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一卷）——世纪初生：1904—1930（全2册）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二卷）——噩梦年代：1930—1940（全2册）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三卷）——旅人迟归：1945—1988（全2册）

为人生无奇不有，

任煎熬跌宕起伏，

俱往矣希望无望，

慢我行前途渺茫，

铁鞋破路在脚下。

——欧里庇得斯

一日之命，这就是人，梦中的阴影而已。

——品达

在无穷之中，人的位置又在哪里？

——帕斯卡

我们都生自野蛮……由地质年代的尺度来看，我们去古未远。

——詹姆斯·哈维·罗宾逊

每个人都在走一条独一无二的路，遍布危险，充满诱惑，人迹罕至。

只有完整地了解了他的力量、智慧、重担、阻碍，以及所有促他前行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动机，你才可以评价他的足迹。

——克莱伦斯·达罗

言行只是人们极少部分的人生！真正的人生在脑子里上演，除了自己没人知道。

——马克·吐温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此一无所知。

——司汤达

- 序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一卷）——世纪初生：1904—1930（上册）

- 第一篇 从“大街”到左岸：1925

- 第一章 逃离美国

- 第二章 巴黎的好运

- 第二篇 芝加哥：1904—1913

- 第三章 我的祖先从德国来

- 第四章 芝加哥的忧与喜

- 第五章 父亲的早逝

- 第三篇 在爱荷华州的成长：1913—1925

- 第六章 锡达拉皮兹

- 第七章 肖托夸的风潮

- 第八章 寇伊学院

- 第九章 初涉报业

- 第十章 小镇奇人

- 第十一章 寇伊的校友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一卷）——世纪初生：1904—1930（下册）

- 第四篇 巴黎岁月：1925—1927

- 第十二章 报社诸君

- 第十三章 探索巴黎

- 第十四章 成为记者的夏天

- 第十五章 友人何往

- 第十六章 名媛芳踪

- 第五篇 驻外记者：1927—1930

- 第十七章 林德伯格的飞行

- 第十八章 驻外记者在伦敦

- 第六篇 巡游生涯：1928—1930

- 第十九章 列国游

- 第二十章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

- 第二十一章 故乡的大萧条

- 译名对照表

- 译者后记

序

我才发现，写回忆录是件奇怪而微妙的事。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由于时间久远和主观想象，记忆变得模糊零散，你的回忆与其说是纪实，更像是故事。威廉·艾伦·怀特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提醒读者：“虽然我苦心研究，仔细查证，但这部自传不可避免地是本人的虚构。”他说，读者不应当“把真实与故事混淆，因为只有上帝知道真实”。怀特认为，他只是想“写下自己信以为真的一些事情”。

我写这部对人生和时代的回忆录时，想做的也仅止于此。我积累了相当大量的私人文件，做了多年研究。有些笔记在战争和旅行中遗失，因为驻外记者就像游牧民一般东奔西走，他的全部所有是一只皮箱。诗人、思想家和回忆录作家的警告令我感到不安和自卑，他们的才华和造诣是我不可企及的。蒙田认为，人类根本就无法获得真相，因为他们“屈从于习俗、偏见、个人利益和狂热……自以为掌握了知识——这种幻觉为人类埋下祸根”。

伊莎多拉·邓肯的一生可谓丰富、充满了悲剧性。她在巴黎写回忆录时，常常对我说起自己的回忆录，她问：“我们怎么可能如实地写出自己？我们自己甚至都不明白什么是真实。”埃米莉·迪金森相信“真相如此稀少，说出来令人喜悦”。喜悦，是的，但并不容易。

真相是什么？桑塔亚纳说：“真相是一个梦，只是该梦确有其事。”安德烈·马尔罗在写回忆录（被他称为“遗忘录”）时认为，“一个人的真相首先是他所隐藏的一切”。但是，他把一个人隐藏的和他忽视的区别开，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司汤达写了一本又一本自传，试图弄明白自己是谁。但是，寻求真相反而让他更加迷惑。他最后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接着又承认：“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

写回忆录还有其他的困扰。这些困扰产生于过去和时间。福克纳说：“过去绝没有死去，甚至也没有逝去。”你不可能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不对它加以改变。突然间，想象介入其中，最后想象与记忆混在一起，难以区分。或者说是难以剔除时间的影响。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在相对论、物理和数学上，时间的概念如此重大，因此他认为时间的影响难以被剔除。他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开，只是一种妄想，而且是痴心妄想。”

卢梭的《忏悔录》也许是自传作品中最伟大、最富有自我解剖精神的了。他一开始以为写作回忆录只是作一幅自画像而已。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做写作的准备：做笔记，查阅记录、信件和其他资料。最后，他放弃了最初的观点，不只是因为这样太静态，也因为这样写出的东西会变成自己晚年对一生的盖棺论定。时光是会捉弄人的。所以他一改初衷，决定记述“平生所遇、所做、所想、所感……我能够写下自己的所感，我能保证这一点是真实的”。

但是他在自欺欺人。像一切写下自己生平的人一样，他在写作的时候做了改变。法语版《忏悔录》的主编马塞尔·雷蒙说：“他本人并未察觉，这就是他承诺要给我们的灵魂历程，却变形为他灵魂的传奇或神话的原因，而他本人并未察觉。”

我对于人生的一两点看法，可以作为这些回忆录的背景。

庸庸碌碌的琐事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构成了挫败、成功、悲伤和瞬间的幸福。在这碌碌的人生中我偶尔会停下，去思考人类是多么卑微渺小。我们所在的地球也是如此。即使在太阳系中，地球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星体，而在无穷的宇宙中，它只是一个小点。在无限的无机自然界中，我们所能理解的有限时空实在可怜。如果宇宙真有所谓目的，谁又能说，这个目的就是创造出人类呢？谁又能说亿万个星球之中，没有比我们更加进步，或者至少更加理智、更有意义、更加热爱和平的生命存在呢？

当然，每个人的生活对其本人而言都是重要的，这是其唯一拥有、了解的事情。但是，在无穷的时空中，它显得无足轻重。帕斯卡问：“在无穷之中，人的位置又在哪里？”微不足道。也许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我所知道的最文明的人——最能领会无穷中我们人类微末的地位。

人类（他这样写道）只是宇宙中的弃婴，被创造他的力量丢弃。没有谁来养育，没有谁来帮助，没有或善或恶的权威指引，他要自己保护自己，凭着有限的智力在冷漠的宇宙中找到出路。

这个世界也是野蛮的！我活得越久，就越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人类的进步十分缓慢，与原始状态相去不远。在地球上生活了两千万年的人类，其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按照霍布斯的说法，“是肮脏、残酷、浅薄的”。文明是一层薄薄的虚饰，它不断被轻易地破坏、粉碎，暴露出人类野蛮的本性。

面对20世纪70年代，所谓三千年文明又有什么用？一切宗教、哲学和教育又有什么用？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人类继续折磨、杀戮、压迫着同类。事实上，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人类杀戮和破坏的能力成倍地增长。由于炸弹的改进、导弹的发明，我们不只杀伤士兵，也杀害着远离战线的无辜妇女和儿童。

我们在美国可以看见，就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虔诚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我们社会的一大支柱，手揽军政大权，安逸而冷酷地坐在华盛顿的空调办公室里，冷血地、毫无不安和道德罪恶感地计划、指挥着对数以万计男女老幼的屠杀，毁灭这些远在亚洲的贫穷农民的房屋、田地、寺院、学校和医院。而那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对我们产生哪怕是丝毫的威胁。与上述种种野蛮程度相当的是，大多数美国人竟然对此欣然接受。直到最后，我们沉睡的——可不可以斗胆这样说——良知，才终于被唤醒。

有时，我觉得，人类的主要成就在于破坏、掠夺、污染和杀戮。首先是对地球，其次是对同类。最近几年，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成功研发了核装置和运载它的导弹。它们如此复杂，只有少数天才才能创造出来。它们转眼就能炸飞地球，灭绝所有的生命。如果把这些东西交到那些权重而智寡的统治者手上，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在这样一个世界，生命有什么意义和目的吗？我像许多人一样，一生都在探索着生命的意义。我仍然停留在一些问题上：生命是什么？有什么目的？它是怎样开始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死亡就是一切的终点吗？死亡又是什么？它通向永恒？它通向虚无？马尔罗相信，人“在自己的提问中才能看清自己”，“深刻的问题比回答更能如实地反映出人本身”。1946年7月在炎热的巴黎，格特鲁德·斯泰因不久于人世，她对床前守候的人嗫嚅道：“答案是什么？”当发现无人回应时，她又轻声说：“那么问题是什么？”

我自己未能得出太多答案。尽管别人给出了一些，但是我都不太满意。阴郁的叔本华发现，生命只是由存在走向虚无的路径。生活在希腊鼎盛时期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一生非常圆满，高寿而终。但是，他的临终总结令人意外。他说：“还不如从来没有出生过。”索福克勒斯一生享誉无数，赢得过戏剧节大奖，被称为希腊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他仪表不凡，富甲一方，功成名就，身体健康，90岁时仍然才思敏捷。可是他写下：

古代的作家说，没有活过最好；

从来没有呼吸过，

从来没有见过天亮。

梭伦同意这个说法，也说：“没有人会快乐，除非人死亡。”

他以为死后才会有幸福吗？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希腊的宗教像其他所有宗教一样，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柏拉图认为天堂，也就是极乐世界，是对人生不公和不幸的补偿。但是，也有人怀疑这一点。伊壁鸠鲁就是其中之一。他肯定地说：“永生并不存在，因此死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它与我们无关。我们活着时，死亡并不存在；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消失。”

我并不赞成他的全部观点，但当我不再相信基督徒的确据之后，我仍然喜欢伊壁鸠鲁的如下阐释：

对永生的信念起因于贪婪，有些人没有好好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时间，于是感到不满足。可是聪明的人认为自己的寿命够长，能享尽一切可获得的幸福。当死亡来临时，他就离开宴席，满意而去，给其他客人腾出地方。对聪明的人来说，生命是足够的，而愚蠢的人，即使有了永生，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乔治·艾略特也持同样的怀疑。对她来说，上帝是不可知的，永生更是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想法中融入了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也受之影响，我的想法得以形成。无疑，随着世界已经走完重要的20世纪的四分之三，这些思想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本书对于人生和时代的叙述。我相信，这短暂的四分之三也是我生命的主要部分，其间的变化多于过去几千年。在骑马及坐马车的年代出生，又在有生之年看到原子弹的发明，这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

机缘和我职业的性质让我在某些时刻来到某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这个世纪的洪流在奔涌。我因此有机会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正在发生的事件，探究事件的起因。“百闻不如一见”也许是老生常谈，但仍不失为至理名言。里尔克认为要做一个诗人，“必先有或经过很多历练”。对所有作家以及希望有丰富人生的人，这个说法都适用。

我喜欢看书。书为你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把普通的想法和高贵的精神联结起来，把个人的生活与对他人的意义联结起来。书教化、启发、震撼着你，让你笑，让你哭，让你思考，让你做梦。它们虽然能丰富你的见识，却不能代替经历。

我在芝加哥出生，20世纪之初在这里长大，我一直感到，这大大有助于认识我的国家。这并不是说，别处没有这个地方有趣，比如纽约、剑桥或旧金山，这些地方也许更加文明。我也总是恨不得不住在芝加哥，我年轻时总这么想。可是，我仍然认为，在20世纪之初，只有在芝加哥才能领会美国的现状，看清它的走向。这个新生国家在长大时的喧嚣和吵闹，巨大的建设能力，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动力，丑恶、低劣、贪婪和腐败，这一切都可以在多风的芝加哥见识到。这里的土地和城市也富有诗意。这里有美丽的湖区，有湖畔高耸入云的大楼，有对艺术和学术的追求。这一切你都可以从卡尔·桑德堡的《芝加哥诗集》中感受到。我后来又去了爱荷华州（也叫艾奥瓦州）。我在这些地方长大，中西部就在我的血液里。虽然中西部并不是最好的居住地，但这个地方给我的，不论好坏，是别的地方不能给予的。它是美国的腹地，供给着整个国家，开采了大量矿产，生产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商品。我想，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它对这个国家和我们拥有的文明有更多的影响，且不论这种文明的好与坏。我的根就在这里。

我将在书里把它们挖掘出来，但不是全部，那是我力所不及的。我21岁去了国外，在欧洲和亚洲工作。工作让我有幸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在那里发生的大事影响着整个变化中的世界：20世纪30年代初，甘地在印度领导着独立运动；二三十年代的巴黎和伦敦，这两个欧洲的主要民主政体莫名地走向衰落；在罗马，不起眼的墨索里尼经过最初的动荡之后，开始对民众加紧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此刻，罗马教廷开始发生动荡，教皇开始改变作为罗马“囚犯”的角色以适应20世纪的需要；在柏林，希特勒和野蛮的第三帝国兴衰起伏，最后是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整个世界蒙受灾难。

没有这些直接的、现场的经历，我绝不可能懂得，也极少会感知，在这动荡的年代，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发生的原因。这些经历有助于我日后记录下一些历史。

在我成年以后，以及写下这些回忆之时，我偶尔想起列夫·托洛茨基写过的我们的时代，以及亨利·詹姆斯对于身为美国人的议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写道：“想过平静生活的人在20世纪都未能如愿。”不久之后，他被斯大林派去的特工砍杀。怪老头詹姆斯则说过：“做一个美国人，命运实在复杂。”不论复杂与否，在20世纪做一个美国人，其命运十分有趣。有此一生，我甚感幸运。

20th CENTURY JOURNEY：THE START：1904-1930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1976 BY WILLIAM L. SHIR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0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的母亲

作者的父亲

两三岁时的作者

作者在锡达拉皮兹的家

格兰特·伍德在他锡达拉皮兹的画室里。这个画室位于作者家对面，是伍德从一间马厩改建而来，作者幼年曾在马厩中玩耍

锡达拉皮兹市中心（拉尔夫·克莱门茨拍摄）

1921年的锡达拉皮兹华盛顿高中，那年作者毕业（拉尔夫·克莱门茨拍摄）

作者高中毕业照

作者支起肖托夸集会的帐篷

（从左至右）作者的弟弟约翰、姐姐约瑟芬和作者，摄于1923年

左侧的威利斯顿厅是寇伊学院最古老的建筑，后被拆除。学校周刊《宇宙》的办公室就在这一建筑的地下室（寇伊学院所藏）

1925年，《宇宙》校刊的工作人员。最右是作者，担任编辑（寇伊学院所藏）

《宇宙》校刊第一次刊登作者署名的文章（寇伊学院所藏）

中间排左数第三个是大一新生时的作者，当时为校田径队的一名跨栏运动员，但速度不快（寇伊学院所藏）

1926年，学校年鉴《橡子》（Acorn），有作者的照片以及个人“活动”的记载（寇伊学院所藏）

位于芝加哥的《芝加哥论坛报》大厦（出自《芝加哥论坛报》）

1904年2月23日，作者在芝加哥出生之日，约翰·T.麦卡琴的漫画刊登在《芝加哥论坛报》头版（出自《芝加哥论坛报》）

《芝加哥论坛报》的出版者和总编辑——高傲的罗伯特·拉瑟福德·麦考密克上校（出自《芝加哥论坛报》）

“澡堂约翰”考夫林（上），“小豆丁”迈克尔·肯纳（下），他们控制着芝加哥的中心——臭名远扬的第一区，那里充斥着犯罪和利益（出自《芝加哥论坛报》）

第一篇 从“大街”到左岸：1925

第一章 逃离美国

1925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大学毕业没几天，和叔叔开车上了林肯公路，离开了爱荷华州小镇上的家。我们想去芝加哥，然后再去美国最东部的几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个夏天我计划去华盛顿和纽约，接着是伦敦，终点竟是巴黎——说起来，我自己都不大相信。

从小镇上的“大街”[1]到“左岸”！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像我一样去旅行，虽然只在夏天的几个月。我们厌倦了柯立芝执政时期的空虚，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之为“荒唐的年代”。对在美国荒原上长大的我们来说，巴黎是远处隐约可见的人间天堂，这座城市充满了光明与欢乐，是文明的中心。我们想逃避禁酒令、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清教徒主义、“柯立芝繁荣”、市侩作风、夸大其词、扶轮社[2]和商会的陈词滥调——那些主导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废话。我们认为，是这些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充斥着冒牌货的地方。

尽管大学老师不让我们接触现代文学，我们仍然读到了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和《巴比特》，还有抨击美国内地昏聩教众的H.L.门肯的《美国信使》杂志。它们使我们成熟长大，让我们觉醒，看清楚我们从小经历的一切：中西部小镇的文化匮乏，被要求遵守狭隘保守的清教徒规范的专制压迫，巴比特式的小镇暴发户的空虚，道貌岸然的基督徒[3]对商业利益和发财致富的崇拜。

几个月前的一天——那真是个伟大的日子——我收到了伟大的门肯的来信，那一定是他亲手在打字机上打出的，他感谢我为他的“美利坚”专栏寄去一段剪报。

亲爱的夏伊勒先生：

谢谢您的剪报。我相信平托博士开展的运动必将席卷全国。各处的基督徒一旦听说，一定会热衷于此。我现在正尝试从南方开始。

您真诚的，

H.L.门肯

我现在记不起这位平托博士到底是谁，他的运动又是什么，但我相信这是件愚蠢的事。我在我们当地的《公报》上看到过有人对滑铁卢[4]的扶轮社说：“扶轮社是神灵的显现。”这个人好像就是他。

这种胡说八道不只限于玉米带[5]的城市。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在激进的周刊上，甚至在日报上，经常会有神迹降临在生意场上和商人身上的内容。有位帕克斯·卡德曼博士，不知疲倦地在各种商人大会上发表题为《商业里的宗教》演讲。他的宣传册由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印刷，册子里他所做的导言标题是《摩西，伟大的劝说者》。他宣称：“摩西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推销员和地产促销员……在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促销中，显示了他强势、无畏、成功的品性。”

就这方面而言，耶稣基督被当成一位更加伟大的推销员。那年夏天，布鲁斯·巴顿的《无人知晓之人》[6]荣登畅销书榜首。甚至在我们这个不讲究读书的小镇（我们这里忙碌的商人说没有时间），此书也卖得很好，甚至吸引到了一些清教神职人员。这个无人知晓之人到头来是耶稣，“现代商业的奠基人……一位伟大的管理者……关于他的寓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有力的广告……如果他生在当代，一定是国家级的广告商……”

他从下层商贩中挑选出十二人，并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教会……这种组织能力的成功典范，举世罕见。

这种无稽之谈被当作福音，受到全美国的追捧，并且，那年夏天我离开时，著名的“猴子审判”正在田纳西州的代顿市展开。这件事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但确是真事。在我向东的旅行中，它占据了所有报纸的头版。24岁的中学生物老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因为触犯了田纳西州的“反进化论法”，被告上法庭。这条法律禁止学校教授“人类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因为这违背《圣经》所称人是由神创造的叙述”。[7]斯科普斯按照一本州政府批准的亨特所著《大众生物学》课本，把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简要观点教给了他的学生，他因此被捕并被审判。后来大家才知道，在鲁宾逊药店，斯科普斯和几个聪明的年轻人一边喝着汽水，一边半开玩笑地想出了这个计划，故意让自己受审。

审判一夜之间轰动全美，演化成一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斗争。原告律师是三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首席辩方律师是来自芝加哥的克莱伦斯·达罗，一位精明的刑事辩护律师和不可知论[8]信奉者。他曾为无政府主义者、劳工领袖辩护，不久前成功代理了著名的利奥波德和洛布杀人案[9]。成百上千的大报记者从美国各地赶到这个山坡上的小城市，在炎炎烈日下，记录两位著名人物辩论中的字字句句。他们的现场报道覆盖了国内外报纸的头版。外国人把这一事件看作野蛮未脱的美国佬的又一荒唐行为。当我到达英国和法国时，这个案子刚刚结束。欧洲人惊奇地询问，这种怪事怎么会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创建的开明的合众国里发生。

审判的高潮是达罗把布赖恩当作熟知《圣经》的权威人士，制造出了被《纽约时报》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惊人的法庭剧。在达罗尖刻、讽刺的提问下，布赖恩宣称自己相信《圣经》的《创世记》是真实的。他说，世界创始于公元前4004年，大洪水则发生于公元前2348年。

达罗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有一些文明——例如中国、埃及——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

布赖恩说：“我所见到的任何证据都不能令我满意。”

达罗接着又问：“你平生从未尝试了解地球上其他民族的文明有多长久，以及他们在地球上存在了多久，是不是这样？”

布赖恩说：“是的，先生，我如此满足于基督教教义，因而从未花时间去查证与之相左的意见。我已经有了赖以生存和死亡的全部知识。”

当布赖恩被问及关于孔子和佛教时，他反唇相讥：“我觉得他们十分劣等……我满足于基督教，我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了解其他宗教。”

达罗毫不留情：“布赖恩先生，你是否相信第一位女子就是夏娃？”

“是的。”

“你是否相信她确实就是由亚当的肋骨做成的？”

“是的。”

“你是否知道该隐（亚当之子）的老婆又来自何方？”

“不知道，先生。我把这个留给不可知论者去查考。”

“你是否相信约书亚曾让太阳静止在天上？”[10]

“我相信《圣经》上的话。”

暑热难当，布赖恩汗流浃背。因为室内容纳不下大量的听众，审判被移到了法院的草坪上。翌日，布赖恩成了各大城市报纸嘲笑的对象，而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不论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对这位卫道士为他们的信仰做出的有力辩护而高兴。斯科普斯被判有罪，罚款100美元。过了不到一周，布赖恩因过度疲劳而死。达罗原计划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但是田纳西州最高法院以不合诉讼程序为由推翻了代顿法院的判决，避免了可能的上诉。同时，州法院维持了“反进化论法”，这项法律又继续了几十年。[11]

那个晴朗的夏日，我离开时，我的家乡充斥着这样一种顽固和乏味的气氛，我对此感到厌烦。我向往去一个别的地方，哪怕几周也好。那里应当比较文明：喝杯葡萄酒或者啤酒不会被当作犯法；对宗教或其他事情随意发表意见而不用害怕获罪；生活方式绝不空虚无聊；而作家、画家、哲学家，或仅仅作为梦想家的价值即使不高出，也应当不低于庸庸碌碌的商人。在那里，你能够过自己的日子，做喜欢的事，喝醉或是做爱，而不必受葛兰地太太[12]、警察、牧师，或老师的监管。

21岁的我得出的这些印象可能并不真实。刚刚从中西部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毕业，之前的12年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城里度过，那是玉米带的中心，人口只有4.5万。可是我感到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总想逃离这个庸俗的地方，去文明的欧洲。也许我在很多方面属于典型的爱荷华小镇青年。美国在哈定和柯立芝时代成了一个愚蠢的国度。这两任总统平庸得可怕，却又备受欢迎和爱戴。虽然如此，我仍然想留在美国试试机会。我相当反叛，不喜欢的比喜欢的更多，但总的来说，在这个爱荷华小镇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贫穷家庭，我的童年还算幸福。我必须努力干活，一边维持生计，一边上学。我仍然有很多玩的时间，过得很开心。我从未感到无聊，虽然无聊似乎应当是中西部“大街”型小镇的特点。我有过愤怒、灰心、悲伤，有时甚至是忧郁，但也有喜悦、兴奋、希望、爱，还有对生活永远的热情。早在21岁之前我就知道，虽然生活不容易，常常充满艰辛、荒唐，但有时是美好的；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地方；除了现在，还有永恒。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的那些文学偶像，刘易斯、门肯、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卡尔·桑德堡，他们虽然猛烈抨击美国人的愚蠢，却热爱这个国家，在这里茁壮成长，似乎也活得相当快活。在他们锋芒的背后，你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虽然很多作家、画家和学生拥向巴黎，但除了来自中西部的门肯，这些重要人物都没有离开，他们挖掘着身边丰富的素材。不论怎样，他们提醒着你，这里是你唯一的国家。

老实说，我在大学最后一年一直有个模糊的想法——我也许能在巴黎待得长一些。但是这个想法很模糊，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当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留在本校，一个是在不远的爱荷华州立大学。我回来后可以选择其中之一，并且和大学中的女友（我们已经订婚）尽早结婚。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没有钱，不能在巴黎长住。我从校长那里借了100美元，头一天从叔叔那里借了100美元，他很不情愿。我估摸着这200美元能让我在欧洲待两三个月就不错了。

可是，这个疯狂的想法仍然在我潜意识的深处挥之不去。有个同学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叫比尔·布里奇斯，从印第安纳州的林肯学院毕业之后，在一家美国报纸的巴黎分社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在巴黎长住。我没法驱走脑海中的这个想法。一个春天的傍晚，我向母亲说起这件事，她并不十分赞同。几天之后，她请来了远房的叔叔弗朗谢。这位叔叔是我们家的法裔亲戚，在城里开着一家名叫“集市”的商店，很不景气，我们还拥有一点股份，根本不值钱。这位叔叔战时在法国服役过，也许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我猜他是在巴黎长大的，他说话时仍带着些许法国口音。他也不看好我的巴黎梦。他说巴黎的天气糟透了，总是下雨，房子又冷又暗。冬天大多数住房都没有暖气，太阳又难得露脸。你这个从爱荷华来的少年一定没法在那里待下去，你一定会得肺结核。他就得过这个病，到了美国这块福地才好。另外，他补充说，巴黎的花花世界容易使人堕落。母亲这时天真地问，花花世界指什么。这位叔叔十分窘迫，为自己的“坦诚”向她道歉，说那里的女人非常“放荡”。而实际上，巴黎的“那种房子”（他只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都有市政府颁发的合法执照，到处都是。我对这件事十分感兴趣，可是，我母亲尽管可以容忍此事，听了却惊恐万分。

也许她觉得事情就此结束，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再提起，那毕竟只是一个梦。比尔·布里奇斯给我的朋友写信说，每年夏天有数千名学生和数百名真正的记者申请到巴黎工作，结果只有两三人能够如愿。如此看来，机会几近于零。不过，如果我到了巴黎，仍然可以去申请一下试试。经过纽约时，我或许还可以去问问《世界报》和《纽约时报》的本地新闻编辑是否有工作机会。但我不抱侥幸：一个只在本地小报干过几个假期的小青年，哪能一举拿下这两家著名的都市大报，又或者是哪个巴黎的报社呢？因此，我仍想按原计划，回到爱荷华州接受一份现成的工作，再与未婚妻成婚。母亲相信，即使不是工作，年轻人的爱情也会让我乖乖地回来。她变得由衷地喜欢我的女友。那姑娘很可爱，深褐色的头发，闪亮的绿眼睛，挺直的鼻梁，嘴唇饱满性感。她身材苗条，身心活泼。我与她相恋一年，几个月前，按照传统，我将自己的大学联谊会会徽送给她作为信物，与她订婚。我不愿离她远行，哪怕只有两个月。但是，四年的大学生活在6月结束，当我完成了毕业式，满怀别情地告别了校园和朋友之后，我越来越对夏天的旅行感到兴奋，因为我向往的那些遥不可及的地方似乎已经近至眼前。我手上的钱够我在欧洲的花销。我与蒙特利尔的一家轮船公司签了合约，在开往英国曼彻斯特的一条运牛船上干活，抵我夏末回来的旅费，还好回程上并没有牛需要照管。我沿途会在华盛顿、纽约停留，我受邀出席纽约州伍德斯托克的大学报纸编辑会议（一切费用由主办方承担），我还会去探望一些住在纽约州坎顿的亲戚，之后，沿圣劳伦斯河而上去蒙特利尔。

我向母亲和姐姐告别。我们姐弟上的是同一所大学，姐姐三年前毕业，开始在邻近的一个小城教书。我母亲虽然为我的冒险担忧，但没有反对。她对子女相当宽容，容忍我们的异想天开和任性，尽管她的个人生活范围十分有限。我父亲42岁时在芝加哥突然离世，留下了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之后母亲寡居了12年，但她有一种特殊的智慧，这一点多年之后我才发现。父亲去世时，她手上只有一小笔保险补偿和一所芝加哥的房子，但她从没有抱怨过。她说她不懂“理财”，但她能供养我们读完大学，让我们完全自由地发展。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弟弟还有两年就要毕业，但他不确定是否要念完同一所大学。他和我一样叛逆，觉得这所学院在智慧上相当贫瘠。我于一周前与他告别。他去了斯通城，打算暑假的时候在附近采石场干活。格兰特·伍德要在那里建立一个艺术家群落，他的画作后来轰动了美国。

与家人告别之后，我与叔叔开车出发，我们经过我的大学校园，我下去到名为《宇宙》的学校周刊的编辑室拿了几只旧烟斗和一瓶非法烈酒。去年，我曾是这里的编辑。学校那时严禁吸烟，而在禁酒令实行的年代，在校园私售酒不仅违反校规，而且一经发现就会被立即开除。

我向小小的校园望了最后一眼，在这里我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教学楼、小道和草坪上空空荡荡，这个地方曾经熙熙攘攘，长久以来是我生活的中心。现在的冷清带给我一丝离别的伤感。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校园生活一直令人兴奋。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认真地恋爱，遭到拒绝，饱尝失恋的痛苦，然后又一次爱上。我学到了一些知识，或至少学会了最重要的事情：教育是我决心用毕生的精力去完成的，而大学只是教育中的一环。有三四位老师我将永远铭记于心。在这里，我有了第一次编辑日报的经历，这使我确定了最终想要做的事情。我在这里的生活充满欢乐，对读书、音乐和运动的热爱萌芽并发展壮大。

一连下了三天雨，这一天早晨天气终于放晴。雨水对玉米很好，而玉米是我们这里赖以为生的作物。不过，这场大雨在公路上留下一片片泥泞的沼泽。我们小心行驶了16英里，朝着弗农山开去。这段路还算顺利，没有出什么差池。一见到泥坑，叔叔就加大油门，让T型福特车全力以赴，好像赶一群马。这条路直通到弗农山顶，那里坐落着康奈尔学院。我们下了车，穿过空寂的校园。巨大的榆树和枫树装点着宽阔的草坪，哥特式教堂和不知名的建筑上爬满常春藤。我父亲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叔叔和两个姑姑也是在这里上的大学），然后又上了两年芝加哥的法律学院。据我所知，我父母就是在这里遇见的，母亲那时主修音乐。在他们那个年代，这里与卫理公会开设的神学院相差无几，充斥着清教徒的互励、基督教教义和《圣经》阅读。母亲饶有兴致地告诉我们，学校严禁饮酒、吸烟、跳舞、玩牌，如果一对少男少女在春夜的树下亲吻被发现的话，会遭到校方开除。[13]

山顶上的校园与主干道相连。叔叔开车上了主干道，突然转弯。他说想看一眼他从小长大的“老农舍”。他解释说，1880年，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把家从西部黑鹰县的大农场迁到这里，只为了让他的四个孩子来日能上城中的大学。这所老房子离主干道只隔几条街。

叔叔说：“这里只有80英亩土地，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可是，天哪，他做到了。他供我们四个孩子上了大学，你父亲、莉莲姑姑和梅布尔姑姑，还有我。我看那时的父母就是这样。那些拓荒的农民自己没机会上大学，[14]却决心让儿女受好的教育。他们从早到晚劳作，几乎累弯了腰。让我们上大学成了你祖父唯一的心愿。农场不挣钱，他就开了家肉铺，宰自家养的牛、猪和鸡，卖肉、牛奶和鸡蛋。我们从来没有什么钱，但是肯定有足够的食物。他努力一边经营农场，一边开着肉铺。”

这是一个传统的美国人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确有其事。我从没有想到，父亲的家庭也是这样。父亲去世得太早，没来得及告诉我这些事。

刚一离开弗农山，我们就遇到了麻烦。从弗农山到克林顿的密西西比之间有80英里的路程，在这期间，我们的汽车三次抛锚，叔叔总要请农民赶着几匹强壮的马把车拉动。他每次都要给人家5美元，他称之为公路抢劫，说政府也有责任。他咕哝着：“政府要我们交那么多税，应当把路修好，至少这样的大路要修好。”林肯公路是美国的主要公路，可是大部分路面都没有铺好，至少在爱荷华州是这样。泥泞的路面让我们慢下来，即使没有陷入泥坑，我们也不能开快。直到傍晚，我们才到了密西西比。叔叔不情愿地决定在克林顿找家旅馆过夜，这可是要花钱的。

我很高兴原计划变了。这样我能有多一点的时间与亲爱的同窗女友告别，她就住在这里。我们原计划在经过时在旅馆碰头，喝杯咖啡。叔叔一天里很不耐烦，想要开到芝加哥郊区格伦埃伦的家中。计划变了，我打电话给女友，告诉她我们来迟了。她来到旅馆和我们共进晚餐。这顿饭吃得并不特别高兴。她活泼美丽，叔叔立刻就喜欢上了她，她却说不上十分热情。在学校的最后几周，她毫不掩饰对我出远门的不快。我们有过几次口角，那是恋人之间的口角，第二天就烟消云散，并且让我们更加亲密。后来，她说她很希望我有这样不平凡的经历。

晚饭之后，叔叔借故离开，说自己习惯早睡早起。我和女友开着她的车去了一家药店，这个小城没有咖啡馆或“售非法酒”的酒吧。在小小的隔断里，我们喝着咖啡，开始谈未来，但是她并不像我想的那么乐观。我看出她有点紧张、冷淡，有些怨气。不过她说，她有种感觉，一到巴黎，我就再也不会回到中西部的小镇上，过以前的生活了。我们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样的生活。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九岁之前在芝加哥的生活了。

我努力打消她的这些想法，发誓永远爱她，但无济于事。我们又开始争吵。对我来说，这样的夏日分手很让人难堪，于是我建议开车去兜兜风。也许夜晚的空气能让我们冷静下来。将近午夜，整个小城都睡熟了，街上空无一人，店铺和住家门前的灯都熄灭了。我们一直开车到桥头，眺望着伊利诺伊河岸上的灯光。桥下是宽阔的河面，一艘亮着灯的汽轮缓缓地逆流而上，我们想起这是马克·吐温开过并喜欢的密西西比河上的老式汽船。而现在，1925年，这种船已经很少见了。

我想这样长时间地眺望着河水和夜色，她的情绪会由此改变。可是，当她开口，我就明白事情并非如此。

她说：“对不起，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一旦你到了巴黎，也许你就不想回来……而且你不愿意告诉我实情。”

我反对道：“亲爱的，我过两三个月就回来。我带的这200美元顶多就能撑这么久。而且，我已经定下几份工作。我们可以结婚，你可以完成学业。我爱你，我想娶你。”

我还是不能完全使她相信。当我们在旅馆门前分手时，我恋爱两年来头一遭模糊地感到：到最后，我们也许不能在一起。我这时比她还要泄气。这样开始冒险的旅程可不怎么好，我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她的吻别敷衍了事，我下了车，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目送她开车驶进黑夜。在昏暗的大厅的豪华椅子上，我坐了一会儿，思来想去。我一时冲动，想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会取消旅行，即刻与她结婚。但这股冲动转瞬即逝。如果她这时成功地阻止了我，我怎么可能再从那座爱荷华小城走出，获得自由？

当然，过了半个世纪，我回顾此事，看到她比我聪明，更有先见之明。她比我更了解我自己。

我们再也没有相见。

几乎整整一周，我每天都随叔叔从格伦埃伦乘火车到芝加哥。叔叔在出版界工作，他是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副经理，主管芝加哥办公室的工作。他主要负责选书、编辑，尤其是销售课本。课本支撑着出版业的收入。而我估计他做得很不错。对于课本以及他每年几十万册的销量，他可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不过，当我想谈谈我更感兴趣的书籍——现代小说时，他似乎不太感兴趣。

他说：“这些归纽约办公室管，我在芝加哥挣的是课本钱。”他确实提到过，他的老板霍尔特拒绝出版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失去的赚钱机会，而不是这部作品本身。

在那一周里，我常常在他办公室附近的芝加哥环线上与他分开，自己去公共图书馆读关于英国和法国的书，在近处随便吃点午饭，再往北去密歇根大街的美术馆看画展，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法国印象派的原作。一天，我乘列车来到第63大街寻找我以前的家和当年的邻居，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九年。那座在大学道6612号的房子似乎比我记忆中的要小一些，挤在街边的一排房屋之间，里面光线很暗，有些阴沉。我孩提时代玩耍的街道看上去有些破败。我去探访以前的三四家邻居，我和这些人家的小孩一起在附近的空地上挖过土坑。可是他们都搬走了，附近也不再有什么空地。

不知为什么，我不能把自己与这个丰富多彩的城市联系到一起，虽然我在这里出生，又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我一直没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在我父亲那个时代这个地方令人兴奋、生机勃勃：不仅让这个开始快速发展的冒险国度积累财富，而且为这里的人民创造出富裕和文明的生活。这个地方让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律师、记者和漫画家陶醉，令他们躁动不安。交响乐、歌剧甚至戏剧都繁荣兴旺。父亲热衷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些子女却无缘得见。这里有弗雷德里克·斯托克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有加利-库尔奇和玛丽·加登的歌剧，有艺术博物馆、菲尔德博物馆和剧院，这里上演的大部分是原创剧作。叛逆的“芝加哥小组”作家们抛弃了纽约的豪威尔斯[15]和其他老套文学，终于能给美国人提供生动的原创作品，揭露出有钱有势人的虚伪贪婪、堕落和卑鄙。

在20世纪初以及后来若干年，芝加哥成为一片沃土，充满了活力。伯顿·拉斯科感觉到这种巨大的能量如同来自一座“巨大的水力发电厂”，而现在一切似乎都归于寂静。拉斯科、德莱塞、弗洛伊德·德尔、舍伍德·安德森、弗朗西斯·哈克特、卡尔·范多伦和马克·范多伦、哈里·汉森，甚至文学评论教授斯图尔特·舍曼都已离开，或正在离开，前往纽约。桑德堡不再在《每日新闻报》上发表电影评论，也不再关注诗歌，而是搬去密歇根州写他的林肯传记。哈丽雅特·门罗和她办的诗歌杂志驻守在芝加哥，杂志的封面上仍然是惠特曼的名言：“要想有伟大的诗歌，必须有伟大的读者。”可惜她的大部分读者以及她的撰稿人都在远离芝加哥的地方——纽约或是欧洲。《拨号盘》杂志和玛格丽特·安德森的《小评论》早已迁往纽约，后者是这类刊物中最好的。

这座美丽湖滨城市中的善良的人们似乎心满意足。因为贩卖私酒和贪污，他们有钱。几乎人人都在拼命享乐，都喝烈酒。如果路过的天真年轻人认为这太荒唐或幼稚，这里的人也满不在乎，不以为怪。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人人都是这样。”人人都想追求“快乐”。我不禁自鸣得意地思忖，在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中，人们追求的不就是种“快乐”吗？当然我们有历史，不算长但十分有趣的历史，充满了暴力。不过，谁又会在乎这个？亨利·福特，美国的一个偶像，在诉讼《芝加哥论坛报》诽谤一案中宣称：“历史就是废话。”众多读者肯定这位无知的汽车业巨头的意见。他告诉陪审团，他认为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6]是“一位作家”。

报纸上充斥着花边消息：新近的离婚案，凶杀案，匪帮的纷争，北海岸富豪最近的化装派对，愚蠢的政客、官员、商人、禁酒者和神父的最新公告，好莱坞明星的绯闻或丑闻，华尔街股市上涨的消息，佛罗里达刚兴起的房地产热——还有消息称，在赶赴代顿市为“猴子审判”中的原教旨主义辩护之前，布赖恩又得了一大笔酬劳。他在科勒尔盖布尔斯[17]的潟湖上，乘着一条阳伞遮阴的木筏，为湖岸上（这里原来是一片沼泽）晒着太阳的蠢人发表演说。报纸上也有关于最近的疯狂事的头条，报道“马拉松舞”[18]热潮——报纸称之为“脚力公开赛”，还有某个疯子爬上市中心的旗杆不肯下来。纪录不断刷新。跳舞者一直跳舞，疯子坐在旗杆上，二者都能持续好几个星期。他们高居新闻头条，赢得了奖金。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报业十分兴盛。它本身没什么错。这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问题。市民们想要读到这样的内容。《每日新闻报》和《芝加哥论坛报》这两大报社在华盛顿和主要欧洲国家的首都都有新闻办公室。它们力争在日常新闻中加入一些政府要闻以及不那么愚蠢的事情。所以，在1925年6月，《芝加哥论坛报》虽然头条报道了涉嫌为百万遗产杀妻的本地社会名人被判无罪的消息，却也用头版的最大篇幅报道了“法国投票通过发行60亿法郎”以及“柯立芝总统否决让美国为一战买单”的消息。

法国人想用印刷厂来解决经济问题是愚蠢的，但他们的愚蠢远不及柯立芝总统。后者以为在德国停止向我们的战时盟国偿还赔款之后，我们仍能从盟国收回欠款。他提醒美国人：“难道不是他们借的钱吗？”他想连本带利收回每一分钱。总统认为，如果降低关税从而让外国人挣到足够的钱来还美国的债，这将是对美国纳税人的背叛。

芝加哥的纳税人似乎对这些并不十分关心。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认为，无论总统做什么都是对的，只要他能减税，不让政府过多干涉企业，由着他们不择手段地赚钱。那年夏天，在芝加哥，人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地头蛇的行踪，此人据说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当权者。无论如何，这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就是“疤脸”阿尔·卡彭[19]。

我在家乡小报上读过他的事情。我父亲的老朋友、前任都市新闻编辑吉姆·吉尔鲁思介绍我去《每日新闻报》的芝加哥办公室求职。在那里，我听到了大量关于他的事。禁酒令对于黑社会来说是一座金矿。通过非法贩卖啤酒和烈酒可以赚取数百万美元。约翰尼·托里奥是芝加哥黑帮中强有力的人物，他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开始贩卖私酒。过了不久，到了1920年，生意多得忙不过来，他另外请了一位帮手。这位帮手不仅要帮他照顾私酒生意，必要时还要负责所谓的“竞争”——与欧巴尼恩、真纳和艾洛的团伙火并，那可是用枪说话。托里奥是纽约臭名昭著的“五点帮”的前任老大，他挑选的帮手也出自帮内，是个前途无量的流氓。托里奥把他安置在自己名叫“四等分”的赌场里。在赌场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本家庭版《圣经》，这就是他的办公室了。他的名片上面写着“阿方斯·卡彭，二手家具商，南沃巴什大街2220号”。

对于《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以及它如饥似渴的读者来说，卡彭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记者们说，虽然卡彭是这么个身份，但他的确是个精明的买卖人、高超的管理者，冷酷无情又胆大妄为。他手下的连锁董事会把酒馆和娼寮管理得井井有条，与控制大部分运输业、公共设施和工业的英萨尔和范斯威林根[20]的合法公司没什么两样。他在芝加哥城外的西塞罗安顿下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领地，选出市长、警察、公务员甚至法官。卡彭开着装甲轿车出行，前有开道，后有护卫。车上的打手都带着枪，保护主人，教训挡路的对手，动不动就开杀戒。不过，大多数的杀人事件（一共有300起左右）都是由卡彭的700人私人部队所为，他们用的是短管霰弹枪和冲锋枪，卡彭称之为“打字机”。这些武器是从州军火库里偷出来的。

1925年夏天，我路过芝加哥的时候，正逢“疤脸”卡彭无可争议地当上芝加哥地下社会的老大。据联邦调查局探员和记者估计，他每年在贩卖烈酒和啤酒上大约能收入5000万美元，还有2500万美元来自赌场和赛狗场，1000万美元来自妓院，另有1000万来自其他非法活动。约翰尼·托里奥一度震慑黑白两道，而他从前帮手的强悍和大胆让他黯然失色。1923年，在“四等分”赌场发生了一次与敌对黑帮的火并，托里奥身中六弹，卡彭匍匐在地，用一个铜痰盂护住头部，才侥幸逃生。在芝加哥的这次打击让托里奥从此一蹶不振。两年之后，在我抵达芝加哥之前不久，他就在自家门前中枪，住院16天，之后就进了监狱，刑期九个月。在狱中，他把自己的地下王国交给了年轻的卡彭，计划出狱之后回意大利老家。

这时，正如《新共和》杂志所指出，“疤脸”并不仅仅收买了政府，他就是政府。他还花钱买得了法律的“保护”，这意味着收买政府官员。记者和胆小怕事的改革者估计，这要让卡彭每年破费大约200万美元，但他明显负担得起这笔钱。据说，卡彭在政治上无党无派，付起钱来一视同仁。谁掌权他就支持谁，既支持“改革市长”——德弗，又支持受芝加哥人民欢迎的市长“大比尔”——汤普森。在芝加哥这个对市政贪污容忍度极高的城市，后者在执政期的贪污仍然是创纪录的，达到每年1.25亿美元之多。但无所谓，漫不经心的芝加哥人选了“大比尔”。有一些严苛的人谴责他，却遭到了他的反击：“我这完全是为了美国！”在他连任市长时，芝加哥市已经破产，无力支付教师、警察和消防队的工资。人们谴责市长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市长咆哮道：“即使是英王乔治要继续干涉美国人的事，我也要打断他的鼻梁骨。”芝加哥人对这种政治家式的讨巧言论做出积极反响，在1927年第三次选“大比尔”为芝加哥市长。

可是在幕后，管理芝加哥的不是“大比尔”，而是“疤脸”。这不仅是爱喝酒、爱讽刺的记者的看法，芝加哥犯罪调查委员会主任弗兰克·J.勒施也持同样观点。他证明说：“我证明没用多长时间就发现，卡彭控制着这个城市。他的触手伸到了市政府和县政府的各个部门。”

我在自己的出生地待了一周就觉得足够了。我乐于把它交给“疤脸”去管，然后继续旅行。因为我叔叔对我热情大方，借给我100美元，于是我启程前往华盛顿和纽约。

离开的那天早上，《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一条报道吸引了我的注意：“法国击溃里夫部族，多人死亡。本报记者险些被当作奸细击毙。”这条电文下署名：文森特·希恩。他穿过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边界，采访了里夫起义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他的报道被全世界报纸转载。他在途中被一些嗜杀的里夫部族匪徒抓住，他们怀疑他是奸细，后来他侥幸逃脱了行刑队。看完这段报道，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的火车正在加速，我望着车窗外印第安纳州无边的玉米地陷入遐想：当一个驻外记者的确有趣。一两年前我读过一本电讯稿集子，是一群了不起的记者在一战中以及战后发回的，每篇后面都有作者的生平介绍。他们深深打动了我。这是一个浪漫的族群，奔赴一个又一个战场、一场又一场革命、一次又一次国际会议，与新闻中的重要人物亲密接触。但是，他们那令人兴奋的世界对我来说是那么遥远，我似乎没有机会进入其中。我从小长大的爱荷华州平静的玉米地与他们相距甚远。

我仍然回到允许吸烟的车厢，点上烟斗，又读了一遍希恩的报道。他显然是在《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分社工作。我记得他的署名在过去两年偶尔出现在报纸上。或许……当我到达巴黎之时……火车继续前行，我衔着烟斗，望着接到天边的玉米地，掠过单调的中西部小村小镇，这些地方和我长大的家乡没有什么两样。我不禁想：为什么不呢？然后，我把这个抽烟斗时做的旧梦放在一边，开始想华盛顿和纽约又会是什么样子。

到了华盛顿，我在一个大热天见到了柯立芝总统。我真的和美国总统握了手。还有好几百个和我一样的乡巴佬，排着长队对这位大人物充满了敬畏。这成了白宫的传统，但是不久就被总统取消，只让主管和来访的老乡一周握一两次手。很明显，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他来说是我们民主的一部分，保持着他与普通公民的接触，而后者的选票，不论如何受人操纵，仍然决定着选举结果。

一位大学里的朋友，现在在华盛顿当上了记者。他给我留了张参观白宫的票。我去白宫完全是出于好奇，想亲眼看看白宫，面对面见见总统。这座建筑中宽敞的房间令人印象深刻，让人想起在这里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现在居住在这里的人。可是，当人们抓住总统的手，听他用带着鼻音的北方口音，拖长腔说出“你好啊”的时候，脸上总是不自觉地显出敬畏的表情。我想这种现象也许和以前的亚洲或欧洲的农民觐见皇帝或国王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这种现象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这种敬畏一定是对于这个崇高的职位而非总统本人。又有谁能对卡尔文·柯立芝那样一个人心存敬畏呢？

我想，这个现象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国家在1925年的文明水平：这位未老先衰、不苟言笑、平庸的新英格兰人，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言——有着“无可争辩的平凡”[21]、十分擅长的沉闷，却在美国受到巨大的欢迎。1923年8月2日哈定总统突然去世之后，他由副总统升任总统，次年又在竞选中大获全胜。无疑，他是时势造就的。他像他之后的继任者一样，相信这个国家过时的神话，而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持有同样的信念：在世界上，或者至少在美国，只有刻苦努力、生活节俭、道德完美、信仰虔诚的人才可能成为人中之人。柯立芝宣扬着这种福音，在后来的自传中说：“在任何行业中你有多成功，取决于你有多努力。”这话从他口中说出确实有些奇怪。据报道他午饭后至少要睡两个小时，并且会在摇椅上度过很长时间，显然不总是在冥想。

在华盛顿的那天下午，我猜想这个贫血、瘦小的人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我想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对企业采取了不干涉的政策，纵容企业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这种程度也许比70年代的今天更甚，当今的人们聪明了一些。过去的企业在美国被过多地推崇，商人成了公众意见和品位的判决者，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牧师。柯立芝相信商人。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商业是美国的头等大事。”后来，他又多次强调了这一观点：“美国进步的驱动力是它的工业……谁若是建了工厂，就相当于建了一座庙宇，工人们在那里敬拜神明……高利润意味着高工资……”而当我经过首都时，他正在准备对纽约商会发表演讲，他将宣称：“商业完全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依靠的是真理、信仰和正义。在更大的意义上，它是人类道德、精神进步的最伟大的动力。”

我看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商业“完全”是以谋利为目的的。不过，美国人喜欢他这种胡说，尤其是商人们。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都不相信我们利欲熏心的商人是“道德和精神”的动力，或多或少地试图抑制他们贪婪的胃口和捕食的利爪。而柯立芝坐在摇椅上，心满意足，鼓励他们鱼肉大众，对四年之后由此给美国引来的灾难浑然不觉。对于农民、工人和穷人，柯立芝似乎没有丝毫体察。[22]他曾两次否决了缓解农业负担的法案。而我的家乡迫切需要这项法案，那里的玉米、小麦和生猪的价格在下降，农业机械和肥料的价格却在上涨。柯立芝告诉农民说，这项立法是“不经济的”，并这样建议：

复杂的援助计划、调整价格的政策、财政支持都没有丝毫价值。农民自己简单直接的操作方法才是真正的解救之道。

爱荷华州的农民虽然知道得更清楚，却仍然投票选他当总统。他们知道没有什么“简单直接的办法”可以将他们从产品的低价和经营的高成本之间解救出来。前者是由盲目的市场决定的，他们无法控制；而后者是由类似的垄断决定的，受到高税收的保护。可是，在我的家乡一带，并没有农民抗议，其他地方的劳动者和穷人也没有什么相关的反应。像柯立芝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仍然相信美国的陈词滥调。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会问：“这个小个子男人能做些什么？”

这个小个子男人在前一年的选举中有另一种政治选择。那时，罗伯特·拉福莱特参议员挑战共和党，提出一个进步的建议：给农民、工人、小企业经营者支援。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严厉的参议员，终生都代表这些人向贪婪、腐败和垄断的大企业宣战。虽然拉福莱特在一些问题上目光短浅，特别是在外交事务上，但我在爱荷华州仍然尽一己之力支持他的选举。我相信，他更加明白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包括农民、工人和穷人的多数人对他却没有这样的认识。共和党用钱开道的选举宣传迷惑了这些人。拉福莱特得到的选票不足500万张，而柯立芝获得了将近1600万张，民主党候选人、华尔街的律师戴维斯也只获得了800万张。

我到达华盛顿时，拉福莱特因为工作过量已经辞世。他没能战胜利益集团。他不赞成美国参战，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人们怀疑他亲近德国，不喜欢他的“激进主义”——这个词不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让美国大众害怕。除了威斯康星州，没有什么地方的人怀念他。在威斯康星州他的进步主张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伍德罗·威尔逊也在我到华盛顿的前一年去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死。他曾是我年轻时代的偶像——那时我还太年轻，1925年的我仍然年轻，看不出他作为长老会教徒的缺点。[23]虽然他缺点很严重，但和其他伟人一样，他很有远见。而现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哈定和柯立芝执政五年之后，政府毫无眼光——无论是在白宫、国会，还是整个美国。至少威尔逊站在人民一边，赞成他所谓的“复兴人民的力量”，赞成“新自由”，后者是他第一任期的执政目标。他严厉谴责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虽然他在1916年的竞选口号是“他使我们远离战争”[24]，还在竞选进行五个月之后让美国卷入了战争，但他为此奋斗，操劳过度，以致中风及终身瘫痪，不能带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他热诚地相信后者能够维护世界和平，消除战争，尽管这种想法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即使威尔逊犯过错误，但与他相比，我认为柯立芝是个庸碌之辈，而后者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威尔逊。无足轻重的小人受到过度追捧，这在有缺陷的美国式民主中时有发生。

1925年，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以及拉福莱特关于可怕的富豪统治的警告已经被华盛顿遗忘。这个国家正沉溺于所谓的“柯立芝繁荣”，虽然不是人人有份。似乎近期哈定执政的丑闻也没有对它有太多影响，这些丑闻正在被人们遗忘。虽然如此，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后来所说：“盗窃和流氓集团的集中程度在联邦政府历史上是空前的。”[25]

哈定的执政被神化了。他刚一离世，相关的欺诈内幕就遭到曝光。现在的报纸仍然把它登在头版。我在华盛顿短暂停留的几天，在一个报社的新闻编辑室里，我总是听到相关的故事。我的两位大学同窗——约翰·肯尼迪（与后来的肯尼迪总统重名）和纽沃尔·罗杰斯两三年前来到这里工作。肯尼迪自己就揭露过一起黑幕：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局长查尔斯·R.福布斯上校（此人是哈定的挚友）克扣为战时勇敢的退伍残疾军人所建的医院的经费，中饱私囊。这项指控导致福布斯在莱文沃思坐了一年监狱。

在蒙大拿州不屈不挠的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的领导下，参议院委员会仍在调查石油丑闻。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总统的另一位好友，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前参议员艾伯特·B.福尔任内务部部长期间，把两块巨大的国有产油区租给了石油大亨——哈里·F.辛克莱和爱德华·L.多希尼。多希尼为此“借给”他10万美元现金，辛克莱则“送”了他26万美元的自由债券。最高法院最终裁判这两项租约无效，福尔部长因为受贿被判刑一年。

这就是石油丑闻中最轰动的部分，但事情远不止于此。这件事还牵涉我大学的最著名校友，即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他最终被标准石油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小约翰·D.洛克菲勒驱赶出了石油业。据说，小洛克菲勒对于石油业的领袖人物中严重缺乏基督教道德一事深感震惊。他父亲正是靠这一行业积累了巨大的家庭财富，但老洛克菲勒对这些道德的无所顾忌同样令人震惊。

华盛顿的记者们，以及国会的调查委员会都在深挖“俄亥俄帮”的种种贪污丑闻，哈定总统上任之后把这群人从老家带到了华盛顿。其中负责收取贿赂的主要人物来自俄亥俄州的华盛顿法庭城，是个小镇商人，名叫杰斯·史密斯。他是总统长期的密友，司法部部长哈里·M.多尔蒂的跟班，后者策划了哈定入主白宫。史密斯与多尔蒂在华盛顿同住一所公寓，在司法部部长办公桌不远处也有他的一张桌子。然而，他没有任何正式官职，一无所知，胸无点墨，粗鲁不堪，只是待人和气，逢人便打招呼：“喂，有啥新鲜事儿？”他喜欢的歌是《上帝，怎样才能财源滚滚》，他总是唱，唱得声情并茂。一到了华盛顿，钱真的向着他和他的俄亥俄老乡滚滚而来，其来源是禁酒特许、联邦判决、逃避诉讼，以及外侨产业管理专员控制的可观财产。

举例来说，经司法部部长批准，管理专员T.W.米勒上校把战时一家德国商业股份公司以600万美元的价格转给了一家瑞士公司。瑞士方面的律师发现还需要再花上50万美元才能让华盛顿方面顺利通过。首要人物杰斯·史密斯至少从中获取了20万美元，而管理专员米勒上校只得了5万美元。4万美元汇入了司法部部长在俄亥俄州华盛顿法庭城的银行账户。史密斯也用这个账户存放他收到的贿赂。在司法部部长受审时，人们发现他烧掉了分户账目来掩盖他和史密斯的罪行。

史密斯早就脱离了公众视线。他感到危机四伏时，对他仍然爱着的前妻坦白：“他们会找上我的。”有天晚上，他回到与司法部部长共用的公寓。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躺在地板上，头上中了一枪，枕着一个铁垃圾桶，右手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多尔蒂的司法部接手了这个案子，不准解剖或调查。史密斯受贿的账务记录曾被他精心保存，现已烧毁。这或是多尔蒂所为？尽管没有办法证实，但一些记者相信，史密斯是遭人谋杀，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高层贪污被披露。早在俄亥俄州，史密斯就是哈定的密友。据说，他的死使总统“几乎崩溃”。哈定在几个月之后死去。很多人认为，史密斯的事加速了他的死亡。

运载哈定灵柩的火车从旧金山驶往华盛顿，在我的爱荷华州家乡小镇短暂停留，举行了悼念仪式。当地牧师把死去的总统吹捧为一个正直的、畏惧上帝的人。在华盛顿，我听到记者公开谈论哈定在俄亥俄帮的总部“K街上的小绿房子”痛饮，多少有点吃惊。记者们说，总统经常在这里逗留，和他的俄亥俄老乡玩牌，他的禁酒官员那里有最上等的酒供他享用。更有意思的是，编辑部里谈到了总统的情人们。对于天真无知的我，这离奇得难以置信。可是我的记者朋友说，咱们的美国总统爱女孩子爱得发疯，就在选举前一年，他还是参议员时，在家乡与一名叫娜恩·布里顿的年轻女子育有一个私生子。多年以来，布里顿一直是他的情妇。[26]

在华盛顿的一周让我多少开了眼界，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才明白，从爱荷华州看到的画面并不十分完整。作为一个乡下小子，我觉得既有趣又震惊。我在中西部长大，不敢相信在美国的首都会有这种事盛行。其中有些事已经被报纸曝光，确凿无疑，我们的国民却不屑一顾；现在，半个世纪过去，美国在越南的暴行被披露，人们照样显得漠不关心，不屑理睬美国对中南半岛的侵略，在亚洲导致的人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

对于自己国家首都的“集中的贪污和腐败”，美国人关心的是什么？在我看来，1924年的选举对此给出了答案。当民主党候选人约翰·W.戴维斯，以及进步党的候选人拉福莱特试图严肃对待哈定与柯立芝任期的丑闻时，美国选民却不感兴趣，导致这两位候选人疯狂丢票。

总之，我回想起，当我准备赶往纽约时，哈定的主要内阁成员、最德高望重的人们都没有公开表示过异议。他们包括显要的国务卿、后又成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共和党所称的“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部长”安德鲁·W.梅隆，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有人说他会成为下一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原来的副总统、现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我感到奇怪，他们真的一无所知吗？

华盛顿对于一个乡巴佬来说真是既令人兴奋又使人迷惘。我要继续旅行。我乘着巴尔的摩至俄亥俄铁路线的夜车前往纽约，渴望着第一次看到这座伟大城市的地平线。

对一个从平原上来的小镇男孩来说，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给我的第一印象终生难忘。那是一个6月的晴朗早晨，渡船从哈得孙河的新泽西一畔的火车终点站离岸，我看到河对岸闪闪发光的摩天大厦，它们挤在纽约岛的低处，以帝国大厦为首的中部的众多高层建筑那时还在筹划之中。白色的伍尔沃思大厦雄踞于其他高楼之上，在朝阳的映照下闪闪发亮。我扶着船舷，看得目瞪口呆。河对岸似乎是一片神奇仙境。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要赶到伍德斯托克参加第二天召开的校报编辑大会。我坐在城里的电车上，抱着崭新发光的皮箱，看着匆忙的过往行人，瞥着星期日版的《世界报》，感受到了一种温暖而兴奋的幸福感。用了一两个钟头，我这个吃玉米长大的男孩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终于到了曼哈顿。再过一个星期，我还会回来。然后……也许……如果运气好……无论如何，我会去《世界报》和《纽约时报》碰碰运气。我把这个想法放在一边，伦敦和巴黎正在召唤着我，我从城市的另一端乘上渡船，返回到火车站，坐上了前往伍德斯托克的列车。

在卡茨基尔山下的树林里，一个小村庄中有一片木屋，我们十几个大学编辑在这里开会，度过了快乐的一周。这些编辑大多来自常春藤学校，有男有女。这些校刊有《哈佛深红报》《耶鲁日报》《普林斯顿日报》，还有名称不详的史密斯学院和瓦萨学院，以及三四个中西部州立名校的校刊。只有我来自一个小学校（显然寇伊学院校刊《宇宙》的内容给组织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于是请我参加）。在前往伍德斯托克的途中，我不禁想，不一样的学校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显赫的常春藤学校和州立名校与我不知名的爱荷华州母校相比，并没有显出特别的智慧和博学。在学术上，我们都一样自信，起点基本是平等的。

我们整天都在聊有意思的事情，一直聊到深夜。我们大谈办刊惹恼当局，以及一半老师和多数学生的乐事，谈我们当记者的可能性有多大，最重要的是，我们谈起那些震撼了这个国家的作家：德莱塞、刘易斯、菲茨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薇拉·凯瑟、弗洛伊德·德尔、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以及他如今遭禁的作品《朱根》）、詹姆斯·乔伊斯（他的《尤利西斯》仍然遭禁，而三年前出版商西尔维娅·比奇已经在法国推出，要到巴黎我才能弄到一本）。我们还谈到诗人们：艾米·洛威尔、桑德堡、弗罗斯特、罗宾逊、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等。[27]

我们大都对菲茨杰拉德和米莱有些偏爱，尽管他们是我们上一代的毕业生。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于1920年出版，美化了“柯立芝繁荣”。那时我正在努力争取高中毕业。而米莱的《新生》，甚至于1917年出版之前就已经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最受喜爱的诗歌。可是，这位小说家和这位杰出的诗人似乎成了我们的代言人，特别是在争取性解放上。我们背诵着《蓟的无花果》，从来不觉得厌倦：

蜡烛两头燃，

难过此夜关；

无论敌和友，

亮光照阑珊！

我们觉得，菲茨杰拉德和米莱给了我们自由，他们用想象和自己的生活为榜样，把我们从沉重的清教主义和沉闷乏味之中解放出来。他们轻松愉快，不隐藏，不假装正经——如果他们点着了蜡烛的两头，又有什么不妥？

有编辑从纽约来，花了一两天，把我们毕业后就要遇见的世界介绍了一番。其中有个人叫唐·塞茨，来自《世界报》，我们问他怎样才能在这家报社谋得一个记者的职位，他似乎并不鼓励我们进这家报社。多少有抱负的记者想要进入《世界报》，我们觉得它是美国境内最好、最有趣的报纸。

他建议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小报工作一两年，获得经验之后，再回来找我们。”无疑，这是个好建议。可是，我已经在一家“小镇日报社”做了几个暑假。我感到自己能在那里学到的都学会了。

另一位访客更加有趣，他很年轻，脸色苍白，表情严肃。此人名叫布里顿·哈登，从耶鲁大学毕业没多久，头一两年与一位叫亨利·卢斯的校友创办了一份杂志，名为《时代》。面对已经出名的《文学文摘》，这两位正在努力站稳脚跟。《文学文摘》虽然沉闷、一本正经，但是发行量巨大，刊登的文章大多是报纸的摘抄。而《时代》的文章，据哈登说，都是原创的，言辞犀利，观点独到，虽然它的消息来源也是报纸。这个创意似乎非常好。但是，当这个杂志开始盈利时，这种创意渐渐消失不见。而我们会面之后不到四年，哈登也因过度操劳而离世。哈登建议我们中的两三个，如若有意谋职，可以去他纽约的办公室看看。他还说，如果我们能有一两千美元的投资，他也欢迎。即便我有那么大一笔钱，也觉得这样的赌注风险太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但是，我记得有位校刊编辑被哈登的魅力吸引，告诉我，他回家要向父亲借上“一两千”。假如他真的那样做了，借来了钱，买了《时代》的股份，并且没有出手，今天他一定是个百万富翁了。因为最近我在某处读到，时值30美元的股票，今天的市值是2.2万美元。

转眼之间，令人兴奋的一周就结束了。我孤身一人乘着一艘叫“白昼”的老汽船顺哈得孙河而下，前往纽约。伍德斯托克的一位组织者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公寓提供给我住。有了这么宝贵的生活资源，我在纽约这个五光十色的城市中游荡了一星期，进出百老汇和第五大道，观看大百货公司和精品店的橱窗，仰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弄得脖子生疼。我去大都会博物馆观赏绘画和雕塑，在第42街和第五大道的公共图书馆徜徉，在富尔顿鱼市、唐人街、格林威治村和鲍厄利区漫步。这座活力四射的大都会的景色、声音还有空气中的电波都让我惊叹不已。我在这里平生第一次乘坐地铁，看了第一出百老汇的戏剧：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劳伦斯·斯托林斯主演的讽刺喜剧《光荣的代价》。这台戏年前在纽约上演，现在仍然是纽约最受欢迎的剧目。这出戏一下子把战争的距离拉近，这是在爱荷华感受不到的。在家乡，我们以一种浪漫化的眼光看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我在家乡看见这样的军人在街上得意扬扬地走过，他们从法国归来，头戴漂亮的海外服役的帽子。有几个同乡的人看过这个剧，为它处处的大胆和不敬所震惊。而这出戏也充斥着奇妙的反叛精神，通过粗鲁的士兵与一位机敏的快言快语的法国女子的对话表现出来。我觉得这出戏彻底打破了装腔作势、女人气的美国戏剧的对白，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的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无疑会觉得这出戏中的不敬多于驯服之意。但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在进步。

一天下午，我鼓起勇气，带上一封吉姆·吉尔鲁思在芝加哥给我写的推荐信，前往《世界报》的编辑室。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样做：假如眼前马上有一份工作，而编辑拒绝等到我从欧洲回来，这时该怎么办？我其实用不着担心。前台接待员压根儿就没有让我通过。《纽约世界报》《纽约时报》《纽约晚邮报》的情况都是如此。旅行中第一次碰壁，这让我十分泄气。在纽约找一份报社的工作不那么简单。大概有一两天的时间，我一蹶不振，感到十分孤独。

然而，一天下午，我的房东回来找几张报纸。晚上，他带我去参加一个格林威治村的聚会。这次聚会又大大重振了我的精神，实际上，我为之晕眩。大大的客厅对着院子，院子里聚满了“村花”——我们家乡称之为“波希米亚人”，女人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兴高采烈。她们的头发都短短的，留着刘海。男人穿着非正式的、叫不上名的夹克（和我正经的装束相比）。谈话和烈酒源源不断。我的这位朋友为我指点这里那里的名记者，他们写的专栏我之前读过；还有一些作家、诗人、画家、编辑，我根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一个年轻男子，看上去像位诗人，也许正是诗人。他小声告诉我，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随时都可能出现。米莱曾在一个冬夜里在我的校园朗诵她的诗作，之后同我们谈话。自那之后，我一直景仰着她和她的诗作。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最美丽的女子：她有着漂亮的红头发、表情丰富的脸、略带悲伤的眼睛和金色的嗓音。[28]

而她始终没有出现，这让我非常失望。毫无疑问，我还是会像当年在校园见她那样，一时语塞，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只想再看一眼这位心中的女神。我记得，有人把晚会上最美丽的年轻女士弗蕾达·柯奇韦介绍给我，我仍然紧张得舌头打结。我想，她当时已经当上《国家》杂志的总编辑。她的外貌、举止、言谈和活跃的思想，都让我震惊，并倾慕之至。实际上，听到的一切就够让我神魂颠倒的了，我也尽可能不谈自己的事情，只是把所有的酒水尝遍。

第二天，当我从宿醉中恢复时，我想，回到爱荷华州家乡小镇也许能让我重回平淡。而我这时还没有见到伦敦和巴黎呢，我不能将它们忘掉。虽然住宿不用花钱，可我还是在把去欧洲的旅费一点一点花掉。我很不情愿地决定继续前进，在纽约坎顿的亲戚家停留几天，在那里用不了几个钱。而且那里离圣劳伦斯并不远，我再从那里经奥格登斯堡去蒙特利尔。我应当一周之内赶到，好搭上运牛的货船去英国。我仍然想出国，可是在华盛顿、伍德斯托克和纽约停留的这些快乐的日子，让我“逃离荒原”的想法冷却了一些。要是能在纽约，甚至华盛顿开始生活，这将比在我庸俗闭塞的“巴比特”小镇上的生活有趣、自由得多。

纽约州北部风光虽和纽约其他地方一样好，却令人伤感。美国的进步与之擦身而过，留下的却是一潭死水。堂哥开车带着我去看几座废弃的奶酪工厂。本地生产的奶酪曾经供应给全美国，现在威斯康星州取而代之，州北部农民生产的牛奶也没有地方可卖。

叔叔的兴致很高。他在苏格兰的煤矿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干过这种苦力，他觉得农活省力得多，并且更有收益，虽然挣得的现钱不多。他现在做的只是供给全家人温饱，其余时间都在学习，研读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他终生痴迷于此人的思想。他不厌其烦地对我讲解斯宾塞思想的核心：把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特别是达尔文的理论应用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可是我理解起来仍感到吃力。在大学里，斯宾塞很少被提及[29]。

吸引斯考特叔叔的还有亨利·乔治，他喜欢乔治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尖锐批判，这种不平等使大众生活困苦。乔治给出的药方是土地单一税，他主张把土地增加价值中不劳而获的部分归还给社会，斯考特叔叔却不以为然，认为单一税会削减投机土地所得的过高利润，却不会动摇根植于工业、运输和金融业的资本主义。

我注意到叔叔手上有一部乔治的《进步与贫穷》，还有几本已经翻得很旧的斯宾塞、达尔文和其他作者的书。显然，他读过很多书。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没去过几天正式的学校，刚满10岁就开始在苏格兰的煤矿上做工。他说：“矿工图书馆！你不知道我们的这些图书馆？”于是他解释说，每个地方的工会都有很好的藏书，而且苏格兰漫长、潮湿而寒冷的晚上，只适于读书。很久之后，著名的英国工党领袖珍妮·李和安奈林·贝文告诉我他们的经历时，我又想起叔叔的这段话。他们两位分别在苏格兰和威尔士长大，都生在矿工家庭。他们都告诉我，年纪很小时，他们就如饥似渴地阅读矿工图书馆的书籍。

坎顿的这位叔叔加深了我心里的渴望。听了他讲自己如何读书，我才明白，不上大学也能有教养。他通过自学、博览群书，变得知识丰富、心智开放，容易接受新思想。我在爱荷华州老家志得意满的商人身上，却看不到这样的品质。他已经脱离苏格兰长老会信徒的狭隘信仰。我在这种教会背景下长大，同样不十分在意。对我们所处的基督教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和目标，他有一种平和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尽管有这种怀疑主义，并且矿区和农场生活很艰苦，他却是我见到过的最快乐的人。他留着胡须，瘦瘦的脸长得十分有趣，眼睛明亮，透着幽默诙谐。而他跟你说话时带着轻快的苏格兰口音，像唱歌一样。

我在蒙特利尔7月的头两周几乎一筹莫展。一位大学同学与我会合。他叫乔治·拉塔，靠在地方报社操作排字机半工半读。他的女友想和他一起读完大学。如果能说动女友，他想秋季到芝加哥艺术学院学油画。他已经表现出这方面的显著才华。他随身带着一副折叠画架，一口袋重重的油彩和画笔。他打算在我们国外旅行时画很多画。

可是好几天过去了，我们似乎根本没有可能去欧洲。7月4日我们到了蒙特利尔，天气十分闷热。轮船代理公司已经预先收了我们每个人10美元，让我们第二天一早就上码头登记。可是那条将要启程的运牛船已经满员。在我们之前还有几十个人，多是大学生。就这样，我们每天清早天刚亮就带着行李，乘着电车跑到码头上，发现要么没有船出发，要么有船却不能上。胖胖的代理人总是安抚我们说：“明天，明天一准能行。”我们筋疲力尽地提着箱子，乘上电车原路返回到简陋的出租房。为了省钱，我们只从街角的小店买面包、肉肠和奶酪，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麦吉尔大学的草坪上吃掉它们。我们沮丧地想到，即使这样简单的饮食，也在消耗着我们游历英国和法国的储备。到了7月13日，我们已经等了九天，我们觉得自己上当受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道回府。我们没有拿箱子，坐车到了码头，让代理人把钱退给我们，他说：“明天早上，一准儿！”可是我看他的眼光有些迟疑。他又加上一句，像开赛前的信号枪一样：“明天早上6点整准时到，船7点开。”

我们决定再试最后一回，我至今感谢这个决定。7月14日午前，我们乘上优雅的“圣劳伦斯号”驶向大海。第二天早上，船经过魁北克沿岸高耸的悬崖，我们就开始了日常的工作，给船上100头牛喂食喂水，这些牛就养在这艘肮脏的2500吨的英国货船的甲板上。不过十天，几乎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进了默西河，经过利物浦，进了通往曼彻斯特的运河航道。我们的工作很简单，船上的饭食却难以下咽。粗犷的英国海员与我们一起挤在局促的船头甲板上吃饭。尽管曼彻斯特多雨，一片灰蒙蒙的，街上满是失业的纺织工人，但这终于就是欧洲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搭上火车南下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去访问莎士比亚的故乡，并且看了几出他的剧。

这是我们对欧洲旧世界的最初印象：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陋巷；斯特拉福德的田园风光，那里的草地比起我们中西部的要绿得多；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的家乡上演的宏大场面；牛津弯曲的街道边尖顶、木头横梁的灰泥房；在泰晤士河上游乘船而行；漫步牛津大学校园的青草地之后，在公共汽车站巧遇我姐姐和她的同学。这一切让我们兴致勃勃，并且，多多少少对伦敦做了些准备。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听懂一些英式英语，也能让对方多少明白我们说的英语。英国人保守，但是客气。这里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生活更加平静。这个世界和美国不一样，我们开始喜欢上了这里。

[1] 《大街》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他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个美国小镇，以辛辣的笔触对美国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和讽刺。作者在这里以大街比喻他所处的典型的美国小镇。（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

[2] 扶轮社为1905年在美国芝加哥建立的一个社会团体，后扩展到全世界，宣称增进职业交流和提供社会服务。在作者这里，是甘于中产阶级生活、伪善的代名词。

[3] 例如，拉塞尔·H.康韦尔博士——费城浸信会教堂牧师和天普大学的创办人，他布道40多年，在全国发表著名演说《万亩钻石》6000多次。他在其中强调：“致富吧，年轻人，因为金钱就是力量！……我认为你们没有权利受穷……在上帝统治的世界上，爱是最伟大的，但是只有富有的施爱者才是幸运的……”在美国这篇布道——我相信康韦尔称之为“演讲”——极受欢迎。当然，被这位圣人重复的次数也最多，多达6000多场！

[4] 1908年，辛克莱·刘易斯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在滑铁卢的《每日信使报》担任通讯员和编辑，十周之后他被解雇。他曾经告诉我，主编对他说：“年轻人，你永远做不成记者，你根本不会写作。”

[5] 玉米带（Corn Belt），主要指美国中西部以玉米为主要农作物的区域，包括爱荷华、伊利诺伊、印第安纳等州。

[6] 在《无人知晓之人》一书中，巴顿将耶稣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个广告人，宗教故事则是强有力的广告内容，十二门徒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商业组织的董事会。

[7] 田纳西州1925年公法第27条：“州内所有由州公立学校基金提供全额或部分资助的大学、师范及其他公立学校，均不得讲授任何否认人是神创的《圣经》教义，而代之以人是由一类较为低等的动物演化而来的说法，否则即非法。”田纳西州立法的动机主要是缓和公众反对进化论的情绪，以博取社会各界对科学课程的认可与支持。

[8] “不可知论”一词由英国学者托马斯·赫胥黎创造。他认为人类不可能彻底认识世界，对基督教神学采取怀疑态度，也拒绝无神论。

[9] 1924年，芝加哥两名大学生——19岁的利奥波德和18岁的洛布经过数月的策划，合伙劫杀了一个17岁的少年，两名被告均面临死刑判决。达罗律师做了精彩辩护，最终，法官采纳了他的意见，判处两人无期徒刑（谋杀）以及99年有期徒刑（绑架）。

[10] 《圣经·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曾令太阳停留在当空一天。

[11] 布赖恩公然的原教旨主义、惊人的恶趣味使他全力促进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开发热潮，也毁坏了他原本给我留下的伟大的“平民”形象。对于在中西部长大的我们来说，布赖恩是偶像、成功的民粹主义者、雄辩的政治家。他维护农民、工人和穷人的利益，三次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却败下阵来，但人们相信那是共和党的钱袋所致。甚至在小学我就能背诵他著名的演说《黄金十字架》的绝大部分。1896年，该演说为这位36岁的名不见经传的内布拉斯加人赢得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不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在全国，这篇演说鼓舞人心，极具感染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谁又能忘记它的结束语呢：“我们身后是这个国家的劳动大军……到处是他们。他们要求金本位，我们对他们说：你们不能把这个荆棘冠戴在劳动者的头上，你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十字架上！”
后来，我在家乡爱荷华州的长老会教堂聆听他的演说，教堂里挤满了人。还有几次我为肖托夸运动组织露营时，也多次听过他的演讲。布赖恩声音浑厚，即便在最大的礼堂里，不用麦克风，他的声音也能传到后排。他具有伟大演说家的吸引力和技巧，但演说内容常常乏味，令人失望。他曾把《和平王子》这篇演说不厌其烦地重复了几千遍。

[12] 英国剧作家托马斯·默顿的剧本中一位拘泥世俗常规、以风化监督者自居的人物。

[13] 确实这里也教些《圣经》以外的东西。父亲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基础，而我的大学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他的很多藏书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尤其是在希腊语图书的书边上，他精心地做了很多注释。

[14] 我最近得知，祖父上过普莱恩菲尔德的西北学院，也就是现今的伊利诺伊州内珀维尔的中北学院。他在那里遇见了活泼的卡罗琳·冯·特里姆女士，很快就与她成婚。

[15]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19世纪末美国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在诗歌、散文、游记、传记、浪漫主义小说和文学评论等方面成绩卓著。

[16]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后来叛变。

[17]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沿海城市。

[18] 马拉松舞，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夜总会，奖励连续跳舞的人。1923年3月30日在纽约举办了第一场正式的舞蹈马拉松，当时的记录由阿尔玛·卡明斯创造，纪录为27小时。

[19] 阿尔·卡彭，绰号“疤脸”，美国知名罪犯。他不但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黑帮的控制者，部分传记作家甚至认为他是该市的“地下市长”。

[20] 塞缪尔·英萨尔，芝加哥电力事业巨头。范斯威林根兄弟，美国铁路大亨。

[21] Frederick Lewis Allen：Only Yesterday，p.163（paperback edition）.

[22] 他对诗人也如是。马克·沙利文崇拜柯立芝，与他很熟。他提起总统就职不久时请他对自己提些建议。沙利文建议他关注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西奥多·罗斯福就是这么做的，”沙利文说，“他总在白宫里招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如果我是总统，特别是像你一样，来自新英格兰……我会请些新英格兰的诗人来白宫做客。”柯立芝简单直接地说：“你说的是哪些诗人？”沙利文说：“哦，任何新英格兰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她出生在缅因州。”柯立芝搜肠刮肚，想了一阵，问：“弗罗斯特？罗宾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Mark Sullivan：Our Times，Ⅵ，p.439，footnote.）

[23] 一战时，威廉·艾伦·怀特到白宫见过威尔逊，他认为：“……（威尔逊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却深藏不露。”不过，怀特在追悼总统的文章里表达了对他深深的景仰之情：
上帝给了他远见，魔鬼给了他骄傲的心，骄傲的心停止了跳动，而远见常存。（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Allen White，pp.615，629.）

[24] 正如林登·约翰逊总统1964年在竞选总统时许诺，他不会把“美国孩子”送去打“亚洲孩子”应当打的仗，然而不久他就向越南派出50万军队。

[25] Frederick Lewis Allen：Only Yesterday，p.138.

[26] 后来，在1927年，娜恩·布里顿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总统的女儿》，这本书“把爱和理解献给一切未婚母亲和她们无辜的孩子，人们往往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在这本书中，作者说出了她与哈定的亲密关系。这段关系始于1916年的纽约，当时哈定是美国国会的参议员。这段关系在哈定来到华盛顿，以及入主白宫之后一直维持着，直到他临终前不久才结束。她认为，那孩子是在议会大厦里约会时怀上的，于1919年10月22日在新泽西阿斯伯里帕克出生。当时她只有23岁，而哈定已经54岁。她与哈定入住过无数旅馆，据她说，每一次，哈定都对人谎称她是他的侄女。我认识纽约普拉茨堡尚普兰湖畔一家酒店的经理，他给我看过娜恩·布里顿和哈定的总统班底一起入住的登记签名。
再晚一些，1963年，传记作家、历史学家弗兰西斯·拉塞尔，调查了哈定在俄亥俄州马里安时的活动，发现了他与另外一名女子有染。这名女子名叫卡丽·菲利普斯，是当地一个百货店经理的妻子，绰号“红头发”，号称“该地最美丽高雅的女子”。据拉塞尔说，哈定自1905年到竞选的1920年，一直与菲利普斯太太保持着火热的关系。他的情书总是多愁善感，其中一封开头写道：“我喜欢你的穿着，更喜欢你的裸体！”总统的后人把拉塞尔告上法庭，禁止他在哈定总统传记中加入这类资料，最后，经过漫长的法庭上的辩论，达成了一项协议，哈定与菲利普斯太太的书信将交由国会图书馆封存，到2014年才得以公开。

[27] 我们都还没有听说过海明威，虽然很快就会知道他。几年前，他已经在巴黎出了两本小书，并且引起了埃德蒙·威尔逊的注意。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直到1925年10月才在纽约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比这还要晚一年。多斯·帕索斯继两部战争小说后于1925年在纽约出版了《曼哈顿中转站》，但是他的《美国》三部曲要到后来才会问世。菲茨杰拉德最好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德莱塞最好的小说《美国的悲剧》的出版，我认为是在1925年以后，反正我不记得当时我们谈论过这些书。

[28] 她在自己的作品和对话中一直是活泼迷人的，以至于我从未想过，实际上她可能会因为在内地的那些一夜情而无聊至死。许多年后，我注意到了一封已出版的、她给丈夫欧根·布瓦塞万写的信。那是她在我们爱荷华小镇的一个当地旅馆里写的，时间是1924年2月5日。她写道：“我的创作依旧充满魅力和活力，（但）我本人陷入了无生气中……你有过坐着中西部那种所谓特等客车从芝加哥到我故乡锡达拉皮兹的经历吗？不，你没有。”

[29]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斯宾塞在19世纪末对美国的重要影响，约翰·菲斯克以斯宾塞的理论为基础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和历史观。斯宾塞18岁准备进入哈佛时就才华惊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认为，除了达尔文，没有其他作家像斯宾塞一样对美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哈姆林·加兰、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也是斯宾塞的热情追随者。德莱塞说，斯宾塞在智慧上让他“土崩瓦解”。威廉·艾伦·怀特曾经告诉我说斯宾塞（和惠特曼、爱默生、狄更斯一起）是他世纪之交的灵魂启迪者。当斯宾塞83岁于1903年去世时，怀特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了他的生平事迹。

第二章 巴黎的好运

伦敦也许如《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年版）所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可是我没有对她一见钟情。[1]这里阴沉、杂乱、肮脏、丑陋。街上的行人是“英国人种”——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总的来说，长相并不十分漂亮，五官像是被随便贴上的，肤色白得像石灰，牙齿不整齐，缺少照料，有时候缺一颗两颗。穿着也很一般，男人们穿一身黑色西装，礼帽压得很低，盖着耳朵，胳膊上搭着一把黑色的雨伞。女人们戴着难看的软塌塌的帽子，穿着肥大的上衣，宽松的平跟鞋。

虽然如此，伦敦仍然很棒。我们在布卢姆斯伯里找到一处不错的出租房，离大英博物馆没多远。我们最初匆匆观看了博物馆的希腊、罗马和埃及的藏品，之后，每天早上坐进双层汽车的上层去观光：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白金汉宫、卫兵轮岗、伦敦塔、白厅、皮卡迪利大街和特拉法尔加广场，排队等候参观国家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的展品。我们走了又走，沿着飘着报纸油墨味的舰队街[2]，经过内殿律师学院和中殿律师学院，再来到河岸街，它的北面是法院，中央是可爱的丹麦圣克莱蒙教堂。这座教堂由克里斯多弗·雷恩爵士建造，它有着白色的尖顶，每到一刻钟就会敲钟。然后，我们再转入查令十字街和特拉法尔加广场，我们在查令十字街停下，逛逛那里的书店，这里的福伊尔书店是我见过的最大最好的书店。到了晚上，再去剧场转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奇美妙的世界。在德鲁里街，我看了《凤凰于飞》[3]。这是我第一次看音乐剧，那种兴奋的感觉我至今难忘。

在伦敦的那一周是我经历过的最兴奋的日子，每天都看到新东西，每块石头似乎都在叙说着我们祖先的历史。可是，一周的东张西望之后，我饱食过量，不能完全消化一周的见闻。要想仔细了解这一切，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缺少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和英国人交谈过。在曼彻斯特，我们刚到欧洲的那天，我给《卫报》的一位编辑打过电话。这位编辑去我的大学演讲过，我送过他一瓶私酿的威士忌，然后一晚接一晚地到他的旅馆，与他一边喝酒，一边谈编报纸、写作和读书的事。可是，接到我的电话，他却记不起来我是谁。在伦敦我没有熟人，只能从《泰晤士报》上读到一些英国人的气息。但这种气息只代表了一类人，即统治阶级、上层、中上层、古老世家、出版业和商业大亨等新贵、工党政客和他们的谄媚者、退休的印度陆军上校、殖民地的文官，等等。而在公共汽车上和地铁里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是普通得多的人，穿着黑外套的会计像是从狄更斯的小说里走出来的，胖墩墩的家庭主妇，涂脂抹粉的女速记员，他们多数操着本地伦敦腔，似乎十分有表现力，但是，我有点不太理解。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应当过着单调而无聊的生活。英国的工人是怎样的呢？我来到海德公园想听他们宣传卡尔·马克思。演说的人或站在箱子上，或站在梯子上。但是，大多数演讲者并不是工人，而是狂人，一律戴着礼帽，大多是在宣扬素食主义和其他的一时风尚，世俗的、宗教的，无所不包。

工人的代言人显然不在这里，而在别处。我当然知道这里的工人运动很发达，工会组织比美国的更团结更严密，通过日益壮大的工党，他们逐渐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力。我很想和这样的人谈一谈，可是不知道怎样才能遇见他们。大约一年前，英国有了第一届工党政府，我见过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第一任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当时他随一群牛津大学的学生来我们学校进行辩论。可是，我不好意思去找他，尤其在曼彻斯特受到冷遇之后。可能他也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关于英国的等级制度在美国我们听说过不少，中小学课本里充斥着这些内容。早上的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晨邮报》《每日邮报》，也的确给人一种印象：这里的等级制度仍然很森严，不论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都知道并接受它的存在。顶层是那些有封号的贵族、富翁，或当红的政客，下层则是普通大众。他们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而在普通大众中，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已经超过100万。在大街上，你会遇到一群群失业的矿工或纺织工人聚在一起唱歌、吹喇叭或募捐。在壮观的帝国之都，这幅景象实在令人抑郁。

我们居住的布卢姆斯伯里正在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中心，它的成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利顿·斯特雷奇、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还有已经出名的爱德华·摩根·福斯特。不过，据说这些人极其势利，不仅看不起圈子外的年轻作家，对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阿诺德·本涅特和萧伯纳这些出了名的作家也嗤之以鼻。在布卢姆斯伯里闲逛的时候，我有意搜寻这些人的身影——根据报纸和杂志上他们的照片。可是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所以说，尽管我们见识了伦敦这座伟大的都市，为它着迷，却从来没有和英国人交谈过。英国人究竟什么样？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最初，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开始期盼去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巴黎一直是照耀着我们的灯塔。于是，在一天清早，我们乘火车去了多佛尔，在坎特伯雷换车，又乘船穿过海峡，到了奥斯坦德。我们在欧洲大陆度过了第一个神奇的夜晚，在布鲁日[4]的市集广场上啜饮葡萄酒，听着钟楼的钟声，第一次听到法语。之后，我们向巴黎出发。

1925年夏末，一个爱荷华州的小青年来到了这座塞纳河河畔的可爱城市。在后来，另一次大战、汽车和美国化使它变颜。我到那里第一天、第一个星期、头半个月那种极度的兴奋、陶醉和纯粹的欢乐再也不可复得了。在整个阳光普照的8月，我如醉如痴，似乎漫步云中。

这里的每座教堂、宫殿、博物馆、美术馆，甚至每个公园、墓地、广场和街道都有很长的历史，如此美丽、宽敞、和谐。一千多年来，这里是国王、主教、总统、总理、建筑师、艺术家、工匠、普通劳动者心之所向，公民精神达到圆满之所在，无与伦比。人们沐浴着它的荣光，吸取着它的营养，渴望着获取更多的精华。这里的生活与我简朴的爱荷华小镇的生活截然不同，一瞬间，我们感到似乎到了另一个星球，或者天堂。

我们在皇家港大街85号后院订了一个房间。这地方刚过蒙帕尔纳斯，房东是位全身黑色衣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认作家人。我们就好像她的亲侄子，漂泊在外，从外省赶来看巴黎这个花花世界。因为战争，她失去了丈夫，于是开始接待从美国来的游客。客人大多是大中学校的教师，会在巴黎待上一个夏天，或者一个假期。她向我们问起那些走了的人，就好像在打听老朋友。离入夜还早，她帮我们计划如何度过巴黎的第一个晚上。她建议我们沿着蒙帕尔纳斯大道走，到穹顶或者圆亭咖啡馆来点开胃酒，然后去她推荐的街旁小饭馆吃晚饭。她说在那里一顿好饭只要5法郎（25美分），酒也“不赖”。

我们匆匆出门。除了在布鲁日，我出国之后从来没有在路边咖啡馆的露台上坐过，伦敦没有这样的地方，爱荷华州也是一样。我们很快找到路边拥挤的穹顶咖啡馆，在露台坐下，叫了我们头一份开胃酒，然后像农民进城一样惊奇和兴奋，开始看热闹。只见人流不断，有客人来，有客人走，我们竖起耳朵偷听，邻桌的客人聊得正起劲。我惊奇地发现，大多数人说的都是美式英语。有些人的英语和我的中西部口音很像。我们呆呆地坐着，旁听、观察了一个小时。有几对情人路过，年轻男子拥着他们的女友，搂得很紧。旁边桌上那个大胡子的家伙把一个年轻姑娘拉近，轻轻地吻她的脖子，又凑到她脸上与她接吻。除了我们两个，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些。这样的举止，我还没有在公共场合看见过。忽然，咖啡馆骚动起来，有位穿着飘逸的希腊式白袍的女人停在靠前的桌边，和某人说话。她有一头相当茂密的赤褐色头发，美丽非凡，说话时目光闪闪。我听旁边的人低声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她的舞蹈工作室就在这附近。听了一阵周围的谈话，我猜测，这个露天咖啡座中的大部分人是美国的年轻作家，只是我没有听清他们姓甚名谁，即使听清，也不会认得多少。可是，这里明显是他们聚集的地方。

我们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要离开这里，对我们来说委实困难。但是，饥饿感终于克服了这种不情愿。附近露天小饭馆的晚餐也很精彩。喝完一整瓶波尔多红葡萄酒之后，我渐渐明白，喝了多年的私酿烈酒，要想真正享用美酒，我还需要花些时间。不过，一边在露天享用美食美酒，一边打量路人，这些我立刻就能做到。我纳闷，为什么在美国老家没有想到能这样呢？饭后，我们折回穹顶咖啡馆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酒，又去看人流——我们在加紧自学。已经很晚了，但人流并不见少。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才狠心离开，满怀欣喜地穿过大街，返回了住处。

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带着在小摊上买的导游小手册，初次去领略这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沿着圣米歇尔大道，穿过拉丁区，经过索邦神学院到塞纳河。巴黎圣母院突然出现在河的上游，第一眼让我终生难忘。在朝阳映照下，远处哥特式的建筑正面呈现出粉红色。我们慢慢走向码头，路过成排的书摊，可眼光始终不愿离开它。我们美国人都在照片里见过巴黎圣母院，但当我们在宽阔的帕维斯广场上凝视着它时，感觉是如此强烈。它的正面有三个华丽的入口，雕塑和浮雕讲述着基督教的故事。我们漫步在宽敞的教堂，一时不辨东西。主殿和南殿巨大的玫瑰形彩色花窗建于13世纪，阳光从头顶的玻璃窗倾泻而入，令人目眩。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神魂颠倒。

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胡切特街，去圣礼拜堂。这座伟大的哥特式杰作坐落在西岱岛的另一端。在100码之外我看到有三座大宅子，第一层都有闪亮的大窗户。这只能是“那种房子”了——我最初畅想巴黎旅行时，我的法裔叔叔提醒过妈妈和我的那种场所。叔叔曾说每个街区就有一个，可是这里有三个。

从圣米歇尔广场，我们渡河去对岸的圣礼拜堂。格兰特·伍德研究过欧洲古代的玻璃绘画，这门艺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明显地失传了。他告诉我，这里的彩绘玻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教堂正厅几乎布满了我从来没见过的彩绘玻璃。种种颜色，蓝、红、黄、绿，或明或暗地折射进来。

我们看了一早上哥特式建筑的辉煌，心满意足，于是来到大舞厅对面的一家咖啡馆歇息，叫上一份三明治、一杯啤酒，看着一队穿黑袍子的律师排着队从法庭走出来。大半个下午，我们都在卢浮宫度过，像其他游客那样，在重要作品前驻足观看。我们看了带翅膀的胜利女神像、《米洛斯的维纳斯》、《蒙娜丽莎》，以及伦勃朗、提香、乔尔乔内、卡拉瓦乔、凡·代克和鲁本斯的作品。这里一层摆放着古埃及、亚述王国、古波斯、卡尔迪亚王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器物和展品，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想在一个下午获得这些知识的十之一二也很困难。虽然如此，帕特农神庙的雕饰、柱壁，古希腊雕刻家菲狄亚斯、波留克列特斯、普拉克西特利斯、利西波斯的雕塑，古埃及的石棺和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还是让我们驻足，惊叹连连。

我们走了不少路，感觉累了，就坐地铁去凯旋门，坐在那附近的长椅上休息了一阵，又沿香榭丽舍大街去协和广场，走上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在咖啡馆小憩。那时香榭丽舍大街上还没有什么车辆，至多只有几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宽阔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我们坐着观看行人，日影渐斜。那天晚上，在塞纳河河畔阿尔玛广场上价格不菲的弗朗西斯饭馆，我们大快朵颐，河对岸是装饰着彩灯的埃菲尔铁塔。怀着消化不完的印象，我们回到蒙帕尔纳斯夜饮，初见巴黎的奇妙感冲淡了身体的疲劳。

快乐的日子日复一日，这样过去了两周，我们才对这座难忘的城市有了起码的认识：圣心大教堂（蒙马特）、巴黎歌剧院、大环路、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卢森堡公园、先贤祠、荣军院、孚日广场、塞纳河上两座古老的岛、拉丁区、中央市场、圣叙尔比斯教堂（马塞尔·迪普雷在这里弹奏着美妙的管风琴，他也曾在我们大学的礼拜堂演奏）。到了晚上，我们大多会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圣米歇尔大道、香榭丽舍大街、大环路的露天咖啡馆度过，或者在左岸学院路的巴尔扎尔、圣日耳曼大街的利普喝啤酒，这两家啤酒馆非常好。对两个初来乍到的美国中西部小青年来说，这是神仙般的生活，日日夜夜充满了幸福，每一天都有新发现，不管是古老的或是现代的。

在巴黎，除了问路，我们和那里的人没有过真正的接触。我在大学学的法语极为有限，不足以交谈，好在能勉强读懂报纸。巴黎报纸头版上无一例外都是国内消息，约瑟夫·卡约重返政坛，当选参议员。我依稀记得这位前法国总理和财政部部长。1914年一战前夕，他的妻子谋杀了《费加罗报》的编辑，致使他的政治道路一落千丈。而到战争结束，他又被指与德国有往来，并因此入狱，他的政治生命似乎就此完结。可是，现在时过境迁，报纸上说，他又回到了政坛。有消息说法国军队当年夏天从德国鲁尔撤出，编辑们认为，这有助于缓解欧洲的紧张局势，有益于战后重建。秋天，欧洲的几个重要国家在瑞士洛迦诺召开会议，力图在欧洲建立永久的和平。报纸在大力报道保皇派诗人和政治领袖夏尔·莫拉斯，该人曾经在《法兰西行动报》的专栏中威胁要刺杀内务部部长。莫拉斯被判两年监禁，我注意到，有些坚定的共和派编辑对此幸灾乐祸。我以前并不知道第三共和国仍然有保皇运动。法国的政治生活似乎相当活跃，令人惊奇。报纸上说，又一届政府即将倒台。可我并不在意。我只是个路过的游客。我们东张西望，脖子都转累了，看得眼花缭乱。

离开的日期临近了，我不愿意去想即将离开这个美丽、开明的地方，回到沉闷的中西部平原，进入生活的窠臼。但在这里我找不到工作。到了第一周末尾，我已经去了两家驻巴黎的美国报社——《纽约先驱报》和《芝加哥论坛报》，我想碰碰运气，但机会等于零。《纽约先驱报》的埃里克·霍金斯把厚厚的一摞申请给我看。虽然他说不想数，但他还是数了数，至少有1000个人在等待。据他说，这些人大多是和我一样的小青年。他把我的名字加进了档案，但告诉我说：“抱歉，可是我觉得一点机会也没有。”而在《芝加哥论坛报》，大卫·达拉装申请表的文件夹几乎一样鼓胀，同样地，他记下了我的名字，但是并没有给我一丁点希望。他说：“你前面排的人太多了。”即使不是这样，我想，我的资历也不突出：在一所不出名的大学校报当过编辑；有两三个暑假在小镇上的报社工作；法语初级；只有21岁。

我很失望，但这种失望比预料的少一些。我玩得太高兴了，在巴黎还能再待上几周。我一时忘记了自己想要逃避的美国。虽然如此，要想留在巴黎却是毫无希望，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开始回想爱荷华的女友，也许我一回去我们就能结婚。这样一来，生活将变得容易忍受。我的同伴乔治也这样说。白天，他经常去画风景，油彩或素描，他画巴黎圣母院、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凯旋门、圣叙尔比斯教堂、卢森堡公园。而我独自沿着大街漫步，或者看场音乐剧，或去夜总会，或者在露天咖啡馆闲坐打发时间，看周围人来人往。对此他轻微皱眉，大多数晚上他都在家里给未婚妻写信，就像在伦敦时一样。

我猜，我可能特别留意法国的女孩子。她们活泼、时髦，其中一些相当漂亮。有天晚上，我来到圣米歇尔大道附近一家名叫“夜游”的小夜总会，与两三个女子跳舞，请她们和我一起饮酒，结果我发现她们是妓女，胭脂太浓、过于粗俗，又急不可耐。有天晚上，在双叟咖啡馆，我和邻桌的一位单身女子聊了起来。她当然像是位正经人，据她说，她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她相当吸引人，黑头发、深色眼睛，举止文雅。她让我请她喝酒，后来和我坐到了一起，又喝了第二杯。她似乎并不急着结束我们的聊天。可是到了最后，临近午夜，我忽然害怕起来。我对自己缺乏胆量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和她要了个地址就离开了。

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我想再去《纽约先驱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工作机会，可是，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不值得为它跑一趟。我们在巴黎的最后一晚终于来到，而且剩下的法郎比我们预期的要多。乔治和我于是开始狂欢。我们先在皮加勒广场吃了顿大餐，又买了两张牧女游乐厅的票，著名的舞后密斯丹盖和她的老搭档莫里斯·舍瓦利耶正在这里演出。幕间休息时，我们在剧院酒吧喝香槟，之后又去了蒙马特的几处热闹的地方继续喝，直到把口袋里的法郎统统花光。狂欢的后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但这是在巴黎的最后一晚，我们理应玩个痛快，出入一家又一家的夜总会。到了快天亮的时候，我们才打起精神返回，破天荒叫了辆出租车。到家时，太阳刚刚升起。我准备睡上两三个小时，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恢复精力，然后整理行装，去赶中午开往英国的火车。我们心满意足、摇摇晃晃进了屋。门底下有封信，被我一脚踢到屋里。不管是谁来的信，即使我弯腰捡起，也懒得去读。

早上过后，我们起来洗漱。我往脸上撩冷水，想让自己清醒起来——我的头像石头一样沉。这时我看到门边地上的信封。我把它捡起来，一下子清醒过来。信封的左上角印着“《芝加哥论坛报》，拉马丁路5号，巴黎九区”，上边还有个潦草的签名——“达拉”。这是封快信，我把信封拆开，信是手写的，我努力辨认，想要即刻读明白。

亲爱的夏伊勒先生：

假如您仍然需要一份工作，可否请您晚上9点来见我？

大卫·达拉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把它念给乔治听，不太相信确有其事。

乔治一边打量着行李，一边说：“你不会去，对不对？咱们这就要回去了。”

我说：“你当我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吗？”

我这位朋友说：“我听起来并不觉得十分肯定。”

我说：“我想碰碰运气。”我心中其实没有半点怀疑。

乔治说：“你留下，对埃莉诺是个打击。”

我说：“我一有了工作，就把她接来。”

想到将要孤身离去，他有些沮丧。我却十分兴奋，因为看到了能够留下的机会。他默默地收拾着行李，我在屋里来回踱步，挥舞着那封信，反复地读，尽情感受这最后时刻出现的奇迹。

我在巴黎北站送别了老友。在分别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劝我，说我做了生平最愚蠢的决定。我回到住处就上床，想睡上一觉，消除宿醉。但是，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我坐立不安，于是穿戴整齐，出门去。我穿过卢森堡公园，走上圣米歇尔大道，每经过一家咖啡馆就停下喝杯咖啡，读报纸。我买了十多种报，《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先驱报》，以及六七种当地报纸。这一天变得十分漫长，晚上9点好像永远不会到来。

面对晚饭和半瓶红酒，我食不下咽。一到8点，我就去拉斯帕伊大街，乘坐地铁去城市的北端。我在正对着《小日报》的卡代站下车，《芝加哥论坛报》就在这里出版。我在拉马丁路5号的后面找到了报社入口，然后沿着街区走了一圈又一圈。到了9点，我才爬上三楼，来到新闻编辑室。

达拉坐在狭小的编辑室的一角，这里的编辑都出去工作了。达拉其人十分寡言，直截了当地问我有多少编辑经验。

我说：“两年。”夸大了一点点。

他又问：“你的法语怎么样？”

我回答说，我在中学学过两三年，又在大学学了两年，但是仍然需要学习。

他说：“薪水不多，一个月1200法郎，只相当于60美元。”他似乎在劝我放弃。

那等于每周15美元，我飞快地计算出来。在家乡的报社我每周能挣50美元。

我说：“我看这笔钱够用。”没有时间讨价还价，我只要求在这里过得下去。巴黎的生活费用比美国低，对这一点，我已经有所认识。

达拉想了片刻，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看出来，他实在沉默寡言。最后他简短地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我说：“现在。”

转瞬之间，我的成年生活就这样决定了。从21岁起，我的人生将与过去截然不同。我之所以成为我，以及这部回忆录记下的大部分生活，都始于这个转折点。我将要离开法国返回爱荷华州的家时，在皇家港大街住处的地上捡到这样一封快信。这个转折从天而降，而我只能尽全力而为之。

至此，我来欧洲已经两个月。就像后来发生的那样，之后的20年我会继续留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经历和记录难得的和平、民主的衰落、专制的兴起，还有混乱、动荡、暴力、野蛮的压迫，以及终于到来的战争。

[1] 我后来的朋友约翰·君特却与我不同。他的《十二城》一书这样开头：“1922年春末下午4点钟，当我到达伦敦时，第一眼是灰蒙蒙的天，从此我爱上了这个城市。”君特第一眼看到伦敦时是21岁，他和我一样，也是搭乘载牛的货船一路工作。

[2] 舰队街是伦敦市内一条媒体聚集的街道，常以这条街代指英国新闻界。

[3] 《凤凰于飞》讲述了一个遥远国度的公主在美国旅游期间，爱上了美国西点军校学生的故事。

[4] 奥斯坦德和布鲁日均为比利时西北部城市。

第二篇 芝加哥：1904—1913

第三章 我的祖先从德国来

1904年2月23日清晨，在芝加哥，我父亲在日记里大略记下：

差5分到3点，男婴出生，重7.75磅。

威廉·劳伦斯·夏伊勒

生于格林伍德大街6500号

三天前，也就是2月20日，我父亲就已经写好便条：“结婚五周年纪念日，要同某某共进晚餐。”他和我母亲早已邀请几个朋友一起在家庆祝。那时，我母亲正怀着第二胎，一定孕相十足。她的第一胎是个女孩，是在三年半前生的。后来，她还告诉我，我若是早出生三个小时的话，那就赶上华盛顿的生日，那样他们就会给我取名叫乔治。

那时，刚进入20世纪的美国陷入了迷惘期，一切几乎面目全非。那是个马拉车的时代，那时还没有出现飞机、收音机、电视机、电影、电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燃油炉、空调、拖拉机、柏油路、垃圾场、加油站、停车场、交通灯、购物中心、收入所得税、社会福利、女权运动、电脑、登月、凝固汽油弹、原子弹爆炸、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许多在今日看来司空见惯的事物都没有，比如私家车。我和我们这代人都根源于那个旧时代。

那时的美国幅员辽阔，却荒野遍布，是个未开发的国家。从阿利根尼山脉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看上去疆域确实辽阔，而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场、乡村或小城镇。他们的乡村生活有其优点，也有不足。他们自力更生，辛勤劳作，节俭度日，亲睦邻里，笃信宗教；但由于与外界隔绝，他们也显得愚昧无知，有点自以为是，还沾沾自喜。他们对城市及城市人的老练世故疑虑重重，还分外敌视新思想和新成果，而这些新思想和新成果已经开始席卷全国。随着20世纪的到来，美国开始从农业化社会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转变，并在其自称的命定扩张论的作用下，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一多半的美国人都没见过汽车。1900年，整个国家也只有1.3万辆汽车，也没有通向大城市外供汽车行驶的柏油路。我父亲认为，这无需马力的新奇马车在街道上行走很危险，尽管汽车在芝加哥还极为稀有，但我还小的时候就常常跑到屋外去看偶尔在眼前经过的汽车。1909年，汽车已经开始稍稍普及，并开始在乡村的泥路上大胆地行驶。我父亲就赞许参议员约瑟夫·W.贝利的观点，此人在当时的美国参议院中放言：“如若按照我的想法，我将对在公共道路上使用汽车的行为定罪。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公共道路上使用对他人安全造成威胁的交通工具。”而他所说的“他人”指的是乘坐轻便马车或四轮运货马车出行的人，以及骑自行车的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则认为，汽车不过是不可一世的富佬的玩物。1906年，即他当选美国总统的六年前，他厉声指责道：“在这个国家，再没有比汽车更能宣传社会主义情绪的了。汽车向我们展示了富人的傲慢态度。”

马匹随处可见。尽管神奇的电车正开始取代马匹，马匹仍旧拉着街车。[1]强壮的马匹穿行于街道间，后面载着消防装置，也有马匹拉着啤酒厂的运货马车、工厂和商店的厢式货车沉重而缓慢地向前行进。它们还拉着出租马车、轻型四轮游览马车和轻便马车穿梭于宅旁街道。在农场，在公牛和骡子的辅助下，马匹要犁耕、耙地，拉着收割机和割捆机工作。农场大约有1800万头役畜，城镇和城市的更多。我生活的最初记忆就是马匹、马棚和铁匠，还有拴马柱，在商店前和我们家门前的路上排列着。在夏天，借来或租来两匹马拉着车疾行；而在寒冷的周日，马拉着雪橇跑得更快，还伴随铃声叮当响，这是我在芝加哥，之后在爱荷华州的孩童时期爱听的声响。我后来住在伯克希尔丘陵的乡间时，在雾气朦胧的夜晚，时而能听见这样的铃声，我仍旧感到无比怀恋和激动。

我刚出生不久，我们家就搬到了列克星敦大道（现在称大学大道）的房子。那里靠烧煤的火炉取暖，靠汽灯照明。大约是在1912年，我父亲也加入使用电灯照明的热潮，尽管他一直都不同意丢掉放在长长客厅里的那些煤气灯。他父亲住在爱荷华州的弗农山，每到夏天，我们都会去看望他，有时也在圣诞节过去。他就坚持使用油灯，在每个屋里都点上了铸铁制的火炉取暖，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一战以后。在我整个青年时期，芝加哥的所有街道都是用汽灯照明的。快到傍晚时，我们经常会翘首期盼，等着看点街灯的灯夫沿着惯常路线点灯，他成了我们整个街区孩子的共同朋友。他会带着一根长杆用来点燃灯杆顶端的煤气，有时，他不赶时间的话，就会让我们当中的一人代劳。我一度梦想长大后当一名灯夫。

当送冰人也行啊！大约每三天，就会有个慢悠悠的大块头家伙用冰钳使劲拉着50磅或者75磅重的大冰块放到冷藏库里。有时他会让我帮忙，事后犒劳我，夏天的话，他会给我一小块冰让我舔。当时的冷藏库是用于保存肉、牛奶、黄油和鸡蛋的。在北方漫长的冬季，我们都见不到橘子、葡萄柚、新鲜的生菜和其他各类蔬菜的踪影，因为美国其他地区带有冷冻车的快行火车还未同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连接上。整个冬天，我们同其他人一样，靠着罐装的水果蔬菜，或者是我母亲在夏天储藏的食物度日。到了春天，我母亲曾告诉我，因为缺乏维生素，大家都有点虚弱。

早年在芝加哥生活的日子里，我首先记起的就是有人来我们家安装电话的那天。那时，整个国家的电话还不到200万部，而大部分也仅限于安装在办公室和有钱人家的大房子里。那是在我父亲被任命为美国检察官助理后不久，他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同办公室、同事和朋友保持联系。邻居和我父母的朋友也安上了电话。刚使用电话的前几年，同几个街区外或几英里远的人通过电话交谈时，电话里会有许多诡异的嗡嗡声。那时的电话还是固定在木板上，再被安装在墙上的笨重设备，根本不能挪动。电话里的嗡嗡声几乎淹没了电话另一头的声音，特别是拨打长途电话的时候。自动拨号盘在我生活的头几十年还未被发明出来。

我出生那天，战争占据了芝加哥所有报纸的头版。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战争在我生命里的多数年头持续着，整个世界都染上了血色。

在1904年2月23日的《芝加哥论坛报》的首页，约翰·T.麦卡琴用一幅漫画表达了对战争的忧思，其标题为《电报描绘的世界》，漫画用炸弹的形状表示世界的球体，一只标着“战争狂热”的手正举着火炬挨近导火线。南非的布尔战争占据了新世纪头一天各报纸的头版。英王爱德华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多次令人汗颜的挫败，终于在两年前获胜。俄国同日本的战争刚刚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新闻标题写道，日本舰队在阿瑟港（旅顺）攻击俄国人，俄国军队跨过西伯利亚铁路赶往战场，双方已经进行几次血腥的小规模战争。当天从圣彼得堡发往《芝加哥论坛报》报社的报道提到，德皇扬言“中国如若开火”，德国将派出舰队和武装军队开赴远东。电报特别指出德皇威廉二世“如偏执狂一般执迷于‘黄祸’的论断”。报纸提醒读者，正是这位好战的德国君主在四年前派兵前往中国帮助镇压义和团运动，“对他们要毫不留情，像管匈人那样管理他们，这样千年后再无中国人胆敢斜视德国人”。

美国自六年前在古巴和菲律宾轻松战胜西班牙后，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也开始膨胀，还紧盯着在中国爆发的日俄战争。华盛顿发来的报道提到，美国在中国水域的太平洋舰队需要再派两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进行增援。

在圣多明各岛上，美国海军在炮击叛军的营地后登上了海岸。《芝加哥论坛报》用一篇社论热情地称颂这一举动，标题为《圣多明各的教训》。

用炮击……及海军登岸来对这一不可原谅的暴行进行惩戒，这些行动都将得到美国政府和全体人民的衷心认可。

这“不可原谅的暴行”指的是叛乱者放火烧毁了美国商船。注意到圣多明各市的“杰出公民”反称美国海军的炮击为“反对合众国自由的一次无耻暴行”，《芝加哥论坛报》义愤填膺地予以回应。

用语有误……如果不准向美国国旗开火这一强制性的警告不被听从，毫无疑问，同样深刻的教训将再次上演……这是美国在圣多明各投资的大量资金。

自从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命定扩张论的呼声在美国大陆上更为响亮了。20世纪之初，这呼声达到了新的高潮。1900年2月10日，众多早报发布了37岁的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在美国参议院的首次演说。他完成了对驻扎在菲律宾的六万美国军队的巡视，看到当地人对美军的服从，刚刚回国。当地民众相信，美国战胜西班牙将给他们带来自由和独立。[2]贝弗里奇用当时极受欢迎的雄辩口才和现在仍耳熟能详的用语，号召他的祖国同胞实现他们背负的伟大使命。

受上帝所托，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对人类、对委托人、对世界文明担负的使命……在我们最初的一个世纪，自治和自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而对其他大陆的管理和发展将是我们第二个世纪的主要任务……他（上帝）让我们充当世界的主要组织者，在混乱不堪的世界建立管理体系……他已经让我们精通管理，我们才能在未开化和衰老的民族当中实施统治……

他指定了美国人为他的选民，最终带领全世界重获新生。这就是美国的神圣使命……我们是世界发展的委托人，是世界和平和正义的捍卫者。

甚至平易近人、聪明睿智的青年人威廉·艾伦·怀特也对此论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刚收购了堪萨斯州恩波里亚的《公报》。1899年3月20日，他完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报上写道：

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命定扩张论的要求，势必将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的主宰。他将统治大海上的所有岛屿……上帝的选民命该如此。命中注定……势必如此。

然而，在我历经一生的新世纪到来之际，许多市民对这样的国家忧心忡忡，迄今为止美国应该重点关心自身的事务，也就是发展新大陆，可突然立志要统治世界。上帝已经或甚至有意让我们成为“世界的主要组织者”这一论断让人产生了疑问。[3]共和党口中的“自然扩张”，也是民主党斥责的“阴险的帝国主义”成了1900年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那年共和党获胜。

民众对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主义列强感到不快，而比这更深刻的是，许多人察觉到国家内部出了大问题。贫富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巨额的财富快速地集中在垄断者和操纵者的手中，或是通过欺诈、诡计和贪污，或是凭借民主政府的协助和纵容，其三大分支——国会、行政机关和法院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西部、中西部和南部的乡村地区，上百万民众认为自己“从属于”东部的金融和工业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仗着对穷人匪夷所思的不公平和残酷对待，不仅主导了国家的经济，还操纵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最终必然是要掌控整个国家的政治。他们认为法院，甚至包括联邦最高法院都是腐败的，都在包庇大财阀和大资本家，反而压迫工人、小店主和农民。简言之，压迫小人物。对身披黑袍的法官来说，财富要比人本身更为神圣。

在我出生前十年的1894年，对上百万民众来说，是内战结束后最为黑暗的一年。各类产品的价格和工资双双降至新低。在中西部，玉米和小麦都在低于生产价格出售。单是堪萨斯州就有1.1万辛勤劳作的农场主因为无力偿还贷款，丢掉了他们的农场。7600万人中就有400万人失业，在保住工作的人当中，每100万人就有75万的人进行罢工，反对已经十分低微的工资继续急剧下降。但罢工行动最终遭到武装的罢工破坏者、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军队的联合镇压，他们的工会领袖都被关入监狱。数不胜数的居民无从获取足够的食物，在暗无天日的一年时间里，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民众成群结队地在全国各地游荡，沿着铁路干道搭建的无业游民营地时不时传出枪声，引得良民们惊恐万分。有一支号称“考克西军”的队伍，在来自俄亥俄州马西隆的雅各布·考克西的带领下，向华盛顿行进，要求救助失业民众。队伍一直行进到美国国会大厦和白宫的草坪，最后遭到警察和卫兵的驱逐，一些浑身泥污的队员因拒绝离开草坪而遭逮捕。

不单是农民和工人在那一年陷入绝境，连中产阶级和一些富人也在劫难逃。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统计，[4]有158家国家银行、172家州立银行、177家私营银行、47家储蓄银行和13家信托公司宣告倒闭。有169条铁路，包括最大的几条，如伊利湖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北太平洋铁路和艾奇逊铁路，总长37885英里，建设耗资25亿美元资金，提交了破产申请。1.5万家其他生意也宣告倒闭。亨利·亚当斯[5]说：“商人们如同苍蝇一样纷纷不堪重负而死。”

甚至联邦政府都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幸亏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在万般无奈之下，向大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借了价值6500万美元的黄金，这才转危为安。

美国梦怎么了？美国民主怎么了？这位良好公民百思不得其解。[6]“扒粪者”（新闻记者）已经开始通过在杂志写文章或出书告诉人们种种内幕：铁路建设侵吞的国家土地；约翰·D.洛克菲勒暗地里操纵标准石油，从而垄断迅速发展的石油生意；华尔街股票价格被操控，使得内部人员夜入百万；州立法者和法官都被大公司收买，将国家财产拱手相送。“侵占土地”的行为更是明目张胆，上百万英亩的公用土地被转卖，明面上说是鼓励多建铁路，实际上也让他们赚取了更多的钱财。上百万英亩的土地更是被低价“出租”或“转让”到木材和矿产开发商私人手里。

世纪之交，许多善良的市民为存活而苦苦挣扎，他们从推动基础性改革中看见了些许希望——通过改革遏制贵族强盗们的贪婪掠夺，清除政府内部的腐败，更公平地分摊纳税负担。1890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用以限制大企业间的合并，但总统们一个个地都鄙弃了这一法案。在受审的几起案件中，最高法院的裁决都与政府的法案相悖。直到1902年，在西奥多·罗斯福治下，政府才最终得以起诉一起大案件，判决了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建立的北方证券公司，该公司企图控制西部的重要铁路干道。就在一年前，摩根建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控制了美国将近一半的钢铁生产，而司法部门从未做出任何起诉。听闻北方证券公司的诉讼结果，摩根感到愤愤不平，他觉得他个人受到了美国总统的侮辱。他抱怨道：“一个备受尊重的人，却和普通的骗子没两样。”他告诉朋友，也在自传里提到：“他原先还以为罗斯福是位绅士，可绅士绝不会这样起诉人。”

好几年来，联邦政府越来越需要征收收入所得税，这项税收通过个人的支付能力来检测国家的税收负担。1894年，迫于经济大萧条的压力，国会最终通过了一项法案，对超过4000美元（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1.5万美元）的个人收入统一强制征收2%的所得税。银行家、商人，还有媒体都发出哀号，认为这样的法律意味着美国自由的终结。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为此发愁。因为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差，宣布税收法案违反宪法。司法领域中大多数人都高呼这条法律“是对资本家的首次攻击”。

合众国及其自由获得了解救，自由媒体欢呼雀跃。《纽约太阳报》的编辑写道：“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过火了。”《纽约论坛报》欣喜若狂地写道，“这次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被击败了，“多亏了法庭，我们的政府才免于被拖入共产主义的战火，以致破坏了财产权和工业的成果”。[7]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目前已在国内扎下根，并持续到今日，周期性地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愚民，塑造了一届又一届的当政者。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就借此东风由默默无名到入主白宫。不管怎样，由于最高法院抵制“共产主义”对合众国的攻击，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这样的人就得以免付他在1900年所赚的2300万美元的所得税，他的工人同年的人均收入是500美元，也无须纳税。难怪这位幸运的钢铁大亨可以在他的著作《民主的狂欢》中喜不自胜地写道：

任何法律中的任何一处都不含丝毫特权，一个人的权利即每个人的权利，这就是公平的保证和象征。国内没有哪个党派会赞成普通法的根本性修改。我们认为这些法律再完美不过了……

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为法律完美无缺。我最早的记忆中就有芝加哥和爱荷华州人民对民粹运动的讨论，民粹运动誓要消灭或起码要遏制卡耐基的权势和贪婪。因为民粹主义者认为，自内战结束后，卡耐基让平民百姓们只能吃到富人们盛宴中掉落的面包屑。位于荒蛮大草原的几个州随处可听见这样的呼声：“种植更少的玉米，产生更多的地狱！”

到1892年，民粹主义者组织了人民党，并在爱荷华州的詹姆斯·贝尔德·韦弗将军的领导下，准备带着他们的诉求参加选举。他们推选韦弗将军为总统候选人，他登上环形讲台。

在这个国家处于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和物质匮乏的危险边缘时，我们相聚一堂。贪污腐败者控制着投票箱，立法机构、国会，甚至纯洁公正的法庭也被沾染。人民都士气低落……报纸大都受贿或被言论封锁，公众被禁言，商业俯视众生，我们的房子都抵押了，劳工受困（而且）组织起来进行自我保护的权利被剥夺……上百万民众辛勤的劳动成果被明目张胆地窃取，用来为少数人手中积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巨额财富……

几年后，我在爱荷华州上高中，在课本上读到对合众国事态的咒骂性的控诉时（这样颠覆性的版本是如何潜入我们安全可靠、宣扬爱国思想的课本的？），我不知道我们那些强健的市民为什么没有站起来，让民粹主义者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但他们确实没那么做。尽管韦弗将军受到中西部五个州的支持，有了100多万的选票，而且现任共和党执政者本杰明·哈里森出局了，可是，谨慎的选民们还是选了格罗弗·克利夫兰——保守的民主党人，主张健全的货币政策。1896年，民粹主义者支持落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布赖恩，之后他们却不走运了。美好时光到来了。粮食大丰收且价格上涨，商业复苏，工资薪水也涨了一点点。再也没有什么能像这样小小的繁荣复苏可以让我们大多数市民忘却社会本质的不公平了。

杰克逊时代结束后，总体上多数美国人都十分保守，在我历经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不管他们受着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们都畏缩着不敢投票支持大变革，除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几年，令人绝望的经济大萧条时，支持过罗斯福改革。当然，美国主要是两党制，他们常常别无他选。民粹主义者的一些主要要求——分级征收所得税、美国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和八小时工作制，被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打上了“社会主义”的标记，而在国家日渐发展成熟时，最终被采用了。

在世纪之交前后，一些良好市民，特别是乡村地区的良好市民，一度认为禁酒令可能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他们认为酗酒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起码是大多数罪恶的根源。引用圣保罗的话，酒鬼同罪犯一样，是没有资格上天堂的。这一话题在我们家讨论得更是火热。我父亲认为禁酒令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休想让他放弃享用一杯啤酒或葡萄酒的自由。而这一天方夜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19年）最终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强制执行禁酒令。而赫伯特·胡佛总统所谓的“贵族体验”遭到了惨败，致使本该是守法公民的百万人成了违法者。最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下，国家于1933年才清醒过来，撤销了《第十八修正案》。

也许绝大多数的女性——绝不可能有男性——认为随着20世纪的开始，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时刻到来了。女性一旦获得选举权，她们将进行政治肃清，驱逐骗子，制定开明的法律，遏制男性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和其他造成国家混乱的偏执倾向。

我母亲是位热诚的女性参政论者。她认为这毋庸置疑，而我父亲倒没那么坚定，他们之间的辩论有时会发展得很激烈。她对某些国会议员的荒唐言论表示愤慨。那时我父亲出于玩笑，把当地的报纸读给她听：“女性参政论者指的是不再是女士而又未转变成绅士的人。”几年后，她还是对这话耿耿于怀，她说：“威尔，那真的一点都不好笑。但在华盛顿，本应代表我们的男人都是这德行。你注意到没有，从1869年到现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每当众议院提出赋予我们选举权的法案时，由那帮愚昧无知的男人把持的国会都会剥夺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正是这样的想法使这位温和的妇女怒火中烧。

女性的政治解放将大大提高美国的政治生活质量的期许，最后沦为了幻想。当女性开展的高度组织、英勇无畏的斗争坚持了半个世纪后，她们终于赶上了1920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她们同男性选民一样，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在伍德罗·威尔逊执政八年后把民主党踢出了局，选出了合众国史上最平庸的一任总统和最腐败的政府。女性第一次获得了投票资格，但大多数女性对此不屑一顾。

但是，至少在投票上，男女平等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也是20世纪早期最辉煌的胜利之一。长期的斗争使美国的女权运动精疲力竭，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仍没有恢复。在女性获得选举权之前的1913年，另一项美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也通过了，普选代替了各州立法机关委任参议员。此前，参议员的职位常常是通过拍卖，由最高出价者获得。

在20世纪的前几年，我开始成长的时候，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状况。尽管我年纪还太小，还不能够充分明白世界的变化，但总有一些情况势必对我造成影响。在学校、教会，总的来说是在家里，我都能听到一些情况。我曾无意中听到我父母同他们的朋友对世界、国家和城市的讨论，这些开始影响着我尚未成熟却在发展中的思想。

世纪之交的芝加哥是个喧闹无比、完全开放的城市，拥有175万人口，是美国第二大、世界第五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突飞猛进。一些老居民还能记得这个城市从前是对抗印第安人的前沿军事据点，称作迪尔伯恩要塞。这个要塞在1804年建立，由木栅栏围护的14所房子组成。从东部迁移到西部的大部分移民都不得不在这里停下，或起码稍做停留。因为这里位于密歇根湖的南部尖角，阻断了向西的通道，该通道向北延伸到加拿大。早期从陆地迁来的移民和后来从水路来的移民，都是从布法罗穿过五大湖的。多数贯穿大陆的大铁路都将芝加哥作为终点站，因为要绕过密歇根湖的南部必须经过这里。从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过来的铁路干线也都终结于此，到西海岸的铁路干线则从这里出发。我来的时候，芝加哥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铁路中心，也是谷物、木材、牲畜和大规模肉类工业的最大供应市场。我成长的南区的正西方有许多牲畜围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畜牧场。每到刮西风的季节（从湖面刮来，通常吹向东方），那些气味当真浓烈至极。

新兴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大批拥向芝加哥。1880年到1890年仅十年间，该市人口就增加了一倍多，这些人多数来自欧洲。到了1900年，有35%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如果计算在美国出生而父母是外国人的人数，其比例能达到芝加哥总人口的77%，其中德国人占绝大多数。我最初的记忆之一就是听我父亲那奇怪的德国口音。当我到伍德朗的公立小学上一年级时，学习德语是义务性的。1903年的芝加哥有50万讲德语的市民，10万瑞典人（5万挪威人和2万丹麦人），12.5万波兰人和9万波希米亚人。那时我们称波希米亚人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芝加哥就是个充斥着各种外来语言的地方。

对许多人来说，芝加哥似乎是个荒蛮且未开化的地方。“芝加哥！”林肯·斯蒂芬斯在他揭露黑幕的著作《城市的耻辱》中这样描述这时的芝加哥：

首先是暴力，根源于最深处的肮脏；喧哗吵闹、无法无天、丑陋不堪、臭不可闻、蛮横无理、乳臭未干；不过是一个过度发展的愚昧乡村，是众城市中的“败类”，真乃全国一大奇观。

英国记者威廉·T.斯蒂德于19世纪90年代来到芝加哥探索该市的腐败和罪恶，发现这里的情况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确信地狱也不过是“芝加哥的袖珍版”。妓院、赌场和酒吧遍布，妓女在热闹的街区出没。位于市中心、河流正南方向的第一区臭名昭著，是两位传奇人物——我的改革者父亲常常提到的“小豆丁”和“澡堂约翰”[8]的领地。从1890年到1940年整整半个世纪，他们俩不仅经营第一区的商业和娱乐，还常常控制整个城市。美国前参议员保罗·H.道格拉斯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是第五区倡导改革的市政议员（我父亲差点就能被选上这个职位了，只是那时他突然亡故），他相当怀念这两个人。他说自己“有幸”在他们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结束之际和他们有了私交。那时，他们因贪污估计上千万的巨款而落入法网。我父亲有点清教徒倾向，对他们心存芥蒂。但他肯定会认同道格拉斯对“小豆丁”和“澡堂约翰”的描述。

“澡堂”笨手笨脚，不大外向，也不大开朗；“小豆丁”精明世故，言简意赅，性格内向……“澡堂”总是穿着他那花哨的背心，无法说出意思连贯的语句。他嗜好收集赛马，但都是藏品，不能跑也不愿跑。他还赞助过一些如《他们将她葬在排水渠边上》和《午夜的爱》等荒诞歌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些嗜好像吉斯通喜剧中的警察那样滑稽。

他的搭档“小豆丁”与他不同。“小豆丁”的对手说“这个豆丁”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却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他们还指责“小豆丁”要求每家酒吧、每个赌徒和每个妓女都必须给他上供。根据他们的支付能力，费用比例固定。迈克（如果不叫“小豆丁”的话）在助手的协助下，设法保证这项工作的执行。这样在初选和大选的日子，选票就能弄到手了。[9]

然而，尽管他们贪污腐败、制造罪恶，但“小豆丁”肯纳和“澡堂约翰”考夫林经常对处于困厄的人们慷慨解囊、大施援手。“他们供给饥饿者吃食，”道格拉斯报告说，“他们还给失业者提供工作。他们通过法律途径保护了遇到麻烦的人。”作为回报，他们要求那些人用选票和金钱表示忠诚。如果他们从赌场主、啤酒商、站街女、城市的良家妇女和赌徒手中拿到了战利品，他们难道不会给困厄者帮助的同时，还向生活宽裕的人提供满足其维多利亚时期欲望的方式吗？道格拉斯说：“第一区给城市和中西部提供了各种只能私下享受的罪恶，这些罪恶一旦见光就会遭谴责。”

也许我父亲对“小豆丁”和“澡堂约翰”以及其他区大佬的看法最后会如道格拉斯那般成熟。但在他临终之际，他正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第五区的市政议员，接着要在市委员会谋一职位。他向选民们许诺会驱逐“澡堂”和“豆丁”家族。我父亲更欣赏简·亚当斯[10]在芝加哥赫尔馆演出的优秀作品。

父亲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德国莱茵兰移民的后代。“为了在这个国家寻求自由。”他这样说道。1846年，他的父亲在纽约赫基默县出生。和那个时期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一样，这个家庭也向西迁移，首先在离密尔沃基不远的威斯康星定居，然后来到靠近拉波特城小镇的黑鹰县的一个大农场。1871年，我父亲就在那个农场出生。这个家族原先的姓是“朔伊雷尔”（Scheurer），这在德国黑森林地区是极为普遍的姓氏。但在向西迁移的艰苦跋涉中，我们的姓转变成了英语化的“夏伊勒”（Shirer）。而我祖父对改姓毫不在意。当我问起这事时，他就曾对我解释，主要是因为镇里的长官和商人按着他们听到的发音错误地写下了这个姓，但也因改姓，同他们的相处变得更容易了。如此多从欧洲大陆移民而来的家庭是否也普遍有意改变他们的姓氏以更好地融入这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新世界呢？也许没有。我祖父尽管憎恶德国皇帝和普鲁士王室家族的独裁统治，但他还是为德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他经常和同样出身德国的妻子用德语交谈，还喜爱哼唱德国民谣。我还知道他也为自己能讲不带丝毫口音的英语而自豪。也许他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也许这也说明了他和妻子从不教四个孩子德语的原因。所以从我祖父开始，我们的姓氏由“朔伊雷尔”变成了“夏伊勒”。这似乎只是个简短的姓氏，但我总是惊奇地发现在这样广大的国家居然只有那么少的人拥有这个姓氏。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曼哈顿的电话号码簿，这个姓氏还没有单独的条目。

和那个时期在爱荷华州生活的大多数男孩一样，我父亲也在家庭农场长大。在他还非常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着帮忙做家务、挤牛奶、喂鸡喂猪、搅拌黄油。他还跟在一队马后面尝试拉出笔直的犁沟，他还参与犁地播种和收割玉米。那时的爱荷华州是个尚未开垦的大草原，那里肥沃的黑土壤才刚用于耕作。作物很容易成熟，而且产量丰富。特别是玉米，大部分用于喂猪和牛。我祖父不久就对畜牧产生了兴趣。农场都是独立存在、自给自足的，生产的大多数食物用于养家糊口，就这样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合作社式的存在。也许农场同小镇和村庄相距不远，但坐在马匹拉着的马车里走泥土路，农民至少要用上一整天的时间到镇里摆摊和购物，回家倒还能赶得及挤牛奶。

这样的生活尽管十分朴实，但是对一个在19世纪60年代初从东部的威斯康星州向西越过密西西比河到达爱荷华州的家庭来说，这必定是新奇，甚至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体验。这里本是新兴的、荒无人烟的印第安国度。最初的白人定居者到这里不过是30年前的事。那时，这里被称作爱荷华领地，到处是印第安人，他们居住在这里的时间已经无法追溯（该地区的名称源自一个称为艾奥韦的部落）。到了1864年，爱荷华正式成为合众国的一个州。除了苏族人外的所有印第安人都被驱逐出去，因为这片广大的土地被超低价“购买”了。1851年，这个勇敢的部落被驱逐出这个州，途经密苏里河，最后被赶到达科他。[11]这块处女之地那时完全开放，任人定居。一批批白人带着他们的家眷，乘着有盖马车，牵着牛，渡过密西西比河向西行进。他们在那里选好一块地，然后很快在那块土地上搭建草屋或木屋，并开始开垦草地，准备种植。

我的祖先大约是在1850年到1860年间来到了这里。这期间，爱荷华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从19.2万人到67.5万人。在接下来的20年，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162.5万人。1890年是我父亲从拉波特城的高中毕业后的一年。那年他父亲卖掉了农场，搬到了弗农山，为的是让四个孩子能在康奈尔接受大学教育。那时，爱荷华州的人口达到了200万，而且成了合众国第一农业大州，人口几乎都从事农业生产。除了1894年经济萧条时粮食和存货的价格下降，该州人民的生活都很富裕。人民过着简单的乡村生活，极其民主和平等，但在政治和生活方式上又相当保守，对宗教的热忱到了我们今日几乎无法理解的程度。

显而易见，人们渴求更多的文化，起码渴求更多的教育。这就是祖父在我父亲高中毕业那年卖掉农场、搬到大学镇的原因。他的两个女儿在音乐方面显示了天赋，想继续学习钢琴和声乐。他的两个儿子都摆明不想接管农场。他们对书本的兴趣早就大过了农事，似乎还下定决心进行更高的学术追求。对我祖父来说，在43岁的时候放弃一座兴旺的农场而另辟蹊径必定是个痛彻心扉的决定。在我对他多少有点了解后，我认为他是个十分温和谦恭的人。他蓄短须，面部轮廓分明，透出坚毅和智慧。但在我从爱荷华州出发到巴黎的那天，我叔叔告诉我，这位温和的男人内心深处有股熊熊燃烧的热情，期望给予孩子他未能获得的教育。毫无疑问，那时在我们生活的草原州，这种情感并不少见。

父母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抱着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想法。1889年6月21日的晚上，我祖父母坐在拉波特城的歌剧院观看第七届年度高中毕业典礼，看着他们的儿子苏厄德·S.夏伊勒代表他们班进行毕业生致辞，还发表开场祝词，然后开始了演说《国家应保留言论自由》。我可以想象到他们洋溢着的喜悦。他是11位演说者中的第一位（班里就12人）。演说中间穿插着音乐演奏，其中一场表演是男子四重奏《庄严的海洋浪涛滚滚》，我父亲也参与其中。那时，在乡村的高中和大学，演说是在所有课外活动当中最受欢迎的，就好比现在的足球和篮球。男女演说者在他们的班级里都极受尊敬。我父亲早在高中时就急切地盼望成为一名演说家，这股热情持续到了他整个大学和法律实践期间。据当地周报报道，就在这个6月的晚上，他“从容不迫地发表了演说，没有多余的手势，声音动人”。整个城镇挤满了从附近赶来看典礼的农民。报纸用首页整整五栏报道了这一典礼，写道：“我们相信，这是歌剧院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一次。”

毕业典礼结束后，夏伊勒家族就挥别农场，打包行李到了100英里之外的弗农山和康奈尔学院。

那时，有十几家教学机构零散地分布在爱荷华州。这些都是19世纪中期建立的“神学院”，附属于这个或那个新教教会，然后逐步发展成为大学。康奈尔学院同卫理公会教派相联系，是这当中的典型。1892年1月6日，那时我父亲是大一新生，我妈妈是大二学生，大学报《微风》上的一则广告这样描述这个机构：

康奈尔学院提供优良的设备，并保证通识教育的费用在正常的收费水平。古典学科、哲学、科学和民用工程学这些课程同国家的一流大学不相上下……音乐学院的高级教授来自欧洲和美洲最顶尖的音乐学校……

大学风景优美，讲究卫生。有28名富有经验的教授和讲师，每年招收675名学生……

学费，包括学杂费，每学期11美元至12美元。住宿费，包括配备家具的卧室，每周2.75美元至3.5美元。

从我父亲的剪贴簿可以看出，他专攻历史、拉丁语和希腊语，还有演讲术；我母亲则专攻音乐。她成了一名造诣颇深的钢琴家。年轻的女士同男士一样，似乎也喜欢学习演讲术。我发现我母亲在我父亲毕业后的秋季邮递给他一份做了标记的大学报纸，讲述她在讲坛演讲时的表现。因为我母亲是个极度害羞的人，她必定费了不少力气才做到如此。她还记录了女子“爱学社团”的年度“公演”，比照今天，这一代大学生是多么天真且单纯。

舞台铺上了地毯，装点了玫瑰，显得有品位。参赛者随着锡达拉皮兹迈尔斯歌剧院的管弦乐队的伴奏向讲台行进。校长康克林小姐做了感人的祷告……锡达拉皮兹的贝丝·J.坦纳小姐（我母亲）驳斥了宇宙中存在“偶然性”的理论……蒂普顿的露阿娜·里德小姐则解释了上帝在其作品中展现的“神秘力量”。

辩论双方都认真地做了准备，经过深思熟虑，表达清晰有力……迈尔斯歌剧院的管弦乐队演奏着一流的音乐，让广大观众保持着愉悦的心情。

我母亲这么一个羞怯又沉默寡言的人，居然驳斥了宇宙中存在偶然性的理论！在乡村的校园中，生命的某种必然性，以及上帝存在的实在感无处不在，至少新教教义是这样揭示的。人们每天都被强制在小教堂里做祷告。不管是什么样的会议都以祷告开场。上帝似乎近在咫尺，学生和教师经常能同他交谈。《圣经》是他们生活的主宰，也造成了他们对新教的狂热信仰，致使他们带着质疑甚至仇视的态度看待天主教。大学报纸中针对同样的论题有篇论文，开头如下：

浪漫主义是未来的敌人……它谴责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免费的公立学校……教授人民盲目崇拜，削弱政府，使大众无知迷信……忠诚的浪漫主义者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教令……绝不是真正爱国的美国公民……

尽管新教信仰狂热盛行，但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学生开始不时从这样的狂热中抽身，去享受一些闲适的日子。年轻人骑着马到处溜达。在康奈尔学院学报中有篇文章写道：“上周六，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一车年轻的女士到阿纳莫萨参观感化院。”一则弗农山一流旅馆的广告写道：“在所有火车站都有免费出租马车往来接送。”这个城镇就在芝加哥和西北铁路的主干线上，几辆当地的火车每天都会在此停靠。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该区的大城市锡达拉皮兹。那时的锡达拉皮兹是个只有两万人口的城镇，我后来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学生们可以在那里观看歌剧、戏剧、歌舞、杂耍（那时候还没有电影），或者购物。他们要是胆子大，爱冒险的话，甚至可以到公共舞厅喝酒。跳舞、喝酒还有打牌，这些都是校园内和大学镇禁止的活动。

我的父母亲就在这个中西部小镇的附属卫理公会教派的大学中长大成人，然后相遇，结为眷侣。对现在的学生来说，这样的生活太封闭了。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消遣，如电影、收音机、电视，甚至是留声机，在当时都还未出现，更不用说正经组织的职业运动比赛了。生活在19世纪90年代的学生有他们自己质朴而天然的消遣。毫无疑问，当今的学院和大学有更好的教学条件，课程种类肯定也更丰富，科学实验室极其先进。但也许当年文科教育的基本原则即使不是更好的，也是同样不错的。不管怎样，这个小学院对我父母亲今后的生活产生了终身的影响，只可惜，我父亲的大学生涯太短了。

我父亲曾是学院棒球队的一员，也很喜爱这项运动，之后他还成了芝加哥白袜队的狂热球迷，但他主要的课外兴趣还是演说。在那个时期，学院的演讲者在校内比明星后卫或是获胜的投手还要重要，这在现在的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锡达拉皮兹共和日报》中有一条新闻报道了我父亲1893年从爱荷华学院（后来的格林内尔学院）的年度大学演讲比赛归来，赢得第二名和50美元的奖金。他在弗农山车站受到了“学校乐队和一大群簇拥而上的学生”的欢迎。就算是获胜的橄榄球队都没受过如此热烈的欢迎，任何运动员都得不到如此赞扬。

近来，我偶然间发现我父亲的一份演讲稿。他当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州际演讲比赛中演说了这份讲稿，标题为《世界公民》。其内容对1893年在学院读书的青年学生来说相当超前。在他之后的人生中，他也一直秉持着这些就是在今天也意义非凡的思想。演讲恳求结束战争，提出世界政府治理下的“世界公民”的概念。“在整个世界当中，”他说，“人民都在高呼反对战争。”他预见“欧洲的重型军械”和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也许预示着最后将爆发血腥的战争，而令人心寒的绥靖政策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唾弃”。他预言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而21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印证了这个预言。不过，他预言人们在战后将普遍厌战，所以这将是“最后的”大战。他对人类治理全球能力的看法过于乐观了，虽然他坚持认为这建议非常可行。“世界国家并不只是理想，”他总结道，“它是政治变革的自然结果。人类的利益有此需要。”在这个看法上，他有点超前，稍微超前了我们80年后的思想。

在我父亲参加的大学最后两年的各种辩论赛中，一些国家的一流律师担任了裁判。他受到这些大律师私下的鼓舞，在公开演说中取得了成功，这些使他下定决心投身律师行业。那时，他家里因为还有三个孩子要上大学，没有能力直接送他到法律学校。但这实在算不上什么阻碍。那个时候，许多年轻人在律师事务所攻读一两年的法律后，照样通过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我父亲也是如此。毕业当年，他到（爱荷华州）布莱尔斯敦预备学校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两门课程。任课之余，他就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攻读法律。1894年春季，他在得梅因参加国家律师资格考试，获准进入了爱荷华州的法院。次年，他到埃斯特维尔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但是爱荷华小镇律师的生活前景显然不能满足他。1895年，他搬到了芝加哥，被莱克福里斯特大学的法学院录取。1896年6月毕业后，他获准进入伊利诺伊州法院。他先在芝加哥公立学校教书，然后一路奋斗进入法学院就读。在世纪之交不顺的前几年，在他自己挂牌等着委托人光顾之后，他仍坚持教书这第二职业。

[1] 据估计，1900年的城镇和城市中，约有10万匹的马和骡子拉着2.8万辆街车走过6600英里的道路。

[2] 马克·吐温是美国最受欢迎和喜爱的作家。他曾冒着失欢于众的危险，讽刺他认为的我们对菲律宾人的背叛。他还公然指责我们的武装军队“烧毁村庄，大量屠杀平民，折磨罪犯”，称军队是美国“基督教的屠夫，是穿着美国军装的刽子手”。60年后，针对美国军队在越南的做法，许多作家也纷纷采用类似的说法。一个军队乃至一个民族的道德显然并没有跟着时代的进步而提高，而其虚伪程度倒是跟着提高了。

[3] 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纽约先驱报》于1899年12月30日发表了马克·吐温的《新年祝福》。
19世纪对20世纪的祝福我带来的是名为基督教国家的庄严国度，得到的却是强盗般袭击胶州湾、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群岛所造成的荒废、污蔑和羞辱。因为她的灵魂满是恶意，腰包满是贿赂品，嘴里满是虚伪的话语。给她肥皂和毛巾吧，但记得先把镜子藏好。

[4] James Truslow Adams：The March of Democracy—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Ⅳ，p.42.

[5] 亨利·亚当斯是美国历史学家，1904年出版了历史、旅行随笔集《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表达了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向往。他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获得了普利策奖。

[6] 作为《新共和》杂志的华盛顿老牌作者TRB，在四分之三世纪后的1972年年初，精明的他仍旧疑惑不解：“那么，新奇的是，美国梦破灭了，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的梦想破灭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这个梦想破灭当真不算新闻了。

[7] 最后，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般，我们的政府“被拖入反对财产权的社会主义战火”。1909年，在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塔夫脱的倡议下，国会通过了《第十六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所得税。到了1913年，该修正案也得到了各州的批准。威尔逊总统不失时机地执行了这一法案。但起初的时候，法案执行得极为宽松，收入在4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5万美元）到2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7万美元）间的征收1%的税收，多于此范围的追加一小部分附加税。收入低于4000美元（单人3000美元）不需要纳税。净收入为1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5万美元）的已婚男子支付60美元的税收。如果他收入为2万美元，缴纳的税收为160美元。这样持续了4年，到了1917年，联邦所得税才低于关税。1920年前，税收增加了十倍之多。众所周知，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8] “小豆丁”（Hinky Dink）和“澡堂约翰”（Bathhouse John）分别是迈克·肯纳和约翰·考夫林的绰号，他们是芝加哥第一区的市政议员。

[9] 这是保罗·H.道格拉斯为劳埃德·温特和赫尔曼·科根的《繁华芝加哥的大佬》（Bosses in Lusty Chicago）所做的导言中的话。

[10] 简·亚当斯是美国第一个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她创立了救助邻人的社会福利中心——赫尔馆，设施中有剧场、餐厅、图书馆等。

[11] 印第安人对贪得无厌的白人定居者惧怕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惧怕不无缘由。一直到1857年的冬天，一帮打家劫舍的苏族人在名为“红帽子”的醉汉头领的带领下，在爱荷华的斯皮里特湖附近定居。他们杀死并剥掉了40名原住民的头皮，并将三个年轻的已婚妇女和一个14岁的小女孩作为俘虏带走。其中两名妇女在印第安人向达科他迁徙的过程中被杀死，而第三名妇女和那个小女孩后来被赎回。这个名叫阿比盖尔·加德纳的小女孩真实地描述了她的父母、大姐姐和三个年幼的小孩如何在她眼前被杀害。这次谋杀被称为“斯皮里特湖大屠杀”。我们这群之后在爱荷华州长大的年轻人在阅读阿比盖尔·加德纳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时，非但一点都不害怕，还感到莫名兴奋。有时，饥饿的印第安人会从附近的塔马居留地独自到我们家的后门乞求食物。我母亲会因害怕而关上所有的门窗。如果那人不停敲门，她就会报警。人们教育我们相信“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能是好人”，而对美国白人在那个时期对印第安人残忍且野蛮的谋杀和掠夺只字不提，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

第四章 芝加哥的忧与喜

芝加哥仍被秣市骚乱事件[1]的魔咒笼罩，在此事件和后来的普尔曼罢工[2]中，无辜的工人领袖和罢工者被合法杀害。这两起流血事件在报刊和反对工人结盟的中上层阶级中引起了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流血事件让美国工人苦不堪言，受此阻挠，工会的最终形成推迟了一代人的时间。工人工资低下、住房简陋、备受剥削，刚刚要组织起来，就遭到警察、民兵、军队和武装罢工破坏者的殴打和枪杀。最后，死的死，伤的伤，他们的领导者被关入监狱，其中一些还被处死。

我对生活黑暗面的第一次模糊印象来自无意中听见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对这些事情的谈论。这些谈论逐渐印刻在我开始萌发的意识里，引导我去质疑人道何存。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对此仍旧疑惑不解。在秣市骚乱事件之后，号称正义的法庭判处无辜者死刑；而新闻界，甚至新教的讲道坛则对此可耻地欢呼雀跃。发生在文明世界中的一幕幕让我这个小男孩无法理解。从前的男孩现在已近漫漫人生的终点，他目睹了世界上如此多的不公和杀戮，仍旧感到疑惑不解。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886年5月3日，麦考密克收割机制造厂的罢工工人同罢工破坏者发生了冲突。警察向工人开枪，打死一人，打伤了几人，还对许多幸免于枪子者大打出手。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人领袖呼吁隔天晚上在秣市广场召开抗议集会。在这细雨蒙蒙的寒冷夜晚，本期望有两万人参加的集会却只有约1200人到场。但集会进行得相当风平浪静。卡特·哈里森市长也来到现场确保集会顺利。他待到最后一名发言人结束发言，集会人群开始散去时才离去。看到这次集会没有导致任何暴力，他松了口气。过了一会儿，被市长禁止到场的180人警察队伍却来到了广场，开始攻击离场的人群。突然间一颗炸弹被从附近一座建筑上扔了下来，在警察当中爆炸，当场炸死了七名警员。

不仅是芝加哥，整个国家的报纸都扬言血债血偿。新教牧师也高呼要复仇。八名疑犯被逮捕，并很快被以谋杀罪起诉，其中包括几名来自两份芝加哥工人刊物的编辑（他们在会上还发了言）。虽然没有起诉他们向警察投掷炸弹，甚至不知道是谁投掷的（那人早已逃之夭夭），但所有被告被判有罪。负责该案件的约瑟夫·E.加里法官，在审判时如此总结了美国司法的理论：

判处有罪的条件并不只是狭义上的参与导致德根死亡的具体个人行为，还包括广义上的通过言语和文字怂恿大众进行谋杀的行为。此种犯罪将犯罪方式、时间、地点留予某个人在听信怂恿之后的意愿、闪念或偏执等。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投弹者受到任何被告言语或文字的影响，或者听说过这些人，但加里法官在狂躁的新闻的鼓动下坚持认为：“由于他们的怂恿，某个未知的人确实投下了炸弹，导致了德根的死亡。”

尽管悖于伊利诺伊州的法律，即从犯只有在主犯被宣判有罪的情况下才能受审，加里法官仍依据他自己的理论，判处七名被告死刑，一人监禁。一人自杀逃过绞刑，两人通过州长被减刑改判终身监禁，而另外四人都被绞死了。

我那身为律师的父亲说这是“司法谋杀”，国内也有一些人这样认为，但只在少数。温和的美国文坛泰斗威廉·迪安·豪威尔斯认为这是“公民谋杀”。他说，这令他感到“心痛和恐惧”。他称这次死刑的判决“在上帝面前永远罪不可赦，对文明人来说令人发指。自由的合众国杀死了五个人，因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这在“自由的合众国”的历史上还不是最后一次。40年后，我终于达到了法定年龄时，萨科和万泽蒂[3]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判处死刑。他们也是“无政府主义者”。

那时，生活在美国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要面对国内的党同伐异和暴力，面对被不负责任的媒体、卑鄙的政治领袖、虚伪的大企业首脑和盲目信仰者激起的暴怒。歇斯底里有段时间会消停，但过后又会突然间复燃。秣市死刑案后七年，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州长赦免了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三个人。这样做不仅出于仁慈，还因为他发现审判和判决是对司法公正的曲解。这引起了芝加哥新一波的歇斯底里，之后又波及整个大陆。这位人格高尚的州长遭到了政治迫害。国内身份显赫的牧师莱曼·阿博特博士在他纽约的布道坛抨击奥尔特盖尔德，讽刺他是“西北地区无政府主义者的加冕英雄和受人尊崇的神”。“进步派”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宣布了秣市一案的判决，攻击奥尔特盖尔德是一个“宽恕并鼓励恶名昭著的谋杀”的人。宽容让奥尔特盖尔德赔上了他的政治生命。

芝加哥对他“罪行”的怒气还未消退，1894年夏天在普尔曼罢工中再次点燃。我们知道，这一年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所有铁路公司，尤其是普尔曼公司猛降工资，并策划粉碎了脆弱但胆敢组织罢工的工会。在铁路上发生的尖锐冲突持续了几年。一系列的罢工导致许多主要铁路路线暂时瘫痪。罢工遭到州属民兵和联邦军队的破坏，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工人开火，造成死伤无数。

普尔曼宫殿列车公司的老板乔治·M.普尔曼给他的工人提供的住所位于芝加哥郊区的“模范”小镇，他将小镇也命名为普尔曼。他在那里进行封建庄园式的管理，向工人收取高于这个地区平均水平25%的租金，还通过公司经营的商店压榨他们。而最大的压榨还是削减工资。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在1893年末到1894年5月之间，普尔曼削减了工人25%的工资，尽管公司仍旧每年支付8%的股息。在国家财政紧缩那年的7月底，他还有整整232万美元盈余。他的雇员也是尤金·维克托·德布斯新成立的美国铁路工会的成员。他们派出了43个代表向管理层抗议。这些人遭到解雇，他们的家人还被赶出住所。两天后，也就是1894年5月11日，工人进行罢工，要求仲裁他们的案件。芝加哥市市长霍普金斯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市长敦促普尔曼同意接受仲裁，但他拒绝了。他回应道：“工人无权过问他们收到的工资数目。这事全由公司做主。”

6月26日，工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抵制普尔曼公司，只让不带卧铺车的火车通行[4]。总经理协会代表了汇聚于芝加哥的24条铁路，他们为了对抗工人的抵制，拒绝所有列车通过，除非工人让普尔曼列车通过。全国各地马上骂声一片，因为神圣的邮件运送受到了影响。克利夫兰总统在华盛顿声明：“如果国库的每一分钱和合众国的每一个士兵都动员起来，我不相信一封寄往芝加哥的明信片会送不到。”但这句虚张声势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邮政列车不会挂带普尔曼的卧铺车厢，而工会也对所有成员下令确保邮件送达。

6月底，在停工或罢工的作用下，12.5万名铁路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有20家铁路公司不愿或者无法开动火车。尽管德布斯严令禁止使用暴力，普尔曼列车还是被强行从两三列火车上卸下，延误了时间。芝加哥却显得风平浪静，市长拒绝奥尔特盖尔德州长出面召集民兵。城市没有动静，媒体却一片哗然。6月30日，《芝加哥论坛报》头条标题充满不祥的预兆，如《暴徒控制了局面……法律遭到了践踏》等。报纸告诉读者“由于独裁者德布斯带领的罢工群众无法无天的行为，昨日芝加哥上千名市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纽约先驱报》则呼吁铁路公司“打败罢工……和煽动者及阴谋者”。7月2日，《芝加哥论坛报》头条叫嚣：“罢工就是战争！”

如果罢工搞得像“战争”一样，那么就非得召集军队不可了。但首先联邦政府就遭到了法院的反对。我记得几年后，我父亲那时已经当上联邦律师，他试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铁路公司游说在华盛顿的司法部部长，请他指派他们自己的律师为芝加哥特别检察官，以破坏罢工。在司法部部长的煽动和一名众所周知的反工会法官的帮助下，联邦政府下达了强制令，禁止德布斯和其他工会领导人通过言语、文字、电报或其他能够想到的方式支持联合罢工。这成了未来40年政府用于阻止和破坏罢工的强制令的雏形。

就这样，铁路公司的律师摇身一变成了特别检察官，开始游说美国总统召集军队破坏罢工。奥尔特盖尔德州长认为，这个行为显然是违反宪法的，总统无权派遣军队进入任何一州，除非是应立法机关或州长的要求。奥尔特盖尔德州长没有提出任何派兵的要求，也认为无此需要。他请求克利夫兰总统撤销这一命令，但总统一意孤行。来自谢里登堡的联邦军队向芝加哥行进并扎营，这时该市正一派祥和地庆祝7月4日的独立日。这是对工人的挑衅。当军队开始试图放行普尔曼车厢的火车时，工人做出了反抗。

他们推倒运货车厢，放火烧车以阻断铁轨。德布斯公开反对强制令，但同时敦促工人们“遵纪守法”，停止使用暴力。不过这只是徒劳。他知道政府从黑社会招募了3500人充当“美国法警”，而放火烧车、率先开枪等多数暴力行动都是这支武装队伍干的。之后，警长和霍普金斯市长也都确认了这一点。工人因为被“法警”和军队射杀而火冒三丈，他们还以摧毁火车和投掷石头。7月6日和7日是情况最为严重的两天。武装人员受命向工人开火，导致30人死亡，上百人受伤。铁路调车场到处是着火的货车车厢。7月8日，国家报纸充斥着怒火冲天的标题：

纵火的暴徒

芝加哥对纵火犯的火把无能为力

（《华盛顿邮报》）

芝加哥的野蛮暴乱

罢工者烧毁了上百辆货运火车

（《纽约太阳报》）

芝加哥《洋际报》的标题极具代表性：

火焰造成的大混乱——前所未有的暴乱场面

恐怖和掠夺

无政府主义猖獗横行——普尔曼和伯恩赛德的暴徒高举火把

约瑟夫·普利策的思想自由的圣路易斯《邮讯报》力持冷静。其标题准确地描述了暴乱：

格杀勿论

轮番的枪林弹雨射向铤而走险的暴徒

一些神职人员的看法就没这么客观了。纽约的一名牧师指责德布斯是“一个酒吧老板的儿子，一个被往人类毁灭方向培养和教育的人”（《纽约时报》刚刚对一名博士进行了一次采访，该博士错误地断言德布斯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布鲁克林的一名牧师在布道坛上言明叛乱就要用炮火来镇压。

必须开枪，把这帮人通通杀死，这样就再也没有人胆敢公然冒犯法律、破坏公共财产了……士兵必须开枪，必须格杀勿论。

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正在自己的西部农场，他也同意这个看法。

现在我们多数民众都认为唯有镇压一法……将十几个工人领袖拉出来，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再将他们射杀。我认为终会是那样的结果。

秣市骚乱事件后，罗斯福提议派自己农场的牛仔到芝加哥进行平乱，但加里法官用自己的判决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华盛顿，众议院不赞同“法律和秩序”的原则，反而支持总统对联邦军队的调派。最后联合签署了决议，“对干预邮政和州际商业的行为立即采取有力的武力行动”。

联合抵制或罢工遭到了破坏，美国铁路工会被摧毁，不管是铁路兄弟会还是近期形成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都没有为此提供一点帮助。德布斯以共谋罪之名被起诉，并因此罪和公然违反法庭强制令被逮捕。只是在芝加哥一个名为克莱伦斯·达罗的青年律师百折不挠的辩护下，对德布斯共谋罪的审判最终告吹。这名年轻人放弃了芝加哥和西北铁路公司收入丰厚的律师工作，转而为德布斯辩护。德布斯因违反强制令被判入狱六个月。因循财产权高于一切的一贯前例，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这个国家，包括其法庭和国会还需要经历一代人时间的成熟完善，才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强制令，才能或多或少地不再将其用作联邦政府破坏罢工的一种工具。当我在芝加哥长大时，对普尔曼罢工的赞成声和反对声在我耳边和脑际回响了许多年，这塑造了我对劳资斗争是非曲直的看法，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普尔曼动乱中出现了两位我一生敬仰的人物，尽管这两人大半辈子都遭到统治阶级的谩骂。他们是尤金·维克托·德布斯和为他辩护的克莱伦斯·达罗，后者穷尽了几乎一生的时间在法庭上为工人和穷人辩护，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律师之一。

达罗是中西部人，为人质朴，脸上沟壑分明，常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他偶尔到我们家找我父亲喝酒闲聊。尽管在法庭上他们是对头——我父亲是联邦检察官，而达罗是个强悍的辩方律师——但他们还是成了好朋友。达罗当然是两人中更为睿智的一个，他更富激情和同情心，口才极佳，更能感染陪审团。我听说，达罗佩服我父亲在古典学——希腊戏剧、哲学和罗马法上的造诣。达罗崇敬我父亲，不仅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出达罗认为一般政府检察官没有的公正和得体，还因为他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的机敏。尊敬必定是双向的。我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坚持去教堂，一定会对达罗的不可知论感到好奇，尽管他也同老一辈一样对《圣经》即历史的教条有所怀疑。不管怎样，父亲的朋友告诉我，我父亲不仅从达罗身上学习他的职业素养，还有哲学、历史和文学。作为两人当中较年轻和阅历较浅的一人，父亲尊敬他，感受他的天才，而我最后同样如此。我经常后悔自己年纪不够大，不能听懂他们的一些对话。直到几年后，我阅读了达罗在法庭上的一些伟大言论和他的著述，我才懂得了这位外表粗犷却心怀仁慈的文明人的伟大、善良和勇气。

普尔曼罢工运动遭到枪炮的镇压，这促使德布斯，这位和蔼、温和而正派的人成为终身的社会主义者。

（德布斯提起普尔曼斗争时说）我在冲突的咆哮声中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洗礼……每一次刺刀和步枪的闪光都揭露了阶级战争……这是我为社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

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久就会在美国取得胜利，正如它有望在欧洲取得胜利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布斯一直都是依赖于社会主义者选票的总统候选人。早先，美国工人和广大选民都拒绝社会主义，他仍坚持信奉，并长期为之奋斗。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一个社会主义总统是对合众国的红色威胁。尽管他在报界和布道坛广受诋毁，他仍是个和蔼的人。达罗曾这样形容他：“也许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住着一位比德布斯更和蔼、更温和、更慷慨的人，但我从不认识这样的人。”那时多斯·帕索斯正在写《北纬四十二度》，思想还没右倾，他说德布斯是位“爱人类者”。

先是没有了罢工的权利，到最后连集体谈判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工人只能沮丧地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们这才发现铁路公司不再雇用铁路工会的任何成员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开始相信政府总是站在有钱人那边，让大企业享有最大利益。政府还坚决帮助雇主压制绝大多数的工人，压低他们的工资，阻止他们为改善生活而组织起来。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年500美元，每周10美元。北部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低于450美元，南部则低于300美元。在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的血汗工厂里，妇女一周能挣5美元就算走运了。工作时间还很长。芝加哥的服装工人一周要工作70小时。在钢铁厂一般是每天12小时，每两周要加班24小时，而一小时的工作只挣30美分。

强大的工会也许能减轻苦役的状况，但遭到了镇压。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认为工会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1904年2月24日，也就是我出生后一天，市民工业联合会在《芝加哥论坛报》的首页上发表了响亮的宣言：“工会是革命，是无政府主义，是对美国整个社会和工业体系的威胁。”需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和无数的血腥斗争，富有的美国人经常夸口的自由社会才会意识到工人有组织集会的自由。

住在芝加哥时，每逢圣诞节，我父母都会准备一个大大的盛衣篮，里面装满了食物，有一只火鸡，一大根火腿，罐装的蔬菜和水果、糖果，还有衣服。在圣诞前夕，我们一家人会挤进一辆出租车，到我们家西部的畜牧场附近的栅舍分发东西。那是我第一次见识道路另一边的情况，我为人类要住在脏得如此吓人的环境中而震惊。他们就像猪圈里的猪，我父亲和母亲同样震惊。我们这些孩子静静地站在一旁，窘得说不出话。他们会认真地跟我父母交谈，说明自己的实际需要以添加到赠物单上，并把这张单子交给许多年来给他们派送食物、衣物和一点钱的人。

“他们为什么非要住在那样的地方？”回去的时候，我都会问我父亲。也许他被这个问题弄得有些尴尬。作为联邦律师的他相当富裕，并忠实地相信这个体制，尽管他经常谈论如何让体制更为完善。我隐约记得他提到我们每个圣诞节都要拜访的穷苦家庭。他充满同情地哀叹他们的困苦，向他们保证在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家，情况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因为这个国家比他们之前的迁出地提供的机会更多。这对他们来说必定算不上什么安慰。尽管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会去拜访他们，但直到几年后我读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畜牧场家庭的恐怖生活。他们几乎都是外国移民，多数是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这本小说有篇震撼人心的序言，是辛克莱的社会主义同志杰克·伦敦所作。那时他作为短篇小说作家风头正盛。

小说描述了美国的现实生活面貌，即压迫和不公的发源地。那里是悲惨绝伦的噩梦，是苦难的深渊，是人间地狱和满是野兽的丛林。

而范威克·布鲁克斯在回顾辛克莱对屠宰场生活的揭露时，总结了在那个地方工作的移民的恐怖生活：

先是饱受欧洲暴君的愚弄和压迫，最终还要被美国的漠不关心完全摧毁。他们受到房产商、政治首脑……还有拒绝承认他们权利的法官的欺骗。当他们的婴孩被淹死在他们居住的简陋棚屋附近恶臭的绿水里，当他们的女儿被迫沦为妓女，当他们的儿子因雇主未提供安全设备而跌进沸水翻腾的大桶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

美国人都不知道、都不关心吗？这是美国人在整个20世纪都挥之不去的噩梦。畜牧场离我们家特别近，因而我们家稍有点关心。但我不能说那里的堕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阴影。每次到那被遗弃的地方进行圣诞拜访后，我们很快就能摆脱那种沉闷的情绪，转而开始享受节日的乐趣。我们同大多善良的、忠于教会的、伪善的美国人一样，享用丰富的食物和礼物，同时宣传与人为善的圣诞精神。

到我出生时，芝加哥还持续着一股欢乐的气氛。那是因为1893年，芝加哥召开了盛大的世界博览会，名为“哥伦布博览会”，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400周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400周年是前一年的1892年）。我在芝加哥成长的那几年，人们仍旧对此盛会津津乐道。一些建筑仍旧矗立在离我们家不远的杰克逊公园里。我们年轻人乐此不疲地参观哥伦布的三艘船的复制品——“平塔号”、“尼娜号”和“圣玛丽亚号”。这三艘船是西班牙女王为探索新大陆派出的，现如今停泊在公园的潟湖上。

芝加哥举办的博览会是合众国前所未有的。有2700万美国人参观了博览会，人数已超过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博览会出其不意地向这些参观者展现了在我们单调乏味、狭隘局限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艺术和建筑的世界，一个充满色彩和美感的世界。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都无法做到的，博览会却做到了。它激发了整个国家的想象力，不仅是对色彩和美感的赞叹，还有对电气时代的美好展望。

亨利·亚当斯几乎不再对美国抱有希望，打算回到中世纪法国的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的研究和冥思中去，尽他所能发掘人类存在的意义。甚至他也对此博览会印象深刻。他在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记录他在芝加哥博览会14天的体验。“他找到研究的题材了，”他写道（自传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能用上100年……博览会本身挑衅了哲学……展示出的美景连巴黎也无可企及……第一眼吃惊，之后更加吃惊。”亚当斯这时满眼都是奇观，总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坐在台阶上“思索并沉思着”……“在哈佛大学的长椅上”他也没这样做过。他说，“过去受到的教育”，特别是他自己受到的教育，“在芝加哥变得荒谬了”。

他的建筑师朋友理查德·亨特、亨利·理查森、查尔斯·麦金和斯坦福·怀特[5]的设计风格都派生自巴黎的布杂艺术[6]建筑风格，而比这种风格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此次博览会上的电气化建筑。嗡嗡作响的发电机将电力接到露天游乐场，让上百万的色彩斑斓的电灯泡照耀着白城。他“久久徘徊在发电机之中”，他写道，“因为这些新生的发电机带来了历史的新阶段……单对历史学家而言，博览会可谓下足了功夫……历史思维只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而这也许是历史学家自诞生以来首次只能无助地坐在一系列机械前发呆。”这片土地上的家庭、办公室和工厂还在用煤气或煤油灯照明，燃煤蒸汽机是主要的动力源，也难怪这位老派却心思敏锐的美国哲学家对电气时代来临的芝加哥的景象叹为观止了。

现在很难理解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对美国和美国人造成的深远影响。我父亲和母亲，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博览会过去许久之后仍谈论不休。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在谈论。几年后，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自传中表示了对这次博览会的雀跃之情：“这庞大而协调的建筑群，建造堪称完美，外观洁白无瑕……仿佛天生就超灵的美之精神，久久不去，挥舞着魔杖……瞧，这人间仙境。”朱莉娅·沃德·豪的女儿莫德·豪·埃利奥特同她母亲一样是个热情的女权主义领袖。她评论道，尽管她见过狮身人面像和雅典卫城，

可这两样人类留下的顶级遗产都不及这奇迹般的城市让我印象深刻……像是用魔法变出来的一样。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艺术本身宣示了自己的地位，战胜了自己一直如婢役般侍奉的商业和制造业。

伟大的芝加哥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却不赞同。那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还是他办公室里的建筑学徒。沙利文设计了装饰华丽的交通大楼，对其他大多数布杂艺术风格的高楼大厦都不以为意，这些建筑由长期主导美国建筑风格的纽约建筑师设计。他之后写道，“世界博览会的流毒”，引起了“古典和文艺复兴风潮在东部泛滥，并逐渐向西波及，所到之处无一幸免”。

建筑在自由的国家和勇士的故乡消亡了……文化的流毒带着一股势利之气，还同这块大陆格格不入，起到了瓦解的作用……世界博览会造成的破坏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而亨利·亚当斯原本认为他的祖国是一大片文化荒野，现在却将世界博览会视为美国历史的里程碑。

（他写道，）芝加哥在1893年第一次发出疑问：美国人是否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芝加哥是美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的第一次表达。每个人都必须从这里开始。

每个人也不得不从这里开始，从全新且充满活力的美国文化的第一次表达开始。在20世纪开始后，在芝加哥长大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参与了造就这个城市的文学革命。尽管这个城市执迷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它还是成了美国全新的充满活力的创作中心。将近一个世纪，芝加哥人都自称为“衰竭的”东部。而如今的芝加哥同之前大不相同。有股文化热潮激励着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也对幼年的我产生了影响。自从19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和工会主义兴起后，在中西部崛起的所有力量现如今集中在文学领域中爆发。新生作家开始进行改革。他们反对旧文学，反对商业、政府和文学职业的建立，反对镀金时代的庸俗，反对“神经质”，反对墨守成规的大西洋海岸文学，反对美国梦的背叛。他们坚决如实刻画合众国的生活，揭露由少数有钱有势者所把持的社会的腐败、诈骗、伪善、丑陋、贪婪和野蛮。

从威斯康星州和爱荷华州走出的哈姆林·加兰也许是第一个大胆打破中西部质朴宜人的乡村生活神话的人。他在其早期的短篇故事中讲述了在中西部农场严酷困苦且精神空虚的生活（1891年的《大路条条》和1894年的《破灭的偶像》），这让许多生活舒适的美国人感到不安，其中就包括我父母。他们总是带着深深的怀念之情回想在爱荷华州的乡村生活。尽管这些故事十分荒凉，展现了一幅中部边地单调乏味的画面，让人想起克努特·汉姆生[7]的早期作品，但同时表达了农业化的美国对工业化和盲目市场化侵袭的强烈抗议。加兰是中西部的现实主义新生作家之一，尽管他现在似乎被遗忘了。事实上，他对美国工业革命的胜利有更多话要说。他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州陷入了唯心论，成了有前途却早夭的美国作家的先例。

洛克菲勒新捐赠的芝加哥大学校园就在我们家的几个街区外。我父亲的许多朋友都在那里工作。他们是威廉·哈珀总统引进的一群才华横溢的教师，有约翰·杜威、罗伯特·赫里克、托斯丹·凡勃伦和科学家雅克·洛布、阿尔伯特·迈克尔逊[8]。我父亲极为敬佩赫里克，但他现在基本上被人遗忘了。他从哈佛大学英语系毕业，是个温和友善、学识渊博、彬彬有礼的教师，和这粗鲁且贪婪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他憎恶这城市的庸俗及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在他的小说中，他和德莱塞一样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理解。虽然理解，却不能接受。他的所有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商人的贪婪腐败和华而不实。他们浅薄地追逐利益和成功，他们的生活空虚；他们的妻子装束时尚，人却懒散愚昧；美国却悲剧性地崇拜着这样的偶像，并为之主宰。

虽然他痛恨企业家唯利是图的流行文化，但他居住的芝加哥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他不抱希望情况能有所改变。他对穷人和受压迫者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这些人似乎都不加反对地接受了悲惨的命运，严重缺乏反抗的意志。他只能同情他们，就好比他在关于普尔曼罢工的小说《命运》中只能表达同情一样，他们被“腐朽、失败、堕落、呻吟和疾病”包围，但是住在湖边崖城的人有谁会关心呢？

饥饿、悲痛和贫穷的苦难；芝加哥的污秽生活同19世纪极为格格不入；残酷无情的富人、被残忍对待的穷人、愚蠢的好人、空谈家、笨蛋，所有人和所有这一切造就了这觉醒中的世界！

在芝加哥大学的群星当中，有两位后来吸引了我，启发了我的思想，他们是约翰·杜威和托斯丹·凡勃伦。特别是凡勃伦，他在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开始驳斥曼彻斯特学院的古典经济学（主导大学和商业的经济学思想），比赫里克、德莱塞和弗兰克·诺里斯还更有力地揭露了商人世界的俗不可耐。我记不清我父亲是否提到要阅读这本书。这本书上市的时候，他正开始他的律师事业。尽管这本书在当时不大受关注，但它注定要成为美国的经典著作。我认为凡勃伦的革命思想不曾影响到他。毕竟大多专业学者要么拒读，要么默不作声地避过。在一些教员讨论凡勃伦在大学的困难处境时，我怀疑父亲也没有对凡勃伦发表看法。首先是哈珀总统拒绝提升凡勃伦，因为“他没有为大学做过宣传”，而最后他因为“女人问题”被迫辞职。他的老婆离他而去，接着有个女人搬来和他同居。[9]我父亲在这类问题上极为古板，毫无疑问他对凡勃伦与“其他女人”私通的勾当极不赞同。

在美国，具有独创性并敢于付诸表达的男士常有此遭遇。凡勃伦几乎被一个怀有敌意的文化毁掉了。他只能从一个低级的大学职位跳到另一个。在他人生的晚期，他来到纽约担任《拨号盘》杂志社的撰稿人以及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讲师。尽管他的散文最后获得了极高的赞誉，他还是没有摆脱他遗传自父母的挪威移民口音（他的父母是在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农场将他抚养大的），总觉得用英语写作很困难。他一直独来独往，独自探索知识并搅乱现状，他还拒绝做出妥协或调整适应。他发表过许多作品，其中的《企业理论》和《工艺的本能》最终深远地启发了美国人的商业社会。他是一个饱受磨难的天才，一个悲剧角色，却也是美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奠基人物。他在帕洛阿尔托褐色山上的棚屋里度过了他孤独的余生，于1929年8月3日离世。那时，我已经在欧洲工作四年，仍在阅读他的作品。他的离世似乎只是他个人的损失。自上大学以来，他成了我的导师之一，帮助我对抗让我自鸣得意的现状。我记得读过凡勃伦的声明：“不要用墓碑、厚石板、墓志铭、雕像、碑文或纪念碑来纪念我。”他不需要，因为有他的作品作为纪念已足矣。

约翰·杜威是凡勃伦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他与凡勃伦截然不同，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美国。因为大学答应提供儿童实验学校的设备，让他检验自己新发明的进步教育理论，他才来这个大学授课。我父母曾考虑让我到这个实验学校上学，但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去隔壁的公立学校。这个决定与我无关，而我也没什么好后悔的。尽管后来我慢慢发现进步教育的一些好处，它强调让孩子自由而有创造力地发展，而不是靠死记硬背来学习。我甚至让自己的孩子到进步学校就读。但我认为我在芝加哥和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公立学校接受的12年的“孵化”一点也不差。

由于我父亲敬佩杜威，所以我早早地就知道了杜威的大名。之后我又把他忘了，直到在大学期间阅读他的作品以后才记起来。某种程度上说，我并不大理解他。他似乎对美国的生活状况过于乐观了。尽管当时社会充满敌对和不公平现象，他仍旧信誓旦旦地认定只要我们好好整顿教育机构，明智地从经验中学习，我们社会的未来就将是一片光明。作为一个充满善意、明白事理又慷慨大方的人，杜威一度成为美国全新美好社会的先知。但对我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能够洞悉他那单调而抽象的散文，而这些散文我之前一直都读不懂。我发现杜威其实是把希望建在了沙地上。我认为他缺乏历史感，更重要的是，他缺乏对悲惨生活的感知。他似乎无法产生悲观的想法，我个人觉得他让自己的思想脱离了造就当下社会的种种因素。有人会被他的理想主义感动，受他信仰的鼓舞，认为全新的文明精神在美国不仅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可能性极大。但有的人会觉得，或者说至少是我觉得他的哲学结构是不稳定的。人们希望他是对的，但是这种希望也在逐渐消失。[10]

熙熙攘攘、奋发向上的边疆中心城市芝加哥由于其工业、商业和交通的繁荣发展，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中西部大草原的青年作家来到这里的热闹街区。在衰败的19世纪的最后几年，西奥多·德莱塞从印第安纳州来到这里打零工，寻找自己的认同感和职业。他不久就步入了正途，先后当上了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和匹兹堡三个地方的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纽约的杂志编辑，最后才跌跌撞撞地找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职业。当他转行写小说时，他回到了发展壮大中的湖城，在那里搜集他最初几部作品的原始材料。

1900年，《嘉莉妹妹》在双日出版社出版。故事讲述了一个农场女孩到芝加哥后，先同一个自大的推销员私通，然后又搭上了油头粉面的“时尚酒吧”老板赫斯渥的故事。这部小说差点被出版社毙稿。在这部小说被停止发行前，得以阅读的寥寥数人都震惊于德莱塞以如此同情的笔触描写嘉莉，这看起来毫无道德。到1912年，小说才再次出版。但让作者最感兴趣的是赫斯渥这个奸商。在他接下来的两本小说《金融家》和《巨人》中，他的主要角色弗兰克·帕伯乌的原型就是现实生活中正称霸芝加哥的金融投机者——铁路大亨查尔斯·泰森·耶基斯，一个典型的野心十足、不择手段的实业收购者。他在费城创造了非凡的金融事业，最终因为盗用公款被判入狱。他于1882年来到了风之城[11]。他的过去对他在芝加哥重新开始并没有造成多大妨碍。

耶基斯在芝加哥的前期生活令德莱塞着迷。我父亲认为耶基斯是个罪犯，应该被关在监狱里。但德莱塞眼中的耶基斯是个华而不实的金融家，也是城市街车和高架铁路的建造者。为了取得并保住他那可疑的特许经营权，他到处贿赂市里的官员。在美国，他代表着成功和权力。小说家德莱塞对他不予置评，只是如实地描述他：他是唯利是图的文明社会的象征，强盗式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这就是当时美国人成功致富的手段，这就是当时成功人士的样子及其所作所为。事实上，德莱塞越是深入他小说中主要角色的原型，就越发暗暗敬佩他。

没错，帕伯乌（耶基斯）是个骗子，但是他办事是多么厉害、多么能干！……他是多才多艺的英雄人物，他就是个艺术家！[12]

芝加哥对他来说是再完美不过的背景。德莱塞对改革者毫无同情，如我父亲那样总是扬言要肃清城市。他劝诫一位对他的著作进行采访的记者要顺其自然。

大城市并不是老仆人手中风干的茶杯……芝加哥是个大城市，在那里人人都要为自己奋斗、为自己筹谋……顺其自然，环境越是残酷，生存能力更强的人就过得越好。只有芝加哥造就的伟大天才才能看到芝加哥的未来。[13]

结果就是，芝加哥更出名了，至少在美国。不是因为那里有强盗般的商人，而是因为芝加哥造就的作家。[14]除了凡勃伦、杜威、赫里克和德莱塞等人，还有在他们之后的一代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文学的文艺复兴。

在世纪之交出现的青年作家中，没有人比昙花一现的弗兰克·诺里斯引起的反响更大。他命中注定要死于1902年，死时才32岁，没来得及完成他的“小麦史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部小说是他踌躇满志、势不可挡的事业。小说讲述了人与自然的斗争和人类的贪婪，诉说了美国梦破灭的故事。

1870年，诺里斯在芝加哥出生，他的父母生活富裕。然后他跟着家人搬到了旧金山，一个和芝加哥同样疯狂的城市。他到巴黎学习油画时，认识了左拉。他花了一年时间在哈佛大学听美国印象派倡导者刘易斯·E.盖茨的讲座。他很快就喷发了创作的潜能，钟情于生活的广阔和狂野，就这样，他投身于写作。他在大学就开始写他的首本小说《麦克提格》，然后在1899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粗鲁且暴力的牙医在美国荒原城市的生活和爱欲。诺里斯的爆发力、对美国生活的兴趣，在“小麦史诗”三部曲中找到了真正的发泄口。他打算在小说中为欧美文学划上史诗性的一笔。他用小麦象征人的生命力，他讲述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华金河谷的广大田野里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讲述那里的农民对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垄断性的高昂运费的抗争；讲述芝加哥谷物市场投机活动中的操纵定价黑幕；讲述粮食的最终目的地欧洲，购买谷物用以维持上百万饥饿民众的生活。“我的写作计划无所不包。”年轻气盛的诺里斯说道。在“小麦史诗”的背后，诺里斯讲述了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对西部边境的占领，贪得无厌、冷漠无情的工商企业的兴起，市场交易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富饶的土地同盲目的机器的第一次交锋。

三部曲的第一部《章鱼》发表于1901年，讲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小麦种植以及农民同铁路公司抗争的故事。第二部《陷阱》是在他死后一年发表的，辛辣地讽刺了芝加哥谷物市场对种植者和最终消费者的剥削。诺里斯来不及写完第三部小说就过世了，死于阑尾炎。11年后，我父亲同样死于这个小病。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记得自己与诺里斯同病相怜。我父亲在性格和思想上都更为保守，他不相信诺里斯描述的是真实的美国。我听说他在书里对“那种房子”有生动的描写。我父亲认为诺里斯将芝加哥无政府主义和腐败的陷阱都夸大了。像那时多数美国人一样，他相信供求规律在“自由”市场的作用是神圣的，甚至是神赐的，不应该受到干预。农场的男孩会对此疑惑不解，但男孩所成长的中西部的农民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芝加哥也新出了诗人。与惠特曼那时美国的状况不同，他们出没于芝加哥吵嚷的街道，肮脏的贫民窟，恶臭熏天的屠宰场，女才子聚集的北区，第一区的妓院、酒吧和赌场。他们密集地沿河和湖泊而居，造就了美国、实际上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15]

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卡尔·桑德堡。1878年，他在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出生。他在年轻时就坐火车到处跑，靠打零工过活。他在美西战争爆发时参过军，进入了西点军校（在那里，他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同班同学）。在那学校挨过了两周之后，他进入盖尔斯堡的隆巴德学院。在进入20世纪不久，他到芝加哥当记者，之后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做电影评论员。新闻工作是他的谋生手段，也给了他认识这个城市的机会，但他更热衷于诗歌创作。桑德堡热爱芝加哥，也看清了芝加哥的丑陋、粗野和悲剧。他用硬朗、简洁的诗句描绘了芝加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他所用的语言也为美国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他感受到了芝加哥的美丽：湖上的雾气，船只的鸣笛声，海鸥滑翔于密歇根大道，“白月光”下沙丘沿着河岸堆积，冬日的暴风雪咆哮、覆盖着街道，马克斯韦尔街鱼贩的叫卖声“引起了类似欣赏巴甫洛娃舞蹈的喜悦”。这个大城市总是在烟尘下“高仰着头歌唱，为活着、为粗鄙、为强健和狡诈而自豪，向没完没了的劳苦工作轻蔑地发出不可抗拒的诅咒……铲走、拆掉、规划、建设、拆掉、再建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没有哪个诗人或作家能体察到桑德堡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芝加哥诗集》中所表达的芝加哥。这部诗集发表于1916年，那时他38岁。常被引用的标题诗歌《芝加哥》两年前就出现在哈丽雅特·门罗的杂志——《诗刊》的前几期当中，开启了他的诗人生涯。

芝加哥

世界屠猪城，

工具场，积麦仓，

铁路的游戏师，全国的运输王；

暴躁、强健、吵嚷，

这城市有着宽阔的肩膀。

他们告诉他这个城市道德败坏、充满谎言且野蛮残酷，“而我也相信他们的话”。

我这糟糕的城市，人们曾经这么说：

你让孩子感受不到阳光和雨露，

看不到广阔的天空下草地上摇曳的微光，

还有那连绵不断的雨水；你将孩子关在墙里，

让他们工作，让他们筋疲力尽、喘不过气，只为挣得面包和薪水，

他们喉咙里咽下的是灰尘，死时连心都空荡荡的……

诗人桑德堡抓住了我故乡的悲惨和辉煌，比其他任何诗人更真实、抒情和雄辩。

伊利诺伊州大草原还出现过另一位著名诗人维切尔·林赛，他是个四海为家的游吟诗人。他使用强烈的节奏和活泼的旋律，不仅是为了重新树立他所认为的真正的美国精神，还为了引发市民对美的欣赏。美是随处可见的，但在城镇和乡村过着单调而自得生活的人都忽略了。林赛在全国各地旅行，诵读并用吉他伴奏歌唱他的诗篇。他在行装里带上他的16页小册子《卖诗换面包》，而他确实也那样做了（在夜晚倾听他的诗篇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认为他在千万次校园朗诵会中燃尽了自己；也许年轻人年复一年源源不断的奉承毁灭了他的创作源泉。卡尔·桑德堡就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尽管他也带着吉他和作品向数不胜数的校园观众展示；同样，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也没有失去创作力。林赛也许意识到了这点。想到自己的失败，很显然他陷入了绝望。1931年他52岁，喝下来苏儿消毒水自杀身亡。

芝加哥的另一位诗人埃德加·李·马斯特斯比桑德堡更为忧郁和严肃，他对中西部小镇严酷而令人沮丧的悲剧生活的感受也更为深刻。他在城里当律师，和克莱伦斯·达罗做了九年的搭档。他写下了多卷诗歌和散文，其中《匙河集》尤为优秀，是他构想的墓志铭集。《匙河集》里的多数人从生到死都泰然地待在匙河，且一生不顺。那个地方同马斯特斯长大的伊利诺伊州刘易斯敦十分相像。这些生活在平坦的美国大草原上的市民一成不变，默默无闻，是诗人让他们重新活了过来，允许他们最后大胆地诉说美国乡村生活的欢喜和悲苦。之后我在爱荷华州也见过类似这样的人。

马斯特斯在《匙河集》中也写出了自己。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会被这部作品的成功冲昏了头。而这本书似乎成了奇迹，因为这位诗人接下来的作品，包括小说、自传和诗歌，都不如这部作品伟大。诸如路易斯·昂特迈耶这样的评论家盛赞《匙河集》是美国文学的里程碑，却发现他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聊至极。这就是这位诗人的神奇经历的谜团之一。在美国，创作源泉的干涸和荒废是极为常见的。我认为，马斯特斯此后直到1950年过世，他继续出版的诗集中有一些有所不足，但他从未放弃探索存在的意义和悲剧的内涵。

马斯特斯和桑德堡都受到一份刊物——《诗刊：诗的杂志》早期发表作品的影响。该期刊是由哈丽雅特·门罗于1912年在芝加哥创办的。比起国内其他刊物，该期刊更加大力推进和影响了美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它不仅解放了诗歌和诗人，还让他们爆发出来。对美国新文学形式产生同样影响的还有在芝加哥1914年出现的另一份文学评论刊物。1912年，玛格丽特·安德森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带着重塑文学和艺术的梦想来到了芝加哥。1914年，她创办了《小评论》，一批默默无闻但很快声名鹊起的作家为她撰写专栏，有舍伍德·安德森、哈特·克莱恩、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海明威、乔伊斯、玛丽安娜·穆尔、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华莱士·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叶芝和其他一些作家。《小评论》读者不多，但作者多如牛毛。和《诗刊》一样，芝加哥的《小评论》带来了美国文学最辉煌的时期。

芝加哥还有一些次要的作家，我父母就十分敬佩其中的一些人。我父亲最喜爱的是芬利·彼得·邓恩。他是第二代爱尔兰裔美国人，没有读大学就当上了记者。他21岁就当上了《时代》的本地新闻编辑。五年后的1893年，他26岁（那年世界博览会召开，亨利·福特造出了第一辆汽车）时在文章中创造了一个名为“杜利先生”的角色而在美国文坛大放异彩。这位酒吧老板杜利先生每周都要打扫他的酒吧，随意地操着爱尔兰口音向一个顾客评论时事：“我看报纸了，亨尼西……”杜利先生看了“很多报纸”，对政客、权贵的虚伪大肆调侃，25年来，他的言辞发表在《芝加哥晚邮报》和多家周报的连载专栏上，全国各地逾百万美国人津津有味地品读。[16]

杜利先生的评论很有趣，它和所有幽默一样充满讽刺、机智和怀疑，也许这种特质是以蒙田为文学偶像的爱尔兰裔美国作家与生俱来的。“最高法庭跟着选举转。”[17]自这句话起，杜利先生一有新语录就必有回响。我父亲每周都坐在早餐桌旁，将杜利先生的最新名言念给我们听，边念边咯咯地笑。

是芝加哥蔓生草原上冬天极寒、夏天溽热的风滋养了他们吗？这些作家带领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股风头持续了20世纪的前50年。或许这只是个地理上的巧合？那时在芝加哥和中西部，带来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复兴的大部分作家纷纷出生[18]：多斯·帕索斯（芝加哥）、海明威（芝加哥郊区的奥克帕克）、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格伦科附近）、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圣路易斯）、辛克莱·刘易斯（明尼苏达州的索克森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凯·博伊尔（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和来自伊利诺伊州乡村的卡尔·范多伦和马克·范多伦。一些作家是在更偏西的地方长大，埃兹拉·庞德是在爱达荷州，约翰·斯坦贝克在加利福尼亚州。薇拉·凯瑟和舍伍德·安德森，他们俩年纪大点，都生于1876年。薇拉年轻时在内布拉斯加州的边境生活，她早期小说的背景就在那里。舍伍德·安德森从俄亥俄州搬到了芝加哥，之后一度成为芝加哥的领头作家。这群青年作家当中有许多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在巴黎的20岁到30岁早期这一黄金时期就慢慢认识了这些人。

芝加哥的文学热潮是我成长过程中我们家的长期话题。在我离开爱荷华州后，我感觉它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我必须承认，我最初迷上的是相当不同的一类文学，即美国男孩的启蒙读物，青年小说“罗孚男孩”系列，总之，就是小霍拉肖·阿尔杰的作品。现在这个名字被遗忘了吗？基本上是吧。但我还小的时候，在一战前，阿尔杰的书经常给我带来快乐，我们这帮年轻人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也成了我们的信条。我们就是在这些书里认识到美国人成功故事的奇妙。如果一个小男孩认真、勤劳、节俭、努力工作并坚信美国梦，他必定能够白手起家，成功致富。所有书基本用了这样的标题：《注定富贵》《运气和勇气》《沉浮》《鞋童汤姆》。这些书的总销量达到了2000万册，书中100多个主角都有同样的经历：一个出身贫寒的男孩，早年丧父，15岁就被迫自力更生；他遭遇过无数坏蛋的欺骗，受过魔鬼的引诱，但最后由于人格的力量、雄心抱负和坚持不懈的辛勤工作，他成了有钱有势的人。

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吗？我过去常常问父亲。有时他会犹豫一下，然后对我说如果我不相信阿尔杰故事里的主人公，比如鞋童汤姆的发迹，那就只能放眼四周瞧瞧现实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事例。他说，确实有这样的事发生，安德鲁·卡耐基、约翰·D.洛克菲勒和爱德华·哈里曼三人就是例子。他们刚开始都是一文不名的男孩，靠着辛勤工作和远大志向，最后成了百万富翁，分别在钢铁、石油和铁路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阿尔杰那些夸大的故事当然是没什么用的，写这样的故事也毫无意义。但我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才能将他构造的那些幻想清除出我那幼稚的脑袋，我怀疑我的一些同龄人从未在这点上获得成功。早年从小霍拉肖·阿尔杰那里获知的美国成功故事已经成了他们的一部分，不管最后他们也许会落败到何等地步。他们继续狂热地相信，直到最后惨淡收场。

[1] 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发生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4日，工人在秣市广场（又译“干草市广场”）进行示威，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了镇压。五一国际劳动节由此而来。

[2] 1894年11月，由于普尔曼列车公司大幅削减工人工资，引发了遍及全美的工人大罢工。总统克利夫兰出动了军队，造成多地的暴力冲突。普尔曼罢工成为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

[3] 1920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一起运钞车抢劫案。意大利移民萨科和万泽蒂因为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倾向不为官方和陪审团所喜，被冤枉为凶犯，执行了死刑。1925年真凶被抓获。此案是美国司法史上可以与法国的德雷富斯案（见本卷第340页）相比较的引起了巨大社会震动的冤案。

[4] 普尔曼公司生产卧铺列车。

[5] 这几位设计师设计了此次世博会的主要建筑群——“白城”内的建筑，均为古典式风格。

[6] 布杂艺术，是一种混合型的建筑艺术形式，主要流行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参考了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建筑风格，强调建筑的宏伟、对称和秩序性。

[7] 克努特·汉姆生，挪威作家，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8] 约翰·杜威，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赫里克，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托斯丹·凡勃伦，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雅克·洛布，美国动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波兰裔美国物理学家，19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9] 在他妻子永远离开他之后，在斯坦福的凡勃伦再次受到同样困境的烦扰。“总统不赞同我的家务事，”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我也是。但如果一个女人对你投怀送抱，你能怎么办呢？”见John Dos Passos：The Big Money，p.118-119（paperback edition）。
据我所知，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中对凡勃伦的书写是最长的。当中的短篇描述最为动人且充满诗意。

[10] 然而，在他人生的晚期，杜威开始陷入怀疑。直到后来，他在无奈之下得出了一些更清醒的结论：美国大众不必向少数人放弃他们的自由；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已经变成参差不齐的个人主义；单纯谈论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民主带来的福祉就会忽略某些事实（正如他曾经也忽略了）；由于经济大权集中在了极少数人的手中，真正的自由在美国大大被削减。

[11] 风之城（Windy City）是芝加哥的别称。

[12] William A.Swanberg：Dreiser，p.172.

[13] Chicago Journal，March 18，1914.

[14] 大多数芝加哥的企业大亨在世纪之交或之后不久陆续去世。其中最大的巨头塞勒斯·麦考密克死于1884年。他的生意最后由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接手，发展成为国际收割机公司。乔治·普尔曼于1897年过世，是在普尔曼罢工三年后。菲利普·阿穆尔是1901年；波特·帕尔默是1902年；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是1903年；查尔斯·耶基斯是1905年；马歇尔·菲尔德是1906年。

[15] 芝加哥河的年航运吨数远远超过苏伊士运河。

[16] 他的影响仍在持续。1972年夏天，距杜利先生第一次出现在邓恩丰富的想象力中79年后，小阿瑟·施莱辛格引用了他的一段话作为《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开头，该篇讲述的是本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民主党的艰难处境。杜利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阐明了观点，而这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想要再强调一番。
“……我看见民主党无数次地完蛋了。我看见它死了、被埋了，共和党好心地为它建了墓碑……我夜里睡觉时，回想不起自己之后把票投给了哪一方。我醒来后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手握斧头，追着共和党到了草丛中。这事打一开始就不太妙。”1972年秋季，总统大选逐渐升温时，杜利先生的睿智之言再次被报纸引用。1972年9月17日，周日，在《时代》评论版上方有一篇占了四栏的文章引用了杜利先生的论政妙语。有关于国会的：“好吧，国会又开始忙活了。”杜利先生说道。“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受伤害。”亨尼西先生说道。有论副总统选举的：“总统是民众赋予的最高职位。副总统是第二高职位，可也是最低的。这不是犯罪。虽然不会因此被判入狱，但总是可耻的。”

[17] 这句话是讽刺法官常迎合一时的政治风潮来决定自己的判决。

[18] 一些画家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给我们中西部当地的艺术注入了活力。他们是在密苏里州的欧扎克斯出生的托马斯·哈特·本顿；在堪萨斯州农场出生的约翰·斯图尔特·柯里；在爱荷华州的小镇战胜贫困的格兰特·伍德，我们不久也搬了过去。

第五章 父亲的早逝

还有其他事物给20世纪最初几年成长起来的人带来刺激。不仅是芝加哥、中西部和美国的生活，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一次彻底的改革带来了旧世界几乎认不出的新时代。在此之前，物质上除了蒸汽机和铁路，其他的东西都和几个世纪前的基本相同。这时，人类的机械发明突然出现，甚至是孩子的想象力都被激发出来。大人的发明比我们的精致玩具更振奋人心。

1903年，我出生前一年，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沙滩上试飞了第一架飞机。在底特律，一个名为亨利·福特的机械师发明了第一辆汽车，而当时的汽车市场似乎没什么前途。同年，有完整故事的电影《火车大劫案》上映了。因为还没有电影放映室，所以观众寥寥无几。电影在几个歌舞杂耍表演的房子和空置的简陋商店中播放，这些地方不久就变为了“五分钱娱乐场”。飞行器的出现被大城市的报社忽视了，发明无线电的可能性同样被无视。1895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古列尔莫·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自以为是的美国报纸编辑认为飞机和无线电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不可能成真，而电影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时尚。

直到1908年，距在基蒂霍克的第一次试飞后五年，报社才派出记者去瞧瞧充满奇思妙想的莱特兄弟究竟在干什么。那时候他们已经造了好几架飞机，并在俄亥俄州上空成功试飞。我们这些男孩在芝加哥的街道上玩耍，当然都能看到那些飞机。我们在地上玩的是以橡皮筋为动力的小飞机。1910年9月27日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天。我父亲在这天的日记里写下，他带着我们到格兰特公园，我们在湖边第一次观看“飞行表演”。六架发出噼啪声的双翼飞机来回飞转。我当时就在想，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景象。可我父亲不这么想。当小飞机在他头顶嗡嗡飞过时，他喃喃自语道：“如果上帝想让我们飞翔，他早已赐予我们翅膀。”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他对汽车也不甚认可。他认为应该禁止汽车在芝加哥街道上行驶[1]，这样孩子才能在街上放心地玩耍，经过的马车才能安然通行。每逢周末，他都会和我们一起在屋前的草坪上除草。有时，我们会停下来看着汽车经过，听它们发出吵闹的声音。“这些车应该是非法的！”他会喃喃道，然后接着干活。但显而易见，时间很快就证明，这样的反对就好比克努特大帝企图要阻止大海上滚滚而来的浪涛。汽车不久就风靡全美并改变了美国的生活面貌，这远远超乎我父亲的想象。

福特是我记住的第一辆汽车的名字，还有其他一些车，有些车靠蒸汽发动，有些则靠电，但我忘记了它们的名字。1909年，亨利·福特开始生产1500万辆低价的T型车。这一做法推动美国进入汽车时代，第一次使大多数美国人拥有了私人汽车。我们家最终也买了一辆汽车。我们买的车装置丑陋、摇摇晃晃，还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车就是个笑话，但精明的福特确实就是通过每年出版一本关于T型车的笑话集而最大化地提高了销量。他从一开始就相信汽车行业成功的关键就是生产多数美国人有能力购买的低价车。随着越来越多的T型汽车从生产流水线下线，汽车价格也逐渐降低了，从一开始的950美元，降到1913年的550美元，再到1916年的365美元。而利润提高了，从1913年的2500万美元涨到1914年的3000万美元，再到1916年的5900万美元。到了1926年，福特汽车公司的现金结余达到了3亿多美元。

亨利·福特成了我年轻时候的传奇人物，但并不只是因为他生产低价车的天才想法。我记得在报纸首页读过他的一些怪异行径。他有段时间办起了名为《德宝独立报》的公开反犹杂志，杂志宣扬犹太人要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罪恶负责。在一战期间，福特资助载着各色和平主义者的“和平舰队”到欧洲，试图阻止大屠杀。这一行为充满善意，却十分荒谬。1914年初，他在福特工厂实行双倍工资——每天工作8小时，工资5美元；而当时的标准是每天9小时，工资2.34美元。这一做法让东部的金融和工业巨头们大跌眼镜。

《纽约时报》哀叹这一举措。报纸说：“福特汽车公司的管理理论显然是乌托邦式的，这种做法违反了一切经验。”报纸还预测“其他公司的商店将发生罢工和动乱”，并且“这样的试验势必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做法明显是基于共同富裕的想法，企图通过单一事业来完成慈善工作”。《华尔街日报》则大为惊骇，认为福特公司的双倍工资是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将最低工资翻倍，却不考虑劳务的时长，这种做法是将《圣经》教义和精神原则用错了地方。”

所以，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中有了汽车和飞机，而后者的发展速度要慢些。我们目睹这些汽车彻底改革了交通方式，也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马拉车的时代逐渐过去了。我父亲对这样的变化并不高兴，但他还是能紧跟这些消息。他经常在下班回家后给我们读报，并试着分析最新时事。他常常觉得世界似乎变得荒唐了。我隐约记得，他在某个周日早晨做完礼拜后，试着给我们解释“无线电”这一现象。这件事一定是发生在1907年10月的某天，因为正是那时，第一条无线电新闻越过大洋，传到了《纽约时报》报社。这一消息就刊登在芝加哥报纸的头版。马可尼的发明在11年前公布时受到大众的质疑，但最终被证明是确实可行的。这项发明也将彻底改变世界。

之后我父亲带我到他的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在自家阁楼里装了无线设备。对我来说，这个设备能以空气为媒介从远方接收一些点和破折号，并为我们翻译成文字，真是太神奇了。这和飞机一样让我莫名兴奋。

除了这些开始彻底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机械发明，在世纪之交，纯科学领域还出现了五大突破性进展。这些进步在当时只有欧美的少数科学家知晓。这些比机械发明还要重要的进步在未来50年之内，对世界的改变比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大。阿尔伯特·圣捷尔吉之后表示，这些突破性进展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崭新时期。这五大突破性进展分别是1895年X射线的发现，1896年放射性现象的发现，1897年电子的发现，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和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也由于这五大突破性进展，20世纪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分界线。在短短十年间，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能用知觉来感受，用简单的标尺或温度计来衡量，或用牛顿的数学和物理学来预测的世界。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了宇宙，尽管之前人类就已不再质疑宇宙的存在，但也无法用感官感知宇宙。人类在无意中发现了宇宙，但无力理解它。人类所知的就是，少数的几个天才发现了宇宙的存在，并刺探出了宇宙的一些奥秘。

如果我当时年纪再大一点，听说了这五大进展，也应该不知道它们在理论科学上的意义，更何况这些进展是在我出生前后所取得的。我确信，我父亲和他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们就算听说过，也未必都知道，除了两个人——1907年的诺贝尔奖得主阿尔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教授和192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密立根教授。他们都在普朗克、爱因斯坦和其他科学家开拓的领域中有重大发现。我肯定我父亲在大学时就认识这两位科学家，但他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工作。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父亲可能会对此感到费解：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世界充满了各种光明前景；我们被带入广袤无际的宇宙，而那里的人如果没有几千年的经验，也许都不能存活太久。父亲不可能想象到，在这个世纪最后的30多年，我们要对一切新生事物习以为常：一个疯狂的美国总统或苏联领导人只要按下引爆原子弹的按钮，那么在一两个小时之后便可消灭地球上的所有人。

在我们还小，还不能独自看报的时候，听父亲读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让我们兴奋不已，如汽车、飞机和无线电的出现。1909年9月6日的一则新闻报道皮尔里中校于4月6日到达了北极点。他的轮船在找到拉布拉多五个月后入港，立马向纽约发电报。尽管我当时只是个小孩，我还是记得这则消息让整个城市，乃至整个美国都为之轰动。与住在我们家周围和在街道上同我玩耍的男孩，我们长期谈论这件事，没有别的话题。20多年来，探险者都试图登上北极点。皮尔里自己就已经有过八次尝试。而在一年前，也就是1908年，F.A.库克博士宣布自己到达了北极点。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我们这些孩子在学校或在空地上玩耍时就会争辩，是谁先到达北极点的，是库克博士还是皮尔里中校。最终我们被告知，那个优秀的博士是个骗子，显然他连北极周边都从未去过。[2]

次年，也就是1910年，我6岁，到隔壁的公立学校上小学一年级时，谈论的话题变成了那时划过天际的哈雷彗星。报纸预测哈雷彗星的这次到来也许会撞击进而毁灭地球。这一预测引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恐慌。我才刚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个世界就要走向灭亡了吗？坐在我隔壁桌的一个男孩说他父亲预测彗星会同地球相撞，我们所有人都会丧命。我记得那时我怕得要死，放学回家后就着急地等着我父亲下班回来，想要问他我同学父亲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们都在劫难逃了吗？我父亲消除了这种恐慌。他说哈雷彗星好几个世纪以来都经过地球，但从未靠得很近，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我还是持续做了好几个月的噩梦，梦到在一道眩光中哈雷彗星撞上了地球。我长大一些后——我的恐慌似乎仍在持续——在一本男孩的天文书上查看彗星的信息。据书中所说，早在1066年人类就开始观测彗星了。1456年，彗星曾非常靠近地球，彗尾在地球上空伸展超过了60度，看着就像一把巨大的军刀。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发现了这颗彗星的运行规律，所以彗星以他的姓氏命名。哈雷预测彗星每76年会出现一次，事实也正如他所料。1986年哈雷彗星还会回来，也许不会让那时的年轻人像1910年那样害怕了。如今的世界，包括男孩的世界都不再蒙昧无知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们感觉世界潜伏着危险。1912年4月14日至15日的夜里，世界最大最豪华的远洋班轮“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到纽约的处女航途中，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并沉没了。220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1500人丧生。这是人类航海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这一事故好几天都占据着芝加哥报纸的头版，而这次我也急不可耐地读着报纸。人们再也不谈其他事了。他们都在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不是说这艘巨型远洋班轮不会沉吗？几百人由于没有足够的救生船而被淹死。他们也许认为在这样一艘“不会沉的”轮船里不需要多余的救生船。因为这次灾难，北冰洋冰山巡逻队成立了，应急的新法规规定要为所有乘客和船员预备救生船。

还有另一件事，一件我父亲直接参与的事，一件他经常向我们提起的事。美国政府控告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案件，是他作为芝加哥的联邦律师助理最初参与的案件之一。父亲每次参与重大案件时，我们都能知道。他竭力想要掩藏自己的情绪和承受的压力，却只是徒劳。他会变得有些烦躁易怒，对我们也十分严厉。显然他在标准石油审判过程中也是如此。但我母亲之后告诉我们，联邦法官凯纳索·芒廷·兰迪斯判决标准石油有罪（因1462次收受回扣）并重罚2924万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罚款额。判决那天（1907年4月3日），父亲眉飞色舞地回到家。父亲在那之后向我讲了这个案件的一些情况，还曾带我去拜访这位他敬畏的著名法官。其他律师在法院面对他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尽管如此，这两人在庭外成了好友。兰迪斯那时快50岁了，是个严厉得令人生畏的人，类似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形象。但我父亲带我到他办公室看望他的那天早晨，他看上去如寒冰融化了一般。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和我谈起了上学和玩耍的事，还问我是否关注芝加哥白袜队。他和我父亲一样喜爱棒球，特别是芝加哥白袜队（他们的体育场就在我们家南面不远处）。之后这个队在1919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上因受贿的丑闻变成了“黑袜队”，而兰迪斯则辞掉联邦法官的职位，当上棒球队的第一个行政管理人，重新整顿比赛，重拾公众信心。

令我父亲大失所望的是，1908年，兰迪斯法官对标准石油判决的前所未有的巨额罚款被上诉法庭以罚款过重为由而被驳回。我记得他从1911年就开始和我讨论许多事情。那年，美国最高法院要求解散标准石油的母公司，对此他大为满意。他显然认为垄断势力最终被瓦解了。可是，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料想错得多离谱。我确信，他要是看到本该依判决解散的标准石油公司仍在新泽西繁荣发展，一定万分讶异。

这形成了一种熟悉的模式。我开始认识到，并长期学习这样的事实：美国的国情就是，巨头企业的势力可以公然对抗本应该更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而后者有时无力依法行事。高薪的公司法律顾问自然也是值得尊敬的，但为了和他们的雇主一样贪婪地在这块沃土上获取垄断利润，他们巧使诡计，最后赢得官司。

在我年轻的时候，芝加哥总是火灾不断，很多建筑被烧毁了。我最初的记忆就有围观四匹大马拉着灭火装置在德雷克塞尔大道上疾驰的画面。听见铃铛的叮当声和马蹄在铺砖人行道上踏得铿锵作响，我们不由一阵兴奋。1871年，这个城市几乎葬送在一场大火当中，这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所有男孩都知道的事故。我父亲经常说起那场火灾。火灾的起因是奥利瑞太太在畜棚挤牛奶时，那牛踢倒了油灯，点燃了稻草。大火烧到了爱尔兰区的德科文大街，然后在大风的作用下，火势从那里蔓延到了整个城市，先是烧着了商业区的废品，再跨过河流蔓延到了北区，最后焚烧了一块超过3平方英里的地方，1.7万座建筑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10万人，相当于芝加哥三分之一的人口无家可归。

芝加哥另一场火灾的死伤情况更为惨重，这场火灾对我父亲个人也造成了影响。1903年圣诞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贝茜·查普曼和尼娜·查普曼来电。”根据他之后告诉我的，我推断这两人是他的远房表妹。她们要来芝加哥度假，想要尽可能多地到剧院看演出。他许诺带她们到易洛魁剧院观看埃迪·福伊的日场演出。埃迪是他最爱的喜剧演员之一，演过《蓝胡子先生》。可是，他三岁半的女儿患上了百日咳，而正怀着我的母亲也犯头晕。他只能失约了，告诉他表妹他会把他买的两张票送过去。12月30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易洛魁剧院着火了。600人丧命。贝茜·查普曼和尼娜·查普曼也命丧于此。”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剧院火灾。

我在芝加哥长大，受着纪律严明的父亲的管束。这对男孩来说，有时是有碍他的自由和想象力的发展的。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最好的家庭都习惯实行体罚，而我也不能幸免。通常是我惹得我那温柔的母亲采取极端手段，用毛刷柄狠打我的手心。也许还有我父亲给我的两三鞭，那样的伤情更重，也更丢脸，因为他使劲挥打的鞭子是磨剃刀的皮带。挨了一顿打之后，我就会被安置在床上，晚饭也没得吃了。我会感觉自己太不幸了，这两名作恶者粗暴的惩罚也让我心中燃起仇恨。我还记得这些场景，但我记得更牢的是所有的开怀时刻：在附近的空地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在那里挖过洞，在没有汽车的街上扔掷大理石块或用轮式溜冰鞋改做的滑板车比赛，冬天就到娱乐场滑冰。总的来说，我父母会陪我度过假期。我们曾在密歇根州的奥内卡马度过漫长而美好的暑假，那是在密歇根湖的对岸极靠北的地方。有时，在度假之前或之后，我们会到我祖父爱荷华州弗农山的农场待一个月。在那里我们帮忙喂牛、猪和鸡，还去爬树。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驾着马车从主干道滑下一英里长的陡峭小山，玩“过山车”。之后就匆忙赶往游泳池，一个在废弃的采石场里，另一个在小溪弯曲处。我们脱掉衣服，跳进水里。这是一天中最精彩的时刻。在那时候的夏天，这几个年代久远的游泳池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在农场度过两三次圣诞假期，在深厚的积雪里乘着雪橇滑下小山，感受那种新奇的惊险刺激；或乘坐祖父那辆由两匹马牵引的雪橇，倾听铃声叮当，看着马鼻和马嘴在冰冷干燥的空气中呼出白色的雾气。

在奥内卡马，有一个美丽的湖泊通过一条狭窄的水道连接着密歇根湖。我父亲在那里教我们游泳、划船、用帆和钓鱼。在那里，他身心都得到放松时，我才更好地认识了他。在驾船或钓鱼时，或徒步野炊经过乡下的沙地顺便摘草莓时，他都会讲些离奇的故事，有时会讲他年轻时在爱荷华农场、在中学和大学的经历，或者他近期在法庭受理的案件，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是个热情的渔夫。有时他回来时得意扬扬，可能是因为钓到了一条大梭鱼、岩鲈或河鲈。我母亲会取笑他“还像学生一样”。对我来说，或许对他也是，假期真是一眨眼就结束了。

然而，从他的日记里我看得出他很乐于重返工作。他热爱法庭，热爱法庭那里的混战和战斗策略，以及常常出乎意料的结局。同辩护律师交锋，试着说服陪审团或同一个意料之外的法官周旋是他最快乐的时刻。显然他并不大在乎钱，他从未想过放弃在联邦律师办公室的工作，到市里享负盛名的法律事务所谋求更有“钱途”的工作。那里的公司法律顾问处正开始吸纳想要挣快钱的青年律师。他觉得同公司打官司更加自在，他处理的大多案件都是这个类型的。他作为美国联邦律师助理的工资少得可怜。我在他的论文里发现一封华盛顿的查尔斯·J.波拿巴于1908年寄给他的信：“先生，您今后的报酬由每年2500美元升到3000美元，从1908年4月1日开始生效。”五年后他过世时，他的年薪是4000美元。乘个四五倍，在今天这仍旧是极低的工资。而在私人官司中他还能多赚一部分钱。

父亲缓慢却稳定地走上了从政之路。我也认为到最后他会往这个领域发展。1904年，他是芝加哥共和党大会的警卫官。那年，大会再次提名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3]那年在提名到选举这个时期，他兼职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工作，工资是每周20美元。两年后，他受到罗斯福联邦政府的任命，继续作为政府官员为共和党工作，这是被允许的。他加入了汉密尔顿俱乐部，这是共和主义在芝加哥的大本营。他为他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詹姆斯·R.曼恩的连任选举而奔走。詹姆斯是著名反对白人蓄奴的《曼恩法案》的起草者，他显然将我父亲当作他的继任者培养。我想我父亲把自己归为“进步主义的”共和党人，追随他在白宫的那位名义上的老板泰迪·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他也许注意到了是共和党给他提供了最大的好处。从内战前到现在，白宫只出现过一位民主党总统，即格罗弗·克利夫兰。“林肯的共和党，”我记得他说过，“是引领未来的政党。”（在我长大成人后，事实并非如此。）

1912年共和党就失败了。那时泰迪·罗斯福脱离时任总统的塔夫脱，开始争取进步主义者的投票，这就分化了共和党的选票，确保了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的当选。这使得我父亲尝试竞选选举职位。他认为白宫的总统一旦是民主党人，那他就没有指望当上联邦律师了，甚至连保住联邦律师助理的职位都有问题。民主党人在野多年，都极需工作。1912年11月，伍德罗·威尔逊当选后不久，父亲宣布他要成为共和党在第七区的市议员候选人。他说，如果他当选了，他会利用自己在市政厅的职位帮助整顿城市，并遏制臭名昭著的第一区里诸如“小豆丁”和“澡堂约翰”这类势力的发展。我想我父亲只是把这个职位当作一块踏脚石，他最终是要到国会接任他有意退休的朋友曼恩的工作。那年整个秋季和冬季早期，他都在开展非正式的活动，在会上发言，到商店同店主和顾客攀谈。他经常会带上我。离开了家的庇护，这样的出行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大人的世界。我感觉自己是身长六英尺的成人。

四处走动使我慢慢意识到人们如何穿衣打扮，男人、女人和小孩都穿什么样的衣服，还有老一辈人抽烟喝酒的习惯。尽管现在很难记得一清二楚，我必须翻看旧时的广告目录才能回想起来。现在几乎都认不出那时的穿着了，男士服装的变化没有女士的大。那时候女士穿着花边修饰的紧身鲸骨胸衣（这些胸衣是为了让女性显现沙漏状的体型，以及“双手轻易就能环抱”的腰身），拖在地上的长裙，长袖的衬衫及紧得让人透不过气的领子，一层覆盖着一层的内衣，黑棉质或毛线的长筒袜，还有用帽针别到头发上的装饰着羽毛或花边缎带的大顶帽子。女性的裙子慢慢变得越来越短，部分原因是19世纪90年代“安全”自行车代替了高轮车，促使女性也登车骑行，却发现长裙会卡在车轮的辐条里。甚至女人在洗澡的时候，她们都极为注重礼节。我还记得她们在奥内卡马的海滩上，一丝不苟地穿着泳衣成群下水。她们的裙子长及膝盖，腿上穿着长筒袜，脚上还穿着拖鞋。

女人的波波头是难以想象的，她们的裤子同样是种禁忌。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禁止女人穿男人的服饰。在爱荷华州康瑟尔布拉夫斯有个身材肥胖的中产阶级女士阿梅莉亚·詹克斯·布卢默，她是一位著名律师的妻子。她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合理改善女性穿着的运动，她设计了一款女性的裤子，之后以她的名字命名为“布卢默裤”（灯笼裤）。她受到牧师的公然抨击，报纸也对她大加讥讽，最后她被迫将战场转移到英国，但在那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另一位美国女士玛丽·沃克博士在南北战争期间做过护士，她发现在战场上护士不得不穿男士服装。后来她因为在恢复和平后仍旧穿着男人的衣服而数次被捕。她还是依据国会一项特殊的法案才免受牢狱之灾。

那个时候男性的衣服几乎同女性的衣服一样束缚得人极不舒服。男人一年到头都要穿着三件套的羊毛衣服，通常是黑色或深蓝色的哔叽套装。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那时候还没有空调，裁缝或衣服生产商设计的轻质套装都还未出现。而一些人设计了法兰绒夹克衫和裤子，总算让人稍感舒适。男士衬衫的高领和袖口都可拆开，但像纸板一样坚硬。如果某个男人是商业或政治上的大人物，他经常要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戴着高顶大礼帽到办公室或会议室。普通男人就不用穿得那么正式严谨了，戴圆顶窄边礼帽就行，到了夏季就换成硬草帽或巴拿马草帽。男人在街上都要戴着帽子，系着领带。通常，他都穿着用纽扣装饰的鞋子。所有男人的穿着中都有纽扣挂钩。

那时候的孩子穿什么样的衣服呢？照片显示，我们男孩四五岁前穿蓝白色的水手服（女孩在长大前穿水手领罩衫），我们要穿滑稽可笑的“小公爵”服参加聚会。6岁时，男孩子开始穿那备受嫌弃的“短裤”和夹克衫。直到14岁上高中，我们才能穿上我们引以为豪的第一条“长裤”，这标志着我们长大成人了。

那时只有少数男人抽烟，女人都不抽烟（除了那些“堕落”的女人）。我认为我父亲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喜欢在晚饭后或和其他男士探讨社会问题时享用雪茄。在办公室、在家休息或度假时，他会抽烟斗。我一定是继承了他这个习惯，我从16岁就养成了长期抽烟斗的习惯。嚼烟叶的美国男人多得惊人。每个办公室、酒店大厅、公共建筑，甚至家里的客厅都有痰盂供男人仔细投掷烟头和吐烟色的唾液。来美国的欧洲人看到这种场景都瞠目结舌。

尽管在性格上大相径庭，我父亲和我母亲却相处得极为融洽。他们之间肯定充满了爱和奉献。我想，他们不仅对对方忠贞，对婚姻本身也是如此，因为婚姻在他们看来是神圣的。和所有夫妻一样，他们有时也会吵架。有两三次我目睹或偷听到他们恶语相向。虽然这说明吵架是人之常情，但对我来说，这真是可怕的经历，这大概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恐惧的时刻。我想任何孩子知道父母也许会分开或离婚都会恐惧，虽然我确信他们一点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离婚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极受鄙视。尽管离婚率没有现在高，1905年大概十二对夫妇中有一对会离婚，而1970年则是三对中就有一对。我很肯定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期望能够长久且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要抚养三个孩子，三个他们疼爱有加却明智地不会过分溺爱的孩子。

就在这一刻，我回顾我本章所写（还有我删掉的许多内容），我才意识到父亲在我早期生活中是一个多么高大的形象。不知不觉他就进入并占据了好几页的篇幅，我现在还能记起他为家庭生活所做的一切。他那么早就去世了，那时我才九岁，在我余下的漫长人生中，他似乎已经模糊到我仿佛不曾认识他。我还记得一些事。在那个年代他长得特别高大，有六英尺高并且身材匀称。我还记得他那中分的黑发，明亮而慈祥的双眼时而陷入沉思，时而显露悲伤，还有笔直坚挺的鼻子，坚毅而性感的嘴和结实的下巴。

他去世后，他的朋友试着总结他的性格，我自己也回想起一些。他的主要特质，有优雅、耐心、勇敢、坚定、勤奋、坚持不懈和绝对的诚实和正直，和所有人一样，其中不无矛盾之处。他的朋友和同事谈到了他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以上两点他持之如磐石一般，也并不偏狭。他们说他为人低调，甚至在法庭的战斗中也是收敛、克己。身为检察官的他对公平有着本能的追求，有时甚至让辩方律师都大吃一惊。他们赞扬他为人可靠、值得信任，对同事、家人和朋友都是绝对忠诚。他们惊叹他投入每一件事的热情，不论公民义务、教会服务，还是检察官工作，他都兢兢业业。《芝加哥论坛报》认为，他因为最后一件案子频繁出庭，过度操劳而丧命。

他留下的藏书和笔记显示他读过大量的史书和传记，还有一些诗歌，而小说极少。他喜欢阅读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书。在这些几乎已经死去语言的字里行间，满是他的下划线和评语。这些书一定占据了他大量的阅读时间。为案件做准备他需要用大把时间去读法条，还要抽出时间陪孩子，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有多余的时间来阅读。他在周末和假期都陪我们玩耍，到他在地窖的工具车间教我们木工，冬天带我们去滑冰，夏天则在杰克逊公园的潟湖里划船，并且如前所述，和我们分享他对钓鱼和划船的爱好。

自弗洛伊德以来，人们通常将人的情结、障碍和失败归结于孩童期同父母的敌意。但我实在无法将这作为我各种缺点的借口，因为我由衷敬佩并爱我的父母。我这么说没有夸大，也没有丝毫不情愿，而是出于真心。我们之间毫无憎恨，毫无敌意，也未曾忽视对方，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家庭。也许部分原因是那个年代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没有刺耳的摩托车、电影、收音机和电视的干扰，没有现今人们司空见惯的其他玩意儿，没有这些占据我们大部分生活的事物。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我们很满意彼此的关系，喜欢在家里进行愉快的谈话。我们家不会全家老少围在电视旁，呆呆地盯着愚蠢的电视机看上几个小时。如果我父亲没有那么早去世，我也许会和他闹叛逆，起码会反对他的保守和顽固的原则，但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抛开遗传的因素，我父亲对我有什么影响呢？这很难说清楚。也许最大的影响是诚实、正直、谦逊和忍耐的品质，以及对音乐、学习、文学和生活的热爱。

1913年2月中旬，阴冷而灰暗的一天，街道和人行道上都积满了雪。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到来，我认识了九年的芝加哥的奇妙世界戛然而止了。到1月底，我父亲患病卧床，这在我们家还是第一次。他在一个大案件中担任政府首席检察官，为此他劳心劳力。这个案件在报纸头版已经刊登好几周，为了这个案件他持续好几个月日夜不停地工作。他一直抱怨自己腹部右边剧烈疼痛。医生诊断是由于神经疲劳引起的肠胃病。他们适量地开了药以缓解病情，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好几天都听见父亲在楼上卧室吃痛呻吟。对我们来说这十分罕见，因为他一直都是个坚忍的人。最后，陷入绝望的母亲打电话给芝加哥的一流内科专家比林斯医生。他过来看了一眼我父亲，摸了摸他的腹部及其两侧，很快诊断出是阑尾炎。他马上叫来了救护车，载他到医院做切除阑尾的紧急手术。在救护车到达医院之前，阑尾穿孔引起了腹膜炎。医生实施手术切除阑尾后，将父亲列入了“病危”名单。

匪夷所思的是，那时的医学界对阑尾炎知之甚少。现在的阑尾炎还不如必须切除的扁桃体感染严重。现在阑尾炎很容易诊断，切除手术也只是常规做法，病人四五天就能出院。但在1913年，人们对阑尾炎所知不多，不容易诊断，也不容易手术，许多人因此丧命。

人生中第一次面对父亲即将死去的事实，这是任何一个九岁男孩无法想象的，我同样不能。有两三次我们这些孩子被带到父亲的病房。看到他备受折磨的脸，听见他微弱的声息，我们怕极了。医生说他正在为自己的生命进行着搏斗，他的忍耐力和求生意志也许能带来一线生机。手术后十天，情况似乎有所好转。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看上去好了一点，说话稍微有力了点，脸颊也红润了些。他对我们微笑，向我们保证过不了几天他就能回家了。我们真的大大松了口气。我母亲一直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这回才真的松了口气，回家途中还给我们买了冰激凌。2月12日，《芝加哥晚邮报》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新闻：

华盛顿公园医院的医生宣布美国地方检察官助理苏厄德·S.夏伊勒已经脱离危险。夏伊勒先生在两周前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他的病情一度极为严重，性命堪忧。

待在家里的我们为这个好消息欢呼雀跃。我们开始为他的归来做准备。母亲提到要带父亲到加利福尼亚南部调养，她说她会顺便带我们见识“西部荒原”。那时上四年级的我就坐在教室里发呆，没法专心听课。我重新振奋了精神。但没过多久，我们才刚刚消化了好消息，坏消息就随之而来。腹膜炎的毒素之前似乎已经得到控制，但又开始扩散。医院马上召集专家进行二次手术，结果抢救失败。2月18日的凌晨0时40分，再过半年就是他42岁的生日，再过两天就是他结婚14周年的纪念日，我父亲却死了。我母亲、他的父亲和哥哥、美国检察官詹姆斯·H.威尔克森陪伴在他身旁。我们这些孩子是在夜里被叫醒后知道这个消息的。我根本不能理解我父亲永远离开我们的事实。

“他在人生的黄金时期离世。”在我们家客厅和餐厅举办的私人告别仪式上，我听见长老教会的牧师这样吟诵。之后是伍德朗公园会所的共济会追悼会，在那里将随这个男人的棺木深埋黄土的悼文被一一诵读。但我还是不大相信他已经死了。我总有种感觉，他会像《圣经》里的耶稣一样复活，再次来到我们身边。直到几天后，我们到伍德朗墓园进行简单的火葬，我看见他唯一留下的躯体被烧成灰烬时，才接受了他死亡的事实。

在那时，我对这事似乎没有了知觉，在那之后永远地无知无觉了。在成长过程中，我越想这件事，就愈发肯定生活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我父亲到了濒死之际还在思考，有人告诉我，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都得接受。可我就是接受不了。如果他的死是上帝的旨意，那我怎么能相信上帝是公正的？有什么正义会在一个41岁男人为人生做好长远充分的准备、正要实现自己抱负的关头，夺走了他的生命？人生来不就是为了实现自我吗？如若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出生，为什么要做那些无谓的挣扎？

1913年，一个世界随着我父亲的死而消弭。在那之后不久，也就是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父亲所熟知的世界陷入动荡不安。两代人以来，西方世界处在和平之中。人类相信自己、信仰上帝、憧憬未来，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安然无忧。他们相信进步是生命的外部规律。尽管社会有不足之处，但是人类在通向自由、快乐、富足的应许之地的辉煌道路上势不可挡。科学、技术、发明让人看到黄金时代的希望。机器将人类从单调沉闷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带给他们优越的生活和追求休闲的自由。医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让他们的身体更加健康。长途运输的快速发展，铁路交通的发达，大西洋的特快客轮、电报、电话和无线电，还有初露端倪的汽车和飞机，把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连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和睦的邻居。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天才的奇思妙想从未如此源源不断。人们那时很少有疑惑，而之后我们迷茫的年代，诗人奥斯伯特·西特韦尔回顾1914年前的黄金时代，对那个时代的高昂情绪、优雅美好的生活以及充满幻想的人们惊叹无比。

我父亲就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那个年代没有世界大战、冷战、革命、种族灭绝、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独裁者和原子弹。我确信，在我父亲过世时，世界仍旧完全处于一片祥和之中。他完全想象不到一年后斐迪南大公这个他也许闻所未闻的人，在萨拉热窝这个他必定也是闻所未闻的巴尔干半岛边远小镇遇刺，此事引起了他原以为理智而美好的世界横尸百万，而这些死者和他一样正派，一样天真，一样充满希望和信仰。他也根本不会预料到，这样不可理喻的大屠杀会在25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出现，且规模更为庞大。而之后，地球上的孩子都将生活在一个恐惧弥漫的世界，生怕原子弹爆炸一两个小时后将一切化为乌有。在20世纪过了将近75个年头时，他的祖国，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军力最强、宣称自己爱好和平的国家却用炮弹摧毁了一个偏远的亚洲农业小国，而这个国家从未对我们造成任何威胁。忠诚直率的父亲也绝不会预见到美国总统对大众的洗脑——宣称“战争即和平”。

正如我们所见，一些美国作家和哲学家开始发出警示，尽管美国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承蒙天眷、成就斐然，但事情远没有那么好。我怀疑父亲是否听到了他们的警示。例如，我想他没有注意到他钦佩的美国文学泰斗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得出的苦涩结论：文明到最后才发现走错了方向，而他憎恶这样的文明。我想父亲也不会认同，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的马克·吐温在私下写道“该死的人类都是一群胆小鬼”，文明在掠夺财富中败坏了，美国梦破灭了。相反，我确信我父亲虽然过世，但他至死相信美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几周后，我母亲出租了芝加哥的房子，我们打包好行李准备到她父母所在的锡达拉皮兹的家。在那里我正好赶上学校第二学期的开学时间。就在那爱荷华州的滚滚玉米地里，我长大成人。

[1] 爱荷华州得梅因的威廉·莫里森是美国公认的第一个制造汽车的人。1892年，他来到芝加哥之前，汽车就已经出现在这个大城市的街道上。起初芝加哥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当地报纸这样描述汽车的出现：
自汽车出现后，满载的马车前头无需马匹牵引就能在街道上疾驰，而车上显然也没显示它的动力来自哪里。这样的景象哪怕是机警的芝加哥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人们好奇地围观，驾车者穿过繁忙的街道时都不得不请警员帮忙疏通道路。目睹这“前头无需马匹牵引”的奇妙装置，人们都吃惊不已。美国军队则十分谨慎，在1899年宣布：“陆军部打算购买三辆汽车供军官使用。但每辆汽车都要配备一头驴，以防车子突然不跑了。”

[2] 将近75年后，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然不大确信。有证据表明，库克博士很有可能如他自己所宣布的那样到过北极点，或者是到过接近北极点的地方。皮尔里得到了美国海军、美国总统和国家地理协会的赞助，而孤单的库克博士几乎没有参加过一场公正的听证会，媒体也说他是个骗子。后来他被判邮件诈骗，因为他在邮件中夸大了他的公司在得克萨斯石油开采中的生意前景，随后公司股票大跌，他本人也在莱文沃思度过12年监禁生涯。两位享有声望的作家调查了库克的一生。安德鲁·A.弗里曼在《库克博士的案件》（1961年）中、休·埃姆斯在《赢者输光：库克博士和被偷走的北极点》（1973年）中，都认为他在得克萨斯案件中是无辜的，他也确实是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他也许是“美国历史上含冤受屈的头号人物”。

[3] 1901年，麦金莱总统在布法罗泛美展览会被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尔戈什暗杀后，副总统罗斯福继任为总统。俄亥俄州的百万富翁、政治首脑马克·汉纳为麦金莱策划过1896年和1900年的总统选举，听到这个消息，他大呼：“看看，这该死的牛仔竟然当上了美国总统！”

第三篇 在爱荷华州的成长：1913—1925

第六章 锡达拉皮兹

锡达拉皮兹是爱荷华州的新兴城镇，坐落于锡达河两岸，处于玉米带的中心位置，拥有在全世界都数得上的富饶农田。1913年春季，我们到达这里时，小镇的人口不过3500人。一座座谷仓耸立，其升降机足有12层楼之高，在群山的环绕下，俨然是地平线上的一景。这些谷仓属于桂格麦片公司——世界上最大的谷物加工商。繁华的商业区占据四个街区，四处分布着六至十层高的办公楼，从河流下游延伸到同等距离的铁路干道。在那里，四大主要铁道上的乘客和运货车没日没夜地喧嚣不止。其中一条是芝加哥和西北地区的主干线之一，列车从芝加哥横贯大陆到达奥马哈，再经联合太平洋铁路到达西海岸。出入商业区的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横穿过道，还常常要耗上起码15分钟等一列货运列车经过。那时还没有交通灯，只能见到举旗看守那熟悉的身影。他们站在六个人行道口，白天挥舞着手中的红旗示意火车来了，夜间则手提红灯指示。遇到雨雪天气，特别是到了晚上，要看清看守们模糊的手势尤为困难，那就只能碰运气了。而在这样的赌博中，有许多人轻则缺胳膊断腿，重则搭上性命。

这个城镇整洁、保守、自足、尊教（主要是新教），繁荣并茁壮地发展。商人、银行家、制造商和房地产经纪人主宰着城镇。这些人多出自拓荒者之家，从地价飞涨的房地产中攫取了第一桶金。因为这地方逐步从河村发展为热闹的“大都市”，成为爱荷华州中东部的交易中心。早期的定居者几乎不费一分一毫就能买到大块土地，通常是按照政府每公顷1.25美元的定价。当农场被分割成商业区、工厂和住宅区这些价格奇高的小地块时，这些土地又能以五倍、十倍、百倍、千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出售。

在榆树成荫的宽阔街道两旁排列着白框红砖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沿着缓坡延伸到铁路干道，那些定居者的子孙就住在这里。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正开始搬往丘陵起伏、树木繁茂的郊区，那里有更好的房子。他们也正开始丢掉漂亮的马车和活泼的马匹，换乘了汽车——有电动轿车、斯坦利蒸汽车和嘎嘎作响、吵人的汽油驱动车。

在我们还住芝加哥时，我在假期偶尔来过这个城镇，但我这次到来感到全然陌生。我母亲、弟弟、姐姐和我从联合火车站飞奔而下，投入鬓发斑白的外公、外婆热情张开的臂弯里，他们帮我们搬行李，用马车载着我们离开车站。我母亲看上去同我一样消沉，她还未从丈夫猝亡和梦想破灭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时过境迁，她不得不回到故乡的父母身旁，但她婚后过惯了芝加哥的大城市生活，她感到故乡太小了。尽管我们都还年幼，在父亲死后那个惨淡的2月，她还是和我们讨论了今后的打算。父亲留给她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赔偿金，还有在芝加哥价值6500美元的房子，她每月从中可以收到50美元的房租。现在似乎只剩一条出路了，那就是回到她出生的地方，回到她父母的身边，在他们的帮助下，尽最大努力养育三个孩子。

从联合火车站可以看见商会竖立的一块大型标志牌，目的是吸引四条铁道客运列车上往来乘客的眼球，上面写着：“锡达拉皮兹令我满意！也会令你满意！”在我看来，忽然从大城市搬到这样的乡下，这话还有待商榷。

我渐渐长大，慢慢了解了这个城镇的一点历史。尽管镇里的商会和大批热情的拥护者都不愿提起，但锡达拉皮兹确实是由一个臭名昭著的偷马贼建立的。这个小镇的第一个市民居然是个人见人憎的家伙，名叫奥斯古德·谢泼德。此人于1837年来到这里，而在一年后国会才将爱荷华划入国家版图，印第安人被驱逐出去，为美国白人来此定居打开大门。谢泼德就在湍急的河流边上搭了所木屋，之后这个城镇就以“湍流”——“拉皮兹”（rapids）命名。次年，他就接来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将他简陋小屋扩建成一家“酒馆”。酒馆的生意极好，有上百名拓荒者会在这里歇脚，让马、驴歇口气，自己也养足精神，接着涉过河水的湍流继续向西行进，但谢泼德最来钱的业务显然还是盗马。有位虔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在汇编小镇的历史资料时提到，他小时候就认识谢泼德了，他还说这酒馆后来成了一帮烂酒鬼的巢穴，这帮声名狼藉的人还组成了战绩斐然的盗马团伙。谢泼德用他随身携带的步枪保住了自己的利益，赶跑了企图夺取附近土地的移民，还恐吓试图觊觎他“贩马”生意的所有人。最后在1841年，他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了一群新到的移民，这些人早就盯上了这地方的湍流，将之视为磨坊的水力资源。

这些新来的移民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他们从东部取道俄亥俄或密歇根而来。他们老成持重，是正直的基督徒，还受过一些教育。他们独具慧眼，看到了在这尚未开发的地区经商的机会。他们认为这落差14英尺的湍流是建立水坝、发展水利的绝佳地点，可以利用水车来伐木，磨小麦、燕麦和玉米，还能转动织布机织羊毛。用于种植和畜牧的农田可谓物产丰饶，成品就用平底船顺流而下运到密西西比河，再从那里运往广大的陆地市场。小镇的繁荣壮大首先依靠河运，其次，东部正在修建的铁路可能连到这里，带来新的机遇。小镇位于芝加哥的正西方，从芝加哥来的成百上千的移民越过密西西比河向西行进，进入刚被纳入国土的爱荷华州乃至更远的西方。

七个移民买下了谢泼德的所有产权，包括湍流两岸的土地。19世纪四五十年代，又有十余人被他们鼓动，带着资金和技术离开东部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修建水坝和磨坊，开设商店，发展交通，规划城镇建设，鼓励在所有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和畜牧，这些人就组成了我们那个时期的“第一家庭”。我母亲过去常常向我父亲提起他们，但父亲不大感兴趣。他只想尽快摆脱爱荷华州的小镇生活，摆脱精英人士狭隘的思想。

这些第一家庭通过相互联姻，接二连三地建立新事业，形成伙伴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开办了一家家新的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拥有了大部分的土地和生意的命脉。他们修建了铁路，开通了汽船航线，办起了报纸，创办了新教教会，成立了一所大学，建了旅馆，其中一人还建了歌剧院。这个歌剧院半个世纪以来都是爱荷华州的骄傲。我年轻的时候常到那里聆听诸多伟大歌手和音乐家的演唱，观看世界著名演员的演出。和欧洲的贵族一样，他们偶尔会引入新的血液来巩固势力，给女儿挑选合适的丈夫，以及有资本、有干劲、具有开创新事业动力的年轻企业家。在后一种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磨坊成了桂格麦片公司的总部，还有一个人的工厂在半个世纪中都是芝加哥西部最大的肉类加工厂。

一开始，吃苦耐劳的开拓者都没受过什么教育，没有文化，没时间也没机会学习，而在我这个年代，他们的子孙纷纷送年轻一代到东部的常春藤诸大学深造。他们资助交响乐队在当地演出，如帕岱莱夫斯基[1]和克赖斯勒这样的音乐家，萨拉·伯恩哈特这样的舞台之星，还有一开始饱受贫困，最后风靡全美的年轻画家。他们懂得如何握住到手的钱，如何让钱生钱。他们中许多人也乐善好施，支持并时时关注镇里的福利事业。此外，他们还将社区的公立学校办得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出色。医院更是一流。继卡耐基为大型建筑提供资金后，他们也纷纷慷慨解囊，资助公立图书馆，给教会捐款，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和男女童子军，还做了其他慈善工作以维持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那些焦躁不安的年轻人，让普通民众多少能安于现状。

然而，我在这个小镇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发觉他们虽满怀着基督教热情，实际上却极端保守，顽固不化，有点自以为是，略显势利，还一意孤行，强迫其他人遵守他们狭隘且枯燥的道德观念。这是这种传统小镇的一大特征，而我拒不接受、抗争到底。我渐渐发现镇里的上层社会——如果这个说法可行的话——和美国其他地方没有两样，仅仅只是靠金钱来获得优越感。从某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他们让小镇从开始的不毛之地发展到如今的繁荣昌盛，而现在他们就理所当然要主宰它。

1841年，这七名定居者买下了偷马贼窃据的所有财产。同年，其中的一人还购买了4000蒲式耳[2]的小麦，装到三艘平底船上，涉险往河流下游驶去，经由密西西比河到圣路易斯，最后在新奥尔良卖掉。这是这个小村庄的第一笔冒险买卖，在水坝边的磨坊还未建成前就已经做成的买卖。两年后，第一艘明轮汽船“爱荷华女仆号”抵达湍流下游，载来了50名乘客和100吨货物。多数乘客，包括一名卫理公会派的牧师都留在了当地，并免费分得土地，兴屋建舍，人口陡然倍增。镇里货物的出口和廉价的进口运输渠道就这样开通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河上交通兴旺了起来。为了分一杯羹，多数为早期移民的当地商人投资了两万美元在匹兹堡制造了自己的明轮汽船，这艘浅吃水船尺长155英尺，从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先后经过密西西比河和锡达河到达小镇。1858年夏季，这艘船载着84名乘客和300吨货物来到小镇，受到礼炮和烟花的迎接，人们大肆庆祝。在河水结冰前，船可往返圣路易斯12趟，这大大地促进了小镇的兴盛发展，也让船主的银行存款猛涨。

可是，虽然航运事业干得热火朝天，他们还是转向了更为便捷的交通方式，而这一做法推动小村迅速地发展为大城镇。他们盯准了铁路建设的动向：铁路线已经开始从芝加哥向密西西比河延伸。1856年，芝加哥和西北铁路线扩展到了锡达河，当地官员积极参与了芝加哥、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铁路建设，让铁路线向西经过锡达拉皮兹，最后到达密苏里河河畔的康瑟尔布拉夫斯和奥马哈。

就在1859年6月15日的炎炎夏日，第一辆火车从芝加哥开入了锡达拉皮兹，五节简陋的客车车厢满载着从纽约远道而来的达官贵人。村里的1600名居民，再加上从周围县簇拥而来的2000人，包括附近塔马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都赶来参加了庆祝仪式。他们视察了发出呼哧呼哧声的烧炭的“铁房子”后，列队穿过车厢，在铁路干道几个街区外的“小果园”会合，坐在榆树下的长桌旁，享用烤牛肉，畅饮当地的苹果酒。这些贵客用完餐后，就聚集到丹尼尔斯大厅参加盛大的舞会，一直闹到了第二日拂晓。这必定是锡达拉皮兹的市民举办过的最大的狂欢会。我年轻的时候，年迈的居民还会提起这一盛事。他们说这个城镇就是这样来的。

之后十年里，小镇人口增加了两倍多，达到了7000人。这是火车载来新居民、发展新商业的结果。紧接着的十年，同样这批城镇推动者又修建了400英里长的新铁路，先后连接了伯灵顿、锡达拉皮兹和明尼苏达州，最后还连上了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以及南部的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人口因此又增加了一倍。这里成了繁忙的铁路枢纽，铁路通向四方。有新建的蒸汽厂提供动力，建造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周围的农民，我祖父夏伊勒就是其中一人，也开始用火车载着玉米和原木到芝加哥卖个好价钱。作为回报，他们以低于之前很多的价格购买了农用机械。几条主要铁路最后接管了当地交通线路。我到的时候，小镇共有四条铁路线，分别是西北铁路线、罗克艾兰铁路线、密尔沃基铁路线和中伊利诺伊铁路线。

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个精力充沛、富于创造力、积极进取、野心勃勃且敬畏上帝的人，名叫乔治·格林，他是大众印象中锡达拉皮兹的第一个市民。而真正的创始人、擅自占地者谢泼德因为格林和其他六位同伴向他买下了所有地产，揭发了他的盗马行为，最后被投入监狱。人人都夸格林是个杰出的人物，是早期移民的象征，因为他在19世纪的几十年间就将印第安人的中西部荒原改造成为世界上农业、商业和工业最为繁荣的地区。

1817年，格林在英国出生，两岁时被带到纽约布法罗，十岁成了孤儿，只在纽约州立“院校”上了四年学，但腾出时间攻读法律。1838年，他带着女友来到爱荷华领地，在锡达拉皮兹附近定居，取得了土地所有权，教书并继续攻读法律。1840年他获得律师资格，同年，被选入地区法院工作。那年他才23岁。次年，他劝其他六个定居者一同谋取锡达河水力丰富的湍急处的所有权。从那时到1880年他去世的这段时间，他兴建了这个从无到有的小镇，拥有或参与了镇里的多数事业，建磨坊，搭桥梁，兴铁路，造汽船，起办公楼，开工厂，设旅馆，还创立银行，开印刷厂，兴办报纸，成立教会，甚至办起了大学。他还主导着密西西比河谷地的房地产生意，在纽约也有涉猎。他不仅在小镇当律师，还在芝加哥干过四年，担任爱荷华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七年。他将他在小镇边郊的上千英亩农田发展为农业试验站，从15万棵水果树和装饰树中小赚了一笔；有过两任妻子，共生了12个孩子。

虽然我不是英雄崇拜者，但在我了解了这个人的各种事迹后，我感到疑惑不解，他怎么能够用短短的一生在荒蛮的边疆干出如此多的大事业，他才活到63岁。如果不是他有极强的占有欲，我不禁要佩服他纯粹的创造力，还要敬佩他的慷慨无私，因为他将他的多数土地财富和财产捐赠给了社会。这位老人早在我生活的年代之前就过世了，但是我相信格林家族还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尽管这个家族不再是当地贵族圈里最富有的一家。

我母亲的父母无缘参与小镇的建设。尽管他们有纯正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血统，但他们到锡达拉皮兹的时间相对要晚，是在内战后三年，而且他们一直以来都维持在中等收入水平。我慢慢才知道，这样的家庭也书写了美国的大量历史，只有小镇的少数精英人士才能相较一二。但是他们对此十分谦虚，特别是我外公弗兰克·坦纳，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人。

他所传承的坦纳家族是17世纪中期来自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的移民，在刚成为殖民地的罗德岛定居。据家谱所载，他们是“对严格的清教徒持异议者，支持罗杰·威廉姆斯的自由原则”。我很快就发现，我外公绝对称不上是个清教徒，也许在我们的友谊发展之初，就是他的这一品质打动了我。

1740年，他的曾祖父从罗德岛往“内地”迁移，搬到了康涅狄格，在一个叫作康沃尔的地方定居，就在这一殖民地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西北角。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的巧合，二战后，我就是在康沃尔附近买了个小农场，然后我惊奇地发现，不仅是坦纳家族，我外婆的先祖劳伦斯家族，也是18世纪40年代来此定居的第一批移民。在此之前，我对家族历史和族谱都没什么兴趣——这种话题吸引不了我——但也许是年纪渐长的缘故，我居然能在周围挖掘出如此多早期移民的家族历史。一旦遇到不解之处，我就会通过古老的乡村记录和家庭文件，开始深入探究自己的背景。弗兰克·坦纳的祖父和父亲竟然是出现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人物。

他的祖父叫托马斯·坦纳，1741年在康沃尔出生，这地方离我农场不过几英里。他18岁时被征入康涅狄格军团，在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服役两年。1773年，在祖国受到战争威胁的时刻，他在康沃尔协助建立民兵组织。战争爆发后两年，他被任命为民兵组织的少尉，投奔华盛顿将军，加入战斗。在长岛，他参与了这次战争的前几次战役，后来撤退到纽约、哈勒姆、华盛顿高地和华盛顿堡，在那里他同两千多名来自康涅狄格和马里兰的军队一起被俘。战后，他被释放之后，越过战线到了纽约州，在新黎巴嫩定居。巧合的是，这地方距离我的现居地伯克希尔丘陵不过几英里。他在那里继续务农和建房，他是个熟练的木工。他开始接触震教徒[3]。1787年，他们中有几百人到此定居，成立了七个社区。他显然搞不懂他们，但还是钦佩他们。他在家庭记事簿里这样评价他们：“一群坦率、诚实且勤劳的人，主要从事农业、园艺和扫帚制造这些职业。虽然他们的社会秩序单一，但生活一直都宁静而富足。”

对他来说，震教徒也许有点过分庄严了，所以他才会在1793年移居纽约的库珀斯敦，我外公的父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族谱对他的生平介绍十分简短：“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结婚，务农，有四个孩子。1852年，受到盛行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影响，他投身其中，‘绕过合恩角’，却在8月11日丧生海上，时年47岁。他是个积极且优秀的基督徒，他最终的死亡令人哀叹。”

我本人不大相信遗传，但有趣的是，我发现我的这两位直系祖先都是富于想象和冒险精神的人，一个是我国最初两场战争的战斗英雄；另一个为了到加利福尼亚淘金，竟敢搭乘破旧的横帆船绕过合恩角，进行危险的远洋之旅。在我们生活的舒适年代，通过族谱了解不久以前祖先的艰苦生活是极富启发性的。一个家庭成员回顾在康沃尔和新黎巴嫩的“古时候”提到，“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就住在那里的小木屋，吃的是勉强够饱的粗粮，穿的是手工亚麻布和毛织品，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学习文化，忍受着匮乏和困苦，但是对生活总是充满美好的希望，希望过上好日子，希望过得更幸福”。

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当真千奇百怪！威廉·坦纳是托马斯的兄弟，也是在康沃尔长大的，他给他的几个孩子取名叫泰艾尔（Tryal）、伊弗雷姆（Ephraim）、埃比尼泽（Ebenezer）和康西德（Consider，意为“考虑”）。他的妹妹米赫塔珀尔（Mehetabel）给她的一个孩子取名萨布米特（Submit，意为“屈服”）。

弗兰克·坦纳的父亲在海上丧生时，他才八岁，也就是说，我外公比我小一岁时丧父。他自幼就相当独立，我也是。1861年，17岁的他加入了北方的联邦军，先是担任鼓手，战争期间在步兵团工作，参与了几次重要战役，其中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双方都伤亡惨重，对此他比谁的印象都深刻。

他的小图书馆里的大半藏书是关于内战的，许多是写葛底斯堡战役的。他常同共和大军的老兵兄弟一次次复盘那次战役。在他去世前，我们到这里的那一年，我两三次吵着让他给我讲那场战争。他起初不愿意，也许认为我太小了，不会明白，但最后他还是取下了书本，铺开了地图，将这场战役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高潮是他回忆了血腥的皮克特邦联大军冲锋战，这是他生平所见最凶残的大屠杀。他是个谦逊的人，不大能言善道，可是唯独在这一时刻，他似乎受到鼓舞，而我则坐在一旁听得入神，聚精会神地阅读书里的事迹，研究地图，同他寸土不让地重打这一场硬仗。

根据家族传说，他在战争中受过三次重伤，但我每问起这事，他都闭口不谈。他用舍曼的俏皮话打发我，说战争是地狱，还补充道：“孩子，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那场战争中的打斗场面，谁要说很好玩都不要相信。”但很快，我就发觉他跟随联邦军队的四年是他人生中一次伟大的冒险。战争在他21岁时结束，而他的成年生活才刚刚开始。1865年，他退伍后回到了北部纽约的故乡，两年后同他之前抛下的女孩成婚。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惊险刺激，他按捺不住，向西行进，在锡达拉皮兹定居，担任纽约格洛弗斯维尔的手套制造公司的中西部代表，以此养家糊口。

我对外婆的家族所知不多，也许因为她是我逐渐心生憎恨的女人。但再次巧合的是，二战后，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农场，发现她的一个祖先正是康涅狄格西北部的第一个定居者，他在康沃尔北部发现了他的“迦南城”，最后在那里建了一所大木屋。这房子现在仍保存着，我还时常经过。他是劳伦斯“上校”——“劳伦斯”是我外婆的娘家姓。外婆偶尔会提起“马萨诸塞的劳伦斯家族”，有时我外公会插上一句：“该死的圣公会信徒和卫理公会主教，那帮姓劳伦斯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该死，可到了我生活的年代，他们依旧生生不息。我从家族照片和报纸图片看出，他们大多长着球状的鼻子，且鼻孔大张。外婆也不例外。我们用“劳伦斯鼻子”来称呼这个家族的人，特别是称呼我外婆，她那张有点刻薄的嘴脸，让我看着就心烦。

她确实是个刻薄的女人。她不仅爱责骂、唠唠叨叨地烦她丈夫，对我也是这样。她对我尤其严厉，揪住一丁点错就打，因此我们几乎不住第二大街811号的屋子。这屋子在辛克莱别墅的街对面，同范韦克滕[4]就隔着几户人家。我受了数月的责打后才接受这样的事实：同一个丑陋的老太婆同住，就得适应这样的日子。我开始琢磨她的种种蛮横举动。有天我突然想到，我块头比她大，身体也比她健壮。于是我决定，她下次如果再打我、使劲推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反击。某天早晨，她又重重打我一拳，把我打倒在客厅地板上。这正是我等待的时机，心头大喜。我站起身来，正视着她。“外婆，”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再也没机会这样打我了。”

“为什么没机会了，小鬼？”她大吃一惊地问道。

“因为……”我猛地一拳打在她脸上，把她推出房间，结果她被椅脚绊倒，直直地躺在地上，呻吟着，号叫着。我母亲闻声从厨房赶来，场面陷入一片混乱。我内心不由升起一股罪恶感，我不是有意让她跌倒的。我和母亲跪在她旁边，吓坏了的妹妹取来了嗅盐。我们弄醒她，将她扶到床上，她躺在床上咒骂了足足一天。这事之后，她再没打过我，连责骂也少了。虽然我母亲臭骂了我一顿，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其实站在我这一边。

对这个外婆我一直有个疑惑。她虽然又刻薄又暴躁，却对养花满腔热血。从早春到晚秋，她不停歇地专注于花园的工作：紫丁香、牡丹、玫瑰，还有为插花准备的植栽。她的花坛干净整洁，她每天都除草。我们的一大矛盾就是我一点也不乐意给她帮忙。我讨厌除草，但我得承认除草是有必要的。周围的邻居都对她的花赞不绝口。外婆不但给房子装点了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花朵，也给邻居送去大把花束。她完全有理由以此为傲。但是，我想不通的是，这样一个酷爱花的人怎么会对人这样凶狠？如果你热爱生活，热爱美丽的植物，为何就不能对自己的丈夫、外孙子和外孙女展露同样的爱和体贴呢？

我恨她，却十分喜爱我的外公。他是个极其温和的老人，顺便提一下，他比外婆还小五岁。他是个极为幽默的人，有容人的肚量，甚至对他那个难缠的老婆也宽容大量。面对她的指责，他从未回嘴，只在他海象式胡子下苍白无力地一笑而过。每次等到她发威完毕，他都会悠闲地走到二楼那间小巧舒适的书斋，坐在书桌前抽烟斗、看报，或从书架取书来读，通常是关于内战的一卷书。在我看来，他似乎多数时间都窝在那里，这没什么好指责的。

他称不上知识分子，我父亲也称不上。我想，他从战争归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学校。他接下来的生活就是在大马路上替格洛弗斯维尔手套制造公司兜售手套。1913年，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基本上退休了，显然他的银行积蓄只够他在这大木屋里舒适地度过余生。这房子有四间大卧室，二楼有一个浴室，他和他妻子住在一楼的一个卧室里，附带一间浴室，还有一间宽敞的餐厅，一间更为宽敞的休息室，一个奢华的会客厅，会客厅外有一条沿房子正面和一侧的走廊。

在那个年代的那些地方，走廊通常是房子和家庭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每到夏日温暖的午后，女士们就会坐在长廊的摇椅上，摇着扇子，啜饮柠檬汁或冰茶，相互问候、闲谈，或留心观察人行道上经过的人，看着双轮单座轻马车或新发明的汽车在街上穿行。镇上的人都是这样度过他们的夏日午后，除了一些显要人物，他们的大别墅建在常春藤环绕的砖墙后，和街道隔着很长一段距离。在爱荷华州暑热难耐的夜晚（附近农民发誓他们真的听见了玉米破土生长的声音），老人都会相聚一堂，男人加入女人的阵营，也躺在摇椅上，一只手扇风，另一只手用火捻赶蚊子。一些家庭在走廊前设置围屏，而我外婆反对这样的做法。她会说：“隔着围屏，谁能看清人的灵魂？”

我猜想我外公在思念他过去住在大路边的日子。那时他同售货员、旅游的律师和法官都相处融洽。他或在列车的吸烟车厢里，或在这新兴小镇旅馆的走廊和酒吧里住上一两天以展示他的商品。他虽算不上自来熟，但也是个温和友好的人。

他依旧喜欢在傍晚晚饭前到酒吧闲逛，畅饮一两杯酒水，通常是和共和大军的老兵兄弟一起，这样的举动每每让我外婆间歇性发作一通，因为她自己是个禁酒主义者，就想让其他人也禁酒，特别是她的丈夫。我们透过休息室的凸窗看着他从常去的地方归来，欢快地大步跨上木质人行道，也许嘴里还在哼唱过去军队的调子。而我外婆就会认定他是喝酒了才步履蹒跚，尽管在我眼里，他的步伐还挺稳健的。没等到他走进自家房子，把礼帽搁在衣帽架上，外婆就已经冲到他跟前，凑到他脸上，可不是为了索要亲吻，而是要嗅他的口气。紧接着，她就雷霆大怒，照她的话说这是“恶魔朗姆酒”的罪恶——尽管外公只喝威士忌，从未沾过其他酒。他会设法绕过这个老女人，和我们打招呼，还轻声问道：“晚饭做好了吗？我的小宝贝们，我不介意告诉你们我饿了。”

“不为了我，也为了这几个无辜的孩子，行行好吧！”外婆若是能逮到他就会这么叫道，“你该戒酒了，弗兰克！你要知羞啊！”说得好像她多爱护我们似的！而外公唯一的回应就是，抱起我们其中一个，领着我们到餐厅。我母亲会在那里摆放餐碟，他就反复说着：“我敢发誓，我现在就是一头饿狼。”在他拒绝回应他泼妇一般的妻子后，一切也就恢复了平静。他会同我们一道入座，饱食这顿可以填饱长尾鲨肚子的中西部豪华晚餐。

就在我们来这里的第一年年末，外公在熟睡中平静地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我在那一年里遭受的第二次沉重打击。我父亲走了，接着我外公也走了，这两个我深爱且敬重的人。外婆度过了之后痛苦难忍的四年，1917年，美国参战那年，她也在睡床上过世。我必须承认，虽然我之前从未向人提起，我很高兴能见着她最后一面，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人有那样的感受。

在爱荷华州小镇的第一年里，我还是能知晓世界各地的消息，我养成了个习惯：将报纸从头到尾一页不落地通读一遍。尽管外婆认为这是浪费钱的行为，但我母亲还是订阅了《芝加哥论坛报》，最早的一版在早饭前送到。也许部分原因是她怀念那个城市，尽管在那里的生活十分短暂，却让她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满足。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想让我们读着大城市的报纸长大，不管《芝加哥论坛报》多么糟糕——虽然它扬言要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报纸”。下午我们阅读两份当地的刊物——《公报》和《共和时代报》，这两份报纸的相互竞争给小镇提供了不少娱乐谈资。唉，由于它们后来的合并，这些趣味就不在了。

我最近查看小镇报纸的旧资料，想起了1913年春夏间一些振奋人心的往事。当地报纸刊登了许多内战老兵的讣告。《公报》指出仅在爱荷华州，每年就有400名老兵过世，很快内战纪念日的阅兵人员就不够数了。但在我们去那里的第一年的内战纪念日时，外公还是穿上了褪色的旧蓝色制服，参加了阅兵式，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我们在路边骄傲地站着，注视着他从我们面前经过，看外公同他那些同样白发苍苍的战友，和着伴奏鼓笛的节奏调整着步子。时光流逝，共和大军只剩下了几个人，纪念日游行也进行不下去了，人们对内战的记忆也日益模糊。我这时并不能未卜先知，但我很快就发现，许多规模更大、更血腥的战争将接踵而至（事实上在第二年就有）。在我今后余下的人生中，将会有上百万的老兵让各种老兵游行得以延续。

一篇报纸的头版消息《淫乱房子被突击检查！》想必吓到我外婆了，而她宽厚的丈夫应该不会大惊小怪。他们就在小镇干这样的事，就是这样表达对基督的忠心的！之后，当我更懂这个世界之时，我才知道河岸边确实有片“红灯区”，妓女在那里的第一街游荡，“那种房子”更是蓬勃兴旺。一些小镇老人谈起“泰勒太太和她的姑娘们”，尽管警察经常“突击检查”，但她们在世纪之交依旧生意兴隆，因为私下经常光顾的都是一些无可指摘的公众人物。毕竟这个小镇还是通晓人情的。另一篇头版报道的标题是《州立酒商协会宣称反酒吧团体是种威胁》。很快事实就证明，这种威胁超出他们的认知。

还有一个标题是《樱桃姐妹在水果雨中解约》，报道来自波士顿。樱桃姐妹就算不是锡达拉皮兹最大的骄傲，至少在当时也是名声大噪。她们的舞台表演糟糕至极，上百万人不过是出于变态的好奇心才买票观看。她们的表演滑稽可笑，所以必须在舞台前竖起铁丝网，保护她们不被起哄欢闹的看客投掷的卷心菜、臭鸡蛋、西红柿和旧鞋子击中。从我母亲和其他人那里我逐渐得知了这几位著名女士荒诞不经的事迹。她们出生于离小镇几英里远的农场，图谋“登上舞台”来还清贷款。在附近的马里恩小镇“试演”后，1893年2月17日，她们在锡达拉皮兹的格林歌剧院“出道”。次日，《公报》这样评论：

昨晚在格林歌剧院，樱桃姐妹那没有尺度、令人难以忍受的表演超出了芸芸众生的理解范围……她们对戏剧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解，她们一定没有意识到昨晚的自己像几个可笑至极的傻瓜。

稳重起见，我们不会明言她们是在演猴戏，但向她们扔鞋的举动已经足够具体地表达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什么能赶走她们，哪怕是喊叫声、口哨声、咆哮声和尖叫声的多声齐响都不能降住她们。

我们须知一点，观众不是暴徒。恰恰相反，剧场正厅座位和特等席坐着的都是市里最优秀的人。

我父亲整理的《芝加哥记录报》的剪报，里面对樱桃姐妹光临芝加哥表示热烈欢迎，还介绍了继《公报》评论后的情况：

樱桃姐妹深受其伤，她们要告这个编辑诽谤。而在法庭受理这起案件时，法官决定让陪审团亲眼观看表演，这样才能判断这篇文章是否有恶意中伤的成分。但是，陪审团主席站起身来说道：“法官大人，我们当中就有七人看过那场表演，我们宁可担着藐视法庭的罪名蹲监狱，也绝不忍受再看一遍的煎熬。”

尽管樱桃姐妹受到了这样的警告——也许正是因为这次风波，总之，她们声名远播了，不久就在纽约哈默斯坦的奥林匹亚剧场演出，座无虚席，每周有1000美元进账。我肯定正是这位伟大的经理人哈默斯坦，看到第一晚表演时的蔬果齐发，才好心地设计了金属丝网来保护她们免受掏了钱的观众的攻击。这铁网也成了她们环美演出必不可少的道具。这三个女孩，阿迪、杰茜和埃菲，她们的表演——如果这也能称作表演的话——包括用国旗包裹身体的爱国朗诵；各种愚蠢的歌曲，例如她们自己创作的《嗒啦啦》；她们还写了两部滑稽短剧《流浪者归来》和《吉卜赛人的警示》，内容是关于单纯无知的年轻女士在缺德的城市受到围攻。

一战结束后不久，樱桃姐妹就回到了锡达拉皮兹，显然是破产了，尽管报道称她们赚了大钱。她们开了家面包店。我母亲常常打发我到那里买自制的面包、馅饼和蛋糕，确实美味可口。这三姐妹让我这样的年轻人想起了旧时代残留的遗迹。她们围裙下穿着19世纪90年代的紧领长袍，干瘪的脸上浓妆艳抹。

“给我讲讲你们曾轰动一时的表演。”有天我到店里买了一条面包和几块蛋糕，这样请求埃菲——她是大姐。那时我已经是个有抱负的新闻记者。她开始支支吾吾，她两个妹妹更是一句话都没说。“我们正把这些经历写成书，”埃菲说道，“你到时就知道了。”据传言，这份手稿“弄丢了”。不管怎么说，这书从未出版，如果她们真的写过这本书，也应该无法出版。

1924年，我永远离开小镇的那一年，埃菲跑去竞选市长，以“改革”的承诺拉票，最后她真的拉到了几百张选票。她是三个姐妹中活得最长的，1944年去世，死在专为老人提供的简陋的寄宿房里。《纽约时报》倒还没忘了她这个人，用了一整个专栏刊登了她的讣告。

1913年在小镇飞快地过去，报纸还报道了其他新闻。报道说布法罗·比尔“行将就木”，他是我崇拜的英雄之一。在芝加哥时，我父亲还带我去拜访过他。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这个非英雄人物，死在了罗马。报纸的头条新闻还说，在华盛顿，刚上任的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向国人保证创立“一种新的自由”，宣告了托拉斯和游说团体的“终结”——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我母亲兴味十足地看着报纸上对女性投票权的激烈争论，这类新闻多数来自遥远的伦敦。新闻标题称潘克赫斯特夫人“为纵火罪辩护”。来自英国的另一则快讯标题为《英国女权主义者扰乱德比郡——企图阻拦国王的马车》。母亲为镇里人对女权运动毫无兴趣表示悲哀，而外婆则说她搞不懂这样小题大做是为了什么。

我母亲吃惊地发现在她离开这么久后，这样的一个小镇竟有如此多的“娱乐”。她剪下了格林歌剧院的一则广告：

亨利·W.萨维奇为您带来盛大演出

《普通女人》

150人

交响乐团特别演奏

盛大的布景和绝佳的效果

她嫌价格太贵了吗？剧场正厅前排和贵宾席是2美元，楼厅一楼1美元，二楼为75美分，“观众席背后区”也称“黑鬼天堂”，只需50美分，那是我们年轻人的最终选择。

帝王剧院有“欧菲恩连锁剧院的顶级歌舞杂耍表演”，“所有座位，不分时段，统一价10美分”。虽然哥伦比亚和克里斯特尔这两个剧院有管弦乐队伴奏，并由好莱坞大牌明星出演，但票价只用5美分。这些大牌明星很快就成了我崇拜或暗恋的对象，他们是查理·卓别林、道格拉斯·范朋克、蒂达·巴拉、玻尔·怀特、诺玛·塔尔梅奇、玛格丽特·克拉克和玛丽·璧克馥。人民剧院的全部剧目“周日和周四下调价格”，有1000个10美分的座位，预留座位只要15美分。

所以说，这样的乡下地方也不是没有“娱乐”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锡达拉皮兹的第一年，报纸谈到欧洲正处于爆发战争的危险边缘。头条新闻报道巴尔干半岛的战争结束了，但能不能恢复和平还是未知数。支离破碎的巴尔干半岛小国卷入了几大强国，特别是俄国和奥匈帝国的纷争之中。在柏林，德皇威廉二世继续宣扬言过其实的威胁论，敌视俄国、法国，甚至是英国，英国也对德国海军力量的迅速增长忧心忡忡。欧陆强国狂热地秣马厉兵。我津津有味、不求甚解地关注着这些消息。

“你怎么总在看战争的报道？”外婆会这么问我，“那和你没一点关系。欧洲同咱们隔着十万八千里呢，孩子。”这话说得在理，欧洲离我们爱荷华州的玉米田就更远了。但是……

1914年夏天，世界大战爆发了，那时我们在蒙大拿拜访舅舅，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兄弟。对我们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见识“西部荒原”：牛仔、印第安人、被赶拢的牛羊群、不羁的野马。山上空气清新，夏日落基山的户外生活无忧无虑。我们爱极了这样的日子。多德舅舅是个大腹便便、天性快活、大大咧咧的家伙。他一生都在铁路上工作，他是迈尔斯城密尔沃基铁路工厂的领班。迈尔斯城是个全面开放的边疆小镇，约有一万人口。和多数肥胖人士一样，他是个开怀的人，他大笑的时候连房间都在震动，他的脾气也很火爆，特别是被他老婆惹火的时候，这女人和我外婆一样也是个泼妇。

他们之前分开或离婚了，但近来又复合了，没有孩子。她很不满我们三个小捣蛋在她房里胡作非为，整个夏天都在限制我们的行动。“不要跑，不要吵！”她总是这样责备我们。舅舅听到就会吼她，有时受不了她或我们，他会跑到埃尔克斯饭店找他好友吃饭，以此调节心情。尽管多德舅舅时不时会在饭桌上发火，但他还是喜欢上了我们。他大手一扬，领着我们到埃尔克斯饭店吃午饭，或是到闹声冲天的周六晚“娱乐场所”，然后不无自豪地向老友们介绍我们。他领着我弟弟和我在密尔沃基工厂到处逛，让我们坐到火车发动机室里，有次还坐到了火车头里司机的座位上，这是辆向海岸进发的过路车。这更加坚定了我从未与人说过的抱负——我长大了要当一个火车司机。

迈尔斯城是两大横跨大陆的铁路——密尔沃基铁路线和北太平洋铁路线的经停站，这两趟铁路搭载的乘客和货物往返于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以及西北海岸的波特兰和西雅图之间。我弟弟和我，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呆呆地注视着巨大的、喷着蒸汽的火车头牵引着横越全国的载客列车，不知疲倦。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到两个车站中的一个去看火车进站。[5]

当然，那年夏天，在蒙大拿度假的男孩还有许多其他的活动。我舅舅的“克里特车”（Krit）是镇里的头几辆汽车。每天晚上，他都会把我们放进车里，载着我们到乡下“乘凉”。每到周末，他会载我们参观大农场。我们可以在那里骑马，和我新近崇拜的牛仔英雄对话，或到黄石河边和山顶野餐。我从未有过这般妙不可言的夏季——虽然有个讨厌的舅母。

就在这年8月，欧洲爆发了战争，我缩短了户外活动时间，待在屋里看报纸。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报纸会晚到一天，还有当地的《公报》，这些报纸头版标题都是粗黑大字。首先是7月底8月初的宣战，奥匈帝国战塞尔维亚，德国攻俄国，接着打法国，当德皇的大军入侵比利时时，英国向德国宣战。8月第一周后，除了意大利，所有欧洲大国都加入了战争。我每天都详读报纸，研究我外公已经教会我怎么去看的地图。看到俄国攻入东普鲁士，法国攻入阿尔萨斯-洛林，比利时人通过列日和那慕尔两大坚固要塞顽强抵抗，我激动万分。因为我已经以我有限的知识决定了自己要支持哪个国家、反对哪个国家。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使我轻易就能得出结论，必须阻止穷兵黩武的德皇。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侵犯勇敢、中立的小国比利时的国家都该被击败。法国、英国和俄国必须担此要务。同我一起玩耍的一个同龄男孩的父母刚从德国归来，他的英雄居然是德皇，他吹嘘德国很快就会占领法国和圣彼得堡。我们先是唇枪舌剑，之后拳脚相向，非要辩出谁对谁错，最终胜利将属于哪一方。最后，年幼单纯的我对他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为什么？”他问我。

“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敌人，”我回答，“你，还有你支持的德国人。”两者我都恨得牙痒痒。

临近8月底，在回家的途中，我们在圣保罗度过了几天。妈妈和妹妹忙着采购，弟弟和我就跑到旅店角落附近的报社办公室前站着看报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布告牌上登出了战争前线的最新消息。比利时坚固的列日要塞已经顶住了强大的德军两周的攻击。我还记得，在列日被攻陷后，一篇布告说比利时的第二要塞那慕尔仍在艰苦抵抗，街道上的人群发出了欢呼声。

9月初，我们回到了锡达拉皮兹，新闻上却噩耗频发。俄国在最初几次胜仗后，在坦嫩贝格遭遇了惨败，败在了名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德国军官手下。西线的比利时终于失陷，法国北部被侵占，德军长驱直入奔向巴黎。那个秋季，我都无心上学。

9月第一周结束时，好似奇迹出现一般，法国眼看就要落败，政府官员早从巴黎逃到了波尔多，法军竟又在英国的微薄支持下，在首都前停止了撤退，猛然反击德军，使之慌乱地退过了马恩河，打破了德军战无不克的传奇。我接连几周都在阅读当地和芝加哥的报纸，拼凑出那场不可思议的马恩河战役的“奇迹”。

巴黎，还有法国就这样奇迹般被保住了。大家都说战争估计在圣诞节前就能结束。时事评论员在报纸上写道，在圣诞节前，交战双方都无力再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了。在美国，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爱荷华州小镇没有人知道，似乎遥不可及的四年战争即将到来，我们的国家也会卷入其中，我们街区的年轻士兵会因之丧命，千万人遭到屠杀，欧洲的财富也将在烽烟中耗费一空。

9月末的一天，当我蹲在地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战争地图时，我母亲训斥我：“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回去读你的书？他们和我说你在学校表现不好。这很丢人。”

杰克逊小学——镇里所有小学都是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是个方形的、铺着红砖的两层房子。八个年级分布在每层楼四角的大教室里，从楼梯上到第二层就正对着校长办公室。我很快就发现使用这间屋子的弗朗西丝·普雷斯科特女士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是爱尔兰人，身材高大，头发蓬松，性格活泼，精力无限。在她的管理下，这个学校，至少对我来说，是个有趣且充满挑战的地方。她是三四个教员中第一个教我的老师，激发了我对学习的兴趣和对生活的好奇。

虽然这只是在中西部小镇的一个小型公立学校，但这学校还是有自夸的资本：从这里毕业过两个已经闻名于世的学生——莱特兄弟。我们没过多久就发现他们曾经就住在学校旁的第四大街，他们就是在那里和在学校时第一次有了造飞行器的灵感。他们的父亲米尔顿·莱特是联合兄弟教会的主教，1879年带着家人从俄亥俄州的代顿搬到了锡达拉皮兹。那时两兄弟中的威尔伯11岁，奥维尔7岁。米尔顿帮孩子们在杰克逊小学办了入学，当时我妈妈正在上三年级。

伴随我成长的故事是这样讲述的（奥维尔·莱特的自传也证实了）：有一天，主教带回了法国人阿方斯·佩诺制造的直升机模型玩具，靠橡皮筋发力，飞机能飞向天花板，然后坠落。年轻的莱特兄弟对此痴迷不已。在这架玩具飞机坏掉后，他们自己动手造了一架，之后又造了好几架。他们在后院制造体积大许多的飞机，却飞不起来。奥维尔写道，飞行器越大，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才能起飞，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只得放弃这一项目，转而放风筝去了。我还记得镇里有个老太太，沃尔特·道格拉斯太太，是个大美人，曾目睹自己的丈夫跟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她提过她小时候曾用破旧的布料给他们兄弟做风筝的尾巴。她记得，莱特兄弟甚至对所有能飞起来的事物都十分着迷。

另一个出自杰克逊小学的学生，高我八届，也命中注定要闻名全国。她是个活泼的年轻女士，名叫玛米·杜德，她父亲是辛克莱加工厂的高管。我之后某个夏天在这家加工厂的宰猪生产线上辛苦工作过。杜德家就住在学校的正对面。19岁的玛米在家人搬走后，嫁给了一个名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年轻陆军中尉。

早在上小学前，我就产生了对写作的热情，我将写好的作文源源不断地交给老师，不管他们有没有布置这样的作业。我还记得这些幼稚的文章中，有一篇标题是《伏特加酒如何挽救这个城市》，我已经记不起来伏特加酒怎么会有如此威力，以及我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没有尝过的这种俄国烈性酒的。也许是从我阅读过的杂志中学来的，其中谈到了圣彼得堡的俄国革命热潮。我无疑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我自己在公共图书馆发现了他的书，之后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除了阅读和写作，我也对地理和美国历史感兴趣。我那时还没意识到，我的历史是由糟糕但宣扬爱国思想的课本启蒙的。我对其他科目没什么兴趣。我讨厌算术，考试几乎都不及格。

至少在我记忆中，校园外的事情远比校内的有趣得多。爱荷华州的冬季极冷，温度通常会降到零下，街道上也堆积着厚厚一层雪。我在家的主要工作就是保证地窖的烧煤火炉不熄灭。我们家有个装着十吨烟煤的大箱子，还有一个小点的，装一两吨的无烟煤。我整个冬天都忙着铲煤。每天清晨，我都早早跑到地窖给炉子添燃料，抖掉灰烬，取出炉渣，堆在煤炭上。晚上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准备好过夜的燃料，尽可能多地添加到烧煤大炉子里，在上面撒点灰，减缓燃煤速度，以期能烧到第二天早晨。

草原上的大风刮到脸上，冻僵了手指，当真刺骨严寒。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冬季。在过道上铲雪是件充满乐趣的事，而且给一两个邻居清理过道总能顺便获得15或50美分的报酬。还可以和朋友一起乘雪橇，由他们的家人牵引马和雪橇，到附近的池塘或河上滑冰，最棒的是乘坐自己的雪橇从B大街又陡又长的山坡滑下。在离街道有一定距离的山顶别墅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我认识她，她叫玛丽·谢福利。我想，我们在主日学校见过，当我们玩完雪橇，又累又冷的时候，她会请我品尝热巧克力和饼干，这会给几近完美的一天画上圆满的句号。

在这样冰天雪地的冬季，送报可不是愉快的工作。12岁上七年级时，我有了一条送报路线。每个上学日下午放学后，还有周日早上日出前，我都会使劲扛着一麻袋的报纸，里面装着五六十份《共和时代报》，从报社派发到小镇郊区，即我“负责的地区”。我将每份报纸卷成一卷，投到订报人家的前廊上。春夏秋三季的派报工作十分轻松，我骑着自行车送报，一小时就完成了。但到了冬天，积雪堆得很高，气温通常降到零下，我不得不在寒风中吃力地拉着雪橇往前行，雪橇上绑着包裹得鼓鼓的报纸。周日早晨，天还没亮，太阳还没出来提升温度，那时情况最为严重，我回到家时，经常是脚趾、手指和耳朵已经冻伤。

送报的薪酬是每月5美元（如果有人投诉没收到报纸，那就每次罚10美分，如果是报纸被风吹走了，那抱歉，还是要照量罚款）。但就是这样微薄的收入，我们家也是需要的，我为自己能赚点钱养活自己感到十分自豪，我自小就有了这样根深蒂固的想法，并一直坚持。在此之前，我靠卖了后院鸡下的蛋和花园里的菜赚了点钱。我还帮邻居除草，挖蒲公英，照看火炉，干点零碎的杂活得点小费。这不是因为我认同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极为推崇的美国职业精神——比起工作我当然更喜欢玩耍——而是我觉得自己必须为我所爱的家庭贡献一份力量。

1917年，美国加入战争后，劳动力日益匮乏，我就谎报自己的年龄为13岁，干起了其他工作。周末、假期、夏天都不闲着。我在西北部地区运货卡车站干过一段时间，有个夏天在国家燕麦厂工作，一天工作10小时，薪酬3美元。他们还对我们说我们在为“赢得战争胜利”做贡献，因为我们生产的燕麦能让海外英勇的战士饱腹。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去干大人的活，这当然丝毫没有阻碍我的成长。情况正好相反，这样的体验给了我在学校、在家庭基督教长老会、在家里都不能获得的教育。这份工作让我第一次接触了体力劳动者，感受他们生活的艰苦和沉闷，还有他们粗野的用语——也许缺乏我们中产阶级谈话的优雅（及一些虚伪），但极为生动。起初这样的言语把我吓傻了，但是我很快就欣赏起来，特别是某个夏天在国家燕麦厂生产线工作的时候，那里的多数工人都是年轻女子，她们同警察一样破口大骂，操着我闻所未闻的下流词语。他们一天十小时都在努力地跟上生产线的机器，之后会邀请我到附近的丹尼尔斯公园“喝一杯，扔个骰子”，我很感激这样的邀请，但我太累了，并且更重要的是我心生畏惧，在我童子军的纯洁心灵中感觉这不太好。我还发现，这些工人比我在学校、教会接触的那些人更有趣且实在。我喜欢他们。

1917年春季，美国参战时，我也努力把握战争动向。我已经是个冒着傻气的小战士，我想为自由而战。在前一年春季，我常常逃学，跑到国民警卫队的军械库周围乱逛。两个连队在那里集结人马，动身前往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保护我们神圣的领土免受庞丘·维拉[6]及其墨西哥“强盗”的掠夺。因为我显得比实际年龄12岁大多了，所以我试过报名参军。次年春季，美国加入欧洲战团，不仅召集了我们当地的国民警卫队，还召集了一支新炮兵部队。这支队伍里征入了寇伊学院的几乎全体男生。我再次发起战争烧，想投军参战，但依旧不走运。我只好等到高中才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团。我自豪地穿上制服，携带枪支，每日操练，时时期盼山姆大叔不计我们年龄幼小，派我们去剿灭“匈奴”[7]。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小镇欣喜若狂地大肆庆祝，我却感到失落。我长了年纪，和我母亲一样，知道有些事该感谢上帝，因为从我们镇子出发的不少人都幸免于难了。我认识这一千多年轻的兵丁。[8]一些人死在了战场，这些人家窗外都挂着金色的星星。一些伤员回来了，有瘸着腿的，缺了胳膊的，还有瞎了眼的。有个年轻的医生，他是我们一个表姐的丈夫，战时被派到法国，也刚刚回来，他因吸入德国的毒气烧掉了肺，慢慢死去。

然而，我发觉自己很难消化这样的事实：我不能去打仗了，不能去保卫世界的民主了——这是威尔逊总统的话，我对之坚信不疑。可我还是会为下次战争做准备。第二年1919年的夏季，军队复员，我再次谎报了年龄，这次只虚报了一岁，然后跟着后备军官训练团到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军人。这是我度过的最刺激的夏天，整日都在操练，整日都在扮演着士兵的角色，整日都在给家乡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漂亮女高中生写信。我总在信的开头写上“服兵役中”，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怀着如此强烈的尚武精神，以至于夏令营结束后，我继续留在训练团里，担任陆军战地职员。薪酬很好（每月100美元），穿制服，和常规军士吃住都在一起。他们刚从法国战场归来，我想他们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甚至给我的袖子缝上了红色退伍条——我本来是没这个资格的。1919年秋季，学校开学，我母亲发来电报提醒我该回家了，得回学校上课了。我只得万分不情愿地舍弃了我的职位。但是当我重返学校时，倒是享受了几日的荣耀，我穿着制服，佩戴假退伍条，趾高气扬地走过一个个班级，像凯旋的战斗英雄一般。最后，耐心十足的校长、我年轻时候遇到的杰出女性之一的阿比·S.阿博特小姐循循善诱地告诉我，战争结束了——事实上早就结束了。我只好收起制服，和其他人一样，回到学习中。

我在高中过得一点儿都不痛快，不管是在我愚蠢的军事亮相之前还是之后。但是阿博特小姐在我陷入困境的几年帮了我一把，还教给我不少道理，涉及教育、生活，以及处理生活中的起伏。在我眼里，她有点印第安人的特征，高高的颧骨、鹰钩鼻、黑皮肤和黑头发。我猜想她来自东部，也许是俄克拉何马州。但她实际上来自西部的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赠予中西部的礼物。1886年她接管华盛顿高中，那时候这个高中还只有4间教室、60个学生和3名老师，位于联合火车站对面的格林广场边。是她将这个学校发展为雄伟壮观的大楼，拥有1000名学生和50位老师，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公立中学之一。她不苟言笑，但让人感到温暖和友好。她那忧郁深邃的双眼偶尔会闪现出幽默的光芒。在我看来，她似乎有点多疑，在人生观、对学校和小镇的态度上甚至偶带讥讽，同满怀激情的支持者并不一致。我一开始就感受到她的与众不同，经常跑去与她讨论我的问题，有时非常深入。她个人似乎明白我的困境、挫折和不快，她教我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下生活。

总的来说，我遇到了两大挫折，现在回想起来显得幼稚可笑。第一是我没能加入两个希腊字母“文学社”的任何一个，这两个团体其实是兄弟会[9]，根本没有丝毫文学成分。另外，我竟然连专为高二学生设立的社团都进不去，只有加入了这个社团，高三时才能进入那两个兄弟会。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到忽视、轻蔑和拒绝，也是我第一次见识美国乡巴佬的势利眼，以后这种经历还将从高中延续到大学的各种兄弟会。高中的500名男同学中只有约80个人进入了那两个希腊字母会。但是知道自己属于被拒收的大多数并没有使我感到安慰，因为我不久就发现，如果不是社团会员，和靓女约会的机会几乎为零。还有，学校辩论队的辩手自动从这两个兄弟会中产生，我发现我根本没机会参与这项自以为擅长的事。这两大团体几乎占据了学校活动的所有名额。

校报《脉搏》的工作人员都是从高三、高四学生中选出来的。高三那年，我已经是当地日报的高中通讯记者，小镇的各种专题报道中都能找到我的名字，有次是关于阿曼那附近的“荷兰人聚居区”[10]。我的雄心是要办校报，但不能如愿，这让我痛苦不堪。我想不出为什么。阿博特小姐安慰我，怂恿我自创一个“反叛者”兄弟会，因为我是她见过的最有前途的反叛者。“我要向你挑战！”她这样说，双眼含光，但是我可笑的虚荣心让我没有接受她的提议。“既然你已经在给一家日报写稿，怎么还会想加入一个不起眼学校的校报？”她这样问我，但我不这样想。

至少事后我感激的是，这个聪明的女士教会了我如何处理看似不幸的问题，如何不被困难打倒。总之，她给了我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一个校长和一个幼稚学生的友谊。作为朋友的她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我忠告。我是个幸运儿，能在这个学校遇见她，就像之前在杰克逊小学遇见对我像对幼儿一样呵护备至的弗朗西丝·普雷斯科特校长一样（阿博特小姐对一个年轻的天才画家的影响更为巨大，他叫格兰特·伍德，在贫困中生活艰难。她待之为朋友，让他在她的学校担任美术老师，并用她坚定不移的信念激励他，让他成了举足轻重的艺术家）。这两位杰出女性，乡村小镇公立学校的校长普雷斯科特小姐和阿博特小姐，她们同我的友谊，对我的鼓励和信任，对我产生的影响之大，超乎她们自己的想象。

我是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些的。在华盛顿高中高三结束之际，我怎么都静不下心来，总想着要逃离学校和小镇。于是，最后一场考试一结束，我立马离开了，到肖托夸集会当了个帐篷管理员。我再次谎报了年龄，往上加了几岁（我那时实际是16岁）。一年后，我没去参加毕业典礼，我母亲大为失望。我请在学校工作了35年、那年刚好退休的阿博特小姐将毕业证书寄给我，接着便又回到了肖托夸集会。我在那里工作、逛乡村，近距离地观察美国中部地区小镇，[11]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描写的就是这些地方。在肖托夸的棕色帐篷里，在外久经世故、见多识广的人冒着暑热为小镇居民演讲，提供娱乐活动。

肖托夸集会现已不复存在，大概也被人遗忘了。现在和我谈话的多数年轻人都没有听过。但肖托夸集会曾经是美国最独特、最持久的机构之一。西奥多·罗斯福就参加过集会，他称之为“美国最重要的美国特色”。半个世纪以来，这集会给全国两万大街的上百万美国居民单调而局限的生活带来了文化教育和精神鼓舞。

肖托夸集会最终得到完善，采取了在帐篷下举办集会的形式，这是锡达拉皮兹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年轻人的点子。我有一个暑假给他干过活，在收发室分发堆积成山的促销材料，并用高中的最后两个夏天在那里做帐篷管理员。那时我乘着烟雾弥漫、煤渣四溅的火车日夜行走在颠簸的支线铁路上，在20个中西部小镇搭帐篷，拆帐篷，摆放座椅，布置舞台、灯光和收票。我在有人生病或失踪的时候充当合唱队的替补队员，聆听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其他杰出人物酣畅淋漓的演讲，同“百老汇”和音乐公司的女演员调笑，我就像航行于世界各个港口的海员一样，新到一个小镇，就短暂地和某个当地姑娘一见钟情，每周如是。[12]这是我年轻时一段奇妙而浪漫的插曲，大大填补了我空虚乏味的高中生活。这段时间，我在国家的一隅中大开眼界，还认识了我们的国民，感受到所有大街居民生活的巨大限制和许多人的无限渴望。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想要挣脱小镇的束缚，去寻求“文化”，寻求优秀的音乐和舞台戏剧，渴望同那些冲破了灰暗、狭隘乡村文明束缚的伟大心灵交流。某种程度上说，为期一周的肖托夸集会响应了这些渴望。

[1] 帕岱莱夫斯基，波兰钢琴家、作曲家和政治家。波兰独立不久即出任第一任总理（1919），但十个月后辞职重返乐坛。

[2] 蒲式耳是谷物和水果的容量单位，1蒲式耳相当于8加仑，即35.2公升。

[3] 震教徒，又称为震教教友会教徒，是贵格会在美国的支派，现已基本消亡。震教徒的赞美诗、灵歌、舞蹈等非常著名。

[4] 他的儿子卡尔·范韦克滕是美国作家、摄影师。

[5] 就在半个多世纪后的1971年5月1日晚上，我正在整理这一章的笔记，但那一刻正开进迈尔斯城的却是最后一班客运列车。《纽约时报》从迈尔斯城发回了长文报道，附上一张照片和一张地图，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日，锡达拉皮兹的最后一辆直达快车也到达了，在惊鸿一现之后就黯然消失。那个周末，上百个城镇都与迈尔斯城和锡达拉皮兹一样，横跨东西海岸的火车停止了客运服务，由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Amtrak）接手，仅在几条曾经的铁路干线保留基本服务。据《纽约时报》报道，令迈尔斯城市民尤为恼火的是，蒙大拿的铁路公司可以保留1439137英亩的土地，这是联邦政府在19世纪赠予以鼓励他们向海岸扩展铁路线的土地。蒙大拿的多数土地都十分适宜建造农场，煤炭和石油资源也极为丰富。
“该死的，”迈尔斯城金马刺酒吧的一位顾客一边跺着牛仔靴，一边对《纽约时报》记者说道，“如果铁路不再载客了，照我说，应该把我们给他们的土地、石油、煤炭全部还回来。”

[6] 庞丘·维拉，墨西哥北部革命领袖。1916年他进攻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造成多名美国士兵和平民死伤。为此美国进入墨西哥讨伐维拉。

[7] 因本书第71页所述德皇的言论，一战中英美常用“匈奴”指代德军。

[8] 但是，我年纪尚轻，还不明白，如果不是美国（5.3万人死于战争），也必定是英国（90万人死于战争）、法国（135.78万人死于战争）和德国（180万人死于战争）的花季少年在残酷的战争中丧生。

[9] 兄弟会（Fraternity）是美国高中和大学一种独特的学生社团，由于都以希腊字母命名，又称希腊字母会（Greek Letter Society）。

[10] 阿曼那也称“阿曼那聚居区”，是爱荷华州七个村镇的合称，由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的日耳曼人在19世纪中期迁居建立。其附近的“荷兰人聚居区”可能指爱荷华州由荷兰人建起的佩拉城（Pella）。

[11] 锡达拉皮兹现在的人口已经突破4.5万人，照我们看，是个名副其实的城市了。

[12] 尽管我同管理部门签订的合同这样规定：“禁止‘泡妞’。这里不是社交场，而是夏季实习。”合同还规定“对神明言语不敬者将被立即开除”。规定还禁止吸烟，“在员工帐篷里除外”。工作人员大多是大学男生，显然应该做出有益健康的榜样。

第七章 肖托夸的风潮

在锡达拉皮兹有个叫基思·沃特的31岁的商人，经营雷德帕思-沃特书院办事处[1]，1903年初的一天，他写信给内布拉斯加州书院办事处的管理人J.罗伊·埃利森：“过来找我。我有个想法。带上你所有的积蓄。”他确实有了成立肖托夸集会的新想法，由此它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组织。其实早在25年前，新泽西一个年轻的新教牧师约翰·H.文森特和俄亥俄州阿克伦一个商人刘易斯·米勒就在纽约肖托夸湖（集会就以此命名）创立了这样的组织。他们的想法是给主日学校的教员组建某种夏季学校，并享受湖岸边的怡人风光。这一想法一炮而红。第一个夏天就有40名热心的年轻人到场，然后是上百人、上千人，为的是汲取时下杰出人物的智慧。美国的好几任总统，不管是过去的、现任的还是未来的，都去演讲过，有格兰特、加菲尔德、海斯、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布克·T.华盛顿、马克·汉纳、尤金·德布斯和其他一些人也参与其中。

事实上，肖托夸集会就是由旧式的书院（lyceum）演变而来的，由马萨诸塞州米尔伯里的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于1826年开始兴办，他组织了一批知名演说家和艺术家，为地方人民开阔眼界。到1835年，他们在300个地方进行集会活动，请来了诸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霍勒斯·格里利、丹尼尔·韦伯斯特、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还有最受关注的查尔斯·狄更斯。詹姆斯·雷德帕思在1842年首先赞助了这个运动，由于活动成功，接着创办了雷德帕思书院办事处——所有书院办事处中最成功的一个。办事处设在城市，书院活动限于城市和大城镇，而肖托夸集会是专为小地方量身定做的。

从肖托夸湖兴起的集会运动的涟漪波及全国。到了1900年，有31个州建立了200个肖托夸集会，几乎都在某个湖边建立了永久场馆。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接受教育和自我提高的活动，在怡人的夏日风景中，创造了聆听优美音乐和著名演说家演说的机会。但是场馆的数目还不够，附近也没那么多湖泊来容纳众多观众。年轻的沃特在爱荷华州经营了六个“湖边肖托夸集会”，他考虑到这种限制，想出了解决办法。埃利森带着他一生的积蓄和接纳的态度，从奥马哈来到锡达拉皮兹。沃特建议购买圆帐篷，这样肖托夸集会在没有常规场馆的小镇也能办成。1903年，第一个夏天，他们成功地在六个小镇成立了帐篷里的肖托夸集会。夏季结束前，他们耗尽所有积蓄，还负债累累。仔细总结了自己的失败，他们想出了两个新主意，由此带来了肖托夸运动的革命，使其遍布东西两岸，也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第一个主意是建立一条巡回路线。他们购买了一打帐篷，每周用七顶做活动，每天都在帐篷里进行一项表演，周周不停。因此演讲者和巡回剧团就可以连续一个星期在一个新的小镇的新帐篷里表演，直到夏天结束。这就保证了他们一周七天的工作，在受雇期间做短途旅行还能缩减旅途经费，从而保证了可观的利润。每天七个帐篷，每个帐篷吸纳约1000人到场，这么算来每天就有7000个付费顾客来观看巡回演出，钞票必能滚滚而来。

但这两位主办人还想出了更妙的点子，这点子基本上保证了买卖毫无风险。他们利用各社区渴望集会活动的虚荣心态，劝诱热心公益事业的商人提供肖托夸集会为期一周的资金保证。每周保证金从2000美元到2500美元不等，通常如果当地能卖出足量的帐篷季票，那就挣回了成本。如果不能，则用保证金贴补亏损。这样做万无一失。如果沃特及其搭档在“大街”上这样操作他们的事业，必能大赚一笔。

他们做到了。他们对这些小镇了若指掌。我曾听我的“主管”——一个年轻的能说会道的牧师（沃特只雇用福音教派的牧师担任此项工作），在集会逗留期间，摇唇鼓舌地续签来年夏季的合同。他只字不提雷德帕思-沃特肖托夸集会可能感兴趣的利润问题，只字不提当地委员会承担所有风险，而沃特将获得所有利润。他靠着在讲道坛上习得的满腔热血，劝当地的“巴比特”们，作为“社区的领袖”，他们有义务在明年夏天继续支持给小镇带来提升、文化和鼓舞的神奇机构。“没有这笔钱，这绝佳的活动就办不成了，这点你肯定比我清楚。”他拖长了音调说道。如果对方迟疑——当良好市民得知每人将付出100美元以填补亏损时——他就会开始危言耸听。

“我实话和您说吧，”他会这样说，“等着办活动的人非常多。单这个州就有几十个小镇，有些离得还不远，他们可嫉妒你们了。要是现在把这份合同给他们，他们一分钟不到就会签字。他们就盼着肖托夸集会到他们那里。”

这样的劝说法还真管用。25年来，年复一年，当地的社区都签约参加，有时出现赤字就被迫出钱贴补。夏天一到，肖托夸集会那棕色的帐篷就遍布美国各地。集会还增添了巡回表演。我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夏天，单在爱荷华州，肖托夸集会就为500个小镇提供了表演。锡达拉皮兹还以“肖托夸集会周”为豪，寇伊学院的运动场上就有一顶大帐篷。

对我这样十六七岁的爱荷华高中男生来说，发现在帐篷工作的同伴都是在校大学生，大我三四岁，这点让我更为自负。在肖托夸集会工作的两个夏天虽然辛苦，却很愉快，也是种进修。我热爱旅游，喜欢饱览大地风光，在一天里穿过爱荷华的滚滚玉米地、明尼苏达乡下星罗棋布的湖泊、达科他平坦的麦田，还有带着些许南部风味的密苏里丘陵。火车上和涂红漆的车站的生活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我们在这里来往换乘。我羡慕乘务员的生活，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拥有同志情谊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似乎比我见过的在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的人更加满足。另外，他们都是“大胃王”。我记得在车站广场对面的寄宿处，我们待在小镇的一周就在那里找食物。我们每天清晨在那里都能看到换班归来的铁路工人，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下巨量的早餐，有燕麦粥、培根、鸡蛋、煎饼、刚出炉的饼干还有咖啡。

在一周表演结束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会拆下大帐篷，将帆布折叠好放入大袋子里，将道具整齐地堆到卡车上，在午夜前后搭上火车（那个时候就算只是支线，乘客也是蜂拥而上）到下一个地方，通常会在凌晨或正午前到达。吃过丰盛的早餐或午餐，我们就在草地上、当地高中或大学的足球场上搭帐篷。帐篷很快就能搭好，再把舞台布置好，灯光连成一线，长条座椅也摆放好。我们在舞台后方搭了自己用的小帐篷，工作人员在那里睡觉、站岗，随时待命。沿着大街漫步去买冰激凌时，我们看见广告宣传员已经在干活了。大街上挂上了“肖托夸集会来了！”的横幅，这一消息到处都有，汽车、卡车、运货马车、四轮马车上都有同样的横幅飘动，走在人行道上或在办公室和商店的商人都佩戴着大徽章，上面写着“我一定要参加！”

在肖托夸集会第一天日场演出开始前，我们要回场地做最后一项工作：将一架竖式钢琴推到舞台一角，在后面挂上星条旗。这样我们的演讲者需要循例展示爱国自豪感时，就能指着这面旗帜。还要搬来一大罐冰水，他们顶着难忍的酷暑老远跑过来后，可以领一杯水。帐篷里人满为患，传教士主管满脸堆笑走上台去，一阵掌声过后，开始了一周庆典的开场白：“朋友们，我们将为你们和这个伟大的城镇（如果他记得小镇叫什么，就会顺便提到）带来又一周的肖托夸集会。如果你认为去年办得好，就静待我们今年为你们带来的节目，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肖托夸集会中最棒的节目。在接下来的七天，每天下午和晚上，在此为你们倾情表演。”接着他停顿一下后说，“无与伦比的美国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回来了，但是还未等他说完，掌声就响起了。因为布赖恩是整个肖托夸集会中最能吸引听众的王牌演说家，其表演也最叫座。当然，随行还有其他演讲者，一个“百老汇新星”，带来新版《哈姆雷特》的本·格里特剧团[2]，两个管弦乐队，苏泽[3]的大乐队，“直接从纽约而来”的著名六重奏，演出歌舞喜剧《围裙》的“来自芝加哥”的歌剧团，还有来自“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著名“歌剧名伶”。他不停歇地一一介绍，观众则屏息期待，尽管几周前的宣传单上早就列出了表演剧目。

最后，这个主管请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出场（一直都是那个来挣下学期学费的漂亮女大学生，她在我们工作组非常受欢迎），负责“青少年肖托夸”。她不仅让这些孩子在他们父母吸收文化的时候也有事做，还在一整周里任劳任怨地督促他们排练最后一天下午的汇报表演。不管这个表演多么糟糕，都会取悦他们慈爱的父母，加深肖托夸集会对社区有益的印象。

有益健康、鼓舞人心、振奋精神、具有启发性、高尚虔诚的道德基调，这些都是肖托夸集会费尽心思向思想匮乏的小镇兜售的。集会的表演项目迎合了清教徒的道德、强烈一致性和其宗教信仰上的原教旨主义。他们做的不止这些。如果讲座（布赖恩的演讲，拉塞尔·H.康韦尔牧师必定走红的演讲《万亩钻石》，以及福音教派愤世嫉俗的牧师比利·桑迪的演讲，还有其他数不清的演讲）充满了道德升华和“启发”（宣扬“母亲、家庭和天堂”），那么动听的音乐、优秀的演出（有时语调再和缓一些就好了）、偶尔的非牧师的讲座（北极探险者斯蒂芬森，幽默作家奥佩·里德，德布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赫伯特·胡佛、阿尔·史密斯等政治家，以及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和罗伯特·拉福莱特）则滋养了渴求思想的民众和心灵受压的乡下人，也许还激发了他们曾经被击垮的理想。

尽管我们视肖托夸集会为崇高道德的缩影，有时我们还是会遭遇现实问题。不止一次，“百老汇”的演员或乐队的“外国”成员（法国人？还是意大利人？）引诱被表演迷住的年轻姑娘到后台向他们倾吐心事。有个夏天，我们英俊不凡的年轻主管——那个诱导商人签合同很有一手的浸信会牧师，也陷入了麻烦。我曾十分艳羡他，对每个所到小镇的当地姑娘都手到擒来。他经常给我看他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照片，还表明了自己无与伦比的忠心，我对他的滥交大为吃惊。那年夏天，我们在最后一个城镇，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大学生暑假回家前给我看了牧师送她的订婚戒指，他们也确实在夏季过后结了婚。这可是我亲眼见识的首个重婚案件。基思·沃特笃信宗教、品行端正，当他先后从牧师受害的第一任妻子和政府当局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在我回到锡达拉皮兹后还责备我，因为我没有及时汇报这件事。

夏季的肖托夸集会于我有太多的教育意义。我第一次注意到女孩，她们中的一些是那么有魅力，有她们相伴真是此乐何极。我们“百老汇”公司里的年轻女孩的“纽约”风度深深吸引了我，而从大学放假回家的当地女孩也十分有趣。另外，我更清楚地看到辛克莱·刘易斯对“大街”真实而准确的刻画。他那名为《大街》的小说在1920年10月一经发表，就迅速地登上了畅销榜榜首。1921年，我在肖托夸集会的第二个夏季，这本小说席卷全美。锡达拉皮兹人手一本，我才发现连这么小的城镇都没逃脱它的影响。有一周，我们在离索克森特不远的明尼苏达州小镇搭帐篷，这里正是书里提到的地鼠大草原，刘易斯成长的地方。他对这地方极尽讽刺，引起了周边乡村的强烈愤慨。他们说辛克莱·刘易斯中伤了他们。他们辩解道，和这位迅速蜚声国内的作家描述的不同，他们的“大街”没那么沉闷，他们也没那么土气。我在肖托夸集会工作的第二个夏季结束时，已在20条大街工作过，而我的结论是，刘易斯并未过分夸大。在小镇交叉路口的生活确实乏味，他们强迫其他人因循守旧到了极可怕的地步，他们的小镇一点也不可爱。虔诚和热心拥护并不足以令生活体面和有意义。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他们不曾意识到自身所缺乏的东西。他们看起来够幸福，起码很满足。肖托夸集会的作用并不大。

那时我就看出，这个集会正在毁灭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他毕竟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政治人物，三次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有段时间还担任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他在1896年声名大噪，作为中西部民粹运动的领导人，誓要制伏大贵族强盗、有钱的“作恶者”，将政权还给民众。他是百万人民的偶像，包括我在内。现在，到了1920年和1921年，他曾经的所有抱负都被抛之脑后。对我来说，他似乎成了一副空壳，一个空虚和弱智的老头，喋喋不休地说着陈词滥调，重复说着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奇妙和罪恶的耻辱——特别是喝酒。然而，仍要感谢他的是，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颂扬和平的美好。

作为我个人的偶像，他败落了；但我发现，他仍是千万民众的偶像，他们跑到闷热的肖托夸集会帐篷里听他演讲。他把他们拉进帐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一夏接着一夏，持续了25年。如果说他比其他人更多地成就了肖托夸集会，显然肖托夸集会在1920年和1921年也毁了他。集会愚化了他的思想，在这个持续变化的世界里，他脑子僵化，无法接受新思想。他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演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震耳欲聋的掌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却让他的思想空洞、思维干涸。没有人能同他论辩以激励他思考，站在讲坛上的他口才依旧，魅力依旧。尽管他那重复的言辞依然能影响大众，但他离现实越发遥远了，也许根本不能意识到他所依托的肖托夸的避风港不过充斥着老生常谈，琐碎无聊。

毫无疑问，他也没意识到1924年他在肖托夸集会的最后一次出场不仅标志了自己走到尽头，也为肖托夸画上了句号。那年是肖托夸集会的周年庆，距肖托夸湖的首次会议50年。来自全国各地1.2万个城镇、为数3000万的美国人纷至沓来，成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集会。我刚完成大三学业，在一家日报社打工，还不知道肖托夸的谢幕。我若是个机警点的记者，兴许就能知道。这是美国人生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肖托夸集会戛然而止。1925年，50周年纪念结束后的夏季，正当我出发前往欧洲，几百个城镇都推诿交纳肖托夸集会的保证金。几十个帐篷仍堆放在锡达拉皮兹的大仓库里。是什么扼杀了肖托夸集会？慌乱无助的管理层首先指责当地的商人，商人们终于厌烦了每周肖托夸集会的花费。但这不过是表面的解释。令肖托夸集会突然终结的是汽车、电影，尤其是收音机的出现。20世纪中叶，美国几乎所有的乡村家庭都有了汽车，可以开着车到大城镇看电影、听音乐会和看戏。但致命的一击来自广播。成百上千个小镇都建起了无线电台，广播网开始形成。村民坐在客厅里，不花一分，就能收听到更加优秀的音乐和更加丰富的谈话节目，以及一年里大城市每周的戏剧演出。相较之下，可怜的肖托夸集会每年夏天才有一周。肖托夸集会也算功德圆满，半个世纪以来，它在美国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代人以后，肖托夸集会被广播挤出历史舞台的故事再次重现，那是《观察》《生活》《星期六晚邮报》等全国性媒体面临电视机的挑战。交流的媒介已经改变。1932年，肖托夸集会的最后一个帐篷被永远地存放入库，或另作他用。

1921年，我在肖托夸集会的第二次巡回演出工作时，我们工作小组来了个招人喜爱的女孩，她刚从大学出来，名叫佩姬·奥尼尔。她在管教和看护小孩让他们排练汇报演出方面聪颖过人。她有黑头发、蓝眼睛，形似爱尔兰人，相当漂亮。我们整个夏天都在一起，然后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夏天快要结束时她提议我们结婚，到某个大学城定居，在那里开家图书和艺术品店。可是我还没上大学，我想自己先上个大学试试，而且我还没到堕入爱河不能自拔的地步。

整个夏天，我都在琢磨该到哪里上大学。我首先想到的是芝加哥大学，我还小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校园。然后我又想到了附近的爱荷华大学，想到了得梅因的德雷克大学，但我们付不起那笔学费。所以那年秋季，我到当地的寇伊学院报名，我姐姐就是那里的大四学生。我和她一样住在家里，这样就能省下膳宿费这一大笔开支。和我一样毕业于华盛顿高中的同学大多系出名门或家境殷实，他们正动身前往东部的院校，如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威廉姆斯学院和阿默斯特学院。我记不得当时是否嫉妒过他们，因为当时的我仍然眼界未开。至于去附近的康奈尔学院和我父亲当校友，已去来生的他肯定不会有意见。这两所大学很像，不同的是康奈尔位于乡村，属于卫理公会，而寇伊学院属于长老会[4]，坐落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城镇的中心。在有5万人口的地方找工作可比在弗农山容易得多，那里依旧是个只有2000人的乡村。一方面，锡达拉皮兹有两份日报，我还盯着其中一家的招聘信息，这工作不仅能帮我支付大学学费，还能作为我已决心追求事业的学习机会。

对高中失望透顶后，我不再抱太大希望了，但还是决心要接受些大学教育。9月初，我从肖托夸集会回来，向佩姬·奥尼尔深情道别，到寇伊学院报名，成了一名大一新生。

[1] 书院办事处（Lyceum Bureau）为全美的书院运动提供讲演和表演者。书院运动兴盛于19世纪中期，是成人教育的一种形式，为美国各城镇提供演讲和娱乐活动，被认为是肖托夸运动的前身。

[2] 本·格里特，英国莎士比亚剧演员、导演和演出策划人。

[3] 菲利普·苏泽，美国作曲家、军乐指挥家。

[4] 为了从卡耐基基金会申请教师津贴和一栋新的科学楼，寇伊学院已经解除同教会的从属关系，这一做法表现了基督教教学机构足够世俗地意识到谁才是金主——是基金会，而不再是从前的教会了。

第八章 寇伊学院

寇伊学院和多数中西部教会大学一样，最初虔诚且朴实，思想狭隘，充斥基督教狂热；到了我那个年代，即这个世纪过去75年之后，寇伊学院也没有彻底摆脱，更无意图摆脱这些特质。寇伊学院的前身是1851年成立的简陋的神学院，旨在培养年轻牧师，由长老会主持，一个叫威利斯顿·琼斯的人和他的妻子教授写作、语法、地理、代数、算术、《圣经》、拉丁语和希腊语，在他们家或教堂上课，他们的土地在16年前还属于印第安人。

学校几番更名，从锡达拉皮兹中学、牧师神学院到寇伊中学，历经兴衰，到了1881年才再次重组为寇伊学院。1853年，纽约卡茨基尔长老会的一个叫作丹尼尔·寇伊的农民捐了1.5万美元，购买了小镇边缘80英亩的土地建了校园。[1]其后40年，学生从50人发展到900人，教员和教学楼也随之增加。多数学生都同我一样，来自稳定收入的中等家庭，许多是刚从农场或小城镇过来的。许多学生要自己挣生活费，起码是一部分。老师们同他们的学生一样囊中羞涩，因为工资特别低。而他们献身于教育的举动每每令我惊叹不已，其中还有几个非常出色。我在那里的四年，就有两三个老师唤醒我迟钝的头脑，我不认为哪个地方、哪个大学的哪个学生能比我更幸运地遇到这样优秀的老师。

当然这里也有不足，我们离学术中心的距离比实际上的路途还要遥远。图书馆的空间小得可怜，书也少得可怜。科学实验室的设备不足。这地方的文化水平很低，[2]不仅是学生，教员也是，良莠不齐，还有很多人极端保守。学生和老师，当然也包括管理人员和学校董事都以校园的基督教氛围为傲，仿佛这就能弥补学识和文化上的不足。[3]

这里必须学习两年的《圣经》，却连一小时的哲学课也没有。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哲学课程。[4]我完全是无意地发现了桑塔亚纳、伯特兰·罗素、威廉·詹姆斯、杜威和柏格森，快毕业前还找到了更久远的哲学家。历史、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讲得很单调乏味，但这些已经是仅存的例外。英语系几乎没出现维多利亚时代以后的作品，外国文学完全被无视了，就好像从未有过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萨福、但丁、蒙田、塞万提斯、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人。然而所有这些不足几乎没有妨碍到校园里的自满情绪。只要你一直是个善良的基督徒，你不懂或没学过什么知识并不要紧。我想，这所大学反映了中西部乡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尽管新校长——这个学校在一连串牧师之后的第一位职业教育家——想竭力改变这样的局面。

我最终还是学到了这些。起初我遵循长老会，懵懂无知，乡巴佬一个，幸好我从高中开始就到公共图书馆借书，读了不少小说和历史书，才让我的头脑稍稍成熟了些。上寇伊学院前，我就已经读了莎士比亚、弥尔顿、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欧文·费雪、库珀、霍桑、爱默生、梭罗、马克·吐温、巴尔扎克、大仲马、笛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雪莱、济慈、拜伦、惠特曼（当然还有朗费罗和惠蒂尔）、吉本、普雷斯科特和莫特的大量作品，但显然这些远远不够。

尽管整个学校、整个小镇都沉浸在扬扬自得中，但1921年的世界动乱也波及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出生的那个年代于1918年告一段落。保守的顽习、单一的信仰在这场大屠杀中一扫而空。虽然美国很晚才参战，没有承受太多苦难和牺牲，但国民也受够了战时的限制，和从前一样没精打采。他们也听厌了威尔逊总统的美好构想和长篇大论——为民主营造永久和平和安全的世界环境。一年前，1920年11月，他们抛弃了威尔逊主义，以将近两倍的票数优势选了共和党人沃伦·甘梅利尔·哈定为总统，他是俄亥俄州小镇一个温和而平庸的报纸出版商，也是国会参议员。爱荷华州以三比一的票数支持了他。哈定保证，会带给美国一段时间的“正常状态”。现在我们的良好市民有指望了：没有政府的干预，没有历史的束缚，可以一门心思赚钱，无所顾忌地狂欢，不必忧心海外饱受战乱摧残的悲惨世界。

我们继续这种无节制的纵乐，跃入了爵士时代。这是一个美妙而荒诞的时代，是轻佻女郎和风流情郎、汽车、生动的好莱坞电影、时髦的广播、酗酒走私和性开放的时代。就在一年前，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三年，就发表了小说《人间天堂》，赞颂大学青年的新自由，特别是在酒和性上的解放。这使整个小镇和我们大学都大为震惊，但让人印象深刻。我上大学的时候，这本小说仍在校园内私下流传。还有酒——在《第十八修正案》通过前国内饮酒仍然违法，我们学生更是被严令滴酒不沾，否则将承受被开除的痛苦。

和性一样，这在神圣的校园内也引起了一些问题。1917年，寇伊学院的所有男学生都奔赴战场，现在多数都回来了。他们在法国的战斗中得到历练，回来后对清教的道德冷嘲热讽，憎恨他们在外时整个国家强硬执行的禁酒令。在法国期间，他们学到的不单是战争的残酷，不单是生死存亡，还有女人和酒。他们没有接受基督校园严肃的道德训诫，而校园内单纯的年轻学生没有他们热血沸腾的经历。我加入的兄弟会里都是这些人，他们磨炼得比实际年龄更加坚毅，我们这帮年轻孩子对他们满怀敬仰。他们把这里搞得天翻地覆，狂饮烂醉，以致全国总会将我们分会暂停一年，由学校进行惩戒。

所以，在这所长老会的学习机构里，从这些真正的男人身上，我最先学到的就是喝酒。在禁酒令肆虐全国时，我学会了如何在各种酒精混合物的毒害中活下来，以及如何有所节制地饱览秀色。

来自稳定乡村的敬畏上帝的年轻女生也受到了自由新时代的影响。尽管严肃的女院长明令在先，她们还是让裙子从脚踝缩短到了膝盖；还烫了波波头，这自然也是惹人皱眉的；她们也开始偷偷抽烟，更可怕的是，竟然和情人接吻、爱抚。

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看来就是小儿科，除去他们的毒品文化不谈，他们在更加文明的两性关系上走得可就远多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在我们的校园，爵士时代的道德松散对家长、教员和许多虔诚学生来说就是丑闻。跟着男生到公共舞厅的女生都会受到严厉处分，还有被开除的危险。年轻男子若被发现在女生宿舍走廊的黑暗角落里搂抱女生，那么，他非但要被赶出宿舍，还会被赶出学校，被抱的女生也是。

起初，大学比高中更有趣，更让人受益。我的研究和老师的一些研究更具挑战性。除此之外，我感到被接纳了，这是我高中一直没有的经历。在大学我被邀请进入兄弟会。我成了校报的一员，这是全国办得最好的大学周报之一。我很快在辩论队大展身手。而在高中，我无缘这三项作为。

我还受到这个地方性大学传统的大学生精神的感染。之后几年，我还对自己说这种事情绝不会在我身上发生。我从前一向老成持重，根本不屑做这种蠢事。但实际情况是，至少在前几年，我和其他人一模一样。我为橄榄球队喝彩，特别是它同威斯康星州的强队扳平了得分，让爱荷华州炸开了锅。我在鼓舞集会和比赛过程中声嘶力竭。我兴高采烈地参加同乡会，挥舞滑稽可笑的旗子游行。在晚会和舞会上，我欢迎激动的老校友回到这个他们曾经饱尝快乐的校园，还同康奈尔或格林内尔学院举行将气氛推向高潮的橄榄球赛。半个世纪后，我读着我在校报《宇宙》“幽默”专栏写的那些幼稚玩意，我臊得脸红。那里满是令人生厌的琐碎和一股子大学生的自作聪明。

尽管如此，我开始慢慢成长，也许是漫长暑假中的校外经历帮助了我成长。1922年，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在内布拉斯加州西部田地里收割庄稼，之后的两个暑假在锡达拉皮兹《共和时代报》担任体育编辑和专题写手。这些工作多少让我扩大了眼界，了解了成人世界，与高中在芬斯顿营地“当兵”和在肖托夸集会工作一样。

大学第一个暑假，在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我在麦田里得以窥见其精彩。这个杰出的美国流动工人组织给西方留下了激进主义的印记。将近25年，“大比尔”海伍德组建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在全国闹得风生水起。他们发起罢工，同雇主、罢工破坏者、州卫队和联邦军队战斗。1922年夏天我在田里干活时，这个海纳百川的工人组织也快走到了尽头。我的工友多数是工人组织的正式会员，他们在繁重的劳作过后，晚上常常围坐在谷仓旁唱起乔·希尔的老歌[5]，他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民谣歌手。人们还讲起了他最终被设计陷害，在犹他州被控谋杀，在盐湖城的监狱里被处极刑。[6]

我必须说我喜欢这些糙汉，他们乘着火车浪迹西部乡野，四处打工，夏天在农田里收割小麦，冬天在加利福尼亚州摘生菜、葡萄和橘子，冬夏间的几个月则四处游走。他们唾弃权威，耐不住“定居生活”，乐于四海为家。他们看起来潇洒自由，有几个还读了不少书。有个喜欢自称“流浪汉”的老头，他的脸凹凸不平、饱经风霜，但又显出充满慈爱、满腹学识的样子，他的行李中总有一袋书。他整日引用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亨利·乔治、斯宾塞和马克思的话，还责备我对这些人的了解不够，不能同他讨论一二。

“你们在大学究竟读的都是什么书啊？”他会这样取笑我，“什么书都没读过，我们怎么能进行学术讨论呢？”

周六晚上，附近的劳工会聚集到谷仓里开舞会，唱歌、跳集体舞、喝酒。尽管多数农场对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游民心存怀疑——因为他们的自称就说明了问题（他们会说：“I.W.W.不就代表‘我不工作’吗？”[7]），而且一些人害怕布尔什维克一心想着推翻合众国，但那个夏天我们那里的农场主非常宽容，毕竟收割小麦没有这些劳工可不行。大家会在一起举办谷仓舞会，雇个小提琴手，再接来妻子女儿做舞伴。也许，农民们认为这是繁重的收割劳作后放松的好办法。有几次，当地的帮工和工人组织成员因为争夺姑娘而大吵大嚷，有一次还动了手。但总的来说，谷仓舞会还是一片祥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游民一贯秉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我也过得很愉快。

所以在那个夏天，甚至在那个丰收的农田里，我仍然在接受着教育，只不过这种教育同学院式的教育全然迥异。这些游民劳工，这些马路骑士（他们玩笑的自称），引发了我的思考，我在大学的第一年没有哪个教授能激发我如此的思考。我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是让人相信辛勤工作、滴酒不沾、恪守基督教规范和接受大学教育就能过好日子。但是整个夏天我跟着这些“流浪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四处漂泊不定，所挣不过勉强吃饱饭，乐得却像只小云雀。他们的生活比我的更和谐自然，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并不非得规规矩矩地定居下来，找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加入教会，或扶轮社、吉瓦尼斯俱乐部[8]等归宿，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这种想法在虔诚信教、信奉共和、家庭至上的锡达拉皮兹和寇伊学院中必为异端。而我带着这些反动思想在秋季回到了学校。第二学年几乎没什么事发生，而在校外我取得了期待已久的突破。那年秋季，我当上了日报《共和时代报》的体育版编辑。每天早上从7点到10点，我赶出两页体育报道，然后匆忙赶上电车来到课堂。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是周薪25美元，这样我就能补贴家中的饮食开销，买几套急需的新衣服，换掉破鞋，还能剩点钱在周末和女生挥霍。

之后的两个暑假，我干了全职工作（工会出现前，小镇日常的工作时间都是每日10至12小时），编辑体育新闻的版面，报道“三一联赛”中的本地棒球队，在当地新闻版面发布日常的大众专题报道。我的全职工作的薪酬升到每周35美元，最后到了50美元，这可比“全世界最伟大的报纸”的巴黎分社最初几年付给我的还多。不用说，我的多数报道都没有任何价值，但也许还能及时记录并且如实反映爱荷华州小镇在20世纪20年代禁酒令施行期间的生活面貌。

有一天，一位教堂发言人悉尼·F.威克斯给了我一点关于进入新闻行业的建议。他同时是《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这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他说：“在报社待三个月，保准你学会所有的办报技巧。”我发现他说得没错。早前的报道、编辑、重写稿，还有在最后关头换大标题等各种经验可以在我给《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分社做编辑的时候救我一命，起码能让我保住饭碗。

威克斯还给了我另一条更长远也更重要的建议。他告诫我：“学点背景知识，读读柏拉图、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卡莱尔、阿纳托尔·法朗士这类人的作品，多多益善。比起只学经营报社，这花费的时间更多。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那你绝不可能干出成果。”我终生以此建议为戒，不断努力。

[1] 那年学生的行为规范如下。
（1）所有人必须出席晨祷和晚祷，在安息日必须到教堂和主日学校。（2）不允许任何取巧行为。严禁使用轻武器和弹药。（3）严厉禁止在校园内使用不敬言语、打牌、饮酒、抽烟，不得到舞会和剧院，酒吧和台球室……

[2] “20世纪的思想胎动并未到来，”校友的官方报刊《寇伊学院通讯报》在1951年的百年纪念版时回顾，“唯有夏伊勒兄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多数女生到寇伊学院就学不过是为了寻个丈夫。”

[3] 乔治·W.布赖恩特教授是我的拉丁语老师，也是田径教练，毕业于寇伊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25年来，他不知疲倦地要将上帝带到体育运动中。“高度虔诚的宗教人士，”他说，“才能成为最优秀的橄榄球选手，无神论者都是冷冰冰的。让我们把橄榄球变成宗教游戏，把宗教变成橄榄球游戏。”最后这句劝诫暴露了他并不如自己所想那般笃信宗教。
另一位女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发言就真诚得无可置疑：“健康并不是奢侈品，也非个人的便利，而是宗教的必需品……我们这些女大学生能否在进行各项运动时都能想到这是对审判者耶稣的致敬呢？”

[4] 校长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研，学的是哲学，捍卫了学习《圣经》的必要性。他向校董表示：“虔诚的基督教学生学习《圣经》将受益一生。《圣经》是世界上关于‘奋勇向前’和‘出人头地’的最好专著。”

[5] 他们最爱唱的是《哈利路亚，我就是个流浪者！》。

[6] “别为我哀悼，要组织起来”是乔·希尔对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劳工发出的最后一句话。当时他靠在监狱的墙上，注视着无数的枪口，自己下令开火。
“他们给他穿上了黑色西装，在他脖子上围上硬领，系上领结，悄悄运到芝加哥举行葬礼，拍了张他凝视未来的冰冷俊朗的面孔。”见John Dos Passos：Nineteen Nineteen，p.421（paperback edition）。

[7] 此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缩写I.W.W.被戏解为I Won’t Work。

[8] 吉瓦尼斯俱乐部，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

第九章 初涉报业

《共和时代报》是锡达拉皮兹两份日报中较早创办的一份，从1872年开始发行。而在我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为它效劳之前，它的发行量排行第二，也不如《公报》出名，从1898年开始逐渐走下坡路，直到近来一位杰出的编辑塞里纳斯·科尔为之带来了一定荣誉。他是爱荷华州的威廉·艾伦·怀特，他饱读文学，包括《圣经》、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对《圣经》、希腊罗马古典文学，还有莎士比亚、弥尔顿、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信手拈来。他的写作风格简单、优雅，令人有些难以忘怀。在我来之前不久，他就当选为国会议员，动身前往华盛顿了。对我来说，他是镇里我极感兴趣的六个人之一，我年轻时就如饥似渴地读他的书，我还是高中校报通讯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

之后我时而会回想起科尔和他的事业。他是个天赋异禀的编辑和作家，《纽约论坛报》曾企图以社论主笔之位相诱，这是无数从籍籍无名到享负盛名的人的致命弱点，他也不能免俗。他登入上流社会，挣得腰包鼓鼓。他的父母是荷兰籍，他生于爱荷华州的农场，一开始一文不名。尽管他满腹才华，可是爱荷华报社给他的工资少得可怜。他拒绝民粹主义和中西部的激进主义，不赞成我们普通劳苦大众反对东部富佬控制国家，成了固执保守的共和党人和极端保守主义者（赫伯特·胡佛出生于西布兰奇，距锡达拉皮兹20英里，很小就成了孤儿，也是这样的人生历程）。1900年，科尔对俄亥俄州的老板马克·汉纳言听计从，这人正使手段让麦金莱总统再次连任。在汉纳的坚持下，科尔写了一本给共和党助选的著作，旨在对抗布赖恩在中西部的民粹主义及其竞选伙伴阿德莱·E.史蒂文森的金银复本位制。在我的时代，当爱荷华州民粹主义人物史密斯·怀尔德曼·布鲁克哈特反对保守分子，并在1922年作为共和党人在参议院赢得一席时，科尔鄙称他为“疯子”布鲁克哈特。

1912年，他亲爱的共和党分裂为塔夫脱总统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两派，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坐收渔利当选。他后来坦露，他感到心痛万分。

我伤心地坐着，身边是保守分子的残骸（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对我而言，共和党同我的祖国一致，而保守分子是我这艘政治方舟的旗手。

他从此一蹶不振。到了1921年，他终于辞去编辑一职，赢得了我们州在国会的议席。这时，他文明、优雅的作家天分全部耗尽。他每周从首都寄出的信件成了一堆陈词滥调。他兜售着顽固保守分子的共和主义，似乎完全局限于自己的政党归属。他发现资质平庸、错误百出的哈定是“一个伟大的总统”，还为柯立芝疯狂着迷。“一想到白宫里的卡尔文·柯立芝及其夫人格雷丝·古德休·柯立芝，”他写道，“我就希望美国所有家庭都能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对我来说，科尔的这种成功，不仅毁掉了他的写作，还有他的判断。在我的记忆中，他作为新闻人、国会议员和哲学家的事业让我想起了亨利·亚当斯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对霍姆斯法官的评价：“哲学家不过是阔佬雇来证明一切都好的人。”

每个新闻编辑部都会出几个怪人，我们的编辑部也不例外。贝尔·贝弗是社会新闻编辑，年过花甲，至今未婚。她总是将齐整的白发塞进一顶大帽子里，她从未摘下帽子。她来自古老的家族，自己从未忘记这点。她僵直地坐在办公室的一个小隔间里，用铅笔潦草地写着稿件。自19世纪80年代起，她就在这个报社工作了，还成了小镇的某种社会仲裁员，对各个家庭的社会阶层了若指掌。她详细记载了他们的婚姻状况、社交聚会和孩子的生日。她还知道各种秘密，各种不可外扬的家丑，但这些绝不会被登到报上。她避开编辑室里的嘈杂声，终日待在自己的隔间里，遗世独立。我对她有些敬畏。对我来说，她似乎是旧时代存留的怪物，我同她之间的代沟太大，根本无法交流。她对社会名流的活动进行冗长的记载，在我看来不过是一通流水账，可她深信这是报纸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兴许我们的多数读者也会这样认为。我曾经想，她要是有点幽默感，不那么一本正经，再有点怀疑精神，她也就不会成为一件干瘪的古董。每个新闻编辑部都会有个老古董，代表同过去的联系，算是斗转星移、世事变迁的见证。

弗雷德里克·J.拉泽尔自1896年起在《共和时代报》工作，接任科尔做了编辑。是他很快教会了我报道和编辑的窍门。他做事惊人，从早到晚能对着打字机打出一篇篇社论和文章。报业融入了他的血液，《共和时代报》每天的出版工作是他生活的全部，只有一个例外。他是个热情的园丁，类似当地的约翰·伯勒斯[1]，他的花园当属镇里最美丽的。他不仅在周末抽出时间进行园艺，还写了五本关于园艺的书。我喜欢他，也敬佩他，从这位谦和慈爱的人身上学到许多。他热爱报业工作，爱墨水和报纸的气味，在编辑室里遇上爆炸性新闻时会激动不已，这些都影响着我，在今后的人生中也成了我的一部分。

像科尔和我后来合作过的许多编辑一样，他也不是完人。尽管他掌握了报业技巧，但他是个不敢对潮流说不的人。在办公室里，他屈从于权力；在家，他打理花园。

由于《共和时代报》在走下坡路，在我来的第一年，报社两个新的年轻出版商决定任用一个“能抓大选题”的社会新闻编辑给专栏添点生气。那是一个40岁、脸上凹凸不平的男人。他是最后一批旧时新闻工作者之一，在国内四处都漂过，为人冷静自持、愤世嫉俗、富有才干、伶牙俐齿，嗜好饮酒和泡妞。一周内，他给我们一贯沉闷的周报以更适合赫斯特[2]报系的激情四射的标题。小镇对这样一份保守的老报出这样的标题表示大惑不解，我们这帮记者也有同感。可是，我们喜欢他这个人。报纸出版后，他会给我们这群乡下人大谈大新闻里的内幕以及他在多家大报社的经历——《纽约世界报》、旧金山的《历代志》，还有其他不少报社，也许他真在其中几家干过。

一个周一的早上，他没有露面。他好几天都在抱怨有个姑娘正在拼命追他，而且他喝酒比往常更凶了。他还沦落到借钱的地步，借得不多，但向我们每个人都借过。5美元、10美元、15美元，要拿去“偿还在纽约的烦人债务”，但都及时地写了借据。那天下午，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我们刚刚勉强编辑好了报纸，办公室里开始聚集起镇里一位年轻女孩的家人和律师，最后挤满了房间，控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打扮花哨的编辑骗了她几百美元，还答应要同她结婚。跟着又来了几个商人，拿着长期拖欠的大笔账单。可惜他们都来晚了。周末时间就足够我们这位编辑改头换面了。我寻思着，他也许已经坐在其他小镇的新闻编辑部里，顶着新换的名字。

我在享负盛名的《共和时代报》做兼职和全职的两年过得飞快，也很愉快。1923年，第一个暑假，我的工作因为一个转变而势头高涨，我有两篇报道不再只是当地新闻了。运送哈定总统灵柩的火车于8月6日早晨在锡达拉皮兹短暂停留。如今，我已经难以回想起举国人民为这个平庸总统的去世流露出的悲痛。他的政府是合众国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政府之一，但在此消息被公布前，他于8月2日在旧金山突然离世。我得承认，我也为他伤心了。经过多年的成长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美国人在这样的场合是多么爱哭。到那时，人们将更了解哈定，而此时，炎热的8月，列车载着他的遗体经过我们的小镇，教堂奏起晚钟，众人垂泪。

当天，美联社的新闻标题是《哈定坚信基督，一生使命建立亲民政府》（当时我们何曾知道他反倒让政府更亲近恶棍骗子们）。《公报》头版的一篇社论哀悼：“这种不幸造成最出人意料的打击……这样一位伟人悄无声息地亡故让人不得不感伤……他的精神永生不灭。”1.5万锡达拉皮兹市民，相当于市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灵车经过时到场，表达他们的悲伤，沿海几十个城镇也纷纷效仿。《纽约时报》记者当时就坐在火车上，他写道：“这样真情流露出对亡者的爱戴、敬意和拥护，是美国历史上最举世瞩目的一幕。”近十年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的经典名著《只在昨日》里反思了这一举动。

……所有人都认为这样一个热心的人为劳工鞠躬尽瘁，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是当之无愧的为国捐躯的烈士。过世的总统被称为“庄严的人物，犹如坚不可摧的磐石”；据说“他的视线总在精神层面”；纽约的曼宁主教在神圣的圣约翰大教堂的追悼会上致辞落泪，似乎对这陨落的英雄也深表认同：“如果只能在他的墓碑上写上一句话，我会这样写，‘他告知我们手足之情的力量’……愿主赐予我们国家忠实、睿智、精神高尚的领导人，如我们正悼念的这位。”

但事实上，（艾伦认为）还存在些问题，至少对于一位美国总统来说，单靠兄弟之爱和善良是无法解决的。这问题是，如果你们友爱的人使政府陷入贪污，你明白这样的丑闻终将会被揭发，你发觉自己毕生的事业将被蒙上污点。这才是导致沃伦·哈定死亡的问题。

艾伦是《哈珀斯杂志》的一个冷静的编辑，他叙述了哈定服毒自杀的传言，这也是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的小说《狂欢》的主题。艾伦同时考察了加斯顿·B.米恩斯说法的真伪，后者是司法部的探员，也是与华盛顿腐败案有重大牵连的帮派成员。艾伦暗示“总统是被自己的妻子毒死的，他的私人医生索耶是同谋”。

根据米恩斯所述，其动机有二：哈定夫人发现娜恩·布里顿和那个私生女后，饱受嫉妒的折磨，几乎丧失理智；她全然识破了哈定朋友的诡计，他们对他施加压力，逼得他觉得只有一死才能挽救自己的名声。

“自杀理论和米恩斯的故事，”我见过的最负责任的编辑艾伦写道，“都貌似合理。”但是，这两种理论当然都不对。公布的报道称，从阿拉斯加州返回的途中，总统是在其专用船上吃了蟹肉中的毒。艾伦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发现，乘务员的备膳室里根本没有蟹肉的踪影，总统的晚宴上也没有其他人得病。而且他指出，总统在旧金山从肺炎恢复的过程中曾出现致命的“突然中风”。

哈定夫人当时显然是单独和他在一起的，而内科医师的口供并不是基于验尸报告，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看法。

所有这些猜测是真是假，我们永远也别想得出定论。我们真正知道的是，正如艾伦所说，哈定在其任职期间获知了太多的舞弊，他无法面对未来。在阿拉斯加的旅途中，据威廉·艾伦·怀特所知，他一直在向秘书赫伯特·胡佛和其他亲信抱怨，称他被自己的朋友“出卖了”。“不管是什么造成了他的死亡，”艾伦总结道，“毒药或是心力衰竭，能够这样轻而易举就弄死他，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已经失去活下去的意愿。”[3]

这些内情，我们在8月那天早晨，哈定灵车经过时一无所知。现在摊开在我面前让我难堪的是我写下的悲痛欲绝的报道，我们最好默默地忽略它。但最后两段很有代表性：

哈定太太坐在桌旁透过玻璃窗远眺，当汽车……经过，人群向她拥来，她在不久前还是美国第一夫人。

“多么勇敢坚强的女人啊。”一个女人说道，其他人都默认了她的话。

“独家新闻”（Scoops）即获取独家报道，是报业竞争中最为辉煌的一瞬间，我想，我随后的25年在欧洲、亚洲也分享过此等辉煌，但我慢慢发现这并不比多数编辑和记者所以为的那般重要。

毋庸说，我在报道8月哈定灵车到来后的几天，有点飘飘然了。因为我给我的体育专栏拿到了独家新闻——在杰克·登普西去纽约同路易斯·菲尔波交战的途中采访他。[4]这算不上是一篇完整的报道，但此前，我们当地的两家日报还没有人同这位杰出的重量级冠军说过话。

联合火车站的站长向我透露，登普西会乘坐从西部海岸驶来的火车。他给了我登普西的车厢号码。我像初生牛犊一样冲入他的包厢，用手肘推挤开几个其实是保镖的挡道者。糟糕的是，登普西正在熟睡打鼾，我把他吵醒了。

“打扰了，杰克，”我高声说道，“请问你会怎样对抗菲尔波呢？”他揉了揉眼睛，不悦地看了我一眼，喃喃道：“什么事？”我重复了一遍问题。“我会把他打倒在地。”他回道，怒意更盛，我相信拳台上他许多倒霉的对手见过这个表情。“该死的是谁让你进来的？该死的你是谁啊？”我自报了家门。“好吧，你想干什么？你把我吵醒了。”我又说明来意。他从床上坐起来，怒瞪着我，最后却露出了微笑。“好吧。你想知道什么？我们这是到哪里了？爱荷华州？俄亥俄州？”

我告诉他是在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看他露出的神色，我才发觉他从没听过我们小镇。“接着问吧。”他嘟哝道。“你打算怎么打败他？”我又接着问了几个问题，而他给的答案只要是个记者都能编得出来。

“非常感谢你，杰克。也祝菲尔波好运。”我边说着，边向这个大人物伸出手。“好的，孩子。”他说着，握握我的手，然后把脸转向墙壁，接着睡觉。

隔天，我在街上偶遇对手《公报》的编辑维恩·马歇尔。“该死的，登普西的独家采得真好！”他说，“我们的体育编辑到现在还没跟进。”

镇里我关注的六个人中，维恩·马歇尔也是其中之一。他很有可能在“重大关头”大展身手，事实上他几乎做到了。自从他在一个集会上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在凡尔登当救护车司机的经历，他就成了我高中时的偶像之一。他是个激进的编辑，有头版的社论专栏，模仿阿瑟·布里斯班[5]在赫斯特报系的风格，常常把我们宁静的小镇搅得不得安宁。其后在1936年，他为《公报》赢得了普利策“年度公益服务最有价值奖”，因为他揭露了州政府官员的贪污及赌博链。

反对美国加入二战的激烈论战让他热血沸腾。他成了美国优先委员会和无外战委员会[6]最勇猛、最有作为的演说家（继林德伯格之后）。他将所有时间和大量的精力贡献于此项事业，日夜不停地在东西海岸的集会上演讲，和全体参与者进行广播辩论，取得了也许最令他欣喜的全国性的认可，和我们国家主要的孤立主义者赫伯特·胡佛、罗伯特·E.伍德将军、伯顿·K.惠勒参议员和林德伯格在讲台和无线电台中同领风骚。但这样的紧张节奏也导致了一些问题。马歇尔的狂热和无休止的活动必然让他不堪重负。他无暇顾及《公报》，最后在1940年12月完全离开了报社的工作。

我记得1941年夏季的一个周日晚上，我在威廉·佩利位于长岛的家。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所有者，我当时正给他写稿。那时我刚从柏林返国，刚做完二战第一部分的报道。维恩·马歇尔正在我们纽约的摄影棚等候演讲，控诉罗斯福总统企图将我们拖入战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明星新闻记者埃尔默·戴维斯负责向听众介绍他。突然，戴维斯打电话告诉佩利，马歇尔拒绝让他介绍。“他骂我是战争贩子，他看起来像是要砸了播报场地，”戴维斯用他那拖长腔的印第安纳口音说着，“他说除非让他在锡达拉皮兹的老朋友比尔·夏伊勒[7]介绍，否则他不干了。怎么办？”

我回国之后就和马歇尔谈过，我们都不同意以暴制暴。我对佩利说，既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了马歇尔“同样的时间”向总统表达意见，如果他拒绝利用这一时间，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佩利把电话递给我，让我和他说。我告诉马歇尔，尽管戴维斯有其个人想法——而且我同意他的想法——但他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厚道的人，比我更能得体地介绍他。最后，他冷静下来，同意继续。他的演讲反响极佳，他在广播中总是魅力十足。我记得他吓到了佩利的几个客人，包括几个显要人物——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和几个编辑，有人害怕美国优先委员会在国内占了上风。

在纽约的第二天，我带维恩出去吃午饭。我见识过他在我们小镇的全盛时期，此时我很难过，因为他正处在崩溃边缘。很快他就彻底崩溃了。

[1] 约翰·伯勒斯，美国作家，以描写自然的散文著称。

[2] 威廉·赫斯特，20世纪初美国报业大亨。他在20世纪初掀起的黄色新闻浪潮，对后来的新闻传媒产生了深远影响。

[3] 所有引用来自艾伦的《只在昨日》，120—121页。

[4] 他在几周后打倒菲尔波，蝉联世界重量级拳王的称号，他也许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拳击手。那场比赛是用时最短、场面最激烈的重量级拳王比赛之一。第一回合，菲尔波两次击倒登普西，其中一次把他打出了绳圈；登普西则打倒菲尔波五次。在第二回合，登普西一分钟内就解决了他。

[5] 阿瑟·布里斯班，美国著名报纸编辑，为报业大亨赫斯特写作专栏，也是其私人密友。

[6] 美国优先委员会，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战组织之一，非干涉主义的压力集团，反对美国加入二战。无外战委员会（No Foreign War Committee）是美国优先委员会的分支，维恩·马歇尔任会长。

[7] 比尔，后文还有威利，均为威廉的昵称。

第十章 小镇奇人

在锡达拉皮兹的其他人当中，对我产生了影响的还有两位学识渊博、能言善道的牧师。其中一个如果他有意作为的话，一定能在外面的世界大展宏图；而另一个则已经大有作为。爱德华·里德·伯克哈尔特博士于1913年步入了70岁高龄，我们搬来的时候，他已经在第一长老会做了37年的牧师。他在纽约出生，在纽约成长，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联合协和神学院，还在德国拿了博士学位。他26岁时当上纽约郊区新罗谢尔长老会的牧师和联合协和神学院的希伯来语教师，十拿九稳会升为教授。他为何离开那富裕文明的地方，来到我们这样一毛不拔的平原地区，虽然他经常和我说明原因，但这在我们小镇仍旧是个谜。他爱上了曼荷莲女子神学院（那时候是这个名字）的一个年轻的毕业生，她住在爱荷华州伯灵顿。他们结了婚，他立刻喜欢上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这块土地。在新罗谢尔六年，生了三个孩子后，他抵挡不住西部的召唤，1876年，他们应锡达拉皮兹的邀请来到这里。那时这里还是个只有7000人口的边疆小镇，二人接受了，也从未后悔。

伯克哈尔特是我的邻居，也是我早年的导师。他学识高深，特别是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就算我都遗忘殆尽，他对此的热情也一如既往。篱笆将我们两家的花园隔开。我们好几年就这样隔着篱笆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对我来说，他是同过去、同历史最鲜活的联系。他六岁时，透过纽约的巴纳姆博物馆的窗户，观看扎卡里·泰勒总统的送葬队走上百老汇大街。1861年，他是普林斯顿的学生，他注视着当选总统的林肯途经托伦顿到华盛顿就任。次年，他从普林斯顿毕业，由于健康问题免服兵役，在内战的最后两年在德国的波恩、海德堡和柏林求学。

他能讲上个把小时自己在普鲁士首都的生活，大学的独特风情——那里是费希特和黑格尔19世纪最初几年教书的地方，而那里又是特赖奇克现在任教的地方。这三位卓越的哲学家对德国人和德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灾难性影响。而大学并不是年轻的伯克哈尔特生活的唯一中心。他说，他喜欢看普鲁士年迈的皇帝在菩提树大街阅兵。他最大的遗憾是他从未亲眼见到俾斯麦——六年后让普鲁士国王成为德国皇帝，并助其大败法国后，使其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加冕为威廉一世的人。

这个年轻的学生同美国驻柏林公使N.B.贾德是好友，通过公使时常可以了解美国国内的情况。贾德同林肯私交甚笃，还和他分享总统的各种事迹，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北军胜利的最新时事，反复向他保证美利坚合众国很快就要取得胜利。生活对这位美国青年来说格外刺激，他在大学每天听各种讲座，关注俾斯麦将好战的普鲁士发展成德意志帝国，以及通过林肯的公使，了解到美国内战的进程。

显然，柏林给伯克哈尔特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在那里他产生了追寻学问的信念、感知历史的能力和对德国人的感情。我为他的经历着迷，柏林似乎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同我无关，不像他在柏林受到的重大影响。我祖父夏伊勒憎恶霍亨索伦家族和普鲁士人。他曾对我说，柏林是个鬼地方，那地方的人也丑陋不堪。当我隔着篱笆听伯克哈尔特谈论这个时，当真一无所知。年轻时我的眼界也就局限在小镇。之后我命中注定在纳粹党肆虐时在柏林居住、在柏林工作，这个大都市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甚至要比在他身上的深刻得多。

我对伯克哈尔特有些敬畏，但我并不能欣赏他的学识。在我高中和大学的最初几年，他尝试让我对希腊语和拉丁语产生兴趣，却没能成功，倒是成功地扩大了我的阅读面，起码他让我为他的研究课题做了一些笔记。这些对于我那未经教育的脑袋大有裨益。和所有伟大的学者一样，他对所学知识信手拈来，对我智识的局限也表示宽容。

“你一定要读奥古斯丁的著作。”他总是这样嘱咐我。他还说，他已经从头读完这位圣人八卷著作的拉丁语版，以及六卷克里索斯托的书。“再不济也要读读《忏悔录》。这些比《上帝之城》好太多了。当然由于奥古斯丁懂得的希伯来语不多，希腊语就更少了，他只会拉丁语，因此他有时会出错。但还是要读他的作品！他是天才，是哲学家，是诗人！”

我想，这是我在锡达拉皮兹第一次听人这般激动地谈论诗人，谈论奥古斯丁，谈论几十个其他古代作家，谈论历史、古典哲学及其争论。他经年埋头于尼西亚大公会议和阿里乌斯派争端的研究，引用索佐门、狄奥多莱、阿塔纳修斯、普瓦捷的希拉里、巴西尔和格雷戈里的著作。他会讲述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克莱尔沃的圣贝尔纳的《布道辞》时的欣喜，以及他对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的失望透顶。他购买了《神学大全》的六卷书，但他认为书里尽是经院哲学的恶习，枯燥无味。

伯克哈尔特不仅对古代文学研究颇深，他对小镇的近况也兴趣盎然。他是普世教会运动的早期倡导者，那时这运动在我们这地方并不出名，知道的人不多。他坚持让我们教会的所有牧师，包括两个天主教教堂，组成牧师联盟。由他主持这一联盟，讲述彼此要包容对方信仰。由于把天主教也囊括在内，他起初受到严厉批评。我们这个新教占主导地位的社区对他表示怀疑，甚至还充满敌意，但他不予理会。有个有趣的爱尔兰牧师图米神父在迪比克加入了新教兄弟会，以此挑衅其主教，后来他成了伯克哈尔特最亲密的朋友和敬仰者之一。“那位圣人教导了我！教我生活、宗教，还有我们的初期教会！多好的一个朋友啊！”伯克哈尔特曾经这么和我感叹。

在我上寇伊学院大二那年，伯克哈尔特在将近80岁时过世。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努力地将一个残陋不堪的神学院发展成为真正的知识殿堂。他从未赢得全国性的声誉，尽管他的学识是长老会全体大会公认的，在那里他为了《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修改工作斗争了好几年，带领教会进入了20世纪。他于我是伟人般的存在。在我们这样的小镇总有两三个这样在国内籍籍无名的人，但他们对小社区以及我这样的人的启发却至关重要。

约瑟夫·福特·牛顿在离开我们小镇后倒赢得了国内的知名度。当伯克哈尔特博士不讲道的时候，我常常从第一长老会的长凳上溜走，偷偷摸摸沿着第三大道到人民教堂，聆听一位更为雄辩的牧师的布道。他是又一个早年改变了我人生的当地人——牛顿博士。在他当上牧师前，曾跟随亨利·沃特森在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学习了新闻写作。他不仅是个鼓舞人心的演说家，也是个文质彬彬的作家，同样对自己的学识信手拈来。他在那座用砖头砌成的小教堂宣扬一神论和普救论，没有书面教条，门庭若市。我只能挤进去，站在后面。

牛顿爱刨根问底（我所见到的第一人），常对宗教、哲学和生活提出强有力的质疑，这些高论在我们这里很少听闻。有人称他为“激进分子”，对他感到不安，因为他对小镇的影响与日俱增，特别是对年轻人。但由于他是如此雄辩滔滔、令人信服，加上品格和外貌又如此让人难以忘怀（两者都和林肯很像），所以对他异端思想的批评和怀疑一直不曾得势。他个人为我做了两件事：他帮助我开启了尚未成熟的心智，质疑宗教和美国社会现状；他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情，激励我更认真地阅读文学作品。虽然他晚年（在其自传《岁月之河》）说他“是在锡达拉皮兹发现了自己”，但我常常质疑这点是否属实。他对我们小镇来说，有点过于先进了。在小镇住了八年后，他不但离开了我们小镇，还出了国，当上了伦敦城市教堂的牧师。其后，他回到纽约和费城的一些大牧师团，写了许多书，在全国多家报纸期刊上发表专栏文章，还成了广播节目中受欢迎的演说家。

比利·森戴是他那个年代最出名的福音传道者，就出生在锡达拉皮兹附近。他经常回到这里，在当地市民特地为他搭建的帐篷里举办为期14天的复兴狂欢。我过去常常跑去观看他的表演，因为他是个厉害的煽动家和表演者，他能在每个地区鼓动上百人“皈依耶稣”。显然，不看他的表演技巧，他是个温和、正派的人，是嗜酒的前职业棒球选手，“找到上帝”后想分享他的发现而已。但是，我发现他调动我们社区的上千人，还有国内其他地方的成百上千人皈依的宣传有点俗气。他让我觉得乏味，就好像现今的比利·格雷厄姆教士。

生长在这里的卡尔·范韦克滕仍旧是镇上的一股隐形力量，特别是对镇里反叛的年轻人来说，虽然他在我那个年代早就不住在锡达拉皮兹了。他用小说丑化了这里的正人君子——他们认为那些小说就算不是彻底的罪恶，也起码是肮脏的，但小镇还是密切关注着他越来越大的各种名声：小说家，纽约剧评家、乐评家，“艺术”摄影师，哈勒姆爵士乐冠军，还是美丽的俄国女演员法尼亚·马里诺夫的丈夫——他同一个同乡女人离婚后娶了她。范韦克滕的房子在第二大街，在我们家北部，就隔着几户人家。我过去就在那里挣了点零花钱：给草坪除草、摘蒲公英。卡尔的父亲老范韦克滕先生是个和蔼的老人，他会对我露出会心的微笑，邀请我坐到轻型四轮游览马车里，由两匹马拉着快步行走。但我没能让他讲讲他那出名的儿子，因为他似乎对儿子的名声茫然无知。

1924年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范韦克滕的小说《文身的女伯爵》一发表，我们小镇就陷入一片喧嚣。小说发生的地点枫之谷的原型正是1897年的锡达拉皮兹。1897年正是我们这位作者从华盛顿高中毕业的前两年。一些人认为他们不仅认出了主角埃拉·普尔——纳塔多里尼女伯爵，还认出了书中的其他人物是谁。但是他们不喜欢女伯爵对她出生地的评价。在小说中，她在欧洲闪耀地生活了25年后，作为意大利贵族的妻子回到了故乡：“……连上帝都不要了的小地方到处是愚不可及的傻瓜……沉闷肮脏……狭窄的乡村……混乱的生活，人人都忙于遮掩自己的恶行……”“做好大吃一惊的准备吧！”《公报》的评论在该书出版时这样提醒道：

卡尔·范韦克滕在他的新书里用枫之谷代表他的家乡，描述的是锡达拉皮兹19世纪90年代的风貌……如果锡达拉皮兹的上一代人用实证的眼光翻看这本书，就能把书和现实做出相当准确的对应。一些读者会很难原谅作者的描述。

