汁地回想着，她记得有红粟和白粟。她考虑着自己是否该多做些什么以帮助推进这个实验。她咬着钢笔，力图集中精神。这样工作的时间越长，她就越是感觉到身体想要活动活动，结果就彻底走了神。她想吃点东西，最好是温热的、特别的。她不想去说穿这是什么欲望，就姑且称之为食欲吧。通常来说，在这里生活，食欲这东西根本不值得多想——她总是饿了就吃，吃什么都成。但今天一整天，她的身体却老是让她觉得不自在：大腿疼，腹中空。

也许可以用海军豆做一份汤羹来充饥。想到这儿，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打算先进屋将海军豆放进一只搪瓷碗里蒸着，顺便焖上铸铁荷兰锅里剩下的玉米面包。昨天早上，他离开前用她那只荷兰锅烤了黄澄澄的玉米面包。她当时想，这面包肯定是他要带走的，没想到他将大部分留给了她。待会儿她要拿着热好的玉米面包回到门廊上，照旧坐进这把椅子里，面朝西方，后背正好对着克林奇峰，就这样静静注视着林木之后的天空渐渐燃起的红霞。

她走进屋里，点亮煤油灯，想都没想就去开那只存放着十磅袋装豆子的金属大罐。但她马上又停了下来，觉得自己好蠢。现在泡豆子太迟了，也来不及像她平常那样，一次煮好半周的量，想吃的时候就舀一些来吃。但她肯定碗橱深处还存着一罐预先煮好的白豆。于是，她打开碗橱，将意面酱、金宝汤速食汤罐头、意式饺子，还有其他想不起来的食品都推到一边——除了豆子和米饭，她几乎不会劳心费力地去做其他吃食。她刚想将荷兰锅移开，却失望地发现荷兰锅那厚重的铸铁盖子半开着。讨厌！肯定是今早匆忙出门的时候没盖牢，木屋里的一大群老鼠绝对会不请自来。她往锅内看去，果不其然——玉米面包薄弱的圆角被啃得参差不齐，金色的面包表皮上散落着黑色的老鼠屎。她盯着锅子，泪水涌了上来。

“你干吗老是着急忙慌的，迪安娜，傻不傻啊！”她大声说道。

如果只是食物，那她还有很多，可她现在只想吃这个。她砰地盖上盖子，把沉甸甸的锅子从搁架上拽了下来，然后冲出了门。是她没盖好盖子，没什么情有可原。当屋外厕所里的厕纸只剩下一个咧着大嘴的空盒对你百般嘲讽，当玉米面包上都是星星点点的屎尿时，独居却使你除了骂自己外别无他人可指责。她尽可以归罪于老鼠，那些小恶魔。但它们也只是做了它们该做的，和每个人一样：都是为了生存。

那好吧。尽管动物的粪便总能引起她的高度关注（她论文里的这部分内容成了压垮她前夫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被老鼠问候过的面包她也实在吃不下去。她套上厚厚的羊毛袜，走到门廊的尽头，伸腿踏上野樱树下那块大圆石边沿。她将那一大块黄色的玉米面包掰碎抖落至石面上，将自己的这份损失添入了细细碎碎的鸟食中。然后，她又沮丧地回了屋，坐到桌边，一边吃着罐头里冰冷的意式饺子，一边记笔记。让身体的欲望见鬼去吧。

尚未到日落时分，她觉得手脚有些麻木，便从桌边站起身，伸了伸腰，百无聊赖地来到了门廊上，正好看到难得一见的月形天蚕蛾迎着白昼飞舞。蛾子的飞升姿态令人惊奇，犹如两片苍白的山核桃树叶随着上升气流缓缓飘飞，这情景将她牢牢地钉在了门口。她看着蛾子间或振一振翅翼地飞升着：上，下，再上了一点，好似在攀登空中的阶梯。迪安娜没有意识到自己屏住呼吸，直至蛾子飞抵野樱树顶，在其高处的叶片上落脚，她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月形天蚕蛾在这片山区还算常见，但它们优美的身形、浅绿色的轻盈翅膀和修长的尾羽状后翅，总能打动她。仿佛它们早已成了幽灵，为自己终将灭绝的命运哀之祷之。这只蛾子却有些怪异，大白天的竟然还醒着。或许是某只莽撞忙碌的花栗鼠将它从低矮的栖息地撵了出来。又或许它正走向生命的尽头，垂危之际彻底失去了方向。以前，还是个孩子的她在加油站等爸爸时，就目睹过一只月形天蚕蛾弥留之际的状态：惶惶惑惑，死在了他们那辆卡车前的路面上。爸爸在给车加油的时候，她拈起了那只蛾子，见证了它的垂死挣扎。凑近看的话，就会发现那简直是一头可怕的野兽，它在她手中翻滚、扭动、击打着，直至浅绿色的蛾绒一缕缕地从身子上飘然落下，附着在她的指间。她惊恐万分，欲一弃了之，但恰是因为对月形天蚕蛾早已有之的怜爱才使她并未放手。曾有无数个夜晚，当这些生灵在他们家院子上方飞舞时，她和爸爸便会赞叹它们都是芭蕾舞女。但这只蛾子不是。它那圆锥形的身子肥嘟嘟、毛茸茸的，一端趋向扁平，露出一张恶狠狠的脸，好似怒火中烧的迷你猫头鹰。它瞪着迪安娜，不似昆虫那般模样，而是一副洞明世事，甚至倨傲轻蔑的表情。那件事以后，她并未放弃对月形天蚕蛾的爱，但她永不会忘记，被拈在手中竟至于令那只蛾子优雅尽失，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天色已晚，她掐灭了煤油灯。夜色如墨，她躺在小床上正昏昏欲睡，却听见了他在屋外的动静。她敢肯定，那是脚步声，但并非早前听过的他踩出的噼啪声。事实上，那什么都不是。她坐了起来，但没有下床。她用毯子裹住自己，将辫子咬在嘴里，一动不动。空空如也，但空空如也并非无，而是有。昆虫的嗡鸣声骤然停歇，夜的状态已然变化，意味着有东西在那儿，或是有人在那儿。又或者，尚未到空空如也的地步，只是刚好有只浣熊摇摇晃晃而来，觅食她撒落的玉米面包？

她终于听得确实了：是脚步踩出的噼啪声。她摸出收在小床下的手电筒，赤脚套上靴子，来到门口，静静地站着，往外看去。她应该说话吗？他为什么还不进来？

门廊尽头她撒落鸟食的地方一片黢黑——他应该就在那儿。其实她还能看见有东西在移动。她将手电筒尾端抵住眉间上方的额头。那是她老早以前就学会的夜间视物技能。额头处亮起的电筒光将使擅入者根本无法看见她，光束可直击对方的视网膜，将擅入者眼睛特有的色彩传回至她的眼中。当然，前提是对方有眼睛，而且正好也在直视她。

她又等了一会儿，毫无动静。她按下电筒开关，起先，漆黑一片。然后，倏然间，出现了两道微弱的亮光，那是从对方视网膜上传回的亮光——不是血红的人眼凶光，而是泛绿的金光。不是人，也不是浣熊。是郊狼。

[1]美国森林服务处推出的用于普及森林防火教育的宣传形象，主体是一只戴帽子的熊，名叫“冒烟熊”。

[2]杰罗尼莫（1829-1909），19世纪美国西南部阿帕切部落酋长，领导族人抵抗墨西哥人和美国人入侵，以勇敢、坚定、机智闻名，被后世誉为印第安武士勇敢精神的图腾。

5 蛾之爱

蛾子螺旋形的飞行轨迹之所以看上去散漫随意，那只是因为其嗅觉追踪的机制与我们的截然不同。我们使用双目视物，通过比较双眼获得的影像，判断目标的方位，径直追踪刺激物。但对依靠嗅觉的物种而言，机体会比较空间内的各个点，向着气味因子浓度更高的方向移动，再相继比较两个以上的点，呈之字形向着气味源头飞行。蛾子用嗅觉导航，侦测空气中的气息流，然后一点点地调整飞行角度，迎着气息流而上。

卢萨的几个外甥在金属折叠椅之间呈之字形来回奔跑，使她想起曾读过的蛾子导航的那个段落，并思索良久。而后她又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一百年前吗？前天吗？她总是趁科尔尚未回来，偷偷摸摸地在床上读书，匆匆忙忙地读完一页或一章——这种事不会再有了。现在，她可以想在哪儿读就在哪儿读，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书从头读到尾。卢萨试图使自己相信这怪异的梦想成真的状况，但又无法把自己同此刻坐在这儿的这个人相关联。这个女人穿着借来的领口宽松的黑裙子。这是家殡仪馆，她此前从未置身于此，甚至从未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尤其是在这里为自己的丈夫守灵。这里的房间四壁刷着一层牙膏绿的涂料，旧兮兮的。房门四周造型奇怪的深色嵌条是塑料的，上面印了木纹，使之看上去像木头。卢萨心想，在这个四面都是森林的镇子里，竟然会有人购买安装塑料的仿木制品，真是奇了怪了。

门外，她能听见人们排队等待的嘈杂声，狭长的过道上挤满了人。那过道就像玻璃移液管或医用滴管，让郑重其事的来客依序进屋，每次一个，个个都挂着一张悲伤的脸。刚刚赶到的来客应该还要等上一个多小时，玛丽·埃德娜刚才出去查看了一番，回来后就是这么宣称的（似乎还挺高兴）。队伍已经排到了大门外，此时已入夜，人们都已下班。大多数人过来时都还穿着工作服，挤奶服里套着干净的牛仔裤以防万一；西装领带则留待明天的葬礼。今晚只是叙叙旧，来看看科尔，私下里向他道别。看来，山谷里的人都来了。科尔很受人爱戴——卢萨当然知道这一点。考虑到这场事故的严重性，殡仪员的手艺也很值得赞赏。

卢萨没必要排队。她会待到最后，她就是队尾。她坐在靠近棺材首端的地方，来客若有需要，就会走过来，吊唁几句。尽管大多数人只知道她的名字，听过些传闻，除了僵硬地颔首致意一下也无法做得更多。她亦明白他们心里也不好受。在科尔的其他家人那里，安慰之声如滔滔江水，她生怕自己会被这滔天巨浪淹没。她坐在一把金属椅上，旁边坐着大姑子们——此刻是汉尼-梅维丝和玛丽·埃德娜。当玛丽·埃德娜走到前头主持局面、发表演说时，朱厄尔、洛伊丝、埃玛琳就会代替她坐过来。不过就是一堵厚实的黑墙上互换的几块砖头而已。说互换也许不够确切。如果落座的是朱厄尔，她觉得还可以稍稍喘口气，比起树干般粗壮的玛丽·埃德娜和操着一把沙哑烟嗓的洛伊丝，她不那么咄咄逼人。还有画着浓重眼影堪比埃及艳后的汉尼-梅维丝，即便在这种阴郁的场合，她也是这副打扮。起初，卢萨得暗中靠特别的记忆方法才能记住她们的名字。玛丽·埃德娜是气势汹汹的老大姐，汉尼-梅维丝是随时随地都在补妆的活宝，马脸的洛伊丝披肩发、大嗓门，埃玛琳极其情绪化。但朱厄尔就是朱厄尔，像一艘空空荡荡的船，带着两个孩子，有着和科尔一模一样的哀伤眼神。卢萨不记得曾和朱厄尔说过话。除了家庭聚会时在院子里给孩子们发棒冰，也没见她干过其他事。只有一次，她走上车道来问卢萨是否见过她家走失的短尾猫。

朱厄尔家和汉尼-梅维丝家的五岁孩子在脚下跑来跑去，真是这样——其中一个就在刚刚爬到了卢萨的腿下。卢萨脚上穿着怪模怪样的黑袜子，是别人拿来让她穿上的。这些男孩在为舅舅守灵期间坚持不懈地以螺旋形轨迹奔跑，令她想起了蛾子的导航方式并陷入了沉思。孩子们是否在屋内各处侦测到了悲伤的气息？那他们在卢萨周围的空气中又会发现什么呢？她好像什么都感受不到。她的麻木似乎在某个层面上与这里絮絮叨叨的喧闹声相关。夜色愈来愈深，嘈杂声也如潮水一般愈涨愈高。此起彼伏的聊天声在某一刻变成了一种聒噪，她根本无法着手理清头绪。她发现自己竟无意识地琢磨起了跳入她耳中的那些荒唐的语句。山里人的语句，即便粗听，也能发现与城里人的语句截然相异。元音很毛糙，整体的韵律节奏却不知何故显得更柔和。“那上头。”这是她反复听到的话，意思是：“在那儿。”

这咋卖。那些个奶牛又跑劳伦斯家去了。不管咋样，这礼拜的烟草是种完了。那是界篱。这可不，我才不在乎呢。怀德纳家的男孩，怀德纳家的老土地，那敢情，我在上头待过。

哎呀，我小时候，钓过鱼。山谷上头有座池塘。叫苦谷来着。

她咋会难过。那是怀德纳家的地，谁都知道，全是你家的地，她能咋办？

是啊，她不会待下去的。实在看不出她咋能待下去。

她突然意识到，说最后那句话的正是玛丽·埃德娜。就在门口，在说她，说卢萨。怎么能就这样决定了呢？不过，这也是自然，甚至够得上仁慈，卢萨心想，毕竟能这么轻易地放她走。除了盼着卢萨能收起捕蝶网和她那个外国姓氏，立马回列克星敦之外，她们还能指望什么呢？“回她来的地方”是那句话的最后几个字眼，只是说得没那么大声。

她竟然感到一身轻松：太好了！她总算能离开西布伦县了。这意味着她拥有了随心所欲地躺在床上读书的自由，现在要看书还得躲着大姑子们，她们不赞成读书，很可能连床上都不让躺；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她可以离开这地方，有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去任何地方的自由。她举起手来捂住脸，感到一阵窃喜，好想告诉科尔：他们总算可以离开了！天哪，科尔。她用指关节揉了揉眼窝，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是乐昏了头。得知消息后的震惊，连续两晚睡不着觉，以及两天来，这些人都在她家的厨房里吃火腿三明治，这一切简直快要令她发疯。她的身体好像不再属于自己，开始不受控制地像没上油的尖锐齿条般抖个不停。同时，她的喉中发出一种怪异的啜泣声，听上去就像在笑。汉尼-梅维丝搂住卢萨抽搐的肩头，悄声说：“亲爱的，我也不知道没了他该怎么办。我们都和你一样不知所措。”

卢萨看着汉尼-梅维丝。在那弯翘得厉害的、涂满了蓝色油膏的睫毛底下，那双眼睛似乎真的很无助，真像她说的那样不知所措。她到底想表达什么呢？难道卢萨没有悲痛欲绝的特权吗？先是他们家的女主人，如今又成了科尔的寡妇，卢萨难道占据了不该占据的位置不成？

“你们会没事的。”卢萨不动声色地对她说道。只要我离开就行。

那个晚上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到了早上她什么都不会记得的梦。她无止境地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动作，握着那些至今仍徒手挤奶的男人们布满老茧的手，迎纳着他们的妻子香喷喷、柔嫩嫩的脸颊。

“他是个好人。只有上帝知道他的时间为什么会来得这么早。”

“他回家了。现在和上帝在一起了。”

“他的脸色很自然。”

她没有看过遗体，也无法注视它。她甚至无法真心认同它就在棺材里，那不是他的身体。他的腹部平坦犹如桌面，她会像个昏昏欲睡的学童，把脑袋搁在上面。他精力旺盛，令她心向往之，仿佛唱响了内心里一首尘封已久的歌谣，在遇见科尔之前，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唱。他的双手抚摸着她裸露的脊背，他的唇犹如花朵上的蜜源标记将她牢牢吸引——科尔的这些特质，她这一生再也不可能重历了。她睁开了眼睛，害怕会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一个娇小的老妇人正跪在她身前，双手稳稳地摁住她的膝头，让卢萨吃了一惊。

“你还不认识我，”她低声说道，但十分恳切，“在你家农场北面一英里远的地方，我有一座果园。科尔·怀德纳还是小家伙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常和我女儿玩。我还让他偷苹果。”

“哦，”卢萨说，“谢谢。”

那妇人抬起头来，眨巴着眼睛，好像在倾听什么。她的眼眸是极深的棕色，眼睑上是一圈苍白的睫毛。她将满头白发编成一根根辫子，像冠冕一般盘绕在头上，宛若来自另一个国度或另一个时代。“我失去过一个孩子。”她说着，直视着卢萨的眼睛，“当时我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下去了。但你行的。他走了，但留给你的这片土地，你要学着去热爱。”

她松开卢萨的膝头，转而紧握住她的双手，几秒钟之后，便抽回了手。她的紧握将某种冷静和力量传递到了卢萨虚弱不安的手指上，而后这种感觉便倏然消失了。妇人从门口出去时，卢萨看见她的印花布裙荡向一侧，好似拉起的窗帘。

九点过后，玛丽·埃德娜坚持要卢萨回去。她建议由赫布来送她，之后再让赫布回来和家里人一道守灵。其他人也行——怀德纳家的一个表亲主动表示愿意送她，并且可以和她待在一起。这样，在其他人没去她家之前，她在家里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你们都留下来，我为什么要回家？”卢萨问道，像个孩子似的不明就里。然后，又像个不明就里的孩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般，用一种坚决而单纯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畏缩胆怯的意愿。她告诉玛丽·埃德娜她会待到最后，直到最后一个人向科尔道完别，离开这间屋子为止。她要看着赫布·戈因斯的秃脑勺从这里消失，她要看着玛丽·埃德娜、洛伊丝、朱厄尔、埃玛琳和汉尼-梅维丝的屁股挪出房门，与丈夫吻别后，才会离开。她在表达自己意图的时候，没有去想科尔的身体，什么都没想。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些话，越说越生气，直到最终将其实现。

守灵之后过了两天两夜，卢萨一直没有睡觉。她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何身体筋疲力尽，脑子却毫无疲惫的迹象。而且恰恰相反：越是觉得累，她的头脑就越是想要保持警觉。警觉什么呢？她默默想着，应该没有人会去偷那些银器。这倒不是说她真的十分介意是否有人偷银器。就算有人想偷，屋子里挤了这么多人，他也无从下手。周五下午，就在葬礼之后，她在客厅沙发上眯了一分钟，当时屋里全是身着盛装的人。她发誓，恰恰是因为太安静了，她才被惊醒的。因为当他们意识到她在睡觉后，便突然不再聊天，不再谈论庄稼、雨水、牛肉价格和风湿病了。卢萨睁眼，正好对上那些默默无言的悲哀目光，就好像大家是来为她守灵的。她的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入夜后，至少清净了下来。这种场合应该张罗的备餐、迎访一类事宜都已完成。就连那个讨人厌的牧师也都不见踪影了。但夜晚对卢萨来说乃是折磨。她得蹑手蹑脚地爬到楼上的房间休息，尽力避开那间她和科尔曾同床共枕的卧室。但她实际上是被困在楼上了，因为朱厄尔和汉尼-梅维丝仍住在楼下，已经是第五天了。显然，她们已经搬进来住了。今天已是周六，确切地说已是周日凌晨。这样好吗？她们难道不用回家见老公和孩子？卢萨走进空房间（大姑子们称之为“女孩们的房间”），躺在沙发床上的床罩上，听着她们单调乏味的聊天低语。她真希望自己是个聋子。她已经在无意中听到了太多的谈话。她们猜想着她的脆弱，推测着她的打算，臆度着她缺乏宗教信仰，估摸着她还有什么亲戚可以倚靠。玛丽·埃德娜曾压低声音对牧师说：“现在你总算知道了吧，他老婆不是基督徒。”仿佛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她运气怎么会这么差。所有人，大姑子们、邻居们，都对她父亲无从追溯的神秘出身（“战争时期，犹太人的事儿”）和她母亲近来糟糕的健康状况（“春天回去的，真可怜哪——不，还没那么老”）心照不宣，却无法理解生活怎么就这样给卢萨留下了一对不再说话的父母。自从中风后，卢萨的母亲就整天绝望地转着眼珠子，想要说话，她实在不忍心看下去。而她父亲则彻底陷入沉默，仿佛已感到自己行将就木，而这正是他一直在等待的结局。当她打去电话传达噩耗，告诉他说他女婿死了时，父亲似乎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出新的悲剧与他有关。他们甚至都没讨论过他是否需要出席葬礼。

汉尼-梅维丝和朱厄尔此时在厨房里，窸窸窣窣地弄出耗子般的动静。腼腆阴郁的朱厄尔竟然在折锡箔纸，拿来当化妆镜。她一直流泪，所以得时常补妆（尽管情绪化的埃玛琳的表现早已超过了她，拿着科尔小时候的照片放声号哭）。访客们离开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但卢萨仍能听见她们说话、吃东西的声音。厨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按照她们母亲在世时的放置来摆放了。当卢萨试图重新安排碗橱时，她们都觉得这是个需要弥补和原谅的错误。她想象得出现在她们正在干什么，必然是双手展开之前折叠的锡箔纸，再次利用它来盖住砂锅。无休无止地打开冰箱再关上冰箱，从嘎吱声到嘶嘶声，已成为卢萨悲惨处境的主题音乐。

要是她能睡着，要是能离开这地方哪怕一小会儿，该有多好。

当楼下的座钟敲响一点时，她便彻底断了念头。今晚肯定是无法入眠了。到处都是幽灵，甚至在这间卢萨迄今为止还未待满一个小时的客房里也不例外。沙发床上没有回忆，但科尔那把硕大的低音提琴立在角落里，像是有个男人站在阴影中，把她吓得不轻。此后她一直在想科尔的手指如何行云流水般地在琴颈上滑动，好似他仍有几缕魂魄在那里盘旋，期期艾艾地不愿就死。这场死亡于是又多了一项对她的极大不公：她从未真正花时间来听过他演奏。近年来，他已不怎么拉提琴了。但她知道他在高中时琴技就已不错，还曾和一支蓝草乐队[1]一起在当地巡回演出。乐队名称叫作“出其不意”。她想知道还有其他哪些成员——小提琴、吉他、曼陀林，他们或许都在最近这几天与她相握的那些手之中，但没有人提过这事。如今，科尔已永远缺席，好似被敲落的牙齿，而他那把低音提琴仍立在角落里等候着。她凝视着提琴光滑的深色曲线，意识到这把琴已十分古老，或许比这栋百年老屋还要陈旧。在科尔之前，应该还有其他的亡者拉奏过这把琴。她从没问过他这琴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感觉，你和全体亡灵共享着生活中的器物，却从未知觉，直到自己的身边人也成了亡灵，才令你想到这一点。卢萨也只是近来才体会到这一现实：自己与鬼魂同栖。

她叹了口气，从床上起身。她想回自己的卧房，读一读纳博科夫或别的什么，让自己别再胡思乱想。在那张床上睡着是不可能的。绝无可能。但那间卧房里至少还有盏阅读灯。读书可使清晨来得更快。她想起科尔常常五点就已起床，夏天甚至更早。她则因自破晓时分就要开始的无数选择和无尽忙乱的日常琐事而厌倦不堪。如今，同无眠之夜无边无际的悲伤相比，那种厌倦实在是相形见绌。此刻若能看见破晓的晨曦，她情愿奉上灵魂。

她找出自己的拖鞋，趿拉着走过吱吱嘎嘎的地板，下楼去找有可能落在客厅里的书。照她现在的神志状况，谁知道会落在哪儿。很有可能留在了冰箱里。今早她给牧师倒了一杯冰茶，放糖进去搅了搅，就把糖罐的盖子盖在玻璃杯上，再把它塞回了碗橱。然后她将糖罐端给了伦纳德牧师。她根本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是朱厄尔悄悄站起身，纠正了这个错误。

之后，她就再也无法面对那些人了。只有现在，终于挨到的这一刻，下楼找书似乎才是安全的。厨房已经安静了一会儿了，大姑子们肯定在客厅和起居室沙发各自的岗位上睡下了。

然而一袭白衣朝着楼梯走来，把她吓了一跳。有个人身着睡衣往楼上飘来，应该是朱厄尔或者汉尼-梅维丝。

“我正要来看看你好不好。我听见你走来走去的。”朱厄尔，是她。

“哦。我刚要下来拿本书。”

“亲爱的，现在别读书了。你得睡觉。”

黑暗中，卢萨的肩膀无助地垂了下来。告诉拉撒路[2]，快快起来。

“我睡不着。”她说，“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我知道。我带了点药给你吃。这是谢尔离开的时候吉本医生给我开的。那时我也睡不着。”

离开。朱厄尔的丈夫三四年前离开了她，家里人对此讳莫如深，卢萨完全忘了还有这事。好吧，吃什么——毒药吗？卢萨碰到了朱厄尔的手，听见小塑料瓶咔嗒咔嗒的声响。她用已然昏沉麻木的头脑想了半天。“哦，是安眠药吧？”

“是的。”

“我觉得我没必要吃。”

“这药不会让你身体不舒服的。”

“但我几乎从来不吃药。哪怕头疼，也不会吃阿司匹林。我对药有种恐惧感。我对在眼下这种时候睡着也有种恐惧感。是不是挺傻的？”

朱厄尔的白睡衣挂于嶙峋的肩胛骨上，悬于空中，犹如蛾子或幽灵。她的嗓音从上方的黑暗传来。“我知道的。你只想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看，但同时又觉得得好好看看，否则就再也看不到了。”

“没错。”黑暗中，卢萨惊讶地往前凑过去，想要触摸这张没法看见的脸庞，好确定是否真是朱厄尔。她没法将这种通达的同理心与自己认识的那个女人联系起来。空的容器，她原先就是这么看她的。

“一段时间过后，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声音顿了顿，害羞起来。卢萨在脑海中想象这情景，确信她就是朱厄尔。“一段时间过后，你就不会再想男人了。你明白的，身体上不会再去想了。上帝会帮你忘却的。”

“哦，上帝。”卢萨啜泣起来。她想起当她触摸那具身体，竟如此沉重，好似凝结的液体。当时她缩回手，用双唇轻轻擦过那额头后，便逃开了。她跌坐于铺着毯子的台阶上，嘤嘤抽泣。她甚至没觉得难堪，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去顾及了。上方的白翼幽灵俯下身，紧紧地搂住了她。

一分钟后，她们松开了彼此的怀抱。“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朱厄尔幽幽地叹了一声，“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你会再婚的。我知道这事你现在连想都不会想，但你肯定还会结婚的。”

卢萨脱口而出。“你也很年轻，朱厄尔。和我一样。”

“不，”她说，“不一样。我不会了。”

“为什么？”

“嘘。”她把手轻轻地放在卢萨的唇上，然后摸了摸她的头发，“你得睡了。有时候得学会放手。你甚至会在某个瞬间宁愿死去的是自己，这比恐惧感还要糟糕。”

卢萨伸出手，触到了朱厄尔的手，感觉到那只手打开瓶子，将一粒轻飘飘的药片放在了她的掌心。如果她顺势往掌上看去，就会发现那粒药片就像一颗遥远的指路明星。

“你回到楼上就把这药吃了。就着一杯水把药吞下去，然后躺下睡觉。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帮助。”

她侧身躺在他们那张床上，盯着科尔那侧数字钟上的红色数字。起先，她很怕药效会蔓延到四肢。然后，慢慢地，她又更怕这药没效。当楼下的座钟敲了两下时，卢萨只觉得周围阴惨惨的，好生绝望。朱厄尔说得对：她的这具身体因满怀期待而苦不堪言。她心中渴望的就是死亡。

然后，就结束了。

睡意将卢萨席卷至一片宽阔陡坡上的牧场，是森林里清出的一片牧场。一个男人直呼其名：

“卢萨。”

那人让她觉得陌生，不是她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她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却看不见他。她侧躺于缀满露珠的青草地上，身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一块深色的毯子，甚至连脑袋都裹住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她蒙着毯子问那人，因为突然间，她意识到这片牧场上躺满了女人，也全都裹着深色的毯子。

他回答道：“我认识你。我了解你身体的形状。”

“那你肯定看我看得很仔细。”

“是的。”

她觉得自己纤细的腰、短短的大腿骨，以及浑圆的髋部都生发出了一种敏锐的情欲意识。而她的丰臀应该正是能将她与裹着毯子的其他女人区别开来的独特之处。能被遴选上让她喜不自胜。

“你很了解我，所以就在这儿找到了我吗？”

他的嗓音柔柔的，从远远的地方飘来，用极其简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方位。“我一直都很了解你。”

他的气息涌入她的脑海，犹如一道流瀑般的光线，使她也深刻地理解了他。蛾子就是这样彼此交流的。不用语言，便不可能说错话。

她朝他滚了过去，敞开毯子。

他全身覆盖着绒毛，绝非人类，更像是一座大山，山上长着一双月形天蚕蛾的丝绸般的淡绿色尾羽和褐色肩缘。他柔柔地裹覆着她，用摇曳的树枝似的东西轻触着她的脸庞。他身上散发着石上清泉的味道和腐叶的麝香味，这野性而甜蜜的气息驱策着她，使她为了纯粹的渴望而疯狂。她顺着他的身躯往下游移，蹭过他布满点点凸起的躯干，就好像她双腿间有一片密林，她渴求着让自己的需要融入他令人心安的怀抱中。他战栗着进入她的身体时，正是他不折不扣的强壮和广袤使她觉得无比安慰。

她醒来时，已是汗流浃背。后背弓着，既感受到了欲望，也感受到了释放。她飞快地摸了摸自己的身体。乳房，脸庞。她需要确认自己身体的形状。真是不可思议，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她还是她，还是卢萨。

天已破晓。她侧身蜷缩着躺在这床上属于她的一边，长时间凝望着敞开的窗外肃穆的杨树。它们挺立于山谷的侧围，守卫着山口。大山的呼吸仍旧轻柔地拂入她的窗内。树枝丫杈间，可见苍白的天色，那里大约是渐盈的月钩不久前停驻过的地方。清晨，又要开始无数选择和无尽忙乱了。这是属于她自己的一天，隐隐地散发着忍冬花的香气。那天上午，当她坐在那扇高高的大窗前，他想要传达给她的是，语言不是全部的真相。她所深爱的就是这片土地，以前是，现在是，今后仍旧是。但她要找到自己进入其中的道路。

她拉上床单，闭上双眼。若要选择，她愿意承受这份孤枕难眠。

[1]蓝草音乐是一种起源于美国南方的快节奏民间音乐。

[2]拉撒路是《圣经·约翰福音》里的人物，他病危时没等到耶稣救治就死了，但耶稣一口断定他将复活，四天后拉撒路果然从山洞里走出来，证明了耶稣的神迹。

6 老栗树

加尼特仍然记得，他小时候在西布伦山上的树林里见过一棵巨大栗树的中空原木。那树干极粗壮，他和其他小伙伴列成一队从里面跑过，连脑袋都不用压低。想起这些往事，他不禁微微一笑。他们当时认定那棵树是属于他们的。十岁的孩子总爱高高兴兴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奇迹的主宰。他们还用他的刀子在木头上刻了字。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什么来着？是印第安什么的。印第安隧道。

加尼特想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这还是他年近八旬的人生中头一遭。砍倒那棵树的人很倒霉，由于算错树木的体积，只能弃之而去。那人想必就是他的爷爷。此刻，加尼特一如在以往的无数个日子里那样，站在育秧田边，抬眼眺望山脉，心心念念地想着印第安隧道。但他从未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那棵树想必已被伐倒将近一百年了。那时候，他爷爷拥有西布伦山的整个南坡地带。是他爷爷，老加尼特·沃克，从《圣经》中谨慎地选了“西布伦”作为大山的名字，虽然有人仍称之为沃克山。还有谁会伐倒那棵树呢？他和儿子们可能花了一整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肩膀抵着横切锯，费劲地锯倒了那棵巨大的废木。当他们发现这棵老栗树实在太大根本没法拽到山下去，意识到自己白忙活了这么久，必定是肺都要气炸了。也有可能，他们把巨木上粗如普通树干的树枝打磨成了板条，拼筑在了谷仓的外墙上。但那树干太大，像个老妖怪，就只能留在原地了。这棵树就这样从里到外越烂越空，最后什么都没剩下，只能供男孩子们捣蛋胡闹了。

以前，要干任何活计都得用到骡子。要么是骡子，要么是人。拖拉机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连哄带骗，一头骡子可以进入许多拖拉机都去不了的狭窄逼仄的地方，这倒是真的。可是！有些东西还是需要用到马力，这和用马拉可不是一个概念。他必须吸取这个教训。会将爷爷老沃克和印第安隧道想到一块儿，也是上帝的旨意吧。如果他们当时有运木雪橇或约翰迪尔农机，那棵树就不会沦为废木，被当作男孩子们的隧道和熊窝。是啊，有时候马力能够完成马匹完成不了的任务。

就是这番道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方设法要使罗利家那女人明白。“罗利小姐……”他每次解说到最后都会面红耳赤、气急败坏，而她却悠闲地玩着她的那些小把戏，“虽然我们总是对过去充满了怀念，但过去也不见得什么都好。保留和沿袭旧年月的老习惯也需要妥善的理由。”

南妮·兰德·罗利是与加尼特住得最近的邻居，也是他生活中的灾星。

他一直称呼她罗利小姐，而非太太，虽然她生过一个孩子，只是从未和孩子的父亲结婚，这事在西布伦县人尽皆知。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想来简直遥不可及。那时的女孩子可不像现在这些往鼻子上穿鼻环、在脚趾上挂铃铛的摩登女郎们。自然，罗利小姐的孩子是个私生女。那时的女孩子要是出门，离开的时间必是得体的。她们往往是去拜访所谓的亲戚，回来时面带忧色，但也精明多了。但罗利小姐不是这样。她从未显露出哪怕一丁点忧伤，从原则上说，她也不是一个精明的女人。她抱着孩子跑到上帝和所有人面前，给那小可怜起了个荒唐可笑的教名。在这个敬畏上帝的社区里带着个私生女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好像还很在理似的。

如今，每个人都原谅了她。他站在小山包上，透过她那坐落于低地的果园里成排的树干，久久盯视着她那栋正对着果园的房子，不无苦涩地回想着。他家的房子就在这平缓的小山包上，身后是陡然升起的险峻山坡。她的房子和他的房子离得太近了。当然，带着那孩子，还要将人们都争取过来，一定很艰难。但南妮就是那种人，她什么事都能对付。他们在巷子里遇见南妮，表面上都会维持一贯的友好，她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衬得脸颊粉扑扑的，穿着一条印花布裙，将一根根辫子盘在头上，就像从故事书里走出来的格蕾特[1]。背地里他们会嚼嚼舌头，比如说聊聊这样的怪咖怎么就没有招来山下的奥达·布莱克偶尔会在自家铺子里放出的冷箭呢？但是就连整天骂骂咧咧的奥达也会把手放在唇上，打断别人对南妮的议论，让对方懊悔不迭地将刚出口的话头咽回去。南妮用苹果派收买了奥达，那是她的手段之一。大家都觉得她诙谐又有趣，但主要还是特别善良。他们从没怀疑过她那小身板里还住着一头恶魔，但加尼特·沃克对此深信不疑。他觉得南妮·罗利生来就是为了折磨考验他的灵魂、诱惑动摇他的信仰的。

这片适合栽种果树的土地，从这里一直向北绵延至阿迪朗达克山脉，那女人最后怎么就偏偏成了他的邻居呢？

单单看到她的那块牌子，就足以让他浑身不舒服。两个月来，自从她在逼近他家地界的位置竖起那块牌子，他就几乎每晚都睡不着，神经紧张得要命。谁都知道，若是一头赫里福德牛跃过篱笆跳到了邻居家的园子里，这种事大家都能原谅和忘记；但一块三只脚的胶合板牌子既不会起身也不会走路，这完全是两码事。昨晚，他焦躁难眠，挨到拂晓时分才睡着。用过早饭后，他便决定步行穿过前面的育秧田去看看临路的那一边。遵照《圣经》的教诲，要寻找“神迹奇事”，但他不试也知道，南妮那块牌子只会让人心生恶意。

他已经能透过一丛丛野草看见那牌子的背面了，就在6号公路的路堤边坡上戳着。他眯起眼睛想看得确实些。他的视力不怎么样，看东西得费点劲儿。没错，写字的那一面朝着马路。可他知道上面写着些什么。那块手写的牌子，真是愚蠢透顶，说什么路边——那是他的路边，公路的那侧边缘正好有两百英尺与他家的一侧地界重合——那儿是“无喷洒区”。就好像将一大堆愚蠢的主意攒到了一起，写在三尺见方的胶合板上，就能威震天下似的。简言之，南妮·罗利就是那样的人。

他今天打算把那块牌子拔掉，用点力气扔过她家篱笆，扔到沟里去。她不准别人喷洒除草剂，野草就会一蓬蓬蹿出来，把牌子吞噬殆尽。于是，在上帝葱郁的大地上，正义就会在他这方小小的角落得到伸张。他希望她能眼巴巴地看着这番壮举。

加尼特小心翼翼地沿着路堤往下走，穿过高高的杂草丛，去拔那块牌子。但太难拔了，于是他改变了主意，觉得她还是别看为好。他不得不用双手握住杆子，摇晃了很长时间，才使插孔松动。那女人肯定是甩开四磅重的榔头把它敲进土里的。他还算幸运，她毕竟不是开着那台老爷拖拉机挖杆子洞，再用水泥把插孔周围的缝隙封上。这场景，他完全想象得出。她对财产毫无尊重，对年长者同样如此，也可能只针对加尼特。他有个阴郁的想法，觉得她憎恶男人——反之亦然。彼此毫无好感可言。

他开始朝着田界费力地走去，用那块牌子嗖嗖地劈砍着前头的野草。他觉得自己像是个旧时代的骑士，正挥舞木剑从一大群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路堤和路堑杂草丛生，美洲商陆、苍耳子和野蔷薇交错纠缠，蓬勃蔓延，几及胸高。每每走不了几码，他就得停下来把钩住衬衣袖口的灌木枝条解下来。都是南妮干的好事，却让他无端背负这十字架。在西布伦县的其他所有地方——除了这儿——都会安排工人定期给路堑除草。如果路堤的边坡太陡，没法进行除草作业，就像这道横在他农场前的路堤，至少会给喷点除草剂。每个月只要喷洒一定量的2,4-D除草剂，茂盛的野草就会萎落成细弱枯皱的锈褐色草茎，很容易便能耙干净，让这世界门脸清爽。可如今却是这副状况——一团团错杂乱生的野蔷薇荆棘丛里滋生着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它们繁衍生息，时刻准备入侵他那块杂交栗树育秧田。他得使用除草器或长柄的割草大镰刀，花上好几天时间，才能将这儿除净，但他不确定自己的心脏是否受得了这样的重体力活。本来，只要走过路堑，就会发现加尼特将自家的农田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短短三个月，他家的农场在过路人看来已经变得惨不忍睹。极有可能，他们在布莱克铺子里就是这么议论的，说加尼特·沃克这老头太懒了（！），但神不知鬼不觉地使他斯文扫地的恰恰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南妮·兰德·罗利。

事情还得从四月份说起。当时，他将这块陡坡上的杂草田拜托给了县里来的负责喷除草剂的小伙子，这是县里的本分。五月一号，他又让他们喷了一遍除草剂。那两次，她都赶在前一天，趁着深更半夜，像个巫婆似的捣鼓来捣鼓去，将她那块牌子移到了加尼特的田界处。今天已是六月二号了，喷除草剂的卡车应该马上就要来了。可她怎么总能知道什么时候来喷呢？难道又是巫术不成？当地的大多数人就连自家的奶牛何时下崽都预测不准，更别说搞清县里雇的那群戴着耳塞首饰、穿松垮裤子的小混混们的工作习惯了。

前些年，他还和她谈过这事。他像约伯[2]一样耐着性子，对她说如果她坚持要这么做，那就有责任把“无喷洒区”这块牌子竖在法律规定属于她的田界内。他夸张地指着那道标定田界的篱笆，郑重声明（他加尼特也是个读书人）：“罗利小姐，就像诗人说的那样，‘好篱笆成就好邻居’。”

她却这么回答：“哦，谁都喜欢篱笆，但大自然才不管这一套。”她说风把他那边的除草剂吹到了她的果园里。

他则用科学道理解释给她听：“在我这边的路堤上喷洒除草剂是不会使你的苹果树或其他人的苹果树掉光叶子的。”

“是不会掉叶子，没错。”她也承认，“但要是视察员明天来我家抽查苹果树上有没有化学物质，那我怎么办？我就没法得到认证书了。”

（加尼特再次停下脚步，解开钩在荆棘枝条上的工作服袖口。在这一团上帝都管不了的乱麻中费力地劈来劈去，让他心跳得厉害。）

她的认证书！南妮·罗利很自豪，逢人便说她是西布伦县首个获得认证的有机农户，到处嚷嚷个没完。十五年前，他认为那些认证不认证的都是胡说八道，就像摇滚乐和水培烟草一样迟早会偃旗息鼓。可现在不一样了。南妮·罗利不仅向县里的2,4-D除草剂宣了战，还向西维因杀虫剂和其他杀虫剂发起了战斗。加尼特绝不可以让自家的树苗被驻扎在南妮·罗利没洒过除草剂的田里的大批日本丽金龟囫囵吞噬。她无知到了极点，或者说她热情过了头。这世上活物，不管大小，就算是扁虱、跳蚤、玉米蝇，她都是它们最忠实的盟友和保护者。（除了山羊，因为小时候出过“事故”，她对山羊又恨又怕。）但她难道真的这么蠢，竟会害怕认证人员来抽查她的苹果树？那就好比天主教徒去抽查他们的教皇是否道德高尚。那些有机认证人员倒是很有可能会向南妮·罗利征求意见。

他又停下脚步，喘了喘气。尽管天气凉爽，他仍感觉到隐隐有汗水从鱼鳃似的胳肢窝浸染到了衬衫上。就因为一直举着那块牌子抽打灌木，他胳膊生疼，另外左腿似乎也怪怪的，特别沉。他看不见自己的双脚，但能感觉到从裤脚到膝盖处的裤子都被湿漉漉的野草浸湿了。这儿简直就是沼泽地。野蔷薇荆棘丛根本没法通过，还得走上二十码才能到达界篱。加尼特觉得自己太惨了，几乎灰心撂挑子了：好吧，还是往回走吧，原路返回割过草的自家田里，把那块牌子扔进她那座草割得干干净净的果园里去吧。那边的篱笆上有道门，是他爸和南妮·罗利的老爹安在那儿的，两个老头子是好朋友。

不行，他想从这边的篱界底下穿过去，把这块该死的牌子扔进她家的杂草丛中，它就应该待在那儿。他决定继续行进，再走个二十来码。

要是他家用的化学制剂真能飘到她家的树上倒是便宜了她。他心里很清楚，也这么告诉过她，他说要不是他一直喷洒除草剂，日本丽金龟就会在她的果园里泛滥成灾。她就只能穿着印花布裙站在没叶子的秃枝树下，绞扭着手指，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小小天堂究竟出了什么岔子。不用化学制剂长得好，这不可能。南妮·罗利就是个极易受骗的扎着马尾的老妖婆。

现在能看见篱笆了——至少看见界桩了。（他的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只是病情发展极慢，他有时间记住围栏铁丝的位置、树叶或某张脸上五官的细节。）但当他朝田界走去时，却愈发觉得左腿沉重得实在离谱，拖都拖不动。他想象着自己此刻到底是什么模样，拖着步子，踉踉跄跄，俨然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他觉得相当尴尬，但这尴尬突然被另一个可怖的想法取代：他这是中风。难道不是中风的症状？左腿怎么会这么沉？他停下来，抹去脸上的汗水。他的皮肤一片湿冷，胃部疼得难受。天哪！他要是倒在了杂草丛中，谁会想到来这儿找他？要过几天、几个礼拜才能找到他？他的讣告或许会这样写：“加尼特·沃克的腐烂尸体于周三发现。因首次霜降将6号公路边他家田头的野草压伏，才露出了他的尸体。”

他胸口挛缩起来，好似树干被满是倒刺的铁丝勒得太紧而鼓了出来。哎呀，老天哪！他呼吸急促，不由自主地喊道：

“救命！”

她往这边走来，正走下路堤。上帝有这么多的造物，却偏偏把南妮·罗利召来救他。南妮穿了条粗布裤子，脑袋上裹了块红色的扎染印花大手帕，就像糖浆瓶上的杰迈玛大婶。她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滑向了他，手上还拿着一样东西，应该是个自制工具。她就喜欢瞎倒腾这种玩意儿——诱捕苹果蠹蛾的南妮式陷阱，好像做了这个就能把所有事情全都搞定似的。看上去那就是个黄色的纸盒子，底部割开了一个口子。我气数已尽，加尼特这么想着，茫然地盯着那只底部开了口子的黄色纸盒子。我在尘世上看见的最后一样东西是：捕虫的盒子。

主啊，上帝啊，他默默地祈祷着。我要忏悔，我虽在心里犯了罪，但我仍然遵行第五诫[3]。我没杀她。

她已经架住了他湿透了的腋窝，死命把他拖上路堤，往田头果园的平坦地面上拖。此前，他从未被她触碰或抓握过，实在没想到这小个子女人的力气这么大。他想用自己那两条没用的腿支撑住地面，却总感觉自己就像在和鳄鱼搏斗，而且沮丧地发现自己就是那条鳄鱼。

后来，他总算仰躺在醇露苹果树下的草地上。她跪伏在他身上，关切地注视着他。他喘着粗气，发现她那包着红色印花大手帕的脑袋在疯狂地打着旋。他急忙把头转向一侧。这不是中风——每当仰躺时他总会感到头晕目眩。

“罗利小姐，”一俟天旋地转的情况消停下来，他就虚弱地说，“我实在不想打扰你。你还是去忙自己的事吧。但要是可以的话，请帮我叫辆救护车。我觉得我中风了。”他闭上了眼睛。

可她没吱声。他又睁开眼睛，发现她正低头盯着他的左腿，那表情显然是被吓到了。他觉得很困惑——难道是流血了吗？可是中风怎么会有血？难道是变形了？肯定不会。然而他此刻又没法自己撑起来看。

“沃克先生，”她说，“你根本没中风。”

“什么？”

“你没中风。你腿上爬了只乌龟。”

“什么？”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胸口的滞闷似乎突然间好多了，脑袋也特别清醒。

“看！你靴子的这一侧挂了只鳄龟。我敢打赌它起码有十五磅重。”

加尼特害臊得话都说不出来。他垂目瞧着这只背着一身突起盾片的黑色背甲怪物，这头绿色的黏糊糊的生物肯定是上帝心血来潮的产物。鳄龟紧紧地钳着他皮靴底的一侧，这是鳄龟出了名的钳法。就算西布伦县惊雷滚滚，它也不会松口。不过，加尼特倒是真心觉得那双小珠子似的黑眼睛是在特别温顺地往上瞅着他。可怜的家伙，加尼特心想，判断失误了，还这么死不悔改。

在雨水丰沛的春季，鳄龟会离开窝边的池塘，爬入潮湿的沟渠，寻觅新的领地，也寻觅奇丑无比的配偶，生下奇丑无比的孩子。自然，在这野蔷薇荆棘丛茂盛如斯、野草疯长如斯的沟渠——这片沼泽地是南妮·罗利的手笔——肯定会有一只鳄龟等着他，要是碰巧赶上有只鳄龟抓着他的脚不放，那完全是她的错。

“我知道它。”他边说边冲着这只硕大的鳄龟挥了挥手，“我只是当时突然觉得很不舒服。不过现在好多了。我想我还是从正经的小路走回去吧。”

她蹙着眉，摇了摇头。“得先把这大家伙从你脚后跟上弄下来。我去找根棍子来抽它，让它松开。”

“真不用。你不必这样做。”

“哎呀，沃克先生，你就别傻了。”

“好吧，罗利小姐，”他打断道，“我被你给搞糊涂了。你不是就连对害虫和寄生虫都满怀怜惜的吗。”

“那你可弄错了。自从这种大家伙把我池塘里养的鸭子的爪子给啃掉后，我就恨死了鳄龟。我恨不得把这老混蛋给抽死。”她往下看着加尼特，口吐脏话，举止粗鲁，让加尼特皱起了眉头。“但你最好把靴子脱下来。”她又说道，“否则，我没法抽它。”

“不行！”他喊了起来。他得掌握主动权。她的手很有劲儿，拖着他爬上了路堤，就像掌控了命运本身。简直就是母熊爪子！刚才已经被这双手抓了一路，真是够了。他不打算听她的话脱掉靴子。“现在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对她说，“怎么能让你拿我这老头子发泄怨气呢。我现在就带它回家。”

“好吧。”她说。

“好的。谢谢你帮了我。”

加尼特想要尽可能风度翩翩地站起身，沿着南妮·罗利家的砾石车道朝马路一瘸一拐地走去。他走起路来歪着身子，好像一辆有只轮胎瘪了气的车子。现在，他得在这条路上走上一百码，才能到达自家的车道。祈求上帝别在这个时候让人开车过来，目睹加尼特·沃克在6号公路上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带着一只十五磅重的乌龟同行。

他转过身，往回看了一眼。她包着扎染印花大手帕，穿着卷起裤腿的粗布裤，依然站在那儿。她皱着眉头，苍白细瘦的胳膊抱在胸前。她应该是气炸了吧，要不然就是觉得他像个疯子——反正，两者必居其一。对加尼特·沃克来说，没什么分别。

“啊！”他突然开口，因为他差点忘了正事。他再次朝她转过身，脑袋稍稍歪向一侧。“你那‘无喷洒区’的牌子恐怕还在路堑那端的杂草丛里。”

他看得明明白白，她的目光变得欢快起来，容光焕发，就像土拨鼠日那天的太阳。[4]“别担心，沃克先生。喷洒车今早七点已经来过了。”

[1]格林童话《韩赛尔与格蕾特》（另译《糖果屋的故事》）中的小女孩。

[2]《圣经·约伯记》中记载的信徒，为人正直、虔诚、好忍耐。

[3]此处疑为原书误，《圣经》十诫中，第五诫为孝敬父母，第六诫为不可杀人。

[4]土拨鼠日是北美地区的传统节日，据说当天（2月2日）若是阴天，土拨鼠从洞中冒出，则说明春天将提前到来；若是晴天，土拨鼠看到自己的影子会返回洞中，则表示冬天还会持续六周。

7 捕食者

“嘿！”埃迪·邦多说。他就站在小径上，在这温暖的午后，同她刚停下脚步来观赏的那一丛马勃菌一样，出现得令人意想不到。

“嘿，是你啊。”她平静地回应道。突如其来被逮个正着，似乎并未使她的心狂跳不已。“你是怎么在这儿找到我的？”

“我闻出来的，姑娘。你的味道甜甜的，男人很容易追踪过来。”

她腹部的肌肉紧绷着。他也许觉得这是在打趣，然而她毕竟对人的气味略知一二。过去，在诺克斯维尔，每当生理周期推进到那个节点，她就算只是走在路上，也会引得男人们扭头看她，一个接一个。他们不明就里，只是觉得很想要她。那就是费洛蒙的效果，至少对人类是这样。但没有人愿意去谈这种事。也许埃迪·邦多是个例外。“我能受孕，所以能把你吸引过来。”她直截了当地说，想看看他的反应。但他并不退缩。“正如你所知，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她笑了起来，“所以把你从克林奇峰上引了下来。”

埃迪·邦多也乐了，对她展开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在新雨后闪闪发光。她还能装得出不开心的样子吗？她怎么会不想他回来呢？

“你怎么连这种东西都懂？”他问。

“你指什么，女人和男人身体是如何沟通的吗？”她往马勃菌上猛踩了几靴子，一阵孢子雾应声腾起，犹如缭绕上升的金褐色烟雾，在笼罩着他们的明媚阳光中闪烁不停。是生殖细胞，一只菌菇的狂喜，它正努力让自己的后裔盈满整个世界。“还是说，我怎么连自己的时间点都知道？你想问的是哪一个？”

他也往马勃菌上跺了几脚，将那空心棒球般的白色革质球体踏得稀烂，扬起了更多粉雾。孢子雾不断弥散，似乎永无止息。迪安娜想着这些微小的粉末会不会附上他们潮乎乎的皮肤，又会不会通过某一次深呼吸进入他们体内。

“我想，两者都有吧。”他终于回答道。

她耸了耸肩。他是认真的吗？女人只要多加留心，这些事都会懂。迪安娜转身往山上走去，确信他会跟来。“我多半睡在野外，”她说，“周期与月亮同步。”

他笑了。“你是狼人小姐吗？”

她停下来，转身看着他。她觉得匪夷所思，人有着明显的动物属性，却拒不承认自己的种属。“任何一个女人，只要置身于月光下的时间足够多，到了满月，就会排卵。是脑垂体的作用，我想。到那儿还得走一会儿，不过你可以留下来。”

埃迪·邦多被这说法逗乐了。“那要是回到古时候，大家都是围着篝火睡地上，就披着块兽皮或随便什么东西，所以呢？你要说那会儿全世界所有女人都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吗？”

她又耸了耸肩，如果他觉得搞笑，她还真不想去多谈这个。弄得好像在泄露一个秘密似的。“想想还是挺方便的。满月，光线充足。”

“该死，”他说，“怪不得那玩意儿会让人疯狂。”

“没错。”她转身继续往山上走去。攀登山坡的时候，她感觉到他的目光在她被雨水淋得湿滑的纤长大腿和小腿肚上流连，欣赏她腿上的每一块肌肉，她的臀大肌，她那纤细的腰肢。她穿了条七分牛仔裤，一件薄棉衬衫，没穿胸罩。早上她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埃迪·邦多，只是觉得春天燥热，当然，她的身体也想被展示出来。

“你去哪儿？”他问。

“在雨中走走。”

“可这雨已经停了。”他反驳道，“终于停了。”

“别太想当然。我们还得在雨里走一会儿。”

“别瞎说。你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有六种方式：第一，风力刚刚能够吹得树叶翻飞，露出白色的叶背。“我不知道。”她大声说道，习惯性地把门堵死。虽然她也知道，自从父亲死后，他应该是唯一一个想了解全部六种方式的男人。

“你们这一带的山里人肯定长了鱼鳃。最近几个礼拜，我觉得热得快要化掉了。”

“看得出来，你还没化掉。”

“结果证明，我不是糖做的。”

“这还用证明。”她听了偷着乐。

“好吧。你要去哪里？”

“哪儿也不去——我就喜欢这样。”

他笑了。“听上去相当无所事事嘛。”

“不是，我是指，我要去的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这是从野生生物管理的角度来说的。”又或许从任何人的角度来说都会这么认为。

“好吧，漂亮的女士。那是不是说明你已经下班了？”

她喘着气，没料到他还真有本事，能随心所欲地操控她的欲望。她真想停下来，就在这小径把他撕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连残留在手指上的余味也都舔舐干净。“只是个我喜欢的地方。”她心平气和地说，“与其说是个地方，不如说是一样东西。就在上面，要从这条曲里拐弯的山路上去。”

从他们所在的角度来看，这小径可以说极陡。她要去的是一个洞窑似的庇护所，那儿之于她就像一个要好的老朋友，往山上走一百多英尺就到。她能听见身后他的脚步声和喘息声，与她煞是合拍。

“是动物、植物，还是矿物？”他问。

“植物。枯死的植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枯死了。”

“难道是……一棵中空的大树？”

她心里一惊，但没转身。

“差不多有十英尺长，相当高，所以只要猫着腰就能走进去？不，我可从没见过它。”

她猛地转身看着他，辫子甩得扬了起来。“那是我的地盘！”

“你就没想过其他人也有可能遇到这棵树吗？它躺在那儿都有一百年了。”

“不！根本就不会有人出现在那儿。”她奔跑起来，但他从后面赶了上来。他在上坡路上冲刺的速度比她略快。他把手放到她的腰上，带着她，更确切地说是推着她往前跑。她还没来得及躲开，他们就来到了隧道树跟前，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它就在那儿，中空的树干内丝毫未受风雨侵扰。那内里的阴影中整整齐齐码放着他的东西：他的背包，他的马口铁杯子和他的咖啡壶，他的整个埃迪·邦多的人生。

“我没想到你就住在这儿。”她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没发觉很多人都来过这儿吗？”

“不可能……”她还没说完，他就用嘴堵上了她的嘴，用自己的身体把她往里推。他把背包推到一边，推着她往后退入那幽微的黑暗之中，退入隧道的正中心，那儿最安全。

“这是我的地盘。”她悄声说着。

“那是谁把这棵树砍倒的？”

除了他的脸，她什么都看不见；除了抵着她脸颊的他皮肤上的细腻纹理和放在她纽扣上的他的手，她什么都感受不到。“没人砍过。这是棵栗树。五十年前，枯萎病干掉了所有的栗树。”

“没人把它砍倒？”

她知道不是没这可能。爸爸告诉过她，人们如何眼看着栗树不明就里地死去，再蜂拥而上把剩下的木料能拿的都拿走。他们太需要那些木材了。但不对，如果有人这么费心费力，就会把木头拿走，而不是任由它躺在这里受死。她刚想说“不对”，却发现自己的嘴被埃迪·邦多的嘴唇压得太紧，根本说不出话。一想到自己正裸着后背，与这皱裂破碎因而松软柔暖的黑色弧形内壁相抵，如同被包裹在从未与任何孪生兄弟姐妹分享的子宫中，实在是荒谬透顶。他双手攥着她的乳房，低头凝视着她。她爱死了这目光和这抚摸，爱死了这揉着她乳头的手掌，还有这掠过她肋骨、绕过她腰肢的指尖。他把她拉近，好像她是某种温顺的小兽。他吻过她的脖颈，又吻了她的锁骨。然后稍歇须臾，跪着弓起身，从牛仔裤兜里摸出那只沙沙作响的小袋。有备而来。显然，他也知道她能受孕。小心为妙。

她坐在那儿，蜷缩着身子，脊背贴着栗树隧道的内壁，下巴抵着膝盖。隧道内足够宽敞，他可以跪在她身前，面对着她，解开她的靴子，褪下她的内裤和自己的衣服。树洞内也很暖和，光着身子完全没问题，这丰盈漆黑的温暖中，弥漫着老木头亲切馥郁的芬芳。他将脸贴着她的膝头。

“满月？”他问道，与她肌肤相触，“那就是万事万物的秘密？”

她不置可否。

他的双手在她的身体上攀爬，犹如攀爬一棵树，从踝至膝，至腰，至肩，直至捧起她的脸庞，直视她的眼眸。好似读茶[1]的吉卜赛人，意欲勘破茶渣的秘密来读取她的未来。他似乎兴高采烈，急不可耐。“就因为这个，男人们写下愚蠢的诗，发出野蛮的号叫，喝光铺子里的酒？而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这世上的每一个女人，都在同一个时间？”

她迎视着他的双眼，但没法开口说话，没法告诉他那一切对她而言已经遥不可及。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就连她温顺的卵巢有时也不再为月亮所动。有几个月，甚至没有排卵。她很清楚这正是自己希望的。然而怎么会这样呢？埃迪·邦多此刻正与她四目相对，他握住她的辫梢，绕动手腕，让那辫子在他腕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使她的脸颊几乎嵌入他的前臂，再温柔地将她的脸转开。她脸朝下趴着，双手垫着额头，他的整个身子紧紧地贴着她，阴茎轻轻地顶着她的背心窝，双唇触着她的太阳穴。她能感受到，在她的背部和他的胸膛的皮肤之间，老栗树落下的木屑好似一座座硌人的小岛。“迪安娜，”他对着她耳语，“从西弗吉尼亚到这儿，我一路上都想要你。要是我没回来，从这儿前去怀俄明的路上，我也会想要你。”

他的呼吸吹拂在她耳垂下方的皮肤上，她弓起脊背，如一道弧线，就像无助的蛾子被引向火焰。她没有说话，但身体完美地回应了他。他滑到下面，以牙齿轻啮着她的后颈，就像情欲正旺的公狮啮着母狮一般：轻柔而确然地咬下去，彼此心照不宣，却也难以逃脱。

接近正午的时候，雨完全停了。有那么一会儿，午后的阳光无所顾忌地照耀下来。他们并排躺在那儿，阳光一直从隧道口照进来，轻抚着他们赤裸的双脚和脚踝。这温暖的感觉使迪安娜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惊醒，她睡得昏昏沉沉，但并不酣甜。竟然这么晚了，她这才吃惊地意识到这一点。她睁开双眼。这一天正在流逝。或许不妨这样说，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对他，对她的岁月和所有她以为已经确定的选择都是这样。远处雷声轰鸣，她的肠胃随之一阵痉挛。雷声在山谷间回荡，预示着大雨将至。

她凝视着仰躺于身边的男人，他高枕无忧，睡得很沉。他的身体上黏附着软软的木屑、枯败的碎叶，那是属于她的森林的一缕缕残膏剩馥。于是他的脸颊、肩膀，乃至软塌塌的阴茎都变得斑斑点点了。她忽然对他自命不凡的夸夸其谈、纹丝不动的眼皮和那条随意搭在她身上的铅样沉重的胳膊感到厌烦。她把他的胳膊甩开，翻身从他身边滚了开去。但他从原本熟睡的状态中模糊醒转，伸手又将她拽了回去。

“别碰我。”她说，把他搡到一边，狠狠地，“不行就是不行，别拉着我！”

他倏地睁开眼睛，而迪安娜的拳头已经止不住地死命捶打在了他的胸口和双肩之上。她怒火中烧，要不是他凭借着猎人的敏锐格挡闪躲，致使她抡圆了胳膊的攻击多有落空，她那突如其来的疾雨般的暴揍必定会把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牢牢抓着她，双手似手铐一般箍住她的前臂，她差点往他脸上啐唾沫。这股怒火似龙卷风裹挟着她，让她忍不住浑身战栗。

“见鬼了，迪安娜。”

“松手。”

“松手你就会杀了我。真见鬼，你这个女人！”他将她的双臂高举过头，细细打量她，觉得她匪夷所思。好像他本想下套逮一只松鼠，却套住了美洲狮。

“松手吧，”她说，“我要穿衣服。”

他小心翼翼地松开一只手，再将信将疑地松开另一只手。她从他身边离开时，他还一直盯着她的胳膊。“怎么啦？”他问。

“你干吗回来？”她愤愤地问。

“一小时前，你好像还挺高兴我回来了。”

她慢慢地摇了摇头，喷了一下鼻息。她紧紧抿着双唇，力道之大，使得嘴唇都泛了白。

他仍旧不依不饶。“你不想我回来？”

他竟然不知道，这也让她心头发狠。她没办法看着他。

“天哪，迪安娜，到底怎么啦？”

“这儿不需要你。”

“我知道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从没见我一个人时的样子。”

“我见过。”他话中带着笑意。

她转身瞅着他，目光充满野性。“是吗？你一直在观察我，就像个该死的捕食者，现在你觉得终于把我搞到手了。”

他没吭声。她又转身背对着他。“在你出现之前，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两年来，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不必挂念谁，也不必去理会谁想要什么、想穿什么、想做什么之类的琐事。当然也不稀罕什么男朋友。”

他没有回应。一只猩红丽唐纳雀打破沉默唱起了歌。她想那鸟儿应该就藏在密叶丛中，虽然身披鲜红的色彩，人眼却很难发现。不管怎么说，这鸟儿相当漂亮。

“然而某一天你出现在这里，埃迪·邦多。然后某一天你又离开了这里。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

他慢慢悠悠地说：“我没有卖关子。”

“坦白说还真他妈不是这么回事。”

“那我走就是了，没问题。说了这么多，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她抓起衬衫穿上，掸掉沾在皮肤上的潮湿木屑，心里又气又悲。衬衫穿反了，扣纽扣时她才发现。于是，她转而拉起衬衫下摆打了个结，迅速穿上裤子。她祈求上帝别让他看着她。她竭力调匀呼吸，竭力回想自己曾经的状态。她爬到隧道另一头，坐在洞口，望着外面，老栗树在这儿融入了腐叶土壤。

“迪安娜。我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走？”

“不是。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很鄙视你这样。”

“鄙视我什么？”

她仍然没有转身看他，她不需要看那张脸。还是对着树林说话最好。“鄙视你这样瞎搅和。鄙视我竟然想要你回来。”

这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她心情挺不错。过去的十五天里，只要听到树林里传来噼啪声，她就心跳加速、神经紧张，每次都以为那是他的脚步声。现在终于好了，她不再去听了。对此，她很有自信。她回想起过往那些日子，她常常独自一人攀上山路，心中别无牵挂，只惦记着这截中空巨木，尝试着在脑中想象在东部森林的优势树种仍是栗树时的光景，这是种很纯粹的快乐。她能透过自己的性灵之眼看到这一切。这棵老栗树想必曾是这山上最高可参天、最长生不朽的巨木——直到有一天，能够引起枯萎病的真菌在某个港口下了船，冲着美洲大陆咧嘴一笑，便将从纽约到亚拉巴马的所有栗树全都放倒了。整片风景为之一变，成了如今的样貌。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去理会自己的身体和身后正在呼吸的那具身体。树洞之外的天光之中，她几乎可以看见静默的空气正在为午后的盛会慢慢聚集，氧气从潮湿的叶片间悄悄萌生。这些树木都是她的大山的肺——不是她的大山，它也不属于任何一个该死的谁。这座大山属于猩红丽唐纳雀、马勃菌、月形天蚕蛾和郊狼。她居于其间的这方幽暗、精怪的天地正准备往外呼气。先是午后，再是黄昏，最后是夜晚。大雨会倾盆而至。他会和她同床共枕。

她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泪珠，伸出另一只手，将指尖按入这柔软的、满身碎屑的树木。她用手指触碰着上唇，呼吸着泥土的气息，以舌头品鉴这木头的滋味。她对这根老木头爱得至深至切。她还羞于承认这一点。只有孩子对无生命之物的刻骨之爱和自信占有才是被应许的。然而她却一直如此。如今，咒语已去，这片原本独属于她的、无人知晓之地的魔力也随之消散了。

[1]一种古老的占卜方法，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占卜者通过来访者留在杯中的茶、咖啡或酒渣图案对其未来做出相应解释。

8 蛾之爱

卢萨站在前门廊上，看着大雨自前廊的廊檐似长条银线倾泻而下。农舍——她的农舍——的马口铁屋顶上排布着凹凸的瓦垄，将雨水分成若干细流顺着陡斜的两侧淌下。水流如透明的细丝，好似鱼线，或带着珍珠一般的气泡，仿若珠串。她在宽敞的台阶上摆好水桶，承接几缕雨水。她发现每一缕水串落入桶中时均会敲打出独特的节奏。整个清晨，每条细流的节奏都没有变过，只是在水桶渐渐接满的过程中，声音会愈来愈柔软，将桶倒空放回时，又会发出嗒啦、嗒啦啦的声音。

用水桶盛水，是为了浇灌门廊上的盆栽蕨类植物。那儿淋不到雨，即便天气潮湿，叶片也会变成褐色，脆弱，凄凉，一如她内心的哀伤。她本想回屋忙自己的事，却为这雨水击打的节奏吸引。于是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聆听这节奏。不用领受别人同情的目光，亦不必听从要她快快躺下休息的唠叨，也算是一种放松。汉尼-梅维丝和朱厄尔终于回家去了，但她们每天还是会过来好几次，“检查”她是否安好，其实就是督促她吃饭，甚至告诉她该吃什么，好像她还是个孩子。好在做完这件事，她们就会离开。卢萨便可以随意套上牛仔裤和科尔的工作服，站在自家门廊上，看雨、听音，只要她乐意，就可以什么都不想。如果没有那一大堆等着先去核，再装入罐头瓶密封的樱桃，她一整个上午都可以待在这儿自娱自乐，为每一缕落下的水流放上一只桶，将它们各自击出的节奏编织成一首歌。祖父兰多夫斯基喜欢这样的游戏：他用手指敲击她棱角突出的膝盖骨，奏出意想不到的节拍，创作出神秘的巴尔干旋律，一边敲击还一边应和着这节奏哼唱出曲调来。

“你爷爷，是我们这一脉最后一任地主了。”她父亲常会这么挖苦一番。就在罗兹北部的涅尔河畔，他的父亲曾有一座甜菜农场，战争爆发后，他失去了所有土地。他逃离波兰，除了自己这条命、老婆、幼子，以及一根单簧管外，便身无长物。“你那了不起的爷爷，成了犹太乐师，在纽约声名鹊起，后来为了一个夜总会里遇见的美国女孩，就离开了老婆孩子。”卢萨知道，虽然没人提起过，老头和情人再次组建了家庭，后来租屋失火，把他们全都给烧死了——包括她爷爷。很难说卢萨的父亲将这个故事的哪一部分归咎于他——大部分都是吧，她心想。那年他们飞去纽约参加烧焦残骸的葬礼时，卢萨还太小，无法理解父亲的感受，以及他对这场丧失的嘲讽。爷爷兰多夫斯基已有好些年没光顾她的脑海了。此刻，在西布伦县一座农舍的门廊上，如串雨珠坠落奏响的切分音中，他却现了身。他原本是个农夫，但后来的生活却总逃不开失去的命运。如若身在这雨水淅沥的山谷中，浸润在这腐烂与新生的芬芳中，他会度过怎样的一天呢？

卢萨将衬衣下摆抻了抻，尽量使自己显得忙忙碌碌、健康明朗，因为赫布与玛丽·埃德娜的绿皮卡车正一颠一颠地自车道上驶来。但这次开车的并非气势汹汹的老大姐，而是她丈夫赫布。卢萨看着他将车停在了房前，同来的还有洛伊丝的丈夫大里奇，他从副驾驶座下了车。两人都缩着脖子，右手扶着帽檐，穿过雨水朝她跑来。他们缩身跨过雨滴串的珠帘，小心翼翼地避开她放于台阶的水桶，在门廊地板上用力跺了几次靴子，然后摘下了帽子。他们工作服上散发的气味，使她恍然觉得科尔就在他们中间：灰尘味，机油味，谷仓里的饲草味。她呼吸着，从陌生男人的衣服上吸入她丈夫的气味分子。

“他应该给门廊装上排水槽。”里奇对赫布说着，好像他们都觉得科尔还在场——卢萨却不在场。丈夫代表团此次前来，所为何事？他们是想命令她马上离开，还是怎样？她是该挣扎一番，还是平静接受驱离？

“里奇，赫布，”她说着，舒展了肩膀，“很高兴见到你们。”

两人冲她点了点头，便又扭头看向雨幕，看向那不存在的排水槽和水汪汪的农田，似乎一门心思想回到田里干活。她看见绿色的苍耳子，迷你地雷一般，挂在他们卡其布裤子的翻边上。

“又是一场大雨，”赫布说，“谁都不需要这么大的雨。再下一礼拜，青蛙都得淹死。”

“不过，据说礼拜六会停。”里奇说。

“是啊，”赫布表示同意，“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打扰你，应该是要停了。”

“你们来这儿，就是为了告诉我雨要停了？”卢萨问道，来回打量着这两张久经日晒的脸庞，想看出些端倪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不得已必须同大姑夫们对话，她就会这样。那感觉就像是，她走着走着就进入了一个地方，那儿的人虽然都讲英语，每个词的意思却截然不同。

“对。”赫布说。里奇也点点头，算是佐证。他们看上去俨然滑稽双人组：矮壮、秃顶的赫布负责逗哏，瘦高个里奇大部分时间里一言不发，捏着帽子呆立一侧，乱蓬蓬的黑头发维持着被帽子压成的形状盖在脑袋上。他脖子细长，像根杆子，喉结好似圆圆的橡子。大家都叫他大里奇，虽然他儿子小里奇十七岁，各方面都已超过了他。卢萨不由得对小里奇的命运生出一种同情。西布伦县的生活是：一俟出生，你就像个落入陷阱的虫子，要么是某人的儿子，要么是某人的老婆。地方太小，实难适应。

“所以，”赫布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我们得打理科尔的烟草田。”

“哦。”卢萨心里一惊，“已经到该打理烟草田的时候了吗？”

“说句实话吧，时间已经过了。这场雨把农田全给糟蹋了。现在已经六月，忒晚了。”

“可今天也才五号吧？六月五号？”

“没错儿。到时候要是烟草还没长起来，七月份就会出现青霉病。”

“你们可以喷农药去除青霉啊。”卢萨说。烟草病害不是她的专业，但她听科尔说起过。当着这两人的面，她特别想表现得自己懂点什么。

“是可以。”他们表示同意，但热情有限。

“你们自己家的烟草田打理过了吧？你们应该先去弄自己家的田。”

赫布点了点头。“今年我把自家那份地租出去了，那些奶牛实在是把我忙坏了，管不了这茬儿了。趁这几天天气不好，我和他还有点时间，礼拜一早上就给大里奇田里种上了烟草。接下来就轮到科尔的田了。”

那朱厄尔呢？卢萨心里直犯嘀咕。自从她老公和饼干桶连锁餐厅的服务员私奔了，他们是否也要对她的生活管头管脚？“你们的意思是，”卢萨谨慎地转述他们话里的意思，耳中能听到自己的心脏狂跳不已，“礼拜六，你们和你们家的孩子都要来这儿打理烟草田。”

“是啊。不过这雨得先停上一天才行。”

“那我呢？我有发言权吗？”

两个男人看着她，露出了一模一样的眼神：惊讶，害怕，恼火。可这难道不是她的农场吗？她移开目光不看他们，深深吸入泥土和忍冬的馥郁气息，聆听着她那幼稚的游戏，台阶上水桶的敲击：嗒啦、嗒啦、嗒啦啦！她在这节拍之中，清晰无误地听到了一首歌。单簧管的颤音如笑声萦绕升起，曼陀林的拨奏似掌声久久不息。犹太音乐。

“现在，这是我的农场。”她大声说道。她嗓音发颤，燥热直达指尖。

“是。”赫布表示同意，“但我们不介意来帮忙，就像是以前每年都会帮科尔的忙。打理烟草田要花很大工夫，一家子都得出动。反正，我们这儿都是这么做的。”

“去年我就在这儿了。”她言简意赅地说道，“我给你们、科尔、小里奇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就是塔兹韦尔家的那个表亲，送过咖啡。你们应该还记得。”

大里奇微微一笑。“我还记得你学开拖拉机，种过一排烟草。最后有些烟苗是根子朝上、叶子朝下在土里的。”

“科尔存心把拖拉机开得飞快！那时我们刚结婚，他还当你们的面捉弄我。”卢萨一下子红了脸，一直红到发际。她还记得自己跨坐在拖拉机后部的小平台上，从身边的盒子里抓起一把把软塌塌的烟苗。烟苗叶子的纹理比较支离稀疏，像餐巾纸。要随着拖拉机的一路移动将它们稳稳地植入新耕犁沟的厚实泥土里，在她看来实在难以做到。他们刚结婚两天。“那是我第一次坐拖拉机。”她辩解道。

“是啊，”大里奇同意道，“大多数烟苗还是根子朝下栽的好。”

赫布将话头拉回了正题：“我们自家的田都已经忙活妥当了，大里奇还跟杰基·多达德谈了个很不错的批发价。”

“非常感谢。可要是今年我不想种烟草了呢？”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想待在屋里，就待在屋里。”

“不是，我的意思是要是我不想在农场里种烟草了呢？”

这下子，他们都不再斜眼瞅着卢萨。他们正眼盯着她。

“这么说吧，”她说，“既然人人都想戒烟，为什么还要种这么多烟草？就算有人还戒不了烟，至少也应该尝试着戒。政府已经正式表示不赞成抽烟，都说了癌症会要人命。所有人都会指责我们的。”

两个男人转眼望着雨中的农田，显然，不管下不下雨，他们忽然希望自己能出现在那里。她知道他们一直在克制自己不去碰衬衫兜里的万宝路。

“那你想种什么？”赫布终于开口问道。

“嗯，我还没怎么想过。玉米怎么样？”

赫布和大里奇相视一笑，算是将之当作玩笑话。“一蒲式耳三美元，就这个价。”赫布回答道，“要是饲用玉米，在这片儿也就五十美分一蒲式耳。不过，也保不定你是在说甜玉米。”

“那当然。”卢萨说。

“好吧，我们这就来算笔账。科尔有五英亩烟草田，现在改种甜玉米，大约能收获五百蒲式耳，年份好的话也许会有六百，但这种情况我们还没碰到过。”赫布翻着眼珠子，扳着指头计算，“大约一千五百美元。除去拖拉机消耗的柴油，种子钱，一大批化肥，因为玉米很吃肥。运气好的话，就算卖个好价钱，最后差不多能有个……八百美元。这就是你的玉米收成。”

“哦，明白了。”卢萨的脸更红了，“烟草一般会有一万二到一万三千美元。”

“对，”大里奇说，“差不多吧。除去拖拉机、农具、化学制剂的费用，一英亩地能挣三千七。”

“我们得靠这个生活。”

她轻声说道。但我们和生活这些字眼却沉甸甸地悬在空气中。她觉得这些字眼仿佛正压在肩头，就像心怀不满的主妇将手按在她的肩上，想借此方式告诉任性的孩子：“坐下，别玩了。”

嗒嗒、嗒嗒、嗒嗒嗒。祖父兰多夫斯基的节拍声渐渐弱了下来。她得把水桶清空，再放好，让它重新敲响。她希望这两人能快点离开。别管她，随她怎么摸索应付，就算错了也无妨。她也乐意听听别人的意见，但不想被轻视、被嘲笑。

“这么小一块地，还在山谷底，还能种什么？除了烟草，还有什么能供你们生活？”

大里奇想尽量缓和地说出接下来的坏消息：“山上的特纳·布莱文斯种过番茄。他们告诉他一英亩地能有一千美元的收成。他们没说的是，要是县里还有两家人种番茄，收获季的市场上就会到处都是。布莱文斯拿三千五百磅番茄喂了猪，剩下的自己吃掉了。”

“那另外两家人呢？”卢萨问。

“一样。都赔了钱。其中一家觉得番茄肯定能赚钱，还花了一万美元安装了灌溉系统，我是听人这么说的。如今他又种回番茄了，总盼着能有个干旱的年份，这样他就能打开那些花里胡哨的浇水管了。”

“可是，他们怎么会都赔钱呢，说不通啊。谁都要吃番茄嘛。”

“但不会集中在某段时间吃一大堆，番茄就是这样。要是五天之内没被某家杂货铺收购，就得喂猪，那代价太高了。而且，在我们这片森林地带，没有货运商会联系你收购作物，除非你能任他们砍价。”

卢萨抱臂于胸，对自己竟如此无知感到绝望。

“再说回到烟草，”里奇继续说，“你大可以把烟草挂在谷仓里，挂多久都行，直到等到个好时机把它卖掉。就算县里的每一个人都种了烟草，产出的每一片烟叶也能等到任何一年的任何一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被点燃、被享用。”

“可以想象。”卢萨语带讥讽，实则心中惊讶。她从来没想过自己如此缺乏这样的基础知识。烟草的价值，大部分就在于：能永久保存，以及适宜运输。

他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就这么望着院子出神。雨点落在梓树硕大的叶片上，好似打字机的字键噼啪敲击。

卢萨说：“肯定还有什么东西能赚得到钱。谷仓今年也该翻新屋顶了。”

赫布坏笑了一下。“大麻。我听说一英亩的大麻和番茄的价格差不多，市场上卖得还不错。”

“我知道，”卢萨说，“你这是在取笑我。好吧，谢谢你们愿意这个周末过来帮忙。不过，我还得想想要不要种烟草。要是我明天或后天再给你们回话，你们还能从杰基那儿借到工具吗？”

“应该可以。杰基有那套水栽农具。去年用得不怎么样，但今年他知道怎么用了，用得还不错。”

“那好。礼拜六之前，我会告诉你们的。我会做出决定。”

“也得等雨停了。”赫布说道，以免卢萨还以为自己说了算。

“好的。要是没停，我们全都会玩儿完，对吧？我不种烟草，什么也得不到，你们拼了命种，也什么都得不到。看，我还把时间和金钱都省下来了！”

赫布盯着她。大里奇冲着车库的方向笑起来。“真是个聪明的女士，赫布。”他说，“我觉得她种田的心态挺对的。”

“好了，”卢萨说着，拍了拍手，“今天还有一大堆樱桃等着我装罐，不弄的话，都会烂掉。那我就礼拜五给你们电话。”

赫布站在门廊边上往外探出身去，仰头望向山坡上的果园。她控制着呼吸，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等到他们回到卡车上，点上烟，开走，她就要坐到门廊的秋千上哭上一回。跟他们对着干所需要的胆量超出了她的限度。

“没想到今年你还能收获樱桃。”赫布大声说，“要知道，松鸡实在太多了。去年春天，我过来替科尔把鸟全打了，可我今年压根儿就没来过。看来，你的樱桃足够做一两份甜派了吧？”

卢萨强迫自己挤出一丝笑容，狠命地睁大眼睛。“奇迹会发生的，赫布。”

应该是朱厄尔在门口，卢萨心想。朱厄尔正在前门廊外砰砰地敲雨伞。（他们总是门也不敲就进屋，全都这样。甚至新婚的卢萨和科尔在午后偷偷做爱时，也遭遇过不请自入的尴尬。）朱厄尔的嗓音听起来很疲惫，她让孩子把脚擦干，把雨衣挂到衣钩上去。然后，他们就从厨房门口拥了进来，老大头上顶了一大盒罐头瓶子，双手扶着不让它翻倒。卢萨用完了家里的罐头瓶，于是给朱厄尔打了电话。

“快进来吧，”她说，“把盒子放到橱柜台子上就行。”

“哎呀，快叫警察！”朱厄尔嚷嚷着，“这儿发生了谋杀案！”

卢萨笑道：“还真像，是吧？”她的围裙和橱柜台面上沾满了大量鲜红的樱桃浆汁。手摇去核机钳着橱柜台面，底下的木桶里已盛了一大堆闪闪发亮的深色果核，好似刚从屠宰场里提出来的东西。当朱厄尔在通话中说要过来帮她装罐头时，她心里一阵轻松。卢萨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而非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也需要陪伴，否则就会发疯。

此刻她这位大姑子捂着嘴，懊恼自己脱口而出，说了句跟死有关的玩笑话。卢萨但愿能有个更坚强的陪伴者。

“没事啦，朱厄尔。我知道科尔已经死了。”

“嗯，我不是……我真蠢。说话不过脑子。”她显得十分后悔。

卢萨耸了耸肩。“又不是你存心要让我想起某件我已经忘记的事。”

朱厄尔愣愣地站在那里，手还捂着嘴，眼里涌满了泪水，定定地看着卢萨。她十岁大的孩子单手扶着装罐头瓶子的纸板箱，慢腾腾地绕过橱柜岛台。年纪小的洛厄尔伸长了手偷偷从砧板上抓了一把樱桃。朱厄尔轻轻拍开他的手。“人们都很坏吧？”她终于开口问卢萨。“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当谢尔——”但她没说下去，而是把孩子们支开，“到外面玩去。”

“妈妈。外面在下大雨。”

“外面在下大雨，朱厄尔。就让他们在后门廊上玩吧。”

“好吧，那就去后门廊，不要弄坏任何东西。”

“嘿，等等，克里斯，过来。”卢萨将一大捧樱桃盛入一只塑料碗，递给老大，“你要是觉得无聊，外面有扫帚和簸箕。”

“用它们扫吗？”

“你是问，用它们打曲棍球吗？对，去扫着玩儿吧。”

朱厄尔等身后的门关上后，就讲了起来。“谢尔离开我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再提他，一个字都不提，就好像我压根儿没结过婚。但我们的婚姻——我是说这么些年来——毕竟曾经幸福过。甚至刚处对象的时候就很合拍，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婚礼前两个月，我们还偷偷跑去了坎伯兰瀑布，并把这段旅程称作我们的‘蜜月测试期’。”有那么几秒钟，她的目光定在自己手上，眼中有种恍惚而遥远的心满意足。卢萨从未在朱厄尔脸上见过如此有女人味的神情。但这神情很快就消失了。