范韦克滕是个勇敢的人，那个秋季他回到家乡，满怀和善，赞美我们的城市取得的进步。对谁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角色的原型，他直言自己大吃一惊，因为他说过，这些人物是他“编造”的。那时我第一次私底下见到他，他建议我赶紧离开锡达拉皮兹，能多快就多快。他温文尔雅，看上去很有教养，却过分精明老成，在曼哈顿岛定居的爱荷华人都是如此。他是学者酒吧的“代言人”，执迷于纽约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这群人就如艾尔弗雷德·卡津[1]所说“什么都不干”，尽管在我看来，他们干了不少事，比如喝酒和睡觉。范韦克滕的小说吸引了我，那时我正是20多岁的年纪，青春躁动。但在20世纪70年代，我重新阅读这些书后发觉它们不过是低俗的闹剧，这些书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之后，我常常能在纽约见着范韦克滕，他一次也没提过我们共同的家乡爱荷华州。也许在他丰富的人生的最后十年——他活到了1964年，去世时84岁——他害怕想起它。纽约成了美国唯一供他文明生活的中心（并没有成为我的）。

在锡达拉皮兹成长的几年，我慢慢认识了一个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青年画家，他后来成了美国最为优秀的艺术家，以及我们小镇最著名的公民。格兰特·伍德的一生上演了天赋超然的中西部农家男孩不屈不挠，大器晚成，最后成为天才的故事。他的前半生不断挣扎，不仅对抗贫困的磨难，还要面临无数的失望，以及不论国籍和年代的艺术家都会遇到的错误尝试和挫折。

他的家庭是老教友派信徒的后代，和我们社区许多人一样，内战后来到西部。他们是从弗吉尼亚州来这里务农的。他的祖父和父亲在阿纳莫萨开垦了几百英亩土地，那是离锡达拉皮兹不远的小镇，宜人却沉寂。25年后，他父亲在1901年过世，当时格兰特10岁。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搬到了锡达拉皮兹，卖了农场的钱也就剩下5000美元，在离我们家不远的第14街买了所中等大小的房子。她启迪了格兰特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启发了我。就是从她身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类坚韧不拔的神奇和美妙，一个人如何在饱受屈辱的贫困中活下来，如何在令人麻木的辛酸和困顿中保持优雅和尊严。和她的儿子一样，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她都不会被打倒。格兰特为子孙后代保留的画作《女人和植物》就描绘了她，现在这幅画挂在我书房里。这是我们那个年代最伟大的画作之一。格兰特认为这是他最为不朽的作品。

我记得，1916年，格兰特回到锡达拉皮兹，那是在一战中途。1910年从华盛顿高中毕业后的某个时间，他出外谋求自己的绘画之路。先是在明尼阿波利斯设计学院向欧内斯特·巴彻尔德学习，后来到了芝加哥艺术学院。他在银器铺工作一天后上夜校，他认为学做生意对他的绘画有助益。不久，他和三个朋友开了家银具店，但是这生意没能养活他们。过了两年，格兰特放弃了，破了产回到锡达拉皮兹。

他才知道自己的妈妈就要被赶出家门了。她靠缝缝补补和烤面包的收入不够还清贷款，而我们最好的银行之一无情地收回了抵押品，银行家在何时何地——包括在我们小镇（商会广告牌上这么写：“锡达拉皮兹，有人情味的小镇”）——会有同情和体谅之心呢？格兰特一家搬到沥青纸糊的棚屋。这是格兰特匆忙搭建的，他一个慷慨的朋友把自己位于小镇边缘的地给了他。过后，格兰特把棚屋改成了一层木屋。家人总算能有点尊严地安居，他还能在那里作画。

与此同时，美国加入了战争，格兰特入伍，在陆军伪装工兵团服役两年。返家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能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我杰克逊小学的老校长、可爱的热心肠爱尔兰人弗朗西丝·普雷斯科特请他做了美术老师——薪酬一般但稳定，我记得是一年1200美元——并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画画。有了这笔非同寻常的财富，格兰特攒了些钱，再借着工作的优势借了些钱，1920年到欧洲度过了夏天，1923年到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又学习了14个月。在那里他深受法国印象派的熏陶和启发，自己也开始画出相当不错的画作。

奇怪的是，在家乡，对格兰特鼓舞最多的竟是我们优秀的殡仪员约翰·B.特纳和他的儿子大卫·特纳。老特纳是个精明、热心的老苏格兰人。这些奇怪的殡葬业者，在忙于尸体的防腐和埋葬工作之余，看出格兰特·伍德的人生大有前途。如果他能逃脱单调沉闷的工作，在一个良好的工作室里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绘画上，他们有信心，他不仅能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还能从作品中获利，足够让他和他的母亲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把停尸间搬到我们街对面的辛克莱别墅，并且不再用马车，改用机动车辆了。他们把宽敞的谷仓和马车房借给了格兰特，让他改成了住所和工作室，房租全免。我小时候同辛克莱家的孩子在这里玩耍过。他们还请格兰特为他们重新装修屋子，付给他大笔费用，并承诺要买下他的画作挂在墙上。就是在这间格兰特自己收拾出来的工作室——他是个优秀的木匠和室内装潢师——诞生了几乎所有让他扬名立万的画作。特纳父子就买下了其中的70幅。最后，格兰特实现了当画家和作家的目标：靠艺术创作为生，不在其他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而这还不是最终的胜利，这仅仅只是开始。格兰特仍旧无法确定自己该用这天赋干什么。他给本地贤达作的肖像画相当不错。在欧洲的几个夏天，他画了一些巴黎卢森堡公园和法国郊外的风景画，很漂亮，但并无太多原创性。在我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们时常能遇上，那时的他对自己特别不满意。尽管他已34岁，年轻时就开始画画，现在全部时间用在绘画上，但他还在为寻找自我苦苦挣扎，在自己身上寻找能实现真正成功的灵光一现。

在巴黎的第二个夏天，他找到了，在他的法国风景画展上。这是他在锡达拉皮兹以外的首次展览。一个宜人的8月的晚上，我们坐在双叟咖啡馆的露台上，就在古老而迷人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对面。一向犹豫不决、沉默寡言的格兰特居然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大谈这次展会，如同扫罗前往大马士革一般欣喜若狂。这是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

这几个与众不同、生机勃勃的人，其中三个编辑、两个牧师、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画家，帮助我摆脱了在中西部小镇成长的窠臼。他们当中没有商人，倒是有两个工人领袖不得不提。

那个时候的锡达拉皮兹并不认可工会，甚至有点反对工会。大工厂都没有组织起来，而工人领袖同工人一样，是社区里的二等公民。他们不见于不计其数的民间组织，也未入教堂执事之列——也许他们多数信奉天主教。那些位置是给商人和专业人士等纯正的中产阶级预备的。但对我来说有两个工人领袖很有意思，称得上是重要人物。开始，我遇见他们时身上总背着报纸，因为我送报的最后一站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后来，作为个人或是作为记者，我也时不时会顺道拜访，和他们谈上几句。

列车长协会的全国总部就在锡达拉皮兹。这是客运列车时代最大的工会联盟。当时的主席谢泼德是个沉默寡言、穿着正式的人，和我们银行和大企业的主席一样，每天早上坐着配有司机的大型轿车上班。他不爱说话，但有时我会揭去他的保留，有次我问他为什么一个劳工领导人需要皮尔斯银箭轿车和司机接他上下班。

“好吧，也许和银行家是同样的原因，”他笑道，“虽然镇里都不知道，但这个机构至关重要。我要处理事关25万人的问题，铁路大亨一直在残酷地压制他们。我可不能在驾驶这些汽油玩意儿上面浪费时间。”

尽管他对联盟充满热情，但他是个保守的人，这多少让我有些讶异。“是这样的，建立铁路兄弟会得花上半个世纪的时间，”他解释道，“你们这些家庭宽裕的人当然不知道我们为了体面的工资和工时同雇主做了多少斗争。我们赢得了不少，所以我们想保住胜利果实。乐意的话，你可以说我保守。”

“你穿得像个银行家。”有一次我在他离开办公室时奚落他。他穿着平时那套熨烫整洁的黑西装，燕子领一如既往地挺直，手握价格不菲的圆帽。

“那又怎样呢？”他笑了，“没准我也是个要员。”我不敢保证我们小镇也这样看，谢泼德似乎是我们以商业为导向的中产阶级中孤单的一员。但是从他身上，我第一次见识了我国崛起的新生代大工会主席，他同其他商人一样睿智、一样谨慎、一样保守，也一样享受高薪。和其他商人一样在意自己的工作配备，例如乘坐配有司机的轿车。就像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塞缪尔·龚帕斯，他们决定让集会活动仅限于狭隘的手工业领域，同商会一样反对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和欧洲相比，那里强大的工人政党正在崛起，而美国的工人运动并不触及政治领域，不温不火地推动着社会经济改革。我经常想起谢泼德呼应龚帕斯的话：“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只关心工人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显然也只能这样，但于我似乎还不够。

一家劳工周报《论坛报》的编辑R.G.斯图尔特显得更温和、更外向。他的读者绝大多数是社区的几千熟练工人，如印刷工、铸字工、压制工、木工、油漆工、砖匠等。如果说他的读者面很小，那么他则认为他自己、他的报纸、工会和工人与锡达拉皮兹其他人和事同样重要。他在他极具攻击性的社论中就这样说。他的文字说服力强，他不仅对当地事务感兴趣，对国家事务、全球时事也充满兴趣。在这些领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思考，胜过镇里的大多数人。我从前派送报纸时常常把他的留到最后，这样我就能在他办公室里久留一会儿，和他一起“大快朵颐”当天的新闻。我住在小镇时，一有空就去拜访他。我们面红耳赤地争论过许多问题，我的思维也因此变得敏锐。总的来说，他对新闻写作感兴趣，他会驳斥或表扬我在当地报纸，特别是每周校刊上的社论。恐怕他比任何学生和教员都更密切关注我们的校刊，更具批判精神地阅读我的文章。我毕业时，他在报刊上盛赞了我一番，我都不好意思引用，尽管有所夸大，但他比谁都鼓励我投身新闻行业。

给值得赞美的孩子的颂词

约一个星期后，寇伊学院将列出毕业生名单，其中有一人将在报业留名。他叫威廉·夏伊勒……他作为学校周刊《宇宙》的编辑表现突出。在他的指导下，社论版面焕然一新，同大学新闻截然不同……编辑夏伊勒也投入写作，他对人性、时事和国际事件的把握，远超有同样际遇、年龄相当的一般作家。

如果日报报社给他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的文字会更加优秀，逻辑会更加严密，语句会更加优美，对一般市民会很有说服力。报界的许多人都没有这位年轻大学生的能力。不过他有时有点悲观，大概是为了顺利毕业而遇到了困难……他认识到当今井井有条的社会规范和习惯视为平常的许多不公现象。“比尔”自己可能还未发觉，但他在报业这个层次已经是个大人物。随着他阅历的增多，他将变得更加伟大。

这当然还有待观望。但斯图尔特的话确实极大鼓励了这名“值得赞美的孩子”继续前进。这样的评价激发了他的雄心，给予了他信心。但除斯图尔特之外，市中心再没人注意到他。

除了以上那些人的影响，还有其他三种人拓宽了我这个乡下人的生活。第一种是人数众多且团结的捷克人群体，我们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他们来自故土波希米亚。他们占据了锡达拉皮兹四分之一的人口，坚守着自己的生活和语言，一些古老的家族坚定地认为自己就算不上美国人。他们把欧洲的某些价值和特色带到了我们中间来。第二种是附近阿曼那“荷兰人聚居区”的居民。当热血奔涌的美国人对俄国甚至本国的共产主义咬牙切齿时，这里成功地完成了基督教共产主义的社会试验。第三种是外面的来访者，他们带给小镇和校园音乐、诗歌和先进思想，让人们为远方广大世界的艺术和思想激动了一番。

每逢春季，沃尔特·达姆罗施都带着他的纽约交响乐团在五月节进行三天音乐会，其后由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接替。虽然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在芝加哥初次体验过交响乐，但直到锡达拉皮兹的春季音乐会，我才对此产生了经年不息的激情和爱好。

与对“文化”不怎么感冒、对此有些怀疑的小镇相对，我们听的大多数音乐是在大学里。正是得大学的福，我初次听到了许多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帕岱莱夫斯基、克赖斯勒、海费兹、卡萨尔斯、舒曼-海因克、吉拉尔汀·法拉尔和阿梅丽塔·加利-库尔奇。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迷上了法拉尔和加利-库尔奇，后者长着蒙娜丽莎那样的意大利脸，我还在书桌上摆放她们的彩色照片。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加利-库尔奇纯正的女高音时惊为天籁，同时为她的体态所折服。在一次咏叹调的演唱中，旧礼堂廉价的棉布人造天花板掉落，吞没了正听得入迷的观众。她的声音戛然而止，而她就站在那里，镇定自若，仿若一尊雕像，注视着大窗帘似的棉布飘摇而降，直到多数听众被盖在了下面。一些人害怕破旧的老建筑突然倒塌，开始忙不迭地逃走。碎屑清理干净后，担惊受怕的人们才回到了各自的座位。加利-库尔奇继续表演，全不受影响，她那动人的抒情歌喉一如既往。

如果说诗歌在锡达拉皮兹不被广泛叫好，那也不是大学的过失，虽然我们有莎士比亚和布朗宁俱乐部。大学接二连三地请来了诗人：米莱、桑德堡、维切尔·林赛、约翰·考珀·波伊斯等。对我而言，欣赏完他们朗诵自己的作品之后与他们交谈至深夜也是一大乐事。

除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2]的作品，格林歌剧院给我们提供的戏剧并不多，而我从没喜欢过这两人。我的歌剧教育得等我到了维也纳、柏林和纽约之后才开始。不过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剧目和一些有名的演员。对于在芝加哥、奥马哈、明尼阿波利斯和圣路易斯等地的演出旅行来说，锡达拉皮兹是铁路线上便利的停靠站。现在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其他的我都记不起来了。大多是百老汇的热门剧，例如《东林怨》和《赖婚》，但现在也已被遗忘了。但是一些舞台名家的大名还在我的脑海：奥蒂斯·斯金纳、约翰·德鲁、理查德·曼斯菲尔德、莉莲·拉塞尔、玛丽·德雷斯勒、伊娃·坦圭、莫杰斯卡、斯科特·西登斯太太和明妮·马登·菲斯克。当今的一代都不知道这些名字了，但如今本该承接他们衣钵的人又在何处呢？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萨拉·伯恩哈特。她在一战即将结束之际来到这里，那时她已年逾古稀。1915年，她的一条腿被截肢了，带着木质假腿她几乎不能移动，而帷幕会短暂地降低，以便她能重新站好。除了她“神圣般”的存在，大家还记得她那副金嗓子，她那抑扬顿挫、连绵起伏的法语，尽管那时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仅是发音就那般浑厚动听，如音乐一般。为此我发誓以后一定要学会法语，而在巴黎的几年，我如愿以偿。[3]

远道而来的访客中还有牛津大学辩论队的三名成员，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一类人。我大四那年，他们来到我们学校辩论，驳斥禁酒令的好处。他们正在做环球的巡回辩论，已经同美国的一些一流大学交过手。他们怎么会在我们这个中西部小镇停留，我记不清了，但我能回想起他们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从他们截然不同的辩论风格上能看出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我们的大不相同。他们即兴讲话，谈吐智慧风趣，对支撑论点的史实信手拈来之余，还能不失时机地说一些活跃气氛的玩笑话。相比之下，我们的辩手不过是背熟了演讲稿后照本宣科，他们甚至连反驳的词句都是事先背好的。他们严肃地叙述着数据，意图证明为获得“工业效用、社会进步和高生活水平”，并由此建立“健全经济”，禁酒令必不可少。这些意在讨取掌声的话干瘪而无味，真叫我不敢恭维。

“酒精是毒药，会减少人的寿命。”我们一位辩手信誓旦旦地说道。

“兴许是那样，”客方辩手答道，“但是，酒精已经有七千多年的使用历史，如果它是毒药的话，你必须承认它的毒性发作得非常慢。不管怎样，我情愿寿命减半，但有双倍的见识。你愿意牺牲掉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保留一个稀里糊涂的老年时光吗？”

来访辩论队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是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首相的儿子，他两次让一本正经的观众大跌眼镜。一次是他引用林肯的一封信，信中林肯严厉批评了那些反对喝啤酒的人；另一次是在饮酒是否对身体有害的论战中，他透露英王的医师给国王开的药就是酒。

最终现场起立表决，437对95，观众支持了我们的辩论队对禁酒令的辩护——在我们循规蹈矩的观众中，没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反对。之后，我邀请这三位绅士到我的《宇宙》校刊办公室，喝点我藏在办公桌抽屉底层的走私威士忌，再以闲谈佐酒。我们谈起即将举行的英国和美国的选举。他们不能理解像柯立芝这样的傻瓜怎么能受到如此偏爱，连任总统。[4]麦克唐纳的父亲正遭遇败选，而年轻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第一次竞选职位，希望能在下院谋得一职。在我看来，他是个激越向上的年轻人，但之后我在英国和世界各地遇见他时大失所望——他最终成了著名的殖民地官员——他和他光彩炫目、英俊不凡的父亲拉姆齐·麦克唐纳比起来光芒黯淡，虽然能胜任工作，但没有达到很高的声望。另一个人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后来成为非常有名的记者和作家，是《研究乔治·奥威尔》的作者，他和奥威尔同念伊顿公学时就认识了。

这些访客来自我们爱荷华州弹丸之地之外的世界，让我们摆脱了小镇死气沉沉的生活。与其说他们缓解了我的饥渴，倒不如说他们刺激了我的渴望。他们激起了我内心，至少是在将来某一天挣脱中西部乡村生活的决心。而实际上，当时我不能也不会抱太大的希望。我的自信会慢慢成熟。

住在我们小镇的波希米亚人勾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们和我们中的多数人迥然不同，以自成一体而自豪，坚守着欧洲斯拉夫人的生活。这种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却很奇怪，并认为肯定不如我们的。不过之后，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他们将像国内其他民族一样，最终被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同化。

但在我那个年代，约有一万名捷克人独自住在小镇南部，远离河流和铁路的另一边。美国许多城镇都有这种分界线，隔开穷人和富人。而我们小镇的情况是，这条分界线不仅隔开了贫民，还隔开了捷克人，尽管后者似乎毫不在意，甚至当中有些人已经致富，搬入了更富裕的邻近社区，还和我们这些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教徒通了婚。

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待在原处不动。这样就让小镇南部成了波希米亚人的聚居地，他们用学校、宗教、社团、兄弟会组织捍卫着他们的身份意识。人数最多的组织是索科尔协会[5]，就像在故国所做的一样，不仅是为了发展体育文化，还宣传了捷克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外国人”民主、节俭、勤劳，职业有裁缝、铁匠、马具制造者、面包师、食品商、木工、雪茄制造商、屠夫、鞋匠，还有咖啡店店主。我们盎格鲁-撒克逊的良民把他们的咖啡店称为“酒吧”，对里面乌烟瘴气的饮酒和歌舞摇头。然而禁酒令一下，他们也欣然去找捷克人买酒。这种自制的啤酒即使不能称为原汁原味的比尔森[6]啤酒，那也是在这个渴望酒精的爱荷华州能买到的最好的酒。

我们当地的音乐大都是波希米亚人创造的。他们产出了我们家乡所有的乐队和大多数音乐老师。我姐姐学钢琴，我学小提琴，老师都是波希米亚人。他们中还出了两三个名扬海外的钢琴家。他们最骄傲的就是他们伟大的作曲家安东·德沃夏克。他在19世纪末的几年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两三个夏天。一有交响乐队到我们小镇来，他们都会说服指挥演奏德沃夏克的E小调交响曲——《自新大陆》，这首曲子就是作曲家在爱荷华州写下的。

波希米亚人给单调沉闷的中西部乡村生活注入了许多色彩。每逢周末，特别是大斋节前，他们就会将他们的民族舞蹈搬上舞台，女人穿着五彩缤纷的农装，乐师奏起欢跃的古老中欧民歌调子，欢声笑语和善意的玩闹让场面更加火热。

他们渐渐将我引入一个新世界，也就是他们原本出走的旧世界，让我接触欧洲历史的片段，我们公立学校可不会教这些。我记得有个捷克医生对我说过：“你们都记得1620年清教徒移民到达普利茅斯岩。而对我们来说，这也是历史性的一遭。三十年战争期间，1620年，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役中，我们丧失了主权。奥地利人，我们的征服者，自此压迫着我们。”

但是奥地利人压迫不了整个捷克民族，他们为保持民族独立、重获自由的奋斗持续了数个世纪，这一直挂在锡达拉皮兹的波希米亚人心头。我记得在一战期间，他们怎么为托马斯·马萨里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美流亡政府工作，如何筹集大量的钱财去资助政府。我还能回想起，1918年，当马萨里克返回布拉格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时，“波希米亚镇”庆祝战争结束。我当时还是个14岁的少年，也加入了庆功会，还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将同在欧洲的捷克民族交织在一起，我还会认识他们的两位英雄马萨里克和贝奈斯，还和老总统的儿子扬·马萨里克成了好朋友。我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二战期间的跌宕起伏，看着它在慕尼黑被英法两国的首相和总理出卖给了希特勒。而最后，二战后在纽约的某一天，我通宵和已是外交部部长的扬争辩，反对他回到布拉格。不久那里就被共产党人占领，他在那里英年早逝，死因不明。命运总是冷酷无情。

早年在爱荷华州，在我们尔虞我诈、道路崎岖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我就见过基督教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们多数良好的市民憎恨共产主义，或是认为自己憎恨共产主义，或是被告知一定要憎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喜欢到访阿曼那的“荷兰人聚居区”，那里有一群日耳曼血统的人就坚定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热爱它并欣欣向荣地生活着。

阿曼那虔诚的、壮大的共产主义者当然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启发的，他们也许根本没听过此人。是耶稣基督传递的信息让他们相信，人注定要把公社生活作为最好的生活方式。但这被我们假装虔诚的人认为是亵渎神明的做法，他们更相信广告骗子布鲁斯·巴顿鼓吹的“基督是现代商业的奠基人”以及“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基督式生活方式。

阿曼那社区在距锡达拉皮兹20英里远的爱荷华河河岸，占地2.6万英亩，以“真灵感社群”闻名，其源头可追溯到1714年，一小批德国虔敬派教徒脱离路德教派，寻求他们自己的宗派。信众相信上帝通过选择先知或“圣器”，也就是他们说的“真灵感”显灵。在德国，他们拒绝服兵役，拒绝宣誓忠于国家，为此受到路德教派和世俗权威的迫害。为了逃离迫害，大约800个教徒，在他们主要的倡导者克里斯蒂安·梅茨的带领下，于1842年移民到了美国，定居在布法罗附近一片5000英亩的土地上。梅茨就是在那里宣称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全体基督徒要执行“绝对共产主义”，共同劳作，共享劳动成果，住公共房屋，在公共厨房做饭，在公共食堂吃饭，消除任何形式的私有财产。后来，布法罗周边人满为患，加之房地产价格飞涨，定居者想要获取更多的土地困难重重。1855年，他们搬到了爱荷华州，买下了1.8万英亩的肥沃农田以及爱荷华河沿岸的林地，没过多久又买了8000英亩的土地。梅茨想给这个新社区取名布莱布特罗伊（Bleibtreu，意为存真），还写了歌以表纪念：

布莱布特罗伊应是他的名字

在这里，在爱荷华的社区[7]

但是，老一辈人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听起来更英式的名称——阿曼那，就是《雅歌》里提到的那座山，在希伯来语里也是同样的意思。根据社区记录，这一称谓于1855年9月23日经主同意。基督徒梅茨，神的重要“圣器”，在12年后过世，享年72岁。他活着看到了他的爱荷华定居地建成，在神启的共产主义规范下繁荣发展。他的继承人芭芭拉·海涅曼于1883年过世，享年90岁。其后，直到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就再没“圣器”带来过上帝的只言片语，而社区在长老们的管理下发展得蒸蒸日上。

和锡达拉皮兹的数千人一样，我们过去常常坐火车到阿曼那，在一间公共食堂吃周日“晚餐”，然后四处走逛，见识共产主义的生活。那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旧阿曼那周边散布着六个小村庄，街道在一排排尖顶房子旁蜿蜒交错。房子都是仿造老式的德国村落建造，不同的是，房屋、教堂和其他各种建筑都没有刷漆，因为阿曼那居民认为那是世俗的奢侈。在村庄的一头还有许多大谷仓和棚屋，另一头是整洁的工厂和作坊。每个屋子后面都有个干净的菜园，放眼望去其后是开阔的公共花园、果园、草坪和谷地。

他们的住房里没有厨房和餐厅，因为家家户户都在公共食堂吃饭，饭已经在公共厨房做好。尽管多数成员结婚生子了，但我吃惊地发现，在食堂或教堂，男女都分开坐，开会的时候男人坐一头，女人坐一头。男男女女都穿着简朴，服饰单调，要么是自己做的，要么是社区的裁缝做的，表明自己决心要过超然于世的生活。

几年以来，我开始观察这一独特的共产主义试验如何运作。开始的时候，同马克思主义相比，它是完全民主的。每年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主持社区的精神生活和俗务，每年都要向全体成员出示社区商业活动的账目。此外，委员会还充当法院，那里的裁决就是最终裁决。

管理公社的规则要求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免费的膳食、住所以及老、弱、病时的救助”，并且“由公共基金支付每年生活的总费用，不论男女、小孩或亲属”。社区负责给每位公民提供工作、食物、衣物、住房，并看护老人的想法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还未被理解，更遑论全盘接受了，时至今日，才有了一些实践。

在锡达拉皮兹，有许多人认为这很奇怪。他们佩服阿曼那居民的节俭、虔诚和勤劳。来自阿曼那农场和工厂的产品（特别是高级丝织品）是该州产出中的上品。但是我们无法接受他们，因为在那里我们神圣的“自由企业”不被认可，农民和商人无利可获，卖到外面世界所得的利润归社区共有。此外，这帮怪人还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德语是阿曼那的专用语言。他们死活都不愿和我们一样讲英语。

但我们还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阿曼那的人们，尽管实行共产主义，穿简朴的衣服，住简陋的房子，可看着异常幸福。商人们无法理解，在作坊和工厂工作的阿曼那人怎么会对无薪酬的工作全无怨言。然而，他们也不能不信伯莎·M.H.香博的话，她是爱荷华州研究这个“聚居区”的一流历史学家。她写道：“每个劳工都身体舒适，心平气和，为自己工作精力无穷，期待着享受自己的所有工作成果。”

太奇怪了！这让《共和时代报》的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编辑大惑不解。“获得并拥有，”他写道，“是人的本能，即使以宗教的名义也不可被剥夺。”他引用夏多布里昂[8]的话：“别犯错。没有了个人财产，什么都不能免费。”

但是阿曼那的成功证明这些话错了。然而，这是个孤独的荒岛，处于美国残酷的个人主义世界之中，显然不可能永远不受其影响。我离开爱荷华州很长一段时间后，美国的“自由企业”文明的影响力开始显现，特别是对年轻一代。阿曼那必须送一些年轻人到州立大学学习新的农业技术、工程学、医学、药剂学，甚至是市场运作，因为阿曼那的产品，尤其是优质的羊毛制品畅销全国。外面更加多姿多彩、物质至上、错综复杂、寻欢作乐的俗世生活对年轻人自有其诱惑。一些人就没再回去，还有许多人质疑起严格的公社生活的价值。

1932年，在大萧条期间，公社和美国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遭遇经济困境，尽管阿曼那粮食储量丰富。但就这一议题进行投票后，阿曼那公社的纯共产主义被弃用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化公司应运而生。2.6万英亩的土地和所有的乳制品厂、商店和工厂维持原样，只是转变成为合作企业。成员分到股份，共享利润，还引进了工资制度。一位代表我们州的国会议员表达了欣喜之情。他是《共和时代报》的前编辑，现在是忠诚而保守的共和党人。他对我们当中纯共产主义的终结拍手称快，尽管它从未真正败坏过我们。他说他很高兴，看着它最终被他所称的“改良型资本主义”取代。诚然，这不是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纯共产主义了。我们贪得无厌的、以利润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取胜了！

1925年春末，我的大学生涯终于结束。这个春季比我在中西部大草原度过的都要美好，也许只是因为我正在和一个年轻女生谈恋爱。我想快点和她结婚。从4月初开始，每天早晚都和煦温暖，空气中弥漫着丁香花和其他春花的芬芳。我青年时代的最后章节是在这样一个华美的季节告结，我很满意，也松了一口气。21年的成长是漫长无比的时间。

我在大学四年学到了什么？在最后几个月，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笔记中有亨利·亚当斯对自己在哈佛四年的看法。

亨利·亚当斯1858年那届……再普通不过了。

尽管评判标准有所不同，这话不也能用来形容我1925年的这届吗？

以他的目的来说，大学四年白过了。

我倒不认为我在这次等大学的四年白过了。

亨利·亚当斯从未表示相信过任何大学教育……对大学毕业生也没有特别的敬意，不论欧洲还是美国的……

在我看来，这还有待观察。尽管在接下来的50年，我虽然不是完全，但也基本上和他一样对大学缺乏信任。

现在教育的最大奇迹在于它并没有毁掉所有参与者、施教者与受教者……哈佛大学所教甚少，损害也就少，它让思维开放，使人免于偏见、无知，但驯服了学生……毕业生所知不多，但思想保持灵活，随时都能接受新知识。

这不就是我在大学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吗？我在历史、文学、外语、经济学、科学方面没学到什么，但这个草原上的大学至少没有局限我的思想，事实上它还开阔了我的思想，使之“随时都能接受新知识”。不管最终是怎样的知识，都是通过非学院得到的，除了我在巴黎一家报社工作时，在法兰西公学院听了两年的讲座。

圣雄甘地是非学者的天才，我在印度和伦敦同他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他成了对我影响最大的私人教师。剩下的，我同所有人一样，都将从生活中学来，虽然学不来全部。从书本学到的比上大学得到的多得多，当一个人开始广泛涉猎书籍，此人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都将增加，对过去和现在众多进步思想和精神的联系将理解得越来越透彻。书本之外还必须有艺术和音乐的教养。尽管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的工作和生活给我的外语学习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学习外语的过程对我而言是缓慢而痛苦的。我在欧洲的20年习得的这四门外语，回国长住后，有两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因为缺乏使用机会都忘了，只剩下德语和法语。懂得这两门外语（特别是法语）的人能沉浸在丰富的文学作品中，继续同来自这两大古老文明的市民交谈。

“思想，和心灵一样，”安德烈·莫洛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早就定型了，我们多数人的一生不过是童年的延续。”当真如此的话，那就太不幸了。因为尽管童年会影响我们，但持续受着这样的影响将宣判许多成人的发育停滞。他们再也长不大了。

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我大三那年，我开始慢慢觉醒，对一些事生出了质疑。我很困扰，还没有成熟地意识到这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对我出生即信仰并毫无异议的宗教的疑惑。我做编辑的最后一年，在校刊写的社论中就提到这样的一些疑问，也许读过的同学没几个，如果有老师读的话，也多半不会喜欢（我弟弟两年后因为提出同样的问题被取消了编辑职位，迫使他转学才完成了大学学业）。

25年后，在庆祝大学百年校庆时，官方校友刊物还提到我是“《宇宙》校刊锐意进取的编辑”，回顾我曾“批评”英语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垃圾”，并“呼吁多读刘易斯、德莱塞、华顿和门肯”，而我的“鼓动”最终（在我离校后许久）将“现代文学自由写作的药方”注入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盛行的校园。我的社论标题是《给我们光！》——这对任何大学都是苛求。

看一眼我最后一年发表的年轻气盛的社论，就会发现，我大动干戈，试图唤醒死气沉沉的校园。每天必须去礼拜的小礼拜堂如此乏味无趣，有一周我终于爆发，发表社论，题为《小礼拜堂：打盹的好地方》。我一直苦心研究其他不足，带着被唤醒的土包子的热情，我劝告行政机关、教员和学生，让大学成为真正学习的地方，因为大学还不是。我给《宇宙》“讲坛”追加了一条纲领——“让寇伊学院在学术上变得卓越”。这又是一个苛刻的要求。“这所大学的教育做得仍很原始，”我在一篇社论中感叹并问道，“我们寇伊的学生都智力破产了吗？”

困扰我的不仅是大学的现状，还有小镇、国家乃至世界的现状。我的疑问涉及广泛，使得许多同学和老师问我是在编辑校报还是国际新闻报。“这是一个浅薄无知的时代。”我在我的编辑生涯结束之际总结道。当地一名牧师在1924年的总统大选时布道，题目是《基督徒为何不能把票投给拉福莱特》。我给了他当头一棒。我厉声指责镇里的显赫市民，包括我们大学的校长，因为他们反对《童工修正案》，这法案当时正等着各州批准。当13个州都拒绝批准这法案时，我苦涩地写道，这是被雇主的谎言打败了，现在他们可以接着利用过度工作的孩子来催肥自己的腰包了。甚至有人提出，这是共产主义的邪魔在作祟，结果事实表明，这种说法并不是最后一次。

有一种观点，认为修正案的提出是受到苏联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这样的故事五花八门……说起这些来，美国人仍然谈之色变。

……《童工修正案》一直被搁置，直到美国进入更开明的历史时期……我们只能认识到这是我们领导人的智力在衰退……但也许情况会适时好转。就像梅特涅[9]的反动政府最后终于适时地倒台了一样。

我也不是一直都这样愤愤不平。我发现自己还写了一些社论称赞一些伟人的生平，他们都死于1924年至1925年间。有对康拉德的悼词：“一个伟大的作家过世了。”另一个写于滑稽可笑的校友会期间，是对阿纳托尔·法朗士的颂词。我在其中惊讶于在这个大作家的葬礼上巴黎市政府对他的致敬，一般法国的战斗英雄才有此殊荣。我在1924年还为普契尼、伍德罗·威尔逊和列宁的过世写了文章。

列宁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美国商会、国务卿休斯和锡达拉皮兹的《共和时代报》则无法办到这一点……他在世界名人的前列赢得了一席之地。

那个布尔什维克党人！董事们和镇里的知名人士都气得直冒烟。我那可怕的颠覆性评论引起了大学校长的注意。我向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龚帕斯的死致敬时，这场叫嚣还没消退。“一个杰出的美国人，”我一再提到，“未来书写美国历史时，塞缪尔·龚帕斯将被列为国内最伟大的人之一。”

太可怕了！那样的人！那个煽动劳工者！为什么，在他死去之时，他还在因藐视法庭罪被判一年监禁的服刑期中呢？我们无工会、反工会的小镇对此篇文章的反应比校园还要强烈。可能因为多数学生都没有听过龚帕斯、普契尼、康拉德、阿纳托尔·法朗士、列宁这些名字。

如果说我也不是一直这么愤世嫉俗的话，那我一定一直都充满怀疑，至少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那时我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发表出来。马克·吐温一直都是我的灵感源泉。我过去常常每周在社论专栏的开头引用一句话，多数引自马克·吐温，或是伯特兰·罗素——忠诚美国人眼中的另一个叛逆分子。以下是我在某一期引用的马克·吐温的话：

我认为我们的文明就是一件寒酸破烂的事物，充满了残忍、虚荣、傲慢、刻薄和虚伪。

马克·吐温在死后的1924年发表的自传，让我深受吸引，并多少受到震撼。他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作家、最伟大的幽默家，是银行行长和商业巨头极力夸赞的人物，他对美国生活本该持乐观态度，可私下竟认为我们吹捧的美国文明寒酸和畸形，甚至虚伪。在他有生之年，他不敢出版这本书，这本书在他1910年去世后搁置了14年才公之于世。有一周，我同不能第一时间读到此书的读者分享了书的一小部分内容。这对年轻人来说无异于一剂猛药，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让他们信奉并遵守所有美国式的生活及其特质的神话。

我们都是小心谨慎的羊，我们等着观察羊群的走向，然后跟着羊群的方向。我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私人的，我们难以启齿；另一种，是我们用来取悦葛兰地太太的。

我注意到，马克·吐温下面的话听着像是在讽刺当年的总统竞选：

忠于党派的思想是狡猾的人为了实现其自私的目的而设计的陷阱——将投票民众变成奴隶、家兔，他们的主人以及他们自己满嘴空喊着自由、独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却忘了他们上一代的父辈和教会也曾叫喊着同样的话……

可是美国人不是出了名的包容吗？他们却不能包容马克·吐温。

所有关于包容的言论，无论在何处，说的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令人顺从的谎言。它根本就不存在。宽容并不在人心中，而是……从所有人嘴里不自觉说出的傻话。

给我们的读者透露了马克·吐温的颠覆性言论后，我等待着轩然大波。我们的读者在课本之外所读甚少，这一定会激怒他们。然而，没有一个学生或教员回应我。也许那些读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长大的人会认为我是在开一个文字玩笑。这还算是仁慈的了，至少。

[1] 艾尔弗雷德·卡津，美国作家、文学批评家。

[2] 威廉·吉尔伯特，英国剧作家、文学家、诗人。他与作曲家阿瑟·沙利文合作的14部喜剧闻名于世。

[3] 渴望当演员的年轻人（有时，如果我想近距离观看的大明星来我们小镇了，我就会充当舞台工作人员，在幕间更换场景和道具）在锡达拉皮兹的成长过程中必定听过萨拉·伯恩哈特的传奇故事。她在锡达河下游25英里的罗切斯特小村出生，名叫萨拉·金。她五岁丧母，之后很快就逃跑离家，进了圣保罗的法国女修道院。学会这门新语言后，她前往巴黎，在那里开始了她辉煌的戏剧事业。1905年的报道称，有个面纱遮面、穿着优雅的女士在罗切斯特短暂停留，给金太太的墓地放了一束玫瑰花。记者注意到，萨拉·伯恩哈特前一晚就在爱荷华市附近演出，他们将两件事联系起来，并依此推理（记者有时倾向于这样做），正是这个伟大的巴黎女演员秘密去了墓地，而墓中人一定就是她的母亲。所以说啊！伟大的萨拉·伯恩哈特，我们那个年代最有名的法国女演员，其实是出自爱荷华州的姑娘！

[4] 一天前，我们的学生和教员已经展示他们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倾向。在民意调查投票中，投给柯立芝631票，民主党候选人戴维斯94票，而进步党候选人拉福莱特，也是我的最爱，69票。

[5] 索科尔协会（Sokol），19世纪中叶在布拉格建立的一个体操组织。当时捷克属于奥匈帝国，索科尔协会在推广强身健体的同时，还设讲座、开论坛、办杂志，对捷克的民族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6] 捷克的一座城市，以产啤酒著称。

[7] 原文为德语。

[8] 夏多布里昂，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9] 梅特涅，奥地利公爵、政治家和外交家。1809年任外交大臣，此后，他主持外交和内政长达40年之久，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他是维也纳反法联盟会议主席和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848年奥地利革命时，逃亡英国，1851年重返维也纳，担任皇帝顾问直至去世。

第十一章 寇伊的校友

在大学的四年里，几位教授和校长稍微开阔了我的思想。我认为，任何学校的任何学生能有此收获都应该是幸事一件了。这样的老师有三两个就算极限了。也许某个时期的某些大学生更走运，例如在世纪之交的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乔赛亚·罗伊斯、桑塔亚纳、帕尔默、查尔斯·科普兰和埃利奥特·诺顿这样一些人激励了一代学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两个女儿分别作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拿到了哈佛的毕业文凭[1]，她们似乎也就记得两三个老师。也许这些年是那个著名学府学术上的荒年。

哈里·莫尔豪斯·盖奇于1920年来到寇伊学院，即我入学的前一年。他是第一位真正的教育家校长，而他的前任全是心属长老教会的牧师。在他21年的任职期间，他成功地让寇伊学院成为中西部同类大学中的佼佼者。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的哲学硕士（他在纽约联合协和神学院取得神学博士学位）。1920年，他到了这所死气沉沉的爱荷华大学，下定决心，尽他所能将之塑造成学术之地。他从不放弃这一目标，尽管和所有大学校长一样，他要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筹集捐款上，以及安抚保守的董事会和同样保守的主宰这个小镇的名流。这就是他被迫妥协的原因，我常不满于此。

我们经常争论这些问题，因为在我大四那年我们成了相当亲密的朋友，有时几乎是盟友。我欣赏他对学术的热情，特别是对哲学和文学，但我讨厌他妥协的限度——对任何事。与锡达拉皮兹和爱荷华州的多数人一样，他是个坚定的共和党人，但在我在校期间，他一度也是当地扶轮社的社长。这让我困惑，有次我脱口而出：“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样一个哲学家、一个文明人怎么去领导那群文盲？”

他是个极有耐心的人，他最后让我明白了，他对那些试图以自身狭隘眼光经营大学的人所做的许多妥协，归根结底是为了推进他的主要目标，那就是使这所大学，同时使这个小镇，成为更加文明的地方。他说，生活就是接二连三的妥协，但是，如果妥协能让你实现目标，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会眨眨眼，要我对我的社论加以解释，据他说是要记录在案。他私下里鼓励我再接再厉。“你是这里的师生中为数不多的一个，”有一次他说，“有刨根问底的脾气。这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你有批评精神，但你的批评都基于事实和智力。你要继续坚持，但别引用我的话。”

尽管不能次次都成功，但他尽了全力劝服董事、教员和学生，认为不管有怎样固执的偏见，大学必须是真理和自由的殿堂。他借着祈祷说过（那样就显得不那么激进）：“不拘一格的真理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可以挽救那些被真理固化的人。”

他是最早教我容忍别人言行的人之一。对我来说，这一课很难学。他鼓励我多读哲学，这样我就能知道没有哪种伟大的思想能独占真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另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之间常常有根本矛盾。尽管他对我质疑基督教表示失望，但他还是激励我努力走自己该走的路，我们成了至交好友。1925年6月我毕业时，他借给我100美元，资助我到欧洲去。

社会系主任林恩·加伍德是教员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但他给我迟钝的思维带来了改变。有两位老师对我有这样的影响，他是其中一个。尽管他本该只教他的社会学，但在讲座中，他总是口若悬河，讲到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探索并追问所有神圣不可侵犯者和美式生活深信不疑的神话。他在试图增长我的知识的同时，也加深了我的怀疑主义。他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农场长大，一路拼搏上了大学，吸收了中西部的民粹主义，不信任所有同麦金莱总统一起主宰美国的反动势力。他大胆直言，不仅吓坏了校董，还吓坏了许多教员同事，他们认为他是“激进分子”，认为他在毒害年轻的基督徒学生的思想。我敬爱他，不仅因为他不断用探索精神震撼着我，还因为他是个雄辩、博学、文明、无畏的人。我们一见如故，多年以后他退休了，我在他住的俄亥俄州农村附近演讲。他在讲座结束后找到我，我们在酒吧，随后又到了我酒店的房间，几乎整晚我们都在重温大学时的所有谈话。他绝对是我那一代最出色的教师之一。

英语系和新闻系的教授埃塞尔·R.奥特兰可能是教员中另一个把我从小城镇的麻木中唤醒的人。她于寇伊学院毕业，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文学硕士。她的多数学生都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对文学学习和写作的要求非常严格。她不能忍受学生们对此草率的态度，尤其是他们敷衍了事的写作。从她那里，我才知道用美国的语言写作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而当你意识到这点并坚持下去，又是多么欣慰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将越来越多的精力从文学转到了新闻学，也许是认识到我们当中没几个人能当上作家（她的一个学生保罗·恩格尔成了我们当中最好的诗人之一），而我们在报界倒还能有立足之地。在这个领域，她同样强调简洁明了的写作，将文科教育尽量拓宽，特别是在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在她的影响下，学校的周刊在全国的校刊中编辑和写作质量都是一流。与一些教员和行政人员不同，她讨厌审查制度。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任何干预学生经营出版物的制度（显然两年后有个失误，我弟弟从校刊编辑岗位上被强行劝退）。

《宇宙》的一些编辑在报业建立了辉煌的事业，这是奥特兰小姐有生之年最为欣喜的事。她常与他们保持联系，阅读他们的报道和文章，还常常因为他们的马虎而批评他们。她于1949年退休，结束了40年教学生涯，在退休多年后，她仍用剪贴簿收集我的报道、文章和我一路走来收到的批评。在我写作这些陈年回忆的时候这些东西帮助不小。

谢谢这些出色的老师，谢谢大量的课外阅读和年轻时候的积累，我当时基本上毫无察觉，也无法解释，也许这只是偶然，但我认为我的大学四年得到了所有大学教育中最关键的东西：对学习的渴望，并意识到大学不过是个开端，人要不断学习，如果你有此意愿，活到老，学到老。

更确切地说，在大学所受的基础教育是极不扎实的，但至少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没有大学，除非你是天才，否则你是残缺的。

大学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人生最快乐的经历，让你带着怀念之情回顾过去，想着这是你度过的最美的时光。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大学后的成长，才是一个人的生活真正展开的时刻。我发现，有些人离校后的生活每况愈下，他们的梦想破碎了，他们的雄心受挫，他们的内心不够坚定，不够深邃，无法挺过所有挫败。看着校友回去参加同学会或毕业典礼，决定重新来过，回归快乐无忧的大学时光，我感到有些悲哀。这是美国故事的一部分，关于大学毕业后的男男女女不再成长的故事。

寇伊学院有两个男校友倒是成长了，都是1886届的毕业生。他们靠着全然不同的成就，真正地举国闻名，我经常想起并玩味他们的人生和声誉。他们时不时会回校演讲。我的大学称其中一人，那个标准石油公司的巨头，为本校最出色的毕业生；称另一个为本校走出的最知名的学者，尽管他有点“激进”，他的思想和文字在我们认为的“安全”范围中稍稍偏左。

在我那个年代，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已经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在威斯康星大学任系主任。他八岁就成了孤儿，辗转于姑妈、姨母之间，后来被送到了附近的农民家里，这个虔诚的长老会教徒将这男孩送到了寇伊学院。罗斯毕业后，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很快就遗弃了他在我们大学的多数所学，不再相信传统经济学和主流社会观的信仰，接着将长老会信仰转为了哲学信仰。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的学术处女秀之后，他在1900年被赶出斯坦福大学，因为他对黄金本位和进口中国廉价劳动力持异议。不过，他在威斯康星州找到了避难所，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发展他的进步思想，在那里他成了拉福莱特的智囊团成员。

25年来，罗斯的激进书籍和讲座搅动了整个国家，他的一部作品《社会控制》（1901年）不仅指出了社会规划的道路——这一点我们国家最终被迫采纳——还极大提高了在日趋复杂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地位。他预见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肯尼迪的智囊团，以及政府高层将由一大群大学教授担任。幸运的是，他没能活着看到他期望甚高的学术界在手握大权后，被其所不习惯的权力腐化成了什么样子。

20世纪中期，所有的大学都认为，贫困的男孩一朝发迹，发财致富，成为商业大亨，就是个英雄。就连寇伊这样的基督教大学都认为1886年毕业的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2]是其“最出色的毕业生”。他是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现任董事长。但柯立芝总统任命的负责调查哈定总统丑闻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已经得出结论，斯图尔特上校参与了其中一起见不得光的石油交易，引得小约翰·D.洛克菲勒让他从高层辞职。

和罗斯一样，斯图尔特也出身贫苦。他父亲是锡达拉皮兹的铁匠，后来在附近买了农场。他就在那里长大，帮忙做家务，还要干犁地的重活。他是一个聪明伶俐、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从寇伊毕业后，他进了耶鲁大学，用两年时间拿到了法律学位。接着他回到西部，到了南达科他州，开始律师工作。他帮大公司打官司场场皆赢，其中最大的一家是标准石油公司，这使标准石油聘请他当西部地区的辩护律师——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地区，这种事很常见。自此，他迅速攀爬到这家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的高层。

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麻烦缠身。1924年，我大三那年，茶壶山石油丑闻案轰动全国。两年前，新墨西哥州的前参议员、哈定总统的内政部部长艾伯特·B.福尔私下将国有的茶壶山油矿储备出租给了哈里·F.辛克莱的猛犸石油公司，因为辛克莱给了他个人26万美元的好处。对辛克莱“礼物”的调查牵扯出了其他有问题的石油生意。我们的斯图尔特上校也被牵扯进来。

1921年，他和其他三位石油公司高管，包括辛克莱，建立了空壳的加拿大公司——大陆贸易公司，为的是掩盖他们同油量丰富的梅希亚油田所有者的交易，这四个人每人可因此将75万美元的快钱收入囊中。当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开始追查后，这个大陆贸易公司立马解散，所有记录也被销毁了。

斯图尔特上校将他分到的75万美元转交给一名雇员代管，信托协议是用铅笔写的。但他没有告知董事会这笔意外之财。直到1928年，也就是七年后，那时政府调查员强制关闭公司。和其他多数大陆贸易公司的创办人一样，这位上校暂时跑到外国避风，他去了古巴。1928年，洛克菲勒先生劝他回国面对参议院委员会的调查。在这个质询机构面前，他先指天发誓：“我个人绝没有收到这些债券。我从未从这笔交易中赚过一分钱。”两个月后，辛克莱无罪开释，[3]斯图尔特才开始坦白，他承认这笔债券曾私下送到他手上，但他几年后才告知了公司的其他董事。

洛克菲勒先生已经受够了。他撤销了斯图尔特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但正如《哈珀斯杂志》聪明的编辑的评论：“总的来说，商业世界似乎也没觉得斯图尔特上校的行为有什么错。”

我那小小的长老会大学也没觉得有什么错。它既欢喜又感激地收下了斯图尔特20万美元的捐款，建了一座豪华的新图书馆，命名为斯图尔特纪念图书馆。在此之前他已经当选学校董事，还被指名做1923年毕业典礼的发言人。

当时我还在那里读书，就跑去听他的发言，满心好奇地想看看这个人物，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被树立为我们这所无名大学的毕业生在广阔天地出人头地的榜样。因为他要来参加毕业典礼，所以校刊称赞这个1886届的毕业生为“我们最著名的校友之一”。他用演讲题目——《法庭作证的今日趋势》暗中回应了当前报纸的新闻。他在参议院委员会发过言，但是没有透露这些意见。就他的毕业典礼致辞，校刊写道：

斯图尔特上校的演讲对党团政治、激进主义、工团主义和其他“主义”疾言厉责，巧妙地维护了资本主义，他称工团主义的力量正图谋瓦解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他说，“从根本上是基于自由主义……世界没有逃避工作者的栖身之所，而工团主义的倡导者本质上就是逃避工作者……”

斯图尔特告诫大家，美国正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共产主义宣传不足为惧……

“一个大国，”他高呼，“需要大买卖。”斯图尔特承认美国有不公平现象，但他提醒：“人性是人人不平等的起因，而本性难移。”

所以，“人性”，而不是“资本主义”，才是这块土地上不平等的起因。是“工团主义”——我认为他指的是商会联合运动——通过鼓励“逃避工作者”要来逐渐瓦解我们“基于自由”的资本主义。我记不得我那时是否发现这唬人的上校的“疾言厉责”充满了胡扯和遁词，尽管我开始产生怀疑。当时我才19岁，满脑子还是乡巴佬的无知思想。

日记表明，一年后，我一定是开始觉醒了——对许多事情。那天是1924年6月29日，我刚完成大三学业。秋季我将回学校完成最后一年的课程。明年2月，我将长大成人。日记标题是《快21岁了》。接着写了1500词。我要引用一部分那时候的文字，因为它们真实记录了我从前纯真、幼稚的想法，而不是半个世纪后我认为的我当时的想法（50年的时光可以将真相打扮得面目全非）。

我不知道21岁意味着什么，使我陷入了自我怀疑……真是奇怪……我发现自己对早前生活的一切不那么确定了。关于道德、宗教、政治、教育问题……我发现自己表达了强烈的质疑。我陷入迷茫……直觉告诉我起码应该肯定一些基本的原则，但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肯定。

在道德领域，我发现自己质疑普遍标准所依据的原则……我不知道“正确”到底指的是什么？……

禁酒令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喝酒，我就违法了。但我无法理解我怎么就违犯了道德律令……

对于宗教，我也不再那么确信了。我偶然研究了一下《圣经》，就动摇了我早年持有的正统概念。如果我不带“字字圣人言”的狂热去读《新约》，那我就会疑惑，怎么那么多人从基督的一生中看见了无比经典的箴言，奉他为神，认他作造物主的儿子……对我来说，基督似乎就是一个人，一个革命领导人，带着革命思想，有一套多数我都认同的新的人生哲学。作为历史人物，我认为他是个伟人……但作为唯一的真神……值得质疑的地方还很多……

如果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那么我想知道，它天堂的最高掌权者，会对千百万相信穆罕默德、孔子、佛陀是真神的人做什么。那些人当然不能因为信仰了他们生活环境所认可的唯一宗教而受到谴责……那么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非基督徒的来生奖赏呢？

我在日记中怀疑我们的宗教组织是否如它们在教堂里表现的那样“对现实问题直言不讳且不虚伪矫饰”，因为它害怕失去经济支持。例如就基督教教会对战争的态度，我写道：“信仰基督的教会为什么不敢就非法战争表明立场？”我还表达了怕自己失去爱国心的恐慌，而13岁的我在一战时千方百计要参军，15岁的我还投身芬斯顿军营想实现我那愚蠢的军人梦。

日记在这些精神拷问中中断。也许我情难自控，也许我跑去参加棒球比赛，以摆脱这些颠覆性的思想。但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些想法仍旧挥之不去。

1925年6月，毕业典礼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大学生涯结束了，我在爱荷华小镇的青年时代也随之结束。盖奇校长在告别训中呼吁毕业生“将美国建设成为基督教民主的大殿堂”。“异教，”他说，“是反动思想……是对新生活的拒绝。”

撇开其中与异教不相关的评论，这本质上是不错的建议。基督教民主可以是好的，理论上也会导向基督教社会民主。但问题是，对我来说，我们从未有过，也不相信我们能拥有这种民主。在我们这个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精英统治的民主制度中，没有什么是恪守基督教的，甚至也没有什么是非常民主的。

带着这些疑惑不定的想法和在这个田园般的校园四年来的零散所学，我拿到了毕业证书，溜出了我12年来成长的小镇。

我不知道这一走就再没回头。这不是一段离家的旅行，尽管我有时会骗自己。我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小学、高中和大学都有精彩的瞬间，在我的回忆中那段时间是相当有趣、愉快，甚至多少是有意义的。我得承认，在最后两三年，国家和小镇的状况越来越让我灰心丧气。这个社会偏执、庸碌、浅薄，被庸众、原教旨主义、清教主义和柯立芝总统的幼稚控制，这不是年轻人希望回到并开始生活的地方，过那种没得选择的生活。然而，这就是你在地球上出生的地方，你要尽力让它变好。也许有点办法，我愿意一试。

同时，前方是将近三个月逃离这个中西部小镇的时间，在我梦寐以求的遥远城市中享受自由和放逐的三个月：华盛顿、纽约、伦敦和巴黎，特别是巴黎！想想那场景就让我激动万分。在我脑海中隐约有一种想法，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我常常相信，如果交到好运的话，我有可能延长我留在国外的时间。或许能够长到我安顿好自己，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起点。

最后看一眼如今冷清的校园，我和叔叔开着廉价小汽车动身奔赴芝加哥。此时我不知道，这是我前往新生活的第一步。再次回家前，我将在这条路上走20年，它将带我前往欧洲、近东和亚洲那些遥远的地方，度过一个极其动乱和野蛮的时期。

[1] 拉德克利夫学院是一所女子文理学院，自1963年起授予其毕业生哈佛-拉德克利夫联合文凭，1999年已并入哈佛大学。

[2] 他在美西战争（1898）中任骑兵团少校，后升任上校。

[3] 尽管联邦法院宣布茶壶山租借无效，因为这属于非法所得，但辛克莱诈骗政府的共谋罪最终不成立。他确因两罪在狱中短期服刑，一条是藐视议会罪，因为他拒绝回答问题；第二条是藐视法庭罪，他被曝出雇用伯恩斯私人侦探所跟踪他的陪审团成员，一名陪审员说有人告诉他如果他投票正确，就能收到“一辆和这街区一样长的汽车”。

20th CENTURY JOURNEY：THE START：1904-1930 By WILLIAM L. SH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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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三次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曾在威尔逊总统在任期间出任国务卿。他曾是作者年轻时心中的民粹英雄，不过在听完那年夏季他在肖托夸集会上的演讲，以及了解到在田纳西州代顿市著名的“猴子审判”中他对原教旨主义的回护态度，他在作者心中的形象就不再崇高（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克莱伦斯·达罗。为工人和穷人辩护的芝加哥的伟大律师，是作者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他是作者父亲（同为律师）的朋友，偶尔来作者家长谈（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1924年，她到寇伊学院发表演说之时作者第一次见到她（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卡尔·桑德堡。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和影评人，是芝加哥最好的诗人，他后来为亚伯拉罕·林肯所作的传记非常出名（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桌旁的西奥多·德莱塞。芝加哥为他最好的几部小说提供了素材，对此他说：“越疯狂越好。”（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1927年，作者在《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办公室

1928年，作者在巴黎采访吉恩·滕尼。当年后者作为世界重量级拳王宣布退役，正准备前往罗马结婚

查尔斯·林德伯格。在单独完成了纽约至巴黎的跨大西洋飞行后他向群众挥手致意（《摄影世界》）

西尔维娅·比奇，《尤利西斯》的出版人，与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1923年，埃兹拉·庞德在他巴黎工作室的花园里。当时他已经开始扶持海明威（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乔治·克里孟梭。一只“上了年纪的老虎”，普恩加莱的有力竞争者。他作为法国总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领法国走向胜利，并主导了1919年在凡尔赛召开的和平会议。竞选总统失败之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人生最后几年将自己孤立起来，写了一些书，预测法国将在未来的20年里走下坡路——多么精准的预测（《摄影世界》）

雷蒙·普恩加莱。一战时任法国总统，之后出任总理。1929年，他退休后回到家乡洛林。五年后，他在弥留之际望着旁边的德国边界说道：“他们还会再来。”而事实的确如此（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欧内斯特·海明威。1925年，他的记者朋友对这位前报纸通讯员正在创作的第一本小说信心满满，认为必定会大获成功（《摄影世界》）

格特鲁德·斯泰因（左）和她的同伴艾丽斯·B.托克拉斯。斯泰因女士既不赞赏作者对乔伊斯的钦佩，到最后也不赞赏作者对海明威的钦佩（《摄影世界》）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巴黎的桌旁。有几个夜晚，这位小说家坐在《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分社的办公桌前，对着瑟伯、作者以及编辑同事高谈阔论，拼命敦促报纸印刷（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詹姆斯·瑟伯。1925年，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编辑室的数个长夜，他告诉作者，尽管可能会遭遇挫折，但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约翰·君特。同样出生于芝加哥，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欧洲的记者。尽管他和作者两人供职的报纸彼此是竞争对手，但在维也纳两人很快成了朋友，直至1970年君特在纽约去世。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维也纳，君特的主要理想是成为一名小说家。但在他的“透视”系列成功之后，他的小说梦不再那么强烈了（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辛克莱·刘易斯和多萝西·汤普森。1931—1932年，他们二人在维也纳试图挽救婚姻，也是在此地，刘易斯向作者吐露他正在创作一部堪比美国历史的伟大小说，但之后再没消息（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伊莎多拉·邓肯。虽然作者和她的友谊短暂，但她成了作者这位年轻报人一生的精神信仰之一（贝特曼档案馆所藏）

第四篇 巴黎岁月：1925—1927

第十二章 报社诸君

1925年，我将满21岁，刚从爱荷华老家来到巴黎，只身一人，了无牵挂，并且在这里有了一份工作！在后来的日日夜夜里，甚至持续多年，我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离天堂最近、最幸福的人。如果说这段日子不是那么重要、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却是我一生中感到最为幸福和奇妙的一段时光。这些时日美好而新鲜，少有挫折、失意和悲伤的侵蚀。尽管后者迟早会有，只是晚些才来，并且大多发生在别处。

这是黄金一般的年华，在这个美丽、文明的城市，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全然不顾清教徒、资产阶级的禁忌，这些禁忌在美国使青年窒息。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有合意的工作、友好的朋友、真正的乐趣和新鲜好玩的地方。我有了时间和适当的环境进行一些思考，大量阅读、尽情交谈、大啖美食，经常漫步在狭窄蜿蜒的街道，穿过公园，走过起起伏伏的林荫大道，去博物馆、古老的教堂、华丽的主教座堂、繁忙的市场，最后来到无数露天咖啡馆中的一家，坐下来。我在这里看人流经过，读报纸或读书，和新交的朋友天南海北地闲聊，和姑娘调笑，畅饮或浅酌，随心所欲。

每周休息一天，我就会去乡间——巴黎的周边：圣日耳曼、谢弗勒斯山谷、凡尔赛、枫丹白露、巴尔比宗。要是有几周长假，我会去有天主教教堂的小镇：兰斯、鲁昂、博韦、沙特尔。沙特尔我们去得最多，那里的教堂达到了哥特式建筑的顶峰。在春天或是秋天，我们偶尔会骑车穿过一战的战场，我只差几年就赶上了这场战争。我们注目观看凡尔登一带废弃的要塞，在这里100万法军与德军互相杀戮。1918年11月11日，法德两国在贡比涅签署了停战协议。签协议所用的那节卧车车厢，现今保存在一家博物馆里。要过很久，在一个令人悲伤的场合，我才会见到这节车厢，那时世界已经经历一场灾难性的巨变。

在巴黎最初的岁月就是这样令人兴奋，而我马上就要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我将爱上一位黑色头发、深色眼睛、活泼的巴黎女孩。我们叫她伊冯娜。

1925年8月20日，在这个怡人的夏日夜晚，9点刚过，我原来打算乘坐的火车已经从巴黎北站开出了几个小时，而此时，我当上了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的晚班编辑。几分钟前，少言寡语的年轻编辑大卫·达拉录用了我。他不顾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有限阅历，对我更加有限的法语也不以为意。而我们需要把哈瓦斯社（法国新闻通讯社）的通讯稿以及桌子上巴黎报纸上的剪报译成英语，再重新编写。也许，他需要的只是一个从芝加哥大本营“来”的文员，而此人理当对办报略知一二。也许我并没有提到我九岁就离开了芝加哥，对它所知甚少，对已知的也并不赞赏。无论如何，他赌了一把，录用了我，工资是一个月1200法郎，也就是60美元。他让我马上开始工作。我坐在宽大的编辑桌前，看着周围的人，十分紧张。自己既无知又缺少经验，我担心不能应付考验，让工作的第一晚成为最后一晚。

一位戴着厚厚的眼镜、环睁着一双猫头鹰眼睛的瘦高个儿坐在我旁边。他自报家门，说他叫吉姆·瑟伯。他看起来热情且友好，很快把我介绍给其他人，并不时插上一两句：“埃利奥特·保罗，我们这些写手中唯一出了书的人，我想他出版过三部小说。”保罗温和地笑了，他身材矮胖，留着胡子，有些秃顶，看似无辜，目光中却有一丝狡黠顽皮。瑟伯又指着另一位介绍给我：“尤金·乔拉斯。”此人身材魁梧，肩膀宽厚，典型的古罗马人五官，相貌可亲。瑟伯说：“这是咱们的诗人，用三种语言写诗，德语、法语、英语。有时他把不同的语言混合起来。”他接着说：“那边是我们的另一位诗人。”他指着单独坐一张桌子的神态和蔼的、长得有点像莎士比亚的人。瑟伯介绍说：“弗吉尔·格迪斯，我想他是财经版编辑。”他把桌边的人很快地介绍了一遍，可是我一时不能记全人名。有位英国人说话带着重重的牛津口音，看起来很有学识；还有位爱尔兰人，语调轻快，带着同样重的爱尔兰口音。他那晚对我说，他和他的小说在爱尔兰全部遭禁，“那倒霉的地方”。在这里还有位高高兴兴的矮胖子伯恩哈德·拉格纳，他是夜班编辑，分给我容易的稿子和标题，并没有要求我编译所有的法文消息，只让我做了两三小段，我这才顺利度过了第一晚。

后来，这里在座的好几位都成了著名的作家：埃利奥特·保罗、乔拉斯（他和保罗两三年后创立了《过渡》杂志）、弗吉尔·格迪斯，尤其是瑟伯，加盟《纽约客》之后，他成了我们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幽默作家，也是我终生的好友。但这一切当时还没有发生。除了保罗，我们谁也没有察觉到后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是年轻的无名之辈，快快乐乐，或许满怀希望。当晚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就感到十分幸运，结识了这样一群如此相投、开明、独特的人。

开始工作后不久，有个人拖着脚步进来。此人三十五六岁，神情沮丧，似乎十分潦倒，胡子大概有两三天没有刮。他来找我们的体育编辑。体育编辑是个活泼多话的得克萨斯人，叫赫罗尔·伊根。我听他们聊如何选赛马，好像十分在行。

瑟伯小声对我说：“哈罗德·斯特恩斯。”

我不敢相信，说：“不会是那个哈罗德·斯特恩斯吧？”

瑟伯说：“是那个。”

他戴着一顶满是尘土的卷边毡帽。晚上很暖和，他却不摘下帽子，那帽子就好像长在他头上。他那张悲伤的脸既没洗过，也没刮过，他的手和手指甲也脏脏的。他这副破烂相惊呆了我。眼前的哈罗德·斯特恩斯完全不是我上大学时想象中的那一位。他是我的偶像之一，是美国格林威治村中名震全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批判美国缺少文化、品位，呼吁它注意年轻作家和新文学。他从哈佛毕业之后，成为刚成立的《新共和》的主要撰稿人，后来又成了《拨号盘》杂志的年轻编辑。1921年，他刚满30岁，交给出版商一本他自己构思并编写的《美国文明》，这本书一年之后出版，震动了全美国，也震动了我。有一天在大学图书馆时我得到了这一消息。我翻阅《国家》杂志时，看到了这本书的书评。这本杂志由卡尔·范多伦主编，他在这期杂志上一口气登了六篇这本书的书评。第二天清早，我就向图书馆申请预订。他的这本书和他同时出版的散文集《美国与青年知识分子》把我从乡下人的浑浑噩噩中惊醒。他在这两本书中提出，美国的文明是完全错误的，生活变得庸俗、浅薄、没有新意，只是疯狂地追逐金钱。画家和作家，这些有创造力的人，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不能生长，他们只有逃亡，如果可能，最好去巴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自己。

哈罗德出过这两本书之后，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于1921年夏天乘船去了欧洲。几十个记者闻讯赶到纽约码头，报道这位年轻文学天才的离去，记下他最后说的话。

有人问：“你要去多久？”

他回答说：“也许永远。”又补充说，在美国这片荒原，作家没有前途。你无论如何也要去欧洲，不只是为了在那里写作，也为了在那里生活。他去了巴黎，之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现在，我既惊奇又失望，他就在眼前，愁眉苦脸，和体育编辑聊赛马。我当时不知道，他十年之后才在回忆录[1]中写出，1924年底，他回到美国看望儿子（他儿子的母亲因分娩过世），住了几个月。他比离开时对美国更失望，之后返回了巴黎，就在我入职《芝加哥论坛报》这晚之前的几个月。就像他说的那样，他那时“几乎完全垮掉，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或女人收留我。1925年的夏天和秋天是我很不满意的阶段”。他说：“一个叫贝琳达的女子给了我一笔钱，只够维持几个星期的。”钱很快就花完了，他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荡，“简直不知道下一餐会在哪里”。[2]

结果，1925年8月的那个晚上，他的下一餐就在我们的体育编辑这里。晚上10点半是喝咖啡的时间，我们一起去三门咖啡馆的露台，伊根说，斯特恩斯来并不是为了聊赛马，只是想和他“借”上100法郎。

伊根告诉我们：“他说他一星期都没吃东西，下一次我可要把他转给你们了。这个负担咱们得一起分担。”

过后的几年，我们确实共同分担着这个负担，至少有一百多个像我们这样的人，既喜欢着斯特恩斯，又悲伤地眼看着当年才华横溢、前途远大的他这样慢慢衰颓。他已经成了过去，像海明威说的那样，“进入了不再可靠的阶段”。斯特恩斯的朋友埃文·希普曼补充说：“他丧失体面，生活过得像杂耍艺人一样。”海明威于1926年出版的《太阳照常升起》中，把他写成了里边的哈维·斯通。而凯·博伊尔，这位美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则把他写成了自己小说的主人公。[3]她说：“这是我写过的最令自己满意的一本书。”[4]

我在之后的几年经常看到斯特恩斯，有时是过了午夜，只见他独自坐在蒙帕尔纳斯精选酒吧里，喝着香槟，已经醉了，像尊沉默的菩萨。有人残忍地讥讽他：“那里有美国的文明。”第二年，他就来到《芝加哥论坛报》写赛马专栏，笔名并不十分文雅，叫作彼得·皮金。那时，他自己发明了一种“万无一失”的选冠军马的方法。他说，他经过了深思熟虑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我按他的办法下注，输了许多100法郎的钞票，每一张都是我月薪的十二分之一。可是斯特恩斯许诺的马到头来都没有赢过，他总解释说他的系统还没有“理顺”，一定还有些问题。可是他偶尔也会让你赌的马赢，这时从赛场回来的斯特恩斯会满脸沮丧地告诉你，他忘了替你下注——也许他真的就是忘了吧。

我在编辑室的第一晚顺利通过。1点收工后，保罗、瑟伯、乔拉斯和我一同前往我们住的拉丁区，大概有两三英里的路程。这样美妙的散步几乎每晚都会有。我们从拉斐特街出发，经过卡代街，过马路，再走上蒙马特尔路，穿过中央市场。这个巴黎著名的露天市场此时开始生意兴隆。到处都是往下卸货的大车、推车、卡车，水果、蔬菜、鱼、肉堆积陈列，小贩和运货人之间的吵闹声不绝于耳。这里的咖啡馆彻夜开放，我们可以在吧台前喝一杯白兰地干邑，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接着走，经过沙特莱广场和萨拉·伯恩哈特剧院，过塞纳河的北段，到了西岱岛，绕过巴黎高等法院，过第二座桥，来到圣米歇尔广场，再过几条街，进入学院路，巴尔扎尔啤酒馆好像专门在这里等候着我们。这家阿尔萨斯的啤酒馆有巴黎最好的啤酒，我后来还尝到很好的阿尔萨斯酸菜。这里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的最后一站。我们喝上几杯啤酒，就着一盘德国酸菜加香肠。餐厅四周是索邦神学院的一些建筑物和巴黎大学的其他分支的楼群。虽然已是深夜，此时大约午夜2点，但这里总有一群教授在喝酒。我刚到这里的第一晚，就有人认出了爱德华·赫里欧[5]。这位矮墩墩的男子显然十分喜欢这里的美酒佳肴。他最近当选了法国总理，无疑他还会连任。

巴尔扎尔啤酒馆于凌晨3点打烊，服务员催着我们离开。我走在圣米歇尔大街上，经过卢森堡公园，天一黑公园就关门。我回到皇家港大街的住所，里面黑漆漆的。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还在想着永远离开这里。再想想乔治，他这时一定正在去曼彻斯特的路上，去赶那艘回美国的运牛船。房间里少了他显得空落落的。我有些想念他，却为自己没和他一起走感到由衷高兴。虽然很累，但我没有困意，躺在床上想着这重要的一天。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的第一天十分美妙，我有信心保住这份工作，那意味着我将继续留在巴黎。我迫不及待地想第二天晚上再回去工作。

巴黎版的《芝加哥论坛报》和世界上任何一家报纸都不一样。美国版的《芝加哥论坛报》每天都在报头宣称自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报纸”，这点很惹人怀疑。实际上，它离“最伟大”还相距甚远。有些芝加哥人，当然还有别的地方的人甚至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差的报纸之一。

可是，毫无疑问，它的巴黎版是世界上最好的报纸，其疯狂程度无人能比，全然不是他的拥有者——高傲的罗伯特·拉瑟福德·麦考密克上校所希望或者以为的那样。

巴黎版的第一期于1917年7月4日发行，当天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正率领第一支军容不整的军队来到欧洲，戴着宽檐帽的美国士兵踏上了香榭丽舍大道。那时的这份报纸被称为军队版的《芝加哥论坛报》，目的只是供给士兵一些思乡的慰藉：有漫画、有体育，还有家乡父老是多么支持这场战争的报道。正如后来《星条旗》上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所言：“它是麦考密克上校送给美国远征军的礼物。”当时麦考密克上校指挥着炮兵团，对此感到很骄傲。战争结束前夕，这份报已经有了上百万士兵读者，甚至有了一点点盈利。这笔收入都上交给了美国远征军。

停火之后，麦考密克决定把这份报纸继续办下去，他想给巴黎版《纽约先驱报》制造一个竞争对手。巴黎版《纽约先驱报》30年前由《纽约先驱报》的詹姆斯·戈登·本内特在巴黎创办。麦考密克上校对纽约的出版商和报纸都不看好，觉得其缺少美国味。对于这一点，我将亲身体会。他决定，要在欧洲创立一份有血有肉的美国报纸，代表美国对欧洲的态度。他认为是我们的军队把欧洲从德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要让欧洲人知道《芝加哥论坛报》以及美国对他们的想法：他反对《凡尔赛和约》，他希望立即偿还战争贷款，他认为国际联盟具有破坏性，他不大赞成联合占领德国的莱茵兰。他想加深欧洲人对美国新兴大国的印象，并且让他们认识到美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他相信，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欧洲版的《芝加哥论坛报》来实现。他说，它“将是美国在欧洲的声音”，他强调，“是美国的，而不是欧洲的”。

可惜天不遂人愿。专横的上校以及任何人都不明白个中缘由，这也许永远是个未解之谜：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变成了给巴黎左岸的美国侨民办的报纸，大部分的文章由蒙帕尔纳斯不羁的文人所写，读者也基本是他们。这些人鄙视一切美国的标准和价值观，尤其讨厌上校喜爱的中西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的主要关注点是作家、画家以及拉丁区的醉鬼，报道他们写的书，办的小报，他们的画作、生活、爱情；它更加重视文学、戏剧、画展、音乐会和左岸咖啡馆的传闻，却不在乎美国商人、巴结权贵者居住的右岸。它还关注短暂和平期间欧洲凋敝的政治、经济情况，甚至有来自美国的消息。

它根本不是什么“美国在欧洲的声音”。这份小小的奇妙的报纸结果成了逃离家乡、自我放逐的美国人的声音。这些人怀疑美国是否还有药可救，相信他们在欧洲才能有自由和尊严地居住和工作。假如麦考密克读了上面的专栏文章，明白说的是什么，他要么会气得中风，要么会马上停办。也许两者都会发生。他痛恨纽约报纸的“非美国化”，可是这份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我认识到，每晚出一份巴黎版的《芝加哥论坛报》是一项需要想象力的工作。我们的新闻来源极为有限。因此为了填满八页报纸，我们需要很多装饰和润色，有时还要胡编一气。每天晚上较早时候，伦敦编辑室会发来几百词的电讯，提供一些可以从英国报纸和通讯稿上摘录的内容，但是其中关于美国的消息非常少，而欧洲的美国报纸恰好需要这类消息。每天晚上10点左右，美国本地报纸的纽约通讯员会发来一百多词的电讯稿，我们就凭着这一百多词发消息。如果照登原件，它只能在一个栏目中占上几英寸，可我们的头版和内页一共有10个栏目。于是，当我们喝完咖啡，休息完毕，就要全力以赴把收到的一百词的电讯扩充成好几千词的报道。这就需要我们的想象力了。

这尤其要仰仗瑟伯。他实际上是个天才。夜班编辑扔给他电讯中的八个或十个词，告诉他说：“吉姆，给我写一整栏。”他像猫头鹰一样的脸微微一笑，说：“遵命！”接着他就一边看着电讯一边开始愉快地工作。那年的秋天和冬天，他似乎包揽了有关柯立芝总统的一切，后者的愚蠢似乎使他十分开心，让他对阴沉、寒冷、多雨的天气毫不在意。

10月初，总统对在奥马哈举行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会上讲话。当时收到的电讯上只写着“柯立芝对奥马哈退伍军人说反对军国主义倡导宽容的美国生活”。瑟伯只需要这么多，就能写出半栏的精美废话。我毫不怀疑，就是那种柯立芝在华盛顿或是奥马哈一定会用到的讲话。

过了几周，总统又在华盛顿对基督教青年会演说，瑟伯重施故技。电讯稿上是“柯立芝对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大会说美国青年需要更多的家庭管教”。总统空话连篇的说教，爵士时代美国自负、叛逆青年的颓态，以及他们在禁酒令下酒瘾催肠和在经济繁荣时代中渴望致富的父母——吉姆把他们写得活灵活现，又成就了一篇典范文章。

如果柯立芝长时间没有动静，瑟伯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失去控制，只好自己编造一段这位伟大的北佬总统的消息。有一次，他居然让柯立芝在新教大会上宣布：“如果一个人不祈祷，那他就不是一个祈祷的人。”

那一年秋天，著名棒球投手克里斯蒂·马修森死了。我记得当晚编辑把电讯交给瑟伯，上面只写着“克里斯蒂·马修森今晚萨拉纳克去世”。吉姆和我都热爱运动，而且在当时都特别喜欢棒球，关于棒球他懂得很多。他接过这行电讯稿，咕哝着：“真是太糟了，伟大的投球手，了不起的人。”他坐在那里凭记忆写作。编辑室并没有背景资料和剪报，但他写出了我读过的最好的颂词，其中不乏这位投球手的投球纪录，有关世界联赛中他的精彩比赛的逸事，以及对他本人性格的中肯评价。[6]

我们这些坐在编辑桌前的人对于这样的“扩写”多少都会两手。工作刚满一周，我就遇到了这样一次任务。当时美国海军的“谢南多厄号”飞艇在俄亥俄遭遇暴风雨坠毁，根据10个词的电稿，我编出了两整栏的“生动”描写。过了不到一个月，美国潜艇S-51在布洛克岛撞沉，34名船员丧生。我又故技重演。如果我知道了这两场悲剧的实情，那些完全出于我想象的描写也许就有些夸大其词了。就像瑟伯是我们之中杜撰柯立芝的高手一样，我主要负责编写可怕的海难、空难的细节。

我们还共同分担体育“报道”。关于那年秋天的橄榄球大赛，电讯稿里只有每一节的比分。我们于是动手“搭建”每一场赛事，绞尽脑汁地添油加醋，关于哈佛对耶鲁、陆军学校对圣母大学的赛事描写可谓登峰造极。本地记者告诉我们，就我们胡编的那些了不起的边路冲刺、强行突破、长传、阻截和精彩的踢落地球（现已失传的绝技），那些在巴黎的老毕业生会热火朝天地讨论好几天。当然，比分还是真的。

即使靠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家乡来的消息仍然不够填满一期报纸。我们还得再写一些地方消息，大多是巴黎的英美聚居区发生的事情。这常常让我们的记者觉得乏善可陈，干脆开玩笑地写一些离谱事件，当然是杜撰的。他们以为编辑会注意到，觉得好玩，然后在印制前毙稿。然而，这些东西偶尔会逃脱审稿人、校对人和编辑的注意，被登上头版或者内页，引发令人震惊的结果。

有篇报道称一个热恋上电影明星的美国青年，遭到冷遇，绝望中开枪自杀。可是他没对准，只受了些轻伤，在医院包扎后就出院了。记者在消息的末尾写道：“因此，今夜，对爱情绝望的青年回到了母亲而非耶稣的怀中。”这篇消息发在头版。第二天巴黎虔诚的美国基督徒纷纷打电话来抗议这种亵渎，于是记者被开除了。

瑟伯本人就不可救药，总是编出最荒唐的故事，邪恶地等待着，看是否会被编辑抓到。有一回，被无聊的消息泡了一晚上，他写出了一篇长文，讲的是包括西欧著名的政治家和领袖在内的十几位国际名人，参与了勒索、抢劫、强奸、赌博等种种犯罪活动。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通过了审稿、校对，被加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就要去制版，幸亏在最后时刻被总编辑达拉发现。瑟伯拼命道歉，达拉几乎立即就要解雇他。达拉警告他：“这会使《芝加哥论坛报》因为诽谤赔上10亿美元。”即使麦考密克上校也赔不起这笔钱。

我来上班时，编辑们仍然津津乐道着一个恶作剧新闻被刊出的经典逸事，虽然那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之久。当时的威尔士亲王、其后短暂的英国国王和后来的温莎公爵访问了巴黎，举行了一贯无聊的奠基仪式，参观了医院，接见了退伍军人，与英国侨民开了茶话会。记者厌倦了跟着亲王跑来跑去，英国大使为了帮助他们，发了一张当天皇家活动的日程表。那位叫作斯宾赛·布尔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拿到了最后一天的时间表，在近处一家咖啡馆先喝了几杯，再到报社写消息，写完之后觉得非要添几句自己的编造，不为发表，只为逗编辑们一乐。时间表上写着亲王检阅了一队英国童子军，而这件事大大激发了这位记者的想象，于是他在报道末尾加上了如下一段：

亲王走到一个年轻人面前停下。亲王问：“孩子，你叫什么？”

这孩子回答：“关你屁事，先生！”听了这话，亲王从侍从那里要来马鞭，将他狠狠教训了一番。

第二天一早，这条消息原封不动地登上了头版，最害怕的莫过于斯宾赛·布尔本人了。他说，他虽然经常夹带私货，但每次总能被及时发现。拂晓时分，编辑发现了这条消息，立即把《芝加哥论坛报》所有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叫来，让他们去报摊上把报纸收回来。可是已经有好几百份发回伦敦。据编辑说，《芝加哥论坛报》此后被禁了半年之久。威尔士亲王算得上宽宏大量，接受了《芝加哥论坛报》的多次道歉，没有起诉。斯宾赛·布尔因此被开除。

不过，恶作剧并不是这份滑稽报纸的全部内容。那一年，巴黎的文学艺术界正在酝酿发酵。欧洲本身经历了长期战争的伤痛、和平之初的动荡，似乎正在平静下来，试图通过国际联盟和多种互不侵略协议避免再一次的灾难性战争。除去那些戏谑的玩笑，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对这些进展的报道比其对手巴黎版《纽约先驱报》和《时报》[7]更加详细，这主要归功于其国内版派驻欧洲首府的记者给他们写回的电讯，以及本地记者的辛勤努力，后者对艺术家和作家抱有极大的兴趣。而这些也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超越了我的个人生活，让我沉浸在探索巴黎的兴奋之中。

这时，达达主义[8]已死，代之以超现实主义。我开始阅读法语的文学评论，评论对这些思潮十分重视，并记录了派别之间的纷争、各自的宣言和荒谬之处。我发现它们理解起来很困难。用法语写作的狂野的罗马尼亚诗人特里斯坦·查拉，一战时在一家苏黎世夜总会创立了达达主义，他宣称：“达达是无意义的。”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同意这点，尽管还有马尔科姆·考利这样的人，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迷上了达达主义，认为它折射了战争带来的混乱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如达达主义者所说，是被“好斗的疯子”主宰的。如果政治是疯狂的，文学也可能如此。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有趣。

在巴黎的年轻美国作家并没有被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喧嚣影响。他们似乎在想怎样努力将自己的本土语言从战前文雅、贫乏的形式中解救出来。这耗费了美国作家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些年轻作家受到一位爱尔兰天才——詹姆斯·乔伊斯的强烈影响。此人战后移居巴黎，并于1922年发表了英语世界的惊世之作《尤利西斯》。在我初来乍到的无数个寒冷冬夜，我们在编辑桌前等电讯发来时都在谈论它。可是，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它在美国因道德堕落和淫秽被禁。这部书的勇敢的出版商、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从巴黎寄往美国500部书，结果都被扣在纽约港，被美国邮政部门烧毁。这样一来，我就插不上什么话。还要过一阵子，我才有足够的钱去买一本来看，这本书的价钱是125法郎。我一般总是在塞纳河河边的书摊上买一两法郎的法语书，这样我就能尽快学会法语，开始从事法语写作。

我多少感到这些在巴黎的美国年轻作家的躁动不安。编辑桌旁的保罗、乔拉斯还有瑟伯谈到一位前途远大的人——欧内斯特·海明威，我从没听过这个人。他也住在拉丁区，曾经是国际通讯社和多伦多《星报》的兼职驻外通讯员。他已经写过两本小书——诗歌、随笔和短篇小说集，由不知名的巴黎前卫的美国出版社出版。人们说，他现在正在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发现，大多数左岸的美国作家只是空谈写作——说自己下周、下个月就要开始认真“写书”，但是从不开始。他们只会在咖啡馆、酒吧闲坐。而海明威不一样，人人都说他很勤奋，真正把写作当回事。

一天下午在丁香园咖啡馆，我第一次遇见他。当时，我与乔拉斯和保罗在一起。他和埃兹拉·庞德坐在那里。庞德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我有些敬畏他，这也是我继埃德娜·米莱之后见到的第二位大诗人。他十分有诗人的气质：红胡子、艺术家的宽檐帽、表情丰富的面孔。我曾听说格特鲁德·斯泰因取笑庞德，说：“他好为愚人师，如果你是个愚人，那他就是个好老师；如果你不是，那他也不是。”[9]我认为，这句话是她典型的胡言乱语，虽然并非她所有的话都这么不着边际。我听说庞德对年轻作家非常慷慨，会时常鼓励和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些个人建议。他在栽培海明威，还有人说，他给T.S.艾略特的《荒原》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把艾略特从灾难中解救了出来。我们这代人仍然为这部诗集着迷，40年后，他的原始手稿和笔记的影印件公之于世，证实了这一传闻。

庞德与我的同伴立即争论起当时风行巴黎的文学小报有无价值。玛格丽特·安德森刚刚把她的《小评论》搬到了巴黎；欧内斯特·沃尔什和埃塞尔·穆尔黑德也在这一年的稍早时候创办了《本季》；乔拉斯和保罗正在筹划创办《过渡》，他们希望以此发动一场“文字革命”。而庞德本人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正在编辑《跨大西洋评论》，海明威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海明威没有参与我们的谈话。我有些意外，因为和我听说的比起来，他的谈吐和外表都不太像作家。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肤色红润，目若朗星。他转向我，开始聊起运动来：自行车冬赛馆为期六天的自行车比赛，巴黎马戏馆的拳击赛——他猜有位中量级法国新秀可能会赢。他还聊了网球和网球明星苏珊·朗格伦——那位活泼又不失优雅的法国冠军。他说他常打网球，更常练拳击，他甚至想教会庞德打拳击。没有业余的对手时，他就去找职业拳击手。他当赛前陪练，每次还能挣10法郎。我心中纳闷，他这么忙，怎么有时间写作？虽然我心中期待他谈谈写作的事，他却只字未提。像所有在巴黎的美国小青年，我也跃跃欲试，想写些诗歌和短篇故事，却发现比之前料想的要难得多。我开始时想，这是个听他谈一谈这方面的事的好机会，他虽然没有声明，但是很明显，他不想谈这个话题，而我太拘谨，也没有主动提出。尽管如此，这次相遇仍十分愉快。他对陌生人很友善，我在他眼里十分年轻，乳臭未干，有些像他的中西部老乡。他的坦诚，尤其是朴实打动了我。这种朴实后来会减退，所有的作家出名后都会这样。第二年，《太阳照常升起》一炮打响，他声名鹊起，像庞德一贯认为的那样，评论家们说他是新一代中最好的小说家。

我来巴黎的第一年，也见过詹姆斯·乔伊斯。下夜班之后的第二天我往往一直睡到中午，所以午饭是我一天中的第一餐。我经常去奥德翁街尽头的一家不错的小饭馆，那里挨着圣日耳曼大街。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也在同一条街上。乔伊斯逛完书店，也常来这里用餐。开始，我只是注视着这位伟大的作家，看着他的外表：瘦削，中等个头，头发向后梳，露出高高的前额，优雅纤细的手指，精神好像高度紧张。他常常戴着墨镜，所以人们没法看见他的眼睛。他有严重的眼病——青光眼，会导致失明。对一位作家来说，这种命运太可怕了。我们见了只是点头。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走到他的桌前，介绍自己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非常崇拜他。他极其客气，但是我能觉出，他不想透露隐私，所以我也没有问他什么问题。于是，我们之间只是打打招呼，说些客套话。我很是失望。正如遇到海明威那样，我一心想和他谈一谈写作。乔伊斯确实请我去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后面听他朗读作品，但我一周只休一天，所以只去过一次。那是个难忘的晚上。乔伊斯那时正在写一部新书，提到时他称之为“正在进行中的那部书”。我在一些短评中读到过其中一些段落，但是大部分读不懂。他好像在其中混合了他懂而我不懂的多种语言，并在写作中创造出一种很难说是英语的新语言。这些文字印在纸上很难读懂，但是当他用音乐般的男声朗读，并带有一些轻快的爱尔兰口音时，作品一下子鲜活起来。这本后来叫作《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书，由乔伊斯口中读出令人愉快，但我自己几乎读不懂。

其他一些作家也到过巴黎，你会在穹顶咖啡馆或是什么聚会上撞见辛克莱·刘易斯、多斯·帕索斯、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见到他们真令人兴奋，虽然我从没和他们有过深交。安德森是个例外，他极其讨人喜爱，我和他就作家和作品有过一两次深谈。后来我也结识了刘易斯和多斯·帕索斯。

我十分景仰伊迪丝·华顿，她的《伊坦·弗洛美》是我读到的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她住圣布里斯-苏福雷的一座雅致的乡间别墅，离巴黎十几英里。她战后一直住在瓦雷讷街，后来才搬到乡下。我当了日间记者之后，常常想找个理由去采访她。但是，听别人说，她对记者很是傲慢无礼。而我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勇气登门拜访。

那一年秋冬季节，另一个更伟大的文学偶像住到了右岸的星形广场附近。我没去见他，有一天夜里，他不请自来。

那天将近半夜，他摇摇晃晃地走进编辑部，径自坐在了编辑桌边，那里刚巧空着。这人已经醉到了家，眼神迷离地望着我们，大声喊：“小伙子们，过来！咱们赶紧把这该死的报纸出了！”

我小声问瑟伯：“这人是谁？”

瑟伯对我大声说：“他叫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这时菲茨杰拉德充满敌意地看着我，问：“从来没听说，呃？你还太年轻，呃……所以没听说过。”他像箭牌衬衫广告上的年轻模特，长得轮廓分明，只是鼻子瘦削，向前突出的尖下巴使他的薄嘴唇看起来像陷了进去。这让我很震惊，他并没有传说中那么英俊。他的头发中分，更加重了他的学生气质，让人想起那种穿着浣熊皮大衣来看球赛、怀里拥着傲慢的漂亮女友的傲慢大学生。

我说：“我当然听说过您。而且，我也读过您的书。我觉得您真是棒极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时刚刚出版，瑟伯把他的书借给我，我觉得这本书是新作家里写得最美的。当然，自我在大学里读了他的第一本小说《人间天堂》，就认为他很了不起，而且他比别人更能代表禁酒时代的一代反叛青年。

菲茨杰拉德说：“好吧，谢谢。现在，是不是拿点破稿子来，我们把这破报纸出了？”

瑟伯插话说：“是，先生。”

那一晚的出报工作很不顺手。菲茨杰拉德坐在那里不走，所以夜班编辑拉格纳回来时，他不得不在编辑桌边找了个地方坐，悄声吩咐手下，把我们的稿子塞进他的大衣口袋，不然菲茨杰拉德会把它们一一撕掉。这位大作家又添乱地大声唱起来，还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唱。

把菲茨杰拉德送回家比编报纸还要难。酒精使他变得好斗。夜班编辑口袋里揣着编辑好的稿子悄悄溜了出去，下楼去印刷厂。我们终于将菲茨杰拉德拉出座位，半拖半抬地把他弄下楼。他见楼对面有个酒吧，就直奔过去，还让我们两三个人跟着他。我们一路上进了五六个酒吧，他终于醉得不省人事。

乔拉斯提议说：“咱们叫个出租车，把他送回家。”虽然乔拉斯长得高大魁梧，我、瑟伯、保罗也不瘦弱，可和今晚的其他事情一样，要完成这件事一点都不容易。斯科特听说回家坚决不干。可是在下一家酒吧，他完全烂醉如泥，我们推搡着把他塞进了一辆出租车，在他挣扎时我们几乎坐在了他身上。这样才把他送回了星形广场附近蒂尔西特街的家。

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这座公寓楼外有一道铁丝栅栏，楼上有个女人透过窗户喊道：“斯科特，你这个浑蛋，你又喝醉了！”

“泽尔达，亲爱的……你……你……错了……全……错了……我……我没醉，亲爱的……真的……我就像……像……北极熊……一样。”他竭尽全力大声喊道。

那么，这就是有名的泽尔达了，斯科特美丽的妻子，反叛一代的皇后。她是一位活泼的、具有破坏性的伴侣，是菲茨杰拉德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神话在两次大战之间发酵，不管日子好坏，都被越传越神。

我们中的两个人架着他，另外两个在后面推，想把这位大作家弄进门。他挣脱了，像醉汉那样被激怒了。他跑到我们身后，跑到马路边上，从树干旁捡起一条栅栏的铁条，打算冲着瑟伯的后脑打下去。幸亏乔拉斯扑上去，把他制伏。吉姆一只眼失明，没看见他冲上来。最后，我们把他抬进了家。泽尔达穿着睡衣，对他一通怒骂，然后突然改变情绪，坚持要我们留下喝杯茶，我们好心地拒绝了。她的美丽几乎和她朋友所说的一样，只是，对于我来说，在灯光下初见，她的美丽还是有些瑕疵，我却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可能是整体不太协调。

这一晚令我感到幻灭。我想我还没有足够成熟，不懂得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一个作家会变得相当讨厌，尤其在喝醉酒时。重要的是他写得如何，菲茨杰拉德写得很好，和其他作家一样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超越了很多人。在巴黎，我没有参与菲茨杰拉德身边的圈子，后来到了20年代中期，我也没参与过在里维埃拉的杰拉德·墨菲、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的圈子。我偶尔在里茨饭店的酒吧里见到菲茨杰拉德。当我成为记者时，那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比起蒙帕尔纳斯的咖啡馆，他似乎更喜欢这里。这个酒吧里有很多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大多进入了商业或者银行业，明显配得上毕业于普林斯顿的斯科特。虽然如此，我仍然关注他那些年的生活和写作，猜测酒精、愚蠢的放纵、过度浪费精力是否最终会毁了他的才华和前程。

因为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他就一直走下坡路，最终悲剧性地离世。终年只有44岁，这在欧洲正是一位作家大展才华的年纪，例如托马斯·曼。如果不是把上天赐给的禀赋虚掷一空，他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创作力可以发挥。我从第一眼就看出，泽尔达没有帮他，而那应当是身为作家妻子的责任。海明威有些道貌岸然地指出，是泽尔达毁了菲茨杰拉德的作家生涯。不错，她或许确实有些破坏力，对自己、对菲茨杰拉德都是，但她是否要对他的死负主要责任呢？我对此表示怀疑。他本人都似乎盲目地、傲慢地如此认为。像很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事实将证明，他不能承受少年得意，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声、赞誉和财富。他曾经写道，美国生活没有第二幕，而他似乎要亲自来证明这一点。

[1] The Street I Know.

[2] The Street I Know，第255—259页。

[3] Monday Night.

[4] Kay Boyle and Robert McAlmon：Being Geniuses Together，p.328.

[5] 爱德华·赫里欧，法国政治家、学者。1924—1932年三次出任法国总理。

[6] 查尔斯·S.霍姆斯在他所写的瑟伯传记《哥伦布的钟：詹姆斯·瑟伯的文字生涯》（The Clocks of Columbus：The Literary Career of James Thurber）第75—76页的记述，也证实了我记忆中的瑟伯了不起的编写水平。

[7] 1924年，巴黎版《时报》成立，由居住巴黎的美国百万富翁考特兰·毕晓普创办，与美国《纽约时报》并无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它并不能算是一份报纸。它的消息来源只限于巴黎和伦敦的其他报纸，几乎没有发行量，但是其写手是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人，收入比我们还要低。这些人中就有文森特·希恩，他总是说他是被《芝加哥论坛报》解雇的（那是他在里夫独家采访阿卜杜勒-克里姆之后），因为他有一晚出去吃饭的时间过长，而且他时干时歇，终于离开。还有希勒尔·伯恩斯坦、拉里·布洛赫曼、乔治斯·雷姆，他们后来都有多部著作出版。这里也有马丁·萨默斯，他后来成为《星期六晚邮报》的驻外编辑。

[8] 达达主义，1916年在瑞士出现的文学艺术运动，通过反美学、反艺术的作品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和文化价值。

[9] 这句话很出名，原文是“A village explainer，excellent if you were a village，but if you were not，not”。

第十三章 探索巴黎

巴黎人抱怨说，1925年至1926年之间的秋冬特别难熬，沉闷得非比寻常。先是不停地下雨，接着又是下雪。塞纳河的水位涨到25年来的最高点，河水冲破了堤岸，淹没了河边房屋的地下室。温度和法郎都创下新低，即使你拥有新式中央暖气，也不容易让自己暖和起来。下跌的法郎——部分源自下台的政府——引起物价飞涨，我微薄的工资变得一钱不值。罕见的大雪使这座都市几乎瘫痪，这里没有铲雪机械。我遇到的每个法国人都说，这是他们记忆中最惨的冬天。而我并没有抱怨。虽然我在巴黎的第一个冬天又阴又冷，可是我感到生活很美妙。巴黎在向我展现出她所有的光彩和迷人之处。

我在沃日拉尔街找到一家旅馆，就在圣米歇尔大街和卢森堡公园的一角之间。公园的对面就是奥德翁剧院。《芝加哥论坛报》是个绝妙的东家，而这家里斯本旅馆是个绝妙的住处。就像附近所有18世纪的房屋一样，这家旅馆有向人行道伸出的坚固扶壁支撑，所以整体向街道倾斜。这里有一块指示牌，说明两位伟大的法国诗人曾经住在这里，前一位是波德莱尔，后一位是保罗·魏尔伦——疯狂的魏尔伦，评论家朱尔·勒迈特说他野蛮、粗野、天真，灵魂中却有音乐，能从远方听到别的诗人听不到的声音。疯狂的魏尔伦有一天在布鲁塞尔喝多了酒，大发脾气，想杀死他的密友兰波。兰波也是个疯狂的诗人。虽然兰波侥幸逃脱，子弹只打穿了他的手腕，魏尔伦却因此在比利时的监狱中被关了两年。魏尔伦狂暴的灵魂在这个旅馆中徘徊。我们都热切地读着他的作品，我猜可能是想要在写作和饮酒上赶上他——显然我们在后一个方面更为成功。

房间相当大，有一张大书桌和一个书架。宽大的落地窗从地面直达天花板，采光很好。有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一个梳妆台，一个大镜子下有个洗脸池。因为房间不带浴室，还有一个代替浴缸的坐浴盆（一层有个浴缸，可是旅馆主人用它来装煤了）。墙纸刺目的色彩和肉麻的图案能让人晕头转向，除非你不去看它。房间虽然破败，却有一样现代的设备，那就是中央暖气。只可惜它时时会停。不过当它不运转的时候，你可以用壁炉烧煤取暖。

这家旅馆一个月的租金只有250法郎（相当于10美元），你还有什么奢求？只有一件事：还缺个好点的厕所。每一层的楼梯口处只有一个所谓的“站式厕所”，需要相当的练习和娴熟的技巧才能掌握它。法国人叫它“土耳其厕所”，也许土耳其人用起来更熟练吧。它明显是土耳其人的发明。这间小小的厕所只有衣橱大小，当你关上门时一只25瓦的小灯会发出昏暗的亮光，照着那个四英寸大小的水泥茅坑，坑的两边有两块凸起的踏脚，类似擦皮鞋摊上的那种。问题在于要掌握好平衡，不能向前摔倒。潮湿的墙上有个钉子，插着一摞裁好的旧报纸，这就是厕纸了，你完事之后还要保持住平衡去够到它们。最后，你要在昏暗中摸索那没了把手、生锈的水箱铁链。使用者逐渐变得驾轻就熟，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你的大腿肌肉也发达起来，差不多能演杂技。不过你的客人，特别是从美国来的那些人就难以适应了。头一年冬天，就因为这个过道尽头的土耳其厕所，我险些失去了一位可爱的女友。这姑娘毕业于美国瓦萨学院，来索邦神学院学习法国文化。她出身于纽约的富人家庭，家教良好，从来使用着美国文明提供的最先进的设施。她说这使她对法国人很生气，她渡过大西洋，远道来学习，她崇拜法国文明，但不崇拜这个。

我在欧洲其他地方没遇到过这种土耳其厕所，即使在土耳其本地也没遇见过。但是，几年后的一天，我从白沙瓦去喀布尔，经过贾拉拉巴德的阿富汗国王冬宫，在国王房间的一角中我见识了同样的厕所。同行的一位法国考古学家觉得它非常原始，但是我告诉他，这样的厕所就在他祖国闪亮的首都中心，我已经习以为常。

当我到达的时候，里斯本旅馆里住的都是美国人，大多数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工作。我们将近一半的工作人员都住在这里，因此气氛十分活跃，只是不太能保留个人隐私。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事，尤其是恋爱方面，但是在我们那个年纪，这并不算什么。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房间里聊上好久，阅读并评论他人的作品，争论对一本书的看法，尤其重要的是，商量下午或晚上合资喝酒吃饭，给喝醉的、失恋的人一些建议和安慰。编辑部里建立的友谊在旅馆里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结下的友谊有些长达一生。[1]

里斯本旅馆很快成为我们工作之余的地理中心。这里与圣米歇尔大街只有几步路，后者是拉丁区的中心，路边是一家挨一家的书店，挤满了索邦神学院或其他大学的老师或学生。这些大学都分布在这条大街的附近。学生们挤在露天咖啡馆或廉价的小饭馆中，比书店的人还要多。大街两侧坐满了活力四射的青年人，显得生气勃勃。对于与他们同龄且刚刚走出校园的我来说，我发现我们很合得来，在某些方面，他们也许比我这一代的美国大学生更加成熟，更加自由开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待在校园、宿舍，或者愚蠢的兄弟会和姐妹会，而是住在无人监管的、膳食便宜的公寓或旅店中，像所有巴黎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独自生活，没有可怕的男女学监成天紧紧盯着他们。

往另一个方向走几步就是卢森堡公园。早在工作之前我就喜欢上了这里。如果天气好，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去那里散步。有时我会在奥德翁剧院停下，剧院的柱廊下是一个个的书摊，可以买到各种便宜的法文书。然后，我会穿过街道进入花园，经过美第奇宫，庄严的议会就在这里，后面是大喷泉。那里年轻人的穿着比美国同龄人整洁，他们下了课就聚在这里，在喷泉八角形的大水池中划船，或者骑着老驴游览法国皇后雕塑群像，驴是一对握有经营许可的老夫妻养的。

冬天还没有来的时候，我通常带着一本书，绕着公园散步一周后，找条长椅坐下。这需要我先付10生丁给一个老妇人，她戴的帽子标志着她在第三共和国中的职位——有轨电车的售票员。付钱之后，我坐下开始看书。我偶尔抬头看看过往的人流，惊艳于一些法国女子的美丽、风采和整洁的衣着。有时，她们中有人愿意坐下和我分享长椅，我会和她们聊上一会儿（我抓住一切机会练习说法语）。偶尔我们最后会一起去咖啡馆或饭馆接着聊，彼此认识。她们大多是学生，我感到，她们比我美国的大学女同学更有趣，明显更加开放。在我看来，她们学识惊人，学到的历史、文学甚至哲学知识比我多得多。也许她们也像美国女大学生一样，在上学期间物色丈夫，不过我从来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暗示。她们显然不是为了享受两性之爱而盼望结婚。我在巴黎的第一年在姑娘方面大长见识，在此过程中还大大提高了法语水平。也许，像伏尔泰所说，这才是学外语的最佳方法。

里斯本旅馆对面还有另一家旅馆。虽说不上豪华，但确实比我们的更有情调。乔治·桑塔亚纳每年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尽管他作为哈佛的交换教授在索邦神学院教过一年书，却从未对法国的这套风味感到自在。他虽然用英语写作，学术生涯也尽托哈佛，但他的内心或许仍然是个地道的西班牙人。我在上大学时开始读他的五卷《理性的生活》，近来高兴地发现，我可以在巴黎的美国图书馆借到第五卷。我认为，桑塔亚纳是美国（或许也是他的出生地西班牙）最富有原创哲学思想的人。他的哲学试图通过文学、艺术和科学朝向某种理性生活的发展来评价人类的进步，这强烈地拨动了我的心弦。只是我最终放弃了这种主张，通过他后来的论述，我认为他同样放弃了原来的主张。与其他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哲学家不同，他用优美的散文体写作，他的作品中浓重的诗意注定会对你产生影响。当我听说他就住在对面的旅馆时，我决定去见他，哪怕只是去告诉他，他的书对我来说多么重要。

我进入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时，哈佛的荣誉毕业生亚历克斯·斯莫尔在《芝加哥论坛报》值白班。哈罗德·斯特恩斯在战前上大学时听过桑塔亚纳的课，下晚班后大家一起去喝酒时，他们谈到他的话也非常有意思。这两个人一再向我保证会带我去对面的旅馆见他。可惜，他们总是一直喝酒，直到凌晨3点，然后对我说：“来吧，让咱们去叫醒桑塔亚纳！他肯定还记得我们。我们和他好好聊一聊。”时间已晚，大家又醉得不成样子，我当然打消了这个念头，劝他们也放弃。有一回斯莫尔兴致颇高，挣脱了我，说自己要去见那位伟大的哲学家，不过我怀疑他能否走到那里。也许门房就会把他扔出来。我始终没能让朋友在一个礼貌的时间带我去见他，而我又太拘谨，或者说是桑塔亚纳的伟大使我过于拘谨，不敢独自前往。

也许这样倒好。我后来发现拜会伟人非常令人失望，除了甘地和极少数人。也许桑塔亚纳不会。读他的书总使我感到我与他有某种紧密的联系，至少是在精神上的。读过《理性的生活》之后，我又读了他的讲稿、论文、自传《人与地方》，以及他的小说《最后的清教徒》。后两本书，出乎他的意料，在美国被每月读书俱乐部选为畅销书。他著述不断，直到1952年，以89岁高龄在罗马一所修道院中去世。虽然出生于西班牙天主教家庭，但他拒绝了现行的宗教信仰，而将信仰投给了他所谓的不可知论，坦然接受了生命的神秘。

从奥德翁剧院出来沿路一直走，奥德翁路12号就是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在这里不仅能买到，也能租到美国和英国的书。这地方成了左岸的美国地标，你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偶遇美国作家。西尔维娅说，海明威是她最好的顾客。她告诉我，1921年的一天他来到这里，带着他芝加哥时期的好友舍伍德·安德森的信。西尔维娅说，他非常害羞，却有魅力，贪婪地看着她的书架，并沮丧地说，他没钱成为租书会员。西尔维娅是个对作家很慷慨的人，尤其是对乔伊斯。是她精心呵护，使《尤利西斯》在1922年出版，并倾其所有在经济上资助乔伊斯，有时甚至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西尔维娅告诉局促不安的海明威，可以等他有了钱再付押金。他走时，高兴地抱着满满一怀书。[2]

西尔维娅·比奇出生于一个美国长老会牧师家庭，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教会的牧师，那时伍德罗·威尔逊任该校的校长。她的父亲和威尔逊成了好友，后来比奇先生在白宫为威尔逊的两个女儿主持了婚礼。一战时，西尔维娅跟随美国红十字会来到巴黎。吸引她的不仅是巴黎，还有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友谊。莫尼耶在奥德翁路7号开了一间名为“书友之家”的法文书店。比奇留了下来，莫尼耶帮助她建立起了自己的买卖。她们难舍难分，形影不离。我第一次见比奇小姐时，她是位愉快的年轻女子，五官分明，有一双快乐的棕色眼睛，散在肩上的棕色头发有些乱。她的举止和衣着像她的伙伴一样，有些男性化，让我这样一个天真的中西部青年刚开始有些退缩。但是她很友善、热情，时时大笑，讲笑话，还说些常来她书店的作家的闲话。她不怀一丝恶意，除了对格特鲁德·斯泰因。后者偶尔和她的同伴艾丽斯·托克拉斯来这里。比奇喜欢托克拉斯，会说“她心细、成熟”，但说“格特鲁德还是个孩子，她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写作”。这样的评论开始让我感到意外，但是后来我理解了。也许西尔维娅的态度是出于斯泰因对乔伊斯明显的嫉妒，以及对他作品的尖刻评论。对西尔维娅来说，这等同于亵渎。

我买不起美国书，就把大部分钱和时间花在法文书上。我的法文提高了之后，全部法国文学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喜欢在莎士比亚书店的书架和桌椅间流连，或是被请去里间喝茶。冬天，那里的壁炉生着火，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谈话。虽然如此，我不像海明威、庞德、罗伯特·麦卡蒙和其他年轻作家那样经常去。

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街对面的莫尼耶书店里，那里法文书的价钱只是美国书的四分之一。那是个奇妙的地方，很多我正读着他们作品的法国作家在那里聚集，其中不乏成名作家。你会走进去看看出了什么新书，或者找些旧书来读，也许你能看见角落里有一群法国作家争论、比画着。有时你会看见安德烈·纪德、朱尔·罗曼、保罗·克洛岱尔、路易·阿拉贡、安德烈·布勒东和瓦莱里·拉尔博[3]。纪德和罗曼的小说、克洛岱尔的诗和戏剧已经在法国文坛大放异彩。我热切地读着这些作品，但后来我对它们的兴趣逐渐减退。尽管纪德十分著名，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47年），但我觉得他从未写过一部伟大的小说。但多年以来我对他清晰易懂的散文十分着迷。

1925年，安德烈·布勒东是公认的超现实主义领袖，莫尼耶的书店是它的总部。布勒东固守超现实主义到了最后，而他的弟子阿拉贡则早早离开，倒向了共产主义和它的日报《人道报》。拉尔博虽说是个没什么名气的诗人，但人很有意思。他这时十分钟爱乔伊斯，特别是对他的《尤利西斯》。他称乔伊斯为“最伟大的作家”，《尤利西斯》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语言中最伟大的小说”。他极为用心地把这部作品译成法文。在莫尼耶的书店里，还会遇到一群当代法国作曲家：达吕斯·米约、乔治·奥里克、弗朗西斯·普朗，还有阿蒂尔·奥内热。在巴黎，你会越来越多地听到他们的作品。我虽然认为这些作品都源自德彪西[4]，但是听来十分新鲜且有创意。

在莎士比亚书店上层的公寓里，住着一位大男孩似的美国年轻作曲家。他在1925年到1926年间突然成名，又同样突然地在20年代末遭到冷落。此人便是乔治·安太尔。至少在20年代中期，乔伊斯和庞德这两座文学灯塔对这位少年天才寄予无限的厚望。安太尔出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波兰家庭，后来来到欧洲，想让自己的作品在欧洲得到演奏——对美国来说，它们太高端了。是巴黎人将他捧红，使他轰动一时。法国评论家并不喜欢1924年他在普莱耶尔音乐厅的首演，认为他的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和四重奏“无力而嘈杂”，“只不过是一场不和谐音的大杂烩”。但是1925年，当我到达巴黎之时，法国和美国的新闻报道都开始对所谓的现代音乐上的革命性突破大感兴趣。报纸报道说，安太尔在他的《机械芭蕾》中写下了惊人之笔，他对现代音乐的影响，如毕加索对现代绘画的影响，即打破了传统的形式，创造出全新的作品。法国画家费尔南·莱热正在制作一部短片，配合《机械芭蕾》的演奏放映。正如音乐所表现的，这部电影描述的是大战后的世界，工厂、电机、机器和转动的车轮主宰了这个世界。乐评家透露，管弦乐队中包括了16架靠电力连动的钢琴，同步演奏，6台电动的飞机螺旋桨，12个较小的风扇，大量木琴、铃铛、锣、鼓和其他打击乐器来一同制造声响。

我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夏天和冬天，大家都在谈论正在到来的音乐艺术上的重大突破。报纸上引述乔伊斯，还有尤其是庞德的赞誉，称赞安太尔是20世纪的新音乐家，他的新作品会成为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那年冬天，安太尔正在修订他的杰作，时常也会和埃利奥特·保罗、欧文·施韦克一起造访《芝加哥论坛报》报社。施韦克是我们报纸的乐评人，是一位知名音乐人，曾和莫利茨·罗森塔尔[5]一起学过钢琴。他对新涌现的很多作曲家极力推崇，尽管去年他对安太尔的第一场音乐会评价不高。我发现这位才华超群的年轻作曲家非常招人喜欢。他的脸几乎像天使一样可爱。他懂得幽默，为人谦逊，言谈朴实，似乎熟知古典音乐，会解释说，他只不过在继承古典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形式。

终于，1926年6月19日，伟大的时刻来临了。《机械芭蕾》首场演奏会在华丽的香榭丽舍大剧院举行。庞德来了，他亲自组织并宣传了这场音乐会。到场的还有乔伊斯、T.S.艾略特、谢尔盖·迪亚基列夫[6]，以及巴黎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美术方面的许多顶尖人物。

芭蕾刚刚开始，安太尔坐在主钢琴边，操作着电动控制，此时混乱开始了。16架电动钢琴声、旋转的螺旋桨和风扇声、锣声以及种种音响之上，你能听见观众在大声喊叫——支持和反对的都有。一些人动起手来，这种事我没见法国人干过，或许大部分是美国人吧。螺旋桨带起的风把一个胖老头的假发吹到了空中，落到了后排。我周围的男男女女都把领子竖起，挡上耳朵，或是把帽子拉低，并且支起雨伞。他们是想保护听力，还是挡风，抑或是表示不满？我不得而知，或许三者兼有。许多雨伞被吹得里朝外翻了过来。

突然，埃兹拉·庞德大步登上舞台。

他用法语和英语喊：“安静！安静！你们要是不喜欢就滚蛋！要么就做到起码的尊重！”这时的诗人变成了普通的美国佬。他请他的被保护人继续。其实大可不必。虽然观众席上已经大乱，这些机械装置却径自演奏了下去。它们一经启动就再也停不下来，即使安太尔本人也无能为力，他神情沮丧地坐在控制台前，直到结束。结局就像埃利奥特·保罗第二天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报道，“打架的人静静地离开了”，安太尔获得了留下的听众的“热烈掌声”。保罗接下来幽默地评价：“剧场的气氛对音乐艺术来说是完美的，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种非凡的体验。”

确实如此。除了巴黎，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让人有如此不平凡的经历。对我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晚上，虽然安太尔的噪声与我对音乐的理解毫不相干。对年轻的安太尔来说，这一定也令他兴奋。他一定以为他或许正在成为新一代的贝多芬。他已经开始批评那时在巴黎生活和作曲的斯特拉文斯基[7]，说他是“冒牌的记谱员”。在那个电器轰鸣的夜晚，他不会知道自己的人生和事业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四年以后，1930年春天，我任《芝加哥论坛报》驻维也纳记者。奥地利和德国的报纸都在报道安太尔的歌剧《横渡大西洋》（它在美国叫《人们的选择》）在法兰克福的首演。德国和奥地利的乐评家对他的歌剧评价很高。施韦克起初对安太尔的态度有所保留，但也从法兰克福向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发来报道：“这是现代歌剧史上的伟大成功……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作曲家的杰出才能，这出歌剧使美国人感到自豪。”

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美国作曲家之后的境况如何呢？我在欧洲再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数年之后，我回到美国休假，暂时待在加利福尼亚。有人给我看一张旧金山或洛杉矶的报纸上的联合专栏，作者署名是好莱坞的乔治·安太尔。专栏内容与音乐无关，却是给失恋者的建议。会是巴黎的那位乔治·安太尔吗？我不敢相信。

施韦克称巴黎是世界音乐之都。也许是吧。我来这里的第一年，听了很多音乐，一般是在我不当班的晚上。我会去歌剧院，坐在顶层的座位，这个位置的票只要25美分。无论演什么，我都享受着每一分钟，渐渐开始熟悉了大量的剧目。每个周日下午，上班之前，我都会去听一场交响乐演奏会，一般是和埃利奥特·保罗一起，他的音乐知识非常丰富。他挑剔演奏和指挥，但和我一样热爱音乐。一天下午，他低声对我说：“看看中提琴席上的这些混蛋，他们在读《不妥协者报》！”《不妥协者报》是当时巴黎销量很大的一份下午发行的报纸。的确是这样，一到中提琴的演奏间歇，这些乐手就从地板上拾起这份报开始浏览。也许他们在看体育版，因为他们在赌马。尽管那种演奏马马虎虎，却可以让我入门。我很早就开始听伟大作曲家的音乐，最早在芝加哥，后来在爱荷华，熟知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圣-桑、柏辽兹等。克赖斯勒、海费兹和鲁宾斯坦每年都来巴黎开音乐会，我会攒下法郎买票听他们的演奏。在普莱耶尔音乐厅，我第一次感受塞戈维亚弹奏吉他的魅力。室内音乐会贯穿整个冬天。这种音乐形式对我来说虽然陌生，但我一开始就爱上了它。我日后到了维也纳、柏林，又回到美国，在纽约或是坦格尔伍德，这种热爱与日俱增。

在巴黎还有非常好的教堂音乐，我总是去那些天主教教堂聆听它们。午饭后，我就沿着奥德翁路出发，逛完书店后，转过街角去圣叙尔比斯教堂。几乎每个星期天下午，马塞尔·迪普雷都在那里练习他认为全法国最好的管风琴。我在家乡听过他的演奏。他去过寇伊学院，主持某个百万富翁赠送小教堂管风琴的仪式。现在，我却能坐在这座宏伟的古老教堂里，欣赏巴赫等人如雷贯耳的音乐，也只有迪普雷——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管风琴家才能奏好它们。

在巴黎的第一个冬天，我继续学习法语和一些历史、文学知识，为此我开始在法兰西公学院听讲座。这个学院享有盛名、独树一帜，在著名的古典主义者纪尧姆·比代的劝说下由弗朗西斯一世于1530年建立。比代想让高等教育从教会把持的索邦神学院的陈腐中摆脱出来。在那时，索邦神学院只教神学，固执地将科学、希腊和拉丁文学的课程排斥在外。法兰西公学院很快便成为法国的知识中心，不只因为它教授所谓的“异教”经典，也因为它的科学课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它的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哲学和经典研究遥遥领先。它不受国立大学所受的限制，没有正规的入学，不用交学费，也没有考试，没有评分，也不授予学位。我随意去听讲，那是完全免费的。主讲人都是法国当时顶尖的学者。亨利·柏格森是那时法兰西公学院的灯塔，但是那年冬天他生病了，没有开设讲座。这让我有些失望。但是其他的课也一样好，我不只在法语上，也在历史和文学方面有进步。

没有听到柏格森的课，我有些失落。尽管他的文笔优美流畅，有时像诗人一样激情澎湃，我觉得他的哲学却很难读。在一战前，他对法国作家、画家、教育者、劳工领袖，特别是军人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在一战后也未曾减少。我想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你仍然能感到他的《创造进化论》对法国的影响。该书出版于1906年，至今仍然读者甚多。我记得威廉·詹姆斯读过这本书后欣喜若狂，给柏格森写信说：“您是位魔法师，您的书令人惊奇，是真正的奇迹……作为伟大的有创意的哲学家，您的名字将流芳百世。”在我看来，这本书过分强调了直觉和非理性而非智力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也过分强调了“生命冲力”为人类和社会的驱动力。对诗人和画家来说，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他的理论同样影响了乔治·索雷尔、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一战前，在法国军事学院中的福煦[8]和青年土耳其党人把他的理论发展成全面攻势、突袭、生命冲力，想以此赢得世界大战。还有一位无名的年轻军官，我和全世界会在很久之后才知道他的名字——夏尔·戴高乐，他当时以柏格森主义为其行动的哲学核心。尽管如此，柏格森的反智主义（他自己却是位不折不扣的学者）、他对理性和理性主义价值的拒斥使我感到困惑。渐渐地，我被他流畅的文笔俘虏。巴黎人一点也不感到意外，1927年，柏格森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已经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也是法兰西公学院中最重要的人物。我注意到，哲学家在法国有他们应得的地位，在斯德哥尔摩也是这样。

我偶尔也去索邦神学院，听听告示牌上标出的一些特别讲座。顺带一说，1927年将发生我人生的另一次转折，带来工作的新方向，这使我不得不中断在法兰西公学院的学习。这年一个春天的傍晚，我去索邦神学院的圆形剧场，听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讲座。他当时是世界知名的小说家、杂文家、记者、预言家，最近又新添了历史学家的头衔。他的《世界史纲》于1920年出版，横扫英美，已经售出200万册。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这本书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不仅普通人读它，它也获得了很多史学家的称赞。汤因比[9]就认为这是一部杰作。

在我看来，威尔斯在讲座中总结了他所有作品的一个主题：除非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否则可怜的人类将毫无前途，而建立这个世界性的国家必须依靠一小部分有创造力的、致力于拯救人类的精英。他在每部作品中都强调这一点：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交付一小群上层阶级，他们会为我们着想，让我们为了人类的美好而努力。而威尔斯和他们保证会做到。

我觉得这很可怕。但是威尔斯一再解释，除此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一口蹩脚的法语，不只有英国音，而且带着伦敦腔，声音尖锐。那种声音让我觉得难以信任。

威尔斯毕生是自由主义者，现在又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可是他迷恋精英集团，要把我们不完美的世界全部交托于他们，这种态度真让人感到意外。精英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如果法西斯真有所谓核心的话。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鼓吹的就是这个。德国有个右翼分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刚刚出版了《我的奋斗》第二卷。我读过一家法国报纸的介绍，他在书中宣扬的和威尔斯一样：只有精英才能拯救世界。一个优秀的种族，通过生物选择获得纯正血统，智慧并且冷血，能让我们错误的世界恢复秩序。从慕尼黑发出的报道说，这本书成为国家社会主义——一场新兴的法西斯运动的“圣经”。该运动在一战后混乱的德国方兴未艾，随后，1923年，希特勒发起的愚蠢的啤酒馆暴动失败，他因此入狱，这场运动也就渐渐消亡。现在，这位社会主义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竟在索邦神学院对法国人鼓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采取的为独裁辩护的扭曲理论，而他本人还是位反法西斯主义者。太令人失望了！我的又一位文学偶像倒下了。

那时的我，在初到巴黎的那些年，发现了法国菜和法国酒。我是个来自中西部的乡巴佬，饮食简单，不过是猪肉、土豆、苹果派和牛奶。吃法国餐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冒险，一种教育，在当时和将来都让我享受，感到生活的幸福。不像20世纪70年代的现在，那时的法国餐很便宜。巴黎人，只要有工作或者有少量收入就吃得起，虽然不是顿顿如此——那样会失去乐趣——但也时常能享受到。

我平日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解决三餐，有之前提到的奥德翁路口的那家餐厅，还有家叫季纳姆的俄式小餐馆。后者在万神殿附近窄小的鲁瓦耶-科拉尔街上，我上班前就在那里吃晚饭。还有家叫作吉洛特的小酒馆，就在拉马丁路上巴黎大报《小日报》的楼下，我报也由这家报社出版。我们这些薪资微薄的麦考密克上校的奴隶就在这里上班。吉洛特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个聚会、吃喝的理想场所，在我们工资没发下来前就已花光钱的时候，吉洛特太太还允许我们赊账。虽然有吉洛特先生，但这里真正的东家是吉洛特太太。她40多岁，身材敦实，嗓音低沉，人很健谈，也爱说笑，总能因为一点小事开怀大笑，笑声极富感染力。在粗犷的外表下，吉洛特太太有颗金子般的心。她说自己绝不会让报社的任何人挨饿，不管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吉洛特酒馆的酒又好喝又便宜，饭菜也不错，特别是吉洛特太太的拿手菜：炖小牛肉、烤兔、图卢兹烩什锦。

季纳姆不是一家普通的俄式小餐馆。在巴黎，这样的俄式餐馆有上百家，都是逃离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移民经营的，老板们大都是，或声称自己是贵族。除去它便宜得不可思议的精美饭食外（一顿饭的价钱只有6法郎，也就是30美分），季纳姆还有其独特之处。饭馆的主人是位30多岁的瘦削男子，我肯定他曾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他的夫人结实丰满，头发乌黑，十分美丽，在中学当老师。他们的小饭馆成为巴黎大学的教员聚会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逃离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匈牙利法西斯的难民，这两种人的投合令人感到惊讶。我们也来这里聚会，我们把自己当作逃离美国清教主义的难民。《芝加哥论坛报》的很多人经常在这里用晚餐，然后在附近的盖吕萨克街乘上公共汽车。这辆车准时把我们送到报社大门口。可是，下了班之后，我们又返回季纳姆，叫一餐贵得多的菜肴，以鱼子酱和伏特加开始。夜色渐浓，每个人都在叫他们的第二瓶或第三瓶葡萄酒，或是更多的伏特加。男男女女的俄国服务员、俄国厨师和俄国客人，会拿出俄式三弦琴和吉他，送上欢快的音乐、演奏和唱曲，最后还要跳舞，直到男女主人来到，给大家倒上几杯免费的伏特加，然后不情愿地宣布，早已过了法定的关门时间。

就是在季纳姆，我初次遇见俄国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们。比起其他民族来，似乎他们与我们美国人有更多相似的地方：爱说、爱唱、能饮酒。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幅员辽阔，我们才有相似的性格和人生观。

也是在季纳姆，我第一次认识了几个匈牙利人，也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些粗犷的、脾气不定的人。不论眼前处境多么艰难，他们总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这似乎出自他们的本能。米哈尔·卡罗利伯爵常来这个小饭馆。他身上没有丝毫匈牙利人的粗犷，举止非常温和，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1918年，他在布达佩斯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接管了倒台的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起了一个新型的温和的社会主义政权，并率先将自己无数的田产交给农民。不到一年，他被迫下台，他的政府也随之完结。取代它的是贝洛·库恩领导下的短短五个月的共产党统治，而这一统治又被白色政权推翻，匈牙利由此成为欧洲的第一个法西斯国家。那些得胜的协约国在巴黎背叛了卡罗利，虽然如此，仍然不难看出，卡罗利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下场——他太高贵，过分相信人的正直，丝毫没有他继任者的冷酷和残忍。

可是，正是他让我开始了解欧洲正在酝酿的事情。无情的人，残忍的一伙，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有的已经得手，有的伺机待动。他坚持认为，是法兰西共和国领导下的所谓民主协约国联盟，纵容匈牙利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法西斯国家。

他会告诫我：“你看，我们的法西斯比墨索里尼进军罗马[10]还要早三年。不要小看了它对德国的影响，近在巴黎这里，远在伦敦，每个人都对布尔什维克感到恐慌。而我感到法西斯更为危险，更有可能得手。留意一下慕尼黑的小个子希特勒，他的样子虽然像卓别林那么滑稽，但他其实一点也不好玩。”

我喜欢卡罗利，但是没有把他的政治警告放在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失败富有典型性：高贵的、民主的欧洲人在战争和革命中取得了胜利，构建了差强人意的社会。但我不能像他一样看出，未来只属于那些残忍的极权主义者。墨索里尼在巴黎人眼中是个笑话，可是他能让火车正点。无论在巴黎还是伦敦，甚至在德国，据我所知，没有人留意过那个慕尼黑的留着查理·卓别林式小胡子的小个子。

1925年10月，我到巴黎没多久，《洛迦诺公约》就签署了。这给欧洲带来了一种缓和。这个协议把战败的德国又纳入了欧洲国家。签署这个协议的德国政府不只民主，而且十分稳定，因此，所有的巴黎人都觉得，《洛迦诺公约》保证了世世代代的和平。几个世纪以来，在法国和德国的边界，以及比利时与德国的边界上纷争不断，战争频发。现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四个强国共同签署了和平协议。遵照《洛迦诺公约》的条款，它们欢迎德国回到国际联盟之中，国际联盟应当维持世界和平。伦敦大报《泰晤士报》和巴黎《时报》发布了社论，向人们保证，是民主与和平最终使德国回归。

因此，我也没有太多关注卡罗利伯爵的警告。他身边经常围着一群年轻的匈牙利青年，大多是流亡的学生。和我一样，他们对这位可爱之人的政治预言持怀疑态度。他们是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很吵闹，非常可爱。像我一样，他们也想在这个使他们暂时流亡的世界里找到一些个人的前途。眼下，他们想尽可能地享受着生活给予的一切，而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若是晚上不用上班，而我又有些余钱，我就去更豪华一些的餐馆，不妨把这称为庆祝。巴黎那时还没有被美国化，没有几家“美国酒吧”。我们不会一上来就喝鸡尾酒或烈性酒，而是先聚在一家露天咖啡馆，要些开胃酒。例如在双叟咖啡馆，它正对着老圣日耳曼德佩教堂，11世纪的罗马式塔楼巍然耸立；或者在蒙帕尔纳斯的穹顶咖啡馆，这里活跃着左岸的美国人，还有性感风骚的法国模特吉吉，我们都爱她；[11]还有和平咖啡馆，它在大环路，正对着街角的大剧院，这里能看见来自十多国的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在这个欢乐之城寻欢作乐。我们随便找一家咖啡馆，在外边喝着雪莉酒或苦艾酒。这是晚上美食美酒之前的最好的开胃准备，令人食欲大开。几杯马丁尼或威士忌会毁坏你的味蕾，麻痹你对食物和酒的感觉。

一部分的乐趣在于商量在哪里吃。如果想吃牛排，那你就需要乘出租车到东北部肉铺区的达戈尔诺饭馆。这家饭馆的牛排是全巴黎最好的。要是想吃鱼的话，你就得去马德莱娜附近的普吕尼耶餐厅。当时，这里的鲜牡蛎和干白葡萄酒真是一绝。假如你想去享受真正的美食，那就要去香榭丽舍大街的富凯饭馆。你可以在那里的露天座直接叫开胃酒，看着宽阔的人行道上行人来来往往。那时香榭丽舍大街上还没有什么车辆污染空气，也没有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声。有时，我喜欢去阿尔玛广场的弗朗西斯之家，在那里俯瞰塞纳河，河对岸的左侧是埃菲尔铁塔和荣军院的金顶。这里有很多露天座位，在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在外边享用，看着左岸和埃菲尔铁塔上灯火明灭。那里的饭前小点比目鱼和鲑鱼棒极了，与之相配的是上好的干白，价钱也很公道。

餐馆很多，任由你选择。我们可能会去中央市场中心的法拉蒙餐馆，那里的卡昂牛肚久负盛名。我们也会去歌剧院大街上的小里什餐厅，从它古老的装饰来看，这家餐馆一百年来没有多大改变，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武夫赖干白。这种多变的葡萄酒是法国的荣耀之一。还可以去小马棚街的芙洛餐馆，那是一个阿尔萨斯人开的低矮的老式饭馆，它的酸菜、香肠和啤酒是最好的。这个地方离圣德尼街不远，在一座古老的弃置的空地的深处，两侧是旧马棚，游客很难找到。通常大家最后会去我最爱的圣米歇尔广场，那里离我住的旅店不远。

广场上的那家饭馆叫作鲁齐耶旋转餐厅，它在菜单里自夸说，这里是“美食家的圣殿”，而在当时确实如此。这里有各种牡蛎和扇贝，它的什锦白拼盘也多得惊人，分别用两三个不同的小推车送上。它用鱼和肉做的菜名目繁多，十分可口，让人不知如何选择。地方特色菜目下有一种龙虾，叫“烩油煎鳌虾馅饼”，烤兔肉被标为“强力推荐”，松露则埋在炭火下面烤熟。甜点是圣米歇尔蛋奶酥，由主厨亲自操刀，不负盛名。这里的酒水清单也是我在巴黎餐馆中所见最多的——200多种葡萄酒，从近期酿制的梅多克红葡萄酒（10法郎，相当于40美分一瓶）到1902年酿制的三种葡萄酒，酿制了25年，分别是波尔多红葡萄酒、勃艮第红葡萄酒以及勃艮第白葡萄酒，价格从50法郎（2美元）到75法郎（3美元）不等。菜肴也相对不是很贵，鱼和肉菜——龙虾、比目鱼、黑椒牛排或小牛排佐嫩蒜青蔬，这些菜的价钱只在50美分到75美分之间，是现在的几分之一。

鲁齐耶餐厅就在附近，很方便。要是时间太晚了，还可以去双叟咖啡馆对面的利普啤酒馆。那里的啤酒、酸菜和奶酪都非常好。到了午夜，利普里满是来自左岸的美国人。我就是在那里，和别人一起，遇到了美丽的凯·博伊尔——她代表了一种美国女作家中更为自由的精神。她的艺术生命与他人相比更为长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她仍在创作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中长篇小说。有时，当文森特·希恩和希勒尔·伯恩斯坦来了（那就是说，没钱了，正为巴黎版《时报》干活），会带我去他们喜欢的一处意大利小饭馆，这家饭馆在圣米歇尔大街上，卢森堡公园的对面。那里的意大利面、黄油浇汁面和基安蒂红葡萄酒是这一带最好的。而且，当其他的顾客走了之后，主人、他胖墩墩的妻子还有希恩会坐到钢琴旁，唱十几首意大利歌剧咏叹调（希恩似乎记得所有曲目），一直唱到夜深。年轻时在巴黎的好日子总是离不开咖啡馆和餐馆。我们不是只为了吃喝才去那里，也为了在那里能够谈话、唱歌、欢笑、争论、谈情说爱。

除了以上这些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去处，只在非常特殊的场合才去。一年之中只有三四次，下了晚班，我们会去那里狂欢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洞穴旅舍深深的地窖，我们在那里大吵大闹也不会惊动任何人。埃利奥特·保罗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中回忆这家小旅店和它的地窖，以及它所在的蜿蜒的胡切特街。时过境迁，在我眼中，这个地方是巴黎最奇妙的一条街道。

这条街只有300码长，从圣米歇尔广场起，延伸到小桥街，在码头和塞纳河后面，并与之平行，相距大约30码。虽然不长，这条街上却有三家妓院，主要的一家就在警察局对面，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街道。乌沙玻璃外面的招牌上写着“花篮”，老鸨是个厉害女人，我们听说她叫马里耶特夫人。爱荷华老家的法国叔叔当着母亲的面警告我，法国到处是“那种房子”，他心中想的一定是这条街道。

胡切特街朝向巴黎圣母院方向的尽头，就是洞穴旅舍。这地方古老失修，有些向后倾斜，里面又黑又潮。埃利奥特·保罗写道：“我在这里发现了巴黎和法国。”在这里，旅店地窖的凹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偶尔寻欢作乐的理想场所。下一段螺旋的石头台阶，就来到第一层地窖，再下到第二层。第二层的四周是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拱顶，地上垫着的石子是不同时期从塞纳河运来的。它曾经是个地牢。店主人将我们的盛宴摆在大地窖中间精致的桌上，烤乳猪或全羊，从近处一道铁栅栏后面的酒窖取来上好的陈年葡萄酒。同是哈佛毕业的哈罗德·斯特恩斯和亚历克斯·斯莫尔喝多了之后，就开始说荤段子。夜深了，保罗拿出吉他唱上几首法国和美国的老歌，之后劝我们大家加入他，我们就号叫起来，没人在调上。我们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放声吼叫，不会打扰到任何邻居或引起警察的注意，地牢的厚墙不会传出一点声音。到了早上六七点钟，我们终于乐够了，努力打起精神，晃晃悠悠地回家去。

那时，马里耶特夫人的“花篮”也已经关门。它每天2点开门，营业12个小时。我们有时下午，或者不上夜班的时候也来这里看看，在这里与夫人和她的女孩子喝杯香槟。她们待客十分热情，那些女孩虽然远说不上美丽，但也十分动人。她们和夫人都没觉得自己或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道德。她们总是喜气洋洋，乐在其中。开始我感到惊讶，我一直想知道色情业是怎么回事。我不只是中西部的清教徒，也是社会伪善的热心批判者，我谴责这个社会对年轻女子的剥削。可是，我现在想，为什么色情业贯穿历史、遍布各种社会，成了一个至今最古老的行业？我很熟悉有关理论，并且相信，原因在于经济上的困境，这种贫困损害和欺骗了穷人，而社会也默许男人玩弄女人。而现在，在这座警察局对面的妓院，我觉得我能够找到第一手的答案，并且能够考察这些理论。

但是，我始终没有获得成功。很明显，这些女孩子认为妓女是一种正当行业，趁还年轻可以赚到高于一般水平的钱。与其天天在百货商店里站得脚疼，为了生存甚至还要多站几个小时，这个职业更为划算。我认识一位年轻女子：浅黑色皮肤、聪明、活泼而有教养，她在老佛爷百货公司卖东西，工资少得可怜，她要用这份钱来支付房租、买菜、买衣服、抚养孩子。而马里耶特夫人的女孩们并不觉得她们被经济或男人剥削。并且她们说，婚姻，尤其是阔人的婚姻，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卖淫吗？女子为了钱出卖自己去结婚，不是这样吗？我必须承认，这些事情对我们，或者以我之见，对于“花篮”的女孩来说，并不十分重要。我们坐在“花篮”的客厅里，喝着香槟，与女主人和她的女孩们聊天。每个女孩——米雷耶、玛多、苏茜、黛茜、热尔梅娜（我要感谢保罗，他写的书里记录了这些名字），都是独特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大家都接受了命运。她们眼看就到30岁了，会按照法国旧有的习俗回到家乡的小镇或者小村，带着一笔不菲的嫁妆，那是从每天五美元的收入里辛苦积攒下来的。她们会找个男人，结婚生子，安顿下来，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乡村生活。

至于马里耶特夫人，我们都把她当成好朋友。保罗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中称赞她：“我把她当成朋友，一位有趣而美丽的女人……她对法国的爱和关怀在这条街上当属第一……”她不仅视自己为爱国者，而且视自己为深爱的祖国的有为公民。

我们去洞穴旅舍大多是安安静静地喝酒、吃饭。大约一周两次，我们会跑到旅舍顶层保罗两居室的寓所，他和一位迷人的中年法国黑发女子合住在那里。她会亲切地给我们倒茶，用法语与我们交谈一两个小时，帮我们提高法语水平。她的黑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衣服的颜色也是一成不变的黑色。从外表上看，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妇女。听保罗说，她来自图尔，那里人说的法语最纯正。因此我们受的训练应当是全巴黎最好的。她的语调和发音很文雅。她几乎可以引入任何话题：音乐、美术、历史、文学、戏剧。她的修养和雕塑般的面容让我着迷。她的眼中有些神秘的色彩，我察觉到她的躁动不安，她就像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关于这些，保罗却浑然不觉。

某个夏日，她不见了。我们照常来喝茶、上课，她却不在。保罗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他似乎很困惑。我们奇怪，他这么放荡不羁，却与这个中产阶级的一板一眼的女人相处得如此融洽。这不大像他的所为。现在她走了，他有些伤感和不安。

夏末的一天，我正和《芝加哥论坛报》的校对员斯韦德·斯温森一起去上班。当时我们正经过法国国家图书馆，在黎塞留街附近的一条繁华小街。他忽然对我说：“这里有家‘房子’，我们去歇歇脚，喝杯香槟。那里有个女人，你一定有兴趣。”我怎么也想不出我想见那里的什么人，而且不想现在喝香槟，因为上班已经晚了。但是他坚持要去，于是我们就进去了。这里虽说比胡切特街的“花篮”高雅多了，但无疑仍然是同样的场所。我大吃一惊：主人就是那位端庄的女人。她坐在高高的前台后面看书，有几个女孩斜倚在那里，在看电影杂志。那女人看到我们，微笑，走下来，指了指长沙发，然后与我们一同坐下来，坚持请我们喝香槟。

她问：“在这里看到我你很吃惊？”

“没有。”我撒谎。

她说：“你虽然天真，可我想你注意到了，我和埃利奥特在一起时并不自在。”

我回答说：“我想你有时烦躁不安。”

“是的。所以我才回到这里。”

我说：“你是位好老师，我向你学了不少法语。”

“有用就好。”她笑道。

我们干了香槟，起身告辞。

这时我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她点头微笑。她真是十分有魅力，不像是这种地方的人，而是稳重、有教养的中产阶级。

“你在哪里认识埃利奥特的？”

“这里，”她回答，“是他带我离开的。”

[1] 内德·卡尔默是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员，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地记者和评论员。他发现里斯本旅馆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5年之后，他以此经历为题材写了小说《夏日》（All the Summer Days），1961年出版。

[2] 海明威后来这样描述在莎士比亚书店与西尔维娅·比奇的初见：“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见A Moveable Feast，p.35（paperback edition）。

[3] 安德烈·纪德，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朱尔·罗曼，法国作家、诗人；保罗·克洛岱尔，法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外交官；路易·阿拉贡，法国诗人、作家、政治活动家，战后参加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安德烈·布勒东，法国诗人和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瓦莱里·拉尔博，法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

[4] 德彪西，法国知名作曲家，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

[5] 莫利茨·罗森塔尔，波兰知名钢琴家和作曲家。

[6] 谢尔盖·迪亚基列夫，俄国艺术评论家、赞助人，芭蕾舞经纪人。

[7] 斯特拉文斯基，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

[8] 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任协约国军总司令，被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9] 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名著《历史研究》。

[10] 1921年，意大利国会选举中法西斯党在535席只取得105个议席，1922年10月，墨索里尼不满，号召三万名支持者进入罗马。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被迫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标志着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乃至欧洲的兴起。

[11] 海明威曾为吉吉的回忆录作序，这也是他第一次为人作序。吉吉，在我的记忆中，有浓密的黑发，珍珠一样洁白的皮肤，性感的鼻子和嘴，大而明亮的眼睛。海明威写道，她有“精致的面庞”和“异常美丽的身体”，认为她在20世纪20年代“征服”了巴黎。

第十四章 成为记者的夏天

在巴黎的第一年过得飞快，我爱这里的每个时刻。1926年的夏天，我来巴黎整整一年。这个夏天奇妙无比，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夏天，它带给我另一个转折点，对我的两位朋友来说也是这样。我的一个朋友是勤奋的画家，另一位是勤奋的作家。为了寻找自我，他们离开了巴黎，回到美国，而且很快就有所成就，理所应当地出了名。

那个可爱的夏天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芝加哥论坛报》日间记者的新工作使我开启以后长达20年的记者生涯，尽管我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察觉。这份工作还促成了很多其他事情，例如，见到三位了不起的美国女性，她们在欧美已经成名，是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我多情地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位，尽管她并不知情；而此时我实际上正和一位活泼的巴黎女子火热地相爱。这一定是季节使然，白天温暖明亮，公园和乡间开满了鲜花，夜色又十分温柔。白天，蓝天上飘着羊毛般雪白的云朵；晚上，夜空中闪耀着繁星。我22岁。这个季节，这般年纪，这份工作。巴黎版《纽约先驱报》晚间编辑阿尔·莱尼曾记录当时在报社工作的情景（他后来成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优秀体育记者）：“这么多人，挣这么少钱，却拥有这么美妙的时光，这在新闻业史上绝无仅有。”[1]

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的一些工作非常无聊，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后悔离开了夜班编辑的岗位，尽管夜班工作在干了快一年之后也变得机械和乏味。上夜班解放了我的白天时间，我猜自己只不过想改变一下。在我内心深处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当了本地新闻记者，就可以逐渐当上芝加哥总部的驻外记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心声：觉得自己当不了——至少不是马上——像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那样的大作家，就退而求其次，把成为驻外记者当作自己的目标。这番雄心在我心里生成大概始于在巴黎的第二个夏天。这份工作工资比较高，而且是付美元。它很有吸引力，可以在全欧洲，甚至去亚洲旅行，亲身经历那些决定历史的重大事件。可是，当驻外记者的机会并不多。大概几年一次，《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分社社长亨利·威尔斯才会在我们20多个本地记者里选中某个人。他是个苛刻、厉害的小个子，在纽约做治安新闻多年，然后是战地记者，最后成为巴黎分社的社长。他似乎对我不感兴趣。

记者这份新工作无聊的部分是报道逐渐扩大的美国侨民圈。这个群体大约有2.5万名美国人，他们组织了很多社团，就像在美国本土那样：商会、扶轮社、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还有一所造价上百万美元的医院、一座美国图书馆、若干美国学校和教会，以及几十种其他组织。在这个移植而来的美国社会的顶端是美国人俱乐部（American Club），它每周的午餐会我都得去报道。会上的讲话冗长、乏味，但是需要我长篇报道。不过，偶尔会有法国总理、财政部部长或某个将军会利用这一场合发布法国政局的新动向。这时，我的报道就会登在报纸首页，并且被威尔斯发回芝加哥，如此，似乎就能在他心目中为我加上几分。美国人俱乐部的年度大事是7月4日独立日宴会。届时年轻记者有机会遇见法国政要，如总统、总理和一些内阁部长，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面晤了法国率领协约国赢取一战胜利的三大元帅，他们是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贝当、马恩河战役的英雄霞飞。他们之间不合，在战时是竞争对手，至今关系冷淡，他们都十分高傲，以至于不屑隐瞒他们的不合，这让我觉得更加有趣。我不得不说，他们的确是一表人才，五官轮廓分明，举止庄重，却不像普鲁士军人那样傲慢或者好斗，令人印象深刻。福煦的天才显现在他的脸上和言谈举止中。

这三人，尤其是福煦，都十分景仰美国大使迈伦·T.赫里克。这大概是因为1914年德军进攻，法国政府逃往波尔多时，赫里克留在了巴黎。赫里克英俊、友善，满头银发，此时已是老年。他在思想上不算有大智慧，但是明于待人接物。在巴黎的整个任期，他连基础的法语也没有学会，我经常感到奇怪，他与福煦如何交谈？因为我在六七次宴会上见过他们谈话，这位法国元帅不懂英文，而他也不懂法文。有天晚上，当客人都站着聊天时，我决定走近他们，听听他们说的是哪国话。赫里克把我介绍给元帅——这是第四次或者第五次。之后，两个人接着聊，并不在意我是否偷听。我还记得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使用的语言。

赫里克：元帅您好，您好吗？

福煦：好，很好，非常好。您呢？

赫里克：是，很好，元帅，您好，您好。[2]

这样进行了五分钟，并且内容仅止于此。

比报道美国侨民更乏味的是报道那些美国游客的恶作剧。20世纪20年代中期，年轻人乘轮船横渡大西洋，大批拥入巴黎，要在这个欢乐之城寻欢作乐。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圣拉萨雷车站迎接搭载那些船客的火车，接着从那里去右岸的豪华酒店，进一步采访游客中值得采访的家伙，尤其是从芝加哥来的。这件事很奇怪，一个美国人，跑到巴黎来，口袋里塞满了旅行支票，脑袋里抛弃了原来的概念和想法，忘记了礼仪（假设他确实有过），一时间就成了傻瓜和野蛮人：招摇、俗气、疯狂，对毕竟还算东道主的法国人的看法一点也不在意。这个美国人在家乡其实可能并非如此糟糕。当他妻子（他一直管她叫“母亲”或“妈妈”）去卢浮宫或其他“有文化”的景点，接着去时装店买新衣服时，他就到最近的酒吧把自己灌个烂醉，醉态一直维持到离开的那天，然后朋友把他塞进返回的火车。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任务是采访赛事。不知为什么，办公室里传言，说我在美国是个挺不错的体育记者，虽然我只做过锡达拉皮兹《共和时代报》的“有名的体育编辑”。所以，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报道当年春天的法国网球锦标赛。我对网球不在行，也从来没看过一场重要的网球比赛。但是，体育报道很好学，而且那一年有很多网球报道可写。法国不光出了“四骑士”——科歇、拉科斯特、博罗特拉、布鲁农，在纽约的森林山、英国的温布尔登以及法国本地的网球锦标赛上，他们开始打败美国和澳洲的对手，而且，他们还有苏珊·朗格伦，这颗耀眼的、欧洲最伟大的女子网球明星。不过在这一年（1926年），她遭到了海伦·威尔斯这个扎着小辫子的美国小姑娘的挑战。2月在里维埃拉，她们有一场划时代的决战，巴黎所有报纸都用头版做了详细报道，吉姆·瑟伯——当时他负责我们报纸的里维埃拉版的内容（里维埃拉版甚至比巴黎版更加神奇，因为其内容几乎全部出自瑟伯的杜撰）——则用史诗般的散文体为我们报道了这场比赛，少不更事的美国女孩与久经沙场的欧洲老将的对决，他的文字就好像是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里截取的一章。朗格伦在球场里优雅地奔跑，像舞者一般，威尔斯则“板着面孔”，击球猛如壮汉。6比3、8比6，朗格伦险胜威尔斯。34年后，《纽约时报》资深的网球记者艾利森·丹齐克在专栏中评价这场比赛，称其为“这个世纪体育黄金时代的一场网球大战”。

现在，6月份的巴黎，两人将再次碰面，大家对这场比赛的期待超过了男单决赛。因为法国人坚信，像女子决赛一样，男子冠军不是科歇就是拉科斯特，这两颗正在升起的网球新星有望终结美国和澳洲选手长期称霸世界网坛的局面。锦标赛前几天，巴黎的报纸就为朗格伦和威尔斯之间的比赛制造紧张气氛，但开赛后几天，出了一件令人扫兴的事。威尔斯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医院，做了阑尾炎切除手术，退出了这个夏天的一切比赛。苏珊·朗格伦于是轻松地赢得了又一个冠军奖杯。她接着直奔英国温布尔登锦标赛而去——过去七年中，她赢得了六次温布尔登的冠军。但是，她不会再赢了。在温布尔登打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宣布成为职业网球手[3]。我敢肯定，威尔斯第二年一定会把她打下场。女子网球靠灵活敏捷取胜的优雅球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未来属于发球勇悍的网球手。

讽刺的是，虽然我对政治更感兴趣，但体育报道，尤其是关于网球比赛的报道对我当上驻外记者的帮助出乎我的意料。从那年夏天开始，整整十年间，我随时会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转去报道一连串的赛事：法国和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英国高尔夫球公开赛和业余高尔夫球比赛（尽管我对高尔夫一无所知）、1928年在圣莫里茨的冬季奥运会以及在阿姆斯特丹的夏季奥运会。这些都是严肃工作之余令人愉悦的插曲。

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尝试报道法国政治，虽然只是兼职。那一年，法国的头号政治人物是雷蒙·普恩加莱，他瘦小干枯，声音尖细。而他的主要政敌乔治·克里孟梭，一个愤世嫉俗的老人，仍然对法国有着重大影响。这两个政界的老将，总统普恩加莱、总理克里孟梭，意志坚定，誓要让大战中的法国保持完整。尽管在大战后期，法军前线多次战败，伤亡惨重，兵变连连，国家危在旦夕，但他们咬牙坚持到底，最终于1918年11月赢得了胜利。

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他们开始隐退。事实上，克里孟梭永久地退出了政坛。普恩加莱只是暂时退隐。这二人之中，克里孟梭是个更为有趣的人物。他的绰号叫“老虎”，他在混乱的法国政坛上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德雷富斯案[4]以及其他多起事件中，他在争取公平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918年，大多法国人称他为“胜利之父”，他曾主导巴黎和会，但挫败于英美虚假的保证，他们假称会在未来帮助法国抵御德国的进犯。

他也被自己的同胞挫败。1920年1月，法国国民议会在凡尔赛开会选举法国总统。仍是总理的克里孟梭拥有巨大的声望，他理应获得一致的支持。但是，国民议会被阴谋诡计分裂，选出了另外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保罗·德夏内尔，此人精神上几近癫狂，不久就不堪重荷，被赶下高位。这次败北对克里孟梭的打击很大，使他从此结束了漫长的政治生涯。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九年里，一直愤愤不平，垂头丧气。落选两年之后，他说：“我做的每件事都被人放弃了，20年后，法国必亡！”这是预言！我多次试图采访他，但是屡屡被拒，平素他对记者一概如此，声称自己没有什么想说的。不过，他不断出书，这说明他不是真的不想说。可以说他是法国政界最后一位老派政治家，熟读历史、文学、哲学，热衷艺术和艺术家。他的朋友有维克多·雨果、左拉、阿尔丰斯·都德、克劳德·莫奈、萨拉·伯恩哈特，等等。即使看到法国议会政治中的种种腐败，他仍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

普恩加莱同样不受腐蚀，但属于另一个类型。他在一战时任法国总统，战前和战后都出任总理。1926年夏天，他结束退隐生活，出手拯救法郎。此时法郎创下新低，法国就要破产。我当记者时见过他多次，一直到三年后他最后一次退出政坛。普恩加莱给人的最初印象十分深刻，如此干瘪，如此精细、学究气，声音如此尖细，像要刺穿什么，眼睛眯起来像猪一样，胡子像魔鬼那样尖尖的，这些使他看上去一点也没有人情味。他毫无温情，也无魅力，甚至举止也冷漠如冰。我常观看他在国民议会高谈阔论，无血色的身体里发出尖厉的声音，胡子尖在颤动，食指伸出，像是要把任何插嘴的人戳破。冰冷、精确、犀利的言辞没有丝毫缓和之意，也不会讨好任何人，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

他介绍为了拯救法郎而组成的新政府时，有位共产党议员向他喊：“一有麻烦你就会出现！”普恩加莱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像在接受夸奖。他的清廉、正直和完成艰巨工作的惊人能力得到了一致尊敬，这让他在法国金融动荡时期得以撑持乱局。法国极少有类似的政治家。1928年，也就是两年之后，新一轮的选举开始，他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选票。人们似乎在感谢他救了法郎，把法国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不过，事情总是这样，付出最多的是穷人，他们承受了高物价和高税收，并且，低收入的人发现，他们在战前和战时用毕生积蓄的金法郎买来的政府公债，因为货币贬值，价值已经下跌五分之四。

在他于1929年夏天退休前夕的一次财政部招待会上，我又见到这位老人。那时我还在巴黎，被临时派给了这个任务。三年不间断的工作，再加上大病初愈，让他看起来疲惫不堪。这时，他已经从政41年，准备永远退出政坛。他回到了洛林的老家，那里是法德的边境。他一生痛恨德国，仍然对之不信任，并且心怀恐惧。在家乡，他安顿下来，完成了五卷回忆录《为法兰西服务》，也为报纸写文章。他从政几乎半个世纪，却没有因此而富有。而很多人因为从政而致富。他退休后必须靠写作谋生。

多年之后，我试图回忆这个人和他的一生。多数法国左派不喜欢他，而所有采访他的美国记者也不喜欢他，这些人中没有什么“极端分子”——普恩加莱确实目光狭隘，对法国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的气质冷酷而严厉，与他人相处常常缺乏气量。虽然如此，他具有相当的智慧，头脑清楚，博学多才，不受腐蚀。他对他的祖国法国一片赤诚，这种忠心使他常怀沙文主义的脾气。不过，这也有助于他完成重任，使法国为一战做好准备、坚持并取得胜利，最终他带领法国走出了金融危机。

他继续生活，著述颇丰，直到1934年10月15日去世。他活得足够长，看到法国自身和外面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世界性的大萧条又把法国击倒，莱茵河对岸的希特勒又走上了威廉二世的老路，普恩加莱在战前任法国总统时还见过威廉二世。普恩加莱在他深爱的家乡洛林离世，据说他临终时，瞥了一眼邻近的德国，几乎是用最后一口气低语道：“他们还会再来。”

那时，在法国政坛上还有两位我们感兴趣的人物。一位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他是政治家中政治生涯最持久的不倒常青树。从1906年至1932年，他曾25次任部长，没有其他政治家破过这个纪录。25年来，他当过11次总理，17次外交部部长（同时在七届政府中两次出任总理），还担任过许多其他内阁职务。不管政府是左、中或右派，他总在其中。尽管他以社会主义左派的身份进入政界，但很快就转向中立。他并不坚信或左或右的教义，本质是一位调停人，相信所谓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在当时的法国，没有人的口才能胜过他。我经常去法国议会，去看他如何施展魔法，琢磨着伟大演说家的秘诀。我从来也没有弄清这种秘诀。（甚至在后来，我听过许多天才演说家的很多演讲之后也没能解开这个谜团。例如希特勒，他是一位和听众交流的天才，至少是和德国听众；还有墨索里尼、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但我为白里安的演讲艺术所折服，他能在听众中制造出一种情绪，就好像一位伟大的钢琴家在演奏高昂的贝多芬奏鸣曲。有很多法国人怀疑白里安的真诚，但是在我这位年轻记者看来，白里安生命的最后七年间，即1925年至1932年，作为连续11届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他缔造持久和平、避免战争的努力超过了任何一位法国政治家。

他成绩惊人，但狡猾的法国政客显然不为所动。像在1920年对待克里孟梭一样，他们在1931年国民议会的总统选举中否决了白里安，不顾他在全世界赢得的极高声誉。他们选择了平庸的保罗·杜梅，人们除了知道杜梅于翌年被刺杀，就再也不记得有关他的其他事情。白里安像克里孟梭一样备受打击，于1932年3月7日离世，卒年70岁。他为欧洲精心搭建的和平框架随即也将毁于一旦。

如果说白里安是法国政坛最长久的常青树，那么约瑟夫·卡约则是屡败屡战的不倒翁。似乎没有人喜欢他，甚至是他的朋友。虚荣、自大、傲慢，他总能神奇地将原本赞同他的人转化为他的敌人。尽管如此，25年来，他还是在法国政坛留下了印记。而就在我初到巴黎的1925年，他又惊人地东山再起。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性格多变，值得观察。有时我会停在议会的过道里与他攀谈。在过度的自负和吓人的傲慢之下，我感到他的思想很活泼。和他谈话的人会忘记他的单片眼镜，他总喜欢把玩他的眼镜。他的秃头闪闪发亮，只要一激动它就会变红。他的老鹰一样的眼睛下长着一个尖头鼻。我想，我对此印象深刻，可能和我过去读到和听到的他以往的暴躁有关。

1911年，卡约任法国总理时，摩洛哥发生了阿加迪尔危机，可能会导致法国和德国开战。面对德国的挑衅，他保持冷静，沉着地商谈出解决办法，避免了战争。但是，他被认为向德国人“让步”，因此下台。但是，他很快又回到内阁，成为财政部部长。1914年1月，正当他居此高位时，巴黎的保守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开始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意在彻底毁掉卡约。卡尔梅特先谴责卡约“亲德”，涉嫌叛国，又开始登出卡约写给女友（后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情书（签名用英文写着“你的乔”），当时二人都另有家室，信是卡约的前妻偷到的。卡约的第二任妻子认为这实在过分。她在1914年3月16日下午来到《费加罗报》，对这位编辑的腹部连开六枪。她于7月因谋杀罪被审讯，有关消息覆盖了巴黎大小报纸，而即将到来的战争讯息则未见诸报端。卡约太太的辩护人说，那支枪“自己”走火，连发六弹。7月28日，勇敢的法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她无罪。这一天应当被记住。该天，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法国、德国和俄国开始布兵，不到一周，整个欧洲卷入了战争。难怪法国人感到震惊，整个7月份，他们在报上看到的全是对凶杀案的生动报道，对战争之事一无所知。

卡约为了维护妻子，于6月底辞去财政部部长的职务。报界相信，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确实，战争开始之后，他的情况每况愈下。他长期被怀疑与德国人暗地来往，而且他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应当停止战争，为了和平而协商。1917年，在克里孟梭的坚持下他被剥夺了议员的豁免权，克里孟梭谴责他叛国，想送他上绞架。1918年1月14日，卡约以战时通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捕入狱。1920年，他在代表最高法院的参议院受审，以150票对91票通过他被判有通敌罪，只是“没有预谋”。他因此被判三年监禁，被剥夺十年公民权。这一次，他似乎是彻底完蛋了。

但是，被打倒的卡约，之后再次复出。1924年，他与很多人一起获得大赦之后，即被选入议会，在1925年至1926年两任财政部部长，我在这段时间里经常见到他。有一阵，他当选为激进社会党主席，这是法国最大的党。我必须承认，他毕生都在努力争取与德国恢复睦邻关系，不论是威廉二世的德国还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这是出于可怕的自负和虚伪的骄傲吗？即便到后来一切明了（至少对我来说），与希特勒的德国修好是永无可能的了，和他本人在这个话题上还是论辩不清。在议会，他顽固地为此说话直到最后，直到1938年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签订，甚至1939年，大战爆发。1944年11月21日，卡约以81岁高龄离世，正逢法国迎来解放。

我那时正巧在巴黎。那年秋天，我往返于巴黎和我们美国第一军德国境内的前线之间。《战斗报》只有寥寥几行报道卡约的离世，作者是年轻作家阿尔贝·加缪。加缪对巴黎的解放做了最传神、最精彩的记录，而对卡约的死，他的反应只是：那又怎么样？当天，戴高乐将军在临时议会上做了非常重要的演讲，然而没有人提到卡约逝世的消息，没人感兴趣。我遗憾没有见上他最后一面。我并不庆幸对于德国的判断他有多么错误，我有多么正确。我只是想知道，在他漫长生命的尽头，经历了德国对法国长达四年的无情占领，目睹希特勒在欧洲的屠杀，他是否明白过来，或至少对德国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许他仍然没有改变。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被证明是错的。《外交事务》杂志的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深知卡约并且崇拜他，他总结说：“他的自负毁了他。”

我在巴黎最初的黄金岁月也是法国人回忆起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最为幸福的时期之一，虽然政局不稳，法郎摇摇欲坠，政治和财政危机接连不断，直到普恩加莱将局面暂时挽回。法国从一战的创伤中迅速恢复，经济繁荣，人人自在悠闲，古老的欧洲重归和平。法国人并不把接连不断的危机放在心上，认为那是国民议会中诡计多端的流氓政客在滋事。自从拿破仑时代，甚至之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王朝以来，法国没有过这样的盛世。客观的数字显示，它的总产出是一战前的1.26倍。

及至打败德国，法国成了欧洲最强的国家。她的领导权被世界所有国家承认，她的军队守护着莱茵河，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法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次遭到德国的入侵[5]，她现在似乎终于安全了。而巴黎，这座无与伦比的城市，再度成为世界的文化之都。她的美、魔力、文明、自由醉人的空气、对精神和思想生活的追求吸引着全世界的人蜂拥至此，追求巴黎人正在享受着的文明生活。而我也是其中幸运的一员。

如果探索得足够深入，在其亮丽的表象之下，你会发现种种隐患。战争使欧洲失去了最优秀的青年，它带来的毁灭，对旧秩序的破坏，在欧洲引发的仇恨，战败者的复仇心，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被人们忘记了，可是这笔旧账还没有结清。如果当时我是个更好的记者，我大约能够感受到这些。可是，我那时太年轻，太不成熟，个人生活里充溢着兴奋和幸福，不能察觉这些欧洲国家的深层正在形成着什么。后来，当一切浮出水面，荼毒了空气，破坏了西方民主时，我惊呆了。像所有人一样，我从幻想中惊醒，试图理解现实，盼着这一切很快过去，希望欧洲人和我自己都能够幸免。他们在一战中早已受尽苦难，而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工作的我，正自由地要在人生中寻找一些意义和幸福。

只需要几年，一切都会发生。而现在，1926年，我在巴黎待了一年，正在享受法国和欧洲的好生活。和平与繁荣似乎会持续我们的余生。我们太容易忘记历史、忘记美好易逝、忘记世事无常和人类的愚蠢了！

[1] Al Laney：The Paris Herald，p.12.

[2] 原文为法语。

[3] 在1968年之前，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只对业余选手开放。

[4]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上尉军官德雷富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2年后的1906年德雷富斯才被判无罪。当时法国从上到下分裂成赞成重审和反对重审两派，亲朋好友之间因争论反目的大有人在，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5] 指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十五章 友人何往

经过最初几次尝试，几次年轻人的痴迷，我真正地坠入爱河了。我对伊冯娜一见钟情，但经历了几个月的波折和起伏之后，我们才走到一起。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巴黎人，时尚、文雅、聪明，充满活力和能量，内心却十分沉静，对生活充满了疑问，十分好奇，又总是怀疑，同时决心充分利用它。她一头黑发和黑色的双眸最能体现她的个性，闪烁、明亮、跳跃、欢笑的眼神中却有一些很深的难以表达的东西，有时可能是悲伤和痛苦。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眼神一下子捕获了我，成了永远的奇迹和秘密。

伊冯娜比我大五岁，我们相遇时，她27岁。而且，很快我们彼此就明白，她可以教给我很多东西。也许是我的无知和天真吸引了她。我还记得当她告诉我她已经结婚时，我十分震惊，感觉如同世界末日。过了一阵子，我这个清教徒的脑子才想明白，像一战后许多年轻的巴黎女子一样，她已经十分开放，认为婚姻不应当妨碍她过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我过了很多年才看明白，她认为自己的婚姻是值得保留的，只是要合她的心意。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分了手。我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不能总和她在一起让我恼怒。我很晚才明白，贪婪、占有的爱是注定要失败的。

伊冯娜类似于自由撰稿人，不过她大部分时间在为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工作。当巴黎的外国报社或记者有麻烦时，她就会去解决问题。她会促成与某家欧洲公司或政府旅行社的广告买卖，化解国家或地方官员的矛盾，或者当我们这些美国人办不到时，她为我们安排对某人的采访。虽然她对写作、作家都感兴趣，尤其喜欢美国作家，但她很少自己写文章。后来，只要海明威在巴黎，她就为他工作，帮他打印手稿，回复信件。

她是有夫之妇，而我们两人的工作也很忙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经常待在一起，尤其当我上夜班时，她会空出白天来陪我。我们会到乡下过上几天，到阿尔卑斯山中度几周假。有时，她也会陪我出国报道。我们谈天下所有的事，热情从未消减。我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看上去，我们的感情很稳定，能陪伴彼此度过余生。不过我仍然想通过婚姻使这份爱情更持久，而她不想这样。随着时光流逝，她转变了心意，可是已经太晚了。经历了无数次伤心，我终于放弃，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此与她分手。

1926年的夏天，我的两个朋友离开巴黎，返回美国，开展自己的艺术生涯。两人都备受冷落、一文不名，可他们都下定决心探索自己的出路。最后，他们认识到，只有回到美国，不管它令他们多么讨厌，他们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法国和欧洲是居住和工作的好地方，可是现在他们觉得，这里能给他们的只有这么多了。他们需要去捕获他们熟悉的地方和人，也就是他们自己。两人开始得都比较晚，他们的年纪让他们认识到，如果不马上做，他们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吉姆·瑟伯马上就满32岁了。他正在努力成为一名作家，并以此为生。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想表达什么，又应当以什么方式表达。格兰特·伍德，我在爱荷华锡达拉皮兹就认识的朋友，他的情况与瑟伯相仿。他35岁了，是个有才能的画家，很有希望。但是，他也不清楚在自己的画布上想要表达什么。到了夏天结束的时候，伍德终于想明白了。而瑟伯还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瑟伯在1925年圣诞将近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的编辑桌，他前往尼斯去《芝加哥论坛报》的里维埃拉分社工作。这版报纸在冬天的那几个月要迎合前来此地的欧洲王室、贵族政要、探险家和男妓这类奇怪的组合，更多的还有从美国来的百万富翁、离异者、巴结权贵者、赌徒、畏罪潜逃者，以及平凡但富有的游客，他们来寻找大海、阳光，寻欢作乐。里维埃拉版的《芝加哥论坛报》就是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要。这里的怪事正是瑟伯喜欢写的，他把这份报纸办得比巴黎版更疯狂，他发挥了更大的创造力。瑟伯发现尼斯的冬天极为有趣，可是当他春天返回巴黎时，他显得十分不安。他感觉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这一年他就要32岁了，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呢？

他会对自己说：“该死的，一事无成。”整个春天他将自己的挫败感都倾诉给我。我想他有些夸张，可那正是他的魅力之处。我知道他写了很多幽默故事，登在美国报纸的星期天副刊和杂志上。他给我看过一些，我觉得非常好，总之非常好笑。去里维埃拉前不久，他把一篇绝佳的幽默短文《袜子穿在下巴上：法国风格》卖给了《哈珀斯杂志》，收到了90美元稿费。这对我们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等于《芝加哥论坛报》六周的工资。

可他还是不满意。

“男人需要面对这个，”他说了句窘境中的套话，“我就要32岁了，我除了写小说什么也不要干，写剧本也不干。我努力试过，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是的，比尔，我不会成为菲茨杰拉德或海明威。看看他们的成就，他们都不到30岁。”

菲茨杰拉德那年秋天就要30岁了，但是瑟伯提醒我，他刚刚24岁时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去年他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时他才29岁。海明威更加年轻，只有26岁。尽管他只发表了两本薄薄的小书，《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以及《在我们的时代》，却已经被左岸的庞德、斯泰因等人称为当代最好的作家，“甚至胜过菲茨杰拉德”。人们都知道他的第一部严肃小说《太阳照常升起》那年秋天就要出版。据读过它的手稿或校样的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和麦克利什说，这是目前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最好的。整个夏天，全巴黎都在谈论这部书，我不知道瑟伯是否读过。几周前，他对海明威的《春潮》有些失望，认为那是对舍伍德·安德森的爱情小说《黑暗的笑》的蹩脚模仿。舍伍德·安德森是海明威在芝加哥时的朋友，帮助他在巴黎出版了第一本书。不过，瑟伯觉得他的头两本书非常棒，而他也听说《太阳照常升起》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瑟伯感叹道：“他26岁就写出了伟大的小说！”他的语调里没有嫉妒，只有羡慕。

我对我的朋友爱莫能助，但我崇拜他正在写的东西。

我只能对他说：“那又怎么样！你31岁，还没写出伟大的小说。多数伟大的作家都大器晚成，但至少你已经开始了。”

但是他不同意我说的。他正陷入一种低落的绝望情绪。我还年轻，不成熟，看不出来，他对自己的期望高出我对他的认识。1926年，巴黎，那个可爱的春末，他仍然对自己没有把握，不知道该用何种方式朝哪个方向去。他也不知道，对一个认真写作的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是最好的事情，即使他已经快32岁。一切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就像希腊人所说，认识你自己，而这一点最难做到。

6月末，在沮丧和失望之中，瑟伯搭乘轮船返回家乡。他把妻子奥尔西娅留在巴黎，等他在纽约挣够给她买船票的钱。后来他告诉我，船到纽约时，他的钱包里只剩下最后10美元。他没有工作，没有希望，在格林威治村附近租了个便宜、简陋的房间。他不停地写作，收到的拒绝信一封接一封。20封来自刚刚创刊的《纽约客》杂志，他对之寄予了最后的希望。因为它开始刊登一些文雅但有时又疯狂的幽默小品，那是他最爱写的。

终于，翌年春天，他打破了《纽约客》冰冷的高墙。这时，为了生计，还要给妻子买回程船票，他已经做了《纽约晚邮报》的记者。他的一个短篇被《纽约客》采纳，是关于一个疯子的故事。此人和老婆吵架之后，就开始在一家百货公司的旋转门里不停地转圈，直到创下一项纪录，登上报纸首页，引得歌舞剧团和好莱坞都要高薪聘请他。《纽约客》的天才作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带着瑟伯去见总编哈罗德·罗斯。罗斯请他出任杂志的执行主编，在此岗位上他用不着写作。瑟伯接受了这个职位，但很快就向罗斯证明了，他当不了编辑，并且恢复了写作。他的多数作品都刊登在《纽约客》上。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将通过自己的文章、散文和书成为我们最好的幽默作家。

很多年以后，我回到美国生活和工作，我们在康涅狄格州的康沃尔成为邻居，又开始经常见面。那时他已经半盲，很快就要失明。但是，他仍然坚持写作，写得很慢、很困难（他再也不能画画了）。他开始调整自己，用口述的方式写作，画一些自己也看不见的画。他磕磕绊绊，但并没有停下。我从来没听过他抱怨，或自怨自怜。相反，我倒记得20世纪50年代，他去世前四五年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在他家里聚会畅谈。在座的有瑟伯、马克·范多伦，刘易斯·甘尼特和我们各自的妻子。瑟伯正在忧虑世界混乱的局势，这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不过，这天晚上，他的兴致似乎比平常更高。

“我今天晚上心情不错，”瑟伯说，他刚刚完成了另一本书，“算上这本，我看不见之后写的书就超过以前了。”

这是他最后的胜利。

那年夏天，还有一个朋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失望，在夏天结束的时候返回美国。像瑟伯一样，格兰特·伍德对他自己的现状完全不满意，但是他与瑟伯有一点不同，那时他不仅发现了自己错在哪里，而且知道自己应当怎么改正。8月里的一个傍晚，他对我和盘托出。我们坐在双叟咖啡馆的露台，一边饮着葡萄酒，一边看着街对面古老圣日耳曼德佩教堂的塔楼。

他从一个锡达拉皮兹的地产商那里借了1000美元，春天时回到巴黎这个艺术之都，做最后一次尝试。格兰特对巴黎和欧洲并不陌生，1920年，他在这里逗留了数月，又于1923年到1924年期间在龙街上的朱利安美术学院工作了14个月。这一次，他又回来做一番游历。春天和初夏，他到巴黎、普罗旺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画了很多风景画。6月末，他回到巴黎，在加尔曼画廊办了一次画展，展出了他的47幅画作。这间画廊在巴黎市中心，虽然小，但是很出名。我带埃利奥特·保罗去看格兰特整理画作。他的画给保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天晚上在报社编辑室，我们募捐筹集了一些钱，如保罗所说，用来帮助这位来自爱荷华的年轻画家引起一些法国重要的艺术评论家的注意。保罗说这是巴黎的传统，而我了解格兰特，他非常不谙世故，所以我没有让他知道。保罗和我写了一些展览会邀请信，发给六七位评论家，每只信封里塞了几百法郎。我不知道此举是否会达到预期的结果。无论如何，一些评价相当好，我们也许大可不必花费这笔额外支出。

格兰特对此反响非常高兴。他卖出了几张画，但是仍然不够这次旅行的费用。8月，画展结束——仲夏温暖的几周不是开画展的时机，巴黎人都在此时去海边度假——格兰特非常沮丧，我感到他开始和自己作对。我也很快发现，这不是因为没有引起足够注意，或者卖出的画太少，而是有一些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那天晚上在双叟咖啡馆，他向我倾诉。我早年在国内认识的他一直不善言辞，可是现在，我们一瓶接一瓶地喝酒，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

他说：“直到现在，我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并且，我的上帝，我的一生已经过了一半。”

我说：“你只有35岁。”

“所有我画的这些法国乡村，这些巴黎熟悉的地方！法国印象派画的比这强一百倍，没有一张不是这样！”

我看得出来，这只是开场白。

“所有这些年都浪费了，因为我觉得只有到巴黎学习，像法国人那样画画，才能当上画家。我回到爱荷华，常常感到，那里的一切是那么丑陋，没有可以入画的事物。我一直在想着回到这里，这样我才能找到可画的东西——这些美丽的风景，我早该知道塞尚、雷诺阿、莫奈还有其他人都已经永久地完成了。”

我说：“好吧，毕加索也离开了家，显然他也发现巴黎是画画的好地方。”

“毕加索是欧洲人，原先是西班牙人，现在是法国人。他很适应这里，并且，他是个天才。”

我赶紧说：“兴许你也是。”

他笑起来，说：“比尔，你听着，我想……最终……我还是学到了些东西。至少我对自己有了认识。该死的……我觉得……就像写作一样……你应当画你熟悉的东西。尽管在欧洲待了很多年，在这里，在慕尼黑，还有别的地方，但我真正熟悉的是老家爱荷华，阿纳莫萨的农场，挤牛奶，锡达拉皮兹，典型的小镇，这一切。一切普通的东西，邻居，安静的街道，木板房，破烂的衣服，贫乏的生活，伪善的言谈，愚蠢的小镇支持者，该死的……文化上的贫瘠……还有一切其他的。你和我一样清楚，你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但我离开了。”我说。我开始明白格兰特怎么了。他对自己和自己的画下了结论。

他说：“我要一直待在家里，去画那些该死的奶牛和谷仓，玉米地，学校的小红房子，干瘪的脸，穿围裙的妇女，穿连衣裤和西装的男人。画那些田地的景色或是一条街道，在暑热之中或是零下十度时盖着六英尺积雪的街道。”他犹豫了一下，又说：“该死，那不是辛克莱·刘易斯已经在《大街》和《巴比特》中写过的东西吗？该死，你可以再把这些画出来。”

我们最后在午夜之后分手，虽然我并不十分肯定，但格兰特在那个8月的夜晚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但无疑，整个夏天他都在想这些，我肯定，他也和别人说起过，毫无疑问，他一定和锡达拉皮兹的商人约翰·里德谈过。里德是他在美国的老朋友，那年夏天也在巴黎，画展时经常来画廊。

后来，格兰特告诉我，他的画室在特纳殡仪馆的马车房楼上。那年回家，他凝视着站在画室门口迎接他的妈妈。她穿着他熟悉的绿围裙，围裙留着荷叶边，脖子上戴着他之前从意大利给她买的刻有浮雕的项链。满是皱纹、饱经风霜的脸光彩焕发。他匆匆地画下一幅素描。真奇怪，他想，他从来没有把她想作一幅肖像画的主人公。他在欧洲没有见过这样的面孔，或至少，没有人这样触动过他。很快，他就开始画这幅肖像。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肖像画之一，这幅画后来的名字很简单，叫作《女人和植物》。我曾经提到，我小时候对女人和植物非常熟悉。格兰特捕捉到的远不止是我熟悉的面容。他画出了她不可征服的灵魂，战胜贫穷和困难，不向生活屈服的妇女的光芒。

格兰特·伍德找到了自己，他的才华渐渐显露，在这之后的数年间我从远方关注着他的艺术生涯。正像约翰·斯图尔特·柯里[1]所说：“他让美国人惊醒，让他们看到美国大地、生活、人民的无尽光彩。”有两三次我回家短暂度假的时候，我去他旧谷仓里的画室见他，与他聊天，我们小时候曾在这里玩耍。现在他已经出名，可是仍然保持着谦虚，像他单调乏味的年轻时期一样。他告诉我当今美国和国际上对他一些有争议的画作的反响。他说，1926年夏末从巴黎回来之后，他花了三四年时间，尝试了很久，才找到他决心采用的新方法。他母亲的肖像在1929年才完成。

翌年，也就是1930年，他忽然成了全国闻名的画家。他的画作《美国哥特式》被选中，参加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新画年度展，赢得了哈里斯奖，并且被艺术博物馆购买，永久收藏。伍德谦虚地把这幅画标成300美元。这部作品是当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画展的热点，吸引到的参观者人数之多非比寻常，纽约及其他地方的评论家纷纷对此发表评论。格兰特一夜之间全国闻名。锡达拉皮兹突然之间有了自己的英雄，一位艺术家。小镇一下子有了话题，不只是举国上下对本土青年和他画作的称赞，还有画中的一对憔悴的农民夫妇。这里人人都认识他们。拘谨、表情严肃、头发中分、穿着围裙的农妇是格兰特的姐姐娜恩·伍德。站在她旁边的农民，消瘦、严肃、长脸、薄唇，穿着工装裤、黑外套和无领衬衫，紧握着草叉，他是格兰特的牙医。格兰特画好之后，娜恩对自己的形象不太满意，而B.H.麦可比医生吓了一跳，这个幽默的城里男人居然被画得这么僵硬，况且他从没拿过草叉。周遭的农民都在抗议，没有哪个乡下人的房子有格兰特画中那种哥特式窗户。

《美国哥特式》当然带有某些讽刺。这种讽刺会出现在格兰特以后的许多作品中。我想，他要表现出农夫和他妻子那种可怕的狭隘，以及玉米带和圣经带[2]居民的那种固执。破旧的农舍中哥特式的窗户本身就是乡下人自命不凡的象征。这幅作品标题本身也带有讽刺的意味。美国哥特式！拿草叉的农民！画的最前方是它又长又尖的叉头，暗喻哥特式建筑细长的线条。但是，在这些讽刺之下，格兰特成功地画出了大平原、破败的房舍，以及这里饱经风霜、虔诚、狭隘、辛苦劳作的人，他用艺术表达了对这种现实的同情和理解。他在国内找到了自己的素材，就在邻居和家人之中。

但是，他还想表达一些更为大胆、更为讽刺的东西，不只是关于爱荷华的，而且是关于全美国的。在美国革命女儿会[3]，他找到了创作主题。这个组织在城里有个分会，活动频繁，我母亲也在其中，不过她不很情愿，因为不喜欢这个组织极端的爱国主义。格兰特也不喜欢这一点。格兰特在芝加哥时就崇拜简·亚当斯，革命女儿会把简·亚当斯列入黑名单激起了他的愤怒。接着，他又被革命女儿会和退伍军人协会（他曾是该协会的成员）狠狠地玩弄了一次。他接了一单为锡达拉皮兹纪念大楼做彩绘玻璃花窗的订单，于是1927年前往慕尼黑，在德国工匠的帮助下，完成了那扇大窗户。他们说它是在德国做的，所以坚决抵制。实际上，我一直认为那是他最为有趣的创作之一。伍德是为数不多的掌握了彩绘玻璃花窗这门将要失传的艺术的美国画家。

1932年，他开始注意到美国革命女儿会。他画了三个干瘪、没有性别特征、自以为是的老太太。她们喝着茶，站在伊曼纽尔·鲁茨[4]著名的《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的复制品前，明显地，她们沾沾自喜。无可匹敌的华盛顿将军威武地站在船头，身旁是他的士兵，这些高尚的女士自称是他们的后代。这幅画的标题是《革命女儿》（Daughters of Revolution）[5]，是个极端的讽刺。这幅作品当年在匹兹堡的卡耐基国际展览中心展出，在整个美国引起了巨大争议。有人要求把这幅画从展览中撤下，而伍德拒绝这样做。这幅画于是被放在博物馆里最不显眼的地方。虽然如此，它还是引来了大量观众和来自革命女儿会及其他极端爱国主义组织的不断的激烈批评。报纸和杂志专栏对这幅画及其引起的争议做了报道。一个美国画家得到这样的重视，这种情况历史上即使有，也十分少见。我猜，格兰特对此非常高兴。他把画上的三位奇怪的女士称为“那些女保守党”，并且对记者说：“我不喜欢保守党的那套。我不喜欢在合众国里有人宣称自己是贵族出身。”这幅画后来又在芝加哥的世纪进步美术馆展出，一起展出的还有伍德的《美国哥特式》和《保罗·里维尔夜骑》。《革命女儿》又吸引了大批观众，引起更多的争议。最终，演员爱德华·G.罗宾逊买下了这幅作品。

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现在争相购买格兰特·伍德的作品，他终于得以偿清所有债务。这些买主包括马歇尔·菲尔德三世、金·维多、科尔·波特、加德纳·考尔斯、肯尼思·罗伯茨、J.P.马昆德、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6]。虽然他的画作价格高了——1万美元乃至更多，格兰特却对此毫不在意，从来也不会攒下一些。在35岁左右，他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但这段婚姻很快就遇到了经济困难。他那时搬到了爱荷华市，在爱荷华大学教绘画，在学生中间极受欢迎，美术系中的一些古板同事却对他很不以为意。由于癌症，他于1942年2月12日在爱荷华市逝世，离51岁生日还差两个小时，临走时留下了2000美元的债务。他被安葬在他母亲的墓旁——坐落在瓦普西皮尼孔河旁边的阿纳莫萨小公墓，这里离他出生地不远。他是美国最优秀和最富创造力的艺术家之一，而且是一位善良、热情、谦虚、有涵养的人。

自从他离世，我经常想，格兰特·伍德花了很多年琢磨巴黎和慕尼黑的精致高雅，却在爱荷华的玉米地和谷仓中找到了自己，这应了爱默生在哈佛大学优秀生联谊会演讲中的大胆预言，这段话距今大约一个半世纪。这篇演讲的题目是《美国的学者》，他说：“我们依附他人，长期充当其他大陆的学徒的日子结束了。”虽然他的话主要是对学者和作家说的，但也适用于美国的画家。“事件和行动都出现了，一定要歌唱出来，”他说，“它们将会自己歌唱。”

不难看出，吉姆·瑟伯和格兰特·伍德返回美国、另辟蹊径是明智之举。我则选择了另一条路。我绝不会再回到那个贫瘠的、塑造了我，也塑造了格兰特的老地方，但它也使我反叛，背离它狭隘的生活方式和古怪的价值观。我感到，现在自己想要的生活和工作只能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找到，而且从长期来看，只能在欧洲找到。在巴黎过了一年，我对自己有了足够的了解，能够看清楚这些，就像瑟伯形容自己那样，我不会成为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或多斯·帕索斯，甚至也不会成为二流诗人或小说家。我有另外的方向。诗人和作家总会转向自己，寻找创作的源泉，由此创造出自己的、非常个人的世界，如果它足够精彩，就会产生普遍的意义。而我，尝试了一年小说和诗歌之后，要开始向外探索，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

我现在对历史更加感兴趣，特别是当代史。我开始看到，人们在小说里除了能够获得美学上的满足，还能理所当然地了解大量的历史，感知某一时期的某一国家或某一文明的状况。我自己对于19世纪英国、法国、俄国生活的了解，大多是从小说中得到的，而不是从历史书中。我从乔治·艾略特和狄更斯的小说了解了英国，从巴尔扎克、司汤达以及后来的普鲁斯特的小说中了解了法国，从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小说中了解了俄国。也许到最后，当人足够成熟时，他会用小说来描述他身处的时代，而非直接的史书。我也一直怀着这样的抱负，在很久之后开始尝试，却没能成功。

一个模糊的想法开始在我脑中形成：也许在这里有很多历史可写，我可以把它们提供给美国的报纸。欧洲正在酝酿着一些东西，在太平无事的表象之中已露端倪。这一年春天在英国发生了大罢工，表明了这个国家的萎靡。罢工的失败使统治阶级下定决心，用低工资压制下层阶级，这个工资水平几乎不能让他们吃饱饭。显然，英国的阶级斗争远没有结束，上层阶级现在赢了。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团伙暗杀了社会党代表马泰奥蒂[7]。我想，这预示着法西斯会不择手段地压制它的反对者。而1926年夏天，那些谋杀者经过虚假的审判被宣布无罪释放。很明显，意大利的法律从此以后要被墨索里尼左右。意大利将会成为一个极权国家。

确实，德国似乎安定了下来。秋天，它加入了国际联盟。但是，在有些从柏林来巴黎度假的美国记者（《芝加哥论坛报》的西格丽德·舒尔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埃德加·莫勒、《纽约晚邮报》的H.R.尼克博克和多萝西·汤普森）看来，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反犹主义和右翼的国家主义远未停息。74岁的著名犹太裔德国科学家和作家格雷戈留斯·伊德尔松教授在柏林被反犹团伙袭击身亡。保皇党和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组织想要结束魏玛共和国，再次上街游行。据记者说，希特勒还没有发出声息，因为所有的地方政府禁止他在公共场合发言。但是，他在悄悄地重组纳粹党，而且他用以反对犹太人和共和国的《我的奋斗》一书似乎销量不错。这些美国记者认为这个民主共和国延续下去的胜算很大，不过他们也说，德国还需继续观察。

苏联也是这样。尽管美国自以为是，不与它建交，但苏联在欧洲所有重要国家的首都都有使馆，开始突破长期以来西方对它的孤立。两年前，1924年，列宁去世。从那时起，克里姆林宫里继承人的斗争仍在进行。欧洲认为，列夫·托洛茨基作为列宁最亲密的同志，理应成为其继承人。而在1926年秋天，他却被政治局逐出，似乎结束了政治生涯。报道说，一个叫斯大林的人即将大权在握。与美国不同，欧洲很少有人认为苏联会构成威胁，虽然他们也承认自己被共产主义吓得要死。并且在西方，几乎每个人都肯定苏联不会再成为强国。人们说，布尔什维主义不会长久。《芝加哥论坛报》的“苏联记者”驻守在“反共堡垒”——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在那里他可以任意发挥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想象。几乎每个月，他都会虚构一起在苏联的“人民起义”。可是，据一些真正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说（他们偶尔会来巴黎，他们是《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杜兰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威廉·亨利·钱伯林和《国家》的路易丝·费希尔），苏联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美国和法国漫画中总是口咬尖刀、一副狰狞形象的布尔什维克，据他们说，已经完全控制国家，并且苏联变得越来越强大，德国在帮助他们，这应当引起西方人的注意。

法国呢？普恩加莱确实重塑了财政的平衡，但能持续多久？我开始怀疑法国的统治阶级甚至比英国和美国的更加贪婪腐败。在法郎危机时，他们把所有的金钱转移到了国外，加剧了法国的不稳定。呼吁他们爱国也无济于事。税收制度压榨穷人，放过富人，令人震惊。可是，改革税收制度使之公平的企图在议院中被挫败。这届议会是在1924年的极端主义浪潮中选出的。在我担任《芝加哥论坛报》“财经编辑”的数周之中，《财经报》上著名法学教授加斯东·热兹的文章让我震惊。这位教授是由政府选出的专家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重整财政的方案。这位教授虽属保守派，但是他也对此感到绝望。他写道：

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对有钱的富人征税是再合理不过的对策。但是，这种税收遭遇了最强大的权贵继承者们顽强的抵制。事实如此，拥有财富的阶层的自私是不可减少的，我们不得不屈从。

可以看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但是，富人们还不满足，他们害怕法国的民主。不管议会多么可怜地维持着它，这种民主早晚会威胁到他们的钱袋。他们眺望阿尔卑斯山那一侧的意大利，观望着也许消灭了民主的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大公司和大银行的权利。就在1926年的夏天，我开始注意到法国复兴运动。这个运动是在电力大亨埃内斯特·梅西耶和他的一些商业伙伴的支持下发起的。它坦白地宣布，民主的议会不能在一战后复杂的世界中处理国家事务，提出要有一个议会和由“技术人员”组成的政府，这些人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该如何运行。它的目的在于让商业成为新一届领导人的重心。1922年，香水大王弗朗索瓦·科蒂买下了保守的《费加罗报》，也开始进行削弱民主的活动，支持多种右翼反议会运动，后来形成了羽翼丰满的法西斯组织——“团结法兰西”。

1926年的法国，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事情，实话说我当时也没有。只是在后来，作为事后诸葛，我写下了如下文字：

在这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们可以看到，法国的有产阶级把自己从这个国家分离出去；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则感到自己与这个国家是分离的——二者如此感受的原因是完全相反的。大多数人显然没有认识到法兰西共和国的麻烦。[8]

我当然一点也没想到有这样的后果。但是我在巴黎报社的工作促使我不断挖掘这类事情，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我越深挖、报道，越觉得想继续从事新闻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记录当代历史的一种方法，试图理解和评论它。但是，若想做好，你还需要从有点琐碎的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出来，成为驻外记者。

机会还没有到来，不过，似乎只需要等上一两年，《芝加哥论坛报》的首席记者亨利·威尔斯至少已经注意到我的存在。作为巴黎本地记者，我努力获取经验。我听说过斯泰因对海明威的建议——她甚至也简要地劝告过我——如果你想严肃地写作，你就需要离开新闻界。不过我没有太放在心上。海明威经常重复斯泰因的这番劝告。后来她也把这段话写入《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9]：“如果你继续给报纸工作，你就永远看不清事物，你只看到字面的意思，那样没有用。”斯泰因经常说出荒唐的话，这段话的荒唐让我震惊。新闻业提供的也许是最好的“看清事物”的途径，海明威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好记者，他报道了希腊人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溃败，当时土耳其人几乎把希腊人赶进了海里[10]，这些报道十分精彩，这种经历为他以后几幅精致的小画和几篇短篇小说提供了素材。

更有意思的是，驻外记者为了节省昂贵的电话费，用电报发回的通讯稿形成了一种“电报体”，这也影响了海明威的风格。就像他自己说的，这种风格使他的散文尽去皮肉，仅存骨架。在洛桑为解决希腊与土耳其冲突召开的和平会议期间，海明威和一群美国记者在咖啡馆里等候，他当时就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语言。”人们要求他念一念他对希土战争场面的报道，并惊异于海明威这种速记式语言里蕴含的生动、色彩和感情。大多数记者对这种字数限制感到头痛，但海明威喜欢这样。后来，他对林肯·斯蒂芬斯说：“我不得不放弃记者生涯，我对电报体太着迷了。”[11]

我为了做好被威尔斯选中当驻外记者的准备，第一年开始学写这种语言。每天中午，我上白班时，就会翻查前一天晚上发给芝加哥总部的电讯档案。威尔斯采访普恩加莱的报道可能会这样开头：

独家 普恩加莱 对芝加论坛 不实 不偿战债 美国 句号 法国 不欲弃 前约之赔款 句号 双引号 无赔偿 不还战债 可付 不加引号 不相信 德国 无力全付 句号 普恩加莱 无比强硬 德国 故意 拖延 句号 恼火 对芝加论坛 无借口 德国

在第二天一早的《芝加哥论坛报》上，这篇报道是这样的：

今天本报独家采访了法国总理和财政部部长雷蒙·普恩加莱。普恩加莱对本报说，法国不准备偿付美国战争贷款是不实之词。他同时强调，法国不想放弃协议规定的德国的赔款。

普恩加莱坚持认为，应当把赔偿和战争贷款联系在一起。他说：“如果法国得不到德国的赔偿，就无法归还战争贷款。”法国总理补充说，他不相信德国无力支付全部赔偿。普恩加莱从来没有这样强硬过，公开表示他认为德国在故意拖延。对《芝加哥论坛报》谈及这一问题时，他有些生气。他说，他不接受德国政府的任何借口。

电报体很快就能学会。少用一个字就能省1美元，加词缀能省更多的钱。写电稿，你要去掉所有多余的修饰语。我之后用了这种语言好几年。虽然海明威从中大大获益，[12]但它对于我没什么好影响。这是一种奇怪的文风和干枯的语言。很快，我只会写这样的文体。在西班牙的时候，我写了长长的一本书，虽然没发表，却帮助我去除了这种风格。

[1] 约翰·斯图尔特·柯里，美国艺术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以多变的水彩和油画描绘中西部乡村生活和历史事件。

[2] 圣经带（Bible Belt），指美国南部和中西部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等州。

[3] 美国革命女儿会，于1890年在华盛顿成立的一个爱国组织，会员为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女性后代。

[4] 伊曼纽尔·鲁茨，德裔美国画家，以作品《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出名。

[5] 格兰特原来想叫它《美国革命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可是他本地的一位商人朋友（1926年他去巴黎，正是此人借给他1000美元）劝他取个缓和一些的名字，免得惹怒美国革命女儿会那些顽固的女士，性命堪忧。也许这位商人——亨利·S.埃利也看出不太有指向性的名称可以避开麻烦的法律诉讼。

[6] 以上均为美国名流：马歇尔·菲尔德三世是银行家，拥有菲尔德百货公司；金·维多是电影导演；科尔·波特是美国知名作曲家；加德纳·考尔斯是银行家、出版家、政治家；肯尼思·罗伯茨是作家、记者；J.P.马昆德是小说家；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是金融家兼铁路大亨。

[7] 马泰奥蒂，意大利社会党政治家，因在议会谴责法西斯党遭法西斯分子暗杀。这一事件几乎导致墨索里尼政府垮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杀害他的三名凶手锒铛入狱。

[8]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p.158.

[9] 此书是斯泰因的代表作，是以其同性伴侣艾丽斯·B.托克拉斯的口吻写作的。

[10] 此处描写的是一战后土耳其独立战争的情况，当时海明威正在色雷斯掩护希腊人撤退。这些经历收入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

[11] 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p.834（paperback edition）.

[12] 《芝加哥论坛报》的同事乔治·塞尔迪斯，经常提起海明威在洛桑谈电报体对他写作的影响。塞尔迪斯在给汤姆·伍德的信里说：“我记得他对着斯蒂芬斯念一篇电稿，带着惊奇和满足感，说这是一种新语言。我相信这种电报体大大影响了海明威的写作。”见于伍德未出版的手稿：Influence of the Paris Herald on the Lost Generation of Writers，p.140。

第十六章 名媛芳踪

1926年夏天，因为当《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我结识了三位了不起的美国女人，她们那时已经非常出名——一位是歌唱家，一位是作家，还有一位舞蹈家。

玛丽·加登从芝加哥回到巴黎，在喜剧歌剧院做《路易丝》的告别演出。她25年前就在此首演这部歌剧，获得瞩目。我非常想见她。记忆中，我的父亲对她赞不绝口。他从芝加哥歌剧院回到家，告诉我们她是他见过的最有活力、最美的女演员。他还带我们这些孩子去看过几次她的演出，有《路易丝》、《萨洛梅》和《泰依丝》。可是，我们那时年纪太小，还不会像父亲那样欣赏她。现在我长大了，想要自己去看。法国报纸上有很多关于她在巴黎首演的精彩评论，我也想和她谈谈，也许这样能去掉神秘，发现真相。我肯定，我父亲从来没有勇气到后台去看她。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比他优越的地方，我可以打着工作的旗号去采访她。实际上，芝加哥总把玛丽·加登当成他们的人。总部通知威尔斯对她回到巴黎做全面报道，而我成为那个采访她的人。

一天，她邀请我去她住的酒店套房喝茶。我立刻觉得我父亲对她的评论一点也没有夸张。据她自己说，她已经49岁，我没有理由怀疑，而且对22岁的我来说，这个年纪绝不年轻。虽然如此，她美丽得令人吃惊，五官分明，有浓密的黑发，饱满性感的嘴唇，大大的、活泼的眼睛，传递出迅速变幻的种种情绪。她极具吸引力的个性让我着迷。在喜剧歌剧院演出前的几个星期，我们经常在她的酒店套房见面，她告诉我很多她的故事。

我知道，她也这样告诉我，她于1877年在苏格兰出生。我一直以为，她从那里来到巴黎尝试进入歌剧界，成功之后去了芝加哥。她说，完全不是那样。她6岁时跟着苏格兰人的父母亲来到美国，住过马萨诸塞州的奇科皮、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等地，11岁时最终搬到芝加哥。她说，从一开始，她就想从事音乐这一行。6岁时，她开始学小提琴，12岁时在芝加哥开了第一场音乐会。之后，她对自己感到不满意，放弃了小提琴，开始学钢琴，一学就是好几年。所以大多数人不知道，她其实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像那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她努力奋斗，想成为一名音乐家。16岁左右的时候，她又放弃了钢琴，改学声乐。她沿用她母亲未出嫁时的名字——玛丽·加登。她的母亲觉得她有一副好嗓子。她在芝加哥学了三年声乐之后，前往巴黎和那里的声乐大师学习，她记得有：舍瓦利耶、菲热尔和特拉佩德罗。那是1896年，她19岁，才华出众、雄心勃勃。

我听说了很多她在巴黎一夜成名的故事，所以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她说，真正的经过很简单，也没有任何不平凡的地方。这样的事别人也一样经历过，如果幸运，还会再次经历。1900年春天，她已经在巴黎学习四年，经过老师们的帮助，在夏庞蒂埃的歌剧《路易丝》中当上了著名歌剧演员里奥东小姐的替补演员。这出歌剧描写了巴黎生活，极受欢迎，是喜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

玛丽·加登明亮的大眼睛放出光彩，她说：“那是在1900年4月13日的晚上，我怎么能忘记！从此之后，13一直是我的幸运数字，而那天的‘13’是最幸运的。”里奥东小姐那天身体不适，但仍然坚持演完了头两幕。第二幕结束的幕布一合上，她就倒下了。医生赶来想让她重振精神，但她明显不能再演最后一幕了。导演急忙叫来玛丽·加登，她已经在台边等候几个星期。她匆忙化妆上台，没时间准备，平生第一次站在大剧院聚光灯下。她这时刚满23岁。

“接下来的事，”她毫不羞涩地表示，“已经成为历史，但你小时候在芝加哥一定听说过这些。”

“和听你讲的还是不一样，”我说，“我父亲会不惜一切代价成为现在的我，和你坐在一起。”

她笑了：“你是说，他是我的崇拜者。他应当来后台。在芝加哥的那些日子真是美好。”她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过去。

对于歌剧爱好者，尤其是那些巴黎的爱好者来说，1900年4月13日晚上在喜剧歌剧院发生的事情确实被载入了史册。虽然玛丽·加登只演唱了最后一幕，但翌日早上，巴黎的报纸就纷纷称赞她是歌剧界一颗耀眼的新星。她说，在那个演出季，她正式接下这个角色，演出了一百多场。纽约注意到了，但并不十分急迫。实际上，七年之后，1907年秋天，从欧洲带回很多歌唱家的奥斯卡·哈默斯坦才与她签约，让她在纽约领衔首演歌剧《泰依丝》。由此她在美国正式出道。又过了三年，她才回到芝加哥。她首次在芝加哥演出是在1910年11月5日，在芝加哥大歌剧院。阔别家乡14年之后，她终于回来了，之后就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演艺生涯结束。她成为大歌剧院的明星，后来任总导演。

1926年夏天她在巴黎演出时，声音虽然有些破裂，她却仍然那么美丽，令人激动。巴黎的评论家极其重视她的演出。无论如何，玛丽·加登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当时歌剧界屈指可数的一位。与她同时期的加利-库尔奇嗓音比她好，高音区清晰流畅，感情丰富，但是，正如简·希普在《小评论》中形容的，她在台上走路的样子“像是个迷路的披着斗篷的模特”。在一期《小评论》中，希普小姐引用了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诗句来形容玛丽·加登给她的印象：

……这个放荡的人，

她变化多端。

她带来的欢乐超过任何神仙，

她也带来诸多痛苦。我无法评论她。

但愿她有一小时的慈悲，能够看着我。

我必须承认，见过她并和她相处几周之后，玛丽·加登确实也给我这样的印象。我父亲一定会嫉妒我。因为工作，我无法应邀去里维埃拉拜访她，这让我很沮丧。但是，她的光辉照到了我，并将永远留存。

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丑和玛丽·加登的美一样强烈。那年夏天，有一天本地新闻编辑挂断电话后向我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去见格特鲁德·斯泰因。她需要更多报道，快去看看这回她到底又干了什么。”

对于我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差使。我多少有些心怀敬畏地站在这位女士面前。虽然她过去二十年没发表什么东西，可是据说她确实写了很多。作为像乔伊斯一样改变了英语语言的、有创意的作家，她的名声如日中天。与这同样出名的是她可怕的个性。在编辑室，我们戏称她为“蒙帕尔纳斯的鹅妈妈”。埃利奥特·保罗和乔拉斯说她是个天才。在海明威的坚持下，她的长篇小说《美国人的成长》的部分章节发表了，刊登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办的《跨大西洋评论》上，而现在罗伯特·麦卡蒙要把这长达1000页的小说全本在他的接触出版社出版。我尝试过读一些片段，但是发现几乎完全读不懂。不过，我仍然有兴趣见见这位作家。

海明威这时是斯泰因的好友和崇拜者，这种关系是完全互惠的。他曾经警告大家，如果你当着斯泰因的面提到乔伊斯，她就不会再请你。这只是他警告的数件事之一。对这一点，我谨记于心。我在办公室下面叫了辆出租车，直奔那个众所周知的地址：花园街27号，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我最近开始读《尤利西斯》，确信乔伊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语作家，尽管格特鲁德·斯泰因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我不会说出来。

斯泰因小姐住在花园街27号院中的一座堂馆里，一个女佣把我领进宽敞的工作室兼客厅。尽管光线很暗，我仍然看得出这里的墙上挂满了名画。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她哥哥利奥是巴黎最先购买毕加索画作的那批人。这位伟大的西班牙画家是她最要好的老朋友。我最先看到的就是两幅他的画作，一幅是在一战前完成的斯泰因的肖像，一幅是他画的提花篮的裸体女孩像。我还看到几幅马蒂斯的画，一两张胡安·格里斯的画。不久有一位瘦小、深色皮肤的中年女子进来，她长着尖尖的鹰钩鼻。她没有介绍自己，但我相信她就是斯泰因小姐的“伴侣”艾丽斯·B.托克拉斯。她说，斯泰因小姐马上就到。她坐下来，拿出正在做的针线活。过了一会儿，斯泰因就到了。

她十分胖，正如我记下的备忘录上写的，我感觉她像成熟的爱尔兰洗衣妇。但是，我对她的印象很快就改变了。在她胖胖的身躯上有一张罗马帝王的面孔，阳刚、强壮，像雕刻一般。她的眼睛很有魅力并且充满智慧，她的头发很短，像恺撒那样。她欢迎我的嗓音很低，像男人的声音，但很好听。原来，她想谈一谈她近来在剑桥和牛津的演讲。她说，这些演讲非常成功，巴黎的美国报纸却没有给予充分的报道。实际上，我不记得报纸上提到过这件事。她说这让她感到意外，因为除了受到英国最高学府师生的欢迎，她毕竟也是在世的最伟大的英语作家。她解释说，这样的人应当出自美国，非她莫属。正如英国人缔造了16世纪到19世纪的文学，20世纪的文学应当由美国人缔造。

她接着问：“你知道美国文坛上的四位大师，对不对？最后一位就是我！”我还没有表示自己的孤陋寡闻，她先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按照时间顺序，爱伦·坡——惠特曼——亨利·詹姆斯——我。我是最后一位，唯一在世的。”

我不断地记录着这些惊人之语。这似乎使她高兴。

她继续说：“你真应当去牛津或剑桥的现场。不只是学生——年轻人总比年长的聪明——教师们也很喜欢。一位教授，我想应当是在牛津，后来对我说，听我的演讲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他说，他兴奋得就像第一次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她说个不停。

我的天，我突然想，我面前的是个自大狂！这很奇特，但是难以相信。因为她聪明无比，是个读者众多、严谨的作家，不只研究文学也研究历史。采访开始几分钟之后，同样明显的是，她所了解、所谈、所写的，只有她自己——她的伟大、她的天才。要想打断她的滔滔不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终于设法做到，说我要为她在英国的演讲写篇报道，我问她是否有份讲稿，这样我就可以从中引用。她走到书桌那里，递给我一份。

她说：“霍格思出版社今年秋天就会出版。你知道，这家出版社在伦敦，很了不起，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其丈夫伦纳德的出版社。你知道的，伍尔芙小姐是我的崇拜者。”

我读过英国报纸上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评论和书评，但是不记得她提到过格特鲁德·斯泰因。我也许漏掉了这一节。

我的女主人把话题转到她的长篇小说《美国人的成长》。她很高兴，整部小说终于出版了，一共1000页。她等了很久。她用了两年时间写这部小说，写于1906年到1908年之间。写出之后，没有地方出版，虽然所有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杰作。她说，这真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是现代文学的开端。海明威看过，是他坚持让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他的《跨大西洋评论》上刊出节选。海明威自己复制了一份手稿，又做了校订。她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必需的写作知识。现在，罗伯特·麦卡蒙要将这部作品的完整版在他巴黎的小出版社出版，可是他那里有很多麻烦。我知道，这在她带给他的麻烦中不算什么，因为麦卡蒙常到《芝加哥论坛报》串门诉苦。说到这里，从这位强悍的女人身上显露出来一点点谦虚。她很感谢海明威，现在很感谢麦卡蒙，是他把这部伟大的作品提供给公众。她补充说，麦卡蒙写作颇丰，她对此非常钦佩，可是不幸，那些作品都太沉闷。也许他应当把精力投入出版。她可以给他很多作品，也许会使他的出版社出名。

我说：“一本上千页的书对一个小出版社来说，是个不错的开始。”

“还有很多呢。”她说。

这时，她终于停下，用热情、活泼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猜她是在打量我。

她说：“你很年轻。”

我说：“22。”

“哦，海明威来见我的时候也是这个岁数，22，也许23。我喜欢年轻人，你知道。”我迅速地回忆读到的东西，从中估算出她的年龄应当是52岁。我在她眼中一定像个孩子。

她问：“你在写什么吗？”

我说：“一些糟糕的诗和短篇小说。”

“你要是知道不好，那是好事，”她又接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应当从事报业，那对作家来说不好。我一开始就告诉过海明威。这对他很有用，他听从了我的建议。”

我一时想争辩，想说，很多好作家都是从新闻工作开始的，海明威就是一例。我开始觉得荣幸，能和海明威相提并论。但是，我决定不卷入争论，因为如若不然，我就不会再受到邀请。

“近来你在读些什么？”忽然她问。我这时犯了个本不该犯的错误。

“正在读《尤利西斯》。”我说。她并不像我预期的那样勃然大怒。

“为什么要看它？”她说，“真是浪费时间。年轻人都在读它。但是为什么？乔伊斯是个二流作家，真的。如果跟我比的话。”

对此，我也没有争辩，斯泰因小姐似乎对于继续接受采访失去了兴趣。不过，她和我道别时仍然十分热情。也许她不想影响我对她的报道。我离开花园街27号，一别就是八年。[1]

回到编辑室，我研读了斯泰因小姐的演讲稿，标题为《解读写作》。我发现这是她首次试图对公众解释她自己和她的写作。这篇文字是她写作的一个范例，我读起来很吃力。虽然标题如上，斯泰因小姐在文中却没有解释太多。第一段就是她的典型风格：

没有什么在开始、过程，或者结尾能真正与众不同，除非每一代人都在寻求一种不同。我的意思很简单，任何人都知道，写作是表现不同，这种不同使某人或这群人与其他时代的人有所区别，使一切事物有所区别，否则家家大同小异，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这么说。

而什么又是写作？她演讲的题目就是这个，她试图解释：

写作是生活着的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看到的事件，是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他们生活的时代。写作使生活成为人们经历的事件，没有别的不同……

每件事都是一样的，只有写作不同。而由于写作是不同的，所以一切总是不同。当写作及写作时间不同时，一切也会随时间变得不同。写作是不同的，肯定是这样。

她大谈所谓她作品中的“连续呈现”。那又是什么？她只说：“连续呈现就是连续呈现。”过了不久，她又说：“写作时间就是写作时间。”这让我想到吉姆·瑟伯以柯立芝总统的口气说过，祈祷的人就是那个人在祈祷。

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写作特点之一就是重复，在这个演讲稿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而那之后的改变改变了那之后的改变，那之后改变了之后的改变，那之后的改变，而之后之后，改变，之后，之后改变。[2]

这时我已经彻底迷失在胡言乱语中。因为《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斯泰因小姐终于成名，在1934年到1935年之间，她在美国做了五次演讲。我找到第二年出版的演讲稿，努力想分辨其中的意思，因为我非常想理解“格特鲁德·斯泰因现象”，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些讲稿还是老样子，同样的毫无意义的重复，同样的空虚浅薄。有篇题为《英语文学是什么》的讲稿这样开头：

一个人不太能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什么是知识？也不太能得出这样的回答：知识就是一个人所知道的。

英语文学是什么就是指，我所知道它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是什么……

知识是你所知道的，以及你怎样能知道的比你实际知道的更多。

她在美国的演讲中更有一种幼稚的可爱，让你觉得格特鲁德·斯泰因真的从来没有长大。例如：

如果每个人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有什么用；如果每个人都不想知道所有我想说的，那又有什么用。

她经常会停顿，让听众看到她的“可爱”。

噢，你看见了，你看见它了……

而我知道那就是了。

那很自然。

那是什么……

你很懂我的意思。我很知道我的意思……

所有的演讲都能奇妙地反映出作者本人。在《〈美国人的成长〉的逐渐成长》的演讲中，她为自己讲话的习惯辩护。

我承认我总是说了又说，但是说也是一种听的方式……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在一直说，一直听，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不记得有一会儿不说，但是觉出我在说的时候，也看到我不只在听也在看，当我说着的时候……

这不太可信。如果你一直在说，听的是什么呢？斯泰因小姐之后的几句话几乎在不自觉地提醒我们，她生命中的重要主体——她自己——是早就养成的。

在大学学哲学和心理学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身心越来越感兴趣，对别人则没有兴趣。

在这方面，她一直没有变。

八年之后，也就是1934年，我又见到格特鲁德·斯泰因。我暂时回到巴黎，一边为巴黎版《纽约先驱报》工作，一边找着更好的工作。正像第一次那样，她需要一些宣传——不然，她也不会再次请来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去采访她。我发现她情绪很好，多年来她渴望大众对她作家身份的认可，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的《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不同于她的其他作品，以一种朴素、轻松的叙述形式写成，刚刚成为美国的畅销书。阔别多年之后，她将回到美国对它加以宣传，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她将横跨东西海岸进行长途旅行演讲。她像孩子一样高兴。

她微笑着说：“我终于成了名人！我喜欢这种感觉。版税源源不断，我第一次挣这么多钱，我真高兴。”她一生靠着丰厚的遗产生活，从未想过撰文为生。而现在，她做到了。她高兴得就像挣到平生第一元钱的小孩。

我发现，斯泰因小姐之所以高兴，也因为美国将要上演她写的歌剧《三幕剧中四圣人》。她的朋友弗吉尔·汤姆森为该剧谱曲。我们谈到了音乐，我找到了当年这场谈话的笔记，我在里面记录了自己的惊讶——除了汤姆森为她的剧本谱曲这件事，她对于音乐不仅一无所知，而且全无兴趣。我后来读到托克拉斯的书，书中写道：“她只在少年时关注音乐，感到听起来困难费解，音乐无法吸引她的注意。”她只会被自己吸引。可是，在我看来，这一次她变得放松和愉快多了，似乎终于得到的公众承认使她摆脱了长久以来背负的挫败感。

在这时，她与海明威已经彻底决裂。实际上，我从一本《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看到，她与他分手时充满了敌意。像巴黎几乎所有人一样，她痛恨海明威在《春潮》中恶意影射舍伍德·安德森，这是一种人格上的欠缺，因为海明威在芝加哥初学写作时，受到安德森的帮助和鼓励。是安德森写信把他介绍给斯泰因和巴黎的其他人，并一直对他大加称赞。我来巴黎的第二年见到了安德森，他受了伤害却尽力不显露出来。而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中，格特鲁德·斯泰因却把安德森牵扯进来，让他与她一起分享长久以来对海明威的蔑视。也许这并不属实，因为安德森是极其宽厚之人，从不嫉恨他人。

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安德森在海明威的笔下都很可笑。安德森最后一次来巴黎时，和斯泰因常会谈到海明威。海明威是这二人培养的，而他们都对自己的“作品”怀着一些骄傲和惭愧……

他们都承认自己喜欢海明威，因为他是个那么好的学生……这个好学生令人高兴，因为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不问为什么，不理解也不要紧。二人承认这确实是他们喜欢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进一步补充说，你看，他就像德兰。我不懂为什么德兰能够如此成功，蒂耶先生说，那是因为他看起来现代，但闻起来像博物馆。海明威也是这样，他看起来现代，实际上老派。

然而，据海明威的朋友说，最让海明威痛心的，是斯泰因说他胆小。他在笔下写过很多“绝境之勇”，当然相信自己也显示出这样的气概。可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写道，她和安德森都“认为海明威胆小，格特鲁德·斯泰因坚持说，他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在密西西比河划平底船的人”。

可是，斯泰因在书中仍然感谢海明威，因为他发表了《美国人的成长》中的一段，以及他年轻无名时对她的示好。“她总是说，是的，我肯定喜欢海明威。毕竟他是第一个上门求助我的年轻人……”

二人关系冷淡之后，好久再没有见面。斯泰因小姐不喜欢《太阳照常升起》的手稿，并如实告诉了海明威。“这里面的描写太多了，却不是很好，她说，从头来过，精练一些。”海明威没有听她的，这是她不能原谅的。也许她不愿接受他的第一部小说得到的普遍赞誉。后来，他们终于又见面了，斯泰因只为了责备这位放荡不羁的年轻作家“最终暴露了他百分之九十的扶轮社商人本质”。据《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所述，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她指责他伤害了众多竞争对手，将他们埋在墓中”[3]。

海明威对最后一次会面的叙述却完全不同。看到斯泰因小姐这样写他，他感到愤怒。开始他想在《绅士》杂志上回敬她，却没有这样做。他对杂志的编辑说，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攻击先前的朋友。如果他这样做了，无异于攻击笨蛋或是幽灵。但是他仍然愤愤不平，就在非洲旅途中写就的书里，针对斯泰因说他胆小，加入了一段文字。他写道，她昔日的才华现在都褪变成“恶意、胡说和自夸”[4]。

过了很久，海明威才讲述了他们友谊最后的破裂，这个故事在他死后才被公之于世。他写道：“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分手真是奇特。”在一个可爱的春天，他从气象台广场漫步去斯泰因的住处向她道别。斯泰因和托克拉斯正要开着那辆破旧的老福特汽车去南方度假。女仆给客人倒了一杯白兰地，他以往也是这样等待女主人出现。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无色的酒精尝起来很好，酒还在口中没咽下去，我就听到有人对斯泰因小姐说话，我还没听到过有谁和她这样说话，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

而斯泰因小姐的声音像是恳求，她在说：“不要，猫咪，不要，不要，请不要。你要我怎样都可以，猫咪，但是请不要这样。请不要，不要，猫咪。”

我把酒喝光，把杯子放下，开始向门外走。女仆向我摇手指，小声说：“不要走，她马上就来。”

我说：“我必须走了。”我不想在离开时再听见什么。可是说话声还没有停止，如果不想听，只有走掉。这些话真不好听，而且回答更糟……这件事对我来说就这样完结，真是蠢得可以……[5]

如果海明威觉得这件事结束得真够奇怪，他的记录在读者看来则显得更加奇怪。每个人，包括海明威在内都知道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作为同性恋人在一起生活了25年，而且知道不论何种恋人都会争吵。海明威讨厌同性恋是出了名的，他在同一本书也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对于同性恋怀有成见。”但比这更奇怪的是，长久一起生活的同性恋人的争吵，怎么会让一个生活经验和阅历丰富的人大惊小怪？这种震惊如此之大，几秒钟内就终止了一段漫长亲密的友谊。这真是奇怪，这不应当是海明威所为。

难道他听到的争吵与自己有关？托克拉斯小姐直言讨厌海明威，也许她感到嫉妒，她曾经告诉她的伴侣：“不要挽着海明威的胳膊回家。”[6]她相信她的伴侣和年轻作家之间在性别上互相吸引。1924年，有一次，她对此感到无法忍受，于是离开了花园路27号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来，她告诉一位斯泰因的传记作者：“我想摆脱他。”[7]是不是她选在海明威正在客厅里喝着白兰地的那一天这样做？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托克拉斯小姐坚持让她的伴侣和某个人划清界限，尽管在格特鲁德·斯泰因盛情款待来访花园路的作家和画家的时候，托克拉斯似乎总是甘居人后地在一旁做着针线活。弗吉尔·汤姆森是二人的好友，他引述了别的事例，说在与海明威决裂很久以后，他亲眼看见托克拉斯小姐命令她的伴侣与年轻的法国诗人乔治·于涅分手，托克拉斯相信斯泰因已经深陷爱河，证据是她给对方的情书，那时斯泰因56岁，而诗人只有20岁。[8]

十年之后，也就是1944年，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格特鲁德·斯泰因。那时美军刚刚进入巴黎不久，我作为战地记者也随军到了巴黎。这次见面也很奇怪。均为犹太人的斯泰因小姐和托克拉斯小姐在战时都拒绝离开法国，甚至在德国占领了这对情侣避难的法国南方之后，她们仍不离开。纳粹这时正在把犹太人一一铲除，送到死亡营中。但是，这两个美国女子没有受到迫害，巴黎一解放，她们就回到了首都，住进了新公寓。这所公寓在克里斯蒂娜街，在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她们就移居到了那里。

令我惊讶的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受到美国士兵的爱戴，她对此也很受用。我怀疑在美军开进巴黎之前没人听说过她，甚至之后也不过两三个人读过她的书，或者能够读懂她的书。可是这并不重要。他们很高兴她为他们开放自己的新公寓。即使在文盲眼中，一位著名作家也似乎带着一种光环。可是在我看来这个角色对于斯泰因小姐本人很奇怪，虽然毫无疑问她乐在其中。在幼稚地渴求年轻人的崇拜这方面她始终如一。我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见到她的时候，她就从聚集巴黎的美国年轻作家身上得到满足，现在到了40年代中期，她则有年轻的美国大兵的崇拜。在晚年，她似乎又成了热烈的爱国者，而实际上，她自己选择在国外侨居40年。

看着他们在地板上吃饼干、喝红酒或者可乐——大多数人喝可乐——她笑容满面，说：“这些大兵难道不可爱吗？他们让我又变成爱国者。当然，我一直都是爱国的。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内战老兵，但过去还忙于其他事情，现在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我们都是美国人，对不对，孩子们？”她转向坐在地板上的崇拜者。他们喊着同意。她总是说这种显而易见的话。明摆着，我们都不是中国人，甚至法国、英国或德国人。

斯泰因一战时就知道在法国的美国兵，但是她佯称她认为他们与现在的大兵有很大的不同。她说，这可以从他们的言谈里看出来，时代变了，从前的士兵并不这样说话，但是现在的大兵确实是这样。

她又说：“这些美国大兵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自己说这样的话，在说自己的语言时，他们不再是少年，而成为成年人。他们更像美国人，完全是美国人，大兵表现出这一点，他们知道这一点，上帝保佑他们。”

我曾与归来的一战士兵打成一片，那是在芬斯顿军营，那个夏天我正体验着我愚蠢的士兵梦。就我记忆所及，他们的语言与二战中的美国士兵一样富有表现力，我在第一军的前线与他们一起度过了1944年秋天的大多数时光。但是，我不会反驳她。我想我从来没有反驳过斯泰因小姐。

后来我读到了她的最后一本书《布里斯和威利》。在书中，她试图捕捉她突然热衷起来的大兵语言。但那不是那一年我在兵营、路边、机场和德国边境听到的言语，也不是那种语言的文学呈现。那种语言只有在詹姆斯·琼斯、诺曼·梅勒[9]等人的书中才会找到。

70岁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巴黎开的这种沙龙，显得不伦不类，正如她在其他场合说的话那样。我离开时很是沮丧。她永远也不会长大，虽然已经70岁了。两年之后，1946年7月27日，她在巴黎去世。

格特鲁德·斯泰因真如自己确信的那般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吗？我怀疑。她有一次夸口：“她认为在英语文学中她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她一直就知道。”这很荒唐，可是她的虚荣心没有底线。她对舍伍德·安德森和海明威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学到了一些故事的节奏、简明的描写，特别是她惯用的重复，不过，他们有足够的技巧使这种重复得到控制。而她所谓的“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一朵玫瑰”[10]则缺乏节制和清晰。她的重复变得累赘，不可忍受。它们常常让我觉得是自作聪明，或者小孩子的语无伦次。

在巴黎和欧洲的那些岁月，我认识到有很多事情难以理解，至少有几位作家的作品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但是受到其他人的赞扬，现在我上了年纪，更觉得如此。格特鲁德·斯泰因自有其崇拜者，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出版之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斯泰因是当代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也对她在语言上的突破感激不尽，还写了其他赞誉之词。关于她本人的著作和她的作品一直在出版，文学研究者对她很感兴趣。

对我来说，能让作家和作品伟大或者难忘的因素，她都没有。她缺乏好作家应有的品质：能够与其读者交流。想一想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以及两次大战中的美国优秀小说家福克纳、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她与他们不同，并且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两位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也不同，她没能穿透人类或事物的核心，而她经常带着优越感把自己与他们相提并论。她的语言可能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其中没有内涵和意义。

她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她的文字中没有过人类苦难的暗示。正像海明威注意到的，她只想了解“世界快乐的一面如何，从来也不想知道真实的、坏的那一面”[11]。而在埃德蒙·威尔逊与她的会面中，威尔逊对她的印象是“有些敏捷和原创的小机智，不过只看到生活的表象，也未经深入思考”[12]。也许是她生活的本质使她看不到生活的残忍和悲剧性，她似乎一辈子都是一个受保护的孩子。除了扣去版税的自传收入，她有一笔遗产，虽然不很庞大，但也足够维持舒适的生活，使她不与穷人、悲惨的人、受伤者和失败者为伍。

她重复的语句常常变成臆语，正如其他人所说，她让美国的语言背负了太沉重的负担。但是，不管多么巧妙地排列语言都是不够的。伟大的文学需要更多的东西：语言要传达内容、意义，一些关乎内在、心灵、精神层面的东西。

在巴黎的那个多事之秋，我见到的三位著名的美国女性之中，最伟大、最美丽的当属伊莎多拉·邓肯。

一天，大约中午时分，我坐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部里，给休假的编辑替班。除了我，编辑室没有别的人。我翻看着《正午巴黎》，看看早上都有什么新闻。突然，我觉得有人拍我的头和肩膀。我还没来得及转身，两条美丽的胳膊又搂住我的脖子。胳膊松开，我才转身看见是谁在恶作剧。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之一，我见过她的照片。而且我一下子想起来，来巴黎的第一个晚上，我在穹顶咖啡馆见过她。她一定是伊莎多拉·邓肯，伟大的美国舞蹈家。你没法不一下子认出她来，我十分激动，而邓肯则怒气冲冲。

她开门见山：“我要把你们这荒唐的报纸闹得天翻地覆，你们总是造我的谣。”

我拉出一把椅子请她坐下。

“不，我就站着，”她说，“我实在太生气了，没法坐下。你们为什么造我们的谣？”

我们？我不懂她的意思。

她说：“关于我和我去世的可怜丈夫。”

我明白了，不过我不能把眼前美丽可爱的面容与怒气冲天的她合二为一。我一直崇拜着这位热情的女子，她的舞蹈和她多彩非凡的生活。听了她生气的抱怨，我开始回忆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一些东西。

她与暴躁的俄国农民诗人谢尔盖·叶赛宁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后者小她17岁。报纸和杂志上到处都是柏林、纽约和巴黎酒店残状的报道，因为叶赛宁弄坏了那里的家具，拽下了吊灯，威胁说要把她扔出窗户。我翻了翻《芝加哥论坛报》的旧档案，找到一份1923年的文件，我想那是她的来信。她通过律师让我们的报纸道歉，因为《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她在克里永饭店与粗暴的丈夫争执的传闻。当她一边说着的时候，我慢慢想起来我曾看过，圣诞节后不久，人们发现叶赛宁在列宁格勒的安格列捷尔酒店的房间自缢。那正是他和邓肯1922年结婚从莫斯科去那里时住的房间。那时她44岁，而他只有27岁。据报道，新年前夜，她在巴黎得到噩耗，备受打击。尽管她于年前已经离开叶赛宁，显然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团糟。我们只是适时地在报纸上报道了这些事实，只是她不喜欢这种方式。现在，虽然我还没有查到，但我们的报纸肯定又刊出了惹她生气的东西。可是，她的愤怒一点也不让人讨厌。实际上，我坐在那里，听着她诉说，入了迷。尽管她一直在训我，我却深深地被她吸引，希望她一直说下去、说下去。

终于，她说：“你很年轻，对不对？你到底明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想弄明白。”实际上，我想继续听下去，这样她才不会一下子从我年轻的生活里走掉——她来得如此突然，完全在意料之外。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大胆的举动。

我提议：“能不能边吃饭边谈？”

她头一次展露笑容，说：“好吧。你是要带我去吃饭？也许那样会让我冷静下来。”

“请稍等片刻。”我进了另一间屋，向本地新闻编辑解释这里的情况，说我正要带伟大的伊莎多拉·邓肯去外面吃午饭——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平静下来——也许整个下午都要搭上，并且也许我很晚才能回来。他完全同意了我的请求。

他说：“记得拿好账单，回来记在你的报销单上。看在上帝的份上，一定让她平静下来。你知道她曾经威胁要起诉我们。如果她再提起那件事，你一定要劝服她。”

后来证明其实没有必要。一上了去富凯饭馆的出租车，她瞬间换了心情，忘了自己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或者至少她再也不提了。面对着美酒佳肴（若不报销，我点的菜和葡萄酒是自己付不起的），她开始谈自己和她至高无上的艺术。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她也很自我，但不是格特鲁德·斯泰因那样的自大狂。我坐在她旁边出了神。她红发齐肩，大而明亮的眼睛在我看来蓝中带绿。挺直的鼻梁，鼻尖有些朝上，很性感的嘴。她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去注意她的脖子和胳膊。我没有见过哪位女子有这么匀称的脖子，如此美丽的线条和轮廓。她的胳膊像希腊女神一样优雅，让人想起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的雕塑。她的声音富有共鸣，很低。尽管她在欧洲度过了大部分的风雨人生，而且据我所知，她能说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却仍然保留了美国腔，口音和我一样。

她开始谈自己希望之前在法国郊区讷伊的房子会重新属于她，她曾经为了一首歌而把它卖掉，这样她就可以把它建成一座新的“舞蹈殿堂”。她说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设法把它买回来。她继续说，如果不算爱情，她的生活里只有跳舞和教人跳舞。如果只专注于跳舞，那会容易一些。跳舞给她带来了名声和财富，可是她一直希望教年轻人跳舞。她问我是否知道，她的舞蹈学校曾经遍及雅典、柏林、莫斯科、巴黎，甚至是纽约。可是很不幸最后都没撑下去。

我问：“为什么？为什么都失败了？”

她笑了，笑中带着叹息：“因为钱。总是缺钱。虽然我把自己挣的钱都花在上面，花了很多钱，也许，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我不懂经营。但是，我会继续投入，这个梦想我不能放弃。即使它一次又一次给我带来麻烦，还让我身无分文。”

身无分文的说法似乎触动了她自己，她又笑了：“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身无分文。我现在也是。虽然我挣了很多钱，几百万，还有很多有钱的朋友帮助。可我还是这样，我应当把我最后的年华献给讷伊的新学校。那会是座殿堂，不仅是舞蹈的，而且是所有艺术的殿堂：音乐、诗歌、戏剧。”她的热情和激情令人信服。我能想象这座庙宇平地而起，成为巴黎艺术的中心和她生命的最高荣耀。我那时十分天真，开始想象和这个才华横溢、美丽非凡的女子相爱。我已经对她五体投地，也许她觉察到了。

她突然说：“你能送我回家吗？”我这才注意到时光飞逝。我向四周看，餐厅里基本没人了。她说：“我还想和你谈很多事。”

“太棒了。”我脱口而出。其实我早就应当回编辑室了。但在当时，我对回不回去一点也不在乎。我们喝完了香槟，我付了钱，费用由《芝加哥论坛报》出。我们走上香榭丽舍大街，叫了辆出租车去她的公寓。

她刚搬进德朗布尔街上新开的商务酒店。酒店后边就是蒙帕尔纳斯的穹顶咖啡馆。她引我进入一间宽大的两层舞蹈练习室，家具虽然不多，却很舒适。大大的窗户下有一个柔软的长沙发，对面是一架小型的三角钢琴。房间的上层有一条窄窄的阳台，我想是通向卧室和浴室的。我注意到一张小桌上有一幅埃莱奥诺拉·杜塞的照片。她是伟大的意大利演员，是诗人邓南遮的爱人。那张悲伤的脸，令人难忘。

我说：“我小时候见过她，终生难忘。”

伊莎多拉说：“啊，埃莱奥诺拉！我多么怀念她！”我记起来，杜塞大约在一年前刚刚离世。“多么悲剧性的一生！充满了悲伤，多么了不起的灵魂！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在舞台上没有人能与她媲美。”她迟疑了半晌才说：“她是我的好友，特别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尤其是在我孩子溺水之后，我痛苦得没法活下去。我去意大利的乡村找到她，她帮我分担了悲伤。是她救了我。”

我们在长沙发上坐下。

伊莎多拉说：“我想和你讲讲我的过去，也许你能帮我。”她转向我，露出探询的目光，美丽动人：“你愿意吗？”

我说：“我愿意。”到这时，她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她从桌上拿过两叠纸，一叠似乎是打字机打出的，另一叠是她自己的笔体。她开始翻看自己写的那叠，显然很入迷。她细细读时会轻轻笑起来。

“我的天！”她笑着说，把那摞手稿放在身边，“那件该死的事干到一半，我还是个处女！”这件事让她越想越好笑，她笑个不停。终于，她说：“我被爱情捕获，我的初恋。你知道，那是在布达佩斯，我是在那里失去童贞的。我从此不再是十几岁的我了。”

对这个有趣的话题，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根据传言，她一生中有很多次伟大的恋爱。

“那是在布达佩斯，”她说，一时间，回忆使她容光焕发，“我感到自己疯狂地爱上了。我在书里把他称作‘罗密欧’。在布达佩斯，他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演罗密欧。我去那里首演。他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年轻男子。”

按照她的回忆，那是一场非常热情的恋情，但是没能持久。年轻男子向她求婚，但是明确表示，他希望伊莎多拉放弃她的舞蹈事业，做他忠诚的妻子，当他晚上登台演出伟大的角色时，在剧院包厢里注视着他。对这样荒唐的求婚，伊莎多拉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寒意彻骨，无比沉重。”她放弃了结婚的念头，也放弃了这个年轻人。[13]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把初恋和失恋的全过程以一种戏剧化的形式娓娓道来。这一定是在我们初次交谈之后写成的，因为它似乎在她的回忆中活了起来。对初恋的回忆又把她带到最后一次与叶赛宁的恋爱。有一阵，她认为公众对他不公。

她说，他是天才、大诗人，可不幸的是有时会陷入疯狂，但那些不全是他的错。他和她一样，本不该结婚。尽管她之前有两个孩子，战前溺亡在塞纳河中，但她拒绝与孩子的父亲结婚。她没有提这两个孩子的父亲的名字，但是我曾读到，第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戈登·克雷格，是英国的舞台设计师，他的母亲是邓肯的朋友，伟大的女演员埃伦·特里。后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帕里斯·辛格，缝纫机公司的百万遗产继承人。她从来没有结婚的念头，结婚会使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复杂得不可忍受。可是，1922年在莫斯科，她嫁给了叶赛宁。她“已足够成熟，懂得更多”，说这话时，她露出一丝无力的笑容。她这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他带出俄国，让他跟她一起到德国和美国旅行。

除了年龄悬殊，他们的婚姻还有一层困难。叶赛宁只会说俄语，而她几乎一句俄语也不会说。

我问：“你们怎么沟通？”

她笑了：“用爱，我们极其相爱。”

我感到和她相处几小时，我还没有十分了解她，不应当问后一个问题。可是她没经过我问，自己就说了出来。

“从长远来看，只有爱是不够的。人还需要用语言交流。我不懂俄语，所以不能和他说话，他也不能和我说。我甚至不能欣赏他的诗。每个俄国人都说他的诗相当美妙，甚至高尔基也这样告诉我。我也相信，可是我自己看不懂。谢尔盖常常给我读他新写的诗歌，我可以感受字句中的音乐，可还是不懂。而他讨厌这一点，越来越憎恨，虽然上帝知道，我们很少在一起。”

天色已晚，我不打算继续接受她的款待，我希望日后还能受到邀请。我起身告辞。这时，一位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目光深邃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她对我介绍道：“这是我年轻的俄国钢琴天才。”可是我没听清楚他叫什么。他走到钢琴边，取出一些曲谱。显然，他对这里非常熟悉。我感到一丝嫉妒，他似乎比我还要年轻。[14]

伊莎多拉对我说：“欢迎再来。我们这里几乎每晚都开放，请你也来。不过，也许你找个时间下午过来，帮我整理一下回忆录。”

我答应她我会来的。我离开时，有些晕眩，感到犹如身处世界之巅。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些日子已经不多，我们不知道还有一年，她就会离开），伊莎多拉告诉我她的生活和爱情，艺术和梦想，悲伤和挫折，这些都在她的回忆录《我的人生》中记录了下来。我发现书中的回忆有很多是她对我一一讲述过的。我怀疑，这部回忆录经过了很多编辑，编辑者不只出自她身边的小圈子，还有她死后出版商的编辑。她身边的热心人并不像她想的那样对她有多大帮助。她的出版商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部尚未编辑的手稿，然而他们说，将“原封不动”呈现给公众。尽管邓肯得到了很多建议——大多不是什么好建议——但她还是自己写出了这本书。书“完全”是她的，没有枪手。和她在一起的六七个下午，我没帮上什么忙，只是在表面上提了些建议。可她总是把手稿往边上一放，谈起她自己，她的生活、艺术，这些对我来说更加有趣。

我去过几次她的晚会，在那里没有机会和她谈自传的事。来的人太多，谈的都是一般性的话题。但是，这些夜晚留在我的记忆里。舞蹈室里满是伊莎多拉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们来自巴黎的艺术界和政界。这里总有法国共产党的杰出人物，其中有她的老友夏尔·拉帕波尔，在国民议会中是共产党的首领。他留着大胡子，戴着眼镜，身材矮胖，有着恶作剧式的幽默感。当伊莎多拉批评共产党时，他就会大声威胁说自己要跳希腊舞。这明显是他们之间的小玩笑，尽管像林肯·斯蒂芬斯和其他去过莫斯科的美国人一样，伊莎多拉在1926年仍然相信苏联代表着未来。在这样的晚会上，有时，那里会有初露头角的两位共产党诗人路易·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还有和蔼、机敏的法共《人道报》的主编保罗·瓦扬-库蒂里耶，以及他美丽的美国妻子。那时没有人，至少在巴黎，会像后来的美国人那样觉得，在一个欢乐的晚会上与共产党搅在一起就会玷污自己。白发、英俊的约瑟夫·保罗-邦库尔[15]这位声音悦耳的演说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也常常出入这里，我觉得他是伊莎多拉的律师。还有法兰西喜剧院美丽庄重的女演员塞西尔·索雷尔，她说的法语是我听到过的最纯正、最动听的。

有时，过了午夜，谈话和饮酒告一段落，年轻的俄国钢琴家会坐在钢琴前演奏，伊莎多拉翩翩起舞。我坐在地板上为之心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体如此自然、优雅、有韵律的动作。这一切好像由一团内心的火焰发出。她这时年届五十，已经有些发福，可舞姿仍然非凡无比。她总是以卡尔马尼奥拉舞[16]作为最后一支舞，这是她献给法国大革命的。她滑过舞室拖曳着一条鲜红的丝巾，正是这条丝巾要了她的命。

我一直在想，她是否预感到了死亡？通常她都是热情洋溢，但确实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健康在减退，买回讷伊的老房子、把它建成舞蹈殿堂的设想看来毫无希望。我不知道她这么款待大家，每天晚上在工作室开晚会，钱出自哪里。不过据她说，她已经破产。给她传记的预付金一点一点寄来。她每交出一部分书稿，就会有几百美元，但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她的沮丧很快就会过去。她总是兴致勃勃、骄傲地谈自己的生活，给我念她写的段落，对自己干的荒唐事忍不住咯咯笑出声来。她人生的一些高峰和低谷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她在旧金山长大，世纪之交的早年，创造出独特的舞蹈艺术，在欧洲初获成功。

1905年一个冬日的黎明，她初到圣彼得堡，独自驾车前往旅店，看到了长长的送葬队伍。死者是被沙皇警察残忍杀害的工人。杀戮发生在前一天，1月22日，冬宫前面，这个场面她永远不能忘记。如果说冬宫惨案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对伊莎多拉来说这件事在她的生命里也有同样的意义。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我没有见到这一切，我的生活肯定会是另一番样子。在这似乎没有尽头的送葬队伍前，我暗暗发誓，要把自己和全部的力量献给普通大众和被压迫者……那个黎明令人绝望的愤怒对我后来的生活造成了影响。”[17]这是真的，但这要在很久之后。因为她在俄国停留的那几周，只和王公贵族和达官显贵在一起，出入他们的豪华舞会，一起畅饮香槟。假如宴会的主人提到“血色星期天”，我猜想他们也只是赞同对冬宫前手无寸铁的请愿工人开杀戒。他们会向她解释说，那些被压迫的工人已经失去控制。

在柏林，她遇到了戈登·克雷格，疯狂地爱上了他，并且给他生了个孩子，取名戴尔德丽。后来，在巴黎，她又遇到了帕里斯·辛格，生了第二个孩子帕特里克。这是闪电般的爱情，辛格明显是个有教养又富有的老派绅士，可惜对艺术和艺术家不甚了解，不适合与一位天才、狂放的艺术家在一起生活。伊莎多拉明显地感谢他所提供的豪华生活，以及他对舞蹈学校给予的支持。但是他们经常吵架，时而分居。伊莎多拉在回忆录中回忆她与辛格（她只把他称作罗恩格林[18]）的生活，写道：“所有的金钱都带着一种诅咒。而有钱人都不能在24小时里保持快乐。假如我能认识到与我在一起的男人在心理上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19]

他们又短暂地在一起生活了一阵，被伊莎多拉称为她人生中最大的悲剧。1913年的春天，他们分居四个月后，辛格从埃及回到巴黎，他们和解了。这位百万富翁重续他与两个幼子的关系，并且宣布终于要为伊莎多拉在市中心香榭丽舍大街附近建一座大剧场。他已经买下地皮。他们和孩子一起在意大利餐厅欢聚，伊莎多拉之后去排练，她与她的六名学生要在沙特莱和特罗卡德罗两处演出。保姆和孩子们乘轿车回家。到了塞纳河河边，引擎熄灭了，司机出去修理，忘了车还挂在倒挡上，开动引擎之后，他惊恐地看见车向后倒，翻下河堤，掉进15英尺深的水中。

伊莎多拉回到舞蹈室，在排练前稍做休息，她一边吃着一块巧克力，一边为爱人重新回来而高兴，并且像她在回忆录中写的，在这个春日里，“我也许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她告诉自己，“我有我的艺术、成功、财富，还有爱情，并且最重要的，我有两个美丽的孩子”[20]。

辛格突然来了，痛哭失声。

他说：“孩子们，孩子们——死了！”

我认为伊莎多拉·邓肯从来没有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最后，她说，这件事结束了她“对一切自然、快乐生活的希望，永远地结束了”。她说，有一种悲伤可以杀人。

最后，她对我说，她在伟大的悲剧演员埃莱奥诺拉·杜塞那里找到了安慰。她来到了维亚雷焦附近的乡间。伊莎多拉说，杜塞并没有让她止住悲伤，而是和她一起哀伤。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伊莎多拉写道：“她的胸怀是这么宽大，能够容纳全世界的悲剧；她的灵魂是这么光明，能够照透地球上所有的悲伤。”杜塞想把自己对生命的悲剧观传给她的美国好友。有一天，她们在海边散步，杜塞说：“伊莎多拉，不要，不要再寻找幸福。你的眉间写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不要再求命好了。”[21]后来，伊莎多拉说，她希望当初能够留心这个建议。

但是，她没有。在她独自一人情绪低落时，她会下海游泳，希望自己没有力气再游回岸边。一天下午，她精疲力竭地躺在沙滩上，一个青年向她走来。

他问：“我能帮您做些什么？”

她说：“是的，救我。不只是救我的命，而是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给我一个孩子！”[22]

那天，在她海边小屋的房顶上，他这样做了。那是她最后一次见他。1914年8月，这个孩子在巴黎出生，那时几百万法国青年被送去打仗，而其中一百多万人再也没有生还。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伊莎多拉的孩子，一个男孩，出生仅几个小时后就夭折了。

她在维亚雷焦休养的时候，杜塞常给她唱一首悲伤的歌曲——贝多芬的《在这幽暗的坟墓里》。这首歌最后我们还会听到。

1927年春，林德伯格[23]的飞机在布尔歇机场降落的那个夜晚，我最后一次见伊莎多拉·邓肯。在头几个星期，我拜访过她六七次，帮她修改回忆录，查看那个崇拜者组成的神秘委员会买回讷伊老房子的进展。2月15日，我在伊莎多拉的舞蹈室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并且在当晚为《芝加哥论坛报》写了一篇长文，报道说舞蹈的殿堂即将成为“现实”。讷伊老家的房屋将从公开拍卖中购得，伊莎多拉的老朋友、著名雕塑家埃米尔·布德尔捐出了价值五万法郎的一个塑像，他创作香榭丽舍剧院雕饰的灵感就来自伊莎多拉。其他捐赠也陆续到来。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项目却没有完成，这对伊莎多拉来说是又一次打击。她一直想把余生用在建筑自己艺术的里程碑上，而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并且，整个春天，她为萨科和万泽蒂即将被处决而痛心。她把马萨诸塞州州长富勒的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挂在壁炉架上，用红笔草草写上：“打倒市侩！”公众一直希望富勒会最终取消死刑，但整个春天他都在推迟刑期。大多数欧洲人把这看作司法部门的有意谋杀，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气愤。在巴黎发生了骚乱，民众试图冲击美国大使馆。我被派去做报道，报道甚至上了《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伊莎多拉多次邀请我去她的舞蹈工作室参加抗议集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顾得上舞蹈。她十分愤怒，痛斥美国的不公正。有时，她会去巴黎市政厅参加较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她有时感到沮丧，半夜会离开工作室，来到蒙帕尔纳斯街头的咖啡馆，坐在角落里向过道边咖啡桌上的人群诉说自己的感受。

一天晚上，她在精选咖啡馆与弗洛伊德·吉本斯激烈地争执起来。吉本斯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战地记者，一个传奇人物。他一只眼上蒙着黑眼罩，他的这只眼睛是在蒂耶里堡战役中失去的。吉本斯总是拥护现政，错误地赞同对两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判死刑。他辩解道：“已经给予他们公平的审判。”这让伊莎多拉怒气上冲，狠狠训斥了吉本斯。我相信，这种教训他还从未领受过。很快双方的支援者加入了，于是杯子盘子满天飞，直到警察到来才平息了这场打斗。

当局定于当晚在波士顿对萨科和万泽蒂行刑。吵架结束后，伊莎多拉仍然难以平静。那时开始下雨，她不顾下雨，沿着拉斯帕伊大道步行两英里，前往塞纳河对岸的美国使馆，身后跟着一群追随者。使馆锁着的大门前是一队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宪兵。在冷雨中，她高举着火把默祷了一夜，直到天亮时，一位美国记者赶来，告诉她，行刑又被推迟了。

伊莎多拉叹了口气，轻声说：“感谢主！”静静地离开。

那年春天，我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在我眼中，她成了一位圣人。

她对自己的祖国极为失望。对萨科和万泽蒂的死刑将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一直说：“那是对我可怜的国家最后的诅咒。”

她对祖国的感情更加深刻，我想大概是出于四年前她最后一趟糟糕的美国之行的记忆。她受到了野蛮、不公平的对待，这让她困惑、愤怒。她没有想到一战后美国会疯狂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她抵达纽约时，她和她年轻的俄国诗人丈夫被轰下轮船，赶到埃利斯岛，在那里被搜查、盘问了24小时，直到移民局相信他们不会用“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玷污美国。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这样的对待，伊莎多拉气愤难平，她每次演出之后，必对观众发表一通长篇演说。在循规蹈矩的波士顿交响音乐厅，她情不自禁，痛斥观众的庸俗、沙文主义。最后，她挥舞着自己的红丝巾，喊着：“它是红的！我也是！这才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一些年老的女士和先生气哼哼地大步离开，嘀咕着这女人是布尔什维克，应当驱逐到红色俄国去。第二天，伊莎多拉读到这样的头条新闻：

红色舞蹈家震惊波士顿

伊莎多拉的演讲使多人离开波士顿音乐厅

邓肯围着鲜红的围巾说她是红的

受人尊敬的波士顿市市长詹姆斯·柯利声称舞蹈家的演出“不雅”，收回了她未来演出的许可。伊莎多拉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都有同样的遭遇。在芝加哥，热心过火的布道者比利·森戴告诉他的信众，所谓伟大的舞蹈家只不过是个“布尔什维克贱妇”，她应当被送还给“俄国和她的高尔基”。[24]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长对记者说：“如果她脱掉衣服，我就把她打包装上车送走，伊莎多拉别想耍弄我。”叶赛宁感到孤独又沮丧，这里语言陌生，而且这里的人从来没听说过他这位诗人。他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喝了太多劣质的私酒，毁坏了家具。在伊莎多拉演出的交响音乐厅，他穿着哥萨克的军装，腰中别着一把短刀出席，一点也引不起保守的波士顿人的喜欢。一家波士顿报纸批评他在最后的骚动中挥着红旗，喊着：“布尔什维克万岁！”

虽然伊莎多拉在舆论的压力下还是拒绝取消巡回演出，也不停止对平庸者的指责，但她确实感到痛心。她没有想到会受到美国同胞的如此对待。1923年新年刚过，她就在纽约做了告别演出，订了最早的去欧洲的船票。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祖国。她在码头上对记者说：“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在美国看见我……再见吧，美国！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

当晚，在林德伯格的飞机即将降落的布尔歇机场，我惊讶地见到了伊莎多拉，她和那位年轻的俄国朋友在一起，正要去尚蒂伊吃饭。新闻报道下午在爱尔兰海岸发现了林德伯格飞机的踪迹，之后，所有的巴黎人拥向机场，交通因此堵塞。伊莎多拉看起来有些憔悴，但像所有人一样，对能够目睹人类首次飞越大西洋到达巴黎感到兴奋，小小的候机楼里拥挤不堪，我们设法挤到酒吧。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样，要了一杯香槟。嘈杂之中几乎不可能交谈。

她不停地问：“你觉得他会成功吗？”甚至在公告说看到了林德伯格的飞机之后，法国人仍然很怀疑。几周前，法国刚刚失去两位伟大的飞行家南热塞和科利。当他们启程飞往纽约时，我就是在这个机场发出的报道。他们后来杳无踪迹，可能葬身大西洋。这让我很是压抑，死亡突然降临在两位勇士身上，而我是亲眼看着他们在黎明时分满怀希望、兴奋地起飞的人。我们身边的法国男子说起他们，伊莎多拉说，当她听到关于他们遇难的消息时，她有多么悲伤。那个法国人得出一个结论，并且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他说：“两个经验更加丰富的法国人开着一架好得多的飞机都没能成功，那飞机是法国最好的。一个美国人开着那么破的飞机怎么能行？”

“为什么不行？”伊莎多拉说，她似乎已经为美国人即将的成功感到自豪。

小小的候机楼里到处是人，机场餐厅里、控制塔的塔顶上都挤满了人。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渐渐黑下来，人们越来越兴奋。数万人在外面的空地上走动。每过几分钟，只要听到飞机的声音，人们就会冲出候机楼，和外边的人群一起跑向跑道，而沿着跑道的灯都已亮起来。在一次这样的混乱中，我和伊莎多拉等人走散了，当飞机终于在10点24分降落时，我早与她失去了联系。那时，一场大乱开始了，我们记者奋力挤过狂热、欣喜、叫喊着的人群，推搡着去挨近新出现的美国英雄。有人后来告诉我，他们看见伊莎多拉加入了激动的人群，她兴奋地把帽子抛上了天。

我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做报道，我听说，伊莎多拉7月在摩加多尔演出之后，像往常一样回到了里维埃拉。这段时间对我来说难以忍受，除了报道温布尔登网球赛那两周以外。因为我离开了巴黎，第一次与伊冯娜分开。更别说又脏又丑的伦敦了，这里的饭很难吃，没有露天咖啡座也没有漂亮女人，失业、贫困和贫民窟的惨淡与住在豪宅和庄园中富人的奢华对比强烈，上层阶级目空一切，统治着这个地方，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统治着大半个世界。

我于8月末回到巴黎，报道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会。为了纪念美国远征军团进入巴黎十周年，会议将于9月中旬在巴黎举行。我遇到了萨科和万泽蒂案引发的新一轮的骚乱。这两位烈士般的意大利裔美国移民，一个是鞋匠，一个是贫穷但浪漫的鱼贩，8月22日午夜刚过，于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敦监狱中被执行死刑。我相信他们遭到了恶意的陷害。第二天傍晚，巴黎闻讯后爆发了骚乱，当局不得不召集了数百名防暴警察，防止为数众多的愤怒人群攻击、烧毁美国使馆。晚间忙碌于对暴乱的报道，使我暂时不去想扬扬自得的波士顿当局进行的这场可怕的合法谋杀。即使知道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早有先例——它让我想起幼时在芝加哥父亲说过的秣市骚乱事件引发的“司法谋杀”，骚乱者也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美国社会的敌人，因此必须被除去——但我还是很悲伤。当人群试图攻击美国使馆，我不断想，如果伊莎多拉·邓肯也在这里，她会怎样做。我相信，她会站在路障前面，红色的头发飘在风中，挥着她的红围巾，鼓动，鼓动愤怒的人群向前冲。

我不知道她在里维埃拉过得怎么样，不过听到有人说她很颓丧，陷入困境，三餐不继。但是，人们一般不相信这些小道消息，伊莎多拉自己常会夸大自己的困境。可这次不一样，我后来得知，在最后的时刻这些都是真的。

9月11日，她从尼斯写信给挚友、年轻的俄国钢琴家维克托·舍洛夫[25]，后者帮她安顿在里维埃拉之后返回了巴黎。她在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勉强度日……如果我卖不掉这里的家具，我们就没有吃的，也没法出去……这里偶尔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其余则是无聊。”

舍洛夫在9月14日收到一封信。那天晚上伊莎多拉·邓肯死于尼斯的英国大道。低底盘的红色意大利布加迪跑车刚一启动，她一直戴着的红围巾就搅进了后车轮。舍洛夫说，伊莎多拉从尼斯一个汽车商店的橱窗玻璃看见了这辆车，一下子喜欢上了它。她喜欢开快车，虽然她买不起，但她让卖主给她演示一下。晚上9点，一位技师把车开到伊莎多拉的舞蹈室，带她跑上一圈。她高兴地坐上那辆布加迪。海风很凉，她围紧了红围巾，告诉司机可以开车了。也许她没注意到这辆小红跑车没有防护板，车身很低，以至于后车轮高到她的肩膀。她当然不知道围巾流苏垂到了辐条之间。司机发动了汽车，挂上挡加速，汽车轰的一声冲了出去。围巾勒断了她的颈骨，她当即殒命。

一群朋友正笑呵呵地等她从漂亮的小车里出来，这时都惊呆了。可是，他们后来都想起来她上车前的话，虽然是玩笑，但是对友人及世界有深远的预言般的意义。

她喊道：“再见了，我的朋友，我要奔向荣耀！”[26]

她真的去了。

伊莎多拉·邓肯于9月19日被安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我请求我的上司、驻外新闻部的主管亨利·威尔斯准许我和同事对这位伟大的美国女人做最后一次报道。但我的请求没有被批准，他说所有的记者都要去报道当天的大事：两万名美国退伍军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接受胜利的协约国军总司令斐迪南·福煦元帅和美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的检阅。

威尔斯用强硬的治安记者的态度斥责我说：“有什么大不了？她只是个舞女！”

连续几天我们都在报道喧闹的退伍军人及其家眷在巴黎寻欢作乐的滑稽场景。我早就听说过他们在美国一年一度的饮酒狂欢，这一次是亲眼得见，让我非常失望。连续数周，美国使馆一直与法国警方合力应对醉汉和破坏秩序者。领事鲍勃·墨菲主管这项工作（他后来成为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重要外交家）。他们设置了许多特别休息站，让喝醉的退伍军人在那里醒酒，而不至于遭到巴黎警察的一般处理：一顿狠狠的拳打脚踢。警察局局长——和善、亲美的让·夏普告诉部下对美国战争英雄要手下留情，是这些人帮助拯救了法国。他也曾号召巴黎人宽容和理解这些尊贵的客人。他们也许有些胡闹，但是没有恶意。

到现在整整一周，我和其他记者看着他们胡作非为：占据着蒙马特的夜总会，闯入露天咖啡座，主要是歌剧院广场上的和平咖啡馆；豪饮美国禁止的红酒和白酒，喝个酩酊大醉；在巴黎古老的街道上高歌美国理发店小曲，猛拍瞠目结舌的法国男人和女人的后背，偶尔砸坏一些夜店或者旅馆的家具。他们吵闹、俗气、暴躁，偶尔因为饮酒而滋事，但总的来说还算好脾气。很多人从没到过巴黎，或许也不会再来，所以他们要玩个痛快。9月19日上午，这些人忙着聚集在凯旋门，准备在军乐队之后，走上香榭丽舍大街，他们中又有谁听说过伊莎多拉·邓肯？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为这位美国同胞送葬的队伍正缓缓向拉雪兹神父公墓行进。

因为退伍军人的游行，当局通知送葬的人必须避开香榭丽舍大街。于是，送葬队伍冒着绵绵细雨，在穿着希腊袍子和凉鞋的伊莎多拉兄弟雷蒙德的带领下，从欧特伊经由战神广场、香榭丽舍大街南边的阿尔玛桥去里沃利街，从杜伊勒里宫过塞纳河。沿途都留下过伊莎多拉的印迹：对岸的特罗卡德罗广场；阿尔玛广场尽头的香榭丽舍剧院，这里的雕饰就是以她为灵感而创作的；远处的沙特莱大剧院和欢乐剧场，她的演出在战争爆发很久前风靡了整个巴黎；队伍又经过巴士底广场，每年7月14日工人们在这里纪念法国大革命。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墓地，许多伟大的法国人都安葬在这里，现在这位伟大的美国人也要葬在这里。

舍洛夫与雷蒙德走在一起，在灵车后面。据他说，到里沃利街时，送葬的队伍被一队军人拦住。这些士兵正前往香榭丽舍大街，防止可能发生的骚乱，因为萨科和万泽蒂的同情者曾威胁要冲击退伍军人的游行队伍。胸前挂满了勋章的军团长官举剑对送葬队伍行礼，降下了军旗和法国国旗。

只有真正热爱伊莎多拉的数百人冒雨长途跋涉，护送她的灵柩。在墓地，好几千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伊莎多拉的朋友、法国诗人费尔南·迪瓦尔含泪念了简短的悼词：

她是舞蹈的革新者，解除了其中所有非人性的东西……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感到空虚。他们曾短暂见证这个世纪最美丽的欢乐化身。

之后，一位歌剧院的男中音唱起了贝多芬的《在这幽暗的坟墓里》。伊莎多拉来到维亚雷焦平复丧子之痛时，埃莱奥诺拉·杜塞第一次为她唱了这首歌。

在这幽暗的坟墓里，

我要休息。

当我活着的时候

正是你，

应当顾惜我。

噢，这无情的世界！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话就像伊莎多拉在坟墓里说出来的。

那天所有的一切，这哀伤的最后一章，我都错过了，只在法国报纸上读到一些不完整的报道。而两家主要的美国报纸——《纽约先驱报》和《芝加哥论坛报》都不加理睬，它们没有派出一位记者。所有记者都被派去报道香榭丽舍大街上对退伍军人的检阅，我也一样。

伊莎多拉·邓肯的葬礼少人问津

在同胞游行之时

这条小标题掩埋在大量的老兵报道中。而所谓的“少人”则实际超过了5000人。可是没有记者到场，否则就能更正这条不实报道。后来，有良知的巴黎版《纽约先驱报》夜间编辑阿尔·莱尼检讨了自己对新闻的判断力，他写道：“我们没有报道一条拉雪兹神父公墓感人的葬礼，却用十五栏的版面报道老兵检阅。”[27]

法国文艺评论家和艺术史专家埃利·富尔提到伊莎多拉时曾写道：“是的，我们看到她时会流下眼泪。我们发现质朴的美，这种美每隔两三千年才会从人类不堪重负的良心之中显现出来。”而两位当时最伟大的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和埃米尔·布德尔都是伊莎多拉的朋友，称她为顶级艺术家、他们见过的最伟大的舞蹈家。

也许她的才能太伟大，无法为同胞所理解。在1927年9月巴黎的那个雨天更是这样，她被安葬，而军团乐队吹吹打打地行进在香榭丽舍大街上。

我也没有能够完全体会，因为时候还未到。不过，虽说算不上伊莎多拉最亲近的朋友，但在她悲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与她短暂相识，让我永远心存感激。直到后来遇到甘地，我才又得见人性的伟大。

[1] 那一年，我初遇美丽又才华横溢的凯·博伊尔，从此与她结下终生的友谊。她后来告诉我在几年之后她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初见，也是最后一次的相见。凯的作品在《过渡》和其他左岸的刊物上发表。斯泰因注意到她的文章与自己的在一起，就请一位朋友带凯来喝茶。可是在大部分时间中，凯被托克拉斯缠着谈她在西班牙得到的一些绝妙的菜谱，特别是冷汤。后来，凯的朋友向她坦白，斯泰因请他不要再带凯去她那里，因为她发现凯“像海明威一样，是个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
凯·博伊尔在她的书中记录了这次会面，也补充了尤金·乔拉斯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会面，我也听乔拉斯说起过。凯的回忆后来被编在《詹姆斯·乔伊斯杂记》中。乔拉斯在《过渡》中同时赞扬过乔伊斯和斯泰因。一天，斯泰因小姐就此开始抱怨。斯泰因小姐：乔拉斯，你为什么在《过渡》里强调那个五流政客乔伊斯的作品？难道你不懂得当今首要的英语作家是我，格特鲁德·斯泰因吗？乔拉斯：斯泰因小姐，请您原谅，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乔拉斯起身走向门口，拿起他的帽子）。我向您道早安。（乔拉斯离去）。（Kay Boyle and Robert McAlmon：Being Geniuses Together，p.334）.

[2] 此处原文为：And after that what changes what changes after that，after that what changes and what changes after that and after that and what changes and after that and what changes after that。

[3] Gertrude Stein：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Toklas，pp.210-220（paperback edition）.

[4] 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p.267.

[5] Ernest Hemingway：A Moveable Feast，pp.116-117（paperback edition）.

[6] Gertrude Stein：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Toklas，p.220.

[7] Virgil Thomson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pril 8，1971，p.4.

[8] Virgil Thomson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pril 8，1971，p.4.

[9] 詹姆斯·琼斯，美国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以二战题材小说著称；诺曼·梅勒，美国作家，两次普利策奖得主，以一系列“硬汉小说”著称。

[10] 有人补充道，毫无疑问一朵玫瑰（rose）就是一朵玫瑰一朵玫瑰，所以一种做作（pose）就是一种做作一种做作。

[11] Ernest Hemingway：A Moveable Feast，p.25.

[12] Edmund Wilson：The Shores of Light，p.585.

[13] 他叫奥斯卡·贝雷吉，是国家戏剧院新晋的年轻男演员。伊莎多拉·邓肯的这段初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1902年的春天。

[14] 他是维克托·舍洛夫，才华横溢的年轻俄国钢琴家，我相信在伊莎多拉最后的日子里，他是她的密友。邓肯去世后，他来到美国，成为著名的钢琴家，并写了很多关于音乐和音乐家的书。直到1971年，他才出版了为他朋友邓肯写的传记《真实的伊莎多拉》。我认为，这本书是我至今见到的对这位伟大舞蹈家的最真实、最准确的记录。它消除了许多谜团。

[15] 1932—1933年任法国总理。

[16] 法国革命时代伴唱革命歌曲的街头舞蹈。

[17] Isadora Duncan：My Life，pp.174-175.

[18] 德国神话故事中的天鹅骑士。

[19] Isadora Duncan：My Life，第247页。

[20] Isadora Duncan：My Life，第289页。

[21] Isadora Duncan：My Life，第310页。

[22] Isadora Duncan：My Life，第312—313页。

[23] 1927年5月20日至21日，美国人林德伯格从纽约驾驶一架单引擎飞机抵达巴黎，成为第一个单人完成跨大西洋不着陆飞行的人。

[24] 伟大的俄国作家高尔基与其同居女友于世纪之交来纽约，美国为之哗然。而伊莎多拉与陪伴在她身边的年轻男子则是合法结婚。

[25] 此后多数引述出自维克托·舍洛夫所著《真实的伊莎多拉》第428—434页，在此谨致谢忱。

[26] 原文为法语。

[27] Al Laney，The Paris Herald，pp.244-245.

第五篇 驻外记者：1927—1930

第十七章 林德伯格的飞行

我比预期更早实现了一到巴黎就记挂在心头的目标。早在1927年夏天，我从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结业”，被派回美国版当驻外人员，成了一名驻外记者。23岁那年，我早早就开始了这项填满我生命日日夜夜的事业，直到中年。刚开始，这份工作就支付我更多的钱——一周50美元，而不再是之前的每周15法郎。当时法郎不断贬值，工资也从每周12美元跌到了10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份新工作还提供给我旅游的机会，也许还是冒险之旅，甚至有那么点刺激。最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当个驻外记者还能让我进行目前最想干的事：每日跟踪报告我们这个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欧洲的，也许还有亚洲的，那里也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

确实，1927年的欧洲看上去像安定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九年前结束的战争带来的杀戮和破坏已经让它精疲力竭。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美国的驻外记者会发现无甚可写了。但是，正如我之前提过的，人们开始感受到那平静表面下的躁动。《凡尔赛和约》并没有解决德国问题。德国正在拖欠应付赔款，导致了法国拖欠美国战债。德国人签订和约完全是被迫的。当时，他们正享用着美国贷款带来的繁荣，这才安分了。但是短期访问柏林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和约。你能感觉他们只是等待时机，直到他们蓄积够力量来打破和约。

根据威尔逊总统民族自决的教条，胜方协约国恢复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联合组成了新国家南斯拉夫，并且极大地扩大罗马尼亚的面积。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后，分裂成匈牙利和奥地利两个小国，几乎难以自足。王朝的覆灭使继承国失去了稳定的经济，还要承受人数突破百万的少数民族不断鼓吹民族自决的压力。远东地区的苏联摆脱了协约国施加的孤立政策。显然，到1927年，苏联是不可能被推翻的了，不管是从内部还是借助外部力量。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远超欧洲任何国家的苏联仍旧是西方不可忽视的超级大国。这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弥漫的不祥预兆，随着共产主义力量在莫斯科渐渐增强，这种隐患迫在眉睫。

无论如何，也许我们可以写的还很多。历史的进程永远都不可预测。虽然我不能说有什么头绪去获知历史将如何发展，但在1927年那个愉快的夏天，我满23岁，那之后不久以及接下去的18年，我的工作就是报道印度革命的动乱、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墨索里尼在罗马并不好玩的闹剧、西方两大文明的民主国家——法国和英国难以解释的败落、复兴的东欧巴尔干化、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名存实亡和威尔逊和平愿望的幻灭，最后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和最残酷的压迫。

奇怪的是，正是体育记者的经历帮助我找到一份驻外记者的工作。尽管我对体育一无所知，在报道重大赛事方面也毫无经验，但我对法国网球锦标赛和临时拳击赛的报道得到报纸的出版方——芝加哥办公室以及《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分社社长亨利·威尔斯的注意。法国四大网球高手拉科斯特、科歇、博罗特拉和布鲁农要挑战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霸主地位，在这非常时刻，网球成了欧洲的巴黎和温布尔登的重大体育新闻。而年轻的海伦·威尔斯的挑战也为赛事增添了趣味。

《芝加哥论坛报》几年来曾给巴黎报社一名成员双倍的体育报道版面。他就是唐·斯基恩，他才华横溢、酗酒成性。不管在哪个领域，他的报道都要比其他外派人员强。但他厌烦了对国际政治和外交场合的报道，对欧洲生活也不像我一样特别着迷。近来，他辞掉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职务，回纽约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将全部时间用于他最爱的体育报道。在那里他成了美国最优秀的体育记者。我接替了他的职位，虽然还是留在巴黎分社。尽管如此，我希望自己能够接任他的驻外工作。

也许只做体育报道是不够的。5月，在报道网球赛事的中途，命运之轮转动，改变我人生的是我几个星期前才知道的一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5月21日晚，我报道了查尔斯·林德伯格从纽约驾驶跨大西洋的飞机直达巴黎的新闻。这是激发全世界想象力的创举，这位美国飞行员成了世界英雄。显然这篇新闻让我得到了驻外记者的工作。这是我报道过的最大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实际上，这也是当年欧美最大的新闻。保守的《纽约时报》在首版用三行的通栏大标题报道此事——这通常是宣战或停战这类报道才有的待遇——还将所有的首版以及接下来的四页都用于报道此事。尽管那天是周日，《纽约时报》和所有的晨报还是一样需要一早发行、提早印刷，而此事刚刚发生于纽约时间的周六下午4点半。

1927年那个明媚的春季，大西洋两岸的广大民众对第一次从纽约到巴黎或从巴黎到纽约的直达飞行心生向往。八年前，1919年6月14日至15日，英国机长约翰·阿尔科克和他的美国领航员阿瑟·W.布朗中校完成了史上第一次中途不停歇的跨大西洋飞行，从纽芬兰到爱尔兰，跨越了1960英里，历经16小时12分钟，在爱尔兰的一处泥炭沼着陆。阿尔科克报告，穿过雾气和冰层飞行十分艰难，“是一次可怕的旅程”。从纽约到巴黎或反向的旅程更是凶险万分。航程几乎加倍，约3600英里。

尽管从那时起飞行器和发动机已有八年的发展历程，但到1927年，似乎还是没有哪架飞机能够从纽约直达巴黎。勒内·丰克上校是法国伟大的战争王牌（曾在一战中击落75架德国飞机），在1926年9月21日试验过驾驶伊戈尔·西科尔斯基[1]设计的大型三引擎飞机，但是他那负重的飞行器在长岛罗斯福机场起飞时坠落，导致四名机务人员中的两人身亡。而这一灾难事故并没有击退丰克和其他人，他们在1927年早春决心再试一试。3月初，我们收到纽约发来的快报，称这看着像四方竞赛：指挥官理查德·E.伯德的“美国号”福克三引擎飞机；少校诺埃尔·戴维斯的“美国退伍军团号”三引擎复翼飞机；勒内·丰克的新西科尔斯基飞机；还有查尔斯·莱文的一架赖特·贝兰卡飞机——他是个怪异的商人，据报道说他与他的两个飞行员克莱伦斯·钱伯林和伯特·阿科斯塔长期不合。还有对一匹潜在的“黑马”的简要介绍，此人名不见经传，是“圣路易斯的一名邮政飞行员，名叫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拥有一架由圣迭戈一家鲜为人知的小型瑞安航空公司制造的飞机，与众不同的是他计划单独飞行。

航空学专家和媒体都不看好这匹黑马。他们认定独自一人是无法飞过大西洋的。从体能上说，人是不能持续36至40小时保持清醒或至少足够警觉，时刻注意操纵飞机的控制和导航设备的。其他飞机都有两到四名机务人员。多数专家都认为林德伯格的独自飞行计划太莽撞了，甚至是“疯了”。常给冒险事业下赌注的伦敦劳埃德公司都拒绝给他下注。在他的竞争者驾驶更大、更牢固、引擎更强的飞机在试验的最后一刻都不幸机毁人亡的情况下，他的前途就更加渺茫了。

4月16日，指挥官伯德和托尼·福克本人驾驶着福克飞机，在一次短飞行试验着陆时坠毁。伯德左手手腕骨折，他的首席飞行员弗洛伊德·本内特断了一条腿，肩膀错位，飞机副驾驶员乔治·诺维尔受了几处严重内伤。十天后，许多人最看好的一架能成功飞到巴黎的飞机——少校诺埃尔·戴维斯的飞机“美国退伍军团号”满载荷试飞，在弗吉尼亚兰利机场刚滑出跑道就沉入沼泽，戴维斯和他的副驾驶员双双丧生。

与此同时，在巴黎，我们也有跨大西洋飞行的报道。两位老练的久经战争考验的法国飞行员——夏尔·南热塞上校和弗朗索瓦·科利上校准备好他们特制的勒瓦瑟复翼飞机“白鸟号”，要从巴黎飞到纽约。其发动机有500马力，是史上最大的。有这样的飞机，这样身经百战的飞行员，法国人有十足把握，一定能在友好竞争中打败美国，成为第一个从巴黎横跨大西洋飞到纽约的人。4月底，威尔斯派我到布尔歇机场查看他们的进度。我看得出他们雄心万丈，我问他们如何在飞行中抵挡波涛汹涌的北大西洋上强大的盛行风，他们未加理会。他们对成功逆风而行确信无疑。他们说，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起飞时1.1万磅的载重，但事实上他们没必要顾虑这点。他们向我坦白，他们打算一到达海域就扔掉起落装置。[2]这能大大降低逆风的阻碍，加快速度，他们计算过，每小时可将速度提升15英里。

“扔掉起落装置，你们打算怎么在纽约降落呢？”我表示怀疑。

“简单，”他们笑道，“这头‘大鸟’密不透水。我们就降在纽约的港口。也许就在你们的自由女神像前呢！”

他们都很勇敢，也很可爱，对自己和飞机都充满信心。“毕竟，我们连战争都挺过来了，”他们说，“这次飞行远不如战争风险大。”

5月7日周六，整个晚上我都站在布尔歇机场的飞机库里，看着机组人员为飞机加满油，调整引擎，将飞机里里外外检查个遍。不久，引擎响起了巨大的轰隆声，大家的耳朵都因此暂时变聋了。南热塞和科利兴高采烈，还和朋友们说着俏皮话。周日日出前不久，最后一次天气预报发来了，南热塞决定出发。他拥抱了妻子，挥手向几百名祝福的群众告别，和科利一起登上打开的驾驶员座舱。引擎发动，加速，他们很快驶向晨曦之中。那负重的飞机蓄积速度太慢，我一度焦躁不安。飞机在机场上慢慢地积聚着动力——当时还没有固定滑道——而作为滑道的柔软草坪，我始终不明白上面怎么能跑飞机。在机场中间，飞机上升了六英里，又马上掉回地上，把我们看得倒吸了一口气。南热塞继续保持最大马力。在机场尽头处，飞机最终飞起来了，刚好穿过了树林，很快就消失在西北方向的天空中。

这一新闻来不及登在巴黎报纸上，但是我给威尔斯在芝加哥的助理打了电话，简要汇报了此事。那里的时间比我们晚六小时，还来得及将此事登在周日版的晚版新闻上。我兴奋过了头，完全忘了要回家补个觉。回到办公室，我给周一的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写稿，等着飞行的最新进展。据报道，飞机飞过瑟堡，向西穿过英吉利海峡，绕过兰兹角，最后于正午飞过爱尔兰上空，朝着大西洋飞去。这就是它的最后踪迹。

我们接下来好几天都还不知道这个悲伤的结局。周一早上，美国的一家新闻社报道，有人在纽芬兰看见了这架飞机，它正朝纽约方向飞行。这一消息，通过广播直播和新闻的特别报道，使巴黎陷入狂欢。所有人都开始喝香槟庆祝这一历史性飞行的胜利。巴黎人民组成队伍在大街上蜿蜒前进。办公室和商店都歇业了，我也加入了庆典。看着这两名勇敢的法国人自信满满地开始了这次危险的航行，他们的成功让人产生了一种对人类的骄傲。

从狂欢中清醒过来过于痛苦。周二早上，我们才知道纽芬兰的消息是假的，根本没有人在海边看见过这架飞机。到现在，飞机的油已经耗尽。可能飞机已经在纽芬兰某个杳无人烟的地方迫降了。但一天天过去，这样的希望也没指望了。我那一周都在恍惚和忧郁中度过。整个巴黎都在为失去英雄而哀悼。法国航空当局敦促取消当年进一步尝试巴黎和纽约之间的飞行。飞机的发展，他们说，到底还不够火候。为这一事业牺牲更多生命是鲁莽之举。

已经有六人为此献身，美国飞机上有四个，法国有两个，还有三人在伯德的飞机上受重伤。大西洋两岸的人民都高呼美国飞行员应停止这一尝试。法国空军长官杜瓦尔将军发表声明，在南热塞和科利失败后，就算有哪个美国人成功了，也没有任何意义。“跨洋飞行，”他承认，“可以试验一次，也许两次，但不可作为常规项目，要等到航空业有了极大发展才行。一次成功的飞行只会徒增幻想。”

就这样，在巴黎的我们看来，原本一场看谁率先在两个城市间成功飞行的法美友好竞赛，突然之间发展成为难看的争吵。当我们于5月10日发电报告知美国外交官迈伦·T.赫里克，贝兰卡飞机随时都有可能从纽约起飞飞向巴黎时，他提醒华盛顿，“在法国飞行员还生死未卜的时候”，这样的飞行“可能会导致误会”。

确实，在法国首都过早庆祝时，南热塞和科利的失踪使之罩上悲伤的气氛。巴黎的报纸开始发表不怀好意的谣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据报道，美国气象局已经拒绝给法国飞行员提供北大西洋的最新天气预报。一家报纸宣称，天气报告早就提供了，不过是被处心积虑改错了的。美国的通讯社们被谴责播放了在纽芬兰上空发现法国飞机的错误报道，还被冠上残忍的恶作剧的臭名。

那年春季，巴黎就爆发过反美情绪。法国对美国深层次的不满来源于美国在德国人拖欠赔款后，仍旧像夏洛克[3]一样追着法国支付其全额战争债务。有人告诉我，要挟判处萨科和万泽蒂死刑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的愤恨情绪。当法郎贬值跌到新低，大量美国观光客乘机来到法国时，这种情况都没有得到改善。近来某天，我在协和广场看过愤怒的法国人向满载美国乡巴佬的观光车扔石头，车上的人都目瞪口呆。大使想，美国飞机来不及从纽约天空返回了，这飞机可能被怒火冲天的暴徒撕碎。

但根据纽约发来的电报，美国人执意前往。他们说，竞赛中的黑马似乎是当中决心最大的。林德伯格的单翼机终于告成了，在圣迭戈进行几次试飞后，他于5月10日下午起飞，要经历整晚不停歇的飞行，从落基山飞到圣路易斯。他在圣路易斯的赞助者试图劝退他。他们都认为这太冒险了。还没有人在晚上起飞的，但他一意孤行。他说，他需要航位推测的经验，他要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使用这一方法。他比自己预测的还早三小时到达圣路易斯——他在14个半小时飞了1550英里，创造了纪录。有人告诉他，赫里克大使提醒所有试图飞到巴黎的美国人不要在南热塞和科利的不幸事件后立刻这样做。

“我深表遗憾，”他回答，“南热塞和科利似乎在他们勇敢尝试跨越大西洋时因方向错误而失败。我希望他们能被人救下。但不管怎样，他们的经历都不会影响我的计划。”

说完，他又接着继续他的飞行。5月13日，我们收到了快报，竞赛中的黑马突然于当天下午在纽约露面了。林德伯格开着他的小飞机——“圣路易斯之魂号”，从圣迭戈飞到纽约，只在圣路易斯经停了一次，经时21小时，刷新了跨美洲大陆的纪录，比前纪录少了5个小时。但他似乎来得太迟了。他被告知，贝兰卡飞机——他一度想买下却买不起的飞机，计划在凌晨两点起飞。伯德也重新改装了福克飞机，准备在林德伯格后几分钟起飞，这更增加了紧张空气。现在看起来倒像三方竞赛，只是贝兰卡飞机希望先飞。但是当晚气象局播报了大西洋上空天气恶化的情况，未来几天还将更糟。贝兰卡飞机的出发时间不得不一直推迟。天气一转晴，一位飞行员就带来了法院禁令，勒令停飞。结果莱文当场开除了这个飞行员——此时正是他计划出发的前夕。林德伯格第一个起飞的可能性前几天还几乎没有，现在倒有了。他的好运没有再离开。5月19日星期四，我们收到芝加哥发来的电报，提到林德伯格有可能是第一个起飞的，尽管天气持续恶劣，纽约下着雨，纽芬兰雾气弥漫，大西洋中部酝酿着一场新的暴风雨。

电报仍旧没有看好林德伯格。航空学作家都称他是“幸运阿林”和“飞行的傻瓜”，还笑话他，要想赢，得把全世界的运气集于一身才行。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专家认为他不仅是个技术高超的飞行员，而且他为跨大西洋航行所做的准备比我们所知的还要认真：解决导航问题，估计各项风险，坚持各项飞机检查，在起飞时要检查马达、仪器和负重。这是最严峻的时刻，此后他才可以飞行。他告诉记者，他真的抓住了“不大的机会”。记者和飞行专家一样，仍旧满腹狐疑：一个人要在大海上单独飞行36小时，开着一架他们看来快要散架的小飞机。他们特别指出，从驾驶员座舱都不能看到前方。主油箱安装在飞行员座位正前方。林德伯格得从侧窗望出去才能弄清楚自己的处境，操纵起飞和降落。他们补充道，除非他真的满载起飞过——但他从未这样做过——或者他这么降落过，否则这就是个大问题。他们认为，天黑后，要在这样受限的视野里降下飞机是极为困难的，而这名飞行员也从未尝试。记者写道，他对此只是咧嘴一笑，说他计划在天黑前赶到巴黎。

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点刚过，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出发前往巴黎郊区的圣克卢，报道网球赛事。就在这时，一条公告发过来，说林德伯格已经于纽约时间早上7时52分从罗斯福机场起飞前往巴黎。我们有大约36小时的时间制订报道计划——如果他成功的话，但大西洋这边这样认为的人不多。据电报消息，他那沉重的飞机险些没能及时离开地面。在伦敦，劳埃德公司早就拒绝提供赔率了，政界更直言这次飞行是自杀行为。去网球场的途中，我在位于布洛涅森林公园的国家航空联盟总部停下脚步，那里站着几个知名的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飞行员，他们正边吃午餐边讨论这条新闻。他们当中多数人都说林德伯格有勇无谋，就算他的飞机能撑住，独自一人也是没法进行这样漫长的航程的。克利福德·B.哈蒙，一个富有的美国先锋飞行员，也是联盟主席，总结了主流观点。

“我认为，”他说，“一个人周围除了大海、天空、气流和单调的马达轰隆声，他只身一人是不可能保持36个小时清醒的。如果他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或只有两分钟，或时不时的片刻小憩，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但是林德伯格连眨眼都不能超过40次。这次飞行前途无望，但勇气可嘉！”

我将他这些不吉利的话记下来，当晚就写成新闻，然后继续前往圣克卢去报道法国网球锦标赛男子半决赛。5000人挤满了体育场，期待着美国冠军和法国冠军的精彩对决——大比尔·蒂尔登和小勒内·拉科斯特。我身边的观众都是网球迷，满心期待法国人用炮弹式发球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打下冠军宝座，球迷中几乎没有人谈论林德伯格的出发。我在总统包厢里和赫里克大使谈了几句。他是个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老人，我还挺喜欢他的。他说，是的，在他离开大使馆之前，他听说了这次飞行。他对那个人知道得不多……他叫什么？……啊，想起来了，林德伯格。但我看得出，他并没有像我这样兴奋。没有任何情绪，他只是在回答我的问题。大使馆并没有计划开招待会，他们只采取观望态度。此刻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蒂尔登和拉科斯特之间的激烈竞争。也许他的空军武官已经告诉他，那个独自飞行者是不可能成功的。

比赛结束——在这场激烈的竞赛中，蒂尔登一口气赢了两盘，6比4和7比5——我抢了一辆出租车，赶回报社写稿。但我心不在焉，尽管这场比赛确实激烈。我不断停下来看电报，好知道林德伯格从纽约经过沿海港口的进程。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北部，人们发现他越过海面朝新斯科舍飞去，距海水只有几百英尺，在450加仑的燃料负载下，飞机有点小颠簸。大约在我们这边的午夜，他的飞机逼近纽芬兰。在凌晨1点后不久，我们必须去印刷社了，报道说他绕过圣约翰斯，然后夜幕降临，他的飞机飞过了荒无人烟的北大西洋，然后地面观察员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在接下去的约16个小时里，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在巴黎，我们可以回家补觉了，还有祈祷。

令我吃惊的是，我们的执行总编，脾气温和、矮胖的伯恩哈德·拉格纳并没有像我这样兴奋，也不像我这样确信这是重磅新闻——如果那个年轻的飞行员成功的话。那天晚上，他对我说，别白费劲去写航空联盟对林德伯格的起飞的消极反应，把笔记交给别的记者写几条简讯就行了。当我问拉格纳我可不可以到布尔歇机场报道林德伯格抵达的新闻时，他说：“当然可以，但你得先把网球报道弄好了。”令我失望的是，他把“重点报道”派给了我们年轻的本地新闻编辑朱尔·弗朗茨，但他说我可以过去帮忙。我发觉，他已经认准我就是个体育写手，应该安分地完成这一任务。

驻外人员中，汉克·威尔斯[4]和他年轻的助手杰·艾伦就截然不同。他们准备好要报道这条新闻，他们猜这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新闻。他们建议我和他们一起临时抱佛脚，如果我希望给当地报纸做一条真正的大新闻的话。周五的整个晚上，我们连夜在办公室里研究地图，集中精神阅读飞行手册和杂志，打电话给小镇所有的法国飞行员询问他们的意见，查找有关阿尔科克和布朗，以及其他飞行员飞行报道的文件。威尔斯不是学者，甚至连学生也算不上，艾伦也是，但他很机灵。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想到一个计划，这计划能让他的电报比其他人的提早很多传到美国。所有记者到时一定会在美国媒体无线服务合作社或西联电报排队，那里肯定人满为患。而他准备找商务电报碰碰运气，美国通讯员很少用到这一家。其他人都会在办公室猛敲这条新闻，等着信使把稿件送到无线服务合作社或西联，这时他自己会在意大利街电报的这一端，把消息分小段，让电报员通过单独的通讯直接传到芝加哥。这个策略肯定行得通。这也是我学到的驻外记者的第一课：拿到新闻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尽快把新闻传给报纸——可能的话，赶在同行之前。

“你做好那差劲的巴黎版新闻后，”威尔斯用治安记者的口气说着，“就赶快来商务电报这边帮我。”这是他第一次鼓励我。

周六早晨，我早早到了办公室。那时还没有林德伯格的消息。大圆航线上的海上船只都没有关于他踪迹的报告。我们楼下《小日报》新闻编辑室的法国人认为这是不好的征兆，我争辩道那可说不定。仔细研读巴黎的早报，我发现了法国人态度的变化。有报纸用通栏标题宣布林德伯格飞过了北大西洋，还有电讯称，这架飞机在绕过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时，看着很正常，飞得很快。总而言之，这些报纸想告诉读者，这个“疯狂的”年轻美国人有望成功。他在今天午夜前也许就能抵达巴黎。真若如此，巴黎人民会把他当英雄一样欢迎。对美国人谎报南热塞和科利的消息的所有指责似乎被遗忘了。

我匆忙吃完午饭，开车到圣克卢接着报道网球。这一天阳光明媚，但并不太热，栗树盛开，到处弥漫着芳香。巴黎的晚春一直以来都是最宜人的，也是我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之一。如果林德伯格成功到达爱尔兰，而他的机油还能维持，在布尔歇机场降落就毫无问题。上周还笼罩的低云和雾气都消散了。

看台再次挤满了网球迷，等待着观看一场伟大的双打比赛——美国的蒂尔登和弗朗西斯·T.亨特对阵法国冠军组合博罗特拉和布鲁农。这是场硬战，比分如同跷跷板交替上升，美国人赢下第一盘，法国人赢了第二盘。第三盘中途我注意到赫里克大使包厢的动静，就跑过去一探究竟。和善、白发苍苍的大使正匆忙离开。他说，他刚接到大使馆送来的消息。有人在爱尔兰瓦伦西亚岛上空发现林德伯格，也就是说，他离巴黎不过600英里左右了。我瞥了一眼手表，下午4点才过几分。一小时飞100英里来算的话，林德伯格在10点前就能到，也就是天黑后一小时。好在博罗特拉和布鲁农迅速打完了决胜盘并赢得比赛，我赶回办公室写好稿，就直奔布尔歇机场。

6点后不久，有报道称林德伯格已经越过英格兰普利茅斯，穿过英吉利海峡，朝着法国瑟堡半岛飞去。现在，对他能顺利抵达巴黎的怀疑几乎没有了。汉克·威尔斯冲入新闻编辑室，读起公告。

“咱们出发吧！”他咕哝道，然后他、艾伦和我冲下楼梯，叫了辆出租车。“把这个记下来，用作背景故事，”他对艾伦说，“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是他离开美国海岸的地方。我计算他到达英国普利茅斯的时间是在那之后不到30小时。清教徒坐船花了多长时间？至少都得两个月，是吧？我希望我们今晚的新闻中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刚出了城市东北边的维莱特港口，就遇上了交通大堵塞，我们谁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前面是一动不动的汽车，车车相连，成了一条长龙，在狭窄的双车道公路几乎不向前行。

“这些车是打哪里冒出来的？”威尔斯咆哮道。当时的巴黎并没有多少私家车，想打出租车也不算一件易事。但现在看来，镇里所有的机动车辆似乎都齐聚在了前往布尔歇机场的路上。有各种各样的临时卡车和三轮机动运货马车，满载着大呼小叫的年轻男女。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在林德伯格可能到达前有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堵了一个小时左右，在距离机场四英里的路途中前进了约两英里。至此，我们所有的耐心磨光了。我们付了钱，加入了步行而来的人潮。等我们到了航站楼，我平生所见最庞大的人海将它团团围住，周围的停机场也都是人。人数一定已经超过10万，据警方估计，不用多久人数会接近50万。似乎每个人都兴致昂扬，激动万分，和我见过的所有法国集会人群一样难以管束。宪兵不停地打手势，大喊别往前走了，但人流还是不断往前涌。最后，守卫机场军事区的部队派出了几个连的士兵，佩着刺刀，排成两排冲入人群，这才把狂欢的人群赶出草坪跑道。

出示记者证后，我们拼杀到了航站楼里。这栋小建筑只有布尔歇机场战后建筑的十分之一大。我们在尘土和热气中走了一大段路，又饥又渴，终于来到了吧台，喝了一玻璃瓶的红酒，吃了一个三明治。我们就在这里碰见了伊莎多拉·邓肯和她的俄国朋友。我们一起喝了香槟，在喧闹和拥挤中尽可能长话短说。9点一过，天变黑了。在接下去的一个小时中，有两三次，一听到飞机飞过的声音，人群就会冲出航站楼，加入机场的人海。飞机起落跑道的照明灯一直亮着。结果只是有军用飞机在机场另一面着陆了。人群开始躁动起来，一些人表示怀疑。“也许那些到了爱尔兰、英格兰和瑟堡的报道都是假的，”一个法国人对我说，“就像南热塞和科利的那些假消息一样。抱歉，但我真认为你们的林德伯格不会成功的。”

警官皮埃尔·魏斯少校是布尔歇军用机场的指挥官，他自己在前一年也创造了长途飞行纪录，从巴黎直达波斯。他同赫里克大使制订了紧急接待计划：派出租车接林德伯格到航站楼，由两列警员和兵队护送，而大使和法美委员会将在一个小型仪式上欢迎他，在观礼台上互敬香槟。威尔斯指示艾伦紧跟大使，他和我挤开人群，在停机场找到一处林德伯格可能降落的地方。如果是那样，我们就能抓住他说的第一句话，然后向他提几个飞行的问题。

10点，天真的黑了。仍旧没有林德伯格出现的信号或声响。威尔斯和我刚接近降落信号灯，就听见机场上方的飞机声。一个小探照灯发现它了，这次绝对没弄错。所有巴黎报纸的头版都是这架小飞机的照片。就是这架飞机。它在停机坪尽头处滑翔——那正是我亲眼看见南热塞和科利起飞的地方——飞机倾斜飞行，优雅从容地从跑道两排照明灯中间驶入，在离我们200码的地方接触地面。我瞥了一眼手表，时间是5月21日，10点24分。真是难以置信。我算了下，他从纽约飞到巴黎花了33小时30分钟，来不及再去计算其他数据了。我们必须在飞机一停下就赶到它旁边。事实证明，这比我们预计的还要难。

人潮向前涌动，当局调来的所有警员和士兵吃力地维持着秩序，不让人群靠近。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林德伯格不能停下他的飞机，以及在螺旋桨伤到第一批冲向他的疯狂围观者之前，无法熄灭发动机。幸运的是，他在离威尔斯和我几码远的地方停下了。我们满怀自信地冲到前面祝贺他，但是场面一下子陷入混乱。我看到林德伯格将他蓬乱的头伸出机翼底下驾驶舱的小窗户，咧嘴大笑。上千人围住了飞机，这时他缩回了头。当他再次向外看时，他的笑容在惊慌中凝固了。暴民开始爬上飞机，撕下机身和机翼的部件作为纪念品，场面全面混乱了。这个年轻人，刚刚完成了独自一人从纽约飞到巴黎的历史性飞行，这一刻似乎显得无助。最后，我看见两名穿着制服的法国飞行员努力挤到驾驶舱。其中之一的特罗耶中校跳上一个机翼，从林德伯格手中拿过他的头盔，扔向狂乱的人群。几百个男女发出了尖叫，抢着头盔。这一举动暂时转移了人群的注意力，两名法国飞行员这才领着林德伯格上了附近的汽车。他们还指挥空军卡车围住飞机，把它拖到军用机库。

在我残留的印象中，我记得，我们记者当中没有人能在这样狂乱的时刻和林德伯格讲上一句话，完全没可能，然而有一些倒是能捏造些想象的采访，当晚就写成了新闻。威尔斯和我都有些丧气，走回了航站楼。在楼顶，美国大使及委员会正等着接待这位英雄。我们赶到时，刚好见证了那个场面。现在回想起来，不啻当晚唯一的喜剧。一个金发年轻人戴着飞行员的头盔，衬衫都被撕烂了，胸口吊着残破的领带，被拽到委员会前。这人看着确实像林德伯格。温文有礼的大使终于堆满笑容，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束红玫瑰。

“但我不是林德伯格，大使先生。”他说。

“你当然是。”赫里克回答，递出玫瑰。

“先生，我都和您说了，我真不是林德伯格，”年轻人重复了一遍，“我叫哈里·惠勒。大家都弄错了，是因为这个——”他举起了破碎的头盔，“有人把这个抛向人群，我刚好接到了。”

“如果你不是林德伯格，那他在哪儿？”大使问道。

“一些法国军官把他接到了停机场另一头的机库，留下我差点被那帮发狂的暴徒弄死。”

大使最后相信了他的话。这位叫作哈里·惠勒的年轻美国人，在享受一刻荣耀之后，在飞行史上匆匆掠过。本身并无过错的他给这段历史增添了滑稽的一笔，尽管他本人并不追求也不享受成为那个完成划时代飞行的、英勇无畏的飞行员。

杰·艾伦离开了这里，穿过机场去军用机库，看能不能遇见林德伯格，威尔斯和我也匆匆离开，赶到四英里之外的巴黎市区。已经过了11点，给周日版发快件已经迟了，这报纸需要很早印刷。威尔斯必须开始写头条新闻，刻不容缓。但当我们在航站楼前推开人群向外挤时，我们才发觉交通堵塞情况比先前更叫人绝望了。外面有出租车，但都动弹不得。在威尔斯为今晚的准备中，也包括了侦察回市区的辅路。

“威利，我们来练练腿，”他说，“我知道几条捷径。”我们开始在杂乱的主干道上小跑起来，接着上了一条狭窄的小道。我23岁，威尔斯将近46岁。我想，他在战后就从没锻炼过，没多久他就气喘吁吁。但我们还是接着跑，直到我也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当我们再次发现一辆出租车的时候，一定已经跑了将近三英里。司机原本要去布尔歇机场，被困在交通拥堵中，现在正掉头回去。

“给你1000法郎，先生，”我们跳入后座，威尔斯对他说，“如果你尽快赶回。”这先生真做到了，在颠簸的路上全速前进，在急转弯处疾驰而过。这是辆严重破损的老车，我想在我们到达城区的好路之前，这车肯定会散架。

“这车一定是著名的马恩河出租车[5]之一。”我说。

“是啊，也许是。”威尔斯嘟囔道。我知道他正在给新闻打腹稿。

我在商务电报办公楼让他下车，然后回到在拉马丁大街的办公室。“威利，你一做完，就回到这里，把所有要发电报的材料都带过来，还有法国报纸的早版。”和往常一样，他粗声粗气地说着。我一冲进新闻编辑室就记起来，拉格纳指定本地新闻编辑弗朗茨写“重点报道”，但到现在还看不到他的人影。也许他不是威尔斯和我这样优秀的短跑选手。

“我想，这是你的新闻了，”拉格纳转头对我说，“但别搞太长了。”他还是没有抓住这件事的重要性。我和他争论一番，但没用。“最好马上动手。”他建议我。那时是午夜，我们一个小时后就要印刷了。我抑制不住地兴奋，尽量写得又快又好，我只有一小时的时间。40分钟后，我搞定了，这时弗朗茨冲了进来，喘着粗气。他不像我们能找到出租车，所以跑了整整四英里的路。他哀求编辑让他写后续报道，但得到的回应和我前一晚得到的一样。“我只要一篇新闻。”拉格纳说。

凌晨1点，我回到商务电报找威尔斯，带来了哈瓦斯社的报道，还有巴黎各早报，以及伦敦办公室发来的林德伯格从爱尔兰到英格兰一段的飞行材料。

“全部给我，”威尔斯嘟囔道，然后从他的打字机前抬头片刻，“做完这些，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家伙到底跑哪儿去了。艾伦现在总该知道了吧！”我打好了几页，威尔斯就连同自己的那些一起交给了电报员。我们的稿件立刻就通过电报发了过去，我确信我们会是第一个播报新闻的。

大约2点，杰·艾伦打来电话。他在耶拿广场的大使官邸。林德伯格几分钟前终于在那里露脸了，但大使坚持认为他最需要的是睡觉，直接让他躺上床去了。杰的嗓音很阴郁。没有新闻，在他们最终找到飞行员后仍旧没有。威尔斯握紧电话。

“杰，听着。对赫里克说你的伙伴要过去找他。”

“你以为我们能和这位老朋友说什么？”

“一直和他说。如果这都没用，你就冲到卧室去。我们必须见到他。”

“先别挂，”杰突然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我想我们能见着他了。”

“好的，”威尔斯松了口气，“采访完后马上到这儿来。记住，别去办公室。”

半个小时后，杰冲进来，开始匆匆整理对林德伯格着陆后的第一次访问。过后，他告诉我们，正当大使把记者赶出他官邸的时候，林德伯格传来话，他没有睡意，想简单和记者谈谈。十几个记者蜂拥到楼上的客房，看见飞行员坐在床边，披着主人借给他的过于肥大的睡衣。关于这次航行，他回答得很简单，也很谦虚。这是他向媒体透露的第一次感言。但我认为，在这之前，威尔斯和其他记者都已经写出洋洋千言，包括引用林德伯格的话，即对跨洋飞行的每个阶段的描述。我之后查看时，惊奇地发现，他们编造的话多么接近实际。至少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驻外记者居然这么信任自己的想象力。

凌晨4点左右，我们做了综合报道，然后歇了口气，在林荫大道拐角处的通宵咖啡厅喝咖啡，吃羊角面包。威尔斯虽然露出疲态，但心情出奇好。我们吃完前，芝加哥发来一条电报说他的新闻比有线电报还早到。我们都在大口吃着一盘羊角面包，他转向我，翻看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浏览我匆忙写成的报道。

“不错，”他嘟囔道，“说实话，好极了。”实际上，这些话他说了不少。

“威利，”他最终口齿清晰地从口角吐出这些话，“我想，也许你具备这方面的才能。这一行的诀窍就是顶住压力搞定一切。也许——”他迟疑了一下，“也许我可以给你找个职位。”

他第二天就说到做到了。我成了驻外记者。

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继续报道林德伯格。这位飞行员，在一周前还完全默默无闻，睡了十小时后，在巴黎5月的一个周日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世界英雄。他通过独自成功飞行，打败所有赔率[6]，激起了大西洋两岸千万人的想象力。他上了整个西方世界所有报纸的头版。各国总统、国王、总理纷纷发来贺电。这一整周，巴黎盛情款待他，好像巴黎历史上从未来过外国人。法国总统和总理接待他，给他别上了十字勋章。他还在法国议会致辞。他坐车到维尔酒店参加巴黎市官方招待会时，50万民众挤满大街小巷争相围观，这次招待会授予了他一块金牌。日复一日，巴黎报纸的专栏充满了对这名25岁飞行员的赞美，还有对他一举一动的报道。巴黎的反美情绪烟消云散。“林德伯格向你展现了真正的美国精神。”赫里克在维尔酒店对人群说道。

我那周看了大量关于他的报道。他尽管精疲力竭，受到歌功颂德，但还是保持着淳朴和谦卑，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上沉着自信地致辞，在拍照时青涩地露齿一笑，使用人称代词“我们”来指他的飞机和他自己。我还没见过有人，更别提是年轻人了，在面对这样的奉承时有这样的修养和谦逊。

在华盛顿政府的催促下，他飞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受到国王和王后的接待，又获得一枚奖章。然后飞到伦敦，古板的英国人也像法国人一样疯狂地欢迎他。国王和王后把他请到白金汉宫，总理（斯坦利·鲍德温）请他到唐宁街10号，威尔士亲王请他到约克庄。他出席了下院和上院，备极殊荣。在皇家航空俱乐部举办的庆功宴上，他受到英国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称赞。

由于华盛顿方面的坚持，他只好放弃继续飞行周游世界的新计划，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总统的要求，坐上美国巡洋舰“孟菲斯号”回国。还没有美国人回国受到政府和同胞的如此欢迎，在6月11日周六正午前，他坐着“孟菲斯号”回到华盛顿，这时距他在巴黎降落已经三周了。美国原来贫乏的电报服务大大发展了，我相信我们能让欧洲的读者了解到美国前所未有的盛大场面。

柯立芝总统在林德伯格完成到巴黎的飞行后，就向他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欢迎仪式上更加热烈地称颂他的壮举。人群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进行胜利游行，拥簇到纪念碑前，参加人数是首都前所未有的。一向言简意赅的美国总统痛快地直抒胸臆，滔滔不绝。林德伯格是“继承了我国最优秀传统的男孩……是美国教养出的健全、认真、无畏、勇敢的人……受战无不胜意志驱使的勇敢品格……这个和蔼、谦逊的美国年轻人，本性质朴，表现出真正的伟大……是美好高贵品质最真诚实在的典范……”他说个不停，这是他总统生涯中最长的演说之一。上万观众鼓掌，全国各地的百万余人则收听了电台广播。演讲结束后，总统满面微笑地（他很少笑）给这位新英雄别上杰出飞行十字勋章。林德伯格和他同样谦逊的妈妈被安顿在杜邦环岛15号的临时白宫（因为总统官邸白宫正在进行全面整修）就餐，之后前往政府官员、国会首脑和其他显要人物齐聚一堂的庆功宴。

两天后，纽约又给这位飞行员举办了更加热闹的招待会。警方估计有400多万人参加了盛大游行。在市政厅的典礼上，市长詹姆斯（吉米）·沃克授予他英勇勋章。在中央公园，州长阿尔·史密斯给他别上了纽约州的荣誉勋章。次日，《纽约时报》将前16页都用于报道这场惊人的欢迎会，报道持续了三天。市里在康莫多尔酒店举办了宴会，4000人到场，连德高望重、庄严低调的前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都来了，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他抛却一贯的礼节和冷淡，比柯立芝还要热情地夸赞林德伯格：“他重新点燃了思想神殿八大古老祭坛的香火……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欢乐的一天。美国人万众一心，志存高远……我们的儿童看到了激励人心的人生楷模……”他也一样，说个没完没了。合众国还从未对一个普通公民有过这样的奉承。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确信，尽管林德伯格获得的声望绝无仅有，但过个几周，也就昙花一现了。毕竟，名声总是一闪而逝的，曾浅尝薄名的人只是劝他尽可能地多得甜头。格特鲁德·埃德尔，一年前成为第一个游过英吉利海峡的人（并且打破纪录），她回归之后就在百老汇有过为她举办的盛大游行，而她现在基本被人遗忘了，在一个小镇的杂耍团表演。她公开建议他：“他最好现在就捞钱，再等就迟了。”吉恩·滕尼，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同样建议：“他应该将他的绝活商业化，从中赚钱，因为要不了一年，他就会被遗忘了。”[7]

但他没有被人遗忘，还声名远扬。7月末，他乘上“圣路易斯之魂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全国航空旅游，由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赞助。飞机载着他到48个州的82个城市，飞过了2.2万英里，他进行了147场演讲，受到沿岸约3000万人民的欢迎。在他离开前，他还收到了崇拜者的350万封信、10万份电报和1.4万个包裹。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将近13年，林德伯格依旧是全国偶像，是美国最广为人知的公民，是美国当之无愧的英雄。

某种程度上说（尽管我们并不承认），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追求名声，有了名声，我们似乎觉得甜蜜喜悦，但名声也可能变成一种诅咒。林德伯格就是如此。名声使他连最后那点想保住的隐私都被剥夺了，他也成为黄色刊物和粗俗肤浅的英雄崇拜者轻慢的对象。这已经够糟了，但还有其他后果。突然，名声使他进入了有权有势的圈子，这个圈子的保守、反动，甚至反民主的世界观似乎逐渐侵蚀了他。更糟糕的是，他的同胞对他天花乱坠的奉承最终诱使他使用这样大量的拥护者走向政治，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被人作为一个无党派英雄崇拜了13年之后，这一事业最终还是开始了，其结果注定是个灾难。

我的朋友肯尼思·S.戴维斯对林德伯格作为英雄进行了一番颇为敏锐的考察，[8]贴切地解释了这种困境：“当林德伯格回到美国，他希望提供给同胞们安全舒心的飞行，但是他的同胞们要求他另具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他所没有的，或者说是个凡人都没有的。”

名声给林德伯格带来了诸多荣誉和绝无仅有的奉承，也会适时带来幻灭、痛苦、悲剧和深切的悲痛（当他的第一个孩子被绑架并杀害时），还有对这吵闹的土地上的生命、政治、战争、和平的困惑。在巴黎，我在他享受荣誉的最初一刻见到他时，他是那么的谦逊、优雅和勤恳，但他在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就黯然失色了，那是在纳粹时期的柏林。在我看来，他似乎被纳粹的宣传骗了，最糟的是，他竟然崇拜毫无理智、血腥野蛮的独裁统治。这个制度日复一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苦难，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自由，正是这位著名飞行员在国内时声称他最为看重的东西。1938年10月18日，我吃惊地发现，林德伯格居然被阿道夫·希特勒授予了星型德意志雄鹰勋章——德国第二高的、颁发给尊贵外宾的荣誉勋章。官方嘉奖用语是“有功于第三帝国”。他居然也接受了。

这个时间点不能更糟了。赫尔曼·戈林把勋章挂上林德伯格脖子的那晚是慕尼黑会议三个星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希特勒正把欧洲推向战争边缘。欧洲人胆战心惊，不知这位元首下一步会怎么策划侵略。那一时期，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被欺骗、暴打、逮捕、残害。那一时期，德国人正准备掀起新一轮的屠杀犹太人运动，发号施令者正是林德伯格徽章的授予者。

所以，在二战的第一年，我在柏林的德国报纸上读到了林德伯格的宣言，并不意外。他声称在法国和英国覆灭之际，美国必须放弃自救计划，同征服者希特勒和解。这让纳粹暴徒大大满足，例如他们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命令德国媒体大肆渲染林德伯格的宣言。我记得戈培尔特别高兴，因为林德伯格宣言在杂志的刊发日期正好在希特勒侵略中立的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之前。林德伯格宣称，正是德国，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控制了现在“欧洲文明模糊的东方边界”。纳粹德国捍卫了欧洲文明吗？我看到的是野蛮的独裁统治正在摧毁文明。1941年战火大作后我长期待在国内，读到了林德伯格那年9月11日在得梅因的发言时，尽管我震惊无比，但我没有很意外。他装腔作势地提到希特勒和戈培尔，他对犹太人试图让我们加入反德战争进行抨击。“他们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他宣称，“在于他们对我们电影、媒体、收音机和政府的大量所有权和巨大影响力。”

我认为，这些以及他对英国、纳粹德国和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结束了林德伯格英雄的一生。在那年早秋的一天，我暗想，这同14年前5月那个晚上大不相同了，那时我看见的是一个谦逊、勇敢的年轻人在布尔歇机场降落，让全世界为之喝彩。那是一个多么辉煌的人生开端啊。[9]

[1] 伊戈尔·西科尔斯基，俄国著名的飞机和直升机设计师。

[2] 当时还没有可缩回的起落装置。

[3] 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冷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

[4] 即亨利·威尔斯，《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分社社长。汉克为亨利的昵称。

[5]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兵临城下，巴黎不及布防，加列尼将军征用出租车向巴黎马恩河前线运送士兵和补给，成功阻击德军。后世有马恩河出租车拯救巴黎之说。此处作者言其车老旧。

[6] 伦敦的劳埃德公司曾拒绝给林德伯格下赌注，即使在他已经到达圣约翰斯（加拿大纽芬兰）时，给他到不了巴黎开出的赔率仍是10赔3。

[7] 事实上，林德伯格在一周的飞行中得到了所有想象得到的商业报价，总计500万美元。除了为一些他飞行中用到的产品代言，他拒绝了所有的合作请求。

[8] Kenneth S.Davis：The Hero：Charles A.Lindbergh and the American Dream，p.10.

[9] 查尔斯·林德伯格于1974年8月26日死于淋巴癌，享年72岁，就在我写完关于他这部分回忆的几周后。他从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得知自己的癌症到了晚期，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度假胜地——夏威夷毛伊岛，一周后在那里骤然离世。根据遗嘱，他就葬在那里，穿着卡其色工服，躺在夏威夷邻居粗凿成的木制棺材里。
二战期间，他续任陆军航空队职务的要求被拒。他在珍珠港事件前夕辞掉了这一职务，因为罗斯福总统当时给他贴上了“失败主义者”的标签，这让他愤恨不已。但在1944年，他飞到太平洋战场，作为海军战斗机的制造顾问，在实战中检验战机的战斗力。那时他只是个平民，却执行了50次对抗日本的飞行任务，其中一次在比亚克岛的空战差点要了他的命。在战前和战后，他帮助泛美航空发展全球航线；鼓励罗伯特·戈达德博士的事业，这位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默默无闻的物理学教授，因倡导火箭和太空飞行而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嘲笑；还和波音公司合作，完善了战后商用飞机。穷尽一生都在不断研究飞行及其技术的林德伯格，在去世前十年的花甲之年，突然对环境保护产生了兴趣，并将余生多数时间和精力用于宣传自然环境保护。“如果我必须做出选择，”如今的他说道，“我倒宁愿为鸟舍弃飞机。”如果他必须再做一次选择，他说，他还会谴责犹太人和罗斯福让国家参与战争，还会宣布英国1940年到1941年的覆灭，坚持钦佩纳粹德国是西方文明的捍卫者，仍会接受希特勒企图践踏文明时颁给他的雄鹰勋章，还会受他的朋友、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亚历克西·卡雷尔博士的影响，热衷于怪异的哲学思想，同意精英统治的必要性。这最后的一点促使他写出了《飞行与人生》（Of Flight and Life），书中鼓吹美国人在世界上的优越性，警告“对美国人来说，人人平等的信条等同于人人皆亡的信条”，以及“如果我们同世界其他民族平等，我们的文明就将覆灭”。临终之际，他还是觉得自己被罗斯福总统冤枉了。他从未承认自己多么穷凶极恶地攻击总统是战争贩子，多么错误地预言希特勒将横扫他的敌人，以及自己是多么的无知——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将对人类文明造成多么大的恶果。然而，在飞行世界里，他是个天才，勇敢、聪明、充满探索精神和想象力。十分谦逊的他突然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名声。除了对复杂政治和历史的不明所以，他还是原来那个真诚的他。尽管在巴黎成功飞行后，他很长时间都有他所敬佩的有钱人和纨绔子弟的陪伴，但他还是热爱简朴的生活，觉得在大自然的蓝天、原野和丛林中最自在。当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更乐于在一处安静偏僻的地方度过剩下的日子，远离这里和英国那些他可以去的华丽别墅，远离喋喋不休的争吵和大城市对他的疯狂吹捧。穿着旧工服，在天然的太平洋岛屿居民中间，简朴地离开，这也是他性格的一面。

第十八章 驻外记者在伦敦

我成为驻外记者后，第一个夏天的大多数时间被安置在了乱糟糟的伦敦，激动的心情很快变为沮丧。经历了巴黎的繁华，大英帝国的大本营看起来十分荒凉。我有些不适，因为刚摸到在巴黎工作的窍门，就要让我离开。想想要离开巴黎，尽管只是几个月，都令我失魂落魄。我不能忍受同伊冯娜分隔两地，我也会怀念同威尔斯和他年轻的助理杰·艾伦一起工作的日子，后者顶替了情绪多变的文森特·希恩的位子。

当地的几个职员提醒我，亨利（汉克）·威尔斯是个难伺候的人，刻薄、严厉、疑心重，还有点盛气凌人。他有时真的是如上所说，但我越了解他就越喜欢他。他用人不疑，对人表示理解，特别是在别人犯错或遇上麻烦的时候。这样，我就会忽视他从嘴角发出的粗哑的声音，还有他凶恶的脸，我很快就发现这只是个面具，其背后是温和而不安的性格。他一战前曾在纽约担任报道社会治安的记者，从1915年他就开始在法国当战地记者。他在那里学会了相当流利的法语，就是有点美国口音。和多数前治安记者一样，他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他一逮到艾伦和我在清闲的日子看书就皱起眉头。当杰和我争论司汤达、普鲁斯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其他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作家时，他从来不和我们一起讨论。

“你们读那些家伙的书干什么？”他会问，然后又把头转开，埋进报纸里。单凭经验，他就对巴黎、法国和欧洲的情况了若指掌，他写这些地方的政治很在行，但文化方面就不行了。“文化？”他会说，“那是什么鬼东西！”他的自相矛盾就是这样奇怪。他会严格地要求我们不要总“和女孩子鬼混”，但他自己也会觊觎她们。他还与一个阿根廷女人同居，两人并没有结婚。他把她藏得很严实，从没带她去见过朋友，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他是个虔诚的长老会教徒，每个周日早晨都去做礼拜，但晚上都在酒吧和夜店。

杰·艾伦，比我大四五岁，性子和威尔斯完全相反，他有教养、敏感，是个什么书都读的书虫。他从故乡西雅图到东部，在俄勒冈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在哈佛读研，学习法国文学，论文研究司汤达。然后和大学的爱人结婚，加入了拥向巴黎的大军。由于精神过度紧张，他疏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写作，成就了报上的一些佳作。威尔斯没有特别的信仰，除了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民主和专制在他看来都一个样。在报道法国的民主、西班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罗马的墨索里尼、莫斯科的斯大林，甚至是日内瓦自由主义的国际联盟时，他从无任何偏向。这种意识形态的缺乏对一个美国驻外记者来说，益处甚多，超出了艾伦和我的认识。

但我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艾伦强烈地反对独裁，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他从不故作客观，直言不讳地报道了德国慕尼黑有一个叫希特勒的暴民煽动者正在崛起，报道了滑稽可笑的墨索里尼，报道了德里维拉和佛朗哥对西班牙民主的先后镇压。德里维拉因为他在马德里的一篇报道将他关入监狱，之后佛朗哥因为他报道西班牙内战，也把他投入大牢。尽管艾伦是我们巴黎报社的一员，但他那几年多数时间都在西班牙，最后，他终于全身心投入了拯救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那时，佛朗哥发动了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军团的力量去推翻共和国，艾伦辞掉了《芝加哥论坛报》的工作，将所有时间用于拯救西班牙，但很不幸，最后于事无补。

我和艾伦的很多想法都一致，这让我们成为亲密好友，友谊一直持续到45年之后他离开这个世界。根本上说，我想，我们的生活观都有点杰斐逊自由主义的倾向，尽管最后，专横、性情古怪的庄园主，《芝加哥论坛报》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控告我们俩是“共产主义者”，他在报上为聘用过我们而道歉。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在那之前，他经常夸我们（也会斥责我们）。对我，他曾发了许多整版广告来称赞我的记者工作。

1927年6月，我在巴黎忙于学习如何做好新工作。此时，我处于图腾柱的低端，值夜班，从下午3点工作到凌晨3点，中途8点左右有几小时的吃饭时间。因为巴黎和芝加哥有六小时的时差，我们要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发稿，但通常威尔斯把午间报纸或国民议会等政治新闻整理成一篇稿件之后，下午6点就会停工（芝加哥的正午）。之后，他一定会跑到哈里纽约酒吧，和资深记者们坐在一起喝酒。他们起初是为了报道战争来到这里，现在都成了报社的领导。他们当中有《纽约时报》的埃德温·L.詹姆斯，《芝加哥论坛报》的传奇战地记者、目前的杂志自由撰稿人弗洛伊德·吉本斯。他们是战争时代的老友，兴趣相投，快人快语，大多一副治安记者的做派——他们都做过治安记者。吉本斯是当时欧洲各酒吧的熟客，长着一副爱尔兰职业拳击手的脸，一只眼戴着黑色眼罩。吉米·詹姆斯和威尔斯一样，身材矮壮，但他的穿着更加整洁鲜艳，话也更多。我想，他还更精通欧洲政治。他写得又快又好，但没有自己的风格。也许是工作缘故，他成了古板庄重的阿道夫·奥克斯的爱将。奥克斯是《纽约时报》的所有者和出版商，他很快让吉米担任总编辑。除此之外，两人无甚差别。吉米是个真正的花花公子，最爱流连酒吧、夜店和赛马场。很难想象稳重的奥克斯会到这种地方，但当他到巴黎后，他真的去了，带着他那精力充沛、叼着雪茄的巴黎报社的总编。

下午6点一到，威尔斯就到哈里纽约酒吧溜达，而我就要完成一下午对国民议会、参议院和外交部的报道，中间还要到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查探情况。回到办公室，我就会给在酒吧的威尔斯打电话，和他讨论怎么归档。在我吃过晚饭之后，晚上10点，我的主要工作就开始了。我要读完哈瓦斯社的稿件和巴黎一些晨报的早版新闻。这里面经常会有值得细做的新闻，这时就打电话去核实消息，而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法国电话和接线员（拨号盘还未普及）基本不能正常工作。之后，在凌晨2点半，出版前的最后一版送来了，有十多份。因为有时间限制，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读完。那时，要特别感谢伊冯娜，我的法语变得很熟练，足以应付这个差事。如果其中有重大新闻，我就必须给威尔斯打电话请示。通常要打给好几家夜总会才能找到他，他一定万分不乐意离开。“威利，”他会说，“你自己就能搞定的。”我确实自己搞定了，而第二天在芝加哥的报上，作者署名是威尔斯。

这是报社的规矩。艾伦和我所写的报道都签上“威尔斯”。我们只有在外出做特别报道或老板出差在别的地方报道，才能有自己的署名。在芝加哥的编辑看来，根据我们所发的报道量，威尔斯一定是个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工作的记者。但实际上，他一天的工作时间相当短，也就午饭前的一小时和午饭后的3点到6点。艾伦和我都没有抱怨过。我们都为这样有意思的工作高兴，当作一种训练。有时，我们犯了大错，受到芝加哥严厉指责的却是威尔斯，他从没再将过错归还到我们身上。然而，我开始疑惑，我是怎么得到远在祖国的雇主的注意的。有时，我发的电报上了首版，得到嘉奖的是威尔斯。“干得好，威利，”他会这样说，然后咯咯笑，“芝加哥那边喜欢你的新闻。”当时，我不明白芝加哥是怎么知道的。慢慢地我发现，《芝加哥论坛报》的最高领导确实知道。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缺点（这数不胜数），他确有那种可怕的直觉，能够知道他驻外的奴仆在干什么。

《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和出版人，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的气场笼罩于我们办公室。连愤世嫉俗、冷硬的威尔斯都满怀敬畏地提起他，通常都是低语。驻外事务处就是这位上校的得意之作。他亲力亲为，很少对他的总编辑和驻外编辑发出拿破仑般的命令，[1]却有时对我们如此，也不会像指使我们一样让他们在急件空白处写满他那莫名其妙的批语，几乎天天如此。很明显，他也不会让他们去做些与记者无关的工作，而让我们去做，这常常让我们几天乃至几周都不能报道新闻。

既然我都在给这个专横、怪异的报业贵族工作了，我想我该好好地查查他的老底。我少年时在芝加哥，就听说过那个强大的麦考密克家族的大量传言。我只要温习就行。在芝加哥，人人都知道塞勒斯·麦考密克的事迹，他是这位上校的叔祖，发明了弗吉尼亚收割机，还成立了庞大的国际收割机公司。塞勒斯有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就是上校的祖父威廉·桑德森·麦考密克，他在1847年从弗吉尼亚来到芝加哥，以他们新型收割机为基础开始做起了农业机械生意。我想，这三兄弟最终吵翻，他们中最杰出的天才塞勒斯把另外两个兄弟挤走，独占了生意。上校的祖父于1865年在一家疯人院去世，上校有时也说起家传的疯病。他说：“所有麦考密克家的人都是疯子——只有我是例外。”不过，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不大相信他这句话。上校的母亲来自梅迪尔家族，根据我个人与她的短暂的接触，我认为这个家族可能也有疯病的遗传。

她是个令人敬畏的女子，名为凯瑟琳（卡特里娜）·范埃塔·梅迪尔，是约瑟夫·梅迪尔的女儿。约瑟夫·梅迪尔于1855年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论坛报》做印刷工，该报于1847年创刊，原发起者现在已经无从考证。20年后他获得了该报的控制权，把它办成了中西部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他是早期亚伯拉罕·林肯竞选总统的支持者，因此成了总统的密友之一。而他雄心壮志的女儿只在孩提时代见过总统，就曾经告诉我说，林肯是她记忆所及的美国最伟大的人。而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不太需要被人说服。

卡特里娜·梅迪尔与塞勒斯小弟弟的儿子罗伯特·桑德森·麦考密克结了婚，麦考密克家族于是被纳入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事业。但是这位麦考密克对报业或者对芝加哥混乱无章的生活明显不感兴趣。1901年，他通过家里与白宫的关系，得到了出使维也纳的任命。第二年，他又当上了驻圣彼得堡的大使，继而又任驻巴黎大使。这样，我们生于1880年的麦考密克上校在欧洲三座最重要的首都长大成人，他在那里学了外语，感受到欧洲的政治和生活。与他的夫人相比，在旧时的外交生涯中，大使似乎表现得意志薄弱，能力不足。总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解除了他驻巴黎大使的职务，而他一直没有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从来没听上校说起过自己的父亲。也许，他不忍去想他的平庸和失败。但是，他尊敬自己的母亲，继承了她的专横，显然她对他的影响更大。他甚至原谅了她在他小时候把他打扮成女孩的模样。有人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第一个出生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夭折，她祈祷上帝再让她生个女孩，结果却生了个男孩。

麦考密克夫人虽然已经年迈，却每年夏天都来欧洲，她会在巴黎和凡尔赛住一阵子，之后还要去卡尔斯巴德的温泉洗浴。总有一名雇员被派去租一节专供她用的卧车厢，到瑟堡去接她，负责把特别的车厢连上运船客的火车，然后陪她来巴黎，把她安顿在里茨饭店。我逃脱了这件苦差事，但是被吩咐，要例行公事地去里茨饭店，陪她喝好多次茶。我还记得头一天的情景。她的言谈，虽然有些不连贯，但她说起在芝加哥的早年岁月、在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皇宫的华丽生活，以及世纪之交在巴黎的日子，那些回忆实际上十分有趣，她最喜欢在巴黎的时光。我猜她准是不能饮酒，因为她给我喝的所谓“威士忌”实际上是她的医生调出的东西，看上去，喝起来，让她觉得都像威士忌，而里面不含酒精。我尝了尝，味道就像洗碗水，可我仍然勇敢地大口喝下——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最后，度过了长长的下午，我起身告辞。

她这时却说：“等等，年轻人，我想让你为我发封电报。”

我拿出速记本和铅笔，听候吩咐。

她说：“我要发给林肯先生。”

“给谁？”我脱口而出又赶紧闭嘴。

她开始道：“华盛顿特区白宫林肯先生收。”她于是开始口授一封给亚伯拉罕·林肯的电报，没完没了。我现在已经忘了它的内容，但是模糊地记得她对来这里几天之后，所见的巴黎、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做了描述。也许她依据的是巴黎报纸，她没有忘记法文。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她和她的儿子一样，喜欢法国和法国人，却很不喜欢英国人，明显地讨厌日本人、德国人、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教徒。她口授的给殉难总统的电文里也许还有一些这样的内容。我回到办公室，把电文交给威尔斯。

他咕哝着：“别管它。我相信林肯先生已经死了。”

第二件记者之外的任务是去法国北方的战场，在坎提尼做一番考察，报告它现在的状况，找出一座旧谷仓中里的防空洞。麦考密克上校说他在那里指挥过炮兵作战。我还要找出一副望远镜和其他一些私人物品，据他说，在九年前1918年夏天的激战中，美军向前推进，他把那些东西遗忘在了那里。坎提尼的战斗在美国远征军战史上是一场小小的战事，却在上校心中或是他的想象中显得很重大。他用它来命名他在芝加哥的大宅。麦考密克除了对我口头吩咐之外，还附了一张他亲手画的农场地图，标出了谷仓的精确位置。

经过几天的搜寻，我想我找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农场和别的农场没什么两样，层层麦浪在6月的太阳下翻滚。这里没有一点当年战场的迹象，迎接我的那位农民面露怀疑之色，而当我告诉他我来干什么时，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个疯子。

他说：“如果这里真打过仗，那也不是什么大仗，我在这一片田地里耕作了好多年，从来没像一些邻居那样，看见过什么地雷或是旧弹片。”

我看出他的谷仓是新盖的。

我解释说：“有人让我来看看我的美国上校的指挥所，就在谷仓的地窖里。当时他遗落了望远镜。”

那人听了，说：“你疯了吗？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机器，还有些去年的干草。”

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要看一看。他于是不情愿地带我去谷仓，我敲了敲地板，查看了每个角落，但这里根本找不出什么防空洞。这里只有一些犁耙、切条机和几捆旧干草。我带了一位法国摄影师给这个著名的战场以及上校的指挥所拍照。明显地，他也觉得我疯了。不过，我还是让他拍下田地、谷仓和谷仓的内部。我需要一些证据来说服上校。

上校从来没有回复过我的“报告”。不过，他也没有开除我。也许他觉得我只是个笨蛋记者，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打过仗，即使战场就在眼前，我也认不出来。

我有些沮丧地回到巴黎，但是威尔斯马上让我高兴起来。

威尔斯说：“他从没有在坎提尼打过仗，他压根儿就没去过那里。”

我难以置信。威尔斯接着说下去：“没错，有些人，我想是芝加哥的竞争对手，在陆军部核查过。那时上校在休病假，数千士兵得了流行感冒。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狡黠地又说：“不过，有些人甚至认为上校并没有生病，只是请假去巴黎享乐了。到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假当然要休，去花天酒地的巴黎乐一乐呗。”[2]

有了这番经历之后，这种任务多数会绕过我。例如，当我在伦敦工作时，那里的驻外记者需要去苏格兰为《芝加哥论坛报》买新货船，用来把新闻纸从加拿大的造纸厂运到芝加哥。另一项任务是为上校在乡下大宅的马球队买小马。虽然他十分讨厌英国人，麦考密克还是坚持买英国的马和船。但由于我不能很好地胜任这些工作，于是被免除了这些任务。我对马匹和轮船一无所知，不过仍然纳闷为什么极其爱国的麦考密克上校不在美国本土买他的船和马，促进美国的贸易和就业。但这样的疑问无异于低估他精明的商业头脑。

1927年伦敦的那个夏天似乎十分糟糕，特别是在到过巴黎之后。之后的两个夏天我也在那里工作，仍没有什么见闻和经历能让这样的夏天更明朗、更吸引人。原因不在于工作，而是那里的生活。工作其实已经足够有趣，那毕竟是目睹和记录大英帝国最后的繁荣，像老话讲的——“日不落”的时代。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地方都属于大英帝国，它统治着4.5亿人口，其中只有7000万白人。战后的和平条约又为它增添了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700多万人口。但现在，甚至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美国佬也能看出来，太阳正在从它的版图上落下，从各个大洋的上空。不过，英国人自己似乎没有觉察到。

统治着整个帝国并抽取其给养的英国本土，你也能看出它陷入了重重麻烦。它被严重的失业、经济、财政以及社会问题困扰，而恼人的阶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那些长久以来知道并接受了自己处境的工人，现在开始焦躁不安，虽然上帝知道他们没有革命性力量。去年总罢工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岛国。工人的罢工失败了，尤其是矿工，被迫回去工作，接受几近挨饿的更低工资。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怨恨以及绝望。

保守党政府和统治阶级联合压制了罢工，他们开始有些恐慌，不过现在又信心十足，重获那种幸福的优越感。他们教会了罢工者识相。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给罢工者打上“敌人”的烙印，要求他们“无条件屈服”，他最终如愿以偿。我到达的那个夏天，下院刚通过立法，把将来的此类罢工定为非法。

上层阶级和有钱人避免了一切争取正当工资的劳资纠纷，似乎也不在意正在加剧的失业问题（失业人数稳居100多万），他们享受着报纸上所谓的一战以来最辉煌的社交季节。在查令十字街、特拉法尔加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上，成群结队、衣衫破旧的失业矿工和纺织工人吹着喇叭、伸出帽子求人施舍，只为了养家。与此同时，他们体面的同胞坐着专职司机驾驶的闪亮的劳斯莱斯前往梅费尔和贝尔格拉维亚区雅人云集的晚宴，前往白金汉宫的茶会和舞会，或者前往观看罗德的板球赛、温布尔登的网球赛、考斯的帆船赛、阿斯科特的赛马会。偶尔你能瞥见他们的装束：男人戴着高礼帽，穿着正装，依当时的时间，或灰或黑；女人珠光宝气，穿着绸缎。他们似乎无忧无虑，只有快乐。当8月的暑热开始，伦敦的社交季节也随之结束。他们离开了令人不舒服的城里，去乡间的大住宅或是城堡。而那里的社交季将持续到秋天。大批训练有素、忠心恭顺的仆人会伺候他们，令他们满意、高兴。

帝国的基础也许正在崩溃（虽然这一切他们不曾发觉），这个国家每况愈下（如果确实如此，他们也会觉得这只是暂时的），数百万国民所赚取的钱不够维持他们一日三餐以及体面的住房（难道他们领的失业救济金或工资水平不应该与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当吗），可是这些贵族、有钱人必须得到他们习以为常的享乐。

我猜他们有点像流连于凡尔赛宫廷的那些达官贵族，他们就这样纵情欢娱，断送了光荣革命前的最后岁月。以我无知的眼光来看，在英国丝毫没有革命的危险。统治者严密地统治着这个岛国。被统治者会抱怨自己的处境，甚至罢工，但是，他们抗议的激烈程度也仅止于此。长久以来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上上下下每个英国人都接受了它。这是我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小岛国观察这些陌生人后看到的第一个奇迹。

不过，一个驻伦敦的记者不需要很久就能认识到，这里的阶级结构无比复杂，在等级之中又有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其特殊成分，每个等级似乎都明了它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从教育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它把人带入一个与美国甚至法国完全不同的世界。

你若想升上保守党阶梯的顶端，进入保守党政府，到达文职的高层，尤其是财政部或是外交部，必须出身于伊顿或者哈罗公学，再从牛津或者剑桥大学毕业。实际上，为了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你必须在这两所著名大学之中选择其一。因为它们——伊顿和哈罗也是一样——录取名额有限，除了极少例外，这些学校只招贵族和有钱人，这就意味着英国大多数年轻男女不只被排除在良好的高等教育之外，也被剥夺了由此而享受到体面公职的资格。世界上再没有国家会让学校情结显得如此重要。事实上，我开始认识到，在英国有两种教育体系，一种是针对穷人的，而另一种是权贵人士的。

第一种很糟，第二种大体上非常优秀。教育机构与其他任何机构不同，非但不促进民主和平等意识，却还在加深阶级差别。这道鸿沟就在于你是否出自所谓“公学”（实际上是私立的伊顿和哈罗），还是出自美国人所称的公立学校。再者就是考虑学位，看你上的是牛津、剑桥还是差些的大学。1927年，保守党内阁、下院保守党、公务员和英国教会中的高层大多数是出自所谓“公学”和两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

我来伦敦的头两个夏天，斯坦利·鲍德温身为首相主持着保守党政府。他出身工业世家，祖上四代建立起了庞大的钢铁产业。在我眼中，他是典型的英国佬，相当顽固。他不懂外交，不信任外国人，眼光只局限于生意场，他疲于应付各种困境，到1929年才站稳了脚跟。虽然早年从事钢铁业，后来又进入政界，但他有些神秘主义色彩，喜好文学，母校情结非常重。哈罗公学的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他的非政治演说集《关于英格兰》中，这一点确证无疑。他写道：“当我认识到需要组成一个新政府时，我首先想到应当建立一个不使哈罗蒙羞的政府。”他补充说，他决心“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不能让任何哈罗校友说我没有尽力实现哈罗的最高理想，我永远不能做那样的事”。

可是，那些理想真的很崇高吗？从我认识的几位毕业生身上看，那所学校的最高理想不过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势利气。无疑，还有些我不知道的其他理想。无论鲍德温有何种局限——这些局限为上层阶级所共有——他却谈不上势利。只是，像其他“公学”的“产品”一样，他自认为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最适合掌管国家，这或许就是一种不自觉的势利。

幸运的少数拥有这个正走向衰落的国家最多的财富，这种情况比美国更严重。人口中百分之一的人拥有三分之二的国家财富，千分之一的人拥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四分之三的广大国民人均收入不过500美元。伦敦本身是一个典型，价值数十亿英镑的房地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个有爵位的人在伦敦西区拥有大约300英亩地产，他的收入主要来自房租，数目惊人。其余的伦敦房产集中在另外约二十个爵爷手中。在800万首都居民中，拥有地产的只有4000人，并且数量很小。一个英国人的家可能是他的堡垒，可是他没有足够的钱来拥有它。几乎所有被雇者，1800万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有1000多美元。如果能付清房租，他们就还算幸运的。工党虽然保证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劳工的大多数从来不投票给工党。他们似乎满足于保守党留下的碎屑。他们忠于统治阶层，对皇室无比尊敬和热爱。这似乎很感人，但是对我这个从美国来的观察者来说，十分费解。虽然如此，却不容置疑。这是国家结构的一部分。

让我这个无知的人感到同样迷惑的，不仅是这么小的统治阶层如何维持它的特权，而且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怎么产生于这样的寡头统治之中。我在伦敦的那些夏天，越读英国的历史，就越开始理解。英国的民主并不像法国那样起源于群众革命，而是起源于上层阶级对皇室的反抗，他们在17世纪中期从皇室手中为自己夺得了政治权力和自由。这不是法国甚至美国那种大众的反抗。在伦敦听不到像巴黎暴民那样要求平等的呼声。对于上层阶级与国王的长期斗争，普通大众无动于衷。正是上层阶层为英国争来了政治自由。

但是，政治民主并没有带来平等，而在英国平等也不是它的目的。上层阶级的些许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成功地劝服了下层人士投票让他们管理国家。占多数的普通人所持的选票完全能够建立自己的政府——工党政府。但是，他们太愚笨，见不及此，选择了与权贵联合，同意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学家、《英国宪制》的作者沃尔特·白芝浩的宣言：“我们希望被拥有物质手段的理性人士统治。”

我来伦敦的第一年夏天开始读白芝浩，他显然惧怕普通人觉醒之后会联合起来接管国家，这种想法使他非常恐慌。他严肃地警告：

下层阶级在政治上的联合……是头等邪恶……如果他们执掌大权就意味着无知统治有知、人数统治智慧。只要他们还没有学会联合起来，就有机会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而这样的避免，只能由上层阶级中更有智慧和远见的人完成。

实在奇怪，从我那年夏天读的书来看，一位19世纪的人物，最伟大的贵族之一，出身于最为古老且显赫的家族，却并不同意他的阶级或者白芝浩的预见。此人就是伦道夫·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迪斯累里于1881年逝世后，他接任保守党领袖。他1892年写道：“工党群体为了让已经获得的巨大政治权力为自身利益服务，正在进行重要的、开创性的努力。”这一言语让丘吉尔的大多数保守党伙伴感到震惊。

他认为，和之前的其他政治组织一样，工党仅仅试图在执政时照顾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他写道）之前，我们的土地法是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制定的，外交政策也是一样，为了同样人群的利益，达到同样的效果。后来，大量的政治权力从地主的利益转移到了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我们整个财政系统也被工业资本家依据自己的利益改造，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同时发生。而我们现在或者即将迎来一个这样的时代，要为了劳工的利益而制定工党法律……我本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可是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当我来到伦敦时，上流阶层流传着一种恐慌，虽然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白芝浩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出现，至少某种程度上正在出现。工党于世纪之交成立，其成员已经有几位进入下院。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时，它有了40多位议员；到了1922年，它首次成为英国第二大政党，人数超过了自由党，拥有400多万张选票，赢得了142个议会席位。在次年选举中，它的席位又增加到191个，而自由党拥有159席，保守党则有258席。格拉德斯通和劳合·乔治领导的伟大的自由党已经成为过去，工党成了真正的反对党。翌年，也就是1924年，保守党和自由党未能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国王召见拉姆齐·麦克唐纳，要求他成立一个少数派政府，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届工党政府。这在伦敦市和梅费尔引起了一阵恐慌，上层阶级担心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马上会弄垮英国。但是这样的不幸并没有发生，这个政府只持续了九个月，没有什么作为，当然也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从此，上下两院有多数席位的保守派又牢牢控制了局面，他们依从统治阶级的心意，镇压了工人运动，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在外交和内政上得过且过，整个国家太平无事，人们显然安于现状。

这些都算不上是新闻，但发现新闻才是我的主要工作。实际上，那年夏天以及次年唯一能搅动议会的问题是《祈祷书》的修订，但这件事引不起我们芝加哥基督教读者的兴趣。我报道了一些下院的辩论，但是，这些话让我昏昏欲睡。我承认自己从来不懂这个问题，如果这真成问题的话，它为什么在上下两院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教士中引起如此大的动静（上院通过了修订，却遭到下院的两次反对）？虽然报纸，尤其是《泰晤士报》，为此贡献了好几栏的版面，我仍然觉不出大众对此有任何关注，不论地位高低，他们多数像美国人一样，虽然自称为基督徒，却根本不去教会。

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新闻来自保守党在新一轮红色恐慌之后与苏联断交。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幽灵。后来我还在其他国家目睹它被用来愚弄大众，在德国、法国，最后在我自己的国家。当我最后回到美国，还要经历麦卡锡的歇斯底里。我们在二战后立即开始搜捕“红色人士”。“战斗勇士”司法部部长随意逮捕了数千名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关进监狱，数百名敌对分子被驱逐到苏联。数百万美国人声称被“红色威胁”吓得要死。过了不久，耀眼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提升分散了注意，我们这才缓过神来。

不过，人们期望我们乏味的英国表亲会比较坚强，不会发生红色恐慌。但事实上他们和我们一样脆弱。1924年，一封信让选民们无比紧张，最终投票否决工党，把压倒性多数选票投给了保守党。这封信在大选之前发表，据说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写给英国共产党的，号召它开展全面的宣传攻势。那封信明显是伪造的，可能是在柏林的一伙白俄流民所为，轻易地发给疯狂反苏的《每日邮报》发表。而英国选民不在意它的真伪，他们觉得工党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太“软弱”，于是把它轰下了台。

1927年夏天我到伦敦之时，保守党政府再次表达了对来自莫斯科威胁的惊恐。5月，一大群警察搜查了苏联驻伦敦的贸易代表处，没有发现什么罪证。当局上了假情报的当。但为了掩饰窘迫，英国政府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英国民众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

我们在芝加哥地区的读者也是这样。可敬的《芝加哥论坛报》网罗这样的故事，把它们登满了头版。他们要读者相信，共产主义确实威胁到了我们自由的西方世界，他们安慰读者说，英国再次回到了保守党的安全掌握之中，英国政府知道应当与莫斯科“无神论者”的赤色分子分手。而华盛顿政府，拥有无穷的智慧，始终没有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虽然他们已经执政近十年。尽管苏联拥有广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国力雄厚，在华盛顿看来，它却并不存在。

1929年6月，美国新任驻英大使查尔斯·盖茨·道威斯将军来到伦敦，而我刚刚第三次在夏天因公来到伦敦，此人有时会成为我们的新闻来源。作为芝加哥最著名的市民，他理应被芝加哥的报纸密切关注。不过我猜，麦考密克上校讨厌他国际主义的论点。他是有史以来地位最高的美国驻英大使。从他的履历来看，他曾任麦金莱总统的货币监理官、哈定总统的预算顾问、柯立芝的副总统，还是“道威斯计划”的创立者——该计划减缓了德国的赔偿，稳定了德国货币。1925年，他与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爵士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道威斯在战争中也有卓越表现，为潘兴将军开赴法国的美国远征军组织输送物资。在担任公职之间，他抽出时间建立了伊利诺伊中央信托公司，收益可观。他有些古怪，精力充沛，难以捉摸，喜欢抛头露面。不过，虽然身为保守的银行家、律师和官员，他对爱摆臭架子的人却嗤之以鼻。

道威斯一到伦敦就让英国人大吃一惊，他宣布美国大使馆不招待饮酒。他说，只要美国本土有禁酒令，美国大使馆就一样禁酒。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还声明，不穿大使的礼服（佩着剑）。他在白金汉宫向国王递交国书，穿着正式的晚礼服——白领结和燕尾服，不过时间是在中午。道威斯还是一个厉害的恶作剧者。他想出各式各样的点子，让使馆里的仆人捉弄一本正经的英国客人，供自己一乐。在我看来，他给乏味的伦敦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唯独他为我做的一桩好事却招来了《芝加哥论坛报》东家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训斥。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去找大使闲聊。他提起他正在为晚上在牛津的讲演做最后的润色。我说，既然这样，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做一番报道。

他说：“为什么要浪费你的周末呢？”事实上，这周末我被邀请去乡下玩，这样的周末的确为数不多。我已经计划好，乘中午的火车离开伦敦，过一个星期天。

道威斯说：“听着，我用一小时打出来这篇恶心的讲稿，叫人发给你。你可以发给芝加哥然后去过周末。”

在中午前，我收到了演讲稿。我匆匆读了一遍，写了一段简短的编者按，用1000词将他的演讲稿写进电讯，编辑了一下，然后跑去赶火车。当我星期一早上回到办公室，一封500词的长电报在那里等着我，是怒气冲冲的麦考密克上校发来的。

夏伊勒。你对道威斯的报道令人气愤。你以为英国人会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给你立碑。这些应当是英国人的事。美国人不该操心。你却瞎操心。

后面这样的话没完没了，如果我想“变成英国人”，那么请便，可是《芝加哥论坛报》里只需要真正的美国人。结尾是：“不要向英国人谄媚，做美国人。”

现在，我连道威斯在牛津演讲的题目都记不起来了，不过只模糊地记得伦敦对他演讲的评论，他似乎写了一篇关于“我们美国对英国的亏欠”之类的东西。我发的电稿里没有一行是我自己的意见，只是草草引用了大使的文章，匆忙中写下了一段介绍。我写了封电报，告诉我的东家这一点，向他保证我一点也不想让英国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给我立碑。写好之后，我把它扔进纸篓。我已经学会怎样和专横的上校打交道。我开始怀疑他有些疯癫。

事实上，我和他一样对英国人有偏见。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过的三个夏天，我感到他们难以忍受——对美国人来说，不可忍受的傲慢——还有惊人的无礼。认识到他们这样由来已久会感到一丝安慰。1787年，托马斯·杰斐逊作为驻法大使初到伦敦，对英国人——甚至是国王乔治三世——的行为感到震惊。当美国国务卿约翰·亚当斯之后的《独立宣言》的作者来到朝廷之上，国王却背过身去。杰斐逊写信对朋友说：“真应当对英国人严加痛责，教之普通的礼貌。”也许在维多利亚王朝的鼎盛时期，他们的表现更糟。历史学家丹尼斯·布罗根是苏格兰人，他曾经告诉我（并且后来写在书中），在那个时期“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英国人可能是个无可忍受的民族”。他觉得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多少还进步了一些。

如果他们让我有些反感英国，他们自己则是反感美国的。在英国官员中尤其如此，特别是和记者打交道的来自外交部、海军部和印度事务部的人。他们似乎认为美国人粗俗、野蛮，说着难听的英语，带着讨厌的腔调，没有文化和教养，极其无知，尤其是对于历史和当时英国以及西欧情况的无知——他们仍把西欧当成世界文明的中心。

美国在这个世界之外，愚钝、唯利是图、没有传统和历史——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发户民族。我却嗅到了一些不安和嫉妒，甚至是不断增长的怨恨，尤其是在1924年到1929年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期间，美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威胁着大英帝国。让我觉得最荒唐的是，一战后，美国虽然拒绝了《凡尔赛和约》和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孤立自大，毫不在意英国或欧洲，但美国正试图削弱大英帝国，或许要把它分走一些。海军部在英国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是保守党的一个中心，被大多数英国人认作国防的基础、帝国的保护者。难道不是英国的海军，多少世纪以来所向无敌，使英国强盛，并继续强盛下去的吗？即便这样，我还是对海军部及强大海军的支持者仍然怨恨1921年的《华盛顿条约》感到意外。该条约规定英国与美国持有相同数量的战列舰，这让他们觉得英国的海军力量受到了抑制。英国破坏了1927年夏天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谈，因为他们不同意与美国拥有相同数量的巡洋舰。他们觉得美国没有必要要求海军力量相等，美国并没有一个需要保卫的帝国。是不是美国佬贪婪地看上了大英帝国的地盘？

所以，在伦敦的美国佬也变得不受信任，成为英国上层阶级轻视的外国人。这种态度似乎在说，因为你不是英国人，所以较为不幸，有缺陷。在他们眼中，你有些奇怪，甚至可笑。也许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表达出他们的所感。在他们大多数作品中，一切外国的东西对英国人来说都是可笑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舞剧总是让我觉得讨厌，但是，伦敦的贵族十分喜欢。这些演出使他们可以笑话外国人的种种短处。我不能说自己在乎这些人对我和我同胞的看法，或者这些人对被迫生活在他们之中的外国人的看法。但我对他们的态度和礼节还是感到不解。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对此给出过部分解释。他觉得，因为统治阶级是由女家庭教师带大的，因此就染上了女家庭教师的想法和做派。无疑，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些家伙生活在岛国，因此很狭隘。一位荷兰报社驻伦敦的老记者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是《英国人——他们是人吗？》——有时我也感到纳闷。

而我也很容易承认，他们的确有很多优点。英国人尊重个人隐私，我很欣赏他们初次见面时对你有所保留。没有人会使劲拍你后背，拍得你喘不过气来。英国人初次见面，不会过分友好，直接叫你名字。他们可能并且通常会带着一种优越感，但不是自夸。他们欣赏别人的性格，但是过度的自夸不能打动他们。他们也许遵从常规，尽管这些规矩很多是肤浅的，有些甚至是愚蠢的，但是在私生活里，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不在乎别人是否以自我为中心，只要对方不虚伪。他们守信用，说话算数。他们有公平游戏的意识，喜好运动。尽管看上去冷冰冰的，但偏爱简洁说话这一点倒是和我一致。

我开始欣赏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他们对于这项事业的投入，尤其是在这方面的高度诚实。我已经见识上层阶级心智和性格的局限，但他们使国家行政部门成为世界上独特的机构：自律、训练有素、不受腐蚀。它成为将政府部门整合到一起的黏合剂。虽然超过半数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自公学，80%的人出自牛津和剑桥，但它的职位也对其他人开放，这些人必须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政治家们来来去去，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一些会半路倒下，但在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位在他们执政时不变的副部长，以及一个公务员班底。正是这群人为尽职、公正、诚实的政府带来持久和稳定，为其贡献智慧和心血。这样的行政部门使人们相当信任政府，甚至在他们对政治家十分失望的时候也会如此。

《芝加哥论坛报》的办公室在舰队街上，这里引人入胜，是伦敦报业的中心。英国第一位报业大亨诺思克利夫勋爵的影子仍然在此徘徊不去，比弗布鲁克勋爵[3]的恶作剧仍在这里流行。诺思克利夫之于英国，如同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之于美国——他创立了千百万人喜欢读的“便士报”。1896年，他办了《每日邮报》，立刻大获成功，发行量超过百万，这份报纸也使他成了百万富翁。20世纪20年代末，我在伦敦的时候，它的发行量开始下滑。不论在收益还是发行量上，《每日快报》成为第一大报纸，比弗布鲁克勋爵取代了诺思克利夫勋爵。1922年，诺思克利夫去世，他的兄弟罗瑟米尔爵士接替他成为英国的报业大亨。比弗布鲁克短小矮胖，脾气火爆，事无巨细地管理着《每日快报》和《标准晚报》的业务，包括编辑和经营。他在加拿大出生长大，不到30岁就在那里开公司，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他急着想征服新世界，于战前来到伦敦，买下《每日快报》，把它的发行量从40万份提高到400万份，并且投身政界。

《每日邮报》充斥着猥亵的文字和画面，大量耸人听闻的标题，《每日快报》则有更多这类内容，无实质性新闻，甚至新闻栏目也被办报者的个人意见左右。似乎《每日快报》只是一个工具，替顽皮跳脱、无法自控、精力充沛的比弗布鲁克尽可能摘取其生活中的乐趣，并且为他宣传他所喜欢的政治策略，很多内容都是疯话。[4]他大言不惭地声称，他的记者和编辑都是按他吩咐写东西，他为此给他们很高的薪水。但是，他顽皮的个性使他能在他的报中注入其他报社主人不允许的内容。他的首席天才漫画家大卫·洛是工党中的左派，他取笑比弗布鲁克在报纸上赞同或支持的一切。他揭穿了当局的自鸣得意。他画了留着海象胡须的老笨蛋“毕林普上校”——他坚决捍卫统治阶层、国王和国家、陆军和海军，以及帝国的一切无聊的东西和旗帜。毕林普上校这个荒唐的人物意外走红，成了一个寓言、一个遗迹、一个那个时代英国生活的侧面。你遇见的每个人会和你聊一聊最近那个上校又做了什么蠢事，然后和你一起发笑。[5]洛的漫画大大提高了比弗布鲁克《标准晚报》的销量。洛帮助了我，还有很多人，让我们活在伦敦。他提醒你，英国人毕竟也是人，他们也有幽默感，骗术也会被揭露。

偶尔，比弗布鲁克为了吓一吓众人，会让他的专栏作家写讽刺他的文章。但他们的大多数文章是照他吩咐写的，或者按他们高贵的主人所期望的那样去写，所有其他报纸同样如此。没有一个专栏作家或报道、解释重要事件的“政治记者”的身份是独立的。在舰队街上没有沃尔特·李普曼或斯科蒂·赖斯顿[6]，这是一大憾事。这种缺憾使英国报纸廉价而俗丽。

实际上，除了《泰晤士报》，或许还有《每日电讯报》，伦敦的报纸虽然有数百万的全国发行量，但都很不像样，不图提供给读者多一点的新闻，甚至不能客观报道仅有的一点新闻。几乎每个新闻故事或栏目都被扭曲，以符合报纸老板的偏见。英国的记者和编辑工资非常微薄，很多人不得不去找第二职业，才能平衡收支。我认识不少英国同事，我很喜欢他们，可他们是很不幸的一群人，因为他们要去写老板吩咐的文字，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有些羞耻。在酒吧里，他们会背诵一首在舰队街上流行的小诗：

你不能收买、贿赂或摧折

那个圣人，他是英国的记者；

可是，看看他的作为，

不可贿赂，那是因为没有机会。

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成名的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放弃了大有前途的外交官生涯，当上了比弗布鲁克的专栏作家。但他很快对此就不再抱有幻想，在后来发表的日记中，表达出这种失意和羞耻感。

伦敦的《泰晤士报》与其他的英国报纸截然不同，它俨然成为英国的一个机构，代表着英国统治阶级，并且是英国政府的声音，不管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因为它与任何政府当局都联系紧密，反映其意见。但总体来说，它表达了英国传统上层人士的态度。该报在英国有着很高的声望，每个政客、商人、劳工领袖，每个上层人士都会读它，从中了解当前局势。比起伦敦其他任何的报纸，它对唐宁街、议会、法院和国外大事的报道更为全面（并且更为客观）。虽然保守，有些沉闷，但编写质量都非常好。杰弗里·道森是与我属于同一个时代的编辑，他被认为是那时英国屈指可数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社论——英国人称之为“先导”——不仅揭示政府的企图，而且引导或迫使政府，让它制定《泰晤士报》所拥护的政策或目标。[7]

它除了有全英国最好的新闻版、社论版以及体育版，还提供其他领域的好文章。它的第一版是五花八门的个人声明，主题有出生、订婚、解除婚约、结婚、生病、讣告、破产、周年纪念、团聚，等等。贵族的爵士和夫人将致谢信刊登在这一版，既省时间又省钱，不再需要寄出一封封的信。在上流社会中，大家都这样做，一条也只需要花25美元。匿名者如果不信任皇家邮政或政府拥有的电话、电报，也可以在这一版用神秘的暗语与他人交流。

《泰晤士报》的内页是一份宫廷日报，简短记录皇家活动，而在这下面会有几条将要举办的上流社会的活动。社论版上的“读者来信”专栏本身就是一个小政府。每个人都给《泰晤士报》写信，从首相、萧伯纳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从主教、劳工领袖到板球手。这里像议会一样，成为英国人表达意见的论坛。而且，春天到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封从乡下寄来的信，通常是乡村牧师写来的，对等待着观鸟的众多读者报告说，他见到了春天第一窝新孵出的毛茸茸的山雀。

战前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曾经担心《泰晤士报》作为一个小政府的角色会终止，因为诺思克利夫买下了它。不过，尽管他撤换了编辑，却没有对报纸做很大的改动。他精神失常之后于1922年去世。此时该报又被其兄弟卖给了一个美国人的儿子J.J.阿斯特上校，之后是约翰·沃尔特——《泰晤士报》最初拥有者的后人。阿斯特是个富翁，为《泰晤士报》投入了1500万美元，拥有90%的股份，剩余的10%转让给了沃尔特。为了使该报将来不再易手，他还建立了一个信托公司，保证没有受托人的同意，两个家族之外不会有人得到股份。受托人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首席法官和英格兰银行行长。

后来，这份显赫一时的报纸在英国的关键时刻衰落了，摒弃了它的客观性和良好品味，变成了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追随者，甚至压制它自己驻柏林记者的精彩报道。20世纪30年代我们驻柏林的记者中消息最灵通的当属诺曼·埃巴特[8]，而《泰晤士报》的编辑认为他的报道会触怒残忍的纳粹独裁者。[9]《泰晤士报》的损失却成了我的收获，因为埃巴特失望地看到自己的报道被伦敦压下，于是把它们转交给我这个对纳粹所知寥寥的新手，因而他往往十分独到、震撼的消息能被美国人读到。

在美国国内，甚至在法国，我并不知道广播的威力。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它在伦敦迅猛发展，并且方式与美国大不相同。在英国，所有的广播消息和节目都与商品买卖无关，没有赞助商，没有突然插入的恼人广告。广播公司有政策支持，每卖出一台收音机它就得到五美元的年度许可费。广播是由国家公司运营，根据议会的法案建立，但并不受其控制，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广播是由国家垄断的，私人广播是不被允许的。

这既有优势也有弊端。英国广播公司（BBC）并不像美国那样，以听众的多少来衡量一个节目的成败。它不必为了商业原因去迎合大众口味，不必顾及贪婪的赞助商的要求而担心节目内容。从这一方面来看，英国的广播比美国的更加自由。可是，它并不是完全自由，仍然在垄断的强硬控制之下。如果你不喜欢它的节目，那也没有其他广播电台供你选择，尽管后来很多英国人都感到厌烦，开始收听欧洲大陆的节目。理论上英国广播公司是独立于政府的广播电台，但是，它仍然不敢与政府意见相左。有时，它的客观性恰恰体现在它被禁播的内容而非播出的内容。一年前工人总罢工运动期间，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由私营垄断（由收音机制造商支持）转向国家垄断，它当时播出的新闻都是讨好试图压制罢工的政府的。

这都是约翰·里思爵士的杰作。此人是一个刻板、强势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他是英国广播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和第二任董事长，手段强硬。他是一个粗暴、冷酷、心胸狭窄的暴君，坚信应当把广播控制人思想的力量用在他认为的好的方面。他想用它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提升并加深他们对于好东西的欣赏能力，如古典音乐和严肃思想。他坚持认为电台要在内容的各个方面打上基督教道德的烙印。他不允许星期日有大众娱乐节目。对他而言，“控制者”（我通常将之视为审查员）监控着节目内容，让它符合里思狭隘的观点，这些控制者比制作人、作者和节目主持人更加重要。英国广播公司受人欢迎的评论员哈罗德·尼科尔森试图在他的一集现代文学节目中提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当场抓住，他们按照里思的直接命令禁止他播出。尼科尔森坚持己见，里思于是终止了他的合同。

就是这样，他们对待有争议的广播像瘟疫一样竭力躲避，而新闻节目的朗读者也是训练有素，毫无表情，这样才可以不让人听出他们自己有什么态度或者有任何成见。过了一段时间，这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英国广播公司腔调，新闻播出的语气方式是一种牛津腔的演变，我常常觉得他们的嘴里像含了个滚烫的石子。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像教养良好、得体的英国人，即使报道着可怕的事件，也不失冷静。在他们的叙述里感受不到遗憾、难过或悲悯之心。有天晚上，我去看望一位刚做完播出的朋友。看到他身穿晚礼服，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他解释说，里思不允许新闻广播员随随便便对着话筒，他们必须打着领带，穿上正装。

我觉得他们的新闻有些难听，可是多年后，当我听着美国快速、流畅、甜腻的广播，或者像评论员加布里埃尔·希特那样饱含感情的声音，我开始怀念起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我也怀念那些精良的音乐会和话剧，一点不受广告的打扰，以及各类人群有启发性的意见。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在客观性、多样性以及报道深度上都有了长足进步。欧洲各国千百万听众转向它，因为它客观真实。它用20种语言播出的短波新闻在欧洲拥有最多的听众。

英国广播的另外两个特点令我十分喜爱。竞选时，英国任何政党均不可以购买广播时段为自己做宣传。在竞选时，每个党派都有一段长度相等的宣传时间，这是免费提供的。美国人后来却滥用了广播和电视，尤其是电视。最有钱的党买下的时间最长，因此有人称之为“买下选举”，而在英国没有这样的事情。其次，虽然在别处也是这样，但我是在英国最先体验到的，那就是广播不仅暴露出巧舌如簧的政客的荒唐可笑，它也对那些能够在公开场合成功煽动听众的伟大演说家不留情面。例如劳合·乔治和拉姆齐·麦克唐纳，一位是自由党领袖，一位是工党领袖。他们在当时是最好的演说家，可是一到了演播室，他们的华丽、煽情的演说似乎都不太成功。斯坦利·鲍德温在大规模集会上演说的效果并不好（不过，有时在小范围的下院很精彩），而在广播中，他以轻松、朴素的讲话方式远远胜过了前面的两位。温斯顿·丘吉尔在公开演说中能与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位领袖匹敌，也只有他能在广播中对着千家万户时，把话说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不过在那时，他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后来，他的机会才到来。

我们美国的公众人物不像英国人那么快就掌握了广播这一宣传方式。柯立芝和胡佛极其糟糕。他们讲起话来让人昏昏欲睡。老派政客们过度矫饰的辞藻似乎更加糟糕。他们之中几乎没有谁知道该怎样读讲稿才能让听众觉得自然，听不出是逐字逐句读出来的。而这正是广播讲话的秘诀之一。这一切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到来才彻底改变。

工作之余，我在伦敦夏日度过的那些日子可谓相当糟糕。“蓝法”[10]，尤其是星期天的“蓝法”，令人灰心丧气。它们似乎成心要让生活不愉快，尤其是对我这种工作或没有钱的人，周末将我们困在灰色、乏味的城中。

伦敦在星期天是座死城。所有的饭馆和酒吧都关门了。为了找到点吃的，你需要去一家里昂茶点店，那里的食物极其糟糕。没有一个公共场所可以喝杯啤酒，剧院也关门，大多数公共汽车也都停运，地铁也缩短了运营时间。

当然，富人们都去乡下过周末，可以在那里继续过着悠闲的生活。每个周六全天和周日上午，我都要在办公室工作，去不了乡间，即使有人邀请也去不成。困在死气沉沉的城中，我向伊冯娜呼救，求她过来。可是，她来不了。两年之后的1929年夏天，伦敦仍使我绝望，我央求这年在维也纳认识的女孩佐拉来我这里，她来了。我们这才一起度过了伦敦的一个个周末。

幸运的是，博物馆在安息日照旧开门。此外，还有公园可去。星期天的下午我们会经常去这些地方游荡。国家美术馆不比卢浮宫，但也非常好。大英博物馆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只是个大图书馆，而且有希腊以外最好的古希腊雕塑。希腊人说，它们是额尔金勋爵和其他人从希腊“偷来的”。[11]不过，世界上大多数大博物馆里装满了偷来的物品，巴黎的卢浮宫偷的东西最多，而我们作为西方强国的国民并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

虽然星期天的海德公园到处是游人，但是至少这里有些新鲜空气和绿地。狂人站在搭着的台阶或是肥皂箱上高谈阔论，你随时都可以停下听一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报纸和广播算不上十分自由，至少海德公园鼓励言论的完全自由。那些疯子可以说他们空荡大脑中想得出的任何话，有时会让你觉得很有意思。

下雨的时候，经常会这样，甚至在8月也是如此——不过，1929年夏末雨量是有史以来最少的——我们会坐在家里读一些书。那年夏天，佐拉和我互相用法语为对方朗读了普鲁斯特和纪德的大部分作品，她的匈牙利口音和我的美国口音分别得到些许矫正。

虚伪的“蓝法”甚至在平常的日子也在实行。关闭酒馆、酒吧和咖啡馆的规定十分复杂，我从来都没搞清楚过。他们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开放或关闭。通常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关门。晚上，看过戏或听过音乐会，你会心急火燎地冲进一家咖啡馆要点饮料、零食，赶在午夜关门之前。而这一行动往往失败。那些地方十分拥挤，服务又慢。你要是能弄到一杯喝的就算幸运了。法律规定点喝的就必须点吃的。招待会给你一块硬得像橡胶似的三明治，不知道搁了多少天，根本就不该拿出来，也根本没法吃，但是会让你花费上一美元——这样做只是为了符合法律罢了。

英国人容忍所有这些对自己生活的限制，显示了惊人的恬淡寡欲。对我而言这分明是自讨苦吃。这些禁令明显是在战争的艰苦时期被通过的，那时还有些道理。可是战争结束后，议会或政府里也没有人想去做些调整。也许这是一个疏忽。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没有什么权利去抱怨。在美国，我们有愚蠢的禁酒令，比这更糟。从这方面来说，英国人还不及美国人残暴。

那些夏日中也会有可爱的插曲，把我从日常工作或伦敦的乏味中解救出来，有时是两者。我喜欢6月末在温布尔登的两个星期。它既是体育也是社交的盛事。看台上全是绅士淑女，还有一两位皇室的成员。在这绿茵的赛场上，你能看到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赛。海伦·威尔斯已经从去年的阑尾手术中完全恢复，又在1927年杀回巴黎，夺取女子单打冠军，之后又来到温布尔登，赢得她的首个八连贯。没有其他女球手比得过她有力的击球。长期称霸世界网坛的蒂尔登和其他美国球手正在衰落，让位给法国人拉科斯特和科歇的单打，以及博罗特拉和布鲁农的双打。

虽然我对高尔夫像当初对网球一样所知甚少，但还是被派去报道了1929年的高尔夫冠军大赛。美国运动员沃尔特·哈根在苏格兰缪尔菲尔德参加了英国高尔夫球公开赛。而在海边圣安德鲁的英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36洞决赛中，英国选手乔伊斯·韦瑟德最后打败了美国的格伦纳·科利特，在此之前的13洞中她还只进了5洞。乔伊斯·韦瑟德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女子高尔夫球手。博比·琼斯——次年打出伟大的大满贯，包揽英国、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以及业余赛冠军的人——承认，韦瑟德与任何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男球手不相上下。

芝加哥总部的编辑误以为我当过体育记者，错上加错地将我派去报道1928年冬季和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奥运会在那时刚出现不久，反映出欧洲人和美国人对冬季运动日渐浓厚的兴趣。经过约两千年的中断，夏季奥运会于1896年在雅典复兴，之后每四年举办一次，除非战时，当时奥运会本计划在柏林举办，但因其战争行动被取消。法国阿尔卑斯高耸的夏慕尼山峰是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地，而1928年的第二届冬奥会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我发现这里的项目多姿多彩、令人兴奋：高台滑雪、障碍滑雪和速降滑雪赛，滑雪橇、优美的花样滑冰和动作快速的冰球。雪峰之下如画的山谷中的2月美景是其他赛事上看不到的。

传说中的奥林匹克精神理当以友好的体育精神团结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实际比赛中却很缺乏这种意识。那年夏天的阿姆斯特丹夏季奥运会也没有多少改观。民族主义的竞争意识如此强烈，年轻男女情绪高昂，不仅为自己，更为了自己的国家去赢得比赛。而裁判更是比谁都沙文主义。在花样滑冰和高台滑雪这类需要评分的项目上，裁判们会偏向本国或友邦的选手，他们对许多运动员不公。美国运动员上一次在夏慕尼的成绩很差，在这次圣莫里茨的运动会上，一位美国速滑选手在10000米速滑比赛中打败了裁判们喜欢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芬兰的选手，可是他的金牌被裁判取消，裁判们认为比赛无效，因为对于后来的选手来说，冰面有些湿透了。美国人都说：“他遭抢了。”而一位年轻的挪威姑娘在那年招来无数人的喜爱，甚至征服了一些裁判。她就是花样滑冰运动员索尼娅·赫尼。她参加夏慕尼冬奥会时只有11岁。而现在她开始显露头角，在冰上令人目眩，十分可爱。她还会继续取得两届冬奥会的冠军，赢得名声和财富。

第九届夏季奥运会于1928年8月的头两周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事实上，它是我看到的最好的运动会，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来自46个国家的4000多名年轻男女前来竞技。德国在一战后第一次参加——停战协议已签署十年，仇恨终于消散。苏联人没有受到邀请——这明显是出于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恐惧，担心“不信神”的布尔什维主义会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天真无邪的青年。这种恐惧终将消失。在另一场战争之后，苏联会和美国一起包揽大多数比赛项目的奖牌。

在那个美好的阿姆斯特丹夏日，大多数项目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被打破，大部分田径和游泳纪录都是美国人创造的。但是，自一战以来第一次，来自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成功地在多项比赛上挑战了美国人。大英帝国的伯利勋爵在400米跨栏中战胜了占优势的美国人；一位南非选手也在100米跨栏中赢了美国人，刷新了世界纪录；另一位英国人洛赢了800米跑，创下奥运会纪录；一位加拿大人赢了两项短跑冠军，这原本是美国人想要夺取的；伟大的长跑运动员、素有“芬兰飞人”之称的帕沃·鲁米在1920年和1924年奥运会三次赢得冠军之后，第四次赢得10000米长跑冠军。

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许女子参加，而实际上，女人连观看也不可以（男子竞技时身体赤裸）。只有一位女性例外，那就是敬拜得墨忒耳——掌管一切果实的女神——的女祭司，她远离众人，独自坐在运动场上一个白色大理石台上。而今时代变了，奥林匹克之父现在给女子设立了一个有限的田径项目。结果它十分受欢迎。一位初出茅庐的来自芝加哥的金发碧眼女子伊丽莎白·罗宾逊在跑道上奔跑，金色的卷发在风中飞扬，她赢得了100米短跑冠军，与世界纪录持平。她深受观众喜爱。对于芝加哥报纸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突破。《芝加哥论坛报》把我报道她夺冠的消息从运动版转到头版，催着我写更多的报道，直到我为这位美丽、谦逊的姑娘几乎写了一部传记。

也许是为了抵制民族敌对情绪，国际奥委会取消了各国积分的官方记录，而我们美国记者保留了非正式的记录，高兴地相信这些记录显示出美国人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对手。美国奥委会的主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个过于骄傲的爱国者，不仅自己留有一份积分记录，后来还把它纳入了自己洋洋洒洒的报告，他直接报告给了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他排出了各项比赛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美国积分是131分，排在第二位的芬兰只有62分，被我们远远甩在了后边。德国是第三名，59分。在他呈交给总统而后被国人熟知的报告中，他记录了每个冠军的姓名，并且做了一番评论：“美国在这些取得胜利的比赛中，刷新了17项奥运会纪录，其中又有7项是世界纪录。在这次运动会上不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刷新的奥运会和世界纪录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和有史以来所有的奥运会和其他运动会相比也是如此。”

庞大的美国代表队特地租用了“罗斯福总统号”前往阿姆斯特丹，在运动会期间住在那上面。麦克阿瑟实行严格管理，大多数运动员都厌恶他严厉的纪律，因为这毕竟不是军队。他绝不允许违反规定，并亲自监督运动员遵守，不许任何人趁着荷兰没有禁酒令，哪怕在训练的间歇去喝杯啤酒。交男女朋友也会受到监视和限制，在比赛中他们要行为端正，在荷兰的大街上他们要有良好的礼节，以符合麦克阿瑟将军对年轻美国人的要求。

临近运动会结束的一天，麦克阿瑟将军邀请我去他舰上的住处喝鸡尾酒畅谈。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那时他在美国还没有出名，但是我相信，华盛顿方面一定认为他是陆军中最聪明的长官。的确，1930年，他就当选为陆军参谋长，从此以后开始了光辉（尽管有时不那么光彩）的军旅生涯。谁也想不到，1932年，他会亲自披挂上阵——身后是张狂的乔治·S.巴顿少校和他忐忑不安、态度消极的副手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少校——用催泪弹、刺刀、坦克和骑兵把索取退伍补偿金的大军驱出首都华盛顿。[12]我也没能想到在下一次大战中，当他在太平洋指挥美军时，名声和荣誉都会落到他的头上，更想不到在朝鲜战争中，他会因不服命令，不光彩地被杜鲁门总统罢免。人们也不会料到，1948年和1952年，在共和党极右派的支持下，他会成为党内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抽着烟斗，把他的烟草递给我。这时的他和蔼、健谈而且骄傲，他为美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全部胜利而自豪。他绷紧了下巴，柔和的声音这时提高了一些：“只有胜利，没有别的。”我之后在一个著名的更加有战争危险的场合又听到他这样说，但我已不像初次听到时那样震撼。他实实在在为美国运动员感到自豪，但因为运动员不满他制定的纪律而感到失望。

他评论道：“我们正在变成一个散漫的民族，忘记了努力工作、奉献、敬重权威这些古老的斯巴达传统美德。正是这样的美德让我们变得强大。我们的年轻人，了不起的运动员，代表着整个美国。”

他认为，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情况很糟。例如，它没有军队，繁荣的国家却对此满不在乎，这很危险。我猜想他引出这个话题的原因——他大概知道麦考密克上校热衷于此。我对于陆军一无所知，只知道我们有个陆军。不过，他接着为我指点迷津。

他开始对这个话题预热：“你发现没有，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小的之一——全世界中排第19、20位。甚至战后兴起的那些小国家，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它们的军队都比我们美国的强大。在美国国内，简直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武装部队。我们的大部分军人都是在海外，或者在墨西哥的边境，或者坐在桌边。在危急时刻，在12.5万人的军队中，我们只有两个师，2.5万人有战斗力。”

为了表示自己感兴趣，我问：“那国民卫队呢？”

“没有一丁点用，我是说，再给他们六个月的严格训练差不多。”

他说，美国军队不仅规模小，装备也“一钱不值”。它没有别的，只有过时的坦克，过时的飞机，过时的大炮，甚至没有一个“机械化”团。

他说：“我们的军队是全世界装备最差的，更可怕的是我们美国人毫不在意。人们都在忙着赚钱。我真是很担心。”

我说我也感到担心。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我的担心与他的有些不同，我只是对一个疯狂拜金的国家会如何收场感到忧虑。美国军队的未来引不起我太大的关注。我们谈了一会儿，喝完了杯中的酒，我就告辞了。将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似乎超出了我对美国职业军人的想象。他孔武有力、表达清晰、深思熟虑，甚至带点哲学家气质，并且阅读广泛。只是他的骄傲让我略感不安。

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两周是一段有趣、欢乐的插曲。伊冯娜从巴黎跑来找我，她的加入使之更加快乐。她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几乎每场比赛都让她由衷地兴奋，不管是运动场上还是游泳馆里，或者是划船赛。她觉得女子跳水运动员是她见过的最优美的女性。她喜欢美国体育记者的快速解说，从他们那里学了很多美式英语，同样赢得了他们的崇拜。当我写晚上的电讯时，她会坐在电话旁，查询那些我没有来得及报道的比赛。我们晚上吃喝、跳舞，直到深夜。这是我们离开巴黎之后过得最好的两周，我仍然疯狂地恋爱着。

两件伦敦的报道任务加深了我对航空的兴趣，那是继报道林德伯格在巴黎着陆之后燃起的。1928年6月18日，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在两名男性副驾驶和导航员的陪同下，驾驶着她的水上飞机由加拿大的纽芬兰起飞，横渡大西洋，抵达威尔士的巴里港。《芝加哥论坛报》催我乘坐一架租来的蛾式双翼飞机去威尔士报道此事。这架飞机如此之慢，却真的带着我降落在了靠近市中心的一小片空地上。埃尔哈特小姐30岁，是一位长着雀斑，穿着入时、优雅的年轻女子，虽然她像林德伯格一样把故事独家卖给了《纽约时报》，却仍然慷慨地给了我足够的飞行细节，让我完成我的报道。在某种程度来说，这是继林德伯格的巨大成功之后一次微不足道的飞行。[13]大约六七位美国飞行员和他们的机组在过去13个月中，已经飞越大西洋。每次飞行都引起了公众对能否开始跨洋商业飞行的兴趣。关键在于要制造出足够强劲和足以容纳很多乘客和货物的大飞机，而且要提高飞行速度。

那时的“施耐德杯”飞行比赛促进了飞行速度的提高。这项比赛吸引了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飞机参加。我去英国的怀特岛，在离赖德不远的水上报道1929年9月的比赛。这次比赛不仅在速度上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飞行纪录，而且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它也为英国提供了一种能让它在下一次战争来到时，可以助其生还的飞机模型。

英国一架参赛的S6海上飞机沿三角航线飞行了31英里，时速为328英里。仰头看着它在几英尺的上空急速掠过，真是感觉奇妙。它比之前的任何飞机都要快。所有参加“施耐德杯”比赛的都是水上飞机，在水上起飞和降落。航空设计师那时还不知道如何让这样快的飞机在跑道上用轮子滑行降落。这还要等到发明了能开合的机翼后缘才能解决。它可以让飞机慢下来，达到降落时的安全速度。

第一届“施耐德杯”比赛于1913年在摩纳哥举行，那时的第一名的速度是每小时45英里。即使一战后战斗机的制造有了长足发展，在1920年威尼斯的比赛中，最快飞机的速度也只有每小时103英里。九年之后，这个速度增长了两倍。在我的报道中，我算了一下，以这样的速度从伦敦飞往纽约只需要十小时，从纽约再飞到芝加哥只需要三个小时。

这个消息在芝加哥引起了一些轰动。《芝加哥论坛报》把我的消息在头版上做了个大字标题，报纸抱怨说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航空业，后者在商业飞机的研发上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我们最快的新式商业飞机的最高时速只有150英里，而城市之间只有零星的航空服务。从纽约飞往芝加哥，如果顺利的话，也要用六至八个小时。芝加哥人开始期盼未来的三小时飞行。当时，大多数人都乘火车去纽约，这一趟需要18个小时。将来跨大西洋的定期飞行服务更让人兴奋，但在成为现实之前，还需要十年的时间。

在比赛中，我见到了一些英国飞行员，他们都是皇家空军的试飞员。虽然他们的嘴很严，但我还是套问出，他们估计陆地滑行的问题一旦解决，S6海上飞机会成为英国新型战斗机的模型。我那时不懂得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只是后来，我才知道1929年9月赢得“施耐德杯”的这架飞机后来成了喷火式战斗机。11年后，它保有原来的速度，但成了陆上飞机，在英国空战中拯救了国家，在历史上最关键的战役中击退了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袭击。

我在伦敦舰队街上三个漫长夏日的学徒的日子，也随着这次报道结束。一年前，我已经是一名到处漂泊的驻外记者，这是报业中最好的工作。我开始四处旅行，大开眼界。

[1] 尽管他在法国作为少校，继而炮兵团上校的战斗经历短暂而有限，麦考密克上校还是认为自己是军事人才。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认为欧洲可能爆发战争了——尽管我们认为没有这回事——他都会发来一些拿破仑也会为之骄傲的电报，对我们狂轰滥炸。“战争总是在黎明打响，”他在电报中如是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记者都在黎明时分到位，别迟于明天早上。”接着，他会把我们指派到他从办公室的旧地图上找出来的战略地点，指导我们战争可能会如何开始，如何发展，我们该到何处，该找怎样的新闻。我们会飞快赶到我们的岗位，但那里风平浪静。在很久之后的二战中，我知道了在战乱中，单个观察者根本不可能观察到发生了什么，有的只是迷茫，而这些本应是从托尔斯泰和司汤达的书中获知的。

[2] 弗兰克·C.沃尔德罗普这位友好的传记作者，证实了麦考密克确实没有在这个战场上。他写道：“上校根本没有参加坎提尼之战。”见Frank C.Waldrop：McCormick of Chicago，p170。但这不意味着上校没有卓越的战绩，他在战后得到了卓越服役勋章。

[3] 比弗布鲁克，加拿大裔英国报业大亨、政治家、作家。名下报纸有《每日快报》《标准晚报》《星期日快报》。

[4] 比弗布鲁克一次对正在调查英国报业的皇家新闻委员会说：“我只为了宣传自己的事情才办这份报纸……我对报纸感兴趣只因为它可用于宣传。”

[5] 毕林普上校开头总是说：“是，长官。”然后开始胡说。洛经常把自己和比弗布鲁克画进去。一幅漫画上，毕林普上校对洛说：“是，长官。瞎话爵士说得对，光荣孤立！我们必须坚持自己和别人打仗不受干涉。”或者说：“是，长官，我们如果想要在太阳下有一席之地，就必须用飞机遮住天空。”毕林普在蒸汽浴中对洛说：“是，长官，比弗布鲁克爵士说得对。保守党要是想掐死大英帝国，也一定是在救它。”

[6]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詹姆斯·赖斯顿，《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绰号“斯科蒂”。

[7] 例如，在年轻的国王爱德华八世坚持娶已离过两次婚的美国辛普森夫人之后，道森在迫使其退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后，坚决拥护内维尔·张伯伦应对希特勒的灾难性的绥靖政策。

[8] 诺曼·埃巴特，英国记者。1925年被派往柏林，成为《泰晤士报》的主要通讯员，1937年8月被纳粹以间谍罪驱逐出德国。

[9] 道森于1937年写信给他的一名记者：“我夜以继日，尽全力避免报纸中有任何内容可能会刺痛他们（德国人）的敏感感情。”几个月后，埃伯特被逐出德国。

[10] 蓝法（blue laws），因为宗教原因而限制大众在星期天购物的法令。

[11] 1801—1812年，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额尔金勋爵将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盗走并运回了英国，至今存放于大英博物馆。

[12] 1932年5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兵开始向华盛顿进军，要求政府立即支付之前许诺的退伍补偿金。到达首都后，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在警察的“清除”行动未奏效之后，7月28日，麦克阿瑟领导的军队武装驱逐了数万名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这次事件被称为“酬恤金进军事件”。

[13] 埃尔哈特小姐在下一个十年就将成为最著名的女飞行员。1937年7月，她做环球航行期间在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豪兰岛之间失踪，没有任何线索。有猜测说，她在一个日本人占领的岛上紧急降落，后被处决，但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第六篇 巡游生涯：1928—1930

第十九章 列国游

做巡游记者（roving correspondent）的头几年，我由伦敦和巴黎被派往古老的国度，那里漫长多难的历史正在发生转折，我最喜欢做这样的报道。

难以置信的是，又是体育报道给了我这样的机会。1928年，神奇的命运给了我两次报道吉恩·滕尼的任务。1926年，吉恩·滕尼在费城打败了伟大的杰克·登普西，赢得了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一年之后，他又在芝加哥成功卫冕，在一场著名的“长时计分战”中再次打败了登普西。[1]同年7月，他在扬基体育馆战胜了新西兰选手汤姆·希尼之后宣布退役。据体育版报道，最后三年的拳击生涯为他带来了174.2282万美元的收入。他来到耶鲁演讲，又于8月来到祖上的故乡爱尔兰，并且计划从那里去意大利，和一位名叫玛丽（波丽）·J.劳德的女士结婚，报纸称她是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人，是一位“女继承人”。他在8月21日乘“毛里塔尼亚号”轮船到达南安普敦，《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派我去采访他，并且在他游览欧洲时陪同。

这是个轻松愉快的任务。滕尼出乎意料地表达清晰，读书多，是个很好的旅伴。只是在聊过莎士比亚和一些我们都喜欢的现代作家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给我讲“海景画”。到了旅行快要结束时，我看出他急着要去和朋友桑顿·怀尔德徒步旅行。后者的小说《圣路易斯雷伊大桥》是当年的畅销书。滕尼告诉我，他在罗马举行婚礼时，怀尔德将是他的男傧相。

报道滕尼是一段快乐的插曲。这个任务让我初次来到爱尔兰，这里刚刚摆脱了英国的长期压迫和烧杀抢掠。尔后，我又到了意大利，墨索里尼刚刚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杀戮，并且对大众许诺，从而清除了民主的反对派，正在准备把愚蠢的法西斯主义强加给古老、美丽且文雅的人民，而他们应当得到更好的对待。在罗马，我也将初次到访梵蒂冈，我将不只见识到它的艺术瑰宝和图书馆，也包括它统治的庞大宗教帝国，这对一个长老会美国佬来说充满了神秘色彩。我还见到教皇用德语和一小群奥地利人热烈地交谈。

1928年夏末，我来到都柏林。这时，爱尔兰自由邦已经在爱尔兰人当中，在不绝于耳的争吵当中，在他们的互相仇杀当中存活了六年。在自由邦之前，自建的“爱尔兰共和国”的“总统”是暴躁的埃蒙·德瓦莱拉，出生于美国。他曾经反对成立爱尔兰自由邦，因为按照和英国人的协议，自由邦不可以彻底脱离英国。终于，他在一年前加入了爱尔兰众议院[2]，用更为民主和平的方式取代暴力抵抗。对于爱尔兰在战后赢得名义上独立的过程，我没有做更详细的了解，但是，它确实燃起了数百万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热情。在都柏林的几天，我和政治家、报纸编辑、作家和爱尔兰共和军的一些狂热追随者聊天，他们告诉了我很多东西。

自由邦依照的是加拿大的自治领模式，1922年初，爱尔兰自由邦艰难建立，随后就爆发了血腥的国内战争。在德瓦莱拉退出秘密谈判之后，迈克尔·科林斯与阿瑟·格里菲思一起与英国谈判，定下了成立自由邦的条约。科林斯后来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却在内战中遭爱尔兰共和军的埋伏被杀害。由罗里·奥康纳和德瓦莱拉领导的爱尔兰共和军占领了都柏林的最高法庭，将之炸毁，连带所有的爱尔兰历史档案也一同被毁。奥康纳后来被捕，德瓦莱拉逃走后又被抓到，被判刑一年。对这位狂热的爱尔兰爱国者来说，这是他的同胞给他的一杯苦酒。在这之前，关押他的一直是可恨的英国人。

将近一年，临时政府每天都与众议院会面，前者试图掌管国家，而后者试图为一个常设议院和政府制定出宪法。他们当时在都柏林的办公室像个要塞，有重兵护卫，防止有机枪的军队攻击。直到1922年12月初，宪法终于制定通过，一个常规政府由此成立，威廉·科斯格雷夫当选为新自由邦的总统。可是，当12月8日众议院开会时，科斯格雷夫在开场白中就宣布，一位议员在来开会的途中被打死，还有一位受伤。新政府立刻决定以牙还牙。第二天，四个狱中的叛军犯人未经审判就被处决，其中就有罗里·奥康纳。新政府宣布进行军事管制，接着进行了更多的处决。在乡间，不断有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被烧毁或炸毁。铁路、公路交通陷入瘫痪。

格里菲思曾经大声问道：“难道爱尔兰民族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吗？”如果继续打下去，爱尔兰人就将尽成死尸，正如科林斯在被害之前所说的：“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民族的信仰将灰飞烟灭。”渐渐地这些呼声终于被人们听到。到了1923年5月，处决人数已达到70人，爱尔兰的监狱中还关押着一万爱尔兰人。德瓦莱拉呼吁停火，停止敌对，命令他的同党放下武器，但是他花了三年的时间事态才平静下来。1926年，也许是因为德瓦莱拉在狱中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当众议院遵照宪法对英王宣誓效忠时，他脱离了自己长期领导的新芬党。德瓦莱拉预见到只有通过议会，才能掌握国家的权力，决定宣誓效忠国王，“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表面的政治形式”。他建立了一个新政党——爱尔兰共和党，作为它的代表于1927年，也就是我来这里的前一年，首次进入议会。他将再等上五年才能掌权。之后，他将迫不及待地解除效忠的誓言，与大英帝国最后分手，终于在二战之后宣布共和国的诞生，实现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目标。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切还未发生。

虽然德瓦莱拉当时只是议会中反对党的领袖，且为时不满一年，他却是那个秋天我在都柏林遇见的最有趣的人。我像多数美国人一样，对他的斗争生涯多少知道一些。因为在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心目中，他是个英雄。他为爱尔兰争取解放的事迹常常登载在我们的报纸上。滕尼白天游览参观、受人款待之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群爱尔兰人聚在他的酒店套间里喝酒谈天，直到深夜。有天晚上，德瓦莱拉来向滕尼致意。他没有喝酒，只是留下来聊天。当他发现有个美国记者在场，感到有些扫兴。我马上保证，我不会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他的谈话，或者直接引用他说的任何话。另外，我告诉他，成千上万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以及报纸的大部分读者非常想知道加入议会之后，他和他的伙伴有什么想法。我想他仍然对自己所做的妥协感到痛心。美国大量的爱尔兰人为他的事业捐献了大量钱财，他担心，他们认为他放弃了为爱尔兰共和国而战，背叛了他们。他当然无意通过我和我的报纸为自己解释。他那时45岁，瘦高、整洁、非常聪明、表达清晰。他语调温和，讲出的英语元音清晰、辅音滞重，还带些爱尔兰乡音，听来十分悦耳。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回想读到和听到的他非凡的冒险生活。

德瓦莱拉在1882年生于纽约，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爱尔兰人。他在美国出生的身份使他后来能够免于死刑。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就亡故了。两岁时，他被送回爱尔兰，由住在利默里克郡的外祖母抚养长大。由于数学成绩优异，他获得奖学金，进入了都柏林附近的布莱克罗克中学，之后获得了皇家大学的学位，在当地的一所高中教数学。他对数学有一种热爱，一直在研究，尤其在狱中服刑时。那天晚上他离开后，有人告诉我，他是唯一懂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爱尔兰人。早在1918年，他还在英国的林肯监狱中就开始研究相对论，那时这个理论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早年就是一位狂热的爱尔兰爱国者和革命家。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33岁的他就成为爱尔兰志愿军和新芬党的领袖之一。这一年，这些人中的大约2000人发起了复活节起义，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并企图占领都柏林。德瓦莱拉是16位领导人之一，指挥着50名武装人员封锁了从都柏林到海边的道路。经过四天激战，英国军队把起义镇压下去，所有的领袖，包括德瓦莱拉，都被送交军事法庭判了死刑。15人被处决，德瓦莱拉免于一死。军事法庭得知他出生于纽约，可自称为美国国籍，在最后一刻把他的判决改为了无期徒刑。当时英国人非常在意美国的公众舆论。他们在大战中运气不佳，更需要美国的援助，而美国已经是他们主要的军火来源。他们知道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投票举足轻重，足以延迟甚至阻止美国在战争中对英国的支持。

德瓦莱拉于是得以幸存，被送到英格兰的达特穆尔监狱服刑。翌年，为了进一步赢得美国的同情、缓和爱尔兰人的反抗情绪，英国政府大赦爱尔兰犯人。德瓦莱拉返回了爱尔兰，并作为唯一幸存的复活节起义领导成为新芬党领袖。德瓦莱拉告诉我们，早在那时，爱尔兰人就认为复活节起义是他们通向独立的转折点。虽然起义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但牺牲换来了爱尔兰的独立。这一天将成为爱尔兰独立日，被爱尔兰人永远纪念，就像我们美国的7月4日独立日。也像我们一样，爱尔兰终将会赢得独立。

德瓦莱拉没有在监狱外待多久。1918年5月，他再次被捕，罪名是煽动暴乱，他被送往英国的林肯监狱。他把狱中的很多时间花在学习爱因斯坦的数学上，也许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计划逃跑。翌年2月他成功越狱，成了重兵搜索的对象。他先在英格兰成功躲避，后又在爱尔兰躲藏，最后扮装成铲煤工上了一艘去美国的轮船从而彻底逃脱。他宣称自己是“爱尔兰共和国的总统”，在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和其他各地受到热烈欢迎。在这些地方，他为爱尔兰的革命事业募集了500多万美元的经费。他于1920年悄悄回到爱尔兰，马上发起了对英国的新一轮战斗，这是爱尔兰史上流血最多、最为残酷的战斗。英国派出了爱尔兰王室警吏团——由残忍的亡命之徒组成的非正规武装，他们从南爱尔兰一端烧杀到另一端。爱尔兰人在德瓦莱拉和科林斯的领导下，用恐怖的手段以牙还牙。没有一个人、一户人家是安全的。

爱尔兰王室警吏团的恐怖使爱尔兰人对英国人更加仇恨。很快，在英格兰本土，这种恐怖手段遭到了各界批评，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工党的重要人物阿瑟·亨德森[3]访问爱尔兰之后回到英国，在下院发言说：“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人类的耻辱。”前任首相阿斯奎思勋爵也发出惊叹：“对爱尔兰做的事是欧洲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暴政。”人们指责英国政府有意实行谋杀和恐怖主义的政策。在公众言论的压力下，英国当局终于让步，同意与德瓦莱拉谈判停火并商讨今后的自治。和约签订了，爱尔兰自由邦由此成立，尽管德瓦莱拉最后没有接受。如今到了1928年，他才做出妥协。他的朋友和对手都告诉我，他早晚会成为爱尔兰的领导。而那天晚上在都柏林，他沉着、坚定，似乎对此也深信不疑。

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很明显，他的名声和人们对他的敬仰没有把他宠坏，也没有使他放弃简朴的私人生活。人们告诉我，他住在一座小房子里，他的妻子珍妮·奥弗拉纳根和他一样，以前也是教师。他们于1910年结婚，她当时是盖尔语联盟中教他盖尔语的老师。珍妮为他做饭，照顾家里。他不像其他爱尔兰人喜欢热闹的晚会，宁愿大部分时间和妻子、孩子待在家里，读书，听音乐，偶尔骑骑马。

在众多爱尔兰人眼中，他是个英雄。爱尔兰人把他当作革命之父，是他把爱尔兰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而这个复杂而勇敢的人保留了极为质朴的内心。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一直这样，当他赢得荣耀、当上国家领袖之后呢？他会不会最后身居高位，沉醉于耀眼的灯光和谄媚奉迎，就像工党首相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那样？首相和总统身边的陷阱和权力使许多人晕头转向。

长话短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德瓦莱拉就像我将要遇见的甘地，没有对以上种种诱惑投降。从1932年直到1973年退休，在这41年间他一直是爱尔兰共和国的总理或总统。他是我所知道的极少数不受名声和地位腐蚀的伟人。[4]

那天晚上，我插空问他：“还有什么你想要为爱尔兰做但目前还没有做到的？”

“有很多！”他回答说，顿时两颊生辉，“例如更多的教育。我们仍然缺乏教育。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没有这些是一种耻辱。我们要为劳动者、穷人做更多的事。与英国人长久作战使我们忘记了人民的困苦。最重要的是——”他提高了音量（你可以听到，也可以从他的面庞看到，这是活脱脱的一个老战士），“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完全脱离英国，他们的国王、他们的议会、他们的政府、他们的王朝。我们会的！”他们确实做到了。德瓦莱拉和甘地是我漫长的记者生涯中仅有的两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的人：国家的完全独立——都摆脱了英国的统治。也许我还应当加上布拉格的托马斯·马萨里克。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后，他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赢得了民族独立，这是他的终身目标。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是短命的，希特勒于1939年摧毁了它。它于1945年二战之后复兴，1948年共产党政变之后它又变成苏联的附庸。

1928年，新赢得独立的爱尔兰做了些什么事情？经过几百年英国的统治，他们似乎在兴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而且是以民主的方式。但是我看到，政治自由并没有给爱尔兰人民带来彻底的自由。不可以自由离婚，这是天主教的限制。爱尔兰加给自己的审查制度是我看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而且在爱尔兰，时时可见教会的控制。他们最伟大小说家的书被禁，你在都柏林的任何书店都买不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其他作家的书，爱尔兰的、英国的、美国的，也没有，全部被禁！

尽管如此，占压倒性多数的天主教对少数新教教徒的宽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南方血腥的内战并不像北方那样是一场宗教战争。[5]自由邦的300万天主教教徒对25万新教教徒并没有什么敌意，不像阿尔斯特省的新教教徒那样仇恨少数天主教教徒。虽然整个邦受宗教影响，这里的新教教徒却有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伟大的盖尔学者道格拉斯·海德是一位新教教徒，1938年，爱尔兰宣布为自治民主国家之后，他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后来，又有一位犹太人当选为都柏林的市长。终于，经过1972年的公民投票，爱尔兰人取消了给罗马天主教教会在政府中留有一个显要位置的宪法规定。

那年秋天，听到爱尔兰人独特的英语多么令人高兴，那种轻快和韵律就像纯粹的音乐！毕竟英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后天的语言，是征服者后天强加的。他们不仅说得优美，写起来也是一样。济慈不是已经成了最优秀的英语诗人吗？乔伊斯难道不是最优秀的小说家吗？辛格和奥凯西不是优秀的剧作家吗？更不用说萧伯纳了，他已经移居英格兰。而美国的尤金·奥尼尔[6]的祖先也是爱尔兰人。他们大大丰富了英语文学。

在伦敦度过一个沉闷的夏天之后，我去了罗马。从了无趣味、令人压抑的灰蒙蒙的伦敦进入了美丽的阳光地带。太阳使这座不朽之城光芒四射，也重新照亮了我的生活。罗马虽然没有巴黎那么美，但它的高贵是我到过的其他城市不能相比的。它长达2000年的历史处处可以见到。我初到的那些日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凝视它壮观的废墟。这些废墟把人带回远古的罗马，当时它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帝国的中心，而巴黎和伦敦只是它的小小殖民城市。我整天都在卡比托利欧山下的广场漫游，这里曾经有罗马时代的丰富的生活，是整个王朝和国家的统治中心。穿过君士坦丁凯旋门来到斗兽场，我坐在石头上，俯瞰着下面的竞技场，一边吃着当午饭的三明治，一边冥想这里发生过的情景：大赛、驯兽表演、扔给狮子的角斗士、五万名罗马人坐满了看台。漫步于罗马，你可以看到从远古到现代历史的进展——从古罗马到基督教早期，再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你走过狭窄、曲折而热闹的街道，总会遇到老教堂、壮观的喷泉、巴洛克式宫殿，或是凯旋门，或是优雅的广场。我就是这样，在一天下午，偶然来到纳沃纳广场，立即为之倾倒。这里原本是图密善皇帝的运动场，它成为我日后到罗马最喜欢去的地方。这里一片安静，有着无可言传的魅力和美妙，你可以坐在这里的长椅或台阶上，一边悠闲地吃喝，一边遐想。

当然，罗马是双重首都——既是意大利的，也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你最后总要来到圣彼得广场，凝望着伟大的教堂、西斯廷礼拜堂中米开朗琪罗的杰作和梵蒂冈博物馆中的艺术瑰宝。教皇这时仍然是“梵蒂冈的囚徒”，但我猜测，为使梵蒂冈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他与墨索里尼的谈判正在进行。1929年，也就是次年，双方签署了《拉特兰条约》[7]，达成了对“罗马问题”的解决方案。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想起自己不是来罗马旅游的，我要报道吉恩·滕尼的婚礼。在这之后，还要在罗马待上两三个月，代替我们日常的通讯员大卫·达拉。他原先是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三年前多亏他录用了我，我此刻才能留在欧洲。现在他要去南美洲完成一个长期的报道任务。重量级拳击冠军的婚礼之后，我要开始更为严肃的工作：报道日常消息。我要搞清楚马泰奥蒂谋杀案的经过和它对意大利法西斯的影响，弄明白梵蒂冈是怎么运行的。我的头两个任务完成得还算成功，可是第三个不怎么顺利。梵蒂冈的秘密，它的财政、政治、外交和遍布世界各地的组织（这些组织把教会聚集起来，增进它的利益，并维护其权力），这些都不为人所知。我这个从芝加哥来的初出茅庐的外国年轻记者，来自玉米带的长老会新教教徒，一时难以介入。不过，在这之后的12年里，我不时带着任务回到罗马和梵蒂冈，努力尝试。

1928年10月初一个凉爽的秋日，在罗马西班牙广场角上美丽的鲁谢大酒店里，吉恩·滕尼与玛丽·J.劳德举行婚礼。这个消息登在美国报纸的头版，比那一天欧洲发生的其他事件更加重要。有些美国报纸还派出了它们的体育记者甚至是社会记者来到现场报道。滕尼和他的新娘光芒四射，全场瞩目。而我还记得这场婚礼，因为我在婚礼现场与伴郎桑顿·怀尔德说了话。我对他提起，他最近的小说《圣路易斯雷伊大桥》很受欢迎，他听了很高兴。婚礼前的每一天，我都看见他坐在宽敞的饭店大厅里，读着一本陶赫尼茨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小说，不理会周围活动的记者和摄影师，以及设法躲避他们的新人。他很矜持，但是十分和善。你要是坐下来和他谈一会儿，会为他的谦虚以及对小说的浓厚兴趣而惊讶，尤其是对新晋的美国小说家。他充满敬佩地谈起海明威，后者因《太阳照常升起》两年前一夜成名。他还谈起刚刚受到关注的多斯·帕索斯，还有菲茨杰拉德，他觉得《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战后美国小说里最好的。他觉得菲茨杰拉德终于实现了他早年的抱负。他不同意我对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评价，他认为她很快也会被认可。他说这些话时笑容满面，一点也不带竞争心，更不要说嫉妒了。他不想谈自己的小说，我认识的作家都是这样，除了斯泰因。与怀尔德交谈非常愉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遇见他，可是一直关注着他的作品。我对他持久的创作生命印象深刻，它比其他同时代的美国作家都要长久。他逝世于1975年，当年仍然在写作和发表作品。

我记得婚礼中一个喜剧的场面：古板的《纽约时报》被拒绝参加观礼，但它驻罗马记者，严肃、傲慢的阿纳尔多·科特西装扮成了侍者在婚宴上出现。小报总是为了取得这样的“独家”不择手段。科特西风格老派、为人严肃，自认为他服务的是一份体面的报纸，在我们所有记者之中，似乎只有他最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觉得更加俗气的《芝加哥论坛报》也不至于如此。可是，长着文艺复兴油画上意大利贵族的长脸的科特西，从宴会厅中偷偷冒出来，系着侍者的白领结，穿着燕尾服，肩上搭着一条餐巾，戴着白手套的手举着托盘，煞是好看。100个记者和摄影师都大笑不止，继而热烈鼓掌。有些人开始编造《纽约时报》可能的头条：

时报资深罗马记者

乔装扮成侍者

独家报道

前重量级拳击冠军与

著名美国女继承人婚礼

对《纽约时报》抱有崇高期望的阿道夫·奥克斯，如果翌日早餐时看到这样的头条，一定会沉思良久。

我对婚礼的报道则缺少激情。实际上，我已经厌烦在欧洲没完没了地报道美国名人。在巴黎和伦敦，在里维埃拉、多维尔和比亚里茨，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追踪他们结婚、离婚和其他琐事。在罗马的那个秋天，滕尼的婚礼一结束，我就高兴地回到严肃新闻的报道上，现代史上一些新事物出现了：法西斯的兴起。我想发现有关它的一切。

我开始猜想，一个革命政府，不管右翼还是左翼，在它执政初期命运未卜时，它不得不与其他派别共享权力，之后，它或者一步步退出历史，或者就要抓住一线之机消灭对手，独揽大权以求存活。这样的转变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上台之后没能保住权力的例子很多：在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到拿破仑加冕及成为独裁者之间，就有好几届这样的政权；欧洲在1848年起义之后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最近的一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俄国的克伦斯基的短命政权，代替克伦斯基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则属于后一种情况。虽然它在推翻沙皇的众多党派中占少数，却坚持了下来，用计策和武力摧毁了政敌，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

我开始认识到，在罗马，墨索里尼在过去几年成功地经受了如上考验，他被人从总理宝座上赶走，看似一败涂地，却转败为胜，成了独裁者。虽然有派系之争，意大利的民主力量几乎就要击溃法西斯领袖和他领导的运动，维持住一个民主国家。可是，就像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一样，也出于同一个原因——民主势力的优柔寡断和愚蠢——让他们失去了机会。在意大利，一起暗杀就起到了挽回局面、反败为胜的作用。

这怎么可能？又是怎样发生的？在接下来的几周焦点新闻不多，甚至连某个美国人结婚的消息都没有，所以大部分的白天和夜晚，我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是我和法西斯的第一次接触，而不久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文明民族的自由遭到践踏后付出的昂贵代价。以墨索里尼为首的这群打手，穿着黑衫，野蛮粗鲁，动辄逼人喝蓖籽油。而我在想，这些法西斯究竟是怎样得手的呢？这一切是在欧洲最古老、文化最悠久的国家里发生的。

我越探究就越清楚，这个拐点就是法西斯匪帮对社会党议会代表吉贾科莫·马泰奥蒂的暗杀。马泰奥蒂出身于波河河谷一户富有的地主家庭，像这个阶级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很早就开始拥护社会主义。在一战前社会党建立初期，他与墨索里尼是同志，但不是朋友。后来他开始研究法律，1919年作为社会党的代表进入了议会。自法西斯兴起之时，马泰奥蒂就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在议院中谴责它的恐怖行为和腐败。甚至到1922年，在所谓的“罗马进军”之后，意大利法西斯大权在握，他的立场也丝毫没有改变。[8]

1924年5月30日下午，议会场里一片混乱，墨水瓶和其他小物件被当成手雷到处横飞，议会代表在走道上打成一团，马泰奥蒂站在讲坛，整整两个小时都在耐心阐述。据听见的人说，他在讲近来选举如何被操纵，使法西斯得到了多数选票；反对党的候选人如何被谋杀、殴打；他们的集会被破坏，报纸被压制，选票箱又如何被黑衫党暴徒塞满。整个发言直到最后，法西斯代表都一直在辱骂、威胁发言者。马泰奥蒂并非毫不在意，他讲完坐下时，对身边的同事说：“现在你可以去写我葬礼的悼词了。”

11天之后，他死了。

马泰奥蒂发言时，墨索里尼坐在那里，虽然一言不发，却怒火中烧。回到办公室，他告诉打手们，对马泰奥蒂“应当做点什么”，不可以让他再这样发言。已经过分猖狂的打手不需要更多的鼓励，6月10日下午，马泰奥蒂从家里出来，准备乘电车去议院。这时，六个男人抓住了他。他寡不敌众，鲜血长流，被拖进一辆小汽车后捅死。当天晚上，在夜色的掩蔽下，歹徒来到罗马以北14英里的瓜尔塔里拉，把他的尸体扔进了树林中的一个浅坟。

这起凶杀案的主犯是混迹于法西斯内部圈子的典型人物，叫亚美利哥·杜米尼，本是圣路易斯的匪徒，一战后回到了意大利老家，成为法西斯的打手。他公开夸耀曾经“杀人”11次。剩下的从犯是一些法西斯人渣，都有暴力犯罪记录。对他们来说，杀害马泰奥蒂不过是又一个任务。天还没亮他们就开始吹嘘自己干的事，墨索里尼于是得知发生了什么。

可是，几天来他假装不知情。马泰奥蒂的夫人两天后找到他，求他把丈夫归还给她，不管“是死是活”，他对她说，无需担心，他保证她的丈夫很快就会回来。同一天，在议会上，他说警察正在全力搜寻“失踪的议员”，他希望“马泰奥蒂议员很快就会回到议会中他的席位上”。

凶手留下了很多线索，警察不久就破了案。满是血污的汽车第二天就在内务部门前被发现。6月14日，侦探逮捕了杜米尼，后者正准备离开罗马。在他的皮箱里有马泰奥蒂的血裤。报纸被命令不要散布此案进展，但是消息很快传开，引起意大利国内民怨沸腾。在米兰和其他城市，成千上万的法西斯党党员在公众游行时把他们的党证扔进臭水沟，当墨索里尼试图组建他的法西斯民兵队时，没有几个人应召。6月13日，共产党之外的所有反对党议员离开了议院，宣布直到马泰奥蒂的凶手归案、被审判，法制恢复，他们才会回来。他们向国王请求罢免墨索里尼，重新组阁。他们将自己称为新阿文提诺。阿文提诺是意大利的一座山，罗马时代的平民曾经隐居于此，抗议他们的权利被贵族篡夺。他们集会，一再抗议。但仅此而已。

矮小的国王没有起什么作用，参议院也没有什么行动。

矮得出奇、身高不到五英尺的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应对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兴起负首要责任。国王被一战后的混乱吓得要死，又担心社会党掌权，正是他于1922年10月28日召来墨索里尼，委以重权。法西斯是那年秋天造成意大利混乱的主要原因，他们集结民兵，控制了许多城市中心，搭乘火车去罗马游行，但这些并没有使国王警觉。陆军总参谋长彼得罗·巴多利奥曾经向他保证：“机枪五分钟就能把那些（法西斯）暴徒打散。”他却没有放在心上。当政府宣布遭到包围，命令军队消灭法西斯突击部队时，国王却拒绝在声明上签字。相反，他给米兰的墨索里尼发电报，让他来罗马重新组阁。

于是两年之后的1924年，国王虽然不喜欢法西斯的粗鲁，但对他们重塑“法律和秩序”感到高兴，对他们与传统党派分享权力感到满意。墨索里尼此时虽然有威胁，但还没有变成一个独裁者。他的法西斯成员在14个内阁职位中仅占四个。议会也正常运转。尽管有黑衫恐怖，但至少那时还是宪政，还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对马泰奥蒂的谋杀引发了突然的危机。后来，墨索里尼也承认，这是他的政权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危机，直到最后法西斯因战败而垮台。多日以来，元首极度紧张。他的党正面临分崩离析，在他基吉宫办公室的窗外，愤怒的人们在示威抗议。他知道反对派正给国王施压要求罢免他，他担心国王会让步。

但他高估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勇气。阿文提诺的代表去见国王，向他出示凶杀案中墨索里尼作为同谋的证据，要求罢免他，可是国王充耳不闻。最后国王说，无论如何，在社会党议员失踪两周之后，参议院已经投票通过继续给予墨索里尼信任，受人尊敬的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和他本人都很赞成这样的结果。国王还提醒这些反对党议员，在议会中意大利的前三任总理，即奥兰多、焦利蒂和萨兰德拉，都属于自由党，他们已宣布支持这位不可靠的墨索里尼。8月16日，马泰奥蒂的尸体被一位机敏的警察发现，新一轮要求墨索里尼下台的呼声席卷整个意大利。在这之后，国王仍然不为所动。反对党原以为，这一次只凭着对本届政府卷入犯罪的反感，他也会改变立场。但国王又一次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这让他们一时愕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做。但他们再也没有走下一步的机会了。

墨索里尼感到了他们的犹豫不决，从恐慌中恢复过来，他开始反击。1925年1月3日，他在议会发表了演讲，三年之后的现在，我读着这篇演讲，感到它在宣告着一个民主、宪政政府的终结，以及极权主义、一党专制国家的开始。反对党借机弹劾他的失败让他大胆起来，他骄横地宣称他对一切发生的事负责。他说：“如果法西斯成了一个犯罪组织，我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如果可以用武力保证意大利的“和平”，他将施用武力。最后他说：“请放心，在今后的48小时之内，局势就会明了。”

实际上，这花费了他三年时间，在我到达之前，他刚刚完成大业。反对他的党派和报纸被他压制了下去，连同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他设立了特殊法庭，专门审判政治犯，还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队伍，用来搜捕反对者。正如墨索里尼在1944年落入游击队之手，临刑前所写：“我在1925年1月3日的行为及对一切党派的压制，为极权国家打下了基础。”

那么，至少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一片混乱的民主力量面前，他知道怎样谋取他要的。“法律和秩序”恢复了，“社会和谐”实现了，火车开始准点了。

外国的权贵为之喝彩。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觉得这位自负的意大利独裁者是“欧洲的伟大人物”。甚至温斯顿·丘吉尔也有份，他当时任英国的财政大臣。在我到达前不久，丘吉尔到访意大利会见墨索里尼，他盛赞后者为杰出的欧洲领袖，尤其称赞他“与列宁主义的野蛮取向做斗争”。在美国，银行家奥托·卡恩这样称赞墨索里尼：“全世界应当向他致谢。”而托马斯·爱迪生也觉得他是“现代最伟大的天才”。

享誉世界的《纽约时报》也不甘落后，对墨索里尼可能卷入马泰奥蒂谋杀案，它曾经表示极为愤慨。现在它却说：“对墨索里尼没有丝毫疑问，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正直诚实以及他的决心和能力。”[9]

暗杀就这样被略过，1926年对此案的审判被转移到远离罗马的边远小镇基耶蒂，避免人们因愤怒引起麻烦。两名被告被宣判无罪，杜米尼及另外的几个案犯被判“非故意杀人”罪，获六年有期徒刑。两个月之后，墨索里尼宽恕了他们，把他们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在政府看来，这一案件已经了结。谋杀带来了好处，墨索里尼通过它当上了独裁者。

1928年10月28日是“罗马进军”的周年纪念日，我来到威尼斯广场听元首对公众讲话。这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听此人演讲。有些驻罗马的外国记者觉得他是欧洲最好的演说家，可是我感觉相当失望。他的声音太尖锐，而语速又太急。他冲着听众尖叫。不过，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天才的演员。说完一句有爆发力的话，他就把下巴往前一伸，头向后仰等待众人的喝彩欢呼。明显地，他觉得很受用。之后，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夸张演说，胳膊不停舞动。他的姿态变化太多，有些可笑。可是听众明显地被这种夸张动作和尖叫声煽动起来。无疑，他是个操纵大众的能手，不只用他的口才，我知道，也用激进的新闻写作风格。

一战前，当他还是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时，他就练就了这种本事。作为米兰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年轻编辑，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革命运动中最好的记者，他迅速扩大了报纸的发行量，并且使之广受欢迎。他主张意大利加入一战，因此遭到社会党的驱逐。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走上前线，一战后，被社会党视作叛徒的他又在米兰发起了反社会主义的法西斯运动，不过是想借此发泄旺盛的精力。可令他惊奇的是，这个运动在战后的一片混乱中蓬勃兴起。精明又熟读历史的他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早已知道该如何利用20世纪这种混乱和绝望的情绪。

可是我认为，他也不是无懈可击。他太趾高气扬，太好争斗。他对自己以及国家怀抱的野心过于巨大。现在他成了独裁者，可能自视为现代恺撒，以为将要重振意大利，让它恢复罗马时期的荣耀。他由着自己忘乎所以，认识不到意大利缺乏帝国崛起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在现代，这取决于雄厚的工业基础。他更没有意识到，意大利人过于文明、务实，对他的野心不感兴趣，甚至不以为然。当然，有一些实业家、银行家和地主正在探索如何在新政中牟利。对于不再有社会主义者的抗议和罢工，他们松了一口气。很明显，墨索里尼一直受到保守落后的农民的支持。可是意大利民众，大多数中产阶级和所有工人（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并没有把法西斯当回事。他们太明白，虽然身受其苦，却相信法西斯不会持久，只是个过渡。在丰富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度过了很多非常时期。有一天，一个被解除了大学教职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对我说，法西斯的内核一片空白，趾高气扬的墨索里尼只是个草包。《芝加哥论坛报》的同事乔治·塞尔迪斯也看出了这一点。他曾把元首称为“草包恺撒”，被逐出了意大利。

可是，在意大利国外，很少人拥有那位教授朋友、塞尔迪斯以及大多数意大利人的分辨能力。像我先前提到的，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把墨索里尼捧到了天上，甚至一向聪明和愤世嫉俗的萧伯纳也受了蒙骗。他表达出自己对墨索里尼的崇拜，甚至说，要写一出关于他的话剧。我私下猜测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墨索里尼总有一天会不自量力，玩火自焚。权力会使他堕落，腐蚀他，就像权力对所有暴君做的那样。我对希特勒早年令人眩目的成功也有同样感觉。可是，在很多年之内，我在这两件事上似乎大错特错了。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那一年并没能深入了解梵蒂冈的运行。例如，我曾经天真地试图了解它的财政：它的收入是多少，来源是什么，又如何获得，它的支出在哪里，又怎样分配。这样的信息被一道石墙封锁着。我的报纸对这些感兴趣，是因为那年芝加哥教区的芒德莱恩主教借给教廷价值150万美元的债券，为期20年，相当于5%的偿债基金，以梵蒂冈城内的教会财产作为抵押。《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想知道，这笔钱会用在何处，这对梵蒂冈来说意味着什么？罗马是不是遇到了财政危机？我也没有完成这个使命。我被告知，教廷的财政是它自己的事，所以，它实际上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预算或收支表。

像所有的驻外记者一样，我需要花钱收买梵蒂冈内部的线人，才能获得极为有限的消息，这个人就是奥兰多先生（我暂且称之），形象如同文艺复兴画中的意大利男子。你不禁会喜欢上他，即使知道他每次都在骗你也仍然如此。有时，当我的同事责备我写了梵蒂冈的假消息，或受到来自芝加哥本部的抱怨，我就会追问这位好好先生。我知道每个驻罗马的美国记者都给他钱，但他总是抵赖。

他眼睛一眨一眨，会说：“啊，你看，我的好朋友，那可是条特别的消息，值2000里拉，不能按普通消息收费，你明白吗？”我想他当我是个新教教徒傻瓜。

他说，他需要更多的钱，如果我有兴趣，他还会给我一些“独家消息”。“不过，那得多花点钱，呃？2000里拉，也许3000，也许5000，只要真是重要消息。你告诉我你打算给多少？你的报纸，我相信，有的是钱。几千里拉对美国的大报纸又算什么？”他会笑着，抓住我的胳膊，说：“反正，我的好朋友，不是你自己掏腰包，对不对？明白了？”

好好先生奥兰多从不解释他为什么急需钱，只是提过一两次他母亲很穷，和一大家亲戚住在北方。不过，我们都怀疑是否确有其事。人们说，他有一个固定的情妇，还有无数其他女人。他在最好的饭店吃饭，无疑喜欢昂贵的美酒佳肴。我想，好吧，在今天，你遇不到文艺复兴式的人，即使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偶尔，我会对着他的胖脸骂他一通，可是我仍然留着他，像别的记者一样。他欺骗了我们所有的人，让事情持平，却是以一种令人喜爱、老派的风格，永远保持着一副正直、善良、笑容可掬的面孔。

我确实自己采访到一条重要消息，这个事件不论在梵蒂冈或是法西斯意大利都称得上历史的转折点。我得知“罗马问题”将有解决方案。这个老问题要追溯到1870年，从那时起就一直困扰着教廷和意大利国王。1870年，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军队夺取了罗马，完成了自1859年开始的对教皇辖地的征服，罗马被宣布成为新统一的意大利首都，归萨伏依王朝统治，教皇几百年的统治到此终结。可是教皇庇护九世拒不接受，他拒绝承认新的意大利王国及其新政府，宣布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他自己和他的继任者从此再也没有踏出过梵蒂冈一步。统一意大利的主要建造者卡武尔，生前试图与梵蒂冈协商，提出给予对方失去领土的赔偿，并且保证梵蒂冈城的主权。但是教皇拒绝与他会谈。卡武尔卒于1861年，“罗马问题”于是被搁置了58年。

1922年墨索里尼执政之后，梵蒂冈教廷的态度有了转变。教会欢迎法西斯的兴起，因为相信它会把意大利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出来，并且不会落到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手里。但是，它有两点疑虑。第一是对于元首其人，他还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猛烈攻击过教廷，宣扬无神论，宣称“基督已死，他的教义不起作用”；甚至在发起法西斯运动的早年，他仍然声称，法西斯党坚持反对教会的立场，呼吁没收教会财产。教廷的第二个疑虑是，法西斯能否稳定持久，值得与之谈判。对于后者，教廷本身也有同样的问题。墨索里尼政府的一个主要竞争党派是一战后梵蒂冈帮助组建的天主教人民党，其领袖是智慧的西西里牧师唐斯图尔佐。1922年，唐斯图尔佐拥有大批追随者，他的党在议会中占有107个席位，成为仅次于社会党的第二大反对党。它与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民主反对派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

这让教会陷入两难。新的人民党，主要因为唐斯图尔佐的感召力，赢得了相当多民众的支持，成为应对社会党的政治壁垒，但它是民主的，是反对法西斯的，而梵蒂冈正在倾向于后者。墨索里尼当上总理三个月之后，第一次向梵蒂冈示好。他秘密会见了老练的教廷国务卿——红衣主教彼得罗·加斯帕里，并且明确表示希望有一个教皇可以接受的“罗马问题”解决方案。他认为，不只是社会主义者，也包括人民党，都在妨碍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可以协商出一个持久的协议。

有关人民党这方的困难，很快被梵蒂冈清除了。1923年6月，教皇命令作为神父的唐斯图尔佐辞去他对人民党的领导职位，停止一切政治活动。这对天主教人民党是致命一击，它很快就被削弱。墨索里尼受到梵蒂冈的这个鼓励，开始与之进一步频繁会谈。同时，他采取行动进而声称，不论他说过什么，现在他希望恢复教会在意大利的地位，鼓励在全国传播天主教。

曾经的无神论者和教会的宿敌忙不迭地让自己的孩子受洗。之后，墨索里尼又为自己举行宗教性的婚礼，他们在多年前已经举行世俗的婚礼。为了谨慎起见，他开始说教会的好话，而他一度对之肆意诽谤。他更加公开地要求意大利人重视宗教。他下令医院和学校恢复竖立耶稣受难像，而这早已被意大利复兴运动废除。他投入大量金钱，修复意大利北方被战争损坏的教堂。梵蒂冈非常感激地注意到这一切。重要的宗教人士开始发出友好的信号。一些主教公开称赞元首使意大利免受“布尔什维克的威胁”。

1926年，包括天主教人民党在内的一切民主反对党被取缔之后，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谈判随即开始了。虽然他们的行动极为秘密，但我还是得知双方已经在修改第十五个草案，协议接近达成。1929年2月11日，在我离开罗马几个月之后，协议终于签署。

梵蒂冈被承认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它只有110英亩的领土，是世界上领土最小，却最有权势的国家之一。意大利政府同意付给教廷5000万美元，作为对教皇辖地的赔偿。天主教教会为意大利和罗马官方教会，罗马天主教为国教。条约同意为使法律与教会的意愿一致，应将公立学校的宗教课定为必修课，必须举行宗教婚礼，禁止离婚。教廷于是恢复了它在意大利原有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在全世界政治上的主权。作为回报，梵蒂冈承认意大利王国和它的法西斯政府为世俗的国家政权，同意不介入政治。

对墨索里尼来说，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巨大成功。不仅在意大利，在全世界，天主教教徒和非天主教教徒都在称赞他的政治才能。天主教教徒为他能解除教皇“囚禁”，使梵蒂冈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感到欣慰，现在世界各国都可以派使节前往梵蒂冈，也会受到教皇使节的回访。庇护九世夸张地将元首称赞为上帝的福佑：

我们是受神喜爱的。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人，由上天放在我们经过的道路上，他对自由主义学校的主张不以为然。

从那一天起，法西斯就得到教会的支持而愈加坚固。现在，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独裁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反对。而这并不是梵蒂冈最后一次帮法西斯独裁者的忙。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他的独裁之后不久，纳粹肆意妄为，尤其是迫害犹太人，对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采取严酷的措施，打击民主党派，引起全世界的憎恨。正在此时，梵蒂冈与纳粹德国签订了协约，这一协约给予了希特勒政府在国内外迫切需要得到的声望。

我于1928年末离开了罗马，百感交集。我爱这座古老的城市，它的古迹让人想起如此之多的历史，它略显破旧的粉色和黄色的墙壁，它狭窄的街道和宽敞的广场，它特别的空气和光线，尤其在日落时分；它整天响着的教堂钟声，周围可爱的群山——它的高贵和魅力在我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迹，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至死方休。

但是，墨索里尼窃取了这个美丽的文明国度。他的匪帮给这幅美好的画面投下阴影，令人沮丧。民主已死。至少现在和不远的未来是属于法西斯的。这个充满阳光的民族前途一片灰暗。一些意大利人和外国人思考，法西斯是否代表了未来的浪潮？像安妮·林德伯格所预言的，十年之后，纳粹在德国将畅行无阻。我不能相信，不相信它会长久。总体来说，比起我这个急性子的美国佬，意大利人更有耐心，有更好的历史眼光，而我只是刚刚有了一些这样的历史眼光。他们告诉我：“这些就会过去。”

在12月初一个寒冷的下午，夕阳映照着教堂的穹顶，我离开了罗马这座永恒的城市。假期临近，我想去看一看群山中的阿西西、佩鲁贾和锡耶纳，在佛罗伦萨待几天，然后再去威尼斯。我早已读到，并且听人说起，威尼斯被称为世界的一大奇迹。之后，我与伊冯娜要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相聚，在圣诞节前庆贺一番。阿尔卑斯山拥抱着这座小城，那时将被白雪覆盖，我们觉得这是个美丽且浪漫的相聚地。

这次旅行让我终生难忘。平生第一次漫步于山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种经历是无法忘怀的。无论你之后多么频繁地回到这里，扩展或加深对它原来的认识，但是这些经历都不完全相同。就这一次，见到的真实第一次超过了想象。这些地方的美和艺术与你想象中的或经历过的完全不同。像在罗马，但是因为它们更小，所以更加浓缩，不仅带给你更多的历史，还有众多生动的历史人物——你只是从美国的学校里粗略地了解到他们，而这些人确曾在这些城镇中生活、劳作、恋爱、统治、写作、绘画、雕塑。这些地方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为只是传说。

可是，突然之间，在阿西西的山顶上，你可以想象圣方济各走在这座城中，傲视着下面的翠绿山谷，寻找上帝的光，传播福音，给鸟儿喂食。虔诚的天才画家乔托后来又满怀热爱，在圣方济各教堂的长方形廊柱大厅的墙上，画下了反映这位使徒的24幅壁画。很难用短短几天的时间好好领略佛罗伦萨，这里有但丁、贝亚特里切、彼特拉克、薄伽丘、萨伏纳罗拉、美第奇家族，还有顶级画家契马布埃、马萨乔、弗拉·安杰利科、菲利波·利皮、波提切利、拉斐尔，更有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最后，在威尼斯，这座奇迹般从海中升起的城市，你平生第一次眺望只在零星插图中见过的这一切：总督宫、威尼斯大运河、里亚托桥、圣马可广场、廊柱大厅、令莎士比亚着迷的威尼斯商人，以及那些伟大的威尼斯画家的作品。这些画家包括贝利尼、焦尔焦内、韦罗内塞、丁托列托、提香——最后这位是埃尔·格列柯的老师。

在那短暂的探索之旅中许许多多的记忆永远印在我心里。火车进入山中车站，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夜景：阿西西的万家灯火在山顶上远远地闪烁，似乎来自夜空。在佛罗伦萨透明的、琥珀色的天空下，沿着阿尔诺河河岸，走上韦基奥桥，两边是一家挨一家的金银珠宝商店，它们始于16世纪，至今生意兴隆。我游历之初就流连于这里的两座伟大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有波提切利展室及达·芬奇的《圣母领报》和许多其他画作；皮蒂宫满是拉斐尔（他的《椅中圣母》）、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提香、丁托列托和鲁本斯的作品。外面是博博利花园，在寒冷晴朗的冬季，仍然美丽而宁静。还有在佛罗伦萨，你可以坐在圣马可教堂里静想，也可以欣赏弗拉·安杰利科的壁画，这里的密室和走廊上有他的50多幅壁画。罗斯金[10]称：“在所有的绘画中，这些壁画最为完美地反映了基督教的精神。”其中就有《圣母领报》这幅杰作。

在爱荷华州，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这些佛罗伦萨藏画的许多复制品。只要向青少年教育服务机构订阅，他们就会邮寄给你。可是，亲眼看见原作，它们原来存放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壁画，看到那些历经几个世纪仍然鲜明的色彩，这真是一种新奇、令人兴奋的体验。有时，尤其在佛罗伦萨，我总是遇到没有见过的绘画和雕塑，一天，我沿着阿尔诺河的岸边闲逛，来到了卡尔米内圣母大教堂。在它昏暗的布兰卡乔礼拜堂内，有15世纪初一位佛罗伦萨画家的多幅壁画。这位画家叫马萨乔，我没有听说过。我在酒馆里见到一位英国老太太，她知道这些画。她告诉我说，尽管焦托早先做过尝试，但是马萨乔率先脱离了二维，把物体从平面中解放了出来。她说：“在他的那个时代，15世纪的头几年，他‘轰动一时’。他也因此成为文艺复兴绘画之父。你知道吗？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经常到这座教堂来学习他。”我并不知道，我感谢她告诉我这一切。

尽管礼拜堂的光线很弱，灰尘和蜡烛烟熏使壁画变得模糊，马萨乔的绘画却仍然富于启示。《逐出伊甸园》、《纳税银》以及《圣彼得施洗》中的人物在先前的画中都是平面的，似乎是贴在平平的画面上，与背景无关。而在马萨乔的笔下，在透视的背景下，他们呼之欲出，沐浴着阳光，呼吸着空气，行动如同真人。在我看到的早期绘画中，男人和女人像戴着面具，都是一副相貌。而在马萨乔的画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是有血有肉的个人，或热情，或恐惧，或担忧。

我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至少我自己这样觉得。这个发现就在第二天，在教堂街对面，我在洗礼堂东门上发现了吉贝尔蒂的浮雕。这十个一组的浮雕取材于《旧约》，从亚当、夏娃受诱惑开始。它们就像最伟大的画作，既有活力又充满和谐，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的雕塑。后来我读到，米开朗琪罗把吉贝尔蒂的门称为天堂之门，这个称谓延续至今。我在还没有读到或听说这些之前就已经这样觉得。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凝视它。

佛罗伦萨的奇妙令人陶醉，我依依不舍告别了它，乘火车前往威尼斯。而它也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如同出浴的维纳斯，它从海中升起，完全不同于我见过的或将要见到的任何地方，不论是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乘火车初到的下午，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坐上一只贡多拉[11]，沿着曲折的大运河去达尼埃利，经过贵族们居住过的大理石宫殿——也许他们仍然住在那里，因为那里仍然像有人居住，虽然看起来有些衰败。划贡多拉的船夫穿着水手服，戴着草帽，我以前只在书上读过。他一会儿放声高歌，一会儿又指给我看一处宫殿。到了里亚托桥他停下桨，让我好好观看这高而优美的拱桥（桥洞很高，我后来读到，在古代，战船也能从桥下通过）。

第一天，我来到圣马可广场，在圣马可教堂徘徊。教堂正面的装饰是拜占庭风格，正门上方是著名的四匹铜马像，那是13世纪初威尼斯人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到了18世纪末，在拿破仑王朝覆灭之时，终又把它们用大车拉走带回（这是法国人归还的为数不多的劫来的艺术品之一）。随我同行的一位年老修士讲述了这段典故，又带我参观廊柱大厅。我原想看精美的拜占庭风格的镶嵌画，他却催我快走。他似乎不擅长艺术，而长于历史。他细细讲述，认为圣马可的遗骨就埋在这座教堂高高的祭坛的下面，公元9世纪，他的遗体由亚历山大港运到威尼斯。他指着外面高耸的钟楼，骄傲地介绍说，它高达100米，1902年钟楼不幸倒塌，意大利的能工巧匠又把它恢复。他说：“我想，你看不出这是新建的。先前和修复后的钟楼我都见过。”最后，他带我来到总督宫——一座粉白相间的大理石建筑，有宽敞的装饰大厅和房间。他自豪地说：“这是威尼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言语间像在惋惜时光不再，这座美丽的海边建筑，原是耀眼的威尼斯共和国的神经中枢，现在却成了我这种无知游客游览的名胜。

让这位修士带着看来看去，我感到很累，给了他所谓的“慈善募捐”，就与他告辞，自己穿过广场上的鸽群，来到弗洛里安咖啡馆休息。我发现，这家咖啡馆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并且和这座城市一样独特。食物和酒都很好，咖啡和冰激凌棒极了，意大利人的交谈也十分生动。这是个聚会、吃喝、交谈的好地方。我能看出来它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吸引了那么多北方的诗人。歌德、拜伦、瓦格纳、乔治·桑以及缪塞、罗斯金等作家都盛赞这家咖啡馆。

像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时一样，我游荡在狭窄的街道和高临于河道上的拱桥（那位修士告诉我，这里的150条水道上架了400座桥，我只有几座没有去到）。累了的时候，我就乘贡多拉游览。除了讨厌的摩托船的轰鸣（现在比那时更多了），这座城市有一种如金的静默。偶尔才有贡多拉船夫引吭高歌，或是帕利亚桥下的船夫大声兜揽生意，还有就是推着宽大的两轮车的小贩大声警告：“Le Gambe！Gambe！”——“看着点！看着点！”

这座城也带着骄奢淫逸的印迹。在它的鼎盛时期，这是一个腐败、复杂、残忍、尔虞我诈的地方——据说威尼斯的商人和银行家个个精明。无疑这里像小说写的那样，到处是探子、骗子、盗贼、皮条客、赌徒，甚至杀人犯，但它一定也充满了欢乐、幸福、性爱和雅致，现在仍然如此。我看到很多日晷上都刻着这句话：Horas non numero nisi serenas——我只计数幸福的时刻。

我和那修士分手时，他告诉我：“我必须告诉你一件糟糕的事情，这座美丽的城市、独一无二的威尼斯正在沉入海中。”

我无法相信，这座如此美丽、优雅的城市，举世无双，却不能永远地提升人类的精神。我离开它回法国继续去过苟且的现实生活，不过我仍然感到高兴，至少看到了威尼斯仍然还骄傲地屹立在侵蚀它的水中，而它沉没时我肯定已经不在人世。

拜伦同样想到这些，我记得他的诗句：

噢，威尼斯！威尼斯！当你大理石的墙壁

被水没过，全世界都将

为你的沉没哭泣，

巨大的哀鸣将与汹涌的海水一同响彻！

我和伊冯娜随后在格勒诺布尔相会也像在梦里一般。我从未见到她如此活泼快乐、兴高采烈。她的头发和眼睛似乎比以往更黑、更亮。她的一切都令人兴奋，在我眼里是如此新鲜，就好像我们初次相见。再没有一对年轻男女比我们更加相爱，周围景色也无比壮观，在阿尔卑斯山白雪的映照下，我们边走边谈。这是一段田园牧歌式的插曲。

可是，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我没能安于现状。在回巴黎的途中，我们决定在里昂逗留数日。里昂是座丑陋的商业城市，但是有很多好餐馆，我们打算尝试一下。我太爱她了，想要把爱情永久地保存下去。这是我的错误。我在里昂又一次要求伊冯娜离婚，和我结婚。她不听，觉得我们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们想，可以永远这样。”无论如何，她不想放弃她的家庭。她笑话我多么资产阶级和愚蠢。她说：“为什么要用婚姻来破坏这么伟大的爱情？它会束缚你，现在我们是两个自由的灵魂，爱情必须如此。”

我不太相信她的话。但是，我们不再争论，言归于好，在这里大快朵颐，享受了整整两天美酒佳肴——那毕竟是我们圣诞庆祝的一部分。

一定是在丑陋的里昂，或许是在巴黎圣诞假期——伊冯娜和她的家人在一起，于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暗淡的圣诞节，我更加怀疑我们的未来。这种时常困扰我的怀疑开始滋长，同时还有怨恨——不能每时每刻和她在一起的怨恨。说实在的，从那时起，尤其是两个月后，当我到达维也纳，我开始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在多瑙河之畔那座可爱的巴洛克风格的城市里，我很快就会深陷爱河，并且与她生活在一起，在那里，并且在伦敦和她一起度过第二年夏天。在爱情上，维也纳对我来说是命中注定，我最终会在这里遇见我的爱人，并与她结婚。在那时，伊冯娜开始回心转意，但是一切都太迟了。我已不能回到当初。

我与伊冯娜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托马斯·哈代小说的主线：我们再现了他的一部悲剧，或至少是其中的一种悲哀，那就是男人和女人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时间感受到爱。他们的爱有时差。一方的感受，另一方在过后才能感觉到，而那时，前者的心意已经改变，他们再也不可能走到一起。

那一年早些时候，哈代以88岁的高龄去世。他是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和诗人，他的骨灰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在小说中对生活持悲观的态度，相信命运是盲目决定的，不以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主观努力而转移。这样的观点激怒了英国的（也包括美国的）后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1896年，哈代写成了《无名的裘德》。之后，他厌倦了无谓的批评，放弃了小说写作，转向诗歌。我来到欧洲之后，把他的小说读了又读。他的小说对我影响很深，证实了我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怀疑。我无法否认，这三年半在欧洲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我也不能否认，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有野心，追求作为记者以及后来作为作家的成就。我知道，这些主要靠的是机遇，就像我在最后一刻得到这份工作一样，这个工作使我留在欧洲，它从天而降，只是因为运气。

在哈代看来，一个人能成就什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取决于命运的骰子，而这骰子，他相信，在与此人作对。在相当程度上，我真的相信，但不是全部。也许，我还年轻，我相信除非命运确实冷酷无情地与你作对，你还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自己的未来。

在与伊冯娜的关系上，命运似乎就是在与我作对。尽管我在巴黎参加了热闹的平安夜以及除夕晚会，我还是没有多少过节的心情。我一定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情绪，不然又如何解释我为什么下晚班后，会在吉洛特餐厅欢乐的除夕晚会上突然与卡米尔争吵。卡米尔是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姑娘，可爱、健美、一头深色金发，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新闻组工作，我们后来成为挚友。也许我喝了太多香槟，在自己的悲伤里不能自拔。虽然我是无心的，但我说的话深深刺痛了她。我仍然记得突然之间，她气得把一杯香槟泼在我脸上，大步走了出去，温和的埃利奥特·保罗跟在后面，他说他要把她带回来，让我当面为自己说的话道歉。他们没有回来。但是这件糟糕的不可原谅（对于我来说）的坏事带来了一桩好事。保罗和卡米尔之间的浪漫爱情始于除夕，他们不久就结婚了。

第二天我酒醒了，怀着内疚去找卡米尔，可是她没来上班。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她并向她道了歉，我们和好，这段友谊持续了几十年。我现在清醒地回顾1928年，必须承认，那一年我过得相当好，不只在个人幸福和满足上，我作为驻外记者的经验也在这一年大大拓宽和加深。

在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的采访，正赶上这些文明古国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使我深受启发。在这之外，另有一项任务，使我的理想破灭，使我认识到在20世纪20年代，人类的一个梦想不会实现。那是我在报道了圣莫里茨冬季奥运会之后，受命奔赴日内瓦，报道国际联盟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目睹，被短见的同胞拒绝的伍德罗·威尔逊的梦想将怎样在实际中发挥作用。

那一年，很多欧洲人相信，有史以来，古老的欧洲就战争不断，也几乎被最近的一场战争毁灭，但它现在终于醒悟了。人们觉得他们终于进入了一段长期的和平，而且不管国家之间发生了什么危机，这些危机都能由政治家来解决，这些政治家接受了最近一场血腥战争的教训，会在国际联盟的会议桌上调解争端。甚至温斯顿·丘吉尔也认为，1928年标志着“世界危机”的结束。

两年前，也就是1926年，德国被国际联盟接纳，与一战获胜同盟方英、法、意、日一样，在理事会中获得永久席位。人们相信在日内瓦会议上，国际联盟将考察德国，鼓励它与其他理事国一起为和平做出努力。的确，国际联盟并不是世界性的，两个强国没有加入：美国与之无关；苏联虽然渴望加入，却还没有受到邀请。对主导日内瓦的欧洲人来说，这似乎不太重要。在他们看来，美国沉溺于物质与自私的孤立主义之中，就目前而言，至少它还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盟员。“无神的共产主义和自由恋爱”的苏联也不能。总有一天，人们认为，美国佬会看到光明，而俄国佬也会抛弃无神的态度，那时它们就可以加入。

与此同时，国际联盟——一些人满怀希望地把它称作全人类的议会——可以继续推进了。它的机遇来了：维持世界和平，保证所有民族的尊严和正义，继而逐渐消除不再为任何国家需要的军备负担。谁会否认日内瓦的目光远大、目标高尚，满足了人类最美好的愿望呢？

哀哉，那年冬天在日内瓦的短短几周，就使我这位年轻记者的幻想破灭。来自世界各国能言善辩的政治家不是来这里调和争端的，而是通过伪善的谈话来装点自己。这本不是他们的错。错误在于各国人的精神状态，在于他们狂热的民族主义，以及各国人对于保护其主权的狂热。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愿意把权力交给一个世界组织。他们不会为了世界的利益妥协国家利益。这是个巨大的障碍，国际联盟绝不可能克服。

政治家只在嘴上说着联盟的理想，十分伪善，看起来真是有趣。直到它多年后痛苦地收场，我会时不时地回到日内瓦观看同一个场面。它真是奇妙，提供给记者非常好的素材，却也是悲伤、令人沮丧的素材。

多数欧洲的政治、外交“明星”，外交部部长以及副手都在各种会议上出现。我亲眼看见他们扮演着力不从心的角色。拉姆齐·麦克唐纳，英俊、雄辩的英格兰人是英国第一个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外交大臣，他也是英国首相。比起伦敦，这个小地方更有利于我对他的观察。我带着怀疑和悲伤看着这位曾经伟大的人物正在堕落。他曾是工党政府的缔造者，英国第一任工党首相，对公众温和且有魅力，是个动人的演说家、狡猾的政客、谈判桌上的好手，但最后，由于性格缺陷，终于为自己膨胀到无限的虚荣心所累。他出身无名，是个私生子，全凭个人奋斗达到顶峰。他攻破了英国的一道道权势壁垒，只在当首相的最后几年向他们投降，逢迎贵族和有钱人，却与帮助过他的劳动阶级的朋友话不投机。最后，他丢弃了工党的大多数朋友，成为所谓“国民”政府的首相，而其成员大多是保守党。

1929年，当他重新掌权时，与伦敦德里夫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经常在一起。他的妻子几年前就已离世，而他没有再娶。当他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时，伦敦德里夫人也经常在日内瓦，与他似乎形影不离。有一次美国记者为他举办了只有男人参加的午餐会，他坚持要带伦敦德里夫人出席，这使大家十分震惊。在聚会的那天上午，他不经意地提到，他想让她坐在他的右边。有人斗胆告诉他，这种聚会只有男人才能参加，不请女人（这是在女权运动开展前几十年），而且伦敦德里夫人也未必喜欢单独一人出席，没有别的女子陪伴。麦克唐纳听到后很生气，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请她，不然他也不会来。

随着时间推移，麦克唐纳的讲话越来越含混不清，以至于你听不明白他的意思或立场。他似乎更显得疲惫、喜怒无常。除了一直膨胀的虚荣心，他身上其他的力量似乎在减弱。1935年，他辞去“国民”政府首相一职，在稍后举行的大选中又被击败，没能连任锡厄姆选区的议员。他于两年后去世，去世时孤苦无依，几乎被人们遗忘，工党的老人还记得他，但也只剩下了鄙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日后会高兴地回忆起他，渐渐宽恕他，认识到虽然他有种种过失，但他还是工党有过的最伟大的领导人。

政界名人来来去去，有些人会深深留在你的记忆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是国际联盟的支柱，他付出的努力比其他人都要多。这个毛茸茸的法国人，两撇胡子向下耷拉着，长头发盖住了耳朵，嘴上总叼着一支呛人的雪茄。但最使人难忘的是他悦耳的声音，像浑厚的大提琴，音调极为美妙深沉，还有那配合着动听的话语的姿态。他的手十分精致，非常有艺术感染力，令人想起钢琴旁的帕岱莱夫斯基。在1925年到1932年他生命的最后七年中，白里安在法国连续十一届政府里任外交部部长，又在其中四届同时出任总理，他试图使国际联盟焕发出生机。他与德国和解，恢复了与英国的协约国关系，与非成员国美国联合，试图使联盟可以有实力实现和平，制止战争，实现欧洲合众国的理念或梦想。他很理性，善于妥协与和解。有一段时间，因为具有这些品质，他似乎就会成功。但是，这并不足以应付狂热的民族主义的现实，20世纪30年代初，这一现实更为严酷了。你能看出，当开始意识到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这位老人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摇摇欲坠。但是在1928年，他仍然满怀希望，甚至充满信心。我认为他是联盟中最好的演说家，但在日内瓦，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再动人的话语、再悦耳的声音也是不够的。

在国际联盟的讲坛上口才仅次于白里安的，是他的参议员同事约瑟夫·保罗-邦库尔。他长相英俊，生活讲究，风流倜傥，是剧院各种首演的常客和老练的辩论家。他的所有特点似乎能让他在法国政坛和国际联盟中坐上第一把交椅。可是他没能够成功，我也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命该如此。他最终于1932年末当上了法国总理，但只当了六个星期，之后再也没有归来的机会。但是，在日内瓦他的确是个人物，他的口才打动了大会和理事会。

两年前，也就是1926年，白里安与德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们一起打造了《洛迦诺公约》，两个西方强国保证维持它们之间的边界现状，不会因边界问题诉诸战争。白里安个人很喜欢施特雷泽曼，多年来他们在日内瓦相处得很好，这出乎其他人对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关系的预料。施特雷泽曼的外表并不十分讨人喜欢，可是日内瓦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记者，都很喜欢他。他有一双斜长的眼睛，鼓胀得像肉肠一样的脖子，子弹头形状的脑袋上头发剪得短短的，这一切使他长得像只猪。但他是个很随和的人，在宴席上无论是喝着啤酒或白兰地，或是抽着雪茄时，他都会放声大笑。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甚至白里安会想到他有多么老奸巨猾。多年之后德国秘密档案公开后，人们才发现了这一点。这些档案使大家明了：表面上，他似乎与白里安真诚协商，试图结束致命的、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法德敌对关系，保证德国会尊重法国在1914年遭到冒犯的西部边界，而且忠实于国际联盟；而实际上，他告诉他的德国密友，包括太子，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签订《洛迦诺公约》，只是因为它国力微弱，一旦它强大起来，德国将不再这样行事。在他签订《洛迦诺公约》，并带领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五个星期之前，他在给太子的密信中写道：

加入（国际）联盟并不意味着我们投向西方，与东方为敌。只有拥有武力时我们才有选择权……这就是德国的政策自始必须在重大问题上采取迂回、模棱两可的态度的原因，1809年梅特涅为奥地利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我们这些记者没有察觉施特雷泽曼的狡猾，于1932年离世的白里安也没有想到。那时，施特雷泽曼也死了，他死于1929年。

另一位常常出现在日内瓦的人物是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爵士。他英国式的冷漠常常让我震惊，他如同一位19世纪初的人物，喧闹的20世纪似乎令他有些不适。梅特涅和塔列朗[12]是他的偶像，他试图效仿他们。他雅致的单片眼镜似乎紧紧贴在一只眼上，我从来没见他摘下。甚至他在某个问题上积极支持联盟时，也会带着一股寒气，既冰冷又带着英国人的些许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外国人十分恼恨。我常猜测，他究竟为什么令人气恼。长期以来他身为保守党的领导人，在1922年和1923年两次有机会当选首相——这是他著名的父亲约瑟夫·张伯伦未能实现的目标。这目标仍然召唤着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内维尔。但他没有将此作为自己的目标，现在满足于担任外交大臣，似乎乐于在日内瓦抛头露面。自从1924年担任外交大臣以来，他还算顺利，在这个相对和平时期这个工作也不算十分困难。虽然如此，他在联盟中仍然显得有些过时。

即使在英国，未来也许仍然属于年轻的一代。在英国代表团中我看到的最亮点是出奇英俊、穿着考究的年轻人安东尼·艾登。此人两年前就担任了奥斯丁爵士的议会私人秘书，在日内瓦会议上总伴随在他左右。在他牛津校友仪表的下面是招人喜爱的性格，而且，如果你能获得他的信任，他完全对人坦诚。老一些的英国外交官对他的理想主义抱着一丝怀疑。他不只谈论和平，而且似乎相信它是可能实现的。他对和平朝思暮想，我想这是因为他经历过战争。与其他日内瓦的随员不同，他们太年长，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只会空谈和平，却不愿为和平做出任何真正的妥协。他知道战争到底是什么，有第一手的在战壕里的经历。他的两个兄弟，大哥和最小的弟弟都死于战争，他自己也吸入过毒气，负过伤。

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他终于在七年之后初任外交大臣，他的理想主义随即消失了。像所有同僚一样，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面对欧洲外交政治的现实。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之后，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国际联盟的背叛，他却随着英国对墨索里尼让步。他领头建立了伪善的不干涉委员会，其实心里清楚，这将允许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深度介入西班牙内战，却禁止英国和法国向被围困的西班牙共和国输送任何武器。我想他对希特勒侵占莱茵兰的反应激怒了法国，可是并没有花太大的力气就让糊涂的法国人又缩了回去。虽然如此，到了最后，即使他自己也无法接受张伯伦政府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绥靖政策。1938年，他辞去外交大臣一职，表示抗议。二战来临时，他又回到了这个位置上。

多年以来，我不时在日内瓦和伦敦见到他，还有一次是在柏林，他当时试图与希特勒谈判。他比其他任何英国官员更重视外国记者。他有一两次向我透露他的困境，而他本不应当这样。虽然如此，我开始看出，像所有政客一样，他有自身的缺陷。最后，二战结束时，他终于实现了当首相的目标，却因为与法国共同派兵占领苏伊士运河而下台。这是愚蠢之举，经验如此丰富，又如此聪明的他却给予支持，这真是很难解释。而这使他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一去不复返。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贝奈斯是那时国际联盟中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出身农民家庭，五短身材，结实粗壮，有一副质朴的农民面孔，却奇怪地爱卖弄学问，做出教授派头。他放弃了早年的社会主义，致力于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他年轻时身无分文，自己挣钱读完布拉格大学，又在巴黎读了三个研究院，获得大量历史知识，通晓四门外语，说时带着浓重的捷克口音。他在一战时回到布拉格，在新国家的缔造者托马斯·马萨里克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之后又逃亡到巴黎，战争期间以及在巴黎和会上，他不断向国际联盟的政要游说建立一个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

现在，1928年，他成为这个小国的领袖，而他国家的存在主要仰赖协约国，视国际联盟为其前途的最佳保障。贝奈斯没有伶俐的口才和优雅的外表，却坚持不懈地为国奔走，不遗余力地巩固着国际联盟。外交是他的生命，除此之外，他似乎没有私人生活。我在以后的几年偶尔遇见他，尤其是在布拉格。1935年，他在马萨里克引退后，成为国家的第二任总统。此时，随着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期望逐渐破灭，不过他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一点。我在1937年做广播报道，请他在广播中讲话，让他告诉美国和整个世界，捷克斯洛伐克危在旦夕，希特勒决意消灭它。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受到纳粹的威胁而变得黯淡时，他却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贝奈斯不是虚伪的人，但我能够肯定，他的乐观是虚假的。

我还记得1938年9月10日，我在布拉格广播电台的大厅里见他。当时苏台德危机正值高潮，希特勒叫嚣无论如何要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最好通过武力。这个原本稳固的小国就要崩溃，贝奈斯在广播中镇静且理智地说：“不需要别的，只需要道德的力量、良好的愿望以及双方的信任。让我们保持乐观。”他用德语也用捷克语说了这番话，我听得很真切。见他从广播室出来，我当时想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英国和法国背叛了你，你却在和柏林的流氓打交道。”但是他的表情和姿态都那样悲伤，与刚才他在广播里说的话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于是不忍心说出那些打好腹稿的问话。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他走入了茫茫夜色。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竭力保持着骄傲，这样的人我在国际联盟中经常见到。直到后来，《慕尼黑协定》签订，捷克斯洛伐克被英国和法国出卖，贝奈斯才承认：“我们被完全背叛了。”他辞去总统职位，亡命伦敦。

战争期间在伦敦，我访问过他。他正领导着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当盟军即将取得胜利，他为国家制订了无数复兴的计划。他比以前更加敏感地意识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有350万日耳曼人，100万匈牙利人，50万鲁塞尼亚人，他们都恨这个国家。但是，贝奈斯没有预见到，我们谁都没能预见到共产党的力量，以及苏联决意让这些共产党人主导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于1945年归来，重新担任这个重生国家的总统，又被他们背叛。当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于1948年发动政变，贝奈斯意识到，这是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终结。他下台了，身体和精神都垮掉了，当年辞世，卒年64岁。

1928年初到日内瓦，我不知道人类的梦想会有这样的结局。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的经历丰富起来，我会看到这样的事屡屡发生——对好人和坏人都是一样：对我的朋友、西班牙共和国的总理内格林和外交部部长德尔巴约；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的领导人布鲁姆、达拉第和雷诺；对梦想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墨索里尼；对希望日耳曼民族称霸欧洲的希特勒。只有甘地，我在印度与之为友，只有他能活着看到自己的梦想得以实现。他梦想着一个独立、自由的印度，只有他相信自己为之奋斗毕生的事业一定会成功（虽然这一目标刚一实现他就被枪杀）。对德瓦莱拉也是这样，就像我在以前提到的。

1928年我来到日内瓦，报道国际联盟大会。那个冬天最重大的事情来自苏联，他们没有收到加入国际联盟的邀请，以外围身份参加了初步裁军会议。2月22日，他们有意不着边际地在沉闷、虚伪的所谓安全与裁军委员会的会议上投下一枚炸弹。可怕的布尔什维克建议，要想裁军就要在四年内彻底地取消国家军队。在这四年里，全世界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工事都要销毁，所有武器也要一件不剩。之后，由一个国际控制委员会来维持世界秩序与和平。这个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组织，独立于联盟之外，有美国和苏联参加。苏联建议，所有的银行家、实业家、军火制造商、将军、元帅及前任部长都不可以进入这个委员会，取代他们的是立法议会代表和工会。将来，“当农民熟悉了国际法原则”，也可以参加。

日内瓦大小国家的威严代表惊恐万分。废除陆海空三军？不可思议！布尔什维克一定是在开玩笑。他们当然是。他们完全清楚，世界各国不会裁军，私下里在没有武装的德国的帮助下，他们正在疯狂备军。但是，苏联代表喜欢看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狼狈相，他们惊魂既定，立刻跳出来说，苏联的建议“虽然有趣，但是不实际，当然是不成熟的”。

联盟和后来的裁军会议当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协约国开始增加军备。他们只想让德国解除武装。而当希特勒认识到了这一点时，他一上任就让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开始了他的大规模秘密军备计划。

联盟中残存的一点点力量也开始减弱。国际联盟谴责日本侵占满洲，它因此退出了联盟，虽然国际联盟的谴责只是在言辞上，并没有诉诸任何行动。意大利也因为国际联盟轻微无力地谴责它攻占了阿比西尼亚而退出。联盟中的五大成员国走了三个。苏联最终被接纳入盟，但是它并没有久留。1939年，入盟五年之后，它被联盟开除，它是联盟有史以来唯一开除的成员国——日本侵略满洲之后，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后都没有。联盟也没有谴责过1936年希特勒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以及1939年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或者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1939年11月30日，苏联侵略了勇敢的小小芬兰，国际联盟两周之后就将它开除。在联盟充满挫败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对入侵者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或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

我总是觉得，联盟受到的最致命的打击是，它没能阻止墨索里尼在1935年侵占阿比西尼亚。各个大国的政治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表现得极不光彩。他们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地谴责了意大利的侵略行为，却没有对它实施《国联盟约》所要求的制裁。这一制裁可以让墨索里尼控制下的虚弱的意大利立即屈服。它经不起石油禁运，但是制裁最终没能实施。假如这是日内瓦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那讽刺的是，它最动人的时刻是1936年6月30日，黑皮肤黑胡子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在国际联盟大会上用法语申述——虽然时有停顿，仍不失雄辩——他的国家现在被意大利人侵占，他的士兵因芥子气身亡或受伤，他的城市被炸成废墟。他请求日内瓦的成员和世界各国出于良知，阻止这种侵犯他的国家的罪行。

海尔·塞拉西得到的回答是可以预料的。联盟说它对侵略者毫无办法。制裁，虽然是轻微的，也被否决。[13]意大利被请求回到日内瓦的会议上。从此之后，联盟就注定终结。它的主要支柱法国和英国，急着去与草包意大利恺撒重修旧好。在柏林，我看到希特勒及时注意到了联盟的无力，以及西方两个民主大国的软弱。这对于他就要发动的计划是个吉兆。

但是在1928年，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么远。虽然我对日内瓦的生活没什么好感，在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的故乡，这种单调的狭隘仍然横行，可是我喜欢对国际联盟进行现场报道。虽然我持有的威尔逊式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世界政要在伪善中挣扎作态的情景仍然令我深受教育。我做了几篇不错的报道，其中不少登在头版。当我的朋友，《纽约时报》的威思·威廉姆斯突然因私事离开时，我也替他报道。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的报道出现在那份权威的报纸上，不过署的是威廉姆斯的名字。我对自己相当满意。

那年2月23日是我24岁的生日。那天我又报道了一个事件：匈牙利因为购买了禁运的武器，受到联盟的严厉制裁。它对弱小的国家确实严厉。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在赌场庆祝生日，针对日内瓦的加尔文主义者，那里无限量供应赌桌和啤酒。我觉得自己有些扬扬得意。我对自己说，仅仅24岁，我就达到了新闻行业的顶峰，与年纪在我两倍及以上的著名记者和政要谈论时政，每日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记录历史，而我仅仅从美国的一所草原上的大学毕业不到三年。对我这个美国小青年来说，我觉得自己真是干得不错。

我生日时的沾沾自喜很快就受到打击，让我感到泄气。麦考密克上校给巴黎的亨利·威尔斯发了份电报：

威尔斯。夏伊勒的日内瓦报道沉重得像结婚蛋糕。速去接替。

我还以为我做得挺好！虽然《芝加哥论坛报》没有，但是《纽约时报》确实发来电报夸奖了我的一篇报道！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巴黎。上校可怕的电报也许意味着我就要被开除。但是，他好像忘了后面的事。我被允许留待他老人家使用。我的开除延迟了，直到多年以后。

于是，我偶尔回到日内瓦看那些古董政客空谈，而世界正在滑向另一场大战的边缘。比起1928年，在30年代晚期人们能清楚地看到联盟失败的原因。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把自身利益献给别的国家，因为民族主义的精神过于强盛。只要联盟成员信守盟约，采取集体行动，就可以阻止侵略者，可是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即使没有美国，如果付诸行动，成员国联合起来的力量仍然可观，足以阻止任何侵略行为。美国的缺席确实削弱了这个世界性的组织，但是它往往以此作为托词，什么也不做，尤其是法国和英国。渐渐地，我们看清愚蠢的人类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威尔逊的主张与理想。若是每个国家都坚持只追求私利，相信通过战争或者威胁就能获取一些实利，就可能永远都不会准备好。

1938年，我转到广播电台已经一年。我把总部和家设在日内瓦，虽然我不常在那里——因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将在别处发动。我不时抬头凝望国际联盟宏伟的大理石宫殿。它俯瞰着莱芒湖，对着勃朗峰的皑皑白雪。现在它已成为一座庄严巨大的坟墓，埋葬着多少伟大的梦想和希望，那是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曾经的妄想。

我倒数第二次看见它是在1940年7月5日，报道完战争和法国的沦陷之后，我回家探望。联盟已死，秘书处一片寂静，空无一人。战争发出了最后一击。那天傍晚，我坐在湖畔，感到一阵悲哀。夜晚，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种感受：

日落时分，一片绿树中，显现出联盟大楼宏伟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它显得如此高贵，而国际联盟在很多人心中也代表着高贵的希望。但是，联盟并没有努力去实现这一希望。今晚，它是一具空壳，这座建筑、这所机构、这种希望俱已死亡。

1929年的新年刚过，我就又要出发。1月中旬，威尔斯让我去里维埃拉报道尼古拉大公的葬礼。在我们眼中，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俄国流亡者在俄国复兴罗曼诺夫王朝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那之后，我继续留在里维埃拉报道那些欧美富贵名流的空虚生活，他们在这里避冬。这项任务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一天到晚无聊至极。可是在巴黎也没有什么大事，而威尔斯觉得他在对我好。他抱怨说：“我们得去报道那里的杂种，而且，你可以在那里晒晒太阳，休息一下。那生活对你来说可是一种奢侈，威利。”他不知道，我太年轻好动，也许野心太大，不会满足于此。

所有逃离布尔什维克处决的罗曼诺夫家族和活着离开苏联的俄国贵族都来向尼古拉大公致敬，这一幕确实令人感动。这些人有朝一日返回俄国的微弱希望随着大公的离去变得更加渺茫，因为他是罗曼诺夫家族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他们觉得，唯有他能够代替不幸的尼古拉二世。大公作为尼古拉一世的嫡孙和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14]，在一战中统率俄国军队，赢得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尊敬，他们认为他是俄国最好的将军。十年前，布尔什维克在叶卡捷琳堡杀害了尼古拉二世全家，八天后营救的白军才到。1919年，大公乘坐一艘英国战舰，从克里米亚逃出，落脚在法国昂蒂布，拒绝再做任何努力夺回失去的王位。这样的角色给予了沙皇的一位堂弟——西里尔大公。我以前在巴黎偶尔会遇见他，他住在布列塔尼的城堡里，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俄国的沙皇”。

不管希望多么渺茫，仍然徘徊不去，在这群俄国人中更是这样。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从西欧各个地方拥到尼斯，其中包括沙皇的两个妹妹，谢妮娅女大公和奥尔佳女大公，还有其他贵族，他们挤满了小小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我在他们之中，感到的不只是他们对于尼古拉大公离世的哀伤，还有对未来的绝望。在流亡初期，他们还相信上帝会打倒“不信神”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他们会回到祖国，重新得到失去的地位和财产。可是现在，俄国革命废除王位将近12年，列宁的继承人牢牢把俄国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他们的政府被美国之外的所有大国视为合法政权。

当我们慢慢走出墓地时，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位大胡子老将军说：“感谢上帝！你们美国人至少有良心不承认克里姆林那群红色篡位者。”我在这样的场合不忍心回答他，说我不同意我的政府，它缺乏智慧和诚实，不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建交并不意味着赞成其统治。美国承认其他独裁政权，尤其是右翼政权。

我以为俄国流亡者的信心正在消失，因为他们中多数最重要的人物已经在各自的流亡地进入迟暮之年。英国皇室给了谢妮娅女大公一处住所，我在伦敦工作期间，在《泰晤士报》的皇家活动专栏报道中，看到她出席一些小型庆典，位列国王和女王身边。她于1960年以85岁高龄去世。她的妺妺奥尔佳在二战结束前一直住在哥本哈根，最开始与其母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居住，皇太后于1928年逝世，享年81岁。二战之后，奥尔佳移居加拿大，虔诚而低调地生活着，与一对开理发店的俄国夫妇共住在多伦多贫民区的一所公寓，直到1960年去世，享年78岁。作为遗老的两姐妹足够长寿，因而她们知道，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一去不回，俄国不会再有任何王朝。

经历过前几年令人兴奋的报道生涯，待在里维埃拉采访“社交”是个退步。我不在乎所谓“社交”。我一点也不关心哪个美国的百万富翁和什么公爵夫人的风流韵事，以及谁离了婚，又和谁去结婚，还有哪个愚蠢的美国女人想买个爵位什么的。这个地方的美国女人蠢得像一群没头苍蝇。当时探戈正在流行，夜总会里有很多油头粉面的阿根廷男妓，满足这些不幸女人的欲望。她们又老、又丑、离了婚，有些没有离，只是想补偿一下缺少性爱的美国生活。所有这一切让我觉得无聊至极，不值一提。在这里看着这些无聊的富人，你会认识到世界上的财富分配不公，并且相信社会主义者也许是对的：他们想把一些财富分给那些劳苦大众。很明显，我在这方面是个糟糕的记者，不愿承认我觉得厌烦的事情会让芝加哥的读者兴趣盎然。

我十分沮丧，从早到晚把自己关在屋里（我应当在晚上出去收集花边消息），重读普鲁斯特，沉迷于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精彩的小说里，我才发现后者的美妙。绝望之余，有些晚上，我会溜到蒙特卡洛的赌场试试赌运。但这也让我厌烦。我缺乏赌徒的热情。我也曾经在尼斯阴雨的街道上漫步（至少在那一年，里维埃拉的晴天是法国旅游局的编造，实际上阳光难得一见），烦躁而郁闷，有时也会在一家咖啡馆落脚，有些下了班的法国当地报纸的记者会聚在那里。我现在可以讲法语，有时与他们的谈话也很有意思，不过他们大多数人有点闭塞。

在一个寒冷的雨天（这个度假地温暖的冬季也是商家为宣传编造出来的），我接到威尔斯从巴黎打来的电话。

他说：“威利，告诉你个好消息，既然你总说那里有多么悲惨。现在马上收拾一下，去维也纳吧，把那里的工作接过来。”

[1] 在第七回合他被打倒，明显地失去了知觉。由于登普西缓慢地挪动到中立角，滕尼又有四秒钟时间恢复，最后靠点数赢了比赛。这次比赛极其紧张，广播对此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报道，以致有八人听收音机时死于心脏病。

[2] 爱尔兰自由邦议会为单院制，只设众议院。

[3] 阿瑟·亨德森，英国工党创始人之一。获1934年诺贝尔和平奖。

[4] 1975年8月29日他在都柏林逝世，享年92岁。不仅爱尔兰人，而且全世界的人都缅怀和纪念他。死前不久他在疗养院中对一位嬷嬷说：“我为爱尔兰尽了一生之力，现在我已准备好离去。”

[5] 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由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和信新教的英国人组成。长期以来，他们分而聚居，互不往来。在北爱尔兰归属问题上，英国移民后裔信仰基督教新教，因此主张留在英国，原住民后裔信仰天主教，因此坚持回归爱尔兰。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流血冲突事件。

[6] 尤金·奥尼尔，美国著名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7] 1929年2月11日意大利王国与教皇为解决“罗马问题”所订立的条约，承认了教皇在梵蒂冈城的完整主权，由此建立了主权独立的梵蒂冈。

[8] 大部分法西斯小分队乘火车来到首都罗马，墨索里尼则乘了一辆卧铺车从米兰赶来。

[9] 引自Laura Fermi in Mussolini，p.241。

[10] 约翰·罗斯金，英国艺术评论家。

[11] 贡多拉是威尼斯独具特色的尖舟，这种轻盈纤细、造型别致的小舟一直是威尼斯人的代步工具。

[12] 塔列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外交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曾在连续六届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大臣，甚至总理大臣的职务。

[13] 意大利军队在非洲溃败之后，海尔·塞拉西于1941年回到自己的祖国并恢复其统治，又在任了33年，直到1974年发生军事政变他被废黜。他于1975年8月27日逝世，享年83岁。

[14] 原文如此，应为尼古拉二世的叔父。

第二十章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

这个数百年来哈布斯堡王朝宏伟而美丽的都城，曾经闪耀着欢乐，现在却正在死去。它显出一些衰败的迹象，成为残存的小小的奥地利的中心。这个多瑙河河畔的小国奥地利，几乎无法供养它首都的200万居民，甚至连它自己也难以为继。奥匈帝国统治时期那些庄严的公共建筑和宫殿已经衰败，巴洛克或古典风格雕塑上的油漆和灰浆正在脱落。在这座热衷于音乐和戏剧的城市中，一些轻歌剧院、音乐厅和剧场晚上都黑着灯，曾经热闹非凡的餐厅和咖啡馆空着一半。漂亮的商店里没有顾客，街上行人的穿着有些破旧。在职业介绍所门前，男男女女排成长队，在雪地里跺着脚。

可是，这座城市仍然美丽动人，一夜之间，甚至历经一个时代，它的美也不会消失。我对维也纳一见钟情。它虽没有取代巴黎在我心中的位置，但是几乎等同。除了法国人，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人，特别是这里的女人。

400年前，旧时的王师打退了兵临城下的土耳其人，在维也纳留下了帝国光辉。而现在，它是世界上唯一被社会党统治着的大都市。虽然如此，社会党人像历届王公一样，清楚自己城市的魅力与特色，同样为之自豪。只是，他们想让劳动者也能够像富人和贵族一样，有机会享有这一切。他们可能会成功。实际上，他们否认维也纳正在死亡——它只是在过渡期，要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

也许是这样吧。这个200万人口的城市曾经供给一个5200万人口的王朝，并且从中获取滋养。现在它成为一个不到700万人口国家的首都，很难看出它将何以为继。它容纳了几乎三分之一的全国人口，在我看来，它必将衰败。但是，易变而喜欢作乐的维也纳人并不为此担心。社会党的市政府正忙于给普通人种种好处：良好的公立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诊所、游泳池、溜冰场，以及最重要的现代住房。这是严酷而反动的君主统治一直亏欠他们的。卡尔·马克思大院是一个巨大的新公寓区，几乎有一英里长，此外的其他几个住宅区，规模几乎同样大。贫民区被拆除了，工人们第一次有了像样的住宅，能够享受良好的公立学校和免费医疗。当美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障时，维也纳向全世界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我感触很深，在我的报道中写出了这些。虽然我的记录准确而客观，麦考密克上校却不喜欢。他严厉地提醒我，社会主义是魔鬼，而社会主义者全是懒汉。芝加哥的这位报业大亨真是幼稚、愚蠢、无知得可笑，而且伪善。我还记得从小见过的芝加哥屠宰场一带可怕的贫民窟。

这座古老的城市，在我到达时，铺着厚厚的白雪，之后的几周是中欧有史以来最冷、最多雪的冬天。而大雪让我觉得眼前的维也纳更加美丽。我买了几双雪地靴，然后就像来到任何一个新地方那样，在街头漫步，去感受这座城市。

我从环城大道开始，除了香榭丽舍大街之外，这是欧洲最好的街道。有的地方宽达200英尺，两边都是绿荫，有专用的汽车道、电车道、骑马道和人行道。它建在城墙旧址上，环绕着内城的三面。在这两英里长的大道上漫步，你会看见维也纳绝大多数的地标：庄严的文艺复兴早期的国家歌剧院是维也纳人的最爱；宏伟的霍夫堡皇宫——哈布斯堡王朝的宫殿，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图书馆就设在那里；还有自然史博物馆与艺术史博物馆，后者收藏了全欧洲最好的绘画，很多，无疑与卢浮宫中的那些一样，是征服他国的战利品。接着往北走，会走到司法宫，仍然是两年前工人暴动中被烧毁的样子；还有议会，这两座建筑都是古希腊风格的，对维也纳人来说，很有异域情调，不过，这些与华盛顿的那些建筑类似。再走下去，是市政厅，掌管着维也纳的社会党人的蜂巢，这座现代的哥特风格的建筑更适合于莱茵兰。它宽敞的底层是可爱的啤酒馆和餐厅。在它后面是维也纳大学，是维也纳人的骄傲。他们会告诉你，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学校，建于14世纪，现在仍然是中欧智慧的核心。在市政厅对面，也就是环城大道的另一面，是城堡剧院，这是我看过的最大的剧院，它占据了整整一条街道，也是维也纳的骄傲。之后当我学会了德语，我在这座剧院里观看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绝大多数经典剧目。

在歌剧院后面是维也纳最有名的酒店——扎赫尔酒店。这家精致酒店餐厅小而隐蔽，带有红色隔断。战前，达官贵人们——大公和大公夫人、王子和公主、伯爵和伯爵夫人——在这里吃饭饮酒。我怀疑，我这副模样的人在那时是否可以进入？但是，当哈布斯堡王朝逝去，这里也变得民主了一些。不过，贵族和名流仍然会来这里。实际上，这里令人敬畏的主人扎赫尔夫人在战后食品短缺的时候，常常免费招待他们。扎赫尔夫人体格健壮、充满活力，并且傲慢。我在那里时还看到她走来走去，监督服务，迎接老朋友，她嘴上或手上总有一支铅笔状的长雪茄，有时，她会停在我身边，特意为我指点邻座的名流。

有一晚，我见到了他们全体人，在霍夫堡皇宫的年度军人舞会上，他们有1000多人。这个狂欢节在四旬斋前夜开始，我认识的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请我陪她去参加舞会。这真是个奇怪的聚会，有趣却令人伤感。所有为王室感到焦虑不安的人都在那里，年老的军人穿着战前的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女人穿着盛装，那一定是她们觐见皇帝时的穿戴，因为整个晚会飘着樟脑球的气味。在吊灯装饰的华丽大厅里度过的几个小时，旧时代的遗老暂时忘记了黯淡的现实：整个维也纳都在红色社会党的掌管下。他们好像又回到了过去，谈起了打猎的趣事，通宵伴随着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跳华尔兹。我的伯爵夫人欣喜若狂，我也很开心，而我陪伴她时也显示出我对她的同情（我用了“可怕的赤党”的称谓），我觉得背叛了自己贫寒的出身。当晚舞蹈和香槟都很好，谈话却很糟糕。

卡恩特纳大街从歌剧院开始，与格拉本大街和圣斯蒂芬教堂相接。圣斯蒂芬教堂这座雄伟的14世纪哥特式建筑，是这个天主教国家宗教生活的中心。卡恩特纳大街狭窄街道的两边是精致的小店，几乎都空无一人，除了格斯特纳和德梅尔这两家有名的糕点铺。这两家是对头，竞相使出撒手锏：为爱吃甜食的人准备了各式蛋糕、饼干、糖果等各种甜点。两家店中都挤满了女人。卡恩特纳大街到大教堂为止，再往下就是红塔街，这条街通往多瑙河运河。我曾经错误地以为眼前会出现多瑙河宽阔的河面。但是，与故事书里和圆舞曲歌词的描述相反，这条大河现在并不像过去那样从城中流过。在两三英里之外的普拉特（维也纳的一座公园），新的河道已经开出。从内城走出，隔着运河，利奥波德城布满了办公大楼和犹太人，那是富有的犹太人的聚居中心。1929年那个下雪的冬日，谁又想得到犹太人不会在这里生活太久。确切地说，只剩下九年，希特勒就要上台。他自己就是个奥地利人，在维也纳长住，而一战前他在这里过着流浪汉般的生活。

之后当春天来临，我经常会去普拉特。这座美丽的公园有2000英亩的森林和绿地，你可以随意在这里漫步。你要是喜欢，还可以去一个大型游乐场，那里有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摩天轮。要是你不恐高，可以从它的顶上眺望维也纳全景。来到公园的边上，我终于到达了多瑙河。这景色真是令人失望。它不像歌里唱的那样是蓝色的，而是褐色的。（它真的曾经是蓝色的吗，像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写的那样？）但是，在一个春日或是夏日，你从维也纳森林的山上俯瞰，这条河的颜色变了，像一条银色的缎带，在两旁翠绿的葡萄园坡地之间穿过，流向匈牙利平原。之后你会想象，它奔流1000英里，穿过巴尔干半岛，流入黑海。

维也纳是个古老的城市，并且像巴黎、罗马和伦敦一样，历史可以上溯到罗马时期，那时它的名字叫作文多博纳，是个繁华的城市，是中欧的中枢。马可·奥勒留[1]在指挥军队的间歇，曾经在多瑙河河边记录下他的一些沉思，人们认为他于公元180年在这座城市去世。《尼伯龙根之歌》就是在多瑙河上游的帕绍写成的，根据传说，匈人王阿提拉和克里姆希尔特也是在文多博纳成婚。1529年和1683年，维也纳曾经两次打退了兵临城下的土耳其人，挽救了奥地利和所有中欧的基督教国家。在大约700年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维也纳是王朝的首都，帝国疆域不断扩展，最后南至亚得里亚海，北接波希米亚，东达喀尔巴阡山脉。贪婪、专制的哈布斯堡王朝虽然起起落落，但其统治延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在维也纳人的眼中它似乎是永久的欧洲强权，维也纳则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文明的首都。到了19世纪，这里的生活轻松愉快、丰富多彩。对享乐、美酒、女人、唱歌和跳舞的追求已成为维也纳人固有的生活方式。

即使像我这样在30年前，于世纪之交出生的人，也理所应当地认为，这种可爱、梦幻、逍遥的生活会永远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继续下去。当20世纪的钟声响起，这里的市民想起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经在位52年，虽然才能有限，但他似乎注定还要在位很多年。[2]他的最后一位情妇是退休的女演员卡蒂·施拉特夫人，他对她全心全意。1929年我到维也纳时，她依然在世。《芝加哥论坛报》很快就会催我去见她，为她写回忆录。一切都如此顺理成章！然而1914年爆发了战争，其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和妻子在萨拉热窝被革命者刺杀之后，老皇帝因为想得到小小的塞尔维亚，愚蠢地发动了战争。革命随之到来，七个世纪的古老王朝终于倒下。现在，奥地利的面积缩小到本地语言范围之内，成了一个共和国，而旧日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着。

当我开始有了些感觉时，才认识到音乐和巴洛克是这座城市和维也纳人性格的重要成分。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许多伟大的作曲家在这里完成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品。一些是本地人，如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斯、布鲁克纳和马勒；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如贝多芬和勃拉姆斯是从德国被吸引到这里的。有了这些顶尖的作曲家在这里工作和创作，维也纳成了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人也深受感染，他们深深地爱上了音乐。我居住过的其他城市中，无论是巴黎、伦敦，还是柏林、纽约，没有哪一座有如此多的人如此热爱音乐。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只是听众，也是乐手和歌手，他们中不乏专家，更多的是业余练习者。我到达维也纳时，这里有六七个专业四重奏乐团正在演出，其实更多的是业余乐团，有好几百个。因为听了专业和业余的演奏，我才开始热爱室内乐。总之，最伟大的四重奏出自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自从来到了维也纳，我对他们百听不厌。

维也纳欣赏众多天才的作品，但并不总能善待作曲家本人。人们不会忘记，莫扎特在贫困中死去，接受了所谓的“第三等级”葬礼之后，被葬在圣马克瑟公墓的贫民墓地，墓碑上没有名字。（在奥地利，甚至葬礼也像火车席位一样分成三等。）他谱写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形式如此之多：交响乐、四重奏、奏鸣曲、协奏曲、弥撒曲、歌剧！35岁就英年早逝，而很多艺术家在这个年纪刚刚达到创作的高峰。

舒伯特虽然才华横溢，但一样生活在贫困之中。他写了600首歌曲，其中一些是我的最爱。他还创作了交响曲、弥撒曲、四重奏和钢琴曲。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维也纳听到舒伯特《死神与少女》四重奏和《鳟鱼》五重奏时那种汹涌的感情。除了贝多芬的五六首四重奏，这两首曲子是世上最为伟大的室内乐作品。舒伯特死时比莫扎特还要年轻，只有31岁。他的葬礼略胜于后者，与贝多芬隔着两三个墓穴。他曾经崇拜贝多芬的才华，在前一年贝多芬的葬礼上还是护灵者。我在维也纳的几个月里，听到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之多，超过了我以前听到的所有音乐。

因此，我很快跟上了维也纳人的节拍，分享他们对音乐的热爱。音乐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也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音乐在他们的血液里，也在他们的性格里打上了烙印。

巴洛克也是一样。你要想懂得维也纳人，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巴洛克以及它是如何成为维也纳人和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巴洛克的轮廓和形式令感官愉悦。巴洛克呼唤着生活的快感、奇异和梦幻，是对北方哥特式的纯精神和新教朴素建筑风格的反抗。它温暖、愉快、充满动感。至少在维也纳，它倡导了一种特别的生活观。通过形式上的和谐和变幻，它似乎试图把天堂和尘世合一，消除生活与梦想之间、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在痛苦与欢乐、死亡与生命、自然与人类、信仰与知识之间进行调和。它活泼、富有人情味，因为它认识到了人类的渴望和内心深处的创造热情，以及他们的脆弱。总之，在维也纳，巴洛克呼唤着梦想。19世纪所有的奥地利作家都写作这个主题，对最知名的维也纳作家赫尔曼·巴尔来说，世纪之交的生活在本质上是巴洛克式的。他说，对于他和他的同胞而言，这意味着：

死亡之后还有生命。它从那里开始，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一切真正的事情都在那一边。我们在这里只是做梦，因为生活本身就梦幻。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你只是在做梦。

所以，在维也纳，直到幻想破灭前，这些轻狂的男子和美丽优雅、撩人轻佻、变幻无常的女子就做着梦，跳着华尔兹，饮着美酒，在宜人的咖啡馆里闲聊，听音乐，观赏歌剧、话剧、轻歌剧，调情，做爱，如此度过可人的日日夜夜。一个王朝需要统治，一支陆军和海军需要士兵，交通需要维持，买卖需要做，需要有劳力。而这些他们都只投入了最少的精力，维也纳人的真正生活只在享乐和梦幻中。

在一战后惨淡的现实中，这种生活正在逝去，但仍有相当惊人的部分留存下来。这些可以用“Gemütlichkeit”这个词概括，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没有同义词，其中的意思你很快就会在维也纳人的性格中发现：快乐、轻松、随和、不在意，我想还有懒惰。有一天，我认识的那位伯爵夫人试图对我解释。

她笑着说：“我们的秘密是，懂得如何将最少的工作和最多的快乐结合起来。”

这并不是我严肃的中西部新教背景所崇尚的。我从小受惯长老教会勤恳工作的教育，觉得维也纳的生活确实有些轻浮、不切实际。但是与这样生活的人在一起非常愉快。这是一种后续教育，在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国青年身上，一定产生了效果，使他变得圆熟、文明。

实际上，我却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样的怡人环境里，或者说尽管有如此多的赏心乐事，我还是高兴地投入了工作。我不仅要报道奥地利的消息，还要报道所有多瑙河流域国家的消息。这些国家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终结之后新出现的，或扩大或缩小，它们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一战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国家试图解决新时代的问题，但不太成功。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它的缔造者、伟大的托马斯·马萨里克已经79岁，三次当选总统，他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首次发挥了作用。其他国家则是在专制或半专制的统治之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看起来虽然像喜剧人物，但是和任何以往的奥地利暴君一样专横、愚蠢和残忍。我会在这些国家花很多时间，试图访问在押的犯人或者刚刚释放的人，听他们讲述自由和尊严是怎样被压制，那些敢于表达异见的人受到了如何残酷的折磨。在这方面，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变化。这时的中欧给我上了第一课：虽然一个民族会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自由，但它不会主动给予国家中的个人以自由。我在每一处都看到了压迫、欺诈和狡辩，以普通人为牺牲。不管在何种统治之下，他们总是牺牲品。

但还有很多轻松的题材可写。有些十分荒唐，像维也纳的喜歌剧，而我猜这正是我们的芝加哥读者最爱读的。有一些闹剧出自浪漫的维也纳和蓝色的多瑙河河畔，出自风景如画的布达佩斯，还出自布加勒斯特——它以前由荒唐的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统治着，原来的皇帝、现在的王子，花花公子卡罗尔正在他的红发犹太情人、暴躁的玛格达·卢佩斯库的帮助下图谋重新掌权。在维也纳还有多姿多彩的玛丽亚·耶里察，美丽、易怒的歌剧明星。她经常被人告上法庭——一次是她的女仆告她十年没有付工钱，而她辩解：“那个女仆没有什么用。”另一个告她的是个吃不上饭的作曲家，她让他为她谱写一出歌剧，却没有付他报酬，而她则说：“写得很烂。”

在维也纳，也有医术高明的医生的故事。他们在我看来是一群江湖术士，向全欧洲吹嘘自己的惊人发现：如何给人移植猴子胆或注射其他动物的激素以长生不老。我们经常在头版登这样的胡话——有些人，尤其是美国人，很想长生不老，似乎活到了30多岁就是生活的诅咒。相比起来，弗洛伊德与他之前的学生荣格、施特克和阿德勒的反目成仇对我来说更容易理解，也更有趣。精神分析那时刚刚出现，而弗洛伊德是它的代言人。他无疑是位天才，对20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忍受不了他人的批评，这些人是他训练出来的，现在却公然反对他，与他分道扬镳，并且质疑他的理论和方法。虽然我是这样无知，却也对这些分歧很感兴趣。阿德勒对我的帮助尤其大，他把自己的论点都印了出来。他这个人从来不避讳公众。弗洛伊德却与他相反，但他的每一次躲避都被大肆曝光。他拒绝接受任何采访。我只在心理分析家学会上见到他一次，他在会上宣读论文。当时他73岁，仪表堂堂，充满自信，有着像父亲一样的尊严，表情，尤其眼神十分严峻，令人印象深刻，我想它解释了精神集中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他不停地抽雪茄，也许是这个习惯使他后来患了喉癌。在维也纳看见此人，又听到和读到有关他的各种传闻，促使我开始读他的书——在爱荷华，人们并不太关心弗洛伊德——我试图理解他对精神的一些见解，关于潜意识、梦境、性欲、负罪感、俄狄浦斯情结，以及这个时代人类的焦虑和神经质。

一个冬天的下午，在乏味的外交茶会上，我遇见了佐拉。记者参加这种茶会虽是例行公事，但也隐约希望能从中获得新闻线索。我和她一起从那里跑掉，我送她回公寓。我的德语已经从目不识丁到了足以读懂街名的水平。她住的那条街叫作聋哑街，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字。佐拉是匈牙利人，可是她的英语近乎完美。她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里面传达出时而快乐时而忧伤的表情。她的眼睛在高颧骨上分得很开，深棕色的秀发像缎子一般光滑，她的声音低而富于共鸣。在茶会开始的时候，有人介绍我们认识。我们马上觉得彼此投缘。在遇到那么多美丽但是乏味的伯爵夫人之后，我立即被她活跃的头脑和幽默感吸引。

“感谢上帝，你不是又一个维也纳伯爵夫人。”碰杯的时候我这样说。她微微一笑。

在喝了第二杯之后，她说：“我看出来你和我一样感到无聊，咱们离开这里吧。”

在她的公寓里我们又喝了一杯。然后我们就到街角一家简单却令人愉快的小餐馆里吃晚饭。我们不停地谈，就像已经认识很久一样。

喝咖啡的时候她说：“你不会再来看我了吧？”

“为什么不呢？我很愿意。”

“刚才你说那些伯爵夫人如何乏味，我不忍心告诉你，可是……”她犹豫着，眼睛里闪出揶揄的神情。

“可是什么？”

“我就是一个。我是说，通过婚姻。那让你烦吗？”

“事实上，不，”我说道，“让我们就当你是个例外吧。”

她告诉我，在战争期间，她嫁给了老伯爵“X”，之后马上就后悔了。现在他们分居着——他在他乡下冰冷的城堡里混日子，她则回到了维也纳，租了一套公寓。很多年来她一直想离婚，但因为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这很困难，即使对于那些市政厅里的“无神的”社会主义者也是如此。

我忽然想起，那天夜里我的奥地利助手正好放假，于是建议她和我一起去我的办公室，帮我翻译那些新闻社的文件和晨报，我自己的德文还到不了那个水平。到了办公室，她确实比我的助手更能干。她翻译得很快，又能发现有趣的故事，还能给一些报道提供有趣的背景材料。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进了一家咖啡馆，她开玩笑地说：“也许你可以雇我当你的第二助手。”我们起身回聋哑街的时候，天空又开始飘起雪来。我们就顺着环城大道跑起来，抖掉身上的雪花，大笑着。雪中的维也纳很美，佐拉也很美。我们终于到了她的家，而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5月我不得不去巴黎报道网球赛，紧接着要在伦敦度过另一个可怕的夏天。

我问：“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伦敦呢？”当时我们开车去火车西站，我要搭乘东方快车去巴黎。

她说：“也许我会的。”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很深的感情，对彼此都深感兴趣。我不敢想象我们不会再在一起。

在维也纳的那些年——很快我会回来住更长的时间——我交了很多朋友，有些是一辈子的知己。

约翰·君特是在我到维也纳的第二年去的。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尽管我们彼此的报纸是竞争对手，引起了一些专业上的冲突，但是我们成了好朋友，而且延续了40多年，直到他去世。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他和我、希恩一样，也是坐着一条运牛船来的。他比我早来欧洲三四年，最终他找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工作。约翰身材高大，四肢瘦长，浑身充满了能量，对生活和人群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心。他私下里对我说，尽管他做得不错，但记者这一行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跳板。他想成为一个小说家，而且已经出版三部小说，其中有一部叫《红亭》。这部小说虽然在美国国内卖得不怎么样，但是在英国销量很好。还有什么行业能比报纸行业更能培养小说家呢？他列举出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和海明威的例子。后来，我也有了像君特一样的雄心，但写了几部小说之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于是就转向了另一种写作。我们都很年轻，相信自己正在通向某个目标，一定会成功或者受到某种承认，首先在新闻业，然后在写作上。不论是在维也纳森林的阳光下散步，还是坐在咖啡馆的桌旁，或者是一起去游览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去搜索新闻和获得经验，我们两个一直都在不厌其烦地谈论着。我们谈论各种问题和困难以及其他一切话题。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谈话一直在继续，遍及欧洲的各个地方——在离开维也纳很长时间以后，我们继续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不期而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在格但斯克（但泽）——而这种生动的谈话一直延续到战后。那时我们在纽约的住处只有几步远，我们的谈话和友谊一直在继续。

另一个朋友是福多尔。多萝西·汤普森在一战后来到维也纳，刚开始做报纸工作的时候，福多尔曾是她的老师，后来他又做了君特的指导老师。“实际上是他教多萝西和我长大成人。”君特常常这样说。其实福多尔也教导了我。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尤其是记者，能够像他那样把那么多的自我精力和知识献给别人。福多尔是个矮胖、精力充沛的匈牙利人。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只叫他的姓，因为他讨厌自己名字的发音——马塞尔。他最初学的是工程，一战前在英国工作。战争爆发后他被拘留，而他就利用在战俘营的这段时间学会了第七门语言——英语。在战后最初的那几年混乱中，他偶然地进入了新闻业，成了《曼彻斯特卫报》驻维也纳的记者。后来，经过多萝西·汤普森的介绍，他又当上了《纽约晚邮报》的记者。

福多尔热爱维也纳，爱这里的人、咖啡馆、饭馆，爱这里的食物和酒，而最重要的是，爱这里有趣的谈话。他能整晚和你叽里呱啦地谈论一切，尤其是关于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以及所有中欧首都正在发生的事。他的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他表现得很得体，非常谦和。不过，有时他也像我们一样热衷于某件事，例如人类的自由。我仿佛仍能听见他提高声音，语气有些重地说道：“但是，比尔，你难道不明白吗？那个布达佩斯（或贝尔格莱德或布加勒斯特）的某某（他太文雅，不会使用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强烈表达）是个骗子。你应该知道！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现在，你明白了吧，有一个阴谋。他……”有时我会取笑福多尔，说他看到的阴谋和反阴谋一个接着一个，就像鸡窝里孵出的小鸡，而那也许只是历史的暗流。而他也真把他的第一本书取名为《中欧的阴谋与反阴谋》。他的妻子玛莎·福多尔是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斯洛伐克人，美丽而难以捉摸。当我们在一起的美好夜晚到了后半夜，她就会说：“够了！我想我已经听够政治了。现在听我的吧！”然后她就会拿起吉他，以她低沉迷人的嗓音，开始唱吉卜赛歌曲。她的黑眼睛里先是充满了热情，继而又充满了悲伤。那是漫长夜晚最好的结束。福多尔夫妇，像君特夫妇一样，成了我生活中亲密的伴侣。

惠特·伯内特和玛莎·福利作为《纽约太阳报》集团的记者来到维也纳，也成了我的朋友。比起我和君特，他们甚至更早就有了文学上的抱负。他们虽然是勤奋的新闻工作者，心思却在更具有永恒价值的写作形式上。惠特在写短篇小说，他写得很好，就是太海明威味了。他已经发现自己的专长所在，那就是编辑。不久，伯内特夫妇就在新闻工作室工作，那是由国家电报电话局为报业人士提供的。他们用快要散架的油印机印出了第一期《故事》杂志。惠特善于发现那些从没有发表过作品的年轻作家。他的《故事》初次发表了这样一些作家的作品：威廉·萨罗扬、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玛丽·奥哈拉、卡森·麦卡勒斯、约瑟夫·海勒和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20世纪30年代再没有哪家杂志（后来，伯内特夫妇在马略卡岛和纽约继续出版这份杂志）向人们介绍了这么多优秀的青年作家。

美联社的罗伯特·贝斯特驻扎在卢浮咖啡馆里，那里是记者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是一个高大、和善、略显肥胖的家伙。不论说英语还是说德语，他从来没有丢掉过他卡罗来纳的地方口音。这里的记者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不论多忙，总能抽出时间帮助别人。从1923年开始，在他驻维也纳的全部时间里，他实际上一直就住在卢浮咖啡馆。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任何想找他或是想给他打电话的人，除了卢浮咖啡馆之外不会想到别的地方。他在别处有一套公寓，和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住在那里，但是谁也没有见过那公寓或是那位夫人。罗伯特是最好的伴侣，他像大多数美国南方人一样，是天生的讲故事能手，而且确实，从他的举止、思维以及语言来看，他似乎仍然扎根在卡罗来纳的山中。但是这也会发生变化。他从来没有回到家乡去重续他的旧根。渐渐地，他开始在这小块最糟糕的长满杂草的中欧土地上重新生根。这使他成了一个可怜旧物，我初次在卢浮咖啡馆里见到他时，他就是那样。他坐在他的固定餐桌旁，与我们交流着新闻、流言，进行着有趣的谈话。可是，我们谁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那样的结局——在后面适当的部分我会如实相告。

来维也纳的美国游客中有一位常客，叫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那个冬天和1932年的春天他一直在维也纳，他说他在写一本书。他来自费城的一个古老家族，帅气、文雅、热情友善、风流倜傥，年约40岁。君特和我经常同他见面，这不仅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对欧洲历史和时政感兴趣，也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国国内的消息。他确信那个夏天，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将会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他将在秋季的总统竞选中轻松击败胡佛。他说，他一直在非正式地为这位州长工作，为他发回有关欧洲局势的报告。而当那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回国去为总统竞选提名而工作。

布利特除了是一个意气相投的伙伴之外，他还是我和君特心目中的英雄。一战后，年仅28岁的他就成为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1919年初，他被威尔逊总统派往莫斯科，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和平条约的初步谈判，并且在回来之后向协约国政要们汇报，列宁的革命政权能否稳定地存在下去，如果能，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能否与它打交道。约翰和我以前对布利特的角色只有粗略的记忆，但是在多次午餐和晚餐谈话中，在维也纳森林的徒步旅行中，他给我们补充了大量细节——他非常擅长讲故事。

他带着威尔逊总统的祝福、威尔逊的助手和亲信爱德华·M.豪斯上校以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指示出使苏俄。随行的有热情奔放的林肯·斯蒂芬斯，他是当时美国专揭丑闻的伟大记者之一，而且毫不隐晦自己对俄国革命的同情。在莫斯科，布利特见到了列宁，与苏俄人民委员契切林和外交部助理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了数周秘密会谈。

据布利特说——后来在斯蒂芬斯的备忘录里得到了证实——他从莫斯科带回来了豪斯和劳合·乔治想要的所有东西，甚至更多：在所有前线的停火协议中，放弃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要求，苏俄政府通过承担沙皇俄国的债务换取协约国大国对苏俄的外交承认，解除对他们的“饥饿”封锁，以提供食品的方式对饥荒的苏俄进行借贷并撤出协约国军队。年轻的布利特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巴黎，相信自己取得了一次外交上的巨大胜利，相信自己带回来的信息，在那么多布尔什维克政权正在垮台的不实消息之后，对于四大强国的政治家极有价值。这些人正在起草和平协议的条款，重新规划欧洲版图。

可是使他大为吃惊并越来越感到愤怒的是，威尔逊和他的同僚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布利特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回应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像自己眼中以及历史进程中那么重要，但他确信后一点。在当时，协约国军队（包括美国）正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攻布尔什维克党，并给别处的白军提供支援和补给。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想要的是，在俄国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并复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无法面对的是，被美国外交官中一个自以为是的无名小辈告知：列宁的政权，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在俄国已经过于强大，无法被取代，因此应该利用它的弱点，与之交易争取对方的妥协。

在巴黎，亲自把布利特派往苏俄的威尔逊却拒绝见他。劳合·乔治也急急忙忙地赶回伦敦对下院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布利特使团”这回事。布利特这位保守的费城年轻人被冠以“布尔什维克”的称号，尽管不论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对共产主义表示过同情——实际上，他憎恨它。但他的这一立场也没有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因为林肯·斯蒂芬斯从苏俄回到巴黎之后就发表了著名的声明：“我已经看见未来，它成功了。”

遭到他曾经崇拜的美国总统出卖之后，布利特对威尔逊的恨意开始萌发。他不仅对协约国与苏俄未能达成协议而失望，也对和平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布利特辞职返回美国。回国后，他在参议员对外关系委员会面前谴责条约和威尔逊，为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以及其他不仅坚决反对条约而且要威尔逊完蛋的参议院死硬分子提供有效的弹药。他们成功了。

从他和我们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年来，布利特对威尔逊的仇恨日益增长。但是，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仇恨到底有多深。当时，我只知道那一年他总去见弗洛伊德，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与他说的正在写书联系起来。我以为他可能是在请这位大师对他自己进行心理分析。直到35年后的1967年，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合著的《威尔逊——一个心理分析案例》出版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在这本书中，布利特对威尔逊积蓄多年的愤恨和敌意似乎全部倾泻出来。也许单就1919年在巴黎威尔逊总统对他的出卖来说，他写这本书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为什么伟大的弗洛伊德会参与这样一本书呢？他不仅写了序言，而且写了其中一些完整的章节。奇怪的是，弗洛伊德的偏见竟然与布利特一样强烈，尽管这位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从没有见过威尔逊，而且，很明显除了他年轻的美国朋友给他提供的资料之外，他对这个人也知之不多。但是，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承认”（他的原话）的那样：

这位美国总统刚刚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中时，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冷漠无情。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对他越了解，我们就越多地遭受他对我们命运的无端干涉，对他的厌恶也与日俱增。

至少对我来说，这本书显示了即使是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人物，在试图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也会落入陷阱。除了威尔逊之外，他还对摩西、达·芬奇以及其他一些历史人物进行了心理分析。我们都知道，威尔逊与几乎所有人一样，有他的神经症。他是独断专行的父亲的受害者。对于他的父亲威尔逊是又爱又恨。威尔逊最终背叛了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如在普林斯顿对希本，在巴黎对豪斯上校。[3]他把他们想象成他的死敌，并且因为所谓的背叛而诅咒他们，其实这些毫无根据，只存在于他自己神经兮兮的头脑中。尽管如此，对于我来说，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在书中所展示的威尔逊还是太荒唐了，这构不成一部好的历史或传记作品。至少有一位心理分析学家，当时在我驻奥地利期间，他正好在弗洛伊德身边工作，他对此书的不满更甚于我。这个人就是埃里克·H.埃里克松。他是我在伯克希尔的邻居，还是哈佛大学的老师。他针对本书写了一篇毁灭性的书评，发表在《纽约书评》上。

我曾经很喜欢比尔·布利特这个人，但是这些年来对于他的观点我越来越不敢苟同。我只能认为，对于那些他认为出卖了他的人，他太容易陷于痛苦和怨恨之中。威尔逊并不是他唯一怨恨的人。后来，1933年，在罗斯福总统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承认了14年来美国一直拒绝承认的这个国家之后，布利特做了第一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但是在我看来，布利特似乎对这个政权及其制度怀着满腔仇恨。这并不是由于斯大林的恐怖，虽然这确实使他震惊，而是因为他感到苏俄没能恪守他帮助总统谈判达成的承认苏俄政府的协议条款，而且还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没有对他在1919年为他们所做的努力给予足够的感谢。在当时，苏俄是孤立的，没有朋友，正在挨饿而且受到围困。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在布利特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憎恨变成了恐惧，作为罗斯福总统亲密的欧洲事务顾问，这让他很难很好地服务于罗斯福和他的国家。我做出这样一种判断不仅是基于阅读了所有他从巴黎给总统和国务院发回的密电，而且是基于当时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和保罗·雷诺向我表述的意见。他们两人都非常喜欢布利特这个人，但是都感到布利特在巴黎就任大使期间，他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有时甚至会妨碍他成为一个好的外交家，不能做到不顾个人感情、做出冷静客观的判断。[4]

布利特曾经与路易丝·布赖恩特结婚。她是我们的上代人——富于传奇又多姿多彩的那一代，她就是其中既有趣又浪漫的一位。君特和我对于他们那代人既羡慕又嫉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成年，刚刚从常春藤大学毕业，集中在普罗温斯敦、格林威治村、巴黎、莫斯科等地，在战时当救护车司机和记者。这些人中就有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梅布尔·道奇、尤金·奥尼尔、约翰·里德、多斯·帕索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刘易斯·甘尼特、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埃德蒙·威尔逊、沃尔特·李普曼。约翰和我对他们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和爱情，他们在新闻、文学上（就奥尼尔而言是剧作上）的成就颇为神往。

路易丝是这个群体里的一个典型。起先，她嫁给了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个牙医。约翰·里德来他们家拜访之后，拐走了她，把她带到格林威治村和他住在一起。奥尼尔是里德的朋友，像其他人一样，有一段时间也爱上了她。但她最后还是与里德结婚，和他一起去俄国报道布尔什维克革命。通过这次旅行，里德写出了经典亲历叙事《十天动摇世界》，于1919年出版。这本书对布尔什维克充满了热烈的同情，而当时的美国报纸则把他们描绘成魔鬼的化身。虽然如此，此书却成了畅销书。当我在大学一年级读到它的时候，受到极大的震动。路易丝也为赫斯特在纽约办的《美国人》做了有关革命的系列报道，并因此闻名。可是，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里德突然死去。他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后来那里成了革命英雄的圣地。

布利特一直是里德夫妇共同的朋友。1919年他带着特殊使命出使莫斯科的时候，就经常见他们。他在1923年与路易丝·布赖恩特结了婚。婚后他们很多时间都是待在巴黎的公寓里。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路易丝。她并不漂亮，却有极富挑逗性的吸引力。红头发、苗条的身材、谜一样的眼睛，为了男人和冒险而躁动不安。有一次，奥尼尔向一个朋友吐露：“当那个女人碰到我的时候，我就像着了火一样。”其他男人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跟着非波希米亚风格的布利特，她似乎安定了下来。但是时间并不长，她不安分的老毛病又犯了，还加上了大量酗酒和撒酒疯。这对于这位时髦的年轻费城人来说可是太过分了，于是在1930年，布利特与她离了婚，理由是“人格侮辱”。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布利特对她宠爱有加。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我从布利特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听出他依然珍惜和路易丝·布赖恩特在一起的时光。她的魔力，就像对奥尼尔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挥之不去。

一个早春的星期天，地上的雪还很厚，布利特、君特和我一起去维也纳森林散步。中途我们在林中空地上的乡村饭馆用午餐。布利特兴致很高，坚持要点香槟。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饭，喝了不少气泡酒，谈天说地。布利特说，他急于要回美国，去为罗斯福州长能被提名总统而工作。关于罗斯福他怀着炽热的崇拜，谈了很多。他坚信，只有罗斯福能够把美国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他又说，国内情况要比君特和我这两个只专注于欧洲事务的人认识到的严重得多。他说，在国内，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罗斯福可能会成为怎样一个伟大的人。布利特对他的朋友沃尔特·李普曼很是恼火，后者在最近的专栏中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花花公子，说他无法胜任美国总统的职务。这时候他变得很激动。我看到他的恨（对威尔逊，对共产主义）与他的爱程度相当。

午餐期间，我和约翰离开片刻，去给维也纳的办公室打电话，看看在这个安息日有没有什么新闻发生。人们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除了一家新闻社从莫斯科报道说路易丝·布赖恩特去世了。约翰和我商量了一会儿应该怎样向布利特说出这个消息，后来我们还是决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脸一下子就白了，没说话，最后他请我们给他家里打电话，告诉他的司机尽快开车来接我们。这顿午餐，开始得那样兴高采烈，结尾却是这么悲伤。

这条消息后来被证实是假的，在维也纳经常有这样的事。四年以后，也就是1936年，路易丝·布赖恩特才在巴黎去世。对于那样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悲哀的。据报纸上说，她喝多了酒，从左岸一家破旧的小旅馆的楼梯上跌落。她最后那些年一直住在那里。几天之后，她因为脑出血，死在了巴黎的美国医院，年仅41岁。

那时候，有一些相当奇怪的美国“人物”出于某些原因来到维也纳，后来竟爱上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于是就留了下来。有些人刚来维也纳时，想让弗洛伊德或是他的助手对他们进行心理分析。可是这一过程通常会没完没了地延续多年，而且据我看来没有什么明显结果。在这些“人物”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最有趣也最意气相投的人，他就是达尔文·莱昂医生。他自称是写了《物种起源》那部伟大著作的查尔斯·达尔文的后代，但是我总猜想这位医生的父亲之所以给他取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只不过是出于对那位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的崇拜。莱昂医生是个身材瘦长、充满活力、说话很快的美国人。我猜他年纪在45岁左右。也许是他的那张瘦脸使他显老，也可能是由于我才25岁，因此20岁的年龄差距会使另一个人显得更老一些。

莱昂医生是法国人所说的那种快活而疯癫的人（fantoche），尽管在某方面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疯狂。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红十字会来到维也纳，给那些挨饿的奥地利人组织医疗服务，供应食品，他作为医生也来了。他爱上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而这里的人也因为他的雪中送炭对他心存感激，给予他特殊的地位。他非常喜欢受到这样的待遇，这是任何别的地方不会给予他的。他还继续做一点医生工作，对此，我相信他是没有执照的。他还在大学的医学院做一些研究工作。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主要醉心于火箭研究。他和物理学家罗伯特·戈达德博士有联系。后者是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不起眼的克拉克大学的物理学家，我认为，美国一直把他当成对火箭着迷的疯子。可是我读到，1926年，这个人竟然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被公认为火箭之父。

莱昂医生在他自己建起来的一个旧工作室里鼓捣火箭。他经常在晚上的时候来我这里来喝一杯，或是一起吃晚饭，同时给我和君特讲火箭的未来。他声称，很快人类就能够发射火箭到月球上去。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君特和我认为医生有点古怪了。他不停地对我们说着把用液体燃料推进的火箭送入同温层，然后控制它登上行星的可行性。这一切听上去太离奇了，让人无法当真，因此君特和我就逗这个可怜的人，说他疯了，请他再来一杯，而他从来也不推辞。有时，医生会请我们到他凌乱的工作室，看他在那里做了个15英尺高的圆锥形的东西，据他说是个火箭。他说他要把它带到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上。如果幸运的话，它很可能冲出同温层。有一年春天，他用一辆旧卡车载着他的新玩意出发了，并且保证说如果成功了，就一定会给我们发回电报。几天以后我们真的收到了一封很长的电报，说他的火箭从阿尔卑斯山顶起飞，然后“消失在外太空”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君特和我就可以分别在我们各自的芝加哥报纸上抢先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非常怀疑，谨慎地发了消息，这样的消息最终被我们的编辑扔到了废纸篓里。后来，医生的情妇，一个好奇的维也纳女子，在去山里之前他们就长期不合，显然这次试验终于使她忍无可忍，之后不久，他们就分手了。她告诉君特和我，这枚火箭嘶嘶作响，从几百英尺的高空坠落到地面上。但是医生说她是个疯子，试验非常成功。他说，不幸的是，他没有仪器在火箭飞出视线之外以后对它进行监控，而他也不知道它落到了什么地方——他想，也许落到了中国。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我仍然怀疑。不管怎么说，在经过近半个世纪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达尔文·莱昂医生这个人，我已经不认为他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疯狂。实际上，他是后来令我们赞叹不已的领域里的小小先驱——火箭真的载人登上了月球，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能由地球上的人控制，飞往月球之外更远的行星。实际上，君特和我的不信才是疯狂的。

偶尔我们两人也会有另一种“疯狂”的时候。例如对赖因哈特剧院的一个名叫路易丝·赖纳的女演员的疯狂，她是一个漂亮而喜怒无常的年轻女演员。至少对于我们来说，她是维也纳舞台上最令人激动的天真无邪的少女。她肤色微黑，大大的黑眼睛时而悲伤，时而又热情似火，她的个性也是如此。只要她一出现，我心里就会感到胆怯。也许她有时来看我和君特只是为了提高她的英语。她正在努力学习英语，因为她心里的目标是百老汇和好莱坞。不久，她就行动了，并且以她在《大地》里的演出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好的电影女演员之一。

这真是奇怪，我回头一想，在维也纳结交的很多朋友后来在我的生活或他们的生活里又不断相遇，在这里或那里，在欧洲或美国：路易丝·赖纳、比尔·布利特、福多尔夫妇、君特夫妇、惠特·伯内特夫妇，还有维尔吉利亚·彼得森。最后这位高挑美丽、敏感活泼，是个很好的作家。起先，她来维也纳是为了写一部小说。但是，我认为，也是为了接近波兰，因为保罗·萨佩哈王子就住在那里。她不久就嫁给了他。那年冬天我看到她时，她似乎对于定居波兰乡下心存疑虑，但是她很快就克服了这个问题。很久以后，在美国，我们经常见面。而最使我们惊奇的是，在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后，我们竟然堕入了情网。一个大雪弥漫的冬天，我和她一起在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丘陵——当圣诞节刚刚露出曙光的时候，她在暴风雪中遇难了。

在维也纳的整个冬天（1932—1933），我一直都能看见多萝西·汤普森和她当时的丈夫辛克莱·刘易斯。刘易斯的声誉当时正如日中天。两年前，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个荣获此项殊荣的美国人。他的三部小说，1920年的《大街》、1922年的《巴比特》和1925年的《阿罗史密斯》，为他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而那些后来的小说——《捕人陷阱》《埃尔默·甘特利》《了解柯立芝的人》《多兹沃思》《安·维克斯》（最后一部出版于1933年1月，当时他在维也纳），即使赶不上前几部，也为这位公众人物增加了分量，至少说明他还能写，而且在不断地写下去，也给他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多萝西·汤普森有她自己的名声，不是作为一个著名小说家的有趣的妻子，而是作为美国派驻欧洲最好的记者之一。除了我的同事、《芝加哥论坛报》驻柏林的西格丽德·舒尔茨，多萝西是这些记者中的唯一成功女性。我把她归于美国最顶尖的记者，与她的好友埃德加、保罗·斯科特·莫勒、H.R.尼克博克、约翰·君特、文森特·希恩比肩，而且在当时比他们任何一位都有名，直到他们后来开始出书。希恩在1935年出版了《私人历史》，君特次年写了《欧洲透视》，他们这时才能与多萝西齐名。多萝西从来不是一个好作家，她写书总是草草了事，但作为一个记者她是杰出的。

多萝西还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我从没觉得她漂亮，很多人也这么认为——过大的五官，强壮的下巴，以及庞大的体型都说不上美丽——但是她的样子讨人喜欢。她的快乐、活力、温暖和热情，她对生活的巨大渴望，她的智慧，她强大而富于创造力的个性，使她成为我认识的最有趣的女性之一。她确实说话太多，很少不主导每次谈话，往往把交谈变成独白。尽管后来她的日记和书信显示出，她经常私下里尖锐地质疑自己，但我当时对此毫无察觉。她从没有当着我的面这样做过，从外表看，她充满自信——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自从在维也纳相识，几十年来，我们经常激烈地争论，直到双方大喊大叫起来——争论的话题经常都是关于德国和德国人的。她对这二者都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样激烈的交谈并没有破坏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们有几次达成停火协议——禁止谈论德国人，有的是可以谈的其他话题。

多萝西和刘易斯于1932年的夏末抵达维也纳，在沃莱本街租了一套大公寓，还在塞默灵租了一栋宽敞的别墅，在维也纳南面的群山之中，离维也纳有两小时火车的路程。起先，他们看起来很幸福，尤其是多萝西。不久，仰慕她的记者、外交官、政治家，以及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遗老贵胄挤满了她的沙龙，而她一如既往地侃侃而谈，谈论世上的一切——艺术和爱情，但最重要的还是政治。自从他们在伦敦结婚四年以来，这一直是刘易斯夫妇之间的问题。多萝西身处欧洲人中间十分自在，刘易斯则不然。而且，多萝西的聚会用的大多是德语，她的德语极为流利，可刘易斯几乎什么也听不懂，他感到被排除在谈话之外。而他必然的反应，经常是突如其来地一跺脚走掉，不仅离开聚会和住所，还要离开这座城市。他总是气呼呼地离开，然后去其他地方。除去美国记者，刘易斯不能容忍多萝西的其他朋友。即使他们的谈话他能听懂，他也受不了。政治引不起他的兴趣，并且对她热衷“时局”产生了一种厌恶。

如果他从多萝西的谈话盛宴上急急地退出，我紧随其后，在一起去酒吧的路上，他就会说：“看在基督的份上，但愿她能够停止谈论‘时局’！哪怕她能停下五分钟就好了！可是她不能。我必须日夜不停地听她对该死的时局喋喋不休。”

有人——很可能是君特，他比我更熟悉多萝西和刘易斯——曾经告诉我，他们这次来维也纳是为了做最后一次英勇的尝试，挽救他们的婚姻。或者如希恩所说的，“重新抓住逝去的梦”。但是，他们的朋友很快就看出，这次努力尽管有英雄气概，却还是失败了。刘易斯如果不去意大利逗留一两周，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塞默灵，多萝西则留在维也纳，高兴地与朋友们在一起。她一直都热爱中欧和它的首都们：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像希恩所说，“极易受多瑙河流域居民的自负性格影响”。她的大部分记者生涯是在这一地区度过的。它们比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对她更有吸引力。她的大多数老朋友都在这里。她说这里的语言，了解这里的人、历史、土地和政治。刘易斯则一点也不在乎——对这一地区、人民或者在这里的她的讲德语的朋友们。他的心总是在美国。假如他要到欧洲的话（自从他的《大街》给他带来一笔不大的财富之后他经常这样做），那么他宁愿到法国，或意大利，最喜欢去英国，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说英语。

在维也纳和塞默灵的整个冬天，刘易斯变得越来越易怒，酒也喝得越来越凶。他大部分时间在山上的别墅，远离多萝西。有人曾经记得，早在纽约，他们不仅需要分开的卧室，还需要分开的客厅。

在他们争吵之后他去了意大利，多萝西从维也纳这样给他写道：“有时我认为你对我视而不见，你眼里只有你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小说情节，例如安·维克斯。”最困扰她的是他饮酒过量。她曾经对她的传记作者吐露他们这段时间的生活：当他深夜醉酒之后来到她的房间时，全身有股烂草味。

随着冬天过去，婚姻破裂的前景令多萝西伤感。我想，受打击更多的是多萝西而不是刘易斯，因为他从来不能从婚姻或是与女人的任何形式的关系中获得长久的幸福。多萝西的第一次婚姻是与一个英俊浪漫的匈牙利作家约瑟夫·巴德。这是一次痛苦而令人绝望的经历，一度几乎逼得她自杀。她曾经热烈而专一地爱着他，可他对待妻子的态度是欧洲式的。他一次次出轨，搭上别的女人，这令她伤心欲绝。她曾经指望与辛克莱·刘易斯在一起时运气会好些。

但是她并不真的爱他。“打动我的，”关于她与刘易斯的婚姻，她这样写道，“是他对我强烈的需要。”

但是不论是我还是任何其他女人，不论是在我之前或者在我之后的，都不能满足那种需要……他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的力量，驱动着也被驱动着……最终，所有的女人都会离开他，由于那层无法穿透的帘幕而离开。正是这层帘幕把他隔开，使他无法与人产生任何真正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他离她们而去，带着永远的失望。

希恩比我更了解刘易斯，也许正如他所推断的那样，刘易斯感到自己性能力不足，因此不能与女人有持久的关系。很明显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他，而且很可能就是他看起来总是与自己过不去，以及他总是用酗酒来逃避与女人的失败关系的原因。对于我来说，自从刘易斯出版《大街》以来，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可是那个冬天在我与他的很多次谈话中，我对他夸夸其谈的言语背后的不安全感感到震惊。有时候，他似乎为自己的外表沮丧，担心这会令女人反感。他经常用打趣来掩盖它，但是很少能隐藏住自己对此是多么敏感。他指着自己长满粉刺的脸说，那些疮疤就像满是弹坑的战场。可是我也见过，通过他对十几个地区几十个人物口音的滑稽模仿——他是个卓越的模仿者——他用智慧以及对这些人物的热爱迷倒了一屋子女人。

那年圣诞节期间，在刘易斯夫妇塞默灵别墅举办的豪华聚会上，多萝西身上发生了一件事，就连刘易斯也没有注意到，甚至很可能一直都不知道。我没有参加那次聚会，我是在30年以后才知道的。

有一天，希恩在纽约给我打来电话。他正在那里把多萝西·汤普森的文件整理成一本纪念册——《多萝西与刘易斯》。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嘶哑起来，这在他身上是不寻常的。

“听着！”他说道，“你不会相信我刚刚在多萝西的日记里找到了什么。而我以前一直以为了解她——毕竟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什么事？”我问道。

“还记得那次多萝西和刘易斯在塞默灵举办的圣诞节聚会吗？你和我都幸运地没有参加的那次？是这样，多萝西疯狂地爱上了克丽斯塔·温斯洛——你知道的，就是豪特沃尼男爵夫人。都在她的日记里了——好多页呢。而且她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不敢相信，”我说，“虽然多萝西在欧洲待了这么多年，但她终究还是个美国女人。”

“听听这个。”他说着，就开始朗读日记。后来，他把这部分内容完整地放在《多萝西与刘易斯》那本书里出版了。

我记得克丽斯塔·温斯洛是一个聪明、迷人且敏感的德国女人，一个主要做动物雕塑的艺术家。她因写了一本名为《穿校服的女孩》的小说而突然获得了作家的头衔。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本书在大西洋两岸成了畅销书，被拍成了电影。它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曼努埃拉，爱上了她的女教师。由于无法适应她遭到的必然拒绝，她选择了从学校的楼梯上摔下去自杀的结局。多萝西曾经于20年代在柏林见过克丽斯塔·温斯洛，但她更被她的丈夫豪特沃尼男爵“拉齐”——一个风流倜傥的匈牙利人吸引，他们有相同的政治热情。那时，她只是发现这个肤色浅黑而精明的克丽斯塔很有趣，被她的小说深深打动，以至于想要翻译它。六年来，多萝西从未与豪特沃尼夫妇见过面。可是突然，在塞默灵的圣诞聚会上，他们又出现了。这一次，多萝西对她一见倾心。

就这样，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又发生了，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她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回想起第一次是发生在美国，当时她20岁，是与一个37岁的女人；后来在柏林又有一次简短的“萨福之恋”）。

……爱上一个女人是有点荒谬的。它不适合我。我是异性恋者……那么，好吧，该怎么解释这次又发生的事呢？当她站在我下面的楼梯上，那个温柔的、非常自然的在我脖子上的一吻，那个无意识的（表面上看来）甚至公开在我的乳房上的一吻……我爱这个女人……

在她的日记里，关于她在这个女人身上重获爱情的内容还有很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当刘易斯经常不在而多萝西渴望得到爱的时候，她们就常在一起。克丽斯塔跟随多萝西去了美国。有一段时间，在纽约和多萝西的佛蒙特州的农场，她们似乎无法分开了。当她们不得不分开之后，她们互相写着亲密的信。有一次，克丽斯塔声称“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介入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男人”。但是一个男人真的介入她们之间了——埃齐奥·平扎，大都会歌剧院的男低音歌唱家。在一次巡回演出中，克丽斯塔追随他穿越了美国大陆，但是她的追求不很成功。1935年，她回到了欧洲，定居在法国南部。在战争期间有一段时间，多萝西每个月给她寄去50美元补贴。谣传说她的这位朋友正与一个名叫西蒙娜·让泰的瑞士女人生活在一起，多萝西始终不信。1942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南部，多萝西失去了她的音讯。后来，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当她听说这两个女人都被当作所谓的德国间谍而被法国游击队枪决的时候，她被击垮了。多萝西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请法国驻美国大使亨利·博内帮助查询。博内让法国警察调查这件事，然后报告给多萝西：

克丽斯塔·温斯洛小姐死于1944年6月10日……她不是被法国游击队逮捕的，而是被一个叫朗贝尔的男人杀害的。他伪称他在执行地下组织的命令。事实上，朗贝尔只是一个普通罪犯……

我不知道多萝西是怎样接受这个悲哀的消息的。这时候，她已经与马克西姆·科普夫结婚，正在开始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幸福婚姻。

那年冬天在塞默灵，我和刘易斯有过几次很有意思的谈话。我预订了他别墅附近的南站旅馆。他酒喝得很多，尤其是新年过后，早餐就要来一杯白兰地。如果接受了他的邀请住在别墅里，那整个周末将会十分漫长。多萝西从来不到这里，我们可以谈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虽然我与多萝西一样热衷于政治，但我也对写作和作家很感兴趣，这是刘易斯最爱谈的话题。我曾经感到奇怪，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优秀作家，刚到盛年就开始枯竭，而值此时期的大多数欧洲作家刚刚进入状态。后来，十分崇拜刘易斯，更崇拜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托马斯·曼告诉我，很多美国作家的早早成功带来了暴富、名声和奉承，这些可能使他们的能力减退。他认为，这些东西一旦来得太快，而作家由于年轻或者不够成熟，不能恰当地应对，这些东西就会扼杀他，不仅会扼杀他的作家才能，有时还会扼杀他的人生。就像二战刚刚结束时罗斯·洛克里奇和汤姆·赫根的例子。他们两人由于无法忍受第一部小说成功所带来的巨大赞誉，在绝望中自杀了，他们的第一部小说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部。

我发现刘易斯对这种现象很着迷，也许他自己就是，因为他已经感到——尽管他痛恨承认这一点——他自己的小说在七年前，也就是1925年《阿罗史密斯》完成之后，也开始走下坡路了。有一天，刘易斯和我参加了奥地利一些作家为他们最著名的两位作家——弗朗茨·韦费尔和斯蒂芬·茨威格举行的一场午餐会。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我记不清是谁了，但是我相信是茨威格——触及了美国作家早衰的话题，最后，转向刘易斯，希望他能做出回答。但是他一直沉默不语——也可能是他一直没有听懂谈话，因为茨威格用的是德文。

当我们在塞默灵说起这些，刘易斯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作家在他们还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泄劲了。他提到德莱塞和舍伍德·安德森，虽然他不喜欢这两个人，但是他曾经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赞扬了他们。

他这样说：“那么，在《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和《永别了，武器》（1929）之后，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怎么了？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比起我们这些老家伙来，他们是那样年轻。”

他说，他自己还远没有枯竭。他说，事实上，他正在构思他最伟大的小说，那将不次于一部美国史。也许他指的是他正在构思的劳工小说。他时断时续地构思了好几年。他告诉我说，它将包括三代美国工人。[5]实际上，我后来得知，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较次要的小说《艺术品》，是关于旅店的。他对这个题材一直着迷。两年后这部小说出版了，却让我吃了一惊，我认为那是他最糟的小说之一。希恩也认为它糟透了，根本就“不适于出版”，很难说是一件“艺术品”。

而事实上，从这时起，刘易斯也确实一直在走下坡路，就像五六年来一直在逐步发生的那样，尽管最后他又写了九部小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是《宽广的世界》，是在他死前不久完成的。他与多萝西的婚姻也在走下坡路。奥地利的这个冬天并没有如他们所愿，将它拯救回来，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能拯救它。我认为，任何一个伟大作家与一个伟大记者之间的婚姻都注定要失败。他们的自我，他们难以抑制的驱动力，都太强大，难以形成兼容的一体。可是多萝西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直到最后她都反对离婚。

虽然我们不是至交，但是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当我回国休假的时候，我有时会去看望刘易斯。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据我推断，这场婚姻在1937年终于破裂。当时，刘易斯一跺脚最后一次离开了他们在布朗克斯维尔的家，宣称是多萝西的事业毁了一切，是她腐蚀了他的创造力。但他们直到五年以后的1942年才正式分手，在刘易斯的要求下多萝西终于同意了离婚。

1939年，也就是他们离婚的三年前，那时刘易斯54岁，他刚和一个一心想当演员的美丽的18岁年轻姑娘好上了，这个姑娘名叫玛塞拉·鲍尔斯。因为他们总在一起，我经常在君特家里见到他们。看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吸引自己的女人，她太年轻，没有生活经验，因此不会过分批评和质疑他的自由。很明显，她很崇拜这位大作家，他也很喜欢她。他们一起巡回演出他写的戏剧《安吉拉今年二十二》。他为了帮助她发展舞台事业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但是这种结合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她最终意识到了他们两人的年龄差距大到无法跨越，因此与一个年纪较轻的人结了婚。刘易斯很伤心。

辛克莱·刘易斯的晚年是在惨淡的绝望中度过的。他从一处大房子搬到另一处，买了又卖，先在美国，最后又到意大利，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是安息之所吗？他无法找到。他已经抛弃大多数朋友，或者说是他们抛弃了他。他比以前更孤独了。他最终找到一个秘书作为伴侣，他是佛罗伦萨的一家名叫托马斯·库克父子旅行社的一个年轻职员，叫亚历山大·曼森。他们是在阿西西城的一个旅馆酒吧里，凭一瓶白兰地的机缘认识的。那个年轻人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英国军队里的少校。据多萝西说，这个年轻人身份“不明”，国籍“不清”。而伯纳德·贝伦森——他就住在刘易斯在佛罗伦萨租住的俗气的别墅附近——在见过这个年轻人之后得出结论，他是个“中欧的小冒险家”。不论真假，这个年轻的旅行社职员都是刘易斯最后可悲生活的固定伴侣。他陪着刘易斯住在佛罗伦萨的别墅里或是一起旅行，因为这位伟大的作家总是在不停地走——漫游意大利，横跨法国再回来，横穿瑞士，开车走遍南欧的大街小巷。我们的作家在不停地移动，不停地喝酒。在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有许多意大利医生急于帮助这位他们心目中世界级的伟大作家，警告他说，如果他不停止酗酒就会死。但是他无法停止，也可能是为时已晚。

1950年的最后一天，在罗马，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他被曼森送到了罗马郊外一家不知名的医院里。那里的医生诊断他的病情为急性震颤性谵妄[6]。从那时起，他的意识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如果他的朋友来到病榻旁，他也认不出他们，尽管他们一个都没来。在罗马除了曼森（他后来宣称自己是刘易斯的继承人），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1951年1月10日早晨，离他66岁的生日还差一个月，在极度的孤独中，这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死于心脏停搏。

今天，那些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可能还有一些读书人，往往把辛克莱·刘易斯小说家的地位一笔勾销。他精彩传记的作者马克·肖勒说，刘易斯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最糟糕的作家之一”，但是，他又说，“没有他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现代文学会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受过刘易斯之后那一代杰出的美国小说家的影响，尤其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们突然出现在美国文坛上，并极大地丰富了它。比起他们来，刘易斯的散文中缺乏风格和诗化的语言。然而，他对美国现代生活和美国人的国民性格的影响，要比前面这四位作家加起来还要大。

《大街》和《巴比特》空前绝后地动摇了美国这个国家。《大街》这个名字象征着所有死气沉沉的美国小镇的本质，已经深深地植入我们的意识，而刘易斯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也是如此。“巴比特”已经成了小镇上积极的扶轮社会员的代名词，我们这一代出自沾沾自喜的中西部小镇的青年人已经背叛他们。在埃尔默·甘特利身上，我们认出了那些一直折磨着这块土地的虚伪的福音传道者和牧师的嘴脸。而只要想一下在辛克莱·刘易斯出现之前的美国小说状况——那苍白的假斯文，就连豪威尔斯的作品也不能避免——人们就会看到，是刘易斯，他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作家都更多地解放了美国文学，并最终唤起美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真相。他清理了一直充斥着这个国家的多愁善感的废话，它的伪乐观主义，它的地方主义，它的沾沾自喜，它的因循守旧，它的无知和偏执——至少他试图这样做。

诚然，正如很多人所说的，尽管他揭露了美国生活方式，它的空虚，它的俗丽，但他缺乏生活的悲剧意识。但是，他确实唤醒了我们对周围可怕现实的认识。有人对我说，他的许多人物在当代青年看来都是肤浅的，仅仅是漫画式的，人物是表面的，刘易斯无法进入其深层。多萝西也曾不无偏见地认为，他从没有“真正地穿透人类的灵魂”。

对于我来说，刘易斯也许会作为我们美国最伟大的作家而被载入史册。当然，他不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甚至狄更斯那样的巨人，很多人都拿这些人与他做比较。但是，还没有哪位美国作家像他那样抓住并记录了美国生活的本质，它的癖好，它的挫折，它的抱负，它的慷慨，它的虚伪，它的语言和它奇妙的荒谬。辛克莱·刘易斯从来没有写出那年冬天在塞默灵他与我谈到的那部小说，他希望那是他最伟大的一部，不逊于一部美国史。很明显，他去世前不久，已经接受这部小说永远无法完成的想法——至少不是由他完成。他对一个美国记者说：“对于伟大的美国小说来说，美国太大了，美国无法捕捉。”也许是这样的吧，但是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捕捉得更好。

多萝西·汤普森结束了多年的欧洲生活，回到了美国。凭着她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向各个报刊同时发布的专栏，凭着她的电台广播节目，她的公开演讲和杂志文章，她成了美国这块土地上最重要的女性，也许仅次于埃莉诺·罗斯福[7]。虽说她的名气增加了她的自信，却没有宠坏她。我们继续见面，通常是在纽约，偶尔在她佛蒙特州的农场。在那里，我与希恩一起住在民宿里。我们终生的讨论和争论（似乎带有预言性质，尤其是关于德国的）依然在继续。

在她的第三任丈夫马克西姆·科普夫于1958年去世之后，我们就不怎么见面了。他的去世对她是个打击，她一直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在那之后，她搬了好几次家。在达特茅斯住上一阵之后，她搬到了华盛顿，只会偶尔来纽约。马克西姆死后，她卖掉了她心爱的佛蒙特的双子农场。近30年，那里一直是她个人生活的地理中心。她还把她在纽约的公寓转租了出去。她偶尔写信来说自己病了。

1960年圣诞节前不久的一天，她来纽约看我，那竟是最后一次。听到门铃，我去开门，几乎认不出她来。那个高大强健、充满活力的女子，萎缩成了一个瘦小枯干、驼背、灰发的老太太。曾经那么有力的声音变成了耳语。她走路都已经不稳，我扶着她上楼梯去客厅。一到了客厅，她又恢复了活力，似乎很高兴与早在欧洲就认识的老朋友见面。希恩夫妇和君特夫妇很可能是她在世仅存的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当时也都在我那里。我们喝了些酒，聊得很尽兴。她说，她要去里斯本与她的儿媳贝尔纳黛特和两个孙子一起过圣诞节。贝尔纳黛特最近刚刚与她的儿子迈克尔·刘易斯分居。她只有这两个孙子，她很爱他们。五个星期以后，她在里斯本去世，享年67岁。

有时，从伦敦来的朋友和熟人来维也纳时会来看我，他们很高兴能离开伦敦的寒冷和大雾。他们大多是年轻的工党议员，想来考察一下维也纳的社会主义政府，研究它为工人和穷人做了什么。这些人中有奈（安奈林）·贝文和珍妮·李，以及拉塞尔·斯特劳斯。当时，他们还是普通议员，但是在后来的工党政府里都成了内阁部长。我与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但是对我触动最大的伦敦访客是某个春天的H.G.威尔斯和穆拉·布德贝格男爵夫人。对我来说，如果辛克莱·刘易斯是当时最重要的美国作家，威尔斯则是最伟大的英国作家——尽管我最终抛弃了这一判断。威尔斯从来不会闲谈，至少对我们这些在君特家里与他见面的美国记者是这样。他似乎对谈论作家和写作也不感兴趣。他醉心于他拯救世界的计划，但在我看来太虚无缥缈了。

穆拉·布德贝格似乎更有趣一些，这很可能是由于我听说她生活得很浪漫。她声名赫赫——至少在我看来——当时（20世纪30年代初）同时是世界上两位最著名作家的情人：英国的威尔斯和俄国的高尔基。在此之前，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她曾经与虚荣的布鲁斯·洛克哈特[8]有过一段恋情。这位矫揉造作的英国总领事实际上是一个英国间谍。他后来由于涉嫌密谋推翻列宁政权而被捕入狱。后来，在《英国特工回忆录》一书中，他写到穆拉·布德贝格：“她在哪里恋爱，哪里就是她的世界。她的生活哲学使她成为不计一切后果的情妇。”

威尔斯和男爵夫人是老朋友了，他们于1914年在彼得格勒相遇。那时她是他的翻译和向导。他们在1920年再见，当时威尔斯来莫斯科看望老朋友高尔基，并且会见列宁。这位年轻的俄国女人又当了他的导游和翻译。实际上，她原名叫玛丽·扎克洛夫斯卡娅，是一个富有的俄国地主兼参议员的女儿。在父亲的督促下，她学会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她嫁给了贝肯多夫伯爵，但他在革命期间被枪打死。她很少提到她第二次嫁的那个波罗的海男爵。她只是说他嗜赌成性，因此与他离了婚。但是她保留了他的姓，布德贝格，一直到死。尽管有一阵，威尔斯想要让她成为威尔斯夫人。[9]

穆拉来维也纳的时候，刚过40岁，非常具有斯拉夫女人的魅力——高高的颧骨，宽阔的脸，和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她不仅精通俄国文学，而且熟悉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文学。有一段时间，她就主要靠翻译和当著作经纪人为生。就像我在维也纳遇到的很多其他人一样，我们后来很少见面，但每次都令人难忘，那些见面多数是在伦敦或纽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在纽约，穆拉给我生动地讲了整整一夜关于1936年的高尔基之死。我想，高尔基一定是她的最爱。1922年，她跟随他从莫斯科来到了意大利，他是由于健康问题回到意大利的。1905年起义至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他因为受到沙皇政府放逐一直待在意大利。高尔基于1928年回到苏联，起先是试探性的，因为他不喜欢苏联政府的压迫。这次穆拉没有跟着回去。她说，因为她想，这也许会使高尔基感到难堪。作为在世的最伟大的俄国作家，他多年以来，一直在反抗沙皇的专制主义，现在却想屈就在斯大林的政权。

可是，高尔基死时，她却正与他一起在他莫斯科附近的别墅里。尽管她一直拒绝公开出版任何有关此事的东西，但是她此时告诉我，她确信高尔基是斯大林下令毒死的。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一直在抗议斯大林对俄国作家的迫害，终于触怒了斯大林。还没有人敢对他提这类事情——如果想要活命的话。高尔基之死的打击，失去终生的朋友和情人，对她已经足够。但是，在那天夜晚，高尔基尸骨未寒之时，她必须设法逃生。斯大林肯定要杀掉她，因为她知道得太多了。像19年前布尔什维克革命时那样，她再次东躲西藏，最终成功出逃国外。据我所知，关于高尔基的最后日子和死亡的事，她从没有对外公布过。

在她去世前的三四年前，有一个夏天，我常在伦敦或是路易丝·赖纳乡下的家里见到她。那时她开始整理存放在纸箱子里的成堆资料。它们堆满了她在克伦威尔路房子里的客厅和饭厅。她终于同意了朋友们要她写回忆录的请求，并且开始对她积累的成堆文件进行梳理。这件工作有时使她厌烦和疲惫，她就会打电话让我过去喝茶和伏特加。那时，她还差一两岁就到80岁了，但仍然和我第一次见到的40岁的她一样精神和敏锐。堆放在我们四周的是她的全部生活记录。我相信，其丰富性不会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女性逊色。1974年，就在我写这几行字前不久，穆拉·布德贝格在意大利逝世，享年82岁。

1929年春天晴朗的一天——我刚刚叙述的很多事都是此后在维也纳发生的——我离开了佐拉和这座美丽的城市，搭乘东方快车去巴黎报道网球赛，然后去伦敦报道温布尔登网球赛，并且要在那座肮脏的城市里工作一个夏天，这将是我待在灰蒙蒙的伦敦工作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夏天。

我和伊冯娜分开这么久，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她，现在我想知道她怎样了，我对她又有什么感觉。她到东站去接我。她看上去和以前一样可爱和兴奋，仿佛在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马上又一次爱上了她。几乎每天下午她都在新网球场陪着我。每天早晨我们沿着满是栗子树花香的林荫大道漫步，最后到阿尔玛广场上一个餐馆的露台吃午饭。从那里可以眺望塞纳河对岸的巴黎荣军院和埃菲尔铁塔。这是一个可爱的春天，适于相聚，却不适于离开，只身前往伦敦。

实际上，那年夏天我在伦敦过得并不算坏。我认识了几位朋友。那年春天工党重新执政，其中有一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工党议员，我与他们很快就熟识了。其中有两位最聪明，最有吸引力。一个是充满激情的年轻的威尔士人安奈林·贝文，另一个是同样富有激情的更年轻的苏格兰漂亮姑娘珍妮·李。他们两人的父辈和祖辈都是矿工。他们都在贫穷中长大，都为了减轻这种困苦，使英国的生活更加公平而早早投身政治。他们都曾为了受教育而艰苦努力。他们说英语时都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一个是威尔士口音，一个是苏格兰口音，说话时富有激情和表现力。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一对，早晚会成夫妻。果然，五年之后的1934年他们结婚了。

珍妮在那年2月的补选中在北拉纳克获选。她在选举中不仅击败了保守党候选人，而且为她自己也为工党，把前任曾获得的2000票数变成了压倒性的6000票。她只有24岁，是英国下院中最年轻的议员，也是为数很少的女性议员之一。

安奈林·贝文从14岁就开始在威尔士的矿井里干活，一直干了七年，先后加入本地和地区的矿工工会。一战后，他获得了伦敦中央劳动学院的两年奖学金，但是很明显，他从那里没学到什么。当他回到家乡，在萧条的矿区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工作。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失业三年的惨淡生活，但是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自怜上。他开始自学，贪婪地阅读历史、经济学和文学——诗歌是他一生的爱好——他也在工会和郡议会里服务。他在辩论中的口才和犀利使他很快受到关注。在1929年春天的选举中，他在埃布韦尔赢得了绝大多数的1.3万票，比自由党和统一党候选人的选票加起来还多，从而获得了下院的席位。他的政治生涯从31岁开始，从此走了很远，最终到达了工党的最高委员会，在二战后的工党政府里获得过内阁的几个职位，几乎当上首相。假如他能活得更长一些，我想，他会做到的。

当我第一次遇到贝文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大胆的年轻人——不论是在党内、议院还是其他地方，他都对权威毫不在乎——因此我并不对他在下院的首次亮相感到惊奇。在他的首次演说中，他就挑战丘吉尔，在他的余生中他将一直在议院与此人激辩。在紧接着的几周里，他把后来成为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加了进去，他还把战时首相和他的威尔士同乡劳合·乔治列为猛烈攻击的对象。从来没有新来的议员敢于这样大胆地亮相。一夜之间他就成了轰动人物，成了驻议会记者的宠儿。对于他们来说，他给满是尘土的威斯敏斯特大厅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贝文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且有挑衅性的朋友。也许除了多萝西·汤普森之外，我和谁也没有像和他那样有那么多热烈的争论——年复一年，只要我们遇见，定会如此。我们也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谈话：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哲学、诗歌、小说，甚至是食物和酒。情绪激动时，我们确实会提高声音。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伦敦，有一次贝文叫我请来约翰·斯坦贝克，因为他很想见见约翰。那一次我们叫嚷得太凶了，以至于约翰，这个平静、和善、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人，害怕我们会动手。约翰起初不知道他所看到的是一对亲密的老朋友的自然表达。事实上，不论两个人的观点多么不同，我们实质上一致激烈反对眼前这个世界——这个太自以为是、太贪婪、太不公平的世界。

我对珍妮·李也有着同样的喜爱和欣赏，只是我们之间的争论没那么多。也许在她请我给她的第二本书《这个伟大的旅程》写序言时，我曾经热烈赞扬了她，但是并不过分。我称她为“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年轻女性之一——我们自己的国家几乎没有像她这样的人物”，说她是“爱笑的苏格兰黑美人，有着巨大的魅力”。珍妮后来也在工党内崛起，只是没有她的丈夫升得那样高。她最终也获得了内阁的职位，她从没被成功宠坏。

在伦敦苏豪区的街角有一家很小的法国餐馆，我经常去那里逃避英国饮食。对于来自大学、议会、报社和工会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舒心的聚会场所。正是在那里，好斗的矿工工会负责人A.J.库克把我介绍给贝文。我认识库克更早一些。我曾经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上为他写过一篇带有同情色彩的人物速写。由于他在当权者眼中是左翼激进分子，因此写这篇东西并没有使我受到太多读者和上司的喜爱，有些读者还写来抗议信。库克曾经领导了一战后矿工的罢工，而艰苦的1926年总罢工中，他是工会领袖中最强硬的一个。1929年，我们常在晚上到这家小餐馆中聚谈，他显得有些憔悴。

贝文对我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抗议不公正的待遇已经把他燃烧尽了。”

库克曾经是工党左翼中独立工党的领袖，我想，他现在终于认识到，对于新的工党政府不能抱有任何期待。

他经常说：“拉姆齐·麦克唐纳（工党首相）内心其实是个保守党。他已经忘了他是从哪里来的。别指望他能为工人阶级做任何事。”

那个夏天，经济衰退正在加剧。失业人数达到近200万。而工党政府正受到来自保守党、商界和银行界的压力，要求它减少而不是增加那点可怜的失业救济金。库克不指望麦克唐纳能长久坚持抵抗。像他引以为傲的年轻的贝文一样，库克仍然是个革命者，但是他已经放弃曾有的希望——英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只有45岁，但是他似乎已经接受自己终生理想的破灭。这使他更为圆熟。和贝文一样，他也喜欢美酒佳肴和有趣的谈话，后者尤其重要。

如果晚上没有演出，或是在德鲁里街的《演艺船》开演之前，保罗·罗伯逊有时会过来吃饭。他在这部广受欢迎的音乐剧中演唱的《老人河》轰动了整个伦敦，但是他面对赞誉表现得十分谦虚，宁愿与一个小餐馆里的朋友为伴，却不喜欢那种把舞台明星围在当中的眼花缭乱的场所。那时候他31岁，高大、英俊、和善，有着美妙的男中音嗓音。我不记得他那时曾经热衷政治，或是对黑人同胞在美国受到的待遇愤愤不平。他说，他很高兴在伦敦生活和工作，他觉得这里的种族歧视比美国要少得多。可能与众多年轻的工党党员和库克这样的工会领袖的谈话，启发了他的政治觉悟。后来，他回到美国，对黑人的压迫越来越使他感到痛恨。我认为正是这一感情驱使他同情共产主义和苏联。他认为它们给黑人带来了希望。

我总是敬佩他能够坚持这些新的信仰，尽管我认为它们很幼稚。尽管极端爱国的美国人和他们的政府对他极尽污蔑，他仍然坚信不疑。我有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不知道他是不是最终对共产主义或者苏联感到幻灭。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之前的那个夏末时节，我们同乘“玛丽皇后号”客轮从纽约奔赴欧洲。他已经把孩子们送到苏联去上学。他告诉我，他们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里长大有多么好。他要去莫斯科探望他们。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也在这条船上。罗伯逊和他的妻子经常与他在一起。奥曼斯基是一个聪明的、愤世嫉俗的人，似乎对罗伯逊有很大的影响，而我则试图温和地化解一些这样的影响。有一天，奥曼斯基下到三等舱里，当然是以玩笑的口气，对一些美国学生大谈“苏联式民主”。他很和善地接受了我的揶揄。他本人完全清楚在苏联没有民主。但是罗伯逊不同意，他坚信那里有民主。他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斯大林的苏联会站到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一边。或许奥曼斯基了解得更多，不过他仍然假装同意。他说，苏联与西方国家将会结盟，抵抗纳粹的侵略——除非巴黎和伦敦想使苏联独自与德国开战。

我承认，那就是问题所在。其实这正是《慕尼黑协定》之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一直努力在做的事。那时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无疑，斯大林是知道的，奥曼斯基也知道，但是这件事没有成功。到了那年（1939年）的夏天，在愚蠢地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其武装精良的军队和坚固的堡垒之后，面临德国的进攻，英国和法国需要全力援助军队装备极差又没有筑垒的波兰。我认为奥曼斯基看到了这一点。从我与他进行的长谈中判断，他并不知道斯大林已经秘密地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即以分给苏联一部分波兰领土和1918年被划走的波罗的海国家为代价，换取苏联不参战。

几天以后，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永远也无从知道罗伯逊对此如何反应。也许这会使他感到幻灭，就像其他许多仰慕苏联的人那样。但是没关系，尽管他对这些事情的观点可能过于天真，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歌唱家和演员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个热心、真诚、正派、慷慨、勇敢的人。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朋友和熟人，比起前几年，我在伦敦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这些人中当然也包括拉塞尔·斯特劳斯。他是一个富裕的年轻人，也是那年当选的工党议员，加入了贝文和珍妮·李的工党中的极左派（他也获得了内阁席位），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是一个年轻美丽的金发女演员。

佐拉的到来使这一切好上加好。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她在那个夏天还是离开维也纳与我生活在一起。虽然她仍是一位伯爵夫人，但是她在这里并不寻求与那些贵族和富人交往。我们公开地“生活在罪恶之中”，毕竟——在当时，这样的事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也不像现在这样能被普遍接受——她处在我的波希米亚文人和工人阶级朋友之中，感到很幸福。对此我感到宽慰。回想起来，我没有去见谁，或努力去伦敦的上流社会巴结谁。后来，当新的战争开始，我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名声，而德国的炸弹也大大清除了这里的等级差别，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许多城中（那些没有被毁掉的）和乡间的豪宅都对我们这些美国记者（现在的战地记者）开放——内阁部长、将军、海军将领、空军元帅、报业大亨、老贵族和著名的社交界的女主人，如科尔法克斯夫人和丘纳德夫人等都向我们发出过邀请。从理论上来说——或者是借口——一个好记者必须了解各阶层的生活，因此，我虽从未主动寻求这些邀请，但我也并不拒绝。而且有时候，我无疑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或提示，以及一些小小的乐趣。但是在伦敦，我的心思总在别处，在早先舰队街上的工党朋友之中。

一些美国同行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朋友，像尼格利·法森，一个风风火火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巡游记者，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还有韦布·米勒，害羞、谦逊而聪明的美联社欧洲主管。他是个伟大的记者，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亚洲，我们两个人经常相遇。他比我年长得多，经验也丰富得多。他是最慷慨的人，曾经帮助我克服各种阻碍，完成了一些很困难的任务。他给那些浮夸的笨蛋泄气。他从没幻想过靠希特勒来维持和平。他回国做了一次巡回演讲——由于他非常害羞，因此他讨厌当众演讲——只为警告美国的报纸编辑以及其他人，关于欧洲即将到来的风暴。后来，他时常对这段经历付之一笑。

他总是这样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丝毫注意，每一个人——报纸编辑、参议员和众议员、罗斯福身边的人和国务院的人——反而给我讲欧洲的局势。他们说，他们知道，就像参议员博拉[10]宣称的那样，不会有战争。”

1939年9月，当战争真的来了的时候，韦布感到极度沮丧。他害怕希特勒不能被阻挡住；而当第二年的4月，纳粹军队占领了丹麦和挪威的时候，他绝望了。他知道，我们大家也知道，下一步将会是什么。那年春末，离战争到来还有两天，当时我们都知道希特勒会用他的军队打击西方，通过荷兰和比利时向法国进军。这时，韦布·米勒被人发现死在了接近伦敦的克拉珀姆路口的铁轨上。这个消息令我震惊。

那天晚上在柏林，当我从美联社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想知道是什么杀死了他。疲劳？困倦？我知道那不是自杀。”但是后来我疑惑了。没有人能确知是怎么回事。在因断电漆黑一片的伦敦，韦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他当然太疲倦也太困了。由于列车车厢也是一片漆黑，因此当你到达郊区车站的时候，很难分辨清楚，很容易在黑暗中踩空。柏林的纳粹报纸还是一如既往地缺乏品位和真相，它说韦布·米勒是被英国特工暗杀的。

我认识的另外一位驻伦敦的美国记者，他的逝去是以另外一种更令人伤心的方式。他并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而是死于国内上司的不理解和冷漠。这对一个驻外记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一直听任傻子编辑的摆布，他们对于美国海岸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以及他们的记者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一点也不了解。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做法对于这个敏感的人来说都是太过分了。他领导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伦敦分部。这是我们最好的日报之一（尽管有顽固的共和主义），也是那个时期文笔最好的报纸。我记得他曾经是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他很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加博学。由于长期在英国生活，他染上了相当程度的英国派头：带点牛津音，穿粗花呢套装，喜欢抽烟斗（我曾经在上中学的时候抽烟斗，因此从来不讨厌它）。我总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报人。

很明显，纽约那边的某些编辑感到，这份报纸在伦敦需要一个不太带英国味的、更有朝气的美国人来担任分部领导。于是他们从纽约挑选了一个专门负责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来伦敦接替他，而把我的朋友召回美国，在新闻编辑室坐班。这伤了他的心。当载着他回国的船航行到大西洋中某个地点时，他从船上跳了下去。

那年夏天在伦敦有一个我非常想见的人。一天晚上，佐拉和我去伦敦馆观看诺埃尔·考沃德的最新音乐剧《荣耀之年》。几个星期以来，伦敦的报纸都在疯狂地报道一个名叫蒂莉·洛施的年轻舞蹈家，说她美丽活泼，使该剧获得了成功——还有的说她“挽救”了这部戏。在维也纳，她还是国家歌剧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员的时候，佐拉看过她演出。剧中的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舞蹈家之一，并且惊人地美丽。

佐拉有些不解，建议道：“既然你认为她那样了不起，为什么不到后台去认识一下呢？”我当时太胆小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确信有一天我会见到这位洛施小姐的。而我确实见到了，是在11年以后的纽约。我们在余生中成了忠实的朋友。

在伦敦的最后一个夏末，佐拉和我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但还是决定友好地分手。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再在一起了，是因为一件事——我无法忘掉伊冯娜。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几个星期，佐拉经常与匈牙利侨民朋友一起出去。她在他们那里遇见了一位匈牙利公使馆的外交官。她很喜欢他，后来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直到战争爆发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偶尔我还会到布达佩斯去拜访他们。她看起来很幸福。战后，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我，她被杀害了，是在苏联红军进入匈牙利并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之后的起义中丧生的。回想起来，佐拉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战争、革命和动乱之中度过的。在这个漫长而动乱的时代，生活在多瑙河流域的人们命运就是如此。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接着是在布达佩斯的几次革命，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再败，最后是共产主义革命。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又有很多混乱、饥饿和压迫。她出生和成长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鼎盛时期，经历了旧秩序的垮台，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新世界的崩溃。我想，到1944年苏联人来了的时候，也许她已经受够了。

我很高兴能在夏天结束的时候离开伦敦寻回我的初恋——巴黎和伊冯娜。此外，我还有一个计划正在形成。现在，我已经在欧洲待了四年，它已经成了我的家。可是我还有另一个家，那是我大部分的根基所在。我想要看看它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给麦考密克上校发了一封电报，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回国。在经历了一个月的回到巴黎的兴奋之后，再做一次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似乎是很吸引人的冒险。伊冯娜送我上了联运火车。终于在1929年11月9日，我登上了一艘从瑟堡开往纽约的美国客轮。

[1] 马可·奥勒留，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的罗马帝国皇帝。

[2] 的确，自1848年登基以来，他又在位16年，直到1916年去世，享年86岁。

[3] 亨利·希本是继威尔逊之后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由反对威尔逊的派系支持而成为校长。豪斯上校是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时的外交顾问，在推动《凡尔赛和约》在国内通过时与威尔逊发生意见冲突，最终发展到二人决裂。

[4] 例如，我找到了一份1940年5月17日布利特从巴黎发给罗斯福总统的绝密电报，其中生动地描述了在法国军队中如何发生了共产主义叛乱，后来又如何很快被驻守在巴黎的德国人镇压下去。实际上，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
在苏联政府的命令和德国人的配合下，其中有来自巴黎郊区工厂里的共产主义分子的一个猎骑兵团，三天前发动了叛乱。他们夺取了德国人向巴黎进军路上的重要城镇贡比涅，而且仍然据守在那里。他们有1.8万人。据我所知，今天晚上将要派出空军和坦克对他们发动攻击。那可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大团！法国军队里，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里，都没有一个有1.8万人的团。布利特在电报的结尾向罗斯福写道：“请看在未来的份上，消灭我们陆军、海军和空军中每一个共产党员或是共产主义同情者。”这样骇人的故事，在这封电报中竟然还有一则：由于“所有的坦克兵都是从雷诺工厂来的共产主义工人”，因此，当命令前进的时候他们不但拒绝执行命令，而且破坏了他们的坦克。这样骇人的故事，如果不是布利特编造出来的，就是哪位消息提供者杜撰出来的，可是作为大使的布利特应该知道不能相信这样的胡说。几天之后，我作为美国记者随着进军的德国军队来到了贡比涅。我还与当地人谈了话。不论是在贡比涅还是在其他地方，没有一个人提到这次“红色”叛乱。我还查阅了卷帙浩繁的四个法国装甲师的司令官以及两个坦克兵团指挥官的证词。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不像布利特那样强烈，但也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没有一个人提到共产主义分子叛乱或是共产主义坦克兵拒绝前进、破坏坦克的事。相反，他们都坚决地认为，这些法国坦克兵在被打败之前，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战斗。

[5] 据多萝西·汤普森于1960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刘易斯最后把他劳工小说的手稿扔掉了，因为“他认为，没有几个工会领导人是真正为普通老百姓着想的，他们所想的只是怎样美化自己的小窝和如何攫取权力。我陪他去参加了一次在加拿大召开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大会。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痛骂那些工会领导人”。

[6] 长期滥用酒精后突然停饮产生的一种急性脑综合征。

[7] 埃莉诺·罗斯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

[8] 布鲁斯·洛克哈特，俄国十月革命期间驻莫斯科的英国外交官。

[9] 那是在1934年。萧伯纳向一个朋友说威尔斯“已经被穆拉的魅力迷倒”。他说，威尔斯对他抱怨：“她可以和我待在一起，她可以和我一起吃饭，她可以和我一起睡觉，但她就是不和我结婚。”萧伯纳对此感到欣慰。“穆拉，”他写道，“回顾一下她过去的冒险经历，她拒绝献出她的独立和失掉她的头衔，这也难怪！”
实际上，在她最终定居伦敦之后，他们依然保持各自独立的家。她坚决反对婚姻。“我是不会结婚的，”穆拉告诉一个朋友说，“他以为我会，我可不是那样的傻瓜。”这可能是由于她与高尔基的亲密关系。那时高尔基还活着，而她有时回俄国去见他。不管怎么说，威尔斯很快就接受了。“我们过着明目张胆的罪恶生活，”他对一个朋友写道，“而对于有各自生活的两个祖父母来说，既没有嫁也没有娶。”见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H.G.Wells-A Biography，p.388。

[10] 威廉·博拉，著名共和党参议员，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持孤立主义态度。

第二十一章 故乡的大萧条

美国的变化太大了。

浮华而蠢笨的20世纪20年代，令人眼花缭乱的“柯立芝-胡佛繁荣”、对美元的追逐、对在股市上快速致富的狂热、对俗丽生活的疯狂、所有美国人过度膨胀的自信——以为前途无比光明，黄金铺路，在我的轮船到达纽约港的几天前，这一切戛然而止。庞大的股票市场崩溃了，卷走了数百万人的存款和许多人的财富。大萧条开始了，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我在码头上等着气势汹汹的海关官员检查行李，扫了一眼纽约报纸的头条，上面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叙述。股票经纪人、银行家，以及用自己和别人的钱投机的赌徒，虽然破产的只是他们的账户，失去的只是金钱，但他们以跳楼或是其他方式结束自己破产的生命。我乘车离开码头去往旅店，一路上的景象是我在曾经繁荣的祖国前所未见的。男男女女衣着破旧，仍然姣好的美国面孔上带着困惑，他们站在马路边上卖苹果，水果篮子的价签上草草写着价钱——“五美分”。

我向西经由芝加哥，穿过密西西比，回到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在旅途上，我几乎认不出四年前我离开时的那个骄傲的国家和骄傲的人们。这些不久前还很狂妄的好公民被打蒙了。他们猜不透究竟是被什么击中的。我也一样。我专心于欧洲事务，对家乡突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即使是对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也是一样。母亲告诉我说，她那笔小小的寡妇存款的一多半，都让我的弟弟——纽约的金融专家——拿去为她进行他自以为保守的投资，投资在“金边证券”上——美国钢铁、通用电气之类——结果都被吸进了华尔街（为这件事，他一生都没有原谅过自己）。我试图去理解这些事情。从初到纽约的头几天开始，后来又在芝加哥和爱荷华，我如饥似渴地补充着自己的知识。但是每个人都惊魂未定，语无伦次。尤其是那些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商人。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要花上很多年才能理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1929年9月3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牛市飙升到了新的高度。约两个星期之后，9月19日，我回来之前的不到两个月，股市在经过轻微回落之后，又冲上了更高的高度。然后，就开始了下滑，一直滑到股票经纪人所称的“一级交易水平”。美国钢铁从每股261.75美元跌到204美元，美国无线电从114.75美元跌到82.5美元。通用电气下跌了50多点。专家们称，这是“买进的好时机”，但是没有人买进，连华尔街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也不买。报纸发现了这一现象，接着公众也注意到了。这是奇怪而令人沮丧的消息。将近十年来，大牛市一涨再涨，到了1927年，股票价格已经升到九天之外，似乎永无止境。

这正是问题所在，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而那些意识到的人则被标记为十分不爱国，即使不是完全反美。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在报纸上的广告词是这样的：“在美国，牛起来！”另一家则说：“永远不要在美国卖空！”前一年（1928年）11月，有“伟大的工程师”之称的赫伯特·胡佛以压倒性多数选票当选总统。他当选的消息在股市上引发了一场买进的狂潮，把股票价值推向了新的水平。整个11月期间，股价和交易额不断创新纪录。正如有人说的那样，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发疯”。9月20日狂乱的股票交易导致《纽约时报》做出这样的评论：“昨天股市上飓风般的狂暴情形在华尔街是史无前例的。”这时候，华尔街不仅被狂乱控制，而且被“飓风般的狂暴”控制。

掌管这个国家大部分金钱的成年公民中，这种狂热的状态将会持续几乎一年。为数不多的理智尚存的金融专家中有一位惊叹道：“股市正在卖出的不仅是未来，而且是眼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随着成交量和成交价的直线攀升，以保证金购买的股票（买空）数量也在大量增加，利润却变得日益稀薄，每股只有10%左右。“现在买，以后还”就是他们的口号。它不仅为股票交易大造声势，而且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更多的耐用消费品大吹大擂。借贷开始累积成天文数字。到了1929年夏季，经纪人给那些以保证金购买股票的客户的贷款额已经达到近60亿美元，相当于1927年的两倍；而到了10月，则达到近70亿美元。整个股票市场里有3亿股是以保证金形式购买的。

每一个人——从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到内阁成员、商业大亨、大银行家，甚至教授们——都加入了这场闹剧。当那个昏庸的卡尔文·柯立芝于1929年3月离开白宫时，他还因为看到商业“绝对运行良好”、股票“价格现在相当低廉”而感动。毫无戒心的大众并不知情，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位总统曾经被联邦储备委员会多次警告，说华尔街的投机活动正在失控。也许即使他们知道了，大多数人可能也不会加以注意。通过投机快速致富的热潮很快席卷全国。它不仅主导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语，他们所见、所闻的新闻，而且浸透整个杰斐逊主义共和国的文化之中。不论我们的社会还把什么其他东西认作有价值的，在疯狂的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赚钱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赚得又多又快。这只能通过在股市里“投资”——赌博——才能做到。

商业界和金融界，甚至学术界最有头脑的人，都在极力推荐这种办法。通用汽车的主管、杜邦的合伙人、民主国家委员会的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在《女士家庭杂志》上写了一篇被广泛阅读的文章——《人人都应当致富》。他说，人人都应该知道很多致富的途径，他要把他致富的秘诀与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他解释道，这很简单：每个月存15美元，把它投资在一种“好的、坚挺的普通股”上，然后把你的红利累积起来，那么你看！20年以后，你就会至少有8000美元，以及每个月至少400美元的收入了。他建议道：“通往财富之路，就是进入这个国家财富生产的利润末端。”当然，2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那些大量的最没有耐心的人，就最大限度地买入，并且以保证金的形式买入；其他稍有耐心的，就要参加这位无可企及的拉斯科布所推荐的一项计划，即购买“投资信托公司”的股份。这里提到的就不只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投资，例如把1000美元存款用于购买股票，而且要用自己的名字借贷另外1000美元再去购买股票。所有这些股票都是作为可抵押品公布的。随着股票升值，这位并不富裕的人就可以把他2000美元的股票以3000美元的价格卖掉。他不仅可以还清借款，还可以获得一笔相当不错的利润，然后他就可以从头再来一遍。这里的基本假设是股票的价格永远上升。

投资信托公司也像股市一样繁荣起来。不仅是经纪公司，而且很多大银行也加入了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对于那些普通投资者，那些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研究市场”的男人和女人，这里可以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拉斯科布还告诉这些人，通过把钱放在信托公司的股份里，而不是放在股票交易所的某些具体的股票上，能产生更好的效益。这些经纪人对于股市都有深入的知识，而且把全部时间投入在这上面，因此能够明智地为他们把钱投资在各种不同的股票上。这样一来，一方面小投资者能够平摊风险，而更重要的是，其股票投资能够经由专家处理。随着股票价格的上升，投资公司自己的股票价格也在上升。据估计，超过400万美国人都是通过这类投资信托公司来进行投资的。1928年，共有186家投资信托公司，一年以后就有了265家。那一年他们卖出了自己价值30亿美元的股份，也就是那一年流出的全部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一。在这次崩溃以前，他们的总资产已经超过80亿美元。而在华尔街崩盘之后，这样一大笔钱中的大部分蒸发了。

我弟弟一直在考虑离开他所在的标准统计公司的经济统计师的职位，转到大学去教书。他为很多大学教授卷入了疯狂的股市以及之后的崩溃不解。他说，这些人与银行家和经纪人一起，为那些收入不多却投身股市的人做出最白痴的预测，对他们而言，股市有着金光闪闪的未来。他说，在称赞那些华尔街可疑的金钱操作者的智慧和十足的天才上面，这些教授比那些油滑的金融家更甚。

许多院士都把他们的名字“租借”给大量涌现的投资信托公司，当它们的顾问或主管。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货币学家埃德温·W.甘末尔，做了美国创业集团的主管，这是一家投资集团。鲁弗斯·塔克博士，另一位学术奇才，做了它的经济学家雇员。但是，他们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没能阻止这家集团资产中的3亿多美元在这次崩溃中蒸发。它受人追捧的股票从1929年10月的每股75美元，下跌到不到75美分。密歇根大学的大卫·弗雷迪博士给另一家华尔街联合公司当顾问。当时，他作为股市预测专家的名声很是响亮。一家密歇根信托公司曾夸口说，他们公司智囊团任他们驱使。他们一共有三位杰出的学术顾问：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密歇根大学的埃德蒙·E.戴，以及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S.戴维斯。费雪教授被认为是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最高的神谕传递者，他的话被报纸和华尔街的人士在各种场合广泛引用。我弟弟认为，尽管费雪在其他领域是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但这位可怜的人将因为他在股市崩溃之前的名言而被永远记住。这位耶鲁大学的杰出人物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说：“股票价格已经到达永远不会跌落的高地。”

事实上，我弟弟认为常春藤学校的纪录尤其不堪。哈佛大学竟然还有定期自以为是地评论市场和经济的“哈佛经济学会”。甚至在华尔街股市崩溃之后，这些哈佛的经济学家还坚持说不会有萧条。

我弟弟认为，有两位博学的教授尤其让人讨厌。他们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一样，无心听取投机正在失控的抱怨。他们两人都出版了预测股市美好未来的专著，都是在股市崩溃的1929年出版的。我弟弟常常从这两部著作中选出几段读给我听，要不是时局如此令人悲哀，我真能大声笑出来。

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瑟夫·斯塔格·劳伦斯在本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华尔街与华盛顿》。这位劳伦斯教授无法原谅联邦储备委员会试图对投机进行抑制的行为。他在书中谴责“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建立在沿海的富有、有文化的保守居民与内地穷困、没文化和激进的拓荒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反道德、反智力的基础之上的……公然的偏见与混乱的地方主义也加入进来一齐指责这一无辜的群体”。这位教授的心在为“无辜”的华尔街流血。他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居住在“内地”粗野地区的居民竟然胆敢质疑这些与钱打交道的人的天才。他指出，毕竟，华尔街汇集了“世界上最聪明的、最全面的对于那些为人服务的公司价值几何的判断”。一直到崩溃前夜，这位劳伦斯教授还站在他普林斯顿教授的高度断言：“数百万人做出了作用于可爱的交易市场的一致判断——目前的股票价格没被高估……哪里能找到有资格否定这一聪明群体的判断的人呢？这个人想必有着通天彻地的智慧。”

有这样的人吗？虽然不多，但也不必有如何高等的智慧。我弟弟告诉我，这少部分人中的一个是银行家保罗·M.沃伯格。他在那年春天呼吁联邦储备委员会限制把钱借给银行进行市场投机。他警告说，如果不制止这股投机狂热，将出现灾难性的破产。它不仅会毁灭股市，“还将带来全面衰退”。

沃伯格当然受到了那些自以为全知的人的嘲笑。他被斥为“阻碍美国的繁荣”。罗杰·巴布森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位古怪的统计学家和预测专家，曾对股市保持乐观，但是在1929年的秋天，他开始怀疑并且表达出来。在9月5日召开的年度全国商业大会上，他说：“崩溃迟早会到来，那将十分恐怖。”不仅如此，他更进一步，吓呆了他的听众，以及第二天读到他令人沮丧的预言的华尔街人士。他预言会发生比股市崩溃更坏的事情。他警告：“工厂将会关闭，人们将会失业……结果将是严重的经济萧条。”

我弟弟认为，巴布森的恐怖预言在这个国家受到的重视比人们普遍承认的更多。它确实使一些人停下来思考。但是，华尔街对他的谴责比对沃伯格的更加严厉。《巴伦周刊》说，不能对“这位来自卫斯理的先知”信以为真，人们应该记得他过去的“臭名昭著的不准确”的预测。

华尔街喜欢教授们的甜言蜜语。除了普林斯顿的劳伦斯和耶鲁的费雪，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查尔斯·阿莫斯·戴斯。他在那个股市仙境的最后一年出版了一本叫《股市新水平》的书。戴斯教授认为股市升值才刚刚开始，今后将会继续升值。他认为，那些无知的人忘了“在工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革命”，而股票市场不过是“表现了这一正在进行的巨大变化”而已。我弟弟说，每当这位戴斯教授想到美国的美好未来时，他在书中的行文就会变得异常华美。他尤其崇敬那些大投机家，主要是从事汽车工业的。他们在1928年扔给股票市场数千万美元，促使股票价格飞升。戴斯教授歌颂他们“高瞻远瞩、怀有无限的希望和乐观主义……”

在这些汽车、钢铁和半导体工业的伟大骑士的带领下……最后加入的是职业化的商人。他们在经历了绝望和哀恸之后，终于看到了进步的前景。于是，柯立芝的市场就像波斯居鲁士大帝的方阵一样，一帕勒桑又一帕勒桑，一帕勒桑又一帕勒桑地向前移动……

一帕勒桑又一帕勒桑？我们必须查字典了，结果这是波斯的长度单位——大约等于三英里。按我弟弟的说法，我们这位优秀的教授对波斯历史比对华尔街了解得更多。

我弟弟还给我讲了华尔街股市崩溃的经过。实际上，华尔街的转折发生在10月24日，星期四。而大崩溃发生在随后的10月29日星期二——所谓的“黑色星期二”。可是很多人也把前面那个星期四称为“黑色星期四”。那天确实足够黑暗。

开盘时一切稳定，可是突然就崩溃了。数十万股的蓝筹股票被抛售。先是价格跌落，然后是直线下降。到11点的时候，发生了低价抛售的狂潮。股票行情机已经完全跟不上了。没有人知道在某一时刻，股票的价格是多少。他们害怕还会有更坏的事发生。恐慌开始了，交易员都被吓住了。他们在股票市场上抛售数亿股的尚存股票。价格不断下落：美国钢铁从205.5美元跌到193.5美元；通用电气从315美元下跌到283美元；无线电从68.75美元跌到44.5美元。这些可都是绩优股。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少数人的余财，很快都化为乌有。

纽约的大银行家被如此猛烈的崩盘吓坏了，紧急聚到J.P.摩根的办公室里商量办法。摩根本人正在欧洲，会议由他的高级合伙人托马斯·W.拉蒙特主持。这些人都同意每人出4000万美元形成一个2.4亿美元的基金，用他们的话说，来“稳定市场”。拉蒙特对记者们解释了这次行动，而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之后形容拉蒙特说话的语气十分轻描淡写。他说，“股市上出现了一点点危险的抛售”，然后解释说这是“市场的技术条件”造成的，而不是什么根本性的原因。他认为情况将会得到好转。

确实是这样。这个国家的主要银行家们挥出亿万奋起救市的消息使市场得以复苏，股票价格停止暴跌，有一些开始回升。美国伟大而明智的银行家们拯救了市场，制止了恐慌，人人都心存感谢。这天交易结束之前，这些理财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就又开始抬头了。35位经纪人居然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是“市场基本上正常”，事实上，“从技术上来说，正处于几个月来的最好状态”。银行家和商业大亨也都发出类似的安抚声明。就连胡佛总统也加入进来（事后了解到，他是在银行家的要求下这样做的），向全国保证：“这个国家的基本商业……正处于坚实而繁荣的基础上。”

接下来的星期五和星期六，尽管交易活跃，但是市场保持稳定。人人都相信恐慌已经过去，价格还会重新回到上升的趋势。可是这个信心只持续了一个周末。

10月28日星期一，又是灾难的一天。通用电气下跌了47.5点；西屋公司下跌34.5；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跌34；美国钢铁下跌17.5。这比“黑色星期四”还糟。银行家们又一次聚集在摩根的会议室里。这一次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区区数百万并不能阻止这股汹涌的下跌狂潮。他们之前做了过多承诺，现在也要加入抛售的行列了。这个国家的市场、恐惧和恐慌的盲目力量，要比那些大银行的资源强大得多。当人们知道银行家都已经放弃，第二天，也就是10月29日星期二发生的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后来回顾那一天，总结道：“那是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历史上，也是股票市场历史上最毁灭性的一天。”那天股票交易一开始，就掀起了一股抛售巨浪。大量的股票被人抛售，几乎毫无价值。据艾伦说，有一个聪明的送信男孩，他用1美元去买前一天还标价11美元的股票，竟然买到了。股票交易大厅一片混乱。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在大厅下面的房间里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说，他们听得见头顶上恐慌的叫喊，却爱莫能助。创纪录的1650万股被贱卖。底线被冲破了。《时代》的工业平均指数继续暴跌了43点。前12个月的虚高增长都损失掉了。据估计有400亿美元被这股潮水席卷而去，这个数字比发行的国债还多。成千上万的国民同样被席卷而去。

经过几次短暂的恢复，股市跌到了谷底。那是在这一年的11月13日，也就是我回来之前的几天。《时代》统计了前50名股票的平均指数，从9月3日开盘于312点，收盘为164点，几乎下跌了一半。25家首要工业股票的平均跌幅更大，从469点跌到了221点。像美国罐头这样的绩优股竟然从181.875美元跌到了86美元。阿纳康达公司从131.5美元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72.75元下跌到36美元。美国无线电从101美元下跌到28美元。其他股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个被千百万美国人寄予神奇致富美梦的大牛市破灭了。我想，11月中旬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你永远不能在股市上快速致富了。这个肥皂泡破了。但是在华尔街崩溃的那个晚秋时节，人们究竟明白了多少其他的事情呢？并不多。那些我在纽约、芝加哥、锡达拉皮兹与之交谈的人，仍然晕头转向，无法判断。还要过上一到两年的时间，美国人才能完全明白战后那个眼花缭乱的时代，它的全部幻觉和全部愚蠢结束了，艰难的日子在等着他们。那么多人都把繁荣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从来没有分享到。那成了少数幸运的人的生活方式。当它突然结束的时候，他们感到困惑和失落。许多人垮掉了。

（艾伦后来写道）繁荣不只是一种经济状况，它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大牛市不仅是商业周期的高峰，它也是美国大众思想和大众情感周期的高峰。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多多少少都受到它的影响，而这种态度又受到希望突然破碎的残酷打击……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生活的世界变了……[1]

在接下来的大萧条中，美国人有了时间思考为什么泡沫会破灭。这个国家曾经匆忙地在流沙上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商业和金融大厦。信贷不顾一切地扩展，投机和生产也是一样。生产出的商品超过了人们的购买能力。大众的综合购买能力根本不足以吸收这些产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提高工资并降低产品价格，但是并没有。工资一直保持在低水平而物价居高不下。就连胡佛在后来也明白了这一点——可是已经太晚了。回想起来，他认为“这个突然的灾难大部分是由于工业没有把它的进步（通过节省劳动力的设备）转移给消费者”。20世纪20年代，新的机械和技工使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而在像汽车这样的产业中，竟然提高了三倍以上。但是生产商把高涨的利润留给了自己。在给自己发放了丰厚的工资和奖金之后，他们把剩余的大部分利润投入了火热的股票市场。例如，在1923年至1928年之间，投机收益指数从100点跃升为410点；而工资指数只从100点上升到112点。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生产问题而是消费问题。

明显地，几乎没有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普通人——那些“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企业”神话的受害者——同样看不到，在我们的国家中，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基本上取代工业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拉斯科布对大众宣讲的那样，致富之路就是“进入财富生产的利润末端”，而不是商品生产。这十年来控股公司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司一个接一个变成控股公司，虽然只是一纸公文，却控制着整个帝国。塞缪尔·英萨尔30亿美元的公共事业公司就是典型的例证。就像大多数这类企业一样，遇到经济生活中的严酷现实，它们就会垮掉。

真正持久的繁荣必须是大家分享的，但我们大众得到的只是残羹冷炙。股票市场的奇妙兴起和它在1929年秋天的突然崩溃都没有直接影响到大众，他们都太穷了，没钱去投资或者赌博。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弟弟告诉我的美国的贫穷问题。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从著名的“柯立芝-胡佛繁荣”中获得好处。我弟弟先前告诉我的赤裸裸的事实，以及后来我得到的数字确实惊人。贯穿于整个浮华20年代的是在丰足之中令人难堪的贫穷——这是个老故事，而且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直到我写这本书的1975年，一直在重复发生：有1600万美国人依靠食品券才能吃饱。在我的一生中，一直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那是另一个老故事。

1929年，在这个国家经过了十年前所未有的繁荣之后，我了解到了其中一些阴暗的事实。最为惊人的一个事实是：在那个黄金时代，60%的美国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他们的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这个水平刚刚能够维持生活必需——这是在美国政府确立贫困线以前。只有2%多一点的美国家庭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而他们的存款占全国存款总数的三分之二。再下一个层次是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家庭，占人口的8%。大约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71%——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大约42%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而超过21%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

这真是骇人听闻。我想，也许这个国家活该受此打击。但这是愚蠢的。因为随着情况越来越糟，大萧条逐步发展，贫苦大众将受害最重。他们将在自己破烂的小屋里，在绝望中，忍受饥饿。

我在晚秋回到家乡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那时还没有人挨饿。农民们也说他们破产了，就像我小时候那些年他们经常说的一样。比起其他商品来，农产品的价格下降了——这是这个农业地区又一个老套的故事。但是至少这些农民种的足够自己吃饱，而且有自己固定的家。大萧条还没有冲击到我的家乡。商人们说他们的情况还不是太糟。虽然有一两家银行陷入了困境，但是还没有一家银行倒闭。虽然有很多人像我母亲一样受到损失，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人倾家荡产。这里根本没有一周前我在纽约所见到的歇斯底里。没有人跳楼。这座城市的黯淡前景就在前方，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没有人会想象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内，这片美洲大地将从此一蹶不振：有8.5万家企业破产、5000家银行倒闭、1000万人口失业。在我家周围，有那么多的美丽农场，多年来一直由那么多朴素且勤劳的主人耕种着，却因为还不起贷款而被夺走，有时还会出现武装反抗。因为这些正派的乡亲，曾经忠实地为柯立芝和胡佛投票，最终知道自己上当了。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当艰难时刻来临时，他们不再自鸣得意，不得不放弃一直信奉的天道酬勤的神话。

锡达拉皮兹的一切似乎都比我记忆中的要小。火车站对面的格林广场，我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坐在那里，听着战争结束后从法国返回的彩虹师的老练士兵聊天；广场那一边的华盛顿高中，我在那里度过四年，而现在我几乎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广场对面的第一长老会教堂，现在我母亲仍在那里保留有家庭座位——在我游历了法国和英国的天主教教堂之后，现在它看起来是那样低矮、狭小；铁道那边是市区和它的“摩天大楼”；大坝下面的锡达河曾经显得那么宽阔——我现在知道与它一样宽阔的还有莱茵河、多瑙河和泰晤士河；草坪围绕着第一和第二大街上的维多利亚式老房子，这些房子曾经显得那么宽敞；寇伊学院的校园，我离家前的四年就是在这里愉快地度过的；还有我们第三大街上的家，那是我还在寇伊上学的时候，我们从祖宅搬过去的。

它们似乎都小了一圈！起先这使我困惑：是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只是刚刚离开了四年多而已。到后来我才明白，不是这个小镇变了，而是我变了。许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安德烈·莫洛亚写的一本书中发现有段话很好地表达了这种现象。在 《马塞尔·普鲁斯特研究》（第169页）一书中，他写的是关于普鲁斯特在他伟大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想抓住过去的尝试。

（莫洛亚认为）回到我们曾经爱恋的地方是徒劳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它们了，因为它们不是处于空间中，而是在时间中；那个用想象给回忆添枝加叶的人也不再是当年的儿童或少年了。

不管怎么说，回家真好，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比起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甚至意大利人对我的保留——这四年来我一直在和他们打交道——家乡人的友好使我深受感动。我几乎不认识的当地绅士、商人、银行家、律师、牧师走在街上都向我亲切问好。他们会说：“真高兴见到你，孩子，一直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关注你。你成了大事了，对吗！真希望我们能好好谈谈……”由于这个城里没有自己的早报了，在吃早饭时送达的《芝加哥论坛报》就有了很大的发行量，我在报上的署名被他们注意到了。我母亲给我讲当她买东西或是去银行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和她说：“今天早晨的《芝加哥论坛报》上有比尔发自维也纳（或是伦敦、巴黎、罗马）的报道，真有趣。我的天哪，你的儿子可真出名啦。”

我想我母亲对此非常高兴。她笑着说：“这几乎让我感到晕晕乎乎，不过儿子，你可不要。你要知道，骄傲容易使人跌倒。”

可是，这样的欢迎确实使我感到有点骄傲。锡达拉皮兹的《公报》、《论坛报》以及寇伊学院的《宇宙》上，都刊载了我回来的消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了采访——以前一直是我采访别人。有些报道让人感到难为情。他们吹捧我为“一个成功的家乡男孩”，并且给他们想象的我过的驻外记者的浪漫生活添油加醋。“主要还是繁重的工作。”我努力想这样告诉他们——可是没用。《论坛报》的编辑这样写道：“他曾经受带薪委派，报道过欧洲的外交集会、重要的国际会议等，与那些全球耳熟能详的政治家们打成一片……”但是我原谅了他这些溢美之词。我与这位编辑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长谈。我还记得，在四年半以前，我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就是他在一篇社论里，预测我这个“青涩男孩”将在报业“走得很远”。现在我拿这件事和他逗趣。他嚷道：“哎呀，真该死，我是对的，而最惊人的是你才——你现在多大？”

“25。”我嗫嚅着说道。

“天哪！才25岁！”

这段时间，我就这样在一片荣耀的光环中四处活动。我给大学里的新闻系学生讲关于驻外记者的事，也许将自己美化了一些；我去拜访那些对我过分赞许的老教授，他们宣称他们知道我一定会有出息；我还与母亲长谈了几次，我们谈到了城里和国家的事，以及她多年来寡居的生活。她一个人生活，但是并不孤独。她活跃的头脑使她总也闲不下来。一般来说，她过去不，而且从来不刺探我的私生活。但是当我给她看我刚接到的伊冯娜从巴黎的来信时，她叫道：“天哪！我一个字都不认识。这是什么语言？”

“法语。”我答道。

“你能读吗？天哪！那可真了不起！我猜自从你离开后一定学会了不少东西。”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给她带回来一瓶本尼迪克特甜酒，这是我偷偷从巴黎带回来的。她曾经为我在大学里喝那种有毒的私酒感到痛心，她从没有碰过烈酒，却很喜欢这种法国甜酒的味道。

“天哪！这酒尝起来真好。”她在非常不情愿地尝了第一口之后说道。

我说：“这还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妈妈，但是要少喝，记住！”

她咯咯地笑起来，仿佛因为做了一件很小的坏事而得意。那时，在我们这个仙境喝酒精饮品还是非法的。可是我很快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违反禁令，甚至包括我们镇上的一些最正直的公民。

这次回来，我和格兰特·伍德在特纳殡仪馆谷仓上的画室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耍。那时这个地方属于当地的肉类加工大王罗伯特·辛克莱——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啦！那时下面的马厩里还有马，门口还有马车。格兰特在这里终于找到了自我，他已经完成他母亲的肖像，他把那张画称为《女人和植物》。看它的第一眼，我就觉得那是美国画家能画出的最好的肖像画，以后也一直这样认为。格兰特对于他那个画架上已经完成一半的一件新作感到非常激动。这幅画第二年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展出时引起了轰动，也给他带来了当之无愧的全国性声誉。就像作家一样，对于创作中的作品他不愿意多谈，因为他正在试图解决遇到的问题。不久以后，这幅画就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美国哥特式》。我们一起谈论在巴黎的那些日子，他似乎对离开那里感到高兴。他说，在爱荷华，他身边有许多事物激发着他的想象，让他想画。当我离开他时，我再一次感觉到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谦虚、最热心的一个。他对自己的天才有所察觉吗？这种天才正在迸发出来。我不知道。他也从来不会显露出来。但是在看了他母亲的肖像画之后，我自己对此确信不疑。

禁酒令仍在祸害着这个国家，也使我郁闷，我真想喝上一杯好葡萄酒。而我们保守的新教小城并没有完全禁酒。最好的人家有鸡尾酒，他们在吃饭时一直在喝。而且由于我们镇上有大量的捷克人，他们自己酿制的啤酒是相当好的。但鸡尾酒和威士忌太粗糙，兑的纯酒精太多，而我见到的每个人几乎喝了太多这样的酒。有一天晚上在我小时候当过球童的乡村俱乐部里，我看到那么多镇上的头面人物，不分男女，都喝得烂醉如泥，让我震惊。

尽管我很高兴回到家乡与家人在一起，又看到了年轻时熟悉的地方和人，但是，我很快就想急着离开。这个乡村小镇毕竟不属于我。正如托马斯·沃尔夫所发现的那样，你不可能真的再回家了。那里已经不再适合你。当我意识到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陌生人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渴望回到欧洲，现在那里似乎成了我的家。也许在《芝加哥论坛报》中，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可能使欧洲变得更吸引人。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威尔斯曾经偷偷地向我暗示，那位可怕的麦考密克上校对我在维也纳发回的报道印象深刻。临行前，他向我建议道：“在你回国后一定要找上校谈谈。”

事实上，这位威严的上校确实召我去见他。我向母亲解释了一番，然后离开了她和锡达拉皮兹，我想我离开时的心情就像四年以前那个6月的早晨一样迫切。那时我去了芝加哥、纽约和欧洲，想知道等待我这个21岁青年的将是怎样的未来。而现在，希望似乎不再那么渺茫了，而且很可能正如威尔斯所暗示的那样，报社老板会给我什么新的工作。

在芝加哥，我去办公室报到，很快就收到了麦考密克的通知，要我和他的编辑们一起吃午饭。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一场磨难。当那些编辑用成堆的问题问我欧洲情况的时候，我一直感到那位傲慢上校刚毅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打量着我。对此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那些第一次见我的中年编辑中，一些人认为对于我的工作来说我有点太年轻了。也许他们会提议让我先在国内做一两年编辑，直到成熟以后再外派——这个想法让我十分恐惧。当午餐会和所有问题都结束时，麦考密克迅速地起身，说：“跟我来，夏伊勒。”

我们坐电梯来到他在论坛大厦的顶层办公室，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密歇根湖和向四周延伸的城市。他在大办公桌旁坐下，示意我坐在边上的椅子上。我几乎从一开始就开了一个坏头。我由于紧张，马上就掏了一支烟点上。

他命令道：“把那个该死的玩意儿灭了！”我肯定这次我算完了。我照他的命令做了。他厉声说：“没人告诉过你吗？这里不许吸烟。”

我说：“真对不起。”从一开始，我心里一下子没了底。他开始查看桌上的报纸，似乎足足有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中间他只是偶尔抬眼看看我，似乎在欣赏我的狼狈相，却什么也不说。很明显，他已经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而我就开始想象自己从这里灰溜溜地离开，一直走向外面刮冷风的密歇根大街，没有工作，离巴黎有4000英里远。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来，大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张很大的欧洲地图面前，示意我也过去。

他指着地图上的一点说：“你在那里干得很好。”我弄不清他指的是哪里，我想从他旁边看过去，他却总是挡在我前面。“你写的有些东西相当不错。”他如此说道。他宽阔的后背一直朝向我——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不过我能看见他的食指戳在地图欧洲心脏的部位。维也纳？看起来像。

他干脆地说：“我想让你去那里，我想让你接管这个分社。”他终于站到了一边，让我看见他想让我去的地方。我必须承认我感到非常激动。维也纳是个我真正喜欢的地方，而且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分社！

“我……嗯……真的非常感谢，”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认为那里会有很多新闻。”

“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原因。”他厉声说道，“你在那里干得非常好。但有一件事，夏伊勒。不要相信那里的那些社会主义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不要受那些伯爵和伯爵夫人的骗。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年轻的时候在那里待过一阵。”

我突然记起来了：“是您父亲当大使的时候吧，维也纳人仍然记得他。”尽管基本没有这回事，但我还是这样说。事实上，我从没有听人提起过他的名字。

麦考密克说：“他们喜欢我们，但我们并不爱他们，那些哈布斯堡王朝的玩意儿。”我很了解这位上校，他不喜欢皇帝和国王之类的东西，他是忠实的共和派。

就这样我有了维也纳的职位！我在迷迷糊糊中尽量地表达了我诚挚的谢意。他走回桌子旁，当我也随着他走过来时，他突然转过身来。

“你今年多大，夏伊勒？”他厉声问道。有那么一刹那我真想给自己加上几岁，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如实回答：“到2月我就26岁了。”

他说：“有点年轻，但试一试吧。”然后，他又恢复到他教皇式的态度。“在《芝加哥论坛报》里，夏伊勒，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你能办好报纸，那么尽管你年轻，你也能胜任各种任务。”我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从这个居于顶层的人嘴里说出来。这也是我愿意为这家报纸工作的原因之一。它能使你投入最重大的新闻——不论成败。

他伸出手来：“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预订了下周‘乔治·华盛顿号’的船票。”我答道。

“好吧，别浪费任何时间。我想要你尽快赶到那里。祝你好运。”说完他转过身去，这个重大的会见结束了。可是，还没有完全结束。当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或者是我刚才记得是门的地方，可是门不在那里。那里只有一面巨大的镶着木板的墙，没有一点可作为门的缝隙，但我敢发誓刚才我肯定是从那里的一扇门进来的。我沿着这扇墙走来走去，确实没有门。我瞥了上校一眼，他正在摆弄桌子上的一些报纸。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而他看起来离我很远。我在那里来回地走着，确实没有门。我又瞥了一眼上校，他微微地笑着，看来他又在欣赏我的狼狈相了。

“对不起，先生，”我说了出来，“看来我已经不记得门在哪里了。”我想我看见他的一只手伸到桌子旁边的按钮上按了一下。

“就在你背后，夏伊勒。”他说，然后又埋头于他的报纸中。

我转过身，一块镶板就在我面前滑开了。我赶快走了出去。当那扇门又滑动着关上的时候，我想我看到了上校脸上掠过的一丝窃笑。我仍然在幸福的晕眩中往外走，心里想，他可真是个古怪的家伙。外面刮着凉风，我走到密歇根大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我住的旅馆。“可是他给了我维也纳！对于25岁来说这可真不算坏。”我自言自语着。

这之后，8月里闷热的一天，我在维也纳收到麦考密克上校的一封简短的电报。当时，我还正在适应新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这一年还不错。除了奥地利，从多瑙河到黑海的所有国家我都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而且我全靠自己，一个人自由地漫游在这一广大地区，寻找材料或是奔向重要新闻的发生地。

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那年6月却爆出了一个大新闻，使我的报道在《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上连续登载了好几天。卡罗尔王子带着那个头发乱蓬蓬的情妇——拾荒匠的女儿玛格达·卢佩斯库，从伦敦秘密飞回了布加勒斯特，重新夺回了他曾放弃的罗马尼亚王位。现在回想起那个故事，与之后战争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相比，几乎无足轻重。前一年夏天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去拜访卡罗尔和那个女人，她一直控制着他。卡罗尔本人是一个头脑空空、意志软弱、耽于享乐的花花公子，来自古老的日耳曼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室。罗马尼亚有坚实的农业基础，却像那种喜歌剧里的国度。卡罗尔的归来看起来就像童话书里的故事，因此它对于正陷于大萧条绝望之中的西方世界很有吸引力。这个故事浪漫、有趣、无畏：一个白马王子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乘着一架摇摇晃晃的私人飞机，从他的亲生儿子——小国王米夏埃尔那里，夺回他残破的王位。一天接一天，《芝加哥论坛报》都在头版上刊登了我从布加勒斯特发回的疯狂报道。

当然，我还有机会去布拉格，拜访80岁的托马斯·马萨里克。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学者和政治家，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创建者和第一任总统。在我工作范围以内，除了奥地利，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我还有时间用于对亚历山大国王对南斯拉夫施行的独裁统治表示极度失望。我已经爱上那里坚强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我也看到了封建的匈牙利一点点滑向法西斯主义，虽然每次去布达佩斯都令我欣喜；还有在鲍里斯国王（同样是来自日耳曼的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统治下的保加利亚，这位国王的主要消遣就是坐在蒸汽机车头的阀门旁，开着火车在他的王国里漫游。这个小王国处于沉睡中，那里的时间似乎停止了。

实际上，除了保加利亚之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组成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有6000万人口。假如那些人民，或者他们的领袖，能意识到他们的土地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可以自行发育的自然经济单元，就像他们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一样，那么他们就可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这里的土地肥沃，下面还埋藏着制造业中原材料所需的所有矿藏。然而，这个地区四分五裂、争斗不休，当政者目光短浅，被致命且荒谬的民族主义控制，正在一步步滑向贫穷和混乱。然而，这些都给记者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因为在我们颠倒的世界里，坏新闻总是比好新闻更吸引人，并且能使报纸扩大发行，促其发展，让人赖以维生。

维也纳绝对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它的魅力长久不衰。1月，当我到达的时候，天气还很冷，下了大雪。我就开始滑雪和滑冰。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到达白雪覆盖的塞默灵群山。而这座城市里到处有很好的户外滑冰场。那里的乐队演奏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陪你在冰上起舞。城里的餐馆有地道的饭食、很好的咖啡和啤酒。

维也纳的春天和夏天以及维也纳森林的树林都美极了。君特夫妇在那里，福多尔夫妇也来了，还有罗伯特·贝斯特以及其他朋友。我还遇见了一位年轻美丽的维也纳姑娘，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戏剧评论家和记者。佐拉已经放弃她在维也纳的公寓，去布达佩斯和那个匈牙利人结婚去了。在圣诞节假期，我在巴黎耽误了一阵，做了紧急阑尾炎手术。发病的时候我正在返回的船上。当时我吓坏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就是死于同样的突然发作。他们紧急且及时地把我从瑟堡送到巴黎的美国医院，结果一切顺利。康复之后，我又有机会去见伊冯娜。她和以前一样活泼可爱，仍然坚持不与我过长久或稳定的婚姻生活。总之回到维也纳，我又感到了自由自在。

经历了夏天的很多事件，从一个首都赶往另一个首都之后，8月悄悄地降临了。这里的天气很热，空气让人无精打采。我和君特夫妇、福多尔夫妇以及我的那位新朋友一起，白天在弗斯劳和巴登的海滩上闲逛，晚上在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夜总会，懒洋洋地享受着生活。

我正沉浸在这样田园诗般的生活之中，上校的电报突然来了，只有三个字——“去印度”。

这是一个信号，尽管在当时我还不可能知道，它将改变我的人生。它将很快拓宽加深我对世界及其混乱程度的理解，让我第一次经历一场真正的革命，揭去亚洲和亚洲人的“神秘”，带给我与一位最伟大革命者终生的友谊。圣雄甘地是列宁之后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革命者。他是一个瘦小的、裹着缠腰布的印度教教徒，是一位圣人，同时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一位充满魅力的群众领袖。他想要的再简单不过：从英国人手里解放他的人民和他的国家。

此后的两年里，我将看着他为此奔波。在甘地和他的助手们暂时入狱，印度革命陷于低潮的间歇，我就去亚洲的其他地方：去喀布尔，在原始而部落化的阿富汗，去见识一个新的国王在经过另一轮血腥内战之后建立他的统治；去巴格达和巴比伦；去南部古老的乌尔，大英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那里的碎石下挖出了古老的苏美尔文明遗迹，那里的文明在《圣经》记载的洪水之前就极为发达了。

但这些都只是插曲。在此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主要关注的是甘地领导的印度革命。相比之下，我以前报道的欧洲内容就有点琐碎了。但幸运的是，当身患热带病，不得不返回欧洲之后，我的工作又让我投入现代历史的主流，历史的洪流已经开始横扫旧大陆，横扫整个世界。世界将经历动乱，经历西方殖民地王国的毁灭，经历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野蛮，经历西方民主国家英法两国莫名其妙的衰落，经历地球从未经历过的可怕战争，最后，迎接原子弹的到来。几乎可以肯定有那么一天，它将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炸成碎片，使生命终结，连同它的一切壮丽和悲苦。

我对这些事情的见闻和领悟，都将在下一卷中写出。

[1] Frederick Lewis Allen：Only Yesterday，pp.306-307（paperback edition）.对于以上回忆，我要感谢艾伦和加尔布雷思的《1929大崩溃》（The Great Crash，1929）。我弟弟的叙述也对我帮助很大。

译名对照表

Abbott，Abbie S. 阿比·S.阿博特

Abbott，Lyman 莱曼·阿博特

Abdel-Krim 阿卜杜勒-克里姆

Acosta，Bert 伯特·阿科斯塔

Adams，Brooks 布鲁克斯·亚当斯

Adams，Henry 亨利·亚当斯

Adams，John 约翰·亚当斯

Adams，Samuel Hopkins 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

Addams，Jane 简·亚当斯

Adler，Alfred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iello gang 艾洛团伙

Akron，Ohio 阿克伦（俄亥俄州）

Alcock，John 约翰·阿尔科克

Alexander I （King of Yugoslavia） 亚历山大一世（南斯拉夫国王）

Alger，Horatio，Jr.小霍拉肖·阿尔杰

Allen，Frederick Lewis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Allen，Jay 杰·艾伦

Altgeld，John Peter 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

Amana，Iowa 阿曼那（爱荷华州）

Amana Society 阿曼那聚居区

America and the Young Intellectual（Stearns） 《美国与青年知识分子》（斯特恩斯）

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委员会）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 美国远征军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劳工联合会

American Gothic（Wood） 《美国哥特式》（伍德）

American Legion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American Mercury，The《美国信使》

American Open （golf） 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

American Railway Union 美国铁路工会

American Tragedy，An（Dreiser） 《美国的悲剧》（德莱塞）

Amherst College 阿默斯特学院

Anderson，Margaret 玛格丽特·安德森

Anderson，Maxwell 马克斯韦尔·安德森

Anderson，Sherwood 舍伍德·安德森

Annunciation，The（Leonardo） 《圣母领报》（达·芬奇）

Ann Vickers （Lewis） 《安·维克斯》（刘易斯）

Antheil，George 乔治·安太尔

Aquinas，Thomas 托马斯·阿奎纳

Aragon，Louis 路易·阿拉贡

Armour，Philip 菲利普·阿穆尔

Armstrong，Hamilton Fish 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

Arrowsmith（Lewis） 《阿罗史密斯》（刘易斯）

Art Institute （Chicago）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Asquith，Lord 阿斯奎思勋爵

Assisi，Italy 阿西西（意大利）

A.P. （Associated Press） 美国联合通讯社（美联社）

Astor，J. J. J.J.阿斯特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刊》

Augustine 奥古斯丁

Auric，Georges 乔治·奥里克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The（Stein） 《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斯泰因）

Babbitt（Lewis）《巴比特》（刘易斯）

Bach，Johann Sebastian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Badoglio，Pietro 彼得罗·巴多利奥

Bagehot，Walter 沃尔特·白芝浩

Bahr，Hermann 赫尔曼·巴尔

Bailey，Joseph W. 约瑟夫·W.贝利

Baldwin，Stanley 斯坦利·鲍德温

Balkan states 巴尔干国家

Ballet Mécanique（Antheil） 《机械芭蕾》（安太尔）

Balzac，Honoré de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Balzar brasserie （Paris） 巴尔扎尔啤酒馆（巴黎）

Bara，Theda 蒂达·巴拉

Bard，Josef 约瑟夫·巴德

Barton，Bruce 布鲁斯·巴顿

Baudelaire，Charles Pierre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英国广播公司

Beach，Sylvia 西尔维娅·比奇

Beaux-Arts （Paris） 布杂艺术（巴黎）

Beaverbrook，Lord 比弗布鲁克勋爵

Becker，Carl 卡尔·贝克尔

Beer Hall Putsch 啤酒馆暴动

Beethoven，Ludwig van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Bell，Clive 克莱夫·贝尔

Beneš，Eduard 爱德华·贝奈斯

Bennett，Arnold 阿诺德·本涅特

Bennett，Floyd 弗洛伊德·本内特

Bennett，James Gordon 詹姆斯·戈登·本内特

Benton，Thomas Hart 托马斯·哈特·本顿

Beregi，Oscar 奥斯卡·贝雷吉

Berenson，Bernard 伯纳德·贝伦森

Bergson，Henri 亨利·柏格森

Bergsonism 柏格森主义

Bernhardt，Sarah 萨拉·伯恩哈特

Bernstein，Hillel 希勒尔·伯恩斯坦

Best，Robert 罗伯特·贝斯特

Bevan，Aneurin （Nye） 安奈林（奈）·贝文

Bever，Belle 贝尔·贝弗

Beveridge，Albert J. 艾伯特·J.贝弗里奇

Billings，Dr. （Chicago doctor） 比林斯医生（芝加哥）

Bishop，Courtland 考特兰·毕晓普

Bismarck，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Black and Tans 爱尔兰王室警吏团

“Black Sox” scandal “黑袜队”丑闻

“Black Tuesday” “黑色星期二”

Blairstown （Iowa） Preparatory School （爱荷华州）布莱尔斯敦预备学校

Blochman，Larry 拉里·布洛赫曼

“Bloody Sunday” “血色星期天”

Bloomer，Amelia Jenks 阿梅莉亚·詹克斯·布卢默

Blum，Léon 莱昂·布鲁姆

Boer War 布尔战争

Boissevain，Eugen 欧根·布瓦塞万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Bonaparte，Charles J. 查尔斯·J.波拿巴

Bonnet，Henri 亨利·博内

Boris Ⅲ （King of Bulgaria） 鲍里斯三世（保加利亚国王）

Borotra，Jean 让·博罗特拉

Bound to Rise（Alger） 《注定富贵》（阿尔杰）

Bourdelle，Émile 埃米尔·布德尔

Boxer Rebellion 义和团运动

Boyle，Kay 凯·博伊尔

Brahms，Johannes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Breton，André 安德烈·布勒东

Brewsie and Willie（Stein） 《布里斯和威利》（斯泰因）

Briand，Aristide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Bridge of San Luis Rey，The（Wilder）《圣路易斯雷伊大桥》（怀尔德）

Bridges，Bill 比尔·布里奇斯

Brisbane，Arthur 阿瑟·布里斯班

British Amateur （golf） 英国业余高尔夫球比赛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Open （golf）英国高尔夫球公开赛

Britton，Nan 娜恩·布里顿

Brogan，Denis 丹尼斯·布罗根

Brookhart，Smith Wildman 史密斯·怀尔德曼·布鲁克哈特

Brooks，Van Wyck 范威克·布鲁克斯

Brown，Arthur W. 阿瑟·W.布朗

Bruckner，Anton 安东·布鲁克纳

Brugnon，Jacques 雅克·布鲁农

Bryan，William Jennings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Bryant，Louise 路易丝·布赖恩特

Bucharest，Rumania 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

Buckingham Palace （London） 白金汉宫（伦敦）

Budberg，Baroness Moura 穆拉·布德贝格男爵夫人

Bull，Spencer 斯宾塞·布尔

Bullitt，William C. 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蒲立德）

Burghley，Lord 伯利勋爵

Burg Theater （Vienna） 城堡剧院（维也纳）

Burkhalter，Edward Read 爱德华·里德·伯克哈尔特

Burnett，Whit 惠特·伯内特

Burroughs，John 约翰·伯勒斯

Byrd，Richard E. 理查德·E.伯德

Byron，Lord 拜伦勋爵

Cabell，James Branch 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

“Cablese” “电报体”

Cadman，S.Parkes S.帕克斯·卡德曼

Café Florian （Venice） 弗洛里安咖啡馆（威尼斯）

Café Louvre （Vienna） 卢浮咖啡馆（维也纳）

Café de la Paix （Paris） 和平咖啡馆（巴黎）

Caillaux，Joseph约瑟夫·卡约

Calmer，Ned内德·卡尔默

Calmette，Gaston加斯东·卡尔梅特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Camille 卡米尔

Campanile （Venice） 钟楼（威尼斯）

Camp Funston，Kans. 芬斯顿军营（堪萨斯州）

Camus，Albert 阿尔贝·加缪

Canton，N.Y. 坎顿（纽约州）

Capone，“Scarface” Al 阿尔·卡彭（“疤脸”）

Capote，Truman 杜鲁门·卡波特

Carlyle，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

Carnegie，Andrew 安德鲁·卡耐基

Carnegi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卡耐基国际展览中心

Carol （Prince of Rumania） 卡罗尔（罗马尼亚王子）

Carrel，Alexis 亚历克西·卡雷尔

Casals，Pablo 帕布罗·卡萨尔斯

Case for Doctor Cook，The（Freeman） 《库克博士的案件》（弗里曼）

Cather，Willa 薇拉·凯瑟

Catholic Popular Party （Italy） 天主教人民党（意大利）

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edar Rapids，Iowa 锡达拉皮兹（爱荷华州）

Cedar Rapids Daily Republican 锡达拉皮兹《共和日报》

Cedar Rapids Gazette锡达拉皮兹《公报》

Cedar Rapids Republican and Times 锡达拉皮兹《共和时代报》

Cedar Rapids Tribune 锡达拉皮兹《论坛报》

Century of Progress （Chicago） 芝加哥世纪进步美术馆

Cézanne，Paul 保罗·塞尚

Chamberlain，Austen奥斯丁·张伯伦

Chamberlain，Joseph 约瑟夫·张伯伦

Chamberlain，Neville 内维尔·张伯伦

Chamberlin，Clarence 克莱伦斯·钱伯林

Chamberlin，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钱伯林

Chaplin，Charlie 查理·卓别林

Chapman，Bessie and Nina 贝茜·查普曼和尼娜·查普曼

Chartres，France 沙特尔（法国）

Château-Thierry，France 蒂耶里堡（法国）

Chautauqua 肖托夸集会

Chekhov，Anton 安东·契诃夫

Cherry Sisters （Addie，Jessie and Effie） 樱桃姐妹（阿迪、杰茜和埃菲）

Chevalier，Maurice 莫里斯·舍瓦利耶

Chez Francis （Paris） 弗朗西斯之家（巴黎）

Chicago Daily News《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Chicago Evening Post《芝加哥晚邮报》

“Chicago Group” “芝加哥小组”

Chicago Poems（Sandburg） 《芝加哥诗集》（桑德堡）

Chicago Record 《芝加哥记录报》

Chicago Times 《芝加哥时报》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White Sox 芝加哥白袜队

Christian communism 基督教共产主义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Churchill，Randolph 伦道夫·丘吉尔

Churchill，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教会

Church of St. Germain-des-Prés （Paris） 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巴黎）

Church of St. Sulpice （Paris） 圣叙尔比斯教堂（巴黎）

Church of San Francesco （Assisi） 圣方济各教堂（阿西西）

Church of San Marco （Florence） 圣马可教堂（佛罗伦萨）

Church of San Marco （Venice） 圣马可教堂（威尼斯）

Church of Santa Maria del Carmine （Florence） 卡尔米内圣母大教堂（佛罗伦萨）

Civic Biology（Hunter）《大众生物学》（亨特）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Stearns）《美国文明》（斯特恩斯）

Civil War （U.S.） 美国内战

Clark，Marguerite 玛格丽特·克拉克

Clark University （Mass.） 克拉克大学（马萨诸塞州）

Claudel，Paul 保罗·克洛岱尔

Clemenceau，Georges 乔治·克里孟梭

Cleveland，Grover 格罗弗·克利夫兰

Clocks of Columbus（Holmes）《哥伦布的钟》（霍姆斯）

Closerie des Lilas （Paris） 丁香园咖啡馆（巴黎）

Cochet，Henri 亨利·科歇

Coe，Daniel 丹尼尔·寇伊

Coe College 寇伊学院

Coe College Cosmos 《宇宙》（寇伊学院）

Cole，Cyrenus 塞里纳斯·科尔

Colefax，Lady 科尔法克斯夫人

Coli，François 弗朗索瓦·科利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法兰西公学院（巴黎）

Collett，Glenna 格伦纳·科利特

Collins，Michael 迈克尔·科林斯

“Colonel Blimp” “毕林普上校”

Combat（Paris） 《战斗报》（巴黎）

Communism 共产主义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Community of True Inspiration “真灵感社群”

Confessions （Rousseau）《忏悔录》（卢梭）

Confessions （St. Augustine）《忏悔录》（奥古斯丁）

Conrad，Joseph 约瑟夫·康拉德

Conservative Party （England） 保守党（英国）

Contact Editions press 接触出版社

Continental Trading Company 大陆贸易公司

Conwell，Russell H. 拉塞尔·H.康韦尔

Cook，A. J. A.J.库克

Cook，F. A. F.A.库克

Coolidge，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

Coolidge，Grace Goodhue 格雷丝·古德休·柯立芝

“Coolidgeism” “柯立芝繁荣”

Cornell College （Iowa） 康奈尔学院（爱荷华州）

Cornwall，Conn. 康沃尔（康涅狄格州）

Cortesi，Arnaldo 阿纳尔多·科特西

Cosgrave，William 威廉·科斯格雷夫

Coty，François 弗朗索瓦·科蒂

Coughlin，“Bathhouse John” “澡堂约翰”考夫林

Coward，Noel 诺埃尔·考沃德

Cowles，Gardner 加德纳·考尔斯

Cowley，Malcolm 马尔科姆·考利

Cowperwood，Frank 弗兰克·帕伯乌

Coxey，Jacob 雅各布·考克西

“Coxey’s Army” “考克西军”

Craig，Gordon 戈登·克雷格

Crane，Hart 哈特·克莱恩

Creative Evolution（Bergson）《创造进化论》（柏格森）

Croce，Benedetto 贝内德托·克罗齐

Cummings，E. E. 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

Cunard，Lady 丘纳德夫人

Curley，James 詹姆斯·柯利

Curry，John Steuart 约翰·斯图尔特·柯里

Czolgosz，Leon 利昂·乔尔戈什

Dada 达达主义

Daily Express（London）《每日快报》（伦敦）

Daily Mail （London）《每日邮报》（伦敦）

Daily Telegraph （London）《每日电讯报》（伦敦）

Daisy （French prostitute） 黛茜（法国妓女）

Daladier，É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

Damrosch，Walter沃尔特·达姆罗施

D’Annunzio，Gabriele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

Dante，Alighieri 但丁·阿利基耶里

Danzig，Allison艾利森·丹齐克

Dark Laughter（Anderson） 《黑暗的笑》（安德森）

Darrah，David 大卫·达拉

Darrow，Clarence 克莱伦斯·达罗

Darwin，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Daudet，Alphonse 阿尔丰斯·都德

Daugherty，Harry M. 哈里·M.多尔蒂

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女儿会

Daughters of Revolution（Wood）《革命女儿》（伍德）

Davis，Elmer 埃尔默·戴维斯

Davis，John W. 约翰·W.戴维斯

Davis，Joseph S. 约瑟夫·S.戴维斯

Davis，Kenneth S. 肯尼思·S.戴维斯

Davis，Noel 诺埃尔·戴维斯

Dawes，Charles G. 查尔斯·盖茨·道威斯

Dawson，Geoffrey 杰弗里·道森

Day，Edmund E. 埃蒙德·E.戴

Death and the Maiden quartet （Schubert）《死神与少女》四重奏（舒伯特）

Debs，Eugene B.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独立宣言》

De Gaulle，Charles 夏尔·戴高乐

Dell，Floyd 弗洛伊德·德尔

Del Vayo （Foreign Minister，Spain） 德尔巴约（西班牙外交部部长）

Democratic Party （U.S.） 民主党（美国）

Dempsey，Jack 杰克·登普西

Deschanel，Paul 保罗·德夏内尔

Detroyat，Lt. （aviator） 特罗耶中校（飞行员）

Deux Magots café （Paris） 双叟咖啡馆（巴黎）

De Valera，Eamon 埃蒙·德瓦莱拉

Dever （Mayor of Chicago） 德弗（芝加哥市长）

Dewey，John 约翰·杜威

Dial（New York）《拨号盘》（纽约）

Dial，The （magazine）《拨号盘》（杂志）

Dice，Charles Amos 查尔斯·阿莫斯·戴斯

Dickens，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Dickinson，Emily 埃米莉·迪金森

Divoire，Fernand 费尔南·迪瓦尔

Dodge，Mabel 梅布尔·道奇

Dodsworth（Lewis）《多兹沃思》（刘易斯）

Doheny，Edward L. 爱德华·L.多希尼

Dôme café （Paris） 穹顶咖啡馆（巴黎）

Dorothy and Red（Sheean）《多萝西与刘易斯》（希恩）

Dos Passos，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

Dostoevsky，Feodor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oubleday （publishers） 双日出版社

Douglas，Mrs. Walter 沃尔特·道格拉斯太太

Douglas，Paul H. 保罗·H.道格拉斯

Doumer，Paul 保罗·杜梅

Dreiser，Theodore 西奥多·德莱塞

Dreyfus，Alfred 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

Dumini，Amerigo 亚美利哥·杜米尼

Duncan，Deirdre 戴尔德丽·邓肯

Duncan，Isadora 伊莎多拉·邓肯

Duncan，Patrick 帕特里克·邓肯

Duncan，Raymond 雷蒙德·邓肯

Dunne，Finley Peter 芬利·彼得·邓恩

Dupré，Marcel 马塞尔·迪普雷

Duranty，Walter 沃尔特·杜兰蒂

Duse，Eleonora 埃莱奥诺拉·杜塞

Earhart，Amelia 阿梅莉亚·埃尔哈特

Easter rebellion （Dublin） 复活节起义（都柏林）

Ebbutt，Norman 诺曼·埃巴特

Eden，Anthony 安东尼·艾登

Ederle，Gertrude 格特鲁德·埃德尔

Edison，Thomas A.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Education（Adams）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亚当斯）

Edward Ⅶ （King of England） 爱德华七世（英国国王）

Edward Ⅷ （Prince of Wales） 爱德华八世（威尔士亲王）

Egan，Herol 赫罗尔·伊根

Einstein，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isenhower，Dwight D.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Mamie （née Doud） 玛米·艾森豪威尔（杜德）

Eleanor 埃莉诺

Eliot，George 乔治·艾略特

Eliot，T. S.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

Elliott，Maud Howe 莫德·豪·埃利奥特

Ellison，J. Roy J.罗伊·埃利森

Elmer Gantry（Lewis）《埃尔默·甘特利》（刘易斯）

Éluard，Paul 保罗·艾吕雅

Ely，Henry S. 亨利·S.埃利

Emerson，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Emporia （Kans.）Gazette 《公报》（堪萨斯州恩波里亚）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不列颠百科全书》

English，The—Are They Human？《英国人——他们是人吗？》

Erikson，Erik H. 埃里克·H.埃里克松

Essenin，Serge 谢尔盖·叶赛宁

Ethan Frome（Wharton）《伊坦·弗洛美》（华顿）

Evening Standard （London）《标准晚报》（伦敦）

Fairbanks，Douglas 道格拉斯·范朋克

Fall，Albert B. 艾伯特·B.福尔

Farewell to Arms（Hemingway）《永别了，武器》（海明威）

Farrar，Geraldine 吉拉尔汀·法拉尔

Farson，Negley 尼格利·法森

Fascist March on Rome 法西斯罗马进军

Faulkner，William 威廉·福克纳

Faure，Élie 埃利·富尔

Ferdinand （Archduke of Austria） 斐迪南大公（奥地利）

Few Figs from Thistles，A（Millay） 《蓟的无花果》（米莱）

Field，Marshall 马歇尔·菲尔德

Field，Marshall，Ⅲ 马歇尔·菲尔德三世

Field Museum （Chicago） 菲尔德博物馆（芝加哥）

Financier，The（Dreiser）《金融家》（德莱塞）

Finnegans Wake（Joyce）《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

Firpo，Luis 路易斯·菲尔波

Fischer，Louise 路易丝·费希尔

Fisher，Irving 欧文·费雪

Fiske，Minnie Maddern 明妮·马登·菲斯克

Fitzgerald，F. Scott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Zelda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

Five Points Gang “五点帮”

Flo’s restaurant （Paris） 芙洛餐馆（巴黎）

Foch，Ferdinand 斐迪南·福煦

Fodor，Marcel 马塞尔·福多尔

Fodor，Martha 玛莎·福多尔

Fokker，Tony 托尼·福克

Foley，Martha 玛莎·福利

Fonck，René 勒内·丰克

Forbes，Charles R. 查尔斯·R.福布斯

Ford，Ford Madox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Ford，Henry 亨利·福特

Ford Motor Company 福特汽车公司

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

Forster，E. M.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42nd Parallel，The （Dos Passos）《北纬四十二度》（多斯·帕索斯）

Fouquet’s restaurant （Paris） 富凯饭馆（巴黎）

Four Deuces casino （Chicago） “四等分”赌场（芝加哥）

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Thomson and Stein）《三幕剧中四圣人》（汤姆森和斯泰因）

Foy，Eddie 埃迪·福伊

Franchere （“uncle” of W. L. Shirer） 弗朗谢（威廉·夏伊勒的“叔叔”）

Franco，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tz，Jules 朱尔·弗朗茨

Franz Joseph （Emperor of Austria）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帝国皇帝）

Freeman，Andrew A. 安德鲁·A.弗里曼

French Academy 法兰西学院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Freud，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Friday，David 大卫·弗雷迪

“From the New World” symphony （Dvorak）《自新大陆》交响曲（德沃夏克）

Frost，Robert 罗伯特·弗罗斯特

Fry，Roger 罗杰·弗莱

Fuller，Gov.富勒州长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Gaelic League （Dublin） 盖尔语联盟（都柏林）

Gage，Harry Morehouse 哈里·莫尔豪斯·盖奇

Galbraith，John Kenneth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Galerie Carmine （Paris） 加尔曼画廊（巴黎）

Galli-Curci，Amelita 阿梅丽塔·加利-库尔奇

Gandhi，Mahatma 圣雄甘地

Gannett，Lewis 刘易斯·甘尼特

Garden，Mary 玛丽·加登

Gardner，Abigail 阿比盖尔·加德纳

Garfield，James A. 詹姆斯·A.加菲尔德

Garland，Hamlin 哈姆林·加兰

Garwood，Lynn 林恩·加伍德

Gary，Joseph E. 约瑟夫·E.加里

Gasparri，Pietro 彼得罗·加斯帕里

Gates，Lewis E. 刘易斯·E.盖茨

Geddes，Virgil 弗吉尔·格迪斯

Genna gang 真纳团伙

Gentet，Simone 西蒙娜·让泰

George，Henry 亨利·乔治

George Ⅲ （King of England） 乔治三世（英国国王）

George Ⅳ （King of England） 乔治四世（英国国王）

Germaine （French prostitute） 热尔梅娜（法国妓女）

Gibbon，Edward 爱德华·吉本

Gibbons，Floyd 弗洛伊德·吉本斯

Gide，André 安德烈·纪德

Gillotte’s Bistro （Paris） 吉洛特小酒馆（巴黎）

Gilruth，Jim 吉姆·吉尔鲁思

Goddard，Robert 罗伯特·戈达德

Goebbels，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Goering，Hermann赫尔曼·戈林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Gompers，Samuel 塞缪尔·龚帕斯

Good Earth，The（film）《大地》（电影）

Gopher Prairie 地鼠大草原

Gorky，Maxim 马克西姆·高尔基

Graham，Billy 比利·格雷厄姆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共和大军

Grant，Ulysses S. 尤利塞斯·S.格兰特

Great Bull Market 大牛市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Great Gatsby，The （Fitzgerald） 《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

Greene，George 乔治·格林

Greene’s Opera House （Cedar Rapids） 格林歌剧院（锡达拉皮兹）

Griffith，Arthur 阿瑟·格里菲思

Grinnell College （Iowa） 格林内尔学院（爱荷华州）

Guggenheim Fund 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

Gunther，John 约翰·君特

Hackett，Francis 弗朗西斯·哈克特

Hadden，Briton 布里顿·哈登

Hagen，Walter 沃尔特·哈根

Haile Selassie 海尔·塞拉西

Halley’s Comet 哈雷彗星

Hamilton Club （Chicago） 汉密尔顿俱乐部（芝加哥）

Hamlet（Shakespeare）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

Hammerstein，Oscar 奥斯卡·哈默斯坦

Hanna，Mark 马克·汉纳

Hansen，Harry 哈里·汉森

Hap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Harding，Warren G. 沃伦·甘梅利尔·哈定

Harding，Mrs. Warren G. 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夫人

Hardy，Thomas 托马斯·哈代

Harmon，Clifford B. 克利福德·B.哈蒙

Harper，William 威廉·哈珀

Harper’s magazine 《哈珀斯杂志》

Harrison，Benjamin 本杰明·哈里森

Harrison，Carter 卡特·哈里森

Harry’s New York Bar （Paris） 哈里纽约酒吧（巴黎）

Harvard Crimson 《哈佛深红报》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Havas （French news agency） 哈瓦斯社（法国新闻通讯社）

Havatny，Baroness 豪特沃尼男爵夫人

Havatny，Baron “Laci”豪特沃尼男爵“拉齐”

Hawkins，Eric 埃里克·霍金斯

Hayes，Rutherford B. 拉瑟福德·B.海斯

Haymarket riot 秣市骚乱

Haywood，“Big Bill”“大比尔”海伍德

Heap，Jane 简·希普

Hearst，William Randolph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Heatter，Gabriel 加布里埃尔·希特

Heeney，Tom 汤姆·希尼

Heggen，Tom 汤姆·赫根

Heinemann，Barbara 芭芭拉·海涅曼

Heller，Joseph 约瑟夫·海勒

Hemingway，Ernest 欧内斯特·海明威

Henderson，Arthur 阿瑟·亨德森

Henry Holt & Company 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

Herrick，Myron T. 迈伦·T.赫里克

Herrick，Robert 罗伯特·赫里克

Herriot，Édouard 爱德华·赫里欧

Hibben，John Grier 亨利·格里尔·希本

Hill，Joe 乔·希尔

Hindenburg，Paul von 保罗·冯·兴登堡

Hitler，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fburg （Vienna） 霍夫堡皇宫（维也纳）

Hogarth Press （London） 霍格思出版社（伦敦）

Hohenzollerns 霍亨索伦家族

Hohenzollern-Sigmaringens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

Holbrook，Josiah 乔赛亚·霍尔布鲁克

Hollis，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

Holmes，Charles S. 查尔斯·S.霍姆斯

Holmes，Oliver Wendell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Hoover，Herbert 赫伯特·胡佛

Hopkins （Mayor of Chicago） 霍普金斯（芝加哥市市长）

Hotel de Caveau （Paris） 洞穴旅舍（巴黎）

Hotel de Lisbonne （Paris） 里斯本旅馆（巴黎）

House，Edward M. 爱德华·M.豪斯

Howe，Julia Ward 朱莉娅·沃德·豪

Howells，William Dean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

Huckleberry Finn（Twain）《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吐温）

Hughes，Charles Evans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Hugnet，Georges 乔治·于涅

Hugo，Victor 维克多·雨果

Hull House （Chicago） 赫尔馆（芝加哥）

Hunt，Richard 理查德·亨特

Hunter，Francis T. 弗朗西斯·T.亨特

Hurstwood （in Sister Carrie） 赫斯渥（《嘉莉妹妹》）

Hyde，Douglas 道格拉斯·海德

Impressionism 印象派

Inkpaduta （Sioux chief） “红帽子”（苏族人首领）

In Our Time（Hemingway）《在我们的时代》（海明威）

Inside Europe （Gunther） 《欧洲透视》（君特）

Insull，Samuel 塞缪尔·英萨尔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国际收割机公司

Ioway Indians 艾奥韦印第安人

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 爱尔兰共和军

Itelsohn，Gregorius 格雷戈留斯·伊德尔松

Jackson，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Jackson School （Cedar Rapids） 杰克逊小学（锡达拉皮兹）

James，Edwin L. 埃德温·L.詹姆斯

James，Henry 亨利·詹姆斯

James，William 威廉·詹姆斯

James Joyce Miscellany，A（Jolas） 《詹姆斯·乔伊斯杂记》（乔拉斯）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Jeritza，Maria 玛丽亚·耶里察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

Joffre，Joseph Jacques Césaire 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

Johnson，Lyndon B.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Jolas，Eugene 尤金·乔拉斯

Jones，Bobby 博比·琼斯

Jones，James 詹姆斯·琼斯

Jones，Williston 威利斯顿·琼斯

Joyce，James 詹姆斯·乔伊斯

Judd，N. B. N.B.贾德

Jude the Obscure（Hardy）《无名的裘德》（哈代）

Julian Academy （Paris） 朱利安美术学院（巴黎）

Jung，Carl 卡尔·荣格

Jungle，The（Sinclair）《屠场》（厄普顿·辛克莱）

Jurgen（Cabell）《朱根》（卡贝尔）

Kahn，Otto 奥托·卡恩

Karl Marxhof （Vienna） 卡尔·马克思大院（维也纳）

Károlyi，Michael 米哈伊·卡罗利

Kemmerer，Edwin W. 埃德温·W.甘末尔

Kenna，“Hinky Dink” “小豆丁”肯纳

Kennedy，John 约翰·肯尼迪

Kerensky，Aleksandr Feodorovich 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

Keynes，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Kiki （French model） 吉吉（法国模特）

King，Mrs. （Bernhardt’s mother） 金太太（伯恩哈特的母亲）

Kirchwey，Freda 弗蕾达·柯奇韦

Knickerbocker，H. R. H.R.尼克博克

Kopf，Maxim 马克西姆·科普夫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Kreisler，Fritz 弗里茨·克赖斯勒

Kremlin （Moscow）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Kun，Béla贝洛·库恩

Labor Party （England） 工党（英国）

Lacoste，René 勒内·拉科斯特

L’Action Française （Paris） 《法兰西行动报》（巴黎）

La Follette，Robert 罗伯特·拉福莱特

La Maison des Amis des Livres “书友之家”

Lamont，Thomas W. 托马斯·W.拉蒙特

Landis，Kenesaw Mountain 凯纳索·芒廷·兰迪斯

Laney，Al 阿尔·莱尼

La Porte City，Iowa 拉波特城（爱荷华州）

Larbaud，Valéry 瓦莱里·拉尔博

Last Puritan，The（Santayana）《最后的清教徒》（桑塔亚纳）

Last Time I Saw Paris，The（Paul）《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保罗）

Lateran Treaty《拉特兰条约》

Latta，George 乔治·拉塔

Lawrence，“Colonel” 劳伦斯“上校”

Lawrence，Joseph Stagg 约瑟夫·斯塔格·劳伦斯

Lawrences （Tanner forebears） 劳伦斯家族（坦纳的先祖）

Lazell，Frederick，J. 弗雷德里克·J.拉泽尔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Le Bourget Air Field （Paris） 布尔歇机场（巴黎）

Lee，Jennie 珍妮·李

Le Figaro（Paris） 《费加罗报》（巴黎）

Léger，Fernand 费尔南·莱热

Lemaître，Jules 朱尔·勒迈特

Lenglen，Suzanne 苏珊·朗格伦

Lenin，Nicolai 列宁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pold，Nathan 内森·利奥波德

Le Panier Fleuri bordello （Paris） “花篮”妓院（巴黎）

Le Petit Journal（Paris）《小日报》（巴黎）

Le Temps（Paris）《时报》（巴黎）

Leutze，Emanuel 伊曼纽尔·鲁茨

Levine，Charles 查尔斯·莱文

Lewis，Bernadette 贝尔纳黛特·刘易斯

Lewis，Michael 迈克尔·刘易斯

Lewis，Sinclair 辛克莱·刘易斯

Liberal Party 自由党

L’Humanité （Paris）《人道报》（巴黎）

Life of Reason，The （Santayana）《理性的生活》（桑塔亚纳）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Lindbergh，Anne 安妮·林德伯格

Lindbergh，Charles 查尔斯·林德伯格

Lindsay，Vachel 维切尔·林赛

L’Intransigeant（Paris）《不妥协者报》（巴黎）

Lippmann，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

Lipp’s brasserie （Paris） 利普啤酒馆（巴黎）

Literary Digest《文学文摘》

Little Review，The《小评论》

Litvinov，Maksimovich 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

Lloyd George，David 大卫·劳合·乔治

Lloyd’s of London 伦敦劳埃德公司

Locarno，Italy 洛迦诺（意大利）

Lockhart，Bruce 布鲁斯·洛克哈特

Lockridge，Ross 罗斯·洛克里奇

Lodge，Henry Cabot 亨利·卡伯特·洛奇

Loeb，Jacques 雅克·洛布

Loeb，Richard 理查德·洛布

Loesch，Frank J. 弗兰克·J.勒施

L’Oiseau Blanc（biplane） “白鸟号”（复翼飞机）

Lombard College （Ill.） 隆巴德学院（伊利诺伊州）

London，Jack 杰克·伦敦

Londonderry，Lady 伦敦德里夫人

Long Island，Battle of 长岛之战

Losch，Tilly 蒂莉·洛施

Louis ⅩⅣ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

Louise（Charpentier）《路易丝》（夏庞蒂埃）

Louvre （Paris） 卢浮宫（巴黎）

Low，David 大卫·洛

Lowell，Amy 艾米·洛威尔

Luce，Henry 亨利·卢斯

Luck and Pluck（Alger）《运气和勇气》（阿尔杰）

Ludendorff，Erich 埃里希·鲁登道夫

Lupescu，Magda 玛格达·卢佩斯库

Lutheran Church 路德教派

Luxembourg Gardens （Paris） 卢森堡公园（巴黎）

Lyon，Darwin 达尔文·莱昂

MacArthur，Douglas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MacDonald，Malcolm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MacDonald，Ramsay 拉姆齐·麦克唐纳

MacLeish，Archibald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Madame Mariette 马里耶特夫人

Mädchen in Uniform （Winsloe）《穿校服的女孩》（温斯洛）

Mado （French prostitute） 玛多（法国妓女）

Maid of Iowa（steamboat） “爱荷华女仆号”（汽船）

Mailer，Norman 诺曼·梅勒

Main Street（Lewis） 《大街》（刘易斯）

Main-Travelled Roads（Garland）《大路条条》（加兰）

Making of Americans，The（Stein）《美国人的成长》（斯泰因）

Malraux，André 安德烈·马尔罗

Mammoth Oil Company 猛犸石油公司

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

Manhattan Transfer （Dos Passos）《曼哈顿中转站》（多斯·帕索斯）

Mann，James R. 詹姆斯·R.曼恩

Mann，Thomas 托马斯·曼

Mann Act 《曼恩法案》

Manning，William Thomas 威廉·托马斯·曼宁

Man Nobody Knows，The（Barton）《无人知晓之人》（巴顿）

Manson，Alexander 亚历山大·曼森

Mantrap（Lewis）《捕人陷阱》（刘易斯）

Man Who Knew Coolidge，The （Lewis）《了解柯立芝的人》（刘易斯）

Marconi，Guglielmo 古列尔莫·马可尼

Marie Fedorovna （Empress of Russia）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俄国皇太后）

Marinoff，Fania 法尼亚·马里诺夫

Marion，Ohio 马里昂（俄亥俄州）

Marne，Battle of the 马恩河战役

Marquand，J. P. J.P.马昆德

Marshall，Verne 维恩·马歇尔

Marx，Karl 卡尔·马克思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ary （Queen of England） 玛丽一世（英格兰女王）

Masaccio 马萨乔

Masaryk，Jan 扬·马萨里克

Masaryk，Thomas 托马斯·马萨里克

Masters，Edgar Lee 埃德加·李·马斯特斯

Mathewson，Christy 克里斯蒂·马修森

Matisse，Henri 亨利·马蒂斯

Matteotti，Giacomo 贾科莫·马泰奥蒂

Maurois，André 安德烈·莫洛亚

Maurras，Charles 夏尔·莫拉斯

McAlmon，Robert 罗伯特·麦卡蒙

McCarthy，Joseph 约瑟夫·麦卡锡

McCormick，Cyrus 塞勒斯·麦考密克

McCormick，Robert Rutherford 罗伯特·拉瑟福德·麦考密克

McCormick，Katrina Medill 卡特里娜·梅迪尔·麦考密克

McCormick，William Sanderson 威廉·桑德森·麦考密克

McCormick Harvester plant （Chicago） 麦考密克收割机制造厂（芝加哥）

McCullers，Carson 卡森·麦卡勒斯

McCutcheon，John T. 约翰·T.麦卡琴

McGovern，George 乔治·麦戈文

McKeeby，B. H. B.H.麦可比

McKinley，William 威廉·麦金莱

McTeague（Norris）《麦克提格》（诺里斯）

Means，Gaston B. 加斯顿·B.米恩斯

Medill，Joseph 约瑟夫·梅迪尔

Mein Kampf（Hitler）《我的奋斗》（希特勒）

Mellon，Andrew W. 安德鲁·W.梅隆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Lockhart）《英国特工回忆录》（洛克哈特）

Mencken，H. L. 亨利·路易斯·门肯

Mercier，Ernest 埃内斯特·梅西耶

Metternich，Prince von 梅特涅

Metz，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梅茨

Michael （King of Rumania） 米夏埃尔（罗马尼亚国王）

Michelson，Albert A. 阿尔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

Midnight Ride of Paul Revere （Wood）《保罗·里维尔夜骑》（伍德）

Millay，Edna St. Vincent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

Miller，T. W. T.W.米勒

Miller，Webb 韦布·米勒

Millikan，Robert 罗伯特·密立根

Miners’ Union （Gr. Br.） 矿工工会（英国）

Mireille （French prostitute）米雷耶（法国妓女）

Mistinguette 密斯丹盖

Modjeska 莫杰斯卡

“Monkey Trial” “猴子审判”

Monnier，Adrienne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

Monroe，Harriet 哈丽雅特·门罗

Montaigne 蒙田

Moore，Marianne 玛丽安娜·穆尔

Moorhead，Ethel 埃塞尔·穆尔黑德

Morgan，J.P.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Morning Post（London） 《晨邮报》（伦敦）

Morrison，William 威廉·莫里森

Mount Vernon，Iowa 弗农山（爱荷华州）

Mowrer，Edgar 埃德加·莫勒

Mowrer，Paul Scott 保罗·斯科特·莫勒

Mr. Bluebeard （play）《蓝胡子先生》（戏剧）

“Mr. Dooley” （Dunne） “杜利先生”（邓恩）

Mundelein，George William 乔治·威廉·芒德莱恩

Munich Pact《慕尼黑协定》

Murphy，Bob 鲍勃·墨菲

Murphy，Gerald 杰拉德·墨菲

Mussolini，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My Life（Duncan）《我的人生》（邓肯）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Nation，The《国家》杂志

Nattatorrini，Countess 纳塔多里尼女伯爵

Nazi-Soviet Pact《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Negrín （Premier of Spain） 内格林（西班牙总理）

New Republic，The《新共和》

Newton，Joseph Fort 约瑟夫·福特·牛顿

New Yorker，The 《纽约客》

New York Evening Post《纽约晚邮报》

New York Herald《纽约先驱报》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纽约先驱论坛报》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纽约股票交易所

New York Sun《纽约太阳报》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New York Tribune《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World《纽约世界报》

Nicholas，Grand Duke 尼古拉大公

Nicolson，Harold 哈罗德·尼科尔森

Nixon，Richard M.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Norris，Frank 弗兰克·诺里斯

Norris，George 乔治·诺里斯

Northcliffe，Lord 诺思克利夫勋爵

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 北方证券公司

Norton，Eliot 埃利奥特·诺顿

Notre Dame de Paris 巴黎圣母院

Noville，George 乔治·诺维尔

Nungesser，Charles 夏尔·南热塞

Nurmi，Paavo 帕沃·鲁米

O’Banion gang 欧巴尼恩团伙

O’Casey，Sean 肖恩·奥凯西

Ochs，Adolph 阿道夫·奥克斯

O’Connor，Rory 罗里·奥康纳

Octopus，The （Norris）《章鱼》（诺里斯）

O’Flanagan，Jennie 珍妮·奥弗拉纳根

O’Hara，Mary 玛丽·奥哈拉

Ohio Gang “俄亥俄帮”

O’Neal，Peggy 佩姬·奥尼尔

O’Neill，Eugene 尤金·奥尼尔

On England （Baldwin）《关于英格兰》（鲍德温）

Only Yesterday （Allen）《只在昨日》（艾伦）

“On Nearing Twenty-One”（Shirer）《快21岁了》（夏伊勒）

Opéra Comique （Paris） 喜剧歌剧院（巴黎）

Order of Railway Conductors （U.S.） 列车长协会（美国）

Orlando，Vittorio Emmanuele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

Orlando，Monsignor （Vatican guide） 奥兰多先生（梵蒂冈线人）

Oumansky，Constantine 康斯坦丁·奥曼斯基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Paderewski，Ignace 伊格纳齐·帕岱莱夫斯基

Paley，William 威廉·佩利

Palmer，Potter 波特·帕尔默

Palmer，George Herbert 乔治·赫伯特·帕尔默

Pankhurst，Mrs. Emmaline 艾玛琳·潘克赫斯特夫人

Paris Opéra 巴黎歌剧院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巴黎和会

Paris Times巴黎《时报》

Patton，George S. 乔治·S.巴顿

Paul，Elliot 埃利奥特·保罗

Paul-Boncour，Joseph 约瑟夫·保罗-邦库尔

Peary，Robert E. 罗伯特·E.皮尔里

People’s Choice，The（Antheil）《人们的选择》（安太尔）

People’s Church （Cedar Rapids） 人民教堂（锡达拉皮兹）

People’s Party （U.S.） 人民党（美国）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Paris） 拉雪兹神父公墓（巴黎）

Pershing，John J. 约翰·约瑟夫·潘兴

Personal History（Sheean）《私人历史》（希恩）

Pétain，Henri Philippe 亨利·菲利浦·贝当

Peterson，Virgilia 维尔吉利亚·彼得森

Phillips，Mrs. Carrie 卡丽·菲利普斯太太

Picasso，Pablo 巴勃罗·毕加索

Pickford，Mary玛丽·璧克馥

Pietists，German 虔敬派（德国）

Pinto，Dr. 平托博士

Pinza，Ezio埃齐奥·平扎

Pit，The （Norris）《陷阱》（诺里斯）

Pius Ⅸ （Pope） 庇护九世（教皇）

Planck，Max 马克斯·普朗克

Plot and Counterplot in Central Europe （Fodor） 《中欧的阴谋与反阴谋》（福多尔）

Poe，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

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 《诗刊：诗的杂志》

Poincaré，Raymond 雷蒙·普恩加莱

Ponte Vecchio （Florence） 韦基奥桥（佛罗伦萨）

Poore，Ella埃拉·普尔

Populism 民粹主义

Porter，Cole 科尔·波特

Pound，Ezra 埃兹拉·庞德

Powers，Marcella 玛塞拉·鲍尔斯

Powys，John Cowper 约翰·考珀·波伊斯

Presbyterian Church 长老会

Presbyterianism 长老会信仰

Prescott，Frances 弗朗西丝·普雷斯科特

Prescott，William Hickling 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

President’s Daughter，The（Britton）《总统的女儿》（布里顿）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

Progress and Poverty（George）《进步与贫穷》（乔治）

Progressive Party （U.S.） 进步党（美国）

Prohibition 禁酒令

Protestant Church 新教教会

Protestantism 新教教义

Proust，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Pulitzer，Joseph 约瑟夫·普利策

Pullman，George M. 乔治·M.普尔曼

Pullman Palace Car Company 普尔曼宫殿列车公司

Pullman strike 普尔曼罢工

Quaker Oats Company 桂格麦片公司

Radcliffe College 拉德克利夫学院

Radical-Socialist Party （France） 激进社会党（法国）

Ragner，Bernhard 伯恩哈德·拉格纳

Railroad Brotherhoods （U.S.） 美国铁路兄弟会

Rainer，Luise 路易丝·赖纳

Rappaport，Charles 夏尔·拉帕波尔

Rascoe，Burton 伯顿·拉斯科

Raskob，John J. 约翰·J.拉斯科布

Raymond，Marcel 马塞尔·雷蒙

Real Isadora，The（Seroff）《真实的伊莎多拉》（舍洛夫）

Reed，John 约翰·里德

Redpath-Vawter Lyceum Bureau 雷德帕思-沃特书院办事处

Red Pavilion，The（Gunther）《红亭》（君特）

Redressement Français 法国复兴运动

Rehm，Georges 乔治斯·雷姆

Reid，John 约翰·里德

Reith，John 约翰·里思

“Renascence” （Millay）《新生》（米莱）

Renoir，Pierre Auguste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epublican Party （U.S.） 共和党（美国）

Reston，James 詹姆斯·赖斯顿

Revelry（Adams）《狂欢》（亚当斯）

Reynaud，Paul 保罗·雷诺

Rhymes to Be Traded for Bread（Lindsay）《卖诗换面包》（林赛）

Rilke，Rainer Maria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Rioton，Mlle （opera singer） 里奥东小姐（歌剧演员）

Risorgimento 意大利复兴运动

Rivera，Miguel Primo de 米戈尔·普里莫·德里维拉

River of Years（Newton）《岁月之河》（牛顿）

Riviera，French 里维埃拉（法国）

Roberts，Kenneth 肯尼思·罗伯茨

Robeson，Paul 保罗·罗伯逊

Robinson，Edward G. 爱德华·G.罗宾逊

Robinson，Edwin Arlington 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

Robinson，Elizabeth 伊丽莎白·罗宾逊

Rockefeller，John D. 约翰·D.洛克菲勒

Rockefeller，John D，Jr. 小约翰·D.洛克菲勒

Rodin，Auguste 奥古斯特·罗丹

Rogers，Newall 纽沃尔·罗杰斯

Romains，Jules 朱尔·罗曼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教会

Roman Question “罗马问题”

Roosevelt，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Roosevelt，Franklin D.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Roosevelt，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Rose Marie （musical comedy）《凤凰于飞》（音乐剧）

Rosenthal，Moriz 莫利茨·罗森塔尔

Ross，Edward Alsworth 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

Ross，Harold 哈罗德·罗斯

Rothermere，Lord 罗瑟米尔勋爵

Rousseau，Jean Jacques 让-雅克·卢梭

Rouzier’s Rotisserie Périgourdine （Paris） 鲁齐耶旋转餐厅（巴黎）

Royal Air Force （England） 英国皇家空军

Royal Press Commission （England） 英国皇家新闻委员会

Royce，Josiah 乔赛亚·罗伊斯

Rubinstein，Artur 阿图尔·鲁宾斯坦

Ruskin，John 约翰·罗斯金

Russell，Bertrand 伯特兰·罗素

Russell，Lillian 莉莲·拉塞尔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十月革命

Russo-Japanese War 日俄战争

Ryan Airlines （San Diego） 瑞安航空公司（圣迭戈）

Sacco，Nicola 尼古拉·萨科

Safely，Mary 玛丽·谢福利

Sainte Chapelle （Paris） 圣礼拜堂（巴黎）

St. Louis Post-Dispatch圣路易斯《邮讯报》

St. Marxer Cemetery （Vienna） 圣马克瑟公墓（维也纳）

Salandra，Antonio 安东尼奥·萨兰德拉

Salinger，J. D.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Sand，George 乔治·桑

Sandburg，Carl 卡尔·桑德堡

Santayana，George 乔治·桑塔亚纳

Sapieha，Prince Paul 保罗·萨佩哈王子

Saroyan，William 威廉·萨罗扬

Saturday Evening Post 《星期六晚邮报》

Savonarola，Girolamo 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

Sawyer，Dr. （Harding’s physician） 索耶医生（哈定的医生）

Saxe-Coburg-Gotha，House of 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

Schlesinger，Arthur，Jr. 小阿瑟·施莱辛格

Schneider Cup air races “施耐德杯”飞行比赛

Schorer，Mark 马克·肖勒

Schratt，Frau Kathi 卡蒂·施拉特夫人

Schultz，Sigrid 西格丽德·舒尔茨

Schumann-Heink，Ernestine 欧内斯廷·舒曼-海因克

Schwerké，Irving 欧文·施韦克

Scopes，John Thomas 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

Segovia，Andrés 安德烈·塞戈维亚

Seitz，Don 唐·塞茨

Seldes，George 乔治·塞尔迪斯

Seroff，Victor 维克托·舍洛夫

S-51 （submarine） S-51（潜艇）

Shakers 震教徒

Shakespeare，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Paris） 莎士比亚书店（巴黎）

Shambaugh，Bertha M. H. 伯莎·M.H.香博

Shame of the Cities （Steffens）《城市的耻辱》（斯蒂芬斯）

Shaw，George Bernard 乔治·伯纳德·萧（萧伯纳）

Sheean，Vincent 文森特·希恩

Shenandoah（dirigible） “谢南多厄号”（飞艇）

Shepherd （labor leader） 谢泼德（工会主席）

Shepherd，Osgood 奥斯古德·谢泼德

Sherman，Stuart 斯图尔特·舍曼

Sherman Antitrust Act《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Shirer，Bess （mother of W. L. Shirer） 贝丝·夏伊勒（威廉·夏伊勒的母亲）

Shirer，Lillian 莉莲·夏伊勒

Shirer，Mabel 梅布尔·夏伊勒

Shirer，Seward S. （father of W. L. Shirer） 苏厄德·S.夏伊勒（威廉·夏伊勒的父亲）

Siena，Italy 锡耶纳（意大利）

Sikorsky，Igor伊戈尔·西科尔斯基

Sinclair，Harry F. 哈里·F.辛克莱

Sinclair，Robert 罗伯特·辛克莱

Sinclair，Upton 厄普顿·辛克莱

Singer，Paris 帕里斯·辛格

Sink or Swim （Alger）《沉浮》（阿尔杰）

Sinn Fein （Ireland） 新芬党（爱尔兰）

Sioux Indians 苏族印第安人

Sister Carrie（Dreiser）《嘉莉妹妹》（德莱塞）

Sitwell，Osbert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

Skene，Don 唐·斯基恩

Skinner，Otis 奥蒂斯·斯金纳

Small，Alex 亚历克斯·斯莫尔

Smith，Al 阿尔·史密斯

Smith，Jess 杰斯·史密斯

Social Control （Ross）《社会控制》（罗斯）

Socialism 社会主义

Socialist Party （Italy） 社会党（意大利）

Solidarité Française “团结法兰西”

Sorbonne 索邦神学院

Sorel，Cécile 塞西尔·索雷尔

Sorel，Georges 乔治·索雷尔

Spanish-American War 美西战争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Spencer，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Spirit Lake Massacre “斯皮里特湖大屠杀”

Spirit of St. Louis“圣路易斯之魂号”

Spoon River Anthology （Masters）《匙河集》（马斯特斯）

S.S.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号”

S.S.President Roosevelt “罗斯福总统号”

S.S.Titanic “泰坦尼克号”

Stalin，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Stallings，Lawrence 劳伦斯·斯托林斯

Standard Oil 标准石油公司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Stars and Stripes 《星条旗》

Stearns，Harold 哈罗德·斯特恩斯

Steed，William T. 威廉·T.斯蒂德

Stefansson，Vilhjalmur 韦尔加尔莫·斯蒂芬森

Steffens，Lincoln 林肯·斯蒂芬斯

Stein，Gertrude 格特鲁德·斯泰因

Stein，Leo 利奥·斯泰因

Steinbeck，John 约翰·斯坦贝克

Stekel，Wilhelm 约翰·施特克

Stendhal 司汤达

Stevens，Wallace 华莱士·史蒂文斯

Stevenson，Adlai E. 阿德莱·E.史蒂文森

Stewart，R. G. R.G.斯图尔特

Stewart，Robert W. 罗伯特·W.斯图尔特

Stewart Memorial Library （Coe College） 斯图尔特纪念图书馆（寇伊学院）

Stock，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斯托克

Stone，Harvey 哈维·斯通

Story magazine《故事》杂志

Strachey，Lytton 利顿·斯特雷奇

Strauss，Johann 约翰·施特劳斯

Strauss，Patricia 帕特里夏·斯特劳斯

Strauss，Russell 拉塞尔·斯特劳斯

Stravinsky，Igor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Stresemann，Gustav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Study of George Orwell，A（Hollis） 《研究乔治·奥威尔》（霍利斯）

Sturzo，Don （priest） 唐斯图尔佐（牧师）

Sullivan，Arthur 阿瑟·沙利文

Sullivan，Mark 马克·沙利文

Summers，Martin 马丁·萨默斯

Sun Also Rises，The（Hemingway） 《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

Sunday，Billy 比利·森戴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

Suzie （French prostitute） 苏茜（法国妓女）

Swenson，Swede 斯韦德·斯温森

Swift，Gustavus 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

Swope，Herbert Bayard 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

Synge，John Millington 约翰·米林顿·辛格

Szent-Györgyi，Albert 阿尔伯特·圣捷尔吉

Taft，William H.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Tama Indian Reservation 塔马印第安人居留地

Tanglewood Music Festival 坦格尔伍德音乐节

Tannenberg，Battle of 坦嫩贝格战役

Tanner，Dode 多德·坦纳

Tanner，Frank 弗兰克·坦纳

Tattooed Countess，The（Van Vechten）《文身的女伯爵》（范韦克滕）

Taylor，Zachary 扎卡里·泰勒

Tchicherin，Grigori 格奥尔基·契切林

Teapot Dome scandals 茶壶山石油丑闻案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Reed）《十天动摇世界》（里德）

Terry，Ellen 埃伦·特里

Théâtre des Champs Elysees （Paris） 香榭丽舍剧院（巴黎）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The（Veblen）《企业理论》（凡勃伦）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The（Veblen）《有闲阶级论》（凡勃伦）

Third Reich （Germany） 德意志第三帝国

Third Republic （France）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This Great Journey（Lee）《这个伟大的旅程》（李）

This Quarter 《本季》

This Side of Paradise（Fitzgerald）《人间天堂》（菲茨杰拉德）

This Year of Grace（Coward）《荣耀之年》（考沃德）

Thompson，Mayor “Big Bill” 汤普森市长（“大比尔”）

Thompson，Dorothy 多萝西·汤普森

Thomson，Virgil 弗吉尔·汤姆森

3 Stories and 10 Poems （Hemingway）《三个故事和十首诗》（海明威）

Thurber，Althea 奥尔西娅·瑟伯

Thurber，James 詹姆斯·瑟伯

Tilden，Bill 比尔·蒂尔登

Timemagazine《时代》杂志

Times，The （London） 《泰晤士报》（伦敦）

Titan，The （Dreiser）《巨人》（德莱塞）

Toklas，Alice B. 艾丽斯·B.托克拉斯

Tolstoy，Leo 列夫·托尔斯泰

Tom Sawyer （Twain）《汤姆·索亚历险记》（吐温）

Tom the Bootblack （Alger）《鞋童汤姆》（阿尔杰）

Toomey，Father （Dubuque priest） 图米神父（迪比克牧师）

Toronto Star多伦多《星报》

Torrents of Spring，The （Hemingway）《春潮》（海明威）

Torrio，Johnny 约翰尼·托里奥

Toryism 保守主义

Transatlantic（Antheil）《横渡大西洋》（安太尔）

Transatlantic Review 《跨大西洋评论》

Transition 《过渡》

Tribune，The （labor paper）《论坛报》（劳工报纸）

Triumphant Democracy（Carnegie）《民主的狂欢》（卡耐基）

Trotsky，Leon 列夫·托洛茨基

Truman，Harry S. 哈里·S.杜鲁门

Tunney，Gene 吉恩·滕尼

Tunney，Mary （née Lauder） 玛丽·滕尼（劳德）

Turner，David 大卫·特纳

Turner，John B. 约翰·B.特纳

Twain，Mark 马克·吐温

Twelve Cities（Gunther）《十二城》（君特）

Tzara，Tristan 特里斯坦·查拉

Ulysses（Joyce） 《尤利西斯》（乔伊斯）

Unionist Party （England） 统一党（英国）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联合协和神学院

United Brethren Church联合兄弟教会

United Press 美国合众国际社

U.S.A. （Dos Passos）《美国》三部曲（多斯·帕索斯）

U.S.S.Mauritania “毛里塔尼亚号”

U.S.S. Memphis “孟菲斯号”

U.S. Steel Corporation 美国钢铁公司

U.S.Veterans’ Bureau 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

Vaillant-Couturier，Paul 保罗·瓦扬-库蒂里耶

Van Doren，Carl 卡尔·范多伦

Van Doren，Mark 马克·范多伦

Van Sweringen enterprises 范斯威林根公司

Van Vechten （father of Carl） 范韦克滕（卡尔的父亲）

Vanzetti，Bartolomeo 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

Vawter，Keith 基思·沃特

Veblen，Thorstein 托斯丹·凡勃伦

Verdun，France 凡尔登（法国）

Verlaine，Paul 保罗·魏尔伦

Versailles Treaty《凡尔赛和约》

Viareggio，Italy 维亚雷焦（意大利）

Victor Emmanuel Ⅲ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

Vienna State Opera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Vincent，John H. 约翰·H.文森特

Von Beckendorff，Count 冯·贝肯多夫伯爵

Von Triem，Caroline 卡罗琳·冯·特里姆

Wagner，Richard 理查德·瓦格纳

Waldrop，Frank C. 弗兰克·C.沃尔德罗普

Wales，Henry 亨利·威尔斯

Walker，James J. （Jimmy） 詹姆斯（吉米）·沃克

Walker，Mary玛丽·沃克

Wall Street 华尔街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Lawrence）《华尔街与华盛顿》（劳伦斯）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Walter，John 约翰·沃尔特

Warburg，Paul M. 保罗·M.沃伯格

Washington，Booker T. 布克·T.华盛顿

Washington，George 乔治·华盛顿

Washington High School （Cedar Rapids） 华盛顿高中（锡达拉皮兹）

Washington Treaty of 1921 1921年《华盛顿条约》

Waste Land，The（Eliot）《荒原》（艾略特）

Waterloo （Iowa）Daily Courier 滑铁卢（爱荷华州）《每日信使报》

Weaver，James B. 詹姆斯·贝尔德·韦弗

Web of Life，The（Herrick）《命运》（赫里克）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Weiss，Pierre 皮埃尔·魏斯

Wells，H. G.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Werfel，Franz 弗朗茨·韦费尔

Westminster Abbey （London） 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

Westminster Confession《威斯敏斯特信条》

Wethered，Joyce 乔伊斯·韦瑟德

Wharton，Edith 伊迪丝·华顿

“What is English Literature” （Stein） 《英语文学是什么》（斯泰因）

What Price Glory（Anderson and Stallings）《光荣的代价》（安德森和斯托林斯）

Wheeler，Burton K. 伯顿·K.惠勒

Wheeler，Harry 哈里·惠勒

White，E. B. 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

White，William Allen 威廉·艾伦·怀特

Whitman，Walt 沃尔特·惠特曼

Wicks，Sidney F. 悉尼·F.威克斯

Wilder，Thornton 桑顿·怀尔德

Wilhelm Ⅰ，Kaiser 威廉一世

Wilhelm Ⅱ，Kaiser 威廉二世

Wilkerson，James H. 詹姆斯·H.威尔克森

Williams，William Carlos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Williams，Wythe 威思·威廉姆斯

Wills，Helen 海伦·威尔斯

Wilson，Edmund 埃德蒙·威尔逊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Wilson—A Psychological Study（Freud and Bullitt）《威尔逊——一个心理分析案例》（弗洛伊德和布利特）

Wimbledon，England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英国）

Winner Lose All（Eames）《赢者输光》（埃姆斯）

Winsloe，Christa 克丽斯塔·温斯洛

Wisconsin，University of 威斯康星大学

Wolfe，Thomas 托马斯·沃尔夫

Woman with Plants（Wood）《女人和植物》（伍德）

Women’s British Open （golf） 英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

Wood，Grant 格兰特·伍德

Wood，Nan 娜恩·伍德

Wood，Robert E. 罗伯特·E.伍德

Wood，Tom 汤姆·伍德

Woodstock，N.Y. 伍德斯托克（纽约州）

Woolf，Leonard 伦纳德·伍尔芙

Woolf，Virginia 弗吉尼亚·伍尔芙

Woollcott，Alexander 亚历山大·伍尔科特

Work of Art（Lewis）《艺术品》（刘易斯）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世界哥伦布博览会（芝加哥）

World So Wide（Lewis）《宽广的世界》（刘易斯）

Wright，Frank Lloyd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Wright，Milton 米尔顿·莱特

Wright，Orville 奥维尔·莱特

Wright，Wilbur 威尔伯·莱特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

Yeats，William Butler 威廉·巴特勒·叶芝

Yerkes，Charles T. 查尔斯·泰森·耶基斯

Yvonne 伊冯娜

Zola，Émile 爱弥尔·左拉

Zora 佐拉

Zweig，Stefan 斯蒂芬·茨威格

译者后记

朋友转告，拙译《世纪之初》即将由甲骨文再版，花了几天时间再读电子译稿，篇幅漫长，感念编辑的辛苦修订，也感叹历史的重复。

此书第一章以大街为题。读此书的现在，正在新西兰北帕小城。城里的主干道真的就叫“大街”。当初来时读《大街》，心有戚戚。

与大街毗邻并行的那一条长街，叫教堂街，顾名思义。来这儿的华人大多都入了华人教会。

中西部小镇的文化匮乏，被要求遵守狭隘保守的清教徒规范的专制压迫，巴比特式的小镇暴发户的空虚，道貌岸然的基督徒对商业利益和发财致富的崇拜。

落脚大街，一晃四年，头几年，时不时有教会某一支上门传教。终于，有一天，我克服了中国人的谦虚，打开天窗说了亮话，谈到了自己赞成的儒、释、道、马克思、同性恋、进化论，这才杜绝了此类不速之客。邻居说，她的哥哥早就如此，与传教者约架：备好一幅生物进化图，城门大开，可惜无人应战。这个故事与当时轰动的“猴子审判”相映成趣。

与书中夏伊勒那一代渴望欧洲文明一样，这里很多年轻人一到了十七八岁，就带上一两千块钱，离开文化沙漠，到欧洲寻根，或定居北美，不作归来计。

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地方；除了现在，还有永恒。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与“除了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颇相似。

还有那时任上的柯立芝总统：

他（瑟伯）似乎包揽了有关柯立芝总统的一切，后者的愚蠢似乎使他十分开心，让他对阴沉、寒冷、多雨的天气毫不在意。

我说什么你懂得，历史真的在重复。

哦，让人大快朵颐的不只是书中的巴黎小馆美食，还有这里的作家，如刘易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斯泰因、庞德。穿越电影《午夜巴黎》，可以一起看。

关于法西斯的兴起，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爱迪生、丘吉尔对墨索里尼的称许。对于广受推崇的麦克阿瑟，作者早就捕捉到了他的骄傲。

还有旅欧的美国艺术家的回归，画家格兰特发出肺腑之言：

所有这些年都浪费了，因为我觉得只有到巴黎学习，像法国人那样画画，才能当上画家。我回到爱荷华，常常感到，那里的一切是那么丑陋，没有可以入画的事物。我一直在想着回到这里，这样我才能找到可画的东西——这些美丽的风景，我早该知道塞尚、雷诺阿和莫奈还有其他人都已经永久地完成了。

……我还是学到了些东西。至少我对自己有了认识。该死的……我觉得……就像写作一样……你应当画你熟悉的东西。尽管在欧洲待了很多年……但我真正熟悉的是老家爱荷华，阿纳莫萨的农场，挤牛奶，锡达拉皮兹，典型的小镇，这一切。一切普通的东西，邻居，安静的街道，木板房，破烂的衣服，贫乏的生活，伪善的言谈，愚蠢小镇的支持者，该死的……文化上的贫瘠……还有一切其他的。你和我一样清楚，你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我要一直待在家里，去画那些该死的奶牛和谷仓，玉米地，学校的小红房子，干瘪的脸，穿围裙的妇女，穿连衣裤和西装的男人。画那些田地的景色或是一条街道，在暑热之中或是零下十度时盖着六英尺积雪的街道。

现在，中国的艺术家经历了对西方艺术的模仿和崇拜，开始回归，也在寻找自己的声音。

此书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美国，一部分写欧洲，作者是位集大成者，旁征博引，但似乎亲身经历过所有重大事件。翻阅此书，似欣赏一幅不乏细节的历史长卷。

因为集大成，特别要感谢两任编辑的辛苦，将此书再版，再次呈现给广大读者。

汪小英

2020年3月

于新西兰北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一卷，世纪初生：1904—1930/（美）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汪小英，邱霜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书名原文：20th Century Journey：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 The Start：1904-1930

ISBN 978-7-5201-6183-1

Ⅰ.①二… Ⅱ.①威…②汪…③邱… Ⅲ.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Ⅳ.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57729号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一卷）

——世纪初生：1904—1930

著者/〔美〕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译者/汪小英 邱霜霜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卷印张：22.5 本卷插页：1 本卷字数：484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183-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2790号

定价/428.00元（全三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

戴尔德丽、凯特琳、

克里斯蒂娜和亚历山大

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享和平

世间万物，不显其首，不露其尾，唯以其塑形之力而示于人；然终于泯灭，是何令人心哀之？

——《薄伽梵歌》

究其以往，知之甚少；究其前景，一无所知；究其今夕，不胜之多，令人何其迷茫矣。

——商羯罗解奎师那语

- 序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二卷）——噩梦年代：1930—1940（上册）

- 第一篇 通往柏林之路：1930—1934

- 第一章 从印度返回维也纳（Ⅰ）喀布尔的小插曲：1930

- 第二章 从印度返回维也纳（Ⅱ）乌尔的中途停留：1930

- 第三章 维也纳的结婚与失业：1931—1932

- 第四章 西班牙的一年：1933

- 第五章 重返巴黎：1934

- 第二篇 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生活与工作：1934—1937

- 第六章 对希特勒及第三帝国的第一印象：1934—1935

- 第七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4—1937

- 第八章 希特勒的近臣

- 第三篇 决战之路：1935—1938

- 第九章 初露锋芒：1935—1936

- 第十章 闲暇生活：1935—1937

- 第十一章 全新领域的全新工作：1937

- 第十二章 回到维也纳，德奥合并，奥地利的终结，广播业的新突破：1937—1938

- 第十三章 慕尼黑阴谋：1938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二卷）——噩梦年代：1930—1940（下册）

- 第四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1939—1940

- 第十四章 残存数月的和平：1939

- 第十五章 战争！征服波兰，西线的静坐战，铁蹄下的丹麦和挪威：1939—1940

- 第十六章 征服西欧：1940

- 第十七章 海狮计划与不列颠之战：1940

- 尾声 第三帝国的终结——纽伦堡的审判：1945—1946

- 译名对照表

- 译者后记

序

对我而言，与这个小小星球上的其他无数人一样，每每回忆起1930年到1940年这十年的时光，都会感慨那是一个多么动荡的时期。那时候我是一名美国驻外记者，在欧洲和亚洲工作。因为工作，我越来越关心一些本应是文明的国度中蔓延着的革命、起义、偏狭、暴力、压迫、侵略和野蛮行为。最终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战争。

这十年是噩梦的十年，当噩梦于1930年开始的时候，我只有26岁。五年前，我从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型学院毕业，稚气未脱，只身来到巴黎。我在欧洲最伟大的一些首都担任新闻记者，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慢慢感受到旧秩序的崩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胜利的西方民主国家于1919年在凡尔赛所建立的和平秩序开始一点点地被蚕食。

欧洲一战后的现状遭到了奉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的挑战——右派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统治，之后是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异军突起。大萧条的到来进一步冲击了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它造成了大量的失业、银行和企业倒闭、货币贬值，还有四处蔓延的饥饿。

不管怎样，自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还是享受了十年的和平，民众的福利水平也有所提高，人们普遍对曾经的血腥战争充满了厌倦与憎恶。巴黎的街头灯火辉煌，美女如云，我满怀激情地爱上了这座城市，还有伦敦、罗马、维也纳和日内瓦（国际联盟所在地）。我在这些城市之间游走，为我的东家《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新闻。这种生活方式很有意思，而且颇具教育意义——它让我这个懵懂无知的美国小青年大开眼界。

1930年8月的一天，我当时正外驻维也纳，古怪的报社老总罗伯特·麦考密克从芝加哥给我发来了一封极其简短的电报，命令我立刻飞到印度。圣雄甘地在当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威胁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甚至动摇了大英帝国的根基。在这场运动中，甘地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他致力于宣扬一种新的革命形式，即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权威。经过百余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印度普通民众早已变得麻木不仁，甘地便裹上了自己的缠腰布，流浪于印度各地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希望以此唤醒同胞的内心。对绝大多数印度人而言，甘地成了圣人和救世主。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甘地就是一个基督一样的圣使，他关爱穷人，极力践行自己宣扬的理念。他是精明的政治家，也是充满魅力的领袖。

所有的领袖人物当中，甘地给了我最大的触动和最本真的感觉。和他说话时，我总是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努力去理解他本人和他所发起的革命。后来我专门撰写了一本书《甘地：一部回忆录》，描述了与甘地交谈的经历，以及他对我、对英国乃至对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我在亚洲逗留期间，通过开伯尔山口来到古老的部落之国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经过了血腥的内战之后，一位胜利者前不久刚刚在当地自立为王。之后我开始返回欧洲，途中我经过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土耳其。在这片炎热而遥远的土地上，我在一些历史名城，如乌尔、巴比伦和巴格达都有过逗留，还经历了一些冒险。在乌尔我还专门跑去看了当地两个考古现场，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回到维也纳之后，我结了婚，然后被报社解雇，之后在西班牙的一个小渔村休了整整一年的假，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年幼的西班牙共和国经历着艰难的发展，我还在报纸上读到了希特勒开始在德国掌权，另外我还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不过没有出版。之后我从西班牙回到巴黎，报道了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袭击，协和广场发生了自巴黎公社运动以来的又一场血腥暴动。到了1934年的夏末，我从巴黎去了柏林。

后来的事实证明，从巴黎转往柏林成为我人生中重大的转折，它决定了我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就像与甘地待在一起那样，在德国的生活给我的人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有关这段时间的回忆总有写不完的东西。

德国这个诞生过路德、康德、贝多芬、歌德以及席勒等伟人的国度，既让我着迷，也让我恐惧。希特勒摧残自由和人性，迫害犹太人，并且准备将他们全部屠杀，干掉一切反对者，将整个国家拖向战争、征服与毁灭的深渊。更让我感到错愕的是，大多数德国人满心欢喜地加入了纳粹的野蛮队伍。

1940年12月，在希特勒将欧洲拖入战争15个月之后，我离开了德国。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战争爆发初期我跟随德国军队出征，报道他们在波兰和西线的战斗。在这场战争中，我报道了德国军队发明的“闪电战”对现代战争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他们在前线集结大量的坦克和飞机，集中全力对敌人战线进行猛攻，等到突破防御之后，再迅速切断敌军，然后进行包围直至快速歼灭。当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德军早已快速轻松地攻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从北海至比利牛斯山，从大西洋到维斯瓦河，只剩下可怜的不列颠孤悬海外。人们纷纷认为，乱世而出的希特勒是继拿破仑之后最伟大的征服者。至于英国，很少有人认为它还能幸免于难。

然而，历史常常会出现难以意料的转折。被早期胜利冲昏头脑的纳粹独裁者，过度高估了自己。希特勒先是把目光转向苏联——这个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度曾经是自己所谓的盟国；接着又希望与美国一决雌雄，而美国则一直将自己置身于混乱的欧洲战事之外。它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将它们先后拖入战争，这最终要了希特勒的命。

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我回到德国调查当地受战争影响的情况，也希望能够找到第一手资料来研究德意志第三帝国是如何走上毁灭之路的。

柏林，这座曾经值得骄傲的首都，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其破败之状简直难以言表。除了柏林之外，德国境内的其他城市也几乎是一样的情况。当年在侵略战争中不可一世的德国人民，现在却瑟瑟发抖、饥肠辘辘、无家可归，在战后的第一个悲惨的冬天，他们为生存挣扎。罪魁祸首希特勒自杀身亡了，陪葬的还有他两名最忠心的随从——戈培尔和希姆莱。700万犹太人和差不多数量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苏联人——被这个基督教国家的领袖冷血屠杀。戈林、里宾特洛甫、罗森堡、赫斯以及大多数希特勒身边的人都被生擒，被关押在纽伦堡监狱，等待这些纳粹战犯的将是战争法庭的审判。我去了纽伦堡看他们受审，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旁听了审讯的全过程，亲耳听到纳粹战犯们供述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他们对于往事的记忆是如此丰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发动过如此冷血且大规模的屠杀，所幸的是，尽管正义似乎总是姗姗来迟，但这一次它没有放过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经历了战争的人，很少有人活着看到这一天。我在柏林工作并度过了令人绝望的几年时间，我从不相信自己最后能够有幸看到纳粹的灭亡。

在印度与甘地待了两年，然后又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待了六年，对我来说，从1939年9月1日开始的这场漫长战争，教给我一些有关人生的东西。在这部回忆录第一卷的序里，我尝试着总结它们，还包括一些我长大之后第一次在阔别已久的家乡工作和生活时学到的东西。

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与生命的意义。究竟什么是真理？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甘地说他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寻求真理。然而，甘地，或者是任何人，或者是圣人，真的寻觅到真理了吗？真的完全得到了吗？哪怕是得到真相本身。这太难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司汤达一生都在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中苦苦追问这个问题，最终却也承认：“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

大家能说出记忆里的真相吗？我一直在努力这样做，但是我能察觉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会模糊，会混乱，还会被想象美化，它会让我们把往事说得更像小说而非事实本身。我记得当伊莎多拉·邓肯在巴黎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困惑：“我们怎么可能如实地写出自己？我们自己甚至都不明白什么是真实。”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撰写此书的时候，所依赖的并非只有自己的回忆。我把在亚洲、欧洲记录自己战时生活和工作的日记、新闻稿、播音稿、信件、电报、剪报以及备忘录都收藏得很好，并把它们成功地带回了家。有了它们，我可以更好地描写事件和我本人。不仅不用绞尽脑汁回忆那些已经过了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旧事，而且通过查阅我会感觉这些事情仿佛发生在当下。记忆与记录之间存在的差别常常让我深受震动，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出现，这种时候我当然只能相信自己记录下的东西。

当然，我也是幸运的，我的这些回忆记录了整个20世纪的主要大事件。我有幸苟活了大半个世纪。20世纪之初，人类还在使用马车，而如今人类已经进入用计算机控制核能的时代，我们美国人已经乘火箭造访月球，可以拍摄数千万英里之外的星球，而且人类突然拥有了可以瞬间摧毁全世界的武器。我这一生所看见的世界的变化，比我们的祖先在之前的数千年里看到的还要多。如今，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我们把发生的一切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当我于1904年在芝加哥出生的时候，人类才刚刚发明了汽车。当时全美国只有1.5万辆汽车，也没有修建专门供它们行驶的道路。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和冰箱，没有洗衣机和洗碗机，没有内燃机和空调，没有汽油驱动的拖拉机和加油站，也没有购物中心和停车场，没有红绿灯和计算机，没有收入所得税和社会福利，没有凝固汽油弹，没有核武器，更没有世界战争——而这些事物都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了。

最后要说的是，作为一名美国驻外记者，我的工作使我本人可以目睹20世纪里许多重大事件及其发展进程。因此本书里对于它们的记载都来自我的第一手资料，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没有这些直接、当下的经历，我永远都不会理解和感知，在那个噩梦一般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事情及其背后原因。感谢这些经历，帮助我写出了那段历史及这些回忆录，并让我的20世纪之旅更加生动。

20th CENTURY JOURNEY：THE NIGHTMARE YEARS：1930-1940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1984 BY WILLIAM L. SHIR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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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29日，《芝加哥论坛报》刊登广告，宣传作者从阿富汗发回的世界独家报道

巴恰·依·沙科，挑水夫的儿子，推翻阿马努拉后统治阿富汗，此照片拍摄于他被纳迪尔汗处决前

巴恰·依·沙科追随者的尸体

1930年，作者（最右）前往参加国王纳迪尔汗的登基大典

1930年，开伯尔山口的三名部落成员

1930年，喀布尔，大象赛跑

1930年，喀布尔，登基大典。持拐杖者右侧为作者

1930年，喀布尔，作者与阿富汗王子穆罕默德·查希尔交谈

1930年，喀布尔，作者（左三）与前布哈拉汗国国王共进午餐

开伯尔山口（合众社照片）

1932年，约翰·君特与作者在维也纳

1931年，作者在维也纳滑冰

1931年，作者与妻子特斯在奥地利塞默灵滑雪

1932年，作者与特斯在维也纳

1933年，“休假”期间，特斯·夏伊勒在西班牙滨海略雷特

1933年，（从右至左）路易斯·金塔尼利亚（画家，海明威的朋友）、特斯、安德烈斯·塞戈维亚、迈克尔·艾伦（后来成为美国杰出的牧师）在滨海略雷特

1933年，作者与塞戈维亚在滨海略雷特的海滩聊天

1934年2月6日夜间，巴黎协和广场暴乱

巴黎协和广场暴乱（合众社照片）

希特勒与狗在乡间休息

希特勒的母亲

希特勒的眼睛遗传自母亲

希特勒在德国艺术馆检查画作

位于慕尼黑的德国艺术馆

演讲者希特勒

纳粹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牺牲者纪念碑

1933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希特勒向德国青年人发表演说后离开卢斯特加尔滕。同一天，他下令逮捕工会领袖，破坏工会运动

作者观看纳粹游行队伍从勃兰登堡门穿过

1937年，作者报道纳粹党大会的记者出入证

希特勒在集会上发言，左下方的墨索里尼在倾听

1934年，希特勒在戈斯拉尔检阅陆军

近乎疯狂的群众在热烈欢迎希特勒

1933年3月，柏林某地盛大的场景，这与五年后德奥合并时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场景很类似

德国人民欢迎他们的元首

第一篇 通往柏林之路：1930—1934

第一章 从印度返回维也纳（Ⅰ）喀布尔的小插曲：1930

1930年10月沉闷的一天，我在孟买的一个宴会上无意中遇到了阿富汗王国的皇太子。大约几天前他从巴黎乘船来到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回家参加他父王登基一周年大典。此前印度媒体将阿富汗的这次典礼称为“加冕大典”，但这位皇太子告诉我说他们用词不够准确——因为阿富汗国王根本不会佩戴王冠。在这个仍然实行部落制的荒野山地国家里，一位头戴王冠的国王会看起来十分荒谬。

十天之后，也就是1930年10月16日，这位皇太子的父亲纳迪尔沙正式受封为国王。一年前，他还只是将军纳迪尔汗，率部进入首都喀布尔，推翻了篡位者巴恰·依·沙科的统治（十个月前，巴恰·依·沙科将国王阿马努拉驱除出境），部落首领们决定拥护纳迪尔沙为王。然而当时局势动荡，纳迪尔沙又花了一年的时间肃清前朝残余势力，直到1930年他认为自己已经大权在握，才正式决定登基。

之前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去纠缠阿富汗驻印度的领事，希望从他手里搞到一张签证，这样我就可以前往阿富汗报道登基大典。当时甘地和他五万名追随者都被投入监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陷入低潮。夏天的时候，我被我的东家《芝加哥论坛报》从维也纳派到了印度，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为报社找些好新闻。也许我自己都不曾意识到，我正准备经历一场冒险旅程。前往阿富汗的途中，如果英国人准许我通过重兵把守的开伯尔山口，那么从印度抵达阿富汗需要三天时间。此前，没有任何外国记者可以进驻阿富汗超过一年，外部世界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一年，也就是1929年，先后有四人在喀布尔分别称王，诸部落为支持或反对他们打得不可开交。阿马努拉在其父于1919年被人暗杀后继位。他在位期间意图改革，要求妇女脱除面纱，并施行了其他一些改革措施，意在将阿富汗从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改变为更加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他的政策引起了各地毛拉（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的强烈憎恨，他们煽动部落首领于1月推翻了阿马努拉的统治。在1919年曾骗取合法继承权的阿马努拉的哥哥伊纳亚图拉自此正式接任王位，然而，这位新国王的统治只持续了短短三天。发动叛乱的巴恰·依·沙科——这个勇敢的挑水夫的儿子是一位侠盗罗宾汉式的传奇人物，他驱逐了阿马努拉兄弟并自立为国王，在位九个月后被纳迪尔沙推翻。纳迪尔沙原本允诺会饶巴恰·依·沙科不死，但随后按照阿富汗的习俗将其处死。死刑分几个步骤进行：先是石刑，然后枪决，最后绞刑。

就是这样一个古老而战乱不止的国家，让我这个美国记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俄国与大不列颠帝国一直在争夺势力范围，而在亚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阿富汗则成了英俄角力的重中之重。我听说俄国与英国位于喀布尔的公使馆都豢养了大量的秘密特工，分别前往对方国家的边境地区进行煽动破坏，而且两国不断地通过经济补贴、贿赂和秘密军事援助的方式拉拢阿富汗政府。对英国人来说，如果俄国在阿富汗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会威胁印度的安全；更何况目前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被甘地的革命运动搞得混乱不堪。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英国人通过印度政府向他们的宿敌纳迪尔沙的军队提供了军费和武器装备的支持，英国人希望他能够成为服从自己的人。至于巴恰·依·沙科，后来证明，他则成了莫斯科的忠臣。

参加宴会期间，我与16岁的皇太子交谈，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帮助，解决我正面临的问题。对我而言，要想前往喀布尔进行采访，不仅需要得到阿富汗政府的批准，我还需要拿到英国政府签发的开伯尔山口的通行证，只有翻过山口，我才能踏上通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主干道。从当年的春季开始，阿夫里迪人越过开伯尔山口南下攻击白沙瓦地区，英国和印度军队前往当地进行剿灭行动，开伯尔山口也因此不再向平民开放。几周之前，我曾经前往印度西北部边境地区查看当地战况，当时我恳求当地官员让我看一眼传说中的开伯尔山口，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负责剿灭行动的英国军队将领表示那里太危险，他们肩负重任，实在无法满足我的要求。

在德里我也同样碰了钉子。政府无法承担同意一名西方人前往阿富汗的责任，更何况我还是一名美国人，我的祖国与阿富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阿富汗也没有任何领事机构；因此一旦我出现意外，美国政府将无法保护我的安全。

一名英国官员在拒绝我的申请的时候，友好地提醒我：“那种蛮荒之地，不值得去。”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冒这个险，而且我确信英国人向我故意夸大了其中的风险。因为他们对我有些厌恶，自从我来到印度以后，报道了不少关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情况。目前英国和它的对手俄国一样，正在密谋如何控制阿富汗，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当然不希望我这个记者再跑去添乱。

但如果英国人并没有夸大当地的危险程度呢？而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心浮气躁的毛头小子，我心里相信那些老套的话，至少对于一个新闻记者，特别是一个四处奔波的外派记者而言，新闻业就是这样，“没有风险，就没有收获”。

峰回路转，在宴会上与16岁的阿富汗皇太子的偶遇让我的所有难题迎刃而解了。这位年轻的皇太子名叫穆罕默德·查希尔，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是几乎不通英语。当天宴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印度人和英国人会说法语，因此当他遇到也会说法语的我之后，立刻如释重负。我们俩聊得非常投机，分享了各自在巴黎的生活感受。皇太子说离开巴黎不过短短数日，他就已经非常想念那里，我说我也是，而且我始终特别想念那里。随着我们聊得越来越高兴，我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提出请求让他帮忙了。

“让我想想看，”皇太子沉思片刻之后，告诉我说，“签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来安排此事。不过英国人那边会比较困难一点。”他停顿了一小会儿，然后脸上浮现出笑容。

“要是你愿意的话，”他说，“我可以让你担任我们典礼上的一名政府官员，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开伯尔山口了。”

看上去皇太子很满意自己想出的这个欺骗英国人的主意，他提醒我说，1919年英国与阿富汗之间爆发第三次战争时，他的父亲曾经指挥阿富汗军队痛击英军。

10月8日，我以阿富汗国王官方大典成员的身份，从孟买搭乘边境快车前往白沙瓦。一路上都相安无事，两天后我们顺利抵达了开伯尔山口的检查站，在那里我们遇到整个旅途中唯一一次困难。我们的旅队包括四辆轿车和一辆大卡车，卡车上装的都是我们的行李，在开伯尔山口英国人对我们的旅行证件进行了最后的检查。一位毛发浓密、留着满嘴大胡子的年轻边检官员满怀歉意地告诉皇太子，他不能给我放行。

听他说了这话之后，我顿时感觉自己的旅程就要结束了，然而皇太子打断他道：“我坚持要求他与我同行，这位美国绅士是我们官方典礼上的一位成员。”

长期以来，开伯尔山口以它的荒凉和险峻而闻名，贫瘠的山脉在此地突然拔地而起，仅仅在中间留下了一处狭长的通道。此处绝不像吉卜林和其他英国作家（以及之后的美国电影）描述的那样浪漫，除非你能在一队队的骆驼满载着从土耳其带回来的丰富物产，途经喀布尔，再一路南下到达印度的繁华市场的场景中看出浪漫。[1]而对我们来说，唯一能感受到的只有战争的气息。

当我们爬到山口的最高峰时，听到远处传来了步枪子弹的爆裂声以及大炮的重击声，那是英国和印度军队在和神出鬼没的阿夫里迪人作战。与吉卜林不同，我实在无法从这战争的硝烟中找寻到一丝一毫的浪漫气息。在这灰色、空旷、荒凉而遍布石子的山谷中，我只能感觉到阴冷与空寂。

我们缓缓通过山口时，时刻都需要保持警惕。心怀敌意的部落战士尽管只装备着步枪，却顽强地守卫在每一个小山丘的后面，时刻警惕着英国人的到来。我不禁想起了这条古老道路的历史。

公元前510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皇帝踏上了这条道路，随后则是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6年来到这里，再之后雅利安人从中亚大陆一路南下，沿着这条道路进入了印度半岛，在那里永久定居下来，并最终演变成伟大的印度人。继雅利安人之后，鞑靼人、莫卧儿人、西塞亚人、阿富汗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都曾翻越这座山口，四处征服。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一座山口能像开伯尔山口一样有如此多好战的征服者纵横其间，有如此多血腥的杀伐不断上演。

在这30英里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们不断碰见一列列的军队。每隔几码就会有穿着当地制服的哨兵站岗放哨，每隔几百码就会有一座碉堡，士兵在里面紧握着机关枪。几乎每个小山头的最高处都有一座要塞，是英军大炮的发射点。他们在整个山间部署了整齐的城垛，看上去很像一艘艘陆地上的巨型战舰，其周围则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临行前英国人就警告我们，称可能会有零散的阿夫里迪士兵突破英军的防线并且威胁我们车队的安全——皇太子拒绝了英国人提供武装护送的好意——但值得庆幸的是，一路上平安无虞。行进几小时后，我们抵达了阿富汗的边境城市达卡。在交界地带，英国人在自己这边竖起了一块硕大的英文标牌，上面写着“禁止跨境进入阿富汗领土”。但一支英军边境部队把我们一路送到了边境线上，在边界的另一边，等待迎接皇太子的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阿富汗军队，另外还有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乐队，努力奏着一些曲调——可能是阿富汗国歌。在我们通往贾拉拉巴德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窟窿和弹坑，按照计划，我们今天将赶到贾拉拉巴德过夜，那里是阿富汗国王冬季行宫所在地。

贾拉拉巴德的行宫早已变为废墟，只有侧面的一小部分勉强保留下来，工人们给它们临时盖上了屋顶，又稍做修整。不管怎样，在这寒冷的夜里我们总算有个栖身之所。贾拉拉巴德城内大约有6万居民，此地属于骁勇好战的新瓦里部落控制的中心地带。20个月前，正是他们在此地首先发动革命，并最终颠覆了阿马努拉国王的统治。随之而来的内战几乎毁坏了贾拉拉巴德城内所有的房屋建筑。

皇太子为如此简陋的招待向我表示歉意。士兵们临时支起了一张歪歪斜斜的大桌子，找来一些半坏的椅子，我们借着一对点着的灯，吃了一顿非常简单的晚餐，因为当地也没有电力供应。晚饭后，两个随从为我们在地上打了地铺。皇太子还为没有卫生设备再次向我道歉，但我也没有计较。所谓的临时厕所，就是在我们吃饭睡觉的大屋子的角落里挖的一个坑。

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一位法国考古学家，他是皇太子从巴黎带来的，他很友善，但有点挑剔。他和我们抱怨说自己不喜欢当着我们的面在墙角如厕。

为了不让皇太子听懂他的话，他用英文和我说：“这个厕所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我反驳道：“这不是独一无二的，我在巴黎居住过很多年，就一直用一个和这个土坑差不多的站立式厕所。”

他开始用法语和我争执：“完全不可能！或许贫民窟里会有吧……”

我说：“先生，我说的这个酒店，距法国文化的中心只有一步之遥，比如说索邦神学院、奥德翁剧院、卢森堡公园的美第奇宫，还有那些大诗人的家乡，比如说波德莱尔和魏尔伦。在那里，你都得像现在这样站着往地板的一个坑里拉屎！”

他还在那里咕咕噜噜地低声抱怨：“对巴黎来说这太罕见了。”之后我很快就发现，这里一切落后原始的事物都会让他觉得“罕见”。

第二天，我们的车队开始在满是石头的路上艰难爬坡，从此地到达喀布尔需要经过贾达格拉克，这是一座海拔8000多英尺的险峻之城。1842年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个英军作战旅在此地遭遇阿富汗人的埋伏，并被歼灭。当晚我们在巴瑞卡波要塞附近露营，巴恰·依·沙科就是在此地歼灭了阿马努拉的军队。山下的小镇因为战争已成为一片废墟。我还了解到，此地的部落对于新登基的国王并不十分友好，因此我们之前从贾拉拉巴德挑选了一支部队一路保护我们。当天夜里，负责护送我们的指挥官在山上的各处制高点都安排了重兵负责警戒。

第三天下午，我们终于抵达了喀布尔。众多的部落民众站在路边欢呼皇太子的归来，我怀疑这些人有可能是被专门组织起来的。国王的哥哥，即阿富汗政府的首相前来迎接我们，然后带领我们穿过满是尘土的土路进入皇宫茶歇。

我对宫廷里的圆面包和蛋糕并没有什么胃口。之前在如此糟糕的路上颠簸了整整三天，我觉得自己有些劳累。而且，我的胃也很不舒服。刚才在驶入城里的路上，我在市中心的大集市里看到了一些极为血腥的东西，几乎要让我呕吐出来。我看到12具尸体被从屋顶垂下的绳子吊在半空中，他们的双手被紧紧捆住，大概是绞刑的缘故，他们的头都轻微地侧向一边，蜡白色的脸上带着恐怖而阴森的笑容。

当时我的法国考古学家朋友小声嘟囔道“太罕见了”，他的脸色已经吓得惨白，我相信我的脸色一定也是一样的惨白。

当天晚上我在城里的瓦力咖啡馆过夜，这应该是我住过的最简陋且破败的旅店之一了。但这已经是喀布尔城里唯一一处幸存的旅店了，只剩下四间空房间，我有幸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

新国王一再要求庆典从简，后来事实证明，至少对我而言，所谓的庆典不过就是一场奇怪而多彩的游行，持续了四天时间。数千名部落民众穿过高山与峡谷赶到喀布尔，他们有的是步行前来的，有的则骑着骆驼、马或驴子。许多人手中都挥舞着自己心爱的步枪，时不时还往空中放上两枪，他们都拥进喀布尔，加入了庆贺的队伍。尽管他们在这不毛之地的生活既艰苦又原始，但他们仍然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欢乐和激情。阅兵式当天，当受检阅的人经过检阅台前的时候，他们纷纷激动地嘶吼；另外他们还通过进行他们最爱的比赛表达庆贺。这种比赛包含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骑大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这种极为奇特的比赛，另外两种则是骑骆驼和骑马。看着他们尽力扭动身体手舞足蹈的样子，我感觉这种舞蹈和自己以前在美国看到的印第安土著舞很相似，甚至连击鼓的节奏也差不多。庆典持续的那几天当中，每天夜里都会有人在环绕喀布尔的兴都库什山上放烟火，我注意到，阿富汗的民众都仰着头，炽热地紧盯着夜空中的烟花。不过当地没有人乘兴饮酒，因为伊斯兰教法严禁饮酒，而阿富汗是执行伊斯兰教法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没有饮酒助兴的必要，因为这个难得的庆典已经让他们得到最大限度的欢乐。

在这个蛮荒之地，礼服这种西式正装压根儿就是一种奇装异服。尽管如此，国王还是要求参加大典开幕式的人都要穿上礼服。当天大典开幕式在阅兵场里举行，国王本人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制服，他先依次接见了外国使节代表团、当地部落长老，还有我们这些混杂的欧洲访团，之后他向全国发表了一篇演讲，并检阅了部队，受阅的士兵大约有两万人。迫于国王的要求，每个士兵都想方设法给自己弄来一套正式一点的服装，我必须说，这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奇怪的服装搭配展示。来自各部落的军事指挥官纷纷穿着本民族服装，他们头上围着各式各样的穆斯林头巾，上半身裹着长长的外套或袍子，下身则穿着松松垮垮的土耳其式裤子，腰上拴着绣花的子弹袋，上面还坠着一把匕首。虽然已是深秋时节，大多数部落指挥官都穿着鞋或其他类似的玩意儿，但他们的随从基本上光着脚。英国大使和他的随从则穿着镶金边的礼服，头戴白色礼帽，腰佩长剑，显得雍容华贵；法国大使戴着棕色的礼帽，身披一件长大衣；土耳其大使则穿戴着普通的夹克和毡呢帽；至于俄国大使也是普通穿着，不过戴着一顶精美的软呢帽。在场的还有一位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商人，他专门飞到莫斯科，然后辗转来到这里，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从新国王手里弄到一点采矿的特权。这位商人穿着白色的燕尾服，系着领带，头戴一顶丝绸帽。至于我自己，则从法国公使馆借了一套晚礼服。

当土耳其大使的座车驶进皇宫大院，大使夫妇二人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在场的数百名部落民众都死死盯着大使夫人——她是当天仪式上唯一的女性，而且她没有戴面纱。有人告知我说，尽管知道没有别的女性参加大典，但土耳其大使还是执意要带着夫人一起出席。大使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提醒阿富汗人，应该像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一样，从守旧的伊斯兰社会中走出来。凯末尔将军将哈里发王室从君士坦丁堡驱逐出境，对毛拉势力进行打击，解除他们对普通民众的控制，颁布法令要求民众改穿西式服装，将男性和女性分别从土耳其毡帽和面纱下解放出来。眼前看到的土耳其大使夫人是一身时髦的巴黎穿戴。

看着她我才意识到自从来到喀布尔之后，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女性，只在布哈拉汗国国王的后宫里见过一些蒙着面纱的女子。王室中的许多男性成员都不让自己的女人公开出现。至于各国使领馆工作人员的妻子和女秘书则早就被疏散离境了。

接受检阅的部队几乎没有什么整齐性可言。纳迪尔沙最好的军队都来自一些最好战的部落，他们穿着本部落的特色服饰，在部落领袖的指挥下作战。这些领袖对军事学院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最了解如何在山地作战的人。国王自己所拥有的常规部队则身穿旧式的一战前奥匈帝国的军服，破破烂烂而且极不合身。然而来自瓦基里和曼加勒部落的战士经过检阅台的时候，却让大家眼前一亮。他们系着高耸的头巾，身着飘逸的长袍，身材高大，面目凶恶，他们被赞誉为全阿富汗最好的战士。骑兵们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大声向天嘶吼，步兵们则基本上光着脚，虽然整个队伍看上去松松散散，步伐不齐，但还是让我感到一丝害怕。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皇家警卫营的士兵，他们穿着深红色的外套和金线镶边的深蓝色裤子，头上戴着熊皮帽子。这些衣服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从英国白金汉宫或者印度总督府的卫兵团那里讨来的。很多制服已经有了磨损，有的甚至脏兮兮的，皱皱巴巴，也不是很合身。但那又怎样？士兵们满怀自豪地接受了国王的检阅，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支小型奏乐队，穿着和他们差不多的制服。再后面是穿着奥匈帝国土灰色军服的常规部队，虽然他们没有部落战士看上去那么威猛凶恶，但多少还算步伐整齐。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骆驼和大象部队，特别是后者，被排在整个受检阅部队的最尾端。我从来没有见过大象部队，我一直以为自汉尼拔之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象军了。

一个当地人和我解释：“大象非常有用，可以把枪支驮到山上去。”

尽管纳迪尔沙穿着一身深红色的军服，但他看上去依然不像一个经历了半生戎马的将军，却更像一个和蔼的大学教授。他的发言非常有绅士风度，就像一位谆谆教诲的父亲。国王的讲话首次通过扩音器传送给在场大众，此时出现了四架过时的双翼飞机，摇摇晃晃地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估计这些玩意儿是俄国人送给新国王的礼物。国王在讲话中一直称呼阿富汗的民众为“我亲爱的孩子，我亲爱的兄弟”，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王一样，他许诺要给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不过这里粗鲁的部落民众可不像别国的人民，他们完全不关心国王究竟在说什么。这些人似乎已经没兴趣看游行，就转身离开去凑热闹找乐子了。

那天早上，英国公使R.R.麦科纳基心情愉悦地和我进行交谈。

他嘲讽道：“来自芝加哥的你在阿富汗一定可以找到回家的感觉吧。”

我明白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芝加哥的阿尔·卡彭黑帮枪战和谋杀的新闻已经成了印度当地英文报纸的头条，现在这个事情一定也传到喀布尔的英国公使馆了，所以公使借此嘲讽。但我故意装作不明白的样子问道：“您为什么这么说啊？”

公使大人笑道：“我的意思是……嗯……芝加哥有很多的枪战，和这里一样。”

这一趟喀布尔之行，其实可以报道的事情远不止国王登基大典这一件，这里还有很多独特的新闻可供发掘。我从抵达喀布尔的当天开始，就一直在挖掘一些有意思的新闻素材。自两年前这个国家不再对外国记者开放后，这里的许多事情都不为外界所了解。对于一个年轻的记者来说，这里承载着我的新闻梦想，我得亲自找到一些独一无二和丰富多彩的故事，我面临的唯一困难，就是如何把这些故事传播出去。在当地与外部世界联络是非常困难的。电报线已经毁于战争，邮件也靠不住，这里仅有一台可以和印度白沙瓦联络的小功率电台，发报员却完全不懂英语。这台发报机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在白沙瓦已经和当地的电台操作员商量好了，让他帮忙接收我从喀布尔发出的通讯稿，然后再帮我把它们传到伦敦去。为了让他愿意给我提供方便，我给他留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

我感觉自己拥有了“世界独家新闻”，我写了一份很长的通讯稿，准备发往芝加哥。我不仅描述了有关国王登基大典的事情，而且详细描述了这两年来，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这个与世隔绝的山地王国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的通讯稿从阿马努拉的统治被推翻讲起。阿马努拉在欧洲和美国都小有名气，主要是因为他对英国一向嗤之以鼻，还努力西化自己落后的王国，希望实现现代化；接下来的通讯稿里我写到巴恰·依·沙科将阿马努拉从喀布尔赶走，像盗匪一般统治了这个王国九个月；然后是纳迪尔沙率部回到了阿富汗，英国人从中发挥了一些作用；还有伦敦和莫斯科为了加强在这里的影响力，不惜维持庞大的公使馆存在，这里的公使馆的规模比它们驻柏林或巴黎的大使馆还要庞大，他们在这里策划各种行动互相攻击。

英俄公使馆都豢养了大批的能人异士，还有秘密特工和间谍，他们整日游荡在广阔的山谷与沙漠之间，熟稔当地的部落及其语言。他们还怀疑我是一名伪装成新闻记者的美国间谍。他们太愤世嫉俗，不相信会有一名正经的美国记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这偏僻的地方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是我的懵懂无知感化了他们，他们开始相信我，并且把他们了解的一些传奇故事都告诉我，半真半假。

我费尽全力去采访一些在我看来有着不可思议的命运和经历的人。比如说布哈拉汗国的前任埃米尔。他不久前还是布哈拉汗国的绝对统治者，统治着一大片领土，据说坐拥高达1.5亿美元的财富，后宫规模之大在亚洲远近闻名。[2]我在瓦力咖啡馆我房间隔壁的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与他相见，之后在他喀布尔郊外简朴的宫殿里与他共进午餐。他和少数几个忠心的旧臣、三十多个子女，以及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的后宫妃嫔们住在一起。他还在密谋有朝一日从布尔什维克手中重夺其失去的王国，实现复辟大业。有意思的是，在他身边有一位美国随从，名叫乔治·布拉特。乔治是一位来自美国芝加哥的传教士，他满怀着圣洁的理想来到喀布尔，希望将这个最狂热的伊斯兰国家转变成为耶稣的势力范围。他曾经被当地愤怒的毛拉拿刀抵住了喉咙，所幸最终逃脱。

这里还有一座宏大的鬼城值得一看，是一座梦想之城，叫达鲁尔·阿曼。当年阿马努拉在法、德、意三国建筑设计师以及工程师的帮助下，耗费数百万美元在喀布尔郊外建造了这座皇宫——从未有人住过这里。当年阿马努拉曾想将新都城设立于此，并将这座宫殿打造成为阿富汗的凡尔赛宫。按照当初的计划，整个新都城包含一个供国王居住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屹立于山巅之上，可以鸟瞰整个城市；山下则建造一座巨大的政府办公楼，另外还要建造一批包豪斯风格的酒店、学校和医院，剩余土地则用于为富人们建造慕尼黑风格的别墅和公寓。现在这些建筑依然屹立在那里，但是在有人能够搬进这座新城之前，阿马努拉已经流亡海外。如今宫殿的窗户都已经被木板封死，石膏也从墙上脱落，宽阔的大街、草地、公园和铁道都长满野草。这条用于连接喀布尔和新都城的铁路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条铁路，也成了最后一条。两台已经生锈的机车头，还牵引着几节客车车厢，孤零零地被遗弃在荒野中。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方。

除了达鲁尔·阿曼之外，阿马努拉还新建了另外一座小城。我的阿富汗之行总共遇到了两次危险，而此次前往这座小城就经历了一次。这座小城名为帕格曼，位于喀布尔北部16英里以外的高山上，海拔8000多英尺。这里是阿富汗王室的夏宫。每到夏天的时候，国王和政府要员都会为了躲避喀布尔的酷暑来此消夏。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夏宫里绝大多数的设施已经废弃：宽阔的欧式风格的三层酒店（里面的每个房间都有自来水，每层都有洗浴间）、剧院、电影放映室和大批宽敞的别墅。喷泉、网球场、板球场、中间矗立着凯旋门的巨大广场以及绝大多数的街道长满了野草。不过纳迪尔沙并没有把帕格曼城关闭，而是让这座摇摇欲坠的巴伐利亚风格的乡村别墅保持开放。

7月，也就是在我抵达这里的三个月前，纳迪尔沙和政府部长及其家人正在这里避暑，结果巴恰·依·沙科的追随者——科希斯坦人，派遣了一万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越过高山直扑帕格曼城而来。国王侥幸逃脱，但是仅仅数天之后，喀布尔也受到了科希斯坦人的威胁。

10月阳光明媚的一天，纳迪尔沙邀请我们到帕格曼城皇宫的花园里共进午餐。这顿午餐非常丰盛，包括烤牛肉、羊肉和野禽，每种肉品都经过了精心处理。在当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终于学会如何用手指抓着食物吃饭了，这顿美味的午餐让我大快朵颐。然而，这顿午餐没有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束。

当时正值上菜的间隔，我拿起热毛巾擦拭自己的嘴巴和手指，远处的山脊上出现了一大队部落战士，大约有一千人之多，看起来很可能就是三个月前打到此处的科希斯坦人。这群战士很快冲到了半山腰，然后远远地冲我们射击，所幸他们的枪法都不是特别准。王室成员立刻带着我们匆匆离席，径直跑向停在附近的轿车。皇家警卫团拼命朝逐渐逼近的敌军射击，以掩护我们，等到我们都钻进车厢之后，司机赶紧发动车，很快我们就逃到了他们的射程之外。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袭击，也是第一次听到子弹在自己的耳边嗖嗖作响。我要说自己当时并不害怕，那是在撒谎。事实上，那天当我们惊慌失措地越过餐桌往轿车里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几乎要被吓死了，我可不想死在这么遥远的国度里，也不想死得这么早。

在喀布尔待的头几天里，我就遇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而且我确信这些事情都是过去几年里不为外界所知的，于是我写了一份长达3000词的独家通讯稿。喀布尔当地的电台发报员觉得电文内容实在太多，而且是用他完全不懂的英文写的。不过最终他还是答应帮我的忙。

第二天，我带上了一点小礼物去向他表示感谢，但是他对我说他没能联系上白沙瓦的电台，不过他说自己会再试一试。到了第三天，他还是没能联系上白沙瓦，看起来白沙瓦的电台没有回复他的呼叫请求。我想唯一的原因只能是英国人在捣鬼，他们一向都不喜欢我。

我感到了一股强烈的挫败感。这是我做过的最不同寻常的报道之一，而且是独家，我却无法把它传递给外面的世界。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之前我偶遇了一个俄国公使馆的秘书，他偶尔也给俄国的塔斯通讯社当兼职记者。他说自己也就纳迪尔沙的登基大典和他第一年统治的情况写过一点报道，而且可以通过公使馆里的电台传回莫斯科。当时他说自己并没有很着急地去忙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可是现在说不定他已经抽出时间把自己的报道发回了莫斯科，那样塔斯社就能最早获取阿富汗的情况，然后一定会把相关的通讯稿卖给各大通讯社驻莫斯科的记者，这样我的“世界独家新闻”就飞了。《芝加哥论坛报》一定会从美联社手里买回通讯稿刊登，并会想我这个该死的通讯员，本应该是待在阿富汗当地唯一的新闻记者，现在花着报社的公款，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从喀布尔把通讯稿一路转传到美国芝加哥的费用非常昂贵，一个单词就需要1美元，我的报道总共是3000单词，就意味着我得花报社3000美元的经费。要是报社前脚花钱买了美联社的通讯稿，后脚再收到我传回去的电报，我那位脾气古怪的麦考密克老板一定会暴跳如雷的。最近他已经解雇不少职员。之后的每一天，我都焦急地等待着白沙瓦电台的回音，却始终不见消息。每过去一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会失业，可问题在于我竟然要在一个如此偏远的国家失业，这里距离我之前工作的地方维也纳有5000英里的距离，距离我在美国的家乡有9000英里的距离。而且我意识到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那微薄的积蓄连一张回维也纳的票也买不起，更别提回美国了。我将会被困死在亚洲大陆最遥远而荒凉的地方。阿富汗没有美国的外交机构，我连个求救的地方都没有，英国人肯定也不会理睬我，至于俄国人，他们每周有一班飞机从喀布尔飞往莫斯科，我曾经向他们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搭乘飞机去莫斯科，但他们直接拒绝了我。

因此我开始从电报费里省出钱来，尽管这是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世界独家报道，也一定是我写过的最精彩的报道。每天我都会坐在那位阿富汗发报员的桌前，焦急地看着他一遍遍地给白沙瓦电台发信号。等到一个小时之后，对方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就立刻陷入深深的绝望，然后请求他明天再帮我试一次。回去后我把稿子删除了大约500个单词。到了第三天的下午，白沙瓦电台还是没有任何回音，我只好再把稿子缩减到1500个单词。眼看着心爱的稿子被删得只剩下一半，我实在难过，那位阿富汗发报员却很开心，他用仅懂的一点德语告诉我：“这样每天发起来会轻松很多。”

到了第四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白沙瓦的收报员突然开始搭理我们了，他接收了1500个单词的通讯稿，把它传到了伦敦，之后又转送到了芝加哥。

10月20日，《芝加哥论坛报》在头版第一专栏登载了我的文章。幸运的是，尽管事件已经过去四天，但它仍然是世界独家报道，报社专门在我的署名下方标注了版权声明，以防止其他竞争对手剽窃我的成果。很显然，我的那位塔斯社的同行还没有抽出时间去整理他的稿子。

伦敦的《每日电讯报》也登载了我的通讯稿，结果我的报道似乎过于“独家”了。明显受到一两个国王摆布的阿富汗驻英公使馆，看到报道后抗议这是个假新闻。之后我得知，后来英国驻阿富汗公使馆向本国外交部发送电报，汇报了阿富汗当地的情况，《每日电讯报》的编辑才舒了一口气，庆幸报社采纳的通讯稿还是真实可靠的。

1930年11月，我和沃尔特·博萨德离开喀布尔，经开伯尔山口返回印度。沃尔特是一位瑞士的摄影师和探险家，对中亚及其语言都很精通，多疑的苏联公使向我发誓称博萨德一定是英国的特工。

临行前一晚，国王纳迪尔沙邀请我去和他做临别会谈，我注意到他的英语非常棒，偶尔还会蹦出一点点流利的法语——这是他流亡欧洲多年间学会的。作为一个统治战乱的部落国家的国王，他看上去没那么强硬，也没有那么残忍。不过我知道这只是表象，他的本质从他残暴地处决巴恰·依·沙科就可以看出一二。在我抵达喀布尔之前的一周，纳迪尔沙抓住了30名7月时在帕格曼城妄图袭击他的主犯，下令用大炮把他们轰成了碎片。我很快就意识到，尽管我把对他的采访视为很重要的机遇，实际上在他眼里我有更重要的利用价值。他略带羞涩地向我提出建议，说等我回到美国之后，或许可以请我呼吁美国政府注意他的新政权。他还说阿富汗庞大而未经开发的自然资源会给美国带来发展契机，希望美国能够给予他外交上的承认。纳迪尔沙说：“你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在阿富汗没有政治利益。如果我们可以建立商业上的联系，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外交上的联系呢？也许你可以提醒华盛顿注意到这一点，我这里没有其他人可以提供这个帮助了。”

我不忍心告诉他这个想法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只是承诺我一定尽力。

我说：“不管怎么说，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美国政府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承认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地位。”

这位国王答道：“这可实在让我震惊，怎么会这样呢？”

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据我猜测，美国政府有时会患上特殊的失明症。”

他听我这么说，就笑了起来：“我可不敢患上这样的失明症。俄国人是我的邻居，而且非常强大，他们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可不能无视他们。”

我起身向他告别，感谢这段时间来他的礼遇，同时我的心里在思考这位外表绅士、内心坚强的国王究竟能在宝座上坐多久。过去一年里四位国王的遭遇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掌管大权并不容易长久——阿马努拉的父亲死于暗杀，阿马努拉被颠覆，巴恰·依·沙科被处决。除非流亡海外，否则很少有哪位阿富汗国王能够寿终正寝。

第二天一早，博萨德和我乘车离开了喀布尔。天黑后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到了一个叫作尼马拉的小镇，当地有一座政府新修的驿站，我们就在里面过夜，大约有一个排的常规军负责给我们站岗。我很庆幸能和博萨德这样的“亚洲通”同行，他不仅会说当地的普什图语，还了解当地的道路。

之前天刚刚黑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的一桩遭遇吓坏了我。那时山谷间吹过一阵狂风，车灯照见前方小河的桥上站着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冲我们拼命挥手，让我们停车，我们只好照办。

博萨德沉稳地告诉我说：“可能是土匪，保持冷静。”

这群人拿着步枪指着我们，让我们走下车。这时我第一次发现博萨德竟然随身带着一支左轮手枪，当我们下车时，他解下枪套，打开了保险栓。我身上肯定不会带着这种玩意儿，而且就算现在手里有枪，我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火——自从15岁在芬斯顿军营参加童子军的时候玩过枪，我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东西。更何况现在对方有六七支步枪对着我们，就算我们俩一人一把手枪，也根本不是对手。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博萨德开始冲着其中一个人吼了起来，这个人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凶恶的普什图人。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他们都放下了步枪。

博萨德转过来用英语告诉我：“他们不是土匪，是政府军，他们想找我们要点买路钱，不然就不放我们过桥。这座破桥顶多也就30英尺长。”