“那真的很伤人。”终于，她又变得漠然，不带情感地说道，“我竟然得假装自己的那段生活从未发生过。”她伸手拧开了将钢制的古董去核机固定在橱柜台面上的钳台。卢萨此前花了半个小时才弄懂怎么操作钳台。不过当然，那去核机是婆婆家的。朱厄尔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弄。

“这家里的人都挺吓人的，的确如此。”卢萨说。她希望能说说在这里生活有多难受——那些厨房用具，在她还没出生时就已有人在用了，而生活在这些隐约可感的族人中间真是糟透了。她希望能说说她想重新摆放家具、把自己家人的照片挂上墙时，是如何受到了异口同声的攻击。她希望能说说怀德纳老夫人总在这厨房里阴魂不散，对卢萨做的菜百般挑剔，对她做的汤忌妒得要命。

“哦，不单单是家里人。”朱厄尔说，“所有人都这样，镇上的人都这样。已经四年了，到现在，在克罗格超市里还有人见到我就排到另一条结账队伍里去，这样就不会一不小心跟我谈起谢尔。”

卢萨用海绵将台面上的红色浆汁擦净。“你得这样想，四年了，他们终于可以换个新话题了。”

“看你想的。不一样，谢尔是私奔的，科尔是……”

“死了，”卢萨说，“都一样。这儿的人会觉得失去丈夫这种事是会传染的。”卢萨没想到自己的境况竟然这么快就发生了变化：孑然一身，使她要么是个隐形人，要么是个危险人物。或者两者兼有，就像细菌。她甚至在葬礼上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那些和她年纪相仿的妻子们仍需相信婚姻是个安全港湾，可以让人修成正果。

“好吧。但至少大家不会认为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才失去丈夫的。”

卢萨从抽屉里取出一件围裙，将挂脖带从朱厄尔的脑袋上套了进去，然后拨转她的身体在她身后系上结。“怎么，难道是你做错事了？上帝都知道，这种从田间到餐桌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谁都会有过腻的一天。我琢磨着离开科尔琢磨了无数次。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所有这一切。”

“唉，我明白，这日子确实是种折磨。”朱厄尔说。然而这时，她们不约而同地望向厨房窗外，后院里一株繁茂的山梅花在雨中湿漉漉地开得旺盛而热烈——好美。

卢萨又拿起了海绵。“你可别告诉你的姐姐们说我想过离开科尔。她们会把我大卸八块、剁成碎渣，再装到罐头瓶子里去。”

朱厄尔笑起来。“你把我们想得太恶毒了，亲爱的。”她戴着隔热手套，掀起锅炉硕大而扁平的密封锅盖，扶着它高高地立在空中，像举着一面铙钹。“把罐头瓶都放进去消毒吗？”

“放吧。你觉得剩下这些还有多少，八夸脱？”

朱厄尔以掂量的目光看向被染红的砧板上那堆得像小山似的去核樱桃，卢萨意识到她是在做某种心算。她不无沮丧地发现自己也同意家里人对朱厄尔的看法，她就像个孩子，而不是女人，就因为她身边没有男人。

“亲爱的，你是要做成果酱，还是要做成甜派的馅料？”

“糖如果还没用完的话，我觉得就做果酱吧。我已经做了十八品脱了。”

“十八品脱的果酱？”

卢萨觉得自己很蠢。“太多了，我明白。我搭着梯子爬到树上时，还挺得意自己能收获这一桶桶樱桃的。可如今看来，真是太多了。”

“哦，别这么说，有这么多果酱可以吃，高兴都来不及呢。是苹果园上方的那棵分了两根主干的大树吧，那棵树的樱桃不是很甜吗？可以说是最好吃的樱桃了。爸爸肯定在和妈妈结婚之前，就种了那棵树。我们小的时候，那棵树就很大了。”

“真的？”想到朱厄尔从小看着这棵树长大，现在反倒成了她的，卢萨心里又泛起了那种熟悉的愧疚感。

“对。他们总说，科尔出生的那个冬天，那棵树遭到过雷击，被劈为两半成了现在的样子——都是雷打的。”

雷击和弯折的卡车，两出意外为一个人的一生界定了起止——卢萨很清楚自己的思绪可以顺着这思路飘很远，所以就此打住。她只是在想，科尔出生的那个冬天，朱厄尔有多大了？她是否已经长大到可以陪着科尔玩，或是看护他？她从未问过他有关这几位姐姐的事。她原本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会自然解开。

朱厄尔想必感受到了她的悒悒不乐，因为她的语调上扬了不少。“十八品脱的果酱很多了。我们把剩下的做成甜派馅料装罐吧。”

“我想我没法做甜派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吃。往后应该也没有人愿意来吃晚饭了。”

“玛丽·埃德娜在这事儿上对你做得过分了。她真的没理由那么居高临下。埃玛琳也这么觉得，她告诉过我。我俩都希望还能来这儿过感恩节。”

卢萨的脑子一下子被这个新说法占据。她从未想过自己还能有盟友，更没想过还能获得小集团的支持。她究竟是怎么变成这样，几乎来不及做出反应便毫无来由地成了这个家族链上的一环？突然，她只觉得悲从中来，全身乏力，不得不让自己缩进椅子里，把脑袋搁到桌子上歇一歇。朱厄尔没多说什么。卢萨听见罐头瓶子轻轻的磕碰声，应该是朱厄尔正在把瓶子一只只码到已烧开水的锅炉里的架子上。终于，朱厄尔轻声说：“我觉得剩下这些只够六夸脱，不会再多了。”

“六夸脱也很多了。”

“我们还是做成樱桃甜派馅料吧。要是有多余的，我们今天就做些甜派。你做的派皮最好吃了。比妈妈做的还好吃，虽然我并不想承认这一点。”

“哎呀，别说得这么大声。你母亲还在这间厨房里徘徊游荡呢。就在这间厨房里，她可没少撺掇科尔和我吵架。”

朱厄尔假装惊慌地倒吸了一口气。“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干？”

“不就是那么点事儿吗。领地意识。”

砰的一声，男孩子推开纱门冲了进来，当先的那个高举着空碗，像是一对叫花子。卢萨刚给碗里装满樱桃，他们又争着来拿碗，开始互相掐架。“哇，克丽丝不给我吃！”洛厄尔叫道。

“哈，厨房里最不缺的就是樱桃了。来吧，我给你们每人装一碗。”卢萨特意找出一只同样大小的碗，再装上一样多的樱桃。他们跑回了后门廊，她觉得能满足他们，哪怕只是这样简单的满足，也让她倍感骄傲。卢萨不太会和孩子相处。她就老是对科尔说，孩子让她神经紧张。而自从搬到这儿来，她就见识到，成年人对自己没什么指望后，就会对孩子百依百顺。

“现在只剩下五夸脱半了，照我说，”朱厄尔笑着说，“不好意思啊，这些孩子都成猪了。”

“少这些没什么大不了。”卢萨又在桌边坐了下来，看着今天已经填装好的果酱罐头，像支军队整整齐齐地阵列于桌，一个个小小的玻璃兵，腹中鲜红。将来会由谁来吃掉这些呢？等到她离开时，是否会将这些果酱搬上租来的卡车带回到列克星敦呢？“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她突然迟缓而生硬地问了这么一句。

朱厄尔立刻走到她身后，揉着她的肩。“以后吃啊。”她简单地说道。

“那我得活很长时间。”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卢萨说，“我只是想象不出以后会是什么样。在这间厨房里，百无聊赖地活着，也没人要吃我做的东西。”

“我倒希望你偶尔能给我的孩子做个甜派之类的。我下班回到家时已经很累了，只能将就家里的吃食随便弄弄配上小圆面包给他们吃。”

卢萨心想这算是认真的请求呢，还是只是帮她填补空洞的生活。“我可以做好甜派，送过去。”

朱厄尔坐下来，将一绺灰褐色的头发从眼前撩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这么问会不会冒犯。他们可不可以时不时过来，和你一起吃晚饭？”

卢萨打量着她这位大姑子的脸。她似乎很疲惫。这请求很真诚。“当然可以。你要是不想做饭，也可以一起过来，朱厄尔。我很乐意和你们待在一起。”

“可我的意思是，我不在家的话也可以吗？”

“怎么，你是指在克罗格超市上晚班的时候吗？你知道我这儿任何时候都行。我很乐意帮你。”

“那孩子有时候过来，你不在乎吧？”

卢萨微微一笑。“当然不在乎啦。”她花了一年时间才搞清楚山里人说的“不在乎”，和她以为的意思不一样。他们的意思其实是“不介意”。

朱厄尔定定地看着她，有一种鼓起勇气的腼腆。“可他们说你很快就会回列克星敦去。”

“谁说的？”

她耸了耸肩。“我能明白你为什么想回去。但我肯定会想你的。”

卢萨深吸了一口气。“到时候你们就会把这栋宅子和土地都拿回去？”

“哦，不会的。玛丽·埃德娜或许想吧，我猜。她年纪最大。我连个能种田的男人都没有。”

“所以说，玛丽·埃德娜想要这地皮。”

“都是你的，亲爱的。你可以卖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科尔没留下任何遗嘱，所以都是你的了。她说过现在有法律，继承人身份什么的。以前家里人是可以把地拿回去。现在，都给妻子了。”

卢萨感到肾上腺素忽地涌上四肢百骸。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朱厄尔为什么会了解“继承人身份”这种事：他们咨询过律师。“我还什么事都没决定呢。”她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还没能好好地想清楚。”

“你会想明白的，亲爱的。”

卢萨看着朱厄尔，很想信任她，但又觉得自己没法做到。令她沮丧的是，哪怕再简单不过的事，比如和姐姐——不是自己的姐姐——在厨房里聊天这种事，也变得如此复杂。当然，这厨房也不是她自己的。“或许，你们都觉得我这个寡妇的角色扮演得不太得体。”她说出这么一句话，被自己胸中的怒火惊到了。

朱厄尔开始否认，但卢萨摇了摇头。“你们看我依然过得好好的，还能做樱桃罐头，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可是只要周围没了人，我有时候就会躺在地板上，只是想让自己能够继续呼吸。我到底该怎么办，朱厄尔？我才二十八岁。我从没当过寡妇。到底怎么做才像个寡妇？”

朱厄尔给不出任何建议。卢萨拿起一瓶果酱罐头，凝视着那红宝石般的色泽，原本，这清澈、骄傲的色彩是她的最爱，但此刻也无法触动她了。“我成长起来的那个家庭，即便遭受苦难也是静悄悄的。”她说，“我父亲失去了一切：家里的土地、他自己的父亲、他的信仰，现在他连妻子的陪伴也失去了。都是因为一些很不公平的理由。而他只是继续忙忙碌碌，一辈子都是如此。我呢，以前总是抱怨这抱怨那，现在却开始学习平静对待。在我看来，这是面对已经发生的残酷事件唯一可以成长起来的方式。”

朱厄尔的眼神很像科尔，诚恳，湛蓝，卢萨不得不移开目光。

“表面上我一切如常，但是走还是留，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管之前是谁告诉了你我的打算，看来那人都比我自己还清楚。”

朱厄尔以手捂住嘴——显然，那是她处在不安情绪下的习惯。“虽然不是我该操心的事，但我还是想问，你们没有买人寿保险吗？”

卢萨摇了摇头。“谁能料到科尔今年就死了。我们聊过买保险的事，但手头太紧了，所以这笔当时看上去我们并不需要的开销显得十分累赘。我们还想等有了孩子什么的，再买也不迟。”

“说说我的想法吧。玛丽·埃德娜和赫布可以帮忙付葬礼的钱。我要是有能力的话也会这么做。但他们有这个能力。赫布和他弟弟的奶牛场搞得红红火火。那是赫布家的地，钱都付清了。所以他们现在过得不错。”

“我能负担葬礼的费用，已经付清了。我们有积蓄。玛丽·埃德娜没提过帮忙，我当然也不准备去问她要。”

“玛丽·埃德娜总是对自己的付出大吹大擂，其实她根本没干那么多。”

“不是因为这个。你知道原因。我也不傻，朱厄尔，我知道大家都会说：我住的这栋宅子，是你们从小就住着的，我脚下踩着的，那都是你们家的地。所谓的怀德纳家的地，现在却再也不会有怀德纳家的人在上面生活。你觉得我还能心安理得地再问你家要任何东西吗？”

朱厄尔神色古怪地看了她一眼。“是吗？洛伊丝告诉我……你很快就会改回娘家姓。”

“什么？没有的事，我从来没……”卢萨心想这其中的误会可真够大的，真不知以后还能否解开这团乱麻。

“不管怎么说，”朱厄尔说，“有宅子和农场，跟有钱还是不一样。”

“你倒是说说。当我听到有人暗讽我是来这儿淘金的，我就想把那些该死的债务全都拿去登报。入冬前得翻新谷仓的屋顶，这栋宅子也是，再过个一两年，就得重修了。水箱也有问题，我觉得总有一天醒来后就会发现没水用了。别的呢，啊对了，还有科尔新买的久保田拖拉机，两万两千美元，再过四年才能还清。”

“我不知道他是贷款买的拖拉机。”

朱厄尔是来打探消息的吧？如果他们知道了她现在身无分文，又能怎么样呢？卢萨觉得不会有任何区别。“他不想贷款。但我们总得有台拖拉机，他想要台新的。我估计你爸爸那台约翰迪尔或许比科尔年纪还大。老爷子这辈子都在和那台拖拉机斗智斗勇，用捆扎绳和铁丝把车子攒在一起。”

“那台拖拉机是比科尔还老。想想也知道会怎么样。”

“现在，我还得花钱请人收割饲草，堆进谷仓；还要修理篱笆，圈起奶牛，免得它们跑到邻居家去；还得对付饲草打捆机，那玩意儿用一次就坏一次。还得跑去请人来修割草机和侧挂式割草机——要不我全都自己学着修理？可以肯定的是还会有其他费用，只是我还不知道哪儿会出问题。”

“天哪，天哪。”朱厄尔轻轻地叹着气。哪怕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心日子，卢萨仍觉得她的神情才是最悲伤的。她的额头上已有深深的纹路，眼神和老女人没什么两样。近看的话，卢萨觉得她比自己以为的要老得多。

“连个能种田的男人都没有，”卢萨总结道，“就像你说的。”

“赫布和大里奇会帮你的。”

“哦，他们已经来过了。我猜现在是他们来掌管一切了。科尔墓地上的青草还没长起来，我已经无足轻重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好吧，我需要帮助，那是自然。可那是帮助。应该是客客气气地来问我需不需要，而不是像对待小孩子似的来指手画脚。他们也这么对待你吗？”

“他们和我完全沾不上边。我连菜园都没有。真得感谢上帝，我在克罗格超市还有份工作，如果谢尔不再定期按时地把抚养费支票给孩子们寄来，我就真心祈求主把他千刀万剐。”

“那埃玛琳和弗兰克呢？”

“埃玛琳和弗兰克已经正式脱离务农生活了，他们是这么说的。我觉得那样的日子他们还过得挺乐呵，毕竟能在工厂里上班，不用种田。”

“但我听弗兰克在葬礼上抱怨，说烟草田的租金没了。还埋怨说如今要在这里和利斯波特之间通勤往来了。”

“弗兰克要是有一点不称意，连月亮都会骂。他在丰田挣的钱挺多的，他就喜欢嚷嚷得谁都知道。”

“那谁还在种田呢，就洛伊丝和大里奇吗？赫布呢？在你们中间生活，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

“这样说吧，因为许多事情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就先这样了。一年中一半的时间，汉尼-梅维丝和乔尔都把自家那份地租给罗阿诺克的务农大户，就像赫布那样。但明年他们就不租了。不过洛伊丝和大里奇总是自己种烟草，大概四英亩地吧。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和乔尔在县里租了很多块地养牛。大里奇骨子里就是个农夫。”

门廊那儿传来砸碎玻璃的声音，两个女人都吓了一跳。卢萨刚跑到门边，朱厄尔就拦住了她，拿起一把钳子塞到她手中。“你把罐头瓶子从锅炉里拿出来吧，再把糖汁煮沸。我马上回来。”

卢萨能听见朱厄尔在责骂孩子，两个孩子在门廊上呜呜咽咽地哭着。她踮起脚从水槽上方的高窗往外看去。“朱厄尔，”她喊道，“如果是盛青豆的那几个罐子，摔碎了正好。我搬来时，那些罐子就在那儿了。”

没人应声。从她所站的位置，没法看见朱厄尔或孩子，但能听见掌掴声和哭号声。“怎么能这样欺负弟弟，”她听见，“你再这么闹，就让你明天穿裙子。我说到做到。”

卢萨皱了皱眉，反身回到灶台前。她将等量的糖和热水倒入锅中，希望三夸脱的糖汁足够覆盖五夸脱未加热的樱桃浆果。装罐之前，她应该添入一点酸味汁液，降低pH值，以利于装罐储存。但她没有柠檬汁。醋会管用吗？她估摸着加了一匙醋，然后拿起钳子从锅炉里的滚水中提起消好毒的罐头瓶子放置架。瓶子被排成一排放在橱柜台面上，像一大群张着大口嗷嗷待哺的鸟儿。

“是青豆罐子。”朱厄尔叹着气，走了进来，“我把碎玻璃都收拾了，让他们接着把门廊打扫干净，把碎片和垃圾扔到溪边去，然后去谷仓里或别的地方玩。我才不管是不是在下大雨，他们又不会化掉。”

“没关系，真的。青豆罐子打碎了，我还挺高兴的。这些青豆我既不敢吃，又不敢扔了。算我运气，不然我可能让别人死于食物中毒。”

朱厄尔俯身至水槽下，把一簸箕碎玻璃倒进垃圾桶里，发出风铃一般的声音。“要是我没先制住她，她会要了我的命。洛厄尔也难管，但他还小。克丽丝特尔·盖尔是另外一回事。她得迈过这个阶段，现在时候到了。打从一出生，她就一直在经历这个阶段。怎么啦？”

卢萨这才意识到自己困惑的表情肯定显得很滑稽。“克丽丝特尔？”

“克丽丝呀。哎呀！”朱厄尔笑了起来，不断摆着手，“你还以为她是个男孩。你们全都这么想。她刚上幼儿园时，老师就不让她进女厕所，我只好拿着她的出生证明赶过去。”

“哦。”

朱厄尔表情很严肃。“别以为是因为谢尔离开了才会这样，什么离婚家庭的孩子就会这样啊。她一直就是这样。”

“我没想那么多，朱厄尔。我只是没意识到。”

“你肯定想象不到。她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这样了。她说的第一个词是不要，第二个词是裙子。不要裙子。不要洋娃娃，不要漂亮的蝴蝶结头花。不是我不帮她弄头发，而是她的头发都是她自己剪的。我真怕她会把眼睛戳瞎。”

朱厄尔看上去弱不禁风，卢萨几乎能透过她的皮肤看到她的静脉。她想抱抱她，完完全全地信任她。“没关系的，”她说，“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一直说错了。真不敢相信，我认识这孩子都一年了，竟然没人纠正我。”

“你和科尔眼睛只盯着对方，亲爱的。你几乎不掺和家里的事，就算掺和了，也不会盯着我那个怪模怪样的疯女儿看呀。”

“哎哟！”卢萨喊了一声，她的手被罐头瓶子的边缘烫了一下，“她一点也不疯，别这么作践自己。我觉得一点都不用担心。”

“你要是做她的母亲，就会作践自己了。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病。谢尔离开，她也算半个理由。他净怪我——老天，他是真的怪我。他说我由着她成天穿牛仔裤，由着她给自己剪这种发型，让她把自己打扮成了小同性恋。他也许没说错。可那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倒是很想叫他试试，看能不能让她穿上裙子。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你倒是给男孩子穿上丝袜看看！”

朱厄尔和卢萨相视大笑。

“还有，”朱厄尔有点腼腆地问道，“同性恋不都是男人吗？”

“朱厄尔，她只不过是个假小子。我在她那么大时，也是这副样子。”

“是吗？可你这么漂亮。还烧得一手好菜！”

卢萨有点受宠若惊，尽管她很清楚这不是重点。“你真应该看看我当时的样子。膝盖擦破皮，到处抓虫子，一心想着长大后要做个农民。”

“可别乱许愿。”

“糖汁烧开了。”

“你在里面放了点醋吧，是不是？唉，看你，我都能闻出来。快，你来扶着罐头瓶子上的漏斗，我来灌装——长柄汤勺在哪儿？”

朱厄尔很清楚长柄汤勺在哪儿，这间厨房里的每一样用具她都了若指掌。她问这个是为了表示尊重。卢萨从抽屉里拿出长柄汤勺，用髋部将抽屉顶了回去，心里十分感激。

“克丽丝特尔挺美的。我是指名字。”

朱厄尔摇了摇头。“这名字和她不太搭。她应该叫比弗·克利弗[1]。”

卢萨微微一笑。“Meeseh maydel, shayneh dame.”她说道。那是她祖父对她的希望和预料——最终实现了，一切都是值得的。

“什么意思？”

“‘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卢萨又觉得有些沮丧——她并不是真的这样希望，她并不想许诺克丽丝一定会长成个大姑娘，因为克丽丝也许不会这样。她希望告诉朱厄尔，另一种选择也挺好。但卢萨无法想象和朱厄尔聊这个话题。“也许，她并不是真的想去模仿男孩的举止，”她小心谨慎地试探道，“而是她想要做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我们还是别聊这事了。克丽丝就是克丽丝。跟我聊聊八卦吧。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不待见大里奇和赫布呢？”

卢萨往每只罐头瓶子里盛入四量杯的樱桃，然后将漏斗放在瓶口稳稳扶住，朱厄尔则将滚烫的糖汁注满罐子。“我没有不待见他们。我就是觉得不应该这样。我知道他们也是好意。”

“可是到底，他们来干了什么？”

“他们今早过来通知我，说他们礼拜六要来帮我打理烟草田。”

“然后呢？”

“然后，我说不想种烟草。”

“你不想吗？为什么呀？”

“咳，我想我是很蠢。农业经济，我懂什么？可是，朱厄尔，半个世界都在挨饿，我们坐拥这个星球上最为肥沃的一小块土地，却打算种毒品，而不是食物？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好伪善。结婚以来我天天都对科尔唠叨，劝他戒烟。”

“亲爱的，你幸好没让全世界的人都戒烟。反正他们也戒不了。”

“我知道。烟草是这儿唯一可以仰赖的作物，在谷底种个五英亩就能养活一家人。在我们这个县，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都是极陡的山坡，没法开垦。我明白为什么这三个州的每个人都想种烟草。但我也很清楚谷底的土地总有一天会不行。”

“他们被困在这里。”

“他们都会被困在这里。”

朱厄尔在瓶瓶罐罐间停住手，用长柄汤勺指向后窗，那扇窗子正好面朝着苦溪流淌而去的那座大山。“你如今拥有了那片林地的木材。”

卢萨摇了摇头。“我不能砍伐这山谷里的树木。”

“还是可以的。从这山谷往上走个半英里或再远一点，就是国家森林公园的范围了。我们以前一直以为那片树林是没有尽头的。”

“我不会砍倒那些树。我不在乎农场后头那片山上的木材是不是值几十万美元，反正我就是不会卖掉它们。那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的理由。”

“什么，树吗？”

“树，蛾子，狐狸，所有生长在那儿的大自然的造物。那里还有科尔度过的童年时光。和你们姐妹一起长大的时光。”

“是啊。我们几个中间，就数科尔最喜欢那些植物动物了。”

“科尔也喜欢吗？他总是显得——他生前总是表现得——全世界的树林和灌木都是他的头号大敌的样子。”

“那是种田。你也明白。做什么就要像什么。”

“对。我估计，要想把这里的农场经营好，是得种烟草。我只是希望自己能琢磨出一个解决困境的路子。”

朱厄尔微笑着。“你和科尔啊。他以前也常那么说。”

“说什么？”

“说他会是县里消灭烟草的第一人。”

“他什么时候说的？”

“哦，也许是十六岁吧。未来的美国农夫和高中还乡明星，多么酷的身份组合。我跟你说，他太在意自己的形象，所以觉得不能抽烟，也不应该因循守旧种植烟草。他想要一鸣惊人。他种了一年红椒，又种了一年黄瓜，再种了一年土豆。”

“不会吧。他从没对我说过。”

“那我就来告诉你。他在谷底种老爸的田。每年不管种什么，都没成功，他的傲气也就越磨越少了。那三年，他长大了不少，从梦想家变成了农夫。不再做白日梦，也就抽起了烟。”

卢萨摇了摇头。“我实在想象不出。我知道科尔很有冲劲，但还是难以想象他会那么——怎么说呢？爱幻想。”她笑了起来，“而且，我一直以为他天生是个老烟枪。就像一条上了钩的鱼，无法自拔。”

“不是的。记得为妈妈守灵期间，我看到他和别人一起抽烟，简直惊呆了。他就是在妈妈去世那一阵回到正轨上来的。就在第二年，爸爸清理了谷仓，写下了把农场留给科尔的遗嘱，然后也死了。看来他是相信科尔总算成为一个男人了吧。折腾过红椒、黄瓜和土豆之后，不管什么事，他应该都能对付得过来。”

除了那根穿透他胸腔的操纵杆，卢萨阴郁地想着，同时意识到自怜就像条讨嫌的狗，能将鼻子伸到任何对话中。她费了很大力气才能短暂地把科尔赶出她的思绪，但还是有人会说：“我没想过要提起……”

“种土豆有什么问题吗？”卢萨逼着自己问道，“这种作物看起来肯定不会出错啊。利润高，方便运输，收成也好。”

“这事真是滑稽透顶。他们说要是诺克斯维尔的薯条厂商能收购他的土豆，他就能赚钱。他把土豆送过去，却没人要。他们更喜欢爱达荷的土豆。这儿的土豆糖分太多。没法切平整，边上会烤焦。”

“糖分太多？”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谷底的土壤太肥沃了。我的意思是，土豆是很好，只是不适合市场。”

“朱厄尔，看来我的生活是这样一首乡村民谣：‘屋顶旧得快要塌，田地陡得没法垦，谷底却产了太多糖。’”

“省省吧！”朱厄尔把洗碗布朝卢萨扔去，吓了她一跳，“快去把这一堆乱七八糟弄干净。你不想饿肚子吧，洛蕾塔·琳恩[2]。”

朱厄尔把需要清洗的锅碗瓢盆摞了起来，搬到水槽边。卢萨将手伸进热得发烫的肥皂水里，感觉到皮肤一阵刺痛。这刺痛感就像一种惩罚，能将她胸中的伤痛清理殆尽。雨又下大了，打在马口铁屋顶上，于静谧中如鼓槌敲击，演奏着一曲兰多夫斯基爷爷的旋律。昨天是她的结婚纪念日，一整天都没有人提起，但雨声淅沥的夜晚，爷爷却用他的单簧管为她吹奏着犹太音乐——她从没举办过犹太婚礼。她和科尔在列克星敦的摩根猎苑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户外婚礼，以避免宗教上的纠葛。对科尔来说，这样的婚礼没有任何问题。他不像几个姐姐那样拘泥于教会的礼仪。

“朱厄尔，我想告诉你这个。让我说出来。我爱我的丈夫。”

“那肯定。”

卢萨在脑海中勾勒出谷底的农田，那时候，他刚刚拥有这块土地：清风吹拂着树叶如起伏的海浪，成熟的红椒颤颤悠悠，一个年轻人穿过田间，仿佛步入一泓湖水。十九岁的科尔。她从未遇见过。

“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去尝试我们想走的路。你们到现在还都认为我不了解他，但不管是以前的他，还是现在的他，我都了解。我们会说很多话，他告诉我许多事。他死去的前几天还告诉了我一些事，令人惊叹。”

朱厄尔抬起头。“什么事？我可以问吗？”

卢萨双臂抱于胸前，屏息凝神，回想着越过田野飘来的忍冬的芬芳。像蛾子一样，我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她望向朱厄尔。“对不起，这事对你而言没什么意义。而且，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好吧。”朱厄尔说着，转过身去。她很失望，卢萨能看出来。现在，她肯定觉得卢萨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是她弟弟的一部分，能让他起死回生。

“真没什么事。对不起，朱厄尔，真的，而且现在也都变得无所谓了。那只能说明我和他曾是心有灵犀的。就像你和谢尔刚开始那时候。尽管现在每个人都中伤我们，说这结局多不好，说我们的关系一直走下坡路。”

朱厄尔把海绵换到另一只手上，细细打量着卢萨。“没有人说你不爱他。”

“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在这么说。”她能感受到朱厄尔细究的目光，但她没有办法抬起头来。她朝水槽转过身去，朝那只熬制过果酱的黏糊糊的锅子俯下身去，用力地擦拭着，强忍着不致痛哭失声。她的整个身子紧绷着。

“天哪，亲爱的。到底什么事？”

“比如，说我要改回娘家姓那件事。我的丈夫在墓中尸身未寒，我就已经冲到法院，要求从你家农场的地契上除去他的姓氏？真是太扯了。这谎言也太卑鄙了吧，到底是谁捏造的？”

朱厄尔犹豫起来。“洛伊丝看到了你在殡仪馆文件上的签名。”

瞎嚷嚷的洛伊丝，她心头发恨。她可以想象出那张永远耷拉着的马脸，永远在担心有人要夺走她的那一杯羹。“我的名字没有变过，和科尔结婚之前、婚姻存续期间以及在此之后，我的名字都不会变。我叫卢萨·马卢夫·兰多夫斯基。我妈妈是巴勒斯坦人，我爸爸是波兰犹太人。我来这儿之前，从来就没想过我要为这个名字感到害臊。我自打出生，就叫这名字。你们家却从来没有人用这个名字称呼我。你不是也说这里人闭口不谈某些事，就像它们不存在一样？你不是也认为他们就这样让谢尔销声匿迹了吗？家里人从来不在乎你他妈的到底叫什么名字，你倒是住在这样的家里试试看！”

她和朱厄尔大眼瞪小眼，都惊得目瞪口呆。

“没有人是故意要伤害你的，亲爱的。这儿的人一般都会用丈夫的姓氏。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乡下人，乡下人有乡下人的本分。”

“我根本就没有接受这类所谓的本分或常规，真的。天哪，朱厄尔，你们居然真的全都会相信，我冠了他的姓氏，等他死后一个礼拜，就把那姓氏给扔了？我是个投机分子，除去你家的姓氏，偷走你家的土地，你们是这么看我的？”

朱厄尔用手捂着嘴，泪水涌上双眼。她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卢萨冲着这个腼腆的女人又喊又叫，而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是她在这个家或是这整个县里最亲近的人。朱厄尔摇了摇头，向卢萨伸出双臂，卢萨笨拙地、一步一步投入她的怀抱。朱厄尔的身躯骨瘦如柴，好似她围裙下罩着的一只小鸟，轻飘飘、毛茸茸的，带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她们相拥了一会儿，缓缓地前后摇晃着。“别在意我说的话，”卢萨说，“我失去了理智。这里有幽灵。厨房里就有一个，专门挑拨人吵架。”

她的目光越过朱厄尔的肩膀，顺着门厅直直穿过前门上古老的波纹图案的玻璃，望向外面，院子和前面的草坪。这雨永远不会停的，她心想。她能看见新一轮暴风雨来临的起手式：谷仓边的鹅掌楸的叶片颤抖着打着旋，像是正被无数把斧头劈砍，仿佛挂了满枝的纸风车。树下，洛厄尔和克丽丝特尔的衣服都已湿透，色泽深暗。他们正绕着谷仓奔跑，又笑又蹦，好似两匹若隐若现的马儿，穿越无休无止的大雨，绕圈疾奔。时间对他们来说，似已停止，或者尚未开始。

[1]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家庭类情景喜剧《留给比弗》（Leave It to Beaver）中的主人公，是个在家中、学校，乃至整个社区不断闯祸、不断陷入麻烦的小男孩。

[2]洛蕾塔·琳恩（1934- ），美国乡村歌手。

9 老栗树

加尼特站在那儿，欣赏着他的谷仓侧墙。栗木壁板未曾上漆，已这样暴露在空气中逾一个世纪，剥蚀成斑斑点点的灰色，只是间或有一条条橙色与青柠色的苔藓纹路点缀，那是顺着镀锌的马口铁屋顶流下的雨水在壁板上形成的修长垂直的潮湿纹路，为这灰败的老木板增色不少。

他总是为这些老栗树的精魂困扰不已，因它们灭绝之后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无边空虚而倍受折磨。所以，加尼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在对这些栗木板的凝视中，就像是去墓地陪伴死去的亲人。他会花几分钟向栗树致敬，赞美它的色彩、树皮颗粒，以及它无须使用加压处理或杀虫剂就能岿然挺立数十年之久的神奇能力。竟然没有人知道这些，实在不知是为什么。世间根本没有其他树木可与之媲美。仅凭上帝创造出了美洲栗树让地球变得更加优美，人类就得好好感谢主。美洲栗树有着宽大的树冠，能结出丰硕的栗子，予人遮阳避雨的树荫，留下经久耐用的木材。加尼特还记得，这里曾经遍山长满栗树。每当春季，山顶便繁茂厚实起来，到了鲜花开满华盖的季节，远远看去犹如皑皑雪峰。冬季，各家各户就靠储在根菜地窖里一麻袋一麻袋的栗子，用栗子喂肥的猪制成的火腿，以及卖掉栗子的收入过冬。那些售出的栗子会装满一节节火车皮运往费城和纽约。住在城里的人，不论国籍、民族，不论宗教信仰，总会在街角路边贩卖甜香阵阵的烤栗子。他觉得城市就是五方杂处之地，人们在不知从何处收购来的炭块上烤着不知从何处运来的栗子。加尼特总觉得自己家祖上就是卖栗子的小贩。沃克家的先祖用栗树原木搭建了自己的木屋，后来生了几个儿子，建了锯木厂，将栗树原木锯开、刨平制成木板，用来造房子和谷仓，直至终于建起了一个帝国。正是靠着沃克锯木场销售的木材，他祖父才得以买下地皮，有了将之取名为西布伦山的底气。刚开始时一穷二白，但凭借做生意的头脑和勤奋有力的双手，沃克家在美洲栗树遮风挡雨的荫庇之下活得很是滋润。直到一九〇四年，灾难逐渐揭开它的封印，降下了栗树枯萎病。上帝赐予的，也会拿走。

家道中落，并不是加尼特的问题。一九五〇年，最后一批栗树也罹病死去，地皮被卖，他祖父昔日巨大的产业日益缩水，唯留下谷底的一小块土地，供他这个学校老师勉强糊口。做一个老师，加尼特并不介意；嫁给一个老师，艾伦当然也不介意。他没有坐拥帝国的野心，也并不反感必须与人为邻的状况（除了一个人）。但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梦想——保存栗树，使之重新矗立于美国大地上——乃是上帝的授意，如此，便可使他的家族历史获得完美的对称。十二年前，加尼特从西布伦县的学校系统退休后，发觉自己还十分幸运地拥有以下这些东西：一座有三块坡田的农场，但没牲口；丰富的农作物栽培知识；少量美洲栗树的种子；以及获得大量成年板栗树的机会——枯萎病肆虐过后，当地人就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栽种这种栗树了。板栗树的栗子并不能令人满意，当然，这种树的树高树形全然不及美洲栗树那般优雅，木材的品质也无法恭维，但事实证明板栗树完全对枯萎病免疫。次等的树种因神意的眷顾而幸免，就像诺亚方舟上的低等动物。加尼特心里很清楚，在自己慢慢走向天堂的过程中，还要花尽可能多的年头尝试推进美洲栗树与板栗树的杂交和回交工作。他工作起来铆足了劲，他总觉得那些大树的精魂萦绕不去，这状况已持续了近十年。要是能活得足够久，他会培植出一种拥有美洲栗树全部原初基因特质的树，除了一项：它得从板栗树亲本中获取抵御枯萎病的能力。就叫它沃克美洲栗。这种树的树苗将通过邮购的方式得以销售和推广。如此一来，横贯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至肯塔基的群山，纵起阿迪朗达克山脉直至密西西比西部的密林，都将遍布沃克美洲栗树，并欣欣向荣起来。他父亲青年时代见过的那些风景将重回人间。

耳边传来一阵不容忽视的嗡鸣声，加尼特扭头向上看去，却因动作太快引起一阵眩晕，使他差点一屁股坐到草地上。那是一层密密的日本丽金龟，像豌豆浓汤表面凝得厚厚的汤皮，可现在才刚刚六月。他注意到他的康科德葡萄正逐渐变成棕锈色。他一直喜欢欣赏这株葡萄藤懒洋洋攀缘而上的样子，葡萄叶如女子的手掌施施然垂下，在老谷仓古旧的板条侧壁上爬满一片葱茏。从这个距离看去，整株葡萄树像是覆着一层棕色的灰尘，但他知道那其实是叶片被啃噬剩下的棕色脉络。这是过去他时常向农艺学的学生指出的知识点，是日本丽金龟虫害的典型症状。他在今天要买的用品清单上又添了一件：马拉硫磷。西维因杀虫剂并不足以将之除灭。要不然，就得指望这场雨将它们全都冲走。

他朝罗利家瞥了一眼，那里才是虫害的滥觞地。沿着界篱，她又新起了几个灌木枯枝堆，这就是故意激怒他。她将这玩意儿称为“堆肥”，声称枯枝堆内发酵产生的生物热达到一定温度，就能杀灭丽金龟的幼虫和野草种子，但他不信这一套。任何一个生活在西布伦县，奉节俭、勤劳为圭臬的正派农夫都知道，果园里多余的枝条要放火烧掉才对。但她一直忙着捕虫子和搞伏都术[1]，所以没法按照惯常的方式来清理她那些果树的垃圾。还堆肥呢，叫“懒虫”才对。“懒货成堆”。

这礼拜早些时候，他还曾隔着界篱试图和她沟通：“日本丽金龟的源头应该就在你的烂枝堆里，罗利小姐。”

她的回答是：“沃克先生，日本丽金龟的源头在日本。”

没法沟通。干吗要试呢？

他注意到，她那辆寒碜的外国旧卡车没停在往常的泊车处——丁香树篱和白色板壁房之间空荡荡的。他心想，礼拜五的早上，她究竟会去哪儿呢？每逢礼拜六上午，她会带着自己的农产品去阿米什人[2]的集市，礼拜一去克罗格连锁超市。（据奥达·布莱克说，布莱克的铺子已无法满足她的需求，奥达曾看见南妮去克罗格超市买酱油。）近来，逢礼拜二的下午，她也会外出，但目的他还没弄明白。礼拜天，她会去唯一神教派[3]集会的地方，加尼特不愿称那地方为教堂。不过那儿正好是她的天地，他脑中浮现出这样一番景象：一群穿着宽松休闲裤的女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高声地聊着不敬神的话题。进化，先验论，反正就是这类话题。谢天谢地，这种事至少还在富兰克林县那头，那儿有所大学，他们在那儿专门研究这类主题。这种现象那儿更为普遍，按照加尼特的看法，这种道德败坏的情势正沿一条向东的路线稳步扩展，一直绵延到华盛顿特区。奥达·布莱克的看法是，唯一神教派的女人抵制正经八百地穿上内衣，喜涉巫术。奥达很快又说，她并没有站在评判的立场上（尽管她宽大的身躯想站哪儿就站哪儿，没人敢有意见，除了地板）。她先是从有亲身经历的人那里打听了些消息，之后，两个女大学生逛入她的铺子，从冰柜里拿苏打水的时候，旁若无人地大声聊着巫术。奥达说她们的肉在T恤底下一晃一晃的，像是从罐子里掏出的果冻。

那就是你眼前的富兰克林县。那大学让女人入学，这就是报应。

加尼特走上自家门廊，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他已经忙活好几天了。就拿今天上午来说，给栗花人工授粉，然后套袋，便足足忙了五个小时。六月是他最忙的月份。今天的太阳幽闭了好长时间，终于才现了身。加尼特提早起了床，来到他的杂种实生苗[4]育秧田里，以弥补失去的时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院子里的草坪已长得太高，溪岸边的野草更是疯长如蓬，但他打算推迟打理草坪和除灭野草的计划，放到午后再干。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他要去镇上散散心。他倒不是真有心要去兜风或闲逛，只是得去买点东西：布莱克的铺子、蒂克的汽修厂、利特尔兄弟五金店。他打开那张纸，纸上罗列着要购买的用具：

1. 钢锯条

（上次锯滑丝的螺钉时，就发现锯条钝了。）

2. 黑色塑料布，铺在树行间用于护根覆盖

3. 手电电池，AA型号（四节）

4. 三个PVC管件，L形，1/2英寸（灌溉管裂了）

5. 给杂交树种做标记用的记号笔

（提起这东西，他就恨得牙痒痒。他很清楚谷仓里还有几支记号笔，昨天却徒劳地找了近一个小时。他怀疑是被人拿了。也许是邻居家的孩子，也许是土拨鼠干的。）

6. 除草剂，一加仑浓缩液！！

对于购买清单上最后这样东西，他的怨念可说是无穷无尽，通过着重强调和其后的感叹号只可略略表现其怨愤之万一。这事再也不能耽搁了。每次去买面包、卡夫奇妙酱和博洛尼亚香肠，他都得面对奥达·布莱克。他心里很清楚，在这个山下的杂货铺里，他们肯定都在背后添油加醋地说他坏话。“全县最差劲的临街田地的主人来了。”很有可能，一俟他的卡车停在铺子前面，奥达就忙不迭地从前窗旁的扶手椅上站起来，拖着两只肥胀胀的脚丫子往柜台走去，一边咯咯笑一边喊道：“全都别出声，嘘！商陆杂草先生来了。”好吧，他真该亲自动手给自家田头喷洒除草剂。现在倒好，野蔷薇很快就要泛滥成灾，最好能扎得那些鳄龟哭爹叫娘。现在想起这事，他依旧尴尬得脸红。至少奥达应该还没听说过鳄龟这档子事。

他又在清单上添了马拉硫磷。（杀灭日本丽金龟！！）然后他便重新将纸折好，放入衬衫口袋，进了屋。转念想到可以去平基饭馆吃饭，他又觉得宽慰起来。经过门厅时，他停了下来，那儿有一堆昨天拿回来之后就忘掉了的邮件，于是他翻检起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单，连账单都没有一封。他把这堆邮件扔进垃圾桶，关上了厨房那扇朝西的窗子，以免午后他不在家时，热浪侵袭，把整个房子弄得热烘烘的。买完东西后，他会去平基饭馆点一份鱼肉特色餐，每个礼拜五下午都会推出这道特餐：炸鲶鱼配上黄金玉米饼和卷心菜沙拉，一共5.99美元。由于平基饭馆将这道特色餐安排在礼拜五，加尼特想它或许是专为天主教徒而设，但饭馆终究是生意场，成不了教堂。西布伦县的天主教徒寥寥可数。所以，只要有人来用餐，哪怕是条狗或是匹马，平基·普拉特尔也问都不会问就把他们的5.99美元塞进收银机。每个礼拜五去平基饭馆吃饭，已是加尼特雷打不动的习惯。事实上，偶尔有一两次，加尼特并未于礼拜五如约来吃这道鱼肉特餐，便立刻流言四起，说他健康状况堪忧。当他下个礼拜五出现在布莱克铺子或汽修厂时，大家便全都因他还活得好好的而目瞪口呆。

随他去吧。再温驯的母马也会踩到野兔，他父亲以前常这么说。平基饭馆是加尼特唯一的奢侈爱好，他喜欢心里怀着这样一个盼头。自从妻子过世后，他就没在意好好吃饭这事儿。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他早已习惯拿冷肉三明治当晚餐，对餐桌上孤零零的一块餐垫也已见怪不怪，可他一直都没学会做菜。像黄金玉米饼这东西自然更不会做了。黄金玉米饼要怎么做，里面到底该塞什么馅料？当然不会塞黄金。尽管不愿承认，但加尼特老早就已知道，上帝的世界和大部分日常生活充满了神秘，唯有女人才参得透。

出门前，先得换件衬衫。在田里忙活了一上午，衬衫早被汗水浸透了。他关上浴室门（即便整栋房子里只有他自己，亦无客人来访），脱下衬衫，瞥都没瞥浴室镜子一眼。他用一块毛巾将身子擦洗了一番，便走到卧室里的五斗柜前，找出最后一件干净的汗衫（明天才是洗衣日），再走到大衣橱跟前，从衣架上取下一件休闲衬衫。（衬衫已微微散发出一股平基饭馆鱼肉特餐的气味；他得记着明天把这衣服给洗了，就算不得不再度起用那只讨厌的熨斗。他一直都没学会如何像艾伦那样让熨斗喷出蒸汽。）直到他扣好领扣，将下摆掖进腰带，才允许自己朝艾伦的穿衣镜瞥了一眼。其实他赤裸的胸脯并没什么不对劲，微塌的肋骨和心口一撮怪异的白毛对于一个老头子而言也属正常。但谦逊是加尼特的习惯。他已做了八年鳏夫，每天与上帝形影不离。这身躯已不再有人会留意。他再也无缘肌肤之亲——若此事也称得上是一种悲伤，那他会觉得，同老年人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点的悲哀相比，那只不过是流入一片广阔湖泊的涓涓细流而已。

他拿起钥匙串，数了数钱包里的现金，出门时锁上了厨房门。他偷偷朝南妮家看了一眼，吃惊地注意到她家屋顶上有一大块状似奶牛的暗影。他稍稍往前凑近，透过双光眼镜片的上端眯眼望去。屋顶上缺了块绿色瓦板。肯定是上次那场暴风把它给刮跑了。最近连日大雨，屋里想必已是一团糟。这屋顶修补起来也很麻烦。比麻烦更糟糕的是：那些手工裁切的老式瓦板，如今根本找不到了。要是她不想让屋里乱成一锅粥，就得重做整片屋顶。他摸了摸嘴角，尽力忍住不对邻居家的倒霉事幸灾乐祸。她并不知道加尼特家的车库里堆着许多这种绿色瓦板。当初为了盖房子，加尼特的父亲和罗利老头一起买了这批瓦板，各自分摊使用。起初，两家房子的板壁一模一样，铲形的瓦板铺设也如出一辙。上世纪六十年代，加尼特便换成了石棉板这种新材料。加尼特的父亲与罗利老头的交情很好，甚而将五十五英亩的果园土地卖给他，只换来一块还算不错的建房地皮。这样就使罗利家离得够近，近得随手扔块石头就能砸到。（虽然没人有这种迫切需要，直到加尼特和南妮较上劲。）房子朴素、整洁、小巧，斜脊和山墙那一面朝着马路。老罗利把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栽的都是绝佳的品种。可所有人都能看得出，只有这个女儿能继承他的衣钵，因为他没儿子。这桩麻烦，加尼特的父亲本该能嗅到端倪。五十年代时，他女儿还在外上学，不在家住。不等人回过神来的工夫，她就已经回了家乡，成天穿着些花里胡哨的衣服大摇大摆地到处转悠，还带着个智障的私生女，且下定决心不用任何化学制剂来栽种苹果，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挑衅大自然法则。加尼特叹了口气，再次原谅了父亲。这不是什么预谋犯罪，充其量只能算缺乏眼光。

作为一份没落家产的继承人，加尼特这辈子对事情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深究。南妮·罗利是个例外。她闯进他的生活，那么碍手碍脚，他怎么可能不注意到她，琢磨她、探究她这怪咖到底想搞出什么事情？加尼特从前无视她，觉得她只是个孩子。（她也就是个小孩子吧，比他大概小个十岁。）后来她离开家乡许多年，他也没法认识变成了大姑娘的她。他妻子在世的时候，他没怎么把她放在眼里。（艾伦有段时间还爱跟她聊聊天，后来便因看法相左而作罢。）但现如今，单单在他这八年的鳏居岁月里，他却不得不在古稀之年忍受她这个变本加厉的扫把星。为什么？是什么使南妮敢于在上帝、在人类面前，有时就是在加尼特的领地内为所欲为？他觉得，或许多年前出生的那个残障女儿与她对化学制剂的恐惧之间有些关联。那孩子刚生下来时已有些征兆，比如表现出唐氏儿的一些特征之类。南妮给她起名为蕾切尔·卡森·罗利，取自那个对DDT大喊狼来了的女科学家[5]。如今回首往事，南妮生活中的每一个转变似乎都由那孩子的出生引发。这女人很有可能也正常过。是那孩子让她越来越离谱。

她此刻会在哪儿呢，在这个礼拜五？她礼拜五从不出门。他藏身木槿花丛之后，审视着她家后院，以确认卡车真的没有停在那儿。有时候，如果需要卸货，她就会把车停到后院。上周，她把车停进了谷仓，在货箱上高高地摞起一箱箱苹果。但今天丝毫不见她的踪影。

他爬入自己的卡车，那是辆一九八六年产的福特皮卡。他顺利地启动了车子（上周刚清理过火花塞，调整了电极间的距离），小心翼翼地驶上了6号公路，刻意忍住不看路边他家那块难看的田头。这就快了，快开过去了！他要多买点2,4-D和农达除草剂，用于喷洒他的育秧田。他今年忘记向那家公司批量订购这些农药了，之前每年都会订。他开得很稳，遇到弯道时，他都会不慌不忙地放慢速度。加尼特很清楚自己的视力已大不如前，他可不会瞎逞强地去回避这一点。不过，自从一条南下通往国王谷的州际公路建成通车后，6号公路上的往来车辆已很稀少。在这条路附近做生意的人，应该都能认出加尼特的卡车。他们都知道要躲着点他的车。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可不是因为他眼瞎。他只是在判断距离上有点困难。出过几次小事故。

他准备先去利特尔兄弟五金店。然后绕个圈去加油站，给油箱加满油，用压缩空气管清理一下空滤。每个礼拜五他都会做这两件事。今天还得给家里的拖拉机买五加仑柴油，因为很快就需要耕地了。在平基饭馆吃完晚饭后，他会在回家途中去布莱克的铺子转转。没错，布莱克铺子是最后一站。天气这么热，要防止买来的东西被卡车内的温度烘得发生质变，牛奶发酵结成凝乳，鸡蛋受热孵出小鸡。

他刚刚经过了位于6号公路和蛋溪路交叉口的布莱克铺子，倒是没见奥达隔着玻璃窗向他挥手。每次加尼特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总会感觉那些潜伏于路边沟坎的往昔岁月如一幕幕影像般浮现，那些画面较之眼前的气味景色更为真实。一根野生葡萄藤攀上了他母亲栽的金钟柏，缠覆住了整个圆圆的树冠，好似一顶闪亮的绿皮猎帽。一只欢实的土拨鼠在他们家的谷仓下面待了整整一季。它的毛色如麦穗般金黄，拖着一条黑尾巴，头顶也有一撮黑黑的毛。在父亲发现这小家伙之前，孩子们老早就知道了。毕竟，除了跟这只欢实的土拨鼠躲猫猫之外，孩子还能干什么呢？父亲起初根本就不信，直到夏天快结束时他亲眼见到了这只土拨鼠，这才让它变得真实起来。后来他还顺口告诉了邻居。他这么做的时候，孩子们颇感自豪，就好像他们自己也变得真实起来。加尼特行驶在6号公路上，却仿佛嗅到了另一个时代的气息——那是一个更通透的时代，在他看来，那时的色彩与声音更为分明，一事一物也都在各自该在的位置。那年头，有时在午后的田间，还能听到山齿鹑雄鸟悠悠唱出自己的名字。山齿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再也听不见它们隔空相呼了？加尼特曾从推广服务中心的刊物上了解到，羊茅草是罪魁祸首。人们栽种这种普普通通的羊茅草，是为了当饲草用。可羊茅草生长得太密实了，山齿鹑尚未学飞的雏儿无法在其中穿行。加尼特记得那时候羊茅草还属于新鲜事物，为了鼓励农夫们弃置本地草种，改植这种来自欧洲或某神奇地域的草种，政府还曾给予补贴。（他们还曾把葛藤当作绝佳的草种——真是蠢到家了！[6]）如今，羊茅草无处不在，恐怕除了加尼特，已没人还会记得曾在本地自然生长起来的疏丛饲草——比如须芒草之类。想必对这里的动物而言，周围的世界破土而生，渐渐长成另一副彻头彻尾的新面貌，完全不似它们世代生息的环境，也着实怪得离谱吧。那些迷失在饲草密林里的山齿鹑幼鸟实在叫人悲伤。但人又怎么离得开饲草呢。

现在他已行至格兰迪的饵料铺子前了——不是回忆而是现实。铺子门前的牌子上是手写的到货及价格：蜥蜴，1美元10只。这让他心中略感不安，西布伦县的人显然没搞明白火蜥蜴到底是什么动物，也不会以正确的名字来称呼它。让他更为不安的是，南妮·罗利每个月必定至少一次来这铺子，将水族箱里的“蜥蜴”悉数买走，再于自家果园后的蛋溪溪畔全部放生。所有人都知道她在这么干。男孩子们下网捕捞，再按每条一美分卖给丹尼斯·格兰迪。他们一路上笑个不停，因为大家都清楚大多数火蜥蜴会再次被南妮·罗利放生。可大家为什么还要如此欢乐地忍受她呢？她声称西布伦有十到十五种火蜥蜴已属濒危物种，还说她这是在为拯救环境尽匹夫之责。她这是想说什么呢——难道谁要用了火蜥蜴去钓大鱼，就成了上帝的敌人了不成？

加尼特很想跟她谈谈何为上帝的旨意。地球上的生灵总会生生灭灭，死亡时有发生。如果像她说的那样，我们人类只不过是众多兄弟姐妹，即动物中的一个物种，那这些事情便远非我们所能掌控。反之，如果我们与动物并不平等，我们注定是它们的主子，是伊甸园的守护者，就像《圣经》上说的那样，那么“蜥蜴”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人用它们去钓大鱼。而事情就该是这样。她不可能把上述两种情况都推翻。对加尼特而言，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可每次被她言简意赅、斩钉截铁地当面反驳时，他的逻辑总会退缩。他确实也琢磨过一两次，要不要给她写一封信阐明这道理。

他驾车经过五旬节派[7]的教堂，那儿的停车场上蹿出一丛细细高高的紫茎泽兰。啊哈！这帮人忙着说方言和扔婴儿，连走出教堂给停车场除草的时间都没有。加尼特微笑起来，觉得自己完全恰当地理解了上帝之言肯定了什么，否定了什么。后来，当他驾着卡车驶上枫树街时，心底又隐隐泛起负疚感。他应该告诉罗利小姐自己车库里存有那些瓦板的事。她要是最起码能讲点道理该有多好。

他驶过了河堤，经过了埃索加油站。现在到镇上了。他从莱斯·普拉特身边驶过，他以前教高中数学，加尼特则教农学。他挥了挥手，但莱斯正瞧着路的另一边，没看见。他从丹尼斯·格兰迪的老婆孩子身边驶过，他们不算脏，但看上去总有些不干不净的。

还从南妮·罗利身边驶过了！至少，那就是她的卡车。老天啊，发发慈悲吧，难得开开心心地来一趟镇上，就不能离她远点吗？这女人就像苍耳子一样执拗，像毒藤引起的皮疹一样麻烦。

他放慢车速，仔细瞧了瞧。还真是她的车，就停在浸信会教堂的场院里，每逢礼拜六，那儿也是阿米什人举办农贸市集的地方。但今天是礼拜五啊。还真是他们，阿米什人的孩子都穿着一本正经的黑裙子和黑裤子，卖农产品的时候彬彬有礼。他没见到南妮。待会儿他开着卡车从街那头绕回来时，再好好看看。

难道如今阿米什人太多，所以不仅得在礼拜六开办市集，还要加上礼拜五？这是一帮特别勤奋、特有干劲的家伙，他知道的就这么多。他们在河对岸搭建了一长溜农舍，去年他就注意到了。县里其他农夫都把自家的饲草田出售给地产商用于建房，纷纷去工厂里找工作，这些阿米什人怎么就能把自己的农务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呢？阿米什人不会贷款去买化学制剂或农机设备，因而也不用背一身债，他们在这一点占了便宜，太不公平了，加尼特就是这么认为的。哎呀！他没看见停车信号，赶紧猛踩刹车，太悬了，还好没事——那辆车避开了他。他曾费了好长时间琢磨河边那些农舍，车子是没法开过去的，人也只能走吊桥。那吊桥又窄又长，下面铺以木板，两侧就直接用缆绳当扶手。每天通过那个隘口，恐怕都得鼓足勇气。他曾经疑惑那样的农舍，该怎么把男人要看的电视和女人要用的冰箱运进去，甚或该怎么把拖拉机开过去呢。后来，莱斯·普拉特告诉了他答案，就一个词儿：阿米什。

他绕过街角，又朝阿米什人的市集看了一眼。不禁有种想停下来的冲动。他以前几乎每个礼拜六都会趁着南妮·罗利还没现身来这儿逛逛。她多半是来卖苹果的，要是像现在这样时节还早的话，就会卖些苹果花蜜、罗勒香草或其他随便什么东西。看来，并不是只有阿米什人才能摆摊；他们会和南妮以及县北来的一小群农夫共享一个市集。唯一的准则是，只能卖有机蔬果。阿米什人不使用任何有毒制剂，如果这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那加尼特也完全能接受。但南妮出现在他们中间，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有她参与，就是跟他过不去。因为这就不再事关宗教，而变成了有机，大写的有机，那种表面温和平静实则自命清高的派头让人看了就生气。所以！礼拜六早上就别停下来买什么新鲜美味的馅饼了，别再跑到这些天真无邪的年轻人码得整整齐齐的蔬菜、果酱和兔子的货堆中间转来转去了。他随即便悲哀地意识到，自己还是挺想念他们的，心头忽觉一阵悸痛。每当想起儿子小时候那天真无邪的脸蛋儿，想起小家伙光着脚丫、举着钓鱼竿的模样，那时他尚未犯下严重的错误，他的心头就会涌起同样的悸痛。加尼特没听清阿米什人的孩子给他找零时数钱的方言，那口音似乎有点外国腔。他偷偷地瞄了眼那孩子的双脚，脚上长了厚厚的茧子，因为他们整个夏天都不穿鞋子。他知道阿米什人从不送孩子去上学，说实话，他并不赞同这种所谓虔诚的质朴（说白了就是落后嘛）。可是，看着这些男孩女孩，他又心生怜意。他实在不明白阿米什人为什么要让孩子来镇上卖菜。难道大人们得去镇上其他地方采买一些零零碎碎的必需品？（应该就是耙子、煤油之类的东西吧，他心想。）难道他们觉得孩子能更好地替他们代言？难道只是为了惹人同情？这似乎与他们离群索居的癖好相悖，加尼特心想。让这些孩子来到镇上，他们就会看到一个个别的家庭从旅行车里钻出，看到别的孩子玩着收音机或其他各种电子玩意儿，而孩子妈妈则在旁边漫不经心地为他们切西瓜。然而这些东西，阿米什孩子就算想要，也无从得到。

从市集往北继续行驶半个街区的距离，他减缓速度，将卡车停在了路边的停车区。他坐在车里待了一会儿，考虑有没有备选方案。他可以去买个馅饼。他们做的馅饼实在好吃。有苹果馅饼、樱桃馅饼和他们所说的开口糖馅饼。可南妮·罗利到底在哪儿啊？她的卡车在那儿，卡车前面还摆了张桌子堆满了她的那些东西，尚未到苹果收获季，都是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柠檬罗勒啦，薰衣草香袋啦，干花啦——这类东西，他觉得毫无用处，看着都替她难为情。她跑哪儿去了？

他决定，还是走到这个街区的尽头，去利特尔兄弟五金店买点东西。回来的路上要是那女人没出现，就买个馅饼。他要试着找一个男孩，他记得那孩子留着规规矩矩的娃娃头，养了一笼兔子。当时，他和那小家伙聊了会儿天，还告诉他该怎么养家禽。以斯拉，那男孩好像叫这名字。还是叫以西结？

加尼特踏上利特尔兄弟五金店的水泥台阶时，心情还是愉快又踏实的。但从那一刻起，情况就有些不妙了。刚跨过门槛就被丁克·利特尔叫住打招呼，他这才意识到清单忘带了。他用很夸张的动作拍了拍衬衫口袋，像是想要把它给拍出来，算是对丁克“今天要买啥？”这个意料中问题的回答。然后，他拍了拍另一只口袋。当然找不到，因为他换了衬衫。

“我稍微转转，丁克。”加尼特答道，觉得只要看到货架上的某样物品，就能立马重构那份清单。可看来看去，这儿的货品他一样都不需要。这铺子散发着霉味，天花板高耸，恍惚间更像个小阁楼，而不像是一家货栈：镀锌的铁桶歪七扭八地堆成高高一摞，拖把懒懒地斜靠在搁满地板蜡的货架上。一叠叠绿色的工作手套冲他支棱着，像一只只断掌。他踉踉跄跄地从侧边绕过折价割草机陈列区，脑袋撞到了上方的标牌。那标牌做得硕大，写着花花绿绿的标语，不用读都让他觉得头疼。（全系列全品牌割草机六月一律九折！公牛牌！绿机牌！鲷鱼牌！约翰迪尔牌！全线降价！）加尼特只觉得心头烦乱，都快站不起来了。他的视线落到过道尽头的一辆独轮手推车上，便抬脚向它走去，这样至少能离门和收银台远点。看不见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才能思考。

只要花点时间，他是能记起来的。对，除草剂！农达除草剂，一加仑浓缩液。他差点笑出声。全都想起来了：农达除草剂，马拉硫磷，树身上做标记用的记号笔——这玩意儿他本不用买的，谷仓里应该有。

“有没有听到它发出像是吱吱响，或是嗡嗡响的杂音？传动装置一旦坏了，你就能听到这声音。”兄弟中的一个正在柜台旁和顾客聊天。应该是大块头比格，或是马歇尔。丁克总是待在门口。

“让我说的话，还真没听见过。”顾客争辩道，“我才转过身，它就冲到山坡下去了。”

除草剂和马拉硫磷。刚迈过那堆镀锌桶，他就在过道当中的货架上看到了一瓶马拉硫磷。那是喷雾瓶款的，容量也不符合他的需求，但他仍然走过去抓起了瓶子，算是为自己打打气吧。此刻的他不过是个迷失于五金店里的老头子，又看不清货品上的那些小字，他得抓着点什么武装自己。那份清单上还有什么呢？

“再没有比这更大、更糟糕的割草机了。简直就是个怪物，我这话错不了。”顾客说。

“‘大块头’对大家伙还是很有研究的。”马歇尔说。

“你们这些小伙子根本就没听我说话。”那声音有点腼腆。

三兄弟立马大笑起来，但加尼特吓了一大跳。他认出了那个声音。老天哪，难道他真得像约伯那样受难吗？那人正是南妮·罗利。

加尼特站在过道尽头的独轮手推车旁，默默听着。十分钟前她不是还在街那头的阿米什市集卖那些花哨玩意儿吗，怎么又到这儿来了？难不成她是唯一神教派的巫婆，成天骑着柄扫帚在蛋叉镇嗖嗖乱飞吗？他往前凑了凑，看了看那堆镀锌铁桶周围的空当，想找一条逃生路径。他只要离开，赶回家，拿上清单，半小时后就能返回。之后还能有时间吃鱼肉晚餐。平基饭馆会一直营业到四点。

但这地方没法出去。柜台靠近前门，而她正好就在那儿，成为瞩目的焦点，同丁克、比格和马歇尔聊些荒唐无聊的话题。他差点都要捂耳朵了，那声音实在让他没法忍受。不过，此时此刻对懒散的利特尔兄弟来说，完全是开心一刻。他们笑起来就像一群鬣狗。

“不是鲷鱼！”一人嚷嚷道。

“就是鲷鱼。”她回答道，听上去既像生气，又像是好笑。

加尼特一屁股坐进独轮手推车里，双手抱着脑袋。真是不堪承受之重啊。这大大出乎他对南妮·罗利的意料，毕竟，她总说自己最正派，不会到处说人坏话。

“嚯，我还真得亲眼见见才会相信。”马歇尔说，乐得弯下了腰。

她怎么能这样对待加尼特，他可是她的好邻居啊？她怎么敢大庭广众之下拿鳄龟那件事笑话他？[8]再说，那件事完全就是她惹的乱子！

“都是她的错。”他轻声说。可声音太轻，别人根本听不见，再说，他还不伦不类地坐在独轮手推车里。“都是她的那些野草惹的乱子。”

他们在给她结账的时候，嘻嘻哈哈地简直像驴叫——给这笔该死的买卖记账需要三个人齐上阵吗？他们就像一帮小屁孩儿，都快把她捧成个选美皇后了，其实也就是个穿花裙子的碎嘴老巫婆。这整个镇子都被她下了咒了。现在，她又在问他们怎么拼合屋顶板！这折磨还有没有完啊？显然，她是存心想在那儿站一整天，调情调个没完。看着吧，一会儿平基饭馆也关门了，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加尼特准备直接从他们身边走过。只能这样了。忽然之间，他能做的只是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他安安稳稳地坐在家中厨房的桌子旁，悠悠闲闲地读着报上的新闻。那是他最最渴盼的状态。世上任何东西都可以不要，无论是爱还是恩惠，只要能坐在家里。他甚至连平基饭馆都不想去了。现在已经没有去那儿的意义了。吃什么不能填肚子？而且他现在胃口全无。

加尼特站起身，挺直背脊，朝门口走去，手里还抓着那瓶马拉硫磷喷雾，像是在为自己开路。他一言不发、高视阔步、气势凛然地经过柜台时，他们都转身盯着他。

“哎呀，是沃克先生！”她喊了起来。

开始要客套了，他心想。你们都被抓现行了，你这个唠叨婆，还有你那些聒噪碎嘴的同伙。祝你们被自己的罪行折磨得夜不能眠。他差点第二次撞上那块割草机六月打折的招牌，不过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赞美上帝——他缩了下脑袋。

他找到自己的卡车，驶过阿米什人的市集之后又过了两个街区，怦怦直跳的心才渐渐回归合适的节奏。他已经驶过了布莱克铺子，正行驶在6号公路往家赶的半道上，差不多到南妮·罗利的农舍前院了。这时，他突然想起她家的割草机是鲷鱼牌的。他还知道她那台从利特尔兄弟五金店买来的割草机老给她惹麻烦。鲷鱼牌。

他在自家车道上停好卡车，这才意识到自己顺手牵羊拿了这瓶马拉硫磷。

[1]伏都教为一种西非原始宗教，其宗教仪式中常涉及巫术。

[2]阿米什人是指聚居于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督教阿曼门诺派信徒，过着简朴的农耕生活，拒绝使用现代科技。

[3]唯一神教派是否认“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派别，强调上帝只有一位，并不像传统基督教相信上帝由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组成。

[4]实生苗即直接由种子繁殖的苗木。

[5]蕾切尔·卡森（1907-1964），美国作家、科学家和环境保护运动先驱。其代表作《寂静的春天》阐述了杀虫剂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使得DDT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使用。

[6]20世纪30年代，虫害与“大萧条”导致美国南部农田撂荒，进而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美国农业部耕地保护局便从日本引进并推广种植葛藤。这种豆科常绿植物耐寒耐旱，对土壤要求不高，生长迅速，且蛋白含量高。政府希望它能抑制水土流失，同时用作饲草和绿肥。但葛藤生长过于迅速，很快覆盖地面，攀附其他植物。一方面，被包裹的植物难以进行光合作用，在潮湿环境下腐烂；另一方面，葛藤发达的地下根系也夺走了其他植物的生长空间与土壤养分。是为美国历史上年均损失高达50亿美元的“葛灾”。葛藤也因此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物种”之一。

[7]也称圣灵降临派，因相信五旬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圣灵降临在耶稣门徒身上，由此相信礼拜时圣灵会降临于信徒身上而得名。获得灵恩的标志包括说方言（或称灵言）、会灵疗等等。

[8]鳄龟（snapping turtle）和鲷鱼（snapper）有一部分发音相近。

10 蛾之爱

燕子或打着旋，俯冲入谷仓，或从头顶筑在椽上的窠里向着门口飞扑而去，滑入亮紫色的暮色之中，低低的落日映衬着它们流线型屈曲的翅膀，闪闪发光。它们好似小型歼击机，任何不速之客都会使它们勃然大怒。疾如子弹的飞行，正是它们愤怒之情的表达。每天傍晚，卢萨都会进谷仓挤奶，每天傍晚，燕子也都会以此种方式回应她。就像有的人那样，她心想——见识虽短，野心却大。落日会将白天收获的所有一笔勾销，每天此刻，世界就开始重新聚集投入下一轮战斗的力量。

她一边挤奶，一边瞅着谷仓里的燕子循着椭圆形的轨道一圈又一圈地往外飞至波平如镜的池塘上方，思绪也渐行渐远、恍恍惚惚起来。池塘水面上浮着一些落叶，在夕阳余晖下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她突然跳起来，把奶牛吓了一跳。小里奇正站在门口，高高的个子竟已超过六英尺不少。

“嗨，里奇，还好吗？”

他慢腾腾地朝拴牛栏走来，她就坐在那儿的凳子上，挤着奶牛的乳头。牛圈就设在谷仓的地窖里，顶棚很低。小里奇的脑袋几乎顶到了椽子。

“还挺好的。”

“那就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里奇清了清嗓子。“也不错。爸爸叫我过来告诉你，礼拜六不种烟草了。我想他指的应该就是明天。”

“不种了？”她仰头看着他，“为什么不种？地全都干了。今天下午，我去谷底的烟草田里走了走，情况还不算太糟。其实，我在那儿就给他打过电话，想说明天应该没问题，可没人在家。我觉得雨是真停了。”

里奇的神情像是在说，去县里任何地方都行，就是别让他来这谷仓里和卢萨说话。他们家人都这样。“嗯，赫布姨父说小牛犊子让他忙不过来了。爸爸说你反正对种烟草也不怎么上心，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哦，明白了。我应该去谷底，为自己的自以为是向他们道歉，跪求他们来帮我种烟草。”她明白自己被惩罚了：种烟草本是他们的主意，现在反被用来和她杠上了。卢萨将气得有些发抖的双手搁在膝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突如其来的怒火使奶牛受了惊，眼下已挤不出奶了。现在她也没辙，只能听之任之。奶牛让她学会耐心。

里奇穿着牛仔外套，耸了耸肩，这是十几岁男孩才有的动作，以使自己与这业已成熟的体格相称。她不该将自己的想法说给这孩子听，她这才意识到这一点。他肯定会以为她这人就这么歇斯底里。怒发冲冠，科尔过去常这么说她。男孩略显紧张地注视着卢萨，从烟盒里抖出一根烟来点上。想了想，他又将烟盒向她递了过去，但她摇了摇头。

“不了，谢谢，我不抽烟。依我看，在这个县里不抽烟的人，还真不太像话。”

他捋了捋浓密的黑发。“我倒不觉得爸爸他们想让你跪求什么。”

“对。”她说，“我为刚才的气急败坏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算你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因为爸爸也没能从杰基·多达德那儿弄到农具。眼下估计整个县里都没有可供出借的农具，我是这么觉得的。”

“哦，好吧，就这么着吧。反正麻烦大了。”

她又转身去捏奶牛的乳房，轻轻地抚着捏着，使之易于挤出奶水。谷仓里一片静谧，唯有牛奶的细流有节奏地敲击金属桶的声音，以及从饱浸雨水的托梁上坠落的水滴形成的切分节奏音。屋顶渗漏的地方，其下的托梁都湿透了。每一次的滴水声都在提醒卢萨，还没筹到修屋顶的钱，现在也没法靠烟草挣钱了。

“漏了。”里奇边说，边抬头看去。

“修一下得花三千美元吧，我觉得。说不定还得更多，毕竟雨水都渗到烂掉的屋梁里了。”

“饲草都会淋坏的。”

“哦，那倒不用担心。今年夏天，我应该也没法收割饲草，所以谷仓里不会有饲草。打捆机坏了，拖拉机应该会被收回。我在想今年索性就让奶牛喝雪水算了。”

小里奇盯着她。他只有十七岁，块头已经很大了，可模样五官还是个孩子。她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对这孩子撒气，说些讽刺的话？他只是个信使。她这是在拿信使开刀。

“那个，”他说，“我很难过，科尔舅舅那事。”

“谢谢你。我也很难过。”她缓缓地吁了一口气，“现在连一个月都没到。就二十七天。却好像过了二十七年。”

他换了下姿势，靠在了支撑谷仓上层楼板的巨大的老栗木柱子上。楼上是挂烟草的地方。谷仓上层很开阔，像是大教堂。但楼下辟给动物的居所，却让人觉得舒服，谷物、粪便和牛奶混合成了一股甜蜜的气息。

“我和科尔舅舅以前常常去钓鱼。他没告诉过你吗？我们会一起翘课，去西布伦山上钓鳟鱼。嘿，山上真是漂亮。树木都好大，根本看不到树顶。”

“你们俩一起翘课？”卢萨琢磨着这句话，“你上一二年级的时候，科尔还在读高中。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他是你的朋友。就像个大哥哥。”

“对。”里奇朝下四处看着，想找地方弹烟灰，“他总是告诉我很多事情。怎么和女孩子说话之类的。”

卢萨举起手掌根捂住眼睛，转过身，没料到自己竟会忍不住当着里奇的面哭鼻子。“对。这种事，他很懂。”

奶牛哞哞叫唤起来，在回荡着滴水声的静谧中提出了小小的抗议。隔壁厩栏里的小牛犊听到母亲的叫唤，立刻发出号哭的声音，就好像刚意识到竟然有人抢它的奶水。

“在挤奶，是吧？”里奇说。

“对。”

“看上去你挺在行的。”

“科尔教的我，他说我有天分。在行的尽是些蠢事，对吧？”

“也不算。动物嘛，你知道的。它们啥都明白。你骗不了它们，不像人。”

隔壁的小牛犊仍在高声叫唤，她柔声哼唱着，让它平静下来：“嘘——你妈妈马上就来了。”小牛犊静了下来，卢萨便又转身去挤奶。干这活能让人心里舒坦。有时候，她觉得自己也拥有了泽西奶牛的精神状态——又是一天快要过去了，而她仍然置身于这座谷仓内，静默，卑微，波澜不惊。卢萨真的喜欢它们的陪伴。她还曾想给母牛起名字，可后来，科尔说要把它的小牛犊子给吃掉。

“赫布姨父也侍弄奶牛，在他的，应该说是奶牛场吗？他和那些奶牛就像油和水，他是这么说的。他全都用机器挤奶。把奶牛钩在奶箱上，将它们吸得精光。”

“唉，可怜的奶牛。”

“我觉得它们不会介意的。只不过是些奶牛嘛。”

“没错。”

“你每天挤几次奶，两遭儿？”

两遭儿，他们都这么说。一遭儿，两遭儿。她想知道，这是否是古英语在这与世隔绝的山区的遗存。“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每天就挤一次奶。就算这样，挤出的奶对我来说还是太多。就在你刚刚进门之前，我还打定主意这是最后一次挤奶。”

“是吗？”

“对。明天我会把这姑娘和她的小牛犊子放出去吃草，这样所有的奶汁便都会进入它本该进入的那副肠胃。我的肠胃可不需要那么多牛奶。”

“你是不是不爱喝牛奶？”

“不爱。我之前挤奶是为了科尔，因为他很喜欢吃新鲜的奶制品。我喜欢做酸奶，laban zabadi[1]——我会怀念那段时光的。不过我已经冷冻了足够的黄油和奶酪，可以撑过整个冬天。而新鲜牛奶，我还真不需要。你家要吗？”

“不需要。赫布姨父每天都会给我们一加仑。我们家喝奶，但主要是我喝。”

“嗯，挺好的。我不像你，我不是喝牛奶长大的。”卢萨挤完奶了。她打开拴牛栏，松开系在奶牛脑袋上的套架，小心翼翼地让它往后退去。温柔的老泽西奶牛慢悠悠地走到关小牛犊子的厩栏旁，卢萨放它进去，使劲拍了下它宽阔的侧腹，算是再见。眼中又有眼泪涌上来了，她觉得实在难为情。

“嗯，妈妈说你是个……人物。”

“她认为我是个人物吗？不错。”卢萨掸了掸牛仔裤，把草屑从脏兮兮的白色工作衬衫下摆抖落，工作衬衫一直拖到了她的膝盖处。这是科尔的一件衬衫，她拿来套在一件曾经觉得很好看的锈色天鹅绒T恤外。

“不是，我的意思是，国籍。”

“我知道你是这意思。里奇，每个人都有国籍。”

“我没有。我就是美国人。”

“那就是你把邦联旗子插在卡车保险杠上的原因？因为邦联曾经想要灭掉美国政府，你知道。”[2]

“那我就是个美国南方人。你是什么？”

“问得好。我觉得应该是波兰-阿拉伯-美国人。”

“哈。你看上去不像。”

“不像吗？那你觉得我看上去像什么？”她站到灯光下，抱着胳膊，倚着拴牛栏的栏板。空气颇为潮湿，她的头发卷曲而蓬松，在刺眼的灯光下，使她的脸庞四周泛起了一圈草莓金色的光晕。小小的白色蛾子扑棱着翅膀，正绕着头顶的灯泡一个劲儿地打旋。里奇彬彬有礼地端详着她。

“你看上去像个白人。”他说。

“我妈妈的父母是巴勒斯坦人，我爸爸的父母是波兰犹太人。我是你家的一个异类，可就算这样，我还是不愿理会别人怎么说，依旧把自己晒黑。这就说明，里奇，不能只看一眼封面就认定一本书好不好。”

“我听妈妈和玛丽·埃德娜姨妈说起过，说你是另一种基督徒。”

“我能想象她们是怎么说的。”她抄起平头铲，要去打扫挤奶间的地面，但里奇从她手里拿过了铲子，撞到她的肩膀时，说了声对不起。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些乡下孩子——粗鲁又礼貌，融合得妙不可言。他将粪便刨拢成一小堆，然后每次一铲，把粪便运到门外，倒在土堆上。

“是在说你坏话，卢萨舅妈。”他在黑暗中说了这句话，让她心头一震。已经很久没人这么大声地叫出她的名字了。准确地说已经有二十八天了。这个家里没人这么称呼过她。里奇猫腰回到了明亮的挤奶间。“她们也就说过这么一次，说要是你和科尔舅舅有孩子，会怎么样。那时他还没……”

“他已经死了。那时候，在孩子这件事上，我们还可以有选择。”

“是的。我觉得她们是在琢磨教堂那块儿该怎么办。你知道的，这对科尔舅舅的孩子而言，应该挺为难。”

她将平常用来擦洗泽西奶牛乳房的软布和桶收拾在一起，把盖子盖在刚盛过奶水的不锈钢桶上。桶缘暖暖的。

“就算我们是信仰上的混合家庭，对我而言也没什么为难。”她说，“这么说吧，我们都不算虔诚。我爸爸恨他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背弃了自己的宗教。我也不是个好穆斯林，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是，你就会见我这样”——她在谷仓地窖里慢慢地绕着圈走，寻找面东的方位——“转过身，每天跪下来祈祷五次。”

“你要对着鸡窝祈祷吗？”

“是面向麦加祈祷。”

“在哪儿，北卡罗来纳吗？”

她笑了。“在沙特阿拉伯。那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生地，所以祈祷的时候应该朝着那个方向。还得先洗手。”

里奇乐了。“祈祷前还要洗手？”

“听着，你没见识过什么叫虔诚。酒和香烟是碰都不能碰的，女人要从头包到脚，只露出眼睛。”她以手遮面，然后透过指缝往外窥视，“要是男人看见了女人的脚，或者只是看到了她的体形，男人就会想入非非，明白了吗？那全都是女人的错。”

“啊，好严厉啊。我觉得玛丽·埃德娜姨妈也很严厉。你信仰这些吗？”

“我看上去像是会信仰这些的人吗？当然不信，我妈妈甚至从不戴面纱。外公外婆离开加沙的时候，就已经相当西化了。但我的几个堂姐妹还戴面纱。”

“真的？”

“真的。在美国，穆斯林只需要戴头巾、穿长雨衣。以前，在纽约，和妈妈那一支的亲戚一起去清真寺时，我就会穿成那样。”

他瞪大眼睛。“你去过纽约？”

她心想，不知纽约在他的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那想象与现实情况的差异，应该就和她那些住在布朗克斯区的表亲对乡间谷仓的想象一样离谱吧。“去过无数次了。”她说，“我父母都是从那儿来的。每逢家庭节日，我们总得想方设法回去。我觉得妈妈和爸爸之间在宗教上达成的协议，就是干脆忽略那些罪过和惩罚，只要庆祝节日就好。简单讲，就是举办宴会。”卢萨微微一笑，想起了表亲家的几个兄弟，想起了他们的音乐，想起了大家在小院草坪上的椅子间肆无忌惮地跳舞，那是彼此恩爱、相互融入的节日。“我从小到大吃的可都是你能想到的最美味的东西。”

“哈。我还以为不信上帝的人大多都是在崇拜魔鬼之类的东西。”

“哇，里奇！”她轻轻笑了起来，坐回到挤奶凳上，“你难道不觉得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种选择吗？”

他尴尬地耸了耸肩。“也许吧。”

她是想借这话把男孩打发走，让他转身回家。可然后呢？等着科尔去给家里人解释她的想法？她的身子因沉甸甸的孤独而倍感疼痛。没人会帮她做这种事了。她十指交叉，把双手夹在膝间，抬头看着他。“你是指谁不信上帝？犹太人信上帝。穆斯林信上帝。说实话，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犹太人和所有穆斯林思考上帝的时间都比你们这儿的人要多。他们上教堂时绝对不会聊什么八卦。”

“可有各种各样的上帝，对不？和我们的上帝不同，就不是真上帝。”

“不，就是你们的上帝。都是同一个上帝。他的正式名称叫耶和华，三个教派都承认这一点。只是在哪个儿子继没继承家产方面有一些分歧。这样的故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哈。”算是他的回答。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是基督徒，里奇？”

“真是这样吗？”他歪着嘴笑道，就像一个被棘手问题难倒了的学童。然后，他又点了根烟，以挽回面子，接着将眉毛扬起，做出一副询问的表情，确认这个问题是不是合适。

“当然，继续问吧。”

“你能说几句犹太语吗？”

“嗯，你是指意第绪语吧。或是波兰语。”

“对的。反正就是那种语言。”

“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我不太会说。我的bubeleh去世之前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就是我奶奶——但她有点，怎么说，类似于被禁言了。在我们家，爸爸不让她说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等等，我想想。”她在头脑中复习了一遍那个句子，就大声背了出来：“Kannst mir bloozin kalteh millich in toochis.”