博萨德降低了嗓门，开始和他们讨价还价，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碎银，递给了其中一个人，然后我们回到车里继续前进。然而，那些人在桥中央又站成一排，不准我们过去。

博萨德嘟囔道“这群该死的王八蛋”，然后冲下了车。在那一瞬间，我以为博萨德要开枪了，我顿时觉得我们的生命将在这倒霉的地方，一个漆黑的夜里终结了。然后博萨德干了一件比开枪还要恐怖的事情，他走到那个领头士兵面前，抽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从挡风玻璃借着车灯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吓僵住了。让我震惊又放心的是，他们竟然散开了，然后挥手让我们的车过桥。此刻，我才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

当我们的车快开到尼马拉的时候，我对博萨德说：“你扇他耳光的时候，我以为他们一定会打爆你的脑袋。”

博萨德回答道：“不，你得用点暴力手段，这才是他们能听懂的语言。”

第二天我们在贾拉拉巴德，博萨德再次使用了这种“特殊语言”。当时已快到正午时分，我们在一处大集市短暂地停了下来，博萨德想在那里拍一点照片。他拿上莱卡相机四处拍，集市里的人，主要都是一些男孩子和老年男性，对他特别友好，博萨德还从自己的胶卷盒里拿了一点银箔出来给那些小孩子，还用普什图语和他们说笑话，老人们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突然之间来了几个年轻的毛拉，对着众人大声地呵斥，这群刚刚还特别友好的阿富汗人突然变成了愤怒的暴徒。他们在毛拉的带领下对着我们不断地吼着一个词：“卡菲尔！卡菲尔！”我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他们是在说我们是异教徒，是没信仰的人，杀了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帮助他们早日进入真主的天堂。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古兰经》里的一段诗篇，我在喀布尔的时候有个当地人给我读过这一段：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

眨眼间，刚才还在和我们谈笑风生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开始捡起地上松动的石头用力地砸向我们。我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被石头砸过，我也就是读《圣经》的时候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攻击人的方式。

我回头望了一眼我们的汽车，它停在离我们几百码之外的街角，于是我转过身准备跑回去。

博萨德严厉地喊住了我：“不行！不要跑！”

他再次掏出了他的左轮手枪，并举起来。

他冷静地告诉我：“继续面朝着他们，慢慢一步步往后退。”

有那么一两次我们俩不得不抬起胳膊护住自己的脸，以免被迎面而来的石头砸伤。我们俩继续缓缓地退向汽车，这群人则越逼越近，对我们的袭击更加精准，这该死的街道上似乎到处是石头。最后博萨德拔出抢来，朝天放了几枪，这群人停住了。此时距离汽车只有30英尺左右，我们立刻转回头飞奔向汽车，我跑在前面，博萨德在后面掩护。

博萨德用平静但不容抗拒的语气告诉我：“快点从另一边跳进去！不要转身！”接着他自己收起手枪，从车轮后跳进车内，顺手把汽车发动起来。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我们就一溜烟地开车逃命了，有好几块石头砸在了车顶上，对我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我们把车开过达卡边境线的时候，听到开伯尔山口附近有激烈的交火声。我注意到边界上又换上了一块新的英文标语牌，上面写着：“敌对区域！任何行动，后果自负！”

有三四次我们听到子弹从头顶嗖嗖掠过的声音。那天的天气很温暖，所以我们就把车窗摇了下来。

博萨德说：“这样也挺好的，反正这汽车玻璃也不能防弹。”

离开伯尔山口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我们被一个英军巡逻队拦了下来。

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和我们打趣道：“你们这一路从北方的山上下来，可吸引了不少的火力啊。”我和博萨德把通行证件拿给他看了一眼，然后他笑着问我们：“喀布尔情况如何呀？是不是还是一片混战啊？”

当时的天气很热，这位年轻的军官把他的水壶递给了我们。

他说：“我接到命令，要放你们通过山口。现在我们都可以松口气了。你们今晚就能到白沙瓦了，那意味着热水澡和冷饮。”

身处西北边境线上的古老都城中，我们感觉都很不错。就这样，我的阿富汗之旅宣告结束。

在亚洲大陆最中心的遥远地带，我有幸亲自到达了其中的一处，见证了那里是如何被历史强行拉入20世纪的；我还看到了那条历经两千年沧桑的古道，从大流士一世到亚历山大大帝，他们都曾从此地一路挥戈挺进喀布尔。两千年过去了，那里仍然是一个原始野蛮的部落社会，人们依靠牲畜和贫瘠的土地过活，骑着骆驼或驴或者赤着双脚在山间崎岖前行。阿富汗人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努力求得生存，寻找可放牧的土地，在石质土上种植并收割一点粮食，或者抢劫与自己一向不合的部落和政府的税吏。他们对死亡的无所畏惧令我羡慕。在西方人眼里他们目不识丁、未经教化，然而他们将民族漫长而持续的历史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在我离开阿富汗之后的几年，这个部落国家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大量的西方人拥入喀布尔，希望给这里带来发展和变化。新的道路建了起来，旧的道路也得到修整改善。许多部落长老抛弃了自己的骆驼和驴子，转而热衷于美国产的汽车。俄国人负责改造了我所见过的喀布尔的土路，取而代之以崭新的马路；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的城市道路建设工程则由美国人承包。1934年，国联接纳阿富汗为会员国，国际社会最终承认阿富汗已经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然而，纳迪尔沙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三年之后，1933年11月8日，纳迪尔沙在喀布尔被一位年轻的学生刺杀，后者的父亲因为在南部参与叛乱而在一年前被他处决。

纳迪尔沙遇刺后，他年仅19岁的儿子，也就是1930年秋天带着我进入喀布尔的皇太子穆罕默德·查希尔随即继位。他的统治持续了40年，这使他成为当世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也是动荡的阿富汗王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不过在他继位后的前30年里，他基本上只能担任象征性的角色，权力被他众多的叔叔和堂兄控制。在穆罕默德·查希尔执政期间，他的堂兄、妹夫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达乌德曾经以首相的身份把持国政15年。我在孟买的宴会上见过他，当时他和皇太子在一起，并且和我们一起回国参加了他叔父的登基大典。当时这个年轻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显得出奇地干练、狡猾与野心勃勃。

到了1963年的时候，穆罕默德·查希尔已经登基30年，他本人已经49岁。很显然这位国王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所以他罢黜了自己的堂兄，并把权力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然而十年后，1973年7月17日，伊德里斯·达乌德乘国王在意大利治病之机发动政变，重新掌权，不仅宣布罢免国王，而且废除了君主制度。

然而这位篡位者的统治也没能持续很长时间。五年后，1978年的4月27日，阿富汗陆军和空军中的部分年轻军官包围了伊德里斯·达乌德的总统府，总统本人及其妻子儿女，以及他的绝大多数家族成员甚至远亲都被杀死，之后政变者以“革命正义”的名义掌控了国家权力。

接替伊德里斯·达乌德的新元首名叫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他和这个部落封建制国家以往任何一位统治者都不同，他是一个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名小说家和新闻记者。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建立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政党，起名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人民民主党被认为属于“左翼分子”，因此经常受到政府的打压，塔拉基本人也曾在狱中服刑多年。1978年军事政变发生时，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正被关押在狱中，据后来拥入喀布尔的外国记者描述，军方急忙发起政变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达乌德要处死塔拉基之前把后者救出来。在喀布尔报道政变的外国记者都相信，真正掌权的是隐藏在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身后的阿富汗军方的少壮派军官，而他们的身后则可能有莫斯科的影子。

这种猜测很快就被事实证明。1979年9月，哈菲佐拉·阿明推翻了塔拉基并杀死了他，阿明的行动很显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当时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政府实行亲苏的政策，阿富汗的一些穆斯林部落爆发了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苏联政府对此深表忧虑，不满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没有尽全力压制国内的反苏浪潮。阿明上台后尽管采取了更血腥的镇压手段，但也没能有效压制住国内各部落的反苏暴动。

1979年圣诞节刚过去两天，苏联人决定采取行动亲自解决问题。阿富汗国内再次爆发“军事政变”，阿明被杀。此前一位名叫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政府高官被放逐到捷克斯洛伐克担任大使，苏联人把他用飞机匆匆接回喀布尔，任命他为新的政府领导人。同一天，苏联军队正式入侵阿富汗，几个星期过后，就有报道称10万名苏军官兵在寒冷的冬季占领了这个山地国家。同时报道说，苏军遇到了阿富汗人的顽强抵抗。随着穆斯林反叛者的持续抵抗，苏联大军不久后陷入困境。莫斯科这才发现，要想征服这个不为外界所了解的古老国度，其难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1] 吉卜林在他的《国王的诙谐曲》中写过一首短诗，感慨开伯尔山口驼队的浪漫气息。吉卜林将这些驼队称为卡菲拉（kafila），这首短诗被驻守在印度西北部边境的英国士兵反复吟唱。
春天抚绿了原野的草，卡菲拉来到了开伯尔山口，骆驼已显消瘦，而少女丰韵初现，荷包已显空瘪，行李却沉沉甸甸，北部的雪已经融化，商人们一路南下，直抵白沙瓦的大集市。事实上，驼队不仅会在春季挤满山口，当炎热的夏季结束之后，整个秋季里它们也都会特别忙碌。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看到作者说，10月时开伯尔山口的驼队会绵延五英里之长。

[2] 1920年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推翻了他的统治，他被迫流亡喀布尔。（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

第二章 从印度返回维也纳（Ⅱ）乌尔的中途停留：1930

1930年11月我从阿富汗回到德里之后，花费了几周的时间专门整理了在阿富汗的见闻，写成了一个系列的新闻报道，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彼时，甘地、尼赫鲁以及一些国会领导人和他们的5000多名追随者仍被关在监狱，所以印度当地暂时没什么新闻可写。当初我来到印度之后，就患上了疟疾，最近这段时间病症发作得很厉害，而且我在喀布尔吃了一些不卫生的食物，又让我染上痢疾。

我开始希望能够早日回到维也纳。一方面是想养病，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找点新闻。我知道大萧条给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朋友们给我写信说维也纳街头满是等着领取救济面包的长队，饥饿和失业现象都很严重。控制维也纳的社会党人和掌握中央政权的保守派天主教社会党人都相互威胁要发动内战。至于同样处于我工作范围之内的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地区，据说当地的动荡局势比以往更甚，反对无能的独裁或半独裁统治的群众起义此起彼伏。

在邻近奥地利的德国，据报道称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正在死灰复燃，并且声势浩大。大约一年前我开始关注希特勒本人。他出生于奥地利，在当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之后移居到自己更加热爱的德国，并且参加了一战，是一名普通士兵。一战结束后惨淡的头几年里，德国国内一片混乱，马克下跌得极为严重，希特勒借机成立了纳粹党，并于1923年发动了一场政变，世人笑其为“啤酒馆暴动”。暴动失败后他被投入监狱服刑了几年。在那之后，人们就很少听到希特勒的新闻了。20世纪20年代末，据我在柏林的记者和外交官朋友说，希特勒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物，正如英国驻德大使所说：“希特勒已经是过眼云烟。”

然而，近来希特勒又重返人们的视野，他继续从事煽动颠覆魏玛共和国的活动，并且获得了惊人的追捧与支持。事实上，1930年的秋季，他的政党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已经获得令人吃惊的胜利。大约两年前，纳粹党只得到81万张选票和国会的12个席位，现在却飙升为650万张选票和107个席位，当初国会里最微不足道的政党摇身成为第二大政党。很显然，希特勒有意带领纳粹党行动，威胁着要撕碎德国，并夺取国家权力。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已经对此略有报道。

我之所以想从印度回到维也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和一位维也纳的年轻女人相爱了。自从我来到印度之后，我们二人之间的通信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感情。她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年方二十，深褐色头发，美丽可爱又活泼动人。

阿富汗之行结束后，我给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发了一封电报。他既主管《芝加哥论坛报》的驻外记者事务，也是报纸的所有者、出版人和总编辑。我得想办法让他把我调回欧洲。我知道麦考密克很喜欢我在印度写的报道，因此希望我继续留在那里。如果我只告诉他我得了疟疾和痢疾，因此需要回到维也纳治疗，他可能会建议我去喜马拉雅山区休养一段时间。因此我决定告诉他我计划在回到欧洲的途中去采访一些古老的历史名城和风景胜地，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同意我的要求——因为这些地方一定有很多彩的新闻素材，应该会符合老板本人知名的对历史和地理的兴趣。

于是我发了电报，说我准备经陆路回到维也纳，回程中准备顺访巴士拉、巴比伦和巴格达。我想这些古老且押头韵的地名一定可以引起他的兴趣，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麦考密克很快就给我复电：“夏伊勒，经转巴比伦回维也纳。麦考密克。”

于是，1930年11月底，我来到孟买，和几位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印度朋友告别，然后就坐船向巴士拉进发。我计划到达巴士拉之后，再坐最早的一趟火车前往巴比伦，并在当地逗留一段时间。我希望去看看传说中的尼布甲尼撒王国（古巴比伦）的首都在这些年间经历了什么。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回印度的途中在此地高烧不退，最终离世，葬于此地，只有33岁。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好的新闻电头，由此我可以写出第一篇通讯稿，之后再去写巴格达另一个传奇的故事。

然而事实证明，巴比伦王国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长眠之地既不在巴比伦也不在巴士拉，而在乌尔。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自圣经时代之后就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的地方。《圣经》中记载迦勒底的乌尔是先知亚伯拉罕的出生地。我发现乌尔给我的回家之旅带来了最令人兴奋也最重要的故事。

之后我坐上了从巴士拉出发的火车，它的终点站是巴格达，途中经过巴比伦。1930年11月底的一个早上，大约6点钟，我正在卧铺车厢里睡觉，突然被急促的刹车惊醒了。我透过车窗往外看了一眼，小小的站台上有个英文小站牌，上面写着“乌尔枢纽站”，我心中在想，这里难道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乌尔？

不过我觉得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英国人就算再没有文化，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历史地名弄错，叫它“乌尔枢纽站”。而且……我发现站台后有一家小旅馆，就算我现在下错了站，也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晚，明天再重新搭乘前往巴比伦的车。所以我急匆匆地披上衣服，把自己的行李和铺盖卷从窗口扔下火车，然后下了车。

小旅馆里的土耳其老板好像专门在等候我，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能说一点点德语。

他指着窗外沙漠深处一两英里远的一处高地告诉我：“过去几天，那里发现了很多让人兴奋的东西，早饭后我带您过去，我店里的驴子也需要锻炼锻炼啦。”

我心中一片困惑，不知道他说的“让人兴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不过我还是竭力掩饰自己的茫然无知，对他说：“很好，非常感谢你。”

吃完早饭，他牵出了两头长着疥疮的驴子，我们一人骑上一头奔沙漠深处走去，远处的高地看上去有几百英尺高，在这荒凉的沙漠里显得很是孤独。

我们俩边走边聊天，土耳其老板说：“教授正在等您，是不是？”

我心想这个“教授”可能正在这片沙地上做什么，所以我随口撒谎：“是。”

然后我又问了一句：“这个乌尔枢纽站就是传说中的‘迦勒底的乌尔’吗？就是《圣经》里提过的、先知亚伯拉罕居住过的地方吗？”

他得意扬扬地回答道：“哦，没错，这里就是迦勒底的乌尔。但……”

所以我想老板嘴里说的“教授”一定是一名考古学家或学者，或许他正在这里挖掘一些旧址。如果真的如此，那我就有重大新闻了，到时芝加哥的基督教人士一定会很喜欢我的报道。随着靠近高地，我发现路两边都堆满了从沙里刨出来的巨石，突然之间我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大坑，一群阿拉伯工人正在下面挖土。

土耳其老板告诉我：“教授在这里雇了200个人帮他干活。非常令人兴奋，我告诉过你的。”

然后他转过身来牵着我的驴走过一段坎坷的石子路，我则掏出了自己的柯达相机，拍了一些挖掘场面的照片，然后还拿出百代摄像机摄录了一些片子，不过不是很多。

突然之间一个戴遮阳帽的男人跑到我面前，看起来他不是阿拉伯人，而且对我也不是很友善。

他冲我大吼道：“这里绝对禁止拍照！”一听他说话，我才知道这是个英国人，然后他开始上上下下打量我，感觉我好像是一个盗墓贼。他又大声质问：“你究竟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但他只听了几句话，就立刻打断了我。

他说：“这里不需要记者，我自己写报道，伦敦《泰晤士报》拥有独家登载权，你们可以回去找他们买。”

我试着和他解释：“先生，对不起，我完全不知道您在这里做什么，我连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我只是来……”

他又打断了我的话：“我叫查尔斯·伦纳德·伍利，我是大英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探险行动的负责人，我相信你肯定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听他说自己名字的口气，仿佛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伍利此时似乎温和了一些，但他还是很谨慎地看着我。

我告诉他：“我从之前工作的地方回维也纳，途经巴比伦和巴格达，我在路上看到了乌尔枢纽站的站台标志，所以就临时下来看看这里是不是传说中的迦勒底的乌尔。”

看伍利的表情，他似乎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接着问我：“那你从哪里来的？”

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个打破他疑虑的好机会，如果你能有什么奇闻逸事告诉一个陌生人，他可能会改变对你的印象。

我回答说：“我刚从喀布尔回来。”

伍利说：“嗯，有点意思，我不知道现在能有人进入那个蛮荒之地，你跟我来，给我讲讲你的见闻。”

一杯茶的工夫，我先简略介绍了一下自己的阿富汗之行，吃午饭和下午过后，他最终相信我是无辜的，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考古发现。他说自己已经找到事实证据，而且相信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圣经》里所记载的那场洪水确实是存在的。

伍利教授说《圣经》里记载的诺亚方舟、大洪灾以及许多传说，都是有据可循的。他说自己发现的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3200年之前，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低地区的村庄、城镇和绝大多数的居民都被一场大洪水吞噬了。对于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场灾难等于世界毁灭。后来占领这一地区的苏美尔人从少数的幸存者那里听说了此事，就在他们的记录板上记下了这场大洪水。当时距离耶稣诞生还有两千多年的时间，而距离亚伯拉罕出生也还有几个世纪的时间。之后苏美尔人的记载被希伯来人逐渐转载下来，并增添了一些艺术加工和道德教化，演变成了《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

大约从前一年开始，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的一些现象让伍利教授开始慢慢相信这些都是大洪水存在的物理证据。多年来从乌尔皇家墓地发掘出来的宝藏证明苏美尔人的文明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随后伍利教授和他的助手们希望确定，乌尔地区的居民是如何在文化与艺术上达到如此高水准的，于是他们决定向地下更深的地方挖掘。由于炎热的天气即将到来，而工人们也会停止工作，所以伍利教授决定只在墓地里打一个井口约为5平方英尺的竖井，正好可以让一个人下去进行更深的挖掘工作。在下方50英尺厚的土层里，考古人员发现了破碎的陶器和陶瓷碎片，再往下8英尺的土层里，则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遗迹了，只有干燥的不易吸水的泥土。大家相信这标志着已经挖到未经开垦的土地，而且之前打竖井的工作也只是在浪费时间。然而伍利教授坚持向更深的地方挖掘，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些陶器碎片以及一些非常原始的燧石工具，比在上方墓地发现的工具年代更久远。很显然这意味着这里曾经有人类活动，而后他们的活动遗迹被一层厚厚的淤泥掩埋了。

伍利说他自己非常确信这些是人类的遗留痕迹，但他还是必须先对这些物品进行检测。两名考古团队成员对竖井底部进行了考察，但是他们无法对下面深层中散落的史前古器物做出解释。

伍利说：“有一天我的妻子来看我，我就问她有何看法。”

他转述她的话说：“当然有，这一定是洪水造成的。”[1]

伍利教授相信妻子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仅仅一码半见方的证据还不够，需要有更大范围的证据。到了下一季度，伍利教授决定挖一个更大的洞，以此确定他的最初发现正确与否。

我到达当地前，伍利教授正率领助手和大约200名阿拉伯工人忙于这项任务。下午茶后，他带我进入这个巨大的井里，在皇家墓地下方他们划定了一块长约75英尺、宽约60英尺、深约64英尺的区域。在下井的过程中，伍利教授把不同时期的土层指给我看，告诉我这些人工制成品的遗迹可以帮助鉴定发达的苏美尔文明所处的不同时期。他相信这里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快到井底时，伍利教授突然停下来，把他认为的有关大洪水的证据指给我看，那是一层厚为10至11英尺的淤泥土夹层，看上去很干净。显微镜分析显示它不易吸水，是经过缓慢的河流冲击慢慢堆集起来的。

伍利说：“你看，这就是洪水的证据，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洪灾了。”

伍利说他已经量过淤泥的厚度约为10或11英尺，由此推断洪水水位至少为25英尺（《旧约·创世记》里记载大洪水的水位为26英尺）。教授说，这意味着洪水覆盖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长约300英里、宽约100英里的低地区域。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意味着全世界都已经被洪水吞噬，由此才演化出《旧约》中提到的大洪灾的故事。

在苏美尔人那里记载的大洪灾的故事，被希伯来人在《旧约·创世记》中又重新演绎了一番。伍利教授告诉我，苏美尔人的一首宗教诗里记载了大洪水的传说，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相信这是他们的神灵对于充满罪恶的人类的报复。希伯来人吸收了苏美尔人的说法，以此来警示人们。我小时候，在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的第一长老会教堂上主日学校的时候，就被教导并深信要牢记这样的教训。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主日学校的老师用极为哀痛的语气朗诵《旧约·创世记》第六章里上帝那严肃的话语：

上帝看到人类邪恶的力量极其强大……上帝对自己在世间创造的人类很失望，这些人刺痛了上帝的心。于是上帝说：“我将会把我在世间创造的所有人类和牲畜清除干净……我很后悔创造了他们……我将在世间发动一场大洪水……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应遭到毁灭。”

原本要被上帝毁灭的人类、牲畜和动物，以及所有的一切，却都存活了下来。为了对此做出解释，希伯来人发明了诺亚及其方舟的故事，他们说：“诺亚从上帝的眼中看到了赐予。”

而苏美尔人的诗歌，则更加尊重历史。

说完大洪水的故事之后，伍利教授又开始向我展示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他发现在洪水淤泥层下面出现的土层，显示了洪灾之前这里出现过颇为精致的文明。他说，在淤泥层下方共发现了三层叠合的土层，里面有大量的苏美尔文明之前的陶器，一些做工精湛、技艺高超的赤土小雕塑，各种燧石工具，另外还有一些印章，上面的几何形图案设计精美，动物图案则线条质朴。伍利教授认为这些印章采用了一种古书法，可能是那种已经为人所知，但从未在发掘出的实物上得到印证的。

伍利教授说：“这些居民可能处于新石器时代，但是他们已经有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他们对艺术和工艺都知之甚多，而且有证据显示他们甚至已经开始从事贸易，其足迹远至北部数百英里外的奥龙特斯河流域和东部1000英里外的印度。”

不过洪水并没有彻底毁灭全部的文明，幸存下来的那部分被苏美尔人继承。在伍利教授的眼中，苏美尔人的文明成就是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的一笔。

伍利教授惊呼：“根据我们以及其他一些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所发现的文明遗迹来看，我必须说，苏美尔人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先驱者！”

据他说，尽管现在的历史学家相信是埃及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但事实上，当生活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乌尔和其他城镇的苏美尔人进入文明时代、过上一种城市生活的时候，埃及地区还是蛮夷之地。当时苏美尔的建筑师已经掌握基本的建筑原则，这些原则迄今仍被建筑师采用。当时的艺术家也已经学会把生动的现实主义和想象力结合起来。

他继续说，至于金属工匠，他们拥有高超的技艺，可以利用包括金银铜在内的各种金属。制陶工人则发明了旋盘，大大解放了自己的双手，经过描彩和高温窑烧之后，就做成了极为精美的陶器，当时乌尔地区已经出现制陶作坊。商人不仅把陶器贩卖到幼发拉底河河谷和更北的安纳托利亚山区，他们的足迹甚至到达过500英里以西的地中海和东方的印度。

上一个季度的时候，伍利教授挖掘了一幅由青金石和贝壳组成的拼画，这幅被他起名为《标准》的拼画第一次向后人揭示了苏美尔军队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和构成力量等大量信息，这支强大的军队保证了苏美尔人在已知的世界里享有足够的统治力，没有其他军队可以与其匹敌。

《标准》拼画中还显示了苏美尔人在战争中大量使用了成群的战车，然而直到近2000年之后，根据希伯来人的记载，《旧约·士师记》中才出现了有关战车的作战场面。事实上，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有一天我重新想起了《标准》这幅拼画，才发现它所描绘的混乱的战争场面似乎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战争一定会出现大量的装甲部队，甚至是“机械化”装甲部队。画面上由驴子牵引的一些战车一路冲向敌军，而其他战车上面有投掷兵冲锋陷阵，一波又一波的标枪投掷杀得敌人四散奔逃，场面像极了1939年和1940年我随同德国坦克在波兰、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所看到的景象。除此之外，《标准》拼画还揭露了一些同样吸引人的历史。长久以来，人们一致认为方阵作战是希腊的军事天才发明的，事实上，早在亚历山大大帝诞生的2000年前，苏美尔人就已经依靠这一阵法四处征战。

这幅拼画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是一份令人惊叹的档案，它告诉了我们战争在人类血腥的历史上是如何进行的。它时时在提醒我要清醒地记住一个事实：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在消耗自己的财富、精力、鲜血和青春去发动战争。即使到了20世纪的今天，世界强国也依然在全力建设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苏美尔人也许就是他们最早的榜样。

我问伍利教授，尽管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埃及是最早的文明国度，但是他的发现是否证明了苏美尔文明是人类历史上，至少是西方世界里最古老的文明（显然伍利教授对东方的古印度和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

伍利教授听我这么问，很是开心，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发现的苏美尔文明在公元前3500年时就已经存在很多个世纪，而当时埃及还处于蛮荒时期，当地存在的很多袖珍王国大约在500年后才能建立起统一的第一王朝。埃及文明从比它更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借鉴良多。不过我们可以看得更远一点，不只是埃及文明，包括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希腊文明，以及包括我们当代人，都从苏美尔文明中汲取了太多的养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苏美尔人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先驱。”

我对乌尔的造访就要结束了。这场开端不顺利的旅行，却以和睦友善和受益匪浅结束。我偶然间为我的报纸发现了如此好的新闻报道。临行前，我感谢伍利教授的招待和慷慨的帮助，他则提醒我一定要替他信守对伦敦《泰晤士报》的诺言，我一定不能先于《泰晤士报》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也确实照做了。

伍利教授现在对我非常热情友好，为了让我准确记下他的研究心得，他还借了一些书和文章给我，建议我好好写出文章以反驳这些资料里的旧观点。按照伍利教授和我的协商，我随后发表的文章收到了很令人愉悦的效果，尽管我不敢说当时在与伍利教授达成协议时我是非常愉悦的。

之后几天，我在巴格达仔细研读了伍利教授给我的材料，然后与我所做的笔记进行了对比，最终发现了新闻点，写出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对这份成果深感满意，我相信它不只是简单的报道，而是描述了一些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趣且重要的事实，一定值得登上头版。我把稿子寄给了麦考密克上校，他本人对于历史，特别是战争史很感兴趣。我在信中还专门叮嘱他，我和伍利教授已达成协议，一定要留意《泰晤士报》，只有等他们登载了伍利教授自己的文章之后，我们才能够发表报道。伍利教授之前有点担心我们报纸会疏忽大意，以至于打破发表日期的约定。

不过后来的事情证明，不论是他本人，还是《泰晤士报》的编辑都是杞人忧天了。不管是《泰晤士报》，还是世界上任何一家发表伍利教授关于其发掘的文章的报纸杂志，他的重大发现都引起了极为轰动的反响。其声势与大约一年前，人们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陵墓时颇为相似，这一重大考古新闻迅速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

可惜，这种情况未能出现于总在报头标榜自己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的《芝加哥论坛报》。编辑竟然把我的这篇文章安排在了周日出版，当天的报纸版面特别多，而我的文章还被排版在了旅游版块的背面，四周围满了各式广告。

就这样，我自以为能够引起充斥着黑帮的芝加哥全城轰动的报道，默然无声地淹没在一大堆广告之中，这些广告正忙着向读者们推荐密歇根湖一带的沙滩度假胜地。没有人去关心报道里洪水遗迹的发现和它对于《圣经》故事的影响。

从乌尔离开后，我去了巴比伦和巴格达，事实证明这两个地方一个比一个令人失望。公元前2000年伊始，巴比伦王国的伟大立法者汉谟拉比继位，巴比伦开始进入最辉煌的时期，直至1500年后，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巴比伦旧时的繁华盛景化作灰烬。事实上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残存的遗迹能够让人依稀感受到往日的辉煌，人们只能完全依靠书本的记载和想象力去遥想当年。正如《圣经》里以赛亚对那些罪恶之城种下诅咒之后所承认的那样，“那些王国的荣耀，迦勒底帝国的盛景”，都已经化作一片荒芜的废墟。

我相信和我一样，许多来到这片古老之地的人，都会在心里反复思索，在这片变幻无常的土地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使那些最伟大的城市都化作了灰烬，要知道长久以来它们一直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杰作。巴比伦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比大多数城市都长，超过了4000年，现在灰飞烟灭了。我甚至想，我的家乡芝加哥和纽约，还有那些更古老的欧洲名城，譬如伦敦、巴黎和维也纳——它们都是我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会不会有一天也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历史，成为一片荒芜之地。

巴格达和巴比伦的情况差不多。壮阔的底格里斯河从城中穿过，当年我读书的时候还曾经为这处地理奇观而深深惊叹。这里曾经是伟大的阿拉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都城，诞生了《一千零一夜》，由伊斯兰教信徒构建了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是当时阿拉伯地区的学术中心。现在它却成了20世纪的受害者，为西欧的价值所蛊惑，堕落成了一个肮脏而嘈杂的地方。

途经巴格达之时，我特别想见一个人，他就是伊拉克国王费萨尔。据我所知，费萨尔和英国军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在费萨尔的帮助下成为阿拉伯军队的指挥官，并加入英军中东总司令艾伦比将军的队伍，一路向北推进穿过沙漠，将土耳其人赶出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之后又将其赶出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12月的一个早晨，费萨尔国王邀请我到他的宫殿会谈。

劳伦斯描述过自己第一次见到费萨尔的情景。1916年，当他第一次在汉志见到费萨尔时，费萨尔才31岁。劳伦斯发现这位年轻的阿拉伯领袖“个子高挑、风度翩翩，而且富有活力……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一股皇室的高贵气质……（但是）性格上莽撞冲动，不够理性……他的个人魅力、鲁莽，以及因骄傲造成的脆弱而敏感的情绪都使他成为追随者心中的偶像”。

如今（1930年），国王已经45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更加成熟。他脸庞轮廓分明，有贵族气质，蓄满胡须的脸颊仍然充满了英气，其中却透着悲伤和疲惫。我猜这也许和他在政治上的不得志有关。我和国王在他整洁的办公室的一处火炉前聊天，我们用法语交谈，会谈中国王告诉我，大战结束后，他原本希望能够被推选为统一的阿拉伯半岛的君主，但是劳伦斯和丘吉尔都拒绝了他的要求。现在令人敬畏的伊本·沙特没有寻求英国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而费萨尔国王依然守着小小的伊拉克王国，对于他这个从小受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影响长大的人而言，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成了国外领地。当天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国王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他已经变成一个宿命论者，他相信自己的一切所得所失都是真主安排好的。

与阿富汗的纳迪尔沙相似，费萨尔国王也没能得享高年，三年后，1933年，他在瑞士伯尔尼去世。但与纳迪尔沙不同，费萨尔国王死在了床上，他的伊拉克王国维持的时间也比较久，不过最终还是像纳迪尔沙的统治一样走到了尽头。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君主制度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伊拉克共和国。

我急切盼望能够在圣诞节之前回到维也纳，所以12月下旬我决定经陆路回到欧洲。我从巴格达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基尔库克，铁路也在这里到达尽头，之后我又和十几个准备回家度假的英国军官及政府官员一起驾驶汽车前往摩苏尔。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林立的石油钻探设备，但是都在闲置状态。到达摩苏尔之后，我希望能挤出一点时间去附近的尼尼微遗址看一眼，那里曾经是亚述帝国的都城，辛那赫里布统治时期也是它最为繁华的黄金时代。可惜最后因为时间问题未能成行。

从摩苏尔出发，我们的车队穿过叙利亚东北部，这里地处高山地带，十分荒凉。这里到处是法国军队，看起来都是新招募入伍的士兵，他们带来了一些法国元素。我看到在村庄里他们坐在临时搭起的咖啡厅外，一边啜饮红酒，一边抚摸着怀里的女人。这些女人一定是他们从老家带来的，因为看上去都是法国人。

车开到尼西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小的火车站，巴格达—柏林铁路的旧线从叙利亚穿越与土耳其交界处。看着地上四处蔓延的铁轨，我不禁想起了俄国的一些省际铁路，托尔斯泰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它们有形象的描述。尼西宾火车站里只有区区十几名土耳其铁路工作人员，另外还有十几名海关官员，每两周就有一列火车从这里始发开往伊斯坦布尔，他们的工作任务实在太繁重，人人都疲于应付。发车前，他们要花四五个小时来检票、检查卧铺被褥、处理护照和健康证明等各类问题。到了周六夜里将近午夜时分，这列小小的火车终于缓缓开出了尼西宾，一路向西缓缓爬过安纳托利亚高原，驶向叙利亚的阿勒颇，之后再翻过土耳其南部的托罗斯山脉，途经马尔马拉海，最后于下一个周二上午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我们在那里再改乘轮船前往伊斯坦布尔。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飞行直线距离为1000英里，我们乘坐火车和汽车，却花费了整整五天的时间。今天，一架喷气式客机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当初当我从巴黎或维也纳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是亚洲的起点，但是这次随着我从亚洲走向伊斯坦布尔，我却视其为欧洲的起点。这里的街道风格酷似伦敦、柏林、巴黎和罗马，城里有小商店和打扮时髦的女郎，还有大酒店、酒吧和华丽的电影院。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在过去十年间已经摆脱其东方的生活方式，挣脱了伊斯兰教的束缚，渐渐欧化。

凯末尔通过立法要求女性必须摘下面纱，男性则严禁再戴传统毡帽，并且以拉丁字母取代了以往的阿拉伯字母。统治土耳其达几个世纪之久的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度也被凯末尔废除——苏丹即哈里发，因此是土耳其帝国的世俗统治者和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2]凯末尔还打击伊斯兰教的宗教秩序，实行政教分离，以普通民法取代伊斯兰教法，对学校进行世俗化改革。为了打破伊斯兰教对土耳其千年的宗教统治，凯末尔制定了一条法律，凡是利用宗教煽动社会不满情绪的人，不论其采取印刷刊物还是口头传播的方式，都将按照最严重的叛国罪予以惩处。

尽管凯末尔早已将土耳其的首都迁往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心的安卡拉，但当我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了解到他本人凑巧正在当地。在我心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所以我努力去申请希望能够见他一面。但最终他因为过于忙碌而未能满足我的要求。当时土耳其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国内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平静，反对凯末尔改革的举动时有发生。就在最近当地又发生了两次叛乱，一次由库尔德人主导，一次则由士麦那附近的梅内门的穆斯林狂热分子挑起，两次叛乱都被凯末尔无情地镇压了。当凯末尔的秘书告诉我需要再等上一周或两周的时间以安排会面时，我决定放弃这个愿望。距离圣诞节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维也纳。

当我乘坐的东方快车抵达布达佩斯的时候，已经要天黑了，车窗外飘起了大雪。冰天雪地，天色半黑，特斯正在站台上等我，她是专门从维也纳赶来见我的。她穿着一件厚厚的冬大衣，但露着头，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可以看见她急切等待的表情和美丽的容貌。我们紧紧相拥，几天之后，我们启程回维也纳，决定结婚。

[1] 但是在伍利年轻的助手当中，有一个人对他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就是马克斯·马洛温。当时马洛温刚刚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结婚两个月，所以马洛温对于他们的第一次分别很不开心。我听说去年春天的时候马洛温在乌尔见到了克里斯蒂，然后就喜欢上了她。到了去年秋季，马洛温把克里斯蒂带到了考古工地上。但是严厉的伍利夫人当时也住在工地，我听说她不允许工地上再住进另一位女性，所以克里斯蒂只好离开并回到了英国。没能见到克里斯蒂让我觉得很是遗憾，后来她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悬疑小说家（共85部）。
她的丈夫马洛温，后来也成为英国最著名的近东考古学家，他发掘过的遗迹包括乌尔、古亚述王国的都城尼尼微、叙利亚以及尼姆鲁德。尼姆鲁德是亚述王国的四个都城之一，也是马洛温最伟大的考古成就。后来克里斯蒂写了一部小说《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书中的故事情节正是来自现实中乌尔考古的事情，故事人物原型就是伍利教授和自己的丈夫等人，基于他们在乌尔共同生活、工作的经历所作，正值我短暂地闯入了他们的考古工作。

[2] 哈里发意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及世俗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也是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统治者的称号。在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哈里发拥有最高权威，管理着庞大的伊斯兰帝国。1924年，哈里发制度被凯末尔废除。

第三章 维也纳的结婚与失业：1931—1932

1931年1月31日，那天的天气寒冷但阳光明媚，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和特斯坐上一辆出租车来到了维也纳市政厅。社会党人政府的一位副市长为我们主持了简短的结婚仪式，他蓄着大胡子，看上去非常和蔼可亲。我的德语比较差劲，仪式中每当副市长问我是否愿意的时候，我都不大能完全听懂他的问题，所以特斯就在一旁用肘轻推我，提醒我在恰当的时候回答“是”。仪式结尾的时候，副市长对如何在已结婚的情况下还能过得快乐向我们提供了建议，不过我没怎么听明白，特斯告诉我说他的这番话十分巧妙又幽默。尽管如此，我心里是百分之百相信一件事情的，那就是和特斯结婚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而且会幸福一辈子。来自匈牙利、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朋友埃米尔·瓦德奈和他可爱的黑发维也纳妻子是我们婚礼的唯一见证者，仪式结束后我们一起打车去了维也纳最好的饭店，好好享受了一顿大餐和香槟。

现在回想一下1931年2月的那些日子，我简直就像生活在云端。到了2月23日，我们在一起庆祝我的27岁生日。特斯比我小一些，她要到8月才迎来自己的21岁生日。

回到了我深爱的城市维也纳，又娶到了一位我深爱的维也纳姑娘，我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开始发生改变，希望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所以我一直急切地想重新回到《芝加哥论坛报》驻维也纳的办公室去工作。当时维也纳办公室负责的报道范围从多瑙河河畔直至黑海，包括六个国家，素材很多。而特斯，她有当地的生活背景，又熟悉那几种语言（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天生的语言学家），所以她可以给我的工作提供巨大的帮助。

可惜被幸福冲昏头脑的我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生很少会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婚礼后刚过了几天，我们正准备搬进新公寓，我的老板麦考密克上校就从芝加哥给我发来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夏伊勒。回到印度去。”

印度的形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甘地被释放了，而且同意与英国驻印度总督达成协议，双方准备和平解决争端。过去半年里我一直待在那里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结果什么都没有等到。一想到能够与甘地聊天并报道他下一步的革命计划，我就非常兴奋。但再看看新婚宴尔的娇妻，就此抛下特斯实在让我感到心碎。

特斯陪我一路来到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我将在这里搭乘意大利邮船“恒河号”前往孟买。特斯和我一起上了船，我们预订了一间特等舱，等到第二天船到威尼斯之后，特斯再上岸离开。我们在威尼斯住进了达尼埃利酒店，一起度过离别前的最后一晚，我们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漫步，一起坐在贡多拉里感受水城的魅力。第二天，我和特斯在码头边正式告别，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时刻，我们原本想就此厮守不再分离，没想到美梦顷刻间就化作泡影。从此时开始，直到接下来的14个年头，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再也没有改变过，永远都是我四处奔波。

到了1931年初夏时节，印度的事情已经慢慢平静下来，也没有再对甘地进行跟踪报道的必要了。当时他决定暂时安静下来，好好地休息一下，为秋季在伦敦召开的圆桌会议做准备。按照计划，到时我也会随他一起去伦敦。于是我给麦考密克上校发了一封电报，让他把我调回维也纳办公室。自从我离开维也纳，我一心想着特斯，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把我从印度调回。然而，麦考密克上校拒绝了我，让我老老实实在印度待着，于是我就给特斯发电报，让她来印度找我，这样我们可以趁着夏天尚未结束去锡姆拉的喜马拉雅山间避暑，享受另一个蜜月。

特斯坐轮船到达孟买之后，我接到了她，然后带着她在城里转悠了一个星期，让她熟悉异域风情。当时萨罗基尼·奈杜夫人正好在孟买，我就带特斯拜访了她，特斯很快就被奈杜夫人的经历与气质深深打动。奈杜夫人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政治家，在过去的一年里，她曾经领导了“食盐进军”[1]而被投入监狱，之后又帮助甘地在德里与印度总督以及印度穆斯林谈判。现在她终于能够稍微安逸地休养一段时间了。奈杜夫人非常喜欢精心筹划的婚礼和聚会，她带着我和特斯参加了好多次类似的活动，把特斯介绍给国会中的女性领袖，还带着她一起去购物。特斯这一周过得真是特别开心。

不过当地的饮食和天气让特斯难以忍受。雨季尚未到来，6月的孟买极其炎热。于是我们决定尽快向北出发，前往锡姆拉。特斯的语言天赋非常高，她很快就学会了不少印地语，可以与当地人交流，不久之后她就开始为德国和奥地利主要的报纸撰写文章。尽管她很年轻，但是她在维也纳当地的新闻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记者，她甚至成为伦敦杂志《戏剧》驻维也纳的通讯记者，专门撰写有关维也纳剧院的故事。她还是伦敦《每日电讯报》驻维也纳记者的助理。

到达锡姆拉之后，那里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所以我和特斯就有了更多的私人时间。我们每天过着田园生活。不过即便是喜马拉雅山区也不能让她的身体舒服一点，特斯很快就得上了痢疾，而我的疟疾也一直没有完全康复。现在特斯发起了高烧，肚子每天也是疼痛难忍。我们时常会自嘲，年纪轻轻就这么体弱多病，但事实上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8月初我给芝加哥发电报说自己患了重病，必须回到维也纳治疗，9月我会直接去伦敦报道甘地参与和谈的情况。

几天后，我们准备回到德里，稍做休整就前往孟买，在那里坐船到法国马赛。没想到，回去的路上特斯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差点失去了新婚半年的娇妻。当时我们坐火车从锡姆拉前往德里，当火车刚刚开出喜马拉雅山区，特斯就突然倒下了，等到我们赶回德里，从火车站直接把她送上救护车、直奔医院而去的时候，她几乎是奄奄一息了。

特斯住院的最初一周，她的病情让负责治疗的英国医生——拥有军人头衔的平民医生——束手无策，他们完全无法诊断出病因所在。特斯持续高烧，很难吃进什么食物，一开始医生以为她怀孕了，后来又说她肯定是得了急性阑尾炎。有一天，负责给特斯主治的上校军医甚至说他第二天早上一定要给特斯做阑尾炎手术，直到晚上他才打消这个念头。当时医院里没有空调，酷热的天气让特斯无法忍受，她病房的温度计那几天显示室温已经升到100华氏度[2]。虽然当时雨季已经来临，但天气丝毫没变凉爽，反而更加潮湿闷热。特斯本来是一个非常勇敢坚韧的人，但是这种酷热让她几乎崩溃，她哭喊道：“比尔，我热得受不了了！我要死了！我无法呼吸了！”

我从清早到深夜一直陪伴在特斯的床边，直到护士要求我离开；我除了在她苏醒的时间里能够宽慰她两句以外，别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很沮丧。当地的医生尽管看上去帮助不大，却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一度提出要带她回维也纳，那里的内科医生是全欧洲最好的，可能有办法救她一命。但是那位军医说特斯现在非常虚弱，别说回到维也纳，就是坐火车去孟买都很难。当天夜里我回到酒店，彻夜难眠，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又一个主意，只要能够救她一命。

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周，特斯有了好转的迹象，可以稍微进点食了，而且在冰袋的帮助下，高烧和炎热带给她的痛苦也减轻了。不过医生还是没能找到她真正的病因，但确信这是病情好转的征兆。

那位军医告诉我：“她已经过了最危险的时期，正在逐步恢复，很快就会好了。”

回到维也纳之后，我向报社请了短暂的病假，带着特斯一起去阿尔卑斯山附近的丘陵山区休养。9月初，我们两人都觉得身体恢复得不错，于是就按时赶回了马赛，在那里和甘地碰面，然后和他一起去了伦敦，跟踪报道他和英国政府的圆桌会议。和谈失败之后，大约在深秋时节我又回到了维也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工作非常繁忙，但是我和特斯终于搬进了公寓一起生活。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都非常珍惜。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安定了下来，并且我们感到非常充实。

不过计划依然赶不上变化，这种好时光很快就又被打断了。

开始一切都很不错。自我从印度回到维也纳之后，一向专断独裁而且对人冷若冰霜的麦考密克上校竟然对我的热带病非常关心，还告诉我只要能够康复，请多长时间的假都可以。他还写了一封长信来表扬我在印度的工作，特别指出我在伦敦对甘地会谈的报道写得很好。在他的指示下，《芝加哥论坛报》刊出好几期的整页广告，专门宣传我的一些独家报道，譬如从喀布尔发回的阿富汗情况的报道，从马赛和伦敦发回的有关甘地的报道，以及我回到维也纳后撰写的有关甘地绝食的报道——当时甘地从浦那监狱发来电报，解释他为何要绝食。

除此之外，甚至连我撰写的一些关于中欧的新闻报道也开始得到这位性格古怪的老板的青睐。当时我写了一篇有关阿达尔贝特·图卡博士的报道，图卡博士是一个斯洛伐克人，之前在布拉迪斯拉发大学担任法学教授，后来被投入监狱长期监禁。在许多斯洛伐克人的心中，图卡博士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3]。麦考密克上校匆匆写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道：

亲爱的夏伊勒：

我喜欢这个故事，它使我们报社的外国新闻版块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他报纸都没有关注这些事情。

麦考密克还夸我心细地选择用邮件发送稿件，从而省下了电报费。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夸我的报道“客观”，并称这使得自己对于《芝加哥论坛报》的发展优势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事实就是，我们报道新闻和真相，而且我们是唯一在国际事务问题上报道新闻和真相的报纸。其他的美国报纸，要么通过自己老板做出判断，要么依赖记者发回的报道，而他们往往易受外界影响，也容易受社会引诱。但是我们从来不受腐蚀。

然而，麦考密克脾气极为古怪，他可以突然之间就改变态度，对下属的文章严厉地批评。当他批评一个人的时候，其用词的严厉程度远比夸奖时强烈得多。所以我写过一篇描述维也纳工人住宿条件改善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奥地利时，维也纳的工人多数住在拥挤沉闷的贫民窟；现在执掌市政府的社会党建设了大量美丽的公寓小区，工人纷纷移居到公寓，住宿条件极大改善。麦考密克上校看到后直接把稿子退了回来，还在上面附上了一张小纸条，简评道：“夏伊勒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几天后，他又给我来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夏伊勒：

我无法想象你是如何了解到一战前维也纳工人的住宿情况的。

读了你的文章，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你一定非常勤奋地阅读了一些纽约的报纸，或者和纽约的报纸记者有联系。不过他们可不是什么好老师。

纽约报纸的记者们一向喜欢这种玩意儿，把社会党人描述得很好。这些报道没有任何价值，只不过是那群懒惰的记者待在办公室里臆想出来的玩意儿。写这种东西的人根本不去寻求事实真相，他们也压根儿不想寻求真相，他们就想懒洋洋地待着。

过去15年里，《芝加哥论坛报》主要的成功就在于我们坚持从经济学和半历史学的角度去报道真相。

抽象而空洞地支持布尔什维主义只能给许多不愿对家庭负责的人提供借口。你也要小心自己的心智不要被这些粉饰维也纳社会党人的报道迷惑，否则你就没法认认真真地完成每天的工作了。

你真诚的，

罗伯特·麦考密克

现在想想，当时我还不够成熟，对于麦考密克上校这种荒谬的论调，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于是就回信去努力地反驳他。如果说一个人没能亲眼看到以往发生的事情，譬如说一战前维也纳工人的居住条件，那他就不能对此做出判断，那我只能说这种观点实在是太荒谬了。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官方报告都记载了一战爆发前维也纳贫民窟的情况，数十位本地和外国的作家都对此进行了第一手的描述。至于麦考密克上校在信中所说的我与纽约报业的朋友的危险关系，更是无稽之谈，没有这种在维也纳的关系毒害了我。我在回信中告诉他：“《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维也纳的工作人员是个奥地利官员，《纽约时报》的则是两个英国人，我在这里还没有见过除我以外的美国记者。”

事实证明，我的还击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过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当时还不够明智，没有认识到千万不能反抗这位独裁专制的老板，他就是密歇根大街报社大楼的统治者，坐在高耸的塔尖[4]上向所有的下属发出不容置疑的命令。

1932年，这一年成为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芝加哥论坛报》和其他美国报纸一样，版面上总是国内新闻。我们被告知要把发国际电报的费用缩减25%，这一方面是出于节约经费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报纸上没有登载国际新闻的空余版面。

查尔斯·林德伯格[5]的孩子遭到了绑架，这一悲惨的消息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一直占据了美国各家报纸的头条。之后大家又转为关注大萧条的新闻。数月以来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经济危机的坏消息，形势越来越糟糕，公司和银行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大约1500万人失业。所有的美国人，包括胡佛总统、国会、金融界和商业界大佬，以及工会领导人和媒体，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等到夏季到来的时候，另一条本地新闻又成为所有美国报纸关注的头条消息：前往华盛顿抗议酬恤金问题的美国老兵队伍遭到了联邦军队的镇压。指挥镇压行动的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负责协助他的则是两位名不见经传的陆军少校，一位名叫乔治·巴顿，他亲自指挥骑兵和坦克部队；另一位名叫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人们可以通过照片看到他在现场时就站在麦克阿瑟将军的身边。这是一场胜利的镇压行动，却也成为他们人生中耻辱的污点。

不过整个夏季，各家报纸报道最多的事情就是即将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大会。在愉快地安居于维也纳的那段时间，我读到国内的报纸，惊讶于麦考密克上校和他的报纸在会议召开前夜的不祥预感。赫伯特·胡佛将自动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麦考密克上校本人对共和党的前途几乎陷入绝望，但《芝加哥论坛报》还是决定全力支持共和党。无论民主党方面的候选人是谁，《芝加哥论坛报》都会强烈攻击。

6月会议召开前夜，麦考密克在《芝加哥论坛报》头版发表了两篇专栏文章，宣称“红色”民主党将主宰华盛顿（尽管胡佛总统还待在白宫），他们很快就会毁了整个国家。[6]麦考密克认为民主党“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将联邦税收从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的政策一定会彻底摧毁商业，而且导致纳税人破产。

麦考密克在文章中惊呼道：“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的生活越来越朝着农奴制的方向发展。”他还恐吓道：“今年的两党全国大会很可能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由自由的民众召开的大会了……除非我们能让自由重生，否则现在看来，我们的文明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怀揣着对整个国家命运极其悲观的想法——麦考密克上校都顾不上提及当下令美国人最绝望的大萧条，这是那一年令美国人最担心的事情——他对我们从欧洲发来的报道就更没有兴趣了，但除了来自德国的消息。

事实上，那年夏天，真正走向绝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

春季的时候，在最终的选举中兴登堡再次当选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但是希特勒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我认为大多数德国人都相信希特勒正一步步地缩小自己与这位值得尊敬的元帅之间的差距，选举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算上遥远的美国，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这次选举不得不让他们开始关心这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共和国，警惕纳粹独裁将取而代之的趋势。尽管兴登堡元帅的再次当选给共和国带来了一线希望，但是希特勒已成为他强有力的挑战。他赢得了1350万张选票，与得到1930万张选票的兴登堡元帅相抗衡。希特勒追逐权力的举动不容小觑。

仲夏时节，希特勒的强大竞争力更加凸显，在7月31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他所带领的纳粹党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共得到1374.5万张选票。尽管要想在国会里占据绝对优势就必须获得608个席位，但是拥有230个席位的纳粹党已经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以国会第一大党党魁的身份敲响了兴登堡元帅的门，要求后者任命自己为总理。

兴登堡元帅已经85岁，年事已高，他心中已经极度厌烦再为这个共和国操劳，因为他本人不信任共和制度，他心中一直期望能够扶助霍亨索伦王室重回王座。整个夏季里，兴登堡元帅一直拒绝希特勒提出的出任总理的请求。他最终决定将权力交给另外两个人，然而这两个人也不是什么合适人选，他们古怪而阴险，并且和兴登堡一样，对维持共和制度并无兴趣，热衷保皇主义。

第一个人是弗朗茨·冯·巴本，他是一个非常滑稽的角色，当时老练的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说过，巴本就是一个小角色，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从来不会正眼看他。他都没有能力为自己拉选票争取国会议席。巴本自己也建有一个小党，叫作天主教中心党，但是该党声明和巴本完全没有关系。尽管如此，兴登堡元帅还是在6月任命他为新总理。他没有得到国会的任何支持，只是接到总统令得以执掌权力，不过他出任总理的时间非常短暂。

另一个人则是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将军，此人也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君子。他能够接替巴本成为总理，完全依赖于兴登堡元帅的宠信，以及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阴谋诡计。他的名字在德语中就是“阴谋者”和“鬼鬼祟祟”的同义词。海因里希·布吕宁曾经是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位真正受到国会绝大多数政党支持的总理，但是施莱彻尔利用自己与兴登堡元帅的关系屡进谗言，最终导致布吕宁在5月底被解职。布吕宁被解职后，德国国会所拥有的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宪法权利就被剥夺了，自此以后国会再没有得到这项权利。

巴本任魏玛共和国总理截止于1932年的12月2日，之后施莱彻尔撤销了对他的支持，接替他成了新总理。可以说，正是有赖于巴本和施莱彻尔将军共同的“努力”，魏玛共和国才最终灭亡，而施莱彻尔也成了魏玛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任总理。

与此同时，在位于边界线另一侧的奥地利，我们紧张地注视着德国，发现各种迹象都表明，希特勒即将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国家里执掌大权。更让奥地利人担心的是，一旦希特勒大权在握，他一定会将他的老家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他在《我的奋斗》开篇中就发誓“要用尽一切手段”实现德国与奥地利的合并。

讽刺的是，虽然这一年从德国和美国总是传来不好的消息，我在奥地利的生活却是愉悦恬静的。特斯和我终于摆脱了热带病的影响，身体也健康了许多，而且我们第一次拥有了一段安静且幸福的私人时光。现在我也不必伤脑筋地为德国或者国内的大事件争头版报道了。不过作为一个记者，就像作家一样，我总有冲动想写点什么，或者找到一些可供挖掘的新闻。近一段时间以来，多瑙河流域的独裁与半独裁政权都加强了对国内的压制，于是我就按照自己的兴趣，沿着这一带慢慢转悠，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国家的现状，希望以此帮助自己仔细思考一下一旦希特勒掌权，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观摩对象——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那里总有些“烟火味十足”（human interest）的故事。

至于我的老板麦考密克上校，整日忙着在芝加哥试图阻止美国文明衰落，偶尔才会想起来派一点采访任务给我，安排给我的活儿都特别稀奇古怪。

譬如说5月底的一天，麦考密克给我发来了一张来自巴黎的《时尚插画》周刊的图，上面印着一幅照片，显示某条小河上的一座桥塌了。他给我留了个小纸条，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夏伊勒，到那里去。”可关键问题是他把这幅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撕掉了，我根本不知道这座桥究竟叫什么、在哪里。我所在的这一带就有上千座桥，其中很多都年久失修，有的将要坍塌，有的已经坍塌。不过走运的是，我记得自己曾经看到一座桥，和照片上的看起来很像。那座桥坐落在德涅斯特河上，正好横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苏属乌克兰的摩尔达维亚。不过当年一战快结束的时候，苏俄军队从前线撤回比萨拉比亚，经过此桥时就已经把它炸了。而且最近有报道说大约有1000名摩尔达维亚的农民，趁着冬季河水结冰，从“苏维埃天堂”跑到了罗马尼亚境内。如果到了4月份冰雪融化，他们就会乘船、筏或是游泳过去。如果这座桥和上校所指的是同一座的话，我决定亲自去那里看一看。

由于我不信任罗马尼亚警方和军方的翻译官，所以我自己从布加勒斯特找了一个精通俄语和摩尔达维亚语的朋友，我们一起出发，途经比萨拉比亚，最后到达了德涅斯特河。河边有一个梦幻般美丽的小镇，名叫蒂吉纳，我在小镇附近找到了那座破桥，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对岸苏联的景象。苏联红军在不到50码远处的河对岸来回巡逻，远处还能看到一些农民驾着成队的马在田中犁地。

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我通过翻译员和大量从对岸逃来的农民交谈。他们讲了大量有关自己的悲惨遭遇，但是我对他们的话仍抱有怀疑，于是我把他们聚集起来，一个挨一个地问他们，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同乡在说谎或夸大。我很快就发现他们之中富农和贫农之间的阶级对立情绪非常强烈，毫无友爱。但是他们的话都指向了一个共同事实，那就是他们所有人都在河对岸遭受饥饿和迫害。

尽管河对岸的乌克兰一向有“俄国粮仓”的美称，但是这些来自乌克兰的难民都表示自己在老家从来没有吃饱。他们说自己在自家的田地里种下了足够多的谷物，不过绝大多数的收成被苏联官员征走了。不仅如此，警察还没收了他们全部的牲畜和农具，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还有许多当地的农民被成车地拉到乌拉尔山区的煤矿工作，其中一些人成功地逃了回来，偷偷渡过德涅斯特河来到罗马尼亚境内。事实上，2000人中真正成功越过河逃到对岸的不到半数，其余的人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守卫边界的士兵用机关枪杀死。

连上帝都会知道，这群淳朴的斯拉夫农民对生活从来没有什么奢望，他们只希望能够劳作，吃上一顿饱饭，繁衍后代，也许还会渴望死后升入天堂——我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上帝的信仰非常真诚。尽管他们早已习惯痛苦且艰难的生活，但是在那年的苏联，他们却发现这种痛苦已经远远超出承受的能力。

我想起去年8月，我和特斯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度过了悠闲的一周，当时报社的娱乐主编让我写一些关于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文章。萨尔茨堡每年都会在夏末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盛大音乐节，它因此成了欧洲的音乐之都。我们慕名而去，发现自己有幸短暂逃离了喧嚣的尘世，转而进入了一个充满浓郁巴洛克风情的莫扎特音乐梦境。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于175年前的1756年1月27日出生在萨尔茨堡的一座简朴的小房子里，这栋房子至今还屹立在这个巴洛克小镇。整个音乐节期间，萨尔茨堡的人对于莫扎特的生平和作品给予了无与伦比的尊崇，这是我在别处从未得见的。

去萨尔茨堡之前，我们整日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忧虑。我们忧虑垂死挣扎的近邻魏玛共和国，忧虑美国国内即将到来的大选以及仍在持续的大萧条，忧虑各式各样的灾难，它们似乎要消灭这个看起来嘈杂、无意义的世界。然而去到那里之后，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霾都一扫而光。优美的音乐回荡在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周围和阿尔卑斯山边缘，这座安静祥和的城市就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喧嚣而杂乱的，那么来到萨尔茨堡，在音乐节期间，人们就会忘记一切喧嚣——如果有人曾知道它，或是在乎它的话。

我在日记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8月24日，我们在城镇里闲逛，沿着哥特莱迪街经过莫扎特的诞生地，那是一栋毫不起眼的老房子，现在已经建成博物馆。（不过据陪同我们的赫尔曼·巴尔说，萨尔茨堡城内的建筑单个看都很不起眼，但如果集中起来，就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美感。）接下来我们经过了一处教堂，它是由奥地利最伟大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师菲舍尔·冯·埃尔拉赫设计的，不过我觉得它看起来蛮丑陋的……正午时分我们往山上走去，在山间俯瞰整个小城，视野棒极了。巴洛克式的塔楼、平整的屋顶和高耸入云的山顶，还有奔腾而下的萨尔察赫河相得益彰。

接下来我们又慢慢遛到了位于半山腰的卡茨餐厅，这里又是一个赏景的绝佳胜地。整个城镇都安静地坐落在那里，向人们展示着它的美妙之处。尽管卡茨餐厅的食物做得非常美味，但我们只顾着欣赏美景，忘了仔细品尝菜肴的滋味。

回去的路上途经努恩堡，那里有一座大修道院和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上面可以俯视整个城镇……晚上我们一路逛到了慕恩，无意中发现了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旧教堂和一间啤酒馆。这间啤酒馆是一座修道院的一部分，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啤酒馆。一进门，一座耶稣受难像就映入眼帘，里面的小店铺在出售香肠、火腿、洋葱沙拉和面包卷。再往里就是一间大的啤酒屋，人们可以自由地从架子上取下啤酒杯，在龙头下接满啤酒。屋子里放着一排木头长桌，当地的酒鬼们坐在那里，抽着长烟斗，把碗放在膝盖上，然后一饮而尽美味的啤酒。当我们在喝啤酒、吃香肠的时候，穹顶上的耶稣似乎正在注视着我们，修道院的僧侣也会走进来，先向耶稣致礼，然后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嘴里有满满的啤酒……

经过一顿劳累的闲逛之后，以徜徉在啤酒乐园里作为结束实在是很好。

虽然如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有关萨尔茨堡的记忆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周，充满活力地回到了维也纳，迫不及待地迎接即将到来的生活与工作。

1932年春天，我的人生里出现了两场大的灾难，给我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那年冬天阿尔卑斯山的雪很晚还没有完全融化，到了3月底的时候，恰逢周末，《纽约时报》驻维也纳的记者约翰·麦科马克和他的夫人莫莉约上我们夫妇去塞默灵滑雪。由于当地没有上山的吊索，我们就进行了越野滑雪赛，从一个村庄滑向另一个村庄。周末的清晨，我们决定上山，在山顶一座小旅馆里吃点午饭，计划下午正好可以来一场速降滑雪赛，否则想要再玩这么刺激的运动就只能等到明年了。

那天我们正午时分到达山顶，阳光很温暖，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卷起了袖子。我们注意到山上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变得湿润，为了保证不冲出雪地，我们就沿着之前滑雪者留下的轨迹一路冲了下去。

大约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山间一处小平台，山脊的坡度也开始变缓。山下大约1000英尺的地方是一个山谷，从维也纳到意大利的铁路就从中穿越而过，我们甚至已经可以看到山谷的小城镇和火车站。于是我们决定加快速度，赶到那里搭乘5点钟的火车回维也纳，我和约翰当晚还得去工作。从小平台到山谷只有半英里，地势陡峭，我们计划迅速滑到目的地，火车到来之前还能有时间喝点啤酒，吃点三明治。

我们在小平台上商量了一会儿，决定继续按照之前滑雪者的轨迹前进。这条轨迹有1.5英尺深，因此一旦进入这个轨道里就很难再出来。之前的轨迹正好从小平台直通火车站，于是我跟在麦科马克夫妇和特斯的身后开始向下滑。整条轨迹非常清晰，他们三人很快就到达了终点，站在一旁等我。然而雪里水分太多，又被之前的滑雪者压得太紧，所以它们已经结成冰，我的下降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当我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个人，远远看上去是个女人。显然她摔倒了，然后爬了起来，再次走进轨道准备向下滑。当我第一眼注意到她的时候，她距离我只有短短200码了，我赶紧大声呼喊，并且努力让自己滑出轨道。但是我已经滑不出来了，我也完全无法减速，眼看着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就会撞到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只好让自己侧摔在地，离她只有几码之遥。不幸的是，我右手滑雪杆的橡胶柄不知为何脱落了，在我摔倒翻滚时它光秃秃的端头正好戳中了我的右眼，我立刻就看不见东西了。

我就这样一直躺在那里，直到特斯和约翰爬上来救我，他们俩搀扶着我一路走下了山。莫莉去找医生了，他们让我在火车站的长椅上躺了一会儿。很快医生就来了，他帮我洗去了血迹，然后给我整个脸缠上了绷带。我觉得自己左眼的视线逐渐恢复，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人影，于是医生就在左眼位置上给绷带留了一个小口子，方便我看东西。

之后十天，我一直在维也纳的医院里躺着，两只眼睛和整个脸都被蒙上了纱布，医生非常担心我双眼都会失明，我自己则不相信他们的话。我无法接受这样的预言。我听到眼科医生们在讨论我的病情，他们说不知道视觉交感神经是否会相互干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只眼睛严重受伤后，另一只眼睛随时都可能受到影响而失明。

两周之后，我左眼上的纱布终于被除下了，左眼看东西的时候仍然会模模糊糊的，但是这至少给了我一点希望，过了一段时间，模糊感终于消失了。至于右眼，则留下了一块血凝块。当医生把我右眼的纱布也除掉后，我只能感觉到部分的光照。事实上，之后数月乃至数年，我一直不断地接受治疗，希望能够消除那个血块，但是始终没有见效。到了仲夏时节，我基本放弃了血块会消去的念头，而且我习惯了只用左眼看东西，我发现只用一只眼看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遭遇了这场无妄之灾后，我还有些好运气。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脸部轻微划伤了。另一次是1940年的6月，我跟随德军前线部队报道他们进攻法国巴黎的行动，一天夜里我在法国北部莫伯日地区一间废弃的房子里过夜，突然来了几架英国轰炸机，一颗炸弹就落在我房子附近，气浪击碎了玻璃，几块小玻璃碎片划伤了我的脸部。这两次都是只有我的右眼受伤了。德国的军医帮我取出了碎片，给我的右眼做了包扎，但是它开始感染。到了巴黎，我找到一家美国医院治疗。医生建议我把右眼球完全摘除，因为担心左眼神经很可能会受到影响而失明，但忙于报道的我拒绝了。

到了1944年的春末，当时我在巴尔的摩待着，有一天晚上我去亨利·路易斯·门肯的家里吃晚饭，席间我注意到一位宾客一直盯着我失明的右眼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阿兰·伍兹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的眼科专家。宴会结束后，临别前伍兹教授问我明天早上可否去医院找他，他的语气非常着急，我答应了他。第二天早上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很抱歉，昨晚初步观察了你的眼睛，它的情况看起来很不好。”做完正式的检查后，伍兹教授非常强硬地告诉我：“你的右眼球必须摘除！立刻摘除！”他也解释说神经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警告说我随时都可能失明，我必须立刻把握住机会。

就这样，到了5月底，我终于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眼科研究所接受了右眼摘除手术。这场手术使我缺席了二战最重大也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报道，我沮丧万分。但这时我还能赶上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率领盟军部队从西欧进入巴黎。

我发现一只眼睛对于人类来说已经足够，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自从滑雪事故后，这近半个世纪以来（当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也差不多相当于我一大半的生命时光，我的生活和阅读都非常愉悦，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眼疲劳的迹象。我唯一不得不放弃的事情就是网球，因为没了双眼的视野和对纵深的感觉，我在这项运动上就成了残废。不过我本来也不擅长打网球，所以没什么损失。

1932年秋季，在维也纳，我作为一名驻外记者，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服务的短暂生涯戛然而止。

这是1932年里我的人生遭到的第二个重大打击。那是10月中旬的一天，天气非常好，突然之间我就被解雇了。仅仅在头天晚上，报社还准备登载一整版的广告，以推广我为读者写的独家报道，其中我用了甘地从浦那监狱发来的解释他绝食原因的电报。广告之中他们还对我极尽夸赞。[7]但后来我收到麦考密克授意总编辑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

夏伊勒，你与本报社的合同关系自10月16日起终止，从此日至11月16日，报社将额外支付给你一个月的薪水。特此通知。

E.S.贝克

《芝加哥论坛报》

我必须承认，收到电报时我完全惊呆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突然解雇，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于是我给贝克写了一封信，询问这个一直给予我很多关照的总编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过了五周，我才收到了贝克的回复，他在信中说：“你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你最近撰写的一些通讯稿让管理层不满意。”贝克还专门告诉我，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导致了我被解职。

这一切都和我最近所写的一个日常报道有关。有一位美国女演员叫作王玛丽（Mary Wong），之前她在奥地利造成了一起很小的交通事故，奥地利警方在处理此事的时候将她误认为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明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我在报道此事的时候直接采用了奥地利警方的消息，所以将当事人误写作了黄柳霜，之后黄柳霜就对《芝加哥论坛报》提出抗议，还威胁要去法庭起诉，最后报社只好赔偿了她1000美元，还刊登了一份撤稿声明。尽管我知道此事的确给黄柳霜小姐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实在想不通这个事情为什么需要闹到天翻地覆的程度，而且犯错的不是我一个人。一些通讯社的新闻稿也采纳了奥地利警方的信息，之后美国许多家报纸都直接引用了错误的通讯稿，《纽约时报》驻奥地利的记者发回去的报道也一样出错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先是感到一片茫然，接着对报社充满了愤慨，最后就全部变成了遗憾。过去几年里我做过那么多优秀的报道，现在就因为这么一篇短报道上的一点小错误，就被报社开除了，我实在想不通。后来我才意识到经济大萧条已经造成数百万人失业，所以我可能只不过也是它的一个受害者而已。大概几个月前，麦考密克还突然把他最中意的员工——驻守巴黎的亨利·威尔斯解雇了。亨利原本接到麦考密克的命令，正赶往远东出差，却在半路上收到了解雇通知。还有我在印度的继任者埃格伯特·斯温森最近也被开除了，还有杰·艾伦，他是我们这群年轻记者里最有才华的人，在我之后没多久也被赶走了。麦考密克为了削减开支，大量裁撤报社的海外记者。

我很快就发现要想在欧洲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实在不容易。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所以各家报纸都不再需要海外记者——《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以及美国三大通讯社也都在裁员。我给这些机构驻巴黎和伦敦的办公室都打了电话，他们表示会记下我的求职请求，但是现在他们确实不准备招募任何通讯记者。

那年的圣诞节我和特斯过得颇为凄凉。自从我失业之后，我们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看我的眼光也多少有些不同了。圣诞节前，我们本来和最要好的约翰·君特夫妇约好去滑雪度假，但是他们听说多萝西·汤普森和辛克莱·刘易斯在塞默灵举办很华丽的圣诞聚会，就扔下我们跑去那里了。我和特斯决定假期哪里也不去了，就待在维也纳，节省我们日益减少的钱财。至于《芝加哥论坛报》，也根本没有兑现——以后也不会兑现——它承诺的一个月的工资。

过完新年，我和特斯的情绪有所恢复。过去五年里，我大约攒下了1000美元的积蓄，因此我们决定干脆去西班牙休假一年，那里的消费水平非常低，这些钱足够我们在当地度日。我们计划利用这段时间彻底地休养身体，而且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把平时没空去读的书都好好看一遍，我还希望再写本书。我甚至设想自己以后可以靠当作家维持生计，再也不用看着一个疯子一样的报社老板的脸色行事了。不管怎样，我和特斯都希望利用这一年好好思考一些问题，规划新的生活。我们就给西班牙的朋友写信咨询，自己还买来了各种旅游小册子和地图研究，最后决定前往巴塞罗那以北的布拉瓦海岸居住。郑重决定之后，我和特斯都觉得心情特别轻松，我们订购了两张从的里雅斯特到巴塞罗那的船票，计划于2月15日出发。这是一艘南斯拉夫的老式明轮蒸汽船，中途要在意大利的许多小港口停靠，所以它要花上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样一来，2月23日我们还可以在船上给我过个生日。

1933年1月20日，我和特斯却突然中断了我们的计划，因为那天我收到了麦考密克于1932年12月30日从芝加哥写的信。

亲爱的夏伊勒：

你当初在印度的工作做得很棒，不过作为一个驻维也纳的记者，最近你好像完全没有写任何关于欧洲的文章。是不是你的身体还是很差，还是你觉得欧洲当地已经没有什么新闻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去。

不过对我来说，你所在的区域应该和波罗的海地区差不多，都有非常多有趣的新闻，但是很显然，你最近完全没有写什么东西。

你真诚的，

麦考密克

麦考密克的来信让我目瞪口呆，其程度和我被解雇时一样。不过我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也许我能够重新回到报社。看上去，这个健忘的上校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变得柔和了。

我看着这封信思考了足足一个小时，我真的想回去继续为这个古怪的老板干活吗？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吗？这时特斯走了进来，我和她商议了一下，最后我们决定妥协，尽管很不情愿。我只能收起自己的骄傲。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好像很受来信的鼓舞，于是决定不再给他回信，改成立刻发电报回复。

尽管他的来信“让我很惊讶”，我还是在电报中写道，我“非常感激您对我近况的关心和批评”。我之所以近来“完全没有作为一个驻欧洲记者干活”，原因在于去年10月16日的时候他就已经解雇我。不过我相信，在我中欧的老地盘，我还是可以写出不少东西。

在结尾处我又加上一句：“我原计划于2月15日离开维也纳，为了避免信件拖延，如果您能够用电报联系我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一想到很快能重返工作，晚上我带着特斯去了很有名的扎尔饭店大快朵颐了一番。尽管放弃西班牙度假这个美梦让我们非常遗憾，但是现在正逢经济危机，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回到公寓后，发现了一封来自芝加哥的电报正等着我们，我确信这一定是麦考密克发来的，一定是让我立刻回去工作。我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句话：“夏伊勒不用理睬30日的信，麦考密克。”

大约一周后，我们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维也纳，又收到了一封麦考密克的秘书从芝加哥寄来的信，信上的时间是1月11日。

亲爱的夏伊勒先生：

去年12月30日的时候，麦考密克先生给您发出了一封信，询问您在维也纳办公室不写新闻报道的问题。

如果您的确收到了这封信，他请您忽略它。因为当时他给你写信的时候，不知道您已经被报社解雇了。

您真诚的，

G.W.伯克

麦考密克上校的秘书

据我们驻外记者所知，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开除我们。这个老家伙竟然不知道我已经“被解雇了”！这个狗娘养的卑鄙小人！

特斯读完这封信之后，我对她说：“这个王八蛋，他连亲自写解雇信然后署名的胆子都没有！”

自我被解雇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我和特斯一直待在维也纳，我震惊的情绪逐渐变淡了，开始做一些盘点。自从我成为驻外记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有这么清闲的时光，我不需要惦记着最后的交稿日期，也不需要在亚洲和欧洲各处疲于奔波，我终于有时间思考人生和我正试图闯出一条道路的这个世界。

被解雇一个月之后，1932年11月18日，我在维也纳给我的弟弟写了一封信。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我把这封信重新拿了出来，将自己那时看待人生与世界的态度与现在做了一个对比。我想象着自己在那个时刻的想法。那时的我已经做了七年的驻外记者，走过亚洲与欧洲的许多地方，这七年里我一直觉得自己一帆风顺，却在不久前第一次品尝了逆境的滋味。尽管如此，让我惊讶的是，在经过了失业的打击之后，28岁的我对未来仍然充满无限的希望与期待。

我想（失业）来得正是时候，我正好需要让一些事情退出我的生活……去年夏天你来看我的时候，我对你说，我和约翰·君特都认为人到了30岁的时候，就应当离开现在这种嘈杂的生活。君特当时已经不止30岁，还在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干活，但他通过为《国家》杂志写文章、偶尔写点小说获得慰藉。他也想辞职，但是没办法，他有老婆，还有孩子，他必须挣钱养家。[8]

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离职，但我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转折点上，我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我对知识和精神层次的事物有着很大的渴求，但是原先因为工作不能满足这一渴求。有许多书，我想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去阅读，我还想自己写许多书……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剧本，现在正在忙着修改，它描述了印度革命对于一些印度人和英国人产生的影响。也许我的剧本永远都不会被搬上舞台[9]……我可能还会尽快写出另一本书，描述我去德里的旅途，我与甘地、尼赫鲁、帕特尔、拉曼以及英国驻印度总督的接触过程，当然还有我短暂而神奇的阿富汗之行。

事实上，我给弟弟的这封信长得简直离谱，而且它揭露出当时的我，不过就是一个28岁的美国小伙，四处漂泊，对学术充满了混乱的思考，甚至有点自命不凡。我在信里写道，我现在很闲，所以我准备开始研究一些哲学家，“我准备从希腊哲学家开始，一直研究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乔治·桑塔亚纳，如果还有人相信桑塔亚纳的观点的话”。我最近读了《资本论》，却发现马克思的德文表达很晦涩。斯宾格勒[10]的《西方的没落》我也已经读了一半，但是他讨论数学的那一章我读不懂了。我还准备钻研一下卢瑟福[11]的研究成果，我认为他已经证伪“物质的稳定性”，之后我还可以研究迈克耳孙-莫雷的实验[12]，“他们证明科学界仅以地球作为标准测量参照是错误的”，这让我得去琢磨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它昭示着人类几千年来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旧观念都应该被抛弃”。最后我写道：

最近特斯成功地让我对奥地利精神分析学产生了兴趣，我在读一本弗洛伊德的演讲集，每星期我们都去一所大学听弗洛伊德一位高才生的讲座。

虽说已经过去46年，但是再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还是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当时怎么有那么大的学术抱负？或者说是故弄玄虚？

我记得当时写完这封信之后，我觉得自己得到一种发泄。也许当时我因为被解雇和找不到新工作，内心积满了怨气和绝望，而我现在已经忘了。紧接而来的前途看上去比几个星期以前更加光明。

1933年1月30日，我们离开奥地利之前不久，兴登堡元帅终于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纳粹党终于如愿以偿地攫取了德国的最高权力，这使我们前往西班牙的计划被迫中止。德国民众自己相信了纳粹的满口谎言，认为希特勒真的拥有解决国家面临的困难的灵丹妙药，他们的选择最终让自己吃尽了苦头。当时我以为德国人很快就会清醒过来，这个曾经在奥地利街头游荡的小乞丐很快就会下台。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已经被解雇的驻外记者，我已经没有渠道去报道德国的事情，我也根本不想去关心。我只想着好好休整一年。

当我和特斯准备离开维也纳前往西班牙的时候，我不会想到，我的人生出现了又一个拐点。在之后的一年半，我会被卷入希特勒统治下的混乱而野蛮的世界，与德国人打交道，报道我从未经历过的许多重大事件，最后还把它们写进了历史书。

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1] 这次游行是甘地在1930年3月21日到4月6日领导的一次反抗英印政府的重大行动，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公卖制，甘地从德里到艾哈迈达巴德游行400千米，数以千计的人跟随他徒步到海边自己取盐，而不购买被政府征收重税的公盐。

[2] 约37.8摄氏度。

[3] 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是19世纪末法国一起政治事件的受害者。事件起于这位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富斯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议。德雷富斯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他本人也成为国家的英雄。有关此事在第一卷中也有提及。

[4] 《芝加哥论坛报》大楼的建筑风格模仿法国著名的鲁昂大教堂，如第一卷中所述，麦考密克的办公室在大楼的顶层。

[5] 关于林德伯格的事迹，在第一卷中有详细介绍。

[6] 在头版的专栏文章旁边是奥尔画的一幅漫画，他在《芝加哥论坛报》编辑部的名字是“上校的走狗”。漫画里描绘了一个类似华盛顿纪念碑的林肯形象。但基座上伟大的林肯解放者的雕塑被换成了列宁的形象，漫画里参加“激进国会”的成员个个衣衫褴褛，无精打采，他们携带着刷子和一桶“红漆”，刷掉林肯的名字，改成了列宁。漫画在说明处问道：“这会发生吗？”

[7] 后来报社编辑给我发电报说，该版广告已经准备送去印刷，却在最后一刻被紧急撤回。当晚麦考密克为此事在办公室大发雷霆。

[8] 三年之后的1935年，君特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在伦敦休了一年假，然后写出了第一本大作《欧洲透视》。这本书成为他“透视”系列作品的第一部。1936年，这本书出版后，他立刻成为知名作家，而且获利颇丰，于是他就永远辞去了报社的工作。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叫文森特·希恩，1925年当我去巴黎工作的时候，他也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巴黎的记者。那一年，他前往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地区，采访了当地斗争行动的领导者阿卜杜勒-克里姆。那段时间，他的报道使《芝加哥论坛报》开始有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后来他也被报社解雇了，他本人一直坚称自己被辞退的原因是一天晚上在巴黎花了太久的时间外出去吃晚饭。希恩的第一本书是他本人的探险记录，但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他在1935年出版的第二本书《私人历史》立刻成了畅销书，这使他能够将自己之后的时间都投入写作。希恩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好的作家，也是最勤奋好学和最富有哲学家气质的人。

[9] 幸亏从未被搬上舞台。

[10]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

[11] 欧内斯特·卢瑟福，新西兰著名物理学家，原子核物理学之父，知名的实验物理学家，1908年因为对元素蜕变以及放射化学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12] 1881年至1884年，阿尔伯特·迈克耳孙和爱德华·莫雷为测量地球和以太的相对速度，进行了著名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实验结果显示，不同方向上的光速没有差异，证明了以太其实并不存在。

第四章 西班牙的一年：1933

1933年2月19日，当我们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天上开始下起了雪，我和特斯中途来到塞默灵，准备向我们的朋友做最后的告别，顺便在当地滑最后一次雪。到了晚上，塞默灵已经变成一片暴风雪的世界。我们先去找弗朗西丝·君特（约翰·君特赶到柏林去报道希特勒上台的事情了），之后我们又拜访了多萝西·汤普森和辛克莱·刘易斯。（听说我们要走，多萝西给我们举行了小型的欢送晚会，但是多萝西和她丈夫的婚姻几乎要走到尽头，两人当时正在闹别扭，所以辛克莱没来参加晚会。）

我们搭乘的货船从威尼斯出发，一路慢慢悠悠，途经西西里岛、热那亚，直到三个星期后才抵达目的地巴塞罗那。等到船靠岸的时候，我们发现西班牙已经是一片春意盎然，我们的心情也特别愉悦。

我从当时的日记里摘抄了一些内容，其中记载了我们田园般美好的航海之旅。

2月23日，周四，今天是我29岁的生日。中午时分我和特斯上岸溜进了安科纳，我们从港口走到老城区的狭窄街道。为了给我庆贺生日，我们找了一家很有年头的餐厅，在里面专门点了意大利宽面条配基安蒂红葡萄酒。

船经过巴里港之后，我们就绕着意大利半岛的底部慢慢环游，直到2月26日，我们来到了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这里是一个非常繁华的贸易集散地，人口竟然达到了30万。城市的北面全部是成片地开着花的杏树林，还有大片的橙子树，枝头缀满了金黄色的果实。远眺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岛上的埃特纳火山，山顶上覆盖着皑皑白雪，还不断地喷出烟雾……正午时分我们开车来到了锡拉库萨，这里曾经是雅典帝国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城内有一座巨大的剧院，依山而建，面朝海湾，风景极为秀丽。我相信这是希腊国境以外最大的希腊剧院。

3月4日，周六，我们的船驶入了那不勒斯湾，那里的风景极为迷人，至今我都难以忘怀。海湾的南面，维苏威火山正在喷出股股烟雾。

我们在海滩边可以远眺维苏威火山的地方享用午餐。我们点了牡蛎、意大利细面条、菜肉馅煎蛋饼、戈尔根朱勒干酪和葡萄酒，之后我们神采奕奕地返回船舱。

那不勒斯当地的报纸头条都报道了罗斯福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事情，而且专门强调美国本地的银行全部被关闭了，一家报纸的标题赫然写着“美国大恐慌”。我和特斯都不大相信这个消息。

3月5日，周日，我们的船经过厄尔巴岛，驶入了里窝那港。突出于海面之上的厄尔巴岛真是美丽之至，拿破仑竟然为了打仗而离开这里，真是愚蠢得很。

3月6日，周一一大早，船驶入了热那亚港，这是整个地中海最伟大的港口……我们在城里狭长的街道上散步，走走停停，仔细欣赏一座又一座古老的宫殿。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当地一家美国运通公司的营业点，希望用旅行支票兑换一些西班牙的比塞塔货币，却被告知由于所有的美国银行已经关闭，所以美元兑换他国货币没有报价标准……这让我们相当失望，因为这一路上我们一直用美元兑换当地货币，美元的流通范围非常广，币值坚挺。

1933年3月22日，我们来到了西班牙的滨海略雷特，这是整个旅程中我们最后一个梦寐以求的海港！

这里是一个只有三千人的小渔村，在两座多岩石的海角之间形成了一个半月湾形的宽阔沙滩。海岸后方的高山，正对着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山顶，平缓的山坡上遍布着葡萄园，还有橄榄树林和大片的栓皮栎丛。

事实上，之前我和特斯从巴塞罗那下船之后，我们决定一路向北走到布拉瓦海岸去，在半路上无意中来到了滨海略雷特。这里如画的景色立刻吸引了我们，我们非常希望就在此地住下，但是多少有点担心当地的房舍条件太差。然而，我们在滨海略雷特找到的一栋房子，其条件之好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一栋在海滩边的上下三层的双体大别墅，我和特斯租下其中的一半，单单这一半建筑就已经包括十个房间——一个带有壁炉的大客厅，一个宽敞的餐厅，七间卧室，还有两间浴室，而且房子里还装有中央供暖设备。客厅的装修充满了浓郁的加泰罗尼亚风格，其他房间的装修品位也非常好。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和蔼的外科医生，巴塞罗那人，还是一所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当教授告诉我们算上家具房租一个月只需要15美元的时候，我和特斯竭力掩饰住内心的欢喜，当即表示愿意一次性付给他一整年的房租，这反过来让他很惊喜。现在我和特斯终于放下了心，至少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有栖身之地了。

这笔交易相当划算，但我们要拿出这么一些钱也很困难。我们刚到巴塞罗那的那几天，身上没有一分钱。所有美国银行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城里所有的银行都不肯给我们兑换货币，除非新的汇率出台。当时我和特斯连这么一笔小小的房钱和饭钱都给不起了，幸好我的一张支票从巴黎一家银行汇了过来。我之前在那家法国银行存了大约250美元，它赶在美国银行关闭的一两天前帮我把它们兑换成了西班牙比塞塔，这才解了燃眉之急。这笔钱差不多够付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食宿费以及滨海略雷特那栋别墅的房租。

此时，我剩余的800美元存款也从伦敦的银行汇来，我又把它们存进了巴塞罗那的银行。然而，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去银行取钱，工作人员抱歉地通知我们一个坏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取消金本位制，美元贬值了40%。因此我们的800美元兑换成比塞塔的话，只值480比塞塔。

我和特斯震惊了，这简直是又一场噩梦！当今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美元，怎么可能突然之间贬值40%呢！我们原本按照1000美元的预算规划了在西班牙一年的生活，现在这些计划一下就成为泡影。不过，我们其实不必这么担心，西班牙当地的食物、酒、衣服以及日用品和那栋房子的租金一样低廉，我和特斯很快计算了一下，只要我们不大手大脚，贬值后的美元也足够我们在这里生活到年底。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住所，有很多吃的，甚至可以招待前来拜访的朋友，加上房租，每个月平均也只需要60美元。

我们确信在这海边胜地生活一年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我们就不再去为钱的事情烦心。随着温暖的春季结束，我们也开始慢慢步入了一直梦想的生活——完全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远离尘嚣，悠闲度日，不必担心老板和编辑催稿，也不用为亲人和朋友的琐事而烦恼。直到近半个世纪后，回看滨海略雷特的一年，我依然觉得它像梦一样美好，一个真真切切实现了的梦。

我们每天在蔚蓝色的地中海里游四五次泳，在我们别墅前的沙滩上懒洋洋地躺着，沿着比利牛斯山的余脉四处远足，沿途看到无数的橄榄树林和葡萄庄园，傍晚时分回到家里，再跳进海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再去村里的广场待上一个小时。我们会坐在咖啡厅的露台，看着村民配合着奇特的加泰罗尼亚音乐跳起萨达纳舞。

我们读了大量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去读的书，很快我还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每天能花上固定的几个小时去看书实在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我很快就读完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虽然他对于以往的文明进行了宏大而精彩的探索，但是他对于历史的解读甚为奇怪，甚至有些预言非常愚蠢。我还通读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三卷本，在书中托洛茨基揭露了大量的事实，对布尔什维克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深刻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描述——斯大林曾是他的革命战友，直到他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境内。读完《俄国革命史》之后，我又去阅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让我深为感慨的是，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天才般的小说家，而且对于历史有精准的把握。

那一年里我阅读或重读了大量的小说，包括海明威、赫胥黎、D.H.劳伦斯、多斯·帕索斯以及德莱赛的作品。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国小说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作品《茫茫黑夜漫游》。托洛茨基曾经在一本法国文学周刊上写了一篇长评称赞这部小说，称它是第一部伟大的无产阶级小说，而且很显然他相信塞利纳是一位共产主义人士，托洛茨基说书中描述了巴黎下层贫苦人民毫无生气的生活，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贪婪。可惜事实上塞利纳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右翼主义者，而且二战中当德国纳粹占领巴黎的时候，塞利纳还主动与德国人合作。托洛茨基如果有幸活着并且了解到这些真相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对我而言，塞利纳的这部作品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用新的语法和原生态的方式重组法语，行文用短小精悍的句子断开，并使用了巴黎贫民区街头耳熟能详的俚语，这些在以往的作品里都是从未见过的。

阅读这些作品只是一个开始，在这段时间里，我一周读的书比过去一年里读的还要多。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欧洲历史的著作，也被查尔斯·彼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崛起》和托斯丹·凡勃伦的作品吸引，它们都开始引导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进行更多的思考。至于哲学书籍，我读得很一般，我试着去读了一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柏格森的著作，却感觉没能怎么领略到他们的智慧。我觉得自己或许还是太年轻，不足以领会这么深奥的道理。

当我在西班牙开始尝试写书的时候，我才慢慢体会到一个道理，我还太年轻，并不具备写出一本好书的资历。当时我希望根据自己在印度的经历写一本自传体小说，于是每天大概从早上8点钟一直到下午1点钟，我都会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创作。事实上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最后我也确实写出了一本书。当时我认为写得很好，但是很久之后再读，才发现极为幼稚和感情用事。我很吃惊地发现，当时自己写出了那么多愁善感的话，真不知道当年我的内心竟然还有那样的一面。

不过对我来说，第一本书的创作过程也并不完全是在浪费时间。长久以来，我一直从事新闻媒体报道，我不得不按照发稿的截止日期机械地写出很多糟糕的电文。我开始从这之中走出，也开始实践每一个作家都必须遵守的纪律，每天早上我坐在打字机前，一坐就是四到六个小时，不管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写得多么慢，或者多么痛苦，这些词句还是诞生了。

我担心到年底还是没能找到新的工作，那么我们就需要继续在滨海略雷特住下去，因此我就需要再额外攒上一笔钱。于是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为杂志撰写各种文章和小故事，然而，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没有一家杂志接受我的投稿。

这种情况不仅让我很沮丧，而且让我很困惑。坦白地说，我在纽约和伦敦的确没有任何编辑圈的人情关系，在巴黎和芝加哥，除了以前报社的旧识之外，也没有任何人脉了。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写的稿子当中，还是有那么两三篇很不错的，即使完全没有人脉关系也不至于发表不出去。那些文章包含了很多一手材料和背景，而且都是我在亚洲以及现在所待的这个刚成立两年的共和国的亲身经历。可是它们无一例外地被编辑拒绝了，有的还受到编辑的轻蔑。

同样一篇关于甘地的文章，我投给了著名的《国家》杂志，它的编辑告诉我，这篇文章对它的读者来说显得“太小儿科了”，而我在纽约的经纪人卡尔·勃兰特则看法不同，他写信告诉我，这篇文章只能引起一些“最严肃、最具有历史思维”的杂志的兴趣。但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引起任何杂志的兴趣，引来的只有一大堆退稿信，连格式都差不多，都是直接油印好的，上面的内容也差不多。

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稿件不符合目前《纽约时报》的需求。

甚至当我给《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版的编辑艾丽塔·范多伦写信，问她是否需要我给他们写书评的时候，也被她拒绝了。不过后来艾丽塔成了我最亲密要好的朋友，她总是逼着我交出很多文章，而我根本没那么多时间。

我当然知道一个年轻的写手在刚跨入出版圈时一定会遭到很多的拒绝，但问题是我遭到了全部的拒绝。我有时会思考，这些不断拒绝我的编辑，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怪人呢？威兹·威廉姆斯最早是《纽约世界报》的驻外老记者，后来又供职于《泰晤士报》，他曾经这样写道：

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现在绝大多数的编辑应该去杂货店当店员，或者去疏通下水道，或者干点其他什么更低级的活儿……今天美国的编辑看上去基本上是水母和鳗鱼杂交的产物。所以你何必去计较他们对你的文章的批评，你写的东西比他们写的高明多了。

可是我没法不计较他们的意见，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我需要发表文章来挣钱。

越过这段往事，后来由于我在纳粹德国和二战做了大量的播音工作，又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柏林日记》，有了一些名气。在那以后，许多当年对我作品毫无兴趣的编辑纷纷抢着找我约稿，可是我已经不缺钱，也没有时间写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我的确很好奇美国一些杂志的编辑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东西。1940年5月到6月，我作为德军随军记者跟随他们一路进军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直至进占巴黎，每一天我都记下了自己的见闻和经历。这些日记对德军全新的“闪电战”进行了深入的观察，正是这种革命性的战术变化，使纳粹德国在短短六个星期里就轻而易举地扫清了强大的法国军队。我把日记中的一大部分寄给了我的经纪人勃兰特，让他帮我在美国找找愿意出版的机构。当时我认为只要够“识货”的杂志社，一定会很快看上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而且我会得到一大笔稿酬。当时我刚刚把自己的家从欧洲搬回美国，所以我需要钱去支付各种开支。

但是，譬如《生活》、《观察》、《星期六晚邮报》、《矿工杂志》和《读者文摘》的编辑，他们统统不“识货”，无一例外地拒绝了我的文稿。编辑告诉勃兰特，德国对西欧的征服已经结束，读者不再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勃兰特最后把它送到了《大西洋月刊》，然后给我写信，《大西洋月刊》即使同意出版，稿酬也不会特别多，但是这也比不能出版要好。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泰德·威克斯——美国最优秀的编辑之一——看了我的书稿之后，就把它们扔到抽屉里，忘掉了。

一年后，当《柏林日记》（这本书就是我战时日记的集合，我曾将它们作为短文分别寄给出版社）开始占据畅销读物排行榜的榜首时，泰德·威克斯才想起了那些被自己忘掉的稿子，他赶紧从抽屉底找出来，给勃兰特打电话，要把它们刊登在《大西洋月刊》上。

勃兰特告诉他：“现在出版也行，不过稿酬必须比一年前提高十倍。”

就这样，《大西洋月刊》在收到投稿一年后才正式刊登，还付出了一笔数额惊人的稿酬。至于当初拒绝我的《读者文摘》，现在则急匆匆地过来找我，希望出一本节选版，它开出的价格之高，简直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然了，1933年我在西班牙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日后的好运气的。那一年我写的所有东西被拒绝了。

当这一年快要结束时，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希望通过投稿挣钱的计划已经完全失败，我必须在这一年结束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心里想着，不管是重回报社，还是投奔其他什么行业，只要能挣上钱就可以。我给美国的编辑和欧洲各处的媒体办公室的老总写信、发电报，向他们表达我希望在年底前找到一份工作。大多数人是我以前的老朋友或同事（譬如说埃德温·詹姆斯，他从《纽约时报》驻巴黎分社回到了纽约总部担任总编辑），所有人都热情地回复，说会记住我的请求，但都告诉我说由于国内大萧条还没有结束，所以他们现在不准备招聘任何新通讯员。

现在回忆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当时我遭遇了那么多的挫折，竟然没有灰心丧气。可能是年轻，也可能是因为在西班牙过得很舒服，所以我满心确信，等钱真的花光，一定会柳暗花明。一个人必须相信运气，我觉得自己既然霉运不断，那么好运气也应该会有。八年前，当我已经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就是意想不到的好运给了我在巴黎的工作，让我留在了欧洲，投入了一份带给我快乐的职业。

夏天，我们别墅的另一半也搬来了新的租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安德烈斯·塞戈维亚，一位伟大的吉他演奏家。七年前我还在巴黎的时候就第一次欣赏了他的演出，我很震惊竟然有人可以用吉他弹奏出那么丰富且富有活力的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后来我在维也纳又一次聆听了他的演奏，演奏会之后的招待会上我和他有过短暂的接触。

作为邻居，我们和安德烈斯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就像绝大多数的西班牙人一样；谦逊朴实，对人非常体贴。安德烈斯每天早上7点到中午都要练琴，但当他知道我在写书之后，就专门跑到别墅里离我们最远的房间去练习。我知道之后，专门跑去说不必如此，因为与他的练习相比，我的写作压根儿就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但他也没有听从。

每个星期，安德烈斯都会有三四个晚上来我们的客厅聚会。我从孟买、喀布尔、巴格达和伊斯坦布尔买了不少亚洲乐器的唱片，它们的演奏方式都和吉他差不多，所以他会专门跑来听这些唱片。看上去他对这些东方音乐非常着迷，他会要求我反复地放上好多遍。有时他也会带着自己的吉他来，和着亚洲的音乐弹上几首。安德烈斯评论道，这些亚洲音乐和西班牙当地的弗拉明戈舞曲不无相似，而弗拉明戈也是他的表演曲目，这种舞曲部分起源于非洲的摩尔人音乐和安达卢西亚的吉卜赛音乐。安达卢西亚是他的家乡。

每当安德烈斯演奏一些他时常练习的曲目，这个夜晚就变得让人兴奋。他会弹奏阿尔贝尼斯、法雅以及其他西班牙作曲家的一些作品，但更多时候则是演奏他自己改编的巴赫和莫扎特的古典曲目。我相信安德烈斯是历史上第一位用吉他演奏巴赫与莫扎特的作品的音乐家。只有亲耳听到他改编并弹奏的曲目之后，我们才敢相信这些伟大的古典音乐作品竟然可以用吉他来演奏，而且安德烈斯的演奏极为雄浑壮丽，音色丰富，韵致入微。

有一天晚上我突发感慨：“要是有人告诉巴赫，他的一些最伟大作品被人改编之后可以用吉他弹奏，他一定会非常惊讶的。”

“不，恰恰相反，”安德烈斯说，“我相信巴赫的一些独奏组曲原本就是为鲁特琴[1]写的，之后他把它们改编成了适合其他乐器演奏的曲子，所以他的许多好作品自然就适合吉他。”

与我所认识的许多音乐家不同，安德烈斯酷爱文学。从交谈中就可以发现，他读过很多小说、诗歌、历史和哲学著作。他总是不停地和我讨论塞万提斯如何厉害，他临走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一本西班牙语的《堂吉诃德》。安德烈斯还把乌纳穆诺的作品介绍给我们，后者是一位西班牙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安德烈斯的好朋友和崇拜对象。安德烈斯的推荐促使我在夏秋两季读完了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由此学会了一些西班牙语。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朋友会来别墅小住，带来一些外部世界的新气息。英国下院夏季休会一开始，英国下院工党议员拉塞尔·斯特劳斯就会带着夫人帕特来到这里，之后是从马德里来的杰·艾伦（他还在为《芝加哥论坛报》报道马德里的新闻），还有热情奔放的路易斯·金塔尼利亚，他是西班牙最优秀的青年画家之一，也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的成名事迹是在两年前西班牙革命时，王朝倒台的最后几个小时，他爬上了皇宫的天台，展开了一面共和国的旗帜。路易斯和海明威是好朋友，他们两人之间经常用西班牙语通信，路易斯还经常把信的内容读给我们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就是斗牛表演和钓鱼旅行。还有一位维也纳的文学批评家海因里希·克兰茨，他从维也纳出来旅行，就顺便到了这里。他仔细研读了我失业后写的那个有关印度的剧本，还有最近写出来的小说，觉得我写得非常好，非逼着我保证一定要把德文版的翻译工作交给他来做——我觉得他的眼光实在有问题。特斯的弟弟当时正在维也纳大学念书，他暑假的时候一路骑自行车来到了滨海略雷特，然后几乎整个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他告诉我们，由于受到了希特勒掌权德国的鼓舞，所以奥地利境内的纳粹势力现在变得强大起来，很有可能以后会夺取奥地利的政权。

这些访客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消息，使我和特斯在短暂的避世生活中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我们对此很感激，但是眼下我们仍然不想回归世俗。

秋季到来，等到最后几位访客也离开之后，我和特斯于经济承受范围内在西班牙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旅行。我们去了马德里附近的托莱多和普拉多博物馆，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艾尔·格雷考的许多作品，这次旅行我们终生难忘，简直就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11月28日，我在日记这样回顾：

我和特斯走遍了普拉多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在一条很长的画廊里，我们无意当中走进了左手边的一间小偏房，立刻就感觉踏进了一个令人惊喜若狂的新世界——这里是艾尔·格雷考的世界，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看到也想象不到。当我仔细看着这些艺术或自然的奇迹，我觉得一股兴奋劲直接从大脑冲向了脊柱，这种感觉至少出现了六次。

在普拉多博物馆无意当中发现了格雷考的画藏，只是我们这次美妙旅行的前奏曲，之后一周我们在托莱多各种各样的教堂里都发现了更多他的大作。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间名叫圣托梅小教堂里，看到了他的《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教堂内光线昏暗，但是借着微光我们仍可以发现这绝对是一幅绝世佳作，它也一定是这位天才的有克里特岛希腊血统的西班牙画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以往，任何艺术，不管是雕塑、交响曲还是室内乐，只要能深刻地打动我，我都能够用语言准确且充分地描述出这种感觉。然而，当格雷考的这幅画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顿时语塞了，我完全找不出任何词语来描述它给我带来的巨大震撼。我在意大利、荷兰还有法国看过无数画作，但是这一幅带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如火山喷发一般的对艺术感情的宣泄，这种感觉也许可以在伦勃朗、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中找到，但是又和他们的作品完全不同。在这幅画里，格雷考对人物的处理极为奇特，是任何画家都没有用过的手法，画面里人物的身体，特别是他们的面庞都被刻意地扭曲、拉长和弯曲，他们的双臂缠绕在一起，眼睛被灼烧成了空洞，漆黑的天空里闪现出一道闪电，乌云密布，呈现出让人不寒而栗的灰白色。格雷考没有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去描绘世界，而是用自己不可思议且不能满足的想象力对它们进行了加工。他的画笔下，在一个如噩梦一般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都被卷入命运的湍流，骚动、争吵、茫然、煎熬、恐惧，对宗教充满了狂热的渴望。难怪一些格雷考的对手怀疑他是一个疯子，或者说他因为眼睛的散光疾病而不能直视，所以画出的作品都是扭曲的。

看完格雷考的作品之后，我和特斯就很难再对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有什么很高的评价了。从托莱多回到马德里之后，我们又去了普拉多博物馆欣赏了委拉斯开兹的画作，这种变换就好像从一个备受折磨的黑夜来到了一个宁静祥和的白天，在我们看来，与格雷考相比，委拉兹开斯的创作过程显得非常简单明了。

我们还去看了另一位伟大的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的作品。与委拉斯开兹一样，戈雅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皇家御用画师，但是他们两人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他为西班牙国王以及皇室家族所绘的肖像绝非简单的谄媚之作，他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这些人，甚至他看待世界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冷漠，在他眼中这个世界几乎就是一场残酷的闹剧。不过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描绘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所受的折磨。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与大屠杀远比戈雅那个年代所观察到的要可怕得多，但我认为他仍然是唯一一个把握住了这种恐怖感觉的画家。

有一天，我们站在普拉多博物馆里他的画作《1808年5月3日的处决》前，被它深深地迷住了。那一年的5月2日，缪拉元帅率领法国军队进入了马德里，当地的平民苦于没有武器，只好拿起木棍和石头进行抵抗。第二天，缪拉就把这些平民拉到了城门前，命射击队公开枪决。戈雅目睹了这场大屠杀，他极为震怒，对征服者充满了无尽的愤怒，对殉难者充满了同情，于是便画下了这个残忍的场景。所有看过这幅画的人都再也不能忘记它的内容。黑夜里法军点起了火把，愤怒的被俘平民站在那里，士兵们在他们面前仅仅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举起了枪，平民们的脸庞因为恐惧已经毫无颜色，一些人试着用手捂住脸，另外一些人则握紧了拳头。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人举起了双手，满是恐惧地看着面前黑森森的枪口，在他的面前满是尸体，血流成河。当我们观看这幅画的时候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噩梦，但是戈雅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就是战争，一种有组织的、野蛮的杀戮。

我们驻足良久，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一位助理馆长注意到了我们，他走过来提示我们应该走到顶层去看看另外一些展览，那里有戈雅创作的一个版画系列，叫“战争的灾难”。我估计有400余幅版画。这位助理馆长说这些画记录了法国军队在侵略西班牙期间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我和特斯看了大约一个小时，直到最后我们的心灵也不能承受这些恐怖的记录。我相信这些版画是我见过的对残酷战争做出的最声嘶力竭的控诉。

两年半以前，西班牙发生了革命，西班牙人民从中世纪式的统治中被解放出来，共和国成立，如今在这个秋季，西班牙共和国却已显得摇摇欲坠。当我和特斯在马德里旅游的时候，西班牙国内正在举行大选，两年前发动革命的人输掉了选举，议会迅速通过了新宪法和一大批新法律。这些剧变使一个落后、保守、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被迅速改造成了现代国家。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改造似乎过于猛烈和激进了。看上去对革命并不那么热心，而且有些敌视共和分子的右翼党人在这次选举中以极大的优势取胜。而我的一些西班牙朋友，譬如金塔尼利亚，他们坚持认为，共和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次选举中妇女第一次拥有了投票权，然而教会的牧师让她们投给谁她们就投给谁。

自从我来到西班牙之后，我所了解到的全部事实都在告诉我，新生的共和国已经日益背离它充满希望的初衷。1931年春天，西班牙旧王朝终于不堪重负而崩塌，统治西班牙长达五个多世纪的波旁王朝覆灭。国王阿方索在平和安静中退位并离开了西班牙。当地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也没有发生革命。共和派自然而然掌握了政权，其领导者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和作家，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则是社会党人和他们的工会。[2]

在我看来，共和派组成的政府在头两年时间里的政绩还是可圈可点的。

新政府打破了教会长期以来对西班牙的控制，实行政教分离改革，教会的财产被收归国有，耶稣会则被解散，其他宗教活动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原先遍布西班牙的教会学校被改造成为世俗学校，提供免费的义务初等教育，女性也第一次被赋予了选举权，还和男性一样拥有其他相同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原先被教会明令禁止的离婚现在变得相对容易，民事婚姻受到法律的认可。一切贵族头衔制度被废除，中世纪的刑事法则被大量修改，增添了新的自由主义要素。政府还建立了最低薪金标准，并认可工人拥有组织起来的权利。土地改革给大地主以沉重打击，超过56英亩未得到耕种的土地被国家收走，根据土地原所有者缴税的份额对其进行补偿[3]，然后再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要求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和北部的巴斯克地区都获得了有限的自我管理权。

在君主统治时期，西班牙军队和教会是维持王朝统治的两大支柱，现在军队被划归民选政府直接管辖，凡是不肯宣誓效忠共和国的军官一律被剥夺军衔。包括百余位将军在内的上万名军官（西班牙军队上层机构臃肿）最终退役，政府向其支付终生薪水。

短短几年内，西班牙新政府的这些变革措施都被确立为正式法律。相比之下，为了促成这些类似的变革，美国足足花费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经过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位总统的努力才得以完成。而且考虑到之前的西班牙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国家，因此新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完成这么多改革法案，实在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这些剧烈的社会变革法案没来得及被真正实施，共和派政府就已经在1933年秋季的大选中输给右翼联盟，后者上台之后立刻就把这些改革计划搁置起来。

共和派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诸多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反对。教会、富裕的地主和资本家、被迫领取退休金而退伍的旧军官全部支持反对改革的政客。不仅如此，最让人吃惊的是，过去两年里共和派政府致力于解放的工人和农民全部站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一边，这对共和派造成了沉重的打击。[4]

仅仅两年时间，风雨飘摇的共和政府就发现自己的敌人不仅来自左翼，也来自右翼。政府一度寻求清除这些反对势力，但是控制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总是太温和与宽容，他们不愿意采取激烈行动彻底消灭反对者。政府仅仅剥夺了教会的特权，却让它保存了足够的实力，决意进行反抗。[5]耶稣会虽然被查禁，但是其成员没有被驱逐出境。尽管政府禁止神学教育，但是当这些教学活动仍然继续进行的时候，政府也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政府希望通过让旧军官退役的方式达到净化军队的作用，却又同意给他们终身薪水，使得这群人饱食终日，可以心无旁骛地参与反对政府的阴谋。

大选结束了，自由主义的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右翼势力，仅仅过完秋天和初冬，我就发现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慢慢走了下坡路。它当初的理想极为美好，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捍卫，面对敌人的威胁挑战显得极为幼稚。

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也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走向崩溃，西班牙共和派深受其自由主义的宪法和其他法律鼓舞。1933年初，魏玛共和国经历了最后的痛苦挣扎，1月，希特勒正式成为政府总理，他立刻着手将德国人民实现的自由一一粉碎。西班牙共和国也会步入德国的后尘吗？恐怕的确如此。在我看来，西班牙共和国要想走出困境，除非出现奇迹，或者撞上什么好运气。

1933年底，我开始准备收拾行李离开西班牙，我感觉到这个可爱的国家开始日益向无政府和暴力的方向堕落。国内似乎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团体或政党有足够的智慧或强力去阻止这种趋势，甚至缺乏尝试的意愿。共和国刚刚建立时人们之间互敬互爱的兄弟友谊已经堕落成残忍的自相残杀，内战开始展露苗头。

在小渔村度过了田园般的一年生活后，我们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

于是我再一次四处求职，投给美国报社领导以及巴黎、伦敦新闻社的求职信和电报仍然没有回音，发给纽约新闻编辑的电报和信件同样如此。感谢罗斯福总统力挽狂澜，美国开始逐步走出大萧条的阴影，但是国内仍然有1000万人失业，我的许多朋友都赋闲在家，经济的重新复苏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我被告知，纽约本地的报社不会招募新员工，尤其不会新增驻外记者职位。

我和特斯在伦敦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拉塞尔·斯特劳斯和帕特招待了我们，他们之前在滨海略雷特与我们共度两周。他们的家就位于海德公园附近。拉塞尔现在是英国下院的一名左翼工党议员，继承了不少兴盛的家族产业。感谢他们的慷慨，我和特斯得以暂时忘记贫困与黯淡未来所带来的烦恼，充分享受了一回奢华的生活。

我又给美国通讯社驻伦敦办公室的一些老同事打电话，还询问了一些仍然保留有海外职位的美国报社，他们也依然没有招募新人的计划。

这让我感到一些沮丧，不过好在有圣诞和新年，我也没有什么时间顾得上长吁短叹。我确信事情一定会有转机，于是我和特斯打起精神享受节日的好时光，我们又去参观了一次国家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还去了大英博物馆参观额尔金勋爵从希腊拉回来的雕塑。下午我们又穿过舰队街（我在这里的《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室里度过了几个夏日）去了圣保罗大教堂，晚上还去了剧院和音乐厅。新年前夜的时候，斯特劳斯夫妇又陪着我们一起去艾伯特音乐厅参加了一个狂野的假面舞会。

我们在伦敦期间还拜访了很多老朋友，比如说工党的政治新星、温暖迷人的奈·贝文，还有来自苏格兰煤矿区的工党下院议员珍妮·李，珍妮大概是议会里最年轻也最漂亮的议员了。我当时就发现珍妮和奈可能已经相爱，他们同样出自矿工之家，一个来自威尔士一个来自苏格兰。后来他们果然结了婚，而且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等到工党重新夺回政权之后，两人甚至都进入了内阁。

在长达两个星期的假期里，斯特劳斯夫妇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我们见到了一大批政客、艺术家、编辑、作家和记者，在他们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亨利·摩尔，他的许多原创雕塑作品充满了力量，令人振奋，独具一格，不过那时候他的名气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大。另外一个更有趣的人是哈罗德·拉斯基，他是工党中非常杰出的理论家，脾气却有点古怪。当他在某一小群人里聊天的时候，他的发言具有很强的启发力和煽动力，很容易让别人入迷，但是他有一个很古怪的习惯，喜欢在谈话中频繁引用名人的名字来拔高自己。譬如说他会告诉你他刚刚从自己的老朋友罗斯福总统那里收到一封信，或者他的好朋友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又给自己写信了，他们在信中和自己大谈特谈世界形势；或者说自己前几天刚刚和伯特兰·罗素辩论了一下共产主义的问题，然后毫无疑问是自己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他是一个很会挑战并动摇他人思想的人。

不过我不太理解，尽管拉斯基抱负远大，但他始终未能成为工党领袖，也没能进入内阁或担任其他重要职位。也许是因为他太天资过人了。英国政界，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似乎都不信任那些最睿智、最有想法的人。

斯坦利·鲍德温就是一个典例。他是保守党的领导人，而且由于工党老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健康日益恶化，所以鲍德温成为工党政府中真正的实力派。然而，从来没有人认为鲍德温是一个富有启发力或杰出才华的人，他虽然算不上愚笨，却带有“约翰牛”[6]那种典型的木讷气质。英国人似乎就是特别喜欢鲍德温这种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政客。

在我看来，尽管大英帝国仍然富有威望，海外殖民地和联邦成员遍布全球，但是它日益变得目光狭隘了。在伦敦似乎没有人对希特勒在德国逐步建立独裁统治表示担心，也没有人关心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工党当然不喜欢希特勒，但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纳粹主义可能会是一种威胁。至于保守党，则倾向于认为希特勒的做法并无不妥。1933年夏秋时节，有好几位保守党高官访问了柏林，回国后向政府报告，称希特勒在德国重新建立了秩序，街头上再也没有各种政治势力的喧闹——事实上是因为希特勒已经摧毁除纳粹党外的各派政治势力，但是这些官员好像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他们很开心地看到希特勒成功地镇压了德国境内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势力。

我和我的工党朋友说了一些有关西班牙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当地新政权正处于动荡之中，爆发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届时西班牙就会四分五裂，而且可能也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但是他们对我说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当然也可能因为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大多数英国保守党成员都敌视马德里的新政权，指责其焚烧教堂和压制抗议的行为。在他们眼中，阿方索国王再怎么差劲，至少可以保持国内秩序稳定。和他们看待德国问题的角度一样，这群保守党的老浑蛋，他们心里最关心的就是“法律和秩序”。

离开伦敦返回西班牙的路上，我们在巴黎短暂停留了一下。当时埃里克·霍金斯在《纽约先驱报》巴黎分社做编辑，他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英国人，他说等上一两个月，他有可能给我提供一个编辑部里的职位。我出于自尊心，没有告诉他实际上我已经山穷水尽，手里只剩下最后的100美元，根本不够再支撑一到两个月了。不过霍金斯保证，一有消息，他立刻就会给我发电报。

回到滨海略雷特之后，我和特斯度过了极为凄凉的一周。1月的西班牙天气非常阴冷，巨浪不断被吹到我们的房前，整个屋子里就更加寒冷了。我和特斯连最后一点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就只好学着那些西班牙穷人的办法，把多余的毛衣和毯子一层层地裹在身上。我们整日里盼着地中海的太阳能够再次出现，这样可以给我们一点免费的温暖。因为肉的价格相对较贵，我们也不再购买肉食了，而是直接从每日出海的渔民手里买点鱼类，所幸他们的要价不高，有时还会额外送一点沙丁鱼给我们。渔民知道我们住在一栋大别墅里，还是从美国来的，所以他们没有怀疑过我们已经变得比他们更穷。

最后一点钱即将在几周之内用完，但我和特斯仍然没有想到任何别的出路。我尝试了所有找工作的机会，一无所获。我们心里在盘算，如果彻底走投无路的话，就只能想办法回美国了，如果我能够借到买回国的船票的钱的话。我弟弟在纽约工作，不过他已经警告我，现在想在纽约找到任何一份工作都特别困难。即便如此，我和特斯也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只要能回到美国，就算找不到工作，我们也可以去曼哈顿排队领取救济面包。我们从报上看到，一些之前过得不错的人现在也都加入了救济大军。

我们的房租交到了4月，现在我和特斯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节省地过完最后这几个星期，并且相信会有转机。如果最后还是一无所获，那么我们就老老实实地打包走人。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沦落到那一步。在巴黎的霍金斯最终给我发来了电报，问我何时可以过来报到上班，他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纽约先驱报》当日班编辑。

对我而言，其实这是个很沮丧的事情。九年前我从美国来到巴黎，做的工作就是在巴黎的一家美国报社当编辑，三年之后，我成了驻外记者。这六年来我的足迹遍布欧亚，没想到时光轮回，我竟然又成了一个小编辑，难道这九年来我的进步就是这样的吗？尽管这种想法让我深感沮丧，但是和所有人一样，我必须先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而且至少我又可以回到报社——我喜欢这个行业，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回到巴黎，这是这个星球上我最喜欢的城市。

在西班牙一年的生活使我相信，要成为一个作家，特别是成为一个能靠写作养活自己的人，仍然需要更多的人生磨砺。事实上，我虽然仍有最终写成自己著作的动力，但目前看来，当个新闻记者才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我喜欢记者这份工作和这种生活方式。欧洲的形势再次动荡不安，右翼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势力在德国和意大利上台及在西班牙带来威胁，左翼的共产主义力量则控制着俄国，英法两国的民主制度也出现了腐朽堕落的趋势，欧洲重新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况。我决心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去努力理解并追踪报道这些事情。

霍金斯从巴黎发来的电报给我和特斯几乎绝望的生活打了一针强心剂，我们立刻买了100磅的取暖煤，把整个屋子烧得特别暖和，然后又买了一加仑的当地葡萄酒暖身，接下来又大吃了一顿以庆祝我们的好运气。

不管怎么说，在西班牙的一年休假时光是我们拥有过的“最棒”的生活，当晚我在日记里写道：“它是我们迄今为止在一起度过的最开心、最平静的生活。”当初在印度的生活极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健康，现在我们终于彻底地康复了。这一年里，我们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加泰罗尼亚小渔村过着梦想中的生活。

（我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年我和特斯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彼此，我们四处闲逛或玩耍，品尝美酒和美食，在午后观看斗牛比赛，在夜晚去巴塞罗那的中国城品尝五花八门的美食。四季变换，我们看到了山上绿油油的橄榄树，看到了春天地中海无与伦比的碧蓝，看到了马德里令人惊奇的阴冷灰白的天空。我们结识了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渔夫，他们尽管生活凄苦，但是人格高贵、品行正直且富有胆识。还有托莱多和普拉多，在那里我们还欣赏到了格雷考的才华……

这一年真的很美好。

1934年1月底，我留下特斯负责收拾我们的书籍和行李，归还房子，我则独自一人从附近的赫罗纳坐上前往巴黎的火车。当火车一路向北驶往巴黎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再过一个月我就满30岁了。男人30岁时要么已经步入人生的正轨，要么就已经放弃努力而退出了人生的竞技场。我在思考，在迎来人生这次最近的转折点之后，在我前面的究竟是什么？

[1] 鲁特琴，一种拨弦乐器，是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欧洲这种乐器的总称，吉他由此演化而来。

[2] 西班牙的300万工人几乎均等地隶属于两个对立的政治派别——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后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共和制或君主制。至于西班牙的共产党势力则根本微不足道，1933年的时候他们只拥有3000名成员。

[3] 由于长期以来这些富裕的地主一直想方设法逃税，因此实际上他们获得的补偿都少于被没收土地的实际价值。

[4] 西班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获得许多工人和农民的支持的国家。

[5] 西班牙教会总教长、托莱多教区大主教兼罗马教廷红衣大主教塞古拉公开宣称要在一个月内与共和政府对抗到底，他在给西班牙全体神父和教众的一封训诫信中煽动暴力，要求每一个天主教教徒都要“像无所畏惧的战士一样去战斗，随时准备为了和政府斗争而慷慨赴死”。政府要求他离境，于是他被迫离开西班牙，但是几个月后他又悄悄潜回国内。政府将其擒获后，武装押解到法国边境地区。在流放期间他极力赞扬佛朗哥的反叛行动，内战结束前，他回到西班牙，重新担任了塞维利亚大主教。

[6] “约翰牛”（John Bull）是英国的拟人化形象，出自苏格兰作家约翰·阿布斯诺特的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是一个头戴高帽、足蹬长靴、手持雨伞的矮胖愚笨的绅士。

第五章 重返巴黎：1934

抵达巴黎之后的那个春天，我的心情一直不好。每每想到我的人生和工作重新回到了九年前的原点，我就感到沮丧和挫败。

尽管我对自己能够重新获得工作颇怀感恩之心，但是一坐在《纽约先驱报》巴黎分社的编辑室里，我就感觉自己很难面对这凄凉的现实。1925年的夏天，当时我才21岁，刚刚从爱荷华一所很小的大学毕业，然后在《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分社做编辑，接下来的几年，我作为驻外记者来往于欧亚。我无法忘怀这些日子。如今一切归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失败情绪严重。当然，在经济危机最初和最严重的岁月里，一点面包渣也是值得感恩的。至少它让我活了下来。

与我跌宕起伏的生活相似，巴黎和整个法国日渐凋敝，我几乎认不出它们了。

四年前，当我离开巴黎前往维也纳工作的时候，法国仍然被认为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片土地好不容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与仇恨中恢复过来，国家重新变得繁荣富强，人民自信而轻松，人人都沉浸在难得的和平与安详之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威胁法国，也无法挑战它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当时大萧条还没有冲击到法国，1930年1月我离开巴黎之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一片大好。1926年法国财政亏空，到了1929年国库盈余已达到190亿法郎，工业产值创下历史新高，对外贸易实现高额盈余，整个国家只有812人处于失业状态。相比之下，同期的美国、英国和德国则有百万计的失业人口。

在我看来，巴黎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市。对于法国人，以及对于来此访问和居住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而言，巴黎就是光明之城，它是全世界的文化之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美丽的大都会。这里的生活热闹非凡。巴黎的剧院、音乐厅、歌舞厅、餐馆和咖啡厅都挤满了人，价钱极为公道。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总是吸引人们蜂拥而至，出版商不断出版大量书籍，人们也踊跃购买和阅读。全世界没有别的城市能够像巴黎一样有这么多书店，也没有这么多的文学和艺术评论刊物，别的地方也产生不了这么多的艺术和学术成就。

法国政府尽管总是如走马灯一样变换，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法国民众看来，作为一个强烈奉行个人主义的民主国家，时常变换政府只是应有的代价，不足为奇。尽管大多数政府碌碌无为，但是它们至少维持了法郎的稳定，实现了财政的均衡，并且创造了一个繁荣幸福的时代。

历史学者和传记作家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把20世纪20年代看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历史上最后的黄金时光以及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而且人们期待这种繁荣将持续至下一个十年。国内的对立与冲突情绪纷纷销声匿迹，人们奉行宽容的理念，一切生活都十分美好——能与之媲美的只有1914年大战爆发前法国所拥有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黄金年代了。

然而当我在阴冷的1934年1月回到巴黎时，才发现当年繁荣富强的巴黎和法国都已经成了往日云烟。首先让我惊讶的是，法国内部的尖锐冲突凸显出来，整个国家弥漫了仇恨与对立的情绪，左右派之间竭尽所能相互攻讦，右派攻击左派会把法国带向无神的共产主义，左派说右派会建立极权主义的法西斯统治。

让我最感震惊的是，法西斯势力开始在这个国家发端并成长。记得我刚刚来到巴黎的那几年，极权主义思潮在意大利很兴盛，在德国甚至更为流行，但是在法国国内看不出任何此类的迹象。当时只有保皇势力法兰西行动党宣称要推翻第三共和国的统治，但是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君主制在法国注定行不通。

现在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国家里反国会的法西斯势力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四处生长开来。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少数一两个组织看起来像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反对共和党和闪米特人的组织，他们的波拿巴主义和布朗热主义是法国固有的，其他绝大多数法西斯势力很像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具备了全新且更丑陋的特质。我完全不敢相信的是，这些法国的法西斯组织竟然也穿着各种颜色的衬衫，高筒靴将街道踏得震天响，在街头肆意殴打正直的平民和毫无恶意的政客，公开叫嚣要颠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我回到巴黎，几乎每一天都有法西斯分子在街上挑起暴动。他们掀翻并焚烧电话亭和小汽车，与前来镇压的宪兵和国民卫队公开对抗，他们甚至打到法国议会的门口，要求把“国民议会里的坏蛋”全部扔出来，还叫嚣放火烧毁议院。

霍金斯不久把我调离了日班编辑岗位，让我作为记者去报道暴乱现场。我很高兴又成了记者，有了新任务，颓丧也一扫而空。这是个大新闻。不过让我极度震惊的是，我才离开了不过四年，我眼中曾经那么和平且稳定的法国，现在却像西班牙一样滑向内战的深渊。在我刚刚到达巴黎的那几天，我真的觉得法国正朝那个方向走去。

问题是，在这四年里，法国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很显然，我得做很多功课找到这个答案，我在报道中做出了深度的分析。起义还未发生，然而，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为何走到危如累卵的地步，其中有很多原因值得思考。

原因之一，当然是经济大萧条。

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维也纳信贷银行最终倒闭，德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恐慌。1931年9月21日，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度，英镑贬值40%。随后法国在当年秋季受到冲击，股市暴跌（正如两年前纽约股票交易所经历的“黑色星期五”），财政部多年积攒下来的盈余变为赤字，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工业产值更是一落千丈，失业率破天荒地急剧上升。

与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英、德、美相比，经济危机对法国的打击并没有那么严重，其失业人口几乎从未超过50万，但其经济衰退已经足够显著，这是100多年来法国遭遇过的最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第三共和国议会的无能和频繁更迭的内阁让危机进一步加重和蔓延，政府没有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去应对。

继英国于1931年将本国货币贬值了40%之后，到了1933年，美国也步其后尘，很显然，法国也应该紧随其后采取类似的措施，保护本国经济免遭国际市场动荡的影响，但是法国政府没有这样的胆量。20年代中期，法郎发生过暴跌，导致法国民众的储蓄一夜之间基本化为乌有，因此民众对法郎异常敏感，至今没有一届政府敢再次宣布贬值。最终的结果就是，法国独自固守过去的金本位制度，也就从价格上自动退出了国际市场的竞争。政府采取了一种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政策，后果严重：国内生产减少，于是工资被削减了。民众的痛苦加剧，愤恨由此蔓延。

在英国和美国，民众把不满转变成为对当局的抗议（美国民众在1932年大选中将胡佛总统赶出了白宫），而德国与法国的情况比较相似，民众都对共和政体发了火。德国人选举希特勒上台，法国境内则出现了一些右翼联盟，他们要求推翻第三共和国，建立带有法西斯极权主义色彩的新政权。在这些右翼领袖的眼中，1934年初已经成了他们动手的好时机。

这些右翼领袖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组织起了在巴黎街头发起暴动的队伍？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刚到巴黎的前几周，我花了大量时间去追寻这些问题。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尽管暴动一天比一天猛烈，但是就连当局和警察部队也很困惑，他们完全搞不清楚这么多的反抗者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事实证明，这些反抗者的历史渊源远比我猜测的还要早得多。早在1926年的时候，法郎一路下跌，政府几乎破产，电力大亨埃内斯特·梅西耶就组织起了一场名为“法郎复苏”的反现存议会制度的行动，提出一战结束后的世界已经变得大为复杂，不论国内事务还是国际政治和金融问题都需要专门化的知识，而当前议会里的政客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难题，因此法国人民需要一个熟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规律的“技术型”议会和政府。梅西耶同时指出，法国许多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完全能够提供这种专业型的人才。换句话说，梅西耶希望由自己的人直接掌管国家事务，而非像现在这样间接影响，梅西耶认为自己的理想可以在墨索里尼的“社团国家”模式中实现。他的观点逐渐赢得了法国许多经济界大佬的支持，他们一起出百万巨资致力于宣传这种理念。

当我来到巴黎的时候，梅西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1月24日，他在一场大型集会中对自己的追随者公开宣称：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所处的环境要求我们这样做——那就是一个权威政府……在我们的目标实现之前绝不罢休。

工业界与金融界的人士都明白梅西耶所谓的“权威政府”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些领导人说得甚至更加露骨。有人在他们的机关报《每周评论》上发表专栏文章，公开要求按照意大利模式成立社团国家。还有一家大企业的发言人弗朗索瓦·格里克斯在该报上发表文章，预测政变不可避免而且即将来临。

政变很快就会发生，一切都会很简单。内阁将会无限期休会，巴黎将会被前来抗议的纳税人和失业者团团包围。

他预测，“领导阶层”已经准备好开始行动。

“花生油大王”雅克·勒迈格尔·迪布勒伊的话说得更为明白。他组织了“纳税人联盟”，在联盟1月29日的集会上他宣称：

我们将要组织一场进军国民议会的示威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将会使用鞭子和棍子赶走这些无能的议员。

虚弱的法国政府对于这些言论毫无警觉，也许是因为他们更关心那些好斗的反对组织，那些暴徒整日在巴黎街头发动骚乱。

在各种暴乱组织中，最活跃也最有效率的当属保皇党组织法兰西行动党，他们组织了名为“卡米洛特民族联邦”（Camelots du Roi）的突击队。保皇党的诗人哲学家夏尔·莫拉斯每天都会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极富煽动性的文章，巴黎城里最有名的批评家莱昂·都德也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类似的文章，由此法兰西行动党部队的斗志一日高过一日。1月9日，也就是在我抵达巴黎之前，他们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试图冲击国民议会大厦，不过被警察部队挡了回来。

不管是法国政府还是警察部队，都不知道法兰西行动党在新年后发起如此大规模暴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事实上，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当前法国右翼分子煽动叛乱的大好时机来反抗议会，另一方面他们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目的——实现王朝复辟。法兰西行动党的领袖都收到了让·德·奥尔良（吉斯公爵）[1]的秘密指令，敦促他们发起更多反抗行动。这位年仅26岁的年轻王子相信重新在法国建立奥尔良王朝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1934年初，他和父亲将莫拉斯以及其他保皇党领袖召唤到布鲁塞尔（“皇室”家族被流放后的居住之地），催促他们尽快颠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统治，他还表示其他政治势力和右翼的一战老兵也应该被拉拢进来，发动政变。

到了1月底，我终于摸清了其他政治派别的底细，而且初步查清了他们的规模。在这些街头暴力组织当中，年代最久远的是一个叫作“爱国青年团”的组织。它是1924年法国金融危机时由一位右翼议员皮埃尔·泰坦热建立的，主要成员是从大学生中招募而来的。我采取了一些连蒙带骗的手段，成功地从警察部门搞到了有关爱国青年团的档案，上面显示它在全国有近9万名成员，其中6000多人集中在巴黎。街头的暴乱者被组织为一个个由50人组成的小分队，他们统一着蓝色雨衣和贝雷帽，负责指挥小分队的则是一位名叫达索菲的退役将军。

还有一个类似的街头暴力组织叫作“团结法兰西”，是由香水大亨弗朗索瓦·科蒂于1933年建立的，这位富商涉足右翼政治运动已有十年之久，而且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当年我刚来巴黎的时候，曾遇到这位出生于科西嘉岛的香水大王。他是个毫无思想又自大浮夸的人，然而他越来越相信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没准还能和自己的同乡拿破仑一样登上皇帝的宝座。尽管这个想法非常荒谬，他仍然是个政治低能儿，但很显然，在我回到巴黎的1934年，他真的把这项事业干起来了。

与这位香水大王相比，更具有威胁的是他建立的这个暴力组织。负责指挥这支队伍的人叫让·雷诺少校，退役前是殖民地军官，有煽动暴民的演讲天赋。他的队员穿着清一色的蓝色衬衫，头戴黑色贝雷帽，脚蹬高筒靴，口中高喊着口号：“法国是法国人的。”雷诺少校宣称自己的战斗队伍拥有18万人，其中8万人集中在巴黎。警方向我确认，他的实际军力可能连他吹嘘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尽管如此，1.5万名受过巷战训练的暴徒在首都活动，仍然会造成巨大的麻烦。事实上，1月底他们就在巴黎发动了一场暴乱。

在各类组织中，法西斯色彩最浓的应当是一个自称“法兰西运动”的组织，他们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里获得了很多灵感。法兰西运动成立于1933年秋季，创立者是一个叫马塞尔·比卡尔的右翼投机分子，他认为自己最终可以成为法国的“元首”。尽管比卡尔的队伍只有5000人，他们却是巴黎最熟练的巷战分子，而且狂热信仰纳粹思想，其他派别的政治势力并不认同他们的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陷落之后，法兰西运动的很多成员和德国占领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保罗·费尔多内，他被称为“斯图加特广播叛徒”——二战中他帮助德国人在斯图加特电台做法语广播，为纳粹宣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叫作“火十字团”，它的人数更为众多，大量的政治保守势力在支持它。这个组织成立于1927年，原本是一个立功老兵参与的非政治性联谊社团，但从1931年开始被弗朗索瓦·拉罗克接管。他是一个45岁的陆军中校，精力非常旺盛，最近已从陆军退役。他很快就把火十字团改造成了一个半军事化并且反对议会制度的组织。他们能够在接到指示后一个小时之内发起街头抗议行动，而且该组织宣誓要彻底清除共产主义与和平主义分子，并要求通过压制议会力量实现对共和国的改革。

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表面上拉罗克中校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是他居住的圣日耳曼大街的许多上层社会中年女性的心仪对象，然而他对对手从不手软。他强硬地终止了与自由派和社会党人的谈判，还直接把部队派到巴黎街头和警察战斗。拉罗克中校第一次也是最出名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31年，当时国际裁军会议在巴黎召开，这是全欧洲范围内最重要的各国元首政要聚集的场合，本届大会又因在巴黎举办而格外受到瞩目。然而拉罗克中校亲自率领一营火十字团老兵直接冲进了特罗卡德罗大厅，把会场舞台拆得七零八落。由于进行了现场广播，所以全体法国人和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拉罗克中校也由此一战成名。

拉罗克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政治嗅觉也并不敏锐，但他是一个善于组织的人。他处心积虑地给自己制造出一种神秘感，运动的目标也尽量模糊，为的是吸引到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他的本事之一是对政府的消息非常灵通。当年他率众冲击特罗卡德罗大厅的时候，他就和安德烈·塔迪厄以及皮埃尔·赖伐尔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这两人作为法国保守政治势力的代表，轮流上台执政担任总理，他们不仅在道义上对拉罗克的行为进行支持，很显然，还通过法国境内一些秘密基金资助拉罗克的行动，而他本人一直希望掩盖这一事实。另外一些人，譬如说梅西耶和科蒂也给了他很大的经济援助。到了1933年底，当法国境内反对现行议会制度的浪潮愈涨愈高时，火十字团及其附属部队的成员总数已经达到6万余人，其中三分之一在巴黎。他们由陆军退役军官进行组织和训练，由能力出众的拉罗克领导，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巴黎的这些组织中，它的纪律性最强，战斗力也最强。

最后，还有一个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大型政治团体叫作“联邦战士联盟”，它的成员人数接近100万。联盟宣称自己早已无法忍受立法和政府机关的愚蠢行为，要求政治领导人尽快制定政策，解决通货紧缩和大萧条带来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否则就要把他们全部扔到巴黎的街头。与那些右翼团体相比，联邦战士联盟对法国政府的潜在威胁似乎更大。无论是警察还是现役军队，在维持秩序时都不敢对这些老兵动手或开枪。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祖国浴血奋战，他们承载着全体法国人民的尊重。

除了大萧条对全体法国民众造成了严重影响之外，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还有另外两件事情引发了大众的不满，而使右翼分子可以借机利用。从1932年6月到我回到巴黎，在这短短的18个月的时间里，法国内阁就足足换了六届，平均一届政府只能维持三个月时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每一届内阁总理和部长都是从两院挑选出来的优秀政治家，但在任时间实在太短，根本没法认真处理国内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他们无所事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朝着无政府主义的深渊滑去。

除了政府频繁更迭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民众不满。越来越多的政府高官，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内阁部长、议员、警察、检察官，甚至法官都卷入了经济丑闻，民众憎之愈甚。

从1928年开始，法国国内就开始出现了一大波政商勾结丑闻。当时我作为《芝加哥论坛报》驻巴黎的记者还报道过一些。其中最轰动的是“玛尔塔·阿诺丑闻”，这位不惑之年的矮胖女性着实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骗子，她因利用名下的各种金融公司，欺诈投资者高达数千万法郎而被逮捕。在几年时间里，她一直努力拖延对她的各项审判和定罪。后来公众逐步了解到，这位神通广大的女性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欺骗大众，又始终未能获罪的人，是因为她拥有某些“关系”。她所认识的内阁成员和两院议员不计其数，还和法国外交部拥有密切的联系，后者从她的不正当获利中分得一杯羹，用于补贴某些报纸，其中就包括一份主流的左翼日刊《日常生活》。

玛尔塔·阿诺拥有丰富的政界资源和高超的游说能力，她诱使一些最为杰出的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为自己开办的一份财经周刊撰写文章，由此提高了杂志的知名度和可信度——主要目的就是让公众和投资者信任这个投资骗局。素来以清廉闻名的总理普恩加莱，诚实正直的巴黎地区大主教、外交部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教育部部长赫里欧，都给玛尔塔的杂志写过文章，但是他们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这个女骗子的真实目的是什么。那些无知的投资者眼见这位女士拥有这么强大的政治关系，哪里还会怀疑她的真假，纷纷都把自己的终生积蓄投给了所谓的“快速致富”项目。直到最后她被逮捕，大家才发现她通过欺诈为自己攒下了上千万法郎。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形式类似的金融丑闻一个接一个发生。诈骗分子在受贿的内阁成员、议员的帮助下，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当他们被抓时，往往会逃脱审判，让自己的案子无限期拖延或是被宣布控诉无效，有时甚至连大法官也在这场交易之中。

法国公众，特别是形势不定的巴黎地区的民众，对于高层的腐败行为越来越厌烦。在他们看来，如果议会和内阁不能自己清除这些害群之马，那么巴黎人民就要占领街头以示抗议。历史上的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他们都是这么干的。[2]当我于1934年回到巴黎的时候，巴黎人民又举起了反对腐败的大旗。

1934年初，巴黎地区之所以会爆发极右骚乱，是有一定背景的。长期以来，有一位金融界的诈骗老手和共和国的最高层都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从政府、议会、警察部门，再到检察院和法院都和他有勾结。随着这些弊案曝光，民众抗议行动的导火线被点燃，也造成了第三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事情要从1933年12月30日说起。当巴黎民众正忙于庆祝自己又侥幸撑过一年的时候，报纸上突然发布通缉令，对一名叫作塞尔日·亚历山大的男子进行通缉。据通缉令上说，此人化名萨沙·斯塔维斯基，涉嫌好几桩诈骗案。尽管这个头条消息在报纸上的篇幅并不大，这个名字对于公众来说也很陌生，但是这个事情突然之间发酵起来，引发了全国媒体界和公众的愤怒。

斯塔维斯基的父母是俄国籍犹太人，他本人于1886年出生在乌克兰基辅，世纪之交跟随家人来到巴黎定居。他的父亲在巴黎某个贫民区当牙医。斯塔维斯基22岁时因轻微诈骗行为而受到警告，1912年他26岁，因为再次欺诈第一次被判入狱。出于对儿子不法行径的羞愧，他父亲自杀身亡，但遭此变故似乎并未对这个年轻骗子产生什么触动。出狱后斯塔维斯基始终不肯找一份正经工作，逐渐堕入巴黎的地下世界。他当过小白脸，从事过贩毒、诈骗、造假、销赃等各种活动，甚至偶尔还武装抢劫，在这个过程中他练就了一身逃脱法律制裁的本事。

慢慢地，斯塔维斯基通过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积累了一些财富，他频繁出入法国一些旅游胜地的赌场，还买下了一家剧院，资助了一家报社。他带着自己漂亮的情妇们，四处收买政客。为了逃避法律，他甚至和法国秘密警察部门勾结在一起，有时为后者搜集有关黑社会的信息。

1926年，斯塔维斯基终于遇到了大麻烦。他因为利用自己的一家公司欺诈投资者700万法郎而被关进了巴黎的监狱。在有关部门调查清楚他的骗局之前，他在铁窗中生活了18个月。到了1927年，他获得保释并被要求在家等候法庭的审判令。然而他的朋友和支持者遍布司法部、法院、警察部门、议会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对他的审判一直被反复拖延。到了1934年初，此案重新曝光之前的七年中，审判总共被推迟了19次。

这七年里，斯塔维斯基重操旧业，变得更加富裕。他买下了两家报社，一家左翼报纸，一家右翼报纸，还把巴黎一座非常顶尖的剧院——帝国剧院也弄到了手中，另外他还拥有一座跑马场。与此同时，斯塔维斯基与官方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他的政界社交圈进一步扩大，许多政客、政府部长和前部长、警官、报纸出版商和编辑都成为他的好朋友。仅仅是我掌握的材料就显示，在这一期间他有45次因为各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而引起警方注意，但从来安然无恙。这位热衷于欺诈的浑蛋似乎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

连续19次下令延后对斯塔维斯基审判的官员叫乔治·普雷萨尔，他是巴黎检察部门的首脑，也是卡米耶·肖当[3]的妹夫（brother-in-law）。后者长期以来担任内阁部长，为激进党尽心尽力，并从前一年11月起担任总理。遵从普雷萨尔指令直接为斯塔维斯基办理延后审判手续的则是一名助理检察官，叫作阿尔贝·普兰斯，然而当斯塔维斯基案被曝光后不久，人们却在巴黎通往第戎的铁路线上发现了普兰斯的尸体。

斯塔维斯基的审判日期越被往后拖，他就能诈骗更多的财富。他尤其出名的一招就是利用市政债券套现获利，其做法就是，首先打点管理市政债券的官员，凭借一些伪造的存款或偷来的钻石作为抵押，通过造假账将债券全部收归己有，再将这些债券折扣抵押给合法的银行以折现，之后再成立一家颇为隐秘的新公司，将现金投入其中获利。1928年，斯塔维斯基通过这套办法从奥尔良市弄走了价值1000万法郎的市政债券，在自己被抓住之前，他利用投资挣到了更多的钱，将这1000万法郎还了回来。

然而，当斯塔维斯基妄图在巴约讷市故技重施的时候，却没有那么走运了。他在巴约讷市市长以及各位中央和地方官员的默许下，套走了当地大量的市政债券，然而这次，他没能赶在债券到期前通过投资赚到足够多的利润填补亏空。1933年平安夜，一位市政府内的斯塔维斯基的同谋者对外承认，由于斯塔维斯基的操作失误，价值2.39亿法郎的到期市政债券全部变得一钱不值。事件曝光后，这位同谋者被警方逮捕，一起被捕的有巴约讷市德高望重的副市长和一批政客，还有巴黎两家大型报社的编辑。他们都被控受贿，并与斯塔维斯基同谋行骗。几天之后，媒体曝光一名显赫的政府内阁部长也帮助斯塔维斯基兜售可疑的巴约讷市的市政债券。至此，丑闻终于开始爆发。

与此同时，斯塔维斯基却消失了。而曾经利用斯塔维斯基搜集情报的警方似乎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将他抓获归案。据我后来发现，法国秘密警察部门曾经给斯塔维斯基准备了一张伪造的护照，很显然他们希望他能够逃到国外，这样他就不会泄露他的“关系”了。然而，巴黎的媒体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将斯塔维斯基绳之以法，民众的愤怒情绪前所未有地高涨。到了最后，警方终于在小镇夏慕尼冬季度假村里“找到”了斯塔维斯基。1月8日报纸上发布消息称，当警察冲进斯塔维斯基藏身的别墅时，他正好在那一刻自杀身亡。法国没有人相信。大多数人认定是警察杀死了斯塔维斯基，目的就是防止更多的高级官员，包括警方自己的罪行被揭发出来。他们也参与了他的犯罪，并且一直让他逍遥法外。[4]

到了1月9日，许多巴黎民众的情绪已经到达顶点。长期以来，官员、警察与奸商的勾结时有发生，人们已经积怨甚深，现在斯塔维斯基事件终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天早上，《法兰西行动报》在其头版大声呼吁巴黎市民在下班后集结起来，前往国民议会抗议，要把这些“强盗和杀人犯”赶出议会。

声明很快就让保皇党集结起来，当晚大约有2000名保皇党成员冲击议会，但是被警察部队击退。之后他们越过大桥冲进协和广场，在海军部门外遇到了海军部部长的座车，这群绝望的人就把海军部部长从车里揪了出来痛打了一顿。

两天之后，也就是1月11日，爱国青年团的成员在巴黎市议会一些成员的带领下，加入了卡米洛特保皇党的队伍，他们砍倒了街道上的树木和围栏，又抢夺电车，在巴黎街头筑起了街垒。这群人还推翻并焚烧街头的书报亭，把电车供电线路切断，使巴黎城内的公共交通陷入了瘫痪。几天后我看到警方的调查报告，称破坏行动造成的损失是20年来最严重的。

暴动的氛围在巴黎进一步蔓延，12日早晨《法兰西行动报》刊出巨幅标题，号召大家在巴黎发动一场“反击强盗的起义”——这些所谓的强盗当然就是指议会和政府了。

肖当总理仍然不肯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彻查斯塔维斯基事件，原因很简单：连续19次推迟起诉斯塔维斯基的检察官就是他的妹夫，另外他的亲弟弟皮埃尔·肖当就在斯塔维斯基的一家公司担任律师，这让他非常窘迫。不过让肖当总理感到欣慰的是，至少议会大多数议员支持他的决定，社会党领袖担心强大的反动势力会发动法西斯政变因而为其投票，因此他决定除了要求媒体闭嘴之外，不采取其他任何措施。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之后暴乱越来越严重，1月22日和23日都发生了大规模暴乱，27日达到顶峰，骚乱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夜间，大量公共财物被毁，大约有80名警察和数百名示威者受伤。

当晚风雨飘摇中的肖当内阁宣布辞职。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此前由于某家银行倒闭，导致他的内阁司法部部长也被卷入一桩新的金融丑闻的事情被揭发，其内阁公信力进一步受到打击；其次，由于暴动进一步升级，肖当本人的地位也受到动摇。当天晚上，一群示威者把议会大厦团团围住，议员在里面可以清楚地听到外面暴乱者的唱歌声，他们新编了一首歌曲叫作《绞死议员》。在内阁受到议会大多数议员支持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屈服于街头暴力而集体辞职，这样的怪象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法西斯分子赢得了第一个胜利——他们终于推翻了一个左翼内阁政府。肖当内阁的倒台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胃口。

并无实权的总统阿尔贝·勒布伦极力希望说服各党派领袖共同成立一个所谓的“全国和解政府”，但是没有哪个党派领袖愿意承担起责任，最后勒布伦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爱德华·达拉第身上。达拉第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党成员，所幸他完全没有被卷入斯塔维斯基丑闻，也和其他任何政商勾结的丑闻无关，而且法国政界广泛认为他是一个果敢坚决的人，一定可以用强硬且公正的手段解决这场危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因为工作而和达拉第有所往来，这个人最初是以好人的形象出现在法国政坛之上的，最后却成了一个颇具悲剧性的角色。[5]达拉第在很多方面是一个优秀的人，但是远没有优秀到足以应对很多棘手问题的程度。譬如说，摆在他面前的先是当前这场几乎要颠覆法国的暴乱，然后是慕尼黑会议，还有战争带来的灭顶之灾。当然，当时法国国内也没有其他的优秀政治家能够应付这些问题。

1934年2月初的那几天里，达拉第似乎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以意志坚强、睿智、直率以及不受贪腐侵蚀闻名。1924年，刚刚40岁的达拉第进入内阁，首次担任部长职务，之后他在七届内阁中担任过各种部长，直到1933年1月底，第一次出任总理。达拉第政府持续了九个月，比之前内阁平均三个月的寿命多出了足足两倍。与法国许多出身名门世家的政客相比，达拉第完全是白手起家。他是一个小城市面包师的儿子，他努力求学并最终在里昂大学获得了历史教员资格，他对政治学研究充满了激情，其次是历史学，还当过几年历史教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拉第以步兵身份出征，在战壕中度过了四年军旅生涯，一步步由二等兵擢升为上尉，并且在凡尔登战役[6]中侥幸活了下来。我曾经听到有当年和达拉第同一个连队的老兵被问道，达拉第是不是一个好军官，他回答道：“比好军官更好，他是一个好士兵。”达拉第的肩膀很宽，脖子也特别粗，加上他性格执拗，举止间带着粗鲁的攻击性，所以报纸把他称作“来自沃克吕兹（他的选区）的公牛”。如今，1934年2月，随着巴黎街头的骚乱日益严重，在许多人看来，达拉第正是法国需要的应时雄杰。

作为总理，达拉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全体国民承诺会设立一个专门的议会委员会，对斯塔维斯基丑闻进行调查。与此同时，达拉第还宣称，对于那些已经被发现涉嫌丑闻的政府官员，无论其究竟是何人，他本人都会对其采取“迅速而坚决”的处理措施。然而在后面这一点上，达拉第的行动却十分拙劣。有关部门在对证据进行了匆忙的检视之后，就确信秘密警察总长让·夏普、检察长普雷萨尔和巴黎秘密警察的主管在斯塔维斯基的案件中负有重大责任，达拉第决定抛弃他们。然而他没有将这三人彻底开除，而是采取了明降暗升的策略：右翼分子让·夏普被派往法属摩洛哥担任总督，普雷萨尔则由检察长转任法官，至于那位秘密警察则成了法国一家古典主义剧院——法兰西喜剧院的主管。

巴黎市民充满讽刺地大声惊呼：“一名警察竟然管到了莫里哀[7]的头上！”素来冷静且开明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戈盖尔讽刺说这是在“玩杂耍”——在这个极为紧急的时刻，这恰恰是法国最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夏普拒绝接受达拉第提供的新职位，他宣布自己已经“被开除了”。于是斯塔维斯基丑闻就这样被加上了一个新看点——“夏普事件”，这位脾气暴躁而又充满激情的科西嘉佬，一夜之间就成了右翼分子眼中的新的“殉道者”，接着就有人开始利用这个事情密谋反对达拉第。

尽管民众对于达拉第的“撤职把戏”充满了不解和愤恨，但是2月3日周末，巴黎的街头却出奇地安静。右翼分子都在等待2月6日星期二的到来，国民议会将于当天重新开会，对达拉第内阁进行投票。

到了2月6日，从早上一直到午后，各种政治传单和右派势力的报纸漫天乱飞，各种组织都在号召队员和所有巴黎守法市民在晚上走上街头，参与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我读了一下这些传单，它们有的就是在赤裸裸地煽动叛乱，有的则是煽动引发叛乱的暴力行动。《法兰西行动报》甚至列出了一些内阁部长的名单，上面说这些人可以被“毫不留情地杀掉”。

为了进一步挑起大众的情绪，大多数报纸在宣传一些虚假的报道，说政府已经秘密地向首都调遣大量的坦克、机关枪和塞内加尔人部队，以彻底“扑灭”这些“和平的”示威者。最后，为了防止暴乱者没有收到最新的指令，这些报纸还专门在首页上细心地标明了每一个组织和支持者集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在我看来，巴黎的这些媒体表现得比平常更加没有责任感。

到了最后一刻，共产党势力也加入了。2月6日早晨，法国共产党旗下的日报《人道报》呼吁所有的党员都要加入当晚的示威行动。这就意味着共产党与其死敌极右翼势力结为同盟，试图一起推翻共和政体。法国共产党的这一做法简直让我瞠目结舌。魏玛共和国的末期，我在柏林看过这样的乱象，当时德国共产党工会和纳粹的工会，一起合作发动罢工，导致当地的公共交通瘫痪。然而此刻在法国又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就会在心里沉思，法国共产党一定忘记了前车之鉴，等到纳粹上台之后，他们的德国同志很快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2月6日下午晚些时候，报社派我到协和广场现场报道。我从议会大厦附近出发，穿过塞纳河，希望看看这些抗议行动是否已经开始。从协和广场到波旁宫（国民议会所在地）之间有一座大桥横跨塞纳河上，我看到有上百名来自法兰西行动党、爱国青年团和团结法兰西的示威者试图把警察推回桥对面，但没能成功。我觉得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报道，所以就走到了广场北面的克里永酒店，在那里吃了点东西。

然而一个小时之后，大约晚上6点半，当我又回到协和广场时，才发现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广场上挤满了上千名示威者，全副武装的国民卫队正在与他们对峙。广场的方尖塔碑附近一辆公共汽车正在燃烧。我穿过挥舞着军刀的卫兵，到了广场东侧的杜伊勒里宫跟前，皇宫的建筑有10至15英尺高，俯瞰着整个广场。一群示威者正聚集在街道围栏的后面，用石头、砖块、公园的长椅以及铁栅栏攻击警察和卫兵。这时，我第一次注意到共产党的队伍和理应是他们敌人的法西斯队伍合流了。广场上打斗持续不断，示威者先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大量的国民卫队反击之后，他们只好向后撤退。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等：一方是骑马、持军刀的正规部队；一方则只能在木棍顶端绑上剃刀片，挥砍战马和骑兵的腿，另外投掷一些弹珠和爆竹。一些战马被击倒之后，跌落在地的骑兵被围殴。双方都在搬运伤员。

为了找到更好的观察视角，我一路挤过拥挤的人群，跑到了克里永酒店三层的一个露台，鸟瞰整个广场。有20多位法国本地和外国记者都在这里倚着围栏向下看，在我左侧几英尺开外还有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女士。

我们都不知道何时响起了第一声枪响，突然之间那位女士毫无声息地摔倒在地，我们低身查看，才发现一颗流弹从她的前额射进，血从弹孔里汩汩冒出。她就这样死了。

此时双方都开始频繁地开枪，所有的路灯被石块或者枪击碎，很难辨识现场的情况。过了一小会儿，一支主要由团结法兰西的成员组成的队伍开始冲破警察在桥上设置的最后障碍。这座大桥直通议会大厦，之前警卫部队就已经收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座桥。有少数警察和国民卫队士兵开始惊慌起来，他们开始用自动手枪射击，打死了六名示威者和克里永酒店露台上的女人，伤了40多人。最后在场负责的军官要求部下停止射击，这时示威者趁机反击，几个高级指挥官被子弹和火箭弹打伤，被送往设在议会走廊上的临时急救站。

我来到议会大厦希望看看里面的情况。走廊上挤满了受伤的警察和士兵，他们都躺在地板上，两名医生和六名议员的妻子在负责照顾他们。有人告诉我国会在几小时里陷入了一片混乱，达拉第连他的总理发言都没能说完，就有人不断地起哄，议员们多次离开自己的席位跑到天井里待着，右翼议员让·伊巴尔内加雷甚至跑到了总理发言台前，要把达拉第拉下台来，擅长摔跤的达拉第则直接将他压制。在一片嘈杂和混乱之中，达拉第终于结束了发言，总结称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讨论新内阁的问题，他要求直接进行信任投票。

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在我到达议会很久之前，议员们就在大厦里听到了协和广场的枪声，一位在一战中失明的名叫斯卡皮尼的右翼议员冲着达拉第大喊：“他们竟然开枪了！你们这个杀手政府！”枪声之间，议员们还听到了示威者嘶吼的声音，而且声音似乎越来越近，一位议员哭喊道：“他们就要打进门来了！”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亲眼看到好几位议员从后门匆匆逃走，消失在夜色之中。[8]后来有一位议员告诉我：“胆子最小的人都早早地逃走了。”他还告诉我，就连坐在主席台上的议长费尔南·布伊松都专门改换了自己的装束——按照规矩，主持会议期间他必须身着正式大礼服，头戴大礼帽，可是当天这位银须飘飘、庄严高贵的绅士换上了一顶宽边软帽，在礼服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大衣。

担任过三届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当时是激进社会党党魁，公众对他的相貌极为熟悉，即使他有所伪装也会被认出。那天晚上他没有伪装起来，步行回家，结果大约50个示威者把他团团围住，沿着塞纳河畔一路拖行，声称要“把他扔到塞纳河里”。当他们把赫里欧抬起来正准备往河里扔时，一队宪兵及时赶到了现场，才救下了他。

我后来了解到，当晚议会散会前，达拉第内阁以343票赞成、237票反对的优势赢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投票，其中绝大多数的赞成票来自社会党人。然而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在议会辩论中公开声明：“我们之所以投赞成票不是对本届内阁有信心，而是投票支持与极右分子做斗争。”与共产党相比，法国社会党还算是比较清醒的，他们不会忘记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别于意大利与德国掌权之后对社会党和民主政体做了什么。

所以达拉第才有信心获得议会的大多数支持，但是外面的暴乱分子可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大量的巴黎市民和自己一起加入反对政府的斗争，那么如此广泛的民意就不应该被忽视。就在议会投票结束几个小时之后，达拉第就尝到了民意喧嚣的滋味。尽管议员们都已经散会回家，但是协和广场及其周边的暴动一直不曾停息。我从议会回到协和广场时，感到那里的暴乱更加可怕，更有威胁了。

整个夜里，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了好几次，为的是到克里永酒店给报社打电话，把看到的各种混乱情况报告给他们。克里永酒店的大厅已经被临时改造成一个急救站，大量受伤的人躺在地上。一些志愿者医生赶来救治，还有一些穿着入时的女士也临时当起了护士。之前我们把天台上那位死去的女士抬下来的时候，酒店隔壁的海军部大楼已经被点着了火。救火车很快就赶来了，但消防队员还没把喷水枪对准着火的大楼，就被示威者驱散了。现在，海军部大楼冒着滚滚浓烟，示威者正试图闯入，海军卫兵正持手枪阻拦。

大约晚上9点钟，示威者的嘶吼声突然弱了下来，到处零星的火光也被扑灭了。数千名来自联邦战士联盟的老兵胸前佩戴着军功章，排着整齐的队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向协和广场。老兵们边走边唱《马赛进行曲》，手中还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很多牌子上都写着：“我们是法国退伍军人协会，我们希望有一个有序而诚实的法兰西。”[9]与其他示威者不同，这群老兵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战斗欲望——至少一开始的确如此。负责镇压的警察和国民卫队都向老兵表示了敬意，纷纷向旗帜敬礼。老兵的主力部队从广场折转向北走向皇家大道，另外一支大约1000人的队伍则朝南走向了大桥方向。从他们举的牌子上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个名为“不顾生命安危的老兵协会”，负责统领队伍的两位指挥官拉维涅·德尔维尔将军和若斯上校（曾任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议员）与市警察总长进行了谈判，后者对他们二人很有礼貌，但是坚决不准他们的队伍通过大桥向议会方向前进。

因为无法过桥，这支小队伍最后只能调头去和主力部队会合，此时向北前进的主力部队则朝总统府前进，我一路跟在他们后面。整个老兵队伍在警察设置的一处路障前停下，与之前相比，此刻他们开始变得战斗性十足，开始与警察厮打，并成功地突破了第一处路障，接着是第二处。最终老兵来到了总统府门前，在那里遭遇了大批共和国卫队的佩剑骑兵，老兵开始溃退。他们心情败坏地回到协和广场，50余人严重受伤，其他的大多数人负责照顾受到警察棍棒及骑兵刀剑袭击的伤者。他们一路退回到协和广场，在那里数千名右翼暴乱分子和一大批共产党分子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整个广场开始变得喧嚣起来，他们开始猛烈地袭击士兵，并且放火焚烧小轿车和公共汽车。

这支队伍实在不容小觑，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至少有两万到三万精壮人士，而且个个都处于疯狂且残暴的精神状态中，发誓不惜任何代价夺下大桥、占领议会大厦——他们都不知道议员们早已结束会议，离开了议会大厦。老兵的到来使这群乌合之众有了一些指挥和方向，到了大约晚上10点半，示威者疯狂地冲过广场，攻击周边负责守卫大桥的部队，他们差一点就夺下了大桥，但最终功败垂成。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连续发起了20次冲击，他们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重新组织进攻。

最强劲的一波冲击发生于晚上11点半前。守桥的士兵被打得不断后退，一些人甚至开始跳桥逃命。正值此千钧一发的时刻，警察和卫队出于自卫再次开枪，示威者被挡在了桥头。

时间已经临近午夜，暴怒之中的人们正在重新组织队伍，似乎准备发起最后一次殊死搏斗。我不知道士兵们这一次是否还顶得住。警察和国民卫队已经战斗近六个小时，伤员达到了上千人，更让他们泄气的是他们接到命令严禁开火——只有少数惊慌的士兵开了枪。我觉得守卫部队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意愿去挡住新一轮的攻击了。

正在此时，危急时刻的形势突然发生了剧变。之前由于感到警力不足，所以市警察总长联系到了宪兵队第一军团指挥官西蒙上校，希望他能够从郊区和附近城镇调遣一些宪兵来城内增援。日落时分，西蒙上校带着500名宪兵赶到了巴黎。完成增援任务后，西蒙上校没有立即离开现场，而是留在了协和大桥附近——他后来在议会接受质询时表示，自己留下的目的只是看看部下会如何处置。夜间11点半时，西蒙上校意识到守卫部队已经疲于奔命，而且士气低落，指望他们站在原地不动去阻挡住新一轮的冲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大多数富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官都已经受伤，被送往议会大厦救治。西蒙上校顾不上多想，就站出来接管了指挥权。作为一名参加过真正战争的陆军军官，他的经验告诉自己，面对当前这样的危局，最好的、可能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主动发起进攻。西蒙上校把尚在指挥岗位的军官召集起来，要求集中所有的剩余力量，发起猛攻并彻底扫清广场。按照他的部署，骑兵部队打头阵，宪兵和国民卫队尾随其后进行清场。

于是，就在突然之间，一个中队的共和国卫队骑兵挥舞着军刀直接冲进了协和广场，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数百名挥舞着白色警棍的警察和步兵。错愕之中的示威者退后，然后四处逃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短短几分钟之内，广场上已经空空荡荡，只有骑兵沿着广场四周的大道追逐一些掉队的示威者。

我瞥了一眼手表，午夜刚刚过去十分钟。于是我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回办公室去撰写剩余的报道。短短一英里的上坡路，我却走得气喘吁吁。但是我的心里充满了兴奋，借着这股劲，我终于赶到截止时间之前完成了几篇专栏报道。

凌晨2点时，我回到了协和广场，那里已经是一片狼藉，完全没有了人影，只剩下很少的陆军部队在守卫大桥和议会大厦。很显然，残余的警察部队实在是筋疲力尽了，所以才把陆军调过来接替他们。

街上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也找不到出租车，我只好步行回家。等到走进房间，我觉得自己快要累死过去了。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火十字团究竟跑到哪里去了，这支力量最强大的队伍今天夜里完全没有现身。按照拉罗克之前的夸口，火十字团一定会进军并拿下议会。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大约有4000名强壮的火十字团成员击败了警察部队，正准备从后门占领波旁宫，赶走里面的议员。就在此时，他们却收到了拉罗克从一个偏远的指挥部发来的命令，要求他们停止行动。

事实证明，当天晚上暴乱的猛烈程度吓坏了拉罗克，使他丧失了勇气。2月7日早上，拉罗克发表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声明，声称“火十字团进入了议会并把议员赶得四散奔逃”，其实他在说谎。议员们在结束了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之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波旁宫。火十字团本来的确能够攻下波旁宫、赶跑议员，自行建立一个临时政府。[10]但由于拉罗克的某些性格缺陷，他最终胆怯了，眼睁睁放跑了到手的机会。历史总是充满了失去的机遇。

2月6日夜间协和广场上的伤亡情况相当严重，14名示威者被警方当场开枪打死，还有两名重伤后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有655名示威者受伤。警察和国民卫队则损失了1名队员，另有1664人受伤。根据政府统计，警方共发射子弹527发，至于示威者方面的开枪次数则无法统计，我个人猜测有两三百发子弹。此次暴乱成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以来巴黎街头流血最多的一次战斗。

尽管达拉第在四年的战争生涯中目睹了许多大规模的杀戮，但他还是为此次暴动的血腥程度深感震惊。然而作为政府首脑，他发誓无论采取怎样血腥的手段，都一定要坚决镇压任何妄图推翻共和国的行为。2月7日凌晨，达拉第在内政部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内政部周边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是他们所能找到最安全的开会场所了。然后在凌晨3点，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沿着已经安静下来的街道往外交部走去。

有记者问他：“接下来您将做什么？”

达拉第回答道：“拯救共和国。”

然而到了早上，达拉第有了新的想法。凌晨时分和他一起在内政部开会的内阁部长在当时都支持他的决定，还催促他调遣军队彻底消灭法西斯势力，但现在这群人也有了新的想法，他们希望内阁能够尽快辞职。总统阿尔贝·勒布伦也被暴动吓破了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告诉后者“为了避免内战”必须马上下台。

这一整夜，达拉第一直在忙于调遣陆军部队加强对巴黎郊区的防卫，其中包括第512坦克团、20个步兵营以及20个骑兵中队。不过达拉第并不完全信任陆军，此前他在四届内阁中担任战争部部长，一直和陆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关系不好。在达拉第看来，这位性格暴躁、坦率敢言的将军是一位同情皇室的人，他对于保卫共和制度可能没有太大的热情。

达拉第还感觉到，至少在未来几天里，警察部队和国民卫队也无法承担重任——他们当中有近2000人受伤，而且普遍疲惫不堪、士气低迷。2月7日清晨，警察情报部门向达拉第报告，情报显示巴黎城内所有的售枪商店都被抢购一空。法西斯势力准备于当晚发动新一轮的猛攻，他们当中的数千人都将配备左轮手枪以及手榴弹。警方还警告达拉第，有好几个暴乱组织都声称某些内阁部长“犯有死罪”，而且发誓要在天黑之前将他们“处决”。

达拉第对事态发展深感绝望，另外可能也担心出现更严重的流血冲突，因此最终他决定放弃。午饭后，他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两周之前，受到议会大多数议员支持的肖当内阁，不得不屈服于街头暴力而集体辞职，这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短短两周之后，达拉第内阁就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达拉第对公众发表了最后一次声明，解释了自己选择下台的原因：

政府有责任维持秩序和安全，然而本届政府拒绝采用特殊的手段来实现上述目的，因为特殊手段即意味可能会出现血腥镇压和严重的流血事件。本届政府无意调遣军队与示威者对抗。因此我已经向共和国总统递交全体内阁总辞职信。

在我看来，法兰西共和国的虚弱、统治这个国家的激进政客的虚弱、达拉第本人的虚弱，都在这封令人感伤的公开声明中显露无遗。如果说法西斯分子根本不惧流血，誓要推翻政权，那么难道共和国政府和它的领导人就要放弃以必要武力手段来进行坚决抵抗的责任吗？根据我头天晚上对示威者的观察来看，他们根本就是就是一群缺乏坚强领导和凝聚力的乌合之众，只要第二天政府稍微展示一下强力镇压的决心，就可以极大地震慑他们，令他们崩溃。然而达拉第面临的是这样的困境：他的阁员们犹豫懦弱，决意要抛弃他；他的总统胆小怕事，不断地侵扰他；他不敢信任的军队被一位保皇党指挥官控制；还有一群收受贿赂的媒体在痛斥谩骂他；事到如今，他根本不敢再冒险展示强硬的一面。

我在那晚的日记里写道：“想象一下，如果是斯大林、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如果有一群暴徒威胁要颠覆他们的政权，他们会对派兵镇压这件事情有丝毫的犹豫吗？”

在一个极权主义势力不断蔓延的世界，西方民主政权在面对威胁时，本该奋起反击以捍卫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曾几何时它为自己的人民赢得并一直守护着这些自由和文明——但此时它的表现是不是太软弱、太愚蠢或太疲惫？从那天夜里开始，直到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直到后来答案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让人毛骨悚然。

2月7日的事情，让我和身处巴黎的许多人都陷入了悲伤，不过晚间时分，那位冒牌的法国王位继承人从比利时发来了公电，给这一天画上了一个颇为喜剧化的句号。

法兰西同胞们！迫于那残酷的流亡法令，我不得不从祖国以外的地方给你们发来电报。我对死伤者深表同情，他们挺身而出，反抗一个邪恶的政府，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邪恶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竟然毫不犹豫地向老兵开枪，向因为保卫祖国而伤残的战士开枪，向代表着国家未来希望的年轻人开枪。

法兰西同胞们！这就是统治了你们60年之久的共和国与多党制政府的真实面目！

不分党派、不分贱贵的法兰西同胞们！是时候重整君主制度了！多少个世纪以来，是君主制度创造了法兰西的辉煌，也只有君主制度可以保证法兰西的和平、秩序与正义。

流亡的吉斯公爵

1934年2月7日

绝大多数的巴黎人把这封宣言当作一桩笑话来看，大家觉得这出闹剧演得挺好的，至少舒缓了大家的一部分痛苦和愤怒的情绪。

事实上，对于暴动者来说，他们现在得到的可不是一个好公爵和复辟君主政体，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另外一个更让他们厌恶的联合共和制政府。新内阁由71岁的前总统加斯东·杜梅格领导，除了社会党和共产党之外，所有的党派都加入其中。杜梅格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个激进分子、新教教徒和共济会成员。总而言之，保皇党和右翼势力所讨厌的一切政治和宗教特质都能在他身上找到。

虚荣而平庸的杜梅格如今年事已高，之前任总统期间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终年不断的笑容，现任总统勒布伦最大的特征则是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卸任后杜梅格就带着自己的情妇回到了老家，然后很快成婚。现在国家多灾多难，杜梅格本人并不想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然而勒布伦给杜梅格写信，恳求他务必拯救国家，这极大地激起了他的虚荣心。另外他的新夫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位没来得及坐上总统夫人宝座的女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她满心希望自己的丈夫重回政坛，即使不能再担任共和国的总统，当个“议会”的总统（议长）也是不错的，这样自己也可以弄一个总统夫人的头衔。

于是杜梅格“爸爸”（媒体如此称呼他）就这样回到巴黎，并成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他的内阁当中有七位阁员担任过总理。凡尔登战役的英雄、杰出的军事将领亨利·菲利浦·贝当元帅也第一次进入了内阁。对贝当元帅的最后任命导致了极为重大的后果，它标志着这位已经78岁高龄的军事家从此进入了政界，直到最后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彻底埋葬。

不过现在谈这些还太早。2月7日晚上，巴黎街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血腥冲突，激烈程度与6日晚上相比有所缓和，4名示威者身亡，178名示威者受伤，警察方面则是289人受伤，无人死亡。在杜梅格新政府的温和管理之下，巴黎的形势日渐缓和，暴徒也暂时停止了斗争。

然而不到两周之后，一桩新的突发事件又差点导致暴乱重新爆发。人们在巴黎通往第戎的铁路线上发现了巴黎法官阿尔贝·普兰斯博士的尸体。普兰斯是巴黎公共检察院金融事务部的主管，他曾经在自己的顶头上司普雷萨尔的授意下连续19次推迟对斯塔维斯基的审判。尸检发现普兰斯是被人用药物迷晕之后绑在铁轨上的。消息传开之后，公众与右翼报纸都纷纷认定，是秘密警察在前总理肖当和他的妹夫普雷萨尔的授意之下谋杀了普兰斯，目的就是防止普兰斯揭露他们与斯塔维斯基共谋的罪行。

在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的煽动之下，公众很快变得愤怒，这桩案件看起来简直就是斯塔维斯基自杀案件的翻版，是另一起“警方谋杀”，其目的也是杀人灭口，让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的见证人从此闭口。然而，普兰斯的死亡与法国内部发生的许多案件一样，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从来没有被彻底查清楚。我为了这个案件工作了好几个星期，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普兰斯是出于某些原因而被人谋杀的。然而，议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他们掌握的证据和资料远比我丰富，最后却得出结论说普兰斯是自杀身亡，并非谋杀。报告声称普兰斯“对斯塔维斯基的案件采取了拖延战术，最后挽救了斯塔维斯基的性命”；由于牵扯此事，加之他在私人生活中与一些人有特殊的联络，最终导致他因情绪低落而自杀。我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调查委员会坚持说普兰斯是自己服用了致幻的药品，果真如此的话，那他是如何把自己灌到失去意识的状态，然后又趁着火车到来之前把自己绑在铁轨上的呢？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所幸新的暴动最终没有爆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侥幸逃过一劫。然而，在我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1934年2月6日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历史上关键性的转折点，甚至可能就是它走向覆灭的标志。从那以后，原本跻身于文明与自由世界的法兰西开始一路走下坡路，国内充斥着各种政策错误、失败与贪腐行为。历史最终证实，英法这些西方民主大国从此莫名其妙地走上了日渐虚弱、令人不解与绥靖的道路，它们往昔的自信心不复存在。它们的国家利益被抛之脑后，或者轻易屈服于愚蠢的国内斗争；它们曾经因为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全世界树立了不可动摇的霸权，才短短16年时间，权力就开始腐朽了。它们日益短视的眼界和日益严重的虚弱被掩盖在自以为是的过度骄傲之中。它们的目光变得茫然，特别是法国，当内有法西斯势力的挑衅，外有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之时，却仍然无动于衷。而当纳粹德国日益觉醒之时，英法两国都浑浑噩噩地打起了瞌睡。

1934年初的冬春之际，我一直忙于为《纽约先驱报》报道法国暴乱的大新闻，而此时，我迫不及待地希望重新做一个驻外记者。1934年初的暮冬与夏季时节，法国以外的地方爆发了四件大事，它们促使我重新燃起了梦想，极度渴望自己能够再度成为一个可以四处奔走报道的驻外记者。

1934年2月12日，也就是协和广场暴动结束六天后，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突然对控制首都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袭击，他调动常规军，动用火炮和机关枪等重型武器，袭击了一个曾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之家的模范的工人住宅区，在里面屠杀了数以百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摧毁了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势力的同时，陶尔斐斯也摧毁了奥地利的民主制度，他建立了“基督教”的独裁统治。

巴黎当天也发生了大罢工，但是我后来翻阅我当晚的日记才发现，那天我并不关心巴黎的情况，我的心思都在维也纳身上，我实在没有想到陶尔斐斯会是一个这么野蛮的人。

（我在日记里写道）仅仅一年多前我还和约翰·君特就陶尔斐斯这个人长谈过一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羞涩的小个子，作为一个农民的私生子，他的身上还带着深深的困惑感。然而，现在他拥有了这么大的权力，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为我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的朋友而哭泣，他们是我在欧洲认识的最正直的男人和女人。不知道今夜他们当中会有多少人被屠杀？奥地利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又一个民主国家在欧洲消失了。

不仅如此，我还在日记里专门提到，奥地利境内最主要的民主力量——社会民主党已经被消灭殆尽，陶尔斐斯实际上为纳粹势力夺取国家政权铺平了道路。

仅仅六个月之后，也就是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的纳粹分子确实进行了尝试，虽然他们没能成功夺取政权，却成功地杀死了陶尔斐斯本人。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柏林对自己的纳粹冲锋队痛下杀手。曾经在德国大街小巷发动暴乱的纳粹冲锋队为希特勒的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冲锋队的许多头目处决。一并被杀死的还有一些素来为希特勒所忌恨的人，包括自己的前任、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和他的妻子，以及曾经的纳粹党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自从德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从未再经历过那样血腥野蛮的屠杀，清洗行动震惊了德国和整个欧洲，大家突然发现欧洲出现了一位毫无忌惮的血腥暴君。

与所有身处巴黎的人一样，我收到了有关柏林大屠杀的消息之后，感到无尽的厌恶。然而与此同时，我也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去搜集尽可能完善的消息。不管怎样，我在内心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急切感，正如我在30日深夜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

真希望我现在能在柏林有份记者工作，这是一个我想要去报道的事件。

到了8月初，这种渴望变得更加迫切，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我更加着急的原因。

8月2日，巴黎。今天早上兴登堡病逝，谁能成为德国的新总统？希特勒接下来要干什么？

8月3日，巴黎。希特勒的举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让自己兼任德国总统和总理。兴登堡元帅尸骨未寒，外界有关德国陆军将效忠于谁的疑问就已经烟消云散。德国陆军已经宣誓无条件服从于希特勒个人。

这个出生于奥地利的小人物现在竟然让自己成为德国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当初只要令人尊敬的兴登堡总统还活着，希特勒就不得不和前者共同分享权力，现在他终于可以独揽大权了。我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段时间我在巴黎写的日记都是有关德国的事情。夏天我给身在柏林的美国记者朋友打过好多次电话，叮嘱他们一旦有什么职位的话，要赶紧想到我。

在我看来，尽管纳粹德国令人厌恶，但前往德国工作将是目前最合适的选择。希特勒将德国全部大权揽入怀中的消息成了全世界范围内最轰动的新闻，不管是在英国、法国，还是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斯大林的苏联，这条消息都成了当地报纸的头条内容。尽管可能会讨人嫌弃，但我还是几乎每天都给柏林的美国记者朋友打电话和写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向我保证，将在柏林当地帮我寻找合适的工作，但我必须耐心。

8月9日下午，我照旧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无聊地看着巴黎当地的报纸，我们通常都会从上面转载一些新闻，然而当天巴黎本地没有任何重要的新闻。我比往常更感觉这份工作无聊。这时我的电话响了。

8月9日，巴黎。环球通讯社驻柏林办公室的多施-弗勒罗从当地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愿意给我提供一个岗位。我立刻就答应了，我们商量好了薪水，他说和纽约总部汇报之后通知我……我必须抓紧复习自己的德语了。

多施-弗勒罗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在一战中是个传奇的战地记者，之后在《纽约世界报》担任驻外记者，然而这份历史悠久而优秀的报纸最后倒闭了。我刚刚担任驻外记者的时候，报道过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多施-弗勒罗帮了我很大的忙。与他那些只爱说大话、愤世嫉俗却又冷漠的同事相比，多施-弗勒罗是一个旧派的绅士，客气、睿智、热情、善良，他不仅对新闻事业充满了激情，也热爱历史、文学和艺术。他是我认识的最有教养的人之一。我非常盼望着能和他共事。

我记得当时自己迷迷糊糊地放下电话，又扫了一眼报社办公室，浑身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感。我昂首阔步走出了办公室，穿过贝里大街来到了加利福尼亚酒店，走进酒店里的酒吧，点了两杯法国干邑白兰地。

我终于又重新成为一名驻外记者，而且是去柏林，那里充斥着各种大新闻。我已经30岁，我想现在正是我大展宏图的年龄了。时间不等人。

[1] 法国奥尔良皇室的后人。1848年法国革命之后，他的整个家族就被迫流亡海外，他和自己的父亲定居于布鲁塞尔，将自己伪装为法国王室合法的继承人。

[2] 这些革命分别是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发动反对波旁王朝路易十六统治的革命；1830年，反对复辟王朝查理十世的七月革命；1848年，反对奥尔良王朝路易·菲利普国王的二月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

[3] 肖当是法国政府内的权势人物，也是法国激进党的中流砥柱，长期在内阁中担任部长职务，1933年11月后成为法国总理。

[4] 一年后，法国议会成立的专门调查委员会也几乎认可这一观点。报告中搜集了大量的证据，最后指出，当警察破门而入时，斯塔维斯基的确正好朝自己开枪，但是他的死“部分是由警方故意造成的”。调查发现，斯塔维斯基吞枪自杀后，并没有立即身亡，他在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但警方没有呼叫任何救援，任由他失血过多而死。委员会说：“这个极不寻常的疏忽终结了斯塔维斯基的生命……斯塔维斯基有可能被抢救过来吗？我们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毋庸置疑，对于这么重要的罪犯，警方此前从未对其执行正式的逮捕，司法部门也始终拖延起诉。”

[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之后，那时的达拉第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在和我的接触中开诚布公地讨论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在他看来法国为何会在二战中沦陷，以及他本人需要为这场国难负上怎样的责任。1961年，达拉第读了我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他感兴趣的是，我在书中披露了当英法决定向纳粹德国屈服并炮制慕尼黑阴谋的时候，事实上纳粹德国并非全无弱点，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和一群将领正在密谋推翻希特勒的统治。他说，慕尼黑会议已经过去23年，但直到读完我的书他才知道这件事情。让他深感愤恨的是，自己贵为法国政府首脑，却一直被英国人蒙在鼓里——他们明明知道德国军方意图政变的事情，却没向自己吐露过一个字。如果当初他就知道这些，就不会在慕尼黑会议上那么轻易地向希特勒屈服。之后达拉第就这一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发表在1961年秋季的《老实人》报纸上。达拉第还向我提供了大量内幕信息，这对我撰写下一部关于法国沦陷的著作帮助很大。

[6] 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坏性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战事从1916年2月21日延续到12月19日，德法两国投入100多个师的兵力，参战死亡人数超过25万，50多万人受伤，伤亡人数仅次于索姆河战役，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

[7] 莫里哀是法国杰出的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法兰西喜剧院长年上演他的剧目，所以民众如此讽刺达拉第的任命。

[8] 我的新闻同行都非常勇敢，他们待在议会大厦的媒体办公室里，在写完稿子或打电话汇报完情况之前都没有离开。为了防止暴徒冲进来，他们也做了一些防护措施，我在门外看到一张草草书写的标识：“示威者请注意，这里没有议员！”

[9] 对于最近被曝光的斯塔维斯基丑闻，老兵们都深感愤慨，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就是联邦战士联盟的主席本人就是斯塔维斯基旗下某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且他参与了斯塔维斯基最后也是最过分的一个欺诈阴谋。当然，我也是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些内幕的。

[10] 作为拉罗克的死敌之一，社会党领袖布鲁姆也抱有相同的观点。他在二战后议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从左岸前来的由拉罗克上校指挥的火十字团队伍，如果没有在勃艮第路薄弱的警戒线前停下来的话，议会一定会被暴动队伍攻占……而且暴动队伍既可以将议员们从议会驱逐出去，也可以宣布成立一个临时政府。1845年和1870年9月4日，当时的暴动者占领波旁宫以后，就是这么干的。”
布鲁姆问过自己：“如果此事的确发生，那么哪些人会组成临时政府？我不知道贝当元帅和暴动的组织者之间保持了怎样的联系。不过我相信他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新政府的名单上，皮埃尔·赖伐尔也会在其中……”（事实上贝当与暴乱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远超布鲁姆的想象。）事实上，从1934年2月6日晚的暴乱开始，祸根就已经埋下。贝当元帅和赖伐尔最终埋葬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二战中他们两人成为投降分子，与纳粹德国合作，成了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的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头面人物。

第二篇 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生活与工作：1934—1937

第六章 对希特勒及第三帝国的第一印象：1934—1935

1934年8月25日，柏林。从明天开始，我的人生将开启全新的篇章……

我于当天从巴黎抵达柏林，当晚我在日记里草草写下上面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从此我的人生会经历如此漫长与恐怖的一段时间。不只是我的生活和工作被卷入其中，还有这片土地的千百万民众和国境以外的人们，一个日益暴虐的纳粹德国开始慢慢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整个西方世界里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它所造成的灾难，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纽伦堡就是这个噩梦的开端。

我刚刚抵达柏林不过几天时间，就被通讯社派到纽伦堡去报道纳粹党每年一度的盛大集会。希特勒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心意一步步将德国打造成自己独有的“恐怖世界”，纽伦堡就是我探寻这个世界的最好入口。9月一整周的时间里，几十万纳粹党头目以及冲锋队和党卫军[1]的士兵会穿上整洁的制服，在此地集会聆听伟大领袖希特勒的训示并向他欢呼致意。这个颇为诡异的男人竟然被许多德国人奉为天才和救世主，这使我很想通过这次集会亲自近距离地观察一下他。我希望以此来搞清楚希特勒究竟对德国大众施加了什么魔法，而且也许这还能帮助我解开心中的另一个困惑：无数个世纪以来，伟大的德国人民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之下，从维也纳的贫民窟里爬出来的希特勒，却不过是一个粗鄙庸俗、毫无教养、心胸极度狭窄的奥地利人，是什么使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够凌驾于伟大的日耳曼民族之上？

据说今年9月的纳粹集会格外重要，甚至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在刚刚过去的夏天里，希特勒发动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血腥清洗。6月30日，冲锋队的缔造者，同时是希特勒唯一的私交密友恩斯特·罗姆被希特勒下令处决。一同陪葬的还有一些希特勒的政治宿敌，包括他的前任、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和他的妻子。

备受德国民众尊敬的兴登堡元帅兼魏玛共和国总统于8月2日病逝，享年87岁。兴登堡的死使得原本只是总理的希特勒迅速将兴登堡的权力揽入怀里，成了德国的总统兼总理。至于兴登堡希望他恢复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遗愿，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希特勒可不希望德国境内再出现一个能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政治对手，如果这位对手身上再带着霍亨索伦王室的威望，那就是一件更头痛的事情。

现在希特勒成了德国国家和政府的双重领导人，也就成了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至于按照宪法规定拥有立法权的德国国会，则在希特勒的阴谋之下降格成了一枚橡皮图章，国会议员偶尔被召集起来开会，也只不过是为希特勒的行动鼓掌赞成而已。

在我前往纽伦堡之前，我在柏林短暂停留了几天，当地因为纽伦堡集会的事气氛十分紧张，据说希特勒本人十分担心冲锋队里的余孽会为其领袖们的死向自己发起报复。这支人数达上百万的队伍里充斥着各种街头暴徒，他们曾经是纳粹运动的核心力量，为希特勒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希特勒却把它的指挥官处决了，这让许多冲锋队成员感到理想幻灭，认为希特勒背叛了自己。

冲锋队一度与德国陆军争夺军事力量的领导权，现在希特勒清洗冲锋队的做法让陆军军方深感欣慰。然而另一方面，希特勒无视兴登堡遗愿、拒绝支持霍亨索伦王朝复辟的做法却让军方对其充满愤恨。尽管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已经崩溃14年之久，但德国的陆军将领依然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希特勒不过是一时得志的贱民而已。另外希特勒杀害末任总理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做法也让一些军方将领深感愤怒，毕竟施莱彻尔将军曾经是他们的战友。柏林当地一直有谣言，称德国军方准备利用希特勒和各位纳粹党高官全部出席纽伦堡集会的机会，在首都发动军事政变并重建王朝统治。

初到柏林的十天让我陷入了郁闷，部分原因大约在于今昔对比实在让人感慨万千。当初我来到柏林短暂工作的时候正值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期，柏林民众生活在一片无忧无虑的气氛当中。记得当时我坐在满是烟气的工作室里，还有酒吧和咖啡馆怡人的露台上，和年纪相仿的德国男女愉快交谈，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讨论年轻人愿意为之放纵的一切事情：政治、艺术、文学、运动、爱情、性、往事、现状、未来。在我看来，当时柏林和慕尼黑的生活甚至比巴黎的更自由、更摩登、更刺激、更有激情，就更别提和了无生气的伦敦相比了。

记得那时候我的德国朋友们，有些是热心的自由主义者，有些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有共产党人，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对自由、诗歌、音乐，对最新的小说和传记以及最近的政治动向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兴趣和激情。然而，现在的他们就像彻底变了个人一样，不断地和我强调德国唯一的命运都寄托在了元首的身上，祖国一定会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之下重获新生，德国需要重新武装起来，成为一个强大且富有刚强气质的国家，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把国家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毒害中拯救出来，重树德国尊重权威的传统理念。我很难相信这还是我当初遇到的那些受我喜爱和尊重的德国人。自由发表言论与出版的权利，自由投票的权利，自由加入政党、联盟与协会的权利，所有自由的权利被希特勒迅速剥夺殆尽，但他们似乎不再看重这些事情了。他们的堕落让我沮丧。

当然了，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变了。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心惊胆战，谨言慎行，不敢随便信任别人了。

整团或整连的褐衫冲锋队和黑衫党卫军在街头昼夜不断地巡逻，他们的高筒皮靴在地上跺得震天响。已经有朋友提醒我，任何人走在人行道上，如果不停下来向他们擎起的纳粹标志和党旗致敬的话，很有可能被当场痛打一顿。[2]我很快就学到了一个应付的办法，只要在路上看到这群人，我就立刻钻进街边的商铺里。

有时候我钻进去的商店是犹太人开的。1934年的时候，仍然有许多犹太人在德国经营买卖，生意却越来越不景气。冲锋队的暴徒会故意拿黄色油漆在他们的商店玻璃上喷上各种侮辱性的标语，以此来告诉顾客“这家店不是为雅利安人开的”。当我为了躲避巡逻队而跑进犹太人的商店时，并不总会受到老板的欢迎，他们有时会害怕暴徒跟在我后面，会殴打他们，甚至把店砸个稀巴烂，然后再查封商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担心冲锋队会专门找自己的麻烦，极少会有犹太店主敢呼唤警察，就算偶尔出于无奈报警，警察来了以后也不敢给他们提供保护。

至于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我们刚刚抵达柏林就见识到了他们的厉害。当时我们的火车刚刚开进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站台，前来“欢迎”我们的第一批人就是盖世太保的两名秘密特工。我原本就已料到今后会慢慢和他们打交道，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两个便衣警察把我带到一边，问我是不是某某先生，我说当然不是，但他们坚持说我就是，并且检查了我的护照。他们一直不停地拿着护照照片和我本人对比，在他们看来，这两张完全不同的脸面之间似乎肯定有一些相似之处。

我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悄悄耳语：“这本护照可能是伪造的。”

然后他就问我：“你这本护照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回答道：“巴黎。”

两人继续窃窃私语，我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拒绝我入境，那么我在柏林的新工作立刻就要泡汤了。最后，两人突然立正，冲我勉强挤出了个笑容，把护照还给了我，调头就走了。

我在柏林的老朋友H.R.尼克博克是一名资深记者，此前十年他和德国官方的关系一直很好，但自从纳粹上台，双方日渐交恶。他听了我的经历之后，就告诉我盖世太保可能怀疑我是多萝西·汤普森的同犯。多萝西写了一本名叫《我见到了希特勒》的书，[3]希特勒知晓此事之后勃然大怒，下令将她驱逐出境。就在我到达柏林的一两个小时之前，德国警察押着多萝西，将她赶上了离开德国的火车。尼克博克还告诉我，他本人因为写了一些有关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文章，也触怒了纳粹当局，所以随时都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9月4日，抵达纳粹德国十天之后，我在纽伦堡第一次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

日落时分，他如同罗马皇帝一般，穿过了密集的方阵，在德国民众热烈的欢呼声中坐车进入了这座中世纪小镇。民众挤在狭窄的街道里，这里曾经是汉斯·萨克斯和工匠歌手的聚集地。数以千计的纳粹万字旗被悬挂在小城哥特式建筑上、旧房子的正门上、人字屋顶上，比小巷宽敞不了多少的街上成了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海洋。

当希特勒的座车从我们的酒店门前驶过，开向其在德国霍夫酒店（这家酒店是他很喜欢的一家老酒店，最近为他翻新了）的总部时，我匆匆扫了他一眼，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希特勒站在车上，左手颇为笨拙地除下帽子，抬起右手轻描淡写地做出一个纳粹手礼，以回应人群疯狂的欢迎。也许他知道这一周时间里他要做出上千次这个手势，所以干脆从现在开始就节省体力。他身上披着一件颇为陈旧的华达呢大衣，看上去很像我们这些驻外记者长年带在身边的外套，显出一股历经沧桑的感觉。我原本以为他的面庞一定很坚毅，却没想到他脸上的皮肤看上去很松弛，几乎没有特别的表情。我在思考希特勒那近乎端庄的举止和平平的相貌背后，面对这些乌合之众近乎歇斯底里的欢呼呐喊，他究竟是怎样的心情和感受。那些男人、女人，乃至儿童在看到希特勒之后，都流露出近乎疯狂的喜悦之情，他们的脸几乎完全扭曲了——我从未看过这样的表情。

尽管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希特勒让我颇为兴奋，但当天晚上我满脑子想起的是那些几近迷乱的乌合之众。在印度，在意大利，我都曾经看到人们纷纷拥向甘地和墨索里尼，但德国民众的样子是一种我完全不能理解的奇异现象。当天深夜，我在希特勒下榻的酒店外围遇到了一群极为亢奋的民众，他们把酒店前面的隔离地带堵得水泄不通。这群人看上去很像我在阿肯色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偏远地区碰到的狂热教徒，他们的手臂不断挥舞，脸上充满了疯狂的表情，齐声高喊：“我们需要我们的元首！”希特勒在天台上出现了一小会儿，朝他们招手示意，人群陷入狂热，一些妇女甚至因为欣喜过度而昏了过去。还有一些男男女女甚至全然不顾蜂拥而来的人潮，一路踩着别人就往前冲，只为了能够站得更近，把他们的救世主看得更清楚一点。此刻看起来，希特勒就是这群人存在的唯一意义。

第二天傍晚，集会首日的活动基本上告一段落，观看了整整一天的表演之后，我在日记里记下：“我开始有点理解究竟是哪些原因使得希特勒拥有如此惊人的成功。”他正在从罗马教会那里借鉴各种经验，要在德国人单调的生活当中重新染上庄严华丽的色彩。当天早上，开幕会议在纽伦堡城郊的卢伊特波尔德大厅召开，是一场更加丰富多彩的表演。这是一座雄伟的哥特式天主教教堂，充满了复活节和圣诞节弥撒的宗教气息和神秘色彩。

大厅里挂满了各种色彩鲜明的旗帜，突然之间乐队停止了奏乐，紧接着三万名参会者立刻陷入了死寂，此刻乐队开始奏起《巴登威勒进行曲》，这是一段相当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旋律，只有在领袖正式入场时才被演奏。在乐曲声中希特勒走进了大厅的后面，他穿着一身棕色的纳粹党制服，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助手——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鲁道夫·赫斯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除了希姆莱穿着党卫军的黑色制服之外，其余人无一例外穿着褐色的纳粹党制服。希特勒沿着中央宽敞的通道一步步慢慢走上讲台，全场三万人举起手臂向他致礼，三万双眼睛都聚焦在了希特勒的身上。我被告知，多年来，只要是纳粹党重大会议的开幕式，这些形式与动作都是不可缺少的礼制。

希特勒和这些纳粹高官在宽大的主席台落座，一支大型交响乐团立刻开始演奏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雄浑的曲目令人振奋，巨大的强光弧灯把整个前台照得明亮。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100名纳粹党高级官员和零零散散的德国陆军与海军将领端坐于主席台上，在他们的身后是一面巨大的纳粹万字“血旗”。1932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警察向纳粹分子开枪镇压，当时有一队纳粹分子抬起这面旗帜穿过了慕尼黑的大街小巷，这面旗帜在他们眼中就变成了本党的圣物。500名站得笔直的冲锋队队员守卫在血旗四周。曲目终了，担任纳粹党副元首、当时希特勒最亲密的知己的赫斯站起身来，缓缓地朗读纳粹“烈士”名单——他们都是当年在街头暴动中被镇压身亡的冲锋队队员。赫斯的语气极为严肃且沉重，整个大厅里陷入一片沉寂，每个人都低下头以致哀思。

在一片肃静之中，希特勒开始向全德意志人民发表公告。头天晚上，纳粹新闻办公室向我们透露，元首将要发表的公告将会是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场讲话。所有人都以为希特勒会亲自朗读这份报告，但是考虑到自己本周要做七场演讲，为了保护嗓子，希特勒让巴伐利亚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替自己朗读报告。说来也有意思的是，瓦格纳的声音和举止形态都很像希特勒，以至于一些在酒店里通过广播收听讲话的记者以为读稿子的就是希特勒本人。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份公告的字句，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它们不断地涌回我的脑海中，提醒我历史完全不会按照人们的设想前进，哪怕最坚决的意志也无法阻挡它。

德国人下一个千年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注定了！对我们来说，紧张不安的19世纪终于结束了。在下一个千年里，德国将不会再有革命！

按照希特勒的意思，第三帝国将会千年不朽！他的狂言让我深感错愕，然而这样的话让大厅里的人们陷入了疯狂的喜悦，三万人一起欢呼雀跃，对希特勒致以潮水般的热烈掌声。

在一片狂喜的嘶吼声中，我却在心中暗暗抗议道，如此伟大的一个民族，却被你们这样一群恶魔欺凌侮辱，你们怎么可能维持千年之久，说一百年恐怕都是夸张。不过我当时确实也有一种强烈的沮丧感，这个邪恶政权的统治恐怕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控制远比我想象的要强大。

接下来，希特勒毫无例外地对共产主义进行例行攻击，刚刚稍微平静了一点的听众听完他的话之后，又陷入了新的兴奋。

他宣称：“德国将会竭尽全力确保世界和平，如果欧洲爆发战争，那只可能来自共产主义所引发的混乱。”

当天下午，希特勒在一场名为“德国文化”的会议上重提共产主义的威胁，他声嘶力竭地吼道：“只有最愚蠢的侏儒才无法明白，共产主义誓要毁灭欧洲和它的文明，而德国早已成了抵抗共产主义的防洪堤。”

希特勒没有费太多的力气就让德国、英国、法国，甚至还有美国的民众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很久之后，当希特勒意欲侵略欧洲邻国之时，查尔斯·林德伯格还效仿希特勒的话表达自己对于纳粹德国的信任，他说：“希特勒的德国在欧洲东部捍卫了欧洲文明的不可触犯的边界。”

在希特勒和他追随者的眼中，边界以东便是布尔什维克，它们是欧洲文明的毁灭者，林德伯格当然相信他的话。然而，当我深入地观察了纳粹纽伦堡大会的疯癫情景后，我开始模糊地感觉到，欧洲文明，至少德国一国之内的欧洲文明，将难逃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摧残。

当时我还几乎没有意识到，希特勒为了让德国人保持亢奋的精神状态，需要故意制造出一些敌人来作为全民攻击的对象。他告诉德国人，正是这些敌人，要为德国以往的一切失败负责，而今重新崛起的德国又再度遭到了他们的威胁。那么这些敌人究竟是谁呢？除了布尔什维克党还有犹太人！在第一天的活动中，希特勒就两次宣称，德国之所以会陷入混乱，正是“犹太唯理主义”的“杰作”，而自己则把德国从混乱中解救了出来。

希特勒表示：“犹太唯理主义把一种异族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强加于各民族的身上，这是毫无依据的人种主张，我们被领上了一条互不相容、无所寄托的道路，整个国际社会的文化生活陷入了完全的混乱。”

希特勒甚至自吹自擂说他不仅从布尔什维克的手里救回了欧洲，而且从犹太人手里救回了大家，他希望他的听众能够牢记这一点，对自己心存感恩之情。

在纽伦堡整整一周的时间，每天白天，甚至到深夜，都会有各种新的游行活动让群众陷入新的激动与震撼。这些活动似乎都在给人们慢慢地灌输一种新的观念，那就是要对伟大领袖以及他为德国人民带来的新生活抱有狂热的尊崇之意。

到了第三天，希特勒隆重介绍了他新成立的劳务服务会——“劳工服务队”，该组织由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年轻人组成，尽管他们手中所握着的只有铁锹，但是很显然他们受过大量严格的军事训练。当时德国的军队规模仍然受到《凡尔赛和约》的严格限制，陆军总数不得超过十万人，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希特勒的劳工服务组织表面上看起来很像罗斯福总统的“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4]的德国翻版，因此受到了大家的欢呼称赞，实际上它的军事目的非常明显。一些知情人向我透露，劳工服务组织中的十万名成员都接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些内幕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当天早上，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希特勒和五万名劳工服务队成员在策佩林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检阅仪式，年轻人手里举的铁锹被擦得闪亮，在晨光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走在队伍最前方的1000人还特意裸露上身。希特勒站在检阅台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赞扬他们为祖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队伍穿过检阅台之后，年轻人就突然改走整齐的正步——我敢说旧式普鲁士士兵的正步都不会比他们走得更完美了——围观的人群立刻陷入了疯狂的兴奋。在我看来，他们改走正步的做法真是荒谬极了，但是那些围观的德国民众非常喜欢，他们高兴得甚至跳了起来，向年轻人大声喝彩。这群统一着深绿色制服的年轻人则在前进的途中不断地齐声高呼：

我们别无所求，我们只需要一个领袖！

他就是德国的一切！希特勒万岁！

有一位历史学家，可能也是一位政治家，曾经这样说道：“如果你想要控制一个国家，你必须先控制它的年轻人。”很显然，希特勒已经这样做了，或者说他正在这样做。有人告诉我，除了劳工服务队以外，他还正在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组织，叫作“希特勒青年团”，他计划通过这个组织将七周岁以上的德国青少年全部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5]

第二天晚上，纳粹又组织了另外一场气势恢宏的盛大集会，20万名纳粹党成员聚集在策佩林广场草坪，草坪地面上的探照灯照着在风中飘扬的2.1万面旗帜。所有人都头戴褐色军帽，身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褐色制服。

希特勒在现场发表了讲话，他的啸叫势如雷电，通过扩音器震撼全场。他所说的话无一例外是所有德国民众最希望听到的内容，大概的内容无外乎就是，我们现在很强大，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德国是如此伟大，如此强有力；在他的领导之下，德国民众有坚定的信心，把德国建设得更强更伟大。

希特勒接着说：“我们靠斗争而获得的胜利果实，我们会坚持下去。任何人只要愿意，我们都会向他伸出和平之手。但是如果有人相信自己可以无视德国的正义与公平，我们一定会和他坚决斗争到底。”

希特勒的蛊惑听起来是如此合理，他所呼吁的只不过是强盛与伟大，新的德国尽管会变得强大，但仍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德国想要的也只不过是正义与公平。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我无数次地听到他反反复复地提及这些字句，然而那时我发现它只不过是最虚伪的谎言。至少我明白了，德国为战争做准备时一定会确保和平，因为迫于自身实力尚且不足及和平条约的限制，德国不得不这么做。可是当它变得更加强大之后又会做些什么呢？

很显然，当晚身穿褐色制服的那些乌合之众不会思考这些问题。希特勒的威势，高潮迭起的恢宏气势，却都强烈地吸引了我，整个夜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集体的欢愉，我在当晚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夜晚，人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所有人都只有一种精神状态。这个德国的小个子男人，让纳粹主义在这里得以实现，并让德国人身上显示出最疯狂的状态：他们的灵魂和心智已经被掏空，每个人自己的责任、疑虑与困苦都被抛到了脑后，伴随着那迷幻灯光和希特勒富有魔力的讲话，他们完全成了一群任人操纵的“德国羔羊”。

希特勒是一个善于调动德国人内心深处情绪的天才，当他了解到火炬传递的古老传统一直深得人民的喜爱时，便恢复了这个古老的仪式。当天深夜，从与会的20万名纳粹党党员里挑选出来的1.5万人手持火炬沿着纽伦堡小城蜿蜒曲折的道路一路前行，火炬到达我们酒店那一站时，希特勒向火炬行纳粹礼致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这种巡游活动，不管是手持火炬的传递者，还是街道两边的观看者无一不情绪高涨。火炬手高擎火炬，汇聚成了一条无尽的火流，从我面前慢慢跑过，然后再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紧随其后的乐团高奏德国军歌，摩肩接踵的围观者则高声唱起纳粹的进行曲，此时就连我都有些心潮澎湃了。这仿佛是瓦格纳歌剧院的一个场景——《罗恩格林》，或者是《汤豪泽》抑或《纽伦堡的名歌手》？

第二天希特勒在体育场里检阅了冲锋队，这也是在冲锋队的指挥官们被血腥地肃清后，他第一次和冲锋队再次见面。希特勒向队员们发表了冗长的演讲，他宣称尽管“罗姆发动了叛乱”，但是他决定对大家进行“赦免”。整个体育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我觉得就连希特勒本人在进入会场时也显得紧张兮兮的。然而他别无选择，他必须面对这一切。参与集会的几十万名冲锋队队员都被禁止携带武器，大约两万名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在外圈把他们团团围住。另外还有2500名党卫军士兵为希特勒本人提供贴身保护，他们的步枪全部子弹上膛，分散部署在演讲台的前方，随时防止台下的冲锋队队员发动攻击。

当天没有任何人试图刺杀希特勒，据我所知，从他上台开始到发动战争之前的六年半时间里，也从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企图。驻德的外国使节和各国记者常常都在思考这究竟是为什么，毕竟如果有人想除掉他的话，也并非那么困难。大概几天前，我们这群来自英美的记者就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是如何简单。当时我们在酒店，聚在某个记者朋友的房间里喝酒，然后就看到希特勒的座车刚好从我们房间楼下开过。当时他刚刚从某处开会回来，我们发现他的安保措施实在是太简单了，如果有人想要刺杀他，完全可以从我们这样的房间里往楼下扔个炸弹，然后迅速跑下楼就消失在人流之中了。当然并没有人这么干过，至少据我们目前了解，也完全没听说过有谁试图刺杀希特勒。6月30日的时候，希特勒处决了几十名冲锋队的头目，还杀死了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夫妇，可是这些人的朋友或亲属都没有要去复仇的想法。

当时外部世界完全没有意识到，德国人民，至少是绝大多数德国人民想要什么，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独裁者就正在给予他们什么，就连我当时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点点。在几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希特勒就把德意志重新统一并团结了起来，一切旧式的区域、州与省的划分都被他一扫而空，就连作为现代军国主义德国崛起基石的普鲁士地区也遭到了他的沉重打击——当年俾斯麦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们都没能彻底完成这个真正统一的任务。在过去，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有邦联制度的色彩，譬如说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地区都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国会。希特勒在眨眼之间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哪个省份的政府或立法机关敢于阻拦柏林中央政府的政策了。

我开始意识到，德国人民迫切渴望得到一个更为统一与团结的国家，而希特勒则以迅雷之势完成了这一任务，给德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让德国变得更为强大，也更利于自己统治。除了更加统一与团结之外，德国民众还迫切要求自己的国家从1918年战败的耻辱中走出来，重新跻身于列强之林，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大国再次平起平坐。希特勒则非常聪明地利用了民众的这一心理，他点燃了人民心中的热情，并以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最后一天，纽伦堡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活动，为30万名前来参加的群众提供了新的爱国情绪的发泄口。大约一万名骁勇善战的陆军士兵在策佩林草坪表演了极为逼真的模拟战斗，围观群众欣喜若狂。士兵们开始投入战斗，机关枪开始突突作响，轻型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一阵阵的火药烟雾随风飘向在外围观看的人群中。目睹了这一切的观众都陷入了狂热的兴奋，其疯狂程度让我有些退却。以往我在美国、法国和英国都观看过军事表演，围观的群众也都对表演充满了特别的期待，但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狂热，这群德国人似乎已经完全融入其中。

很显然这些德国民众非常喜欢战争，可是我在想，难道他们已经忘记《西线无战事》[6]这本小说？它描述了战争是一件多么愚蠢而残忍的事。外部世界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思想多有耳闻，从腓特烈大帝直至威廉二世皇帝，德国始终流行着尚武主义的传统。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普鲁士王国和霍亨索伦王朝推崇斯巴达精神的产物，它更是一种深深根植于德国民众心底的情绪，而且很显然，这种好战的情绪并未因为德国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消失。

经过了整整七天无休无止的游行、正步表演、演讲和盛大表演之后，这场纳粹党的年度大集会终于结束了。我因为整日忙于报道而几乎筋疲力尽，甚至为此患上了严重的人群恐惧症。这一周的每个白天和黑夜，我都被迫面对无数的人群：卢伊特波尔德大厅里有三万人开会，十万人挤在纽伦堡狭窄的街头只为看希特勒一眼或者观看游行，50万人拥到策佩林草坪观看模拟军演。他们的狂热和喜悦让我深受感染，看起来他们是那么心甘情愿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我痛恨这场集会，它在一点点地侵蚀人们心中的理智。但我很高兴来到了这里，这是我来到纳粹德国以后所遭遇的第一场洗礼。如果我想对这里有更深刻的理解，那么这种磨炼就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当天深夜，我终于写完了有关纽伦堡大会的通讯稿，之后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匆匆写了几笔：

你必须经历过这些事情，才能理解希特勒对民众的控制，才能感觉到他在这场运动中释放出来的强烈能量，才能体会到德国民众所拥有的那种备受纪律束缚的纯粹力量。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正如昨晚希特勒告诉记者的那样，50万德国男人与女人都来参加了这场盛会，现在他们将会回到自己的城镇与乡村，以全新的激情将这种全新的信仰传播给众人。

回到柏林之后，我一直在试着整理自己的思路，把对希特勒的第一印象记载下来，毕竟亲眼见到他之后，我觉得与自己当初想象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不到三个月，我读过许多关于希特勒是如何神经质以及残忍的报道，也知晓他在“长刀之夜”对冲锋队和自己的政敌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屠杀与处决。然而在纽伦堡集会期间，除了例行歇斯底里地攻击布尔什维克与犹太人之外，他看上去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经质、易怒与残暴。

希特勒的样貌实在是不起眼，脸庞非常粗糙，看不出什么特别坚毅的表情。有时候他在进行了漫长的演讲之后，会流露出特别疲惫的神色。当他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检阅部队之后，也会显得虚弱。

在纽伦堡整整一周，我常常站在或坐在离希特勒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我一直在努力观察清楚他的全部特征。他大约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约150磅，他的腿很短，膝盖微微弯曲，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外八字脚。他的手掌形状很好，修长而柔软的手指会让人想起某位音乐会的钢琴师。当他发表演说或与一小群人谈话的时候，他的手势总会特别丰富。

他的鼻子让他看上去并不像一个残暴的人。他鼻梁笔直，鼻翼宽阔，鼻孔大张，是他整个面部中最粗野的地方，但他卓别林式的胡须又使这一点有所缓和。他的嘴令人印象深刻，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丰富表情。

一些老记者都坚持说希特勒根本没有幽默感，也从来不笑。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纳粹党集会上，我至少有十几次亲眼看到他发自内心地大笑。当他大笑时，他会突然抬起头。他前额深棕色的头发被他特意梳向右额，有时候它们会滑到左边去，每次他笑的时候，就会趁机甩一下头发，或者迅速抬起手把头发撩回原来的位置。

尽管希特勒相貌平平，但他的眼睛特别引人注意，那是一双能摄人心魄的眼睛，敏锐而具有洞察力。我尽可能地近距离观察了一下，发现他的眼睛是亮蓝色的。但是当你第一眼看见它们的时候，最吸引你的东西绝不是它们的颜色，而是它们对你的注视，那里面蕴含着无尽的能量，似乎要彻底把你看穿。对于那些受希特勒感召，对他充满恐惧与狂热，却又任由他支配的人来说，只要希特勒看上他们一眼，他们立刻就会全无力气，而且这一招对于女性尤其见效。看着这些德国民众，我突然想到了画家笔下的美杜莎，人们传说只要男子看到了这位蛇发女妖的眼睛，就会立刻被变成石头或者失去力气。在纽伦堡待着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那些与希特勒相伴多年的纳粹高官，哪怕他们的资历再老，平日的性格再刚强，只要希特勒停下来和他说句话，他整个人立刻都会僵硬起来，被希特勒极具穿透力的目光蛊惑。一开始我以为只有德国人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去采访一个外国使节接待会，我才注意到每一个使节都为希特勒的眼神所倾倒。就在我离开柏林准备前往纽伦堡之前的一两天，多德大使那活泼年轻的女儿玛莎·多德专门告诉我，要小心希特勒的眼睛，她说：“你怎么也忘不了他的眼睛，它们会完全征服你。”

希特勒的演讲也具有强大的征服力和吸引力，至少对德国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在纽伦堡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希特勒具备惊人的能力，他可以只凭演说就彻底打动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心。他雄辩的能力使人们从来都不敢忘记他拥有独裁者的权力，而且似乎正是这样的能力让他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在我看来，希特勒所使用的词句和表达的看法，大多是荒谬之至的。但在纽伦堡的那一周我开始明白，希特勒说的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如何表达的。希特勒与听众的交流能力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几乎可以在一瞬间就与大家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然后随着他演讲的深入，这种密切的关系也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紧，直至他完全控制人们的心灵。在我看来，只要人们进入了这种被控制的状态，那希特勒说的一切东西，哪怕是最愚蠢的胡话，他们也不会有丝毫怀疑。在之后的数年间，我听过他大量的重要演说，就连我都不能完全把持住自己的心性，每一次我都需要停顿下来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他说的都是胡话！完全都是赤裸裸的谎言！”然后我就会再看看四周的听众，他们已经欣然接受元首所说的每一个字，当作至高真理。

从我第一次在纽伦堡听希特勒的演说开始，我就发现了他的惯用套路，在之后的六年中，这种套路被不停地使用。有人告诉我，当初希特勒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在慕尼黑四处煽动，他把自己的演讲风格塑造成了这个样子，直到后来这种风格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尽管翻来覆去总是那样的套路，但听众似乎从来没有厌倦过。

希特勒的演讲永远都是以一种低沉而易于引起共鸣的语调开始。他会精心挑选词语，仔细掂量所说的每一句话，语速会很慢。在这个阶段他会回顾历史，内容无外乎就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兵，早年担任纳粹党领袖时遭遇过许多挫折，战后的德国如何陷入一片混乱，他是如何力挽狂澜，让德国从战后的羞辱与悲惨中觉醒。希特勒从来不羞于谈论这些事情，尽管这么做时会有嘲讽和笑声，但他依然颇为自豪地进行宣传。

一位德国资深记者告诉我，希特勒在演讲中那深邃而富有共鸣的嗓音并不是天生的，相反，他本来的嗓音特别尖细，但他花了多年时间，最终学会了如何让声音变得低沉且富有感染力。希特勒在一战中因为吸入毒气而伤了肺，后来他坚持按照歌剧演唱家的练习方式提升自己的肺活量，最终不仅提高了音量，还使自己可以更好地控制发声。

当回顾往事的阶段结束之后，希特勒的演讲就会渐入高潮，他会恢复原本尖锐的嗓音，音调也会提高很多，那些字词会一刻不停地从他嘴里倾泻而出，声音越来越刺耳，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嘶吼，最后发出一种极为奇怪的呻吟与怒吼声。我的某位来自爱尔兰的记者同事曾经毫无顾忌地说，希特勒的这种呻吟与嘶吼声很像做爱时达到性高潮一样，我从来没有在其他演讲者身上看过这样的情景。至于那些满脸充满敬畏之情的听众，他们则陶醉其中。

希特勒似乎可以把他的听众随心所欲地带进任何一种他所希望的精神状态。当他谈到布尔什维克与犹太人，之后谈到苏台德危机时阻挡其道路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谈到准备侵略波兰时，他可以让大家的仇恨如烈火一般熊熊燃烧。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他用语言攻击这些敌人的时候，他简直就像患上了间歇性的歇斯底里症，称他们是牲畜、野蛮人、侏儒，并且发出最凶恶的威胁，声称要彻底毁灭他们。

当希特勒想要奚落或嘲讽自己的敌人的时候，他的言辞会特别讽刺与尖酸刻薄，他能够让听众不断发出嘲笑声。每当这个时候，这位天生的演员就会显露出他的优秀演技。他故意像一个喜剧演员那样拧紧自己的脸并卷起嘴唇，不停地转动自己的眼珠子，不断地变换语调，对敌人极尽挖苦之能。

从很早以前，希特勒就本能地发现演说在公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表示，他年轻时在一战前的维也纳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那个时候他就意识到，演说具有一种独特的强大力量。

从最远古的时代开始，（演说）就具有神奇的魔力，它仅凭一己之力，就会引发历史长河中宗教与政治的崩溃。

普罗大众只会被演说的力量打动。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的运动，打动大众的，或者是痛苦之神的折磨，或者是星火言辞的煽惑，只有这些才能让人性中的激情和躁动如火山一般喷薄。它们不是辞章学家写出的柠檬水般的词句，也不是会客厅里纸上谈兵的英雄口中的清谈。

从那时开始，希特勒在维也纳的小客栈、施粥所和街头巷尾寻找各式各样的人，让他们充当自己的听众，苦练演说术。不过当时他距离成功依然非常遥远。

一战期间，希特勒参加巴伐利亚军团，在前线的战壕中当了四年的小兵，战后他在慕尼黑从德国陆军那里得到了一份士兵教员的工作，专门负责教育士兵以使他们免受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蛊惑”。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突然之间我就有了一个在更多的听众面前演讲的机会。以前我一直在依据纯粹的感觉来推测自己的表现，现在一切都被事实证明了：我能够演讲！

希特勒的这一发现让他自己非常高兴。因为肺部有伤，他曾经很担心嗓音会受到永久性的损害。现在他发现自己康复得很好，他的声音很响亮，“至少小教室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见”。

希特勒的天才演讲生涯就此拉开了帷幕，直至最后，他成为德国战后最强有力的演说家，也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独裁者。一方面出于记者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他演讲术的着迷，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我几乎听遍了他所有重要的公开演说，也为这些演说对德国民众产生的影响感到惊讶。

就我自己而言，从青年时期起我也对公共演说的技巧很感兴趣，然而演说在美国并不是时髦之物，它已经成了一项快被遗忘的艺术。尤其是广播发明之后，演讲就几乎完全没有市场了，而那些政客与政治家在广播里只会照本宣科地读稿子，简直让人昏昏欲睡。当我于1921年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美国仅存的最杰出的演说家，他的声音低沉而雄厚，当他在最大的礼堂里发表演说的时候，哪怕不用扩音器，角落里的人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我在肖托夸集会的帐篷里工作的一个夏天，多次聆听了布赖恩的演说。然而当我听到希特勒的演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虽然布赖恩可以以其高超的演讲术深刻地打动听众，却没有实质性内容，而且常常平庸乏味。

当我作为驻外记者到巴黎工作的最初几年，我又被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的口才打动了。和布赖恩一样，白里安天生有一副金嗓子，如同古老的大提琴一样产生共鸣，而且他的手势与仪态非常优雅，当他演说的时候，他的手势总是可以表达出非常丰富的意思，让我想起了帕岱莱夫斯基弹奏钢琴的样子。在伦敦的时候，我还经常跑到下院去听丘吉尔演讲，他的雄辩能力、对语言的把握和理念的坚定无一不让我深深折服。在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前，我就离开美国在欧洲工作了，所以在纳粹德国工作期间，我一直没有亲耳听到他的演讲，不过我用短波收音机听过几次他的广播谈话，印象深刻，罗斯福总统也是一个非常懂得与听众沟通的人。

可以说，除了丘吉尔，当然可能也包括罗斯福和布赖恩，希特勒是我见过最强的公共演说家。至于希特勒的法西斯盟友墨索里尼，在演讲方面的能力根本不能和他相提并论。我听过好几次墨索里尼的演讲，他的声音听起来极为刺耳，而且内容单调乏味，甚至有故意假装的尖叫声。

当然还有甘地，我在印度时也听过不少他的演讲，当他对着一小群人演说的时候，他的表现也是极富感染力的，而且特别能够打动人。不过甘地本人并不是演说家，他也压根儿不想做演说家。他的演说能够吸引十万农民前来聆听，靠的不是他的口才，而是他的政治号召力。甘地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从不故意提高自己微弱的嗓音，也不会做一点点手势。

人们常常说，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几乎没有德国人不被希特勒蛊惑。然而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说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德语说得很糟糕。我自己的德语远没到完美的水平，所以我无法对希特勒的德语水平做出真实的评价，但是我倾向于同意上面的观点，希特勒的德语水平一般。不过经过再三的思索，我仍然不能完全确定这个结论。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的德语区，又学了一些巴伐利亚的方言，这两个地区的德语口音和句法都很特别，所以这可能导致一些德国北部的人认为希特勒的德语很差劲。不过，德国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马克斯·多马鲁斯的观点让我印象深刻。从1932年开始，直到纳粹政权倒台，马克斯听过希特勒的现场演讲要比我多得多，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的德语说得非常好。

马克斯写道：“希特勒利用奥地利德语区的习语创造了他自己独有的句子，德国北部的人对此偶尔会感到不解。如果说希特勒的德语说得很差的话，那么有如此多的德国工业大亨、外交官、将军听了他的演讲之后就不可能深受触动。他的口才和对德语语言中的细微差别的熟练掌握，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7]

有人可能还会说，希特勒在演讲中对听众展现出来的邪恶个性与个人魅力，以及他丰富的修辞术，可能对他掌控德国听众一样大有帮助，甚至更为重要。希特勒可以让听众抛弃自己日常的政治理念，然后他再用一些别的事物——譬如艺术，作为类比来向他们灌输自己的思想。

在纽伦堡的某天晚上，我听了一场希特勒的演说，演讲主题是“德国艺术与非艺术”。当晚他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侃侃而谈了两个小时，不过他所说的内容在我看来都是粗俗而荒谬的。然而让我着迷的是，他的演讲一如既往地充满了雄辩的色彩，而且他竟然可以通过讨论艺术来向他的听众灌输他那些稀奇古怪的观点。当天晚上的演讲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教堂里举行，两个小时的时间实在太漫长了，我觉得实在无法忍受。可是时间越久，那些对他充满敬畏之情的听众就越兴致盎然。

据我观察，希特勒非常喜欢谈论艺术话题。直到他快走完自己疯狂的一生的时候，他都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觉得自己当年在绘画和建筑设计上都颇有天分，但是维也纳艺术学院的那些愚蠢的教授未能慧眼识珠，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德国开始遭遇一系列的失败，这让希特勒深感压力，他坚称等到战争结束并且取得胜利之后，他就要辞去元首职务，将余生奉献给建筑设计事业。希特勒在自己的全部统治时期里，搜集了大批画作，大多数是很糟糕的作品，但是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决定要在自己的故乡奥地利林茨市建造一座宏伟的博物馆，把这些作品都捐到那里。

听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说一些有关艺术的白痴观点，实在是一件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想象一下，除了他，还有哪个世界级的政治领导人会花时间给公众开设讲座讲解艺术问题？不过，随着我在纳粹德国的时间越久，对它的了解也就更深入，我才发现希特勒对于艺术的兴趣反而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因为他对艺术的个人观点已经成了纳粹德国艺术的基础，他是德国艺术品位的最高仲裁者，只能由他来决定哪些艺术有益于德国，哪些艺术有害于德国。然而问题在于，希特勒的艺术品位实在很糟糕，他的艺术理念总是令人失望。

希特勒从来都不会食言，从我在纳粹德国工作的第一年起，他就开始把一些绘画作品逐步移出了国家博物馆，不仅仅是科柯施卡、格罗兹等一些德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就此遭殃，就连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和其他一些世界级大师的作品也未能幸免，最后总共被移走的现代绘画作品多达6500件。

贪婪的戈林从中偷拿了不少精美的作品，还一度向我推销。他说只要我肯用美元而不是德国马克付款的话，那这些画他就按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我——事实上他的报价真的是非常低。

戈林窃窃地笑着对我说：“我需要一些外汇，你可以按照几乎白捡的价格拿走这些画。”戈林拿出了一些油画向我展示，我看了一下，大多数是科柯施卡的作品。我告诉戈林，我在维也纳的时候曾经和科柯施卡有接触，他是我非常仰慕的画家之一。然而当我拒绝戈林的时候，这位胖胖的元帅看上去有点生气。在他看来，如果有谁因为购买了盗取来的艺术品而良心稍有不安的话，那么这个人简直就是个蠢货。事实上，戈林本人就偷盗了大量的艺术品，二战期间德军占领巴黎之后，戈林从法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那里掠夺了大量的艺术品，为了运输这些战利品，他甚至专门征用了一整列火车把它们运回柏林。

希特勒宣称他为自己的私人收藏付了钱，我也相信他的话。但实际上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1943年至1944年，希特勒用于购买艺术品的支出大多来自德国政府的公款。当时德国在战场上败迹日现，即便如此，希特勒还是购买了3000余幅绘画作品，准备捐给计划建造中的林茨博物馆，这些作品总共花费了1.5亿德国马克，约合3750万美元。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当时盟军已经逼近柏林，希特勒又额外花了200万美元的公款。美军在阿尔陶塞的一处盐矿中发现了6755幅画作，它们都是准备运往林茨博物馆的。很显然，元首做任何事情都是大手笔的。

然而，元首的艺术欣赏水平实在令人难以恭维，他的视野狭窄又品位庸俗。事实上他绝大多数有关历史和政治的观点也是如此，常常一知半解又荒谬绝伦，他还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德国人民。1937年7月18日，他在慕尼黑德国艺术馆对听众发表献词，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道：“如果命运赋予了我们权力，那么我就完全确定，不要讨论任何有关艺术判断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做出决定即可。”第一届纳粹德国艺术展览会开幕的时候，他也在致辞中发表过类似观点。

慕尼黑德国艺术馆正式开幕的时候，我曾经专门去当地报道了希特勒的出席。这座由闪亮的白色大理石堆积起来的巨型建筑物，带着典型的伪古典主义风格，据说是由希特勒本人亲自协助他最欣赏的建筑师路德维希·特罗斯特一同设计出来的。特罗斯特吹嘘说这栋建筑是“举世无双而且不可复制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畸形的怪物而已——慕尼黑的当地人私底下都称呼它为“腊肠宫”。艺术馆里面展出了900余幅作品，据说是从1.5万件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但是在我看来，它们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垃圾。

最终有哪些作品被选中，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决定的，挑选方式也是一如既往地武断。纳粹党内一些人向我透露，初步的挑选工作是由一个阿道夫·蔡格勒主持的专家团进行的，[8]但是他们挑选出来的画作让希特勒勃然大怒，他下令把那些作品全部扔出去，甚至当场就踢破了好几幅画作。

为德国艺术馆开幕，希特勒发表了冗长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向德国民众表明，纳粹对于“德国艺术”的具体内容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他还警告，任何人都不得质疑这些规定。

有一些艺术作品，本身并不能够被理解，却要利用一整套的引导理念来证明自己具有存在的权利，还妄图推销给那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特别容易接受这些愚蠢或狂妄的想法。从今天开始，这样的作品再也不能腐蚀日耳曼民族。所有抱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死心吧！这些毒物利用自己的影响威胁德意志帝国和日耳曼民族的生存与品行，国家社会主义将会着手把它们全部清除出去……随着这次展览的开幕，妄图以荒诞的艺术污染我们人民的做法将开始走向灭亡……

不过让我深感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德国人，更喜欢被那些所谓的“艺术毒物”“污染”。在慕尼黑城市另一边的皇家花园中，拱廊内有一座摇摇欲坠的二层小楼，爬上狭窄且陡峭的楼梯之后，才会发现里面有一场名为“堕落的艺术”的画展。这场展览是由戈培尔亲自组织并命名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这些“堕落的艺术”是多么富有腐蚀力，要感谢元首把德国人民从它们的腐蚀中拯救出来。这里的参展作品非常丰富，包含了上百位表现派和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科柯施卡、夏加尔、乔治·格罗兹、凯绥·珂勒惠支、马克斯·贝克曼，等等。我去参观的当天，里面被前来参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等着进去参观的人从门口沿着楼梯一直排到了外面的大街上。这场所谓的“堕落的艺术”展览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戈培尔差点要被气疯，又深感丢脸。当然他最害怕的是元首知道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很快就把这场展览关停了。[9]

当我到达纽伦堡之后，我发现最能体现这个独裁政权诡异行事风格的就是希特勒本人的一些做派。他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会围着一群身穿褐色制服的人，其中很多人看上去都很像黑帮。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在我的老家芝加哥整日围绕在阿尔·卡彭身边的那群黑帮暴徒。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人主要是冲锋队、党卫军和纳粹党官员，还有政府部长和希特勒的密友。他们大都面目丑陋、举止粗俗，留着平头或光头，大腹便便的样子，脸颊上布满了刀疤。很显然希特勒喜欢让这些男性围绕在自己身边，我从没有在他的身边看见女人。这些紧随希特勒左右的人很少会穿便装，完全是一个制服与男性的世界。

在纽伦堡采访的一周，每当我徘徊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我都会忍不住思考一些问题。希特勒每次前往某地开会、参加典礼或者结束后从当地离开，他的随从都会坐黑色的梅赛德斯汽车紧跟其后，每当他的专车在某处停下来，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从自己的车里跳出来，紧紧围绕在希特勒身边。每当希特勒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他们也会紧紧守卫在讲台周边。然而问题在于，这群人并非保镖，他们本身都是政府的部长、各个党政要害部门的首脑和纳粹准军事部队的指挥官，他们是替伟大的领袖管理这个国家的人。观察任何一个民选政府的官员，我都应该能够从他们的脸上看到智慧、思考、底蕴、敏感和慈悲，可是在这群人身上我根本找不到这些特质，他们就是一群流氓无赖。

在别的文明的国家，女性总会作为一种柔性且有教养的影响力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可是在纳粹德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不是和希特勒对待女性的态度有关？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私生活里难道完全没有女人的存在吗？我当然无法探究到事实的真相，但是当地记者中一直流传着一个花边消息，大家都说希特勒曾经有一个很爱的女人，就是他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三年前由于和希特勒吵架在慕尼黑吞枪自杀，据说从此以后希特勒的心伤再也无法抚平了。另外，据说希特勒对女性并不是全无兴趣，女人们为他着迷，他也会邀请一些漂亮的女演员来参加自己的宴会，也会稍微挑逗她们一下，但仅止于此。

希特勒从来都不会携任何女性出席纳粹的宴会，我时常会想，在这个国家，女性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在纽伦堡的一天，我终于第一次听到了希特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时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女性联盟”的成员发表了一次演讲，尽管这次会议并没有邀请外国记者参加，但我还是跑到了礼堂里，想亲耳听一听这位“伟大领袖”究竟要和德国女性说些什么。

尽管希特勒讲了快两个小时，但我立刻就发现，在希特勒的眼里，女性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权利和地位。女性的解放？——希特勒说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

讨论女性解放问题是犹太人的思想发明。德国女性不需要被解放，因为她始终拥有自然赐予她的一切……女性的世界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如果属于女性的小世界都没有被料理妥当，那么男性的伟大世界将会成何体统？上帝已经告诉女性，只有照顾好了自己的世界，男性才能去建造自己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不相互对立，它们是互补的，相互隶属，就像男人和女人互属于彼此一样。

女性如果去侵犯男性的世界，那么我们坚持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感觉，只有两个世界相互独立才是最自然的状态。

那么，在纳粹德国的公共生活中还能有德国女性的一席之地吗？希特勒迅速打破了她们的全部期望。

他说：“许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一直反对女性进入公共生活，因为在我们看来女性这样做完全不值得。”接着，希特勒像教导一群小朋友一样，他给在场的女性讲了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女人对我说：“你务必留意，女人一定可以进入国会，因为她们自己就能够使其得到改善。”

我对她说：“我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可以改善本身已经损坏的事物，它会伤害到女性。”然后我和她解释，我从男性那里拿走的东西，我不想把它们留给女性。[10]

我们的敌人说如果我们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就永远无法争取到女性的支持。但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女性支持比他们得到的总和还多。如果女性能够有机会了解我们的国会，并且看到它对于女性所产生的腐蚀作用，那我们一定能赢得德国所有女性的支持。

所以，希特勒要告诉他的女性听众的事情就是，他不会给妇女解放以至于能让她们参与到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公共事务的参与权是留给德国男性的，至于女性，还是应该遵从其自然天性，做个好妻子和好妈妈，然后组织好家庭。

在德国有一句老话，女性的人生有三个K：教堂（Kirche）、厨房（Küche）和孩子（Kinder）。我们在此处还没有提到希特勒当时正在对教会势力进行打击，所以德国女性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待在家里做灶下婢和育婴员了。这就是所有的德国女性所能看到的人生前景。

希特勒当晚的讲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在场的一万名同样身着制服的女性竟然对他的发言致以热烈的掌声。[11]看起来这些女性对于自己的未来生活非常满意。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倒行逆施。与西方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在君主统治时代遭受了长期压迫的德国女性，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开始在公共与职业生活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女性甚至赢得选举，成为国会、地方立法机构或市镇议会的一员，成千上万的女性成了医生、律师和新闻工作者，她们在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个人成就。

现在，元首一声令下，她们只能回到家里，做好家庭主妇的工作。

希特勒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他把自己大量的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中，因此我怀疑他是否还有私人生活。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在纽伦堡期间当然无法从他的随从那里探听到任何消息。和所有独裁政权一样，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处于高度保密之中，没有任何一家德国报纸或广播胆敢提及这个话题，更别说公开出版与传播了。

希特勒的一名随从告诉我：“你可以说，他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他是个素食主义者，绝对禁酒，也不抽烟，奉行禁欲主义。”

希特勒身边所有的人完全不敢冒任何风险谈论这位禁欲主义者与女性的话题。某位党内成员向我吐露，他确信元首永远不会结婚。

我问道：“为什么？”

“他认为自己已经和德意志结婚了，德意志就是他的新娘。”

在纽伦堡一周的采访工作结束后，我开始非常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西方世界的所有人，包括政治领导人和媒体都低估了希特勒本人的能力，也低估了他对于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控制。他的很多理念也许看起来很不成熟，甚至可能很邪恶（对我来说确实如此），但现实是，不仅他自己狂热地相信这些观点，他还成功地说服了德国人民相信这些观点。他看上去很像一个煽动家，他在慕尼黑的那些年头里一直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但不止于此，他的口才、内心的渴望、狂热的情绪、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大的人格魅力，都对德国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正在说服德国民众，让他们相信，纳粹德国的降临是昭昭天命，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德国，而且它在自己的领导下会变得越来越伟大、越来越强盛。希特勒要求德国人民做出牺牲，却向他们许诺一个辉煌的未来；他们完全愿意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而同意前一个要求。

在纽伦堡的那一周里，我完全没有听谁提及过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丧失的问题，很显然在德国人民看来，这点小牺牲根本算不上什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在乎。德国人民已经献身于希特勒和他那野蛮的独裁政权。

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东方的苏联也没有注意到。

我刚刚抵达柏林的时候，略感惊讶地发现纳粹政府虽然对本土媒体实行严格的审查和控制，但是他们并不审查外国通讯社的稿件（我相信，当时莫斯科政府对于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是严格审查的）。然而，我的一个同事告诉了我其中的真相，当然后来我自己也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原委。虽然外国驻德国记者在把稿件传回国内之前，的确不需要向纳粹政府有关部门提交批准申请，但是记者自己尤其需要注意报道有关希特勒及纳粹政权的内容。一旦希特勒本人和他的助手们，特别是神经质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以及负责监视外国记者的工作人员，发现某个外国记者所做的报道完全不可接受，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多萝西那样的下场——纳粹政府会很快把这位记者驱逐出境。

绰号“普兹”的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博士是纳粹党国外新闻社的主管，当我们刚刚抵达纽伦堡准备报道集会的当天，他就借着欢迎会的机会专门警告了我们一下：“你们只需要报道德国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图去解读它们。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下所发生的事情，历史自然会有评价。”

没有哪个外国记者会把普兹的话当作一回事，因为是不可能那么做的。这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高个子男人行为古怪、神经过敏，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不过绝大多数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对他还是颇有好感。普兹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来自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父亲则出身于巴伐利亚地区的富裕保守家族，所以他也有一半的美国血统。希特勒还在慕尼黑打拼的时候，普兹就成了他的朋友。普兹的本职工作做得很糟糕，甚至常常疏忽自己的职责。但是对希特勒来说，普兹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很好的宫廷乐师和小丑，每当希特勒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普兹都会讲些笑话和故事给他听，这些笑话和故事长得永远也不会结束。最绝的还是普兹演奏钢琴，当他在钢琴上砸出瓦格纳、贝多芬、李斯特、勃拉姆斯以及其他一些音乐家的曲目时，简直状如疯魔。

我刚到柏林时，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尼克博克的公寓里举行了一场小型的聚会，普兹当晚也加入了我们。普兹正在重敲贝多芬的一段奏鸣曲时，这时总理府里打来电话找他，很显然希特勒又失眠了。于是普兹立刻匆匆而去。想想普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钢琴演奏水平，我实在不知道希特勒是怎么能用这种声音给自己催眠的。

因此我们把普兹当天的警告都当作了耳旁风，说什么留待历史去评价，我可没耐心等上那么久的时间。然而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纳粹的厉害，加倍小心谨慎起来。我在柏林驻守的岁月里一直都很小心翼翼，纳粹为我们的新闻报道画出了并不清晰的警戒线，任何过分越界的记者都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大家很快都明白了自己在报道中可以写到什么程度。从我驻守柏林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心里下定决心，只要不受禁止，我就要把纳粹德国的重大事件完整、准确且真实地报道出来。一旦有一天这一切变得不再可能的时候，我就会离开此地。

在接下来的那些岁月里，我的许多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了纳粹的制裁，他们通常都是最正直也最优秀的记者，而我自己也常常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仍然坚持认为哪怕在战时，我也有责任把需要报道的事情告知全世界，但是我同时意识到纳粹的新闻检查制度不会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及时地选择了离开。[12]当然，促使我尽快离开德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收到消息说纳粹当局越来越怀疑我是一名间谍，他们认为我利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身份作为掩护，把德国军事密报通过密码夹在新闻稿中发回美国，美国政府再把情报转交给英国政府，而英国是当时德国还未征服的敌人。我某位颇有身份的德国朋友警告我，当局正在计划逮捕我，然后以间谍罪起诉我。虽说这个罪名实在太荒谬，我完全是无辜的，但我可不敢相信纳粹控制下的法庭会宣布我无罪。纳粹的法庭很少在乎证据的多少，只要被送去审判，差不多都是要被定罪的。如果我真的被判处间谍罪，那等待我的就是纳粹的利斧了——当时纳粹规定对间谍要实行斩首之刑。

有鉴于此，我决定尽快逃走，虽然中途经历了不少麻烦，但我最终还是及时地逃出了德国。后来，希特勒自杀身亡，他的尸体被汽油烧焦，然后草草埋葬于柏林总理府的乱石堆中，他梦想的千年帝国也轰然崩塌。直到那之后，我才重新回到了德国。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后话了。从这一刻开始，我开始在这个诡异、动荡、偏执、极权主义的德国苦苦挣扎。

[1] 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又称褐衫军，是一群街头暴徒。党卫军（Schutzstaffel，S.S.）身着黑色外套，是负责保护纳粹要员的亲卫队。1934年，冲锋队成员总数约为100万，党卫军人数约为10万。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党卫军在养鸡农民出身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领导下获得了巨大发展，人数猛增，成了纳粹党最主要的准军事化部队，而且控制了纳粹德国的警察和秘密警察力量。

[2] 我在柏林的同事和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廉·多德都对我做出过类似的提醒。大约几个月之前，多德大使因为一桩美国公民在德国遇袭的事件而愤怒。当时一位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丹尼尔·A.马尔维希尔博士来柏林担任肺科疾病的顾问，有一天他走在菩提树大街，看到一队冲锋队从身边走过去，他却没有向队伍当中的纳粹标志敬礼，于是那群暴徒立刻冲出队伍，把他打得不省人事。

[3] 希特勒上台之前，多萝西对他做过一次采访，书中开篇就把这份采访记录放了进去。第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当我走进希特勒的客厅之时，我相信自己即将见到的人一定是德国未来的独裁者。然而不到50秒之后，我就觉得自己错了，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断定，这个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男人实际上根本不值一提。”多萝西作为一名驻守德国多年而又精明干练的老记者，她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让我惊讶。

[4] 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计划是罗斯福总统“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计划实施时间为1933年至1942年，其目的是解决部分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它招募18岁至25岁的未婚失业男性，组成劳工队，在归联邦和地方政府所有的偏远地区进行造林等低技术含量的劳务工作。

[5] 1937年5月1日，我在柏林听到希特勒发表的一次演说。他说：“我们的一切事业都首先要从年轻人抓起。有一些白痴，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大家听到这里都哈哈大笑以示同意），我们就把他们的孩子带走，我们自己会把他们养成新派的德国人。
“当一个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出生和起源不会有任何感觉，每一个七岁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我们把他们送入一个组织，让他们在里面成长到18岁。不过到时我们也不会让他们离开，接下来他们会加入纳粹党、冲锋队、党卫军以及其他组织，他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工厂工作，加入劳工阵线、劳工组织，或者去军队服役两年。”

[6] 《西线无战事》是德国作家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小说。

[7] 希特勒的著作则是另一回事。据某个德国学者考证，他宣称自己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发现了15.4万个德语语法与句法错误。

[8] 专家团的主席是帝国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蔡格勒，此人画技平平，但因为创作了一幅吉莉·拉包尔的人像画而深得希特勒欢心，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吉莉·拉包尔是希特勒深爱的女人。

[9] 即便如此，这场展览在被关闭前仍然吸引了200万名参观者，而纳粹在德国艺术馆举办的展览与之相比，尽管开放时间更长，但是最终也只吸引到60万人前来观看。战后，一名德国艺术史专家写道：“‘堕落的艺术’展览可能是德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艺术展览。”（Berthold Hinz：Art in the Third Reich，p.1.）

[10] 纳粹党是国会里唯一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党员的政党。所有的议员都由希特勒亲自挑选，因此整个德国都没有女性议员。

[11] 听完希特勒的讲话之后，我离开了这个让人沮丧的会场，我也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个所谓的保护全德国女性的组织，它的领袖是个男人。

[12] 我相信，战争爆发后，各国都对广播业采取了新闻审查制度，伦敦和巴黎也不例外。

第七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4—1937

值得庆幸的是，1934年的秋季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于我而言这是一件好事，毕竟我初来乍到，对这个处于疯狂的国家几乎一无所知。

过去一年里，希特勒收获了重大的胜利果实，他通过大清洗巩固了独裁统治，所以现在看上去他准备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了。所有驻守在德国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都不知道希特勒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很快明白，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知道如何竭尽全力保守自己的秘密。不过大家身处柏林的普遍感觉是，刚刚过去的夏天里发生了太多惊心动魄的事情，所以现在应该稍微缓和一下了。这也使我可以有机会好好在柏林安顿下来，并且深入感受一下这个动荡的国家。

我和特斯在陶恩沁恩大街租了一间公寓，距离选帝侯大街的街口只有一步之遥。这处房屋本来属于一对犹太人夫妇，男主人是个雕塑家，女主人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史学者。然而，由于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女主人失去了工作，男主人的艺术作品也根本无人问津，至少雅利安人种的德国人是根本不会买他的作品的。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尽快离开德国前往英国。我们计划等这对夫妇到了伦敦后，用英国货币向他们支付房租。尽管这种做法会违反纳粹政府颁布的新外汇法案，但我们还是决定这样做，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多帮助这对夫妇一点。

我们为能够租到这样一套公寓感到非常走运，因为它装修得非常好，充满了现代气息，还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里面都是德文书籍，正好可以为我所用。我和特斯在维也纳、西班牙、巴黎都租过各种房子，所以现在我已经习惯住在别人已经装修好的房屋里。不过这种漂泊生活的缺点在于，即使我们有钱，也没法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修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之前我们找房子的时候，多数看的是德国人的房子，他们的装修风格非常粗鲁，房子里堆满了各种板材和小装饰品——很显然，古板的德国中产阶级就喜欢把住房搞成那个样子，而这对犹太夫妇的房子正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

尽管接下来的小半年都没有什么大新闻发生，但我还是有许多的工作要完成。首要任务就是提升我的德语水平，当年我在维也纳的时候曾经把德语学得很好，但是时间太久了，现在忘掉了不少。而且德国人说的德语更加硬朗一些，奥地利的德语听上去比较温柔，就连特斯，一个土生土长的说德语的维也纳人，一开始都不大能听懂德国人的德语。

除了学习德语，我还得去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我要去结识统治这个国家的纳粹官员；要去找一些反对纳粹统治的异议分子（如果能找到的话），并且赢得他们的信任；还要和德国媒体的编辑和记者进行沟通（几乎所有的知名媒体人士都已经逃出德国），当然还有驻守柏林的各国外交官和外国记者。除此之外，作为一个驻地记者，我还得不时地去街上遛遛，乘坐地铁、公交和电车，以便了解民情。

然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和我之前料想的并不一样。首先让我惊讶的就是，我所接触的德国民众并不在乎自己的自由权利已经被纳粹剥夺，曾经辉煌的德国文化已经被毁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漠的野蛮主义思潮。长期以来，一代代的德国人都习惯于严格管制的集体化生活与工作，然而现在这些德国人所承受的管制程度之严厉是其先辈们都未曾体验的。

然而大家很快都明白，在黑幕后方有着令人胆寒的恐惧——如果你胆敢跨越雷池，如果你曾经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或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如果你是犹太人，那么盖世太保很快就会来找你的麻烦，等待你的结局只有集中营。人们在刚刚过去的6月里目睹了血腥清洗，大家都明白这是希特勒的一种警告措施，意在告诉大家自己会有多么的无情。

据我观察，在早些年里，纳粹的暴行很少影响到德国民众的生活。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关心，因为纳粹的针对对象主要是少数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敢于反抗纳粹统治的教士以及犹太人。就我个人而言，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周遭的所见所闻迫使我慢慢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总体而言，德国人并没有感到自己正在被肆无忌惮的暴政像畜生一样圈养和压制。令我更惊讶的是，源于完全纯粹的狂热情绪，德国人看上去还非常支持纳粹政府。从某种角度来说，希特勒正在鼓吹许诺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一种全新的信心，并且承诺要给这个国家全新的信仰，这让德国人感到热血沸腾。

看起来最能打动德国人的就是，元首正在认真筹划，要与历史做个彻底的清算，要把德国人在一战后遭遇的失落与挫折统统抹去。希特勒向他们保证，正是一战后的那些和平条约给战败的德国戴上了屈辱的枷锁，自己一定会把德国从那些屈辱中解放出来。他还向人民承诺，一定要让德国再度强盛，重新跻身强国之林。

对于绝大多数德国人，甚至那些对纳粹主义持冷漠乃至反对态度的人来说，这正是他们渴望的。因此，德国人民接受了元首的条件——要想复仇，要想实现复兴，就必须有所牺牲，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要接受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对大炮的需求优先于黄油”），还要辛勤劳动。

我刚到达德国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开始初步兑现自己的诺言——他正在消灭失业现象。在他上台的前一年，德国登记失业人口达到了600万，现在这一数字已经减少100余万，之后两年，失业人口进一步减少到不足100万，最终失业现象很快就消失了。我很快就发现，对德国人而言，如果能够拥有一份工作，正餐的时候能够吃饱，这个意义就太重大了。我曾经走访了柏林郊区的一些大型工厂——感谢希特勒秘密的重新武装政策，这些工厂都在开足马力进行工业生产。德国的工会组织一直是欧洲各国中最为强大的，它们的支持是魏玛共和国最坚强的后盾，现在这些组织的发展都遭到了纳粹的压制，我原本以为工人们会对纳粹的做法深表不满，没想到他们对此完全没有不满意的情绪。

我问工人，对于纳粹剥夺他们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是否有所不满？

他们却回答道：“自由？嗯，这的确是个问题。”他们说，工会当时的确为他们做了许多事情，但是还有一种自由，他们很高兴在希特勒的领导下被抛弃。

我问道：“那是什么自由？”

“忍饥挨饿的‘自由’。我们曾经就享有这样的‘自由’，在你们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自由的企业里，你们的工人也在享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听说美国的工人就常常失业并且忍受饥饿的折磨。美国现在有多少失业人口？听说已经高达1000万。德国曾经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之前，绝大多数被组织起来的德国工人隶属于社会党，还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共产党，直到希特勒上台第一年，他对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进行了镇压。现在我接触到的工人中，除了少数之外，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加入纳粹党，他们的话中仍然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他们似乎对现状很满意——毕竟已经拥有一份工作。而且1933年以前，德国工人被卷入了国家的政治斗争，现在他们已经脱离其中。希特勒正在鼓吹要把德国工人驱赶加入一个庞大的“工会组织”——“劳工阵线”。不过德国工人可没那么愚蠢，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劳工阵线”组织不仅包含了工人，工厂主也被纳入，这明显就是个骗局。随着时光流转，纳粹政权开始加大对工人的压榨——在我看来，纳粹简直把他们当作工业奴隶一样对待。后来我也常常听到工人对纳粹政策发出各种牢骚，但是就像纳粹德国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抱怨归抱怨，却依然极为顺从，政府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等到德国整体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日益重新强盛，希特勒就开始一步步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东西全部夺了回来，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工人和其他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一直对他表示支持。德国工人的勤劳努力使德国的重新武装化成为现实，德国无产阶级再没有像1918年那样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抗行动——当年正是德国工人的起义才结束了霍亨索伦王朝在德国的统治，现在他们连发动罢工的想法都没有了，当然，罢工也是元首明令禁止的行为。总的来说，全体德国人民接受了纳粹的独裁统治，而且努力工作以维护它的统治。我作为一个新近来到德国的美国记者，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可是当我们开始向外界报道德国人民支持纳粹消息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

在那个秋天，来自教会的抵抗力量开始有所上升。不管是新教教徒还是天主教教士，他们都感觉到自己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到了迫害。希特勒本人名义上是一名天主教教徒，但从来没有参加过宗教活动。为了缓和天主教教会的恐惧和疑虑，前一年夏天他和梵蒂冈签署了一份协议，宣布天主教在德国教区内拥有自由权利，并且可以自行管理教务。希特勒之所以愿意签署这样一份协议，是有原因的：纳粹政权此前上台后就开始倒行逆施，特别是对犹太人进行了清洗，一系列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一致的厌恶；签署一份有关宗教自由的协议，既是为了挽回纳粹政权在国内外的形象，也是为了安抚占德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天主教群体。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份协议签署五天之后，纳粹政府就公布了一份有关绝育政策的法律，这极大地激怒了天主教教会势力。又过了五天，希特勒就宣布首先要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然后天主教青年联盟就遭到了严厉打压，纳粹政权要求联盟的成员都必须转而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之后的几年，数以千计的神父、修女和信徒领袖都被逮捕，其中许多人被捏造犯有“伤风败俗”或“走私外汇”的罪行。6月30日，“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袖人物埃里希·克劳泽纳被谋杀于办公桌前，他的助理团队被悉数投入集中营。数十家天主教出版物都遭查禁。除此之外，盖世太保甚至无视忏悔场所的神圣性，在忏悔场合安插耳目，然后逮捕了专门听人忏悔的神父，指控他们造谣毁谤国家。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常常有神父或修女会偷偷带一些有关教堂遭遇袭击的消息给我，这些消息都令人悲伤，但纳粹严禁自己控制下的媒体报道类似的新闻。有些时候，慕尼黑总教区的红衣大主教和柏林教区主教的驻节教堂还会被盖世太保临时隔离起来，任何人不得进出。教士团常常会撰写公开信抗议纳粹政府限制宗教自由，并且会在教堂内公开朗读。后来警察们开始禁止这种做法，他们封锁教堂，以免公开信的内容流传。不过，教士们总是能想办法把抗议信夹带出来，送给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我们再把这些消息报道给外部世界。

最初的时候，德国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希望尝试着与新上台的纳粹政权搞好关系，可是到了1937年的早春时节，它们已经完全绝望。慕尼黑总教区的红衣大主教向我们媒体发来信件说他自己心中充满了苦闷，据我所知，他和其他一些德国高级神职人员都很绝望，因此只好转而求助于梵蒂冈。罗马教廷再也无法对纳粹迫害教会的做法视而不见了。1937年3月14日，教皇庇护十一世发表了《深表不安通谕》，谴责纳粹政府“无视”或“违反”宗教自由协议，并称其播撒了“疑虑、不合、憎恨与毁谤的有毒种子，秘密和公开地彻底敌视基督及其所拥有的教堂”。这份通谕给深受困扰的德国教会阶层带去了极大的宽慰，却让希特勒与戈培尔震怒。

戈培尔严令禁止这份通谕公开传播，但是有位德国神父冒着生命危险夹带了一份油印版本，之后通谕很快就在德国境内所有的教区秘密传播开了。

1934年11月15日的晚间，我在日记里写道：“正在对新教势力的斗争活动进行报道。”

从某些角度来说，与天主教争取自由的斗争行动相比，新教的斗争活动更有意思，也更意义重大。无论怎么说，天主教势力在与纳粹政府进行抗争的时候是团结一致的，但新教本身一直是分化为各种教派的。德国有近4500万新教教徒，三分之二隶属于28个路德宗及改良宗教派，其中最大的一支约有1800万教徒，隶属于福音教会“旧普鲁士联盟教派”。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起，德国新教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在纳粹夺取政权上台的前一年，一些更为狂热的希特勒追随者就组织成立了“德国基督教信仰运动”，该组织强烈支持纳粹党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并且坚持要把《圣经》，尤其是《旧约》中所提及的“非德意志纯正血统的人”铲除干净。它希望纳粹党可以建造一个全新的德意志帝国新教教派，把所有的新教教徒都纳入这个由国家控制的教派，其组织成员自称“德意志基督徒”。然而，自我参加过几次他们的集会活动之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与真正的基督徒相比，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

比如说，德国基督教信仰运动在柏林的负责人曾经提议要废除《旧约》，“因为书里充斥着畜牧业商人和皮条客的故事”，他还要求重新修订《新约》，要让书中耶稣的教导“完全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到了1934年的秋冬之际，该组织要求所有的牧师必须宣誓效忠希特勒，而且要求牧师把本教会中皈依的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去。他们还高呼口号，声称“一个民族，一个德意志帝国，一个信仰”。

与德国基督教信仰运动针锋相对的另一个团体自称“认信教派”，它抵制新教教派的纳粹化，也反对纳粹的种族歧视做法，并且谴责纳粹党领袖有关反新教的宣言。我刚到德国时，这两大团体的力量几乎势均力敌，但是合起来也只占新教教徒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余的大多数新教教徒似乎过于胆怯，无意参加这两个相互敌对的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当时他们似乎都处于观望状态，希望先看看哪一边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是支持希特勒的，所以他们观望的目的还在于希望看看希特勒究竟会怎样做。

我很快就对认信教派的领袖马丁·尼莫拉教士产生了兴趣，他是柏林富人区达勒姆的一位耶稣基督教堂的牧师。我开始定期参加他的教会活动，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之所以参加教会活动不是因为礼拜仪式吸引了我，而是因为尼莫拉教士和他组织的活动已经成为反抗纳粹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象征（因为他们的一些基督教信仰与之相关），这让我钦佩，同时觉得这里有很多新闻素材可以报道。

尼莫拉教士组织具有反抗意义的布道活动，同时向聚会的教徒公开明了地宣扬宗教自由的理念，这些都是可供报道的新闻。但纳粹禁止境内媒体报道这些事情，外国记者还可以把这些新闻传回本国，让外界知道这里的情况。

整个德国境内，没有哪个神职人员比尼莫拉教士更适合担任目前这样的反抗者角色了。尼莫拉教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潜水艇指挥官，在一战后混乱的岁月里他成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他曾经热烈地欢迎希特勒上台。1933年，他早年生涯的自传《从U型潜水艇到布道台》出版了，在书中他和许多新教牧师一样，认为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统治的14年是德国的“黑暗时代”，书的结尾部分他还插入了一行话，他认为希特勒的上台为德国带来了光明，他确定希特勒一定能为德国带来“国家的复兴”。这也是尼莫拉教士本人一直为之奋斗的梦想，为了这一目标，他甚至在一战结束后加入过“自由军团”，许多强硬的纳粹党领袖都在这里成长起来。纳粹政权一度盛赞他的自传，使其成了畅销书。

然而，不到两年之后，尼莫拉教士就已经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就在我抵达德国的那个秋季，他把达勒姆牧师团里和自己有类似想法的牧师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议，宣布认信教派成为德国新教教派中的合法分支，并且要逐步推进建立一个临时的教派管理机构。

尼莫拉教士的这一做法是对元首的公开反抗。就在一年前，希特勒利用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制造恐怖气氛，抓捕了好几个牧师并且殴打他们，还剥夺了一些牧师布道的权利。希特勒的恐怖手段使德国新教神职人员变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纳粹专门挑选了路德维希·米勒担任一个名义上统一的新教团体——“德意志新教教会”的主教。米勒是希特勒的老朋友和忠实追随者，他早年曾担任东普鲁士军区的随军牧师，然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新教的领袖，元首交代他要统一德意志新教各派，并且要实现教会的纳粹化。

据说，希特勒对德国新教教徒历来是厌恶的。据最近我的一个线人提供的信息说，希特勒曾经私底下对身边党内的追随者表示他对新教教徒的蔑视。

据说希特勒的原话是这样的：“你可以对他们（新教教徒）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他们都会服从……他们根本无足轻重，只会像狗一样顺从。当你和他们说话时，他们会窘迫不安、浑身是汗。”[1]

然而到了1934年的秋季，希特勒震惊地发现新教教徒可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从，这使他恼羞成怒。据纳粹党内某位人士说，希特勒完全不能理解尼莫拉教士为何会从一个U型潜水艇上尉、富有爱国主义理想的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同情者变成了一个反对自己的人。更让希特勒愤怒的是，11月8日晚间，大约有两万名朝圣者聚集在达勒姆聆听尼莫拉和其他牧师的训诫，他们谴责纳粹要把德国新教纳粹化的做法。我注意到，自从纳粹上台后，这是德国境内第一次出现与纳粹党无关的大型集会活动，尽管之前纳粹政府就要禁止这次集会，但反抗者对禁令视若无睹，目的就是要反抗当局。

纳粹政府第一次发现，在今日的德国竟然还有一些人敢对自己发出赤裸裸的战斗宣言。11月8日集会当时我也在现场，我发现有盖世太保混迹在人群中，拿着小本子把一些人的发言都速记了下来。集会领袖之一，令人敬仰的科赫牧师对着人群说道：“我们要战斗，要反对一切玷污基督和基督教纯洁性的行为。现在有些传教者在德国错误地鼓吹纳粹思想和激进虚幻主义，我们要坚决抵制他们的言行。”集会过程中有一份宣言得到了簇拥者的高度赞同，宣言呼吁要全面废止“诋毁基督教的异端邪说、谎言和镇压行动，我们反对现存的教会组织”。

最后尼莫拉教士发表演说并宣布集会结束，他在演讲中表示绝不接受来自纳粹政府的任何妥协请求：“对我们而言，这个问题关系到德意志新教教徒究竟是要侍奉上帝还是其他什么人。”尼莫拉明确表示，他这里所提及的“其他什么人”指的就是希特勒——在尼莫拉心中，希特勒曾经的偶像形象已经彻底陨灭。

尽管只是少数群体，但德意志新教的反抗斗争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还是为他们赢得了一些胜利。然而，从最终的结果来说，他们还是输掉了整场战役。在这场抗议之后的12个月里，盖世太保逮捕了700名认信教派的牧师，然而即便有希特勒的支持，笨手笨脚的帝国主教米勒还是没有能力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合并整个德国新教，到了1935年末，米勒主动辞去了主教职务，并且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米勒的辞职对于尼莫拉和他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斗争胜利，但是他们的好景也差不多就此到头了。

之后希特勒任命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本身也是纳粹党党员的汉斯·克尔博士担任主管教会事务的部长，希特勒指示他要再次设法统一德国新教。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克尔也和米勒一样颟顸无能。1936年5月，尼莫拉及其支持者向希特勒递交了一封言辞客气但内容严肃的备忘录，抗议德国境内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反基督教势头，谴责纳粹政府的反犹主义思想，还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对教会事务的干预。希特勒对这份备忘录的反应既迅速又冷酷无情。数以百计的尼莫拉的追随者和牧师被逮捕，备忘录的签署者之一魏斯勒博士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谋杀，认信教派的基金被没收充公，还被禁止再度募捐。

到了下一年，1937年2月13日，克尔公开表明他对于教会及其信仰的真实态度，当然，他的态度肯定完全附和于他的主子。克尔召开了一次集会，参会的都是已经向纳粹政府归降的各个教会的成员，克尔在会上发言声称：

我党素来支持正面基督教[2]，正面基督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所执行的正是上帝的意志……上帝体内所流淌的也一定是德意志的血液……策尔纳博士和加伦伯爵[3]都曾经向我明示，基督教的信仰在于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他们的说法真是可笑……基督教教义根本不是由十二使徒的信条所规定的……真正的基督教教义是由纳粹党所代表的，现在纳粹党，特别是还有元首都在号召德国人民信仰真正的基督教……元首就是这场基督教新革命的伟大使者。

到了1937年，尼莫拉教士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结局。在那个春天里，他仍然坚持开坛布道，偶尔也和我以及其他外国记者有过断断续续的谈话，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于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仍然抱有不屑一顾的坚定态度。他的面容显得枯瘦却又严峻，眼眶发热，看起来很像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模样，他站在布道台之上，勇于对抗命运，我不禁想象当年他站在潜水艇的瞭望塔上指挥战斗时，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6月27日星期天，我又去听了一次他的布道演讲，我们都有一种预感，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布道了。他的追随者挤满了整个教堂，尼莫拉教士和集会者都明白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临，在布道结束之际，尼莫拉总结道：“我们和十二使徒当年一样竭力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去逃脱统治者的束缚。上帝命令我们开口说话，某位凡人却要求我们保持沉默。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凡人的命令。”

三天后，尼莫拉教士就被逮捕了，纳粹把他监禁在柏林的莫阿比特监狱，八个月后他被送往“特别法庭”（此法庭由希特勒设立，专门用于审判反对国家的异议人士）接受审判。尽管尼莫拉教士所有的抗议活动都是在户外公开进行的，纳粹政府却起诉他“密谋危害国家”。最终，尼莫拉教士因“滥用教坛布道”以及“藏匿教会募捐款物”，被罚款2000马克，并处七个月监禁。实际上，尼莫拉教士服刑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七个月，法庭才下令释放他。尼莫拉离开法庭时，在外面受到了家人和追随者的热烈欢迎，可盖世太保又逮捕了他，宣布要对他进行“保护性拘留”，盖世太保先去把他送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然后又转移到达豪集中营。尼莫拉教士在达豪集中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直到二战结束，美军才把他从里面解救出来。

根据我的统计，在1937年中，除了尼莫拉教士以外，认信教派中还有另外807名牧师和领头的教众被逮捕，其中大多数人被送往了集中营。认信教派是德国新教中最大的教派，这些教众一直都追随尼莫拉教士，现在纳粹政府严酷的镇压措施吓破了他们的胆。在纳粹的威吓之下，他们只好追随自己早已被奴役的同胞，纷纷向纳粹屈膝投降了。

到了1937年末，一向特别受人尊敬的汉诺威新教主教马拉伦斯在克尔的引诱之下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专门用来攻讦像尼莫拉教士一样顽固的上帝信徒。对于马拉伦斯的这个举动，我虽然能够理解他肯定受到了压力，但还是颇为惊讶。马拉伦斯在声明中声称：“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对于生命的教义是具有民族性和政治性的，它是用来塑造德国人民的人格的。因此，这一教义也是德国基督徒必须践行的。”到了1938年春季，马拉伦斯彻底屈服了，他命令自己管辖教区内的所有教众必须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与服从。

马拉伦斯的这一举动让我震惊，在德国历史上，我从来没有发现有哪个神职人员会如此屈服于国家统治者。德国新教深受马丁·路德的影响，从16世纪到1918年德国皇帝被迫退位之前，统治者从来都认为基督教是皇家专制统治的工具，世袭的君主和大大小小的领主一直都兼任本国和本地区新教的最高主教。因此在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帝同时是本国基督教的教首。

我的朋友们纷纷评论说，除了高度专制的沙皇俄国以外，从传统上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神职人员会像德国同行这样完全屈服于政府的统治权威之下。历史上德国的主教和牧师从来都是国家主权利益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一直站在容克地主和德国军队的背后。在整个19世纪，德国新教人士一直竭力反对日益膨胀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民主运动。朋友们告诉我，大多数的德国新教牧师甚至极为仇视魏玛共和国政权，就连尼莫拉教士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因为魏玛共和国驱逐了自己一贯效忠的王公贵族，而且因为魏玛共和国政权受到天主教、社会主义和工会势力的大力支持。

此刻再回首纳粹德国的那一时期，我发现包括我在内的外国记者过分重视德国的宗教迫害问题，而我们本不该这么做的。当时我们认为宗教势力对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的反抗是大新闻，我们一直在炒作这类新闻。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后来我明白了这类新闻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对于第三帝国早期绝大多数人民来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教会怎么反抗纳粹政府的统治，抵抗行动对他们而言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应该早点意识到与死亡或监禁相比，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简直是一件太轻松的事情了，除了一小群人之外，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为了守护信仰而甘心失去生命或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真正让德国人热血澎湃的事情是希特勒带来的巨大成就，他提供了就业，创造了繁荣，重整了德国军备，在外交领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而且他抢回了德国在一战中失去的土地，并扩大了领土，让国家重新强大起来。与这些瞩目的成就相比，德国哪里会有什么人为区区上千名牧师、教士和修女被捕的事情失眠，更不会在乎新教各派争吵的事情。

直到近半个世纪后，我有时仍然诧异，基督教并不是愚蠢的宗教，新教教徒曾经创造出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教徒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曾经在与俾斯麦的“文化斗争”[4]中取胜，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纳粹政权早就有意一步步地摧毁德国人的基督教信仰，还要用纳粹极端主义的信仰取代旧式德国具有部族色彩的上帝信仰。诸如罗森堡、鲍曼和希姆莱这样的纳粹高官在公开场合都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蔑视，如果没有希特勒的默许，他们肯定不敢这么肆无忌惮。譬如马丁·鲍曼，他是希特勒身边的近臣之一，他曾经就在一次纳粹党党会上宣称：“对我们纳粹党人而言，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与基督教教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希特勒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了，那就是要对德国基督教教徒的宗教信仰进行彻底压制。早在纳粹针对基督教势力开展攻击之际，罗森堡就草拟了一份“帝国教会”的三十点计划，他在计划中宣称自己要和其他同事一起成为元首的使者团，“引领全部知识与哲学教育，为国家社会主义党提供前进的指引”。在我眼中，罗森堡就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异教徒，而且他是我遇到的最愚蠢的纳粹领导人（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也是整天迷迷糊糊的，就愚蠢程度来说，他们可能不分伯仲）。

我在下方摘录了“帝国教会”的三十点计划的一些选节：

1.帝国教会对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所有教会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所有教会都被置于帝国教会的名号之下。

5.公元800年是凶恶之年，境外诡异的基督教信仰被引入德国境内，帝国教会的目标就是要彻底地消灭它们，并且让它们永无死灰复燃之日。

7.帝国教会不设立书记员、牧师、专职教士或主教职务，但帝国教会的传道者会以上述身份开展讲道。

13.帝国教会要求立刻在德国境内禁止德文版《圣经》的印刷与传播……

14.帝国教会向全体德国国民宣布，元首的著作《我的奋斗》一书是教会一切文献中最伟大的教义。它……包含了不仅最伟大，也最纯净和最真实的道德，为整个民族的当下和未来生活指明了方向。

18.帝国教会将清除现有的一切圣坛、十字架、《圣经》和圣徒画像。

19.所有的圣坛上只能摆放《我的奋斗》一书（对于德国人民来说，这是最难得的精神财富，对上帝来说也是如此），在圣坛左侧则要安放一把利剑。

30.自帝国教会建立之日起，所有天主教教堂、新教教堂和小礼拜堂内的十字架都必须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唯一的无敌象征——纳粹万字符。

最终德国人输掉了战争，战争给他们的人生和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代价太大了，足够豁免他们今日相信纳粹异端邪说的罪行了。

除了宗教界以外，还有别的群体在反抗纳粹的权威。当我在秋季刚刚抵达柏林之后，就了解到德国音乐界人士正在抵制纳粹政府。就像关注宗教界一样，我们这些外国记者也开始全力关注这一事件。到了11月末，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威廉·富特文勒就陷入麻烦，他在柏林一家主要晨报上发表了专栏文章，为自己的同行保罗·欣德米特做出了激情洋溢的辩护。纳粹党内一直存在攻击欣德米特的声音，一方面因为他是犹太人，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文化”理念。纳粹已经禁止演奏他的曲目。纳粹还严禁演奏由犹太裔作曲家创作的曲目，尤其是门德尔松的作品。对于这种禁令，富特文勒曾经当面向戈培尔抗议，但他最终只得屈从。然而，对于欣德米特的问题，富特文勒强调他并不是犹太人。对纳粹来说，富特文勒的意见不容无视，他是当今世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作曲家之一，而且德国民众聆听他的表演之后总能获得充沛的精神鼓舞。富特文勒不仅为欣德米特的问题向纳粹政府发难，为后者辩护，他还声称自己要公开讨论政治狂热分子干扰艺术家生活的问题。

富特文勒发问道：“如果政治谴责可以不加限制地攻击艺术，那我们将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非常大胆。我得到了一份记载富特文勒这些勇敢发言的速记稿，我记得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反对音乐界的纳粹化倾向。他曾经拒绝接受纳粹政府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来区分艺术家，他说在自己心中，艺术家只会有好坏之分。他一直在敦促纳粹政府准许其他一些指挥家，譬如布鲁诺·瓦尔特和奥托·克伦佩雷尔继续创作。他们都是犹太人，都是德意志的骄傲。

自希特勒掌权起，已经几乎没有人敢像富特文勒这么敢于直言了，可是接下来的后果可想而知。12月初，富特文勒被强迫同时辞去柏林爱乐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总监及首席指挥的职务，这两个是德国境内最负盛名的音乐机构。大约一年后或者更晚，他逐渐与纳粹统治者修复了关系，因此他柏林爱乐乐团的职务被恢复了。也正因为此，国外很多人对他多有诟病。然而，值得赞扬的是，富特文勒恢复职务后，仍然坚持在乐团里留任了四五位犹太裔演奏家，这一举动让戈培尔、罗森堡和其他纳粹高官都暴跳如雷。有消息称，当战争爆发之后，纳粹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彻底清除，富特文勒再也不能在乐团里留用犹太人了，他利用关系成功地将犹太裔的演奏家们安全转移到了瑞士。

尽管我对富特文勒接受纳粹的再度聘任感到疑虑，但他的指挥的确给我带来了不少内心的抚慰。在大战爆发初期，柏林城里因为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漆黑，我常常要在黑夜中撰写报道，这个时候，富特文勒指挥演奏的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等德国大师的音乐给了我莫大的慰藉。1940年，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冬季的一个夜晚，我听了一场由富特文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巴赫三钢琴协奏曲，他本人也是钢琴演奏者之一。当晚希特勒和戈培尔坐在第一排，但我注意到戈林没有出席。据说戈林和戈培尔前几天吵过架——富特文勒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指挥演出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普盖尼·奥涅金》，演出前富特文勒选了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担任男高音，戈林一向掌管国家歌剧院事务，他对这位美国人很支持，却大大激怒了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当时英国正遭遇德国的围困，美国对英国的援助让戈培尔深感愤怒，他认为此刻选用一个美国人担任主角是一种背叛行为。

理查德·施特劳斯，当时世界知名的作曲家，但他从纳粹上台开始就一直竭力巴结纳粹政府。但事实是，施特劳斯绝大多数伟大的歌剧剧本是由一位奥地利籍犹太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所写。或许也正因为此，他才对纳粹分外巴结。纳粹为了奖赏他的大献殷勤，曾任命他担任帝国音乐剧总监，在德国可以演奏什么曲目，由谁来演奏都由他决定。他似乎很乐意为戈培尔强奸德国文化背书。

当然，与镇压这些敢于反抗的宗教人士、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音乐家以及其他人士相比，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要严重得多。我们身处柏林就能发现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凶残一月胜过一月，一年胜过一年，越来越无顾忌，也越来越没有人性。作为一个美国记者，希特勒的统治再粗鲁，带给我的震撼也不会多于他对犹太人的迫害。我内心常常陷入持续的失落和恶心。

希特勒从担任总理的第一天起，就迫不及待地对犹太人发起攻击。在他执政的第一年中，他把犹太人从所有政府管理、公共服务、新闻业、电台、农业、教育、戏剧和电影部门中驱逐出去。到了1934年，也就是我抵达柏林的那年，他变本加厉，开始把犹太人从股票市场和银行业中扫除出去，还禁止他们持有企业股份——特别是百货公司、报社和杂志社。接下来就是禁止犹太人从事医学与法律活动。除此之外，犹太人在党卫军军营、监狱和集中营中还遭到了持续不断的残忍折磨和杀害，他们被监禁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到了1935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一年希特勒颁布了所谓的《纽伦堡法案》。根据该法案，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社会地位上属于下等人；禁止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通婚或发生性行为。纳粹甚至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德国妇女为家庭佣工，原因在于，一直以来都有传言，称犹太人利用非犹太裔德国少女做家庭佣工的机会，对她们进行强奸，用自己有毒的血液去玷污这些纯洁的少女。希特勒对此深信不疑，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还清楚地记载了此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十三部法令，用于补充《纽伦堡法案》。而我有责任对其进行报道，这令我非常难过。这些法案将犹太人享有的一切法律权益剥夺了，把他们圈禁在犹太人居住区内，没有谋生的权利。对犹太人的镇压最初很大程度是冲锋队和党卫军中流氓的非法所为，现在则变成了所谓的合法行为。如党徒不断叫嚣的：希特勒成了法律。除此之外，第三帝国没有别的法律。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在尽全力帮助他们，我和特斯在家藏匿过一些我们认识的外出逃难的犹太人，直到他们后来都逃出了德国。我们利用自己在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士大使馆或领事馆的关系，想办法给这些犹太人发放签证。尽管违反了德国现行法律，但我们还是凑了一些外汇，供他们逃出德国后应急。

有时还会有些犹太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来找我们，他们都是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基本上被打得遍体鳞伤。我和特斯会收留并照顾他们，直到他们康复一点，再让他们回家，否则他们满身是血地直接跑回家，一定会吓坏家人的。其中一个曾经还是柏林城里有名的律师。他在一战时参军，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获得了不少勋章，战后担任德国“犹太裔一战老兵联合会”的主席。然而纳粹没有任何理由就把他直接逮捕，残忍地折磨。某天早上，当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吓坏了。他身心俱伤，不敢直接回家，就来投奔了我们。我和特斯把他藏到了工作室，直到他痊愈回家。大约几个星期后，我们把他成功地送到了伦敦。尽管我们做了些努力，但只是杯水车薪，与这些极少数的幸运儿相比，大多数犹太人都得不到任何帮助。

纳粹独裁统治的早期，有些犹太人没能预见未来的危险，也不认为情况会越来越糟。据我们所知，盲目乐观的犹太人数目不少，特别是那些富人，甚至认为情况会有所好转。他们都已扎根德国多年，产业都在德国境内，并自认为是遵纪守法的德国好公民，因此不肯离开，期望着当前恶毒的反犹思潮会很快平息。当时我们劝他们赶紧走，他们却不以为意，甚至让我们不要多管闲事。某个周末，我们在巴特萨罗——一处距离柏林不远的度假胜地遇到了许多犹太人，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当天的情况：

巴特萨罗，1935年4月21日（复活节）。

我们正在度过复活节的周末。酒店到处是犹太人，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感觉很好，而且很明显，他们一点也不为外面的情况感到害怕。我想他们可能盲目乐观了。

作为一个驻柏林的美国记者，我现在还要担心另外一些问题，那就是我的新闻线人。一直以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我传递德国政府希望压制的消息，现在我意识到我必须保护他们，这非常重要。如果我在新闻报道中稍不留意泄露了他们的行迹，他们很可能会被逮捕并且以叛国罪被起诉。这种罪名几乎意味着他们必然会被处以死刑。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曾经我的某位线人就被抓住了，还有两个线人被判处死刑。我的思想和精神为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走在柏林街头，精神极为恍惚，内心绝望，希望想起究竟我在哪里泄露了天机，给他人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也知道，这些线人也向其他驻柏林的外国记者提供内幕，所以有时我和我的同事完成工作后会聚在一起，一起努力回忆是谁走漏了消息。

我们每一个记者都遭过盖世太保的突然造访。他们会突然闯进办公室或家里，询问这个或那个线人的情况。打我踏入德国境内的那天起，我和德国秘密警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我下车的柏林火车站就对我进行了盘问，之后这种联系就一直没有中断。在任何讯问的场合，希姆莱的手下都没有从我这里搞到过有价值的信息，我也确信除了极少数情况，我的同事们也都和我一样。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得罪他们的最坏结果不过就是被驱逐出境。而我的线人则不一样，他们会为之失去性命。

通常我们约见线人都会有一套防备措施。比如说天黑之后在蒂尔加滕公园的小树林中偷偷见面，或者在贫民窟的某条繁忙的街道上，也可能在拥挤的火车站。但曾经有一位大胆的年轻牧师，他从来不屑于我们的谨小慎微，每次都径直冲到我们的办公室或家里，毫无顾忌地倾诉所有的想法。他很快就被秘密警察盯上，判处了死刑。

另外一位被判死刑的线人是《德国交易报》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柏林本地一份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晨报。1936年1月4日，我在日记里记载了他的情况（我只能用X来作为他的代号）：

《德国交易报》的X先生将不会被处决，他原先被判处死刑，现在则被减为终身监禁。他的罪行是他偶尔把戈培尔的一些秘密命令泄露给了我们——戈培尔常常向报纸下达这类命令，要求它们封锁某些事情的真相或者为他的谎言造势。我听说，是一位我从来都不信任的波兰外交官出卖了这位X先生。

据说我的那位牧师朋友也从死刑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尽管这个结局并不让我觉得好过，但至少他们都保住了性命。我为他们能继续活下去感到开心，但想到他们的余生都将在铁窗后度过，我就心生恐惧。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他们所做的事根本不会是犯罪。

我对牧师朋友被捕悔恨不已，我甚至在那段时间里放弃了对德国宗教事务的报道，因为我不想再给他们惹麻烦了。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柏林，1937年6月15日。昨天又有五位新教牧师被逮捕了，包括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雅各比牧师。自从他们逮捕了我的那位年轻的牧师线人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教会事务了，我不希望再因为我的报道而威胁任何人的生命安全。

我的心情很糟糕。纳粹政权认为我的线人是敌人，对他们采取了残暴的镇压手段。至少在我刚到柏林的头些年，我的神经都不够坚韧，我无法接受死刑这种事情，即使只是很少的人被处死，我也不能接受。

我刚到德国的第一个冬季，一天早上我翻开晨报，头条新闻竟然是前一天清晨两名德国女子被斩首的消息，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这两名女性我都认识，偶尔还会在大使馆的招待处或鸡尾酒酒会上遇到她们。她们都出身旧式的贵族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慧且充满魅力，而且她们从不掩饰自己对纳粹统治的厌恶——也许这就是她们被纳粹盯上并陷入麻烦的第一步。据报纸说，她们因替波兰从事间谍工作被判有罪。看到这条新闻时我正在吃早饭，这变成了一顿没有吃完的早饭。我满脑子都是她们被砍下的头颅，她们的深色头发曾经像绸缎一样柔软，面容是那么精致，然而现在她们的头竟然被砍下来了！

数年之后，柏林又执行过一次斩首行动，这次我的整个神经都被打垮了。以下是1937年6月4日我的日记：

赫尔穆特·希尔施在清晨被处以利斧斩首的极刑。具有犹太血统的希尔施当时才20岁，他虽然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具有美国国籍。美国大使多德为了救他一命四处奔走了一个月，但最终无济于事。

希尔施是一位年轻的诗人，他曾经积极投身德国青年运动，直到纳粹接管这个青年组织。之后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他和家人离开德国前往布拉格，在那里他又开始继续大学学业。希尔施的父母一战前在美国居住过一段时间，成了美国公民。但是一战结束后他们回到了德国，却没法为他们的孩子注册美国国籍，因此希尔施只能算理论上的美国公民。

希尔施被心狠手辣的人民法庭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人民法庭在数年之前设立，专门用于审判反抗纳粹政权的人士。法庭认定希尔施谋划刺杀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后者从纳粹党起家时就是希特勒的好朋友，当时正担任臭名昭著的反犹周刊《先锋报》的编辑。

一般情况下人民法庭进行类似审判活动时都禁止外界旁听，但偶尔有例外，由此在这次审判前我参加了几次类似的庭审。我得出结论，只要被送上这个法庭，被告一定没有翻案的机会。五位所谓的“法官”中只有一位是真正的法官，其他四位都来自纳粹党。整个审判过程简直就是一场嘲讽正义的滑稽剧。法官们冲着不幸的被告大声吼叫，宣读他们犯下的所谓罪行，而由国家指定的辩护律师则唯唯诺诺，根本不敢替被告人申辩。不管有没有证据，或者证据是什么，被告人肯定会被认定有罪，并且十有八九会被判处死刑。

据我后来了解并加以整理，我发现纳粹为了希尔施的案子还是费了一些周折的。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个反纳粹组织，是由奥托·施特拉塞尔组织成立的，他曾经是希特勒的追随者，后来被从纳粹党中开除。盖世太保的某位特工成功地潜入这个组织并成为卧底，然后这位卧底和组织内的一些成员成功说服了希尔施，让他携带一个装有炸弹和左轮手枪的行李箱前往德国旅行，到达纽伦堡后则把武器交给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后者会去行刺施特赖歇尔。然而，当希尔施乘坐的火车刚刚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德国边境，他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装有炸弹和手枪的行李箱也被当场截获。

对希尔施的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驻柏林大使多德为了救他一命而四处奔走。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多德大使是一位富有礼貌的绅士，他原本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后来经罗斯福总统延请担任美国驻德大使。多德大使深知如果由人民法庭进行定罪，希尔施肯定难逃一死。多德大使向德国外交部、司法部都进行了申诉，甚至求助于希特勒本人，只希望希尔施被定罪后能够免他一死。一开始多德大使希望能够秘而不宣，因为大使担心一旦美国媒体发现此事，一定会大加报道，这样一来只会激怒希特勒。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申诉都是石沉大海，于是某天早上大使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和盘托出，第二天我的东家就曝出此事，美国各家媒体都在头版跟进报道。

多德大使也是在绝望中孤注一掷了，他希望这能够刺激美国民众的情绪，对纳粹政府形成舆论压力，从而使他们不敢轻易将一个美国人送上断头台。但事实上，我想大使心里也和我一样非常清楚，希特勒对于美国舆论这种东西不屑一顾。据大使了解，无论是德国外交部还是法庭，都不承认希尔施是美国公民。

希尔施被斩首后的当天早上，我去大使馆看望多德大使，他非常懊恼。他含着泪水给我读了他写给希特勒的信，信中他恳求希特勒能够为希尔施减刑。大使告诉我说，头天夜里他知道希尔施将被处决，就恳求以私人名义拜见希特勒，但是遭到了粗暴的拒绝。随着我们谈话的进行，多德大使的话语里充满了对纳粹的仇恨。他抱怨在纳粹德国根本没有正义可言，他担任驻德大使的四年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和沮丧的日子。他告诉罗斯福总统自己已经受够了，并且提交了辞呈。他希望自己能够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回到芝加哥的校园里。

在希尔施被处死前的数日里，我和他的辩护律师以及他身在布拉格的姐姐有一些联系。在他被斩首的当天，他们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件的复印本，这是希尔施写给他姐姐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希尔施说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最后一次申诉也被驳回，他不会再有任何机会了。

他写道：“我要死了。请你不要害怕。我没有感到害怕。之前一直不明情况，很痛苦，现在反而轻松了。”

希尔施在信中回顾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认为自己尽管犯过很多错误，但他坚信自己活得很有意义。这是一封感情丰富且勇敢的永别信。

上文1月4日的日记中我提到过一个我从来都不愿信任的波兰外交官，我甚至怀疑他和那两位被斩首的贵族小姐的案件有牵连。不过，他可不是我在柏林唯一不信任的人。事实上，作为驻德国的外国记者，我们必须学会不信任几乎任何人。有时候，德国政府会设下陷阱，派特工伪装为异见分子来引诱我们上钩。这些“钓鱼者”的策略之一就是先向我们提供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消息，然后纳粹宣传部再证明那些消息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发了这些报道，那等我们向纳粹宣传部求证时，对方不仅会矢口否认，还会以虚假报道的名义把我们驱逐出境。这些“钓鱼者”竭力伪装成真正的异见人士来赢得我们的信任，然后再想办法把我们赶出德国。我们很快就认清了他们的真实目的。

当然，我们偶尔也会被他们迷惑。我曾经非常喜欢一个德国外交部的年轻人，他总是向我提供一些零碎的消息或流言。当战争爆发后，他被调来专门负责审查我们的新闻报道，有好几次他还帮助我逃过了报道被“枪毙”的厄运。他经常肆无忌惮地批评希特勒以及各位纳粹高官，他的首长里宾特洛甫更是成为他谩骂的首要对象。我慢慢地开始信任他，但直到有一天夜里，他喝醉以后才无意中吐露实情，他的真实身份是秘密警察，他接近我的目的就是彻底调查清楚我的一举一动。

还有一个人，外号叫“胖子”，他是一个情报贩子，专门给我们美国记者提供新闻内幕。据他自己说，由于他不肯加入纳粹党，所以戈培尔不许任何德国新闻机构雇用他，他只能靠出卖消息来竭力维持悲惨的生活。胖子是一个非常有礼貌、和蔼可亲的人，我和我的同行都很喜欢他。不过，我从没有完全信任他。他偶尔会放给我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我总是会自行查证，我时常感觉这些信息可能都是钓饵。我们之所以怀疑他，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戈培尔竟然准许他为外国人充当情报贩子。尽管胖子帮了我们不少忙，也偶尔会给我们泄露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我们不得不假定他是纳粹宣传部的人，他的任务就是让宣传部掌握我们这群外国记者的动向——我们见了谁，我们在报道什么。因此我们和胖子说话都会十分谨慎，尽管我们很喜欢他，但对他仍然抱有戒心。

在纳粹统治的时期，只有少数德国人得到了我的信任，并值得我信任。其中之一是一位年轻女性，身居德国广播公司的要职，还与一位犹太裔雕塑家秘密恋爱（这位雕塑家一度被迫逃出德国）。在公开场合，这位女士总是佩戴纳粹党党徽，四处大放厥词，为纳粹吹嘘，实际上是为了掩护自己抵抗纳粹的行动。我和她成了密友，渐渐完全信任了她。她给我提供了许多政府与纳粹内部不为外人知晓的消息，多次提醒我已经被德国有关部门盯上，要注意安全。那时候我出于职业原因，常常会撰写或者报道一些不为纳粹喜欢的新闻，盖世太保也会发现我去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在大战爆发之后的第二个冬天，盖世太保密谋罗织一桩针对我的间谍案，当时就是这位女士提醒了我，敦促我在情况恶化之前离开德国。

战争期间，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有两位军官也成了我的线人，他们十分可信，冒着危险为我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内幕消息。他们当中一位来自旧式的贵族家庭，世代都是德军军官；另外一个则曾经是奥地利海军军官，战争爆发后被重新召回战场。他们二人都非常厌恶纳粹。除此之外，他们都反对德国发动战争，因为他们相信这场战争并无开打的必要，而且必败无疑。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希特勒残暴地统治被征服领土的人民，这种行径让他们抵触并感到厌恶。他们一直告诉我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工作进展。虽然他们给我提供的绝大多数信息我都不能公开播报（其秘密程度之高，一定会让我丢掉性命的），但这些信息让我更好地掌握了战争的全局。

这些德国朋友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也承担着难以想象的风险，我永远无法报答他们。不过1940年6月的一天，我终于有机会对那位最高统帅部的奥地利朋友略施小惠。当时我作为随军记者与德军一起进入了巴黎，他也一起来到了那里。他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在贡比涅森林迫使法国签署停战协定，元首还要把1918年法国福煦元帅让德国签署停战协定时所用的那节火车车厢弄出来，以此羞辱法国。不过在我这位奥地利朋友的脑子里，他可不关心元首在哪里接受投降的事情，他满心想的都是去见一位法国女性。他们在战争爆发前相识，但这位法国女士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她绝不允许我的朋友穿着法国敌人的军服去见她，于是他找我帮忙，希望我能借他一套日常的穿着，比如一条裤子、一件外套和一条领带。（那年春季，我开始跟随德军从比利时出发，沿途报道他们进攻法国的情况，临行前德军给我们所有随军记者发了一套德军军服，但我拒绝穿上，所以一路上我穿的都是自己的便装。）我当然乐意帮忙，不过由于天天在战地里摸爬滚打，我的衣服现在又脏又旧，满是褶皱，他穿起来也极不合身，但是他根本不计较。看他努力地把我的衣服套在身上，我不得不提醒他，在战时脱下军服，就是违反军法，可能会被送交军事法庭。不过看上去他已经完全爱上那位女士了，所以他心甘情愿承担这样的风险。

他无意中和我嘟囔了几句有关德法停战协定的事情，这让我如获至宝。再后来我又通过德军内部一些人的帮助（德国军队内部存在反抗希特勒的势力），进一步获取了一些信息，最后我做出了一条世界级的独家大新闻。

[1] 赫尔曼·劳施宁曾经是希特勒的密友，他在著作《毁灭的声音》（pp.297-300）中证实希特勒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2] 正面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纳粹倡导的混合了种族纯化思想、纳粹意识形态和基督教元素的思想运动。

[3] 策尔纳博士受到了德国境内所有新教派别的共同尊敬，此时克尔已经任命他领导一个委员会，以制订出统领全部教会的解决方案。然而在1937年初，有九名新教牧师在吕贝克被捕，策尔纳希望前往当地调查，盖世太保阻止了他的计划，因此策尔纳博士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他抱怨称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克尔部长的妨碍。
加伦伯爵是明斯特的天主教主教，是针对纳粹政权对其教会迫害进行批判的最无畏的罗马高级教士之一。

[4] “文化斗争”指1871年至1875年之间俾斯麦政府与德国天主教势力之间发生的斗争。斗争由俾斯麦挑起，他通过一系列法律希望打击天主教在德国的势力，然而天主教势力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并通过动员信教选民影响国会选举，使俾斯麦政府难以得到必需的政党支持，最终双方以谈判结束斗争，天主教在德国境内继续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

第八章 希特勒的近臣

希特勒身边的宠臣大多愚蠢之至，不过真的要感谢其中之一，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也没法在到达德国的第一个秋冬之际就能熟悉希特勒的近臣。

1918年，德国战败并爆发革命，霍亨索伦王朝的专制统治被推翻，整个德国陷入了一片混乱，后来成为希特勒身边权臣的这些人，当时大多与战败后的德国社会格格不入。20世纪20年代初，纳粹党刚刚开始在慕尼黑组建，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眼中，这个党和它的领袖是一出闹剧。这群人纷纷加入了希特勒的阵营，其中的大多数人一起发动了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随后又与希特勒一同被投入监狱。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纳粹党浮浮沉沉，命途多舛，他们都一直伴随在希特勒左右，直到有一天，纳粹党浴火重生，然后扶摇直上，顷刻间攫取了德国的全部权力。自此，当年忠心跟随希特勒的旧臣都获得了纳粹政权的各个核心职位。我作为一个驻德记者，必须摸清他们的情况。

大概每个月或每两个月，纳粹党内外务办公室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个精神错乱、脸色惨白的笨蛋，还被希特勒指派担任党内的“哲学家”——都会邀请外国记者和少量外国使节参加所谓的“啤酒会”。每次罗森堡都会邀请一位纳粹主管官员，向出席者详细解释他本人和他所掌管部门的具体工作，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位陆军上将或海军上将。会上还会有一些依附于这些大人物的纳粹小官僚出席，他们通常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新闻消息。在啤酒会上，我们会围坐在摆满啤酒和德国香肠的桌旁，和纳粹的大小官僚一起见面并闲聊。他们每隔半个小时就会轮流换到别的桌子，因此一晚上，我们能够接触到四五个纳粹官员。

我刚到纳粹德国的那几天，就在纽伦堡对纳粹官僚集团的整体情况进行过一些观察，但是直到啤酒会在柏林开办之后，我才第一次认识了他们。比如说，赫尔曼·戈林是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他长得很胖，喜欢过奢侈阔绰的生活，又喜欢对别人虚张声势；看上去蠢乎乎的鲁道夫·赫斯则被认为是希特勒的“副手”；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则极度爱慕虚荣又喜欢浮夸，而且蠢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后来竟然一路高升至外交部部长。至于海因里希·希姆莱，总是戴一副夹鼻眼镜，看上去倒是特别像一个温和的地方校长，实际上却极度残忍。他是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恐怖长官，到了后期，则成了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

除了上述这些人以外，我还了解了另外一些有军方背景的人，他们在秘密重整德国陆海空军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根据一战后《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受到严格限制，并且不得拥有空军。在纳粹德国的早期，这些军方大佬包括国防部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和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当然还有戈林，他秘密重新组建了德国空军。不过，我慢慢感觉到戈林是所有纳粹中少有的拥有幽默感的高官之一，虽然他的幽默感很粗糙。戈林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和蔼而富有魅力的人，但是他也极其残忍，他是6月30日大屠杀的积极参与者。另外，他必须为勃洛姆堡和弗里奇的凄凉晚景负上很大的责任——因为他利用性丑闻来攻击上述两位政敌。

弗里奇出席了第一次啤酒会，当晚我和他聊了寥寥几句，下一次出席的是勃洛姆堡，一个月后是戈林。

但是有一个人一直没有出席过罗森堡的啤酒会，他就是纳粹的第三号人物、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戈培尔阴险狡诈、伶牙俐齿，患有足部畸形。他之所以不出席啤酒会是因为他讨厌而且瞧不起罗森堡。不过我们有足够的机会见戈培尔，他经常在自己的宣传部内召开媒体发布会，有时也专门举办奢华的聚会。为了吸引我们这些记者前去，他还专门放出消息，说有美艳的戏剧、电影女明星会出席（戏剧与电影业都受到戈培尔的严酷统治）。在我眼中，他比里宾特洛甫要聪明一些，但两个人都极其自大，令人厌恶。一个外国记者要报道德国的情况，就必须和他打交道（还有其他一些人，如果不是更恶心的话）。我们这些记者都要试着学会忍受，这里的丑恶程度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就拿啤酒会的主办人罗森堡来说，事实上他本人并没有那么令人讨厌（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和希姆莱本人也没那么惹人烦），但他的糊涂总是会加深我们对他的厌恶——这位纳粹“哲学家”是最糊涂的，他啰唆、无趣，或者简单说，蠢。

罗森堡炮制了一套种族主义理论，宣称“雅利安”日耳曼人是优良人种，犹太人是低劣而病态的人种，和斯拉夫人、亚洲人和美国人一样。这套理论极其愚蠢，由此可见他对历史的了解几近无知。然而就是这样的蠢货，竟然被整个纳粹党，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认为是党内的首席知识分子。我敢断言，在其他任何社会里，像罗森堡这样的人，既不会也不能被别人当一回事。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罗森堡作为犹太人、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大敌，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的建筑专业拿到了学位。他在俄国求学时正值俄国革命，因此他在纳粹党内的众多政敌说他之所以没有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是因为列宁不肯给他一个官位。政敌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俄国人”。

事实上，罗森堡在1893年出生于爱沙尼亚的雷瓦尔（现在的塔林）。爱沙尼亚从1721年开始就被沙皇纳入统治范围。因此，尽管罗森堡宣称自己拥有纯正的日耳曼血统，但在纳粹党内部对此也多有质疑。罗森堡在雷瓦尔技术学校接受了俄语教育，他也正是在那里开始接触建筑学。1915年，由于德军逼近，学校整体搬迁到了莫斯科，他在学校继续学习，并进入莫斯科大学建筑学专业，取得了学位。

十月革命爆发后，罗森堡好像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月，对是否支持布尔什维克举棋不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移居到了巴黎，后来到了慕尼黑，在这里他为自己的反共、反犹、反苏情绪找到了肥厚的土壤。他在这里与希特勒相逢，后者那时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右翼煽动者，但希特勒对罗森堡坚定的反犹、反布尔什维克立场非常赞赏。而且我觉得希特勒欣赏罗森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希特勒年轻时在学业上非常差劲，他曾两次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并希望攻读建筑专业，都被拒绝，因此青年时代的他可能非常仰慕罗森堡，毕竟后者有建筑学专业的大学毕业证——虽说只是莫斯科大学颁发的。从那之后，尽管罗森堡愚不可及、非常无能，但在纳粹的阴谋中希特勒还是不断给他机会，希望他积聚权力。

但他无才也无力利用这些机会，到了1935年，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希特勒原本许诺让他担任外交部部长，可希特勒上台两年半过去了，元首不仅没有兑现承诺，而且很明显他准备永远不再提起这个事情。我甚至怀疑希特勒想把罗森堡“纳粹党官方哲学家”的头衔也摘掉。1930年，罗森堡出版了一本大约有700页的专著《二十世纪的神话》，这本贻笑大方的书是他那些半生不熟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大杂烩。希特勒曾经试着去读，最后却只能与自己的密友抱怨说，要读懂此书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如此，这本书却非常畅销，销量仅次于纳粹党的“圣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认识的所有纳粹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读过此书。纳粹党内负责青年事务的官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一直声称自己是一名作家，他也讽刺罗森堡的著作：“与德国历史上任何一位作家相比，罗森堡在有件事情上是完全超越他们的，那就是他卖出了最多的无人问津的著作。”

尽管总是不停地做蠢事与犯错误，但罗森堡本人从没有放弃对权力的追求。他每月都在阿德隆饭店举办外国记者和使节招待会，就是为了提醒希特勒和他党内的同僚，自己在外交事务上的重要性。然而，在一个独裁政权中，想要利用外国记者来掌握政权内部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权力太宝贵了。

追随希特勒的人都是如此古里古怪，你很难想象竟然是这样的一群人正治理着这个伟大强盛的国家。每当我和他们进行非正式的交谈时，都会感觉突然被拉入希特勒疯狂而残酷的世界。

1934年11月15日，我第一次在阿德隆饭店参加罗森堡主办的啤酒会，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当天的情况。当晚我看到美国驻德大使威廉·E.多德先生也出席了，但是他看起来是“最不开心的人”。我之前提到，多德大使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和一般被派驻海外的美国外交人员不同，不仅会说德语，也深谙德国的历史与文化。他接受的教育曾经使他非常敬仰旧式德国，但是自多德大使驻柏林一年以来，他的德国梦已经破灭。多德大使根本无法忍受纳粹的所作所为，他告诉我，由于他常常对纳粹的罪行直言不讳，因而希特勒和他的下属都不喜欢他。美国国务院的那些高层官僚也不喜欢他，他们认为多德大使应该学着做一个更“外交化”的外交官。但我恰恰因为多德大使的坦诚和率直而特别欣赏他，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也成了我重要的消息来源。

当晚在啤酒会上我遇到的第一位纳粹政府内阁成员是教育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博士。曾几何时，德国教育水平之高为整个西方世界所瞩目，但是鲁斯特作为掌管全国教育的最高官员，其能力真是令人大跌眼镜。1930年，鲁斯特作为汉诺威一所省属学校的校长被魏玛共和政府免职，理由是他表露内心“不稳定的思想”，估计这种不稳定的思想正是来自他对于纳粹主义的狂热追求。希特勒上台掌权之后，就立刻任命鲁斯特为汉诺威省长官和普鲁士教育部部长，鲁斯特吹嘘“他正在努力肃清学校中教授奇淫技巧的职能”。

鲁斯特担任教育部部长时间并不长，距离我当晚见到他也只有七个月的时间。据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他正在对整个德国教育体系进行大肃清。但当晚他在长篇演说中并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按照元首的主意和意愿”，把德国的教育体系稍稍纳粹化一点。

我读过《我的奋斗》，我记得希特勒在书中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了蔑视。我想希特勒之所以这么痛恨老师，是因为他的中学老师没能发现他的“天才”，导致他学业未竟就离开了校园。当他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时，那些老师也是“有眼不识英才”，以没有才能为由拒绝录取他。我想，希特勒大概到死都不会忘记并原谅这些老师。也难怪鲁斯特部长投其所好，四处攻击教师。在希特勒统治的头五年，他开除的大学教授和教员差不多有2800名，约占德国高等教育界执教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高校入学学生数也急剧下降，经过六年的纳粹统治，德国高校学生总数从127920人锐减到了58325人。曾经为世界艳羡的、为德国持续提供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科研机构，经过纳粹的摧残，其衰落更加严重，从业人数从20474人降到了9554人。

德国学术界的水平也一落千丈，我注意到，一些专门为德国大企业服务的出版物开始抱怨从大学中新招募的年轻管理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素质低下。这些人可能是合格的纳粹分子，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了鄙夷。

德国科学界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足为奇。现在只要是纳粹统治的地方，每所高中和大学都要开设一门“科学与种族”的课程，连小学生们也难逃魔爪，他们被告知科学分为卓越的“德国人的科学”和伪造的、罪恶的“犹太人的科学”。柏林大学曾经是学者云集的地方，现在一位当过骑兵的纳粹分子被派来担任校长，他在“种族科学”专业下开设了25门新课程，除此之外，他还新设立了86门与自己的老本行相关的专业，就此他终结并摧毁了这所高等学府。曾经名盛一时的柏林大学，现在在纳粹的控制之下已经变成一所技校。

我对纳粹德国的教育问题观察越深入，就越感到不可思议。德国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高等院校现在都开始教授一些“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和“德国数学”的课程。海德堡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就连他都追随希特勒炮制的种族主义理论了。莱纳德教授宣称，确实存在“德国物理学”这样一门学科，因为“科学与其他人类的创作品一样，带有种族差异的色彩，也会因为不同的人种而受到不同的制约”。

这些狂妄自大的纳粹科学家开始变得越来越异想天开，我觉得他们的言行简直就是一出滑稽戏。诸多现代物理学建立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理论基础之上，亚琛理工学院的威廉·米勒教授却认为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表明“犹太人妄图建立一个犹太世界秩序”。柏林大学的路德维希·比贝尔巴克教授则攻击爱因斯坦“不过是异域的一个江湖骗子”。莱纳德教授甚至宣称：“与雅利安科学家细致、严肃对待事实的态度相比，犹太人明显缺乏对事实的理解能力……‘犹太物理学’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是‘德国物理学’的堕落版本。”莱纳德本人还加入了纳粹组织的科学家小组，专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攻击。

每当我读到这些赫赫有名的德国科学家的胡言乱语时，我都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疯人院里。那天晚上，教育部部长鲁斯特与我们围成一桌，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大约有半个小时之久的非正式谈话，我当时也有一种此人已经疯了的感觉。至少在我看来，他愚蠢的话语中根本不给别人留下质疑他的空间。

当晚，当我即将离开阿德隆饭店时，我问多德大使如何看待鲁斯特当晚有关教育的观点。

大使说：“纯属一派胡言！”

事实上，我很快就发现希特勒对于公共教育并不关心，他真正关注的是他的“希特勒青年团”，他要让希特勒青年团成为教育第三帝国青年男女的核心组织。为了搞好青年运动，他起用了一位长相帅气但思想平庸的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拥有一个显赫的美国家族。不久之后他就出现在罗森堡的啤酒会上，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他就是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看上去像一个圆滑肤浅的美国大学生，优秀的大学橄榄球啦啦队队长。“箭牌衣领”[1]的外表下是一颗空空如也的脑子。他的美国式仪态大概传承自他的美国祖先。他母亲的家族中有两位先祖曾经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还有一位先祖则是南北战争中北方联邦军的一位军官，在布尔朗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

席拉赫总是宣称自己的反犹主义思想起源于美国国内，他总是强调自己在17岁的时候读过亨利·福特的《国际化的犹太人》，使他“终生”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他的这个说法可能属实，但是我依然有所怀疑。我想他之所以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激进的反犹主义者，还是为了在纳粹党中获得晋升之机。他经常向德国青年灌输那些愚蠢之至的异教徒思想，我总觉得他的那套说辞都学自罗森堡。纳粹党内真正把罗森堡当作“哲学家”的人寥寥无几，席拉赫算是其中一个。

尽管席拉赫思想平庸，长得又有点柔弱，但他掌控着一支强大的力量，席拉赫从接手它的第一天起，就宣布了自己的宏大目标：要把青年团建设成为富有组织性的强大队伍，成员随时都可以被调动起来，投身到纳粹党的野蛮斗争中。

1932年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年，当时希特勒青年团的规模只有10万人，相比之下归于“德国青年协会”之下的各种青年组织人数则有1000万之多。然而没过多久，二者的实力对比很快发生逆转。1933年6月，希特勒任命席拉赫为“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随后席拉赫率领50名全副武装的青年团领导成员，粗暴地冲进并占领了德国青年协会的总部，将他们的领袖驱逐，领袖是一位已退伍的普鲁士陆军军官。然而青年协会并没有轻易屈服，他们随后又指定了海军上将冯·特罗塔担任新领导。他是德国最威名显赫的海军战斗英雄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国公海舰队的参谋总长，并且在日德兰海战中取得过一些胜利。席拉赫当然没有放过特罗塔，很快把他赶走，并将青年协会数以百万计的资产没收，其中也包括青年协会旗下数百家遍布德国全境的青年旅馆。

除了德国青年协会之外，同样遭殃的还有拥有100万成员的“天主教青年协会”。尽管纳粹与梵蒂冈之间签署过宗教协议，并且在协议中明确规定纳粹不能干扰天主教青年协会的活动，但席拉赫还是解散了它。到了1936年，希特勒正式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的德国青年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

法令要求，“所有德国青年都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以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生理、智力与道德方面的教育”。

从6岁儿童到18岁的青年，无论男女，统统被编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旗下的各类组织。男生从6岁开始，到10岁之前，要先进入“儿童团”接受四年的学徒式训练，在此期间每人都会收到一本操行手册，记录四年间的全部成长过程，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过了10岁以后，他们会接受有关运动、野营和纳粹历史方面的测试，通过后则会进入“少年团”阶段，此时他们就要参加一项宣誓仪式，誓词如下：

这以血染成的旗帜，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元首。我在这旗帜下宣誓，必将自己所有的力量奉献给祖国的拯救者——阿道夫·希特勒。我时刻准备着，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他，请上帝帮助我达成这一使命。

再到14岁，男生正式进入希特勒青年团，直到18岁进入劳动部门工作。1935年春，希特勒公然撕毁《凡尔赛和约》，下令德国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时，男生从青年团退出后则直接进入军队服役。

希特勒青年团是一个庞大的准军事组织，未成年人在这里不仅要接受体力、宿营和纳粹意识形态的系统教育，还要接受军事训练。柏林周边的树林中有很多大型的战壕，我经常在周末看到成队的青年团员身配步枪，背着沉重的军事物资，在战壕间穿梭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我偶尔还会遇到接受军事训练的女青年，因为德国青年女性同样处于希特勒青年团的控制之下。10到14岁的女生都必须参加“少女团”，她们接受的训练与男性同龄人差不多，周末常常要进行负重行军训练，接受纳粹意识形态的教化。第三帝国非常重视女性的未来角色，因为健康的女性才能为日耳曼人繁育合格的后代。等到她们长到14岁进入“德国少女联盟”之后，有关合格妇女的训练会进一步增加。

到18岁时，和男生被送去劳动部门工作一样，很多年轻女性也要在农场里劳作一年，帮助料理家务杂活和农活。可是道德问题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时我们听到了很多传言，年轻漂亮的城市女生搅乱了农村的家务关系，以及有许多父母抱怨女儿到了农村以后就怀孕了。很快人们就编出了一首讽刺小曲，生动地描述了参加纳粹劳工阵线“快乐的力量”运动的少女：

在那田间，在那地头，

我因为快乐，失去了力量。

同样的道德问题也出现在了“家务劳作年”（Household Year），大约有50万名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被要求在城市的家庭从事一整年家务工作。然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纳粹党的信任，因为只要生出更多的健康的雅利安人的后代，那就是最好的。

到了1938年末，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数已经多达7728259人，这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但是很显然，还有400万青年人并未加入。希特勒怀疑是他们不服管教的父母从中作梗。到了1939年3月，和平摇摇欲坠的最后一年，希特勒颁布了法令，强制所有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如果有父母敢于阻挠，纳粹就要夺走他们的孩子，把他们送到国家开办的孤儿院中。

对我而言，亲眼看到上面的一幕幕实在是一种痛苦。希特勒无情地夺走了德国的青年一代，毒害他们的思想，还把他们当作杀人武器储备起来，将他们送上毁灭的道路。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实在无法想象世间竟有此等罪恶。

难怪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纳粹帝国已经一败涂地，“伟大的元首”也已经在地堡中准备自杀，此时青年团中14至16岁的男孩还在努力保卫柏林，直至最后一刻。

回想起1934年秋季的那个夜晚，我们在阿德隆饭店出席啤酒会，当时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纳粹帝国竟然会落得个覆灭的下场，尽管当时我们满心盼望着它会尽快结束统治。我确定希特勒身边至少有一个人也是这么盼望的，他就是维尔纳·冯·弗里奇元帅。虽然他为德国陆军的快速发展做了相当大的贡献，而且担任陆军总司令，他本人对于纳粹却并无好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只和他简单聊了几句，让我惊讶的是，他在公开场合并不掩饰自己对于罗森堡以及其他纳粹头子的蔑视。

过了几个月，我们在一个有趣的场合又见面了，这次我们多聊了几句。弗里奇元帅出身旧式普鲁士军校，总穿着典型的普鲁士硬领军官服，戴一只单片眼镜。他极其睿智，我对他颇有好感。我猜他已经忘了我的名字。他看到我的时候，果然把我误认成了赫斯特报业的老记者卡尔·冯·维甘德。维甘德与他关系很好，也是他肯信任的几个美国记者之一。受益于维甘德这个中间人的帮助，我们熟识起来，我断断续续地和他保持着联系，直到他突然被迫下台。

那一年的12月，罗森堡邀请戈林为本次啤酒会的嘉宾，这让我有机会与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近距离接触。除了戈林，我还利用啤酒会结识了许多纳粹高官，比如希特勒身边最阴险狡诈的助手，同时是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长官的希姆莱。还有德军中两位久负盛名的高级将领，一位是退役的前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东线战场上最负盛名的德军指挥官之一，现在已经85岁高龄；另一位是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元帅，他率领全体德国武装力量宣誓向希特勒个人效忠。纳粹德国现在公然反抗《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正在积极重新建立国防力量，这在柏林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因此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勃洛姆堡元帅也是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据说马肯森元帅听到德国重整武装的消息后特别开心，当晚这位老元帅身着普鲁士骷髅骠骑兵制服，与戈林携手走入宴会大厅，戈林本人则穿着他亲自设计的空军最新款制服，整套服装以深红和蓝色为主色调，与马肯森元帅的服装倒也相得益彰。

在整个纳粹德国，戈林是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深受欢迎，手握重权。他曾担任普鲁士邦总理和内政部部长，他对纳粹德国的所有关键地区和要害部门都有极大影响力。普鲁士的警察势力和大多数政府机构都被戈林控制在手中，专门用于镇压反对势力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也是由他一手创办的。他还建立了集中营，专门用于关押一切敢于反抗纳粹权威的人，以及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戈林还兼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长，同时是德国空军总司令，不管是民用航空还是军用航空都受他辖制。之后希特勒还给了他更多的头衔，让他把经济大权也抓在了手里，戈林俨然已经成了德国的经济沙皇。

戈林本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他特别喜欢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柏林郊区的很多城堡被他纳入囊中。他的瑞典籍妻子去世之后，他还大兴土木在城郊一带修建了一座新的豪宅，并以亡妻名字命名为“卡琳庄园”。外界传言他吸食吗啡成瘾，但事实上他已经戒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在精神压力极大的情况下才复吸以缓解压力。不过，戈林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战斗英雄，被授予普鲁士功绩勋章，这是德国最高战斗荣誉，获得过此奖章的人屈指可数。他还曾担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队长一职。唯一遗憾的是，当戈林从军中退役的时候，他仍然只有上尉军衔。

一战结束后德国陷入一片混乱，戈林无法适应这样的生活转变，便转而前往丹麦，之后来到瑞典，找到了一份货机飞行员的工作，还给一家航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戈林在那里遇到了一位美丽的瑞典姑娘卡琳·冯·坎措，两人坠入爱河。然而当时卡琳已经嫁做人妇，有一个八岁的儿子，丈夫是一位年轻的陆军军官。他知道此事后，非常知趣地主动提出了离婚。之后不久，戈林就回到了德国并在慕尼黑定居，1923年他和卡琳在慕尼黑举办了婚礼。由于卡琳财产颇丰，戈林不必再外出工作挣钱，他们购买了一处房产，生活无忧无虑。戈林在前往瑞典之前，在慕尼黑的一所大学报名注册过，回国之后，1922年的某一天戈林去学校，正好碰上希特勒在大学里演讲，他便听了一下。与其他人一样，戈林的心一下子就被希特勒的口才俘获了，他立刻加入了尚处萌芽之中的纳粹党，第二年他就被指定为纳粹冲锋队的指挥官。

1923年，戈林追随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暴动，被警察枪击，受伤严重。他越过边界逃入奥地利境内，之后又慢慢想办法成功带着卡琳逃回了瑞典。令人颇感讽刺的是，在德国共产党的推动之下，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法案，赦免了戈林的罪行，戈林由此于1927年再度回到德国。他在瑞典逃难期间彻底养好了枪伤，在一所救济院里彻底戒除了毒瘾。他回到德国时，虽然身体发福，但风采丝毫不减当年，此时他才刚刚34岁，精力旺盛，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自从啤酒馆暴动失败以后，纳粹党遭遇了严重的打击，此时戈林在生意日渐兴隆的汉莎航空公司觅得了一份咨询工作，他一方面依靠这份工作挣钱养家，另一方面则积极投入纳粹党的复兴大业。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积极培养自己的商业与社会关系网络。戈林交友广泛，而且朋友圈中不乏上层精英权贵，譬如霍亨索伦王朝的前任王子——娶了意大利国王之女玛法尔达公主的黑森的菲利普王子，德国钢铁大亨弗里茨·蒂森以及其他商界大亨都与他熟识，他还与德国陆军中的显赫军官建立了友谊。

戈林建立的这些社会关系正是希特勒缺乏又急需的。戈林很快就成为一个活跃的中间人，他频繁地介绍这位纳粹党领袖和自己的权贵朋友相识。除此之外，由于纳粹冲锋队常常制造暴力事件，因此在上层社会眼中纳粹党就是一群身着褐衫的地痞流氓，戈林需要不断地做这些权贵的工作，让他们改变对纳粹党的看法。

1928年，希特勒挑选了12名党内副手，作为本党在德国议会内的代表，戈林也在被选之列。1932年，纳粹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戈林被任命为议会议长。1933年，随着希特勒成功攫取权力，戈林也迅速成了纳粹党和德国政府的二号人物。

极权主义政府并不需要人民爱戴自己，它只需要人民恐惧自己。然而希特勒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毫无疑问又确实受到了德国人民的爱戴，这让我和外部世界都十分震惊。戈林也由此沾光，德国人民很喜欢他，认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还有天然的幽默感。在德国人民眼中，戈林就是个一团和气的人，可是他们好像一点也不担忧这个人还是一个残酷冷血、寡廉鲜耻的杀手。我的同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柏林的记者沃利·德尔认为戈林就是一个“大口饮血的恶魔”。

当晚的啤酒会上，戈林演讲得不错，在讲台上礼貌朴实。但对我而言还是有些失望，我本期待他会讲一点自己秘密建立空军的事情，但是他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在提问环节，我们向他发问。不过在德国，德国本地的记者很少被允许提问一些严肃的事情，而且戈林看上去对我们的询问不是很在意。我们的提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你是否会继续维持秘密警察制度？

是。

第二，你是否会继续维持集中营制度（他设立了这两个组织）？

是。

最后一个问题则更胆大：“根据外电报道，有消息说你本人组织了国会纵火案，不知你有何看法？”（一个德国记者问了这个问题，我心里想，也许他很快就会被投入集中营。）

戈林再一次否认他本人以及纳粹党内任何人与国会纵火案有牵连。他强调这是共产党单独制造的事件。

这或许是我的想象（我后来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当戈林提到国会纵火案的时候，我想他的脸稍微有点变红。

尽管我希望我们记者可以逼问他更多的事情，但是大家都没有继续。很显然，即使再问，我们也得不到更多的消息。我们在这样一个独裁政权中工作需要十分谨慎，我们不想去挑战独裁者的脾气。

得益于啤酒会上的轮流换桌规定，戈林来到我们桌前与我们一起谈了20多分钟，我们也没问出更大胆的问题。我问戈林是否介意评论一下外界有关德国违反和平条约、重建空军的报道。他说自己此时不关心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咯咯窃笑，我想他可能是故意这么笑来向我暗示答案的。戈林看上去确实非常和蔼，当你看着他并且听他说话的时候，你很难把他和“大口饮血的恶魔”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在不久前的“血腥清洗”中，希特勒前往慕尼黑指挥行动，柏林的行动则全权交给戈林负责，当夜在他的指挥下，许多人不幸丧命。

戈林离开我们这一桌时，他叫住我，让我随他一起走，因为前几天我和他说过一点事情，他说现在要和我讨论一下。不过我从来没有张嘴求过他什么事情，在柏林驻守了那么多年，我也从没有向戈林、希特勒或者其他任何纳粹高官提出任何请求，比如请他们配合做个专访，或者提前给我一些大新闻的内幕消息。因为我不想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去发掘更多的报道。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有可能，我也试图与希特勒身边的人建立联系，由此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相比我工作过的其他国家，事实证明要在德国建立这样的关系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包括戈林在内，希特勒身边的绝大多数权臣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没有与外国有过太多的接触，也几乎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他们对外国记者常常嗤之以鼻。这些纳粹高官始终对我们充满怀疑，而且他们担心如果与外国记者接触太多，元首也会对他们充满怀疑。希特勒曾经公开表明，自己之所以将多年来唯一的私人密友——纳粹冲锋队首脑恩斯特·罗姆处决，原因之一就是罗姆与法国驻德大使有过接触。

这个警告实际上是在提醒所有的纳粹高官，包括内阁部长、党内领导与政府官员，如果他们胆敢无视元首的忌讳，那么他们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另一方面，纳粹高官，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又非常重视国际舆论，他们认为能够影响国外的公共舆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达成德国的政策和目标有益。因此他们会时不时地邀请一位他们自认为对纳粹德国比较友好的外国记者，给他提供独家专访的机会，或者为他提供一些可以成为头条新闻的内幕消息，譬如即将发生的大事，或者政策的新变化。

我从来没有被纳粹邀请过。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在德国政府和纳粹党圈子里很快就出名了，他们都知道我是“反纳粹分子”，或者说我“不够友好”。因此我获取消息的渠道越来越少了。

当晚戈林叫我去见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环球通讯社希望他每一两个月能够写一篇文章，他说如果元首同意，并且稿酬合适的话，他就可以答应下来（我知道戈林是一个对金钱非常贪婪的人）。

每个星期天，环球通讯社的报纸和赫斯特新闻集团旗下的杂志都会发表一篇知名的外国政治名人的文章。英国的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法国的克里孟梭和普恩加莱都是定期撰稿人，墨索里尼很快也要加入其中。我们也邀请过希特勒，但是被他拒绝了，因此纽约办公室方面指示我们去联系一下纳粹的二号人物，因此我不得已之前就去找戈林。

不出我所料，戈林果然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从一开始我们就按照最高标准给他稿酬，可是随后他每写一篇，就不停地要求我们加钱。我必须承认，他在和我们博弈的过程总是彬彬有礼但态度强硬。

他甚至说：“拜托，你的老板赫斯特先生是一个亿万富翁，难道不是吗？一篇稿子，多付我一两千美元，对他而言算什么大事吗？”

于是，就是这样一桩生意使我与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一直保持着联系。1935年春天，戈林与地方女演员埃米·松内曼结婚，他在歌剧院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发函邀请我去参加。但因为没有正式的礼服，加之对这种活动没有兴趣，所以我就没去。过了很久，他从一些博物馆和犹太人手中查抄了一些德国表现派画家的大作，要廉价地卖给我，还要我必须用美元结算。我从未从他口中套出太多消息，所以与他的联系也就慢慢中断了。回想起来，我认为戈林之所以写那些文章，是为了给西方民主国家留下他对于纳粹德国的影响力日渐衰减的印象。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德国内政，譬如迫害犹太人的问题，那么这就完全是谎话，他在这方面尤其积极。[2]但如果是外交政策，这话倒不完全是说谎，在希特勒沉迷于他初期的成功，一路向着战争的深渊狂奔之后，戈林在外交上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弱了。

我当年的日记提醒了我，1934年12月戈林出席的那场啤酒会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当时戈林反复强调他会继续维持秘密警察和集中营制度。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这让当时在场的秘密警察和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脸上挂着微笑。”

大家都说希姆莱是6月30日“长刀之夜”的主要执行者，他对我而言有些神秘。他与我心中的形象有些不符。他个子不高，戴着厚厚的眼镜片，眼睛很小但显得炯炯有神，他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民事部门的中级官员，一点也没有秘密警察头子应有的外形与神态。

当希姆莱轮换到我们这一桌坐下后，他并没有多说什么。看起来，凡是有非德国人的场合都会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他看上去实在是太不显眼、太普通了，我真是无法想象像他这样的人，是如何在这样一个独裁政权中身居要职的。当时他已经位居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主管职位，毫不留情地把许多人送进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中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看法真是大错特错了。

然而，在这个由纳粹统治的荒谬国度中，一大群毫无能力、智慧与品德的恶棍和名副其实的暴徒却掌握了各种要害部门，上百万人的性命都被控制在他们手中。

譬如说猪一样的弗里茨·绍克尔，个子矮小、残忍野蛮，而且愚蠢至极。希特勒却在二战期间让他负责管理纳粹帝国的奴隶工人。还有阿道夫·艾希曼，一个捉摸不透的人，盖世太保的重要头目之一，直接负责彻底灭绝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3]。

希姆莱的出身和他的相貌、品德一样，都毫不起眼。他早年毕业于慕尼黑技术高等学校的农业专业，然后就在巴伐利亚的一家农场做了养鸡工人。如果他后来没有卷入纳粹党的右翼活动，大概他会像很多巴伐利亚人一样，一辈子养鸡。当时纳粹党的二号人物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他把希姆莱提拔为自己的秘书（希姆莱在长刀之夜的血腥屠杀中处决了施特拉塞尔）。当时纳粹党卫军刚刚成立，只有200多人，主要是为了保护希特勒的个人安全，希姆莱被任命为首领。希姆莱利用此机会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组织才能。他迅速扩充党卫军的力量，使其成为纳粹冲锋队的有力竞争者，之后因为冲锋队的首领人物被扫除，党卫军的地位就置于冲锋队之上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希姆莱，之后我又见过他几次，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一直无法通过他的外表想象到他在之后成了纳粹党内和第三帝国中最嗜血的杀手。二战期间，德军占领区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遭到了大规模的有组织屠杀，除了希特勒以外，最需要为这些罪行负责任的人就是希姆莱。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当年施特拉塞尔提拔希姆莱的时候，还称呼他为“富有教养的海因里希”。

约瑟夫·戈培尔，他皮肤黝黑，个子矮小得几乎像一个侏儒，看起来几乎完全不像日耳曼人，还有一点跛足。但是他的头脑非常敏捷，性格复杂而敏感。1925年，28岁的戈培尔接替希姆莱成为施特拉塞尔的秘书，但是之后当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尔发生路线斗争的时候，他为了讨好希特勒，站到了反对施特拉塞尔的队伍中。希特勒对戈培尔很信任，加之他本人富有组织和煽动民众的能力，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党内异议分子都一样冷酷无情，因此到了1935年初，他已经成了纳粹党内和政府里面的三号人物。

戈培尔很鄙视罗森堡，他从不肯参加后者在阿德隆饭店举行的啤酒会。但是戈培尔经常在他本人掌管的宣传部主持重要的媒体会议，因此我们还是可以常常见到他。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受不了戈培尔的言行举止，其实希特勒身边的其他近臣也不大受得了他。他非常阴险，党内同僚习惯用“那只老鼠”来代指他。看起来戈培尔在党内没有任何朋友，在别处同样没有。但是他誓死效忠的主子——希特勒对他极为赏识，常常夸奖他的贡献、才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926年，希特勒在德国北部地区几乎没有什么追随者，他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党在柏林的地方长官，没多久戈培尔就成功扩展了纳粹党在柏林的势力。

现在戈培尔在德国权势熏天，作为宣传部部长，他控制着所有的出版社和国营电台，所谓的“文化厅”也在他的掌控之下。依托文化厅的权力，他控制了德国境内所有与文化相关的活动。在这里，什么曲目可以在音乐厅里演奏（门德尔松和其他犹太作曲家的作品是被禁止演奏的）、由谁演奏，什么书可以出版，什么绘画和雕塑可以展览，什么剧目可以上演，什么电影可以拍摄，都由戈培尔说了算。

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文化事业全部被愚蠢至极的纳粹意识形态统治着，这本身已经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可是具体管理这件事情的人还是一个心胸狭窄、神经过敏的怪人，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戈培尔不同于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他受过严格的德国大学教育，对德国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有研究。不过谁要是只听他演讲或者看他的文章，一定猜不出他受过这么好的教育。他的创作无一例外极为乏味，可惜这么思维敏捷的一个大脑写出来的东西却索然无味。

戈培尔不仅掌控德国内部的宣传事务，而且掌控对外宣传工作，他需要和几乎全世界的记者打交道，不过他们大多数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宣传高官，却对德国以外的事情无知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看上去似乎完全不了解任何一个外国的历史、文学或人物，对于当代的外国语言也是一无所知。举例来说，他对美国的认知完全幼稚可笑。[4]事实上，从希特勒往下，所有的纳粹高官对于外国都不甚了解，这是他们的普遍弱点，就是这样的弱点为第三帝国和全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制定对外政策问题上，没有什么因素会比决策者对外国一无所知更有害的了。希特勒随后挑选的外交部部长就是一个对外国全然无知的傻子，这个傻子外交部部长足以印证一切。这个人就是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里宾特洛甫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据我早年的观察，他是一个无能的人，特别懒惰，又像孔雀一样爱慕虚荣，自以为是，缺乏幽默感。他的英语和法语说得都很好，他年轻时曾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各国游荡，但是他对于英法美各国及其人民的基本情况几乎全然无知。简而言之，让他担任外交部部长真是最糟糕的选择了。

有人肯定会问，既然如此不堪大用，那希特勒为什么还会选他做外交部部长呢？据我们的总结，原因只有一个：他像狗一样忠于希特勒，从不反对他甚至质疑他。根据我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情况看，戈林和戈培尔都会偶尔对希特勒提出异议，尽管他们心里肯定知道如果过分反对元首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施特拉塞尔和罗姆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以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陆军总参谋长贝克为代表的一批军方将领也认为元首不可能永远正确，他们也从不畏惧表达反对意见。至于里宾特洛甫，在他眼中，谁胆敢质疑元首那就是叛国，元首永远都是正确的。

希特勒身边的近臣基本上很早就开始追随他了，但里宾特洛甫是个例外，他加入纳粹党很晚。与大多数纳粹高官相似，里宾特洛甫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尽管他的父亲曾经是德意志帝国军队的职业军官，家庭也是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却在16岁就从高中辍学。之后他先在伦敦打了一年零工，然后又去加拿大待了两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回到德国参军，成了一名中尉，之后在战场上受伤，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当希特勒、戈林与其他大多数纳粹党成员刚从战败的苦涩中走出，还在战后的革命中迷茫之时，里宾特洛甫似乎却很好地适应了新的时代潮流。他在一家棉花进口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在1920年的时候与安内利斯·亨克尔结婚。安内利斯是德国著名的香槟制造厂老板的千金，在那之后里宾特洛甫帮助岳父做香槟销售生意。他进口法国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成功拓展了德国的市场，成了岳父的生意合伙人，变得非常富有。他到英法兜售商品，买入大量酒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与西欧的商界建立了联系。在柏林本地，他通过他富有的妻子和其他有钱人以及贵族阶层搭上了关系。

为了方便自己的生意，1925年，里宾特洛甫在32岁的时候说服一位贵族姨妈“收养”了自己，这位姨妈的亡夫曾经是帝国将军，由德国皇帝亲授过贵族头衔。由此他给自己的名字里加上了“冯”，作为其贵族出身的标志。这个骗子身上的一切都是赝品。

然而和其他许多无能之辈一样，里宾特洛甫得到了希特勒的青睐。1932年7月31日德国国会大选，纳粹党大获全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里宾特洛甫感到希特勒可能是德国政坛的明日之星，因此在8月与希特勒第一次见面。作为一个投机分子，他认为此刻加入纳粹阵营正当其时，于是他迅速成了纳粹党党员，开始为希特勒服务。

到了1933年1月，希特勒与魏玛共和国兴登堡总统以及其他政界大佬进行了关键性的秘密谈判，在这个过程中，里宾特洛甫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2日，里宾特洛甫和妻子在自己位于柏林达勒姆富丽堂皇的家中安排希特勒与兴登堡总统懦弱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进行了秘密谈判，后者最终成功说服了自己的父亲，一周后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希特勒对于里宾特洛甫的帮助铭记于心，里宾特洛甫与德国政商界和贵族的关系、流利的英文和法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希特勒一就任总理，就任命里宾特洛甫为自己的私人外交事务顾问，之后又让他去伦敦担任德国驻英大使。事实证明这个安排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刚刚抵达伦敦之后，就在英王举行的皇家欢迎典礼上高呼“希特勒万岁”的口号，还向英王做出纳粹手礼。英国朝野一片哗然，要求德国外交部将其召回的呼声一时间层出不穷。

戈培尔与戈林都认为此时里宾特洛甫不应该做出一副与英国树敌的姿态，因此要求将他召回，但是希特勒完全支持他。戈林后来对此解释道：

当时我对里宾特洛甫的能力提出质疑，认为他不能胜任处理对英外交的工作，但是元首告诉我：“里宾特洛甫了解英国的贵族与内阁大臣们。”

对此我回答道：“可是难题在于，英国人更了解里宾特洛甫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除了英国人，我们这些驻守德国的外国记者也很了解里宾特洛甫。当他还是驻英大使的时候，就经常跑回柏林，参与一些外交闹剧。比如说1936年11月25日，我们被紧急召唤到德国宣传部，说有“重要”声明要发表，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德国与日本要签署一项反对共产国际的协议。

当时里宾特洛甫耀武扬威地走进了会场，后面跟着的则是日本驻德大使。

里宾特洛甫用他那惯有的油腔滑调的口吻宣布：“先生们，这个协议意味着德国与日本已经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文明。”

一位英国记者立刻站起来，问里宾特洛甫是否确定说的就是“西方文明”。

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然后里宾特洛甫一本正经，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又严肃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这就是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人。

只有内心非常坚强的人才能够习惯他们，不过这并不容易，我一直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希特勒身边还有一个名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人，此人来自纽伦堡，残酷成性，还是一个色情狂，同时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我们看过他昂首阔步地走在纽伦堡的大街上，手中挥动着鞭子。他曾担任法兰克尼亚的纳粹首脑，还是极其粗俗的大众畅销反犹刊物《先锋报》的主编，直到最后希特勒都非常欣赏这个精神变态者。

除了上面谈及的这些纳粹头目之外，还有两位纳粹高官值得我们这些记者跟踪，他们就是鲁道夫·赫斯和罗伯特·莱伊，他们偶尔也会来参加罗森堡举办的啤酒会和其他聚会。

在我看来，自从希特勒处决了罗姆以后，赫斯就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比起其他副官，希特勒更信任他。赫斯对希特勒最忠诚、最不自私、野心最小，然而，赫斯肯定不是最聪明的。我最早了解到他是在纽伦堡，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糊里糊涂的一个人。现在他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十足的怪人，他对占星术、江湖郎中和一切异端医术都深信不疑——当然了，其实希特勒、希姆莱，甚至戈培尔都对这些唬人的玩意儿有所信奉，只不过赫斯的迷信程度是最严重的。赫斯的眉毛粗重，他的脸色阴郁深沉，乍看上去你会误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与其他大多数性格外向的纳粹高官相比，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和其他同事一样，我相信他肯定也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总而言之，赫斯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希特勒身边言行最得体的人之一，至少他没有其他那些人那么有害而惹人讨厌。

赫斯的父亲在埃及从事批发贸易，因此赫斯也在埃及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到了14岁，之后他父亲把他送回德国接受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他和希特勒都在巴伐利亚步兵第16团服役，但是看起来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彼此。赫斯在战场上两次负伤，等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成了一名飞行员。战争结束后赫斯四处游荡，最后回到了慕尼黑并进入了慕尼黑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成了地缘政治学大家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学生。豪斯霍费尔的“生存空间理论”特别符合纳粹对外侵略扩张的需求，希特勒经由赫斯吸收了豪斯霍费尔的理论，并将其发展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纳粹党在成立之初成员寥寥无几，赫斯紧随希特勒之后于1920年就加入其中，之后不久就成了希特勒的秘书。1923年，赫斯追随希特勒发动了啤酒馆暴动，然后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正是在狱中这段时间，赫斯记下了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并对文字进行了润色。

1933年希特勒成功攫取大权之后，就任命赫斯担任纳粹党副元首和内阁不管部部长[5]，由此在第三帝国中大权在握。希特勒把许多重要的政府工作交给了赫斯。而且据我猜测，尽管希特勒对赫斯的能力有所疑虑，但是1934年底，希特勒还是将赫斯秘密指名为自己的接班人，以防不测。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希特勒就公开宣布更加足智多谋的戈林为二号人物，赫斯则为三号人物。当然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的选择并不重要。但是在1934年底的时候，希特勒正准备庆贺自己入阁两周年，此时戈林和赫斯的确都是他最重要的助手。

我对赫斯一直知之甚少，一般来说，戈林和戈培尔都会利用一些场合发表谈话，但赫斯总是保持沉默。除了对希特勒的观点做出附和之外，他从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我知道他在英属埃及长大，因此英文一定很流利，所以我会用英语向他提问，但他每次都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直接用德文回复我。

赫斯与他的党内同志一样，对外国人充满了怀疑。尽管他在国外生活多年，还帮助纳粹党在国外做组织工作，但他对外部世界也是比较无知的。譬如说，赫斯一向认为，像里宾特洛甫这种通晓英语并且了解英国的人，一定会很仰慕英国。不过，赫斯对外部世界最大的无知应该体现在他在二战中的古怪行为——他驾驶飞机前往苏格兰，误认为可以说服英国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他甚至认为可以说服英国加入纳粹德国，共同对付苏联。

现在与赫斯接触以后，我的感觉是他在心理上还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他的心理青春期一直没有结束。就是这么一个心理幼稚的大男孩，竟然能在纳粹党内的权势斗争中走得如此远，实在让我感到震惊。

当罗伯特·莱伊刚刚出现在闪光灯下时，我对他的印象同样很差，虽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德国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形容莱伊就是一个“结结巴巴的醉汉”。事实的确如此，莱伊参加罗森堡举行的啤酒会，发言时就是结结巴巴的，而且当天他还真的喝醉了。据我观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尽管莱伊的秘书认为自己的上司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就连他也抱怨自己的上司“总是醉醺醺的”。不过在这个到处充满疯狂的纳粹国度中，莱伊还是有点本事的，他和一些粗鲁的同事一样，有办事的能力。

莱伊出身于极度贫苦的农民家庭，但他坚持念完高中与大学，最终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在德国像他这样的穷人孩子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远比在美国艰难得多。莱伊在一战中参军受伤，战后在威斯特法伦大学短暂地当过一段时间教员，然后又在德国化学巨头法本公司做过一段时间药剂师。1924年，莱伊正式加入了纳粹党，不久之后他就辞去了法本公司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纳粹的事业。希特勒先是任命他为科隆的长官，等到希特勒掌权后不久，莱伊就被赋予了一项极为重大的使命：设法摧毁强大的德国工会，后者为魏玛共和国坚强的堡垒。

尽管希特勒已经开始谋划要彻底打垮工会，但是为了迷惑工会，希特勒在上台三个月后，于1933年5月1日劳动节宣布5月1日当天成为全国性假日，还以官方名义将其定为“全国劳工节”。近半个世纪以来，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德国乃至全欧洲的重要节日，欧洲大陆各国的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的工人们都会在当天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

希特勒当时已经摧毁德国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势力，而且他已经秘密计划接下来就要摧毁工会势力，然而他向工会保证说纳粹政府一定会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庆祝自己执政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希特勒的庆祝方式的确与众不同，却与被骗的工会的期待完全不同。工会领袖被从全国各地召集起来，然后跟随着规模庞大的工人代表团被飞机送往柏林。纳粹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附近竖立了成千上万的大幅宣传牌，宣称纳粹政府与工人紧紧团结在一起。

在大集会举行之前，希特勒在威廉大街总理府的天台上接见了工人代表团。

他说：“有声明称纳粹革命是直接与德国工人阶级对立的！事实完全相反，你们会看到这种传言完全是失实的，也是不公正的。”

之后希特勒在机场对参加集会的超过十万名的工人发表演说，他宣布了一句新口号：“劳动光荣，工人可敬。”他承诺国际劳动节会成为“整个世纪”全德国工人光荣的节日。

1933年5月2日一大早，德国警察、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就占领了全德国境内各家工会的办公室，所有工会的资金被充公，工会被强迫解散，工会领袖遭到逮捕、殴打，之后又被成批地送往集中营。

莱伊领导了整个行动过程，为了安抚、迷惑工人，莱伊还使出了纳粹的惯用伎俩，他向工人发表了含糊其词的演说。

工人们！你们所隶属的机构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是十分神圣的，我本人就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我了解贫穷……我知道资本主义是如何无声无息地剥削我们的。工人们！我向你们发誓，我们不仅会保护你们现有的一切利益，在未来还会为你们建立更多的保护设施，赋予你们更多的权利。

可惜，仅仅三周之后，莱伊的承诺就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希特勒签署了法令，宣布禁止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加薪斗争，罢工也被宣布为非法行为。莱伊负责向全国解释上述法令颁布的原因，他宣称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恢复工厂的天生领导者——雇主的绝对权威”，他还解释，要让雇主成为“厂房里的主宰者”。

1934年秋季，当我抵达柏林时，莱伊正忙于建立一个名为“劳工阵线”的新组织，用于取代之前被取缔的工会。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劳工阵线与纳粹的各种组织一样，都不过是个骗人幌子而已，它根本不是工人组织的代表。成员不仅有工人，还有雇主和各行各业的人员。总而言之，所有人必须加入。之后几年我一直留意它的动向，最终得出结论，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宣传组织，工人们也发现它根本就是个大骗局。在莱伊眼中，劳工阵线的作用就是把德国工人全部管束起来，让他们既不会提出涨薪的要求，也不会发动加薪罢工。处于纳粹主义控制下的德国工人与他们的同胞一样，只能服从纳粹的一切命令。德国工人回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家给他们提供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

比上述情况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被拴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就像中世纪的农奴一样。1935年2月，我在啤酒会上见到了莱伊，大约几个月之后，他引入了“劳动手册”制度，手册记载了每一个工人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如果没有手册，没有人可以解雇工人。劳动手册不仅可以不断更新每一个工人的具体情况，反馈给纳粹政府和雇主，还可以把工人束缚在固定的工作岗位上。如果某位工人想要跳槽，那么雇主就可以扣留这名工人的劳动手册，工人就无法在别处合法地找到新工作。到了1938年，纳粹政府正式实施劳工征用制度，只要国家指派，每个工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到国家要求的部门去工作。

德国的工人，就像罗马无产者一样，被雄心勃勃的莱伊许以恢宏的远景，他们的注意力从自由的丧失和生活物资的贫乏中转移。莱伊在劳工阵线的旗帜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新组织，名为“快乐的力量”，该组织以低廉的价格为德国工人提供娱乐活动和场所。譬如说，它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为工人提供陆地和海上旅行。莱伊建造了两艘重达2.5万吨的游艇，其中一艘还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又租赁了十艘游船，专门为“快乐的力量”组织提供海洋游船服务。它提供的价格简直便宜得一塌糊涂，从德国出发去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全程游玩十天只需要25美元。陆地旅游的价格同样非常便宜，夏季在海滨度假或者冬季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每周只需要花费11美元。“快乐的力量”组织把数百处海滨或湖泊区旅游胜地占为己有，然后为德国工人提供专属旅游服务。

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中，我偶尔会去访问德国工人，有一次我还遇到了莱伊本人，他怂恿我亲自参加一次他们提供的海洋巡游旅行，让我亲眼看一看生活在德意志第三帝国中的工人是多么快乐。然而，我发现，在旅游景区，特别是在游船上的旅行活动都是经过提前精心组织的，不过参加旅游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看上去玩得很快乐——德国人本来就擅长组织大型活动，就连快乐本身，他们也可以组织起来。我和一些工人有过交谈，他们表示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现在也能和家人一起乘坐游轮参加海洋巡游，或者在湖滨、雪原度假，他们很自豪。不过我记得好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个煤矿工人和我说过，按照美国工人的收入水平，他们可以攒出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类旅行费用，但是欧洲各国工人，包括德国工人在内，他们的工资远远无法达到这种水平。

一战后，德国工人经历了枯燥疲倦的失业岁月，虽然希特勒摧毁了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压低工人工资水平，让工人成为企业主的完全附属品，只是大大缓解了德国工人战后面临的严峻的失业问题，但他给予了工人们这种巡游旅行，更重要的是，他消灭了失业，从而赢得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合作。在我看来，与德国社会其他任何一个群体相比，德国工人对纳粹的宣传最不感兴趣。他们受纳粹同化最少，却一直主动配合纳粹的需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感谢元首为自己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还能享受到更好的旅游服务等额外福利。可以说，如果没有熟练工人的不断奉献，那么希特勒着力打造的战争机器在我抵达柏林时就不会迅速膨胀到如此骇人的程度。

我发现莱伊这个人也很惹人讨厌，当然与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和罗森堡相比，他程度稍轻。他为人严厉，容易激动，很粗鲁，简直就像一个爱打架斗殴的流氓。我觉得他和希特勒身边的大多数近臣一样，显得很不稳重，而且缺乏安全感。尽管莱伊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显然他无法做出连贯一致的演讲——我至少听了十几次，他甚至和人正常交谈都成问题。

1934年，我刚刚开始注意到莱伊，那时他正忙于打造自己庞大的劳工帝国。可能因为过于操劳，从那时开始，他的脑部疾病就越来越严重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患有此类病症，否则我就会更好地理解他的那些奇怪言行了。二战后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美国精神病学家道格拉斯·M.凯利博士奉命为主要的纳粹战犯做检查，他发现莱伊患有器质性脑部疾病，而且比几年前严重得多。

不过这个纳粹帝国权倾一时的酒鬼，最后却没有因为脑部疾病而变傻，他和戈林一样，成功骗过了盟军的监狱看守，在监狱内悬梁自尽。

希特勒身边还有两位宠臣值得提及，一个是威廉·弗里克，另一个是马丁·鲍曼。

弗里克是一位完美的德国官僚，他毫无情趣，一生都是个能力出众的文职人员。为了奖励他对纳粹党的贡献，希特勒命其在纳粹党第一届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部长，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才卸任。1923年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之前，弗里克是慕尼黑当地警察部门的一名警官，负责为希特勒探取警察的内部情报，希特勒对他的慷慨帮助一直特别感激。弗里克早年曾接受法学方面的训练，他就任内政部部长以后颁布过一大批臭名昭著的法律，其中就包括为犹太人带来灭顶之灾的《纽伦堡法案》。

我偶然遇到过弗里克，我觉得在他眼中，德国以外的世界都极为遥远，他从不会去思考。每次我和同事出席外事发布会时，他看我们的眼神都很奇怪，好像我们是火星来客。他的眼界极为狭窄，只了解德国人，他的全部生活也只有德国内政和纳粹党务。在纽伦堡审判的过程中，所有大战犯都竭力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唯有弗里克和赫斯拒绝这么做。直到最后，法庭宣布判处弗里克死刑，他才张嘴说话，他告诉法庭自己有清楚的良知，只是尽责完成任务而已。

1940年，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我离开了工作六年之久的德国。即便到了此时，狂热的马丁·鲍曼也还只是纳粹党内的一个普通角色。我在工作的六年中记了许多日记，后来整理成为《柏林日记》一书，我在日记里从来都没有提及鲍曼的名字。1940年，我和同事沃利·德尔都离开了德国，当年年末，他出版了著作《希特勒的下属》，其中也没有提到鲍曼。不过在我的另一本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当中，鲍曼在我离开纳粹德国之后开始登场了。1941年，鲍曼的顶头上司、纳粹党副元首赫斯莫名其妙地飞去了英国，这件事给了鲍曼升迁之机，他接替了赫斯的职务，迅速成了希特勒的秘书和心腹。鲍曼的行为举止很像一只鼹鼠，特别喜欢隐藏在黑暗之中偷偷摸摸地策划。他曾经涉嫌一起政治谋杀案件而被判入狱一年。他正是希特勒喜欢的那类德国人。纳粹帝国行将灭亡之际，鲍曼已经成为希特勒身边最有权势的人，其排名甚至列于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之前了。

上述这些人就是在第三帝国的早期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人。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他们都会因为不当言行而与社会格格不入。当然我不断提醒自己，这并不是大多数德国人的看法。然而现在这群杀人如麻的蠢蛋，不仅身居德国纳粹政府的高位，还受到了德国广大民众的尊重。

在他们头上高高耸立的，则是希特勒本人。尽管他暴虐成性、残忍又喜怒无常，但我相信，迄今为止，他比德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深受德国民众的热爱。他被许多人视为救世主，大多数德国民众都相信希特勒正在带领自己走出以往的耻辱——1918年，祖国战败；20世纪20年代，货币体系崩溃，经济一蹶不振，他们的毕生积蓄瞬间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让数百万人失去工作、饥寒交迫。德国人相信希特勒把德国从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混乱与虚弱中解救出来。他们还相信，一战中取得胜利的协约国集团强行把耻辱的和平加于德国，现在希特勒开始公开蔑视它们，他承诺一定会把德国从耻辱的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在德国民众眼中，希特勒再一次让德意志变得强盛。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国家前所未有地再度团结起来。

希特勒做出的一切成就，或者是一切承诺，都让德国民众感激。他们满怀奉献、热情和自信，坚定地团结在这位新领导者的身后。

可是当时外界对此不以为意。从1934年起我开始驻守柏林，目睹了这位独裁者一步步取得的重大成就，我开始慢慢痛苦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在我刚到柏林的那个秋天，我取得了新闻报道上的大突破。一开始，我发现想要报道点什么新闻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几乎完全没有办法与纳粹政府内部的人建立联系，也根本无法了解到其内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估计纳粹德国是由一个绝对集权的大独裁者和他的一群宠臣统治的，这些人深知如何为自己的政府与政党保密。如果有哪个宠臣胆敢泄露机密，那他就会触怒主子，不得善终。在这个极权主义大幕背后，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永远是个谜。随着时间流逝，我的反纳粹情绪让我与大多数的外国同事相比，变得更加怀疑希特勒与他的宠臣。尽管上帝知道，我的同事也几乎完全不了解这个政权究竟在做些什么。

不过有一个例外，他就是伦敦《泰晤士报》驻德国的记者诺曼·埃巴特。尽管诺曼也敌视纳粹政权，最终还被纳粹驱逐出德国，但他在纳粹党和政府内部有固定的信息渠道，纳粹政府在最紧张或最秘密的时刻所做的决定他都能够准确详细地了解到。

不过对于诺曼掌握的内部消息，他的东家《泰晤士报》通常不会报道太多，《泰晤士报》一直在努力安抚希特勒，它还诱导英国政府也对德国做出绥靖姿态。诺曼收到许多会让纳粹政府不悦的内幕消息后，会从柏林打电话回伦敦报社，但是这些消息第二天都不会出现在《泰晤士报》上。[6]诺曼对此深感失望和挫败，于是他就转而把这些消息透露给我，希望能够让这些消息重见天日。由于我的新闻稿不会在英国刊登，因此诺曼就不用担心对东家不忠的问题。不过每次诺曼一收到消息后，仍然会坚持首先传回伦敦本部，可是伦敦方面总是会拒绝登载或者做出大幅删减。如果他的报社确实这么做了，诺曼就会把这些消息告诉我，让我了解到希特勒和他的政府究竟在做些什么，诺曼的消息比我本人的灵通得多。

得益于诺曼这样的机缘巧合，以及我个人获悉的一些背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与一些统治这个国家的纳粹野蛮人建立了联系，也了解到了他们本人的情况。随着1935年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事件开始爆发，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准备妥当，去深入追踪报道每一个新闻。这群纳粹高官正在积蓄能量，准备奴役整个德意志第三帝国，然后是整个欧洲。纳粹德国已经走上战争的宿命之旅。

没有人会对这条道路产生误判，我想1935年结束之前，在德国的大多数美国记者都能清楚地感知到希特勒所选的道路，以及道路的尽头是什么。

虽然不能十分确定，但我记得在我和特斯到达德国四个月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们与少数几个朋友一起聚会，我们喝了点香槟迎接新年。当晚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坐在那里猜测接下来的一年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都认为希特勒在过去的一年里通过残暴的统治成功地巩固了他在德国的独裁地位，接下来他就要在外交事务上出手了。他常常宣称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在太阳光辉之下，把德国引领到它应在的位置。

可是他如何做到呢？

我们都相信答案会在新的一年中揭晓，我对此充满好奇。

[1] 箭牌衣领是一种上浆处理过的可拆卸的衬衫领，是美国的一时潮流。

[2] 四年后的一天，在他对犹太社区开出了高达100万马克的罚金之后，他哈哈大笑地说：“我得说，在德国我可不要做一个犹太人。”

[3] 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纳粹德国针对欧洲占领区内的犹太人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计划。此计划形成于万湖会议，让大屠杀达到了顶峰。

[4] 譬如说，戈培尔相信美国是由犹太人统治的，而且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白人与黑人通婚，都从“人种”上严重毒害了美国的纯洁性，而且他认为美国的文化标准是由一群流氓制定的。

[5] 不管部部长是指没有明确职责的政府部长。

[6] 当时《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说：“我没日没夜地尽全力扫除报纸上有可能会伤害到纳粹德国敏感神经的所有新闻。我可以对现在已经出现在报纸版面上的所有消息放心，不会担心它们在过去几个月中被人们视为不公正的评论。”（John Evelyn Wrench：Geoffrey Dawson and Our Times.）1937年8月16日，埃巴特在德国被驱逐出境，当时我正暂时离开，依靠自己的力量转战到另一种新闻媒介中。

第三篇 决战之路：1935—1938

第九章 初露锋芒：1935—1936

一战后，法国占领了德国盛产煤炭的萨尔区。1935年1月13日，萨尔区居民举行了公投，以将近10比1的比例（477000对48000）支持萨尔回归德国。对回归持怀疑态度的人群当中，包括清一色的天主教教徒和绝大多数的矿工及煤炭产业工人，他们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充满疑虑，毕竟这个独裁者摧毁了德国工会，迫害宗教信仰，毁灭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然而，绝大多数人更憎恨法国人在此地的统治，要求回归德国的愿望非常强烈。也许还有一些人担心自己如果投了反对票，将来果真回归会遭严惩，因此违心地投了赞成票。当然，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许多萨尔居民早就中了纳粹的毒。

希特勒在柏林发表了一场演说，欢迎萨尔回归祖国怀抱，他还借此机会向全世界宣布，既然萨尔已经回归，那他未来对法国就不会有任何新的领土要求了。希特勒的这一保证主要是为了安抚法国，他意在告诉法国人，德国放弃了要求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主张。阿尔萨斯和洛林一带长期以来是德法之间争论的焦点，历史上两国为了争夺这些地方发动了许多次血腥的战争。

3月1日，德国官方正式接收萨尔，我乘飞机来到了萨尔区的首府萨尔布吕肯市。当地的天主教教徒和工人狂热地欢迎希特勒、党卫军和德国陆军的到来，我稍有些惊讶。当天一直在下雨，但没有浇灭他们对纳粹的热情，希特勒似乎很满意。

在希特勒抵达之前，我就站在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身边，这支陆军正在秘密地壮大。虽然他几乎不认识我，事实上我和弗里奇只在罗森堡的啤酒会上短暂地见过一次，但他在我面前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纳粹的轻蔑态度。上至希特勒，下至萨尔区内那些迫切等待加入纳粹的普通市民，凡是与纳粹沾边的，弗里奇都充满鄙夷。我有些吃惊，他对党卫军、纳粹党和党内每个领导者都严厉地批评。我在想，元首如何能够依赖一些对他本人充满蔑视的军队领导者呢？等到希特勒的车队到达会场，弗里奇一边嘴里嘟囔着，一边上前侧身站到了希特勒身后。我一直盯着弗里奇，担心他会突然拔出随身佩戴的左轮手枪向希特勒开枪。显然要干掉独裁者，他所处的位置是绝佳的。

萨尔和平回归，加上希特勒保证不会向法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整个西方世界沉浸在了乐观的气氛之中，并对接下来的一年充满希望。1935年2月，英法政府告知希特勒，如果他愿意重新考虑签署一份类似于《洛迦诺公约》的“东方洛迦诺公约”，即像《洛迦诺公约》中规定的，德国与其西线的国家相互保证安全一样，与德国东线的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相互保证安全，那么英法就愿意解除《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军备的限制，而且给予德国相同的军备规模指标。

上述提议是西方协约国集团在一战结束后对德国做出的重大让步，这个想法主要是英国提出的，法国虽然同意，但极不情愿。法国深知德国人口更多，重工业实力更强，因此非常担心一旦准许德国自由重整军备，那么它很快就会对法国形成新的致命威胁。

我们所有驻德国的西方记者都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一定会接受英法的上述建议。因为这个建议看上去给了希特勒他想要的一切东西：重整军备的自由，直到其具备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实力。他不必担心一战胜利国对自己的再度报复，就可以让德国的军队再次强大起来，而得到这一切只需要签署一份“东方洛迦诺公约”。

我认为英法的提议对于希特勒来说真是太划算了。魏玛共和国当年曾经多次要求自己能够重新跻身大国行列，都被同属民主政权的英法两国拒绝，现在他们却把这么好的礼物送给了独裁的纳粹政权。相比之下，他们要求的回报很简单，魏玛共和国当年签署了《洛迦诺公约》，与西线邻国相互保障安全，现在纳粹德国只需要与东线邻国做个一样的安全保证就可以了。可是2月14日，希特勒的回应令我大吃一惊。他含糊其词地赞赏了两国允许德国重整军备的意愿，但是对于签署“东方洛迦诺公约”未做任何保证。这样的疏漏本该让我警惕的，但我没有。

当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的最大问题在于，希特勒根本不认为德国与东部邻国的边界现状是合理的。这个重大的问题，不仅我和我的新闻界同行，还有英、法、苏的政府部门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疏忽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其实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明确地表明了他对于德国东部邻国的野心，即德国人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那么生存空间从哪里获得呢？希特勒是这样写的：“只能在苏联以及它周边的属国那里为德国寻找生存空间。”那么如何得到呢？“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要靠拳头”，如果必要的话，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没有什么会比上面这段话说得更露骨了。但是和几乎所有懒得读这本“纳粹圣经”的人一样，我并没有把这本大杂烩的书中的希特勒的目标真正当作一回事。

我后来常常思考，如果有更多的人仔细研读了《我的奋斗》，发现这正是希特勒为自己掌权后的政策走向画的蓝图，而不是把它简单地视作纳粹的胡言乱语，那么历史也许会有一副不同的面貌。但是我们都忽视、遗忘或者懒得理睬这本书，后来的历史证明它简直成了它作者的福音书。希特勒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开始将目标伪装起来，准备伺机而动。

1935年3月16日早上，希特勒在柏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他的第一个“星期六的惊喜”[1]。在我看来，他的这一举动标志着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从此纳粹德国开始走向了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在之后四年半的时光中，他在这条道路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我的注意，我花费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报道它们，这占据了我生活和工作的大部，甚至在我之后的人生中都烙下了深刻的印迹。

当天，这个昔日奥地利的流浪汉、今日德意志纳粹帝国的独裁者发布了简短的法令，彻底清除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军备限制。《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陆军总人数不得超过十万，陆军不得拥有坦克和重型火炮，不得组织空军。现在希特勒把这些限制条款全部扔进了坟墓，宣布重新实行普遍兵役制，建立一支规模约为50万人的陆军。

第二天，3月17日，星期天。德意志第三帝国举行了隆重的欢庆仪式。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共和政府一直屈服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现在希特勒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在一夜之间就挣脱了它的束缚。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欢欣鼓舞，就连那些抱怨希特勒统治过于残暴的人都承认元首为祖国寻回了光荣。在德国人看来，备受诅咒的《凡尔赛和约》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自从我来到德国以后，几乎每一个周六晚上我都会极为忙碌。当天夜里我匆匆完成了新闻稿件，把它传送回巴黎的办公室，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再把我的新闻报道传回纽约。完成这些工作后，我在周日正午时分匆匆赶到国家歌剧院去报道主要的庆祝活动。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可以说自1914年之后，德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象了。

当天是德国的英雄纪念日，相当于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希特勒和戈培尔充分利用了这个传统的节日。他们头一天在会场做了大量的电气化装饰工程，把整个会场的气氛与英雄纪念日的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楼下是一片军服的海洋，前帝国陆军的褪色灰制服和尖顶钢盔与新军队的制服穿插杂陈，甚至还有德国空军的天蓝色制服——此前几乎很少有人能看到空军制服，因为一战后本不该有空军的。

当天站在皇家包厢里希特勒身边的是前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他是旧式德皇陆军中唯一健在的元帅，我之前在罗森堡的啤酒会见过他。今天这位老元帅依然身着普鲁士骷髅骠骑兵制服，显得比那晚宴会上还要精神饱满。在另一个包厢里坐着的则是威廉王储[2]，他的脸色很差，几乎看不出下巴了。兴登堡总统去世前曾留下遗愿，希望霍亨索伦家族能够重新复国，可希特勒根本没有理睬他的愿望，否则今天威廉王储的身份就是德国皇帝，他一定会是仪式中的焦点人物。

会场的舞台上灯火辉煌，一群青年军官像大理石雕塑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高举着德国军旗，在他们后面的一块巨幅帷幕上，挂着一个极大的银黑两色的铁十字架。仪式开始时，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在我看来，这段奏乐正是为了唤醒德国人的灵魂。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纳粹宣布这次仪式是为了纪念德国阵亡将士的仪式，实际上此刻它却是一个庆祝《凡尔赛和约》死亡、德国义务兵役制复活、德国重获光荣的欢乐典礼，它成了德意志纳粹帝国强大的象征。

当天的庆祝仪式上，希特勒本人并未发表演说，他把发言的任务交给了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元帅。不过听得出来，勃洛姆堡不过是代希特勒发声而已。我听着演说，就感觉到纳粹又厚颜无耻地发起了一场新的宣传战，其目的就是给希特勒嚣张的举动提供说辞，并且安抚因为德国的大胆行动而对和平前途深感不安的欧洲各国。

希特勒扬扬得意地站在那里，勃洛姆堡说道：

欧洲太渺小了，因此根本容不得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如果未来再有新的战争爆发，那就意味着所有人都选择了自我毁灭。我们渴望为所有人争得和平、平权和安全。除此以外，我们再无其他奢望。

前一天希特勒对全体德国人发表了演说，其主题响应了今天勃洛姆堡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提醒法国，自从萨尔归还给德国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任何新的领土要求了，然后他又继续诓骗道：

此刻德国政府在德国人民面前，也在整个世界面前重申……德国绝不会让重新武装的德国军队成为对外侵略的工具。相反，这支部队只会用于自卫和维持和平。帝国政府对德国人民深感信心与希望，已经重获荣耀的德国人民一定会利用独立平等的权利为世界和平、自由、开放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多么甜蜜的谎言！

这绝不是希特勒最后一次愚弄德国民众和全世界人民，让大家都相信他下定决心要维持和平。他的谎言总是一次次地见效，我有时甚至会想，也许希特勒本人也为会自己谎言的效果感到震惊。在那个周末，我与许多德国当地反纳粹的人士进行了交谈，他们无一例外上当了。在伦敦，代表保守党观点的报纸甚至为希特勒的和平宣言雀跃欢呼。

3月16日周六的夜里，我在日记里写道：“伦敦和巴黎将会做何反应？”

多么愚蠢的问题！它们什么也没做。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政府一旦做出任何公开违反条约限制的事情，法国政府就可以派出军队进驻德国。按照法军当时的实力，他们完全有能力独自攻进德国境内，迅速终结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

然而，有人告诉我，希特勒看穿了英法两国政府的懦弱本质。协约国联盟在军事上对德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它们完全无动于衷，这令我难以置信。之后我花了一些时间多次前往伦敦和巴黎，我发现日益严重的腐朽已经让它们麻痹。我开始怀疑希特勒是否已经意识到此事——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确定希特勒这次赌博是否押对了宝。正如我后来看见的那样，正是他认准了英法的懦弱，才敢在1935年的春季那么胆大妄为。

现在这个大独裁者开始了热火朝天的重整军备行动。扩充后的陆军规模达到50余万人，需要大量的枪械与坦克进行装备。军费需求也随之激增，兵员开销、重建空军和扩建海军都需要大量军费。德国的经济奇才、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博士奉希特勒之命筹集军费，这位经济部部长告诉他敬爱的元首，想要搞到足够的钱，就得开足马力印刷新钞票。当然，他在私下也偷偷承认，通过查抄犹太人的财产和被冻结的国外资金，他也为纳粹政府搜刮了一大笔财富。沙赫特博士开着玩笑说：“因此，德国重新武装的经费，部分是由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提供的。”

为了进一步安抚因扩军而引发的国际担忧，尤其是伦敦、巴黎和罗马政府的焦虑情绪，希特勒决定再次鼓吹自己对和平乃至裁军运动的贡献，他甚至希望通过谎言来分化协约国同盟。3月，西方盟国对于希特勒大胆扩军的既成事实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临近5月时，它们终于威胁要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德国。4月11日，英、法、意三国政府在斯特雷萨会谈并谴责希特勒撕毁了和平条约。它们还在日内瓦的国联理事会上谴责了希特勒，并表示会在适当时候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以研究如何对希特勒的行为做出惩罚。法国匆匆忙忙地与苏联签署了一份双边互助协议，苏联又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类似的双边协议。

可惜，在我眼中，上述这些国家的行动都只不过是空摆姿态而已。不过，我也注意到柏林的政治、外交和军方内部都出现了不断增加的恐慌情绪。尽管快速建立一个强大陆军的前景让将军们欢欣鼓舞，但他们也担心元首的行为可能已经激怒西方盟国，可能招致预防性的军事打击。德国军方深知敌我实力悬殊，即使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完全置身事外，单凭法国、意大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联合作战，就足以彻底打垮德国。我听说军方将领正设法让希特勒了解到他们的担忧。外交部此刻也表现得非常谨慎，甚至比德国军方的态度还要谨慎。至于戈林，我和他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我判断他此刻也是一种谨小慎微的心情。

戈林在公共场合有时口无遮拦，但是一旦谈及私人问题和外交事务，他就会变得十分谨慎。他深知纳粹德国国防军目前实际上还处于几乎没有装备的状态，自己苦心经营的新空军也很羸弱，因此他当然不希望敌国被自己的狂妄吹嘘激怒，促使它们组成联盟并彻底打垮德国。

为了打破这种让德国深感恐慌的气氛，希特勒于5月21日晚上前往国会再度发表了另外一篇“和平”演说。事实证明，这应该是我听过的希特勒所发表的最充满雄辩色彩和聪明才智的演说之一，也是对德国国会成员最具误导性的。他满口都是和平的辞藻，激情澎湃，此前我从未见他有如此状态。希特勒的演说真是引人入胜，在这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我几度被他滔滔不绝的言辞吸引入神，以至于当我回过神来时，要不断警告自己“他绝对是口是心非，他所说的全是错误，但是他的演讲能让全体德国人民欢呼，并且让全世界，特别是英国人民印象深刻”，希特勒在演讲中特别针对英国民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当晚，希特勒的嗓音优美、低沉，声音洪亮，当他在论及好斗人类的荒唐的历史时，那脸色、眼神与皱眉的表情，无一不显露出他的真诚，让人听上去是那么有说服力且合理。他是这样说的：

过去三百年里欧洲大陆上所流的血，与这些事件对各国所产生的后果，颇不相称。到头来法国仍旧是法国，德国仍旧是德国，波兰仍旧是波兰，而意大利仍旧是意大利……血流成河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根本性质。如果这些国家仅仅把它们牺牲的一小部分用在比较明智的目的上，成就无疑会更大、更持久。

希特勒强调德国丝毫没有要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

我们民族的理念使我们相信，任何对于异族人民的奴役与统治最终都会从内部改变并削弱征服者当初的胜利，最终会导致征服者的彻底失败……

我回想起了他在《我的奋斗》中的论述，看法完全与今日的演说完全相反。他在书中认为德国人作为天生的主人，有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有义务对位于东方的生存空间进行统治。

此刻希特勒提高了嗓门，他的姿态显得更加活跃了。“不！”他大声怒吼道。

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只要求和平，这种和平建立在牢固的信念之上。这种和平信念的建立还在于我们认识到没有哪次战争可以改变欧洲的苦难，这是一个简单而原始的事实……每一次战争的主要后果都是摧毁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繁荣之花。

说到这里，希特勒停顿了一下，一般来说他在演说中的停顿都是为了接下来说出更加雄辩的话。只见他声嘶力竭地吼道：“德国需要和平，德国渴望和平！”

接下来，希特勒把维持欧洲和平的建议一一列出，一共十三点（我无数次地听到他提及威尔逊的“十三点计划”[3]）。他在细数这些建议的时候看上去充满感情又合情合理，我想这不仅给德国，也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他用一些提醒和庄严承诺做开场白，他是这样庄严宣布的：

德国已向法国庄严地承认和保证了它在萨尔公民投票后的边界……因此我们彻底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一切要求，为了这块土地，我们曾经进行了两次大战……

在既往不咎的情况下，德国和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将无条件地信守这个协定……我们承认波兰是一个伟大且具有民族意识的独立家园。

至于奥地利，希特勒则说：

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更不想并吞奥地利，或进行德奥合并。

希特勒之所以谈论奥地利的问题，是为了安抚整个欧洲。人们普遍担心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有野心，希特勒却能做到如此厚颜无耻！就在不到一年前的1934年6月25日，由奥地利纳粹势力组成的党卫军接到了来自柏林的指令，在奥地利首都发动政变，攻占了总理府，刺杀了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政变失败之际，希特勒正在翘首等待最终结局，就准备宣布德奥合并。我们所有在柏林的记者都知道希特勒整日忙于指挥恐怖分子在奥地利发动恐怖袭击以推翻现政府。我记得《我的奋斗》中第一段写道，“为了实现千秋基业，我们需要采用一切办法”，德奥合并就是重要的一步。

希特勒的“十三点和平计划”触动了我。这的确是一份谎言佳作，听上去合情合理，其中论述的内容也正是当前不安的欧洲希望他做出的承诺。听上去他是一个多么宽容而慈和的人啊！

尽管希特勒事实上已经撕毁《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文，但他在当晚的演讲中宣称德国会“无条件地尊重”条约中的非军事化条款，“包括关于领土的规定”。特别是德国将“支持和履行《洛迦诺公约》中的一切义务”，而且德国将继续保证莱茵兰的非军事化。

我当时在想有多少人注意到希特勒继续对给予东欧国家安全保证闪烁其词。按照西方协约国集团的建议，德国一旦签署了“东方洛迦诺公约”，给予东欧各国保证安全的承诺，就可以获得发展军备的平等权利。可是希特勒在演说中继续敷衍逃避。他宣称，德国“随时”都愿意参加“集体安全体系”，但他建议德国和它的每一个邻邦都签订互不侵犯的双边协定。我想，有多少德国以外的人会发现这句话的玄机所在呢？苏联根本就不与德国接壤，因此也就算不上德国的邻国。

接下来，希特勒又在演讲中大谈特谈裁军问题，我敢说，他要是真心这么想的，那可真是一出轰动性的大戏。他声称：

德国政府同意能促进限制重型武器的任何条约，特别是适用于侵略的武器，如对最重型的大炮和最重型的坦克的任何限制……德国愿意接受对大炮口径、战舰规模、潜水艇吨位的所有限制，或者完全取消潜水艇……

希特勒的美好许诺还不止这些，他声称德国希望一切违反《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的武器和作战手段都能够被国际社会宣布为非法。他建议严禁在战斗区域以外的任何地方投掷任何种类的炸弹，甚至说希望能进一步加强管控，宣布一切轰炸行为都是非法且应被禁止的。

希特勒非常聪明，他还额外给了英国人一份特殊的诱惑。他声称自己愿意让德国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超过大英帝国海军舰艇总吨位的35%。这将使德国在海军吨位上仍比法国低15%。老奸巨猾的他还主动表示，国外有人对他上述建议提出反对，说这不过是德国海军要求的开始而已。

希特勒注意到这种意见，在演说中回应道：“对德国来说，这个要求是最后一个，不会再有任何变更。”

我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的这场已经超过两个小时的演说产生了重大的效果。当晚10点钟刚过，他最后总结道：

不论是谁，要是在欧洲点起战火，只会引起混乱。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的将是西方的复兴，而不是西方的衰亡。德国会对这项伟大的工作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希望和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永远都会记得1935年5月的那个夜晚希特勒所说的那些令人信服的誓言。可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之后纳粹独裁者是怎样愚弄众人的。

不过当晚我的确对他的演讲印象深刻。当晚写完报道后，我们这些记者又和往常一样聚在小酒馆里，一些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同行都认为希特勒的演讲可能会为未来数年的和平铺平道路。在伦敦，英伦三岛上最著名的大报纸《泰晤士报》几乎用欣喜若狂的感情热烈报道了希特勒的演说。

这篇演说是理智、坦诚和全面的。凡是本着公正态度来看这篇演说的人，谁也不能怀疑，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完全可以构成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用一个自由、平等和强大的德国，来代替16年前被强迫接受战败和平的德国……

我们希望，这篇演说将在各地都被认为是一篇诚挚且经过周密考虑的由衷之言。

45年之后，我重读了自己在希特勒发表“和平”演讲后当晚写下的日记，其中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我已经在纳粹德国待了九个月的时间，但我还是那么幼稚，我对于希特勒欺骗伎俩的辨别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差得多。我的日记证明，我和《泰晤士报》一样，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语蛊惑了。之后数年间，《泰晤士报》对这个纳粹独裁者采取的愈演愈烈的绥靖态度让我深深感到了耻辱。我当时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这是我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说中最为精彩的一场，我被他深深地感染了。他的诽谤者真是低估了他卓越的能力、思想和技巧……他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真诚，令人信服。

希特勒前所未有地对整个德国问题做出了全面完整的总结……尽管他的观点不是完全正确的，他却是第一个完整指出问题所在的，之前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高度。

此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但我仍然为自己当年的想法感到震惊——那天晚上我离开国会大厦，尽管我个人对希特勒的看法仍有保留，但我竟然真的相信这位独裁者是真心渴望和平的，至少他给了西方世界一个严肃的承诺。我常常嘲笑德国人民被希特勒的宣传伎俩愚弄得一塌糊涂，其实我和他们一样。

如果我在当时，或是提前就能发觉希特勒口蜜腹剑就好了！

第一，就在希特勒发表伟大的“和平”演说的早上，他秘密颁布了《德意志帝国国防法》，宣布彻底重组德国武装力量，并且开始实行斯巴达式的战争经济政策。他一方面在外界大谈和平，另一方面却在尽一切可能加速做好战争准备。

第二，希特勒在“和平”演说中宣称德国会“无条件地尊重”《凡尔赛和约》中的领土规定，并支持和履行《洛迦诺公约》规定的一切义务，包括保证莱茵兰的非军事化。然而就在三周前，他指示德军最高统帅部制订计划，伺机武装占领莱茵兰地区。

占领莱茵兰的行动代号为“训练”，命令称“要以闪电般的速度对法国进行奇袭”，同时要求“对计划严加保密，仅限少数的军方将领知晓此事”。

直到二战结束后，盟军缴获了大量的德国秘密文件，上述这些秘密才得以曝光。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当年纳粹伪装出一张新面孔，却在背后积极筹划战争，当时的我们是多么无知。

尽管希特勒几乎从来都是口是心非，但他并没有隐藏计划里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他真心希望驱散西方盟国对自己的疑虑，从而使它们不再联合起来对付德国。他投出了一个又一个诱饵去拉拢有关国家，最终达到分化瓦解敌对联盟的目的。我想瓦解工作的顺利程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预期，这令我感到恐惧。首先就是大英帝国，希特勒完全了解英国人的软肋在哪里。

在5月21日的演说中，希特勒公开宣称德国愿意和英国达成海军规模协议，为了让英国保持对德国海军的绝对优势，德国甚至愿意让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超过大英帝国海军舰艇总吨位的35%（《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海军的限制使德国海军只能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4]）。希特勒甚至把里宾特洛甫派到伦敦，让他去和英国方面讨论协议的细节。两国很快就同意了，并于6月18日在伦敦签署《英德海军协定》。英国最亲密的同盟法国与意大利同样是海军强国，它们对于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深表担忧，但是英国政府只考虑了自己如何保持对德国的海军优势，而没有与法、意两国政府商议。英国人就此抛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对于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同意希特勒可以尽快组建一支德国海军，这支海军很快将会成为法、意海军的对手。

英国政府的举动传回柏林后，我们这些记者简直目瞪口呆。我在日记里写道：“英国政府的行为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更令人震惊的是，英国在协定中还同意了德国平日保有的潜艇吨位不超过英国潜艇总吨位的60%，而且如果“发生极为例外的情况”，此比例可提升为100%。我的日记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深受德国潜水艇之害，几乎因此失败。也许下一次战争英国人还会吃类似的苦头。”

当时英国人就《英德海军协定》一事向法国、意大利有所欺瞒，它的这种做法已经令我感到震惊，然而后来进一步被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英国人其实做得更加过分。他们拒绝将英国所同意的德国建造军舰的详细情况告诉法国，只是简单地告知了潜水艇的总吨位。我后来才得知，事实上，英国还同意希特勒建设庞大的海洋舰队，包括五艘大型战列舰，它们的吨位和装备水平将比已经服役的任何英国军舰的吨位和武装还要庞大和先进。

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早就注意到了英国的背信弃义，这个和希特勒一样犬儒的独裁者，从英德的密谋中得出了重要结论。他相信，英国既然能和希特勒一起无视国际联盟强制执行的《凡尔赛和约》的条款，那么意大利也可以仿效。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公然派遣军队侵入了古老的非洲山地王国阿比西尼亚。

第二天，即10月4日，我前往威廉大街，就墨索里尼的侵略行为与数位政府及纳粹党内官员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交谈。

德国政府对墨索里尼的举动非常开心。如果意大利在非洲陷入战争的泥潭而无力脱身，那么它在欧洲本土就会更加羸弱，墨索里尼作为奥地利传统保护人的力量就会不济，希特勒就会趁机夺取奥地利。如果意大利在非洲获得了胜利，那么它将会公开与英法两国敌对，目前英法正在国联呼吁对意大利进行制裁，胜利后的意大利一定会报复，到时元首与墨索里尼联手对抗西方民主国家的时机就会更加成熟。这样看来无论结果如何，希特勒都会获益。

事情的发展很快印证了我的想法。

1935年夏，我们在柏林搬了一次家。9月，我回到美国匆匆待了一段时间，这是自1929年后的第一次。时间过得如此之快，我都难以想象，从我21岁离开故乡爱荷华州前往欧洲算起，距今已经有整整十年。现在我倒感觉欧洲大陆更像我真正的故乡。但我的情况与大多数欧洲的美国侨民不同，我在这里，纯粹是因为我热爱这份记者的工作。近来，一个模糊的念头在我心中发芽：不久我就将回到故乡。也许等到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越来越疯狂时，我就会离开欧洲，也许是战争爆发的时候，也许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也许是我和特斯有了孩子的时候。

我想现在的确是个休假的好时机，我正好借机回到美国待上三周，回家探望一下，还可以顺便感受一下祖国的风土人情。一直有传闻说我的东家环球通讯社要么会破产，要么就会与国际通讯社合并。任何一种传闻成为现实，都意味着我又要失业。所以我也借机去纽约办公室本部找一下当年在巴黎认识的两位老朋友——埃德温·詹姆斯和威尔伯·福里斯特。吉米（詹姆斯）现在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威尔伯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执行总编，我想看看这两家出名的报社会不会有工作机会。

当然了，我回家的第一目的还是看望母亲。我此行准备住在我纽约的弟弟家中，我的母亲也准备从爱荷华州的老家前往纽约与我相聚。她已经64岁，我很爱她，但是这些年我作为儿子欠她的实在太多。自从我离开爱荷华州，十年间我只见过她一面。如果在我们再次重逢之前她不幸离世的话，那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935年，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还没有跨大西洋的航班，人们没有办法在几个小时之内从大西洋的东岸到达对面，但是德国有双向对开的越洋轮船服务。因此我决定从德国乘坐“不来梅号”出发，在纽约待上十天，再乘坐“欧罗巴号”返回欧洲，整个旅程共三个星期。

特斯从未去过美国，这次我本来想带她一起回去，但我们囊中羞涩，就连一张额外的三等舱船票也买不起。因此特斯决定在我离开的三周里回她的故乡奥地利，然后在当地的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些登山运动。

轮船一靠岸，我刚刚踏上纽约的土地，就感觉到了这个热闹非凡的城市蕴含的活力与生机。早秋的天空显得特别干净，城市上空布满了电力网，每一处地方、每一处人群都显得生机勃勃。我在行走、交谈、打手势、大笑的人群中感受着这一切。

城市里的女性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与德国女性相比，她们身材苗条，穿着整洁优雅的衣服，凸显自己的优势。她们的步态特别优雅，腿部修长而光滑（在柏林，我根本看不到有什么修长美腿的女性），发梢上闪着光泽。她们开心地交谈，仿佛生命中充满了乐趣，甚至刺激。

男性也同样如此。我非常高兴我见到了许多充满求知欲的人。我不禁想起1925年我离开美国的时候，迟钝又自满的柯立芝总统还在执政，那个时代与今天相比，简直有着翻天覆地的差别。今天我在城市的每一处都会遇到人们在讨论书籍，特别是最新出版的小说，还有剧院、雕塑、音乐以及美术馆与博物馆中的展出。

不过我也发现，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理解却是极度幼稚的，他们消息闭塞，对此甚至漠不关心。我本以为遇到我的人都会非常迫切地希望了解到我在纳粹德国生活所得到的第一手感受，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问过我这方面的问题。

在我度假期间，大约就是1935年的9月中旬，希特勒指令德国国会在纽伦堡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通过了一批旨在进一步迫害犹太人的新法律，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也不许犹太人与“纯正血统”的德国人之间发生任何性关系或社会关系。可是，据我观察，至少就纽约一地来说，没有哪个美国人对此事有任何关注。从纽伦堡传来的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失望。虽然过去一年中我观察到纳粹政府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已越来越频繁，手段也越来越残酷，但是我与美国人，甚至包括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谈论此事时，他们对此都不以为意，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希特勒所做的事情的罪恶性——他不仅仅是在迫害犹太人，更是在迫害人性。我感觉得到，与我交谈的美国人都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太“感情用事”了。

我在纽约还有两位在欧洲长时间待过，并且从事过外交事务报道的老朋友——雷蒙德·格拉姆·斯温和尼古拉斯·罗斯福。斯温在霍亨索伦王室掌权期间就曾第一次前往德国，在当地负责外事报道；罗斯福早年也做过外事记者，还曾经作为外交官员派驻匈牙利。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就连他们也对欧洲问题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现在只对美国本土的事情有莫大的兴趣，而且常常关注“罗斯福新政”的迅速开展，斯温狂热地支持新政，罗斯福则深感忧虑与不满。

斯温当时已经注意到广播行业，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前途无量——他成为最受欢迎的电台评论员之一。当时我对于美国的广播几乎一无所知，我甚至都想不起来当年斯温与我讨论过广播这个新事物。当时斯温在《国家》杂志担任编辑，他是全社唯一一个有环球经历的记者，他的到来给这份垂死的自由派周刊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我抵达纽约的那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份激动人心的系列报道，报道中的主角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独裁者、参议员休伊·朗。这位州长在我抵达纽约之前不久在巴吞鲁日惨遭暗杀，各大报纸都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斯温之所以要为朗做个系列报道，是因为他觉得朗一方面是一个极度粗鲁的人，另一方面却特别睿智，充满惊人的活力，和希特勒有些类似。我在欧洲的时候没怎么听说过朗议员和斯温的系列报道，我回来之后和斯温有过一次彻夜长谈，他认为就像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一样，美国人也没有把他当回事，或者充分地意识到像朗议员这样的人可能会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危害。

至于尼古拉斯·罗斯福，他与西奥多·罗斯福同属一个家族，他现在依然居住在靠近牡蛎湾的祖宅中。尼古拉斯是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他现在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这是一份坚定支持共和党立场的知名报刊。我在长岛上和他待了一个周末，进行了很多交谈。尼古拉斯·罗斯福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教养、富有宽容精神的绅士，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他的堂兄弟，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尼古拉斯对他极度仇视。他用尽一切粗鲁的言语咒骂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他搞新政的目的就是要在美国建立独裁制度。当时美国得益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刚刚从大萧条引发的经济瘫痪中恢复过来，但是罗斯福的对头共和党认为这位精力充沛的新总统必定是一个恶魔，他的目的就在于要把美利坚合众国改造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独裁统治国家，走向毁灭的道路。对于这样的指责，我完全不能认同，在我眼中，尽管罗斯福总统牺牲了一些资本家的利益，但是事实上他拯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当天夜里，我和尼古拉斯一直进行激烈的争论，他一直在盯着我看，感觉好像我已经疯了。

尼古拉斯冲我说：“你一定是在纳粹德国待得太久了！”

我也针锋相对地回击：“那是你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国度与德国相比起来有多么好！我要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

事实上，纽约的那个秋天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好，虽然这里是我的祖国，但是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外乡人，这让我很不舒服。我必须承认，现在欧洲带给我家的感觉反而多于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早已有这样的感觉，这十年里我只回过美国两次，只是每次回来才会意识到这种感觉。1929年我第一次回来，我先去了我的出生地芝加哥，然后又回到了故乡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九岁之后我就一直在那里，都有陌生的感觉。

1929年，当我结束回乡之旅，踏上返回巴黎的旅途时，我心里特别高兴。1935年的现在，在纽约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迫切地想要回到欧洲的“家”——即使我现在的家已经变成柏林。这种奇怪的感觉一直困扰着我。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美国人的故乡情总是那么淡薄呢？为什么我们一旦在国外待了几年之后，再回到美国就会感觉很陌生了呢？英国人、法国人、希腊人以及其他各国人，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美国人在国外生活、工作，我们从来无法真正熟悉当地的语言，也没法完全按照当地的习俗来生活，我们在那里始终被认为是来自外国的局外人。当我意识到这些现实问题之后，我在心里做了个决定：我要趁着没有完全对美国失去感觉之前，尽早回家。

尽管有这些奇怪的情绪，但能够与家人，特别是与我母亲相聚，我在纽约的生活多了一些快慰，我觉得回到了家。我还去看望了一些从欧洲回归故土的老朋友，也参加了一些聚会，游览了纽约城。我想，也许我在纽约再多待一段时间，陌生感就会被克服了。然而我的东家要求我必须按期回到柏林继续工作，当时他们担心墨索里尼随时都会入侵阿比西尼亚，这么大的新闻我必须坐镇柏林报道，尽管公司已经把多施-弗勒罗派到了罗马。

公司的这个决定让我感到精神振奋，我非常想念多施-弗勒罗，和他一起工作的感觉非常好。我自己也收到了一个好消息：环球通讯社在纽约的总管西摩·伯克森向我确认，公司一定不会关门，也不会与其他公司合并，他还说我现在被擢升为柏林分社的负责人。不过这个升职真是太滑稽了，柏林分社那里就我一个雇员，我现在成为我自己的领导了！

1935年6月初，我和特斯就搬出了原来的住处，迁到了滕珀尔霍夫附近。通过尼克博克的介绍，我们租到了克尔上校夫妇的房子。克尔夫妇是天主教教徒，希特勒迫害宗教的行为让他们非常焦虑，所以他们急切地想把现在的公寓转租出去，然后离开柏林。克尔上校在一战时就是一名著名的飞行员，成为德国空军飞行队仅次于戈林的英雄。1928年，他和两位同事首次由东向西横跨大西洋（林德伯格是从相反的方向跨越的）。当时克尔和戈林还是老战友，戈林给他提供了一份汉莎航空公司的核心岗位。然而，克尔上校日渐认清了纳粹残暴的统治，尤其是迫害犹太人与天主教教徒的行径让他惴惴于心。他是一个十分热心却心直口快的人，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为此他不仅丢掉了工作，甚至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胁。因此他决定不管怎样都要退役并离开柏林，他在斯图加特附近有一个小农场，他决定先去那里待上一两年，然后帮一个去非洲的天主教传教团体开飞机。

在之后的几年，克尔上校偶尔会回到柏林逗留几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希特勒和自己的昔日好友戈林所犯下的恶行让他沮丧，最让他失望乃至心碎的事情就是希特勒正把德国和欧洲拖向战争的深渊。不幸中的万幸是，就在战争爆发前夕，这个心碎的人就已经离世了。

克尔上校租给我们的新公寓很好，四周是小森林公园和数不尽的花园。这里安静，空气清新，远离滕珀尔霍夫机场，不受机场噪声的干扰。我们住得很惬意。

不过，一旦我坐在办公室，准备报道纳粹的消息，就有一些紧张浮现心头。1935年末，戈培尔似乎心情非常不好，常常威胁要把我们这些来自英美的记者驱逐出境。戈培尔在报纸和广播中攻击我的朋友尼克博克是一个“肮脏的骗子”，并通知他永远都不准回到德国。来自《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多萝西·汤普森和埃德加·莫勒也已经被德国政府驱逐。《纽约时报》驻柏林的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和伦敦《泰晤士报》驻德国记者诺曼·埃巴特也收到了驱逐警告。来自《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约翰·埃利奥特则趁戈培尔对他下手之前，主动转移到了巴黎。

1935年末的最后几天，美国副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访问柏林，美国驻德大使多德把我们这些美国记者召集到大使馆与副国务卿会谈了一次。我们向他询问，如果纳粹政府开始把大多数美国记者驱逐出境的话，华盛顿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副国务卿的脸上浮现了一丝让我们厌恶的微笑，然后说：“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没有法律准许我们做出类似的报复行动。”看起来他对于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在德国的处境并不怎么在意。

我没有想到纳粹政府会这么快就来找我的麻烦。

1936年1月23日一大早，我就被德国宣传部打来的电话吵醒了。电话里的人自称威尔弗雷德·巴德，他在电话里冲我大吼大叫。据他说，我之前撰写的有关德国冬季奥运会的稿子有很大问题。1936年冬季奥运会按计划将于2月6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加米施-帕滕基兴举行，这位官员声称我在文中写的有关加米施-帕滕基兴和犹太人的事情是虚假消息，意在破坏这次冬奥会。我回忆了一下，想起来大约六个星期或者更早以前，我的确写过一些有关冬奥会的报道。希特勒和德国全体民众对此次冬季奥运会非常重视，他们希望让这个冬奥会成为即将到来的柏林夏季奥运会的盛大前奏。在希特勒的眼中，奥运会就是他实现纳粹宣传大业的重大胜利。我的报道总共有四篇文章，第一篇的开头段落写道，希特勒特意关照，“去年夏季加米施的‘犹太人滚出去’和‘我们讨厌犹太人’等宣传标语已被悄悄地除去了”。[5]

我还进一步补充：“所有激怒犹太人的言论在奥运会期间被官方禁止了。”

由于纳粹政府迫害犹太人，美国曾经考虑对这届奥运会进行抵制，因此近几个月以来，德国政界一直在悄悄讨论，如果此事真的发生，将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业余体育联盟在纽约召开了一场争吵极为激烈的大会，最终会议决定，不抵制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两天之后，12月10日，有关德国冬奥会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才在美国各地刊出。[6]

戈培尔和德国宣传部花了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来反击我的报道，但是现在他们决定开动一切强大的宣传机器来对付我个人。我很早以前就领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德国人攻击你的时候，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立刻反击。他要是吼你，那你就立刻吼回去；他要是威胁你，你就告诉他只管使出那些下三烂的招数。于是我当场就和这个宣传部的巴德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不过这个巴德只是一个打头枪的小角色而已，戈培尔正在酝酿如何对我进行沉重的打击。

当天正午时分，特斯打开收音机，本来想听听新闻，没想到电台里播的全是攻击我的报道。纳粹声称我故意就德国犹太人问题杜撰虚假新闻，以此达到破坏冬奥会的目的。吃完午饭后我来到了办公室，发现当天晚报的首页全是关于我的事情，全是对我歇斯底里的谴责，说我是一个骗子，是一个“仇视德国的人”。我真的无法理解德国人歇斯底里起来，怎么会是这样下作不堪。当然了，我在德国已经看够了类似的戏码，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在公开场合常常都是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难得看到他们心平气和地说话。

之后的一段时间，每当办公室的门童搬上来一摞新报纸，我都会生气地发现上面又登出了攻击我的新内容。很多同行给我打来电话，劝我不要把那些东西放在心上。他们觉得如果我一旦做出反击，纳粹政府就会立刻把我驱逐出境。但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德国宣传部一决雌雄。我不停地给巴德打电话，直到最后，终于有个秘书接了电话，说巴德出去了，而且不会回来了。我觉得我也开始歇斯底里了。当晚9点钟，我冲出办公室，直奔威廉大街。和宣传部的门卫大吵一架后，我直接冲进了巴德的办公室，他果然在那里。我狂拍桌子，用我最大的音量大吼，要求他必须向我道歉，要登报承认错误。不出我所料，巴德也冲我大吼，我们就在办公室里大吵起来，整个大楼都能听见我们的怒吼。其间，巴德的那些奴才还打开门探头看过两三次，很显然他们担心上司的安危。

吵到最后，我估计我们都筋疲力尽了，于是都安静下来。想想我自己真是蠢得厉害，竟然以为在这个独裁政权里，还会有人愿意为自己的谎言道歉或者努力去更正它。巴德和我打起了马虎眼，他说尽管我进行了“错误的新闻报道”，但德国宣传部还是决定不驱逐我。我知道他们不敢随意驱逐我。其实和巴德吵架是挺愚蠢的一件事情，因为决定权并不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由戈培尔主导的，甚至可能是由希特勒授意的。我还收到消息，说纳粹高层认为我已经被完全吓住，再报道新闻的时候会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论。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认为，那我只能说，他们大错特错了。

对于希特勒来说，1936年的奥运会简直就是光彩夺目的成功之作。纳粹政府花费了巨额资金，把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季奥运会和柏林夏季奥运会办得极为奢华盛大，以往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对组委会的主办工作表示满意。各国观众，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观众对这两场规模空前的运动盛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我所知，每一位纳粹高官都使出浑身解数举办最奢华的盛大晚宴，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等人甚至相互攀比，都希望自己主办的活动超过对方。戈培尔模仿“阿拉伯之夜”晚会，在万湖的孔雀岛举办了一个名为“意大利之夜”的盛大晚宴，参与者超过了1000人，连我也在被邀之列。晚会上，主办方沿着湖边搭起了一个极为广阔的露台，站在露台上可以俯瞰远处的湖景，湖面上还用5000盏中国宫灯搭起了一个绵延数里的华盖，各种美食和葡萄酒被送到露台上，任客人随意享用——这可能是我到达德国以来品尝过最好的美酒佳肴了。客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能听到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国家歌剧院的明星和下属芭蕾舞团的演员也前来助兴。

在希特勒眼中，奥运会不仅要举办得气势恢宏、奢华壮观，它还拥有重要的对外宣传作用——要让全世界都认为德国并没有迫害犹太人（事实上早在1935年的秋天，德国就通过《纽伦堡法案》，加剧了对犹太人的歧视与迫害），没有迫害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也没有野蛮地敌视“日渐衰落”的欧洲民主国家和“由犹太人控制”的美国。奥运会期间的德国，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到处张灯结彩，媒体只是偶尔会批评一下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联。当时的苏联仍然没有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权利，不管是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还是纳粹统治的德国，或者实行民主制度的英国、美国与法国，它们都选择把苏联排除在外。

大多数的外国游客认为纳粹独裁统治下的德国民众生活愉悦且富足，整个国家非常团结。至于那些基本人权根本得不到保障，也没有工作机会的犹太人，则根本不被允许接近外国游客，后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在加米施-帕滕基兴，我发现很多前来观赏冬奥会的美国商界人士都已经被迷惑，这让我非常担忧。我想办法邀请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参加午餐恳谈会，然后请美国驻德大使馆的商务公使道格拉斯·米勒给他们讲纳粹德国的真实情况。然而，作为最了解纳粹德国真实情况的美国人之一，米勒的发言丝毫没有改变这些美国富商的想法，这些商业大亨告诉米勒，说自己非常喜欢纳粹德国的现状，街道干净整洁，整个国家富有法制与秩序，没有罢工，也没有给资本家找麻烦的工会，也没有煽动社会情绪的不安分人士，更没有共产党势力的存在。米勒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却被这群美国富商巨贾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洛杉矶时报》的所有者和出版人、保守的诺曼·钱德勒也派了一个商业代表团来柏林，他们在阿德隆饭店的酒吧内举行了一顿午餐会，邀请我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拉尔夫·巴恩斯一起参加。席间，他们说自己现在比较困惑，因为亲眼见到的纳粹德国与我们传回美国的报道内容完全不一样。他们说，从来没有发现哪个民族有如此的满足与开心，还如此热爱自己的领袖。他们告诉我和拉尔夫，说戈林接见了他们，告诉他们我们这些美国记者待在德国什么正事都不干，专门负责说谎以诋毁纳粹德国的形象。

在一个小时的午餐会中，我和拉尔夫竭尽全力把我们知道的真相告诉代表团成员，但事实上，正如我晚间在日记里所写的那样：“我并不觉得他们相信我和拉尔夫的话。”

我实在不理解美国的商界人士和富人为何会开始同情这些法西斯政权，也许是因为这些右翼的独裁政权都宣称自己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同样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仍然出现。不仅是富人阶层，我们的政府也有这样的倾向）。我仍然记得，就是这些富人控制着美国的运动界和奥委会，他们故意撒谎，隐瞒纳粹德国的真实情况，以此来游说美国政府不要对柏林奥运会进行抵制。

1933年希特勒刚刚上台，当时美国体育联合会和美国奥委会就一致通过决议，除非德国代表队准许犹太裔运动员参加选拔赛，否则美国就会对柏林奥运会进行抵制。到了第二年的时候，美国奥委会派遣其主席埃弗里·布伦戴奇前往德国，以确认犹太裔运动员可否参加德国队。他考察后发现犹太裔运动员拥有此项权利，然后就返回纽约发表声明，建议美国不需要抵制柏林奥运会。

然而，抵制柏林奥运会的声音并未平息。到了1935年9月，美国与国际奥委会双重委员查尔斯·谢里尔将军再次被派往德国考察当地实际情况。当时希特勒刚刚颁布了歧视与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案》，谢里尔将军却没有发觉。他于当年10月回到纽约，宣称：“我前往德国的目的就是确认至少在德国代表队中有一名犹太裔运动员，现在我想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

谢里尔将军的确在德国队里遇到了两名犹太裔运动员，但其实他们早就被纳粹驱逐出队了，为了应付谢里尔将军的考察，纳粹又把他们临时召回。事实上，所有居住在德国的犹太裔运动员都不被准许参加奥运会预选赛。纳粹德国只不过利用两个犹太裔运动员做了点小小的伪装，就成功地糊弄住了美国奥委会。之后《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引述了美国奥委会的秘书长弗雷德里克·路贝恩的观点，他声称：

在奥运会预选赛的过程中，德国队没有发生歧视犹太裔运动员的现象。犹太裔运动员之所以被淘汰了，是因为他们不是合格的运动员。这就是为什么按照世界标准来看，犹太裔运动员也是寥寥无几、不到一打的原因。[7]

于是，就在一片谎言与欺骗之中，美国代表队参加了那年的柏林奥运会。

在柏林奥运会上，最闪亮的美国之星就是短跑选手杰西·欧文斯了，他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在柏林奥运会上独自摘得四块金牌。然而欧文斯是黑人，整个奥运会期间，希特勒都亲自到赛场观战，但是他拒绝接见欧文斯。每一次欧文斯获得胜利时，他都会绕着跑道慢跑一圈，在场的德国观众都会对他致以雷鸣般的掌声。但我站在距离希特勒只有数步之遥的媒体包厢里，却发现每逢这个时刻，元首都会转过身去，与随从耳语一番。这其中就有纳粹党内负责青年事务的官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据他后来供认称，希特勒转过身后向他抱怨：“美国人竟然让一个黑鬼来赢取金牌，这真够丢脸的，我坚决不会与这群获得奖牌的黑鬼握手。”

席拉赫说自己当时给希特勒提出建议，他认为元首如果能够主动与欧文斯合影，那一定可以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结果希特勒为此想法大发雷霆。[8]

我在加米施报道冬季奥运会的时候，还碰到了一位老同事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另外还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保罗·加利科。他们都是美国最好的体育新闻记者，而且兴趣广泛，常常涉足其他领域。

我最早注意到佩格勒的才能是在我大学期间，那时候他在锡达拉皮兹《共和报》做体育新闻编辑，我还帮他编辑过稿件。他的报道风格比其他体育记者活泼很多。之后他就职于《芝加哥论坛报》，还是报道体育新闻，我当时也在这家报社，不过是在欧洲。1926年，报社派他去法国报道格特鲁德·埃德尔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新闻，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我很喜欢他对人生的态度，他对生活充满了冷嘲热讽，总是会戳破别人吹的牛皮。至少在那时，佩格勒并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次他来加米施参加报道，被纳粹分子的很多倒行逆施弄得很不开心。

与佩格勒相比，保罗·加利科没有那么爱讽刺人，但也愤世嫉俗。加利科在柏林上过一段时间学，会一些通俗的德语，虽然不是很熟练，不过也能像当地德国人一样冲警察大吼大叫。我们三个人加上帮助我报道奥运会的特斯，[9]在加米施的报道过程常常忍不住想吼叫。至少每隔一天，我们在场馆里报道的时候就会被高大威猛、盛气凌人的党卫军拦住，他们会不断冲我们吼，一会儿说元首要来了，一会儿说元首要走了，总之就是不让我们进去。

每逢此时，佩格勒都会用英文嘟囔道：“去你的，你们给我等着瞧！”然后就会试着躲过守卫溜进去。加利科则会冲着他们大喊大叫，用德语骂他们。我觉得我们三个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投进监狱可真是一个奇迹。纳粹警察、党卫军和德军守卫都收到指示，对于像我们这样“粗鲁野蛮”的游客，要温和对待。我们被限制在一个小栅栏里，结果错过了一部分冰球和花样滑冰的比赛。这可真让佩格勒和加利科大为光火，因为冰球比赛有美国队参赛，而美国花样滑冰选手索尼娅·赫尼则是来冲击奥运会三连冠的，这两项比赛都是他们要报道的重头戏。

佩格勒每次都是来我的酒店房间，用房间里的电话把专栏稿件传回巴黎的办公室（因为他确信奥运村新闻工作室里的电话都被纳粹监听了）。在稿件中，佩格勒把自己与党卫军守卫斗智斗勇的故事写得既幽默又辛辣。他甚至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被盖世太保逮捕，所幸这种坏事情并未发生。

现在再看这段往事，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冬奥会报道现场，佩格勒都是一个热心、幽默、理性的人，痛恨希特勒与纳粹德国。佩格勒在加米施的言行让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之后会变成一个颇有名气的右翼评论员，他在评论节目中极易动怒，行为古怪，说话常常出人意料。我们一起报道冬奥会时，罗斯福总统已经入主白宫近四年，但我几乎没听佩格勒提起过总统夫妇的名字，之后我与他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就开始在节目里对罗斯福夫妇和总统的新政大加谩骂，美国生活中一切有关自由派的东西也都在他的谴责范围之内。

至于加利科，他也走到了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他之前供职于《纽约每日新闻报》，在那里他是全美国最优秀、稿酬最高的体育记者之一。但事实上加利科在报道这届奥运会期间就觉得自己对体育新闻再无兴趣了，他觉得已经做够了，他也受够了那些对体育报道指手画脚的讨厌的人。他辞去了《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工作，前往英国一处乡村定居，他想做一名小说作家。他先撰写了很多短篇故事，然后开始正式写起了小说。加利科的选择让我很感兴趣，我知道，像他那样放弃以往的事业需要很多勇气，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有一天我也要重新做回自己。值得高兴的是，他最终成功了。一开始他进展很慢，常常遭遇挫折，作为一个新手，还常被别人打击，但是慢慢地他做得越来越好，最后过上了舒适的写作生活。

在所有前来观看柏林奥运会的美国知名人物中，还包括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安妮·林德伯格夫妇。距离我上一次见到林德伯格先生已经有八年了。当年林德伯格第一个成功地横跨大西洋飞至巴黎郊外的布尔歇机场，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当时我报道了他的胜利抵达。之后林德伯格回到美国，受到更为热烈的欢迎，他的事迹频繁见诸报端，他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有名的美国人和全民偶像，是美国名副其实的英雄人物。

然而，之后我在法国听说巨大的名声已经成为他的诅咒。全社会赋予了他太多的荣誉和前所未有的谄媚吹捧，这让他的生活充满了幻灭、痛苦、悲剧与愁苦。媒体无休止地骚扰他，让他丝毫不得安宁，几乎要把他逼上绝路。之后他的第一个孩子遭人绑架并最终不幸丧命，最终林德伯格夫妇在无奈中只好背井离乡，先客居英格兰，然后又前往法国，在法国布列塔尼附近的一座海岛上与法裔美国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一起隐居起来。卡雷尔博士是个同情极权主义势力的人，林德伯格夫妇刚抵达柏林的时候，我当时并不知道林德伯格的思想观念已经受到卡雷尔博士的影响，但是那个夏天之后我开始猜出了几分。

奥运会正式开幕两周之前，林德伯格夫妇就抵达柏林，正在快速发展的德国空军的总司令戈林亲自接待了他们，为他们举行了奢华的欢迎晚宴，并带他们深入参观考察了德国重新建立的空军部队，希望给林德伯格夫妇留下深刻印象。林德伯格拒绝在柏林当地接见美国记者，但是7月23日，德国国有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为了表示对林德伯格夫妇的敬意，在滕珀尔霍夫机场举办了一场茶话会，也邀请了一些美国驻柏林的记者参加，当天我也在场。再次见到林德伯格，我很惊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容貌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看起来仍然像个大男孩，不过我也注意到他比以前更加老练了。

茶话会结束后，汉莎航空公司的官员邀请我们去试乘他们刚刚生产的世界头号大飞艇——“兴登堡号”。这个庞然大物装载了八台笨重的发动机，德国人希望用它开展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行计划。飞艇盘旋在万湖上空，戈林把飞艇的控制杆交给了林德伯格，林德伯格驾驶它做了好几个花样翻滚、陡坡爬升以及其他高难度动作。然而，这个庞然大物当初在设计过程中根本不具备做花式动作的能力，因此我有好几次都感觉它就快坠毁，带着戈林、林德伯格和我直接去见上帝了。茶和咖啡全部从桌上翻落在地，打湿了很多贵宾的裤子。这不禁让我想起在林德伯格飞抵巴黎不久后我听说的一个传言，说林德伯格是一个行事极为恶劣的恶作剧者。最终戈林重新掌握了操控杆，把飞机平稳地开回了滕珀尔霍夫机场。

我在这一周里对林德伯格困惑不解。一方面，他在德国航空部召开的一场午餐会上发表了一篇在我看来充满勇气的演讲，他警告称新型的轰炸机威力过于强大，成了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战争工具，很可能会把欧洲变为一片废墟。人们必须立法对其禁止，或者至少限制其数量与规格。另一方面，我又听说纳粹党内部都在风传，纳粹高层在使林德伯格“理解”纳粹德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结束了“兴登堡号”试乘之后，我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纳粹内部的传言称，纳粹通过精心的安排与展示，使林德伯格对纳粹德国产生了极好的印象。”

为了防止林德伯格堕入纳粹精心安排的宣传陷阱，一些美国记者通过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武官杜鲁门·史密斯少校和林德伯格的一位朋友，联系到了林德伯格本人，希望与他进行一次会谈，然而他拒绝再见任何美国记者。

奥运会期间，戈培尔在万湖孔雀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林德伯格也受邀参加。很显然这位纳粹宣传部部长成功说服了林德伯格，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决定与我们这些美国记者稍微进行一点交流。当晚他慢步走到我们桌前，与我们亲切地打招呼。我想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一定要告诉林德伯格有关希特勒独裁统治下德国的真实情况。然而，与之前那些美国商界人士一样，他不停地告诉我们自己在德国的所见所闻，还说他对纳粹德国做出的成就深表敬慕。林德伯格也说，这里的人民生活得十分快乐，而且团结一致，自己作为一名飞行员，对德国空军和航空业的迅速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话，一句也没进到他的耳朵里。

我发现，凡是造访纳粹德国的美国名流巨贾，都会喋喋不休地向我讲述他们对德国的成就如何印象深刻，对此我已经感到厌烦。我想我比他们更了解德国的真实内幕。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对林德伯格造成了深远而悲剧的后果。纳粹领导人利用奥运会之机，成功地对林德伯格和他美丽优雅的夫人进行了洗脑，以至于他们夫妇二人对待历史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被彻底扭曲了。

遥想1927年，林德伯格孤身飞越大西洋的勇气，开创时代伟大纪录的功绩，以及他的温文尔雅，都让我们对他充满了仰慕。然而之后，他的行为令我震惊，乃至痛心。1938年，也就是他造访柏林两年之后，他竟然接受了希特勒授予的星型德意志雄鹰勋章，这是纳粹德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纳粹还在祝词中称林德伯格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在我看来，林德伯格接受勋章的时机实在是太糟糕了。大约三周之前，希特勒刚刚炮制了慕尼黑阴谋，通过发动战争的威胁手段，逼迫英国和法国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后全欧洲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生怕这位纳粹狂人再次威胁别国，甚至发动战争。林德伯格此时竟然接受纳粹德国的勋章，这只能证明他不仅对希特勒毫无防备之心，而且愚昧到对世界形势也一无所知。纳粹专门为他在柏林举办了盛大的授勋仪式，戈林代表希特勒本人，高举着勋章将其戴在了林德伯格的项上。大约三周之后，希特勒正式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迫害与屠杀。这一行动被称为“水晶之夜”或“碎玻璃之夜”行动，是德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直到三年后，纳粹把大屠杀搬到了灭绝营。

1936年2月，当希特勒和蔼可亲地坐在冬奥会的观礼台上观看比赛时，他狂热的大脑却在酝酿一个大动作。他心中非常清楚，这是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赌博：如果自己胜利了，那将会意味着德国从此彻底摆脱一战失败后的梦魇，走向新的历史转折点；如果自己输了，那可能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与纳粹德国的统治都走到了尽头。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这一场赌博赢得极为平稳顺利。

当时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忙于报道赛事，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纳粹独裁者的下一步举动。希特勒努力向外界展现出一幅和平的图景，暗地里却一直在炮制各种阴谋。譬如说，1935年5月21日，他发表所谓的“和平”演讲，声称德国不仅会尊重《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领土现状的一切条款，也会尊重《洛迦诺公约》对西欧国家的安全保证。然而，在他发表演讲19天前的5月2日，他就密令战争部部长勃洛姆堡制定第1号指令，对如何武力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做出准备计划，这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规定。

在那段时间里，我偶尔会听到一些传闻，声称德国军队在莱茵兰有所行动。这些消息主要来自法国大使馆，声称德军在莱茵兰非军事区修建秘密堡垒、武器弹药仓库、机场、公路以及铁路。[10]尽管我知道当时的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是纳粹德国里消息最灵通的外国使节，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些来自法国大使馆的传言。我当时只和美国驻德大使馆的武官以及他的助手保持联系，他们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军在莱茵兰有异常举动。

其实我早应该有所警觉。1935年3月，希特勒公开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宣布恢复义务兵役制，之后法苏两国深感受到德国威胁，便于1935年5月签署了《法苏互助条约》。希特勒对于这个条约日益愤恨，并以此为由，侵占莱茵兰，但这可能只是个借口。5月21日他在“和平”演说中就提到，由于《法苏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洛迦诺公约》出现了“不安全的因素”。当时德国外交部还曾向巴黎发出正式外交函表示抗议。不过直到1936年，法国国民议会都没有批准《法苏互助条约》生效。希特勒感觉，他必须为侵占莱茵兰的行动另寻借口了。

这一次，希特勒依然深知自己必须耐下性子，静候时机到来。尽管他天生是一个敏感、易怒、有些歇斯底里的人，但是他在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有坚韧的意志力和超常的耐心。到了1935年至1936年的冬季，机会终于站到了希特勒这边。他成功地组织了冬季奥运会，让前来游览的各国游客对纳粹德国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敏锐地发现，英法两国的注意力已经从柏林转移开了，也无视了纳粹统治者正在莱茵兰有所密谋的警告。当时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激战正酣，英法正忙于，或似乎忙于通过国联对意大利进行制裁。

到了1936年2月27日，法国国民议会在经过了长达两周的辩论之后，以出人意料的绝大多数赞成优势（353票赞成，164票反对）正式通过了《法苏互助条约》。希特勒终于等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借口。直到此时，我终于开始明白他究竟打算做什么了。1936年2月28日的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

法国国民议会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与苏联的互助条约，威廉大街充满了愤慨。[11]合众社的主任弗雷德·厄克斯纳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的领导罗伊·霍华德告诉我，他们前天看到了希特勒本人，他看上去满腹心事。[12]

不过当时的日记证明，即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我却仍然没有根据既有的事实情况对未来做出适当的推理。甚至五天之后，我还是没有领悟到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不过我还是一点点地掌握了情况。

柏林，3月5日。纳粹党内都在传闻说希特勒将于3月13日召集国会代表开会，因为德国方面预测法国参议院会在这一天通过《法苏互助条约》。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威廉大街，但是我很难搞清楚状况。

柏林当时的气氛不仅令人不安，而且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很明显，希特勒一定在酝酿什么震惊国际社会的大动作，而我们正处在希特勒的又一次“惊喜”之中，但是我在纳粹党和德国政府的线人都告诉我他们也不确定元首究竟在谋划什么。我想，与以往一样，希特勒此刻正处于踌躇之中。

然而，根据二战后缴获的德国秘密档案来看，我的预测确实不对，希特勒根本没有什么犹豫。3月1日，也就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苏互助条约》的两天之后，希特勒就做出了武装占领莱茵兰的决定。这个决策只有极少数的军方高级将领才知晓，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如果德国的小股部队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的话，那么法国驻军一定会彻底歼灭他们。然而希特勒没有完全理睬他们的担忧，第二天他就要求勃洛姆堡下达武力进占莱茵兰的正式命令。据称，勃洛姆堡告诉自己的高级将领，元首的决定完全是想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勃洛姆堡表示他希望这次冒险行动能够和平地完成，如果事态发展出乎元首的预料，法国军队做出了反击，那么进驻部队的总指挥官保有“采取一切可行的军事反制手段的权利”。不过，六天之后，我才知晓，所谓的“一切可行的军事反制手段”就是立刻撤军，退出莱茵兰。

3月6日星期五，我一整天在柏林各处疯狂地奔走打探消息，希望能够了解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当天午夜我在日记里草草写道：“今天简直就是柏林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流言之日。”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确认了一些事实。

希特勒之前要求国会成员于第二天中午召开会议，还召唤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四国驻柏林大使于上午10点钟准时到德国外交部。这四个国家加上德国正好是《洛迦诺公约》的签字国，此时希特勒显然是要向他们宣布德国将要撕毁《洛迦诺公约》，我从纳粹党内部打听到了这一消息。[13]而正好在一年前，希特勒向国会宣誓，他会“严格遵守”《洛迦诺公约》。尽管德国外交部一直矢口否认德方将会否定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地位，但是我猜测希特勒肯定会这么做。至于他会不会派遣军队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我实在无法确定。我的一些线人说会，另一些则说不会。就我个人来看，如果希特勒敢派军进驻，那这个赌局的风险也太大了。我在当晚的新闻稿中写道：“一旦法军反击，进驻的德军很快就会被法国人消灭干净。”我还提到，德国军方的很多将领、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博士都不大同意元首侵占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做法。

（我在当晚的日记写道）今夜的柏林城到处是匆匆赶来参加明天国会会议的纳粹高官。他们看上去都趾高气扬，不少人下榻于恺撒霍夫酒店。我和德国外交部的新闻主管阿施曼博士通了电话，他一直否认德国军队明天会开进莱茵兰。他说如果这种事发生，那就意味着战争。今晚我的新闻稿还是应该谨慎一点，不过明天，一切谜底就都揭开了。

事实证明我的谨慎完全是正确的！

1936年3月7日，天刚蒙蒙亮，德国军队就奉命进入了莱茵兰非军事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一小队德军越过了莱茵河，占领了莱茵河左岸的三个主要城市——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14]当天一大早，我安排在科隆当地的通讯员观察到当地的情况之后，就立刻给我打电话，他说德军正在莱茵兰非军事区搞列队游行。德国国防军士兵穿着灰色的军装，伴随着刺耳的军乐，在城市里正步前行。当地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科隆和其他各地的城镇居民都热烈欢迎德军的到来，围观的人们欢呼雀跃，把鲜花撒向行进的士兵队伍。据我的通讯员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法军会对德军的进犯做出反击。

上帝可以为我作证，1934年当我因工作需要重返巴黎之后，我就发现法国人已经并不在乎纳粹德国的威胁，相反他们现在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内部的政治斗争当中。这让我深感困惑。拥有强大军力的法国却在这种危急时刻仍不出兵，这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此刻做出反击，就能保护法国东北地区的安全，过去也有很多德国人入侵了这里；甚至有可能推翻纳粹政权。1936年3月7日那天，不管是外国人还是德国人，绝大多数人心知肚明，如果希特勒的冒险行动引起了法国的反击，那就意味着他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正如我在日记里写的，“那将会是希特勒的终结”。

希特勒把他的全部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如果法国迅速反击并占领莱茵河西岸地带，那希特勒只能自取其辱，等待他的一定是纳粹政府的垮台。

上午10点钟，一向对元首言听计从的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接见了英、法、意、比四国驻柏林大使，并交给了他们一份由希特勒亲自起草的外交照会，这份照会内容十分冗长，声称由于法国与苏联签署了安全互助条约，因此德国将不愿再受《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因此“从即日起”，德国将正式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

接下来希特勒又玩起了他的老把戏：他前脚刚刚抛弃了维持战后西欧和平的《洛迦诺公约》，后脚就接着宣布自己将提出一个构建新和平体系的“七点计划”。对此，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不无讽刺地说：“希特勒打了对手一记耳光，而他在这样做时还要说，‘我向你提出了和平的建议！’”[15]

希特勒的“七点计划”听起来很诱人，作为一个善于玩弄宣传的老手，他每次都能搞出如此吸引人的“和平”提议。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完全是谎言。当晚，忙碌了整整一天已经精疲力竭的我在日记里写道：

如果我是一个有勇气说真话的人，或者美国新闻业有勇气的话，我真想在今晚的新闻稿中直接告诉大家这个“七点计划”就是纯粹的谎言。但是我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只能报道新闻事实本身，不可以“编辑评论”。

希特勒声称德国愿意同法、比签订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由英国和意大利做担保。然而问题在于，这项新条约所保证的内容与希特勒刚刚抛弃的《洛迦诺公约》并无二致，新条约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不过希特勒的厚颜无耻还远不止于此，他接下来又说愿意与法国在两国边界划出非军事区，这就意味着法国要把刚刚建好的马其诺防线再拆除掉，莱茵兰非军事区被德国重新占领之后，这道防线就成了法国在东北地区防范德国入侵的唯一保障，防线造价高达数十亿美元且历经十年才打造完成。

中午时分我来到了克罗尔歌剧院，[16]希特勒将在此地对国会议员发表演说。他把这场演说变成了一场令我永远难忘的精彩表演，它令人惊叹，却又阴森可怕。我只能说这场演说沾满了德国的气息，或者说至少充满了纳粹德国的味道。

整个会场充满紧张的气氛。与希特勒一一握手的穿着褐色衬衣的大多数议员只知道近日有大事发生，但是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国、英国、比利时和波兰大使都没有出现在平时招待外交官的包厢里，只有意大利大使和美国驻德大使多德来参加了。战争部部长勃洛姆堡就坐在舞台左侧的包厢里，他的不安举动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发现他的手指一直在敲击长椅，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我从来没有看过勃洛姆堡像此刻这样紧张不安。

希特勒的演讲照旧是那些陈词滥调，从批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不公讲起，反复强调德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突然，他原本低沉沙哑的嗓音变得极为尖锐，开始近乎歇斯底里地嘶吼，他开始讨论另一个老话题了，那就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他声称法国与苏联所签署的条约令人憎恶：

我不会让阴森恐怖的共产党人把他们的国际独裁统治凌驾于德国人民的头上！他们坚持的那种东方式的生命观会摧毁我们所珍视的一切价值！想想他们对于生命的概念，想想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混乱，一想到这些，我就为欧洲感到胆战心惊！

台下那些脑满肠肥的议员纷纷为元首的发言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希特勒接下来降低了声调，开始解释为什么《法苏互助条约》使《洛迦诺公约》失效了——事实上他的观点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二者之间并没有联系。这个时候希特勒停顿了一下，他总是特别擅长在演讲中把握停顿的时机，然后他用那迷迷糊糊的眼神扫视了全场，继续演讲，他的声音又变得严肃、深沉而富有共鸣了。

德国不再认为自己受到《洛迦诺公约》的约束。为了德国人民维护自身边界的安全和保障自身防务的根本权利，从今天起，德国政府已经重新确立德国在非军事区内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这正是议员们期待的重大消息，当晚我在日记里尽可能详细、准确地记下了接下来的场景。

在场的大约有600名国会议员，无一例外是由希特勒个人指派的。这些大腹便便的小个子，身着棕色制服，脚蹬厚重的皮靴，脖子隆起，头发参差不齐，都像机器人一样，站在原地就直直地跳了起来。他们高举右臂，做出标志性的纳粹手礼，口中高呼万岁。他们先是有人带头欢呼，然后剩下的人就跟着齐声大喊，听起来很像美国大学里的啦啦队。

希特勒举起手臂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整个大厅慢慢地安静下来，议员也缓缓地重新坐了下来。此刻希特勒深知，这群人现在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中，他用深沉而富有共鸣的声音大喊道：“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议员们！”整个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德国的西部各地，德国军队此刻正在开进他们未来和平时期的驻防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用两个神圣的誓约团结起来。”

希特勒没有再说什么。对于这帮歇斯底里的议会暴徒来说，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兰显然是特大号的新闻。此刻，他们体内日耳曼血液中的全部尚武主义元素冲上了他们的头顶，他们大叫着跳了起来，他们将手举起来，做出了奴性的纳粹敬礼，他们的眼睛闪耀着狂热的光芒，向希特勒这个新上帝、新的救世主热烈欢呼。这个救世主绝佳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希特勒微微低下了头，显得好像自己充满了谦卑之心。他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全场安静下来。他用低沉但饱含感情的语气说出了两个誓约：

“首先，我们发誓为了恢复祖国人民的光荣，我们绝不向任何武力屈服，我们宁可死于最困苦的环境当中，也不会轻易屈膝投降。（我想，如果法国军队真的对开进莱茵兰的德军做出反击的话，希特勒一定会要求德国人民做出一切牺牲。不过如果法国真的这么做了，那到时连上帝也拯救不了希特勒。）

“其次，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我们渴望与欧洲人民，特别是我们西方的邻居实现和解……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都不会破坏和平！”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最后身兼议会议长的戈林敲下了木槌，正式宣布散会。议员纷纷走到剧院大厅门口，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冷静下来，仍然在兴奋地讨论元首是多么伟大，看他们的兴奋劲，就好像自己，或者说纳粹德国已经征服全世界。然而，在他们满脸兴奋的笑容背后，我发觉他们似乎也有一些紧张与不安。此刻已经是下午2点，距离他们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他们对外面的最新消息一无所闻，我猜想也许就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法国军队已经开始出击了。

会议结束后，我们就一直等在歌剧院的外面，等希特勒与纳粹高官都离开了之后，粗鲁的党卫军的守卫才准许我们离开。我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约翰·埃利奥特穿过蒂尔加滕公园走回了阿德隆饭店，一起吃了点午饭。我们过于震惊，以至于吃饭时候都没说什么话。

饭后我准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写有关这场演讲的新闻稿，途中我穿过勃兰登堡门，走进蒂尔加滕公园，让自己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以整理思绪。在公园附近的斯卡格拉克广场，我遇到了勃洛姆堡将军，他正牵着两条狗在广场上散步。看上去他的脸色还是很苍白，脸颊处还有微微的抽搐。

我在心中暗自思量：“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也许是因为法国军队最终开始出击了？我试着拦住勃洛姆堡并且希望一问究竟，但是勃洛姆堡除了在新闻发布会和罗森堡的啤酒会之外，从不和记者搭腔。他看到我之后，向我热情地示意，我点点了头，然后就让他走了。

之后的下午和傍晚，我就一直在忙着写稿子。因为当天是星期六，而希特勒总喜欢选择在星期六给人“惊喜”，[17]美国当地星期天早上的报纸又会出版得很早，所以我必须抓紧完成稿件，然后再把它们通过电话传到公司在巴黎的办公室，他们再传到纽约。当天下午，我不断地打电话询问巴黎办公室的同事，看看法国政府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

巴黎的同事告诉我：“迄今为止，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到了深夜，我决定再打一次电话过去，看看事态会不会有什么新进展。同事告诉我，法国政府已经和总参谋部的将领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说：“法国政府决定向莱茵兰出击了？”

我的同事回答道：“不，他们不准备出击。他们决定向国联提出申诉。”

我简直不敢相信。

当夜，当我收拾完桌子准备回家的时候，我从窗口往威廉大街望了一眼，只见一波又一波的骑兵队伍手持火炬，汇聚成了黑夜里的一条火流，一队接一队地从总理府门前走过。我派我的德国助手下去看个究竟，他给我回电说希特勒此刻显然全无倦色，而且看上去心情极为愉悦，正站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向外面的队伍敬礼示意。

第二天我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逃过一劫，他赌赢了！”之后，法国并没有出兵制止德国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无线电从巴黎传到了伦敦。之后，纳粹在国家歌剧院组织了盛大的“英雄纪念日”活动。庆祝活动当天，希特勒、戈林、勃洛姆堡和弗里奇坐在歌剧院的皇家包厢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扬扬得意的笑容，这已经是纳粹连续第二年如此高调地组织纪念这个节日了。这一次，与其说他们是为了缅怀德国历史上为国捐躯的将士，不如说是借着这个机会对元首反抗《凡尔赛和约》成功进行大肆庆祝。

很显然，装饰华丽的国家歌剧院是举办此次盛大活动的最好地点。瓦格纳艺术风格是最受纳粹青睐的，整个舞台华灯璀璨，两旁站满了头戴钢盔、手擎战旗的军人，希特勒则坐在皇家包厢里，亲切且面带微笑，周围簇拥着现役和年老的将军。他今晚穿的是朴素的褐色纳粹党制服，铁十字勋章周正地佩戴在左胸，他身边的将领都身着威武的军服，佩戴着各式闪亮的勋章，与希特勒低调的穿着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我想希特勒一定是刻意这样打扮的，他希望以此向大家表明他是一个谦逊的领导者，来源于人民群众，曾经也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普通小兵。作为元首，他不需要为自己设计华丽的军服。相比之下，墨索里尼就要趾高气扬得多。

今年的纪念仪式与去年一样，由勃洛姆堡例行发表纪念日致辞。二十四小时前国会召开的时候，勃洛姆堡看起来吓得要死，就连在蒂尔加滕公园碰见他遛狗时，我看他的精神也很不好。然而，此刻他显得目空一切，甚至极为自大。接下来，他就按照元首的意思，把元首想说的话复述了一遍。

他在致辞中声称：“我们不希望主动发动侵略战争，但我们从不畏惧迎接防御性战争。”

然而，我心知肚明，即使是一场防御战，德国军方也是极为恐惧的——就在来歌剧院的路上，我收到一个来自德军总参谋部的内幕消息，入侵莱茵兰的部队都收到了严格的命令，命令称一旦法军做出反击行动，部队就要立刻撤离。在德军总参谋部的眼中，从1918年开始，这18年间，德军处于被肢解的状态，而法国正规军则一直保持着强盛的战斗力，且不说德军是否做好了与法军战斗的准备，实际上，他们连自身的装备还是个巨大的问题。希特勒完全是在虚张声势。

纪念仪式结束后，我给通讯社驻伦敦办公室打电话，询问英国政府有无新的动向。电话里我的同事爽朗地大笑，他告诉我到目前为止，首相和内阁成员还没有结束周末休假，还在乡下。同事还告诉我，英国周日出版的绝大多数的报纸，特别是《观察家报》和《电讯报》都对德国的行动表示欢迎。通讯社还搞到了《泰晤士报》计划于周一早上出版的评论文章，文章对希特勒的突然袭击表示谴责，报社编辑却给它加了个标题——《一次重建的机会》。

尽管英国人无动于衷，但法国人本来有机会阻止希特勒，甚至有望颠覆纳粹政府的统治。然而，到了周日下午，情势变得愈加明朗了，很显然法国政府决定放任希特勒的肆意妄为。法国政府没有派出部队，相反他们决定向国联进行申诉。软弱无能的国联曾无力阻止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行动，现实证明了它的彻底失败。我确信，如果法国军队现在出击，可以很轻松地就将德国军队驱逐出莱茵兰，而且可能引发希特勒的下台和纳粹德国的崩溃。周日凌晨3点钟，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法军不出击呢？很显然，德国国防军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一旦出击，希特勒的末日就来临了。他已经在这次行动中把全部的身家性命赌上了，一旦法军击退德军，重新占领莱茵河西岸，那就等于深深地羞辱了希特勒，这样他一定会下台。

上文我提到，周日中午我收到了内幕消息：勃洛姆堡下令一旦法军做出反击行动，部队就要立刻撤离。作为国防部部长，没有人比勃洛姆堡更了解自己的军队了，这是一支弱小得如同雏鸡一般的部队，距离重新组建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面对人员装备和训练素养都远远优于自己的法国军队，一旦真的交战，德军连一点点实质性的抵抗能力都没有。

此后数年间，我在柏林的同事和伦敦、巴黎的朋友都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不认为法军可以轻易地击退莱茵兰的德军，希特勒的统治更不会因此而被轻易颠覆。但是我有充分证据，这些证据恰恰就来自希特勒自己和他的将领。1946年纽伦堡审判期间，约德尔将军供认称，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听闻法军在德法边界集结了13个师的军队，统帅部就希望把莱茵区的德军撤出。

约德尔向法庭供认称：“考虑到当时我们的实际能力，法国的陆军可以把我们打得粉身碎骨。”[18]

秘密档案证明，当时希特勒也持这个观点，他说：“假如法军攻入莱茵兰，那我们就不得不立刻夹着尾巴逃跑。就凭着我们手里所拥有的那一点点可怜的资源，想做出哪怕一点适当的反抗都是完全不够的。”[19]

希特勒承认：“如果我们撤退了，那我们的统治就崩溃了。”[20]

周六中午希特勒向议员发表了演说，周日又参加纪念大会，他一直强装镇定。他后来承认道：“进入莱茵兰后的那48个小时，是我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21]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决意以钢铁意志来实施行动，而且他孤注一掷赌法军不会有所反击。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军方所有将领劝他撤回部队的建议。事实上，他后来告诉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将军，他觉得勃洛姆堡有关撤退的建议无异于懦夫行径。[22]

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在德国军方的将领发生摇摆的时候，希特勒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德国民众对元首疯狂大胆的举动极为兴奋，莱茵兰的民众更是欢欣鼓舞。多施-弗勒罗从罗马飞到莱茵兰，帮助我报道这个重大事件，他花了一晚的时间和我讲述了在当地的全部见闻，之后我把这个报道通过巴黎传回纽约。据多施-弗勒罗说，天主教的神父们在莱茵河桥上见到了德军部队，神父们还宣布赐福于德军。在科隆大教堂，红衣大主教舒尔特对希特勒大加赞扬，称赞他“把祖国的军队送了回来”。在多施-弗勒罗眼中，莱茵兰的天主教势力很快就将纳粹对教会的迫害抛之脑后。

希特勒还是一如既往地老谋深算，他呼吁就自己进军莱茵兰的决策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全民公投。毫无疑问，希特勒早就料到了公投结果。如此令德国民众激动的一个重大胜利，他们怎么会投票表示反对呢？尽管公投当天，即3月29日，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在许多投票点都发现了违规行为，但毫无疑问，投票结果证明希特勒的举措得到德国人民压倒性支持。根据官方数字，45453691名注册投票者中，约有99%的人参加了投票，有98.8%的人支持这位独裁者的决定。[23]

这个周末，我的新闻稿和日记中，我着重讨论的就是希特勒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和法国没有做出有效回击所造成的影响。然而，数载之后，我才察觉它的恶劣影响到了惊人的地步。

就在德军跨过莱茵河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维持欧洲和平大厦的支柱——《洛迦诺公约》，已经消失。”毫无疑问，这对欧洲各国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除此之外，它还有许多后续影响。希特勒此番冒险成功，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德国的独裁统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西方民主政权的混乱现状和因循守旧的保守心态。我们审视往事，可以清楚地发现，莱茵兰事件成为纳粹德国走向发动世界大战道路上的里程碑，欧洲各国之间军事力量制衡态势发生了命运性的转折。

回首过往，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希特勒在莱茵兰事件上的出奇制胜最终会给德国带来令人震惊且致命的后果。当时在德国国内，公投的结果证明，希特勒的权力与领袖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权力之大无人企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希特勒终于成功地在心理上压倒了军方将领。他们面对危机曾经犹豫踌躇，元首却坚定无比，现在胜利的结局证明元首是正确的。莱茵兰的成功冒险给德国将军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外交问题上，甚至在军事问题上，元首的判断能力都远超过自己。将军们非常担心法军的回击，然而事实上元首明显更了解对手。

最重要的是，整个欧洲只有希特勒了解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的意义所在，与他相比，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对此都麻木不仁（英国的丘吉尔可能是个例外，但他当时没有权力）。尽管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却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战略影响，乃至严重危害了西方民主政权的生存，特别是法国和它在东边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

今日看来，当初如果法国对德军予以反击，英国强力支持法国的行动，那么法国击退德军简直易如反掌。后者只有几个营的军力，要扫清这群宵小鼠辈，比一次警方行动难不到哪里。1936年3月，英法两国放弃了最后一次遏制德国的机会，最终给自己留下了战争爆发的遗祸。此后，希特勒便肆无忌惮地引领纳粹政权走向了突然崛起而又迅速衰落的覆灭之路。英法眼睁睁地让好时机溜走了。

法国人花了数年时间才意识到莱茵兰事件是法国走向灭亡的开始。这个春季的周末，由《凡尔赛和约》建立，并由《洛迦诺公约》加固的欧洲和平大厦在莱茵兰倒塌了。莱茵兰事件足以证明法国与德国以东国家的联盟关系是毫无保障的。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他们在当地既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战斗力也远远比不上法军，但法国不愿与德国交战。那么等到德国修筑了强大的工事，战斗力剧增之后，又怎么可能指望法国再与它作战？莱茵兰事件使法国的东方盟友——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突然认清了它的虚伪与软弱。法国曾经与它们签署了安全互助条约，言明如果德国侵略东欧各国，法国就会进攻德国西部；现在这些国家都明白了法国的保证根本就是一纸空言，它们的安全保障在这个周末都化作了泡影。

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对莱茵兰事件的影响看得极为透彻。德军占领莱茵兰五个星期以后，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C.布利特前往柏林休假，于5月18日礼节性地拜访了诺伊拉特，他向华盛顿汇报了谈话内容：

诺伊拉特说，除非莱茵兰问题彻底解决，否则德国的外交政策没有任何发挥的空间。他特意解释，等到德国在法国与比利时边界附近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完成之后，德国政府才有可能尽全力去阻止而不是鼓励奥地利境内的纳粹分子滋事，并且与捷克斯洛伐克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定。“只要防御工事修筑完毕，中欧国家就会明白法国再也不能随意入侵德国的领土，到那时这些国家才会感到自己原有的外交政策与现状存在很多不一致之处，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将会诞生。”[24]

诚如斯言，此刻形势的确开始发生变化了。

[1] 希特勒常常在周六发动一些令外界震惊的行动，因此得名为“星期六的惊喜”。

[2] 威廉王储是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与第一任妻子的长子。1917年11月9日，柏林发生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王室成员逃至荷兰。后来回国后，威廉从未加入纳粹党，但他默许纳粹在德国的统治，并同意纳粹在一些象征性的行动中利用自己。

[3] 1918年1月8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十四点计划”，意图以此促进世界和平。

[4]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海军限制在1.5万人以下，船舰方面只能有6艘排水量为1万吨的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并不准拥有潜水艇。这些限制实际上使德国海军只能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5] 事实上纳粹规定，不仅是加米施-帕滕基兴和柏林两地不能出现攻击犹太人的标语，整个德国境内在8月份奥运会结束之前都不能出现类似的标语。路德维希港附近的一条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就有标牌写着：“小心驾驶，前有急弯，犹太人保持每小时75千米！”

[6]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1980年，美国国内又一次出现了激荡的声音，虽然不如1936年那么强烈——很多人对美国参加首次在苏联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的决定表示反对。吉米·卡特总统对苏联野蛮入侵阿富汗的行径深感愤怒，因此单独做出决定，要求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做出抵制。尽管许多美国运动员已经为这届奥运会备战三年之久，而且大多数运动员希望参加，但卡特总统还是成功地向美国奥委会施压，使其配合自己的抵制政策。国会和媒体对于卡特的这个决定并不怎么在意，但还是顺从了他的意愿。
然而让我惊奇的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人还是会如此轻易地屈服于总统的权威。当年罗斯福总统是如此痛恨纳粹主义，而且他远比卡特总统有权力，他都没有胆量敢坚持要求抵制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尤其讽刺的是，在此次夏季奥运会举办之前，希特勒单方面撕毁条约，公然进行侵略行动，开始走上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即便如此，罗斯福总统都没有抵制柏林奥运会。

[7] 实际上，仅仅是美国代表队中就有上述所说数字的近半（5名）运动员是犹太裔，其他国家犹太人更多。美国田径队中的两名犹太裔运动员——山姆·斯托勒和马蒂·格利克曼都是400米接力的种子选手，很多人认为他们这次会打破奥运会乃至世界纪录。然而，就在比赛即将开始前的11个小时，美国队突然把他们撤换下来，让欧文斯与福伊·德雷珀顶替他们。美国队教练宣称这样做是为了提升整个团队的速度，但是事实上，欧文斯的确跑得很快，但德雷珀的百米速度从来没有超过斯托勒。当时这个消息传出，我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许多人指责美国队的这一做法是为了取悦希特勒，这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恶心。

[8] 欧文斯本人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表现出极好的风度，十分谦虚，他认为德国纳粹东道主对自己的参赛照顾得非常周到，也很公平。他后来还批评美国记者不该把希特勒写得那么坏，他说：“德国的这个光荣时刻是属于希特勒的，我们的记者把他写得那么不堪，实在是品位不高。”

[9] 特斯自小生长在阿尔卑斯山区，特别擅长滑雪与滑冰，因此她对冬奥会的很多比赛项目都很熟悉，给我们的报道帮了不少忙。

[10] 事实上，后来我才知晓，不只是法国驻柏林大使馆，法国驻莱茵兰的领事馆也获得了类似情报。早在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从1934年10月开始，莱茵兰领事馆就开始不断向巴黎发出警报，称注意到德国为了重占莱茵兰而加强了当地的准备活动。然而不幸的是，法国政府对这些情报置若罔闻。更加不幸的是，就连法国军方对此也不以为意。有关的情况可以参考本人的著作《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第251—260页。

[11] 通常来讲，新闻记者会用威廉大街指德国的外交部，这条柏林的街道很短，却很有名。希特勒的总理府官邸、戈培尔的宣传部以及鲁道夫·赫斯的党办公室都坐落于此。因此，我有时会在文中用威廉大街指代上述任何一个纳粹德国的有关部门。

[12] 四天之后，也就是3月2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见到了希特勒本人。之后，他在向巴黎汇报的电文中说：“希特勒看上去局促不安、紧张、情绪异常。”大使此行的目的是向希特勒重申法国愿意与德国重建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希特勒对他的提议显得“毫无兴趣、充满厌恶”。希特勒还要求弗朗索瓦-蓬塞保守秘密，不要让外界知道此次会谈的存在，对于这个要求，大使感觉有些奇怪。

[13] 《洛迦诺公约》于1925年10月签署，签约国包括西方四大国（英、法、意、德）和比利时。其主要内容包括：保证德比、德法边界不受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兰非军事化的规定。《凡尔赛和约》第42和43条有关莱茵兰非军事化的规定如下：莱茵河西岸以及东岸50千米以内不得有德国军队，也不得设防。巴黎和谈时法国福煦元帅要求德国把莱茵河西岸的领土全部割让给法国，这一要求遭到了谈判委员会的拒绝。为了补偿法国，最终决议设立莱茵兰非军事区。法国和比利时希望通过设置非军事区，使德国今后无法再像1914年那样突然向西线发动进攻。

[14] 根据陆军大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纽伦堡法庭上的供词来看，当时越过莱茵河的只有三个营，德军指挥部只调遣了一个师的力量用于占领莱茵河两岸的非军事区。然而当时盟军情报部门都高估了希特勒的实力，我在撰写新闻稿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我们都认为希特勒至少派遣了3.5万名士兵，约等于三个师的兵力。希特勒本人后来告诉他的下属：“事实上我当时只有四个旅的军力可以用于支配。”总而言之，当时法军的实力远胜于德军，无论是兵员数量、装备水平，还是训练素养，都不是德军可以比肩的。

[15] André François-Poncet：The Fateful Years. Memoirs of a French Ambassador in Berlin. 1931-1938，p.193.

[16] 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发生纵火案，尽管火灾只是对大厦内部造成了损毁，但是希特勒坚持不再修复它。此后，国会开会地点就改为了克罗尔歌剧院。我一直认为这是个挺合适的地方。

[17] 在纳粹当政的头几年中，凡是遇到外交领域的冒险行动，希特勒常常会选择在星期六做出重大的决策。据说原因在于，有人告知希特勒，每逢此刻，英国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都会离开伦敦，前往郊区休假，在此期间他们都极不乐意打理政事。一年前的1935年3月16日，也是周六，希特勒选择这一天宣布废除和平条约、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据说，希特勒断定英国政府在周末不会正常办公，这样一来法国政府肯定也不会在周六当天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以对抗德国，而没有英国的支持，法国肯定不会独自轻举妄动。
后来我了解到莱茵兰危机发生的那个周末的具体情况。周六一大早，就在德军进入莱茵兰之后不久，法国驻伦敦大使夏尔·科尔班就打电话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艾登直接告诉科尔班，现在首相大人和阁员们都在郊外休假，一切问题都只能留待下周一上班之后再行讨论。科尔班向艾登恳求，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希特勒就可以白白获得48小时的时间，在这期间德军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完全可以进一步加强在莱茵兰的势力。然而，包括懒洋洋的首相鲍德温在内的所有英国政府内阁成员都不愿为了此事而放弃周末野外休假的传统。然而，直到很久之后，我和艾登亲自进行了交谈，也阅读了他的回忆录，才知道艾登所谓的休假实际上只是一种借口，英国政府以此来拖延时间，防止法国向莱茵兰进军。只要拖过了周末，法国再出兵就已经太晚了。英国政府的这个外交策略真是让我完全无法理解，简直就是令人崩溃的自杀行动。法国政府所采取的外交策略同样让我无法理解。很久以后，我对法国外交档案进行了研究，我确信当时即使英国政府鼓励法国派兵出击，法军也不愿在那个周末这样做。当时法国总参谋部和法国政府都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法国政府的时任内阁是一个过渡内阁，由激进社会党人阿尔贝·萨罗充当总理，他所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站好临时岗，等待4月底的大选。

[18] TMWC.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Nuremberg documents and testimony. Vol. ⅩⅤ. p.352.

[19] Paul Schmidt：Hitler’s Interpreter，p.41.

[20]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pp.211-212.

[21] Schmidt，Hitler’s Interpreter，p.41.

[22] TMWC. Vol. ⅩⅪ，p.22.

[23] 戈培尔为了这场公投表演费尽心思，以至于我觉得他表演得过火了。齐柏林飞艇的设计师胡戈·埃克纳博士告诉我，戈培尔亲自登上“兴登堡号”飞艇，命令飞艇要在柏林和德国各城市巡游，为这场“只能投赞成票”的公投造势。戈培尔后来宣称“兴登堡号”巡游了42个城市，但实际上只有两个。

[24] NCA.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Part of the Nuremberg documents. Vol. Ⅶ，p.890. （Document L-150）

第十章 闲暇生活：1935—1937

作为记者，我们似乎总是忙于报道当代史，竭力去诠释那些事件，赋予它们意义，但私下里我们也尝试着让自己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毕竟，我们依然是普通人，或者说我们假装是普通人。

有时候，国内读者读了我们发回的新闻报道，他们会通过读者来信栏目对记者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问。比如，记者忙于报道世界各地的危机和灾难，他们有时间享受普通人的生活吗？事实上，我们在尝试这样做。我们每天都工作12个小时以上，当我们休息时，会努力使自己不去想工作的事情。我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娶妻生子，我们很爱家人，会和他们一起玩耍，有时也会吵闹，我们也会像其他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在希特勒的疯狂帝国。偶尔我们会在晚上忙里偷闲，陪着他们去看一场歌剧、听一场音乐会或者看一场话剧。尽管纳粹近乎愚蠢而疯狂地禁止一切犹太裔的小说家、音乐家、作曲家和演员发表作品或公开演出，但是总的来说，柏林三大艺术表演机构还是维持了高水准。大多数驻柏林的记者需要为美国本土的早间报纸供稿，由于时差，我们一般要加夜班，所以陪着妻儿出去娱乐的机会并不多，顶多参加一些鸡尾酒酒会或正式聚会。从傍晚5点到晚上9点是我们最为忙碌的时间，我们要把白天采访的新闻做最后的确认，写成新闻稿，然后打电话到巴黎或伦敦，通过那里把稿件最终传回纽约。

工作结束后，从午夜到凌晨2点之间，我们许多同行会聚到塔韦纳小酒馆，那里有一间靠角落的大包厢，预留给英法美三国驻柏林的记者。我们会在这里吃一些东西，喝一点红酒或啤酒。如果有谁需要或者喜欢的话，也可以来上一些烈酒。在聚会的过程中，我们会相互交流一天工作的心得，比如今天是如何报道纳粹的，有什么政府官员试图阻止我们报道，或者是故意欺骗我们。偶尔也会有少数的德国本地记者或报社编辑加入——他们常常不请自到，有时会向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提供一些有关希特勒身边权力斗争的内幕，但我们还是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和他们消息的真实性。我们知道，其中至少有三四个记者，其实都是前来监视我们的德国间谍，他们为戈培尔、希姆莱或戈林工作，甚至可能就是希特勒自己派来的。在纳粹德国，我们很快就学会如何与这些间谍打交道，如何忍受他们，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塔韦纳小酒馆的老板叫维利·莱曼，他总是自称自己的小酒馆充满了意大利风情。小酒馆里的意大利面和小牛肉味道做得都非常好，但是维利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直率的德国人，从他身上感受不到任何意大利人的气息。维利的夫人羞涩、苗条而有魅力，是比利时人。也许因为维利不知道如何去奉承当局，也许因为他总是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很友善，还也许是因为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所以纳粹一直对他很不友善，常常威胁要查封酒吧。事实上，大约在战争爆发的一两年后，维利的小酒馆真的关门了。

通常情况下，都是由诺曼·埃巴特负责主持小酒馆聚会。他是伦敦《泰晤士报》驻德国的记者，他一般坐在角落里，叼着大烟斗，滔滔不绝。他会用自己高音调的嗓音告诉我们今天他搜集到了多少新闻，他的东家又多么害怕触怒希特勒，几乎完全不会刊载。他是一位极为优秀的记者，是整个小酒馆里消息最灵通的外国记者。对我而言，他那些被东家拒绝登载的新闻成了我的意外收获——诺曼会定时把这些消息告诉我。我们会趁着小酒馆十分喧闹的时候悄悄交谈，或者走到小酒馆外面，在黑夜里边走边谈，这样潜伏在我们附近的德国间谍就无法监视或监听我们了。

参加聚会的同行形形色色，三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是常客。他们的驻柏林办公室主任吉多·恩德里斯正值花甲之年，开始受到病痛的折磨。不过他每次来小酒馆都会穿着花哨的赛马服装，还配上亮红色的领带——这样可以让他看起来既健康又年轻。这个和蔼的老人在政治上似乎持中立态度，对纳粹也没有太多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之后，德国逮捕、监禁了《纽约时报》驻柏林的记者，他从而接替了同事，成了新的驻柏林记者。他很资深，在行业中享有盛名。他是瑞士与意大利混血，还持一本瑞士护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对政治持中立态度的原因之一。瑞士人对于中立问题总是有自己的独特感受。

作为外国记者，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纳粹政权充满憎恨之情，但吉多对我们的观点毫无兴趣，也并不赞同我们。在他看来，我们和纳粹一样，看待事物都太意识形态化了。吉多有一种小孩子般的天生的幽默感与喜悦感，所以任何人都无法激发他的负面情绪，他对一切外在的人和事物都不以为意。

据我了解，《纽约时报》绝大多数从柏林发回的报道是由吉多的两位助手撰写的。其中一位叫奥托·托利舒斯，负责报道大多数重大事件。奥托40多岁，有波罗的海人的血统，思想周密，工作时专心致志，总是竭尽全力去挖掘新闻内幕。另外一位助手名叫阿尔·罗斯，特别和善，看上去有点迷迷糊糊的，非常招人喜欢。常常来参加聚会的还有合众社驻德国办公室的主任弗雷德·厄克斯纳，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美国南方人，总是很安静，显得谦逊温和。但他为了抢到独家新闻，总是和纳粹产生矛盾，与其他驻德新闻机构的负责人相比，他与纳粹的关系算是最糟糕的。除了弗雷德，合众社还有几个职员，大多数也只有20多岁，他们常常喜欢跑到塔韦纳来打发晚上的时间——我们觉得合众社驻柏林分社总是特别受有激情的年轻人青睐。其中一个年轻人叫埃德·贝蒂，长着一张丘吉尔似的圆脸，敏捷机智。他肚子里装满了有趣的故事和歌曲，每当我们辛苦了一天，与他交谈都会成为一种享受。还有霍华德·K.史密斯，他之后成为广播新闻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还有理查德·赫尔姆斯，后来颇受争议地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当年我们打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个颇显无知、幼稚，风度翩翩而又独具魅力的毛头小伙子竟然有做情报局局长的潜质。

当年还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也参加过我们的酒会。他在二战爆发前从莫斯科调至柏林，短暂地待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后来名声极为显赫，他就是乔治·凯南。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这个年轻人太擅长从事外交了。当年有一段时间，凯南一度向我吐露心声，说自己对于外交事业感到迷茫，因此在考虑是否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那段时间，他对从事文学事业充满了期待。事实上，我记得他当时深受契诃夫的影响，已经开始撰写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凯南还说自己有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学计划，希望把所有主要的俄国作家的原著好好整理、编辑、重新翻译。他筹划中的作家名单过于庞大，从普希金到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直至高尔基。关于文学翻译这个问题，凯南还告诉过我一些我从未意识到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往的俄语文学翻译工作，包括康斯坦丝·加尼特的翻译是严重不足的，没有任何一种翻译后的语言能够完全表达出原来的意蕴。这个观点我很赞同，我读法语与德语著作的时候，也深有此感。而俄语作为一种极为复杂与艰涩的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就更为严重。不过，凯南确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好这件事情，会比之前的译者翻译得更好。

事实上，战争刚刚爆发没多久之后，凯南真的接到了这样一个提议。当时美国有一家业界领先的出版商，他们做了一个翻译俄文著作的项目，委派凯南负责。凯南一方面尽己所能翻译了大量小说，另一方面还审查其他译者的翻译成果。他说自己心里曾有很大的冲动，想辞去外交部的工作，把余生都投入如此有趣的事业。

然而，凯南最终还是决定留在了外交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经历了很多的挫折，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墨索里尼倒台后，各方在里斯本就意大利单独媾和的问题举行谈判，凯南在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战后，凯南成了美国驻苏联大使，之后回国在国务院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国务家，凯南最终彻底离开了外交圈，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成了大师级的人物，撰写了许多与外交政策相关的意义重大且文笔优美的著作。

塔韦纳小酒馆的常客中，还有两位同姓的朋友（虽然两人并无亲属关系），他们都姓巴恩斯，都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也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叫作拉尔夫·巴恩斯，另一位叫约瑟夫·巴恩斯。我和拉尔夫在巴黎工作时就认识。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柏林的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被调去了伦敦。约瑟夫则从莫斯科办公室来到柏林。

拉尔夫来自美国的俄勒冈州，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对生活、新闻事业以及学习充满了近乎纯真的激情。当年在巴黎的时候，他出门时总会抱着一大堆书，其中有两三本《不列颠百科全书》，以至于走起路来整个人摇摇晃晃的。拉尔夫的夫人埃丝特是一位有亚美尼亚血统的美国人，长得很漂亮。他们夫妇当年在大学时候就相爱了，后来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全家成为我们在柏林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过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由于我所属的报社与《纽约先驱论坛报》并无直接竞争关系，因此我和拉尔夫经常合作报道新闻。特斯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德文很好，经常也会帮助我们。

拉尔夫被调到伦敦之后，我和前来接任的约瑟夫也成了好友，我们也在一起工作。在所有驻德国的美国记者中，约瑟夫的受教育程度最高。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主修中文与俄文。约瑟夫在中国和苏联都工作并生活过，他甚至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口语水平，还去苏联的一处集体农场和工厂工作过。他热爱读书，闲暇时学会了法语和一些德语。约瑟夫本来可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一定会大有前途，但是他本人志不在此，反而对学术性不高的新闻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约瑟夫做过多年海外记者，成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负责外国报道的编辑，还给纽约一家短命的小报纸做编辑。由于后来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约瑟夫最终被迫放弃了记者职业，晚年改行从事出版。我一直相信以他的能力，只要继续下去，一定可以到达新闻业或出版业的巅峰。可惜命运无常，他的遭遇常常提醒我，我们国家曾经拥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但是他们的才华都被国家白白浪费了。

路易斯·洛克纳是美联社驻柏林办事处的资深负责人，曾经因为对德国的杰出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但是他很少来塔韦纳小酒馆。他娶了一名德国妻子，他本人和一位德国前王子以及其他王室成员是密友。他在家里甚至不说英语，只用德语交流。除了工作以外，洛克纳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德国化的。尽管他喜爱与王室贵族结交，但他并不是一个势利眼。他的头稍有秃顶，戴着厚厚的眼镜，行为举止总是透露着一股老学究的气息，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旧派的乡村教师。

洛克纳出生在密尔沃基，我猜他就是在这里学会德语的。当地进步的德国移民众多，他深受环境影响，早年他在这里成了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与和平主义者。1916年一战期间，他和亨利·福特踏上了命运多舛的和平之旅，漂洋海外。但当我抵达柏林时，他的思想变得更加保守了，对于外在的一切事情都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或意见。他看起来天性平和，似乎和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洛克纳的精力极为旺盛，他总是处于不断工作的状态中，我们甚至怀疑他从来没有稍微停下来思考过。他在柏林有众多消息源，于是他把全部的亢奋精力放在搜集各种最新消息和有亮点的新闻上。尽管这些新闻琐碎且微不足道，但的确都属于“独家新闻”，我确信它们能成为美国版报纸的头条，深得社领导的欢心。然而，一旦真正的大事件爆发，洛克纳却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些重大事件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也不再是“独家新闻”，到了这个时候，洛克纳就显得置身事外了。

自从多萝西·汤普森被驱逐出境以后，《芝加哥论坛报》的西格丽德·舒尔茨就成了我们美国记者中唯一的女性。与洛克纳一样，西格丽德也精通两种语言。她的父母在一战爆发前来到德国定居，她在德国接受了教育。她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女性，但终生未嫁。等我逐渐与她熟识起来以后，我就觉得，尽管她非常喜欢新闻，命运却没有眷顾她。她很努力，精力充沛而且消息灵通，是个好记者，但写作能力很差；她对政治充满了热情，但对于英语没有什么良好的感觉。她在德国生活了很久，对德国人却深深失望，而且憎恨纳粹，也许正是因为在德国待得太久，看得太透。二战后西格丽德出版了一本书《德国人会再次行动》。在西格丽德的眼中，德国人在1914年和1939年两次发动战争，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再来第三次。

上面我谈到的这些人就是我的一些美国同行。我们多数人晚上都会聚在塔韦纳小酒馆。对我们而言，在充满混乱与丑恶的纳粹世界中生活和工作，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我们紧张，终日与令人厌恶的纳粹做斗争，更为我们所闻所见所报的事情烦扰，塔韦纳小酒馆成了我们暂时的世外桃源。我们安静而友好地聚在一起，彼此汲取能量与勇气，以面对未知的新的一天。

柏林的生活是冷寂的，除了喝酒以外，我和特斯也主动找些乐子。我们曾经只花100美元就从一个破产的德国拳击运动员（他是我们在酒吧里遇见的）手中买来了一艘帆船。这艘船配备18支桅杆，装备有斜桁纵帆装置，还有一个小舱室，里面可以放下两张小床。夏季来临时，每当我和特斯被柏林的紧张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我们就会驾着这廉价的一叶扁舟迅速逃离城市，去远郊享受一个假期。事实证明，这种休息方式对缓解疲乏、舒缓焦虑效果不错。

偶逢夏日的周六下午，如果我估摸今天不会有重大事件爆发，我就会与特斯一起驾船出游。我们会先坐有轨电车到柏林周边的哈弗尔湖，我们的帆船泊在附近的小船坞。我们驾船行进八九英里，找到一处安静的小河湾抛锚停船。我们会在湖里游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泳，然后吃伴有红酒的晚饭。酒足饭饱，我们会听广播，看看当天有没有爆炸性新闻——如果不巧有大事件发生，我们或扬帆或划桨，把船驾回岸边。在河岸附近的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咖啡，再打电话呼叫一辆出租车来接我们回去工作。

如果一切正常，我们就在船舱里美美睡上一觉。周日早上起床，我们在甲板上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迅速地翻一翻报纸。尽管纳粹控制出版的报纸往往愚蠢而无趣，但是对于新闻记者，这些报纸有一定的作用。我常常通过阅读周日的报纸来发现周一可能发生的新闻——这为弄清第三帝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背景故事。我一般会顺便做些笔记，留着晚上工作之用，然后把这些报纸扔进包里；之后我和特斯会再跳进湖里，然后躺在甲板上晒一个小时的日光浴。最后，我们会享用一点剩下的三明治和啤酒，然后把船开回岸边，随风沿岸停泊。驾船出游的感觉是无比美好的，不管驶过的湖泊或河湾是多么狭小，只要身在其中，身上所承载的那些焦虑都会立刻被留在岸上。身边是如此安静，只有波浪拍打船底的声音，心灵的宁静是别处得不到的。

除了喝酒与短暂的休息，我还会有一些休假，通常一周至三周，让我能够摆脱工作，足够我恢复身心健康了。

我在前文提到，1935年我短暂地回到纽约休假，由于负担不起特斯的旅费，所以她只身回到了祖国奥地利，在阿尔卑斯山区登山以打发时间。来年的6月，我们一起去了杜布罗夫尼克旧城，这座充满魅力的古老海港坐落在亚得里亚海畔，它曾经为威尼斯所有，后来又落入了奥地利手中，现在属南斯拉夫。[1]在杜布罗夫尼克旧城外的一处海岸边，住着一位羞涩而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士。她操一口温柔的美国南部口音，靠一点俄方给的抚恤金生活，她就是凯瑟琳·安·波特——著名短篇小说集《开花的紫荆树》的作者。我读过她的著作，对她的才华充满了仰慕。我本想利用这次休假的机会去拜访，但她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我的请求，不希望自己被打扰，我只好遵从。后来，波特女士名声愈隆，我也从其他的一些渠道了解到了她更多的情况，但是每每想起那年的擦肩而过，心中总有遗憾。

后来我们还与尼克博克夫妇一起在达尔马提亚地区度假。当时他们刚刚从阿比西尼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采访归来，那里意大利军队正在进行侵略战争。这次采访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他们在当地亲眼看到，为了提高对阿方军民的杀伤率，意大利军队甚至使用了毒气弹，而且对城内一切建筑进行毫无区分的轰炸。相比之下，阿方抵抗部队的装备水平极端低下，他们甚至手持长矛与弓箭进行战斗。据尼克博克说，阿比西尼亚人之惨简直不可名状，但是他们誓死不降、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也同样数之不尽。由于抵抗完全是无组织的，因此想要统计他们真正的伤亡情况几乎不可能。尼克博克告诉我，我的老朋友、来自《芝加哥论坛报》的比尔·巴伯也在那里采访战况。他前往一处战斗地点调查伤亡情况，却不幸死于高烧。巴伯的遗体被埋在了亚的斯亚贝巴，他是最早死于意外的美国战地记者之一。

那些年的度假之所以那么令人难忘，因为那正是我与特斯情深意浓的时光。特斯当时26岁，我也才32岁，婚姻与爱情都新鲜诱人，时光与环境还没有消磨我们的挚爱。我们觉得这段婚姻充满了快乐、激情与和谐。尼克博克夫妇的加入，让我们这个四人组变得更加开心。到了第二年，我们两家又聚在一起休假，不过这也是战争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度假了。

后来我在日记中发现，当初我刚刚到达柏林的时候，常常为希特勒的罪恶行径困扰，我对现实的沮丧促使我找到了另一种方式逃离希特勒的世界。

我决定利用两次印度之旅的经历写一本小说，故事就设定在印度当地。我于1930年和1931年两次前往印度，当时正值甘地先生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不能让印度的故事从我手中溜走。

我的日记记录到大约一年后，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这让我“如释重负”。不过我必须承认，虽然我竭尽所能，努力写作，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但初稿写得并不精彩。值得庆幸的是，它从没有出版面世，省却了我丢人现眼的烦恼。不过，它曾经差一点点就被付梓了。当时布兰奇·克诺夫答应我，只要我把初稿好好修改一下，她会想办法把书出版。然而后来我忙于报道希特勒越来越引人注目且具有威胁性的消息，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修改了，此事不了了之。后来纽约的一个经纪人贝雷妮丝·鲍姆加腾还给我写信，保证说“只要这本书出版了，就会把它摆在最畅销的位置”。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诱惑。据说绝大多数新闻记者梦想着在有生之年写一部小说。我本人也相信这样的说法，不仅写了一部，还差点就出版了。对于一个整日忙于琐碎报道的记者来说，只有撰写并出版著作才能让自己远离喧嚣，真正安静思考。对海明威来说就是如此，他把自己当年在巴黎做记者的经历与见闻作为素材，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太阳照常升起》；辛克莱·刘易斯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与我在维也纳相逢，他告诉我他的作品《大街》就是来自自己的记者经历。除去这些伟大的作家，我身边也有两位亲密的朋友兼同事利用自己的见闻写书——吉米·希恩和约翰·君特，他们都是来自芝加哥的记者，分别出版了《私人历史》和《欧洲透视》。

希恩和君特的经历证明，要想真正写出书来，只有两条道路：要么离开记者岗位、进行专职创作，要么就是前往大学任教。

可是在我心里，记者职业充满了激情，能够在纳粹统治的时代从柏林发回新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的意义远比写作重大得多。至少对我而言，能够通过一篇篇新闻稿来描述这个时代的真实大戏，要比写一部小说有意义得多。我不想放弃我的记者生涯。

最终，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出版那部有关印度的小说，尽管我相信自己在小说中为甘地先生塑造了很好的形象，但是我想他并不属于这部小说。后来我又逐步撰写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记，那才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至于小说本身，我杜撰出来的人物都非常死板，特斯认为我塑造的女性角色一塌糊涂。

不过这部失败的小说并不意味着我从此放弃了写书的梦想，也不代表我对写小说这件事情失去了兴趣。事实上，当时我已经产生一个新的念想：把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正在经历、感悟与理解的事情写成一本新的小说。不过，这个念想迄今都没有付诸实践。我必须承认，在写小说方面，我始终不是一个能手，我还不够成熟。然而，在新闻行业，我却发现了自己的天分与能力。

我决定，为新闻梦想坚持到底。

这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不断发生了一些大事件，在柏林也引发了震动，作为记者，我们必须紧密追踪这些动态。

1936年5月2日，墨索里尼的军队胜利结束了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战争，进占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场胜利对于墨索里尼来说意义极为重大，他不但夺取了阿比西尼亚，还成功地对抗了国联和英法两个西方大国。后者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表示反对。

墨索里尼的胜利标志着国联的彻底衰败，这让柏林城内呈现了一片欢悦气氛。在德国人的眼中，国联建立在德国战败的基础之上。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德国早就宣布退出了国联。除此之外，希特勒确信，意大利的胜利将使墨索里尼再也不会顺从英法了。相反，元首确信，意大利与纳粹德国会进一步接近，德国会把它拉入自己的阵营，从而结束纳粹德国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的现状。

让我想不通的是，希特勒竟然对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物充满了十万分的仰慕，他认为墨索里尼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世界级的领袖人物。他竟然还认为，意大利是一个全球性的强大国家。一开始我完全不相信希特勒会如此看重墨索里尼，或许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墨索里尼比希特勒提前十年就在一国之内建立了法西斯统治，希特勒甚至可能还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经验。希特勒是一个极其善于把握他人性格与特征的人，但面对墨索里尼，他完全看不出墨索里尼根本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让我很震惊。[2]更让我震惊的是，希特勒作为一个合纵连横的高手，对于欧洲权力平衡态势了然于胸，却错误地高估了意大利的实力，一心将其奉为自己的盟友，乃至唯一的盟友。

随着意大利成功征服阿比西尼亚，德意两个法西斯独裁国家相互靠拢的速度加快了，开始逐步建立起同盟关系，最终共同走向致命的结局。德意的结盟对英法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而且就连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1936年7月18日的夜间，我在日记里写道：

西班牙遭遇了麻烦，当地发生了右翼势力的叛变行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其他地方都发生了战斗。

就在前一天，被流放至西属加纳利群岛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岛上宣布发动军事政变，西属摩洛哥也宣布响应。第二天，叛变就蔓延到了西班牙本土。当时我们在柏林收到的有关消息都是比较粗略的。叛军将领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都宣布自己一方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7月27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目前看起来，西班牙政府军占据了上风，发生在当地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叛变已经被平息。然而，上周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不得不令人紧张。据传，德国纳粹敌视西班牙共和政府，因此纳粹党内正在考虑要援助佛朗哥叛军。

过了几天之后，事态变得很明朗了，德国准备给予佛朗哥叛军相当规模的援助。对于希特勒而言，这世界上出现第三个法西斯国家，当然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而且一旦佛朗哥掌握政权，就意味着法国的边境出现了一个亲德意的法西斯国家，这足以在法国国内引发更大的冲突与恐惧。在希特勒心中，当年一战的时候，德国就是因为被协约国东西线合围才遭遇失败的，因此他渴望佛朗哥的西班牙与纳粹德国一起两线威胁法国，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3]

事实上，西班牙内战爆发五天之后，也就是7月22日，希特勒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支援佛朗哥了。内战刚刚爆发，希特勒正在休假，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例行休息几天，前往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21日夜间，希特勒听完音乐会之后，收到了佛朗哥特使送来的加急求助信。当晚戈林和勃洛姆堡恰巧也在拜罗伊特，希特勒召见了他们，连夜就做出了决定，接受佛朗哥的请求，支援西班牙叛军。

尽管德国给予佛朗哥的援助力度远远不及意大利，但是其规模也是极为惊人的。意大利向佛朗哥提供了超过5万人的部队，还有大量的单兵武器、坦克与飞机。德国则向佛朗哥提供了5亿马克（约合1.25亿美元）资金，还有大量武器，向西班牙战场投放了30个反坦克作战连。希特勒还秘密组织了6000人的秃鹰军团和一支拥有地面保障力量的空军部队协助叛军。秃鹰军团因为发动了对巴斯克人的小镇格尔尼卡的轰炸而变得臭名昭著——这座城市几乎被完全摧毁，许多平民丧生。[4]与德国庞大的军备力量相比，希特勒给予佛朗哥的帮助只是九牛一毛，但是这次微不足道的投资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希特勒援助佛朗哥的目的在于摧毁欧洲另一个民主政权，建立起法西斯统治，而且他盼望西班牙法西斯政府会实施仇视法国的外交政策，在必要的时候再加上英国（尽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英国政府采取了较为偏袒佛朗哥势力的政策）。这样一来，德国就可获益。西班牙内战在法国引发了政坛的分裂，右翼党人支持佛朗哥叛变夺权，左翼党人则希望能够挽救西班牙共和国，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叛变者。英法之间的分歧也进一步扩大，左翼人民阵线执政的法国政府担心佛朗哥一旦取胜会威胁法国的安全，而保守党掌权的英国政府则对保守主义、敌视共产主义的佛朗哥势力充满同情。

当时苏联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因此希特勒一心盼望佛朗哥取胜，这样就能对苏联造成打击。他担心一旦佛朗哥失败，共产主义势力可能就会在西班牙共和国内部蔓延。然而事实上，与纳粹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右翼势力的宣传相反，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从来没有信奉过共产主义。

除了渴望政治上的投机回报以外，纳粹德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戈林后来对此大言不惭地声称，西班牙内战为德国新式的大炮、坦克、飞机和战斗部队提供了良好的试验场所。[5]

尽管我对希特勒干涉西班牙内战的行径深感不齿，但是我必须承认他的计划实在是聪明睿智。这是一次狡猾、深思熟虑且富有远见的政治投机行动。

然而，对于希特勒而言，干涉西班牙内战最大的收获是将意大利成功拉进了纳粹德国的阵营。

之前，德意两国政府尚未承认佛朗哥叛军是西班牙的合法执政者。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的第一年，1936年的10月，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来到柏林，与德国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规定在德意两国之间建立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几天之后，墨索里尼在一场演讲中夸夸其谈，将德意秘密协议盛赞为“轴心同盟”，著名的“罗马-柏林轴心”由此诞生。现在翻阅以前写的东西可以发现，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作为记者，在新闻稿中写下了无数的“罗马-柏林轴心”。极度自负的墨索里尼一刻不停地四处吹嘘这个轴心同盟，希特勒也在竭力哄骗民众，宣称德意同盟将会是欧洲新秩序的坚强基石。然而，历史最终会逐步证实，墨索里尼将自己与德国纳粹绑在一起，给自己带来的只有最终的灭亡和法西斯政权的崩溃。对于德国而言，与意大利结盟也是一桩赔本买卖，到了二战的后期，孱弱的意大利简直成了纳粹德国脖子上的一根索命绳。

尽管柏林和罗马到处在热烈地讨论德意同盟，伦敦与巴黎为此深感担忧，但是我对于这些评论都没有太当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完全不均衡、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尽管意大利有辉煌的历史与文化，其人民也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意大利缺乏自然资源和工业能力，纵然征服了阿比西尼亚，扩大了其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它也无法真正跻身列强之林。

“罗马-柏林轴心”只是一个门面工程。

1937年4月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已经是4月了，希特勒竟然没有丝毫异动。”我来到纳粹德国已近三年，此前每年的春季，希特勒都会发动突然袭击，搞出一些震惊全欧洲的大动作，今年的春天他却异常安稳。

1月30日，为了纪念正式掌权四周年，希特勒向国会发表了演说。他宣称：“以往所谓的惊喜的季节将彻底结束了。”目前看到，这是他第一次说话算话——现在已经进入4月，我们的确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异常举动。每一个记者都几乎要放松警惕了。

就在几天前，我接受齐柏林飞艇公司的邀请，计划于5月初免费乘坐一架新的大型“兴登堡号”飞艇回到美国新泽西州的莱克赫斯特，此次飞行是“兴登堡号”的首航。我曾经就“兴登堡号”飞艇写过好几篇报道，这艘庞然大物从法兰克福飞到纽约只需要两天半，比当时最快的越洋客轮节约一半的时间，回程则只需两天。乘它回家度假再返回，这可是一次新鲜的旅行。

环球通讯社之前本来允诺会从国内给我派一个助手，但是由于新一轮的经济衰退，所以这个扩员计划暂时被搁置了。纽约总部的工作人员不希望我离开柏林，中断报道，于是我只好拒绝了齐柏林公司的邀请。然而第二天，齐柏林公司的媒体公关员又给我打电话，说考虑到特斯之前也为我有关齐柏林飞艇的报道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公司愿意为特斯也提供一次免费的旅行。

当时出于某些我已经记不清楚的原因，我根本没有和特斯提过这次回国计划，礼貌地拒绝了齐柏林公司的盛情邀请。之后我就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了。齐柏林公司的飞艇在前一年进行了十次安全的越洋测试飞行，然后才正式投入商用。每年夏季，飞艇都会执行横跨大西洋的飞行计划。对于公众来说，齐柏林飞艇横跨大西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

在此之前，美国报界为齐柏林飞艇的事情热炒过一段时间。当时美国国内有反对的声音，认为美国不应该向齐柏林飞艇公司出售飞艇所需的氦气。去年春季，我还遇到了飞艇的设计师胡戈·埃克纳，他告诉我他为了此事专门跑到华盛顿去找老朋友罗斯福总统，希望他不要禁止美国对德出口氦气。显然美国当时是唯一能出口氦气的国家，这种气体不易燃。据埃克纳说，罗斯福总统本人对氦气出口问题并没有什么意见，但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是一个强硬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力主对德国实行氦气禁运。最终哈罗德部长的意见占了上风，从1936年夏季开始，往返于法兰克福与莱克赫斯特之间的齐柏林飞艇都改充氢气，这是一种极其易燃易爆的气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可能也就是我没告诉特斯我替她拒绝了免费乘坐齐柏林飞艇飞回美国这一提议的原因。

5月7日凌晨4点钟，还在睡梦中的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打电话来的是我们报社驻伦敦办公室主任比尔·希尔曼。他告诉我“兴登堡号”飞艇在莱克赫斯特附近准备着陆时坠毁了，整个飞艇陷入熊熊大火，艇上人员死伤惨重。[6]纽约办公室要求在一个小时内知晓德国方面的“回应”。

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给齐柏林飞艇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和建造师路德维希·迪尔博士打电话求证，可是他一无所知，拒绝相信我说的话。当时是凌晨时分，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人可以采访，只好给比尔·希尔曼回拨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柏林方面对此事唯一的“回应”就是，路德维希·迪尔博士表示，此事完全不可信。

挂了电话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此刻我心中不仅在为发生在飞艇和乘客身上的事情感到震惊，而且我完全无法相信，特斯和我竟然刚刚逃出了死神的魔爪。如果不是运气够好，我们可能已经葬身火海。我现在非常庆幸，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和特斯提起过这件事情。

第二天一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柏林当地的代表克莱尔·特拉斯克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在广播里谈谈德国方面对“兴登堡号”空难的反应。对我而言，做广播是一件很让人恐惧的事情，所以我拒绝了她。而且我当天非常忙，也腾不出时间去帮她的忙。纽约办公室给我发了电报，询问我德国人对此次事故有何最新的看法，特别是迪尔博士和他的助手们有没有查出事故的原因。纽约方面还想了解，由于之前美国拒绝向齐柏林公司提供氦气，现在改用氢气发生了事故，不知道德国民众对此有何看法。

特拉斯克女士依然不依不饶，我实在拗不过她，最终同意匀出15分钟做个简短的讲话。不过我一直在告诉特拉斯克女士，我生平从来没有做过广播。由于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还相当清楚地记着第一次播音的一些细节。我利用给环球通讯社写新闻稿的空隙匆匆草拟了一份广播稿，而这些广播稿必须第一时间交给德国航空部审查。我每写完一两页，特拉斯克女士就会匆匆地把它发给航空部。

距离广播的时间越来越近，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只将要下蛋的老母鸡，整个人紧张极了，就连肚子都在咕咕作响。我提前15分钟就来到广播室，特拉斯克女士原本和我约好在广播室碰头，她说她会把审查完毕的广播稿给我带过来，然而她迟到了。直到离播音时间只有不到5分钟，她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匆匆跑来。好在还剩一点点时间，我把审查完的稿件又看了一遍，发现航空部把我的稿件删除了一大段，其内容是纳粹政府怀疑反纳粹分子蓄意毁坏了“兴登堡号”。我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我已经把这篇报道发出去了。于是我又打电话和航空部的人争论了一番，最终败下阵来。等到我坐在话筒前面的时候，负责设备的工程师已经开始倒数60秒了。就在此时，我觉得嗓子里好像塞上了一只青蛙，紧张得根本说不出话来。现在想想，多么简单的一次播音，我却紧张成那个样子！

我使劲吞了吞口水，试着把嗓子清一清，然后就开始了。我明显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忽高忽低，而且在颤抖。我觉得嘴唇特别燥热，嗓子也干得要死。读完第一页之后，我觉得我开始摆脱那种紧张感了，但还是需要努力压制情绪。短短15分钟播音简直就是一场折磨。等到结束之时，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瘫软了。很显然，播音这玩意儿根本不适合我。

当晚我在日记里坦言：“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做一个播音员了。”

[1] 杜布罗夫尼克现属克罗地亚。

[2] 事实上，希特勒不是唯一一个盲目崇拜墨索里尼的人，在英国，就连萧伯纳和丘吉尔也公开赞扬墨索里尼，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他们本应对墨索里尼有更清楚的认识。

[3]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法国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最终必须有一场决定性的斗争来彻底清算我们与法国人之间的仇恨。”

[4] 格尔尼卡位于西班牙政府共和军支援前线的运输线上，秃鹰军团的轰炸将这座城市几乎完全摧毁。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就是为了纪念此事件而创作的。

[5] 1946年3月14日，戈林在纽伦堡审判过程中自豪地声称西班牙内战为自己检验德国新式空军的战斗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元首的许可之下，我把德国空军运输部队中的很大一批，以及许多试验型战斗机、轰炸机与防空炮都送到了西班牙战场，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确认这些武器在战争中能否符合我的要求。对于战斗人员来说，这也是一次训练的绝佳机会，我把大量的新兵派往西班牙战场，让他们接受战火的洗礼之后召回国内，然后再调派新的部队前去。”（Trial of the Major Criminals，Ⅸ，p.281.）

[6] 最终有36人死亡。

第十一章 全新领域的全新工作：1937

1937年的整个春夏时节，纽约方面一直有谣言传来，说总部准备关闭环球通讯社。很显然，环球通讯社一直在亏损，老板赫斯特则希望能够削减开支。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很显然，我又要开始准备找一份新工作了。

1937年5月，《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老板兼发行人弗兰克·诺克斯来到了柏林，他问我有没有兴趣为他们报社工作。诺克斯说，报社的外国新闻编辑卡罗尔·宾德已经在社里当驻外记者许多年，7月就会退休，他希望在此之前能够与我合作，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东西出来。

与此同时，我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纽约时报》。在我接近30岁时，我就到《纽约时报》报社求过职，但令我不解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始终拒绝为我提供一份工作。十年前，现任《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埃德温·詹姆斯还在做《纽约时报》驻巴黎办公室主任，当时我就去找过他。之后1935年我回纽约休假期间，又去找过他一次，可惜都是无果而终。在我看来，回到纽约的詹姆斯像以往一样和蔼可亲，令人捉摸不定。

现在两年已经过去，环球通讯社的关张之事已经注定，我决定再去《纽约时报》碰碰运气。这次我决定去找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他曾经是《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现在正处于退休前的阶段，在欧洲做首席驻外记者。由于对一名德国女性颇为倾心，因此伯查尔在欧洲大多数的时间待在了德国。他本身是英国人，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精力充沛。他在纽约从事了一辈子新闻工作，始终没有抛弃自己的英国国籍。我初次见到伯查尔之后，他对我很客气，之后我们谈过很多次，还在一起喝过酒，我相信这次应该会有所斩获。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估计《纽约时报》驻柏林的办事处会在秋季招募我，当然也可能会把我送到苏联办事处去。在德国度过了三年时光，一想到可以去苏联，这就让我兴奋并充满期待。我们连薪水问题都已经谈好了，不过他们愿意支付的薪水并不高。

想到能够为一家报社而不是通讯社工作，而且是我梦寐以求的知名报社，我就非常开心，我变得不在乎环球通讯社会不会倒闭了。7月初，我和特斯一起从柏林飞到伦敦度假，我们在那里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卡罗尔·宾德。我以为宾德会为我提供一份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工作。当时《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都已经许诺要给我提供工作，我不必再担心会失业了。之后，我和特斯以及尼克博克夫妇一起去德文郡看望保罗·加利科。我们在加利科的家里小住了一段时间。当初我在加米施报道冬奥会时与他结识，那时候他作为自由记者进行报道。加利科现在在德文郡过上了乡绅般的生活，他家里甚至有一位他声称怕得要死的管家。这可谓《纽约每日新闻报》的一位前优秀体育记者的转折点。

从德文郡离开，我们穿越了巴黎去看世博会。当时环球通讯社纽约办公室的负责人西摩·伯克森也在法国度假，我顺便去和他商讨了一下未来的计划。他向我确认现在通讯社的业务欣欣向荣，一定不会被关闭。离开巴黎之后，我们准备向南，前往地中海沿岸的里维埃拉，那里是游泳和晒日光浴的好地方。我计划在当地待上十天，然后返回柏林上班。不过特斯不能和我同行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她要和尼克博克夫人一起待到秋季。

在伦敦的度假生活真的很愉快，我最亲密的老朋友尼克博克和杰·艾伦都跑来和我欢聚，他们二人都是知名的驻外记者，我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们了。我们在尼克博克家里待过一晚，卡罗尔·宾德也来了，大家一直闲聊到凌晨2点钟。原先诺克斯向我承诺，宾德会给我提供一个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以为宾德会在谈话间隙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录用和工作地点的信息。然而，当晚宾德根本没有提起过任何与此相关的事情。

当晚，我在日记里提起了一个我从未听说的人。

杰给我了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埃德·默罗的名字。杰说这个人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然而我和尼克博克明早就要去德文郡的索尔科姆，特斯和尼克博克夫人阿格内斯已经到了那里，在加利科家里安顿了下来，我完全没有时间去见这个人。

第二天早上，杰·艾伦去车站送我们，他建议我折返伦敦的时候，一定要见见默罗。这完全不可能，因为我和特斯会直接从普利茅斯前往巴黎，我们不会再折返回伦敦了。默罗这个名字很快就被我遗忘在脑后了。

我和特斯在巴黎世博会上参观了凡·高的画展，为他的作品惊叹。我还和西摩·伯克森喝过一次酒，他保证说环球通讯社一定不会关门的，据他说，事实上，通讯社目前第一次实现了盈利。

之前宾德的表现的确让我感觉有些懊丧，所以现在伯克森的说法让我精神一振，至少我可以确认自己不会这么快就失业了。之后我们就坐上了前往里维埃拉的火车，在法国南部的度假胜地勒拉旺杜度过了十天愉快的日子。我们在海中畅游，尽情享受日光浴和遍布各处的美食。一个新成员将加入我们的家庭，关于未来我们谈了很多，未来似乎一片光明。在我们休假的这段时间，希特勒与纳粹德国仍然占据着各大报纸头条，有很多新闻内幕值得大书特书。我决定，只要我有能力，我就必须与这段历史相伴而行。

不管战争是否爆发，柏林都不是一个适合美国人养育后代的好地方。别的不说，单有一件事情就令人无法忍受——纳粹对儿童的洗脑教育。由于纳粹的灌输教育，这些尚未成熟的儿童脑中充斥了最糟糕的胡话，而且过于严苛的生活让他们丧失了创造力，显得非常愚钝。但要想把我们的孩子和他的德国同龄人完全隔离，又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除此之外，充斥于德国境内的恐怖气氛，被纳粹煽动起来的恨意，对犹太人和异见分子的恐怖镇压，人行道上永不停息的长筒靴踏步声，广播中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尖锐嗓音，所有这些都无法为孩子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而且，特斯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她在某种程度上比我还讨厌柏林和德国人。

尽管生活和工作总是无法让人完全满意，但我和特斯很知足。在地中海边享受了近两周的日光浴之后，我于8月初回到了柏林。至于特斯，她要等到9月初的时候才回来。

8月14日，令人惊讶的坏消息还是来了，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因为赫斯特先生要减少亏损，环球通讯社最终还是被关闭了。至于我本人，则被转往赫斯特传媒集团旗下的另一家通讯社——国际通讯社。集团任命我担任国际通讯社驻柏林办公室的二把手，但是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职位。

我其实并没有介意做柏林办公室的二把手。在多施-弗勒罗的努力下，柏林办公室发展得不错。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当初就是他招聘了我。而这里的记者皮埃尔·胡斯是个不怎么样的人，他有亲纳粹的倾向，一直深得纳粹的欢心。他还总是建议我在报道新闻的时候“注意与纳粹保持步调一致”。

在我转往国际通讯社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和胡斯发生了冲突。当晚被纳粹政府驱逐出境的《泰晤士报》的记者诺曼·埃巴特将要离开柏林。我和诺曼是好朋友，他在工作上也帮了我许多忙，我想和一帮英美记者去夏洛滕堡火车站给他饯行。然而戈培尔提前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如果我们集体出现在车站，政府会把我们的行为视为不友好举动。当天，胡斯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我不要去参加晚上的送行，他说这会让国际通讯社难堪（国际通讯社向一批纳粹报纸出售新闻服务），会搞坏通讯社和当局的关系。

我直接告诉胡斯：“我是不会做一个懦夫的。”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一周以后，8月24日的大约晚上10点钟，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稿。负责传达工作的助手走了进来，递了一封电报给我。我注意到他表情有异，迅速扫了一眼电报，发现是从纽约发来的，上面说国际通讯社无法接纳环球通讯社的所有老员工，按照惯例我必须休假两周了。

我有点震惊。

环球通讯社的突然关张本来就应该给我提了醒，但我想国际通讯社给了我新的工作岗位，这至少可以让我不至于到失业的份上，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希望也落空了。宾德的冷漠和弗雷德里克·伯查尔的拖延本该警醒我的。当初环球通讯社刚刚关闭，我还很天真地立刻去找伯查尔，告诉他我现在就可以投入新工作，他却说，纽约总部方面对之前他们的决定有所疑问，所以9月之前我都无法加入报社。然而，我估计并不是纽约总部方面发难，而是伯查尔本人遇到困难，所以故意和我虚与委蛇。

我写完新闻稿后，将它发出，然后走出办公室呼吸新鲜空气。我沿着国会大厦背后的施普雷河走了很远。当天夜里温暖舒适，星空闪耀，河湾到处是寻乐子的人，看起来他们玩得非常开心，个个忘乎所以。我可真嫉妒他们。

我试着想想现在要做什么。如果伯查尔之前允诺给我的工作无法兑现的话，那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呢？也许我应该尽快回到纽约，但前提是我得能借到一张三等舱船票的钱。如今大萧条余波尚存，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想在欧洲本地找到一份报社的工作几乎毫无可能，似乎我也只能回纽约想办法了。

但是我在美国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可以利用。我离开美国已经12年了，我从来没有在纽约工作过。两年前我回美国的时候，曾去拜访《纽约时报》的总编辑詹姆斯，当时我就想在他那里找一份工作，但他一直推脱搪塞。至于另一位以前在巴黎的记者朋友威尔伯·福里斯特，他虽然现在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执行编辑，但是他早就告诉我报社现在不需要人手。

我还有什么人可以求助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我只能怪自己倒霉，谁让现在美国国内的大萧条还在持续呢。

在外面晃悠了一大圈，整个人昏昏沉沉，胸口好像压了一块大石，于是我回到了办公室。

在办公桌上我注意到了还有一张电报，事实上，这份电报比之前纽约总部的那份电报来得还早点，但是当时我在赶稿子，看都没看就把它扔到一边了。打开一看，是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发来的。

8月27日，你能和我在阿德隆饭店共进晚餐吗？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默罗

默罗还说他目前人在维也纳，让我给他发电报。

我记得当时我在伦敦度假的时候，杰·艾伦建议我去见这个人，但我当时没有时间。杰说默罗之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总部负责谈话或教育类节目，现在刚来伦敦不久，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驻外记者协助他。

我自己从来没有对广播业有过过多的思考。在柏林，我偶尔打开收音机，也只是为了听一下突发新闻或天气预报。还有一次我忙里偷闲，花了一个小时在广播里听一场交响乐，也有可能是歌剧，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对美国广播业的现状一无所知，我当初刚刚离开美国的时候，广播业在那里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想到现在竟然已经十分兴盛。记得5月份我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兴登堡号”空难，我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我从此发誓再也不会尝试这个行业，当然他们也没有再找过我。

8月24日晚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满是恐惧，没想到我在瞬间就失业了。特斯现在已经怀孕，我在心里仔细琢磨要怎样和她说起这个突然来的坏消息。

与此同时，我心里也充满了狐疑，我不知道默罗为什么会给我发电报。我想也许和访问柏林的许多业界大人物一样，他只不过是想征求我的看法。他要在柏林做一些广播谈话类节目，抑或有更好的消息？

1937年8月27日傍晚7点钟，我在阿德隆饭店的大厅见到了埃德·默罗。当时伯查尔还在敷衍我，所以我心情不佳。伯查尔向一些同行放出消息，说他正在招募我加入《纽约时报》，一些同行还来祝贺我找到“新工作”，然而这纯属子虚乌有。接到国际通讯社让我休假的电报的第二天，我又见到了伯查尔，他让我再耐心等上一个星期，他说报社总编辑詹姆斯周末就要从纽约来柏林出差了，到时只要他批准，我就可以正式上班了。可是听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现在麻烦很大了，因为伯查尔和詹姆斯作为《纽约时报》报社两位元老级的人物，他们之间一向不合，甚至讨厌对方。我心想，让你们这两个浑蛋和你们那狂妄自大的报社见鬼去吧。

我走进阿德隆饭店大厅，迎面看到默罗，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他英俊的相貌。他长着一头乌发，身材笔挺，下巴很尖，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我心想，他这个样子的人，一看上去就像做广播业的，说来自好莱坞也并不为过。默罗穿着整洁的黑色西服，像是刚刚熨烫过的，我想这套衣服可能是在萨维尔街[1]定做的。相比之下，我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皱皱巴巴的灰色法兰绒夹克。我现在几乎完全可以确定，默罗邀请我共进晚餐一定是希望我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显然，他不是第一个来游说我加入广播业的人了。我决定不买他的账，但是不管怎样，我想我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做出文雅的样子。

然而当我们一起走进酒吧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风度已经开始俘获我的心。他的眼神和谈吐让我相信他绝非好莱坞的浮夸之人。

我们坐了下来，点了两杯马提尼。我心里开始想着他会问我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开始谈论一些彼此都认识的朋友，越谈就越发现，彼此身边的熟人还真多，而且很显然，我们喜欢的朋友都是一类人：自由主义倾向、思想睿智的美国驻外记者，英格兰的工党成员，国内支持罗斯福新政的人。一轮酒毕，我们又点了两杯马提尼，默罗开始和我谈论他自己，他一直对保护德国境内的弱势人群很有热情，他想方设法把许多犹太人和知识分子弄出了德国，他还亲自前往一些美国大学委员会为这些逃亡者寻找工作。他问我是否认为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2]（美国加入了这一组织，但和国际联盟没有牵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默罗说国际劳工组织的主任、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约翰·怀南特是自己的好朋友。

接下来默罗开始谈论自己的老本行。他说美国广播业潜力极为巨大，现在广播业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但总有一天它一定会蓬勃兴盛。

他问我：“这个周末你愿意来我们的办公地点试试吗？”

我回答：“恐怕很难，我可能需要和《纽约时报》的人谈一下工作的事情，他们已经很明确地允诺要给我一个职位，之后我还想驾船出游。你想一起来吗？”

默罗听到了我的邀请，露出了热情的笑容：“当然想。在船上很适合聊天的。”

然后默罗突然狠狠皱了下眉头，然后露出了一个看似带有嘲讽意味的表情。

他问我：“你和《纽约时报》谈了多长时间？”

我说：“没有多久，伯查尔答应我说最近就会给我安排工作，但是一直没有落实。他说可能要等到下个星期，所以现在我只能这么干等着。”

默罗开始说到正题了：“我目前在伦敦工作，但我的办公室无法照顾到全欧洲的新闻，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我想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新的办公室，寻找一个有经验的驻外记者来帮我打理。”

这是几个月以来我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默罗问：“你有兴趣加入吗？”

我竭力压抑住自己几乎爆棚的兴奋心情，告诉他说我非常乐意。

默罗又问我之前的薪水水平，告诉我他愿意按这个标准作为底薪起付。

我之前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都是特别能挣钱的企业，员工工资也很高，所以我本来以为默罗给我开的薪水应该会比现在高。不过既然他已经开口，我就不便说什么了。特斯和我靠这每周125美元的工资可以过得刚刚好，即使家里多出一个成员也足够了。《纽约时报》的伯查尔对于支付这一薪水都稍显犹豫。不管怎样，按我目前的境况，首要任务当然是找到工作，不能为了薪水去吹毛求疵。经历了数天的忐忑不安，突然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我感觉到默罗很希望知道我究竟是如何想的，我没有急着回答，没准他会给我再加一点薪水。最后，默罗眯起了眼睛，忍不住先发话了。

他问我：“那我们就算达成约定了吗？”

我回答得有点结结巴巴：“我……我……我想应该是的，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默罗脸上浮现了一丝微笑，他希望能够缓解这种紧张的气氛，说：“对我而言更突然。不管怎样，首先要欢迎你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谈完了正事，我们享用了一顿美餐，然后又喝了点咖啡和白兰地。这个时候，窗外已经是深夜了。

默罗突然说：“哦，有个小事情我忘了和你提一下，嗯，你的嗓音。”

“我的什么？”

“你的嗓音。”

“你的嗓音，对于一个广播员来说，你的声音听上去可能很糟糕。我也担心过这个问题。你也知道，嗓音是广播行业里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比尔·佩利和公司的副主席们想先听听你的声音如何，下周我会为你安排一场广播，你需要就纳粹在纽伦堡的集会做一个15分钟的报道。”

我的脸色立刻黯淡下去，默罗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给我提供了一份全新领域的看似不错的工作，但是现在又告诉我这份合约是有条件的，前提是这个叫比尔·佩利的家伙对我的播音满意。

我问他：“谁是比尔·佩利？”

“比尔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广播网络的所有者。”

我瞬间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作为一个驻外记者，他不考查我智识能力和经验，反而要考查我的嗓音——这玩意儿是生来注定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去它的吧！

很显然默罗注意到了我情绪的低落，他试着安慰我：“不用担心，我确信一切都会很好的。”

1937年9月5日，周日清晨时分，我在柏林为公司做了第一场测试性的广播。一开始我极度紧张，我几乎把所有能犯的错误都犯了，搞得简直一团糟。我觉得这次广播比上次报道柏林方面对“兴登堡号”坠毁的反应还要糟糕。

时间一点点过去，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场折磨。我所能做的就是对着一个话筒和扩音器说话，这些声音会被传到纽约。我心里一直在想，线路那边的比尔·佩利和副主席们都在不停摇头，他们会嘟哝着说这个家伙的嗓音真的是太难听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驻外记者，他永远都干不了这行。

这次能做广播，想来还真是个奇迹。与上次一样，还是由克莱尔·特拉斯克掌控广播的全程。距离广播开始只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她却找不到开场词的稿子了。她想起自己把开场词的草稿忘在了咖啡店，然后她把我和负责设备的工程师留在那里，冲出播音室去取稿子。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觉得似乎我要自己说开场白了。

那个德国的工程师大概觉得播音室实在太乱，专门向我道歉。的确，这个位于国家邮电部办公地的小屋子真是脏乱得不可名状，完全就是个临时凑合的落脚地，到处堆满了装竖式钢琴的板条箱子。克莱尔之前向我解释，德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签署了协议，把广播大厦内设备的独家使用权授予了后者，所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连广播大厦的门都进不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和梵蒂冈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在当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是备受排挤。

记得一开始，默罗就告诉我：“比尔希望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你的工作打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这两个垄断。”

德国国家邮电部负责短波频段的运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恰恰需要利用短波频率把播音直接传回纽约，所以邮电部把这间短波广播工作室给了他们。不过这间工作室实在太小，位于废物间的最里端，只有一个立式麦克风。很显然，我们是唯一一家利用这台设备的广播公司。

克莱尔终于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所幸的是她找回了她的广播稿，此刻距离我们开播时间只有一分钟了。然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立式麦克风的高低调节杆坏了，没法降低高度。现在它至少有7英尺（约2.13米），估计一个身高8英尺（约2.43米）的巨人才能把嘴巴凑到麦克风跟前。

工程师向我道歉，给我的建议是把头尽量抬高，对着天花板喊，可是这会让我的呼吸和说话特别局促，我试着说了几个词，听起来像老鼠在那里吱吱叫。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注意到那些就在麦克风后面的竖式钢琴的木头箱子，它们大约有5.5英尺或6英尺高（1.67米—1.82米）。

时间已经不多，工程师向我们发出了信号，距离开播只有30秒。情急之下，我对工程师说：“请来帮我一下，我得爬到箱子上面。”

工程师对这个主意大吃一惊，他说从没有人这样做过。可是事不宜迟，我抓住了他的肩膀，借着力爬到了箱子顶上。尽管工程师并不愿意这样做，但他还是帮忙把克莱尔也抬到了箱子上面。现在我们俩坐在箱顶，嘴正好和麦克风差不多高，看到这个场景，我们不禁哈哈大笑。

工程师在下面喊道：“请安静，还剩下10秒钟。”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紧张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开始播音的时候，会不会忍不住笑出来。

播音开始了，我细长的双腿垂在了钢琴箱子的一侧，开始对着麦克风说话。我心里默念着默罗上周辅导我时告诉我的要点，尽可能按照他的指导说话：吐字要清晰，说得慢一点，时不时停顿，着重强调重要的字句，让整个播音过程显得轻松，就好像在谈话一样——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显出在读稿子。

可毕竟知易行难，一张嘴，我就觉得自己的声音跳了八个音阶都不止，我觉得嗓子发干，嘴唇也发裂。尽管我一直尽力按照默罗要求的去做，但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我究竟是不是听起来像在读稿子了。

播音结束之后，我和克莱尔来到路边一个小咖啡馆，我们点了两杯杜松子酒，克莱尔和我说：“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很确定自己的表现一定糟糕透顶。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就在我刚刚做完试播不久，合众社给我发来紧急邀请函，希望我临时帮助他们报道一下狂热的纽伦堡纳粹党年度大会的情况。作为回报，他们给我支付一周的薪水——这笔钱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一周我要在焦虑不安中度过，我要等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老总们的最后裁决，合众社的临时工作会让我的心情舒缓一点。如果到时广播公司不要我的话，没准我还能在合众社讨个工作。

默罗向我承诺，两天以后，也就是周二，会把公司的决定告诉我，他要求我在得到最终消息之前不要去接受别的职位。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难办的事情，因为目前我本来就没有去处。伯查尔说他会和我在纽伦堡见面，希望到时能够给我一个最终答复。到了现在，我对伯查尔的话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他已经敷衍我太多次。不过和他继续保持联系也不坏，毕竟过了一周后我就可以收到最后答复了。这将决定我的命运，也许继续走新闻报道的老路，也许从此走上了广播业的新道路。

事实证明，这次纳粹党的大会没有什么新意。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会上几乎没有让我产生兴趣，或值得我报道的新闻。

犹太群体几乎已经被完全摧毁，德国人的生活中已经找不到犹太人的痕迹。两年前（1935年），纳粹党大会上通过了所谓的《纽伦堡法案》，将对犹太人的迫害合法化。当年希特勒还在大会上宣布重建海陆空三军，现在军队已经获得飞速的发展，时刻准备着战争。很显然，希特勒绝大多数的心思放在重整军备上。一路辅佐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的纳粹党近臣、冲锋队和党卫军将纳粹党年度大会视作本年度的最高潮，他们必须继续伴随在元首的左右，而且要保持自己的决心与意志不受动摇。但元首发现，用自己惯用的伎俩就可以轻松实现这一目的。

历史证明，1937年是希特勒加强了自己权力和独裁统治的一年，他对整个国家的牢固控制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曾经对他的冒险举动深表担忧的军方将领，现在死心塌地地追随他，希特勒则给予他们晋升和高薪的回报，以及管理庞大的军事机器的前景。军备重整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那些曾经试图反抗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现在早已被收拾得服服帖帖。至于工人们，尽管他们的工资更低了，工会也被摧毁，但他们因为自己重新得到了工作而看起来很满足。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德国民众似乎坚定地站在元首的身后。一年前，元首成功地夺回了莱茵兰，大大羞辱了英国人，尤其是法国人——他们连一句反对的话也没敢说出来，这让德国民众非常振奋。现在希特勒正在莱茵兰进行狂热的防御建设工作，他要确保如果自己再度向东方进军，法国人根本无法从西线打进德国。

自纽伦堡大会召开以后，默罗那边就没有消息传来。我不断去找伯查尔，他反复告诉我目前事情进展很顺利，纽约总部甚至在考虑把我派去莫斯科。尽管我对他的话充满了怀疑，但是至少这个前景很美好。

默罗回到伦敦的岗位后，我就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让我感觉有点困惑。等到周二，我收到了他的电报，上面只有一句话：如无紧急情况请推迟其他决定，等待纽约明天的消息。

我没有给默罗回复。我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层们有足够的时间——整整两天——来考虑是否招募的问题，而且我相信他们实际上已经做出结论，现在只不过是想拖着晚点再告诉我。就这样又过了两天，我没有收到任何新的消息，我决定放弃了。我在心里咒骂道：该死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死的《纽约时报》！我决定等纽伦堡的工作一完成，就乘坐最早的一班轮船回纽约，在那里开始找工作。

9月10日，周五，我们所有在纽伦堡的外国记者都忙得一塌糊涂，下午6点钟我拖着极为疲惫的身躯回到酒店。当天下午，希特勒向十万德国妇女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无聊讲话，告诉她们身为德国人民的好母亲和好妻子应尽的义务。他还在会上专门向一位叫格特鲁德·舍尔茨-克林克的已婚德国女性致敬，宣称她是德国女性的领袖人物，我却觉得那位德国女士面目可憎而且令人生厌。冗长的会议结束后，我又跟着希特勒去了德国霍夫酒店，他要在那里接见各国使节。尽管当晚的活动是国宴，但是希特勒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又向各国代表们发表了一大段讲话。回到酒店，我赶紧把两场讲话的新闻稿写好，换下了汗水浸透的衬衫，草草地吞下一块三明治，再灌了一杯啤酒。晚上7点钟，希特勒要在策佩林草坪发表讲话，以另外一场冗长的演讲来结束一天的活动，现场将会有所谓的25万名纳粹党领袖。我必须去赶新闻专车提前到达。

一整天我都在忙碌，我突然意识到自周二以后，默罗再也没有联系我了，而现在已经是周五晚上了。是不是因为总部拒绝招募我，所以默罗害怕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我可以确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层肯定已经做出决定，所以我决定给默罗打个电话，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专车五分钟后就要出发了。于是我决定写个电报，出门时留给酒店的前台，托他们代发。

正在此时，我房间里的电话竟然响了，我刚接起来就听出了是默罗的声音。他从伦敦专门打了个私人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那边说：“真对不起，这么晚才联系你，让你等了太久。”尽管默罗的用词不带什么喜气，但从他的语气里我还是听出端倪，肯定不是什么坏消息。

默罗说：“纽约的那群王八蛋终于同意了。”

“你确定吗？”

“他们认为你非常棒！”

“真的吗？”

默罗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正式上班？”

“随你的心意，随时都可以开工。”

“那我们10月1日开始，怎么样？”

“好！”

我决定当场给特斯发个电报，和她分享这个好消息。特斯那时刚刚抵达巴黎，可能因为胎动或者其他原因，她觉得腹部有绞痛感，一直在卧床休息。等我发完电报后，已经误了新闻专车的发车点，但没想到它还没有开走，我赶紧跳上了车。纽伦堡大会的一周每天都在下雨，但是当天晚上天空竟然晴朗起来。策佩林草坪的探照灯亮得刺眼，灯光直指天空，无数人在那里聆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尽管他的嗓音十分尖锐，但是我的心情很好。

似乎好运气总会扎堆前来，当晚我竟然就坐在了伯查尔的旁边，我忍不住和他分享了我的好消息。伯查尔告诉我，《纽约时报》的确希望我能去莫斯科工作。他不大相信像我这样优秀的新闻记者会转行做广播——在他看来，广播新闻总是肤浅的，而且收听广播的公众实际上需要的不是新闻，而是娱乐。他觉得我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才能。

他说：“比尔，我打赌不到两三年的时间，你一定会想回到报纸行业的。”

我想，也许的确如此，但是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回到这个领域了。

默罗点燃了我心中的激情，我觉得我们必须在广播这个全新的行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我们得摸索前进，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找出一条新闻广播的新道路。广播是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想象一下，通过传输设备，希特勒在室内发表的演讲，几乎毫无延迟地就被送入千家万户。这种新闻报道的方式与报纸完全不同，我们没有时间去拖延，也没法编辑或重新撰写新闻稿。通过报道者，听众可以获知即时发生的新闻事件。与单纯靠报纸记者用文字描述相比，公众可以从收音机里直接听到巴黎街头的暴动，也能听到罗马城内教皇在复活节的祈祷，还能听到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向军队发表的长篇大论，这种新闻表达方式所传递的信息量比以前多得太多。在我看来，加入广播业，充满了挑战，但也让我兴奋得战栗。

1937年9月底，在纳粹德国度过三年时光之后，我们离开柏林了。临行前我在日记里写道：

此刻我即将离开德国……可纳粹的进行曲仍然在我耳边萦绕：

今天我们拥有了德意志，

明天我们将拥有全世界！

好吧，我确实将会回来见证这一切。尽管离开柏林让我如释重负，但是我也清楚，事实上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会经常回到德国境内。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将决定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命运。我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地报道其中全部的过程，而且尽最大努力把真相告诉全世界。我想，很少有人能像我一样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目睹一段真切的历史，它如同汹涌的大浪逼向顶峰，叫嚣着吞噬全世界。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我从未奢望自己可以企及他的高度，但我很庆幸自己能够与他一样，有幸亲身经历历史，并且把它们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此刻，我又想起了修昔底德在他的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做的序言：

我经历了整场战争，当时的年纪可以理解发生的事件，并可以投入我的全部关注去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

[1] 萨维尔街，位于伦敦中心位置的上流住宅区里的购物街，以传统的男士定制服装而闻名。其客户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拿破仑三世等。

[2] 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作为国际联盟的附属机构成立。1946年12月14日，国际劳工组织变更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建立和维护社会正义。

第十二章 回到维也纳，德奥合并，奥地利的终结，广播业的新突破：1937—1938

我和默罗本来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期待，我们希望可以把广播做成严肃的新闻节目（至少在欧洲），可惜好景不长，我们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

10月的第一周，我和默罗在伦敦就工作问题讨论了很多，我在日记里写道：

让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公司总部不需要我和默罗亲自做任何前期采访的工作，他们希望我们再去招聘一些报社记者专门做这个。至于我们，只需要在话筒前念新闻就可以了。我本人就是一个长期在欧洲工作的驻外记者，我和绝大多数同行一样，对欧洲当地的事务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我的能力要超过一些年轻的记者，他们在外语和背景知识方面不如我，所以我实在不明白总部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据默罗说，公司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他们觉得由我和默罗亲自来做播音会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承担起“编辑的职责”。可是我对此完全一头雾水，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编辑职责究竟是什么意思。

难道广播新闻业要做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播音吗？他们的这种愚蠢观念实在让我哭笑不得。默罗和以威廉·佩利为首的公司领导层的做法让我感觉很失望，当初默罗劝我加入公司时曾说，他们青睐我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资深驻外记者，我对欧洲的情况非常了解，现在他们竟然只准备让我读稿子。不过考虑到我也无处可去，况且囊中羞涩，特斯很快就要生产，我只好把失落情绪埋在心底。我现在只想暂时待在这个广播岗位上，等到有合适的时机我再跳回报纸行业。不过至于默罗，我很快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感觉非常好。他细心、严肃、睿智，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还隐藏着一颗热烈的心。

我和默罗经常开玩笑，他给我封了一个头衔，叫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欧洲大陆总代表”，因为我的工作范围涵盖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而坐镇伦敦的默罗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总指挥”。这两个名头实在很大，估计就连那些国有的欧洲大广播公司都会被吓到。我们讨论了一些我办公室的驻地问题，我们需要找一个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欧洲大陆中心的中立国家，这样可以方便我前往欧洲各国进行采访，这个国家还必须没有新闻审查制度。我们初步选址日内瓦或维也纳。

尽管国际联盟就在日内瓦，但我并不很喜欢这个地方，对一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无兴趣，因为瑞士人实在太无聊了。我比较喜欢维也纳，它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欧洲的中心，交通网络和通信设备都更完备，富有魅力与文明气息，更像一座大都市。更重要的是，特斯就出生在那里，我们在那里相遇、结婚，一起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默罗同意了我的选择，我们正式把办公室定在了维也纳。

在那之后，我尽快去了柏林和罗马，成功让德国和梵蒂冈的相关管理部门解除了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限制，打破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当地的垄断局面。尽管我的归来让戈培尔博士很不高兴——他以为我已经被彻底除掉了——但他还是批准了我的新申请，准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德国进行报道。当时整个国际社会都对纳粹德国持敌视和抵制态度，这时有一家来自美国的主流广播公司主动要求进入德国经营，毫无疑问这是会为纳粹统治增加颜面的事情。我的主要报道对象之一就是纳粹德国，所以能利用德国的播音室和设备是非常重要的。

在德国的申请工作还算比较顺利，然而梵蒂冈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我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去和教廷主管广播事务的老爷们讨价还价，他们要求我们必须一次性首付数千里拉（按照当时的汇率，大约等于几百美元）的费用，然后每年交一笔合适数额的费用。和所有驻外记者一样，我们平常都会用钱收买一些线人或掮客。这个掮客，还是当年我在罗马做报社记者的时候在教廷认识的，现在正好让他给我帮忙。然而佩利认为这种方式有行贿的嫌疑，他认为自己的公司不应该向任何人行贿，因此他拒绝付钱。我只好又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和佩利沟通，让他明白“花钱托人办事”就是罗马城的不变法则。

我之所以这么着急地想和梵蒂冈广播电台搞好关系是有原因的。首先，目前教廷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签署了垄断协议，我们根本无法利用梵蒂冈的播音室和设备去做节目；其次，我们还不被允许接收梵蒂冈广播电台的广播信号。1922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即位。那个时候广播业才刚刚兴起，根本没有人想起要用广播的方式去报道老教皇驾崩和新教皇选举的事情。最近我听说庇护十一世一直病重，估计蒙天父召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到时能够通过广播全程报道他的去世、盛大的葬礼、新老教皇交替的过程、新教皇登基的精彩典礼，那对于公司来说一定是个重要的发展节点，它将证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全世界新闻的能力又取得了新突破。在我办完事情离开罗马之前，我还专门在日记里做了详细的报道计划。

办完了梵蒂冈的事情之后，佩利和默罗就一直很着急地催促我赶紧去慕尼黑追一个所谓的“大事情”：英国的温莎公爵和夫人访问纳粹德国了。这算是我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了。佩利觉得这是一条非常珍贵的新闻线索，我却不以为然，我并不觉得有太多意思。温莎公爵——曾经的爱德华八世，在前一年12月为了迎娶已离过两次婚的华里丝·辛普森，放弃了王位。他宣称他和夫人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德国“劳工现状”，我觉得这个借口简直愚蠢之至。想象一下，论起劳工境遇，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纳粹德国更糟糕的地方吗？一个英国人怎么可能需要跑到纳粹德国来考察这种事情！希特勒早就把德国的工会组织彻底摧毁了，还把原本属于工会的大量资金掠夺殆尽。更讽刺的是，纳粹还专门安排了罗伯特·莱伊作为陪同接待人员。要知道，莱伊正是“劳工阵线”组织的头目，这个组织欺骗和控制工人，取代了被摧毁的工会组织。

温莎公爵准备结束德国之行后就转道去美国。他的秋季美国之行已经尽人皆知。在我看来，他的这些做法只能进一步证明他是一个愚人。事实上，当年我第一次在英格兰见到他时——那时他的封号还是威尔士亲王——我就觉得他是个笨蛋。佩利指示我要一路跟着他们，想办法和他们熟识，一直陪他们到达纽约，然后再想办法安排他给公司做一次广播演讲。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安排最终都不需要了，因为温莎公爵的美国之行泡汤了。他先在纳粹德国考察劳工境遇，然后再去美国考察相同的问题。这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强烈抗议，最终他不得不取消了访美计划。在慕尼黑，我在日记里写道：“辛普森夫人看上去确实很可爱，也很引人注意。”然而，我想她确实不是很漂亮，也不足够吸引人。我实在想不明白凭她这样的姿色是怎么钓上温莎公爵这样的金龟婿的。不过很明显，辛普森夫人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看起来软弱的温莎公爵对她很顺从，也许温莎公爵所享受的就是这种被控制的感觉。大约一年前我在柏林，有传言说辛普森夫人对纳粹抱有同情心，而且有一个纳粹好友，也就是后来担任德国驻英大使的傻瓜里宾特洛甫。然而，不管是在慕尼黑，还是很久之后我在美国偶然见到这对夫妇，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而且作为大英帝国前国王的她的丈夫，对政治也毫无兴趣。

在我们刚刚到达维也纳开始办公的几个月里，日子沉闷无趣。但是很显然，到处暗潮涌动，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处于威胁之中。作为一个优秀的记者，我们本该一探究竟，但是广播公司高层禁止这样做。佩利和其他纽约的高层领导一再驳回我们要自行出去采访的请求。公司要求我们雇用专门的记者去干这件事，让我感到不快。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在任期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日益活跃，1934年，陶尔斐斯进行了残酷血腥的镇压。后来陶尔斐斯被一伙纳粹分子劫持，最终不幸丧命。库尔特·许士尼格继任为新任总理。然而，当时不断有纳粹分子肆意穿越德奥边界，在奥地利国内进行破坏行动，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人卷土重来，许士尼格的天主教法西斯政权岌岌可危。奥地利局势的动荡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当时柏林流言四起，人们传闻说元首在对奥地利动手之前要在国内发起一次新的整肃运动。希特勒从来没有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在《我的奋斗》一书的开篇中就提到希望自己的故国奥地利能够并入德意志帝国。

在我们离开之前，维也纳是一个美丽、安宁、文明、悠闲的都市，现在却变得破落。它的城中曾经遍布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现在都变得斑驳破旧，外墙的色彩开始脱落。1937年的圣诞节，我在日记里写道：“维也纳和它的居民现在看起来真是极度窘困，即使还在工作的工人，看上去也是闷闷不乐。在城市的每个街角都可以看到乞丐。”与以往一样，大量的财富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富人徜徉于高档奢华的酒吧、饭店和餐厅之中。实行文官独裁制度的奥地利政府（相较希特勒独裁要好一些）与罗斯福新政前的美国一样，正在犯下巨大的错误，他们完全没有实施社会项目去缓解失业者、贫穷者、年迈者和身患疾病者的痛苦。相比之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倒没有犯下这样的错误，他们都采取了一定的政策以缓解普通民众的困苦。自从俾斯麦执掌德国以来，历届德国政府都没有忽视基本的民生问题。

让我和特斯深感震惊的是，维也纳城里到处弥漫着严重的反犹情绪。反犹主义思潮在奥地利并非新鲜事物。当年一战尚未爆发之前，被视为希特勒的第一位政治导师、基督教社会党的领导人卡尔·吕格担任维也纳市长时，就在任上大力鼓吹反犹思想。现在德国纳粹极力扶持奥地利境内的反犹主义势力，他们保证一旦自己执政，就会像德国纳粹政府一样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

我在圣诞节那天的日记里也记载了一些维也纳当地反犹的见闻，其中一些和我的私人生活有关。我和特斯在罗斯柴尔德宫附近发现了一处非常舒适的公寓，它的主人是一家犹太人，现在他们却离开了这里，搬到了更安全的住处。特斯很喜欢这个公寓，但是它唯一的缺点是位于三楼，特斯现在挺着大肚子，想要再爬楼梯就很困难了。特斯的产期大约在七周之后，她目前很健康，产科医生没有发现她有任何妊娠并发症。

尽管我已经离开德国，但我还是想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一点有关德国的报道。该如何着手呢？我和默罗基本上没有时间，我们整日忙于播出一个类似于儿童唱诗班的节目，公司把它命名为“哥伦比亚的美国教育广播节目”。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挤出时间去关注纳粹的消息，特别是发生在柏林和维也纳两地的新闻。到了1938年2月初，我发现了一些冲突的苗头。德国内部好像正在上演一场内斗，希特勒似乎要重新导演一次“长刀之夜”。我不断小心谨慎地给柏林的线人打电话，他们只是和我说“确实有些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不过他们也不确定究竟是什么事情。纳粹原本宣布要在1月30日召开国会，纪念执政五周年，现在却把时间推迟到了2月20日——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到了2月5日早晨，星期六——又是一个星期六——一条来自柏林的重大新闻震惊了我们所有的人：白手起家、帮助希特勒重建德国陆军的战争部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和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弗里奇，在昨天夜里被希特勒解除了职务。这个当年一战中微不足道的下士宣布自己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除此之外，战争部的编制也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希特勒兼任其最高指挥官。

为了确保德国军方接受这个突然的变动，希特勒还撤除了16名高级将军的职务，另外将44名高级将领的职务进行了调换。作为对戈林的安抚，希特勒授予他元帅军衔，尽管他之前一直希望接替勃洛姆堡的位子。

不过，遭到清洗的并不只是德国军方，老派却顺从的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也丢了官，取而代之的新部长是里宾特洛甫。外交部的两位资深大使——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和驻日本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也辞去了职务。希特勒还革去了弗朗茨·冯·巴本的职务。巴本后来承认：“我收到这个噩耗时，震惊得完全说不出话了。”作为元首驻维也纳的代表，巴本原本一心一意为希特勒服务，扩展德国在奥地利的利益。然而2月初，巴本收到了一个让自己颇为吃惊的消息。消息称，鲁道夫·赫斯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在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馆附近自导自演一场暴力活动，然后趁乱杀死巴本和德国驻维也纳的武官，之后再以此为理由污蔑奥地利已经失去秩序，这样德国军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驻奥地利以“恢复当地秩序”。1938年2月7日，我收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在日记里记载了下来。1934年“长刀之夜”的时候，巴本就凭着运气侥幸保住了性命，所以在我看来，巴本应该为自己被革职感到庆幸而不是震惊，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又侥幸逃过了一劫，可谓九死一生。

同样遭殃的还有沙赫特博士，他曾经在推动希特勒上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又成为纳粹政府的经济部部长，他的政策使德国逃脱了破产的厄运。然而他也被革职了，一个油腔滑调的政客——瓦尔特·丰克接替了沙赫特博士的职务。我感觉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希望能够立刻前往柏林，在广播节目中报道此事。但佩利和管理层对此毫无兴趣，他们要求我继续播报青少年唱诗班等儿童节目。我很沮丧。

事实上，希特勒这一肃清活动的意义非常重大，是纳粹帝国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仅仅在一个冬天的周末，德国军队、外交部和经济部中仅存的保守势力都被清洗干净，再也没有人能够反对希特勒在外交领域的冒险行动了。勃洛姆堡、弗里奇和诺伊拉特都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旧臣，自兴登堡总统时期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谨守学院式的保守主义作风，每当纳粹有激进之念，他们就会成为其有效的“制动器”，后来沙赫特博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经济领域为德国保驾护航。现在他们在一夜之间被清除殆尽，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群对元首更加言听计从的年轻人。希特勒从此可以肆意发动任何新的对外征服，无论是军队、外交部还是经济部都不会再有异议。

至于勃洛姆堡元帅和弗里奇将军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突然被解职，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原因。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略微了解到一些内情。原因很多，但性丑闻是主要原因。弗里奇将军的继任者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将军差一点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勃洛姆堡元帅的原配妻子早逝，后来元帅与自己的一位秘书埃尔娜·格鲁恩相爱。1937年底，勃洛姆堡向这位女士求婚。然而，元帅身边许多下属军官都极为不满，他们一向以自己的贵族血统为傲，无法接受元帅与一位平民女士联姻。不过希特勒和戈林都批准了这门婚事，戈林甚至把一位持有反对意见的将领发配去了南美。1938年1月12日，婚礼正式举行，希特勒和戈林亲自到场证婚。

然而短短几天之后，当这对新婚夫妇还在意大利度蜜月时，柏林当地却已经炸开了锅。柏林警署档案曝光，人们发现档案里记录，新娘曾因卖淫而留下案底，她还拍摄过色情照片。这位新晋的元帅夫人事实上是在自己母亲开办的妓院里长大的。

整个德军将官团极为震惊，正如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所说：“谁都无法容忍军队级别最高的军人娶个妓女。”希特勒则装出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子，于1月25日，也就是婚礼两周后，宣布剥夺勃洛姆堡的陆军元帅军衔。

如果说勃洛姆堡的丑闻令人厌恶，那么与弗里奇将军遭遇的污蔑诽谤相比，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弗里奇将军早年毕业于旧式的普鲁士军校，天资聪颖，性格刚强，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希特勒及其仆从的轻蔑。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头子希姆莱早就想“除掉”弗里奇了。从1938年初起，希姆莱开始利用盖世太保的权力，在助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后来被称为“刽子手海德里希”）的协助之下，有预谋地开展抹黑弗里奇的行动。盖世太保向希特勒呈送了所谓的“证明文件”，指称弗里奇将军违反刑法第175条规定，对同性男子进行性侵犯，还指控其从1935年开始就向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支付勒索金，以保证自己同性恋的丑事不被揭发。希特勒把弗里奇将军召唤来当面询问，将军极为愤怒，说不出话来，希特勒就此革除了他的职务。后来一个荣誉军事法庭裁定弗里奇无罪，这证明了之前的指控完全是恶毒的栽赃陷害。弗里奇却再也没有官复原职，污蔑他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没有受到惩罚。

当布劳希奇被提名接任弗里奇将军之时，他也被婚姻丑闻缠身，差一点就断送了仕途。当时布劳希奇婚外出轨，爱上了另外一位女士，但妻子拒绝离婚，这让他陷入困境。普鲁士军队一向有贵族文化传统，他们反对离婚，而且认为如果一位高级军官坚持要抛弃自己的妻子，那么他就并不适合统领军队。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以至于刚刚成立的最高统帅部花了好几个小时专门讨论此事。不过布劳希奇应该感到庆幸，尽管自己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好在他的情人与勃洛姆堡的妻子不同，是一位极受人尊敬的女性，在纳粹党内广为人知。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哈塞尔曾说：“布劳希奇的情人是一位百分之二百的纳粹党人。”考虑到女方的背景，希特勒和戈林决定出面干预，还成功说服了布劳希奇的妻子与他离婚。

与此同时，我和特斯在维也纳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孩子出世。维也纳的气氛也到了极度紧张的状态。在这里度过多半青年时期的希特勒极力鼓动奥地利的纳粹力量夺取政权——德奥合并是他伟大梦想的第一步。成功地清除了军方和外交部那些可能会反对他采取冒险行动的异议力量，希特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动起来。[1]

2月13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阿尔卑斯山区休假，他把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直接叫到贝希特斯加登，当面威胁他将权力转移给奥地利境内的纳粹力量，否则奥地利就会遭到德国军队的攻击。这种情景在现代欧洲历史上绝无仅有。时年41岁的许士尼格被希特勒的威胁和暴怒吓破了胆，于是决定屈服。他答应废除严禁奥地利纳粹党活动的命令，对监狱中所有纳粹分子大赦，其中包括谋杀前总理陶尔斐斯的暴徒；他还准许奥地利纳粹党人进入内阁掌管警察、军队和经济等要害部门，并宣布奥地利在经济上要融入德国的经济体制。后来许士尼格承认，自己签署的这份协议实际上等于给奥地利下了死刑判决书。

收到消息之后，我就在想，也许这个大新闻会引起公司高层的兴趣，毕竟这几乎就意味着奥地利的终结，也是征服者希特勒的一大胜利。我决定向公司总部申请15分钟的广播时间用来专门报道此事。没想到的是，他们对此依然全无兴致。有关希特勒与许士尼格会面的事情，我获得了很多内幕消息，据我所知，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披露这些消息。但公司仍然要求我继续播出那个儿童节目，上司告诉我，接下来公司为我安排的新任务是2月24日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播出节目，在那里我还要顺便拜见保加利亚国王。为了确保我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节目，我的上司建议我最晚必须在2月22日启程。我不想接受这个安排。首先，维也纳发生了这么重要的事件，我不能视而不见，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公司高层；其次，特斯随时都可能生产。

我还是去了。2月23日是我的生日，我却坐着东方快车驰骋在巴尔干半岛的茫茫雪山之间。没有一个驻外记者会让自己的私人生活影响工作，不论工作有多无聊。尽管我娶了妻子，我们都很年轻，但过去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私人生活。

2月26日下午，我从索非亚坐火车回到维也纳，我的一位同事到维也纳东站去接我，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特斯为我生了个女儿。可是据我的朋友说，当天早上特斯的状况非常危急，最后医生决定为她做剖宫产手术，这才保住了她们娘俩的性命。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匆匆赶往医院。

令我欣慰的是，刚刚经历了生死劫难的特斯并没有太在意自己的苦难，而是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我们拥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我得说，这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孩子之一。她的肤色非常好，体型也很棒，看上去精力充沛，蓝色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看上去可爱极了。不过特斯的状态实在让我忧心，她看上去就好像被抽空了身体一样，显得特别虚弱，就连说话和呼吸都要使上全身力气。

两天前，特斯被送进医院待产，所有医生和护士给她做检查的时候，都认为她情况很好，不会有什么并发症。可想不到的是，在之后的48个小时当中，特斯一直在努力分娩，可是体型正常的胎儿始终出不来。医生给特斯注射了助产药物，却无济于事。大夫尝试着用产钳把胎儿夹出来，还是失败。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特斯想要顺产已经没有可能，可这是一家天主教医院，其中绝大多数的护士是修女，在她们的观念中，即使遭受痛苦，也不应该做剖宫产手术。到了第三天早上，负责接生的犹太裔医生终于忍耐不住了，他迫切地希望挽救特斯和胎儿的生命，于是给她做了剖宫产手术。他后来告诉我，手术成功完全是侥幸。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尽早给特斯做手术。我没有说出这个疑问，此刻我只感到无比的庆幸，庆幸特斯和我的女儿都活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日日夜夜都守在特斯的床边。她有一条腿患了严重的静脉炎，如果治不好，即使不死也会变成残疾。我开始对医院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他们能做的只是弄一大把水蛭放在特斯的腿上去吸血。与此同时，医院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医院里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我终日陪在特斯身边，只能趁着偶尔的闲暇去关注事态的发展。

许士尼格控制下的奥地利政府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当初迫于希特勒的压力，许士尼格不得不同意一大批奥地利纳粹分子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现在这群人正在极力地搞垮现政府。对纳粹头目的赦免和宣布纳粹党合法都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纳粹势力，他们现在肆无忌惮地在街头发动暴力袭击。记得2月20日，星期天，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我和特斯心情都很沉闷。收音机里播放着希特勒在国会的演说，他宣称德意志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国土以外的1000万日耳曼人，他们之中大约有700万人生活在奥地利，另外300万人则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有人都明白希特勒所谓的“保护”是什么意思。2月24日，我正在保加利亚首都做儿童节目，收到消息说现在许士尼格正在思考如何在奥地利联邦议会上发言，以对四天前希特勒的言论做出回应。

许士尼格在国会的发言安抚了德国人的情绪，但是他也宣称“奥地利给予德国的特权已经到了必须遏制的边界，不可以再继续妥协了”。他最后总结，奥地利永远不会主动放弃独立，他在结尾高呼口号：“国旗不倒，奥地利人亦不倒！”（这句话的德文尾词押韵。）

许士尼格的讲话在奥地利格拉茨引发了极为强烈的反应，大约两万名疯狂的纳粹分子冲进了城市中心广场，捣毁了正在播放总理发言的扩音器，降下了奥地利国旗，然后把德国纳粹的万字符旗帜挂了起来。掌握奥地利警察力量的纳粹分子兼内政部部长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当初是希特勒迫使许士尼格接受赛斯-英夸特入主奥地利内政部的——对暴动视若无睹，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弹压的行动，任由暴动蔓延至奥地利全境。

绝望之际，许士尼格决定向奥地利的工人力量求救。奥地利工人约占其合法选民总数的42%，当初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和政党社会民主党是奥地利重要的政治力量，但陶尔斐斯于1934年对他们进行了血腥镇压，许士尼格之后也继续对他们保持高压。他允诺说如果工人组织肯对自己施以援手，他愿意恢复工人政党的政治地位，释放在监的政党领袖。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已经太晚了。

为了让奥地利免遭希特勒和纳粹的毒手，许士尼格决定放手一搏。3月9日晚间，他在奥地利西部城市因斯布鲁克发表演说，宣布四天后，也就是3月13日周日将举行一场全民公投以决定奥地利未来的命运。问题将交给奥地利全体人民去解答，问问他们，是否渴望拥有一个“自由、独立、民主、信仰基督教和统一的奥地利”？

当晚我正在火车上，前往斯洛文尼亚美丽的首都，所以没能听到这场突然而重大的演讲。公司派我去卢布尔雅那，要我在当地继续做另外一场儿童广播——迄今为止，高层对我希望报道奥地利的事仍然提不起任何兴趣。默罗也离开了伦敦，前往华沙，公司要他去当地为我们讨厌的“电台学校”安排一场儿童合唱。

3月11日，周五，早上8点，从卢布尔雅那开出的火车顺利地开进了维也纳南站，车厢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一片春意盎然。一想到还有一小会儿就可以见到特斯和我的小女儿，我就非常开心。特斯还在医院接受治疗，过去几天她的情况好了很多。此次出差的经历也让我精神有所振奋，在卢布尔雅那有一群煤矿工人的孩子为我们的节目放声歌唱。录制完节目之后，这群孩子的家长和当地牧师用葡萄酒和美食热情地招待了我。觥筹交错间，我似乎把希特勒、许士尼格和奥地利危机这些烦心事都抛到了脑后。

然而，当我回到维也纳，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残酷的现实就向我扑面而来。回家的路上，头上突然有两架飞机投下了一大堆传单。

我问出租车司机：“传单上写的是什么东西？”

他回答说：“全民公投。”

我问道：“什么全民公投？”

“就是许士尼格总理说的那个周日的全民公投。”

由于我之前在火车上错过了演讲，我对所谓“全民公投”的事情完全摸不着头脑。我爬上楼以后，问家里的保姆知不知道公投的事情，她把我离开这三天的报纸递给我。看到报纸的日期，我这才明白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不过维也纳当地的报纸都没有提及希特勒的反应。

吃完早餐，我坐地铁赶往医院。特斯正在发高烧，医生也没有办法阻止她左腿的静脉炎进一步恶化，他们非常担心特斯会发生血液凝结。我只好一直待在特斯床边，竭尽所能地安慰她，一直到她有了困意昏昏睡去。上午11点，我离开医院，坐上出租车直奔施瓦岑贝格咖啡馆而去，我想到那里去搜集一些最新的消息。

到了咖啡馆，我发现我的老朋友福多尔和埃德·泰勒都在那里。福多尔是一个十足的奥地利通，只要是问起奥地利的事情，他简直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渊博。他目前是《曼彻斯特卫报》和《纽约晚邮报》驻维也纳的记者。泰勒则取代了我当年的位置，现在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他们对目前的局势都略感紧张，但仍然信心满满。福多尔是犹太人，虽说会为未来的命运担忧，但他相信公投一定可以和平地完成，而且许士尼格会轻松获胜。他还专门指出，很显然许士尼格现在已经获得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这对希特勒来说一定是一个重大打击。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觉得心里舒缓了许多。但在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放下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尽管许士尼格的确没有希特勒那么独裁，但是这场所谓的“全民公投”也不会比纳粹德国的形式主义选举民主到哪里去。这场公投许士尼格肯定会赢得很轻松。自1933年开始，奥地利就没有举行过民主选举，那些信息登记表也早就过期。短短四天的时间，许士尼格的对手根本来不及为公投造势。况且，奥地利的电台都被许士尼格独裁的“祖国党”掌握在手中。

我真希望在广播里指出以上的情况，如果公司能让我报道的话。默罗现在远在波兰，我决定给纽约总部的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发电报，催促他准许我报道奥地利周日晚上的公投结果。然而我还没来得及把电报发出去，周五当天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下午大约4点钟，我急匆匆地想去医院看看特斯有没有好一点，当我经过卡尔广场去坐地铁的时候，我发现那里聚集了上千人，其中大多数人的右臂上方有纳粹万字符袖章。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看上去都很温和。一名警察不断大吼大叫，还打着手势。令我惊讶的是，面对警察的威吓，他们竟然很快就散去了。我想如果奥地利纳粹就只有这点胆子，那许士尼格一定赢了。看完了热闹，我匆匆赶到医院。特斯告诉我她好一点了，小婴儿的状况也很好。我这才放下了心，然后匆匆赶回市中心。

当我傍晚6点钟从卡尔广场地铁站出来，广场上的形势竟然发生了逆转。数以千计的发狂纳粹暴徒趁着夜幕降临在巨大的广场上嘶吼、游荡。两个小时前还在围堵他们的警察现在无影无踪，估计要么是被他们抓起来了，要么就是已经下班回去吃晚饭了。

我沿着广场走过大钟楼、歌剧院，一直走到克恩滕大街，转过一条窄窄的小街，一路上到处是纳粹暴徒，他们的嘶吼声简直响彻天际。许多时尚的商店和德国旅游办公室就在这条小街上，办公室的窗外挂着希特勒的大幅肖像，四周鲜花环绕，这里是奥地利纳粹的圣地，现在成了他们示威的集结地。暴徒都在附近停了下来，大声示威，借着路灯我模模糊糊看清了一些人的脸。他们看上去很眼熟，很像我当初在德国纽伦堡集会中见过的那些德国老兵。他们圆眼怒睁，聒噪不停，满脸的歇斯底里和偏执妄想。他们一直声嘶力竭地大喊：“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绞死许士尼格！绞死许士尼格！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帝国！同一个元首！”纽伦堡的党卫军也没有这些人喊纳粹口号喊得这么起劲。

以往我经常看到警察在这里驱散纳粹的示威活动，但今天这些警察都双臂抱怀，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大多数警察还在那里咧嘴大笑。一些年轻女人甚至把纳粹袖章从自己身上解下，系在了警察的胳膊上。这些警察笑得更欢了。很显然，维也纳的警察部队已经倒向纳粹这边。我很想知道形势为什么会突然发生逆转，我想采访一下身边的几个人，但是他们太兴奋了，根本顾不上我。最终，一个中年女人回答了我。

她贴着我耳朵大叫：“公投已经取消了！我们觉得希特勒明天就会来！难道这还不够棒吗？”

这还真是个新闻，我完全不知道公投已经取消。我想，如果是真的，许士尼格政府不可能撑过今夜。现在许多街区和警察部队都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倒向了纳粹。我努力从人群中挤过，一路来到布里斯托酒店。埃德·泰勒正在酒店大堂。他证实了这条消息，许士尼格总理的确已经取消全民公投，他还承诺说很快就会发表广播演说解释原因。

埃德和我找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美国公使馆。约翰·威利公使正站在办公桌前，手里紧紧握着他的长烟斗。看到我们，他竭力想挤出一丝笑容。毫无疑问，公使大人之前一定是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威利平静地说：“我的朋友，一切都已经结束。柏林给奥地利政府下了最后通牒，绝不允许周日举行公投，否则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奥地利。许士尼格已经屈膝投降了。”

威利建议我们一直开着收音机，许士尼格随时都会在电台里发表演讲，解释情况。威利邀请我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顺便一起等广播。但我必须离开，我得想办法联系上人在波兰的默罗，我需要他支持我申请播报此事。我回到公寓兼办公室，开始给默罗打长途电话，顺手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正在播一首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默罗给我的号码打不通，我只好挂掉了电话。就在此时，圆舞曲突然中断了。

一个激昂的声音说道：“注意！注意！几分钟之后您将听到一项重要的公告。”然后是奥地利广播特有的节拍器声。滴滴答答的声音听得恼人，我随手调低了音量。一会儿，响起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许士尼格总理开始说话了。我记下了他的讲话全文。

今时今日，我们面临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悲剧局面，我有义务向我的奥地利同胞告知今天事情的全部细节。

今天，德国政府向米克拉斯总统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总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任命一位新总理，而此人是由德国政府指定的人选。新总理则需要按照德国政府的要求委任内阁成员。如果奥地利拒绝接受上述要求，德国军队将会入侵奥地利。

我可以向全世界保证，此前德国报道宣称奥地利境内发生了工人暴动，整个国家已经失去秩序，到处血流成河，奥地利政府已经失去对本国的控制，这些报道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米克拉斯总统要求我告知全体奥地利人民，如今我们面对强权的恐吓，处境极为艰难，我们尚未做好浴血奋战的准备，因此我们只好向武力屈服。我们已经命令军队不做出抵抗行动。

因此我只好向奥地利人民永远告别了，临别之际，我只想用一句德语来表达我内心最深处的愿望：

愿上帝佑护奥地利！

快到最后，我觉得许士尼格的声音在颤抖，他可能已经开始抽泣。不过他还是控制住自己说完了最后一句话。话音落下，收音机里一片死寂。然后电台里开始播出奥地利国歌，听起来像很老的录音，是《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熟悉曲调，只是和海顿的原曲略有不同。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一小会儿，广播里响起了“犹大”那刺耳的声音，说话的正是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他是许士尼格早年的朋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人同属一个营。现在他却宣称自己接管了许士尼格的权力，有责任恢复法律和秩序。他的发言略显混乱，但有一件事情他倒说得非常清楚——奥地利军队不准抵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德军将会入侵。因为许士尼格说过，希特勒的最后通牒是要么投降，要么面临入侵。现在许士尼格已经放弃权力，但希特勒立刻食言，他决意要向奥地利进军以实现德奥合并的梦想。我想希特勒也许会诉诸战争。如果真是这样，旧日的联盟——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拥有精良装备的捷克斯洛伐克就必须再度联合起来阻止希特勒，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不管怎么说，此刻我拥有了这一生中最重大的第一手新闻素材，而我事业上的唯一宿敌——供职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马克斯·乔丹此刻人不在维也纳，我完全有机会向美国的听众做独家报道。

不过此刻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把这条新闻播出去。

首先我得说服管理层，然后我还得从奥地利广播公司搞到播音设备。简单地说，我需要一间播音工作室、一套广播设备，还需要一条能传输短波信号的电话线。我希望这条线路能位于日内瓦或者伦敦，这样可以不受纳粹的新闻审查。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利用柏林当地的通信线路，然后再想办法逃过纳粹的新闻审查。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纽约的回复。我也联系不上默罗，他在总部的人脉比我多得多，能给我帮上不少忙。公司从不允许我和默罗按照自己的意愿播报新闻，这次他们会格外开恩吗？我强迫自己相信他们会。我给奥地利广播公司打电话，希望能先做一些准备，但是没人接听。也许纳粹势力已经控制了那里。我在柏林就和他们打过交道，我相信在奥地利我也能说服他们。一思及此，我匆匆出门进城。

我到了约翰内斯路，奥地利广播公司的楼前。那里已经出现军人哨位，军人们穿着土灰色的制服，头戴钢盔，刺刀也已经装上。德国人的办事效率可真是高，他们一定是乘飞机来的。向他们苦苦哀求了半天，我终于被放进大楼。与外面的一片肃静相比，大堂和走廊一片狼藉，穿各式纳粹制服的年轻人来来往往。他们手里挥舞着手枪和刺刀，大声喊叫。我试着穿过这群人，去找公司主管埃米尔·切娅和节目主管埃里希·昆士提。我和他们二人合作过很多节目。一开始这群年轻人不许我过去，我便朝他们大吼，他们终于给我放行。在切娅和昆士提的办公室外面，我发现了一大群突击队员——很显然我这两位奥地利朋友被监禁在办公室里了。所幸他们还准许我和昆士提交谈。

我问昆士提：“我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播音？”

昆士提耸了耸肩膀，努力挤出笑容，指着外边一个脸上有疤的军人说：“我现在已经不属于这个地方了，你去问他吧，看上去他接管了这里。”

我朝刀疤脸走过去，和他解释我需要在这里做一场广播，发向纽约。很显然，他对广播一无所知，也没有一丝表情。最后我使出撒手锏，提高了嗓门：“让我和你们柏林的领导通话，我认得他们，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过，他们会希望我播报新闻的。”

对我来说，利用柏林的通信线路是最后的无奈之举。我知道，要想通过纳粹德国政府的新闻审查，我就只能说一套做一套。

那个榆木脑袋很快就答复：“电话没法拨到柏林，所有的电话线路都出故障了，也许晚些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昆士提冲我耳边悄悄嘟囔了一句：“喏，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几名卫兵，手握手枪，一路推推搡搡地就把我赶出了广播大厦。我在外面徘徊了几圈之后，决定继续盯住这里，直到通信线路一恢复正常，就想办法和柏林的电台人员取得联系。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过去，等我再抬起手腕看表，已经是午夜时分。大喇叭里突然传出了一条本地新闻通告，宣称一个新的奥地利政府正在巴尔豪斯广场上成立。我连忙赶到现场，看到赛斯-英夸特正站在天台上，宣布成立国家社会主义新政府，他本人为新政府的首脑。

看完之后，我又往广播公司方向走，途中在卢浮咖啡馆逗留了一会儿。许多美国记者常常在这里出没，住在这里的合众社的鲍勃·贝斯特此刻正在咖啡馆里宣传他最新的小道消息。犹太人福多尔的妻子——漂亮的斯洛伐克人玛莎想极力忍住眼泪，她的丈夫不在，已经回家，他要打电话把这里的消息告诉伦敦的报社。玛莎说，约翰·威利公使明早就要带他们夫妇越过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前往布拉迪斯拉发。这样，福多尔和他可爱的妻子才能安全！

我们围着贝斯特的桌子，我坐在玛莎身边，旁边还有奥地利保皇党的领导人戈尔德施密特少校，以及另外两三个记者朋友。就在此时，埃米尔·马斯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当年我在维也纳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的时候，他给我做过助手。那时他胆小怯懦，和三十多岁的年龄不太相称。他有一半美国和一半奥地利血统，同时拥有两国护照。

埃米尔径直走到我们桌前，假笑道：“哈哈，先生们，女士们，现在总算到时候了。”

他翻起西服领，然后把藏在里面的纳粹万字纽扣取了出来，煞有介事地重新放在了扣眼处。玛莎冲着埃米尔大吼，说他简直“无耻之至”，贝斯特也站了起来，似乎想打他一顿，这个猥琐小人转过身离开了。

我知道玛莎非常担心自己犹太丈夫的命运，我只好安慰她，当初威利公使在柏林大使馆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个性格坚毅的爱尔兰人，非常了解德国人，一定会把他们安全转移出奥地利的。

戈尔德施密特少校安静地站起来，准备离开酒桌。虽然少校本人是一个保皇党团体领袖，但我欣赏他的为人。我估计希特勒一定不会放过少校。第一，虽然他信仰天主教，但他父亲是犹太人；其二，他在政治上支持哈布斯堡家族复辟，而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就对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深恶痛绝——这些事情他早就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得很清楚了。

少校在桌边站了一小会儿，安静地说：“虽然各位并不赞赏我所从事的事业，但我谢谢你们给我的友谊。”然后他依次和桌上每一个人握手，说道：“请大家原谅我的告辞，现在我需要回家去，然后佩上我的左轮手枪。”[2]

从卢浮咖啡馆出来，我再次赶到奥地利广播大厦。在大厦里我又和士兵发生了冲突，看上去那位刀疤脸朋友并不欢迎我的归来。

他冲我说道：“你怎么又回来了？现在还是没有电话线路，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广播。你还是走吧。”他招招手喊来了几个小兵，其中一个士兵非常强硬地架起我的胳膊，就把我扔回了大街上。

此刻外面的街道寒风刺骨，我站在那里思考了几分钟，怎么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此失败。我决定再去闯一次。然而，看大门的守卫似乎得到了指示，他们对我喊道：“不准进去！你最好老实点。”

我只好沿着卡尔广场往家走，我顺手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凌晨3点钟。看起来我的努力肯定失败了。整个晚上我都攥着一个重大的新闻题材，却没法传递给听众。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

我一路往家赶，寒冷的空气让我慢慢清醒，我开始反省自己是一个多么自私和心胸狭窄的人，我感到由衷地惭愧。对我而言，我不过是失去了一次小小的机会，可是对于不幸的奥地利，还有整日为冲突所苦的欧洲大陆而言，这条新闻意味着莫大的苦难。这是我们所处的欧洲历史中的里程碑事件，它是希特勒的重大胜利，却是奥地利的莫大悲剧。我能够目睹这一重大的历史场景是幸运的。尽管我遭遇了挫折，但是我的工作与生活都会继续，但是对于许多奥地利人来说，这一夜的到来意味着生命与幸福的终结。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集中营，是监狱，是丢掉养家糊口的工作，是失去苦心经营的产业。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着20万犹太人，他们的境遇将会更加悲惨。

当我爬上公寓的台阶时，我感到非常疲惫，短短三层楼的阶梯，我却感觉像爬了十五层楼一样辛苦。走进家门，我喝了一罐啤酒。此刻已经是深夜，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困意。于是我又喝了一罐啤酒，然后决定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部写出来，哪怕不能播给听众，我也要在日记里用文字把它们宣泄出来。

就在此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默罗从华沙打来的。我把奥地利即将被兼并的消息告诉了他，顺便对他说我原本想播报新闻的计划也胎死腹中了。

默罗建议：“你为什么不明早飞到伦敦呢？你可以在傍晚时分抵达，在伦敦播音你不会受到任何新闻审查，你可以把最完整的见闻带给我们。我忙完这边的事情之后，就会去维也纳。”

不过我和默罗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我去伦敦，还是他来维也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层都未必会同意我们按照自己的要求播新闻。不过我们俩都没在乎这个问题。

挂了默罗的电话，我赶紧给维也纳郊外的阿斯佩恩机场打电话，机场说明天所有的航班都已经没有票了，而且他们不确定民用飞机明天能否正常起飞。现在德军已经控制奥地利的机场，只有军用飞机准许自由起降。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去碰碰运气。

我给医院打了个电话，希望给特斯留个口信，告诉她我要暂时离开几天，请她不要担心，我会为她早日康复而祈祷。然而接线员拒绝帮我转达任何口信——听起来医院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乱成一团。我只好写了一封短信，留给我家的保姆，托她明早看见信后坐出租车给特斯送去。

忙完这一切，已经是凌晨5点钟，我躺下来睡了一个小时。

1938年3月12日，周六。这一天我一心想挤上飞往伦敦的飞机。早上7点钟，我到了机场，发现盖世太保已经占领机场大楼。一个面色阴郁、穿着黑色外套的党卫军军官朝我大吼，声称任何飞机都不准起飞。很快我就发现控制机场的其实是德国空军，每一分钟都有德军的飞机降落。德国空军的一名上尉告诉我，禁止民用飞机起降的命令随时都可能解除，因此他让我去找英国航空公司碰碰运气。不走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飞往伦敦的各次航班都已经满员，订票人数远远超出航空公司的运力，绝大多数乘客是恐慌的犹太人。我实在无法狠心再去和他们抢夺一张宝贵的机票了。因此我决定再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碰碰运气。按计划，汉莎航空有一班飞机会在上午9点钟飞往柏林，不会有哪个犹太人希望飞到柏林去，因此我顺利地搞到了一张机票。按照飞行计划，飞机将会在途中经停布拉格和德累斯顿，正午时分抵达终点站。我希望到了柏林之后再找机会飞往伦敦。除非希特勒下令在德奥合并完成之前，禁止一切民用飞机离开柏林，那我可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候机途中，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是一名奥地利警察，我和他打过一些交道，算是旧相识。很显然，他很不喜欢被来自柏林的狂妄自大的盖世太保呼来喝去，他偷偷和我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德国人之前报道说许士尼格辞职后就已经乘坐飞机离开奥地利了，但是据我这位警察朋友说，事实并非如此。昨天夜里一直有一架飞机停在阿斯佩恩机场，等着许士尼格登机离开，但他一直没有出现。他还告诉我，许士尼格之所以没有出现在机场，是因为盖世太保已经把他抓起来，带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说实话，对于德国人的这种做法我并不感到意外，但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飞机降落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之后，我立刻去找荷兰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我很幸运，荷兰航空正好有一架飞机将在一小时后起飞，经由阿姆斯特丹飞往伦敦，更凑巧的是正好还剩一个座位，我立刻买了票。现在正好剩下一点时间，让我可以吃点午餐，顺便扫一眼柏林当地的早报。这些报纸的头版标题实在让我惊讶，特别是纳粹党官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首页上用三英寸高的黑体大字印着一行大标题——《德国拯救奥地利于混乱！》。

翻开报纸，里面是一篇耸人听闻的虚假报道，一看就知道出于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之手。报道说，整个维也纳的主要街道都已经失去秩序，到处是“斗殴、枪击和抢劫”。报道下方还附上了德国情报局的急件，上面说昨夜赛斯-英夸特给希特勒发电，请求派军前往奥地利维持秩序，以保护奥地利人民免遭“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武装分子”挑起的血腥屠杀。我在柏林待过好几年，平日里对他们撒谎成性已经习惯了，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他竟然能编出这样的弥天大谎。维也纳街头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骚乱”，我甚至怀疑所谓的“赛斯-英夸特的求助电报”也是德国的谎言。我百分之百确信，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伪造了这份电文，只是为了给自己入侵奥地利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而已。[3]

我把报纸叠起来塞进公文包，我想到了在伦敦播音的时候可以把这张报纸的内容当场读一读，如果我能到达伦敦的话。吃完午饭后我又在机场里坐了一小会儿，发现自己可能没办法顺利飞去伦敦了。机场里有一些小混乱，空管部门让飞往奥地利的飞机都优先起飞，我的航班则被无限制地推后。我就快放弃时，终于听到扩音器里开始呼喊登机了。飞机在柏林上空盘旋了一圈，径直向西飞去，这一刻我的心终于落了地，我终于逃脱了德国新闻审查官的魔爪。我掏出纸笔草拟一下播音稿，等飞机到达伦敦附近的克里伊登，我差不多写完全部内容了。下了飞机，我在机场给公司驻伦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让我惊喜的是，办公室里的英国秘书告诉我纽约总部同意我的播音请求，给我分配了15分钟的时间。具体时间定在伦敦当地时间晚上11点30分，也就是纽约下午6点30分。

这是重大的突破，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第一次准许自己的员工亲手获取第一手素材然后播报。[4]我激动得不能自已，即使几个小时之后，我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室准备播音，看着钟表的指针指向11点30分时，我还处于紧张局促的心情之中。耳机里传来了纽约总部发来的提示音，然后纽约的播音员开始做前言介绍了：

大约24小时之前，纳粹军队越过边境进入了奥地利……入侵发生当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中欧地区主任威廉·夏伊勒先生正在维也纳。今天下午他飞抵伦敦，为大家带来完整的目击记录……现在我们把线路切到伦敦。

此刻，面对着英国广播公司的麦克风，我开始了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后的第一次新闻播报。

第二天，也就是周日，我和默罗在播音节目中有了更重大的突破，做了一个全球的新闻连线节目，这是广播史上的第一次。我敢说，没有默罗和我的努力，广播节目就不会从此进入成熟的阶段。从那以后，新闻连线节目就成了播报新闻的主要形式，首先是广播业，然后是电视业，自此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形式。

今日我们已经进入电视和卫星传输信号的时代，每天晚上的新闻综合栏目已经成了例行节目。遥想1938年3月13日，星期日晚上，我和默罗为了实现这个突破，克服了多少重大的困难。记得当时纽约总部的工程师告诉管理部门，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主要的问题就在欧洲。我们必须先搞定欧洲大陆的传输设备，让各处的短波发射器向纽约发出信号，[5]纽约的工程师再接收信号，这样才能实现新闻联动播出的目标。我在伦敦，默罗在维也纳，那天又正好是星期日，欧洲各国的广播公司都在放假，准备时间十分短暂，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去各处安排短波发射器、播音工作室以及连接它们的通信线路，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和四五个国家的记者进行联络。默罗和我努力给各国广播公司的官员打电话协调，我们之间语言不通，更别说他们基本上在过周末，以前也根本没处理过这样的事情。总而言之，整个过程十分耗时，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那天伦敦时间下午5点，我做完了当天的现场播报，接到了纽约的电话，总部问我和默罗能否在稍后的晚上安排一档联动欧洲各国首都的新闻摘要节目。当时纽约正是中午时分，而欧洲的白天已过去大半，时间紧迫。

打电话来的是纽约总部的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他竭力显得好像在和我安排一件例行公事：“我们今晚想要一档欧洲新闻摘要节目，时间定在伦敦当地时间凌晨1点钟……你和你的英国议会朋友在伦敦，默罗在维也纳，我们希望你再联系几个美国驻柏林、巴黎和罗马的记者朋友，你们在这几个首都城市一起播报一下当地的新闻，整个节目计划30分钟，你和默罗能搞定吗？”

我直接说可以，就把电话挂了。然而事实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难题。我给维也纳的默罗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我一边等着回电，一边盘算着如何是好。几乎所有驻欧洲各国首都的记者我都认识，如果能在周末的晚上找到他们，再和他们美国的公司沟通好，让他们帮着做一个报道并不难。

至于欧洲各国主要广播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各国邮电部门的首席工程师，我和默罗也都是认识的。我们要借用前者的播音设备，还要使用后者的短波发射器和通信线路。在等默罗电话期间，我给巴黎、罗马和柏林的美国记者朋友打了电话，还给法国国家广播公司、法国邮电总部、德国邮电部、德国国家广播公司和都灵的意大利代理广播台的主管与首席工程师打了电话。我真得庆幸自己当初学过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没有他们的话我就完全无计可施了。

默罗给我回电话了，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搞定德国人，要到一条通往柏林的电话线路，这样可以直接从柏林发射短波到纽约。他还就其他一些技术问题给了我一些提醒，他说罗马有一台很好的短波发射器，但是如果意大利邮电部门不许我们使用，那就只能另找一条从罗马通往日内瓦或伦敦的电话线路。巴黎当地没有短波发射器，所以我只能通过法国邮电总部预订了一条通往伦敦的电话线。没过多久，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来自四个国家的工作人员都给我答复了：都灵的意大利代理广播台的官员和工程师都不能帮忙，我只好从意大利通信部订购了一条线路；德国方面倒还不错，国家广播公司同意给我提供一间播音工作室和一台短波发射器，他们还说会再想法去协助默罗。但他们说，柏林和维也纳之间唯一的通信线路被德国军队掌握，所以不能确保成功。

随着夜幕降临，准备工作渐渐成形。怀特从纽约打来电话，给伦敦、维也纳、柏林、巴黎和罗马的播音工作分配了详细的时间，要求我们遵从信号指示，及时切入和切出播音环节。我又从伦敦给其他四个首都的同事打了电话，把详细的时间和信号告诉他们。我希望各处工作点负责技术工作的工程师到时候能够完全听明白我们的英文指令。

各国首都的记者也陆续给我回电话了。埃德加·莫勒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巴黎的记者，他当时正在巴黎乡下享受周末时光，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成功说服他赶回城里给我帮忙。莫勒曾经在柏林工作，后来被纳粹驱逐出境，所以只要是有关希特勒的任何事情，他都会特别有兴致，而且就我所知，没有人会比他更深刻了解希特勒对奥地利的所作所为。弗兰克·格维西和皮埃尔·胡斯也分别从罗马和柏林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们都是国际通讯社的员工。他们说只要纽约总部同意，他们都愿意给我帮这个忙。挂掉电话后，我就赶紧给怀特打电话，让总部去和国际通讯社沟通，确保他们能够参与播报。

怀特在电话里说：“你放心，国际通讯社的事情我去处理。我已经把你的设备加入通信线路。不过今晚罗马和柏林方面准备采用什么类型的发射器，波长是多少？”

听怀特这么一问，我才想起来我把这个技术问题忘了。我告诉怀特：“罗马方面可能不准我们使用它的发射器，至于柏林方面我会再给他们打电话，问清楚以后给你回电话。”我准备帮格维西找到一条从罗马通往日内瓦的电话线，这样他的播音内容可以通过电话线传到日内瓦，再通过发射器到纽约。为了这条线路，我在周日晚上给罗马和瑞士的有关部门打了好几个电话，颇费一番周折。

整个下午加晚上，我一直忙于协调欧洲的播音准备工作，直到后来怀特打电话问：“你自己在伦敦的播报如何了？”我这才想起来自己也肩负着播音任务。怀特说：“别忘了，我们计划在伦敦安排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议会里的人，我们想知道英国人就希特勒入侵奥地利的反应。”

我告诉怀特：“好的，我稍后再给你回电话。”然而，事实上我根本找不到怀特需要的人。今天是周末，我认识的议员都在乡下度假。我还试着给唐宁街打电话，希望了解英国政府的反应，他们也不在工作岗位上。其实，我自己都能百分百地知道答案——英国政府的反应就是没有任何反应。不过，我还是需要找一位官方人士来证实。

我坐下来匆匆草拟了几笔自己的广播稿。这时，英国工党议员埃伦·威尔金森从乡下给我打来电话。周末在乡下度假似乎已经成了英国人的一个传统，无论欧洲大陆上突然爆发了多么严重的危机。

我问她：“你需要多久才能回到伦敦？”威尔金森女士回答说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我看了一下表，现在是晚上11点钟，离广播还有两个小时。

我说：“好的，我们凌晨1点钟有新闻要播，到时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门口等你。你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准备精彩的发言，重点谈谈本周末希特勒夺取奥地利之后，英国会做出什么反应。”埃伦是我的老朋友，想到这里，我又补充：“也可以谈谈英国不会做出什么反应。”

罗马的格维西从另一条线打来电话，说意大利人表示收到申请太匆忙，所以没法安排发射器。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我们会把你的播音内容传到日内瓦，你去找意大利代理电台要一条专用的电话线，再去预订一间播音室。”

格维西回答道：“好吧，我去试试。”听声音他对此不抱希望，他了解意大利人。

“我会盯着瑞士方面，”我接着说，“如果都行不通，你一个小时后给我打电话，把你的播音稿告诉我，到时我在伦敦帮你读。另外，纽约非常想知道墨索里尼会有什么举动，重点谈谈这个。”

格维西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毫不见外地回答道：“比尔，他会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你还能不清楚？”

“那是自然。看起来和伦敦的张伯伦差不多，不会有任何反应。”

“很对。”

“不过，公司还是希望听到你亲自来说这个话，毕竟你人在罗马，比人在伦敦的我说这个话要有说服力。”

接下来的近两个小时，桌上的电话机一直响个不停，我一直和他们讨论到了凌晨0点45分。我看了下表，赶紧一路奔到英国广播公司大门口，正好碰到埃伦也刚到，她用手捋了捋自己的茶褐色头发，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我们一起上楼，进了一间播音室。很快纽约总部就发来了反馈的信号，我和怀特做了最后一次确认。目前看起来，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的情况都很正常。默罗很有信心，他弄到了一条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电话线路，巴黎的信号也会通过电话线传到伦敦。至于罗马，我们就只能放弃了，我没有搞定罗马到日内瓦的线路。不过此刻格维西正从罗马打来电话，速记员将记下他的稿件内容。怀特同意等所有播音结束后再把线路切回伦敦，由我代替格维西朗读他的稿子。

距离伦敦时间凌晨1点钟只有15秒了，耳机里已经响起倒计时的提示音，此刻是纽约时间晚上8点钟。耳机里响起了鲍勃·特劳特沉着平稳的声音，他开始对今晚的节目做介绍：

……为了让各位听众详细地了解欧洲的现状，今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会为您呈现一档特别节目，我们邀请了驻守伦敦、巴黎以及其他欧洲几国首都的记者，为您直接报道当地的情况……今晚我们将通过广播带您来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欧洲首都巡游，首先让我们先听一下来自伦敦的消息。

我开始播音了。这一瞬间，两天两夜的疲惫一扫而空，我感觉到了些许兴奋。我意识到，只要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不出什么严重的差错或故障，那就意味着我们成功地开创了广播史上的新纪元。我简短地说了几句，表达了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即面对希特勒的入侵，我怀疑英国政府除了口头抗议以外，可能不会采取其他任何有效的行动，因此也绝不会有战争爆发。至于埃伦·威尔金森女士，“美国听众一定很熟悉她，我们就不必再专门介绍了”，说着我把麦克风递给了她，点点头。她接下去说道：“英国对于希特勒的做法实在感到恼火，但是在英国没有哪个人愿意发动战争。”

尽管我对英国政府的反应深感失望，但是不得不说，埃伦的话一定能使美国听众感到安心，因为特别多的美国人都害怕战争再次爆发。当晚，巴黎的埃德加·莫勒和维也纳的埃德·默罗的播音都非常精彩，我想听众一定会深受触动。莫勒一直对希特勒充满鄙夷，一直在提醒全世界要对他加以提防，他觉得很多民众都没有认清希特勒的本来面目——“残酷和赤裸裸的强权”，并且是全欧洲的重大威胁。默罗则向听众展示了一幅悲惨的画面，曾经充满欢乐的维也纳现在落入了纳粹的魔爪。当晚，只有柏林的胡斯没有谴责纳粹，我想我真该找一个对纳粹少些同情的人。他说，在德国的各阶层民众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奥地利回归德国的保护是出于他们的自愿。我在心里暗想：这是事实吗？胡斯心里应该很清楚。

尽管如此，考虑到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还是认为这次节目非常成功。柏林、维也纳和巴黎的切入时间都很准确，信号清晰。等到他们都发言完毕，纽约总部又把信号切回了我这里，由我代替格维西播报。他在稿件中说明，四年前墨索里尼曾经为奥地利的独立去和希特勒抗争，但他这次不会再做同样的事了，因为他已经加入纳粹德国的阵营。

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保罗·怀特向我反馈道，全公司上下，从佩利到公司的每一个小职员都兴高采烈，他们觉得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成功。[6]

保罗说：“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希望明天晚上再来一次，哦，你那里已经是新的一天了，就是伦敦时间的今晚，你看可以吗？”

我已经疲惫之至，但还是很兴奋：“没问题。”

我出门好几天了，特斯还在医院养病，所以我迫切地想回到维也纳，我也想看看希特勒占领奥地利之后有什么新举措。然而纽约总部要求我待在伦敦把剩余的报道做完，直到本周结束才能离开。这正好给了默罗一个好机会，他可以继续留在维也纳报道希特勒进军奥地利的情况。我们一想到自己突破了公司的禁令，而且开创了一段广播的新历史，就感到特别开心与兴奋。

尽管默罗在维也纳每天忙得脚不着地，他还是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特斯，然后打电话把情况告诉我。据医生说，特斯的静脉炎仍然严重，所以她近况不佳。至于我的宝贝女儿，倒是一切安好，从她出生之后我就一直忙于工作，以至于连名字都没顾上给她取。据默罗说，特斯目前情绪还算稳定，虽然希特勒吞并了她的祖国，但是她还没有过激的反应。默罗还说头几天是医院里最糟糕的时光，到处充斥着恐慌的情绪，犹太病人也无心顾及病痛就纷纷逃散了，当初给特斯接生的犹太人产科医生也消失了。听完我非常担心，但他向我保证，说特斯一切安好。他说特斯唯一抱怨的事情就是德国的轰炸机整日在维也纳上空飞来飞去，刺耳的引擎声让她睡不着觉。

伦敦的日子是忙碌的。周一那天，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组织第二次新闻连线。节目安排在伦敦时间周二凌晨3点30分，仍然从伦敦开始，然后是柏林、巴黎、维也纳和罗马。与第一次相比，这一次的先期协调工作要简单一些了。

与之前禁止我们自主报道相比，现在公司不断要求我们多播自己的新闻，这让我和默罗非常兴奋。周一下午4点钟，我把张伯伦首相就希特勒入侵事件而向下院发表的声明播了出来，广播的即时性真是让我振奋。我开场道：“大约半小时之前，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英国下院发表了声明。”我前脚通过自动新闻收报机接收新闻，后脚就可以把内容传播给全世界。

张伯伦的发言没让我惊讶，不过与之前3月2日他在下院就奥地利情况所做的发言相比，倒是让我困惑。当时他声称“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不过是两个政治家（指希特勒和许士尼格）之间的会谈，所谈论的事情也不过是就如何发展两国关系而达成的协议而已”。记得当时我在维也纳吃惊地读完了这条报道。我知道，英国驻维也纳公使馆已经把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通牒告诉了张伯伦。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公然说谎。

现在，我在广播中读他的声明时，极度怀疑其真实性。他在声明中是这样说的，他的新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7]在希特勒的部队进军维也纳的24小时之前，会见了德国新任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先生，哈利法克斯明确地告诉他“大英帝国政府对于下列事务予以最高程度的关注，即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确保奥地利全民公投免受德国的干扰和威胁而得以顺利举行”。张伯伦继而补充道他本人也持相同看法，向里宾特洛甫做了最明确的表态。

对于张伯伦的声明我表示怀疑。[8]

说了半天，张伯伦终于说到关键问题了，他声称“除非奥地利和其他国家做好了使用武力反抗的准备，否则我们对于奥地利目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无能为力”。

张伯伦说得没错，但是我在想，如果英国不愿意用武力去抵抗纳粹的话，那么等待大英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

温斯顿·丘吉尔现在还是被排斥在权力圈之外，他的观点在英国政坛仍然孤立无援。但是当天他在下院就奥地利问题发表的演讲深深触动了我，我相信他是整个英国最能看清现实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丘吉尔是这样说的：

有关3月12日发生的事件，其严重性不容小觑。欧洲正面临挑衅……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么像奥地利一样屈膝投降，要么抓住时机采取有效的措施。

如果我们继续任由事态发展，那我们会浪费多少宝贵的资源？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用来保卫和平与维持稳定的。我们还会让多少朋友心灰意冷？我们还要看着多少潜在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恐怖的深渊？……

但是英国议会之中几乎没有人把丘吉尔的意见放在心上，他所属的保守党都坚定地站在张伯伦的背后，继续对法西斯独裁者实行绥靖政策。

丘吉尔还谈论了一些别的问题，他提醒每一个人注意，希特勒夺去了奥地利，意味着他在战略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维也纳是连通往日由诸多国家组成的奥匈帝国和欧洲东南部国家的枢纽。一条控制多瑙河流域的绳索已经被德国抓在手中。纳粹德国控制了维也纳，就能通过公路、河流与铁路控制整个东南欧的军事与经济联系。这对整个欧洲的权力结构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毫无疑问，丘吉尔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张伯伦对此置之不理。我的一些同事通过广播听到了丘吉尔的演说，他们告诉我说今天的丘吉尔最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辩才。这让我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去请丘吉尔来我们的电台，让他充分展示自己的口才？

之后我给佩利打了电话，很显然他听说过丘吉尔的大名，他很喜欢这个想法。

佩利说：“你现在立刻给丘吉尔打电话，告诉他我非常希望他能够来我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15分钟的节目，最好就把他今天在下院的发言重复一遍。”

我说：“我这就联系他，不过，我们要给他支付多少报酬呢？”

佩利说：“50美元吧。”

50美元？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恰巧知道一些丘吉尔的财政状况。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他父亲主要的收入是给一家周报撰写联合专栏文章，该报纸在全世界发行，大约200名订阅者每周要向报社支付2000美元的订阅费，其中丘吉尔能够获得的稿酬在300美元左右，有时甚至会高达1500美元——毫无疑问这笔高额收入挣得很轻松。不过这算不上真正让他致富的收入。

想到这里，我对佩利说：“比尔，我不认为丘吉尔会为了区区50美元专门来一趟，这才相当于10英镑。”

“你去和丘吉尔解释，”佩利答道，“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节目，是没有广告的。告诉他，凡是长期合作的对象，我们的报酬标准都是50美元。”

“丘吉尔可是大牌啊，我们能不能给他500美元，或者至少100美元？”

佩利好像开始不大高兴了：“我说50美元，就是50美元！”

挂掉电话之后，我就给丘吉尔打电话了，在电话里他说他很乐意来我们电台谈15分钟。

然后丘吉尔问道：“我想请问一下，贵公司准备支付多少报酬给我呢？”

“50美元，约合10英镑。”

我觉得丘吉尔听到这个数字后，一下子就错愕了，电话那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

“你说的是50美元吗？”

我只好说：“丘吉尔先生，我们公司老板佩利先生让我向您解释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给长期节目的标准报酬，15分钟都是50美元。这说明节目是没有广告的。我们不想您把这个节目视作一种商业活动。”

丘吉尔似乎并不满意这个解释，最后他说：“告诉你的老板，如果他肯支付500美元，也就是100英镑的报酬，那我将很乐意去参加你们的节目。”

其实我觉得丘吉尔的要价挺合理的。

然而，等我再给佩利打电话汇报此事的时候，他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忙了整整一周之后，我终于在周末离开了伦敦。一想到希特勒终于兼并了奥地利，而英法再一次展示了自己的懦弱，我就感到非常沮丧。在英国政府中，除了丘吉尔以外，没有人认识到德奥合并的真正意义——它意味着希特勒成功跨出了征服全欧洲的又一步。张伯伦在下院演讲结束时宣称，会“依据近来发生的事件”“重新检视”德国的重整军备政策。可惜，对于希特勒这种独裁者来说，这种话无足轻重。

随着飞机从伦敦机场起飞，我的情绪终于有所振奋，我意识到从我个人与工作的角度来说，我的人生在这一周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有一个事实，尽管我非常讨厌承认它，但它依然是事实——如果希特勒没有吞并奥地利的话，我和默罗就无法在一夜之间成功越过公司的桎梏，我们也无法在广播史上做出一个重大的突破，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广播新闻连线。从此以后无数人将以此种方式收听晚间新闻，而不必再等到第二天的晨报了。

当天晚上，默罗到维也纳郊外的阿斯佩恩机场来接我。天色已晚，医院不准我再去探视。不过默罗刚从医院过来，他向我保证特斯虽然现在处境艰难，但一定会渡过难关的。被德国纳粹占领之后，整个奥地利都陷入了混乱，特斯也不可避免地情绪低落。之前她对面的病房中有位犹太裔的待产母亲跳楼自杀，腹中的胎儿也未能幸免。其他人纷纷逃离。特斯的产科医生还没有回来，但幸好另一位医生出现了。

我和默罗一路从机场赶回家，却发现公寓楼下站着党卫军的哨兵，个个头戴钢盔、佩带刺刀。看上去我家附近的罗斯柴尔德宫前大约部署了一个排的兵力。当我和默罗想走进公寓大楼时，被党卫军卫兵挡了回去。

我冲他们嚷道：“我就住在这栋楼里！”

一个哨兵毫不客气：“这和我们没关系，反正你不能进去。”

我竭力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我和这种粗鲁的德国士兵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问道：“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你们的指挥官？”

“他在罗德柴尔德宫里。”

一个很魁梧的党卫军士兵把我们押到罗斯柴尔德宫的厢房，那里正好和我们家的公寓大楼相连。去年路易斯·罗斯柴尔德还在家里住过。[9]即使这栋厢房是供花匠居住的，也已经非常大了。我和默罗走进去一看，党卫军正忙着从地下室里往外面抬银器和其他各式战利品，他们的头目正忙着扛一个重重的箱子，里面装满了银制的餐刀和叉子。他看到我们，把箱子放下肩头，脸上没有一丝羞愧。我和默罗把情况说了一遍，解释了我们的职业和国籍。他似乎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场就笑了起来，然后告诉卫兵护送我们回家。

“不过你们在家待着别动，”他嗤嗤地笑起来，“直到我们把这里的小任务完成。”

我和默罗回到家之后，喝了一杯烈酒，从窗口往外面看。只见党卫军陆陆续续地从罗斯柴尔德的家里走出来，将战利品塞满了在那里等着的卡车。我非常迫切地想看看被占领的维也纳是一幅怎样的景象，于是我和默罗踮着脚尖走下楼。等到哨兵都离开门口，我们趁着黑夜悄悄地摸到了大街上。街上出奇地安静，默罗说数千名犹太人、几千名社会党人和许士尼格的支持者都已经被德国军队团团包围或者逮捕。据说许士尼格本人也在盖世太保的监禁之中，没有人知道在何处。

我和默罗在维也纳的内城晃荡了一个小时，然后来到克恩滕大街附近的一家酒吧。此刻，默罗陷入了深深的悲恸，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在维也纳逗留的这一周，所见所闻都让他沮丧：乌合之众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躁，民众在街上大声欢呼着希特勒的名字，纳粹暴徒在街头巷尾施虐。默罗说，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就在这家酒吧，一个看似犹太人的男子喝得酩酊大醉，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旧式刮胡刀，直接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过了一小会儿，当开始谈论我们的工作时，默罗的情绪恢复了一些。

“我想我们完成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说——我很喜欢默罗这种含蓄的说话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广播史上的第一批记者，我们找到了一种聚合新闻的方式。也许，伙计，我们现在算是小有成就了。”

说到这里，我们又举起杯子庆贺。第二天早上，默罗离开维也纳回伦敦了。我自己则匆忙赶到医院。医生告诉我，特斯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仍然有可能出现静脉炎导致的血凝块，只能继续观察。我觉得这些内科医生在这个病上已经花了太久的时间。特斯入院的时候，本以为顶多只需要住上一周，没想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我竭力把这些担忧放到一边，使其不干扰我的工作。近期我做了一个特别报道，专门讲述在我离开的这一周维也纳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由于纳粹临时加强了对新闻报道的审查与压制力度，所以我无法把真实情况完全描述出来。这个小经历提醒了我，等到特斯出院之后，我必须尽快把办公室从奥地利迁出，这里已经是纳粹的天下，我必须另找一个中立国家。

今时今日的维也纳已经让熟悉它的人认不出来了。维也纳人，曾经是那么温和而多愁善感，现在他们却比德国人还要残暴，特别是对待犹太人时。走在街头，不时地可以看到一群群犹太男女在纳粹突击队员的押解下，跪在地上，把印在马路两边的许士尼格时代的宣传标语擦洗掉。士兵嘴里不停地辱骂并嘲笑他们。即使当初在柏林与纽伦堡，我也没有看过纳粹这样的施虐，这样的侮辱。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随意地抓捕路上的犹太人，或者干脆冲进他们家中抓人，然后强迫他们去清洗兵营中的厕所和他们强占来的其他建筑。国外的犹太人，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认为貌似犹太人的外国人，也都被抓起来，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

美国公使约翰·威利的夫人恰巧是一位波兰裔犹太人，她担心会被抓起来送去洗大街，所以一步也不敢离开公使馆。我的老朋友吉利曾经是《伦敦早邮报》驻柏林的记者，这次他正好来维也纳报道德奥合并的事。我们经过教堂时，一群纳粹却把他团团围住，尽管吉利的出身和长相都是一个纯粹的苏格兰人，这些人仍然冲着他大喊反犹口号，然后打他。我一开始还环顾四周，希望能够向附近的警察求助，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这根本没有任何用处。警察也害怕得罪纳粹冲锋队，更遑论他们自己可能就是纳粹分子。最后，吉利掏出了自己的英国护照，这群暴徒才放过了他。

回到维也纳，我花了不少的时间重新梳理了德奥合并的来龙去脉，详细记录了希特勒成功占领奥地利的过程，又仔细研究了德奥合并背后的战略意义，同时我在竭力思考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哪里。希特勒进入奥地利的第一站并不是维也纳，而是林茨，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无数群众在林茨为希特勒举行了极为疯狂的欢迎仪式，他在仪式上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

如果天命曾经召唤在此地降生的我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领袖，那么它一定赋予了我一项必达的使命，那就是让我深爱的故土回归德意志帝国的怀抱。我为这项光荣的使命而活，为它奋斗，现在我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使命。

3月15日，希特勒站在维也纳霍夫堡皇宫的天台上，这里曾经是哈布斯堡皇室统治奥地利帝国的地方。他向广场上无边无际的人海大声呼喊：“作为日耳曼民族和德意志帝国的元首与总理，此刻我在历史面前，正式宣布我的祖国与德意志帝国合并了。”

两天前，也就是许士尼格要求举行全民公投的那天，希特勒在林茨正式提出了一部所谓的《德奥合并法案》，声称“奥地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从此结束，它正式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省”。然后希特勒又使出了一贯的欺骗伎俩，称之后就会举行一个“自由而秘密的全民公投”，由全体德裔奥地利人决定自己的国家是否加入德意志帝国。两天后，他在维也纳又做出了同样的虚伪承诺，声称4月10日他会正式举行全民公投。之后他回到柏林，几天后他又宣称德国也会在4月10日举行一次全民公投，由全体德国人决定是否批准《德奥合并法案》，公投当天德国议会也会重新选举。希特勒早就指定好了他在国会的傀儡，纳粹党也早就成为德国境内唯一的合法政党，所谓“选举”不过是骗上加骗。

我现在有了自主广播的自由，以及报道某些严肃新闻的自由，所以我细致地记录了这个骗人的全民公投的过程。希特勒掀起了大潮一般的宣传攻势，不断发表浮夸的政治演说，鼓动德奥两国民众一定要投赞成票，他的做法让人感觉似乎这些草民还真的有决定权。除此之外，他还反复地嘲讽、攻击许士尼格，称他“伪造选举结果以欺骗自己”——希特勒似乎忘了这位奥地利总理早已不再是自己的对手，已经被囚禁起来。我发现，希特勒在演说中不敢告诉德奥两国民众，更不敢告诉国际社会他已经把许士尼格抓起来。他犯下的如此暴行，在现代欧洲历史上还不曾有过。

在这场颇为诡异的政治宣传攻势中，希特勒似乎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很忌惮，我们对他的谎言和全民公投做了诸多评论（尤其是对他在进行全民公投前就已吞并奥地利一事），对此他似乎多感忧虑。之后他在柯尼希斯贝格做了一场广播演讲，对外国媒体进行攻击，也为自己进行政治宣传找了牵强的理由。

“我在政治斗争生涯中，”他说，“获得了我的人民的热爱。当我跨过国境线进入奥地利，我感到了巨大的热情，其中对我的热爱是我前所未有的体验……在这种强烈的体验之下，我深知自己不需要等到4月10日就已经知道公投的结果，我也不需要刻意做些什么去影响公投的结果……”

如果这些话也能相信——我敢肯定千千万万的德奥民众会深信不疑——那么，没什么话是不可信的。

4月9日，全民公投的前一夜，希特勒显得很紧张，他又发表了一次演说——我听过他许多次充满雄辩色彩的演说，这次应该也是他的上乘之作。然而，整个演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曾经在维也纳这座美丽奢华的帝王之都苦苦求生、满身污渍、饥寒交迫的下等人士，现在却以威廉二世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0]（他们都曾是日耳曼帝国最后在任的君主[11]）的口吻向芸芸众生发表讲话，那模样显得他自己似乎已经得到上帝的亲授真传，成为后者在人间的使者。

我相信一定是上帝的意志，让我在此地降生，然后又把我送往德意志帝国，让我在那里成长，直至垂恩于我，让我成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上帝之所以如此厚待于我，就是为了让我带领自己的故国回归德意志祖国的怀抱。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最高意志。还记得3月9日那天，当许士尼格违背协议之后，在刹那之间，我的内心感觉到了天命的召唤。之后的三天中，我所能想到的就是顺应天命，完成上帝的心愿。

我要感谢上帝，他让我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使我可以带领你们回归德意志帝国的怀抱！明天愿所有的德意志人都会在那一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在万能的神的面前谦卑顿首。是万能的神，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就给我们带来了伟大的奇迹！

我完全可以预想到，绝大多数的奥地利人，3月13日的时候会在许士尼格的全民公投中投下赞成票，现在也会一样赞成希特勒的看法。在许多奥地利人的眼中，他们深信，1918年斯拉夫和匈牙利内陆地区划出之后，奥地利只有依附于德意志帝国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而且，作为一个几乎所有人信仰天主教的国度，许多天主教教徒也受到了教会观点的影响，维也纳教区的因尼策主教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这份广为流传的声明中敦促天主教教徒们在全民公投中投下赞成票。最终，人群中普遍出现了一种感觉，谁不投赞成票，就会被发现，而且会遭到处罚。

4月10日，周日下午，我造访了位于霍夫堡皇宫的一处投票站，站内有一处展示台，上面贴着一张示范选票，用来教大家如何在选票上标注“同意”。我还注意到投票点的一角有一条很宽的缝隙，来自纳粹公投委员会的人就坐在几英尺之外的地方，他们可以很清晰地通过缝隙看到投票人的选择结果。

当天晚上7点30分，我做了15分钟的广播，对公投进行了报道。尽管投票点刚刚关闭，但在我开始广播前，一位纳粹官员已经向我保证称99%的奥地利人都会赞成德奥合并。事实证明，他的预测非常准确，投赞成票的人数比例达到了99.75%，德国全民公投的赞成数比例也达到了99.08%。

奥地利的盛名就此终结了，她的子民丝毫不珍惜她的高贵与尊严，这座经历了数千年历史之久的中欧古国就这样湮灭了。维也纳如今成了德意志帝国统治下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城市——它只是纳粹德国的一个首府而已，它曾经的辉煌正在慢慢褪色。希特勒这个曾经的奥地利流浪儿，现在的强大的德国独裁者，他认为当初是奥地利，是维也纳拒绝了自己伟大的理想，因此他现在要把他的祖国从地图上抹掉，要让维也纳成为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让它曾经的辉煌都烟消云散。

迄今为止，据我所知，纳粹德国政府没有对许士尼格的下落做出任何正式的声明。看上去这位奥地利的前总理被投入了一座完全不为外人所知的监狱。为此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打听他的下落。

3月12日清晨，也就是许士尼格被迫下台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就下令逮捕了他，然后一直把他软禁到5月28日。在许士尼格被软禁的这些日子，我从一些对政治并不热心的奥地利纳粹分子口中了解了一些关于许士尼格的近况。负责看管他的人员来自盖世太保，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折磨他，譬如说24小时不间断地利用高音喇叭和强灯光干扰他，使他无法睡觉。之后他被转移到了盖世太保位于维也纳的总部——大都会酒店，在之后的17个月，他一直被关在酒店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

他们每周发放一条毛巾让他洗漱，实际上却强迫他用毛巾擦洗看守的房间、洗脸池、泔水桶和马桶，还逼迫他做各种侮辱性的苦活。在许士尼格被俘虏的第一年里，他消瘦了58磅，患上疾病，日渐憔悴，但负责给他检查身体的党卫军医生说他非常健康。最终他被投入集中营，在达豪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中度过了多年。后来许士尼格回忆这段孤独的监禁岁月，说自己“生不如死”。

许士尼格在达豪集中营度过了七年的牢狱生活，整个世界大战都已经接近尾声。七年中，不断有一些触怒了希特勒的知名人士成为许士尼格的狱友。譬如说希特勒的前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博士；法国前任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人）莱昂·布鲁姆和他的夫人；“认信教派”的领袖马丁·尼莫拉教士，他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U型潜水艇的指挥官和柏林教区的牧师，却因为胆敢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而被投入集中营监禁了近八年。稍晚被投入达豪集中营的还有黑森的菲利普王子——他的妻子是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次女玛法尔达公主。为了报复当年意大利国王逮捕墨索里尼和一些驻意大利的德国纳粹高级将领，希特勒于1944年下令在布痕瓦尔德将玛法尔达公主处死。

1945年5月1日，随着美军在西线取得优势地位，盖世太保害怕这些声名显赫的囚犯被美军解救，将他们紧急转移出达豪集中营，押往蒂罗尔南部山区的一座小村庄。

负责管理囚犯的盖世太保军官向许士尼格出示了一份名单，按照希姆莱的指示，凡是名单上的人，都要被处决，以防他们落入美军的手中。许士尼格后来说，他看了一眼名单，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那一刻，他觉得天崩地裂。这么多年集中营的苦难生活，都侥幸挺了过来，却在最后一分钟没能逃过毒手。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事情最终峰回路转。许士尼格在1945年5月4日的日记写道：

下午2点，突然警报声大起！是美国人来了！一个美国分遣队占领了酒店！我们自由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奥地利犹太人都丧生于纳粹集中营和监狱之中。当局准许他们花钱保命，然后流亡海外。许多犹太人为此倾家荡产，譬如说，路易斯·罗斯柴尔德为了保住性命，把自己的钢铁厂交给了戈林控制的机构。在大屠杀开始之前，大约有18万名维也纳的犹太人利用金钱给自己买了一条活路。

用金钱换取人身自由，这可是一项无本万利的好买卖，为此海德里希控制下的党卫军专门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官方名称为“犹太人移民事务办公室”。该机构独家掌握了批准犹太人离境的权力。之后没多久，这个“犹太人移民事务办公室”负责的就不再是犹太人移民的事务，而是负责消灭犹太人——在它的指挥下，超过4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这项骇人听闻的屠杀任务从头到尾都是由阿道夫·艾希曼——一个土生土长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也是希特勒的林茨同乡——直接负责指挥的。

然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在过了很久以后才注意到艾希曼这个人的存在。

4月8日，我终于把特斯和小婴儿接出了医院，不过特斯的静脉炎并没有完全康复，还不能行走。我在日记里写道：“最糟糕的时刻终于过去了。”我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很久。

尽管特斯在家里精神状态好了许多，但她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负责治疗特斯的医生都感觉束手无策，最终，一位医生终于发现了真正的病因：X光片显示有一些类似于外科手术器具的金属物件存在于特斯体内，很显然这是当时她做剖宫产手术时被留下的。医生建议说最好由当初那个给特斯做手术的产科医生来亲自取出这些物件。但是自从德奥合并后，那位犹太裔医生早就无影无踪了。最终我成功地找到了他，但是他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不愿去医院给特斯做手术，对于他的担忧我表示理解，之后他说如果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愿意帮助我们。

我在距离多瑙河一二英里以外的维也纳森林找到了一家修道院，那里有一个诊所，主持修道院的修女都是慈善修女会的成员，表示愿意提供场地。趁着深夜，我们开车把医生带到了修道院，他在那里完成了手术，取出了不小心遗忘在特斯体内的金属物件。从那之后，特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慢慢恢复。当初特斯受累于她的病痛，我则因工作忙得分身乏术，我们一直没顾上给孩子起名字。现在，我们终于想起了这个事情，给孩子起名叫作艾琳·因加。

默罗和我已经商议妥当，只要特斯的身体恢复得够好，我就立刻把办公室迁到日内瓦，在那里我享有自由广播的权利，不受纳粹官员的过度干预。目前看来希特勒的新动作越来越多，我需要报道的新闻也日益增加。很显然希特勒已经瞅准自己的下一个猎物，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4月14日，也就是希特勒举行了虚伪公投之后的第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捷克斯洛伐克一定是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德国占领了奥地利之后，已经从三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从军事角度上来说，捷克斯洛伐克注定要完了。

我在日记里还顺便提起了另一件事情。

德奥合并之后，我们从布拉格做的所有新闻播报都必须通过德国境内的电话线，即使我们想把信号传输到日内瓦再进行短波发射，也要经过德国境内。一旦德国人找我们麻烦的话，情况就会很糟糕。我明天去布拉格出差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当地管理部门有关他们的新短波发射器的情况。

两天后，也就是4月16日，我在布拉格邀请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和阿莉塞·马萨里克女士，她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的女儿。他们参加了对美的广播谈话节目。我和贝奈斯总统算是故交了，当初我负责报道国联事务的时候就和他熟识，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自由斗士。节目播出的头天晚上，我和贝奈斯商量，我希望他就德奥合并对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影响谈谈自己的看法，毕竟现在德国已经开始从北部、西部和南部三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德国有一个充满敌意的领导人——希特勒。

贝奈斯总统答应就“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的关系”发表看法，但是他的言辞表达极为节制与理性。节目结束，我想贝奈斯的言辞如此温和，德国人对此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然而没想到的是，德国人还是故意减弱了播音信号。之前纽约总部已经帮我预订一条从布拉格通往柏林城外索森的通信线路。尽管我们利用位于日内瓦的短波发射器去传输越洋信号，但是通信线路仍然要从德国过境，德国人还是有能力干扰。

第二天，我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公司，敦促他们尽快把新的短波发射设备建设完毕，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报道以后的大事件了。不过让我惊讶的是，不管是贝奈斯总统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公司的首席工程师，似乎都对希特勒未来的举动并不担心。以贝奈斯丰富的国务经验和睿智，他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的下一个直接目标就是自己的国家。

现在公司总部派给我们的播音任务，很多时候都非常有意思。5月2日晚上，我竟然在罗马皇家马厩的屋顶上，手持麦克风等待着报道意大利国王和希特勒的出席。按照计划，将会有战马拉着镀金的战车载着他们两人出现在奎里纳尔宫的入口。在那个春意盎然的罗马夜晚，楼顶的经历给了我许多关于美国广播业的思考。

实事求是地说，公司让我蹲守在马厩的屋顶有点儿好笑。希特勒对罗马的正式访问的确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他此行的目的是了解墨索里尼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自己征服欧洲的野心，而且希望了解意大利将会为此开出什么样的价码。我想如果我能够身处安静的播音室，那么我可以就此问题做出更多富有思考的报道。可纽约的领导喜欢这个主意，他们觉得这样很有戏剧效果。

我计划，一看到国王和他的贵客出现就立刻开始现场直播。可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谁能保证他们一定会准时出现？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准许我先对现场进行录音，播音时回放录音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和欧洲的广播记者都不被允许录音。我们所有的播音必须是实时的，美国的听众听到的，就是这一秒正在发生的。这是广播带来的新鲜事，这也是广播的激动人心之处。

但是不准录音的要求对我来说，在当天却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当天晚上希特勒和意大利国王提前到达现场了，比计划早到了六分钟。这时候我开始播报，他们乘坐镀金战车，进入皇宫，走上天台向民众挥手致意，之后就消失了。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的麦克风打开了，可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了。如果我能被允许提早录几分钟音的话，纽约就能获得与事件同步的描述，然后在之后的节目中播出。

随着欧洲的战争阴云越来越浓，我和默罗就录音的问题向佩利做过多次申请，但是都无果而终。事实上，通过录音报道欧洲大陆的新闻是百分之百必须采取的手段，其主要理由有二。

首先，进行跨洋信号传输的短波发射器受到的干扰太多，大气中的物理环境不仅随着季节不同，甚至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变化，太阳黑子、北极磁暴、强光、黑夜都会对信号传输产生干扰。而且由于时差，我们在欧洲发射信号的时间是晚上，纽约接收信号的时间则是白天。随着欧洲局势日益紧张，我们播报的新闻越来越多，但因为公司必须实时播报的命令，播报失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其次，公司不许录音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使我们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广播的优势。往往在一天之内，许多新闻事件会发生新的进展，如果我们能够当场把现场情况都录下来的话，在夜间我们就可以对这些新闻素材进行编辑播报。譬如说，在柏林，一天之中可能会同时发生好多件大事：会出现一场充满好战气息的宣言；军队会在首都进行一些新的部署；报纸上会出现敏感的头条新闻；某位气急败坏的外国驻德大使会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希特勒会发表一场满含暴怒的演说；戈林或戈培尔会威胁某国，不一而足。我们可以当场录下它们，晚上对其进行整合、梳理。这是报纸做不到的，只有广播可以，佩利却拒绝了。

默罗和我继续锲而不舍地游说佩利，我们指出，不许录音不仅会严重阻碍我们对欧洲危机的报道，而且等到战争真的来临，我们根本无法真正报道战争了。为了实时播音，我们的麦克风必须连着电话线，电话线连着短波发射器，但当你跟随部队突进或撤退时，你不可能随身就有一条电话线。战争中，你需要带着麦克风无限地接近战场，才能收集到战场的声音。用一台小型的录音机，你就可以深入其中，采集到战争的巨响。

如果战争爆发，城市一定会遭到轰炸。轰炸会有短暂的间隙，正好可以供我们播报。如果准许我们提前把爆炸声录下来，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轰炸声、高炮发射声、警报声甚至伤者的哭喊声录播给听众。

这些道理再简单不过，合情合理。然而，佩利就是固执如初。

事实证明，把办公室从维也纳迁到日内瓦要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5月下旬的十天当中，整个欧洲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从5月20日周五开始，伦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政府都陷入了恐慌。他们确信欧洲处于战争爆发的边缘，因为有可信的报告显示德国向靠近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部署了12个师，捷克斯洛伐克人则做出了狂暴的回应，他们直接宣布国家进入一级戒备，边境堡垒要塞发布预警。为了报道此事，我匆忙赶到了布拉格。

看上去战争一触即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内阁成员已经召开紧急会议，总参谋部的高级将领也召开了会议，政府紧急征召军队开赴前线。来自欧洲各国首都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大量涌入，流言也是漫天乱飞。德国人拒绝我使用通过德国的通信线路，我就只能想办法去寻找位于日内瓦或伦敦的短波发射器。我发疯一般催促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公司准备好新的发射器，让我可以把广播内容直接从布拉格发到纽约。

到了5月23日，周一，危机开始呈现出缓和的迹象。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面对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压力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强硬抵抗态度，希特勒似乎决定退让了。尽管希特勒感觉自己被冒犯而怒火冲天，但是他只能令德国外交部照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声称有关德国军队在两国边境集结的报道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

这就是他对外部世界所说的话。后来我们通过秘密档案了解到，希特勒对自己的将领说了另外一番话。5月28日，他告诉军队将领：“我有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决心，一定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希特勒指示军方制订计划，以保证在10月1日之前完成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目标——距离当时只剩下短短四个月。

尽管过去的那个周末令人紧张，但是现在布拉格的每一个人都舒了一口气。我也回到了维也纳，继续为办公室搬迁做准备。按计划我们必须于6月10日之前抵达日内瓦，因为特斯护照上的瑞士签证将在那天到期。德奥合并后，德国政府要求所有的奥地利人必须把旧的奥地利护照更换成德国护照以用于国外旅行，但是她保留了自己的奥地利护照，尽管它已经完全失效。[12]由于我有美国驻奥地利公使馆的关系，所以我设法帮特斯从德国有关部门那里弄到了一张特殊证明，让她不必持有德国护照也可以顺利离境。

1938年6月9日，我在维也纳写道：

明天就要离开了，这两天盖世太保一直在检查我的书和财物……特斯身上还缠满了绷带，绝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出门远行，不过我们仍然准备坐飞机去日内瓦。

当我从布拉格回来，特斯已经做完第二次手术，她的康复出奇地慢。不过想想明天就可以从纳粹控制的国度逃离，我们都感觉很振奋。

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现在想要离开这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盖世太保严密地看守着国境，不仅要防范犹太人和异见分子逃离，还要防止外国人把大量财产转移出境。纳粹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货币法案，限制人们将现金或外汇带出国。之前我去意大利报道希特勒访问时，和盖世太保发生过一次冲突。当时我在旅途中住在德国边境一家房车旅馆，半夜时分盖世太保突然闯了进来，把我身上原本计划在罗马用的外币全部没收了，[13]还威胁要逮捕我。毫无疑问，盖世太保肯定已经把我列入黑名单，对我加强监视，因为我带着外币穿越国境的行动看起来很可疑。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我确实有些神经紧张。离开的那天早晨，我去了美国运通公司驻维也纳办事处，我在那里有一笔美元贷款，大约值500德国马克，我想把它收回来。理论上来说，我们必须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办理这笔业务，但是因为数额太小，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我走进经理办公室时，发现一个德国人站在门口盯着我笑。这个人一向伪装成一个反对纳粹的移民，但我肯定他是一个纳粹间谍。我想了一会儿，觉得这是一个圈套。经理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我们交往不深，不敢太信任他。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直到那个德国人离开。即便这时，我还是觉得不安全。美国运通在当地雇了不少奥地利人，事后证明，这些人有很多是秘密的纳粹党党员。我和经理走下楼，他最后趁人不备把还款悄悄地塞到了我的口袋里。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看起来有多可疑。我根本无意带着500马克离境，因为按照德国法律的规定，我只能携带50马克，大约等同于12美元的现金出境。至于剩下的钱，我做好了详细的计划，临走前用来支付各种账单。

大约正午时分，我带着特斯和艾琳驱车前往阿斯佩恩机场，随行的还有一位负责照顾特斯的护士。在机场大楼，我向盖世太保解释特斯最近因做了手术过于虚弱，所以无法站起来接受例行检查，我会替她出示出境许可证和接受行李检查。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候机室，我把特斯放在一张长椅上，叮嘱她不要乱动，等着通知登机。

然而负责审核的盖世太保头子是一个十分多疑的人，他对我们反复地盘查，我耐着性子和他解释特斯是我的妻子，但是美国法律没有赋予她公民权，所以我持有美国护照她却没有。这个多疑的盖世太保开始大吼道：“那按你这么说，她是奥地利人了，那她的德国护照呢？所有奥地利人都必须持有德国护照！”我让他仔细看看特斯的那张特别通行证，上面盖的是盖世太保驻维也纳总部的大印。感谢上帝，这个大印似乎唬住了他。但是接下来他又恢复了多疑而暴躁的本来面目，他说特斯必须和其他人一样站起来协助接受行李检查。

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始对他的无理要求进行抗议。我后悔没有带着特斯的一位医生来机场作证，但估计就算来了也没什么用。我开始提高嗓门，于是这个盖世太保头子示意让一位检查员把我带走。我被带进了一间小屋子，两名警官把我的钱包和衣服口袋搜了个遍，然后把我带到了邻屋，让我老实等着。我冲上前说我得出去帮助我生病的妻子接受安检，但是他们不理我，直接就把门关上了，还差点撞到了我的脸。之后我就听见门外上锁的声音。5分钟，10分钟，15分钟，我在里面感觉好像过去了几个小时一样漫长。

眼看着我的航班就要起飞，这时我听见特斯在外面哭喊：“比尔，他们要把我带走，他们要脱我的衣服，你在哪里？”

我死命地砸门，通过窗户我可以听到和看到瑞士飞行员已经发动DC-3飞机的引擎，看起来他们没有耐心再等了。终于有一个便衣警察给我开了门，把我领到一处通往候机室的走廊。我想进去找特斯，门却关上了。此时我又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但从走廊尽头看不到飞机，估计已经飞走了。

就在此时，候机室的门打开了，护士单手搀扶着特斯走了出来，另一只手抱着小艾琳。

一位警官冲我暴躁地吼道：“快点，飞机已经等你们很久了！”我忍住怒气没和他争吵，扶住了特斯。

特斯咬牙切齿，很显然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愤怒：“这群王八蛋，她们脱光了我的衣服，还拆开了我的绷带！这群婊子！”以前我从来没有听特斯说过脏话。

我低语道：“亲爱的，请忍耐最后几分钟，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血腥的地方了……这群王八蛋……”

我搀起了特斯的另一只胳膊，推开门走到停机坪上，我们尽可能快速地穿过空草地，飞机停在50英尺开外的跑道上，两个引擎都已经发动。刹那之间我突然在想，不知道我们在爬上飞机舷梯的一瞬间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们终于坐了下来，飞机在草坪上突然倾斜，开始加速准备起飞。[14]

从维也纳到苏黎世，飞机一直在阿尔卑斯山区上空厚实的云层中飞行，外面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飞机在气流中一直不停地颠簸摇晃。特斯剧烈地晕机，我估计四个月大的小艾琳的感觉也很糟糕，真担心她会因此夭折。护士也因为晕机在昏睡。我们终于安全抵达苏黎世。经历了纳粹的野蛮噩梦之后，瑞士这片土地显得洁净、文明和自由。当我们转道前往日内瓦的时候，天上也终于出现了太阳。

向日内瓦进发之前，酒店里的医生给特斯换上了新绷带，我们一行人又吃喝了一些东西，这才感觉重新活了过来。

我问特斯：“那群王八蛋为什么要脱光你的衣服？”

“是一群婊子，”特斯纠正我，“真得感谢他们还知道让女人来干这个事情。一群粗鲁的希特勒的德国女人。”

“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已经说过了，你做过手术，身上缠满了绷带。”

“她们在找钱，”特斯说，“她们认定我们藏了钱在绷带里。她们非要看到我的伤口，才相信我们的话。”

第二天我们终于抵达了日内瓦。这个枯燥古板的加尔文宗国家，当年我在巴黎工作期间，数次分身到此报道国联相关的新闻，当时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现在在我看来，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默罗也从伦敦飞到日内瓦来看望我们。

我至今都记得6月的那个下午，特斯、默罗和我驾驶着一艘明轮蒸汽船，沿着湖水一路向洛桑进发。平静的湖水发出类似于地中海那样的亮蓝色光芒，湖岸边一片绿意盎然，向西延伸的汝拉山呈现出烟雾蓝色，勃朗峰覆满了皑皑白雪，在夕阳下呈现出粉红色。我们午饭吃得很晚，然后把船停靠在码头边，畅饮了几杯山间葡萄酿制的甘醇美酒，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气息。我们边走边聊，边聊边笑。我们三个人终于把德奥合并的噩梦抛在了脑后，生活看上去还是那么美好。我们享受和平、宁静、阿尔卑斯山的盛景，还有自由。

我们在洛桑的湖边逗留了好几天。当时在洛桑召开了欧洲广播联盟大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联盟的准会员单位，所以我和默罗以美国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不过我们在会上也没什么事情做，所以多数时间我们在四处闲游、游泳、驾船或者去山上远足，大享美食和当地的葡萄酒，到了晚上就吹着温暖的夜风漫谈闲扯，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真是太好了，我们甚至找到了青春年少的感觉。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我们青春中最后美好而平静的日子，之后漫长的七年时间，我们三个人都慢慢步入中年，我们日夜饱受战争威胁的折磨，一刻也不得轻松，最终和数千万人一起被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它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场恐怖经历。

[1] 希特勒曾经在公开场合不断表示自己一定会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地位。譬如说，1935年5月21日，他在那篇著名的“和平”演讲中就表示：“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更不想吞并奥地利，或进行德奥合并。”1936年7月11日，德国与奥地利签署了一项协议，德国在其中再度保证不会干涉奥地利内政。

[2] 当天夜里晚些时候，戈尔德施密特少校开枪自尽。

[3] 二战后缴获的德国秘密档案已经证实，这封所谓的“赛斯-英夸特电报”是德国纳粹伪造出来的。

[4] 许多读者在读到这部分的时候，都会对我的话表示怀疑，他们不相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禁止一个资深的驻外记者播报自己采访的新闻。对此，我想我可以引述威廉·S.佩利的回忆录来证明我所言不虚。佩利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创始人，拥有公司绝大部分的股份。他在回忆录《既已发生》第131页里提到了这个时期，他说：“夏伊勒当时在维也纳的任务和默罗在伦敦办公室的任务类似，他们负责安排播音和做好采访……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播音员。”我觉得更确切的是，不是我和默罗不想做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播音员，而是公司不允许。

[5] 中、长波发射器所发射的信号都无法跨越大西洋，只有短波发射器能够实现超远距离信号传输。

[6] 佩利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是一次有关后勤保障和规划学的壮举。每个记者都相隔数千英里，却成功地进行了现场直播，每个人的时间都精确到分秒不差……就1938年的技术水平来说，这是新闻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大事件。我们成功地把集中指挥的总部和各地记者整合在了一起，我们做出的这一节目，成为以后现代新闻传播业的重要形式。”（《既已发生》，第134页。）

[7] 1938年2月20日，即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一周之后，安东尼·艾登辞去外交大臣职务。主要原因是他反对张伯伦进一步姑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柏林和罗马方面对他的辞职感到非常高兴。

[8] 二战后，我研究了被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秘密文件，看过一份报告，上面显示3月10日里宾特洛甫曾经直接给希特勒上书，称自己与张伯伦及哈利法克斯会谈后“确信英国人不会为奥地利做任何事情”。（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I，p.263.）

[9] 路易斯·罗斯柴尔德是其家族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孙子，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的儿子。维也纳的这栋罗斯柴尔德宫为路易斯·罗斯柴尔德所有。

[10] 威廉二世是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自1848年起担任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67年他将奥地利与匈牙利合并为奥匈帝国。

[11] 1916年，在任68年的弗朗茨·约瑟夫以86岁高龄去世，卡尔一世即位，直到1918年革命爆发。

[12] 尽管特斯和我结婚了，但是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外国人与美国公民结婚并不能够因此自动获得美国公民权。

[13] 德国马克替代了奥地利先令，但是马克没有兑换价值，就连意大利人都不被允许把马克兑换成里拉。

[14] 在那个年代，欧洲的机场都没有混凝土跑道。

第十三章 慕尼黑阴谋：1938

1938年的整个夏末和初秋，人们纷纷感觉欧洲即将走向战争。

强取奥地利之后，希特勒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的猎物上。他开始挑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苏台德地区的300万日耳曼族民众反叛中央政府。他向苏台德地区的反叛势力承诺，会动用德意志第三帝国重新武装之后的一切力量予以援助。随着夏季的来临，人们普遍觉得这位患有偏执狂症的德意志帝国元首随时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攻击。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联合创立者之一，贝奈斯总统掌控下的中央政府对于苏台德地区的危机深感烦恼，但是面对当地纳粹分子歇斯底里的骚动和英国政府的心怀鬼胎（传闻英国秘密支持希特勒的要求），中央政府还是努力保持冷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准备答应苏台德地区的要求，赋予其自治权，但也竭力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

德奥合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战略形势十分凶险。合并之前，纳粹德国的军队只能从西部和北部方向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德奥合并之后，原先南部一带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200英里的边境线也落入了纳粹德国的手中，德国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和南部原属奥地利的地区隔着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相望，两地区的直线距离只有125英里。如果纳粹德国将上述两块地方连接在一起，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将会被一分为二，其领土的核心地带——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就会被德国团团包围起来。然而另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也绝非可欺之辈，它拥有35个师级部队，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边境地区的堡垒要塞防御能力极为强大，放眼整个欧洲大陆，可能仅次于法国马其诺防线。除此之外，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签署了同盟条约，条约保证一旦捷克斯洛伐克遭受攻击，法国就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也有同盟互助条约，其中规定，只要法国先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军事援助，苏联也会提供相应援助。

随着夏季慢慢结束，希特勒在5月下达的有关10月1日之前“将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去”的命令开始成为不可抵挡的现实，纳粹德国开始蠢蠢欲动。苏台德地区毗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界，300万日耳曼人居住在此地。希姆莱通过党卫军向他们提供了武器和基本的军事训练，在柏林的煽动下，一场反抗布拉格中央政府的内战开始了。希特勒也不断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宣称苏台德居民和该地区都必须交给德意志帝国管理。

苏台德地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采矿和工业主产区，也是国内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的咽喉要道。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苦心建设的防御德国侵略的要塞。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来说，把苏台德地区拱手让出就等于自取灭亡。然而，我在6月收到消息，说英国首相张伯伦支持希特勒对苏台德地区的领土要求。5月，张伯伦在阿斯特夫人举办的午餐会上接见了一个美国记者代表团，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于和平的考虑”，英国政府乐于见到苏台德地区被交给德国。他还补充道，在他看来，无论是法国还是苏联，都不会真正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互助义务，至于英国，更加不会让自己卷入其中。当然他的这些话并没有被记录在案。

我无法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否已经得知这一消息，但是我想他们的大使已经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国大使扬·马萨里克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外交官，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创立人兼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的儿子。当天受到张伯伦接见的美国记者团里有好几位记者都是大使的好友，所以他们很可能已经把张伯伦的发言告诉了大使。至于德国政府，他们很快就收到了驻伦敦大使馆发来的消息，知晓了张伯伦的真实想法。

到了夏天，《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敦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即使面临国家分裂的困难局面，也要赋予苏台德人民自决权”。报道一出，整个世界都议论纷纷。来自伦敦当地的小道消息传闻说，这样一篇评论完全是张伯伦首相本人的授意。我从柏林得到的消息则说德国人也知道了此事。

进入8月，希特勒开始挑动苏台德当地的日耳曼人发起新一轮的抗议活动，这事也是意料之中了。8月3日，我专门飞到布拉格去报道此事。按照以往的情况，一个国家遭遇了譬如德国这样的大国侵略，国联一定会召开特别会议以设法阻止侵略。然而，国联未能阻止日本对满洲的侵略，也没能阻止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现在所有人都不对国联抱什么希望了，就连作为国联主导国家的法国，都懒得去寻求国联的干涉帮助了。捷克斯洛伐克曾经也是国联的中坚力量，现在贝奈斯总统也不愿意去求助国联。国际社会又重新回到了自助的时代之中。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起建立了国际联盟，他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梦想这个组织能够阻止战争，把永久的和平与正义带给全人类。可惜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国联已经灭亡。

我在布拉格出差的头几天，主要是报道所谓的“朗西曼任务”。张伯伦已经就苏台德问题向英国公众发表了大量欺骗性的言论，可是事实上他背地里做得更过分。他让朗西曼勋爵担任说客，前往布拉格“调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之间的冲突。6月26日，张伯伦就朗西曼出使的问题在英国下院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派遣朗西曼勋爵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我很快认识到，这位大英帝国首相的骗术就是从此开始的。

他显然是在说谎。真相是张伯伦通过英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巴兹尔·牛顿爵士向贝奈斯发出警告，如果不接受勋爵到访，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就会面临悲惨的结局。贝奈斯总统对于张伯伦的威胁深感震惊，但最终还是顺从了，多半还是因为他们名义上的盟友法国的意见。我估计贝奈斯总统也因此正在失去对法国的信任，不再相信一旦德军入侵，法国还能按照条约履行军事援助的义务。除此之外我还怀疑，贝奈斯也不会再信任英国人了，尽管他和英国人在外交问题上打过多年交道——他在就任总统之前曾担任外交部部长，是一个颇有经验的外交官——但只要他认识到张伯伦已经成为这场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外交阴谋的核心人物，他就不会再相信英国。

在贝奈斯眼中，代表英国政府突然到访的朗西曼勋爵完全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角色。此人曾经是一位航运业巨头，担任过贸易委员会主席，但对外交没有丝毫经验。通过观察朗西曼的言谈举止可以发现，在此人眼中，中欧地带几乎就是蛮荒之地，他本人出访的目的只是履行对大英帝国和国王本人的义务。事实上，朗西曼所谓的“调停任务”就是一场骗局，他和苏台德地区独立势力的领袖有着密切的私人往来，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帮助这些人向无意谈判的贝奈斯总统讨取更大的退让与妥协。到目前为止，苏台德地区独立势力的领导者都已经成了忠贞的纳粹分子，直接听命于坐镇柏林指挥的希特勒本人。

整个8月，朗西曼一直在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让其对苏台德人做出更多妥协。到了9月初，贝奈斯总统把苏台德独立势力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赋予了他们，包括完全的自治权和作为地方政府在国家事务中更高地位的发言权。贝奈斯总统的妥协反而让苏台德的独立势力感到窘迫了，他们当初没有想到贝奈斯会答应自己的过分要求，现在面对到手的“胜利”，他们反而不知道该不该拒绝了，只好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希特勒。

在布拉格忙碌了一个月之久，我实在对这种政治骗局感到厌倦，于是我就回到日内瓦陪伴了特斯和艾琳几天，之后她们就要启程前往美国了。特斯希望到美国去申请美国国籍。之前她持有的奥地利护照已经不再能够便利使用，她又坚持不肯换成德国护照。如果她想四处旅行，就需要一本美国护照。对我而言，我也希望在欧洲局势变得明朗之前，就让她们母女待在欧洲以外的地方。

在回日内瓦的路上，我顺道去了一趟柏林。在那里我觉得希特勒目前正处于咄咄逼人的状态之中。8月26日，我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检阅活动上近距离见到了希特勒本人。检阅仪式名义上是为了接待来访的匈牙利摄政王——前奥匈帝国海军上将尼古拉斯·霍尔蒂，实际上是要向英、法、苏和捷克斯洛伐克展示德军重建后的军事实力。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队牵引车拉着一门巨大的野战炮，其体型之大是我前所未见的。我注意到希特勒专门把头转向各国武官的观礼台，他在留意这些驻德军事代表的反应。整个检阅的过程，希特勒一直站在那里，面色阴沉，毫无疑问心情很糟糕，不肯就范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让他恼火。我在柏林的大多数外国记者同行和我说，他们认为如果希特勒决意要得到苏台德地区和300万日耳曼人的话，他一定会诉诸战争。我记下了他们的悲观看法，但是我怀疑这种事情是否会发生，原因正如我日记里所写：“首先，德国陆军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其次，德国人民一定会誓死反对战争。”

当然，我也深知这位纳粹独裁者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特别是当他的心理状态处于极度自负的情况下，他往往会做出匪夷所思的疯狂举动——目前看起来他正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也明白一旦希特勒发狂起来，所谓的德国人的反战情绪是无法阻挡他的。毕竟元首是最后的决策者，德国民众只知道服从。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德国军方将领都这样屈服于希特勒的意志。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正式记载下来，也无法确定它的真实性：据说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一直在密谋推翻希特勒的统治。长期以来，陆军总参谋长是德军中一个极为核心的职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都是一些极为伟大的职业军人，譬如老毛奇元帅和施利芬元帅[1]。8月，时任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辞去职务，由弗朗茨·哈尔德接替。此前，贝克希望说服希特勒，在陆军尚未做好准备就发动战争将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灾难，但希特勒始终不肯接受他的意见，贝克只好辞去职务。贝克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和职业军人，在希特勒掌权之前，贝克对纳粹持有同情态度，后来却逐渐认清了现实。到了1938年，贝克不仅在军事问题上与希特勒意见相左，还意识到纳粹政权是一个残暴且毫无人性的政权，只会将德国带入毁灭的深渊。辞职之前，他精心挑选与自己政见一致的将领担任接班人，哈尔德将军成了合适的人选。

哈尔德将军时年54岁，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巴伐利亚人和罗马天主教教徒。他的任命对于传统是一种严重的颠覆，传统上旧式普鲁士军队一向青睐于提拔持新教信仰的军人。和前任贝克将军一样，哈尔德将军也是一个知识、兴趣非常广泛的人，他们二人都与典型的普鲁士军官不同，在他们身上看不出那种自高自大和死板僵硬的作风。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行事举止显得风度翩翩，看上去更像一个教数学或物理的大学教授，而非职业军人。

现在哈尔德将军成为陆军总参谋长，他不仅肩负起了制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战计划的任务，而且成为陆军总参谋部中密谋推翻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头号领导。直到1945年11月纽伦堡审判开始，我在旁听中才知道哈尔德将军曾经是这一秘密计划的领袖人物——哈尔德将军和其他一些幸存下来的反对派军官在法庭上证实，自己的确组织过反对希特勒的活动。

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密谋推翻希特勒统治的事迹大致就是如此，简单来说，参与者是一小群来自陆军的将军和上校，另外还联合了一些平民，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前任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博士，当时他已经失去希特勒的宠爱，对纳粹政权充满了憎恨。还有莱比锡市前市长卡尔·格尔德勒，他计划如果希特勒下令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推翻希特勒的统治。这群反对者要阻止希特勒将德国拖入战争的深渊，招致英法苏三国的联合反抗，那时德国一定会输掉战争。在这群反对者当中，大多数人都只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祖国再度被战争摧毁，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意识到这个政权是疯狂且有罪的。

反对者认识到，希特勒的警卫工作非常严密，来自警察部门、党卫军和冲锋队的警卫力量一起负责保护他，只有陆军拥有推翻希特勒统治的能力。作为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手中并没有掌握兵权。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具有哈尔德将军行动所需的兵力，但是哈尔德将军不信任他。他在一些核心军事部门另行挑选了几位自己高度信任并且在最重要的战略中心拥有统兵权的将领，包括：德军战斗序列中最重要的第三军团的指挥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将军，他的辖区包括柏林和其他周边地区；波茨坦卫戍部队兼德军第二十三步兵师指挥官埃里希·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费尔德将军；德军第一轻型装甲师指挥官埃里希·赫普纳将军，他的部队驻守在图灵根州，位于柏林与慕尼黑之间，一旦柏林发生事变，党卫军想要从慕尼黑向柏林进发实施救援，在半路一定会被赫普纳的部队阻拦。

对哈尔德将军而言，如果要保证行动的成功，第二十三步兵师的作用将最为重要，他们能够成功抓获希特勒和他的主要助手，特别是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然后再占领首都的各处政府部门以及通信和交通中心。

要想成功发动政变，有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在希特勒下令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反对者必须有充裕时间抓捕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在前线部队越过边界之前叫停他们。第二，希特勒必须出现在柏林。反对者只拥有在柏林一带发动事变的能力，现在是夏末，尽管局势紧张，但希特勒还是一如既往地待在贝希特斯加登度假，他在那里受到了严密的保护，反对者根本无力攻击那里。第三，反对者必须确保一旦捷克斯洛伐克遭遇攻击，英法两国，可能还有苏联会对其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这样德军必然会遭遇失败，反对者才能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合理的借口。

为了确保自己的判断正确，反对者还专门派出密使前往伦敦试探英国政府的态度。密使奉命告知英国人，希特勒已经计划在9月底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如果英法两国能够做出强硬姿态，那么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将会指挥一小批精锐部队提前颠覆希特勒的统治，以使其无法发动战争。

第一位被派往伦敦的密使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他是一位拥有绅士气度的农场主，祖上曾经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克莱斯特于1938年8月18日抵达伦敦，当时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是一个亲纳粹的人，因此他提前电告英国外交部，要求他们不要接见克莱斯特。但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事务咨询官罗伯特·范西塔特和尚处政治低潮期的丘吉尔还是接见了他。克莱斯特向他们两人详细说明了希特勒的战争计划和反对者的政变计划，还专门强调如果英国政府决意姑息希特勒的野心，那么政变计划就会取消。克莱斯特敦促英国政府，尤其是首相本人能够公开发表声明，警告希特勒一旦对捷克斯洛伐克动武，那么英国就会坚决支持法国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保障义务。

范西塔特和丘吉尔把详细的情况告知了首相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但是张伯伦就此事致书哈利法克斯，表示自己倾向于“忽视克莱斯特所说的大部分内容”。

之后哈尔德将军从各处收集了更多的预警信息。到了9月2日，他感到英国政府仍然没有严肃对待自己的计划，于是他亲自派出了一名退伍陆军军官作为自己的密使代表前往伦敦，去和英国战争部及军事情报局会谈。然而，尽管这名密使所代表的人是德军中如此显赫的高官，英国军界还是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出于最后的无奈，反对者决定利用德国外交部和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关系再联络一次英国政府，劝他们坚决反对希特勒。当时德国外交部秘书处主管埃里希·科尔特和他的哥哥特奥多尔·科尔特都是密谋组织的参与者，后者在德国驻英大使馆担任参赞和临时代办。在与贝克将军以及哈尔德将军商议之后，埃里希向哥哥发出指示，让他最后尝试一次把秘密信息直接递交给哈利法克斯本人。9月7日早晨，特奥多尔穿过英国外交部的后门，进入哈利法克斯的房间。面对着这位英国贵族和英国内阁中的二号人物，特奥多尔重申希特勒已经决意最晚在10月1日之前向捷克斯洛伐克发起攻击，如果英法政府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那么只要希特勒下达侵略命令，德国陆军就会发动政变颠覆希特勒的统治。特奥多尔敦促英国政府向希特勒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对其侵略野心进行“最后的警告”，直接表明英国政府一定会还击的态度。

几天之后，张伯伦考虑发出类似的声明，他非常清楚，1914年的夏天，正是因为英国政府没有向柏林发出这样一份通知，以至于铸成大错。然而，张伯伦的这个主意最终被驻德大使亨德森打消了，后者不断要求首相满足希特勒的愿望。与德国陆军反对派期待的恰恰相反，张伯伦不但没有向希特勒发出最后警告，反而决意继续姑息他的侵略野心。

与柏林的狂热气氛和布拉格的战争恐惧相比，日内瓦的夏末让我感到非常惬意。我和艾琳以及特斯度过了美好的几天。我们早上在家附近的公园玩耍，整个下午都会待在一处湖岸边。有时候我们会登上观光艇在湖上游玩，享用一些美食和山间自酿的白葡萄酒。第102次国联理事会大会和第19届国联全体大会即将在日内瓦召开，不过没有人关心。尽管苏台德地区的危机已经成为当前破坏和平的唯一威胁，可是此事竟然没有出现在两场会议的议程表上。但我注意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还是派了官方代表团来到日内瓦。（除了美国，尽管国联是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号召下建立的，但美国从未加入这一组织。还有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它们早已宣布退出国联。）

一天下午日落时分，我、特斯和约翰·怀南特三人沿着湖边散步。怀南特是我的好朋友，曾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现在是国际劳工组织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非常瘦削而略显笨拙的人，颇有几分林肯总统的味道，我很欣赏他。不一会儿，白色大理石的国联办公大厦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怀南特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哀伤，他声音低沉地说道：“多美的一座建筑，坐落在青山碧水之间，可惜它除了能让我们欣赏以外，还有什么用处呢？”我们看见夕阳正照射在它的外墙，怀南特又说：“它埋葬了我们这代人对于和平的最后希望。”

9月初的一个早上，我亲吻了特斯和艾琳之后，与她们告别，祝愿她们的美国首行旅途愉快，之后我自己匆匆搭乘一架飞机赶往布拉格。秋季的第一个月已经到来，我们都迫切希望知道究竟会爆发战争还是获得和平。我不断告诉公司的高层，这个新闻具有重大意义，需要关注。飞机起飞之前，我在日记里写道：

我几乎已经说服公司高层，他们将准许我今后每天花费五分钟从布拉格播报相关的新闻——这是播音史上的革命性事件。

目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营方向仍然是提供大众性的娱乐节目，但是德奥合并事件已经给公司高层提了醒，至少敦促他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开始报道新闻。别的媒体都没有能力，只有我们有机会报道这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大陆发生的最严重的危机。

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可是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1938年整个9月我承受的紧张与压力。9月6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组织了盛大的纳粹党年度集会，其间紧张的气氛让人觉得欧洲即将再一次走向命运的转折点。到了9月12日，这种气氛更加严峻，据说希特勒已经计划于当天宣布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以解决苏台德问题。

9月10日，我回到布拉格，当地还是一片平静，却能感觉到忧虑。9月5日，几乎陷入绝望的贝奈斯总统决定做最后一搏，他召见了苏台德地区的谈判代表，让他们把自己的要求全部写下来，不管是什么，他都接受。

9月6日，苏台德地区的二号领导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向媒体记者惊呼：“上帝啊！他们竟然把一切都给了我们！”可惜这并不是希特勒希望的最后结局，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摧毁捷克斯洛伐克，至于苏台德问题，只不过是一颗小棋子而已。9月7日，希特勒命令苏台德领袖康拉德·亨莱因中断与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的一切谈判。为了给苏台德的背信弃义找到合适的借口，希特勒不惜炮制谎言，宣称捷克斯洛伐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发一带集结重兵。

9月10日，也就是我抵达布拉格的当天，贝奈斯总统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各方克制以维持和平。他宣称自己相信，只要各方保持理性，抱有良好的意愿，并且相互信任，那么危机就一定可以解决。

等到贝奈斯总统的发言一结束，我就急匆匆地冲进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公司的大楼，在那里正好就撞见了刚刚走出播音室的贝奈斯，我很想冲上去告诉他：“总统先生，你说的话本没有错，但你是在和一群暴徒打交道，和希特勒、戈林这样的人打交道！你能指望他们会拥有理性、良好意愿和信任吗？”可惜我终究还是没有这样的勇气。贝奈斯总统看见了我，我们之间仅点头致意，然后他就从我身边匆匆走过。

当天晚上，针对贝奈斯的讲话，好狠斗勇的戈林在纽伦堡也发表了讲话：

欧洲的一个弹丸之国正在困扰着全人类……这些可悲的、毫无文化的侏儒（指捷克斯洛伐克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正在迫害一群文明开化的人（指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在他们的背后是来自莫斯科的黑手，还有遮遮掩掩的犹太邪恶势力……

11日当天，布拉格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人们的情绪似乎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各种各样的谣言漫天飞舞，有人声称德国已经出动20万精兵，直逼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为了应对危机，唐宁街一整天都在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进行商讨。法国总理达拉第则与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进行了紧急磋商。看上去欧洲的每一个人都在焦急等待着希特勒第二天的讲话。

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总部的人尽管最后同意我每天就目前的危机播报五分钟的新闻，却要求我提前把新闻内容电传给他们审阅。真是难以置信，现在已经是十万火急的时候了，我哪里会有时间去做这种事情！

上帝啊！这片古老的大陆竟然又处于战争的边缘——也许24小时之后希特勒就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捷克斯洛伐克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被德国的大型轰炸机夷为平地。事态已经如此严重，我的东家竟然还在犹豫是否给我每天五分钟的时间去报道！

让所有人意外，但也终于舒了一口气的是，希特勒于12日发表了讲话，说自己不会诉诸战争。当天晚上，在纽伦堡大集会的尾声中，希特勒向一群激动若狂的纳粹冲锋队队员发表了讲话，他猛烈地攻击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和领导人，还严厉谴责了他们对苏台德的日耳曼人进行的“残酷镇压”。不过希特勒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向捷克斯洛伐克宣战。当时我在伦敦《每日快报》特派记者比尔·莫雷尔的公寓里和他一起听完了希特勒的演讲。虽然我已经报道过两次纳粹党的纽伦堡大会了，但我从来没有听到希特勒用如此恶毒和充满怨恨的声音去攻击他人，我也从没发现他的听众会那么疯狂，活脱脱就像一群精神病人。希特勒几乎耗尽了全部的恶毒词汇，把捷克斯洛伐克人，特别是他们的总统贝奈斯贬损得一文不值。不过让外界普遍感到惊讶的是，希特勒在讲话中没有对苏台德地区的归属提出任何要求，他没有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刻把苏台德地区交给自己，甚至也没有要求当地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其最终归属，只是坚称要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的“自决权利”而努力。[2]

当天晚上布拉格街头空空荡荡，每个人都在家里收听希特勒的讲话，听完之后如释重负。我记得当晚天气有点阴冷，还下了一些小雨，我冒着雨游荡在街头巷尾，希望看看人们将会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侵略、战争与轰炸。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忙于自己的事情，既不沮丧，也不害怕。

我在心中暗思：“也许捷克斯洛伐克人压根儿就是没有勇气的民族，要么也许恰恰相反，他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无所畏惧。”

接下来的两天，也就是9月13日到14日在布拉格发生的事情，我将永生难忘。

14日凌晨3点钟，我在百无聊赖中写了一点日记：“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我一直在等待德国轰炸机。苏台德地区的骚乱越来越严重……中央政府已经在当地宣布戒严。”

相比于希特勒还算克制的讲话，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却在苏台德地区肆无忌惮地煽动当地人的反叛情绪，他们已经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掀起了一轮轮的野蛮暴动。暴民冲击警察机关、军营和政府大楼，把里面洗劫一空，然后再放一把火把建筑物烧得干干净净。布拉格政府决定反击，军队被迅速派往当地，宣布实施戒严。

大约晚上7点钟，我们了解到苏台德地区的领袖康拉德·亨莱因于傍晚6点钟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必须在午夜12点之前得到答复。他要求中央政府立刻从苏台德地区撤回所有警察，废除戒严令，将所有部队管制于军营内。如果政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那么苏台德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所有谈判就立刻终止，一切后果由中央政府承担。考虑到亨莱因一向是直接听命于希特勒本人的，所以我们猜测这个最后通牒背后的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希特勒，至于所谓的“一切后果”，应该就是指诉诸战争了。

让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有2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欧洲人再也没有战争的经历。遥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厮杀再血腥再残暴，城市与平民的家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豁免权，战争不可以波及那里。可是现在，单单以1938年9月14日的夜间来说，人们第一次发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形式：轰炸机随时会飞临城市的上空，在一夜间夷平整个城市，任何人的生命和家园都无法幸免，民众甚至担心一些轰炸机会携带毒气炸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承诺向首都的民众分发防毒面具，但是根本来不及了，而且事实上我怀疑政府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防毒面具储备。

当天夜里我不断地在纸上写写画画，记下自己等待战争到来之前的感受。然而，当我真的处于战争环境之下，特别是在柏林和伦敦切实地感受了城市大轰炸时的恐怖后，我才知道自己在布拉格的那晚，多少带着点焦急等待德国轰炸机的心情是多么矫情。不过作为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情写照，它或许还是值得一读的：

此刻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都聚集在大使酒店的大厅之中，其中的紧张与困惑心情实在难以描述。能近距离观察到被恐惧笼罩的人们的反应，实在是一件让人觉得着迷的事情。有些人无法承受这种恐惧所带来的压力，他们让自己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然后在恐慌中四处奔走——天知道他们准备跑到哪里。大多数人多少拥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勇气，所以还算能够承受。

今夜大厅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酒店里的唯一一个电话接线员，希望接通自己的电话；犹太人正在努力地预订最后一班火车票或机票；每一个通过旋转门走进大厅的人都会带来一些最不可思议的谣传，然后我们就会围成一团听这个人把消息说完，至于相不相信，就全凭自己的感觉了。按照最后通牒的内容来看，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他们的要求，那么戈林的轰炸机将会于午夜时分到达。德国人会使用毒气弹。作为一个普通人，要从哪里弄到防毒面具呢？这里根本就没有防毒面具。换作你接下来会做什么呢？贝奈斯会接受最后通牒的要求，他必须接受，别无选择！

当晚还发生了一件颇有喜剧效果的小事，让整个大厅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我的老朋友、大学校友，也是当年在《芝加哥论坛报》巴黎分社的老同事亚历克斯·斯莫尔，一只手端着一大杯捷克黄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张刚刚收到的电报，皱着眉头。亚历克斯说他的老板（我以前的老板），也就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老总麦考密克上校给他发来了电报，亲自指导他如何进行报道。

亚历克斯满饮了一大口啤酒，大声呼唤我们：“来，先生们，女士们，让我给你们读一读来自上校的建议。他说，战争总是在黎明时分打响，所以黎明时分你得赶到那里。”

大家听到这里，都哈哈大笑起来。之前刚从阿比西尼亚报道回来的雷诺兹·帕卡德也在大厅里，他故意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喊了一句：“那你就给他回电报，告诉他你已经到达现场了。”大家笑得更欢了。

亚历克斯把电报团成一团，直接扔到地板上，然后又喝了一大口酒。一直以来，我们都把亚历克斯视为我们记者团队里的“军师”，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毕业于哈佛大学，他自己也不和别人吹嘘这件事情。毕业之后，他就参加了美国陆军，然后在一战中担任一名作战步兵。事实上与他的上校老板相比，他经历过的真实战斗要多得多，老板只是一个负责指挥的营长，后来又升成了团长。我相信在我们这群人当中，亚历克斯是唯一一个真正参加过战争的人，与他相比，我们都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而已。

午夜即将到来，最后通牒也将随之生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变得紧张起来，每个人都在不停低头看表。最终，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来到了酒店，他的脸色显得很阴沉，他用德语告诉我们：“被否决了。”政府拒绝接受最后通牒。

听他说完话，所有的记者立刻飞奔到公用电话台，一些犹太人匆匆走出了酒店。此时，一位来自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通讯员走进了酒店大厅，他是一个天性开朗的人，平日里总是把自己党内的一些信息带给我们，然而此刻他的脸上见不到丝毫笑意。

他问我们：“最后通牒被拒绝了是吗？”问完之后，他都没有等着我们回答，就抓起一个小袋子，匆匆离开了酒店。

我们都在一个劲地往苏台德打电话，最后比尔·莫雷尔终于接通了电话，他正在哈巴尔托夫的警察局做直播报道，他说苏台德的日耳曼人与中央政府派去的宪兵以及军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双方都伤亡惨重。据他说，此刻他面前就躺着四具捷克斯洛伐克宪兵和一具当地日耳曼人的尸体。他还说本来当地的日耳曼人已经控制城镇，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援军赶到之后，日耳曼人只好撤离了那里。我在想是不是需要把这些信息通过电报传给默罗。比尔还专门交代，让我给他老婆打个电话，就说他现在平安无虞。

凌晨2点钟，我冲出酒店，匆匆赶往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公司大楼去做新闻播报。整个大街上一片死寂，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我想是不是我们作为记者对于事态过于敏感了，但是不管怎样，现在我还是有一些新闻值得播出。可惜的是，信号传输却失败了，据工程师估计，可能是受大气环境或太阳黑子影响。

9月15日白天，我驱车200英里赶往苏台德当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已经粉碎武装暴动，许多村庄成了一片废墟。双方都还在统计自己的伤亡情况，估计情况肯定很严重。当天晚上我又开车回到了布拉格。我在想，这次希特勒算是栽了个大跟头，尽管他之前声嘶力竭地说要如何保护苏台德的日耳曼人，但是现在苏台德的日耳曼人遭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沉重打击，他却没有伸出援手。当天报纸的头条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明天张伯伦将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捷克斯洛伐克人被这个消息吓得目瞪口呆，他们怀疑自己将会被张伯伦出卖，事实上他们的猜测完全正确。午夜之后，我又开始播报新闻，可惜这次还是没有成功接通。

默罗从伦敦给我打来电话，建议我立刻动身前往贝希特斯加登，追踪报道张伯伦和希特勒的会谈。我决定尽快出发，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先去订火车票，却被告知目前没有火车驶往德国，之后我决定租一辆汽车，但是没有哪个当地司机愿意冒险送我去德国。无奈之下我只好给默罗打电话，他告诉我张伯伦第二天早上就将飞回伦敦，所以我不必再去了。看上去，默罗也嗅到了张伯伦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的气息。

9月16日白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似乎已经了解到张伯伦和希特勒的会谈内容，确信希特勒要求苏台德地区举行全民公投，而张伯伦答应了他的要求。在外界看来，希特勒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也是民主的（希特勒已经摧毁德国的民主），但是张伯伦没有意识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最害怕的就是失去苏台德地区。一旦苏台德地区落入德国之手，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全部化作浮云，等到德国真要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之时，他们将毫无反抗之力。当晚我在撰写播音稿的时候提出，捷克斯洛伐克人一定宁可奋起反抗也不愿拱手让出苏台德地区，唯此才有一线生机。值此生死攸关的重大时刻，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了解到这里的真实情况，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沮丧的是，当晚的信号传输似乎又没有成功。纽约总部已经连续三天给我发电报说他们无法接收到我的声音。

这个技术问题让我懊恼，如果广播总是受制于“大气物理状况”而无法实现越洋信号传输，那制作海外新闻节目就是一件毫无前途的事情。美国本土的民众会继续依靠传统的报纸来获取新闻信息，这也意味着我当初转行进入广播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可是到了第四天的晚上，我播完音之后，清晰地听到了纽约总部发回的反馈信号，他们说今天的声音信号非常稳定。就在这一瞬间，我立刻感到舒心多了，而且有更好的消息传来：捷克斯洛伐克人决定站起来反抗希特勒了。

9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米兰·霍查在布拉格发表了广播讲话，表示希特勒和张伯伦共同协商的全民公投计划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暗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宁可反抗，也不会默然接受。但是当霍查总理做完广播后，我在广播大厦里看见他似乎神经高度紧张，心神不宁。看上去前几天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些压力正在折磨他，我有点怀疑他的反抗信念是否很坚定。

当天深夜我接到了默罗的电话，他说希望我立刻想办法赶往德国。他说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打仗，两国政府正要求布拉格无条件地向希特勒投降，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默罗的话让我猛然一惊，我在电话里反驳道：“那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不会逆来顺受，白天霍查总理刚刚在我们的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捷克斯洛伐克人会独自战斗……”

默罗打断了我的话：“也许会吧。我也希望你是正确的，但是三天后，也就是下周三，张伯伦将和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再次会谈，我们希望你能到那里去报道。如果战争爆发，你就立刻返回布拉格。”

挂了电话之后，我立刻就把莫里斯·欣德斯从床上叫了起来，问他能否在我出差的这几天时间里帮我代劳播音工作。莫里斯听我说了默罗的电话之后，也被吓了一跳，胡乱披了几件衣服就起床了，他提议一起去走走（他是个不错的竞走者）。我给机场打了电话，订到了一张飞往柏林的飞机票——目前为止，从布拉格到柏林的航班竟然还在正常运行。之后我和莫里斯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儿。

第二天，到达柏林之后，我发现纳粹党内在兴高采烈地谈论元首和张伯伦的会谈。据他们说，元首成功地说服了张伯伦，让这位大英帝国首相相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定会乖乖让出苏台德地区的。[3]德国外交部甚至向驻各国的使馆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通告此事。在德国长期的工作经历使我明白，我不能在新闻稿中把事情说得太直白，于是我用最接近原意的词句在广播中委婉地表述道：“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张伯伦先生一定会在戈德斯贝格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事实上，今天我在柏林有这样一种感觉，张伯伦先生在此地深受爱戴。”我希望美国的听众能够明白我这话里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这位英国首相大人支持希特勒进攻捷克斯洛伐克。

与张伯伦的背叛相比，戈培尔的政治宣传则显得更为无耻。这位纳粹的宣传部部长想尽一切办法编造苏台德地区人民受到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对待的相关谎言，一心想要煽动德国民众的战争情绪。我发现德国境内所有报纸的头条标题都是满篇谎言，而且充斥着杀气腾腾的情绪，譬如：

妇孺被捷克斯洛伐克的装甲车碾轧！

残暴政权！——捷克斯洛伐克人对日耳曼人发起了新一轮的谋杀！

德国金融界知名的报纸《德国交易报》似乎可以凭此标题向纳粹领奖——《奥西希遭到毒气攻击？》。《汉堡日报》的标题更是耸人听闻——《敲诈、掠夺、枪杀——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的残暴程度日益严重》。

作为一个刚刚从苏台德地区回来的人，我看到这些精心炮制的谎言和赤裸裸的污蔑，实在感到厌恶。张伯伦的特使朗西曼勋爵就在苏台德当地，他一定会把当地真实的情况告诉首相，那么张伯伦为什么不向希特勒提出抗议？至少他应该当面指出这些报道都是捏造的。

纽约总部终于对我的新闻报道产生了兴趣，尽管当中有过几次信号传输故障，但他们还是意识到了这些报道的潜在价值。第二天，9月20日傍晚6点钟，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赶往戈德斯贝格报道明天希特勒与张伯伦的会谈，保罗·怀特从纽约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建议我在火车上做一次播音，就战争还是和平的可能性问题采访一同前去报道会谈的记者。于是我就给德国广播公司打了个电话，但是他们说列车上没有设备，所以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

我想起来我们的火车将会在晚上10点30分出发，于是我在电话里问道：“那你们能不能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搞一套播音设备？”德国广播公司短波频道的代理负责人哈罗德·迪特里希表示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就给保罗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将在火车站进行采访播音，保罗对此满意。之后我就给一些英国和美国记者打电话，约他们晚上10点钟之前在火车站见面，10点整我们会开始播音。

当我提前五分钟到达火车站之后，却发现一个记者都没有来。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站台上把设备安好了。到了10点，还是一个人都没有，我只好拿起麦克风绞尽脑汁想想说些什么。幸运的是，我随身装了不少柏林当地的报纸，于是我挨个把每张报纸的头条标题读给听众听，其中一条写着“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攻击德意志帝国”，毫无疑问这是谎言，但我不能在广播里说出来，否则纳粹会立刻把播音线路掐断。后来终于有一个记者慢慢地走上站台，是国际通讯社的皮埃尔·胡斯。没等他反应过来，我一把抓住他，把麦克风递了过去，之后其他记者也陆陆续续到来，有从伦敦前来的合众社的韦布·米勒、《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拉尔夫·巴恩斯、《芝加哥论坛报》的西格丽德·舒尔茨。《意大利人民报》的菲利波·博亚诺希望发表看法。我知道他暗地里是个反对纳粹的人，但我担心他的英语水平，不过事实证明我多虑了，作为一个意大利和美国混血，他的英文非常好。哈瓦斯社的菇夫也希望参与，可是没等我问他英文水平如何，他已经抓过话筒开始用法语发言了，我就只好尽力帮他翻译成英文。这个时候我扫了一眼站台，发现火车已经开动，于是我赶紧打断了菇夫，急匆匆地就爬上了火车。

我在日记里匆匆写道：“今天的这场节目估计彻底失败了。”

不过看起来我对美国广播业还真是一无所知，第二天我收到纽约总部的电报，上面写道：“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节目非常棒！”

很快我们就到了戈德斯贝格，这是莱茵河河畔最美丽的小镇之一。张伯伦和希特勒将在这里继续安排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全欧洲都在翘首等待最后的会谈公告。一周前他们的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算是这场绥靖大戏的第一幕，现在，9月21日，周三早上，第二幕即将在这里上演。我和一家德国杂志的编辑一起坐在希特勒经常下榻的德雷森酒店的天台上吃早餐。这个编辑是个奥地利人，我知道他其实很讨厌希特勒。我们边吃早饭边鸟瞰莱茵河的景色，突然希特勒出现了，我发现他心情不好，极度紧张。他径自走过我们，直接走向河畔去检查他的专属游艇。朋友用手肘轻轻撞了我一下。

“看他走路的样子！”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他每走几步，右肩都会神经性地耸动一下，同时左腿抖动。当他走回来再次经过我们，我更仔细地观察了他。一样的神经痉挛，眼下有难看的黑斑。我心里暗想：“这个人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了！”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之前我在柏林的时候，一些纳粹党内的老党员总是在谈论一个词——“啃地毯的人”（Teppichfresser）。当时我还不明白，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个词是用来描述希特勒的。据说元首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而且其症状极为奇异：近一周以来，希特勒每天都会例行狂躁地咒骂捷克斯洛伐克人和贝奈斯总统，然后会直接扑向地上，用嘴撕咬地毯边缘。我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自从莱茵河的天台那天之后，我就有些相信了。

相比之下，张伯伦看上去虽然也有一些焦虑和严肃，但比希特勒的情况好多了。中午，他的专机抵达科隆机场，他从机舱里出来的时候脸色阴沉。尽管外面烈日高悬，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握着自己那把黑色雨伞。据我所知，现在英国议会和媒体对他的不满都有所增加，很多人反对他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去取悦希特勒。不过看上去此次戈德斯贝格之行还是让张伯伦颇感满意的，大街上到处挂满了英国国旗和纳粹十字标志，德方还安排他下榻于彼得贝格的豪华酒店，与东岸的戈德斯贝格隔莱茵河相望。

尽管张伯伦精神不佳，但他对于会谈本身还是充满了乐观，毕竟他此行带来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谈时所要求的全部东西：他联合法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威逼利诱，最终胁迫其同意与德国签署协议，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下午晚些时候，英国代表团穿过莱茵河前往戈德斯贝格与希特勒见面，临行前他们还专门强调自己对会谈成功很有信心。

张伯伦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描述自己如何费尽苦心联合法国政府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最终才得以成功。之后希特勒问道：“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转交给德国？”

张伯伦喜气洋洋地答道：“正是如此！”

希特勒接着说：“我很抱歉，由于在过去的几天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我们当时的计划现在已经变得无效了。”

据希特勒的翻译官保罗·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张伯伦听了希特勒的话之后，立刻站了起来，他的猫头鹰似的脸上充满震惊与愤怒。很显然，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他没有想到希特勒竟然会像一个卑鄙的敲诈者一样，当自己的要求被接受后，又开始坐地起价了。

几天之后，张伯伦在下院发表了讲话：

我不希望下院认为希特勒是故意在欺骗我，我本人也不这样认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参加新一轮会谈的时候，我只能和希特勒讨论我带去的方案。当他告诉我这些已经完成的方案是不可接受的时候，我确实深感震惊。

看到自己用捷克斯洛伐克换取和平的方案像纸房子一样轰然崩塌，张伯伦鼓足了勇气回答希特勒，他说自己“既失望又困惑”，“他本可以正大光明地宣称自己已经满足元首的一切要求”。

（施密特博士接着写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张伯伦甚至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英国政界的一些人正在指责他背叛并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甘于向纳粹独裁者屈膝投降。当天早上他离开英国前来戈德斯贝格会谈的时候，还遭遇了嘘声。

不过看起来希特勒并没有为这位英国首相的困境而打动，他坚称“最晚”要在10月1日之前对苏台德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当时已是9月22日，时间所剩无几。没想到自己的姑息态度当场碰壁，张伯伦灰心丧气，带领随从回到了莱茵河对岸下榻的酒店。张伯伦同意23日上午11点30分再和希特勒谈。

22日的会谈进行了三个小时，我在德雷森酒店的大厅门房里临时搭了一个广播台。当我正准备在那里播报新闻的时候，张伯伦和希特勒从会议室里大步走了出来。我必须说，从二人的表情来看，没有谈崩的迹象，两人开始发表热情洋溢的结束语。纳粹专门安排了一队党卫军警卫在门口对张伯伦的离开致以热烈的掌声，张伯伦看起来很受用。但让人惊讶的是，之后没多久，会谈失败的事情就流传开来。事实上，张伯伦非常生气，23日周五他在酒店里待了整整一天，一直在房间里发火，原计划上午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也被他取消了。由此可见，谈判已经完全失败。

凌晨4点钟，我在日记里草草写道：“荒谬的一天结束了，看来战争的脚步已经临近。”所有前来报道会谈的英国和法国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伯查尔——他是英国人——都开始做好了从最近的边境逃离的准备。他们不希望一旦战争爆发，自己就被当作人质。

不过据我观察张伯伦的神情举止，我不觉得他认为战争就要爆发了。到了周五晚上，希特勒重新邀请张伯伦于夜间10点30分在德雷森酒店举行会谈。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希姆莱、凯特尔将军和其他纳粹高级官员、军队将领一直在会议室里进进出出，但从他们阴暗的表情可以看出，会谈进展得非常不顺。直到第二天，有关会谈的细节才被泄露出来。24日凌晨1点30分，谈判再次破裂。当时我正在小门房的播音台等着播报，只见张伯伦和希特勒两人再次从我面前大步走过，他们的脸色看上去并没有十分紧张。不过，其实在我看来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两人对彼此仍然保持了十分热情的态度。负责翻译的施密特博士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我在玻璃门内无法听清），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档案得到解密。然而，即使过去了这么久，再读到其中的有关记载，仍然令人感到震惊。

张伯伦向元首致以亲切的告别，他说得益于过去几天的会谈，他感觉自己与元首之间的信任关系得以进一步巩固……他说自己并未放弃希望，当前的困难与危机一定可以被克服，他非常乐意在未来抱着这种友好的态度与元首继续讨论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元首感谢了张伯伦的发言，然后告诉张伯伦自己也抱有同样的希望，然后他重申，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是他对欧洲提出的最后的领土要求。

我原计划于凌晨2点钟播报新闻，但是戈培尔突然冲进了我的临时工作站，他抓起了我准备好的播音稿，发狂一样地告诉我，除了官方的公报以外，我不许在广播里说任何话。之前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张伯伦回到酒店后，接受记者采访并发表了一些公开评论，但是戈培尔也不准许我提及这些评论。

据我的朋友说，一位英国记者问张伯伦：“首相大人，目前的事态是不是毫无希望？”

张伯伦回答：“我不会说这样的话，现在一切都只能交由捷克斯洛伐克人自己去决定了。”

这正是希特勒想要的结果，他一心想把责任推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头上——张伯伦的这一招实在是太糟糕了。然而，在我看来，他还做了更过分的让步。纳粹发表的公报声称，张伯伦同意把希特勒的要求转达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而希特勒的要求是，最迟不得晚于10月1日由德国对苏台德区实行军事占领。这究竟凭什么？希特勒为什么不能自己去提出要求？首相大人甘愿做一个信使，实质上不就是在给希特勒的无理要求撑腰打气吗？

大约凌晨2点30分，我感到筋疲力尽，于是就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酒店。走出门前，我无意中听到戈培尔在说话，他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刚才发布了全国动员令，戈培尔悄悄地嘟囔道：“那么这就意味着战争了。”

这个新闻让我觉得精神一振，看上去捷克斯洛伐克人准备反抗了。尽管从希特勒、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到纳粹控制下的报纸和电台都在大声叫嚣战争，但我还是无法确信德国民众渴望战争。据我的观察，德国人民希望元首做到的是“兵不血刃的胜利”，就像当初他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莱茵兰和奥地利那样。

我沿着街道一路踉踉跄跄地走回了酒店，路上困得要死，眼皮不停打架。到了酒店大堂，我发现英法的记者都在大堂里吵吵闹闹，焦急地等待乘车逃离最近的边界地区。我和他们道别之后，就走回了自己的客房，却发现里面被一位德国军官占住了。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为此事和酒店的工作人员吵架，我匆忙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冲到楼下准备结账走人。此时已经是凌晨5点钟，我在大堂的一个桌子上躺下，匆匆地睡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搭上一辆出租车，赶往科隆机场，准备乘坐7点钟的飞机赶回柏林。

9月24日至25日，正逢周末，这两天我都在柏林待着。大概因为是夏末季节，所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德国人出奇地乐观，几乎没有人担心战争会爆发，一半的民众都拥向郊外的湖泊或森林去度周末，我自己也在万湖玩了一趟帆船，游了一会儿泳。

此次会谈中让德国民众印象最深的事情莫过于张伯伦答应做信使，把元首的要求转达给布拉格方面。民众确信，这意味着大英帝国的首相也在力挺元首。当天纳粹控制下的报纸开始启动了新一轮的政治宣传，其口号就是：“希特勒与张伯伦共造和平！”

然而仅仅过了一天，到了9月26日，周一的早上，柏林城里的乐观气氛瞬间荡然无存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了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法国政府也表示希特勒的要求完全无法接受，并且开始部分动员，这样巨大的挫折直接导致希特勒进入了极为狂躁暴怒的状态——他的一生都是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度过的，这次的发狂应该算是程度最严重的一次。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希特勒当晚在柏林体育宫发表了演说。[4]自从我听他的各种演说以来，这一次应该是他最为癫狂的状态，他不断怒吼或者发出恐怖的尖叫声，对贝奈斯总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人身攻击，谴责后者是“恶魔撒旦”。当时场内有1.5万名纳粹党党员，为了调动起大家对于战争的狂热情绪，希特勒坚称苏台德地区已经处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恐怖统治之下”，而且“当地的人口已经锐减，村庄被夷为平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了驱赶日耳曼人，不惜使用手榴弹和毒气”。

整个晚上希特勒都在重复那些陈腐的宣传谎言。我注意到，他疯狂地喊出每一句恶毒的话语，台下都会报以欢呼，但大家没有表现出对战争的狂热渴望。台下的男男女女大多本性善良，仿佛他们没有意识到元首说这些话的真实目的。

希特勒最终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当天晚上，我就坐在演讲台上方的包厢里，我在那里架设了播音设备，这样就可以清晰地听到希特勒的讲话，然后再翻译成英文进行实时播音，不过通过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短波传输给纽约有一定的延迟。希特勒两次声明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对欧洲提出领土要求，他充满蔑视地吼道：“我们不屑于要捷克斯洛伐克，但是10月1日之前我们必须拿到苏台德！”希特勒宣称，五天之内，如果“贝奈斯先生”不主动把苏台德地区交给自己，那德国就亲自把它夺到手。

他高声吼道：“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全部交给‘贝奈斯先生’决定了！”

演讲快结束的时候，希特勒降低了嗓音，用一种低沉而引起共鸣的音调结束了演说，之后就一头栽进椅子里。他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我从包厢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他的样子，几天前我在德雷森酒店发现他有周期性的肌肉抽搐现象，此刻这种痉挛症状还在，他的一边肩膀不断抖动，另一条腿则上下跳动。有好几次他的脸上出现了可怕的扭曲，我担心他可能会当场突发中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这么多年来，我近距离观察过希特勒很多次，但今晚我第一次发现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我还在日记里描述了当晚演讲大会的结束过程：

希特勒结束演讲坐下去之后，戈培尔突然跳了起来大吼道：“有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1918年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听到这句话之后，希特勒抬起头注视着戈培尔，眼中充满了狂野热切的光芒，好像他自己一整晚的努力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却没有找到最恰当的词句。他的眼中充满了疯狂的怒火——那种神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然后他突然跳了起来，伸出右手，猛地一挥，再重重地砸在桌子上，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吼了一声：“正是如此！”然后一屁股跌坐回自己的椅子上，筋疲力尽。

大家应该牢记一个事实，虽然我本人偶尔也会忘记，那就是希特勒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演员——仅仅过了一晚上，到第二天中午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再次拜会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从疲惫中完全恢复过来。昨晚希特勒发表演说之后，威尔逊就给伦敦打电话，告知政府自己并没有把首相有关英国将支持法国的口信带到。威尔逊建议，考虑到希特勒现在的暴怒状态，如果再次拜会他的时候重提这段口信，将是“既无必要也不明智的”。

但是张伯伦坚持认为希特勒的情绪“更多的只是悲伤，而非愤怒”，因而要求他务必把话带到。张伯伦虽然在面对希特勒时非常笨拙，但很显然他对历史教训密切关注。在张伯伦看来，如果1914年帝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肯对威廉二世加以警告的话，后者可能就不会选择发动战争了。

再次面见希特勒之时，威尔逊爵士用几乎带着歉意的口吻将张伯伦首相的警告转述给他。

希特勒听完之后，颇为平静地回复道：“我能做的只有表示，我收到了首相的信息。”然而，希特勒的平静只是一时的，他似乎慢慢地明白了这个警告的真实意义，然后就开始变得激动了。他开始大声谴责英国和法国政府怂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自己的要求，大声喊道：“我一定会彻底荡清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法国和英国会抗议的话，那就随便他们吧！我根本就不在乎！今天是星期二，下周一咱们战场上见！”

希特勒的威胁已经是赤裸裸的，但威尔逊爵士是个木头脑袋。根据施密特的记载，他还坚持继续会谈。但英国驻德大使亨德森——一个出名的绥靖者——坚持让他离开。纵然如此，也没能阻止这位业余外交官在握手离去时还说了几句告别词。

威尔逊向希特勒保证：“我会努力让捷克斯洛伐克人变得理智起来。”希特勒则回应道：“对此我将表示欢迎。”如果能悬崖勒马，希特勒当然欢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希特勒开始坐下来给张伯伦写了一封措辞极为狡猾精明的信。

希特勒的确需要坐下来给张伯伦写封信了，因为9月27日周二当天在柏林发生了许多事情，使得他认识到自己必须悬崖勒马了。那天傍晚，我正好目睹了其中一件事情。

当天早些时候，也就是威尔逊刚刚离开没多久，希特勒就匆忙向战斗部门下达了“绝密级”指示，要求大约七个师的兵力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并于三天后，即9月30日周五发动进攻。当天下午他又向另外五个师发布了更高级别的秘密动员令，命令他们转向西线以准备与法国人战斗。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当然不知道这些绝密消息，不过另外一件事我们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德国民众对于战争缺乏狂热的渴望，这让希特勒十分忧虑。为了振奋民众的战斗激情，希特勒专门组织了一场阅兵式，让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装甲部队从柏林穿城而过。为了让这场大戏达到最好的效果，元首甚至煞费苦心地专门把阅兵式时间定在了下午5点钟，因为当时成千上万的柏林市民会从办公室下班，他们肯定会看到这条钢铁洪流。

大约5点钟之前，我走到了菩提树大街的拐角处，德军将沿这里走向威廉大街，然后经过总理府，希特勒将在总理府的露台上对他们进行检阅。我必须承认，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历史当中。我在书中读过1914年德皇威廉二世检阅出征部队的场景：头戴钢盔的帝国士兵昂首走过皇宫外，接受站在露台上的威廉二世的检阅；两边的民众极为激动，他们向士兵抛撒鲜花，一些女孩甚至冲破警察的阻拦，冲到队伍中去亲吻士兵。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此刻没有再现当年的情景。沿着菩提树大街走来，我发现路边围观的群众人数非常少。我又多走了一些路，一直来到弗里德里希大街，却看到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景象：柏林市民都匆匆钻进地铁或登上公交车，或者径直走回家去。只有极少数的人安静地站在马路边，看着坦克、大炮和卡车穿过。

我又转头赶回威廉大街，军队已经开始前进，一路上经过了不少政府部门。这时一队警察从总理府方向朝我们几个路人走过来，大喊着让我们离开，说军队正在穿过总理府并接受元首的检阅。但是我们没有理睬，我决定再往前走走看看究竟。

（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站在露台上，偌大的威廉广场只有不到200人在那里围观，希特勒的表情看上去很冷酷，然后是愤怒，他只看了一小会儿就走进房间了，只剩下军队在外面孤零零地行进。今晚我的所见让我对德国民众又燃起了一丝信心，至少他们是至死反对战争的。

除了民众的漠然给希特勒泼了一盆冷水之外，27日当天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更加严重地打击了希特勒。

匈牙利政府从布达佩斯给柏林发来电报，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已经对自己发出警告，如果匈牙利胆敢攻击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两国就会对匈牙利做出军事反击。这样一来整个巴尔干半岛就会重新陷入战争，这是希特勒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自己本就缺乏足够的军队来对付西线来自法国的敌人，如果东南方向再添乱象，就更加没法收拾了。

除了匈牙利政府的电报之外，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武官也给国内发来了一份标有“十万火急”字样的电报，告知法国名义上宣称进行“部分”动员，实际上已经开始“全体”动员。武官向元首汇报称“法国人只需要六天的动员，就可以在德法边界集结65个师的军力”。相比之下，希特勒手中拥有的只有12个师，其中一半还属于战斗力较差的预备役部队。武官还在电报中强调：“以法国部队的实力，他们可以立刻发动进攻，并直取美因茨[5]。”

最后，这位态度悲观的武官还表示，据自己的观察，一旦法国发动攻击，意大利人在意法边境将根本无法阻拦法军的攻势。

此刻，希特勒的那位关系并不坚固的盟友——墨索里尼也在翘首以待，他希望知道自己的纳粹朋友是否真的准备在三天之后发动战争。迄今为止，希特勒一直把墨索里尼蒙在鼓里。当天下午，墨索里尼也从罗马给希特勒发来电报，建议德意两国外交部部长立刻召开一次会议，以讨论所谓的“军事合作”问题。墨索里尼的突然来电让希特勒觉得有点措手不及，但他还是决定要让墨索里尼跟随自己的步伐，于是同意接受墨索里尼的提议，但是提出，按照惯例，这样的会议必须有双方的军方代表参加。

甚至连希特勒一向忽视的华盛顿方面也有了动作。德国驻美大使汉斯·迪克霍夫也从华盛顿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电报，他在电报中警告元首，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英国一定会支持法国的行动，“继而美国会把全部力量用于支持英国这边”。

最后一封关键性的电报终于也来了，周二德国驻布拉格的武官向柏林发回了一封言简意赅的电报，上面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一些事实：“布拉格一切平静。最后的总动员正在进行……估计最终集结兵力为100万人，其中地面陆军部队80万人。”

这个数字相当于德国东西两线集结部队的总和，而且与德国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受过更好的军事训练。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军队人数总和与德军人数的比例超过了二比一。

得知这些消息，经过深思熟虑，希特勒先谨慎地宣布了一条最后通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最晚必须于28日下午2点之前接受自己在戈德斯贝格会谈中提出的条件，然后他向张伯伦发出了信件。希特勒是老谋深算的，他在信中向首相及英国人民表明自己不愿诉诸战争。希特勒在信中故意降低了调门，他声称自己只是为了要回苏台德地区，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地位，他从未想过要去侵犯”。他还宣称自己愿意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归还苏台德问题商谈一切细节，而且将“就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的合法地位给予正式的保证”。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特勒反而在信中污蔑它是希望借助英法两国的支持在欧洲重启大战。

（希特勒最后总结道）纵观这些事实，我想还需留待您的裁决，请您考虑再次努力……以在最后一刻阻拦布拉格政府的军事行动，并且敦促其重回理性状态。

当天晚上，张伯伦在收到信之前就发表了全国广播讲话，他明确表示自己决心“继续努力”，他说道：“如果我认为自己还能就某些事情做出贡献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第三度访问德国。”

张伯伦的话一定深得希特勒欢心。不仅如此，他更露骨地说道：“如果英国人一定要打仗的话，那一定得是为了更重大的事情，而不是一些小事情。”——什么事情在张伯伦眼里是小事情呢？他本人已经做了举例：“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我们对那里的人民一无所知，现在他们自己吵起了架。”

晚上10点30分，希特勒的信被送到了唐宁街官邸张伯伦的手中，这封信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很快给希特勒写了回信：

读了您的来信之后，我确信您可以不通过战争手段，也无需任何等待，就获得您想要的一切东西。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飞往柏林与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讨论领土转让事宜。如果您需要的话，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也可以参与会谈……我不相信您会因为在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上耽误了几天，就要为此发动一场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

因此，举行由英法德意四大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参与的国际会议以解决争端的想法，最早是由张伯伦提出来的。出于某些原因，张伯伦的复信直到第二天，即9月28日周三的中午才被送到希特勒的手中。在此之前，张伯伦还向罗马发送了一封信，请求墨索里尼敦促希特勒同意召开国际会议，并且邀请这位意大利独裁者也参与会谈。原本为此事焦躁不安的墨索里尼收到来信之后，立刻决定行动起来。

28日一早，大家就感到到处弥漫着不祥的气息，柏林城里简直愁云密布，来自伦敦、巴黎、罗马和布拉格各处的新闻报道都让人垂头丧气。看上去，战争真的要不可避免了。

约德尔将军引述过戈林的话，那天早上，这位纳粹空军元帅感慨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看起来是再也无法避免了。”

默罗当天给我打电话描述了伦敦当地的情况，人们已经在海德公园里挖堑壕，孩子们也从城市里疏散出去，医院也被清空，以准备接收前线伤员。前一晚8点，默罗说大英帝国军事力量的支柱——皇家海军已经开始宣布动员。11点38分，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播出了这一消息。

默罗认为英国海军宣布动员是准备参加战争的最重要举措，他在电话里问我：“德国民众知道英国海军动员的消息了吗？”

我回答道：“还没有。”德国的广播和报纸都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消息。

雷蒙德·格拉姆·斯温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说当地许多人陷入恐慌，纷纷爬上出城的火车，出城的道路上挤满了因为害怕轰炸而急于离开的汽车。雷蒙德说火车站里简直人满为患，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特斯和艾琳送上前往瑟堡的火车，但他不知道这趟列车究竟会跑多远，也许她们赶不上前往纽约的客轮。这个消息让我十分担心，我一整天都在担忧她们母女的状况。另外还有报道称，德国西部边境一带的居民也陷入了恐慌，数千人担心法国人会发动进攻，纷纷四处逃窜。

到了下午2点钟，希特勒所说的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已经到了，我注意到来自各国的外交官都发狂一般地拥入了希特勒的总理府。很显然，他们都在为避免一场新的战争做最后的外交努力。我可以看到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和意大利大使贝尔纳多·阿托利科表情凝重，心事重重。还有一些纳粹高官和德国军方将领也在总理府内，他们对于开战的态度不尽相同。譬如说戈林，我知道他是不希望开战的；里宾特洛甫则是疯狂地渴望战争；戈培尔是骑墙派，准备望风而动；军方将领则听命于新的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将军。不过那天有一个人的缺席颇引人注意，他就是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我猜想哈尔德将军一定是在为进攻做最后的准备，但是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的缺席还有其他原因。随着了解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我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这一天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点。

随后便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28日下午2点，希特勒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了，受张伯伦之托的墨索里尼最终成功说服了希特勒，使其答应暂缓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攻击，同意于29日在慕尼黑会见英法意三国领导人，各方共同讨论解决苏台德地区转让给德国的细节问题。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在被邀请之列。其二，哈尔德将军领导的反对派在得知慕尼黑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后，决定取消颠覆希特勒的行动，因为战争不会爆发，也就不需要逮捕希特勒了。

28日下午大约5点钟，广播播出了即将举行慕尼黑会议的消息，整个德国政府和全国上下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巴黎和伦敦对于这个好消息显得更为高兴。在收到有关慕尼黑会议的消息之前，当天下午英国下院召开了会议，后来我的一些议员朋友告诉我，绝大多数议员确信战争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了，整个议院都弥漫着压抑的情绪。对于一个素来冷峻与理智的岛国来说，这种群体歇斯底里的场景实在难得一见。下午4点15分，张伯伦向全体议员发表了长达1小时20分钟的讲话，为自己的绥靖行为辩护。他在演说中赞扬墨索里尼于几个小时之前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将所谓的“动员令”延后了24个小时。[6]此时，有人悄悄递了一张小纸条给他，他扫了一眼，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就继续发表演说：

我的发言还没结束，我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对下院说。刚才我收到了希特勒先生的消息，他邀请我明天早上前往慕尼黑参加会谈。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墨索里尼已经接受他的邀请，而我确信达拉第总理也一定会接受邀请的。

我无需说出我将如何答复希特勒……

张伯伦其实根本没必要再强调自己的答案是什么了。一瞬间，古老的英国议会大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激动与疯狂，除了极少数议员还保持冷静之外，其他外表光鲜的议员用尽全身力气欢呼雀跃，把文件抛向半空中，有的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一片嘈杂声中突然有一个声音高呼：“感谢上帝保佑首相大人！”这句话似乎喊出了当场绝大多数人的心声。

这场会议将会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却被排除在会场之外，没有哪个议员站起来质问张伯伦这是为什么。当天早些时候，张伯伦给希特勒写信时，他提议自己可以全权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没有人质问为何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保护者苏联也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一旦开战，英国急需苏联的全力协助。[7]

不过，当然，现在不会爆发战争了。

那么哈尔德将军颠覆希特勒的计划又怎样了呢？

事实上，哈尔德将军和他心腹的心血最终都付诸东流了，他们所能埋怨的只有张伯伦了。在慕尼黑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传出之前，反对派已经做好周密的准备，计划于周三当天在柏林将希特勒逮捕。正午时分，维茨莱本将军还来到哈尔德将军的办公室，两人一起商讨了动手前的最后细节问题。所有的内幕细节都是八年后哈尔德将军在纽伦堡审判的过程中供述出来的：

正当我们讨论的时候，新的消息传来了，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已经决定和希特勒进行新一轮的会谈，因此我下令取消行动计划……没有战争了，我们行动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曾经确信一旦发起行动，就必然能够获得成功。现在张伯伦先生突然插了一脚进来，战争的风险被他消除了。

曾经一起参与密谋的警官吉泽菲乌斯也站在了纽伦堡审判席上，他的供词完全支持哈尔德将军的观点：

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却发生了，张伯伦和达拉第正朝慕尼黑飞来，我们的反叛行动只能取消了……是张伯伦救了希特勒一命。

也许事实如此，但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尽管这的确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政变阴谋，但是它的准备很不充分，组织协调的水平也并不高。而且行动的领导，尤其是哈尔德将军和维茨莱本将军，缺乏明确且果断的领导能力。譬如说，希特勒于9月24日就从戈德斯贝格回到了柏林，当时发动政变的全部条件已经具备——希特勒人在柏林，也决意发动战争，就连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进攻的时间也安排好了。哈尔德将军他们却犹豫了，他们整整拖延了四天时间才下定决心准备动手。

事实上，如果这群反对派的动机更加深刻，他们的行动也许才会更及时。在他们眼中，铲除希特勒并不是为了终结一段残暴的统治，而仅仅是为了避免打一场一定会输掉的战争。因此，当希特勒决意召开慕尼黑会议，以和平手段获取想要的领土时，他们就感觉行动完全失去了合法性。

第二天召开的这场匆匆而起的慕尼黑会议草草收场，我为它的结局感到痛苦无比，心情悲痛到几乎无法言喻。法国和英国在这场会议中将捷克斯洛伐克——中欧唯一的民主政权、法国人的坚定盟友出卖给了纳粹独裁者，希特勒则迎来了他一生之中最辉煌的外交胜利。我曾经了解到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私下的勾当，却因为内心过于悲痛而无法详细报道他们的滑稽举止，这反而让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作独家新闻抢去。

9月29日一整天我都在慕尼黑，竭力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状态。一战后名不见经传的希特勒，今时今日，面对曾经一战的战胜国，宛若一个征服者，以战争恐吓它们，让它们俯首称臣。

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获得的成就真令我难以置信！

29日当天一大早，希特勒就前往库夫施泰因会见墨索里尼，此地靠近以往奥地利与德国的边境地区，在慕尼黑东南数英里处。据希特勒的随从后来回忆，尽管元首深知今天自己就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东西，但他还是对战争充满了渴望。希特勒专门向墨索里尼展示了德军的军事部署地图，夸耀自己的军队能够轻易地“粉碎”敌军。他甚至声称，要不是因为今天的会议就能达到目的，他将诉诸武力。

除此之外，他还告诉墨索里尼：“总有一天，我们将会肩并肩地和英法战斗。”那位自高自大的意大利独裁者对此表示衷心地赞同。

之后两人一起乘坐火车返回慕尼黑，在希特勒的私人住处共用了午餐，席间讨论了会议过程中的谈判战略。商讨的对策是，会谈开始后将由墨索里尼先行发球——头天晚上柏林方面已经起草好一份所谓的“妥协计划”，并且电传给了罗马，届时墨索里尼就会提出这份方案，然后和希特勒联手强迫英法接受。

事实证明，谈判过程比这两位法西斯独裁者设想的简单得多，与他们二人的处心积虑相比，张伯伦和达拉第根本没有在事前就谈判战略问题进行协调。在我自己看来，这是张伯伦故意为之。张伯伦当天抵达慕尼黑之后，为了防止达拉第阻碍自己的计划，径自与希特勒进行会谈，并快速达成了一项协议。自此我可以确定，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整个会议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私人沟通。我在巴黎的时候对达拉第颇有好感，但他一整天表现出来的都不过是唯唯诺诺的样子而已。

当天夜间，四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元首宫”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坐下，开始了他们虚伪的讨论。墨索里尼声称自己从罗马带来了一份“终极解决方案”，然而张伯伦和达拉第应该立刻就会发现这份方案完全就是从德国传过去的，里面的内容和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对张伯伦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戈德斯贝格会议结束后，9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已经宣布拒绝接受希特勒在会上提出的新要求，26日英法两国政府也表示拒绝。然而，根据德方的会议记录，达拉第竟然对墨索里尼的新提议表示欢迎，认为其“客观、现实”；张伯伦也表示同意这份“终极解决方案”，而且他声称自己“依据这份方案中的提议，构思了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

听了张伯伦和达拉第的话之后，希特勒立刻就发现哄骗他们二人实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希特勒打心里就开始瞧不起他们，暗地里称呼他们为“可怜的小毛虫”。正式开会之前，四位领导人曾经简单地会谈了一下，之后出席了餐会。墨索里尼在餐会上悄悄告诉希特勒，张伯伦给自己的印象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除了周末钓钓鱼就什么也不会了。对于墨索里尼的嘲讽，希特勒回应道：“我不知道自己有周末休息日，我也不去钓鱼。”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堂堂大英帝国的首相竟然在背后被两位法西斯独裁者无情地嘲讽和蔑视。

为了让自己显得像一个颇有经验的政治家，也许也是为了弥补自己良心上的亏欠感，张伯伦决定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继续与希特勒交涉。他提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割让苏台德地区之后，也就放弃了在当地的公共财产，应该由某方来对其进行补偿。然而，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回复不会有任何赔偿。张伯伦则问道：“难道连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把自己的牧群迁移出苏台德地区也不可以吗？”这个时候，希特勒开始爆发了。

他冲着张伯伦大吼道：“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要把它浪费在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首相大人立刻就闭嘴了。

不过张伯伦还是提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权问题，这也是与会的四国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张伯伦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人能够出席，达拉第对此意见勉强支持。今时今日，读到达拉第当时的发言，一定会让人震惊。作为法国最坚定的盟友，达拉第针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出席的问题做了这样的发言：“我们绝不会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此问题上进行任何拖延。不过，如果需要的话，和他们的代表进行一下磋商，也是有好处的。”

但希特勒直接拒绝了达拉第的意见，这位法国总理就此放弃，不过张伯伦则说服希特勒做出了一点点妥协，后者同意让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隔壁房间”里等待结果。

29日下午4点半，当四位领导人正在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命运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两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乘坐专机从布拉格抵达慕尼黑，他们是来自捷方外交部的胡贝特·马萨日克博士和一位不受柏林喜欢的政府部长沃伊捷赫·马斯特尼博士。

据马萨日克后来回忆，他们一抵达就受到了德国人的敌视。在后者的眼中，他们似乎就是战犯或者“犯罪嫌疑人”。

我们被带上一辆警车，盖世太保负责陪同。车子径直开到了英国代表团的驻地雷吉纳酒店，然后我们就被关进了酒店的房间，一步也不许踏出，房间外面还有警察监守。

到了29日晚上的7点钟，“四巨头”终于同意从10月1日开始，由德国开始对苏台德地区进行占领。希特勒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当初他在柏林体育宫发表演讲的时候，就宣称自己一定会在10月10日之前完成对苏台德地区的占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扫尾的细节谈判工作了。一名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来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房间，准备告知他们最后的坏消息。这名成员是一位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叫作弗兰克·阿什顿-格沃特金，曾经是朗西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面对着两位被关押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弗兰克显得“特别紧张和局促”。

弗兰克告诉他们，会谈已经达成一项基本协议，但是还无法告诉他们更多的细节，他所能传达的信息只有“结局要比英法两国之前的提案残酷得多”。两名代表立刻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他们声称这样的结局会彻底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位英国外交官的回复却是冷冰冰的。据马萨日克后来的报告，弗兰克的回答是：“你看来是无法理解大国之间的艰难局势，也不理解与希特勒谈判是多么困难。”可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外交官，看上去也永远不能理解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境况是多么艰难。

晚上10点钟，当英国代表团吃完晚餐准备回去休息之前，两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被带到了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的房间里，后者向他们通报了更糟糕的消息。他强调自己此刻是代表首相大人接见他们的，然后拿出了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地图，告诉两位代表需要在哪些地方立刻进行撤离。两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此进行了抗议，表示这种行为等同于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毫无耐心的威尔逊直接打断了他们，声称自己没有什么话要和他们说了，然后径直离开了房间。

两名代表就这样被孤零零地晾在那里，弗兰克留在那里陪着他们，但并没有对他们表示过多的安慰。他说：“如果你们拒绝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只能留你们自己去和德国人打交道了。法国也是一样的态度，语气也许更加委婉而已，他们对你们的麻烦没有什么兴趣。”

1938年9月30日，凌晨0点30分，《慕尼黑协定》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了，四大国的领导人再次聚集到元首宫，正式签署了这一协议。当晚，我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当初在戈德斯贝格会谈和柏林体育宫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他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这些胜利果实晚到了几天而已”。

按照《慕尼黑协定》的规定，10月1日，德国军队开始占领苏台德地区中日耳曼人数量占多数的领土，分三个阶段，直到10月7日完成。其余领土由“国际委员会”划定，在10月10日之前由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准许在“国际委员会”有一名代表，如果所在地区各民族人口比例尚不明确，委员会则在当地举行公投，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确定工作也由该委员会完成。

张伯伦本来拉拢法国一起要求德意也加入一项新的保障协议，以确保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在未来不会遭遇无端侵略，但是希特勒在墨索里尼的支持下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表示只有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之后，才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单独宣布他们将反对任何对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侵犯。

希特勒获取了巨大的胜利，他完全知道这一点。在忠实信徒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甫、赫斯以及凯特尔将军的簇拥之下走出元首宫的时候，我发现他大步流星地下着台阶，之前的肌肉痉挛消失了，眼睛里闪着光。墨索里尼走在希特勒的左边，看上去像只趾高气扬的公鸡，他穿着一身法西斯新军服，故意把军帽潇洒地斜戴在头上，在我看来，他故意把步子踏得很重，似乎也在分享希特勒的胜利喜悦。

至于达拉第，我当晚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表现：

（达拉第）看上去整个人都要垮掉了。他到英国代表团的驻地和张伯伦告别，当他走下楼梯的时候，我们一大群记者都围了上去，有的开始发问：“总理先生，您对协定的内容感到满意吗？”达拉第看上去似乎准备回答问题，但是他太疲惫了，最终嘴里没有吐出任何话，默默地走出了大门。

一些法国人说达拉第肯定在恐惧明天的回程之行，他认为自己回到巴黎之后，一定会遭到暴民的抗议……他不仅使法国丧失了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而且把法国在东欧的主要盟友出卖了。这一天对法国来说，简直是糟糕至极。[8]

与疲惫虚弱的达拉第相比，他的英国朋友张伯伦则是另一番心情。会议结束后这位英国首相大人欢天喜地、大踏步地走回了雷吉纳酒店的大厅。他有些困倦，不停地张着嘴打哈欠，不过与达拉第不同，很显然他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然而，当晚张伯伦还有另外一件烦心事要做，那就是拉着达拉第一起去见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但首相大人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和达拉第与两位代表进行了简短的会谈，明确告知他们不要再向自己诉苦，要立刻接受希特勒的条件。

马萨日克后来写道：“当天凌晨2点钟，我感到极度压抑，死刑判决最终还是下达了。”

看上去法国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愧疚，他们知道这样的背叛会对自己国家的声誉产生严重的打击。至于张伯伦，他稍做几句寒暄之后，就把协议内容给了马斯特尼，让他自己把里面的内容读一遍……

捷方接下来又询问了几个问题，但是，

张伯伦一直不停地打哈欠，没有表现出任何内疚的样子。我问达拉第总理和阿列克西·莱热秘书长[9]，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否需要就此协议内容做出一份正式公告或答复？很显然这个问题让达拉第深感窘迫，他没有回答。莱热秘书长则显得火急火燎，他回答说四位领导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等待了，而且他漫不经心地表示根本不需要什么正式答复，因为四位领导人已经默认这份协议被接受了。莱热告知我们，必须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今天下午3点之前把代表派往柏林参与国际委员会，而且该代表还要于周六当天与德方讨论确定第一个地区疏散的全部细节工作。他还说，目前全世界的气氛都变得非常紧张。

莱热说话的语气非常粗鲁，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在说话的时候竟然没有使用一点请求或温和的词语。张伯伦首相在一旁还是继续打着瞌睡。他们拿出了第二张地图，与之前那张相比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改。之后他们就告诉我们会谈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走了。1918年一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所形成的疆界已经不复存在。

这漫长的一整天，让我筋疲力尽又痛苦压抑。我一路走回酒店，大口呼吸着夜晚的空气，希望新鲜空气能够扫除一点我的疲惫。默罗和怀特分别从伦敦和纽约给我的酒店房间打来电话，等我给他们回拨过去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老对手——全国广播公司的马克斯·乔丹今天的工作效率远远超过了我。29日夜间11点，我播出过一次新闻，告诉美国听众会谈正在进行，还透露了一些关键性的细节。然而之后乔丹凭借着自己公司在德国境内的特权，早早地进入元首宫，而我和其他记者被拦在了门外。乔丹装成一名德国官员，成功地拿到了协议的复印件，然后直奔元首宫内专用的播音室，于30日凌晨1点钟就把协议内容向国内做了广播，而我在半个小时之后才开始播报。尽管默罗和怀特安慰我，说今天的工作完成得很好，我自己却不能释怀。本来我的情绪就很低落，现在就更加难过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心情并没有变好。我得知张伯伦在达拉第的支持之下，于今早在希特勒的私人官邸与他继续展开会谈。张伯伦要求后者与自己签署一项英德之间的联合声明，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经过理智思考的。首先，昨夜自己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必须让英国民众接受自己的行为；其次，签署一份英德和平宣言完全符合英国民众对于和平主义的追求目标。

很久以后，为此次会谈担任翻译的施密特撰写的回忆录面世，描述了会谈时的场景。当时这位英国首相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对希特勒极尽阿谀奉承之辞，使出低劣的手段。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读到那些言辞，我还是有作呕之感。譬如说，他声称“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人不要再丧失理智去制造新的麻烦”，如果他们不肯，则请希特勒在轰炸布拉格的时候，“注意不要造成平民的大规模死亡”。对此，纳粹独裁者回应，自己“一向注意保护平民，总是将攻击局限于军事目标，而且他痛恨用毒气炸弹杀死婴儿”。

希特勒的伪善回复让张伯伦放了心，他的心情很好，就拉着希特勒就各种所能想到的话题足足闲扯了一个小时。施密特注意到元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张伯伦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早已拟好的联合声明，邀请希特勒与自己一同签字。声明中写道：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象征着两国人民之间永远不愿重启战争。

我们业已决定采取协商的办法来处理可能与我们两国相关的一切其他问题，而且我们决意继续努力以排除一切可能的纠纷根源，从而为保障欧洲的和平做出贡献。

在施密特的印象中，希特勒签字的时候“是有些不情愿的，他只不过是为了让张伯伦满意而已”。至于张伯伦，“他极为热烈地感谢了元首，还专门强调这份声明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安慰”。

事实上，有了这张纸，张伯伦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当晚他返回伦敦，站在首相官邸的窗前，在手里挥舞着那张纸向窗外热烈欢呼的民众宣扬：

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有首相从德国带回了光荣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1878年，迪斯累里首相从柏林会议上带回了和平协议。

英国上下，从媒体到议会再到平民大众，无一不欢欣鼓舞。他们把归国而来的首相视为英雄，《泰晤士报》甚至写道：“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征服者没有一个戴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然而，海军大臣达夫·库珀辞职以示抗议。在接下来的下院辩论中，温斯顿·丘吉尔站起来发言，称“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彻底的失败”。此言一出，大厅内响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丘吉尔只好被迫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抗议声渐渐平息。在随后的投票中，下院以366票对144票的绝对优势表示了对张伯伦的坚定支持。

德国民众也处于极度欢喜当中，两年前元首不费一枪一弹就轻松夺回了莱茵兰，今年春天又成功实现了德奥合并，现在又兵不血刃地获得了另一次重大胜利——希特勒在德国民众心中的威望日益增加，原本反对他为了苏台德地区而发动战争的军方现在对他更加服帖。然而讽刺的是，希特勒本人对于胜利并不满足。

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便返回了柏林。沙赫特说他曾经听到希特勒在半路上抱怨：“那个家伙（张伯伦）破坏了我进军布拉格的计划！”之后希特勒接见了军方将领，向他们吐露心声：“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对于苏台德的疆域我并不满意，那只是部分解决方案而已。”

在我看来，慕尼黑会议结束之后的扫尾工作与这场会议一样充斥着卑鄙的谎言。所谓的“国际委员会”就是一出闹剧。只要涉及领土边界划定问题，该委员会一定是支持德国的要求，而且在那些各民族人口比例尚不明确的地方，也从未按照会议上的要求举行全民公投。至于德意承诺的等待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之后，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诺言根本没有兑现；就连承诺要给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提供安全保证的英法现在也拒绝承担责任。

这就是张伯伦先生所谓的“光荣的和平”。[10]

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屈膝投降实在毫无必要，这位纳粹独裁者原本已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当中，但是张伯伦的屈服挽救了他。不止于此，现在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取了如此重大的胜利，他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德国内部，特别是在军队中的权势——之前，德国军方的高级将领还曾密谋铲除他，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还在欧洲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从今往后，欧洲各大国都不得不努力调整自己的政策以讨希特勒的欢心，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西方民主大国现在却不得不满怀羞耻地低下自己的头颅。

如果没有慕尼黑阴谋，而希特勒按照原定计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我拥有关于苏台德危机的第一手报道资料，而且经过了长期的研究和思考，我相信我的结论是可以在历史中立住脚的。

大多数的德军将领相信，如果慕尼黑会议没有召开，希特勒一定会于10月1日命令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开战。那么接下来只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哈尔德将军成功发动政变，希特勒被废黜；其二，如果哈尔德将军的政变失败，那么希特勒会照常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法国、英国，甚至包括苏联都会加入对德战争，德国必败无疑。我们应该都还记得，哈尔德将军和他的同僚反对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反对发动一场德国必败的战争。

有一些人提出了下述观点为张伯伦和达拉第辩护，即慕尼黑谈判不仅避免了战争，而且使得英法两国免遭战争的失败。它把伦敦和巴黎从德国空军的轰炸下解救了出来，还为西方民主大国争取了一年的时间，使它们可以加快重新武装的进度，追赶德军的装备水平。然而，这类观点已经遭到有力的反驳，其中绝大多数证据来自德军将领，他们对于自己的军力水平最清楚不过。

许多德军将领甚至不确定德国陆军能否冲破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防御工事。不过他们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西线人数是自己十倍之多的法国军队可以轻易地攻破德国西部的防线，并且占领军事工业的核心地带鲁尔区。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将军是德国最成功的战地指挥官之一，他在纽伦堡接受审判时是这样告诉法庭的：

如果（1938年10月）战争爆发，不管是西部边界还是靠近波兰的东部边界，我们的能力都不足以有效地防守住这些地带。相比之下，捷克斯洛伐克人将会有效地抵抗我们的进攻，我们将会被他们的防御工事阻拦，因为我们缺乏突破工事的能力。

就连元首本人后来也被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能力震惊了，他曾经告诉国联驻格但斯克（但泽）的高级专员卡尔·布尔克哈特博士：“慕尼黑会议之后，我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工事看到了他们的军事实力，我们为自己的所见后怕，我们曾经处于严峻的危险之中……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何将军们当时总是敦促我保持克制了。”

张伯伦和达拉第之所以决定向希特勒屈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内心的恐惧。在内阁成员、军队主要指挥官、大众传媒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下，他们非常担心一旦战端再起，伦敦、巴黎以及英法国内的主要大城市都会遭到德国空军的无情轰炸。因此就有一些人提出了观点，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妥协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国家惨遭轰炸。

可是，这种恐惧的理由真的有那么充分吗？

事实上一直在煽动对于德国轰炸机恐惧情绪的人，就是那位著名的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可是他本人只是一个民用航空飞行员，没有接受过任何真正的军事飞行训练，对于军事飞行知识也知之甚少。对于纳粹政府来说，这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实在是太好骗了，林德伯格曾经多次到纳粹德国进行访问，他们随便编造了一些谎言就让他相信，德国空军的实力已经超过英法苏捷四国空军力量的总和，这支队伍可以抹平欧洲所有的重要城市。尽管林德伯格并无足够的军事背景，但是他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意见引起了英法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会议上耻辱地屈膝投降。

林德伯格完全错了。而且，如果说英法两国政府仅仅因为相信了林德伯格的话就决定屈服的话，那么这个借口也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让我们来看看1938年秋天，这支所谓的让人恐惧的空军部队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事实证明，德国空军远远没有达到“孤鹰”林德伯格吹嘘的“不可战胜”的程度。

9月22日，当张伯伦赶往戈德斯贝格与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谈时，苏台德危机已经进入最关键的发展期。就在这一天，德国空军驻不伦瑞克第二大队的指挥官赫尔穆特·费尔米将军，按照德国空军的部署，向空军最高指挥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于可能发生的英德空战进行了军情推演。费尔米将军的部队在战时主要负责在低地国家一带和英国的战斗。

事实上，这份报告预测的结局远远算不上乐观，在费尔米将军看来，如果德国空军不能在英国对面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沿岸地区获取空军基地，那么德国空军就根本无法有效地对抗英国皇家空军。从德国本土的机场起飞前往英国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最短的距离超过了300英里，如果再考虑到为了不侵犯低地国家的领空权而绕行的话，那么飞行距离将超过400英里。如此一来，一次攻击英国本土的往返飞行距离就超过了600或800英里。然而，对于德国轰炸机来说，当载弹量为1000磅的时候，其最大航程只有430英里，战斗机的最大航程则更短一些。除此之外，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也从未接受过任何有关远程战略轰炸的军事训练——他们平日的训练只是为了给德国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实际上，德国空军只是一支战术部队，而非战略力量（林德伯格显然没有弄清二者的区别）。费尔米将军在报告结尾总结道：“按照目前我们所拥有的能力来看，要想通过发动一场战争就消灭英国，完全是天方夜谭。”[11]

如果说德国空军转为攻击巴黎与法国北部的一些城市，胜算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些城市都处于德国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有的甚至处于战斗机的攻击范围之内。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一定稳操胜券。因为如果德国开始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最初的几周，空军的注意力就必须完全置于东线战场，它必须一方面向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另一方面想办法摧毁对手。捷克斯洛伐克空军也并非待宰羔羊，很可能获得苏联的援助，后者可以迅速地通过两国边境将苏联制造的战机送往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费尔米将军说，这样一来，投入西线的空军就所剩无几了。或许法国空军的整体实力比较弱，但它的战斗机是非常强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法国空军就很可能成功守卫巴黎以及法国其他北部城市。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慕尼黑究竟有没有给英法赢得了11个月的时间，从而使它们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可以加速自己重整军备的步伐，以缩小与德国的军事水平差距，处于更佳的战斗状态？张伯伦在垂死之际，就利用这一观点为自己以往的政策辩护。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与慕尼黑会议那时相比，经过11个月的拖延之后，英法与德国的军事实力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

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一直很多。我认为，经过11个月之后，英国的确增强了空军防卫能力，但西方盟国的军事实力没能超越德国。它们已经失去战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击波兰，西方国家的战略地位比慕尼黑会议时大大恶化了。

对此，丘吉尔曾总结道：“有人说慕尼黑会议给英法赢得了一年的喘息时间，但是这一年让我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相比之下，希特勒的优势却比慕尼黑危机的时候增加了许多。”

慕尼黑会议之后，西方民主盟国的战略地位确实大大跌落了。捷克斯洛伐克在靠近德国的边境山区建造了极为坚固强大的防御工事，在工事后方部署了35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战斗师。正如德军将领自己承认的那样，如果德军从边境地带发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抵抗将是坚固有效的。如此，其将牵制几乎全部的德国陆军和空军力量，法国则可以趁此大好时机迅速突破德国西线脆弱的防线，占领鲁尔工业主产区。只要鲁尔一落入他人手中，纳粹德国的军事机器就不得不停止运转了。

至于波兰，尽管其政府奉行姑息希特勒的愚蠢政策，但是一旦战争爆发，它还是会加入反对德国的阵营的。其原因有两点：首先，波兰和法国之间有军事同盟协定；其次，就算波兰的领导人再目光短浅、比猪还蠢，他们也会明白，一旦捷克斯洛伐克失守，德国三面包围，波兰的战略形势是无望的。

至于苏联会做何反应，我想是很难确定的。尽管斯大林对西方民主大国并不信任，而且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将苏联隔绝于慕尼黑会议之外的做法一定让他心生愤恨，但我相信，一旦捷德战争爆发，斯大林一定会迅速地在军事物资上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人。而且等到英法也加入战争后，斯大林一定会派遣大批的空军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场，最后甚至会加入直接对德的战争。因为对于斯大林来说，只要希特勒这个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一天不死，他就始终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心腹大患。

因此可以说，与1938年9月相比，1939年9月英法所面临的战略环境要艰难得多。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慕尼黑会议使苏联对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联盟产生了极坏的印象，到了1939年夏天，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的最后几天时间里，希特勒还从苏联获取了大量的工业原材料和原油。对于斯大林而言，苏联不仅在慕尼黑会议上被排除在外，而且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原本负有军事保障的义务，苏联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和工业大国，在战时对西方盟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现在却被英法两国赤裸裸地抛弃了。斯大林由此得出了重要的结论，既然英法可以玩讨好德国的游戏，那么苏联当然也可以。《慕尼黑协定》签订四天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顾问向柏林发回电报，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在莫斯科引起苏联政府内部的气氛突然发生了转变，斯大林可能很快会得出结论，并且从此开始对德国“抱有更积极的态度”。这是苏联对德态度转变的第一步，在未来给英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当张伯伦和达拉第回到祖国时，迎接他们的是民众对于胜利的欢呼声，他们被冲昏了头脑，因此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慕尼黑会议上的屈服将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事实上，从《慕尼黑协定》之后，这位虚荣的英国首相就一直吹嘘自己为创造和平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达拉第要收敛一些）。直到最后他才明白那座和平大厦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大厦最终的崩塌也毁灭了张伯伦的人生与声誉。不过值得赞扬的是，张伯伦在最后一刻还是觉醒了，一些比他更加现实清醒的内阁成员促使他认清了现实。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我跟随德国陆军进入了苏台德地区，我心情很不好，以至于无法进行专业报道，这是我成为新闻工作者以来从未出现的事情。德军的新闻审查制度极为严格且愚蠢，我在当地一次新闻播报也没有做成。最后我和默罗决定在巴黎见面，用我自己在日记里的话说就是：“我只能用香槟酒来为自己浇愁了。”

然而巴黎现在也已经变了味道，这座伟大而富有文明气息的城市，曾经深得我的热爱，如今却成了“一座令人恐惧的城市，人们完全倒向了失败主义的怀抱，对于法国的状况毫不关心”（我在日记中写道）。慕尼黑会议之后，法国人为自己躲过了一场战争而欣慰，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法国人竟然相信卷入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不管是媒体记者、政客，还是我与之交谈的平民百姓，他们对慕尼黑会议会给法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意识到，当年法国通过1914—1918年的浴血奋战在欧洲建立起的军事地位已经毁灭殆尽。因为人口总数和工业产值仅相当于纳粹德国的一半多，多年来法国一直努力通过拉拢东欧的小国来塑造一个强大的军事联合体，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都成了法国的重要盟友。现在法国无情地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盟友一定会重新审视往昔的协议。法国曾经白纸黑字地保证一旦盟友遭遇攻击，自己一定会尽全力援助。现在谁还对这种诺言抱有信心呢？

我犹豫着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法国已经没有任何吸引我的地方。”

尽管我和默罗整日借酒浇愁，但我们的心情没有好转。天生就面容阴郁的默罗，现在看起来比我当初刚认识他的时候更加愁眉苦脸。他当初前往伦敦工作就是因为热爱英国，现在这个国家却让他失望之至。不过他还是给我带来了一点点好消息：经过苏台德危机之后，纽约总部开始重视新闻广播了，这对我们的个人发展和广播事业都是一个好消息。

佩利在纽约为我们的工作兴奋，他给默罗发电报，通报了一些统计数据。在过去不足三周的时间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问题做了近500次广播，其中超过100次都是来自欧洲的现场报道，其中还包括我和默罗组织的14次新闻连线播报。佩利确信我们的报道超过了任何一家竞争对手。我和默罗在巴黎收到了佩利的电报，上面写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关欧洲危机的报道比所有竞争对手做得都好，这可能也是广播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11月11日，我飞往华沙去报道纪念波兰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波兰人和纳粹德国狼狈为奸，从已经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那里夺走了另外一小块领土。我很有兴趣去看看，波兰人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猎取目标。结果证明，很显然，负责对这个国家实行半军事化独裁统治的军头们，完全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在日记里总结道：“波兰人是一个欢乐的、极度浪漫的民族，我在这里享用了许多美食和美酒，还与他们唱歌跳舞；但是他们也全然缺乏务实作风，譬如说，他们竟然对希特勒大加信任。”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著名记者沃尔特·杜兰蒂当时也在华沙出差。有一天夜里，外面下着漫天大雪，我们去了很多家俄式咖啡馆，喝了一夜伏特加，将波兰人的愚昧无知抛在脑后。

然而，我对于波兰事务的兴趣很快就被教皇的消息打断了。离开波兰之后，我又去了贝尔格莱德，在那里报道南斯拉夫二十周年国庆。我在那里收到了公司总部电话，说教皇庇护十一世已经重病垂死，让我立刻赶到罗马。挂了电话后，我立刻去找赛·苏兹贝格，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们之前刚刚在一场鸡尾酒酒会上认识，我努力说服了苏兹贝格帮我顶班做一下今晚的播音，然后我就飞奔坐上了当晚前往罗马的火车。我已经提过，上一位教皇归天之时，广播业还没有发展，这次如果能够通过广播对教皇归天进行报道，又将是广播史上一件大事。任务充满了挑战，我充满了期待。到达罗马之后，我花了足足一周的时间和梵蒂冈教廷以及意大利广播公司进行有关设备安装的磋商，但是已经81岁高龄的庇护十一世，尽管患有极其严重的心脏病，却一直拖着不肯去见上帝。

12月初我再次返回巴黎，去迎接从美国回来的特斯和艾琳，不过我还得去报道一件让人厌恶的外交事件。比蛇还滑头、令人厌恶的法国外长乔治·博内在极力怂恿达拉第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之后，现在又耍出了一个新花招。为了让外界宽恕法国的背叛行为，他决意模仿英国首相张伯伦，邀请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来巴黎签署一项“好邻邦”宣言。两国政府在声明中表示两国间以往一切的领土争端都已经解决，未来如出现任何新的分歧——在过去数百年间这些类似的分歧总是将两国引向战争——都必须通过磋商解决。

我在日记里写道：“这可真是一出十足的滑稽戏！”除了博内这种蠢人，还有谁会相信希特勒能够信守这样的诺言？

另外我还注意到，巴黎城从慕尼黑会议后的投降主义情绪中稍稍恢复了。博内为里宾特洛甫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欢迎仪式，但是每到一处，大街上都空空荡荡。除此之外，法国议会两院的议长，几个内阁部长，以及政治、商业、文学界的许多大佬和社会名流，都公开宣称自己不会参与任何有关欢迎德国外长的公共活动。法国人的重新觉醒让我感到欣慰许多。

除此之外，再与妻儿重聚，也让我的心情好了很多。12月15日，特斯和艾琳终于从美国抵达了巴黎，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到了日内瓦，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按照惯例，我和特斯坐在一起，把过去一年里经历过的大事重新梳理了一遍：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德奥合并，从维也纳飞往日内瓦的痛苦航程，以及苏台德危机和慕尼黑阴谋的耻辱。

我在日记里写道：“和往常一样，我和特斯都在想新的一年里又会发生什么。”

不过经历了德奥合并和慕尼黑阴谋之后，我和特斯对于新的一年并不抱什么美好的期望。然而，我们没有想到，我相信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也都没有想到，在随之而来的新的一年里，世界上发生了如此恐怖的事情，生灵涂炭，万物凋敝。

[1] 老毛奇，普鲁士元帅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军事家，德意志军队总参谋部制度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德国陆军元帅，德国卓越的战略家。

[2] 我注意到，在希特勒冗长而充满激情的演讲中，他专门停下来三四次，强调这次纳粹党集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更伟大的德意志”的纳粹党集会，因为兼并了奥地利，使“伟大的德意志”变成了“更伟大的德意志”。事实上，这次所谓的“更伟大的德意志”的纳粹党集会不仅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也是纳粹党历史上最后一次全国年度大会。希特勒曾经策划将新一届的党大会和游行更名为“纳粹党和平集会”，于1939年9月初举行。但集会再也没举行过。

[3] 我相信，张伯伦一定不是被希特勒说服了，而是被他愚弄了。直到很久以后通过秘密文件，我们才知道希特勒如何成功地哄骗了这位年迈的首相。张伯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之时，原意是希望提出一项妥协方案，使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完整保留边境线上的防御工事，但是希特勒一番天花乱坠的蒙骗之后，张伯伦没有再提起此事。他表示“个人”接受希特勒有关苏台德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出来的要求。希特勒继续恐吓说自己早已决意对捷克斯洛伐克动武，但是看在首相大人的面子上，他决定在“未来几天”继续保持克制。事实上，通过秘密文件我们知道，德国陆军当时根本尚未做好准备，他们要到两周以后，也就是10月1日才能做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各项准备。不过，也许希特勒最成功的骗术就在于他竟然在第一次会面上就让张伯伦对自己产生了信任感。张伯伦给姐妹写信称：“我对这个人（指希特勒）的印象是，尽管第一眼看上去很强硬粗鲁，但我相信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4] 当天下午，希特勒接待了一个由张伯伦专门派到柏林的英国公使——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目的就是向希特勒转交一封张伯伦的紧急亲笔信。张伯伦在信中恳求希特勒克制，不要诉诸战争，并且表示希特勒一定可以通过非战争手段获取苏台德地区。然而，希特勒利用这个场合突然发怒。
施密特博士当时开始翻译张伯伦的信件，张伯伦在信件开头就提及捷克斯洛伐克拒绝了德国的要求，施密特博士刚刚翻译到这里，希特勒就突然跳了起来，径直走向门口，边走还边大声怒吼：“从今以后再也没有协商的必要了！”施密特博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痛苦的场景，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元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全丧失了理智。这个独裁者最终还是扭头走回了座椅，但是他不断打断我的翻译，声嘶力竭地怒吼：‘你们竟然把德国人当作黑鬼一样对待！……10月1日那天我一定会把捷克斯洛伐克弄到手的！如果法国和英国要抗议的话，就让他们抗议去吧！我什么都不会在乎的！’”威尔逊爵士临行前，张伯伦曾交代他，如果希特勒读完信之后仍然坚持威胁诉诸战争的话，就要额外带话给他，一旦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处于敌对状态，如果法国决定承担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那么英国将有支持法国的义务。然而，面对暴怒的希特勒，缺乏经验的威尔逊爵士被吓坏了，没敢把这条口信告诉希特勒。

[5] 德国西部港口城市。

[6] 不管是在当时，还是之后，我都没有明白张伯伦谈及的德国延后“动员令”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当天德国武装力量早已全部动员起来，只不过没有对外公布，但是张伯伦作为首相不应该不知道德军已经动员完毕的事情。

[7] 第二天，当张伯伦坐上飞往慕尼黑的飞机之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留在伦敦试图安抚苏联。他邀请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麦斯基前来会谈，并解释苏联被排除在慕尼黑会议之外一事非英国人的意愿。
哈利法克斯声称：“我们所有人必须面对现实，而你也知道，现实之一就是德意两国首脑不愿意在那个场合与苏联代表同坐一桌。”麦斯基则询问哈利法克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是否会参与慕尼黑会议。对此，哈利法克斯回复道：“事情是这样，首相大人非常清楚自己在代表谁说话，也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当事国做考虑。”无耻的谎言！

[8] 事实上，达拉第总理根本无需恐惧。第二天，当他的专机降落在巴黎布尔歇机场时，他受到了盛大热情的欢迎。回总理官邸的路上，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站在路边向他欢呼。据说他本人都无法相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9] 阿列克西·莱热，生于瓜德罗普，父母均为法国人。从1932年开始他就在法国外交部担任秘书长，在两次大战期间，他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圣-琼·佩斯，以此为名他成为杰出的诗人，196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0] 丘吉尔曾经告诉张伯伦：“你本有机会在战争和受辱中选择，你选择了受辱，那么你将得到战争。”

[11] 读到这里，很多朋友一定会问，那为什么两年之后，德国空军就能够对伦敦进行野蛮的大轰炸呢？答案就是，到1940年7月德国开始轰炸英国时，它已经夺取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在北海沿岸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港口，轰炸英国所需的飞行距离大大缩短，狭窄的英吉利海峡也使英国人不能有效地从海上防守领空。

20th CENTURY JOURNEY：THE NIGHTMARE YEARS：1930-1940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1984 BY WILLIAM L. SH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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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鲁道夫·赫斯、希特勒、赫尔曼·戈林

希特勒与内维尔·张伯伦在一起，左一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希特勒与海因里希·希姆莱

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希特勒与“劳工阵线”主席罗伯特·莱伊博士，以及科隆的官员检阅“劳工服务队”成员

希特勒与约瑟夫·戈培尔

希特勒与德国国家银行奠基人亚尔马·贺拉斯·格里莱·沙赫特博士

希特勒与赫斯

希特勒与戈林

1936年，德国陆军跨过莱茵河

（下）1936年，加米施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柏林夏季奥运会，希特勒为其他运动员鼓掌，但拒绝为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颁发金牌

特斯抱着刚刚出生几天的艾琳

193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海外员工汤姆·格兰丁、作者和埃德·默罗在巴黎布尔歇机场前

战争开始后，作者进入德国广播大厦做广播节目时经常需要接受卫兵盘查。作者挎着防毒面罩，德方要求必须随身携带

德国新闻审查官在审查稿件

在柏林广播

希特勒检阅纳粹德国的第一艘U型潜艇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

1938年，德奥合并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受到热烈欢迎

1938年9月20日，作者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播音

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会谈（合众社照片）

1938年，慕尼黑会议后，德国人进入苏台德地区

1939年，教廷选举新教皇庇护十二世，作者在罗马圣彼得广场播音

希特勒、雷德尔与戈林

法国战役期间，希特勒与凯特尔将军（左一）、戈林（左二）

作者和女儿在日内瓦

1940年5月，比利时斯海尔德河战役期间，作者（左一）与其他记者围着听赖歇瑙将军简述战况

1940年，作者与德军士兵经过布鲁塞尔西部，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

1940年，法国战役期间，一门德国重炮

1940年，德国步兵渡过莱茵河

1940年，法国战役期间的德军机关枪部队

1940年，德军俘获的法军坦克重达72吨

敦刻尔克大轰炸

1940年6月，英国士兵在敦刻尔克撤退上船

1940年6月，敦刻尔克大撤退（合众社照片）

敦刻尔克撤退（合众社照片）

敦刻尔克撤退（合众社照片）

敦刻尔克撤退（合众社照片）

一战后，法国在贡比涅修建了阿尔萨斯-洛林纪念碑，纪念在一战中战胜德国。为防止希特勒看到，德军用纳粹旗将上面刻的字遮挡

1940年6月21日，在福熙元帅签订一战停战协议的旧车厢里，凯特尔将军代表希特勒宣读停战条件，中间坐着的是赫斯，法国代表在右侧

1940年6月22日，作者在贡比涅停战协议签订仪式现场准备播音

第四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1939—1940

第十四章 残存数月的和平：1939

1939年早春，希特勒再次出手了。1939年3月15日，天刚蒙蒙亮，他便调遣部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领土，他兑现了当初的威胁，终于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去了。从此，中东欧地区最后一个残存的民主政权也消失了。本来我应该迅速前往布拉格去获取第一手报道资料，但我因为极度沮丧而未能成行，我待在日内瓦，在日记上写道：“我的心几乎要碎了。”

与此同时，教皇去世，梵蒂冈忙于选举新教皇，这一重大新闻占用了我全部的时间，我自己又不幸患上流感，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感冒，它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除此之外，我和默罗讨论过我是否该飞到布拉格去报道的问题，我认为德国军队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不会允许我以任何言辞、任何方式报道他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实。即使在遥远的巴黎，令人厌恶的法国外长乔治·博内也要求对我的广播稿加强审查。他非常担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会触怒纳粹。

由于一直在梵蒂冈忙于报道罗马教皇的更替问题，我没有密切跟进布拉格和柏林方面的事态发展。但3月9日我在罗马所写的日记上确实提到了这点：“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它意在掠取可怜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

哈查，这个虚弱的小个子总统[1]（伟大的马萨里克总统和能干的贝奈斯总统的继承者）已经宣布在斯洛伐克实行戒严令，并解散了以蒂索神父（总理）为首的斯洛伐克内阁。不过据我所知，蒂索神父是柏林方面的人……

此前希特勒刚刚提拔蒂索进入高层工作，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接受此时布拉格对这个矮胖天主教教士的抛弃。