“这是什么意思？”

“把冷牛奶倒我屁股上试试。”

他哈哈大笑。“你阿嬷还教你这个？”

“她是个暴脾气老太太。她丈夫和一个在夜总会的衣帽寄存处当服务生的女孩私奔了。你应该问我阿拉伯语，我妈妈教了我不少阿拉伯语。”

“好啊，说一句来听听？”

“Ru-uh shum hawa. 意思是‘吸风去吧。’换句话说，就是滚蛋。”

“Rooh shum hawa.”他跟着念了一遍，音调已变得杂乱无章，但卢萨被他的认真劲儿触动了。毕竟，他愿意站在这儿，跟她聊不相干的事情。

“对，差不多。”她说，“说得不错。”

里奇傻傻地笑了。“那么，”他说着，吐出一口烟，“你们也有自己的圣诞节吗？你们从哪儿得到礼物？”

“有自己的圣诞节，自己的复活节。没错。在节日里，礼物不重要，食物更重要。到了斋月，整整一个月我们都不能在白天吃东西，只有晚上可以。”

“没开玩笑吧？一整天不吃行吗？”

“应该行的。我们一般都不吃。我也就不吃早饭，尽量撑过一个月。但最棒的是，斋月结束时会举办盛大的宴会，把整个月没吃上的全都补回来。”

“就像感恩节？”

“比感恩节还棒。要整整持续三天。更别提还有剩下的食物。”

“我的天。猪要遭殃了。”

“是山羊要遭殃了。我家不吃猪肉，犹太人和穆斯林都不吃。但我们喜欢山羊。大家都以为吃羊羔肉是中东的习俗，但真真正正的传统是qouzi mahshi，就是还在吃奶的小乳羊。我和妈妈总是去阿拉伯的亲戚家过开斋节，就是斋月最后那几天。他们会在后院的大烤架上烤乳羊。四个月后又有一个节日，宰牲节，到时候烤的山羊个头会更大。”

“我对山羊不感兴趣。”

“是吗？你还没吃过吧？”

“没呢。”

“看你，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这么好吃的东西。qouzi mahshi，太美味了。像甜甜的、嫩嫩的牛犊肉，但更好吃。”

他满脸狐疑之色。

“嘿，我还以为你养山羊呢，里奇。我在你家后面看见的那些长角的动物是什么呀？”

“哦，那是4-H项目。”

“你们最后不会吃掉4-H项目？”

“不会。我看它们大概是用来阻止野草生长的。”

“理论上说，不是要喝它们的奶，吃它们的肉吗？”

“这些山羊本来应该是用来屠宰的。那个项目的想法是，趁它们长到四十磅之前，把它们送到州里的市集上卖掉。鉴定员会挨个儿摸摸它们的肋骨、髋骨，哪儿都摸一遍，然后给你个等级。”

“你家的山羊能得优等吗？”

“它们都很不错。但你没法在这儿卖掉山羊。嘿，在这一带连送都送不出去。我知道，是因为我试过。”

“可我看这儿到处都是啊。我是指县里。”

“没错，前阵子搞4-H项目的时候，大家对待宰的大山羊狂热得很。沃克先生不知用什么理由把人们鼓动起来了。现在倒好，县里一半地方都养了山羊，送都送不掉了。”

“哈，”卢萨说，“沃克先生是谁？”

“他好像还是我们家的叔伯亲戚。和我们是姻亲。”

“这儿方圆十六英里，到处都是你家的叔伯亲戚。”

“是啊，但沃克先生，他是4-H项目的牲畜顾问。或者说以前是，那会儿，我还小。现在他很可能已经退休了。6号公路旁的那座农场，临马路的田头都长满野草的那个，就是他家的。我听说他还种栗树。”

“栗树五十年前就死光了，里奇。美洲栗树感染了真菌枯萎病灭绝了。”

“我知道，他种栗树这事儿我也都是听人说的。其中的门道我不清楚。他很懂植物，还有跟植物有关的那些事儿。大家都说他应该去给农作物项目当顾问，而不是牲畜顾问。所以，山羊那个项目让他全搞砸了。”

“哈，”卢萨说，“你觉得他能不能帮我弄到一两头便宜的山羊来举办宴会？我会邀请你妈妈和姨妈她们，用qouzi mahshi和imam bayildi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后头那个是什么意思？”

“众神的美食，里奇。就是烤乳羊和烤填了馅儿的蔬菜。其实，imam bayildi的字面意思是指‘好吃到皇帝都会晕倒’。你的玛丽·埃德娜姨妈要是看见一只小乳羊趴在她老妈的胡桃木餐桌上瞪着她，她也会晕过去的。”

里奇哈哈大笑。他笑起来的样子很有意思，嘴张得老大，臼齿都露出来了。“你没必要找沃克先生帮你弄山羊。你只要在报上登个广告：‘要羊，免费。请送货。’我敢保证，卢萨舅妈，第二天早上就能看到窗外有一百只羊在啃你家的田。”

“你这么看？”

“我保证。”

“好吧，它们可以阻止蓟草和野蔷薇在饲草田里蔓延。我可以把奶牛打发掉，这样我也不用学怎么操作割草机了。”

“是这样没错。它们会啃掉野蔷薇，不会吃多少饲草。冬天大多数时候，光吃灌木它们就能活得好好的。”

“你是说真的？天哪，那我就不用为了操作打捆机或是把饲草码成堆的事烦心了。这是今天一整天我听到的最棒的消息。”

“你还是需要一些饲草的，”他提醒道，“天气不好的时候派得上用场。不用很多。”就着手里还没熄灭的烟头，他又点着了一根烟。她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烟盒。

“我可以抽一根吗？”

“抽吧。会得癌症的。”

“我听别人也说过这话。”她干巴巴地笑了一声，朝烟盒开着口的洞眼里看了看，“告诉你吧，我只要能活到七十多岁就行，再多活个几年，实在没多大意思。所以就抽吧。”她抽出一支白色过滤嘴香烟，看着发怔。那上面有股科尔的气味。“老实说，还没活到而立之年，就已经没什么让我兴奋的了。”

“高中生也都这么想。所以我们全抽烟。”

“有意思。”她用嘴叼着烟，凑到他的打火机前，可他立马将打火机拿远逗着她玩。

“你真的是第一次抽？”

“对。你这是在教坏老太婆。”烟刚点着，她就想往里吸，但嗓子眼一缩便咳嗽起来。里奇哈哈大笑。她摇着手，似乎要挥走面前的烟。“看来，我还真抽不惯。”

“有股臭味，真的。你还是别抽了，卢萨舅妈。”

她笑了。“你真好，里奇。谢谢你为我着想。”

他迎着她的目光注视了一两秒。他是个挺漂亮的小伙子，很帅气，继承了他父亲的深色皮肤和怀德纳家的长相。卢萨突然联想到他赤裸的胸膛和臂膀，把头搁在上面，让他搂着会是什么感觉？但立刻，这想法又让她觉得很是难堪。她这是怎么了，疯了吗？难道独身生活让她精神失常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网球鞋。

“我并不是真的想死。”她的声音微微颤抖，“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很沮丧，可我觉得这对寡妇来说，也很正常。他们说都会过去的。我只是想着，如果烟草是县里的命脉，我就应该支持这项营生。”

“不，没这必要。”他吸了口烟，又喷出来，发出轻轻的哨音。他斜眼觑着她。“卢萨舅妈，我希望你能慢慢恢复过来。另外，你不是什么老太婆。我在学校里的那些朋友，他们在克罗格超市见过你，说你很性感。”

“我？”她唰地红了脸。

“抱歉，我无意冒犯。”

“没关系。我知道，你和科尔以前一起翘课出去玩，他教过你怎么和女孩套近乎。我明白自己和你妈妈是一辈人，但我总是忘记，我不是你妈妈。”

他咧嘴一笑，摇了摇头。“你真不是我妈。”

“谢谢。”卢萨一本正经地说道。她想起自己在心里偷偷形容里奇母亲的那些用语，一把年纪的洛伊丝、大嗓门的洛伊丝，心里觉得有些愧疚。“我敢肯定你妈妈人比我好。”

他哼了一声。“如果你是指这些的话——我妈妈不喜欢骂人，她喜欢一觉睡到大天亮，喜欢给厨房里的所有东西都贴上小鸭子装饰。”

“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这样的呢？”

“我见过你家厨房。”

“咳，我也可以像你家那样打理打理。”她吸了一小口烟，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指间夹着，胳膊搭在头顶上，“洛伊丝多大了，她应该不会介意我问这个吧？”

“她有，我想想，”他盯着天花板，“我觉得她有四十一二岁吧。玛丽·埃德娜姨妈年纪要大得多，她有五十来岁了。”

“我也这么想，她年纪最大。埃玛琳夹在当中。”

“是的，埃玛琳姨妈比我妈大。汉尼-梅维丝姨妈年纪轻，还不到四十岁。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她老是对我妈唠叨自己就要四十了。”

“那朱厄尔呢，在你妈妈和埃玛琳之间？”

“不，朱厄尔姨妈年纪最轻。她只比科尔大一点，就差个两岁吧。”

“朱厄尔？你肯定？”

“是啊。她没那么老。她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儿。那时我还替他们拿戒指来着。具体细节我记不太清了，但他们确实拍了照，我在照片里的样子挺难为情的。幸好，自从谢尔姨父跟那个服务员跑了之后，就再没人拿出来看了。”

“哦，是啊，的确值得庆幸。”

“哎呀，糟了，糟了。”他敲着自己的脑袋，惹得卢萨咯咯乱笑。在尼古丁的作用下，她觉得大脑一阵放松，但也因为两人的对话，这种有人陪伴的感觉让她晕晕乎乎的。她上一次和一个十七岁男孩聊这么久或许还是在汽车后座上。

想到朱厄尔，她清醒了一点。不是因为谢尔的私奔事件，而是朱厄尔只有三十岁，看上去却有五十岁。“我之前就这么想的，她的年纪应该更轻。不过最近又不太肯定。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

“她真是最小的妹妹。不过我妈她们一直都挺妒忌她的，就因为科尔。所有人都很喜欢他，对不？而朱厄尔和科尔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哦，”卢萨说着，倒抽一口气，“然后我来了。所以她们转过枪口，开始恨我了。”

“没有的事儿，卢萨舅妈。”

“她们就是这样的。你不用假装不知道。”

他看着她。这时候，他更像是个男人，而非男孩，仿佛他能理解什么是痛苦。她觉得自己的心又悸动起来，但她意识到那并不是欲望，只是一种爱，感受到他有一天会成长为男人的那种爱。她仿佛能看到他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样子：贴心甜蜜，让女孩魂不守舍。很可能和十七岁的科尔活脱脱一个样。她斜靠在离他最近的那面谷仓的墙上，歪着脑袋抵住木板，两人都望着门口渐渐沉落的暮色，就这么心满意足地待了一会儿。池塘的水面一片血橙色。

“所以……”他说。

“所以？”

“所以，你要登广告。这样大家都会跑过来，在你家门口卸下自己的山羊。我先来这么干。我可以给你两只。”

“谢了。”她说。

“那接下来呢？五百只羊，你准备拿它们怎么办？”

卢萨闭上眼睛，咂摸、嗅闻着烤羊肉的味道。上一次参加开斋节的宴会已是好几年前了。那时，她母亲还很健康、很精神，可以和卢萨一起聊聊天、做做饭。当时是隆冬时节。穆斯林的历法每年都与基督徒采用的太阳历相差十一天。今年的开斋节离圣诞节很近。

她睁开眼睛。“里奇。你能一下子弄出一群怀孕的山羊吗？”

他的脸一下就红了，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是让你弄。”她笑够了之后说，“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弄到一群母山羊和一只——你们怎么称呼公的？比利山羊？”

“你说母羊和公羊就行，只要是肉羊的话。”

“母羊和公羊，好。怎么啦？别脸红啊！里奇！”她拍了拍他的胳膊。他像个孩子似的咯咯笑了。“我这人很实际的。我刚刚有了个想法。两场盛大的羊肉宴节日马上就要到了，一起来临，都在年底。也就是说宰牲节是——二月，三月——四月初！跟东正教的复活节和犹太教的逾越节在同一个时间。真让人难以置信！”她语速极快，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越说越兴奋，“我得去看看日历，确定一下。多久能下小羊羔？”

“你是指母羊的怀孕期有多长吗？不到五个月，就差几天。”

她掰指细算。“那就是十一月，太棒了！再花一个月时间把它们喂肥。你能让母羊全都，你懂的——别脸红啊！”她抻了抻衬衫下摆，收起了嘻嘻哈哈的表情，同时压低了嗓音，“我们都是农夫，里奇。现在是农夫与农夫的对话，我这是在征求你的意见。我能在同一时期用一头种羊搞出一堆羊犊子吗？”

“噗！”里奇爆笑，乐弯了腰。

“我说正经的！”

他抹了抹眼睛。“我觉得可行。你可以给它们弄点荷尔蒙什么的。”

“别，别，别。这些可都是要用在宗教节日上的羊。不能用荷尔蒙。有没有其他办法？”

“我上回参加4-H项目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卢萨舅妈。”

“可你总归了解牲口的呀。该怎么个弄法？”

“我觉得可以这样，要是你弄到的母羊压根儿不搭理公羊，那就把所有的母羊和公羊一起放到牧场上去，它们应该就会发情了。我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应该没错。你可以给沃克先生打个电话，问问他。”

“好吧。我冷不丁地给个老头子打电话，问他怎么让山羊交配！”她和里奇全都笑瘫了，惹得身后牛栏里的奶牛也哞哞叫唤起来。卢萨想让自己和里奇打住，但她得先扶住桩子让自己站稳再说。

“替我把它掐灭了。”她说着，把烟头递给他，“免得我点着了自家的谷仓。”

他用鞋底踩灭了烟头，然后用手捋了捋头发，直起了腰。她看见他往敞开的门口瞥了几眼。已经是晚上了，外面一片漆黑。

“你得回家了。”她说。

“是啊，得回去了。”

“告诉你爸爸烟草的事没关系。他说得对，我的确需要种烟草，但今年就不弄了。谢谢他能让我坚持自己的信条。”

“好的。”

“那走吧。”她用手背拍了下他的大腿，“你妈妈会以为我把你当人质了。”

“她不会的。家里人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你打交道。”

“我明白。我是个外人，还占着他们家的宅子。他们想把农场要回来。我一点也不怨他们会有这想法。大多数早上，我一起床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什么招呼都别打，直接开车走人最好。”

他扬起眉毛。“那会伤感情的。”

“也许这就是我的意图。”

“就算你离开了，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会留着这块地。我家的亲戚，赫布姨父和玛丽·埃德娜姨妈，明年就会把这地儿抵押给银行。”

“我也是这么想的。失去土地的家庭各有各的原因。我爸爸的父母在波兰有座很棒的农场，就因为是犹太人，他们失去了土地。我妈妈一家则因为不是犹太人，照样没了土地。你能想象吧。”

“真的？他们都种了些什么呢？”

她抬眼看了看他，没想到他还挺感兴趣的。“马卢夫家在约旦河边上有片橄榄树林，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妈妈在纽约出生。但我爸爸其实是在亲戚家的农场出生的，就在波兰中部，人们说那儿就像故事书里画的那样美。我想他们在那儿种的是甜菜。”

“看来，你祖上也是农夫。”他惊异地打量着她，仿佛她突然长高或是老了几岁，“这我还从没听说过。”

她这才发现他的兴趣根本不在社会历史，而在农作物上。她开始理解这种坦率的实用主义，并开始怀疑假如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她真想要——她是否就能扎根于此。“我祖上是农夫，可那又怎么样，并不能对我眼下的状况有所影响。”

他仍旧注视着她。“你说要离开，大家也都说你会离开，可你还留在这儿。总有原因吧。”

她叹了口气，双臂抱于胸前，慢慢揉着手肘。“我这样待着，要是真有原因，或是能找出什么道理，我倒是很愿意知道那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蛾子，里奇，循着螺旋形的轨迹飞行。你观察过它们是怎么飞的吗？”她冲灯泡扬了扬下巴，成群的翅膀透过光晕闪着亮光，在空中绕着环形路径翩跹飞舞。一旦你开始留意，就会发现到处都是蛾子：好似肉眼可见的分子，卢萨心想，它们不肯稍歇地用各自的环形轨迹填充着空间。里奇似乎很吃惊，因为他这才意识到竟然到处都是蛾子。他仰头看着，嘴巴微微张开。

“牛犊没了妈妈，怕得要命的时候，就会绕着圈跑。”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

“不过，它们并没有迷失或害怕。蛾子不是像我们这样用眼睛看世界，它们靠的是嗅觉。它们品味着空中的气息，比较着空间中各个地方的气息样本——这项工作进行得飞快。这是它们的导航方式。它们就是靠这种方式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但时间会花得很长。”

“‘吸风去吧。’你这么说过。”

“Ru-uh shum hawa. 没错。我也是这样的。我好像没法一步到位地把事情做好。”

“谁说你必须一步到位了？”

“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很难堪。大家都在看着我。我很想搞清楚怎么种田，却做一件错一件。还有我这段颠倒过来的婚姻，从结局开始往前追溯，慢慢熟悉在我遇见科尔之前他各个年龄段的事情。”

她觉得里奇也许跟不上她的思路，但他至少在礼貌地听。他们站在一起注视着那些银白色的翅膀，它们在凉爽的空气中跳着令人目眩的舞蹈。毒蛾、卷叶蛾、林务官蛾。每一种蛾子都按照自己的路径向前挺进，心急火燎得完全顾不上身周的其他蛾子。

“卢萨舅妈，你操心太多了。”

“我是个寡妇，摊上个负债累累的农场，现在正站在这座马上就要垮塌、把我埋了的谷仓里。你说得也没错。那我应该操心什么呢？”

他笑了。“我的意思是，对家里人的想法，你操心太多了。科尔舅舅对你这么疯狂，他们只是忌妒你。可谁又不会呢？你这么漂亮，聪明，性感。”

她冲他做了个鬼脸，挤出个惨兮兮的笑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谢谢你这么说。”

他耸了耸肩。

“听着。里奇，谢谢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谢谢你让我笑得这么开心。你不知道我多需要这样。”

“好说好说。山羊那档子事儿，如果你需要帮忙，尽管开口。”

“唉，我只是在做梦而已。一点谱都没有。”

“你目前有些什么打算？和我说说吧。”他突然变成了大人，殷切、和善。她仿佛看见了她所熟悉的科尔的影子——不是从里奇的深色眸子里看见的，是从他认真的神情中看见的。

“嗯，我目前的打算是，我认识一个纽约的肉贩，叫阿卜杜勒·萨哈迪，是我妈妈的表亲。他每年要卖掉一千来头羊吧？也许还要多。”

里奇吹了声长长的口哨，哨声低沉。

“没错。”她说，“就是纽约，到处都是人，时时刻刻都有人在吃东西。基本上，去那儿的人都会一饱口福。但他仅在节日期间就能卖掉几乎所有这些羊。一下子全卖光。所以他不会希望在一年之中隔三岔五、陆陆续续地收购羊只。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需要五百只羊。冬天你要是想买一只，就得提前很早预订，付很大一笔钱。你简直没法想象节日期间，那些城里人愿意花多少钱买一只小乳羊。其他时候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

他听得很专心。这让她转而更专心地聆听着自己。

“里克。我不叫你‘小里奇’没关系吧？你也不算小了，对吧。”

“见鬼，我是真心希望谁来把‘小里奇’这该死的称谓消灭了。”

“好吧，里克。你来说说看，我有没有可能在十二月底的时候，让母羊产下五六十头小乳羊？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四个月后，再让这个数目翻倍，有这可能吗？”

他立马就很当回事地说：“你知道蠕虫、酮病、产崽这些事，对吧？活儿都不轻。你以前养过牲口吗？”她冲他挑了下眉，可他突然自顾自计算起来。“好吧。要过两季。得有两批母羊下崽。”

“没错。”

“你家的篱笆怎么样？一道拦不住水的篱笆是拦不住山羊的。”

她笑了。“我觉得没问题。我用的是电网。”

“真的？嚯，不错哦。你是什么时候装的？”

“我也不知道，几年前吧。是科尔装的。从奶牛的放牧场一直连到了山坡上。奶牛总是跑来跑去，他可没那么有耐心。”

“太好了，你们还真做对了。装电网得花不少钱。”

“我知道，他对我说了。但他说要是他的奶牛再跑进玛丽·埃德娜的菜园里一次，他就不是男人。”

里奇笑了。“好吧，女士，你万事俱备了。山羊会把你的灌木丛打理得很好。你不用给它们喂太多谷物和饲草，下过雪后喂点饲料就行。但要它们在十一月下崽，就需要避风处了。如果天确实很冷，你就得把快要生产的母羊放进谷仓做好准备。还得给它们搭个生羊羔的小圈。我们把这叫作罐子。”

卢萨仰头看向谷仓底层的顶板，想象着上面的空间。谷仓主过道的门正通往山坡。她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篱笆，就能让出一条通往大牧场的路。“要是上头没有堆满烟草和饲草堆，我就有地方了。”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他说，“天冷了之后，得把它们安顿下来，让它们好好下崽。冬天不是常规的生产季节，说老实话，我还没见过在冬天待产下崽的。”

“哦。那肯定就是隆冬时节的山羊如此昂贵的原因。”

“没错。需要羊肉的人会觉得堪比黄金。”

“你觉得可行性怎么样？”

他字斟句酌地说：“应该能行。县里人要是知道这事，肯定会觉得你疯了。”

“但假如只有你和我，还有这里这头奶牛知道这事呢？再加上根本没人知道我的表亲阿卜杜勒和节庆期间纽约的羊肉价格，你说大家会怎么想？”

“哦，他们会觉得你家铁定要被这么多山羊宠物挤爆的。还会觉得你就是个城里来的书呆子，满脑子糨糊。”

她冲这位共谋者咧嘴一笑：“无妨无妨。他们现在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1]即阿拉伯语中的“酸奶”。

[2]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由南方诸州组成的南方邦联军曾脱离联邦政府，组建了美利坚联盟国，后因战争失利而瓦解。

11 捕食者

黑暗仿佛一只茧，迪安娜蜷缩于其中，听着那男人在她木屋内搞出乒乒乓乓的动静：门砰地打开，跺两脚靴子抖落泥巴，然后是引火柴掉到地板上的闷响声。过了一会儿，传来火炉门铰链的吱呀声和火被引燃时怨艾的噼啪声，让人心神平静。很快，屋里就会暖和起来，六月清晨的料峭会被逐至屋外，交给阳光来对付。她在被窝里伸着懒腰，嘴边浮起一丝窃笑。在这样冷飕飕的清晨，能于温暖的木屋内起床，而不用先去室外取生火的木柴，这点不错。

某个尖棱棱的东西硌到了她的腿，是他扔在床脚的一串避孕套的塑料封口的缘角，歪歪扭扭的一长串好似一段DNA。他第一次摸出这一包包欢快的原色橡胶小圆盘时，她着实大吃一惊。那彼此相衔的一大串，像是从某个卷盒里抽取出来的。“我的存货。”他那时说着，完全若无其事地从包里把它们抽出来，仿佛魔术师从袖管里抽出一串打结相连的手绢。他说是在免预约诊所里免费拿的，诊所十分鼓励客人自取。想到他去这样的地方瞎转悠，天知道是为了治疗什么样的毛病，她心头一阵厌恶。还是别对这人不太体面的现状较真了，毕竟他只是个季节性的盲流，随便找份临时工，钓钓鲑鱼，或做点给刀柄雕花的营生挣点现钱。一个与人同居、顺便给自己找个暂时的栖身之所的男人，她想说不定就是这样。她已尽最大的努力撵他走，在老栗树的树干隧道里对他大发脾气，可他依旧寄居于她的领地上。他背井离乡从怀俄明出来已有好几年了——带着他的猎枪，乘兴而游，随遇而安。至于为何如此，他不提，她也不问。不过，其他任何事，他都会说。而她发现自己只能生吞下他那些故事，就像雏鸟一口咽下送到巢边的活物：极地天空中的北极光犹如蓝绿色的雪茄烟雾漫卷舒展，彩色石蜡质地的仙人掌花瓣，太平洋和潮池，这些她都未曾见过，只在查塔努加水族馆见过人工潮池。此刻，她脑中浮现出那里的粉色海葵在水中迎波招展的姿态。她自己何尝不是像那海葵一样。他第一次窥伺她，凝视着她那敏感而肉质的思维触须摇曳绽放，他便摸了上去，瞬间使她抽缩收拢成像岩石一般坚硬的拳头。但他竟知道该如何触碰她，如何同她说话，如何嗅入她的气息，如何让她重新敞露心扉。肉体的欢愉是令人信服的假象，而性爱，则是安全感的终极幻影。

火炉的金属炉门砰地合上了，她听见他的牛仔裤在地板上拖动时的簌簌声。她的身体因对他回到床上与她拥衾而卧的期盼而兴奋着。她等待着，然而，漫长的一分钟已经过去，仍不见那身躯俯冲入被褥之下她的世界之中。她将脑袋探入晨光里，因明亮的光线而眨了眨眼睛。已是近午时分。往窗边看去，太阳似乎变成了一块炫目的长方形，亮光中有一个赤裸的男人跳舞的剪影，正用双手追逼拍打一只饱受惊吓的蛾子。

“嗨，嗨，小心！”她喊了起来，于是他转身看她。因为逆光，她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她早已熟知这张脸，那一脸无辜的表情。

“我没想把它拍死。”他辩解道，“我只是想抓住它，放到外面去。这小虫子潜伏在这儿，想偷看你的裸体。”

她坐起身，眯眼看向窗上那双死命扑棱着的翅膀。“不对，是只雌蛾。她在盯着你看。”

“真不要脸。”他说着，想用双手把蛾子拢住，“看，她吓死了。她这辈子肯定从没见过什么是男人。”

“别这样拢。”她把沉甸甸的一摞毯子掀开，推到一边，双脚站到冰冷的地板上。她从床边走到窗边，穿过柴火炉辐射出的一片可触可感的热气场。“最好别去碰它。鳞片会从翅膀上掉下来的。”

“那会很糟糕吗？”

“对蛾子而言，就是灾难。我觉得要是没有鳞片，它就会死掉。”

他往后退去，为这危言耸听的话所慑。“是科学事实吗？”

她笑了笑。“我爸爸告诉我的，那就肯定是真的。”她双掌并排窝成兜状，想将蛾子从窗边引开。“你这倒霉的小翅膀，我想来给你开窗，你却偏偏喜欢往打不开的窗子那儿飞。”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专门研究蛾子的科学家吗？”

“你别笑，还真有专门研究蛾子的科学家。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知道这么一个人。”她想把蛾子引到床边那扇窗那去，但毫无进展。蛾子一直往东飞，像是心心念念向往着麦加的朝圣者。

“我们拉上窗帘说不定会有用。这样，她就会飞到其他窗子那儿了。”

“也许吧。”她小心翼翼地将蛾子与窗玻璃之间的白色棉布窗帘拉上，但她发现这也没什么作用。

“她还是能见到光。”他说。

她说那是雌蛾，他还真就信了。迪安娜颇有触动。“你知道吗，远看的话，我其实没法分辨蛾子的性别，我是瞎说的。我爸爸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他本来是可以成为科学家的。他是个农夫，但他是……”蛾子飞落至帘子上，静悄悄地一动不动了。真是令人震惊的小生灵，翅膀上是黑白相间的几何形图案，后翅是猩红色的，白白胖胖的身子上缀着一列黑点，就像雪人身上以煤块嵌成的纽扣。从未有人将目光投注在这只蛾子身上，也从未有人细看过它的那些朋友。太多的细节不曾为世人所知。

“我还真不知道该将我爸描述成怎样一个人。”她接着之前的话说道，“就算你在西布伦县待上一百年，观察树林和野地里的每一株植物、每一种动物，你还是没法比他去世时知道得更多。”

“他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我好忌妒啊。”

“他是。他对万事万物都有一番见解。他曾说：‘看那只雄性的靛彩鹀，他那么蓝，就像是从一个色彩明艳的世界落入凡间一样。再看看他妻子——她一身褐羽，跟一团泥巴似的。你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我语无伦次地说，也许雄鹀喜欢打扮，雌鹀不喜欢。爸爸就说：‘我觉得是因为雌鹀要孵蛋，明亮的颜色会暴露鸟巢。’”

“那你妈妈是怎么说的？”

“哎呀！”迪安娜大叫了一声，被一只飞镖般窜过的老鼠吓了一大跳。那老鼠是从木柴堆后头冲出来的，实打实地从他们的光脚上跑过，消失在了原木墙和地板之间的一个洞里。“该死。”她笑道，“我真是恨死了，它们每次都把我吓得像小女孩那样尖叫。”埃迪·邦多刚才也跳了起来，她注意到了。

“你妈妈说‘哎呀’了？”

“我妈妈对此连泡都没冒过一个。因为她当时已经去世了。”迪安娜眯缝起眼睛，打量着老鼠消失掉的那个洞。两年来，她一直用废弃的铝箔纸塞住那洞口。但只要是和老鼠对抗，她根本赢不了。她对此心知肚明。

她意识到埃迪正看着她，等她把余下的故事讲完。“哦，我妈妈那事，也不是什么悲剧啦。我的意思是，对爸爸来说，肯定是场悲剧。但对我来说我根本不记得她，那时我还很小。”迪安娜摊开双手，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件事在她生命中打出的洞眼。“从没有人教过我该怎么做个淑女，这才是悲剧。啊你快看，她果然是只雌蛾。”迪安娜指着蛾子，蛾子正将下腹尖紧贴在窗帘的布料上，显然是想产卵。

“我妈妈也是老早以前就死了。”他说，此时他们正仔细观察着这只蛾子，“一场意外，我猜。我爸爸没过两天就再婚了。”

迪安娜想象不出什么样的人家会这么没心没肺。“至少，你和她还能处得来吧？”

他笑了，笑得怪怪的。“没有我，她才开心呢。她自己生了孩子，这样一来，麻烦就来了，牧场到底该归谁。同父异母妹妹的恶劣故事，你懂的。”

迪安娜并不懂。“我爸爸从没再婚过。”

“是吗？所以一直就只有你和他啰？”

她真想跟他说起这事吗？“主要就是我和他，没错。”她说，“他有个朋友，但也是好几年后的事了。他们从没住一起，都有各自的农场要经营，但她对我不错。她是个令人吃惊的女人。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她过得挺艰难。爸爸当时的状况很糟，在她的照管下才慢慢缓过来。她也有了个女儿，得了唐氏综合征，这是她心上的一个空洞，永远无法修复。那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埃迪·邦多将手放在迪安娜的肩头，吻了吻她。“这才是你，对吗？”

她把手指伸入他的发间，他的头发刚修剪过，显得更为平整——现在不像乌鸦，倒像是水貂。周二那天，她在栗树洞中攻击他之后觉得悲从中来，又羞又悔。于是，就任由他说服自己做许多事情，比如同意用自己的小剪刀为他修剪头发。他的头发极厚，就像北方的动物身上保暖的毛皮。他们就这样站在门廊上，任时间慢慢流走，她的手在他头皮上抚摸游走带来的强烈愉悦，使他们之间萌生了崭新的亲密感。随后，他们静静地待在原地，注视着一对山雀将剪掉散落的头发收拾起来筑窝。

“我？不是。”她说，不太确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叫蕾切尔。”

“我的意思是，这才是真正的你。你正在把一段人生经历讲给我听。”

她直视着他的眼睛，注视着他来来回回谛视她一双眸子的目光。他贴得好近。

“我们的床都要冷了。”他悄声说。

“我觉得不会。”

火炉里啪的一声爆响，如一记枪击，他们顿时吓得老鼠般一惊，继而哈哈大笑起来。埃迪·邦多跳到床上，钻入毯子下，嚷着说警察已经找到他了。她坐在床沿和他拉扯着毯子，想要钻进去。“我把你报告给了森林服务处，”她警告道，“你让一个野生生态环境管理者没法工作，在这片山区这可是要被判绞刑的大罪。”

“那就让我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吧。”他把毯子掀向一边，露出身体，神情庄严地平躺着。她扑上去，想把他压在身下。可他那么强壮，好像还挺熟稔摔跤的招式。所以尽管她个子高、胳膊长，他每次都能用一只手肘顶住她的后背，利落地将她整个儿转过来。不到一分钟，她就无计可施了。他跨骑到她身上，哈哈笑着。

“这是什么动作，邦多？算是牧羊人的招数？”

“没错。”他一把拢起她的一束头发，“下次，我来帮你剪头发。”

他吻了她的额头，又逐一吻了她的肋骨，再以脸颊贴在她腰间抚蹭。但她拽了他上来，让他枕在身边的枕头上。她需要看着他。“好吧，”她说，“你得救了。我将对你判处缓刑。”

“总督大人，我就是您的奴隶。”

她本想再玩会儿，但又没了情绪。一旦大声说出南妮和蕾切尔的名字，她们俩就被召入了这间木屋。还有她父亲——尤其是他。他会怎样看待埃迪·邦多？“我跟你讲了我的事，”她说，“现在你也对我说说你的事。”

他换上一副警惕的神情。“是由我来选，还是你来问？”

“我来问。”

“是重要的事吗？”

“对我来说是。”

他转身躺了下来。两人都盯着天花板，疙疙瘩瘩的原木横梁上筛子似的布满了甲虫们开凿的小小隧道。迪安娜想到，很久以前，它们都是一棵棵树。活着的时候必定不如死后这般安生。屋顶板上方的空间之中传来一阵抓挠刮擦声。

“上面有什么？”他问。

“在屋顶板之上，是雪松板制成的木瓦片，可能已经烂掉了。看见那些钉子了吗？这堆七七八八的架构最上头，是镀锌的马口铁盖板。”

“我是指那声音。”他不依不饶地问。

“老鼠吧，可能。”

“就是把你吓得像小女孩那样尖叫的那只？”

她眯起眼睛。“不是那只。是它无数亲朋好友中的一只。”

两人盯着屋顶看了一会儿，目光随着那声音移动，那抓挠声越来越高，直往最高处爬去。迪安娜觉得，这动静这样舒缓，不可能是老鼠，应该是其他动物。

“是谁搭了这木屋？”他问她。

“那人叫沃克，好像叫加尼特·沃克什么的。这家人的名字都差不多。貌似是这地区一百年前的地主。”

“那这房子就是地主家的豪宅？”

“哦，算不上吧。他家有上百个伐木场，这儿只是其中一个伐木场的大本营。老地主和他的子孙们把整片山区的树都伐光了。这木屋很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批伐木场的其中一个据点。我猜这木屋是三十年代搭的。看这些木头。”

“是什么木头，橡木吗？”

“栗树，每根都是栗树原木。当大家意识到栗树正在消亡，就急急忙忙把剩下的树全伐了，就连仍然立着的死树都没放过。”

他凑近细看。“所以，这原木才又细又弯吗？”

“对。这是枯枝，也许是某株大树上的一根粗枝，这种树一般会被用作木料。埃迪，别走神。”她转身看着他，“我说的是，当他们意识到栗树正在灭绝，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蜂拥而至把树木砍伐一空，连幸存下来的树也无一幸免。”

他想了想。“反正也都会枯死。我觉得他们是这样想的。”

“但并不是所有树都枯死了。最后剩下的那批栗树中，有些还好端端地站着，它们根本就没病。它们完全有可能挺过枯萎病的肆虐。”

“你这么想？”

“我肯定。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每个物种都有各自不同的免疫极限，天生自带一点点遗传抗性，使物种在遭遇生存威胁时还能挣扎一番。有的个体确实能挺过去。”

她注视着他的视线顺着那扭曲的原木游移的样子，他正在思考她刚才说的话。这样的情形一再令她吃惊：他竟会对这个感兴趣。她认识的大多数男人，总有一种觉得自己对她所知的一切了然于心的错觉。

“如果有栗树存活下来，”他问，“它们能活多久呢？”

“一百年，也许吧？久到足够让它们播撒下自己的种子。有的确实存活下来了；每个县都有约莫五六棵藏身于山谷中的栗树存活下来。但这几棵树不足以互相授粉。如果有更多的树存活，总有一天这一带山上会重新长满这些树，但没有人会去想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他们直接把剩下的几棵树全砍倒了，又快又猛。”

他将视线转向迪安娜，眼神煞是犀利。“这就是你独自在这山上生活的原因，对吗？你没法忍受别的人。”

她掂量着这句话，觉得这话说到了她心里。“那种感觉，并非我所愿。”她最后开口说道，“我爱人。我也爱其他许多生命。但人除了自己，对其他物种充满了憎恨。”

他没有回应她。他心里是否会接受她的评判呢？她一直在想，那些不愿去考虑濒危鱼种、树种或猫头鹰的人，那些懒得给自己找不自在的人，对猎杀郊狼一事，也是这种态度吧。她迫使自己讲出了下面的话，她很清楚自己会为即将说出的每一个字付出代价。“你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现在我要问了。”

“问什么？”

“你知道的。”

他眨了眨眼睛，没有吭声。他眼中的某种神采渐渐退缩了。

“是什么把你带到了山里来？”

他看向一边。“灰狗巴士。”

“我一定得知道。是赏金狩猎竞赛吗？”

他没有回答。

“如果不是就说不是。我想知道的只有这个。”

他仍旧一言不发。

“天哪。”她慢慢地吐出一口气，“我并不吃惊。我老早就猜到了。但我或许永远都无法弄懂你到底是谁。”

“我从未要求你弄懂。”

是啊，他从未要求过。她也会尽量克制自己去追究，如果她做得到的话。可他就在这儿，赤裸地躺在她身边，左手放在她的心口。她怎么会不想知道他是谁呢？难道男人和女人，竟像靛彩鹀和他的妻子那样，是身处不同的世界吗？难道她竟一无是处，只是个内心色泽如泥巴的女人吗？她不是一向很确信自己度过的是湛蓝一片的人生吗？

“哪儿来这么大的热情？”她问，“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这么喜欢猎杀一个个生命。”

“不只是生命。而是敌人。”

“那就坦白告诉我，你见过多少次羊被郊狼捕杀？”

“够多了。”

“一百次？”

“我们自家的牧场上吗？没有。要是牧场被郊狼袭击了一百次，恐怕连人也都被它们杀光了。即便没到那个地步，它们也在我们那一带放肆了四五年。”

“那在你们自家的牧场上，迄今为止你亲身经历过的，有多少次？五十次？十几次？”

他仍向上看着屋顶的横梁。“十几次吧。”他退了一步，“我们有牧羊犬，篱笆也扎得很牢靠，但就算这样还是不行。我们丢了大概十几只羊。虽然并不总能搞清楚是谁干的，尤其蒙难的是羊羔的话，就更闹不明白。因为不管捕食者是谁，羊羔都会被整个儿拖走，一点渣都不剩。”

“在你说的那些情况中，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可能。邻居家的狗，仓鸮，可恶的白头海雕。”

埃迪·邦多做了个鬼脸，不置可否。

“郊狼只是被你抓来当替罪羊的。没有人会把它当宠物养起来；它不受任何人束缚，只听自己的。所以，行啊，那就送它一颗子弹吧。”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她，用一侧手肘支起身子。“你没弄懂的是，牧场和农场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不是个吃素的地方。”

她摇了摇头，但什么都没说，开始渐渐陷入自己的思绪中。西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和人人都热衷的牛仔故事说的一样吗？那里的人都本领高强，能把恶棍打得落花流水。她想起了她嗓音低沉的父亲，他的嘴唇紧抿，因用力而发白，一如他牢牢握住去势器时绷得苍白的指节。而那时她卖力地箍着那哞哞叫的牲口的脑门。他们在给小牛犊去势。

窗上的蛾子再次躁动起来，在透光的帘子上扑腾着，帘后就是户外的大明大亮。他见她盯着蛾子，便伸手轻拽她的头发。“万万没想到，我竟然和一个动物爱好者上了床。”

她看向他，有些吃惊。她但愿他知道自己刚才其实一直陷在给牛去势的回忆里。他自以为对她了若指掌，着实让她困扰不堪。她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又犹豫着闭上了。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开口，对自己要说的话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告诉你吧，如果一只野猫从不知是哪儿的农场冒出来，跑到了这山上，捣毁鸟巢、杀死小鸟，还在树林里生小猫，你觉得我会怎么办？我会设套抓它，把它摁在小溪里淹死。”

他做出夸张的难以置信的表情。“你不会的。”

“也许我会的。我也想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猫不属于这里。它们是冒充者，就像栗树枯萎病一样，是传入的。它们的破坏性太大。”

“你就不喜欢猫。”这就是他的判断。他又什么都知道了。

“我小时候养过猫。但大多数人都懒得费心去帮它们安顿下来，于是它们就在谷仓里下崽，到树林里游荡觅食，对什么东西该抓什么东西不该抓毫无概念。它们并不是天生的捕食者，也许只在谷仓里才是例外。在树林里，它们就像燃烧弹。它们可以很快摧毁一个栖息地。只消一季，它们就会泛滥成灾，因为根本就没有天敌去控制它们。如果这地方还有红狼的话，就能节制野猫。可这里没有红狼。”或者有足够数量的郊狼也行，她心想。

他琢磨着眼前这个焕然一新的迪安娜，一个潜在的虎斑猫杀手。她瞥了他一眼，便翻转身子，以两只手肘撑起上身，一手拢过发梢绞得像画刷一般，在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点点触触。

“我并不是喜欢某一只动物，我这样说会比较好理解吗？”她说，“我喜欢的是动物的整个种群。我觉得它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如果有人粗心大意，把家猫留在了这片林子里，我可以取它的性命，纠正这件事，或者不理不睬，使之一错再错。”

“一只猫能造成多大的损害？”

“你没法想象其损害的程度有多严重。我可以给你看一份灭绝物种的名单，全都是因为人类没管好猫造成的。在地上筑窝的鸟儿尤其深受其害。”

“那可不是猫咪的错。”

“是这个理。”她说，她的猎人竟然在为猫咪开脱，她觉得太好玩了，“而且，猫也不会有包括自身在内的每个生命都很神圣的观念。那是人的观念，我可以让人类认可这样的观念。但迫使其他有自己生存法则的动物也建立这种观念，就很怪了。大多数动物都是像希特勒一样的种族主义者，许多动物还会杀掉自己的幼崽。猫会这么做，狮子也会。许多灵长类动物也都会。”

“是吗？”

“是的。我支持它们，如果它们就是这样繁衍生息的，那便有权杀害自己的小崽儿，不应受人类干扰。我是这样的动物爱好者。”

他扬起眉毛，缓缓地点了点头。

“不是你想的那样，对不？”

“咳，现在我倒是觉得你也许会和我一起去打猎。”

她翻身躺下。“算了吧。我永远不会只为寻开心去杀戮。要是为了食物，我饿极了，那也许会。但我永远不会当个捕食者。”

“所以宁愿做只鹿，也不愿做狐狸？食肉动物比食草动物更恶劣吗？”

她思考着这个问题。“不是更恶劣。只是食草动物更短命，繁殖得更快。它们更适合被消耗。要是不遭捕食，一眨眼的工夫，它们就会过度繁殖。”

他躺在她身边，很享受这种谈话。“兔子就是这样。但更复杂。在北部山区，猞猁也在这样循环。每过十年，忽地多出许多，然后又大减。”

“可不是嘛，最好别管它们。”她主张道，“有些事情，还是别掺和的好。没准儿会导致北极圈爆发瘟疫什么的。”她想知道他是否见过猞猁。她很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一只。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他承认道，“可现在已经乱了套了。”

“它们长什么样，猞猁？”她尽量把这话说得寻常，别显得像个爱妒忌的孩子。

“哦，宝贝，你肯定会喜欢这种猫的。它们和你很像。”

“什么意思？”

他咧嘴一笑，想了想。“离群索居、脾气不小，自尊心还特强。它们都很漂亮。要是你偶然发现一只掉进陷阱的猞猁，放它走，它不会慌忙逃走，完全不会。它只是站在那儿，瞪你一会儿，然后慢条斯理地转过身，趾高气扬地走开。”

她能想象出这番场景。“你还不明白吗？猎杀天生的捕食者是一种罪过。”

“你有你的规矩，我有我的。”

她坐起身看着他。“话是这么说。但不是有普世的规则吗，有那么一些谁也改变不了的规则。人类的过错，就在于没有看清这一点。”

“世上有哪条规则说猎杀捕食者是在犯罪？”

“那是道简单的数学题，埃迪·邦多，你肯定知道。一只蚊子可以让一只蝙蝠开心个十五秒钟，然后蝙蝠就会寻找下一个猎物。但一只蝙蝠一晚上说不定要吃两百只蚊子。想想看，这链条里的黄金标准在哪儿？谁对其他生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好吧，我听明白了。”他说，“冷静点。”

“要冷静的是你。”她说，“这些生态规则并不是我捏造的。如果你对此不爽，就去其他星球上住吧。”我这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家伙撵走，她心想。但她不能再这样什么也不说。她需要这场谈话。

“好吧。”他说，“但我要是个饲养虫子的人，我也有权开枪把饲养场里的蝙蝠打掉。”

她往后靠在枕头上。“你对郊狼的看法没有丝毫理智。比起畜养的牲口，它们对野生的猎物有着更重大的影响。我敢打赌，美国大西部不会有一家牧场仅仅因为郊狼的捕猎而破产。”

“也许是不会破产。”他说。

“那就是恐惧，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没想到，一帮管理牧场的大男人却害怕莫须有的影子。”

“你根本不知道经营牧场有多艰难。”

“我是没见过你牧羊，埃迪。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占不了上风。”

“将来有一天，我会继承一千五百英亩的牧场。”他说，听上去不太自信。她心想，这句平淡的回应里究竟暗含着怎样的家庭不睦，怎样的恐惧与期望？要在家里占据一席之地，他又得付出多少代价？她自己就是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的女儿，她不会滥施同情。

“好啊，”她说，“将来有一天，你会和小娇妻安顿下来，日日牧羊直到老死，这就是你的生涯规划？就这么件小破事，值得你现在满世界东奔西跑，要先把郊狼赶尽杀绝？”

他耸了耸肩，不去理会她带刺的话。“我还有时间。我喜欢到处走走，见见世面。”

见郊狼就杀，见女人就搞，就这样见世面。她心想：这是不想长大的借口吧。不过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他人还不错。今天早上，他卖力地给她的小窝带来热量，抱着一大捆柴火，就像抱着一束花。她设法不去想太多，这样只会自讨苦吃。“那好，你要对你的牧场效忠，”她说，“于是你跑了这么大老远就是为了保护怀俄明的绵羊不受伤害？”

“你就取笑吧，你懂什么。牧羊需要所能得到的一切助力的支持。否则随时会把事情搞砸。”

“我不懂什么？你从那边的山上下来之后，就会遇见一片田头，没错吧？那么，当你站在这里的田界上，不管往左还是往右总能踏上某些人家已经失去了的土地，他们或许由于运气差，或许因为天气糟，或许是栗树得了枯萎病，或许是家中出了事故，甚至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反烟草游说，而失去了农场。随你怎么看，反正我是认识一些农夫就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而完蛋。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他们去丰田公司的工厂里干活，不去想这些事。”

“他们不会不想，”埃迪·邦多说，“他们只是缺少一个能端起猎枪瞄准的敌人。”

她长久地看着他。她想起了父亲，在他去世之前，在他们卖掉家中土地之前，他就整天借酒浇愁。如果他有目标可瞄准的话，他会开枪打什么呢？

“你还真没说对。”她终于开口说道，“你懂什么。”

“要是现在这个县里也有了郊狼窜来窜去，它们也会被开枪干掉的。”

“这我知道。我一直在想这事。”

“这么说，它们已经来到这儿了。你知道它们在哪儿。”

她回视他，他目光清澈。“所以，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想从我这儿得到情报？”

他绿色的眼眸黯淡下来，掩藏的慌乱与焦灼浮上来，稍纵即逝。“你要是这么想，我立马穿鞋走人。”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打从你第一次在这儿出现，我就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了。但如果你是为了那个目的，你就必须走。”

“如果我是为了那个目的，那我就傻透了。我很清楚郊狼窝就在这山上的某个地方，但我不知道具体的落脚点；我还很清楚，不管是为爱还是为钱，你都不会给我任何线索。”

“算你说对了。”

“迪安娜，你难道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如果我信任你，我会带你去看它们。可我不信任你。不是那种不信任。”

“你其实已经告诉我了。就是我们第一次遇到那天，在山上，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在追踪山猫。你对我说你在做什么事、要怎么样。我都没有反驳。”

“我露出马脚了吗？”

“对。”

“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

“在床上吃早饭。”他答道，“想方设法抓一只蛾子，但又不能伤到它毛茸茸小脑袋上的鳞片。”

她仔细打量着他俊俏的脸庞和精致的躯体，希望自己能看到他心里去，看看爱意、怒气和欺骗究竟是如何做到相安无事的，各自比例又有多少。“你多大了？”她问他。

他似乎很吃惊。“二十八。怎么了？你多大了？”

她犹豫起来，对自己感到诧异。她往前坐了坐，拉过被子，裹住身体。这辈子她头一次为自己的年龄感到不安。比这男人老了近二十岁——太荒谬了。

“我不想说。”

“靠，小姑娘，就别扭扭捏捏了。看看你自己。花了三十几年才把自己打理成现在这样子吧。”

“比三十大多了，”她说，“四十多了。”

“不会吧？”

“是真的。”

她似乎看见了一丝惊讶一闪而过，但他遮掩得很好。“你该有九十七，可以当我奶奶了。过来，奶奶，我得给你按摩按摩，别让你这把老骨头害上风湿病。”他将她拽到自己身下躺着，炉火骤然发出噼啪一声爆响，火光透过炉子上的小圆窗闪现出灿烂的橘黄色。她能看见他眼眸中映出的火焰。

“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她说，与他四目相对，“你追踪起来很有一套，但我比你更在行。要是你在附近发现了郊狼的幼崽并杀了它们，我会照着你的腿来上一枪。算是意外。”

“你说真的？”

她知道自己不会，但他未必不会杀掉郊狼。“绝对。如果有必要，我会一路跟着你。我说的意外就是这个意思。”

“腿上。不是脑门？”

“不是。”

他微笑起来，从她身上翻转开，躺了下去，双手枕于脑后。“那好，算是对我的警告吧。”

“是警告。”她同意道。

她起身下床。表现出如此决绝的架势，她心里很不好受。她将法兰绒长罩袍从脑袋套进，再往下抖落，像是裹着一身茧。她从厨房碗橱里拿了只塑料敞口杯，从书桌上的书报堆里抽出一个信封。她翻过信封：是老早以前南妮·罗利寄来的一封信。往她这儿写信的，也就这一个人了。她走到窗前，轻轻拉起帘子，受惊的蛾子又开始死命地往玻璃上撞。它已在帘子上产下了两排细小的卵，如双线缝一般齐整。为了活命，蛾子如此不顾一切地做着最后的挣扎和冲撞，看得迪安娜不禁悲从中来。她读到过，雌蛾会和不同的雄蛾交配，将所有雄蛾的精包储存起来，然后，凭借某种无法理解的机制从中进行挑选，此时雄蛾早已不在。事实上，它是在产卵的同时决定选用哪颗精子来使卵子受精的。迪安娜端详着这只小蛾子留在帘子上的勤恳成果。也许，就在前一刻，她仍相信白马王子就等在不远的将来，她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状态，虚悬以待。可现在为时晚矣。

“可怜的小东西，”她悄声说，“千万别撞得头破血流，你已赢得了自由。”她小心翼翼地用杯子扣住蛾子，再将信纸塞入杯口和玻璃之间。受困的生灵敲击着硬塑料杯壁。由于并不是被人的手拢住，鳞片还不致被蹭掉。迪安娜光着脚套入未系鞋带的靴子，腾腾腾地往外走，用手肘顶开房门，感觉埃迪·邦多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猞猁，他就是这么看她的吗？她没觉得猞猁有多优雅，或是多独立。他让她说了太多的话。

天气大好。这便是夏日无疑。清晨的凛冽即将逝去，化入这万物繁殖时节的热浪之中。她深吸了一口气，就连空气嗅起来都有股蓬蓬勃勃的交欢气息。青苔与蕨类植物将孢子散入空中。鸟儿褪去胸腹的羽毛，露出孵卵斑，压在卵上；郊狼的幼崽，不管栖息在何处，都将迎来生活中的第一堂课。迪安娜站在门廊边上，掀开盖住杯口的纸片，轻柔地将杯子举高，好将蛾子送上属于它的路途。骤然明亮的光线中，蛾子磕磕绊绊地挣扎着，笨手笨脚地往上攀爬了几秒钟，才恍然领悟了这突如其来的自由。

一只东菲比霸鹟猛地从屋檐冲出，将蛾子从空中攫走。如一道亮棕色的光，霸鹟迅疾折返，前去喂食嗷嗷待哺的雏鸟。

12 老栗树

亲爱的罗利小姐，

上周五，也就是六月八日，在利特尔兄弟五金店里发生的事情让我疑窦丛生、困扰至今。我偶然听到（我无意偷听，但根本就没法避开你们的聊天）你对利特尔兄弟提到了“鲷鱼”。我一直在想，这番闲聊说的可是你家的割草机？因为我想到，这款机器在本地普遍使用，利特尔兄弟五金店亦有售卖。又或者，你们是在谈论某个原本只该你我二人知晓的，与鳄龟有关的特定事件？

罗利小姐，我致信询问，并非这事对我有多重要，而是谨遵主的教诲，我觉得有义务提醒你，一个近邻数十年如一日，以他的尊严和智慧，为他居住的这个县城（担任农艺学讲习教师二十一年，4-H顾问逾十年）和他的主殚精竭虑，却遭肆意诋毁，这不啻是犯罪，任谁的灵魂都无法承受这样的诽谤。

致以诚挚的问候
加尼特·S. 沃克三世

P.S. 关于将格兰迪鱼饵店里售出的“蜥蜴”放生这件事，足下的立场是，这些蜥蜴属于本地区濒临消亡的物种。对此稍事考虑后，我提出三个问题：

1）我们人类是否应将自己仅仅看作万物中的一个物种？这个命题是你我争论时你一直坚持的主张。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当时我们讨论的是，人该如何既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又阻止日本丽金龟彻底毁坏树种？你难道真的认为，人类在这世界上，并不比日本丽金龟或火蜥蜴享有更多特权？既然如此，火蜥蜴又何必需要我们去放生？难道火蜥蜴也有义务游到马里恩监狱去把罪犯放出来吗？

2）或者，我们本就应该将自己看作地球的守护者和保卫者。就像《创世记》第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里上帝教导我们的那样：“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就拿火蜥蜴来说吧，罗利小姐——“‘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如果信仰《圣经》，我们就须将上帝的造物视为他赐予心爱子孙的礼物，我们应按自己的意图享用它们，即便一段时间后，偶尔会使它们灭绝。

3）就算有一种脏兮兮的小火蜥蜴灭绝了，谁又会在乎呢？

就是这么回事，他心想。是得好好跟她说说。加尼特舔了舔封口，封上信封，只觉得这么多年来从未如此开心过。他走出前门，朝车道尽头的邮箱走去，一路上冲着一只停在谷仓上的嘲鸫吹着《漂亮萨罗》这首曲子，好让它记得加尼特的调子，将之编入快活的咏唱之中。

13 捕食者

“要说某某事有多幸运，你为什么非要用天降的运气这么个说法？”埃迪·邦多问道，语带愠怒，他个性中她尚未见过的小暴躁渐渐显露出一角。

这问题问得好。她停下来，挠了挠后颈。此时，他们正费力地在迷宫般密密麻麻的树丛中穿行，而蚊子已经找上门来了。迪安娜很不走运地选了一条糟糕的路线，否则这便是一个完美的早上。在一片如同天降惩罚的巨大迷宫中无聊地跋涉了许久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这儿。就在她差不多能弄清他们所在的具体方位和高度时，山顶上一棵被闪电击倒的巨松枝却横挡于前，宽大交错的粗壮枝杈连带着放倒了几乎整个顶坡的难兄难弟。由于是她选了这条路，她还得假装路上挺有意思。

“天降的运气就是十足的好运。”她豁出去了，“要是你正想花上六个礼拜把这些树全都锯成木材的话。”

“真是的，我可没有这样想。”他声明道。

他们今天一大早就出门寻找“讨饭的娘娘腔”，当地人就是这么叫的。他一个劲儿地取笑这个滑稽的词组（她说“一遭儿”“两遭儿”和“我咋能”的时候，也没少被他笑话）。不过，当她解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时，他又听得很起劲。能在这片面西山坡的干燥的松林地带生长起来，也算是羊肚菌的一个传奇。这儿是真的有羊肚菌，他也很想尝一尝这种蘑菇的味道。她也很乐意带他见识见识。从原则上说，她不该摘取这密林里的任何东西，但国家森林公园里的蘑菇种群并无濒危之虞。只是现在不是找蘑菇的好时候。爸爸教过她要在五月中旬上山搜寻蘑菇，那时橡树叶还只有松鼠耳朵那般大。但现在已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即便埃迪·邦多在馋虫的驱使下铆足了劲儿找，也仍然一无所获。不过，这趟上山，只是为了能和他在一起。时不时地，他会收拾行囊，跑得没个踪影。究竟是暂时外出还是一去不回，她根本无从得知。但只要他在这儿，那他就真真切切地在这儿。如果早上两人在她的床上醒来时，心情大好，他们就会出门找个尚未涉足的地方探探险，她也就有了借口不去理会她的野外记事本和那些踪迹了。大多数日子，他们爬到山上最僻远的地方，将那些踪迹全然遗忘。他们在峭立的陡崖上攀高爬低，上山时必须手脚并用往上登援，下山时直接就着牛仔裤往地上一坐，像滑雪运动员一样，顺着滑溜的叶片刺啦地滑下去。他们发现了就连迪安娜都不知道的小树林，林中有鹿在空地上静悄悄地啃着苔藓和新叶。

他们已来到这片乱林的边缘。迪安娜一面透过林子往外看，一面啪地拍死了一只蚊子，揉搓着划破的膝头。天气暖和，但她很后悔穿了条短裤过来。她很清楚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离蛋溪小径不远。她重新扎好辫子，盘成双髻，好使头发不被树枝钩住，继续向这乏味又无尽的迷宫中挺进。

他们从松针丛中探出身来时，惊跑了一只松鸡。那只松鸡摇晃着胖嘟嘟的身子，黄铜色的尾巴随之闪闪烁烁，还发出聒噪的鸣声，好似舷外发动机一般。迪安娜心里一阵躁动，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用手抚着胸口。松鸡总是这么咋咋呼呼。她真希望能见到松鸡的近亲草原松鸡。草原松鸡总喜欢在林中空地高视阔步地踱来踱去，羽毛高高地乍着，脖子上的黄色气囊大大地鼓胀着，发出洪亮的鸣声，好几英里外都能听到。当然，现在见不到草原松鸡了。就像以前一起念研究生院的那几个单身同学会悲戚抱怨的，好男人都结婚了，迪安娜的牢骚则是，好动物都灭绝了。

“它们的活动也分季节吗？”埃迪问，他对松鸡充满了好奇，先前的愠怒早已烟消云散。她看了看他，没吭声。松鸡在这儿极为罕见。她倒是经常看见扎堆儿的雌火鸡在静悄悄的林地里叽叽喳喳，翅膀奋力扑扇着灌木丛，竭力想要飞上低矮的树枝。其实，他们没准儿昨天就见过火鸡。在森林服务处前面的小路上，他们老看见一只大块头的雄火鸡一大清早就昂首阔步地走过，完全不搭理那些雌性同伴。她解开盘成髻的辫子，任其垂于后背，心里琢磨着要想离开这儿走哪条路最好。埃迪·邦多开始吹起了口哨。

“嘘！”她忽然嘘了一声。他们上方的松林里有人，或是动物。她略等了等，想听听这动静究竟是鹿还是人。

是人。

“嗨，哥们，”她喊道，“今天还行吧？”

他穿过浓绿粗大的枝干走了过来：高高的个子，有点小肚子，灰色的头发直抵两肩，拿了把小口径步枪，俨然一身要去丛林作战的打扮。这些人的打扮一向都让她不适。就像鹿，看见制服就傻了眼。

他斜眼瞧着她。“迪安娜·沃尔夫？”

“嗯？”她也斜着眼瞧了回去。鬼才记得起他的名字呢。她能记住拉丁学名和鸟鸣声，但中学时代一起上学的那帮形形色色的家伙她却怎么也记不住。

“我是萨米·希尔。”他终于自报了家门。

“萨米，对。”她说，仿佛那名字就在嘴边。萨米·希尔，这名字，她怎么能忘呢？

“迪——安娜……沃尔夫。”他又念叨了一遍，兴致勃勃地看着她的双腿。“我听说你在山上。还听说你差点儿给熊吃了。”他嗓门儿很大，也许有点紧张，也可能是有点耳背。拖拉机和割草机开久了，许多人的听力都会出问题。

“嗯？那故事还在传？”

“是奥达·布莱克小姐说的。得啦，那都是瞎扯，我才不信呢。像你这样的姑娘怎么可能自个儿跑到山上挨冻呢？见鬼，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自个儿。她往旁边瞥了一眼，听了听身周的动静。要说对埃迪·邦多有什么指望，那就是快快消失。很好，现在他没必要掺和进来。“中学到现在，一点都没变？”她柔声问道，“你的意思是除非县里的女人都得了狂犬病，否则我就甭指望谈男朋友了？”

“没，你理解错了。我们都很爱你，迪安娜。”

“算了吧，萨米。我怎么看不出来？”

他笑了。“我们有点怕你。”

“所以，你今天就带了把枪上来？”

他瞅了眼步枪，有些惊慌。“什么，这个吗？”

“我真不想说，萨米，”她说道，语气透着真诚的悲哀，“猎鹿季要等到秋天。现在还是六月。”

他看着她，眨巴着眼睛，努力表现出一脸无辜。

“你知道吧，”她说，“乔治·蒂克的加油站那儿？他那儿免费分发日历。你回镇上的途中可以去那儿拿一本。”

萨米轻笑了几声，摇了摇头。“迪安娜·沃尔夫。你啊。”他又笑了笑，“还和以前一样搞笑。”

“你不也是，萨米。”她脸上维持着笑容，等着。她知道这是老套路了。话都说得差不多了。

他似乎灵光一闪。“得啦，我没指望今天能猎什么，我是在找参。”他说，“弄点钱付离婚赡养费。”

“哦，好吧，”她说着，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带着枪来找参真是个好主意。繁殖季里，参还真是个大角色。”

萨米·希尔轻轻地笑个不停。他往后歪了歪脑袋，冲她眨了眨眼，霎时，她仿佛看见了他十六岁的模样，体态和现在截然不同。细瘦，自信，手腕一抬，就将一团纸扔进垃圾箱——打篮球的萨米·希尔就是那个样。他有个目空一切的姐姐雷吉娜，男孩子们都叫她希尔家的女王。

萨米屈起指节挠了挠脸颊，尴尬地咧嘴笑了，露出缺了颗臼齿的牙槽。“没有啦，我带枪是为了自卫，”他说，想让人相信他的话，“防狗熊什么的。不是听说了你的事吗。”

“好吧，我完全能理解。可如今的你，萨米，你不都能单手擒熊了吗？你那块头就像个田径运动员。你现在还能像以前那样跳投吗？”

他脸上焕发了神采。“哪有啊。”他说，连胡楂儿都羞红了。

“好吧，现在来说个坏消息。山上再也没法采参了——州长想让山上的东西全都长回去。对不起，萨米，我只能让你离开了。”她是真心为这个大块头版的萨米感到遗憾，他成熟得太早，如今全走了形。“也许你爸农场后头的山上有参可以采，”她提了个建议，“就从岔路口往上走。”

“那倒是，我觉得那儿肯定有。”

“你爸怎么样？”

“死了。”

“哦。真糟心哪。”

“也没啥。”

“好了，”迪安娜说，“见到你很高兴，萨米。替我向雷吉娜问好。”

“得啦，雷吉娜，除了数落，老早就不和我说话了。自从我把她的大黄蜂撞坏后就这样了。你还是自己和她打招呼吧。”

“我会的。”迪安娜说着，扬起手略挥了挥。萨米碰了碰迷彩帽的帽檐，便往山下走去。他走得很慢、很笨拙，脑袋往前伸着。个子大，还有小肚子，再加上背不好，就会这样。山坡很陡，他得小心踩稳了。

她在原地站了好久，等着埃迪·邦多的分子从松树的枝干和潮湿的空气里重新聚合，现身而出。结果他没在她身后，而是在她上方，就站在刚才萨米身后不远的地方。她先瞄到了他那抹咧嘴的笑，活像一只柴郡猫。

“得啦，迪安娜……”他又在取笑，还朝地上啐了口唾沫。

“别乱说。那是我的家乡话。”

“我觉着那些小伙子以前肯定都爱死你了。”

“啊哈，哪有的事，他们全都瞧不上我。”

他顺着斜坡朝她走来，简直是天生的下坡好手。矮个子就是有优势，她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欣赏他优雅的步态。他们的后背更容易挺直。重点是，那肩膀、那窄窄的髋部，还有那咧嘴笑都很养眼——那可是埃迪·邦多的特色。她内心升腾起一股奇异的小小傲气，这帅气的男人是她的伴儿，至少当季如此。

“参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人参。”她选了蛋溪小径的方向往前走，他跟在后头。

“我猜也是。”他说。

“你见过？”

“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她想了会儿。“长着五指样子的五片叶，很小巧，冬天就枯萎了，地下的参根进入休眠期。它生长的地方很特别。只有北坡那儿的糖槭底下才能生长。”

“对前妻有好处吗？”

她一时没弄明白。“哦，对，你说赡养费啊。对各种费用都有好处。不过很难找到。我觉得过度开采了差不多有五代人了吧。”

“丹尼尔·布恩有前妻吗？”

“肯定有。那个时候他们就能靠人参赚一大笔钱，想办法打包卖到中国去。”

他们静静地走了一会儿。“萨米·希尔不是来找人参的。”她透露了自己的想法。

“不是吗？”

“对。他应该带上铲子和麻袋，还得再往山上去才成，而且得在秋天来。现在不行。”

“现在连你也找不到？”

“我可以。萨米不行。”

埃迪冲她弹了弹舌头。“吹吧。”

“怎么说呢，就好比……你应该明白的。秋天很容易找，而人总是拣容易的做。春天和夏天，人参还很害羞，到了十月，它就不再遮遮掩掩，长出了鲜红的浆果，变黄的叶子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施工警示旗一样招摇。”

她没有说的是，每到那时节，只要看到那样的人参，她都会把亮灿灿的叶片拔下来，塞进兜里，使之免遭采参者的毒手。她将熟透的浆果撒在新起的灌木丛底下，使人参能秘密地生长。之后，到了每周一次的沐浴日，她会放好一盆热水，像抽卷纸一样从浑身上下的口袋里抽出参叶。她要是和埃迪说这个，他准会认为她脑子不正常。将这座大山视如私藏，他总是这样指责她。但并非如此。如果再没人见过这些人参，就连她也没见过，那一切都好；而她只要想到这些人形的小块根在泥土底下的世界里跳着舞，心里头就乐。她希望它们能一直在那儿，不是为了中国或其他地方的虚弱的人，而是为了人参自己。

埃迪·邦多对这种块根很感兴趣。待他们坐到蛋溪岸边的青苔上，打开沙丁鱼罐头和饼干充当午餐时，她捡了根小棍子在黑色的软泥上划拉着，试着将自己见过的各种形状的人参画给他看：单足人，独臂人……反正，都不完美。事实上也极少有完美的形状。

他没看那些画。他在看她。“那些家伙吓不到你，对吧？你把他们嚼碎了，再吐掉，从头到尾还笑眯眯的。”

她低头看着人形的人参轮廓。“什么，你是指萨米·希尔吗？”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挺喜欢这样的。他会跑下山，见谁就说自己刚碰见了这个长了一双大长腿的长发母狼，简直就像墙上的海报女郎。”

她懒得去细想他说的那些话。“我尽量不去伤及那些男人的自尊心。否则下次他们就会带上三四个哥们一起过来，叫你好看。不过，他们是吓不到我的。”她耸了耸肩，“我从小就和他们一起长大。”

“你和那些人在一起，”他说，“我实在想象不出。我想象不出你还开车，还去买东西。除了这片林子，我真的在哪儿都没见到过你。”

“好吧。我这样是有一段时间了。”

“你难道就不怀念吗，过去种种？”

“要是你讲的是中学时代和萨米·希尔的那个世界，我还真不想。”

“我不是说那个。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她琢磨着自己到底明不明白他的意思。“要说怀念，我当然也有想与之待在一起的人，还有一些事物。”

“比如说呢？”

“不好说。”她想了想，“不是汽车、电灯，不是电影。书的话，只要我开口，就能弄到。但在图书馆里逛来逛去，用手去触摸那些从未见识过的书本，这样的体验我还真挺怀念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又思量了一会儿，“我喜欢海滩。我丈夫家在北卡罗来纳州就有栋海滩屋。”

“海滩不算。我指的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那就书吧。诗歌，恐怖故事，群体遗传学。奥杜邦先生[1]所有的画。”

“其他的呢？”

“巧克力？还有南妮的苹果汁。还有我的边境牧羊犬，要是它还活着。它也应该算吧，家养宠物是人的发明。”她闭上眼，咂摸着所失之物的滋味，“也许还有音乐？我以前挺喜欢音乐的。”

“是吗？你会什么乐器吗？”

她睁大眼睛。“不会，但我听过好多。我爸爸以前组过一个蓝草音乐乐队，叫‘出其不意’。住在诺克斯维尔的时候，我们常去一家小酒吧，蓝草音乐和一些其他乡村音乐的乐队常在那儿演出。那些人你都没听说过。有几个女孩有时会去那儿表演——嘿，她们都挺棒的。我想她们应该是从得州来的。叫‘南方小鸡’。”

埃迪·邦多哈哈大笑。

“是吧，这名字就挺搞笑的。”

“搞笑的是你。你脱离文明世界太久了。她们老早就不在小酒吧里演出了。”

“你知道她们？”

“不只我，人人都知道她们。”

她摇了摇头。“太惊人了。山下的世界变化可真大啊。”

“任何地方变化都很大啊。”

她很认真地看着他。“嗯，可是，瞧瞧这儿，山上的世界就没怎么变。起起落落肯定会有，但在缓慢而悠长的一生中，它们显得微不足道。”她两臂相交，搂着自己，“我想这就是我喜欢这儿的原因。大自然更安全。”

他凑过来，吻了吻她。“再和我说说人参吧。”

她注视着自己画在泥地上的那个两条胳膊两条腿的小小人形，那样子似乎对自己完美的体格颇为骄傲——他可不用挖地三尺找人参壮阳。他把她放倒在地上，就在她的画作之上。他们在枝叶摇曳间抖落的斑驳阳光下一起躺了一会儿，各自感受、体味着人的欲望。很快，他们就起身踏上回小木屋的路，除了念着彼此的身子，他们脑中空空如也。

就在那时候，他们遇见了郊狼，两头母狼正在开阔处捕猎。他们距苦溪的源头谷地约一英里，这里本不是迪安娜认为会找到狼的地方。这是一片林中空地，原先的浓荫华盖因树木倒塌而消失，任阳光洒落在一小块森林地被植物上，如今这地上覆满了红毯一般的黑莓新叶。起先，她以为那是狗，块头很大的狗：耳后有厚厚的绒毛，颇像哈士奇，体格比她在动物园里见过的骨瘦如柴的郊狼或从图片上看到的西部郊狼敦实得多。这两头狼在阳光下，浑身金灿灿，正弓着背，一前一后地跳跃着穿过一英尺高的叶丛，好似一双海豚，交替着从翻卷的海浪上跃出。它们正在追踪穿梭于叶丛和草丛底下的某种动作敏捷的小东西。或许是田鼠或野鼠吧。它们并未注意到这两个套着靴子、静立于阴影中的人。它们聚精会神地追捕着猎物，耳朵如接收器一般向着前方竖立，追踪难以察觉的声响。它们行动起来犹如一只动物的两个分身，团团绕绕，将猎物逼至石灰岩堤岸边，再将长鼻子探过去。迪安娜注视着，似着了魔一般入迷。她能看出这对郊狼是田间捕猎的好手，似乎特别青睐野鼠和田鼠。难怪农夫们会经常看到它们，同时为自家的牲口担惊受怕；但愿农夫们都能明白，除了他们田里的野鼠，他们不会有任何损失。她就这么注视着，思量着这种捕猎方式倒是对山齿鹑一类在地上筑巢的鸟儿大有帮助，因为能在一丛丛紧实密生的羊茅草中踏出各式各样的通途。

然后，毫无预兆地，这场追猎濒临尾声。打前站的狼猛扑过去，随即仰起脑袋，往边上倏然一拧，在空中一口咬住田鼠，好像那是块湿乎乎的小抹布，需要抖搂干净似的。之后，这只郊狼便叼着仍在扭动的猎物，消失在树林里。它的妹妹在树林边缘停下脚步，向他们投来狠狠的、警告的愠怒目光，继而转身跑开。

那天下午之后的时间，迪安娜一言不发。这男人的想法，她实在没耐心了解；对他，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在那片阳光明媚的林中空地上，她希望他已经看明白了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们又是如何完美地满足了自身的需求。但她觉得还是别多问。与郊狼迎面相遇，本身就已使他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的思绪当中。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两头狼时，他是那么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她乃至不敢看她。事后，他亦对他们亲眼目睹之事不置一词。

下午，他们没有上床，像早就盘算好了似的。她觉得身子发冷。她烧了壶水泡上茶，又煮了点米饭，把昨天的黑豆热了热。她和埃迪已经养成了在床上吃饭的习惯。但今天，她坐回到了桌旁唯一的椅子上，桌上堆了一摞摞书、报纸和她荒废已久的野外记事本，她于是边吃边写了起来。埃迪·邦多坐立不安，踟蹰着踱到了外面的门廊上。她心想，天底下最嘈杂的声音就是男人无事可干时发出的。他怎么还赖在这儿？

她不下一百遍地问过自己，他们这究竟是哪门子的择偶行为？愚蠢，乱来。雌性的草原松鸡会坚定地跟鼓胀着黄色气囊、鸣声最亮的公鸡交配。园丁鸟会去找窝搭得最漂亮的雄鸟。可埃迪·邦多究竟凭什么将她迷得神魂颠倒？仅仅是步伐与她契合，就意味着这个男人也与她契合吗？难道是过了这么多年被教授使唤的日子，她忽然迷上了他的小身板？但他自大得要命，和她见过的其他所有人一样自负。在这一点上，她觉得自己也一样。她只是希望自己别像个草原松鸡，到了求偶期，一见花花架子就着迷。

傍晚时分，她再也无法忍受他在近旁，于是编了个理由对自己说该去铁杉丛林看看，便揣了把羊角锤出发了。她要顺着小径去看看架在溪上的那座小桥，二月份时桥就塌了。她还有好几个小时的天光，因为此时已临近夏至。（她想了一下：她会不会已错过了夏至？）她准备把老桥拆开，数一数朽坏得不可再利用的木板到底有多少块，好在清单上写出申请木料的数量供她修桥所需。因为森林服务处的吉普车很快又该来了，给她放下补给品，再把她新列的清单取走。她要的食物还和往常一样多，绝对不会多要。她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木屋，实在想象不出，她不在的时候，他除了擦擦枪还能干些什么。

铁杉丛林就在汇入苦溪的一条支流上方，坐落于一个怪异、狭窄的谷地内，绵长的上升气流可将绕经谷地的声音传得极远。有时候，她能听见从山谷一路传来的声音，比如犬吠声，甚至能听见遥远的州际公路上卡车的嘎吱声。不过那是在冬天，树木都光秃秃的。今天，她将木板撬开时，几乎能听见夏日夜幕降临前滞重的静谧，然后，蝈蝈就会起鸣，到那时，森林里的声音仍会间隔长长的时间一声声传来。头顶上的一只松鼠仿佛正不冷不热地数落她，说着说着又停了下来。一只吸汁啄木鸟一直围着一棵松树的树干忙活。埃迪·邦多说起过他在西部见过的橡树啄木鸟，那种搞笑的小生灵会齐心协力将一棵枯树啄得满身孔洞，再把收集来的成千上万颗橡实藏入树洞里，接下来的日子它们就守着这庞大的宝藏，不让邻居抢夺。这是多么愚蠢的事业——生造出爱的对象，让自己陷入失去它的恐惧——怎会有这样盲目的生活？她这样想着，同时聆听着身边这只啄木鸟有节奏的啄击声，这声音只在鸟儿将树皮扒落时才会停歇，树皮则落至溪边覆着青苔的泥地上。

她正将原木桥架上的最后几块朽木板撬下的当口，听见了其他的声音。她放下羊角锤，细听起来。是嗓音，听上去像是男人在说话。她站起身，侧耳倾听。是猎人。

她将一绺头发从眼前撩开，得想点法子。今天肯定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因为她觉得度日如年，快要受够了。交谈声，意味着不止一人。而且这么晚了，他们肯定是想干蠢事，比如在树洞里过一夜，等到晨曦初现时偷猎野火鸡。她叹了口气，踩着原木桥架走回溪对岸她放外套的地方。她得往山下去找到那些人，提起全副精神，摆出架势赶走他们。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也许在一英里之外。但那声音很是扎实，持续不断地传来。她又听了一会儿，那是一种涓涓水流般的稳定的低语。不是说话声。是低吼声。彼此交流的低吼和高声的吠叫。说话的不是男人，是女人，女郊狼。不是对着月亮嚎叫，而是母亲教导孩子的那种轻声地啸叫。她想起今天那两只母郊狼活捉了一只野鼠。它们还没吃，甚至都没杀了它，只是把它弄残了。此刻，迪安娜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小崽子还活着，她在心里吹了个口哨。小崽子来到这世上，眼睛睁开了，开始学习捕猎了，开始学习说话了。狼宝宝也像人类的婴儿一般，出生时头脑空空，为了生存下来，就得学习每一项技能。它们的保护者一整个春天都没有发声，可现在不会再这样了。没有一种群居动物可以在喑哑中成长，这样无法存活。幼崽估计至少有六周多了，差不多已可独自狩猎。它们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呢？很快，她就收拾好无损的木板往一棵铁杉树上一靠，然后往家里走去，虽然如今的“家”已给不了她太多：今晚，在那个地方，她不能吐露一个字，就算睡梦中也不行，除非她亲眼确认过那些幼崽安然无恙。

一大清早，就着曙色，她飞快地沿着苦溪小径往山下走。中途，她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有，一片寂静。或者说，森林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响，就是没有她想听的声音。她脚边的干叶堆上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应该是一只蜥蜴，想要弄出和熊一样大的动静。她继续前行，心里很清楚要聆听什么，也确信自己会听到那声音。整个春天，她都在期待着，让各种令她头皮发麻、汗毛倒竖的声音充满自己的想象：那种经典的月下嚎叫、小声短吠和多声部的叫喊。她专门听磁带研究过，直把磁条听得皱皱巴巴，磨成了透明的玻璃纸。而在发现这窝郊狼之前，她已经开始害怕自己的头脑也会如此这般磨损殆尽。毕竟，她在这茫茫大山里寻寻觅觅，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翘首等待，她害怕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期待已久的声音再也不会现身。它们在这儿没有说话的必要。不像在西部，它们得站在荒山的山巅召唤彼此，因为它们数目众多，撒着欢儿分散在各处。它们得提醒彼此对方是谁，有多少家小，栖息何地。而在这儿，只有一个郊狼家庭，它们自然很清楚自家的位置。还是保持安静为妙。

迪安娜这辈子做的最艰难的工作就是远离狼穴，以自己的不在场来保护它。有时，她觉得它们已经离开，也许是向南往蓝岭迁徙了。她尽量让自己相信这对它们是最好的安排，但事实上，对这一家子而言，世上已无安全的港湾。这些郊狼无论去往何方，都会招来农夫的愤恨，欲置之死地。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山区，情势也很奇异，既有保护者，也有敌视者。她并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为它们的安全讨价还价。在她与埃迪·邦多从相遇到相熟的六周之内，无论他在或不在，她也一直在防备、在逃避。如今，他已看见它们了。昨晚，她满心忧虑地蜷缩在柴火炉边的椅子上，思索着眼下的一切，他却打着呼噜。清晨，她浑身骨头酸痛、心情阴郁，但她已决定打开天窗说亮话。

“今天早上我要下山。就我自己。”她说，“你要是跟踪我，那你这辈子就别想再走进这片大山，以及我的生活。永远不行。”

他一句话都没说，往背包里塞了些冷掉的点心，把背包往肩头一搭，吹着口哨，朝森林服务处的那条路上走远了。那个方向与苦溪正好相反。迪安娜默默站了几分钟，看着他那顶就挂在门边挂钩上的帽子，他的猎枪则依然斜靠在角落里。然后，她穿好衣服，沿着小径飞快跑去，终于能自在地去看它们了。此刻，她终于能放胆倾听，无须害怕听见的声音泄露了它们的行迹。这周以来，她一直是屏气敛息，侧耳细听，唯恐别人察觉。她怎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她再次停下脚步。这次，她只是想好好听听一对啄木鸟恋人狂热的笑声，它们在林子里横行无忌，在树干间腾腾地跳跃。她站定看了一会儿这对带羽冠的啄木鸟恋人玩跳跳棋的游戏。它们个头硕大，犹如会飞的黑猫，它们不可一世的大嗓门和上翘的红色羽冠让人挪不开眼。她觉得自己仿佛看见了幽灵，象牙喙啄木鸟的幽灵——那是已灭绝的带羽冠的北美黑啄木鸟的近亲——它们的个头甚至更大，翼展近三英尺，眼睛呈白色，目光冷冰冰的。主神鸟，当地人以前就这么叫它，因为那时每当他们见到一只象牙喙啄木鸟就会忍不住惊叫“主神啊”。后来就再也不曾见过。

而现在，在这幽灵的笑声之下，她开始听见郊狼时断时续的声息。她向着那声息走去，沿着小径慢慢地下行了百来步，停在一个位置，从那里透过杜鹃花丛能清晰地窥到狼穴。这地方已和春天时不大相同。如今这里四周的林木已变得丰厚茂盛，满是密密的叶子。空气的流动和光线的角度截然不同，狼穴也变了样。洞穴下方的溪岸是一块裸露的泥地，如浅灰色灯芯绒一般布满细褶的泥地表面都是小爪印。那穴口仿佛有人咧嘴幽笑的口形，她好像看见里面有东西在动，再定睛细看却一无所有，唯余寂静。她数着心跳，估摸着过了一分钟，又过了几分钟，她告诉自己确实没有东西在动。这儿应该有幼崽的，从泥地上的爪印就能确定，但现在太晚了，她开始这么认为。她和狼崽错开了一天时间；它们已经长大、离开了。

可没过多久，在距离穴口不远的美洲越橘灌木丛里，她便看见有东西在七拱八翘。一阵低回悠长的呜咽声令她心尖儿发颤，那是一种难以抵御的魅力。一头成年狼正站在灌木丛里，是母亲或第二顺位的母狼，它在召唤孩子们出洞。霎时，狼崽子们都出现在了洞口，一对对毛茸茸的小尖耳朵下面，是一排亮灿灿的眼睛。迪安娜本想计个数，但它们实在太多，一大堆耳朵与尾巴一窝蜂地窜来窜去。她觉得应该超过了六只，不到二十只。它们磕磕绊绊地推搡着拥到了穴口之外，母狼走过去，把叼着的一团黑乎乎的小东西一下子扔到了狼崽子中间。一连串奶声奶气的嚎叫和吠喊声乍然响起，一个个金色的小毛团好似汽锅里的爆米花扑腾腾地蹦着。就是些小奶狗，她心想；它们啥也不是，只是些小奶狗。但也很像小奶猫，从它们玩耍踢弄刚被扔进操场的半死野鼠的那欢实劲儿来看。迪安娜跪了下来，思绪回到了童年夏日。那时候，邻居拿了一窝放在盒子里的小奶猫来给她，谷仓里的猫也会将自己的小猫崽带到她跟前玩。不知不觉间她的肢体姿势也变得童稚起来，她咬着辫子静静待着，双手搁在胸前，免得心脏蹦出来。

她好想念父亲，以一种近似祈祷的心情想道：要是我能让他看见眼前这情景，该有多好。就让他从天堂往下看看吧，无论这意味着什么，让他透过遗传给我的细胞，透过我的双眼来看一看，看见这一切，他都能懂。只要迎面直视，他总是能知道，那就是爱。

她不知道如今在世的人中，还有谁能听她说一说这些小狗，这一家子幸存下来的、相亲相爱的狼群。不是听她剖析它们的演化史和习性，这样的事她早已做过了。她最想诉说的是，它们是如此亲昵、友善的一家人。

[1]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785-1851），美国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美洲鸟类》被称作“美国国宝”。美国奥杜邦学会（Th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专注于自然保育。

14 老栗树

加尼特打开淋浴喷头，热水淋了下来，灼烧着包覆住肩胛骨的肌肉。实在是太疼了，仿佛将他拽回了学生时代，有个校园恶霸一拳狠命捣在了他的脊椎骨上。

他叹了口气。这日子对一个老头子来说实在漫长。倒不是因为要干的活多，他就喜欢莳弄那些栗树。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觉得这些活计枯燥透顶：春天要将所有花儿分别套袋，再小心翼翼地为它们交叉授粉，然后采集种子，栽种新的树苗……但这些活的每一个步骤都让加尼特兴奋莫名，因为那些种子应该都能长成有枯萎病抗体的栗树。取下每一只白色袋子时探出的枝梢，每一次授粉时颤颤悠悠的花粉，每完成一项总能让人感受到美好的奇迹正在形成的希望。一个古老的、失落的世界，就在他眼前东山再起。

不，他近来总是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这片农场和它的历史正将他沉沉地往下拽。这农场就是个废料堆凑起来的垃圾场，只不过隐身在薄薄的草皮之下，显得不怎么咄咄逼人。说实话，这一带的每个农场都差不离。他见过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名地产中介，站在奥达·布莱克铺子旁抬头观望这栋农舍，当时他差点探出卡车车窗冲他们喊：“想来搜寻一些历史故事吗？嗯，故事讲的是老头布莱文斯，已经被债务和破机器活埋了，而它们正等着吃掉下一个踏进这个农场的人，无论是谁。”

当然，他什么都没说，他们还是买了。他们长着一副城里人那种奋发上进的蠢样子，那女人更是打扮得比男人还男人。很快，他们就会遭遇那些加尼特早已熟稔的东西：在一个已经历数代耕牧的农场上，每下一铲都有可能撞到一块残破的瓷盘碎片、一截旧挽具的皮革部件、几块锈烂的废铁，甚至还可能有炮弹！加尼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带了几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炮弹回家，男孩子们当时玩得起劲，过后便要么将之扔在了果园里，要么藏在妈妈的花圃中，渐渐地忘在那儿了。五十年后，它们开始报复加尼特的旋耕机，毁坏割草机的刀片或其他设备。活干上一天不算完，还得摊上一大笔修理费。

今天上午，他没打算干多少活，只要将屋后田边靠篱笆一带的地方清理出来，为新育一排树苗腾出空间。他以为杂草最难清，却想错了。他报废了一台割草机，又把旋耕机的刀片弄坏了，才在一块窄窄的地里发现了半埋着的六根旧篱笆桩子，桩子上全都绑着带倒刺的铁丝。显然，四十年代，当他们拔出旧桩子，打入新桩子时，就随手把它们扔在了这儿。等他拼了老命将旧桩子全都拔出来后，又发现桩下埋着许多散落的钉子和车架螺栓，他用桶装满，往返足足三次，一趟趟把它们摞到车库里的垃圾堆上，堆得极高，丑陋而怪异。不过，在这一大堆几乎可以组装出一部老爷车的金属破烂之下，最糟的方始登场。他从那底下起出了一大卷黑色塑料布，内裹着沉甸甸的东西。加尼特起初担心里面是具尸体（这一天已算是把各种千奇百怪的物什见识了个遍，尸体的话，也没什么不可能）。幸好不是，是一坨白色的粉末，很有可能是岩盐，但他也不十分确定。那是加尼特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说该扔掉的东西。那时候的想法不一样：“扔掉”就是指“眼不见”，最好还能让其他人在路上捡走。今天干的活已经让加尼特受够了，本想在正午之前把那块地清理出来，可现在仍未完成，他能有什么办法？嘿，电话铃响了。

他关上淋浴喷头，听了听。没错，是电话铃声，电话就搁在浴室门外过道的桌上，吵得快把房顶震开了。

“等会儿！”他喊了声，心中老大不高兴。搞得他必须赶紧洗完澡，脑袋都来不及擦干，身上裹着条毛巾，还得小跑两步。他缩着脚掌踩到冷冰冰的过道地板上，拽下听筒。

“喂。”他尽可能显得和气，同时拍打着湿漉漉的头发。他不喜欢和人聊天，更不会跟拨错号码打来的人闲聊，像是现在这种情况。

“喂，沃克先生吗？”

是个女人。不是当地人。她有城里人的口音，每个词都说得飞快。

“说吧。”他说。

她似乎犹疑了一会儿，他暗想那就快把电话挂了吧，可她却说了起来：“我在想能否问问你山羊的事儿。我想做点小规模的肉羊生意，因为我的资金不太多，有人让我来找你。他们说找你就对了，你是本地的山羊专家，说不定还能告诉我怎么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呼了口气，“好吧，我就直说了。我在想你是否认识些人，能免费送我山羊。好让我启动起来。”

加尼特理了理头绪：本地的山羊专家，现在毛巾缠于腰际，头发打着绺儿，好似落汤鸡。

“要山羊？”他说。

“对。”

“我能问一下你住哪儿吗？我要先考虑一下这个。”

“哦，对不起，我忘了自报家门。我叫卢萨·兰多夫斯基，就住在怀德纳的老宅子里，我丈夫是科尔·怀德纳。”

“哦，怀德纳太太。你丈夫的事，我十分难过。我本来应该去参加葬礼的，但……我们两家有些过节。我想你应该都听说过吧。”

她稍稍沉默了几秒钟。“你和我们家是亲戚吧，对吗？”

“是亲家，”他说，“远房的亲家。”

“抱歉，我外甥提起过这事，我给忘了。对，我的一个大姑子就姓沃克。我想应该是。”她笑了起来，马上意识到对一个没当几天寡妇的人而言，这笑声太欢乐了点，“如何生活在七大姑八大姨的包围中，这事儿我还在学。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太新鲜了——我是列克星敦人。”

“那你是打算在那儿养山羊吗？”

“不，是这儿。我得想法清偿农场的债务，让它运转起来，所以才想到了做山羊生意，如果能做的话。我心里也没底，是不是挺疯狂的？”

“哦？难道怀德纳家那儿没养牛？”

她叹了口气，欢乐的语气荡然无存。“对我来说，养牛不是个好主意，需要付出的精力和收获不成正比。包括给它们注射伊维菌素什么的，我知道还得检查奶牛是不是怀孕了，但到底怎么给奶牛做骨盆检查，我一窍不通。靠近它们我会害怕。我个子小，它们个子都太大了。”她尴尬地笑了几声，“我觉得现在我还算不上是个农民。我连饲草打捆机都不会操作。我的两个大姑夫做出租牛只的生意，所以我可以把自家的牛卖给他们，我目前是这么想的。养点小牲口比较适合我。”她顿了顿，“我觉得山羊我能对付。”

“那好。看来你至少有了计划。”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真不好意思。我没想扯到这些私事上。而且也许现在你不方便说话。要是打扰到你，真对不起。”

“哦，一点都没打扰。”他说道，同时将身体的重心从一只光脚转移到另一只光脚上。他觉得有一阵冷风吹过，这也难怪：毛巾这么小，他几乎可算是一丝不挂。他觉得好像听见有人在轻敲前门。老天，不会是快递吧？他印象中自己并没有快递会来。

“哦，那就好。”她说着，笑了笑，“至少你没直说我在发疯——到目前为止。我希望你能帮我参谋参谋，看我能不能做。”

“嗯，那就开始吧。”加尼特说着，心急如焚。他又听见了敲门声，不依不饶地响着。

“首先，你觉得让别人免费给我山羊现实吗？我该怎么做呢？”

“我建议你在报上登招募启事。你应该会得到许多山羊，多到你忙不过来。”

“真的吗？那你也觉得大家都很想摆脱山羊啰。要是我还有点头脑的话，那应该就说明养山羊根本赚不到钱。”

“怀德纳太太，我确实不鼓励你养山羊。在我的记忆中，县里没有一个人靠养山羊赚到钱的。”

“我外甥也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问题出在营销做得不够，所以我正在开始学习，和其他农活一样。这儿没人知道该拿山羊怎么办，大家甚至都不吃羊肉，因为他们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我外甥说西布伦县不久前爆发过羊瘟，怎么会？”

加尼特闭上了眼睛。眼前这都是些什么事儿？一个神秘的闯入者正在楼下猛拍他家的前门，一个从列克星敦跑来的奇怪的女人正在试图把他最尴尬的秘密抖搂出来。他的后背疼得要命，而他的屁股还光溜溜地被微风吹拂着。不过此刻他并不想死了算了，真的，他只是想……或许回到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这些事儿就都过去了。

“沃克先生？你还在吗？”

“在。”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疯子？”

“哦，没有，一点都没。你问怎么处理多余的山羊，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六七年前，因为4-H项目，这里引进过大量的山羊，后来它们繁殖得实在太多了点。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宽容的描述了。错误一旦犯下，就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本该好好监管这些还没长大的小家伙，本该把它们及时转换成肉猪或家禽的。但那时候我妻子刚去世——你明白这种心情，毕竟你也成了寡妇。我的邻居又对无论哪种山羊都恨之入骨，当时我的判断力出了问题。我只能这么说了。”

“沃克先生，你不必说这些的，我也不是记者什么的。甚至和这里人相比，我也不那么关心别人家的事。我只想找点不要钱的山羊。”

“那就在报上登启事，这就是我的建议。不过，别在报上留你的地址。”

“不留吗？”

“咳，千万别留。否则人们会把不管什么动物都堆到你家门口，那你就麻烦大了。怀德纳太太，你有皮卡之类的卡车吗？”

“当然。”

“那好，在报上留个电话号码，但连怀德纳家也别提。只留电话号码，让别人给你打电话。如果他们有你要的东西，你就亲自去取。但先要问他们几个问题。你有纸笔吗？”

“稍等。”他听见她砰地放下话筒，从地板上走过。他琢磨着她究竟在哪个房间。是楼上还是楼下？也许是厨房。他们的婚礼仪式在门厅那儿举行的，那女孩穿着短款的白色婚裙，脚踩小白鞋，缓缓走下那些漂亮的台阶。她看上去像是只有十三岁。他们本来要在院子里办，但临了却天气转冷，还下起了雨。这些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艾伦当时在生病。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想起当时的事儿了：她头疼欲裂，所以他们不得不早早离席。或许那头疼便和癌症有关系，只是当时还不知道。

“好了，我回来了。”

“哦，”他说着，吓了一跳，“刚才我要说什么来着？”

“要是有人打电话来，我应该问问他们山羊的什么情况，对不对？”

“哦，对的。首先，你要的是肉羊，对吗？不是用来挤羊奶吧？”

“只要羊肉。”

“那好，你想要的是羊羔肉。”

“我觉得对。得及时卖掉，哦，也许年底这时候就得卖掉，我就是这么想的。”

“哦。那你得抓紧时间了。”

“有可能吗？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得让它们怀上羊羔，还来得及吗？”

“现在这时候不太对，但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要是你能确定母羊去年秋冬季都没和公山羊待在一起过，那现在就到时候了。我可以打包票。”

“这种预期合理吗？难道人们都只养母山羊不养公山羊？”

“县里大约有一百户人家的后院里养着好几头山羊。但大家都不喜欢附近有公山羊——它们身上的味道很冲。怀德纳太太，你闻没闻过公山羊身上的气味？”

“记忆中是没闻过。”她坦白道。

“嗯，要是你闻过，肯定不会忘掉的。那味道对母羊有很强的吸引力，但人闻不了。大多数人都只愿意养母山羊。”

“明白了。行。”

“所以你只要母山羊就行——三四岁的最好，再老的就不要了。只要对付得了，就多弄点母羊，但公羊一定要好好挑。配母羊，只需要一头公羊就行了。怀德纳太太，你会区分公山羊和母山羊吗？”

她笑了起来。“沃克先生，我确实不太懂行，但还没这么蠢。”

“当然当然。我的意思是……你是列克星敦人嘛。”

他听见她的呼吸声骤然收紧，像是有话要说，但最终又咽了下去。“好吧，就一头公山羊，”她终于说道，“明白了。”

“嗯，你可以多备个一两头。要是你弄来的公山羊不行，还有可以备用的。你得把它们放到不同的草场上去，尽量离得远点。”

“公山羊也得等待转正呢。”她说。

这算是低级玩笑吗？反正他是搞不懂。就连说出“弯”这么一个简单的词儿，孩子们都会笑话他。但她听上去不像在嘲笑。她比他之前在4-H项目里指导的大多数小伙子都更认真。

“要是从去年夏天起到现在，母羊真的没有和公羊一块儿放过牧，那只要你把公羊放进去，只消一两天，母羊就会来劲儿。有人会说得拿块布头摩擦公羊，再把它拿到母羊鼻子底下挥来挥去。但我从来就不认为有这个必要。”

“所以，只要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要问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母山羊？它们是不是和公羊一起放牧，或是曾经放过牧？’对吧？”

“对。”他说。

“要是放过牧，我就直接舍弃？”

“那得看你。要是你想在年底生出小羊羔，那就舍弃。”

出现了停顿。她好像在做记录。“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应该要些什么山羊呢？你可以要西班牙山羊，或是西班牙山羊和本地山羊的杂交羊，这儿大多数人养的都是这种羊。问问是不是肉羊，只要问这个就行了。萨能山羊，就是瑞士奶山羊，任何用来挤奶的山羊，应该都不是你要的。”

“好的。还有什么？你说过年龄很重要。”

“千万别超过五岁，体重不能低于一百磅。”

再一次停顿，她又记起了笔记。“还有呢？”

“当然还得是健康的羊。有寄生虫的，你肯定别要。你去接收它们的时候，要仔细查查。要是山羊的状态不能让你百分百满意，就别要。”

“这个有点难办吧，”她说，“别人不要钱给我，我还挑三拣四？叫花子没得挑。”

“所以你得有卡车。是你上门去帮他们的忙。他们才是叫花子，巴望着你能把这些没用的畜生带走。拿主意的是你。”

“哦，你说得对。这么一想还真不错。谢谢你，沃克先生，你给我的帮助太大了。要是之后我还有问题再给你打电话，你不会介意吧？在这一带，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没问题，怀德纳太太。那就祝你好运。”

“谢谢。”

“拜拜。”

他挂上电话，侧耳听了听楼下前厅方向的动静。他仍用一只手提溜着腰间的毛巾，蹑手蹑脚地来到窗前往外瞅了瞅。不过他也没指望能瞅见什么新鲜事儿。谁会来他家呢？他在正对着门口的楼梯转角平台飞快地穿上衣服，家里的这个地方，他极少逗留，不过今天他碰巧抬头往挂于上方的栗木框旧镜子看了一眼。他觉得镜子中的人看上去就像个幽灵，根本不是他自己——是镜框让他产生了这种感觉，他那张幸存下来的脸正好被框在了这绝种木头的遗存里。

他趿拉着皮拖，轻轻地走下楼梯，因为他的靴子早已沾满污泥，被他留在门外，等以后再清洗。从田边篱笆回来后，他太累了，压根儿不想洗什么靴子。他的裤子上也沾满了绿绿的苍耳子，他将之折好放在了厨房椅子上，他也实在是不想去理会什么摘除苍耳子的事了。那长了满身尖刺的小球会扎痛他的手指，留下中毒似的隐隐钝痛。加尼特坚信，如果全能的天父创世时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让世界充斥了太多的苍耳子。

他来到前门，打开纱门，探头往外瞅了瞅，又左右张望了一下。没有人。他的靴子还在门边并排放着，仍旧脏兮兮的。车道上没有停车，也没有货车，完全见不到任何曾有人踏足的痕迹。通常，UPS快递的大卡车能把车倒上草坪，留下弯曲难看的泥辙。那开车的小伙子打了许多耳洞，看样子比他脑壳里的脑细胞还多。

加尼特出门走到门廊上，眯缝起眼睛，努力透过混浊的角膜望着午后滞重的空气，仿佛这样就能辨认出其间的蛛丝马迹。他家极少有不速之客上门。其实，是从来就没人来——就连打错的电话都没有。可越是这样，真要有事的时候，就会来桩大的。有人来过这儿，但他错过了。要让他忘了这茬儿可不容易。

然后他便看见了放在门廊秋千上的派。是块黑莓派，就那么满不在乎地待在太阳底下的秋千板上。派皮表面裂了条细小的缝，诱人的浆果馅儿就从那里渗出了紫色的汁液——哦，这是女人的双手创造出的神迹。黑莓派是他的最爱。以往的每一年，当篱笆那一带的黑莓成熟，艾伦总会用收获的第一批浆果给他做一个黑莓派。通常是在六月的第三个周六，艾伦会煞有介事地派遣加尼特去采一桶回来。加尼特瞥了一眼高高的天空，琢磨着上帝究竟在跟他玩什么把戏。

他凑过去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这确实是一块派，而且是新鲜出炉。即便如今眼睛会欺骗他，鼻子从来不会。黑莓派底下压着什么东西，在微风中轻轻拂动。是几张纸。他从那下面抽出了几张方方正正的薄纸和一个封好的信封，对这一堆乱糟糟的东西皱起了眉。那些纸是收据。不会吧，难道有人要他为这块派付钱？不对，那都是他的收据，一张是利特尔兄弟五金店的，另一张来自南方合作社。来人可能是从立在前门那里的金属小信箱里拿出来的，他向来习惯让收据在信箱里一直积到报税季，甚至会将揣在衣兜里的收据清理出来先塞进信箱。但这些纸的背面写了字，字迹很小，工工整整的。是留言便条，是那封口信封的附件。

他环顾着空空荡荡的门廊。有人给他送来了这块派，那人站在这里敲门敲了足足十五分钟，就在怀德纳家的女人没完没了地唠叨山羊那会儿，最后终于歇手，给他写了张便条，把派留了下来。谁会这么干呢？他好像压根儿想不到会是谁。他郁郁不乐地端起那块派，拿上那些纸张、信件等一大堆东西，用胳膊肘把门顶开进了屋。他将派放入碗橱，这样他就不会在读纸条的时候因为看到它而分心。然后他抓过老花镜，坐于厨房桌旁读了起来。首先，他读的是写在一小张收据背面的便条。

沃克先生，

你不用浪费邮票，再让波克·桑福德花上两个小时走冤枉路——想想看，那个可怜人从你家信箱取出这封信带到邮局，再原路返回送来我家！我就住在旁边，你可以来敲门。我今天就是这样做的。我还写了封信给你，免得忘了该讲的事儿。[此处便条已经写到了第二张收据上]或许你不想聊天，但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当面谈谈。可你现在不在家。唉，可真难办。你的卡车倒是在。你到底在哪儿呢？我只好把派和信留下了。振作点，沃克先生。这个派和这封信，希望你都能喜欢。

你的邻居，南妮·罗利

接下来，加尼特拆开了白色长条信封，将里面折叠整齐的手写信纸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自己的手一直在发抖。确实得振作点。

亲爱的沃克先生，

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告诉你。没错，我的确相信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位置。照此思维，嘲鸫也会觉得自己应有同样的位置，火蜥蜴也是。每个活物都会坚信这一点：自己就是万物的中心。我想，每个生命都有自己膜拜的神，但你难道认为火蜥蜴会膜拜长着两条腿的人形的神吗？算了吧！对火蜥蜴而言，与觅食求偶抚育后代，长久统治烂泥地这样的神圣伟业相比，人类就是碍手碍脚的讨厌鬼。对它们来说，在烂泥里摸爬滚打的这些小生命就意味着一切。

然而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会是你，加尼特·沃克三世竟然会问：“就算有一个物种灭绝了，谁又会在乎呢？”一个树种的灭绝对整片山区的居民而言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你应该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点。假设有个城里来的家伙对你说：“先生，美洲栗树只不过是一种树而已——怎么啦，林子里的树不是多得很吗！”你肯定会发疯、会啐唾沫。你会花上一天一夜的时间跟他解释清楚为什么栗树和其他树不一样，它在我们的世界里有着特别的存在意义，是其他任何树种都没法替代的。那么，先生，同样的道理，失去一种火蜥蜴对其他依赖它生存的物种来说，也是个悲剧。也许这一次它的灭绝关联不到你，但我相信你并不是对所有的悲剧都漠不关心，并不会仅仅关心沃克家的财产受不受影响。你还记得去年报纸上的报道说我们这儿河里的蚌壳正在灭绝吗？沃克先生，最近邮递员告诉我，他在一个讲自然科学的节目里看到，任何一种蚌壳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一个短暂的时期寄生在某种特定的米诺鱼的鱼鳃里。如果相应的米诺鱼没有适时出现，先生，那就玩完了！每一种鲜活的生物都和其他生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东西你虽然看不见，却接受着它们对你的馈赠，许多东西你想去支配和掌控，它们却会绕到你背后，咬你一口。世界上许多故事的道理就在这里。还有个“沃尔泰拉原理”，是我在果树栽培杂志上看到的，讲的就是你越喷洒杀虫剂，想杀死那些小虫子，小虫子反而会变得越多。不仅会背离你的初衷，而且会恶化到惊人的程度。世界之大，远比你我想象的复杂。

你再想想看，如果有人指给你看一棵种在一小抔土里的古老树苗，正是许多年前从亚洲搭船而来的那棵。那人让你往里看看，还说：“这上面那些一钱不值的真菌将会干掉上百万棵巨大的栗树，进而饿死成千上万个正直善良的山里人，让加尼特·沃克变成一个刻薄的老头子。”你还笑得出来吗？

就算上帝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赐给人类作食物，他也会说贪吃是罪——他清楚无误地说过：“不可杀生。”他没让我们去将甲虫和毛虫斩尽杀绝，只因为它们会吃我们的东西。（另外，许多昆虫还会给我们要吃的东西授粉呢。）他没有授意我们不顾时节、无节制地去满足自己心血来潮的口腹之欲，没让我们毁林造田、毁田畜牧，也没让我们随心所欲地把想要的任何东西运到不属于它们的地方。沃克先生，我们能在地球上立足，还得感谢栗树枯萎病，感谢葛藤、忍冬和日本丽金龟。我认为这是上帝对我们开的一个玩笑，我们实在是太自大了。我们老爱声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但即便如此，他也有三十亿岁了，而我们还只是婴儿。沃克先生，我是知道你对那些毛头小子的看法的；但换个角度想想，对上帝来说，你我连婴儿都算不上。我们太无知，竟然以为懂得怎么去统治世界。

我偏爱你引用《创世记》的段落，但我怀疑你是否真的理解了。书里说，上帝给我们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他让我们见识到这世界周而复始的神秘力量。但对你来说，果子就应该被吃掉，他就是这么说的。但要记得，对树来说，果子就是它的孩子。“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他对火蜥蜴的照拂，你没看见吗？他提醒我们火蜥蜴也是有生命的物，甚至野草和池塘里的水藻也很神圣，它们是赐给火蜥蜴的食物。沃克先生，你是个虔诚的人。我觉得，当你要向上帝辛苦创造的生物喷洒农达除草剂时，一定要三思。

确实，我们都有痛恨的对象。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很讨厌山羊（这你也知道），也很不喜欢鳄龟。我确定上帝很爱它们，就像他也很爱你我一样。但我池塘里刚出生的那些小鸭子却被这邪恶的老乌龟全吃了，它就像桥下巨怪一样。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其中有只鸭子我特别喜欢，白色的身子，棕色的翅膀。（我给它取名鞍脊鞋。）然而昨天，我站在池塘边看着的时候，那只乌龟从水下浮上来，正正选中了可怜的鞍脊鞋。小家伙被拖下水时扑打着翅膀，哀叫着妈妈。我像个孩子一样放声痛哭。我要是有把枪、也有胆量开枪的话，肯定会把那混蛋一枪爆头！可我既没枪，也没胆量，而上帝知道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你真诚的，
南妮·兰德·罗利

P.S. 我绞尽脑汁想了想，没错，我记起来了，在五金店里是有那么一场谈话。是在说我自己的事：我用不太惯新款鲷鱼牌割草机上装的自动静液压传动器，和老款比起来，新款太灵敏了。马歇尔说他卖给我的是台很温和的小型割草机，可我说它就是个一心找死的怪物。一天，我把它留在前院割草，临时进屋喝了口水，等我出来时，它却不见了！我给蒂米·博耶打电话说机器被偷了！那个可怜人于是只得跑到我家前廊，手上拿着帽子，向我解释说他在远离我家一百多码的山下发现了我家的割草机，四仰八叉地翻着。显然我在屋里的时候，这台“鲷鱼”突然发了疯，想要一头扎进蛋溪里去。

沃克先生，我一向觉得大家都很爱你。对于那些莫名其妙撞上的倒霉事，你要是能自嘲一下，而不是老是去挑别人的毛病，那就更好了。

好吧，加尼特心想。看在上帝分上。一下子要吸收的东西太多了。对整个“鲷鱼事件”，他此刻倒是松了口气；对那女人可怜的小鸭子（唉，鞍脊鞋啊），他还是心生了那么一点点怜悯，但也就那么一点点。然后，他的血压又开始往上升。看这封信的时间越长，尤其是反复翻了几遍之后，她那假装友好、满纸胡言的本来面目就越是暴露在他眼前。还说什么刻薄的老头子！

那块派他彻底给忘了——事实上，直到一天半以后才记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尝了尝，发现还可以吃。）当时他腾腾腾地走到书桌前，从一个栗木壳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完全把派抛到了脑后。他丝毫没多想这样的回信看上去是否得体，显然，现在可不能讲什么客套。他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黑色圆珠笔，重重地在纸上写了起来，笔画颤颤巍巍，好似怕得发抖。“亲爱的罗利小姐，”他潦草地写道，

你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宣传自己对现代农业的荒谬见解，对于这种做法，我实在不敢恭维！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所谓的沃尔泰拉原理，也就是喷洒杀虫剂有益昆虫健康，那我肯定会喝下一夸脱马拉硫磷，立马就喝！

还有，说什么上帝三十亿岁，这有关系吗？上帝是没有年纪的。地球和地球上的居民是公元前四千三百年被创造出来的。从现在的人一直倒推，可以追溯到最初的两个人，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由此可以证明这一切。你应该不知道这个科学机制，要么就是在对“进化论”进行含混偏激的引用。如果是后者，那对这个古老的骗局而言，你的说法就聪明过头了。我研究过“创世科学”，建议你想想这几件事：第一，除了智慧、美好的造物主，还有谁会创造出这美好与智慧的世界？第二，随机因素（也就是“进化”）怎么可能创造出全世界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生命形式？罗利小姐，我知道你并不是科学家，但我还是可以来跟你讲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即自然万物皆趋向于从有序进入混沌，这和进化论者的说法截然相反。我本可以说得更深入，但我得克制，千万不能和你们有什么瓜葛。你们心志坚定，那你们就忍受灵魂被硫黄炙烤、面对撒旦的血盆大口去吧，终将落得与你那只心爱的小鸭子同样的下场。

哈！加尼特心想，刀子捅得这么漂亮，他对自己很感自豪，应该就此收笔。

“但我不会。”他继续写道，根本停不下笔。

我会是个好邻居，将这些理念传达给你，足够你和你那些成天烧胸罩的唯一神教派的女权主义朋友们好好思量思量。我敢说，这些话足够你们思考一阵了。

此致，加尼特·S. 沃克三世

P. S. 我可不是什么刻薄的老头子。

加尼特认认真真地在信封上贴了两枚而非一枚邮票，以使自己的观点立得更稳。（他其实也不甚了了那究竟是什么观点，但他就喜欢跟着感觉走。）他舔了舔封口，将信封粘上。之后，他才放松了精神，底气陡升。礼貌无足挂齿。这已不单单是骄不骄傲的问题了。加尼特·沃克如今已是上帝麾下的一名战士，正大踏步走向邮箱，好似进军战场。

15 蛾之爱

卢萨站于楼上窗旁，从那儿望去，前院的草坪犹如一匹墨绿色天鹅绒，上面还有零星几个蛾子蛀食的破洞，露出了红土的地面。朱厄尔和埃玛琳正在草坪上码放椅子，埃玛琳的老公弗兰克和玛丽·埃德娜的老公赫布正将一张大胡桃木餐桌搬到外面。卢萨邀请了全家人来庆祝七月四日独立日，说要拿冰柜里当月剩下的奶油来做冰激凌。他们全都答应过来，也许是出于怜悯吧。连玛丽·埃德娜的儿子和儿媳也从利斯波特赶了过来，她只在葬礼上见过他俩。

玛丽·埃德娜早到了一个小时，来的时候两手各端了一盘魔鬼蛋（沙门氏菌正在上面枕戈以待，卢萨这么想道，但什么都没说）。眼下，看着门前的过道被身穿焦橙色套装、脚蹬舒适便鞋的气势汹汹的老大姐占据，卢萨不由得一阵心慌。她高声嘱咐了几句，然后借口去找桌布，就飞也似的跑到楼上去了。玛丽·埃德娜当然知道桌布就在客厅内的樱桃木大柜子里。不过这时候，她正在外头将母亲留下的一块亚麻布展开、扬起，铺到桌子上。男人们则背对着她蹲在鸡舍旁，将啤酒塞入冰桶里，再打开一瓶瓶装在长颈瓶里的自制饮料。汉尼-梅维丝想组织孩子们来搅拌冰激凌，但眼下，他们只顾绕着她跑来跑去，俨然成了一群逼宫蜂后的造反蜜蜂。卢萨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绿色织锦椅子的靠背，居高临下地看着楼下她的那些姻亲，觉得他们很像平时在她院子里四散踱步、咯咯叫唤、五色驳杂的鸡群。然而，鸡群中的母鸡早早地就逃回了鸡窝，以免遭到这帮亲戚的攻击。卢萨露出一丝苦笑，心想要是整晚都能站在这扇窗前看着这一幕该有多好。他们终于齐聚在这里，来到了她家做客，而她却毫无下楼的胆量。

她叹了口气，关上了窗子。之前下了雨，空气中弥漫着蘑菇的腐臭味，那是蘑菇的孢子散入潮湿空气中的味道。不过，时已向晚，男人们应该很快就会放起烟火，到时呛人的烟雾就会给空气蒙上一层蓝色。只要有节目，这个晚上就能凑合着过去。她朝梳妆镜瞥了一眼，捋了捋草莓金色的浓密头发，心情郁郁。她身上的牛仔裤太贴身，黑色针织衫的领口太低，发色太红——简直是无耻寡妇耶洗别[1]。她挑了这件黑色上装，就是想显得单调沉闷。然而，当她站在身着直筒涤纶套装的玛丽·埃德娜身边，或站在红色条纹上装、星星图案短裤、金色包口凉拖、蓝色眼影打扮的汉尼-梅维丝身边，想要让自己显得寒酸老土，也着实不易。卢萨移动双脚，迫使它们迈开步子朝楼梯走去。是时候了，是时候了，现在已经没有后悔或犹豫的余地了。已经晚了一年了。

烟火的事儿，她所料不差。此时已准备放了。汉尼-梅维丝的老公乔尔和洛伊丝家的大里奇正往码放成一排的一个个褐色的纸袋里瞅，争论着该怎么搭配着放。卢萨很感激之前下了场雨——她是真心害怕烟火会把自家的谷仓给烧了，却又没勇气阻止他们放烟火。（这可是传统啊。）不过，今年五月和六月西布伦县暴雨如注，空气里的湿度就能把火给闷熄。美洲牛蛙纷纷跑出养鸭的池塘，无所顾忌地将一大块一大块果冻状的卵搁在草丛里。它们显然自信过了头，以为小蝌蚪肯定能像小小的精子那样游过草坪。狂暴的鳄龟不再安于池塘生活，而是晃荡到了乡间小路上，像一个个拦路劫匪。卢萨这辈子还从未见过如此性欲勃发、闷热潮湿的夏日。单单呼吸就能令人汗如雨下。

“嗨，你们好啊。”她向乔尔和大里奇打了声招呼，他们则冲她点了点头，咧开嘴笑得像两个小孩子。他们很喜欢参加这样的野餐会。与此同时，大嗓门洛伊丝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折叠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个劲儿地抱怨买烟火花了多少钱。

“一百八十一美元哪。”她激动地说着。抽了几十年的烟，她的嗓音变得低沉而粗糙。玛丽·埃德娜站在三英尺开外的地方，气鼓鼓地盯着餐桌，没搭理她。一看见卢萨从宅子里出来，洛伊丝便来了劲儿，有新的听众了。“一百八十一美元哪！”她对卢萨大声嚷嚷着，“就为了今晚这番小把戏，小伙子们花了这么多钱，你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事吧？”

卢萨在楼上就听见这话了，但她假装很吃惊。“天哪！他们难道是一路开车去了趟中国才买回来的？”她一边说一边向洛伊丝走去。她发现洛伊丝穿着牛仔裤配一件西部式样的衬衫，领口扣子松开，敞得有点过，也是耶洗别阵营里的人，她顿觉一阵轻松。

“不是，”洛伊丝说，“他们去那边疯子哈里的店铺买的，就在州际公路边上。”

就卢萨所知，田纳西州的整个边境地带都是售卖廉价烟火的棚屋。边境一侧卖烟火是合法的，到了另一侧就算违法，但她也不清楚到底哪边才算合法。

“我真应该和他们一块儿去，”洛伊丝用她那低沉沙哑的嗓音继续唠叨，“要不就派小里奇或姑娘们去盯着他们点儿。我没想到两个大男人竟然会兴奋得像小孩子进了糖果店一样。”她仔细查看着发梢，长发被她染成了煤黑色。照卢萨看来，洛伊丝拥有如科尔一样白皙的皮肤和湛蓝的眼睛，但年纪偏大，不太适合染发。可也许，能像丈夫和孩子那样拥有一头黑发，会让她觉得有归属感吧，谁知道呢？

玛丽·埃德娜一直在不厌其烦地摆弄单层蛋糕上的锡纸。她那一身橙色涤纶套装非常惹眼，在这闷热潮湿的夜晚，仿佛成了一道热源。这身装束使卢萨产生了一种怪异的不适感，似乎玛丽·埃德娜的在场会毁掉食物的味道。

玛丽·埃德娜忽然转过身，仿佛洞悉了卢萨的想法，但她却冲着洛伊丝斥责起来：“嘿，洛伊丝，别发牢骚了，他们每年不都这样吗。要是你现在还不习惯，那就再也习惯不了了。”

卢萨退到了一边。洛伊丝根本不以为忤。她冲玛丽·埃德娜歪过脑袋，将烟灰掸入草丛。“怎么啦，接着说啊。你老公不也有过把杂货店整个礼拜的收入全都花到樱桃炮仗和烟火蜡烛上的时候吗？”

“我倒宁愿他那样。不像现在，整个头都要扎进酒缸里了。他们都在那儿喝什么酒？”

“哦，亲爱的，那是弗兰克自制的接骨木果酒。你还是让他把那个小小的化学项目给完成了吧，否则埃玛琳肯定会把那酒倒进下水道的。”

“是这么回事。”

“他说那玩意儿很纯，很好喝，以后说不定可以拿去卖。”洛伊丝翻了个白眼。

玛丽·埃德娜扶了扶紧裹在头上的浅蓝色头巾帽，眯缝着眼，瞧着那些男人。“那可说不清。你要是问我，我还是同意主说的话。那东西像蛇一样会咬人。”

洛伊丝哼了一声，从鼻孔喷出的烟像一条龙。“我倒是觉得，那玩意儿喝完第二瓶之后，会有股相当好闻的松节油味道。”

卢萨看着大姑子们连珠炮似的你来我往，没想到她们对自己的丈夫和彼此的丈夫会如此刻薄，同对她的态度没什么两样。科尔总说她对他家人的看法太主观。她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对会互道“请”“谢谢”的父母。对卢萨这个晚年得来的孩子，他们也是这么有礼有节，只是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该如何与孩子相处。也许科尔说得没错。她从未体验过简单粗暴、单刀直入、混战一团，同时却也轰轰烈烈的家庭之爱。

她向鸡舍走去，决定前去调查一番，看看那像蛇一样会咬那些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都情绪高涨，正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只有当所有人都达到一致，而又没有敌人在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农场的政策和政府的愚蠢，最可能是这类话题。但也许又不是这样呢。“布莱文斯很会撒谎，”赫布正在说，“他撒起谎来，快得就像狗舔盘子。”

“你们好啊，先生们！”她一路走过去，在适当的距离上打了声招呼，以免他们正在说不想让她听见的话。要是在她面前，不小心说了“操”或“妈的”，他们肯定会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嗨，怀德纳小姐，”大里奇回应道，“我有件事得和你说道说道。”

他态度很友好，让她放松了不少。应该不是什么刁难人的麻烦事。“是我卖给你和乔尔的那些奶牛吧？是不是全都跑光啦？我提醒过你，它们都是篱笆跨栏健将。”

“没有，夫人，那些牛表现得还不错，谢谢。不过，现在我们都把牛租出去了，只留下小牛犊子，好提醒自己还在养牛。我们不欠你啥了，除非它们都忙活起来要在今年冬天生牛犊子。”

“我记得那些条款，我对姑娘们都说过该怎么办。”卢萨笑了笑。里奇和乔尔跟她做的这笔生意，能让她有赚头，她心里清楚。

“现在不说这事，我们争论的是你的反烟草政策。”

“我的什么？哦，明白了。你们把我弄得像是在和农夫们对着干似的。”

里奇飞快地把夹烟的手背到了身后。赫布、乔尔、弗兰克和赫布的儿子也纷纷效仿。“没有，夫人，”大里奇说，“我们说你就像县里的布彻小姐似的，她是十年级的工艺课老师。以前只要发现我们在抽烟，她就会直接朝我们扔螺丝刀。”

“你们的工艺课老师，是个女的？屠夫小姐[2]？简直难以置信。”

“我们可没骗你，”弗兰克说，“她当过我的老师，也当过里奇、乔尔的老师，还是赫布儿子的老师。她退休的时候估计快一百岁了，没了三根手指头。”

“她千万要活到一百二十岁啊。”卢萨说，“瞧瞧你们这德行，尽管她试了各种办法，你们一个个抽起烟来不还是像大烟筒。我的螺丝刀呢？”

他们一个个都像小孩子一样低下了头。卢萨觉得很惊讶，自己竟然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以前，这些男人从不和她说话，更别说像这样聚在一起交谈。或许是接骨木酒的效果吧，弗兰克现在就一个劲儿地催她尝一口。他把酒装在啤酒瓶里，所以之前很难分辨各人喝的是什么。

“哇！”她尝了一口后便惊叹出声。酒味干冽，有劲儿，很像白兰地。“不错。”她又说，并点了点头，因为他们似乎都很在意她的看法，“虽然我听说这酒像蛇一样会咬人。”

一听这话，他们哄然大笑起来，连赫布都不例外。卢萨脸上微热，很高兴能争取到这份友好，但也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和这些男人成了同盟，和他们的女人唱起了反调。也许只是跟玛丽·埃德娜唱反调吧。不论是谁，似乎都对玛丽·埃德娜心怀不满。

“那，大里奇先生，你有啥要和我说道说道的？”

“是你家后头牧场上的山羊。现在我算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和乔尔把你的牛全牵走了，就是为了给山羊腾地方。我也知道你要羊干什么。”

“你知道？”不知何故，她一时有些慌乱。小里奇已经把她的计划说出去了？要是他真说了，有什么要紧吗？

“对。”大里奇眼里闪着光。

“好吧，那我为什么要山羊呢？”

“好让我难堪啊。它们会把你家饲草田里的蓟草和野蔷薇啃个精光。你想想，要是有人开车经过，看见篱界的另一边，就会说：‘哎呀，先生，那个里奇·鲍林怎么搞的，他家的饲草田里长的就是一堆乱糟糟的野蔷薇，两美分贱卖给我我都不要。’”

“我正是因为这个才弄来山羊的，我要把你的饲草生意搞砸。我可受不了眼睁睁看你卖饲草赚大钱。”

“哎呀，里奇，”乔尔说，“这女人可要让你遭殃了。你还是别种田了，和她好好比试比试吧。”

他们这是在取笑她吗？不过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说话的——有长吁短叹、有嘲笑奚落，也有尊敬，她开始有些领会了。他们也都坦率地表达出对她的为人的欣赏，尤其是大里奇和赫布那个从利斯波特赶来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卢萨拉了拉针织衫，担心乳头是不是透出来了。她绞尽脑汁在想那孩子的名字，好像那有多重要似的。她一直盼着他能再重复一遍自己的名字，但他只是把第二瓶像蛇一样会咬人的酒递了过来，他们现在都在敬酒。难道她这么快就喝完了第一瓶？为什么里奇一直冲着她笑？他这人挺难揣测的——她从没想过他还有这一面。她这下明白洛伊丝为什么要把头发染得年轻些，时时留意自己的丈夫了。

“那谷仓是用栗木搭的吗？”赫布家未知名字的男孩问她。

“你在问我吗？”

“那是你家的谷仓吧，难道不是吗？”

她吃了一惊，没想到如今转到了这个话题上来。她竟然有资格谈论自家的谷仓了。他们家里的那些妻子可不是这样，就连厨房，都不承认是卢萨的。当然啦，这些男人也都是姻亲；他们和卢萨一样，也都不是从小在这宅子里长大的。她还从没想到过这一点——他们也不算怀德纳家的人。

“对，我觉得是栗木搭的。”她指了指山墙顶部附近的细木接合处，“你看到屋顶拱起来的那个地方了吗？那是后来搭的，我觉得用的是橡木。那里还没有朽坏，不过椽子全都得换了。”

赫布吹了声口哨。“那可得花你不少钱。”

“帮个忙，”她说，“要是你听说有人想做换谷仓屋顶的活，就对他说你知道有位女士可以让他赚点钱。”

“你应该让他在你家山头上造个亭子。”弗兰克说，“这样你就能在那儿设个哨岗看着山羊了。”

“我就认识一个家伙，他有两座亭子。”里奇说，“可两座都垮了。”

“里奇·鲍林，你这该死的傻帽。”

向晚的斜晖中，他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细细地打量着那裂痕斑斑、几经修缮的谷仓。他们身后的鸡舍深处，传来慢条斯理下蛋的母鸡低低的厌世呻吟。夏日昆虫的大合唱充斥着四周的空气，无穷无尽的咔嗒声与婉转的颤音此起彼伏、愈发高亢。随着夜幕降临，那聒噪更是震耳欲聋，甚至可以湮没烟火的爆裂声。但就算此时，卢萨和男人们仍能听见洛伊丝不屈不挠的大嗓门，她刚拦下汉尼-梅维丝，正喋喋不休地向妹妹抱怨火药的价格。

“我真是个该死的傻帽，”里奇煞有介事地说，“花了一百美元买来烟火，还有这看来得挨到圣诞节才刹得住车的唠叨。”

“我听说是一百八十一美元零十二美分，”卢萨说，“大概。”

“没有的事，是八十一美元零十二美分，那是乔尔说的。”

“好啦。”乔尔忽然兴奋起来，“我们去放烟火吧。”

“别那么着急，塞克斯顿先生。等天黑了再去吧。”但乔尔已经往坡上走了。他们的目光跟随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走开的路线和穿了一身星条图案的汉尼-梅维丝追过去的路线交叉在一起，她已经摆脱了洛伊丝，拿着装热狗的纸包朝丈夫走去。卢萨开始品赏她那一身着装，似乎在夜色中更好看。当汉尼-梅维丝踮起穿着小金鞋的脚，让乔尔吻了吻，再把手上的热狗递给他时，卢萨便觉得她益发好看了。两人简简单单的动作满含宠溺，他抚住她的后背，她绷直小腿、抬起脑袋，受了他一吻。巨大的孤寂感偷偷爬上卢萨心头，渐渐笼罩了她。她需要科尔来和这一大家子协商沟通。有他在，许多事就都好说了。又或许，本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乔尔开始寻摸褐色纸袋里的烟火，他埋头翻找时，另一只手不自觉地把热狗举得老高。让乔尔独自去放烟火，里奇似乎不太放心。“真不想离开你们这群可爱的同伴，”他一边说，一边殷勤有礼地鞠了一躬，目光灼灼直视卢萨，其中的意味让卢萨心头一惊，“我得去好好盯着我的那位连襟。他这人不怎么可靠。”

“我觉得你也不怎么可靠。”她说。

他眨了眨眼。“我想你说得没错。”

卢萨忙转过脸，假意望着山坡上的餐桌，免得脸上的红晕被人看见。她很是恼火——难道她现在已经不是新寡六周的寡妇了，她的大姑夫竟然和她调情。尽管他这么做或许是想让她高兴，又或许是酒精搞砸了事情。那一瞬间，她忘了自己原本的凄惶。她既觉得负疚，又似乎看到了希望，终于意识到麻木的日子过后，对岸已然显露。也许在那里，身体的愉悦终有一天会猛烈地触动她，她会再次看到斑斓的色彩。

“先生们，我得去当个称职的女主人了，我得去看看冰激凌是不是可以吃了。”她说。弗兰克从她的左手上抓过空酒瓶，又塞给了她满满一瓶酒。

“我们全都罪孽深重……”她低声哼着歌，双手各握着一瓶会咬人的蛇，从玛丽·埃德娜身边走过。她朝着谷仓走去，想看看冰激凌机的工作进展如何。她感到小腹一阵收紧，不是因为接骨木酒，而是因为别的事。她认得这种身体感觉，但又说不清道不明。这一整天，这种感觉围绕着她——那是种充实感，不会令人不快，但易使人分心，而且左腹部一直隐隐刺痛。当她看见一轮明晃晃、圆滚滚的硕大月亮自谷仓屋顶升起时，这种感觉又上来了。那是她的月事又回来了。从上大学起，她就一直服用避孕药，已经好些年。但几周之前，当她最终下定决心把科尔的牙刷和剃须用品全都清出浴室时，把那粉色的药盒也给扔了。如今，压抑蛰伏了好几年后，她的卵巢已悄然苏醒、渐渐活跃起来。难怪那些男人都像蛾子似的围着她：她能生育。卢萨对生命这荒唐的执念付以惨然一笑。她必须循着费洛蒙的气息而去。

半路上，朱厄尔五岁的孩子一下子扑到了她腿上，她手上的酒没拿稳，洒了一身，还差点一个趔趄摔一跤。

“啊呀，洛厄尔，怎么回事儿？”

“克丽丝害我割破了腿！”他哀号声声，手足乱舞，“流血了！我需要邦迪！”

“我来看看。”她往地上一坐，把两个酒瓶稳稳地放入草丛，卷起洛厄尔的裤腿，仔细检查了一番。皮肤没破。“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是另一条腿。”夜色中传来一个恹恹的声音。是克丽丝，她紧随着弟弟正吃力地往山坡上走来。“他在谷仓地窖里被钉子钩到了。”

卢萨被这孩子的歇斯底里搞得惊慌失措。为了安抚这孩子，也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把孩子揽到自己的膝头，又查看了他的另一条腿。她在脚踝处发现了划伤的痕迹，但就连表皮的第二层都没划破。肯定不会出血。“没事的。”她说着，用力抱了抱他。然后她揽起他的腿吻了吻。“你结婚之前，伤口肯定会好的。”

克丽丝扑通一声坐到卢萨身边。“他是不是说都是我的错？”

“没啊，他没说。”

“好吧，他会这么说的。他会这么告诉妈妈。我可没让他和我一起爬到谷仓下面。我让他别来。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就喜欢打小报告，像个胆小鬼，老是说自己这儿疼那儿疼，还哭个不停。”

“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是胆小鬼！”洛厄尔哀叫起来。

“嘘，”卢萨说着，又伸手搂住了克丽丝的肩，洛厄尔则趴在她膝头，渐渐平静下来，偶尔悲从中来，再抽噎一声。他撒娇似的黏着卢萨，用一双小小的手紧紧搂着她的腰。“谁都没有错，”她说，“大姐姐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到哦。洛厄尔也只是想跟着你玩，宝贝。”

克丽丝侧肩抖落掉卢萨的胳膊，一言不发。

“哎呀，是我家的洛厄尔在哭闹吧？”朱厄尔在他们身后喊，听上去很焦急。

“没事啦。”卢萨回应道，“我们在谷仓这儿。是玩的时候伤着了，但很快就会好的，我觉得。”

朱厄尔过来重重地坐到了草地上，伸手摸了摸洛厄尔的额头。他马上就离开卢萨的膝头，蹦入了母亲怀里。克丽丝站起身，转眼便消失不见了。

“他就是划破了一点皮。”卢萨说，“他想和姐姐一起爬到谷仓下面转转。绝——对没出血，不过，要是你觉得贴个邦迪有助于病人恢复士气，我就去拿，楼上的浴室就有。”

“谁要吃冰激凌？”一个女人的声音自夜色中响起——卢萨猜是洛伊丝和里奇的某个十几岁的女儿。汉尼-梅维丝丢开手之后，洛伊丝家的两个女儿就接管了组织孩子们搅拌冰激凌的事务。

洛厄尔深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精神抖擞而又一瘸一拐地朝冰激凌的方向大步跑去。朱厄尔往卢萨的肩头略略靠了靠。“谢谢你，亲爱的。”

“我可啥也没做。”

“你没抽他们，就已经很好了。”

“老天，朱厄尔，别这么说。我喜欢你家的孩子。他们很特别，两个都是。”

“特别……好吧。”朱厄尔歪着脑袋，用一种近乎咏唱的调子叹道，“小子像个姑娘，姑娘像个小子。”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喜欢他们。”

“他们以前的日子不好过。苦命的孩子。要是我当时能对他们好点该多好。”

“每个孩子的日子都不好过。”卢萨说，“一个小人儿在这大大的世界里，没有人拿你当回事儿，这日子很不好过。我能想象得到。”

朱厄尔摇了摇头，这情态让卢萨领会到，她心里藏有更大更沉重的悲哀，那是卢萨想象不到的。卢萨沉默下来。近来，她也腻味了别人的好言相劝，她知道什么时候该缄口不语。她们就这么坐着，凝望着月亮。此时，月亮已似美丽的青铜圆盘，悬于谷仓上方。千言万语都无法触及月亮之美。在这幽蓝的夜色中，她又听见了记忆深处爷爷兰多夫斯基的声音：“Shayne vee dee levooneh.”是一首歌，也或许只是对心爱孩子的赞叹：“美如明月。”

“朱厄尔，我想问你一个古怪的问题。你们都是在这宅子里长大的。有人见过里面的幽灵吗？”

“别说了！上次你告诉我说我妈还在厨房里游荡，我就听得毛骨悚然。”

“不一样。我现在讲的是快乐的幽灵。”

朱厄尔摆了摆手，像是赶走小虫子。

但卢萨不依不饶：“下雨的时候，我能听见孩子们在楼梯上跑动的声音。”

“我觉得是屋顶的问题吧。一下雨，那老宅子就和鸡舍一样闹腾。”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下雨的时候，我还能听见音乐声和说话声。就算是铁皮屋顶的声音吧。我可以和我爷爷聊很久很久，他以前是吹单簧管的乐师。但这些声音和我说的都不一样。有时候，甚至不下雨的时候，我也能听见孩子们爬楼梯的声音，一阵风似的，磕磕绊绊的，那种好几个孩子同时爬楼梯的声音。我听到过好多次了。”

朱厄尔只是瞅着她。

“你觉得我疯了，对吧？”

“当然没有。”

“肯定有啦。独自一人待得太久了，寡妇不发疯才怪。我就是这样。但你要是听到我说的那些声音，肯定也会吃惊。太真实了。我发誓，每次听见，我都会停下手头的活，跑到楼梯旁，想看看是不是真有孩子在往上爬。我说的不是‘听上去像脚步声’，那就是踩在楼梯上的脚步声。”

“好吧，那是谁的脚步声呢？”

卢萨看着朱厄尔，仔仔细细地打量她。即便暗夜沉沉，卢萨仍能看见她脸上一个月前还未曾出现的陡削的纹路。就好像有什么接错了线路，卢萨内心里的种种悲哀全都显现在了朱厄尔的脸上。“你没事吧？”她问。

朱厄尔警惕地看了看她。“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看上去不精神，而且好累，好疲惫。”

朱厄尔整了整包住头发的花头巾，戴着这种奶奶头巾，也没法显年轻。“我是很累。又病又累。”她叹了口气。

“怎么回事？”

“唉，亲爱的。没事啦。我会想办法的。你就别问了，今天晚上我不想多说。我只想来这儿，和你们一起吃吃冰激凌，看看烟火，难得地开心开心。”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明天再问吧，好吗？”

“好的。可你让我很担心。”

“我还是去看看洛厄尔是不是要去医院。他说不定已经把这事给忘了，可要是我现在不给他贴邦迪，凌晨三点醒过来时，他就会以为自己马上要死了。”她起身，吃力地、慢慢地想站起来。卢萨跳起身，把她拉了起来，再拎上草丛里的两个酒瓶。其中一瓶仍旧是满的。

“你看看我，一手拿着一瓶酒在这儿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但愿玛丽·埃德娜会为我永生的灵魂祈祷。”

“玛丽·埃德娜会为她老公永生的灵魂祈祷。你的牛仔裤贴身得就像树皮贴合在树干上，这一晚上赫布·戈因斯的眼睛就没从你的屁股上挪开过。”

“朱厄尔！赫布？我还以为赫布与这种心思绝缘呢。”

“你就吃惊吧。可不只有他这样。”

卢萨做了个鬼脸。“你快走吧，说得我都尴尬死了。去看看盛冰激凌的盘子或碗还够不够，好吗？看看桃子和黑莓是不是都放里面了，冰柜里有已经切好的新鲜桃子。水果最后放。”

“别费心，我们没问题的。”

“好。我过会儿就来。我想去池塘那儿待一会儿，看看月亮。”

她踩着人字拖，脚底和橡胶鞋底之间沾染着青草凉凉的湿气。她沿着池塘岸边一直走，直到从她的位置看去月亮的倒影正好在池塘正中央。那倒影清白、战栗，似这静夜一般古老，令人心生向往。她只觉巨大的悲哀自心头醒来。这悲哀一度沉睡，她尚能靠假装支撑，可它一旦醒来，就将她试图营造的种种假象驱逐，连同它的盟友，她原本可以救他一命的一百种可能，对她穷追不舍。那天，他感冒了。他本可以躺下休息，不到山里去。如果她是个好妻子，她本该将他留在家里。

“科尔！”她大声喊道，可话刚出口她就后悔了，因为这呼喊已将他召唤至身边，鲜活而真实。她的心仿佛渗血一般渗出卑微的祈求：真希望你今晚能在我身边。真希望我们浪费在争吵中的那些日子能重头来过。真希望我们能有时间生个孩子。真希望。

“咝。”

她扭头看去。谷仓朝向月亮的那面墙壁反射出一片惨白的月光，她什么都没看见。但她闻到了一股烟味。然后就看见一颗点亮的红色烟头于黑暗中晃动。

夜色如墨，她飞快地擦了擦眼睛。“是谁？”

“是我，”传来一声低语，“里奇。”

“小里奇吗？”她的共谋者。她向他走过去，小心地绕过池塘边缘的泥洼。“你看没看见我弄到了什么？”她问他，努力显出开心的样子，好让自己从自怜中抽离出来，“你开车经过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我家烟草田上方的那片田地？”

“嘘！”他于暗夜中用手按在她的腰上，把她拽到谷仓角落里，直没入月光的暗影深处。

“你干什么，不学好，在谷仓后头还抽烟？看看吧，我也学坏了。”她举起酒瓶，但他拒绝品尝。

“呸，是弗兰克姨父那难喝得要命的烈酒吧？”

“你这么觉得？我刚刚差点觉得这酒还不错呢。”

“那说明你已经昏了头了。”

“也许吧。你到底在躲谁？”

“我妈。”

卢萨轻轻笑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妈妈，骆驼牌香烟女王——在她面前你还躲躲藏藏？”

“不是我，是你。”他说着，点了根烟，放到她手里。卢萨看着那根烟皱了皱眉，然后就夹到唇间，吸了一口。几秒钟之后，一股令人愉悦的、刺刺的麻痒感从舌下一直传到了胳膊。

“哦哟，”她说，“我就快爱上吸烟了。你可真容易把别人带坏。看见我的山羊了吗？”

“嗯。上头那儿好像有四五十只吧。”

“五十八只。你知道吗，这里面没有一只山羊之前和公羊一起待过。现在它们有了一只公羊，你就想想吧。只要它忙活起来，把活干漂亮，就能让我在开斋节之前拥有五十只小羊羔，我家谷仓的新屋顶也就有着落了。”

“真行啊。就靠报纸上那个广告，来了这么多羊？”

“我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里奇。我没开玩笑，真的是一直响个不停。你听说过电话机被打坏这种事吗？上周整整一个礼拜，从早到晚，我一直在接电话。”

“嗯，玛丽·埃德娜姨妈说见你进进出出的忙得很。她都能说出你跑了多少趟。你花了多少钱，总共？”

“登招募启事花了一美元六十五美分，这是目前为止所有的花费。山羊一分钱都没花。你实在想象不到那些人给我羊的时候有多高兴。你们这里的人都觉得我在帮忙清走有毒的废料。”

“这事儿你得谢谢沃克先生。他是县里所有山羊的老祖宗。”

“是该谢谢他——我也谢过了。我都是打电话咨询他。他人真好。”

“他人好，是吗？他以前在学校里当老师的时候可没受到过这样的评价。”

“但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意思的老头子。帮了我很大的忙。你知道他教我干什么吗？有时候得拿块布头摩擦公羊，再拿到母羊鼻子底下挥来挥去，好让它们兴奋起来。”

“哦……这样啊，”里奇说着，慢慢点了点头，“我好像在奥达·布莱克的铺子里听人八卦过。他们说看见你在山上对山羊没规没矩的。”

卢萨笑起来，呛了一鼻子的接骨木烈酒。“这话应该不是他们说的吧。”

“好吧，我的错。”他抽了口烟，凝望着田野。草丛在月光下显得白白净净，好似覆了白霜。“那真有用吗？我是问，为什么会有用？”

“是费洛蒙。”她说。

“啥？”

“就是气味。我们从来不会拿来谈论的整个爱的世界的气息。”

“是吗，”他说，“那么五十八只母羊，你就能有五十只羊羔？”

“算你说对了。还有，你知道吗？算了，你不会相信的。”

“什么呀？”

“在我以前放牛的那片小牧场那儿，还有三只公羊，它们是我的备胎男士。另外，在老牧场那里，就是果园后头、遍地都是野蔷薇的那地方，你猜有什么？”

“怎么，还有山羊？”

“还有七十一只母羊。”

“不会吧，姑娘，你玩这么大。”

“算是吧。那些母羊都是最近某个时候和公羊一块儿放牧过的，要不就是养羊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沃克先生叫我别要，因为不能马上让它们进入发情期。可我想，为什么不把它们要过来，先养在那儿呢？到了十月我再放入公羊，那样我就有了第二批羊羔，养肥后，就能及时赶上希腊复活节[3]和宰牲节。”

里奇吹了声口哨。“你可真会算。”

“养羊天才嘛。”她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你从没想过要在鸡下蛋之前数数自己有多少只鸡吧，可我已经和娘家表亲谈了，做肉贩的那个。你实在想不到他有多激动。他从九月份开始接订单。他估摸着我们能大赚一笔。”

“是吗？能赚多少？”

“嗯，也算不上太多。但足够用。负担大项开支是够了——比如说，我目前需要修理好谷仓的这笔费用。”

“那每磅羊肉的价钱是多少？”

“一美元六十美分，也许可以到一美元七十五美分？”

她心里其实对价钱也没谱，但里奇显然很清楚，因为他吹起了口哨表示赞同。“嚯，很不错啊。”他冲她眨了眨眼。她的眼睛已完全适应了夜色，将他看得很清楚：他和他父亲算不上很像，但眼里的光亮却是一模一样。她举起酒瓶，让最后那一点毒蛇轻咬她的舌尖。

“看那儿。”他说着，指向洒满月光的山坡。她能望见那片牧场上，她家洁白的山羊正弓着脊背四下吃草，如同孩子笔下的画作。后来，她又辨清了其他画面：那只深色的公山羊在四处走动。它正在努力劳作，管理着自己的羊群，有条不紊地趴到一只接一只母羊的背上。卢萨满怀敬畏地观看着这一幕。

“好好干，小家伙，”她一本正经地说道，心里喜乐无边，“快给我的谷仓盖个新屋顶。”

里奇被她逗乐了。

她抬头看着他。“你注意过下雨时候的羊群会变成什么样吗？”

“当然。它们会挤在一起，挤成马蹄铁的形状。”

“这实在搞笑。我以前不知道。昨天上午下大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心想这下完了，我的山羊都染上小儿麻痹症了。可雨一停，它们又活蹦乱跳起来。”

“真有你的。要是山羊不能为你修谷仓屋顶，你才不会注意到它们。”

“你说得太对了，朋友。”

月到中天，显得愈发小了，她觉得自己的悲哀也随之缩小。或者并不是缩小，悲伤从未变过，只是将它的统治权出让给了这景色，比如这月亮。她琢磨着怎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学上的错觉，使得月亮在刚现身时显得硕大无比，等它摆脱了与枝枝杈杈的纠缠之后，却又回归至正常大小。在这清澈月色下，她望着她那群忙着繁衍生息的山羊。她觉得科尔会赞赏她的聪明才智。但她第一次，为她这项计划中的羊妈妈和它们的孩子感到悲哀，这些小羊羔都会归于乌有，至少从母亲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是啊，它们就是食物，人类需要食物，需要大摆筵席，但从结果来看，仅仅是为了修理谷仓，为了给这个凄凄惨惨的老旧农场还清债务，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卢萨不下一百次地思考，却又从没想清楚过，该如何在这儿住下去，为什么要生活于此。当她试图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生活时，却发现这地方没有丝毫足以将她留住的东西。而语言，是她唯一能在电话里向父亲、阿莉之类的朋友、以前的老板提供的东西。“用不着一年，”她开始时这么说，“我就会离开这儿。”

但还有太多话语之外的东西。有忍冬花和新翻泥土的气息，有雨中屋顶上古老的歌谣。有月光下的蛾子螺旋形的飞行轨迹。还有幽灵。

“里奇，”她说，“你见过幽灵吗？”

“你是指真正的幽灵？”

“嗯，难道是想象中的不成？”她笑了，“我想你的意思就是没有。抱歉问了这么个问题。”

“怎么啦？你见到幽灵了？”

“幽灵就在我房子里。家里全都是幽灵。有的是我娘家人——我去世的祖父尤其经常出现。有的是你们家的。还有些我不认识。”

“真瘆人哪。”

“不会，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可怕。其实，他们都开开心心的。说实话，他们是我的伴儿。这样一个人待在宅子里就不会觉得寂寞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卢萨。听上去有点疯狂。”

“我知道。”他直呼了卢萨的名字，他们家还没有人这么做过，而且也没有称呼她卢萨舅妈。不管意味着什么，谈话还是因此中断了一会儿。

“嗯，”她终于开了口，“我只是想和谁说说。抱歉。”

“没事儿。还挺让人感兴趣的。我从没见过幽灵，可我也从没见过阿拉斯加，没准是在天上呢。”

“这个想法还挺有哲理的。”

“他们什么样？”

她瞥了他一眼。“你还真感兴趣？”

他耸了耸肩。“对。”

“他们不是电影里演的那样子。他们在我家，就像真正的人一样。确切地说，他们是孩子。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台阶那里玩。今天早上，我听见他们在低声说话。我就起床，越过栏杆往下看，他们就坐在倒数第二级台阶上，背对着我。”

“是谁？”他开始感兴趣了。

“你得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我对天发誓。”

“是科尔和朱厄尔。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是他们。大概四岁和七岁的样子。”

“不会吧。你确定？”

“对。”

“可你根本就不认识小时候的科尔啊。”他指出了这一点。

她看了他一眼。“你在质疑我缺乏科学精确度？他们就是幽灵！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知道是他，可我就是知道。我看过照片，而且你知道的——或许你其实不知道，但当你和一些人这么亲近，你就是能了解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是他，行了吗？还有你的朱厄尔姨妈，姐弟俩。她用手搂着他的肩膀，像是总想护着弟弟，不让他受这个广阔世界的伤害。好像她知道总有一天会失去他似的。忽然之间，我对他们俩全都能理解了，他们以前真的好亲近。我真替朱厄尔觉得难过。”

“每个人都为朱厄尔姨妈难过。生活对她太不公平了。”

“什么意思，就因为她老公离开了她？”

“对，谢尔姨父跑了，科尔又死了，她的孩子整天闹腾，现在自己又生病了。”

“什么病，病得有多重？”

“我也不清楚。上帝做证，他们什么都没告诉我，就像我还是个小孩似的。但我有眼睛，我能看出她在掉头发。”

“哦，不会吧。”卢萨轻轻说了一句，低下了头，“天哪，是癌症吗？”

“我觉得是。是……”他碰了碰自己的胸膛，“去年，她做了手术，两边都做了，但现在蔓延到全身了。”

“去年？是在我搬来这儿之后，还是之前？”

“我还真不清楚。就算在家里，他们也很小心地保密。教堂里也没人知道。连克罗格连锁超市的老板都不知道。否则，他肯定会炒了她。”

卢萨一时语塞，只能摇头作罢。

“汉尼-梅维丝姨妈带她去罗阿诺克做了几次治疗。我知道这个只是因为她们离开的时候，她会把两个孩子都带到我家，让我妈和我妹妹帮忙照看。他们什么都没跟我说过，真的，我都是自己猜的。”

“他们也没跟我说过。”卢萨说，“我感觉到了不对劲，似乎出了很严重的事。该死，我就知道，可他们甚至不想让我帮帮忙。”她的嗓音哽住了。听到这噩耗，她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热，膝头发软，生怕自己会哭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地哭个不停。他伸手搂住她。仅仅这个安慰性的动作，就已让泪水涌上她的眼睛。

“他们不想让你太担心，”他说，“你已经够伤心的了。”

“不算最糟。我还活着。”

“我觉得，至爱的人死了，比自己死了还伤心。”

让她尴尬的是，这句话令她无助地哭了起来。他这么年轻，竟会懂得这一切？她将脸埋在他白色T恤的棉质面料中，他胸膛传来的温度让她渐渐安静下来，啜泣着，真希望自己能飞离这里。她在脑中能轻易地勾勒出这幅画面：把东西扔进行李箱——除了书和衣服，什么都没有，把那些沉甸甸的家具全都抛下不管。跑下台阶，逃离就行。但那两个孩子就坐在台阶下的平地上，背对着她，绕不过去。他们拦住了她。

她这才意识到，里奇已经静静地站了很长时间，耐心地拥着她，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她深吸了一口气。

“对不起。”她说着，把脸转开，避免与他目光相触。

“别这么说。我也没搂多长时间。我还乐意做更多的事呢：我想把你家谷仓的整个屋顶修好。”他用手指抬起她的下巴，然后令卢萨震惊万分地俯下身，飞快地在她的唇上吻了一吻。

“里克，”她只觉得体内升起一股歇斯底里的怒气，“小里奇。我是你舅妈。看在上帝的分上。”像电影一样戏剧化，她心想。她这个毫无欲念的女人，却在这个晚上受到了每个男人的追求。

“对不起。”他说，看得出是真心实意的。他还后退了一步。“天哪，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别生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好吗？”

她笑了。“我没生气。也不是在笑你，我只是在笑话自己。你是个很帅气的男人。能和你在一起，你女朋友很幸运。”

他对此不予置评。他注视着她，想要估量自己究竟搞砸到了什么程度。“你不会，比如说，告诉任何人的，对吧？”

“当然不会。我还能告诉谁？”她笑着，摇了摇头，用手掌揉了揉眼睛，“搞笑的是，半小时前你爸也想这么做。”

“我爸？他和你？”

“别这么吃惊。难道会比你和我更糟吗？”

但这时他发起火来。“真他妈的，我爸！他没做得过分吧，是吗？我的意思是，他对你做什么了？”

她很后悔自己的冒失。竟然忘了这两人是父子。卢萨对这种事一向少根筋，她没做过母亲。“他真的什么都没做，”她平静地更正道，“他只是想，但没这么做。”

“老天哪！那个老色狼。”他说着，丧气地摇了摇头，“瞧他这德行。他还在上面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冲天炮打飞机。”

“你这想法太糟糕了。”

“我就是这样想的。”

“不过你提醒了我。我想我还是去看着他们放烟火吧。要是他们把这地方给烧了，我还能给保险公司写份详尽的报告。”

他碰了碰她的肩，拦住了她。“真的别生气了，好吗？我很想和你成为朋友，卢萨舅妈。真的很抱歉我搞砸了。”

“里克，我没生气。”她犹豫着不知该如何往下说，就这么盯着自己的双手，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酒瓶。她依旧惊诧于他在唇上留下的味道，烟味和男人强烈的气味将她生生从麻木中唤醒，渗入她内心深处某个仍然活着的地方。“你知道吗？我很孤独，都快要疯了，你搂着我的感觉很好，让我根本无法思考。我应该谢你才对。就这样吧，到此为止。”她稍稍抱了抱他，便将他留在了缭绕的香烟烟雾之中。

她缓缓地登上山坡，头顶烟火灿烂、美不胜收。红色与蓝色的火星雨点般从空中洒落，成百上千只亮闪闪的萤火虫由草丛中飞升而起。大姑子们都在忙着，要么弄东西给孩子吃，要么收拾东西。男人们却都守在草坪躺椅上，随着烟火爆响，他们便狂呼乱号一番。烟花一支接一支疯狂地蹿入空中，越过池塘，或是落入梓树丛中，在叶片间溅起一小缕一小缕嘶嘶作响的火焰。

“哇！”一支烟花射偏，坠入草丛时，男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下一支烟花伴着巨大的嘶嘶声直直地腾入空中，在头顶爆绽而开，随风扬起粒粒火星，他们又发出醉醺醺的浑厚的欢呼。

卢萨咬着嘴唇，抵御着腹部怪异的疼痛。今晚彻底失控了，她心想，但你又能怎么办呢？这不过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而已：一个女人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循环不歇，一群男人则一心想同天空做爱。

[1]《圣经》中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国王亚哈的妻子，行为淫荡。

[2]布彻（Butcher）本义为“屠夫”。

[3]希腊复活节以每年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为基准，其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这一年的复活节。

16 捕食者

“哎呀！”她大叫一声，猛地往后一退，像触了电。那里冒出一条铜头蛇。她慢慢地将镰刀从野蔷薇乱枝中往回抽。当时，她一直边走边清理小径边上的野草。她缓慢而平稳地将镰刀把提起，再靠向肩头，其余肢体保持纹丝不动，大气都没喘一口。如今已不是所有的蛇都会让她这样了。她见识过许多蛇，早已不至于大惊小怪。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蛇在脚下游动，长着扁平的脑袋，从黑色的头部到尾部一路呈流线型渐渐收细，她的头脑立刻就会辨认出这条蛇没有危险。但三角脑袋让她身体发冷。那就像一个绕行标志。她之前就琢磨过，在丛林里，只要到了这儿，得立马止步。这里的所有鸟儿和哺乳动物都知道，这个形状表明有毒——这种轮廓在蝮蛇中很常见，特别是在铜头蛇中。正待在小径边上晒太阳的这条尤为粗壮，身上的菱形花纹让它看起来像一只花格长袜，铜橙色中掺了点褐粉红和深玫瑰色。这些颜色都很漂亮，但混到一起，却实在好看不到哪儿去。

放松，站好别动，她爸爸会这么低声暗诵。她平生第一次见到铜头蛇，是他们一起在谷仓里发现的，那蛇蜷在一捆饲草之下，那本是他们准备拿出去喂牛的。她大叫一声，飞也似的冲出了阁楼门，但后来再也没有这样冒失过。除非你知道往哪儿逃得掉，才能撒腿开逃。否则就会被它逮个正着。此刻，她稳稳地踩定地面，细细观察起来：这家伙正懒洋洋地蜷着身子，可以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无须急于选好袭击姿态。她深吸了几口气，尽量不让自己惹得那条蛇发狠。它只是在忙自己的事儿，仅此而已。它和山里的几千条从未现身人前的铜头蛇一样，只是在过自己的日子，一个月也就吃掉一两只啮齿动物，图个温饱，维持着自然的平衡。它们都不想被人踩到，肯定也不想将自己的尖牙深深扎入一个长相怪异、又不能吃，还比自己大上百倍的哺乳动物体内——不过是浪费昂贵的毒液而已。这些她都知道。你盯着它看，很清楚自己在它心里根本无足轻重，但要把它从你的心里抹去却是另一回事。

最后，那又宽又扁的脑袋从阳光底下摇摇晃晃地游开，没入了高高的草丛中。那身子越拉越长，蜿蜒有致地往山下游去。没多久，那脑袋又出现了，蛇芯子忽闪忽闪的，就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那是另一片阳光地带。它嘴部的线条从扁平的鼻头往后延伸，略略上扬，好似揶揄地笑着。其实这不过是蛇的下颌阴影与毒牙回缩造成的视觉效果，这她都知道，但这一幕令她一阵心潮起伏。恐惧、愤怒、反胃，这感觉如此真切，她觉得相当虚弱。就因为那抹笑容，她对那条蛇恨得牙痒痒。

“你就待着吧，”她对那双逼视着她的眼睛说道，“但收起那副讨厌的笑容。”她转身朝着山上的木屋走去，粗大的镰刀挂在肩头。她感觉双腿仿佛灌了铅似的沉重。无缘无故觉得这么累实在有些没道理，也许是刚刚肾上腺素激增的“后遗症”吧。不过她已经决定今天不再干活了。先吃个晚午餐，之后再蜷起来看本书。下雨了。今天早上，她就已经意外地听见了好几声响雷。（每打一次雷，就惊得她一跳，如同先前见到蛇那样。）暴风雨正从肯塔基席卷而来。她挑了条捷径，穿过一片林中空地，回到那条可驶吉普车的小路上。她知晓那片空地已有十年之久，虽然荒草繁密，仍是阳光灿烂，长满了苍耳子。通常在夏天，她会设法避开这条路，这样就不用耗上一个小时摘掉牛仔裤上的毛刺球了。但她又不想被暴风雨兜头浇个透。她用镰刀狠狠挥向长满荚果的荒草丛，眼见它们左一片右一片地倒下，她觉得长出了一口恶气。长尾鹦哥的复仇——她喜欢这样想。它们与卡罗来纳鹦哥这种专吃种子的鸟儿共同进化而来。自从欧洲人定居下来，后者便很快灭绝了，故而很少有人听说过它们，不过倒是还有人知晓它们最爱吃苍耳子。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画过这种鸟儿，在他的画中，这鸟儿在苍耳子丛中大开宴席，满嘴塞满了那毛球荚果。他记录了这种羽色艳丽的鸟儿如何成群结队地在河谷地带飞上飞下，来回搜寻毛刺球，只要找到果实累累的苍耳子丛，便吵吵嚷嚷地纷纷降落，狼吞虎咽起来，直到一粒不剩。很难想象，苍耳子也会有稀缺难觅之时。如今，苍耳子已无鸟问津，它们也将一直这样生长下去。如今，它们会绊住旅人的脚踝，侵入农田、农舍、路边的沟渠，甚至林中空地，想要给不长记性的人类一个教训。

当头一阵豆大的雨点开始击打叶片，她方重拾脚步而去。一小时前，她还热得汗流浃背，但当暴风雨骤然而至，她便觉得气温陡降，好似潜泳到了湖水深处。她停下来，解下围在腰间的防风衣，穿上身，将风帽往前拽至额头，便再次小跑而去。等到上了森林服务处所在的那条起自山谷的小径，她又加快步速，飞奔起来。

路上坑坑洼洼，她放慢了脚步，以免扭伤脚踝，而且山路太陡，同时还得逆风而行。为什么下雨时人们总是着急奔跑呢？还有半英里路要走，到家时肯定已经淋得像个落汤鸡，管不了那么多了。她傻傻地笑了。然后停下脚步倾听起来。

有车子经过。她默默站着，等车子绕过拐角，好看清闯入者究竟想干什么。遗憾的是，在她看来，有人就意味着有麻烦。她知道森林服务处并不喜欢她这拒人千里的看法，但若没有人来搅扰，这座大山就会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此刻，她等待着，感觉肩膀渐渐绷紧。从湿漉漉的树干之间驶过的，竟然是森林服务处的吉普车淡绿色的车身，她不由得心头一惊。今天？今天几号，难道已经到七月了？

她心下略一琢磨，没错，已经是七月的第一周。该死，这是给她送补给品的，她又把这人给忘了。他叫杰里·林德，通常都是由他开车上山送来邮件和日用品。她得将清单交给他。她的心怦怦直跳，并不仅仅因为刚才一路往山上跑。埃迪·邦多也在上面。今天早上她离开时，他光着脚独自坐在门廊上，读她的那本《东部地区鸟类野外指南》。糟糕。

“嗨，迪安娜！你看上去像极了镰刀死神。”杰里一边开着车，一边将脑袋探出敞开的车窗。

“嗨，杰里。你看上去就像防火护林熊。”

他碰了碰帽檐。“别淋雨了。”他关掉引擎，慢驶至迪安娜身旁，再猛地一踩刹车，整辆车抖动了一下。这一带的路面上布满了深深的车辙，此时它们已成为一条条巧克力小溪往前滚滚奔流。她抬起左腿，踩在吉普车上，将湿透的靴带系好。

“我那些东西，你是怎么弄的，就扔在门廊上吗？”

“没，我放屋里了。你的邮件和食品盒都放桌上了。你生炉子要用的气罐，我留在了门廊上。”

她审视着他，想看出他在小木屋里究竟发现了什么。“你没碰到什么麻烦吧？”她谨慎地问道。

“啥，你说那门吗？我必须说，那门上的合页百分之九十都锈了。你有WD-40防锈润滑剂吗，要不下个月我给你带点过来？”

他遇到的就只有这个吗？难道就是开不开门？她注视着他的脸。“我有油。”她慢腾腾地说道，“我倒是有下个月的清单要给你。我需要一些木料来修桥，还列了一份需要的书的清单。”

杰里掀起帽檐掉了个方向，挠了挠脑门。“不会吧，还要书。你就不想要……比如说，电视机？”

“电池供电的电视机吗？别告诉我已经有人开发出了这种电视机。就连屋里那台收音机，我都没打开过。”

“你连广播都不听？真有你的。我看就算总统被人枪杀了，你过一个月都不会知道。”

她放下左脚，再抬起右脚去系另一边的靴带。“你倒是说说，杰里，要是总统今天下午被人开枪打了，你明天会干什么，还不是和他没被枪击时一样？”

杰里想了想。“是没啥区别，就是会多花些时间看电视。就拿CNN来说，每隔十五分钟，都会告诉你一遍他是死是活。”

“我之所以喜欢这种生活，杰里，是因为我可以观鸟，它们每隔十五分钟做的事都完全不同。”

“上车吧，”他说，“我开车送你上去，顺便取你的用品清单。我保证不告诉你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好呀。”她绕到四四方方的铁皮车身后面，爬入乘客座，将压草钩扔到座位后面，发出砰的声响，“没来我这儿的时候，你在干什么，重复上个月的征调任务？”

“又不是头一次了。”杰里抬脚松开刹车，吉普车往前晃了一晃，路极陡。

“是啊，不是头一次了。”她同意道，“你去年十一月多给我了一倍的大米，我现在还没吃完。”他在小木屋里到底看见了什么呢？她觉得很尴尬，仿佛整个人光着身子被杰里看到了。她琢磨着他，想要找出点蛛丝马迹。这时吉普车正俯冲下山，颠得她有些东倒西歪。杰里似乎还是老样子。换句话说，还是个孩子。她克制着没要求他降挡，没要求他用变速器，别踩刹车。她到底是谁，还想在后座指挥别人开车？她已经两年没摸过车了。

他眯起眼睛，看着前面只够一辆车通行的小径。左侧的路肩倾斜得厉害，右侧则是陡直上升的山壁。“我从没在这条道上走过回头路。有没有宽一点的地方，可以掉个头？”

“得再开个一英里半，先开到下面那片农场，只有那儿才会宽敞点。”她在座位上挪了挪，“谷底那片地是属于谁的？我猜你肯定也不知道。”

“我还真知道。那是怀德纳家的地方。科尔·怀德纳。森林服务处修缮这间小木屋的时候，只能从他家的地皮上穿行，因此还征得了他的同意。那是你来之前的事儿了。”

她往那一侧望去，想了想。“怀德纳家。”她说着，慢慢点了点头，“我知道他们家还有些林子。肯定有一部分是原始森林，就在我们县界那头。每年我都担心得要死，怕他们发现了自家林子里的好东西，然后跑去伐木。这么一来，山这边一大片美妙的栖息地就相当于被剜了心。”

“嗨，他已经死了，我听说。卡车同一侧的两只车轮一起爆胎，然后撞上了桥桩。就是七十七号桥，在山的那边。”

“杰里，不说新闻。你保证过的。”

“哦，对不起。”

“不过，还是挺让人难过的。现在那农场不知归了谁。我敢打赌，他们肯定会去伐木。”

“那就不知道了。”

“怀德纳……他的名字叫什么？你刚说过。”

“科尔，就是‘老国王科尔’[1]的那个科尔。不过，我听说他还相当年轻。”

“科尔。我在想自己是不是认识他。我和怀德纳家的人一起上过学，但他们家都是女孩子啊。”她还记得，那些女孩子不太好相处。她们穿着手工做的裙子来上学，只是姐妹几个凑在一起玩。

“那可别问我了。”杰里听上去兴致勃勃。

“我知道，你是罗阿诺克人，也就十二岁。”

“没错，夫人，差不多对了。事实上，我是二十四岁。那……”他说着，仍在缓缓地往山下驶，“要掉头吗？”

“哦，对不起。还真没地方可以掉头——只好倒着车往山上开，得很慢很慢。”

杰里听从了她的建议，但要倒着开车、调整方向，又是上坡的山路，确实很难行驶。“见鬼。”他不停嘟囔着，半拧着身子开车，频频转错方向，“这就像在镜子上写字，得反着来。”

“算了，杰里，你还是停车吧。我可以走上山去，取了清单下来拿给你。”

“没事儿，坐稳了。我开车送你过去。”

离小木屋越来越近，迪安娜心中忐忑起来。显然，他之前并没有碰上埃迪，但好运不可能来两次。“真没关系，”她说，“我不在乎走路。就停这儿吧，我只要十分钟就行了。”

“是不在乎，还是不介意？”

她看着他，心头火起。“请问您能让我下车吗？”

他还在缓缓倒着车，那一瞬间似乎有一只车轮稍稍擦落了路基。“你走过去得花一小时，雨还越下越大。你到底怎么回事，心里咋这么倒腾？”

“咋回事儿，杰里，哪个学校教你说的这土了吧唧的英语？”

“我奶奶就是这么说的，‘心里咋这么倒腾’。她是格兰迪人。”

“好吧。我心里倒腾，是因为坐在这儿，生怕你撞到树上，或是翻到悬崖下去。你到底让不让我走路啊？”

“不让。”

她不再言语了。为了淋雨走山路和杰里争来争去实在太荒唐。她面朝前方，看着小路蜿蜒着不断伸长，好像倒着放映的电影慢镜头。他真有那么迟钝吗？就算埃迪·邦多不在，屋里也到处都是他。他的咖啡壶在炉子上，他的背包在床下。不过仔细想想，破绽极少。几乎没有。她松了口气。

“嗨，我碰见你男朋友了。”

“什么！”

“他很酷啊。我以前从没碰到过怀俄明人。”

“你做了什么，采访他了吗？他不是我男朋友，杰里。只是一个朋友，远足上山来看我，也就待个几天。明天他就打包走人了。”

“哦，好吧。”

“什么意思？”她问。

“没什么。他明天不就打包走人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迪安娜心想，就她所知，他应该会走。她换了一下腿的姿势，这辆吉普车不太适合高个子的人。也许二战时候的士兵个子都不高。[2]“为什么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做朋友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为那是她男朋友呢？”

杰里握起拳头碰了碰嘴巴，清了清嗓子。“也许是因为二十五连包的避孕套就躺在床边的地板上。”