对此我有所深思：“德国和意大利从未在慕尼黑会议上对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做任何保证；这样做很奇怪，或者并不奇怪？”我就此事询问了意大利外交部，被告知希特勒正在信守诺言。

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身边的某位追随者和我开玩笑说：“希特勒仍然认为布拉格政府犹太色彩太浓，布尔什维克的色彩也很浓，还太民主。”但事实是，我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就有强烈的直觉，希特勒从未做出任何承诺。在罗马，墨索里尼正在为他邪恶轴心伙伴的厚颜无耻而窃笑不已。

几个星期前，我的确亲眼看到墨索里尼在内维尔·张伯伦的背后窃笑，那是1月11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抵达罗马拜访墨索里尼。我当时正在火车站，墨索里尼和他的外交部部长女婿齐亚诺抵达那里准备迎接客人。我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场景：

……与我在慕尼黑看到的样子相比，此时的张伯伦更为敏捷，也更加自负，他走下台阶，手中握着他的绅士伞，向墨索里尼邀请来欢迎他的英国侨民频频颔首。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穿着黑色的法西斯制服，在两位客人身后随行……墨索里尼一直保持着假面的笑容。当他从我身边经过时，他正和他的女婿开玩笑说俏皮话。

我注意到墨索里尼看起来“更苍老、更粗俗，脸变胖了”。

我在罗马当地的线人告诉我，墨索里尼当时正在和一位19岁的金发的年轻女性有染，他将情妇安排在他官邸对面街上的一栋别墅里。因此，他之前的活力和对政务的专注度都开始下降了。

我第一次听闻关于领袖最新情妇的韵事。芳龄26岁的克拉拉·贝塔西小姐是一位梵蒂冈内科医生的女儿，美丽活泼。六年前墨索里尼和她陷入爱河，直至悲剧收场时她都一直对领袖保持着忠贞之爱。与此同时，对于希特勒的情妇，我却不清楚具体是何人。至少对我而言，这个秘密被保守得非常好。

3月14日，我从罗马回到日内瓦，在广播里听到斯洛伐克宣布所谓“独立”的新闻，并在日记里草草记下了此事，我还在旁边加注道：“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领土就是这样消逝的。”很明显，希特勒在通过一系列动作以实现最后全部的接管。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做了这样的总结：

广播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和外交部部长赫瓦洛夫斯基今晚抵达柏林。他们是想挽救残局吗？

这两个可怜的人被希特勒残酷地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的柏林之行充满了痛苦，最终得到的结局却不过是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的消亡。从凌晨1点15分到4点，希特勒以及他的得力助手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元帅，视哈查和赫瓦洛夫斯基为囊中猎物，极尽恐吓威胁之事，声称要把布拉格炸为碎片，并扫清捷克斯洛伐克，还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能立刻投降，就会把他们“全部诛杀”。希特勒说他已经下达命令，德军将会于早上6点被派遣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解释道：“它将会和第三帝国合并为一体。”

保罗·施密特是这次会谈的翻译员，他注意到，哈查和赫瓦洛夫斯基坐在那里呆若木鸡，只有他们转动的眼睛“显示出他们还活着”。

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的进一步威胁，把哈查和赫瓦洛夫斯基从痴呆状中惊醒。某位当时在场的人员后来把现场情况告诉了法国新任驻柏林大使罗贝尔·库隆德尔，据罗贝尔转述：“场面极为可怜。文件已经草拟好，就放在谈判桌上，他们不断用语言恐吓哈查和赫瓦洛夫斯基，并且将签字笔塞进二人手中，强迫二人签字，而且反复强调，如果他们胆敢拒绝，那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一半的布拉格城就会被炸为一片废墟……”

就在这个时候，施密特说他听到戈林在大喊：“哈查昏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这群纳粹恶狼担心再这样下去，可怜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可能会吓死在自己手里。如施密特所说：“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明天全世界都会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哈查总统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总理府里被谋杀了。”

戈林大声呼喊着让医生快来。然而赶来急救的是希特勒笃信的江湖游医特奥多尔·莫雷尔，他尤其擅长所谓的肌肉注射疗法（这一疗法在很久之后差点害死了希特勒）。他在刹那之间向哈查的胳膊注射了一针，并使其苏醒了。然而短短几分钟之后，这位年迈体衰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又晕了过去，莫雷尔再次对其进行了注射疗法，这次哈查苏醒得十分彻底。彻底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呢？据现场一位目击者称，哈查蹒跚着走到了表情冷峻的希特勒身后，在标志着祖国灭亡的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外交协议极为随意，它是在哈查到达柏林前根据那位纳粹大独裁者希特勒的口述草草拟就的，然后竟然是在哈查昏厥期间才匆忙翻译为捷克语的！

这份协议应该是卑鄙的纳粹领导人所炮制出的最厚颜无耻的文件之一。文件称：“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为了恢复中欧地区的宁静、秩序与和平，于是充满信心地宣布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国家交付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手中。元首接受这一决定，并且表示自己有完全的意愿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置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保护之下。”

尽管我对纳粹的谎言伎俩早就见怪不怪，但是第二天当我从柏林电台中听到这些文字时，我仍然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就在广播的同时，德国军队如潮水般涌入满目疮痍的捷克斯洛伐克而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戈林的轰炸机部队也占领了当地的飞机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标志着希特勒强词夺理和巧言令色的欺骗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希特勒的某位秘书后来描述了元首在协议签字后是如何欣喜若狂。他奔向自己的办公室，在凌晨4点钟拥抱在场的每一位女性，并且宣称：“孩子们，这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我会和最伟大的德意志一样永垂青史！”

这是希特勒第一次侵略并占领了一个不属于日耳曼民族的独立国家。在苏台德地区他获取了300万拥有日耳曼血统的苏台德人口，和奥地利的合并又给他带来了600万奥地利日耳曼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他获取的第一个斯拉夫国家。

3月15日夜幕降临之时，德国陆军和空军已经完成他们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占领，没有遭遇任何反抗。那天夜里，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往日维也纳街头的小流浪汉，带着和许多维也纳人一样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轻蔑情绪，在曾经属于波希米亚国王的哈德斯琴城堡，傲视脚下的莫尔道河，之后安然入睡。在离开柏林前，他对德国人民发表了一通气势恢宏的讲话，讲话里充斥着“过度野蛮”和“恐惧”的无聊谎言，他宣称正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野蛮使德国人民感到恐惧，因此他不得不对此做个了断。他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捷克斯洛伐克人，从此不再存在于世间了！”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在哈德斯琴城堡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为第三帝国的保护国”。他歪曲历史的宣言可以说达到了新的高度。

数千年以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诸省一直是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间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人表现出的只有他们一贯不适合生存的能力，也因此堕落至今，造就了事实上的分崩离析。德意志第三帝国不能容忍来自这一地区的持续骚扰……因此德意志第三帝国依照自我克制的原则，决意对这一地区予以决定意义上的干涉，以达到在中欧地区重建理性秩序之基础的目的。数千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多亏了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和优越，它是被天命召唤前来独自执行这项任务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这位纳粹的大独裁者拥有狂妄自大的崇高优越感，他的人民也同样如此。对于希特勒这番愚蠢而狂妄的宣言，他们欢呼雀跃，为元首夸赞本民族所谓的伟大而欢呼不已。没有一个德国人对于自己国家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狡诈欺骗持反对的声音。对捷克斯洛伐克人而言，德国人的野蛮铁蹄最终在一夜之间踏上了自己的国土。

3月16日当天，希特勒又攫取了斯洛伐克。按照他罗织的谎言，斯洛伐克将会在他的“保护”下获得所谓的“独立”。而且他这样做是为了满足斯洛伐克人的“请求”，有关的请求草案早就在柏林草拟完毕了。至此，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成了希特勒的囊中之物，他又开始筹划下一次军事进攻了。

虽然在《慕尼黑协定》时，英国和法国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侵略时会给予援助，然而此时，他们背信弃义，连一丁点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努力也没有做。张伯伦厚颜无耻地默然接受了希特勒的举动，他告知下院：“斯洛伐克的独立宣言解决了他们的内部分裂问题，而原本这一潜在的争端是需要我们给予外部保证的。国王陛下的政府不应该让自己再被这些义务束缚。”

张伯伦心知肚明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分裂”完全是希特勒一手制造的。然而事实上，这位首相甚至告知下院，他绝不会说“希特勒已经食言”这样的话。

实在很难相信，在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时，堂堂大英帝国的首相会卑躬屈膝地说出那样的话，然而这还不是最恶劣的。张伯伦在谈到希特勒时甚至宣称：“我常常听闻有关希特勒违反誓言的指控，但是今天我不愿意将自己与任何有关他的指控联系在一起。”

法国方面至少还向柏林提出了象征性的抗议，然而张伯伦首相甚至连这种表面上的抗议也没做出。不过他的确撰写了一份笔记，送到日内瓦，希望就此事做出一些稳健的评论。他的语言令我作呕：

国王陛下的政府无意干涉一件只是他国政府较为关切的事务。德国政府对于自身近期在欧洲付出的一切努力及其成功一定是满意的，因为这些问题一直是他们深度关切的，而他们的努力使欧洲重建了信心，紧张局势也得以缓解。任何会导致中欧地区整体信心失落的行动都必然会使德国政府深感遗憾……

首相大人竟然只字未提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他而言，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然而，令所有盟友和敌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张伯伦又在突然之间觉醒了。他感知到了一些刺激。大多数的英国媒体（甚至是《泰晤士报》）和下院的许多议员对希特勒的这次野蛮举动表示愤怒，要求以强力回应，这让张伯伦感到意外。他的内阁大臣中，有一半阁员在哈利法克斯的带领下反对他。

首相大人原计划于3月17日，即他70岁生日的前夜在家乡伯明翰发表一场演讲。之前他花费了不少时间来草拟演讲稿，讨论的绝大多数是内政问题。一开始，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都没能让他决定改变演讲主题。直到16日，约翰·西蒙爵士代表政府就布拉格所发生的事情发表了一场极为敏感的演说，根据我所看到的媒体快报，当时整个下院已经成了“罕见的、满是怒火的汪洋”。

但是17日，也许就是在前往伯明翰的火车上，首相大人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思想觉悟。他临时抛弃了之前准备好的演讲稿，迅速地做了一份新的演讲备忘录。[2]他的讲演不仅为国内所聆听，也通过广播被世界各地人听到（我当时在日内瓦通过广播收听到他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为自己前日向下院所做的“十分克制和谨小慎微……在某种程度上冷酷客观的声明”感到抱歉。

他宣称：“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对那个声明进行纠正。”

接下来他剖析了自己是如何忽视这样一起严重事件的。他最终意识到希特勒欺骗了他。那个纳粹大独裁者反反复复向他保证苏台德地区是自己最后的领土要求，声称自己“绝不觊觎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现在希特勒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自己随心所欲地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听着张伯伦的广播讲话，我开始坐起来了。仅仅两天前，张伯伦还在下院表示自己不会与任何有关希特勒的指控联系起来。

现在他却在大声谩骂那个他长期信任的人。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确实存在骚乱，而希特勒正是以此为理由占领了当地，那“如果没有希特勒的煽动，这些骚乱又如何会发生呢”？

这是一个旧的冒险历程的终结，还是一段新征途的开端呢？这是最后一个遭遇如此攻击的蕞尔小邦呢，还是继续会有下一个受害者？如果真是如此，那他们是不是准备朝着武力征服全世界的方向前进？

张伯伦宣称：“如果德国人以为，我国认为战争是一件愚蠢而残酷的事情因此已尽失血性，以至于在受到挑战的时候也不会尽其全力予以抵抗，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次讲话对张伯伦和希特勒而言，而且对那段历史而言，是一个具有重大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德国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在听到讲话后，试图提醒元首注意此事，他第二天电告柏林：“沉浸在伦敦对德国的态度尚未发生根本转变的错觉中，是错误的。”

两周后，张伯伦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3月31日，也就是希特勒进入布拉格16天后，这位大英帝国的领导人在下院发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声明。

一旦发生任何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在该情势下，一旦波兰政府认为利用本国军队抵抗这些侵略行动是必需的，那么国王陛下的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向波兰政府提供一切需要的支持力量。国王陛下的政府已经向波兰政府提供保证。我可能还要强调，法国政府也授权我做出声明，他们和我们对于此事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内维尔·张伯伦，这个已经对纳粹的威胁无视许久的大英帝国首相，现在终于重新睁开双目了。他非常清楚，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下一个出现在纳粹侵吞名单上的小国就是波兰。

张伯伦的突然举动一开始令希特勒惊讶，之后便是暴怒。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正和德国情报部门的头子，即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待在一起。据卡纳里斯后来汇报称，元首勃然大怒，拳头重击大理石桌面，面部因愤怒变得扭曲，大声嘶吼着：“该死的英国佬，我要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迅速飞到柏林以了解这个疯子的反应。4月1日周六，也就是希特勒听到消息后的第二天，他在威廉斯港借出席“蒂尔皮茨号”战列舰下水仪式的机会公开发表了一次讲话。我安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况转播这一讲话，而我坐在德国广播公司的控制室里，一边介绍希特勒的讲话，一边监控信号的传输情况。柏林方面则对元首的讲话录音，准备稍后向全国播放。以往元首的讲话一直是现场直播，这次颇不寻常。

这个大独裁者很少在线路切断之前就开始讲话，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我仍然从设备里听到当时在威廉斯港希特勒身边有些很活跃的官员——听声音好像是戈培尔——正在命令工作人员立刻执行元首的命令，切断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信号传输。戈培尔说，传输可以晚点再进行，德国人需要先通过录音做自己的广播。

我对传输信号被切断表示了极为愤怒的抗议。我向德方工作人员指出，在元首一个句子尚未说完的情况下就切断了广播，会导致美国听众怀疑元首是不是被突然暗杀了。当然我知道我只是浪费自己的唾沫而已，在德国，没有哪个人敢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开玩笑去违背这位大独裁者的命令。我建议德方掌管此事的官员做个声明，或者由我本人做出声明，告诉美国听众广播突然中断是因为出现了技术问题，希特勒本人仍在继续发表演讲，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咆哮声通过电话线流入录音机，这样可以制止任何谣言。但该官员拒绝了我的提议。在控制室的每个人都变得歇斯底里。

大概等了足足有15分钟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着急地从纽约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希特勒的讲话突然被切断了，并且说关于希特勒已经被暗杀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美国国内。

我告诉保罗：“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保罗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在电话线路里听到他在威廉斯港继续发表演说呢。”

“那你可以把线路切进去，让我亲自听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吗？”保罗提出了要求。

我请示了一下满头烦乱的德国官员，他们纷纷摇头。

我只好继续对保罗说：“保罗，我不可以把线路切进去。不过你大可放心，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希特勒活得好好的。我确实听到了他的声音，很响亮，也很清晰。他现在确实在威廉斯港继续他的演说呢。”

保罗充满焦虑地问道：“你现在在那儿说话方便吗？”

“当然。”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他的讲话被切断了。”

“保罗，我不知道原因，我只知道这个命令是希特勒本人下达的。”

我怀疑希特勒可能是担心自己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不能很好地回应张伯伦。在我的记忆里，这还是第一次。而录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剪辑。他可能是不想就此和张伯伦彻底翻脸。在电话里我不能直接把这些想法告诉保罗，只好试着说点其他不那么谨慎的话题，比如我说当天在威廉斯港要想刺杀希特勒是很困难的。据我了解，元首那天前所未有地选择站在防弹玻璃后面发表演讲。

事实上，在演讲被录入设备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希特勒绝大部分的讲话。我注意到，尽管这个人在性格上是个典型的攻击狂，那天他却相当谨慎。那天早上我本来估计他会在演说中公开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但他的表态是如果英国人不再希望恪守这项协议，那么德国“将会极为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他一直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喋喋不休，警告要牢记1914年的历史，提防来自西部的攻击意图和布尔什维克从东部对德国的包围。他反复呼喊着各种强调德意志力量的陈旧口号，还有伪善的对和平的渴望。

他宣称：“德国从没有意图要攻击他人。”（他的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站稳脚跟。）他继续说：“正是出于这种信念，早在三周前，我就决定把即将到来的党的集会活动命名为‘纳粹党和平集会’。”他的这套和平说辞挂挂在嘴边，但当1939年的夏季飞逝而过之后，他的这套谎言显得尤为尴尬。

毫无疑问，希特勒的这一整套谎言不过是用来迷惑国内外公众的。两天后，他对张伯伦的表态给出了真正的回应，他的目标是波兰人。他的这一回应一直被纳粹列为头号机密，直到后来我们才得以知晓。4月3日，他向武装部队发出了一条准备进攻波兰的绝密指令，代号为“白色方案”。

指令是要占领波兰的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并宣布其为德国领土，德国国防军的任务是“彻底毁灭波兰的武装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准备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

攻击时间：“1939年9月1日的任何时间，出发！”

从4月2日起，在波兰停留的一周使我确信波兰人绝不会呆立在那里引颈就戮，他们是勇敢倔强的，肯定会奋起反抗而不是束手就擒，就连他们的邻居捷克斯洛伐克人都已经开始反叛。在我抵达波兰的当天，我出席了一场空军演习，我在日记里写道：“令人同情。”波兰空军的轰炸机老旧笨重，战斗机甚至还是双翼的，都是过时的淘汰货。至于波兰陆军，据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稍好一些。但它缺乏足够的重型坦克和火炮，也没有现代的通信系统。当然在骑兵方面，波兰部队要强于德国人。但难道波兰最高统帅部真的要拿战马去和德国坦克对阵吗？据我观察，波兰军队对与德作战充满了信心，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过度自信了。

我发现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的官员和武官对于波兰的军事力量很悲观。由于英国政府刚刚给波兰政府军事保证，以抵抗德国的侵略，所以这些英国使节都非常担忧。很显然，英国驻波大使霍华德·肯纳德爵士和他的军事副官都对本国政府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他们整日里都在向伦敦发回无数的电报，告知帝国政府波兰的军事实力是多么孱弱。

在美国大使馆，武官则稍为乐观，大使安东尼·J.德雷克塞尔·比德尔同样如此，他似乎总是那么兴高采烈。这群人认为波兰军队一定能够“很好地证明自己”。但是大使馆里有一位秘书兰德雷思·哈里森持不同意见，他竭力向我陈述他的异议。他对波兰军队持久作战的能力十分怀疑，认为他们缺乏现代武器装备，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架构，根本无力应对德国人的进攻。可惜的是，我非但没有注意到哈里森先生的观点，还对此表示恼怒。尽管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可靠的情报线人，但我在日记里抱怨道：“尽管他很聪明，却是一个充满偏见的人。”我当时的这一看法真是愚蠢透顶。事实证明，哈里森先生是正确的。

当然，还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战争真的来临，英法会多大程度在西线作战以减轻德国给波兰带来的压力，苏联在东线又会有何作为？4月6日，也就是我离开华沙的前一天，波兰外交部部长贝克匆忙飞到伦敦，和大英帝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原先英国的单边保证转变为一个短期的双边互助协议。据说等所有细节拟好后，双方会很快再签署一份永久性协议。波兰人显然很想知道，有多少个英国作战师和飞机可以被援送到西线以支援法国。

但是我的脑海里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英国政府没有提出，据我在华沙的观察，波兰人也没有考虑如何面对：如果令西方憎恶的苏联向波兰提供援助，波兰是否会接受？这是一个会严重影响结局的问题，但是波兰人回避了它，英国政府也做了类似的选择。直到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太迟了。

从一开始，甚至是我在华沙停留的第一周，这个问题就在警醒着我。我非常理解东欧各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恐惧，华沙、罗马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纷纷担心一旦苏联红军进入自己的国土，那他们很可能就不愿意离开了。更要命的是，布尔什维克一定会对本国的贫农和工人进行政治宣传，这会进一步威胁政府的统治。但事实是，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想要波兰在东线独自抵抗德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波兰注定要灭亡。在华沙停留期间，我一直在和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军队军官、毕苏斯基军队退伍军人，以及传媒、学术界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但我的观点完全无用，他们都坚持认为波兰不想要也不需要布尔什维克的帮助。

至少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悲剧性在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一方面只给了波兰人最低限度的保证，另一方面却对可恶的布尔什维克抱有怀疑态度。3月18日，莫斯科方面曾经对张伯伦提出建议，对希特勒的恶劣行径予以坚定反对，但首相的回应极为冷淡，导致苏联人不得不放弃提议。首相在3月26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对于苏联人极其不信任。即使他们乐意这样做，我也不相信他们有保持攻势的能力。”这句话出自一个连三个陆军师都无法统筹部署的国家，谈论的却是可以动员300个作战师的另一个国家。

英国政府驻华沙大使肯纳德一直在努力开导张伯伦首相。那个星期，贝克外长还在伦敦逗留，肯纳德向国内发回了一封加急信，信中总结了他个人和他身边的陆、空军参谋的意见，他们认为由于三面环敌的战略形势，加之缺乏现代化武器装备，因此波兰人不可能守住走廊地带和西部省份，最终只能退却到维斯瓦河地区——波兰的心脏地带。

他强调说：“因此，一个友好的苏联对波兰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

在下院，伟大的一战领导人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在保守党里虽然具有威望，却仍然遭受冷遇。他们在反复努力向张伯伦灌输需要拉拢苏联人的观点。4月3日，也就是首相大人单方面向波兰提供军事保证之后的第五天，劳合·乔治在下院敦促张伯伦以提供保证为条件，努力让华沙接受苏联人的援助。

如果我们在没有苏联帮助的前提下就贸然前行，那我们肯定会落入圈套。苏联是唯一一个可以往波兰输送军队的国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没有得到苏联协助的保证之前，就向波兰提供安全保证，这其中的危险太大了……

一个月后丘吉尔警告首相：“如果没有来自苏联的积极援助，想要在东线维持对德国侵略的抵抗是完全行不通的。”

对我而言，这种观点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张伯伦和波兰人而言，他们完全不以为然。我在华沙时就发现，波兰人的民族偏见使他们对于这一正确抉择完全是视而不见的。

4月6日周四那天，谣言四起，纷纷传说德国军队开始在波兰前线活动。伦敦方面非常担心当天贝克代表波兰在伦敦和英国签署双边援助协议的消息会彻底激怒希特勒，可能会让他决定在周末开始侵略波兰。还有传言说墨索里尼也不甘示弱，将于周末复活节当日前往阿尔巴尼亚。但在和波兰国内的军队、外交圈各号人物联络后，我确信希特勒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想我的时间还是充裕的，不会有什么大事突然发生，因此我决定周五早上乘坐北线快车从华沙经柏林前往巴黎，复活节当天我在巴黎还计划安排做一个广播。然后我想之后第二天前往日内瓦看望我的家人。

周五晚上我所乘坐的火车驶抵柏林，隔着车窗我看到来接我的皮埃尔·胡斯在冲我咧着嘴笑。我知道这意味着有坏消息。胡斯告诉我，伦敦办公室打电话来了，让他把我从柏林截下来。因为看起来英国人还是在担心希特勒会在这个周末进军波兰，所以伦敦办公室担心会有重大新闻爆发。

皮埃尔接着说：“而且，在伦敦的人还收到了一个有关意大利的消息，这让他们胆战心惊。”

我问道：“意大利的什么事情？”

“墨索里尼今早去阿尔巴尼亚了，此行的部分目的是去纪念耶稣受难日。”（然而，阿尔巴尼亚人大多是伊斯兰教教徒。）

这一挑衅姿态是非常阴险狡诈的，对已经坐在火药桶上的欧洲来说真是个火上浇油的坏消息，整个欧洲都在惶惶不安地观望这位意大利独裁者下一步会做什么。哪怕他只占领了一丁点阿尔巴尼亚，都会让他得到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的绝佳跳板，并且会轻而易举获得胜利。

我只好下车，入住阿德隆酒店，开始四处打电话获取消息，看看德国人是否真的要在这个周末进入另一个国家（我觉得自己快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了）。之前当火车跨越德波边境时，我一直在仔细观察边境附近的情况。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德军有任何行动，也没有军用列车，也没有列车运载了坦克和火炮。我在柏林的所有线人都否认他们会在本周末有任何行动。我在柏林街头看到满街都是休复活节假期的德军士兵，他们在菩提树大街上闲逛，或者在选帝侯大街的咖啡馆里休闲，根本没有备战动员的紧张态势。因此在抵达柏林仅仅一个小时后，我就决定早上飞往巴黎。

我发现法国已经从慕尼黑阴谋的恐惧和挫败感中稍稍恢复过来。他们正忙于准备在夏季到来时纪念1789年法国大革命150周年的活动。教育部部长让·扎伊负责统筹这个同时在巴黎和凡尔赛举行的奢靡的庆祝活动，他宣称这个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幻化一切在边境受到的威胁”。三周前，也就是希特勒夺取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的时候，我正待在巴黎。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当时是有互助条约的，但法国和英国一样，对盟国的灾难袖手旁观。

长期以来我对巴黎的挚爱开始变了，我在日记里惊呼：“这十年来法国人怎么会变得这么粗鄙庸俗！”我的一些法国朋友也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常常一边指着不断侵蚀香榭丽舍大街原有风采的霓虹灯、华而不实的电影宫、巨大的汽车销售窗口和廉价酒吧，一边告诉我：“这就是美国人对我们做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是法国人自己的选择。这个国家，已经堕落得让我悲伤。14年前当我第一次到达巴黎时，她的品位、灵魂中诱人的味道以及强烈的历史、文化使命感，都曾深深打动我，现在却烟消云散。

我在日记里写道：“到处是腐败，各个阶层都是‘事不关己’的漠然心态，政治上也是完全的混乱。”我绝大多数的法国朋友已经绝望，他们常常说：“让我们和这个国家同归于尽吧。”

复活节的周末非常舒服，弥漫着春季的温馨，宽阔的大道两边的栗子树花香四溢，枝叶直冲云天，非常提神。纽约方面希望我在广播里谈一下法国人对墨索里尼在阿尔巴尼亚的挑衅行动有何反应，又会如何行动。在伦敦的默罗将负责回答英国人的反应。我们的报告很相似，法国和英国一样，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也没做。当然，我感觉到法国开始变得强硬了，它直截了当地动员了100万士兵。尽管从来只会碍事的外交部部长博内一直对此横加阻拦，但是这次法国人确实表明，如果希特勒敢进攻波兰，那么法国人就会参加战斗。我在日记里写道：“法国人正在不断叫嚷着要求英国人恢复征兵制度，同时和英国就对待苏联的态度保持一致。”

在这个仍然美丽的城市里度过了复活节周末，这让我感到舒服一点。而在周一早上飞往日内瓦看望特斯和艾琳的计划让我更加高兴。从1939年一开始，甚至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动各种挑衅之前，我就感觉到这一年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日子似乎变得越来越昏暗了。当西班牙共和国灭亡的时候，我在日内瓦为此感到悲伤，还有国联，我曾经对它们充满了幼稚盲目的信心。

1月19日，当时我在日内瓦，我在日记里写道：“在过去的四天里，国联正处于垂死的剧痛中，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一幅景象。”西班牙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阿尔瓦雷斯·巴约18日在国联理事会做了一个庄严的演讲，他请求国联继续对佛朗哥持反对态度，并且采取一些行动来对抗德国和意大利，佛朗哥在这两国的支持下已经占领西班牙的绝大部分地区。他的演讲发自肺腑又富有节制，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对西班牙共和国满是鄙夷，在巴约部长发表演说的过程中就突然站起，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会场。那天晚上我的老朋友巴约部长买醉到深夜，情绪低沉之至。他说巴塞罗那即将沦陷。3月28日，已经竭力抵抗叛敌达三年之久的英勇的马德里，最终向佛朗哥投降了。次日共和国政府宣布投降。共和国革命是西班牙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它尝试以公正和光荣的方式将民主带给西班牙人民，将祖国从极度的不公正与落后中拉回来，最终却以悲剧收场。西班牙共和国的覆亡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重大胜利，对英法则是重大挫折，但他们甚至盲目到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遭遇了挫折。迄今为止，法国已经被三个法西斯政权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包围。至于可怜的西班牙人，西班牙历史中一个漫长的黑夜就此开始。

早在今年2月（当月的10日），教皇庇护十一世当时在罗马城去世，我匆忙从日内瓦赶往罗马去报道葬礼和新教皇的选举、继任，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通过广播报道此事。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和梵蒂冈广播电台、意大利广播公司的朋友谨慎地讨论用广播报道这一事件的可能性（当时就已经知道教皇病危了）。美国新闻网络禁止使用录音，导致我们能做的大受限制。经常在广播时间到来时，我们却没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可以播报。但我已经尽力改善这一局面。佩利和保罗·怀特向我发电报祝贺报道成功，称“我们的报道速度远远快于对手”。总而言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天全网共计12.75小时的报道中进行了38场广播，时间上远超其他任何一家广播公司。我对工作圆满完成感到庆幸，之后我就患上了此生中可能最为严重的一次流感，我只能试着直接从酒店床边把报道发出去。

我既不是一个天主教教徒，对梵蒂冈也没什么太多了解，但我竭力让各类教廷人士协助我们报道，他们感到能成为美国耶稣会的朋友是一种荣誉。约翰·德莱尼神父出生于布鲁克林区，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又擅长讲故事，他在梵蒂冈电台负责掌管英语广播部。我成功说服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了一些专门的广播，当然他的上级对此有所犹豫，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

广播之后数小时的下午，老教皇的葬礼将在阴冷的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稍晚一些时候，一个突然的小事故给德莱尼神父的聪明机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德莱尼神父本来安坐在一处高耸的、正对着祭坛的平台上，由于一直报道这场冗长的仪式，他的嗓子已经开始嘶哑。我在平台下方利用耳麦跟听他的报道，突然他通过一条我们之间的专属线路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可能会有严重的延迟。”

“为什么？”

“因为圣父的棺材在被移动到穹顶下部之前，工人要将棺材焊死，他们刚才发现焊丝用完了。他们已经派人去罗马城里购买了，但是这个时间五金店也已经关门。他们没法迅速完成这项工作，这需要时间。在仪式恢复之前，我们可能必须再等上两三个小时。我该做什么？”

刹那之间我的脑海里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德莱尼神父已经报道好几个小时了，很显然他已经非常疲惫。

我告诉他：“约翰，你做得棒极了。你只需要继续打发时间就可以了。”

“我要怎么打发时间？”

“你可以多说点祷告语，或者再说点你知道的精彩的爱尔兰天主教的故事。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历史。你也可以多说点你自己在此地的经验感受，比如说，来自布鲁克林的稚童如何在罗马生活。”

德莱尼神父真是棒极了，他真的流利地又说了好几个小时。几周之后的3月2日，当我们报道新教皇的选举仪式时，他又做得非常好。这次我们把德莱尼神父的报道位置安排在贝尔尼尼柱廊之上，离教堂很近的同时又可以看到西斯廷教堂。事实上我们已经从教廷内部收到风声，说这次选举将会有别于以往，枢机主教们可能会在小教堂里仅通过一轮投票就选出新教皇。因此我们预定从下午5点开始就会在圣彼得广场进行一场广播。德莱尼神父刚做完前期播报，就接到了来自梵蒂冈宫殿内部的电话。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新教皇已经选出来了。我向纽约播报了这一消息，怀特确保广播线路通畅，很快德莱尼神父就宣布他已经看到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冒出白烟，这标志着新教皇已经选出来了。然后我们就通过电话知道新教皇是枢机主教尤金尼奥·帕切利。德莱尼神父还在继续播音，告诉听众他对新教皇的了解。接下来教廷在圣彼得广场的廊台上正式宣布新教皇的名字，五万罗马人集聚在广场之上欢呼雀跃。短短几分钟后，新教皇出现在廊台之上，致上了他有名的祝福词：“祝福这个城市，祝福这个世界。”

最终教廷于3月12日周日举行了加冕礼，德莱尼神父又从上午8点30分到下午1点10分做了近五个小时的现场点评。由于时差问题，当时在纽约开始的时候是凌晨2点30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彻夜对此事进行广播。

我很有兴趣在广播中评论梵蒂冈的政治，当然我得抵住这种诱惑。梵蒂冈城里竞选教皇和拉票的气氛非常紧张，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城里的人都在完全公开、毫无顾忌地讨论每一个可能当选教皇的枢机主教的事情，当然由于涉及私人生活以及可能的政治阴谋，这些讨论都不能被记录下来，更不可以在广播中传播。我本身感兴趣的是新教皇庇护十二世将会对纳粹德国持什么态度。他的前任庇护十一世曾经与希特勒签署了宗教协议，但四年之后他在著名的《深表不安通谕》里对此举表示后悔。通谕谴责了纳粹政权袭击教堂和攻击天主教的行为。

新教皇庇护十二世，也就是帕切利枢机主教，曾经担任老教皇的国务卿，在当年与纳粹的宗教协议签署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实际上代表教皇签字。那时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支持纳粹。新教皇当年曾经作为教廷驻慕尼黑和驻柏林代表常驻德国达12年之久，感情上肯定是亲德的。但他是否也亲纳粹呢？在很久之后，他因为抗议纳粹屠杀犹太人失败而遭到更多的攻击，彼时他将处于更大的矛盾纠结之中。而此刻，所有在罗马的人都相信他将会是一个伟大的新教皇。他有着一张我所见过的最具有罗马人特征的脸庞，轮廓分明，他还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但是，我心中的疑云仍然未消除，因为据说德国驻梵蒂冈大使觐见新教皇时称，他“终于”很高兴地看到一位“亲德”的新教皇继位。

我的广播工作使我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在路上奔波。我非常热爱我的生活和这份工作，但我也特别想多花点时间陪伴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现在有了个小孩子。真正的家庭生活何时才会到来？我已经35岁。但是我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过去数载之中，欧洲遍地危机，我作为一个驻外记者，四处穿梭采访报道，谈不上任何私人生活。

自从德奥合并之后，日内瓦就成为我的永久工作驻地和家庭所在地。但是除了报道国联的行将就木或者国际劳工组织的兴盛局势之外，我很少能待在日内瓦。对我而言，这个夹于汝拉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信仰加尔文教派的美丽湖滨城市更像是我穿梭于欧洲各地间的跳板。

4月20日，我返回柏林准备报道希特勒的50岁生日，其实我是担心他会利用这个日子挑起什么大事。然后我从柏林飞往伦敦和默罗会合，我们的任务非常繁重，需要一起做一场联合广播。另外，我去伦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找我在英国下院的朋友，问问他们如果波兰危机进一步恶化，英国会不会直接与德国对抗乃至开始战争。（那天很晚的时候，我了解到下院正在为是否开始实行征兵制而吵得不可开交，我的那些工党朋友竭力反对这一提议。）

之后我再次返回柏林去看看当地发生了什么。希特勒于4月28日在帝国议会发表了一场演讲，就罗斯福呼吁他不要诉诸战争的表态进行了回复，在我看来，这是他此生雄辩术的巅峰之作。4月30日，我又到了波兰，做了一次广播节目，介绍波兰人如何坚持抵抗希特勒不断施加的压力的。按照日内瓦方面安排的节目表，我在5月初会有几天休假，可以陪陪特斯和艾琳，之后她们就要再次去美国了。特斯希望此次赴美后，弗吉尼亚的一个联邦法庭可以赋予她美国国籍。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仍然拒绝给予国民的妻子以公民权待遇。特斯此前赴美已经告知联邦法庭，她和她的美国丈夫多年来共同居住在欧洲，因此美国政府应该减少对她居美满五年的要求。由于国务院对外国人有所怀疑，因此法庭上反对这一要求，但特斯认为我们这次很可能胜诉。特斯一直苦于没有美国护照，因此旅行总是很困难。

6月中旬我回到伦敦，然后乘坐“毛里塔尼亚号”邮轮前往纽约，这是它的处女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我在航行途中做些离岸报道，因此我有机会和公司的高层讨论战争来临后的报道计划（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在华盛顿和家人团聚。

4月20日，希特勒利用他五十大寿庆典的机会在柏林开展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我认为这场阅兵式的确是“前所未见的空前盛大”。很显然，这是向波兰、英国和法国炫耀武力，可能出于某些不同原因，也意在恐吓苏联。我必须承认这场阅兵式让我深感震撼，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震惊的武器展示：成群的轰炸机、战斗机和新型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头顶呼啸而过，一列列重型坦克的轰鸣声充斥着整条大道，还有大型的反坦克炮、防空炮，机械化火炮甚至庞大到需要五辆卡车进行拖曳。街道两旁围观的德国民众十分兴奋，他们对这些先进武器装备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几乎疯狂地鼓掌。他们的表现让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德国人要对火炮和坦克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如此欢呼呢？

我看到希特勒当天心情很好，一脸骄横的表情。他在阅兵台上站了几个小时，一列列地检阅着军队。他可能并不在乎是否真的已经50岁了，他在乎的是无论是人生还是政治上，自己都已经达到巅峰状态。他决定在1939年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实施一系列的冒进行动。张伯伦曾经透露说，在戈德斯贝格时希特勒曾经向他透露，自己已经49岁，如果德国真的要介入世界战争的话，那他希望自己可以在壮年之际承担起领导德国的责任。

游行盛典中，不只是希特勒本人，他一手创建的德意志国防军也表现出“巅峰状态”。我现在越来越感觉，既然希特勒本人的能力和德意志国防军的战斗力都处于最好的状态，那么他们在自身能力开始走下坡路之前一定不会无所事事的，他们一定会做点什么的。[3]既然希特勒已经感觉到自己处于最强大的时刻，那么，要么这个夏季，要么明年夏天，他一定会发动战争的。除非波兰和西方世界再来一次慕尼黑阴谋，再次向他卑躬屈膝，否则他一定不会放弃开战的念头。

4月23日，我在伦敦对美国国内做了一次广播报道，我试图总结纳粹德国的目标，以及德国民众对该目标、对希特勒的看法。我始终提醒自己，我所说的东西会很快反馈回柏林，如果这些言论让德国那位暴躁的元首和戈培尔不开心的话，那我可能就不能再进入德国了。如果是这样，那我关于纳粹德国的连续报道就要完结了。这是我在保持尊严的前提下尽力避免的事情，毕竟，那里的事情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事件的结局决定了世界是走向战火还是和平。这时，我明白了所有身处极权主义国家的记者都明白的一个道理：注意说话方式，如果你想报道更多东西的话。我整个春天里都在考虑这次伦敦的广播，它准确地传达了我的全部思考。我没法在柏林做这个节目，只能在伦敦，希望能够摆脱干扰。

我在广播中说，我相信德国人仍然对某些事情确信无疑，而这些看法的绝大部分会让美国人惊讶。

第一，英国在法国、苏联和美国的支持下，过去一直在塑造一个希望灭亡德国的环形包围圈。

第二，按照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来看，希特勒此次将这个尚未完工的包围圈粉碎了，他的做法正确无比。

第三，东欧和东南欧是德意志天然的“生存空间”，德国人有权为了生存而主宰此地区，不管是英国还是其他任何一国，包括美国，都无权干涉德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

第四，希特勒不用通过战争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希特勒可以获得同样的成功。

第五，根本就不会有战争，德国人民在任何程度上都不渴望战争。但如果“包围德国的列强”因为嫉妒德国的成就而攻击德意志帝国的话，那德国人民将会乐于通过战争毁灭敌人，而且这次他们肯定将取得胜利。

第六，希特勒已经用计谋战胜那些妄图永远压制德国的“外国暴君”，他让德国在当今世界恢复了合适的地位，没有耗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

当前在德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德国人民关于国家和国际形势的观点都是由受到控制的媒体和电台灌输进去的，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外界的信息。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顽固持有这些观点的事实。

我冒险评论了一下纳粹德国的目标：

不管是德国人自己还是在柏林的外国人，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希特勒现在会停手……他的目标是控制从东欧到黑海的全部领土。如果这一目标达成，德国将不仅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如果这次大战中再有外敌包围德国（一战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德国将变得坚不可摧。广阔富饶的后院将会为帝国的生存提供各种必需的原料和食物。

因此我认为时间因素对德国人而言尤为重要：

当德国尚可承受巨大的经济、财政和心理负担时，一定要迅速完成自己的目标。当前纳粹的经济形势是最好的，军事能力也处于巅峰状态。

至于和平问题：

的确，我的结论是德国人是渴望和平的。但是这种和平必须是由德国军队保证的和平。希特勒生日庆典大阅兵之后第二天，纳粹党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发文宣称：“这支伟大的军队将用来保卫祖国并守卫和平，这个和平是德意志的和平，它将为强大的民族提供它必需的权利。”

长期的报道工作已经让我深知，要想支持自己的报道观点，并洞悉希特勒的观点，没有什么比引用纳粹党党报更有效的方式了。

但直到春夏之交，伦敦的人们都在嘲笑我的观点，纽约和华盛顿的人们直到7月也还在对我的看法嗤之以鼻，我始终没法动摇他们的观念。在我看来，希特勒于4月28日在帝国议会针对罗斯福总统的呼吁所做出的回应演讲，已经证明几乎无法对和平再有什么乐观想法。也许那些反对我观点的人应该和我一样，当时去现场好好听一下希特勒的演讲，就能充分领悟其中的意义了。

我相信这是希特勒所做过的最长的主题演讲，长达两个半小时。我也相信这是我听他做过的最精彩的演讲。我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在他的演讲中展示了他天才般的口才、技巧、讽刺、反讽和故作善良的能力。这次演讲让他的演讲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此次演讲的听众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全德国的广播电台在传达他的声音，整个欧洲大地数以百计的电台也在广播。在美国，主流的广播公司都播放了这次演讲。我在心中草草计算了一下，这次演讲的听众人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4]希特勒已经为自己创造了最大的机遇。

4月15日，也就是墨索里尼开始进军阿尔巴尼亚一周后，罗斯福总统由于担心希特勒也会进军波兰，所以在当天向两位法西斯独裁者发送了电报呼吁和平，并且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阁下是否愿意保证自己的武装部队不会对下述独立国家的领土发动袭击或侵略？

罗斯福总统开列了31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波兰、波罗的海和巴尔干诸国、苏联、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

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于4月15日稍晚时送达柏林和罗马。据齐亚诺说，墨索里尼一开始甚至拒绝阅读这封电报，正巧戈林在罗马拜访墨索里尼，他对领袖建议根本不必回复这封电报，因为美国总统“已经开始罹患初期精神疾病”。墨索里尼本人则表示，他倾向于认为罗斯福之所以会有这样奇怪的举动是因为“他曾患脊髓灰质炎这样的重症”。

不管希特勒本人如何看待此事，他都决意要给罗斯福总统一个响亮的回答。他告知帝国议会于4月28日召开特别会议以聆听自己的演讲。为了更好地羞辱罗斯福，希特勒下令德国外交部对列表中的31个国家逐个进行外交征询，询问它们是否感觉受到了德国的威胁，是否主动要求罗斯福将自己列于表上。如果任何国家敢于给出一丁点不符合希特勒心意的答案，那德国外交部就会开始采取一些威胁手段。元首非常明白他的所作所为在小国中引起了怎样的恐惧，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希望成为纳粹铁蹄下的下一个受害者。威廉大街当然非常乐于见到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和南斯拉夫纷纷表示它们没有感到威胁——在我看来，这些表态要不是证明了它们极度幼稚，就是极度恐惧。上述这些国家和其余的大多数国家都按照希特勒的心意做出了回复，这给希特勒提供了有力的口实用于攻击美国总统。

1939年4月28日正午12点，希特勒大步走上帝国议会的讲台上开始演讲。开始的几句话又给“虚伪”做出了注脚，他告知议会，他之所以要求召开这次特别议会，是希望议会成员可以听到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回复，而大家“完全可以同意或反对他的观点”。我可从来没听到他在议会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哪个人敢“反对”，否则会被迅速送到集中营，甚至死在那里。

接下来，他又老调重弹：《凡尔赛和约》是如何罪恶，条约本身是如何不公正，它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多少伤害，以及最重要的——感谢上帝的帮助，他本人如何将德国人民从这些罪恶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他竟然镇定自若地宣称，他之所以占取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只不过是帮助1000万德国人民夺回他们日思夜想的故土。至于20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凡尔赛和约》之前，一直幸福地生活在德国人的统治之下。继而他又宣称在回答罗斯福总统的问题之前，他要就英国和波兰曾经如何伤害德国的问题给这两国一个交代。

尽管希特勒的演讲技巧并不总是推陈出新，但我仍然要说，这个男人的演说能力简直出神入化。他先是宣称自己对英国抱有好感和友爱之心，继而却开始攻击英国，称“英国推行了包围德国的新政策”，这迫使自己不得不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

他极为郑重地宣布：“《英德海军协定》存在的基础已经消失。”

对于波兰，他也是持类似观点。他宣称自己已经向波兰政府提出“最慷慨的协议要求”：波兰将格但斯克一地归还给德国，同时开放一条由波兰走廊通往东普鲁士的道路，德国政府对此通道享有治外法权；作为回报，德国愿意与波兰签署一份新的有效期为25年的不侵略保证协议（此时，两国于1934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还有五年才到期）。希特勒宣称，他提出这一要求，“只此一次，再无下例”，而且这一要求是“出于对欧洲和平的考虑才忍痛做出的最大妥协”（可是我没看出德国有任何吃亏的地方），现在波兰政府却严词拒绝了，让他极为遗憾。

接下来的演讲充斥着更多的谎言：

我对波兰政府不可理喻的态度深表遗憾……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波兰政府就像一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样，盲目认为自己受到了压力，必须以武力回应，而事实上德国连一个士兵也没有征召，也没想用武力对抗波兰。

希特勒的厚颜无耻令我皱眉蹙额。这几个星期以来，世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德国一直在秘密征召军队，而且计划在夏季结束前完成全部动员。希特勒已经在德波边境三个方向上构筑起包围波兰的压倒性进攻力量。然而，这位德国元首的无耻程度是没有底线的。他坚称有关德国要进攻波兰的意图“完全是国际媒体在造谣”。事实却是三周前的4月3日，他亲自向将领们下令“最迟”9月1日，必须毁灭波兰。

希特勒宣称，波兰和英国签署了互助协定，因此是波兰破坏了1934年《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因此，我认为既然波兰已经单方面破坏协定，那这个协定也就不再存在了。”

尽管我一直以为我比较了解希特勒，但我还是非常惊讶他竟然就此撕毁了《英德海军协定》和《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我清楚地记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经强烈批评威廉二世皇帝在1914年前的反英态度，也谴责他不应该和英国展开海军竞赛。现在他毫无前兆地抛弃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那他是否也会毫无预警地发动突袭？在我看来，他的这一举动也是在警告德国人要为战争做好准备了。

在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希特勒终于开始转向他此次演讲的最大主题了：如何回复罗斯福总统的电文。他的雄辩术终于大放异彩。听众之前从未听过伟大的元首如此辛辣地嘲讽任何一个外国领导人，而且看上去他们都被元首逗乐了，至少帝国议会的议员正是如此，刺耳的笑声与对罗斯福总统的无尽嘲笑混在一起，嘈杂而零乱。我必须说，我从未见过希特勒像个演员一样如此超凡地表演，尽管他的台词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愚蠢且充满谎言的。

他说，自己将会回答罗斯福提出的全部21个问题。他一个接一个地解释，停下，含笑不发，继而像一个中学校长一样，低沉地用英语说“答案如下”，然后再次精确地略微停顿。我看到他故作犹豫，用富有磁力的目光环视观众，脸上满是严肃，然后用德语轻轻地说：“答案即将揭开。”我注意到，议长座上的戈林在努力忍住窃笑，我甚至感觉代表们都在屏息以待，只等元首说出答案后，他们就会忍不住哄堂大笑。

我摘录了之后一个小时中的一段：

罗斯福先生宣称他认为一切国际问题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

对此我的答案是：……如果这些问题真的可以在谈判桌上寻求解决之道，那我当然是乐见于此的。但我怀疑的是，美国人自己的行为都已经证明他们对国际会议是完全不相信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之中，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就是国联，它是依照美国总统的意志建立起来的，然而美国是第一个逃脱对国联负责的国家……很多年之前我就决定要学习美国这种毫不负责的态度了。

美国北方的自由并不是在谈判桌上取得的，而是在南北方的冲突中获得的。南方的无数抗争最终换来了北方的镇压，我甚至不忍心提起这些往事。

罗斯福先生，鄙人之所以提起这些往事，只是想要提醒您，今日阁下所提倡的种种观点，从未被贵国或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实际行动实践。

希特勒继而开始谈论罗斯福总统电报的核心问题，他宣称自己可以确保绝对不会袭击那31个国家。他故意慢慢地、庄严地、一个挨一个地念出这些国家的名字，每念一个，整个议会都会应以哄堂大笑。希特勒宣称自己已经询问在列表中的每一个国家，询问它们是否感到来自德国的威胁。

所有国家的答案都是“否”……我确信我肯定无法故意强迫它们这样回答，因为这些国家，比如说叙利亚，它当前并没有自由，而是被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的驻军机构控制，并且不断被剥夺应有的权利。

除了这一事实，和德国接壤的国家都得到了更具约束力的保证……比罗斯福先生在其电报中向我要求的保证更多。

接下来，元首对罗斯福总统的讽刺看上去已经达到最高潮。

我必须提醒罗斯福总统注意一两个历史错误。譬如说，总统阁下提到了爱尔兰，并且要求我们德国做出一个不会侵犯爱尔兰的声明。现在我要引用爱尔兰总理德瓦莱拉的一段发言（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大独裁者是多么聪明啊，他竟然可以使用爱尔兰总理的盖尔语），这段发言一定会让罗斯福总统感到足够的惊讶，它和总统的想法正好相反，爱尔兰总理在讲话中谴责的根本不是德国对爱尔兰的压迫，而是大英帝国不断地侵犯爱尔兰以逼其就范……

国会里笑声四起、掌声雷动。尽管如此，希特勒宣称他准备“给每个国家一份罗斯福总统所希望的保证”。这位大独裁者突然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我知道他一定是准备给予罗斯福总统更多无情的嘲讽。

借此机会，我一定不会让罗斯福总统失望，我会给总统所关心的每一个国家予以不侵略的保证，尤其我要保证不侵略美国本身和美洲大陆的各国。

我在此庄严宣布，任何在美洲大陆或接壤处流传的有关遭遇德国进攻或侵略的消息都是纯粹的造谣，完全与事实不符……

议会内掌声雷动，希特勒这个超级演员却未展任何笑颜。

接下来就是结束语了。这是我听过他最为精彩的一段，至少对德国人而言一定如此。同时，这段结语也暴露了他对本国以及我的祖国的历史的一知半解、肆意歪曲，以及他是多么狭隘自大的人，他心中的欲望如火一般燃烧，驱使他去征服全世界。

罗斯福先生！您的国家是那么广阔，财富是那么庞大，这些使您感觉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历史负有重大责任，对此我深表理解。阁下，很抱歉，很遗憾我却被上帝安置在一个更为适中与微小的范围之内。

今日我所掌管的国家曾经那么相信国际社会和你们这些所谓的民主政府，然而正是你们毁灭了它，是我从你们手中把这片废墟重新接管起来……我终结了德国无休止的混乱，重建了秩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增长……

我成功地为足足700万失业人口找到了有用的工作。[5]我不仅让德国人民在政治上重新团结起来，而且重新武装了他们。我还呕心沥血地工作，一条条地摧毁了那些针对德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它们足足有448款之多！正是因为那些不平等条约，德国人民曾经只能默默承受那些最卑劣的压迫。

从1919年开始，我们的敌人从德意志帝国手中偷走了那么多的地方，现在我把它们拿回来了。曾经有上百万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民被迫与自己的祖国分离，并且生活在痛苦之中，现在我把他们带回了家园……除此之外，罗斯福先生，我虽然达成了这些伟大的目标，但我没有牺牲德国人民哪怕一滴热血，也没有给他们或者任何人带来战争的痛苦……

罗斯福先生，相比之下，你的任务更为简单一些。1933年，你成了美国总统，也正是在这一年，我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总理。从一开始，你所掌管的国家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与富裕的国度之一……你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因此你发现自己颇有时间与心情来关心一些普世的问题……罗斯福先生，你所关心和建议的问题比我所在乎的问题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与你相比，很不幸我所处的国家要渺小得多，它渺小到根本无法容纳德国人民的生存。当然，即使如此，我也深爱它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

我坚信我们都关心一些普世性的问题，尤其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公正、福利、进步与和平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目前为德国人民所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些普世事务最大的贡献。

当天晚些时候，我记下了自己在帝国议会聆听了此次演讲的感受：“就蒙蔽德国人民的效果而言，希特勒今天的演说绝对是巅峰之作。”但是，我之后一段时间里一直在欧洲各国游历，我的经验使我很容易就注意到，希特勒此次演说和之前的效果有一处最大不同，那就是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不再相信了。我在报道里写道：“与德国人民相比，别国的人民都看清了希特勒的谎言，而且他们意识到，尽管德国元首对罗斯福总统极尽嘲讽之能，但他未曾回答罗斯福总统的根本问题：德国停止侵略了吗？德国会进攻波兰吗？”

我总结道：“时间会证明，此次演说将会是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和平时期的演讲了。”

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希特勒早在4月底就已经秘密部署侵略波兰的计划，所以尽管希特勒撕毁了与英国、波兰的条约，不断地编织谎言，制造危机，我当时却和所有世人一样，仍然对和平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如果我早一个月就收到有关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秘密会议的风声，或者提前知道莫斯科内部的政策走向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那么我当时绝不会对和平还抱有丝毫幻想。

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说，从5月23日开始，他准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德国三军的三位最高统帅和他们的高级助理们被元首召唤到总理府，元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元首的副手鲁道夫·施蒙特中校草草做了会议记录，这份会议记录可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上最为赤裸裸的侵略宣言之一。希特勒本人视此次会议记录为绝密消息，严禁对文件做任何复制。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这份文件，就是当年会议记录的原件，由施蒙特中校手写的，它是美军从德国那里缴获而来的。这篇长篇大论中最具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希特勒越过了那些宣传和外交的谎言，直接告诉他的内部小圈子，为何要一发现合适的机会就立刻攻击波兰，然后在西线与英法决战，占领中立的比利时和荷兰，继而利用当地的海域与空域对英国本岛进行毁灭式袭击。

希特勒宣称：“直接忽略那些所谓的中立宣言。”在这份文件中，我们看不到这些纳粹帝国的军官提出过任何有关道德或荣誉的问题。然而就在1914年之前，当时的德国曾经庄严宣布必然会尊重低地国家的中立权利。

当时纳粹控制的媒体正在竭力叫嚣，要求波兰归还格但斯克，他们也相信元首一定会对波兰开战以索回格但斯克。元首在秘密会议上对他的高级将领直言不讳。

“格但斯克问题根本不是我们与波兰争端的真正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向东方拓展生存空间。”如果德国最终要和西方邻国做最后的清算，那在此之前一定要在东方得到更多的空间，因为在战争期间那里会供应粮食和劳动力。

希特勒警告他的将领，不要过于指望会再有一个慕尼黑阴谋。他说：“我们不能期望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如果我们强行恐吓波兰，它会在第一时间诉诸战争……我们想要实现目标就只能依靠流血牺牲。”

他继续警告道：“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将会是生死决战，如果大家认为我们可以用极为廉价的牺牲就获得解脱，那这种想法一定是非常危险的，根本不会有那种可能性。”希特勒计划要获取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还有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其目的就在于要袭击英国本岛。为了防止某些将领对此会有疑虑之心，希特勒警告他们：“这种战争中，不需要考虑对与错的问题，也不会有媾和可以考虑。一旦我们成功占领比利时与荷兰，同时击败法国，那么打赢对英战争的基础就已经确立。”

因此，战争是必定要发生了。东击波兰，西攻英、法和低地国家已经是希特勒不可更改的战略。在会议结束之时，在场的将领没有谁敢对元首的意图有丝毫非议。

希特勒宣称：“是时候让我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不会再有对与错的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8000万德国人民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当我回首1939年的那个夏天时，我意识到我当时很不幸地完全忽视了纳粹德国与苏联私下重修于好的事实，而正是它们的和解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可避免。[6]莫斯科方面从公开的官方讲话中流露出一些信息，向外界暗示苏联并不必然会自动和英法站在一起去对抗纳粹德国。而我从未想象过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会有修复关系的可能性。

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曾经公开警告西方，而且早在希特勒进军布拉格的五天前，也就是1939年3月10日就向柏林发出过愿意重修关系的信号。

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发表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后来被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报告严厉批评了英法未能坚守立场，他谴责英美纵容希特勒向东方扩张从而希望将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自慕尼黑阴谋以后，我也确信祸水东引就是张伯伦的目的）。斯大林在报告结尾总结称苏联将会遵从两大基本原则行事：

1.继续推行和平政策，努力与所有国家加强经济联系。

2.……我们的国家绝不能被战争贩子拖入冲突，他们的一贯作风就是让别人为他们火中取栗。

狡诈精明的德国驻苏联大使弗里德里希·维尔纳·舒伦堡伯爵对斯大林的报告进行了记录，然后将摘要部分发回了柏林。[7]

尽管斯大林提前警告过西方国家，但是希特勒于3月15日进军布拉格的消息还是让他深感震惊。他很快于3月18日让自己的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向伦敦和巴黎提出建议，希望立刻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由英国、法国、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和苏联共同参加的会议，以组建对抗希特勒的联合阵线。

英国首相张伯伦对此提议不以为意，认为其“不成熟”并予以拒绝。这是多么轻浮愚昧的举动！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麦斯基，当前帝国没有哪位部长是有闲暇的，因此他们无法派出代表前往布加勒斯特参与苏联要求召开的会议。这个完全敷衍的借口显然不能被莫斯科方面心平气和地接受。

李维诺夫长期以来是苏共外交人民委员，他一直忙于构建联合外部力量以抵抗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体系，为此他已经拿自己的名誉和政治前途作为赌注。在他看来，要遏制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就是构建由英法两大西方强国和苏联共同参与的联合阵线，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要将东欧地区受到德国威胁的次等强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也拉进联合反德阵线。如果遏制仍然无法成功的话，那就只能在战争中打败德国。张伯伦对于苏联召开国际会议请求的拒绝，并没有让李维诺夫丧气。4月16日，李维诺夫在莫斯科召见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并且正式提出一份有关英法苏三方互助的协议请求。他要求为了达成这份协议，三方需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如果波兰感觉有需要，也可以参与会谈，中东欧的所有国家如果感觉自己受到了德国的威胁，那么一样可以参加。

这是李维诺夫为了联合西方世界遏制希特勒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督促帝国政府接受李维诺夫的这一提议。丘吉尔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估计“如果张伯伦先生在收到苏联的请求后就立即回复‘好的，让我们三国一起合作扭断希特勒的脖子吧’，那么帝国议会是不会反对这个决策的。斯大林对此也会表示理解，历史的轨迹也将发生变化，至少不会像后来那么糟糕”。

但是张伯伦采取了拖延政策，这对李维诺夫来说是致命一击。5月3日，苏联某份报纸的封底出现了一小篇几乎不为人所注意的报道，上书“应李维诺夫本人要求，他已经被解除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报道还补充称，接替李维诺夫职务的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毫无疑问，李维诺夫突然被撤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它让我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在斯大林看来，李维诺夫希望与西方建立反德联盟的努力已经失败。从慕尼黑阴谋开始，苏联就被西方世界排除在外，因此我猜测斯大林早就得出结论，他相信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外长博内的目的就是，要在希特勒与苏联真正发生冲突前，不断鼓励希特勒向东方发动侵略。斯大林公开警告称苏联绝不会落入西方国家设计的圈套，他私下里一定深知要打好两张牌来缓解希特勒的东进之心。

罢黜李维诺夫等于向柏林方面传达了一个强烈示好的信息，相比于伦敦和巴黎根本毫无合作的诚意，柏林方面对此信息极为重视。

在我看来，伦敦政府已经完全失去理智。5月和6月的两个月里我反复进出伦敦三四次，但我始终不能理解大英帝国政府为何会如此倔强地拒绝认清事实。首相张伯伦的确已经给了波兰单方面的保障承诺以抵抗纳粹的侵略，这虽然是一个重大变化，但是除非首相能够真正认识到必须把苏联纳入所有保障波兰安全的协议，否则英国所谓的保障波兰安全是毫无意义的。

5月19日，劳合·乔治与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严厉批评张伯伦，指责他未能对苏联有关反德三方合作的提议做出回复。我认为丘吉尔的指责是最为有力的。

苏联提出的这个简单提议有何错误吗？……我请求国王陛下的政府能够真正认清一些残酷的现实。如果在东部没有一条坚强的防线，那么我们在西线就很难保卫好自己的利益。而苏联正是构筑坚强的东部防线的关键所在。

尽管丘吉尔当时在政治上仍然处于遭冷落的境地，但是我感到他此次的讲话在下院产生了重要反响。下院中甚至包括保守党方面对张伯伦的批评都开始增多了，他们认为首相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以联络苏联和西方的关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迫于批评的压力，张伯伦于5月27日最终同意指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要他与法国驻苏联大使协作，开始与苏联方面商讨互助协议、召开军事会议以及给予受德国威胁的国家保障的问题。但张伯伦此举是极为不情愿的，精明的德国驻伦敦大使迪克森向柏林汇报称：“英国首相此举带有最大程度的犹豫。”

但苏联新上任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可不是一个糊涂蛋，他具有冷峻坚毅的性格。5月31日，莫洛托夫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讲，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汇报外交事务。他严厉批评了英法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犹豫迟缓，并且声称如果英法真的希望加入苏联的阵线以抵抗侵略，那么他们必须同意三件事情：一份互助协议，一份军事协议（写明一旦战争爆发各方将承担何种责任），以及英法苏三个大国向东欧小国提供的安全保证。

但是英法，尤其是英国止步不前。而且对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诸国来说，没有任何一国希望得到苏联的安全保障。谈判完全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莫洛托夫提议张伯伦在6月初的时候向莫斯科派出他的外交秘书以便结束谈判桌上的纷争。很显然，克里姆林宫希望以此来确信伦敦是否真的有意与莫斯科达成合作协议。但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我真的不可能有时间前往莫斯科。”前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一直和斯大林保持了可贵的私人联系，他主动要求代替哈利法克斯前往莫斯科参加谈判，但张伯伦置若罔闻。相反，张伯伦于6月12日派遣威廉·斯特朗前往莫斯科。斯特朗是英国外交部一位颇有才干的职业官僚，也曾服务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通晓俄语。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斯特朗根本就是一位无名之辈，甚至英国国内对他也知之甚少。克里姆林宫内的“怀疑派”认为张伯伦的这一派遣证明他根本不想严肃地考虑与苏联构筑反德联盟。

而我们现在开始知道，就在英法对苏联继续假意敷衍的同时，德国人已经开始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渗透，并且在认真等待时机实现双方的和解。

莫斯科与柏林的第一次接触举动是非常小心的，也是绝对保密的。我们猜测可能就开始于慕尼黑阴谋之后的第五天。1938年10月3日，德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顾问向柏林汇报称，斯大林被排除在慕尼黑谈判之外，可能会使他开始对德国抱有“更积极的态度”。驻苏大使舒伦堡在一个月之后告知柏林，他准备和莫洛托夫进行接触，“以期就困扰苏德关系的一些问题达成解决意见”。这一变化背后肯定有希特勒本人的指示，因为如果没有希特勒本人亲自给出一些暗示，一个普通的大使是不可能敢于提出转变对苏政策的主意的。据我所知，舒伦堡大使在元首本人那里并不是完全受宠的。自1919年之后，德国仅有极小圈子的将领和外交官仍然坚持认为要与苏俄保持密切联系，舒伦堡就是其中一员。他也促成了1922年苏德《拉帕洛条约》的签署。《拉帕洛条约》是魏玛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但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之后就废除了这一条约。在他看来，存在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犹太政权”是他的死敌。但是慕尼黑阴谋之后，他的这一观点已经开始软化。

在柏林的提议之下，双方悄悄恢复了贸易谈判。继而双方的大使都开始尝试探索一点点更深入对话的可能性。1939年伊始，苏联驻柏林大使阿列克谢·马热卡洛夫驱车前往德国外交部并告知德方：“苏联渴望与德国开启苏德经济联系的新时代。”三个月之后的4月17日，马热卡洛夫第一次拜访德国外交部终身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并且进一步表示，“苏联和德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

5月20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德国驻苏联大使，后者在会谈结束后向德国外交部汇报称：“莫洛托夫外长以最友善的口吻和我进行了这次会谈，并且告诉我，之前两国之间的经济谈判暂时中止了，现在如果重新建立一些有用的政治基础，那么经济谈判就可以在这些政治基础上重启。”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意味着在对德问题上他们有了新的思路。苏联人不仅想和纳粹德国建立更好的经济联系，而且想要把经济联系建立在坚固的政治基础上。柏林方面对此非常有兴趣。双边对话很快就恢复了。当时法国驻柏林新任大使是罗贝尔·库隆德尔，他此前驻节于莫斯科，德苏之间日渐亲近的小动作当然没有逃脱他的眼睛。5月初，罗贝尔大使两次警告本国政府，称“德国正在与苏联谈判讨论‘第四次瓜分波兰’”。

我们现在通过档案可以发现，整个5月里，希特勒都在摇摆不定，他担心一旦苏联有朝一日和西线国家达成协议，就会让自己与苏联实现和解的努力显得愚蠢不堪。但是在另外一些时间里他又急不可待地希望与苏联开展进一步对话。5月25日，也就是希特勒最终正式决定攻击波兰的计划两天后，他命令外交部继续开展与苏联的对话。舒伦堡大使接到外交部新的谈判指示，他被要求向莫洛托夫指出以下几点：苏德外交事务之间并无利益冲突，当前是时候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而且如果一旦德国对波兰有任何“敌视性行动”，德国“会尽可能考虑苏联的相关利益”。最后一点可能被罗贝尔大使知道了，所以他才会得出结论，认为苏德又在勾结策划再一次瓜分波兰。5月30日，这些语气较为缓和的指示从柏林通过电报传到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我从6月7日开始乘坐“毛里塔尼亚号”邮轮从利物浦赶赴纽约，因此全然不知苏德之间这些高度机密的外交行动。从英国出发时，我发现英国人当时处于极度自大之中。从下院的辩论中就可以看出，很明显英国与苏联有关构建坚固反德同盟的谈话进展得不尽如人意。

4月27日，张伯伦最终宣布将引入新的征兵服役政策，下院也予以批准了。但是自由党和工党都表示反对。近日来我一直在和我的一些下院工党议员朋友徒劳地辩论，我想告诉他们征兵制是为一支军队提供兵员的最为公平和民主的方式。按照此规定，无论贵贱，人人都有义务服兵役。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实行征兵制是能够迅速组建一支大规模军队的唯一办法。如果还按照旧的兵役制度，那么1939年夏季战争爆发的话，英国只能向战场投放两个师的兵力。法国则计划动员100个师的兵力。

我在英国的好友还认为我对于和平的可能性的看法过于悲观。在他们眼里，希特勒只不过是在故弄玄虚罢了。他们倾向于认可张伯伦的观点，即苏联站在哪一边都不要紧。他们认为波兰如果真的面临德国的侵略，那它自己是能够抵抗的。

此时我收到了一个有关个人的好消息。我刚刚登上“毛里塔尼亚号”时，收到了特斯的电报，她在电报里告诉我位于弗吉尼亚的联邦法庭同意赋予她美国公民的身份。

面对1939年炎热夏季的欧洲局势，我发现我的同胞们比大英帝国人民还要盲目乐观，当然美国受到的威胁的确要小得多。即使希特勒在欧洲大陆发动了突袭，美国也不会立即直接卷入冲突。当我身处华盛顿的时候，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参议员博拉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宣称不会有战争爆发。在华盛顿的每个人几乎都同意他的观点。我深感恐惧。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发现国会完全沉浸在毫无希望的浑噩之中，国会被一群如议员哈姆·菲什、博拉、海勒姆·约翰逊之流的乌合之众控制，他们根本不站在外交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我非常惊讶罗斯福总统为何会如此软弱。

罗斯福的双手很显然被国会捆住了……他正确地观察到了欧洲大陆的严峻态势，但正是因为他看清楚了问题所在和其背后的巨大危险，所以博拉、菲什之流称他是好战分子。

当时我身在祖国，却很迷茫。因为我的不同观点使我在自己的国度里好像一个陌生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和困惑。我21岁时去国离家，距今整整14年了，其间我只在1929年和1935年各回国一次，而且时间都很短暂。欧洲已经变成我真正意义上的家园。我对柏林、巴黎、伦敦和维也纳的熟悉程度要远胜于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无论是待在华盛顿还是纽约，我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尽管如此，我也为我在祖国看到的景象和所经历的事情兴奋。其中之一就是大力建设的电力设施，尤其在纽约，与电力相关的建设处处可见。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重建，电力建设蓬勃发展，未来规划充满活力（譬如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正在法拉盛购物中心展览的“未来世界之幻想”）。这些发展都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同步前行，尽管我有时会有点困惑，不知这种发展将驶向何方。

我们美国人将会往何方前进？没有人知道答案。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我们现在全速前进，这就已经足够。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在逐步把美国从毁灭性的大萧条泥潭中拉出来，但仍然有10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这个数据真是让我心惊肉跳。我实在无法理解，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欧洲一些相对贫困的国家反而在就业问题上比我们做的好得多。冷酷的独裁制度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在纳粹德国，我相信还有苏联，近三年来根本没有出现失业问题。

不过我没有整日待在华盛顿去百无聊赖地思考这些事关人类的大问题，我和我的兄弟约翰以及家人在弗吉尼亚的麦克莱恩享受了一段温馨的家庭欢聚时光，特斯也在那里，她之前在麦克莱恩的联邦法庭就自己的美国公民权问题打官司。为了庆祝她胜诉并且正式成为美国公民，我们开了一瓶香槟畅饮。现在她可以持美国护照自由返回她的故乡维也纳，也可以陪我自由前往德国，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总是担心自己因为没有合法的德国旅行文件而被盖世太保逮捕。

我的弟弟约翰此刻在职场正春风得意，当时他被任命为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这个机构当时是个权势部门，罗斯福总统设立了它，希望它能纠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滥发行为，并且约束证券行业的泡沫与欺诈。我听说约翰为这个机构做了很多领军性的工作，因此在办公室里受到了高度赞扬。几年前约翰与一位来自柏林的德国女士结婚了，此前他们在纽约认识了彼此。有意思的是，我们两兄弟都找了说德语的妻子。我一直认为约翰从来没有学过德语，不过这也不要紧，他妻子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

我们的女儿艾琳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她是在日内瓦长大的，当时为了照顾我们家的瑞士保姆，所以我们在饭桌上总是说法语，因此艾琳也只会说法语。如果艾琳在房间里只听我和特斯对话，那她现在一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惜艾琳一个英文单词也不会，这让我母亲很着急。她在夏天竟然勇敢地从爱荷华州坐火车来和我们团聚，她说自己不能想象，孙女竟然不会说家族的语言。我母亲对艾琳疼爱备至，但是她偶尔确实因为艾琳不能说英语而恼火。她常常仔细地把英文单词的每个音节发出来，希望艾琳能慢慢感知到。可惜我们可爱的小公主从来都不买账，每次都好像一个词也听不懂，再向奶奶喷出一连串法语。

我母亲对我抱怨道：“威尔，我确实无法接受我自己的孙女不会说英语。”而我母亲也早把她大学里学的法语忘得干干净净了。

我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母亲，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她总是流露出一丝羞涩和谦逊，还有惊人的智慧。1913年，我的父亲在芝加哥猝死，结束了光辉的法庭生涯，只有42岁。当时我母亲也是这个年纪，她因此守寡26年至今，我一直替她难过。但她没有诅咒命运，很平静地生活着。

母亲对我久居欧洲很困惑，但是她一直对我的事业深感自豪。她说自己总是很热心地阅读我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好像在和我通信一样。最近两年她又总是收听我从欧洲发回的广播报道，感觉就好像我正在和她说话一样。

当我们分别时，我又要返回欧洲，可能会投身报道一场大战，母亲对此有些担心。但我向她保证（我估计所有的儿子都会这样安慰自己的母亲），如果战争爆发了，艾琳、特斯和我都会安然无恙的。

那年夏天母亲已经68岁，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后来我很幸运又见到了她一次。那是六年之后，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在考虑是让我去德国报道第三帝国的灭亡，还是去旧金山报道联合国的成立。那天是1945年4月12日，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逝世的日子，我恰巧正在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我前一天晚上在奥马哈做了节目，马上要回到纽约等候公司派遣。母亲在门口迎接我。她脸上有泪——我想，是因为我来了，马上又要走。

“他死了。”母亲说。

“谁？”

“总统。”母亲开始呜咽。

我们打开了收音机，希望听到更详细的报道。之后公司从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当地的电台，对总统的死讯做些评论。我一直忙到午夜才完成最后的播音，然后我回到母亲的公寓准备向她告别。

母亲还在继续发问：“我们该怎么办啊？”对她个人而言，罗斯福总统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也是一样。她看上去非常疲惫，而且神情沮丧。我们原计划是要谈一谈家事的，现在看来是没什么必要了。

我告诉母亲：“我们下次再谈家里的事情吧。”

我们相互亲吻然后告别，我打电话预约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火车站，然后连夜坐火车回到了芝加哥。

然而再没有下次见面了。七个月之后的11月26日，她在和邻居讲话，突然昏了过去，再也没能醒来，20分钟后她去世了，享年74岁。特斯从纽约发来的电报中说：“迅速，没有痛苦。”就在那年夏天，战争正式结束了，希特勒死了。我当时正在纽伦堡报道对残余纳粹战犯的审判。我没办法回家参加葬礼，我也无处倾诉我的情感。但是我感觉到了，我知道。

1939年夏天，我在纽约第一次见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老板威廉·佩利，之前我在广播中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报道，也特别注意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他的领导之下迅速崛起，这几乎是20世纪30年代里最令人称奇的成功故事之一。

佩利具有俄国犹太人血统，他的家族是费城有名的雪茄制造商。1928年，佩利26岁时，他依靠自己和家族的支持，花费了近50万美元，购买了经营不善的联合独立广播公司，然后更名为哥伦比亚唱片广播公司。这家公司当时只有15个附属的广播站，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50个广播站。在所有人眼里，佩利的这一投资举动完全是徒靡金钱，公司根本不会有任何前途。但是桀骜不驯的佩利并不这样认为。他对于未来传媒的新发展有一种独特的想象力和感悟力，他努力打拼，最终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造成业界航母。在我看来，他开创并统治了美国的传播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先是独霸了广播界，继而是电视界，而且它使得电视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并且使该产业成为最具有盈利前景的行业。

当我在1939年7月第一次见到佩利时，那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整体业绩还要低于全国广播公司的红蓝网络。但是哥伦比亚很快就缩短了与全国广播公司之间的差距，而且我认为在报道公共事务，尤其是突发新闻方面，哥伦比亚已经是业界第一，它的主要对手对此只能望尘莫及。哥伦比亚能够在新闻界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佩利是头号功臣。哥伦比亚娱乐节目的发展主要也要仰仗他的功劳，娱乐节目是传播行业的核心业务之一，也是主要收入来源。

和佩利进行了一两次谈话后，我就发现他本人对于报道的新闻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他对于需要广播什么内容具有强烈的直觉，而我认为这正是全国广播公司所缺乏的能力。佩利足够精明，他挑选了区区数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然后赋予他们完全的自由权利去调度、支配某种尚处萌芽状态的传播方式，而这些新生事物往往会变成新闻业令人兴奋的新形式。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里有三个关键性的人物站在了塑造广播新时代的前列，他们是在纽约工作的埃德·克劳伯和保罗·怀特，还有在欧洲工作的埃德·默罗。在1939年时，克劳伯的作用最为重大。第一，他曾长期为《纽约时报》工作，在各个栏目做过编辑，新闻经验丰富。第二，他迅速捕捉到广播将会变成新闻的主要形式，并于1930年为佩利所招募。不过我一开始感觉克劳伯总是脸色阴沉，很难打交道，他的工作风格有点独裁和暴君式——保罗·怀特对他总是怕得要死。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克劳伯是个非常专业的新闻人，他对报道总是要求并且坚持最严格的“尊重事实、准确、负责”的标准。美国当时的媒体有一种好莱坞化的倾向，流露出华而不实、琐碎和无意义的气息，而克劳伯的严肃认真则让我深受感动，他是一个将新闻视为一项严肃事业的人。当我发现他对于世界事务极度关心，并且对于历史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充满兴趣的时候，我开始喜欢上他。我非常高兴在公司总部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和默罗在欧洲所尝试努力的事业。

至于佩利，据我观察，他对此很有兴趣并且鼓励我们去开拓。当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谈话时，他表现出最大的和善态度。他对于默罗和我在欧洲所做的报道工作给予了太多的赞扬。他和我在华盛顿、纽约遇到的所有人都不同，他希望了解欧洲大战何时将至的问题，以及默罗和我将会如何计划报道战争。他说，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他会在一周或两周内把保罗·怀特派往欧洲和我们一起商讨报道的计划。

在我看来，佩利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但也会在某些时候变得非常强硬。事实上，如果他不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也不可能在弱肉强食的传媒界生存下来。我可以感觉到在佩利充满青春朝气的活力背后隐藏着一些冷酷的原则——他不会容忍任何私人关系影响到他对事业的判断和决策。他可以与旁人和蔼地谈论问题，但是一旦当他做出某些决定后，任何人就都不要试着去冒犯他。关于这点，我常常有所领教。

在那些日子里，佩利一直非常平易近人、友善，也很随和。默罗和我在纽约的时候，一旦我们为工作所困扰，我们随时可以直接去他的办公室找他征询意见。但之后，随着电视开始出现，公司的事业越来越大时，我相信再也没那么容易见到他了。

保罗·怀特是我们的新主任，他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佩利把他从合众社挖到我们公司来。他对新闻的敏感度很高，而且有一种本能的直觉，他相信广播会成为新闻传播的主导方式。他本来接受的专业训练是有关有线新闻方面的，但他个人对报道突发新闻更有兴趣，广播比报纸能够更为迅捷地提供突发新闻。默罗和我主要致力于报道突发新闻，怀特则更专注于分析这些突发事件。他特别醉心于自己所谓的“新闻特长”，在我看来这有些肤浅，在某些时候还有点傻乎乎的。但我和他，以及和克劳伯在一起工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和大多数从未在国外工作过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一样，他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忽略欧洲发生的事情，有时他对我和默罗从欧洲发回的新闻报道不是特别敏感。但是总体而言，他对我们在欧洲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

1939年7月4日独立日大游行，特斯和艾琳也参加了，在那之后我乘坐“玛丽皇后号”轮船回到了欧洲。我对自己目前的这份工作非常开心，此次回国之行我既看到了纽约公司总部的发展，也感受了广播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但是我有种不祥之感，我感觉我所前往的欧洲将会很快陷入战火。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它需要用一种新的媒介方式去报道。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我还很小，所以我当时常常诅咒自己为何如此倒霉没能赶上参与这种历史大事件。而现在我已经35岁，比一战时成熟多了，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渴望自己在生命中遇到另一场世界大战，否则他一定会遭人厌恶的。我也在怀疑自己会不会对未来太悲观，战争也许还是可以避免的。汉斯·卡尔滕伯恩是纽约知名的新闻评论员，他向听众们保证说未来肯定不会爆发战争。

汉斯对我说：“比尔，我很确信不会有战争的，你看我还让我的儿子和儿媳去欧洲度蜜月呢。”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和我同船回到欧洲，他对欧洲的前途也很乐观。之前在华盛顿我就听人说奥曼斯基大使是一个非常精明聪慧的人，我们在路途中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他和我在欧洲遇到的大多数苏联外交官一样愤世嫉俗。他面无表情地去三等舱向一群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大学生发表了有关“苏联民主”的演讲。但是毫无疑问，我在思考，只有像他这样做才能在斯大林创造的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知道许多苏联外交官遭到了克里姆林宫里狂热分子的肃清。

至少从奥曼斯基和我的谈话中，我可以看出他对于欧洲和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乐观的。他相信如果英国、法国能够和苏联结成军事联盟，那么希特勒就不敢发动新的欧洲战争。我在日记里写道，奥曼斯基大使认为“苏联将会和英国、法国结成民主的共同阵线以对抗法西斯的侵略”。（不过现在回过头再翻看日记，我实在记不起当时我为何没在“民主”这个词上画个问号，甚至连个感叹号也没有。）大使在谈论苏英法联盟时，总是用假设的口气。他说：“如果联盟真的可以的话，那巴黎和伦敦就要表现出认真对待的态度，而且不能简单地只想操纵苏联卷入独自对抗德国的战争。”

张伯伦和达拉第会“认真对待”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相信奥曼斯基也一样心有疑虑。7月中旬，我们这几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欧洲的职员（默罗、巴黎的汤姆·格兰丁和我）和保罗·怀特开了个会，讨论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如何报道的问题。在会上据默罗说，他确信张伯伦仍然在拖延与莫斯科方面的谈判，默罗据此判断首相大人在试图制造另一场慕尼黑阴谋，他感觉到另一场交易正在酝酿的味道。我认为这个推测听上去有合理性，但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我看来，希特勒已经决意发动战争，除非波兰向他完全臣服，而波兰恰恰根本不会这样做。因此战争肯定是要爆发的，我们需要做好报道计划了。默罗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只不过是类似于一年前那样的危机，并不是战争爆发的前兆。[8]

为了扩大报道“危机”的范围，我们决定再招募一位驻外记者，这样我们就会有四位记者在欧洲负责报道了。我和默罗赶到巴黎和一位年轻的美国报业人士埃里克·塞瓦赖德共进午餐。我虽然和塞瓦赖德素未谋面，但是我从外人那里听到的关于他的评价除了赞扬还是赞扬。他一直在巴黎工作，白天给巴黎的《先驱报》做城市版面编辑，晚上则给合众社做编辑。我们此次会面之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决定雇用他。他开始转到全新的广播领域工作，这也能让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拥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我相信这段经历也将会让他终生难忘。

另外，公司又额外增加了两名记者在纽约工作。他们分别是乔治·菲尔丁·埃利奥特少校和埃尔默·戴维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利奥特先后在奥地利和美国军队服役，并且就军事事务撰写过好几本著作。戴维斯来自印第安纳州，他是一位面容和蔼、声音略微嘶哑的绅士，他既是一位记者也是一位作家，还曾经荣获罗德奖学金。戴维斯那印第安纳式的冷幽默素来为读者所熟知，很快这种幽默风格也会为上百万的广播听众所熟悉。他们二人很快就成为我的好友。

尽管我感觉战争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了，但是在1939年的夏末，我和默罗以及大多数人一样，对此事的感觉摇摆不定。我的日记纠正了我那些有错误的记忆，但是我一直非常珍惜这些宝贵的记忆。当时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我知道当欧洲开始收获粮食时，战争也就要到来了。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这么认为，可能只不过因为他们在绝望中仍然寄希望于那一根救命的稻草。我们仍然希望事情不会像1914年那样发展，德国、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找出和平的办法。毕竟欧洲从1918年大战结束到现在才享受了短短21年的和平，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不能接受新的大战如此迅速地到来，上一次大战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还未平复。

我回到欧洲大陆一周后，也就是7月16日在日内瓦做了一次广播。我在节目中说，当前的局势看起来比三周前我离开欧洲时缓和了一些。一周之后，我在日内瓦做另一场广播时说道：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夏季，欧洲五亿人民每天都在数着日子过，他们满心希望最终的结局会是和平的。

我也和他们一样希望如此，我之所以这样希望也有一点私人的原因，我再次与家人变得亲密，我们珍惜在日内瓦这座瑞士老城过上新生活的每一分钟。我们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在湖边散步，也会坐轮船从日内瓦湖前往洛桑城，然后再返回。我们还会去山上远足，第一天去阿尔卑斯山，第二天就去汝拉山。8月3日我在日记里总结道：“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没有战争将会是最美好的。但是下周我必须再去格但斯克一趟，去观察局势到底如何了。”

自三个月前我在柏林听了希特勒在帝国议会的演讲后，我就再没去过柏林了。这次在去格但斯克的途中，我途经柏林做了短暂停留。德国人民生存在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之中，这让我深感震惊。全世界都在担心德国会通过格但斯克进攻波兰，纳粹所控制的媒体却在宣传相反的事情，而德国人民只相信纳粹的说辞。我自觉这三个月里我所处的环境、接触到的人与事都是比较正常的，所以这次回到柏林，看到当地报纸的头条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火车从瑞士出发后，我在车上买了一份德国卡尔斯鲁厄市的纳粹党日报《元首报》，头版只有几行字的头条：

华沙威胁要炮轰格但斯克！

邪恶的波兰疯狂之徒

发起令人难以想象的挑衅！

在柏林站我又买了一份《德国交易报》，这家报社隶属于德国金融界，通常比一般的纳粹党党报更为理性一些，然而它的头条赫然写着“波兰在欧洲反对和平与权利”。

当天晚上，我离开柏林前往格但斯克，我注意到德国的媒体和广播电台都把格但斯克视为德波对抗的核心问题。我在日记里写道：“德国会继续在媒体上伪装以掩盖自己真实的意图吗？连傻子都知道德国人根本不会在乎格但斯克，格但斯克问题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希特勒真正要做的是重复一年前对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事情，先羞辱而后毁灭波兰，之后他就可以向东推进势力范围，重现当年霍亨索伦王朝的“向东进军”战略。

在德国待了几天的经历，让我的神经感觉更为难受，我满脑子都是德国人如何让我生厌的画面。我记不起是什么原因让我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了如下嘲讽的话：

柏林街头、餐厅和咖啡馆里那些丑陋的德国女人让我震惊。就人种角度来说，德国女人是欧洲各种族女性中最缺乏魅力的，她们连脚踝都没有，走路的姿态非常难看。她们的衣着也没有英国女人漂亮。记于去格但斯克的夜间。

我很困惑当时为什么会注意到德国女性那并不优美的脚踝造型。难道可以舒缓我对于战争阴云日益密布的担忧吗？

我于8月11日那个周末到达了格但斯克，当地并没有让我感觉到一场新的欧洲战争将会在此地爆发。的确，一些普通规模的德军部队已经迅速在附近动员起来，并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军官和士兵也几乎毫不掩饰他们的目的。德国的军用轿车和卡车（它们按照规定可以悬挂格但斯克的车牌）在格但斯克大街上穿行。我所下榻的格但斯克霍夫酒店里，满是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从波兰境内延伸出来的公路上布满了坦克陷阱和路障。我所能看到的场景只有德国人已经运送大批的机关枪、反坦克炮、防空高射机枪和轻型火炮到达这一地区。

然而，格但斯克当地的居民仍然不相信最终会爆发战争，他们已经被彻底地纳粹化，而且希特勒运用天生的欺骗能力让他们相信，元首一定能用和平的方式把他们带回德意志帝国的怀抱。20年来，格但斯克居民一直对《凡尔赛和约》极为痛恨，因为正是条约规定将本属于德意志帝国的格但斯克地区强行划分给了波兰，使波兰取得了通往波罗的海出海口的陆上走廊。协约国将格但斯克设为自由市，并在名义上将其置于国联的监督之下，事实上格但斯克在经济上是由波兰主导的，因为它是波兰的主要港口。我发现，格但斯克市民希望城市主权回归德国，但又希望能和波兰人继续保持商业联系。但他们回归的心情也没有希特勒那么心急火燎。

夏季就快结束，格但斯克的天气变得温暖，还带些闷热的气息，大街上到处是咖啡馆、啤酒和葡萄酒园，里面都是德国人，尽管他们全在讨论即将爆发的战争，但仍然欢快痛饮。在他们的脸上我几乎看不到什么紧张的神色。属于格但斯克一部分的索伯特地区是波罗的海有名的度假村，海滩上满是游客，夜晚降临时，游客充斥于赌场。很难想象这些当地人会参与战争或者促成战争爆发。

我在此地待了两天之后，在日记里草草写下：“我越来越有强烈的感觉，格但斯克的归属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却在这里浪费时间。真正的问题是波兰能否继续保持独立。我必须去华沙看一看。”

之后我在华沙待了一周时间，8月20日我在日记里总结道：“总而言之，最为重要的是，波兰人表现得非常冷静和自信。”然而一年前，直到张伯伦彻底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人之前，捷克斯洛伐克人也是表现得这么冷静与自信。在华沙城里没有哪一个波兰人相信大英帝国的首相将会或者可以对波兰做出同样的背叛。我必须说，我钦佩波兰人的冷静和自信，但是我必须提醒自己，波兰人对于现实是盲目的。尽管法国和英国都对波兰政府有所敦促，但是波兰政府仍然完全拒绝与苏联组建军事同盟以抵抗德国侵略的建议。对于波兰政府的做法，我表示不解和怀疑，我在拜访波兰军队、外交部、大学、商业机构、贸易联合会总部期间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引述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话告诉波兰人，只有他们与苏联结为同盟，那么当英法在西线与德国作战时，波兰在东线才能有效遏制德国的进攻。但是波兰人完全不理睬我的意见。他们坚持不会与苏联结成任何形式、任何方面的联盟。

在本周结束之前，我开始感觉到波兰人的民族性格中有自我毁灭的一面。我想知道，当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世纪瓜分并毁灭波兰的时候，这种性格是不是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能够理解波兰人对俄国人在历史上形成的不信任感，当时俄国人占领华沙并施行残暴统治。但是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妥协。如果没有苏联人提供帮助，那波兰人在面临希特勒的侵略时只有死路一条。当英法最终开始与苏联人进行军事互助谈判后，两个西方大国也一直竭力劝告波兰接受这一提议。波兰本该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而答应这一提议，但他们没有，当然之后再也不会有机会答应了。

由于苏联方面威胁称，除非立刻开始谈判，并努力达成互助条约，同时要有军事记录备案，否则将取消与英国的联盟谈判，加之法国又一直在其中纠缠不休，认为如果不进行谈判将会促成巨大灾难。因此，张伯伦终于在7月23日犹犹豫豫地决定同意苏联方面的提议，由英法苏三国的军方代表开始谈判，但他又故意拖到7月31日才宣布这一决定。之前莫洛托夫反复申明，苏联将会签署一份政治声明以示支持西方抵抗希特勒，但是苏联人也迫切想知道西方国家究竟可以给自己多少确实的军事帮助。对法国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而言，苏联人的这个要求完全合理，但是张伯伦很反感。根据英国政府解密的文件来看，张伯伦当时的战略意图就是，在希特勒真的于秋季袭击波兰、大势已去之前，要尽可能地拖延与苏联谈判的时间。

至少英国派往莫斯科参加谈判的军事代表团的规格要远远高于之前张伯伦派去参加政治谈判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包括海军上将雷金纳德·普伦基特-厄恩利-厄尔·德拉克斯爵士、空军元帅查尔斯·伯内特爵士和海伍德少校。尽管他们不是英国军界的核心人物，但级别也已经相当高。而苏联方面，为了显示出他们对谈判的严肃态度，专门指派了军方的最高首脑来参与谈判，其成员包括：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元帅、红军总参谋长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将军，以及苏联海、空军的总司令。

我们刚才提到，根据解禁文件，英国代表团成员从张伯伦那里接收到的指令就是进行缓慢的谈判以拖延时间。代表团成员一直在拖延时间，正如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西兹爵士所说：“要拖延足够的时间以度过接下来危险的数月。”英国代表团不仅被首相告诫要尽可能地拖延谈判，而且首相大人甚至故意派遣了一艘航行缓慢的船送他们去苏联。如果乘坐飞机的话，代表团本来可以在一天之内抵达苏联，但是他们被送上一艘客货混装的轮船，走了整整五天才到。当英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8月11日，这几乎已经太晚了。

希特勒已经抢先一步。

英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2日，希特勒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举行了会谈，希特勒告知后者，他已经决定要解决波兰问题，“在8月底之前，一定会用某种或者其他方式解决的”。希特勒解释称，由于将要到来的秋季是多雨季节，道路泥泞，适合德国装甲和摩托化部队行进的道路很少，到时会极大降低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在雨季来临之前，他不能再做任何等待。

就在希特勒和齐亚诺的会谈接近尾声之际，一封电报呈到希特勒手中。电报来自德国外交部，他们向元首汇报称一天前接到了来自苏联外交临时代办的电话。莫洛托夫已经告诉德国人，苏联准备好与德国人谈判了，“甚至可以讨论波兰问题”，莫洛托夫还建议将讨论地点设在莫斯科，不过苏联方面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会谈必须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

但是希特勒是没时间等那么久的，他已经决定攻击波兰的日期“最晚”不能超过9月1日。英法联合军事代表团已经抵达苏联，英法苏之间的军事联盟谈判终于有所转机，希特勒如果要想破坏这一谈判，并且和斯大林达成苏德双方的协议，那他就必须立刻动手了。

8月14日，周一，我当时刚刚从格但斯克抵达华沙。这一天对于西方联盟、苏联、德国而言都是决定性的日子。伏罗希洛夫元帅在莫斯科向谈判桌对面的英法代表频频发炮，质问他们如果德国袭击波兰，那么联盟各方可以提供多少军事力量抵抗德国？法国可以在西线提供多少个战斗师？英国又会提供多少战斗师以支援法国？比利时将会做什么？伏罗希洛夫元帅强调，一旦战争爆发，苏联已经准备好部署120个战斗师。除此之外，元帅一直竭力要求英法代表回答一个重大问题：波兰人是否会允许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境和德国人作战？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西兹大使希望本国政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他在给伦敦的电报中称“俄国人现在已经提出最核心的根本问题”。但是伦敦方面给他的指示是让他回避问题，并称如果苏联人坚持询问这一问题，那么就告诉他们代表团必须“向伦敦本部请示”。代表团的确就是这么做的，以至于在会谈结束时，伏罗希洛夫元帅警告道：“如果该问题没有一个准确、毫不含糊的答案……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军事会谈了。”

对于英法联合代表团而言，时间正在一点点耗尽，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伏罗希洛夫元帅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是斯大林的得力干将，他知道领袖已经开始考虑柏林方面传来的预想之外的希望和解的意图。8月14日，德国变得更为迫切地向苏联示好，这与英法联合代表团不断激怒苏联的拖延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在这一天，希特勒决定向苏联提供巨大的利益让步。

当天晚间，他指示舒伦堡大使给莫洛托夫打电话，向他朗读一大段冗长的信件，信中提议让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进行短暂访问，“以便将元首的观点直接带给斯大林”。他还补充道：“德国已经准备好与苏联就东欧地区的所有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两国之间一定可以达成让双方都感到完全满意的协议。”

为了让斯大林完全理解希特勒的意图，德国在电报中还专门向苏联人强调自己重点所指的就是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德国人已经说得如此露骨，斯大林是不可能不明白其意图的。德国人突然提出如此提议，意思就是希望由苏德两国瓜分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地区。这对苏联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英法代表团是提供不了这样的补偿的。尽管两个大独裁者之间因为意识形态冲突而彼此憎恨，但希特勒确信他的苏联对手是无法拒绝这样一份大礼的。也就是在同一天，希特勒再次召见自己的军官，告诉他们自己很确信英法是不会参与战斗的，因此波兰将会独自面对德国，而德国只需要一夜就可以征服它。元首还告诉将军们不需要担心苏联的介入，因为他正在和莫斯科接触，布尔什维克对于拯救波兰是没有兴趣的。

8月15日，也就是舒伦堡大使接到元首指示的第二天，大使向莫洛托夫正式表示，里宾特洛甫外长有一份致莫洛托夫外长的加急电报，希望后者能够迅速来到莫斯科以便尽快解决苏德两国的关系问题，莫洛托夫表示非常有兴趣。当舒伦堡向莫洛托夫转达意见的时候，柏林方面正处于忐忑之中，他们生怕苏联拒绝。事实上，莫洛托夫外长甚至询问德国方面是否有意愿与苏联签署一份互不侵犯条约。

请注意，不是德国，而是苏联首先提出要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而就在同时，苏联人还在和英法谈判组建军事联盟以对抗纳粹帝国。希特勒甚至都没敢想那么远，但当他知道苏联人希望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他对此深表欢喜。如果苏德之间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那么苏联人将不会参与战争，而英法也因此将受到恐吓，不敢轻易卷入战争，那么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孤军奋战的波兰。

但还有一个困难存在。莫洛托夫坚持自己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的谈判需要有“充足的准备”，而这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时间。希特勒如果决定要在8月底之前进攻波兰的话，那么留给他的时间就不多了。第二天，柏林方面立刻给莫斯科又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在电报中希特勒声称自己完全同意签署互不侵犯协议，但是由于“波兰的挑衅”不断增加，因此苏德双方只能尽快处理此事，并且再一次敦促莫斯科方面能够“在8月18日之后的任何时间接待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拥有元首赋予的全部自主裁决的权力，可以处理苏德关系所有方面的问题，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他可以代表元首与苏联签订合适的条约”。

希特勒在发出电报后，一直待在位于上萨尔茨堡山区的休养寓所中，他在那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苏联方面的回复。当时已经是8月17日，与此同时，莫洛托夫感觉到了德国人的焦急，反而与希特勒漫不经心地玩起了猫戏耗子的游戏。莫洛托夫以手写备忘录的方式回复，他声称，苏德双方在经历了长期的相互敌视状态之后，要想达成协议，就需要按照“严肃和现实的步伐”来推进。第一步就是双方需要达成贸易和信贷方面的协议，之后再考虑互不侵犯协议。希特勒肯定是没有时间等待的，他于18日再次发送了一封加急电报到莫斯科，提出“迅速的结果”是必需的。此刻，与波兰的冲突随时都可能爆发，对德国人而言，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里宾特洛甫向苏联方面提议“让自己随时准备好飞往莫斯科”。他声称“元首已经赋予自己全部权力”，可以与苏联彻底终结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所有困难。他还补充道，德国方面的慷慨甚至包括可以按照苏联以前的想法，双方签署一份划定苏联“利益范围”的特别议定书。舒伦堡大使被派遣去向苏联政府递交这份电报，柏林方面告诫他，此行必须成功，不要再让苏联政府说出任何拒绝的话了。

8月19日成了决定性的一天。柏林和贝希特斯加登的气氛都非常紧张，海军下属的21艘潜水艇和两艘“袖珍战列舰”[9]都在随时待命，只等莫斯科方面传来消息就立刻驶往英国水域，它们将驶往指定地点，以便横向切断英国皇家海军的运输航道。此时距离希特勒计划攻击波兰的日期——9月1日只有13天，海陆军两大军种都已经准备随时部署开战。

舒伦堡大使的加急电报终于在晚上7点10分到达柏林。最终苏联政府同意里宾特洛甫可以在8月26日或27日前往莫斯科，希特勒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苏联政府定下的日期已经太晚了，这使元首无法按计划在9月1日袭击波兰前有充分时间做准备。此时希特勒已经不再顾及自己的尊严，他开始亲自向斯大林乞求，希望后者能够让德国的外长立刻前往莫斯科。他本人直接写给斯大林的电报，于8月20日晚间被加急送到了莫斯科，元首在电报中敦促斯大林能够“在8月22日周二，最晚不能超过23日周三”时接见里宾特洛甫。他还专门强调，他已经赋予里宾特洛甫“最充分的权力，由他全权负责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和其他议定书”。希特勒说：“如果能尽快收到您的答复，我会非常高兴。”

元首的副官们回忆，电报发出去之后，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们一直害怕元首因为紧张而精神崩溃。元首看上去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他完全无法入睡。他在午夜致电人在柏林的戈林，向他抱怨莫斯科方面的耽搁。21日凌晨3点，他收到了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之前德国本部方面通过电话告诉大使，元首将会给大使馆发送直接呈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舒伦堡大使在回复电报中说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元首发来的电报，这个消息让元首感觉非常糟糕。8月21日周一上午10点15分，元首让焦急的里宾特洛甫再次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电报，训诫舒伦堡大使务必尽全力保证外长赴苏计划能够迅速成行。

但是21日白天一整天过去了，苏联方面仍然没有任何消息。直到晚上10点30分，斯大林的复电突然传到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住所。

致德意志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阁下：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非常希望苏德两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将会成为两国在未来塑造更友好的政治关系的决定性转折点……它将会为两国之间和平与合作的建立提供基石。

苏联政府谨指示我正式通知您，我国政府同意贵国里宾特洛甫外长阁下于8月23日抵达莫斯科访问。

约瑟夫·斯大林

希特勒立刻向德国公众宣布这一喜讯。在收到斯大林电报之后几乎不到半小时，元首决定立刻打断德国广播正在播放的音乐节目。德国民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元首兴奋的声音：“帝国已经与苏联政府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帝国外交部部长将于周三抵达莫斯科以结束谈判，并正式签署条约。”

我错过了这场广播。当天早上我就回到了柏林，但是当晚我顺便去拜访了《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柏林的办公室，去和乔·巴恩斯了解在我离开的这十天里波兰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于当夜的10点55分离开，步行回到我入住的阿德隆酒店，我在酒店里草草写了一些笔记，然后正准备前往广播大厦时，默罗从伦敦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第一反应是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之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苏德在讨论这一令人震惊的协议，默罗也和我一样深感震惊。他认为这一消息会立刻让张伯伦政府倒台。

我立刻冲到广播大厦，希望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了苏德这对死敌的联合。要知道，它们曾经在西班牙战场相互攻击，在宣传领域彼此攻击过上百次。我在前往德国广播电台的路上，一直在反复思考我在广播里有多少东西可以说。不过这个担心已经是多余的，因为等我到了广播电台，就被德方官员告知，“上面”对于广播评论下达了严格的命令。我被禁止播音，那天夜里我甚至连德国新闻评论员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很显然，希特勒和戈培尔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处理这突发的新情况，毕竟之前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在给德国人民灌输邪恶苏联的思想，现在现实却和他们的宣传背道而驰。当然，他们也不会允许像我这样的外国媒体代表来搅浑水。

第二天，德国媒体上倒是出现了一些值得期待的报道。戈培尔掌管的《攻击日报》在首页以黑色粗体刊载了如下一段话：“当今世界正面临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漫长的交往过程和传统友谊为两国创造了共同理解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两个伟大的民族创造了共同的外交政策……”此前《攻击日报》一直是所有纳粹媒体中对苏联攻击最为强烈的。

这就是官方的宣传基调了。之前8月14日，里宾特洛甫在给舒伦堡的电报中也无意提及了这样的基调，他告诉舒伦堡要“逐字逐句地”向莫洛托夫转达德方的意见，即“在德国与苏联的利益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冲突。无论之前两国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这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

在希特勒宣布苏德协议之后的第二天，他深感自己现在已经成功地将苏联拉出西方联盟阵营，因此他再一次召集自己的将领们，在他们即将对波兰发起进攻前向他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斯大林让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变成了现实。

希特勒那天对将领们的发言内容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想甚至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但是一名海军上将和哈尔德将军记下了他的发言。他首先赞美了自己的伟大。

从本质上说，一切事情都依赖于我，依赖于我的存在，依赖于我天才般的政治才能。进一步说，事实就是可能再也不会有人能够像我一样拥有全体德国人民的信心。在未来，可能再也不会有人比我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我的存在价值巨大……没有人会知道我究竟还能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立刻开启一决胜负的时刻。

他告诉他的将军，攻击波兰的日期可能要比原计划提前六天，改为8月26日。换言之，如果张伯伦在那之前不炮制另一个慕尼黑阴谋以出卖波兰，那么波兰就必然要灭亡在德国的铁蹄之下。元首声称：“我现在唯一害怕的就是有哪个王八蛋会提议调停。”

在发言结论处，元首对他的将军进行了训诫，告诉他们要如何开展与波兰的战斗。如果聆听者是一个更为文明且具有传统普鲁士军人精神的军官，那他一定会认为元首的话真是野蛮之至。

我们必须具有最决绝的钢铁意志。不能对任何事情做出退缩。这是一次生与死的大拼搏……当前的首要目标就是毁灭波兰……考虑到季节因素，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面对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他会如何证明德国对波兰的侵略是合法的呢？

我将会为开启战争找一个纯粹用于政治宣传的由头。世人是否相信都是无所谓的。胜利者在取得胜利后，是不会有人问他当初是说了实话还是撒了谎。纠结于是否开战以及开战是否正确没有任何意义，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发言的最后是一段训诫语：

不要再有任何怜悯之心了！你们所需要表现的只有残忍！八千万同胞必须夺回他们的权利……你们要变得冷酷与残忍！对一切同情的迹象都要予以钢铁般的镇压！……任何对世界秩序有所思考的人都会明白，生存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武力取得最辉煌的成功……

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8月23日，周三，柏林的天气又闷又热，看上去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战争即将爆发。运输兵员的车队在首都不停穿行。如往常一样，又开始有小道消息流传了。一位在作战办公室工作的德国朋友告诉我，元首可能会在明天早上抵达波兰，而另一位在外交部的朋友则说他确信不会。这位外交部的友人还告诉我《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会于今晚在莫斯科签署，这将会使英法不敢再对波兰提供保障。他还补充道，波兰人将会察觉到危险所在，会向德国交出格但斯克。他希望我报道这些事情，以便反对开战。我已经预见两种可能：其一是英法可能会如同背叛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样，再次背叛波兰人，而希特勒早已下定决心要毁灭这个国家；其二是大战即将爆发，战争可能会把残存的欧洲文明一扫而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会遭到屠杀，家园遭到毁灭。我不知道这两种可能哪种会让我更感到绝望。

吃完午饭不久，我就去了滕珀尔霍夫机场，汉斯·卡尔滕伯恩刚刚从伦敦飞到柏林。自从慕尼黑事件以后，他就成了我们的明星评论员，日复一日地播音。他的工作让他对许多事情产生了追踪报道的兴趣。眼下他正在欧洲进行一次为期三周的旅行，以便观察是否会有战争爆发。在他离开纽约前，他专门托我帮他去德国官方机构询问一下他能否进入德国，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纽约做的广播中常常对希特勒有苛刻之词。在德国宣传部，我被告知纳粹政府并不拒绝卡尔滕伯恩来德访问，但是他不可以报道或访问任何德国官方机构。据我搜集到的信息说，是戈培尔亲自下的这道命令。

戈培尔从来就没有说过真话，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了他的保证。当卡尔滕伯恩从伦敦到达柏林机场之后，所有其他乘客都完成通关手续离开了，他还在被边防官员盘查，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他的德国妻子提前几天到达了德国，现在正和她的六个德国亲戚等着他。他们开始紧张起来。

卡尔滕伯恩夫人问我：“你为什么觉得他被扣住了？”

我解释道：“虽然我帮他拿到了通行证，但我们可能被骗了。”

我们和卡尔滕伯恩就隔着边防的黄铜栏杆站着，外面非常闷热潮湿，长时间的等待让我们感到几乎无法忍受。最终我向一名盖世太保官员发出抱怨，并和他狠狠吵了一架（在德国你总得习惯盖世太保的无处不在），最后他终于同意让卡尔滕伯恩和我们在机场咖啡厅的天台上见一面。我点了一些冰啤酒给大家，卡尔滕伯恩在旁边拥抱他的妻子和亲戚们。

我发现卡尔滕伯恩有点惊慌失措，要知道平时他在做广播的时候，哪怕发生危机，他都是十分沉着冷静的。

卡尔滕伯恩对我说：“我已经告诉他们，我通过你从戈培尔那里拿到了保证信，他允许我来到德国。”

我回答道：“汉斯，德国人当时确实给了我保证的。”

然后他又被喊回去继续接受边防官员的问询，很显然，这些人在等待来自上级的指示。我们只好继续留在咖啡厅里边喝啤酒边等待，时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我有点着急回城了，因为苏德随时可能签署协议，我需要立刻广播这一消息。当我们到达机场时，大约是下午的3点45分，而现在已经是5点45分了。

就在此时，一名盖世太保官员来了，他告诉卡尔滕伯恩必须乘坐6点的飞机回到伦敦。

卡尔滕伯恩还在努力保持冷静，但额头上满是黄豆大的汗珠，他问：“我可以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名官员快速翻着一个笔记本，转向汉斯说：“卡尔滕伯恩先生，您曾于今年的6月24日在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城做了一场攻击我们伟大元首的演说。”

卡尔滕伯恩说：“我已经不记得此事，我能看看您的记录吗？”

官员却合上了笔记本，告诉卡尔滕伯恩必须跟自己走，然后把他送到了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登机口附近。但卡尔滕伯恩很快又回到了咖啡厅，因为飞机上没有多余的位子了。卡尔滕伯恩又喝了一杯啤酒。我注意到盖世太保的官员一直在激烈讨论着什么，但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用敌视的眼光不断朝我们这里扫视。终于有一名官员向我们大步走过来，他说飞机上还有一个座位，很显然，他们把某位乘客从飞机上赶了下来。这名便衣警察要求卡尔滕伯恩跟他走。卡尔滕伯恩走过栅栏时，突然想起他的外套里还装着给我捎来的美国烟丝（我好几个星期一直被迫抽味道奇怪的德国烟，所以专门托他带点美国烟来），他把四个口袋都翻开，然后把烟隔空扔给我。

一名可能属于德国海关的官员大吼道：“这是不允许的！”然后他把烟捡起来，塞进了卡尔滕伯恩的口袋里。

当时肯定已经将近凌晨2点钟了，我和乔·巴恩斯去了酒吧，我们一整夜都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从莫斯科传回一些关于苏德条约的消息。周一夜里，希特勒宣布将要签署条约的消息已经让乔感到极度震惊。此前他长途跋涉前往莫斯科，是为了帮《纽约先驱论坛报》做一个节目，收到消息后他就来到柏林。乔精通俄语，一直自以为非常了解苏联，就像我自以为很了解德国一样，所以我们都被周一深夜的新闻震惊了。的确，乔常常向我指出，克里姆林宫对于张伯伦极不信任，苏联人相信这位大英帝国首相的目的就是要引诱德国对苏联开战，所以苏联人决定不能陷入英国人的陷阱。但是，直到最后几天，乔都相信苏联会和英法签署一项军事协议，这将会使希特勒对攻击波兰的计划变得犹豫。但是乔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斯大林这位法西斯主义的宿敌，竟然和希特勒达成了协议。

凌晨2点钟之后不久，我们就拿到了苏德条约的条款内容。除了我和乔之外，还有许多聚在酒馆里的英美记者，我们一起看完之后，简直都要崩溃了。公开的条约包括：双方保证不对彼此进行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遭遇第三国的攻击，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绝不参加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已经从斯大林手里拿到他急需的全部保证，那就是如果波兰遭遇攻击，苏联将不参与英法对波兰的保证协议。

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后，我们才知道希特勒为了获取攻击波兰的准行证而向苏联人提供了怎样的报酬。苏德之间还有一个“秘密协议”，两人在文件中已经商定要瓜分东欧。在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北部边界将成为苏德利益分界线，以此往北都是苏联的“利益范围”，以南则属于德国。对于希特勒来说，波兰则成为这项秘密协议中最重要的部分。根据协议，德苏将大致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势力分界线，从波兰中部划界，往西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往东则属于苏联。

最后，该秘密协议的结尾是极为险恶的：

维持波兰独立是否符合双方利益，以及如何划界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

在任何情况下，双方政府都会依照相互友好理解的前提来解决该问题。

文件末尾称：“该秘密协议将被签署双方共同视为绝密文件。”事实上，苏德双方也的确一直守口如瓶。

当8月23日的夜晚快要结束、晨光将要降临时，我和乔穿过蒂尔加滕公园回家。我们都感觉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远在纽约的总部不这么认为。最近两三周以来，保罗·怀特一直对我和默罗絮絮叨叨，让我们做一个被他称为“欧洲之舞”的节目，要求我们在伦敦、巴黎和汉堡报道当地夜间的娱乐和舞曲。一开始我和默罗都反对这个策划，但是怀特始终坚持，我只好列了一个计划，从8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开始，从汉堡的圣保利酒吧街区开始报道。在美国的广大听众通过我们的广播了解到欧洲民众仍在歌舞笙箫之中，因此认为欧洲正在滑向战争的说法是有误导性的。8月25日，我给默罗打电话，再次要求他敦促纽约总部取消这一节目，然而怀特依然固执己见。很显然，他认为我和默罗对于和平的可能性预测都过于悲观了。

前一天（8月24日）晚上7点，我在日记上写道：“看起来战争今夜就要降临了。”

从我所住的阿德隆酒店出发，穿过一条街，就可以看到德国人正在法本公司的大楼顶上安装防空机枪……德军的轰炸机整天都在这个城市上空飞来飞去。

当天，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从柏林飞往贝希特斯加登拜访希特勒，并告诉他虽然苏德签署了协议，但是大英帝国仍然坚持对波兰的安全保证。希特勒对此勃然大怒，并告诉亨德森爵士自己根本不在乎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元首告诉大使，自己已经50岁，他不希望等到自己55岁或者60岁的时候再去发动战争。当两人在威廉大街谈话的时候，希特勒正准备在破晓的时候向波兰发兵，还留在德国的英国记者都被这些报道吓到了，他们当晚迅速从最近的边境后撤。

现在通过文件我们知道8月23日晚上，尽管亨德森大使已经警告希特勒，英国仍然会坚持对波兰的安全保证，但他还是把进攻波兰的日期从9月1日提前到8月26日凌晨4点30分。对苏联采取的突然外交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让元首失去了理智，他不相信英国人能够言出必行。但是第二天，他又恢复了理智。

25日一整天，我可以感觉到柏林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从中午之后，柏林与外部世界的所有广播、电话与电报联系都被切断。我们这些美国记者都无法发出报道。我被德国官员告知不可以再做广播。我试着给身在伦敦的默罗打电话，还试着给纽约的怀特打，可惜都不能接通。通信被切断的迹象让我们进一步相信德军可能会在明天拂晓时分就要进军波兰，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收到了这样的指令。

下午6点之后，紧张的态势开始有所缓解了，之后我们才了解到其中的原因。当天下午，英国和波兰在伦敦签署了《英波互助条约》，并以此取代了之前3月时张伯伦提出的对波兰的单方面保障协议。这一消息大约于下午6点钟被送达希特勒那里，施密特匆忙帮元首把条款翻译为德文。然后，他注意到元首读完英波协议，就坐在桌前沉思。短短几分钟之后，意大利驻德国大使就来拜访，带来了墨索里尼的长信。墨索里尼在信中告诉希特勒，虽然德意之间有“钢铁盟约”，但是如果德国攻击波兰，那意大利也只能置身事外。

哈尔德将军在当天晚上7点30分的日记里写道：“元首很明显被动摇了。”事实上，希特勒的确被动摇了决心，他命令参谋人员延迟对波兰的进攻。到了晚上8点35分，柏林与外界的电话通信恢复了。

通信禁令取消后，我凑巧成为第一个与外界取得联系的记者。尽管我已经被告知不允许做广播，但我还是前往德国广播大厦，准备在凌晨1点进行例行广播。没有任何德国官员对我的广播进行阻拦。我直接进了播音室，发现有一位工程师正在为我的广播调试机器。凌晨1点，他向我挥挥手，表示一切妥当，可以开始播音了。怀特在纽约向我回复，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说祝贺我，因为这是今天美国从柏林收到的第一句播音。由于通信被切断了，因此美国国内到处是各种匪夷所思的谣言。当我告诉他们柏林仍然处于平静之中，战争还没有到来时，怀特告诉我他们为此消息感到惊讶，但也舒了一口气。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想，广播肯定会大显身手。”如果还是传统的报纸记者用电报的方式传回稿件，那么公众要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才知道希特勒没有在拂晓开战。但是通过广播，我们可以立刻在纽约晚上8点钟就告诉听众这一消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安心入睡，至少24小时内不用担心欧洲的和平。华盛顿也可以知道，他们又多了一天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

8月26日和27日的那个周末，柏林的天气非常闷热，让人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更难以忍受。柏林出现的种种迹象都显示形势是凶多吉少。之前一个大型的纳粹党集会正在坦嫩贝格筹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登堡元帅正是在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取得了对沙俄的重大胜利，据说希特勒还会在这次集会上发表演讲。但是周六传来官方的声明说，由于“当前局势的严重性”，集会被取消了。周六晚间，希特勒又亲自取消了原计划在9月第一个星期举办的每年一度的纽伦堡集会，之前他在筹备这次集会时亲自将其命名为“纳粹党和平集会”。

出于对事态发展的关切，美国驻德国大使馆发布了一项警告，敦促一切不必留在德国的美国公民立刻离开。绝大多数记者和商人已经把妻子和孩子送走了。对我而言，特斯与艾琳待在日内瓦是安全的。周六夜里，凌晨1点30分，我正要进行广播，德国新闻局告诉我，他们将要在8月28日周一开始实行有关食物、肥皂、鞋子、纺织品和煤炭的定量配给制度。之前德国的新闻管理部门从未主动提前向我通报新闻，我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通过我们告知国外的公众，德国人对于战争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另外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当天在广播大楼里没有一名德国官员对我在广播中的开场白表示反对。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在走向战争。我只能告诉你们，今夜我身处柏林的感受就是，除非满足德国对于波兰的欲求，否则战争将会爆发。

8月27日，周日下午，元首在总理府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并向议会成员发表了演讲。官方声明称“希特勒概述了当前的严峻形势”。我尽了全力，但始终弄不到希特勒此次讲话的全稿。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从哈尔德将军当时记下的日记里找到有关当时情形的记录：

帝国总理府，会议，下午5点半，帝国议会……形势非常严峻。已经下定决心要通过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解决东方的问题……如果不能满足最微小的要求，那接下来只能诉诸战争。要残忍！元首说他会亲自上前线战斗……

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提到帝国议员一直“在适当的时机”为元首的发言鼓掌，但是将军认为掌声有点“稀稀拉拉”。

元首当时给人的感觉是：精疲力竭，故作声色，心事重重。他的身边站满了党卫军的参谋。

对上周的和平，希特勒的媒体也在故作声色，竭力激起德国人民对战争的狂热渴望，为此说尽了一切卑鄙的谎言。8月26日周六，《德国交易报》宣称：

波兰境内一片混乱

当地的德国家庭四处逃散

波兰士兵开始向德国边境开进

第二天，纳粹党官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在其周日版首页印上了以下大标题：

整个波兰都处在对战争的狂热之中！波兰人已经动员150万士兵！他们不停地向边境运输部队！上西里西亚一片混乱！

不过他们当然不会告诉德国民众，德国军队之前两周一直在不断地动员。迄今为止，德国政府才是处于真正的歇斯底里和战争狂热之中，他们连一点点事实都不肯睁眼去看。我感觉自己就像在一片即将吞噬自己的汪洋大海中拼命挣扎。

在此之前，有来自外部国家的长达11个小时的和平呼吁。8月24日，罗斯福总统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发送了加急电报，要求他们在不诉诸武力的前提下解决彼此的分歧。至少在柏林的我看来，这个和平呼吁是荒谬的，因为波兰总统并没有威胁要发动战争，只有纳粹独裁者这么做了。尽管如此，波兰人回复了呼吁，希特勒却毫无动静。因此罗斯福总统又向他发送了第二封加急电报，希特勒依然不予答复。24日，教皇也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迫切呼吁和平，他恳求道：“凭借着基督的圣血……愿强者聆听我们，以避免在不义中成为弱者。”相比罗斯福总统，教皇在公众面前显得更为勇敢，他有关强者的呼吁是直指希特勒的。世界各地都有各种激动人心的对和平的呼吁。8月23日，比利时国王代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三国发表了令人感怀的和平发言。

尽管这些发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高尚的，我在柏林却感觉，它们是虚幻和可悲的。看起来，教皇、罗斯福总统和那些北部民主小国的首脑，和德意志帝国的人根本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柏林发生的事就像火星上的事一样，他们根本一无所知。他们无法认清阿道夫·希特勒的本性，他统治下的德国人民已经被狂热地洗脑六年，也根本无法认清。最讽刺的是，和希特勒一样在西线的战壕里打了四年仗的法国总理达拉第，也没有充分认清希特勒的本来面目。他也向希特勒发出了一份和平呼吁——可能是所有呼吁中最精彩的一篇：

就我自己而言，我素来清晰地了解德国人民对于国家荣誉的神圣感觉，但是我也恳请阁下能够同样明白，法国人民对于自己的国家荣誉的珍视，丝毫不少于德国人民。因此，请阁下不要怀疑，只要我国人民对于包括波兰在内的其他国家做出了庄严承诺，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捍卫这一承诺……

25年前，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曾兵戎相见、血染沙场，如果这一悲剧再次重演，那这场战争将会更为漫长和残忍。两国人民都会抱着本国必胜的信心拼死搏斗，然而最终的胜利者只会是毁灭之力和野蛮行径。

达拉第的呼吁是法德两国之间最后一次外交上的接触。之后尽管法国在西部边境部署了百万雄兵，而英国人在欧洲大陆的西部战线仅仅投入了微不足道的十个师的兵力，但在希特勒看来，如果爆发战争，他所担心的只有大英帝国。正如他在8月25日晚上和戈林所说，他之所以推迟对波兰的进攻，就是因为他必须看看自己能否“消除来自英国的干涉”。这位曾经拥有准确政治直觉的、精明不已的纳粹独裁者，现在却开始出现幻觉了！哈尔德将军8月26日的日记记下了希特勒当时的思考过程。

周六那天，希特勒突然恢复了理智，决定改变进攻波兰的日期。德国总参谋长记下当时的准确时间是下午3点22分。

元首非常理智和清醒。在第七个动员日的早晨做好一切准备，9月1日发起进攻。

希特勒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发布了自己的最新命令，然后他有五天的时间来和英国对话，并恐吓他们不要干涉自己对波兰的行动。哈尔德将军的日记告诉了我们，这位纳粹大军阀的战略究竟是什么。

有传言说英国正在考虑一个广泛的提议。[10]

计划：我们会要求格但斯克成为通往走廊地区的通道，同时要求萨尔地区在相同的基础上举行全民公投。英国可能会接受这一提议。波兰可能不会接受。这就会在它们之间插入不合的楔子。

哈尔德本人专门在“不合的楔子”这几个字下面画上了着重线。整个周末希特勒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希望能够扩大英国和波兰之间的分歧，最终让张伯伦找到借口抛弃波兰，就像他当初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一样。

8月28日周一早上，默罗从伦敦和我通电话聊了很久，他的观点突然完全转变了。他相信张伯伦不会出卖波兰的，他说英国驻德大使亨德森今天下午将会从伦敦返回柏林，给希特勒带回一个“足以让他感到震惊”的信息。对我而言，这当然是个好消息。

当天晚上8点半，亨德森大使回到了柏林，在大使馆用完晚餐后他驱车短短数百英尺，经过威廉大街到达德意志帝国总理府。他从车里出来时，看上去和往常一样温文尔雅，党卫军仪仗队正在总理府门前举行枪械和军乐表演，大使大步穿过其间。我注意到，即使关系行将破裂，这种正式的外交礼仪也总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英国方面对德国人的提议做出了非常坚定的回复。希特勒曾提议对大英帝国提供“保证”，英国人婉拒称，英国政府“已经向这个国家做出保证，不能因为任何利益，默认一项会把该国的独立权利置于危险境地的协议”。对波兰的安全保证需要被履行。但英国仍然希望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英国人向希特勒提出了一种办法，称自己已经收到波兰政府的“确切保证”，波兰政府愿意和德国政府开展直接的对话。英国人现在请德国“同意这一请求”。

英国的照会中说：“一项由波兰和德国协商的公正的解决方案，可能会为世界和平打开大门。”

我们在场报道的美国记者，还有英国政府，都没有意识到亨德森与希特勒的这次谈话，包括为了拯救和平而在深夜11点进行的谈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希特勒早已确定进攻波兰的日期就是9月1日，也就是说距离此时谈判只有短短四天的时间了。首相张伯伦大人还在苦苦寻求的“公正的解决方案”只是镜花水月。

尽管英国大使已经告诉希特勒，本国政府将会捍卫对波兰的安全承诺，但是元首仍然在思考如何在最后让英国置身战争之外。在他看来，即使他不能直接告诉张伯伦不要干预德国对波兰的进攻，他也要用计让张伯伦不主动干预。

8月29日周二早晨，希特勒和亨德森大使在总理府内的会议充满了暴风骤雨。大使是一早赶到总理府接收德国政府对本国政府提议的正式书面复函的，但他发现这个纳粹头子心情很坏。希特勒告诉亨德森，德国人再也不能忍受波兰人反德的“野蛮行径”了，元首声称“这些反德行动简直令德国人仰天哀号”。他接着就表示，为了消除这种恐怖状态，“他不会再等上几天，也许几个小时后他就要开始行动了”。在德国对英国的正式书面复函中，希特勒又提高了对波兰的勒索价码。他要求波兰不仅要立刻归还格但斯克，还要让出走廊地区，而且要“保障”波兰的德国侨民的安全。

然后希特勒就开始对张伯伦下套了。

在书面复函中，德国人“唯一”让英国政府感到高兴的就是，希特勒同意与波兰人直接进行对话，但是要求波兰必须派遣一位全权特使在明天之前到达柏林。

亨德森大使评论道：“这听起来简直就是最后通牒。”大使应该记得这位纳粹独裁者在夺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是如何穷凶极恶地对待许士尼格和哈查的。大使后来向伦敦汇报，他和希特勒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大使声称，他“用自己最大的嗓门”怒吼，叫得比希特勒还响。这位英国大使开始觉醒了。

然而大使觉醒得还不够，他没有意识到第二天希特勒的新圈套接踵而至。

外界都很清楚，波兰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派出全权公使赶赴柏林，很显然亨德森大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亨德森大使拿到德国人给英国政府的照会时，已经是当天晚上，大使立刻以非官方形式向波兰驻德国大使通报了照会上的内容。亨德森敦促波兰驻德国大使，让他立刻通知本国政府不要有任何迟误，马上任命一位全权大使赴德。相比亨德森大使，伦敦政府显得更为冷静。哈利法克斯于凌晨2点电告亨德森，称“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天，要让我们在今天就制造一位波兰代表赴德参与谈判，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很显然德国人根本就不想谈判”。

我曾怀疑，德国人对这个与波兰人谈判的想法可否有过一瞬间的期待。当然，这个所谓的谈判提议只不过是德国人耍弄英国人的骗局。如果波兰人真的派出了一位全权大使，希特勒也会故意狮子大开口，波兰人肯定会拒绝他的敲诈勒索。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波兰政府肯定会为外界所批评，说他们无意于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接下来英国人可能也会对波兰人感到失望，就会重新考虑对波兰的安全保证。

哈尔德将军在29日晚间的日记里将元首的这一计谋简短地记了下来。

元首希望挑起英、法、波之间的不合。战略就是，向波兰人提出人口和民主的要求……波兰人会在8月30日赶到柏林谈判。31日谈判肯定会破裂。9月1日正好开始对波兰使用武力。

8月31日凌晨，亨德森大使前往威廉大街德国外交部与德国外长开会，他此行目的是要将英国政府最新的意见转达给希特勒，会议的气氛非常恶劣。德国外长在会上要求波兰应该迅速和德国开展直接对话，亨德森大使答复称：“我国政府认为要想在今天就开始让波兰和德国建立联系是根本做不到的。”里宾特洛甫对此答复的内容根本没有兴趣，很显然元首已经指示他要继续做戏迷惑对手。当时除了两位外交官，唯一在场的就是施密特了，他后来写道：“我做了23年的外交翻译，这场会议是我见过的最腥风血雨的了。”

亨德森大使这次很容易证实了一点，他电告哈利法克斯：“我必须告诉您，里宾特洛甫会议中的全部举止就是模仿希特勒最坏的脾气。”之后大使在向伦敦做最终汇报时称“里宾特洛甫对我有强烈的敌意，我和他进行每一次沟通都只能看到他暴力的增长”。

里宾特洛甫显得高度亢奋，他不断从椅子上跳起来，不停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只能不停地告诉他我还有话要说。

据施密特回忆，亨德森大使最终也被激怒了，他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甚至在某一时刻，部长和大使同时跳起来，四目怒视，几欲动手。两人最终花了很久来平复情绪，然后亨德森大使向里宾特洛甫索要一份意见书，之前希特勒承诺说会在午夜前给他一份有关德波和解方案的意见书。里宾特洛甫答复，由于波兰的全权大使没有在午夜之前到达柏林，所以现在已经太迟了，意见书已经做不出来了。据里宾特洛甫说，尽管如此，元首还是提了一个“十六点意见”，然后他开始向亨德森大使逐条朗读这些意见。

然而，亨德森大使后来向伦敦汇报：“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向我宣读这些意见时，语速简直不能更快了，或者说他用一种极度含糊的嗓音飞速读完了这份文件。我根本没有听清其中的内容。因此等他读完后，我向他索要文件以重新阅览一次，他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极为傲慢地把文件扔到了桌子上，然后说这份文件已经过时失效。”

失效？但文件里的提议从未被正式考虑过，德国人也从未把意见通报给波兰人，波兰人后来表示他们根本没听说过这个所谓的“十六点意见”。这个所谓的意见书，只是纳粹政府用来欺骗德国人乃至世界舆论的工具而已，它意在让世人相信，即使到了最后一刻，希特勒也没有放弃努力，他向波兰人提出了和解建议和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波兰政府连一个全权大使都不肯派往柏林，因此是波兰人毁灭了通往和平的道路。

之后不久希特勒自己就承认了这一阴谋，施密特曾听见元首亲口承认：“我需要为进攻波兰的行动找一个托词，特别是要让德国人民感觉到我已经尽全力去争取和平了。‘十六点意见’会让他们觉得我对于格但斯克和走廊地区的归属问题提供了最宽容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他的“十六点意见”在没有被里宾特洛甫宣布失效之前，单从字面来看，确实是挺宽容的。8月31日晚上9点钟，我正在向纽约进行播音，突然德国人掐断了我的节目，然后临时插进来，开始在电台里宣读元首的“十六点意见”。我也是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十六点意见”的内容，然后我深深地为其中的款项感到震惊。希特勒在“十六点意见”中唯一要求的就是波兰向德国归还格但斯克，而在两天前他还要求走廊地区也必须归还！现在，他在最新的意见中说走廊地区的问题可以搁置，等到一年以后大家的情绪都恢复了平静，再由全民公投做决定。他甚至说，如果到时全民公投确定走廊地区归还德国，那么格丁尼亚港[11]也仍然会属于波兰。

我在聆听德国人宣读“十六点意见”的过程中，被他们狠狠地愚弄了一把。当我听完全部条款时，我甚至要在广播里称赞这一提议是非常理智的。我没有意识到，这些纳粹头子根本不打算这么做，他们甚至没有把这些意见告诉波兰人。我甚至相信了纳粹指责波兰人拒绝派遣全权大使的说辞。

尽管亨德森大使之前在和里宾特洛甫的彻夜会谈中极不愉快，但31日他也开始听信这些谎言了。我之前认为亨德森大使是精明干练的，但事实上他还是涉世尚浅。31日一整天里，他都在不断努力说服本国政府，告诉他们波兰人应该按照希特勒的要求立刻派遣一位全权大使到柏林来参加谈判。他还说，按照德国人的观点来看，如果波兰人连这么“慷慨的和解条件”都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发动战争“可能也并非全无道理了”。

亨德森大使在给哈利法克斯的电报中说：“我认为德国人的条件是比较稳健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慕尼黑阴谋……如果波兰人这次不抓住机会，那他们就不可能再得到一个更好的机遇了。”

那天早上，我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转悠，希望了解一下德国民众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战争。我在日记里写道：

每一个德国人都反对战争，大家对此直言不讳。一个国家如何在它的人民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开始一场大战呢？

尽管我已经在第三帝国待了这么多年，但我竟然还能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看来我和亨德森大使一样，都没有彻底看清纳粹的本来面目。我穿过威廉大街回到阿德隆酒店，半道上在英国大使馆门口驻足了一会儿。大使馆的门廊下堆满了行李。亨德森大使既没有再见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也没有和他们再约见面的安排。他和法国驻德国大使罗贝尔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又去见了波兰大使，再次敦促他转告波兰政府立刻派遣一位全权大使来柏林。波兰大使馆也正在打包行李。我感觉，最后这几天各个大使馆为和平所做的垂死挣扎的外交努力，应该就要接近尾声了。柏林城弥漫着一股厄运即将降临的死寂。

31日傍晚7点半，我在广播里告诉美国听众：“今晚的局势将极为关键，迄今为止，希特勒还没有对英国政府昨晚的照会做出答复……可能已经不需要答复了。”（我希望听众能够领会我的真实意思。）我注意到今天一整天，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之间都没有任何接触。“德国和苏联之间却有接触，柏林希望苏联人可以在今晚批准苏德协议”，当然这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据某位在德国政府与德国官员有交谈的人说，他觉得希特勒和斯大林二人之间的某些重大安排已经就绪，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安排。

夜晚渐深，我们才知道波兰驻德国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在31日早上6点15分被里宾特洛甫召见。后来他接受我的采访时，我才知道他从凌晨1点就开始在德国外交部等候了，他足足等了五个多小时才受到接见。德国人是故意给他冷板凳坐的。我不知道的内情是，里宾特洛甫非常冷漠地让他退下，大使立刻就明白了，这位纳粹的外交部部长之所以对自己这么冷冰冰，是因为自己此行并没有得到本国政府足够的授权来接受德国的条约。当利普斯基大使返回大使馆后，发现电话已经被德国人掐断，他再也不能和华沙联系了。

能不能取得联系，其实根本不重要了。不论是利普斯基大使、亨德森大使，还是我们这些媒体记者，我们都不知道早在31日中午12点半，希特勒已经下达最高绝密“第1号指令”，指示德军于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对波兰开始攻击，他还命令德军在西线继续保持防守态势。这个纳粹大独裁者终于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了，之后他如释重负，一整天的情绪非常愉悦。当天晚上6点，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做了个简短的记录：“元首的情绪非常平静，睡得非常好……”

我仍然能够记起，8月31日，在大战即将爆发的最后一天夜里，我们感觉自己与外界的联系被严重阻拦了。我还能够通过无线电向美国播音，也能够获取报社记者们发来的急件。但是当我想往伦敦、巴黎和华沙打电话时，却被告知通往这些首都的通信线路都被切断。当时我驱车去广播大厦播音，往返的路上我注意到柏林市内看上去相当正常。据说伦敦和巴黎都有疏散妇女儿童的行动，在柏林却完全没有见到，就连店面的橱窗里也没有放置沙袋。

凌晨4点后不久，我做完最后一班播音后，就开车返回。这辆在德国生产的福特牌汽车是伦敦《每日快报》的记者塞尔扣克·巴顿留给我的，他几天前被报社匆匆撤出了德国。临别时巴顿和我说，他有信心很快就能回来继续报道。我就这样开着巴顿的车，沿着广阔的大街一直前行，从阿道夫·希特勒广场穿过蒂尔加滕公园，然后回到了靠近勃兰登堡门的阿德隆饭店。

夜晚让柏林的天气变得凉爽了一点。道路上没有什么车辆，就连前一周挤在柏林市区开往德波边境的成队军车，现在也没了踪影。整个街道上就我一个人。蒂尔加滕公园对面的房屋和办公楼漆黑一片，不见半点灯火。柏林人的习惯可能就是早早地上床休息，没有人像我一样总是成宿地熬夜，当然我也是为工作所迫，就连这个时候我还得熬夜去等着看即将到来的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就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那天夜里，柏林人同样担心，但他们对和平还抱有渴望，他们不想要战争。

过去几天里，我的工作太紧张了，又一直围着播音台连轴转，这让我几乎筋疲力尽了。我回到酒店的房间，一头就扎进被子，连衣服都没力气脱，就昏昏睡去了。

我似乎只睡了一小会儿，就被床头的电话吵醒了。我睡意矇眬地四处摸索电话听筒，注意到外面的阳光已经射进百叶窗。我扫了一眼闹钟，已是早上6点，给我打电话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旧同事——西格丽德·舒尔茨。她在电话里向我大叫道：“真的发生了！”

我还没有睡醒，整个人也十分疲乏，还处于意识困顿的状态。几秒钟之后，我一个激灵，明白舒尔茨和我说的是什么事情了。

“谢谢。”我咕噜了一句，从床上爬了起来。

最终还是来了。战争！

[1] 由于柏林方面的压力，在距离慕尼黑阴谋达成不足一周时，贝奈斯于1938年10月5日辞去总统职务，在他朋友的劝告下，他深感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于是飞往伦敦开始流亡生活。11月30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已经66岁高龄、身体羸弱的埃米尔·哈查经由国会选举接任总统职务。

[2] 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都承认张伯伦的突然转变让他惊讶。他写道：“我完全相信张伯伦会以最优雅的姿态接受中欧所发生的事情。这样才和他在下院的表态相吻合……因此我一直准备对他的伯明翰讲话致以意料之中的轻蔑。然而他的反应让我感到惊讶。”（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pp.343-344.）

[3] 一年半以前，当时是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和军方指挥官、外交部部长召开了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希特勒警告这些下属要警惕德意志国防军的武器装备变得过时，因此要及时使用它们。当时会议上决定最早可能要在1938年“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问题”，最晚要在1943年到1945年间对波兰、法国、英国和苏联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希特勒向他的军官下达了一个绝对清晰的命令：“德国的问题在于争取生存空间，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武力解决。”直至二战结束后盟军缴获了这次会议的绝密文件，我们才知道此次会议的存在。在我看来，这次会议是第三帝国的命运转折点，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发动战争。

[4] 希特勒决定对罗斯福总统做出回应，而且他确信美国有许多人支持他——我保证这是不可能的——德国外交部就命令驻华盛顿代办在美国尽可能地宣传希特勒的演讲。演讲结束两天后，代办汉斯·汤姆森电告柏林：“目前美国国内对此次演讲的关注度超乎过往。我已经指示将英文译文打印出来派发给……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人……请予报销费用。”

[5] 纳粹所掌握的媒体不断地提醒它的读者，“尽管有罗斯福新政”，但在美国仍然有12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

[6] 4月28日，希特勒演讲时完全没有像往常一样肆意攻击他平日里痛恨的苏联，而我当时连这一点都没有注意。直到很久之后，我去查找资料追溯苏德关系时，才意识到那次演讲是希特勒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丝毫没有提及苏联（至少据我所知）。

[7] 戈林去拜见墨索里尼的时候也带上了斯大林的报告，他说“我将会询问元首的意见，看看有无可能抱着与苏联和解的目的与其开展试探性的接触”。据戈林回忆，墨索里尼表示欢迎，他认为苏德的和解将会带来“相对缓解性的效果”。这是轴心国政策的一个命运转折点。

[8] 佩利在回忆录《既已发生》第136页提到，默罗于1939年7月26日从伦敦寄给克劳伯一封信：“我认为我们需要制订计划来准备报道下一次危机，但是我仍然相信不会有战争爆发。”

[9] 德意志级装甲舰又名“袖珍战列舰”（Pocket Battleship），是德国海军在一战后设计的一种万吨作战舰艇，由于主炮口径超出当时《华盛顿海军条约》对巡洋舰的定义，因此被其他国家海军称为袖珍战列舰。

[10] 据传8月25日希特勒向英国做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提议，他承诺自己将会给大英帝国“安全保证”。

[11] 格但斯克湾畔一座重要的海港城市。

第十五章 战争！征服波兰，西线的静坐战，铁蹄下的丹麦和挪威：1939—1940

“发起反击！”

1939年9月1日拂晓，希特勒最终向波兰发动了闪电战。元首和最高统帅部号召德国国防军对波兰予以猛击。为了这一天，他从4月就开始策划。

德军由数千辆坦克组成的装甲师充当先头部队，迅速越过德波边境，直冲波兰腹地而去。数百架水平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不仅对波兰军事目标造成重大打击，还对城镇中数以百万计的平民进行攻击。我想，尽管波兰人民在历史上不幸地遭遇过诸多残忍的屠杀，但这种从天而降的突然死亡可能还是第一次。

柏林当天的天气有点闷，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很低。我想这种天气对于防御波兰轰炸机是很有利的。整整一天我都希望能听见头顶上有波兰战机抵近的声音，但是从白昼到黑夜，它们始终没能来到德国的上空。

我狼吞虎咽吃完了早餐就到街上去，希望能够了解德国普通民众是如何看待战争的爆发的。然而他们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让我震惊。街上的报童在大声叫卖战争爆发的号外，但是他们连一点购买的兴趣也没有。大家和往常一样，继续忙于自己早晨的工作，匆匆走向公交车站和地铁站，去单位上班。

我从阿德隆饭店穿过菩提树大街，看到在法本公司新总部工作的建筑工人已经完成早班交接并开始工作，之前整个夏天他们都是这样。报童拦住他们，希望能够卖些号外，却没能成功。毫无疑问，这群工人在来上班前已经听过广播了。可能他们还在为此消息感到困惑。他们和我近期采访过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相信元首一定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波兰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乖乖屈服在德国人的膝下。所以他们现在不大相信战争已经来了。

我想，这次德国人民的冷静、漠然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况真是大相径庭。我所读到的各种有关当年的资料都记载，德国人当时对战争的渴求极为狂热，大街上站满了欣喜若狂的人，他们向出征的士兵赠送鲜花，欢呼着支持的口号。德皇威廉二世也出现在皇宫的阳台之上，狂热的民众们欢呼雀跃。

我穿过威廉大街，走到帝国总理府，希望看看在那里会不会有历史场景的再现，元首大人会不会在军队行进的过程中也出现在总理府的阳台。但是这位纳粹战争狂人（我想，现在可以名副其实地称呼他为战争狂人了）根本没有现身，也没有士兵在这里列队前进，我想他们这会儿应该都忙着进攻波兰。整条大街上死寂沉沉。

我匆匆赶到位于阿道夫·希特勒广场的广播大厦，准备做今天的第一场广播，主题当然是关于战争的爆发。今天上午10点，希特勒要在帝国议会做一次演讲，我本来想去亲眼看一下这个场景，但总部决定对希特勒的发言做现场直播（能做这项直播任务的设备只有一套，它是德国广播机构的神经中枢），所以我就只能待在广播大厦了。不过这样我可以比去现场听得更清楚，并且我在把希特勒的发言翻译成英文的同时，还可以插空为听众点评一下。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如果英国和法国信守对波兰的安全保障的承诺，那么另一场大战就会爆发。而广播是第一次参与报道一场战争的爆发。

我猜测希特勒会在这个重要的场合穿得非常正式，但是他并没有。让我深感惊讶的是，他显得有点犹豫，而且好像处于对外界很防范的精神状态。我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看起来好像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点困惑，并且对此感到有点绝望。”

与往常那些甚至更不重要的场合相比，希特勒这次在帝国议会的发言反响平平，这场本来是要鼓动议会的大聚会看上去缺乏足够的热情，有点奇怪。据我的经验，希特勒的发言没有打动他人，这是第一次。这是不可思议的。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马克斯·乔丹和我一起做这次演讲的联合广播，趁着空当，乔丹转向我轻轻私语道：“这次演讲看起来倒像希特勒的垂死哀鸣。”

希特勒似乎竭力向帝国议员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持有“钢铁盟约”，如果战争爆发，意大利有义务向德国提供军事援助，这次他们却置身事外。

他说：“你们将会明白，我们既然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奋斗，那么我们就不准备向外国请求援助，我们自己来就行了。”

希特勒吹嘘他为了建设德国国防军已经花费“900亿马克”。他宣称这些钱花得很对地方，向国民保证“德国国防军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武装，比1914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没什么底气。

这位纳粹大独裁者对于自己接班人的问题似乎比较犹豫。他宣布戈林是他的第一号接班人，第二号是鲁道夫·赫斯，然后他说：“如果赫斯也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么依据法律，参议院就要从议员当中选出最称职的人来接任我的职位，我说的最称职就是指最勇敢。”

我当时就很困惑，什么法律？什么参议院？他说的这两样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啊。

我无数次听到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内一个接一个地编织各种离奇古怪的谎言，有时我甚至很惊讶，这群德国人为何如此好骗，他们竟然能完全相信这些谎言。然而这个早上，希特勒竟然还要超越自己无耻的底线，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编造出更离谱的谎言，为自己进攻波兰的荒唐行为找理由。比如：

你们知道我为了能够和平地解决奥地利的问题，还有之后苏台德的问题，呕心沥血，做出了无止境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而已……

在和波兰政客的谈判中……我在最后一刻拟定了一份意见书……它对波兰人的宽容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达成协议，我甚至不惜让自己站到了成千上万德国人民的对立面。这些波兰政客却拒绝了这一协议……

过去整整两天里，我一直和我的政府官员待在一起，我们一起期盼是否能够说服波兰政府派遣一位全权大使来柏林和我们谈判……但是我对和平的渴望和耐心被他们错误地视为软弱与怯懦的表现……因此我只能改变策略，对波兰以牙还牙。

昨天夜里，波兰正规军第一次向德国境内开枪射击。早上5点45分，我们开始开枪回击，从现在开始我们和波兰人只能用炸弹来对话了。

我们知道，波兰“正规军”也好，其他任何形式的武装力量也好，压根儿没有谁对德国境内开火，波兰的飞机也从没有向德国境内扔过一颗炸弹。

希特勒在之前的发言中，包括在向德国国防军做宣战决定时，都坚持说是波兰人先开的火，他宣称在过去的一夜里波兰军队已经挑起12次“边境冲突，其中三次性质非常严重”。当天，德国外交部终身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向德国所有驻外使团发送电报，要求他们在向外界解释德波战争时，必须遵从希特勒的如下口径：

为了抵御波兰的进攻，德国部队今日拂晓开始展开针对波兰的行动。迄今为止，该行动不能被描述为战争，这只是由于波兰对德国的攻击而引发的交战行动。

尽管我以为英国大使亨德森在过去几天的事情中完全清醒了，但他还是被这个谎言迷惑了。当天上午10点半，亨德森大使给身处伦敦外交部的哈利法克斯打了个电话并留言称：

我知道波兰人在昨天夜里炸毁了特切夫大桥。[1]战斗目前在格但斯克一带进行。收到这个消息后，希特勒立刻要求波兰人回到本国国界以内，并指示戈林摧毁部署在边境地区的波兰空军力量。

留言末尾，亨德森大使才承认他掌握的信息是从戈林本人那里得来的。真不敢相信亨德森大使竟然会相信戈林的话。大使最后还说：“希特勒在结束议会讲话之后，可能会要求见我，可能他还想为恢复和平努力一次。”然而这位心甘情愿帮助纳粹向本国政府传达对方政治宣传谎言的大使，却再没有被希特勒召见。亨德森大使已经犯下很多的错误，但人们不能理解的是，德国人已经开战六个小时，大使还认为希特勒想为恢复和平再努力一次，在大使眼里，这个和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2]

不管是在帝国议会的演讲，还是在开战前对德国国防军的动员讲话，希特勒都提到了波兰正规军对德国发动了“攻击”，但他没有指出这些“攻击”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但是，我记得到了深夜之后，德国情报局发布公告，详细描述了之前波兰军队对德波边境小城格莱维茨的一座德国电台的袭击情况。我对此报告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此在当夜的节目中并没有采用这一材料。但是我后来了解到美联社和合众社都把这个消息传回了纽约，然后《时代》和其他一些美国报刊都登载了这一消息。

直到六年后，在纽伦堡审判中我们才知道德国电台遇袭事件确实是存在的，却是德国人自导自演的。德国人伪装成波兰军队，制造了电台遭到破坏的假象之后，向波兰境内行进了很远，让外界误以为是波兰军队发动的偷袭。

早在8月，希特勒就下令让最高统帅部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协助党卫军保安部头子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之后由海德里希接任这一职位）组建一支150人的队伍，并要求他们穿着波兰军服并配备波兰制式小型武器。这支由希姆莱亲自挑选的队伍中，有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赫尔穆特·瑙约克斯的恶棍，他受过大学教育，机智勇猛，为盖世太保执行特殊任务。在苏台德危机期间，瑙约克斯就在斯洛伐克负责煽动暴力事件，深受上级赏识。这次格莱维茨电台事件又是由他具体指挥。他说，上级要求他伪造现场，使其看起来“是由波兰人参与的破坏行动”。

瑙约克斯承认海德里希告诉他：“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证据，让外国媒体和本国人都相信这是波兰人挑起的。”

于是这群年轻的盖世太保恶棍花了8月整整两周的时间周密策划海德里希交代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盖世太保帮瑙约克斯从纳粹集中营里挑选了“十二三个已经被判决死刑的犯人，给他们穿上波兰人的军服，然后把他们在广播站附近杀死，让人看上去感觉这群波兰军人是在执行对德攻击的任务中牺牲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被处决的呢？

瑙约克斯说：“海德里希找来了一位医生，给这些人注射了致命的毒剂，然后我们在他们的尸体上开枪。”

这些恶棍甚至还给不幸的集中营囚徒起了代号——“密封货物”。

当这群行动队员将伪装的尸体在现场布置好之后，就开始向天鸣枪，以显示已经攻占广播台。之后一位会说波兰语的纳粹特工伪装成波兰军人，通过广播站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宣布波兰人对德国的进攻已经开始。然后根据指令要求，瑙约克斯就召集媒体来到现场，向各国记者展示波兰进攻德国的“证据”。

8月31日晚间，格莱维茨发生的事大致就是如此，当天其他多处发生的袭击也多半类似。这些伪装成波兰人参与袭击的党卫军也没有比“密封货物”活得更久。埃尔温·拉豪森将军在纽伦堡接受审判时承认，“他们都被逐个清理了”。希特勒不希望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瑙约克斯于1944年向西线的美国人投降，保住一命。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经历战争，整个白天和夜里，我一直不停地做笔记，留备广播时使用。由于实行灯火管制，整个城市在夜间陷入一片黑暗，显得极为诡异。一开始，我觉得满眼漆黑，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但等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之后，我发现自己可以观察到少许模糊的目标：人行道后隐约的高楼的影子和街边的白色路缘石，偶尔还能看到一两根路灯柱。

晚上7点钟天还亮着，我们听到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防空警报。我心想波兰人终于来了。根据德国的官方通报，纳粹空军一直不停地深入波兰腹地扫射和轰炸，我寻思为何波兰不派轰炸机还击。警报响起时我正在广播大厦。一股哀伤的气氛开始弥漫。大厦的灯突然都灭了。党卫军警卫拿着手电筒，命令所有人马上戴上防毒面具到地下室去。我却想离开大厦，看看柏林第一次被轰炸的景象。一定有很多场景值得记录！然而一个脾气暴躁的警卫用步枪指着我，把我往楼梯方向赶。在昏暗和慌乱中我逃脱了他的控制，到了一楼的一间演播室，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我为下次广播草草写了点笔记。然后我来到宽敞的庭院中在天空中搜寻。另一位党卫军警卫也加入了我，和刚才那位相比，这一位举止很得体，没有对我在这里的行动产生异议。德军的探照灯在夜空中照来照去，天上连飞机引擎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假警报！”警卫嘟囔了一句，好像为我们没能赶上一场精彩表演而遗憾。

9月2日凌晨1点半，我完成了最后一次播音工作。因为灯火管制，整条街一片漆黑。我在恺撒大道上慢慢摸索着前进，希望能找到一辆出租车把我载回阿德隆饭店。尽管我并不疲惫，也不饿，却感觉肚子里空空的。我满脑子都在胡思乱想，以后每天都会管制灯火，城市里总是这么黑咕隆咚的，而且冬季就快来了，夜晚寒冷又漫长，这没有光亮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啊？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会不断穿透夜空，大家像牲口一样被警卫赶到地下室。如果真有炸弹落下，这种感觉会更加恐惧。我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一个人的神经能够坚持多久。

在恺撒大道上足足走了半英里，我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车，但是当我刚刚钻进后座，一个人从另一边车门坐了进来，他向我咆哮，让我滚下车去。最终我让他安静下来，一起坐车前往阿德隆饭店。他喝得酩酊大醉，出租车司机也醉醺醺的，他们都咒骂该死的黑暗和战争。

回到酒店后，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并不仅仅因为我平生第一次亲历战争而产生了兴奋感。我心里对希特勒有一团怒火。他毫无责任感地、处心积虑地把德国和波兰拖入战争，毫无疑问，接下来整个欧洲也会被卷进来。这次战争中，无辜的民众面对的是更为庞大的轰炸机和巨型炸弹，伤亡肯定比上一次大战要严重得多。

我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为自己从此与诸多熟悉而美好的生活和事物隔绝而孤独：自孩提时代就享受的和平再也没有了；自成年以来甚至在柏林的多年来视为家园的欧洲将陷入战火；艾琳出生于德奥合并期间，自从她出生之后，我就很少见到我在瑞士的家人，现在我更难见到她们。这些痛苦的感觉一起向我袭来。然而，纳粹之后发布了一个新禁令——禁止收听外国广播，违者将被处决，这让我的痛苦雪上加霜。我在柏林待了这么多年，真是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禁令。当年即使希特勒和戈培尔查封了独立的报社，并将广播塑造成宣传纳粹思想的工具，他们也没有禁止人民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人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完全不同了，要是我继续收听英国广播，纳粹就会来砍掉我的脑袋。这不是玩笑话，在纳粹德国，他们处决犯人时，仍然习惯以利斧枭首。

9月2日，周六，我在柏林的日记如下：

德国人已经对波兰开战两天，但是英国和法国仍然毫无动静，并未表示它们将信守保障波兰安全的承诺。难道张伯伦和法国外长博内准备食言吗？……今夜柏林仍然没有遭遇空袭。波兰人的军队究竟在哪里呢？

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又在哪里呢？

由于德国人切断了通往欧洲各国首都的联系，所以我对情况一无所知。周六一天，我们在柏林唯一能够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英法向希特勒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立刻停止对波兰的攻击，并且将军队撤离波兰境内，否则两国会采取行动以兑现对波兰政府的安全保证。但希特勒根本无意理睬他们。在那个周末，英法两国政府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也没有采取，这进一步让柏林方面确信英法政府最终会放弃反抗，允许希特勒占领波兰。

经过两天的战斗，德军最高统帅部在公告中毫不掩饰地承认，德国国防军的战斗力比波兰军队高出许多。周六晚间，我在德国军方的一位线人告诉我，德国军队即将横扫波兰全境，波兰空军已经被德国国防军彻底毁灭，柏林和德国的其他城市都不用担心遭到波兰的轰炸了。我半信半疑，却不能通过广播把这些消息传达给美国的听众。

周六那天，我们听到传闻，据说墨索里尼在最后时刻介入了，他向各方提出了一个解决德波争端的提案，事实上就是要重演一次慕尼黑阴谋。他的和解提案使英法两国政府放慢了准备干预德国的脚步。在德国人看来，法国人，至少外长博内对此提议很有兴趣，英国人的兴趣则要小一些。在战争爆发前夜，希特勒最终答应意大利可以不遵守军事同盟条约的规定而暂不参与对波兰的行动，这让墨索里尼如释重负。接下来，罗马方面立刻匆匆忙忙地联系英法两国，向其表示自己会在德波战争中继续保持中立。但墨索里尼仍然担心由于德国人忙于对波兰作战，英法会借机攻击意大利。因此他在狂乱之中想出了新慕尼黑阴谋的主意，希望以此一方面满足希特勒对波兰领土的欲求，另一方面也能够稳住英法，免得它们介入战争。他提议之前参与慕尼黑会议的英法德意四大国加上波兰于9月6日开会。博内希望接受这一提议，英国政府则完全没有兴趣。

尽管希特勒后来错误地宣布他愿意接受这一提议，但实际上他当时对这个主意完全没有兴趣，他已经决意要通过武力毁灭波兰了。9月1日和2日两天的对波作战战果丰硕，比他之前预计的还要好。我当时并不相信德军能如此悍勇，但是到了周六晚间，我在德国军队的朋友都在讨论将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周里彻底拿下波兰。很显然，里宾特洛甫已经让元首确信，英法两国在竭力寻找避战的借口。我非常清楚，如果英法两国在周日，也就是明天结束之前还不介入战争，那一切就太晚了。

9月3日，周日，天气很不错，阳光温暖明媚，天空也呈现出深蓝色，就连空气都有股芬芳的味道。如果放在平时有如此好的天气，我肯定要去哈弗尔河上划船的。

早晨过去没多久，局势就变得非常明朗了。上午9点钟，英国驻德国大使亨德森从英国大使馆迈着坚毅的脚步来到了威廉大街的德国外交部大楼拜访里宾特洛甫。但是之前德国方面告诉他，里宾特洛甫外长不会那么早就来上班。但是众所周知，里宾特洛甫每天此时就开始在办公室工作了。英国政府已经向这位常常摇摆不定的驻德大使下达命令，要求他必须在9点钟准时将英国政府的信息传达给德国人。德国人已经提前告诉他，如果部长不在，他可以将信息留给官方翻译施密特。

但在这历史性的一天，施密特和其他所有在柏林的人一样，这几天因为战争的事心力交瘁，那天早上睡过头了。等他醒来后，他从住处拦了一辆出租车赶赴外交部大楼，在门口看见亨德森刚刚踏上大楼的台阶。施密特只好侧身躲避，从一道侧门溜了进去，并且在座钟敲响九下的时候成功溜进了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也就在此刻，亨德森大使走进了房间。施密特邀请他坐下慢聊，但亨德森大使拒绝了，他就那么站着，向施密特严肃地朗读了本国政府致德国政府的公告。

9月1日英国政府的照会郑重提醒德国政府，除非德国军队迅速撤离波兰，否则大英帝国政府有意全力保障对波兰的安全承诺。

尽管24小时之前，大英帝国政府已经试图和德国政府沟通，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答复，而德国军队对波兰的攻击仍在持续，并有加强之态势。因此我有必要通知您，在9月3日英国夏令时上午11点之前，德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上文所提及的撤离要求得以满足，并将此行动结果告知英国国王陛下政府，否则届时起，大英帝国与德国将正式处于交战状态。

亨德森大使将照会复印件交给了施密特，道别之后就离开了。施密特带着英国人的信件从外交部匆匆赶往帝国总理府面见希特勒，向他汇报情况。然而等施密特赶到总理府之后，才发现许多内阁成员都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外聚集，这些纳粹的大小头目神情焦急，都在等施密特带来的消息。但施密特首先要向元首汇报。

（施密特后来叙述道）希特勒在桌前坐着，里宾特洛甫则在窗边站着……我站在离元首的办公桌还有点距离的地方，开始慢慢地把英国人的最后通牒翻译成德文读给他听。当我读完之后，房间里是一片死寂。

希特勒僵硬地站了起来，然后盯着我看……时间长得好像一个世纪一样，然后元首把目光转向了一直站在窗边纹丝不动的里宾特洛甫。

元首满脸怒容，他非常生气里宾特洛甫之前错误估计了英国人可能的反应，因此误导了自己。他张口问里宾特洛甫：“现在怎么办？”

里宾特洛甫安静地回答道：“我想一个小时之内，法国人的最后通牒肯定也会到了。”

施密特博士离开了希特勒的办公室，他走到外面，向那些正在等候的纳粹头目通报了英国人的最后通牒。这个消息让他们都沉默下来。戈林转向他说：“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希望届时上帝能够怜悯我们。”一向擅长煽动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此时也不说话了。他“独自站在墙角，陷入了反常的沉默，神情沮丧”，施密特之后回忆，“据我观察，当时在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显出深深的忧虑”。

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意识到自己发起的对波兰“反击战”就要变成一场欧洲大战了。元首和里宾特洛甫在匆忙之中准备好了对英国政府照会的答复案。尽管之前里宾特洛甫还故意避而不见亨德森大使，现在快到中午的时候，里宾特洛甫亲自前往英国驻柏林大使馆递交答复书。

这份答复书照例充满了卑劣的心机，目的只是再次哄骗住德国民众。希特勒在文件中指责英国毁坏了和平，并指控英国政府“四处游说，煽动外部世界摧毁并灭绝德国人民”。因此德国政府“拒绝更不必说履行”英国人的最后通牒了。

亨德森大使阅览了这份文件，将其定性为“对事实完全错误的描述”。但是里宾特洛甫在这两人最后一次的会面中说：“这份文件会交由历史定论，历史会判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自负且虚荣的里宾特洛甫在最后甚至宣称：“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事实。”

当中午时分街道上的扩音器突然响起，宣布英国已经向德国宣战时，我正站在总理府外面的威廉大街上。我身边大概有不超过250个人。他们都非常仔细地听着广播的内容。广播结束时，甚至没有人发出什么抱怨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在中午的骄阳下，沉默地站在那里。我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伟大的元首会把他们带进了一场全欧洲的大战。

他们在门口逗留了一小会儿，希望能够看到元首出现在总理府的阳台上（我听到有人是这么小声嘟囔的）。但希特勒始终没有现身，我猜他也不会在这样小的场合下——区区250个不露声色的人——出现的。然后大家很快就散了。

我继续在威廉大街上前行，然后报童就开始在菩提树大街上叫卖号外。我顺手拿了一份《德意志汇报》，它的首页标题字号奇大无比，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字号，占满了整个版面。上面写着：

英国最后通牒遭拒绝！

英国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英国照会要求德国撤出东线部队！

元首今日将前往前线！

其中一个专栏专门刊登了德国对英答复照会的内容，并且由希特勒署名，我猜测这个标题一定是里宾特洛甫提议的，这很像他说话做事的风格。

德国的照会已经证明英国的罪行

即使德国民众对纳粹政府提出的这些“证据”深信不疑，但他们肯定很难对英国人或法国人有什么敌意。1914年一战爆发时，德国民众纷纷怒吼要给英格兰“神圣的惩罚”，现在却完全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我走过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门前，发现门口人行道空荡荡的，在街上走过的德国人对此也并不好奇，使馆门前只有一个德国警察在两国使馆之间来回踱步巡逻。

直到正午，法国驻柏林大使罗贝尔终于来到了德国外交部，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法国政府的最后通牒。里宾特洛甫也没有现身接见他。事实上，在此关键时刻，里宾特洛甫却在外交部里忙于张罗一场小型欢迎典礼，以迎接新任苏联驻纳粹德国大使的到任，元首打算亲自迎接这位大使。在希特勒与斯大林达成协议之前，他根本不接受苏联派遣常驻大使，苏联驻德大使也从来没跨进过德国外交部大楼半步，现在他却要以如此隆重的方式亲自迎接苏联大使。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场面，以至于让里宾特洛甫部长对法国继英国之后向本国宣战这样的大事也置之不理。

除了这件怪异的事，还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由于里宾特洛甫不在，所以国务秘书魏茨泽克负责接待了罗贝尔大使。罗贝尔问魏茨泽克他是否获权对最后通牒做出“满意”的答复，后者却说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罗贝尔大使准备将正式照会文书递交给魏茨泽克时，这位国务秘书极为无礼地拒绝了。他说罗贝尔应该“耐心等待，并亲自拜访部长先生”。罗贝尔大使只能又坐了30分钟的冷板凳，然后工作人员通知他说里宾特洛甫部长准备接见他了。

我一直认为罗贝尔大使是各国驻柏林的外交人员中最为机智的大使之一。然而就是这么睿智的大使，也不得不在里宾特洛甫面前听这位纳粹部长胡言乱语了一通。罗贝尔忍不了多久就打断了里宾特洛甫，直截了当地问德国是不是准备拒绝法国的最后通牒。

里宾特洛甫回答：“的确如此！”

罗贝尔大使之后将正式外交照会文书交给里宾特洛甫，法国人在照会中的用词与英国人相差无几。然后，罗贝尔大使向里宾特洛甫“最后一次”强调，德国对于战争负有“主要责任”。

这时，里宾特洛甫极为粗暴地打断了罗贝尔：“那么法国人就是侵略者。”

罗贝尔回答：“历史自有公断。”然后起身离开。各国大使这个周日都在柏林努力上演最后的外交大戏，有意思的是，所有人都在呼唤历史的裁判。只有里宾特洛甫，这个讨厌的人在裁判历史。

终于，法国兑现了对波兰的诺言。不过，德国外交部在英法两国最后通牒不一致的时间中看出了西方联盟并未很好地互相配合。我并不知道，这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断定，法国军队不会真的出兵西线，去拯救水火之中的波兰。当天，希特勒发布了两份公告，一份致德国军队，一份给德国民众。两份公告都责怪英国人把德国拖入了战争，只字不提法国。

在西侧战线，最先开始的军事行动不是在陆上，而是在海上。周日晚上，也就是英国对德宣战的十个小时后，由利物浦驶往蒙特利尔的英国班轮“雅典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200英里处遭遇了德国U-30潜艇的袭击，后者用鱼雷击沉了载有1400名乘客的“雅典娜号”，导致包括28名美国籍游客在内的112人死亡。

直到第二天晚上，纽约方面向我反馈消息时，我才知道爆发了这样重大的事件。德国政府完全否认本国潜艇涉入此事。戈培尔所掌控的宣传部宣称是英国人自己击沉了船只，希望以此来获取美国人的同情心。在此后几个月，纳粹宣传部一直坚持这一谎言。

我必须承认，在第二天晚间的广播中，我为自己需要报道德国人的说辞而感到恶心。我在广播中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提醒听众，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只是受命在德国报道新闻，有关德国否认以鱼雷攻击英国班轮的新闻，都是上级命令我必须播报的，我本人无权承认或否认德国人说法的真实性，总部也不允许我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我不能告诉听众，我并不打算完全按照德国人或者公司总部的意思来播报新闻，我打算和他们打打擦边球。我重拾了五年前我刚来到纳粹德国时为自己定下的一条严厉的工作原则：只有让我客观地描述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才会在柏林待下去。事实上，我的报道面临着纳粹德国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德国军方各种各样的审查限制。在伦敦的默罗，在巴黎的汤姆·格兰丁和埃里克·塞瓦赖德也要遵守所在国的广播法规。我在广播中不能说任何有可能损害德军利益或者可能向第三方透露德军信息的话。但我一直告诉德国人和公司总部，如果我在新闻报道中不能让外界了解到真实的情况，那我就没有必要驻守在这里，我早就可以收拾行囊回家了。

9月8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相互广播公司都不再从欧洲大陆向美国国内播报新闻了，现在只剩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家。很显然，它们认为无法继续在报道战争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了，这种观点让我不敢相信。当然，我想它们之所以停止运营，可能也有缺乏战地记者的原因。埃德·克劳伯从纽约给我们发来电报，表示公司决定让我们留下。听到这个消息，我松了口气，广播这种新媒体不会轻易放弃它首次报道战争的机会。

但是另外有一个大麻烦，从某种角度说，远在美国总部的经理们——比尔·佩利和埃德·克劳伯才是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敌人。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周里，他们对我们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工作高度赞扬，但是他们并不明白我们的主要困难。第一周，德国广播公司通知我说他们可以给我们配备一套录音设备用于战地现场的录音，从战地返回后再向纽约播放。这是可以用广播报道战争的唯一方式了。事实上很显然，德波战争的前几天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前线”，因为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双方都在进行壕堑战。装甲师每天只能向前推进几英里，而摩托化步兵师则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装甲部队后面做扫尾工作。我们做记者的，只能用吉普车载着一套小型移动设备，录下这些现代战争发出的声音，譬如上千辆坦克前进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一大批俯冲轰炸机发动袭击的爆炸声等。按照当时的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带着一根电话线在现场做直播报道的。总部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和默罗的计划，他们竟然说不需要录音！每次播音都要直播！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此重大的一场历史事件，美国广播业应该为报道它而做出应有的贡献，现在这群白痴却要阻止！

每天都有消息传来说德国人对波兰发动猛攻，这让我们深感震惊又不知所措。通过近一周的观察，我们开始认为德国人采用了一种世界上还极不了解的作战形式，德国人自己称之为“闪电战”。到了9月5日，从开战算起也就是短短五天的时间，金特·汉斯·克卢格将军指挥第四集团军从西边、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将军指挥第三集团军从东普鲁士两侧夹击，已经横扫波兰走廊地区。我们开始听到消息说，装甲战理论的倡导者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指挥他的装甲兵团轻而易举就突破了波兰军队的防线。据说古德里安部队中的一支装甲师在波兰走廊东线地区遭到了著名的波美拉尼亚骑兵旅的袭击。但是几天之后，我亲眼看见古德里安将军拿他们做成了肉酱。大约一千具日渐腐烂的马匹尸体被遗弃在荒野之中和路边，上百具从战马上坠落的波兰骑兵的尸体被草草掩埋在附近。

用战马对抗坦克！只有极度勇敢却又极度莽撞的波兰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要用传统的骑兵部队抵抗新式的钢铁部队。

战争开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9月6日，德国人占领了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我在日记里写道：

德军最高统帅部还宣称华沙南侧的城市凯尔采也已经陷落……之前没有人想到德国军队会推进得如此深入。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德军推进得极深，看起来波兰人要遭遇大溃败了。

9月7日，也就是德国人宣布“发起反击”一周后，当天晚上我从德军内部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德军距离华沙城只有20英里的距离了……

9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德军已于当天下午5点15分抵达华沙……就连我们美国的陆军武官对此消息都表示极为震撼。

我还写道：“就在波兰饱受德国蹂躏的时候，正如德国人的预料，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西线连一枪也没有放过！”东部战线上德国人对波兰的雷霆万钧之势令人感到震惊，然而西线的一派平静同样令人震惊。从我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到我对此深感困惑。

9月9日……很显然波兰的战事已经结束……波兰军队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西线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以缓解波兰的压力。

据我在柏林观察，当时德国人完全将兵力投入波兰战事，法国人如果在此时从西线占领鲁尔和莱茵兰，那么可能会赢得战争。这是一个法国人没有把握住的绝佳机会。他们会这么做吗？德国的将领们认为是的。

9月末，哈尔德将军如释重负：“法国人已经错过自己的好机会！”等到他站在纽伦堡的审判席时，他对此更是坦承无遗：“当时我们几乎把全部兵力投入了对波兰的战争，如果法国人当时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跨过莱茵河向德国西线进军的话，那么我们当时肯定是无法抵挡住他们的。法军将会对鲁尔地区造成致命威胁，而该地区的安全与否对德国战事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39年秋季，驻守德国西线的将领是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将军，他一直相信如果法国人当时在西线对德国采取行动，那么法军在两周内就可以占领莱茵兰。

（他后来写道）整个9月，德军在西部战线上连一辆坦克都没有……德国空军的全部作战力量被投入波兰战场，整个西线就剩下几架侦察机和即将报废的战斗机……如果说法国领导人对西线德军薄弱的战斗力是一无所知的，那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西线的德军根本无法抵挡住法军的进攻……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如果法国人能够迅速采取行动，那他们就有可能迅速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我想这对于希特勒来说，一定会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希特勒明白，只要等他彻底解决了波兰问题，然后就可以毫无畏惧地和法国人大干一场。尽管法国人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中都表现勇敢，但是希特勒不相信他们这次还能这么勇猛地战斗。

希特勒知道，在彻底摊牌之前，自己要假意提出和平倡议，以此来迷惑法国和英国。

与波兰残酷的厮杀结束之后，德国人特意邀请美国记者到所谓的“前线”参观访问。然而我们去采访时所能看到的东西少之又少，只在格但斯克以西的格丁尼亚和海拉半岛地区看到一些虽然惨烈但规模很小的战斗遗留场面。目前波兰人还在该地区坚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格但斯克访问时，恰巧听到消息，希特勒提出了第一份和平建议。可能我用“恰巧”这个词是错误的。更可能的是，这位一向善于政治宣传的大独裁者专门挑选这个时机放出消息。

希特勒于9月19日下午在古老的哥特式工会大厅发表演讲，他的发言不断被外面的隆隆炮声打断，拥有11英寸大口径舰炮的德国老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当时正停泊在格但斯克港炮轰格丁尼亚地区。

我当时坐在大厅的过道中间，当他从我身边经过走上主席台的时候，我实在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之情，但我发现他似乎神情愤怒，这让我感到意外。他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到此视察的，不知为何会如此愤怒。后来我的一位纳粹老朋友告诉了我元首不开心的原因。他自己原计划是要在被征服的华沙城里发表演说的，没想到波兰卫戍部队拒绝投降，攻城久而未果，只好把地点更改为格但斯克。尽管他显得沮丧之至，但也要打起精神，因为他要利用这次机会向正在西线的英法两国发动一次和平攻势。

他说：“我无意与英国和法国开战。”接着，他祈求“现在正保佑着德军”的上帝，“也让世间的其他人明白战争毫无益处……请让人们觉醒，为和平而祝福吧”。

这些话，出自一个刚刚用战争摧毁了波兰的伪君子之口！

为了让我们把他的意思传到美国，他甚至从他的专机航队里专门调拨了一架32座容克式飞机给我们，让我们尽快飞回柏林去做广播，那里的广播设备比遭受猛攻的格但斯克的先进多了。第二天，柏林所有的纳粹媒体都被组织起来报道元首有关“和平”的宣传。

《法兰克福日报》在报道中发问：“为什么英国人和法国人非要在我们德国西部的国界上无谓抛洒他们的鲜血？波兰已经不复存在，英法之前与波兰签署的联盟协议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是一场狡猾的政治宣传战，它意在利用法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它在莫斯科得到了进一步宣扬，而我已经不像一周前那么吃惊了，因为斯大林毫无顾忌地利用了他和希特勒的协定。

9月17日清晨6点钟，苏联红军开始从东部入侵波兰。已经遭受德国重创的波兰军队根本无法抵抗红军的攻势。仅仅一天之后，苏联红军就和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了。21年前，就是在此地，苏俄政府为求自保，抛弃了协约国同盟，与德国单独议和，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约中苏俄牺牲巨大，如果真的执行，将毁掉新生的苏俄政权。

当苏联入侵波兰的消息从莫斯科传来柏林时，我感觉恶心之至。当初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听苏联政客在万国宫内宣称要建立共同战线以抵抗侵略者！现在他们却在纳粹的促请之下和侵略者一起瓜分了波兰。纳粹德国不会公开说他们的心中所想：斯大林一旦动手，将会分担德国的侵略骂名。

两个狼狈为奸的领导者现在又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如何分赃了。里宾特洛甫再次启程前往莫斯科，开始新一轮的协议谈判。根据二战后缴获的纳粹档案来看，竟然是斯大林而不是希特勒坚持要求把波兰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为了安抚国际社会的舆论，希特勒又炮制了一个新的小阴谋，他建议效仿当年拿破仑的做法，划出波兰的一小块地方，成立一个所谓的“华沙大公国”。但对斯大林坚持要求苏德两国彻底占领并分割整个波兰的计划，希特勒也是乐见其成的。9月27日，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第二天两国就达成了协议。

在最初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有一些“秘密协议”，其中包含一条十分恶毒的规定：

苏德两国都不会容忍波兰人在本国境内挑起任何可能影响另一方领土安全的反抗活动。双方如果在本国境内发现类似的波兰反抗活动，都会在第一时间予以镇压……

这意味着两国相互承诺，将会对波兰人民施以恐怖统治，压制他们的自由、文化和国民生活。

最终，作为谈判讨价还价的一部分，斯大林决定加入希特勒的计划，推动他的和平攻势。9月28日，苏德两国公布了处理波兰问题的协议记录。与此同时，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还共同炮制了一份声明，一并公布出来。

波兰的崩溃引发了诸多重大问题，临危之际，德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共同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东欧地区的持续和平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原文如此）。苏德两国都表示彼此确信要为了所有人的真正利益而彻底终结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交战状态。因此苏德政府都会为此共同努力……并且要尽快达成目标。

但由于目前英法两国仍然要为继续与德国保持交战状态而负全部责任，因此苏德两国的努力并未见到成效。

在这份令人生厌的声明中，虚伪而满口谎言的斯大林实实在在地站在了希特勒的背后，帮助他对抗西方。而仅仅就在数周之前，他还在哀求西方让自己加入对抗希特勒的联合战线。

历史的惊天逆转真是不可思议！

八天之后，也就是10月6日，希特勒又对帝国议会发表演讲，谈论他对于和平的长久期待。我坐在克罗尔歌剧院那装饰豪华的包厢之中听他的演讲，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听一台刺耳的留声机放着同一个调调多达五六次。就在这个讲台上，我听过他无数次的演讲，这次他还是那个样子，声音听起来依然充满了诚挚与风度，如果你已经忘记他侵略并征服波兰的事情，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的发言是那么公正和诚实，他是真心为了和平而呼吁。

（希特勒说道）德国对法国不会有新的诉求……我相信，只有英国和德国能够实现相互理解，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

为什么要在西线发动战争呢？仅仅是为了恢复波兰的存在吗？再也不会有一个新的条约能够像《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那样赋予波兰复国的权利了……波兰这个国家最初诞生的时候就应该被处理掉……为了让这种国家复国，再去牺牲几百万人民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不！在西线的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欧洲的事务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希特勒建议召开一个“由欧洲头等强国”参与的国际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天下午的天气很好，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听完希特勒的演讲，在回阿德隆饭店的路上思考，毫无疑问希特勒的这次讲话是精心设计的，目的就是蛊惑人心。它可以深深打动渴望和平的德国人民的心，没准也能打动法国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打仗。但我不能确信英国人能否从其中洞察希特勒的叵测用心。

当晚我在去广播大厦的路上买了一份《人民观察家报》的早间版，这家报纸一直是由希特勒直接控制的。它的封面标题用了大号字体，几乎占据了整个版面：

德国对于和平的渴望——不想发动对英法的战争——除了殖民地以外不对现存国际秩序做变革要求——裁减军备——愿与欧洲所有国家合作——呼吁召开国际会议

这些呼吁听起来倒是挺合理的。我到达广播大厦开始准备播音时，大楼里所有的德国人在激动地转来转去，他们都确信和平就要到来了。

六天之后，柏林政府收到了张伯伦的回复，他采取了公开信的方式。首相宣称，“实在无法对当前德国政府所做的任何承诺抱有信心”，并称德国要想和英国议和的话，就必须纠正之前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犯下的错误。我很欣慰地看到，这位曾经在慕尼黑会议中被法西斯耍得团团转的首相大人，这次终于没有再被希特勒的虚假诺言迷惑了。

10月9日，我短暂离开柏林，前往日内瓦去看我的家人，并且顺便取些过冬的衣服。除此之外，正如我在日记里所写的那样，我也希望通过短暂的假期来“舒缓我的神经”。像我们这种长期待在纳粹德国工作的人，尤其还是在战争时期，精神压力很大，一旦我们离开柏林，都会有如释重负之感，我们非常渴慕这种感觉。我上次到日内瓦只不过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时光飞逝，但是那个我熟悉的世界已经消失。我的幼年和青年都在和平的环境中度过，尽管世界上总有这样那样的纷争，但总是归于安宁，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过去时。另一个由战争锻造的世界正在孕育当中，我对它并不期待。

夜幕降临之际，我乘坐的火车抵达了日内瓦车站。之前六个星期里，每到夜幕降临，柏林都是一片漆黑，现在日内瓦的夜晚一片灯火通明，我却不能适应了。我一直都不太喜欢这座信奉加尔文教派的瑞士小城，但是现在我一边陪着特斯和艾琳玩耍，一边感慨这是一座多么美丽且文明的城市。然而让我遗憾的是，短短的三天半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我往返柏林都是沿莱茵河一线行进，火车从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开往瑞士的巴塞尔，整个路途中有100英里的路程都是德法边界。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德法边界上的情况，尽管法国人宣称正在西线向德国人发动一场猛攻，但实际上整个边界非常平静。我乘坐的国际列车属德国所有，车上的乘务员告诉我，自9月1日德波战争爆发以来，这个地方连一声枪声都没有听到。当列车沿着莱茵河东岸行进时，我可以远远看见河对岸法国人的防御碉堡，法军士兵都在碉堡外悠闲地晃来晃去。在某一处法军防守的据点，我甚至看到法军士兵正在踢一场足球比赛，德军士兵站在河对面观看。当法国人进球的时候，德国人甚至会为他们欢呼，法国士兵则会向他们挥手致以谢意。有时候他们还向我们的火车挥手致意。看上去两国士兵在此地都挺无聊的。难道这就是战争？

在整个秋季里，直到1939年结束，这种“奇怪的战争”（drôle-de-guerre），也就是所谓的“静坐战”、“假战”（Phony War）一直在持续。尽管德军与英法在海上有些许交锋，在陆地和空中却毫无动静。当英国飞机冒险飞临柏林上空时，它们投下的却不是炸弹，而是用拙劣的德文写的传单。对于我们这些美国记者而言，这段时间真是无事可做，唯一能做的就是待在一个满是疯子的纳粹国家中，设法让自己的脑子继续保持清醒。

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习惯了一些事情。冬季已经到来，白天变短，每天下午5点钟天就黑了，然后就是灯火管制，城市里一片漆黑。食物和衣物也越来越短缺，生活极为单调无聊，每天的饭菜里绝大部分是蔬菜。还有就是戈培尔和他控制下的媒体和电台宣扬各种刺耳的蛊惑学说。

但也有些事情是我们始终不能习惯的：纳粹政府总在不断地发表公告，通报自己在占领的外国土地上和本国境内处决了哪些犯人。我把这些事情都默默记在了日记当中：“11月9日，德国人宣布他们枪决了……波兰布龙贝格的市长……他们宣称市长牵扯谋杀德国人的案件，并且涉嫌盗窃市政资金……11月18日，昨天一个德军小队集体枪决了九名就读于布拉格大学的捷克学生……昨天三名德国年轻人被政府以‘叛国罪’处决……”每隔一两天，德国报纸都会报道一些罪犯遭斩首处决的事情，他们的罪名往往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危害德国人民的国防力量”，等等。

我们这些记者对于大规模的枪决事件偶尔会发表一些评论。11月7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举办了例行庆祝晚宴，我们有四五个美国记者也受邀前去参加，坦白地说，我们愿意前往的主要目的是在晚宴上吃点诸如鱼子酱、鲟鱼和伏特加之类的好东西。我们在苏联大使馆见到了戈林并与他交谈。大使馆里有一幅列宁的肖像画，他一直低着头微笑着看着我们。戈林一边大口喝着啤酒，一边吹走嘴边的雪茄烟雾。和往常一样，戈林还是那么自高自大。他统率的德国空军，譬如战斗机组和轰炸机组，特别是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这次对波兰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前美国国会已经宣布废止中立法案，要将上千架飞机出售给英法联军以对抗德国，我想知道戈林对此事做何评价。戈林非常了解美国航空制造业在制造军机方面的技术缺陷，他告诉我：“你们美国人的飞机是很好的，但是速度还不够快。”他说尽管美国人可能会向西方联盟供应飞机、坦克和大炮，但是他并不担心。

我问：“即使美国像上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加入西方阵营，你们也无所畏惧吗？”

戈林得意地大笑起来：“当然不会畏惧。”

我的感觉是他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根本没有什么思考。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不同，尽管美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对德国都是不利的，但是戈林元帅没有因此而厌恶我们这些美国记者。看上去他并不在乎这件事情，他也没有把美国当成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去严肃看待。但我在想，德国人会不会再次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错误？他们总是那么自大，对欧洲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德国人就是这么自傲自大！不过在当年12月，他们却栽了一个大跟头。

12月14日晚间，柏林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在报道一个他们所谓的重大胜利：德国袖珍战列舰“施佩伯爵号”在蒙得维的亚港外击败了三艘英国巡洋舰。据德国人说，三艘英国战舰因受重创而被迫退出战斗，“施佩伯爵号”则仅受轻伤。两天之内，德国媒体一直在欢庆这一胜利。然而到了12月18日，德国媒体简略地报道，这艘胜利之舰在乌拉圭首都附近的拉普拉塔河河口自沉了。三天后，德国海军宣称舰长汉斯·朗斯多夫上校与战舰同沉，以身殉国，官方赞扬朗斯多夫“没有辜负元首、德国人民和德国海军的期望，以战士和英雄的勇气战斗到最后一刻”。

事实上，这些可怜的德国民众以及我都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朗斯多夫上校并没有与战舰一起自沉，而是逃出来了。希特勒对“施佩伯爵号”的结局非常震怒，他认为“施佩伯爵号”应该与敌人殊死搏斗，而不应该炸毁自沉，因此元首以个人名义下令，要求倒霉的朗斯多夫上校自杀谢罪。可怜的朗斯多夫上校当时正孤零零地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间酒店里，接到命令后，他拿起自己的左轮手枪朝脑袋开了一枪。

自波兰陷落以后，陆地上几乎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了，所以我在整个秋季以及冬季早期的播音中，报道了很多海战的情况。当时德国人在海上发动的主要进攻方式就是潜艇战。

我在9月28日午夜的播音中，邀请了一位德军潜水艇部队的长官来一起做节目。当时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一直在为英国船只“皇家权杖号”沉没事件在电台里打嘴仗。伦敦方面指责是德国潜水艇没有提前警告就用鱼雷击沉了“皇家权杖号”，导致60名乘客和船员葬身大海，柏林方面对此则坚决否认。

一两天之后，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表示，击沉“皇家权杖号”的德国U型潜艇指挥官曾向他发明文电报，告知了“皇家权杖号”沉没的坐标位置，希望英国人或许能够赶赴事发地救援乘客和船员。而且，丘吉尔颇为得意地声称，这名德军潜艇指挥官目前处于大英帝国政府的监禁之下。对此指称，柏林方面一概予以否认。

我很确定英国人说的是事实，因为之前我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太多的谎言了。

当我就此事向德国海军提出询问时，一位性格急躁的海军上将非常和善地向我介绍了赫伯特·舒尔策上校。这位海军上将告诉我，舒尔策上校就是那艘潜艇的艇长，他还建议我可以邀请舒尔策上校参加我的播音节目。舒尔策上校向我起誓，说他虽然击沉了“皇家权杖号”，但他也向另一艘英国军舰“布朗宁号”发送了无线电，好让他们去救援落水的乘客与船员。舒尔策上校还说，他从后者的无线电信号中了解到他们已经救起遇难者。英国人对此却矢口否认。

舒尔策上校也告诉我，他的确一时兴起，开玩笑地向温斯顿·丘吉尔发送了救援无线电报，告诉他该去哪里救援遇袭船只。随着我和舒尔策上校在德国海军部的交谈逐渐深入，我必须承认，我感觉这位年轻的德国海军军官说的是事实。

我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向丘吉尔发送了无线电报——我还是想保持不轻信的态度——那么在潜艇的航海日志中必有记载。

舒尔策上校回答道：“当然有记载，不过潜艇现在在基尔港。”

我问他是否介意打个电话到基尔港，让他的下属把这段发给丘吉尔的电报读给我听听。

“我试试。”舒尔策上校说着拿起了电话。他的下属找到了航海日志，也把电报内容读给了我。后来在晚上的广播节目中，我让舒尔策上校把这段电文读给了听众。

当我们离开海军部前往广播大厦时，我又得到了一点进展。一位负责媒体的德国官员，拿着一份路透社的公告追了上来。公告说，“布朗宁号”已经抵达巴西的巴伊亚港，上面载着“皇家权杖号”的乘客与船员，大家都平安无事。

我至今都没查出，是谁故意向温斯顿·丘吉尔传达了德国潜艇指挥官已经被英国俘虏的错误信息。就在我和舒尔策上校结束播音之后没多久，英国海军部发布公告确认了舒尔策上校的言论，也承认他们并没有俘虏德国潜艇指挥官。

我采访舒尔策上校的那段时间里，纳粹政府正竭力把他和其他一些U型潜水艇的指挥官塑造为一战成名的英雄。10月15日，德国报纸和电台都大肆报道了另一艘U型潜艇，报道中将这艘潜艇的胜绩吹嘘得一塌糊涂，令人震惊。我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只不过是纳粹在胡吹乱捧而已，但是后来我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他们在报道中承认了这一事实。苏格兰的斯卡帕湾是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重要驻地，戒备极为森严，外国军舰想要侵入几乎全无可能。但是就在10月14日，一艘德国U-47潜艇竟然成功潜入那里，击沉了停泊中的英国战列舰“皇家橡树号”，786名海军军官和水兵丧生。U-47潜艇的指挥官金特·普里恩上尉被海军部迅速擢升为上校。10月18日，德国宣传部组织了普里恩上校及其潜艇部队的阅兵式。我现场观察，这些潜艇水兵都很年轻，大多数年龄在18岁至20岁之间。我在日记中写道：

普里恩对自己之前的战绩几乎只字未提，他只说自己在突破斯卡帕湾的防线时并没有遇到困难。我感觉普里恩当时一定是指挥潜艇悄悄跟踪了英国舰船，可能是在某艘扫雷舰的后面，无声无息地潜入军港的。英国海军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真是可怕。

我有位德国朋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是海军潜艇艇长。他告诉我当时德国潜艇曾两次试图潜入斯卡帕湾，但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和我说此事时，还颇有夸耀之色，他认为这一失败的耻辱让今日的海军官兵不忘旧事，得以保持勇武的战斗精神去完成未尽的使命。但他也承认今日的德军已经看不到1914年自己身上那种对战争的狂热欲望了。

11月8日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发表例行的年度演讲，以纪念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事件，纳粹党的大头目都一并随侍左右。然而就在演讲结束12分钟后，希特勒匆匆离开演讲大厅之后，一枚埋藏在演讲台下的炸弹发生了爆炸，导致7人死亡，63人受伤。那么这件事就可以激起德军低落的战斗精神吗？希姆莱将此事归咎于英国特工的暗杀行动，称张伯伦本人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这事在我听来有很多疑点。据我了解，与往年相比，希特勒当晚的演讲非常短。他发表完演讲之后，就和身边的重臣戈林、戈培尔、希姆莱以及赫斯等人匆匆离去了。而按照往年的情形，他会在发言之后留下来和党内老同志一起享受啤酒和香肠。并且，第二天只有希特勒自己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报道了昨晚的爆炸，为什么其他媒体没有提及此事呢？我在广播大厦刚刚结束午夜播音，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一突发事件。但是德国的官方广播电台和审查人员对这个消息嗤之以鼻，不准我回到播音室去播报这个消息。

（我在日记里写道）希姆莱和他的爪牙之所以策划了这件事，就是为了让德国人民相信，英国人想要通过刺杀希特勒和他的重要助手来赢得战争。

这看起来倒是很像当年的帝国议会纵火案。

11月21日，希姆莱宣布他已经抓获罪犯，据他宣称，该名罪犯叫格奥尔格·埃尔泽，是一名木匠和共产主义者。埃尔泽原先居住在慕尼黑，后来被送往集中营。据希姆莱说，他已查明，埃尔泽受到了两名英国特工的教唆和支援，这两人分别是S.佩恩·贝斯特上校和R.H.史蒂文斯少校，慕尼黑爆炸案之后盖世太保在德国与荷兰的边界地区抓获了他们。我们后来了解到，真正的情况是由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带队，一小队党卫军保安部的流氓偷偷越过荷兰边境，到荷兰境内的芬洛镇把这两名英国特工绑架到德国。之前瑙约克斯就成功制造了格莱维茨广播台事件，为希特勒向波兰“发动反击”并摧毁波兰制造了借口。

就像国会纵火案一样，这宗离奇的慕尼黑爆炸案也是悬而未决。埃尔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始终没有被送交法庭正式宣判，德国政府每次都宣布已经把他的审判安排进日程，又宣布“推迟”。在慕尼黑爆炸案之前，埃尔泽就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之后他因为爆炸案又被扔了回来。据说他向身边的狱友说，的确有几个自称希特勒敌人的人找到了他，让他制造炸弹并安放在演讲台的柱子后面，并允诺他成功之后，会给予他自由和一大笔钱。但之后这些人指示他要把事情往那两名英国特工身上栽赃，事实上他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等到大战结束后，我才听说，埃尔泽先后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不过他在那里属于特权犯人，狱方对他照顾很周到。但是希姆莱一直监视着他，如果战争失败，希姆莱不会让他活着走出监狱，向外界曝光内幕。等到纳粹帝国大势已去，1945年4月16日，德国宣布埃尔泽死于盟军的轰炸当中。事实上，是希姆莱命令盖世太保处决了他。

我们在12月收到了许多沮丧的坏消息，从第一天开始。苏联之前和希特勒狼狈为奸，吞并了波兰东部领土，然后又把沙皇时代曾经属于沙俄领土的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囊中，现在竟然开始入侵芬兰了。苏联轰炸机轰炸了赫尔辛基，导致75名芬兰平民丧生，数百人受伤。苏联红军越过了芬兰边境，开始向芬兰首都进军。

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日内瓦短暂休假。我像当初听说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一样愤怒。我在日记里发泄着怒火。

这所谓的工人阶级的伟大政权，所谓的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信徒，所谓的“谨慎细心地守护条约”的正义卫士（我引用了莫洛托夫一个月前说的话），现在却违背了十几个庄严的条约，攻击欧洲一个如此正直的民主小国……

过去30个小时里，我一直气愤难消，昨晚根本睡不着。当然了，我也几乎没什么时间去睡觉。

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给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伯尔尼、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不停地打电话，希望能够安排一场直接从芬兰当地向美国播出的报道。但是事实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向德国人申请一台发报机，或者帮我安排一条经过德国的电话线路，但他们都拒绝了。他们直接告诉我说，已经接到命令不许做任何可能冒犯苏联的事情。我只好打电话到阿姆斯特丹，乞求荷兰人能够给我提供一台短波发报机，这样我可以把广播发回纽约。但荷兰人担心这样会影响自己的中立态度，因此也拒绝了我。最后，还是默罗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这件棘手事，在过去的24小时，他不停地和我打电话。他联系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借用了他们在瑞典的中波发报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线把报道内容从赫尔辛基传回美国境内。

找到传输设备之后，我还要设法找到一位记者能够从芬兰和战斗前线发回报道。最终我选定了比尔·怀特——威廉·艾伦·怀特的儿子。他几周之前来到德国，之后我和他便熟识起来。但是比尔可真是神出鬼没的人，他在柏林的时候经常跑得无影无踪，我们根本找不到他。这次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又四处寻人打听，终于联系上了他。他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我让他立刻前去报道苏芬战争。

事实证明，我挑选比尔真是个绝佳的主意，他的报道非常出色。他专门前往战斗前线，向我们报道了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都占优势的芬兰军队抵御住了苏联的进攻，报道非常生动。他还描述了平安夜里芬兰战壕中大雪覆盖、冰冷刺骨的情景，让我们永远难忘。比尔的报道传回美国纽约后，甚至深深打动了好莱坞的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他以比尔的报道为原型创作了新剧《不会有夜晚》。

平安夜我在柏林待着，做了一次播音。之后的圣诞夜我赶到了德国重要的海军基地基尔港，在那里向纽约又做了一次广播。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圣诞节，柏林当天的情况真是一团糟。一开始在下雨，然后转为了雪，之后又成了绵绵细雨。这么多年来，每逢圣诞节我都会在柏林的大街上游荡，观察当地人的节日生活。即使是最贫困的街区，每家每户也都会点亮烛光闪烁的圣诞树。透过他们没有窗帘遮蔽的窗户，我可以看到他们在愉快地享受着节日。通常这个时候都会下雪，街道上已经白雪皑皑，人们都匆忙却又满含节日喜庆地从办公室、工厂或商场赶回家。然而今年的平安夜，从下午4点就开始下雨，天色变暗，在湿漉、昏暗的街上我看到人们的脸色阴沉，毫无节日里快乐的表情，极为缓慢地挪回家去。也许有人家在厚厚的窗帘后面照旧点亮了圣诞树，我却看不见。

我寻思，也许柏林人今晚还是有些温馨快乐的庆祝活动的。圣诞节对于德国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必须承认，我也非常重视这个节日），但是今年他们看起来愁眉苦脸的。商店里几乎没有可以当作圣诞礼物的东西，甚至食物也少了许多。自从开战以来，食物严格按照配给标准按量发放。我听说，希特勒可能是这个圣诞节里最不开心的德国人了。据说他21日的时候就满脸愁容地离开了柏林，登上专列前往西线视察。尽管西线并没有战事，但元首还是取消了每年例行的总理府圣诞晚会，并且离开了柏林。据我了解，总理府之前照例策划了今年的圣诞庆祝活动，但后来取消了。

我和一些在柏林的美国朋友一起办了个平安夜聚会。我们这些美国记者的妻子，除了两三位，基本上离开了柏林。聚会上还有几个来自大使馆的年轻单身女性。我本以为大家还是应该庆祝一下，但我感觉大家都非常沮丧，根本无法把战争的阴云抛之脑后，尽情享受平安夜。

我在午夜之前离开了聚会，赶回去做午夜档的播音。德国人在广播大厦最大的一间办公室摆放了一棵圣诞树，当我赶到的时候，他们正在跳舞，以香槟酒解愁。我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希望今晚我的听众能够原谅我在播音中流露出的伤感情绪，但我自己想不起当时播音的情况了。那天晚上，我的确在回忆我曾经在美国度过的平安夜的景象：父亲去世前我们在芝加哥过节，然后在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陪母亲一起过节。这个季节，芝加哥和锡达拉皮兹总会下雪，天气很冷，我们会在壁炉里生起一大堆火，壁炉架子上总会挂着三只长筒袜。我们总是能听到窗外雪橇铃铛的声音，朋友和亲戚们都会带着礼物来看望，他们把靴子上的雪跺干净后，就会靠着壁炉取暖，然后大口吃着我妈妈做的坚果和饼干。那时真是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我于圣诞节当天凌晨3点离开了广播大厦，然后回到阿德隆酒店睡了一小会儿，大概早上5点钟的时候就起床驱车前往基尔港，天空中飘着小雨。自战争爆发以来，我是第一位到访德国海军基地的外国记者。大概几天前，我们美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专门对我进行了培训，教我如何根据舰船的轮廓去区分德国的各类战舰。我一直怀疑这位武官是我国派驻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情报头目。他告诉我他特别想知道，德国战舰，尤其是那两艘最新型的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部署在何地。据他自己说，他相信这两艘重型战舰都已经服役，至于威力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可能还没有完工。我想他可能是想弄到德国海军的情报（如果他可以的话），然后向英国人示警。

我们先在汉堡港停了下来，天空中降下倾盆大雨。我们最终找到了海军大院，趟着没脚深的雨水穿过大院，步行到了军港。我们参观的第一艘军舰是新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工人正在进行最后的建造工作，目前还停靠在码头。陪同我们的海军官员说，他确信这艘军舰很快就能下水。

一直以来我和德国海军的军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问“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的舰长，之前伦敦方面称英国潜水艇击沉了一艘德国巡洋舰的消息是否属实。柏林媒体当然例行地否认该报道，他却向我眨了眨眼，把我带到一处通往舰顶指挥塔的窄梯。

他向我俏皮地说道：“你往那里看。”在大约100码开外的地方我看到了一艘小巡洋舰被悬空架起放在干船坞里，在船身中部有一个直径大约为50英尺的裂洞。

他说：“英国人的确击中了它，但是没有击沉。”

舰长很亲切地告诉我这艘巡洋舰名叫“莱比锡号”。我看他态度友善，就大胆问他，在这条河附近我还能看到什么样的巨型战舰。

舰长满脸笑容，满是自豪地告诉我：“当然有，‘俾斯麦号’。”

我满心沉思道，就是那艘强大的“俾斯麦号”，英国人一定特别希望我能实地看到这艘巨型战列舰，然后向我打探消息。据我观察，“俾斯麦号”快要完工了，成群的工人正在甲板上加紧施工。[3]

当天下午我们驱车前往基尔港，天色开始变得更加阴沉，天空中的雨水开始变成了雪，路边开始结冰，我们的车很难在山路上行驶。当我们到达海军基地之后，一些过分殷勤的德国宣传部官员已经在那里等我，发表了一番讲话欢迎我的到来。

一位官员说：“夏伊勒先生，我们知道您在来的路上访问了汉堡，参观了我们的一些战舰。您是否看到了‘莱比锡号’？”

“是的，先生，而且——”

“夏伊勒先生，您看到了吧，那些英国骗子说他们击沉了‘莱比锡号’。”

“是的，它的确没有沉没，但是——”

官员再次打断了我：“夏伊勒先生，您承认事实就好。您会对英国人卑鄙的谎言做出反驳的，是吧？您一定会对伟大的美国人民说出真相的。请您告诉他们您已经亲眼看到‘莱比锡号’，而且它根本没有受损。”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他推上了登船的跳板。负责带我参观军舰的是一位来自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军官，他戴着一只单片眼镜，据我观察，他应该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很显然，他很忌惮那位愚蠢的宣传官员。与我随行的还有一位德国记者沃尔夫·米特勒，他也是我的朋友。上司派他来帮我了解军舰的各类技术问题，以方便我后续的报道。这一路上米特勒总是冲着我羞涩地笑。

军舰载着我们出了基尔港继续参观，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整支德国海军都停泊在这里休假。之前我接受的舰艇知识培训这时开始派上用场了。我能够分辨出其中大多数的舰艇：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两艘“科隆号”级别的巡洋舰、两艘排水量为2.6万吨的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驱逐舰和大约15艘潜水艇。我忍不住在心里想，如果英国人得到了这个情报，那么趁着今晚几乎满月的良好天气，他们只要派遣一些轰炸机来就可以毁灭整个纳粹帝国的海军。他们能，但是他们不会！

我们的船在一座巨大的干船坞前停下了，一艘庞大的军舰被悬吊在里面，当我们进入船坞的时候，大批的工人正下班离开。东道主向我介绍这就是“格奈泽瑙号”，它的舰长告诉我他非常高兴有机会带我从船底参观自己的战舰。他向我解释，他们之所以把“格奈泽瑙号”悬吊起来，并不是因为它受伤了，而是因为它需要例行的彻底检查。舰长邀请我参观舰艇的两侧，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舰身上的确没有遇袭的弹洞。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德国海军的军官和普通水兵之间非常友爱。陪我参观的统帅部官员告诉我，他参加一战的时候，从来没有在舰队里看到这种现象。四五个德国海军军官陪我一起穿过战舰，当我们走进一些水兵的寝室时，也没有听到有人下令要求立正敬礼，甚至当舰长出现的时候，也没有这种礼仪。很明显，那位非常友善的舰长注意到了我对此的惊讶之情。

他声称德国海军在精神风貌方面有一种全新的状态，很显然，他对此非常自豪。他向我解释，战时所有在船上的军官和水兵的食物都是一样的，分量也没有差别，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规定。现在官兵一律平等的规定消除了以往水兵的不满情绪。我想这位舰长肯定和我一样不会忘记，1918年就是在此地一些对帝国不满的德国水兵发动了叛乱。

当我们乘船返回岸边的时候，一轮明月正在我们身后升起，皎洁的月光照在远处积雪的山峰上，把整个海面都照亮了，远处舰艇的轮廓清晰可见。眼见此景，我又浮想联翩，要是此时英国皇家空军前来偷袭，这些月光下的德国军舰将会是多么明显的目标啊。参观完毕，我便回到了酒店，开始准备今夜播音的材料，我准备到时从德国潜艇的甲板讲起，然后跳到船舱的舱口里，水兵们刚刚从英国水域返回基地，现在正在那里享用圣诞大餐。

在我们等待开始播音的过程中，我们在酒店的露天平台上待了一会儿，从那里远眺海面，一轮明月挂在天边，广阔的海面月光闪烁，还有远处白雪皑皑的高山和威武的战舰，这风景真是令人心醉。晚上我用德国人提供的短波电台播音，也许是被这些眼前的景象迷惑了，有那么几秒钟，我突然对着话筒脱口而出，说英国人一定会击垮该死的德国海军，而且事实上德国海军也正在被击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晕头转向说出这样的话，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站在一栋摩天大楼的天台上，脑子里就会瞬间产生跳下去的冲动。但是我迅速回过神来，我可不想因此被纳粹枭首处决。英国并非我的祖国，但是我的确希望大英帝国海军可以在未来的某天彻底击溃德国人。然而我也知道，就算我现在把德国海军的情况透露给英国人，他们也不会做什么。

我向听众大致描述了此刻月光照耀下的基尔港圣诞夜的情况，然后就抓着麦克风准备进入潜艇内部。这时还出了一件尴尬事，我在跳下舱口时，袖子被扯破，我的码表表面玻璃被撞得粉碎。总部的工作人员一直要求我在播音时用这块表计时，以便能准时结束节目。

潜艇上的水兵几乎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一起唱了一首圣诞歌，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们把自己粗陋的舱室装饰得非常有节日气氛，不仅布置了一棵华丽巨大的圣诞树，还在某个角落点亮了一些电彩灯，天花板上贴满了红色的旗布。房间的一边布置了一些令人惊叹的小展览，其中有一个小模型，塑造的是人们在一座雪山度假村里溜冰场上玩耍的场景。另一个模型则展现了英国海岸线的情景，有个水兵打开开关后，可以看到在海岸线附近两军战斗的场景。在这群年轻的小伙子中，有三四个能够说一点点英语，我在广播中介绍了他们。他们向我描述了在潜艇里的生活，以及和英国人的战斗。他们看上去对命运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他们也许很快就会葬身海底，U型潜艇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码表已经坏了，我不知道总部给我安排的15分钟节目时间是否已经用尽。当我确认了时间已经用完，水兵们就伴着手风琴演唱了一曲《平安夜》，以此作为节目的尾声。潜艇司令官热情地邀请我喝朗姆酒和茶，又拿出了上好的慕尼黑啤酒招待我，他之前似乎就招待了几次。不管是军官还是水兵都很想再和我聊聊，他们的问题让我深受触动。

他们不停地问：“为什么英国人想要和我们打仗呢？”我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军人一向都是朴实的，他们深信了希特勒的政治宣传。我向他们送上了圣诞节祝福，感谢他们的款待，之后在午夜时分和米特勒一起回到了距军港几英里之外的酒店里。我们在酒店的酒吧里喝了一瓶香槟，酒吧里的收音机正在播音，播音员机械地朗读着各种纳粹大小头目的圣诞宣言。其中有一份来自帝国劳工阵线的主席罗伯特·莱伊，内容极为无聊，我顺手记了下来。大致内容就是一句话：“元首永远是正确的，一定要服从元首的命令！”

战争来临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就这样结束了，我在凌晨3点钟昏昏睡去。

我第二天一早醒来，德国的广播还在无休止地播放着各种圣诞宣言与信息。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有一个非常友好的相互问候。希特勒给斯大林发电报：“向您个人致以真诚问候，也祝愿友爱的苏联人民拥有更繁荣的未来。”斯大林回复道：“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以血凝聚的友谊，一定会万古长存，日久弥坚。”

我在心里暗想，这些鬼话能说到哪一天？

接下来是新年贺词。我感兴趣的是，希特勒正竭尽全力为他发动的战争寻找理由。这个疯子一再向德国民众声称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犹太反动战争贩子”故意挑起的战争。

（我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说“德国人民是不想要战争的”（实话）。“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还在努力与英国人维持和平”（谎言）。“然而，那些犹太反动战争贩子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以便执行他们摧毁德国的计划”（谎言）。

我确信绝大多数德国人民会相信元首的谎言。尽管在纳粹德国这片“世外桃源”（cuckooland）已经待了很久，但每每看到德国民众如此容易被骗，我还是会很伤心。我在1940年1月25日的日记里记下这样一例：

我独自在哈贝斯餐厅吃晚饭……我正准备离开，一个老头坐到了我的桌子前，他可真是一个蠢人。

他问：“谁会赢得战争？”

我说：“我不知道。”

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像盖世太保，但谁也说不准这种事情，我还是小心谨慎点好。

他笑了：“你怎么会这么说？肯定是德国。”他说，1914年全世界都在和德国作战，而现在只有英法，苏联人还非常友好。

“每一方都认为自己会赢，”我说，“所有战争都是这样。”

他眼中流露出一丝对我的怜悯：“德国会赢的，我确信无疑，元首已经这么说了。”

这段经历让我非常沮丧，除此之外，漫长冬夜的寒冷也在折磨着我。也许是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报道可以做，生活极为无聊。1940年2月23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36岁，仍然一事无成。我的中年过得可真快。

特斯带着艾琳到瑞士的维拉尔学习滑雪，我在那里和她们共度了两周时光，这让我的郁闷情绪有所缓解。但是等我22日独自一人返回柏林时，那种郁闷的情绪就又回来了。我不想与家人分开，也不想错过艾琳的成长历程，她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也想多陪陪特斯。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们待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少，每次不超过几天或几周。不过我没有让这种低落的情绪完全压垮自己，也没有让这种情绪持续很久。毕竟我还只是个非战斗人员，还有机会继续活下去。这世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军人与自己的家人分隔两地，上百万的人被迫离开工作去参军，而我至少还能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当春天来临，局势越来越紧张时，战争可能会再度爆发并且扩大。如果真是这样，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将会丧命，像上次大战一样。我很可能会幸免。那我还抱怨什么呢？

德国这一年的冬季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从1940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几乎整个3月。民众本来就缺乏煤炭取暖，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平时用于运输煤炭的河流和运河，封冻了近三个月，运煤的货船都被紧紧地冻在了河道之中。德国各个城市，尤其是柏林的煤炭库存行将耗尽，办公场所和许多家庭的供暖设备都一度停转了。许多水龙头都冻裂了，到处湿漉漉的。人们现在想办法让生活能够变得温暖和干燥点。

苦于生活的艰难，大家几乎要忘记战争的事情了。在陆地上德国与盟军仍然没有任何战事，双方的轰炸机都在继续投放传单，只有海上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对抗。德国的潜水艇继续在大西洋上袭击盟军的运输船。

在欧洲大陆上只有另一场战争还在继续，那就是苏联与芬兰之间的战争。两国一直在靠近列宁格勒西北方向的前线对抗，此时正值隆冬季节，战场上大雪纷飞、酷寒难耐。芬兰人勇敢地抵抗住了苏联的侵略，整个西方世界都在为他们鼓掌加油。圣诞节结束后的第三天，芬兰人发起了一次反击，消灭了苏联第八军和第九军的4个师。但是芬兰人由于缺少兵力，也缺乏坦克、重炮和飞机这些重型进攻性武器，无力取得对苏联人的反攻的突破。自战争爆发以来，苏联人已经向前线投放120万兵力，而芬兰本身就人口稀少，他们所能动员的兵力只有20万人。英国和法国都向芬兰许诺，如果挪威和瑞典能够允许外国军队过境的话，那他们将会向芬兰派遣一支远征军以援助他们抵抗苏联。然而迄今为止，挪威和瑞典两国都仍然表示拒绝英法联军过境。

1月6日，芬兰军队对苏联的反攻开始慢慢弱下去了，两天之后苏联派遣大将S.K.铁木辛柯前往苏芬前线担任司令，铁木辛柯将军到任后立刻向前线增派了大量兵力，并增加部署了上千辆坦克、重炮和飞机。3月初，芬兰人开始意识到形势岌岌可危，便开始寻求秘密和平谈判。3月12日，芬兰与苏联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协议条件对芬兰人极为苛刻。芬兰人被迫将本国第二大城市维堡（位于列宁格勒西北处）割让给苏联。除此之外，苏联人还夺走了芬兰湾附近的大量岛屿堡垒。[4]

对于苏联取胜的结局，远在柏林的希特勒及其近臣舒了一口气。现在德国极需苏联为自己提供工业原材料（尤其是石油）和食物，因此它必须对苏联进攻芬兰的行动予以不同寻常的支持。而且之前德国一直担心英法如果派遣赴芬兰远征军过境挪威和瑞典，那么英法很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保障线安全，希特勒为此一度考虑是否要出兵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现在苏联人获得了胜利，德国人大可高枕无忧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大将在日记中写道：“芬兰与苏联达成了和平协议，尽管这让英国人进驻北欧的计划落空了，但是对德国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找不到占领挪威的政治理由了。”

约德尔说的是实话。但德国之所以对挪威按兵不动，还有其他的考虑。事实上，我整个冬天都在思考接下来战火可能会蔓延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早在1月3日我在日记里就曾写道：

德国媒体开始大肆宣扬“英国人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素来有野心”。我们还听说希特勒命令陆海空三军制订紧急计划，以备盟军真的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派兵协芬抗苏。德国陆军和海军素来亲近芬兰，但德国必须首先保证自己通往瑞典铁矿产区的贸易线路安全。这条线路一旦失去，德国就注定要灭亡了。

德国重工业的正常运转完全依赖于从瑞典进口铁矿石。在气候温暖的季节里，德国人直接利用货船将铁矿石从瑞典北部经过波的尼亚湾，穿过波罗的海运到德国港口，但是在冬季这片浅海水域会结冰，货船无法通行。德国人就只能先利用火车将铁矿石运到挪威的纳尔维克港，然后再从那里通过海运转运到德国境内。早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就提议，在挪威海域部署水雷以破坏德国的铁矿石运输，但是张伯伦拒绝了这一建议。当1940年春季来临的时候，英国人开始显露出要控制挪威海域的想法，其目的就是要掐断德国的经济命脉。

苏联对芬兰的进攻急剧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局势。德国人很早就收到情报说英法计划过境挪威与瑞典向芬兰派遣远征军，德国人非常清楚，一旦英国和法国军队在挪威登陆，不管他们会派遣多少军队借道瑞典前往芬兰，他们一定会留下一部分军队在挪威境内，目的就是要切断纳尔维克港通往德国的铁矿石运输线路。这对德国而言将是致命的灾难，因此希特勒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挡英法的行动。2月17日夜间，在挪威水域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这个偶然事件似乎成为希特勒的救命稻草。

当天夜间，英国一架巡逻机在挪威海域发现了德国后勤供应舰“阿尔特马克号”，该舰当时正在返回德国港口的途中。“阿尔特马克号”本来隶属于“施佩伯爵号”战斗群，后者在南大西洋遭遇英国海军围堵袭击沉没之后，前者成功逃出了包围圈。根据英国政府的情报显示，“施佩伯爵号”之前在南大西洋击沉了英国的商船并俘虏了300名英国船员，这些俘虏现在都被关押在“阿尔特马克号”上。但是挪威海军声称此前已经对“阿尔特马克号”进行检查，并无在押的英国船员。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对挪威海军的这一解释并不满意，他以个人名义下令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带领一队军舰于2月16日至27日夜间赶赴挪威海域拦截“阿尔特马克号”，并将英国海员解救出来。在经历了一场混战之后，四名德国人死亡，五人受伤，英国海军解救出了299名英国船员。原来德国人把俘虏关在储藏室和一个空油罐里，以此躲过了挪威海军的检查。

希特勒极为震怒。两天之后，也就是2月19日，他下令最高统帅部加紧完成“威塞尔演习”——这是德国占领挪威的军事行动代号。

希特勒亲临最高统帅部并指示约德尔：“要把军舰部署妥当，让各战斗部队做好准备。”就在此时，严肃的历史事件里却冒出了一些滑稽戏的色彩。约德尔提醒元首尽管作战计划已经做好，但元首迄今为止还没有指派究竟由哪位将军负责指挥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行动。经由最高统帅部的负责人凯特尔元帅推荐，希特勒指派尼古拉斯·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为指挥官。法尔肯霍斯特将军之前率领一个军一直驻守在德国西部战线，此前他从未见过元首，也从未听说元首有向北方出兵的计划。2月21日，希特勒把他从西线召回，在总理府召见了他，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收到情报，英国人将要向挪威进军，而且对“阿尔特马克号”事件极为恼火，因此元首要求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在五个小时内向自己汇报进攻挪威的作战计划。但是，希特勒没有告诉他最高统帅部早就做好了计划，法尔肯霍斯特将军被元首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和命令搞得抓耳挠腮，毫无办法。他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承认，当时对进攻挪威一无所知：

我离开总理府以后，买了一本旅游指南，希望从上面了解一些挪威的基本情况。我对挪威这个国家真是太陌生了……然后我回到了酒店，接着研究那本旅游指南……下午5点钟，我又去见了元首。

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只好按照旅行指南上大致的情况胡诌了几句所谓的作战构思，希特勒竟然对他这个“旅行指南计划”表示同意了。3月1日，希特勒正式下达指令，要求准备执行“威塞尔演习”——占领丹麦和挪威。本来最高统帅部制订的计划只是入侵挪威，现在希特勒把丹麦也加了进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英国和法国也正在制订干预挪威的计划。在整个冬天和初春时节，丘吉尔一直都在催促首相张伯伦准许皇家海军在挪威水域布雷，以切断德国的铁矿石运输线。到了4月8日，丘吉尔施耍诡计，终于让张伯伦同意在挪威利兹市附近安置水雷。然后英法两国迅速做出准备，向挪威派遣英法小分队，而且为了防止德国反击，英国还计划在皇家海军的支持下，迅速占领挪威的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万格四座海港城市。这最后的行动就是著名的“R4计划”。

从4月的第一周开始，双方都为自己的计划做秘密准备。德国人按照“威塞尔演习”的安排，将作战部队秘密运送到了波罗的海海岸边的各处海港。英法赴挪威远征军的规模虽然比德军小得多，但这时他们也开始在大不列颠岛北部的克莱德和福斯两地秘密登船。

德国和盟军方面都对对方的目的了如指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同样如此。4月刚开始的时候，北欧各国就收到大量情报，提醒他们注意德国的意图和动向，他们却不以为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些正直而和平的北欧人来说，他们不能理解希特勒为什么要侵略自己。

4月2日，来自德国军方的新闻审查官让我播出一段在柏林早已不是秘密的新闻：

西方盟军似乎想要拦截由瑞典经过挪威海域运往德意志帝国的铁矿运载船只，对此动向德国政府正在密切观察。英国人会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水域以阻拦德国的铁矿石运输，对此德国人早已心知肚明，但是德国人也因此早已下定决心，将会对英国的这一冒犯行为予以还击……德国人不会容忍拦截铁矿运输船的行为，对此德国一定会以战争作为回应。

以往德国人从来不会在真正发动战争之前就允许我在广播中如此坦诚地报道。当然，他们也还是不许我报道德国军队正在波罗的海各海港城市集结的消息。我还记得那天夜里我特别轻松。自从德波战争爆发以来，英国人一直在西线静坐，和德国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陆地战争，现在他们终于有了机会在挪威予以德军致命的打击。我对英国皇家海军充满了信心，我相信德国海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4月2日下午，希特勒和戈林、法尔肯霍斯特将军以及海军上将雷德尔讨论了很久，最终正式下达命令，要求德军在4月9日早晨5点15分开始执行“威塞尔演习”，攻取纳尔维克港的第一批舰艇将于该时出海。其余参战舰艇也将陆续出发，计划于4月9日占领哥本哈根，以及从南部奥斯陆到北部纳尔维克在内的挪威五大主要港口。

除此之外，德军还收到一些额外的指令。第一，希特勒命令“一旦占领丹麦和挪威，要用尽一切办法防止两国国王逃亡海外”。遭遇灭国之祸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都在海外成立了流亡政府，给德国制造了不少麻烦，元首不希望丹麦和挪威也发生类似情况。第二，最高统帅部命令外交部，让他们提前部署外交行动，以引诱丹麦和挪威自动放弃抵抗，直接向德军投降，还要准备好一套外交说辞为元首最新的侵略行径找到合法理由。

第三项指令来自德国海军，纽伦堡审判时我才知道这一指令的存在。德国海军将用计让载有登陆部队的战舰和运兵船逃过英国的注意，抵达挪威港口。计谋就是，如果他们遇到挪威海军的盘查，就冒充成英国船只！

那段时间，我继续在柏林写日记：

4月8日，英国人宣布他们已经在挪威海域布下水雷，以阻挡德国从纳尔维克运送铁矿石回国。德国外交部宣布称：“德国人知道如何做出回应。”……

4月9日，春天刚刚到来，希特勒却又占领了一些国家。今天破晓时分，纳粹军队入侵了两个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丹麦和挪威，德国官方宣称是“为了保护它们的自由与独立”。

12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仅仅一年前，希特勒还和丹麦签署了一份十年期限的互不侵犯条约，现在丹麦却被德国军队完全占领。挪威也一样，它境内所有的重要军事要地，包括首都，都已经落入纳粹的手中。

消息真是惊人。哥本哈根于今早沦陷，下午是奥斯陆，晚上是克里斯蒂安桑。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万格，挪威所有的重要港口都被占领了。

上午10点半，德国外交部把我们紧急召集到外交部办公大楼召开媒体会议。我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看见身穿炫耀的土灰色外交部制服的里宾特洛甫大摇大摆走进会议室。这个令人厌恶的人的举止就像他已经拥有全世界。他面无表情地宣布德国占领了丹麦和挪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盟军侵害”，而且“将一直保护它们真正的中立地位直至战争结束”。

里宾特洛甫在宣读这份荒唐的声明之前，先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新闻主管——一个名字叫施密特的胖子。当德军占领了丹麦和挪威的首都的时候，德国外交部曾经向两国政府发出一份外交照会，现在里宾特洛甫让施密特把这份照会读给我们听。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炮制了无数恬不知耻的外交文件，我想这一份可能是我所知道的最严重的。文件在宣称了德国为援助两国以抵抗英国和法国对它们的占领之后，继续道：

德国军队并不是以敌对者的身份踏上挪威的土地的。德军最高统帅部无意将德军占领的挪威港口用作军事要塞，去从事任何与英国敌对的活动。但是如果英国逼迫在先，则另当别论……相反，德国军事行动的目的只是要保护挪威北部免遭英法联军的占领。

……考虑到迄今为止挪威一直与德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帝国政府向挪威王国政府保证，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德国都无意通过领土合并的方式去侵犯挪威的领土完整，也无意破坏挪威王国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因此，德意志帝国政府希望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能够放弃抵抗。德军将会，也必然会对任何形式的抵抗予以一切可能的镇压……而这只能导致挪威人民徒劳的牺牲……

听这群纳粹侵略者说了这么一大通谎言之后，我感觉自己得走出房间呼吸点新鲜空气了。我走出了外交部大楼，穿过蒂尔加滕公园，我的情绪逐渐冷静下来，头脑也恢复了清醒。[5]正午我驱车前往广播大厦做例行播音，在大厦的好几个房间里，我听到戈培尔的声音在收音机里咆哮。他正在以他那种一贯富有激情的声音朗读着各种照会、宣言和新闻公告。我开始查阅目前为止德国政府有关战争进展的公告，我必须承认，战果辉煌，令我震惊。很显然，战争完全是按照计划在推进，甚至比计划还要顺利。中午时分，德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哥本哈根和挪威剩余的土地。丹麦人根本没有做任何抵抗，挪威人也只是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但很快就被德军制伏。挪威境内包括首都奥斯陆和五大海港在内的所有重要的战略目标都被德军占领了。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英国皇家海军都跑到哪里去了？尽管我不敢相信德军的公告，但我还是把这些内容通过广播传回了美国。然后我无精打采地驱车回到了阿德隆饭店，草草吃了顿午饭。

晚间我又回到广播大厦，却惊讶地发现大楼里的气氛完全改变了。中午时德国人对于战事之顺利的自豪情绪完全消失了。大楼里有位海军派来的新闻审查官，中午时他向我保证说发生在挪威境内的零星抵抗很快就会被平息，但现在他向我承认，他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了。

以下就是我们最终得知的丹麦和挪威战事的大致内容。丹麦的战事迅疾如风。丹麦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国家无险可守。他们的国土面积太小，地势太平，最大面积的日德兰半岛对德军坦克门户大开，任其驰骋。不像挪威，丹麦少山，王室和政府连逃匿之处都没有；和挪威一样的是，丹麦不能指望英军给予他们丝毫援助。

尽管丹麦军队总司令还希望与德国对抗，但国王和政府否决了他的意见，撤除了他的职务。当德国开始在哥本哈根登陆的时候，丹麦海军和海岸炮兵部队本来可以击退这些战斗力低下的登陆部队，但是他们没发一枪一弹。德国货船“汉萨斯塔特-格但斯克号”满载着一营士兵于4月9日拂晓前抵达了哥本哈根港，以丹麦岸防部队的实力完全可以当场击沉它。然而，部署在岸边的炮兵部队和海军的几艘炮艇竟然对此无动于衷，放任“汉萨斯塔特-格但斯克号”大摇大摆地穿过港口，随后一路溯流而上，直奔市中心的长堤公园码头抛锚。德军从船舱中鱼贯而出，此地距离阿美琳堡王宫只有一小段距离了。短短几分钟之后，这区区一营的德国士兵就攻占了丹麦王宫。

当天早上，德军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遭遇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4月8日到9日夜间，德国驻挪威公使就在奥斯陆港口附近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晚会，准备欢迎德国舰队和登陆部队到来。德国人把海军的精锐力量全部派到挪威去了，领头的是袖珍战列舰“吕佐夫号”（原名“德意志号”，但希特勒不希望冒失去“德意志”的风险），排水量达1万吨，配备了六门11英寸口径的舰炮。除此之外，担任舰队旗舰的是战列巡洋舰“布吕歇尔号”，排水量达1万吨，配备了八门8英寸口径的舰炮。

然而，满心欢喜的德国公使空等了一场。巨型军舰没有到来。它们在奥斯陆峡湾的入口处就被挪威海军拦截了。挪威海军的布雷舰“奥拉夫·特里格佛逊号”在峡湾附近击沉了一艘德国鱼雷艇，还重创了一艘德国轻型巡洋舰“埃姆登号”。剩余的德国舰队继续沿峡湾溯流而上，当它们抵达奥斯陆以南15英里的海面时，发现此处水面变得极为狭窄，宽度只有15英里。而且挪威军队古老的奥斯卡伯格要塞就部署在峡湾两岸，要塞里装备的还是老式的克虏伯28厘米口径炮。挪威预警要塞发现德国舰队之后，开始向舰队射击，并且发射鱼雷。挪威军队的岸防火炮直接命中了“布吕歇尔号”的弹药舱，大火和爆炸导致它受损严重，很快就沉没了。随舰丧生的还有1600名德国人，他们当中除了士兵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盖世太保和政府官员，希特勒本来是派遣他们前往挪威抓捕王室成员和接管奥斯陆市政工作的。“吕佐夫号”也被击中多次，受损严重。整个德国舰队几乎被打垮，只好暂时返航撤退。

在挪威其他地方，德国人就走运一些。比如在对德国和英国都极其重要的纳尔维克，守卫的陆军指挥官没发一枪一弹，直接投降了。相比之下，他们的海军指挥官就坚强得多。英国海军在港口外围构筑了防线，但一个由十艘驱逐舰组成的德国小舰队成功地躲开了他们，悄悄溜进了纳尔维克港。这位勇敢的海军指挥官命令一艘老旧的铁甲舰发炮警告。德国海军要求他停火，要派出小艇上前说明情况。防军不知是计，依言停火，却被同时靠近的驱逐舰团团围住，指挥官所在铁甲舰身中数弹爆炸。另一艘铁甲舰奋力还击，遭遇了同样的下场。到了早上8点，德国人已经完全控制纳尔维克这个运输瑞典铁矿石的海运和铁路枢纽。

在挪威南部漫长的海岸线，德国海军的进攻都轻松得手。到午后不久，德国军队完全控制了挪威五个主要的港口城市，还夺取了一个靠近西南海岸的大型机场。取得这样的战果主要依靠了德国陆军力量。虽然海军有所配合，但是可以看出，与英国皇家海军相比，德国海军实在是微不足道。希特勒凭借着勇气、谎言和奇袭的手段，以极为微小的代价就获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

进攻奥斯陆的舰队在峡湾遭遇惨败撤退后，德国立刻派遣空中力量对奥斯陆发动袭击，轻松取得了胜利，令人吃惊。海军大败而归，空军大获全胜。在我看来，德国空军简直就是一支幽灵一般神出鬼没的强大力量。

夜幕降临之时，一直在峡湾参战的挪威海军向奥斯陆方面致电，一再警告他们一定要小心防范德国的空袭。然而奥斯陆方面对此没有足够重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甚至没有在首都的福尼布机场部署防空力量。如果一开始挪威人就在机场跑道上停放一些汽车，那德国的飞机将根本无法降落，但他们连这样一点简单的预防工作都没做。到了正午，五个连的德国伞兵部队和运载着步兵军的运输机在机场顺利降落了。德军的这批先头部队几乎都是轻装上阵，挪威人只需要利用一两辆坦克和一两门火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然而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等到午后，这群德国士兵已经临时组织一支军乐团，在胜利的歌曲声中耀武扬威地踏着正步，由机场往奥斯陆市区进发了。

希特勒原本指示这支先头部队俘虏挪威国王和内阁成员，但等他们抵达奥斯陆市中心时，一切都太晚了。当天上午9点半，挪威国王、全体内阁成员和200名国会议员中的五人就已经乘坐秘密专列，逃往距离首都以北80英里的哈马尔市了。同时向北逃亡的还有23辆重型卡车，装载了挪威中央银行储备的黄金和外交部的秘密文件。德国公使一直尾随其后并且追上了他们，公使再三奉劝挪威国王哈康七世——20世纪里唯一一位通过选举而继位的国家君主，也是挪威五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位君主——向德国投降并返回奥斯陆，但哈康七世和内阁都拒绝了公使的要求。

希特勒大怒，他命令德国空军立刻炸平挪威政府和王室的临时驻地——小镇尼堡桑德。4月11日，德国空军完成了任务，一开始他们都以为哈康七世和内阁成员已经命丧轰炸之中。一位当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飞行员后来被俘虏，他那时在日记里简要写道：“奥斯陆政府已经被彻底清除。”

实际上，哈康七世和内阁成员在轰炸之前就躲进了小镇附近的森林中，他们站在齐膝深的大雪当中，亲眼看见了德国轰炸机把整个小镇炸为了一片灰烬。

挪威部署在各港口城市的卫戍部队基本上已向德国投降，挪威已经没有什么正规军可以用来抵抗德国，现在它唯一的希望就是英国。挪威步兵总监鲁格上校把被打散的部队重新整理了一下，组成了四五个步兵营，负责保护国王和内阁成员的安全。由于听说英国人已经在翁达尔内斯登陆并准备援助挪威，鲁格上校和步兵营希望能够保护国王和内阁成员去那里与英国人会合。翁达尔内斯靠近挪威西海岸，在特隆赫姆以南100英里，去那里必须穿过险峻的居德布兰河谷。

但事实上，英国海军在挪威漫长的海岸线附近对德军展开的行动是极为缓慢拖沓，而且极为保守的。苏芬战争期间，英法组成了一支5.7万人的远征军，准备借道瑞典和挪威去援助芬兰。这支远征军一直在英国北部海岸集结，准备经由海路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万格四座港口登陆。当4月9日早上希特勒进军挪威的时候，英法远征军的一部分部队已经登船出发，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奔赴挪威，就可以取得对侵挪德军部队的人数优势。然而英法急令运兵船改变计划返回英国本岛！英法最高指挥部不希望远征军冒着风险卷入挪威战场，他们想等局势确定后再做对策。

看上去英国陆军部队真是太保守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勇善战的海军部队。以纳尔维克为例，纳粹刚刚占领这座港口一天时间，英国海军的一小队驱逐舰就突然杀回了港口，歼灭了德国停驻在此地的大多数船只。三天后，也就是4月13日，英国舰队在“厌战号”战列舰的率领下再度返回，彻底歼灭了剩余的德国战舰。在英国海军的猛烈打击下，驻守纳尔维克的两个德军营不得已只好搬到了英国船队射程外的山上。英国海军司令W.J.惠特沃思中将一直敦促英国陆军部队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迅速占领纳尔维克。但是陆军司令P.J.麦克西将军一直拒绝这一建议，坚持要在纳尔维克以北35英里的哈尔斯塔登陆，据他说因为那里还在挪威军队的控制之中。这是一个损失巨大的错误决策。

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到了4月20日，也就是德军登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1天之后，英国步兵旅的一个小分队和法国山地团三个营的部队终于在纳姆索斯登陆了。此地位于德国军队控制的特隆赫姆港东北方向80英里处。与此同时，英国步兵旅的另一支小分队也在翁达尔内斯——特隆赫姆西南方向100英里登陆，因此盟军计划从北面和南面同时向特隆赫姆的德军发起攻击。由于缺少野战炮、防空炮和空军力量的支持，盟军在这两个地方的驻地遭到德国空军日夜不断地轰炸。德军之前从挪威手中夺取了一个大型机场，轰炸机可以直接从此地起飞，前往纳姆索斯和翁达尔内斯。相比之下，英法的空中力量却始终没有对特隆赫姆产生过实质性的威胁。由于无力抵抗德国空军的轰炸，翁达尔内斯的英国登陆部队决定放弃进攻特隆赫姆的计划，转而前往居德布兰河谷去支援当地的挪威军队，挪威军队当时正在河谷附近阻击从奥斯陆前来的德军。

我记得我当时在柏林听说，由于德军始终没有迅速攻克挪威的一些战略要地，希特勒极为愤怒。4月21日，自大战爆发以来，英国地面部队和德国地面部队终于在利勒哈默尔发生了第一次交战，但是规模非常小，连一场战斗都算不上。由于德国轰炸机击沉了英国运输火炮的船，所以英军所能装备的武器只有机关枪和步枪。相比之下，德军则装备了轻型火炮和轻型坦克，德国轰炸机还从空中提供火力支援。两军的交战持续了24个小时，之后英军和挪威军队穿过居德布兰河谷，向翁达尔内斯方向撤退了140英里，然后英挪联军停了下来，后卫部队又与德军发生了小规模交战，延迟了德军对他们的追击，但是没能彻底拦截住德军。

4月30日夜间至5月1日凌晨，英挪联军开始从翁达尔内斯疏散，5月2日，英法联军也从纳姆索斯疏散了。这个结局并不令大家感到意外，这两个港口已经被德国空军炸成一片废墟。不过哈康七世和内阁成员都还安全，他们登上“格拉斯哥号”巡洋舰前往挪威北部港口城市特罗姆瑟。特罗姆瑟已经深入北极圈地区，哈康七世准备将挪威临时政府设立于此地。

至此，整个挪威南部的领土，包括所有主要城市和港口都已经落入德国人的手中。在英军的支持下，挪威北部尚处于哈康七世的控制之下，国王得到了英国的支持。5月28日，盟军终于有所行动了。包括两个挪威旅、一个波兰旅、法国外籍军团两个营在内的盟军部队终于向德军发起了反攻，盟军部队人数达到了2.5万，数量上远远超过了驻纳尔维克的德军，德军被赶出了纳尔维克。看起来，希特勒从此不能从这个港口运输瑞典的铁矿石了。但是好景不长。

5月底，希特勒调动重兵重新建立了新战线，盟军部队立刻被全部动员起来，以抵御德军新一轮的大反攻，只好匆匆抛弃了纳尔维克港。德军一直坚守在靠近瑞典边境的一个多山地区，6月8日，德军重新夺回了纳尔维克，直到大战彻底结束才失去了对港口的占领。英军撤退之后，对德军而言，纳尔维克以北的挪威变成了无人之境，德军长驱直入。6月7日，英军将哈康七世和内阁成员带上巡洋舰“德文郡号”逃离至伦敦。自此挪威王室和政府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艰苦流亡生活。

我在柏林一直心情沉重地关注着挪威的战事。很显然，希特勒是不可阻挡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挪威被打垮了。我在德国陆海空三军的朋友纷纷向我表示，他们从挪威的战争中学到了许多东西。首要的一点就是此次挪威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陆基空军力量第一次击败了海军力量。英国海军再也没有能力利用他们传统的海上优势把德国人赶出挪威港口，也没有能力坚守住在挪威的驻地了。德国轰炸机已经把这些驻地轰炸得一塌糊涂，英军根本无法将火炮和坦克（甚至储备）运上岸。由于害怕德国的轰炸机，英国人只好把舰艇全部撤离，而没有这些舰艇，英国人根本无法从德国手中夺回港口。只有纳尔维克地区因超出了德国轰炸机的打击范围，英国人才敢冒险把舰艇开到战场附近。

空军力量对现代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变革作用。

德国占领挪威之后，一个名为吉斯林的前挪威军官和战争部部长公开向纳粹投诚，把整个挪威双手献给了德国人。他的行径使西方世界的语言里出现了用他的名字指代卖国贼的现象。

维德孔·吉斯林少校出身非常好。他于1887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后来以班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挪威军事学院毕业。他年仅20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驻圣彼得堡的武官。他在那里亲眼见证了俄国革命，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同情。当他回到奥斯陆之后，他辞去了军队职务，计划投奔工党阵营，并希望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体制建立一支“红色卫队”。工党拒绝了他的请求。从1931年至1933年，他担任挪威战争部部长，开始转变思想，由对共产主义的狂热转为热衷纳粹主义。1933年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他在挪威也成立了一个法西斯政党“国民联盟”（Nasjonal Samling），并出任党首。然而纳粹主义在挪威这块民主气息浓厚的土地上一直不受欢迎，吉斯林甚至连国会议员也没有被选上，他转而寻求德国纳粹党的支持。

他与德国纳粹党胡言乱语的“官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取得了联系，两人一见如故。他们极其热衷一个想法：由纳粹统一北欧，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由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联合的“北海帝国”，并加入纳粹德国的阵营以共同统治全世界。在1939年苏芬冬季战争爆发之前，罗森堡对吉斯林的帮助都不大，但现在北欧战事不断，这给吉斯林的野心带来了大好机缘。吉斯林于1939年冬季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在会面中吉斯林提出，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突击队夺取政权，并希望希特勒能够派遣军队以提供帮助。

这简直就是当年德奥合并阴谋的重演，当年奥地利的叛徒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就是这样出卖奥地利的。希特勒对此很有兴趣。1939年12月中旬，希特勒三次极为秘密地会见了吉斯林，给了他一大笔经费，并向他承诺会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政变，以及安排挪威突击队员在德国境内受训。吉斯林提醒希特勒，英国随时会假借援助芬兰之名向挪威派遣远征军并占领挪威。

4月9日夜里，当德国人刚牢牢控制了奥斯陆，吉斯林就率领突击队员抢占奥斯陆广播站，他发表了一大通虚张声势的讲话，宣布自己成为挪威新政府的首脑，要求所有挪威人放弃对德军的抵抗。吉斯林公开叛国的丑行引起了公众的愤慨。等挪威民众从国家突然被占领的错愕中清醒过来之后，他们立刻组织了大规模的抵抗运动。

然而，吉斯林这次妄图夺取挪威政权、为德国人效忠的阴谋并没有持续很久，就在他自称总理六天之后，德国人就把他从总理位子上赶了下来。德国人列出了一个挪威重要政治人物的名单，希望从中挑选出一位更德高望重的人士来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但是没有人合作。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波尔·贝格和其余15名大法官都辞职以示拒绝合作（贝格很快就成了挪威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者）。挪威当地的路德教派也抵制德国的命令。希特勒极为震怒，于4月23日派遣了一名年轻、粗暴的纳粹军官约瑟夫·特博文担任帝国驻挪威代表，他的统治手段愈发残忍。他于1942年恢复了吉斯林的职位，让他继续做没有任何实权的傀儡政府总理。

战争结束时，挪威游击队抓住了吉斯林，以叛国罪的名义审判他。我由此有机会在柏林议会大厦见到了他本人。我对这个自负的卖国贼的描述是“长着一对像猪一样的眯缝眼，小个子”。漫长劳神的审判后，他被判死刑，于1945年10月24日执行。

还有一件事令我怏怏不乐。伟大的挪威小说家、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克努特·汉姆生落入了德国的圈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他著名的作品《大地的成长》，后来又读了《饥饿》，他的文字深深打动了我。汉姆生和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样是工人出身，在芝加哥当过公共汽车售票员。他的作品以一种悲剧性的视角去审视人与大地、海洋、社会之间的斗争。德国占领挪威之后不久，他在德国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对纳粹表示同情。之后又有消息从挪威传来，说他开始和当地的德军合作。我一开始根本不相信。战争结束以后，他和吉斯林一样被挪威人以叛国罪起诉，但是考虑到他已经年老多病（当时他已经80多岁），最终对他的起诉罪名被逐步减轻，他被判以“甘心为纳粹政府所利用”的罪名，处以6.5万美元的罚款。这笔钱在当时的挪威算是一笔巨款。他于1952年去世，终年93岁。[6]

4月末，我请了四五天的假，代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洛桑参加国际广播联合会的一次会议。我还去日内瓦匆匆看望了家人。包括英、法、德在内的欧洲各国广播业者选择在保持中立的瑞士召开这次会议，正好让我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莱茵河沿岸的巴塞尔地区。西部战线上的情景让我感到十分奇怪。尽管各国已经和德国在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各国的广播业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酒尽欢，但是据我观察，他们依然对彼此表现得彬彬有礼。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但是他们明白仍然要以和为贵，谁也不想让自己公司的广播线路被掐断。这次大会上他们谁也没有相互指责和揭短。

英法盟军和德军都在莱茵河两岸公开地挖筑战壕，丝毫不顾忌对方的侦察。双方也没有发生任何交火。但是等我回到柏林之后，我感觉这种诡异的形势可能就要结束了，已经持续八个月之久的假战终于要走到尽头了。挪威已经成为纳粹德国的囊中之物，现在希特勒肯定要开始把目光投向欧洲的西部了。

5月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德国媒体便开足马力进行各种有关西方盟军的报道，目的就是要让德国民众相信西方盟军在挪威遭遇失败之后，贼心不死，又开始计划从西线攻击德国。很显然，德国媒体收到了官方的指示。5月7日，一家颇具代表性的晨报标题这样写道：“张伯伦是个大侵略者，他正在策划对德国展开新一轮的联合侵略。”

5月8日，周三，我在日记里写道：

不得不注意到德国外交部里的紧张气氛越来越浓烈了。要有大事发生……

我的老朋友拉尔夫·巴恩斯从荷兰转道来柏林看我，当年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柏林分社工作，后来去伦敦就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首席记者。拉尔夫告诉我，他乘坐火车来柏林，经过荷兰与德国最初的25英里边境地带时，火车上的警卫把窗帘全部拉下来了，不允许大家往外看。拉尔夫猜测这是怕乘客，尤其像他这样的记者看到窗外德军向德荷边境开进的情况。我立刻向荷兰与比利时驻德公使馆进行了确认，两国公使馆的外交人员看上去都非常紧张。我又向德国外交部求证。之前美联社报道称两支德国军队已经开始向荷兰边境移动，德国外交部对这一消息极为恼火。

第二天，5月9日周四，柏林的气氛似乎更紧张了。报纸上仍然是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一家德国媒体声称：“英国飞行员执意扩大战火！”当天晚上我在节目里告诉听众：“德国对西欧的战争可能真要到来了，他们可能会在夏季结束之前做出最终的决定。”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最后几天，德国的新闻审查官允许我用语气越来越强烈的暗示语来提醒听众，德国对西欧的战争就要开始了，而且会是大规模的战争。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哪天，但我确信不远了。

5月10日，周五，早上7点钟，当电话打进我的酒店房间时，我还在睡梦之中。打电话来的是广播大厦里的一位年轻女性工作人员，她和我说：“西线的战争已经爆发。你想尽快做报道吗？”

我努力让自己立刻清醒起来，匆忙告诉她：“我会尽快赶到广播大厦，请帮我预留一台短波发射机，我在30分钟内一定会赶到。”

我打开了房间里的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德国人的宣战公报。

希特勒在周五黎明下令德国大军开进西欧地区。自德波战争爆发以来，这是他在一条战线上调度的最为强大的部队。希特勒曾经保证绝对不会侵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这三个小国，然而现在德军横扫了它们的领土，一路朝着法国边境方向前进。纳粹帝国与西方盟军的生死决战终于来临了。

[1] 特切夫大桥横跨维斯瓦河，离格但斯克并不远，德国人一直计划在波兰人炸毁大桥前夺取它。9月1日凌晨，在德国伞兵部队到达之前，波兰军队的工程师利用大雾的掩护成功炸毁了大桥。

[2] 我非常想尽可能中立地评价亨德森大使，但实在很难。从他当初抵达柏林履职时，我就发现他不仅同情纳粹主义，还同情纳粹主义的目标。大使从不掩饰他个人对希特勒夺取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赞同。他本人可能和希特勒一样讨厌捷克斯洛伐克人。然而，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不是他个人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是他个人能力的匮乏。英国历史学家L.B.内米尔爵士对此总结道：“亨德森是自负、虚荣且固执己见的，他顽固地坚持自己预设的观点，热衷于发数不完的电报、信件和加急公函，长得吓人，然后在里面反反复复地陈述各种无凭无据的观点和想法。如果你说他很敏锐，可他常常非常迟钝，引发了很多麻烦；如果你说他愚蠢，他却有点小聪明，无伤大雅。他真是一个典型的坏男人。”

[3] 一年半之后，英德两国海军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两军多次交锋，最终“俾斯麦号”在这场海战中被击毁沉没。在它短短一周的参战过程中，它几乎以一己之力击沉了排水量高达4.2万吨、英国皇家海军最强大的战列巡洋舰“胡德号”。

[4] 苏芬战争中，芬兰共投入兵力20万，损失兵员2.5万人，伤员4.5万人，这对于一个人口稀少的小国来说是极为重大的损失。苏联投入兵力超过120万，其中死亡4.8万人，伤员15.8万人，尽管伤亡总数大大多于芬兰，但是就其所占人口比例而言，其损失小于芬兰。

[5]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一会儿我看到了当天各种德国早报的报道。我把一些报纸的头条标题和评论摘录在了日记当中。
《德国交易报》评论：“英国对弱小民族极为残酷无情，德国将保护这些弱小国家免遭英国强盗的侵害……挪威应该看到德国此举的正义性，那是为了保证挪威人民的自由。”《人民观察家报》标题：“德国拯救了斯堪的纳维亚！”

[6] 战争期间，为希特勒掌管挪威的两位德国人——特博文委员和法尔肯霍斯特将军的最终命运迥然不同。特博文不愿面对被捕而选择了自杀；法尔肯霍斯特则被逮捕，由英挪联合法庭审判。他因为将被捕的盟军指挥官交给党卫军处死，被判死刑，最后减为终身监禁，后被释放。

第十六章 征服西欧：1940

1940年5月10日，一个美好的春日，希特勒又开始故技重演。拂晓之后，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三国驻柏林的公使被里宾特洛甫召唤到德国外交部，被告知为了保护他们的领土免遭英国和法国的侵占，德国大军正在拥入以行保护之责。一个月前，当希特勒要入侵挪威和丹麦时，用的也是这么无耻的理由。三位可怜的公使同样被德国人警告，如果他们胆敢有任何抵抗，德军就会毫不留情地粉碎这些力量，由此造成的血腥代价将由他们自己负责。[1]

早上8点钟，里宾特洛甫在外交部大楼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说自己在会见三国公使时，向他们出示了“无法反驳的确凿证据”，证明英国和法国正准备通过荷兰和比利时侵略德国，因此德军相信必须派遣部队前去“保障荷兰与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他还说德军最高统帅部有“证据”表明盟军正准备借道低地国家占领德国的鲁尔区。

德国人的厚颜无耻还远不止于此。当天早上后来，比利时和荷兰公使回到德国外交部，要求德方返还他们的护照，并且对德国侵犯两国中立地位表示抗议。德国人无动于衷，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公文称：“比利时和荷兰公使的抗议内容极为无礼，愚蠢之至。在听完他们的抗议之后，一位主管此事的官员拒绝接受他们的抗议，并且要求他们按照正常途径重新申请返还护照。”当天下午德国的报纸还用大号标题报道，比利时和荷兰对于遭到侵略的抗议是“无耻的”。

真正无耻的当然是德国人自己，他们一方面发誓会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另一方面却在1914年和现在两次侵犯比利时。我自己在不断地嘟囔，不管是威廉二世时期，还是现在希特勒的统治时期，难道德国人一点荣誉感都没有了吗？他们难道从来都不会信守诺言吗？

早在1839年，比利时刚刚独立不久，德国就与欧洲其他列强一致签署协议，保证会“永久”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但是1914年德军径直侵入比利时的国土以追击法军，当时的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公开宣称，对德意志帝国而言，所谓的保障比利时中立的协议书只不过是“一张毫无意义的废纸”，他的赤裸裸的言论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魏玛共和国宣誓绝不会再对比利时动武，之后希特勒也对比利时和荷兰做出了类似的保证。然而根据二战后缴获的德国秘密文件显示，从1938年开始，希特勒一面在公开场合保证不会侵略低地国家，一面私下和自己的军队将领说着相反的话。

例如，我们通过这些秘密文件可以看到，在他公开宣布苏台德地区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之后没多久，也就是1938年8月24日当天，他就向德军将领指出，夺取比利时和荷兰将使德国获得极为重大的战略优势。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公开发表演讲，再次声明一定会信守对低地三国的诺言。文件又显示，不到一个月，即5月23日，他就告诉将军：“德军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占领荷兰与比利时的空军基地……根本不必在意所谓的中立宣言。”

8月22日，也就是他闪击波兰前一周，他告诉将领，他正在考虑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可能性。他认为由于英国和法国不会违背尊重两国中立的诺言，所以德国必然有机可乘。8月25日，希特勒命令驻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公使向比利时和荷兰政府通报德波战争的情况，并且表示“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损害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地位”。10月6日，波兰战事结束之后，他再次公开宣布会保证荷兰和比利时的权利。然而第二天他就指示布劳希奇将军，要他的属下“做好一切准备，如果政治形势需要的话，就立刻侵入荷兰与比利时”。

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发布“第6号指令”：

做好占领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的准备。如果开始行动，尽可能迅速而强有力地完成……攻击的目标就是获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

希特勒在指示中坦承，他正在考虑从当年11月开始行动，“最迟不超过11月12日至20日之间”。

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希特勒推迟了在西线的行动。11月23日，他召集将领再次声称：

我所做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我一定会尽可能早地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对法国和英国发动进攻。至于侵犯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地位，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如果我们取胜，就不会有人提出质疑。我们不需要像1914年那样，还要傻乎乎地为违背诺言找正当理由。

然而后来我们根据秘密档案发现，在整个秋天，所有将领都反对元首以荷兰和比利时为跳板进攻西线的计划，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军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根据秘密档案显示，只有一个例外。希特勒是在10月10日那天和将领讨论进攻比利时与荷兰的计划的，但是第二天，驻守西线的C集团军总司令威廉·里特尔·冯·勒布就匆匆写了一份态度极为强硬的备忘录给了布劳希奇将军，向他表示对元首计划的抗议。勒布在备忘录里写道：“如果我们在25年里又一次攻击了保持中立的比利时，整个世界都会转变态度反对我们！就在短短几周前，我们的政府还庄严地发誓会尊重并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

据我从秘密档案里查阅可知，当时没有别的将领敢站出来支持勒布的立场。但我当时和德国军官聊过天，我知道他们都对这一计划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将会玷污德国军人和政府的荣誉。

西线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德国的新闻审查官告诉我，不可以在我的第一次播音中说荷兰和比利时“被入侵”了。他们一直否认这件事。一开始我打算取消当天的全部播音节目，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发言稿里面三次出现的“入侵”一词，所以我就仅仅修改了新闻导语，把“入侵”改为了“进军”。我还在后悔不该就这样向德国人妥协，但我最后想通了，所有听众知道，“进军”就是“入侵”，除了德国人。

其实，比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开始向西欧进攻了。持续了八个月的假战终于结束了。就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情形一样，在夏季结束之前，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的战役可能会再一次决定德意志帝国、比利时、大英帝国和法国的命运。看上去这将会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无论是人员和枪炮的数目，还是飞机坦克的数量，都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多得多。

当天早上，希特勒向公众发表了演说，听他的词句可以感觉到，他也意识到这将是生死存亡的决战时刻。

他总结道：“决定德国未来命运的决定性战斗终于到来了。今天这场战斗将会决定未来几千年里日耳曼民族的命运。”

晚间时分，德国媒体播放了前线传来的第一条报道，但听上去真是太乐观了，我觉得这更像希特勒用于政治宣传的玩意儿。报道称德军已经越过默兹河，并且占领了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此地扼守荷兰与比利时边境。报道还说德军机械化部队已经通过卢森堡向比利时进发。和1914年8月初一样，德军这次又被阻挡在了列日附近，比利时军队在此地构筑了大量坚固的堡垒，当年鲁登道夫将军率领德军进攻比利时，就在此地被列日堡垒阻挡了12天之久。

在我看来，这次列日堡垒应该能坚持更长时间。因为一年前我到此地看过，比利时人加固了它们并强化了防守能力，尤其是建成了扼守默兹河与艾伯特运河咽喉要地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整个要塞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并且深入地下，炮楼由厚重的装甲保护，配备了1200人的炮兵部队。我听说无论是英法盟军还是德军都认为埃马尔要塞是整个欧洲最难攻破的堡垒。比利时人则认为它绝对是牢不可破的。

当天晚上德国媒体继续吹嘘各种战绩，譬如他们宣称德军已经摧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境内的大量机场、数百架战机。对于这些报道，我虽有所警觉，但在心里仍然相信，比利时人一定可以挡住德国人。我告诉自己，希特勒此刻的胜利不过是强弩之末，比利时人可以坚守住列日和那慕尔，直到英国人和法国人赶来支援他们。荷兰人也在自己国境内建立了坚固的防御水系，他们应该也可以阻拦住德国人。法国人的陆军很强大，英国远征军还有十个师的力量部署在欧洲大陆。就像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英法军队应该可以在马恩河一带拦截住德军。

然而第二天，我的希望就开始破灭。从西线不断传来德军大胜的消息，之后每一天我都可以收到消息说荷兰与比利时的状况每况愈下，情况糟糕得简直令人无法相信。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一天比一天糟糕的心情：

柏林，5月11日。德国坦克已经荡平比利时和荷兰，今晚德国宣布已经攻下埃本·埃马尔要塞。

当天晚上，德军最高统帅部专门发布了一份特殊公告，宣布德军以极快的速度就攻克了坚不可摧的埃本·埃马尔要塞，因为德军在战斗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攻击方法”。这一公告使柏林城里立刻谣言四起。军方一些人士和我谈话时都在暗示我，德军掌握了一种威力极为惊人的“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可能是一种神经性毒气，它在30个小时之内就让埃本·埃马尔要塞里的士兵短暂瘫痪，并且丧失了战斗力。[2]

我在心里暗自揣测，既然埃本·埃马尔要塞已经沦陷，那列日还能坚持多久呢？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的晚上，德国人宣布已经占领荷兰须得海以东全部的领土，并且在尼德兰心脏地带攻克了第一道和第二道防御水系。我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说，德国向荷兰防御水系后方投放了数千名伞兵和滑翔机兵，他们试图占领海牙周边的机场和鹿特丹以南环绕默兹河的重点桥梁。伦敦方面说，德国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大多数地区都被荷兰军队击退了。在柏林，最高统帅部对于空降行动一直保持沉默，新闻审查官也禁止我在报道中提及此事。根据我对德国军方一向自吹自擂的了解，我估计他们的空降行动肯定很不顺利，否则不会对此事保密。果不其然，几天之后，最高统帅部发布的公告对此事含糊其词。

5月13日，柏林。我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下午5点报纸的头条写道：“列日已经被攻克！德国陆军已经突破阻截，并且在鹿特丹附近与德国空军会师！”……

5月14日，柏林。今晚我们为得到的消息感到有些茫然。有消息称，在战斗开始后仅仅五天，荷兰军队就放弃了抵抗……列日被攻克后，德国人宣称今晚将会打破比利时人在那慕尔西北处的第二道防线。德国军队已经距离布鲁塞尔很近了。

荷兰军队已经投降的消息让我难过，比利时的战局更是火上浇油。我从德国军方内部了解到，德军已经攻下那慕尔西北部的比军防线，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也播出了这条新闻。我现在必须承认，之前德军最高统帅部宣称的战果恐怕并不是吹嘘，而是确有其事。而且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盟军在西线集结的规模最大、威力最强的军队陷入了麻烦。法国把全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一军、第七军和第九军部署在边界附近，英国远征军的十个师也加入法军的阵营。德军开始攻入比利时的时候，英法联军就已经奔赴前线和比利时军队联合，沿迪莱河一线建立防线，这条防线从安特卫普延伸，经过鲁汶到达瓦夫尔，因此也会横跨让布卢地峡到达那慕尔，并且向南沿默兹河到达色当地区。

很显然，英法盟军就德军的进攻战略做出过预测，预计德国人将会像1914年一样，把主力部队集中于右翼，然后从南部对法军主力部队的侧翼展开大范围进攻。德军将军赖歇瑙指挥的第六集团军在攻克列日和那慕尔之后，按照当年毛奇将军的进攻路线继续前进，这进一步让英法确信德国人将会采用1914年的旧战略。但我当时不知道，事实上英法盟军也没有想到的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用了调虎离山之计，他们乐意看到的就是盟军向北开进比利时地区。真正的德军主力此时正在法国南部集结，德国人采用了与25年前完全不同的新计划。他们计划攻克法国南部战略要地色当，直接突入法国心脏地带，然后利用装甲部队迅速突破到英吉利海峡，形成对北部盟军的大包围。色当一直是法国军队心中的伤痛。[3]此次色当又要成为法军的梦魇之地。

5月15日，我们第一次收到了英法盟军一败涂地的消息。

柏林，5月15日。今天所有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的脸色都极为黯淡，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德军已经攻克靠近色当附近的马其诺防线，并且在色当成功强渡默兹河。另外，德军在更北方的那慕尔、吉维特一带也成功渡过默兹河。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我在巴黎待了这么多年，深知法国人对当年的色当战役是如何深感耻辱，他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拿破仑三世皇帝于1870年在此地向毛奇将军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由此灭亡。现在，灾难再度降临。

我在日记里匆匆写下：“任何去过环绕色当的默兹河河谷的人都知道，那里森林密布，实在无法相信德军竟然能迅速地渡河成功。”

但我也只能承认，自从德国人一周前开始向西线展开行动以来，一切看似不可能之事都变成了事实。从我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我当时有多么愚蠢。

（接着5月15日的日记）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对英法盟军放弃希望了，我却没有。1914年8月的时候，法国面临的形势比现在还要危险。当时德军在进攻巴黎的路上，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力量的阻挡。

翻阅我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我的确还没对英法放弃希望，但我已经开始担心特斯和艾琳在瑞士的安全。5月16日，我收到消息说意大利随时会加入针对英法的战争，这会直接切断我家人逃难的道路。当天，瑞士政府号召本国所有适龄男人准备接受动员。瑞士政府担心德国人会入侵瑞士，再借道从南部进攻法国。当天晚些时候，特斯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美国驻瑞士公使馆已经建议所有在瑞士的美国公民立刻从伯尔尼转移到波尔多，美国船只会在那里把他们带回美国。我告诉特斯，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就利用这个机会赶紧离开。但是特斯说法国政府已经停止发放过境签证。第二天，也就是5月17日，我又给特斯打了个电话，催促她立刻带着艾琳离开。

我恳求她：“你们开车穿过法国赶到西班牙，你带着一个小孩子在身边，法国人不会阻拦你的。”

当天新来的报道再一次震撼了我，我在日记里有所记载：

柏林，5月17日。今天真是糟糕透顶！坏消息又来了！下午3点钟，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每日例行的公告，除非德国军方从未误导我们，否则我实在不能相信。

公告上说德军已经攻破比利时军队在瓦夫尔以南的迪莱河防线，占领了那慕尔的堡垒。更重要的是，德国人说他们已经到达色当东南部，在莫伯日到卡里尼昂之间长达100千米的战线上突破了马其诺防线。

这个消息太震撼了，让我几乎没法接受。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竟然被德军切出了整整100千米的口子！[4]德军现在一路从边境开进到莫伯日地区，距离进入巴黎只剩一半路程了。德军从色当地区向兰斯进军，目前已经到达勒泰勒地区，行军路程也几乎过半了。在德国广播大厦，来自军方的人士首次在广播里公开使用“法国溃败”一词。

我回到美国大使馆，每个人都对事态的发展极为茫然……天哪，德国人发起进攻才八天时间，现在他们就已经占领荷兰全境，还占领了比利时一半的国土，而且德军从边境地区向兰斯推进得极为顺利，竟然已经完成一半路程！

噩梦还没有结束！今晚最高统帅部宣布德军在日落时分已经进入布鲁塞尔。今天白天，德军已经粉碎盟军在鲁汶南北两线的防线……1914年，威廉二世的军队花费了十六天攻进布鲁塞尔，这次希特勒只用了八天。

柏林，5月18日，今天安特卫普陷落了。德军沿海边一线绕到了部署于比利时的盟军的后方。德军南线集团军也在向巴黎快速推进。

明天我准备去前线看一下，也许我可以找到一个机会亲眼看看德军这群庞然巨兽是如何吞噬一切的……

距离我上一次亲自到前线观察情况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这次德军之迅猛使我立刻下定决心，去亲眼看看真实的情况。等到战争与和谈结束以后，要研究这些历史的进程，就要把目光集中于观察德军此时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的，还要留意盟军为何又会深陷这些意料之外却愈演愈烈的灾难。我一直在考虑，尤其要留意法国的情况，因为原先在我看来，法军当下的战斗力即使没有胜过德军，也应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差不多，并不输于德军。[5]

现在回头来看，英法盟军遭遇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德国进攻西欧的两份计划。[6]

德国进攻西欧的作战计划最早草拟于1939年10月，由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衍生而来。它提议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右翼，扫荡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占领法国在英吉利海峡一侧的港口，由此切断英国与法国的联系；然后德军就可以依靠法国北部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对英伦三岛进行骚扰，并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在希特勒看来，只要这一目标达到，英法盟军一定会向德国求和，德国就可以腾出手转向东线进攻苏联。

德军这份最初的计划被英法盟军猜到了。1939年11月7日，位于巴黎的盟军最高战争委员会开始采纳“D计划”。按此计划，一旦德军主力进犯比利时，法国第一军和第九军与英国远征军将会驰援比利时，沿默兹河与迪莱河的比利时防线拦截住德军。到了11月末，由于英法收到越来越多的警告，称希特勒将会从荷兰与比利时境内向盟军发起进攻，所以最高战争委员会决定把法国第七军调到海峡北部地区以援助荷兰人。最高战争委员会相信德军会把最核心的精英部队部署在北部地区，因此丝毫不敢大意，在此地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共计67个师，其中包括法国3个军的26个师、英国远征军的9个师、比利时军队的22个师，以及荷兰的10个师。单就兵员数量而言，盟军方面远远超过德军。

德国人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不希望在北部地区与盟军有重大决战并形成胶着态势，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踏入英法盟军的陷阱，而盟军将会往东北方向援助比利时和荷兰。于是德国人开始考虑修改计划。另一个原因可能是，1940年1月10日，原先作战计划的主要部分已经落入英法手中。当时德国的一架邮政飞机迫于恶劣天气，不得不临时降落在比利时边境一带，比利时军方逮捕了飞机上的一名德国空军少校，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包里有不少德军作战计划细节的文件。

但我根据秘密档案判断，更改战争计划的主要原因还是作战参谋部的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将军拟定了一份新的大胆的作战计划。曼施坦因将军是一位极富才华的参谋人员，尽管军阶并不是最高，但深得元首的喜爱。曼施坦因将军提出，德军不要把主要力量部署在北部，而要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南部，要利用全德军十个装甲师中的七个师越过阿登森林，直达法国核心地带。德军将会从色当地区及其偏北一带越过默兹河，打破法国的防御后就可以直接进入无人防守的法国内陆，迅速到达扼守英吉利海峡的阿布维尔港。这样德军不仅能够切断英国与法国的联系，而且可以引诱英法比盟军的主力部队前往北部。一开始，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都反对曼施坦因的计划，他们把曼施坦因撤离原职，调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岗位上。但是他设法私下见到希特勒，说服希特勒接受自己的提议。到了1940年2月24日，德军最终决定采纳“曼施坦因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重新部署。

德军的重新部署当然没能逃过英法盟军的眼睛，但是盟军情报部门此时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情况，不仅偶尔会处于瘫痪状态，而且故意忽略或隐瞒情报，以至于盟军对德军的异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对于英法盟军情报机关的异常，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其中的内幕。后来我在法国人的军事档案中发现，早在1939年12月5日，当时德国人还只是在讨论新计划的时候，西线盟军中的法军参谋长阿方斯·乔治少将就提醒他的上司莫里斯·甘末林将军，把主要兵力都部署在荷兰和比利时一带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乔治认为，德军在北部地区表现出的蠢蠢欲动的态势可能只是为了分散盟军的注意力，“德军真正的主力进攻方向可能会集中在法国的中部地带，位于默兹河和摩泽尔河之间”（乔治还专门在“中部地带”几个字下面画了着重线）。乔治还指出，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到时英法盟军将“没有任何办法抵挡住德军的进攻”。

然而盟军的指挥官对于乔治少将的警告继续置若罔闻。甘末林将军认为，德军要想攻击法军部署在色当地区的第九军和第二军，就得首先越过阿登森林，然而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当年一战时凡尔登战役的大功臣贝当元帅，不是也向法国议会保证阿登森林是“永远不可能被攻克”的吗？甘末林和贝当一直认为阿登森林道路泥泞、森林密布，任何大型部队，尤其是装甲车辆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一地区。甘末林将军根本没有防御那里的特别计划。

整个冬末，一直到初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德军正在集结主力部队准备对法国中心地区猛烈一击，盟军情报部门注意到德军部署到该地的步兵师已经从25个上升到57个。3月，德军10个装甲师中的7个已经被部署起来，准备对列日以南的地区发动突袭。到了3月8日，比利时国王也收到了情报，称德国将从阿登地区发起攻击，尽管国王本人一直拒绝与英法盟军合作制订作战计划（他害怕得罪希特勒），但是此时他也不敢轻视这一重要情报，他把情况告知了甘末林将军。而且，国王还强调，他有“确凿的文件证据表明德军进攻策略的核心就是从隆维至吉维特一线垂直切入”。德军的这一进攻线路正好位于马其诺防线的西北方向，防线止于隆维，在色当地区以北防守该线的是法军现役部队中通常被认为战斗力最弱的第九军。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4月14日再次就此危险向盟军提出了警告，他声称自己现在确定德国人希望把英法盟军的主力部队引诱到比利时境内，然后再调集从卢森堡北上的部队消灭他们。

盟军的情报部门也确认了利奥波德国王的警告是真实的。情报不断被送往盟军指挥部，但是盟军最高战争委员会一直忽略它们。直到4月的最后一天，德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装备和物资部署，大批部队、坦克、火炮和弹药被运送到前方，很显然德军即将开始一场倾尽全力的突然猛攻。瑞士一直是盟军情报部门重要的情报收集地，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的武官不得不严重警告盟军最高指挥部，称情报显示德国人不仅重新调整了进攻的日期，而且调整了重点进攻的地点。据这位法国武官说，德军进攻的时间是5月8日至10日之间，至于重点进攻的地区则会是色当。甘末林和乔治少将本来因此可以有十天的时间去调整部署，但是他们继续拒绝接受这一新情报。

当德国人在5月10日黎明时分开始发动进攻后，果然不出德国人所料，英法盟军迅速向比利时境内移动。我后来才知道，最高统帅部的哈尔德将军简直不能相信英法盟军会如此轻易且彻底地跳进了德国人的圈套当中。现在德国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着收网了。[7]

事实上，英法盟军还在异想天开，认为与德国人交战的前几日将会特别顺利。

战争开始后，法国国防部部长达拉第和比利时国王在前线的盟军最高指挥部开了一次会，然后他于5月12日回到了巴黎。他告诉同僚“一切进展顺利”。达拉第说战斗力强盛的法国第一军已经在瓦夫尔与那慕尔之间的让布卢地峡建立了强大的防线，盟军预计德军会在此地发起主要进攻，届时盟军一定可以击败德军。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成功击败了张伯伦，成为新一届的英国首相，他当时也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怀疑从现在开始到12日夜里的战况会不顺利”。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元帅对此也是信心满满，毫不紧张，甚至把所有的指挥重任委托给了乔治将军。

乔治将军也对战争爆发两日以来的情况表示满意，戈特勋爵领导下的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军、第九军顺利开进迪莱河与默兹河一线，并且在此地成功遏制了赖歇瑙将军指挥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第一轮猛烈攻势。吉罗将军率领的法国第七军是一支摩托化程度相当高的部队，他们也迅速驰援荷兰西南地区，扼守荷兰在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德军与盟军部队在从安特卫普到那慕尔的60英里战线上形成了强有力的对峙局面，德国第六集团军在此部署了20个师，比利时、英国和法国则集结了36个师。直到5月15日中午之后，也就是战争开始的第六天，盟军仍然坚守住了迪莱河与让布卢地峡一带的阵地。事实上到当天下午5点钟，由于屡攻不下，赖歇瑙将军决定暂停进攻。德军进攻的停止让一直指挥盟军誓死抵抗的戈特勋爵和布兰查德将军甚为高兴。

然而盟军未曾料到的是，就在他们在比利时竭力遏制德军进攻的时候，真正的德军主力在南部地区已经大获全胜，当地的守军已经被德军彻底击垮。接下来，盟军会在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被德军包围。5月15日，他们都没还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法国总理雷诺[8]已经感觉事情不妙。他从巴黎给丘吉尔打了个电话。

“首相阁下，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输掉了战斗！”

丘吉尔在电话里大声反驳道：“这是不可能的！”的确，大英帝国的首相的确不敢相信法国总理的话，战争才刚刚进行了五天，军力极为强大的法国军队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打败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他当时一定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

5月14日是开战以来的第五天，也是决定性的一天。对于法国人而言，灾难比他们预计的来得更快。

在过去三天里，德国十个装甲师中的七个师集中最为庞大的火力，一路推进，已经顺利攻克法国人眼中“不可攻克”的阿登森林，并且在5月12日的下午到达默兹河河畔。德国装甲部队的战线从色当一路延伸至迪南，长达80英里，这可能也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了。法国最高指挥部原本估计德国人想对阿登地区发动进攻，至少要花上15天的时间才能集齐足够的军力，然而他们忽略了坦克的重要作用。哈尔德将军原先也估计德军至少要花费九天时间才能攻克阿登地区到达默兹河河畔。德军进攻阿登森林的过程也并不容易，大量的装甲车辆在狭长、泥泞且陡峭的山间道路上极难前进，部队在一个接合点形成了长达100英里的拥堵，分成三个纵队，车流都延伸到了莱茵河地区。如果这时德军遭遇了敌军的空中轰炸和来自两侧山崖的攻击，损失将极为惨重。但是盟军的空中力量根本就没有任何阻截，因为盟军当时正在北部鏖战，他们相信德军的主力主要在比利时一带。面对德军坦克部队的猛然来袭，驻守此地的法国第九军和第二军派出了五个轻型装甲师前去阻截，此前比利时两个师的“阿登猎杀者营”（Chasseurs Ardennais）已经驻守在那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森林山地战。然而他们将路上的桥梁炸毁后就迅速撤退了，法国人相信这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命令。法国人只好独自战斗，五个轻型装甲师很快就被德国重型装甲部队彻底消灭了。

5月13日下午4点钟，德国人渡过默兹河，从两侧同时对色当发起进攻。步兵和工兵乘坐橡皮冲锋舟渡河，在对岸架起了桥头堡，德国装甲部队顺利通过。这一地区处于法国炮兵部队的攻击范围内，这些德国步兵本来是要隐藏起来以躲避火炮攻击的，然而德国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附近的法国炮兵部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轰炸，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战斗力。接下来，德国的坦克和火炮部队不发一枪一弹，大摇大摆地就在默兹河河岸边驻扎了下来。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德国人完全控制了默兹河，古德里安将军下辖的三个装甲师在默兹河西岸建立了牢固的桥头堡，他们甚至深入河岸内地五英里，占领了西岸的制高点。

负责阻击德国三个装甲师的是法国第二方面军第十军，指挥官格朗萨尔将军深感形势严峻，他后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当时的情况更糟糕的了”。德国步兵渡过了默兹河并建立了一个小型桥头堡，但是他们没能将火炮和坦克这些重型武器带过来。格朗萨尔将军决定调配坦克和火炮进行反击，将德国步兵赶回去，他对此很有信心。

然而，等夜幕降临之后，负责反攻的第五十五师却发生了恐慌，火炮观察哨发现负责进攻的步兵竟然从德军面前纷纷撤退了，士兵们都以为德军的坦克已经登陆参与战斗，只听到军中一片呼喊声：“德国坦克来了！”然后第五十五师里两名负责指挥火炮部队的上校逃离岗位，带着大批惊慌失措的士兵一起逃跑。其余驻守阵地的士兵也听到传闻说自己的火炮已经被德军缴获，于是他们转头加入撤退逃跑的队伍，扔下自己的步枪和机关枪，纷纷向后方逃窜。从早上6点到6点半，短短半个小时里，整个道路上突然就挤满了恐慌的部队。整个第五十五师，包括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团，在短短一早上的时间里完全陷入混乱，士兵们向着60英里外的兰斯一路狂奔。整个第五十五师不复存在。

后来第五十五师残存的军官和士兵都发誓当时他们的确看到了成群的德军坦克正在包围自己，但事实上当晚一辆德军坦克也没有下水渡河，甚至连一门火炮、一架反坦克炮都没有参与战斗。当时德国工兵才刚刚开始搭建第一座浮桥，可是远未完工。德国总部知道法军装备有重型坦克的第三装甲师和第三摩托化师正在赶往默兹河一带，这两支部队战斗力非常强大，德国的步兵部队无法与之抗衡。德国人非常担心如果士气高昂的法国人在坦克的掩护下发动反攻，勉强占据西岸的德军步兵部队就将无力抵挡，法军会把他们赶回河对岸并摧毁他们的桥头堡。

然而法国人的反攻被延迟了，等到他们再次发起反攻时，早就大势已去。拂晓时分，德国工程师完成了第一座浮桥工程，早上6点钟德军的一个坦克旅开始渡过默兹河。与此同时，曾经成功阻截德国第十装甲师渡河的法国第七十一师发现协同自己防守的第五十五师已经溃散，自己的侧翼已经完全失去屏障。第七十一师指挥官是第一个开始惊慌失措的，他先是把自己的师指挥部向后方撤退了七英里，然后要求整个部队跟着指挥部一起后撤。于是和第五十五师一样，一场混乱的大逃亡又重新上演了。尽管德国人根本没有发动任何攻击，但法军第七十一师的整个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纷纷抛下装备，慌张地向各处逃散！

5月14日晚间，法国第二军指挥官夏尔·安齐热将军匆匆忙忙把指挥部从色当背后撤到50英里以南的凡尔登。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古德里安将军指挥下的三个装甲师中已经有两个顺利渡过了默兹河，但是古德里安将军临时决定对作战计划做出调整，他不准备按照原定计划向南攻击安齐热将军的第二军，转而决定向西越过巴尔河和阿登运河，向位于色当西南32英里处的勒泰勒进攻。古德里安将军深知这样做会导致自己部队的南侧完全暴露在敌军进攻之下，但是他决定赌一把，因为如果侥幸成功的话，他就可以率领装甲部队在一两天内抵达勒泰勒，然后在法国第二军和第九军的战线之间撕开一个大口子。勒泰勒距离巴黎只有不到100英里的路程，此地距离法国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也不远。古德里安将军相信只要拿下勒泰勒，挡在自己面前的就只是些法军的普通部队，他们根本挡不住自己的进攻，到时候德国坦克就可以一路前进直捣法国首都。古德里安将军深知英法盟军的主力部队现在都被牵制在北部的比利时境内，如果这次奇袭能够成功，不仅可以攻下首都，还可以切断盟军的退路，当然顺便还能彻底消灭深陷困境的法国第九军。当然，安齐热将军对于古德里安的计谋一无所知，当他把部队从色当调回凡尔登时，法国第二军的失败命运就已经注定。

英法盟军主力部队于5月10日拥入比利时前线之后，法国第九军就一直部署在其西南地区，这支部队是法军现役部队中战斗力最为低下的。战事开始之后，遭受重创的法国第一军被部署到那慕尔以北地区，第二军则驻守南部的色当地区，最高指挥部并不指望第九军能够参与什么大型战斗，因此就把它调到了第一军和第二军之间的中间地带。这样一来，战斗力很差的第九军需要防守的战线却是最长的。5月12日夜里，第九军就在色当以南一带遭遇了德军精英部队的猛烈打击，这支德军部队由德国第四军和第十二军组成，两军还各自向这支部队提供了两个装甲师的力量，其中的第七装甲师是由极为年轻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指挥的。

5月12日夜间，隆美尔将军指挥一支地面部队在迪南地区一带强行渡过了默兹河，尽管遭遇了法军的猛烈反抗，但到了第二天中午，他还是成功地在河对岸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桥头堡。由于德军坦克并没有渡河登岸，因此法军指挥部要求当地驻守的法军发动反攻，把这些德军步兵部队赶回河对岸。法军在坦克的配合下准备开始进行反攻行动，看上去他们的战斗力足够强盛，应该足以完成任务。然而最后时刻，法国人又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他们决定暂缓进攻。等到法国人准备重新组织进攻时，早已贻误战机。

5月14日，就在法国第二军在色当地区遭遇古德里安将军的重创之时，第九军也在迪南地区遭到了德军的猛烈攻击。头天隆美尔将军的部队在默兹河河岸建立桥头堡后，德军借助桥头堡的掩护，连夜完成了浮桥工程。到了14日拂晓时分，德军的四个装甲师全部渡过了默兹河，到了下午，法国第九军面对隆美尔的坦克部队开始出现了恐慌情绪。第九军的将军们立刻把指挥部后撤，然后下令整个部队尽可能向后方撤退。德国空军对撤退途中的第九军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然而盟军空军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到了14日傍晚时分，德军已经在默兹河一带建立了宽30英里、深10英里的战线，并且逼近迪南，在城西地带建立了桥头堡。法军第九军正在迅速分崩离析。

到了5月15日清晨，法军第九军重整已经遭受重创的第一装甲师，希望能够以此重整军力阻止德军的进攻。然而从德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开始，法军的散乱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失败。就算等到法军重新整装完毕准备反攻，他们也会发现自己的坦克已经没有燃料，而负责运输油料的罐装车早就在撤退的路上被扔在军队后方了。如果法军在5月12日，哪怕13日趁着德军尚未站稳脚跟的时候就开始发动攻击，那他们一定可以成功阻止德军渡过默兹河。到了5月15日上午9点半，隆美尔将军指挥的第七装甲师和沃斯伯恩将军指挥的第五装甲师在德国空军大批轰炸机以及地面火炮部队的掩护下，趁着法军第一装甲师正在重新加装燃料的时候突然发起攻击。双方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坦克会战，尽管法军在坦克数量上占优，而且双方的坦克损失严重，但最终还是德军获得了胜利，法军第一装甲师中四分之三的坦克都被击毁了。随着第一装甲师的灰飞烟灭，法国第九军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后，士兵们在法国边境一带四处逃窜。情急之下，法军最高指挥部撤掉了第九军指挥官克拉普将军，让吉罗将军接替他。等吉罗将军匆匆赶到第九军位于韦尔万的指挥部，希望能够重新整顿军队时，却发现当地连一个士兵的人影也没有了。毫无疑问，士兵们都四处逃散了，第九军已经彻底解体。[9]

到了5月15日早上，最终决定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前文提到，雷诺总理当天火急火燎地给丘吉尔打电话，告诉他法国人已经一败涂地。当时丘吉尔还完全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到了傍晚7点钟，雷诺总理又给丘吉尔发去了一封电报。

昨天夜里我们输掉了战斗。现在通往巴黎的大门完全敞开了。请您尽可能多派飞机和部队来支援。

午夜之后，甘末林元帅从前线向巴黎发回预警，要求法国政府必须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巴黎。

5月16日，丘吉尔火速飞到巴黎一探究竟。他后来承认，他到了法国以后，才发现情况比自己预想的糟糕得多。在奥赛码头[10]，丘吉尔见到了甘末林元帅和雷诺总理，法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正忙着焚烧秘密文件。丘吉尔感觉法国政府可能正准备放弃首都。甘末林元帅告诉首相大人，德国人现在已经攻下默兹河，从那里他们可以一路驰骋进入巴黎，路上已经没有任何部队可以阻拦他们。

丘吉尔问道：“但是战略预备役部队都到哪里去了？”

甘末林回答道：“根本就没有。”

首相大人之后写道：“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真是目瞪口呆。”他承认，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一支在长达500英里的战线上作战的军队，怎么会完全没有后续储备力量。“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最让我震惊的事情之一。”

首相大人当场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很快他又反悔了。位于比利时境内的英法主力部队现在面临严重的威胁，他们的南面侧翼防守空虚，德国人很可能很快就会完成对他们的包围。然而首相大人坚决反对把他们调回来。

法国人的会议记录披露了这位英国首相的第二个错误估计。丘吉尔告诉法国人，他坚决不相信区区一支奔着巴黎和大西洋沿岸而来的德国装甲部队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如果没有步兵军团的支持，一支装甲兵部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量而已。他们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他们得添加燃料，得增加补给……

会议记录显示首相大人完全是糊里糊涂的，他在会上督促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军继续坚守在比利时境内，然后奋勇抵抗从南侧前来的德军。很显然，前线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他们要是想坚守，就根本没有余力去抵抗从南部而来的进攻。

默兹河失守三天之后，也就是到了5月17日，盟军最高指挥部才向比利时境内的英法盟军主力部队下达了第一个指示，要求他们从比利时前线撤回。这是个灾难性的延迟。早在5月16日夜里之前，德军装甲部队就彻底毁灭了法军在莫伯日以南地区的防线，在此过程中德军遭遇的反击非常微弱，然后德国的装甲铁流调转车头，直奔西部而来。直到此时，法国人还不能确定德国人向西进军的目标究竟是巴黎，还是法国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德军的七个装甲师沿着当年一战时索姆河战争的遗迹强力推进，到了5月19日早晨，他们已经抵达法国西海岸附近，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50英里的距离。第二天，德军第二装甲师占领了法国的阿布维尔港，至此德军完成了对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的合围。

也就是在5月20日当天，我终于到达了前线，我跟随在德国第六军的后面。当时第六军正加紧合围，把英国、比利时、法国组成的盟军往布鲁塞尔以西和西南方向驱赶，刚刚从后面完成包围的德国装甲部队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现代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那场景真是让我吓破了胆。

（我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房屋、人群……小镇、城市、桥梁、火车站、铁轨、火车、大学、古堡、敌军士兵、卡车、坦克、战马全部遭到了火炮的攻击和飞机的轰炸，尸体的残骸、物品的废件，在整条路上到处都是！

这可真不是什么好事情……看看鲁汶城吧，曾经是一座多么古老而优美的大学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愤怒的德国人把它付之一炬，后来美国人捐助了一部分钱，大家又重建了它。

然而现在鲁汶已经成了一座废墟。古老的比利时大学图书馆当年毁于一战之后，由美国的学校负责捐款重建，现在它又成了一堆残砖破瓦。这真是一幅让人伤感之至的景象。我们从一片片还在冒着烟的废墟上走过，我注意到一些石头上还刻着字——“罗彻斯特大学”“安多弗菲利普斯中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当年正是这些美国学校捐资帮助重建了比利时大学图书馆，这些石头应该是竣工时刻下来作为纪念的，但现在这座图书馆又被彻底毁掉了。

整个小城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被留下来了。一栋栋被炸得粉碎的大楼还在冒着硝烟，战争爆发前，鲁汶有大约4万人口。然而现在短短一周之后，一位德国军官告诉我，当他们开进城内时，一个比利时居民也没见到。尽管这位德国军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但我想任何一个好人都不会忘记1914年德军进入鲁汶之后做的事情。德军声称有市民在城内对德军进行偷袭，作为报复，他们枪杀了200名所谓的带头市民。

离开鲁汶之后，我们就赶往布鲁塞尔。泥泞的道路被德军部队堵得水泄不通，一些比利时人在挨着路边慢慢地向西迁移。他们看上去极为疲惫和痛苦，脸上充满了对侵略者的愤恨。偶尔我还能在几个路人脸上看到那种不为强暴所屈服的高贵气质，在我看来，他们掩盖起自己的痛苦，表现得仍然那样高贵。后来，等我到了布鲁塞尔和法国以后，尽管他们遭受折磨，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时常在一些绝望的难民的脸上看见这种神情。他们在不断地提醒我，尽管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罪恶与灾难，但是人类的坚毅长存不朽。

我们是当天早上黎明时分从德国亚琛起飞的，然后驱车经过一段狭长的荷兰领土，最终到达了马斯河附近的马斯特里赫特城，其实这段河流也是默兹河的一部分，只不过荷兰人叫它马斯河。在当地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场景能够证明荷兰人进行了实质性的抵抗，当地几乎所有的楼房和桥梁完好无损。再向南行进两三英里，我们抵达了位于比利时的艾伯特运河和埃本·埃马尔要塞，那里的状况与马斯特里赫特城相比简直惨不忍睹。比利时和荷兰一样都是突然遭到德国的闪击的，但比利时人迅速做出了反应并开始进行战斗。通往布鲁塞尔的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被炸为粉末状的砖石，这表明德国人在当地和比利时人进行了激烈的对抗。英法盟军在通格尔、圣特隆和蒂勒蒙三座比利时城市加入了抵抗德军的战斗。现在这三座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还立着的建筑了，德国人把整个城市几乎毁灭殆尽。观察了这么久，我清楚地意识到了一点：这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所不同，上次战争时双方的战线都拉得非常长，然而这次双方几乎都只在主要道路沿线进行战斗，距离高速公路较远的两侧地区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德国人的作战方式是这样的，先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道路沿线的防守部队和反坦克拒马进行轰炸，让德军坦克轻而易举地攻克主要道路，跟在坦克部队后面的是摩托化步兵，他们负责殿后保护前方装甲部队免遭侧面突袭。这就是德军能够推进如此迅速的原因。

在即将进入布鲁塞尔之前，我们经过了一段极为泥泞的道路，看见了附近一座位于斯蒂诺克吉尔的中世纪城堡。我突然想起这座城堡里住过不少历史名人，就向负责我们这次访问的德军军官提出要求，希望能临时去城堡里看一看。很多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驻扎的时候，有一次还采访过住在古堡里的人——奥匈帝国的齐塔皇后和她的儿子，也就是奥匈帝国曾经的皇太子奥托。奥匈帝国在一战时灭亡，奥托太子也因此成为末代皇太子。但是当时一直有传言说奥托太子想回到维也纳复辟，我本人当时对此谣言很不以为然，所以去采访他们，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城堡遭到了德国人的轰炸，部分屋顶已经被炸掉，大多数窗户也破碎了，但是城堡外壕沟的吊桥还是完好无损，我们得以直接把车开进城堡。尽管城堡里还残存了一些东西，但是可以看出它之前明显遭到了大规模的洗劫。我走进了齐塔皇后的卧室，里面乱七八糟，衣服被扔得满床满地都是。很显然，齐塔皇后离开得非常匆忙，根本没时间收拾衣物。齐塔皇后的衣服真是太多了，衣柜里装满了连衣裙和正装长裙，一件件整齐地挂在那里。我从奥托皇太子的卧室可以看出他走时也是十分匆忙。夹克衫、书、留声机唱片和高尔夫球杆扔得满地都是。我对皇太子读的书稍微留意了一下，法、德、英文书散乱地放在那里，他的书桌上有一本名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法文书。

尽管这也是一座城堡，但是和几百年来哈布斯堡王室一直居住的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城堡内的装饰还是很简陋的，很多室内设计看上去已经要损毁了，整个城堡看上去很残破。在年轻的皇太子的书桌上我看到一本英文作文笔记本，这让我想起他最近访问过美国。这时一位随行的德国军官递给我一顶学生帽，说是在皇太子的梳妆台找到的。我拿在手里觉得很别扭，等这位军官转过身去，我就把帽子又扔回了原处。不过我也的确拿走了一点本来属于齐塔皇后的东西，我把她的一些私人通讯录拿走了，这让我感觉自己很像一个强盗。通讯录上写着“奧地利皇后兼匈牙利王后”，这是齐塔皇后的正式封号。

第二天，也就是5月21日，我们终于抵达了布鲁塞尔以西的前线地带。德国第六军正如狂风扫落叶般把撤退的英法盟军向大西洋沿岸逼退，德国的装甲部队正在那里等待围歼他们。在离滑铁卢不远的昂吉安城，我们终于在当地的一座古堡里见到了第六军的指挥官赖歇瑙将军，我在柏林时就常常听到他的大名。他的脸看上去饱经风霜，走起路来步履矫健，脸上总是戴着标志性的单片眼镜。他本人倒和蔼可亲。他向我们介绍整体情况时，我感觉他非常率直，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他不断强调，尽管德军在西线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自己还没有计划要开始决定性的会战。事实上他在撒谎，就在前天，德军的一个装甲师已经抵达阿布维尔，完成了对英法盟军的包围。

赖歇瑙将军在广播里也表达了自己对于盟军空军行动缓慢的惊讶，他说：“我一天之内在前线巡视了150英里，却连盟军的一架飞机也没有看到。敌人甚至没打算派出空军轰炸我们在马斯河和艾伯特运河上的桥梁，这真让我们大吃一惊。只有英国空军在白天出动过一次，但被我们击落了18架飞机。”

赖歇瑙将军说，他认为英国人很显然是在保存自己的空军实力。我问他英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说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很困惑。实际上他此刻的心情非常愉快，他没有表露出任何紧张、焦虑或着急的情绪。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我回忆起那个春天和赖歇瑙将军待在滑铁卢附近第六军临时指挥部的那些场景和对话。当时他指挥下的德国第六军士气极为高涨，胜利挺进比利时，他本人对此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自豪心情。然而就是两年半以后，这支雄壮威武的部队在苏联斯大林格勒城外的冰天雪地中灭亡。1941年，赖歇瑙将军再度指挥第六军进攻苏联，他们第一次碰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最终吃了大亏，被迫从莫斯科退回罗斯托夫。当然，当第六军最终覆灭之时，赖歇瑙将军早已不再是司令了，1942年1月17日，他死于中风。莫斯科战役的惨败对德国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是德军在二战第一次被击退，德军的所有将领都知道这是一个命运攸关的转折点，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因此而承受了严重的精神压力，就连希特勒也深受其害。身为战地指挥官的赖歇瑙将军更是如此，他一度因为高血压而造成脑出血。

如果有人对我说，西欧战场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德国第六军和他们伟大的指挥官赖歇瑙将军是百战百胜的，我一定会认为这个人疯了。不管是战争，还是人生，我从来不认为最初的成功就意味着可以永远逃离失败。而且，在战争中，胜败是最无常的。

当我们结束访问离开时，赖歇瑙将军向我们告别，他说：“我现在准许你们前往前线去进行实地参观，你们可能会遇到枪林弹雨，但如果你们想要做好报道，就得把握住这个机会。”我想，他当然不用为此替我们担心。

我们开车沿着斯海尔德河在奥德纳尔德和图尔奈之间前进，这里正在发生一场重要的战役，我把它称为斯海尔德河战役，虽然它是这年春天发生在西线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但是它没有像其他那些默兹河流域的战役一样被历史学家时常提起。当时英国人协同北部的比利时部队和南部的法国部队正在与德军进行一场后卫战，希望能够争取时间，把部队、物资和火炮都顺利运过河，然后继续向大西洋沿岸撤退，那里距离敦刻尔克只有42英里的路程了。但后来我和许多军事史学者都一直在思考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盟军选择向大西洋沿岸地带撤退？他们有更好的选择，他们可以迅速撤退，然后向南方进攻。在那里扼守海岸线的德军守卫力量非常薄弱，盟军只要攻击他们的侧翼，之后就可以在索姆河南岸重新建立防守阵地，魏刚将军当时就正在索姆河南岸一带努力重新组织防守力量。这样一来盟军就可以打破德军的包围圈，并且赢得一天的战斗时间。但是作为盟军总指挥的甘末林元帅没有抓住这个机会，5月19日魏刚将军接替了甘末林的职务，魏刚将军同样没有想到这个计划。[11]他们两人都任由事态发展，没有做出任何力挽狂澜的举动。

因此缺乏有力和明智领导的盟军部队只能日益拖延，慢吞吞地向后方撤退，赖歇瑙将军指挥德国第六军紧随其后，但始终不给他们巨大压力。德军的策略就是要让盟军的撤退变得艰难，这样他们就无法轻易向南方突围——德军在南方的战线过长，如果盟军转而向南攻击，德军很难坚持住。当然除此之外，德军打的另一个如意算盘就是要把盟军进一步赶到装甲部队附近，由德军装甲部队来歼灭他们会更容易一些。

当我们到达斯海尔德河时，英军部队正在渡河撤退，但他们在东岸仍然维持着强大的防守态势，德军希望在发起渡河攻击前能够扫清英军在东岸的防守阵地。我们抵达斯海尔德河附近的一个小镇阿特时，可以听见火炮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这是战斗正在进行的标志，我们看到德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车更为频繁地跑来跑去，战马的尸体被遗弃在路边，旁边还有英军和法军抛弃的机关枪。靠近路边的城堡很快就被炸弹和炮弹炸垮了。由于主路上被地雷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我们的车只好改道从一条乡间小道绕行。空气中突然出现了一股极为刺鼻的味道，地面上全是法军一两天前撤退的时候抛弃的各种东西，我们只好勉强从上面走过。然后我们发现有12匹战马的尸体躺在田野里，它们已经被正午毒辣的太阳晒得腐烂，那股刺鼻的味道就是这里散发出来的。尸体附近还有一门被遗弃的7英寸机关炮以及一门法国老式的75型火炮。另外还有两辆法国轻型坦克，它们薄薄的装甲被击得粉碎。一些运载后勤物资的卡车也被遗弃在那里，炊事器皿、外套、衬衫、军大衣、头盔、罐装食品，还有一些前线士兵写给妻子、母亲和恋人的信散落得到处都是。

在乡间小道附近，到处可以看见刚刚挖好的墓穴，墓前竖着一根木棍，上面顶着一顶法军的头盔。我随手捡起了一些信件，想着等我下次去瑞士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信寄到它们的目的地，并且附上一张字条，说明这些信是在哪里捡到的。但是这些信都没有信封、地址，连正式的署名也没有。我匆匆扫了两三封信一眼，信纸上只有草草地写着诸如“致我亲爱的杰奎琳”“致我亲爱的妈妈”之类的话。我想这些士兵写信的时候，可能德军正好发动了攻击，他们只好赶紧扔下未完的信，匆匆逃向比利时。从信里可以看出，这些士兵之前在静坐战中非常无聊，而且他们极度盼着能够赶上换防，可以回家看一看。

我们继续向前行进，经过了一个很小的村落，大约有六栋农舍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它们的顶棚已经被掀翻。牧场里牲畜都在吃草，猪在圈里哼哼乱叫。农舍里空无一人，没有人给这些牲口喂水，它们看上去都渴得厉害。很显然已经有两三天之久没人给这些奶牛挤奶了，它们的乳房都胀得很大。

当我们快要接近位于勒兹的斯海尔德河一带时，我们就进入了德军的炮兵阵地，他们的88毫米火炮和其他更大口径的火炮正在不停地向敌方阵地发射炮弹，轰鸣声震耳欲聋。道路上挤满了运输部队、弹药、油罐和拖曳火炮的卡车。勒兹城里绝大多数的建筑物被德军的炮弹炸成了灰烬，市中心的广场上挤满了步兵和工兵部队，他们携带着架桥装备正等待命令出发。所幸广场里的学校还是完好无损的，红十字会把这里临时改造成了救助站。七辆救护车在门外停着，随时等待运输伤员。我们走进救助站，发现医护人员在里面正忙着给伤兵打绷带，其中有一间房间被改造成临时手术室，里面正在进行手术。但和我预想的不同，这里几乎没有痛苦的场面。没有伤兵在呻吟或者大声号哭，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医护人员紧张而有序地忙着治疗伤员和消毒医疗器械。

最终我们抵达了斯海尔德河下游的勒奈城，在它不远处一座英国军队临时建成的防卫堡垒爆炸了，但是没人对它有什么兴趣。一位德国军官提醒我们要注意正在来袭的英军飞机，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德国步兵正在分多路徒步渡河，这是我们一路上第一次看到步兵依靠自己的双腿而不是卡车前进。我们停下来参观了一个炮兵连，他们装备的是6英寸口径火炮，士兵们把火炮隐蔽在一个路边的果园树丛里，然后开始猛烈地开炮。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斯海尔德河河谷的全貌了，河对岸的斜坡也在视线范围内，英国人就在对岸挖掘坑道以构筑防线。一位德国炮兵军官指导我们如何用望远镜观察火炮轰炸情况，我看到对面的道路已经被炸为废墟，但是这位炮兵指挥官发誓说那里挤满了英军的车辆。很快一队工兵部队从我们面前经过，拖拉机拖曳着巨大的橡皮艇驶向河里，紧接其后的卡车装载了一些钢铁主梁。德国人告诉我们英军最后一支部队已经渡过河，到傍晚时分，德国人就可以把附近一带的河岸清理完毕，然后工兵部队就可以开始修建一座浮桥。德国炮兵的前哨观察员宣称自己已经看到英军正向法国边境一带撤退。一位德军军官咧着嘴笑：“他们也可能是向英吉利海峡方向撤退，我们距离他们已经不远了。”

他说的可能是实话，但我即使在德军军官的指导下，从望远镜里也还是没看到英军的影子。德军阵地上秩序井然，丝毫没有混乱之象。整个德国第六军简直就是一部马力十足、高效运转的巨大机器。我可以肯定不论是坦克部队、火炮部队，还是步兵和工兵部队都能够迅速执行来自指挥官的命令。他们知道每个部队的前进方向以及打击目标。然而我只是一个军事门外汉，我没法清晰观察到整个战场的全局。我只能看到整个战斗过程中一些小片段，这些小细节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一路的见闻让我陷入了极度的沮丧，我突然想起当年在巴黎居住的时候，读过司汤达的小说《帕尔马修道院》，他在里面描写了滑铁卢战役的场景。海明威曾经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滑铁卢战役是历史上一场富有决定意义的战争，而司汤达的描写则是对那段历史的经典记载。但是我此刻就站在距离滑铁卢几英里的斯海尔德，心里的感受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我记得《帕尔马修道院》里的主人公法布里斯在滑铁卢战场之中陷入深深的混乱，他对眼前的一切都茫然了。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不能明白他的想法。我还记得托尔斯泰在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也描述过类似的事情，书中的人物皮埃尔·别祖霍夫不是也和我现在的情况一样吗？1812年拿破仑侵略沙俄，双方在博罗季诺发生大战，别祖霍夫认为自己应该去前线看一看，就像往昔那些记录伟大战争的历史学家一样去掌握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他发现自己在博罗季诺的战场中陷入了彻底的迷茫与混乱。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本书的内容的话，那么托尔斯泰想说的就是，即使是指挥战争的将军们，甚至连发动战争的拿破仑本人，都不能明白这世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如果我没有亲眼看到战斗场景，我的内心可能就会完全被德军的行动征服。德国的将军发明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闪电战。他们极富天才能力，又甘于奉献，整个德军部队在他们的指挥下显得极为强大有序，这一幕幕实在让人内心震撼。德国的装甲部队、摩托化步兵、火炮部队和善于搭桥修路的工兵部队，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沿着密布的公路网已经横扫西欧。还有翱翔于天空中的德国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部队，他们无数次对敌人发动突袭，使敌人的坦克还没与德军地面部队交火就已经成为一堆废铁，减轻了防守部队的压力。今天一整天我们还是没见到一架盟军的飞机，整个天空都是德国空军的天下。

我们开始从前线返回，在从布鲁塞尔到德国边境的路上，我们无意中遇到了一个战俘营，并进去参观了一下，其中的所见所闻让我极为悲伤，但是它解释了为何西方会在这场战争中兵败如山倒。这群来自英国的俘虏都被关在一个废弃工厂的大院子里，地上铺着砖头，我们停下来去和他们交谈。我对战争从来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等我进去以后，才发现里面的情况让我极为恐惧和震惊。我后来才逐渐发现，在战争中，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生死悬于一线的紧张感让士兵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会受到极大的惊吓。如果这种精神压力没有完全消除，那么只要他们一被俘虏，立刻就会陷入精神和生理上的崩溃。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英军士兵中，很多还没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有的头上、脸部和胳膊上还缠着绷带。所有人显得极度疲惫。

但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这群英军士兵的身体素质，他们大多凹胸削肩，瘦得皮包骨，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近视眼，牙齿发黄，整体的气色都很不好。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在和平的年代里完全骄纵了自己的年轻人。而相比之前，尽管德国是个战败国，通货膨胀惊人，失业人口多达600万，却没有忽视对年轻人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

我询问了其中一些年轻的英军士兵家乡在哪里，在家时是做什么的。他们说自己原先都是伦敦或利物浦的公务员，战争一爆发他们就被征召来了，在那之前他们一天到晚都窝在办公室里，很少锻炼身体。我从他们的面容判断出他们的饮食应该也特别差。他们说从去年9月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大概只参加了九个月的军事训练。

关押这群战俘的大院子外面就是道路，一队队的德国步兵正向西面开进，他们边走边唱着嘹亮的歌，显得精神抖擞。他们与院子里的英军俘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群德国士兵肤色都是黝黑发亮的，牙齿洁白，体型俊朗而且孔武有力，整个身体都处于精力充沛的状态，看起来就像一群蓄势待发的雄狮。

院子里还有一些英军俘虏在三三两两地站着，我和合众社的弗雷德·厄克斯纳走过去和他们聊天，他们说自己都是在鲁汶战斗中幸存下来的。

其中一个和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我们完全被压制了，尤其是俯冲轰炸机和坦克，根本挡不住。”

我问他：“那你们自己的飞机和坦克呢？”

他回答道：“一个都他妈没见到。”旁边的人也都点头同意。

有一个很消瘦的英军俘虏冲我笑，他说：“我从利物浦来的，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美国人，在这么个有意思的地方，这可真有意思，你说是不是？”

我们都一起笑。但是我想我和他们的内心感觉肯定都不好受。我和厄克斯纳把身上带的香烟都给了他们，然后就离开了。

我于5月24日回到了柏林，在日记里我努力总结了一下目前的形势。

两周前希特勒向西欧发动了闪电战，从那以后……荷兰被征服，比利时五分之四的领土落入德国人手中，法国军队正向巴黎方向匆忙撤退；据说有多达100万的盟军士兵，包括英法联军的精英部队在内，都被德国人前后夹击，包围在了英吉利海峡附近一带。

我想竭力搞明白过去一段时间里德军是如何取得这些重大胜利的，我在日记里总结出了一点：

德国人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在我前往前线访问的这些日子里，我连一架盟军的飞机都没有看到。

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后方破坏了盟军的通信线路，沿着主干道前进的坦克、火炮、卡车和部队则直接摧毁了铁路枢纽和火车站，德军的侦察机使指挥官们可以对战场形势了如指掌，向炮兵部队发出准确的指令。相比之下，没有部署侦察机的盟军简直就像盲人一样。盟军也没有对地攻击的空军力量，这使德国人可以毫无障碍地大规模运送各种军需物资。我在日记里写道：“德军的后勤运输规模巨大，整个运输线简直就是最清楚不过的攻击目标了，如果盟军有空中支援，就能对德军后勤保障造成重大打击。”此外，德军的“整个运输保障体系运转得极为有序高效，简直就像底特律的汽车工厂一样，德军的士气也是极为高涨”，这深深地震撼了我。

在回柏林的路上，我听了一下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的报道，他们认为德军率先冲往英吉利海峡方向的装甲部队战斗力不强，根本不可能在占领区守住。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而且我们知道，丘吉尔也持这个观点。然而我们都错了。德国人可不是孤军冒进，他们身后不仅部署了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一切后勤保障也都紧随其后。现在我觉得尽管德军通往英吉利海峡的战线拉得很长，却很坚固，能够抵挡住比利时、英国和法国军队的任何反击。

等我回到柏林，每天我在日记里记载的战事真是越来越糟糕。

5月25日，德国人今晚公开进行了大包围行动，他们说在佛兰德地区的整个盟军现在犹如瓮中之鳖，肯定难逃一死。

5月26日，法国城市加来陷落了。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被切断了。

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宣布退出盟军，黎明时比利时军队放下武器向德军投降了。

我在前线访问时，在布鲁塞尔秘密见过一位我的比利时线人朋友，当时他就说过国王可能会投降。对比利时人来说，利奥波德国王一直是个大问题。后来我知道，比利时政府曾与国王摊牌。那是5月15日凌晨5点钟，内阁中的三位领袖人物——首相赫伯特·毕埃罗、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巴克和战争部部长H.丹尼斯将军造访布鲁日附近的维嫩德勒城堡。利奥波德国王当时临时居住在这里，并将城堡设为战时指挥部。他们希望国王不要让自己成为德国人的阶下囚。他们警告国王，如果军方被迫缴械，那国王本人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听从内阁的决定开始流亡，像挪威和荷兰王室一样。他们警告，如果他寄希望于希特勒的仁慈，就终将受到后者的羞辱，捷克斯洛伐克的哈查、奥地利的许士尼格的下场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是那样，他的行为将被比利时民众和盟国视作一种背叛。

年轻的国王不为所动，非常冷淡地接见了他们，一直故意不给他们赐座。

他告诉三位阁员：“我决定留下来。盟军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打下去了。”

5月26日，国王向德国发出求降书，希特勒本人亲自回复了他，要求比利时人无条件投降。国王同意了这一要求，于5月28日凌晨4点钟实现了停火。德国人要求自由通过比利时的领土以向大西洋沿岸进发。

比利时人的投降让英法盟军的困境雪上加霜。后来英国远征军指挥官戈特勋爵回忆说：“我发现自己突然面对一个长达20英里的缺口，从比利时的伊普尔到大西洋沿岸之间，敌人的装甲部队随时都可以从这里穿过抵达海边。”

在柏林，德国人为比利时的投降而欣喜若狂。自开战以来，所有的战况公告都是由德军最高统帅部下发的，这次的公告竟然破天荒地由“元首总指挥部”发出。听起来这份公告像是由这个恶魔亲自口述的，他竭力要把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宽容仁慈的君主，至少也要像个具有侠义精神的骑士。

5月28日，元首总指挥部。元首下令，鉴于比利时士兵已经被证明是勇敢的战士，因此他会给比利时国王和军队以合乎他们勇士精神的待遇。另外，尽管比利时国王并未对自己的待遇提出任何要求，但元首会先给国王在比利时临时安排一处城堡居住，然后再帮他确定一处长期的住所。

还有：

比利时国王抵制住了内阁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决定向德国投降，以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也避免了比利时因此走向彻底的、无意义的毁灭。至于比利时内阁，他们需要为比利时已发生的灾难负责……

这么说来，是比利时内阁，而不是希特勒，要为后者发动大军进攻这个他再三保证其中立的国家而负责，要为德国带去的深重灾难负责。我在柏林待了这么久，按说早应该对纳粹的这些厚颜无耻的声明习以为常了。但是我读到这份公告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我不断地自言自语，难道所有的德国人都已经良心泯灭，没有荣誉感、正义感和诚信可言了吗？[12]

这些受到纳粹控制、只会阿谀奉承的德国媒体使我愈发愤怒，我专门从他们的报纸头条里摘录了一条最令人愤恨的标题：

丘吉尔和雷诺无礼辱骂利奥波德国王！——这群躲在伦敦和巴黎的懦夫下令在佛兰德持续进行自杀性袭击行动。[13]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在柏林每天写日记，把遭遇包围的英法盟军的命运变化记录下来。

5月29日，里尔、布鲁日和奥斯坦德被攻陷了！伊普尔遭到德军狂风暴雨般的进攻！敦刻尔克遭到德军轰炸……今天一天德国媒体不停地发布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头条……最高统帅部在今天的公告开头谈到了战事进展情况：“位于阿图瓦一带的法军命运已定。至于英军，他们已经被驱赶到敦刻尔克以西的迪克斯迈德、阿尔芒蒂耶尔和贝尔格附近地区了。一旦德军开始对他们发动集中攻击，英法军队注定要被彻底摧毁了。”

5月30日，佛兰德和阿图瓦地区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德军获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德军最高统帅部昨天发布的公告声称，英国人正在努力想办法通过海路援救这些被抛弃在欧洲大陆的远征军。

这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第一次提到英国人准备通过海路撤出欧洲大陆，公告还说英国人已经向敦刻尔克附近的大西洋沿岸派出了50艘运兵船，但是“两个德国空军兵团”击沉了其中的16艘运兵船和3艘“战舰”，另外21艘运兵船和10艘“战舰”也被德国飞机击中受创或者起火，还有68架英国战机被击落。

德国人严重夸大了自己在海面和空中的战绩，但这一消息还是让我大跌眼镜。无论如何，这一消息证明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地区调遣了大量的船只和飞机，这意味着英国人可能真的在努力把大量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本土。我向一些德军内部的线人确认这一消息。他们都向我保证说英军根本不可能从海峡沿岸救出太多的人，因为德国空军对此有严密的监视。

第二天，也就是5月3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告没有提及敦刻尔克的情况，这让我感到很奇怪。6月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上帝格外开恩，给敦刻尔克的英军留了一线生机。那两天海峡上空大雾弥漫，德国空军无法对海面展开攻击，英国船只借此机会载着数量可观的部队离开了港口。

6月2日，德军最高统帅部承认，位于敦刻尔克的英国军队仍然在顽强抵抗。

公告承认，“敦刻尔克的战斗非常激烈，昨天港区两岸挤满了顽强抵抗的英军部队，本来就狭窄的港区水面因此变得更窄了”。

公告里继续宣扬了德国空军的战绩，“轰炸机击沉了4艘战舰（但具体没说是什么类型的战舰）和11艘运兵船，击伤了2艘巡洋舰、2艘轻型巡洋舰、1艘防空巡洋舰、6艘驱逐舰、2艘鱼雷艇和38艘运兵船。另外造成不计其数的小型船只、驳船和皮筏艇倾覆”。

我很不解，为什么已经过去四天，敦刻尔克的“激烈战斗”还在继续进行。之前德国强大的装甲部队只花了一个星期就从默兹河抵达了沿海地区，沿途的英军战斗力都不强，而且装备落后，德军装甲部队轻而易举地就消灭了他们。现在为什么会在敦刻尔克僵持不下呢？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时至今日，诸多军事将领和历史学家都对当时发生的一件事煞费神思。5月24日，德国装甲部队已经抵达敦刻尔克附近，英法部队近在眼前，装甲部队已经摩拳擦掌，即将发起最后的攻击。然而他们收到了元首的指令，要求他们暂时停止前进。这个命令让大多数的装甲部队指挥官错愕不已。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第一个惊人的错误。当时对这个命令负有部分责任的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将军后来承认，这一错误指令导致战争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点”。

但当时在希特勒和伦德施泰特将军眼里，他们下达这个命令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后来为错误决策辩解称，当时有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要求暂缓行动，因为自攻入法国境内以来，装甲部队在一路的厮杀中已经损失一半的坦克，需要一些喘息时间。德军必须对坦克进行修护，然后才能南下越过索姆河向巴黎前进，占领法国剩余的领土。至于被包围在敦刻尔克的英法盟军部队，德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认为他们早已是瓮中之鳖，调遣德国步兵部队就可以消灭他们，根本不需要装甲部队费心。德国第十九装甲兵团的司令是古德里安将军，他手下有三个装甲师。尽管他后来反对元首要求暂停行动的命令，但事实上一开始他是主张让装甲部队退出战斗的。古德里安将军曾经向最高统帅部提出建议，“敦刻尔克附近都是泥沼地，坦克在当地根本无法开展战斗……步兵部队在这一地区明显比装甲部队更适合战斗”，而且当地运河水系密布，这简直就是天然的反坦克障碍。

最高统帅部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有其他原因。不管是希特勒本人，还是这些装甲部队的将军都忽略了海运的因素。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以海洋立国的英国人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拼凑出一支庞大的海运力量，把所有重要的部队从欧洲大陆撤回了英国本岛。德国人本来以为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英法盟军部队根本插翅难逃，自己大可慢慢花时间去消灭他们。

事实上德国人也没耽误多久，也就短短两天时间而已。到了5月26日，他们就开始进攻了。但就是这短短的两天，给了英法盟军宝贵的喘息时间，他们用三个师的力量加强了敦刻尔克周围的防守，开始把主要部队撤回本岛。

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对元首有关暂停进攻的命令极为愤怒：

5月24日，我们的左翼部队是由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军团组成的，现在他们面前根本没有敌人拦截，正是发动进攻的好时机。然而元首突然直接下达了这么一条命令，简直是要他们在原地坐吃等死！包围敌军的最后任务竟然被留给了空军去完成！[14]

5月26日……来自最高层的命令真是毫无意义……我们的坦克又没有瘫痪，为什么要让它们在那里趴着不动！

5月30日（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哈尔德将军还是气得直冒烟），布劳希奇非常愤怒……如果当时我们的装甲部队没有被要求暂停行动，现在英法盟军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恶劣的天气扰乱了德国空军的行动，现在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不清的英法部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逃回家了。

哈尔德将军描述得可真是精确，德国人就这样看着338226名英法军人逃出了自己的手掌心。其中12万人是法国部队。

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力挽狂澜之举，整个下院都因此舒了一口气。6月4日，整个行动终于彻底结束，但是丘吉尔极为警觉地在下院提醒大家：“战争不是依靠撤退就能赢得胜利的。”[15]事实上，对于身在柏林的我而言，敦刻尔克行动不但不是英法的胜利，反而标志着德国人的胜利和英法的溃败达到了新的高潮。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公告，其中的用词只可能来自希特勒：这一天一定会载入史册，“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毁灭战”。英国人依靠海洋的屏障，也许还能苟活一时。我不愿承认英国会灭亡，但他们现在的情势真是极为危急。自1000年前诺曼人登陆英国本岛发动侵略以来，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危险的境况了。他们的陆军在佛兰德被敌人打得一败涂地，空军孱弱无力。只有皇家海军仍然力保不列颠，然而在挪威战场上，在德国人陆基轰炸机的轰炸下，他们的脆弱显而易见。现在希特勒在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荷兰沿海地区都拥有了空军基地，完全可以轰炸英国本岛。但我仍然对英国人抱有一线希望；倒是法国人，我觉得他们肯定完蛋了。法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消灭，巴黎成了一座无防可守的城市。就在6月6日，德军两支部队最终进入敦刻尔克市区的两天后，希特勒就宣布将在法国开始部署一些新的进攻行动。

接下来的三天里，柏林方面对元首所说的法国新行动只字不提，但是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中了解到，德国人从阿布维尔到苏瓦松建立了一条长达200千米的新战线，对索姆河-埃纳河运河沿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到了6月9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打破沉默，发布公告称从索姆河以南地区到瓦兹河一带，法国人在全线遭受着德军的猛烈进攻。最高统帅部称德军正在向塞纳河下游地区推进，稍晚一些时候又宣布进攻已经扩展到更远的东部地区，从兰斯到阿尔贡都面临着德军的攻势。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从大西洋岸边到阿尔贡地区，德国人在这段足足有200英里长的战线上对法国人发起了猛攻。如此庞大的进攻规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未出现的情况！

6月10日，我在日记里又写道：

现在意大利开始介入战争。

德国人已经兵临巴黎城下，现在意大利又从背后狠狠地捅了法国一刀，法国看起来要覆灭了。[16]

其实我对这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惊讶。5月31日的时候我就在日记里写过：“看上去离意大利加入德国阵营的日子不远了。今天，意大利驻德国大使阿尔菲耶里到总理府拜访了希特勒。”我完全想得到他们在讨论些什么。

6月11日，我和赫斯特报业集团的资深记者卡尔·维甘德在阿德隆饭店吃了一顿午饭，他刚刚在前线采访希特勒归来。纳粹独裁者告诉他，到月中法国的战事就会结束。从现在算起，只有短短四天的时间了！他还说到8月中旬就要解决英国的问题，算起来也不到两个月了。维甘德与德国人长期打交道，他一战时就专门负责报道德国的战况，据他说，希特勒感觉好像全世界都将被自己轻易征服。他发现，在希特勒身边随侍的德军将领虽然对于目前取得的巨大胜利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对于未来要继续和这样一位疯狂自大的领袖一起合作有些担心。

6月12日下午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受惊不小。我当时正在听英国广播公司从伦敦播出的消息，播音员突然说收到紧急消息，昨晚日内瓦遭到了轰炸，特斯和艾琳居住的市中心地区有一些伤亡。我心急如焚，立刻给特斯打电话，花了几个小时才终于打通。听到特斯在电话里面的声音，我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知道至少她还活着。她告诉我昨晚确实有炸弹落到城区，受害的是一座酒店，我们当年刚到日内瓦时，第一周就住在那家酒店里。特斯说总共有五六个人死亡，还有20多人受伤了。她说自己现在和艾琳一起在地下室藏着。我被吓得够呛，催促她带着艾琳来柏林和我一起住，这里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17]

在那之后，战场形势进展迅速。到了6月12日，局势已经变得很明朗，巴黎的陷落是注定的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在巴黎给我们公司做了一次节目，他在节目里说：“如果接下来的日子有人从巴黎给美国人打电话，那么现在控制巴黎的不是法国政府，而是另有他人。”塞瓦赖德的这句话让德国媒体深感受用，他们在报道中反复引用。我在日记里写道：

我本来以为公司会让我去做这个报道，如果是那样，要我亲口说出巴黎陷落的事实，对我而言真是太痛苦了……尽管德军最高统帅部没有提及，但事实是现在德军已经到了巴黎城的大门外。感谢上帝，巴黎城不会毁于战火。法国人很明智地宣布巴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乐于向德军敞开大门……对法国和盟军而言，巴黎的陷落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就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我是如此强烈地爱着巴黎。巴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更像我的家。

柏林，6月14日。巴黎终于沦陷。

希特勒的纳粹带钩十字旗插上了塞纳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当天早上德军正式入城。

柏林陷入一片欢呼，到处是嘈杂得要死的号角声，足足闹了15分钟之久。下午1点钟，收音机里出现了声音，播音者要求大家肃静，这却令我备受折磨，然后他开始朗读最高统帅部的公告：

从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到马其诺防线，法国人在沿线所有的战役中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这粉碎了法国领导人妄图守卫巴黎的梦想。巴黎因此宣布自己为不设防城市，德国勇武的部队此刻正在巴黎城里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播出公告时，我正在阿德隆饭店的花园里吃午饭，那天的天气可真好，温暖舒适，阳光充沛。大多数的客人围拢在扩音器附近，他们听完公告后，都满脸笑容地回到餐桌前继续用餐，不过我本来料想他们会特别兴奋地嗷嗷大叫，他们倒没有这么做。这也难怪，自从元首在西线挑起战端以来，德军一路凯歌高奏，每天都有胜利的好消息传回，柏林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吃完饭我到外面的街上溜达了一圈，发现报童在叫卖号外，上面写着“巴黎陷落”，只有很少的几个路人买。在瀚蓝斯湖边，我和一些柏林人扎堆聊天，他们表面上很平静，但能看出，那些新闻在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激起了波澜。德军占领了巴黎——之前的1914年是他们最接近的一次——似乎圆了千百万国民潜意识中的夙愿。今天，我觉得德国人在1918年所受的战败耻辱终于一扫而光。

如果说在街上、餐厅和湖边的普通德国人对于巴黎陷落的消息还比较平静，那些狂热的纳粹分子则简直高兴得都要发疯了。希特勒直接控制的《人民观察家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专门在首页发表了一篇社论：“巴黎，是一座充满了轻浮与腐败的城市，民主和资本主义在这里大行其道，犹太人出入宫廷，黑鬼出入社交沙龙。那样的巴黎永远不会再崛起了。”

当天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做了一次播音，我为巴黎的陷落而哭泣。当天夜里，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

随着巴黎被占领，德军的第二阶段战斗已经结束。第三阶段行动即将开始，目标就是最终彻底消灭敌人。

我于凌晨1点钟做完了最后一档节目，然后就准备离开广播大厦。但是广播大厦里短波频道的负责人哈罗德·迪特里希博士叫住了我。他是个正派的德国人，和我一直相处得不错。迪特里希问我愿不愿意去巴黎走一趟。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因为我不想亲眼看到德军士兵的皮靴在我所热爱的巴黎街上肆意踢踏。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工作中变得松懈了。我长久以来对纳粹领导人及其罪行、目的感到愤怒，它们正在调动起我最积极的工作状态。我立刻惊醒过来，告诉迪特里希我非常乐意去。我知道，尽管迪特里希知道组织这次前线采访的纳粹宣传部很讨厌我，不希望我去，但他还是把我加了进来。之前我在圣诞夜去基尔港访问，还有最近去比利时前线采访，都是他给我帮的忙。

我们乘坐一辆梅赛德斯轿车离开柏林城，往波茨坦方向前进。才走了六英里，这辆车就坏了。等到新车从柏林城里调配出来接我们，已过去好几个小时。6月15日晚上，我们在马格德堡附近的一处招待所住下了，在那里我们又听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新公告。

（我在日记中写道）凡尔登已经被拿下！

凡尔登，上一次德国人为了攻下它，牺牲了60万士兵的生命。这次他们只花了一天的时间……法国人究竟怎么了？

一两天后，等我抵达巴黎，或许我能找到答案。

第二晚我们在莫伯日度过。这个地处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小城原有2.5万居民，现在整个小镇被战火摧毁了。当地德国指挥官是个中年的预备役军官，以前是个商人。他告诉我们，德国轰炸机的炸弹直接命中了小城中心的教堂，导致在教堂地下室躲避的500名老百姓全部被掩埋在了地下。我在日记里写道：“埋得很实，因为在这么炎热而星光照耀的夏夜，一点儿尸体的味道都没有。”

这位以前的商人、现在的少校心地不坏，他救助了不少人。现在大约有1万居民，他们或者是逃而复返的，或者是经受住了轰炸的。少校说他把伤员送到了医院，把死者掩埋了。现在他希望从德国弄到一些面包，他还说昨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处谷仓，现在正在想办法把小麦磨成面粉。

少校笑着说：“只有一种生意不会倒闭，不管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后，那就是这里的妓院。”他想，也许只有这个地方能够缓解战争带来的折磨。

他说：“我最终还是让它关门了。”但是就在昨天，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法国占领区所有的色情场所都要重新开张营业。

少校笑道：“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妓院的老鸨，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我们当晚被安排到小城附近一座废弃的宅子里居住，屋里满地是遗弃的纸张。通过对纸张和屋里装饰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栋房子本来是属于当地一个有名望的银行家的。他的卧室里装有很大的衣橱，挂满了整齐的衣服。很显然这家人匆匆逃离，根本没时间收拾，当时的早饭还扔在厨房的桌子上。这是一顿永不会结束的早餐。

我在日记里做了点想象。

在空袭突然来临，小镇被炸翻天之前，他的生活是多么惬意而富有小资情调啊！看看这幢房子，直到上个月，这里还是一处坚固、舒适、受人尊敬的地方，一辈子的零碎物件都在这里。突然轰隆一声！斯图卡和炮弹来了。人生，就像这幢房子及其周围的东西，都被炸成了碎片。稳定、尊重和希望一瞬间都没了。你、你的老婆，可能还有孩子，正在逃难的路上奔波，饥寒交迫，却连一口水也喝不上……

我们最终于6月17日抵达了巴黎，那个夏天的天气真是很舒适，但我毫无心情。我们驱车开过巴黎的大街，这里让我感觉那么熟悉，我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在再看此情此景，我感觉心痛得厉害，我真希望自己没来这里。更让我痛苦的是，陪同我们的德国人对路上的美景赞不绝口，心情极佳。

正午，我们到了巴黎郊区。这个季节是巴黎一年中最舒适的时候。如果是往常，人们会到隆尚赛场观看赛马，或者在罗兰·加洛斯球场打网球，或者在满是栗子树的林荫大道上悠然漫步，或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喝着咖啡。

然而，往昔热闹的街道，现在变得像荒漠一般。商店大门紧锁，窗户密闭。街道上的空旷让我很伤感。我们路过布尔歇机场（我不禁回想起了13年前，1927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23岁，为了赶回报社写查尔斯·林德伯格横跨大西洋的新闻，我从机场一路跑回了巴黎市区），汽车驶上了拉斐特街。德国军车从我们旁边呼啸驶过，活泼地鸣着喇叭，就好像在庆祝一个节日。街旁一个大人或孩子都见不到。两旁是我曾经熟悉的咖啡馆，这时都关门闭户，窗帘低垂，桌椅都收到了店里。拐角是《小日报》报社大楼，也是1925年我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的地方。和它一街相对的是三门咖啡馆，当年我和报社的伙计们在这个咖啡馆消磨了多少时光啊！还有我的爱人，伊冯娜！她现在在哪儿呢？我不禁心神不宁。

我们又来到了歌剧院广场。在我的印象里，那里总是热闹非凡，人群摩肩接踵，总发生交通堵塞，警察不断大喊大叫希望能够尽快疏通。现在那里却是空空荡荡，大剧院的正门前垒起来高高的防弹沙袋，广场角落里享有盛名的和平咖啡馆挂出了重新开张的牌子，一个孤零零的侍者正在把咖啡桌和椅子搬到外面。一群德国士兵在露台分抢起了桌椅，最后，这群野蛮人可能还会在这家有名的咖啡馆的露台喝一杯。

我们的车从林荫大道驶过，沿着皇家大道向马德莱娜教堂方向驶去，我注意到拉吕餐厅和韦伯餐厅都没有营业。车子转向后，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幕真是让我永生难忘，协和广场、塞纳河河畔和国民议会都插上了纳粹万字旗。远处是巴黎荣军院，拿破仑就葬在那里，他要是看见了这一幕，一定会在墓里气得翻个身。

我们的车在克里永酒店门口停下，德国人把这里设为了占领军的大本营。我们是来询问德军准备把我们安置在何处过夜的。一位戴着单片眼镜的德军军官告诉我们，当然是在斯克里布酒店招待我们。这是一家久负盛名的酒店，我也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就在和平咖啡馆附近，林荫大道和斯克里布街道的一角。酒店门口的服务生操着一口德语热情接待了我们。我认识他，别的不说，他真是个语言天才，会一切你能想到的语言。

他说着法语味的德语：“欢迎！欢迎！亲爱的先生们，请进！您请！”[18]

我的两个老朋友德马尔·贝丝和瓦尔特·克尔正在酒店大厅里等我。贝丝是《星期六晚邮报》驻巴黎的记者，克尔则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随着巴黎的沦陷，其他美国驻巴黎记者都跟着法国政府一起迁往了波尔多，只有他们坚持留下。

（我在日记里写道）贝丝告诉我说巴黎所遭遇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每个人听到德军将要进城的消息后都失魂落魄，法国政府也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市民只是被告知要迅速离开，这个城市本来有500万人口，结果现在有300多万人连行李都来不及拿，就徒步逃出城去，奔向南部去了……

懦弱无能的法国政府在巴黎沦陷前的最后几天基本已经崩溃，它甚至忘了告诉民众巴黎城并不设防。现在巴黎的市民对法国政府真是恨之入骨。目前城里只有警察和消防力量还保持运转……

我和两位老朋友聊完天之后，就走出酒店到街上转了转，现在有一些市民敢于从家里走出来了，我就和他们聊了聊天。然后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大概的结论：

现在我们在巴黎看到的都是破败的景象，法国社会已经崩溃，军队、政府以及民众的道德都崩溃了。这真是难以相信。

目前新一期报纸还没出来，法国广播台则已经关闭，所以栖身于波尔多的法国政府情形如何，我们很难知道。有传闻说雷诺已经辞去总理职务，由一战时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贝当元帅接任。我想，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法国人会战斗到最后一刻。而且，尽管被击溃的残兵败将最终将被迫投降，但法国政府和剩下的部队可以前往北非继续抵抗。法国海军目前完好，它在法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足以力拒德军。北非大量的法国守军也可以轻易地击退从利比亚攻来的意大利人。

然而第二天，6月18日，发生了一件让我惊讶的事。当时还不到正午，我正站在协和广场和一群法国人聊天，突然广场上的扩音器（这些扩音器也不过是德军工兵前几天刚刚在广场四周竖起来的）开始播放公告，说贝当元帅准备讲话了。我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然后我们就听见，已经84岁的贝当元帅在广播里以颤抖的声音说，他已经承担总理的重任，而且“有一份礼物要给法国人民”。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可接下来的是爆炸消息。他向德国提出了停战请求。他说：“今天我以很沉重的心情告诉大家，我们必须停止战斗了。”

在场大约有50名男女，包括我在内，所有人呆住了。他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无法相信这位一战时的民族英雄——他在凡尔登战役中立下的军功成为法国抵抗德国入侵的标志——现在入主总理办公室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法兰西永远的敌人乞降。事实被扔到了这群巴黎市民中间，他们开始了激烈的讨论，直到两名德国军警驱散了他们。他们主要的讨论是为什么停战协商还没有开始，贝当元帅就要求法国人放弃战斗。他们确信残存的法国部队在听到贝当元帅的讲话后肯定会停止抵抗的。[19]

“他们为什么必须打下去？”一个独臂男人说。他说在上次大战中，他在战壕打了四年仗。“战争已经结束，为什么还要做无谓的牺牲？”他不断地喃喃自语。有些人同意他的观点，有些人反对。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德国军警走了过来，把我们驱散了。

当天还有另一位法国军官也通过广播发表了演讲。他叫夏尔·戴高乐，在法军中知名度不高。他和英国驻法国政府的联络官爱德华·L.斯皮尔斯将军一起从波尔多逃到了伦敦。戴高乐将军在讲话中情绪极为高昂，发誓一定要坚持抵抗到底。之前法军指挥部匆忙组建了第四装甲师，当时仍是上校军衔的戴高乐便担任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并且在默兹河以西地区有不错的战绩。多年来他一直向法国政府、议会和参谋部呼吁向德国人学习建立装甲部队。最近他突然被提升为陆军准将，担任了雷诺总理的副国务卿，主管国防事务。然而他的任期极为短暂，6月5日接受任命，6月16日雷诺辞职，他也就跟着下台了。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都很讨厌他，当时极为反对雷诺的这一任命。现在戴高乐逃亡到了英国，和英国政府交好，这让贝当和魏刚都极为恼火，他们命令他立刻回到法国，以逃兵罪名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这位倔强又充满反叛精神的坦克将军却没有屈服，他决定留在伦敦。6月18日下午6点钟，他独自一人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里，开始发表演说：

（法国）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已经失败，开始和敌人进行停战交涉……

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说的吗？没有丝毫希望了吗？失败已成定局了吗？

不！

法国不是孤单的……她没有被孤立，在她后面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她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后者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

戴高乐后来回忆演说时的感受：“我感觉自己的前半生终结了，这半生来我和一个坚强的法国、一支不败的部队紧紧捆在了一起。然而，49岁那年，我开始了人生全新的冒险，就像一个人突然被命运切断了他和以往的一切联系。”

戴高乐在演说中希望告诉祖国的人民，要用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来看待这场战争。这是贝当、魏刚、赖伐尔这些投降主义者以及其他那些掌控法国政权的人所没有意识到的。

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战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所有的错误、所有的延误和所有的苦难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我们要用尽世上的所有方法在某一天击溃我们的敌人……世界的命运就系于此。

这真是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定！可是当时在法国几乎没有人听到了戴高乐的话。德军把绝大多数城市和村镇的供电切断了，那天几乎没有广播站还能保持运作。而且大多数尚在运转的广播站把频道调到了波尔多方向，法国政府正在那里决定究竟是求和以换取和平还是继续抵抗下去。

即使在英国本土，似乎也没有人真正重视戴高乐的观点。英国广播公司当时甚至认为戴高乐的讲话不值得录音留存，后来造成了尴尬。在整个6月里，我没听谁说过自己在巴黎听到了这段演讲。

和协和广场的法国人聊完天之后，我继续向德国占领军的指挥部克里永酒店走去，看看那里能不能搜集到什么新闻。大楼前轿车一辆接一辆，金色绶带的德军军官一个接一个，满脸喜气洋洋。据他们说，德法停火协议马上就要签署。贝当元帅还能怎么做呢？我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朋友告诉我，他明天就可以给我提供确切的消息。6月19日晚，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消息。

停战协议竟然会在贡比涅签署！

1918年11月11日，战败的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和代表法国的福煦元帅签署了投降书。法国人一直不知道德国竟然把这节火车皮秘密保存了起来。现在德国人竟然把它又拉了出来，作为法国签署投降书的地点！

感谢我在德军中的朋友，他们在下午4点半把我拉上车，一路疾驰赶往贡比涅。在路上，我想起来昨天我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询问德国外交部的官员，是否如传闻所说，是希特勒坚持要在贡比涅签署停战协议的。那位官员不喜欢这个问题，冷冰冰地回答：“当然不是！”然而我在下午6点钟到达贡比涅之后，就发现很显然是希特勒在背后下达的指令。福煦元帅当年受降的车厢放在贡比涅的一座博物馆里，德军工兵正在使用冲击钻兴奋地拆除博物馆的围墙。

一位德国军官主动告诉我，他们计划把车厢从博物馆里拖出来，送回森林里安放，位置要和1918年11月11日凌晨5点钟时的位置一模一样，德国人就将在那里接受法国的投降。我想这个做法一定会让希特勒充分感受到复仇成功的快感。我在想，如果到时能够去现场，而且搞到设备的话，我就从森林里向纽约做一场特别的直播。我向身边的一位德军上校询问，能否帮我弄到一条电话线路。他很友善，说会帮我准备妥当的。他还带着我们进入这节老车厢参观了一圈，里面的座位上都摆着小名牌，标明当年参与投降书签署仪式的有哪些人，坐在什么位置。根据指示牌来看，福煦元帅当年是坐在正中间的，我心想，如果希特勒出席，他肯定会坐福煦元帅当年的位子。

黄昏时分，我又坐上德军朋友的车往回赶。晚上9点钟，我们在贡比涅和桑利斯之间的一片小森林停留了一会儿。之前一支撤退的法军在这里遭到轰炸，现在道路一英里周边的地区都是稀稀拉拉的坟墓，约有20座，每座坟头都立着一个钢盔。被炸死的战马只是草草掩埋，还能闻到腐臭。路边除了一门被遗弃的75毫米口径火炮以外，还有枪支、弹药、军靴、风衣等各种散落的军需物资。我仔细看了一眼那门火炮，它的生产日期竟然是1918年！他们竟然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去保卫通往首都的要道！

晚上赶回巴黎后，我参加了由格莱泽·冯·霍斯特瑙将军举办的情况通报会，他是希特勒指定的官方军事史学家之一。当年我在维也纳工作过一段时间，目睹过霍斯特瑙对许士尼格的无耻背叛，从那以后我就很讨厌他，也不大相信他的话。但是他不无智慧，眼光往往长远和独到。他认为德国抓住了军事史上的一个短暂机遇期向西方盟军发难，此时的进攻型武器要强于防守型武器，这个时期或许是几周，或许是几个月、几年。他说，这样的进攻以及收到的奇效只能发生于1940年的夏初。如果这一切在一年后发生，那时盟军很可能发展出防御型的武器，比如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以及足够的坦克和战斗机等，就能抵消德国的进攻优势。接下来，德军与盟军的攻守实力就会出现平衡，就会在西线重演1914年到1918年胶着战的历史。

他说，这就是希特勒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闪击西欧。

我想此生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忘记下面这个场景了：1940年6月21日下午，我站在贡比涅森林的一片小空地，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庆贺他最新也是最伟大的胜利，他在过去动荡不安的数年间已经取得大量胜利。这个纳粹独裁者年轻时在奥地利受到排斥，作为报复，他吞并了奥地利；他痛恨捷克斯洛伐克人，他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他要为德国在1918年的战败以及发生于这片树林空地上的屈辱复仇。

那天下午的天气可真好，6月的艳阳暖暖地照着茂密的森林。那些榆树、橡树、柏树和松树都投下树影，在那一片树荫当中，那列火车老车厢就安静地卧在雷通德的一片小小的、圆形的空地中。踏上火车的阶梯已经架好，那里通往希特勒一生当中最伟大的巅峰时刻。

我看了下自己的手表，正好下午3点15分。一列黑色梅赛德斯车队驶了过来，停在了阿尔萨斯-洛林战争胜利纪念碑下，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从车里出来。我注意到他们的服饰，希特勒换下了战前最常穿的褐色纳粹党制服，专门穿了一件双排扣的灰色军服；戈林蒙元首恩赐，是军中唯一的元帅，他穿了一件空军的天蓝色制服，手里玩弄着元帅权杖；最高统帅部指挥官凯特尔将军和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将军都穿着土灰色的制服；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博士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海军制服；希特勒的忠诚助手鲁道夫·赫斯穿的和元首类似；最后一位就是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了，他穿着装饰华丽的土灰色外交部制服。

我没看到戈培尔，希特勒肯定是让他留在柏林负责维持工作。我能想象到他一定在心里无数次咒骂自己敬爱的上司，为什么在这么隆重而荣耀的场合里把自己踢了出去。

代表团在阿尔萨斯-洛林战争胜利纪念碑停留了片刻。我注意到这座雕塑被盖上巨幅的德国军旗。这样希特勒既看不到它，也不会读上面的铭文了。我当年住在巴黎，好几次来过这里，我记得这座纪念碑的样子：一把巨大的协约国剑，刺向一只跛脚的雄鹰——雄鹰代表的正是当年的德意志帝国。碑座上写着：“献给法国的英雄士兵……他们保卫了祖国和祖国的利益……光荣地解放了阿尔萨斯和洛林。”

希特勒转过身去，从我们面前走了大约200码，纳粹分子跟随其后，他站在了车厢的台阶前。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从双筒望远镜里仔细观察了一下希特勒的脸，神色黯淡而严肃，充满了仇恨。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显示出自己是个得意扬扬的征服者，一副挑战全世界的样子。除了这个，还有些别的东西……德国的命运反转如此之迅速，他自己的命运也是一样，他的内心流露出一种自大和喜悦之情。

希特勒在空地中央停了一会儿，等待着他的私人旗帜升上旗杆。他突然注意到附近有一块三英尺高的大花岗岩，他大步走了过去。我在想，等他的随从把法语碑文翻译给他听以后，不知道他要做何反应。

我对碑文太熟悉了。那段简单的话，不论读过多少遍，我每次都能被其深深打动——“1918年11月11日，罪恶的德意志王国屈服了，它被它想征服的自由人民征服”。

（我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读了一遍碑文，戈林也读了一遍，他们站在6月的阳光下，一片默然。希特勒离我有50码的距离，但在我正前方。我努力通过望远镜看清他脸上的表情。那张脸，我在许多重大场合看过，此刻我看到的却是燃烧着的蔑视、愤怒、仇恨、报复和胜利。

他走过了纪念碑，表现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突然之间，他又转回头，表情轻蔑而愤怒——人们几乎可以感觉到这种愤怒，因为他不能用他的普鲁士高筒靴一脚踏去这些可恶的、挑衅的字句。[20]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眼神和我们对视，你分明可以感觉到他的憎恨，憎恨中还包含着一种报复成功的胜利感。突然，他好像感到自己的脸部表情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的感情似的，把整个身子摆出一副与他的心情相协调的姿态。他迅速把双手搭在臀部，双肩耸起，双脚分开。这是一种不可一世的挑战姿态。他此刻所站的地方就是22年前自己的祖国遭受羞辱的地方，现在他可以报仇雪耻了。

希特勒趾高气扬地带着下属走进了车厢，一屁股坐在福煦元帅当年坐过的位子上。五分钟后，由夏尔·安齐热将军率领的法国全权代表团也抵达了，从神色看得出来，他们真是忧心忡忡。除了安齐热将军以外，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副海军上将和一位空军将领，前法国驻波兰大使莱昂·诺埃尔也在其中，他是最早看到德国如何蹂躏波兰的法国人。他们看上去极为疲惫，但还在努力维持着尊严。看起来希特勒一定会对他们大加羞辱一番。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写道：

法国代表团之前并不知道我们把谈判地点安排在了这里。当他们收到这个消息后，他们非常震惊，而且一开始情绪就显得十分消沉。

哈尔德将军是一个非常正直、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绅士，可是就连他也不明白法国人是感觉到尊严遭到了污辱，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情绪消沉。

法国代表团入座后，凯特尔将军立刻开始宣读议和草案。这份文件很显然是希特勒亲自拟定的，里面照旧充斥着各种对历史的歪曲言论，我从他嘴里听到这些陈词滥调不知道有多少遍了。[21]希特勒的胡言乱语从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他说“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根本不想打这场战争，而且在战争中敌人从来没有取得对德国三军的决定性优势，但由于威尔逊总统保证德国人可以结束战争，德国人相信他的话，才放下武器投降的”。接下来希特勒又指责西方盟国联合起来凌辱德国，给德国人民带去巨大的痛苦。最后他强调：“1939年9月3日，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25年，英国和法国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再次向德国宣战。”天啊！我无数次听过他的这些谎言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解释自己把谈判地点选在这里是多么合适：“当年在此地签署的和约，深为德国人民所憎恨，是德国历史上遭遇的最大耻辱，对于法国来说也不是其历史中的光辉一页。现在我们回到原地，就是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份记忆，恢复公正。”

这就是希特勒的陈词滥调。凯特尔将军开始宣布议和条款，据莱昂·诺埃尔大使回忆，凯特尔的声音“充满了热情、自大与残酷”。他一读完条约，希特勒立刻就带着侍从离开了。元首之前就已经警告负责谈判的凯特尔，对自己亲自拟定的议和条款只能解释，不得改动，法国人只有全盘接受的份。安齐热将军认为“条款的条件远比1918年协约国向德国提出的严酷得多”，对此极为震惊。接下来的一天半时间里，他一直希望说服德国人放松一些条件，但这完全是徒劳的。

谈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议题就是法国海军的问题。该问题对于并不打算投降的英国来说同样重要，此外，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很注重欧洲海军力量的平衡。如果法国海军最终向德国投降，那将会极大增强德国海军的力量，对英国海军来说是一个巨大威胁，丘吉尔感到忧心忡忡。当时法国政府要求英国允许其寻求停战，丘吉尔提出如果法国政府保证法国海军舰队能够全数驶往英国港口，那英国政府就不再阻拦法国政府选择对德求和。

希特勒当然要竭力避免这种事情。他在6月18日与墨索里尼会谈时表示，为了招降法国海军，他愿意向法国做出一些让步。希特勒在对法停战条约里提议，法国舰队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进行复员并拆除武器装备，之后就可以安全停泊在原来的港口内。作为法国海军愿意与德国合作的回报，希特勒说他愿意做出一个庄严承诺——元首做出又一个“承诺”了！承诺内容如下：

德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庄严地宣布，它无意使用在德国监督下的港口所停泊的法国舰队来为自己作战。而且，德国政府庄严且明确地宣布，在签订和约的时候，德国无意对法国舰队提出任何要求。

法国政府接受了德国的这一条款，很显然，法国政府还是相信了纳粹独裁者所谓的保证。但远在伦敦的丘吉尔不这么认为。

6月25日，丘吉尔发表演说：“希特勒的保证有任何价值吗？去问问那些被他欺骗过的国家就知道了。”[22]

停战条件中有一条最令我愤怒，它要求法国把所有滞留在境内的德国籍反纳粹人士交还给德国政府。这数千政治难民因为当年反对纳粹的暴政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法国以寻求庇护。就连远在波尔多的魏刚将军都对这个条件表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极不光彩的行径”，要求把这一条件删除，但毫无疑问，德国人直接拒绝了。

后来，魏刚将军明显忘记了自己从一开始就认为德国人的停战条件是侮辱性的，因为他表示，停战条约“一点儿也不屈辱”。后来法国的两位大使莱昂·诺埃尔和卡默勒在法庭上证明，贝当政府把这一条款执行得“更加恶劣”。法国内政部和秘密警察对德国流亡者进行了残酷搜捕，把他们移交给希特勒。被捕的人中包括两位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布莱特沙伊德和希法亭，他们都被送往柏林，斩首处决。

法国政府不仅如此低三下四，而且明令本国公民不得为其他任何国家从事反对德国的行动，违反者将被视为游击队员（franc-tireurs），意思是，一旦抓获即当场击毙。这针对的当然是戴高乐，他正在英国积极组建“自由法国”军队。我想不管是贝当、魏刚，还是希特勒和凯特尔，他们都知道这样的规定是违背战争原则的，但是法国政府没有任何抗议。迄今为止，据我了解，停战协议第20款还规定，目前被关押在德国境内的近50万法国战俘将不会被立即遣送回国，要等到和平真正达成后再考虑他们的去留。对这一条款法国也没有抗争，我对此感到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贝当、魏刚和让·达朗都认为英国将在几个星期后被打败或投降，真正的和平很快就会到来，法国战俘也就会被释放。

根据其余的条款，法国五分之三的领土由德军军事占领，主要包括业已被占的法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包括大西洋沿岸所有地区。这些都是法国工业重镇。条约规定巴黎继续由德军占领，如果法国政府需要，也可以迁回巴黎。法国最重要的部分——北非得以保留，但当地除了用于维持治安和秩序的小规模部队，驻军必须解散。

6月22日，我早早去了贡比涅。最高统帅部的朋友暗示我，法国人今天肯定会签署停战协议，这将会让法国脱离战争。我早早动身还因为，之前我在斯克里布酒店吃早饭时听说，希特勒命令所有的记者——德国的和外国的——和他一起返回柏林，如果签署停战协议，他要在柏林宣布消息。我早上见到的美国记者都决定遵照命令搭媒体班机回柏林，但是我决定留下来。我想到车厢现场目睹事件的高潮。没准法国人会拒绝签署协议，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独家的好题材。我想做一个目击者的现场播报。

为了防止德国官员一早把我们集合起来送上回柏林的飞机，我提前溜出了酒店，搭上迪特里希和德军朋友的车直奔贡比涅森林。迪特里希博士一直在为德国的短波广播报道新闻。看上去他们都不担心这样帮我会违背元首的命令。迪特里希认为元首的命令只限于报纸的记者，而德军朋友更是乐见我违抗他看不起的希特勒。不过他提醒我，元首已经下令，今天所有贡比涅的广播会自动在柏林录音，只有元首同意后才能将信号转发至美国。

这样也不错。至少和报纸记者比起来，我能亲眼见证事件的发生。而且，我们的报道会同时从柏林发出，等他们的报纸印出来，我已经领先他们几个小时播完新闻。

我回想着这两天我从德军通信车里听到的不少消息，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车厢里吵得一塌糊涂。法国代表团一直要求德国人让步——在我看来，除了转交德国流亡者的问题外都是细枝末节——德国则一直拒绝。魏刚将军一度仅要求把法国人的要求和德国人的回复附加在停战书之后，但就连这样的要求德国人也一口拒绝。

到了下午，安齐热将军打电话给波尔多的魏刚将军，向他唐突地提出，法国政府不能只是“授权”，而要“命令”他签署这个条约。他不想和法国政府共担骂名。魏刚将军对一个下级军官提这样的要求极为愤怒，但安齐热一再坚持。

到了傍晚，德国人没有耐心了。下午5点半，凯特尔将军向安齐热将军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最后通牒，要求法国代表团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做出最后决定，否则谈判自动终止。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天真地以为法国代表团会直接拒绝德国人的条件并走出车厢，接着法国政府就会考虑迁都到北非。我听说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一直在敦促法国政府迁到北非继续开展抵抗。但看起来我还是太幼稚了，我没有意识到法国政府里的投降主义思潮这么顽固。最终，魏刚打电话给安齐热，表示接受他的要求，命令他而非授权他代表法国政府签字。魏刚在电话里口授道：“现在向法国谈判代表团下达第43/DN号政府令……命令代表团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

我的手表指向下午6点42分，德法代表团在福煦元帅的旧车厢再次会面，正式签署了协议书。从窗户里我可以看到安齐热将军的脸色阴暗惨白，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泪水。在正式签字之前，安齐热将军表示他要做一个个人声明。他颤抖的发言回荡在通信车里，他一边说，我一边用法语记了下来。

我需要声明的是，是法国政府命令我签署停战协议的……

法国加入盟军与德国作战，而现在我们屈服于武力而不得不结束战争，因此被强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法国有权利希望，在未来的谈判中，德国能够表现出足够的善意，以使我们两个伟大的邻国能够在和平中生活与协作。

听到这些话，我在那里自言自语，难道安齐热将军相信希特勒会有那样的仁慈之心？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下场不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吗？希特勒难道会对法国格外开恩吗？

接下来我在通信车里听到刷刷的声音，那是钢笔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声音。我看了一眼手表，正好是6点50分。我听到法国人在说些什么，但是声音很混杂，没有听清楚。然后就是凯特尔将军低沉的声音：

今天我们能够完成这项使命，全是源于勇敢的德国士兵和法国士兵的功劳，为此我请求两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起立……让我们向那些血洒疆场、为国牺牲的勇士致敬。

沉默了一分钟之后，两国代表团走出了车厢。法国代表团飞往巴黎，明天有一架德国飞机会把他们送到罗马，他们还要在那里向墨索里尼递交停战协议书，那一定会是一场让法国人如坐针毡的会议。[23]法国人刚刚签署的《法德停战协定》中第23条规定，法国必须和意大利也达成停战协议，待《法意停战协定》签署完成六个小时之后，《法德停战协定》才算真正生效。

当晚德军和德国广播公司把通往柏林的播音线路准备妥当后，8点15分我开始向美国广播。这两天我在现场做了不少笔记，所以我就根据笔记内容即兴发挥了。我就停战协议的问题讲了半个多小时。但问题在于，我根本不知道纽约方面有没有收到我的播音信号，我在广播之前持续呼叫了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4]四五分钟，但是他们都没有给我反馈，我只好就这么自说自话。按照一开始的规定，当晚我的播音并不能直接传回美国，必须先由柏林方面录音，经希特勒同意后才能录播。但是也可能当时德国人同意我做现场直播？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事后证明，我在开始播报之前持续呼叫纽约方面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当我播音结束后，我走出了德军的通信设备车。旁边大约30码外就是那列火车车厢，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我当晚的日记里写到了当时路边的景象。

透过树丛，我可以看到一群群难民，他们面露疲惫，或者拖着疲惫的步伐，或者骑着自行车，或者坐着货车或大卡车，向着毫无尽头的远方走去。他们看上去都筋疲力尽、面色惨淡，很多人一瘸一拐。这群可怜的人还不知道停火协议已经签署，战斗很快就会停止了。

我走到空地中间，天色变得更暗了，雨也开始下大了。一队德国工兵正在那里搬动那节车厢，他们边干活边喊着嘹亮的号子。

我问他们：“你们要把它搬到哪里？”

他们回答：“柏林。”[25]

由于第二天是周日，所以那晚我拖到很晚才上床睡觉。自一周前离开柏林来到贡比涅，我终于可以睡个囫囵觉了。瓦尔特·克尔在酒店外砰砰敲我房门时，我才被喊醒，我抬手看了一眼表，已经快中午了。

克尔向我大喊：“祝贺你！昨天你的新闻是全世界唯一的独家报道！”

我还没从睡意中清醒过来：“克尔，你在开玩笑吧？”

德国人没有给克尔发放许可证，他不能前往贡比涅森林。克尔说自己一直坐在办公室里，他们大楼顶上的广播天线还没有被德国人拆除，所以他还能听到外国的广播。他一直坐在那里收听美国的报道，大多数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说在几个小时里，一直听到我从贡比涅发回的有关协议书签署的详细报道，这是美国人唯一能够获取的新闻消息来源。与我的报道相比，报纸确实慢了很多，希特勒在当晚的11点半才准许把消息放出去，驻柏林的记者才开始把新闻传回国内。

克尔接着告诉我，虽然我把消息发回了纽约，却没有其他消息来源可以证明我的报道的可靠性，埃尔默·戴维斯和公司的其他评论员对此多少有点尴尬。节目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后，埃尔默终于憋不住了，尽管他相信我发回的消息一定是可靠的，但他也必须向听众指出，现在播出的消息还没法从其他任何渠道进行确认。

克尔告诉我，埃尔默说：“听众朋友，发回消息的夏伊勒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他对新闻报道一直非常谨慎负责。我们相信他的报道的真实性。也许晚点我们就可以从其他消息渠道对报道的真实性进行确认了。请大家别切换频道……”[26]

埃尔默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出色的主播，他知道当年合众社就闹出过乌龙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法停战协议于1918年11月11日签署，但合众社四天前就报道了签署的新闻。这对初出茅庐的合众社来说可是个巨大的打击，差点葬送了它的前途。