她看向他，大张着嘴。“躺在地板上。天哪，杰里，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他就是个朋友，好吧？只要是个单身女人，你们就会觉得她家里肯定藏着一个男人。”

真该死，她想，他为什么还没走？上个月，杰里带邮件过来时他就走了，他一般都不在。上周，天下着雨，他气冲冲出了门，在外面待了四天，因为她看他不顺眼。这些天来，往常总没影儿的埃迪·邦多却越来越不想出门了。

“好吧，”杰里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迪安娜凝视着前方。“他说不定还以为你是我男朋友呢。”

杰里的脸腾地红了。

“想想都觉得可怕吧，杰里？让你心里直倒腾吧？”

“我没那么说。”

“好了，就停在木屋这边吧。我跑进去取清单出来。你不会告诉老板我为了客人多要了吃的吧？再说，我也没那么做。”

“我不会告发你的，迪安娜。政府雇员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要是山上能有人和你做伴，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也会高兴的。他们都很担心你。”

“哦，是吗？”

“他们认为你应该经常请个假下山来。你已经攒了差不多有一百天的假期，从来没用过。”

“你怎么知道我没用过？也许我现在就在度假呢。”

“你是住在这儿，”他振振有词地说，“工作在这儿。你得去文明世界度个假。电视、电能、都市街道、汽车，还有嘀嘀嘀的喇叭声，这些你还记得起来吗？”

“那可不是我心目中的文明世界，伙计。”她砰地关上吉普车门，大踏步地朝木屋走去。她猛地拉开门，完全没留意生锈的合页，又在门口站定几秒钟，怒意汹汹地盯着身穿蓝色灯芯绒衬衫、敞着领口的埃迪·邦多。他正坐在椅子上看书，用力向后压得椅子翘起两条前腿，就靠后面的两条腿维持平衡，像只立身跳舞的狗。她抬手指向他。

“等他离开这儿，我有事要和你好好说说。”

埃迪扬起了眉毛。

她从桌上抓起清单，又出了门。透过厨房窗户，他能看见她站在雨中，正和那个戴了顶帽子的孩子说话，语速飞快。她想象得出自己在他眼里是什么模样。她的兜帽从后脑勺滑了下去，说话的时候双手比画不停，辫子直悬到外套下摆底下，就像动物撒腿跑开时的尾巴，不时抽打着她的膝弯。当她弯腰钻入后座拖出她那把长柄镰刀时，那孩子往后缩了缩，好像生怕她会把他的脑袋削下来。埃迪·邦多多半会看着这一幕微笑。

她把那些工具拿到木屋门外挂好，弄出一阵砰砰砰的声响。吉普车掉了个头，慢悠悠地往山下驶去。

“你这么咧着嘴是在笑什么？”她进屋后质问道，“刚才我见到了一条铜头蛇，笑起来跟你一副德行。”

“我咧着嘴是在对你笑呢，姑娘。和那条蛇一样。”

“那我是不是也该把你斩成几段，像对那条蛇一样？”

“别唬人了，暴躁的姑娘，你绝不会伤那条蛇一分一毫。”

她看着他。“那么，你这是要怎样？”

“不怎样。只是因为你好看，这就是全部理由。你发怒的时候特别像神殿里的女神。”

他觉得她是什么样的人，甜言蜜语就能打发的女高中生？她抿紧嘴唇，把锅啊壶啊罐子啊一股脑地推到一边，再将杰里留在桌上的板条箱里的罐头拿出来收拾好。她从碗橱里的搁板下面拽出防鼠的带盖罐头，再把一袋袋豆子和玉米淀粉用力丢进去。埃迪·邦多还在咧着嘴笑。

“我没开玩笑，”她发出了警告，“我现在很生气，不管下没下雨，你都快滚。”

他被这无效的威胁逗乐了。“我到底干了什么？”

她转身直视他。“你就不能躲开吗？听见吉普车的声音，你就不能去屋外的厕所里或是其他地方避个十来分钟吗？”她站定身子，双手叉腰，像是在教训一个极其不服管教的孩子，“你就不能消失这一次吗？”

“不能。我能问一下我为什么要藏起来吗？”

她反身砰地将碗橱门摔上。“因为你根本不存在。”

“有意思。”他说，看着自己的手背。

“我的意思是这儿根本就没你这个人。你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她拉开外套拉链，像蛇蜕皮一样褪下外套，将一头惊艳的秀发披散开来。她将外套往衣钩上一挂，顺了顺发尾，坐到床上，长叹了一口气，又开始解湿透的靴带。她不等脱下湿乎乎的羊毛袜，便一脚将那一长串避孕套踢入了床底的黑暗中。“杰里对你有这么多避孕用具印象非常深刻。”她说。

“哦，明白了。我揭了你的底。处女狼迪安娜得考虑考虑名声。”

她瞪着他。“拜托，你能不能让那把椅子四脚着地？我就这一把椅子。别把它弄折了，感激不尽！”

他照办无误，随着一记重响，椅子四脚着地。他合上书本，看着她，等待着。

“雨天让你心情不好？”他终于开口问道，“经前综合征？还是怎么了？”

经前综合征这个玩笑让她勃然大怒。她打算告诉他，显然她已经绝经了。七月初的满月已经悄悄地过去了，她还没排卵，她甚至记不起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她的身子已经渐渐冷淡了。她将靴子扔到门口，站起身来脱那湿透的牛仔裤。她不在乎他是不是在看，她甚至不觉得应该矜持一点。她不是什么处女狼，她就是个老太婆，没耐心整天陪着个男孩子乱转。

“名声是什么？”她说着，将湿衣服挂到炉子旁边的衣钩上，再从柜子里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除了杰里和那个削减我工资的家伙，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我在这山上了。我已经远离外界的生活了。”

她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向柴火炉弯下了腰。她意识到，自己那寒彻骨髓的身体已不自觉地将那儿当作了热源，即便当下根本就没有生火。她还注意到，他在看着她裸露肢体的每一个动作，细细盯着她那两条大长腿。

“如果你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说，“那还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我藏起来，不让那小伙子看见？”

“他没比你年轻多少。你们俩都是孩子。把你的衬衫扣好。天哪，屋里真冷啊。”

“遵命，老妈。”他压根儿就没动。

她站起身，将毛巾拢在胸前。“你和我，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过家家？你还不知道我都四十七了吧？你刚学会走路那年，我已经开始了第一段恋情，和一个有妇之夫。听了这话，没把你吓着吧？”

他摇了摇头。“还真没有。”

“但吓着我了。所有这些事，桩桩件件都让我脊背发凉。我已经花了六年时间仔细研究的一种动物，恰恰是你想要从这星球上清理掉的。我比你高出半个脑袋。我比你老了十九岁。要是我们一起去诺克斯维尔的街上走走，人们准保会伸着脖子看呆的。”

“据我所知，一起去诺克斯维尔的街上走走这件事，并不在计划之内。”

她坐到床上，仅穿着内衣，浑身发抖，只觉得一瞬间散了架，坐都坐不住了。她钻入毯子，将其一直拉到下巴。她从枕头侧过脸看着他，仿佛想要看出什么端倪。“据我所知，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她不快地说道。

他赤着脚踩到地板上，身体前倾，将手肘支在膝头。他再次开口说话时，语气已然完全变了样，更平静、更柔和。“我觉得，或许我们对别人来说是很奇怪的一对儿。但在没有别人的地方，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觉得这事儿挺简单。”

“如果自尊心掉进了森林里，没人听见个响，那它是不是真的掉进去了？”

他眨了眨眼。“什么意思？”

“你在替我害臊。”她说，“我也为自己、为我们害臊。否则我们不必打怵去随便什么地方的马路上走走的。”

他专注地看着她的脸庞，这凝视让这个片刻的他显得老成了许多——好像他能凭意志力让自己短促地变得成熟，她心想，但通常他都懒得这么做。他二十八，还年轻。像一只刚满一岁的红尾鵟，刚长出象征成年的深色羽毛。在选择伴侣这件事上，她显然毫无头脑。

“在我的家乡，人们会把宝贝藏在垫子底下，”他终于开口道，“没有人会大肆宣扬。”

“可要是一直这么藏着，就永远派不上用场啊。”

“你和我需要派什么用场？除了这里，我们还会去别的地方吗？”

“没有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算了吧。”

他坐直身体，靠于笔直的椅背上，叉手抱在胸前。“你说的我都懂。我并不蠢。虽然我还不成熟。”

她没有吭声，过了很长时间，她就这么趴在床上，看着他。他蓝绿色的眼眸，他敞开的衬衫露出的胸口皮肤，他那件灯芯绒衬衫上的白色骨扣——他一身的棱角犹如一道透亮的光，像一把刀子剜着她的心。

“埃迪，想要结婚、想要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点都不像我。”

她开门见山地提到了这种可能性，即便是以这种否定的方式，她也觉察到了他的退缩。“要是你真这么想，”他慢慢地说道，“那我现在应该就会待在阿尔伯塔了。”

“是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她问，“还是肯塔基的阿尔伯塔地区？这个话题真的让你如此反感吗？”

他凝视着她，没有回答。

她摇了摇头。“你还不至于能使我伤心。我也不是什么小女生，对我有点信心吧。不过我倒是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像你那样。”

“‘像我’，什么意思？”

“毫无计划地过日子。我是一直碰壁，”她翻了个身躺下，无法再直视他的眼睛。“我搬到山上来的时候，以为自己能像霸鹟和棕林鸫那样过日子。专注于每一天每一刻，默然熬过冬天，度过欢欣的夏天。吃饭，睡觉，唱着哈里路亚。”

“吃饭，睡觉，为这里呕心沥血、倾尽全力，唱着哈里路亚。”

“好吧。”她双手捂着脸，揉了揉眼睛，“鸟儿们可比我忙多了。你知道吗，它们的确是有计划的。我只是个局外人，只负责观察。它们则在忙着各自那点琐琐碎碎、吵吵闹闹的天大的小事。它们的计划就是让生命在地球上延续下去，这就是它们倾尽全力的事。”

“你也在让生命延续下去。”

“没法和它们比。等我死的时候，我做的那些事还能留存在这儿吗？我能留存下来的只有得州大学图书馆里的一篇硕士论文，地球上只有十一个人读过它，或者说会读它。”

“我会读的。”他说，“那就是十二个人。”

“你不会的。”她干笑了一声，笑声很短促，“你最不想读的就是这东西。讲的是郊狼。”

“讲它们什么？”

她扭头看着他。“什么都讲。数量，它们如何成长、如何发生变化。其中有一个议题，讲的是人类的猎捕其实提升了它们的数量。”

“不可能。”

“你会这样想很自然。但那是事实。我写了一百多页来证明这一点。”

“我想我真应该去读一读。”

“随你吧。姿态摆得不错。”就算是分手礼物吧，她心想。她转身望向天花板，慢慢闭上了眼睛，感觉头疼正从远远的地方压过来。他读还是不读，都无法替她在这星球上挣得一席之地。她伸出手指压着眼皮。“也许是我年纪大了，埃迪。你以后的日子还长，会让你觉得生命是无穷无尽的，在你面对更大的图景之前。”

他没有问她什么是更大的图景。他也没有起身，没有走到门外。他问她要不要生个火，她说好的。她的身子抖得厉害。她把毯子拉得裹住脑袋，只留了一条缝，可以看着他小心而稳当地将双手伸进炉子里点火的情形。她暗暗想着人类用这双饱受赞誉的手做下的事：生起火，烧个精光；伐倒树木建起房屋，看着它们很快腐朽倾圮。这样的事怎么能同延续生命的事相媲美呢？比如一只蛾子在一片叶子上产下的一排排晶莹剔透的卵，比如一只霸鹟用苔藓编筑的孵小鸟的巢。尽管如此，当窗外冷雨如注，而她注视着他擦亮火柴点燃炉火，把小木屋烧得暖融融的，她觉得还真得好好感谢这双手，至少为了此刻。他爬上床，躺到她身边，与这一室的暖意一起拥着她，直到入眠。

“你病了。”她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对她说。

她坐起身，觉得昏昏沉沉，不知如今是什么时候。他下了床，穿上裤子，扣好衬衫，还给炉子生起了火。他将一罐新的丙烷打开、钩好——动作还真麻利。“现在几点了？”她问，“你说我病了是什么意思？”

“你睡着了，还在打喷嚏。打了四次。我以前从没听人睡觉还打喷嚏。”

她伸了伸懒腰，觉得身子疲惫、腰腿酸疼，那都是割草割的，没有别的不适。没有头疼——那一步步进逼的威胁算是过了。“我觉得没事。”她呼吸着，闻到一股油炸洋葱的浓郁欢快的气息，真是太棒了。偶尔，她需要想尽办法抵御自己爱上这个男人。她想起了郊狼，那还挺管用。得想些足以让她伤心的大事。

“你睡觉时在打喷嚏。”他坚持道，“我得去外头多弄点柴火。”他把两捧切碎的蔬菜倾入锅中，提起水壶往里加了点水，盖上铸铁的锅盖，两者碰出一声快活的脆响。

“天黑了吗？等等！现在几点了？”她挠着头皮，眯眼看着窗外。

“黄昏了。怎么啦？”

“门廊上有霸鹟筑的巢，你小心些别把它惊走了。要是这么晚飞走，它就会在外面待一个晚上，它的小家伙会冻死的。”

“没那么冷吧，现在是七月。”

“对一只仅有几盎司重、羽毛尚未长齐的小鸟来说，外面很冷了。要是没有成鸟照顾，它们过一晚上就会死。”

埃迪似乎还是没法相信夏天会很冷的说法，人们将这叫作“黑莓之冬”[3]。但他知道她的提醒确如其是，黄昏时分将鸟儿驱离鸟巢，它是不会回来的。它会待在五十英尺开外的地方，不敢轻举妄动，却整晚朝着自己孩子所在的方向哀号。迪安娜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不过埃迪分享过猎人对动物的看法：大多数鸟儿无法在黑暗中视物。薄暮时分，不需要太久，它们就会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站在门廊冲她笑了笑。“我良心上也不想害死四只小鸟，这会让我罪加一等。”

“这很重要。”她不依不饶地说道。

“我知道很重要。”

“我说真的。这只雌鸟已经失去过一窝小鸟了，就拜我们咚咚咚地走进走出所赐。”

“我会小心的，”他说，“我会踮着脚走。”

显然，他确实这么做了。直到他进屋来添柴火，她才听见声响。她察觉到垫子移动的声音，原来是他坐了下来；她听见擦燃火柴的嘶嘶声，嗅到了一股硫黄味儿，原来是他正前倾着身子去点床边桌上的煤油灯。“翻个身吧，背上痛的地方，我帮你揉揉。”

“你怎么啦，变成好心人了？”她睁开了眼睛，“你怎么知道我背上痛？”

“我一直就是好心人，你只是没看穿我不讨人喜欢的外表而已。”他吻了吻她的额头，“你的病症正慢慢显现出来，像是流感之类的。之前你还烫得像个火炉。翻过去。”

“是兽疫，”她说，“南妮以前常这么说。这是个包罗万象的范畴。”她翻了个身，笑着将脸埋在枕头里。他为她按摩肩膀的时候，虽然气憋着，但还挺舒服的。“南妮是我爸爸的女朋友……”她闷在枕头里说，枕头把话音捂得严严实实。

“什么？”

她转过身，仰躺着。“南妮是我爸爸的女朋友。”

“哦。我还以为你在说‘埃迪就是个笨蛋’呢。”

“嗯，好吧，那也没错。”

“我知道，就是经营苹果园的那位女士。能让你吃到免费的苹果，你老爹运气不错。”他的双手有模有样地在她身体两侧游移，顺着一根根肋骨柔柔地往下按摩，但按到她乳房下面时停住了，最终就那样留在了那里，令她心猿意马。等她再也把持不住时，他便拉开牛仔裤的拉链，钻进了毯子。他就这么长时间地抚摸着她，一言不发。

“看来，”她说，“你都记得我说的那些有关我过去的七七八八？”

“她有过一个孩子，这是她心上的一个空洞。但她不会和你爸爸结婚。”

“你还真记得。我都不确定你是不是听进去了。”

“没有未来不代表我连当时当下都不在。”

她想要去相信，但很难做到。“反正你以后也会全忘了，”她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去听。”

“你以为我们结束了，我就会把你忘了。”

“对。”

“不会。”他吻了她很长时间。她一直睁着眼睛，注视着。吻她的时候，他一直闭着眼，他看上去如此脆弱、柔顺，直让她心痛。

“我会忘了你，”她贴着他的双唇，柔软地撒了一个谎，“在你离开的那一刻就会。”

他稍稍后移，与她拉开一点距离，看着她的眼睛，想弄明白她的意思。但这距离还是很近，她没法像他那样把视线聚焦到对方身上。又是年龄。

“你不会，我肯定。”他颇有把握地说道。她微微一颤，预感到内心深处有些东西就要发生改变或被摧毁。他就这么笃定。郊狼不请自来地进入了她的脑海——丛林里的狼崽子们，挤在狼窝里，躲避这场暴风雨。

但埃迪·邦多的思绪似乎仍在此时此地，集中在她身上，弥补他之前使她受到的无论何种伤害——姑且称之为“阿尔伯塔裂痕”吧，她心想。这是他们之间奇异的舞蹈。不止一次，她对他发怒，在他面前暴跳如雷，但接下来数天又给他吃喝，给他剪头发、洗袜子，那是她的道歉方式。这使她想起小时候养过的一只短尾猫，有时候他们一起玩，那猫会使坏挠她，渗出血来。事后那猫又总会去逮只老鼠，把小鼠肝挖出来给她。

埃迪翻身侧卧，用一只手肘支起身子，掀开毯子，看着她的身体。这多少让她有些不习惯。她强忍着没把毯子拉上来盖住。

“他们怎么会一直没结婚？”他问，伸出食指绕着她的乳晕打转，“你爸爸和他那位女性朋友。”

“南妮根本没想过结婚。我不确定是为什么。我想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欣赏她，觉得她是想一切都靠自己。县里的流言蜚语都说是爸爸不想和她结婚。”

“姑娘家一向是流言蜚语的诋毁对象。”

“哦，你也注意到了。没错。南妮很不简单。她现在还是这样。假如她同意，爸爸一定立马就会和她结婚。他就是这样，坦诚、直率，又可敬。”

“不像我。”

“真的。我觉得她不愿意结婚这件事让他伤心了很长时间。尤其蕾切尔还病得还这么重。她死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那时候，爸爸失去了农场，他变得一蹶不振，开始酗酒。我敢肯定南妮也伤心透了，但她硬是撑住了。”

“那你呢？她是你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

“是啊。我说不清自己的感觉，但我一直觉得她回到了天堂。她只是暂时下来做我的妹妹。蕾切尔是个天使。我们玩海盗船时，总是我当船长，她来当天使。她总是开开心心的。她的皮肤很细腻，通透纤薄得几乎能看清皮肤下的肌理。她的离世让那一带陷入了悲伤。”

迪安娜闭上眼睛，说完这些话，让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内心整个儿被掏空了。也许是因为发热，让她感觉如此松弛而恍惚。“但南妮很坚强，这些年她都一个人过来了。她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不管别人怎么说。”

“所以，你从中学到了不少。”

迪安娜笑了起来。“咳，哪有。你真应该看看我当时过的什么日子。我出去念了大学，和这个那个教授上了床。”

他贴近她，用自己的整个身子贴裹住她的。坚实，温暖，让人无法忽视。“你在追求高深的学问。”

“是初级学问。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觉得自己有点恋父情结。我对导师言听计从。然后和其中一个结了婚。他觉得我很出色，我就嫁给了他。他说我讲起话来像个乡巴佬，于是我就不说‘这哥们’‘那几遭儿’。他说我应该当老师，我就去考了证书，在诺克斯维尔教书。二三十岁那些年，我过得稀里糊涂。”

“你教的是什么？”

“科学和数学，以及‘都给我闭嘴’，带的是七年级。”

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口，他挪到了她上面，用手肘支撑着，轻柔地滑入了她的身体，既没有改变说话的声调，也没有改变话题。她急促地吸了口气，但他伸出一根手指碰了碰她的嘴唇，继续说了下去。“我觉得你的讲台上肯定不会放苹果。你只会扔粉笔。”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屏息凝神，就像看见了蛇。

“也许我真的扔过粉笔吧，我不记得了。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孩子的，但大多数时候我有种被围困的感觉。”她缓慢而平静地说道。他们身体的动作非常隐秘，仿佛藏于暗处，不想让思绪捕捉到。“我这人内向，”她继续屏息静气地说，“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喜欢走出城镇钻进林子里。但我当时却在那儿，住在大城市郊区的一栋砖砌房子里，和那些吵闹得快把房顶掀了的小不点儿一起度日。”

他已开始在里面移动，不慌不忙地。她得集中注意力才能使语调保持平稳。她觉得自己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往后拉伸，好似那铜头蛇笑起来时的状态。“你或许会觉得我应该会想办法摆脱这种生活，可我就这样焦躁不安地过了十年，然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应该去读研究生，研究野生生物学，彻底离开那儿。”

“于是你就到了这儿。”他迎着她的目光，微笑着，同时缓缓地、缓缓地移动着髋部。她将骨盆上仰迎合着他。

“于是我就到了这儿。”

“你和教授就没生过孩子？”

“想都没想过。他以前结过婚。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了。照他的方式计算，他和前妻刚好各管一个。这世上已经没有让他再生个孩子的空间了。”

“哇哦，这计算也太精准了吧。”

“他就那样。德国人。”

“可你没把自己算进去。”

“我觉得那不是他的问题。他做了输精管切除术。”

“那可彻底完了。不后悔吗？”

“我也没那么想当妈。”

他将手移至她的后腰，身体略耸，极深地往里顶去，直到弄得她再也无法思索。他能直抵到她的盆骨，给那地方一道压力，以前未有男人能深入至此。与埃迪·邦多性交是大自然的奇迹。他搂着她，使她弓着背，抵着她的脸颊轻声嗤笑。

“你啊，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确保自己不去伤害一只蜘蛛、一只雏鸟，比大多数人照料自己的孩子还上心。你很有母性。”

他一直在倾听她。可她都记不得自己说了些什么。

“嘘——”他突然说。然后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便纹丝不动了。“那是什么？”

屋顶顶板上有轻轻滑动的声响。是干巴巴的刮纸头的声音，像极了有人在用砂纸绕着圈打磨一块粗糙的木板。这些天来，一到了晚上，这声响几乎没断过，就连雨声都无法将之淹没。

“不是老鼠。”迪安娜最后承认道。

“我知道不是老鼠。你总说那是老鼠，但肯定不是。那东西应该又长又出溜。”

“出溜？”她问，“你这样还嘲笑我说话的腔调？”

“又长又有鳞片，行了吧。”

“对，”她说，“是条蛇。或许是条大黑蛇，下雨天进来后逮到了老鼠，尝到了甜头，就留下来了。”

埃迪·邦多抖了抖。她能感觉到他在她体内软了，就笑了起来。“别告诉我你怕蛇？你肯定怕蛇！”

他从她身上翻了下来，用一条胳膊遮住脸。

“不会吧，埃迪·邦多。你这么勇敢还会怕蛇。”

“我不是怕。我只是不喜欢睡觉的时候还有东西在上面爬来爬去。”

“哦，好吧，那就别睡，躺着听好了。要是它就快一头扎到床上来了，提醒我一声。晚安！”她往后一缩，假装要去吹熄煤油灯。

“别！”他的语气中带着真实的恐惧，因为这条蛇，也因为这黑暗。然后，他就抓起枕头抽她，以掩饰自己的窘怕。她让煤油灯继续燃着，躺回床上，心里乐开了花。

“女士，”他说，“你很讨厌。”

她从他手里拿过枕头，放到脑袋下，享受着占上风的乐趣。她在西布伦县待了一辈子，见过好些牛高马大的男人，他们操作动辄要人命的危险机器时毫无惧色，却都从不掩饰自己对各种蛇的畏惧。九岁时，迪安娜·沃尔夫声名鹊起，就因为她抓了条八英尺长的黑蛇去学校。

“讨厌头顶上那条蛇是没道理的，”她对埃迪说，“它是我们这一边的。我恨老鼠，是因为它们钻进我的食物里，因为它们在抽屉里搭窝，把我的袜子弄出一股鼠尿味儿，还因为它们早上从我的脚背跑过，害得我把咖啡浇到了墙上。要是你把蛇从世上清理掉，人类就会遭到这种泛滥成灾的啮齿类动物惨烈血腥的杀戮。不单单在这儿，在城里也一样。”

“谢谢你，科学老师。我们不像你这么讲逻辑，实在惭愧。你知道吗，”他翻过身来，在她耳边悄声说，“你怕打雷。”

“我才不怕呢。”

“你怕。我看见你每次都吓得一跳。”

“那是受惊后的反应，不是害怕。打雷就是两堵裂开的空气墙又聚合到了一起，连只苍蝇都伤不了。”

他仰面躺回到她身边的枕头上，狠狠地咧嘴一笑。“就这样还让你惊得一跳？”

“老鼠也会使我惊跳，但那不是害怕，是厌恶。”

“好吧。蛇不可怕，它们只是让人厌恶。”

“真是愚蠢的选择，埃迪。人类每天都在犯这样的错误，但从道理上讲，憎恨捕食动物就像憎恨你头上的屋顶一样。我，不管哪一天，让我选和一条蛇还是五十只老鼠一起待在房子里，我肯定选蛇。我会在每间房子的屋顶上放一条蛇。”

他发起抖来。

“蛇至少懂礼貌——它们不会挡你的道。”

“别挡我的道。”埃迪·邦多对着屋顶说道。

“别担心。”她把毯子往上拉了拉，脑袋偎依着他的肩头。没错，她也有非理性的恐惧。她轻轻地说着话，抚摸着他胸膛中央凹下去的那条线，想象这守护他的心脏的整个胸腔的软骨组织。“蛇是专一的捕食者，它的猎物不是我们。从蛇的角度来看，我们根本就不存在。对它们来说，我们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很安全。”

他们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聆听仲夏夜的蟋蟀音乐般的鸣声。她听见附近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鸣角鸮幽幽的叫声。那不是大型猫头鹰喘息音沉重的鸣声，而是私语声，起调高亢尾音渐悄的低语声。她倾听着，等待答案。答案立刻就来了。一连串轻柔急促的叫声传来，那是繁殖季节才能听到的、近在咫尺的小型猫头鹰发出的声音。它们正在黑暗中寻觅彼此，就在窗户底下做爱。迪安娜用下唇摩挲着埃迪·邦多的锁骨。“那，”她说，“我们能回到先前的主题吗？”

“我也不清楚。”他掀开毯子，看了看，“能。”

她从他的臂弯翻身挪开，伸长脖子凑到煤油灯边，吹熄了火苗。她从小就有个习惯，要在心里默念感恩的祷词。那祷词很短，转瞬之间便可念完，正如吹灭的灯火瞬间没入黑夜：感恩这一天，感恩所有安然无恙待于巢中的鸟儿，感恩一切，感恩生命。

[1]英文儿歌名。

[2]吉普车最早是于1941年为满足二战期间美军军需生产的。

[3]因这股寒流到来时，该地区时常正值黑莓花朵盛放期而得名。

17 老栗树

蛋溪的泥岸好似一块浸饱了雨水的海绵。加尼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山坡，不断地摇头。泥地被泡得太软了，就连一棵五十年树龄的橡树也歪倒下来，树根被拽出了泥土，犹如拔落的牙齿。这棵橡树大限未到，就已倾覆了。简直一团糟。得叫个人过来，还得是个年轻人，让他带把链锯来驯服这错杂纠缠的树干和枝杈，将之锯成一段段柴火。奥达·布莱克的儿子如今已是个彬彬有礼的大小伙子了，可以让他抽一天上午来做这事，花不了多少钱。

花钱倒不是问题，找人来做这事也不是问题。蛋溪的这一段就像地界一样将加尼特与南妮·罗利的田产分割了开来，这就是问题了。她得支付一半的清理费才算公平，其实应该再多付一点，因为那是她家的树倒在了他家的地上。但这件事只能协商解决，毕竟加尼特和南妮这辈子都未遇见过类似的先例。

他审视着这一团乱麻，叹了口气。但愿她能来这儿看看，他就不用主动去找她了。如果加尼特主动去说话，她会以为他是在求她帮忙。他当然不是求她帮忙。他是提醒她注意，仅此而已。任何一个够格的农夫，都应该在暴风雨过后绕着自家的田界走一走，看看有无这样的损失。可南妮·罗利是另一回事。

“嘿！”他大声对着鸟儿打招呼。有些鸟儿在倒下的橡树枝杈间快活地唱着歌，根本不关心世界为何忽然从垂直变成了水平。其实，倒下的这棵树仍旧缀满鲜嫩油亮的橡树叶——或许它仍旧试图随风扩散花粉、播撒橡实，仿佛它的树根并未蓬乱零落于微风中，而它庞然的树干也不会成为注定的柴火。

鸟儿和橡树同她的想法一样。他这么想着，竟然心满意足地审视起这虚妄的小世界来。

他注意到，岸边约莫已有七八棵树，危险地倾着身子，就快从她那头田界往他这儿倒下来。要是再来一场暴风雨，遭殃的树可就多了去了。一棵老樱桃树看上去特别悬，倾斜的角度几近四十五度，恰好就在他常走那条小径的上方。他心下默默提醒自己，以后若是非得从下面经过，千万得走快点，别多耽搁。“唉。”他又叹了这么一句，便转身沿着小径朝自家房子走去，接下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得面对面谈。不能在电话里说。可她老不着家，而且她家的电话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讨厌机器，会朝你发出嘀嘀声，毫无预警地要你当场说出脑子里在想的事。他内心完全不能接受这种东西。近来，不管什么时候有人惊吓到他，事后他都得自个儿躺下来缓一缓。不，他今天就要去那儿，要和南妮·罗利把这事了结了，要像灌了蓖麻油的肠胃那样痛快。加尼特忽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一阵愤怒。每一次，只要他渴盼着别再和这女人有瓜葛的时候，她总会从附近某个地方冒出来。她比霉菌还讨人嫌。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派出这女人隔三岔五地来给他找不开心呢？当然，他知道答案：南妮·罗利是对他信仰的试炼，是他必须承受的苦难。但啥时候才是个头呢？

“我难道没有尽力吗？”他边走边问，不出声地用口形说着，摊开双手。“我写了信，把事情都说清楚了，给了她科学的建议，还给了她圣言。主啊，为了那女人朽坏的灵魂，我难道做得还不够吗？”

河岸边一棵原先就有些歪的树歪得更厉害了，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和断裂声，吓得老头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就像一只被困在进料槽里着了慌的小牛犊子。他在小路上停住脚，一动不敢动，将手放在胸前，试图安抚那倒霉的野兽。

“好吧。”加尼特·沃克对上帝说，“好吧！”

至于这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果园，加尼特确实很欣赏。这是他对她的全部肯定了。他喜欢树下阴凉的路面，那难得的荫蔽好似一大块野餐布。他也很喜欢园中果树的排列形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列列竖直的纵队，穿行其间时，又呈对角线排列，一切取决于你观看的角度。这是一片遵循人类秩序和几何学规则的果树林子，让人心满意足。当然啦，这些树差不多都是一九五一年前后，由罗利老头种下的，她那时还在外面读大学。如果由她来栽种，肯定就会弄得像山林野地里的那些树，乱得不成样。她自有一套苹果树的种植理论。

他知道她在自家房子另一侧的那块地上新栽了一排树，但他还没去那儿看过，所以没法说栽得好不好。她提过，那一排树都嫁接了一棵野生苹果树的幼枝——她家果园后坡的休耕草场上长着许多这样的野生苹果树。那块地远远看去乱糟糟的，正是她任意栽植的方式。她说那是她和鸟儿们携手合作的惊人实验，因而偶然发现了一个特别棒的杂交品种，她要为它申请专利，就命名为“蕾切尔·卡森”。她以为自己在干什么，还要申请培育嫁接的专利，弄出个新品种的果园不成？那些树再过个十年都长不出苹果来。她以为还会有谁过来摘苹果？

加尼特今天的计划，就是直接上山，敲开她家的纱门。但刚走上车道，就发现果园西侧的地上到处散落着采摘工具，她的梯子立在一棵树下。于是他穿过她家的大菜园走上前去——那菜园看起来打理得还不错，这点他得承认。不知她施了什么巫术，不喷农药种出了西兰花和茄子。加尼特早已不种西兰花了——都成了尺蠖的饲料——而他家的茄子里都是跳甲虫，看上去像是被大把铅弹打成了筛子。他细细看了看她种的玉米，穗抽得不错，比他家的早了两礼拜。她家的玉米至少也该有棉铃虫吧？他尽量让自己别这样盼着人家不好。他一直走到了界篱那头，听见叶丛之下她在哼着歌，看见梯子上她的两条腿从上方的绿叶华盖下戳了出来。这跟乌龟在水下瞅见的鸭子没什么两样，他恶狠狠地想象着。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他可不想在这儿闲逛。

“你好！我有点事情，”他喊道，“你家有棵树倒在我那儿了。”

梯子上，她那双脏兮兮的白色网球鞋往下踏了两级，她的脸出现在树枝之上，透过间隙俯视着他。“哦，从你的表情看来情况还不算糟吧，沃克先生？”

他摇了摇头。“没必要像孩子那样大惊小怪。”

“不管怎么说，那棵树应该也伤不到你。”她一边说，一边又爬了上去，没入她那苹果树的粗大枝杈间。是六月熟的苹果树——他从落在地上的黄色果子辨别了出来。她在七月中摘六月熟的果子。有意思。

“有件事要和你商量商量，”他正言厉色道，“如果能和你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对话，我将不胜感激。”

她爬下梯子，胳膊上挎着满满一篮苹果，咕哝着还得工作养活自己，养老金根本没有几个子儿领。她把篮子搁到地上，双手叉腰。“好吧。如果你来这儿是想假模假式地说教一通，那我也有事要和你商量商量。”

他觉得心脏仿佛漏跳了一拍。他很怕她用这种方式来吓唬他。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放慢呼吸，告诫自己，他眼前这个女人没什么好怕的。这就像一块需要翻耕的地一样，只不过现在需要开垦和调教的是这个小个子女人而已。“那是什么事？”

“这个礼拜你家那些栗树都开花了，于是你一直在喷那可恶的西维因杀虫剂！有棵树倒在你家那儿就是给你惹麻烦了？你的那些毒药还都洒到我这儿来了呢！我可不单单指我的田产、我的苹果，还有我本人！我不可避免地会把它吸进去。要是我得了肺癌，你良心不会痛吗？”

她终于停下了连珠炮似的发问。两人的视线略一交汇，便各自低头看向了脚边的杂草。艾伦就是死于肺癌，末期转移到了脑部。大家还总是强调她从来不抽烟。

“对不起，你肯定想起了艾伦。”南妮说，“我没说是你的杀虫剂让她生了病。”

可她就是这样想的，加尼特意识到这一点，心下极为震惊。她这样想，要是也像这样说出去，其他人也会这样想的。他这才隐隐觉得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心里不禁一阵惧怕。他从没仔细看过西维因包装袋上的毒性说明，但他也知道这玩意儿进入肺里肯定不是什么好玩的。哦，艾伦。他抬眼望天，忽然觉得一阵晕眩，他真害怕自己会一屁股坐到草地上。他抬起一只手揉了揉太阳穴，伸出另一只手扶住了六月熟苹果树的树干。

“这么说也不都对。”南妮见此情形，便说道。“我也不想一上来就说伤人的话。但愿我们之间还留有解决这件事的空间。”她踌躇着说，“你要不要喝杯水？”

“没事儿。”他说，慢慢尝试着恢复平衡。她将两只蒲式耳篮子倒扣在地上，示意他坐下来。

“这事儿搁在我心里好长时间了，我只是一时没忍住。”她说，“刚才我正为一大堆事儿烦心呢：你的农药，我要付的账单，屋顶上没法换的瓦板……丁克·利特尔说他们不再做这种瓦板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想都想不到吧？这礼拜我的烦心事儿真是一件接一件，你却偏偏这时候突然跑过来对着我吼，我就爆发了。”她两手伸到膝间，将自己坐着的蒲式耳篮子往前挪了挪，和他面对面离得更近了，近得连唾沫星子都能直接溅到脸上。“我们需要冷静地讨论一下杀虫剂的问题，现在是农民与农民的对话。”

加尼特对瓦板的事儿忽然觉得负疚，但也没多说什么。“现在是七月中，”他说，“我家的树苗上全是毛虫，简直泛滥成灾。我要是不喷农药，今年新栽的杂交树苗就全废了。”

“我知道。可你把我家的小伙伴也都弄死了。授粉的虫子都被你杀了，吃害虫的鸣禽也被你杀了。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死亡使者，沃克先生。”

“我得照料我的栗树啊。”他语气极为坚定。

她严厉地看了他一眼。“沃克先生，希望这是我在乱想，难道你真的以为你家的栗树要比我家的苹果更重要？就因为你是男人而我是女人吗？你好像忘了，我得靠这些苹果树养活自己，可你种那些树是为了爱好。”

现在，话都没法往下说了。加尼特真应该打电话的，就算对着没脑子的机器说话也比现在强。“我从来没说过你家苹果的不是。喷洒农药不是还可以帮你嘛。否则，接下来你这儿全都是毛虫。”

“这儿是有毛虫。一般情况下，我都控制得了。可只要你一喷农药，毛虫就变得特别多。”

他摇着头。“这种胡说八道我到底还要听多少遍？”

她凑上前，眼睛睁得老大。“直到你听进去为止！”

“我听进去了。听了太多次了。”

“你没有，我还没对你解释呢。我一直都有类似的直觉，但只是没法说清楚。不过，上个月，《果树栽培家杂志》登了一篇文章。这是一整套的科学机制，文章讲明了其中的科学依据。你要我把杂志给你拿来，还是让我用自己的话解释给你听？”

“我想我也没其他选择吧，”他说，“我倒要好好听听你的推论当中有什么缺陷，你以后就再也没话可说了。”

“那好，”她说着，在篮子上挪了挪屁股，“现在听好了。咳，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就像回到了大学时代，在参加考试。”她抬头看着加尼特，那忐忑不安的样子倒是令他想起了以前讲授农艺学这门课时带过的一届届怕他的男孩子。他并不是个刻薄的老师，只是坚持要让他们学到正确的东西。可孩子们就因为这个怕他。他们从不和他交心，却和诸如铺子里的康·里奇茨之类的家伙打得火热。他的日子漫长又孤单，都是因为他想把事情做正确。

“好，现在开始吧。”她终于说道，双手紧紧扣在一起，“虫子分两大类，吃植物的和吃虫子的。”

“没错，”他颇有耐心地说道，“蚜虫、日本丽金龟和毛虫都是吃植物的。这只是极少的几个例子。瓢虫就专吃其他小虫子。”

“是这样。”她同意道，“还有蜘蛛、马蜂、杀蝉泥蜂，一大堆其他类型的胡蜂，再加上叶蜂和寄生性膜翅目昆虫，好多好多。因此，在一片田地里，就会有捕食者和草食者。你还跟得上吧？”

他挥了挥手。“我教农艺学的年头，有你一半年纪了吧。要想吓唬我这样的老头子，你得每天一大清早就起来用功才行。”不过，事实上，加尼特还从没听说过寄生性膜翅目昆虫。

“那就好。草食虫有某些特点。”

“吃植物。”

“对。你会把它们叫作害虫。它们繁殖得很快。”

“这谁不知道！”加尼特说。

“一般来说，捕食者一类的虫子繁殖得没这么快。但这在大自然里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一只捕食者虫子一生都要吃掉许多害虫。吃植物的虫子必须加快繁殖，才能站稳脚跟。这样，两者才能保持平衡。说到现在，都没问题吧？”

加尼特点了点头。他发现自己听得越来越投入了，这可是他没料到的。

“好。当你往田地里喷洒西维因之类的广谱杀虫剂时，你其实是把害虫捎带上捕食者昆虫一起连锅端了。如果捕食者昆虫和它们猎物的数量在一开始旗鼓相当，那么被消灭之后留下来的数量也不相上下。但存活下来的害虫会在喷洒农药后飞速增长，因为它们的绝大多数天敌都已经消失了；而捕食者昆虫数量却会下降，因为它们的大部分食物消失了。所以，在你再次喷洒农药解决问题之前，你等于是让不想要的虫子变得越来越多，却把想要的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而且每喷一次农药，情况就变得更糟。”

“然后呢？”加尼特问道，他已经完全被这套理论吸引了。

她看着他。“就这样啊，我说完了呀。这就是‘沃尔泰拉原理’。”

加尼特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她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这么忽悠人呢？要是在以前，她准保会被当作巫婆给烧死。“你的话里，我找不出错处。”他承认道。

“因为事实明摆着嘛！”她喊道，“因为我说得都对！”这小个子女人简直是胡闹。

“农业化工界听到你的理论肯定会大吃一惊。”

“哦，瞎说什么呀，他们都知道。他们就巴望着你们不知道才好。你在那些玩意儿上花的钱越多，你就越依赖它。就像喝酒喝上了瘾。”

“好了，”他责备道，“别扯远了。”

她身子前倾，用手肘支在膝盖上，很认真地看着他。她眼睛的颜色和其中闪烁的深色光泽颇像摩挲多时的栗子。他从未注意过她的眼睛。

“如果你不相信那些家伙都是坏蛋，那你就是傻子，沃克先生。你有没有拿到过推广服务中心的宣传单？现在所有的公司都在推销那种基因有问题的谷物，傻瓜才会去种那种谷子。”

“现代的农夫喜欢尝试新事物，”他说，“西布伦县也不例外。”

“半个世界都不会吃那种谷物。已经有人在抵制了。谁要是种了，一两年之内就会破产。那就是你说的现代农业。”

“我对此持否定态度。”

她急得双手直拍膝盖。“老头子，看看周围吧，你父亲在世的时候，这一带的农户都过得不错。现在，他们还得去凯马特超市上夜班，好还贷款。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干活和父辈一样卖力，耕种的也是同一块土地，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加尼特觉得太阳一个劲儿地炙烤着他的后脖颈。而南妮，坐在他对面，则不得不眯缝着眼睛。他们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这儿还是荫头，可现在阳光已从树冠之后移了出来——他们坐在蒲式耳篮子上说了这么一大通废话，竟然已过了这么长时间。“世道变啦，”加尼特说，“就这么回事儿。”

“世道没变，是观念变了。价格、市场、法律都变了。化学公司也在变，而且还拽着你跟他们一起变。如果这就是你说的‘世道’，那么是的，先生，我们这辈子已经见证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加尼特笑了起来，不知怎的想起了开UPS快递货车的那个小伙子。“我不和你争这个。”他说。

她伸手搭在眼睛上方遮阳，直视着他。“那你为什么要当面取笑我的耕植方法太老派？”

加尼特站起身，将膝头看不见的灰尘从裤子上掸落。耳中一直传来持续不断的尖利的嗡嗡声，他原以为是助听器出了问题，现在他觉得那是树木和空气发出的声响。这一切让他感到不安。这地方让他浑身不舒坦。

她仍旧坐着，但目光追着他，看他在这空地上转来转去，等着他的答复。而他根本答不上来。南妮·罗利为什么要这么为难他呢？真要命，就算他有大把的时间，他还是答不上来。他不再踱来踱去，低头看着她。她圆睁着双眼，正等着他的评判。她看上去确实不算老派，但像是个从过去穿越到现在的访客——像个小姑娘，深色的眼睛大大的，梳起的辫子盘在头顶。甚至她的那身打扮，斜纹粗布工作服、无袖白衬衫，都让她有一种夏日放学后孩童无忧无虑的状态，加尼特这么想着。她就是个小姑娘。而他像个小伙子那样，只觉得舌头发紧，相当屈辱。

“为什么你对所有事情都看不顺眼？”她终于开口问道，“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那里面的美。”

“什么里面？”他问。一片云层倏然拂过太阳，万物似乎略略有了一番变化。

“每一样东西。”她挥出一条胳膊，“这个世界！土地上的植物和以自己的方式保持平衡的虫子。”

“真是乐观哪。它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互相杀戮而已。”

“没错，先生，吃掉对方，繁殖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吃掉、繁殖，上帝的创造就是这样。”

“我不敢苟同。”

“哦？难道你觉得你来到这世上的方式和我们都不一样吗？”

“没有，”他有点恼火，“我只是不想同流合污。”

“哪儿来的污泥啊，沃克先生。能成为宏伟机制中的一部分，是荣耀才对。那是世界不断演化的荣耀。”

“好啦，”他喊道，“别再说你的进化论了。我都已经和你说得很明白了。”他就像一只打算躺下来的狗似的绕圈转悠着。然后，他停下脚步。“你没收到我的信吗？”

“对我给你烤的黑莓派表示感谢的信吗？没，我没收到过什么信。我倒是收到过一些难听的话，说什么成天烧胸罩的唯一神教派的女人，说什么要把我的灵魂投进撒旦的嘴巴里，就像我那只被鳄龟吃掉的小鸭子一样。我觉得一定是哪个疯子寄错了信，我把它扔进垃圾桶了。”

他以前从没见过她如此大动肝火。加尼特没有吭声。她站起来，从草地上捡起一只苹果，在手里扔来扔去。“那么说我的小鸭子，太恶毒了吧。”她补充道，“唯一神教派对内衣的态度和做法也跟你没关系，再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唯一神教派了。而自从雷·迪安·沃尔夫去世之后，就没人见过我的内衣，所以，对我的身体的那些看法你还是留在心里吧。”

“你的身体！”他觉得屈辱而恼怒，“那封信不像你说的那样。信里说的是你的地球创生理论有缺陷，那种信仰有问题，清晰无误地指出了其中的谬误，无可置疑。”

“你这一辈子都无可置疑吗？”

“我有信念。”他说。

她歪着脑袋，仰头看着他。他搞不明白她是忸怩作态呢，还是听力有问题。“你总是想把所有事情都简单化。”她说，“你不是说只有智慧、美好的造物主才能创造出这美好与智慧的世界？我来告诉你吧，看没看见那篮六月熟的苹果？你知道我给树用了什么，才收获了这么美味的苹果？是大便，先生。是马粪和牛粪。”

“你是在把造物主和粪肥相提并论？”

“我是在说你的逻辑站不住脚。”

“我这人最讲科学了。”

“那你的科学根本没学好！别说我不理解热力学定律。我上过大学，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发现地球是圆的了。说大话吓不倒我。”

“我没那么说你。”

“你就是那意思！‘我知道你并不是科学家，罗利小姐。’”她语带嘲讽，还毫无必要地刻意学他板正的嗓音。

“好啦别说了，我只是想在几个点上纠正你的想法。”

“你就是个自以为是的老头子。你想没想过，艾伦去世后，你为什么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眨巴着眼睛。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

“唉，这么直接无礼地和你说这些，我先向你道歉。但听听你自己说的那些话吧！”她不由得大声道，“‘随机因素——也就是进化论——怎么可能创造出复杂的生命形式？’你这么自满自大，又如此无知，到底是怎么同时做到的？”

“天哪。难道你把我的信扔进垃圾桶之前，还特意背诵了里面的内容？”

“呸，哪有这个必要，全都是以前听过的。你说的那些不都是从愚蠢的小册子里学来的。不管那些东西是谁写的，总该添点新的料吧。”

“那好，”他说着，双臂抱于胸前，“随机因素到底是怎么创造出复杂的生命形式的？”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自己就在做着这样的事，居然声称不相信这一切。”

“我做的事和把大猩猩胡搞成会思考的人类完全没关系。”

“进化不是胡搞！得经过挑选，和你挑选栗树苗一样。”她冲着他家的栗树苗育秧田抬了抬下巴，然后皱起眉头，似乎若有所思。“每一个代际的每一棵树都多少有些不一样，对不对？你会挑选什么样的树来进行杂交？”

“当然是不会感染枯萎病的树啊。我会给这些树注射栗疫病菌种，然后测量树皮上形成的溃疡面的大小。有的树完全不会感染。”

“没错。所以，你会挑选存活能力最强的树，采它们的穗枝和其他的树嫁接起来，栽种它们的种子，到了下一代，你又从头再来一遍。过一段时间，你就能培育出新的栗树品种了？”

“对。能抵御枯萎病的品种。”

“就是全新的品种。”

“不，那只有上帝能做到。我没法把栗树变成橡树。”

“只要有上帝那样长久的时间，你也能做到。”

啊，要是能做到就好了。加尼特这么想着，念及自己时日无多，不禁悲从中来。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能培育出上佳的栗树，他也只有这么个念想，但他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是等不到啦。他有时想要为此向上帝祈祷，但又马上胆战心惊地猜测上帝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请求。艾伦甚至都没得到足够的时间来跟儿子和解。

他有些走神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恼怒起来。

“你做的那些事是人工选择。”她平静地回复道，“大自然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只是十分缓慢。‘进化’这东西，只不过是科学家给这世上最最明显的规律起的名字而已，就是指每一种生物都会顺应自己栖息地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代际也许不够，但你知道的，过个几代总是可以的。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你的栗树就是这样在你鼻子底下进化着。”

“你是说我对栗树所做的事，跟上帝对世界所做的一样。”

“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过程。只不过你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想要做成什么。在我看来，在大自然里，捕食者、坏天气一类的状况能将相对较弱的基因淘汰掉，留下强壮的基因，继续传递下去。虽然不像你做的那样有条理，但也同样可靠。这种事向来便是这样的。”

“对不起，我实在没法将上帝的意志同某些向来便是这样的事相提并论。”

“好吧，那就别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我也不在乎。”她听上去很泄气。她坐回到蒲式耳篮子上，扔掉苹果，将脸埋入双手中。

“嗯，我做不到。”他试图让自己站定。他不想总是踱来踱去，但他膝盖疼。“没有了神圣目标的世界就没有了上帝，一片漆黑。你没法指望人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有序运行。上帝是善良、公正的。”

她再抬头看着他时，眼里涌上了泪水。“只要需要，人类就能运行下去。如果你有过一个染色体出问题的孩子，十五年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去，你再来跟我谈什么是善良和公正。”

“天哪。”加尼特心里很是忐忑。这女人光天化日之下掉眼泪，简直是犯法。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红色印花手帕，聒噪地擤了擤鼻涕。“我没事。”过了一会儿后，她说，“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她又旁若无人地擤了擤鼻涕。真让人吃惊。她揉了揉眼睛，将红色的花手帕塞回口袋。“我并不是个抵制上帝的女人。”她说，“我有我自己看问题的方式，这让我常常想要清早起床，赞颂主的荣耀。我没见你祈祷过，沃克先生。所以，我实在没法欣赏你居高临下、幸灾乐祸地要让我的灵魂漆黑一片的态度。”

他转身背对着她，望着自家的田地。栗树苗上那尖梢带着青铜色的窄狭叶片迎风招展，好似一片猎猎的旗海。每棵树苗都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拥有基因上的抱负。他开口道：“你说我是刻薄的老头子。这话可不厚道。”

“不管哪个男人，对自己的儿子不管不顾，就像割断树上的树枝一样，这就是刻薄。”

“这不关你什么事。”

“他需要帮助。”

“这也不关你什么事。”

“也许吧。但是将心比心，只要能帮上蕾切尔，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放弃自己余下生命中的一切，可我没有那样的机会。如果能让医生剜出我的心脏，塞入她的胸膛，我也会这么做的。所以，你觉得我眼看着别人把自己的亲生孩子抛开不管，我会怎么想？”

“我没有孩子。”

“你当然有，那孩子当时都二十岁了。他还活着，据我所知。”

加尼特能感觉到她盯着自己后背的目光好似午后的日头，但他没法转身。他就这样让她用钝重如石的话语击打着他。“他携带着你的基因和艾伦的基因，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游走、生活。”她停顿了一会儿，但他仍未转身，“天哪，他甚至姓了你的姓。你就不想帮帮他，或者认回他吗？我觉得你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包括你自己。”

加尼特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想离开这儿。但他万不能让她觉得自己这么占理。他转身面对这位邻居。“我没法帮那孩子。他得自己帮自己。现在时候到了。”

“你觉得他还是个孩子？他现在应该都三十来岁了。”

“但也还是个孩子。只有当他真心决定要像个男人的样子，才会成为一个男人。并不只有我这样想。那些年来，艾伦每年都去参加见面会，他们就是这么告诉她的。酗酒的人，得自己有决心才能变好。他们必须想要那样才行。”

“我理解。”她说。她将双臂抱于胸前，低头看着散落在草地上的磕碰过的苹果。她伸出套着小巧的白色帆布鞋的脚，用脚尖把一只苹果踢开了。“我只是实在不愿意看你忘了他。”

忘了？加尼特感到眼里一阵涩涩的刺痛，他别过脸，想找个别的地方看去。人的泪腺实在太没用，太可悲！他模糊的视线终于落定在果园边上的一只四四方方的白色木板箱上。他疑惑了一会儿，才记起那是南妮的蜂箱。她对蜜蜂很着迷，不过她对其他许多事情都着迷。她说得没错，她大多数时候都欢欢喜喜的，而他却经常阴沉沉的。

“这孩子，我们怀得太晚了。”他背对着她，终于承认道，“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起先，我们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运气。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为他担惊受怕，等他长成大小伙子了，却又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有时候，我就想，亚伯拉罕和撒拉要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怀上孩子，又会怎么做？”

她轻轻地把手放到了他的前臂上，稍稍停留了一会儿，这动作让他心头一惊。她从背后这么伸过来，把他吓了一跳。她的手移开后，他仍能感受到那股力道，仿佛他那衬衫底下的皮肤不知何故发生了变化。

“事情总是远比人想象的复杂。”她说，“对不起。”

他们并排站着，双臂抱于胸前，望着她那一园枝繁叶茂的果树，和果园后面他的那一片尚未长大的栗树。他们离得如此之近，周遭又如此安宁。南妮失去了往常的气势。她看上去真的好小——盘在头顶的辫子只到他的肩膀。唉，我们不过是两个老家伙而已，他心想。两个老家伙，抱着胳膊，用哀伤的眼睛望着天堂。

“我们心里头都藏着悲伤，罗利小姐。你和我都是。”

“是啊。到了这个岁数，有什么悲伤能和无子可亲、无后为继相比呢？”

他定定地望向自家育秧田里那些茁壮的小栗树，它们渴盼着自己的未来。可他心头的悲痛如此强烈，他注定无法长久地守望那个未来。

一只靛彩鹀立在篱笆柱子上响亮地鸣叫起来，似在唱一支欢快的歌谣，清澈的空气中又传来奇异的嗡嗡声。哈，竟然是她那些蜜蜂，加尼特这才明白过来。一大群蜜蜂正在果园里和附近的田间忙忙碌碌。并不是他的助听器出了岔子。

等他确定自己的情绪不容易再有起伏，加尼特清了清嗓子。“我来这儿的原因，就像我说过的，是因为你家的一棵树倒在我家那儿了。就在后头，往山上走的那条路上。”他冲山那头点了点头。

“哦，那儿啊，是小溪对岸吗？”

“对。”

“那没什么好吃惊的。那儿有好多树都快倒了。我不会太想它的。是什么树？”

“一棵橡树。”

“好吧，真糟心。这世上又少了棵橡树。”

“不还在这世上吗，”他指出了这一点，“还在我家那儿呢。”

“不出一年，”她说，“木蚁和树皮甲虫就会让它回归尘土。”

“我在考虑更麻利的法子。”他说，“奥达·布莱克家的小伙子拿把链锯就能把它给解决了。”

她看着他。“怎么啦？这一带都是树林，那区区一棵树碍你什么事儿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浣熊可以把它当桥用。在它慢慢腐烂的过程中，火蜥蜴会很喜欢住在那下面。啄木鸟也可以在上面狂欢一阵子。”

“看着碍眼啊。”

她叹了口气。那叹气在加尼特看来太过浮夸了。“好吧，”她说，“非要这样的话，你就让奥达家的小伙子过来吧。我付一半的费用没问题吧。”

“一半我可以接受。”

“不过，木柴得归我。”她说，“全都归我。”

“那可是在我家的地头。木柴该归我。”

“橡树是我的！”

“好吧。一分钟前，你还说要让它烂成泥。现在，你又想要木柴。看来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吧。”

她鼻子里哼了一声。“你就是个假正经的臭老头。”她说完，便弯腰挽起她的苹果篮子，朝着自家谷仓腾腾腾地走了。加尼特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就这么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感到自己的鞋子似乎已经长在了南妮果园里肥沃的杂草地上。他想，女人的思维着实是片危险的领地。

他倒是真的想感谢她那块派来着。

18 蛾之爱

丈夫死后的这个夏天，卢萨发现了“割草机疗法”。这机器剧烈的震动直贯身体，堪比雷电的轰鸣震耳欲聋，把她脑子里属于人类语言的一切都吓跑了，后悔、自责这些复杂的情感也都没了影儿。运行着割草机在草地上工作一两个小时，什么话都不说，在强烈震荡的世界中如泡沫般漂浮，简直是天赐福音。偶尔，她还能找回一种昆虫般的简单思维。

科尔从前一直在干的许多活，她起初都害怕做不好，割草便是其中之一。葬礼后最初几周，小里奇和大里奇会轮流过来不声不响地帮她干了。但终于有一天，她注意到院子里的野草和蒲公英都高过小腿了。她发现，管你悲不悲伤，世界很快就会不耐烦，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就该由她自己来做。卢萨只能戴上墨镜、踏上靴子，去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割草机发动起来。

一开始，她很沮丧，因为山坡很陡，骑乘式割草机很容易一头扎进溪流或水沟里。但她专心致志地寻找笔直、平坦的路面，或者在院子里沿螺旋形割出一个个紧密相接的同心圆时，便品出了味儿。忙活了几个小时后，她意识到自己已彻底停止思考。她震动不歇的身子在这清冽的绿色气息中，好似成了天堂里竖琴的一根琴弦。她的农舍四周是好几英亩的院子、旁院和谷仓空场，更别提门前那条长达一英里的道路两侧的地界。那条路，她必须保持畅通无碍。若是碰上今年这种雨水过多的夏天，她就不得不趁着零星晴朗的日子在割草机上度过好几个小时。

所以，那天早上，当汉尼-梅维丝和朱厄尔开车过来时，她就在割草。她们把克丽丝放到她这儿，再去罗阿诺克做又一次的化疗。朱厄尔家的两个孩子没有一起来，来的只是克丽丝特尔。她们的计划是，由洛伊丝去儿童棒球营接洛厄尔，再带回家过夜，把他姐姐留在这儿。显然，克丽丝在姨妈们家中轮流住了个遍：之前，她住在洛伊丝和里奇家时大发脾气，还故意砸了祈祷之手小瓷像，然后躲进谷仓里过了一晚上。这事很快传到了卢萨这里，一同传来的消息还有埃玛琳的新工作排得太满，她太累，没法照看孩子，而玛丽·埃德娜这段时间不想留孩子在自己家过夜，要等到她“全面整顿好，能顺顺当当把日子过起来才行”。卢萨很清楚，她们都特别想让她帮把手，虽然她并不懂该怎么照料克丽丝那样的孩子。不过，她至少没什么硬性规定。

她们停车的时候，她关掉了割草机的马达，但那两个女人拼命挥着手，大喊着说朱厄尔的预约就快赶不上了。克丽丝从后座下了车，汉尼-梅维丝提醒她别忘了拿上过夜的洗漱包，朱厄尔则冲着她喊要懂礼貌，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时刻。然后她们便掉头离开了，把路面上的沙石轧得飞了起来。克丽丝眯缝着眼睛盯着卢萨，她收紧下巴，像一条正要做出决定的看门狗。卢萨只能对这个双腿修长、闷闷不乐的淘气包回以同样的注视。克丽丝顶着一头雾都孤儿似的乱发，牛仔裤的裤腿短了一截。她手上抓着一只小小的、四四方方的白色洗漱包，像是另一个时代的遗物——也许是她妈妈或某个姨妈小时候在别人家过夜时就用过的，但她们那时候的过夜经历肯定要比她现在来得开心。卢萨心想，这下可好，孤儿和寡妇，都是只能听任摆布的角色。

“嗨。”卢萨跟她打招呼，尽力不让列克星敦的口音太明显。她从来发不好干瘪、拖长的尾音i，和当地人的口音就是不像。

“嗨——伊。”那孩子自然是在学她的腔调，不屑地看着她。

卢萨舔了舔嘴唇，双手大拇指在方向盘上敲了好几次。“我带你去看看房间怎么样？至少你可以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

“包里啥都没有。我带这包，只是想让汉尼-梅维丝姨妈以为我带了干净的内裤之类的。”

“哦，”卢萨说，“那我想你也不需要收拾什么了。就把它放到门廊上吧，来帮我一起割草。”

克丽丝把这硬邦邦的小方包往门廊上一扔，像是在垒球场上来了一记下手投球。包撞在了台阶上，开了，飞出一面小方镜，镜子又砸到台阶上碎了。门廊边上，一只正在花圃里刨地的小母鸡发出一声尖叫，吓得落荒而逃。卢萨很吃惊，没想到这孩子的敌意如此直接，但她尽量不表露出来。“好吧，”她漫不经心地说，“看来要倒霉七年了[1]。”

“我已经倒了十年霉了。”克丽丝说。

“不会吧。你多大了？”

“十岁。”

主啊，帮我熬过接下来的三十个小时吧。卢萨内心里叫苦不迭，哪个神愿意听，她就向哪个神求告。

“你看，克丽丝，我这院子还需要除几分钟的草，你想坐到我边上来帮我吗？我们干完这个后，就找些好玩的事儿来做。”

“啥事儿？”

她绞尽脑汁；要是说错了，就有她受的了。“抓虫子，怎么样？我很喜欢虫子，我最喜欢的就是它们了——你知不知道我其实是个虫子学家？”

那孩子抱着胳膊，看着别处，等卢萨再说出些别的花样来。

“哦，”卢萨说，“我想你是讨厌虫子的吧。这个家里的其他女人都害怕虫子，看不起它们。对不起，我忘了。”

克丽丝耸了耸肩。“我可不怕虫子。”

“不怕吗？那好啊，我们两个可以玩到一起了。谢天谢地，我总算找到一个能一起抓虫子的人了。”她踩住离合，转动钥匙，割草机的马达又开始轰鸣起来。她就那么坐着，等待着。迟疑了几秒钟，克丽丝穿过院子，爬上割草机的座位，坐到了卢萨身前。

“里奇姨父说你干不了这活，因为太危险了。”她大声说道。割草机往后顿了顿，便在院子低处的草地上沿着环形的轨迹行驶开来。

“没错，对小孩子来说是比较危险。”卢萨喊道，让嗓音盖过了马达声，“不过没事，你都十岁了，不会掉下去被轧到的。来，把你的手放在方向盘上，像这样。”她们一颠一颠地驶下路堤，“好了，现在换你来开。别轧到鸡，要不就只能吃鸡肉沙拉了。还得小心石块。绕着圈儿开，行吗？”

她帮克丽丝特尔打着方向盘，绕过了谷仓和鸡舍之间那段路堤上的石灰层。卢萨已经学会留出较宽的边缘地带，别过度使用割草机的刀片，还因为她很喜欢这一小块区域里那些蓬勃怒放的野花野草。

“橘色的那些花它们是什么？”克丽丝特尔大声问道。她似乎毫不在意周围的噪音，照说不误。

“马利筋草。”卢萨试着让自己别被她的语法吓到，她的语法能力比家里的其他孩子都要差很多。她很想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对克丽丝特尔丧失了信心，如果是的话，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蝴蝶干什么，吸它吗？”

卢萨继续忽略这蹩脚的说法。“它们在喝花里的蜜汁。有一种蝴蝶，叫黑脉金斑蝶，会在这种花的叶子上产卵，毛虫孵出来后，就能吃这叶子了。可你知道吗？那些叶子都是有毒的！整棵植物都带毒。”

“就像医生给妈妈下的毒。”克丽丝特尔说。

这个哀戚戚的、瘦骨嶙峋的小身子离她如此之近，让她心里直发慌。卢萨尽力忍着不去搂住她。“对，”她说，“有点像。”

“他们让妈妈中毒。她不管什么时候从罗阿诺克回来，我们都不能进她的房间，她在浴室里尿尿后，我们也啥都不能碰。要不然，我们都会死的。”

“我觉得你们不会死。但你们说不定会生病、会呕吐。”卢萨让自己的下巴轻轻擦过那顶着一头蓬乱金发的脑袋，克丽丝的小鬈发在她颌下一颠一颠的。简单的触碰转瞬即逝。有那么一会儿，她们没说话。卢萨把着方向盘，让割草机清理了渐渐缩小的最后一溜草地。“你知道吗？”卢萨说，“黑脉金斑蝶就会这样。”

“什么这样？”

“毛虫吃了有毒的叶子，身体也会变得有毒。所以，要是一只鸟儿吃了它们，鸟儿就会呕吐！蝴蝶这么做，是为了让鸟儿看到它的幼虫就躲得远远的。”

克丽丝特尔似乎无动于衷。“就算鸟儿吃了，呕吐了，那毛虫反正也翘翘了。”

卢萨花了一番工夫来理解克丽丝的意思。“你是说毛虫被杀了吗？对，被吃掉的毛虫是这样的。但鸟儿会吸取教训，大多数毛虫就不会被吃掉了。这是科学事实。大多数鸟儿都不会去吃黑脉金斑蝶的毛虫。”

“那又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克丽丝特尔才说。

“那说明妈妈照料自己孩子的方式很奇怪，”卢萨说，“竟然让它们吃有毒的叶子。”

“嗯，可是对死掉的毛虫来说那又怎么样。”

“说得好。”卢萨说，“对它来说那又怎么样。”她还不想将话题引到当今的亲属选择理论[2]。她将座位底下的操作杆一拉，抬起了刀片。“我们开回谷仓吧。今天的割草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去抓虫子吧。”她把住方向盘，驶入谷仓底层的大门，在里面停好割草机。

关掉马达后，她的耳中仍轰响着那震荡耳膜的尖锐杂音。她和克丽丝从那机器上跳下，头晕目眩地站了一会儿，直到眼睛和耳朵逐渐适应了谷仓里幽暗蒙尘的寂静。克丽丝看着上行的台阶，它们连接着上层谷仓的地板，那里有一扇可以往上掀开的活板门。那台阶更像是一架固定的折叠梯，而非楼梯，已逾百龄的木架结构在日日夜夜的消磨中歪扭变形，如今已没有一个阶面的角度能与地心引力垂直。这情形总会使卢萨想起埃舍尔[3]的一幅画，那是一组螺旋上升的阶梯，每一级台阶似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向呈现“向上”。眼前这架旧阶梯看上去极其危险，她从未登着它上去过，尽管要绕道很远才能到达开在山坡上与地面平行的另一个入口。

“我们能上去吗？”

“当然。”卢萨强咽下一抹恐惧，“这主意不错。反正我们得去上面的储藏室，拿捕虫网和收集罐。”

那女孩抓住摇摇晃晃的、已然开裂的木头，开始循着“向上”的目标，沿着这阶梯往各个方向攀爬。卢萨只好也战战兢兢地跟着爬了上去。活板门很容易就掀开了。她们在尘埃中举起胳膊、尽力伸长，好似小鸡伸展羽翼一般，然后扒住洞口将身体拉了上去，进到谷仓的主室。呼吸之间，卢萨闻到了香味，那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呛鼻的汽油味儿，但更像是陈年烟草散发出的柔和的甜味。这地方的每一处裂缝里，都栖息着干枯的叶子碎裂而成的棕色尘屑，一百多年来，怀德纳家的人们就是在这儿把烟草剥开、挂起，再打成捆。

储藏室原是玉米透风仓，设在这谷仓的一个角落里，为了防止老鼠一类啮齿动物的破坏，特意在这笼子似的玉米仓的每一寸侧栏、底栏和顶栏之外仔仔细细地钉了一层铁丝网。卢萨拉开门闩，看见堆了一整仓的布满灰尘的设备，便悲从中来。这儿的每样东西，都曾在某个时刻被科尔亲手触碰过。他搬动过，储存过，修理过它们。许多东西她都不知该如何使用：喷雾臂和拖拉机附件，搁板上摆着的一长溜化学制剂。汽车零件。还有些奇怪的东西：古旧的油炉，杂七杂八的一堆马具和骡具，都是拖拉机出现之前的用具了。一架空荡荡的钢琴立在那儿，只剩下一副木壳子，内里空空如也。卢萨将自己的东西都收在这间仓室里，却从未真正环顾过四周的物什。在此之前，这地方也根本不属于她。她捏住鼻子，竭力压下了一个正让泪水溢满她眼眶的喷嚏。她必须将迎面而来的无论何种悲哀挡于门外，这孩子受不了任何的自哀自怜。更何况，她才十岁就被迫接受了这么多悲伤，又何必给她再添一分？卢萨从钢琴架和几大捆捆扎绳之间的过道挤了过去，弯腰将一台老旧机器硕大铁壳上的灰尘吹落。

“不会吧。快看这个，克丽丝。”

“那是什么？”

“谷物碾磨机。是老款——看，还装着布带呢。”她琢磨着这机器该怎么组装起来。“我觉得肯定要把它挂在某种转轴上，才能提供动力。也许还需要套上骡子，让它绕圈拉动。”

“干啥？”

“没电啊。这东西得有一百来岁了。说不定，还是你曾曾祖父那代人留下的。”

克丽丝嗤之以鼻，好像卢萨太迟钝，跟不上她的思路：“我的意思是，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一台磨子。用来磨粉的。”

克丽丝往机器底下一蹲，抬头往里瞅。“磨发吗？”

她把“粉”发成了“发”，卢萨听得一头雾水。

“哦，不，是面粉。你知道的，做面包用的。以前，这儿所有人都用自己种的小麦和玉米来做面包，剩余的谷物还能喂牲口。现在他们都从南方合作社买进饲料，再去克罗格超市买那种在另一个州烘焙了运过来的难吃透顶的面包。”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种不起谷物了。大型农场卖的劣质谷物更便宜，要比自家小农场里种出的优质谷物便宜很多。”

“为什么？”

卢萨斜倚在一只五十五加仑的大桶上，桶底涂着的防腐用的杂酚油已经凝固了。“咳，那有点难回答。我想是因为人要的东西太多了，就不讲究质量了。而且，谁家的东西最多，规则就越对谁有利，农夫们只得听他们的。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弹珠的吧，谁得的弹珠最多，就能把什么都赢过来。”

“不是的。”

“不是吗？”

“我不打弹珠。”

“那你玩什么？”

“玩掌上游戏机。”克丽丝已经跑开，东摸摸西摸摸，在灰尘上画圈圈，往桌子底下东看西看。“这是什么？”

“熏蜂器。”

孩子笑了。“把蜜蜂当烟抽？能抽嗨吗？”

卢萨不晓得这孩子是怎么知道什么嗨不嗨的，但决定还是别表现得大惊小怪。“不是。其实是用它制造烟雾，把蜜蜂熏倒。等到蜜蜂被熏得晕晕乎乎，你就可以打开蜂箱顶盖，偷走蜂蜜。”

“哦。”克丽丝往后一靠，借助身后靠墙立放着的弹簧床垫向前回弹，“蜂蜜就从那儿来的？还有人去偷？”

这女孩竟连这都不知道，卢萨大为惊讶——也许她这一代的孩子都对此一无所知吧。“人们养蜜蜂就是为了取蜜。这儿的人以前都养过，这我敢肯定。看看这里随处可见的坏掉的旧蜂箱就知道了。”

“现在蜂蜜都是装在玻璃罐子里的。”

“是啊，”卢萨同意道，“现在蜂蜜都是从阿根廷这些地方运来的。这跟我说的很远地方的大农场取代这儿的小农场是一个道理，让人难过，觉得不公平，怪糟心的。”她往那台古老的谷物碾磨机的侧臂上坐下去，机器稍稍挪动了一两英寸，把卢萨吓了一跳。“不过，也没有人在乎就是了。我以前住在城市里，告诉你吧，城市里的人并不觉得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觉得食物都从超市来。而且一直如此、总会如此。”

克丽丝继续侧着身子往弹簧床垫上弹来弹去。“我妈妈就在克罗格超市上班。她很不喜欢。”

“我知道。”卢萨环顾四周，望着这个废旧设备的遗骨场，满心绝望，不单单——或者说并非特别——为了自己失去了丈夫，也为了人们曾经为自己耕种和创造的所有物质，现在他们都脱离了各自的食物生产链，成了寡妇。

“她很不喜欢，因为那儿一直让她累。他们不给她休息日。”

“我知道。总之是休息得不够。”

“妈妈病了。”

“我知道。”

“我再也不能在洛伊丝姨妈家住了。洛厄尔可以，但我不能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克丽丝不再将身体往弹簧床上撞了。她小心地踩进一只破开的捆扎绳纸箱里，又从另一侧开口走了出来。

“为什么，克丽丝？”卢萨又问了一遍。

“她老是让我穿傻了吧唧的裙子。都是珍妮弗和路易丝穿剩下的。”

“是吗？这事儿我还从没听说过。”

“她说我必须穿那些衣服。它们都太丑了。”

“也许都过时了吧。珍妮弗和路易丝比你大太多了。”

克丽丝耸了耸肩，确切地说是飞快地、很不乐意地抽动了一下。她在一只拖拉机轮胎上坐了下来，将脚伸到里面，背对着卢萨。“好蠢。”

“谁？”

“那些裙子。”

“不过，故意把洛伊丝姨妈家的小摆设给打碎，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她让我去浴室，等我想要穿衣服的时候，衣服却被她拿走了。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用剪刀把我的灯芯绒裤子和格子衬衫全都剪坏，好让我没办法穿回自己的衣服。”

卢萨震惊不已。她盯着那孩子的后脑勺，感到自己悲伤的心正向这垂头丧气的小家伙敞开。这孩子稻草一样的头发支棱着，好似豪猪的棘刺。“我觉得这么做很不好。”卢萨终于说道，“没人对我说过这事儿。那些都是你很喜欢的衣服，很有感情了，对吗？我印象中往常就没见你穿过其他衣服，就是那条灯芯绒裤子和那件衬衫。”

克丽丝又耸了耸肩，没吭声。

“那接下来呢？你还是不得不穿上一条裙子吧。”

她摇了摇头。“我光身子从那房子里跑出来了。就穿了内裤。我跑进谷仓，躲了起来。”

“那祈祷之手小雕像又是怎么回事？怎么打碎的？”

“我不知道。”

“就那样打碎了，在你出门的时候？”

豪猪脑袋点了点头。

“我觉得那也挺公平。她的宝贝换你的宝贝。”

卢萨看见那女孩脑后的头发微微地动了动，是肌肉组织牵动了头皮。猜得没错的话，她在笑。

“我不是说这么做有助于解决问题。”卢萨更正道，“这样反而使你和姨妈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你妈妈也不会好过。你现在最要考虑的就是妈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很理解你的愤怒。”

“我跟耶稣说好了，要是我每天都穿那身衣服，他就会让妈妈好起来。现在，衣服都被洛伊丝姨妈剪碎，扔进了垃圾袋，妈妈也要死了。”

“这样想并不代表就会真的发生。”

克丽丝特尔转过头来，透过一道斜斜的光柱看着卢萨，那道光柱从屋顶的洞孔照射进来，投落到她们之间的地面上。浮尘微屑在阳光里上下翩飞，在它们那无忧无虑的宇宙中生息。

“洛厄尔呢？”卢萨轻声问道，“妈妈病了，他肯定很害怕。”

克丽丝捏着网球鞋底下脱了胶的橡胶底。“他也不喜欢去那儿。他怕洛伊丝姨妈。她太坏了。”

“怎么个坏法？她打他还是怎么了？”

“不是，他们不怎么打我们。她就是对他不好，不像妈妈那样。她不会把他的衣服好好放在椅子上，也不给他做好吃的。她和珍妮弗还有其他人总是大声嚷嚷，说他就是个大婴儿。”

卢萨用手掩住嘴巴，但她尽量让嗓音显得无动于衷。“下次你们俩一块儿来这儿住怎么样？要是我跟你妈妈说让你们来，你觉得能行吗？”

克丽丝耸了耸肩，继续扯开那鞋底。“应该吧。”

“那好。不过今天就我们俩，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去抓虫子，你没问题吧。”卢萨从箱子里取出两张短柄捕网，“这是你的。走吧，我们再浪费时间太阳就要下山了。”

克丽丝接过捕网，跟着卢萨出了谷仓。她们沿着山羊牧场的边缘出发。卢萨领头，尽可能快地跑上了山坡，顺着篱笆将她的捕网掠过高高的草尖。两人跑到了山坡顶上，都累得气喘吁吁。卢萨往地上一躺，喘着大气，克丽丝则盘腿坐了下来。

“要小心了，”卢萨说着，坐了起来，将另一面网拿过来，“像这样，把网沿儿对折起来，这样它们就不会跑出来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都捕到了什么。”她小心翼翼地让几只虫子爬出网眼，“这些是蚱蜢，这只是角胸叶蝉。区别很大，看见了吗？”她捉起一只浅绿色的蚱蜢，蚱蜢腿在空中乱蹬。克丽丝接过来，凑近观察起来。这举动让她有些吃惊。

“欸，”她说，“有翅膀。”

“对，大多数昆虫都有翅膀——甚至蚂蚁也有，在它们生命的某个阶段。蚱蜢从来就有翅膀，这虫子想飞就能飞。看——”她用指甲掀起蚱蜢绿色的鞘翅，露出底下鲜红色薄膜一样的后翅。

“哇！”克丽丝叫了起来，“一直都是这种颜色吗？”

“不是的。世界上有两万种蚱蜢、蟋蟀、蝈蝈，没有一种是一样的。”

“哇！”

“我也觉得很吃惊。看，快看这个。”她伸手入网，捉出一只扁扁的对眼虫，像是一片长了腿的叶子，“这就是蝈蝈。”

克丽丝接过来，仔细地盯着看。然后她抬头望着卢萨，“它们就是一到晚上就吵嘴的家伙？唧唧滴！唧唧滴！”

卢萨觉得她模仿得像极了。“对。你从来没见过蝈蝈吗？”

她飞快地摇了摇头。“我还以为蝈蝈是很大的动物呢。像那种大鸟。”

“鸟？”卢萨是真的惊呆了。乡下孩子怎么会对自己身边的一切一无所知？父母塞给他们掌上游戏机，让他们看又是警察又是律师的城市剧情片，却没教过他们认识蝈蝈。卢萨知道，这绝不是父母们的疏忽。这是某种羞耻感和追逐潮流的企图心交杂在一起产生的令人沮丧的情感，就像她爸爸不让她说意第绪语那样。卢萨注视着克丽丝，她反复研究着这只小生灵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她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捏着虫子，眼神却像要把它给吃了。她就像一个很在行的分类学家。

“它的嘴这么小，怎么会叫得那么响？”她终于开口问道。

“它不用嘴发声。看见这儿了吗？还是翅膀这里。”卢萨轻轻地将虫子的翅膀摊了开来，“这一只翅膀的这里，像刮刀或是拨片一样；而另一只翅膀的这里，是带棱齿的，像锉刀一样。蝈蝈就是靠摩擦双翅发声的。它的歌声就是这么来的。”

克丽丝几乎把鼻尖凑到了上面。“哪儿？”

“那些地方不容易看清。真的是很小很小。”

克丽丝将信将疑：“那为什么那么大声？”

“你听没听过粉笔在黑板上摩擦发出的很刺耳的声音？”

她扬起眉毛，点了点头。

“跟这是一个道理。粗糙的平面和坚硬的物体摩擦就会发出尖利的声音。大不代表一切。你看我，我的身高只有五英尺一英寸。”

“算小吗？”

“对啊。在成年人当中，算小的了。”

“洛伊丝姨妈有多大？”她总是说成姨呣，像在否定那个女人。卢萨能领会这种情绪。

“我不知道。她应该算是大块头了，对女人来说是这样。她大概有五英尺十英寸吧。怎么啦？”

克丽丝警惕地往山下看了一眼。“她说你欺负了大家。”

卢萨躺回到草地上，双手交叠枕于脑后，望着天空中懒洋洋的云彩。她在想，克丽丝透露这话，到底是想刺伤谁。“你有几个姨妈认为我不该要这座农场。全都是为了这个。”

克丽丝也躺了下来，她的脑袋顶离卢萨只有几英寸。“怎么会？”

“因为我和她们不一样。因为我没出生在这儿。因为我喜欢虫子。你怎么想都行。因为你科尔舅舅死了而我还活着，她们都很生气，因为生活太不公平了。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这都是我自己猜的。人也并不是总能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某种感觉、某种情绪。”

“我妈妈会死吗？”

“啊。怎么忽然想到这个了？”

“会吗？”

“我没法告诉你。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没有人知道答案。我只知道，为了你和洛厄尔，她在尽一切力量使自己好起来。也是为了你们，她才会每个礼拜都去罗阿诺克，去接受毒药的治疗。所以她肯定非常非常爱你们，对吧？”

没有回应。

“还有，”卢萨说，“我很肯定，耶稣不会因为洛伊丝姨妈剪坏了你的衣服，就伤害你妈妈。如果他非要惩罚谁，这还说不清楚，但我认为他会惩罚洛伊丝姨妈，你觉得呢？”

“那他会杀死洛伊丝姨妈，不杀妈妈吗？”

“不，他不会的，这是我能回答你的。生活绝对不是那个样子的。上帝不会跑来跑去，像个裁判一样到处抓犯规，否则现在的世界就完全不会是这个样子了。一天吃三次冰激凌，不打屁股，不想穿讨厌的裙子就不穿。”

克丽丝咯咯笑了起来。自从今天早上她冷不丁地戳在卢萨家的车道上起，这是她第一次笑出声，她的笑声很清澈，就像个孩子。就像她的名字，克丽丝特尔，水晶。卢萨看不见她的脸，但能感受到近旁草丛里的身体，听到她放松的呼吸声。

“欸，有人告诉过你什么是水晶吗？”

“一种傻了吧唧的东西。就是租宝。”

卢萨愣了愣。她应该是说珠宝。“不对。水晶是一种石头。很硬，很尖利，亮闪闪的。其实，水晶也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甚至可以说，盐就是一种水晶。”她坐起了身，“呀！虫子都跑了。”

克丽丝特尔也坐了起来，神情极其失望。

“没事啦。”卢萨说着，笑了起来，“就让它们跑吧。我们还能再抓。”她冲着牧场的方向挥了挥手，“你想要什么虫子，那儿都有。你能相信吗？大家都往自己的地里喷杀虫剂。”她将几只还在挣扎的落伍虫子从两张网里抖了出来，“这些漂亮的小生灵都会被杀死。这就像仅仅为了杀几个坏蛋就往城市里扔一颗炸弹。看，这就是我饲养山羊的优势——我根本用不着任何化学制剂。我送去宰杀的也只是五十头牲口，而不是五万头。”

克丽丝望着篱笆那边卢萨的山羊，皱着眉头。卢萨注意到牧场上那一片的草长势不错。而奶牛场里那些瘦长的蓟草都已被割得很匀整，像极了列克星敦的草坪。

“说真的，你是怎么弄到这么多山羊的？”

“嗯，是这样的，我很讨厌杀虫剂，但又必须种点东西来挣钱。然后呢，我一直在说烟草的坏话，所以也没考虑过种它们。再者，我也不喜欢把手伸进奶牛的屁股里去。”

那孩子嘴巴大张，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可是你要问的。养奶牛的话，还真得那么做。”

“呸呸呸……”

“我没开玩笑。你得把手握成拳头，塞进奶牛的屁股里，看看她们是不是怀孕了。最糟的还不是这事儿。照我看来，奶牛又大又蠢，还很危险，就是个大麻烦。”克丽丝做着鬼脸，惹得她也笑了起来，“怎么啦？你是不是总听你那些姨夫们说起我和我的山羊？”

孩子点了点头，略带歉疚的样子。“他们说你是个呆子。”

卢萨凑到克丽丝面前，也做了个鬼脸。“你的姨父们把我的奶牛全牵走了。所以，谁才是呆子？”

时近午夜，卢萨听见车道上有车子驶来。她有些吃惊。她在客厅沙发上读W.D. 汉密尔顿的一篇论文时睡着了，文章从黑脉金斑蝶写到了亲属选择理论。睡觉的本领想必又回来了——科尔去世之前，她总能在沙发上倒头睡去。她坐起来，想了想，才明白自己是睡着了。这天是周二，现在已是晚上。克丽丝已在楼上的沙发床安顿好。朱厄尔也来过了电话，说好明天觉得体力恢复些了，就来接孩子回家。卢萨抻了抻衬衫下摆，走到窗前。是汉尼-梅维丝家的车子。她急忙来到前门，打开门廊的灯。“汉尼-梅维丝？是你吗？”

是她。引擎声停了，她小巧的身影出现了。“我过来就是想看看你们还好吗。我想要是灯都熄灭了，那就说明没问题，我就直接回家。”

“你还没回家？天哪。”卢萨看了看手腕，但她没戴表，“现在几点了？”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应该很晚了。我一直在朱厄尔那儿，她这次情况很不好。她没安顿下来，我不能离开。她现在是睡了。要是你和小家伙没问题的话，我就回家了。我就是觉得得过来看看。”

“哦，我们都很好。她睡了。我先前一直在沙发上看书。”卢萨犹豫着，大姑子不安的口吻让她很担心，“到底怎么啦？你刚刚是说——朱厄尔下午一直到晚上都不太好？从罗阿诺克回来就这样了吗？”

黑暗中，卢萨听见一声陌生的长叹。“准备往回走的时候，我们差点上不了车，折腾了三个半小时。终于上了车，开了不到十英里，还是得中途停下，让她呕吐。”

夜里阴冷的空气让卢萨打了个寒战。小小的蛾子们在她头顶上飞舞盘桓。“天哪，你们这一天的煎熬无异于去了一趟地狱。进屋里坐一会儿吧，我给你倒杯茶。”

汉尼-梅维丝站在走道上，迟疑着。“可是，太晚了，我怕打扰你。”

“没关系。”卢萨走下台阶，迎向她这位大姑子。而小个子女人几乎直接跌入了她怀里，让她心下暗惊。卢萨扶着她走上台阶，在门廊的灯光下站了一会儿。“她情况很差，对不对？”

她们离得很近，让卢萨震惊的是，汉尼-梅维丝竟然在哭泣。“他们说她好不了了，化疗对她也没了作用。她什么都经历了，呕吐，掉头发，却什么效果都没有。她的情况越来越差。”

“怎么会那样的？”卢萨木木地问道。

“全身都是了，亲爱的。她的肺部和她的脊椎都有了。医生今天告诉我的。”

“天哪，”卢萨轻声说，“她自己知道了吗？”

汉尼-梅维丝摇了摇头。“我没告诉她。我怎么开得了口呢？我只是告诉她医生说不用做化疗了。她觉得这是好事。‘哦，汉，’她说，‘我得告诉孩子们。我们去吃冰激凌庆祝一下吧！’要晓得，这番话她是在不断呕吐的间隙说出的。”汉尼-梅维丝哽咽着，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号啕大哭起来。卢萨支撑着她，心里觉得很难受，她的身体还不太能感受到这新来的悲伤的分量。

“她是要抛下孩子不管了！”汉尼-梅维丝哭道。

“嘘，她的一个孩子还在楼上睡着。”卢萨搂着她的肩膀，将她扶上最后一级台阶，穿过门廊，从前门走进了屋里。走入明亮的过道，汉尼-梅维丝似乎镇定了下来。她忽然有些拘谨，她那身红白条纹的丝裙竟然显出一种荒诞的欢乐。卢萨注意到，她甚至还穿着时髦的红色高跟鞋。想想她这两个大姑子，今天一早就打扮成这样去了城里，却经历了如此糟糕的一段旅程，着实让人心痛。她注视着汉尼-梅维丝，后者用一团揉成球的纸巾擦拭着花掉的眼影。卢萨注意到，那张纸巾已在她手里捏了很长时间了。

“来，我们去厨房里坐会儿。”

汉尼-梅维丝又犹豫了一下，还是慢慢地借着自己的力气朝厨房走去，卢萨则跑上楼去取一盒纸巾。等她下楼来到厨房，放上水壶烧水时，她这位大姑子却不见了踪影。汉尼-梅维丝再次出现时，发型和妆容都重新修饰过。壶里的水已经烧开，卢萨正在泡茶。见她站在门口，卢萨忽然悲伤地记起葬礼上，自己看着她的蓝色睫毛膏，说出的那些冷冰冰的话。她真希望能收回那些话。过去有好几次，卢萨都差点管她叫“化妆包”，现在想想觉得很是内疚。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还真得注意着点儿。谁知道事情会出现怎样的反转，谁知道你后来又会需要谁抑或被谁需要，又是什么使得你重新看待如此匀整的眼影呢？此时此刻，卢萨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在心如刀绞的悲伤之下，仍能优雅得体，精力过人。而她自己，在科尔死后，差不多过了三周才能拿起梳子。

汉尼-梅维丝叹了口气，手掌平抚着桌面，虽然显出老态，却最终放松了下来。“嗯，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她看着卢萨。“你说‘挺好的’是什么意思？”

卢萨耸了耸肩。“意思是一切顺利。我们玩得挺开心。”

“你没必要对我编故事，亲爱的。那孩子的脾气臭得像只臭鼬。我从没对朱厄尔这么说，但我承担了开车带她去看医生的任务，这样就不用照顾她的孩子了。”

卢萨拿出调羹、糖和茶杯——就是寻常的马克杯，不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杯缘绘有蛾子的瓷杯。她张了张口，准备讲讲前门台阶上碎裂的镜子，但想要恪守秘密的心思攫住了她。于是她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要保守一些秘密，只有她和克丽丝知道。她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开始斟茶。“她确实是个难对付的孩子。”她终于开口道，“但我有点喜欢她。我就是这样的孩子。特别倔。”

“那就好，亲爱的。你应该得紫心勋章[4]。”汉尼-梅维丝拉开包翻找起来，“我在这儿抽烟没关系吧？”

卢萨连忙起身，从水槽边的小抽屉里拿了个烟灰缸出来。然后她意识到，上一次用过这个烟灰缸之后，是科尔把它收在那儿的。想到他的手曾触摸过这物件，她就像触了电一般。每每经历这么一下刺痛，似乎就推动着她心中那巨大的痛苦越离越远。她开始理解，终有一天，自己的婚姻会变得历历在目，又不可触摸。就像玻璃罩下的蝴蝶。

“你们都干了什么？”汉尼-梅维丝啪地点着了打火机。

“嗯，我们先给草坪割了草，然后去储藏室里看了一下那堆老家伙什，接着就上山去捉虫子，玩了好几个小时。我还教了她怎么区分昆虫，你想象不到吧。她在学校里成绩好吗？她是个机敏的孩子。”

“喜欢的，她就读得好。但没几门功课是她喜欢的。”

“我猜也是。后来，我们生起了篝火，在夜幕中给花园除草，真的很有意思。我们一直玩到十点，回屋吃了些eggah bi sabaneh。”

“哎呀，听上去很不错。”

“也不算吧。就是蔬菜和水煮蛋。”

“你让那孩子吃了蔬菜？真是没想到。”

“就是马齿苋之类的野菜，都是我们从扁豆地里摘的。野菜当晚餐，她觉得很好吃。她说，‘洛伊丝姨妈吃了肯定拉肚子’。这是她的原话。”

汉尼-梅维丝啧了一声。“哈，这两个人谁也不喜欢谁。”

“那你知不知道洛伊丝为什么会让她这么生气？”

“让她穿裙子吧，我也是听来的。”

卢萨将手肘搁在桌上。“没错，她把克丽丝心爱的灯芯绒裤子拿走，全剪成了碎布。”

“啊，那可不对啊。”

“克丽丝私下里跟耶稣许过愿，说要是她一直穿着这身衣服，她妈妈的身体就会好起来。这孩子太可怜了。”

“哦，天哪。那样不对。洛伊丝不应该那么做。”

“对，她是不应该。这孩子需要爱，她应该得到这种爱，可现在只有恨。”

汉尼-梅维丝抽了一会儿烟，没吭声。“没错。你看，洛伊丝这人也没得可救了。洛伊丝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意，于是把气撒到所有人身上。”

“为什么？她有好丈夫、好儿女，家里全是她喜欢的小摆设，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唉，亲爱的，我也不知道。她一直就那样。我猜，她是跟自个儿生气，为自己没生个漂亮模样。她气自己块头太大。”

“可玛丽·埃德娜也是大块头啊——比她块头还大呢。”

“没错，可玛丽·埃德娜没这样想啊。是谁让她注意到了这个，上帝真应该去帮帮那可怜的灵魂。”

卢萨干笑了一声，揉了揉眼睛。她忽然觉得好累。不过，这倒让她受到了一系列启发。即便从未认识她们的父母，她仍然看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血脉：汉尼-梅维丝、朱厄尔和埃玛琳，体贴又端正；玛丽·埃德娜和洛伊丝，自我，傲慢，马脸，块头大。科尔将这些基因完美地混合起来，成了这家人最终的样板。科尔·怀德纳，人见人爱，卢萨赢得了他的心，他却被死亡偷去。怪不得这家人至今仍在悲伤的余波中震荡难安。这就是一出古希腊悲剧。

两个女人隔桌相望，随即垂下眼帘，抿一口茶。“明天，甚至后天，我来照料克丽丝，都没问题。”卢萨说，“真的，要是朱厄尔要休息的话，我这儿没问题。告诉洛伊丝她可以把洛厄尔也送过来。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会更好。”

“可怜的孩子啊。”汉尼-梅维丝说。

“他们会没事的。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没事的。大家庭对其中每个人而言都是祝福。我发现了这一点。”

汉尼-梅维丝看着她，很惊讶。“你觉得我们很好相处？”

“谁，你们家吗？我觉得融入你们家很难，真的。”

她轻笑了几声。“我和乔尔婚后，他一直这么说来着：‘去参加怀德纳家的聚会，就像跑了一趟中国。’怎么会这样的？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啊。”

“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这事。对我来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融入你们家尤其困难。我知道，他和我这么快就交往起来，肯定让大家很吃惊。”

“是这么回事。他那会儿总是逮住机会就往列克星敦跑，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玛丽·埃德娜很担心，怕他去赌马。直到有一个礼拜天，怀德纳家聚在一起吃晚饭，我记得那次是朱厄尔和我为大家做饭，他就坐在那边那把椅子上说：‘下个礼拜天，你们将要见到世界上最最聪明、顶顶漂亮的女人，她已经同意做我的妻子了。’那时候，我们都惊得合不上下巴。”

“我也挺吃惊的。”卢萨轻轻地说道，脑子一片空白，“现在，倒成这样了。”她抬头瞥了眼汉尼-梅维丝，“我继承了这片土地。我也很理解你们家里人为什么恨我。”

汉尼-梅维丝看着她。那眼神，卢萨认得出来——就是葬礼上那迷惘、无助的，蓝色睫毛底下的眼神。她当时说，我也不知道没了他，该怎么办。我们都和你一样不知所措。

“我们没恨你。”她说。

卢萨摇了摇头。“你们恨我继承了这个农场。我知道的。我知道你们甚至找律师谈过了。”

汉尼-梅维丝看了看她，脸现忧色。

“或者说有人恨我吧，”卢萨搪塞道，“我不知道是谁。”

汉尼-梅维丝抽着烟，抚弄着涂了指甲油的指甲盖边缘，那儿和她的鞋子一样红，一样闪闪发亮。“是玛丽·埃德娜。”她终于开了口，“我倒不觉得她认为你是个忧患。我们只是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在那之后。因为他没留下任何遗嘱。”

“你看，我不怪你们。我住在你们从小长大的这栋漂亮的老宅子里，拥有你们家最好的土地，确实感觉像是从你们那儿把它偷走了似的。但我也不是没有麻烦的。这座农场还背负着债务。我也没料到我的人生会转这么大的弯。”

“没人料到科尔会出事。”她抽了会儿烟，任凭这个句子空悬在头顶层层缭绕的蓝色烟雾中。而后，她忽然问：“你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吗？”

“什么？”卢萨心头一惊。

“爸爸很清楚他自己干了什么。他给女儿们各自留的那些地太少了，根本无法为生，他这也算是帮了我们。”

“你怎么能那么说？”

“是实话！我们现在这样更好。想想吧，我们中间到底有谁会愿意待在这山上和这农场长相厮守？我们不想这样，我和乔尔都不想——唉，他整天都是车，车，车。只有那份工作才能让他开心。我很不喜欢被绑在这儿。朱厄尔也不喜欢，她结婚成家、还没生病的时候，就这样想了。她比我们谁都更喜欢这宅子，但谢尔顿根本当不了农民。玛丽·埃德娜和赫布有自己的奶牛场——现在过得还不错，根本没精力再管理一座农场。埃玛琳和弗兰克，我觉得他们现在有工作做，不用种田，就很开心。我都清楚。”

“洛伊丝和大里奇呢？他们不还在种田。”

“大里奇喜欢种田，那倒是真的。但他和你一样，从没想过要拥有这座农场。他是结了婚才过来的，和你一样。”

“嗯，可洛伊丝就不想要吗，他们还是能住在山上的。”

汉尼-梅维丝像马喘气似的，从唇间吐出烟圈。“首先，洛伊丝不愿意种番茄养活自己，她也不愿意做罐头。她最怕脏了。我觉得洛伊丝对这地方根本不在乎，千真万确。她或许会装腔作势，显得自己很在意。但我告诉你，要是她拥有了这农场，她就会把宅子推倒，建一座砖房，在院子里摆满塑料玩具鸭，再造一间能放三辆车的车库。”

这番场景在卢萨脑海里一闪而过。

“他们谁都不想要，真的。”汉尼-梅维丝说得很恳切，“问题在于：他们只是不想让别人得到这地方。”

“你指的是我吧。”

“不，我指的不是你，亲爱的。不过你看，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一开始，我们以为你会离开，农场就会回到我们手上。现在看来你是想留下。那好，没问题，你留下了。可……”

汉尼-梅维丝伸手拿了张纸巾，仔细擦了擦眼角，桌子上的白色纸球大军又多了一个成员。卢萨看得出来，她接下来要说的话，不管是什么，总之难于启齿。

“什么？”她轻轻问道，心里觉得害怕。

“嗯，再过个几年，你就会跟这里的某个人结婚。这农场就归那人了。”

卢萨咬紧的牙缝里蹦出几个字：“真荒唐。”

“不，不荒唐。没人说你不该再婚。你一定会的，那是顺理成章。可农场就会给那人的孩子继承。这里就再也不是我们的老家宅了。不是怀德纳家的了。”

卢萨惊得目瞪口呆。她从没想过是这个问题。“你们怎么会这么想？”

“什么这么想？”

“我不知道，你们竟然想得这么多。我在这里还会再嫁给哪个人？”

“亲爱的，亲爱的，你还不到三十岁。我们都很爱科尔，但没人认为你下半辈子就该为他守寡。”

卢萨低头看向茶水喝干的茶杯杯底，一片白净，没有剩下的茶渣，没有未来可以读取。“我得好好想想这事，白天的时候。”她说，“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真的没想到。”

汉尼-梅维丝歪过脑袋。“我不是存心让你难受的。”

“不，你没有。我之前觉得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我没意识到这问题——你说这应该叫什么？传宗接代。家族延续。”

“嗯，先这样吧。”她说着，双手拍了拍桌子，“都已经大半夜了。今天我已经够累的了。”

“我觉得已经是第二天了。”

“哎呀，都这么晚了。我得回家喂猫了，我敢肯定乔尔会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得再去朱厄尔家看看。”她把桌上的纸巾球收拢，塞进自己包里。卢萨不清楚这是否算是乡下的习俗，离开时把自己的分泌物一并带走。她们相对而立，愣怔了一瞬，终于互相抱了抱，准备告别。

“请告诉朱厄尔，这两个孩子，我很乐意再照顾一天。不管她需要什么，任何事情、任何东西，尽管开口——我是认真的。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你也得休息休息。”

“我会的，亲爱的。要是洛厄尔愿意过来，我也会告诉洛伊丝带他过来。谢谢你，亲爱的。”

“叫我卢萨吧。”卢萨说，“现在我也是你的妹妹了。你们是没法甩掉我的，所以你们都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已经走到过道里的汉尼-梅维丝停下脚步，转过身，抚着连衣裙的衣袖。她吞吞吐吐的，似乎有话要讲。“我们都很害怕做错事，所以都没问……那是列克星敦的名字吗？”

卢萨笑了起来。“是波兰语的名字。其实就是伊丽莎白的简称。”

“哦，那好，我也想呢，应该是外国名。”

“这名字发音倒不难。”卢萨紧接着问，“汉尼-梅维丝是什么名字？”

汉尼-梅维丝笑了笑，摇摇头。“是个怪名字，亲爱的。真的挺怪的。爸爸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妈妈不认字。你怎么想都行。”

早晨，卢萨再一次被惊醒，又是车轮碾过车道石子路面的声音。她从床上坐起身，看了看窗口的光亮，又看了一眼时钟。她很晚才睡。不管来的人是谁，要是看见她这副模样——十点钟还穿着睡衣，在乡下，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但她紧接着又听见关车门的声音和轮胎缓缓滚动往山下驶远的声音。她听见脚步声连续而快速向宅子走来。隔壁房间也响起脚步声，是光着脚踩在过道地毯上的闷闷的声音，也是极快地，转眼便已到楼下。卢萨站起身，悄悄地走入过道，但什么都没听见。过了一会儿，传来说话声，有人在悄声说话。她往栏杆下望去，脸庞一下变得滚烫，继而冷静下来。他们又来了，肩并肩紧挨着坐在倒数第二级台阶上。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大点的女孩，女孩搂着男孩的肩膀，仿佛在世界面前护着他。并不是她永生永世都会记得的那个小男孩，而年纪稍长的女孩也并非他的姐姐朱厄尔。

不是朱厄尔和科尔。是克丽丝和洛厄尔。

[1]美国人的迷信，认为打碎镜子会导致灵魂受损，之后的七年都会遭遇厄运。

[2]指个体或群体仅对其同类或亲属表现出的利他行为。

[3]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1898－1972），荷兰版画艺术家，以其错视艺术作品而知名。

[4]1932年起，美国授予作战负伤的军人的奖章。

19 捕食者

枪声惊醒了迪安娜。她呆呆坐着，一动不动，侧耳听着那激荡山谷的余音，以及随之而来笼罩一切的寂静。绝对不会搞错，那是枪声。她往前坐了坐，晕晕乎乎地环顾四周，努力想要驱散脑子里的混沌。大白天睡着，这已是第三或第四次了吧。这次是坐在门廊上那把老式织锦软垫扶手椅上睡过去，她本来只是想坐下来歇会儿。

她茫然无措地揉搓着绿色藤条图案的起球的椅套，手指顺着扶手上一道长长的棕色斑渍一路游移至坐垫。她有时会想，这把椅子究竟是如何从别人家优雅的客厅被贬至这简陋的门廊，而她又是如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坐在这把椅子上打起了瞌睡？迪安娜本想午后提提精神。她只记得自己扑通坐入椅子，将靴子的系带抽松，好缓解双脚长时间紧缚的生疼。这是陷入睡眠前的最后一段记忆。在此之前，整个上午都在忙碌，累得筋疲力尽。当她从铁杉木桥上爬起来时——她和埃迪早上一直在桥上忙活——那感觉就像是在没颈深的池塘里行走了好久。两棵大树横倒下来截断了小径，得把它清走。埃迪抄起斧子，兴致勃勃地砍除枝干、打去杈条，她则挥舞着一把链锯忙前忙后。当然，她很高兴他能搭把手，但她很讨厌他在她面前展露的模样——脱掉衬衫，任汗水顺着光滑的后颈涓涓而下，整个上午都在快快乐乐地干活，一点都没休息。她可不想屈居下风。她不想显得比他老，或像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可若要追究实情，那她就是个老女人。刚干了一小时，她的手臂便开始感到酸疼，双膝发软，T恤的领子上沾满了锯末，同时被汗水浸透。而链锯的轰鸣声将她的抱怨彻底淹没。时近正午，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跳入清凉的溪流中浸个澡，衣服都懒得脱了。当链锯的汽油耗尽，她真是谢天谢地。

她原本打算在门廊上小坐片刻，就去给他们的水罐加满水，给链锯的油箱灌满油，再回到铁杉木桥那儿接着干。没错，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她手搭凉棚，皱起了眉头，此刻，日光已斜，正抚摸着杨树的树冠。她睡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她注意到了扔在门廊另一头的斧子。她打量着斧子，心中疑惑。他必然是回来过了。见她睡着，又离开了。那现在又在——哪儿呢？某种恐惧使她喉头发颤。那枪声，一定是他。趁她睡着的时候，埃迪·邦多肯定去打猎了。

她跳了起来，开始在门廊上来回踱步，头脑被一种不真实的可能性占据，她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担心还是没能躲过。但只听见一声枪响。就一枪，他不可能猎杀更多，毕竟它们都是分散活动的。它们现在肯定已离开了巢穴去捕猎了，应该全都出了窝。她见过的一两只小狼崽子会跟在大狼身后，在铁杉树丛的掩护下，一直往山下跑到边界地带。这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能听见它们的短吠和震颤上扬的嚎叫。它们全都在这座山上。她再也没法维护它们的安全了。拖着未系鞋带的靴子，她赶紧进屋察看墙角——两个月来，他的猎枪一直搁在那儿。果然不出所料，枪不见了。混蛋。

她走到书桌边，猛地拉开放手枪的抽屉，但看到手枪时她又愣住了。她到底想怎么办？她缓缓地关上抽屉，头往后仰，闭上了双眼。她就这样站了很长时间，眼泪慢慢滑过了太阳穴。再也没有枪声传来。唯有那么一记。

远处传来他的口哨声，他正沿着森林服务处的那条路走上来。她仍未做好面对他的准备——也许永远无法面对了。她往窗外瞥了一眼，走到门口拉上门闩，坐回到床上，穿好靴子，再次盯着书本，然后又走回窗前。他来了，咧着嘴笑得像只臭鼬，猎枪扛在一边肩头，另一只手拎着一样东西，像一件深色的夹克。她眯起眼看着。是黑色的，有羽毛，有翅膀，那东西被他拎住双脚倒提着，无力地颠扑着。是只火鸡。她往外跑去，急于穿门而出，却在匆忙间猛地在门上撞了额头。她全然忘了自己一分钟之前刚上了门闩。她在门廊站定，扬起头，望着他。额头疼得她眼泪都出来了，但她如释重负，笑得像个小孩子。

他见她站在门廊上，便上前一小步，高举战利品。“感恩节快乐！”

“是复活节快乐更合适吧。火鸡狩猎最迟到四月也该结束了。”她用手指摸了摸额头，又看了看手指，没出血。她高兴得疯了似的，笑个不停。他在十英尺开外停下脚步，端详着她。

“啊哈，看来你还能让我多活几天。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剥皮抽筋呢。”

“我真的很生气。”她说道，想尽量表现得一本正经，“现在是盛夏。那只火鸡本来能孵出一大窝小火鸡的。可现在，你杀了它们一大家子呢。”

“不会。这是当爹的。”

“是雄火鸡？你开枪之前还能辨别雌雄？”

他看着她，显得很受伤。

“好吧，对不起。你眼力真好，你是懂得多，还知道不在七月里对雌火鸡开枪。可再怎么样，不还是偷猎吗。还敢在狩猎监督官的眼皮子底下作案。”

他拎着火鸡，径直走向她，在她唇上印下热情似火的一吻，使她不得不往后退了几步。“这是狩猎监督官的午餐。”他说。

“你没必要打猎物给我做午餐哪。再说，现在吃午餐也太晚了，都晚餐时间了。”

“那就是你的晚餐。”他又吻了吻她，“是我想为你做晚餐。这个夏天，我一直待在你这儿，要这要那的。你都不知道我能给你弄来多少东西。我还想给你带头鹿来呢。”

她笑了起来。“你可别，要是撞上我同事来了，藏都藏不住。”

他把那只大鸟递给她，检查了枪膛，便小心地把枪靠在墙角。“你需要蛋白质。”他说，“你吃鸟食吃太长时间了，都瘦成这样了。成天一副贫血的样子走来走去。”

她笑道：“你太年轻，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现在你要做什么？”他拿了一柄铁铲，走到圆石边上的空地边缘，四下里审视着。“你想给它一个基督徒式的葬礼？”

“我们得挖个火坑。这是我整个夏天都在向往的事。”

听他说出“向往”这个词，她又笑了起来。“你从哪儿学来这么说话的，年轻人？”

“从一个漂亮的长头发山里姑娘那儿学的。”

他将铲尖儿顶入松软的泥土里。迪安娜将拎着火鸡的手臂往前伸直，掂量起这只大鸟来。它似乎跟屋里那只一加仑的水罐装满水时一样重——也许有十到十二磅。“那你准备拿这只雄火鸡怎么办？”

“拔毛。”

“好。但得先把它放到滚水里烫，让毛变软、毛囊舒张，我好像没有足够大的水罐，能把这家伙扔进去。”

“你有——那些装豆子和米的大铁罐不就是了。”他说，头也没抬。他正在挖一个大小合适的坑。“我们先用铁罐子把水烧开，把它放进去烫，再把水倒掉，在里面烹饪这只鸟儿。在四周堆上炭就可以了。”

她看着埃迪，十分惊讶。“你整个夏天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吧。”

“对。”

“想吃肉想疯了。”她说。

“对。”

她走进屋，不由得笑了起来，她逐个检查了各只储藏罐的底部，将密封性看上去更好的那只清空。她有些兴奋。她在森林里待得太久了，时光无穷无尽，经历的不过是树叶变换颜色，鸟兽变换鸣叫，天气变换阴晴，与人世的日程毫无关系。甚至自己的生日，她也没向埃迪提及，就这么过去了。但她的身体、她内在的某种东西却一直渴望着来场庆祝，现在似乎成真了。他猜得没错。她需要这样的盛宴。用一场盛大的飨宴来标记这个盛大的夏日。

当她提着清空的罐子来到外面时，埃迪早已在土坑周围砌好了石块，正在生火。他搭好引火柴，扬升的火焰舔舐高高的铁罐时，她也刚好端着一壶从屋内泵取的清水过来了。她将水倒入这滚烫的圆柱形炖锅，凉水触着热锅壁嘶嘶作响，蹿腾起缕缕蒸汽。她进进出出好几趟打水倒水，只有一次，她停下脚步细细看了看这只火鸡。她伸手摸了摸火鸡的脑袋、肉髯和透明眼睑上粗糙的红皮，又摸了摸它那泛着彩虹光泽的黑色羽毛。也许这并不是人类所谓的美，但她能感觉到它每天都在阳光如缕的森林里，思索着丰美的浆果和远处伴侣的鸣声。埃迪说得对，他们不会对它的幼崽造成任何伤害——雄性的火鸡是“肇事逃逸”的惯犯。但她仍然在想，这只魁梧的雄火鸡在这座山上究竟留下了何种标记。她希望它遗留下来的基因仍暖暖地窝于某只巢中，即将孵化而出。

水终于烧开，已是暮色四合。在此之前，他们争论过有没有必要先烫鸟、再拔毛。迪安娜占了上风：她先拔下硬挺的翅羽和尾羽，待到拔除胸脯的软毛时，不可避免地扯下了胸脯肉，因为这鸟儿已经冷下来了。埃迪听取了她的专业意见。她很惊讶，吃了这么多年杂货店售卖的鸟儿，自己的双手竟然还能懂得如何拔毛，如何挤出绒毛的羽梗。尤其近年来，她已极少吃肉了。但她童年时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帮着宰杀一两只鸡。相较而言，即便拔光了毛，这只鸟儿的体格也要大得多。埃迪帮她提着鸟脚，将它溺进沸腾的罐子里烫了整整一分钟，再架到火上将绒毛燎净。她用斧子斩下火鸡脑袋和双脚时，他就帮她稳住鸟身。然后他设法将沉甸甸的罐子挪到火坑边缘，往灶坑里续上煤炭，而她则到圆石上摊开火鸡，去除内脏。

“脏活都让女人干。”她嘟囔着，但并不真以为忤。不过，她仍隐隐在生埃迪的气——谁让他今早快活成那样，而她却累得都要趴下了。她将双手探入鸟儿的体内，轻轻地拉起肠子及肺部与肉壁相连的那层覆膜。他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观看着，看着她将一包亮闪闪的内脏一下子全拽了出来，再用刀仔细地绕着泄殖腔割开口子，将下水取尽，放在圆石上那净膛的躯体边上。她在那堆内脏里捅了捅，挑出心脏，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扔向埃迪，惹得埃迪一声大叫。她笑了起来。“不管什么东西，吃之前都得好好看看。爸爸以前常跟我这么说。”

“我没觉得恶心，我只是对鸟儿的内脏从来就没什么好感。一直以来我都更喜欢掏鹿，而不是火鸡的内脏。”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就是偏好吧。鹿不用这么精细，也没有这么大一堆东西要处理。”

“明白了。这种精细活，你还对付不了。”她沿着这鸟儿的长颈从上到下割开它的皮肤，查看了一下那致命的枪伤伤口。这一枪打得漂亮，直击要害：埃迪干得不赖，鸟儿的身体没被打得筛子一般布满硌牙的枪弹。过去，邻居送给她爸爸的那些松鼠和火鸡往往就是被打成那样。她将两根手指伸进去，抽出被击穿的食管和气管。“哈，这家伙的发声器官，看这个。”

“它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咯咯叫唤。”

“是的。”她同意道。

“我再也没法相信你了，”他说，“你竟也这么喜欢吃肉。”

她抬起头。“怎么？人类是杂食动物。我们既长着咀嚼肉类的牙齿，也长着咀嚼纤维的牙齿，还有消化这两种食物的肠胃。我对动物太了解了，决不会试图否认自己的属性。”

“可我在你心心念念的山上杀了这只鸟儿，我还以为你肯定会抓过枪杆把我给崩了。”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做？”

他歪嘴露出那抹特有的狡黠笑容。“你懂的，我喜欢挑战。”

她在水碗里洗了洗手，用碗里的水将那每一寸躯体清洗了一番，连一根纤毛也不放过。等到鸟身干净、干燥之后，她会用盐，再加一点点油涂抹整只鸟儿。“不过是只火鸡。”过了一会儿，她这么说道。

“‘不过是只火鸡’，那是什么意思？在外屋的时候，你甚至不准我踩死一只蜘蛛。”

“蜘蛛是捕食者。你杀了它，这里的苍蝇就会变多，我可不想那样。”

“好吧，捕食者更重要。”他走到柴火堆那儿，又添了一捆引火柴。

她耸了耸肩。“我没说这鸟儿就不重要了。西布伦县不管是谁都不能到这山上来猎杀火鸡，否则，一到天黑，它们全都会跑光。但这一只迟早会出事，尤其是如果到了晚上它还探头探脑的，没准儿猫头鹰就会逮到它，也可能是山猫。”

埃迪在捅柴堆，正将一根中等粗细的山核桃木抽出来，听了她的话却停下手，扬起眉毛，盯着她看。

“怎么啦？”她问，“它原本就是被捕食的物种，只不过如今被我们捕食了。我能想清楚这事儿。捕食也是神圣的行为，埃迪，捕食可以剔除年老体弱的个体，控制种群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捕食是一项光荣的事业。”

“《小红帽》里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

“好啦，小孩子的洗脑读物有什么好聊的。我最讨厌那种东西了。童话里、迪士尼动画片里，不管什么情节，只要有动物的角色，坏蛋总是食肉动物。狼，灰熊，蟒蛇，霸王龙。”

“别忘了还有大白鲨。”他说。

“啊，没错，还有鲨鱼。”她看着他抱起一捆柴火，返回火坑边。他蹲下身，开始再次细致温和地哺饲那火焰：先检查两侧的木柴是否放好，再将柴火伸向火舌，像是在喂食脾气暴躁的幼童。“我实在没法理解这一点，”她说，“我们和食肉动物共处同一食物链，我们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本该最懂得它们，本该和它们在谈判桌的同一边。”

一听这话，埃迪笑了起来。“你是在告诉我，打从你小时候起，就赞成大灰狼吃了小红帽喽？”

“我以前姓沃尔夫[1]。我对这个姓氏可是很认同的。”她用抹布将火鸡的身体里里外外擦了一遍，又检查了一遍内膛。“我毫无疑问当然希望，歪心狼能吃掉那只蠢毙的BB鸟[2]。”

“真吃掉了，也就没戏看了。”他提出抗议。

“那当然。”她站起身，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我去拿点盐。”

木屋内，她将橄榄油从铁质的方形油罐里倒入一只油壶，又把装盐的防潮罐找了出来。她盯着放蔬菜的箱子看：洋葱充足，有一些土豆，土豆已冒出粉色的芽。还有四根胡萝卜。火鸡半熟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都倒入锅里，再放入一把阴燃的山核桃木枝，盖上盖子，就能烤出可口的烟熏味儿。她瞥了眼书架上的钟，想算一下得用多长时间。当然得好几个小时。她馋极了。他们得嗅着这天堂般的馥郁香气，满心期待地盼上好几个小时。再没有什么比期盼一次确然将至的快乐更奇妙的事情了。美食带来的愉悦，她已几乎忘却。尽管迪安娜对大白鲨和霸王龙满怀惺惺相惜之情，但当她发现自己竟也干起了吃肉的行当，并为此兴奋不已时，仍有些吃惊。

出屋后，她看见埃迪已将锅里的热水倒掉而没有浇熄火坑，此时火苗呼呼蹿得正旺。他身边是码好的一堆胳膊粗细的木头。幸好，她存的木料够多，不怕用完：橡木、山核桃木、杨木，都劈得干净利落，抵着小木屋的整面西墙，堆得有一人多高，尽管现在才刚七月。劈柴似乎是埃迪的拿手好戏——或者说第二绝技。她停下来，欣赏他的躯体。他背对着热源，将手上的木皮掸落。此时此刻，幸逢兽物的恩惠，他们彼此的敌意才能如此轻易地荡涤殆尽。他为她所做的这一切，为她补给营养的这举动，让她感激不尽。

他转身，发现她盯着自己。“你在想什么？”他问。

“向往，”她说，“想吃掉那只鸟儿。你也许说得没错，我应该是有点贫血。那你在想什么？”

“迪安娜会怎么解释福音书。杀死蜘蛛是罪孽，杀死火鸡却不算。”

她走到圆石上，在即将享用的美食旁坐定。“哦，罪孽，谁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都是妈妈们编造出来的吧，我猜。而我根本就没有妈。”她抬头瞥了他一眼，“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在想你呢。我是认真的，就刚才。”

“认真什么呢，蜘蛛和火鸡吗？关于这个你懂的和我一样多，这并不复杂。清除捕食者会对一个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

“比清除被捕食者更严重，这我懂，数字问题。”

“很简单的计算题，埃迪·邦多。”

他似乎若有所思，蹲在火边，双手放于膝间。“你估计这山上有多少大型食肉动物？”

“‘大型’怎么界定？哺乳动物，还是鸟儿？”她低头看向山谷间窄窄的沟壑，萤火虫已冉冉飞起，在暮色中画出不规则的黄色光迹。“也许五百英亩才会有一只山猫。一座山就一只美洲狮，仅此而已。捕食的大鸟，比如大雕鸮，我估摸着一对也需要——”她想了想，“两百英亩的林区领地吧，它们得喂饱自己，每年再生养两三只小猫头鹰。”

“那有多少只火鸡呢？”

“啊哈，那可多了，山谷里到处都是，咯咯嘎嘎地要吵死了。一只火鸡想都不用想就能下十四只蛋。它的小崽子被叼走一两只，估计它都发现不了。要是来只狐狸把它整窝都端了，那它会立刻对雄火鸡抛媚眼，噼里啪啦再下十四个蛋。”她一边忙活，一边计算着。“不过，相对于它们的猎物来说，火鸡又显得稀少了。泥土里的虫子多得数不过来。很像金字塔的结构。”

埃迪沉默不语，捅着火堆，但仍然在听。他似乎明白，这对她来说，不是一场随随便便的聊天。她把防潮罐里的盐抖入掌心，开始揉搓鸟儿满是疙瘩的皮肤，先抹一遍粗盐，再涂满光滑冰凉的油。她再次开口说话时，竭力不使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

“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食肉动物的生命最为珍贵，这是肯定的。拿郊狼来说，或以大型猫科动物为例，母兽要花整整一年时间来抚养幼崽，而不是几个礼拜。它必须尽心竭力，教会它们跟踪、捕猎等一切生存技能。就算只有一只幼崽安然存活下来，那也是母兽的幸运。如果幼崽被其他动物逮到，那当妈的一整年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她抬头，直视着他的眼睛。“埃迪，如果你射杀了它，就像打下这只火鸡一样，那你无异于扼杀了它母亲此生养育下一代的很大的概率。就等于是你，在这世界上放出了几千只本该被那幼崽吃掉的啮齿动物。这不只是一条生命的事。”

他看向一边。她等待着，直到再次与他四目相对。“在你用准星瞄准郊狼，在你扣动扳机的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难道忘了这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生灵，你难道只记得自己和敌人？”

他想了想。“是这样。打猎就是这样。你说到点子上了。”

“点子上，”她说，“你觉得这就是说到了点子上？世界上只剩下你们两个，这就是你的重点？”

“算是吧。”他耸了耸肩。

“但那是不对的。世上并不可能存在只有你们的状况。动物在其一生之中会做许多重要的事——吃许多东西，或者被吃。在你想要轰出的那个枪眼里，许多事物彼此关联，它们不可能全都是你的敌人，因为你自己就是其中一环。”

他拿起一根结实的分叉树枝伸入火堆，小心翼翼地将燃烧的木头拨调整齐，堆成四方形，当中留出空当，准备放锅。“我永远不会去射杀山猫。”他说，没有看她。

“不会？那好。那你还不像有的猎人那样蠢，得给你颁发奖章。”

他敏感地抬头看了她一眼。“谁踩到你的老虎尾巴了？”

“我知道那件事，埃迪。”她用抹布擦了擦手，耳中听得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她认识这男人两个月了。这两个月来，她一直隐忍不发。现在，就像父亲生气时那样，她语调平静：“他们到处发起这样的狩猎活动，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就在卖枪的杂志上做广告。如今在亚利桑那州就有这么个活动，叫‘捕食者狩猎之最’，谁杀的最多，就能得到一万美元的奖金。”

“最多什么？”

“就是猎杀捕食者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堆成山的尸体。山猫、郊狼、美洲狮、狐狸，就是他们所谓的捕食者。”

“没有狐狸。”

“有狐狸。你的有些同好连小灰狐都怕，而它们只是以老鼠和蚱蜢为食的动物。”

“这和怕不怕没关系。”他说。

“你能想象仅仅一个周末的时间，你们这些人会对亚利桑那州造成什么样的灾难吗——老鼠和蚱蜢会像洪水一样泛滥。如果在那尸骨堆前，你无法感到悲哀，为母兽养育幼崽的无数心血和时间就这么白白流失而悲哀，那你总得想想那些该死的老鼠吧。”

他没吭声。她小心地抬起这鸟儿，用前臂搂着，抱到空罐子跟前。这罐子看上去倒是够大了，但形状不怎么合适。她站在那儿，低着头往里看了一会儿，最终决定将它倒立起来，脑袋——或者说原先长脑袋的地方——冲下。她仔细转动着火鸡的身子，直到两条上竖的火鸡腿完美地架稳。然而，欢庆的气氛已然消逝。“来，”她说，“帮我搬到火上。”

他俩合力抬起这沉甸甸的锅子，让它坐在垒好的火堆中央。她往里倒了点水，盖好盖子，用壶里剩下的水洗了洗手。夜晚空气料峭，冷水刺得手生疼。但近来，她的双手和双脚常常是冰凉的。她朝着火堆伸开手掌取暖，几乎就在同一时刻，锅中开始嘶嘶作响，还伴着些许心满意足的咔嗒声，那是蒸汽和油脂之间的古老对话。迪安娜在地上坐了下来，与埃迪隔火相对。他拨着火堆，显得焦躁不安。他是脚尖点地蹲着的，没坐下来。

“不是这么回事。”他终于说。

“不是什么？”

“打猎的那些人。和怕不怕没关系。”

她收起膝盖，双臂抱住膝头，揽着手肘。“那又是什么呢？说说看。我也来学习学习。”

他摇了摇头，站起身，从木柴堆里拿了两块木头，又摇了摇头。“你总不能为这世界上每一只死去的动物哭哭啼啼吧？”

“我已经说过，那并不是我的信仰。我从小在农场上长大。你说得出名字的动物，我恐怕都开过膛剖过肚。我见过太多次大丰收，我很清楚收割一块小麦地，会有多少只兔子的脑袋被联合收割机割下来，你想都想不到。”

她不再说话，脑海中浮现出孩提时代的场景：割草机碾过，留下一只浣熊的尸体。她仍能看到那黏湿打结的灰色绒毛，白森森的下颚骨，迸碎的牙齿好似她自己的牙齿，她震惊不已。深色的血浸染了一侧的土壤，仿如这生灵毙命之前的恐惧阴影。她永远没法向埃迪解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农事总是潜藏着悲剧的暗流。农事当然也是一种祝福：一排排密密的玉米穗子像对答案信心满满的小孩子一般站得笔直，生下来滑溜溜的小牛犊子会长成腿长膘肥、黑白相间的尤物。生与死总是在你的视线之间切换。大多数人的生活远离这一切，他们并不知道栽种谷物或棉花会用什么化学制剂，会使多少蝴蝶、蜜蜂、蓝鸲、三声夜鹰丧命，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一块牛排或一件皮衣的死亡成本，就心安理得地选择肉食或素食。只要清出一块土地，种上大豆和玉米，就能杀死半个世界的生物。每喝一杯咖啡就等于杀掉丛林里的一只鸣禽，她在书上读到过。

他注视着她，等着她把心底的话都说出来，而她也尽力地这么去做了。“就算你从来不吃肉，还是会沾血。”她说，“你心里肯定在想，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都明白。只要活着，就会杀生。”

锅里传来猛烈的嘶嘶声，好像要让她听听这只火鸡最后一刻的哀鸣。

“好，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说，“只要活着，就会杀生。”

“但我们总是可以多想想的。也许，应该对这必然性怀着一点谦卑的态度。在做决定之前，你可以多考虑一下各层面的代价。否则，你可以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害怕，就在这世界上轰出一个大窟窿。”

他盯住她的眼睛。“我不怕郊狼。”

“那就他妈的……别理……这话。”

他们透过火堆上方战栗的热气，怒视对方。

“怎么又到了这个地步？”他问。

“因为我要改变你的想法，死活都要试一试。”

“那就死活试一试吧。你不能，也永远改变不了我的想法。我是在西部牧场上长大的牧羊人，憎恨郊狼就是我的信仰。可以说，羊羔的鲜血塑造了今天的我。别想转化我，我也不想去转化你。”

“我也不会冲着你羊羔的脑袋开枪。”

“你会。”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会。你想留下那些混蛋的命，就是在屠杀羊羔。”

她松开紧抱的双臂，把手中的干草扔入火中，注视着一根根干草燃烧起来，好像灯泡里的灯丝，闪着光芒。“但愿你知道。”

“知道什么？”

“你说过会读我的论文。你答应过我总有一天会去读。”

他摇了摇头，咧嘴一笑。“你可真倔。”

“你说过。保证过的。”

“那必定是因为我想把你弄到床上去。”

“我想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他往旁边靠了靠，目光从火焰边缘投向她。“可能吧。”

“那么？”

“那么？说说看我为什么一定要读。”他仍然脚尖点着地，绕着火坑移动着，在离她几英尺之外的地方停了下来，就像一只屈膝的昆虫。“我那卑鄙又胆小的灵魂，能从你的论文中了解到我尚不知道的郊狼吗？”

“在所有陆地哺乳动物中，它们拥有最复杂的发声系统。它们以啮齿类动物、果子、种子为食，还有除了羊羔之外的无数种东西可吃。”

“不过，羊羔仍然在列。”

“羊羔是在列。”

“这我已经知道了。”

她又往火堆里扔了一把枯草。“好。它们还有复杂的求偶仪式，要说许多话、舔来舔去，互赠食物。尤其是肉。”

他看了看火堆上的锅，又看向迪安娜。

“它们一旦结成伴侣，”她说，“通常一辈子都不会离弃。”

“我是不是还应该表示欣赏？”

“你不用产生那样的感受。我这只是实话实说。”

他点了点头。“好，还有呢？”

“它们是美国最受鄙视的动物。甚至美国政府也在屠杀它们，也许达到了一年十万头，主要手段是在陷阱里投放氰化物，或从直升机上扫射。更别提你们那帮狩猎者在大开杀戒时干的好事。”

“对。继续说。”

“就这样系统化地猎杀个一百年，郊狼会变得比现在更多，它们栖息的地方也会比现在更多。”

“等等，快停下。怎么会这样？”

“很神奇，是不是？我们气势汹汹地猎杀灰熊、狼、蓝鲸，使得它们的数量锐减，濒于灭亡。但该死的郊狼，却是个大麻烦。我认为印第安人说的没错：它们绝对狡猾。”

“还有呢？”

“还有，我们越是攻击它们，它们就变得越多。我没法告诉你确切的原因，但我有一些自己的推测。”

“说个合理的推测来听听。”

“好。郊狼不仅是捕食者，它们也是被捕食者。它们跟蓝鲸或灰熊不一样，它们一直是被捕食的。我们人类出现之前，捕食它们的主要是狼。但我们很快就把狼从美国地图上抹掉了。”

“噢！”

“没错，我们的确该为此懊悔叹息。根本就没有什么杀光就幸福快乐的故事，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每一种在枪口前倒下的动物都有可能是别种动物的餐食，或是别种动物种群数量的控制者。”

他拿过一根长棍子，往架在锅底的那一圈燃烧的柴火中捅了捅，点点火星飞溅，飘旋至空中。

“先别弄了吧。”她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的胳膊上，“这样会把木头都烧光的。别管它了。”

“我是想把炭块弄到下面去。”

“重力会让炭块掉下去的。”她本来还想说，就算没人管，这堆火也能烧个畅快。“我爸以前常说，玩火会尿床。”

“尿床也要玩。”埃迪不依不饶起来，又往柴堆里捅去，溅起更多火星。

“别弄了。”她说着，拿走了他的棍子，“来，坐这儿，你让我很紧张。”

他坐下来，与她肩抵着肩。他们听着火堆的爆裂声和烹烤那只鸟儿发出的悦耳之音，甚至还有音乐般的哨音——是锅里的蒸汽从某个地方喷逸出来了。迪安娜饥饿难耐，腹中却隐约传来一种甜蜜咬啮的疼。

“我们把狼杀了，反而使它们壮大起来。”他忽然说道，“据你推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事？”

“接下来不是推测，是事实。遭猎杀期间，郊狼繁殖更快。”

他望着火堆，目光落在前方虚空中的某个点上。“怎么会？”

“它们会聚居在一起。有时候，它们甚至会共享一个巢穴。这样一来，在领头的母狼通常下崽的地方，你也能见到它的姊妹在那儿下崽。它们组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大家族，家族里的成年狼都会帮母狼抚养幼崽。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某一只成年狼不幸被杀，不再占据家族群体的一个位置时，幼狼就能享用更多的食物。也许，还会刺激它们迅速生殖。总归是有原因的。可以肯定的是，猎杀成年狼反而会使幼狼存活的概率增加。”

“哇。”

她朝他转过身。“喂，埃迪·邦多。”

他扭头看着她。“怎么？”

“唉。生命并不简单。”

“我现在才知道。”

“去读一读那本书吧。我保证，你读了就放不下了。我的指导教授说，他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两百页的内容。”

埃迪回头望向火堆。“结局是个什么样，我觉得我真不在乎。”

月亮已经升起，硕大浑圆，盈满得略略过了头。它尚未爬上遮蔽着这山谷的群山，但天空已然为月光照亮。迪安娜合上眼，也能感觉到这光亮。她找了个平坦的地方躺下，而不是像擀面杖下的面皮一样辗转反侧。每逢无眠的夜晚，她都会把毯子搅得一团糟，任埃迪袒睡于自然之中。

火鸡大餐带来的满足令他们意乱情迷，欢合之后，他们便将床垫搬到了室外。不过，每逢夏日，她都会在室外过夜，不论夜晚是否足够温暖，月光也从未影响她的睡眠。通常，没有什么能搅扰她的清梦。最近这几个礼拜之前，她从不知失眠为何物。也从不会白日犯困。她的身体有些紊乱了。迪安娜并不确定，自己脑海中的种种忧惧，究竟是使她深夜依然清醒的缘由，还是仅仅填充了失眠之夜空空的头脑。

想要翻来覆去的强烈意愿如疼痛一般使她难以自持，待到再也忍受不了时，她便小心翼翼地从侧卧换成了仰卧。可她马上就觉得新换的睡姿也让她难受。她试图忘却自己的身体，她十分饱足的肚腹，还有身旁的埃迪——这些都是生而为人才会有的烦恼。她尝试着，慢慢将这夜色尽情吸纳入内。若是不再与这场失眠相抗，此刻的夜色倒别有一番风情：在这万物沉睡的黑夜中，昆虫也息了声，空气冷清下来，各种气味幽幽地从大地上散发出来。她能嗅到腐叶堆的气味、蘑菇的气味，以及一只臭鼬隐隐的行踪。那臭鼬肯定翻抢过他们扔在那边树丛里的火鸡骨骸，那时候，她和埃迪在床上滚作一团。后来她酣然入眠，可未睡多久，却又不可抵御地再次醒来。

此时，她的思绪迁延到了对霸鹟的担忧上：入夜前，他们或许已将鸟妈妈吓离了鸟巢，说不定会有鸟儿从巢中坠落，毕竟之前发生过两次。如今，雏鸟已然长大，可以自行飞翔，由于它们初生的羽毛蓬松，甚至身量比成鸟还大上一点——正因如此，巢里也很拥挤了。迪安娜连着两天将掉落的雏鸟捡起来，放回巢中兄弟姐妹的身旁。埃迪指出，鸟儿一旦经人手碰过，就再也不会回自己巢里了。迪安娜经验丰富，知道更多，但她选择让鸟妈妈来回答这个问题。迪安娜刚从鸟巢边移步走开，鸟妈妈马上扑入了巢。

拜托，快快羽翼丰满，勇敢飞行吧。她对着这些雏鸟恳求道，毕竟它们已长大到满满一握。连着好几个星期，她经过霸鹟巢下时都蹑手蹑脚，还逼着埃迪也这么做。因为他们的无心之失，鸟妈妈已失去了第一窝孩子，要是这一窝再出问题的话，它今年就没法再生孩子了。再过个几天，也许就在明天，他们的担心就会烟消云散。这些幼鸟将展翅飞翔，头也不回地离家远行。

她屈起抽筋的左脚，克制着再次翻身、趴着睡觉的冲动。盖着这卷得乱糟糟的毯子，实在没法保持不动。与这种焦躁感相处的唯一办法就是干脆带上它起床。她可以去林子里走走。月光如此皎洁，一旦月上中天，林子里应该就挺亮堂了。但首先，她得先去看看小霸鹟们是否安然无恙。她悄悄地起了床，尽量避免惊醒埃迪，在床垫边上找到了靴子，穿上牛仔裤，扣好扣子，再套上睡衣。然后她去木屋内拿了个手电筒。她屏住呼吸、悄悄地绕过门廊，准备查看一下。如果鸟妈妈在巢里，手电筒的光应该不会造成惊扰，这么晚了，它不会飞走。迪安娜朝屋檐上那堆编织好的圆形草团看去。她惊惶地发现，原本应该在那儿的鸟妈妈顶着棕羽的脑袋和小小的尖利鸟喙不见了踪影。她飞快地查看门廊地板，看看有没有落到地上的小天使。但地上空无一物。她进屋拿了把靠背椅出来，小心地爬了上去，一只手抓住屋檐下的梁木，稳住自己。什么都没有！整个鸟巢就像干净的口袋，空空如也。怎么会这样？迪安娜明明看见鸟妈妈整个下午都在捉虫子，完全成了四只不知餍足的小家伙的奴仆。它们不可能一晚上就长大了吧。那去哪儿了呢？她再次照射地板，绕着椅子腿找了半天，又跑到稍远些的地方寻觅——万一它们走得更远，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廊边缘，吓得回不去了呢？可是仍然一无所有。

她关上手电筒，思索了一会儿。再次摁亮电筒。借助电筒的光柱，她搜索了房梁上的每一寸表面，一直查到屋檐的末端，又沿着椽子看了起来。似乎有什么地方掠过了，她又折回来，看到了一团黑胶水管一样的东西。她打量了半天，发现一双圆圆扁扁的小眼珠子正冲她反射着光亮，它得意地昂着头，栖息在一大团盘曲着的身体上。她将手电的光柱沿着那黑色的身躯缓缓照去，最后才看见，四只幼鸟的尸体。

她急促地呼吸起来，强忍着不去咒骂这个魔头，强忍着不去把它从梁子上扯下来，再把它的脑袋砸碎。她又深吸了几口气，每一次呼吸都咬牙喘着粗气。愤怒之中，她觉得反胃恶心，几欲呕吐。那不是她的老相识吗。这条黑蛇整个夏天都住在这屋顶上，她还为它辩护，说蛇只是在尽捕食者的本分而已。为了活命而夺命。但怎么能杀死这些小宝宝呢，她在心里哭泣着。不应该啊。它们是我的。夏天结束时，小宝宝们都会长大。

她爬下椅子，关掉手电，往林子里走去，满怀愤怒与悲哀。她不明白这番失控的情绪究竟会奔突多远。直到冰凉的泪水顺着脸颊潸然而下，她才清醒过来。她用手背抹去泪水，继续往前走去，步速很快，离小木屋和余烬中的烤肉香愈来愈远，一直没入林子深处。这沸水般在她体内汹涌不定、难以抑制的情感究竟是何种哀伤？最近几天，她动不动就会哭：为霸鹟而哭，为疲惫而哭，为枪声而哭，为睡不着觉而哭。多愁善感的、愚蠢的泪水，女人的泪水——这究竟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潮热吗？可泪水并不烫啊。她只觉得身体沉甸甸的，动作迟缓，麻木无感，只是拖着一具完全不再上演激情生殖与间歇休息之间循环往复的皮囊往前去。她发现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一时被抛上高峰一时又落回谷底的生理规律于她而言有多重要。一个累赘，她现在已经成为这样的角色了吗？一个作废的女人，从此只能在漫长余生中守望死亡？

她为何会为这件事如此伤心？她对人类以及人类为了繁衍干下的一堆烂事从未完全赞同。那她为什么还想要亲自去造一个人呢？

行至半山，她终于停下了脚步，用睡衣一角抹了抹眼睛和鼻子。转身向小木屋返回时，她发觉月亮必然正自背后升起。对面的树木全都沐浴着璀璨的月光。它们犹如童话森林般熠熠生辉，又像是漫山遍野的白桦树。她缓缓地吸了一口气。这就是她所拥有的东西。即便这个夜晚如此可怕，却也如此美丽。她谛听着远处零星的吠声，那吠声安抚了她心中失去霸鹟的空洞，甚至也安抚了她对下一次满月高升时身体仍然毫无应和的害怕。她静静地站定，试着想象郊狼的幼崽从森林的子宫中诞出，睁开双眼。而她自己的孩子则最终失去了来到这世界睁开双眼的可能性。

[1]Wolfe，与“狼”（wolf）发音相近。

[2]出自1949年华纳公司出品的系列动画片《BB鸟与歪心狼》（Fast and Furry-ous），主要讲述一只狡猾的歪心狼一心想要吃掉机智的BB鸟的故事。所有单集故事的结局都以歪心狼作茧自缚、遭遇惨败告终，它一直没有吃到BB鸟。

20 老栗树

加尼特爬坡爬到一半，停下来歇了会儿。他的心脏跳得好快，可这完全没道理啊。他能听见山上传来的链锯的嘎嘎吱吱。那男孩在干活，她现在应该也在那儿。他们说好中午来这儿一起把木头分了，如果他的手表够准，此刻已是下午两点。她应该会等着的。他比她年长，她还得敬着他。他在溪边找了截原木坐下来，稍微歇一歇。

一只豆娘停在笔筒草的尖梢上，熠熠若有光，就在他转脸可见的位置，足可以看个清清楚楚。他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可曾好好观察过这家伙——大伙儿都管它叫“蛇医”[1]——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倒是能仔仔细细地看了。或许，无论他注意与否，它们一直都在溪边飞舞盘旋。他凑过去细细打量起来：这虫子有点像蜻蜓，只是停栖下来时，翅翼往后折，在后背上方贴合立起，而不像蜻蜓的翅膜往两边平展。这只豆娘的翅膀为黑色，虽不太透明，但薄如蕾丝，双翅尖上各有一粒珠白色的小点。不知何故，加尼特想起了遥远记忆中女人的裙下风光。那时候，女人都穿吊带袜这类奇巧的装束，想脱下来，还真得费点功夫。也许现在的女人还穿这种东西。他怎么知道呢？艾伦都过世八年了，在这之前的几十年，他当然也没机会了解女人们在裙子里穿什么。他有信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艾伦也是。她只穿那种可以大大方方挂在晾衣绳上的厚实的棉料衣服。

此时此刻，他怎么会坐在林子里，想着女人裙子里的穿着呢？他觉得相当尴尬，赶忙向上帝祈祷，望能宽恕他这老头子一时毫无来由的脆弱。他站起身，往山上走去。

她果然在山上，和那男孩聊得正起劲。那男孩已放下链锯，成了她的崇拜者，就像其他人一样。像只待宰的羔羊，加尼特心想。看着这大块头的小兔崽子毕恭毕敬地对这穿着过膝裙、登山鞋，成天在林子里闲荡的灰发小老太点头作答，加尼特就冷不丁乐了。他俩都转身和他打了招呼。

“沃克先生！你还记得奥达的儿子亚罗德尔吗？”

“当然记得。代我向你母亲问好。”他心想，得记住亚罗德尔。真得记着点儿。西维因杀虫剂罐子上的保质期，他倒是会记得更牢。

“我们正在讨论要不再多清理些摇摇欲倒的老树，”她告诉加尼特，“既然我们已经把亚罗德尔叫上山了。比如顺着这条小路下去的那棵樱桃树。它已经不行了，它要是能熬过今年夏天才怪呢。”

哦，天哪，那棵樱桃树！加尼特忘了个精光，他五分钟前在小溪边停下来歇脚的时候，不就坐在它的树荫底下吗。他都没去想那棵树会正正好砸到他！这想法让他一阵惊恐，心脏骤然狂跳。他不由得把手按在胸前。

“怎么啦？那棵樱桃树对你而言很特别是吗？”她注视着他，眼神中满是担忧。他不由自主又极不情愿地回想起那天，她朝草丛里的他弯下腰，说他没得中风，只是身上挂了只乌龟。

“哪有的事！”他气冲冲地说，“行啊，你们把那棵树给砍了吧。又危险，又没用。”

她神情一松。“哦，我倒没想那么多。它只是棵树。”她眨了眨眼睛，“想必你不会反对，只要亚罗德尔把它伐倒在小溪边我家的那一侧，那木头就都归我了吧。”

这女人怎么这么喜欢气他呢！她就像只矮脚鸡，整天找碴。加尼特强行挤出个笑脸，给她看了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那也行。”

她看了他两秒钟，才转身看向奥达的儿子（他又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男孩站在那儿，肌肉发达的手臂抱在胸前，刚剃过的脑袋闪闪发亮，犹如艾伦用的家具清洁喷雾剂瓶子上的洁净先生。男孩身形高大魁梧，南妮抬头看他时，还得手搭凉棚遮挡阳光。当然，她丝毫没觉得这有多不方便。她不停地说话，一边说一边指东指西指树枝树叶。（难道她不知道他们得按小时付给这男孩工钱吗？）她似乎对伐木的道道工序很感兴趣。也对，这就是南妮·罗利。你家的狗晚饭吃什么，她也会感兴趣。加尼特故作浮夸地摇了摇头——然而并没有人看到，她和那男孩早就把他晾在一边了。他还不如当棵树。待到链锯再次轰鸣启动，他不得不竭力抬高嗓门，引起她的注意。“那棵樱桃树要是归你，”他吼道，“那我觉得这树就该是我的。”

她双手捂着耳朵，示意到小路上再说。他跟着她一直走过了一处弯道，轰鸣声已渐渐减弱成一种呜咽声。但她仍走个不停，一直来到了他先前歇脚的地方。豆娘仍盘桓未去，现在更是来了一大群，像是在举办什么社交聚会。

“别站这儿。”他心头一紧，往上指了指，“千万不能待在这儿。”

“这事儿闹的！”她笑道，“难不成你还真觉得这棵樱桃树会砸你脑袋上！你运气是有多好？”她在溪边那根原木上坐了下来，抖了抖她的黄色印花裙，让裙摆刚好搭在小腿肚上。她仰头看着他，眼含期待。“好啦，过来坐下吧。”

他迟疑着。

“那样的话，肯定能上报纸，对吧？标题就叫：一棵树砸死了两个老顽固。”

“行行行。”加尼特说着，没好气地往木头上一坐，离开她好几英尺。那女人会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个自顾自的傻瓜。

“别介意我的说话方式，”她说，“我今天有点气急了。”

今天，他心想。“出什么事了？”他力图摆出纵着熊孩子的慈父姿态，但这招对她不起效果。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演讲起来，身子凑过来，双手撑在膝头，直视他的脸。

“是蜜蜂。”她说，“就在山下的全备福音教堂，他们自作主张把蜜蜂全弄死了，弄得一团糟。用烟熏，把蜜蜂全熏死了！他们为什么不先给我打个电话呢？我只需稍稍点上薄烟，把蜂后弄出来，其他蜜蜂马上就都会出来。我可以在自己这儿做个蜂箱。唉，别说一个，二十个蜂箱都没问题。这儿的人就只是喷杀虫剂喷得勤快，有那工夫，我可以用蜜蜂来给苹果树授粉。现在倒好，他们这才想起来打电话给我了。他们搞砸了才让我知道，就连小孩子都能想到他们会搞砸。”

她的措辞让加尼特有些烦心。杀蜜蜂怎么能说是弄得一团糟，什么叫就连小孩子都能想到他们会搞砸？他不想谈这个话题。“嗯，他们肯定是觉得做礼拜的时候，蜜蜂会妨碍他们。”他紧张地抬头看了一眼倾斜的树。

但南妮根本没把这种危险放在心上。“整个教堂的地板上积的蜂蜜有两英寸厚，都是从墙壁上流下来的，他们还在怪那些死掉的可怜蜜蜂。”

天哪，那可真是场好戏。加尼特想象着，那些穿皮鞋的女人该有多狼狈。“嗯，”他还想争辩一下，“那也是蜜蜂把蜂蜜弄在墙上的不是。”

“是蜜蜂在整个七月里没日没夜地扇动翅膀，给蜂房降温。没有工蜂给蜂房降温，蜂巢就会融化，蜂蜜全都会流出来。”她悲伤地摇了摇头，“那些人难道都不懂吗？难道只有我们这些老家伙才会考虑后果吗？”

让他忝列其间，他真有点受宠若惊。他打量她的表情，不太能确定她是特别将自己纳入同一阵营，还是泛泛而指。现在可好，她又扯远了。

“我本来以为年轻人做事还挺谨慎的。今后五十年，是他们的天下。我们不行啦。”

“是啊，我们不行啦。”加尼特同意道，不禁黯然神伤。他竭力不去想象自己的栗树育秧田里杂草丛生的景象：在这毫无危机感的世界上，他的栗树苗迎风挥舞着杂交而来、却未得照料的树叶，好似一面面投降的白旗。他离世的那一天，谁还会在乎他的项目？没人。答案就是：不会有一人。长久以来，他一直刻意不去多想，可一旦承认了这种简单、直接、实实在在的悲哀，他反而一阵轻松，只想大哭一番。他默然将双手放于膝上，平静地呼气吸气。就让樱桃树砸到他身上，就这样交代了吧。有什么要紧的呢？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听着几只棕林鸫的鸣声。南妮从裙子上摘下一把苍耳子，显然想都没想，就伸手过来，将粘在加尼特卡其裤上的苍耳子也揪了下来。这女人的关心来得无所顾忌、繁杂细碎，却让他有种莫名的感动。他模模糊糊意识到，作为凡夫俗子，他十分渴望这样的温情。他清了清嗓子：“你是否想过上帝——或者随你怎么称呼这种力量，比如叫自然界的平衡之类——他拿苍耳子也没辙？”

“苍耳子实在太多了。你这话，我真心同意。”

加尼特略感欣喜：她竟然同意了。“那你就不能再怪我了，对吧？喷除草剂是为了控制它们。毕竟，苍耳子是个麻烦。”

“哦，我还是会觉得那样不对。但今天天气不错，我不想多说什么。”

他们又沉默地坐了更长时间。“他们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他终于问道，想起最近给他打电话征询牲口事宜的女人。山羊专家，她这么称呼他。他瞥了一眼南妮，她似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教堂的女士们，也有蜜蜂方面的问题需要征询吗？”

“哦，为什么他们找我，而不找其他人吗？我觉得我是这一带唯一还在养蜜蜂的人。是不是很悲哀，这个县里竟然没一个七十岁以下的人知道怎么对待蜜蜂？以前有谁不懂。现在倒好，他们对蜂巢避之不及。”

加尼特也觉得，这景况令人伤心。小时候，每年的春天和秋天，他都会戴上防蜂帽，帮着老爸打理蜂箱、驱蜂割蜜，他一直很喜欢做这些。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后来不养蜂了。“你是怎么对他们说的？就是地上的那些蜂蜜？”

她做了个鬼脸，斜着眼睛瞅着他。“我可不客气。我告诉他们上帝行事神秘莫测，在所有的生灵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蜜蜂。我告诉他们这是《圣经》里有据可查的。我希望他们马上去翻翻《圣经》，好好看看上帝是如何降下一场瘟疫来惩罚杀死蜜蜂的人的故事。”

“上面怎么说的？”

“哦，没怎么说。是我自己瞎编的。”

“哦。”加尼特得努力忍住才能避免自己笑出来，“他们多半会把教会的所有女士都叫来打扫了。”

南妮·罗利哼了一声。“那么多香甜的蜂蜜全让这群傻帽给糟蹋了。”

加尼特未作评论。

“是玛丽·埃德娜·戈因斯给我打的电话。她暴跳如雷，好像蜂蜜这事儿是我的错。”她看了他一眼，又向别处看去，“沃克先生，我并不想说乡邻的坏话，希望你别觉得我是个爱嚼舌头的人。可这女人那副臭德行，我还真没见过。”

加尼特笑了起来。玛丽·埃德娜·戈因斯结婚之前，他就认识她。以前有一次，她给他打电话，说4-H山羊项目会让年轻人不恰当地频繁想到撒旦。

他仍然小心翼翼地留意着这棵樱桃树。“我们要讨论怎么分木头。”他说，“这棵可以归你。”

“谢谢，本来就是我的。”她一本正经地说道，“你是不是还想把我家的房子和地都送给我？”

“好吧，不用这么气冲冲的。”他说。

“同意。我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多木头当柴火。我就要这棵树的，你拿走那棵橡树的木头。亚罗德尔砍完这两棵树，不管收多少钱，我们都对半平摊。”

他觉得还是接受她的提议为好，别再犹豫了。他望向她家那一大片黑压压的林子，发现溪边山上有一棵小树苗，幼枝嫩叶迎风摇曳。“瞧，那是棵栗树，对吧？”他往那儿指去。

“是的，是棵小树。”她说。

“我眼睛不好使了，可就算离得再远，我也能分辨出栗树。”

“那棵小树是从一截老树桩上长出来的，大树好多年前就被砍了。”她说，“我发现栗树总是这样。只要根还活着，就会有树芽从树桩周围冒出来。但等不到长大开花，就会枯死。怎么会这样？”

“枯萎病的发展势头会很凶猛，不等小树树干长出瘤疤，就把树给杀死了。野生的栗树要存活下来，需要八九年时间，成林的话时间更长，林子里的树长得更慢。树内寄生的真菌在某种程度上和树干的大小成比例。不过，你观察到的没错，这些树无法生长到开花结籽，就会枯死。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物种已经灭绝了。”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已经灭绝了。我们也是。”她不带任何情绪地说了这么一句。

“没错。”他觉得不太自在，“如果我们都认为自己不会有后代了，也可以这么说。”

“都这把年纪了，不能再生了。”她发出一声怪怪的笑。

这话，他无须置评。

“你再说说，”她说，“我一直在琢磨，你是把美洲栗树和板栗树做了杂交，对吧？”

“没错。然后再跟美洲栗树回交，就是逆代杂交。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持续培育下去，得到的杂交品种就会拥有美洲栗树的所有基因，再加上那个对枯萎病有抗体的基因。”

“那个基因是从板栗树获得的？”

“没错。”

“可你一开始是从哪儿弄到美洲栗树的种子的呢？”

“问得好。我确实找了很长时间。”加尼特心里乐开了花。这么多年来，还没人对他的项目发过一问。艾伦曾经让外甥女带着她三年级的学生来这儿上课观摩，可那些孩子就像来开运动会似的，全都撒开腿玩去了。

“嗯，比如说哪儿呢？”她问道，看来是真的感兴趣。

“我给森林服务处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能做的都做了。最后，我找到了两棵还能开花的美洲栗树。它们又病又老，但还没死。我花钱雇了一个男孩，让他爬到树上去，割了些花给我。我把花放进袋子里带回了家，给我院子里的板栗树授了粉。总算培植出了第一批树苗。那就是我的第一代栗树，拥有一半美洲栗树的血统。”

“那两棵老栗树在哪儿呢？我真的很好奇。”

“一棵在哈德卡斯尔县，另一棵在西弗吉尼亚。老栗树很孤独，能开花，却不能结籽，因为附近没别的树可以授粉。这样的老栗树后来又找到一些。不多，也就几棵了。”

“哦，明白了。”

“四十年代的时候，应该还有很多的。”加尼特继续说了下去，“你还记得民间护林保土队让我们把那些得病的树都砍倒吗？我们当时还以为这些树反正都会枯死。可现在想想，那做法不对头。有些树本来是能挺过来的。完全可以东山再起。”

“是啊，本来是能挺过来的。”她同意道，“我爸爸也对此坚信不疑。我们山上林子里的那两棵栗树，他就不让任何人碰。有一天晚上，他还拦下了一个人，那人想把那两棵栗树给砍倒，趁太阳还没出来，用骡子把树拖走。”

“你家林子里以前也有栗树？”加尼特问。

她抬起脑袋。“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两棵树吗？一棵就在从这儿往上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样子不怎么好看，毕竟树枝全都枯萎掉了。但它每年还能结点籽，松鼠会把籽全吃了。另一棵就在山脊上，状况也差不多。”

“你家林子里还有两棵能繁育出种子的美洲栗树？”

“你没开玩笑吧？你是真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她便讲了起来，间或停顿一会儿，润润嘴唇，又继续说下去：“说实话，我从来就不认为那片林子属于我们家。兴致来了，我还会去你家的山林里走走。我还以为你也像我一样。”

“自从你父亲从我家买下这块地后，我就没踏入你家地界一步。”

“好吧，”她很开心，“你真应该去走走。”

他思忖着她说的这些事儿是否可能。她当然能辨别苹果树，但她真的能区分栗树和樱桃树吗？他又抬头瞥了一眼这棵令人不适的樱桃树，确信它比早上歪得更厉害了。一只松鼠无所顾忌地蹿到树干上，加尼特只觉得心惊胆战。头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吓得他猛地仰头往上看，虽然他很久以前就养成了避免大幅度动作的习惯。哦，哦，哦！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晕目眩。他扶住脑袋，大声呻吟，四周的草木疯狂地旋转着。他弯下身子，将脑袋埋入膝间，心里很清楚就算闭上眼睛也于事无补——只会让他愈发想吐。

“沃克先生？”她俯下身子，注视着他惊恐至极的脸。

“没事。会过去的。就几分钟。别管我。你帮不上忙。”

但她仍然凝视着他的脸。“眼球震颤。”她一字一顿地说出这个词。

“什么？”他气不打一处来，自己现在的样子又愚蠢，又虚弱，他只希望她快走开。但她仍旧紧盯着他的眼睛。

“你的眼球在一遍遍地往左边抽搐——这是眼球震颤。你现在肯定头晕得厉害。”

他没吱声。飞速旋转的树干总算慢下来了，现在已经像旋转木马一般了。再过几分钟就好了。

“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仰躺着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他点了点头。“那会很难受。睡觉时翻个身，就会晕得醒过来。”

“可怜哪。太不幸了。你知道怎么治愈吧？”

他小心地慢慢转过脸，面对着她。“这能治愈？”

“你这样有多长时间了？”

他不想说。永远都不想说。“二十年了吧。”

“你从来没去看过医生？”她问。

“一开始，我以为多半是我脑子里出了大问题，”他承认道，“不想去知道。可渐渐地就过了这么多年，也没要了我的命。”

“不会要命，但很烦人。躺着时犯晕，叫作BPV，就是‘良性体位性眩晕’，或者类似的名字。我记不太清楚。蕾切尔就有这毛病，很严重。通常得这病的是老年人，但你也知道，蕾切尔的身体功能没一个是完好的。你这样，很简单的，在木头上躺下来。”

他才不干，但她已经抓住他的肩膀，引他躺下去了。“头往一边歪，尽量侧过去。往后稍微仰一点，再往后一点。这就对了。”他喘着粗气，紧抓着她的双手，像个婴儿，眩晕又来了，而且更猛烈。尽管他想打起精神，但翻江倒海的感觉丝毫不打算放过他，他心惊胆战。

“好了，没事了。”她柔声说道，一只手握着他的手，另一只手托住他的后脑勺，使他保持平稳，“能忍受的话，就躺着别动，要一动不动，直到不再眩晕为止。”他言听计从。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世界就缓缓消停下来，不再翻转飞舞。

“好了。”她说，“把头转过来，稍微抬一抬。别怕。动作要慢，要是又觉得晕，就停下不动。”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双手。她轻柔的手掌稳稳地扶住他的脑袋，把他的脸转过来面向她的裙子，就像母亲一样。他又经历了一阵眩晕感，脑海里只剩下这个想法。然后，他转过脑袋，又忍受了另一阵眩晕来袭。他心想这事过后，不知自己还能不能直视南妮·罗利。

“差不多要好了。”她说，“现在听好了，我来帮你。坐起来，向前俯身。”她向他示范这个动作，用自己的下巴抵住胸膛。“准备好了吗？”

她帮他直起身子坐好，再扶着他把脑袋往前送下去。他等待着，感觉到脑袋里有种重新洗牌的奇异体验。这种感觉过去之后，他的肩膀放松下来，抬起头，环顾世界，似有焕然一新之感。她专注地看着他。“好了，”她说，“行了。”

“什么行了？”

“就是没事了。抬起头试试。”

他将信将疑，还是小心翼翼地照做了。他只觉得四周有轻微的晃动，但微不可察。与往常那种眩晕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真的不晕了。他看着她，震惊不已。“你不会是巫婆吧？到底对我施了什么魔法？”

“这是一种有技巧的手法——好像叫‘艾普利复位法’吧？”她微笑着说，“这方法是我和蕾切尔偶然发现的。以前，我会把她的身体翻来翻去，用挠痒痒来分散她对眩晕感的注意力。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吉本医生告诉我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还有个名字。你还要再做，得经常做。也许一开始要每天做一次。”

“你把什么给复位了？”

“引发这种症状的是一种很小很小的类似水晶的东西——”

“别！别再说了。要是什么变戏法的那一套，就真别说了。”

“不是，听好了。有种又小又硬像水晶一样的石头，是身体里的平衡器——就在你的耳朵里。这是科学事实。”

“那好，它们是怎么离位的？”

“有的人就是会这样，我也只说得出这么多。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什么，是脾气太差引起的吗？听着，老头子，我算治没治好你呢？”

加尼特觉得这是在责备他。“治好了。”

“那就好，现在听我说。你耳朵里的小石头滚来滚去的，要是你脑袋没转对地方，它们就会惹麻烦。诀窍是让它们滚进死胡同里卡住，它们就再也不会出来打扰你了。”

“你确定吗？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沃克先生。”

“这么多年了都是这原因？”

“这么多年了，一直在给你惹麻烦。你脑袋里一直有没复位的石头。”

他们不再交谈，就这么坐了很长时间，听着汽油驱动的链锯将橡树变成木柴的声音。最后，她问道：“你想上山去看看那两棵栗树吗？这样，你的栗树繁育项目是不是就多了两个种子来源？”

“你觉得呢？”他嘴上这么问，心里却既惊讶又兴奋。他已暂时把栗树给忘了。“这样我就有双倍的遗传样本了。我这个项目也可以更快、更健康地推进，罗利小姐。要是能从那两棵树上摘到花那就更好了。”

“把它们当作是你的树就行了，沃克先生。任何时候都能来看。”

“谢谢，”他说，“你真慷慨。”

“没事。”她双手交叠，放在腿上。

加尼特能想象山上那两棵栗树，存活下来的它们绝对非比寻常，它们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却仍孤独地挺立着，坚韧地抽芽、开花、结籽，这么多年。而且离他家就一箭之遥。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已是夏末，他真心盼望，树上还能挂着些花。若能输入新鲜的遗传基因，他的项目就成功在望了！简直是个奇迹。他在想，其实，如果那些树一直在被授粉，说不定已经帮了他的大忙——这少得可怜的意外得来的遗传样本将充实他育秧田的多样性。他本以为自己一直是孤军奋战。生活，真的说不准。

他转头看向一边，平静地想象着自己脑中的那些石头。此刻，它们没有滚来滚去，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但肯定会卷土重来，给他惹麻烦。不经意间，他记起自家车库里堆着的那些绿色瓦板，它们藏在那儿，像掉在沙发上的烟蒂，在他的良心上烧出了一个洞。

[1]Snake doctor，美国南部对豆娘这种昆虫的俗称，当地民间故事中有蛇受伤后需要豆娘缝合伤口的情节。

21 蛾之爱

卢萨学到的一个缓解悲伤的技巧，就是执着地纠缠于半梦半醒之间。有时候，清早来临，她会小心地避免睁开眼睛，留在温馨的假寐状态中，不让思绪浮上现实的海面。一旦浮上海面，彻骨的疼痛和寒冷便会袭来。后来，她发现自己竟然能选择做什么梦。她能将某段记忆召回，耐心地跟随这记忆回溯，找到当时的血肉、声音、气息。这样，她的生活就能再来一次，生活没有失控，生活平安无事，每一件事都还没发生，每一件事都如此新鲜。他的手臂真真切切，他将她背过门槛，开玩笑说她也就比一袋杂货重一点，还没有两袋重。蝉鸣阵阵，空气湿热黏滞——那是六月，他们刚举行过婚礼。她还穿着那条人造棉的蓝色裙子，但已将丝袜与鞋子褪下，留在了那辆从列克星敦一路开来、停在车道上的车里。他背着她上楼时，淡蓝色的裙子如凉水般漫过她的大腿、滑过他的前臂。他在楼梯的转角平台停下脚步，吻她。他的大手滑至她身下，在他的手中，她简直轻如鸿毛。她轻轻地飘浮在空中，脊背抵着窗子，他强壮的手臂托在她的胯下。当他进入她的身体，他们那彼此独立的自我便如分子般融合在一起，他脑袋四周的空气似乎在颤抖，她则完全臣服于这飞升般的癫狂快乐、这如在云端的完美性爱。

有时候，梦境会发生变化，变成那个令人心安的、有着丝绸般淡绿色翅翼的陌生人。他第一次出现在她梦境中是葬礼过后、朱厄尔让她服下安眠药的那个晚上。他总是对她说同一句话：“我了解你。”他展开翅膀，发香器自腹部翻散开，那诱人的香味、错杂的刷齿，犹如忍冬馥郁的枝条，而她再次感受到被选中的强烈愉悦感。

“你如此了解我，总是能找到我。”她说。

他的气息如同流瀑般的光线，涌入她的脑海，他的嗓音从遥远的地方飘来，不用语言。“我一直都很了解你。”

他将她裹入自己柔软的怀中，用摇曳的树枝和石上野花的香气轻抚她的脸庞，将她的需要融入他令人心安的怀抱中。

“玛丽·埃德娜姨妈说，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在祈祷。”克丽丝怀疑地说道。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蝴蝶教堂。”

卢萨和克丽丝在土路上停下脚步，欣赏起又一群围聚在烂泥坑边、密密麻麻的燕尾蝶来。差不多每隔五十英尺，她们就能遇见一洼像这样震颤不歇、黑金相间的翅翼。一俟她们走近，蝴蝶就会四散飞走；一等她们离开，蝴蝶便又降落至老地方。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水洼多的是。

“不过，我得告诉你，”卢萨说，“眼下这些教堂，女孩子是不让进的。你现在看见的那些蝴蝶很可能都是雄性的。”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因为它们都长了小鸡鸡啊！”

克丽丝不由得尖声爆笑起来。卢萨现在的使命，就是让她笑。这已成了她私心里最爱的挑战，得想尽办法，点亮这孩子黑暗屋子的所有灯火，哪怕只是一瞬。

“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卢萨说，“为什么只有雄性蝴蝶这么做。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这就叫作喝泥巴。真正的昆虫学家就是这么叫的。”

“是吗？那为什么只有雄性蝴蝶才会这么做呢？”

“他们需要从烂泥里吸取某种矿物盐和蛋白质，这些东西可以让蝴蝶保持健康。然后，他们其实是要把这些东西送给雌性蝴蝶，就像情人节礼物。”

“他们是怎么送的呢？”

卢萨顿了顿，问道：“你知道小宝宝是怎么生出来的吗？”

克丽丝转了转眼珠。“把小鸡鸡捅到她尿尿的洞洞里，把东西射进去，小宝宝就会在里面长大。”

“呃……没错，你都知道，挺好的。所以，蝴蝶也是那样把矿物质送给女生的。当他把生小宝宝的东西送给她时，他其实是把所有她喜欢的东西一股脑儿送给了她。那东西叫作精子包囊。”

“哈哈。太神奇了。”

“是吧？你知道吗，西布伦县没人懂这个，只有你和我懂。甚至你的老师都不懂。”

她抬头看着她。“真的？”

“真的。你要是想了解虫子，我还可以告诉你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说‘小鸡鸡’和‘狗屁’这样的话，你不会生气吗？”

“不会，完全不会。怎么可能呢。”她说了句粗话，惹得克丽丝哈哈大笑，“只要你知道这些字眼在什么地方不能说就行。比如在教堂、在学校就不能说，方圆一英里半的范围内有玛丽·埃德娜姨妈，也不能说。不过在这儿嘛，谁会介意？我的耳朵绝对受得了。”

“哇，棒呆！”这孩子大声说道，“操！”

“嘿！别一开口就都说这些啊。”