有时候我会想，我记者生涯中最成功的这次独家新闻是怎么完成的。我得承认，事情非常简单，也非常幸运——绝大多数独家新闻靠的仅仅是运气。当我在贡比涅报道时，这条德军通信线路的末端是柏林，那里的德国工作人员插错了一个插孔——本来应该连接到德国广播公司的录音设备，可他们把线路错插到位于措森的一处短波发射器上了，广播立刻就被传回了纽约。因此，停战协议签署之后仅仅1小时25分钟，我们公司（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如果他们接收到了的话）就收到了确切的消息。至于美国的其他报纸和通讯社，他们要在六个小时之后才能收到他们柏林记者的消息。[27]

事实证明，我在开始播音前不断地呼叫纽约总部长达四五分钟的做法真是太重要了。我对着话筒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相同的话，根本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到：“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你好。纽约，全国广播公司，你好。这里是威廉·夏伊勒在贡比涅森林德法签署停战协议的现场为您做出的报道。我们将在五分钟（之后是四分钟，三分钟，等等）后为您报道协议签署的结果。你好，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公司的纽约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后来告诉我，因为当天是周六，公司只派了一些骨干成员值班，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我发出的呼叫。就在我开始报道的一分钟前，公司收到了呼叫，在最后一秒前播音员为我的报道说了开场白。当时埃尔默正在第52大街的一家餐馆吃饭，听到我传回报道的消息后，他猛推椅子，一路狂奔回公司，给我的报道做评论。

第二天，我听说希特勒对我播音的消息极为愤怒，他认为我违反了他的规定，在规定时间前就把消息放了出去。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这个德国独裁者“被独家”报道了——被一个他根本不屑一顾的无名外国记者。我听说这位纳粹独裁者随即下令对德国军方和德国广播公司展开调查，找出弄错设备插头的责任人。他怒骂，这个罪犯一定要为这个失误付出代价。

这真的是失误，还是有人故意为之？我不知道。德国军方、广播公司和宣传部都为此事来问讯过我，我告诉他们，我很高兴这个失误为我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我的确没有事先参与其中。事情逐渐平息后，我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些朋友暗示我，可能是德国军方故意让广播在第一时间散布出去的，因为他们厌恶希特勒延迟不报，只为宣传他个人的做法。我回到柏林得知，希特勒和戈培尔果然炮制了一个广播盛宴，作为对停战协议的官方公报。

最高统帅部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炮制的这场广播活动可真是令人作呕的宣传噱头。毕竟在德国军方看来，如果没有自己在西线的奋勇作战、神速进展，法国人根本就不会那么快屈膝投降。现在希特勒想独占功劳，这当然令军方不悦。在这个宣传问题上，最高统帅部和元首之间的嫌隙前所未有地扩大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后来在和我的谈话中将透露相关的情况，当然他把大多数的不满写在了日记里。以泄露我的广播来拂逆希特勒的命令，也许这是军官团反对他的又一种方式。

然而，当我回到柏林时，我一直在担心德国人会不会把我驱逐出境。

我在巴黎又晃荡了一段时间，6月底的塞纳河真是美极了，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温暖，天空也是蔚蓝的。我故地重游，又拜访了不少黄金时代以来结识的故人旧识，但心情反而越来越糟糕。

当年我在巴黎生活和工作时，对法国人非常欣赏和钦慕，但是现在我根本不能理解这个民族究竟怎么了。他们的父辈曾经为了抵抗德国人的侵略而浴血奋战，现在他们却什么也不做，就直接屈膝投降了。我实在不能明白他们为何会对停战协议书表示欢迎，他们好像也根本没有考虑过在德国人的控制下未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年，布鲁姆作为社会党领袖，带领“人民阵线”组建了一届法国政府，布鲁姆本人凑巧是犹太人，法国人却因此十分讨厌他，一些反动分子甚至宣称“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最终逼迫布鲁姆政府倒台。现在希特勒倒是真的来了，法国人却拒绝面对现实了，他们不愿去想象未来的生活是怎样的。

除了懦弱的法国民众，还有那位年老体衰、步履蹒跚的贝当元帅，他一直强烈请求德国人放过法国，让法国能够签署停战协议，然后又接受了德国人的全部条件。虽然我十分震惊，但我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法国人站在贝当元帅的背后，他们希望法国能从战争中脱身，向希特勒屈服。我能够理解法国人的想法，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同胞，尤其是男人遭受杀戮之苦。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是非黑即白。就像已经倒台的雷诺政府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法国怎么能够停止战斗呢？法国在北非的武装力量并不弱，拥有足够的力量击退妄图取得此地的德意联合部队。但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认为，如果法国政府迁往北非，就等于把法国所有的大都市让给了纳粹。我心想，停战协议签署完成，法国的命运才是真正被掌控在了希特勒手中。贝当元帅的傀儡政府既无自由，也不可能真正自主。

丘吉尔在向下院汇报《法德停战协定》时，既“悲伤又震惊”，他说：“要想恢复法兰西的荣耀和她人民的自由，就只能仰仗于大英帝国的胜利了。”

这本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不论是我的法国朋友还是贝当元帅本人，他们都认为英国应该像法国一样，战败时认命。

作为对丘吉尔的回应，贝当元帅也发表了演讲，他说：“首相大人需要明白，法国人民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

我简直不能相信贝当元帅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的法国朋友同意他的观点。戴高乐将军于6月24日就法德签署停战协议的问题，在伦敦发表致法国同胞的广播演说：“事实就是，在法国没有一位公众人物站起来谴责停战协议，法国和她的人民就这样心甘情愿地以停战协议向敌人屈服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位法国旧相识很困惑地问我：“戴高乐？这个家伙究竟是谁？”很显然，几乎没什么法国人听说过他的名字。[28]

后来法国人才知道，在1940年的6月里，整个法国都是一片绝望的思潮，只有戴高乐坚持西方同盟，抵抗到底。也正是因为有他的坚持，最终法国人民才有幸见到了解放的曙光。1940年，他们对贝当元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可等到四年后，他们又立刻调转风头，将戴高乐将军吹嘘到了天上。1940年6月《法德停战协定》签署完成后，法国著名的诗人兼外交官保罗·克洛岱尔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赞扬贝当，可四年后，当戴高乐将军重返巴黎时，他又写了一首同样充满热情的诗以赞颂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据我回忆，克洛岱尔的这两首诗，用词极为相似。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还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也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也一样恶劣。停战协议签署后，贝当元帅发表演说，要求法国民众接受投降并尽快返回正常的工作。7月3日，莫里亚克听到演讲后，陷入狂喜，就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

贝当元帅的指示……是永恒的道理。这不仅仅是某个人对我们的指导，也是法兰西深邃的历史对我们的指导。这是凡尔登战役赐给我们的智慧老人……[29]

莫里亚克和克洛岱尔一样，等到戴高乐荣归故里，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戴高乐将军的狂热拥护者。还有著名的诗人保尔·瓦雷里，他曾经夸耀贝当元帅“在国家处于一片混乱之际，舍身奉献，力挽狂澜，拯救法兰西国运于一线之间”。小说家安德烈·纪德在这方面也丝毫没有输给他的文学界同行。当《法德停战协定》尚未签署时，贝当元帅就发表广播演说，呼吁全体法国人停止抵抗，纪德就说他的演说“十分值得赞扬”。7月10日，纪德在报纸专栏里撰文为贝当元帅辩护：“如果能够将我们从腐朽的生活中拯救出来，那我必须说，我愿意接受独裁制度。”纪德的心愿倒是很快就实现了，而且现实一次性给了他两位独裁者，直接统治他的便是由贝当和赖伐尔控制的法国傀儡政府，再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独裁者——希特勒本人。7月9日那天，他说自己认为“只要德国人的统治能够保证法国人的生活富足，那十个法国人里有九个都是愿意接受这种统治的”。到了7月中旬，他再度撰文为贝当、魏刚和赖伐尔的投降辩护：“现在我相信，法国当时的确不需要盲目追求所谓的胜利，否则就是一种冒险和鲁莽的行为，这会把法国带入危险的泥潭，甚至会葬送法国。”

天哪，这种话竟然会是纪德说出来的！他曾经还被认为是法兰西民族的良心，他曾经还是我的偶像！现在他却堕落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为统治法国的傀儡政府摇旗呐喊。

在巴黎只有极少数的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会时不时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言。当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大败普鲁士，普鲁士不得已而向这位法国皇帝投降，费希特因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句话：“怯懦的投降并不能让你免于被毁灭的厄运。”

有些人还会提起1870年的一次留名青史的经典对话。当时法军大败于色当，普鲁士军队逐渐逼近巴黎。眼见胜利根本无望，究竟是战是降，梯也尔将军和迪克罗将军就此发生了争执。

梯也尔说：“将军，您建议要誓死守卫巴黎，不错，这是一个军人应有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像一个政治家那样思考。”

迪克罗将军回答道：“先生，我相信我也是用政治家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的。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常常可以在一片废墟中再度崛起，但是如果它的道德成了废墟，那我们就永无复兴之日了。”

然而现在，法国人心甘情愿吞下了投降的苦果，巴黎人在德军的占领下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还可以从道德的废墟中崛起。因为我深爱这个国家和她的文明，我会这么祈盼。但说实话，我的信心没有那么足。我无意中想起了修昔底德也记载过一个民族誓死不降的故事。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想法：

在这个阴冷的夏夜里，我想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雅典的伯里克利派遣代表团到米洛斯岛下达最后的通牒，要求米洛斯人立刻投降。[30]

雅典人就像希特勒一样狂妄傲慢，他们告诉米洛斯人：“经历丰富的人谈起这些来，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修昔底德也记载了米洛斯人的答复：

“……我们这些还有自由的人民如果不去反抗一切，而低声下气，受奴役的羁绊，那么，我们就真是懦夫，真是孱弱无能之辈了。……在战争中，命运有时是无偏颇的，人数众多的优势也不一定胜利。假使我们屈服，那么，我们的一切希望都丧失了；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继续斗争，我们还是有希望站立起来的。”[31]

6月27日，我回到柏林之后，一想到法国竟然在短短六个星期就不可思议地灭亡了，我还是会很震惊。这段时间里我也没什么太重要的工作要做，我就静下心来，想努力总结一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并且探寻原因。也许现在做这件事为时尚早，但是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记者来说，我可以帮助自己得出一些初步结论，理清头绪。

法国人没有展开什么战斗，开战后的第五天，德军从色当到那慕尔一线就基本彻底瓦解了法军的力量，之后法国人就根本无力做出抵抗了。然而1914年的时候，当时法军从英国那里得到的援助更少，他们却在马恩河一带成功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现在有英国远征军的帮助，法军反而一败涂地，原因究竟何在？我并不清楚答案。

是因为德国人的闪电战——德国的装甲部队和斯图卡轰炸机给了法军突然一击？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八个月前，德军进攻波兰的时候就使用了这套作战方式，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法国和英国最高指挥部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德军入侵波兰后，他们的闪电战法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依稀记得拉尔夫·巴恩斯和我说过一件事，他说大概在德军袭击法国的几周前，英国帝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在伦敦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他吹嘘自己派往法国的将军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是师级指挥官。相比之下，德军的将领都是一群毛头小伙子，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艾恩赛德将军真是过度自信了。德军的将军的确都很年轻，他们大多数人40多岁，少数几个顶级将领刚刚50岁出头，甚至有个别将军还不到40岁。但是他们富有冲劲，勇敢，在战场上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善于变通，精力充沛，这是年轻赋予他们的巨大优势。在进攻波兰的过程中，赖歇瑙将军率领着他的部队第一个冲过了维斯瓦河，他是直接游过去的！还有古德里安将军、隆美尔将军和其他许多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他们都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往往亲自驾驶着战车发起冲锋。相比之下，法军的指挥官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都把师级指挥部设在了远离前线的后方。

我猜测德军在西线能够取得如此难以置信的胜利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德军的士气格外旺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希特勒掌握的这支军队和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治下冲入比利时和法国的帝国军队有着天壤之别。我在圣诞节访问基尔港的德国海军时，才第一次发现德军的精神风貌与以往的旧式军队是完全不同的。德军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亲若手足，如果当年普鲁士王国的老将军们看到这幅景象，一定会震惊不已。即使是英、法的军官，我想甚至可能包括美军的将领，都会为纳粹军队这种亲密无间的官兵友谊感到惊讶。从我抵达前线进行采访的第一天起，我就被德军这种精神风貌震动。别的不说，单单一件事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德军军官和普通士兵吃的是同一口锅里煮出来的同样饭食。我还发现德军军官会极为认真地倾听普通士兵的汇报。当时德军突袭埃本·埃马尔要塞，德军委派的指挥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士。等我到巴黎后，我发现从前线撤下休假的德军军官和普通士兵很自由地坐在一起，随意交谈。我听说有个德军上校自己掏钱请12个二等兵在歌剧院附近的巴斯克餐馆吃大餐，席间还就旅游指南讨论巴黎有哪些景点可能是他们会感兴趣的。我还了解到，希特勒平时对部下生活方面的困难很重视，还会为他们提出详细的指导，这可真让我惊奇。

面对这一切，我却有一件事更加想不通了。这些士兵来自一个残酷地压制自由的国家，它对于反对派从来都不心慈手软，对待犹太人大加杀戮，恨不得让他们亡族灭种。这是一个独裁国家，它甚至就像一个毫无道德的黑帮，常常连预警都没有，就直接袭击并占领自己的邻国。而且它常常一方面发誓自己绝不会袭击别人，可一转身就大肆侵略、奴役别的民族。

这群军人，如何能够如此满怀热情地为一个残忍之至的血腥政权卖命战斗呢？我实在不能理解。

我记得第二天，也就是6月28日，是《凡尔赛和约》签订21周年。当年那些炮制了《凡尔赛和约》的战胜国，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一劳永逸地安宁下去，现在他们似乎才发现，《凡尔赛和约》要寿终正寝了。当天德军部队沿着波尔多南下，抵达了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地区；苏联的先遣部队也在当天开进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地区，当年《凡尔赛和约》把这两个地区都划给了罗马尼亚，现在苏联人又把它们夺走了。我注意到，德国外交部对苏联的这一行动很不满。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苏联已经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又得寸进尺，这让德国非常不高兴，但希特勒似乎也无可奈何。当年纳粹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现在苏联只不过是把希特勒当时许下的诺言都兑现了而已。不过希特勒还是十分注重罗马尼亚问题的，毕竟德国绝大多数的石油需要从罗马尼亚进口。

在我回柏林的路上，我有一位随行的朋友，他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人，我问他：“谁会是你们的下一个目标？”

他微微一笑：“英国。”

不过他也承认，德国军方对此并不是十分热心，因为军方还不知道如何突破英吉利海峡这道障碍，但是元首本人极力坚持要进攻英国。

他和我开玩笑说：“到时你的下一个采访任务一定就是英德战争。”说实话，我比德国军方还不希望看见这场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一定要去报道的话，我倒真心希望德军都溺死在英吉利海峡里。不过我马上提醒自己赶紧从这些胡思乱想中清醒过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考虑下一次报道任务，而是要想方设法远离德国人。我向纽约总部发了电报，让他们给我放一周的假。我可以回日内瓦过7月4日独立日的假期，和家人好好聚聚。在我独家报道了《法德停战协定》签署的新闻后，我想总部不会吝啬给我放几天假了。

假期期间，我在湖边漫步，我教艾琳游泳，听她在水里开心地尖叫，和特斯谈论我们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坐在湖边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共进晚餐，远处就是高耸的勃朗峰，夏日傍晚的阳光照着山顶的皑皑白雪，呈现出粉红色的光芒。7月4日下午，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在他湖边的官邸举办了招待宴会，邀请我们前去参加，不过现在留在瑞士的美国人已经越来越少。领事官邸附近风景优美，毗邻的牧场里成群的奶牛在吃草，帆船在平静的湖面上慢慢地飘荡着。官邸里举行了盛大的烧烤晚宴，我们烤了不少法兰克福香肠、汉堡和甜玉米，举杯满饮瑞士啤酒和当地美味的葡萄酒。同胞们都在讨论故乡的事情，看起来大家都很思念祖国，好在那里现在看上去还算是远离战争。

我们每天都会经过国联大厦，我还是个年轻的驻外记者时，就从巴黎赶到这里参与报道。对全世界无数人而言，当年的国联是他们世界和平的期望所在。

（7月5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傍晚日落时分，夕阳照过国联那大理石的大厦，影子投在了两侧的树丛中。国联大厦看起来是那么高贵，国联本身曾经也代表着高贵的希望。然而它从来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今夜的它只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而已。那栋大厦，那些制度，那些希望，现在都已经灰飞烟灭。

7月8日结束休假回到柏林时，我才发现已经灰飞烟灭的不止国联，民主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已经崩溃。皮埃尔·赖伐尔宣布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已经投票决定解散自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主制度的两根支柱就此轰然倒塌。年老体衰的贝当元帅成了法国傀儡政府的独裁者，在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实行专制统治。我相信阴险狡诈的赖伐尔一定在贝当的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柏林的纳粹分子对法国傀儡政府效仿德意志帝国独裁制度的做法欣喜若狂。不过德国外交部的朋友倒是对我直言不讳，他们说不管法国傀儡政府如何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德国人都不会因此而对它减少一丝压迫，等到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还是要照样严厉制裁它。事实上，德国外交部很快就发布了一个声明：

法国政府将自身的政治体制变更为专制制度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影响德国对其的政治清算。事实上，德国从不认为自己与法国之间的恩怨已经得到彻底清算。稍后我们就会按照历史现实主义的教诲去彻底清算我们之间的宿怨。

法国人吃了一个大教训，在喜欢恃强凌弱的德国人面前，奉承讨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从日内瓦回到柏林以后，我发现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明显冷淡了不少。斯大林趁着德国忙于进攻法国的时候出兵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把防守前线向波罗的海方向扩展了数百英里，直逼东普鲁士的边境，开始威胁德国在当地的战略要点。这让希特勒极为愤怒。6月末，斯大林占领了罗马尼亚境内的两个盛产石油的省份，这让希特勒更为不悦。我们听说，现在法国已经投降，希特勒正在考虑如果英国能够与自己达成和平协议的话，那他就要转而对付苏联了。

但德国新闻审查机构严禁我们报道类似问题，有两三次我都试图躲开新闻官的审查，在播音里报道德苏关系的新危机，但每次都被他们发现，他们立刻切断了我的线路。我们这些做记者的都意识到，德苏关系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希特勒目前不希望媒体做任何报道。巴恩斯当时从伦敦来到德国，替《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德国西线战争的情况。他之前一直在莫斯科工作，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在当地也有不少朋友。他决定不理睬希特勒的禁令，就苏德关系的新动向写一份报道。我猜他的消息是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里搞到的。希特勒对巴恩斯的报道极为震怒，命令有关方面立刻把他驱逐出境。我当时正好刚从日内瓦回来，为他送别。我们年轻时就一起在巴黎工作，后来一起驻扎柏林，特斯和他的妻子也是无话不谈的密友，他的两个女儿也是我们的开心果。我们两家经常见面，而且一起欢度所有重大的节日——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复活节。现在巴恩斯却要被驱逐出境了，这可真让我气愤。

被驱逐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在蒂尔加滕公园散步。很多年来我们常常这样一起散步，现在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巴恩斯情绪沮丧，担心纽约报社方面不能理解他的处境——自己明明报道的都是事实，现在却要被德国人驱逐出境。我试图安慰他，与我们相比，他具有更大的勇于报道事实的勇气。巴恩斯报道的新闻非常重要，现在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对彼此的不满心知肚明，两人的合作恐怕要破裂了，这会影响这场战争的进程。与此同时，我提醒巴恩斯，等他回到伦敦后，一定要记着关注另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那就是德国人要入侵英国了。虽然我很讨厌德国，但我到时恐怕还是只能待在德国境内进行报道。

我们回到阿德隆饭店的酒吧，一起喝了点酒，以前我们常常在这里喝酒，不过这一顿竟然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酒。第二天，他离开柏林。四个月后的10月28日，不甘落于希特勒之后的墨索里尼入侵希腊，英国空军对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战线进行轰炸。巴恩斯乘坐英国空军一架轰炸机前往当地报道，飞机在返回希腊基地的路上因为大雾而撞上山峰，巴恩斯不幸罹难。

7月15日，柏林方面出现了公开宣告，第一次声称元首已经准备妥当，要入侵英国了。宣告说：“德国三军已经整装待发，随时都可以对英国发动攻击。进攻的具体日期将由元首本人独自决定。”[32]

但是我从德国外交部得到消息，德国人宣称，在对英国发动攻击前，元首愿意向英国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善意”，两国可以达成和平协议。7月19日，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呼吁英国人接受和平建议，这也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那里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当天的演讲同样很精彩，充满了诡辩和谎言——后者是他的演说里从来不会缺少的东西。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听演讲时的感受：

在我们眼里，今晚的希特勒有意识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位成功的征服者，当然他也是一位绝佳的演员，一位主宰德国人思维的蛊惑大师。他把征服者的威严和领袖的谦卑绝佳地结合在一起，让他的臣民对他顶礼膜拜。今晚他的声音并不高昂，他很少大声吼叫，甚至完全没有平时演讲时那样的声嘶力竭。

他的演讲很长，里面照旧充斥着他对历史的扭曲和彻底的谎言。他对丘吉尔进行人身攻击，我暗暗地想，丘吉尔不过是个替罪羊，但是当他宣扬自己令人震惊的军功时，却没有得意忘形，他的声音很平和。我想希特勒之所以表现得这么温和，是故意为之。他需要以此来打动臣民和那些尚处中立状态国家的公众，而且，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感染英国人。现在法国已经崩溃，不列颠孤悬海外，英国人知道自己所能想到的办法不多，希特勒希望能够谆谆诱导他们认真考虑求和。在我看来，我并不怀疑希特勒相信（我敢肯定，这种信心是错误的）自己的演说能够成功地离间英国公众和英国政府。

我只听到一种人在英国大声疾呼要进行战争，发出声音的不是英国人民，而是那些政客。我不知道这些政客是否明白如果继续战斗，将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们肯定会宣布战斗到底，哪怕英国全境覆灭，也会转移到加拿大继续战斗。

然后他就开始发挥自己善于讽刺的口才了。

我很难相信这些英国政客的意思是说到时带着英国人民一起逃往加拿大，可能只有那些宣称抵抗到底的绅士才会前往加拿大。至于英国人民，我想恐怕他们还是得留在不列颠岛……到时他们再审视那些在加拿大的所谓领导人，恐怕就是另一种感觉了。

先生们，相信我，我对这种寡廉鲜耻、将整个国家置于毁灭境地的政客是一点好感都没有的，我感到恶心。这种感觉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命运选择了我，让我来替那些老态龙钟的家伙收拾残局……丘吉尔先生，我想你毫无疑问是要逃亡加拿大的……然而，对于剩下的成千上万的人民来说，他们的痛苦却刚刚开始。丘吉尔先生也许应该相信我一次，当我在预言大英帝国的毁灭时，我本人的内心里根本没有任何要亲自毁灭它的意图，我连伤害它的意图都没有……

他竟然没有伤害的意图！他把自己装扮得好像一位天真无邪的唱诗班儿童。他停顿了一下，扫视华丽的克罗尔歌剧院台下的观众。面前是大腹便便的帝国议会议员，身着褐色的纳粹党制服或者灰色军装；大约50位穿戴流光溢彩的将军坐在第一层包厢，胸前挂满勋章。然后元首继续演讲，声音低沉而产生共鸣，很快演讲就到了高潮，他正在努力让这一刻成为最庄严的瞬间。

此时，我的良心让我感觉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我必须再一次唤醒大英帝国及其他地方人民的理性和常识。此刻我不是败者，不是祈求你们的觉醒，而是以胜利者的身份，以理性的名义来告诫你们。

他又停顿了一下。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应该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场内没有掌声，没有欢呼声，也没有军靴跺地声。一片寂静。希特勒的口才真是雄辩之至。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那惨痛的牺牲将会令我悲伤。我渴望能够避免战争，为了你们，也为了我自己的人民。

他的神情极为严肃，好像自己是一位主教。

看上去他的随从和那些将军已经被深深打动了，我想今晚数以百万计的德国民众都会守在收音机前聆听元首的演讲，这场演说是为他们而做——当然还有英国民众，他们一定会被打动。对德国人而言，这是无与伦比的杰作，我确信他们现在肯定会说，看，元首已经向英国提出和平请求，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元首都说了自己完全不认为战争还有理由进行下去，如果战争还不能停止的话，那一定是英国人的错。

不过大多数听过希特勒演讲的人都认为英国一定会接受元首“如此大度”的和平请求。集会结束，我与希特勒的一些副官和将军聊天，他们都认为既然现在元首已经给了英国人机会让他们从战争中抽身，他们肯定会心存感激地接受，而且元首这次是前所未有的宽宏大量，英国人如何能拒绝呢？

等我赶到广播大厦，发现德国人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了，尤其是最高统帅部的低级军官和外交部的低级职员更为乐观。他们说西线的战争已经圆满结束，英国是理性的民族，他们知道什么事对自己有益，他们一定会选择和平的。

房间里有人打开了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从伦敦播出的节目。他们想英国方面也许很快就会播出一些节目，暗示英国人对希特勒“和平呼吁”的反应。但是距离希特勒结束演讲还不到一个小时，我想现在就指望伦敦方面做出回应也太早了点。

然而收音机里传出了英国广播公司一位播音员平静的声音，他宣布大英帝国对于希特勒的呼吁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毫无保留地反对。房间里的德国同事立刻被惊得说不出话。他们感到天旋地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名海军军官一直在不停地小声嘀咕：“英国人一定都疯了！”[33]

希特勒也不能相信英国人竟然会这么迅速地就做出了回应。三天后，7月21日，他提醒情报部门，目前只有英国的报纸和广播做出了拒绝的声明，要密切关注丘吉尔政府的最终言论。第二天英国政府的正式声明就到了，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正式宣读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和平协议的官方拒绝书。

当天下午，整个德国外交部一片愤怒之声，我看到许多人脸色铁青。外交部发言人告诉我们：“先生们，哈利法克斯拒绝了元首向他们提出的和平提议，那么我们就开战吧！”

但是怎么打？从哪里开始打？用什么打？当然，按理说下一步是侵略英国，但据我了解，尽管最高统帅部人才济济，但他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此前德军迅速地攻克了法国和低地国家，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利用已有的辉煌胜利扩大战果。

尽管我当时并不十分熟悉这些问题，但我也知道现在德意志第三帝国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此时此刻希特勒相信他已经带领这个坚强的国家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成就，德国的军队已经占领大部分欧洲大陆，德国的势力从北极圈向南蔓延到比利牛斯山，从大西洋沿岸自西向东扩展到维斯瓦河。然而希特勒一定很茫然，他不知道接下来何去何从，更不知道战争要如何以荣耀的姿态结束。

此时再回首，我会看得更明白一些。德国人尽管在军事作战领域拥有天才般的才能，但是他们缺乏宏观的战略意识。他们的眼界还是狭窄了一些，当然他们的视野常常不够开阔，他们一直只关注如何在欧洲大陆上与邻国开战，希特勒承认他对海洋有些畏惧，而他的将军对于海洋一无所知。（希特勒说过：“在陆地上我是一个英雄，在海洋里我却是一个懦夫。”）德国人没有英国人那样的海洋视野，只关注陆地。[34]

在1940年的整个7月里，德国人都在为下一步计划犹豫不决。其实英吉利海峡绝非不可逾越的天堑，法国的加来港和英国多佛尔港之间的水域是海峡内最狭窄的一段，天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望到对面的海岸线。只要德国人越过英吉利海峡，英国地面部队对于勇猛的德军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大多数是敦刻尔克撤退的残兵败将，根本无力抵挡。然而德国人始终不敢动手，他们的犹豫不决成了最大的障碍。

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的那晚，突然临时宣布擢升一批将军为元帅，不知道他是不是利用此举来激励军方加快对英国作战的部署。我当时目睹了这一场景，那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也是德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重大晋升仪式。

当时希特勒正在发表演说，赞扬自己的将军在西线作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突然他停顿了下来，宣布授予12位将军元帅军衔。至于空军总司令戈林，他已经是元帅了（也是议会的议长），希特勒宣布为他额外增设了一个新的军衔——大德意志帝国元帅，位列其他所有元帅之上。希特勒对此还不满意，还专门为戈林制造了一枚前所未有的装饰勋章——大铁十字勋章。这枚勋章独一无二，整个战争期间，除了戈林以外，希特勒再没有为任何人颁发过。

戈林欣喜若狂，他站在演讲台前，高兴得就像一个圣诞节清晨发现礼物的小孩子。当希特勒把装有大铁十字勋章的盒子递到他手里时，他满脸自豪，笑得合不拢嘴。等到元首转身回到演讲台，他立刻偷偷把盒子打开一个小缝，往里面偷偷瞅了一眼。

元帅是普鲁士军队传统上最高级别的军衔，只有一位极为伟大的将官才有可能成为元帅。现在他一口气提拔了12位元帅，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贬损了这个军衔的珍贵性。这12位新晋元帅中有九位来自德国陆军：布劳希奇、凯特尔、伦德施泰特、博克、勒布、利斯特、克卢格、维茨莱本、赖歇瑙。三位来自空军：米尔希、凯塞林、施佩勒。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威廉二世皇帝总共才提拔了五位元帅，就连战功仅次于兴登堡元帅的鲁登道夫将军都没有获此殊荣。

我注意到，一直被视为德国陆军大脑的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尽管也是劳苦功高，却没有受到元首的青睐，仅仅上提一级，从中将升为上将。我猜测原因在于他是极少数敢于批评元首的人之一。哈尔德应该被历史记住，他曾经领导了将军们在慕尼黑推翻希特勒的行动。当时希特勒是不是已经有所察觉呢？我看到哈尔德将军强作欢颜，对那些幸运儿表示祝贺，尽管他们年纪更小，现在却都爬到了自己头上。哈尔德将军长着一副学者的脸庞，看起来不像个军人，我感觉他在努力掩饰内心的疲惫和悲伤。

当天晚上，还有两个外国人参加了希特勒在帝国议会的演讲大会，其中一个是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部长齐亚诺，他是应希特勒的邀请从罗马赶来签署协议，授权希特勒代表轴心三国向英国提出和平要求的。我在罗马遇到过他，尽管他傲慢之至又不学无术，是个只会胡闹的小丑，但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可笑的法西斯面具之下还有几分人性和尊严。可是齐亚诺当晚的表现让我很失望。他身穿灰黑色法西斯军服，坐在第一层包厢中外交官代表席的前排，每当希特勒的演讲一停顿，他就像个机械玩具一样马上站起来举起右手行法西斯礼，我想德国人心里可能也在嘲笑他。

在外交官代表席的后排，我发现一个长着猪一样眼睛的矮个子，蜷缩在角落的座位里，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吉斯林。他专门从奥斯陆赶来，为的就是祈求希特勒能够让自己重新恢复权力，好替德国人统治挪威。[35]

[1] 天刚蒙蒙亮，德国驻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大使也匆匆赶到了比利时和荷兰外交部，向两国政府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比利时的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巴克打断了德国大使的话：“大使先生，很抱歉，请您先听我说。”
此时，他们能够听到窗外德国轰炸机从头顶飞过的轰鸣声，附近的飞机场传来阵阵爆炸声，气浪把窗户震得吱吱作响。斯巴克部长继续说道：“德国现在正在进攻我们，尽管我国一直恪守中立原则，但是这25年来，德国已经两次无端攻击我国。我想这次侵略可能比1914年更为恶劣，我们没有收到最后通牒，没有照会，比利时政府也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抗议。我们从进攻中得知，德国根本无意遵守自己的承诺……德意志帝国将为自己的错误向历史负责。比利时已经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德国大使正要念这条照会，斯巴克部长再一次打断他：“直接把文件拿给我。不用读了，对你来说也是受罪。”

[2] 真实情况则平淡无奇得多。埃本·埃马尔要塞是被80名德国士兵迅速攻占的。他们在一名中士的指挥下从九架滑翔机上空降，成功在要塞顶楼着陆，然后潜入炮塔，在炮管中放入微量爆炸物，爆炸既摧毁了火炮，还导致要塞深处浓烟弥漫。德国特种兵还利用便携火焰喷射器攻击了机枪口和观察哨点，他们仅仅花了一个小时就渗透进了上层的坑道，破坏了大部分的防守机枪点和观察哨点。驻守在埃本·埃马尔要塞后方的比利时步兵团一度想驱散德国特种兵小队，却遭到了德国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德国伞兵部队的阻截。在要塞坑道附近，德国特种兵和驻守士兵发生了一些白刃战，但是德国人很快就取得了胜利。5月11日中午，距离德国特种兵发动袭击仅仅24个小时，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守军就打出了白旗，1200名被德国人搞得晕头转向的比利时士兵走出要塞向德国人投降。德国人仅仅损失了6名特种兵，另外有19人受伤。

[3] 1870年9月，全欧洲的强国目睹了普鲁士军队在此地痛击法军，甚至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4] 事实上，最高统帅部的公告的确弄错了一些事情。马其诺防线根本不经过莫伯日和卡里尼昂地区，防线以莱茵河为起点，向西终止于隆维地区，位于卡里尼昂东南25英里处。

[5]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我和许多德国将军都进行过谈话，他们对于法军的强大战斗力是充满敬意的。即使是德国“装甲兵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后来也说过，他和他的部下都相信“法国人拥有整个西欧地区最强大的陆军和数量最多的坦克部队，不管是装甲防护能力还是火力都要优于德国坦克”。［General Heinz Guderian：Panzer Leader（paperback），p.73.］

[6] 如果进一步深究原因的话，可能还包括以下几方面：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没能及时重整军备，尤其是空军装备没能及时更新；法国一直没有加强自己滞后的空军力量，没有实现战争思想的现代化，一心沉迷于建设防守型的马其诺防线。

[7] 陆军总部的霍伊辛格上校简直不能抑制自己的喜悦之情，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英法盟军这样拥入比利时，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圈套啦！”（见本书作者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第638页。）

[8] 达拉第于1940年3月20日下台，保罗·雷诺继任总理。

[9] 法国图雄将军遭遇的情况则更为糟糕。由于第二军和第九军的崩溃，默兹河一带的战线出现了巨大的缺口，5月14日，最高指挥部指示图雄将军率领“第六预备役军”前去填补这一战线缺口。然而，这个所谓的“第六预备役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而来自残余第九军零散的士兵被集结起来，用于加强在法国边境莫伯日地区的防守。但是部队抵达时才发现当地的炮台居然被锁上了！原来的驻守人员在5月10日随第九军前往默兹河时给当地的碉堡上了锁，并把钥匙交给了当地的市长。然而当地市长为躲避德军已经逃跑。没有钥匙，士兵们只得用炸药将门炸开。

[10] 奥赛码头是法国外交部的别称，因外交部地处此码头而得名。

[11] 在甘末林于20世纪30年代初接任法国陆军参谋长之前，魏刚将军一直担任此职。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参谋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为福煦元帅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但他从未在战场上指挥过一支大型部队。

[12] 事实证明，纳粹的无耻程度的确超出了我的想象力。当天晚上我去德国宣传部看了一个长篇的有声新闻纪录片，内容是德国军队在比利时造成的破坏。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遭到德国轰炸的比利时村镇、城市都处于一片火海之中。德国评论员的画外音却在竭力为这些破坏行动歌功颂德，他那刺耳的嗓音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看看这些破坏的场景，看看这些熊熊燃烧的房屋，这就是敢于抵抗德国的下场！”

[13] 当天早上，雷诺总理在巴黎发表了一场措辞严厉的演讲，他把利奥波德国王的投降行为称为“叛国”。

[14] 哈尔德将军相信是戈林干扰了希特勒的想法，让希特勒同意由德国空军独自完成任务。战后有一位学者想撰书研究清楚这一历史疑案，他曾写信给哈尔德将军询问当时的情况。1957年7月19日，哈尔德将军回信称：“……希特勒之所以决定暂停陆军的行动，主要是受到了戈林的影响。希特勒本人缺乏专门的军事教育，对真正的战争所懂甚少。装甲部队迅速前进究竟有多少风险，又会取得多少成功，他并不十分明了。他只是模糊地觉得过于迅速的行动有所不吉，他的心里充满焦虑，萌生了暂停装甲部队行动的念头……至于戈林，他非常了解希特勒的脾气，他利用了希特勒的焦虑感，提议由德国空军完成剩余的包围英法盟军的任务。”哈尔德将军确信戈林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有其私心的：“德国陆军在战斗过程中迅速进攻，取得了惊人的战绩，对此戈林很担心，他害怕陆军最后成为战争获胜的最大功臣，自己治下的德国空军会被陆军的风头压过。他要确保自己的空军在这场重大战役的决定性关头，在全世界的面前赢得胜利的荣耀。”

[15] 丘吉尔当日的演讲也是他诸多极为雄辩的演说中非常精彩的一场。“即使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文明古国已经或即将沦于盖世太保及一切可憎的纳粹机构之手，我们绝不会认输，绝不会失败，我们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们一定会在法国开辟战场；我们一定会在大海上、大洋上开辟战场；我们一定会在空中开辟战场。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强大的实力投入战斗；我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保卫英伦。我们一定会在旷野里战斗、在街巷里战斗、在大山深处战斗；我们绝不投降……”

[16] 罗斯福总统对意大利的卑鄙行为进行了更生动的批评。总统于6月10日当晚在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发表演说，第二天早上我在柏林从广播里听到了总统的讲话：“意大利的行为等于将一把匕首插入了它邻居的后背。”

[17] 我和特斯都认为是德国人轰炸了日内瓦，然而，稍后我才知道其实是英国人干的。当天晚上，在法国抵抗分子的保护下，英国一个轰炸机中队从伦敦起飞，经停法国马赛，再从那里前往意大利，准备轰炸热那亚、都灵和米兰。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英国飞行员又不了解情况，他们把位于都灵西北方向120英里处的日内瓦当成了都灵，投下了炸弹。

[18] 四年后的一个夏天，他在斯克里布酒店用英语招待了美国记者，同样热情。他说着：“欢迎！欢迎！请进。很高兴再见到你们美国人。”

[19] 这群法国人说对了。我曾经著书研究了法国陷落后的情况，我发现很多法国部队在听到贝当元帅的讲话后就迅速放下了武器并向德军投降。德国人不仅在法国所有被占领的地区播放贝当的讲话，而且迅速制造宣传单，空投到那些未占领的地区。当时隆美尔将军指挥他的第七装甲师已经逼近法国瑟堡地区，他自己也亲自参与了宣传活动。他开着一辆坦克，上面插上白旗，然后架起临时扩音器，在各个城镇里来回穿梭，用英法德三种语言高喊：“战争已经结束。”

[20] 三天后希特勒就下令把这座纪念碑炸毁了。

[21] 我可以通过火车车厢的窗户看到里面谈判的进展。德国人在里面安放了麦克风，还把每一位发言者的话录了下来。我找到了德国人负责录音和通信工作的设备车，就可以在旁边清晰地听到会场里的发言并做笔记，尤其是在第二天最后一场戏剧性的会议中。德国人利用战地电话建立了一条通信线路，直接连接谈判现场和位于波尔多的法国政府驻地，安齐热将军利用这条电话线路和魏刚将军保持联系并汇报谈判进展。我在无意当中也听到了他们不少的对话内容。

[22] 尽管法国海军总司令让·达朗上将既讨厌英国人也讨厌德国人，但相比之下他似乎更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投靠英国。6月23日，也就是《法德停战协定》签署一天之后，让·达朗将军电告自己的所有部下：“英国人正在试图把法国舰队置于股掌之间。”第二天，他再次向所有法国战舰发送指令：“立刻把舰上的英国联络人员和船员全部赶下舰去……要小心英国人可能会对我们发动袭击！”

[23] 安齐热将军对此极为愤怒，他在谈判中告诉凯特尔：“尽管意大利的确向法国宣战了，但它根本没有参与战斗。法国根本不用和意大利签署停战协议，因为实际上自意大利宣战那天起停战协议就存在了。”从里埃维拉到尼斯一线，法国的小股部队轻而易举就打退了意大利的大规模进攻，孱弱无能的意大利军队进攻了十天之后，才把阵地向前推进了几百码。

[24] 应德国陆军和德国广播公司的请求，我同意代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做一次联合播音。他们解释，这是因为现在通信线路紧张，陆军、政府和德国广播公司都急需这条电话线传讯。迪特里希和最高统帅部的朋友都向我保证，一定会让我先发言，因为全国广播公司派的记者比尔·克尔克没有什么经验。我记得我先讲了20分钟，然后轮到他。他用了我笔记中我没有讲到的内容，大约10分钟。这可能是我们这两家竞争对手第一次联合播音。

[25] 7月8日，这群搬运工将车厢运抵柏林，不久这节车厢就在柏林当地展出。然而讽刺的是，这节车厢不久即被盟军炸毁。

[26] 默罗在伦敦也听到了我的报道，他办公室里的设备能够收到德国的短波广播。他后来告诉我，他一听到我的报道，就立刻往首相别墅打电话找丘吉尔，当天是星期六，他担心首相大人没有听到这个新闻。事实证明，丘吉尔不仅不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他不相信会有这回事。英国政府后来解释，英国政府有自己的情报来源，根本没有情报显示法国已经和德国签署停战协议。
事实上，6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事情，首页用三行醒目标题报道了合众社从柏林发回的消息，说德法已经签署停战协议，但是在标题下方又插入了一段文字：“尽管美国和德国都出现了相关报道，但来自伦敦官方的消息称没有信息可以确认法国已经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这些英国权威机构称其了解到法国已经就此问题提出对策案。”因此，虽然协议签署完毕之后短短数小时我们就从现场发回了报道，但是很显然，包括首相本人在内的这些所谓的“英国权威机构”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27] 因此，当天下午整个美国的报社都只能转载我们的报道，他们自己的记者从柏林发回的消息连他们的晚版都没赶上。不过没想到的是，我爱荷华州老家的一份著名报纸——锡达拉皮兹《公报》就很典型。它用两行黑体字作为头条印刷了新闻：
纽约合众社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在贡比涅森林联合播音报道。法德于当地时间周六下午6点50分（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上午10点50分）在当地正式签署停战协议，待《法意停战协定》签署完成后，《法德停战协定》将正式生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威廉·夏伊勒说，凯特尔将军和安齐热将军分别代表德国和法国在协议书上签字。《公报》把我播音的全部文本刊登在了报纸上，然后帮我这个老乡大大吹嘘了一番。他们在报纸上配了一张我坐在麦克风前面的照片，上方是说明：“美国最早的停战快报”，在下方，他们又继续介绍：“威廉·夏伊勒，锡达拉皮兹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中欧地区的首席记者。周六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做出了新的巨大成就，他通过广播第一个把《法德停战协定》的新闻传回美国。夏伊勒先生从贡比涅森林发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报道……夏伊勒先生曾是我报在寇伊学院的通讯员。”

[28] 不仅在法国很少有人知道戴高乐，即使在伦敦他也遭到了法国同胞的冷落。当他向法国人民发表紧急呼吁的时候，一些流亡伦敦的法国政要和社会名流，譬如法国外交部的前终身部长阿列克西·莱热、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和经济学家让·莫内等，都拒绝加入戴高乐的阵营。数千名法国部队官兵从纳尔维克被营救到了伦敦，其中包括三名法军将军和一些高级军官，他们都拒绝参加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还要求返回法国，继续效忠法国政府。法军有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正停泊在英国的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港，其中包括两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若干潜艇和其他200余艘较小船只。它们在当地接受英国的庇护，也拒绝支持戴高乐。7月3日，英国人强行登舰，控制了舰队，舰上的大多数官兵还进行了反抗，后来英国人把他们囚禁起来，最后只有900名水兵表示愿意留在英国加入戴高乐的队伍，其余的1.9万名水兵，包括两名海军上将和大多数高级军官，都要求回到法国。英国人尊重他们的意见，把他们遣返了。

[29] 不过对于戴高乐而言，贝当元帅的呼吁听起来可就是另一番感觉了。他在伦敦做了一场广播，指控贝当元帅“让整个国家、政府和他自己都成了希特勒的奴仆”。他说道：“啊！如果他连这样的奴役都能安然接受的话，那我们就把他在凡尔登立下的功劳都遗忘吧。任何一个人都会比他做得出色。”

[30] 雅典人代表团前往米洛斯岛劝降的时间为公元前416年，而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29年就逝世了，此处可能是作者的记忆错误。此处有关“米洛斯辩论”的内容直接引用了谢德风先生的翻译成果。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第466—468页。

[31] 42年后，也就是1982年10月31日，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天气却很冷，我来到位于列宁格勒的皮斯卡廖夫纪念公墓。在那里我又一次想起了1940年6月我在巴黎度过的那段时间（这些年里，我时常想起那段时光），法国人为了让这座美丽的城市免遭战火摧残，放弃抵抗直接向德国人投降了。列宁格勒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可能是全俄国最美的地方了，然而就在巴黎投降一年后的1941年9月，纳粹大军驶抵列宁格勒城下，苏联人却毫不犹豫地决定誓死守卫这座城市。苏联人与德国人战斗了900余天，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三个冬季，大批市民死于饥寒交迫，苏联军民死亡接近100万人。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就埋葬在了我脚下的这座公墓里。我走过成片的墓碑，心中却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些民族愿意苦苦坚守三年而寸土不让？为什么有些民族如此勇敢且坚毅？我在1940年6月见到的法国人却做不到。我的祖国人民可以做到吗？比如纽约能做到吗？

[32] 后来德军的秘密文件证明这个宣告不过是希特勒放出的烟幕弹而已，当时德军根本没有部署完毕，直到8月中旬以后他们才完成准备工作。

[33] 听广播的时候，我以为这位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就是英国政府的代言人，我还奇怪唐宁街怎么能这么快就做出了回复。后来丘吉尔宣称，英国广播公司对希特勒直截了当的拒绝是“自己的决定，绝非政府授意”。显然，首相认为，官方没有必要做出回应。

[34] 即使是拥有海洋视野的德国海军，也为登陆英国本岛的困难而深感困惑。7月11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与希特勒会谈，前者对于入侵英国的计划极为冷淡。他一直极力告诉元首，登陆英国只能是“最后的选择”。他给这次会议做了秘密报告，记录显示他对元首说：“这次的情况与入侵挪威时不同，海军没法对此做出积极的支持。”
7月末，二人又会面了一次，元首督促雷德尔告知自己一个渡海作战的确切日期。后者说最早也只能是9月15日，即六个星期之后，还要看天气情况。希特勒就询问他英吉利海峡届时的天气情况，雷德尔回复说非常恶劣，接着给元首做了一场关于那里天气的漫长讲解，那时的海峡常常有大雾和风浪天气。雷德尔说：“除非海面平静，否则行动无法开展。”然而事实上英吉利海峡几乎就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雷德尔说，如果海浪很大，那运载第一批坦克、军需物资和兵员的驳船就很可能会倾覆，而大型船只也没什么用处，因为它们无法卸货。接着他继续唠唠叨叨，对前景毫不看好。“就算赶上好天气，德军的第一波登陆能够成功，但是也不能保证第二波、第三波也能有这样的好运气……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能占领港口，一切的交通手段都不能保证长达数天的渡海行动。”这就给了陆军好一个尴尬——独自在滩头陷入困境，没有后援，没有补给。当时在场的陆军军官——布劳希奇、凯特尔、哈尔德和约德尔听了雷德尔的话，都很不高兴。雷德尔花了一个月去说服元首放弃渡海计划，现在他终于得出了结论。“考虑到一切因素，我只能说，最佳时间是1941年的5月。”——十个月之后。

[35] 希特勒还真答应了他的请求。9月25日，希特勒下令组建挪威新政府，任命吉斯林为新政府首脑，同一天，希特勒宣布远在英国流亡的挪威国王“被废黜了”。

第十七章 海狮计划与不列颠之战：1940

战后我们从缴获的德军秘密文件中获悉，1940年7月16日，也就是希特勒对英国发表“和平”演讲的三天前，他发布了“关于对英国实施登陆作战准备的第16号指令”。他因大英帝国的不自量力而气愤：

尽管英国在军事上已经处于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谈判的意愿。因此我决定要为登陆英国的行动做出准备，在必要时候，我会执行这一计划。

行动目的在于消灭英国这个祸患，避免各类势力以此为基地从事反德活动。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彻底占领它。

希特勒将计划命名为“海狮计划”，他要求到8月中旬之前完成全部的准备行动。然而希特勒本人并没有彻底下定决心，五天后，也就是7月21日，他召集军方将领在柏林开会，他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有关英国问题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不过，这个纳粹大独裁者对一件事倒是信心满满，他声称：

英国目前处于毫无希望的困境，我们已经赢得战争，英国想要扭转局面是绝无可能的。

英国的局势的确很绝望——所有人都这么看，除了英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就能够毫无障碍地派兵越过英吉利海峡，并且利用敌人的“绝望”进行战斗。希特勒本人和德国海、陆军将领都还没有想好如何才能渡过那道窄窄的海峡。7月29日，德国海军作战参谋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海军“反对在本年度实施登陆行动”，并且建议“要到1941年5月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再考虑这一计划”。

但是希特勒坚持现在就要“考虑”。7月31日，他再次召见德军将领，敦促他们加紧工作，尽快制定出具体日程表。雷德尔一直坚持“最佳时机”是第二年春天，但被大加呵斥。元首声称即使拖到第二年春天，德国海军的实力也不会强于英国。而且自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英国陆军现在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如果给他们8到10个月的喘息时间，他们很可能重整旗鼓，再度组建出一支拥有30到45个师的强大陆军。据哈尔德将军的记录，希特勒说他已经打定主意。

分兵非洲的计划还需研讨，但是决定性胜利只能由进攻英国取得。必须为1940年9月的行动做好准备……究竟是今年9月发动登陆战，还是留到明年5月再说，要看德国空军的进攻效果如何。空军计划集中力量先对英格兰南部地区进行一周的轰炸，如果轰炸能够重创英国的海、空军力量和海港设施，那接下来就立刻实施“海狮计划”。如果战绩不佳的话，那就留待明年5月再议。

看来希特勒把宝都押在德国空军身上了。

在整个7月和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德国空军对英国海峡范围的海上运输线和英国南部港口开展了力度不断升级的轰炸，给英国造成了不小损失。当然德国空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共计损失了296架飞机——大多数是轰炸机，还有136架受到重创。英国皇家空军则损失了148架战斗机。8月11日，我在日记里记载德国空军加大了对英国的轰炸力度，当天大批德国轰炸机在199架德国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保护下，对英国南部海岸全线开展轰炸行动。

8月12日，戈林下达命令，要求德国空军在第二天开展“鹰行动”，德国空军组织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机部队，对英国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整个空袭行动由三个战机队伍执行，这三支队伍几乎调用了德军的全部空军力量。其中第二战机队由上个月刚刚晋升空军元帅的阿尔贝特·凯塞林亲自指挥，它们将从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被占领的机场出发。第三战机队由施佩勒指挥，从法国北部起飞，他也在上个月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这两支队伍总共拥有929架战斗机、875架轰炸机和316架俯冲轰炸机。施通普夫将军则指挥第五战机队从丹麦和挪威的机场出发，他总共拥有123架轰炸机和34架双引擎梅塞施米特110式战斗机。相比之下，英国只有800余架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

“鹰行动”开始第二天，也就是8月14日，我从柏林赶赴大西洋沿岸报道这次行动，不久之后人们就称这次战役为“不列颠之战”，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战，也是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之一。如果德军真的获胜——戈林夸口说会在几天之内摧毁英国皇家空军——那估计接下来我就得跟着德军地面部队横渡海峡，报道他们入侵不列颠岛的消息了。自公元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征服不列颠岛以来，其后900年它还没有被异族入侵过。这将是一个重磅新闻，不过就像当初德军进攻法国一样，我并不期待这个新闻。我也不认为德军会取胜。8月1日那天我到威廉大街去闲逛，和两个德国官员打了赌，他们一个说8月15日之前纳粹的万字旗就会在英国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飘扬，另一个则把日期延迟到了9月7日之前，我赌他们都会输。

离开柏林前，我又去拜访了美国驻德大使馆的那位海军朋友。就是他教我如何利用圣诞节访问基尔港的机会去辨别德军舰艇的，这次他又教我如何判断德军是否真的要横渡海峡。

他说：“要是他们真的准备行动，他们一定会在安特卫普和海峡岸边的港口集结大量船只。德国海军在挪威一战中损失惨重，他们一定会把全部剩余的战舰部署在海峡地区，以抵抗英国海军和空军的袭击。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大量船只来运输兵员、弹药、后勤物资、火炮和坦克。如果德国人想要抢滩成功并建立一个安全的海岸前哨，那他们在第一波行动中至少要保证10到12个师能够成功登陆，后续的供应也不能中断。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至少需要50艘运输船、1000艘适合远洋航行的驳船和用于拖曳驳船的500艘大型拖船。”[1]

这位美国武官怀疑德国人能不能搞到这么多驳船和拖船，因为尽管德国人可以从内陆水域中搜集到大量的运输船只，但这些船都太小，根本抵抗不住英吉利海峡里的狂风大浪。

他还指出，就算德国人找到了足够数量而且合乎要求的运输船只，他们也得先把海峡上空的英国空军消灭干净，否则大规模部队根本没法接近英国海岸，迎接他们的只会是轰炸机的炸弹。还有，如果不除掉英国皇家海军，德军不可能成规模地登陆。据他在德国海军内部听到的消息，英国部署了大规模的战斗舰群在英国南部海岸一带巡逻。戈林一直吹嘘他的空军能迅速消灭英国的海、空军，但是德国海军并不相信。

他还从德国海军得到另一个消息：为了让德国登陆船只无法在海峡地区顺利集结，英国空军已经摧毁海峡沿岸的港口。我很惊讶，因为德军最高统帅部没有承认遭过这样的袭击。

“盯着对海峡港口德国船只的夜间攻击，可能是英国空军的轰炸，也可能是英国战舰的炮击，”他说，“这很重要，能看出他们是不是在防止德国船只的夜间集结和登陆。”

他还警告说：“更重要的是，你要尽可能准确地去估算德军拥有的运输船、驳船和拖船的数量。不仅要观察停泊在安特卫普、奥斯坦德、加来、布洛涅、勒阿弗尔和瑟堡这些港口的船只，还要注意港口后面内河和运河的船只。看上面的船员是否做好了准备。如果你发现他们已经登船，舰艇和潜水艇开始护航，而且清除了海峡里的英军战舰和上空的敌机，那他们很可能就要开始侵略了。如果你没有观察到这些情况，那不管德国人怎么说，都是在骗人。”

我告诉他，我明白德国人的心思，他们可能希望利用我们这些记者去混淆视听，让英国人觉得德国很快就要发起进攻了。

这位武官朋友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然后和我说：“所以你这次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在空中的战斗结果如何，我们没法预测。但除此之外，德国人能否真正入侵不列颠岛，必须取决于他们的海运能力，这也就是你要去探求的情报。”

我们记者团从柏林乘坐飞机抵达根特附近的一座比利时的军用机场，这一路的航程惊心动魄。我们的飞机一直飞得很低，大概只有500到1000英尺。飞行员告诉我们，地面那些德军的防空部队高度亢奋，他们常常闹出乌龙事件，已经击落不少自家的飞机，所以我们飞得低一点，方便他们辨认。就在说话间，突然两架战斗机从安特卫普南方的上方云层窜出，朝我们俯冲过来。我们的飞行员一见，立刻也向下猛冲，我估计这已经是这架笨重的JU-52式运输机所能承受的最大俯冲角度了。我必须说，那两架战斗机看起来太像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了，我记得有人说几天前有个德国将军乘坐飞机从巴黎飞往布鲁塞尔，途中就被英国的喷火战机击落了。庆幸的是，当我们的飞机往机场方向转向后，那两架战斗机就掉头飞走了。这时我看清楚了它们，是德军的梅塞施米特109式飞机，机身上还涂着纳粹的万字标志，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纳粹标志时感到高兴。

当天下午我们换乘汽车前往大西洋沿岸，路上经过了布鲁日。这是一座带有浓郁哥特风格的小城，15年前我第一次来欧洲的时候，第一夜就在这个小城寄宿。当我们的车驶入奥斯坦德时，我一直密切关注着那些停泊在港口的战船，大部分我都认不出型号。停在港口的大多数船只是普通的比利时渔船，在城市后面的运河里也只有极少量的驳船，也没有看到用于拖曳的拖船。看来德国人肯定不打算把奥斯坦德作为发动登陆战的重要基地。负责招待我们的德军导游把我们安排在了当地一家酒店里，酒店的名字叫“皮卡迪利”，不知道德国人是不是故意把我们安排在这里以求个好兆头。[2]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8月15日，我们沿着海峡沿岸驱车前往敦刻尔克和加来，一路上德军坚固无比的防守工事让我印象深刻。不过，德军的这个举动让我奇怪，我们这次前来是要报道德军对英国发动登陆战的消息，可现在德军带我们看的都是他们防守法国西海岸的工事，搞得好像英国人马上要登陆法国一样。德军在敦刻尔克一带的所有沿线都挖掘了战壕和防空壕，构筑了密集的机关枪火力网，配备重兵把守，这些防御工事沿着沙丘，距离海面只有短短100码。紧贴着防御工事后面的就是防空炮兵阵地，再往后四分之一英里就是密集的火炮阵地。

但德军入侵英国的出发地在哪里呢？德国人现在一定在这里集结大量的兵员、火炮、坦克、弹药和后勤物资。我在日记里写道：“迄今为止，我没有在沿海发现任何可以证明德军正在准备侵略的迹象。”

著名的敦刻尔克海岸令人神清气爽，一想到英军从此地死里逃生，我更加欣慰。此刻也许他们就在对岸重新部署。他们现在还有足够的装备吗？我在敦刻尔克的海岸上看见了英军抛弃的漫天盖地的武器装备。德国的工兵一直在忙着处理它们，他们把汽车的橡胶轮卸下，把坦克的机枪拆除，然后把这些钢铁战车从海岸边挪走。我一生当中从未看过这么大规模的武器装备就这么堆积在眼前。

之后我们抵达加来并且入住当地的酒店。我们刚坐在酒店的天台上吃午饭，头顶上就飞来一大群德国轰炸机，轰鸣声震耳欲聋。它们都是飞往英国多佛尔峭壁方向的。尽管它们飞得很高——至少1.2万英尺——但是从声音判断，我估计有23架是梅塞施米特109式战斗机。我们的德军导游越来越激动，我们离开敦刻尔克前往加来的时候，他们开始向我们暗示今天，1940年8月15日，周四，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日子。如果天气情况良好，德国空军计划在当天对英国开展一次最为猛烈的攻击。

事实的确如此。那天不列颠空战达到了最高潮，英德双方都派出了最大规模的飞机，德国空军出动飞机1950架次，英国皇家空军将近1000架次，双方在长达500英里的空中战线上展开了殊死搏斗。这场空战同整一个月后（9月15日）的那场英德空战一起，成为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之一。这两场战役决定了英国和纳粹德国的命运。[3]

在这极为重要的一天，我们结束了午餐，开车沿着海岸线向格里内角——离英国最近的地方前进。此时的空战还远未结束。途中我们经过了加来港，我注意到在港内同样没有大量的渡海船只集结，只有一些小船，还有十几艘勉强可以称为驳船的船只和三艘拖船。难道德国人所说的登陆只是虚张声势？从奥斯坦德到加来，它们之间的海岸线足足有50英里长，可我完全没有发现德国人已经准备好了或正在准备跨越海峡的迹象。我完全能够理解德国人在彻底消灭英国空军之前不会冒险强渡的想法。但如果德国空军真的如戈林吹嘘的那样，在几天之内彻底击垮了英国空军呢？德国陆军和海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位，也太奇怪了。不过无论如何，做事有先后，德国人现在唯一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击垮英国空军，而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来见证这一刻的。

我们在前往格里内角的路上，简直要被头顶来来回回的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吵昏了脑袋。我们在路上停了一会儿，仰首看着天空上一队德国的海因克尔轰炸机从海峡前线返航。可以看出它们当中的三四架在前线遭遇了重创，有一架几乎要失去控制，最后勉强着陆在海岸后方的一处麦田里。一大批梅塞施米特109式战斗机以大约350英里的时速紧跟在这批轰炸机后面，为它们保驾护航，等到轰炸机群安全着陆后，就立刻掉头再次往海峡方向飞去，保护下一批轰炸机安全返航。

我们看到一群农民正在农田里忙于收割金灿灿的麦子，他们一心忙着驾驭牵引收割机的马匹，看着正在收割的麦子，根本没有心思抬头看看天上飞来飞去的飞机。我的脑子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淳朴的农民和工业化城市里的人们，谁现在才是真正的文明人呢？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一门被固定在火车底座上的德国海军舰炮，它正在向英国多佛尔地区开炮，从几英里外我们就听到了它的轰鸣。走得越近，我们就发现自己的耳朵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了。英国人在对岸部署了火炮往这边轰击，德国人也用这门舰炮还击。我们听到炮弹在空中呼啸的声音，不过它们离我们很远。

当我们的车转过一个弯，朝着格里内角和峭壁下的海岸前进时，我再一次为德军强大的岸防设施所震惊。大量的法国工人正在德军的驱使下挖掘战壕，修筑碉堡和火炮阵位，可以看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德军的俘虏，他们连身上的军服都没来得及换下。

我向车内的一位德军军官发问：“你们使用战俘帮助你们修筑军事工事，这不是违反《日内瓦公约》吗？”

他没有回答我，当时天空上正好有一大群飞机经过，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估计他是没有听到我的问题。等飞机远离后，我又问他：“为什么这些都是防御性的设施？你们知道英国不会来进攻的，不是吗？我本来以为你们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参观你们进攻的准备工作呢。”

他指着海峡对面，告诉我：“一支优秀的部队是不会冒险的，你需要耐心点，我向你保证，你很快就会发现不虚此行的。”

我们的车子重新返回海岸后方的峭壁。一路上可以看到德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它们飞行在1.5万英尺的高空，然后很快消失在视线中。我们站在峭壁上，通过望远镜就可以看到对岸的多佛尔峭壁，甚至有时还能看到一些英国人部署的防空气球。

我们脚下的海面逐渐变得风平浪静，德军的巡逻船沿着海岸线来回穿梭。趁着海面平静的工夫，德国红十字会的水上飞机赶紧在海面上四处搜寻，把一些受伤的德军飞行员送回岸边，然后这些机翼涂着大红十字标志的飞机再次起飞驶向海洋。让我们惊讶的是，这里根本没有空中的格斗，事实上今天一整天我们在海峡上空连一架英国的喷火式或飓风式战斗机都没有看到。

我问随行的一位德国空军上校：“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英国空军与你们发生战斗，这些德军飞行员为什么会受伤呢？”

他向我解释道：“你在这里看不到空战，空中战斗主要都集中在英国上空。我们的飞机受损后，有些飞行员努力把它们开回基地……但不是所有的飞机都能支撑下来，有些只能迫降在水上。我们要努力救援机组成员，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看到红十字会的救援飞机。”

他的脸色显得很阴暗。

他说：“先生们，我想我有义务再额外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这是一件性质非常恶劣的事情。英国人正在违反《日内瓦公约》，他们竟然向我们红十字会的飞机开火！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

但在我看来，纳粹德国一向是伪善的，所以我并未相信他的话。6月，我跟随德军在比利时、法国一带采访时就发现了德军的狡猾诡计，德军把大量装有坦克燃油的卡车全部刷上红十字的标志，以此欺骗英国飞行员。他们滥用了红十字会对他们的救援。至于那位德国上校的指控，我也不大相信。

但是很久以后我读到了丘吉尔的回忆录，才知道英国人的确有此行径。首相在书中不仅承认了这一事实，而且声称英军的攻击是合理的。

1940年的7月和8月，英国和德国正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激战。刷有红十字标志的德军运输机开始出现在这个区域，它们是来救援那些落水的德国飞行员的，但我们对德军的这种救援并不认可。如果我们任由德军把这些飞行员救回，他们很可能再度驾驶飞机前来轰炸我们的平民，所以我们尽可能地把这些德军飞行员救起，然后把他们关进战俘营。不过所有驱逐或击落德军红十字会救援飞机的行动都是严格按照战时内阁的指令执行的。这些飞机上的德军医生和机组成员的确对我们的做法表示震惊，而且抗议我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然而，《日内瓦公约》中对于如何处理这种规定之外的意外事件并无提及。而且鉴于德国已经违背所有公约、战争法或者双方条约，而且毫无内疚之意，因此德国人的抗议并不占理。很快德国人就放弃了救援行动，我们利用小型船只组建了救援队，负责救援我国和德国失事的飞行员。毫无疑问，德军每一次都对我们的救援船只进行攻击。[4]

下午6点左右，我们看到大约有60架海因克尔式和容克82式轰炸机，在大约100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保护下直奔多佛尔方向而去。这是我们一整天见到的德国最大的攻击机群，大概三四分钟之后，对岸英军的防空炮开始发出轰鸣。根据炮声我们可以判断，英军应该拥有一批重型高射炮，火力可能与德军的88式高射炮差不多。接下来，从更远的地方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应该是德军的炸弹在英国落地爆炸的声音。大概一个小时后，有一批轰炸机返航了，我们感觉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队，但是数量少了很多，只有18架了。难道其余的都被击落了？我想我们的估计可能不对，德国空军经常命令飞行员在返航时，降落到其他机场，这是为了防止机场地面的飞行员知道有多少架飞机被击落了。

入夜以后，整个加来港满是英军来袭的轰炸机，爆炸声不绝于耳。难道德军趁夜幕降临在偷偷准备渡海工作，所以才会引来英国的袭击？今天下午我们经过加来港时，感觉当地根本没有什么值得轰炸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外面的确爆炸声不断。

我在房间里写了点日记：“现在是凌晨3点，从昨晚11点半天色转黑开始，德军的高射炮就一直不停地射击。”听着外面防空炮和炸弹爆炸的嘈杂声，我想起前段时间希特勒的演讲，他对德国民众保证，英国皇家空军根本不袭击德军的军事目标，他们只轰炸城市里的平民。

等到访问团里的德国人都上床睡觉后，我们和酒店的法国老板坐在后面的小屋里一起喝红葡萄酒。我们可以听见窗外英国炸弹不断地落下，然后地面就会发出什么东西被炸得粉碎的声音。

到了第二天，8月16日，我们感觉英德空中大战的激烈程度开始慢慢减弱了。[5]我们猜测可能双方都在喘息，以便恢复受损的战斗力量。德国空军的伤亡数量比他们承认的更多，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德国空军在英国南部地区战绩颇佳，但是在法国沿海——也就是我们整天待着的那里，以及在英国泰恩赛德地区的东北海岸，德军却遭遇了致命的失败。

由于德国人相信英国空军把主力都部署到了英国南部，所以他们在英国北部没有投放太多部队。当天德国人的第五战机队只出动了100架海因克尔式轰炸机，在34架双引擎梅塞施米特110式战斗机的保护下，从位于丹麦和挪威的机场起飞。然而等他们逼近英国海岸线时才惊讶地发现，迎接他们的竟然是多达7个中队的英国战斗机群，英国人刚刚把这批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从南部战场调出来，一方面稍做休整，一方面让它们来北部防范德国的袭击。英国空军此役大获全胜，除了两名飞行员受伤之外，一架飞机都没有损失，德国方面则损失了30架轰炸机。这就是不列颠之战中第五战机队的终结。

在英国南部战场，从伦敦外围到英吉利海峡上空，德国空军在这个区域就幸运得多。德国人总共发起了四次大规模进攻，其中一次几乎就要到达伦敦上空了。伦敦附近的克罗伊登地区的四座飞机制造厂遭到了德军袭击，还有五座皇家空军的军用机场被严重损毁。

我们一直在询问负责接待的德军官员，何时能让我们采访一下安全返回的德军战斗机或轰炸机飞行员，不管是公开采访还是秘密访谈都可以，但戈林并不同意——他在柏林城外豪华的卡琳庄园坐镇指挥。这真是挫败。我听一名德国空军说，他们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阿道夫·加兰少校就在附近，于是我问能否和他说上几句话。据说这位年轻的飞行员非常聪明和敏感，我认为采访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德国飞行员飞到英国上空时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的。但他们还是一口回绝了我。

如果我采访到了加兰，我就会从他那里得知，戈林在8月15日空战的最后阶段犯下了一系列战术错误，最终对不列颠之战的结局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如果不是戈林的命令，加兰就会告诉我（就像他后来透露的那样），当时英军的防空秘密武器已经对这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空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英军战斗机指挥部对付攻击实力超过己方的德国空军，利用的是雷达技术。德国飞机一起飞，它们就出现在了英国的雷达屏幕上，飞行轨迹非常清晰和精确，战斗机指挥部对攻击它们的最佳时机和最佳地点了然于胸。这在空战中还是个新技术，让德国人大惑不解，因为他们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英国。

后来加兰少校告诉盟军：

我们当时意识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地面指挥中心一定利用了什么新技术来指挥战斗机中队，因为我们在无线电里听到了英军的指令，他们可以命令自己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对我们的空中力量进行准确和富有技巧的攻击……对我们而言，英国人新发明的雷达和战斗机指挥技术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苦闷。

尽管如此，8月15日夜里，戈林下达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命令，他下令取消德国空军袭击英国雷达站的作战计划。8月12日，德国空军袭击了皇家空军部署在英国南部的六个雷达站，其中五个被严重损毁，仅存的一个也停止运转，这给英国人带来了灾难性的麻烦。毫无疑问，戈林对行动的效果一无所知。如果他命令德国空军继续袭击雷达站，英军的战斗机防守力量就会很快被摧毁。然而在我们在海峡的法国沿岸观看的当天，戈林却取消了计划。

戈林在指令中解释：“之所以取消进攻雷达站计划，是因为无法确定这一进攻是否有效，看起来之前攻击的英军雷达站仍然没有停止运转。”

英国人大难不死。

8月16日早晨，我们记者团继续沿着海岸前进，驱车前往法国海港城市布洛涅。途中我们经过了三座伪装极好的德军机场，停满了德军的轰炸机，它们每隔一段时间驶向英国海岸方向。我们很难判定目前这场空战进展究竟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迄今为止，德国人还没有创造出可以使地面部队发动登陆作战的两个条件：他们既没有彻底清除英国南部上空的英国空军的力量，也没有组织起足够的运输力量用于横渡海峡。在布洛涅港我只看到了区区几艘驳船，还有六艘拖船和六艘鱼雷艇。和加来港一样，由于英国空军夜间的轰炸，布洛涅港也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德国工兵部队正在当地忙于清理这些废墟。但我在心里暗自嘀咕，德军的海上运输力量究竟在哪里？今天下午我们就要返程回到布鲁塞尔，也许在回去的路上就能看到了。返程中我们经过圣奥梅尔，我记得那里有不少人工运河、天然河流以及小溪流，德国装甲部队曾经在敦刻尔克撤退前被这些水系耽误了前进速度。

在圣奥梅尔附近的水域中，我看到了德军相当多的运输船只，有些被盖上了伪装，但看起来很像驳船，还有些浮桥上装载了坦克和火炮，但它们的数目还是不够多。我在日记中写道：“根本不够用于进攻英国本岛。”

我的疑心变得愈发重了。

为什么负责管理我们记者团的德军官员要让我们乘坐的大巴车突然停下，故意让我们看到这些装着火炮和坦克的船只？这一路上我们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场景。为什么随行的德军官员开始暗示我们眼中所见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们好像在暗示他们有更多的运输力量，只不过不能向我们展示而已。

我们的车继续往前开，途中经过了破败的里尔和图尔奈，我在车上掏出笔记本随手写了点感受：“我想德国人也许是要引诱我们写出一些报道，声称德国人将会很快对英国本岛发动地面进攻。但是对此我又有所怀疑。”

其实今天早上我就开始对德国人的动机表示怀疑了。今早我们访问团里的德军随行人员突然宣布下午会带我们回到布鲁塞尔，然后在城里为报社记者提供一条通往柏林的清晰的电话线路，而我则可以额外得到一条用于广播的高质量通信线路。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殷勤地为我们主动提供设备？

当天傍晚我们抵达布鲁塞尔，答案很快就清楚了。我们被带到一处德军总部，里面有些德军将领和我们见面，他们说：“先生们，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一切。德国空军已经在海峡上空掌握主动权，这是我们对英国发起地面进攻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会彻底消灭英国皇家空军，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我们不能告诉你们行动的具体日期，但是我们现在放松了军方的新闻审查制度，你们可以把过去几天里自己的见闻报道出去。”

我向其中一位将军提问，说我仅仅看到了很少的海洋运输力量，这些船只根本不够横渡海峡之用。

他听了我的话之后，面露微笑。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德国宣传部里戈培尔的手下，穿上军服来这里演戏的。

他很流利地回答我说：“我们得承认，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展示给你们媒体看的。但是我相信，你亲眼见到的东西已经可以让你相信我们的确已经做好进攻的准备。”

我心想，我看到的东西的确不够让我信服。

接下来我们就被带回了酒店，德国人在酒店里专门开辟了一间通讯室，架好了通往柏林的电话线。不过我并不打算利用他们专门为我预留的通信线路，我相信德国人不会进攻英国本岛，至少现在肯定不会。不管德军在这次空战中取得了多么重大的胜利，但我还是要说他们根本没有组织好足够的海上运输力量，想要登陆大不列颠群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相信的话，去看看那些每天夜里被英军轰炸的港口就知道了，那里根本没有什么船只。

我知道德国人肯定不允许我在广播里这么说。现在是战争时期，我能够理解，所以也就没和他们再争什么。德国人目前的花招是，唬住英国人，让他们感觉进攻迫在眉睫，接受希特勒的停战要求才是明智的。然后希特勒可以腾出手去进攻苏联。这一切都已经变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我可不想成为德国人的工具。如果我现在报道德国人已经做好登陆的准备，这不仅是撒谎，对身处困境的英国也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我们这些记者来自中立的美国，所以我们一向被外界认为是公正客观的，因此我们身上的责任更为重大。英国人不会相信德国记者有关希特勒即将侵略英国的新闻，但如果是中立的美国记者说出来，那他们就很可能会相信了。我突然意识到，现在代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我以及我的美国同行——来自合众社、美联社和国际通讯社的朋友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其后果的严重程度超出我们经历过的一切事情。但这对我而言不是什么困难，我不会播出这样的假消息。

我什么播音稿也懒得准备，也不想做什么工作，除了写日记——这也并不着急。于是我跑去了酒吧，喝了点酒，然后又去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尽管布鲁塞尔现在被德国占领，但是当地的美食风味依旧。

晚上10点钟我回到房间后，有人来敲门。德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官员和负责管理我们访问团的一位德军军官一起走了进来。我认识那位广播官员，他向我说：“我们帮您准备好了特别高质量的通信线路，请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做广播？”

那位德军上尉接着说：“而且没有任何审查，过去几天您看到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我回答道：“我现在不准备播音。”

他们愣住了。趁着他们还没来得及张口，我继续说：“先生们，非常感谢你们帮我准备好了通信线路，但是我不会使用它，我不会去做广播的……”

“为什么呢？”广播官员打断我说。

“因为我亲眼见到的情景，使我无法相信你们即将对英国开始进攻，至少你们近期是肯定不会有所行动的。”

两个德国人嘴里发出了一些不愉快的声音，但也没说什么话。

我接着说：“我想你们也不希望我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毕竟这是你们的军事机密。但是你们也不能强迫我去说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

深夜里，合众社驻柏林分社的主任弗雷德·厄克斯纳来了。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深受我的尊敬。他带着一大摞电报，说是纽约总部发来的。

弗雷德和我一样不肯做假新闻，他的竞争对手美联社和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往国内发回了一大堆亲历者的消息，说德国已经准备妥当，即将进攻英国。合众社纽约总部不知道他们的记者为什么没有发回消息。

弗雷德说：“估计总部这回得开除我了。但我的确没法撒谎说德国人准备好了进攻英国，很显然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我和弗雷德并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看来他的判断和我一样。

弗雷德问我：“你在播音里怎么说的？”

我说：“我没去做播音，和你不肯发新闻稿的原因一样。”

“那你怎么解释路易斯和皮埃尔的做法呢？”他问。路易斯·洛克纳是美联社驻柏林分社主任，皮埃尔·胡斯则是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在我看来，皮埃尔常常玩一点纳粹的手段；路易斯也是，只要能做成爆炸的独家新闻。我不嫉妒他们。对记者而言，有些东西远比独家新闻重要，那就是真相。而且此时此地，真相事关重大，特别是对英国人来说。

现在战争结束后，根据德国和英国政府双方的秘密档案，我们才知道当时登陆作战的准备情况，以及之后的四个星期里，德国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而英国人又是如何防御的。

大约在我们前往海峡地区参观的一个月前，也就是7月17日，希特勒下达了准备侵略英国的“第16号指令”（在他发表所谓的“和平”演讲的两天前）。第二天，德军最高统帅部就精心挑选了13个精锐师，把他们部署到海峡附近，作为“海狮计划”第一波进攻力量。当天最高统帅部还完成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计划在漫长的英国南部海岸抢滩登陆。[6]

德国陆军司令部命令入侵法国的主力部队——A集团军此次继续担当入侵英国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由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将军指挥，他于7月19日被希特勒在帝国议会的演讲现场晋升为陆军元帅。按照作战计划，A集团军调拨六个步兵师从加来海峡附近登船，进攻拉姆斯盖特到贝克斯希尔一线的英国海岸线；另外四个步兵师将从勒阿弗尔出发横渡海峡，在布赖顿到怀特岛一线的英国海岸登陆；再往西是赖歇瑙元帅指挥的第六军，会派出三个师在瑟堡半岛登船，然后在韦茅斯和莱姆里吉斯之间的莱姆湾登陆。按照计划，第一波进攻中将会有九万德军士兵在英国登陆，以确保能够获取海岸沿线的前哨阵地，接下来德军要在之后的三天里向英国沿海投放更多的增援部队。最高统帅部计划在发起第一波登陆行动的两周后，在英国聚齐39个师的力量，大约26万人，包括六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步兵师，这将是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部队。为了保证登陆顺利，德国人还计划向莱姆湾和英国其他防守阵地后方空投两个师的兵力以开展后方破坏行动。

德国人为登陆部队确定了之后的目标。在海滩站稳脚跟之后——最高统帅部估计登陆部队最多只需要三天——A集团军就立刻向格雷夫森德和南安普敦一线地区进攻，赖歇瑙元帅的第六军将从莱姆湾向布里斯托尔方向出击，切断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之间的联络。完成上述目标后，他们要继续前进，在靠近东部海岸和泰晤士河北河口的莫尔登与塞文河一线建立阵地，继而包围伦敦，并切断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的联系。

最高统帅部并不认为抢滩登陆的前几天会很轻松，它警告：“将和英国强大的部队发生激烈的战斗。”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赢得战斗，包围伦敦，并继续向北部前进。德国陆军有些将军原本对登陆英国的战斗抱有疑虑，现在最高统帅部的这份作战计划让他们深受鼓舞。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元帅告诉雷德尔将军，他预计整个行动大概只需要一个月就可以完成，而且比较简单。

雷德尔和他的部属对此却不敢苟同。事实上，雷德尔很清楚自己的部队根本没有能力在如此漫长的战线上负责运输、登陆和保护这么大规模的陆军部队。几天后，雷德尔把自己的疑虑汇报给了最高统帅部。7月21日，在陆、空军官团和元首的会议上，雷德尔再次表达了这个看法。7月29日，海军作战参谋部向元首和陆军提交了书面报告，表示“海军反对在今年执行进攻计划”，并且建议“在1941年5月或者更晚的时候再考虑登陆英国的计划”。

希特勒却不想等那么久。他相信自己已经赢得整场战争。他向英国恩赐和平，但是英国人拒绝了，因此他必须毁灭他们以示惩戒。7月31日，他再次强调准备工作必须继续开展，以保证9月15日的进攻行动可以准时进行。8月1日，他签署了“第17号指令”，要求“空军与海军开展针对英国的进攻行动”。而且他要求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另行起草一份类似的命令，解决陆军与海军关于英国南部登陆战线长短的争执。

尽管海军警告说他们只能保证在一段狭窄的海岸边提供保护（最西只能到伊斯特本），但抢滩登陆的准备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要在更为宽广的战线范围内进行规划……

然而这个决定不但没有解决两军的争执，反而火上浇油。海军作战参谋部估算，第一波登陆行动中所涉及的海岸线从拉姆斯盖特一直到莱姆湾，两者之间约200英里，要保证一次性成功地把十万兵员和相应的武器装备、后勤物资送上岸，海军至少需要1722艘驳船、1161艘摩托艇、471艘拖船和155艘运输船。雷德尔告诉元首，从内陆水域征集这么多的船只会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其赖以生存的内河运输系统将遭到毁坏。而且，雷德尔在所有场合不断强调，陆军设计的登陆战线太长，要在如此漫长的战线上顶着英国海军和空军的打击而保证登陆行动的成功，超出了德国海军自身的能力。雷德尔还拿出了一项海军作战参谋部提交的新证据，证明如果坚持大范围登陆，德国海军可能会损失全部的舰艇。其潜台词是，所有的登陆力量也将随之葬身大海。

但是陆军仍然不肯放弃立场。因为陆军对英国地面部队的力量有所高估，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在相对狭窄的前线实施登陆，可能会遭遇实力“远胜”于自己的英国陆军。到了8月7日，陆军和海军最终彻底摊牌了，当天哈尔德将军会见了自己的对手——海军作战参谋部参谋长施尼温德上将，两人发生了极为尖锐和戏剧化的冲突。哈尔德将军平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次却一反常态。

他愤怒地吼道：“我百分之一百地反对海军的提议。从陆军的角度来看，你们的提议无异于让我们去自杀，等于是让我们把登陆部队全部扔进一台绞肉机！”

施尼温德却寸步不让：“英国皇家海军比德国海军的优势大得多，你们陆军提出的计划也等于是让我们去自寻死路。”

到了8月10日，两大军种之间的矛盾还没有缓和的迹象。当天陆军元帅布劳希奇通知最高统帅部，称他不能接受“在较短的战线上实施登陆”的计划。不过，海军的担忧情绪在最高统帅部内部也已经深深扎根了。8月13日，最高统帅部的“大脑”——约德尔将军草拟了一份“形势预测”，声称在彻底消灭英国南部海岸的英国海军和上空的英国空军之前，不应该尝试任何入侵行动。海军的担心和约德尔将军的疑虑开始对元首本人产生影响了。之前我就说过，在最高统帅部内部，元首一向更相信约德尔而不是凯特尔的意见。8月13日和14日，希特勒连续两天召集了海军和陆军将领，继续听取意见；8月16日，他终于做出了决定。元首满足了海军的愿望，取消了莱姆湾的登陆行动，以此缩短战线的长度；同时为了安抚陆军，希特勒要求海军届时要额外承担一项新的登陆计划，向布赖顿地区输送额外4000至5000名兵员，德国空军也会协助在拉姆斯盖特地区额外空投4000至5000名兵员。

哈尔德将军作为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元首的决定很不满。他当然不能公开表达不满，只能在日记里埋怨：“按照这种计划，今年就别想有获胜的机会了。”

直到9月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才命令所有可以用于运输的船只从德国北海地区的海港出发，前往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以备陆军登船之需。按照计划，登陆行动将在9月15日开始，现在开始调遣运输船只已经太晚了。因此到了9月3日，最高统帅部又下达了一项指令，要求把登陆行动推迟六天，到9月21日。当然，这只不过是后面很多推迟命令中的第一项而已，它们证明了希特勒本人和德军将领对于登陆行动始终是犹豫不决的。

9月6日，雷德尔又和元首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位海军上将后来在海军作战参谋部日志里写道：“元首从没有真正下定决心登陆英国，因为他确信即使不进行登陆作战，英国人的失败也是注定的。”

元首的犹豫不决让忧心忡忡的雷德尔暂缓了一口气。但其他将军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这场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这场1000年来对英国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竟然被连连推迟。而且元首“十分确信”，这场登陆战对于彻底打垮英国人并不必要。

9月3日，最高统帅部宣布将进攻日期延迟到9月21日的时候，就下令说最终的作战安排会在9月11日出台，海陆空三军有十天时间做好最后的准备。然而等到9月10日，希特勒又决定到14日再做最后决定。看起来，延迟决定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最高统帅部相信对伦敦的轰炸行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英国的物质损失和民心意志消耗都极大，因此登陆行动可能就不是必要的了。

其二，德国海军在准备过程中遭遇了比其预计的更为严重的困难。首先，海峡地区的天气情况极为恶劣。海军指挥官在9月10日曾经在报告里抱怨说“天气极不寻常，而且非常多变”。其次，戈林元帅原本保证会彻底消灭英国空军，并且至少清除英国南部沿海地区的皇家海军，但是德国海军发现他们的集结遭遇了英国空军和海军越来越多的袭击。英国空军最早是在8月中旬开始对德军的港口进行轰炸的，到了9月初，英国空军的轰炸行动造成了更大的灾难，海军作战参谋部在报告里承认这些轰炸行动“毫无疑问是成功的”。9月12日，直接负责入侵计划的德国海军西部战队向柏林发送了一份有不祥之兆的警告报告。

英军利用轰炸机、远程火炮和轻型水面舰艇不断对我们进行袭扰，第一次收到了重大效果。由于轰炸和炮击的威胁，我们的船舶在夜间里无法在奥斯坦德、敦刻尔克、加来和布洛涅（也正是我们当时访问的四个港口）抛锚停泊。当前英国的舰队在海峡可以几乎不受侵扰地自由行动。考虑到上述困难，想要完成入侵舰队的集合任务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9月13日，情况没有丝毫好转。英国海军利用舰炮对德军入侵舰队主要利用的几大港口——奥斯坦德、加来、布洛涅和瑟堡进行了炮击，英国空军在奥斯坦德击沉了80艘驳船。当天和第二天，希特勒在柏林两次召见了军队将领。现在我们手上有这两次会议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与会者的不知所措。约德尔将军在日记里写道，他感到元首“已经决定彻底放弃‘海狮计划’了”。不过，哈尔德将军和雷德尔则没有这样的感觉。雷德尔抱怨元首既不给出最终行动的指令，又不能下定决心取消计划——当然他力主元首选择后者。哈尔德将军则在日记里感慨自己实在不能理解元首的思维方式。希特勒一方面宣称海军“已经达到入侵的必要条件”，这让哈尔德诧异，他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希特勒还说德国空军的表现是“好上加好”，这让哈尔德更为惊讶。但是另一方面，希特勒又承认（据哈尔德的日记）：

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死灰复燃……他们的战斗机没有被彻底消灭。我们自己有关胜利的报道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最后元首自己做出了一个显然消极的决定，哈尔德将军当时草草记下：

一言以蔽之，尽管要开展“海狮计划”的先决条件还没有实现……决定是：这个计划目前不会被放弃。

最新的时间定在了9月17日。由于海军不断抱怨敌军的轰炸严重影响了登陆舰队的集结，所以希特勒决定再给德国空军几天时间，让他们彻底肃清英国空军。

9月17日因此成了决定性的一天。

现在我们关于这一天的大多数信息来自德国海军的档案。9月17日是一个满月夜，如果按照原计划德军在9月15日执行“海狮计划”，就能利用上这一气象条件，但由于一拖再拖，英国的夜间轰炸机反而受益不浅。海军向总部报告，停泊在海港的船队遭受了“相当重大的损失”。在敦刻尔克港，英国的轰炸机击沉或严重损毁了港内的84艘驳船。从瑟堡到荷兰的登海尔德，各地的德军报告他们遭遇了更严重的损失：约有500吨弹药的军火库发生了爆炸，一个军粮仓库被焚毁，各类汽船、驳船和鱼雷艇都被炸沉，还有大量人员伤亡。据海军参谋部报告，由于英国的轰炸和炮击过于猛烈，德国海军不得不把刚刚聚集在港口的军舰和运输船再度疏散，新一轮的船只集结也不得不暂停了。海军在损毁报告中这样总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继续任由敌人发动这样猛烈的进攻，伤亡会继续发生；到时，我们原先构想的实施行动的计划将会变得棘手。[7]

事实上，德国海军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用棘手二字就能形容的了。当时德国海军作战参谋部有例行的日志记录在案，现在这些解密档案让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变得日益严重起来的。9月17日晚，一些海军军官对当前局势做了简明的判断：

毫无疑问，英国的空军力量根本没有被击垮，相反，他们现在活动得越来越频繁。天气情况也是一塌糊涂，我们根本不可能指望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海峡地区会变得风平浪静……因此元首会决定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

很显然，当天写下这篇日志的人坚信元首一定会无限期推迟计划的，所以他专门在这句话下画了着重线。

这么多年来，希特勒取得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然而到了最后一刻，他遭遇了第一次重大的失败。他原以为进攻英国一定会为这次光辉胜利的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现在却不得不无限期取消这一行动，战争也因此无法终结，不得不继续打下去。在此后的一个月里，为了继续保持对英国人的压力，德国一直在制造谎言，宣称要在秋季重新开始对英国的侵略行动。

9月19日，希特勒正式下令要求后续的入侵船队的集结行动暂时停止，已经停泊在港口内的船只也要疏散，但他不同意把已经集结的部队兵员也疏散。哈尔德将军对此极为愤怒，他在日记里说“当前的态势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他向希特勒抱怨，如果把这么多的部队留在港口，那就是让他们“暴露在英国空军的持续空袭之下，会持续地导致兵员损失”。现在德国陆军和海军都希望取消“海狮计划”。

到了10月12日，希特勒终于向军方妥协。他发布了取消“海狮计划”的最终命令。

元首最高指挥部

1940年10月12日

绝密

元首决定，自现在起直至明年春季，“海狮计划”的准备工作只需要维持在保证对英国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的水平即可。

将会重新考虑是否在明年春季或初夏入侵英国的问题，有关准备行动的新命令将在之后发出……

是什么让希特勒最终在那个秋天放弃了进攻英国呢？在我看来，很显然有三个因素。

其一，他把战争的目光再次转向了东方——苏联。

其二，德国海军不具备在英吉利海峡运输、协助地面部队登陆英国的能力。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不列颠空战对德国的致命影响。

我们可以来简略地回顾不列颠空战的情况，这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主要在天空进行的战役，也是人类战争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等到8月17日，也就是我们美国记者访问团将要离开海峡地区的时候，战役已经开始向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英国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给德国轰炸机造成了重大打击，使戈林无法长期维持主动进攻的态势。从8月24日到9月6日，两国空军暂时偃旗息鼓，经历了一周的短暂休战，然后德国空军倾巢出动，在一天之内派出了超过1000架飞机，希望倾注全力、一劳永逸地消灭英国的战斗机力量。

不列颠空战由此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德国空军的数量优势开始显现出巨大作用，英国空军在英格兰南部地区前线的五个战斗机机场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更严重的问题是，英国空军的七个关键通信站中有六个被德国人破坏，这使皇家空军的防御通信系统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除了通信站，英国的雷达站同样遭遇重创，迄今为止，雷达一直是英国空军胜利的重要保障。自空战开始以来，英国人就设立了地下指挥中枢，依靠雷达、地面观测站和飞行员的空中报告来获取敌机的最新位置情报，再通过无线电指导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参加战斗。

丘吉尔后来表示：“在这场两国空军的生死之战中，毫无疑问命运的天平倾向了英国一边，而英国战斗机的力量是一个决定性的砝码。”

接下来，一直待在他那豪华的卡琳庄园负责指挥空战的戈林元帅又犯下了第二个愚蠢的战术性错误（他之前下令取消对英国雷达站的攻击是第一个）。本来当时英国空军遭遇了重大的战机和飞行员损失，地面机场也受损严重，处于极为虚弱的时刻，但戈林在9月7日决定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大规模夜间轰炸伦敦，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力量又侥幸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1943年，我回到了伦敦，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第一次回到这里。距离当年德国轰炸伦敦的那个星期六已经过去三年，但伦敦人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景象。1940年9月7日夜间，德国空军对伦敦进行了空前绝后的大轰炸。从周六的傍晚，大约下午5点钟以后开始，第一波轰炸机群突然飞抵伦敦泰晤士河河口上空，共有320架重型轰炸机。除此之外，德国人还竭力集结了所剩不多的战斗机，保证为每一架出征的轰炸机都配备一架战斗机护航。伦敦人从来没见过天空中出现这么多的重型飞机，然后炸弹像倾盆大雨一样落在了伍尔维奇兵工厂之上，还有煤气厂、发电站、仓库和伦敦港码头。人们清楚地记得，短短几分钟，整个泰晤士河沿岸陷入了一片火海。在锡尔弗敦码头上，人们被熊熊大火包围，不得不跳进河里逃生。

晚上8点刚过，伦敦的夜幕才刚刚降临，德国人的第二波轰炸机又到了，这次有250架之多。整个夜里，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机蜂拥而至，直到周日凌晨4点半，天空开始慢慢露出了晨光，轰炸才慢慢平息下来。可是等到周日傍晚，轰炸机再次飞临伦敦上空，整整轰炸了一夜。德军两夜的轰炸造成了842名平民丧生，2347人受伤，整个城市到处是残砖碎瓦，一片狼藉。一些驻伦敦的美国记者报道了当时的惨状，他们告诉我，他们心想，不知道英国人要花多久时间才能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向美国国务院发回报告，断言英国在德国如此猛烈的轰炸之下是无法坚持太久的。这个报告被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获悉，他们又把这个消息传回了柏林。希特勒和戈林听到这个消息备受鼓舞。据最高统帅部的某位官员说，希特勒甚至很认真地认为英国民众会爆发一场反对政府的革命。[8]毫无疑问，这个谬之千里的错觉进一步让元首觉得可以继续延迟“海狮计划”，登陆行动根本就没必要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德国空军每天夜间都侵扰伦敦的上空，夜复一夜。受初步的胜利鼓舞，德国空军决定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日间轰炸。这一决定导致9月15日白天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空战。这次战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双方的运势由此逆转。当时英国空军第十一战斗机群的地下指挥中心就设在阿克斯布里奇，丘吉尔在15日当天一直待在那里，密切关注空战的进展。

首相后来回忆道：“我们必须把9月15日当作整个战役的巅峰时刻。德国空军在前一天对伦敦发起了两次重击之后，今天他们将倾尽全力进行白昼战。这是整个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之一。”[9]

大概就在正午，200架德国轰炸机在600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出现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向伦敦直扑而来。皇家空军的指挥部从雷达上早就发现了德军的庞大机群，提前做好了迎战准备。大多数德国轰炸机还没飞临伦敦上空，就被英国战斗机在半路截住，其中一些当场就被击落，更多的受创后折返。不久，新一波德机再度到来，又遭重创。英国人得意地宣布他们击落了185架德机，但根据战后解密的德国空军统计，真实的数据应该是56架，其中34架是轰炸机。皇家空军只损失了26架飞机。

9月15日的战斗证明戈林的空军目前还完全不具备在白天成功轰炸伦敦的能力。尽管德国空军在过去六周里一直在倾力出击，但他们还是没能在英格兰南部获得制空权，因此侵略英国本岛的任务也变得更不可能了。因此我们看到，两天之后，也就是9月17日，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延迟“海狮计划”。后来丘吉尔总结道：“1940年9月15日可能标志着希特勒从此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后来我很快意识到，这也标志着希特勒的战争出现了转折点。这是他无数的辉煌胜利之后的第一个重大挫折。他原本会拥有更多的军事胜利，开战以来，命运的潮流似乎一直站在他那边，助他一路勇猛前进，现在这股大潮却放缓了，等到下一年结束，潮流开始彻底改变。

整个大不列颠民族得救了，他们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了。近1000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海上力量保卫领土。在那个时代，英国仅有少数上层人物——包括丘吉尔——认识到，在20世纪中期，空中力量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他们最终以极小的优势压倒了持有怀疑态度的议会，以及犹豫拖延的政府，让这小巧的战斗机（1929年英国举行“施耐德杯”飞行比赛的时候，我见过喷火式战斗机的原型机，它的确非常小巧）和它们的飞行员成为大英帝国保卫本土的主要屏障。

8月20日，当时不列颠空战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英国人还在为可能到来的失败惴惴不安，当天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雄辩有力的演说，提到了空军的重要性：“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战争像这样，以如此少的兵力，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与此同时，甚至在希特勒决定放弃“海狮计划”之前，柏林也已经出现战争的转折点。

1940年8月25日夜间，英国空军第一次对德国城市进行了轰炸。1939年的冬季，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大约有六次成功地飞临柏林，仅仅为了投下大量的传单。这次皇家空军可是玩真格的了。事实上，第一波轰炸并不十分猛烈，因为当晚云层特别厚，81架轰炸机中只有一半找到了攻击目标。我可以确定，此次轰炸对德国造成的物质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无人丧生。但是，这次行动对德国民众的精神震撼是巨大的，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看见炸弹落到了柏林市里。

（我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柏林人惊呆了。他们无法想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战争刚刚爆发时，戈林就向民众承诺绝不会有这种事发生……民众深信不疑。所以，今天的幻灭就更为剧烈。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有多么惊讶。

8月28日和29日的夜间，英国空军部署了更强大的空中力量再次飞抵柏林展开轰炸。我在日记里写道：“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首都，有人因为空袭而丧生，这是纳粹帝国历史上的头一遭。”德国官方统计显示有10人丧生、29人受伤。然而我们这些美国记者，包括美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对这个数字都表示怀疑。按照受损房屋的情况来看，伤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四五倍之多。不过，这个数字与轰炸伦敦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还是少得多的。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柏林将遭遇更多的轰炸，更多人因此伤亡。尽管伤亡并不严重，但柏林民众因此而遭受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纳粹政府也是如此。

纳粹的权贵愤怒了。英国人第一次轰炸时，戈培尔要求德国媒体不得高调报道，只能用几句话一笔带过。然而现在他按捺不住愤怒，指示所有的媒体全力开动，谴责英国飞行员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女儿童的“残忍”行为。绝大多数的德国报纸采用了同样的头条标题——《英国人的懦夫式袭击》。戈培尔这位纳粹的宣传专家还要求媒体报道他捏造的故事，宣称德国飞机轰炸伦敦时只选择军事目标，而“现在这群英国海盗在丘吉尔的私人指示下，专门对德国的非军事目标进行攻击”。我向上帝保证，我对戈培尔的谎言早已经习惯，但一想到德国民众还是会相信他，就闷闷不乐。[10]

凌晨3点钟，我做完夜间节目后驱车赶回酒店，在路上我突然之间想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在英国人投下炸弹后，城里的一些建筑燃起了大火，整个天空都被照得很亮，这时我就发现天空上除了英军的轰炸机以外什么也没有，这就意味着德军根本没有对英国轰炸机做出防守。默罗在伦敦也早就知道了这个情况。英国人最后两次来轰炸时，我专门站在德国广播大厦的天台上盯着夜空看。我可以看到德国的高射炮（大多数是88式高射炮）开始向天空开火，巨型探照灯在夜空里四处扫射，希望找到敌机，但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架英国飞机被击中、起火坠落。面对英国的轰炸机，我们无能为力，只能祈祷上帝保佑英国人的炸弹不要落到自己头上。

8月31日夜里发生的事情真是让我惊心动魄，我不会忘记当时自己喃喃自语，祈求上帝保佑。当时我正在卫生间，完全没有听到防空警报。突然之间，酒店附近的高射炮开始怒吼起来。阿德隆酒店就位于菩提树大街和威廉大街的转角处，沿着大街往前走不远就是德国的一些政府部门和希特勒的总理府，因此这一带的防空力量特别集中，尤其是附近的蒂尔加滕公园，更是德国高炮部队的驻扎重地。尽管外面炮声轰鸣，但我因为感冒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所以很快就睡着了，然而几分钟之后我就被巨大的爆炸声吵醒，两颗炸弹落在了离酒店很近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最高统帅部发布公告称敌机投下的炸弹都只落在了柏林郊外。但是我发现蒂尔加滕公园已经被围成一圈遮挡了起来，当天下午一些报纸也报道说公园附近发现了好多个大弹坑。因此我相信最高统帅部的通告肯定是由希特勒和戈培尔亲自编辑的，因为它明显就是在撒谎。

9月1日是希特勒发动对波战争一周年的纪念日，对纳粹来说这可是个重要的大日子，我不得不逼迫自己前往广播大厦为他们做一场特别报道。我写了一小段广播稿：

一年前的今天，德国人对波兰人发动了伟大的“反击战”。尽管德国从来都是一个富有侵略性和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度，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德国人取得的军事胜利还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但目前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或者说取得完全胜利。

新闻审查官把我稿子里的“反击战”几个字删除了，他说这听起来像在讽刺他们。

我提醒他：“一年前的今天，最高统帅部发布进攻波兰的公告时，公文里用的就是这个字眼。”

他回答道：“但是这个用词现在听起来是不正确的，你得另找一个词。而且你不能说德国（富有侵略性和军国主义色彩），你得记住，是波兰人先对我们发动袭击的。”

当晚我在酒店写日记，感觉一股怒气直冲心头，我不仅为德国新闻审查官今天删改广播稿的事情生气，还因为他们最近对我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审查束缚。我在日记里写下的东西，连十分之一的内容都无法拿到广播里公开播出。在那个夜里，我开始感到我作为一个驻柏林记者的新闻传播功能就要结束了。六年前我来到此地，发誓只要能为公众报道最真实的新闻，我就要尽可能地待到最后一刻。但现在纳粹对我实施的战时新闻审查已经越来越严格，看来我的使命快要到头了。我决定向纽约总部提出离开德国的请求。

然而几天之后的9月4日，我发现我还能再当一阵子客观的记者。希特勒在一个重要场合发表了讲话，这让我可以有机会从他的心情了解到他胜利的军队对登陆英国准备得如何——此时我们还认为他们是要进攻英国的，没准还能了解到他是如何看待不列颠空战的。

9月4日当天，纳粹党在柏林体育宫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冬季助选活动，绝大多数听众是护士和社会服务工作者。希特勒一向擅长在演讲中编造谎言，也擅长对他要攻击的人冷嘲热讽，当天却是少有的两者兼备。他还在演讲中增添了不少德国人所谓的幽默。在我看来，这场演讲很有指导性。很显然希特勒希望向他的臣民表达出这样一种感受：不列颠空战是很顺利的，为进攻英国本岛所做的准备也是很顺利的，总而言之，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因此现在大家不必严肃地讨论胜利的问题，因为胜利是唾手可得的，大家大可放下心来听一点有关讽刺和幽默的笑话。

希特勒说丘吉尔“这个战地记者，不过是一个和达夫·库珀相似的人物罢了，在传统德语里根本找不到词来形容他”。

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的胡话——出于尊重老年人的礼仪，我们就不提张伯伦先生了——对于德国人民而言根本就是毫无意义，顶多让我们笑笑而已。

我接着听希特勒的下一场演讲。我觉得，他必须对德国民众最为关心的三个问题有所交代。

第一，按照戈林当初的吹嘘，不列颠空战现在应该已经结束，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

第二，什么时候开始进攻英国？

第三，戈林曾经保证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绝不会被轰炸，现在这种事情却发生了。元首对此做出了如何的应对？

希特勒对于进攻英国本岛问题的回答是避重就轻的，他仅仅用两句俏皮话就搪塞过去了。

英国人的心里充满了好奇，他们不断地问：“为什么希特勒还不来啊？”大家要耐心点，耐心点。他就要来了！他就要来了！英国人不用一直这么好奇的。

我注意到听众都觉得非常有趣，纷纷哈哈大笑。然后希特勒开始讨论柏林遭到轰炸的问题，此时他开始故意扭曲事实，而且对英国人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

近几天来，丘吉尔先生拍拍脑袋就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那就是对柏林进行夜间轰炸。丘吉尔先生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轰炸能够产生奇效，而是因为他们的飞机根本没法在白天飞到德国来。相比之下，我们的飞机每天都能越过英国的土地……英国飞行员只要看到地面有光亮，就会投下炸弹，他们根本不考虑那亮着灯的地方究竟是居民小区、农场还是村庄。

听了希特勒的话，我当时就在想有多少在座的听众会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德国人之所以能轻易地飞入英国境内，是因为他们占领着法国和比利时的机场，从那里飞到英国只有十几英里，而且他们的轰炸机有战斗机的保护；相比之下，对英国空军而言，德国的距离太远了，英国的战斗机没法给轰炸机提供那么远的保护，当然只能在夜色掩护下来攻击。

接下来希特勒就开始对英国发出威胁了：

三个月来，我始终没有做出表态是因为我相信英国人会停止这种疯狂的行动，丘吉尔却认为我是怯懦的。那么现在我们就以牙还牙。

他提高了音量：

只要英国人敢向德国的土地上投下2000、3000乃至4000千克的炸弹，那当晚我们一定会向英国投下15万、25万、30万乃至40万千克的炸弹！

根据我的日记，这一刻，希特勒说完这句话后不得不停顿了一会儿，因为整个会场的女听众对他致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这倒提醒了我，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德国女性和她们的男同胞真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英国人敢说他们会加大对我们的城市的轰炸力度，那我就敢说我一定会把英国的城市夷为平地！”女士听到这里，简直都要欣喜若狂了，她们站起来不断地跳跃，乳房不停地颤动，尖声喊叫着以表示她们对元首的意见完全同意。

希特勒最后以一句怒吼结束了自己的演讲：“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将会逝去，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不会烟消云散！”

少女们挥舞着双手，几乎要扯破喉咙一样齐声大喊：“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看起来希特勒到演讲结束时已经处于暴怒之中。是狂热听众的情绪感染了他吗？还是因为不列颠空战没有像戈林吹嘘的那样顺利，他不得不推迟进攻英国的计划，所以心里一直憋着怒火无处发泄？体育宫的演讲结束后，希特勒命令德国空军停止在白天对英国空军的袭击，转为在夜间对伦敦进行了三天的大规模轰炸。我后来总结出至少有两个因素促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其一，他对于迟迟不能入侵英国感到极度失望；其二，他对于英国人胆敢轰炸柏林极为愤怒。他把大规模轰炸伦敦视为对英国人的报复。[11]

随着9月中旬临近，如果说不列颠空战变得越来越激烈的话，那德国宣传部的工作也是越来越紧张了。德国政府、最高统帅部和媒体都纷纷编造各种谎言，他们一方面遮掩柏林每天都遭到轰炸的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断吹嘘对英国轰炸的战绩。有些假新闻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成了我在报道中用来爆料的好材料，我偶尔在播音里引用一些，希望远在美国的听众能够明白德国人民整日里就生活在这样的弥天大谎中。不过有些东西我还是只能记在日记里，比如说英国人在9月7日夜间的轰炸行动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也是效果最明显的”。

昨晚英国人的轰炸准确率很高，凌晨3点钟刚过，我从广播大厦回来，柏林的中北部有两地燃起了熊熊大火，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了。其中一地就是莱尔特火车站，另外一处火车站也被英国空军的炸弹击中。有人告诉我，还有一座橡胶厂也着火了……

在这个日渐疯狂的9月，我感觉自己日渐被纳粹拉入了他们的宣传攻势。9月5日夜间，我前往广播大厦的演播室准备当夜的广播，我发现德国广播公司安装了一个唇式麦克风，我得把嘴唇贴得很近才能正常播音。这种特殊的麦克风不会收集到附近的防空排炮和爆炸的轰鸣。德国人已经警告我，不能在英军轰炸的过程中提这件事。我做了抗议，说默罗在伦敦就能正常报道伦敦遭遇的更为严重的轰炸，而且在背景的炮声中这种播音更为真实生动，但德国人懒得理睬我。一两天之前，我做完播报后，纽约的埃尔默·戴维斯评论了两句，这两句讽刺落到了德国人耳朵里。我当时没有提柏林正在遭遇空袭，但外面持续不断的高射炮和炸弹爆炸的声音简直要压过了我的声音。埃尔默用他特有的印第安纳式的讽刺腔调说，尽管我没提，但是这跨洋而来的爆炸声胜过我所说的一切。我的普通麦克风把一切都收录进去了。第二天他们就给我换了这个新玩意儿。在之后的日子里，德国人总是试图对我强加更多的限制。有几天夜里，外面正在发生轰炸，他们甚至强迫我到地下室去播音，这样我就没法站在天台上观察外面的情况了。

最终到了9月9日，德国人和我玩起了阴谋诡计，这件事情使我加快下定决心要离开德国。当时已经有三个新闻审查官要审查我的播音手稿：一个来自军方，他找的麻烦最少；另一个来自外交部；还有一个来自纳粹宣传部。当天晚上我和后两个审查人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我在稿子里说德国人现在全力以赴对伦敦进行轰炸是对轰炸柏林的“报复”，这两个讨厌鬼非说我这是过分讽刺。我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最终他们不情愿地让我把播音稿里剩余的部分播完，这时五分钟播音时间已经过去了。第二天晚上，特斯从日内瓦打来电话，说公司纽约总部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给她打电话，问我前一晚为什么没有播音。他说，公司收到了一份德国广播公司的电报：“很遗憾，夏伊勒今晚来得太晚，未能播音。”

从战争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对德国人和对公司的立场都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如果德国人和公司总部有任何一方对我进行了过度的审查，使我不能如实且理性地报道事实，那我就会停止播音并且离开德国。上帝知道，德国人给我制造了多少麻烦，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公司总部也不能对我坚持新闻自由与真实的立场予以足够理解。4月德国人征服挪威的时候，我就向纽约总部抱怨过德国人的审查机制，这些审查搞得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我待在柏林已经没什么意义。作为回应，怀特却从纽约给我发来了一封我根本无法接受的电报：

比尔，我们完全理解、同情你在柏林的处境，但是我们认为你必须继续坚守在当地，继续进行播音工作。哪怕你只能够朗读德国官方的公告和当地报纸的片段，你也应该继续留在那里。

公司完全可以让其他人来干这种杂务。我回复怀特，我可以一周花50美元雇一个亲纳粹的美国学生来读那种官样文章，“其他什么花费都不需要”。

在之前的5月，希特勒对西线发动进攻，战事出奇地顺利，所以新闻审查有所松弛。那段时间我一直可以对战争进行诚实的报道，其高潮就是在贡比涅森林报道德法停战谈判。现在德英双方的空战日益白热化，希特勒对英国轰炸德国的行为愤怒到了极致，以及明显地在进攻英国本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新闻审查因此再度严苛起来。9月10日，怀特从纽约给特斯发去了电报，委托特斯在电话里把电报念给我听，他要求我“尽快”赶回日内瓦“和他通电话”。

1940年9月12日，柏林。

我要离开柏林前往日内瓦几天，在那里我可以和纽约总部通过电话讨论一些事宜，在德国我们的电话总是被纳粹监听……

有传闻称针对英国本岛的进攻计划于9月15日开始，当晚是一个满月夜，英吉利海峡的风浪也会比较小。

不管怎样，我得抓住此次机会和公司好好谈谈。

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和公司谈些什么：除非德国人放松了新闻管制，否则我坚持撤离德国。我和特斯说好，她和艾琳于10月底离开日内瓦去美国。我收到确切的消息，如果希特勒被迫取消了对英国本土的进攻计划，那他就会借道西班牙夺取直布罗陀海峡。这样他就可以封锁地中海，切断英国通往埃及、近东和印度的生命线。那也将切断我家人唯一的逃生之路。眼下去美国的唯一一条路是前往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转道西班牙，再横穿葡萄牙到达里斯本——目前整个欧洲大陆只有里斯本港还有去纽约的客轮和班机。特斯犹豫地答应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带着孩子尽快离开。我竭力劝慰让她放心，我告诉她，也许是在圣诞节，也许是新年，我很快就会回美国找她们。

即使回到家人身边只能待短短的四天，我也特别开心。以前我从不觉得瑞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庸无奇。但是自从在德国度过了这么久的战争岁月，我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瑞士，这里显得那么文明和理智。我的家庭特别美满，我发誓，将来这场血腥的战争结束，我就另找一份清闲的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着家人，到时没准我和特斯可以再生上一两个宝宝。那几天每到夜幕降临，我和特斯就坐在一起，一直聊天到天明。对于即将离开欧洲这件事，特斯心情很复杂，毕竟这里是她出生与成长的地方。特斯相信自己一定会喜欢美国的生活，但她也深知自己是个欧洲人，在美国待久了一定会思念故土，而且一想到她和我暂时要被浩瀚的大西洋分开，她就觉得很难接受。她带着抱怨对我说，默罗和他夫人珍妮特就一起待在伦敦生活。

她说：“你看，他们就不像你，他们和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经历炸弹也在一起。”

之后我给远在纽约的怀特打电话，我一上来就委托他，帮特斯和艾琳安排两张从里斯本前往纽约的快船的票，他说这需要花一些时间，但他会帮我安排好的。

怀特向我承诺：“圣诞节之前，我们一定会把她们弄回纽约。”

我接着说：“我可能会和她们一起回去。”

怀特赶紧劝我：“比尔，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们希望你能继续留在柏林，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我发现很难让怀特理解我的处境。怀特的确是个非常有能力的新闻工作者，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公司成为业界翘楚。他对于广播有一种天生的敏感，然而他不了解欧洲目前的情况。他看不到我在柏林的工作环境和默罗在伦敦的工作环境的巨大差别。他对我在纳粹疯人院里工作的情况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和怀特陆陆续续打了几个小时的越洋电话，仍然没能解决分歧。最后我们只好搁置争议，我专门写了一封长信来总结我电话里的观点：

我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几周，未来战争的议程将会确定，目前因为新闻审查而离开并不是最好的时机。接下来如果德国获得了新的胜利，您自然会要求我报道这场胜利，从德国这边发来报道。

因此，我将回到柏林继续试一试。但是，如果整个冬季里战事都处于胶着状态，德国人的新闻审查也没有放松，那我将无法留在柏林，做纳粹的宣传工具。

我在文末又附加了一点内容：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希特勒可能已经发动侵略英国的登陆，也可能放弃了这个计划——至少在来年春天之前不会行动。

我在日内瓦一直待到了9月17日。15日来了又去，没有任何入侵英国的消息传来。对于一拖再拖的进攻计划，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当时的感想了。我只是在记录日内瓦这段飞逝而过的日子的日记里发现，我开始讨论“希特勒失败”和“如果英国胜利”的问题。16日我和国际劳工局的主任约翰·怀南特一起吃了饭，怀南特是个美国人，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竭力不让国际劳工局像国联一样成为大战的牺牲品。不过在我看来，劳工局早就名存实亡了。

我们一起讨论了如果英国获得战争胜利，如果1919年的错误不再重演，战后将有哪些工作要做。怀南特表达了他对于战后重建的想法……就我个人而言，我看不到那么远的事。我想不出希特勒失败之后的事……

9月18日我回到了柏林。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日记都在重复相同的几个主题：英国继续轰炸柏林、德国媒体对英国行动的暴怒、新闻审查进一步收紧。原因都在于柏林的沮丧情绪进一步上升，因为德军远没有消灭英国空军，也没有登陆英国本岛，现在连英国人对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的夜间轰炸也阻止不了。

我在日记里写道：

9月18日，柏林。昨晚我坐火车从瑞士巴塞尔出发，火车行驶到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地方时，我听到服务员高呼：“防空警报！”然后远处传来炮声，不过没有任何东西击中火车……

9月19日，柏林……自战争开始，德国媒体对英国人的怒火以今天为最。据德国报道，英国人昨晚轰炸了博德尔施文格医院，这座医院位于德国西部城市贝塞尔，是一座专门治疗智力缺陷儿童的医院，英国人的袭击造成了九名儿童死亡，十二人受伤。[12]

我还在日记里摘录了一些柏林报纸的头条标题：

《晚报》：夜间，英国人对21个德国儿童犯下滔天大罪——血债要用血来偿

《德意志汇报》：令人作呕的罪行，英国人在贝塞尔谋杀儿童

《B.Z.午报》：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战争不是谋杀！英国会为自己恶毒的轰炸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我在日记里总结，事情可能远比德国人承认的严重得多，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暴怒成这个样子。接下来更坏的事情发生了，德国人加强了他们的新闻审查力度。我在日记里的牢骚也越来越激烈。

9月19日。审查制度……已经发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今晚我又和一个德国新闻审查官爆发了激烈冲突，他不允许我在广播里读出上面那些报纸标题，说这会给美国人民留下“错误的印象”……

第二天，9月20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迄今最长篇幅的抱怨。我在广播稿里提到德国的媒体和广播正在热炒的一件事：纽约有新闻称英国的新闻审查不允许美国驻伦敦的广播记者在轰炸时提及空袭的事，德国人说，美国被英国剥夺了报道有价值的新闻的权利。到此为止我的审查官都很满意。接着我说，柏林的当局在几周前给我施加了同样的限制。他们立刻就不许我再说下去。

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还留在这个地方？德国人的审查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严厉。这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发挥各种聪明才智以减少他们对我工作的影响，譬如说我会在广播里变换说法和语气，以此暗示听众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官方的谎言；我会在某些时刻故意停下来，而且停顿的时间比往常更久；大多数德国人学的是英式英语，所以我尝试着说美式口语，让他们无法完全理解我说的内容……但是这些小聪明效果不大，德国的新闻审查官还是牢牢地监控着我。

纳粹宣传部为了监控我可真是费尽心思，专门为我指定了两个精通美式英语的新闻审查官。他们其中一个是教授，在美国的大学教了很久的书；另一个曾经是金融家，在美国华尔街的一家银行做过合伙人。

除此之外，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和在美国的情报部门还不断地向国内外交部和宣传部发送有关我的情报，他们说我涉及一宗未被发现的谋杀案，因此必须严密监视起来……[13]

英国对柏林的轰炸仍在继续，这种事情在我的日记里已经变成老生常谈的东西。

9月24日。昨夜英国人肯定对柏林发动了大规模的轰炸，整个过程大概四个小时，准确度都非常高。炸弹击中了柏林城北部的一些重要工厂，一个大型煤气厂，还有斯德丁火车站和莱尔特火车站北部的火车货场。

但是我无法公开说出这件事情，德国官方说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目标遭到损害。

9月26日。昨夜的空袭时间是最长的，从昨夜11点一直持续到今天凌晨4点。

26日那天晚上，我刚刚结束播音，就被负责民防工作的纳粹官员赶进了防空洞。平时我都拒绝去防空洞，但那天他们硬生生地把我押了进去。我立刻就开始找逃跑的路。英国电台的叛徒“哈哈勋爵”[14]和他老婆也与我一起，我们躲过了党卫军的看守，摸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地道。我们中途停下休息，“哈哈勋爵”颇有远见地带了瓶杜松子酒，我们各咂了一口。尽管“哈哈勋爵”的背叛行为常常让我不齿，但我发现这个人很有趣，甚至很机智。空袭开始时，他多次和我一起躲避德国人的驱赶。当晚我们溜回了他的办公室，隔着玻璃窗看外面天空的火花，接着有了一次长谈。

英国媒体叫他“哈哈勋爵”，他很开心，有些受宠若惊。他说自己在英国拥有一大批听众。[15]我总结说，这是他的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战争刚爆发时他来到德国，起了个德国名字叫弗勒利希（Froehlich）——德语意为“欢乐”。他的真名叫威廉·乔伊斯，他是莫斯利[16]的“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头目之一。

“你苦恼过叛变的事情吗？”我问他，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没有。”他说，因为他已经放弃英国国籍，现在是个德国公民。

“曾经有数千名美国人放弃了美国国籍，成了所谓的苏联‘同志’，他们都不感觉自己是叛徒，我为什么要这么觉得？还有那些德国人，1848年之后他们放弃了德国国籍，逃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公民。”

我一直很感兴趣一个人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在许多个炸弹轰鸣的长夜里，我们回不了家，我正好多问了他几句。他像所有狂热的爱尔兰人一样恨英国人。他在英国长大，对这片土地却没有任何感情。很明显他渴求认同。我注意到他非常憎恶两种人，这是他投奔柏林的一部分原因。

首先，他仇视犹太人；其次，我很惊讶，他仇恨资本家。我觉得要不是因为他仇恨犹太人，那他就可以很轻松地在英国共产党中声名鹊起，也许他就不会来柏林了，也许他会跑到莫斯科。他整夜地谴责资本主义的罪恶，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笃信纳粹主义了，他认为纳粹运动主要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而且会把全世界从“骄奢淫逸的资本家”手里解放出来。他自认为是一个为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奉献的人。

我真想告诉他：“那你就来错地方了。”说实话，我私下挺喜欢他的。战争结束后，他被押往伦敦接受审判，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改歉疚之意，法庭最终判处他绞刑。1946年1月3日，他被送上了伦敦旺兹沃思监狱的绞刑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表现得很勇敢。

整个冬季，还有三个美国人也在柏林，他们利用自己的短波电台帮助德国人散播纳粹的宣传言论。当时德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开战，所以他们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叛国。等到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后，他们行为的性质才开始发生变化，然而令我们这些美国记者极度震惊的是，鲍勃·贝斯特竟然也卷入其中。鲍勃本来是合众社驻维也纳的记者，我们很多人认识他，也很喜欢他。他操着一口卡罗来纳口音，播音时非常悦耳。最终，鲍勃和“哈哈勋爵”一样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被美国法庭判处终身监禁，最终死在了莱文沃思的监狱里。

除了鲍勃，战争期间的确还有一些美国记者心甘情愿为纳粹服务，但他们的影响力都远远比不上乔伊斯。战争初期，乔伊斯在英国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鲍勃开始为纳粹服务的日期比较靠后了，另外还有唐纳德·戴，他曾经还是我在《芝加哥论坛报》的同事，由于痛恨布尔什维克，所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开始为希特勒效命。还有埃兹拉·庞德，我在巴黎工作时对他极为仰慕，但他在战争期间一直待在意大利帮墨索里尼传播各种谎言。他的堕落让我最感可惜，要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多么优秀的诗人。

10月18日我的日记内容如下：

10月18日，苏黎世。今天下午我从柏林飞到此地……我坐在火车站，正在等待前往日内瓦的火车……我很伤心又要和家人告别了，我们一起努力想要常常聚在一起，但现在又要分离了。

我此次返回日内瓦是为了送特斯和艾琳离开欧洲。10月23日，天刚蒙蒙亮，我就把她们送上了长途汽车。这辆瑞士的班车要跑上整整两天两夜，经过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然后到达巴塞罗那。在那里特斯和艾琳计划转乘火车前往马德里，再去里斯本，然后坐上前往纽约的客轮。临行前，我和特斯一直忙着把租来的公寓收拾妥当，我们累得精疲力竭，以至于根本没有力气去为即将到来的分别悲伤。等她们走了，我才感觉到有些黯然，整个人几乎要虚脱了。

相比之下，我们还算幸运的。特斯和艾琳乘坐的由瑞士前往西班牙的长途巴士每周只开两趟，当天有1000多名难民嚷嚷着要求坐车离开。而且另一家经营这条客运线路的公司（美国运通公司）收到报告，说比利牛斯山里的洪水冲垮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公路，所以他们决定本周暂停运营。我们买的是一家瑞士公司的车票，他们决定碰碰运气。由于路上没有补给站，特斯背上了这两天需要的全部食物和水。这一路上也没有加油站，所以汽车公司只能在汽车前挡板上捆两个小型储油罐。

小艾琳对这次艰难的旅途全然无知，她还只是个孩子，对于出远门充满兴奋，这多少让我和特斯感到一丝宽慰。想想她还那么幼小，没有注意或感受到人类如此沉重的悲剧，我就轻松了一些。车上大多数旅客是犹太人，他们希望尽快逃离恐怖的纳粹德国。他们一窝蜂地挤上车，惶恐不安又胆战心惊，几乎快歇斯底里，这让我不愿责怪他们的无礼。在日内瓦的这几天，特斯告诉我，有报道称法国傀儡政府把管辖范围内的犹太人都交给了德国盖世太保。在汽车站陪特斯候车时，我听到身边有几个犹太人谈论此事，他们特别担心进入法国境内后被政府扣押，再被转交给可怕的希姆莱及其残忍的手下，他们还担心西班牙亲纳粹的佛朗哥政府也会在边界扣留他们。[17]

我想唯一能让我尽快从这种糟糕的感觉中走出来的方式就是第二天返回德国。我记得，当我乘坐的火车离开瑞士向着德国波恩前进的时候，我从火车包厢的窗户回望，日内瓦湖还是那样波光粼粼，阿尔卑斯山仍然高耸威严，国联大厦的大理石建筑还是那样耀眼，我甚至可以依稀看见远处的勃朗峰，山上的草地依然翠绿，但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我的心里像塞了铅块一样。我真希望自己与特斯、艾琳在同一辆汽车上。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在德国已经再无用武之地，我再也不能向外界报道当地的实情了。然而事实看起来可能比这个还要严重。过去几周以来，我觉得德国人对我正在步步紧逼，他们对我的监控越来越严密，我可不是什么受迫害妄想狂，这些不是我的幻想。我在德国广播大厦有一位关系极为密切的朋友，她可以接触到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与柏林之间的往来电报，他们在电报里讨论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情。这次我前往日内瓦给特斯和艾琳送行，临行前这位女士带有善意地警告我说，我惹的麻烦越来越大，远超出我的认知。

我回到柏林，在10月底，我见了这位女士一次。她对我当前的处境非常担心，她说盖世太保、纳粹宣传部、外交部甚至德国军方开始为我制造一个“间谍罪”。自我认识她以来，她第一次建议我趁着还有时间，尽快离开德国。她特别强调，电报显示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他们的武官说他们确信我是一名间谍，指控我在广播中利用暗语向外界泄露德国的军事秘密情报。她还说现在盖世太保已经加强对我的监视，所以我在会见朋友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当然也包括她。

她是我能够相信的为数不多的德国人之一，我当然相信她的话。她和我说的事情，我没有向纽约总部汇报，甚至没有写在日记里，因为我担心给她惹上大麻烦。这件事让我不再犹豫是否离开德国。我非常清醒，我不能擅离职守，尤其在战争时期。不过，我也不想纳粹把我诬陷为一个间谍。

随着冬季到来，北半球的白昼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英国人的轰炸机几乎每晚都会例行“造访”柏林。轰炸一直没有对德国造成太严重的损失，但每次还是造成了少量人员伤亡，损毁了一些工厂、铁路站场、街道和房屋，打扰了柏林人的清梦，减缓了军工生产的速度，让人们的神经时刻紧张。

不过感谢上帝，这种令人痛苦的生活中偶尔也有一点有趣的篇章。莫洛托夫的访德就算一个。当时莫洛托夫是苏联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是斯大林的股肱之臣。11月12日，他代表苏联对德国进行了一次友好访问。

那天天色暗淡而且略有清寒之意，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莫洛托夫的专车从安哈尔特火车站驶往位于菩提树大街的苏联大使馆，经过阿德隆饭店时，不知道是谁突然往街上扔了一块石头，在我看来这可是当天最有意思的事情了。我当时站在街边，莫洛托夫的车从我身边驶了过去，我瞥见了他的容貌。他的脸上几乎全无表情，看上去只有阴沉与冷淡，严肃得像学校校长。但我相信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机智才干和忍辱负重的政治城府，他也不可能在克里姆林宫幸存至今。我努力思索了一下，他应该是列宁的革命战友中最后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人了，其他的人早被斯大林杀光了。

我很想知道莫洛托夫在此次访问中会如何对待东道主，也想知道德国人要如何招待这位第一次来访的苏联总理，我在心里很希望英国人的飞机能来柏林给他们捣捣乱。莫洛托夫到达的第一夜，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正式国宴，可惜当晚英国人的轰炸机没有来。第二天晚上，莫洛托夫作为主人在苏联大使馆设宴回请他们，这次英国人终于来了。[18]

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夜幕开始降临，我记得英国人来得很早，刚过晚上9点钟就听见德国的防空警报大作，然后是高射炮和轰炸机的引擎声混杂在一起，在头顶响若震雷。担任晚宴翻译的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当时莫洛托夫刚刚发表完一段友好的祝酒词，里宾特洛甫站起身来正准备回应，就听见防空警报响了，所有宾客开始四处逃散。由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没有专门的防空设施，所以里宾特洛甫在慌乱中建议大家一起前往德国外交部的深层地下室避险。但之前的外交礼宾车队都已撤走，他们只能步行。德国外交部距离苏联大使馆只有短短600码，但是这一路可不好走。柏林实行灯火管制，城里一片漆黑，菩提树大街和威廉大街上还不断有弹片掉下来（没准还有炸弹落到头上，这种倒霉事可是谁都说不准的）。

这一路可真是慌慌张张，胆战心惊。他们在街上挤得乱作一团，直奔德国外交部而去，那里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炮，此刻正炮声大作。由于外面漆黑一片，其中一些人错过了威廉大街的转角，迷迷糊糊地跑到了阿德隆饭店。我正好在酒店前站着，发现施密特就在他们之中。很明显他们逃跑得太匆忙，连转移到何处继续开会都没有搞清楚——施密特以为是在阿德隆饭店的防空地下室。施密特、他的同事还有一两位苏联代表都到了饭店。这样一来，两天寸步不离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会谈席的施密特就错过了今夜的临时会议——两方外长在外交部地下继续召开会议，直到空袭结束。不过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事古斯塔夫·希尔格与他们一起逃到了外交部，临时担任了翻译官，记下了会谈内容。

里宾特洛甫重复了希特勒两天里反复对莫洛托夫说的话：英国已经被打败，现在苏德可以像之前瓜分波兰那样瓜分大英帝国了，不过现在元首希望邀请日本和意大利来一起分得一些好处。

里宾特洛甫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现在决定性的问题就是苏联人是否已经做好与我们合作的准备，重新清算大英帝国的遗产。

希尔格准确地记下了莫洛托夫的回答：

莫洛托夫说，既然你们认为对英国的战争已经取得实际的胜利，那么为什么在另一个场合你们又说目前正在对英国进行一场生死之战（之前希特勒与莫洛托夫会谈时，的确说过“生死之战”这样的话）？根据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我只能这样理解：你们是“为生而战”，而英国人是“为死而战”。

这句讽刺可能超出了里宾特洛甫这个笨蛋的理解力，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外交人民委员不敢轻率。对于德国人一再强调英国已经完蛋，莫洛托夫最终表示：“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我们为什么此刻会在地下防空洞里？那些落下的炸弹又是谁的？”

莫洛托夫是一个顽固执拗的人，和他长达两天的会谈让元首感到疲惫和厌烦。希特勒一直为进攻英国受挫而心烦意乱，正如莫洛托夫看到的，德国人距离自己的目标还很遥远。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这时对未来何去何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一个月后，1940年12月8日，元首发布了“第21号指令”，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关命运的指令。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做好准备，在结束对英战争之前，对苏联迅速进攻并击溃之。[19]……准备工作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之前完成……

行动代号：巴巴罗萨。

离我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我很期待16年来在家乡过第一个圣诞节。特斯和艾琳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过圣诞。

一想到她们要穿过法国未占领地区和佛朗哥的西班牙到里斯本，我就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一点她们的消息。我知道现在在法国和西班牙，人们正常的生活都已经被完全打乱，什么危险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终于在11月初，我收到了她们的消息，美国驻葡萄牙大使馆的人给我发来消息说特斯和艾琳已经安全抵达葡萄牙。在里斯本她们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美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约翰·卡特·文森特和他的妻子贝蒂，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也准备乘船回到纽约。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安心多了。

知道她们母女平安，又想到离归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心情持续大好。近来，我又收到了一些好消息，不过我没敢告诉任何人，只在日记里偷偷写了下来：

11月5日，柏林。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从今天算起，距离我回国的日子只有短短一个月了。我将从柏林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到里斯本，从那里坐快船回纽约。

11月20日，柏林。如果我能准时办好一切手续，那我就将在12月5日坐飞机离开柏林，前往里斯本。在我离开前，德国外交部、警察、秘密警察还有其他政府机构都必须对我的出境签证进行批准。

我在日记里写道：“事实证明，想要拿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过境签证并非易事。”德国人对我的离境签证也是拖着不愿办理，不过这些小麻烦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在心里很自信地觉得这些小麻烦都可以很容易解决。我还得为公司在这里工作两周，不过我的继任者哈里·弗兰纳里已经来到柏林，他之前在圣路易斯的一座广播台工作。

这是这个冬季里我在柏林度过的最后几天了，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离开爱荷华的母校来到欧洲的这些年，那是1925年的6月。

15年半过去了！当时我才21岁，现在我已经将近37岁，彻底步入中年了。想想时光真是转瞬即逝：我先在巴黎度过了一段最美妙的黄金时光；后来被派往意大利出差，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那些宏伟建筑至今都不能让我忘怀；然后我被派到维也纳工作，在那里我遇到了特斯，我们结婚；这中间我还被派去印度，见到了伟大的甘地；西班牙内战前我就在西班牙的一个小渔村；最后到了德国，亲身经历了这里漫长的噩梦。我的生命和工作中竟有如此之多的幸运！

在柏林最后的几年，我和德国人相处得并不愉快，但他们并不是全然无趣，我也毫不后悔被派到这里，待了这么久。纳粹帝国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素材，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纳粹让我对人类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这里我见识了残忍、暴力、诡计、压迫、虚伪、谎言、偏执与愚昧。我在书本上学不到这些，它们来自我的经验与体会。当然我也看到了人类的美好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他们勇敢、坚毅，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正直、诚实、友善、充满包容。我想，我在这里获得了大多数西方人没有的东西：生命的悲剧感。当然，我还希望自己多一点幽默感，再拥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可以不必将自身看得太重。甘地和其他很多智者在这方面对我教诲良多。

我就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度过了15年半的光阴，我真正地在这里成熟起来，把这里当作故乡。

尽管这11月的深夜是那样沉寂、黑暗而无聊，但我在心里深知，我就要和这片土地永别了，不仅仅是与德国告别，还有整个欧洲。这里曾经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太多的快乐。

我还会回到欧洲继续报道战争，但肯定不是德国了。在这里，只要希特勒还活着，我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在心里暗下决心，战争一结束，我就要立刻回到美国。尽管我深爱着这个旧世界，在这里也有家的感觉，但我无法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再也不要做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

我发现，在国外的美国人，始终是外国人。不管我住了多久，工作了多久，也不管我把他们的语言说得多么流利，如何吸收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人民，热爱他们伟大的城市，但我永远都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可不是我想在余生里继续扮演的角色。不管战争是现在就结束还是在未来结束，我都要回到我的祖国，那里深嵌着我的根。

12月2日，我的日记只有短短四个字：“还有三天！”

12月3日的日记：“德国外交部仍然扣着我的护照和出境签证不放，我很担心。今晚做了在柏林的最后一次播音。”

“12月4日，柏林。终于拿到了我的护照和德国政府下发的明日离境许可。现在除了收拾行李，没有其他事情要做了。”

还有一件事。几周以来我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把我的日记安全地带出柏林，我一度考虑过我必须在离开之前把它们销毁——如果盖世太保发现了它们，这东西足以把我送上绞刑架。几周以前，我已经把一部分记录了最为敏感内容的日记转交给瑞典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位朋友，他答应我把它们带到里斯本再交还给我。另一位美国大使馆的朋友也帮我捎带了一部分，他要在我走之前去西班牙休假几天。但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命令他的所有属下不能帮我携带大数量的材料出境。我不奇怪，因为大使馆和我们这些美国记者走得太近了，很容易惹人怀疑。

12月4日一早，我拿到了护照和签证，意识到现在我只剩下不到24小时来想办法了。此时我再次想到是否要销毁，但我实在很想留下它们，如果可以的话。那天早上，一个办法逐渐清晰起来，尽管有些冒险，但是要想在纳粹帝国生存，有时就得冒险，这个方法绝对值得一试。

我把这些日记放进了两个铁制的手提箱，在上面堆满我平时的播音手稿，这些手稿上每一张都盖上了德国军方和政府新闻审查官员的认可印鉴，都是可以用于广播的。在最上面我又覆盖了一些作战参谋地图，是我从德国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的朋友那里讨来的。然后我打通了亚历山大广场的盖世太保总部的电话。我说，我有一些箱子要带出德国，装的是我的新闻稿、广播稿和笔记。明天黎明我就要从滕珀尔霍夫机场起飞，到时在机场的盖世太保官员肯定来不及仔细检查，所以我想现在就把东西拎过去，你们提前检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在我箱子上盖上盖世太保的印章，这样明早我就不必在机场耽误时间了。

“把东西拿过来吧，我们看一看。”官员说。

我挂了电话，心情却更加忐忑不安了。难道这不是在拿自己的命运做赌注吗？如果那些精明的秘密警察发现了我藏在广播稿下面的日记，那会怎么样？估计我就此完蛋。也许我现在就该把它们全部销毁？……我的算盘是，最上面放了几张作战参谋地图，就是故意要让他们没收的，因为在战时这种东西是根本不可以被带出境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他们小有收获以后就放松了警惕，就像海关工作人员一样，每次他们要是检查到什么违例品，都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的检查就马马虎虎了，我想盖世太保可能和他们差不多。

接下来他们肯定会继续检查那些播音稿，我会故意略带炫耀地向他们指出那上面每一页都有了官方印鉴，尤其是军方都已经批准。我连台词都想好了：“这可是最高统帅部的印鉴，这是你们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部门了！”我估计盖世太保肯定会精神一振，然后仔细留意这些印鉴。由此他们可能会对我高看一眼，或至少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分外见疑。我赌他们的检查就停在这一步，就此放过播音稿下面的日记。我还想再赌一把这些盖世太保的职位没有高到清楚地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等到他们搞清楚我的身份后，我早就逃出德国了。这些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栗的盖世太保，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我再次交了好运。等我把箱子拿到盖世太保的总部，事情进展完全和我预计的一模一样。两名盖世太保官员负责接待，他们一下子就发现了那些地图，我赶紧装模作样地赔礼道歉，说我是收拾东西时太着急，一时没在意最后把它们收进了箱子，在我报道德国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时，这些地图非常宝贵。但我不该把它们带出来的。

其中一个盖世太保把他的脏爪子放到一大沓材料上，然后问我：“你还带什么东西了？”

我说：“广播的稿件……你看，每一页上面都有最高统帅部和两个政府部门的认可印鉴。”

两人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些印鉴，我看得出来他们都很惊讶。接下来他们继续往箱子底下翻。再这样翻下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日记。我后悔自己来到了这里，冷汗渗出了后背，我在心里咒骂自己有多么愚蠢，竟然把自己主动送入了虎口！

其中一个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说：“你报道了德军的新闻？”

我说：“当然，我一直跟着部队到达了巴黎，还报道了在贡比涅森林的停战仪式。德军可是一支伟大的部队，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精彩的素材，这些东西一定会永垂青史的！”

很显然我这次拍对了他们的马屁。

“没问题了。”其中一个用英语说，看起来他对这个单词的发音很有自信。

另外一个人取回了一些金属带，把两个箱子捆得严严实实的，在外面又加上了六个盖世太保的印戳。我对他们表达了热烈的感谢，努力克制自己的狂喜心情。出了大楼之后，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滕珀尔霍夫机场，直接就把这两个箱子送到了行李处，办理了寄存。尽管这两箱日记还没出德国，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在希特勒的柏林，我的最后一篇日记是这样开头的：

12月5日。早上我走出了阿德隆饭店的大门，准备乘车前往滕珀尔霍夫机场，外面天色漆黑，还有暴风雪……

出租车很快把我送到了机场，一路是熟悉的风景，我担心现在的天气这么恶劣，飞机能否准时起飞。如果今天的航班取消，那就意味着我还要在这里滞留几个星期，前往马德里和里斯本的航班都需要提前几个星期预订机票。

我先到行李处把昨天的两个箱子取了出来，门童帮我把它们和另外一些行李都放进了行李车，除了这两箱宝贵的日记之外，其他的也就是几件旧衣服和一些德文书。海关那里有一大群检查官员，我打开了两个装随身用品的行李箱，他们翻查之后，用粉笔在箱子外面画上合格的标记。我留意了一下他们的徽章，都是盖世太保。接下来他们指着我那两个装着日记的箱子。

“把它们打开。”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我说：“它们已经被盖世太保封上，我不能再打开了。”

此刻我真感谢我在亚历山大广场的那两个盖世太保“朋友”，他们在箱子上盖了至少六个印戳。眼前两个人开始咬耳朵。

其中一个厉声说：“这些箱子是在哪里打上的印？”

我回答道：“盖世太保总部，亚历山大广场。”

很显然这个名头吓到了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有点怀疑。

“等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看到他的一位同事拿起了身后桌上的一部电话，很显然是在向总部确认。他挂了电话，径直走到我面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直接拿粉笔在箱子上画上了通关标识。我终于被放行，来到票务柜台办理行李托运，一位汉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帮我称了行李的重量，我告诉他我要托运大箱子。

他问我：“目的地是哪里？”

“里斯本。”

一想到我终于顺利通过德国官员的各种刁难、审查，可以把这两箱日记安全地带到葡萄牙，我就精神一振。

暴风雪造成机场附近的能见度为零，机场控制塔一直在延迟航班的起飞时间。我只好去机场里的饭店又吃了一顿早饭，其实我一点都不饿，但我需要做点什么事情来缓解紧张，我随手拿起了早上刚到机场时习惯性购买的早报。通常，我第一个要拿的就是没有新闻、全是口号的《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份给纳粹舆论定调的报纸，往往是由希特勒亲自审定。我匆匆扫了一眼首页，和往常一样的胡说八道，我把它扔在了桌上。

我心想：“我不用读这种东西了，我永远都不用读这种垃圾了！”

今天傍晚我就可以到达巴塞罗那，那时我就不用再忍受“伟大帝国”里各种我无法忍受的事了。这种即将解脱的感觉棒极了。我只需要再忍耐一天，所有的噩梦都将结束。然而，成千上万的人的噩梦还在继续——好吧，德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至少现在还没有。

机场的工作人员终于开始召唤大家登机前往巴塞罗那了，我走出候机室，看到工人正在往货舱里装载我的行李。此刻我感慨良多，我已经把当年我和特斯在柏林住的房子清空了，我们在这里共度了一段很幸福的生活，还从纳粹的恐怖统治和对人性的无情镇压中幸存下来。然而，还有许多人没能活到今天，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接下来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甚至对那些支持希特勒、沉浸在希特勒已征服大半个欧洲的喜悦中的德国人也一样。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纳粹主义对他们的毒害。

12月7日，到达埃什托里尔，在里斯本附近了。

里斯本，光明，自由，理性，我终于来了！……

不论我被里斯本机场的葡萄牙护照审核员盘问了多久——我不能出示前往纽约的机票——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逃出了德国，我满心欢喜，对这点小波折不以为意。

审核护照的官员用英语和我说：“你只持有过境签证，所以你不能在此地停留，你应该有一张前往美国的票，把票给我看。”

我告诉他我根本无意长期逗留，我只打算在这里过两晚，然后乘坐后天早上第一班航班离开。我只需要前往城里的泛美航空公司服务处，就能够拿到我的机票。但是很显然，他已经听过太多这样的说辞。

“把票给我看！”这位官员重复道。

没有办法，我只好说服他让我和泛美航空公司服务处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打了很久的电话，终于让他相信我的确订了一张机票，而且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纽约帮我发电报预订的，他这才同意给我放行。

然后我来到汉莎航空的服务台，掏出行李托运签来取我的日记箱子。工作人员好像被我箱子上那么多的盖世太保印戳惊呆了，事实上，是吓呆了。因此他主动提出要安排工作人员帮我把箱子送到市内我入住的酒店。不过我想，为了这些日记我已经冒了不少险。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把箱子领了出来，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市区的酒店。

我那位瑞典驻柏林大使馆的朋友帮我把另外一些日记带到了瑞典驻葡萄牙的公使馆，所以我还得去那里一趟。还有那位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朋友，他把我交托给他的那些日记带到了巴塞罗那，我之前把它们取了回来。

可是里斯本的酒店全被难民占领了。这种事通常会让我着急，天快黑了，我却没有地方可住。不过我心情太好了，全然不在意。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埃什托里尔——里斯本北部的海滨小城，到处是度假村和赌场。我在一家大酒店轻松地订到了客房。我想，就是让我今晚睡在外面的沙滩上，我也乐意。我洗了澡，换了衬衫，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饭店侍者推荐的当地葡萄酒简直棒极了。我在小镇里和海滩溜达了一圈，看着到处灯火通明。我在德国经历了一年半的灯火管制，这里的美丽灯光简直让人致盲。

等我回到酒店的客房，电话突然响了，是默罗从伦敦打来的。他说他之前几乎给里斯本的每一个酒店都打了电话，希望找到我。默罗说他费尽苦心才订到了一张明天下午来里斯本的机票，他说：“在你走之前，我们要聊一聊，喝一顿。而且公司希望我们一起在里斯本做一次播音，分别说说伦敦和柏林的战争是什么样的，不过这次节目比较随意。[20]但是葡萄牙人可能不会同意，他们哪方都不敢得罪。你去看看能不能搞定这件事。如果不行，去他的！正好我们自己找点乐子。”

第二天下午我坐车去里斯本接默罗，但是午夜前他才到。后半夜我们俩一直聊天，讨论遇到的各种故事，还比较我们各自对战争的记载。据默罗的描述，伦敦大轰炸比我在柏林遭遇的轰炸要严重得多，他的工作几乎没法进行了。我发现默罗现在变得出奇冷静，他天性是个好激动的人，估计是战争的压力改变了他的性格。他唯一没变的就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拿他开玩笑，他就反驳我说只要他看见我，我嘴里一定叼着一根臭烘烘的烟斗。我们像以前那样互相逗趣。

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么多天里他随时都可能丧生在德国人的轰炸当中。在我看来，默罗过着一种令人着迷的生活，他冒着一晚接一晚的连天轰炸，在弹片横飞的伦敦做现场报道。在他抵达葡萄牙后的第三天，他收到来自伦敦的电报，说他在伦敦的新办公室在头天晚上又被德国的轰炸机摧毁了。两个月之前，他的上一个办公室被德国人扔下的炸弹直接命中。幸运的是，当时他正在街上观察，否则他当场就去见上帝了。

我和默罗在里斯本的时间并不多，我们抓住一切时间尽情放松。我们一起在海边散步，看海浪冲上海滩变成白色的泡沫，还一起坐在咖啡厅的天台上俯瞰大海，小酌几杯当地特产的白葡萄酒。晚上我们一起去赌场小试了几把手气，发现了不少来自英国和德国的特工，他们伪装成赌客，貌似专心致志地赌博，实际上目光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彼此。

我和默罗为这次联合广播草拟了一份稿子，但是葡萄牙政府既不想得罪伦敦，也不想得罪柏林，一直拖着不批，直到最后他们终于同意在13日凌晨2点钟播出，后来又安排到凌晨4点钟。

与此同时，泛美航空公司告诉我，前往纽约的航班恐怕要延误了，因为奥尔塔地区的海浪太大，水上飞机没有办法顺利起飞，他们建议我如果想在圣诞节之前赶回美国，最好改订一张每周一班的客轮船票，这样我就可以于13日登船返回美国。

这艘客轮只能搭载150名乘客，却有上千名难民都在抢票。好在负责这条航线的当地经理向我承诺说，他一定会想办法帮我安排到另外一艘船“艾克斯坎宾号”上，本周之内也会出发，但也许只能睡在船舱酒吧的长椅上。[21]这是我最不在意的事。

13日下午，我就要和默罗告别了，我心情很低沉，很明显他也一样。过去三年，不管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我们亲密无间，对彼此非常熟悉了。正如我那晚的日记所写：“我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生死之交在人的一生中恐怕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我们在心里都有一种预感，我们的友谊能否天长地久完全要看命运之神如何安排了，因为也许就是那么一小颗炸弹就会让我们从此阴阳永隔。”

默罗决定第二天再回到伦敦，他开车把我送到里斯本市内。当我们赶到码头时，黄昏已经降临，我找到了自己要乘坐的那艘船，办好了行李的托运，之后我就和默罗又在漆黑的码头上溜达了一会儿。我记得码头上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露天小酒吧，是给码头装卸工人消遣用的，它的老板是一位妆容粗糙、身材丰满的葡萄牙金发女郎。

默罗还和我打趣说：“葡萄牙女郎竟然会是金发的，这可太不正常了。”

临别之际将至，我和默罗都努力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点。默罗之前一直眉头紧锁、表情沉闷。我们挤进了这个小酒吧，喝了一点酒，都很沉默。天色渐黑，我看不清默罗脸上的表情了。码头上的扬声器开始提醒所有乘客必须登船了，船员已经准备收起跳板。我和默罗握了一下手，什么也没有说，我就匆匆跳入船舱。我转过身去，默罗已经消失在夜色之中。

等到驳船开始把客轮拉离码头后，酒吧里突然冒出了五个老朋友，他们都是美国驻海外记者，有的是我的旧同事，有几个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们也都是从法国、德国、英国各地赶到这里坐船回家的。重逢旧友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一起点了不少酒水。我虽然见到他们很高兴，但由于过度疲惫，有点坐立不安，就先行离席跑上了甲板。一轮满月照耀在塔古斯河的上空，宽阔的河流上下游都是明亮的灯火，连河流两岸和远处的山脉都被照亮了。我心中暗想，这样美好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除了这里以外，整个欧洲大陆，以及英国都在遭受战争的荼毒，他们能否幸免？纳粹会不会很快来到葡萄牙，掠夺并奴役他们？据我所知，纳粹正在策划借道西班牙，将英国人赶出直布罗陀，葡萄牙人是没有能力阻止他们的。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没能阻拦住纳粹的铁蹄。

我在船舷处手扶着栏杆，沉思良久。这15年来我在欧洲工作与生活，我在这里获得了许多人生乐趣与成就，我亲眼看见这片古老的土地遭受了怎样的苦难，一盏盏明亮的文明之灯就这样逐渐变暗，漫长、漆黑而痛苦的黑夜降临到他们的头上。这么多年来，我多数时间待在柏林，但也曾经游历巴黎、伦敦、维也纳、罗马、日内瓦以及西班牙，我一直在努力描绘这幅可怕的场景，然而它的恐怖与罪恶常常超出我的表达能力。现在，我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当然也因为我是个局外人，我逃了出来。留在那里的当地人却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除非有一天正义的生活可以回来，否则他们就只能在炸弹的屠杀与纳粹征服者的迫害中苟延残喘。当我刚刚到达欧洲大陆的时候，距离上一次大战的结束不过七年而已，欧洲人才刚刚从灾难中恢复过来。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思想处于窘境之中，他们的确无辜、天真、纯朴，但也愚昧无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相信和平一定会持续，并在和平之中重建美好的生活和家园。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然而事与愿违，国联什么也没能做成，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放弃一点个人私利。也许从来就不会有国家这样做。

我的祖国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为自己能够回到祖国而兴奋。1925年6月，我大学一毕业，就忙不迭地逃离了那里。现在，我的祖国当然从20世纪20年代的空虚、肤浅、无知和小家子气中进步了不少。那时有禁酒令，有对金钱的狂热，有毫无生气的柯立芝总统，有孤立主义，有扶轮社和商会的“巴比特文化”[22]。它当然和我一样，在15年里变化巨大。但就算没有，我也会回到这里讨生活，就像我在欧洲、亚洲那样。当战争结束时，我会永远地留在那里。

我在船舷边站得太久，或许有好几个小时。远处岸边最后一点昏暗的灯光最终也消失在夜色之中了，我已经离欧洲远去了。我很高兴此刻可以独处。我的想法与感受无法和任何人分享。最终我把自己拉回了现实，我的老同事们已经结束晚宴，现在正在酒吧里喝睡前酒。他们兴致特别高，欢声笑语，讨论着这么多年第一次回家过圣诞节，我也加入了他们的欢庆。

[1] 当时还没有发展出特别设计的登陆艇。

[2] 皮卡迪利大街是伦敦最繁华的街区之一。

[3] 后来丘吉尔把它们称为两场“意义超凡”的战斗。他写道：“8月15日那场空战是这个阶段的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500多英里的空中展开了五场主要决斗。那确实是极为重要的一天。”（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Ⅱ，Their Finest Hour，pp.321，325.）

[4] Churchill：Their Finest Hour，pp.322-323.

[5] 战后官方出具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军总共出动飞机1715架次，英军776架次。

[6] 令人惊讶的是，英国人一开始预计德军会在英国东部海岸登陆，他们把所剩无几的陆军主力都部署在了东部。后来，英国发现了德军集结部队的位置，又把大部主力从东线调往了南部沿海地区。

[7] 据德国空军的一位官员说，9月16日，德军离开法国沿海地区，在英吉利海峡进行登陆演习，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突然发动奇袭，给演习部队和登陆船只造成了重大损失。
这次事件引得德国境内和欧洲大陆议论纷纷，说德国人对英国本岛发动了登陆，但被击退。（Georg W. Feuchter：Geschichte des Luftkriegs，p.176.）我正在日内瓦休几天短假，和家人在一起。当晚我看到了这条报道，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对此报道“真假存疑”。18日我启程回柏林，19日抵达。这两天我看见了两辆运载着伤兵的救护列车。从他们的绷带来看，我可以判断出他们大多数人是烧伤的。自三个月前法国陷落之后德军就没有遇到任何地面战斗了。丘吉尔后来说“大约有40名德军士兵的尸体被冲上英国海岸”。他说是8月，我估计是他记错了。他写道：“这些德国人在法国沿海进行登船演练。有些驳船为躲避轰炸，驶入了大海深处。可能由于我们的轰炸，也可能由于恶劣的天气，有些驳船沉没了。当时传说德国人发动进攻遭遇了重大损失，士兵或是溺毙，或因海面燃油起火被烧死。”首相又写道，英国人“没有反驳上述传闻”。（Churchill：Their Finest Hour，p.311.）

[8] Lt.-Col. Bernhard von Lossberg in Im Wehrmacht Fuehrungsstab，p.91.

[9] Churchill，Their Finest Hour，p.332.

[10] 几天之后，我因为流感卧病在床，和阿德隆酒店负责给我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进行过一次对话。我记在了日记里。
我问她：“英国人今晚还会来吗？”她叹了口气，说：“肯定会的。”和500万柏林人一样，他们之前对于柏林的防空能力充满了自信，现在这种自信心已经无影无踪。她问：“英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不错，但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他们却来轰炸我们的家……”“也许你们也轰炸了他们的家。”“我们的报纸都说了绝无此事。”看起来她真的相信报纸上的谎言。

[11] 9月7日，显然是由希特勒指示，最高统帅部发布了特别公报：“昨晚敌军再次袭击了德国首都，不加区分地轰炸了城中的非军事目标，造成了人员和财产损失。作为报复，德国空军将大规模袭击伦敦。”第二天，所有柏林的周日早报用了戈培尔口授的同一个标题——《报复伦敦的大进攻》。德国民众不知道，德国空军已经连着两周大范围空袭了伦敦的中心城区。当天晚间的最高统帅部公告称，这是他们对伦敦的“第一次”攻击，战果是“烟幕从伦敦中心弥漫到了泰晤士河河口”。后面这个叙述倒是真的。

[12] 我在9月21日的日记中为这则新闻记下了一个有趣的后续。“神秘人X走进了我在阿德隆饭店的房间，我们切断了电话线，又检查了房间周围，确保没有人偷听，然后他向我讲述了一个怪异的故事。他说盖世太保目前正在有组织地杀害智力障碍人士……纳粹把这称为‘仁慈助死’。X说几天以前，贝塞尔那家大医院的院长博德尔施文格牧师被捕了，因为他拒绝把一些病症严重的患者交给秘密警察。在这之后没多久，他的医院就被‘英国人’轰炸了……”
德国人做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以前就轰炸自己的一些地方，来激起民众对英国的愤怒。5月10日德军刚刚对西欧发动袭击，就散布消息说英国人轰炸了弗莱堡，造成了24名平民丧生。后来证实是德军自己干的。

[13] 我有个德国线人，他及时地把这些华盛顿来的报告提供给我。

[14] “哈哈勋爵”，本名威廉·乔伊斯，公开投降纳粹的英国播音员，为德国电台向英美播音。

[15] 在二战最初沉闷的八个月中，他在德国的节目幽默有趣，吸引了大量英国听众，等到静坐战于4月结束，听众人数大幅减少，等到法国陷落、英国遭空袭和面临入侵威胁之后，就没有英国人再听他的节目了。他与故土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一直浸淫在纳粹的宣传之中，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节目没有人听了。

[16]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曾任英国议会议员，后成立“英国法西斯联盟”。

[17] 后来特斯告诉我，这些犹太乘客中的大多数人在西班牙边境被赶了回去。

[18] 丘吉尔说，这次空袭恰到好处。他后来写道：“我们提前就知道苏德要举行会谈了。我们虽然并未受到邀请，但也不愿被完全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Their Finest Hour，p.584.）

[19] 这句话中的黑体字是希特勒的原话。

[20] 去年冬天，公司花了好几周和英、德政府谈判，我和默罗才做成了一次联合播音，他在伦敦，我在柏林。这是第一次被允许在两个敌对国家的首都直接对话，但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都认为节目做得非常生硬，我们得提前把播音稿中的问题和回答写好，交给新闻审查官看，播音时一字一句地读出来。

[21] 四个月前，温莎公爵和温莎夫人乘坐“艾克斯坎宾号”的姊妹号“艾克斯卡里博号”离开了里斯本。我从纳粹的秘密文件里发现，公爵和夫人这次是侥幸逃脱了纳粹的魔爪。事情由来是这样的：纳粹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邀请温莎公爵访问德国，当时他们向公爵建议，等到他们征服英国之后，就会尽快拥戴他重新登位，公爵对此予以拒绝。德国人还是没有死心，前段时间温莎公爵和温莎夫人来到葡萄牙，他们一度想和佛朗哥联手绑架温莎公爵，然后将他软禁在西班牙境内，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好好考虑德国人的条件。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公爵和夫人乘坐“艾克斯卡里博号”逃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完整版本，可以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兴亡》第785—792页。

[22] “巴比特”是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巴比特》的主人公，代指中产阶级市侩阶层。见第一卷。

尾声 第三帝国的终结——纽伦堡的审判：1945—1946

五年后的1945年，战争彻底结束，我回到了德国。“千年帝国”不复存在，阿道夫·希特勒也死了。1939年9月1日的早上灰蒙蒙的，他在柏林发动了战争，这场征服了诸多国家与民族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整个德国满目疮痍。人们在街头茫然地走动，饥寒交迫。没有像希特勒与希姆莱那样自杀的纳粹高官被关进了纽伦堡的监狱，他们将接受反人类罪的审判。迟来的正义，终究没有让他们逃脱。

纳粹曾经在柏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残忍野蛮地统治人民。然而此时的柏林已经完全成为一片废墟，我在城市里四处穿行，映入眼帘的只有堆积如山的建筑残骸。眼前这极度荒芜的景象几乎让我眩晕。

11月5日，星期日，我做了回到柏林后的第一次播音，当我在麦克风前习惯性地说“这里是柏林”时，那种感觉奇怪极了。上一次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40年的12月3日，距离今天已经将近五年。我在想，这关键的五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

当年我离开柏林之后，战争进一步扩大，直到最后全世界所有的大国加入战争。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调转枪口，把苏联也拖入了战争。到了12月7日，美国的命运也急剧变化，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四天之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对美国宣战。

苏联和美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狼狈不堪，苏联一度面临亡国的巨大危险。在德国人发动突袭之前，英国和美国一再向莫斯科发出预警，莫斯科方面却并没有重视。德国人出其不意的进攻让苏联人手忙脚乱，苏联在战争的最初几周里几乎一败涂地。到了1941年9月底，从北部的波罗的海到南部的黑海，德国军队从绵延数千英里的战线上自西向东横扫苏联西部国土。德国军队战绩显赫，深入苏联境内，以至于希特勒指示最高统帅部可以解散40个步兵师的力量，因为他相信征服苏联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兵力。北路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中路部队距离莫斯科只有200英里的距离，南路部队则攻下了基辅，占据了乌克兰绝大多数的领土，苏联的粮食主产区由此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德军一路南下，向生产石油的高加索地区逼近。

10月3日，我从公司总部的收音室里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讲，他在柏林宣称苏联已经崩溃：“今天我毫无保留地宣布这一结果，德国东面的敌人已经被击垮，而且永无复兴的可能。”

五天之后，距离莫斯科不远的苏联南部重镇奥廖尔陷落了，希特勒专门让自己的新闻主任奥托·迪特里希飞回柏林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后者总结道：“德国已经开始对苏联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从所有的军事角度来看，苏联问题都已经解决。英国人再也不能妄想两线作战的计划了。”

我们之前一心盼望着希特勒和斯大林能够在苏联棋逢对手，但是德国的一路凯歌让我们深感失望。看起来希特勒已经实现他人生中最伟大的征服目标。我记得当时随着德军猛攻苏联长达数周，美国陆军总参谋部一度秘密告知我们这些记者，苏联的彻底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会超过几个星期，他们希望美国媒体不要再抱什么错误的幻想，在报道中误导听众与读者。

然而战争的转折点突然来临了。12月6日，莫斯科一带突降暴雪，温度骤跌到零摄氏度以下。四天前，德国第285步兵师作为先遣侦察部队已经到达莫斯科的郊区希姆基，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望远镜中清晰可见。然而德军的胜利没有持续多久，苏联人在莫斯科城下秘密集结了数量远远超出德国人想象的部队：共计有七个军的兵员和两个坦克军团——总数大约有100个师的兵员刚刚被组织起来，配备了适合在极度寒冷条件下作战的武器装备。12月6日早晨，苏联军队从莫斯科城下出发，在长达200英里的战线上对德军发动了反击，德军在被迫后撤的过程中损失惨重，从此彻底失去了在战争中击垮苏联的机会。

就在苏联人发起反攻的第二天，在世界的另一端又爆发了另一场大战。和苏联在6月22日遭遇的闪击一样，日本人出其不意地进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美国西部海岸由此失去了海军的屏障。如果日本人前来袭击和侵略，那我们将毫无抵挡之力。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和美国海军的沉重损失让整个美国震惊，国内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当天苏联战争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管怎样，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让美国人在一周之内突然明白要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自卫战争，我们开始对美苏两国人民的命运抱有同样的关切了。

与苏联战场一样，美国在战争中也逐渐取得了战略优势，美国军队开始在西太平洋上把日军从各个岛屿上逐个赶走。1942年11月8日，英美联军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击溃了意德联军，逼迫他们从埃及向西部大规模撤退。1943年1月31日，德国第六军——1940年德国第六军征服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时，我还在德国军方的安排下在该部队做过随军采访——在斯大林格勒战场向苏军投降。这是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失败之一。

到了1944年中期，曾经向多个国家发动大量袭击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终于开始面对东西两线的反击了。此前北非已经被英美联军解放，他们继续北上在意大利一带登陆，基本击溃了意大利的纳粹军队。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罢黜；同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1944年6月5日，英美联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罗马城，希特勒的盟友——意大利纳粹政权彻底垮台。之前已经接管意大利的德国军队不得不无奈地退出罗马城，意大利北部地区恢复了往昔的防卫设施。

1944年6月6日，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大批的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迅速地把德国军队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赶了出去，德军只得退回往日的德法、德比边境地区组织防守。11月8日，我跟随的美国第一军占领了德国边境城市亚琛，遥想当年我跟随德军进行前线报道，当时他们一路所向披靡，迅速攻下了法国北部与比利时。四年半之后，亚琛城里一片废墟，我在当地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个专栏撰写了一篇报道：“在这废墟之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纳粹主义已经死亡。”1944年的冬季特别寒冷，德国人顽强地在西线抵抗着我们，在东线抵抗着苏军。

次年春天，我回到老家——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去看望患病的母亲，然而就在那时消息传来，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了。从中西部的老家赶回东部地区，我感觉全国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总统的去世对于国家的损失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我回到纽约一周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遂我的心愿让我回到欧洲去报道战争的最后阶段，而是把我派到旧金山报道联合国的成立。当时那些人又被战争的胜利与世界大战的即将结束冲昏了头脑，他们天真地以为建立一个联合国就可以让这个星球永保和平。我们对它的期望未免也太高了吧！

这些人的天真梦想没有持续太久，他们在旧金山会议上很快就醒悟了。现在去读读我那时的日记，就会发现我日记里对于联合国诞生过程的记载始终有一条主线——美国与苏联的敌对。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两个超级大国日益浮出水面，它们开始决定战后的世界格局。我注意到，美国与苏联的代表从4月25日旧金山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就争吵不断，直到6月26日会议闭幕。尽管如此，所有参会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他们持续敌视彼此，对对方完全没有信任可言，这让我甚为伤感。5月13日，周日，我在旧金山做了一次广播：

美国与苏联历史上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从来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和苏联人相处不好，那和平就不会持续太久。

当我正在旧金山报道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从世界的其他地方传来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

纳粹德国正在崩溃，苏联军队攻下了位于威廉大街的德国总理府，据说希特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在那里。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在易北河胜利会师，英美联军则肃清了德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残余部队。美国第七军向奥地利境内开进，与已经占领维也纳的苏联军队会合。

4月29日，我们在旧金山收到消息，说贝尼托·墨索里尼已经死了，他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在科莫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虏，追随他的还有17名法西斯心腹，游击队把他们全部处决。墨索里尼的尸体随后被运到米兰，被吊在洛雷托广场，供一群人谩骂，后来被解下丢弃在排水沟里。

第二天，我在日记开头写道：

4月30日，星期一，旧金山。苏联军队已经开进柏林市中心，他们占领了旧议会大厦和克罗尔歌剧院……1939年9月1日，在那个阴暗的早上，希特勒就是在那里对全世界宣布他已经打响他世界战争的第一枪。

柏林、德国和纳粹主义都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战争就要结束了……

第二天，5月1日，星期二，有消息传来说希特勒死了。我确信德国人报道的希特勒的死亡方式一定是谎言。德国广播电台宣称：“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与布尔什维克战斗，他今天下午在帝国总理府去世，为德国奉献了一切。”随后希特勒的继任者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在广播中宣称希特勒是“英勇牺牲”的。对此说法我表示怀疑，我希望快点回到柏林弄清这一点。

既然希特勒已死，下一条关于德国的消息并不难猜。5月7日，美联社播报了一条公告快报：

5月7日，法国，兰斯。法国时间今天凌晨2点41分，德国向西方盟军和苏联无条件投降。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消化这条消息。这就是结果。我几乎耗费了我所有的生命去描述这个纷繁复杂的故事，现在终于得到了我所期待的结果。野蛮的征服者终于被征服。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重大事件，它是整个战争期间最为重大的一个消息，甚至是20世纪和我们的一生中最为重大的消息。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当场导致8.4万人丧生，伤者不计其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半生一直受尽原子弹伤害的折磨），整个城市百分之六十的建筑在顷刻间化为灰烬。人类终于开启了潘多拉魔盒，这小小的核武器蕴藏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力量。就在这个夏夜里，人类的历史掀开了与以往所有时代不再相同的全新篇章——我们找到了一件可以彻底毁灭全世界的武器。

我花费了好长时间才能真正承认这个恐怖的新现实。《纽约时报》当天的头条标题如下，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第一颗原子弹投到日本

爆炸力相当于20000吨TNT炸药

杜鲁门警告日本人说这将是一场“毁灭风暴”

在主标题下面还有副标题：

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广岛就是第一个目标

接下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份充满愤怒的宣言：

16个小时前，一架美军飞机向日本重要的陆军基地广岛投下了一枚炸弹。这枚炸弹的杀伤力超过了20000吨TNT炸药的总和……

日本人当年偷袭珍珠港，挑起了战端。今天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成百上千倍的代价。广岛轰炸并不是结局……

这枚炸弹是一枚原子弹，它充满了来自宇宙的恐怖力量，太阳也从其中获得能量。我们已经将这恐怖的力量用于消灭那些将远东带入战争的罪人。

现在我们准备更为迅速与彻底地消灭我们的敌人……为了防止我的原话被误解，我不妨说得更直白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彻底毁灭日本……如果日本领导人还不肯按照我们的条件投降，那他们就会发现另外一场毁灭风暴将降临在他们的头上，那是他们在地球上从未看过的恐怖力量……

杜鲁门总统在可怕的战争威胁之后，又开始向全世界抛出了他的橄榄枝。

事实上，我们将核能释放出来是让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从而对自然的力量有全新的认识。在未来，核能可能可以替代煤炭、石油与水力，用于发电……

他承诺说：“在未来我们一定会考虑如何让核能对世界和平产生强大而有力的影响。”

我想丘吉尔对于核能的评价可能更为深邃，也更令人深思。他说：

长久以来大自然一直充满了怜悯之心，它让人类远离这可怕的秘密，现在我们将它揭示了出来，这必须让我们仔细反思人类内心中最深处的思想与良知。

《时代》的军事栏目记者汉森·鲍德温的评价也让我很欣赏。

昨天我们在太平洋固然取得了可喜的胜利，但是我们也播下了灾祸的种子，也许有一天我们要自食恶果……

不管怎样，日本马上就要覆灭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一周之后，也就是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当天傍晚7点刚过去几秒钟，我们就在公司总部的新闻室从怀特设立的白宫电话专线获得了这个消息。鲍勃·特劳特手握麦克风待命，听到消息之后，他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广播给了全世界。

我们在公司大楼17层的新闻室里就听到外面哈得孙河和东河上的各种船只拉响了汽笛。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他们向着无线电城和时代广场进发，要在那里举行庆祝活动。公司让我们在大半个晚上对此进行报道。当我结束了凌晨的工作之后，我虽然筋疲力尽，但十分高兴，沿着第51大街向家走去。我已经可以看到朝阳正在远处的东河上冉冉升起，这是和平重回人间之后的第一轮太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10月10日，星期三，伦敦。这座伟大的、一片狼藉的城市在过去几天的小阳春中……

路灯终于重新亮了起来，经历了六年的灯火管制和战争岁月，现在每个人都特别兴奋。当年我初到伦敦报道新闻，结识了不少工党的新朋友，现在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成为新的工党政府里的各部大臣。不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和平才刚刚到来不久，英国选民却把厥功至伟的丘吉尔首相赶下了台。我在工党的老朋友奈·贝文一直是个脾气火爆的威尔士人，现在成为卫生大臣。拉塞尔·斯特劳斯也成为某部领导。1929年，美丽的苏格兰小姑娘珍妮·李年纪轻轻就当选为议员，现在她不仅嫁给了奈·贝文，而且在政界平步青云，获得了更高的职位。迪克·克罗斯曼也是官运亨通。

10月19日，星期四[1]，巴黎。我再次回到了这令人惊叹的梦幻之城！……

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城里到处闲逛，把所有我熟悉的街道重走了一遍，20年代中期我就在这些大街小巷里慢慢成长。不知怎么地，我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孤独。当晚我在日记里这样结尾：“这是我生命中最自由与快乐的日子之一。”

10月25日，周四，巴黎。伊冯娜今天跑来看我，坚持在季纳姆餐馆吃午饭。这座略带俄国风情的餐馆坐落在巴黎拉丁区，当年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现在故地重游，难免有点触感伤怀。

伊冯娜是我在巴黎刻骨铭心的初恋，我们现在仍然是朋友。我那几天的日记里写的全是在那里和老友重逢的快乐事情。

……等艾芙和菲利普看完他们当地的晚报之后，我们就一起去位于勒瓦娄哇一带的小酒馆吃午餐。

艾芙·居里和菲利普·巴雷斯都是名门之后[2]，在战争期间我时常见到他们。我当天的日记里还记载着另一项活动：吃完饭后艾芙和菲利普开车把我和多斯·帕索斯送到巴尔比宗去看望一位名叫德鲁的美国女演员。战争爆发后她一直客居法国，在自己的庄园里藏匿了不少飞机被击落的英美飞行员，她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地下交通站，让他们逃脱纳粹的搜捕。

……我来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吃晚餐，和黛安娜女士在席间聊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黛安娜·库珀女士是一位美丽的女演员，她的丈夫达夫·库珀现在已经是英国驻巴黎大使。

重返巴黎，我的感觉好极了。

……忘写了：周一晚从巴尔比宗回来，我们在斯克里布酒吧聚会，哈德利女士——第一任海明威太太，还有玛莎女士——第三任海明威太太，她们在餐前酒时热烈地讨论着第四任海明威太太……

10月30日，我回到柏林。

11月3日，星期六，柏林。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就这样终结了……看看它现在的样子，惨不可言。

想象一下，一座伟大的首都，而今被战火蹂躏得完全认不出模样；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帝国烟消云散；五年前我离开此地时，这里的人民高傲地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醉心于对外征服，对自己所谓的“征服世界”的使命满是狂热与无知。而今他们却只能面对残垣断壁，他们身心俱疲，瑟瑟发抖，饱受饥寒，没了意志，没了目标，没了方向，只能如动物一般觅食、藏身，苟活于世。你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言语来形容这些情形？

日复一日，我来往于城市的碎石之中。我来时在飞机上第一次鸟瞰了现在柏林城的模样，莱比锡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代表的柏林城中心，已经完全被夷为平地，周围的一些小街道也完全消失。柏林的几座主要火车站——波茨坦站、莱尔特站和安哈尔特站只剩空壳一座。霍亨索伦王室曾经居住的帝国皇宫的屋顶也已不见，宫殿两侧的厢房只剩齑粉，外墙破败不堪。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一直是我在希特勒的统治压力下舒缓郁闷心情的散心地，现在看起来却像一个战场，遍布弹坑，粗壮的大树现在也只剩下了树桩。总而言之，从飞机上俯瞰柏林城，只能看见一大片满是废墟的荒野，房屋基本上没有屋顶，许多建筑被大火烧得漆黑，曾经的窗户现在也只剩下了空洞洞的缺口，在秋日夕阳的照射下格外凄凉。

接下来的几天，或乘美军的吉普车，或是步行，我查看了一些我熟悉的地方。1934年我和特斯刚刚到柏林时，我们从一对犹太人夫妇那里租来了一栋楼房的顶楼两层，位于维滕贝格广场和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之间的陶恩沁恩大街，如今已被炸成平地。那位犹太先生是一位雕塑家，妻子是一位艺术史学者。他们逃到伦敦后，我们用英镑付给他们房租，让他们在伦敦生活。我们也利用这里的房子庇护过一些被追捕的犹太人，直到他们逃出德国。但我们认识到，这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维滕贝格广场已经被美军和英军的轰炸机炸得面目全非，根本辨认不出这座广场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广场西侧附近的卡迪威商场也消失在废墟中。广场南侧以前有个酒吧，战前我偶尔去那里喝啤酒，因为酒吧的老板阿洛伊斯·希特勒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弟弟。我记得他是个没有坏心肠的好人，因为喝啤酒身材肥胖。当时他最担心的事就是他哥哥让他关掉酒吧，因为元首不希望外界知道自己家族出身于中下阶层。我找到了那个酒吧，它还算完好，底层还可以住人。事实上我发现它还在对外营业，我进去点了一杯啤酒，问工作人员阿洛伊斯去哪里了，然而好像没人知道他的下落。我想可能因为我穿着美军制服，没有人希望让一个穿美军制服的人知道自己和希特勒家族有半点瓜葛。事实上，现在只要我问柏林人对于希特勒的态度，他们就会告诉我他们当时有多么反对他，短短几天之后我对他们的善变就习惯了。我离开酒吧时，发现窗外新刷了一行店名，但在它的旁边隐约可以看见被抹掉的一行字，上面就是这个店的旧名字“A.希特勒”。

这些日子我大多和霍华德·K.史密斯在一起，他是我当年离开柏林前从合众社招募来的。这几年里他先为我们公司工作，然后又到别处做了战地记者。[3]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爬上了一堆废墟，霍华德回过头遥望着远处，用他嘶哑的嗓音说了一句德语：“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是每逢希特勒赢得胜利时，纳粹的习惯性表达。现在却有了另外的含义。

当天早上我和霍华德决定先去探访一下被毁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柏林城里最有名的新教教堂之一。由选帝侯大街稍稍右转进入陶恩沁恩大街就到了。这座古老的教堂基本已成废墟，只剩下受损的圆柱孤零零地立在碎石堆上。[4]我和霍华德都在附近住过，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去老街区看看。

罗马咖啡馆也变成了碎石堆，当年纳粹还没有驱赶文化人士之前，这里是柏林艺术家和作家最常聚会的地方。布达佩斯大街的艾登酒店——放浪的女孩寻欢作乐的地方——也完全被毁，我和霍华德都想，那些无忧无虑的小姑娘要如何承受盟军轰炸机和苏联重炮带给她们的恐惧呢？大教堂对面就是格洛里亚宫的残骸，当年柏林城里顶级的电影院。格洛里亚宫当年有过不少值得夸赞的荣耀时刻，我记得莱尼·里芬斯塔尔当年为纳粹拍摄了两部用于政治宣传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影片在这里上映的时候，希特勒亲自前来观看。我在街上还看到了一些德国女性，当中一些人应该出身于家境殷实的中产家庭——从她们穿的皮毛外套就可以看出来。她们曾经都是拥护希特勒的中坚力量，现在却被集体管制起来，在监守的看管下从事搬运废砖块的劳动。

选帝侯大街也是柏林著名的街道，它从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向西一路延伸。当年要想了解德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狂妄自大的心态，到这里来看看就行了。这条大街上绿树成荫，挤满了咖啡厅、餐馆、酒吧和时尚品商店，以及来来往往的人群。现在却全是废墟，推土机勉强从中间清出了一条小路，街道两旁的咖啡厅和餐馆都炸得粉碎，难以辨别。

我和霍华德又开车前往东北轴心区，希特勒在那里对夏滕堡宫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从蒂尔加滕公园划出了一大块土地，修建了一条宽阔的类似于凯旋大道的林荫大道。每逢重大胜利或纪念日，纳粹军队就会在那里迈开正步，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当年我常常到那里现场报道。我总是待在希特勒后方的阅兵台，看着军队从眼前走过。希特勒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新式坦克和自行火炮，戈林的战斗机与轰炸机也会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无数民众挤在马路两边，每当这些武器出场，他们就纷纷高声喝彩。

但我后来听说希特勒非常后悔把这条马路修得这么宽，因为它是如此巨大而醒目，所以成了英美飞行员执行轰炸任务时最好的地标指引。据说希特勒对此极为恼火，下令让人耗费巨资给大道铺上金属网以作伪装，但有一天晚上，一场从东面刮来的狂风把金属网全部掀翻了。这件事情很快就沦为了柏林人的笑柄。

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纪念1871年普法战争大获全胜的胜利纪念柱还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大角星广场中央，它竟然躲过了英美的轰炸，也躲过了苏联人的炮击。然而此刻，这根纪念战胜法国的纪念柱顶端却飘扬着一面法国国旗，这可真是让我感慨历史的反复无常。沿着大街向前走上几百码就是勃兰登堡门，那里有一群苏联工人正在给一座新修的纪念碑进行扫尾工作。霍华德告诉我说，尽管这里是由西方盟军占领的城区，但是苏联人在这里匆忙建立了这座纪念碑，说是要以此纪念死于柏林战役中的苏联军人。与当初所有人的预计相反，德国人非但没能攻进莫斯科城，反而被苏联人彻底打败，连自己的首都柏林都落入敌人的手中。我看得出来，正在修建纪念碑的苏联工人正在全力赶工。事实上短短几天之后，也就是11月7日那天，这座纪念碑就必须全部完工了，因为11月7日正好是十月革命纪念日。

我们穿过勃兰登堡门继续前进，门楼上那些雄伟的希腊式圆柱都布满弹痕，炮火还损坏了门顶上的两匹战马雕塑。后面就是巴黎广场，这里是我在柏林生活的核心活动区域。它周围有我一直客居的阿德隆饭店、我时常造访的美国大使馆，还有战争一来就关闭了的法国大使馆——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和线人。现在整个巴黎广场及其周围的建筑都变为瓦砾堆，美国和法国的大使馆也不例外，阿德隆饭店也成了一堆废砖石，这里唯一残存的建筑物就只有勃兰登堡门了。但是阿德隆饭店破败的墙壁外面挂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供应下午茶”，我在心里犯疑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我们翻过废墟，看到附近有一条阶梯通往一个老旧的地下防空洞。我走进去发现，里面的侍者有两个还是我以前就认识的，吧台服务生吉米也在，他们都是以前阿德隆饭店的老员工。他们穿着破旧的小礼服，还是和以前一样彬彬有礼，好像完全摧毁了他们饭店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一样。他们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归来。

喝完茶，我们又来到了威廉大街，这是以前我们搜集新闻的地方，因为德国外交部、宣传部和帝国总理府都坐落在这里。尽管威廉大街只是一条并不宽阔的道路，但是自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依靠武力崛起之后，这里就变得举世闻名了。可这些都已过去，现在我们从大街的这一端往另一端望去，举目之内连一栋完整的建筑物也没有，整条大街上瓦砾堆积得像小山一样。工人和推土机正忙着清理道路，希望能够在中间拓出一条两车道宽的道路。

街道右手边就是兴登堡的旧总统府，战争爆发那年里宾特洛甫把它据为己有，改为自己的部长官邸，后来不顾战争期间人力和物资的短缺，花费巨资重新改造。现在这座帝国外交部部长官邸和帝国外交部一起彻底沦为废墟。当年我们时常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又对某个邻居动手了。一想到里宾特洛甫现在和那些幸存下来的纳粹恶棍一起被关在了纽伦堡监狱，我就感觉如释重负。1941年的时候，鲁道夫·赫斯搭乘飞机前往伦敦，希望劝降英国政府，这样德国就可以转头进攻苏联了。他被英国人一直扣留到战争结束，现在盟军法庭把他从伦敦带回德国，让他接受审判。据说赫斯被抓回来以后，一直在纽伦堡的监狱里装疯。我想对于一个狂热纳粹分子来说，装疯应该不是难事，我一直觉得他精神有问题。他曾经的办公地点也在威廉大街，现在也不复存在。大街的远端是纳粹宣传部大楼，现在只剩下几堵被战火熏黑的残壁，满地都是断裂的房梁和碎砖石。我和霍华德在宣传部废墟转了好久，我们讨厌纳粹宣传部及其部长戈培尔，我们在这里听了多少谎言啊！

我匆匆来到街对面的帝国总理府——希特勒生活、工作的地方，他最终也死在了这里。现在它也不剩什么了。房梁和光秃秃的墙壁成片地倒塌，碎石堆积如山。一个看起来愁眉苦脸的苏联红军守卫在总理府防空地下室外面，我从那里了解到，纳粹的宣传——“英勇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与布尔什维克战斗”根本就是谎言。

我和霍华德爬到总理府废墟的顶端，此刻我想起当年我常常站在总理府对面的马路上，目睹了德意志帝国的大人物们来往于此。当晚我在日记里写道：

他们都乘坐着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来到总理府。有肥胖的挂满勋章的戈林元帅；有瘦小、阴险如蛇的戈培尔，他就住在街对面；有愚蠢、自大的里宾特洛甫，他就住在这条街上的几百码以外；有赫斯和一天到晚醉醺醺的莱伊；有眯缝眼、一副纵欲过度样子的丰克；有施虐狂希姆莱（虽然他看上去像温和的小学校长）；有一大群爱好虚张声势的纳粹高官；还有军方将领，他们下车时都梗着脖子，不肯低头，一只眼睛上总是戴着单片眼镜，身上的制服熨烫齐整。他们走过大门接受卫兵的敬礼，然后走进总理府，策划新的战争与征服。

当我驻足这里，看到眼前的残垣断壁，我想到那些往昔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现在或死于非命，或身陷囹圄。他们在其中炮制出一个又一个残忍计划的这座宏伟的府邸，也同他们一起化作青烟随风而逝了。我想，尚未成熟的德国也是一样。思想保守的美国人已经在谈论如何重建德国。

成王败寇在一瞬间颠覆得太快，令我几乎很难相信往昔的回忆都是真实的。仅仅五年前，就在脚下的废墟之上，那群人高高在上，令我恐惧。他们常常出入帝国总理府，围绕在希特勒身边，为他每一个毫无人性的计划出谋划策，他们是这片疯狂的土地上的英雄人物。他们来来去去，总有围观的人群为他们呼喊。整个德国不仅仅服从于他们的意志，更满怀狂热地支持他们的决策。

本来苏联军官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活动，派向导带我们去参观总理府的地下室，但我和霍华德都太累了，我们没有再等就匆匆告辞。我想一两天以后再去。同时，我在继续调查希特勒的结局。

以下就是简要的经过。

希特勒是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自杀的，临死前一天他终于和他的长期情人爱娃·布劳恩结婚了。然而婚礼刚刚结束24个小时，希特勒就命令爱娃服下毒药。然后，他举起左轮手枪吞枪自尽，倒在爱娃的身边。当时苏联红军已经逼近总理府，近得已经处于苏联火炮的平射距离之内。希特勒自杀身亡的具体时间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3点30分。这一天距离他56岁的生日刚刚过去十天，距离他成为德意志总理十二年零三个月差一天。他曾经差点毁灭了苏联，现在为了避免自己成为苏联的俘虏，只好自行了断。

（他在最后的遗嘱中说道）我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希特勒一生经历无数，征服无数，最后落个一败涂地。但从他的遗嘱中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悔悟，他至死都坚信犹太人要为地球上的罪恶承担全部责任，德意志帝国的失败与毁灭也需要他们负责。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写下了遗嘱，仍然强调犹太人不仅要为战场和城市里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死亡负责，而且他们自己惨死于纳粹的手中，也不过是咎由自取。

自始至终都忠于元首的戈培尔，在希特勒自杀后的第二天，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过他采取的方法可怕得多。5月1日清晨，他给自己六个3岁到12岁不等的孩子全部注射了致命的毒剂，然后命令党卫军朝着自己和妻子玛格达的脑后开枪。希特勒自杀之后，戈培尔夫人曾经向一位朋友提起：“我的六个孩子也是属于元首，属于第三帝国的，如果元首和帝国都已经不复存在，那他们也没有栖身之地了。”戈培尔夫妇甚至没有询问六个孩子的意见，就直接决定终结他们的生命。戈培尔在希特勒的遗嘱后面附加了一个备注，他说：“我的孩子们现在还太小，如果他们已经足够大，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为元首尽忠的。”

希特勒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之一戈培尔博士就这样结束了生命。元首在自杀之前，却“贬斥”了两位他亲密的战友和下属——赫尔曼·戈林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希特勒声称他们两人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德意志帝国。希特勒还在遗嘱中宣布剥夺他们两人的一切政府职务，而且戈林不再拥有继承希特勒的资格——希特勒在1941年6月20日公开宣布戈林是自己的接班人。英国人俘虏了希姆莱之后不久，他趁看守不备吞下了一小管毒药，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戈林则和他的战友一起被拘押在纽伦堡的监狱，等候盟军法庭的审判。

11月16日，我离开柏林前往纽伦堡，我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来到柏林。我和霍华德开了一整夜的车才抵达，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六个多月，但是沿途城市的破败景象仍然触目惊心。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其中的一些景象。

11月17日，星期六，美因河河畔的法兰克福。

卡塞尔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借着冬夜里清冷的月光，我们看到废墟之下掩盖了不少尸体，它们发出一阵阵的腐败臭味！……清晨，我们伴着皎洁的月光在雾气中来到法兰克福，这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它是歌德的出生地，是德意志皇帝的选举地，是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前德意志邦联的首都，是19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也是纳粹思想的堡垒之一……现在它却如同一座寂静的鬼城，除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废墟以外，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11月18日，星期日，纽伦堡。

纽伦堡已经消失！原先护城河后方那可爱的中世纪小城已经被完全毁灭，现在这里就是一片废墟……美军的通告可真是乏味，他们声称“91%的纽伦堡已经死亡”。

纽伦堡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丢勒和工匠歌手汉斯·萨克斯的家乡。城里还曾经遍布庄严雄伟的大教堂，譬如圣洛伦茨教堂、圣泽巴尔德教堂和圣母玛利亚教堂；还有古老的市政厅和我喜欢的老旅馆。到达纽伦堡之后，我花费了几个小时在城市里四处走动，最后只得出了一个和美军的公告差不多的结论，我所喜爱的这些城市建筑“99%已经死亡”。佩格尼茨河从纽伦堡城中贯穿而过，现在河岸两边的住宅区有一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德国霍夫酒店也早已被夷为平地，当时纳粹每年都在纽伦堡举行盛大集会，希特勒每次前来观礼时都会在德国霍夫酒店略做休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就在此地。那是在九年前，9月的一个晚上，希特勒站在酒店的露台，向外面一群狂热之至的群众挥手致意。整个纽伦堡的城市街区都没有了，就连当年我们记者驻扎的符腾堡霍夫酒店也不复存在。

11月的冬季，下午的太阳还是暖洋洋的，有些本地的居民从地窖里走了出来，坐在街边晒太阳。我向他们打听情况，我想知道纽伦堡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城里第一次遭到大轰炸是在1943年的10月，之后就几乎没有停止过。1945年新年刚过，第二天纽伦堡就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大概1000架甚至更多的飞机对整个城市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夜不间断地攻击，然后这座中世纪古城就灰飞烟灭了。

1945年11月20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正义之神终于向纳粹战犯举起了正义之剑——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司法宫正式开庭审理纳粹战犯的战争罪行。我从未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幕。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战争罪犯进行审理。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也发起过一次对德国战犯的审判，但最终沦为了一场闹剧。1919年，协约国起草了一份多达3000人的战犯名单，后来又迅速缩减为892人，最后位于莱比锡的一个德国法庭宣布只起诉其中的12人犯有战争罪。即便如此，德国人也从来没有把这个审判结果当一回事，这12名嫌犯中，有三人藐视法庭，根本就不屑于出庭受审；还有三人被取消了控诉；剩下的六个人都是小喽啰而已，法庭只对他们做出了很轻的惩罚。我后来查阅了一些当年有关此事的新闻报道，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看来，这场审判纯粹就是一个笑话，它只不过再一次显示了那些所谓的战胜国有多么愚蠢罢了。

这一次，四大战胜国——美、英、苏、法要动真格了。但是在美国和英国本土，有很多人对这次审判，尤其对其司法程序的公正性表达了强烈批评。一大批律师对这次审判提出反对意见，主要理由都集中在一点：我们的审判运用的是事后诉讼原则，即他们要为之前非罪（至少对一个由胜利国组成的国际法庭来说如此）的“罪行”负责。

我对这些纳粹野蛮人充满了个人的愤恨，无法支持那些反对意见。不过我对法庭提出的四点控告之一——法庭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是一项罪行——确实是持怀疑态度的。[5]如果这一点成立，回顾人类历史，将有无数人犯下了这项指控。而且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罪犯，人类远未进步到丢弃野蛮的侵略战争的程度。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此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在和我的谈话中表示，他深信自己将创造一个历史上的伟大判例：侵略战争将被罪行化，策划及发动它们的人将被起诉，经合法手续后他们可以被定罪并受到惩罚。天知道纽伦堡的这些人谁见到了希特勒和他的手下“蓄意发动战争”，我只是感觉那是一种罪，阴谋者应当负责。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正义理应超越情绪。

对于其他的控诉，我都感到满意，譬如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特别是他们对犹太人、波兰人和苏联人的大屠杀。在美国和英国的法律业界有那么一批死咬法律文书、爱钻牛角尖的人，他们坚称法律只对其生效以后的行为有管束力，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不管多么残暴的行为——没有效力。但是我想，定罪理由还是非常充分。屠杀、暗杀、严刑逼供、奴役是所有文明社会长久以来认定的犯罪行为，都被写进了法律。正如杰克逊法官所说的：

纳粹所犯下的恶行，自该隐[6]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种罪行，每一个文明社会都早已把这类罪行写入法典，我们一定会惩罚他们的罪行。

在我看来，对于那些认为纳粹战犯不该为自己认为没有理由去负责的恶行而受到惩处的人来说，杰克逊法官的反驳与论证都是十分有力的。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盟军就对纳粹的暴徒发出过警告。当时纳粹进行种族屠杀和有组织大规模处决的恶行刚刚被外界初步了解，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位领导人于1943年11月1日发布了一份政治宣言，警告纳粹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罪恶行径负责。

我们务必让那些手上还未沾染无辜者鲜血的人知道，不要让自己加入罪恶的行列，否则我们盟军三大国一定会把他们送上审判席，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正义一定要得到声张。（这份宣言一定是丘吉尔起草的！）

庭审第一天上午9点钟，我赶到法庭现场，以戈林为首的21位纳粹前高官都已经在审判席上坐好。我想他们应该都知道上述那份警告宣言，可他们依然执迷不悟。

我第一眼看到他们时真是震惊：看看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堕落成了什么样子！这些纳粹恶魔，当他们所信仰的纳粹主义思想被清算，他们的权力被剥夺之后，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两样。我在心里反问自己，这些看上去平庸、矮小、衣着简陋、坐立不安的人，真的就是他们吗？五年前当我离开德国的时候，他们还拥有巨大的权力。我真的无法想象，眼前这些表情呆滞、连椅子都坐不稳的卑微的人，当年竟然掌控着德国和整个西欧的命运。他们看起来再也不像征服者，也不像所谓优等民族的首领了，他们曾经满身的自大、傲慢无礼与野蛮气息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在随身携带的采访本上写道：“这些卑鄙小人，已经崩溃了！”然后我就开始观察他们每一个人，记下在这庭审的第一天里他们各自都是什么样的表情和行为。

第一个就是戈林。审判席有两排，他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位子。最终他在这里实现了自己坐上头把交椅的心愿……尽管不是他希望的那一把。我第一眼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看上去瘦了许多，一个美国军医对我耳语，他大概瘦了80磅……此刻他松松垮垮地穿着褪了色的德国空军制服，他如孩童一般珍爱的军徽和勋章都不见了……随之不见的还有他强壮的体魄、一贯的傲慢和耀武扬威的派头。

命运的瞬息万变真让人惊讶，竟然能把一个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与戈林相比，他身边坐着的那个人显得更为虚弱——鲁道夫·赫斯。

长期以来，赫斯都是希特勒身边最亲密的战友和下属，还做过希特勒的指定继承人，1941年他在莫名其妙地飞往英国之时，还是纳粹的三号人物。此刻坐在审判席上的赫斯让我感觉就是一个已经崩溃的人。他面容极为憔悴，骨瘦如柴，由于惊慌，他的嘴唇一直不停地颤抖，曾经明亮的眼睛现在却只是茫然地盯着法庭。我是第一次看见赫斯没有穿制服的样子，以往他要么身着冲锋队的褐色衬衫，要么就是党卫军的黑色外套，看起来高大强壮。现在他身上套着一件快要磨破了的平民服装，显得更为瘦小干瘪。我们都知道，赫斯一直在装疯卖傻，他声称在英国的四年监狱生活让自己失去了记忆。他看上去似乎专门做出一副不配合庭审的样子，大多数时间他都装模作样地掏出一本书在那里看。

坐在赫斯旁边的是里宾特洛甫。他向来满腹邪术，自傲自大又不学无术，以至于希特勒身边的近臣都不能理解元首为什么会持续重用这样一个人——戈林对他就极度厌恶。和其他战犯差不多，里宾特洛甫现在看起来身形猥琐，精神委顿，衰老得超出人们的想象。

他左手边的是凯特尔。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没有任何军徽和勋章的陆军军官服。我上一次看见凯特尔是在贡比涅森林的火车车厢里。1940年6月，当时他作为陆军元帅和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就坐在1918年福煦元帅的那辆旧火车车厢里，代表德国与战败的法国签署了停战协议，那扬扬得意的样子至今让我记忆深刻。现在他看上去只是有些安静，并没有像前面几位那样濒临崩溃。看上去他对纳粹的弥天罪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我看他食欲不错，一直坐在那里嚼美军给他提供的压缩饼干。

坐在他身边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个骗子“哲学家”一度担任了希特勒本人和纳粹运动的精神导师。罗森堡也瘦得厉害。看得出他肤色蜡黄，有点浮肿的样子，原先他那方方正正的脸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来自波罗的海的男人身穿深棕色制服，木讷，茫然，但危险十足。他对纳粹的种族理论贡献良多，还指示德军从占领区劫掠各种艺术品。他在被征服的苏联领土上指挥了对斯拉夫人的大规模处决。现在他不安地坐在审判席上，身体前倾，听着庭上的每一个字，双手在颤抖。

他旁边的是汉斯·弗兰克，纳粹党代表律师，也是波兰占领区的总督。他指示下属杀害了大批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一直为一件事情感到震惊，那就是弗兰克和希姆莱一样，都是拥有良好教养的杀人犯，他们可以持续地以一种极度冷静的情绪去屠杀别人，自己却从来不会因此兴奋，也不会让自己显得特别残忍。他是整个审判席上情绪自控最好、最为冷静的犯人。

他旁边的是威廉·弗里克，穿着一件格子花纹的运动夹克。在他温和的外表背后是一颗极为冷酷、残忍的心。他是希特勒的老战友之一，尽管他曾是巴伐利亚的一名警察，却和希特勒在慕尼黑建立起了友谊，并且纵容希特勒发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官僚。尽管此刻他坐在审判席上显得绝望与无助，但是我不会忘记他在长期担任内政部部长和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者”期间，向外界展示了他极为冷血的残忍本性。

我几乎没有认出坐在旁边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他曾是纽伦堡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经常挥舞着马鞭在街道上耀武扬威，因色情刊物和诱捕犹太人发迹。他的嚣张气焰早已消逝。他坐在那里，猥琐、秃顶、苍老，汗流个不停。偶尔他盯住法官时，旧日怒容会浮现在脸上。警卫告诉我，施特赖歇尔认为这些法官都是犹太人。看到这个面目可憎的德国人被正义审判，一定会加强你对终极正义的信念。

瓦尔特·丰克和施特赖歇尔并肩而坐。他把沙赫特博士挤走，自己担任了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总裁和经济部部长。他还是老样子，像癞蛤蟆一样粗鄙、肥胖，眼睛贼溜溜地四处乱转。他的旁边，也就是第一排座席的最后一个是自己的政敌沙赫特博士，他们两人已经有十年没说过话了。在我看来，沙赫特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当年为了帮助希特勒成为总理并攫取权力，他的功劳仅次于弗朗茨·冯·巴本。沙赫特后来与这些纳粹战友决裂，认为他们都是暴徒，现在他却被迫和他们安排在一起接受审判，这让他很愤怒。

沙赫特笔直地坐在那里，他的衣领特别高，以至于他的头看上去简直都要和身体分离了，他两臂抱在胸前。他英语熟练，所以没用翻译耳机直接听法官读起诉书……我听人说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无罪释放。

坐在第二排的被告就吸引不了我的兴趣了。坐在第二排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是纳粹德国仅有的两位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和埃里希·雷德尔。邓尼茨是一位杰出的海军军官，他从军以来绝大多数的时间在安分守己地做一名潜艇军人，德国U型潜艇的“狼群战术”[7]就是他的杰出发明。他之后接替雷德尔成了海军总司令。此刻邓尼茨一身平民服装，笔直地坐在审判席上，像一位杂货店的营业员——很难想象这个人会是希特勒在决定自杀前所指定的接班人。雷德尔还是一身军装，衣领照旧翻起来，这简直就是他的标准装束。他看上去老了不少，可能也和他这些年的操劳有关。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雷德尔就一直希望按照自己的想象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此刻这个曾经有着雄心壮志的海军元帅显得疲惫不堪，像一个已经开始犯糊涂的老年人。

坐在雷德尔旁边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也是所有被告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二战期间他还兼任驻维也纳长官，遭人厌恶。因为他的母亲和外公、外婆都是美国人，所以他的相貌看起来更像美国人而非德国人。年轻的席拉赫实际上对纳粹胡编乱造的理论极度信奉，而且他的工作很有成就，把希特勒青年团建设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此刻他有点迷茫，好像还不大能相信自己会被送到这里接受审判。

再旁边的是弗里茨·绍克尔，他总是眯着自己的小眼睛，所以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像一头猪。他负责管理纳粹帝国的奴隶工人，以粗鄙和残酷无情而远近闻名。绍克尔做过水手和建筑工人，我有时会想如果德国没有被纳粹祸害，那么绍克尔完全可以安分守己地经营好一家肉铺，而不是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恶魔。这个粗鄙的男人被法庭指控从德国占领的各国强征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逼迫他们成为奴工。现在他在审判席上如坐针毡，左右摇摆。我看到他紧张的样子感到十分惊讶。

绍克尔旁边的是陆军大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与绍克尔的坐立不安截然相反，约德尔穿着褪色的旧制服，笔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尽管约德尔只是最高统帅部的二号人物，但是他明显更富有智慧，比起他的上级凯特尔元帅，他和希特勒的关系更为密切，忠诚地服从元首直至最后一刻。

约德尔旁边是弗朗茨·冯·巴本。正是在他的协助和怂恿之下，1933年希特勒才获取了兴登堡的信任，攫取了共和国的总理大权。可笑的是，希特勒一朝大权在握，根本没有记得巴本的功劳，曾经多次发起对他的刺杀，但都被他侥幸逃脱。现在巴本终于彻底逃过了希特勒的威胁，落到了盟军的手里。不过我一点也没看出他有任何开心的样子。我发现巴本已经垂垂老矣，曾经明亮的眼睛现在眼窝深陷，整个脸都已经枯萎，脸上的皮肤也变得松弛，肩膀松松垮垮。我想上帝留给这只老狐狸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就坐在巴本身边。这个可耻的奥地利叛徒终于没能逃过正义的审判。大战爆发后，希特勒任命他为纳粹的荷兰总督，他在任期间对荷兰反抗者进行了无情的镇压。现在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此刻坐在审判席上，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静与有条不紊。阿尔伯特·斯佩尔也在审判席上，他是大战最后几年的装备部部长，还是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斯佩尔看上去很奇怪，他对审判流露出一种特别真诚的态度。一直以来，我都为斯佩尔的良好品性感到惊讶，他是纳粹党中少有的正直的人，但他太醉心于自己的宏大理想。他深知自己资历尚浅，要想实现伟大事业，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大力支持，所以他根本不敢对元首有任何违逆。元首对他非常器重，大力支持他伟大的建筑梦想。在后来的审判中，斯佩尔是所有被告中唯一一位对自己的罪行表示悔恨的人。

斯佩尔旁边是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他算得上某类贵族职业外交官的典型代表，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坚定的信念，也看不到正直与诚实。他先是在纳粹政府担任外交部部长，然后被希特勒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保护者”。纳粹在那里建立了大量屠杀犹太人和各国平民的“屠宰场”，诺伊拉特在当地就算是纳粹名义上的负责人。他出身于一个保守而历史悠久的德国贵族家庭，本该延续家族的生存，却走上了与纳粹魔鬼妥协和共舞的道路。现在这个已经崩溃的老人看起来十分茫然，因为他也许就要葬送家族的前途了。

第二排的最后一位被告——纳粹宣传部国内广播司司长汉斯·弗里切，他满腹才华，却是一位毫无道德的无耻之徒。他做过纳粹电台评论员和记者，也在宣传部负责管理广播事务。据我收集到的消息说，由于戈培尔已经服毒自杀，盟军无法追究他的罪行，但是盟军法庭又不愿意放过纳粹宣传部，所以就把弗里切拉进被告团，让他代表纳粹宣传部接受审判。看起来弗里切对自己的重要性很惊讶，他似乎想告诉法庭：“尊敬的法官大人，和前面这些大人物相比，我实在没有资格和他们坐在一起。”[8]

上午10点钟，法官团成员开始走入法庭，他们的构成非常有趣。

主持审判工作的是英国大法官杰弗里·劳伦斯，他上了年纪，身材粗壮。他拥有格莱斯顿那样的宽阔额头，和所有知名的英国法官一样自律和自信……他会是个坚决、理智、公平的人。他的替补是诺曼·伯基特爵士……瘦高，我年轻时在伦敦的法庭常能看到他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棒的两三位律师在一起。

美国的首席法官是前任司法部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他看上去有点自得，登上审判台的时候差点踩到了自己的长袍。和他交替工作的另一位美国法官是约翰·J.帕克，他出生和成长于北卡罗来纳州，当年以参议院的一票之差而未能进入最高法院。对帕克来说，他并不是特别熟悉欧洲，尤其是疯狂的纳粹德国的情况……法国的法官是多纳迪厄·德瓦布，他看上去长得有点像克里孟梭，又有点像贝当。他的替补是罗贝尔·法尔科，像巴黎司法宫大厅里聚集的任何一位律师。据我观察，他好像有流口水的毛病。

所有人都穿了黑色的法官长袍，但是来自苏联的两位同行——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约纳·季莫费耶维奇·尼基琴科少将和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沃尔奇科夫中校，他们穿着军服，上面缀满了闪闪发光的奖章。

整个纽伦堡审判几乎持续了近一年。对我个人而言，还有比纽伦堡审判更有意义的一件事，那就是随着审判的进行，数以千计的纳粹秘密文件被公之于众。它们来自德国政府、德国外交部、纳粹党卫军、纳粹党部和德国国防军的三大兵种。这些秘密文件让我了解到大量令人震惊的事实，知晓了希特勒在德国和被他征服的欧洲进行过怎样野蛮的统治。盟军赶在德国人销毁秘密文件之前就缴获了它们，文件的数量极为庞大，单就重量而言就已经达到数百吨。在这些文件面前，审判席上的纳粹战犯承认了他们的大多数罪行，但他们在辩护律师的帮助下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为自己开脱的机会，这才使审判拖延了那么久。

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下达了裁决意见，22名被告人中有19人被认定犯有一项或多项罪行；其中的12人被判处绞刑，3人终身监禁，4人被判处10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令很多人意外的是，巴本、沙赫特和弗里切都被判无罪。[9]赫斯、丰克和雷德尔的判处结果也令很多人惊讶，他们三人作为希特勒的重要助手，都逃脱了绞刑的命运，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斯佩尔和席拉赫都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诺伊拉特获刑15年，邓尼茨10年。其余人很快被送上了绞刑架。

16天之后，1946年10月16日，凌晨1点刚过，里宾特洛甫被第一个送上了纽伦堡监狱的绞刑架，接下来是凯特尔、卡尔滕布伦纳、罗森堡、弗兰克、弗里克、施特赖歇尔、赛斯-英夸特、绍克尔、约德尔。

原本第一个是戈林，但他之前偷偷把一管毒药带进了自己的囚室，在计划行刑前的两个小时服毒自杀。

我在美国收到这个消息后，写下了一段感想：“戈林同他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与他争夺继承权的劲敌希姆莱一样，最后成功地选择了离开世界的方式——这个被他们祸害深重的世界。”[10]

此刻我已经从德国离开，回到家乡，就像五年前我离开那里回到美国与家人欢度圣诞节一样。

此时，我已经41岁，在海外漂泊了20年，对我而言，这次回家将是永远的。

[1] 1945年10月19日应为星期五，估计为作者误记所致。

[2] 艾芙·居里是著名科学家居里夫妇的小女儿，菲利普·巴雷斯是法国著名小说家莫里斯·巴雷斯的儿子。

[3] 就在希特勒对美国宣战前几个小时，霍华德及时逃出了柏林，其余没来得及逃走的美国外交官和记者被纳粹关押了几个月。由此，他给自己那本非凡的书起名为《离开柏林的末班车》（Last Train From Berlin）。

[4] 这些废墟被完整保存了下来，用来警示后人。

[5] 法庭对纳粹战犯提出的四点控诉是：第一，阴谋夺取政权，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策划与发动侵略战争；第二，发动侵略战争；第三，违反战争法；第四，包括屠杀犹太人在内的反人类罪。

[6] 《圣经》中记载该隐为亚当与夏娃所生儿子之一，因嫉妒兄弟亚伯而将其杀害，并拒绝向耶和华承认罪行，最终被逐出人类家庭聚居的地方。

[7] 狼群战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对大西洋上的盟军商船和美国对太平洋上的日本运输船所使用的潜艇战术。多艘潜艇集结攻击，使通商破坏战的成果大幅提升。

[8] 最恶毒的纳粹刽子手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不在以上的被告名单中。他是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二号人物，仅次于希姆莱，本该由他代替自杀身亡的希姆莱接受审判，但两天前他突发脑出血，所以缺席。他和希特勒一样是奥地利人，战争末期，他的助手阿道夫·艾希曼组织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另外一位没有出席的是德国劳工阵线的负责人罗伯特·莱伊，虽然他是被起诉的纳粹头子之一，但在开庭之前，他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

[9] 但之后德国新政府成立了清除纳粹分子的专门法庭，弗里切被判9年劳役，沙赫特和巴本则为8年，不过他们真正服刑的时间都很短。
还有战争后期因担任希特勒的秘书而掌握了重大权力的马丁·鲍曼，法庭对他缺席审判，结果是两项罪名成立，判处死刑。我确信，在希特勒自杀后的第二天，他试图逃出柏林，在半路上死于苏军的炮火。但一直有传闻说他侥幸逃出德国，在南美隐居起来。他在纳粹党内发迹于我离开柏林的1940年。

[10] 这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最后一句话。

译名对照表

Aachen 亚琛

Abdel-Krim 阿卜杜勒-克里姆

Action Française “法兰西行动党”

Admiral Hipper（battle-cruiser） “希佩尔海军上将号”（战列巡洋舰）

Addis Ababa 亚的斯亚贝巴

Albert Canal 艾伯特运河

Alfieri，Dino 迪诺·阿尔菲耶里

Alfonso ⅩⅢ阿方索十三世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Re-marque） 《西线无战事》（雷马克）

Allen，Jay 杰·艾伦

Allied High Command 盟军最高指挥部

Allied Intelligence 盟军情报机构

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 盟军最高战争委员会

Alsace 阿尔萨斯

Altmark（supply ship） “阿尔特马克号”（供应舰）

Amanullah，king of Afghanistan 阿马努拉（阿富汗国王）

Anglo-French High Command 英法最高指挥部

Anglo-German naval treaty 《英德海军协定》

Angriff 《攻击日报》

Anschluss 德奥合并

Antwerp 安特卫普

A.P. （Associated Press） 美国联合通讯社（美联社）

Ardennes Forest 阿登森林

Argonne 阿尔贡

Army High Command，German 德国陆军指挥部

As It Happened（Paley） 《既已发生》（佩利）

Aschmann，Dr. 阿施曼博士

Ashton-Gwatkin，Frank 弗兰克·阿什顿-格沃特金

Athenia（British liner） “雅典娜号”（英国班轮）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刊》

Attolico，Bernardo 贝尔纳多·阿托利科

Austrian Broadcasting Company （RAVAG） 奥地利广播公司

Austrian Broadcasting House 奥地利广播大厦

Babrak，Karmal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

Babylon 巴比伦

Bach，Johann Sebastian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Bacha-i-Saqao 巴恰·依·沙科

Bade，Wilfred 威尔弗雷德·巴德

Bagdad 巴格达

Baldwin，Stanley 斯坦利·鲍德温

Balkans 巴尔干半岛

Baltic/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国家

Barbarossa（code name for attack on Russia） “巴巴罗萨”（德军入侵苏联的行动代号）

Barbour，Bill 比尔·巴伯

Barnes，Esther 埃丝特·巴恩斯

Barnes，Joseph约瑟夫·巴恩斯

Barnes，Ralph 拉尔夫·巴恩斯

Barrès，Philippe 菲利普·巴雷斯

Basra 巴士拉

Baumgarten，Berenice 贝雷妮丝·鲍姆加腾

Bavaria 巴伐利亚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英国广播公司

Beattie，Ed 埃德·贝蒂

Beck，E. S. E.S.贝克

Beck，Józef 约瑟夫·贝克

Beck，Ludwig 路德维希·贝克

Beckman，Max 马克斯·贝克曼

Beer Hall Putsch 啤酒馆暴动

Beethoven，Ludwig van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Beneš，Eduard 爱德华·贝奈斯

Berchtesgaden （and the Obersalzburg） 贝希特斯加登（上萨尔茨堡）

Berg，Paal 波尔·贝格

Bergen 卑尔根

Berkson，Seymour 西摩·伯克森

Berlin Diary（Shirer） 《柏林日记》（夏伊勒）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柏林爱乐乐团

Bess，Demaree 德马尔·贝丝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Best，Robert 罗伯特·贝斯特

Best，S. Payne S.佩恩·贝斯特

Bevan，Aneurin （Nye） 安奈林（奈）·贝文

Biddle，Anthony J. Drexel 安东尼·J.德雷克塞尔·比德尔

Biddle，Francis 弗朗西斯·比德尔

Bieberback，Ludwig 路德维希·比贝尔巴克

Binder，Carroll 卡罗尔·宾德

Birchall，Frederick T. 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

Birkett，Norman 诺曼·伯基特

Bismarck（battleship） “俾斯麦号”（战列舰）

Bismarck，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Blackshirts （Italy） 黑衫党（意大利）

Blanchard，General 布兰查德将军

Blatter，George 乔治·布拉特

Blitzkrieg 闪电战

Blomberg，Werner von 维尔纳·冯·勃洛姆堡

Blood Purge “血腥清洗”

Blücher（battle-cruiser） “布吕歇尔号”（战列巡洋舰）

Blum，Léon 莱昂·布鲁姆

Bock，Fedor von 费多尔·冯·博克

Bodelschwingh，Pastor 博德尔施文格牧师

Bohemia 波希米亚

Boiano，Philippo 菲利波·博亚诺

Bolshevism/Bolsheviks 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党

Bonnet，Georges 乔治·博内

Bordeaux 波尔多

Bormann，Martin 马丁·鲍曼

Börsen Zeitung（newspaper） 《德国交易报》（报纸）

Bosshard，Walter 沃尔特·博萨德

Bouisson，Fernand 费尔南·布伊松

Boulangism 布朗热主义

Boulogne 布洛涅

Brandt，Carl 卡尔·勃兰特

Brauchitsch，Walther von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

Braun，Eva 爱娃·布劳恩

Brest Litovsk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Briand，Aristide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British Fighter Command 英军战斗机指挥部

British High Command 英国最高指挥部

Brockdorff-Ahlefeld，Erich von 埃里希·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费尔德

Browning（ship） “布朗宁号”（船）

Brundage，Avery 埃弗里·布伦戴奇

Brüning，Heinrich 海因里希·布吕宁

Bryan，William Jennings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Bucard，Marcel 马塞尔·比卡尔

Bukovina 布科维纳

Bullitt，William C. 威廉·C.布利特

Burckhardt，Carl 卡尔·布尔克哈特

Burnett，Charles 查尔斯·伯内特

Calais 加来

Camelots （French royalist group） “卡米洛特”（法国保皇党组织）

Canaris，Wilhelm 威廉·卡纳里斯

Carrel，Alexis 阿历克西斯·卡雷尔

Carter，Jimmy 吉米·卡特

Catholic Action “天主教行动”

Catholic Center party 天主教中心党

Catholic Christian Socials （Austria） 天主教社会党（奥地利）

Catholic Church/Catholicism 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教义

Catholic Youth Association “天主教青年协会”

Catholic Youth League “天主教青年联盟”

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edar Rapids，Iowa 锡达拉皮兹（爱荷华州）

Cedar Rapids Gazette 锡达拉皮兹《公报》

Chagall，Marc 马克·夏加尔

Chamber of Culture “文化厅”

Chamberlain，Neville 内维尔·张伯伦

Chandler，Norman 诺曼·钱德勒

Chartreuse de Parme，La（Stendahl） 《帕尔马修道院》（司汤达）

Chautemps，Camille 卡米耶·肖当

Chautemps，Pierre 皮埃尔·肖当

Cherbourg 瑟堡

Chiappe，Jean 让·夏普

Chicago Daily News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Christie，Agatha 阿加莎·克里斯蒂

Church of the Old Prussian Union “旧普鲁士联盟教派”

Churchill，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Chvalkovsky，František 弗朗齐歇克·赫瓦洛夫斯基

Ciano，Galeazzo 加莱阿佐·齐亚诺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India）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

Claudel，Paul 保罗·克洛岱尔

Clemenceau，Georges 乔治·克里孟梭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Shirer）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夏伊勒）

Cologne 科隆

Communism/Communists 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

Compiègne 贡比涅

Condor Legion 秃鹰军团

Confessional Church “认信教派”

Cooper，Alfred Duff 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

Cooper，Diane 黛安娜·库珀

Corap，General 克拉普将军

Corbin，Charles 夏尔·科尔班

Cossack（destroyer） “哥萨克号”（驱逐舰）

Coty，François 弗朗索瓦·科蒂

Coulondre，Robert 罗贝尔·库隆德尔

Cracow 克拉科夫

Croix de Feu “火十字团”

Crossman，Dick 迪克·克罗斯曼

Curie，Ève 艾芙·居里

Czeja，Emil 埃米尔·切娅

Dachau 达豪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Daladier，É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

Danzig 格但斯克（但泽）

Darlan，Jean 让·达朗

Dar-ul-Aman 达鲁尔·阿曼

Daudet，Léon 莱昂·都德

Davis，Elmer 埃尔默·戴维斯

Dawson，Geoffrey 杰弗里·道森

Day，Donald 唐纳德·戴

Decline of the West（Spengler） 《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

de Gaulle，Charles 夏尔·戴高乐

Delaney，John 约翰·德莱尼

Denis，H. H.丹尼斯

Der Führer（newspaper） 《元首报》（报纸）

Der Stürmer（periodical） 《先锋报》（周刊）

Deuel，Wally 沃利·德尔

Deutschland（pocket-battleship） “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

De Valera，Eamon 埃蒙·德瓦莱拉

Devonshire（crusier） “德文郡号”（巡洋舰）

Dieckhoff，Hans 汉斯·迪克霍夫

Dietrich，Otto 奥托·迪特里希

Dietrich，Harold 哈罗德·迪特里希

Directive No.1 for the Conduct of the War “第1号指令”（实施战争）

Directive No.6 （invasion of the Low Countries） “第6号指令”（入侵低地国家）

Directive No.16“第16号指令”

Directive No.17 （conduct of air and naval warfare） “第17号指令”（空军与海军的行动）

Directive No.21 （invasion of Russia） “第21号指令”（入侵苏联）

Dirksen，Herbert von 赫伯特·冯·迪克森

Disraeli，Benjamin 本杰明·迪斯累里

Dispatch（newspaper） 《电讯报》（报纸）

Dniester river 德涅斯特河

Dodd，Martha 玛莎·多德

Dodd，William E. 威廉·E.多德

Doenitz，Karl 卡尔·邓尼茨

Dollfuss，Engelbert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

Domarus，Max 马克斯·多马鲁斯

Dos Passos，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

Dosch-Fleurot，Arno 阿尔诺·多施-弗勒罗

Doumergue，Gaston 加斯东·杜梅格

Dover 多佛尔

Draper，Foy 福伊·德雷珀

Drax，Reginald Plunkett-Ernle-Erle 雷金纳德·普伦基特-厄恩利-厄尔·德拉克斯

Dubreuil，Jacques Lemaigre 雅克·勒迈格尔·迪布勒伊

Duerr，Ludwig 路德维希·迪尔

Duncan，Isadora 伊莎多拉·邓肯

Dunkirk 敦刻尔克

Duranty，Walter 沃尔特·杜兰蒂

Dyle River defense line 迪莱河防线Eastern Front 东线

Ebbutt，Norman 诺曼·埃巴特

Eckener，Hugo 胡戈·埃克纳

Eden，Anthony 安东尼·艾登

Ederle，Gertrude 格特鲁德·埃德尔

Eichmann，Adolf 阿道夫·艾希曼

Einstein，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isenhower，Dwight D.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Elliott，John 约翰·埃利奥特

Elser，Georg 格奥尔格·埃尔泽

Emden（cruiser） “埃姆登号”（巡洋舰）

Enderis，Guido 吉多·恩德里斯

English Channel 英吉利海峡

Ente Italiano Audicioni Radiofoniche （EIAR） 意大利代理广播台

Erlach，Fischer 菲舍尔·冯·埃尔拉赫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欧洲广播联盟

Exhibition of Degenerate Art “堕落的艺术”展览

extermination camps 灭绝营

Falkenhorst，Nikolaus von 尼古拉斯·冯·法尔肯霍斯特

Fascism/Fascists 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者

Feisal I 费萨尔一世

Felmy，Helmuth 赫尔穆特·费尔米

Ferdonnet，Paul 保罗·费尔多内

Flanders 佛兰德

Flannery，Harry 哈里·弗兰纳里

Foch，Ferdinand 斐迪南·福煦

Fodor，Marcel 马塞尔·福多尔

Fodor，Martha 玛莎·福多尔

Ford，Henry 亨利·福特

Forrest，Wilbur 威尔伯·福里斯特

Fort Eben Emael 埃本·埃马尔要塞

Franco，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co-German armistice 《法德停战协定》

Franco-Italian armistice 《法意停战协定》

François-Poncet，André 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

Frank，Hans 汉斯·弗兰克

Frank，Hermann 赫尔曼·弗兰克

Frankfurter Zeitung 《法兰克福日报》

Franz Josef，Emperor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Free Corps “自由军团”

Free French force “自由法国”军队

Frick，Wilhelm 威廉·弗里克

Fritsch，Werner von 维尔纳·冯·弗里奇

Funk，Walther 瓦尔特·丰克

Furtwängler，Wilhelm 威廉·富特文勒

Galen，Count 加伦伯爵

Galland，Adolf 阿道夫·加兰

Gallico，Paul 保罗·加利科

Gamelin，Maurice 莫里斯·甘末林

Gandhi，Mahatma 圣雄甘地

Gandhi—A Memoir（Shirer） 《甘地：一部回忆录》（夏伊勒）

Garde Mobile 国民卫队

Garnett，Constance 康斯坦丝·加尼特

Gembloux Gap 让布卢地峡

Geneva Convention 《日内瓦公约》

Geneva Red Cross Convention 《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

Georges，Alphonse 阿方斯·乔治

German Broadcasting Company （Reichs Rundfunk Gesellschaft，RRG） 德国广播公司

German Christian Faith Movement “德国基督教信仰运动”

German Foreign Office （Wilhelmstrasse） 德国外交部（威廉大街）

German Youth Movement 德国青年运动

German Youth Association “德国青年协会”

Germans Will Do It Again，The（Schultz） 《德国人会再次行动》（舒尔茨）

Gervasi，Frank 弗兰克·格维西

Gestapo （Secret Police） 盖世太保（秘密警察）

Gibraltar 直布罗陀

Gide，André 安德烈·纪德

Giraud，Henri 亨利·吉罗

Gisevius，Hans Bernd 汉斯·贝恩德·吉泽菲乌斯

Glasgow（cruiser） “格拉斯哥号”（巡洋舰）

Gleiwitz 格莱维茨

Glickman，Marty 马蒂·格利克曼

Gneisenau（battle-cruiser） “格奈泽瑙号”（战列巡洋舰）

Godesberg 戈德斯贝格

Goebbels，Magda 玛格达·戈培尔

Goebbels，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Goguel，François 弗朗索瓦·戈盖尔

Goldschmidt，Major 戈尔德施密特少校

Göring，Hermann 赫尔曼·戈林

Göring，Karin 卡琳·戈林

Gorky，Maxim 马克西姆·高尔基

Gort，Lord 戈特勋爵

Goya，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戈雅

Graf Spee（pocket-battleship） “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

Grandin，Tom 汤姆·格兰丁

Grandsard，General 格朗萨尔将军

Graz 格拉茨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Greco，El 艾尔·格雷考

Grey，Edward 爱德华·格雷

Grosz，George 乔治·格罗兹

Growth of the Soil（Hamsun） 《大地的成长》（汉姆生）

Gruhn，Erna 埃尔娜·格鲁恩

Guderian，Heinz 海因茨·古德里安

Gunther，John 约翰·君特

Gunther，Frances 弗朗西丝·君特

Gydnia 格丁尼亚

Haakon Ⅶ，king of Norway 哈康七世（挪威国王）

Hácha，Emil 埃米尔·哈查

Hafizullah Amin 哈菲佐拉·阿明

Halder，Franz 弗朗茨·哈尔德

Halifax，Lord 哈利法克斯勋爵

Hamburg Zeitung 《汉堡日报》

Hamsun，Knut 克努特·汉姆生

Hanau，Martha 玛尔塔·阿诺

Hanfstaengl，Ernst （Putzi） 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普兹）

Hansestadt-Danzig（freighter） “汉萨斯塔特-格但斯克号”（货船）

Hapsburgs/House of Hapsburg 哈布斯堡/哈布斯堡王朝

Harrison，Landreth 兰德雷思·哈里森

Hassell，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

Haushofer，Karl 卡尔·豪斯霍费尔

Havre 勒阿弗尔

Haw Haw，Lady “哈哈勋爵”夫人

Haw Haw，Lord （William Joyce）“哈哈勋爵”（威廉·乔伊斯）

Hawkins，Eric 埃里克·霍金斯

Hearst，Randolph/Hearst newspapers 伦道夫·赫斯特/赫斯特报业

Helms，Richard 理查德·赫尔姆斯

Hemingway，Ernest 欧内斯特·海明威

Hemingway，Hadley 哈德利·海明威

Hemingway，Martha 玛莎·海明威

Henderson，Nevile 内维尔·亨德森

Henie，Sonja 索尼娅·赫尼

Henkell，Annelies 安内利斯·亨克尔

Henlein，Konrad 康拉德·亨莱因

Heroes Memorial Day 英雄纪念日

Herriot，Édouard 爱德华·赫里欧

Hess，Rudolf 鲁道夫·赫斯

Heusinger，Adolf 阿道夫·霍伊辛格

Heydrich，Reinhard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Heywood，Major General 海伍德少校

High Command of the Armed Forces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OKW）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Himmler，Heinrich 海因里希·希姆莱

Hindemith，Paul 保罗·欣德米特

Hindenburg，Oscar von 奥斯卡·冯·兴登堡

Hindenburg，Paul von 保罗·冯·兴登堡

Hindenburg（dirigible） “兴登堡号”（飞艇）

Hindus，Maurice 莫里斯·欣德斯

Hiroshima 广岛

Hirsch，Helmut 赫尔穆特·希尔施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Trotsky） 《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

Hitler，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itler，Alois 阿洛伊斯·希特勒

Hitler Youth 希特勒青年团

Hodža，Milan 米兰·霍查

Hoepner，Erich 埃里希·赫普纳

Hofmannsthal，Hugo von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Hohenzollern monarchy 霍亨索伦王朝

Hollweg，Bethman 贝特曼-霍尔韦格

Hood（battle-cruiser） “胡德号”（战列巡洋舰）

Hoover，Herbert 赫伯特·胡佛

Horthy，Nicholas 尼古拉斯·霍尔蒂

Horstenau，Glaise von 格莱泽·冯·霍斯特瑙

House of German Art 德国艺术馆

Howard，Roy 罗伊·霍华德

Hunger（Hamsun） 《饥饿》（汉姆生）

Huntziger，Charles 夏尔·安齐热

Huss，Pierre 皮埃尔·胡斯

I Saw Hitler（Thompson） 《我见到了希特勒》（汤普森）

Ibn Saud 伊本·沙特

Ickes，Harold 哈罗德·伊克斯

Inayatullah 伊纳亚图拉

INS wire service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国际通讯社

Inside Europe（Gunther） 《欧洲透视》（君特）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Union 国际广播联合会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Disarmament Congress 国际裁军会议

International Jew，The（Ford） 《国际化的犹太人》（福特）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国际劳工局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ronside，Edmund 埃德蒙·艾恩赛德

Italian Broadcasting Company 意大利广播公司

Jackson，Robert H. 罗伯特·H.杰克逊

Jalalabad 贾拉拉巴德

James，Edwin L. （Jimmy） 埃德温·L.詹姆斯（吉米）

Jean，duc de Guise 让·德·奥尔良（吉斯公爵）

Jeunesse Patriotes “爱国青年团”

Jodl，Alfred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Johnson，Hiram 海勒姆·约翰逊

Jordan，Max 马克斯·乔丹

Josse，Colonel 若斯上校

Kabul 喀布尔

Kaltenborn，Hans 汉斯·卡尔滕伯恩

Kaltenbrunner，Ernst 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

Karinhall 卡琳庄园

Keitel，Wilhelm 威廉·凯特尔

Kelley，Douglas M. 道格拉斯·M.凯利

Kennan，George 乔治·凯南

Kennard，Howard 霍华德·肯纳德

Kerker，Bill 比尔·克尔克

Kerr，Walter 瓦尔特·克尔

Kerrl，Hans 汉斯·克尔

Kesselring，Albert 阿尔贝特·凯塞林

Khyber Pass 开伯尔山口

Kiel naval base 基尔港海军基地

Kipling，Rudyard 鲁德亚德·吉卜林

Klauber，Ed 埃德·克劳伯

Klausener，Erich 埃里希·克劳泽纳

Kleist，Ewald von 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

Klemperer，Otto 奥托·克伦佩雷尔

Kluge，Günther Hans 金特·汉斯·克卢格

Knickerbocker，Agnes 阿格内斯·尼克博克

Knickerbocker，H. R.H.R.尼克博克

Knopf，Blanche 布兰奇·克诺夫

Knox，Frank 弗兰克·诺克斯

Koch，Reverend 科赫牧师

Köhl，Hermann 赫尔曼·克尔

Kokoschka，Oskar 奥斯卡·科柯施卡

Kollwitz，Käthe 凯绥·珂勒惠支

Kordt，Erich 埃里希·科尔特

Kordt，Theodor 特奥多尔·科尔特

Kranz，Heinrich 海因里希·克兰茨

Kreditanstalt bank 信贷银行（维也纳）

Krystallnacht（Night of the Broken Glass） “水晶之夜”

Kristiansand 克里斯蒂安桑

Kroll State Opera House 克罗尔国家歌剧院

Küchler，Georg von 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

Kultur Kampf “文化斗争”

Kunsti，Erich 埃里希·昆士提

Labor Front 劳工阵线

Labor Service Corps 劳工服务队

Labour party （Britain） 工党（英国）

Lahousen，Erwin 埃尔温·拉豪森

Langsdorff，Hans 汉斯·朗斯多夫

La Rocque，François de 弗朗索瓦·拉罗克

Laski，Harold 哈罗德·拉斯基

Laval，Pierre 皮埃尔·赖伐尔

Lavigne-Delville，General 拉维涅·德尔维尔将军

Lawrence，Geoffrey 杰弗里·劳伦斯

Lawrence，T. E.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Le Francisme （French fascist movement） “法兰西运动”（法国纳粹运动）

Le Grix，François 弗朗索瓦·格里克斯

Le Quotidien（newspaper） 《日常生活》（报纸）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Lebensraum（living space for Germans） “（德国的）生存空间”

Lebrun，Albert 阿尔贝·勒布伦

Lee，Jennie 珍妮·李

Leeb，Wilhelm Ritter 威廉·里特尔·勒布

Left Popular Front （France） 左翼人民阵线（法国）

Legér，Alexis （St.-John Perse） 阿列克西·莱热（圣-琼·佩斯）

Lehman，Willy 维利·莱曼

Leipzig（cruiser） “莱比锡号”（巡洋舰）

Lenard，Philipp 菲利普·莱纳德

Lenin 列宁

Leningrad 列宁格勒

Leopold，king of Belgium 利奥波德（比利时国王）

Lewis，Sinclair 辛克莱·刘易斯

Ley，Robert 罗伯特·莱伊

L’Humanité （newspaper） 《人道报》（报纸）

Liège 列日

Lindbergh，Anne 安妮·林德伯格

Lindbergh，Charles 查尔斯·林德伯格

Linz 林茨

Lipsky，Josef 约瑟夫·利普斯基

List，Sigmund Wilhelm 西格蒙德·威廉·利斯特

Litvinov，Maxim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

Lloyd George，David 大卫·劳合·乔治

Locarno Treaty/Pact 《洛迦诺公约》

Lochner，Louis 路易斯·洛克纳

Long，Huey 休伊·朗

Lorraine 洛林

Louvain，Belgium 鲁汶（比利时）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Ludendorff，Erich 埃里希·鲁登道夫

Lufthansa 汉莎航空公司

Luftwaffe 德国空军

Lüger，Karl 卡尔·吕格

Luther，Martin 马丁·路德

Lutheran Church 路德教派

Lützow（pocket-battleship；formerly Deutschland） “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原名“德意志号”）

Maass，Emil 埃米尔·马斯

Maa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

MacArthur，Douglas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McCarthy，Joseph 约瑟夫·麦卡锡

MacCormac，John 约翰·麦科马克

MacCormac，Molly 莫莉·麦科马克

McCormick，Robert Rutherford 罗伯特·拉瑟福德·麦考密克

MacDonald，Ramsay 拉姆齐·麦克唐纳

Mackensen，August von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

Mackesy，P. J. P.J.麦克西

Maconachie，R. R. R.R. 麦科纳基

Mafalda，Princess 玛法尔达公主

Maginot Line 马其诺防线

Maisky，Ivan 伊万·麦斯基

Mallowan，Max 马克斯·马洛温

Manstein，Erich von/Manstein plan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曼施坦因计划”

Marahrens，Bishop 马拉伦斯主教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asarik，Hubert 胡贝特·马萨日克

Masaryk，Alice 阿莉塞·马萨里克

Masaryk，Jan 扬·马萨里克

Masaryk，Thomas 托马斯·马萨里克

Mastny，Vojtech 沃伊捷赫·马斯特尼

Maubeuge 莫伯日

Mauriac，François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Maurois，André 安德烈·莫洛亚

Maurras，Charles 夏尔·莫拉斯

May Day （“Day of National Labor”） 五月一日（“全国劳工节”）

Mein Kampf（Hitler） 《我的奋斗》（希特勒）

Mendelssohn，Felix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

Mencken，H. L. 亨利·路易斯·门肯

Mercier，Ernest 埃内斯特·梅西耶

Merekalov，Alexei 阿列克谢·马热卡洛夫

Meuse river （Maas river） 默兹河（马斯河）

Miklas，Wilhelm 威廉·米克拉斯

Milch，Erhard 埃哈德·米尔希

Miller，Douglas 道格拉斯·米勒

Miller，Webb 韦布·米勒

Mittler，Wolf 沃尔夫·米特勒

Mohammed Daud Khan 穆罕默德·达乌德

Mohammed Zahir Khan 穆罕默德·查希尔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Molotov，Vyacheslav M.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Moore，Henry 亨利·摩尔

Moravia 摩拉维亚

Morell，Theodor 特奥多尔·莫雷尔

Morrell，Bill 比尔·莫雷尔

Morrell，Mary 玛丽·莫雷尔

Mowrer，Edgar 埃德加·莫勒

Mozart，Wolfgang Amadeus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

Müller，Ludwig 路德维希·米勒

Müller，Wilhelm 威廉·米勒

Mulvihill，Daniel A. 丹尼尔·A.马尔维希尔

Munich Conference and Pact 慕尼黑会议、《慕尼黑协定》

Murrow，Edward R. 爱德华·R.默罗

Murrow，Janet 珍妮特·默罗

Mussolini，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Mustafa Kemal Atatürk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Rosenberg） 《二十世纪的神话》（罗森堡）

Nadir Khan 纳迪尔汗

Nadir Shah 纳迪尔沙

Naidu，Sarojini 萨罗基尼·奈杜

Namier，L. B. L.B.内米尔

Namur 那慕尔

Narvik 纳尔维克

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ational Reich Church 帝国教会

National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

Naujocks，Alfred Helmut 阿尔弗雷德·赫尔穆特·瑙约克斯

Naval Group West 海军西部战队（德国）

Nehru，Jawaharlal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Neurath，Konstantin von 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Newton，Basil 巴兹尔·牛顿

Niemöller，Martin 马丁·尼莫拉

Nikitchenko，Iona Timofeevich 约纳·季莫费耶维奇·尼基琴科

Noël，Léon 莱昂·诺埃尔

Normandy 诺曼底

Nur Mohammed Taraki 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

Nuremberg 纽伦堡

Nuremberg trials 纽伦堡审判

Observer 《观察家报》

October Revolution 俄国十月革命

Oechsner，Fred 弗雷德·厄克斯纳

Olav Trygverson（Norwegian mine-layer） “奥拉夫·特里格佛逊号”（挪威布雷舰）

Operation Eagle （Adler-angriffe） “鹰行动”

Ostend 奥斯坦德

Otto，Crown Prince of Austria-Hungary 奥托（奥匈帝国皇太子）

Oumansky，Constantine 康斯坦丁·奥曼斯基

Owens，Jesse 杰西·欧文斯

Packard，Reynolds 雷诺兹·帕卡德

Pact of Steel （Italy and Germany） “钢铁盟约”（意大利和德国）

Paghman，Afghanistan 帕格曼（阿富汗）

Paley，William S. （Bill） 威廉·S.佩利（比尔）

Papen，Franz von 弗朗茨·冯·巴本

Parker，John J. 约翰·J.帕克

Patton，George S. 乔治·史密斯·巴顿

Patton，Selkirk 塞尔扣克·巴顿

Pearl Harbor 珍珠港

Pegler，Westbrook 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

People Under Hitler（Deuel） 《希特勒的下属》（德尔）

People’s Court 人民法庭

Personal History（Sheean） 《私人历史》（希恩）

Peshawar 白沙瓦

Petacci，Clara 克拉拉·贝塔西

Pétain，Henri Philippe 亨利·菲利浦·贝当

Philip of Hesse，Prince 黑森的菲利普王子

Phillips，William 威廉·菲利普斯

Pierlot，Hubert 赫伯特·毕埃罗

Pius Ⅺ 庇护十一世

Pius Ⅻ 庇护十二世

“Plan D” D计划

“Plan-R-4” R4计划

Poincaré，Raymond 雷蒙·普恩加莱

Popular Front （France） “人民阵线”（法国）

Porter，Katherine Anne 凯瑟琳·安·波特

Positive Christianity 正面基督教

Pound，Ezra 埃兹拉·庞德

Pressard，Georges 乔治·普雷萨尔

Prien，Günther 金特·普里恩

Prince，Albert 阿尔贝·普兰斯

Protestant Church/Protestantism 新教教会/新教

Prussia 普鲁士

Quintanilla，Luis 路易斯·金塔尼利亚

Quisling，Vidkun 维德孔·吉斯林

racial theories 种族理论

Raeder，Erich 埃里希·雷德尔

R.A.F. （Royal Air Force） 英国皇家空军

Raubal，Geli 吉莉·拉包尔

Rauschning，Hermann 赫尔曼·劳施宁

Red Cross 红十字会

Redressement Français （French Resurgence） “法郎复苏”

Reich Defense Law 《德意志帝国国防法》

Reichenau，Walter von 瓦尔特·冯·赖歇瑙

Reichstag 德意志帝国议会

Reichstag Fire 国会纵火案

Renaud，Jean 让·雷诺

Republican Guards 共和国卫兵

Reuter news agency 路透社

Revue Hebdomadaire 《每周评论》

Reynaud，Paul 保罗·雷诺

Rhineland 莱茵兰

Ribbentrop，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Riefenstahl，Leni 莱尼·里芬斯塔尔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Beard） 《美国文明的崛起》（彼尔德）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hirer） 《第三帝国的兴亡》（夏伊勒）

Röhm，Ernst 恩斯特·罗姆

Rome-Berlin Axis 罗马-柏林轴心

Rommel，Erwin 埃尔温·隆美尔

Roosevelt，Franklin D. 富兰克林·D.罗斯福

Roosevelt，Nicholas 尼古拉斯·罗斯福

Rosenberg，Alfred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Ross，Al 阿尔·罗斯

Rothschild，Louis 路易斯·罗斯柴尔德

Round Table Conference 圆桌会议

Royal Oak（battleship） “皇家橡树号”（战列舰）

Royal Sceptre（ship） “皇家权杖号”（船）

Rubien，Frederick W. 弗雷德里克·W.路贝恩

Ruge，Colonel 鲁格上校

Ruhr 鲁尔

Runciman Mission/Lord Runciman “朗西曼任务”/朗西曼勋爵

Rundstedt，Gerd von 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

Rust，Bernhard 伯恩哈德·鲁斯特

S.A. （Sturmabteilung）/brownshirts 冲锋队/褐衫

Saar 萨尔

Saarbrücken 萨尔布吕肯

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Salzburg 萨尔茨堡

Sarraut，Albert 阿尔贝·萨罗

Sauckel，Fritz 弗里茨·绍克尔

Scapa Flow naval base 斯卡帕湾海军基地

Schacht，Hjalmar H. G. 亚尔马·贺拉斯·格里莱·沙赫特

Scharhorst（battle-cruiser） “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

Scheldt，Battle of the 斯海尔德河战役

Schirach，Baldur von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Schleicher，Kurt von 库尔特·冯·施莱彻尔

Schmidt，Paul 保罗·施密特

Schmundt，Rudolf 鲁道夫·施蒙特

Schniewind，Otto 奥托·施尼温德

Scholz-Klink，Gertrude 格特鲁德·舍尔茨-克林克

Schulenburg，Friedrich Werner von 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舒伦堡

Schultz，Sigrid 西格丽德·舒尔茨

Schultze，Herbert 赫伯特·舒尔策

Schulung（code name for 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 “训练”（占领莱茵兰的行动代号）

Schuschnigg，Kurt von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

Sea Lion（code name for invasion of Britain） “海狮计划”（德军入侵英国的行动代号）

“Secret Protocol” of Hitler and Stalin “秘密协议”（希特勒和斯大林）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Sedan 色当

Seeds，William 威廉·西兹

Segovia，Andrés 安德烈斯·塞戈维亚

Segura，Cardinal 塞古拉主教

Sevareid，Eric 埃里克·塞瓦赖德

Seyss-Inquart，Arthur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

Shaposhnikov，Boris M.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

Sheean，Vincent文森特·希恩

Sherrill，Charles E. 查尔斯·E.谢里尔

Sherwood，Robert 罗伯特·舍伍德

Shirer，Eileen Inga 艾琳·因加·夏伊勒

Shirer，Tess 特斯·夏伊勒

Silesia 西里西亚

Simon，Colonel 西蒙上校

Simon，John 约翰·西蒙

Sitzkrieg“静坐战”

Small，Alex 亚历克斯·斯莫尔

Smith，Howard K. 霍华德·K.史密斯

Smith，Truman 杜鲁门·史密斯

Social Democrats （Austria） 社会民主党（奥地利）

Socialism/socialists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

Solidarité Française “团结法兰西”

Somme river 索姆河

Sondergericht（special court） “特别法庭”

Sonnemann，Emmy 埃米·松内曼

Spaak，Paul-Henri 保罗-亨利·斯巴克

Spears，Edward L. 爱德华·L.斯皮尔斯

Speer，Albert 阿尔伯特·斯佩尔

Sperrle，Hugo 胡戈·施佩勒

S.S. （Schutzstaffel）/blackcoats 党卫军/黑衫

Stalin，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Stalingrad 斯大林格勒

State Post and Telegraph Ministry国家邮电部

Stavisky，Serge Alexandre 塞尔日·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

Steenockerzeel castle 斯蒂诺克吉尔城堡

Stendhal 司汤达

Stevens，R. H. R.H.史蒂文斯

Stoller，Sam 山姆·斯托勒

Strang，William 威廉·斯特朗

Strasser，Gregor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

Strasser，Otto 奥托·施特拉塞尔

Strauss，Pat 帕特·斯特劳斯

Strauss，Richard 理查德·施特劳斯

Strauss，Russell 拉塞尔·斯特劳斯

Stavanger，Norway 斯塔万格（挪威）

Streicher，Julius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Strength Through Joy movement “快乐的力量”运动

Stumpff，Hans-Jürgen 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

Sudetenland 苏台德地区

Sulzberger，Cy 赛·苏兹贝格

Sumeria 苏美尔

Sûreté Générale 秘密警察（法国）

Swastika 万字符

Swenson，Egbert 埃格伯特·斯温森

Swing，Raymond Gram 雷蒙德·格拉姆·斯温

Taittinger，Pierre 皮埃尔·泰坦热

Tardieu，André 安德烈·塔迪厄

Taylor，Ed 埃德·泰勒

Terboven，Josef 约瑟夫·特博文

Theory of Relativity 相对论

There Shall Be No Night（Sherwood） 《不会有夜晚》（舍伍德）

Thompson，Dorothy 多萝西·汤普森

Thomsen，Hans 汉斯·汤姆森

Thyssen，Fritz 弗里茨·蒂森

Times（of London） 《泰晤士报》（伦敦）

Timoshenko，S. K. S.K.铁木辛柯

Tiso，Monsignor 蒂索

Tolischus，Otto 奥托·托利舒斯

Tolstoy，Leo 列夫·托尔斯泰

Tory party/Tories 保守党

Touchon，General 图雄将军

Tragic Sense of Life，The（Unamuno） 《生命的悲剧意识》（乌纳穆诺）

Trask，Claire 克莱尔·特拉斯克

Trier 特里尔

Trocadéro riot 特罗卡德罗暴动

Trondheim 特隆赫姆

Troost，Ludwig 路德维希·特罗斯特

Trotha，Adolf von 阿道夫·冯·特罗塔

Trotsky，Leon 列夫·托洛茨基

Trout，Bob鲍勃·特劳特

Truman，Harry S. 哈里·S.杜鲁门

Tuka，Adalbert 阿达尔贝特·图卡

Unamuno，Miguel de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UNC （French Association of Veterans） 法国退伍军人协会

UFC （Union Fédérale des Combattants） “联邦战士联盟”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P. （United Press） 美国合众国际社（合众社）

U.S. Amateur Athletic Union 美国业余体育联盟

Universal Service （news agency） 环球通讯社

University of Berlin 柏林大学

Ur/Ur of the Chaldees 乌尔/“迦勒底的乌尔”

Vabres，Donnedieu de 多纳迪厄·德瓦布

Vadnai，Emil 埃米尔·瓦德奈

Valéry，Paul 保尔·瓦雷里

Van Doren，Irita 艾丽塔·范多伦

Vansittart，Robert 罗伯特·范西塔特

Vatican Radio 梵蒂冈广播电台

Vayo，Alvarez 阿尔瓦雷斯·巴约

Velázquez，Diego 迭戈·委拉斯开兹

Verdun 凡尔登

Versailles Treaty/Versailles 《凡尔赛和约》/凡尔赛

Vichy regime 维希政府

Victor Emmanuel Ⅲ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

Vincent，Betty 贝蒂·文森特

Vincent，John Carter 约翰·卡特·文森特

Voice of Destruction（Rauschning） 《毁灭的声音》（劳施宁）

Volchkov，Alexander Fedorovich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沃尔奇科夫

Völkischer Beobachter 《人民观察家报》

Voroshilov，Kliment E. 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Céline） 《茫茫黑夜漫游》（塞利纳）

Wagner，Adolf 阿道夫·瓦格纳

Wales，Henry 亨利·威尔斯

Walsporn，General 沃斯伯恩将军

Walter，Bruno 布鲁诺·瓦尔特

Warspite（battleship） “厌战号”（战列舰）

Weeks，Ted 泰德·威克斯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Weissler，Doctor 魏斯勒博士

Weizsäcker，Ernst von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

Weser Exercise （Weserübung） “威塞尔演习”

Western Front 西线

Westphal，Siegfried 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

Weygand，Maxime 马克西姆·魏刚

White，Paul 保罗·怀特

White，William Allen 威廉·艾伦·怀特

Whitworth，W. J.W.J.惠特沃思

Wiegand，Karl von 卡尔·冯·维甘德

Wiley，John 约翰·威利

Wilhelm，Crown Prince 威廉王储

Wilhelm Ⅱ，Kaiser 德皇威廉二世

Wilkinson，Ellen 埃伦·威尔金森

Williams，Wythe 威兹·威廉姆斯

Wilson，Horace 霍勒斯·威尔逊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Winant，John 约翰·怀南特

Windsor，Duke and Duchess of 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

Witzleben，Erwin von 埃尔温·冯·维茨莱本

Woods，Alan C. 阿兰·C.伍兹

Woolley，C. Leonard 查尔斯·伦纳德·伍利Ybarnegaray，Jean 让·伊巴尔内加雷

Zay，Jean 让·扎伊

Zeigler，Adolf 阿道夫·蔡格勒

Zita，empress of Austria-Hungary 齐塔皇后（奥匈帝国）

Zöllner，Doctor 策尔纳博士

译者后记

在历经两年的翻译与额外一年的精心编辑之后，威廉·夏伊勒先生的自传式历史研究巨著《噩梦年代》中文译本于2014年夏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推出。这是我学术生涯中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译著，我常常因此感慨翻译之难，孤寂深夜，与一词一句纠结反复，实在难感轻松。不过，每每想到在这个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里，能够继续怀抱对读者与原作者的敬畏之心，逐字逐句精心打磨，不明所以处更要深窥到底，坚守学术性翻译“信、达、雅”的责任，就是一种莫大的自我慰藉。

2018年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计划为《噩梦年代》一书再版，当我得到消息时，实在是喜不胜言。自2013年创立以来，“甲骨文系列丛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出版界译介西方世界精品人文社科图书的一面旗帜，其质量之精细，令我印象深刻之至。如今，作为“甲骨文”仰慕者的我，也得以恬添其列，我感到荣幸之至。

威廉·夏伊勒先生是纳粹史学的头号专家，他的这本著作，虽然名义上是自传，实际上却恰如美国政治学研究大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所言，“这是一本极为生动的人类历史档案……很少有一本书，能像它一样，让我感觉自己与那些私密的世界历史大事件有如此直接而精彩的接触”。旅居欧陆十年，乌克兰之饥荒、西班牙之内战、法兰西之堕落、英帝国之颟顸、美利坚之萧条、苏联之野心，以及最重头戏的纳粹德国之野蛮与残暴，纷纷在夏伊勒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我期待读者们能够如伯恩斯教授一样，与这段世界大历史产生最近距离的接触。

这篇译者后记是甲骨文工作室叮嘱我重写的，我欣然从命并认真完成。不过，绝非为了偷懒，我依然要摘录旧版译者后记的一段原话在此：

“希望让华文世界的读者们，读此书而有所感悟，有所反思。恰如夏伊勒先生自己所感慨的那样：‘这群军人，如何能够如此满怀热情地为一个残忍之至的血腥政权卖命战斗呢？’前车之鉴，并不远矣。”

从起笔翻译此书算起，已经过去八年有余，这个问题我始终在思考，在观察，却始终难以想得明白、想得透彻。近期以来，美国特朗普总统自行其是，英国退欧足陷泥潭，中东多国生灵涂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再度浮现；由此来看，和平与战争、繁荣与毁灭，终究是人类永恒的难题，虽然恐怕永远难有真正的、唯一的答案，却不妨碍我们多读史书，向人类历史上一切智慧的结晶寻求经验。从这一点来说，“甲骨文系列丛书”可被称为功德无量。

再次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的编辑团队，精心校对，仔细打磨，这是对我最好的鞭策与鼓励！最后，我依然要重复的是，我深知此书所论历史之重要与艰深，真要做起学问，恐怕穷其一生，也只得九牛一毛，故而挂一漏万，贻笑大方，恐是难免，在此虚心接受读者与学界同人的批评指正！

戚凯

2019年夏于北京丰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二卷，噩梦年代：1930—1940/（美）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戚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书名原文：20th Century Journey：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 The Nightmare Years：1930-1940

ISBN 978-7-5201-6183-1

Ⅰ.①二… Ⅱ.①威…②戚… Ⅲ.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Ⅳ.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57730号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二卷）

——噩梦年代：1930—1940

著者/〔美〕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译者/戚凯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卷印张：31.5 本卷插页：2 本卷字数：688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183-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2790号

定价/428.00元（全三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回忆录最后一卷

献给撒手人寰的

伊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卢戈夫斯卡娅

在摇曳的煤气灯光下，历史沿着过去的轨迹跌跌撞撞地前行，它试图再现当年的场景，它试图复活当年的话语，当年的激情被史书点燃时，或多或少会显得有些乏力。

——温斯顿·丘吉尔

比青史留名和荣华富贵更重要的是，坚韧、负重和信念。

——安东·契诃夫

人类是神秘莫测和广袤无垠的存在。

——拉达克里希南

生活之于人类实在是太艰辛了，它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失望，以及无法完成的任务……人类理应享受的“幸福”，从未出现在《创世记》的规划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手握重权者震怒之时，野兽唯甘拜下风。

——普鲁塔克

否定人生悲剧意味的民族将发现，面对人生深层的复杂性，很难不感到失望。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生活必须向前看，但若想真正理解它，则必须向后看。

——索伦·克尔凯郭尔

世间原本不太平。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 序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三卷）——旅人迟归：1945—1988（上册）

- 第一篇 重归故土：1945

- 第一章 战争结束

-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 第三章 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

- 第四章 广播界的叛国者

- 第二篇 最初两年：1945—1947

- 第五章 旧朋新友

- 第六章 一炮而红

- 第七章 反共升温

- 第三篇 扫地出门，广播生涯终止：1947

- 第八章 旧友反目

- 第九章 最后的重聚

- 第四篇 潦倒的麦卡锡年代，为生计拼搏，写书出版：1948—1959

- 第十章 闲云野鹤

- 第十一章 我的首部小说

- 第十二章 影坛处子秀

- 第十三章 《赤色频道》

- 第十四章 惨淡的写作生涯

- 第五篇 《第三帝国的兴亡》，人生拐点：1954—1960

- 第十五章 浩如烟海的档案

- 第十六章 艰难的出版

- 第十七章 舆论风暴

-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三卷）——旅人迟归：1945—1988（下册）

- 第六篇 时日无多：1960—1975

- 第十八章 一段旧日恋情

- 第十九章 玛莎·多德的故事

- 第二十章 政客离世

- 第二十一章 文人谢幕

- 第二十二章 故人驾鹤

- 第七篇 无望无惧，迟暮之年：1975—1988

- 第二十三章 分道扬镳

- 第二十四章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 第二十五章 再掀波澜

- 第二十六章 六十年代

- 第二十七章 写作《二十世纪之旅》

- 第二十八章 苏联见闻

- 第二十九章 重返柏林

- 第三十章 告别欧洲

- 译名对照表

- 译者后记

序

本书记述的是某人穿越20世纪的经历。本书是三部曲中的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在20世纪，人类经历的变化超过了以往1900年的变化。

同一时期，这一星球还见证了更多的暴力、更多的流血冲突，以及多次战争，其规模和破坏力越来越大。

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间或也有和平时期，对许多人来说，尤其对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蒸蒸日上的生活一直在继续。在这一时期，科学和发明获得了爆炸式发展，这极大地改善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知，人类在宇宙中究竟身在何处的观念也在改变。我出生于1904年，如今的年轻人会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那之前，人类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那之前，人们出行时乘坐马拉的四轮车；那之前，世间还没有汽车、电话、电灯、电力，也没有如此普及的中央供暖；那之前没有飞机、电影、激光、雷达、收音机、电视机、燃油炉、电冰箱、空调机、拖拉机、沥青路、汽车库、加油站、交通灯、停车场、商场、机场、所得税、社会福利、女性参政权、计算机、录像机、核炸弹、空间站、太空火箭、太空飞船、月球漫步、喷气发动机、凝固汽油弹，以及许许多多人们如今司空见惯的其他东西。

我父亲上过大学，接受过法学院的教育。他是那种思想开放、很有包容心的人，和所谓的“老顽固”完全不沾边，他去世时才42岁。但他也认为，对于行走在城镇大街和乡间道路上的行人来说，汽车很危险，会吓着马匹，因而是一种威胁，必须禁止。当年，上路行驶的汽车总量不过区区数千辆。

我父亲对飞机也持否定态度，当时的飞机——都是小型复翼飞机——就全美国而言，其总量亦屈指可数。他认为，搭乘亚音速和超音速飞机旅行，尤其是飞越大陆和大洋，简直是痴人说梦。

1910年9月27日，在美国芝加哥格兰特公园上空，有十多架突突作响的小型复翼飞机在那里做简单的飞行表演。我父亲和我看过那些早期的飞机之后，他对我说：“如果上帝想让我们飞翔，他早已赐予我们翅膀。我们还是把飞翔的事留给鸟类吧。”

20世纪，所有独创性的机械发明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思议的社会发展是否真的改善了人类生活质量，让人类生活更有深度、更有意义，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毫无疑问，那些创造发明解放了男性——以及女性——让人类摆脱了许多艰苦的劳作；人们在世纪之初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已经遍地开花；人们的生活节奏之快，实在太疯狂，让我经常头脑发晕，想停下来一看究竟，以便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所有社会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当然，地球上仍然有数千万人生活在饥饿中，并且无家可归。让美国人无地自容的是，在富足的美国，这些人的数量相当庞大。和我出生时相比，至少在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在物质方面已经过上好日子。然而，人们是否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加幸福，更加聪明了呢？

在我成年以后的前20年里，我大部分时间在海外工作，主要是在欧洲，前两卷回忆录主要讲述的是我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经历。

本书涉及的是我重返美国后，在美国国内近半个世纪的经历，即长期脱离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返美国的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运气、命运，或是上帝，或是主宰人类生命长度的什么东西，它们让我走过了动荡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让我度过了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恰如詹姆斯·赖斯顿最近向我指出的那样，作为记者和评论家，我们的工作是评说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这一时代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甚至更久，实际跨度为美国建国以来四分之一之久。就我个人来说，即200年中的64年。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跨越，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的生活也充满了跌宕起伏。不过，一路走来，其中既有惊喜，也有激动，既复杂多变，也麻烦不断。

20th CENTURY JOURNEY：A NATIVE’S RETURN：1945-1988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1990 BY WILLIAM L. SHIR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0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1941年，作者与大女儿艾琳·因加在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

1941年，纽约布朗克斯维尔，作者与家人在一起。（从左至右）因加、作者、特斯和琳达

与因加和琳达在一起的自豪的父亲

1931年，特斯结婚之际

约翰·君特

1945年，爱德华·默罗与作者在“玛丽皇后号”上

二战后，作者与默罗在一起工作

作者与埃尔默·戴维斯、雷克斯·斯托特观看洋基队的棒球比赛

1978年，作者与凯·博伊尔在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德

作者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剪辑新闻电报

作者在相互广播公司播音

作者在纽约布朗克斯维尔的家中工作

第一篇 重归故土：1945

第一章 战争结束

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时，我曾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赶回国内，与家人共度圣诞节。如今，1945年圣诞节假期已然临近，我第三次往家里赶去。但愿这次能让我在国内长期稳定下来。

如今，战事结束。1939年9月的第一天，德国人发动了战争。1945年5月7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了。8月14日，日本人放弃了抵抗。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8月的最初几天，正是在那几天，久拖不决的战事结束了。那几天爆出来的消息让人难以把握。8月6日，星期一，谁能接受那个突然传来的消息呢？当天，美国往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那是日本的一座大城市。正如我从未耳闻过原子弹一样，我也从未听说过广岛。我们美国人第一次释放出太阳从中汲取了让人畏惧的能量的那股力量，用于屠杀人类并摧毁他们居住的城市。

杜鲁门总统通过广播向人们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投向广岛的那颗炸弹威力巨大，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战争部则宣称，那颗炸弹造成的破坏程度目前尚不清楚。数架美国侦察机报告说，烟尘形成的云团直冲天际，根本穿不透，它罩住了“目标地区”。那颗炸弹具有如此可怕的威力，必定会导致惊人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时还没有人提到放射性沉降物之类的连带破坏。在高度保密的新墨西哥州荒漠地带，一小群美国科技天才制造出了那颗炸弹，唯有他们知道，最可怕的恶果将是放射性沉降物。人类最终会明白这一点。

那颗炸弹竟有如此让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当时的人们对此并不怎么关注——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也没有人像后来的人们那样以炸毁地球相要挟——人们更加关注的是，那颗炸弹能否吓住日本人，让日本人投降，进而结束那场战争。后来，美国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炸弹，战争终于结束了。我觉得，无论是朋友、敌人，还是中立者，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如释重负，战争终于结束了，大规模的屠杀和严重的破坏终于要停止了。在备受摧残的世界，人类终于要享受和平了。

不过，当时人们或多或少都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和过去永远不一样了。美国人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爆炸以后，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突然间措手不及、惴惴不安地停了下来，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新时代到来了。我在笔记里抄录了当天上午发行的《纽约时报》社论，该社论表示了同样的担忧，提出了同样的关键问题：

一场科技革命和一场战争革命在同一天发生了……唯有发生一场人类政治观点的变革，人类文明和人文科学才会继续存在下去。在人类文明和人为灾害的竞赛中，人类有可能尽快成熟，进而赢得比赛吗？

这一问题将伴随我走过后半生，它像一片乌云那样咄咄逼人，它投下的阴影罩住了本书，而且从本书第一页贯穿到最后一页。半个世纪以后，我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也没看到任何希望。疯狂的竞赛仍然在继续，没人知道竞赛将如何结束，还有多久才会结束。

当年春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我派到了旧金山，让我报道联合国创建的消息。我曾经请求公司把我派回欧洲，采访看似必将到来的针对纳粹德国的最终胜利。我此生已经付出太多时间用文字和广播介绍德国。从那时往前追溯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当时我正好在柏林，亲眼见证了战争初期德国对波兰和西方的令人咋舌的胜利。因而我特别希望亲眼见证德国战败。战争头几年，这看似不大可能。我并不是因为记恨，而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报道傲慢、野蛮的希特勒及其同伙首先征服了德国，而后征服了大部分欧洲，那么让同一个人亲眼见证他们的失败，会显得赏罚公平。不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权势人物已经做出决定，他们希望我前往旧金山。这或许是因为，我是公司里唯一采访过联合国的前身——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有关事宜的人。

既然欧洲战场对德战争和亚洲战场对日战争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新闻报道方面的头等大事或许就不再是战争，而是获得胜利的同盟国如何缔造即将到来的和平。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防止未来再次爆发战事，维护和平，胜利者们在凡尔赛宫创建了国际联盟，这一组织一度成为伍德罗·威尔逊的梦想。如今，胜利者们正在旧金山召开会议，他们的梦想是创建一个名为“联合国”的新的全球机构，希望这个机构能比它的前身做得更好。此前在日内瓦，我亲眼见证了面对共同利益的列强们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过于民族主义，过于自私，导致老国联一直在痛苦中挣扎。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如今的我竟然对联合国的前景盲目乐观。我竟然天真地以为，世界各国已经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尤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苦难和牺牲中汲取了教训。我原先以为，各国领导人虽然聪明不足，但他们的确懂得，人类小小的星球经受不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投掷原子弹之前，这一点早已成了定论。

因而，1945年4月20日，满怀希望的我从纽约出发，往旧金山赶去。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崛起为两个世界性超级大国，这两国之间的对立尽人皆知，但这并不会阻挡我的采访热情。我以为，总体上看，正如苏联人对崇尚可怕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美国人歇斯底里一样，或许美国人对可怕的布尔什维克人同样歇斯底里。尽管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着妄想症和言辞攻击，但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从沙皇时代的俄国到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苏联，这种冲突从未存在。

事实证明，在这一问题上，我过于天真了。不过，有那么一段时间，来自同一星球的50个相距遥远的国家的政治家们云集在美丽的海湾城市旧金山，那座城市到处洋溢着友善气氛，以及必须向前看的决心。这是南非总理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做的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法国凡尔赛参与创建国际联盟的人里，他是唯一仍然在世的重要人物。他亲眼见证了国联的缓慢衰败。他认为，拟议中的联合国比老国联好。他亲口告诉过我，他认为，这是人类最后一次机会。

史末资认为，联合国至少在一件事上比老国联更强，因为，从其组建初期，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即参与其中。老国联的弱点之一是，美国总统提议创建了国联，美国自己却置身其外，退了出来。苏联则未在受邀之列，直到老国联将要寿终正寝时，苏联才应邀参加。史末资还认为，在维护和平方面，联合国的手段更强——如果需要，联合国甚至可以部署军事力量，老国联却没有这样的权限。那几天，春意盎然，让我无法想象的是，许多人像我一样对联合国的前景抱有坚定的信念。到末了，这一信念却化成了幻想。20世纪20年代，作为年轻人的我对国际联盟也曾经抱有同样的幻想。

1945年4月25日，有50个国家参与的大会正式开幕了，会址在金碧辉煌的旧金山歌剧院，那是为纪念战争而修建的。我的兴奋之情，我对大会的强烈期望，当晚我都记录在了日记里：

……在今天的会场上，所有人表达的共同愿望是人类和平。在柏林，人们正在将一个疯子征服世界的各种希望葬入那座曾经伟大的城市的废墟里（当天的新闻报道说，苏联军队正在向该市的中心挺进，据称，阿道夫·希特勒正藏身在总理府下方）。在人们称作太平洋的大洋沿岸，在这个美丽的人类聚居地，许多良好的愿望正在诞生。

……（13天前，杜鲁门刚刚继罗斯福之后成为美国总统）美国总统通过广播向各代表团表达了如下愿望：“你们手里掌握着人类的未来，必须确保不再爆发另一场战争。”

与此同时，在这场正在进行的人类战争中，惊人的消息正在不断涌现。我在日记里记述了那一达到顶点的、辉煌的尾声：

4月22日，星期日。苏联人离柏林市中心的菩提树大街仅有不到五千米远，市区已成一片火海……在柏林南部的某个地点，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即将会合……

4月29日，星期日。今天是休息日！

美国军队已经开进慕尼黑和米兰，这两座城市分别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地。英国第八集团军已经解放威尼斯。柏林市90%的地区已经落到苏联人手里。

不过，最重要的消息来自米兰。

趾高气扬地把自己打扮成恺撒的小人物贝尼托·墨索里尼已经死了。昨天下午4点20分，他在意大利北部科莫旁的一座小山城里被意大利爱国者们绞死了。今天，他的尸体正吊在米兰市洛雷托广场上……米兰自由广播电台报道说，领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也被绞死了。人们将暴君的尸体解下来，摞到横陈在下水道里的克拉拉的尸体上，供米兰人观赏。

意大利领袖走了，德国元首呢？

不出所料，阿道夫·希特勒的末日也来临了。

5月1日，星期二，旧金山费尔蒙特酒店，当时我正在与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共进午餐，一位服务员将我召唤到电话机旁。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当地办事处的电话，那里的人说，我必须马上回去。希特勒死了！

由于各种各样的最新消息已经做足铺垫，我对希特勒之死并没有感到惊讶。不过，我仍然无法相信。这么多年来，傲慢残忍的希特勒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横扫世界各地，他首先征服了德国，然后征服了大部分欧洲。我在柏林工作期间，从未想过他会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他向来看不起苏联人，到头来苏联人把他困在了地堡里。四年前，他未发警告，未做任何挑衅，直接冲上去毁掉了苏联人的家园。如今被彻底摧毁的却是他自己的家园。他如此不负责任地发动了战争，如今，他无可挽回地输掉了战争。

我立即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室赶去。到达之后，工作人员直接将我领进了播音室，让我发表对纳粹暴君之死的初步想法。对那样的突发事件说清楚看法非常困难，我当时的表现不太理想。我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机会！而且是我期盼已久的机会！若想完整地评说阿道夫·希特勒对他的国家、对我、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少说得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得花上数天时间。希特勒是个天分极高的恶魔。

在我当天详细记述的日记的结尾处，我发现了如下内容：

找个时间写：汇总一下……希特勒。

对他的个人印象……回想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那是1934年9月，地点是纽伦堡，可是为什么他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是什么时候的事？我记得是1940年7月18日，地点是德国国会大厦，当时他刚刚践踏了丹麦、挪威、法国以及低地国家，正在与英国进行和谈，他自认为对英国宽宏大量。

如今，希特勒已经死了。他是怎么死的？我想知道真相。另外，如果有人取代他，那人会是谁？二号人物戈林？三号人物戈培尔？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近日有报道说，希姆莱正在西线和瑞典人接洽，商谈投降事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把德国播报希特勒死讯的广播录制下来。

最初的消息来源是德国汉堡的广播电台。

播音员：注意了！注意了！德国广播公司现在向全体德国人民播报一条庄严且重大的消息。消息来自元首指挥部。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今天下午，他倒在了位于帝国总理府的行动指挥部里。4月30日，元首任命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任者……

邓尼茨是位脸型消瘦、表情严肃、年事已高的潜艇部队指挥官，接下来是他的声音。他说，希特勒“英勇牺牲”，面对“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接着说，这场斗争必将继续下去。我们打的是一场针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保卫战，如果他们执意深入德国，他们将对“在欧洲传播布尔什维主义承担全部责任”。

我感觉，邓尼茨的讲稿肯定出自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之手。希特勒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早已成为纳粹的老生常谈，时至今日，还会有人相信这一说教吗？死硬的美国人对苏联人恨之入骨，但连美国人都不信。1939年8月，希特勒张开双臂拥抱了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正因为如此，纳粹独裁者才得以发动战争。

对于希特勒“英勇牺牲，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深表怀疑。我肯定他是为了避免落入苏联人之手而自杀的。希特勒的神话建立在太多的谎言之上，为保持其神话永续，谎言是必须的。

既然希特勒已死，德国投降就在所难免了。一周后的5月7日，这成了现实。欧洲战事结束了——五年八个月零六天的战事几乎摧毁了那片古老的大陆，那里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数千万人被屠杀，致残的人更多。

那年夏季，我们的国家完成了一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竟的事业，我们加入了一个国际组织，人们都希望这一国际组织能够维护和平。50个国家在旧金山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时间为6月26日——“创造历史的一天！”我在日记里兴奋地写下了这句话。向与会代表讲话时，杜鲁门总统撇开事先为他准备的讲稿脱口而出：“噢，这一天必将成为让历史铭记的一天！”这一天来之不易，总统接着评论道：“我们终于有了宪章。”他还感叹了一句：“太了不起了！”这主要是因为，经历了长期艰苦的争吵，美国和苏联终于同意弥合双方的分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如今参议院能否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在少数。然而，时代变了，美国成熟了。和伍德罗·威尔逊不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哈里·杜鲁门精明地将此事做成了两党的联合议题，他们盛邀参议院以及其他共和党领袖到旧金山讨论《联合国宪章》文本。6月28日，参议院以89票赞成2票反对批准了宪章。

一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均未成为国联成员。苏联是由于未收到邀请，美国则是由于自己选择了置身其外。如今，两个超级大国均成了联合国的脊梁。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当年10月初，我返回了战争策源地，前去调查那个“优等种族”和那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看能否发掘出那个国家在绝望时刻的素材，阿道夫·希特勒的真实结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希望在11月底及时赶到纽伦堡。按照计划，彼时彼地将要开始对在世的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在众多需要了解的事情里，我希望详细了解战犯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行径。一些消息浮出水面：纳粹曾经在灭绝营里用焚烧炉消灭欧洲的犹太人。

我在另一个场合介绍过重返德国一事，我曾经强烈地希望，回国定居前，这是我最后一次重返德国。由于这是三卷回忆录中的最后一卷，我利用它多啰唆几句，应无伤大雅。对我来说，这次重返德国可谓与第三帝国及其野蛮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某种诀别。迟早有一天，人们必须和一个地方永远说再见。

1945年10月30日，星期二，我回到了柏林。

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事霍华德·史密斯在那座宏伟的城市的废墟上一连徘徊了好几天。我的日记让我想起来，在街上行走时，我们遇见的最悲惨的人是那些被遣返的德国战俘——尤其是来自苏联战俘营的人，以及西方同盟国指挥官们放归自由的人。同盟国手里的战俘太多，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1939年，我跟随希特勒的士兵开进波兰，1940年春季跟随他们开进荷兰、比利时、法国。那时候，他们是何等傲慢和踌躇满志，但现在呢？我在日记里记述道：

他们身着破衣烂衫蹒跚而行，他们脚踏塞满报纸的破鞋长途跋涉。我在柏林工作期间，他们总是军装笔挺，如今他们的军装已经破烂和肮脏不堪……我们在柏林韦丁一条大街上停下来，与一帮路过的士兵攀谈起来……他们真的是以傲慢的正步挺进波兰、法国、苏联的顶尖士兵吗？他们还是“优等种族”吗？……如今他们垂头丧气，肮脏不堪，精疲力竭，饥饿难耐。

我问他们：“你们这是从哪儿来？”

“斯大林格勒，”接着他们还补充了一句，“这回彻底完蛋了。”说完，他们还尴尬地笑了笑。我注意到，他们当中仅有少数人嘴里有牙齿，而他们都还是年轻人。他们朝我们要烟抽，我们掏出一包烟散给了他们。然后他们慢慢蹒跚地走开了。

在柏林第一周碰到的事让我非常沮丧，但都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德国人民并不因发动了战争而后悔，他们后悔的是输掉了战争。我和许许多多德国人探讨过这一问题，他们都说，如果希特勒在进攻苏联的战役中听从将军们的建议，如果希特勒没有对美国宣战，如果全世界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可怜的德国，那他们肯定已经赢了，还会躲过眼前遭遇的苦难。在柏林，我完全察觉不出罪恶感和悔悟感，也感觉不出德国人民因希特勒将他们置于眼前的困境而对其心生怨恨。至于他们强加给被占国人民的可怕的罪孽，他们好像满不在乎。

那年秋季，我在柏林期间曾经花费大量时间调查希特勒究竟如何度过了他最后的时日。5月1日，希特勒的死讯传出来时，我还在旧金山。如我此前所说，当时我对官方的说法表示非常怀疑。我能够肯定的是，希特勒根本不可能“英勇牺牲”。当时苏联红军部队已经包围希特勒的总理府，正准备发起总攻，为避免被他鄙视的布尔什维克人活捉，他必定会自杀。

实际情况果然如我所料，事实证明，怪人希特勒的一生充满了众多不解之谜，他的末日同样扑朔迷离。在希特勒如日中天时，即纳粹主义的黄金时期，我们这些身在柏林的记者同行常常将其斥为疯子。然而，他并非真正的疯子，不过是个冷血、老谋深算、残忍的暴君。

在阿道夫·希特勒执政期间的最后一年左右，尤其是最后几个月里，德国军队在苏联境内以及西线遭遇了数次惨败，对他本人和他的政权形成了威胁，随后他变成了一个狂暴的、常常精神失控的人。长期指挥战争形成的紧张，战场失利带来的冲击，很少走出众多地堡式的地下指挥中心，缺少新鲜空气，缺乏锻炼，生活方式不健康，越来越频繁地乱发脾气而不加控制，最后还有，在庸医特奥多尔·莫雷尔指导下，每天服用各种有毒药物，导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已经变得一团糟。军内一小批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军人物克劳斯·冯·施陶芬柏格上校在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的地下指挥部里安放炸弹，差点把他炸死。那次爆炸不仅伤及他一只胳膊，还把他两只耳朵的鼓膜击穿了，导致他常常突然产生晕眩。

东部和西部两条战线日益吃紧时，希特勒的暴脾气越来越严重。总参谋部最后一批高官的前任之一是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他成了希特勒多次宣泄情绪的特殊对象。苏联人将几个德国整编师遏阻在波罗的海一带，1945年2月13日，古德里安坚决主张将这几个整编师经由海路撤回国内，元首转过身子，直视着他。

（古德里安后来叙述道）希特勒举起紧握的双拳，由于恼怒，他两颊通红，浑身不停地抖动着。他站在我面前，由于暴怒和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彻底变了个人。每次爆发完，他总会沿着地毯边缘来回踱步，然后他会紧贴着我猛然站住，重新爆发一轮指责。他不停地尖叫，他的眼珠似乎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他的两个太阳穴青筋暴起。[1]

有一次，为躲避希特勒挥出的拳头，古德里安的副官揪住他的制服，把他拉到了一边。

正是在这种精神状况和身体状态下，纳粹独裁者做出了他一生最后几项最重要的，也是最疯狂的决定之一。3月19日，他发布了几道命令，他要让德国变成彻头彻尾的荒蛮之地。所有维持生活的东西必须被摧毁——包括工厂、建筑物、交通枢纽、铁路车辆、轿车和卡车停车场、食品和服装储备等——一切都是为了避免物资落入敌人之手。这样的命令不啻宣判在世的德国人民死刑，经过这样的破坏，支撑德国人存活的东西将荡然无存。纳粹军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当着元首的面提出抗议，希特勒的回答如下：

如果我们战败，我们民族必将随之灭亡。这样的命运不可避免。完全没必要考虑德国人将以最原始的生存状态苟活。相反，我们自己动手摧毁这些东西更好，因为，战败即证明我们是个弱势民族，未来将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还有，战斗结束时，存活下来的都是弱者，强者均已战死沙场。[2]

希特勒个人的命运已经注定，但对于德国人民能否生存下去，崩溃在即的独裁者毫不在乎，尽管他一向声称他对人民忠心耿耿，无限热爱。

1945年4月16日，朱可夫指挥的苏联军队从奥得河上的桥头堡迅速前突，于4月21日下午抵达柏林近郊。托尔高位于柏林以南大约120英里的易北河河畔，4月25日，美军第六十九步兵师的25个巡逻队和苏联第五十八警备师的先头部队在那里会师。德国南部和北部因而被拦腰截断，阿道夫·希特勒被困在了柏林城里。

希特勒曾经计划于4月20日56岁生日当天离开首都，前往上萨尔茨堡，在那里指挥第三帝国背水一战。那是宏伟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巴巴罗萨”对苏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大多数德国政府机构早已搬到南方，卡车满载着政府公文和政府官员，官员们已经吓破胆，而且急于离开大难临头的柏林。十天前，元首已经把身边的大多数家政人员送到东南边城贝希特斯加登，让他们将可爱的山间别墅“贝格霍夫”收拾停当，迎候他的到来。然而，他三番五次推迟了行期。

4月15日，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从巴伐利亚来到柏林，与希特勒住在一起。在德国，很少有人知道爱娃的存在，了解她与阿道夫·希特勒关系密切的人则更少，而她成为希特勒的情妇已有12年之久。为复原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第三帝国在最后时日里的真实情况，我到处搜集资料。直到1945年11月，我才了解到爱娃的存在，这让我惊诧不已。我在柏林工作了那么多年，而我从未听说他们的事。纳粹党徒跟我谈过许多所谓希特勒与其他女人有染的事——可从来没人提到爱娃·布劳恩！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希特勒唯一一个真爱对象是他年轻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希特勒成为总理两年前，在慕尼黑期间，他把吉莉逼得自杀了。我现在知道，希特勒极有可能从未爱过爱娃·布劳恩，他喜欢的不过是有她在身边做伴而已。但多数时候，他不让爱娃待在身边，也很少让她前往柏林。

“在整个德国范围内，”元首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后来说，“爱娃是最不幸的女人。她一辈子多数时候都在等待希特勒。”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爱娃不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很明显她相当肤浅，她大部分时间在读廉价小说、配图杂志，看无聊电影，为自己化妆。她既不是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侯爵夫人那样的人，也不像19世纪欧洲贵族的宠妓劳拉·蒙特斯之类。不过，希特勒显然对爱娃别有情愫，才邀约她前往柏林，陪他度过末日。到达柏林后，爱娃信誓旦旦地对一位老熟人表示，她不会在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生活下去。她说：“对于真正的德国人来说，这么活着，没劲。”戈培尔博士夫妇与她看法相同。

在各条战线迅速瓦解，坏消息接踵而至的情况下，希特勒平静地度过了4月20日的生日。为了给元首的生日捧场，纳粹党所有大人物齐聚地堡：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鲍曼，还有仍然受宠的军方首脑，包括海军上将邓尼茨、陆军元帅凯特尔、约德尔将军、克莱勃斯将军——最后一位是当时刚刚任命的最后一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由于败绩不断，希特勒不断解除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尽管各种灾难性的消息不断涌现，纳粹独裁者却并没有在客人们面前表现出情绪特别低落，他仍然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三天前，他曾经对将军们说：“唯有在柏林，苏联人将遭遇有史以来最血腥的败绩。”将军们对战况了解得更清楚，在生日庆典后的例行军事会议上，他们强烈要求领袖离开柏林，前往南方。他们称，一两天内，苏联人会切断最后的退路。希特勒犹豫了，为应对苏联人和美国人在易北河会师，希特勒同意设立两个独立指挥部——一个指挥北方战事，另一个指挥南方战事。

20日当晚，德国首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逃亡。不过，希特勒拒绝加入。在元首最信任的亲信里，有两个副手离他而去，他们是希姆莱和戈林。从超级奢华的卡琳庄园开出了一长串满载战利品的卡车，头车上坐着肥胖的、胸前挂满勋章的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正是他的一连串败绩导致了德国的迅速垮台。纳粹老兵离开时，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尊敬的元首这次是在劫难逃了，自己一定要成为他的继任者。建党初期伴随元首左右的那些人心里清楚，他们再也见不到元首了。他们也将见不到昏庸的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了，他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党徒。那天晚上，他也逃向了安全地带。

希特勒把那些人放走了，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生日后第一天，他命令党卫队的费利克斯·斯坦纳将军在柏林南郊对苏联人发动一次全面反击，包括德国空军地面部队在内的每个士兵都必须投入战斗。

“如果哪个指挥官胆敢按兵不动，”希特勒对疲惫不堪的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吼道，后者没有追随戈林逃往安全地带，“五小时内把他枪毙了。你必须用脑袋担保，每个人都必须投入战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愤怒不已的德军最高统帅希特勒一直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斯坦纳将军反击的消息，而消息一直没来。斯坦纳反攻一事从未出现过。那种事仅仅存在于绝望的独裁者发热的头脑里。等希特勒意识到这一点，他整个人一下子垮了。

4月22日，希特勒整整一天不停地打电话，头一天也如是，他试着弄清斯坦纳将军的攻势究竟进展如何。没人知道实情。人们以为，斯坦纳派出的部队仍然在距地堡两三英里的地方作战，科勒尔将军还派出数架战机升空侦察，不过，驾驶员什么都没看见。没人知道斯坦纳去了什么地方，两位军队最高首长凯特尔和约德尔也不知道。不过，他们给最高统帅带来了更多坏消息：从柏林北部将作战部队撤往南部增援斯坦纳的行动大大削弱了北部的防御，苏联人已经突破北部防线。希特勒被告知，苏联的坦克已经进入柏林市区。

面对如此局面，最高统帅暴跳如雷。所有活下来的证人都说，希特勒完全丧失了自制力。其中一个证人的描述如下：

元首尖叫道，一切结束了。所有人都抛弃了他。除了背叛、谎言、腐败、胆怯，一切都不复存在。一切都完了。好吧，他会坚守柏林，他会亲自指挥首都防御。凡是想走的人都走吧。他会在柏林等待死亡来临。[3]

元首身边的人都在让他冷静下来，南部还有两个德国集团军毫发未损，如果最高统帅撤到那边，仍然还有希望。约德尔将军——他是唯一敢于直言的人——毫不畏惧地说，以他的看法，战争已经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最高统帅那么做，等于放弃军队的指挥权，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在这里什么也指挥不了，”约德尔直面希特勒说，“没有参谋部，你怎么指挥？”

然而，脾气日渐增长的独裁者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他命令凯特尔和约德尔飞往南部，把军队有生力量的指挥权夺过来。他自己则留守柏林。

当天深夜，党卫军将军戈特洛布·伯格尔来到了地堡里。他是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忠实信徒。他惊讶地发现，领袖“已经崩溃——完蛋了”。对于元首有胆量坚守柏林，伯格尔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崇敬之情。然而他面前的伟人很长时间一言不发。

后来他突然尖叫起来：“每个人都骗了我！没人跟我说实话！武装部队也骗了我！”他不停地大喊大叫。后来他的脸变成了青紫色，我以为他要中风了……[4]

两天后，也就是4月24日，著名女试飞员汉娜·莱契和里特尔·冯·格莱姆将军冒着生命危险驾机来到了柏林。莱契发现，她尊敬的领袖情况更糟了。她和格莱姆把小型飞机降落在了柏林东西轴线上，也就是以勃兰登堡门为起点，穿过蒂尔加滕公园的那条宽阔的大街。那条大街早已处在苏联地面炮火和高射炮射程内，一颗高射炮弹击中了他们的飞机，将格莱姆的一只脚炸烂了。医生正在为将军处理伤情时，希特勒走进了医务室。

希特勒问格莱姆：“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后者说不知道。

“因为赫尔曼·戈林背叛和抛弃了我和国家。”

这消息让将军分外震惊，莱契小姐更为震惊，后者也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他们两人注意到，元首的脸变得扭曲了，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还发出特别响的呼吸声。

“戈林背着我，”希特勒大喊大叫着，“和敌人勾搭上了！……为了他的小命，他竟敢违背我的命令，跑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了！他还从那里给我发了个最后通牒！他……”说到这里，希特勒突然停下来，他大口喘息起来。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究竟出了什么事？得知希特勒决定誓死坚守柏林，戈林从贝希特斯加登发来电报，请元首依照1941年6月29日签署的法令，将权力移交给作为副手的他，当年制定的法令正是为了应对眼前的意外。肥胖的空军元帅还补充，倘若当晚10点仍不见回复，他会据此认定，最高统帅已经失去行动自由，从而由他接手“帝国的领导权”。

“一个犯上的最后通牒！”希特勒面对汉娜·莱契咆哮道，“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谁都不放过我！没人讲忠诚，没人崇尚荣誉……每个人都在背叛我！现在又是他！”

希特勒告诉他们两人，他已逮捕戈林，“罪名是叛变”，并且剥夺了他的所有职权，还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他面对格莱姆补充说：“这就是我叫你过来的原因。”正是在那个场合，希特勒提名负伤的将军接替戈林成为德国空军总司令。

4月26日，入夜，苏联的炮弹开始落在地堡之上的地面。莱契恳请希特勒赶紧离开。“我的元首，”她说自己对元首说道，“你为什么要留下？你为什么不为德国着想，保留自己的生命呢？元首你必须活下去，德国才有可能生存下去……”[5]希特勒则重申他已经决定坚守柏林。

“亲爱的孩子，”希特勒说，“我从没想过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我坚信，奥得河两岸的战事会拯救柏林。”苏联人从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前突时，希特勒依然声称，他坚信，在他榜样力量的鼓舞下，德国军队会推进过来，拯救柏林。“汉娜，无论如何，我仍然有希望，温克将军的部队已经从南方开过来了。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苏联人赶回去……”

在斯坦纳将军之后，又多了个温克将军！4月28日，元首致电凯特尔元帅，电文如后：“盼早日解柏林之围。海因里希将军的军队在做什么？温克将军在什么位置？第九军出了什么事？温克和第九军何时赶到？”

在描述希特勒当时的状况时，莱契是这样说的：“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挥舞着一幅交通图，那张地图在他汗涔涔的双手里很快破碎了。他向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讲述如何实施他为温克将军规划的战役。”

根本不存在所谓温克将军的战役。犹如一周前所谓斯坦纳的“反击”一样，那种事仅仅存在于希特勒头脑发热的想象里。温克的军队早已被打散，第九军如是。柏林以北海因里希将军的军队正在加速向西撤离，以便躲开苏联人，也避免成为西方同盟国的俘虏。

戈林“背叛”的消息仍然困扰着元首，他怀疑更多的人正在背叛他。4月28日晚8点，赶来解围的三个集团军仍然音信全无，希特勒命令秘书马丁·鲍曼用无线电给邓尼茨上将发个电报。鲍曼长得像鼹鼠，近两年爬升很快，已经拥有相当的权力。希特勒发给邓尼茨的电报内容如下：

那些手握军权的人按兵不动，未见他们率部前来解围。背叛当道，忠诚似消失殆尽……总理府已成瓦砾。

当天晚些时候，鲍曼以个人名义给邓尼茨发了另一封电报：

舍尔纳、温克和其他人必须尽快赶来协助元首，以证实他们的忠诚。

后来，接近午夜时分，地堡里的人再次遭受了沉重打击。在所有追随者里，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希特勒最信任的人——人们称他为“忠诚的海因里希”——他是个残暴的、虐待狂式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头目。德国宣传部与总理府隔街相望，那里的无线电监听部门监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路透社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的快讯，称希姆莱正在与瑞典的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秘密接触，商谈德国军队向西部战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投降事宜。

汉娜·莱契后来回忆，这消息的打击力度“对现场所有人来说都是致命的。由于恐慌、绝望、愤怒，在场的男男女女都大喊大叫起来，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浑身颤抖”。希特勒抖得最厉害。“他带着狂怒走来，”汉娜·莱契说，“就像疯子。他的脸涨得通红，他的面孔真的让人完全认不出来了。”领袖随后陷入了昏迷。最终，希特勒恢复了一点元气，他再次开口诅咒杀人不眨眼的秘密警察头目。他说，希姆莱犯下了他所知道的最严重的叛国罪。希姆莱甚至比戈林还坏。

希姆莱和元首之间的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没有追随其顶头上司于20日那天逃离地堡。菲格莱因名声极臭，他识字不多，曾经当过马夫和骑手。像他的许多同类一样，他在纳粹党的梦想王国里很快爬上了高位。他娶了希特勒情妇的妹妹为妻，还被任命为党卫军将军。4月26日的某个时间，他悄悄离开了地堡。第二天下午，希特勒为查询希姆莱的动向，派人去找他，人们那时才注意到，他已经悄然离开。嗅出更多“背叛”的元首派出一个党卫军搜索队寻找菲格莱因的下落。搜索队发现，那位党卫军将军竟然回家休息了！他家位于宏伟的普鲁士王宫夏洛滕堡里。他显然在等候苏联人，因为苏联人很快会占领那一区域。搜索队将菲格莱因带回了地堡。希特勒大骂他是临阵逃脱的胆小鬼，并且剥夺了他的党卫军军衔和勋章，还逮捕了他。希姆莱和瑞典人秘密商谈投降事宜的消息被爆出后，由于无法联络那位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头目，无比愤怒的领袖命令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审判菲格莱因。不出一小时，法庭做出终审判决，他的罪名成立。他被带到地堡上方的院子里，由行刑队执行了枪决。爱娃·布劳恩拒绝出面干预，她没有拯救她的妹夫。“可怜的阿道夫，”爱娃对汉娜·莱契感叹道，“每个人都抛弃了他，所有人都背叛了他！”

对爱娃的妹夫行刑并非易事，地堡上方正在遭受苏联人的炮击。行刑队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才完成了任务。

午夜刚过不久，阿道夫·希特勒被告知，苏联军队已经推进到一个街区以外的波茨坦广场边缘，很可能在30小时内，也就是30日清晨攻占总理府。这消息似乎让希特勒最终下了决心，他必须当机立断，对自己狂乱的一生做个终极了断。他立即行动起来。

希特勒首先派莱契和格莱姆重整德国空军，以便对总理府外围的苏联人进行一轮大规模轰炸，希特勒还命令他们两人以叛国罪逮捕希姆莱。对莱契和格莱姆而言，走出总理府都很困难。苏联方面打来的炮弹在地堡上方四处开花。顶着密集的炮火，两位飞行员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了勃兰登堡门，一架小型阿拉多96型初级教练机停放在结实的门柱后面。汉娜·莱契坐在驾驶座上，飞机在东西轴线上滑行了100码。当时正值夜晚，但巴黎广场周围燃烧的建筑将宽阔的大街照得通亮，巴黎广场位于勃兰登堡门另一侧，在通往多萝特恩大街的北边。小飞机刚爬升到树梢高度，苏联人的探照灯立刻发现了它，苏联人的高射炮立即开了火。莱契后来回忆说，高射炮弹的爆炸把飞机掀得像羽毛一样左右摇摆，她使出浑身解数才让飞机保持住飞行姿态。尔后，飞机隐身到了一片云里，处于火海中的伟大首都消失在了机身下方。

希特勒为报答久受冷落的情妇爱娃陪他到最后，他在地堡正式娶了她。眼下已是午夜1点，苏联人的炮弹不停地爆炸，地堡一直在摇晃，事情已经刻不容缓。还是戈培尔有办法，他从正在附近作战的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小队里找来一位名叫瓦格纳的市议员，让他主持希特勒的婚礼。那位基层官员被人从必死的战斗岗位上撤了下来，他刚刚松了一口气，就有人让他为如此杰出的德国人主持仪式，他感到既惊讶又惶恐。

经过长期查找，我终于亲眼见到了希特勒的结婚登记表。尽管当时情况非同寻常，阿道夫·希特勒仍然坚持尽最大可能沿袭形式和遵从法律。他的确要求过办事人员“根据形势所需免除结婚预告的公示以及其他繁文缛节”。两位新人宣誓说，他们是“纯种雅利安人的后裔”，且“未患过妨碍婚姻的遗传病”。权倾一时的独裁者老老实实地填写了结婚登记表上的所有内容，除了以下两栏：父母姓名（希特勒出生时用的是母姓席克尔格鲁贝）和结婚日期。像大多数身处相同场合的新娘一样，希特勒的新娘似乎也相当紧张。她一开始想写“爱娃·布劳恩”，但她停了下来，划掉了“B”这个字母，然后签为“爱娃·希特勒，本姓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两人在证婚人栏里签了名。

希特勒秘书处的一位秘书将当天的仪式形容为“丧婚”。仪式过后，在元首的小公寓房里举行了一次可怕的婚礼早餐会。客人包括秘书处的两位秘书、希特勒的素菜厨娘曼莎莉女士、仍然留在地堡里的将军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希特勒的秘书鲍曼、戈培尔博士和夫人，人手一杯香槟酒。令人惊讶的是，在场的每个人都侃侃而谈，内容无非纳粹党逐渐攀上权力巅峰的美好往事。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用圆润的嗓音兴高采烈地追溯了戈培尔夫妇的婚礼，当时他是男傧相。心情好的时候，希特勒常常会利用短暂的早餐时间和大家说说话。那天，新郎官表演了一场超长的独白，他再次回顾了自己非凡的一生中那些伟大的时刻，那是他最后一次回顾往昔。

希特勒说，如今一切已成过去，包括他为德国加盖的烙印——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既然最早的朋友和支持者都背叛了他，对他来说，死亡无疑是一种解脱。他的一席话让参加婚礼的人都陷入了悲哀，一些来宾强忍着泪水，悄悄走开了。希特勒也悄悄离开了。他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对秘书格特鲁德·荣格口述了他的遗愿和遗训。

我也找到了几份希特勒遗嘱的复印文件。从他的遗训即可清晰地看出——至少对我来说如是——此人根本没有从切身经历中总结出任何东西。他统治德国超过12年，还统治了大部分欧洲国家长达四年，战场上落花流水的惨败，灾难性的满盘皆输，都没有让他有所悔悟。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希特勒再次变成了当年在维也纳贫困潦倒时期以及在喧嚣的慕尼黑啤酒馆时期那个毛头小青年，他大骂犹太人为世间一切坏事的根源，极力宣扬他那七拼八凑的有关宇宙万物的理论。他颠倒历史，抱怨宿命再次用胜利和征服诱骗了德国。在这篇向德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告别的言论中，穷途末路的独裁者再次援引他在《我的奋斗》中宣扬得天花乱坠的空谈，以及他死不悔改的信仰，这注定会成为他对历史的最终交代。被绝对权力彻底腐蚀，而后被摧毁的希特勒，作为权迷心窍的暴君，用这一文件作他的墓志铭，应当再合适不过了。

多可怕的信仰！

希特勒说，人们误以为，1939年的战争是根据他的意愿发动的。他解释说，战争的“挑动者绝对是”犹太人。因而，犹太人不仅应当对上千万死于战场的人和死于大规模轰炸的城里人负责，也应当对经他下令屠杀的犹太人负责。接着，希特勒还解释了他留守柏林以及死在柏林的原因：

我十分清楚无数德国农民和德国工人创造的无法估量的业绩和成就，以及无数年轻人以我的名义做出的垂范历史的特殊贡献，因而我会怀着一腔喜悦赴死。

希特勒奉劝德国人不要放弃斗争。他承认，纳粹主义当时已经死亡，不过它“有朝一日还会浴火重生再度辉煌”——武装部队如是。最后他还不忘声讨军方，军队承担了大部分作战任务，而且损失了大部分有生力量——数百万人。他声讨军方把苏联的“城市和地方”拱手相让，他完全无视正是他坚决不让军队放弃“任何城市和地方”，才导致了发生在苏联的灾难。由于军方坚决执行了这个疯子自杀式的命令，原本可以撤回德国继续作战的几十个师遭遇了灭顶之灾。

在文件结尾处，希特勒没有忘记给犹太人补上最后一枪，他声称犹太人是“毒杀世界各民族的人”。时间已是清晨4点，希特勒一夜未眠，他已精疲力竭。他召来了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布格道夫，让他们亲眼见证他签署那些文件。随后他命令戈培尔和鲍曼将文件送交邓尼茨，后者已经在德国西北建立了新政府。鲍曼巴不得立刻出发。他追随希特勒可谓死心塌地，然而他不想分担希特勒即将面临的死亡。他想要的不过是在幕后分享权力，过去他追随希特勒如此，跟随邓尼茨，他依然希望如此。可是，如果戈林试图篡位怎么办？鲍曼给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总部发了个电报，让党卫军“除掉”刚刚逮捕的空军首脑。鲍曼叮嘱那边的人：“弟兄们，绝不能手软！”一旦领袖完成对自己生命的终极了断，鲍曼会立刻动身前往安全区域。

戈培尔没有那么想，他极其尊敬的元首挥手告别了德国，他也不想在这个国家活下去了。用他的话说，那是他今生第一次违背主子的意愿。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提笔给当代人和下代人写了一纸告别词。他在告别词里宣称，他和妻子以及六个年幼的孩子宁愿追随尊敬的元首一同赴死。

4月29日下午，一个令人绝望的坏消息通过一个仍然能接收信号的收音机从外界传进了地堡，那消息肯定让遭受沉重打击的独裁者更加气馁。消息称，元首的法西斯独裁同伙和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走到了末日。意大利领袖遭遇了可悲的结局，希特勒对其细节知道多少，我一直没找到证据。不过，任何人都猜得出来，无论他知之多少，都会促使他下决心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他已经在遗嘱里阐明这一点。

希特勒开始加速做最后准备了，他最喜欢的狗名叫“布隆迪”，那是一条阿尔萨斯犬，他让人将其毒死，还让人枪杀了另外两条狗。他把胶囊毒药分发给身边宁愿吞药也不愿落入苏联人之手的工作人员。那些人忠心耿耿，长期为他工作，他对每个人表示了感谢。

夜幕降临了，已经到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生的最后时刻。他下令销毁手头的所有纸质文件，他待在自己的公寓房里，让人传话说，在他发出指令前，谁都不许上床睡觉。在场的人都明白，末日到了。大家都不知所措，只能干等着。4月30日凌晨2点半，希特勒出现了，他来到餐厅外的走廊里，那里聚集了大约20个人，多数为他身边的女性工作人员。他与每个人握了握手，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什么。他眼眶湿润，荣格夫人后来回忆：“他似乎在看着地堡墙外遥远的地方。”

希特勒离开后，整个地堡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氛围里。人们神经紧绷，几乎要绷断了，最后，大家终于爆发了，好几对人跳起舞来！其他人开始大口喝酒！还有人开始胡言乱语！现场之吵闹，让身在单间里的元首发话了，他请求大家安静点。不过，跳舞仍在继续——整晚都在继续。

军方每日召开一次有关战争“态势”的分析会，第二天中午，例会照常举行。希特勒参加了会议，他听到的都是坏消息。那是他最后一次与会。当时苏联人已经抵达蒂尔加滕公园东墙，并且攻入了波茨坦广场，他们已经包围总理府。希特勒意识到，他必须动手了——而且要快。不过，他执意首先进午餐。新娘显然没有胃口，希特勒只好与办公室的两位女秘书以及厨师共进最后一餐。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负责管理总理府车队。午餐行将结束时，他正忙着四处搜集作火葬燃料用的汽油。当时他对搜集汽油的目的并不知情，只是接到了好几次命令，让他搜集200升汽油——在遭遇围困的地堡里，那可不是容易事。他将汽油集中到几个油桶里，然后送到通往总理府花园的走廊里。肯普卡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了180升汽油。在三位帮手的协助下，他把汽油弄到了紧急出口。

与此同时，希特勒拉着新娘，与长期追随他的几个最核心圈的人做最后诀别。他们是戈培尔博士、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办公室的秘书们、厨娘曼莎莉女士。富于魅力的戈培尔夫人不在场。和爱娃·布劳恩一样，对戈培尔夫人来说，下决心跟随丈夫一同赴死算不了什么。可是，和希特勒夫妇不一样的是，戈培尔夫妇有六个年幼的孩子。

“亲爱的汉娜，”在两三天前的某个晚上，玛格达·戈培尔对汉娜·莱契说，“末日来临时，如果我对孩子们手软，你一定要帮我……孩子们属于第三帝国，属于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存在了，以后他们根本不会有立足之地。我最害怕的事是，在紧要关头，我会变得太脆弱。”

在当时那个紧要关头，玛格达·戈培尔独自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她正在设法战胜内心最害怕的事。

爱娃·布劳恩和阿道夫·希特勒没有那样的烦恼，他们需要终结的不过是自己的生命。跟在场的人道别后，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区。守候在过道的戈培尔、鲍曼以及其他人都静静地等候着。他们听见左轮手枪响了一声，静候着第二声枪响，然而，没有人听见第二声枪响。守候在外的人们推开了屋门，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瘫倒在沙发上，鲜血正在流淌。他往自己右边的太阳穴开了一枪。爱娃·布劳恩横躺在他身旁，另一支左轮手枪躺在地上，但没人用过。新娘吞服了毒药。

在场的人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3点30分。那天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是阿道夫·希特勒过完56岁生日第十天，仅仅差一天，希特勒当总理就满十二年零三个月了。那一时期，他把一个破败的德国变成了征讨世界的第三帝国。第三帝国仅仅比他多存活了一个星期。

在地堡上方的花园里，伴随着苏联炮弹的爆炸声，上演了一场海盗式的葬礼和火化。在炮火间歇时段，有人将两具尸体放进一个较浅的炮弹坑里，然后浇上汽油，将其点燃。戈培尔和鲍曼率领出殡的人群伫立默哀，他们抬起右手行纳粹礼。不过，他们没停留多久，因为红军的炮弹又开始自天而降了。燃烧的火焰已经开始吞噬伟大的独裁者和他的新娘，地面的一小群追随者赶紧沿着楼梯退回了安全的地堡里。

已经到了戈培尔效仿希特勒的时刻。戈培尔又等候了一天，第二天是5月1日，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苏联人眼看要冲进第三帝国最后的大本营了。夜幕降临时，戈培尔叫来一位医生，他让医生给六个孩子注射了致命的药物。直到最后一刻，孩子们仍然在地下设施各处的走廊里和房间里来回疯跑，玩捉迷藏。对于父母以及他们一向亲切地称作“阿道夫叔叔”的那个人在历史舞台的最后一幕，他们浑然不知。我一直没有找到孩子们死亡时的见证人。孩子们死去时，大女儿黑尔佳12岁，二女儿希尔达11岁，儿子赫尔穆特9岁，三女儿霍尔德7岁，四女儿黑达5岁，五女儿海德3岁。

接着，戈培尔叫来了他的副官，他让副官去找些汽油。“这是性质最恶劣的背叛，”他对副官说，“将军们都背叛了元首，一切都完了！我要和老婆孩子一起去死。”他没告诉副官，他刚刚把孩子们都打发走了。当晚9点半，天色渐黑时，约瑟夫·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他们沿着通向紧急出口的楼梯拾级而上，他们在炮弹的爆炸声中走进了花园。他们互相搂着，肩并肩站在一起，背对着副官——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金特·施韦格曼。他们让副官执行命令：向他们两人的后脑开枪。

以上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悲惨结局。他们成了贪图权力和征服的牺牲品，成了向野蛮让步的牺牲品。另外两个参与纳粹罪行的大人物戈林和希姆莱是他们的同谋，他们并没有多活很久。他们遭到盟军逮捕，然而，他们两人都以服毒自杀方式躲过了法律制裁。

首先自杀的是希姆莱。邓尼茨的残存政府设在靠近丹麦边境的德国城市弗伦斯堡，5月6日，邓尼茨将希姆莱驱逐出了政府。那位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头目曾经杀害数百万人，他在边境附近游荡了好几天，试图找出某种方法逃出德国，以便活下去。5月21日，希姆莱刮掉上髭，在左眼上套了个黑眼罩，换了一袭军人便装，和11位党卫军军官一起上路。他们试图穿越英军和美军把守的防线，逃回希姆莱的老家巴伐利亚。出门第一天，在汉堡和不来梅港之间的一个英军检查站，这群人被拦了下来。经过简单盘问，希姆莱供出了自己的身份，然后他被带到位于吕讷堡的英军第二军总部。为防止他在随身穿的衣服里藏匿毒药，他被扒光衣服进行搜身，然后他换上了一身英军军装。即便如此，防范措施仍显不足，因为希姆莱在牙槽里藏了一粒氰化钾胶囊。5月23日，一位英国军医正要检查希姆莱的口腔，那位俘虏咬破了嘴里的胶囊，12分钟后，他就毙命了。

从外表看，谁都不会给希姆莱和冷血杀手画上等号。每隔一段时间，我总会看见此人一次。他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第一次见到他，我大感意外，乍一看，人们会以为他是个儒雅的校长。然而，剥开其外表，人们看到的是个残忍之人，在所有纳粹歹徒里，他是最邪恶的人。对于在灭绝营里用焚烧炉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以及杀害200万苏联战俘，在所有德国人里，他是第一责任人。

戈林或许还稍微有点人性，不过，他的残忍一点不比其他纳粹分子少。对于将苏联战俘关押在没有房子、没有棚子的营房里，任其露天宿营和忍饥挨饿，导致其大量死亡，戈林负有一半责任。他走向生命的终结稍晚，时间是1946年10月15日，大约半夜时分。同盟国里的四个大国设立了反人类罪法庭，戈林和其他十位纳粹领导人因各种劣迹被判有罪，原定他们应当在纽伦堡监狱同时被处以绞刑。然而，身材肥胖、挂满勋章、权倾一时的赫尔曼·戈林提前两小时吞服了一玻璃管偷运进监狱的毒药。

由于参与报道审判纳粹战犯，我在纽伦堡法庭待了好几个星期。1934年9月初，为报道纳粹党年度集会，我第一次被派往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开始了长达11年的新闻报道，我当年的起点正是那座城市，如今我的报道写到了最后一章。纽伦堡是一座建于中世纪的老城，街道狭窄而弯曲，当年的工匠歌手汉斯·萨克斯走红于此。也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以及他身边的亲信（主要有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鲁道夫·赫斯）；也正是从那里开始，我对第三帝国的兴起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跟踪报道。想当初，那些人如此自命不凡，随着年复一年的胜利，他们更加得意忘形——在纽伦堡法庭被告席上的他们看起来与先前判若两人，个个垂头丧气。

在旁听纽伦堡法庭审判期间，我在庭审现场回想起来，正是在1934年9月初举行的疯狂的纳粹党年度集会上，我突然意识到，尽管阿道夫·希特勒让人厌恶，但他对全体德国人的号召力前无古人。德国人已经准备好——远不止如此，他们还自觉自愿地、幸福快乐地——像绵羊一样对希特勒死心塌地和言听计从，他们情愿付出全部身心和能力，跟随他进行伟大的冒险。这一冒险不仅对文明世界没有任何好处，从长远看，对他们自己以及德国也没有任何好处。

[1] General Hans Guderian，Panzer Leader. New York，1952，p. 343.

[2]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ol. ⅩⅥ，pp. 497-498.

[3] William 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60，p.1113.

[4] H.R. Trevor-Roper，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ondon，1947，pp.124-127.