克丽丝捡起一块小石头，扔向一群蝴蝶，看着它们飞升而起。

“走啦，”卢萨说，“我们去抓蛾子吧。今天，我一定要给你抓一只月形天蚕蛾。”她们慢慢朝水洼走去，穿过黑压压一片战栗的蝴蝶，卢萨不由得想起动画片里的超人，就像这样从一堵墙的分子间穿过。她与克丽丝从车库后的树林上山，正沿着通往古老墓地的小路往上走。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趁着洛厄尔在客厅沙发上午睡，出来小小探个险。朱厄尔最近情况不太好，这已是半个月内第三次拜托卢萨照看两个孩子了。卢萨很高兴能帮上忙，做孩子的代管家长，虽然她也不清楚自己这算哪门子的家长——竟鼓动克丽丝像个粗人那样说脏话。她在育儿方面一窍不通。但家里人谁也没能让克丽丝主动开口说话。该是你的就是你的，汉尼-梅维丝这么对她说过。卢萨和克丽丝拥有坏运气和一群义正词严之人的说三道四。显然，如今她们还拥有了彼此。

“那是什么？”

卢萨望向克丽丝所指的那片林子。雨后的空气中，鸟鸣声似银铃般清透，但卢萨实在看不出她指的是什么。“什么，那棵植物吗？”

“对，那里有个爬在树上的讨厌的怪物。”

“讨厌的怪物？”

克丽丝耸了耸肩。“里奇姨父说它们是讨厌的怪物。那些藤条爬得到处都是。他最恨藤条。”

“这藤条挺好的啊，它就应该长在这儿。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这藤条上就会开满白花，然后会长出无数心皮，看上去就像一片闪闪发光的小星星。这藤条叫作铁线莲，按字面理解，是‘处女榻’的意思。”

“处女，就像耶稣的妈妈，对吗？”

“对。任何一个姑娘或者女人，只要和小鸡鸡还没有关系，都是处女。”

“哦。叫处女大？”

“不，叫处女榻。就是处女的床。”卢萨微微一笑，“在这里，意思都一样。”

克丽丝跨着奇怪僵硬的大步子，蹦蹦跳跳地跑到了卢萨前头。她似乎喜欢尝试各种各样走路的姿势，卢萨看着又困惑又好笑。她仍旧穿着惯穿的那条肥大的牛仔裤，今天还在T恤衫外面套了件奇形怪状、破破烂烂的衣服。看上去像是男人穿的牛仔布工作服，衣摆和袖口用剪刀剪过，丝丝缕缕，十分凌乱。

“比起花花草草，我更喜欢虫子。”过了一会儿，克丽丝断然地说了这么一句。

“好啊，那你走运了，因为比起花花草草，我对虫子的了解可要多得多。我们现在正在找月形天蚕蛾，还记得吗？找找看树干上有没有，要看阴的那一面。你知道山核桃树长什么样吗？就是树皮很粗糙的那种。”

克丽丝耸了耸肩。

“月形天蚕蛾特别喜欢山核桃树，还有胡桃树。它们会把卵生在那些树的叶子上，因为它们的毛毛虫宝宝要吃那些叶子。”

“怎么会这样？”

“它们的胃就适合吃那种叶子。比如说，你能吃麦粒，但吃不了麦穗。”

“我什么东西都能吃。”

“其他动物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它们大多数都有特别爱吃的食物。也就是说它们只能吃某一种食物。”

“好吧，太笨了。”

“这不是笨不笨，它们生来就是这样的，就像你有两条腿、靠双脚走路一样。或许还有狗觉得这么走路很笨呢。”

克丽丝不置可否。

“不过要说笨也有一定道理，只吃一种东西很容易危及生命。如果食物没了，它们就得死。它们可没法说：‘哦，没关系，我吃的那种树灭绝了，那就订个比萨吧。’”

“洛厄尔就是那样。”

“什么那样？”

“挑食。”

“是吗？”她对自己弟弟的分析，把卢萨给逗乐了，“他吃什么呢？”

“只吃通心粉和奶酪。还有麦丽素。”

“嗯。这是挑食。怪不得，那天晚上他没吃我做的扁豆浓汤。看来我应该放点麦丽素。”

克丽丝从牙缝里挤出一丝轻笑。

“看这儿，这棵树长青苔的一面，看见这些小小的白蛾了吗？”她俩弯下腰，凑了过去，卢萨轻轻捅了捅透明的翅翼。蛾子大惊，攀着粗糙的树皮往上爬了几英寸。克丽丝背对着阳光，卢萨能看清顺着她脸颊的弧度下来的一层若有若无的光晕，就像桃子上的绒毛。聚精会神时，她的五官显得十分柔和，卢萨不禁想怎么会有这么多大人——包括她自己——竟会把她看作男孩呢。

她抬起头。“它们叫什么？”

“尺蠖。这种虫子被发现和命名的时候就是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们长成蛾子妈妈以后，也得将就这个不怎么好听的名字。但蛾子妈妈还挺漂亮的，是吧？”卢萨让虫子爬上她的手指，然后举起来，轻轻地朝它吹了口气，虫子便振动翅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向另一棵树飞去。克丽丝注视着树干上它那些尚不知发生了什么的同伴，就这样站了一会儿，才迈步走开。“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虫子？”

“我和你科尔舅舅结婚之前，就是昆虫科学家。那时我住在列克星敦，还没有搬到这儿来。我每天都要做虫子的实验，于是了解到很多以前没人知道的知识。”

“列克星敦有很多虫子吗？”

卢萨笑了起来。“和其他地方一样多吧，我想。”

“哼。洛伊丝姨妈说你是来挖矿的。”

“挖矿的？”

“就是挖金矿的。”

卢萨一时没明白这个说法。“哦，就是淘金者。”她叹了口气。这一次，她知道克丽丝说这话并没想刺伤她。

“是真的吗？”克丽丝问。

“不是。我从来没挖过金矿，从前不挖，以后也不会。这件事，洛伊丝姨妈完全是胡说八道。”

克丽丝紧抿双唇，冲卢萨露出会意的偷笑，滴溜溜转着眼珠。她们已经找到了与义正词严说三道四的人共处的方法。

“这里不错，往上看。”卢萨说着，顺着陡峭的路堤，指向小路上方的一片林中草地，那片空地正沐浴在斑驳的阳光中。她们已经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很远，她原本就是想到这儿来。她们不可以离家太远，毕竟洛厄尔是一个人在午睡。而且，卢萨也实在不想看见下一个转角处的那片家族墓地。科尔没葬在那里，但那里毕竟埋葬着太多怀德纳家的人。

克丽丝已经穿过一丛丛金针花跑到了前头。这种花草很久以前从某人的花园逃离，如今似野草一般疯长。倒是挺漂亮的。它们带状的叶片像瀑布似的倾泻于路堤两侧的边坡，顶上盛开的花冠呈环状散开，每片花瓣上都有浅橙色的斑纹，绽放的样子如睁开的眼眸。尚未展开的花苞则修长而优雅。县里每一条未经割草的路边总能见到一排排悠悠摇曳的金针花，间或夹杂着一簇簇紫粉相间的香豌豆。几周以前，它们尚未开花，卢萨也从未注意到这两种植物。看来，整个县城就是一座逃逸园艺植物的花园。

克丽丝爬上路堤时，顺手扯下了一丛金针花的花冠。“看这个！”她用下巴抵着花心摩挲起来，然后将揉皱的花儿扔到了地上。

“太好了，你都长出橙黄色的胡子了。”卢萨说。

克丽丝作势恶狠狠地咧嘴一笑，十分孩子气。“像不像魔鬼。”

“你知道那橙黄色的东西是什么吗？是花粉。你知道花粉是什么吗？”

她摇摇头。

“精——子。”卢萨煞有介事地说出这个字眼。

“呃，呸呸。”她死命地擦起了下巴。

“别担心。花粉不会让你怀孕，生下小花。”她从她身边走过，走到这片草地的边缘，一棵山核桃树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开始在那些树的北面上上下下地寻找起来，不知不觉走入林子里。

克丽丝跟在她身后，稍稍隔着点距离。“你觉得会，嗯，下冰雹吗？”她吞吞吐吐地问。

卢萨抬起头，望了望林木枝叶之间的一小片天空。“不可能。天上一块雨云都没有。”

“我说的是冰雹。”孩子不依不饶地问。

卢萨继续往林子里走去，用训练有素的眼睛扫描着枝枝杈杈和叶片的背面。“只有一场很大的暴风雨才会带来冰雹。你问这个干吗？你家地里又没种庄稼。”

“我说的是冰雹！”

克丽丝的嗓音里充满了沮丧，终于将卢萨引出她自己的思绪，使她转过身来。克丽丝站定不动，瞪着她，气呼呼的。

“什么冰雹？”

“冰雹！”孩子说道，显然是气坏了，“就是魔鬼住的地方[1]。”

卢萨一头雾水，慢慢反应过来。“你是问我地狱吗？”

孩子耸了耸肩。“算了。”

“好吧，对不起。我猜咱俩可能已经错过谈论来世的那个点了。”克丽丝腾腾腾地往前走，一路走，一路猛揪檫树的叶子。

“我有点好奇，”卢萨赶上她，“你是怎么区分天空落下的‘冰雹’和魔鬼住的‘地狱’的？”

克丽丝停下脚步，抬头看着她，惊得目瞪口呆。“别扯了，这两个字喷法[2]不一样啊！”

“哦，”卢萨说，“知道了。”

克丽丝打量了她一会儿。“卢萨舅妈，你知不知道你说起话来真的很搞笑？”

“知道了，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卢萨好言哄着克丽丝，让她对檫树手下留情，让她帮着自己一起去找月形天蚕蛾。“你想都想不到，那种绿蛾子会有这么大。真的很漂亮。”克丽丝似乎很不情愿相信她们找到神奇绿蛾子的可能性。但当卢萨终于喊叫起来，她就飞也似的奔了过来。“哦，快看，快看！”

“哪儿？”

“就从这儿看上去——那里太高，我们够不着。不过你看到了吗？就在伸出来的那根树枝的分叉那儿。”

克丽丝眯起眼睛，似乎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可以用棍子把它捅下来。”

“你可别伤着它。”卢萨虽然口上争辩，其实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从身边一棵小橡树上拧下一根细长的枝条。她尽可能地往上伸去，还踮着脚跳了跳，像挥动扫帚似的挥舞着那根枝条，试图把停在山核桃树上的那只蛾子扫下来。那只月形天蚕蛾就静静地待在那树枝分叉的地方，翅翼折叠着。它扭了扭，便起身飞走了。她们看着它飘飘荡荡、越来越高，隐入了枝丛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卢萨转身看着克丽丝，双眼闪着光。“那就是月形天蚕蛾。”

克丽丝耸了耸肩。“怎么啦？”

“怎么啦？什么怎么啦？难道你还想让它唱支歌？”克丽丝笑了起来，卢萨心中恍然一惊。就在这一瞬，她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话竟和爷爷的口吻语调一模一样，虽然她父亲曾长年禁止她念及有关爷爷的事。“走吧，我们去草丛里找点容易抓的虫子。”她带头返回路堤那片林中草地，扑通一声往地上一躺。她以双肘支起身体后靠着，盯着脚上运动鞋的鞋尖，再让视线越过，一直望入迷人的树林，这样的一小会儿，也令她心满意足。已经有太多个日子，她整天关在那宅子里，除草，割草，察看山羊长势如何。她真应该常到林子里待一待。地上的青草有点潮湿——她能感到短裤都濡湿了——但阳光很好。她闭上眼睛，仰起脸，迎向天空。

“这是什么？”

卢萨侧过身，凑上去看一只绿色的甲虫，克丽丝将它弄到了自己手腕上。“南方绿臭虫。”卢萨说。

克丽丝仔细地打量着虫子。“会发臭吗？”

“这就是它得名的原因呀。”

“它和我们在桃树上找到的红黑色的虫子是亲戚吗？”

“菜蝽吗？没错，是这样。它们属于同一个科，蝽科。”她看着克丽丝，有些惊讶，“很不错啊。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眼力很棒？观察东西很有一套，特征也记得很牢。”

克丽丝把虫子从手腕上弹开，翻过身趴在草地上，移开视线不看卢萨。她用双手小心翼翼地翻开草丛，这里翻翻，再到那里翻翻，像头正给同伴梳洗的动物。卢萨就让她一个人玩，自己翻身朝向另一边，琢磨起眼前的一方草丛来。克丽丝终于不再翻寻，躺了下来，凝视着树梢。过了一会儿，她一本正经地说：“你可以把这儿的树全砍光，赚一大笔钱。”

“是可以，”卢萨说，“我有了很多钱，可树全没了。”

“那又怎么样？树，谁稀罕？”

“首先，稀罕树的大约有一千九百万只虫子。它们就住在枝叶之间，树皮之下，到处都是它们的栖居所。只要闭上眼睛乱指，就能指到一只虫子。”

“那又怎么样？一千九百万只虫子，谁稀罕？”

“有一万九千种鸟儿得吃虫子。”

“那又怎么样？鸟儿又有谁稀罕？”

“我稀罕。你也会。”她时常想搞明白，克丽丝是真的这么没心没肺，还是存心摆出这副样子。“还有，如果没了树，雨水会直接从山上冲下来，把我田里的表层土冲刷得一干二净。到那时，溪流里都是烂泥，而这里再也无力长出什么，变成一片死地。”

克丽丝耸了耸肩。“树会再长出来。”

“你想得倒美。这片森林，要花好几百年时间才能长成这样。”

“长成哪样？”

“就是现在这样子，一整片复杂的森林，各个部分彼此依存，就像一个完整、鲜活的生物体。它们不仅仅是树；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树，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每一种动物都得依靠某一种植物才能生存。某些植物只会生长在另外某些植物旁边，你知道这个吗？”

“参就只长在糖枫树下。”

“什么？人参吗？你怎么知道的？”

她又耸了耸肩。“乔尔姨父。”

“他会去挖参？”

她点了点头。“他和他的朋友喜欢去山上挖参。山上有位女士会冲他们大喊大叫，你们不该来挖！他说那女士再逮到他，就会一枪崩了他。”

卢萨望着山上。“有位女士住在上面？你确定吗？这座农场的上面，应该是森林服务处的地界。”

“去问乔尔姨父吧。他会告诉你的。他说那是个野女人。”

“我会的。我想见见她。”卢萨从草丛里刨出了一只尺蠖，任它往自己手指上爬。“乔尔姨父说我什么了吗？他是不是认为我该把这些树都砍了？”想到自己正从这个新的信息源套取情报，她有点负疚。

“没有。他说你养这么多山羊，疯了。”

“所有人都这么说。但他们都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克丽丝耸了耸肩，望向卢萨，有一点防备。不过她还是点了点头。“但我觉得你不会说的。”

“我会告诉你。”卢萨悄悄说道。她很想给这孩子一份礼物，让她自信起来。

她脸上放光。“你会吗？”

“但只有你知道，乔尔姨父或其他人都不能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告诉他们。你能保密吗，能划十字起誓吗？”

克丽丝急忙煞有介事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好，我这就告诉你。我在纽约有个表亲，他是个屠夫，我们谈了笔生意。如果我能在新年之前一个月，让山上那些羊生下小羊羔，他就会付我一大笔钱，你的乔尔姨父听了肯定会晕倒。”

这孩子的眼睛都瞪圆了。“你要发了？”

卢萨做了个鬼脸，垂下了脑袋。“没有，也不算吧。但我可以拿这笔钱找人把宅子里所有的管道重新安装一遍。你的里奇姨父有个朋友正帮我修谷仓，这笔钱也能填上这项开销。”

“克莱弗斯·莫顿？”克丽丝摆出一副臭脸，“这人身上太臭了。”

卢萨很想忍住笑。“嗯，那也不能不付钱给他，对吧？要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不付钱，那我刚浪费了九百美元，今天早上我写了一张支票给他。”

克丽丝似乎被这数字惊到了。“操。他这下发了。”

“要把农场打理好，就得不断花掉很多钱。有时候，钱花出去，但你辛苦一年挣的钱也填不满那窟窿。于是大家都抱怨种田。这些是你想不到的吧。”

“要是你的山羊不生呢——下不了羊羔怎么办？”

“我还是得付钱给克莱弗斯·莫顿，只要他干完了活，不管他洗不洗澡。”卢萨往湿润的草上一躺，双臂枕于脑后，叹了口气，“是很冒险。可山羊是我今年能想到的唯一指望。我得挣点钱，请人来清掉一小片荆棘丛，把农场收拾出来。”她瞥了克丽丝一眼，她似乎没在听，但也很难讲，“这就是我养山羊的原因，守住我那一小片天堂，别让它变成地狱。”

“乔尔姨父说你会扔下这地方不管的。”

“他有好主意的话，欢迎他来给我建议——他，还有我在列克星敦的素食主义朋友哈尔和阿莉，都说我迟早卖掉这里，说我撑不下去。不管往这儿的地里种什么，花费都比收成多。除了烟草。”

克丽丝看着她。“你是那个？”

“我是哪个？”

“素主义。”

“不是，我是另一种基督徒。就像你表哥里奇说的。”

克丽丝拽下一根高茎草，轻轻挠着卢萨T恤上移露出的肚子。这是她见过的、这孩子与外人之间最接近亲密的举动。卢萨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躺着，觉得自己真是好运道，仿佛蝴蝶正停在她肩头。最终她舒了一口气，看着头顶树梢间的湛蓝缝隙不时飘过高高的薄云，她觉得有点头晕眼花。“听听，我这抱怨来抱怨去的。现在，我还真像个农妇了，对吧？”

克丽丝耸了耸肩。“我想是的。”

“要是像你说的，我的山羊没生小羊羔，我就完蛋了。我不愿去想这状况。要我把这山上的树全砍了，我会觉得自己像个谋杀犯，但又不知道怎么保住农场。”

克丽丝突然从卢萨身边扭开身子，把草茎一扔。“你为什么要保住农场？”

“问得好。我也在问自己。你知道我碰到什么了吗？”

“什么？”

“幽灵。”

克丽丝凑过来，从高处往下盯着卢萨的脸。她流露出困惑的神情，但很快便换上不动声色的表情。“说傻话。”

“没有。你听了肯定会吃惊。”

克丽丝从土里拽出一把草。“幽灵是谁？”

“我觉得他们都失去过一些东西。有的是你们家的人，有的是我的。”

“是真人吗？都已经死了？”

“对。”

“比如谁？”

“我的祖父，就是我爸那一支的我的爷爷。老早以前，他拥有一座和这儿一样漂亮的农场。后来，有人把农场夺走了。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我妈妈的爷爷奶奶也曾有座农场，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农场没了。现在，他们全都跑到这里来了。”

“你怕他们吗？”克丽丝轻轻地问道。

“一点不怕。”

“你真的相信有幽灵吗？”

卢萨也纳闷，自己干吗要跟一个孩子说这个。但她需要讲出来，就像克丽丝需要说脏话一样。她俩都各有各的理由。她坐起身，看着克丽丝，直到克丽丝也回视她。“我没吓到你吧？”

女孩飞快地摇了摇头。

“也许，我都不应该将他们称作幽灵。只是些看不见的东西。我很信这个，比大多数人都信。那是一种看不见的爱。我把这样的东西叫作幽灵。”

克丽丝皱了皱鼻子。“那你是怎么做的，闻一闻？”

“没错。我还会听。下雨的时候，就会听见我爷爷在弹琴。于是我知道他在那儿。你舅舅科尔也在。我一直能闻到他的气味。我没开玩笑：一个礼拜能闻到三四次。我会打开抽屉，或者走进谷仓里的玉米透风仓，他就在那儿。”

克丽丝满脸的哀伤。“可他真的不在了。如果你看不见他，他就是不在。”

卢萨伸出手，揉了揉肩膀，在那块毯子似的紧绷的肌肉底下，是一小块硬骨头。“这我知道，是很难想象。”她说，“人类是视觉的物种。”

“什么意思？”

一只黑脉金斑蝶飘飘飞入她们眼前的一缕缕光柱，慵懒地在这片敞亮的空地上穿行，飞过树丛，飞往山下的田野。卢萨说：“意思是，我们总是用眼睛去看喜欢的东西。”

“你是说就像里奇对藏在床底下的那些女孩杂志做的事？”

卢萨大笑起来。“我就是这个意思。”

她们一起望向黑脉金斑蝶，注视着那跃动的橙色小点渐渐往山下淡去，直至消隐，化作一粒融入天光的亮点。

“许多动物都比我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比如说，蛾子就靠嗅觉。它们根本不用看，就知道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在哪儿。”

“那又怎么样？你又不是蛾子。”

“所以说嘛。我觉得你说得对。我真的很傻，对不对？”

克丽丝耸了耸肩。“你死了，是不是也会变成幽灵，在这儿游荡？”

“嗯，会啊。一个善良的幽灵。”

“那你死之后，谁会在这儿？”

“这是个关键问题。我家的幽灵和你家的幽灵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关于谁会在我之后待在这里，我家的幽灵要我留下来，你家的幽灵要我走。我没法让所有人都开心。”

克丽丝打量着她。“你想站在哪一边呢？”

卢萨凝视着她，也对她耸了耸肩——克丽丝准备回答别人的提问时，也会这样飞快地往里缩一缩肩。这姿势是偷来的。

“好啦。”她说着，便跳起身，把克丽丝拽了起来，“我们得回去看看洛厄尔是不是醒了。”

“他肯定还在睡。只要不叫他，他就会一直睡下去。”

“也许是因为你妈妈那样，他有点难过。有时候，人心里难受，就需要呼呼大睡。”她伸手想去牵克丽丝，好领她走下边坡，来到路堑上。可那女孩纵身一跃，便跳了下去。

“我不会。”她说着，稳稳地落了地。

“不会？那你会怎么样？”卢萨穿过金针花丛，下到路面，比克丽丝慢多了，感觉自己就像那只追赶野兔的乌龟。

“不会怎么样。我想都不会去想。”

“真的吗，从来不想？”

克丽丝耸了耸肩，就不再言语了。她们并排往山下走，一直没有说话，就这样在树林密密匝匝的枝叶间漏下的一团团光影中穿行。每走大概五十英尺，她们就会惊散一群燕尾蝶——宛如从教堂四散跑开的唱诗班少年。卢萨喜欢蝴蝶教堂这个想法。老实说，相比之下，聚在一起吸吮盐分，再化作精子送给爱人，这种说法更加傻帽。她心想，要是向《行为生态学》杂志提交一篇论文，论述燕尾蝶喝泥巴行为背后的精神灵性效应，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卢萨一路上为这个有趣的想法暗自好笑，直到她们转过拐角，在宅子上方的小径上猛地刹住脚。

“哦，不会吧，看呀。”她说。

“靠，卢萨舅妈。操蛋的忍冬把你家车库给吃了。”

卢萨想不到比这更好的表达方式。那一簇簇深绿色的藤叶伸展、缠绕，根本看不出那蓬蓬密叶之下竟有什么建筑物。卢萨觉得，这儿就像一座古老的坟丘。一座坍塌成废墟的玛雅神庙。难道只是过了一个大雨不断、人事颓废的夏天，这里就变成了这样？她实在记不起自己上一次走这条通往怀德纳墓地的路是什么时候了，科尔去世之前，自然也没有从背面看过车库。现在，她只能默默地凝视着这一切，回想他身亡之前，他们为了忍冬争吵了什么：荒唐的报纸专栏说要用农达除草剂铲除忍冬。她为了这植物怒气冲冲。她怎么会为了忍冬如此偏激夸张？卢萨这才想起，忍冬根本不是这儿土生土长的植物。它是从别人家的花园里流窜出来的，就像金针花——事实上，大多数疯长的野草莫不如是。当地的昆虫无法遏制它们的长势，因为它们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很有可能是日本。日本忍冬[3]，应该就是这名字，就像日本丽金龟和栗树枯萎病，还有侵略性极强的日本虎杖[4]和可怕至极的葛藤。又是一件人类的作品，几乎将土生土长的植物斩尽杀绝。

你每天都得说服它往后退个两步，否则，它就会放马过来，接管一切。他对这种植物的直觉没有错；他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该怎么说，但眼睛却看得很清楚。可她却满不在乎地反击道：接管什么？就算你让忍冬在你家谷仓边上生长，世界也不会终结。她双手抱胸，尽力抑制着浑身痛苦的颤抖，事到如今才想恳求他原谅她这个城里人的鲁莽。

她的脑海里充盈着无数浅白色小花的气息，花儿渐渐变黄，从这满山的藤蔓上纷纷飘落。这仿佛是好几个月前发生的一幕。也或许是多年之前。

克丽丝抬头看着她，满脸不安。卢萨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脸，确定并无异常。

“别担心，没什么事儿。”她说，“只是刚才见到幽灵了。”

[1]“冰雹”（hail）与“地狱”（hell）的英文发音相近。

[2]克丽丝发音不准，将“拼法”（spell）说成了“喷法”（spail）。

[3]原文为忍冬的学名，Lonicera japonica。

[4]原产于日本的蓼科杂草，19世纪中期被作为观赏植物引入英国，随后蔓延成灾，给当地造成极大损失。

22 捕食者

三伏天。迪安娜坐在铁杉丛林里新修好的桥上，神经质地揪扯着一块松木板前端的木刺，一根又一根，扔进水中，百无聊赖地听着一群红尾鵟在空中厉声相呼。有时候，这些鸟儿钻入头顶树冠，她便能在脚下的水面上看见它们稍纵即逝的倒影。她从后裤兜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汗珠，在额头上留下一道灰尘与锯屑的污痕。三伏天里，鹰会眼瞎，老话都这么说。她爸爸的说法却截然不同：夏天的炎热并不会让鸟儿看不见东西。而是时值八月，它们要把幼鸟推出鸟巢，就这么回事儿。鸟爸鸟妈看似发疯似的飞来飞去，不停钻入树梢，是为了避开已长大的幼鸟跟班，不听它们嗷嗷待哺的叫唤声，好让它们靠自己去捕食。她爸爸并不知道有羽翼丰满这个词，但他知道这个词儿所描述的情状。他以前总是对她说：要看仔细。如果一句话听上去不像真的，那就不是真的。人们说的话都是有理由的，但话语本身表达的不一定是他们心里想的。

迪安娜实在没法决定自己今天该干什么。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沉下心来。她修完了桥，还清走了那两棵倒下的拦路大树，他们就地将其砍作一堆木柴，用独轮车足足装了四车，一路上推运回了小木屋。她清走了野草，使得上山小径最陡峭的部分险况稍减。她还在山脊上遇见了一对徒步客夫妻。他们年纪轻轻，满身尘土，却为这世界、也为彼此欢欣鼓舞。他们取道阿巴拉契亚山道而来，计划今年夏天徒步走完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整条阿巴拉契亚步道，他们迫不及待地这么告诉她。两人走了这么远，各自穿坏了一双靴子，盼望着在往南继续进发之前，在弗吉尼亚的大马士革补给地能收到其中一位的母亲寄来的包裹，里面会有新的靴子。他们谢了谢迪安娜，感谢她将西布伦县的丛林小道维护得这么好——好像她是专为他俩而做的。不管怎么说，这倒正好回答了这个夏天一直困扰她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当她注视着这对套着肥大斑斓短裤的夫妇远行而去的背影，心里琢磨着，有个妈妈在你靴子穿坏的时候寄双新的过来，是种什么感觉。又或者，和一个人结伴远足数百英里，知道脚下的路通往何处，也知道还要走多远，这又是种什么感觉。

此刻，他正坐在门廊上的绿椅子上，读她的论文。她很紧张。上一次这么紧张，还是那次毕业论文答辩当天，答辩完后，答辩委员会的老师让她去走廊等待结果，他们要对她的论文进行商讨的时候。

空气太潮湿了，蕴积着一场暴风雨。或许这也是让红尾鵟如此躁动的另一个原因。她不希望风暴来袭之时，自己仍在山下。自上山当差以来，只有两次，她在野外迎头赶上了雷雨天气。一次，她钻入了大栗树的树洞里避雨（那时，栗树仍是她独享的巢穴）；另一次，她尽可能找了个海拔最低的地方，缩在一棵铁杉树下避雨。她虽然很不想承认，但那两次实在是让她很狼狈。他说她怕打雷确实没说错。她不怕蛇，但打雷会吓得她动弹不得。就是怕，没什么理由。她从小就怕很响的声音，要她开枪，她会先出一身冷汗，就算只是对着篱笆上的罐头射击也一样。下暴雨的时候，爸爸总会坐下来陪着她。埃迪也会这样，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她没提过半个字。他会摩挲她的后背，她则躺在床上，用枕头蒙住脑袋，大声数算闪电和轰隆声的间隔。每秒五分之一英里。

她常想，如果他不是这样，她反而可以轻松许多。如果他没有在某些夜晚或凌晨，突然变得真心实意、温柔体贴，如此出乎意料，如此倾心付出，那真的会好很多。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意味着什么。等到读完那本承载了她的知识和信仰的论文之后，她认为他会有何反应呢？改变？不会。捶胸顿足，懊悔不迭？不会。留下来，或离她而去？她想要他怎么做呢？

问题就在这儿。身体的全部渴念，与头脑的意愿全然相反，究竟哪一个才是她迪安娜呢？

她从桥上探出身子，看着水中自己的脸庞。她的辫子搭在肩头，垂了下来，几乎触到水面，像一段悠悠的铃绳。拉我下去吧，她默默对那水中的女孩说。替我拿个主意。让我走出这心乱如麻的状态，我这一生从未这样无助。

今早，她大哭了一场了，自己也说不出个缘故。整片树林都大不过她的悲伤。她惊起了一头白点茸尾的浅黄色小鹿。鹿妈妈用叶子铺好了窝，特意把它藏在隐秘处，它却一惊而起，往山下腾腾腾直奔而去。迪安娜在它逃走后留下的窝里蜷起身子，感受到棕色叶片上尚余的那小身子的温暖。她对自己说，它不会走失的。小鹿会叫唤着找妈妈，妈妈便会找到它。但她忽然陷入无边的绝望与疲惫，仿佛有些东西她就要全然失去了。她无力地躺倒在地，抓起一把叶子塞入口中。

砰！雷声骤然轰响，犹如一把锤子打中了她的脊梁，让她从这木桥粗糙的桥板上猛地站起了身。她还挺感激这雷声的，至少，替她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声雷鸣轰响之时，她的双脚已向山上走去。尽管雷声像波浪一样掠过山谷、滚滚向上，卷过她的头顶，她也没有停下脚步。雷声会追着她一路走回小木屋，闪电会随之而来。我究竟想要什么，我究竟想要什么？她用踏在小径上的双脚询问，她用自己呼吸的节奏询问。如果她无法说出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她便什么都说不出了——不如什么都别管，就这样和他一起困在这里，犹如将捕食者与猎物共锁一室，等待着所谓顺其自然的命运。

小木屋映入眼帘之时，她正喘得厉害。为什么她最近走不了多久就会上气不接下气，难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比往常跑得快了些？透过树丛，她能望见房子的南面。今年夏天，堆在那儿的木头已经被一株弗吉尼亚爬山虎覆满了全身。她思量着是该把那些毛茸茸的卷须小藤从木头上扯走，还是任由爬藤像一层绿色皮肤一样保护着木头不受风雨侵蚀。

她向山上折去，从后面走向小木屋。她的思绪飞快发散，已蔓延至别处。但当她看见山形墙与屋顶最高那根原木相抵的地方有点不对劲，便立刻收回了思绪。她以前就注意到那里有个小洞，但现在里面有东西正往外钻，像一根黑幽幽的绳圈。她慢慢走了过去，屏住呼吸，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窟窿。

现在，她能清楚地看见了：是那条黑蛇，那位在小木屋里待了一整个夏天的寄居者，一时是扫清鼠害的守护天使，一时是吃掉霸鹟的恶魔，同时还是在屋顶上缓缓奏响砂纸打磨之音的作曲家。它正在离开。迪安娜站定不动，注视着它绵延不绝的身体从那侧山形墙的洞眼里涌出。它沿着原木墙滑落，好似大壶边缘流下的一缕蜜糖。大部分身体涌出之后，它便突然跃入高茎草丛中。草丛一阵乱颤，旋即归于寂静。它就这样走了，头也不回。偏偏是在今天，出于某个她永远也无法知晓的缘故。无论她爱过还是恨过这条蛇，都无碍于它的离开。她怀着这样的思索，目送它离开，感觉到身体里有了些许变化——似有如释重负之感，似有巨大的锤音落定，犹如陡坡上的一堆石头稍稍偏了个角度，轻轻地翻了个个儿，便静止不动了。

我究竟想要什么的叩问已在她的胸中归于沉寂。无论她作何选择，都已无关紧要。这世界还是本来的样子，饥则食，倦则眠，有着自己的规则。各种生灵出生、交媾、死亡，来了又去，与这夏日一般无异。他们都走在自己选定的路上。

23 老栗树

加尼特已经做出了决定。他要告诉她瓦板的事情。今天，就要告诉她。这次再也没什么能阻止他了：随她怎么粗鲁、气人，甚至渎神，这些都没关系，他还是会把那些瓦板送给她。他是个基督徒，就快八十岁了，但并无什么神谕故事说过像他这把年纪的老头还会因心怀罪过而一命呜呼。上帝知道，那都是惩罚年轻人的。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加尼特·沃克身上，即便他任由车库里的瓦板无声朽烂，即便他任由怨恨的罪过像墨渍一样玷污了灵魂。

也许，等他到了那里，他还会记得谢谢她送的那个派。

他穿过院子向大门走去，途中停下来，留意到一丛长在他家车道旁的沟渠里的美洲商陆。割草机对那地方爱莫能助。他一直想着要拿手持除草机下去把那儿清理了，但这丛商陆草却阴差阳错地逃过了这劫，疯长个没完。它简直长成了一棵树，足有十英尺高，挂着又大又平滑的叶片和一串串尚是青色的浆果——自去年霜冻冻死后，从地面重生至长到这样高，也就用了四个月。他站在那儿，两手叉腰，审视着那紫色的树干。原则上讲，他恨透了杂草，但又不由得很是欣赏野草的生命力。他的视线沿着一根根篱桩往远处游移，一排排树木顶着硕大的、层层叠叠的叶子，犹如压顶的绿色风暴云，令他意外地敬畏不已。每天生活在这些树下，很容易让人对植物的宏伟博大熟视无睹。加尼特已渐渐丧失了清晰辨别某一片叶子的视力，但他仍能通过树冠的形状判断出树种：层次连绵有如波浪的鹅掌楸；亭亭如盖的橡树；庄严挺拔的胡桃树；临风簌簌、娇滴滴的野樱桃树。时值夏末，小巧、垂穗的刺槐树现出淡淡的棕色，角桩旁的那棵梓树披了一层浅绿色，哪怕在一英里之外的山坡上，你也能认出来。若再过些时候，树上垂满了长长的豆荚，哪怕更远也能一眼认出，也正是因此，人们称之为豆树。酸木树上的白色小花已灼灼盛开，春天时，那些花枝还像瘦骨伶仃的手一样往外伸着。除了树还是树。每一种树，在被雨水冲刷时都会展现不同的光滑程度，在秋日阳光下又会披上不同的色彩，各有独特的面貌——那是它们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性情，可你一旦居于其间，就能心领神会、牢牢记住。加尼特咂摸着自己心里对树木的这番见解，不免暗自惊讶，继而黯然神伤。到他死去那天，这些见解也会黯黯寂灭，像关掉电视一样。

他这是怎么了？站在车道上看着这些树，思考死亡？他转身回屋，眼角余光却注意到篱桩外行距规整的苹果树上浑圆的形状，他想起来了，当然，就是为了这个。他的任务是南妮·罗利和瓦板。他想先去车库确认一下瓦板的状况，以确保它们的质量仍可堪用再送出。但他又觉得自己之所以如此，仅仅是想延后那难以避免的一幕。还磨蹭什么，赶快出发吧，小伙子。他心下暗骂自己，就这样走了过去。

他在屋后找到了她，他就知道她会在那儿。这一上午，他已盯了很长时间，看见她拖着一道刺槐栅栏往屋后走。她到底想干些什么，他还是有点兴趣的，即便他也知道好奇害死猫。就算与南妮·罗利无关，好奇心也不是什么好事。

见他走来，她快活地挥了挥手。“沃克先生！你的BPV怎么样了？”

他的什么？她是在问他内衣吗？“还行。”他矜持地应了一句。

“再也没头晕？太好了。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哦，那个啊……”他说着，便记起了她温柔而有力的双手如何揽着他的脑袋，令他的古稀之躯瞬间肾上腺素激增。他还梦见过她一回，梦里的感受如此真切，使他尘埃复起，早已无念的往事又搅扰上他。一想起这些事，他的脸就红到了脖子根。真是恨不能转身就逃。

“你没事吧？”

“好多了，真的。”他应了一句，努力镇定下来，“我还没适应。头晕已经习惯了，得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头不晕的感觉。”

“就是年纪大了，对吧？”她问，“要是我哪天起床，发觉膝盖不疼了，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走路呢。”

他注视着她，心烦意乱。她穿得很少。早些时候，他看着她从沟渠里把刺槐栅栏拽上来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就一件黄色的无袖短衫，还有短裤。短裤，她这个年纪的女人竟然穿这种裤子。天是太热，但还不至于让人穿得这么有伤风化。

“我一直在祈祷别再让我头晕了，”他向她承认道，“好几年了。”

“上帝的安排神秘莫测。”她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很可能完全没有在意。接下来，她应该想到她自己就是加尼特祈祷的回应才对。

“我个人认为，我的祈祷，几乎没有得不到回应的。”他的语气略有点趾高气扬，虽然他并无此意，“罗利小姐，去年八月，天气干旱，许多农户的烟草田眼看就没指望了，我就跪下来祈祷下雨，你猜怎么着，第二天晚上还真下雨了。”

她神情怪异地看着他。“在你来这儿之前，我打了一连串喷嚏。我猜啊，是我这串喷嚏才把你招来了吧。”

“那可说不准，罗利小姐。”

“不是吗。”她一边应着，一边转身，又抄起了锤子。

“我觉着你并不相信奇迹。”

“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状况能让我去相信奇迹。”她头也不回地说道。那口气听上去有点恼火，也许有那么点悲伤。她在做什么东西，在他看着她拖出来的那道刺槐栅栏上鼓捣着。现在，她正把那栅栏支在车库门口的锯木架上，往上面钉横杆。天哪，那玩意儿瞅着就像罗马人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不准备多问——他已打定主意别多嘴。这是他今天的第二个誓言；现在，最好还是完成第一个誓言吧。

他清了清嗓子，虽然没找着什么好由头，还是说了下去：“你知不知道我家车道旁的美洲商陆长得都有十一英尺高了？我从没见过长成那样的。”

她不再敲锤，转过身来，细细打量着他。“你来这儿就是告诉我这个？”

他想了想。“不是。只是偶然想起来说说。”

“哦。好吧，十一英尺高的美洲商陆，够厉害。要是县市集设立一个野草奖，你倒是可以去争一争。他们应该会惊掉下巴：加尼特·谢尔顿·沃克三世，年度野草奖第一名。”她的语调又像往常那样欢快起来，他不禁赧然一笑。美洲商陆是半耐寒性的多年生植物，不是一年生植物，这点他很肯定，但他忍住了没去纠正她。

“要是我真想得这个奖，”他假装一本正经地说，“我会给它来点儿硝酸铵。我觉得能让它长到十四英尺高。”

她放下锤子，明显放松下来。她的短裤，他总算看清楚了，是一条老式工装裤，用剪刀剪短的。这算哪门子事儿啊。“你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最让我赞叹的是什么吗？”她问他。

“我可不敢乱猜，罗利小姐。”

“是黑莓藤。”她说，“你爱笑就笑吧，毕竟谁听到这话都会笑；我知道它们是一大团乱糟糟的麻烦。但它们真心了不得。”

“我想它们应该是这片地方长得最快的植物了。”他说。

“没错，先生！从它们破土而出，到六月中，就长到八英尺高了。然后，藤梢就不再上攀，而是弯向地面，到八月，它们就能给你搭出个凉棚，让你在底下走来走去了。它们怎么长这么快，你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注意到了。”他说，“我这辈子就为注意到黑莓的长势，前前后后报销了八台割草机。”

“我明白。我不是要维护它们。我若不是一直留心着把它们砍回到篱笆那儿，它们肯定会把我家的果园整个儿吃掉。但到了冬天，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黑莓凉棚一径蔓延到路口，上下起伏，像一根巨大的缝被子的针把西布伦县对边对角地缝合起来，每年都要这么缝上一圈。你尽可以爱它们，恨它们，但就是阻拦不了它们。”她乜斜着觑了他一眼，像个责怪孩子的母亲，“你也不得不承认，黑莓做出来的派最好吃吧。”

他脸红了。“哦，我是一直想提那个派来着。谢谢你。”这女人都这把年纪了，还穿短裤。就他看来，她的双腿年轻得多。显然不是他所料想的唯一神教派信徒配有的丑陋双腿。

“没事儿，”她说，“晚谢总比不谢好。要是我们双方能一直这样和和气气，说不定明年我还会给你做个派。”

他久久地盯着她，心想真不知道明年夏天他俩是否还都健在。人一旦到了某个年纪，就会这样想事情。“罗利小姐，”他郑重地说道，“我敢说我真没见过像你这把年纪的女人还穿短裤的。”

她低头看向自己的膝盖——也许是有点苍白，还疙疙瘩瘩的。注意看的话，应该能看出来。她抬头回看他，咧嘴一笑，像个小女孩。“天太热了，沃克先生。UPS那个快递小哥启发了我。他开着卡车，就穿了条游泳裤。我就想要是这样都没问题，那老太婆拿剪刀把自己的卡其布旧裤子剪短，偶尔穿穿，应该也没事儿吧。”

加尼特摇了摇头。“尊严是老年人最后的责任，罗利小姐。”

“胡扯什么呀。死亡才是老年人最后的责任。”

“别这么没大没小的。”他警告，“我就不会穿着短裤到处跑。”

“我倒是宁愿看见猪到处飞，沃克先生。”

“好吧。”他说。但又问：“你是说我是头猪啰？”

她双臂抱胸。“那你是说我下流啰？”

“合不合适，自己明白。”他傲慢地回道。

“自以为是君子，瞎操心。”她说，“你自己爱怎么合适怎么合适去。”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们没羞没臊地对骂，像两个小学生。他深吸了一口气。“那我真没话说了。”

“对，你是没话说。”她斩钉截铁地说，恶狠狠地直视他，“你倒是说说我到底哪儿不对了。现在就把话说清楚。这么多年，你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到底为什么老和我过不去？”

她戳在那儿，毫无惧色，逼他把话说清楚，非要他讲出个道理来。加尼特翻来覆去地思量半晌，叹了口气。他觉得好生悲哀，他永远没法告诉她答案，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弱声说道：“你都这把年纪了，这样打扮确实不妥。”

她愣愣地站着，嘴巴稍稍张开，好像有什么话刚要出口，却卡在了她的脑海和这眼前的现实之间。最后，她终于开口：“对一个七十五岁的人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妥当不妥当。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不敢回话。她真有七十五了？

“我来告诉你吧。”她说，“想想世间万物——整个历史——人嘛，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该死掉、入土了。这才是妥当。直到很靠近现代的时期，是美国内战还是什么时候，人类对病菌还一无所知。如果你生了病，人们就在你身上放满水蛭，再给你量身做副棺材。我相信那年月不管是谁都很难活到五十岁。对吧？”

“应该是吧。”

“肯定是。我们的爷爷奶奶持守尊严，工作到老，然后死于一场重感冒，死的时候身上大部分器官还能运转。但接下来，人类便开发出了六千多种手段来治愈每个器官的各种毛病，于是我们可以活到很老，可又不知道带着这副身躯干什么好。人类本不是被设计成可以活这一大把年纪的物种。我的理论就是这样。”

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是你的众多理论之一。”

“好吧，那就再想想。女人再也生不了孩子，男人头发都掉光了——我们已是没用的废物。从生物学角度，严格地说，就是这样。如果一棵栗树再也结不出籽，你还会把它留在你的项目中吗？”

他皱起了眉头。“我没觉得自己是废物。”

“你当然不觉得，你是男人嘛！男人走来走去，顶着个秃脑壳，揣着他已然退休的老二，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废物。那我凭什么就该把自己掩盖起来呢？哪条法律说过我必须把这老身体全部遮住，免得丢人现眼？这都是当今时代的鬼把戏，可我们偏偏就活在这个时代。我的膝盖肿胀坑洼、奶子干瘪下垂，可你呢，不管你身体的零部件好不好使，只要还没坏到必须摘掉——我们就还是人。为什么就不肯放下无聊的规矩，好好地活到死呢？”

加尼特气得连呼吸都不顺畅了。他这辈子还没在女人面前骂过娘，至少从上小学起就没这么做过，可这次差点忍不住。这都是她自找的。南妮·罗利缺的就是柳条把子，她这是欠抽。如果让时间倒退个六十五年，他准保给她个过肩摔。加尼特心里暗自咒骂，扭头走了，一个字都没说。场面已经聊成这样了，说任何话都没用了。

一小时十分钟后，加尼特再次出现在南妮的后院，手上拿了块沥青瓦板。她正提了一篮格拉文施泰因苹果往她的皮卡走去，准备装好货，明天带去阿米什人的集市。看见加尼特·沃克时，她吓了一跳，脚下一绊，手里的篮子差点没掉下来。

他举起瓦板，给她看那上面的心形图案和她家屋顶上的恰是一种。然后，他就把瓦板扔到她跟前。那瓦片躺在水洼边的草丛里，像一张情人节卡片，那正是她需要的东西。一群蝴蝶自水洼飞升而起，闪闪烁烁，发出一阵鼓掌般的振翅之声。

“这样的瓦板我车库里有两百块。你可以全拿去。”

她看看瓦板，又看看加尼特·沃克，再看看瓦板。“上帝仁慈哪，”她悄声说道，“真是个奇迹。”

24 蛾之爱

周六近正午的时候，朱厄尔过来接孩子。卢萨正在菜园里摘青豆，看见她穿过院子慢慢地走了过来。“亲爱的，今天可是主的休息日啊。”朱厄尔来到菜园门边时，喊道，“你没必要这么卖力。”

“那上帝创造出须在八月里采收的青豆时，是怎么想的？”卢萨答道，心想大姑子不会真认为她这是在渎神吧。朱厄尔脸色苍白，但情绪不错，戴了顶别人给她织的蓝色钟形帽。她懒得戴假发，只是系围巾、戴帽子。“从防兔栅栏门进来吧。”卢萨向她喊道，“那栅栏门顶上有根铁丝。”

朱厄尔拨开铁丝网，走了进来。“啊呀，真漂亮。”她评价道。卢萨蹲着，很是自豪。红色和黄色的甜椒长在暗色灌木枝子上，好像漂亮的小灯笼闪闪发光，亮锃锃的紫色茄子一派名媛贵胄的气度，就连洋葱都像披了一袭粉色的花袍。整个童年时代，她花了大把时间在露台上观察花盆里种子如何冒芽，心心念念想的都是这个。

“你都成了菜园的奴隶了。”朱厄尔说。

“差不多吧。看这个。”她指了指长长一列尚未采摘的豆子，“我已经做了四十夸脱的豆子罐头，还有两列要摘。”

“那你要开心死了。明年二月之前都不用种豆子了。”

“是呀。有了豆子，我又养了鸡，恐怕要到明年夏天我才用得着再去克罗格超市了。我已经把番茄贮藏起来了，回头用来做意面酱——差不多有二十夸脱吧——还冷冻了西兰花、花椰菜，要什么有什么。玉米多得数不过来。对了，昨晚上，你家孩子吃了好多玉米。”

朱厄尔笑了。“他们是这样。洛厄尔连烤玉米的穗都吃，他太挑食了。西兰花他们肯定碰都没碰，对吧？”

“没错。”

“你快别摘青豆了，”朱厄尔说，“要是已经贮藏了四十夸脱，那你真不用再摘了，对上帝说：‘好啦，先生，我干完了。’这一点都不犯规。”

“好啊。”卢萨说，“不过豆子都是科尔种的。他种了许多豆子。今年五月天暖得很早，还记得吗？我觉得只要来这儿摘点什么，就会发现他有礼物送给我。我不愿去想秋天，到时候我将不得不把这块地翻耕一遍。”

朱厄尔摇摇头。“你也出了很大力了。真的，这儿好漂亮。从某方面看，这就是个女人拾掇出来的花园。和别人家的菜园完全不一样。”

那是因为她是个外人，卢萨心里这样想道，但没有说出口。她栽种的东西和这里人栽种的不一样：没种羽衣甘蓝，却种了五色莙荙菜，还种了好几列蚕豆，准备晒干后用来做炸豆丸子。她甚至种了四种不同的茄子，其中就有粉紫色与白色条纹相间的意大利种“白玫瑰”，将来可以做她最爱吃的imam bayildi和baba ganouj[1]。

朱厄尔在细细察看番茄植株，手指摩挲着健康的番茄叶。“你用什么杀死天蛾幼虫的，西维因杀虫剂？”

“没，没用那个。那会连我的好朋友一块儿杀了。”

朱厄尔露出惊恐之色，卢萨笑了。“我是指虫子。我知道你们都会笑话我，但我太喜欢虫子了，实在不忍心用西维因那样的广谱杀虫剂。我用了些别的东西。番茄，我用的是Bt。”

“B-T？”

“是种细菌，叫苏云金芽孢杆菌。这种细菌能使吃了我的番茄的天蛾幼虫消化不良，但不会伤到蜜蜂或瓢虫。”

“你没开玩笑吧？”

“没。好吧，是严重的消化不良——会让天蛾幼虫死掉。对粉纹夜蛾也管用。篱笆边上有个篮子，你干吗不去给自己和孩子们摘些番茄带回家？”

“我不吃番茄；我的胃一碰酸的就不行，应该是化疗的副作用。我现在都没法喝橙汁。不过，我可以和你一起把熟透了的番茄摘下来，免得这样无所事事地站着。再帮你采收一些准备贮藏起来的蔬菜。”

“现在摘下的番茄我已经不打算做成罐头了。现在，我把它们切成片，放上罗勒叶和橄榄油，当早餐吃。”

“哎呀，我踩到你的金盏花了。”

“没关系，我不在乎它们长得好不好。我把它们种在这儿，是为了不让线虫靠近番茄的根。”

“不错。真的不错。近几年科尔也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怎么才能驱虫而不用杀虫剂。他还去肯塔基大学上了这方面的课。”

“我们就是那样认识的。”卢萨说着，垂下了头，“我就是他的老师。”

“哦！”朱厄尔喊了出来，就像被蜜蜂蜇了一般。她该不是妒忌了吧？卢萨心想。她往常不会这样，她和其他几个姐姐很不同，虽然她和科尔这么亲密。只有朱厄尔好像还乐意跟她说说科尔的事。卢萨朝着青豆俯下身，不让阳光晃了眼，她已经忙活到那一列的尽头了。她膝行着一步步往前挪，身边还拖了只杂货店的纸袋子，几乎塞满了。

“不管你信不信，”她对朱厄尔说，“我让你两个孩子来这儿把墨西哥豆瓢虫捉下来，一只只碾死，玩了大半个早上。我告诉他们要是觉得干这个好玩，我还会付钱给他们，每只瓢虫一美分，他们就一只只数着。今天回家，他们就都很有钱啦。你要是还有没付的账单，就找克丽丝和洛厄尔吧。”她抬头看了一眼，“朱厄尔？朱厄尔？”

卢萨扫了一眼那一整排高耸的番茄植株，想找到朱厄尔的脑袋，但没有。她忙站起身，惊惶地沿着那一排排番茄从头找到尾，低着头紧张地搜寻植株之间的地面。朱厄尔坐在地上，双手抓着膝盖不断颤抖，脸庞因疼痛而紧绷着，一篮子番茄打翻了，散落在她身旁的地上。卢萨赶忙飞奔过去，搂着她，将她扶稳。

“天哪，”卢萨连声说道，“怎么办哪？对不起，我不太懂急救。”

朱厄尔睁开眼睛。“不用急救。让我回到屋里就好。我想可能是太累了。我钱包里有止疼药。”

两个小个子女人挣扎着走下缓坡，穿过院子，来到屋里，任由菜园里的豆子和番茄散落在地面上，防兔栅栏的门也敞开着。卢萨几乎是扛着朱厄尔上了台阶。过去的一个月里，她的上肢力量不知不觉间大大增强了。几乎每天，她都得干以前科尔干的活。每次照镜子，看到身体上曾经的柔软曲线变得结实平坦，她都不免一番惊讶。不过，把亲戚扛到门廊椅子上，还是第一次。

她们在门厅处停了下来，听见了孩子们的声音。洛厄尔和克丽丝正在客厅里玩老式的棋盘游戏，那是卢萨从壁橱里翻找出来的。他们最爱玩的是大富翁和灵应盘，他们把“灵应”发作“灵异”。

“你的药在哪儿？”卢萨问。

“糟了，我的皮夹在车里。”

“我先把你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会儿，再跑去取过来。”

朱厄尔向卢萨投来恳求的眼神。“我们能上楼吗？我实在不想让孩子们看见我这样子。”

“当然可以。”卢萨觉得自己真蠢，竟然没想到这一点。朱厄尔抓着扶手，用力到关节泛白，卢萨则承受着她的大部分重量，往上挪移。她将朱厄尔扶入卧室，决定不去管床还没理，地板上还扔着衣服。“来，你先坐下，我马上回来。”

她飞也似的下楼跑到汽车那儿，又急急回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匆忙间瞥了一眼两个孩子，他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正在争论该怎么分大富翁的钱，什么都没注意到。她尽力保持平稳的语调，让他们去外面玩，把菜园防兔栅栏的门给关上，再拿些鸡蛋过来。她知道洛厄尔就喜欢做这事，只要他姐姐保护他不被母鸡啄到就行。然后，她跑回楼上，去楼上的浴室水龙头处接了一杯水。等她返回卧室时，朱厄尔已坐在窗旁的织锦椅上。卢萨读书时就喜欢坐在那里。她的手指摩挲着那绿色织锦软垫上藤蔓图案的纹路，仿佛在读盲文。卢萨把水递给她，坐到她身旁的地板上，开始对付那药瓶的童锁瓶盖。

瓶盖终于打开了，朱厄尔吞下药片，喝光了整杯水，像个孩子一样听话。她放下玻璃杯，再次抚摸着椅子的扶手，若有所思。“这椅子我们以前有两把的，”她说，“正好一对。妈妈把它们放在客厅，她就喜欢坐在上面，直到椅子发旧。后来，洛伊丝把什么东西溅到了其中一把椅子上。不，是她拿一把小折刀在自己腿上割了个口子，血流得到处都是。天哪，她当时真是惹了大麻烦。”

“因为她割伤了自己的腿？”

“哦，不是，是因为当时她就坐在那把椅子上。她本来想用肥皂刻玛丽莲·梦露的雕像。我们平时也不会去客厅，那儿是聚会的地方。总之那天真是一团糟。妈妈气死了。她尝试了所有洗涤剂也没法把椅子洗干净。最后只能把椅子扔了！唉，不知道它最后到哪儿去了。”

“很有可能在谷仓里，和其他东西一起待在某个无人问津的角落。你知不知道那儿还有架钢琴？”

“不知道。”朱厄尔轻声应道，双眼定定地望着床那头的墙纸，“她把椅子放到了路边。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那么做。总会有人过来拿走，那人比你更拮据，想着在脏椅子上铺块布不就没事了。现在那椅子一定在某个地方，某个人会坐在它上面。”她的目光重新变得有神，犹如一双蓝色的蝴蝶，垂落在卢萨的脸庞，“许多事物最后的结局如何，你根本无从知晓，是不是很可笑？想到自己无法变老，我就很生气。真是的。我好想看看白发苍苍的洛伊丝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谁都看不到那个洛伊丝，只要伊卡璐[2]还没倒闭。”

朱厄尔轻轻地笑了一声。在这么沉重、要紧的时刻，自己却开了个玩笑，卢萨觉得自己很差劲。她一向看不上别人面对死亡话题时的陈词滥调和躲躲闪闪，可如今和朱厄尔一起聊到这个话题，她却脑中空空，最终说出口的也不过是一句“朱厄尔，未来都是说不准的，你或许还能比我们都活得长”。

朱厄尔摇了摇头，定定地看着卢萨。“我见不到下一个夏天了。在你把刚贮藏的那些罐头吃完之前，我就会离开。”

“对不起。”卢萨低声说道。她握住朱厄尔的双手，将它们包裹在自己手中，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地待了几分钟。孩子们的笑闹声不时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后来，维持这姿势让卢萨愈发难受，不得不松开手，转而轻轻抚摸大姑子的手指。她抬头看向朱厄尔的脸，那脸上的神色已茫然涣散。那顶帽子显得悲戚戚的，在室内看来有点不够得体，仿佛在嘲笑她的郑重其事。但朱厄尔坚决不愿买假发。卢萨曾寻思，这是否表示她很乐观呢，认为头发终究会长出来；抑或很现实，认定自己的日子已所余不多。现在，她知道了。

“朱厄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问题我想了很久。你不用今天就回答，你可以好好考虑，无论多长时间。也许你会直接拒绝，那也没问题。但我还是想问。”

“那就问吧。”

卢萨的心狂跳起来。她原本设想在某种轻松的情形下问这问题，比如她和朱厄尔一起在厨房忙碌的时候。之前她没有意识到，那样轻松的场合，如今已不可能再有了。况且，这原本也不是个轻松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卢萨半天没吱声，倒让朱厄尔困惑起来。

“我在想，如果有那么一天，要是真到了那一天……”卢萨觉得脸上滚烫，“如果我问得不合适，但愿你别介意。我在想，由我来收养克丽丝和洛厄尔，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照顾还是收养？”

“收养。”

朱厄尔审视着卢萨的脸，竟然没有丝毫惊讶。不过，她应该也没有生气，卢萨就怕她会生气。

“如果你不想谈的话，我们就不谈。”卢萨说，“我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事比这更难抉择。”

“你难道不觉得这也是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的事吗？”朱厄尔语调很平淡，让卢萨有些害怕。

“我猜你会想。换作是我，我也会。所以我把这问题提出来了。”

“嗯，你不要觉得这是你的义务，”她终于给出了回答，“我还有四个姐姐。”

卢萨看向地板，视线落在朱厄尔结满茧子的膝盖和短裤卷边处露出来的一截大腿，那上面还带着一条条泥渍。然后，她又握住了朱厄尔的手，没有抬头。“你有五个姐妹。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孩子的。”她抬眼看了看，朱厄尔在听。“不过，这也不是理由。不是什么好理由。我爱你的孩子，这才是理由。我爱克丽丝，我爱洛厄尔。我不敢保证自己会是最好的母亲，但我会尽力学着去做。洛厄尔容易相处，人见人爱，而克丽丝……克丽丝和我就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

“你在山下倒是能帮上很多忙。”朱厄尔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么一句。

“是能帮很多忙。”卢萨同意道，朱厄尔用了条件句，这对她是个鼓励，“但还能帮更多的忙。不过，老实说，我觉得洛伊丝不适合太接近孩子。至少得等孩子们大点再说。”

“等他们大点再说。”朱厄尔重复了这句话，闭上眼睛，头往后仰，倚在高大的绿色椅背上，“你能想象克丽丝在高年级舞会上的样子吗？”

“不管你信不信，我能想象得出。”卢萨柔声说道，“那时的她说不定还穿着礼服呢。她现在已经开始融入这个世界了，她只是需要帮助，才能弄明白自己要怎么做。这就需要开放的心态。看看家里人，最好的候选人非我莫属。”

朱厄尔睁开眼睛，低头看着卢萨，脸上已换了另一种表情。“我有些文件要让孩子他爸签字，然后，我才能真正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从刚得病起，我就一直在考虑所有这些问题。文件已经起草好了，在律师那儿。”

“什么样的文件，是同意收养的文件吗？”

“嗯，是表明孩子归我的文件。他不知道我生了病。说不清楚他会怎么做。我认为他不会真的去管孩子，但他这人说不准。谢尔这人，你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他完全说不准。有一段时间，他或许是想要孩子的，但一想到还要照顾孩子吃喝拉撒，他就会把孩子撇开，像丢弃小猫那样，往路边一扔。”

她又合上眼睛，皱起了眉头。卢萨摩挲着她的手背，等她的情绪稍微平复下来。她琢磨着这头隐形的野兽究竟对朱厄尔的内心造成了何等伤害，她身上究竟哪一部分已遭吞噬。她想起了爷爷常说的那个古老的传说，讲的是一头野兽每个月都会把月亮吞下去，再慢慢地把它吐出来。那也比现在这状况好多了。她能感受到朱厄尔身上这头凶兽的热气与戾气，在她细薄的皮肤下蠢蠢欲动。

“所以，我会把文件整理好寄给谢尔。”等了一会儿，朱厄尔说道，“把该解决的事解决了。我今天就寄。我已经拖了太久。”

“没有人会怪你。”卢萨说完，她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默默听着过道上每隔半小时便会报时的钟声。沉默中，卢萨又想到了好几个问题，她安静地等着，等朱厄尔睁开眼睛后再问。这种事急不得。她试着慢慢讲。

“你知道谢尔在哪儿吗？他会签字吗？”

“哦，是的，我知道他在哪儿。他搬了很多地方，但州里得扣发他的工资。你看，他走后，我还得去为这个打官司。不管谁雇了他，给他发工资，每个月都得从里面扣掉三百美元寄给我。我就是这样追踪到他的。”

“天哪。”卢萨说。她实在想象不出朱厄尔会去法庭，去面对自己遭遗弃这个事实。她能想象外面的流言蜚语肯定已甚嚣尘上。县里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事，再也不和朱厄尔来往。

“他会签字不要孩子，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朱厄尔说，“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再付钱了。我认为他想都不想就会签字。不过你也希望他签字吗？”

卢萨打量着朱厄尔紧蹙的眉头，设法跟上这奇峰突起的谈话节奏。“你是问如果没有这笔钱，我还会收养孩子吗？”她想了不到十秒，便说：“这样做最保险。我觉得从法律上看，也最好。因为我打算在农场的契据上放上孩子们的名字。你懂的，等我走后，农场就归他们了。”她感觉到自己说出这番话时，空气似有振动，只觉得周身一阵轻灵。等她鼓足勇气再次抬头看向朱厄尔时，竟发现大姑子的脸上满是泪光。

“这样做最合适。”卢萨解释道，心里有了底气，“我在想如果你同意，我会在他们的名字后加上‘怀德纳’这个姓。我也会改姓这个姓。”

“你没必要这么做。我们都理解。”朱厄尔用双手擦了擦脸。她微笑起来。

“不，是我想要这样。我是不久前才决定的。只要我还住在这地方，我就是怀德纳小姐，所以还有什么好争的？”卢萨也笑了，“我嫁的是姓怀德纳的这片土地。”

她站起身，坐到绿椅子的扶手上，这样就能轻轻搂住朱厄尔的肩了。她们就这么坐着，望着窗外的院子和院子后面那片饲草田，这片土地是卢萨收到的、来自丈夫的遗愿和遗嘱。眼下，她的目光被院子边缘的那棵桑树吸引，树上结满了熟透的紫色桑葚，洛厄尔称之为“长樱桃”。他刚见到桑葚，就猛吃起来，吃得牙齿全变蓝了。在夏日的此刻，这棵桑树已成为整个院子的魅力之星，周边几英里内的有生命之物似乎都追逐着它的气息纷至沓来。卢萨恍然大悟，这就是生命之树，是她的祖先们一次又一次织入地毯和挂毯里的神木，是用他们世世代代的苦难和丧失浇灌的一棵鸟之树。你曾拥有的、深爱的某棵树或许有一天将不再属于你，但鸟儿仍会络绎而来。她仍能从每根树枝上鸟儿的羽彩认出它们：知更鸟、红眼雀、主红雀、圃拟鹂，还有整天快快活活的小金翅雀。最后这种鸟儿，卢萨知道是以植物种子为食的，所以她不太明白它们来这儿干什么；也许是想凑个热闹吧，就像人，总喜欢去摩肩接踵的公园，感受同在一片欢乐气氛中的乐趣。

“我还得和姐妹们谈谈这事。”朱厄尔突然说，“和其他几个姐妹。”她更正道。

“哦，那当然。我明白。你别着急，也别有压力。上帝知道，我并不想去伤害谁的感情，或引起谁的不快。她们说不定会认为我没有资格。”

“你有资格。”

“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融入这个家庭，我毫无概念。”

“你当然有概念，亲爱的。没你想的那么糟。”朱厄尔抿紧双唇，若有所思，然后又开口说：“她们会表现出受伤的样子，但也就一会儿，她们必须这样。但只要我们离开，把门在身后关上，她们就会赞美上帝。我们都会赞美上帝。”

[1]用茄泥、酸奶、柠檬汁、蒜泥和芝麻酱制成的蘸酱。

[2]美国染发剂品牌。

25 捕食者

无论是余生抑或来世，迪安娜都会记得今天。凉意袭来，倏然预告秋日将至。她的皮肤和新近愈发敏锐的其他感官全都感受到了这清新爽脆的空气：她能嗅闻出、品尝出其中的变化，甚至能听见它。鸟儿已悄然噤声，夏日欢庆的聒噪因凉意涌来戛然而止。它们胸中升起一种愿望，要坚定地聚在一起，等待那个快要到来的时刻。它们会一起飞入黑暗，以夜空的星辰为导航，组成茫茫的迁徙大军。迪安娜倚在岩石上，感受到胸中翻搅着同样的感受，一种使命完成之感，一种对飞翔的渴盼。小径延伸至眺望台终结，她便以此为起点，往上攀登了约五十英尺，来到一块被苔藓覆盖的大圆石上。从这儿，她能俯视万物，望见童年的山谷和远处的群山。似乎只要她张开手臂，便能扬帆起航，驶出她已知的一切，进入新的领地。

身后的枝丫间传来鸟儿们准备越冬而呼朋唤友的叫声，山雀“嘀嘀嘀”的叫声，她再熟悉不过，听来无比安心。迪安娜今天还不会飞走；不过这种渴盼自她儿时便已有之。天气转凉，便意味着苹果成熟，意味着去南妮的林子里摘番木瓜。就在从昨天到今日的某个时刻，空气已从黏滞变为清冽。她小木屋上的弗吉尼亚爬山虎也在一夜之间起了变化：今天早上，她注意到了几片转为淡红色的叶子。这变化足以使她停下脚步，记录在案。就是这一天，也只能是这一天，她才第一次意识到。她将设法从已栖居一辈子的幽冥王国里走出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生活之中。今天，在前来这眺望台的一路上，她没什么心思去为余光所及之处的凋萎叶片而悲伤，也没什么心思去寻找若即若离的小狼崽，就连羽翼鲜亮的长尾小鹦哥在苍耳子丛中蹦蹦跳跳也未能引起她的注意。这些无依无靠的生灵就在她身边，也将一直在身边。只是唯独今天，她的全副精神都献给了香灌木的绿色果实间缀着的一颗鲜红的浆果。这个标志意味深长、美妙无比，就像她过去那段人生和即将开启的新篇章的分水岭。如果这个夏天需要一个节点来宣告终止，为什么不可以是小径旁这颗红色香灌木浆果呢？

她将借来的小镜子——他剃须时用的镜子——从后裤兜摸了出来，细细地打量起自己的脸庞。她伸出左手指尖，轻轻触碰眼睛下面微带斑点的黝黑皮肤，像戴了张浣熊面具，但色带之间的过渡更微妙，深色带从她鼻梁上一直延展至颧骨。这张脸上的其余部分倒与她记忆中一样，尘封未动，无动于衷。她的胸脯愈发沉重。她能觉察到内在的变化。她转头面对太阳，缓缓地解开衬衫，将意念中的他的手指放上去，放在她的手指抚触之处。他对她肌肤的抚摸就像一件大氅，她只须借助记忆的力量便可再度披上。在这块岩石上，沐浴在阳光中，她任凭他如潮水一般进入了她的身体——那是今天早上的记忆：他深深地看进她眼底，他的动作正如潮水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将海浪推上它专属的沙滩。当时留在身体上的欢愉，现在不免笼罩上了一层黯淡。因为她知道，那时每一场私语、每一个吻、每一次酣畅淋漓的肌肤之亲，都已是最后一次。每一帧影像后，均有其阴影凝立。甚至事后他睡在她身边传来的体温，此刻仿佛也泛起了深棕的色泽，她用手指摩挲着那体温，将它默记，以抵御即将冷清的那片空间。

她脚下五十英尺就是眺望台，两年前她差点一跤摔下去，命归黄泉；而两年后的五月，她再次落入尘埃。甜心，他说，你见过比那儿更美的景色吗？她的回答是，没有。她那时眺望着群山和谷地，那里深藏着兽的秘密。而他望着的却是牧羊场。

她抚摸着自己的乳房，再次拿起镜子，细细看着乳头上红褐色的乳晕。皮肤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变换了色彩与纹理，简直堪称奇迹，就像毛虫的皮肤变成了蛾子的翅翼。她迅速地触碰了一下肚脐下方的腹部，就像测试水温一般，牛仔裤最上面的那粒扣子已扣不进扣眼了。迪安娜心想自己怎么会一点都没发现，像这样究竟有多长时间了呢。至多十周，很可能未及十周，不过不会差太多。她了解人的身体，尤其是她自己的身体，但这个……她不懂。这是女儿应该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吗，是否此种女性知识的堂奥，她从未得其门而入？她曾听女人们谈论那些事，但似乎并不能对号入座。她不觉得难受，也没有特别想吃些味道奇怪的东西。（除了火鸡。那味道奇怪吗？）她只觉得似有一颗炸弹轰然炸开，令她的生活平地波澜。她误以为那是爱，或是欲，或是更年期，或是对私密性被侵犯的极度不适，结果全都不是，又全都算是。这爆炸声带来的冲击令她害怕，她原以为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能严格自控、准确规划的人，但这掌控力却松动、丧失了。又或者，她身上正在发生的其实是：尚未形成的自我的拼图，正在经历的一段长长的回归之路。

迪安娜试图去想象自己被受孕而生那天晚上的情景，这种事她以前哪敢去想。雷·迪安·沃尔夫，与她素未谋面的母亲巫山云雨之后，珠胎遂结。那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或许她也同迪安娜一样，走路飞快，害怕打雷，欣喜或伤心时喜欢咬住发梢。这个女人，以赤裸的拥抱来抓住生命，不抱任何希望地继续生活。

迪安娜从来不是傻子，她对自己说。她只是缺乏爱欲方面的指导。没有自己的母亲在身边，一路上的标志都错过了。

南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算做得不错了——但那也只是一种宽泛的教育，比如今大多数女孩子受到的指导宽泛得多。南妮·罗利，像她的苹果树一样，可靠、慷慨。她总是穿着印花棉布裙，站在后院里，叫迪安娜和蕾切尔从树上下来，倒不是担心她们爬树，而是来给她们再端上点好吃的，比如苹果汁，或派。只有那段好时光。她们就住在树丛中，蕾切尔攀在低伏于地面的树枝上，迪安娜让她待在那儿别动，怕她摔下来。而她自己则爬得很高，为她俩的秋千安装支架悬杆，就像一个空中飞人。如果她往下看，蕾切尔就在下方，忽闪着她那双甜美、惺忪的眼睛透过叶丛往上看她，双唇半张，仿佛永远那么好奇，永远对她的空中飞人姐姐心怀敬畏。

“蕾切尔为什么会那样？”她问过南妮，就一次。当时她们正走在果园后面的山上。

南妮答道：“她的基因出了问题。你知道基因的。”

迪安娜是个热爱科学的少女，比别的人读书都多。她说知道，她也确实懂。

“我知道，”南妮平静地说，“你想听到更好的解释，我也想。好长时间以来，我都在责怪这世界，责怪食品里的化学物质这类东西。我怀着她的时候就读过那些文章，把我吓得半死。但蕾切尔这件事，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看。”

“她现在的样子我也很喜欢，”迪安娜说，“我不是说不喜欢。”

“我知道。但我们都希望她身上别有那么多东西出错，她已经是个心智不全的孩子了。”

迪安娜等待着，等南妮接着说下去。她们在往山上走，正穿过一片荒草丛生的饲草田。迪安娜刚过了十二岁生日，个头已经比南妮高，但在陡坡上，南妮仍比她走得快。

“我是这样想的，”南妮说，“你知道，要创造生命，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杂交和克隆。给树做嫁接就能知道这一点，对吧？”

迪安娜犹豫地点了点头。“从你喜欢的树上砍下一根小枝，再把小枝接在另一棵树上。”

“没错。”南妮说，“你可以把它叫作接穗，也可以叫作克隆。它会长成同爸爸妈妈一个样的植株。另一种方法是，让两头动物交配，或者，让两棵植物彼此授粉；那就是杂交。杂交出来的孩子会和父母双方都不一样，与由相同父母杂交出来的其他孩子也有一点点差异。这就像同时扔两粒骰子，相比只扔一粒骰子时最多只能扔到六，扔两粒骰子能得出更多的数字。这叫作性。”

迪安娜又点了点头，但显得更犹豫。不过这个例子她还是听明白了。她跟在南妮身后，踏着南妮将前面的高茎草踩倒辟出的小径往前走。

“有性生殖有点担风险。父母一方的基因与另一方的基因结合时，会容易出错。有时候，会缺一整份基因，或多了一份基因。这个问题就出在了蕾切尔身上。”南妮停下脚步，转身面对迪安娜，“但想想吧，要是没有杂交生殖，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迪安娜想象不出其中的差异，便这么跟南妮说了。

“那好，”南妮想了想，说道，“很有可能，好几百万年前，大海里只有很少的几团东西，全都一个样。它们都是先把自己分裂成两个，然后再分裂，越来越多。除了相同，还是相同。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烧菜。然后，有一天，基因不同的东西开始杂交，产生了一些变体。然后，这世界就热闹了。”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迪安娜猜道。

“没错，越来越多。有的孩子会比爸妈更好一点，有的会更差一点。但更好的孩子两两相配，又会杂交出更好一点的下一代。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变化，而且扩展范围越来越广。”

“这样更好，对吧？”

南妮双手撑在膝头，认真地注视着迪安娜。“世界就是这样，亲爱的。我们就生活在其中。这都是全能的主的造物。没有什么比多样性更重要。唯其如此，生命才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存续。但多样性意味着有强壮的就有不够强壮的，情况就是这样。就像扔骰子，有扔出了迪安娜的骰子，也有扔出了蕾切尔的骰子，这都是生殖的结果，也是这件事的奇妙之处。可以说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了。”

这便是关于生殖的教诲了，这和南妮给她讲的鸟儿和蜜蜂的学问很相近。这是她所拥有的最类似于母女之间的交谈。那是个凉爽的秋天，或许是九月吧，当时她们正从山坡上的田间穿行而过。自从南妮接管这座农场以来，这块田地就一直荒着。田里刚冒出芽的苹果树苗，都是由鹿和狐狸的粪便里带来的苹果籽落地生根长成，它们都会去山下的果园里偷苹果吃。南妮声称，这些野生苹果树也是她的遗产。果园里她父亲栽的那些树都长势极佳，血统纯正，自精心嫁穗至细心耘养，以保证小树都和父母一个样。世界上所有的醇露苹果都一个样。但南妮田里的树苗却是法外之徒，没有人播种，它们要繁衍子孙后代得靠蜜蜂异花授粉。那山上矗立着六月熟苹果树与醇露苹果树的非婚生子女，还有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与无名无姓的果树交配而来的杂种，后者可能是邻近的野苹果树，也可能是棵梨树。南妮已不再给这片田园除草，而是任凭这些子孙后代朝着天空高昂起头颅，长成沉默的密林。“就像卢瑟·伯班克[1]的实验室。”面对求知欲强烈的少女，她就是这样解释的。迪安娜觉得，那些树也应该算是南妮的孩子。之后那些年的秋天，到了周六，她俩就会拨开杂草，穿行于荒蔓丛生的田园间，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品尝它们结出的果实，那是靠狐狸偷窃与蜜蜂做媒结出的离经叛道的果实。她们都期望能有新的发现：那将是南妮的最优苹果。

迪安娜知道该怎么做了，她心里有了计划。现在是八月的第一周，也就是说杰里会很快带着她的杂货补给和邮件上山来。她可以写封信，让他带回去。这样就不用贴邮票了，她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邮票。她在信封背面画了蛋溪和6号公路的地图。这样，杰里就能找到果园，直接送过去了。迪安娜想象着南妮拆开这个背后画有地图的信封，不禁微笑起来。也许，她会停下来，先琢磨一番，那蓝色墨水画出的线条是如何将迪安娜的小木屋同她的果园连接起来，就像小孩子猜谜书里的迷宫，得费好大劲儿才能做出来。也许，一看到这地图，南妮就能猜出信里的内容。

迪安娜已经知道这封信该怎么开头了：

亲爱的南妮：

我有事要对你说。今年秋天，我要从山上下来。大概会是九月，我想，那时候天气就要转凉了。我应该会再带一个人一起来。不知是否能和你住在一起。

[1]卢瑟·伯班克（1849－1926），美国植物学家、园艺家、农学先驱。在5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培育出了超过800个品系和品种的植物，包括水果、花卉、谷物、草植、蔬菜等。

26 老栗树

加尼特从镇上出来，正在回家的路上。他回味着平基饭馆的鱼，今天的鱼应该还算是和往常一样美味吧。车子驶到蛋叉镇边靠近黑溪、路将没入林子的地方，一只动物闯到路中央，使他不得不停了下来。那动物就那样站在明亮的天光之下，加尼特使足了劲踩住刹车，才让车子彻底停了下来。是条狗，但又不是狗。加尼特从未见过这样的动物。是只野生的动物，一身浅黄褐色的毛，金色的尾巴翘出好看的弧度，后颈毛根根竖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加尼特。面对这辆载重半吨的福特皮卡，它显得毫无惧色，全然不顾后果。

“真是的。”加尼特嚷嚷了一句，但并未有所行动。他的心脏跳得很猛，倒不是害怕，而是震惊。这生灵直愣愣的目光看入他眼中，似有话要说。

它扭头朝路边它来时的方向望了望，杂草丛里又钻出了第二只，走得漫不经心。那动物尾巴低垂，但毛色与体格与第一只一般无二。它站在无所遮蔽的路边，略一犹豫，便起步加速，干净利落地穿过了马路。第一只紧跟其后跑了过去，两只动物相继没入了路边的菊苣丛中，没有再看加尼特一眼。那开着点点蓝色小花的野草丛分开又闭合，犹如影院的幕布。加尼特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亲眼见到了魔法神迹。那不是茫然失措、急于回返人类世界的两条流浪狗。它们是天生地长的野兽，这里是它们的居所。

他呆坐了很长时间，凝视着前方已然空荡的路面上消失不久的那身影。后来，因为生活还得继续，他的前列腺也不允许如此久坐，他便挂上挡，踩下油门，忙自己的事了。这一路他都稳稳当当地行驶在自己这一边的行车道上。就在他快要安妥无虞地驶抵自家车道的时候，有个年轻人招手示意他停一停。加尼特还在琢磨着那两条狗，心不在焉地从森林服务处的吉普车旁径直驶过。开出一段路了，他才反应过来吉普车里的小伙子是想让他停车。

他缓缓停下车，听见路渠里的菊苣草擦过轮胎的声音，说明他已经把车子开出路边了。然后，他熄了火，就这么坐着，紧张地看向后视镜。森林服务处的工作人员不是警察。他们无权让你停车。不像蒂米·博耶，让他把车停到路边，上来就是一顿教训，说他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好使，还威胁要吊销他的驾照。真是的。或许他刚才看见的那两只动物是森林服务处丢失的，他们正在找？不对，当然不对，这想法太荒唐了。这是辆侧敞的绿色军用小吉普，不是马戏团运兽笼的大长车。兴许，这小伙子是想让他往中线开。他一直想着在岔路口见到的动物，根本没注意其他。加尼特知道是自己走神了；要是那人问起来，也只能承认。

他还在纠结是把车倒回去跟那小伙子聊聊呢，还是继续往前开，把这一切抛诸脑后。那家伙却已从吉普车里跳下，踩着轻快的步子朝他走过来。他手上还捏了张纸。

“哦，不会吧。”加尼特嘟囔道，“现在都让森林服务处的毛头小子来开罚单了。”

不过，不像那么回事儿。唉，这小伙子也太嫩了点，看上去连开车的年纪还没到的样子，怎么可能拥有对其他司机的执法权呢。他站到加尼特打开的车窗旁，盯着他那张纸上潦草涂写的内容，然后问：“劳驾，先生，这是6号公路吗？”

“应该是，”加尼特答道，“要是那些开9-1-1急救车的傻瓜没有心血来潮竖块草湾道的路牌，那这儿就是6号公路。”

年轻人看着他，有点吃惊。“啊，那边确实有一块草湾道的路牌。但我手上的地图说我应该是在6号公路上，看起来这儿应该就是。”

“嗯，”加尼特说，“这儿根本没有草场，也没有小河湾。这里只有很多奶牛牧场和一条小溪。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都管它叫6号公路。据我所知，打从上帝小时候起，这儿就叫6号公路了。突然之间冒出来的那块绿色铁皮，并不能把这条穿过奶牛牧场的乡村公路变成另外一条路。我一直觉得，开9-1-1急救车的那些人多半是从罗阿诺克来的。”

年轻人更吃惊了。“我就是从罗阿诺克来的。”

“好吧，”加尼特说，“那就这样吧。”

“可是，”他听得懵懵懂懂，还有些恼火，“这到底是不是6号公路？”

“是谁想知道，找的又是谁？”加尼特问。

小伙子翻过那张纸，像是个信封，读到：“南妮·罗利小姐。一千四百一十二号，老6号公路。”

加尼特摇了摇头。“年轻人，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那样，通过美国邮政找到罗利小姐呢？你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非要亲自去打扰她吗？你知不知道这女人每年这个时候要打理果园，到底有多忙吗？难道现在森林服务处已经没有树林可服务，改行做起了送信的营生？”

那小伙子仰着脑袋，半张着嘴巴。但他似乎已无问题可问，也不知如何对答。不管他找南妮有什么事，都不准备告诉加尼特。

“好吧，继续往前开就是了。”加尼特终于说道，“就在那上头。有个邮箱是从边坡上杵出来的，角度很搞笑，周围长满了马利筋杂草，那就是了。”

“那就是南妮·罗利？”小伙子问道，相当兴奋。

“不，”加尼特耐心地说着，一边摇头，一边启动了卡车，“那是她的邮箱。”

自己这么想打听南妮的事只是因为好奇，这太合理了。加尼特一边寻思着，一边把早上用完的茶杯和茶碟从沥水板上拿下来收好。很少有陌生人找到这儿来，再说这小伙子也忒年轻了点儿。人在那个年纪，什么事都做得出——看看报纸，就有年轻人为了闹着玩，把老太太吓得半死。而且她又这么忙。再过一个月，苹果就会像落雹子一样一个劲儿地往下掉，而她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苹果全部采摘好。一半的收成，她会卖给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家名字很蠢的公司，那些不含任何杀虫剂的苹果会被榨成果汁。她的苹果卖得和黄金一个价，他想要是能让虫子都到她家田头爬来爬去，他也愿给她这个价。每年收获季，那些临时雇用的采摘工来替她干活时，他又总觉得担心。去年，她雇的采摘工半数都是年纪轻轻的墨西哥痞子，他们来这儿割完烟草，就到处晃悠，赖着不走，一直待到抽完烟梗。要命的是，这现象说明事情已经乱了套：农夫没有几个家人，也指望不上谁来帮把手，只能找外国人帮着割烟草、抽烟梗。从夏天到秋天，镇上总是能听到那些小伙子用各种方言侃大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乡一样。显然，他们是想留下来。蛋叉镇的克罗格连锁超市都开始卖那种扁扁的墨西哥烤薄饼了，看样子就是想吸引他们年复一年地待在这儿。想想吧，克罗格连锁超市都卖起了外国食品，这世界已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加尼特掀开厨房的窗帘，想找一个好角度看出去。只是毕竟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他也什么都看不清楚。吉本医生已经烦了他好多年，一直催他去做白内障手术。但加尼特压根儿没考虑过这件事，除了现在。他原本觉得，这处处不幸的世界，看不清才好。可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让医生在他眼睛上开上一刀，实在是绅士的担当。这完全是为了他人的福祉。这么多痞子在这儿乱跑，万一邻居家需要帮忙怎么办。

嗯，那小伙子已经离开了，他注意到了。加尼特就站在厨房窗旁观察着，那小伙子将信封交给她，便开着绿色小吉普赶紧回罗阿诺克去了，那儿的人从不干好事，就知道给老公路起些荒唐的新名字。

但南妮的举止有些怪异。这让加尼特颇为不安。她定定地站在屋前的草坪上，好像那小伙子带来了什么噩耗，使她僵立原地、动弹不得。他五分钟前就开车走了，可她却还站在那儿，手上捏着那封信，抬头望着群山。她的神情不对劲。她似乎在哭泣，又像在祈祷，但不管是哭还是祈祷，都不是南妮·罗利应有的表现。加尼特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他真想知道那年轻人到底说了或做了什么，让她如此魂不守舍。因为，你真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

实在不愿再等下去了，加尼特去了趟洗手间，再回到窗边时，她已经不见了。肯定是进屋了。他想在厨房里随便做点事，也分些注意力到别的事情上。但他没有要洗的盘子（他在平基饭馆吃的饭），甚至不用考虑晚饭做什么（在平基饭馆可以随意吃到饱）。他也不敢出门。他倒不是就想待在这儿窥探南妮。无论她那儿发生什么事，跟他绝对都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他有许多事情要干，别人还指望他帮忙呢。比如，怀德纳家那个女孩的山羊出了点问题。列克星敦来的小姑娘，那可怜的孩子！她来这镇上定居，就像是长在洋葱田里的矮牵牛。他现在就上楼，把兽医手册找出来，看看该打什么疫苗，再查查那些山羊是打七联的还是八联的好。他告诉她的时候心里也没底。这一带的山羊倒是没得过红水病，但说不定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打八联的会比较好。现在，他都不记得自己跟她说的是打哪种针了。再次踏进那栋宅子，令他觉得奇异。那个场域仿佛歪曲了他的头脑，他待在那里的那段时间，好像艾伦还活着。

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去看过那个孩子了——那是她躺在医院病床上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大的遗憾，好像还有许多事来不及对他这个丈夫说。加尼特现在知道了，是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艾伦甚至都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孩子。一天，加尼特正巧路过，便去怀德纳家的女孩那里，想问问这两个孩子的事儿。他站在门廊上，脑海里思绪万千，似有千言万语，说出口来却又模棱两可了。其他先不管了，这个养山羊的女孩到底是谁？作为城里人，她算是很有礼貌了，令人惊讶的教养。但她怎么会到了这儿，穿着一件男人的长衬衫，站在满是蓟草和母山羊的地里干活？加尼特有礼有节地问了几个问题，但还是没搞清楚她究竟是怎么靠自己独力经营这家农场的。宅子还是那个老宅子，但宅子里的人已然换了。那两个孩子是否还在这附近呢？要是他们和那当妈的都搬去了诺克斯维尔，就像其他人和他那儿子一样，该怎么办？要是加尼特当时就死皮赖脸地坐下来，摆弄着手指闲扯一阵，是不是就有机会找出那两个孩子了呢？自从诺克斯维尔建了座丰田的厂子，大家就都带上细软蜂拥而去，就像当年加州的淘金潮。很快，县里就会走得一个不剩，除了等死的老人。

楼上门厅处的窗子可以看到果园的一侧和南妮的后院。再过一会儿，迫近傍晚时，他就能从那儿看她在菜园里忙活了。她这两天在采收番茄。她园子里结出的番茄要有多少就有多少，在阿米什人的集市上的售价贵得令人咋舌。他眯缝起眼睛，透过窗户上波纹图案的古老玻璃望去。

好吧。有人和她在一起！她家菜园边上有块蓝白相间的斑点，现在他看清了，是个男人，戴了顶帽子，倚在篱笆上。不是森林服务处那小子，是另一个人，体格更壮实。加尼特想不出是哪位邻居。会不会是采摘工，怎么这么早就雇了采摘工？到底还会是谁呢？克莱弗斯·莫顿最近天天过来给她装新的瓦板。奥达·布莱克铺子里那个小伙子，他总记不住那人的名字，也来看过她一次，但原因为何，加尼特一无所知。怎么！难道是南妮·罗利突然对方圆几英里内各个年龄层的男人都产生了吸引力？七十五岁的女人还穿什么短裤，惹得那些家伙围着她转，就像蜜蜂绕着花飞，一定是这样！（不过，克莱弗斯·莫顿哪算得上蜜蜂。加尼特认识的厕所清洁工都比他身上的味道好闻，甚至在帮你家通完厕所之后也比他好闻。）会不会是克莱弗斯呢？他使劲眯起眼睛。这碍事的窗子。他轻轻骂了一句。那玻璃竟然和他的眼睛一样昏花。还这么脏。他已经有好久没擦过窗了——好吧，从来就没擦过。

他走到窗户另一边，但也没什么用。他能看见她在往蒲式耳篮子里装东西，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那陌生人，不管他是谁（不，不是克莱弗斯）就站在那儿，身子往前倚着，胳膊肘支在她家菜园篱笆最高的那根桩子上。好像他除了倚着她家篱笆站着，就没事可干了。他可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她在采摘，他至少应该帮着提提那蒲式耳篮子吧。换作加尼特，就会帮把手。她说的话，你不必每句都赞同，她的灵魂归属你也不必苟同，但表现出起码的体贴总是应该的吧。

加尼特觉得自己血压在升高。他心里害怕起来，只得从窗旁走开。别看了，不管外面的那个男人是谁，她的事都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加尼特只觉得心中正升起一团阴郁的、不该属于基督徒的情感。他恨那个男人。他恨那个男人倚在篱笆上的那副样子，好像他这辈子除了听南妮·罗利唠叨、看她穿着短裤摘番茄之外，就没别的事可干了。

27 蛾之爱

周四拂晓时分，凉意骤袭，而且整天都冷飕飕的。天气变化令卢萨心情大振，凉快一些是好事，毕竟她还有这么多活要干。如果她知道八月有多少活等着她的话，应该会觉得七月就像休假一般。菜园就像一只反哺的小鸟，持续不断地呼唤她，张开嗉囊，一个劲儿地把食物喂给她。她整个上午都在炉灶前咕噜噜地煮着罐头，做好了几夸脱的黏核黄桃罐头，还切好了胡萝卜、甜椒、秋葵和夏南瓜，焯水后放入冰柜。她还贮藏了三十品脱的莳萝腌黄瓜，按犹太洁食的标准做的。之后还剩许多黄瓜，她实在想不出拿来干什么好。有一种办法：可把它们分装入塑料杂货袋中，开着车沿路而上，把袋子挂在每一户人家的邮箱上，就像衣物柔顺剂分发的赠品一样。当朱厄尔进屋，并把卢萨的邮件一起带来时，卢萨把这个主意和她说了说。

朱厄尔问：“黄瓜泡菜，你做了吗？”

卢萨坐在凳子上，一瞬愣住，然后身子往前倾去，直到脑门搁在砧板上。

“我就当你表示已经做了吧。”朱厄尔说，“天哪，简直不敢相信你做了这么多事。”卢萨坐起身，迎上朱厄尔眼中那半是怀恋半是钦羡的目光。那些金灿灿的黄桃罐头在案台上一字排开，好似未来的货币。“自从妈妈去世后，还没人做过这么多的食材贮藏。你真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可你也该停一停了。这不得累死啊。送些给别人吧。”

“我是送了。”卢萨拿削皮刀比画着，“这条路上的人现在见了我，全都往反方向跑。我还看见玛丽·埃德娜把我送给她的夏南瓜扔进了屋后的堆肥箱。”

“别难过了。有些年份，夏天的收成就是好得过头，食物多得放不过来。你就别多想了。”

“我不行。看看那些桃子，难道我应该扔了吗？那多罪过。”卢萨微笑着，有点难为情，但又还挺自豪的，“说实话，我喜欢干这种活。看起来，今年我就不用在吃上面花钱了。而且，好像只有拼命干活才能让我停止胡思乱想。”

“是吧。我要是还干得动，肯定会来帮你。”

“我知道你会的。还记不记得那天你帮我做樱桃罐头？”

“天哪。”朱厄尔就势往桌子上一坐，“那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事儿了。”

“我也觉得。”卢萨说着，回想起那天自己灰败的心情。彼时她刚刚寡居，悲痛难抑。生活上无依无靠，正在努力让自己信任朱厄尔。克丽丝和洛厄尔还是陌生人，她甚至有点害怕他们。而克丽丝在她眼里就是个小子。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你就把信扔桌上吧。看上去就是些垃圾邮件和账单——我也只有这个。”

“都一样。现在谁还想写信？”

卢萨把一堆切好的胡萝卜推入带滤碗的锅里焯水。水沸之后续煮三十秒就能使它们的生物化学结构产生变化，呈现金针花一般的橙色。（罐头食谱上怎么会把这个步骤称作漂白[1]呢？）放入冰柜后，可使之保持完美的状态。“你今天觉得怎么样，朱厄尔？”

朱厄尔伸出一只手摸了摸脸颊。“我觉得挺好的。他现在让我再多吃点止痛药。那药吃多了，人总觉得傻傻的，但感觉真的还不错。”她语气中颇有些悲哀，卢萨很想坐到她身边，握着她的手。

“我今天能帮上什么忙？有机会的话，我准备把你妈妈的吸尘器拿下来，给你吸吸地毯。那东西工作起来很棒。”

“不用，亲爱的，别把自己累着。我还得回家去。我把克丽丝留在了家里，让她负责把垃圾烧掉，你能猜到她会干成什么样。我这次来是想给你看样东西。”

“是什么？”卢萨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穿过厨房走到餐桌那头，好奇地看着朱厄尔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了什么。

“是谢尔寄来的文件。他签了字了。我知道他会签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件事总算处理完了。我真希望一年前就这样办好了。”朱厄尔展开一捆硬邦邦的文件，递给卢萨，让她好好看看。她坐下，一页页翻看起来，目光扫过律师发明的那些词汇，它们把如此简单的事情说得这么复杂。孩子归母亲。很快，也许快过任何人的心理准备，他们就能和卢萨生活在一起了。

名字用蓝墨水草草地签在两页纸的末尾，是男人的笔迹，但又略显幼稚，像个五年级孩子的手笔。签名笔迹下打上了印刷体。卢萨盯着那名字，大吃一惊。然后，她大声读了出来：“加尼特·谢尔顿·沃克四世？”

“是啊，”朱厄尔轻轻地干笑了一声，“听上去像个国王的名字，是不是？只不过是只留着胡子的老鼠。”

“不，可是……”卢萨设法让自己的话语连贯起来，“我认识这个名字。我和他的爷爷还是朋友呢，肯定是他。名字一样。他是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就住在6号公路那边。”卢萨的视线从文件上的签名转向朱厄尔。“他甚至还到这儿来过，就在这宅子里。山羊出了问题，是他来告诉我怎么处理的。”

“哦，知道，沃克先生，是谢尔的爸爸。他和他妻子艾伦是我的公婆。他来这儿了，什么时候？最近吗？”

“对。不到十天之前吧。他来诊断我的山羊感染了什么虫子。可他表现得就像从未来过这地方似的。他甚至都不进谷仓门，我请他进，他才进的，好像那地方是卧室似的。”

“嗯，他就是那样。他和艾伦都很有意思。我觉得人还挺和蔼的，就是有点老派。而且年纪也大了，就这么回事吧。谢尔算是他们晚年得子吧，老两口都放弃了，却来了个儿子。他们一直没能从那件事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卢萨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亲的关系，也同这一家子差不多。她的父母根本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她是得癌症死的。”朱厄尔补充道。

“谁，沃克先生的妻子吗？什么时候？”

“大概就是谢尔跑掉那段时间。不，应该还在几年前。洛厄尔那时候还没出生。她也从来没管过克丽丝特尔，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她应该已经病了。”朱厄尔叹了口气，她太明白疾病造成的缺失了。

卢萨很吃惊。她还以为那老头打了一辈子光棍呢。“他是你公公。真没法相信。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

“因为我根本想不到你还和他认识。我记得，艾伦的葬礼之后，我们中就没有人再和这老头说过话。我对他没什么意见。就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谁都会觉得他有意思吧，”卢萨说，“我觉得。”

“我觉得问题在于，他们为谢尔酗酒这件事尴尬得要死。谢尔·沃克在这县里谁都骗，用尽了各种办法行骗。我们结婚前，他还干过油漆工、打过零工。我们结婚后，他就四处去骗别人的钱，把钱全给喝光，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来，也不再干活。我都觉得自己在这镇上实在没脸见人。他爸爸应该觉得更丢脸了吧。”

“真想不到。”卢萨说。

“是啊。谢尔整天到处撒野。看，我也是他撒野的一部分，从高中开始。后来，谢尔离开我私奔了，这便是那最后一根稻草吧。我觉得沃克先生一心只想把这整段历史都束之高阁，假装我和孩子都不存在。”

“可他是孩子们的爷爷啊，对吧？”

“有点伤感，是吧？孩子们从未有过祖父母。他们还没出生，我的父母就已经去世了。要是谢尔和他们在法律上再也没有关系了，沃克先生也就没义务再当爷爷了，对吧？”

“没义务，是啊。但我要是给他打电话，你不在乎吧？也许不是现在，但总归会有时间的。孩子们说不定也喜欢去他那儿走走；他的农场很漂亮，他还种了树。那附近还有个苹果园，我看见的。十月份带孩子们去那儿喝苹果汁，是不是很好玩？”

朱厄尔露出痛苦的表情，卢萨心想自己竟然口无遮拦地说出“十月份”，真该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你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我不在乎。”她对卢萨说，“但我不会抱什么希望。他就是个老顽固。”

卢萨没吭声。她不太清楚朱厄尔对这件事究竟做何感想。此时，朱厄尔正望着窗外，看向远方。“他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她说，“就在这儿，在这栋宅子里。但没等婚宴开席就走了——他们就是那样的人。他们不赞成我们结婚，说我们都太年轻了。我们那时的确太年轻。但这只是现在想来的后话了。”她又看着卢萨，很认真，“要是我没和谢尔结婚，而是很理智，愿意等待，会怎么样？那样就不会有克丽丝特尔和洛厄尔了。”

“是啊。”卢萨说。

朱厄尔眯起眼睛。“要记住，别蹉跎岁月，以为自己在这世上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耗费。也许，你拥有的就只这一个夏天了。你能记住这话吗？你会替我告诉孩子们吗？”

“应该会的，”卢萨说，“我只是不太确定是否明白了你的意思。”

“只要确定让他们知道，孕育他们、成为他们的母亲，任何东西我都不愿拿来交换。再活个几百年也不换。”

“我会说的。”

“一定。”朱厄尔迫切地说道，仿佛她在这个下午就要离开尘世，“告诉他们我就是在这个季节倒在了这片碧绿的草地上。我赞美天堂和尘世，我已尽了力。”

午后，卢萨深吸了一口气，抱起从兽医那儿买来的一盒子沉甸甸的疫苗，下山去看山羊。最近几周，山羊吃也吃不好，还整天没精打采，卢萨担心极了，她觉得羊群应该是感染了虫子。但沃克先生说，这没什么好吃惊的，毕竟这些山羊来源太杂。他的建议是立刻用DSZ给所有羊只驱虫，他保证这么做不会伤到已怀孕的母羊，并要她一定确保每一只山羊都打了七联疫苗。卢萨还有点怯，不过小里奇答应过来帮忙。他声称不能让4-H项目多年来累积的成果一夕湮灭。

大多数时候，卢萨觉得山羊挺好伺候的，牧羊比牧牛容易得多。只要能把前面几只赶到她想要让它们去的地方，后面的就会乖乖听话。里奇赶来大显身手的时候，她已把所有山羊赶进了之前专为牛犊围起的草场。这么做是为了让山羊一次一只地从草场的围栏门进入广阔的大牧场打针。羊一进来，里奇就一把将其放倒，再把驱虫药一下塞进它的喉咙，坐在它脑袋上，卢萨则同时坐在羊臀上进行注射。理论上足够简单，但一开始她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给五只羊打好针。卢萨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虐待这些山羊。可怜的小家伙们挣扎着、咩咩叫唤着，搞得她找不准肌肉，也难以扎入针头。有一次，她不小心撞到了骨头，疼得直叫唤，音高堪比山羊。

“我是个科学家。”她大声宣称，让急速乱撞的心跳放缓、镇定，“我解剖过活青蛙和实验兔子。我能干好这个。”

她一直希望里奇能自告奋勇接过注射器，但他好像和她一样害怕。而且她也觉得要换自己来干他那差事，未必能干得好。把硕大的驱虫药塞入山羊的食管，他似乎干得得心应手。

“你真该看看喂奶牛吃药那场面。”她夸他手法娴熟时，他这样回应道，“哎呀。那口水都流到我的胳肢窝了。”她看他将白色的药片深深塞入山羊口中，然后钳住它的嘴巴，使之无法张口，再用手带住羊脑袋左右晃一晃。他对动物耐心又温和，应付起来绰绰有余，和科尔一样。这是她爱上科尔最初的原因之一，堪堪排在他那健壮的体格之前。

第二个小时进展颇为顺利，他们为第四十只羊打完疫苗的时候，卢萨的注射手法也顺畅多了。沃克先生给她示范过，怎样握紧拳头在山羊后腿硬实的肌肉上狠狠擂个三四拳，在捣最后一拳时，顺势送入针头。用这种方法打针，山羊就能乖乖地趴着不动。

见她如此操作，里奇对这技巧佩服不已。“这老头比他看上去高明多了呀，我是说沃克先生。”

“是啊，他是行家，”卢萨答着话，眼睛却盯着母羊胁腹一侧的棕色被毛。打针最难的，是要一针到位，利落抽出，即便山羊蹬腿乱动，也不能让针头在肌肉里乱捣。打完针，卢萨会点头示意，里奇便和她同时跳起来，让那母羊踉踉跄跄站起身来。它会生气地甩甩小三角脑袋，一瘸一拐地朝大牧场中央走去。它的朋友们在那儿，早将被摁住打疫苗的屈辱抛诸脑后，正忘乎所以地咀嚼着蓟草。

“你知不知道他是朱厄尔的公公？就是沃克老先生。”

里奇想了想。“是曾经的公公。我觉得这算不上什么重要的家族谱系吧。他那个混账儿子跑掉后，他应该没说过朱厄尔姨妈的不是。据我所知，再之前他也没说过什么。”

“是啊，我想也是。”卢萨说着，心满意足地望着她刚刚施治完成的羊群。她正准备继续干活时，冷不丁瞥见田野上方一个浅浅的影子在快速移动，一下勾住了她的眼神。

“天哪，”她说，“快看那儿。”

他俩望过去，那动物先是僵立不动，然后伏低身子，紧贴地面，继而慢腾腾地沿着篱笆走入树林。

“不是狐狸吧？”她问。

“不是。”

“那是什么？”

“郊狼。”

“你确定吗？以前你见过？”

“没有。”里奇说。

“我也没见过。但前几天晚上我的确听到过它们叫唤。真不可思议，就像歌声。狗的歌声。”

“那杂种就是那样。铁定是它们。你需要我回家拿枪吗？现在上去我还能追上它。”

“别。”她把手放在他的前臂上，“帮个忙。别告诉你姨父们。”

他看着她。“你知道那家伙会吃什么吗？”

“不太清楚。我想它至多能拖走一只山羊或羊羔吧。但它看上去个子真的不大。你不觉得它叼只兔子什么的更合理吗？”

“你想等着看后果？”

她点了点头。“是的。没错。”

“你真是疯了。”

“也许吧。我们就等等看。”她又站了一会儿，凝望着那只郊狼没入的林子边缘。然后，她便转身看向小草场里的山羊。“好了，来把活干完。我们还剩多少只没打针？”

里奇不情不愿地走到围栏门口，准备再放一只羊进来。他数了数。“差不多十几只。快干完了。”

“太好了，我也快累死了。”她说着，快速绕到那只羊背后，整个身体压到羊臀上，帮着一起把它掀翻。那羊顺势倒下，卢萨用手背将汗津津、乱蓬蓬的头发从眼前拨开，给注射器装上药液。

他注视着她。“我们要不头尾调换一下？我这儿比你轻松。”

现在才问，她心想。“不用，你比我累多了。”卢萨一面说一面绷紧酸疼的二头肌，准备再捣上一拳。“我就是没什么力气。”

他很细心地等她将针头戳进去后才开口：“别这么说，你做得很棒了。我还没见过哪个女人一天之中压倒了这么多动物。”

卢萨点头示意，他们一齐站起身，让那母羊踱了开去。“知道我现在最想要什么吗？”

“冰啤酒？”他问。

“洗个澡。”她嗅了嗅前臂，做出个鬼脸，“呸！这些姑娘家味道真不好闻哪。”

“是啊，”里奇同意道，“还是姑娘家呢。”

终于给母羊和特意留到最后的那只公羊注射完毕，卢萨再也无法忍受自己身上的味道了。她先将谷仓边的软管龙头替里奇打开，便绕到下方的挤奶间去拿一块四四方方的大肥皂。她的思绪又飘向了郊狼。那狼漂亮、奇异，好似幽灵。像只金色的大狗，但行动之间野性十足。在这县里，要是她能再找到一个不愿当场射杀郊狼的人，便是莫大的缘分了。她一定会和那人成为朋友。

她绕过谷仓一角返回时，猝然被一注冷水喷到，使她不由得尖声大叫，还和里奇撞了个满怀。

“看我不杀了你。”她说完，便哈哈大笑，抹了一把眼睛。

“冲着真爽啊。”他说着，让冷水从头顶淌下。

“好啊。你先来吧。”她把肥皂扔给他。他俩就这样穿着衣服，轮流给自己抹肥皂，互相用管子向对方冲水，享受着这欢快、纯洁，又有点歇斯底里的洗澡氛围。几只山羊走了过来，用鼻子拱过篱笆，注视着这种人类的奇异仪式。

“它们瞧得我浑身不自在。”卢萨说完，里奇便关掉了软管龙头。她弯下腰，甩着脑袋，像淋湿了的狗一般，飞扬的水滴在傍晚的金色余晖中闪闪发光。

“谁，山羊吗？”他本想在冲水之前先脱下他那件深红色T恤，免得把它弄湿，现在却才将它脱下，用这衣服当毛巾来擦脸。卢萨心想，他这样展露自己的身体，是否真的天真无邪。他十七岁了。这很难说。

“它们的瞳孔有点诡异，”她说，“是条小缝，像猫的眼睛。看东西时不是上上下下，而是斜着眼瞅。”

他用那T恤简单粗暴地擦着脑袋。“对。滑稽的眼睛。”他用双手把一头深色的乱发往两边捋好，“有点像外星生物。”

卢萨打量着篱笆边那些母羊的脸庞。“但也挺可爱的。你不觉得吗？它们喜欢上你了。”

“哎呀呀，这女人竟然能看出山羊的感情。”他把自己的T恤扔给卢萨，“你真该多出去走走。”

她用这散发着赤裸裸的男人味的T恤擦干了脸和胳膊，突然记起里奇看到她挥着有公羊味儿的布头在整片牧场的母羊跟前手舞足蹈的样子后，对她的描述。这世界就是座充盈着性欲的大马戏场，又或许匮乏之人才会这么觉得。她把他的T恤团成球，扔还给他。“今天这事儿，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里奇。要是早知道会这么累，我说不定会打退堂鼓，但你却和我一起累死累活地干到了最后。真是麻烦你了，我能写张支票给你，补贴你一点油钱吗？”

“不用，夫人，你什么也不欠我。”他说得恭敬有礼，像个学童，“邻居和家人都不收钱。”

“好吧，那你的邻居和舅妈就谢谢你了。我这儿没你想喝的冰啤酒，但你回家之前可以尝尝我这儿的柠檬汽水或冰茶。”

“甜茶最好了。”他说。

一只鸟儿在那宅子后面休耕的草场上方大声啁啾，发出夸张的“哇——嘻”鸣声，中气十足，自我陶醉，俨然在唱一出歌剧。

“听，”里奇停止了擦拭肩膀的动作，“是山齿鹑。”

“是吗？”

“现在几乎听不到了。我还很小的时候听过一次。”

“嗯，真好。”卢萨没想到里奇还会对鸟儿这么留意，竟然连名字都说得出。“欢迎回家，山齿鹑先生。这地方总是让我遇见新的朋友。”她抱起装满了空玻璃药瓶的疫苗盒子，慢悠悠地走回宅子。身上酸痛愈发剧烈了，不仅胳膊，连大腿和后腰也酸痛。她愈来愈熟悉这种身体的感觉了，竟十分享受释放乳酸之后肌肉产生的刺痛。这和做爱后的感觉很像，她这么想着，不禁悲哀地轻声一笑。

等她拿着一壶冰茶和一只玻璃杯回来时，里奇已穿上T恤，坐在草坪上，大长腿直直前伸着，赤着双脚踩在蒲公英丛中。他脱下的鞋子，不知何故，搁到了他那辆皮卡的引擎盖上。

“拿着。”她说着，在他身边的草坪上瘫坐下来，正好面对着他，把水壶和玻璃杯递给他。她本想换下湿衣服，但那贴身的湿凉与阳光的温暖彼此交融，让她觉得四体舒畅。或许她现在的样子像只落汤鸡，但她不在乎。整个下午一同坐在山羊身上，她觉得和里奇更亲近了。她在他身边伸开腿，但与他方向相反，她的脚正好在他的髋骨旁边。这么坐着让她有种回到童年的错觉，仿佛他们正坐在跷跷板上，或置身于隐形的堡垒。他倒了一杯茶，递给她，然后就抱着水壶、仰着脖子一口气喝个精光。看到他的喉结上下移动，使她想起那些山羊咽下大药片的情景。十几岁的男孩，胃口就是好。

他不知从哪里变出了一包香烟——想必是她在屋里时，他去卡车里拿的吧。卢萨这么猜，是因为他刚才浑身湿透，这烟却没湿。他抖出一根，递给她，她却举起了双手。

“离我远点，小恶魔。我已经戒掉了这种坏习惯。”

他点上烟，使劲点了点头。“这样很好啊。我也应该戒。”他甩甩手腕，熄灭了火柴，“我最近在想你说的话，你说你并不在乎自己看起来有没有三十岁。问题是，我在乎。等我读完高中，或许情况就会好起来。”

“会的，”卢萨说，“相信我。读完高中，也就再跨过几个障碍，便是一路高歌了。”她一边说一边思考，竟觉得真的很在理，“我敢打包票，一定是这样。比方说我，就算心情沮丧、成了寡妇、离家万里，我始终喜欢自己眼下的生活多过高中时代。”

“是吗？”

“我觉得是。”

“那你就是喜欢乡村生活。你喜欢做农妇。你很适合干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不过还是有点怪。这和我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我父母都是学者，我也一直用功读书。我在鞋盒里养毛虫，我在学校里研究虫子和农业，在象牙塔里做了好久的知识分子。然后有一天，科尔·怀德纳走进我的小房间，掀翻了我的屋顶。于是，我就到了这儿。”

里奇点了点头，扬手赶走了眉毛上的一只苍蝇。她背对着西沉的太阳，而他迎着阳光。他的皮肤在红T恤的衬托下泛出焦糖的色泽，他黑色的眸子在斜照的余晖中熠熠闪光。她摘下一朵蒲公英，将它黄色花盏上的绒毛捋平。花茎中的白色汁液流淌到她的手指上。她扔掉了它。“一开始，我真的很生气。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一走了之，留下我一个人。你都想象不到我的愤怒。但现在，我开始接受他不会和我共度一生，他只是要为我打开一扇门。对此我很感激他。”

里奇抽着烟，沉默不语，眯着眼望向远方。他说不说话，理不理解，卢萨并不太介意。里奇总是这样听她说，无论什么时候，不管说了什么。这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成。

“我告诉过你我父母要来看我吗？”她问道，听上去很开心。“秋天开学之前，我爸爸有一周的假期。”

他看着她。“那样很好啊。你很长时间没见过家人了吧？”

“是啊。所以这次见面对我来说很重要。自从我母亲中风，她便没出过远门。她有些神志不清。但爸爸说她现在好多了——开始服用一种新的药，走路也利索了一些。要是她能上楼梯，我就想说服爸爸让她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让她好好玩玩。我很想念我母亲。”

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卢萨意识到，他对此并无感同身受的体会。毕竟在他的世界里，整天被家人围绕，几欲窒息。

他们又听到了山齿鹑的鸣声，它在那山坡上亮明自己的身份。卢萨听它的发音，并不很像在说自己的名字，倒更像在喊“好吧”这个单词，显得信心十足。那鸣声的尾音还扬了起来，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这啼叫不过是个开头。她很高兴山齿鹑能在她家休耕的草场上栖息。这鸟儿并非她的财产，更像她的佃户，她得用持续不断的善意留住它。这段日子麻烦不断，她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土地的主人。她不仅是贷款清偿责任人，不仅是各种债务、担子的继承者，她还获得了世界的那么一点信任。这信任之于她的祖先们，已被剥夺了上千年。

经过了足够长的间歇，足以开启一个新话题时，里奇问：“你不担心那只郊狼？”

“我需要担心吗？”她喝了半杯茶，回道，“你或许觉得我疯了，但我真的不担心。我的意思是，就算遇上最糟的情况，它叼走了一只羊羔，也不会改变我的态度。我可不能仅仅因为疑虑就杀死一只这么漂亮的动物。我信它无辜无害，除非它真的犯了罪。”

“等你看见它叼着只血淋淋的羊羔跑进树林，你就会改口了。”

卢萨微笑起来，他的用词让她有些惊讶。“能听我给你说个故事吗？在巴勒斯坦，千千万万年以前，那里是我祖先的故乡。他们有献祭山羊的传统。理论上，那些山羊是献给上帝的，但我猜仪式结束后，山羊还会被人吃掉。”她把玻璃杯放到草地上，随手拨着它转，“关键就在这儿。他们每年都会放一只山羊逃走，跑进沙漠里。就是替罪羊。他们相信这只羊能把那年所有的罪恶和错误全部带走。”

里奇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这故事的寓意是什么？”

她笑了起来。“我也说不清。你觉得呢？”

“丢一只羊也就那么回事儿？”

“对。差不多是这样。担心可能会失去一只羊羔，就把郊狼杀了，我不是这样的农妇。可能还会有很多种状况让我丢掉一只山羊，因为自己蠢、没看住之类。而我不会想把自己给杀了。这有没有道理？”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你说有道理，我就觉得有道理。”他安静下来，自顾自地微微一笑，欣赏着她身后远方的某样东西。卢萨希望是院子下方杂草丛中的蝴蝶，不过她很清楚年轻人脑子里会想些什么，不可能是蝴蝶。她屈膝而坐，抓住湿冷的双脚，褪下鞋子，突然意识到湿淋淋的运动鞋真让人糟心。这能解释他为什么把运动鞋放到了卡车上。

“你的脚真好看。”他观察道。

她又把腿往外一伸，看了看被水浸得皱皱巴巴的脚趾，又抬头看他。“好吧。继续夸。”

他笑了起来。“好吧。我要坦白一件事。我觉得你坐在山羊屁股上的样子也很好看。整个夏天，我满脑子都是你。”

卢萨咬着嘴唇，不让自己露出微笑。“我也有点猜到了。”

“我知道。你觉得这样很傻。”

“哪样？”

他伸手过来，将她眼前的湿发捋开，用指节轻柔地摩挲着她的一侧脸颊。“这样。我想你的这种样子。即便你不知道我一直在想你。”

“我想我可能知道。”她说，“这样不傻。但让我害怕。”

他继续将手放在她一侧颈边，轻轻地说：“我永远不会伤害你。”卢萨吓到了，倏然觉得胸口和双唇都麻木起来。要请他进屋，上楼，爬上那张他祖父母很有可能怀上他母亲的柔软大床，太简单了。拥着他那结实、迷人的身躯，驱散自己的孤单，会是多么大的安慰。他的双手会成为科尔的双手。仅需一个小时，那种日日夜夜咬啮着她的饥渴就能在真切的感官盛宴中得到满足，而不再需要以回忆填充。真正的味道，真正的抚摸，皮肤的触压在乳头和舌尖的感觉。她不禁战栗起来。

“别说了。”

“为什么不要说？”他问，他的手落到了她的膝头。他的手指沿着她湿透牛仔裤的内缝从膝头一直抚摸到裤脚，然后轻柔地一把握住她裸露的脚踝。她记起丈夫宽阔的怀抱将她拥住时，那紧实的美妙感，心里一阵针刺般的疼痛。她看着他放在她脚踝上的手，继而看向他的脸，试图将疼痛酝酿成愤怒。

“真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

他看着她的双眼。“那就告诉我你不想和我做爱。”

“天哪。”她喘着气，将头扭向一边，张大嘴巴，不知如何言语，几乎无法呼吸。他究竟是从哪儿学到这种谈吐的，电影里吗？她慢慢摇了摇头，他的脸，他那种志在必得的表情，使她忍不住微笑起来。她记得那种感受，那挥之不去的欲念。哦，上帝，欧几里德公寓里的那些日子。世上没有哪种引擎的动力能与一具身体对另一具身体的渴念相提并论。

“这不是个好问题，”她终于开口，“如果可以，我会要你，没错。我想我会很喜欢的。这是实话，那愉悦会像闪电一样将我击倒，但情况你也知道，这么做能让事情好转吗？”

“对我而言，能。该死！”他歪着嘴笑了。同样的表情她只在科尔·怀德纳的脸上见过，在床上。“对我而言，会很美妙。就像考试得了A。”

她将他的手从脚踝挪开，飞快地吻了一下他的指节，就像母亲在抚慰孩子的伤口。之后便任由那只手垂落至草丛了。“好吧。你考试及格了。现在我们能谈谈其他话题吗？”

“谈什么呢？谈谈扔一床垫子到我的卡车后面，今晚就开过河怎么样？”

“你无可救药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十七岁了，马上就要十八岁，现在满脑子都是荷尔蒙。”

“也许吧。”他说，“我很不错的。你试了才知道。”

她坐在草地上，双手抱胸，真希望自己刚才换了衣服。显然，湿透的衣衫并未让她像只“落汤鸡”。他把她想得太好了，她不无悲哀地想。要给他惊喜欢愉，很容易做到，让他一辈子也忘不掉这种快乐。不过，如果他已被床下的杂志设定了标准，那就不尽然了。男孩们永远不会知道杂志女郎究竟让他们失去了什么。

“那我永远都不要知道。”她说，同时感觉内在有什么发生了变化，彻彻底底安全着陆了。“我不否认那会很不错，也许比很不错还要好。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再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形，我就不再和你做朋友了。对不起，我承认自己确实被你吸引了。你必须设法忘掉这一切。”

他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她，而后缓缓地点了点头。“好，”他说，“真没戏了。”

“听着，千万别理解错了，里奇，我只是喜欢你，本来的你。但有时候你会让我想起科尔，那让我迷失。可你不是科尔。你是我的外甥，我们是亲戚。”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争辩道。

“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家人。而且，你还是个孩子。仅从理论上讲，还要再过几个月，你才成年。我很肯定，你想做的事是犯罪。应该算我对你犯下的罪。如果本州支持死刑的话，你母亲和你的姨妈们可能都想让我去坐电椅。”

他闭上眼睛，一言不发。这番话似乎给了他某种惩戒：她的声调，她的话语，那些事实。他终于缓和下来。卢萨内心一阵轻松，又颇觉悲凉。

“对不起，我太生硬了。”她说，“我并没有把你当孩子看待。你应该都能明白，对吗？如果我们都再大两岁，你是我偶然遇上的某个陌生人，那我便可能和你去约会。”

他又点上一支烟，专注地抽着，凝视着远方。过了很久，他才说：“我可以很肯定地提醒你，从现在起的两年之内，你就会和这里的某个男人打得火热。”

卢萨从泥地里挑出了一块小石头，从脚边扔了出去。“我真的想象不出那样一幕，你明白吗？从我站的地方看出去，眼前是一片荒芜。”

“好吧，你并不是独行侠。我们学校里那些女孩子整天就想着怀孕、结婚，然后就能玩过家家，她们就像小孩子。毕业之后我想要做些事情，比如徒步去佛罗里达，在渔船上找份工作，诸如此类，你明白吗？我想去看看长着棕榈树的海岛到底什么样。可那些女孩顶着爆炸头，全都在凯马特超市里看婴儿鞋，‘那鞋子不可爱吗？’她们都在为无聊欢呼。”

卢萨笑了起来。“你和我，我们很特别，对不对？两个高贵的灵魂在不可为的境况下相遇了，最后总能在半路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去约会。”

他点了点头，又咧开一侧嘴角露出那该死的笑容。“听上去没错。”

“说真的，你比我更有希望。我的预测是，坡上的那些山羊开始生下羊羔时，你就会遇到梦寐以求的女孩，到时我会祝贺你的。”

“别说得这么肯定。”

“我会在你的婚礼上跳舞，里奇。我就说得这么肯定。”

“我没有在你的婚礼上跳舞，”他说，“你没有邀请我。”

“下次肯定会，”她说，“我保证。那件事实在大错特错，你能明白吗？绝对不要和谁私订终身。家里人不会原谅你的。”

“家里人，”他同意道，“够烦的。”

“谢谢。”她看着他，突然有了灵感，“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好干点什么吗，你和我？我们得去跳舞。你喜欢跳舞吗？”

他点点头。“喜欢。说实话，我是真喜欢跳。”

“那我们就该去跳。这一带有那种星期六晚上的场子吗？有音乐就好。”

“哦，有，富兰克林县那儿的大学附近有家酒吧，叫穷街酒吧。或者我们可以开车去利斯波特，那儿有家棉眼乔伊酒吧，乡村乐队挺不错的。”他很认真地建议道。

“我们出去跳舞，你觉得会让家里人丢脸吗？”

“哦，会的。我妈和姨妈们认为跳舞基本上就是在热身。玛丽·埃德娜姨妈在主日学校做过演讲，说跳舞向来都会导致性交。”

“好吧，她说得对，大多数动物都是这样。昆虫会，鸟儿会，有些哺乳动物也会。但你和我，我们头脑清醒。我觉得我们可以区分求偶仪式和跳舞本身，对不对？”

里奇往地上一倒，躺了一会儿，嘴里的香烟烟囱般往上杵着。最后，他拿下烟，说道：“你知道是什么让我对你如此着迷吗，卢萨？许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她低头看着他，她那躺在草地上的帅气外甥。“让你着迷，算是坏事，还是好事？”

他想了想。“这跟好坏没关系。一切都是因为你。我心爱的舅妈，卢萨·兰多夫斯基小姐。”.

“哇。你竟记住了我的名字。可我马上就要改姓了。”

“是吗？改成什么了？”

“怀德纳。”

里奇扬起浓浓的眉毛，从仰卧的姿势中抬头看她。“真的。为什么？”

“为了科尔，为了孩子们，为了你们大家。为了整个家。我也说不清楚。”她耸了耸肩，觉得有点尴尬，“好像事情就应该如此。这样一来，这座农场就能安然留在我们小小世界的地图上了。我觉得这也算是某种动物行为。标记领地。”

“呵。”他说。

“去跳舞吧，好吗？反正也没什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就去跳舞，一直跳到累趴下，然后我们握个手，互道晚安。我要锻炼锻炼。你这周六有空吗？”

“这周六我像小鸟一样自由。”他说，仍在地上躺得四平八稳，冲着天空笑得灿烂。

“那好。你也知道，我很快就要当妈妈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我要出去走走，痛饮狂欢。”

里奇坐起身，若有所思地在草地上掐灭了香烟。“你把孩子接过来，挺不错的。我的意思是，真心不错——反正，比这意思还要好。”

卢萨耸了耸肩。“我这么做既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自己。”

“嗯，我妈和玛丽·埃德娜姨妈认为你所做的就是上帝的礼物。她们说你就是个圣人。”

“哎，好啦。”

“别，我向上帝发誓她们真是这么说的。我听见的。”

“哇，”她说，“这段经历真是绝了。短短一个夏天，就从恶魔的信徒变成了圣人。”

[1]原文为“blanching”，有漂白之意，也指蔬菜焯水。

28 老栗树

这世界充满了危险，加尼特心想，南妮·罗利却像个孩子一样轻信。她甚至没意识到那男人来者不善。像苍耳子似的黏着她，但比苍耳子要危险百倍。加尼特听说过一些怪事儿：年轻人讨好那些善良可怜的老太婆，说要和她结婚，其实就是为了她的钱。目前看来，南妮还算安全，因为她可能手上也没几个子儿。等到收获季结束，作物卖掉，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她有一座附近五个县里最好的果园，产出高，品质也很不错，而且她没有后代，这一带谁都知道。很难说这鬼鬼祟祟的黄鼠狼到底安的什么心。

加尼特不敢保证自己的推测没错，但有件事他很清楚：这两天来，他每次有意无意地瞥见南妮在菜园里干活，那人也都在，而且还是一直靠在篱笆上。他甚至一根手指都没抬过一下，更别说帮她把装满了南瓜和玉米的蒲式耳篮子搬进屋了。那家伙要是胆敢踏进她的屋子一步，他就给蒂米·博耶打电话，叫他过来制住他。他得这么做。她不太懂得保护自己。

他现下在叠衬衫，那是昨天刚用洗衣机洗好、烘干机烘好的。他拎起最后一件衬衫的肩头，愣愣地看着。衬衫又皱又破，他觉得自己也跟这差不多。就算不用熨衣板，艾伦也能把这些衬衫收拾得妥妥帖帖。冬天里寒冷的早晨，他去学校之前，她会递给他一件暖烘烘的衬衫，那衬衫穿在身上就像妻子的怀抱那样温柔，那一整天他的肩头都似厮磨着一点点额外的柔情。无论当天那些小毛孩子怎么顶撞他，他心里始终是满足的：他是个有女人照顾的男人。

他将叠好的衬衫尽可能整齐地堆成一摞，把团成球的袜子放在最上面，抱着这堆衣物上了楼。他在楼梯平台的窗前停下脚步，用一只手托稳叠好的衣服堆，再伸出另一只手将纱质窗帘掀至一侧。

天哪，那人还在，像只窥伺羊羔的狼。她不在园子里，哪儿都没见到。就那么站在那儿，胳膊肘支着篱笆，等着她，到底有什么居心？加尼特死命地眯起眼睛，想看清那人的长相。唉，他长得也不好看嘛。没看错的话，还有点胖。怎么是胖，那是肥。加尼特心头火起，一双袜子掉了下来。没关系，等会儿再捡。他费力地将南妮家后院的阴影角落搜索了一番，也没见着她的影儿。

对啊，他突然疯了似的寻思起来——机会不是来了吗。现在，他就过去，让那人滚。她的菜园篱笆距加尼特家的田界不到十英尺，他有权赶走街坊里的无赖游民。

加尼特先去了卧室，将衬衫放入衣柜的抽屉里。就现在，他心想，动手吧。他飞快地想了想要不要拿上霰弹枪，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好多年没再开过一枪了，如今他眼力不济，手也不稳了。不过，他敢打包票，到了紧要关头，自己还是能行的。这想法让他勇气大增。也许把霰弹枪拿在手里能让自己更有底气。不装弹，也无此必要。他只要提枪上前，让那人明白自己不想跟他废话就行。

他绕到艾伦睡的那侧床边，那边的柜子里放的都是他不准备再用的东西。柜门有些松动，拽开时刮擦到了地面。他像个瞎子似的摸黑鼓捣，伸手想摸到开灯的拉绳，有样东西突然从搁架上掉下来，重重地砸到他肩头，又弹了开去。是艾伦的圆形帽盒。盒子侧着落地，里面滚出了艾伦上教堂时戴的海军蓝帽子，帽檐着地，在地板上滚了个半圆的弧线，才在床边躺下不动了。

“艾伦。”他大声喊道，凝视着这帽子。

那帽子当然不会回答。它只是气定神闲地躺在那儿，窄窄的帽檐上点缀着一小簇手作樱花。要是那帽子能做出两手叠放膝上的动作，准保会这么做。

“好啦，别那样吓我，老婆。我这不在尽力而为嘛。”

他双手抓起枪，急急出了卧室，顺手带上了身后的房门。接下来的事她没必要看。

“哥们，有何贵干？”加尼特隔着自家篱笆里的一丛野樱桃树开始大声喊话，距那人站的位置还有一百英尺。对方似乎没有看见或听见加尼特的动静——哈！——他这个猎鹿人潜伏的本事还真不赖。这想法让加尼特很是满意，令他愈发有了勇气。

因为刚刚喊话时的尾音有点颤，他清了清嗓子，又喊道：“嗨！”

仍没动静。

“我说，嗨。我是加尼特·沃克，是这儿的主人。我想知道你有何贵干。”

那人仍不言语，连头都没回。加尼特还没见过这么无礼的家伙。就连那开UPS卡车的小伙子路过的时候，也得敷衍着打声招呼。

加尼特眯起眼睛。这人看上去松松垮垮的，怕不是个瘫子。看上去也不年轻了。要是年轻人，据加尼特观察，通常都畏畏缩缩的，不肯好好抬起脑袋做人。但这家伙好像连脑袋都没长。他弓着背，抱着胳膊，靠在篱笆上，一顶脏兮兮的破旧软呢帽拉到了耳朵上。整个身体都靠胳膊支撑着，很不自然，像是倚着篱笆的一根柱子。事实上，这家伙浑身都不自然，从胳膊到腿脚没一处像样的。那身蓝色工作衬衫的袖子弯曲着，形成一个圆润的弧度，并不像胳膊肘，倒像是截橡胶管子；更别说那蠢壮的双腿，将牛仔裤管撑得僵直粗大有如树干。加尼特有种极异样的感觉，仿佛自己一丝不挂，就踏进了别人的梦境。即便这里没人看见，他也觉得老脸都红到脖子了。幸亏这里没人看见。他轻轻地把枪托戳在地上，让枪膛靠着樱桃树的树干，便穿过篱笆门，几步走到南妮那边。他得好好瞧瞧那人的正脸。

当然，那人根本就没有正脸。只不过是一只塞了东西的枕套，顶了顶帽子，再套上衬衫和裤子。加尼特回想起南妮在车库门口往那道刺槐栅栏上钉横杆。他差点没跪到地上去。最近两天，他一直疑神疑鬼、怒火中烧，忌妒得发狂。没错，他忌妒得发狂。而他忌妒的竟是个稻草人。

他转身想走，生怕露馅儿。

“加尼特·沃克！”她喊道，从屋子一角匆忙绕了过来。

他叹了口气。加尼特遇到南妮，从来就没好事。他总算得了教训。他就应该听天由命。瞎做什么逆流而上的美梦。“你好，罗利小姐。”

她停下脚步，双手叉腰。她穿了条裙子，可能正准备去集市。每次去集市，她都要打扮打扮，穿上印花棉布裙，把辫子盘成一顶桂冠。她露出探问的表情，像只小鸟似的，脑袋歪向一侧。“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我。”她说。

加尼特看了看自己，两手空空。“我过来是想看看能不能帮点忙。帮你把要带去阿米什集市的东西装上卡车。我知道每年这个时候你都忙不过来。醇露苹果都熟了。”

她显得那样吃惊，他本该笑出来的。

“说起醇露苹果，”他又强调，“一旦成熟，就会一齐成熟，噼里啪啦往下掉。”

她难以置信摇着头。“真的是，怪事年年有……”

“我在这果园边上住了都快八十年了，”他继续唠叨，自己都觉得傻，“我有眼睛。这么多活，驴子都能压垮。”

她乜斜着眼瞧他。“你是不是想再吃个派？”

“听着，你这么挖苦我可就不对了。我不过是想帮帮忙，你也不用觉得好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似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是啊，”她说，“你还给了我瓦板。那真是天赐之物。”

“应该说最近我这做邻居的很不错。”

“当然啦。”她同意道，“请原谅我现在才回过神来。我最近喜事不断，福气大得顶破天了。我陷入了富人的窘境，财产多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琢磨着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知如何询问才算礼貌。“没想到你还有亲戚，”他支支吾吾起来，“你继承遗产了？”

她笑了起来，双手平放在裙子前面。“是这么回事，”她说，“我继承的遗产就是个亲戚。其实应该是两个。”

加尼特有点犯迷糊了，倏然想起篱笆边的那个人，可那不是人，不可能对谁的遗产有兴趣。他等着南妮的解释——只要等得够久，她总会解释的。

“是迪安娜·沃尔夫。”她言简意赅地说道，“她要来和我一起住。”

加尼特寻思着。“雷·迪安的女儿？”他问道，毫无道理地忌妒起年轻的雷·迪安·沃尔夫来。他追求南妮的时间，比如今好些人结婚的时间都长。那时候，南妮很快乐，不下雨的日子，都可以听见她整天哼着歌。但雷·迪安·沃尔夫现下已经在墓地里了。

“没错，是他的女儿迪安娜。她就像是我的女儿。这你都知道。”

“我还以为她住到山上去了，替政府干活。”

“是的。她住在山上的某间木屋里，一个人待了两年。但现在，她要请假下山来了。下面这个消息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她要生孩子了。”

“啊，那倒没想到。”他眯着眼，望向群山。“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孩子他爹就算是美洲狮我也无所谓，重点是我要抱孙子了！”

加尼特摇摇头，弹了下舌头。南妮那兴奋劲儿就像只吞了金丝雀的猫。女人和孙子，世上没什么能拆散他们。就像艾伦，死前还念叨着谢尔的孩子。现在他知道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那个养山羊的列克星敦女孩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说要带那两个孩子来他的农场看他。他们想来看看栗树。他的树。

“我也有孙子。”他告诉南妮。

“你一直就有。”她说，“你就是太目空一切，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愿打听。”

“女孩叫克丽丝特尔，男孩叫洛厄尔。他们礼拜六会过来。”加尼特如今的记性已然裂隙斑斑、满是青苔，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揪出那两个名字的。“我想我可以教教他们怎么给栗树的花套袋，怎么帮它们杂交授粉。”他又说道，“我的那些栗树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南妮看上去很震惊，这让他很满意。“你这是怎么啦？”她终于问了这么一句。

“嗯，我觉得这和美洲狮无关。”

她站在那儿，盯着加尼特，惊得嘴巴都合不上。他心想，蜜蜂都能飞进去了。然后，她的视线移向了他身后，皱起了眉头。“你家篱笆里那棵树上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转身看了看。“哦，我的霰弹枪。”

“嗯。我能问问那支枪为什么会戳在那儿吗？”

加尼特打量着那枪。“没什么。就只是靠着树干放在那儿。”

“可是，怎么会想要把它靠着树干放在那儿呢？”

“这两天这家伙一直靠在你的篱笆上，它想找他谈谈。”

她笑了起来。“哦，他叫巴迪。你们俩还没照过面。”

“嗯，巴迪让我们有点担心。”

她眯起眼睛，看着加尼特。“是吗？”

“应该是吧。”

“所以，你过来是想看看我是不是没事，我理解得对吗？你带着霰弹枪，是来保护我，怕我被这稻草人伤害？”

“我必须这么做。”加尼特说，摊开双手，破罐破摔地明白她并无适可而止的慈悲心肠。“我才不在乎巴迪那么直勾勾地盯着你穿短裤的样子。”

这下南妮看上去更震惊了。她好似醍醐灌顶一般。她凝视着他，渐渐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洋溢到整个脸庞，犹如暴风雨后的太阳照耀。她朝他走去，像梦游的人一样张开双臂。她搂住他的腰，紧紧地拥抱他，将头倚在他的胸口。他愣了一分半钟才想到伸出手去搂住她的肩头，后来他的手就一直放在了那儿。他觉得自己就像老巴迪那样浑身僵硬——仿佛他的身体里只剩下报纸和稻草了。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肢体终究放松下来。而她则像只乖巧的小鸟，安静地待在他圈起的臂弯里。太令人震惊了。这样搂着她，感觉就像一日疲累之后终得休憩的惬意。似乎这就是他一直想做的事。

“沃克先生。加尼特。但愿奇迹永不停息。”她说。为了强调这愿望，她又说了一遍，加尼特一直搂着她。她仰起脸，看着他。“我家里总算有孙子了，你也有了俩。你总是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决定，是不是？”

“南妮。你是个难以相处的女人。”

她将一侧脸颊贴着他那陈旧、虚弱的心脏，用她那粉色的耳廓捕捉他心中唱起的歌。

“加尼特。你是个道貌岸然的老混蛋。”

29 捕食者

狂风咆哮、暴雨如注，雨水打在小木屋的马口铁屋顶上，轰响声足以致人发疯。迪安娜觉得就算尖声叫喊，她多半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试着嘶吼了几声。确实没错。

她抱膝蜷坐在床上，竭力不去想它是张床。她拉上毯子，用枕头垫靠着墙，假装它是张沙发之类的东西——虽不是床，也够舒适。在这白晃晃的轰鸣中，她觉得仿佛患了幽闭症，陷在去年冬天的黑暗中动弹不得。她拽住袜子上脚趾戳出的洞，拿起一本书，又放下来。已经好几个小时，她一直想读书，但这声响将所有努力专注的希望彻底掀翻。她用双手捂住耳朵，欲减轻音量，却从窝起的掌中听到了另一种轰响。那是若有节律的呼呼声，似贝壳中的海涛声——她还记得第一次在海滩上聆听贝壳的情景。她和爸爸，还有南妮，连着两个夏天都去了弗吉尼亚海滩。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恍若隔世。

当然，这并非海涛声，而是她体内血液循环汹涌的搏动声，从骨头传至耳膜。迪安娜闭上双眼，既然如今体内加设了一组动脉系统，她用力倾听着心脏泵送血液的声音，想找出其中的细微差异。她渴望找到证据，但迄今为止体内的变化若隐若现，难以捕捉，就像一段思绪、一种魔力。眼下，她只能与魔力共生。

她将双手从耳畔移开，雨声似乎更洪亮了。道道闪电映亮了窗子，没有规律，却稳扎稳打地一波波袭来，好似烟花。雷鸣，她已无法听见，但震颤从地底传来，将铁床的床脚震得瑟瑟发抖。她想钻进毯子，用枕头蒙住脑袋，但那样她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张床。孤单，还有那该死的战栗就会找上她。无处可逃，暴风雨愈迫愈近。现在才下午四点，天色已暗如薄暮，且正一分一秒地渐深渐浓。一小时前，迪安娜就断定她此生从未见识过这片山林下这么大的暴风雨。那还是一小时前。

奇怪的是，她在这当口想起了收音机。收音机无法改善任何状况，但好歹能做个伴。她跳了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小收音机。她按下开关，贴近耳朵，却什么也听不见。她琢磨了一下，找到调音量的拨盘，拧到最大，仍然一丝刺啦的声音都没有。她想到了，电池。它闲置了这么久，电池肯定没电了。她在抽屉里猛翻，想找出电池，心里却清楚自己总是忘记把电池列入清单。最后，她总算从门边搁架上的小电筒里取出了几节电池。

这时，闪电骤亮，离小木屋如此之近，隔着暴雨的轰鸣她亦清楚地听到了头顶的爆裂声。闪电与雷鸣同时而至，触手可及。极有可能，它们劈斩了小木屋正上方山坡上的一株杨树。这棵树会不会正正砸在自己身上，她很想知道。她手指颤颤巍巍地翻过收音机，撬开后盖，取出旧电池，放入新电池。“正极，负极。”她大声说，按照正确的电极放好电池，却根本听不见自己的话音。更恐怖的是，此刻四周已是墨黑一片，睁眼或闭眼毫无区别。以前，她曾有几次置身这样的黑暗中，惊惧不已，分辨不出自己是否已盲。现在她更领悟到，耳聋的情形亦是如此。所有人都假设那是一片寂静，但那也可能是永无止息的贯耳雷音。

她再次尝试打开收音机。如果将扬声器的小孔对准一只耳朵，捂住另一只耳朵，她就能听见些声音了。起初只是静电干扰声。调频、倾听，再调频、再倾听，找到诺克斯维尔电台的过程单调而漫长。但总算听到了一阵极细微的音乐声，她无法分辨那是何种乐音。她等了一会儿，让耳朵适应这声音。她已经很长时间未听过鸟鸣之外的其他声音了。音乐，她觉得自己需要回炉重学，就像中风之后重学说话一样。前方有太多东西是她蒙昧无知的。电，会在一间房子里制造出各种各样的轻微噪声。人，也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噪声。怀孕和分娩，倒是最不用担心的事。

她试图去想南妮。南妮那儿没什么好担心的，她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为了让自己从这高度隔绝的惊悚中脱身，她开始想象自己住在南妮·罗利家里，那里是真正的避风港，果园里绿荫蔽日，亲切无比。她盼望那种舒适，她盼望休息。她在想象中，引领自己的思绪穿过南妮家的各个房间，出门绕过那些无比熟稔的树木，继而走入了南妮那块野田里高高的草丛之中，她就是在那儿了解到了性与上帝造物之间的关联。

她心不在焉地听着细若游丝的音乐，没意识到已过了很长时间。突然，一串截然不同的高音将她的注意力拉回到了收音机上：一阵冗长刺耳的嗡鸣声，那是在播送天气警报。她移至床上，想尽可能仔细地听听接下来的天气状况。飓风警报；奥加县，英戈县，还有她听不懂的那些名字——宾、顶、芬、辛曼，那是洛根县和辛门县，都在西北边。她把收音机放到膝头。看来是没跑了，夏天结束前要来一场名副其实的大闹腾，季末的首场飓风正摧城拔寨压境而来。她为埃迪·邦多许下一个小小的、最后的心愿，这是她允许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但愿他能在暴风雨到来前从这片山林全身而退。

她起身，绕着屋子走了起来，试图找一个信号更好的点。门口会好一点，门廊上则更好。门廊的屋顶上也没有那么大的轰鸣声。她紧贴在檐口下头，以免淋湿，小心翼翼地坐到那把老旧的绿椅上，脑袋保持着僵直的姿势，像个戴着颈部支具的病人。她想尽可能将收音机里人类说话的声音悉数纳入耳中。她已经两年没听新闻了，现在却无法忍受听不到新闻的每一分钟。又放起了音乐。没错，他们就是这样：“紧急情况，十万火急，日常活动全部停止！”然后是一些广告和老掉牙的情歌。世界又回来了。她把收音机放到膝头，关闭。她得节省电池的电力，接下来也许还用得着。然后，她跳起身，走入屋内，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存放起来的蜡烛，看看煤油灯有没有剪好灯芯，是否还能点亮。为什么要这样？她停下来，想要找到令自己不再惊恐的办法。不管有没有暴风雨，反正天都是要黑的，每个晚上都是如此。为什么她就突然需要让蜡烛和火柴并排放好，随时可用？她希望能嘲笑自己一番，这样也比心里七上八下来得踏实。她以前天不怕地不怕，如今究竟是怎么了？她也知道是怎么了。为了这，她得好好活下去。她已经失去了太多。她又走到屋外，坐回绿椅上，脑袋往后靠，将收音机贴在耳边。还是音乐。她关上收音机，身子往前一倾，张开嘴，喊出一声悠长满足的号叫，竟然听得真真切切：

“去你的埃迪·邦多！”

哪个日子不好选，为什么偏偏选今天？难道他体内自带气压计，能告诉他暴雨将至？她双臂环抱，搂住自己，往后靠去，让自己陷入那破旧却亲切的椅子的怀抱里。暴风雨是今天来、明天来，还是昨天来，反正都一样，她相信这回是来真格的。以前她也独自面对过暴风雨，挺过来了，这次也能扛过去。这样一想，倒真没那么害怕了。没错，在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更沉重前，她需要他离开。她的秘密已越来越难守，但毫无疑问必须守住。不让他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对孩子好，对谁都好——他永远不会知道。蛋叉镇的人肯定会问，她会说，孩子的父亲是一只郊狼。

迪安娜微笑起来。她真的会这么说。南妮也会支持她这个说法。

他离开时，心意丝毫未变。如果说有什么伤到了迪安娜，那就是她没有影响他丝毫，完全没法让他在心里为郊狼腾出一块地方。

今早天还没亮，她就出了门，焦躁不安地散了会儿步。回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直期待的结果终于发生了。他的背包、他的帽子、他的猎枪，这一回悉数消失了。她立刻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她的东西他分毫未动，干净利落地离开了小木屋，正如三个月前他尚未来时的样子——只是这屋子仿佛变大了，容纳着无边的空虚。

数小时后，她翻开田野日志，发现他在里面留给她一句话，那是她仅有的埃迪·邦多的纪念物——他也会这么认为。那是告别留言，却足以刺痛她，让她知道再也无须等他返回。在标了今天日期的空白页上，他写下自己的心得：

让一个男人承认他遇到了死对头太难了。埃·邦

这一整天，她几乎都在琢磨他是在说她，迪安娜，还是指死活碰不得的郊狼。她们当中，究竟哪一个让埃迪·邦多难以承受？

后来，她认定多想无益。她将那页纸从笔记本里撕了下来，不想再看到它。她把它撕成碎片，堆在放袜子抽屉的角落里，等老鼠们冬天做窝时自会将其清走利用。合上抽屉的一刹那，她才终于明白了。他以年轻男人的方式，将自己的离去作为赠予她的礼物。遇到他的死对头，实是巨大的让步。他离迪安娜和郊狼而去。在这片山林，再也不会有因他而起的伤害。

一道霹雳瞬间炸亮，耀得她几乎盲了。“哦，上帝，哦，上帝。”她唱道，更深地蜷缩进椅子里，使劲眨着眼睛，直至重新看清大雨滂沱中的迷离风景。这一记惊雷好近。也就五十英尺，或许更近。她甚至能嗅到被电离的空气的余波。现在应该祈祷，暴风雨过后，这座大山还能劫后余生。她打开收音机，听了起来。现在没放音乐；在一遍遍播报各县的名字。电台已进入全天候紧急模式，那些县名，她很熟悉。富兰克林、西布伦。风暴眼就在这里。她把收音机翻过来，拆开后盖，取出电池放入兜里。还是留给手电筒吧。真该好好嘲笑自己。不用听收音机也能知道的新闻，应该就是这条了。风暴眼就在这里。

从檐口倾泻而下的雨幕好似一幅透明的浴帘，她站起身来，试着透过这水幕向外望。她走到门廊一端，发现站在这里的山墙之下能看得更清楚，这里屋檐泻下的雨水不太多。现在雨似乎稍稍小了些。不像一小时前，空气中满满当当都是水，河里的鱼儿都能游上岸，游到树梢上去。她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现在，雨势小了，恶风却愈刮愈烈。也就几分钟时间，雨水骤然消停，闪电似乎也移向了山脊顶端，但狂风呼啸而至，如一头逼近的野兽吐出凛凛风云。雨水被刮得水平，直直打上她的面门。她吓得心胆欲裂，连忙进屋，一边套上靴子和雨衣，一边在屋里疾步绕圈。每一种直觉都在告诉她快跑，但她无处可去。她觉得自己太弱了，竟困在这小木屋里。站在门廊上似乎能好受些。但一到门外，她便被惊人的大风逼得节节后退，直到紧抵住小木屋的木墙，原木上的颗颗木瘤如此清晰地硌着她的后背。冷风将她牙齿眼睛刮得生疼。她用两只手捂住脸，透过指缝往外望去，暴风在森林里肆无忌惮地狂舞，她又惊又惧，不知如何是好。她原本以为坚实无匹的树木，此刻不可思议地弯腰弓背，折的折，断的断。树干的断裂声犹如枪声，声声相继。在森林上方，与天空交界处，她看见杨树黢黑的剪影，正与这劲风缓缓跳着幽灵之舞。它们步伐协调，从山脊顶端到整片山谷，黑压压的全都跳起这幽灵之舞。这里不安全，它们似乎都在说，她的惊惧变成了干呕。树木排排倒下。她心中的这片森林本是坚不可摧，眼下却如干草堆一般被撕碎。那些庞大的树身，无论哪一棵倒下，都能顷刻之间将她碾压。她转身伏抵着小木屋的木墙，没意识到自己正咬着辫子，双手护住腹部。她也没意识到自己已非孤家寡人——所谓孤独，不过是人类目空一切的错觉。她只知道自己背向风暴，惊恐万状，竭力思考该怎么办。

此时黑暗已如浓夜，但她仍能分辨水平砌筑的根根原木与砂浆之间形成的深深浅浅的条纹。她数了数木头，从底部往上数，好让自己有事可做。真是神奇，她以前从未数过木头。这面墙十一根，是奇数。那就意味着两面侧壁要么是十二根，要么是十根。她的目光顺着一根木头鼓鼓突突的树节一直望到端头，筑起这面墙的所有木头在那里与另一面墙的木头嵌连起来，如同交握的手指。她惊惧不安的视线移到墙角，二十一根整齐码起的粗壮树干稳固利落地彼此扣合。

避风港，她看着这一幕，恍然大悟。真正的避风港就是这样，就是这二十一根彼此扣合的木头。无论倒下一棵橡树还是杨树，都无法砸碎这座小木屋。这木屋本身就由倒落的木头搭成。她闭上双眼，将额头抵在一棵安静的老栗树浑圆的树干上，等着风暴自行停歇。

待到暴雨和闪电归于沉寂，狂风终于默然，郊狼便自山脊顶端号叫起来。那号叫升腾而起，直欲破空，却又转而低徊战栗，洋溢着清澈、惊愕的欢喜。在黑色的天幕下，它们唱出一支忧郁的高亢长调。黑暗中的长调不止一个声音，而是两个，一对伴侣在这新生的世界里遥遥相呼、唱和同谐。

30 蛾之爱

雄性大天蚕蛾的口器是闭合的，属不完全发育状态，无法进食。其成年生命极为短暂，终身都在寻找伴侣、与之交媾。

这段文字，很长时间以来她只有模糊的印象，昨晚找来读了。时逢暴雨正酣，难以静心，科尔去世那晚，她读的就是这本书。书还在床下，没有移动过。卢萨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要重读这本书，但翻到这一段时，她发现其中之义正好可以解释自己的生活。

外人都开始打听她有什么计划。最近，这样的问询渐频。是天气的变化，抑或卢萨内在的变化，让他们感觉到了现在可以安心地开口发问，可他们说出的话都是老一套：这让科尔多丢人哪，以及，她决定好现在该做什么了吗。

她想告诉他们，没什么丢人的。她很想引用达尔文的这段话，告诉他们即便有些生灵既不能进食，也不能讲话，这世上仍有它们一席之地，它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去寻觅、呼唤自己的另一半。她便是被召唤而来的。没必要再多费口舌。

这些话，她当然不会说。大家总是在敞亮、寻常的地方问起她有什么计划，比如克罗格连锁超市的麦片货架旁，比如利特尔兄弟五金店的柜台前，她也总是这样回答：“我决定把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到底。”

而已经开始的事情就是：她在科尔从小长大的宅子里，在他缺席的岁月中，学着与他的整个生命同生共栖。科尔小时候很野，曾把楼梯栏杆上的扶手撬起；科尔年少时很能干，刚在学校里卖东西赚了点钱，就在餐具室给母亲装了个沥水槽。院子里的每一株丁香也都是他栽的，想想真是不可思议，那些丁香如今已有三十英尺高了。那是在他九岁那年夏天，父亲罚他栽的，因他在母亲面前爆粗口。卢萨已经有些明白了。科尔并不想做等着妻子给他做饭的那种丈夫，也不想做与人相伴三餐的那种丈夫。他要在她身边，只在她面前，焕发第二个童年。所有他努力长大成人的日子，不过是为了与她相遇。她想方设法地打听所有关于科尔的故事，即便其讲述者是个外人：镇上的女人、陌生人、沃克先生。对于死亡，乡下人似乎有着许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城里人要多。其中一条规矩就是，只要过了一定的时间，对已故者便可自由谈论。你大可聊聊他的故事，甚至揶揄他花钱小气，就像他又重新成了你们的一分子。卢萨觉得，所有这些零零散散的陈述都是一段漫长历史真实可信的一部分，那是栖息于这片土地上的家族的历史。而如今也成了她的历史。

这天下午，她获悉如果一切顺利，她的山羊能卖到每磅一美元八十美分。这价位在这县里可是闻所未闻。不管什么家畜，都不曾卖过这样的高价。她欣喜地想着，很高兴能在黑暗中靠着梯子歇一歇，揉揉酸疼的后背和脖子，让自己的成功稍稍沉淀一番。她就像赢得了蓝绶带一样开心。她运用自己的头脑，使原本似乎毫无希望的事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或许谁都不会真心赞赏她的聪明睿智，但又何妨呢。没有人意识到，全球三大宗教的重要节日刚好与她卖羊的日子相合，就像星星在黄道十二宫内排成一线。唯有像她这种集各种宗教信仰于一身的人才会知晓节日的日期，将自己的运气牵系其上。极有可能，她这一步妙棋背后的故事，会演化成各式风言风语，传遍奥达·布莱克的铺子和五金店的角落，说谁都没料到，卢萨竟然和富有的意大利黑帮沾亲带故；说卢萨运用非法手段，将山羊卖给了埃及国王。在这种地方，有些秘密之所以成为秘密，是因为真相完全无法与流言争锋。

她很清楚，卖山羊肉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农牧生涯的捉襟见肘没有万灵药可解。接下来的日子还得多想想办法。她在南方合作社注意到，政府正补贴鼓励人们种植土生土长的须芒草，用来取代羊茅草，而须芒草籽价格奇高，每磅竟卖到二十八美元。得找个地方种出这草籽；可以弄个须芒草场，不难想象，流言又将四起。来年，她可能不养羊了，得看看日历上几大节日的日期，不过其他人见她养羊赚了一大笔，肯定会依葫芦画瓢。但他们会发现羊肉一块也卖不掉。卢萨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在西布伦县自立门庭。她会成为男人口中绕不开的女人。

昨夜狂风暴雨，今天早上卢萨醒来时觉得浑身像散了架，四肢有些发颤，但内心踏实安定。就像她已经过了一扇门，走入一片土地，一片她能稳稳当当行走一生的疆域。风暴将世界洗得干干净净，全县都断了电。风暴将老宅北侧的窗玻璃震碎了，将盘踞于房梁上的两家的幽灵全都震了出去。一整晚，她都在用自己能说的各种语言祈祷，她感觉得到有些东西正在完结。之后，她蜷缩在床上科尔的一侧，抱着达尔文的书沉沉睡去，任由床头柜上的蜡烛兀自燃烧。

醒来犹如重生。她走入院子，只见遍地都是梓树的断枝和闪烁如星子的碎玻璃，心头不觉大惊。那窗玻璃可是老古董，是这宅子初建时便装上的波纹窗。真是不可思议。这地方过了这么多年，竟依然能产生新的气象。

这就是她的新生活。她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给小里奇打电话，雇他当兼职的农场经理助理。电话里说定报酬是一小时十美元（尽管既是邻居又是家人），上班日就以他从丁克·利特尔那儿拿到修理打捆机的配件算起。他得给她割饲草，帮她把饲草搬进谷仓，再将田野边缘山羊够不着的野蔷薇清理掉。不可以用任何除草剂。他们就此稍稍争论了几句，结果是她赢了。不像她和科尔，因为是夫妻，许多事争不清楚。这是受聘的条件。除了割草机和镰刀，小里奇不能用别的东西除草，他不能去碰树林，不得伤害松鼠、鹿和郊狼，也不得采摘人参。里奇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想办法不动声色地阻止家里人在山谷里打猎。卢萨的解释是，这里是怀德纳家的农场没错，但树林已不再是怀德纳家的树林。树林不属于任何人。

院子由她自己打理就行。他说他可以帮忙，但她想要自己来。今天刚醒来，她就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这地方收拾得井井有条。不仅要把落了一地的断枝清出院子，还要将这个夏天以来因她疏于整治而潜入的荆棘藤蔓砍出去。她说不清个中原因，就是觉得太压抑，想要大干一场，她要拿起武器——除草机和修枝剪，抵御蚕食。这一整天她疯了似的干活，仅在下午略略休息了一下，因为纽约的表亲来了电话。之后她便返回战场，一直忙到傍晚，大山的呼吸轻轻吹拂她的后颈，蛾子舒展翅翼在门廊的灯光下绕圈飞舞。

她听里奇和克丽丝特尔说，家里人都在谈论她干活如何卖力。他们对她使用农具的技巧还挺佩服的。当天早些时候，她向里奇演示如何用磨利的铲子，而非农达除草剂，来清理草坪上意外长出的野苹果树苗。他离开后，她又拿了把手锯对付爬藤。爬藤已爬满了宅子的好几面墙，一直攀入了黄杨木丛，简直无孔不钻，爬藤就是这德行。然后，她又到那排丁香丛里，将缠绕日久的蔓藤清得一根不剩，好让丁香花能重新盛开。

此时，夜色四合，她终于将大肆侵蚀车库的忍冬全部清理干净。清亮的月光照在白色板壁上，让她看清所应看清的事。忍冬不过是入侵的外来物种，实在不必大惊小怪。她现在已能寻常视之，这种藤蔓一经引入就会紧紧地盘绕、占据所有的绿色之地，而那些地方本应是人类和野外生灵同生共栖的所在。

她将一根根长长的藤条生生拉扯下来，将它们扔在梯子周围的地面上，像一圈圈盘绕的绳索。长藤剥离的板壁上，深色的根须仍粘附在原地，留下它们攀缘过的印迹，好似隐隐浮现的野兽踪迹，无声无息地没入山坡。又似修长、屈曲的脊椎，当身体被倏然拆落，仍固执地不肯离去。她在这凉爽的黑夜里踏踏实实地劳碌着，心里很清楚这忍冬仍将长存，比她能料理和想象的还要长久。到了来年夏天，它们又将东山再起。

31

她在田野上方停下了脚步，呼吸着若有若无的忍冬气息。夜已深了，下面还有人在劳作，实在奇怪。她继续往前走，很快便穿过了树林边缘的田垄。月亮在田垄外侧的荒草地上投下一条长长的银色绦带，引领着在她之前数以百计的其他动物沿着这条路径跑向远方。她在追踪一道足迹，但不很确定——她先前是很确定的。不过，这儿也没什么危险。她压低脑袋，加快步伐，绕过山谷一侧的长条形田地的边缘，轻而易举地猫腰钻过一道又一道铁丝网篱笆。她从不会冒冒失失地深入未知的开阔之地，以免与那里栖于月色的野兽照面。她会沿着林子的边缘走，循着腐叶土壤和腐烂果子那令人放心的气息穿行。她大爱这暴雨过后的空气，偏好独自远足，释放自由自在的身体，飞快的步速，没有什么伴侣能跟得上。要是遇见一丛诱人的黑莓浆果，想要花点时间细细品味，或是嗅到昨天未曾闻见的气息，意味着令人神往的新消息，她才会驻足细察。

不过，在山下走了这么长时间，她还是有些不安。她从来就不习惯这些农场上空浮泛的各式极不协调的感知：拴在农舍后的猎犬无休无止的吠叫，从一座山谷传至另一座山谷的嚎叫，远处高速公路上危机四伏的悲鸣，尤其是人类活动散发出的刺鼻而又怪异的气息。此时此地，一列列田野挨挤铺排，绵延至下一座山谷，路上飘浮着汽油的气味，还有令她感到鼻尖灼烧的农药味，就连下方田间，怀孕牲畜那最令人难忘的刺鼻气味，也被这种味道淹没、笼罩。

她沿着那踪迹来到一处栽着野苹果树的田头，踌躇起来。她并不介意钻进长满高茎草和野蔷薇的小坡地摸索一番，吃上几个被阳光晒软、香甜馥郁的苹果。整片野地及其下方的果园弥漫着友好的气息，毫无化学制剂的气味，对鸟儿和田鼠充满了吸引力，于她亦是如此。但这里已经离她的姊妹与孩子很远了，令她忐忑不安、心烦意乱。她往山坡上走去，返回更安全的地带，如有需要便可迅速没入阴影，消失得无影无踪。姊妹们会从下一座山谷、沿山脊而来。与她们汇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顺着山脊往前行进，等走近时再呼唤她们也不迟。

她绕过一处岩石嶙峋的陡峭堤岸，湿漉漉的苔藓散发着腐臭味儿，岸基上还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烂泥塘——等到白天，可以让小崽们来泥塘学习抓螯虾，但现在不行——然后，她攀入了熟悉的老树林。她进入一片林中空地，这里散发着坚果的香气。年复一年，橡实与山核桃被松鼠埋入泥土里，至于松鼠为何偏爱这块空地，她也无从探知。以前，她在这儿找到过好多次松鼠埋好的饭食，但现在天太黑了，松鼠又很胆小，这场暴风雨刚过，它们是断断不愿离开自己的窝的。但她仍能听见高高的山核桃树上传来鼯鼠冒失、尖锐的夜晚嬉戏之声。她又返回林中，再次停下脚步，将鼻子凑到一棵曾遭斧劈的巨大的老树桩上，树根处冒出的一丛菌类散发着真菌的酸味。这棵树桩通常散发着猫的气味。但她发现最近猫没有来过。

攀向山脊的途中，她停下了好几次，早些时候，她追踪到了一股气味，后来又跟丢了，暴雨几乎把一切抹净。是雄性，她之所以特别感兴趣，是因为他并未出现在她的那份群落名录中；他的存在，无人知晓。她们只知道，又有一个家族从北边迁到了这儿。夜里，她们曾听闻其歌声，那歌声以前从未出现过，她们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她又停了下来，东嗅嗅西闻闻，但无论再怎么努力搜寻，那踪迹再也没向她透露更多的信息。今夜甜蜜湿润，恍如洪荒初开，于她而言置身于此，无论怎样，已足够惬意。她完全可以做耐心的觅踪者。待天气渐冷，继而春暖花开，进入交配季，他们便会对彼此的行踪了然于心了。

她脚步稍顿，倾听起来，想听听是否有不太寻常的响动。什么都没听见。在这静若止水的良宵，都是寻常声息。处处都能听见鼯鼠在橡树上的动静；一只臭鼬正往山下逡巡而来；一群火鸡正在近旁搭窝，就搭在被昨晚大风刮倒的巨大橡树交错的枝叶间；月色晦明不定，一只小猫头鹰在头顶某处嘶鸣起来。她疾步向山脊上跑去，身后留下一串轻巧、曲折的足印，以及她身上独特的气息。

若是密林里有人一直在观察她——比如，某个藏身于茂密山毛榉丛中的持枪猎人——那他应该会注意到她是如何沿着小径快步而上，又是如何迫切而紧张地瞪视着前方的地面。她专心致志地独自搜寻，丝毫未察觉他的存在。他似乎已观察了她很长时间，长到几乎相信在这叶尖滴水的森林里，他，以及他视线所及的这跳脱的生灵，乃是仅有的两个造物，他们共同呼吸着独特的气息，而这气息不知何故竟比周围叶片默默吐纳的空气更稀有、更重要。

但他错了。独处是人类目空一切的错觉。轻盈的脚步，哪怕只是踏出一步，对足底的甲虫而言都有如惊雷，牵动起一张大网上无形的丝线，既把配偶引向配偶，亦将捕食者引向猎物，是始，亦是终。每一次选择对被选择者而言，皆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启。

致谢

这部小说是从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这片土地得到了我弗吉尼亚的朋友和邻居们的祝福。我要特别感谢内塔·芬德利，正是她的友谊召唤我回到了家乡，让我认识了她已故的丈夫比尔和他们的儿子乔，他们的故事和幽默感丰富了我的生活和这本书。我要感谢美国栗树基金会的弗雷德·赫巴德无尽的帮助，他教会我树的知识，我今后苹果收成的十分之一都要送给他；基金会的栗树培植项目——远比这部小说中虚构的项目要系统得多——终有一天会使美洲栗树重返美国的森林。感谢戴勒、佩奇和凯拉，我们的至亲。感谢沃森夫妇吉姆和帕姆安排的马车之旅，以及他们的开朗快活和乐天友好；感谢埃米小姐让我心灵平静；感谢兰迪·洛的好建议；感谢合作推广服务中心的解答，他们或许从来没有遇到过谁会像我一样问这么奇怪的问题。还要感谢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比尔·基特里尔，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洞见，以及同样不遑多让的布拉文·贝蒂、克丽丝蒂·克拉克、史蒂夫·林德曼和克莱本·伍德尔。最后，我永远不会忘记费利西娅·米切尔为我洗熨衣物的热心和她在做庭院旧物出售时展现的那份诗人情怀，在我到达的第一天晚上几乎去不成农场的时候，是她放下一切领我前往。

茫茫大千世界里，一直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和同事让我心怀感激，这薄薄书页上的方寸之地难以完全承载他们所有人的姓名。但仍有一些名字浮上心头：衷心感谢埃玛·哈德斯蒂，为我们在人生中共度的那些岁月；感谢特里·卡滕对文学矢志不渝的信仰；感谢简·伯恩的聪颖，在她的帮助下，不为外人所知的我才能与公众世界建立起如此亲切的联结；感谢沃尔特·萨比特让我了解了阿拉伯语诅咒；还要感谢弗朗西丝·戈尔丁教会我那些菜的做法和意第绪语法，让我领悟到永远可靠的本能和无条件的爱，甚至可以说她教会了我每一件事——连我没有问到的也倾囊相授。我要郑重感谢亚伦·克雷默一家，谢谢他们慷慨为怀，允许我引用他的诗集《草地惊雷》中那首精致优美的《祝婚歌》。他是个富有激情、满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平生的作品意境优美、内涵宽广，让我颇觉与他意气相投。我要感谢克里斯·乔基诺斯的那本奇书《希望是长着羽毛的生灵》；我要感谢卡丽·纽科默和她的歌曲《无形的线》带给我的灵感；我要感谢并缅怀W.D. 汉密尔顿的勇往直前和才华横溢；我还要感谢爱德华·O. 威尔逊的种种襄助及贡献。丹·帕帕伊引起了我对鳞翅目昆虫及相关诸多奇妙谜团的兴趣，并解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其他谜题。罗伯特·派尔也解答了我有关蝴蝶与飞蛾的疑惑。迈克·芬克尔发表在全美奥杜邦协会期刊上的文章《终极生存者》（1999年5—6月刊）给了我全新的认识郊狼的视角。保罗·米罗查更是将我对本书环衬页的不成熟建议变成了艺术作品。

还有多次阅读本书各版本的手稿、并给出中肯批评和意见的朋友们，我要感谢史蒂文·霍普、埃玛·哈德斯蒂、弗朗西丝·戈尔丁、西德尔·克雷默、特里·卡滕、芬顿·约翰逊、阿瑟·布劳斯坦、吉姆·马卢萨、索尼娅·诺曼、罗布·金索沃、弗雷德·赫巴德、费利西娅·米切尔，以及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热情进取的编辑团队；感谢诸位对这本书至关重要的帮助。尽管有如许领域的专业人士把关，但若仍然存在事实性错误，则皆应归咎于我的不够审慎之故。

我眼中的世界满目苍翠，我很确定这样的印象和认知与我父母的培养有关，从小他们就任由我在各家农场和广阔的荒野间奔跑玩耍、跌摸滚爬；还与我哥哥罗布有关，他既是我的引路人，也是我的共谋者，我们俩一起抓过蛇，也一块儿打过番木瓜。我姐姐安豁达淳厚，处处相帮，有时觉得她好像有一双能为我遮风挡雨的翅膀。我的女儿卡米尔和莉莉总是能带给我莫大的快乐，她们是这方面的行家，仿佛每天都有新鲜的喜悦等我揭开封印。还有亲爱的史蒂文，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一直有他诚恳耐心的聆听和坚实双手的鼓励，这样的陪伴也将守护我的一生，我对这相知相伴的命运充满了由衷的感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如此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