[5] 汉娜·莱契的原话都摘自她在纽伦堡受审时的记录，原文见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 Ⅵ，Washington，1946，pp.551-571。

第三章 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

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期间，我终于真正知晓了希特勒的邪恶计划，即由海德里希和希姆莱实施的惨绝人寰的“最终解决方案”：大规模屠杀欧洲的犹太人，将其斩尽杀绝。同盟国赢得战争前，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竭尽所能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消息秘而不宣。不过，依然有人将不少真相逐渐泄露给了西方媒体。可惜当时没人相信这样的消息。世人很难相信如此恐怖的消息会是真的。我在纳粹德国生活了多年，即便如此，一开始我对这样的消息同样持怀疑态度。1940年12月，我离开德国时，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波兰灭绝营尚未建立，基建工程第二年才开始。

不过，回首往昔，我必须承认，我确实犯了大错。1939年1月30日那天，在执掌德国政权六周年庆典上，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发表了演说。我理应记得那天他都说了些什么。同样是在那年年初，希特勒将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说：“如果国际犹太人金融家……再次成功地将各国拖入世界大战，其结果必将是……在整个欧洲消灭犹太种族。”

那一年，我在纳粹德国已经生活五年，其实我当年非常清楚，犹太人已经希望渺茫。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独裁者公开表达的此类威胁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或许是因为，希特勒三番五次信口雌黄“国际犹太人金融家”发动世界大战云云，因而我对他发出的威胁已然麻木。况且，人人都十分清楚，如果真的爆发战争，挑动者必定是希特勒。1939年以前，的确存在针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但那时还没有人见过大规模屠杀。尽管德国处于一个残忍、狂热的反犹主义者的统治下，但我几乎无法相信，德国这样的国度会发生如此残忍的事，毕竟德国是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还承载着厚重且丰富的欧洲文化。在同一年里，希特勒在接下来的五个公开场合重复了此种威胁，我理应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1940年末，离开柏林返回美国后，我应该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获取有关事实，然后对此类可怕的种族灭绝加以报道。我不该因为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推诿而轻易放弃。我应该对白宫穷追猛打，何况我和白宫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关系不错。与我关系不错的还有著名剧作家鲍勃（罗伯特）·舍伍德，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后者和总统的关系非同一般。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是犹太裔，年轻时从奥地利移民到了美国，因而他对欧洲大陆纳粹占领区犹太人的命运非常关注。即便有那样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对他也总是闪烁其词。总统反复对他说，根据当时的情报分析，犹太人不过是被转移“到了东方”，不过是被纳粹当成了廉价劳动力，而不是被消灭了。

所以，“最终解决方案”在纽伦堡被披露出来时，我像遭了雷击一样，一连好几天我都没有反应过来——面对纳粹分子的残忍，我的思想、我的想象力完全运转不起来了。

某纳粹歹徒的坦白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让人根本无法相信。那人名叫鲁道夫·霍斯，他在纳粹位于奥斯威辛的集中营担任指挥官。霍斯23岁时曾因杀人被判终身监禁，1928年，在服刑仅仅五年后，他赶上了管理松散的魏玛共和国颁布大赦令。两年后，他加入了党卫军。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他先后在好几个集中营担任警卫，后来当上了军官。因而，成年时期的霍斯前一阶段是个囚犯，后一阶段成了监狱管理者。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期间，无论是在宣誓后的调查取证期间，还是在法庭的被告席上，霍斯好像很乐于讲述他的事迹。杀人如麻的他成了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杀手之一，他对此似乎津津乐道。

他大言不惭地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规模处决方法好于纳粹在波兰其他集中营——例如贝尔泽克集中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沃尔泽克集中营——采用的方法，那些方法都是他提出来的。

我去了特雷布林卡，去看他们那里怎样处决犯人。集中营指挥官告诉我，他在半年里干掉了八万人……

他用的是一氧化碳，我认为，他的方法效率不算高。因此，奥斯威辛的灭绝室建成后，我采用了“齐克隆B”，那是一种晶状的氢氰酸，我们把它从一个小孔丢进毒气室。依据不同的气候条件，不过三到十五分钟，毒气室里的人都会死光。

霍斯说，他能断定什么时候人都死光了，“因为惨叫声停了”。他还说，尸体被抬出来以后，他手下的“特别突击队队员们将戒指从尸体上取下来，还把牙床上的金牙也拔下来”。霍斯一直在对大规模处决犯人的技巧进行“改进”。

我们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更为先进的一个方面是，我们修建的毒气室一次能装2000人，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十个毒气室每个只能装200人……

我们还有一个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更为完善的方面。在特雷布林卡那边，犯人差不多都知道他们要被处决。在奥斯威辛这边，我们想出各种办法骗过了犯人，让他们以为，他们将要经历的不过是一次灭虱过程。当然啦，经常也会出现犯人看破我们真实意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暴力反抗和麻烦。女人经常会用衣服遮住孩子，当然，每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会把孩子也解决掉。[1]

为充分利用廉价的犹太劳动力，两家德国最大的工业公司克虏伯公司和法本公司在奥斯威辛开设了工厂。有人问霍斯，他们怎样选人，怎样分辨哪些人该工作，哪些人该死？霍斯的回答如下：

在奥斯威辛这边，我们有两个医生负责查验刚运到的犯人。犯人们必须排着队从一个医生面前走过，犯人从眼前经过时，医生会当场做出决定。看样子身体健康、适合工作的人发配到集中营里，其他人当场送进处决车间。年龄小的孩子无疑会被处决，原因是他们年龄太小，不适合工作。

不过，在克虏伯公司和法本公司这样利润丰厚的企业里像奴隶一样做工，即便“身体健康”的犹太人也活不了多久。一旦他们的体力被榨干，他们就会被送回霍斯和他的同伙手里，以便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死于毒气室的杀戮。纳粹德国人最初使用的是另外一种处决方式。那种处决方式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才被曝光。

距纽伦堡法庭开庭还剩数周时间，一天，几位美国检察官正在讯问一个名叫奥托·奥伦多夫的德国人，让其供述战争期间的作为。该嫌疑人是希姆莱手下党卫军里诸多爬升较快的人的典范。他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知识渊博，还是个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战时的大部分时间，他在柏林的经济部工作，他还是个有头有脸的外贸专家。不过，有一年，他离开了首都，承担了另一项任务。

有人问他：“承担了什么任务？”

他答道：“担任特别行动队D中队队长。”

讯问至此，作为控方，美国工作组的律师们对这一话题展开了一轮穷追猛打。

在美国工作组里，惠特尼·R.哈里斯少校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他问道：“你担任特别行动队D中队队长那年，你那个中队一共杀了多少男人、女人、孩子？”

哈里斯少校后来告诉人们，奥伦多夫耸了耸肩膀，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九万人。”

特别行动队最初由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组建，组建时间为战争爆发初期的1939年秋季，其目的为，跟随德国军队进入波兰，抓捕犹太人，将他们关进犹太营区。不过，时间过去将近两年，攻打苏联的战役开始之后，行动队的作用改变了。行动队成员受命尾随战斗部队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特别行动队共有从A到D四个中队。1941年6月到1942年6月间，排位最后的D中队由奥伦多夫指挥，该中队被派往乌克兰南部战区，归属第十一军。由此可见，德国军队很清楚特别行动队的混混们究竟是干什么的。奥伦多夫在纽伦堡法庭被告席上做补充发言时说过，但凡是犹太人，无论是女人还是孩子，都不会幸免。

苏联法官I.T.尼基琴科将军打断奥伦多夫，他插问了一句：“屠杀孩子的理由是什么？”

奥伦多夫：上边的命令是，所有犹太人必须斩尽杀绝。

法官：包括孩子们？

奥伦多夫：是。

法官：所有犹太孩子都杀光吗？

奥伦多夫：对。

被告席上的奥伦多夫当庭宣誓，然后讲述了特别行动队的杀人经过。每到一座城市，他们都会在全城范围搜捕犹太人，抢走他们的财物，甚至他们“外衣”上的财物都不放过，然后用卡车将他们运往行刑点，行刑点往往是强迫犯人自己动手挖掘的反坦克壕沟。德国军人会强行将犯人推进沟里。奥伦多夫说：“犯人或站或跪，由行刑人员以扫射方式杀死。”

然后用推土机将尸体掩埋。

奥伦多夫披露，按照希姆莱的命令，从1942年春季开始，杀死妇女和孩子的方法有了变化。纳粹杀手不再枪杀他们，而是利用两家柏林公司专门建造的车载毒气仓除掉他们。发动机启动后，从排气管排出的尾气直接排进密闭的车厢里。奥伦多夫说，死亡会在“10到15分钟内”降临。

然而，此种方法与纳粹先期制订的大规模屠杀计划不相匹配——效率太低。例如，夺取基辅后，德国军队迅速完成了大规模屠杀。两相比较，更显出其效率低下。根据行动队报告的数据，1941年9月29日和30日，共计33771个基辅人在两天内被射杀，绝大多数为犹太人。

特别行动队究竟杀害了多少犹太人和苏联红军，纽伦堡法庭在审判期间根本无法做出完整的统计。奥伦多夫的D中队远不如其他几个中队表现好。1942年1月1日，北部战区的A中队报告，该中队在波罗的海沿岸以及白俄罗斯已经处决229052名犹太人。当年11月，希姆莱向希特勒报告说，1942年8月到10月，他们在苏联杀掉了363211名犹太人。

那一年，阿道夫·艾希曼已经成为执行“大屠杀”的党卫军主管。后来，他在作证时说，特别行动队在东部战区干掉了200万人，差不多都是犹太人。不过，这一数字很可能言过其实——希特勒和希姆莱嗜血成性，为博取他们的欢心，纳粹杀手往往会夸大统计数字。希姆莱的统计学家里夏德·科赫尔博士的说法为，截至1943年3月23日，共有633300名犹太人在苏联境内被“重新安置”，即枪杀。1943年中期，特别行动队的杀戮任务由灭绝营接手时——灭绝营可以在更大规模上以更高的效率实施杀戮——经特别行动队直接杀掉的受害人超过了100万。竟然有10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人类被冷血的德国人枪杀！随后又有超过5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里遭到屠杀。

霍斯和奥伦多夫两人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后者与特别行动队的其他21个军官在纽伦堡军事法庭由一位美国法官宣判有罪，其中14人被判死刑。包括奥伦多夫和另外三人在内，共计四人被执行了绞刑——时间为1951年6月8日，地点为德国兰茨贝格监狱（由于领导了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两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魔头霍斯交由波兰人审判，终审判其死刑。1947年春，在其犯下滔天罪行之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霍斯被执行了绞刑。

纳粹战犯受审期间，我在纽伦堡采访，我母亲却在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去世了。当时我正患着我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流感。军方为各路记者安排的暂住点是一座老旧的宫殿。11月27日，星期二，当天清晨，我正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休息，霍华德·史密斯从他的铺位上探出身子，叫醒了我。“对不起把你叫醒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母亲昨天去世了，昨晚纽约反馈消息时告诉我的。”头一天午夜，史密斯从位于城里的法院向纽约做了直播。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我一直在想，最后关头她是怎么度过的，我希望她的死是没有痛苦的。据我所知，母亲那一时期身体无恙。我最担心的是我妻子特斯，当时她在纽约，正患着肺炎。

如果母亲的确是周一去世的，举行下葬仪式的时间应该是同一周的周三或周四。如果我能征得医生同意，能找到交通工具，再加上点好运气，说不定我能及时赶回爱荷华州参加母亲的下葬仪式。我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往楼下的军医处走去。

“即使你能找到交通工具，我倒希望你找不着，”说到这里，医生顿了一下，“你也完全无法承受长途飞行赶回国内。我理解你的心情，也替你难过。不过我还是劝你打消这念头。”说话的同时，医生为我量了体温，仍有38.9摄氏度。医生最后说：“回去躺下吧。”

我上了一辆进城的车，往当地驻军的交通局赶过去。一个年轻的中尉接待了我，他答应全力帮助我，不过他说，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把我弄上第二天、第三天飞往伦敦或巴黎的飞机倒是有可能，从那里转乘飞往纽约的飞机，最早也要等到周末，而且根本没有保障。我万念俱灰，只好返回记者暂住点，我倒身躺回了铺位上。有人给我送来一份来自特斯的电报，内容为，母亲去世很迅速，没有痛苦。

母亲临死都未见身体异常，与邻居交谈甚欢，突然晕倒，再未苏醒，20分钟后安然离世。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多次前往当地驻军的交通局，不过一直没找到机位。星期四那天，我收到特斯头天晚上发来的电报——纽伦堡和纽约的时差为六小时——其内容为，葬礼定于周五在锡达拉皮兹举行。她病重，无法前往。我的弟弟和姐姐已乘火车离开东岸，前去协助安排丧事。

我无法确定的是，如果我真能及时赶回家参加下葬仪式，我能否真的把自己对母亲的强烈感情表达出来。母亲的一些朋友肯定会出席葬礼，我是在锡达拉皮兹长大的，认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但我有20年没见过他们了——我离开那里时刚满21岁。也许我什么都表达不出来。即便是在长老会主持的葬礼上，由某位亲属或某个儿子致悼词，这样的事当年也并不常见。也许我可以通过电报寄托哀思。我提笔写了几行字，然后发电报给锡达拉皮兹的弟弟签收：

烦转当地的朋友及牧师，无法亲赴母亲的最后仪式，我非常难过。我想追忆母亲的正直、勇气、智慧、忍让、谦恭，还有她给我们的巨大激励。

后来我被告知，下葬仪式由第一长老会教堂操办。仪式刚一开始，牧师当即宣读了我的电文。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以勇敢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直面人生困苦，电文仅能表达我的崇敬之情于万一。1913年，我母亲和她丈夫同为42岁，同在芝加哥，丈夫在法庭上初露锋芒。正是在那一年，她失去了丈夫。她以极其微薄的收入一手养大了三个孩子，直到孩子们大学毕业。她坚守32年没有改嫁，她婚龄的多半时间一直在守寡，但她从不抱怨命运。面对命运，她展现的是优雅和智慧。

12月9日，星期日，我在纽伦堡进行了最后一次播音。几天前，天气变得奇冷，一层白雪覆盖了那座战后所剩无几的中世纪城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命令我回国。我心里有些歉疚，或许是因为我能回家过圣诞，而我的大多数同事以及美国大法官杰克逊率领的上千位公诉团成员却必须在那座寒冷荒凉的古城里过节。不过，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像我一样在那个国家居住过那么长时间。尽管审判纳粹战犯让人亢奋，但能尽早离开的确让我高兴。

12月9日，星期日（午夜之后），纽伦堡。写广播稿，进行了两次播音（一次是录音，另一次是“直播”），然后完成为《读者文摘》准备的长篇电文的最后一部分——电文于午夜发出，所有这些让我精疲力竭。现在必须收拾行装了，因为6点必须起床，要赶飞往巴黎的邮政飞机……

再次远离这片面目皆非、充满悲剧的土地，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如释重负的奇异感觉——也许这真是最后一次了。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命运、精神、品性、文化、人民，以及这里的人们超乎寻常的野蛮（如今变成了超乎寻常的自怜），最后还有他们之间恐怖的战争，将我短暂的人生中的15年定格在了这里。我终于要解脱了……

从我上次离开德国算起，再有一天就满五年了。那个魔鬼似乎不仅征服了德国人，还要率领德国人征服世界……

上次我离开德国时，人们已经看出大难将要临头，不过大难尚未开始。那些试图摧毁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到头来却毁掉了自己……

当然，德国人最终会从创伤中恢复，会重建他们的国家。大多数德国人曾经狂热地支持了第三帝国13年，他们从中汲取教训了吗？我几乎看不出来。他们从未真正关注过纳粹政权的暴政。对于希特勒强加给被占领土的恐怖，以及利用毒气室屠杀500万到600万犹太人，他们好像没有兴趣。或者，他们根本不相信确实发生过那样的事，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些都是敌人的宣传伎俩。纽伦堡审判期间，同盟国曾经希望，随着内幕披露得越来越多，德国人会被唤醒，继而有所醒悟。但根据我的观察，德国人并没有醒悟。我曾经不止一次在街上询问普通德国人对审判战犯的看法。

他们总是说：“那是宣传！反正你们要绞死我们的领导人，何必非要上演这样一出所谓审判的闹剧呢？那都是宣传！”

不仅某些德国人没有从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以及那场战争中汲取任何教训，一些美国人亦如是，尤其是美国军队里的一些人。例如，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达豪有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一个美国军事法庭审理了一位名叫席林的德国医生，他在德国是个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为研究疟疾，他被控杀害过300个犯人，他用那些人做了活体实验。那位卓越的医生爽快地承认了他的所作所为，还理直气壮地说，他那么做促进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研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做法得到了一个美国军官的支持，媒体引用该军官的说法：美国卫生局认为，达豪集中营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因为它们对治愈疟疾做出了贡献。我觉得，美国卫生局根本不可能有此发现。我还注意到，另有一位美国军官在慕尼黑四处散布说，他根本不相信达豪集中营会发生如此残忍的事。

[1] 毒气室门框上方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标有“浴室”两个字，犯人们排着队往里边走之前，他们被告知，那不过是一次“灭虱”过程。不仅如此，霍斯还编造了更多死亡骗局，例如，对刚刚乘坐货运火车到达的犯人，其中一些人已经长途跋涉将近1000英里，甚至更远，一路上没吃没喝。待所有犯人走下火车，会有人给他们递上印有漂亮图片的明信片，图片上注着“瓦尔德塞”几个字，那是一处德国度假胜地的名称。犯人们被要求在明信片上签名，明信片会邮寄给他们的亲属。明信片上已经印好如下文字：“这里一切都好，我们有工作，待遇好。盼你们早日来相聚。”
一位幸存者回忆，最后，送往毒气室的人被选定后，“由身穿白上衣和蓝裙子的年轻漂亮女孩”组成的一个小乐队开始演奏轻音乐。演奏者都是从年轻的犹太女孩里挑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她们的生命得以暂时延续。因此，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灭绝营的犯人走上死亡之旅时，竟然会有维也纳和巴黎轻歌剧的欢乐曲子相伴。

第四章 广播界的叛国者

像以往一样，每年的这个时候，伦敦又冷又潮，天空灰蒙蒙的。我来伦敦是为了在此转乘军用飞机回国，只要有空位，我就会立即离开。六年来，这是英国人第一次企盼在和平的环境里过圣诞节，无论天气好坏，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已经习惯于倒霉的天气。其他东西也影响不了他们。其实，英国人心里明白，由于长期战乱带来的损耗，他们的前途并非光明一片，他们需要重建被炸毁的城市。由于战争的破坏，旧有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了一片瓦砾。从前，大英帝国一派富庶景象，如今，帝国已然损失过半，因而他们还需要某种新的经济体系。

我想起来了，1938年至今，这还是英国城市居民第一次可以在有路灯的情况下过圣诞节，寻欢作乐的人们又可以像从前那样尽情地放歌了。战争期间，灯火管制使所有人家窗帘紧闭，如今人们又可以透过橱窗观望挂满彩灯的圣诞树了。我暗自琢磨着，没准今年我得在伦敦过圣诞节了。不过，美国军方终于在一架飞机上为我找到了位置，让我及时赶回家里。

前往机场的路上，我展开了《每日电讯报》，一个大标题吸引了我的目光。文章称，两天前，由于叛国罪，播音员约翰·埃默里被处以绞刑，他是英国著名保守党政治家和前内阁成员的儿子。他充当过希特勒的喇叭。毫无疑问的是，英国人对广播领域的叛国者严酷有余。播音员“哈哈勋爵”威廉·乔伊斯最近也被判了死刑，因为他在柏林从事了反对本国人民的广播。他在“假战”期间有大量的听众。我特别希望知道，如果开庭审判广播领域的叛国者，美国是否会同样严苛。两年前，由于叛国，八位美国播音员遭到了起诉，不过还未被判刑。我在柏林期间认识了这些可悲的人，有男有女，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

我在伦敦工作期间，约翰·埃默里的父亲一直担任英国内政大臣。我离开德国后，约翰·埃默里去了柏林。我是后来才听说这个人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好像是个被惯坏的孩子。24岁时，他宣布自己破产，然后离开了英国。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为佛朗哥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年，他在法国的法西斯圈子里混了个脸熟。1942年，他从法国去了柏林，在广播领域为德国人效力。他还参与了大力征召英国战俘加入反共自由兵团的工作，前往苏联境内与德国人并肩作战。让律师和法庭颇感意外的是，在审判期间，他承认了所有指控。他的举动无异于自杀，因为根据英国法律，在叛国案件中认罪，等于自动宣判死刑。对叛国罪，法官不能改判终身监禁，一旦定为叛国罪，被告便没有机会提出上诉。因而，在12月那个阴沉寒冷的日子里，33岁的约翰·埃默里走上了绞架台。

接着，威廉·乔伊斯也追随约翰·埃默里而去。由于叛国，乔伊斯于9月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受审，他被证实有罪，并且被判死刑。随后他提出了上诉，英国上诉法院于11月对他的案子进行了审理，维持原判和死刑量刑。为逃避绞刑，乔伊斯采取了极端行动，他直接向英国上院提出上诉。12月，上院的五位法官对他的案子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听证。他的主要上诉理由为他是美国公民，1906年，他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父母为爱尔兰人，所以，不能因为他反对英国君主就以叛国罪审判他。然而，控方的证据表明，一直以来，他使用英国护照出访世界各国，他也一直宣称自己是英国人。不仅如此，在一次市级选举中，作为候选人，他曾经发誓自己是英国公民。据我报道此事的朋友们说，乔伊斯显然至死都相信，以美国公民身份提出上诉肯定可以逃脱绞刑。但经过三次充分听证，法庭认为，乔伊斯“因为出生在美国，所以他的确是美国国民，但他拥有并使用英国护照，他受到英国王室的保护，因而在德国从事广播期间，他理应效忠王室”。

乔伊斯成为叛国者并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爱情。[1]可以肯定的是，他每个月仅有1000德国马克（约400美元）固定收入，纳粹老板还为他提供了一套免费公寓。至于爱情，他是带着妻子从英格兰前往德国的，他好像非常爱她。

那么，乔伊斯为什么会犯叛国罪呢？他否认自己犯了叛国罪，他的说法是，他已经放弃英国公民身份，是德国公民了。不过，我依然想知道——我常常这样自问——他为什么要向自己的国民灌输纳粹的宣传呢？

“我相信我播出的都是事实。”乔伊斯经常这么说。也许他真的那么想。他说，他相信希特勒一直试图从“黑暗势力”手中拯救世界。他已经变成一个忠实于希特勒的狂热信徒。每当我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以他的智力怎么会相信如此荒谬的言论，他似乎总是很无奈。

我的结论是，除了意识形态使然，乔伊斯为希特勒从事对英广播的主要原因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认可，他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同胞中拥有数量庞大的听众。而他在英国时，那种事从未发生过。

在英国期间，无论乔伊斯做过何种努力，他从未成功。他在爱尔兰念小学和中学，而后前往伦敦大学学习。1923年，他只有17岁时，加入了英国法西斯党，并且第一次参与了街头斗殴。多年以后，我在柏林遇见他时，那次斗殴在他脸上留下的多处伤疤依然清晰可辨。在英国境内第一个成立的法西斯政党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十年后的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在德国掌权那年，乔伊斯加入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领导的“英国法西斯联盟”。他很快成了该党的宣传部部长、主要发言人、小册子作家和街头斗士。四年后，他与莫斯利分道扬镳，和约翰·贝克特一起创建了自己的纳粹政党——英国国家社会主义联盟。贝克特曾经是英国下院的工党议员（莫斯利曾经也是）。英国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乔伊斯亦如是。

“早在1939年8月25日上午，我已经认识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斗争眼看就要开始了。英国必定会参战。”这里引用的是乔伊斯亲口对我说的话。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表白出自他1940年在柏林出版的《落日英国》一书。“我这么说是出自最完美的良心发现：如果我无法为英国而战，我就必须彻底抛弃它。”

乔伊斯逃离了英国，他穿越英吉利海峡，目的地是柏林，他要去参加“解放世界的神圣斗争”。由于盲目崇拜阿道夫·希特勒，他的眼睛早已看不见其他东西。他不喜欢与他人探讨离开英国的话题。他认为，元首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他的“英雄主义”是“超人类的”。我记得他赠给我他的书时，他向我指出，全书最后一句话代表了他最崇高的信仰：人类的未来有两个保障——“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更伟大和更光荣的全能上帝”。

审判乔伊斯期间，数位参与报道的英国记者告诉我，在庭审和上诉时，乔伊斯表现得很勇敢，甚至很幽默。后来我还听说，1946年1月3日上午，他在肮脏的旺兹沃思监狱走上绞架时同样表现得很勇敢。当天天气奇冷。乔伊斯对其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歉意。[2]

1941年12月10日，德国对美国宣战，将美国拖入了冲突。在此之前，在柏林短波电台从事对美广播并且为希特勒说话的美国人从未遇到过叛国问题。旁人可以质疑他们的政治倾向，然而，他们的爱国倾向是毋庸置疑的。战争初期，有三个美国人曾经为纳粹宣传机器说话，我时不时会遇见那些人，对他们那样做的原因，我多少有所耳闻。

三个人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弗雷德·卡尔滕巴赫，至少在播音行业里情况如此。他是爱荷华州迪比克市人，是个疯狂的纳粹主义皈依者，他真的相信纳粹主义。他父母是德国移民，因而他从长相上看就是一个德国人。像许多本土德国人一样，从一开始，他就受到希特勒政治运动的吸引。他在美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最初他在格林内尔学院学习，那是美国中西部小型文科院校中最好的学校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美国国民警卫队岸炮部队服役，军衔为少尉）。然后，他在滑铁卢市爱荷华州立师范学院学习，于1920年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后，他返回迪比克市，在该市的高中任教。希特勒在德国国内从崛起到掌权时期，卡尔滕巴赫一直是希特勒的狂热追捧者。他的偶像于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后，他组织了一帮高中男生，成立了远足俱乐部，将其称为“斯巴达骑士战斗队”。俱乐部的组织结构以希特勒青年团为模板，队员甚至统一着装，身穿褐衫制服。与德国同行相比，迪比克市教育管理机构更为宽容，他们仅仅要求卡尔滕巴赫遣散他的“骑士”。那时，卡尔滕巴赫若不是失去了信心，至少也是遭遇了挫败，他告别了迪比克市，实际上他告别了自己的国家，直奔热爱的纳粹德国。他进入柏林大学，最终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后，他成了戈培尔的手下，开始参与德国电台短波节目的对美广播。

无论是对卡尔滕巴赫还是对他的新老板来说，一开始，他们相处得相当不易。说来几乎让人无法相信，德国宣传部和广播大厦的官员们觉得，美国人卡尔滕巴赫“过分纳粹”。他竟然与他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问题！

争论仍在继续，而且远未得出结论时，卡尔滕巴赫出现在了法国贡比涅。1940年6月21日和22日，希特勒向遭遇惨败的法国人提出了停战条件。德国广播界禁止卡尔滕巴赫报道这一事件，并拒绝向他提供从巴黎到该市的交通工具。卡尔滕巴赫说服了几个德国军官，让他搭乘军官的车，悄悄潜入了贡比涅郊区小城雷通德的那片林中开阔地。在整整两天时间里，宪兵不断将卡尔滕巴赫驱离现场，然后他又不断地潜入。我记得，希特勒到达现场第一天，卡尔滕巴赫当时正好站在我旁边。元首身边环绕着一圈军官，垂头丧气的法国代表团成员坐在元首对面。当时卡尔滕巴赫仿佛进入了恍惚状态，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元首。如果让他为阿道夫·希特勒赴死，他肯定会挺身而出。

实际上，卡尔滕巴赫确实是那么做的。希特勒对美宣战以后，他仍然选择留在德国。他参与的对美广播已经带有恶毒的色彩。他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大加颂扬，对美国民主却咬牙切齿。他怂恿美国人掉头反对罗斯福总统，停止作战准备。

战争结束时，苏联人俘虏了留守柏林的卡尔滕巴赫，拒绝将他转交给美国人。或许他们认为，卡尔滕巴赫罪有应得，而他的同胞不会像他们那样惩罚他。那年是我最后一趟前往柏林出差，我多方打听卡尔滕巴赫的下落，美国人什么都不知道，而苏联人什么都不说。我估计他已经死了。[3]

爱德华·利奥波德·德莱尼是“E.D.沃德”的本名，在位于柏林的德国宣传部里，他用后一个名字为戈培尔播音。在美国期间，为了生计，德莱尼曾经在全国各地奔波，在《一夜暴富沃林福特》之类的戏剧里饰演小角色。他还是两本书的作者，一本叫作《摆谱的女人》，另一本为《迷情女孩》。后一本书的广告词里有这样一句话：“煽情的播音员和女朋友之间令人叫绝的书信往来。”1940年，那时我在柏林，我当时的日记对他做过如下描述：“他对犹太人抱有一种病态的仇恨，除此之外，他是个温文尔雅之士，为纳粹进行赤裸裸的宣传……”与卡尔滕巴赫一样，美国参战后，德莱尼留守柏林。1943年，由于参与对美广播，他和另外七个美国人同时遭到叛国起诉。[4]

1941年之后，仍然在柏林从事对美广播，并因此遭到起诉的第三位美国播音员是个女性，她是来自费城的康斯坦丝·德雷克塞尔小姐。在费城那边，德雷克塞尔是个著名姓氏。德雷克塞尔小姐对我说过，她曾经为当地的《公共纪事报》撰稿。我猜测，纳粹雇用她不外乎以下原因：她是柏林唯一说话带美国口音的女性。我还猜测，她之所以那么做，部分原因是需要那笔钱。至少她曾经纠缠我，让我为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一份工作。她说，她需要钱。广播大厦里的纳粹德国人对她颇有微词，说她是个糟糕的播音员，她做的节目既没有风格，也没有个性。不过，美国参战以后，她留在了柏林。美国司法部的人后来告诉我，司法部会撤销对她的诉讼，最终她会返回美国。

美国参战前还有第四个为纳粹效力、参与对美播音的美国人。他与其他记者不一样，是个战地记者，跟随德军深入作战前线，利用短波向美国播发战场录音。此人是查尔斯·弗里克斯狄格，他签名和自报家门用的是简称“弗里克”。我跟他非常熟，实际上，环球通讯社1934年指派我前往柏林，接替的正是他。

弗里克的最爱是音乐，他喜欢创作歌剧，还娶了个退休的慕尼黑歌剧演唱家。可以肯定的是，他创作的一两部歌剧曾经在德国州级音乐厅上演。他对我说过，若论哪个国家能够向处于起步阶段的音乐家提供上演歌剧的机会，就全世界而言，只有德国——德国有十多家得到政府资助的正规歌剧公司。弗里克常常拿德国的情况与美国比较。按照他的说法，除了纽约和芝加哥，美国根本没有歌剧公司。另外，美国的歌剧公司极少上演美国作曲家的新作。

弗里克在纳粹党内有许多朋友，甚至戈林也在其中。1934年6月，血腥清洗冲锋队领导人期间，他惹了一身麻烦，因而他觉得有必要离开柏林，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刚刚赶到那里，奥地利人立刻把他当作纳粹间谍抓起来，随后将他驱逐出境。返回美国后，弗里克曾经尝试以记者和作曲家身份在国内闯出一片天地。显然他一事无成，他对生他养他的地方产生了反感。战争开始前，在某个时间点，他返回了柏林。他曾经对我抱怨说：“我在那边什么都干不成！”

我再次——而且是最后一次——见到弗里克时，他已经做出最后抉择。那是一次奇特的偶遇，时间是1940年6月，当时德国军队已经开进巴黎。在那之前，德军横扫荷兰、比利时、法国，当时我以美国记者身份跟随德军进行采访。一天晚上，返回巴黎的驻地斯克里布酒店后，我闲逛到餐厅里的一张大餐桌旁，找了个座位坐下。桌子周围坐满了欢乐的德国军官，多数人手里擎着酒杯，我觉着，其中有个人特别眼熟，那人身穿中尉军服，正咧着嘴冲我微笑。

那人正是弗里克，他指着自己身上的灰色德军军服，说：“比尔，我猜你根本想不到我会穿上这身军装。”他接着说，他已经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成了德国人。他似乎踌躇满志，不管怎么说，德国军队刚刚征服了法国，用时不过六个星期。此时他已经是德国这一事业的一部分。

后来我听说，战争行将结束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弗里克离开德国去了中国，他在那边的一家德国电台担任经理。电台位于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其名称为“德国广播电台”，播出的全是反美宣传。我还听说，战争结束时，美国人在上海逮捕了他，后来释放了他。

如前文所述，在我认识上述几个美国人时，他们都为德国宣传部对美广播，当时并未惹上叛国的麻烦，因为美国还未参战。尽管美国后来加入了战争，弗里克却成功地逃过了诉讼，因为他已经成了德国公民——乔伊斯以同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却未能保住性命。不过，卡尔滕巴赫、德莱尼、德雷克塞尔小姐等人见不及此，在美德正式宣战前没有加入德国籍，1943年，他们遭到叛国罪的起诉。在同一时期的柏林，还有一些美国人参与了他们的工作，并表现得更为积极。

我跟其中的两个人非常熟。其一为罗伯特·贝斯特，当年他是美国合众社驻维也纳记者。我为《芝加哥论坛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维也纳机构工作时也在那里。其二为唐纳德·戴，他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他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长驻了20年。他在里加花样翻新地杜撰出许多其近邻苏联陷入困境的故事，包括一些耸人听闻的起义故事。据他说，那些起义即将推翻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由于那些故事，戴成了我们老板——专横的反共分子，“全世界最伟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所有人、出版人麦考密克上校眼中的大红人。戴是个大块头，大嗓门，也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尽管他做新闻报道不怎么样，但他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仇恨之深，达到了想发动神圣的十字军进行讨伐的程度，这反而让大多数美国记者同行非常喜欢他。受那种极度狂热的驱使，戴在战争后期投入了希特勒阵营，开始反对自己的祖国。

罗伯特·贝斯特后来走的路让我非常惊讶。我相信，他的结局会让维也纳时期认识他和喜欢他的美国同行都大吃一惊。1896年，贝斯特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市，1916年毕业于斯帕坦堡市沃福德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中尉在美国国民警卫队岸炮部队服役。后来，他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新闻。他是个前途无量的学生，在1922年获得了为期一年的普利策出国奖学金前往欧洲，在维也纳落脚，成了合众社的特约记者。他一头扎进外国记者经常出没的卢浮咖啡馆，在那里占据了一个位于角落的餐桌，写稿子，与他人闲聊。他每天很晚才返回租住的公寓，除此之外，他很少离开那个餐桌。他与一位上年纪的女人合租一套公寓，那女人来路不明，可能是地中海东部人，记者们都称呼她为“伯爵夫人”，然而，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个女人。

那一时期，罗伯特·贝斯特是个最友善、最大方的家伙。他不仅与大家分享新闻素材，每当有人生病或出差在外，他还会帮着整理材料。虽然他算不上好写手，也算不上非常好的记者——他太懒，不喜欢认真核实消息，也不喜欢出门采访和挖掘消息——但他手头掌握着大量关于维也纳、奥地利以及中欧国家、巴尔干国家真真假假的消息。他好像认识城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阴郁代表和巴尔干国家的阴谋集团成员。出访维也纳的美国人无一例外会前往卢浮咖啡馆拜访他，尤其是那些常常出入维也纳的外国知名记者，例如多萝西·汤普森、H.R.尼克博克、约翰·君特以及其他人等。另外还有著名作家，例如辛克莱·刘易斯（他娶了多萝西·汤普森）、H.L.门肯，后者定期前往维也纳品尝啤酒，练习德语，与美国报界人士聊天。

在维也纳期间，罗伯特·贝斯特最要好的朋友是个犹太人，那是个有学问的匈牙利人，后来成了英美报纸的记者。他不仅在工作上帮助贝斯特，借钱给他，还定期邀请他喝酒和吃饭。实际上，在维也纳期间，贝斯特的大多数记者朋友都是犹太人。我说这些是因为，在所有为希特勒从事播音和反犹的美国人里，贝斯特却成了其中最恶毒的一个。

罗伯特·贝斯特怎么会最终成了那样一种人，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1929年到1938年，我曾经无数次因公出差前往维也纳，我完全想不到的是，他竟然会变成邪恶的纳粹分子。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8年3月11日和12日，那两天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明知希望渺茫，贝斯特仍然希望纳粹那一次会输掉。那天晚上，在躁动不安中，他从咖啡馆的一个电话间回到了座位上，他宣布，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已经重新掌权。许士尼格以前挫败过一次纳粹政变。如同贝斯特的多数消息一样，那也是一条假消息。那消息仅仅表达了他的个人意愿。当晚的晚些时候，贝斯特的朋友戈尔德施密特少校来到了咖啡馆，他坐到了贝斯特身旁，来探听消息。戈尔德施密特少校是个天主教教徒，他有一半犹太血统，是奥地利保皇党领导人，他们希望复辟哈布斯堡王朝。像其他人一样，当时贝斯特意识到，奥地利已经彻底完蛋。纳粹分子们已经夺取那个国家和它的首都。戈尔德施密特少校在贝斯特的餐桌旁站了起来，他平静地说：“你们当中大多数人与我看法不同，不过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朋友。我要和你们说再见了。今天是君主政体和犹太人的末日。我得回家拿我的左轮手枪了。”

贝斯特带头劝阻戈尔德施密特少校不要那样做。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个噩梦般的夜晚，没过多长时间，贝斯特最要好的朋友的妻子来到了卢浮咖啡馆。她是个美丽的斯洛伐克人，让她坐立不安的是，她丈夫[5]会遭到逮捕，因为她丈夫是犹太人。据报道，纳粹恶棍们已经开始在城里搜捕犹太人。罗伯特·贝斯特一边安慰她，一边向她保证，秘密安排已经做好，美国公使会亲自领着她丈夫出城，前往附近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城市布拉迪斯拉发。

德国和奥地利合并以后，我把欧洲办公室搬到了中立国瑞士的日内瓦，就再也没有见过贝斯特了。但我们保持了电话和信件联系，尤其是战争爆发以后，大部分时间我待在柏林。由于我无法前往中欧国家报道当地发生的事，我只好打电话给贝斯特，请他帮忙为我们播音，那种事大概有三四次。通电话时，他似乎还是从前的他，为我们做播音时，他也没有流露丝毫纳粹偏见。

1940年底，我离开柏林之前不久，收到贝斯特一封来信。当时他仍然在维也纳，他在信里说，“即便我们参战”，他也会继续留在这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暗示，贝斯特身上肯定发生着什么。因为，如果美国“卷入战争”，敌对方唯有德国。那样的话，贝斯特就会成为敌对国侨民，除非……那样的想法让我心中不安。因为我听别人说过，他刚刚交了个女朋友，那女人是个狂热的奥地利或德国纳粹分子。

1941年底，美国真的参战了。与其他美国人的命运一样，贝斯特也被拘留在了德国巴特瑙海姆市，直到在美国境内遭到逮捕的德国人被驱逐出境，他才被释放。多数被拘留的美国人是外交官或记者，我听说，贝斯特很快和那些人划清了界限。1942年春，德国人终于允许美国人离境时，贝斯特选择了留下。他在写给美国驻德国临时代办的一封公开信里说，他那么做是“出于对历史负责”。在那一刻，德国宣传攻势终于体现了效果。贝斯特的公开信充斥着大量反犹和反对祖国的言论。他说，美国已经被“犹太人占支配地位的罗斯福无赖政权”毁掉。他立刻动身去了柏林，在纳粹德国宣传界找了份工作，他成了无线电短波台对美播音的美国时事评论员。戈培尔显然喜欢贝斯特激烈的反犹言论，例如他抨击美国为“美利坚犹太国”。身在柏林的这位美国叛徒很快变成了迫害犹太人的明星。

一开始，贝斯特并没有亮明自己的身份。在柏林电台的节目中，人们称呼他为“猜猜我是谁先生”（Mr. Guess-Who）。1942年春季的一个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设在纽约的短波监听站认出了他。当晚值班的人碰巧是我的奥地利朋友，他曾经在维也纳的报社当编辑。他是个犹太人，贝斯特曾经是他的朋友。后来他告诉我，实际上，纳粹占领奥地利当晚，贝斯特把一个月的工资借给了他，还帮助他越过边境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他觉得，贝斯特救了他一命。那天晚上，那位奥地利朋友突然冲进我的办公室，他既兴奋，又担忧。

他对我说：“柏林电台有个自称‘猜猜我是谁先生’的人正在播音。听声音，那人像罗伯特·贝斯特。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请过来帮我确认一下。”

我立刻去了他的工作台，戴上耳机认真听起来。毫无疑问，那正是罗伯特·贝斯特的声音。他正在大骂美国的犹太人。当时，我的奥地利朋友已经泪流满面。

每个星期，《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版都会刊发一篇我的专栏文章，遍布全美的许多报纸会转载同一篇文章。那一专栏的主旨是评论敌方宣传。1942年5月31日，星期日，当天的文章是这样开篇的：

罗伯特·贝斯特已经成了叛国者，他已经与“哈哈勋爵”、卡尔滕巴赫、沃德、钱德勒等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流合污，他们参与戈培尔在柏林电台开设的短波宣传节目，向其出售本国口音和灵魂。

他为什么会那么做？

从1942年春季的那个夜晚开始，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罗伯特·贝斯特、唐纳德·戴以及其他美国人会那么做？多数人是为了钱。贝斯特一向不富裕，不过，他好像从来都不在乎钱，纳粹的金钱不可能收买他。我相信，他得到的报酬不会多于其他人，无非每个月1000德国马克，也许还有一套免费公寓。我最终认为，他那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他最终倒在了纳粹病毒的攻击下，纳粹彻底瓦解了他。

贝斯特的麻烦在于，他在中欧待的时间过长，也从未回国更新自己的根部，从而在中欧一些最荒蛮的土地上渐渐扎下了一些刚刚萌生的根须。他与生他养他的土地及其价值观渐行渐远。他青年时期的价值观是在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小城镇形成的。可后来他越来越奥地利化。正是他在奥地利的时候，奥地利人开始变得和德国人一样，越来越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是他们的救世主。在维也纳，反犹主义一向非常盛行，正是在那里，青年时期的希特勒第一次接触了反犹主义。尤其是1938年德奥合并以后，奥地利处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为躲避注定要发生的事，犹太人四散逃亡。随着犹太朋友的离去，身为美国人的贝斯特相当孤独。[6]在未婚妻的影响或引领下，他越来越深地滑进了纳粹圈子。通过贝斯特后来在柏林主持的广播节目可以判断出，同一时期，他恢复了年轻时在美国南部形成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他父亲是卫理公会牧师，总是为了传教在小城镇之间搬来搬去。然而，贝斯特病态的、纳粹化的头脑认为，恰如美国和西方文明已经受到犹太人的威胁，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也在遭受邪恶的、仇视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威胁。

回国的飞机从伦敦起飞后，我不禁想到，罗伯特·贝斯特以及情况与他类似的其他美国人是否会被送回国接受审判呢？英国很快对其广播界的叛国者进行了审理、宣判，判决也得到了执行。贝斯特和他的美国同行仍然被关押在德国的一座美军监狱里。让我不解的是，耽搁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到了其他事。为希特勒进行播音的人到底是不是贝斯特，作为他的熟人，第一个帮助新闻界和美国政府确认此事的人正是我。如果贝斯特因为叛国在美国接受审判，出于起诉需要，我是不是必须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呢？我认为，他确实犯了叛国罪，因而我不能原谅他。然而反过来想想，这种事确实让我犯难，毕竟他曾经是我的朋友和同事。

乘坐C-54型军用运输机回国途中没什么精彩可言。由波士顿市长詹姆斯·M.柯利率领的一帮爱尔兰裔美国人表演队也在那架飞机上。他们去伦敦的目的是说服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将该国际组织的总部落户到他们美丽的城市。一星期以前，该委员会进行过一次投票，将联合国的永久地址定在了美国。

为加注燃料，飞机降落在爱尔兰香农机场。为熬过飞越大洋的长途跋涉，表演队成员聚集在机场的一个酒吧里狂饮起来。他们显然已经进入节日状态，这让机舱里充满了圣诞节的喜庆气氛。如果运气好，天气也好，我们就能及时赶回家过圣诞节。

想到能赶回家过节，我有些激动。这次回家以后，我会在国内长期定居下来。实际上，我这次是彻底与欧洲、与驻外记者职业说再见了。我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才做出了这一决定，不过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我确实这样决定了。在国外的20年——跨越我整个成年时期——我过得非常充实。作为记者，我的生活非常有意思，有时候还会让人激动不已。我在欧洲有家的感觉，例如生活在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柏林、马德里。出于工作需要，出于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需要，尤其是了解和欣赏丰富的文学作品的需要，我学会了四种语言。我曾经非常喜欢那里的工作和生活。在维也纳期间，我娶了个维也纳女人，我们在那里有了第一个孩子。像那样按部就班地继续在欧洲生活下去，直到永远，生活照样会安逸舒适，充满欢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希望我那么做，他们希望我接替驻欧洲首席记者埃德·默罗的职位，因为他即将调任回国。那样的前景极富诱惑力，然而我拒绝了。

出于本能和直觉，在战争行将结束时，我已经意识到，一旦战争结束，我必须回国定居。尽管在欧洲那些年令人陶醉，让人感到充实，我却永远像个外来者，永远像个旁观者，我永远无法真正深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任何一个欧洲民族的生活。承认这一点，一开始并不容易。实际上，我并没有在欧洲深入扎下根基，巴黎和维也纳是我热爱并且特别想生活其中的两个欧洲城市，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在那里扎根。与生活在美国任何一座城市相比，生活在巴黎和维也纳让我感到更加安逸。即便如此，我也必须面对上述现实。

驻国外时间过久，让我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国家了。然而，我的根扎在那里，那里是我最后的归宿，是我希望利用余生做出点事情的地方。我已经41岁，回到家乡，我仍然有时间从头再来。

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我最要好的两位朋友和同事早已做出相同的决定，一位是约翰·君特，另一位是吉米·希恩。约翰·君特早在战前已经决定这么做了，吉米·希恩与我一样，在战争结束前做出了决定。还有一位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有同感，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一点的。斯诺的大部分记者生涯是在中国度过的，他深深热爱着那个国家，他对那个国家了解得非常深入，相应地，那个国家对他也留有永不磨灭的印记。后来，斯诺在他的回忆录里对此给予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尽管我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却是我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必将永远留在中国的莽莽群山中……不错，让我引以为豪的是，我认识了（这样一群中国人），在他们溃败时，我跟随他们艰难地穿过了整个大陆，我和他们一起饮泣，像他们一样对前途充满信心。

然而，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也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将自己置于一片陌生土地上的人……只能过上一种野蛮的生活……我是个美国人。[7]

因此，我放弃了留在欧洲的机会。就此问题，我和默罗在伦敦进行过一次长谈。他本人——我认为，他那么做大错特错——将要回国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总裁，主管新闻和公关。我对他说，我认为他在播音领域比我们所有人都干得更漂亮，为了担任这一领域的行政主管而放弃播音，他实在傻到了家。

“接着干播音吧，”我极力劝说，“你干这行是最棒的。另外，你干行政完全是外行。”

不过，默罗已经下定决心。为将来着想，与其留在播音领域当评论员，不如去当个行政管理者，他有能力把广播打造成更好的媒介，用于传播新闻，他对此信心十足。他还说，更重要的是，不远的将来，电视会大规模兴起，在传播新闻方面，电视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媒介。他认为，在新岗位上，他可以促其发展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他还建议我与他一起干，当他的助理，我们在一起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然而我告诉他，我干行政肯定比他更外行，不管怎么说，我不具备那种能力。我宁愿继续在播音领域当记者和评论员，继续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周日版以及报业集团写专栏，偶尔还可以为杂志社写写文章。另外，如果有时间从事写作，我还想再写一本书。我在194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柏林日记》市场反响相当好。我当时没告诉默罗，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多写书，我这辈子最希望从事的就是这个。我对自己不是特别有信心。这可能是因为，一份稳定的工作会让人有某种安全感。像大多数记者一样，我总是将写书的事往后推。放弃稳定的工资收入，一头扎进不确定的世界，从事全职写作，我估计我还没有足够的胆量。

默罗对我的答复非常不满意，他让我重新考虑一下。不过，像他一样，我决心已定。

在夜航中，那帮波士顿人里有生病的，也有越来越不服管理的，因而飞行员决定改变航线，临时降落到波士顿，以便摆脱那些人。他们当中有个人犯了心脏病，那人看起来简直是一副马上要断气的样子。

飞机在纽约落地时，我的妻子特斯、7岁的女儿艾琳·因加、4岁的女儿琳达都来迎接。特斯在曼哈顿第50大街一座老楼里找到一套漂亮的公寓，房子朝向东河，她已经完成搬家，从布朗克斯维尔搬了过来。朝向东河的起居室角落里有一棵硕大的圣诞树，特斯和孩子们已经把树装饰好。艾琳和琳达几乎认不出我了。

她们异口同声地问我：“这次你会在家里住下来吧？”

“肯定会，”我回答，“不会再有战争了，我不会离开了。”

孩子们刚刚在纽约多尔顿的学校入学，她们强拉着我参加了学校的节庆，还坚持让我穿军装参加活动。我猜测，她们是想拿我显摆。后来，我们还去了曼哈顿第五大道，去看灯火通明的橱窗展，我们随着兴高采烈的购物者在街上一起闲逛。再后来，我们往公园大道走去。12月，空气寒冷，我们走着走着，大街上的圣诞彩灯一下亮了起来。平安夜，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特斯和我一起为孩子们念诵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

这就是天伦之乐，这就是美满生活。我在欧洲度过了二战期间噩梦般的岁月，因为二战，我们一家人和数百万其他家庭一样，被褫夺了像今天这样全家欢聚的安定生活。我原来以为，那些战争年代的记忆很难消除，但在这个全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时刻，那些年的记忆一下子不见了踪影。

我向特斯、艾琳、琳达下了保证，从那天往后，我们一家人不再分离。世界毕竟需要和平，人们终究会平复下来，而我们一家人一定要过上美满的生活。

[1] 因为爱情成为叛国者的人是他的同胞诺曼·贝利-斯图尔特。而且是两次！有时候，我会在广播大厦里遇见此人。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他在广播大厦为英语部撰写广播稿。有时候，他必须接受乔伊斯的领导，他非常憎恨后者。1927年，贝利-斯图尔特毕业于英国皇家军官学校，而后成为二战时期英军奥尔巴尼公爵团的上尉。1932年，由于把军事秘密泄露给德国（当时是魏玛共和国），他曾经被证实有罪，被判在伦敦塔服刑五年。导致他犯罪的女孩是个德国人。刑满出狱后，他立即寻找那个女孩，或者找个长相和她一样的女孩。他显然对德国女人情有独钟，以至于爱屋及乌，导致他对德国也产生了相同的感情——无论是魏玛时期的德国还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他完全不在乎。在柏林期间，我有一种印象，德国人觉得，贝利-斯图尔特极其难以相处——德国人说，贝利-斯图尔特具有苏格兰秉性，即遇事毫不通融——因而他被调离广播圈，去了外交部。他在那里当了翻译。
到末了，由于英国司法部门怪异的反常举动，贝利-斯图尔特逃脱了埃默里和乔伊斯的厄运。最初，贝利-斯图尔特以重大叛国罪遭到起诉，后来，他的罪名被减轻为违犯英国国防法，他最终被判有罪，终审判决为有期徒刑五年。在广播大厦里，我经常遇见的第三位英国广播界的叛国者是杰克·特雷弗。他是个英国演员。我不清楚他的最终命运，我甚至从未听说他是否遭到逮捕。也许我离开柏林后他就死了，因为当时战事已经变得非常严峻，即便是在德国。特雷弗曾经好几次出现在我当年记述的日记里。1940年平安夜，当时正值“静坐战”——德国人对“假战”的称谓——我参加了德国广播电台举办的一场晚会。乔伊斯携妻子参加，他们喝了香槟，还跳了舞。看见乔伊斯夫妇时，特雷弗立刻迎上前与他们搭讪，我注意到，特雷弗“已经喝高”。对英国广播界的叛国者，我在日记里一一做过评论，我对特雷弗的评价如下：特雷弗最强烈的一种情绪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去年冬天，最为常见的一幅景象是，特雷弗常常冒着漫天风雪对广播大厦门外站岗的党卫军士兵叫喊，在世界各地斩尽杀绝犹太人是多么紧迫和必要。卫兵毫无疑问对犹太人不抱特殊的偏爱，但此时他关心的只是在这个难熬的冬夜他究竟还要站岗多长时间。他在雪地里不停地跺着变凉的双脚，转着头躲避刺骨的寒风，还要一面回答道：“是，是，是，是。”他可能在想，英国人的脑子是不是都坏掉了。

[2] 一直到末了，乔伊斯都是死不认罪的态度。他受绞刑后没多久，他弟弟昆廷代他发表了一份最后声明：“像我活着时一样，死后的我照样会藐视犹太人，正是他们导致了这场战争。我同样会藐视犹太人所代表的黑暗势力……但愿英国能再次崛起，西方最危险的时刻到来时，但愿有人从尘埃中举起万字大旗，旗帜上有一行辉耀历史的文字——‘不管怎么说，你曾经征服他们！’”
由希特勒发动并且打输的战争刚刚过去，纳粹主义的谎言和暴行正在被揭露，威廉·乔伊斯和他所崇拜的疯子阿道夫·希特勒一样，头脑聪慧的他从最近的历史中什么都没学到。他盲目崇拜一种偏离正道的意识形态，成了殉难者。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深陷其中。

[3] 第二年7月，苏联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苏军驻柏林指挥部通知美方官员，卡尔滕巴赫“由于自然原因”死在了苏联拘留营里。

[4] 1945年，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爱德华·德莱尼的诉状。1951年，他再次露面，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广播电台做播音员。他承认自己曾经为纳粹播音，不过他否认自己曾经反犹。实际上，他曾经开出1000美元赏金，悬赏能够“证实”他曾经反犹的人。对于此事，《亚利桑那每日星报》采访过我，我回答说，关于德莱尼，我的立场在《柏林日记》里已经说清楚了。

[5] 即马塞尔·福多尔。见第二卷第407页。（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

[6] 1938年春德奥合并后，美国各大报社关闭了驻维也纳办事处，而后将记者派到了其他国家的首都。我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欧洲大陆多数国家的采访报道，因此我把办公室从维也纳搬到了日内瓦，当地的通信设施不受纳粹控制。除合众社以外，各新闻机构都雇用当地人采编新闻。昔日的奥地利首都如今成了德国的一个州级城市，几乎没有新闻可采，因而我认为，身为合众社“特约记者”的贝斯特多方受限，当年的他成了当地唯一的美国记者。

[7] 摘自斯诺的遗孀洛伊斯·斯诺对斯诺的追忆，文章标题为《安葬埃德加·斯诺》（“The Burial of Edgar Snow”），原文发表在New Republic，January 26，1974。

第二篇 最初两年：1945—1947

第五章 旧朋新友

欧洲无战事，记者没什么事可做，我就没必要返回欧洲了。回国定居和工作虽然有些不适，但我总体感觉还算不错。

适应新生活比我预想的容易许多，有些回国的同事却感到困难重重，甚至有个别人完全无法适应，只好重返欧洲，返回毫无定数的生活。实话实说，我怀念战前的生活，例如在巴黎、伦敦、罗马、维也纳——甚至柏林。不过，这种怀念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强烈。我发现，旧世界的各国首都我喜欢的东西，实际上在纽约样样都有：歌剧、戏剧、芭蕾舞、交响乐团、室内乐、艺术博物馆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另外，纽约的生活气息里有一种欧洲城市所没有的躁动，一种生命的涌动，让这里的生活充满生机，也让人亢奋，让人热血沸腾。似乎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但凡人们特别想得到的东西，在纽约一定会梦想成真。

我还在国外时，我妻子特斯已经在曼哈顿找到一处理想的住处——位于比克曼社区，毗邻东河的一座老房子，我们租了其中一部分。那样的房子，即使在当时我们也根本负担不起。当时曼哈顿的平均租金尚未飞涨，还未远超中等收入家庭可负担的水平。我们之前的租户是法国作家和航海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返回法国参战，并于1944年过世。以前他就居住在我们租住的房子里，每月租金为1000美元。房东是个慈眉善目的女性，特斯每月只有300美元给她，她还是把房子租给了特斯。房东是那种富人中少有的对钱财完全不上心的人，对于超出我们支付能力的那部分钱，她一笑了之。她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参战去了，她希望为她的大房子找个合适的租户，特斯正合她的心意。后来我得知，她的律师极力反对，那等于把房子白给了我们。她告诉律师不要多管闲事。她丈夫未能活到战争结束，她的两个儿子回国后希望住到别的地方，因而我们一直住在她的房子里。实际上，因为我们又退掉了四楼我们从来没用过的两个小房间，所以我们的租金减少到了每月250美元，我们等于免费住在了那里。

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们一直心怀感激，特别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租金开始飞涨，我们的日子也因为其他事情过得越来越紧。不过，我一直相信运气，每个人生活中总有好运和背运。在国内定居下来那一阵，我们正赶上好运，好运正眷顾着我们。

我喜欢那时的工作和生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周日节目中，我有15分钟由赞助商资助的播音时段，一个所谓的新闻播报和新闻分析节目。仅此一个节目，其报酬即可满足我的需求和我的愿望——比我从前任何时候挣钱都多，那笔钱让我们一家摆脱了缺钱的担忧。在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中，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安全感。我在听众中渐渐聚积起了人气，在每周日白天，我的节目创造了最高的收听率。此外，还有两三个赞助商处于排队等候状态。四年来，美国人民早已对民用产品望眼欲穿，那时，美国已经走向和平时期的生产，当时的播音时段满足不了申请赞助广播节目的赞助商的需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除了周日的节目，每周我还要做三次简短的无赞助的时事短评节目，播出时间为晚间11点。

广播领域的工作已经让我够忙活了，但我还承揽了一些额外工作。1942年，《纽约先驱论坛报》邀请我每周就宣传问题为报业集团写一篇专栏文章。各交战方曾经将宣传作为重要的战争武器广为应用，应用尤为广泛的是德国。报纸将那一专栏称为“宣传前沿”，我不喜欢那个名称，因而我的文章总会渐渐偏离主题，写一些我喜欢的关于战争、和平及外交领域的内容。我当了20年驻外记者，这些事已经成了我毕生的重心。那一专栏让我能够继续“染指”文字记者职业，这是我的最爱，也是我最初的手艺。它让我不断地磨砺自己的写作能力。

我发现，定期在广播节目中发声会带来名人效应。各种邀请纷至沓来，例如发表演讲、开设讲座、参与辩论，等等。为了“染指”这些圈子，我接受了一些邀请。撇开其他的不说，对我而言，那么做让我有机会实现当初对回国的设想——或多或少参与国家事务。与播音相比，在那一平台上——尤其在参与七嘴八舌的自由辩论时，我可以更加透彻地表达观点。我并不怎么喜欢在讲座或演讲现场滔滔不绝，主要是因为，每次那么做都需要花费数周时间进行准备。讲座圈的某些同行擅长即兴长篇大论，例如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我则不行。不过，我发现，如果是在辩论中，我也可以做到。许多辩论让人很丢脸，有时候我也会出尽洋相。我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时间为1946年4月11日，星期四。“今晚在纽约市政厅相当丢人。”那是一场关于一个广播节目《美国小城会议》的辩论，主题为“苏联和伊朗的争端”，我和马克斯·勒纳为一方，另一方的两个人——路易斯·费希尔和埃德加·莫勒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从前都是驻欧洲的资深记者。我在日记里写道：“观众总是对我报以嘘声。”由于经常在播音节目中发声，我有了知名度和名人效应，在那种情况下，人都会相当自负。那样的公开辩论让我的收听率损失了一两个点。

因而我的工作——播音、演讲、辩论、谈话节目、每周一次的报纸专栏——给全家人带来了好日子，也让我非常忙碌。

我高兴地发现，我在欧洲那些年结识的许多朋友回到了国内，他们当中多数人把家安在了纽约地区。约翰·君特和吉米·希恩两人是我最早的朋友——我们三人都来自芝加哥，都为芝加哥的报社在海外工作。他们战前就回国了，不过为了给报社和杂志社写文章，他们两人经常前往欧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吉米·希恩最后竟然成了陆军航空部队中校！他们两人均创作和出版了一些在美国国内以及英国广受读者欢迎的著作。君特的作品包括“透视”系列，其《欧洲透视》成了新闻从业者出版书籍的新标杆；希恩的自传《私人历史》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年，多萝西·汤普森在柏林时期的报道如此夺目，最终导致希特勒将她驱逐出境，如今，她的专栏广为报业集团所转载，她正在成为播音领域的一颗新星。她每周日的播音节目吸引了大批听众，她还开办讲座，四处演讲。多萝西也是君特和希恩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和她不是很熟，不过我们确实是好朋友——我特别崇拜她。

但是，我和多萝西之间横亘着一个麻烦。虽然我们两人都极为反纳粹，我们对德国人的看法却水火不容。我总是觉得，在德国人问题上，多萝西好像感情特别冲动，爱和恨兼而有之，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关于应当如何看待德国人，应当如何对待他们，我们两人吵得非常凶，有时候，我们会大吵大闹，然后立刻又后悔不迭，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对方。到末了，我们突然想通了，我们双方都免谈德国人，这一话题在我们之间禁谈。因而我们这辈子一直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

约瑟夫·巴恩斯最初是《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莫斯科记者，后来成了该报驻柏林记者。那时他也回国了，他成了那份既文明又开放的报纸的外国版编辑。在柏林期间，我们已经是好朋友，而且我们这辈子一直都是朋友。巴恩斯过去常常自诩为“很好的记者”，实际上，所有驻外记者之中，他最博学，而且他常有独到而闪光的见解。

詹姆斯·瑟伯是我最早期的朋友。遥想当年，我从一个爱荷华州的小学院毕业，刚满21岁，在行将返乡的1925年8月，我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编辑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坐在瑟伯的旁边。在巴黎期间，我们成了好朋友。20年代末，他回国后，我们一直保持往来。通过人人都绕不开的努力，他最终成了著名作家和漫画家，也许是美国最好的幽默作家和《纽约客》耀眼的明星。我回国后，我们又恢复了往来。青年时代的他在一次匪夷所思的事故中瞎了一只眼，视力每况愈下。作为《纽约客》极富幽默感的漫画家，这对他不啻一个打击，可他从未抱怨过什么。近期他和妻子海伦一直在谈论尽快搬离纽约，前往康涅狄格州西康沃尔市安家。

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风景如画的乡村地区，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我首先认识了和蔼可亲的刘易斯·甘尼特，一个饱学之士。他是《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栏目的评论家，他在那边买了个农场。我相信，农场的前主人是他的一个先人，耶鲁大学的某任校长（甘尼特本人毕业于哈佛大学，他那个班有约翰·里德、沃尔特·李普曼等名人，更加幸运的是，他那个班由一群美国最负盛名的老师执教，其中包括著名语言学家科普兰，著名哲学家桑塔亚纳、罗伊斯）。甘尼特的妻子露丝是个天才的插图画家，在这片美国北方的土地上，他们两口子当时已经成了资深的园艺师和史学家。

甘尼特夫妇的近邻是艾丽塔·范多伦，她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版的编辑，一个善于待人接物的大美人。通过她我结识了她的前夫——传记作家卡尔·范多伦，以及后者的弟弟，诗人马克·范多伦，马克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让人喜欢的人。对这些朋友而言，位于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农场成了他们周末聚会和夏季养生的天堂。甘尼特一家和范多伦一家平日都住在城里，他们每周只工作五天。

我和特斯也开始在那一地区寻找地盘。只要隔三岔五有机会逃离都市生活，纽约仍然不失为理想的居住地。能够短时间摆脱大城市带来的各种巨大的压力和紧迫感，摆脱7月和8月的炎热，就会感受到一种解脱。

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群体里，还有一些人也是我们长期往来的朋友。除了艾丽塔·范多伦和约瑟夫·巴恩斯，还有该报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奥格登·里德和海伦·里德夫妇。在出版界，奥格登·里德算不上最精明的报纸出版商，不过他有一种本能的大智慧，让他雇用了最好的记者和编辑。奥格登·里德和他的报纸都属于共和党，虽然当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但里德对人们的政治倾向并不怎么上心，他更感兴趣的是，为他工作的人能否写一手好文章。他妻子海伦是个漂亮女人，身高不足五英尺，但精力充沛，是报纸真正的经营者。她是报纸的骨干，我为报社工作期间及其后，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与丈夫相比，海伦更乐于倾听不同意见。商讨问题时，她也更为率真。我从未在其他大企业主身上看见过像她那样的品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威廉·佩利一开始也是那样，至少对待我和爱德华·默罗是那样，尤其是默罗。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增加，他就变了。

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期间，我还结识了杰弗里·帕森斯。他博学多才，有耐性，是社论版的编辑，也是我认识的最有头脑的人之一。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9年8月，战争爆发的前夕。当时最让我惊讶的是，他是那种在道貌岸然和歇斯底里的重重包围中仍然保持理智的人。1940年底，我从欧洲回国时，他主动和我交上了朋友。另外，我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报业集团周日版撰写专栏文章，主要是受了他的鼓动。我每遇问题就向他求教。

回国以后，我又见到了老朋友凯·博伊尔。20世纪20年代末，我们在巴黎相识。当时她是在巴黎左岸众所周知的美国人物，也是明星气质十足的人物。然而，与多数人相比，她更加严肃，也更加专注于写作，专注于当时在巴黎涌动的各种新潮流派——詹姆斯·乔伊斯、格特鲁德·斯泰因、《过渡》杂志和海明威等引领了这一风潮。她与乔伊斯的朋友关系既牢固又密切（和斯泰因的关系正相反），与乔拉斯及其《过渡》杂志的合伙人一同工作，颠覆着我们的语言——《过渡》积极地投身于他们所谓的“语言革命”。在那些癫狂的日子里，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地区，我隐约感到，凯·博伊尔是最有才华的美国女作家。5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可以这样说，我当时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创作的小说、写实文学、诗歌作品层出不穷。我写作本书时，已84岁高龄的她仍然在精神饱满地从事写作和教学。

二战时期，凯·博伊尔嫁给了约瑟夫·冯·弗兰肯斯坦，后者来自阿尔卑斯山脉蒂罗尔地区一个古老的奥地利大家族。1938年德奥合并，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弗兰肯斯坦的堂兄弟是奥地利驻伦敦大使，他不愿意为纳粹服务，因而当即辞去了大使职务。英国人给了他特别高的荣誉，除了给予英国国籍，还授予他骑士头衔。战争初期，凯将弗兰肯斯坦带回了美国。很快，弗兰肯斯坦帮助美军组建了一支滑雪部队，他带领该部队在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进行训练。他跟随那支部队去了意大利与德国人作战。战争高潮时，他主动请缨，空降到了德国战线后方他的老家蒂罗尔地区。为阻止德国人后撤，他在当地组织了抵抗力量，通过无线电为向前推进的美国军队传送情报。可悲的是，他遭遇了德国党卫军的逮捕，被德国军事法庭定为间谍，判处死刑。行刑时，一支美国巡逻队奇迹般将他救了回来。这位英雄冒着生命危险为接纳他的第二祖国服务，而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他的，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详述这一经过。说起来真让人羞愧难当。

美国政府对我另一个在欧洲工作的老朋友约翰·卡特·文森特的所作所为同样让人无地自容。我认识他时，他是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不过，他大部分外交生涯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真正了解那个国家，会说那个国家的语言，在战争后期敢于预言，罗斯福总统和大多数美国右翼最爱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如果不解决普遍的腐败问题，爱惜苦于战乱的人民，中国必将为共产党所得。在美国外交家中，有此见识的极少。

埃德加·斯诺是我的朋友，他是最棒的中国问题记者。在外交领域，他是个不幸的“中国通”，由于敢讲真话，他必然会尝到苦头。让他吃苦的不是政府，而是掌管新闻媒体的业界大亨们。《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一次向外部世界讲述了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历史性地穿越了广袤的贫困地区，以及毛泽东在延安建立了毫无经验的共产主义政权，而这一政权最终全面夺取了中国。对那个国家、它的政治以及它灿烂的文明掌握得如此到位的美国记者好像还没有第二人，也没有谁对那个国家描写得如此到位，如此不容置疑。

我第一次遇见斯诺是在1931年，地点在印度的夏都西姆拉市，那时还属英国统治。我为他安排了一次与甘地的会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两人并不互相喜欢，斯诺对甘地的印象远不如我对甘地的印象那么深。部分原因或许是，斯诺的最爱是中国。他很快又返回了中国。战后，斯诺以《星期六晚邮报》巡回记者身份再次去了印度。1948年1月30日，伟大的印度领袖甘地在德里遭遇暗杀时，斯诺正好站在他身边数英尺远的地方（当时吉米·希恩也站在附近）。那时，斯诺已经与甘地有过数次交谈，他后来告诉我，他终于认识到了那个人真正的伟大之处。

战争时期，斯诺在纽约州奈阿克市找了个房子。当时他为《星期六晚邮报》写专题报道，经常出差前往欧洲和亚洲。尽管如此，他依然想在奈阿克市定居。我和他交流不多，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和编辑们有矛盾。对《星期六晚邮报》类型的报纸来说，斯诺本不是他们想要的记者。他的思想不够保守，对看惯了肤浅文章的读者来说，他的报道过于深入。他思想太开放（liberal），对红色分子过于宽容，而红色分子夺取了中国。不管怎么说，不仅《星期六晚邮报》最终解雇了他，而且再也没有其他美国刊物愿意雇用他。最后他只好背井离乡去了瑞士，依靠为欧洲的刊物写文章勉强度日。到末了，身患癌症的斯诺死于日内瓦湖湖畔。他弥留之际，为减轻他的痛苦，毛泽东和周恩来派飞机从北京送去了几个中国医生。埃德加·斯诺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美国记者之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被迫远走他乡，主要是因为他思想过于开放。恰如白痴的“政治猎巫者”所说：“他对共产主义分子太宽容。”他临死前和死后，得到了极端保守和极其反共的理查德·尼克松的高度赞誉。后者说，他不仅从斯诺那里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事，还有幸通过斯诺的帮助，利用他与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中国的大门。埃德加·斯诺由理查德·尼克松恢复了名誉，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回国定居一年左右，我与我们时代最非凡的女性之一见了面。当年我在纽约长住时，文学评论家范威克·布鲁克斯是我的邻居，有一次，他邀请我和海伦·凯勒共进晚餐。当初远赴印度的我曾经迫切地想见甘地，除他以外，我这辈子唯一迫切想见的人就是海伦·凯勒。像其他人一样，我熟悉她的故事，可我从未真正相信过，她的故事竟然都是真的。我完全无法相信，由于严重疾病，19个月大即丧失视觉和听觉，随后变成哑巴的孩子，怎么可能通过教育学会了读书、写作、交谈！远不止如此，她最终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优等毕业生，成了文学和历史学大家，还成了精通多种外语的大师！这样的成就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当然，海伦·凯勒的成功不仅因为她有天分，也因为她遇到了天分极高的老师和伴侣，首先是安妮·莎莉文（后来成为约翰·梅西的夫人），她在海伦只有七岁大时接手了她的教育，并且一直陪伴她，直到梅西夫人于1936年过世——当年海伦·凯勒已经56岁。接替梅西夫人的是另一位非凡的女性——波莉·汤姆森小姐。

1947年初，我们在纽约东区一家饭馆见面那一晚，波莉·汤姆森小姐始终伴随在海伦·凯勒身边。我突然意识到，海伦·凯勒是个举止优雅的美人，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早已沉浸在忘我的交谈中了。不幸的是，我一直未能找到关于那一晚的日记。回忆那一晚，我只能一部分凭借记忆，一部分借助海伦·凯勒事后写给我的一封动人的信。

被她的人格魅力和敏捷的思维吸引，我事后才回忆起我们是如何交流的。如今我记得，当时我无法完全理解她的话。她说话用的是假嗓（毫无疑问，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导致她说出的话含混不清，因而汤姆森小姐总是要重复她说过的话。有时候，在我说话时，汤姆森小姐会在凯勒的一只手上变换着手法进行敲击。由于凯勒是个感情丰富和渴望交流的人，我们的交谈常常变得热烈，每到这种时候，凯勒会把她的手指贴到我的嘴唇上，通过读唇理解我说的话。

凯勒自称，我在柏林播音期间（以及爱德华·默罗在伦敦播音期间），她是我的“热情听众”，这让我颇感意外。她还说，她特别想知道，在纳粹德国那些漫长的岁月，我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当然，实际上她无法听到我们的播音，波莉·汤姆森利用她们称为“手语字母”的敲击方式向她进行转播，即在她的一只手上敲击出我们所说的字。

我渐渐意识到，凯勒的双手不仅十指修长，而且敏感，那双手是她与外界交流的关键所在。与其说她通过读唇与人交流，不如说她通过十指敲击的手语密码接收信息和传达信息。有一次，她说：“从我两岁至今，除了睡觉，我的双手从来不休息。它们意味着我身外的世界——它们是我的两眼、双耳，它们是传达我的想法和美好愿望的渠道。”

还在晚餐现场时，我就惊讶于凯勒怎么那么快就明白了大家交谈的内容，而且，她表达想法也快得出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交流得非常顺畅，多数时候，我完全意识不到她和汤姆森小姐一直在以快如闪电的速度敲击着对方的手。汤姆森小姐转达她的说法时，不仅会借助对方在她手上的敲击，还要借助对方的发音，唯有她能听懂凯勒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还有心灵的共鸣（vibration）。凯勒的残疾导致她对共鸣出奇地敏感。我渐渐意识到，在她与外界的交流中，这些东西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对我的认识，似乎一半来自我说的话，另一半来自与我产生的共鸣。

1947年2月8日，海伦·凯勒从她当时位于康涅狄格州的住所给我寄来一封信，说到了这个现象：“你在谬误中勇敢地追求真相，它激起的共鸣永存于我的记忆中。”显然，她通过我在柏林期间的播音感受到了这些。

我们那次晚餐见面过后，我给海伦·凯勒邮寄了一本写有留言和签名的《柏林日记》，给波莉·汤姆森也寄了一本。凯勒热情地感谢我：“你如此热心地寄来礼物，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对你表示感谢了……每当我用手指重新触碰你受困于监视和野蛮时写下的日记，我总会从中体会新的教益。是什么促使你为寻找机遇甘于冒险，在那个人间地狱住了那么久呢？”

在那次交流中，凯勒表示了访问苏联的强烈愿望。她认为，战争期间，苏联人民展现了超凡的勇气，她特别想找一些苏联人聊天，还想了解苏联人为他们国家的盲人都做了些什么。她担心战争可能导致数万士兵丧失了视力。我告诉她，《纽约先驱论坛报》前驻莫斯科记者约瑟夫·巴恩斯没准能帮上忙。巴恩斯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或许可以为她当翻译兼导游，一路陪护。战争初期，巴恩斯曾经为温德尔·威尔基[1]服务。

“为了我和汤姆森小姐前往苏联一事，你专门联络了巴恩斯先生，”凯勒在来信中说，“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谢意。长期以来，我对苏联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我们真的有幸拜访苏联盲人，了解他们的需求，这对我已经非常充实的一生来说，必定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

为凯勒访问苏联一事，我和约瑟夫·巴恩斯一起忙活了好几个月，虽然如此，我却没能促成此事。我们见面那天晚上，我曾经对凯勒说，她没有早些年前往苏联见见托尔斯泰，真是一大遗憾。那位伟大的作家一直精力充沛地活到1910年。1904年，凯勒以优等生身份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或许那是个恰当时机。我甚至斗胆说，那肯定会成为一次名垂青史的会面。他们两人肯定合得来，肯定会擦出很多火花。

[1] 威尔基曾在1940年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选举，败于民主党的罗斯福。

第六章 一炮而红

《柏林日记》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海伦·凯勒在那天晚上和后来的来信中对它有诸多溢美之词。我们之间的谈话激起了我对往昔的回忆，让我想起了当年写作这本书时的奋斗，以及拨开云雾、初见曙光的情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少年懵懂的我只有15岁，正处于高中阶段，我怀着一腔童心，在位于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体验军队生活。从那时起，我一直时断时续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后来，20世纪20年代末，以及整个30年代，在整个欧洲以及部分亚洲地区，每当某地发生动荡或巨变，作为驻外记者，我总会赶赴事发地。当年我想过，那些当场记述的对事发现场的记录，不仅可以作为创作当代史书的原始材料，有朝一日，那些材料本身说不定还能编纂成书。

1934年夏末，我来到了柏林，开始报道阿道夫·希特勒偏执的第三帝国的崛起。对于写日记的重要性，我当时已经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了。报道第三帝国的崛起，这件事很有意思，有时候也激动人心，同时会让人很郁闷。最初，我向数家美国报纸供稿，后来，从1937年秋季起，我开始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我从文字记者正式转行，在那一年成了广播电台记者。作为播报新闻的媒体，广播在当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那时候，疯狂的、崇尚暴力的纳粹领袖已经成功地蒙蔽德国人民，人们狂热地支持希特勒，无论希特勒带领他们走向何方，他们都会盲目地、忠实地追随。当时，我已经逐渐认识清楚，用不了多久，希特勒必定会主宰欧洲的命运，或许还会主宰世界的命运。他已经跌跌撞撞地走上战争和征服之路，他已经发出威胁，他要消灭国内和国外所有挡路的人，以及无力挡路的人——犹太人。报道第三帝国，无论多么令人不快和让人厌烦，对美国记者来说，那已经成了最为重要的报道内容。

作为记者，白天我必须在敌对环境中采写新闻，匆匆完成新闻稿和广播稿。经过一整天忙碌，在精疲力竭之余，我还要将白天发生的事记述到日记里，那么做确实不易。不过，那时我年轻，显然我有的是精力和动力。在完成当天的工作后，我会在深夜写日记，或者第二天一早，在当天的工作尚未开始前写日记。我在日记里记述了大量无法写进新闻稿和广播稿的内容。对我发回国内的电报，以及后来的广播稿，和平时期的纳粹德国没有实施预审制度。不过我心里清楚——在极权主义国家工作的每一位美国记者都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存在一条敏感的红线，没有人能够越雷池半步，否则就完全没有可能在那个国家继续居留和工作。在纳粹统治下的柏林，那样的事一直在发生。我也受到过警告和威胁。有一次，歇斯底里的纳粹宣传机构向我下达了驱逐令，而我最终成功地化解了危机。唯有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希特勒有权决定犯事的外国记者里哪些人可以留下来，哪些人会被驱逐出境。因而我猜测，没准戈培尔的最终结论是，让明显讨厌纳粹政权的记者留下来（有证据表明，希特勒能够容忍批评，至少能够容忍来自外国记者的批评，以证明他的光明磊落），可以避免这种事沸沸扬扬闹到国外，其中的利肯定大于弊。

1940年7月，法国战败后，我从巴黎回到了柏林。战场态势急转直下，让人非常沮丧。貌似强大的法国军队在六个星期内溃不成军。作为跟随战无不胜的德国第六军（该军三年后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此前它一直战无不胜）的美国记者，就我亲眼所见，德军横扫法国期间，法国军队根本没有抵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勇敢地反抗德军的情形完全不同。此前一个月，希特勒征服并占领了丹麦和挪威，此时他的两脚已经跨越大部分欧洲，从波兰中部的维斯瓦河到大西洋沿岸，从挪威的北角到法西边境的比利牛斯山，都成了他的天下。唯有英国横亘在他征服整个欧洲的路上。英国人从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敦刻尔克的撤退堪称奇迹，然而那次撤退代价高昂，英军损兵折将过半，似乎很难抵御入侵，何况它面对的是德军——一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令人畏惧的军队。悲观论者已经开始预言，和法国人一样，英国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屈尊投降。

7月和8月初，柏林的天气温暖而潮湿。除了德国空军对英国的轰炸逐渐升级，以及德国人公开宣称入侵英国的前期准备等，没有太多新闻可报道。踏上征途之前，我在柏林几乎没事干，因而我有的是时间仔细思量摆在西方世界面前的困境。为摆脱压抑心态，我把德军攻打法国期间匆匆记述的日记充实了一遍，那些日记都草草地写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总而言之，德国人发明并且开始实践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战争方式——“闪电战”。德军下定了决心，绝不能被1914年到1918年那种堑壕战法拖住，因而他们沿着公路长驱直入，直接开进了荷兰、比利时、法国，他们首先用饱和轰炸削弱对手的抵抗，然后以坦克群攻击尚未摧毁的目标。德国人的挺进简直就像阅兵式，荷兰在不到一周时间被攻陷，德军攻陷比利时用了两周，攻陷法国用了六周。跟随那支令人畏惧的军队，目睹并见证那种全新进攻方式的中立国观察人员为数不多，我是其中之一。我以为，我在西部战场记述的日记肯定可以成为许多美国杂志的好文章，甚至会吸引军事人员的兴趣。

我把那些日记邮寄给了纽约的经纪人，敦促他尽可能将其卖给一家“通俗的”杂志。由于特斯和两岁大的女儿艾琳·因加回国需要路费，我必须弄些钱。每次我离开日内瓦前往德国，特斯都会替我留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日内瓦办事处，然而她得不到任何报酬。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关闭日内瓦办事处，退掉房子，特斯和孩子一起返回美国，等候欧洲形势明朗化。想到特斯和孩子将要离开，我心里顿感轻松，同时我也感到一种压抑。因为，当时我定期前往日内瓦与特斯和因加见面，得以暂时避开纳粹德国。从那往后，我将无法延续那一做法，无法再次放松绷得过紧的神经。结婚九年以来，我和特斯一直精心呵护的小家庭生活也会因为她们的离去而中断。

8月末，德国人用飞机将我们这些记者送到了英吉利海峡，让我们观看德国空军对英国实施全面轰炸，并让我们准备对德国空军为入侵英国所做的前期准备进行报道。在海峡附近停留数周以后，尽管德国人强迫记者们对入侵英国开展报道，以便吓唬英国人，向英国人施压，但我已经确信无疑，德国人肯定不会入侵英国。德国人根本不具备大规模运力，以便运送庞大的军队穿越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自战争打响以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的好消息。在法国北方时，我还听说，德国军方已经开始将几个师的兵力从西部调往“东部前线”。由于当时根本不存在东部前线，那样的动作只有一种可能，它意味着德国人已经开始集结军队，准备和苏联翻脸，而苏联与纳粹实际上是盟友关系。对我来说，那也算是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斯大林与希特勒结成的邪恶同盟即将瓦解。我认为，如果希特勒在征服西侧的英国之前对苏联动武，他根本无法咀嚼吞进嘴里的东西。

返回柏林时，我收到了经纪人卡尔·勃兰特从纽约发来的电报，大致内容为：所有“通俗的”杂志都拒绝了我写的法国战场日记。“已经过时了。”这是杂志社编辑们的共同说法。不管怎么说，法国的战斗已经成为过去。勃兰特在电报里还说，他已经把日记交给《大西洋月刊》。报酬确实不高，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确保它出版成书。

那年秋季，特斯和艾琳·因加离开了日内瓦，踏上了回国之路。由于她们必须艰难地穿越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我无法确定，她们乘坐的大巴车最终能否抵达西班牙巴塞罗那。那一路，她们需要两天时间，大巴车需要自备足够的汽油以及旅客们的食物和饮水。日内瓦车站笼罩在一片悲凉氛围中，大批急于逃离的犹太人千方百计想挤上车，由于车子太挤，车站方面只能将他们赶到车外。

返回柏林后，我与纳粹审查机构的纠纷越来越多。让德国人气愤不已的是，整整一个秋季，我没有遵从他们的宣传策略，没有报道他们即将对英国发动的入侵。他们越来越多地删减我的播音内容。某些夜晚，当他们删减掉播音稿的大部分文字后，我唯有拒绝播音。有一次，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时，德国广播公司给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了个电报，主要内容为，由于我“严重迟到，因而错过了播音”，对此他们深表“遗憾”。10月，我意识到，作为美国记者，我在柏林的使命已经结束。一位知情的德国朋友悄悄向我透露，德国政府正在酝酿给我扣上间谍帽子，他们将以间谍罪起诉我，说我利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的机会，将加密信息传输给了敌对国家的情报机构。因而我决定返回国内。

一艘船况非常好的小型客货混装船“艾克斯坎宾号”驶离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一路披风斩浪，慢慢向纽约驶去，最终，它于平安夜赶到了目的港。我从纽约继续赶往华盛顿，我要与家人团聚，与他们一起过个幸福的节日。我的家人包括特斯、艾琳，以及专程从爱荷华州赶来的母亲——我有五年没见过母亲了——还有我姐姐、我弟弟约翰、弟弟的德国妻子和他们的女儿，那女孩和艾琳一般大。我们全家人在一起非常快乐，我们把聚会一直延长到了新年以后。

回纽约后，我不打算重返柏林了，说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了一大难题——我向公司解释，无论从生存角度来说，还是从如实报道新闻使其具有价值来说，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纳粹已经盯上我，我再也无法通过新闻审查了，戈培尔还会给我扣上间谍的帽子。即使这一招不灵——我不想为德国人的“梦想天国”唱赞歌，我在那边有危险——纳粹也肯定会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想说的话或与他们大言不惭的宣传相悖的话。我不会播报他们的垃圾宣传。我把这些话都说给了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他是个有亲和力的人，也是制作国内新闻的好编辑。不过，他的脑子无法理解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事，这成了我和他之间的障碍。那年之前的秋季，纳粹审查机构开始找我的茬，怀特亲自给我发了封电报，他在电文里说，即使我别无选择，只能照本宣科朗读纳粹的新闻公告，他也依然希望我坚守柏林。那时候我就告诉过他，我不愿意那么做，如今我依然对他这么说。

无论如何，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在柏林的六年，我已经精疲力竭——究竟累到什么程度，我刚刚开始有了点认识。我越过保罗·怀特，直接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所有人和总裁威廉·佩利请了三个月假。佩利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准了我的假。不过他向我指出，批给我的可不是带薪假，也就是说，我得不到眼下每周154.23美元的收入。看得出来，他把公司的钱看得很紧。那年6月，假期结束时，如果我不返回柏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否继续雇用我，佩利和怀特未做任何表示。

不过，我对他们是否会继续雇用我已经不在乎了。因为，当时所有纽约出版商好像都急于把我在柏林写的日记出版成书。他们争相给我发电报、打电话、写信。甚至杂志巨头们对此也兴趣盎然。《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委派两位主编来到我居住的饭店找我，要求我写一篇文章。《读者文摘》的主编和老板德威特·华莱士亲自来到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小小的临时办公室里，要求我为他写一篇文章。《纽约客》杂志主编威廉·肖恩在来信中说：“请务必考虑我们。”

如果把当时的情景和几年前的经历相比较，犹如天壤之别。那时候，我还在西班牙，我们家正处于破产边缘；那时候，我写的东西无论如何不会引起任何美国编辑或出版商的注意。与几个月前相比，情况亦如是，那时候，我记述德国在西线获胜的日记被所有大型杂志拒之门外，《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等都在其列。对于出人意料的变化，我当然喜不自胜。某个周末，我意外地受邀前往牡蛎湾，成了克米特·罗斯福的座上宾，当时他是纽约一家大型出版社的实权人物，他也请求我把出书的事交给他。一个场景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西奥多·罗斯福家族里一位年长的、满头白发的、有着一副坚毅面庞的女士一连数小时坐着没动窝，正在刺绣一个枕头。枕头上是镂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面部头像。她不停地用几根针往帅气的美国总统头像上戳，每戳一下，总会念叨一句：“这是给你的，亲爱的富兰克林！给你的！”由于我在卡尔文·柯立芝当政时离开了美国，那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尚未显山露水，所以我无法判断，牡蛎湾的罗斯福们与纽约州海德帕克出生的亲属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关系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从一开始，我就差不多已经拿定主意，我要把那本书交给克诺夫出版社。那倒不是因为出版社老板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不过，我确实崇拜他，因为他出版的书籍别具一格——他尤其看重托马斯·曼之类的海外知名作家。我是因为他的妻子布兰奇·克诺夫。布兰奇经常给好几位美国记者打电话，我在欧洲时，她也经常给我打电话，鼓励我往写书方向发展。1933年，我被《芝加哥论坛报》炒鱿鱼后待在西班牙，那时候，我完成了今生第一本书。那本书记述了我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工作经历，看起来特别像自传，形式上走的是小说路数，写作手法借用了海明威那种粗犷闲适的风格。遥想当年，如法复制那一风格在作家中间相当流行。我那本书写得很糟糕，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布兰奇在去柏林途中读到了那本书，当时她鼓动我重新写一遍。从那往后，她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总会在柏林、巴黎或者伦敦见上一面。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一次次逃离精神失常的纳粹首都。圣诞节前夕，布兰奇又开始找我，她开口闭口说的都是“日记出书的事”。

当初我有所不知，布兰奇·克诺夫和阿尔弗雷德·克诺夫一旦走出办公室，他们就像两个陌路人。不过我知道——而且很快就知道了——布兰奇刚一提出支付一万美元预付款（1941年，这可是一笔大数目）购买我的日记，阿尔弗雷德当即就全盘否定了。他说，唯有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得到过那么大一笔预付款，我不过是个记者，连作家都算不上。然而，布兰奇最终胜出。签署合同后，我拿到了第一笔预付款，计有2500美元。《纽约时报》的费迪南德·库恩是我的朋友，我租下了他在纽约州查帕夸的一所房子，我用那笔钱付了租金和生活开销。我在那边安顿下来，利用手里的众多日记本，外加剪刀和胶水，开始制作书籍。

两个月即将过去时，我把完成一半的手稿寄给了克诺夫出版社。布兰奇喜欢已经完成的部分，阿尔弗雷德却未置可否。4月上旬，假期即将结束，我带着后半部手稿来到了纽约。当天我必须离开纽约，外出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组织的为期两周的地方电台演说活动。我并不看好那个活动。另外，我对自己的作品顾虑重重。那些日记看起来一点都不扣人心弦。那一时期，已经有两三部关于二战的书籍出版发行，其中包括《走出黑夜》，该书作者是一个匿名的德国流亡者。大多数评论家称那本书很感人，充满了冒险、暴力、悬念，读来非常刺激。但我对那本书所涉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写的书显得乏味、无聊，并不十分有趣。

克诺夫出版社坐落在曼哈顿麦迪逊大道上，正好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面的大楼里。我抱着手稿上楼时，心情非常郁闷。按合同规定，我提交完整的手稿时，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必须当场支付2500美元。付钱的时候，他的心情很可能比我还要郁闷。

结果证明，我高估了他的心情。他端坐在一张大桌子的首席，除了布兰奇，另外还有三四个编辑和销售人员分别坐在他左边和右边。我走到他对面的位置上，把装有手稿的纸盒往他那边推去。他根本没拿正眼看我的手稿，直接将纸盒往桌子边上推，他的动作要多野蛮有多野蛮。有那么几秒钟，我以为纸盒会掉到地上，黄色的稿纸会散落一地。

他开口说话了：“比尔，这么干不行。这事我已经想了很久——”

我打断他，说：“你读过手稿吗？”

“这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他自顾自说，“我还得告诉你，比尔，根本不能用日记形式写书。”

“那塞缪尔·佩皮斯怎么解释？”我再次打断了他的话，“还有安德烈·纪德[1]呢？我记得，后一本书还是你出版的呢。”

“我说，有这么比的吗！”阿尔弗雷德的口气明显带着愠怒，我不光提到了伟人，居然还敢拿自己与他们相比。他接着说：“用日记形式出书，从来都卖不好，这几乎从来都没改变过。”

“为什么？”我再次打断了他。让我生气的是，他看都没看稿子，就开始做出判断。数周前，我把手稿的前半部交给了他，我怀疑他连那一部分都没看。

“我这就告诉你为什么！日记做的书没有开始，没有展开，更没有结尾。比尔，好书一定会有个开始，也有发展，还要有个结尾。”

说完，他伸手抓住几乎要掉落的纸盒，把纸盒从桌面上往我这边推过来。

他说：“把这个拿回去拆了，然后给我写一本像样的书回来——要有开始、展开，还要有个结尾。”

“有关德国，或者苏联，或者这场战争的像样的书，”我顿了一下，“已经泛滥到满大街都是了。每个回国的记者都在忙着推书！”我越说越激愤。“这部用日记写成的书，”说到这里，我停下来想了想应当如何措辞，“纯粹是原创的，阿尔弗雷德。你在其他书里根本见不着和这本书一样的东西。”

对我这番话，阿尔弗雷德显然不为所动。我心里清楚，至少在某一点上，我能牵动他的神经：在我离开董事会会议室前，他必须给我一张写有2500美元的支票。我转念想了想，我最不愿意的是和出版商把关系搞僵，尤其是，这次的事关系到我的第一本书。因而我勉强做出一副笑脸。

我接着说：“另外还有，阿尔弗雷德，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请的三个月假实际上已经到期。如果让我为你写一部像样的书，我需要花上六个月时间，说不定需要一年。我没那么多时间，我必须返回公司播音。希望你理解。那边竞争激烈。”

阿尔弗雷德对我的这一回应还是无动于衷，他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话，自顾自说：“告诉你接下来我要做什么。”说到这里，他调转头，往窗外第52大街对面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望去。他接着说：“我要给那边的老朋友威廉·佩利打个电话，让他给你续假。我知道你肚子里有一部好书，比尔。你得找时间把它写出来。”

“对不起，”说到这里，我重新将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往阿尔弗雷德面前推去，“按合同规定，我交给你的应该是日记，我是按合同做的。我知道，你也会执行合同。”

我敢肯定，签好的支票早就揣在阿尔弗雷德的外衣口袋里了。

“那好吧，”阿尔弗雷德说着向我走来，递给我一张支票，“你肯定会后悔。”说完，他头也不回，径直走出了会议室。

我完全是碰了一鼻子灰的感觉。我对第一本书寄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否定我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的出版人。他甚至都没看过我的手稿。我穿过第52大街，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走去，到达17层后，走进自己的小办公室。从纽约州查帕夸回来时，我带了一个大箱子，事先将它留在了办公室里。当天晚上，我必须穿过哈得孙河，到河对岸新泽西州某小镇做首次演讲。那年头，出席活动的演讲者必须身穿晚礼服。我关上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箱子，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无尾晚礼服、一件衬衣、一条黑领带，然后开始换装。其他房间的同事们过来了，他们都想和我说话（我离开了三个月，他们是在欢迎我回来）。不过，我没工夫理他们，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对什么人有过如此恶劣的态度。我拎着一个大提包，来到楼下的麦迪逊大道，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往码头赶去。到达河对岸后，我又坐出租车直接去了演讲大厅。时间还早，我扫了一眼破败不堪的大街，发现大街一头有个酒吧。我把提包放在演讲大厅，闲逛到了酒吧。我要了一杯爱尔兰威士忌，然后又要了第二杯、第三杯。感觉渐好，我吃了一份三明治。时间终于到了晚上8点，我返回了演讲大厅。从头到尾完成一次演讲真不是件容易事，幸亏我事先准备了详细的笔记。按合同规定，我不能念稿，实际上，我差不多一直在念笔记。问答阶段过后，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怎么就来到了纽瓦克火车站，我要从那里搭乘火车前往芝加哥。等候列车进站期间，我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如今再次回想那次巡回演讲，大多数事情和当时去过的许多城市如今也回忆不起来了。那不过是一次噩梦般的历程，一路走去，沮丧一直陪伴着我。有那么两三次，我差点给阿尔弗雷德发电报，我想让他放弃用日记写成的书。我想把手稿要回来，另寻一家出版社。不过，好在我一直没腾出时间。四处演讲比我事先想象的艰苦许多。一周过后，我已经疲乏到了极点。在某些场合，我确实还能振奋一点。我在堪萨斯城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地的电台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宣传活动，他们租下了城里最大的礼堂，邀请了6500人出席活动。我记得，刚一走上讲台，看见那么大一群观众，我当时都吓蒙了。由于现场音响系统超级棒，我拼尽全力，才得以保持头脑清醒，战战兢兢地完成了整场演讲。

最后一场演讲的时间是4月25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等候接待方派人接我前往演讲现场时——感谢上帝，那是最后一场演讲了——我在皮尔逊饭店的酒吧里吃着三明治，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当时，一个服务员给我送来一份电报。我刚要展开电报，立刻打消了念头。人们走背字时，倒霉事往往会接踵而至。我敢肯定，电报是特斯发来的，无非告诉我，一辆大巴车从女儿艾琳·因加身上碾了过去，要么就是她自己被大巴车撞了。我暗自思忖着，完成可恨的演讲，返回这个酒吧，吃饱喝足之后，我再打开这份电报吧。前往演讲现场的路上，我们被横穿大街的消防软管挡住了去路。为通知演讲现场我们中途受阻，一位接待人员下车打电话。我坐在车里等候，未知的电报内容让我心神不宁。我从口袋里掏出电报，想当场知道电报里是什么坏消息，大不了取消那次演讲。我撕开封套，车子正好停在一盏路灯下方，光线的亮度刚好让我看清电报上的字迹。

电报是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发来的，足有两页之多。电文说，如他所料，“每月读书俱乐部”把我的书选为7月推荐书。事情进展太快，从他收到手稿算起不过三天时间，读书俱乐部已经做出决定。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因为俱乐部选中的书一向会热卖。但这次“每月读书俱乐部”仅仅看过打印稿便做出了决定。阿尔弗雷德第一次向我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等等。

我在最后一场演讲中乘风破浪。刚回到饭店酒吧，我支开了接待员，给特斯打了个电话。那次出远门以来，正是在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睡了个惬意的觉。第二天一早，我已经面貌一新，精神十足了。我搭乘第一班火车往纽约赶去。照此看来，虽然我的第一本书是剪刀加糨糊制作出来的，但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时运不济了！阿尔弗雷德说过，“每月读书俱乐部”选中的书不仅回报优厚，还可以确保市场销路。这可真是天遂人愿，我正需要这笔钱呢。我们已经濒临破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停发了我的工资，至今我仍未听说公司里还有没有我的位置。不过，书评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不无担心。我会不会碰到痛打落水狗的遭遇？书评家会不会也有阿尔弗雷德当初那种想法——书理应有个开始、发展和结尾？据我所知，许多作家宣称他们从来不看对自己作品的评论，甚至完全不理睬书评家都写了些什么。这主要是因为，书评家都是些可怜虫，他们无知，没有文化，妒意横生。但这是我的第一次，所以我不得不承认，我非常在乎他们的评论。《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版的恶评能够毁掉一本书——同时毁掉该书的作者，对此我曾经有所耳闻。

书评家对我还算宽容，编辑们对我更加宽宏大量，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给了那本书足够的版面。全美国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刊物《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版以及《纽约时报》书评都用头版评论我的书。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院长乔治·M.舒斯特是德国问题权威，我听说，他要给《纽约时报》书评写一篇文章。我没敢奢望他为我说好话。我知道，他对老德国以及德国人民深为同情。我在柏林期间曾经听说，他对希特勒以及第三帝国的罪行认识得稍微晚了点。一开始他竟然请求公众对这两者给予“更多的理解”！此外，美国学院派历史学家一向不会把写历史的美国记者放在眼里。不过，舒斯特博士出人意料地对我和我的书赞不绝口——他甚至赞扬了报道战争的记者们。

“夏伊勒和他的记者朋友早就看穿了纳粹的宣传鼓噪，而训练有素的外交家往往什么都看不见，”他写道，“纵观人类历史，相对来说，未经专业训练的新闻从业者却具备看穿希特勒的能力，再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与此同时，政治家以及社论主笔们一直被希特勒牵着鼻子走。”

《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的是约瑟夫·巴恩斯的文章。他是二战亲历者，因而他的文章充满了理解，也充满了溢美之词。放下我们之间的友谊不说，巴恩斯这人一向比较客观，那次也如是。

《午报》是拉尔夫·英格索尔当年刚刚创办的纽约地方日报，它的资助人是美国百货公司巨擘马歇尔·菲尔德（他出资的好处是，那份报纸不刊登任何广告）。1941年6月20日，那份报纸将头版的绝大部分版面给了我，似乎出版我那本书是当天的重大消息。以前，《时代》对我的播音一向百般挑剔，那次却异常宽宏大量。它刊登的文章是这样开篇的：“这部日记作品是关于战时德国最完整的新闻报道。”

各种评论文章的评语差不多是一面倒。我必须指出，并非所有评论文章均如此。我老家爱荷华州贝尔维市发行的著名刊物《先驱报》刊登了一篇鞭挞我的社论，标题为《夏伊勒在这里已经名誉扫地》。以下为该社论的部分内容：

今年以前，威廉·夏伊勒在柏林用短波直播新闻时，人们可以原谅他的亲希特勒倾向，因为，那时他身在希特勒的魔窟，他必须按照纳粹宣传机器的指令播音。不过，所谓的头号记者夏伊勒先生如今已经身在美国，他那孤立主义的宣传却在播音和出版两个领域继续着。《柏林日记》是一本充满纳粹毒素的书，如今却铺天盖地占据着书店大大小小的货架。更可悲的是，夏伊勒如今已经变得远近闻名，听他广播的人数以万计。他返回美国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像他那样的纳粹同情者理应待在德国。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从前还是那天，我从未遭遇过错至如此彻头彻尾的误判，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字里，从未出现过那种事。唯有小地方的井底之蛙才会将那种事做到极致。

反犹信函如洪水猛兽般向我涌来，夜阑人静时，狂暴的反犹人士给我打来许多骚扰电话，我迫不得已将号码换成了不予公开的新号。大多数信函和电话来自新泽西州。我相信，亲纳粹同盟势力在那里正如日中天。

《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版1941年7月20日曾经出现针对我的反犹攻击。那是用铅笔手写体写在《柏林日记》销售广告上的一段话，笔调比前面算是温和。一位匿名记者将它邮寄给了我。

德国人真可怜！让我不明白的是，对于像你这样的犹太小人，他们居然容忍了两年之久！换了我，经历过这样的事之后，我再也不会说他们毫无宽容心了。德国人太有耐心了，居然会包容像你这样的间谍那么长时间！因而，他们宽宏大量地放你回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件事让我始终不得其解：在眼下谈论的这本书，以及后续出版的两本书（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我都表达了对纳粹德国人和希特勒的愤怒。包括犹太人在内，许多美国人顺理成章地认为，我肯定是个犹太人。直到如今，让我一直惊讶不已的是，居然会有这么多美国人认定，能够把第三帝国以及那帮暴徒的领袖们描述成那样的人，必定是个犹太人。这件事的确让人不安。

每个人都认为，我为《柏林日记》一书起了个好名字。实际上，那个书名是我们在最后关头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在那之前，我们定的名字是《这里是柏林》。在德国首都，我每次播音的开场白正是这几个字。后来我们得知，爱德华·默罗即将出版的书偏巧要用《这里是伦敦》作为书名，他用这五个字作播音的开场，让这五个字成了名言。他把其中的“这里”两个字说得特别响亮（他运用这五个字的方法独一无二，我在柏林播音时，只好把我的开场白“这里是柏林”中的“柏林”两个字说得特别响亮。不过，无论我怎么做，我都无法达到默罗那样的效果，因为我在播音时缺少他那样的演绎天赋）。克诺夫夫妇把我叫到出版社的会议室，我们都认为必须换个书名。那时所有版面已经排好，只差书名。我们三人绞尽脑汁，我突然冒出一句“柏林日记”。我并没感觉那是个好名字，克诺夫夫妇也没觉得它有什么好，但我们没有其他出路。我暗想，反正阿尔弗雷德无论如何都不喜欢那本书，起什么名字不都一样？克诺夫出版社的签约作家保罗·加利科是我的老朋友，就这一问题我请教过他。

“给书起什么名字本来没那么重要，”保罗·加利科说，“如果书卖得好，人们会以为书名起得好。如果书卖不好，人们根本不会拿它说事。”

当年秋季，伦敦出版的各种刊物对那本书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让我既高兴又意外——当时我收获了一连串意外！20世纪20年代末，我曾经在伦敦工作了好几个夏天。我以为，英国书评家对美国作者表示谦恭，明显缺乏真诚。英国人勇敢地扛住了可怕的狂轰滥炸，或许他们以主子身份看待美国人的态度因为二战部分地削弱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对《柏林日记》的评论既温和又充满理解。令人肃然起敬和严肃有余的《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当初英国的评论文章从来不署名）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

在所有涉及二战的书里，夏伊勒先生的《柏林日记》独树一帜……首先，涉及那段历史的作家几乎没人有过他那样的经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居住欧洲那么长时间。其次，他的早期身份是驻外记者，后来他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常驻柏林记者，他的特殊身份让他有机会进行采访。再次，夏伊勒身上具备他人鲜有的素质，虽然他不能始终如一讲真话（在盖世太保主宰新闻审查的第三帝国，谁都不能指望做到这一点），但毫无疑问他做到了始终如一真情流露，坚守信念。这些都在他日复一日记录的重大历史事件（“动荡年代发生在这片伟大土地上的深层次事件”）中勇敢地表现出来，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部充满人性的作品，更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每一篇日记都扣人心弦，不仅因为它记录了历史事件，更因为它记录历史事件的方式。

对于第一次正式出书的作者而言，这样的评价会让人头脑发热，因而我提醒自己，不要把它太当回事。评论家从我的日记里看出了许多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评论文章里的一些说法激起了我对记者职业的骄傲，至少有两篇文章如是，一篇刊登在英国《新政治家》杂志上，另一篇刊登在《观察家》杂志上。文章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造就了一批独一无二的驻外记者，需要对这些记者怀揣感恩之心的不仅有美国人，还有英国人。《新政治家》杂志是这样表述的：

有那么一批人，我们应当怀揣特殊的感恩之心，夏伊勒是其中的典型。他们是常驻欧洲的美国职业记者。他们的报道非常客观，他们在技术层面非常称职，他们无所畏惧，特别敬业。

F.A.沃伊特曾经是英国驻外记者，他在《观察家》杂志上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他在文章中称：“英国应当特别感谢这些先生和女士。”我以为，英国人这是在赞许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包括约翰·君特、吉米·希恩、多萝西·汤普森、西格丽德·舒尔茨、沃尔特·杜兰蒂、尼克博克、爱德华·默罗、莫勒兄弟，等等。

在陌生的环境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很长时间以后，突然处在转瞬即逝的万众瞩目中，谁都会感到飘飘然，他人对此通常会给予理解。我最喜欢的是某些特殊人物对那本书的感想。我在保留下来的文件夹中翻出了一些文字记录。

其中一份是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写给阿尔弗雷德·克诺夫的信。前者说，他正在为《耶鲁评论》就《柏林日记》一书撰写评论文章。

出版的作品不仅成了大作，而且成了畅销书，那么，该书作者肯定会感到相当知足。[2]这本书为什么会成为好书，我在评论中已经做出解释。对作者超群的智慧以及人品，我也表达了赞许。仅仅通过阅读一本书就开始崇拜它的作者，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我与罗斯福总统之间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柏林日记》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成书时，克诺夫送了一本书给总统。数周以后的一天，我收到了总统回寄给我的书，他还在书上签了名。当时我十分疑惑，难道总统是在指责我？后来，我收到总统新闻发言人斯蒂芬·厄尔利的来信，他就此事进行了澄清。也许我当时的想法太幼稚。厄尔利在信里解释道，他是应总统的“请求”把书寄给我的。以下内容摘自那封信：

入主白宫八年来，总统收到的书数以千计。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本应总统要求回寄给作者的书。

不过，这仍然不足以消除我的疑虑。厄尔利在信里进一步解释道：

把书回寄给你，意在请你签个名，这是第一。另外，我还认为，如果你能在签名处写个赠言，回寄给你这本书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

我并没有将原书寄回，因为在邮寄过程中原书已经有些破损。我另找了一本书，为总统写了赠言。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带着书去了华盛顿，亲自把书送进了白宫。从那时开始，阿尔弗雷德对《柏林日记》已经相当满意。

在邮寄给我的第二封信里，厄尔利描述了阿尔弗雷德送书一事。

昨天阿尔弗雷德·克诺夫来了，他带来一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柏林日记》，上面有你的赠言。总统非常高兴——他对这次交换非常满意。让他稍感遗憾的是，我寄给你的书送达你手里时竟然有点破损。

克诺夫非常热心地告诉我，《柏林日记》的销量很好。

我祝你因此成为百万富翁！

因此我留下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签过名的那本书。在我出版的所有书籍里，这成了唯一有总统亲笔为我签名的书。

对那本书最煽情的赞誉来自爱德华·默罗。7月里的一天傍晚，我和特斯开车前往丹尼斯，那里正在举办夏季戏剧演出，我们去那里的目的是观看《晚餐的约定》，著名戏剧家莫斯·哈特在其中出演一个角色，那是他第一次作为演员登台表演。当时我们已经到了马萨诸塞州南部的科德角，我们打开了车载收音机，以便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默罗发自伦敦的播音冒了出来，当晚没有狂轰滥炸，没有战争消息可报道，因此他说，他将利用那个播音时段说说《柏林日记》一书。默罗所说非常感人，他谈到了那本书，谈到了我，谈到了我们两人的友谊，还谈到了我们两人在欧洲一起工作的那些事。

特斯和我将车子开到路边，我们停了车，让车子熄了火，以便听得清楚些。越过大西洋的广播信号总会夹杂静电干扰。听完默罗的一席话，我和特斯两人都坠入了巨大的感情波动。我们静静地在路边坐了许久，既不想动，也不想说话。语言完全无法描述当时我们头脑里的想法。

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我感到欣喜若狂；我原来的工作能否保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尚未做出任何表示，那让我很失望。两件事就这么扯平了。我曾经明确表示，我不能返回柏林，无论是威廉·佩利，还是保罗·怀特，或者总公司的所有副总裁，谁都没有把我的话太当真，没有人给我提过其他选择。我必须开始考虑到别的地方工作了。

我和特斯前往科德角的前一天，我就此事与雷蒙德·格拉姆·斯温交流过。他是一战时期的驻外记者，也是我在欧洲时期的老朋友，现在成了美国最炙手可热的时事评论员。每晚10点钟，他开始播音时，所有美国人会放下手头的事收听他的节目。他建议我前往一些小地方的广播电台找份工作，“以便获取经验”。他的说法让人惊讶，也让人失望。我没有雷蒙德那么高的声望，不过我以为，在欧洲从事三年播音后，尤其在战争初期那一年半里，我已经获得足够的经验和声誉。我猜测，没准我可以前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我认识阿贝·希尔特，像保罗·怀特一样，他主管该公司的新闻部。不过我觉得，那么做可能对不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年，幼稚的我对忠于公司之类的说教顾虑重重）。

到达科德角以后，我很快把那件烦人的事忘到了脑后。对我的新书，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让我和特斯欣喜若狂。另外，三年以来，那还是我第一次与特斯和艾琳一起在科德角附近的查塔姆开心地度假。我们放松地斜躺在沙滩上，我们游泳，乘船出海，在海边漫步，在科德角开车兜风，随时随地坐下来野餐，在普罗温斯敦尽享天伦之乐。我甚至临时起意，打了一场高尔夫球。有时候，冷不丁会冒出个波士顿某报社或某电台的记者或评论员，与我们闲扯几句，或者为我们拍几张家庭生活的欢乐照。有时候，特斯和我会忙里偷闲看两场夏季戏剧演出。我早就想看美国戏剧表演了，以往在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期间，我看过许多演出。1925年夏季，前往蒙特利尔搭乘远赴欧洲的运牛船途中，我曾经在纽约稍做停留，其间我看了一场《光荣的代价》。从那往后，除了在伦敦期间看过不多几场美国戏，我再也没有看过其他美国戏剧了。

在科德角的一个月度假眼看就要结束了，我再次开始忧虑工作的事。特斯认为，公众如此认可《柏林日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许有兴趣考虑继续雇用我——如若不成，我可以去全国广播公司。然而，两家公司都没有给我任何反馈。也许经营电台的人从来不读书！

后来，在假期最后一周头两天的某个上午，保罗·怀特突然出现在我们租住的平房里。他随车带来好几本《柏林日记》。他说，他需要我为这些书签上名，以便送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客户”。我们请他一起吃了早餐，聊了会儿天。后来，应他的提议，我们一起前往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打了一轮高尔夫。我记得，我们两人把球推进第八洞之后，保罗提议暂时休息一下。下一洞的发球点附近有个条椅，我们在条椅上坐下来。保罗的话从我的书开始说起。

“对《柏林日记》的成功，所有在485号[3]上班的人都觉得非常高兴，比尔，”说到这里保罗顿了一下，“总部的每个人都在聊这本书。这本书不仅给你带来了声誉，也给我们带来了声誉。早就想和你联系，不过我们更想让你享受假期，好好休息一下。你千万别以为我们没惦记你。我们一直惦记你。实际上，我们想让你回公司上班。”说到这里，他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接着说：“我带来了一份让你签字的合同。”

当天进晚餐时，我们再次谈起了合同。我的工资稍有提升，另外，公司纽约站将要开辟一档由我主持的周日节目。保罗还说，公司一定会给这档节目找个赞助商。

“也就是说，也许每周会超过1000美元。”说到这里，保罗笑了笑，他自始至终都没提返回柏林一事。

我终于松了口气。我喜欢做播音，希望返回播音岗位。或许，有朝一日我会转向写书。当时我已经37岁，可我依然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具备写好书的能力。《柏林日记》主要是将我过去的报道剪裁一下，重新组装而已。不过那本书确实内含我的写作能力，仅此一点显然也会让人想入非非。16年前，我刚到巴黎的最初几年，我曾经非常渴望成为作家。当时巴黎确实存在那样一种氛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就是那时成名的，海明威随后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凯·博伊尔、朱娜·巴恩斯、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埃利奥特·保罗，还有其他人，都在那时开始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当时我也试着写了一些诗，写了小说，然而都不成功。1927年，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成了他们的驻外记者，当时我已经确定方向：我的未来是当个如实记录历史的记者。如今我依然持这种观点。

我渐渐对播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外，与报纸相比，这个行业对公众的影响力似乎更大。虽然如此，我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写东西发表的念头。从1942年开始，我每周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一篇专栏文章，这让我有机会回到写作的道路上。那个专栏由大约50份大报共享，我的收入大为增加。实际上，有了那份收入，加上售书，外加由赞助商资助的新的每周日的广播节目，我很快发现将要到手的钱肯定会超过以往的想象。那年，我已经在海外工作15年，我的收入却从未超过每周150美元左右。1925年刚入行时，我为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工作，每周薪水只有15美元。成为驻外记者后，我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那时的工资才增加到每周50美元。1937年，我开始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每周也不过150美元。三年后我从柏林回到国内，每周的薪水只增加了4.25美元。或许这4.25美元是对我报道战争的津贴吧。

显而易见的是，为美国报纸或广播网拼死拼活工作的记者根本成不了有钱人。我估计，记者里的大多数人对这种事不怎么上心。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时间想这件事。要么就是，我们容易上当受骗。

《柏林日记》出版一年后，克诺夫出版社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2个月以来的销售情况。整体情况还算不错。出版社方面的销量为298490册，“每月读书俱乐部”的销量不详。不过，出版社公布俱乐部的印刷量为296490册。克诺夫出版社说，“保守估计”，俱乐部印数的绝大多数已经售出。克诺夫出版社自己印刷了19个印次，总印数为308185。两个印数相加后的总印数为604675，其中595000已经售出。[4]

最后，即使我挣到的钱不足100万美元，对我来说，到手的数目怎么看也像天文数字——比我想象的还多。不过，如果那笔钱里的大部分都给我，政府不会答应。税务官把我从天上拉回了地面，很快击碎了我的梦想。我满心以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让我交了好运，会让我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但第一年销售收入的联邦税和州级税高达82%，出版代理拿走了另外10%。到头来，真正落到我手里的仅有8%！

一旦出版的书成为畅销书，谁都会梦想经济上完全独立。我以为，这样的事普遍存在于作家群体中，也普遍存在于记者出身的作家群体中。我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实际情况和大多数人的想象不一样。如果世上真有那样的好运，那意味着，一旦成为畅销书作家，即可将全副身心和时间投入写作，再也不必依靠固定工作维持生计，例如从事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新闻、广告、教育和其他行业。另外，被辞退和解雇的风险也将不复存在。

《柏林日记》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在美国，无论书卖得多好，通过出书发财是不可能的。仅一项收入税就把大部分版税抽走了。对作家们而言，世上根本不存在“避税天堂”，那是给富裕的投资人、银行家、商人预留的。

海明威从古巴首都哈瓦那给我写了封信，力促我把这一问题推向法院，使其成为作家为争取税赋公平而奋斗的司法案例。美国国税局不愿意承认如下现实：作家长期没有收入为常态，发一笔小财为偶然——然后再次陷入连年没有收入的常态。好年景和坏年景应当扯平才对，这样才显得公平。然而，国税局、财政部、国会、白宫都对此视若无睹。[5]

我的夙愿是从经济上独立于报纸和广播公司。从我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的经历中，我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老板们可以轻率地将他人一脚踹出门外。直到最近，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只要出版一部畅销书，即可保证自己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有一次，辛克莱·刘易斯对我说，他的第一本成名作《大街》让他做到了经济独立。如果我记得不错，他还说过，那本书他仅仅交了6%的收入税。

如今我有了资格成为美国作家协会的一员。作家协会也敦促我当个出头鸟，将版税问题推向法院。我告诉海明威和作家协会，尽管我私下认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无视作家的收入问题有失公允，但我不会将此事推向法院，甚至不会公开站出来说这件事。因为我的书出版六个月以后，也就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以及希特勒对美宣战已经把美国拖进战争。上千万美国人将应征入伍，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斗——他们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报酬。眼下因税务问题与政府发生争执，肯定不是时候。

[1] 塞缪尔·佩皮斯，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他的日记《佩皮斯日记》给后人提供了英国17世纪社会的生动描写。安德烈·纪德，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也有日记出版。

[2]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为1941年8月7日。我相信，当时《柏林日记》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已经排在首位。

[3]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地址为纽约市曼哈顿麦迪逊大道485号。

[4] 本书在书店的零售价为3.00美元，作者得到的版税如后：5000册以内为10%，5000册以上为12.5%，10000册以上为15%。如果我记得不错，“每月读书俱乐部”的版税为每册25美分，由出版社和作者平分。

[5] 后来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平衡收入税，政府允许作家以五年为一个报税期，然而，报税期最终被缩短至三年。另外，按年度计算，大年的封顶税率为50%，这对作家们是一种宽慰。但对作家来说，夹在小年中的大年毕竟是极少数，而且相隔甚远。在美国，仅有极少数作家可以依靠版税维持生计，从而全副身心投入写作。为维持生计，多数作家只能另寻出路。

第七章 反共升温

1946年底，我已经在纽约稳定下来，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的广播评论员。另外，作为专栏作家，我每周要为报业集团工作一天。我还偶尔为杂志社撰稿，应邀开讲座，进行演讲。

工作的事让我一直很忙。我惊讶地发现，在美国，只要参加上述公开活动，坏名声和好名声会纷至沓来。而我几乎没时间顾及这些。这正好帮助我避开了不适当的自我膨胀，避开了自我欣赏。回首往昔，有时候，我确实会感到自我满足，我喜欢处于光环中，我会全然忘却，在美国，好名声和坏名声均会转瞬即逝，尤其在广播领域和报刊领域。堆积到我身上的阿谀奉承确实让人尴尬，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这种事太浅薄，毫无意义，仅仅是表面浮华，如果人们真的相信这种事，即使只是暂时相信，弄不好也会中毒。如今的时代是报刊花边新闻专栏作家最吃香的时代。令人称奇的是，大多数公众对富人和名人的逸闻趣事喜闻乐见，反观富人和名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小报记者的造势十分享受。我在纳粹德国以及二战时期的一些播音节目引起部分人的关注，以及第一本书出版以来，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全国性报业集团的专栏里。我不仅成了诸如沃尔特·温切尔以及伦纳德·莱昂斯等花边新闻专栏作家——在全国范围内，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上千万读者（温切尔甚至还有个每周日晚间的播音节目，那一节目连续数年入选全美十佳播音节目）——笔下的人物，而且成了书评家、时事评论员、娱乐编辑笔下的人物。

对于在事业方面长期默默无闻的人来说，这种事的确会让人头脑发热。无论我怎样告诫自己不该这样——由于广播、出书、报纸专栏、公开演讲等，我第一次成了公众瞩目的人物——但实际情况是，我感觉这种场面很让人受用。注意到自己出现在专栏文章里，看见每天会有报纸援引我的播音、文字、演讲，我感到热血沸腾。1945年1月2日，在纽约曼哈顿麦迪逊广场公园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我代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讲话，还有更早前参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地方台组织的活动，例如在堪萨斯城人头攒动的会议大厅里现身，以及在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壮观的圣殿礼堂里现身，讲述亲历的战争，我承认——至少在40年后的今天——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虽然初次登上万众瞩目的讲坛让我一时不知所措，好几秒钟内说不出话，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振奋。仅用自己的语言和情绪就能带动和感动好几千人，通过神奇的交流即可带动和感动好几千人，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过去20年，我跑遍了全世界，我一直在报道他人做这样的事。如今这样的事发生在了我身上。

在华尔道夫酒店的一次晚宴上，我应邀向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致辞，庆贺他70岁大寿。我必须承认，对此我同样喜不自胜（托马斯·曼和我成了挚友，在鼓动我从事写作的作家里，最积极的人非他莫属）。我在各种各样的宴会上代表某政党或某机构做简要发言，应邀致祝酒词，例如欢迎戴高乐将军的宴会，欢迎圣雄甘地的宴会，等等，我同样会感到无上光荣。

回首往昔那些年的日程安排，我还真有点说不清，我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居然做了那么多事！我还年轻，刚满42岁，我或许堕入了美国人的一种习惯——把自己逼到极限。这让我的生活既丰富又充实。

对流行于美国人中的另一种习惯，我没有随波逐流，我指的是凭借一腔激情加入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社团组织。我从来不掺和那一类事。不过我确实成了“世纪协会”以及“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人们说，不久的将来，这两个组织必将成为美国两个最具“官方色彩”的集团。我完全不是出于这一原因才加入这两个组织的，而是因为“世纪协会”里的大多数成员似乎与我志趣相同——许多人是作家和艺术家。因为这个，外加相对便宜的饭菜和上乘的葡萄酒，让那处地方成了会员们喜欢一起进午餐的场所。

把我拉进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人是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主编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与今天相比，当年这一组织的规模非常小。后来我才认识到，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以及影响政策制定者方面——尤其在选择政策制定者方面，这一组织的影响力日渐强大。对我来说，除了有机会与来访的外国政治家一起吃饭和闲聊，委员会还提供相当多的机会——联合国落户纽约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与来访的首相、外长以及其他政要见面，这样的事每周都会有一两次。如果前往这些人所在的国家采访他们，花费的时间和遇到的麻烦是可想而知的。

若想了解美国政府究竟在做些什么，委员会可以向其成员提供内情。各部的部长、副部长，以及驻外大使们经常会与我们交谈。

无线电广播在二战时进入了成熟期，其受欢迎程度在战后头几年达到了顶峰。考虑到无线电广播是个全新的事物，在报道欧洲走向战争方面，从1938年春季在奥地利报道德奥合并算起，到1939年9月1日那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即希特勒派军队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线电广播一直干得相当漂亮。无线电将有关战争的新闻直接输送到美国人的起居室里，同时让人们直接聆听政治家们煽情的宣教，那些人包括罗斯福、希特勒、丘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以及其他人物。无线电可以提供即时报道，而印刷的报纸做不到这一点。晨报可以向读者介绍有关希特勒演讲的内容，甚至提供演讲的文稿，以及希特勒入侵行动的最新进展。不过，希特勒发表演说的现场情况，包括他的尖叫和他的毒化作用，以及现场德国听众疯狂的反响，都可以通过无线电直接传送到2000万美国家庭里。远在美国的听众因而得以置身其间，其感觉犹如亲历者。

无线电像个神话，尽管如此，它未能很好地报道战争。那主要是因为，广播公司有一项奇怪的自我约束的规定：播报节目时禁止使用录音。每一次播报轰炸情况和战斗情况，记者必须做实况报道。使用录音作背景音，让听众们感受现场真实的声音，以及疯狂的现代闪电战的声音，都在禁止之列。这个愚蠢的规定束缚了我们的手脚。我们很快意识到，对现代战争进行实况播报，根本就不可能。即便商业广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存在，记者们也不可能蛰伏在战壕里进行现场报道。拉一根电话线冲到前线，从前线进行报道，如今同样不可能。何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时段根本不存在“前线”，军队使用有轮交通工具，沿着主干道高速推进和撤退。记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随身带个手提录音机。记者的确可以拉一根电话线到建筑物顶层，在那里采集大轰炸的声音。不过，设定好的播音时段到来时，常常赶上战事间歇期，即，没有爆炸，没有声音，正好赶上战争时期少有的寂静时段。

默罗在伦敦时期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报道1940年伦敦遭遇骇人的大轰炸方面，他是个天才。当年聆听他播音的人，极少有人忘记他。但由于禁止使用录音机，默罗极感失望。世界上还不曾有其他城市遭遇过如此可怕的大轰炸，夜复一夜，每到默罗的播音时段，总会出现短暂的平静。如果允许使用录音机，刚刚还有的那些可怕的声音，都可以通过录音进行如实采集，例如炸弹的爆炸声、高射炮密集的射击声、救火车和救护车穿梭在实施灯火管制的街道上的警笛声，那些声音都可以混合进他的播音里。

我在柏林时从未遇到过同样的麻烦。接近午夜播音时段，有时候的确会遇上空袭，但纳粹当局禁止我报道正在发生的空袭，甚至提都不能提。有一次，英国炸弹爆炸的声音和不远处高射炮回击的声音传进了播音室，通过麦克风传到了纽约主持人埃尔默·戴维斯那里，声音既清晰又响亮，导致他脱口而出：从声音可以判断，在我说话的同时，柏林正在遭受大规模轰炸。根据德国宣传部的指示，工程师们为我安装了一个唇式麦克风，距我嘴唇一英尺以外的声音，麦克风根本捕捉不到。

但我仍然有许多机会播报来自现代战争前线的声音和怒吼，例如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以后，以及第二年春季在西部战线，有的是机会。那年5月，德国进攻比利时和法国初期，德国军队渡过默兹河，近抵比利时小镇迪南以西的盟军重点防线，那一带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坦克遭遇战。大约一万辆德国坦克和法国坦克进行了一场到那时为止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那种声音和怒吼，根本无法用文字描述，录音没准可以让人们找到一点点感觉。那一战场不允许外国记者靠近，不管怎么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拉一根电话线冲进战火纷飞的战场，更何况，在尘土飞扬中，以及硝烟弥漫中，交火点不停地变换位置。德国随军记者对战况进行了录音，德国军方甚至给了我一份录音。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强烈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总部破一次例，抛弃那愚蠢的禁用录音规定。我的要求被拒绝了。

实际上，几个月后，也就是法国被征服以后，除了发生在英国上空的空战，战争已经处于间歇期。我在柏林收到了保罗·怀特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如后：“在播音中使用录音属违规行为……”他是在提醒我，好像我忘了这条规矩似的。法国战役结束后，我获得了一次罕见的采访独家新闻的机会：前往法国贡比涅播报法德两国签署停战协定。在那节著名的火车厢里商谈停战协定时，谈判双方究竟谈了些什么内容，德国人秘密进行了全程录音。如果我播音时使用德国人的录音，效果将何其震撼啊！其中有希特勒的原话，有德国人傲慢的私语，还有法国人的唯唯诺诺。德国人对那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进行录音期间，我正好在录音车外，因而听见了全部谈话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在丧失掉所有机会之后——美国各广播公司就抛弃了禁用录音的规定。那已经太晚了！我立刻注意到了那一决定。我在日记里找到了当时的记录，时间为1945年10月13日，在星期日的伦敦：

我做播音至今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终于允许我制作前期录音了，理由是以应对现场直播时的意外。

播报节目时禁止使用录音，另一个灾难性后果是无法应付意外。由于大气的变化、光照的差异，利用短波从欧洲向美国传输无线电广播信号，效果时好时坏（中波无线电传输器的传输距离无法跨越大西洋）。例如，我们对美广播时，如果欧洲是白天，美国也是白天，其效果好于欧洲时间的晚间和美国时间的白天，而我们大部分直播节目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进行的。默罗和我曾经请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总部允许我们制作前期录音，以应付那种情况。我们做直播时，如果传输信号中断，前期制作的录音即可派上用场。然而这样看似合理的要求对身在曼哈顿麦迪逊大道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佬们来说并非如此。

战后我回到国内的第一年，联合国初创，且尚未完全稳定，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报道它。不论前景是好是坏，它终于在纽约扎了根。创建初期，全世界都希望它早日扎根。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人认为，联合国与其前身国联不一样，它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一定会成功。

一年前，在旧金山初创联合国时，南非陆军元帅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创建联合国的政治家里，他是唯一曾经于一战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参与创建国联的重量级人物。他不断地告诫人们，这次我们不能再失败了。他竭尽全力为这一世界组织谋取更大的权限，他对联合国的目标有着明确的看法，用他的话说是：“在我们一生中，战争已经两度给人类带来了悔恨，我们要为子孙后代铲除战争祸害。”在他的坚持下，这番话终于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的前言。

1946年4月18日，日内瓦报时台报响夜半12点，老国联在那个时间点正式寿终正寝。其实，在那之前很久，国联早已死亡。

尽管老国联带给人们的幻灭挥之不去，但我对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仍然信心满满。1946年12月15日，在周日播音节目中，我在开场白里为听众描绘了它的瑰丽前景：

在美国滨海城市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历史性会议即将结束……就算这次大会仅仅让世界在普遍裁军上走出第一步——包括宣布使用原子弹为非法，它仍然称得上一次重要的大会。

如果是那样该有多好！为推动包括废除原子弹在内的普遍裁军，为防止瞒报而建立现场监督机制，一天前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与会各国全票——54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决议。那次投票给我留下了不切实际的印象。毫无疑问的是，当时唯有美国拥有原子弹，因而美国愿意放弃垄断，将原子弹置于联合国监督下。如果人们当年的设想得以实现，如今人类面临的如此严峻的拥核前景根本不可能出现。

原子弹在全美范围掀起了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与苏联交战的话题。由于不明就里，普通老百姓说说那种事倒也罢了。然而，分明知道真相的政府高官也在谈论那种事，包括一位前总统，这就不可原谅了。尤其是后者，当时他竟然成了与苏联开战的鼓动者。那个时候，在战场上与德国人和日本人厮杀的声音以及轰炸的声音尚未绝尘远去。当时的情况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对德国的短暂访问刚刚结束，即将返回美国，他准备向时任总统杜鲁门提议，废除在波茨坦联合签署的针对战败国德国的协定，恢复德国的重工业。战争期间，德国重工业成了帮助阿道夫·希特勒打赢战争的王牌。我曾经在非正式场合听胡佛说，为了对付苏联，我们需要一个恢复元气的德国。出于同样的原因，有些人也希望帮助俯首听命的日本恢复元气。

华盛顿是美国精英的聚居地，精英们心知肚明，在首都高谈阔论与苏联人开战是一种极其不负责的行为。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宴请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共进晚餐。许多名人当时也在场，包括罗斯福总统的战争部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从莫斯科离任后赶到华盛顿上任的英国驻美国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克拉克-克尔）、同时拥有《时代》《财富》《生活》等杂志的巨擘亨利·卢斯，以及美国钢铁公司前巨头迈伦·泰勒，他刚从美国驻梵蒂冈观察员岗位上离任。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期间，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是美国检方代表团团长，他向在场的人们介绍了处理纳粹战犯的经过。迈伦·泰勒表态说，他对起诉纳粹战犯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他还说，美国应当集中精力准备与苏联人打仗。谈论这一话题时，迈伦·泰勒的态度极为偏执，约翰·君特忍无可忍，隔着桌子对他喊道，他的说法“让人吃惊”。

当时我想，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纽约每日新闻报》的一位以冷战为题材的专栏作家也是这种论调。就此问题，我在1946年3月17日的播音节目中说了如下一段话：

眼下华盛顿最热门的小道消息是，4月或5月肯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苏联军队将要开进土耳其，而英国军队将要奔赴那里与土耳其并肩作战。

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两兄弟的文章在报界广为转载，他们在文章中称，“人们不希望打仗的唯一原因是”，若想阻止布尔什维克，必将导致“有史以来最为暴力的危急时刻”。

甚至连一向沉稳的《纽约时报》也按捺不住了，该报在头版刊登了如下通栏标题：

美国提请注意：大批苏军在伊朗向西调动，目标可能是土耳其或伊拉克

3月12日晚8点，时间已经非常晚了，美国国务院一反常态，将记者召集起来，向他们通报说：“伊朗境内的苏联军队正在向西边的土耳其和伊拉克方向推进。”

紧接着，国务院失去了追踪苏军的线索。对那一不祥的军事威胁，我不停地打电话四处打探消息，最终一无所获。布尔什维克军队去了哪里？他们推进到伊拉克了吗？他们进而推进到土耳其了吗？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华盛顿的其他机构，没有人对此予以置评！与华盛顿军事专家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相比，伦敦的军事专家远没有那么歇斯底里。他们的最终说法为，从伊朗大不里士向西通往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公路近日一直被大雪覆盖，也许苏联军队被大雪困住了。要么就是，他们至今尚未启程？国务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国务院公布完苏联军队的消息后，一切都僵在了原地。

对于将要和苏联人打仗一说，埃迪·吉尔摩颇感失望。他是美联社驻莫斯科的资深记者，对布尔什维克从不抱任何幻想。他回国休假数月后返回了工作岗位，并且发回了一封急电，电文表达了他的疑虑和关切。在美国驻欧洲的所有记者中，吉尔摩是最不感情用事和最实事求是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在苏联，人们极少谈论战争，或者完全不触及这一话题。恰恰相反，谈论和平的人反倒很多。反美情绪在莫斯科同样很少见。的确有一些批评美国的文章……美国报纸杂志和广播节目中的反苏情绪是这里的反美情绪三到五倍，如果我不这么说，我岂不成了信口开河的记者。我在莫斯科从未听到想和美国开战的说法……对于我在华盛顿听到的说法，我不想妄加评论。

美国人民显然没有轻信华盛顿关于战争的宣传。1946年秋季，丹佛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3%的美国人认为，没必要通过战争解决当时美苏之间的困难。代表绝大多数美国新教派别的美国联邦基督教联合会公开了一项与苏联达成和平的计划。该计划的要点为：“即使美国对自己的基本诉求不做让步，与苏联的战争也可避免，而且必须避免。”

不过，尤其在美国首都，关于战争的说法仍然在持续发酵。我注意到，1946年底，更多话题已经转向对苏联间谍的恐惧。一时间，起诉风潮席卷全美国，一些最著名的政治家成了莫斯科的间谍，成了共产主义阴谋的参与者。某些政客甚至在煽动更大的恐惧：别看美国共产主义者在各州选举中连最底层官员都选不上，但他们眼看要把共和国拿下了。

很久以前，我还在纳粹德国时，我的确听过如此白痴的说法。

二战即将结束时，主要是托约翰·E.兰金（密西西比州民主党众议员）的福，差一点销声匿迹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1]被人从奄奄一息状态中拯救回来。从本质上说，这个委员会一度成了某种类型的笑话（谁能说得清，应当由什么人以什么标准判定什么是“非美”）。随着针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歇斯底里逐渐升温，这一委员会获得了新生，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国会议员几乎没人敢顶撞它，甚至不敢批评它。媒体也不敢作声。

约翰·兰金是那种思想狭隘到不可思议的人。不过，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说法，我将它们用在了周日的播音节目里，以及报刊的专栏文章里。就编造千奇百怪的说法而言，兰金是个少有的天才。他把“美国公平就业事务委员会”称为“美国绝对不希望梦想成真的共产主义独裁体系的初级阶段”！他还说，共产主义“在救世主降临人间传教时追捕他，迫害他，直接导致了救世主受难，还在他垂死挣扎时嘲笑他，最后还在十字架前用他的衣服赌输赢”。约翰·兰金推出过一个提案，其核心内容为，如果为人师表的教师们敢于“在情绪中表现出对……共产主义思潮的同情”，应当判处他们十年有期徒刑。

二战结束时，英国工党在投票选举中掌控了政府。而英国工党的领军人物是哈罗德·拉斯基，伦敦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出版过许多著作，他还是两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以及许多美国名人的私交。有一次，约翰·兰金向非美活动委员会总干事厄尼·亚当森打听哈罗德·拉斯基是何许人。从约翰·兰金的口气判断，他好像从未听说过哈罗德·拉斯基！

约翰·兰金问总干事：“拉斯基先生是谁？”

厄尼·亚当森答道：“据我所知，拉斯基先生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

约翰·兰金接着又问：“他是美国人吗？”

亚当森先生给美国某退伍军人组织写过一封奇怪的信：

我注意到，你们曾经多次提到民主。我怀疑你们对美国历史是否足够熟悉，知不知道这个国家的组织方式并不是民主的？

这一说法让退伍兵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显然他们以为，民主是他们奋起保卫的几个东西之一。

话说到这里，连我都摸不着头脑了。在当年的美国，诸如此类的荒唐说法甚嚣尘上，把持私有企业以及政府部门许多重要岗位的成年男女对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哈罗德·维尔德（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宣称：“苏联间谍像吉卜赛飞蛾一样在全国到处繁衍。”罗伯特·里奇（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控告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斯大林那里领取工资。我以为，乔治·C.马歇尔将军是我们这一代美国人里最伟大的人之一，而詹纳（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将他称为“叛国者的急先锋，与十恶不赦的叛国者群体以及共产主义倡导者们沆瀣一气的大骗子，在杜鲁门和艾奇逊长期熏陶下，正一步步出卖美国”。

在美国参议院，杜鲁门总统被斥为“让人极其反感的假冒开明人士”之一，那帮人可怜的哀鸣将“共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奉为神圣不可侵犯”，正是那帮人将“中国出卖给了无神论的奴隶制度”。这些字斟句酌的说法特指“国务院那些与莫斯科党沆瀣一气的跳梁小丑”，他们“张口闭口都是克里姆林宫那套沾了毒药的诽谤”。与此同时，“满口涎水的红色分子迪安·艾奇逊依偎在莫斯科主子的脚边，嘴里不停地哀鸣着，低吟着，奉承着”。

回国后的最初几年，我一直试图通过播音和专栏文章号准美国前进的脉搏，我差点以为，我所热爱的国家正在变成疯人院。在纳粹德国的数年，我曾经度过了噩梦般的长夜，难道这些年美国也会步其后尘？

[1] 非美活动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1938年美国众议院设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起初是调查国内公民涉嫌私通纳粹的案件，后以调查公民、公职人员和机构涉及共产党的案件著称。

第三篇 扫地出门，广播生涯终止：1947

第八章 旧友反目

1947年3月10日，星期一，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打电话通知我：节目组不要我了。该副总裁负责赞助商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下午5点45分播音节目的安排事宜。他告诉我的理由是，生产剃须膏以及其他剃须产品的厂家对节目收听率很满意，不过，厂家眼下希望推出一档针对年轻一代的节目——或许他们会推出一档完全不同的、有爵士乐队伴奏的节目，以取代我每周一次的时事评论。

对这样的解释，我深表怀疑。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节目组突然抛弃了我，对此我深感震惊和沮丧。更让我吃惊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此没有做任何表态。事到如今，我对广播行业的规矩可谓心知肚明，我非常清楚，尽管各广播公司（尤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口口声声宣称，决定播音员和播音内容的权利不在商业资助人，而在广播公司，实际上，为节目定调和做决定基本上是广告商说了算。

不过我以为，就我的情况而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可能会破例对待。过去六年来，我已经把每周日下午5点45分的节目打造成“胡珀受众评估公司”收听率（Hooper rating）最高的周日节目，我的资助人因此收益颇丰。不过，资助人与收听率毫无关系。另外，我的经纪公司最近与广播公司打过招呼：对公司而言，我绝对物超所值，我的节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周日下午的商业广播中成本最低，收听率则排在首位。我的经纪公司还说，实际上，另有好几家公司正排着队等候资助我的播音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完全不必担心我的节目会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

让我困惑的是，剃须膏公司竟然会突然放弃收听率很高的节目。一般而言，资助人放弃节目的原因无非收听率过低，与花费相比不成比例。我开始怀疑，尽管我的收听率让人满意，难道是资助人不喜欢我较为开放的新闻观？

其实，美国公众早已有所察觉，冷战的紧张气氛已经无处不在，忍无可忍的情绪已经四处蔓延。为了与大公司和政府的保守观点保持一致，尤其是针对思想较为独立和开放的记者，来自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年前，全国广播公司已经将该公司仅剩的两位思想开放的时事评论员扫地出门，他们是约翰·范德库克和鲍伯·圣约翰。前不久，某赞助商买下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天下午6点原属于昆西·豪的播音时段，将其交给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后者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地区新来的负责人。麦卡锡时代即将来临，但美国全国各地已有预兆。我理应更为关注政治气候的变化，我却没把它太当回事。那一切我早已领教过——在纳粹德国的日子里。

最近我开始留意到右翼势力对我广播的批判声音。纽约红衣主教弗兰西斯·斯佩尔曼并不喜欢我在广播里说的一些话。他这种批判的观点也得到其他保守分子的支持。甚至剃须膏广告代理商的副总也暗示我实在“过于开放了”。他自己在康涅狄格州共和党的圈子里正开始崭露头角。

琢磨赞助商抛弃我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突然意识到，既然这么做并非由于收听率低，这一行动就肯定是出于其他原因，比方说让我不再发声。

如果事情真是那样，我就不明白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实权派怎么可能容忍赞助商做出那一举动？我以为，我与公司两位最重要的人物的关系特别牢固，其一为公司大老板和董事长威廉·佩利，其二为副总裁兼新闻部和公关部主任爱德华·默罗。

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年来，但凡有需要，我总是可以直接联络威廉·佩利。他始终像好朋友一样对待我，遇事还为我出主意。每当我们意见相左，他也会听从我的建议。在社交场合，他对我与对待默罗别无二致，他会邀请我到他在城里和乡间的住处。他极少那样优待公司的其他员工，包括公司的管理层。

那一阶段，身在纽约的爱德华·默罗是我的顶头上司，就像过去我们在欧洲时一样。读完这部自传前两卷的读者肯定会有所了解，默罗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海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打拼期间，我们两人白手起家，一起经历了太多太多。我们之间有一种少有的朋友加同事关系，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我对默罗在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钦佩至极——他是所有美国播音员里的佼佼者。由于他的人格魅力，我尊敬他，喜欢他。像所有朋友和同事一样，我们之间也会有分歧，不过，分歧永远无法撼动我对他的情谊，就我对他的了解而言，他对我也是一样。

既然我有如此充分的信心，我直接把电话打到了默罗那里。我告诉他，尽管我的节目收听率很高，赞助商却仍然决定抛弃我，不过，另有几个广告商正排着队等候买断我每周日的播音时段。我希望他亲口告诉我，那一节目究竟是我说了算还是赞助商说了算。直说吧——过去遇到类似问题时，我们总会如此——难道他和佩利会允许赞助商终止我的节目？

让人惊讶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默罗和我说话越来越像打官腔。他说他会答复我——一两天内。

我又给佩利打了个电话。他不苟言笑，一本正经。他说周日的播音节目由默罗说了算，因为是他负责公司的新闻部。

一个星期过去了，默罗那头没有任何回音。他的沉默让我惊讶不已。因而我在3月19日给他写了封信，询问他是否做出了决定。剃须膏公司已经用书面形式通知我，3月30日的周日播音结束后，我即可走人。我希望默罗履行承诺，正式通知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否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最后我还补充了一句：“最初我以为，最终决定权在剃须膏公司手里，而佩利先生告诉我，情况并非如此，决定权在你手里。”

时间又过去一两天，默罗终于给我回了电话。他说得很明确，很冷静——与十年以来我所认识的默罗大相径庭。他说决定已经做出，另一位时事评论员将接替我，接手每周日下午的节目。对此他未做任何解释。

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日，即3月23日，在节目即将结束时，我说了如后一席话：“下个星期日，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这一节目。我已经收到赞助商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正式通知，这是最终决定。”这一声明来之不易，我和默罗在电话上经过几番激烈争吵才把它争取到手。最开始，默罗试图让我接受现实，一言不发地离开。我坚持说，至少我得做出点表示。

那个周日下午6点钟，我的结束语刚刚播出，一场风暴平地而起。

我和默罗决裂，我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赶走，这两件事彻底毁了我的播音事业，也差点毁了我。随后，各种相关信息出现在诸多报纸杂志上，稍晚又出现在诸多书籍上，其中混杂着大量虚假的、误导性的、单方面的说辞。如今我将首次公开我对这件事的整体看法，即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和我的理解。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想公开说出这一切。

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对当事人来说，其残酷自不待言，而我公开说出真相，并非由于我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对公众同样重要，而是因为，对美国的广播事业来说，这件事的内幕值得人们认真思考，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默罗脱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事业前，他在各种演讲和采访节目中也谈到了这些事。这些事能够解答广播公司雇员的命运由谁主宰，播音内容由谁决定，哪些节目可以由普通听众主宰，而非广播网、电台、广告商主宰。借助广播事业，后三者每年可获取上百亿美元收益。

我们现在所说，主要是指新闻和评论节目。难道说，剃须膏公司或其他在广播中打广告的公司能够决定由谁向公众播报新闻和评论？这样就可以确保公众如他们所愿地听到狭隘、保守的内容了？或者，决定权原本属于广播公司？另外，尤其在整个国家处于不稳定，以及政治迫害和歇斯底里横行时期，例如即将进入1947年时——广播公司彼时究竟该不该扛住来自广告公司的压力，扛住来自政府、企业、工会、教会、退伍军人组织，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的压力？

那年1月，我被公司赶走的三个月前，《纽约时报》在一篇标题为《有偿新闻》的社论中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谈到“新闻节目和评论节目与赞助商之间的关系”时，社论鲜明地指出：“广播公司允许广告商决定什么样的新闻可以播出，由谁播出。而任何一家报纸绝不会容忍其新闻和观点如此受制于人。”

爱德华·默罗立即进行了反驳。我相信，是佩利授意他那么做的。他代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立即给《纽约时报》回了一封信，对社论的观点进行谴责。就公司新闻部多数职员对默罗的了解，生性率直的默罗几乎不可能写出那样一封信。我们认为，那封信的笔调有点浮夸，有点自以为是，根本没有触及事实，其实我们大家和默罗都清楚这一点。自从他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离开播音事业成为新闻部主任以来，与他共事的人都说不清他究竟是怎么了。

“无论赞助商开出的条件多么优惠，”默罗在信里说，“广播公司不会出售新闻时段，也不会允许其选择广播公司完全无法接受的播音员，更不会任其影响播音内容。”

我们认为，默罗那么说多少有点言过其实。金钱确实在起作用。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体职员中任意选择自己想要的播音员和评论员，来头大的广告商不仅有能力那么做，实际上也正是那么做的。那样的做法在广播领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默罗对此再清楚不过了。《纽约时报》广播节目评论员杰克·古尔德在回复给默罗的信里说，这就好比“允许广告商从报社全体职员里任意挑选由谁执笔或者禁止谁撰写某篇社论”。他还在信里提醒默罗注意昆西·豪的遭遇。古尔德问道，如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为，失去赞助的昆西·豪是那一新闻时段的最佳播音员，“在没有找到与公司意见一致的赞助商之前，公司为什么没有让他留在原来的时段”？答案是，赞助商选择了另一个人，而最终结果正中赞助商下怀。默罗对那件事的前后经过了如指掌，他是新闻部主任，对昆西·豪的去留他负有直接责任。

默罗当然也知道那一时期发生在箭牌口香糖老板菲尔·里格利身上的一桩事。他是口香糖大王，我相信，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第一大广告商。他坚持让我前往芝加哥主持一档新闻和评论节目，由他担当该节目的赞助商。实际上，佩利下了死命令，让我服从——按照佩利的说法，“惹恼”里格利，他会吃不了兜着走——然而我拒绝了。我不想把家安在芝加哥，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为菲尔·里格利和他的口香糖公司工作。很久以后，论及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失宠一事，大卫·哈伯斯塔姆在《媒介与权势》一书里做出了如下结论：我在那件事上无视佩利的请求，为我最终离场埋下了伏笔——任何人都不该“惹恼”自己的董事长。

我承认，《纽约时报》和默罗的回信掀起的论战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理应注意那件事，不过，那年头，即使我没有表现出目空一切，至少也会表现得相当自信。也许我对古希腊人称之为“狂妄自大”的态度多少会感到一点自责，这足以解释，打击到来时，我为什么会觉得它好像过于严酷、不公平、毫无道理。

在所有那些纷繁扰攘的背后，有件事直接关乎我个人：一段久经考验的友谊毁于一旦。1937年，我失业时，正是爱德华·默罗雇用了我，他派我去了柏林，我对此非常感激。十年来，在开拓广播新闻事业领域，我们两人一直配合默契，那是一段让人迷恋的、激动人心的历程。默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和他一起工作，让人感到充满乐趣，兴趣盎然。

事实也证明，默罗是个可以推心置腹的可靠朋友。我很少谈论人际关系之类的事，然而，我在日记里不止一次记述过我和默罗的友谊。1941年出版的《柏林日记》最后一节就有对默罗的记述。

1940年12月初，我和默罗在里斯本一起度过了四天。那是一次美好的聚会，每晚我们都会聊到黎明。

1940年12月13日午夜，于“艾克斯坎宾号”。

由于即将分手，我们两人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过去三年来，欧洲战乱不休，我和默罗在工作中一直相当默契，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真实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就是那种每个人一生中不可多得的关系。当时我们两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种预感，拜战争所赐，或者拜一枚小炸弹之类所赐，这次聚会说不定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毫无疑问，这非常荒诞，或许也非常感性……[1]

暮色中的光线越来越暗，等候轮船启航期间，我们在码头上来回溜达着……没过多久，天空已是一片漆黑，船员们开始收拢跳板，我赶紧上了船，默罗则消失在夜色中。

默罗的来信常常带给我许多宽慰。我仍然记得，1941年7月27日，他从伦敦给我写了封信。当时，德国空军对英国的轰炸已经结束，德国人正集中精力忙于对付苏联。五个星期前，德国人开始进攻苏联，他们腾不出几架飞机对付伦敦。默罗那时正要回国休长假。正是在那一时间段，他收到了我邮寄给他的一本《柏林日记》，那本书6月底刚刚出版。

7月27日……

亲爱的比尔……只想告诉你，我特别喜欢你的书……写出这样的东西可真不是件易事，字里行间透着你的诚实、善良、宽容、幽默，文如其人……你所说的有关我的那些事，我感到非常骄傲……实际上，对我们在工作中一起取得的成就，我比你想象的更骄傲。你离开以后，工作还是老样子，可我总觉得缺了许多……

默罗在信里接着说，他把我给他的书借给了哈罗德·拉斯基以及其他人。那些人都“非常振奋……你的书在这里出版时，他们都想写评论……真想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买你的书送朋友，和他们说……瞧，这是我同事和朋友写的”。他希望他的假期结束时，我和他一起返回伦敦。

也许3月初我们可以返回这里重新开始一起工作……你最好赶紧给我回个信……别忘了，一个人在这里工作会有多么寂寞和孤独……

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默罗身上有阴暗面，唯有和他走得非常近的人才能看出这一点。有时候，他会非常郁闷、压抑、绝望、伤感。他从来都感觉不到生活里的情趣，他对人类几乎不抱什么幻想。我喜欢并且尊重默罗所具有的某些悲观，因为，他在那封信里表达的对人生的否定看法，我有同感。在写给我的所有信里，以及我们的闲聊中，他差不多总是如此。

我感到特别灰心……苏联人参战以来，从前那种失望情绪重新回到了英国。……至于我，如今我感到特别低落……有压力的时候，人们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如今人们总会想到未来。上帝啊，看看未来的样子……饿殍遍地，瘟疫横行，民不聊生……整个经济体系已做好启动准备，而权贵们对和平的恐惧胜过对战事持续下去的恐惧。每每谈到和平，这里的大多数人给我的感觉是，好像这是最后的和平……在欧洲国家影子政府里效力的一些官员让人觉得可笑……也让人觉得可悲……

默罗在伦敦期间播音做得如此之好，他因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英国从未给过其他美国记者如此高的荣誉。二战结束后，默罗放弃播音，从伦敦回到纽约，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总裁，主管新闻和公共关系。相对于默罗的才干，我认为，他担任那一职务纯属浪费。

我猜测，应该是佩利迫使默罗接受了那份工作——那件事背离了默罗的初衷——佩利的说辞是，二战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播报新闻方面坐上了头把交椅，在很大程度上，那是默罗的功劳。在广播向电视跨越进程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若想保持领先地位，默罗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以为，促使默罗最终下决心的是，那种跨越超出了他的想象，对他形成了挑战。除此之外，那一时期的默罗对佩利岂止是崇拜，他更有一种言听计从的忠诚——他们之间是彼此彼此——因而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佩利。

电视时代已经近在眼前。佩利在战时多次赴欧洲参会，其间，他经常与默罗和我谈到电视的前景。未来如何通过电视播报新闻，佩利敦促我们立即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这必定是一种新的挑战——与收音机相比，电视对人类的冲击更大，也会更加激动人心。

默罗对此不敢认同。电影无法传播新闻，电视能好到哪里，他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他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回国后的第一年，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一问题。

和我希望的见面次数相比，当年我和默罗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我意识到，他一直忙于和专注于他的新工作。或许他并不真的喜欢当时的工作。公司里流传着一些闲言碎语，比方说，我不过是个由赞助商资助的新闻播报员，而我挣的钱比当副总裁的默罗还多，他有可能对此心怀不满。但我从不相信那类说法，那完全不是默罗的做派。在我看来，他好像从来也不比我更在乎钱。我翻出了他在1941年9月4日从伦敦写给我的一封信。

“实话实说，我对挣大钱没那么大兴趣，”这是他那封信里的内容，“我当然希望有个温馨的小房子，以便我回国定居时不必为安身立命奔波。”

3月23日那个周日下午，我在简短的声明中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赞助商已经做出决定，下个星期日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这一节目。我的话音刚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机室的外线指示灯亮了起来。五分钟后，所有线路严重堵塞了。上万听众打电话给公司，或试图给公司打电话，询问为什么停止我的节目，也有仅仅为表达不满和抗议而打电话的。上万封表达愤怒的信函蜂拥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赞助商的办公室里。

我念完声明后的星期二，高举抗议牌的示威者排着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门口来回游行。一个主要由牧师组成的委员会就我的问题直接与董事长展开了对话。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政治行动委员会主任发表了一篇声明，谴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停播我的节目，并且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行动似乎是一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声明说，“该计划意在铲除所有持进步观点的评论员，或者与赞助商看法不一致的评论员。”

好几位著名作家对上述说法表示赞同。一份纽约地方报纸《午报》这样表述道：“政治界、文学界、演艺界、电影界的著名人物已经团结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威廉·夏伊勒身后，大家都在努力阻止他的节目停播……”

“自由之声委员会”主席多萝西·帕克的职责是监管广播行业的言论自由，她直接给佩利发了一封电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停播威廉·夏伊勒每周日下午的评论节目，对相信广播行业言论自由的人是个意外打击。

夏伊勒为人正直，在每一件事上，他对真理孜孜以求，这让他的评论节目成为有史以来收听率最高的节目之一。《时代》曾推介他为“让每一位美国人感到骄傲的美国人”。

他的节目在胡珀受众评估公司的收听率调查中获得了6.9的高分，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下午得分最高的节目之一。那么，停播他的节目，原因是什么？

如果广告商对夏伊勒的一些观点不满，那好，我们请求你不必理睬广告商，以免人们说，美国人民想听谁播音——或者不想听谁播音——都由广告商做主。

长期以来，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以为豪的——按理说应当如此——是其领先的政治观点。千万不要让夏伊勒这件事成为破坏纪录的第一个污点。

当时我还不认识多萝西·帕克，不过，她的名字于我早已如雷贯耳。长期以来，她用尖刻的笔锋在其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中展示的机智让我钦羡不已。在抗议电报上联合署名的有数十位著名作家和演员，包括影帝格雷高里·派克，记者约翰·君特、吉米·希恩、刘易斯·甘尼特，作家林·拉德纳，剧作家阿瑟·米勒，影星爱德华·G.罗宾逊，女影星朱迪·霍利德，演艺名人乔斯·费雷，话剧女演员玛格丽特·韦伯斯特，等等。

也有以个人名义加入抗议行列的，例如罗斯福总统的心腹、著名剧作家罗伯特·E.舍伍德，他在发给佩利的电文中称：“停止威廉·夏伊勒的播音，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是一大悲剧。”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也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还是默罗的知交，他在发给默罗的电文中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一举措“会被广泛看作……面对广告商的压力，广播公司又一次做出了让步”。他在电文里还说，他坚信默罗“在阻止这件事方面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这次麦克利什是大错特错了。

拉尔夫·英格索尔是《午报》的前老板，也是卢斯手下数家杂志的编辑，同时是默罗的朋友。他对老朋友默罗的做法深表怀疑，他写道：

亲爱的埃德：

我刚刚读到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抛弃了威廉·夏伊勒。我想告诉你，我对此有多么惊讶！你从英国回来后，他们怎么你了，你怎么没站出来为夏伊勒据理力争呢？

我也经常问自己同样的问题：19楼那帮人究竟在默罗身上做了什么，为什么从公司的19个副总裁里选中了他？默罗发表声明不仅正式宣布终止我的周日播音，还试图毁掉我的播音员资格。他用亦真亦假的事实、纯粹的谎言、闪烁的词汇为他的声明进行了最不可思议的包装。最终结果证明，在混淆公众视听、遣散抗议行动、让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无立足之地等方面，他圆滑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让我震惊的是他罔顾事实的做法。我从来没想过，默罗的城府居然会有那么深。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他为公司的利益撒谎——有那个必要吗——他那么做值得吗？为了佩利，他值得那么做吗？

庆幸的是，默罗的声明实在不够光明磊落，而且过于自相矛盾，所以报纸杂志的评论文章都在谴责默罗。他的说法既没有骗过媒体，也没有骗过公众。实际上，人们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默罗和佩利的谴责是一致的。然而，他们确实骗到了一些作家，他们后来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采用了公司的说辞。

围绕剃须膏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抛弃我一事，争论一浪高过一浪。剃须膏公司由于受不了上万封抗议信函和电报对其行为的愤怒谴责，该公司总裁亲自到我纽约的住处登门拜访，希望重新雇用我。他好像非常着急。他说，只要能阻止像雪崩一样的谴责，让他做什么都行。他还补充说，公司无法承受公众的如此敌视。上万封信函和电报表达的愤怒必然会使其公司业务蒙受损失，因而公司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开那样的公开争论。

我承认，总裁的来访以及他希望重新雇用我的诚意让我特别受鼓舞。看来我终于要回归原来的工作了。

我对总裁说，我会把那一好消息转告佩利董事长，然后于当晚给他个回话。不巧的是，我必须马上出门与民调专家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顾问埃尔莫·罗珀共进午餐，他是我和佩利共同的朋友。罗珀事先与我约好，我们一起到曼哈顿洛克菲勒大厦顶层的彩虹厅共进午餐，他想了解一下，在我和公司的摩擦中，他能否助我一臂之力。我告诉他，赞助公司的总裁到我家来过。像我一样，罗珀也认为，说不定这件事因此会迎刃而解。对于那个出乎意料的转折，罗珀不仅松了口气，还显得挺高兴。在等候午餐期间，罗珀催促我赶紧到附近找个付费电话，把那一好消息告诉佩利。他断定佩利也会特别高兴。

然而，威廉·佩利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他说话的声音和态度都极其冷淡。他说，资助人不能恢复我周日下午时段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停播我的节目是出于其他原因。那一时段的事与我无关，毫无疑问我已经出局了。

佩利最后说：“感谢你的来电。”然后挂断了电话。埃尔莫·罗珀根本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事，而我已经开始相信了。我逐渐认识到，我已然得罪佩利，他不可能原谅我。大公司董事长是任何人都不能得罪的。佩利或许犹豫过一两天，以观察默罗究竟会忠于他和公司，还是会偏袒老朋友。既然默罗已经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哪一边，佩利就没必要犹豫了，他当然会让我领教不听话的代价。

与《芝加哥论坛报》蛮横的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15年前的所作所为一样，佩利也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其实，全美国所有大亨都这样。员工多年来为公司奉献的一切，为获取消息和报道战况，驻外记者必须冒各种风险，缺少正常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长时间在煎熬中度过每周七个工作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长年如此，因工作出色为公司争到了荣誉，在工作中表现出忠诚和奉献，等等，所有这些，佩利都会置之脑后。许多同事和他们可敬的媒体老板之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以前跟随麦考密克上校期间，我已经领教过，因而我早就见怪不怪了。威廉·佩利不过是老板群体中的一员。当然，默罗应该另当别论，我始终无法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佩利和默罗朝我泼脏水，说我挑起了那些喧嚣。他们知道，停播我周日下午时段的节目所引发的反应与我无关，可他们仍然对我愤怒不已。我从未请任何个人或组织帮忙，所有事情都是自发的。那些事不仅出乎董事长和新任新闻部负责人的意料，让他们不高兴，也出乎我的意料。

他们的不高兴很快变成了愤怒，不久后，他们就表达出来。让佩利不胜其烦的是，游行队伍一直徘徊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底层门口。那样的事从未出现过，它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名字蒙垢，责任理应由我承担。有人告诉我，让佩利极为气愤的是，他必须出面接待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点名让他出面，以抗议停播我的节目，该委员会还敦促他重新考虑我的事。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那样的事也是前所未有，佩利因而断定，让董事长如此难堪，背后的主谋必然是我。

当我、默罗和佩利在办公室会面时，佩利的愤怒突然爆发了。他恶狠狠地对我说，我“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用途”已经耗尽。默罗一言不发，我认为他的沉默足以说明一切。实际上，他们两人后来均否认老板说过那样的话。他们改口说，对我的安排是因为公司的一项新政，即我并没有被“辞退”，他们两人都真诚地希望我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然而不是留在原来那个拥有500万听众的周日节目时段。我的老板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同样说道：他们想告诉公众的是，用另一个人的节目取代我原来的周日节目，为的是“改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和时事评论节目的服务质量”，也就是说，我已经不能胜任，因而必须把我换下来。他们希望公众接受这一难以接受的决定，因为他们也特别希望我留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另一时段”继续从事播音工作。默罗在一份公开声明中第一次提到了那一说法：

如果我们有意审查和打压夏伊勒先生的言论，那么继续让他担任时事评论员的职务就是傻到了家……我们原来打算让夏伊勒先生在公司的另一时段继续从事播音工作。

佩利和默罗两人一直在强调，他们为我“另外规划了一个时段”。但恰如他们发布过的许多内容虚假的声明一样，那也是个假消息。默罗一度确实说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在周六下午（在听众希望听体育消息，而不是时事评论时）为我开辟一个播音时段，然而佩利把那一提议否决了。后来默罗又含糊其词地表示，让我在晚上11点到11点半之间某个时段播音（此时大多数听众早已上床睡觉），但那个提议也未能成为最终的决定。赞助商决定将我从周日时段换下之后，公司从未向我提出过明确的播音时段。默罗曾多次就我的问题向新闻界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坚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不过在安排上“做了调整”，就像报刊会根据专家意见将某专栏作家的栏目调换到另一个版面那样。最后他还不忘补充说：“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多次调整夏伊勒先生的播音时间。”

这一说法也与事实不符。自六年前开播以来，我的周日播音节目从未调整过时间。其实默罗心里很清楚，一个享有资助的时事评论员经多年努力积累起超高人气后，将其调整到没有资助和较少听众的新闻时段，其间的区别非常大。

默罗代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过无数声明，最让我生气的是这一条：

本着改进周日下午时段时事评论节目服务质量的想法，在调整夏伊勒先生的工作安排方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出了明确的编辑方面和管理方面的判断。这并非一项临时出台的决定，而是基于长期以来对该节目认真的、专业的分析。

恰如默罗所料，上述声明中的第一句话使我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继续工作一事化成了泡影。当年《纽约时报》将詹姆斯·赖斯顿赶出专栏版时曾经向读者解释，采取那一措施是为了“改进”专栏版的质量。

上述声明中的第二句话纯属一派胡言。真实情况为，它的确是一项临时出台的决定，佩利在接见抗议者组成的委员会时曾经直白地脱口而出，那个决定是顺应赞助商不再雇用我而出台的。对节目进行“分析”——认真、专业，或者其他什么，那样的事从未存在过。所有理由都是无中生有。公司把我扫地出门后我查证过此事，公司内部没人听说过有所谓的“分析”。佩利和默罗两人一直与我关系密切，他们都没有说过对我节目不满的话。尽管上帝知道我的节目远非完美，但实际上，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赞助商采取行动前）还在不停地赞扬我的节目。他们还说，我的节目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类节目增光添彩，显然比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强得多，他们尤其喜欢那个节目超高的收听率。在新闻广播里，为投资带来回报的节目并不多见。

3月25日，即赞助商（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选定的我最后一次周日节目的五天前，默罗向新闻界宣布了替换我的计划。接替者为约瑟夫·C.哈施，他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盛顿的老牌记者，也兼职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播音。他是我的老朋友，二战初期，《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将他派到了柏林，当时我雇用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兼职播音员。他不是那种外表光鲜或喜欢卖弄的人，是个称职的记者。他还是个正派且可敬的人，他立即从华盛顿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除非我同意，否则他绝不接受替换我的事。我告诉他我同意。

趁着宣布替换我的方案，默罗借题发挥说：“哈施先生有长期在华盛顿以及海外工作的经验，加上他在华盛顿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提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一时段的时事评论质量。”

约瑟夫·哈施取代我成为周日下午时段的播音员。不久后，他也被排挤走了。[2]多年来，这一时段一直为我的新闻和评论节目所有，后来就让位给了一个纯粹的娱乐节目。佩利和默罗很快就对“改进周日下午时段时事评论节目服务质量”失去了热情。

我在整件事里成了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投石问路的石子，成了谎言的诱因，可我当时不能公开说出真相。我只能冷眼旁观他人进行评说。数家市属报刊的好几位广播节目编辑和专栏作家很快就揭穿了佩利和默罗的伪善。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另一个渠道对我的支持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颜面尽失——也让两位行政主管陷入了尴尬。

1947年3月30日，那是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也是我最后一次播音的日子。当天，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音室和控制室里发生的怪事简直让人无法相信。那天让我想起了纳粹时期我在柏林播音的情景。

星期六上午，我给默罗打电话，和他商议在告别节目中该说些什么，当时他的情绪低到了极点。恰如我们讨论前一周那次播音一样，最初默罗坚持我什么都不说，不过我表示反对。既然听众人数高达500万，我认为我起码得说几句告别辞。一句告别的话都不说，会让人觉得我这人太懦弱。默罗和我一起琢磨出了一份声明。虽然我不喜欢那份声明——大多数让步是我做出的——但最终我只好接受，因为，那是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时的管理体制下所能得到的最理想的结果。

后来，星期六晚间，新闻部好几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谣言四起，大家都说我会在播音结束前抨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上午，我给默罗打了电话，本想安慰他。

“你个王八蛋！今天你要敢说出格的话……”这是默罗的答复，“你最好照稿念——不然走着瞧！”他是在警告我。

“悉听尊便，埃德，”我说，“你想想，在柏林时，我不都是照稿念的，还记得吧？”

过去我经常和默罗说，在柏林播音期间，总会有个纳粹下级官员坐在我对面，眼睛紧盯着我的文字稿副本，逐字逐句地看稿子，只要我有一个字脱稿，对方即随手关掉面前的开关。当时，我唯有运用语调的变化，方能传达心中所想。

我用发生在第三帝国首都的事向默罗暗示，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实话告诉你，”他的口气非常严肃，“我已经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下一秒钟我们就可以切断你的播音。”

“就像柏林的做法一样。”我脱口而出。

那一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做法和我在柏林时期纳粹的做法一模一样。我的小办公室离播音室只有15英尺远。我一如既往来到办公室，准备最后一次播音的文字稿——无非从各通讯社的最新消息里挑出自己想说的事，为当晚的播音组一篇稿子。我完成文字稿的时间比平时早——通常情况下，下午5点45分播音时间到来前几分钟，我仍然在赶稿子。主编特德·丘奇和值班编辑达拉斯·汤森都是我的好友，他们对整件事的变化惊讶不已。他们告诉我，默罗强迫他们逐字逐句认真审阅我的文字稿。因而，播音开始前十分钟，他们来到播音室，坐到我两侧，将我的文字稿仔细梳理了一遍——他们的样子像是在寻找定时炸弹。

经过与公司、佩利、默罗的一番搏斗，我已经疲乏至极，几近崩溃。约翰·君特是我的老朋友，当年我们驻欧洲时都为芝加哥的报刊工作，他主动提出到播音室陪我度过最后的播音时段。不过我意识到，他也是默罗的朋友，后者常常为他提供播音机会，让他的名字为公众熟知。

两位编辑终于审查完了我的文字稿。我抬头看了一眼挂钟，离播音还差十秒钟。我扭头往控制室看去，老同事亨利已经就位。他是多年的音控师，负责控制各种开关，向我们发出各种提示。作为问候，亨利挥了一下手，然后向我做出笑脸。两三个我不认识的男人站在亨利背后，显然他们是默罗的喽啰，来监督亨利，以免收到掐断信号的指令时，他会出于怜悯而拒不执行。我后来听说，当时默罗正在19楼的办公室指挥行动。我曾经希望他屈尊下楼，在我最后一次播音时亲临现场，坐到我对面。丘奇和汤森也出现在了控制室里。和我在柏林时相对照，这一屋子的监督班子比柏林的都要庞大。这一切那么眼熟，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会出现在美国。满屋子的人都弓着背，聚精会神地盯住我用复写纸拓出的副本——这帮人看起来特别像拙劣影片中的侦探——我感到一丝反感，同时觉得非常好笑。

如我所料，13分半钟的照本宣科完成得非常顺利，其中包括我对情绪的控制，我早都想好了，我必须不带任何情绪。当时我已经翻到文字稿的最后一页。我顿了一下，然后尽可能不动声色地念完了下边的文字：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这个节目。

导致今天成为最后一次播音的原因——据我目前所知——非常重要，不过我以为，现在就追究其原因，时间及场合均不合适。其实我心里清楚，眼下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有意通过今天的节目了解内情。

在临别之际，我想对大家说：1941年以来，你们每周日下午都在关注这一节目——我们一起经历了战争年代，迎来了和平曙光——谢谢你们长期以来的关注。

播音结束后，我在播音室门口遇见一群守候的记者。前一天，我已经准备好一份简要声明：由于佩利和默罗多次在公开声明中明确表示我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用途已经耗尽，我正在准备辞职。

这可能是一次战术失误。佩利和默罗立即抓住了话柄，用以“证明”我不是被辞退的。难道不是我主动辞职的吗？30年后，埃里克·塞瓦赖德在《新共和》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这么说。文中援引他当年在华盛顿新闻工作者中心大门外说的一番话：“爱德华·默罗辞退了威廉·夏伊勒，原因是夏伊勒政治上太开放，这事肯定是虚构的。夏伊勒根本不是被辞退的……”[3]

塞瓦赖德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忠心耿耿，这显然导致他对公司辞退员工的方式视而不见，尤其对媒体公司的做法视而不见。从技术层面说，公司很少“辞退”员工。一般的做法为，公司会设法让员工感到无法继续混下去，以此强迫员工主动辞职。这是惯用手法。为了避免佩利和默罗继续羞辱我，我当然无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继续待下去了。

我的节目被取代后没过几天，有媒体报道，我将因为“对新闻进行了出色的报道和诠释”，获得当时广播界的最高奖——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奖。第七届年度颁奖大会将于4月17日在位于纽约的罗斯福饭店举行。

我前往饭店参加了午餐会暨颁奖大会，我决心已定，绝不能因为这次获奖得意忘形，尽管我感谢这次获奖，尤其是在这一特殊的时期。从主席台往下，我看见了人群中的默罗，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帮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默罗好像特别紧张。他怒容满面地注视着我，好像他料定我会站起来指责他，利用获奖之机谴责他。其实他根本没必要担惊受怕。

《大西洋月刊》编辑兼皮博迪奖评委会主席爱德华·威克斯站起来宣读我的获奖致辞：

最伟大的新闻采集者团队之一……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威廉·夏伊勒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喜爱，因为他在1938年到1941年间顶住了新闻审查压力，向美国人民讲述了真实的希特勒和德国。另外美国人民还需要感谢他，作为时事评论员，最近以来，他一直在告诫人们关注中欧，那里正麻烦不断。

爱德华·威克斯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满脸绽放着笑容。他扫了一眼主席台下不远处的默罗，然后转头看向站在演讲台旁的我，接着说：

“祝贺夏伊勒先生……希望再次从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播音！……由于对新闻进行了杰出的诠释，他荣膺1946年度皮博迪奖。”

我必须承认，对我来说，这是个甜蜜的时刻。威克斯在致辞里说到我获奖时，全世界从事播音的男男女女好像反应平平，大家反而对他适时提到有可能再次听到我的播音反响热烈。对这一说法，现场听众立即给予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威克斯只好停下来，静候掌声平息，才能继续完成整篇致辞。

第二天发行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对颁奖活动进行报道时，专门就爆发掌声一事进行了评论：

夏伊勒先生站起来接受了铜质奖章，只说了句：“对评委会授予我这一奖项以及他们良好的祝愿，我谨表诚挚的谢意。”说完他就坐下了。

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见默罗如释重负般舒了一口气。数天前，在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演讲时，就授予我皮博迪奖一事，他进行过一番虚伪的调侃。他说，三年前的1944年他就获得了该奖，“当时我早就没有进行最佳播音了”。他的意思很明显。但他在公开场合说出这种话，与大家所熟知的默罗极其不符。

截至那时，默罗每天都在公开场合口沫四溅地表达公司和他对我的坏印象，好像赞助商抛弃我一事唤醒了他身上由来已久的、此前不为人知的敌意。1947年3月30日是我最后一次播音的日子，几天后，即佩利和默罗迫使我辞职那天，作为临别赠言，默罗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

用另一个时事评论节目取代迄今为止由夏伊勒先生占用的播音时段，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非其他人。夏伊勒先生对此不满。此即全部事实。

他这番话如此冷漠，如此自视清高，如此精心地意图误导。在发生了那么多事之后，当时我仍然不肯相信，这样的话竟然出自默罗之口！可悲的是……这番话的确出自默罗之口。

佩利和默罗对我的工作成绩竭尽全力地诋毁，对我公开地羞辱，在这段高压的日子里，皮博迪奖对我的播音工作是恰逢其时的肯定，这也并非唯一的肯定。同年6月，《公告牌》进行第十六轮年度调查期间，大约100位报纸和电台编辑推举我为“播音领域最让人感兴趣的时事评论员”，当时媒体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报道。3月10日，即赞助商正式下通知终止我播音当天，“阿尔弗雷德一世·杜邦播音奖基金会”干事长给我寄来一封信，评审委员会提名我“入围1946年度杰出贡献奖候选人”。虽然当年的奖项最终授予了播音员埃尔默·戴维斯，但干事长在信里解释道：“评审委员会要求我对你进行告知，由于你在工作中做出的杰出贡献符合本基金会的宗旨，我们向你致以诚挚的谢意。对你已然取得的成就，我们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1] 两天前，默罗收到来自伦敦的电报通知，他的新办公室被德国炸弹直接命中，彻底被毁。而他原先的办公室几个月前刚刚被炸毁。

[2] 哈施给我的一封信写道：“我早就料到会出事。如果第一次打击没把我怎么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晚也会把我赶走。说不定他们觉得，我是个累赘，难伺候。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把周日节目从我手里收回的理由是，我没有招来任何赞助商。实际上，是他们故意设限，不出售这一时段……随后他们宣称我是个滞销货……还是本本分分重新做我诚实的记者好。”

[3] 塞瓦赖德也是我的老朋友。临近二战时我认识了他。当时他为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工作，同时在万国邮政联盟驻巴黎办事处工作。当时我强烈要求默罗雇他为公司的驻巴黎记者，默罗同意了。最后一次播音的一天后，塞瓦赖德寄来一封信，重申他看重“朋友关系”，希望我一切都好，然而他必须站在公司一边。他谴责我不该错怪公司。他认为我从未被“不公平地对待”，也不能同意与我一起“谴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个月后，他又给我寄来一封信：“从你所做所说来看，你真是个疯狂的混蛋。我认为是你错了……”
亚历山大·肯德里克是我的老同事，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际部工作。创作和出版传记《黄金时代——爱德华·默罗的一生》时，他仍然是该公司的雇员。和塞瓦赖德一样，他也误导了公众。他和默罗两人均宣称，我的赞助商“明确地表达了不满，原因是剃须膏销量并未增加”。鉴于我的节目处在胡珀受众评估公司收听率的高位，这一责难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赞助商和默罗从未对收听率表达过不满。至于我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事，肯德里克在书里解释：“默罗一直尽力挽留他（夏伊勒）……此外默罗始终坚信，夏伊勒很快会另找一家赞助商，因此默罗希望夏伊勒继续从事播音工作。”这一说法与事实相距何止千里！

第九章 最后的重聚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数个星期、数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在自怨自艾。我从事新闻报道和评论已有22年，已经小有成就，可一夜之间，我被扫地出门了——当年前往欧洲投身这一事业时，我刚满21岁，刚刚走出大学校门。

我相信，我的出局标志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项新政策的开始，它屈服在人们所说的时代的疯狂面前。让我感到伤心的是，默罗居然卷入其中，成了推波助澜的人。不久后，麦卡锡参议员开始登台表演，对美国的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他成了最大的揭露者。实际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追随麦卡锡，对自己的员工进行了忠诚度调查，调查重点是新闻部的员工。调查结束后，公司强迫所有员工签署忠诚宣誓书。做那种事的美国广播公司仅此一家。无论默罗心里当时做何感想，他和公司穿的是一条裤子，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曾经公开谴责那一丢人现眼的调查。他率先签署了有辱人格的忠诚宣誓书，还动员同事依样画葫芦。其时他已经放弃新闻部主任的行政职务，心情轻松地回到了播音岗位。那时，他已经成为公司的一名董事会成员。肯德里克不愧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他在书里是这样表示的：“在起草忠诚宣誓书和参与黑名单的决策过程中，刚刚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成员的默罗起到重要作用……”

那时我已经不想弄明白老朋友默罗到底是怎么了。我已经离开公司，离开播音行业，从那往后，我再也没见过曾经雇用我、随后又辞退我的那个人。不过默罗为什么会在1947年春季那么凶狠地对待我，离开公司以后，我的确进行过几次调查，其他人也这么做过，但都无果而终。

上述往事尘封32年后，《媒介与权势》一书出版，作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在书里推论，尽管默罗和我是好朋友，但我们两人一直是“他人无从察觉的竞争对手”。

作为播音员，默罗精明，有绅士风度，是个传递情绪和情感的超级天才；而夏伊勒更擅长写作，更有头脑，在剖析思想和剖析问题方面是个更有洞察力的记者。他们之间的友谊并非没有龃龉，但超越一切的共同经历让他们两人相互依存，并且最大限度地唤醒了对方的潜质。事情远不止如此，在公众的印象里，他们成了难解难分的整体，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最黑暗的日子里，默罗和夏伊勒两人的声音成了全体美国民众高度关注的声音：只要听见一个人的播音，听众必然会想起另一个人。[1]

对他人的说法，我不想妄加评论，但别人说我是默罗的竞争对手，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反而认为，我们的天分是互补的。在播音方面，默罗无人可比，通过收音机传递信息，他一瞬间就能找准感觉，这只能用天才来解释。他知晓播音的方式，拥有适合播音的嗓音，这些都是我不具备的。我带给新闻广播事业的不过是新闻记者丰富的驻外经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默罗从未接受过新闻工作训练，他是以教员身份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我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前为报纸做过12年记者，曾经在所有欧洲大国首都长驻，也曾经前往大多数亚洲国家进行短期采访。我了解欧洲，包括那里的语言、文化、历史、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相信，默罗雇用我的首要原因也在于此。

诚如哈伯斯塔姆所说，我和默罗之间的友谊并非没有龃龉。我们确实有过许多分歧。战争爆发前，默罗曾经异常严厉地指责我对身在纽约的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更加言听计从。我原先以为，我们两人都是怀特的部下，后来我才意识到，虽然默罗以主任身份领导的欧洲部只有他和我两人，但他对怀特仅仅是表面服从，心里却很不服气。默罗对他人确实存有一点妒忌心。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些人认为，默罗对我194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柏林日记》的成功心怀妒意。那本书的出版时间稍晚于他的第一本书《这里是伦敦》，其销售风头很快盖过了他的书，并且上升到了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不过，我没有轻信他人的说法，纵观所有赞誉的来信，默罗的来信是最感人、最不吝笔墨的。[2]正如人们所见，在公开场合，最不吝口舌赞誉我那本书的人也是默罗。

还有人告诉我，1940年末，离开柏林后，我没有前往伦敦与默罗共事，那才是他恨我的原因。我事先向默罗解释过，我离开美国时间太久——相比他的三年，我在欧洲足足待了15年之久——我至少需要在国内生活和工作一个时期。随着法国的陷落以及希特勒放弃入侵英国，战争已经进入间歇期，对我来说，15年以来，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一些家人团聚，也是我熟悉国内情况的大好时机。战争间歇期一过，尤其在美国参战的情况下，我肯定会返回欧洲。那一时期，伦敦的新闻报道差不多进入了稳定运行状态，默罗本人正好也要回国休长假。在当时的伦敦，默罗已经成为传奇，而我去了很可能一事无成，我在纽约可能反而会干得更好。军国主义和具有侵略本性的独裁政权当时已经征服大部分欧洲，不仅对英国和苏联构成了威胁，也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此必须有所了解和认识，善良的美国人民却视而不见。具备我这样经历和背景的播音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没有第二人，其他播音员没有一个人直接感受过纳粹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佩利和新闻部主任保罗·怀特两人均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纽约对我最合适。在伦敦期间，我把这些都告诉了默罗。

默罗告诉我，虽然他对我的决定感到遗憾，但他尊重我的决定，也能理解我。二战结束后，对于我未能在战时前往伦敦，他好像仍然耿耿于怀，虽然我在战时两度去了欧洲。第一次是1943年参与报道美国空军第八联队，该联队的基地分散于英国各地，当时该联队刚刚启动针对德国的大规模轰炸。第二次是1944年前往欧洲大陆参与报道美国陆军，当时美国陆军刚刚登陆欧洲，正在向德国本土推进。

二战结束后不久，默罗和我一起从纽约前往欧洲，我们搭乘的是老旧的运兵船“玛丽皇后号”邮轮，当时它仍然由军队征用。一天晚上，默罗突然毫无来由地对我爆发了一通。在英国南安普敦上岸后，乘车前往伦敦期间，默罗突然靠近我，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挥动拳头试图揍我。当晚他喝酒喝多了——其实我们两人都喝多了——不管怎么说，他的反常举止让我惊诧不已。当时他语无伦次，我无法确定他一反常态的原因，后来我渐渐意识到，这多少与他口口声声说我让他大为失望有关，因为我离开柏林后在国内住了下来。在伦敦期间，我住的公寓是他安排的，第二天，他来到我住的地方向我道了歉。之后我没有把那件事放在心上。接二连三碰上不顺心的事之后，默罗有时候会小小地发泄一通，我其他好朋友也会如此，例如我最亲密的老朋友吉米·希恩。

那年春季，默罗和我分道扬镳了。事后分析我们分手的原因，我首先想到的是，柏林的任务结束后，我没有前往伦敦和他一起工作，因而他大发脾气。随后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战后默罗放弃播音，成了新闻部和公关部主任，我拒绝成为他的副手。当时我对他说，我在行政方面的能力远不如他，我真的以为他当时完全理解我。

如今我仍然能想起来的事还有一桩，那是默罗搬到公司总部19层之后发生的。“美国广播职员联合会”以全体会员、演员和播音员的名义向各广播公司发出了罢工威胁。默罗召集我们这些时事评论员，告诉我们，如果真的出现罢工，我们必须填补空缺——如果有必要，只好24小时连轴转——我们必须不停地播报新闻，评论新闻。当时我明白无误地对默罗说，我不会与工会的罢工要求作对，我尊重他们的罢工行动。对我的表态，默罗当然不高兴了。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各种针对我的不满在默罗的头脑里日渐积累，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恰好遇上我的赞助商抛弃我，默罗便借题发挥了。我必须承认，让我惊诧不已的是，默罗在那方面可谓用心良苦！同样让我吃惊的是，他对公司和老板竟然那样忠心耿耿。他根本没必要表现成那样，因为他在公司的地位和他在佩利心目中的位置是有保障的。

我以为，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默罗不会期待在公司里爬得更高。对于已然爬到顶尖的人来说，谁还会继续往上爬呢？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从纽约发声的默罗在播音领域取得了更为眼花缭乱的新成就，远远超越了在伦敦的时候。不过，正如我经历过的那样，他的好日子眼看要到头了。我永久性退出播音舞台之前一两天，我和默罗有过多次交谈，我在交谈中警告过他。数年以后，他肯定会想起我当时对他说过的话。

“以前我为《芝加哥论坛报》打工时，”我对他说，“我早就领教过这一套了。只要干的时间足够长，所有干新闻的人都有机会领教。眼下你无法理解我的话，埃德，有朝一日你会领教的。我现在的经历，迟早有一天你也会领教。”

默罗排挤我的热情如此之高，有件事让我始终不得其解。默罗既敏感，又博学，当时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他心里都清楚。他知道美国正在步入越来越排斥异己、越来越歇斯底里的时期，即政治迫害和乱扣红色帽子的时期——他整个成年时期最反感的正是那些。尽管默罗针对我发表过一些疯狂的和误导性的声明，其实他心里清楚，歇斯底里的反动势力正在逐渐掌控美国，在那一时期，无论是他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不应该向那股势力屈服。暂时抛开默罗和我的友谊不说，正是借助了那股势力，认为我思想过于开放的剃须膏公司和位于曼哈顿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公司才得以把我排挤出广播界。我无疑成了第一批殉难者，但默罗心里肯定清楚，还会有人随我而来。我相信，默罗最终有可能遭遇像我一样的命运，我也认为，默罗对此没有丝毫察觉。

无论如何，一些迹象已经显露苗头。

去年秋天，1946年11月的国会选举对民主党来说可谓一场灾难。18年来，共和党第一次同时在国会参众两院赢得了胜利。共和党候选人以清除华盛顿政府部门的共产主义者为号召，最终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他们锁定的“共产主义者”目标不仅有最坚定的爱国人士，还包括乔治·马歇尔将军、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甚至包括杜鲁门总统本人。那样的国会只能是极为反动的国会。共和党内多数人甚至叫嚣，他们不仅要把共产主义者清除出华盛顿，还要把罗斯福总统新政以来通过的所有社会及福利法案废除。即使无法将时钟大幅度拨回威廉·麦金莱时代，至少也要拨回到卡尔文·柯立芝时代。

1946年秋季，通过选举进入参议院的人包括一位鲜为人知的地方法官——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进入众议院的人包括一位更加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政客——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理查德·尼克松。此二人不仅把对手称作共产主义同情者，并且声称对手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支持。选民们相信了他们的说法，美国选民通常如此轻信。

共和党人指责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为避开共和党的锋芒，杜鲁门总统亲自下令让联邦政府的所有雇员签署忠诚宣誓书，但凡有嫌疑的人都遭到了解雇，为解雇嫌疑人召开的听证会最终都成了闹剧。更有人借机火上浇油，司法部部长汤姆·C.克拉克发布了一份名单，名单上列出了90个受司法部怀疑的组织——那些组织进入名单的主要原因是，它们被扣上了“共产主义急先锋”的帽子。每过一个月左右，克拉克会扩大一次名单，最终导致上百个组织蒙受不白之冤。其结果为，受雇于那些组织的每一位政府雇员，向那些组织捐款的每一位人士，对那些组织表示同情的每一个人，均有可能被怀疑对美国不忠诚，并因此遭到解雇。政治迫害开始了，令人尊敬的职业一个接一个被毁。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跳了出来，联邦调查局趁机与该委员会以及麦卡锡参议员狼狈为奸，带头对成千上万被怀疑为危险分子的人进行调查。不久后，在揭露隐藏于政府里的“共产主义者”方面，麦卡锡俨然成了领军人物。

上述歇斯底里会把国家引向何方，默罗最后总算认识清楚了。在一次令人难忘的电视节目中，他向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卑鄙的参议员开了火，他揭露，麦卡锡本质上是个江湖骗子，那的确加速了后者的覆灭。然而，对某些人来说，默罗的行动为时已晚。为写作《媒介与权势》一书，在搜集材料阶段，大卫·哈伯斯塔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默罗过了这么久才利用媒体向麦卡锡开火，但那么做是必要的”。

麦卡锡一直逍遥法外，“他（默罗）却一直未采取行动。麦卡锡第一次发表演说是在1950年3月，那一年随之过去了，随后是1951年，再往后是1952年，接下来是1953年。其实，从1952年起，朋友们就开始询问默罗和弗兰德利，向麦卡锡开火还要等待何时”。

哈伯斯塔姆认为，默罗逐渐变得“特别烦躁不安，原因是，公司和他未能更早地揭露麦卡锡……默罗自己未能更早地采取行动，这成了新闻同行的话题。谴责麦卡锡的节目确实出现得太晚，后来他常常在心里自责”。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到那时为止，甚至在那以后，尚未出现第二家媒体公司允许其评论员向麦卡锡开火。在默罗主持的电视节目《现在看》里，乱扣红色帽子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被揭了老底，从那往后，他便一蹶不振了。

因为那件事，默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辉煌走向了没落，那仅仅是开始。公司管理层以及董事会的好几个成员对他特别不满。弗兰克·斯坦顿是公司总裁，也是佩利的左右手。佩利从中西部出差刚刚回到公司，就立刻把弗雷德·弗兰德利叫到了办公室。在《现在看》节目组里，弗兰德利是默罗的合作者。斯坦顿对弗兰德利说，公司好几家下级机构里的人认为，节目的播出对公司业务不利。有些人说得更可怕，他们认为，默罗攻击麦卡锡“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广播业务停止”。

当初终止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事业的诱因是赞助商，不久后，同样的问题在默罗身上重演了。由于多次公开辩论，导致美国铝业公司业务大受影响，该公司决定第二年不再赞助《现在看》。尽管它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公共事件节目，并因此声名远播，佩利却依然决定逐步取消该节目，整个经过与佩利和默罗两人当初对付我一模一样。《现在看》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档糟糕的节目，由另一个人（弗兰德利）担任制作。默罗终于尝到了遭到冷落的滋味。

把我挤出公司数个月后，默罗重新回到了广播领域，他首先做的是播音，然后是电视，他重新走向了辉煌，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正如当初在广播新闻领域拓荒那样，他在电视新闻领域也是勇敢的开创者。他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套利用电视向公众提供新闻、播报公共事件的基本模式，包括报道战争。人们通过调查发现，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通过电视接受每天的信息。面对电视的无知和贪婪，尤其是默罗自己的无知和贪婪，他在事业上无法更进一步，这伤了他的心，最终也毁了他。

电视刚刚普及的那几年，人们激动不已，观众足不出户即可听见声音，看见影像，有远方城市的声音、战场的声音，还有事发现场的画面。默罗因而更加出名了，他那棱角分明、若有所思的面庞在美国家喻户晓。[3]据说他当时的收入已达百万美元。虽然商业腐败和媒介泛滥为他带来了大量回报，最终却让他厌倦，并啃噬着他的内心。1958年10月15日，在芝加哥对媒体人的一次演说中，虽然为时稍晚，但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的默罗终于向那些喧嚣叫卖的媒体主播开火了，他公开谴责他们所在的电台和公司，谴责行业的空虚、胆怯、贪婪、毫无责任心。

佩利永远无法原谅默罗的演说。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之间绝无仅有的关系开始冷却和疏远。一切可能从几个月前就开始了。默罗开拓性的电视节目《现在看》经过七年上演，已经成为最佳公共事务节目，佩利却抛弃了它。

我听说，默罗从这件事中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所以不胜苦闷。战争期间，他在伦敦雇用了查尔斯·科林伍德，后者成了他的追随者。他曾经对后者袒露心声：“对公司来说，有使用价值的人才是重要的……雇员的使用价值一旦耗尽，公司会不假思索地将其抛弃。”[4]

默罗休了个长假，花费了一年时间思前想后。他潇洒地游遍了世界。再次返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他才意识到，公司和他算是彻底分手了，他的最后一档节目彻底停播了。他原来以为新节目《哥伦比亚广播》会交由他领导，但该节目交给了他在《现在看》的搭档弗雷德·弗兰德利。在老婆和儿子的陪伴下，经过整整一年周游世界，默罗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未见好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朋友说，他疲态尽显，心灰意冷，只好为自己寻找一条体面的退路。

1960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天空昏暗，我在纽约曼哈顿麦迪逊大道巧遇默罗。当时《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未久，为了那部书，我没日没夜工作了十年。那一时期我从未见过默罗，我们也从未和解。我从双方的朋友那里了解到，默罗希望和好，然而我从未希望过，也从未尝试过。在我的记忆里，对于13年前发生的一切，我早已渐渐淡忘，但永远不会释怀。

看样子，默罗很悠闲，也很忧郁，他让我想起了过去，当年我们都年轻，都有追求，一起共事。默罗的样子让我非常惊讶。他面部清瘦，脸上沟壑纵横，身材消瘦，整个人好像缩小了一圈。他叼着一支烟，不停地咳嗽。

他首先祝贺我写第三帝国的新书被社会认可，那部作品已经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各类书评家普遍给予了它好评。自从我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来，那部作品让我第一次有了足以维持数年的稳定收入。

“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默罗说，“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广播领域的所有建树。你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告诉默罗，我曾经非常关注他在电视领域的辉煌建树，他向我表示感谢，他的脸色随之变得阴沉了。

“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玩完了，”他忧郁地说，“被蹬了。”

我说这消息让人难以置信，因为他把一生都给了佩利和广播事业。

“到头来，你的话应验了，”默罗说，“我记得你和我说过，迟早我也会领教。我早该料到才对。”

他一反常态地恨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简单地告诉了我他受排挤的经过。幸运的是，候任总统肯尼迪提名他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而他已经接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27年后，他已经做好辞职准备。他已经53岁，健康堪忧——他的同事都认为，那主要是他长年加班加点地工作和抽烟过多所致。

将近四年后，1964年8月的一天，天气温暖宜人，默罗的夫人珍妮特·默罗从纽约州波灵市郊的住所打来电话，与我夫人说了一通话。我们一家与她——她是我们二女儿琳达的教母——关系非常好。她说，默罗特别想见我。她问我们，第二天能否开车去他们那里一起吃顿午餐。我们住在康涅狄格州，离他们那里大约一小时车程。

我听说，默罗由于罹患癌症，已经时日无多。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尽管约翰逊总统强烈要求他留任新闻署署长，他却执意请辞。他曾经住院，某一侧肺叶被整体切除。对珍妮特·默罗的邀请，我们当即应允了。

第二天，开车前往波灵市的路上——那年夏季，那天是天气最好的日子之一，温度非常宜人，空气干燥，阳光明媚——我对特斯说，近期有人说过默罗有心与我和解，尽管如此，我不会与他讨论当初分手的事，也不会给他机会重提那件事。

默罗的样子让我和特斯大吃一惊。我们一起在欧洲度过了青年时代和黄金年华，而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人如今只剩下了空壳。他的身子又清减了一圈，更瘦了。他面色苍白，毫无血色，两颊深陷，抬头纹和两眼周围的纹路也比以前更深，那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虽然他不再抽烟，却咳嗽不断，而且他呼吸好像很困难。我觉得，那可能和他仅有一个肺叶有关。也许和癌症也脱不了干系。

农场的房子虽然老旧，却也雅致。吃午餐时，我们谈了许多，默罗似乎有些焦虑。他充满感情地谈起了我们四人一起在欧洲的那些年，当时我们都年轻，对生活充满了向往。我们曾经在柏林、日内瓦、维也纳、伦敦度过多年，随后返回纽约，共度了战后的头一年。每当回忆起那些美好时光，大家一起做的荒唐事，我们总会沉浸在欢声笑语里。

午餐过后，默罗说，他想开吉普车带我四处转转，让我看看他的农场。我们两个“城市油子”交换了经营农场的得失，我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农场有600多亩，我所做的不过是种点鲜花，砍点柴火；默罗的农场比我大一倍，他是真的在经营农场，他用牧草饲养了好几百头纯种好牛，他还有好几片长满牧草的草场。

我对默罗说，开吉普车在崎岖坎坷的土路上转悠，他的身子骨可能吃不消，他看起来太虚弱，太劳累。另外，我还担心，他那么做无非想躲开珍妮特和特斯，以便和我开诚布公地谈谈过去。不过他坚持如此。默罗在驾驶座上就座后，我们上路了。那一路非常颠簸，默罗很快就大汗淋漓，他却勇敢地开着车继续往前。每当开到坡顶，我们就可一览无余地环顾四周。有两次，他把车子停在了坡顶，坐直身子喘上一阵，用手比画着周围的景色，回顾我们过去的时光。每当此时，我都会很迅速得体地引导他说一些别的话题。

然后我们陷入沉默。最后，默罗开车回到了家里，两位夫人正在喝茶，我们也加入。稍晚，我们告别时，默罗夫妇一直把我们送到外边。我们都认为，那是一次美好的重聚。

“时间隔得太久了！”说这话时，默罗脸上闪现出一阵转瞬即逝的兴奋。他呼吸困难，整个人状态极其不好。

默罗一直没有提到他患病的事，不过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整个成年时期，他是个烟不离口的大烟鬼，如今他唯有放弃。正如他勇敢地面对生活，此时他正勇敢地面对死亡。他的勇敢有目共睹，在战时的伦敦，炸弹一直在他身边不停地爆炸，他却毫无惧色地在大街上继续采访。有一次，他还随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前往柏林执行任务，最终仅有半数飞机安全返回。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第二年春季，1965年4月27日，默罗死于脑瘤。

[1] David Halberstam，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1979，p.132.

[2] The Powers That Be，p.98.

[3] 1952年1月，虽然广播行业的年度广告收入仍然多于电视行业，但每晚在用的电视机总量已经首次超过收音机。

[4] Halberstam，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1979，p.150.

第四篇 潦倒的麦卡锡年代，为生计拼搏，写书出版：1948—1959

第十章 闲云野鹤

说来真的好像有点冒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抛弃我以后，我和特斯首先做了一件大事：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丘陵地带买了个农场，以便贴近几个最要好的朋友：瑟伯一家、甘尼特一家、范多伦一家和巴恩斯一家。

花费并不高——总共才9500美元，土地面积有600多亩，还有一座漂亮的18世纪风格的盐盒式老房子[1]，一个红色的大谷仓。我们付的是现金。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无论是全国广播公司还是美国广播公司，都没有立刻雇用我。好在我的经纪人向我保证过，这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很快我就能返回播音岗位。

“去休个长假吧，”经纪人说，“你早该休假了。”

改造农场老房子的方案众多，从中选定最终方案后，我们一家人直奔纽约州普拉西德湖，到那边消夏去了。我在湖边完成了第二部日记形式的书，名为《柏林日记终曲》。与此同时，改造老房子的事交由当地一个开发商负责。基于以前改造老房子的经历，每个老朋友都向我们大吐苦水，还向我们提了一堆好建议。除此之外，我们对房子的改造情况一无所知。那房子的总体情况相当不错，当然也有不足：没有安装上下水，没有铺设供电线路，没有中央供暖系统。不久后，我们被告知，盐盒式结构的房屋用烟囱作整个建筑的承重柱，因而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整个烟囱必须从地下室往上拆除，然后重建。另外，房子的屋顶多处漏水，必须整体更换。我们计划拆掉一面墙，扩大起居室面积——这一点遭到露丝·甘尼特的强烈反对，她是18世纪原生态住宅的拥趸——安装两扇大型落地窗，以便更好地欣赏利奇菲尔德山区的景色。开发商完成施工后，我们欠他的钱已经高达买下这座房子以及600多亩土地开销的四倍！

不过，那笔钱花得值。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进入了困难时期，那里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们至少还有个家，还有足够的土地种植我们需要的粮食。

农场成了我们的世外桃源，我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工作、休息，可以返璞归真接触大自然，可以感觉到和闻到树林以及土壤的芬芳，可以看到季节的变换和展开，可以了解播种和收获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农场拥有一片大菜地、一个小果园、一片不大不小的莓子地、一两片可以收割牧草的草场。

从那往后，在20年里，我的日记里满是有感而发的对美的赞叹，感触来自那个偏远地区的所见所闻：1月的夜晚，寒气逼人，万里无云，一轮几乎满弦的圆月照亮了大雪覆盖的原野；春天来了，随着耕耘和翻培，荒芜的大地重新复苏，空气里荡漾着阵阵芳香，树枝开始发芽，鲜花开始怒放，嫩绿的树叶随后爬满了树梢，小鸟开始欢叫，每到夜间，低处的水塘里会响起呱呱的蛙鸣。

夏季也会有许多让人开心的事。我们在地里割草，刚割下来的草在干燥过程中散发出香甜的、让人难忘的气味；我们摘水果，捡莓子，收蔬菜，用小车把当天的收获推回家，将无法马上吃掉的东西冷冻起来。9月末，结霜期到来前，我们还要摘葡萄，把正在开花的植物搬进屋里。

每年10月都是色彩丰富的月份，每到这时，枫树叶渐渐开始变成各种浅红色和深红色，而山杨、白杨，以及其他树木的叶片渐渐开始变黄。秋季是新英格兰地区最瑰丽的季节。11月，萧瑟的氛围开始笼罩自然界，感恩节到来时，各种各样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放眼望去，树林里唯有松树和铁杉依旧挺立。

飘雪的季节很快就会到来，不妨这样说，若不是有时候寒风过于刺骨，过于凛冽，我们最喜欢的恰恰是农场的冬季。为了避免每周七天都痛苦地挣扎在城里，远赴乡下的部分原因在于此：我们只能在周末和圣诞假期前往农场，那里是康涅狄格州西北部，正处于漫长的、严酷的、多风的、寒冷的冬季。

说实话，我们喜欢砍倒大树，将整棵树劈成柴火，点燃位于厨房里和起居室里的两个巨型壁炉。厨房的壁炉特别巨大，高度与我的身高相等——壁炉一侧有个古老的荷兰式烤炉，因而壁炉和烤炉占满了厨房内侧整整一面墙。早年，人们的生活相对简单，住在那里的人们不仅利用壁炉烤制面包，还利用它做饭。

从感恩节到复活节，有时候，两节之间会飘几场雪，因而地面会形成厚厚的积雪。农场里到处是斜坡，我们经常会在农场里四处滑雪——两个孩子正是在那里学会了滑雪。从房前到公路那段车道一路下坡，我们常常沿着车道滑降，直到脸冻成青色才罢休。车道的宽度足够两辆雪橇并排行驶——通往公路的路段有100码长，往下继续滑降200码，即可到达水塘边。有时候，我们会在水塘上滑冰。随着3月的到来，积雪终于开始融化，到了孩子们熬制枫树糖的时间。从前，那地方主要是个枫树糖农场——农场的房子附近有几十棵枫树。孩子们喜欢敲击树身和熬制树浆，我却会抱怨连天，为了她们的喜好，我必须把堆积如山的柴火搬运到炉子前。在我眼里，每熬制一夸脱枫糖浆，必须消耗一大捆柴火。

对我的两个女儿来说，农场是她们的仙境，她们热爱农场。无论气候多么严酷，无论冬雪下得多么猛烈，每到周五下午，只要学校一放学，她们总会嚷着立刻开车离开纽约。每到周日下午，我们两口子总是需要花费很多口舌，才能让两个女儿离开农场，仅开车回城的路途就需要三个半小时。除了暑期长假，她们还坚决要求，所有短假期也在农场度过，尤其是圣诞节和复活节。

两个女儿小时候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在乡下过圣诞节，她们喜欢在雪地里玩耍，喜欢滑雪，喜欢坐雪橇，如果一圈玩下来还没感到累，她们会接着去堆雪人，堆城堡。赶上夏季，她们会忘我地在园子里除草（一旦开始除草，多数孩子会忘记自我，说实在的，许多成年人也如是），收蔬菜，捡莓子，冷冻蔬菜和水果；每到冬季，让她们搬劈柴，帮忙做家务——条件是让她们在雪地里玩个够——她们也不抱怨。两个女儿长大以后对我们说过，每年圣诞节前一天做的那些事，她们一辈子都忘不了：往往一清早她们就得从床上爬起来，前往林子里寻找一棵松树或云杉树，将其砍倒，然后踏着积雪，拉着雪橇，把砍倒的树拖回屋里，然后伴着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焰，将拖进屋的大树直立在客厅里，最后还要往树枝上挂饰品。

平安夜那天，下午4点刚过，天色渐黑。每到那时，我们一家人会带上礼品拜访附近的邻居们。晚餐过后，全家人会围在火堆旁交换礼物，一起唱圣诞颂歌，轮流朗读狄更斯的经典作品，或圣诞精品故事集里的小故事。那时，房子外边往往会寒风呼啸，雪花会一片接一片贴到玻璃窗上。

这就是在康涅狄格州山区的飞雪中过平安夜的场景！它让我们全家幸福美满，也让我们全家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因加和琳达常说，生活在农场那些年——她们只是在大学期间和结婚以后才很长时间不来农场——她们得到了许多东西，例如：健康的身体，幸福家庭的感觉，对大自然以及对土地的眷恋，种养东西的热情，尤其是种鲜花的热情。她们认为，这一切不仅深化了她们的生活，也丰富了她们的生活。

作为家长，我们得到的东西和孩子们一样多，甚至比她们得到的还要多。农场不仅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不久以后，我开始了写作，我大部分写作是在农场完成的——夏天在谷仓内部搭建的一个书房里，冬天在书房和卧室兼用的一个房间里。每到夏季，特斯常常在林中搭建的工作室里作画。光阴荏苒，随着我们的财富日渐缩水，为了抵消城市生活带给我们的紧张，为了得到平静和安宁，在乡下拥有一处让人开心的地方，它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1947年秋季，我返回了纽约。和经纪人想象的不一样，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对雇用我一事都没有积极表态。实际上，我们没有收到它们的任何消息。经纪人说，他一直在追问情况，然而从未得到答复。

美国广播公司向我发出过邀请，不过，不是让我去工作，而是让我主持一档周日节目，赞助方是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在当时的美国，该联合会已经成为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唯一有影响力的工会，会员达到了50万人。因而对我来说，那成了问题。我能够肯定的是，我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部分原因是，我不仅被贴上了“太开放”的标签——对那样的说法（尽管我从未主动给自己贴过任何标签）我确实感到骄傲——而且被某些反动团体斥为“共产主义同情分子”，甚至有可能被称为（这太可怕了）地下“共党”（Commie）。我早已意料到，如果我的节目由该联合会资助，疯狂的反动势力必定会兴高采烈地跳出来宣称，对我的斥责由此即可得到证实：我是个为“共党”做播音的时事评论员。

我和艾伯特·菲茨杰拉德以及朱利叶斯·埃姆斯帕克探讨了那一问题。前者是该联合会主席，后者是联合会的财务部部长，我估计后者才是该组织真正的核心人物。我相信菲茨杰拉德不是共产主义者，而埃姆斯帕克丝毫不掩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后来我知道，联合会的另一位活跃分子、组织部部长詹姆斯·B.曼特斯也信仰共产主义。我告诉菲茨杰拉德和埃姆斯帕克，对他们出手协助我返回播音岗位，我深为感谢，但由于此事涉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抛弃我的问题，我无法接受他们的好意。我向他们提议，将那份工作交给利兰·斯托——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过去在欧洲一起当记者。由于斯托当时处于失业状态，他当即接受了那份工作。斯托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该联合会赞助他长达一两年时间，他的节目一直做得非常棒。与其他企业赞助商不一样，该联合会赋予斯托充分的言论自由。毫无疑问的是，斯托的许多观点肯定让该组织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者相当痛苦。

斯托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因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落了地——或者说，他的思想始终无法让他落地。后来他在密歇根大学讲授新闻学，他在这方面成就卓著，其间他还兼做《读者文摘》的巡回记者。通过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向这份杂志靠拢，渐趋保守。

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整整八个月后，即11月30日，我重新走上了播音岗位。一家生产衬衣的中型企业的总裁提出，由我主持一档在相互广播公司播出的15分钟新闻评论节目。那位行政主管是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他希望我重返播音领域。我相信，他当然也希望通过此举扩大业务，将他的衬衣推向全国市场。

尽管相互广播公司的电台不在少数，但与三大广播公司不同的是，该公司缺少名气，也毫不掩饰它缺少能够与三大广播公司竞争的新闻采编机构。与其他广播公司不一样的是，那家公司是一个合作性企业，管理层主要由电台拥有量最多的成员机构掌控，比如位于纽约的纽约电台，以及《芝加哥论坛报》旗下位于芝加哥的芝加哥电台。那家公司拥有许多优秀的评论员，但采编队伍非常小。采编海外播音内容则主要依靠境外的特约记者。我没有像从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样成为该公司的正式雇员。就是缺兵少将的采编团队和他们采回的报道，我也没有权利使用。我只能自掏腰包，使用合众社的新闻。

我的播音时间最终敲定在每周日下午1点——若想赢得大批忠实听众，这不是最好的时间段。应该说，没有几个美国人喜欢在周日这个时候听新闻和评论，人们更有兴趣——我可不是在指责什么人——收听当天的体育新闻，或者前往公园和乡下呼吸新鲜空气，做些运动。或许人们更愿意利用这个时间悠闲地准备周日的丰盛晚餐，要么就是慢慢消化头一天的晚餐。与此不同的是，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周日节目是在下午5点45分，正好赶上下午即将结束，许多人想知道当天有没有什么新闻——实际上，每周日整整一个白天都没有新闻节目。

能否很快达到我以前的收听率，我不抱任何幻想。不过我特别想在这一岗位上做一番拼搏，也许它最终会为我搭建一条通向全国广播公司或美国广播公司的桥梁。

至于相互广播公司本身，我喜欢它的一个理由是，它给予我充分的话语权，包括充分表达观点的自由。这一点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不一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禁止我们在播音时掺入自己的观点。默罗和我经常破坏规矩，因而，公司要求我们让步的压力日渐加重。

那年9月，默罗终于放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总裁职务，重新走上播音岗位后，他改变了以往的路子。第一次播音时，他向听众保证，从那往后，他不会在节目中掺杂个人观点。他在节目中朗读了合同中的部分内容，合同禁止他那么做：

新闻节目的宗旨是，通过播报“让听众了解事实真相，即所有经证实的消息，也就是不偏不倚地说明、陈述、阐述事实以及事发现场，以便听众自己做出分析和判断”。

以上说法也许过于绕口——因为律师们喜欢用这样的文字表达想法。对此，我的解释如后：在本节目中，所有经证实的消息都不应掺杂个人观点。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说明每一条消息的来源，避免麦克风被别有用心的人据为己有，当作挑动听众情绪的平台。

听了他复出后的首次播音，我无法理解，他竟然如此郑重其事地附和公司限制他表达自由的规定。他把表达个人观点与“挑动听众情绪”画等号，显然是个误导。通过广播表达个人观点等于号召人们采取行动，怎么会有这种事？在战时的伦敦，每一次彪炳史册的播音都充满了默罗的个人观点。和我在柏林期间的播音一样，默罗的播音毫无“客观”可言。[2]

哈丽雅特·范霍恩女士是《世界电讯报》的评论员，她在评论默罗返回播音岗位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那一点。让她无法理解的是，默罗为什么要强调合同禁止他表达个人观点。

回想默罗先生在伦敦遭遇大轰炸期间引起轰动的那些播音，每次播音都充满了热情洋溢的非客观性，夏伊勒先生在柏林播音时也毫不掩饰他同情哪一方。

不管怎么说，我在相互广播公司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且不受任何约束，我在1947年11月30日第一次播音时就此事做了说明：

……在播音时，时事评论员是否有权直抒己见，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误解数不胜数。有人力主不应当允许评论员表达看法——应当由听众自己形成看法。

但在我看来，这一立论本身十分荒谬。

毫无疑问，听取不同的人发表的不同看法，之后，美国公众会形成自己的观点——观点越针锋相对，说明民主越充分——观点不受对与错、多与寡的制约。有人说，听到没有观点的说法，或者不敢表达观点的说法，或者不允许附带观点的说法，美国人民照样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对此我深表怀疑。

我进而说道，每一位播音员的广播均有可能被上千万听众听到，我理所当然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将竭尽全力避免滥用播音权，避免失职。

我绝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听众，另外，我也绝不会像伪君子那样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知道，我和大家一样，是人类中的一员，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经常也会犯错。

因此，在每周日的播音节目中，我会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向大家播报全部事实，以及构成事实的所有细节。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绝不带有强加于人的色彩。如果人们对所有事情的看法总是一致，民主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另外，每一位听众都有权知道，在所有播音节目中，节目所传达的诸多观点仅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其他人——其中既包括广播公司、广播电台、赞助商、政党、强力集团，也包括政府。

一年多以后，就相互广播公司给予我充分话语权一事，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重申。头一年秋季，大选期间，我收到好几封信，寄信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其中一封信干脆说：“你当然不可能向听众提供全部事实了，广播公司和赞助商不会允许你这么做。”因而，在1949年1月2日的播音节目里，我做了如下陈述：

借新年之际说清这个问题再好不过了。无论是相互广播公司还是赞助商……从未审查过我周日播音节目的文字稿，也从未拐弯抹角或直截了当向我提出过修改文字的要求。我始终享有自主决定向听众提供事实的自由——当然是提供全部事实了。另外，这家广播公司还给予我充分表达真实观点的自由，包括不受欢迎的观点，以及事后证明是错误的观点。

我在相互广播公司的周日播音节目持续了一年半时间，一直持续到1949年4月中旬，停播的原因是，衬衣制造商停止了资助。在不理想的时间段播音，每周仅仅播音一次，对于在全国范围推广产品起不了多大促进作用。给默罗写传记的一位作家暗示，赞助商抛弃我的原因是“节目收听率持续下滑”。当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节目赞助商抛弃我的时候，一些人正是这么解释的。很难说那样的解释与事实相符。我的经纪人说，胡珀受众评估公司对我在相互广播公司的收听率进行了调查，结果“好得出奇”，初次调查为3.9，很快上升到了4.8。考虑到播出时间不理想，得到那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二战期间，资深记者雷蒙德·格拉姆·斯温在相互广播公司的晚间时事评论节目有着超高的收听率。继我之后，他也开始犯愁，原因是，为美国广播公司周日下午1点15分的播音节目找赞助商成了大问题。1948年1月25日，在告别节目中，他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那天下午，我收听了他最后一次播音，他的告别词以及他的说法让我颇感悲凉，因为我们成为朋友已有15年之久，而且我特别崇拜他。最初他是一名记者，后来他成了《国家》杂志的编辑，再后来他才成了播音员。他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眼看就满41年了。正如他自己所说，随着那天最后一次播音，他“为美国广播事业持续不断地做贡献超过12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没有人愿意赞助这一周日播音节目……我完全无法确定本节目能否再持续一年……目前还没有人要求我……

奇怪吧——或许这原本并不奇怪？——美国公众竟然如此善变，如此健忘。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想，二战期间，斯温的晚间播音节目曾经在上千万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极其特殊的位置，每晚10点，人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收听他的广播。[3]

斯温后来在“美国之音”继续从事播音工作，不久后，他与右翼极端分子发生了冲突，那些人不停地攻击他所秉持的守旧的、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观点。我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1953年曾经考虑让他主持一档新闻节目，但因为他“得不到广播行业认可”，按行话解释即“上了黑名单”，那件事因而没有了下文。

默罗及时向斯温伸出援手，将其拉进了他的晚间节目组。不久后，每当默罗报道完重大新闻，总会有“内幕评论”跟进，那些评论都出自斯温的手笔。斯温做出的贡献都是匿名的，因而在听众的印象里，那些都是默罗自己的手笔。我清楚地记得，了不起的资深播音员斯温在默罗的节目上仅仅做过一次播报，但他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过。

相互广播公司与我的因缘结束时，我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版撰写专栏文章的事也成了历史，我为该报撰写的文章通过报业集团在全国各地转载。当时整个美国已经越来越趋于保守——至少控制报业和无线电广播行业的权势人物如此。《纽约先驱论坛报》亦如此，该报在奥格登·里德和海伦·里德夫妇的长期管理下，一直肩扛共和党的自由大旗（该党于1940年独立完成了温德尔·威尔基竞选美国总统的提名），如今该报的实际经营权已经传给他们的大儿子怀特洛·里德，开始向右翼倾斜。我那些文章的基调显然与报纸的期望不符，很久以前，我已经意识到那一点。

我和新闻行业算是彻底告别了。无论在广播界还是报界，我都是不能受雇的人。长达24年，美国新闻行业给予了我一段好日子，一段让人兴趣盎然的生活。我认为，至少我已经在美国新闻行业留下一笔。不过，报界的编辑和广播领域的行政主管显然不这么认为。我通过小道消息得知，那些人认为我彻底完蛋了，是个曾经的人物——虽然我当时年仅44岁。如果我不是那些中的一个，可能还有更糟糕的在等待我——我是个“近朱者”（pink），甚至有可能是个“赤色分子”（Red），无法和好样的、传统的、爱国的美国本位主义步调一致。

冷战已经来到美国人面前，人们在华盛顿——其实不仅仅在华盛顿——能听到令人震惊的叫嚣：不惜与苏联一战，以便永久性消灭布尔什维克。[4]《生活》杂志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巨大的影响力，不久后该杂志发表了一篇整版社论，要求彻底摧毁“苏联和苏联共产主义”。甚至精通苏联问题的乔治·凯南也于1947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署名为“X”），号召美国将苏联和苏联共产主义遏制在其境内，“遏制在每一个显示出渐进式入侵的点上”——这一政策受到杜鲁门行政当局、大多数报纸杂志，以及美国公众的热烈追捧。不过，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则将其斥为“战略怪物”（a strategic monstrosity）。

我觉得，1946年，斯大林对党内官员的强硬讲话至少部分地激怒了乔治·凯南。在那次讲话中，斯大林抨击了与西方共存的观念，同时重申了推进世界革命的决心。

1948年2月，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后，斯大林从6月开始封锁柏林。他错误地以为，通过那一行动，他能够从盟国占领的城市将美国人赶走。为维持城里250万人的生计，美方的回答是启动“空运”，从西德向柏林运送足够的食物、衣物、燃料等。

在好几个月时间里，两个超级大国像是注定要开战的样子。开始封锁的那年秋季，我乘飞机进入了柏林。为避免柏林人忍饥挨冻，主要由美国C-54型飞机构成的机群往柏林城里输送了足够的物资。美国占领区的人们的最大担忧是，说不定某个苏联疯子会击落一架美国飞机，从而引发战争。当时，面无表情的卢修斯·克莱将军是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我和将军一起在紧张不安中度过了在柏林的那一夜。让他担忧的是，苏联人随时可能挑起一场争端，从而引发战争。11个月后，苏联人终于放弃了——或许是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其结果是，我们手里有原子弹，而他们没有，至少一两年内他们不会拥有。不过，身在柏林的人们感到的既有惊，也有险。

冷战仍然在持续。抛开其他的不说，如果说斯大林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压抑，那么冷战带来的偏狭在美国同样四处蔓延开来。1946年，由杜鲁门总统发起的“忠诚度调查”首先针对的是联邦雇员，它很快扩大到了私人企业的雇员。[5]极端保守主义者甚至将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以及马歇尔将军称为叛国者、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特务。美国参议院开始了一场“将共产主义者赶出国务院”的运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甚至被禁止在一所华盛顿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发言——其原因是她反共不力，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她在那个国家度过了大半生，她非常熟悉那个国家。1949年时，她眼看共产党要把那个国家夺走了，虽然她并不喜欢共产党。

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及其“非美”帽子横飞的恐怖统治已经渐成气候。

[1] 一种不对称双坡顶房屋。

[2] 这是二战期间默罗从伦敦写给父母的一封信里的内容：“记得你们曾经希望我当牧师，当时我除了对自己有信仰，对什么都没信仰。如今我却站在一个影响力巨大的讲坛上布道……每次讲话，我都把自己想象成牧师。”（William Manchester，The Glory and the Dream，p. 514.）

[3] 斯温在英国人的生活中同样占据着特殊位置。英国广播公司194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成年人口中有30%的人（也就是超过900万的人）按时收听斯温每周一次的对英广播。1940年12月14日发行的《星期六晚邮报》刊发了一篇详细介绍斯温的长文，其中有这样的评语：“在全世界的广播节目中，拥有最多听众的人是斯温。”八年后，斯温在美国居然因找不到赞助商而被抛弃！

[4] 华盛顿叫嚣不惜与苏联一战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深陷忧虑。哈佛大学天文学家哈罗·沙普利对各种战争叫嚣也深为担忧，他把爱因斯坦寄给他的一封信的有关内容转给了我。爱因斯坦的原话如后：“我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那帮掌权者如今正在系统地推进预防性打击。”

[5] 极少有人意识到，几乎不大可能通过“忠诚度调查”查出共产主义者，或阻止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发誓，自己如今不是、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员。

第十一章 我的首部小说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写书，很久以来，我一直将这一想法深埋心底。由于无法在报社或广播公司找到工作，我开始考虑，有无必要做这件事。我曾经于1941年出版了《柏林日记》，1947年出版了《柏林日记终曲》。虽说那两本早先出版的书有着良好的市场表现，并且拥有大批读者，尤其是前一本书，克诺夫出版社和“每月读书俱乐部”两个版本总计售出了将近100万册，但也许——甚至真的存在这种可能性——我没有写书的天赋。我在本书此前的章节中说过，不管怎么说，那两本书主要归功于剪刀和糨糊。无论如何，我必须设法写一本“真正的”书，即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对我说的：像样的书要有个开始，有个展开，还要有个结尾。

我首先写的是小说。

很久以来，开拓新领域的想法在我脑海里渐渐萌芽。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反正我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与纪实作品相比，通过小说，人们反而能够更加贴近我们时代的真实生活。我注意到，我对19世纪俄国、法国、英国的认识主要不是来自历史书和传记——虽然这类书籍我确实读过不少——而是来自小说：认识俄国是通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他的短篇小说和剧本）、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认识法国是通过巴尔扎克、司汤达、左拉（认识世纪之交时期的法国则是通过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认识英国是通过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萨克雷、哈代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启发了我对那个世纪的认识，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通过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还让我认识了人类在一生中体验的各种悲喜剧，各种起伏跌宕，各种无常，各种难解之谜。除此之外，小说家往往能把事情说得十分精彩。

当然，我没有必要装作有朝一日能够企及上述文学巨匠的水平，我还差得太远。我缺少那样的天赋，更不要说他们那种超凡的能力了。不过我以为，如果碰上合适的机会，也许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写一套系列小说，将我在20世纪那些动荡不休的年月里经历的人生融入其中。

后来我得知，一位从欧洲战场回国的记者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一天晚上，我遇见了约翰·赫西，我们两人应邀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做些无关痛痒的发言。事后我们一起去了不远处的一家酒吧。我们两人都问了对方类似的问题：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将来打算做些什么？结果我们两人的答案惊人地一致。赫西用坚定的口吻说，他以后再也不写任何纪实作品了，他打算写小说。他的说法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因为《纽约客》杂志刚刚发表了他那让人过目不忘的关于广岛的报道，即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那个城市爆炸以后，发生在当地的那些事。那是一篇辉耀历史的新闻报道。

我不解地问：“你是说《广岛》一文发表以后，你打算写小说？”

他答道：“我希望专门写小说。”

赫西做那样的决定比我有底气。战争期间，他早已写成并且出版了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钟归阿达诺》，故事依据他在西西里岛当战地记者的一些经历。回想1933年，在西班牙度假时，我也写过一本小说，书里描写的是我在印度的两年，以及我与甘地的友谊。不过，那本书写得非常糟糕，因而我没有将其正式出版。我与赫西在西班牙互道珍重后分别，那之后，他立即投身于实现他的宏图大志，而我像大多数记者通常做的那样，选择了等待，因为当时我有两份工作——播音和写专栏，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稳定的收入。如今，1949年夏季到来之时，我失去了那两份工作，现实迫使我必须写书。

实际上，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后，我一直在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一开始，我沿着写剧本的思路进行创作。我认为，那么做有利于丰富书里的角色和故事情节，以便最终在其基础上形成小说。除此之外，我还想通过多种形式验证一下故事中主要角色的行为方式，探究他们的行为动机。

那是个虚构的故事，讲述的是柏林广播领域的几个英美叛国者，那一小批男男女女在二战时期背叛自己的国家，成了希特勒的话筒（我在前文介绍过他们）。在剧本和小说里，尤其在小说里，如果我能做到，如果有可能，我想深入探讨一个与人类历史几乎同样悠久的现象——背叛。世间的男男女女为什么要背叛？为了金钱？为了爱情？出于说不清的原因？出于对祖国的仇恨？或是某种新的意识形态迷惑了他们——比如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和卖淫行为一样，背叛也是一种持续时间最久的人类行为。为什么会有背叛？

唯有记述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写书的人才能找到行云流水的感觉，因而我的作品描写的都是我在柏林期间的熟人，都是广播领域的叛国者。我对广播领域的多数叛国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其中两个人我特别熟悉，一个是英国人威廉·乔伊斯（“哈哈勋爵”），一个是美国人罗伯特·贝斯特。我对后者尤其熟悉。

1948年3月，罗伯特·贝斯特因为叛国在波士顿受审期间，我曾经接受传唤，出庭作证。[1]

贝斯特为什么会犯叛国罪，他在波士顿庭审期间没有说清楚，其他人也说不清楚。贝斯特以为，陪审团肯定会相信他为自己准备的辩护词，因为他用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理由。通常情况下，美国公众会相信那一理由，即他在柏林期间的播音完全是为了抗击“无神论共产主义”。借用他的话，那对他来说已经成了“神圣的事业”。陪审团没有因他纳粹式的老生常谈而动容，4月16日，陪审团认定起诉书里的所有12项叛国罪成立。那一天是贝斯特52周岁生日。

贝斯特被判无期徒刑，服刑地点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联邦监狱。后来，由于他多次脑出血发作，狱方将他转移到了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美国联邦囚犯医疗中心。他于1952年12月15日死于又一次脑出血发作。

五天以后的12月20日，《纽约时报》用如下标题报道了他的死讯：

叛徒罗伯特·贝斯特

被判无期徒刑的记者

在二战时期的德国

充当了纳粹的喉舌

死于重罪监护病房

当时，我与妻子和孩子们在农场，准备庆祝圣诞节。当晚，我在日记里记道：

……可叹可悲，我认识的一个人就这样结束了一生……他受审期间，作为公诉方的证人，我被传唤出庭作证。虽然我的证词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我还是作了证。我在证人席上那段时间，他极力避免往我这边看，不过，我长时间地注视着他，我在维也纳时期熟悉的、那个永远衣冠楚楚的人，如今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他有着——要么就是装出来的——一双狂热的眼睛，除此之外，他整个人已经瘦得不成形，这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无论他的所作所为是善是恶……眼看一个老朋友处在被告席上，因叛国罪（在美国历史上，因叛国罪受审的人屈指可数）出庭受审，而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绝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10个月以前，巴尔的摩的一位前新闻记者在波士顿同一家联邦法院出庭受审，当时给他定的是叛国罪，终审判决为无期徒刑。此人是道格拉斯·钱德勒，他在柏林期间利用假名保罗·里维尔为希特勒从事宣传。在马萨诸塞州被判犯有叛国罪，他是第一人。他也是利用无线电播音手段反对祖国、被判犯有叛国罪的第一个美国人。贝斯特排在第二。[2]

另外几个以同样罪名被公诉的美国人没费吹灰之力便逃脱了惩罚。二战时期，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成了墨索里尼的喉舌，1945年，他被定性为精神错乱，因为精神问题不宜接受审判，被判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联邦医院关押。他于1958年获释后，返回了意大利。

在柏林期间，唐纳德·戴每次播音都用如下说法作开场白：“我是《芝加哥论坛报》派驻北欧20年的记者唐纳德·戴。”他从未被提起公诉，官方也从未给出理由。在柏林被美国军方关押九个月之后，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指示，他于1946年平安夜获释。

媒体刊发过如下消息：由于专横跋扈的《芝加哥论坛报》所有者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向杜鲁门政府施压，政府才放过了唐纳德·戴。考虑到上校对杜鲁门总统的偏见，尤其是对其前任的偏见，这一说法似乎不太可能。后来戴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在西德的巴特特尔茨，他一直生活到1962年，然后他移居到芬兰赫尔辛基，四年后，他死在了那里。1962年，麦考密克上校死后不久，《芝加哥论坛报》雇用戴为驻赫尔辛基特派记者，最初他每月工资为25美元，后来涨到了50美元。

司法界为什么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二战期间为希特勒充当喉舌的美国人——一些人被当作叛国者，另一些人却平安无事——对我来说，这永远是个谜。我的看法是，从古到今，司法一向如此：无定数，不公平。

别忘了，由于充当过希特勒的喉舌，威廉·乔伊斯和约翰·埃默里在英国双双被处以绞刑。

我在日记里对第一部小说《叛国者》的创作情况做过简单记述：

1948年8月6日，农场。剧本《叛国者》第一稿完成。好与不好唯有上帝能说清。我感觉这一稿没达到预期……有些东西根本没表现出来。

我那一阶段的创作仍然以剧本为主，不过我已经越来越偏向于构思小说。“……正在规划系列小说一事，全套作品的副标题为‘世界大战年代的思考’。”

1948年夏季，我好像浑身都燃烧着疯狂的创作欲，在农场期间，那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也是15年前在西班牙尝试写小说以来，我第一次有机会日复一日沉浸在写作中。

1949年9月1日，农场……美好的夏季。小说已经写出十万词，离返回纽约还有三周时间。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连续写作将近三个月，不必分心考虑生计问题：播音，写专栏，写新闻稿，等等。这正是我希望在余生中做的事。不过生计问题怎么解决？怎样才能填饱肚子？当然还要考虑如下现实：我已经写出十万词，但并不代表写出的东西真的好。

我处在无需扬鞭自奋蹄的状态。

1950年2月23日，纽约。我的生日，我46岁了……中午时分完成了小说《叛国者》最后一章。整本书还需要做许多修改，如果我悟性好，前100页应当推翻重写……突然想到这两年的大好时光都用来写书了。然而写出来的东西并不称心如意……上午迅速把结尾浏览了一遍，终于知道应当如何收尾了，我得赶紧把想法落实到文字，以免忘掉……

终于：

1950年4月4日，纽约。今天与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虽然还不意味着成功，但好歹把最近几周郁结在心中的压抑一扫而光。比如说，哈珀出版社负责人卡斯·坎菲尔德是我的朋友，我把手稿给了他——正是他缠着我，让我把以前的经历写成书，完成之后将手稿交给他——他把稿子退给我的时候说，这种书“卖不出去”……而我以前的出版人（克诺夫出版社）拒绝得更干脆，（布兰奇·克诺夫）在写给我的便笺中说，这还称不上是“完稿”，另外这“根本称不上是小说”。因而我心灰意冷。

让我苦恼的是，无论是坎菲尔德还是克诺夫夫妇，他们都不和我探讨我写的书。坎菲尔德是朋友，而克诺夫夫妇为我出版过两部市场反响良好的日记。坎菲尔德给我的简短回复一本正经，冷若冰霜，好像我的手稿是通过正式的渠道投给了哈珀出版社。布兰奇回信的口吻和坎菲尔德一模一样，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则根本没有表态。以前克诺夫也没喜欢过《柏林日记》，但正是《柏林日记》帮助他顺利渡过了财务困境。我特别想知道，克诺夫保持沉默，是否因为他对我抱有情绪，因而对我的小说也抱有情绪。克诺夫把我的小说直接转给了《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版的编辑艾丽塔·范多伦。艾丽塔曾经将约翰·赫西的《围墙》交给我写评论，克诺夫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他曾经对艾丽塔说，我从不看小说，对小说毫无兴趣，所以我根本没有资格评论小说——尤其是赫西名下这么重要的一部小说。那件事让我惊讶不已，因为克诺夫知道我对文学类书籍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我在文学方面的阅读量相当大。在克诺夫位于纽约州帕切斯市郊的家里度周末时，我曾经多次与他和其他作家一起闲聊各种各样的小说。有一次，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女作家西格里德·温塞特也在场，还有一次，我崇拜的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也在场。两位作家的书都在克诺夫出版社出版。

我在日记里记述了我那时的想法：

我一心扑在作品上整整两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转向写小说的宏伟规划……已经开始成为一场可悲的失败。我已经46岁，如果在这一年龄还写不出让出版商认可的小说，我就彻底失败了——失败在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的作品不了解，缺乏正确的判断。

后来，我的经纪人保罗·雷诺兹将我的手稿送到一家从未来往过的出版社——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约翰·法勒和刚刚加盟该出版社的斯坦利·扬看了我的手稿，他们很喜欢，尤其是斯坦利·扬，他们主动提出将其出版成书。

那本书的发行时间是1950年11月。虽然总的来说各种评论相当不错，它却没有掀起全国范围的波澜。它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然而它的销售情况一直不温不火，完全无法与我以前的日记书相提并论。至于连载我的新书，没有一家杂志感兴趣。《星期六晚邮报》某编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她说：“《星期六晚邮报》同事们的一致看法是，总体上说，这本书的主题实在太老朽太陈腐。”叛国无疑是个古老的主题，不过，探索人们为什么会叛国，怎么会“实在太老朽太陈腐”呢？而且还是以最新形式出现的！在战争时期为敌人播音，因而被提起公诉，被处以绞刑和无期徒刑，以前有过此种先例吗？

由于评论褒贬不一，我很困惑，以前我从未意识到，评论家对同一本书的评价竟然会如此迥异。一些人认为，根本不能将《叛国者》归类为小说，书里的人物太呆板，我应当继续写纪实文学。其他人的看法正相反。约瑟夫·亨利·杰克逊是我特别崇拜的书评家（他是美国绝无仅有的几位最好的书评家之一），他在《旧金山纪事报》撰文称，我的作品是“一部高效的、内涵丰富的、可读性极强的小说”，“不仅意味深长，而且叙事非常生动”。劳埃德·莫里斯也是我崇拜的书评家，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版撰文称，我“冒险涉水文学类书籍，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非常震撼，引人入胜，非常刺激……让读者的紧张心情一直保持到整部作品的最后一页”。

对我来说，意义最重大的评论来自伟大的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他的住宅位于好莱坞附近的太平洋天堂花园，我在太平洋沿岸开办系列讲座途中，应邀前往他家与他和他的家人共进午餐。我在日记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50年11月28日，好莱坞……托马斯·曼对我第一部小说《叛国者》的赞美让我受宠若惊。谁都能估计到，在相同情况下，主人会说一大堆客气话。不过，让我高兴的是，他们全家显然都读过这本书，或读过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讨论过书里的人物和情节。（他的妻子卡蒂娅和女儿埃丽卡均在场。）

老先生说，他无法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写小说。他还说，他认为我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些好角色，让他吃惊的是，我竟然能把德国和德国人描写得如此到位。

他想知道我创作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我告诉他，实实在在的写作过程为两年。我伏案写作之前，另外花费两年时间进行过反复思考，还做了大量笔记。对此他给予了充分肯定。

“做得对，”他说，“两年时间，写小说就得花这么长时间。不过确实有好多人不想花这么长时间。”

……他和我谈到他依据中世纪的一首诗创作的新小说刚刚完稿。小说里的某个角色和自己的母亲结了婚，其中涉及家族谋杀……

我们还谈道，好莱坞从未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拍摄过电影。[3]

他开心地大笑起来。然后他耸了耸肩，说：“我猜，我写的东西没有一样适合拍电影。实际上，我自己都想象不出，我的哪个故事可以拍出动态的电影。不过我喜欢电影。”他好像担心我可能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因而他赶紧补充说：“电影对现代小说的影响非常大，例如倒叙，这一写作手法来自电影，而你在《叛国者》一书里应用倒叙非常到位。”

这一话题勾起他和我探讨我在小说里对美国场景的描写。他说，他感觉我的描述特别有意思。由于我大部分时间远离美国，心中会郁结某种幽幽的乡愁。他还说，他最初以为，我会构思出过于诗意的场景。后来他发现，我描述的场景既深刻又写实——他说：“非常好。”

所以，尽管我从前的出版人和哈珀出版社拒绝了我的新作，而且那本书出版以后销量平平，但我对自己第一部小说的社会认可度已经相当满意。尽管多数评论家有所保留，但他们总体上给了那本书正面的评价。那本书很可能不会备受追捧——毫无疑问不如我预期的好。不过，那仅仅是个开始，对我来说，那本书让1950年成了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年。实际上，那一年最终成了值得我铭记终生的年份，我在那一年遇上的人生危机让我断断续续痛苦了十年，有时候，我甚至会在寂寞中感到绝望。

1950年新年那天，在农场里，我在日记里记述了（也许这件事我整整早做了一年）20世纪前半叶的逝去。人类生活中的变化实在太大了！20世纪来临时，人类仍然处于依靠马拉大车出行的时代，如今人类一跃进入了原子时代，掌握了在一两个小时内将全人类从这个行星上彻底消灭的方法。这称得上进步吗？

1950年，新年，农场。20世纪前半叶逝去了。后半叶会是什么样？我肯定会死。这是眼下唯一能确定的事……

昨天夜里，20世纪史诗般的前半叶在我们平静的守望中隐去。伴着满天的繁星，一轮满月升了起来，把绿色的山峦照得通明，我们一直盼望白雪覆盖四野，但这一愿望落空了。夜里11点10分，在20世纪前半叶最后一小时里，我们（我、特斯、艾琳、狗）一起往下边的水塘走去。在冷峻的月光下，冰面闪闪发亮。我们在冰面上滑行着，狗咆哮着，艾琳扯着嗓子大叫了一声，高耸的铁杉树投下巨大的黑影。我们回到屋里，我们要守望新年，守望20世纪后半叶的来临。我们答应过琳达，到时候会叫醒她，因而我上楼把她喊醒，拉着她来到楼下。夜半12点，钟声终于响了，我们举起盛着香槟的酒杯，为未来干杯……

我在想，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生命（46年）眼看要过完了，如今我在广播行业和新闻行业黯然失色（名声被人败坏之后），正在从事的写作（包括写小说以及其他特别想写的东西）最终能否弄出点名堂……

在世上混了将近半个世纪，谁还敢夸口说，真的接近于（解开）生命之谜，以及生命的意义？另外还有，生命的目的？

对此我深表怀疑。

我唯一认识清楚的是，每个人的幸福竟然是一件如此相对和如此朦胧的事，而且肯定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来自深思熟虑，来自爱，来自对自己的真诚，来自对追求举世功名的鄙视，来自对命运的顺从，来自对生命无知无觉的顺从，对生命之荒蛮无常的顺从。

1950年2月23日，纽约。我的生日，我46岁了，并没有感觉特别想庆贺一番……并不想琢磨这件事。为什么？难道我害怕时间流逝过快？准确地说，不是害怕，而是一旦与自己渴望完成的事业联系起来，确实感到时间流逝过快。时间太少，想做的事太多，这么多时间已然逝去，完成的事却这么少！

我接着记述，我并没有因为缺少“成功”而感到焦虑。

人们称之为“成功”的东西实际上比声名狼藉好不了多少。随着第一本书的出版……随着参与广播事业……我有了一点点……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有意为之。如今我也没有往这方面想。那我究竟想要什么？想要有一种能过上体面生活的谋生手段，以便有时间继续从事写作。我不希望像过去三年那样，在真空里写作。所有用笔进行创作的人都希望某种程度的认可。

那年，我的日记经常涉及人类开始进入原子时代这一问题。

或许原子会主宰20世纪后半叶（我在新年那天的日记里提过这一点）。半个世纪在时间的绵延中不过是一瞬间，可以想见，这段时间可能会见证世界（被原子弹）毁灭。一次原子弹大战足矣……

此前一年，1949年，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弹。

1949年9月24日，纽约……昨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杜鲁门总统正式宣布：“有证据表明，最近几周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试爆了一颗原子弹。”

全世界的力量平衡顷刻间被打破了。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以来，唯有美国拥有原子弹。从那时迄今——五年间——美国可以用原子弹将苏联毁灭。我敢肯定，斯大林放弃愚蠢的围困柏林政策，主要原因在于此。不过，如今美国已经丧失——或者很快会丧失——原本就不明显的优势。作为对手的两个超级大国如今必须设法达成某种一致，要么在原子时代共存，要么发生冲突，炸毁这一星球。

我认为，杜鲁门立刻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让人特别惊讶的是，如今他仍然是美国总统。1948年大选前夜，几乎没人看好他。当时我协助相互广播公司对那次奇怪的大选进行了报道。我在日记里记述了大选的高潮：

1948年11月2日，星期二，纽约……今天是总统大选日，杜威和杜鲁门对决，没人看好杜鲁门，所有民意调查和报刊认为，杜威可以轻松获胜……

我长大成人达到法定投票年龄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总统大选期间身在国内，然而我无法参加投票。四年前，我在欧洲西部前线，八年前，我在柏林。这次选民登记期间，我临时出差去了欧洲，因而失去了投票机会。[4]

那件事让我很生气，以前我被剥夺过一次投票权，那是1942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发生的事。二战初期，我曾经返回国内。我前往纽约州塔卡霍进行选民登记时，一位民主党监督员故意刁难我，他怀疑我不识字。看到我的长相，他竟然揣测我是共和党人，实际上我准备投民主党的票。我必须承认，当时发生的事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刚刚出版了第二本书《柏林日记终曲》。另外，我还认为，我做的是播音工作，至少说明我能读会写。然而，选民登记委员会坚持认为，我必须参加读写考试——那些委员竟然没人听说过我写的书，看来他们都不读书！他们还告诉我，那天是考试的最后一天，考试地点离那里有几英里，既然我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他们就不允许我进行选民登记。我和他们发生了长时间的争执。当时我44岁，我原本以为，身在祖国的我理应有个投票机会。

好在我至少可以参与那次选举的新闻报道。

（这是我11月2日在日记结尾处记述的内容）为播报选举结果，也许这一夜大部分时间我需要熬夜。不过，多数人认为，选举会在午夜前完全结束，也就是说，午夜到来前，最终结果早已宣布（例如，杜威赢得胜利）。

和其他记者、编辑、评论员、专栏作家一样，在整个大选期间，我随大流默认了社会的惯性思维：杜威肯定会以压倒性的选票优势胜出。民意调查把大家都骗了！早在9月9日，即大选开锣前将近两个月，公众最认可的民意调查专家之一埃尔莫·罗珀宣称，杜威领先于杜鲁门的优势将其置于不败之地，民调结果为44%比31%。罗珀甚至说，由此可以断定，他不必再发布民调结果了。随着秋季竞选的进展，有报道说，杜鲁门拉走了大批狂热的选民，尽管如此，民调结果依然显示，杜威必定是最终赢家。大选前夜，各民调机构发布了最终调查结果，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杜威获得了49.5%的支持率，杜鲁门为44.5%，其余选民分别支持美国进步党候选人华莱士和美国南部民主党人J.斯特罗姆·瑟蒙德。其实，罗珀一直在继续他的预测，他给了杜威大幅领先的多数——52.2%，杜鲁门仅为37.1%。“我的预言没错，”罗珀说道，“杜威已经赢了。”

在大选最后几天，民意调查毫无疑问牵住了报刊大腕们的鼻子，专家们都认为，杜威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对此我深感震惊。我承认，我并不怀疑他们的智慧，说实在的，我在周日播音中经常引用他们的话。当时我也没按常规不辞辛苦下乡亲自核实消息。正因为如此，在投票开始一周前的10月26日，我注意到，美国首屈一指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一篇文章中称：“东西方关系总体上会受杜威行政当局决策的严重影响……”像所有人一样，李普曼毫不怀疑杜威很快会入主白宫。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大约于投票四周前的10月16日，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杜威会成为什么样的总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杜威已经准备好扼住华盛顿九头鸟的上千个要害了。”全国各地的媒体广泛引用了兄弟二人10月27日的专栏文章，该文在开篇处称：“托马斯·E.杜威很快将被置于美国总统的位置上，着手处理堆积如山的问题……”甚至思想开放的马克斯·勒纳也在《纽约邮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为《杜威和他上任前的过渡期》。他已经在考虑杜威当选之后和执政之前的78天该如何度过了。记者莱奥·伊根在《纽约时报》撰文称：“托马斯·杜威当选总统早已在人们意料之中。”《生活》杂志为杜威的照片配的文字说明为“美国下一任总统”。投票前夜，《时代》预计，杜威肯定会在20个州里收获345张选举人票，而杜鲁门仅能从11个州里收获105张选举人票。传记作家欧内斯特·K.林德利在《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民主党已经乱了阵脚。”最后还有，李普曼赶在投票之前发出了如下警告：“事情的进程势不可挡，一直会延续到三个月之后杜威先生宣誓就职……”

投票第二天发表的报刊专栏文章必须在投票当天完稿，而第二天将公布实际投票结果，专栏作家们在投票当天仍然信心十足，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杜威称作候任总统。因而有了11月3日上午艾尔索普兄弟发表在许多报刊文章里的内容。“总统大选后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文章中称，“政府将如何度过继之而来的十周时间……事情不等人，人们不会耐心等候托马斯·杜威正式接管哈里·杜鲁门政府，然后再去办事。”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的描述也出现在宣布大选结果的报刊上：“从今天算起，托马斯·杜威将于86天后接管白宫。”

然而托马斯·杜威没有接管白宫。白宫的下一位住户仍然是政策总是前后不一的哈里·杜鲁门。

11月3日，星期三，我在日记里写道：

的确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杜鲁门在选举中赢了！今天将近中午时分，杜威终于承认了败选……民意调查、报刊文章、广播评论员，包括我在内，大家都错了。

相互广播公司的报道组设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舞厅里，我们的报道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杜鲁门从一开始就领先，最初没有人严肃对待此事。罗斯福饭店的共和党竞选总部刚刚汇总完来自四面八方的第一批信息，杜威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布劳内尔立刻出现在了媒体面前，他不无得意地宣称，预料中的共和党席卷选票已经开始，杜威已经在三分之二的州领先。

晚上10点前后，我发表了不同看法，我当时说，虽然传回来的信息非常零碎，但结果已经相当出乎意料。与此前的所有预言相反，竞争双方得票率旗鼓相当。一些人（相互广播公司的大佬）对我的说法非常不屑，他们把这归咎于我对国内情况的无知。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再也没有人像平常那样邀请我对投票趋势发表评论。

由于我会德语和法语，我经常被分流去应付德国广播公司和法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与这两家公司的记者讨论投票进展情况。相互广播公司的老板们显然不在乎我是否会误导德国人和法国人，只要我不误导美国公众即可。不过，午夜来临，

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投票结果并不像预测的那样偏向共和党。布劳内尔的职务是华尔街律师，甚至直言不讳的他也不再抛头露面，不再做出愚蠢的预测。有传言说，《芝加哥论坛报》已经开始上街叫卖刚刚印刷好的最新版报纸，其头版头条为《杜威击败了杜鲁门》。

几乎在同一时间，相互广播公司设在芝加哥的电台（东家为《芝加哥论坛报》，自诩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报纸”）对外报道说，杜鲁门在伊利诺伊州的得票率领先于杜威。

像其他地处中西部农业带的州一样，伊利诺伊州在总统选举中举足轻重，信心十足的杜威原本希望将该州轻松拿下。许多评论员一再坚称，人们必须等待伊利诺伊州南部以及其他偏远地区的投票结果，在这方面，最坚决的人是相互广播公司的右翼播音员小富尔顿·刘易斯，另一人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汉斯·卡尔滕伯恩。他们以为，“等待”会化解杜鲁门的领先优势，让杜威得以超越。

然而，午夜刚过不久，投票形势已经明朗，偏远地区的情况同样没有偏向杜威。情况恰恰相反。我的老家爱荷华州共和党势力强大，杜鲁门在那里同样处在领先地位。

尽管如此，通过电传机传来的大量数据几乎没人相信，连我都不相信。对我来说，那些数字好得让人难以相信。直到末了，相互广播公司的所有人仍然坚信，杜威说不定可以勉强过关。

清晨6点，疲乏至极的我们终于停止了播音，相互广播公司的广播随之结束。到家以后，我直接倒在床上睡了。一切都要等待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最终计票结果。或许（我在昏昏欲睡时想到）杜威最终会勉强当选。

上午11点左右，我醒了过来。我立刻拧开收音机，让人高兴的是，一切都结束了。几分钟后——上午11点10分——传来了杜威承认败选的消息。

所有人都以为不可能成功的小个子最终却成功了，因为他既有胆量又有信心解决问题。反观杜威，他过于依赖民意调查所说他必定会轻松战胜对手，导致他满嘴花言巧语，同时拒绝与他人探讨实质性问题。人难免会犯错，尽管如此，杜威的错误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必须吞下这一苦果，谁让他在接受提名那一刻就以为自己理所当然会在1月20日入主白宫……

一开始，公众确实没有分清谁是自作聪明，谁是油嘴滑舌。也许这些事例足以说明，美国有钱人通过控制传播信息的媒体——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糊弄老百姓为反动和贪婪投票已经成为过去。

通过以上事例，再回首里根总统当政的20世纪80年代，我意识到，当年的我真的很天真。

[1] 有关罗伯特·贝斯特在二战时期的所作所为，请参阅本卷第四章。

[2] 他们在波士顿受审的原因是，他们从德国回国时遇上了坏天气，目的地为华盛顿的航班临时改变航线，迫降到了波士顿机场。我记得，他们两人在华盛顿被提起公诉，政府原打算在那里审判他们，而他们的辩护律师翻出一个老掉牙的法条，该法条规定，因叛国罪被提起公诉的境外归国者必须在入境口岸接受审判。

[3] 不久后，我见到了一部根据他的中篇小说《魂断威尼斯》拍摄的电影，我记得，那是欧洲某国拍摄的一部电影。

[4] 那一时期，至少在我投票的两个州——最初在纽约州，后来在康涅狄格州——尚未出现永久性选民登记。每次参加总统大选，人们必须重新进行选民登记。我从1925年起一直在欧洲工作，那一时期还没有选举人缺席选票。

第十二章 影坛处子秀

我前脚刚失去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专栏文章的工作，后脚又失去了主持相互广播公司周日播音的工作。如何养家糊口，成了我必须正视的问题——必须挣到足够的钱支撑四口之家。1950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家差不多每个月都必须变卖原本不多的家产，以便支付各种各样的账单。全家人都意识到，除非《叛国者》一书的销售好于经纪人和出版人的预期，按这样的速度坐吃山空，我们原本不多的存货支撑不了多长时间。我必须往其他方向寻求突破，以维持收支平衡。多开讲座也许是个好办法，然而，那样做会挤占大量写作时间。

那一时期，随着夏季的到来，两个好莱坞制片人找上了门，他们邀请我在一部有关希特勒的电影里担任顾问，还让我出演一个小角色——一个纳粹德国的驻外记者。拍摄地点在维也纳。我的经纪人对两个制片人不大放心，不过，他最终还是和两人达成了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对方负担特斯和我往返维也纳的机票，负担我们在维也纳期间的开销，负担我们前往巴黎的开销一次，以及一笔百分比很低的分成。如果电影大卖，我们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就当时的情况看，那份工作让特斯有机会返回她生长的城市，让她有机会回家看望父母——特斯的弟弟应征参加了德国军队，并且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身负重伤，两年后不治身亡——同时让我有机会在拍摄结束后前往巴黎、波恩、伦敦等地，为我长期以来酝酿的书《世纪中叶之旅》做些铺垫（对于我的影坛处子秀我不抱任何希望）。由于参与那部电影，秋季结束前，我们会一直有事情做。我们外出期间，我姐姐会来农场为我们看孩子。

我们希望赴欧洲，其实也另有目的：由于朝鲜捆住了美国的手脚，许多人担心，苏联会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推进到欧洲腹地，因而我们想亲眼看看欧洲的实际情况。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然会导致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在欧洲爆发战争。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及其卫星国拥有足够的地面部队迅速向西推进，不过，美国拥有原子弹，可以进行报复（莫斯科没有足够的时间——一年之内——与我们的原子弹库存以及投掷能力相抗衡）。苏联红军有可能推进到欧洲，身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人们对此相当恐慌。我们乘坐的是纽约飞往伦敦的航班，飞机上仅有十多个人，原因是绝大多数人取消了行程。布尔什维克张着大嘴往前推进，美国人不想成为对方的鱼肉。我的感觉是，出于对原子弹的恐惧，斯大林不敢贸然行动。不过，谁都无法准确揣摩斯大林和苏联人。我仍然清楚地记得，1939年8月的那个夜晚让人铭记终生，当时我们在柏林获悉了一条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伟大的反法西斯英雄、苏联统治者竟然与希特勒签署了一纸协议，让后者几天之后不可避免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维也纳等候开机的数个星期里，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苏联人不会贸然行动，这是情报人员的一致判断。在维也纳以东数英里，盟军情报机构正在前线——这么说没错——与苏联部队在一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红军正在准备军事打击。

我到达维也纳的时间稍微晚了点，错过了说服电影导演的机会。我到达前一天，导演已经极其秘密地飞到巴黎。他从巴黎给我们发了个电报，他（和身在好莱坞的妻子）在电文中称，他们确信，苏联人即将进攻，他们首先会迅速摧毁维也纳，因而，他要搭乘第一架航班尽快赶回美国。那件事导致电影的开机时间往后推迟，与此同时，六神无主的制片人开始四处寻找接替的导演。那样一来，特斯和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在维也纳探访以前常去的一些地方。

这座城市仍然在治疗战争创伤，不过，它正在恢复，正在无序地重建。好在大多数巴洛克风格的魅力得以保留。在维也纳人的性格和生活里，巴洛克是永远的亮点。

（我曾经写道）在维也纳，至少人们可以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特有的生活景观。这座城市让和谐与梦幻具有形态，让天堂和人间走在一起，让生活和梦想之间、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得以消除，还让人们感觉对立的东西得到了统一，例如痛苦与欢乐，生存与死亡，自然与人类，信仰与学问，凡此种种；巴洛克风格是一种具有活力的东西，充满了真情和色情，它不仅吸纳人类的渴望，更吸纳人类内心深处的孱弱和创作冲动。总而言之，巴洛克是一种对梦想的呼唤。

数世纪以来，维也纳人一直沉醉在梦想里，那里是不断扩大的哈布斯堡王朝至高无上的中心，人们整日整夜沉浸在华尔兹舞曲和觥筹交错中，沉浸在咖啡馆内温馨的闲聊中，沉浸在观看亦真亦幻的戏剧、歌剧、轻歌剧中，沉浸在调情做爱中。为了维持所有那一切，帝国必须有人管理，陆军和海军必须有人值守，商业交易必须有人进行，工作必须有人完成。不过，那里的人们总会想方设法投入最少的精力和体力去做乏味的事。在逝去的岁月里，在真实世界的生活里，维也纳人总会伴着享乐、愉悦、梦想开始每一天。

后来一系列残酷的现实让维也纳从梦中醒来。首先，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历史悠久的哈布斯堡王朝于1918年11月战败，随之彻底崩溃了，那座城市金色的年华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也随之结束——像古老的帝国首都柏林和圣彼得堡一样——自那时以来从未再现辉煌。实际上，在随后30年里，那些生性快乐和引人注目的城市居民尝遍了当代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磨难：革命，封锁，饥饿，寒冷，对工人、妇女、孩子血腥的扫射，法西斯主义的镇压和纳粹的残暴，飞机轰炸和铺天盖地的炮轰，最后是苏联人的占领。1950年，我和特斯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我们注意到，生存下来的人们重新过上了精彩的生活：他们恢复了向上的精神状态，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困境和悲伤之后，他们对生活的向往仍然强烈得让人艳羡。在我的记忆里，像他们那样的经历，我们这些身在美国的人从来没有过。我无法想象，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美国人身上，我们会如何面对。人的多数特质是在磨难中形成的，而我们美国人经历的磨难太少。美国从未被征服过——从1812年英国人火烧华盛顿以来——也从未被占领过。

乍一看，二战结束以来，维也纳的城市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吃的东西非常丰盛，在遭遇飞机轰炸和铺天盖地的炮轰留下的废墟上，重建城市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有一次，特斯和我站在商业中心克尔特纳大街和维也纳环城大道交叉路口观看工人重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那座建筑是维也纳人的骄傲。奥地利朋友们和我们讲述过1945年3月12日夜间发生的事，那天是希特勒占领奥地利七周年纪念日。美国重型轰炸机从意大利成群结队飞来，将城市变成了燃烧的地狱。上百座燃烧的建筑倒塌，公交车、电车以及其他车辆都停了下来，人们都挤进了防空设施。后来，一个传言四处传播开来，那是奥地利人都不愿意相信的传言。

“歌剧院被击中了！”

市民冒着燃烧的大火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环城大道路口，他们完全不在乎大火有可能吞噬他们的房子，也不在乎飞机投掷的炸弹有可能把他们炸死，掉下来的高射炮弹有可能把他们砸死，倾圮的墙壁有可能把他们压死。整整一个晚上，以及第二天上午，市民与消防员并肩作战，竭尽全力参与抢救庄严的音乐圣殿，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太多太多。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四颗美国高爆炸弹直接命中并摧毁了国家歌剧院。后来我们得知，维也纳上万市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离开现场时，烟火已经把他们的脸熏得黢黑，他们带着满脸的哀怨、愤怒，更多的则是悲痛。他们可以容忍外人把他们的房子、办公室以及其他至高无上的国家殿堂炸成齑粉，唯独不能容忍外人毁坏那处音乐殿堂——那是惨无人道的行为。

巨大的脚手架围住了国家歌剧院大部分外墙，特斯和我在街口站立了几分钟，我们在观察那些隐身在脚手架后边干活的男男女女，他们像蚂蚁一样不停地忙活着。他们已经在拆除歌剧院正门面向环城大道的脚手架了，因而我们可以看清刚刚涂装一新、颜色鲜明的立柱和廊柱。一群路人用掌声向干活的工人致敬。为了尽快复原维也纳人所热爱的国家歌剧院，那些善良的工人必须做出牺牲，在临时搭建的住处多住些时日。

等候制片人寻找接替导演期间，特斯和我利用周末去了趟萨尔茨堡市，正好赶上萨尔茨堡年度音乐节。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为了前往萨尔茨堡，特斯和我好像经常偷偷溜出剧组。战争开始以来，当地一直没有举办过音乐节，音乐节刚刚恢复。

萨尔茨堡市位于奥地利西部，当时仍然是美军占领区。接待方安排特斯和我住在郊外美军指挥官征用的一个王宫里，指挥官的一位下属为我们弄到了歌剧票。开车送我们前往剧院的年轻人是个讨厌的美军中尉，由于错过了星期六晚上在王宫举办的军官舞会，他一直满腹牢骚。我们尾随他走进了为美军指挥官预留的包间，以前那是哈布斯堡王室的御用包间。我们走进去时，一位服务员用德语悄悄告诉我们，奥地利经济部部长和夫人此刻正坐在美军将领的包间里。我们把这事告诉了中尉，不知为什么，他显得特别愤怒。其实包间里有许多空座位。

他大声喊道：“把他们赶出去！”

服务员明显几乎不懂英语，而且显然中尉也几乎不会说德语。

后来他用德语喊道：“出！出！”他至少知道这个德语单字！

服务员用德语解释：“是萨尔茨堡州州长安排他们来包厢的。”

“他刚才说什么？”中尉问话时满脸通红，两颗眼珠子好像要掉出来，说完，他把脸偏向了我们这边。特斯觉得那场面很尴尬，不过她还是把对方的话翻译成了英语。

“告诉他，我不管谁安排他们进来的，告诉他，他们没权利待在将军的包间里。让他们滚！”

特斯和我赶紧往包厢外边走。

“等一下！”中尉喊道，“你们得帮我，我不会说他妈的德语。告诉那家伙，我不管他是谁，让他赶快滚出将军的包间。”

“这种话你得自己去说，中尉。不过我觉得，你真是傻到了家，”我实在忍不下去，这才开了口，“这包厢里有的是空位子，你干吗不冷静点？”

中尉一下子蒙了，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了。与此同时，特斯用德语把年轻的美国军官说过的话告诉了服务员。那时，我们已经走到包厢后部，从那里可以将楼下1500位观众尽收眼底，也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正仰着头往我们这边看。服务员往内阁部长和夫人身边走去，他俯下身子，对他们悄悄说了几句话。部长和夫人早就听到了喧哗声，但显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服务员说话时，他们明显感觉特别尴尬，但他们还是尽可能摆出一副很得体的样子，慢慢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离开了。

他们经过我们身边时，特斯用德语小声说：“实在是太抱歉了。”

“可以理解。”那位夫人小声回答。我不禁想到，无论如何，美国人在这里已经五年，奥地利人早已习惯美国人的德行。

歌剧院的灯光开始暗下来，我们赶紧在椅子上坐好。我的感觉是，当天晚上，唯有贝多芬（或莫扎特——他是萨尔茨堡本地人，当地的音乐节正是为演奏他的作品而设立的）以及他伟大的歌剧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复归平静。当晚我们欣赏的是他的唯一一部歌剧。

看完歌剧返回王宫，我们与一些美军军官一起喝酒。周六当晚举办的每周一次的舞会正值高潮。我与一位上校说了在歌剧院发生的事。我还没来得及说我感觉很丢人，对方便说道：“干得好！对那些人就得那样！”

我再次感觉自己太没面子了！

我们返回维也纳之后，电影终于开机了。饰演希特勒的卢瑟·阿德勒是个好演员。让我颇为不解的是，疯狂、残酷、野蛮、反犹的纳粹独裁者差一点将欧洲的犹太人斩尽杀绝，身为美国犹太人的阿德勒为什么要扮演他呢？或许他感兴趣的是那部电影的讽刺意味。他对我说，很久以来，他一直特别渴望饰演那一角色。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演出，他的言谈举止很快就接近了当年我在柏林时期认识的精神错乱的元首了。

8月8日，维也纳。我初次扮演角色！昨晚7点到10点，我们和金发美女帕特里夏·奈特在维也纳一家饭店的房间（房间是在摄影棚里搭建的）里进行拍摄，帕特里夏是电影的女一号。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也特别好玩。场景是导演和演员在拍摄地一起动手搭建的，没时间做得像剧院的道具那样精致。虽然我没有太紧张，但在正式拍摄前，每个镜头总要反复演练十多遍，这花费了大量时间，让我有些不耐烦。

今天一早，我出现在第一个镜头里，地点在一座建筑的废墟上，那里被当作位于柏林的希特勒地堡入口，实际拍摄地点位于维也纳杰奎恩大街一座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当年我滑雪受伤后，曾经在这里居住。摄影师和灯光师调试设备期间，为寻找当年我们住过的公寓，我到大街上遛了一圈。当年的那座建筑仍然矗立在原地，不过建筑内部已经损毁，所有窗户用砖头封了起来。

那部电影叫《魔火》，无论用好莱坞哪一种标准衡量，它肯定都算不上杰作。不过，它的票房表现不俗，后来还在电视台反复播放。不知为什么，制片人从未按照承诺向我兑现占比很低的利润分成。我还听说，卢瑟·阿德勒和帕特里夏·奈特与我的境遇相同，他们议定的分成比例更高。我第一次意识到制片人对钱吝啬是在8月底，因为我们抵达巴黎时，制片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向我们兑现等值于1000美元的法郎。数周后在伦敦，他们也没有向我们按期兑付等值于1000美元的英镑。我们在那两个国家的首都陷入了困境，好在我们的纽约经纪人迅速行动，用预付款为我们解了围。

那年夏季，除了在维也纳拍电影，以及亲眼见证苏联人有无可能趁着美国人被困朝鲜战争推进到西欧，我那次欧洲之旅还有一个目的。时值20世纪中叶，如有可能，我想借机了解一下西欧各国的立场。准确地说，我想深入研究法国、西德、英国的状况。即那些国家（包括意大利，那个国家也试图从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崛起）能否恢复从前的国力，有无可能恢复西欧从前的辉煌？长期以来，那里曾经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如果运气好，搜集的材料又确实经得起推敲，这次我们的世纪中叶之行说不定会成就一本新书，一切顺利的话，书名应当是《世纪中叶之旅》。

我已经在脑子里酝酿那本书了。除了每天在日记里记述当天的事情和想法，我已经开始逐日记录“写书要点”。

1950年，8月，巴黎。写书。再来一本日记形式的书？叫《欧洲故地重游》？整体构架是这次到欧洲的日记。甚至可以用《在飞行途中的随想》那篇日记……然后进一步展现过去25年间发生在欧洲的那些事——英、法、德、奥……两篇剪报——均有可能成书（其中一篇是关于戴高乐将军说的“随时准备着”，另一篇是法国《世界报》社论，探讨如今的美国为什么不像欧洲国家以及从前的美国那样把知识精英——例如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派往国外替美国说话）……欧洲共产主义媒体让人难以置信的谎言……

9月10日，西德，法兰克福。写书。嵌入：对1925年第一次赴欧洲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定会感到美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位置——美国是一片与世隔绝的陆地，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几乎不了解世界……伦敦和巴黎对战争债务的解决方案怨声载道（1927年，美国游客乘坐的大巴车在巴黎遭到石块袭击）。在德国，人们把美国当作有钱的吸血鬼，美国的投资会重新装备德国工业，让德国工业实现现代化（确实实现了），而且有可能不必追回债款，德国人也不会偿还。

1950年，前往欧洲旅游的美国人会惊讶于情况的彻头彻尾的转变。包括德国的所有欧洲国家天天盼着美国的援助和建议，尤其是德国。欧洲国家都认可了德国在西方世界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也知道它犯过错误，正在摸索前行，不过欧洲国家还意识到，德国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宰。

9月20日，伦敦。日记和写书。文章：《访问英国下院》。

头一天在英国下院的访问是我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访问之一。由于工党政府决心继续推行钢铁行业的国有化，是否应当据此对工党政府实施倒阁，议员们在议会大厅进行了将近八小时的激辩。对我来说，那是一次特别有意思的会议。首先参与辩论的反对党领军人物是保守党的温斯顿·丘吉尔；其次，负责行业国有化的工党内阁大臣拉塞尔·斯特劳斯是我在英国最要好的朋友，那次他代表政府做主要发言。结果证明，那次辩论成了我在英国议会见过的最难解难分的辩论。大多数政治评论家认为，辩论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工党政府惨败，议会解散并重选。然而，工党以306票赞成和300票反对侥幸过关。丘吉尔那天的状态不算最好，不过相当不错。自二战结束他不再担任首相以来，我一直没有在议会听过他的发言。拉塞尔·斯特劳斯（还有一位我年轻时在伦敦结识的工党老朋友奈·贝文，他是最让丘吉尔头疼的人）在口才方面根本不是丘吉尔的对手，然而，在捍卫工党推行国有化的发言中，他表现得相当不错。斯特劳斯继承了一份包括金属企业在内的家族产业，那一时期，虽然他与奈·贝文、珍妮·李（贝文的夫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组成了党内极左翼，他却是工党议员中为数不多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有所了解的人。[1]

那年夏季，事实证明，我在一件事上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许在另一件事上也出现了不好的兆头。第一件事与戴高乐将军有关。

8月18日我在巴黎的日记：

戴高乐发表了一篇爆炸性的超长声明，他警告人们法国当下面临的危险——这已经成了他的典型特征——并且声称，他将重新掌权。他的讲话从头到尾充斥着怪诞的伪极权主义术语。我觉得，多数法国人根本没有认真看待他的声明。

自二战开战以来，我一直是这位脾气古怪的将军的拥趸。两位法国最有名望的军界人物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后，唯有他勇敢地站出来进行了高调的谴责。我为此而欢呼。他首先在伦敦，而后在阿尔及利亚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阿尔及利亚从前是法国在非洲的一个省，由英美联军解放。在盟军领导人里，丘吉尔是戴高乐的主要支持者，然而，戴高乐经常与丘吉尔意见相左，美国总统罗斯福经常激烈地反对戴高乐，因为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没有权利代表被占的法国。战争期间，我曾经站在“自由法国”运动的立场写文章，从事播音，四处演讲。不过，对戴高乐的专横跋扈，对他追求权力的欲望，以及他某种程度上我行我素的行动纲领，我总是替他感到惋惜。我不喜欢他痴迷于领导权的行为准则——在这一点上，他和希特勒是半斤八两。他围绕这一主题撰写的一些东西常常让我想起《我的奋斗》一书。“人们需要领袖，”这是他的原话，“领袖高高在上，因为权威必须拥有威望，而威望要与民众保持距离……基于对判断的自信，对实力的认知，领袖不必故作姿态讨好……他所追求的无非获得授权……”

“除非事情往坏的方向急剧发展，”8月24日，我在巴黎写下了这段日记，“我认为，戴高乐不会重新掌权。形势变得危急，他才会掌权。”

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1958年，由于法国试图保住海外领地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由于好战派闹事，法国政府无法确保起码的国内和平与秩序，羽翼未丰的第四共和国的根基动摇了。作为临时总统，戴高乐曾经于1946年下台。1958年，为恢复国内平静，恢复法国从前的一些威望，他将作为第五共和国总统卷土重来，不过，再铸法国的辉煌已经不可能了。由于戴高乐所具有的世界观，以及他的局限性，我对他的看法有了改变。我崇敬他，然而，我的崇敬里多了些怀疑。毫无疑问，他是个独裁者，是个右翼人士，不过，他没有像许多人怀疑的那样取消法国的多党制，他一直在新宪法框架内采取行动，而新宪法保障了法国人所崇尚的自由。

虽然戴高乐沉浸于壮丽辉煌的理想中，为恢复法国从前的国力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夜以继日地劳作。但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不可能完全成功。像英国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把法国消耗得离死亡不远了。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被德国占领过四年，在此期间，占领者掠夺和盗窃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法国有一点与英国一样，它正在失去广袤的海外领地，它失去了位于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以及远东的印度支那。

二战的后果是，世界的领导权从西欧转移到了两个大国手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戴高乐思维敏捷，深谙历史，他意识到了那一点。他不喜欢那样，然而他适应了这不可避免的事实。英国也是如此，不过觉悟比法国稍微迟缓一些。20世纪中叶置身于巴黎和伦敦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高位的国家而言，让它的国民承认，黄金岁月已经成为历史，永世不会再来，做到这一点，真的是难上加难。

至于德国，如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已经不再是世界大国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又一次战败。1918年，德国已经输过一次。在希特勒领导下，德国仅仅用了两个十年便卷土重来，试图统治整个欧洲大陆，但它再一次输掉了战争。

让其他欧洲国家聊以自慰的是，那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德国如今被一分为二。只要这种情况长期维持，德国的任何一半都不会强大到企图对外扩张，去征服苏联及其他欧洲国家。在我看来，对许多德国人而言，被分割为两个国家显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不过，其他欧洲国家因此更加心安理得，它们希望这种情况永久延续下去。

这是因为欧洲人觉得，德国人并没有真正改变多少。对德国人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德国人仍然认为，纳粹主义是个好想法，只不过它在实践中背离了初衷。我回国前不久，对德国人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有个提问：“您认为德国人能够对自己实施民主管理吗？”对此，仅有不到半数德国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访问法兰克福、波恩、柏林期间，我在日记里写道，从前那帮匪徒又回来控制德国经济了。那些人里的大多数是工业巨头，正是他们让希特勒的统治成为可能。如今他们已经成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宠儿，后两者帮助他们重新得到了曾经拥有的东西。

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服了德国，1918年以后，获胜的盟国曾经重建德国，主要参与者是美国人。人们曾经希望，德国会安于和平，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如今人们正怀着同样的期待重建德国。1950年，我离开西德时，我对人们在这方面的成功深表怀疑。我曾经先后参与报道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及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对于天赋极高但难于安分守己的德国人民的未来，我很难怀有信心。

这一次我又错了。由于一些出众的领导人，例如第一任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后来的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以及其他少数人，德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让民主在德国发挥作用（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第一次落地德国，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随后出现的希特勒彻底葬送了民主）。联邦共和国（西德）最终成功了，它很快成了欧洲大陆上最繁荣昌盛、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

英国成了这次行程中最有意思的国家。它的变化比其他国家更深刻。不知为什么，如今我开始喜欢上伦敦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长驻巴黎和维也纳，我喜欢那两座城市。在其中三年，有好几次，我突然被抽调到毫无生气的英国首都，去接替长驻那里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以便他们能休假两到三个月。我很快就开始讨厌那座城市、那个国家、那里的人和生活。我以为，英国人完全没有必要对美国人谦恭。伦敦王公贵戚的趋炎附势和他们穷凶极恶的本性让我惊诧。在伦敦，吃的东西非常糟糕。一战时英国通过了一些严苛的法规，那些法规当时确实有其积极意义，然而没有被废止，致使因工作滞留伦敦的我深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每到安息日，人们能够想到的所有地方——交通设施、饭馆、剧院、酒吧都关门谢客，当然教堂除外。有一年，我的匈牙利女友佐拉从维也纳来到伦敦陪伴我，伦敦苏豪区一些价格不算贵的法国餐厅成了让我们获得些许安慰的唯一场所。上帝作证，那些地方根本算不上美食家的福地，不过它们确实比英国餐馆强得多，因为英国餐馆仅提供冰冷的羊肉，煮得根本嚼不烂的布鲁塞尔豆芽菜，以及毫无味道、黏糊糊的甜点。正是在苏豪区那些不大不小的法国餐厅里，我首次结识了年轻的工党议员（1929年当选）奈·贝文、珍妮·李，以及到访伦敦的一些美国艺术家，例如保罗·罗伯逊——他在美国国内是个“赤色”嫌犯，然而，他在音乐剧《演艺船》里的演唱风靡了整个伦敦。

战争期间，英国人变了，他们遭受了德国人的狂轰滥炸，可怕的打击似乎敲掉了英国人身上的一些自负和势利。他们突然间对美国人友好起来，甚至客气起来。在社交方面，美国记者从来不受待见，如今美国记者一夜之间被淹没在各种晚宴和伦敦城外的周末活动邀请中。我记得我惊讶地发现，我在1944年到达伦敦一周后，通过出席各种午餐、午茶、晚餐活动，差不多与所有英国内阁大臣、政治家、作家、剧作家、男演员、女演员见了一面。那些活动对我非常有用，也非常愉快。

195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变革，那场变革并没有颠覆英国的社会等级，却实实在在动摇了英国的社会结构，它改变了英国的经济构架和社会构架。在五年时间里，英国工党政府在下述企业和领域实现了国有化：英格兰银行、电气业、天然气业、采矿业、运输业、民航业、国际通信业，当时轮到钢铁行业实施变革了。那样的社会变革让联合王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广泛的医疗保障体系。

在美国国内，以美国医学会为首的一些人对英国的医疗体制持批评态度，他们曾经嘲笑英国的“公费医疗”不可能实现，也不符合社会需求。然而，他们的看法与英国的国情不符，那一制度受到英国所有阶层和所有政党的热烈追捧。我在英国期间，为来年大选做准备的英国保守党甚至在集会的条幅上写出了“保守党全心全意支持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英国是否有机会恢复以往的强盛？我曾经利用数个晚上与工党、自由党、保守党的朋友和熟人探讨这一问题。英国再次经历了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和重创，在二战结束五年后的1950年，多数英国人比较一致地默认了英国的角色：顶多是个中等国家。大家似乎都认为，英国不大可能再次成为1914年一战爆发初期的英国，甚至也不可能成为1939年二战爆发初期的英国。曾经让英国成为超级国家的国力和财富完全没有了根基。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岁月里，英国的根基已经被摧毁殆尽。大英帝国的宝钻印度也在两年前脱离了英联邦。

当然，历史长河中的其他帝国也饱尝过英国的悲壮命运。让今天的旁观者感触良多的是，发生在英国的事竟然如此迅速，一切都发生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历史对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评价无论多么悲壮，生活在当今的人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亲眼见证了一个超级帝国的倾覆，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从巅峰跌落。

正如人们以前所说，英国会与世长存，这一海岛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会世代传承。然而，离开英国时，我不禁想到，我再也见不到从前的英国了。早在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刚刚开始的1925年，我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我从那里开始了海外之旅，五年后，我在印度亲眼见证了大英帝国的显赫——以及海外掠夺——在当时的印度，英国的统治仍然至高无上，不可撼动。现如今，大英帝国的显赫地位、王权、国力、财富等，都一去不复返了。

[1] 数年后，工党政府下台，斯特劳斯有更多时间关注自己的企业了。他出差去了趟美国匹兹堡市，与一帮美国钢铁巨头进行商谈，那些人渴望向他的公司下更大的订单。担任工党左翼大臣期间，斯特劳斯曾经接管和管理国有化的英国钢铁行业，美国人并没有将他与那位大臣当作同一个人。在整个会谈期间，斯特劳斯一直洗耳恭听美国人辱骂那个英国大臣，辱骂他的社会主义政党，那些人强烈要求斯特劳斯帮助保守党（当时的执政党）将英国钢铁行业重新私有化。斯特劳斯从未向他们泄露自己的身份，他后来告诉我们，听到外人竟然那样攻击他，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他还说，他特别想在会谈结束前告诉美国大亨，他们说的那个英国人正是他。不过，他唯恐那么做会引发一系列中风，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因而他克制住了冲动。

第十三章 《赤色频道》

回国途中，飞机穿越北大西洋上空时，我忽然想起来，一直没有挤出时间在日记里记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在德国法兰克福期间，我在欧洲版《纽约时报》上看见美国剧作家和演员霍华德·林赛的一封信，抗议《赤色频道》将我和其他几位作家的名字囊括其中。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出版物。我们显然被指与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有某种关系，要么就是与两者均有关系。怎么说呢，一些人想入非非，几乎要把每个美国人都指控为“赤色分子”。我想起来了，2月，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控告美国国务院隐瞒了205个“持证的”共产主义分子。他声称，他手里握有那些人的名单。我出国前不久，少数不学无术的反动分子在一片叫嚣中兴风作浪，声援那个参议员。我以为，泰丁斯参议员领导的参议院委员会已经把麦卡锡拉下马。该委员会对麦卡锡进行相关调查后认为，他那套说法“仅有一半基于事实，甚至完全基于谎言，在共和党历史上构成了最邪恶的一幕”。

飞机飞临美国海岸时，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渐渐忘掉了《赤色频道》这回事。

不过，那种状况没有维持太久。

回国后没几天，我在日记里记述道：“小别之后回国，对这个国家的感觉真是错综复杂。”

我以为，美国在朝鲜阻止共产主义力量渗透的举措让人肃然起敬。我曾经用文字表示，如果当初美国对希特勒的入侵行动也采取如此断然的干涉措施，或许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会爆发。

不过，换个角度看，我发现，

（我们的国家）已经陷入我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不宽容状态。让我这种亲历过德国纳粹时期的人非常寒心的是，假冒的和伪装的“超级爱国者”正试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在美国建立一种思想控制体系。那些控制着美国工商业的懦夫，那些控制着通信手段、报纸、杂志，尤其是无线电广播的广告商，他们竟然如此卑躬屈膝，如此彻底地向偏执狂缴械投降了。我们美国人一向自诩反对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很快就会犯下一些最可怕的极权主义错误。

上个星期，刚回到国内时，我已然认识到，我已经成了国内形势的受害者。

我回忆起自己登上《赤色频道》以后的经历。回到国内最初两三天，我没有把那件事太当回事。我在纽约城里四处走访，重点去了广告商云集的曼哈顿麦迪逊大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在这条街上。结果让我万分惊讶，另外还有150人像我一样被列入了那本无名出版物，由于那些人与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扯上了关系，等于上了黑名单，就被广播界和娱乐界以及整个新闻行业拒之门外。太让人难以置信了！那本廉价刊物已经被广告商以及广电行业奉为圣经了！一旦某人的名字上了那个刊物，没有哪个广告公司——当年广告公司创造了大多数的热门节目——和广播公司的管理人员敢于雇用此人。此人注定会成为自己所属行业的失业者——没有机会解释，也没有机会申辩。

从我当年记述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回国后第一周，我很快悟出了许多道理。人们谴责《赤色频道》的伪善

并没有挡住广播行业——例如广播公司、广告公司、通过广播打广告的各大公司——将《赤色频道》当作不容反驳的黑名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高管告诉我，上了名单的人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在广播行业找工作了。

实际上，列入黑名单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美国通用食品公司是一家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是广播行业的龙头老大之一。我听说，这两家公司将一位女演员扮演的角色从节目中拿掉了，实际上，节目推迟了播出时间，因为有20个——20个！——电话抗议该女演员的名字出现在演职员表里，而她的名字早已上了《赤色频道》。[1]

上星期，我打开信箱收取信件时，有一份取消节目的通知书。为配合我第一部小说正式发行，原定11月3日由主持人玛莎·迪恩对我进行采访。该节目取消了。玛莎当然没有在通知书里明说是因为我上了黑名单，那样的话，她极有可能惹上一场官司。她只是编了个借口。

越来越明显的是，《赤色频道》和它的出版方《反击》周刊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作为其主要攻击对象。《反击》曾经发出如下指控：“所有广播公司让共产主义分子和共产主义领导人在他们的节目中现身，其中最为恶劣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出的回应让许多人十分震惊。公司竟然雇用攻击它的那个下流刊物对自己的雇员进行忠诚度调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居然向歇斯底里的假冒调查员屈服了。

那个《赤色频道》竟然凌驾于广告公司、广播公司、电影公司的权势人物之上发号施令，还能够决定哪些公司不能雇用哪些人。那份杂志是什么来头？

《赤色频道》是三个联邦调查局前雇员的作品，三个人分别是西奥多·C.柯克帕特里克、约翰·G.基南、肯尼思·M.比尔利。他们于战后不久辞去了调查局的职务，并于1947年初成立了一家“美国商业顾问公司”，注册资金为1.5万美元。富裕的进口商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提供了大部分注册资金。科尔伯格是“中国游说集团”的头目，该集团谴责美国国务院将中国“输”给了“赤色分子”。科尔伯格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也是麦卡锡参议员的支持者。

成立美国商业顾问公司的目的是打击美国的共产主义，经过一番运筹，该公司出版了一份时事周刊，名为《反击》，该刊宣称，它刊载的文章含有“打击共产主义的事实”。那一刊物的攻击对象包括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称其为“斯大林的选择”；联合国本身；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威廉·L.格林；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菲利普·穆雷；布拉茨啤酒公司由于在其赞助的一个节目里资助了一位“伴游”女演员，也成了攻击目标；还有《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版；耶鲁大学法学院——因其在教职员队伍里窝藏“赤色分子”；美联社——媒体名单的长度看不见尽头，包括《纽约客》《时代》《生活》《展望》《大西洋月刊》；甚至美国钢铁公司也上了名单。

《反击》一夜成名，让三个联邦调查局前雇员过上了好日子。随着广告公司、节目赞助商、广播公司相继注意到那三人发出的“赤色分子”正在破坏娱乐业，尤其是广播领域的警告，三人的权力日益膨胀起来。

为了增加利润，扩大名声，1950年6月，美国商业顾问公司以杂志形式推出了《赤色频道》，副标题为《关于共产主义者在广播和电视行业影响力的报告》，该刊封面上画着一只红色印记的大手，手里握着一支麦克风。该刊罗列了151个人名，每个名字后边标注着此人“据说”工作过或服务过的机构。被怀疑对象“据说”发表过的言论也一一罗列其中。出版人手里的名单显然来自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帮助）、加州坦尼委员会和美国《工人日报》——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2]

为避免因诽谤遭遇起诉，几个出版人还刊登了一份免责声明，大意为他们并没有指控名单里的人是共产主义者，甚至没有指控那些人是共产主义同情分子。[3]他们公开发表了如下声明：在筛选名单过程中，他们必然会竭尽全力不伤及无辜。不过，他们并没有提到是否将其落实到了行动中。显然他们没有那么做，因为，没有一个名单上的人——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经过了他们的调查与核实。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歇斯底里乱扣红色帽子时期，一些法院竟然认定上述虚伪的免责声明是真诚的。

《赤色频道》对我的三项“指控”如下：

一、我担任过“西班牙共和之友”的会长；

二、我出席过“自由之声委员会”举办的晚宴并受到该委员会的支持；

三、我曾经因“好莱坞十君子案”[4]在向最高法院递交的《法庭之友[5]报告书》上签字。

上述第一项和第三项“指控”属实，第二项仅有一半属实。但等一下！

第一项“指控”称，我曾经担任“西班牙共和之友”的领导人，为此我感到骄傲。那是个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的组织，那一组织曾经致力于拯救西班牙共和国，防止反叛的佛朗哥将民主共和的西班牙变为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的法西斯国家，不过，我们的帮助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佛朗哥叛乱前，我在西班牙生活过一年。阿方索国王退位和逃亡后，为建立民主，西班牙共和国曾经在磕磕绊绊中前行，努力建立民主制度，我对此很欣赏。我们那个不起眼的组织和共产主义毫无关系，《赤色频道》没有在附录中的“挂名”组织名单里列出那一组织的名称，司法部部长掌握的“具有危害性的”组织名单里也没有那一组织的名称。

第二项“指控”所列的“自由之声委员会”也不在上述名单里。实事求是地说，我确实参加过该组织的一次会议。1947年5月，我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抛弃后不久，该委员会宣称将召开一次公开会议，讨论我和广播公司的争议。该组织说，爱德华·默罗将代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席会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要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该委员会对广播公司和广播电台具有行政管辖权。自由之声委员会邀请我出席会议并发言。

我出席了会议，委员长克利福德·J.杜尔代表联邦通信委员会出席了会议，爱德华·默罗没有露面。杜尔和我站在各自的立场做了发言。会议期间，我得出一种印象，自由之声委员会主要是在利用我炒作他们自己。我开始有了疑心，该组织弄不好是个挂名组织！那是我和该组织最后一次扯上关系。

针对我的第三项“指控”最站得住脚：由于“好莱坞十君子案”，我在递交给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报告书》上签了名。我确实签了名。

大约一年前的某天上午，我接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扎卡赖亚·查菲打来的电话。我听说过他的大名，不过，我从未和他直接打过交道。他对我说，他和一些同事根据宪法的某些条款起草了一份《法庭之友报告书》，旨在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就“好莱坞十君子”的上诉申请召开一次公正的听证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他们的共产主义者身份时，他们拒绝回答提问，因而被判藐视法庭罪。查菲说，他已经让十多位名声极好的非共产主义者名流签字，后来他意识到，那些人都是共和党人，他需要几位民主党人签字，以便事情有个圆满结局。最后他还补充说，两位纽约出版商已经同意签名，一位是哈珀出版社负责人卡斯·坎菲尔德，另一位是兰登书屋老板本内特·瑟夫。他问我是否同意加入签名行列。

我告诉查菲，我对庭审“好莱坞十君子”的消息关注不够，因而我对他们知之甚少。如果他能给我念一遍起诉书内容，我会考虑签字——卡斯·坎菲尔德是我的老朋友，我需要事先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情况。起诉书内容似乎没有问题，其中心思想不过是要求召开一次公正的听证会。我给坎菲尔德打了个电话，他坚决主张我和他一起签名。我听了他的话。坎菲尔德了解的情况比我多得多，据他说，即便“好莱坞十君子”并非个个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也无疑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曾经是共产主义者。不过，他认为，鉴于当时歇斯底里的反“赤色”氛围，非共产主义者站出来说话非常重要，以便提醒摇摆不定的法庭，共产主义者也是公民，也有权根据宪法得到公正的审判。我对他的说辞心服口服。

虽然我没有密切关注审判十君子的进程，但我的确怀疑被控的剧作家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没有受到公平对待。我是美国作家联盟的会员，回想1947年12月，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援引十君子藐视法庭为例说事，作家联盟就此提出过抗议。作家联盟强调指出，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员拒认好莱坞作家有权在辩护时传唤辩方证人，拒绝控辩双方证人当庭对质，十君子里的多数人作证前未被允许发表书面声明。

那十位好莱坞作家，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极少进电影院，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在纳粹德国当记者，美国电影在柏林是禁映的，因此写剧本的都是些什么人，我完全不了解。那十个名字里，我只知道两个，一个是小林·拉德纳，因为我是他父亲的热心读者，另一个是约翰·霍华德·劳森，我读过他的剧本，我相信，他绝不是那种忌讳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询问另外八个人的情况时，我被告知，他们都是好莱坞的知名编剧，分别是：阿尔伯特·马尔茨、阿尔瓦·贝茜、阿德里安娜·斯科特、爱德华·德米特里克、达尔顿·特朗勃、塞缪尔·奥尼茨、莱斯特·科尔、赫伯特·比伯曼。由于我对电影和好莱坞的无知，那些名字对我来说不过是名字而已，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都写过什么。

以上是我在《法庭之友报告书》上为“好莱坞十君子”签名的经过。后来我听说，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许多类似的报告书递交到了最高法院。与我同在报告书上签名的其他十四五位共和党人多是保守派，签字一事让我在随后十年里付出了无法涉足美国新闻行业的代价，包括无法涉足播音和文字两个领域。广播公司、广告公司和赞助商，甚至包括杂志社的编辑——仅有一两个例外——无论我把手稿交给什么人，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这就好像我对国家犯了某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未经司法程序被判了刑。这让我非常诧异。我现在不是，以前也不是共产主义者，连最歇斯底里的迫害狂都不曾揭发我是共产主义者。我的政治观点在上百份新闻稿、广播稿、文章、日记里表达得清清楚楚。我近年出版的《柏林日记》所表达的自由论点就是最好的证明，那本书有上百万读者，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没有一家对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抱有偏见的政府机构传唤和调查过我，包括臭名昭著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以及它的死对头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附属委员会等国会下设机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那么做过。

那么，受害者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呢？我打算请我的律师控告《赤色频道》。我担心的不是损失问题，尽管看来损失是不可避免了，除非我能迫使《赤色频道》公开发表一份撤销声明，将我的名字从黑名单上除去。

莫里斯·厄恩斯特是我的律师，也是我的朋友，在捍卫公民权利方面，他是全美国最勇敢的斗士之一。“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捍卫公民权利方面名声在外，长期以来，作为该组织的律师，厄恩斯特扮演着重要的知名角色。他是罗斯福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以及华盛顿许多名人的朋友。他是罗斯福新政的强力支持者，曾经鼎力支持许多自由事业，最重要的是，他是所有美国人都享有公民权利的强力支持者。[6]我丝毫不怀疑，他会像以往一样投入全部热情和经验，为我的事向《赤色频道》提起公诉。

让我惊讶的是，莫里斯·厄恩斯特拒绝了。

“我不会收你的钱的。”说完他向我解释道，依他的看法，对提供黑名单的人提出诽谤指控，几乎没有胜算。

我告诉他，即便如此，我也要试试。我请他重新考虑我的请求，他说他会写信向我详细解释。[7]

1951年5月16日，他给我来了信：

亲爱的比尔，正如我以前所说……即使你不吝破费提起诽谤诉讼，我也找不出任何坚实的支撑点……最为重要的是，时间会拖得很长，代价会非常高昂……顺便说一句，我还没听说有人研究出了什么社会机制与《反击》发起的那样的运动相抗衡……

我不明白他所谓的“社会机制”与我的事有多少关系，其实什么关系都没有，那原本是个法律问题。我与厄恩斯特的几个合伙人聊了我的事，让他们替我说动厄恩斯特。厄恩斯特回了我一封信，还是同样的陈词滥调：

亲爱的比尔：

考虑到你在写给哈丽雅特·皮尔派尔（厄恩斯特的合伙人之一）的信里表达的意见，我可否这样说，无论是你、我，或是其他什么人，谁都没有琢磨出让人满意的方法抗衡《赤色频道》，对此我同样感到遗憾。正如此前我对你说的，我不愿意提起诽谤诉讼，其原因不仅是时间和金钱两方面负担过重，还有更为重要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诽谤问题，没有出路……

1951年10月30日

不过，我仍然认为，法院是人们“解决诽谤问题”的归宿。我知道，像其他大多数机构一样，法院当时也受到反赤色歇斯底里的制约。不管怎么说，我仍然希望硬碰硬上法院试试。厄恩斯特根本不听我的。

（他继续写道）我不要你的钱，不支持你提起诽谤诉讼，不要为此生我的气。另外还有，尽管你的要求如此强烈，我也不会因为有机会与《赤色频道》打交道而窃喜。我不会窃喜是因为，我知道那些曾经尝试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个个碰得鼻青脸肿……

奇怪的是，厄恩斯特的行为与他在信里写下的最后两句话自相矛盾。几个星期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约我前往纽约“二十一”俱乐部餐厅与他和《赤色频道》的出版人共进午餐，谈谈我的问题。我愤怒地拒绝了，对此，他好像感到非常意外。

我从未低估向《赤色频道》提起诉讼会有多么困难。在麦卡锡势力如日中天的时期，司法系统并不比其他机构更有魄力与其抗衡。伴随约瑟夫·朱利安案件的庭审进程，我更加无法释怀了。朱利安以诽谤罪将《赤色频道》诉至纽约州高级法院，在庭审过程中，该刊的出版人尚未开始辩护，法官即宣布驳回上诉。[8]主审法官在成为法官之前当过检察官，因参与庭审共产主义者功成名就，闻名遐迩，他在法庭上说——他的说法让旁听席上的许多人惊诧不已——《赤色频道》的出版人在名单之前附有详细说明，他们无意指控名单里的人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也无意指控他们是共产主义同情分子。法官相信该说明的字面意思，不仅如此，他还引用名单制定者的声明为其辩护，即在筛选名单过程中，他们必然会竭尽全力不伤及无辜。法官竟然会把那样的说法当真，确实让我感到惊讶。

莫里斯·厄恩斯特没有接受我的钱，没有向《赤色频道》提起诉讼，朱利安案件似乎证明了他的正确。后来，1962年，约翰·亨利·福克向《知晓》杂志提起诽谤诉讼，此案件证明，人们能够打赢那一类官司。像《赤色频道》一样，《知晓》杂志也是黑名单出版物。约翰·福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谈话类节目主持人，他得到了200万美元补偿——这一数字后来被纽约上诉法院压缩为50万美元。无论如何，那是一场彪炳史册的胜利，因为那一案件有助于终结一个时代，即制作黑名单以及黑名单在广播、电影、新闻行业的某些领域被媒体权威认领的时代。一位聪明过人、能言善辩的纽约律师路易斯·奈泽顶着种种压力为约翰·福克辩护，最终打赢了那场官司。

我要求莫里斯·厄恩斯特提起诉讼的事延续了好几年，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才最终放弃了提起诉讼。厄恩斯特拒绝推进那件事，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30年过后，一些文件披露，当年厄恩斯特与联邦调查局及其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关系非同一般，因而我以为，他拒绝为我向《赤色频道》提起诉讼终于有了一部分解释。一开始，厄恩斯特与调查局的关系让我震惊之余，也让我无从相信，但许多证据摆在那里，不由人不信。

莫里斯·厄恩斯特是个骁勇善战的人权卫士，数十年来，他一直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强势人物，也是该联盟的法律顾问。为放宽出版物审查制度，放开作家们的表达自由，他曾经多次作为律师在法庭辩论中大放异彩，为言论自由代言人做辩护，那些人遭受了疯狂的右翼分子的攻击，包括《纽约世界报》著名专栏作家和美国报业协会创始人海伍德·布龙，还有爱德华·默罗、雷蒙德·格拉姆·斯温。作为《人权法案》的正统捍卫者，厄恩斯特竟然会与约翰·埃德加·胡佛沆瀣一气？！后者与厄恩斯特所珍视的几乎所有人为敌，[9]另外，后者多年来一直在协助实施政治迫害的那些人和组织，例如麦卡锡参议员、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参议院麦卡伦附属委员会，还有诸如联邦调查局三个前雇员创立的《赤色频道》，那些人和那些组织试图玷污和毁誉的人正是厄恩斯特公开交往的朋友，以及他公开代表和支持的人，厄恩斯特竟然会和那样的警察臭味相投？！

以上内容最近才公之于众。由于《美国信息自由法》，威斯康星州马凯特大学的阿兰·西奥纳里斯教授与《纽约时报》前记者和前编辑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获得了上述信息。索尔兹伯里特别倚重西奥纳里斯以及其他消息人士。

一开始，我完全无法相信以上信息的真实性。

索尔兹伯里的报道以《莫里斯·厄恩斯特和约翰·埃德加·胡佛奇怪的书信往来——1930年到1964年》为题刊登在1984年12月1日发行的《国家》杂志上。当时我没有阅读《国家》杂志，我仅仅做了个记录，提醒自己抽空读一下那篇文章（我是从《时代》的报道中得知那篇文章的），同时联系一下索尔兹伯里。他是我的朋友，他家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和康涅狄格州交界处的伯克希尔，离我家不远。我和索尔兹伯里相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崇拜他。我敬重他的正直，喜欢他自由奔放的处事风格。当时我认为，他做得有些过火，其实，从事记者工作的人或早或晚都会做过火的事。直到1986年秋季，我才找到那篇文章，读过文章后的一天晚上，我和索尔兹伯里进行了一次长谈，那时我才打消了所有怀疑，他的确披露了一些关于厄恩斯特的实情。我既是厄恩斯特的朋友，又是他的客户，像我这样的人从未对厄恩斯特心存任何怀疑。

索尔兹伯里的揭秘文章主要基于那两个人的书信往来，他们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之间那么多电话往来和面对面交流鲜有文字记录。不过，那两个人在超过25年时间里通过书信构建的奇怪交往足以让人对厄恩斯特产生某种新看法：就我的事来说，让我更为不解的是，既然厄恩斯特知道十年的痛苦几乎会把我毁掉，他为什么对我见死不救。

在那些书信里，最让我感觉扎眼的是，厄恩斯特对联邦调查局局长极尽谄媚之能事，一副十足的奴才相。1948年1月，厄恩斯特给胡佛写信：“当然许多人认为我不过是你的马前卒，对此我却觉得不胜荣幸。我愿意鼎力相助之人，在这世上少之又少。”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厄恩斯特在许多文章、演说、书籍里——不过我必须承认，以前我没注意过那些东西——对联邦调查局赞誉有加。如今看来，只要厄恩斯特撰写涉及共产主义的东西，他都会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大力协助，他还查阅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他懂得知恩图报。

“你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和你是一伙的。”这句话摘自厄恩斯特在1948年11月29日写给胡佛的信。一年后他对胡佛说：“我因为总是处理与联邦调查局有关的案子，很快成了处理这类案件的名人。”

在写给胡佛的所有信函里，厄恩斯特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需要我帮忙吗？帮忙做什么？”1949年12月，厄恩斯特前往欧洲时，他在写给局长的信里说，需要我“为你和你的人”做点什么吗？厄恩斯特经常在信里提到“你的人”。1950年，胡佛接受英国国王颁发的勋章后，厄恩斯特给他发了个贺电，内容如后：“恭喜尊敬的骑士。明天周四，我将前往华盛顿，若你和你的人需面见卑微的信徒，别忘了提前告诉我。”

也许对一个讨厌的警察示好和谄媚无伤大雅，但对于像我这样崇拜和尊敬厄恩斯特的人来说，那些话听上去非常刺耳。

我认为，在厄恩斯特和胡佛的往来中，厄恩斯特要被谴责的是，他给联邦调查局局长寄去了写给他（厄恩斯特）的许多私人信件或复印件，全然不顾寄信人的意愿。只能用一个词描述他的这一行为——他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密探”。

诚如索尔兹伯里所说：“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是，厄恩斯特——民权卫士先生——与胡佛分享了这么多私人材料中的隐私。”在同事们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这位律师擅自做主，将能够反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实情的大量内部材料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包括报告、回忆录、详细的会议记录、领导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复印件，甚至包括长期担任联盟秘书长的伟人罗杰·鲍德温老人的书信。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言——如果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内部和外部的男士和女士（包括阿瑟·加菲尔德·海斯，他和厄恩斯特共同担任该联盟的律师；罗杰·鲍德温；韦恩·莫尔斯参议员；《国家》杂志和《新共和》周刊的编辑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知道厄恩斯特曾经偷偷摸摸地将他们的书信交给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们究竟会做何感想？

对我来说，更为糟糕的是厄恩斯特肆无忌惮的行为方式。在他们的通信中，有好几个实例披露了这一点。有一次，厄恩斯特把威廉·雷明顿的四个同事的名字交给了胡佛。雷明顿是政府公务员，他被判刑的原因是，他否认自己向共产主义者提供机密文件。他被判在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服刑三年，与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阿尔杰·希斯在同一个地点。服刑期间，雷明顿被狱友杀害。

1948年9月7日，厄恩斯特写信给联邦调查局局长求见，面谈“一个女人的事”。厄恩斯特在信里说，那女人的弟弟是个重要的共产党官员。厄恩斯特最后补充：“如果你能拨冗见我，我会向你介绍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位女士的信息。”1953年，杜鲁门总统考虑任命某人为劳工部部长期间，厄恩斯特曾试图向调查局局长提供有关此人的信息。厄恩斯特报告说，此人的夫人20年前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因婚姻获罪？）

有时候，厄恩斯特也会碰上利益冲突，不过他总能自己摆平。胡佛曾经向厄恩斯特抱怨，默罗在播音节目中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越来越多。厄恩斯特是默罗的律师，他告诉胡佛，他会要求默罗停止批评。据默罗的传记作者记录，1951年，厄恩斯特“出售”给默罗一个构思，在《现在看》上制作一期关于联邦调查局的节目。后来，他又向默罗透露，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一位前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审查他们的档案。[10]

在厄恩斯特和胡佛的书信往来中，无论今后再爆出多么惊人的消息，我都不会惊讶了。例如，在选择客户时，作为律师的厄恩斯特曾多次咨询联邦调查局。1944年5月17日，接受一个有签证问题的潜在德国客户前，厄恩斯特征求过胡佛的意见。标注日期为1953年11月12日的一份联邦调查局备忘录记录：局里要求厄恩斯特的事务所为卷入阿尔杰·希斯案件的一位男士辩护，“事务所收到有关此案的详细材料后，厄恩斯特可能会给我们来电话”。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厄恩斯特接受这个客户前，需要得到联邦调查局批准。标注日期为1950年6月1日的另一份备忘录显示，接手哈里·戈尔德的案子前，厄恩斯特咨询过局里的意见。戈尔德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他卷入了著名的克劳斯·福克斯案和罗森堡夫妇案。福克斯承认将原子弹秘密情报交给了苏联人，不过，罗森堡夫妇拒不承认，因而他们被强行定罪，判了死刑。有一个时期，厄恩斯特曾经涉足罗森堡夫妇案件，为此案与调查局联系时，他曾经告诉胡佛办公室，朱利叶斯·罗森堡的妹妹曾经请求他竭尽全力保住她哥哥的性命。

厄恩斯特对联邦调查局说，他的确有办法救罗森堡一命：让他认罪，让他揭露在美国盗取原子弹信息的苏联间谍网，以行动换取免除死刑。他告诉局长的得力助手路易斯·B.尼科尔斯，如果朱利叶斯·罗森堡“披露并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必定会成为轰动性新闻，或许会让调查局厥功至伟”。厄恩斯特没忘补充，如果接手此案会给联邦调查局“带来好处”，他会接手这个案子。他请求局里，可否在罗森堡夫妇一案审理期间尽可能多地为他提供一些信息。

大多数人肯定会同意——我毫无疑问同意——莫里斯·厄恩斯特在非公开场合以及公开场合说过上千遍的一席话：根据法律，人不分高低贵贱，不分信仰，无论犯了什么事，每一位被告都有权为自己进行最充分的辩护。我相信这是美国体现司法公正的信条。然而，正如索尔兹伯里提出的疑问：律师们在决定是否接受客户之前向警察进行咨询，这样的事正常吗？这样的事——我的确也如此认为——符合常理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联邦调查局的文字记录显示，在我试图起诉《赤色频道》期间，莫里斯·厄恩斯特是否就我的事咨询过胡佛。有记录显示，厄恩斯特曾经因为该不该接手许多客户的案子求教于联邦调查局，甚至签证一类的小问题亦如此。然而，在他们两人眼里，我的问题似乎并不重要，提不上他们的日程。对此，我唯一能说的是，如果当年我知道厄恩斯特与胡佛以及调查局的关系如此热络，我肯定会舍弃厄恩斯特，另找一位律师——也许我会找路易斯·奈泽，我和他很熟——接手我的案子。不过，对我来说，莫里斯·厄恩斯特不仅是律师，更是我的朋友，我一直认为他是个伟大的民权斗士，即便他如此对待我的案子。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披露的事实让我感到困惑和悲哀。为了宪法赋予人们的自由，厄恩斯特曾经英勇奋斗。我敢肯定，他把这当作他一生的最伟大业绩。然而，交友不慎毁了他一世英名，他那位友人即约翰·埃德加·胡佛——索尔兹伯里曾经告诫人们，胡佛这人最终会“被揭穿，他骨子里是个种族主义者，他给好几位总统下过套，他敲诈过许多政客，他还是麦卡锡的同情者”。厄恩斯特肯定早就知道，其实每一位记者和国会议员都知道，胡佛一直在利用联邦调查局的所有资源协助政治迫害狂，尤其是麦卡锡参议员、麦卡伦参议员以及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厄恩斯特还知道，《赤色频道》的三个出版人均为胡佛手下的联邦调查局前雇员，有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帮助他们编纂了书中的名单。

厄恩斯特曾经反复对我说，他已经尽力，不过他始终没琢磨出“对付”《赤色频道》的方法。难道他咨询过他的朋友胡佛？如今我确实会往这方面想。

多年以后，如今我终于认识到，在当年那种情势下，厄恩斯特拒绝对《赤色频道》采取法律行动，对我来说是个挫折，也让我付出了不可承受的代价，但在整件事情里，主要过错不应当让犹豫不决的律师承担，也不应当让采用流氓手段制作黑名单的那几个出版人承担，那些人不过是借助歇斯底里的反共行动投机发财而已。理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是那些利用黑名单造成伤害的权势人物，例如，广播公司和电视公司的管理者、广告公司的管理者、赞助广播节目的公司的管理者、好莱坞的权势人物，以及某些杂志的编辑。

那些人都是卑鄙的胆小鬼。他们当中哪怕有一个人拿出一点点勇气，具备一点点风度，站出来说一句，我会根据能力择优录用，而不是根据此人的名字是否在《赤色频道》里，那么黑名单的作用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一个都没有。

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也出现过一些有胆有识的人。其中一位是《纽约时报》广播电视节目评论员杰克·古尔德。他一直在谴责《赤色频道》，以及在其掩护下满腹空空和胆小如鼠的那些人，还有人们的贪婪！用古尔德的话说，面对人们认定的共产主义威胁，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狂热的爱国主义。

……占主导地位的是商业短视，规避一切争议，生怕赞助商推销的产品消费者不买账。

根本没人真的关心《赤色频道》收录的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不管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一旦上了那个册子，就成了“有争议的”……[11]

在广播和电视处于有史以来最低潮时，由于《赤色频道》，广播业界甚至连做人的资格都不要了。[12]

在精神错乱的麦卡锡年代，仅有少数几个人公开发表过不合时宜的言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和钦佩的是联邦法官勒尼德·汉德。我和他还有些交情。他是美国司法界最杰出的精英之一——许多律师认为，他的水平高过联邦最高法院的所有大法官。当时，勒尼德·汉德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处于危险中”。

我认为，如果全体国民都以为自己的邻居可能是敌人，如果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和宗教信条开始被背叛，如果人们谴责他人时都信口开河罔顾事实，如果人们用传统思维打压言论自由，如果人们胆小怕事，对理智为先的最高原则毫无信心，不敢公开站出来说黑是黑白是白，这个国家离解体也就不远了。如此这般的恐惧心态……很可能引领美国走向人们所担忧的最邪恶和最疯狂的专制国家……

无论风险多大，我宁愿眼睁睁地看到一些叛国者躲过审查，也不愿看到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泛滥，不愿看到谣言和小道消息替代邻里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共处。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美国宪法权威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对当年美国的国内形势持悲观态度。他说：“美国如今正处于镇压和打压运动中，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为粗暴残忍，更不计后果，涉及面更广，尤其是更险象环生。”他号召纠结于反赤色动乱中的美国人民回归理性。

为反击右翼分子指控其“对共产主义太软弱”，哈里·杜鲁门总统曾经觉得有责任让联邦政府公务员签署忠诚宣誓书，如今他也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人们曾经为保卫自己反对共产主义，可如今我们面临着另外一种进攻，

（一些人正在）利用诽谤、毫无根据的指控以及一派胡言制造恐慌和怀疑……这些谣言贩子正试图让人们变得极为歇斯底里，由于害怕自己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没人敢站出来反抗他们。

杜鲁门还痛斥“性格杀手，以及社会关系连坐罪”，痛斥“诽谤和谎言，这些东西威胁到了每一位美国公民……什么过错都没有的美国人，哪怕仅有一个人因为恐惧不敢诉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敢畅所欲言，那么，全体美国人民将处于危险中”。杜鲁门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说这番话时没有一丝胆怯。

但凡碰到这类讲话和声明，我都会做个记录。这类讲话和声明给了我一线希望，荒谬的境况早晚会过去。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在第237次学校会议上说了如下一席话：

在这个国家，每天都会有一些男人和女人由于未经证实的指控被剥夺赖以生存的权利，至少是被玷污了名誉……我们没有将这些人投入监狱……却让他们失去了工作。

脾气乖戾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渥托是那种说话总是前后不一的老头子，他总是与我观点相左，但他发表在《哈珀斯杂志》上的文章让我心里充满了暖意。他公开宣称，他再也不和联邦调查局或其他调查机构的人说“有关任何人的任何事”了，他还说：

我喜欢这样的国家，人们无论阅读什么杂志，脑袋里装着怎样的想法，其他人绝不能干涉……我喜欢这样的国家……人们说过的话绝不会被记录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即使在加利福尼亚可能有个二老婆，也不会留下案底。我喜欢这样的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平脚板们绝不会大老远搜集他人的隐私，这种人居然还受法律保护！在这样的国度里，向政府官员打小报告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的国家不久前是这样，我要让其恢复成这样。人们曾经远不像今天这么恐惧。

1950年5月21日，那天我在农场，我在日记里引用了杰拉尔德·W.约翰逊意味深长的一席话。老先生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核心成员之一，《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版刊登了他对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文集第一卷的评论。他在文章里引用了杰斐逊于1780年9月23日写给本杰明·拉什的那封著名信件里的如下一句话：“我已经在上帝的圣坛上发誓，我将与凌驾于人们思想之上的任何形式的暴政永世为敌。”

在约翰逊看来，

这是杰斐逊最了不起的一句话。想想这句话对生活在1950年的美国人的影响。我们的国家曾几何时有过……如此众多的人冠冕堂皇地以为，自己有权凭借暴政将想法强加于人，有权强迫他人追随自己的想法、说法，追随自己去投票，接受自己的社交圈子。这种人口口声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完美的理想世界，如果有人胆敢提出质疑，即便能躲过法律的严惩，也躲不过道德的诋毁。

那篇日记后边还附了一篇剪报，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开篇如下：

数周来，国会大厦一直被恐惧笼罩、震撼……这种东西竟然会出现，会来到世上，究竟是为什么？

甚嚣尘上的互不信任，疯狂喧闹的以邻为壑，美国人之间穷凶极恶的窝里斗，对学术自由的无情攻击，对不同观点的不能容忍——在本报看来，这一切躁动不安都深深地植根于整个民族纠结的思想状况里。

所以，我们身边仍然存在着一些有胆有识的美国人——甚至有一些报纸——他们关心人们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在那个忍无可忍的年代，人们遭受了多么严重的威胁。在那些让人心灰意冷的日子里，我需要他人提醒我，世上仍然有这样的存在。我需要提醒自己，还有其他美国人——包括我的两个朋友——他们的遭遇比我更加悲惨。他们也被剥夺了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公开场合被羞辱、被摧残。

一个是约翰·卡特·文森特，另一个是约瑟夫·弗兰肯斯坦。两人都是著名的外交家——资深外交家约翰·文森特在外交领域服务了29年，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弗兰肯斯坦相对来说是个新手，他在二战初期从出生地奥地利来到了美国。

他们两人忠诚地为国家服务，而国家是怎样回报他们的，至今仍然让我汗颜——卑鄙、可耻、令人无法原谅。

弗兰肯斯坦的夫人凯·博伊尔是我们的老朋友，20世纪20年代，我们在巴黎期间就相互认识了。1954年4月27日，她给我写信诉说有关她丈夫的事：

亲爱的比尔：

情绪特别低落时，我本不该给你写信，今天就是这样，但我还是要这么做。上周六，国务院通知弗兰肯斯坦，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被禁止从事外交工作。对他的新指控将于30日内送达，为此还要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听证会。这样的疯狂什么时候才是头？

那一时期，弗兰肯斯坦在康涅狄格州罗维顿市一所私立学校教书。由于对他提出了指控，他在等候进一步调查，而外交机构也因此给他放了“长假”。对他的所有指控首先指向1952年，当时他在美国驻德国“对德信息服务中心”担任负责人，美国占领区中，由美国资助的报刊受该中心监管。然而这些指控非常模糊，最主要的指控显然指的是他对夫人的忠诚颠覆了他对国家的忠诚，而他夫人被指是共产主义者，抑或共产主义同情者。正所谓因婚获罪！美国领事局是听证会的召集方，该局一致同意免除对弗兰肯斯坦的所有指控。不过，在那样的日子里，麦卡锡参议员才是在美国说话算数的人物。他的两个手下——麦卡锡委员会的理事罗伊·科恩和他的朋友G.大卫·沙因开始介入，赴欧洲搜寻美国海外军官中的共产主义分子。两人对涉外事务一窍不通，记者将他们称作“公费秘密调查员”（junketeering gumshoes）。于是弗兰肯斯坦还将继续等候华盛顿对其忠诚度的更多质询。

我记得，看到凯·博伊尔在信里描述的内容，我怒不可遏。战争期间，弗兰肯斯坦曾经冒着被逮捕、被当作间谍审判、被判死刑等危险，自愿被空投到敌后。我当时在想，像他那样有胆量的美国人，这世上能有几个？我肯定不敢那么做，疯狂指控他的那些人肯定也不敢那么做。事实上，麦卡锡和科恩强烈抗议沙因被突然招募进了军队，他们指责，一定是美军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干的，军队即将成为他们下一步行动的牺牲品。

因而约瑟夫·弗兰肯斯坦当时根本找不到工作，他夫人亦如是。《纽约客》周刊原本任命凯·博伊尔为驻德国记者，她丈夫刚刚出事，周刊立刻收回了成命——因为那件事，凯·博伊尔永远都不会原谅《纽约客》杂志和它的主编威廉·肖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博伊尔和弗兰肯斯坦将他们的所有业余时间和全部财力花在了搜集材料和文件方面，为的是证明弗兰肯斯坦移民美国后对国家的忠心，同时证明他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认识弗兰肯斯坦的人都知道，对他的指控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来自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蒂罗尔地区一个古老和保守的天主教家族，他的堂兄弟乔治·弗兰肯斯坦曾经是奥地利驻英国大使，1938年纳粹夺取了维也纳，他兄弟立即辞去了大使职务。为表彰他的正直，英国政府授予他骑士头衔——这是罕有的荣誉。

我佩服夫妇两人的热情和执着，为了给弗兰肯斯坦辩护，他们年复一年扩大着本已庞大的卷宗。他们锲而不舍地坚持，至少是为了一件事：证明弗兰肯斯坦是个一向忠于国家的公民和官员。这是关乎个人荣誉的事。我一直看不惯华盛顿那帮胆小怕事的政府官员，他们毫无来由地害怕麦卡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感到害怕）。我认为，在公开听证会上，他们的律师应当勇敢地站出来质疑——正如我曾经质疑自己——有谁能像弗兰肯斯坦那样甘冒失去生命的危险（他可是真的差一点失去生命），在场的人有谁能比他更忠于自己的国家？

为恢复丈夫的名誉，博伊尔和丈夫经历了九年磨难。两位律师对他们的帮助功不可没——均未收取任何报酬。在美国帮忙的是爱德华·戈林鲍姆律师，在德国帮忙的是本杰明·弗伦茨律师。1962年，对约瑟夫·弗兰肯斯坦的所有指控终于被撤销。他长期遭受折磨，国务院难辞其咎，因而国务院向他道歉，并且恢复了他的职务……然而，派他前往的地方毫无疑问不是人们认为的肥缺——伊朗德黑兰，在那里任文化专员。也许他洗清了罪名，不过，国务院并不真的欢迎他归队。人们认为，去德黑兰任职等于前往一个遥远的、原始的地方，携带家属前往那里的使馆人员极少。对于一个长期为荣誉而战、健康严重受损的人来说，这不啻残酷的流放。弗兰肯斯坦前往德黑兰六个月后，博伊尔和儿子伊恩前往那里与他团聚了。不过，他们见到的弗兰肯斯坦已经成了垂死的人，人们用飞机把他送到了德国的美军医院，给他做了脑瘤手术，随后又将他送往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在那家医院，他又被查出患了肺癌。

弗兰肯斯坦再也不会康复了。为了养家，博伊尔四处寻找工作，最后，她在旧金山州立学院找到一份担任英语教授（其实她自己还未获得过学位证书）的职位。1963年9月，他们全家一起飞到了西海岸——博伊尔去那里是为了刚找到的工作，弗兰肯斯坦去那里是为了前往位于旧金山普雷西迪奥的军队医院。几个星期后，他死在了那家医院，享年53岁。

约翰·卡特·文森特的大部分海外职业生涯是在中国度过的。不过，特斯和我认识他是在1939年的日内瓦。当年，文森特去那里是为出席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的美国代表团工作。当年的国际劳工组织主席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约翰·怀南特，他是个典型的林肯式的人物。在我看来，约翰·文森特的观念和本质更像杰斐逊，说话带有美国南方人那种和风细雨的腔调，做事带有老派的美国传统自由主义风格。他的妻子贝蒂是个活泼好动的漂亮女人，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1940年底，我从德国回国不久，听说约翰·文森特已经离开日内瓦，再次回到了中国。在战争后期的大部分时间，他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参赞，成了当年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当时中国由国民党当政（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对华政策总是相左）。回美国后，文森特成了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然后成了驻瑞士公使，最后是驻摩洛哥港口城市丹吉尔公使。

1952年12月15日夜，在驻丹吉尔的任上，文森特收到国务卿发给他的一封电报，大意为公务员任职委员会忠诚度审查小组已经找到“正当理由怀疑”他对美国不忠。该小组建议终止他的职务，因而国务院很快会这么做。

这已经不是文森特第一次陷入此等麻烦了。二战刚结束时，他遭受过右翼共和党人的攻击，那些人通过报界的支持者和中国游说集团攻击他，说他帮着把中国“输”给了共产主义者。那一指控真可谓傻到了家——因为“赢”得中国或“输”掉中国原本就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让人奇怪的是，相当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相信那一指控。1947年，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将约翰·文森特驻瑞士公使的任命延后了六个月。1950年，麦卡锡公开给文森特扣上了“共产主义者间谍”帽子，还秘密派遣特工前往欧洲搜集相关证据。

战后那些年，由于相同的命运，约翰·文森特和我走得越来越近。我们成了麦卡锡主义和席卷美国的反共浪潮的受害者。没过多久，我开始意识到，我朋友的处境比我糟糕多了。政治迫害狂正在竭尽全力毁掉他的事业，剥夺他的职务，怀疑他对国家的忠诚，以此羞辱他，最终彻底摧残他，全然不顾他对国家做过的卓越贡献。

这个勇敢、正派的爱国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怀着一颗悲伤的心，于1972年12月6日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进行了扼要说明，那封信于当年12月14日发表：

致编辑：

约翰·卡特·文森特于本周在波士顿剑桥地区辞世，这标志着一小批杰出的外交官里的最后一人离我们而去了。他们代表国家，在中国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在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国务卿横行的时期，由于文森特等人曾经告诉政府那个复杂国家里的真相，他们被灰溜溜地逐出了政府部门，理由是，他们对国家不忠，可能是共产主义者。

实际上，文森特是个相当守旧和传统的杰斐逊式的南方民主党人，属于伍德罗·威尔逊派。我们认识他很长时间了，对我们来说，麦卡锡参议员和麦卡伦参议员指责他是共产主义者，指责他“对美国不忠”，这样的指责显得非常荒谬。

最让文森特伤感的是，公务员任职委员会忠诚度审查小组以投票方式，并且仅以三比二的微弱多数指控他对国家不忠。他曾经把全副身心奉献给了国家，在国内和国外十多个岗位上，他度过了他的韶华人生。

让文森特伤心，也尤其让我愤怒的是，杜勒斯国务卿辞退他的借口愚蠢至极：文森特已经“达不到外交官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文森特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

其实，杜勒斯国务卿也清楚这一点。1953年，以“不胜任”辞退文森特不久后，他曾经请求文森特原谅他……并邀请文森特悄悄前往他家，以便商议帮助他摆脱他称之为“中国迷局”的方法。

包括我在内，文森特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见国务卿。出于对国家的一贯忠诚，另外也有可能因为他坚信自己对中国的判断无误（他曾经预言，二战结束后，蒋氏很快会垮台），他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国务卿提出的帮忙邀请。

文森特在外交领域服务28年后，忘恩负义的国家炒了他的鱿鱼，每年给他的补偿仅为区区6200美元！在我看来，这是最为极端的侮辱（被开除的将军们得到的补偿比这高得多，而且是税后）。

约翰·文森特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他并没有痛不欲生，尽管这个国家毁掉了他的事业，败坏了他作为好公民的声誉。在生命的最后19年里，他在波士顿剑桥地区花园街的家里种花养草，与孙辈同享天伦之乐，继续从事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做一点兼职，还试图更为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国家——正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把他抛到了门外。他是一位聪慧、博学、宽容、知书达理的绅士，有两点他至死都没有改变：第一，他说话略带佐治亚州口音；第二，他一直矢志不渝坚持做一个正直的人。

威廉·夏伊勒

1972年12月6日于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

[1] 我相信，当年这段日记记述的是琼·缪尔的经历。美国通用食品公司赞助的《奥尔德里奇一家》是一部白天热播的连续剧，她被该剧除了名。

[2] 《赤色频道》里还列有我从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事霍华德·史密斯，后来他接替爱德华·默罗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作家和剧作家有阿瑟·米勒、莉莲·赫尔曼、阿贝·伯罗斯、欧文·肖；《纽约时报》音乐评论员奥林·唐斯；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艾伦·科普兰；演员爱德华·G.罗宾逊、奥逊·威尔斯、吉普赛·罗斯·李、黑兹尔·斯科特、朱迪·霍利德、伯尔·艾夫斯、里·J.科布。

[3] 著名夫妻演员弗雷德里克·马奇和弗洛伦丝·马奇起诉《反击》给他们贴上了共产主义者标签，最终他们与几位出版人庭外和解。

[4] 1947年，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发起了针对好莱坞左翼导演和编剧的迫害。他们传召了45人出席在华盛顿的公开审判，其中有十人当庭指出委员会违宪，被控藐视法庭，缉捕入狱。称为“好莱坞十君子案”。

[5] “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为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诉讼制度，指在诉讼案件中，没有直接涉及法律利益的私人或团体主动向法院提出书面报告，以协助法院更公正地做出裁决的一种制度。

[6] 他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出版物审查制度。其中一个完胜的案例为，他曾经逆转了政府禁令，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引进美国，那一里程碑式的案例标志着美国对出版物的审查开始放松。另一个成功的案例为，他迫使政府放弃了对玛丽·斯特普所著《婚后爱情》的打压。作为美国作家联盟、美国剧作家协会、美国报业协会的律师，他打赢了许多美国作家和剧作家的维权官司，他还为新闻从业人员组织工会和其他事情打赢了许多官司。

[7] 我曾经在日记里记述道：“厄恩斯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其中隐含的滔天罪恶，以及此种疯狂对美国自由的真正威胁，另外，如此阴险的手段也会吓跑那些主宰美国经济的生意人。”

[8] 这是欧文·塞普尔大法官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剧演员约瑟夫·朱利安诉讼《赤色频道》出版人案件中的作为。A.M.斯佩贝尔是默罗的传记作家，为朱利安做辩护时，他受到法官的反复刁难。“庭审简直是一场灾难，主审法官欧文·塞普尔……甚至连假装公平的表面文章都不做……几乎不接受任何传唤证据，不断地提出反对，实际上达到了阻碍对黑名单进行举证的效果，他还经常从法官的立场与辩方律师串通一气，操纵控辩双方的对质。”（A.M.Sperber：Murrow：His Life and Times.）

[9] 他们两人都对共产主义心怀仇恨。

[10] A.M.Sperber：Murrow：His Life and Times，pp. 371，364.

[11] 《赤色频道》的一些始作俑者最终选择了离开，他们在一些名字入册的人身上做起了恢复其名誉的（收费）生意。联邦调查局前雇员肯尼思·比尔利从事了好几份挣钱的工作，其中之一是为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人恢复名誉。他最出彩的案例是女星朱迪·霍利德的案子。他对媒体说：“谁都可以肯定，霍利德小姐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其实，（《赤色频道》里）好多人都不是。”
有一次，肯尼思·比尔利这样解释：“他们（列入《赤色频道》的151个人）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原本没有那么重要……首先，连我们都不知道谁是共产主义者；其次，就算我们询问过本人，我们也没法判断他们是不是……”

[12] The New York Times，June 6，1954.

第十四章 惨淡的写作生涯

整个20世纪50年代，为了生计，我一直在拼命。过去25年里，我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单一的广播职业，但现在若想继续受雇于那一职业，几乎没有了可能，我只好接受现实。我没有祈盼会时来运转。我每天工作十小时，不停地写作。我写的书都正式出版了，然而这无法解决我的生计问题。我需要的钱不多，从过去到现在，我和家人一直过着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我们必须支付的纽约的房租微不足道，其他开支无非农场的税费，两个女儿减免一半的学费，还有穿衣、吃饭、饮用水的费用。

我们全家照旧在农场度过了1951年的新年，我照旧回顾了刚刚过去的一年。那一年的美国外交被朝鲜战争主宰，我支持那场战争。就我的个人生活而言，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叛国者》于去年11月3日正式出版了。

这本书卖得相当好……但显然我不能依靠写小说生活……另外我必须承认，在47岁（下个月我就满47岁了）这个年龄，我仍然没有解决好生计问题……播音能解决问题……不过黑名单把我挡在门外。我想，我曾经在新闻记者行业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不久前我差点被捧到巅峰，让人惊讶的是，即便如此也于事无补（我想到了吉米·希恩，他一直抱怨做这行让他走上了穷途末路，还有老牌报纸《世界报》的招牌记者多施-弗勒罗，如今他已经在马德里寅吃卯粮了[1]）。

今天，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里，我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拼命多开讲座，多为杂志写文章，睁大眼睛盯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大门，最重要的是，继续不停地写、写、写……

2月23日是我的生日。那天我前往剑桥地区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开讲座。

今天我47了！……快50了，快成老头了，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成就。也许是，大器晚成？！

1951年夏末，农场，我对今年以来小结如下：

8月31日，农场。夏天过去了。第一批枫叶开始变色……还没做出什么事，我把夏天就这样轻易放走了。《世纪中叶之旅》写出了一半，每周播音三次，纯属为了养家糊口。

上述播音是为戈登·麦克伦登创办的短命的“自由广播电台”做的。同年夏季，另外两位思想开放的广播评论员雷蒙德·斯温和约翰·范德库克也在那家电台播音。我感觉，“自由主义”一词太大，任何人都承受不起。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斯温和范德库克为什么那么快就离开了那家电台。夏季结束时，约翰·弗林在那家电台取代了我的位置。在我以前记述的日记里，我把弗林描述成了“一个伪法西斯主义者……亲日、亲纳粹的人”。因而，经过一个夏季的缓冲期，秋季到来时，我再次陷入了“现金流”麻烦。

今天天色阴沉，有雨，冷。我在琢磨怎样才能解决今年的生计问题，然而我唯有失望。后来我开始读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深受鼓舞……康拉德的几部小说主要探讨了人如何面对逆境。唯有厄运当头，人才会证明自我的品性或价值。“人们把生活当作悲剧时，”这是康拉德的原话，“生活才刚刚开始……”

当年，我经常会写一些便笺，以提醒自己哪些“项目”有可能解决收入问题。例如：

1951年8月27日：

钱……播音没了，必须另寻出路。

一、电视能解决问题，然而我指望不上。

二、广播。希望不大……《赤色频道》还在。

三、写书。《世纪中叶之旅》即将完稿，不过写书解决不了生计问题。

四、为杂志写文章。我不喜欢做这事，也没有过硬的关系。

五、剧本。完成了“diplo”，上演可能遥遥无期。

六、好一些，写希特勒的戏。

七、就旅人迟归写个剧本，查笔记，“游子回家”“游子回归”“旅人迟归”。

八、拍电影……也没有熟人关系。

九、开讲座。好。可惜无法解决生计问题。

十、写“专栏”。我喜欢做这个，仅次于写书。可机会不多，这一行人满为患。

当年，我经常骚扰文学方面的经纪人保罗·R.雷诺兹，我给了他一些备忘录，上面写满了为杂志撰写各种文章的构想，为电影和电视编故事的想法，为晚间电视新闻综述做构思的想法，凡此种种。我不停地麻烦他，让他把我的书推销到海外，在国内出版平装本，拍成电影。我的想法何止万千！

我甚至写起了剧本——长期以来，写剧本一直是我的弱项。三年前创作《叛国者》时，我已经意识到，把想写的东西首先写成剧本，能够把塑造角色和开发情节做到极致。我在媒体上介绍过这一点，结果，某天晚上进餐时，美国戏剧协会副会长阿米娜·马歇尔提到了那件事。再后来她给我写来一封信，让我备感振奋：

尊敬的夏伊勒先生：

还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共进晚餐时谈到的话题吗……当时你告诉我，你要写个剧本，而且向我们保证过，你会首先拿给我们看，还记得吗？进展如何，可否让我们先睹为快？

顺致良好的祝愿，

阿米娜·马歇尔

美国戏剧协会

1948年7月31日

那封信让我备受鼓舞，因为阿米娜·马歇尔是劳伦斯·兰纳导演的妻子，而兰纳导演是戏剧协会导演特里萨·赫尔本的合作者。当年，戏剧协会刚刚开始推广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作品，让美国戏剧重新充满了生机。

我翻出了剧本的初稿，虽然稿子很粗糙，但我还是于8月底用打字机把它打了出来，然后将其寄给了阿米娜·马歇尔。1948年9月22日，她不吝笔墨给我写了一封回信：

我和兰纳先生都喜欢你的本子《叛国者》，我们两人都认为你做了件了不起的事。从本子的结构、悬念、技巧等方面看，它达到了专业级别，还清楚地证明你对舞台剧很了解。

他们也指出，还存在大量不足，最要紧的是，对主要角色的塑造远不够丰满。

剧本里的内容已经足够丰富，把它定义为情节剧还是舞台剧，主要靠的是对角色细致入微的刻画，我们认为，这是尤其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还认为，如果不加修改，它也足以用于演出，因为它无疑已经具备轰动效应和观赏效应。不过，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把它重新加工一下，我们希望你能给我们机会欣赏改过的本子。

对抱负远大的剧作家来说，兰纳夫妇的说法尽显客套和老到，即便如此，他们给我回信本身已经成了我那一时期在生活中少有的亮点之一。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接受他们的鼓励，为什么没有修改那个剧本，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剧本确实需要修改。也许我当时挤不出时间，因为小说的交稿日期已经迫近。另外，为了挣钱，我手头的事情太多。若想当时让我认识到，我没有写小说的天赋，或许还为时过早。20世纪50年代，我创作和出版的几部小说都有剧本同时跟进，其中一个本子甚至在一个州级城市的小剧院里进行过半专业的演出。

下决心放弃写小说后，我再次携手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经纪人。当时电视还没有发展到有定时播出的新闻类节目。我迈出了第一步，当时我策划了一档每周日播出的一周电视新闻30分钟回顾，那花费了我数月时间。那个节目站住脚以后，我又策划了一档每晚播出的新闻综述节目，那个节目一直没有下文。还好，从前与我合作的那家经纪公司没有对我采取敷衍做法。在我曾经炙手可热的年代，那家经纪公司的赫布·罗森塔尔是我的代理。我询问他可否再次做我的代理时，他开门见山地说：“眼下公司认为，做你的代理得不到什么好处。”

然而，多数人对我的态度恰恰是敷衍。随着电视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我曾经浪费了两三年时间与一个老朋友磨嘴皮子谈想法。那人曾经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总裁，他应聘到全国广播公司后也担任了副总裁。他永远是一副客气的、感兴趣的样子。他说他喜欢我的主意，他想尽快把我弄到全国广播公司，让我放手去干。我说电视是传播新闻的未来媒体，他对此表示赞同。他还说，我需要耐心等待，因为公司在这方面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在两三年时间里，我和此人谈了许多想法，直到有一天，在全国广播公司工作的另一位朋友把我拉到一边，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是在白费口舌，因为那位副总裁朋友根本不会帮忙，原因是《赤色频道》。他本人当然不会这么说，害怕嘛。

随着1952年的临近，我开始直面现实了。我把那一过程写进了一篇日记。1951年春季的一天，我和一个著名广电节目经纪人共进午餐，他非常中肯地建议我集中精力做其他事——“譬如说，写作”——这是他的原话，以便养家糊口。我和文学方面的经纪人也共进了一次午餐，共商我如何以作家身份起死回生。

1951年4月10日，纽约……本周两次午餐的作用是再次让我感到了心灰意冷……

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想继续写作。然而我有……一家人要养活……当我静下心来思考怎样解决未来六个月的生计问题时——一直要撑到秋天的讲座季开始——我完全陷入了困惑。我想，这还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困惑。

如果朋友们都认为你走在了下坡路上，尚未出局已是不幸中之万幸——我觉得，大多数认识我的人以及知道我的人已经抛弃我[2]——他们会纷纷离开……这种事如今让我赶上了。离开的不仅仅是泛泛的朋友，更有三四个来往最密切的朋友，甚至君特夫妇都对我们拉长了脸，还躲着我们。我记得，六个月以来，我只见过他们两口子一次。

特斯说，等哪天你有一本书大卖了，那些人都会专程过来看你。

开办讲座，算是我找到的一条出路。那些乱扣红色帽子的人当然也侵蚀到讲座领域，他们把站在麦卡锡左边的人都当作左翼分子看待，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将那些人一个不留地扫地出门。在右翼分子的压力下，相当一部分晚餐讲座俱乐部以及类似的社会组织取消了讲座。在麦卡锡等人横行的日子里，幸亏社会上有大专院校，他们更有气魄，主办了绝大多数讲座，而企业赞助商、广告公司、广播公司、电影公司一个个都退缩了。在麦卡锡时代，大专院校成了言论自由的堡垒，也是唯一的堡垒。

我保留了一些有关取消讲座的书信，书信中的一些内容会让今天的人们觉得啼笑皆非。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刀叉俱乐部”项目委员会原定让我于1951年10月16日前去开办讲座，该委员会主席是个名叫马歇尔·I.休伊特的医学博士，他于5月给我写了一封急信，让我读一下《反击》周刊攻击我的文章。其他内容暂且不说，该文指责我于1948年在“亲共《传教士》”主办的晚餐上做过正式发言。那次我确实发了言。《传教士》主办那次晚餐是为了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本人也出席了晚餐。

“为南本德市刀叉俱乐部筛选主讲人时，”休伊特博士在来信中称，“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小心谨慎，我们一直试图挡住那些有左翼倾向的人，甚至要挡住涉嫌左翼倾向的人。直说吧，我们不想邀请任何背景有问题的人。”

我给好心的医生回了封信，我在信中说，我的背景是公开的，是建立在无数书籍、报刊文章、电台播音、公开演讲、公开讲座之上的，即便我想隐瞒，也没有这种可能。不过，考虑到他的疑心，我取消了原定的讲座。我向医生提议，最好把我们往来的书信向媒体公开，他在回信中称，他“无权这么做”。

好几年以后，我应邀为达拉斯世界事务理事会做报告，一些社会活动分子发出威胁，要阻止我，要设立纠察线，该理事会立刻慌了手脚。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吓破胆的常务理事长请求我做报告时千万不要提及“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一词。他在信里还说，他不想审查我的发言稿，他解释说，目前理事会正“面临非常特殊的形势……一帮狂热分子组织了一小群人，他们不停地高呼口号，试图营造对‘世界政府’的强烈不满”。眼看报告日期仅剩一周时间了，可怜的理事长快要崩溃了，他给我的演讲经纪人打电话，要求取消那次报告。他说，如果我在达拉斯现身，肯定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已经有人在理事会办公场所设立纠察线，理事长唯恐出现特别严重的情况——显然他指的是流血冲突。至此，我取消了原定安排，其他的一些主讲人则因为流感取消了约定。

令人尊敬的达拉斯世界事务理事会完全没必要如此胆小怕事。我前往达拉斯演讲，通常都会受到干扰，然而，每次的麻烦最终都会迎刃而解。有一次，我在南卫理公会大学开讲座，第一排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达拉斯右翼妇女，我演讲时，她一直喋喋不休地提问。我把麦克风的音量调高，继续演讲。大厅里几乎没有人听到她的满口胡言。然而，她在最后一刻上演了一幕滑稽戏。我即将结束演讲时，已届高龄的老妇人跨上了主席台，一手抓住麦克风，另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晚礼服翻领（像以往一样，出发上路前，我夫人在我的晚礼服翻领上别了一枚镶着红丝带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那是二战结束前夕法国政府颁发给我的）。

“这个镶着红丝带的是什么东西？”可爱的质疑者对着麦克风大声问，她揪住我翻领的手力大无比，我差点喘不过气来。已经老成那样的女人居然那么有劲，着实让我惊讶不已。

“怎么啦，女士？”我回答，“这是列宁勋章呀！”

“你们听见了吗？”老妇人面对听众喊道，“我一直和你们说，他是个共产主义流氓，现在他亲口承认了。他还承认我现在抓住的这个镶着红丝带的东西”——说到这里，她试图把勋章揪掉——“是个列宁勋章。”

老妇人说完往旁边挪了一步，她在等待所有真正的爱国者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出乎意料的是，听众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20世纪50年代，达拉斯到处是狂热的保守分子，那可是真的，其中多数人要么没头脑，要么真疯狂，而且，他们非常有钱。尽管美国主流思想丰富多彩，主流思想却影响不到那些人，他们对历史同样没什么感觉。因而地地道道的达拉斯市民中的一位——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位女士——往参选美国总统的阿德莱·史蒂文森身上吐痰一事没有让我感到丝毫意外。不过，我还真的挺喜欢我每次讲话时那种乱哄哄的场面。也许我比较幸运，因为没有人往我身上吐过痰，我也从未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被驱赶到城外。

最初几年，我相当喜欢外出演讲。美中不足的是，外出演讲占用了大量写作的时间。对一个在海外漂泊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那么做的好处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走访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四处演讲那些年，我差不多跑遍了美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大大小小的城镇。我开始熟悉美国南部的“异域他乡”，还有西部，我喜欢上了那里。另外，还有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西部地区，我重新恢复了与那一地区的联系。二战以后，新英格兰地区成了我安家立命的地方，在那一地区，我尚未涉足的地方已经为数不多。霍华德·史密斯取代爱德华·默罗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伦敦办事处主任。1949年12月27日，我给前者写了封信，总结了周游四方的第一印象：

我刚刚从南方最遥远的地方出差回来，一路上，每晚一场演讲。长期不在国内，这次借机重新熟悉了国内的情况，非常有意思。不过，演讲本身怎么说都算不上闲适的生活，回家后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演讲确实有它好的一面……至少有一点，你大可以畅所欲言，在国内，如今这已经成了非常奢侈的事。

一年以后，我在一篇日记里记述道：

1950年12月10日，星期日，农场。终于完成了前往西部和西南部的六周巡回演讲，有点累……用这种方法养家可谓艰辛……希望明年不再干这个，但愿写作能解决更多生计问题——要么返回广播领域，兼职做这事——因为我不会放弃写作……

有时候，我会在日记里记述一些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场景。每当我看见熟悉的地方，思乡之情总会油然而生。

1950年10月29日，星期日。在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往返芝加哥和波特兰的火车上。

沿途那么多熟悉的景点，勾起我太多的回忆。时针指向下午3点，列车驶进了内布拉斯加州悉尼市，大学时代的某个夏季，我曾经在附近的农田里收庄稼。昨晚“纽约中央号”开进芝加哥时，列车曾经在伍德朗和第63大街临时停车。有那么一会儿，我一动不动地呆坐着，我在想，就是在这个地点，我出生了，在这里成长到九岁。昨晚这里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怪怪的样子，好像这地方和我毫无关系。我在想，人生会遇到多少变化和颠沛流离。比如说我，八岁时，父亲还活着，那时他还年轻，他的法律事业正在发展，我们深深地植根于这座城市，无论是我还是他，我们都没想过，我们会远远地离开这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地方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年后，离开的人再次经过这里时，竟然会认不出出生地和自己的关系，唯一还在的是残存在记忆里那段冰冷的回忆。

头天夜里，大约午夜过后，列车经过了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我曾经在那里长大，列车经过那里时，我却睡着了……我母亲就葬在那里——还有我父亲——那里是我九岁到二十一岁时的家，后来我离开那里远赴法国巴黎。

在列车运行过程中，马克·吐温的书让我的思绪回到了生活在锡达拉皮兹那些年：

有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马克·吐温在写给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的一封信里的一段话让我开了窍：每次返回锡达拉皮兹，我总会觉得那里的一切——包括我们居住过的两个家、一些公园、商业中心、大学校园、最大的饭店，也包括整座城市，都显得格外小……比我年轻时所认识的一切小得多。马克·吐温是这样说的：“每当人们回头看童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矗立眼前的房子总会显得缩了水，完全没有记忆里和想象中的那么大。”[3]

对孩童时期往来的那些人，以及绝妙的故土，人们的印象同样如此。

1950年12月10日，农场……回顾上星期的巡回演讲，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太阳……女画家弗朗西丝·奥布赖恩为我画肖像，她把我画成了叶芝的样子，而我和叶芝毫无相似之处。我们聊起她从墨西哥回国后的事，谈到了弗洛伊德、荣格、天主教（她想劝我改信天主教）……还有美墨边境小镇诺加莱斯街头的女性都长着和麦当娜一样的面庞……以及新当选的亚利桑那州候任州长霍华德·派尔在菲尼克斯市某饭店的大堂里，一群小人物簇拥在他身边，那些人个个一副贪婪和自私的模样……我提到一位帕森斯夫人，她从机场开车送我进城，用她的话说，有必要弹劾“那个最高法院的犹太人法兰克福特”……她还说，广播评论员霍华德·派尔不那么强势，看起来像个很和善、很感性的家伙。她还和我说，霍华德·派尔身边的人争权夺利，这让他失望，他本来就长着一副失望的面孔……

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风强劲有力，刮个不停，和我在世界其他地方见过的风完全不一样……女演员塔卢拉·班克黑德以讲师身份在达拉斯第一次走上讲台，她讲话时不停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乘坐大巴车从得克萨斯州敖德萨市到亚利桑那州阿尔派恩市的车程为五个小时，沿途全是不毛之地……明晃晃的太阳，疲乏的身子，好在沿途的景色看起来很美，眼前耸立的群山尤其出人意料，我乘坐的车子开始爬山了……

“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如此充满神奇的国度里，”1950年11月12日，星期日，洛杉矶，我在日记里记述道，“横贯两大洋之间这片国土上的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美国人民都是好人，他们头脑清醒，心地善良，慷慨大方，言谈中满是善意的幽默。然而，可憎的歇斯底里和相互猜忌正在毁掉美国人民，还有试图控制人们的意识。

在之前的周二，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时，我已经获悉全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在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击败了女国会议员海伦·嘉哈根·道格拉斯。用当地报界人士的话说，那次竞选是这个伟大的州有史以来最龌龊的竞选之一。尼克松在众议院是有名的“乱扣红色帽子的人”，他说道格拉斯夫人是“共产主义者”，在当年歇斯底里的氛围里，那一招十分灵验。那种事不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譬如俄亥俄州的参选人塔夫脱和伊利诺伊州的参选人德克森，在竞选参议员时，那两个共和党人借助“共产主义”因素击败了民主党人。他们和尼克松、麦卡锡，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凯普哈特、詹纳等人，希望第一步夺取参议院，然后进一步夺取整个美国。那些人是否相信他们所鼓噪的一切，例如共产主义者将要夺取整个美国？什么共产主义者？美国共产主义者的数量远不足以让人们选出个捕狗人（dogcatcher），更不要说国会议员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演讲时，我与剧作家和电影编剧鲍勃·阿德里以及他的夫人住在一起。

阿德里夫妇向我描述了一幅令人几乎无法相信的景象：所有当地人面临着必须统一思想的压力，人们疯狂地、不计后果地给所有思想开放的人贴上共产主义者标牌。他们说，以前支持自由事业的那些著名演员如今都吓得半死……那些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同样战战兢兢于有可能被贴上“共党”标签……

根据我一点点不成熟的经验判断，四年过后，好莱坞的情况仍然未见好转。据我所知，一位好莱坞制片人打算用我的作品《游子归来》拍电影，一开始他异常热情，后来改了主意。第一遍读那本书的时候，也许他完全没注意，书里会有一些“极度危险”的内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的好莱坞经纪人向我的纽约经纪人解释如下：

制片人雷·戴维斯和导演汤姆·格里斯今天下午来了。眼下戴维斯觉得，他对夏伊勒的《游子归来》有点过于冲动。他想再找一些组织了解一下情况，例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看看他们会不会强烈抵制这样的电影。

开办讲座从未成为一个彻底的谋生手段，然而，在歇斯底里的20世纪50年代，开办讲座支撑了我的大部分生活开销。讲座经纪人是一群特别贪婪的人，他们为主讲人预订讲座，安排交通，并因此从主讲人的报酬里抽走50%。主讲人必须自行支付开销的大头，即食宿费。报酬尚未到手，即已损失50%，对这种养家方式，我居然还抱有奇怪的幻想！这么说吧，经纪人每周会为我预订五场讲座（分别位于五个城市），每场讲座的报酬为500美元，如此算下来，我每周会有2500美元进账，这对我来说看起来是很多钱。如果每个讲座季以六周计算，最后的乘积为1.5万美元——这差不多能抵我一年的开销了。我尽量不去想，最终我只能拿到这笔钱的半数，即7500美元，另外还要从中去掉2000美元食宿费，因而纯收入就不是一个大数了。联邦收入税和州收入税还要从中扣掉一大部分，这个我也尽量不去想。即使将春季和秋季两个讲座季加在一起，我的纯收入——税后收入——也不足以将我们一家的收入水平维持在官方设定的贫困线以上。

有一次，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缘，我得到了一笔天文数字般的酬金！

事情的起因是，有一次，我在最后时刻成了取代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的主讲人。初冬的一天傍晚，当时我正好在纽约，罗斯福夫人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患了严重的喉炎，因而她让秘书向我解释，原定第二天中午她应当前往纽约州布法罗市参加“哈达萨犹太女性问题中心”的午餐会，并发表演说。她想知道我能否替她演说。当天没有飞往布法罗的夜间航班，天上正飘着雪花，第二天清晨能否找到中午之前赶到布法罗的航班也很难说。当天最后一趟夜班火车一小时内即将启程，我赶紧装好了箱子。我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招停了一辆出租车。好在我及时赶到了纽约中央车站，在列车启动前，我登上了火车。

布法罗那家饭店的舞厅里坐着“哈达萨犹太女性问题中心”的1500位女士，我跟随该组织的官员从一个侧面的房间走进大厅，坐上了发言席。那些好心的女士发现到场的不是罗斯福夫人，而当时确实没时间向现场听众解释那一临时变更。我环视了整个大厅，众多人脸像一片大海。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那么复杂的表情，有惊愕，有失望，有沮丧，甚至有痛苦。不过，那些女士总体上还算开心，她们听完了我的整场演说，我知道，她们感到勉为其难，可是依然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为了让组织者宽心，我主动提出只收罗斯福夫人2500美元酬金的半数。即便如此，那笔钱比我通常得到的酬金高出一倍还多。当然，那笔钱会变得更少，因为其中50%必须分给讲座经纪人。

一天一场演说总是让人觉得沉闷和失望，好在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不速之客意外地出现在某场演说的观众席上，让我多少感受到一些补偿。我记下了一件事：

那天是1957年4月26日，前总统杜鲁门和夫人出现在密苏里州独立城旋转门俱乐部组织的一次地方会议上，听我演讲。演讲结束后，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如果我没记错，地点应该是他们家，我们谈话的同时还有饮料），话题是我刚才的演讲主题——外交。另外我们还谈到了杜鲁门图书馆……该图书馆将于7月正式开馆。

第二天上午，前总统杜鲁门先生亲自带领我到图书馆转了一圈，他对图书馆特别自豪。他对我的溢美之词实在有些过分，我不过是个记者，可他说，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过去他常常依靠我获取信息。眼看着我的光环日渐销蚀，更为严重的是，我从职场上被人赶了出来，他认为，当天的参观肯定会让我振作。在某件事上，杜鲁门先生实在做得有些太过分。事情发生在芝加哥，他在美国书商协会年会上说，二战之前那些年——尤其是战时那些年——他定期阅读我的新闻稿，定时收听我的广播，他常常觉得，我的东西比国务院提交给他的内部通报更有用。那显然有夸大之嫌，听到他那样说，我感到难为情。

拿我当朋友看待的人还有乔治·马歇尔将军。以前我不认识将军，有一次，我在北卡罗来纳州派恩赫斯特市为某社团组织举办讲座，将军也到了现场。听讲座的人差不多都是退役军官，他们的观念一向非常保守和僵化，多数人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与我的观点大相径庭。在讲座结束前的问答阶段，讨论非常热烈。马歇尔将军的座位在第一排，在某个节点上，将军从座位上站起来为我辩护。讲座结束后，将军和我找了个地方，我们一边喝饮料一边聊了些私人话题。将军表扬我敢讲真话，由于麦卡锡及其追随者让恐怖氛围在整个国家大行其道，他对国家的状况忧心忡忡。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迫害狂参议员曾经斥责马歇尔“叛国”，进而宣称将军与斯大林曾经有共谋。二战期间，将军曾担任美军参谋长，是当时在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上司和恩师。在一次讲话中，由于惧怕麦卡锡，艾森豪威尔甚至删去了为将军辩护的语句。在我看来，曾经担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获得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歇尔将军是我们这代美国人里最伟大的人之一，处于美国历史黑暗时期的他不仅是个爱国者，也是个一身正气之人，而当时管理美国的那些人缺乏的正是这些品质。

我常常对开讲座感到厌倦和沮丧，每逢这种时刻，我总会勉励自己，比我更有地位的一些作家也像我一样依赖讲座解决部分生计问题。这样做的人很多，包括爱默生、马克·吐温，还有和我同时代的了不起的抒情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

然而，我一直视讲座为包袱。1953年，我们在农场度过了新年。对刚刚过去的一年做年度总结时，我必须直面那一问题。截至劳动节那天，我的新小说已经完成6万词，不过由于讲座从10月上旬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我的写作速度一直停滞不前。

掣肘的正是该死的讲座，讲座中止了写作的连贯性、节奏、从容……对居住在纽约的作家和记者来说，每隔一个时期，出远门四处走走看看，总会让人获益匪浅。不过，我已经走遍整个美国的所有角落，向数万人发表过讲话。开讲座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厌倦，让我特别沮丧，因为开讲座让持续不断的写作不再可能。

我逐渐意识到，开讲座确实存在某种隐患。早在数年前，莫里斯·厄恩斯特警告过我：得到的是一片溢美之词，危险的是会迷失自我。讲座上不存在能够提升智慧、抑制自我、让头脑不至于灌满糨糊的真正辩论。在实际生活中，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讲座，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笨。

时至今日，美国思想史学家弗农·路易斯·帕灵顿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认可，他曾经向约翰·费斯克指出开讲座的危害。后者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年纪轻轻即已成为19世纪少数几个最有头脑的美国人之一，作为年轻人，他行事过于激进、大胆、时髦，在哈佛大学教职员队伍里，他并不像自己希望的那样一开始就被大家看好。

迫于生计，必须另寻出路，他只好转向开讲座……由此导致他终其一生痛苦不堪，因为他具有一颗富于创造力的头脑，精力过于旺盛，他却只能做毫无成果的凡事。他甘愿在女性俱乐部里扮演服务生角色，应归咎于某种讨巧的利己主义。他喜欢对专注的听众讲话，一旦登上讲坛，他会变得活力四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早年承诺的美好前景最终没能实现。他的风格变得累赘冗长，手头的材料变得华而不实，见解也变得毫无生气。他的大部分重要著述是在40岁以前完成的。

开讲座对美国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有过同样的影响。高中时期，我在肖托夸集会打工时亲眼见证过那一切。在许多年里，布赖恩日复一日地面对一群群发狂的听众发表演说，因为他是个非常煽情的演说家。我在回忆录的第一卷里这样描述过他：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三次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曾在威尔逊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务卿……他曾经是上千万人的偶像，我也是他的崇拜者……

但在我看来，25年的讲座生涯让他变成了“一副空壳，一个空虚的和愚蠢的老头，一个油嘴滑舌地说着陈词滥调的凡夫”。开讲座把他彻底毁了。

世界的变化在继续，而开讲座钝化和削弱了他的头脑，使他不再接受新想法。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演讲，听众们掌声之热烈依然如暴风骤雨，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头脑却被掏空和榨干了。他没有可以磨砺自己的对手，他的雄辩依然故我，他站在讲坛上的吸引力一如当年。尽管他的雄辩千篇一律，但他仍然能煽起听众们的情绪，他脱离现实已经越来越远。肖托夸集会的帐篷让他长年见不到风雨，或许他对自己的陈词滥调与平庸全然不知。

1953年1月1日，身在农场的我再次思考着如何应对当时的局面，我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段话：“无论如何，只有极少数作家……能够单纯依靠写作生存下去。”

……过去一年里，除了为数不多几次作为嘉宾出镜，我在广播和电视领域一直找不到工作。那几次当嘉宾，主要和《世纪中叶之旅》一书的出版有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原计划让我参加两三次他们的节目，最终却取消了。

显而易见的是，我（依然）在被禁止之列……犹如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官方名单，《赤色频道》仍然在起作用，这种事在“自由的”美国非常活跃。无论是广播界还是广告界的管理人员，谁都不敢雇用上了黑名单的人……这是美国广播和电视的铁规矩……这一规矩堵住了我的路子，让我无法像从前那样依靠传媒谋生。我觉得，这一规矩也让我几乎不可能在重要杂志上发表文章，《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所有者对我的态度冷若冰霜肯定与此有关，从前我定期向这份报纸供稿时，他们是何等的热情和友好……

这样的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销声匿迹，因为……疯狂的时代让我震惊，也让我担忧……我必须奋起抗争——内心——保证自己不被疯狂击倒。

我还没有感到自己被击倒。

重要的是……绝不屈服，绝不投降，即使有过某种闪念，也绝不从战斗中退缩……

与此同时，人们在生活中仍然可以获得某种幸福，人们可以继续营造个人生活空间。我从写书中收获颇丰……还有音乐，还有乡野情趣：大自然、耕地、林子、鲜花、作物、树木以及变换的四季。在过去数年里，这些对我都很重要。

当然还有我的家人，这是我私生活的中心。

还有一些患难之交，为数不多，也不算少。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中的许多悲剧会悄然降临到熟悉的人们身上，因而人们有时候会想，自己还算幸运。

昨天夜里，我们在瑟伯夫妇家过除夕夜。我们开车赴约的路上，当年的第一场冬雪开始飘落；回家路上，雪停了，天空放晴，一轮满月从云里钻了出来，照亮了披上白雪的乡间。那景色相当美。

瑟伯双目失明，脾气相当暴躁，不过我尽可能往好的方面想他，我对他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一直坚持写作，产出颇丰，残疾并没有成为他的障碍——他下半生不得不生活在完全的、可怕的持续黑暗中。他是个幽默作家——说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幽默作家也不为过——不过他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地狱，这个国家已经被难以置信的偏执裹挟，这个国家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我们两人的新年谈话相当悲观，不过，我有一种感觉，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不像嘴上说的那么悲观。所有幽默作家都是内在的悲观主义者，对吧？马克·吐温应该算一个吧？弗朗索瓦·拉伯雷也算一个吧？

那些年，我写了那么多日记，并非每篇记录的都是我对努力生存的思考。我也记述参加聚会、欢度年节、结交新朋友、看望老朋友，还记述我认识或崇拜甚或既认识又崇拜的作家们，记述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们遭遇的重大挫折，以及他们的亡故，还有伟人们的弱点和罪恶、国内和国际时事、养家糊口的快乐和忧伤、纽约激动人心的生活、农场安静祥和的生活，等等。不定什么时候，也会有幸运降临到我头上。我们一家子还从未有人经历过无所事事。我有过担忧，不过我从未体味过无聊。

一天晚上，我还遇见了葛丽泰·嘉宝。和上千万其他男人一样，我一直崇拜她在银幕上的形象，即使她算不上最神秘莫测和最难以捉摸的女人，她肯定也称得上世界上最美丽和最迷人的女人。“1950年4月15日，纽约，昨晚去了君特夫妇家……葛丽泰·嘉宝也在……”亲眼见到的葛丽泰·嘉宝和银幕上的形象一样美丽。然而，我在日记里记述道，由于“幻想破灭”我“极度失望”。她是个不容易交往的人，她开怀大笑时，我的神经很受刺激。

我的日记里有如下一段描述：当天稍早在曼哈顿麦迪逊广场公园时，我感觉更为开心，我和艾琳以及她同校的四个朋友一起。

比我想象的更开心。我看到一个男人用一根手指倒立（在一个玻璃球上找平衡），还有一个西班牙女孩，她用双脚勾住吊在屋顶的一个普通秋千的踏板，她松开了双手，在空中来回荡悠，我替她捏了把汗。与之相比，也许对我震动最大的是旁观几个年轻人嬉戏。

五个12岁大的孩子的欢乐，以及他们的大呼小叫——和他们一起前往马戏团的情景，至今仍然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讨厌广播界，广播界也讨厌我，尽管如此，我仍然会在日记里记述一些他们可笑、怪异，甚至相当滑稽的事。翻看日记时，我想起一个非常好笑的场景：1952年9月11日晚，热门电视栏目“作家对决评论家”将要播出一档基于《世纪中叶之旅》一书的节目，这本书于当天出版。那一节目的模式为，嘉宾分为两方，一方为那本书辩护，另一方对那本书批判。辩护方的代表是华盛顿第一批女记者和专栏作家之一，可爱的多丽丝·弗利森。批判方，或者说原定批判方的代表是亨利·J.泰勒。他是个极端保守分子，经常攻击我的观点，我们互相没有任何好感。节目开播前15分钟，泰勒悄然而至，让制片人和导演措手不及的是，他宣称他不会批判那本书，因为他非常喜欢那本书，也赞成书里的大多数观点。他表示他在节目里也会那么说。制片人和导演苦苦相劝，根本无法让他转变立场。制片人和导演说，节目组雇用他，为的是让他批判那本书，弗利森小姐会为那本书辩护。如果没有争吵，没有辩论，当天的节目必将失败。让所有人吃惊的是，泰勒是一块针扎不进的顽石。最终他和弗利森小姐一起赞赏了那本书。制片人和导演对此束手无策，其中一人紧张得让人看了害怕，我甚至担心，弄不好他会中风。

我当天记述的日记对那一节目有一段评论：

典型的电视人和广播人做派，两个节目制作人都没有费神读过这本书。

那本书记述的是我在二战以后走访了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对这些国家的大事的反思。书最后增加了一章美国受麦卡锡风潮控制的内容。然而，节目制片人和导演在写给多丽丝·弗利森的信中称，那是一本关于“马歇尔计划”的书。节目组还忘了给弗利森邮寄样书。弗利森在华盛顿逛了数家书店，才在最后关头找到了一本。为了计划中的节目，弗利森临阵磨枪，在前往纽约的火车上通读了全书，那时她才意识到，书里的内容与她耳闻的风马牛不相及。

几天以后，我在日记里写道：

1952年9月18日，纽约。因本书采访我的电视人和广播人差不多都没有读过本书，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连书名弄错了。南希·克雷格在星期四的电视中将其称为《旅途中》（“Mid-Journey”）。昨晚，美国广播公司的乔治·库姆斯开口就将其称为《世纪中叶的日志》（“Mid-century Journal”）。当然无伤大雅，但能看出如今的电视人和广播人有多么马虎。

两天前还有：

今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出了一档非常逗乐和典型的事故。我和该公司的一位图书节目制作人（他是访谈节目部的一位导演）以及另外一两位公司大佬一起坐等一位主持人。原定他采访我，并提前录制一期星期六播出的节目。半小时过去了，那人仍未到场，他们开始打电话寻人，最后联系到那人家里。据他说，他没有来录节目的原因很简单：公司一周前已经解雇他！

我的日记也时常会变换主题：

1950年5月5日，星期五。今天我们为艾琳量了身高，我们这才发现，她的身高已经超过她妈妈！

虽然身处浑噩的世界让我困顿不已，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外之喜让我喘息。

1952年1月13日，星期日，纽约。《世纪中叶之旅》终于完成了，压在心头的一副重担终于卸掉了。每完成一本书，我总是感到抑郁，因为我总是疑惑，为此付出那么多努力、时间，经历那么多磨难，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是否值得。我也吃不准这本书最终能否出版，读者是否认为它值得阅读。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书，经过了最深刻的思索，写得最仔细。然而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为完成这本书，我在农场拼命地工作，包括节假日……每天从一大早就开始，忙完白天还要……到厨房里忙，在附有荷兰式烤炉的大壁炉里燃起木柴，让明火持续燃烧到清晨三四点钟。

现在只等出版商放话了。我已经将预付款花光……

4月14日，纽约。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今早打来电话，他说：“我觉得你听到这消息也会冒汗。”

我不解地问：“干吗要冒汗？”

他这才引爆了手里的小炸弹……据他说，美国文学协会突然决定……考虑将《世纪中叶之旅》作为重点推荐书目。

“我可不信，”我说，“千万别拿这种事逗我玩啊！”

斯特劳斯说：“我可没逗你，千真万确。”

4月17日，纽约。收到一封斯特劳斯的来信，他在信里让我多为自己祈福。如今他只能让装订线停工等待，等待协会的最终决定。21日星期一那天，他会设法打探协会的决定……我真希望他从未将消息透露给我！不去想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如果这事成真，家里的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当然，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事真的遥不可及……必须不去想这件事；必须将这件事忘个一干二净……

4月22日，纽约。今天一早，斯特劳斯从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打来电话，他声音里满是悲哀。

文学协会已决定不推荐这本书……

今晚出席了对外关系委员会为切斯特·威尔莫特举办的晚餐会。他刚刚出版了杰作《争夺欧洲》……会后，与哈珀出版社负责人卡斯·坎菲尔德、历史学家康马杰以及威尔莫特一起到纽约广场喝啤酒，继续探讨威尔莫特的新书。这让我忘记了自己的书和它带来的失望。

4月23日，纽约。我必须静下心来，想想未来六个月该怎么过。我原来的设想是，利用夏季待在农场里写小说……整整一天我都在和自己较劲，必须鼓起勇气……后天我还得前往剑桥城，去哈佛大学演讲。总感觉魂不守舍。

4月24日，纽约。下午大约4点半，我从华尔道夫理发回来……拉开大门后，我看见刚从学校回家的小女儿琳达在屋里蹦高，一脸兴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书啊好消息啊什么的。实际上我根本没注意她在念叨什么，因为年幼的她这些日子总那么激动。她已经十岁半了……

我刚走到楼上，特斯迎着我跑了过来，她说话几乎语无伦次了，不过她很快将事情说清楚了：过去一小时里，斯特劳斯和经纪人雷诺兹不停地打电话过来……电话都打爆了。他们说，文学协会改了主意，最终选定《世纪中叶之旅》为推荐书目。

我的日记里偶尔也会出现回顾某位我所熟悉的作家的内容。

1951年1月11日，星期四，纽约。报纸报道了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昨天死于罗马的消息。2月7日，他就满66周岁了。文章说他死时孤身一人，身边没有朋友和亲人，唯有几个医生和护士。我估计，他已经孤独很长时间了……对如此热衷于社交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或许他的女伴玛塞勒离他而去，嫁给一个比他年龄小的男人，最终导致了他孤身独处。同样讽刺的是，作为纯正的美国人，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刘易斯越来越多地在欧洲常住。我估计，尽管他的名字享誉世界（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多种奖项），但他在欧洲仍然是孤身一人，因为他好像没有和欧洲的作家建立什么往来。

我记得在维也纳，那时他和多萝西·汤普森还是两口子……那肯定是1932年的事。当时我已然察觉出他的孤独。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独自一人在奥地利塞默灵的一处别墅里住了好几个月。那时是冬季，积雪很深，他几乎不出门。

我还记得，当年我和他一起消磨了一整天，他一直拼命地喝酒……（因为他感到压抑，他和多萝西的婚姻即将终结，多萝西长期居住在维也纳的公寓里。）他的生活似乎一团糟。据他说，为消磨时光，他把陶尼特出版社出版的所有英文小说（该社出版英文平装书，在整个欧洲大陆销售）买回了家，他把那些书都读完了。

那天，他还谈到了他的宏伟计划，不幸的是，他从未将其转化为成果。他计划写一部历史小说，从美国诞生写起……就此题目而言，他正是能够完成如此鸿篇巨制的作家——尽管他的风格、他细致入微的描写已然落后于当前的美式写作手法。

我曾经很疑惑为什么他没能写出这本计划中的书。

至少有一件事妨碍了他，即饮酒过量。后来，二战期间（以及战后），我在美国见过他好几次，多数时候他正处于戒酒期间。那时他非常憔悴，清瘦的脸上满是凹坑。不过，当然还有比饮酒更碍事的，许多事让他萎靡不振，例如他对玛塞勒的痴情，他为玛塞勒量身写了许多剧本，还和她一起参演剧目。

那天在塞默灵，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聊的是我最爱议论的题目，即为什么美国作家一到中年就辍笔（要么就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或写不出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与欧洲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45岁或50岁刚刚开始步入辉煌。刘易斯研究出了一些理论，不过他当时没想起来，我也没想起来。就刘易斯而言，即使他的写作天赋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似乎已然耗尽，但他仍然笔耕不辍，精力充沛地写作。

尽管他喜欢（无论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享誉世界，他必然也经历过跌入人生谷底的时刻，即公众似乎把他遗忘，批评家和评论家以傲慢的态度把他打入冷宫的时刻……

我相信他说尽了这辈子想说的话，即便如此，他的死仍是一大损失。我怀疑他这辈子究竟有多幸福。

我1957年的日记大多数已经不知去向。那年5月3日，报纸上出现关于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已于头一天死亡的文章，我当时的评论也就找不到了。他的下坡路起始于1954年，他把手伸向了军队，在参议院专门委员会的数次听证会上面对电视镜头公然撒谎。几个月后，参议院投票对他进行谴责。从那之后，他的影响力迅速消散，原本好酒的他变得酗酒成性。不过，由他点燃和培育的仇恨、恐惧、偏狭在美国继续苟延残喘至50年代末期，直到美国人终于再次变得有了理智，直到广播界、电视界、电影界那些吓破胆的胆小鬼，以及媒体界和国会里那些更胆小的人再次变得有了理智，那一切才结束。

我的日记也悄然记述了一个人死亡的可怕消息，在我们的时代，他是个重要的角色，也是个凶狠的角色。

1954年，新年，农场……1953年的一个重大事件：斯大林死了。不过他在苏联建立的社会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马林科夫显然是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尸骨未寒，马林科夫已经在陷害他的头号对手，并在圣诞前夜枪毙了他。[4]斯大林在历史上该被如何定位？对美国人来说，他是个让人讨厌的暴君，但他的死可能会成为一件大事。他把苏联建成了世界上仅存的两个大国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之死把我挡在了苏联境外。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6日，当时我正在芬兰，苏联驻华盛顿使馆通知我，我的签证已经获批，我第一次访问苏联可以成行了（之前我接连好几年遭遇拒签）。然而，斯大林死后，靠近芬兰的苏联边境关闭了好几天。经过长期等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才得以进入苏联。

在当初那个年代，若不是因为及时赶到了家，和家人一起在农场过圣诞节和新年，漫长的秋季演讲之旅过后，生活的重压简直让我不堪重负。每到新年，我总会在日记里记述全家人如何除旧迎新，以及刚刚过去的一年都发生了哪些事。

1954年1月1日，农场。为告别1953年，昨晚我们去了罗斯·阿尔格兰特家，当时在场的有：詹姆斯·瑟伯和海伦·瑟伯、刘易斯·甘尼特夫妇、马克·范多伦、多萝西·汤普森，还有在这种场合总是一起聚会的其他人，包括后起之秀们。斯特拉·阿达米克是和甘尼特夫妇一起来的，此前我从未见过她，不过我觉得，我通过她丈夫（路易斯·阿达米克的书）早已认识了她。她丈夫几年前自杀身亡，显然是因为无法继续忍受现世的存在。从1933年大萧条初期开始，由于几部有关美国移民（主要是他自己）的书，阿达米克成了大名人。不过我以为，他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正好成了政治迫害狂将其等同于共产主义者的口实，二战结束后，他因此变得越来越孤僻。斯特拉·阿达米克是个可爱的姑娘，她肤色黝黑，非常敏感，十分纯朴，充满睿智。

与以往的新年相比，詹姆斯·瑟伯今天显得圆滑多了。也就是大约一年前，他还特别好斗，晚间聚会结束时（往往是一通争吵之后）他总会挺胸抬头离开聚会场所（我从不责怪他，因为我知道，由于失明，他的愤懑和失望积郁已久，他需要将其宣泄出来。上帝见证，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创作）。詹姆斯的言论都围绕写作和作家，尤其是幽默作家，以及幽默在文学中的地位。他说：“幽默是一个谜，任何人都无法参透它。幽默剑指真理，有时候它会接近真理。”凡此种种。今天，他还长篇大论地谈到了作家们怕死（我注意到，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留意《纽约时报》的讣告栏）。

诗人马克·范多伦长期居住在不远处他自己的农场里，他正处于安息日的休假期间，他看起来年轻了，一副短小精干的样子……他和我聊起最招他恨的一封出版商的信。几年前，他把完稿的小说邮寄给了出版商塞耶·霍布森，手稿很快被退了回来，夹了个便条：“我不会出版这东西，希望你不要把这东西拿给其他出版商看，这是为你好。”……

今年我将要满50岁了！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直面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据说，50岁以后，作家的创造性开始退化。如果我认为自己开窍（成熟）很晚，从事写书很晚（《柏林日记》出版于1941年，当年我已经37岁），所以我最好的十年或许在50岁到60岁之间，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就养家糊口来说，这肯定称不上我这辈子最好的十年。20世纪50年代悄然滑过了中间点，我们一家人的经济状况仍然在持续恶化。我的日记记录如下：

1955年6月1日，纽约——5月23日，我那本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书发行了，截止到今天，《纽约时报》……完全禁止提及这本书……我必须不情愿地面对写书无法养家糊口的事实，即使中等水平的生活也无法满足……全家主要依靠我四处演讲为生，而演讲收入也日渐微薄，所以我必须转向其他领域的写作。在如今的美国，仅有极少数作家依靠写作维持生计。几乎所有作家都兼做其他事：当记者、做广告、开讲座、从事教学，等等。我的问题是，我需要找个事情做，同时还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写作。

是否可以再次尝试，例如写剧本。

再看看可否为电视剧写剧本。

我仍然在黑名单上，广播和电视拒绝让我参与。即使不情愿，我也得承认，大多数热门杂志仍然将我拒之门外。

但我必须克制，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失败。经历过这种磨难的作家不在少数！我想起了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和公众失去联系时的失望情绪。上个星期，我阅读了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那时我才知道，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和哲学家尼采两人的杰作……无法问世和出版时，他们是何其失望啊。

那年夏季，农场的生活很惬意。我在奋力写一部新小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试创作非自传体小说，我已经开始对那部小说寄予厚望了。在农田里和巨大的花园里干活，为储备冬天的烧柴而锯树和劈木头，和两个姑娘一起游泳，让我的身体一直处于良好状态。我还不断记下一些挣钱的想法，把想到的主意告诉经纪人，有时候直接告诉相识的编辑和出版商。结果总是一样，如石沉大海。收入的钱不见增加，支出的钱从来未断。我们一家必须生存，从6月中旬开始，我们一家人吃的大部分蔬菜已经采摘自农场的菜园。

1955年9月18日，农场。又一个夏季结束了。明天将返回纽约……

我在这里完成了五本书的大部分篇幅（1950年和1953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另外，1951年我一直住在纽约，那时我在“自由广播电台”从事播音）：

1.《叛国者》（小说）

2.《世纪中叶之旅》

3.《游子归来》（小说）

4.《斯堪的纳维亚的挑战》

5.《帕旺科尔》（刚刚完成的小说的暂定名）[5]

写作是我最想做的事——我一直在做。不过有两个问题！

1.这些书是否足够好？

2.继续写书是否不至于破产？

迄今为止，唯有讲座可以解决收入问题——不过，每年我们都需要动用一部分储蓄——这不是长久之计。

想办法在今年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这一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十年时间里，年复一年，每到下半年，情况总会变糟。

1957年2月16日，纽约。下周六（2月23日）我就53岁了，我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特斯处在恐慌中，失眠，一周前她病了，正躺在床上……

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抛弃我算起，时间已经过去十年。其间我的财富已经大大缩水。我曾经以为依托写作，外加开办讲座，过日子应该不成问题。然而，生活每况愈下——我们的储蓄本来不多，至今已花掉4.5万美元，储蓄已经消耗殆尽。眼前的危机始于今年的讲座，没有任何先兆，讲座突然间全部消失。每年开讲座可有大约2万美元毛收入（扣除经纪人的佣金后约为1万美元）……

显然，生活难以为继了。同样显然的是，从过去十年的写作经历中，我得出结论，我从事的这类写作根本不足以维持我们试图维持的生活方式。我必须做个决断，要么改变写作方式，写一些能让我们过上体面生活的东西……要么就找个工作——开讲座以外的工作——以便我能够继续踏踏实实地写东西，要么就找个全日制工作，暂时完全放弃写作……

究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能慌！……

2月，在某个阴冷的日子里，我的日记上附有三个便笺，其中一半内容为手写，另一半为打字机打印。

1957年2月16日。

出路

总体设想：

必须想办法度过5月到12月的过渡期，因为手头的书12月才能完稿。

1.寻求基金会帮助，未来八个月需要8000美元。

2.如果实现不了，必须暂时放弃写书，找份工作。

（1）什么样的工作？广播电视。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杜蒙特？卢斯？德威特·华莱士？迈克·考尔斯？[6]

3.1957—1958年讲座季，预估收入7000美元。

如果无法很快找到工作，预估收入如下：

3月1日　　720.00美元（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472.00美元（英国）

3月25日　 525.00美元（地方讲座）

4月10日　 236.00美元（英国）

1200.00美元（讲座：剔除佣金和各项开支的纯收入）

4月26日　 250.00美元（讲座）

280.00美元（讲座）

5月10日　 236.00美元（英国）

200.00美元（讲座）

500.00美元（希尔曼陪审团酬金）

总共：4539.00美元

在另一个便笺上，我小结了一下1957年的预估开支。房租、保险、税费、伙食费、两个女儿上大学和上高中的学费，总开销为11750美元。其中一项1080美元的开支为小时工的工资。特斯和我为此吵过嘴，她坚持说，她不能没有保姆。在我们十年拮据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特斯一直坚持雇用一个全日制保姆，还为两个孩子雇了个全日制的瑞士家庭女教师，后者一直工作到孩子们的岁数早都超过雇用家庭教师的年龄。

由于家庭收入日渐减少，特斯和我开始因为钱引发的各种问题而吵嘴。也由于情况一直朝坏方向发展，我却没有能力挣到足够的钱，没有能力让一家人过上舒适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特斯总是颇有微词。她总是说，养家糊口是做丈夫的义务。最近，我建议她找个临时工作，以便支撑这个家，直到我完成一直以来寄予厚望的一部全新的著作，她因此大为生气。她具有那么多天赋，既有艺术方面的，也有语言方面的：她会说好几门外语——我对她说，她找份工作肯定相当容易。我们结婚20年了，她从来没有为挣钱而工作过。我向她指出，眼下我们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像世界各地许许多多夫妻一样，我们两人也为钱的事吵架，准确地说，因为钱不够花而吵架，这种事已经开始侵蚀我们之间长久且相当稳固的婚姻关系。

我暗自希望，在接下来的1958年，情况应该会好转。或许新出的小说《领事的妻子》会卖得很好——我认为那是迄今为止我写得最好的小说。也许我可以将那个故事卖给好莱坞，我催促经纪人加倍努力促成那件事。也许某些杂志会买下我正在奋力创作的新书的部分章节。

然而好运气没有眷顾我。

1958年1月2日，纽约。又一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走下坡路……存款已经消耗殆尽……过去十年来……我确实没挣到足够的钱，以维持开销不大的支出。

农场的供暖锅炉爆裂了，我们没有钱买新锅炉。尽管如此，特斯和我以及瑟伯夫妇，还有居住在康沃尔市的其他朋友，大家都在新年前夜赶到了农场。我们在起居室的壁炉里生火，在厨房的炉子里也生了火，多少驱散了屋里的寒意。

我们发现，詹姆斯·瑟伯的精神相当不错。

如今詹姆斯已经完全瞎了……他告诉我，与他能看见东西时相比，自从失明以来，他出版了更多的书。这是对他勇气的回馈。

1月10日，纽约。保罗·雷诺兹（文学经纪人）送来了过去一年我在写作方面（书籍和杂志文章）的收入记录（以便我上报收入税）。总共是6640.79美元……不过其中三分之二为预付款……钱是收到了，不过真的不应计入已经赚得的收入。

15年前，当我依靠写作（为报刊写文章、出版《柏林日记》、从事播音工作）挣得盆满钵满时，我记得，那时我想过：如此看来，无论将来碰到什么困难，在我一生中（当时我还以为会有做不完的工作），至少我已经解决养家糊口问题……

挣到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如今……已经成了大问题，而且成了一家人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主要原因……

2月15日，星期二。真奇怪，这些日记都在说我的财务问题。很久以来，我没有为钱发过愁。上个星期，我刚刚注销了经纪人那边的账户……我的流动资金（枯竭了）。11年前，那笔资金曾经达到四万至五万美元。……从现在开始，我必须想办法平衡收支。

手头的书已经写出235000词……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时断时续地在写作一部卷帙浩繁和难度极大的作品，过去一年半以来，我差不多每天在上面全副身心地倾注14个小时。但凡知道的人都说，这件事值得如此投入，然而所有人又都认为，那个作品不会有人买。人们总会用奇怪的眼神看我，然后摇摇头，他们似乎在说：什么时候他才会从天马行空的状态回归脚踏实地啊，写一些能够养家糊口的东西不好吗？写这么大部头的书只会让他的债务雪上加霜。

我知道别人心里都在想什么，不过我依然坚持。

我坚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写作主题，这一主题对当代史来说可能相当重要。我的工作让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处在了任何历史学家都无福进入的特殊环境，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来书写这段历史。

当然，我不是“职业历史学家”，学者们一定也会这么说。在他们看来，人们必须先“教授”历史，才能成为“历史专家”。其实我比他们更明白，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进入学术圈——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爱德华·吉本，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三个人。

对于能否被归为“职业历史学家”，我一点都不在乎。是否被称为“历史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写好历史，而这一领域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依我看，这一领域对曾经的记者尤为开放。作为记者，我亲眼见证了甘地如何开始反抗英国人，如何在印度创造历史；我在德国见证了希特勒如何掌权；我在大英帝国和法国见证了西方民主如何开始走下坡路；我还在意大利见证了墨索里尼如何骄横跋扈。

二战结束后，我在报道纽伦堡审判期间获悉，德国纳粹时期的秘密存档几乎尽数落到了盟军手里，其中包括德国外交部的文件，德国陆军、海军以及纳粹党的文件。让同时代的历史作家分享如此巨大的财富，此前还没有先例。就我的情况而言，我有幸亲身经历了第三帝国最黑暗的时期，当时的记忆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我的头脑、血液和骨子里。学者对我的经历或许会嗤之以鼻。不过我仍然记得，世界上最早的历史学家，或许也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的修昔底德就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向读者说过其正当性：他经历了整场战争。他还补充说：“当时的年纪可以理解发生的事件，并可以投入我的全部关注去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

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一直都在堆积如山的德文文件里辛勤劳作，对它们归类、翻译、做笔记。1955年的某个时候，我开始了写作——最初是停下手里的活，挤出时间写，然后是全天候写，也就是说，不分昼夜地写。朋友们事后告诉我，那些年，我好像生活和工作在一种恍惚状态，与真实世界若即若离。

我对那些毫不知情。我只不过意识到，我被燃烧的欲望吞噬了，我渴望吃透数量巨大的资料（数千万字的文献），把它们组织好，把书写出来，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这部著作完成。绝大多数朋友和熟人以及经纪人认为，我或多或少有点疯了。

我的出版商甚至拒绝考虑出版和发行这本书！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利用周末时间与斯坦利·萨蒙在农场和波士顿之间的斯特布里奇市见了一面。萨蒙是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副总裁兼主编，我们见面是要讨论书稿的校对和其他一些编辑问题，更重要的是，探讨我的下一步计划。萨蒙知道我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并且急于完稿。

萨蒙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完成那本书以后的事。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你最近说，你脑子里正在酝酿一个大部头。”

我对他说：“斯坦利，我终于知道我这辈子究竟该做什么了。这件事我已经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我甚至想好了书名，不管你说什么，这次我都不会改主意了。”

斯堪的纳维亚那本书他就是这么干的。他说服我放弃了原定的颇有诗意的书名，换成了现在这个相当不起眼的名字。

“斯坦利，”我接着说，“这将是我写过的最长的和最重要的书——”

他打断我：“关于什么的？你起了什么书名？”

“《第三帝国的兴亡》。一部关于纳粹德国的历史书，根据缴获的秘密文件以及希特勒时代我在柏林的亲身经历来写的。这是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斯坦利。如果运气好，这将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书。”

斯坦利耐心地倾听我的叙述，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本来以为，听到我刚刚披露的消息，他会极其兴奋地从桌子旁边蹦起来。然而他皱起了眉头。

“亲爱的比尔，”他做出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说，“你可千万别指望一部名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真的！我们对这样的书根本没兴趣！”

我目瞪口呆，无法相信他的话。

我不由问道：“你是开玩笑吧？”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仍然无法相信：“那你能白纸黑字给我写下来吗？”

“下星期我首先给你出一份正式公函。”

[1] 吉米·希恩是我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期间的同事，也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他是我们这代人里声名最显赫的记者之一，他出版了好几本堪称经典的著作，其中包括自传《私人历史》。我在这套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一卷里介绍过他。关于多施-弗勒罗，我也做过介绍，正是他给我机会，让我在1934年返回了柏林，在第三帝国重新开始了记者生涯。

[2] 那一时期的《新闻周刊》开辟了一个专栏——“昔日名人今何在？”，每篇文章都被冠以同样的大标题。每周一篇的文章总会选取曾经在某一领域如日中天、随后长期销声匿迹的几个人品评一番。文章在风格和内容方面均无恶意，不过，正如前述标题所指，每篇文章都在暗讽被品评的人已然江郎才尽，即使算不上失败者，过气的帽子肯定是摘不掉的。没人知道这些人今何在。他们怎么了？他们躲到哪里去了？1957年11月25日发行的《新闻周刊》选中了两个人，大标题还套了红。其中一人是笔调辛辣的著名作家埃尔默·戴维斯，以前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期间，他是我的同事，也是公司战争信息部主任，他是个好人；另一人是我。因身体欠佳，戴维斯早已从广播界退休，他和夫人一直在华盛顿安享晚年。
有关我的部分内容写道：“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柏林播报晚间新闻和出版《柏林日记》一书，威廉·夏伊勒声名远播，而今他离开广播界已有十年之久，如今他从事的职业是作家和兼职讲师。”文章还说，目前我“正在写书”，还提到了书名。新闻媒体介绍销声匿迹的名人，惯用的手法不正是如此吗？我真的是“正在写书”吗？这不正是给“过气的”人保留面子的一种说法吗？让人欣慰的是我和埃尔默·戴维斯结成了一对，“入选”了那一专栏，这让我由衷地骄傲。

[3] 在这部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一卷里，我曾经提到马塞尔·普鲁斯特试图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找回过去，安德烈·莫洛亚受此启发，做过相似的观察：“回到我们曾经爱恋的地方是徒劳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它们了，因为它们不是处于空间中，而是在时间中；那个用想象给回忆添枝加叶的人也不再是当年的儿童或少年了。”

[4] 此人是贝利亚，一个阴险的秘密警察头目。马林科夫很快去职，不过他并没有被枪毙，在这一点上莫斯科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5] 正式出版书名为《领事的妻子》。

[6] 这些人分别是《时代》《生活》《读者文摘》《展望》的老板和出版人。

第五篇 《第三帝国的兴亡》，人生拐点：1954—1960

第十五章 浩如烟海的档案

1954年1月底，我在日记本的封皮里夹了一张纸条，那是我从放在桌面的台历上撕下来的一页日历：

1954年1月24日。

计划

一部书，叫“第三帝国的兴亡”。

当时，我正处于整日忙碌，四处开讲座、不停赶稿子的过程中，竟然把写过纸条的事完全忘了。在农场过了六个月后，在一张黄色的誊写纸上，我工工整整地再次写下了同样几行字：

1954年6月，农场。

计划

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兴亡》。

至少我已经为这本书起好了名字。

实际上，将近九年前的1945年深秋，那还是我在纽伦堡参与报道审判纳粹重要战犯期间，从那时起，我脑子里一直就有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1941年出版的《柏林日记》不过是1934年到1940年期间日复一日的记录，不过是我作为美国驻柏林记者，目睹纳粹征服德国和大部分西欧的一管之见。但在极权主义体制下，人们不可能透过表面到达事实的深处，作为记者的我们仅能看到和讲述如下事实：希特勒于1935年撕毁《凡尔赛和约》，公然违反条约规定，宣布了大规模征兵和组建新军计划；希特勒违反另一个条约，于第二年占领了莱茵兰地区；纳粹于1938年入侵并占领了奥地利，第二年春季又入侵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是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

作为记者，我报道过上述事件。然而，我完全不知情的是——记者和外交官都不知情——在策划纳粹入侵行动的秘密会议上，以及私下会见时，希特勒和他的将军、密友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我同样不知情的是，欧洲五国首脑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斯大林在外交会见中都做了哪些秘密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秘密交易决定了在那样动荡不安和充满欺诈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随后，人类见证了犹太人遭到追捕，遭到迫害，他们的财物和存款被收归国有，人们还见证了犹太人被装上卡车运往集中营。不过，人们无法跟随犹太人，见证他们如何遭受野蛮的迫害；1940年末，我离开柏林时，人们也无从得知德国高层如何做出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决定，将犹太人运送到灭绝营进行杀戮。直到时间过去很久，人们才知道，在那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正是当时深受欢迎的政府下达命令，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进行了集体屠杀。

其实，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世人并不知情的事情还有很多。

1945年5月，二战结束时，记录纳粹德国政府、纳粹党、军事机构、政府部门、各级领导言行的上千万份秘密存档文件都落入了胜利方同盟国手中。

1945年末，我离开纽伦堡时，我的露营袋里满满地塞着第一批公开的纳粹秘密文件，足有数十万词之多。当时我就想到，有了那些资料，很快会有人写出一部资料翔实的纳粹德国史书，那些材料是那样惊人，世人一定难以相信。单看其中一份文件，就可以知道历史学家将在这些资料中找到什么。那是一个名叫鲁道夫·霍斯的纳粹杀手的口供。我从未听说过那个人。他骄傲地宣称，他在奥斯威辛亲自监督用焚化炉对200多万犹太人进行了灭绝。其他原始资料包括一些详细的绝密会议记录，正是那些会议导致希特勒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走向战争的决策。

虽然文件刚刚披露，但历史学家们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写出一个伟大的国家从崛起走向灭亡的确切历史。

我是否应当参与此事？许多事件发生时，我是亲历者，与不在场的人相比，我具有一定的优势。不过，我也有我的紧迫问题。

我刚刚回国时，工作占据了全部时间：一份是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另一份是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专栏。我怎么可能挤出时间呢？当时我想，或许有朝一日我能攒够钱，那时我就请一两年假，将这本关于德国的书写出来。

随着这两份工作离我而去，写书的事成了泡影。丢了工作，外加上了黑名单，为勉强维持生计，我必须年复一年努力挣扎，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积攒。我可以写一些篇幅较小的书，寄希望其中一本书有朝一日可以大卖。然而，我怎么有时间查阅巨量的纳粹秘密文件，安心创作这个大部头的著作呢？做这些事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我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和技巧去创作一部题材如此重大、所需资料如此巨量的历史著作？

直到1956年春季，我仍然心存疑虑。当时我已经深入研究那些纳粹资料了。

1956年4月25日，星期二，纽约……这本书超越了我的能力。我驾驭得了它吗？我有能力充分利用这史无前例的丰富资料，以及我在第三帝国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写出这本书吗？……等着瞧吧。虽然我对自身的不足有些忧虑，但也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许多具有教授身份的历史学家可以轻松地找到时间来干这件事。每隔几年，他们总会有一次用于写书的年假；在课堂教学之外，他们还会有各种其他名目的假期。为获得离岗资助，他们从各基金会和各拨款项目获得资金似乎也没那么难。不仅如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已出版一些历史著作。他们知道历史应当如何书写。

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及我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我决定等一等。新材料像雪崩一样出现，我要看看历史学家们是否会因此投入那一工作，从而写出一部庄严的纳粹德国史。我毫不怀疑会有人挺身而出，他们面对的是独一无二的机遇。其他时代的历史学家从未有过——亘古迄今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发现。将这样的机会留给历史学家，我心里相当知足。

我等待着，继续等待着，但始终没有人站出来。曾经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国学院派历史学家围绕这一题目浅尝辄止，其中一位还是我认识的人。我一向尊重他，他以希特勒的御用出版帝国——埃耶出版社为题材写了数篇精彩的文章，还写了一部让人读起来饶有兴味的专著，他因此成了百万富翁。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以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衰落为主题写了一本精彩的小书——这么说恰如其分，那本书仅有300多页，以这样的厚度，不可能达到什么深度，也不可能涵盖如此大的主题，更不可能包含足以支撑它的巨量的历史资料。

在英国，阿兰·布洛克写的希特勒传记于1952年出版，那本书很精彩，不过，没有人将其归类于讲述第三帝国历史的书籍。约翰·W.惠勒-本内特的巨著《复仇者的力量》重点讲述了希特勒对绝对权力的成功攫取，那本书于1953年问世。

或许有人认为，为希特勒领导的国家书写一部历史巨著，理应由德国人牵头。然而，德国人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这一主题。让德国人书写这段历史的时机或许远未到来。或许，德国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弄清楚，整个德国何以投身于如此野蛮的暴行，历史学家要在其中负什么责任。

二战结束和希特勒倒台九年后，我决定亲自操刀——因为当时尚未有人进行过尝试。我不会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写作，我必须直奔主题。我将尝试第一次基于翔实的史料，书写第三帝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完整历史。在养家的同时，我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做这件事。[1]

与我合作的出版商直言不讳地拒绝了出版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既然如此，我首先要找到对本书有兴趣的出版商。[2]我需要一笔数目可观的预付款，以便度过未来数年。找一家对本书有足够兴趣，又乐意预支稿费的出版商，比我想象的困难许多。

哈珀出版社的卡斯·坎菲尔德是我的老朋友，他对出版这样的书没兴趣。我暗自思忖，小出版社没准更愿意在我身上冒一次险。我邀请了一位老朋友共进午餐，他是维京出版社创建初期的负责人哈罗德·金兹伯格。二战期间，我们在英国经常见面，当时他的职务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战争信息部驻海外主任，有次我应他电话之邀帮他解决过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一餐，饭菜很可口，配的是勃艮第中度干白葡萄酒。进餐时，金兹伯格对我的想法做出了积极回应，他认为，创作那样一本书的想法非常激动人心。后来，当谈话涉及我需要一笔数目相对较高的预付款时——我当时说，至少需要一万美元——金兹伯格的脸色一下变白了，并且我觉得后来又开始变绿。显然我让他很不舒服。

“比尔，”他当时说，“我喜欢这本书的想法。特别喜欢。我真的特别感兴趣。可我无法给你一大笔预付款，实际上这么做太冒险，我根本无法给你任何预付款。不过我希望，完成以后你让我第一个看看手稿。”

对我来说，那样的要求太不近情理，不过我还是勉强给了他一副笑脸。那件事只能到此为止了。

那次的经历让我坚定了信念，唯有投靠大出版商，才能得到一笔可观的订金。我只好转向另一个我非常钦佩的朋友——纽约双日出版社总编辑肯·麦考密克。该社是全美最大的商务出版社。麦考密克是那种讨人喜欢、举止优雅、古道热肠的人，但凡和他交往过的作家都特别尊敬他。他也很喜欢我的想法，他甚至说，他会想方设法弄到一万美元预付款。不过他严肃地提醒我，当时出版行业的日子不好过，或许他那么做会有难度。几天后，他给我来了电话，一通道歉之后，他告诉我，双日出版社最多可以拿出7500美元。

双日出版社规模大，营收情况好，居然会为区区2500美元和我计较，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尤其在总编辑对这本书如此感兴趣的情况下。

几天以后，麦考密克给我寄来一封信：“我对《第三帝国的兴亡》怀有极大的兴趣。”

但你需要的钱我无法弄到，如果你因此转投他人，我会理解。我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想法，而你正是实现它的不二人选。

最后我只好转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作为朋友，实际上我早就向他提过这本书——约瑟夫·巴恩斯。他早已离开《纽约先驱论坛报》，前往命运多舛的《纽约明星报》当了编辑，那份报纸倒台后，他又进军出版界，最后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干起了编辑。在我们两人闲聊期间，他打电话叫来了出版社的骨干杰克·古德曼。某天晚上，在我家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时，我们三人达成了协议。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同意支付一万美元预付款（扣除经纪人的佣金后，我能得到9000美元）。他们两人说，由于这类书一向销路不好，他们说服我做出了我从未做出的几项让步：让他们拥有10%的海外版权和电影版权。既然他们如此确信这本书不会有好的销路，而好莱坞几乎从不购买纪实类作品，在海外出版发行这样的书似乎根本赚不到钱，让我做这样的让步，我觉得好像有种怪怪的感觉。但如果真有上述好事，我也损失不了什么，因而我答应了。

我招来了我的经纪人保罗·雷诺兹，让他和对方敲定其余细节。我此前出版的五本书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他从那五本书里得到的佣金很可能无法与他的开销持平。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我得到这么大一笔预付款，对他意味着1000美元佣金。然而，我得出的印象是，他心里正在思忖，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从这样的书里获取报酬。我觉得，和认识我的其他人一样，他似乎也在琢磨，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样的书，安心写一本有销路的东西，以摆脱困窘，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如果我埋头写书，这本书什么时候才能出版，他没有答案，我也没有，其他人就更没有了。我向雷诺兹和出版社保证，我会在两年内把书写出来，因为合同是这样规定的。然而，我们都无法预测未来！

我在日记里写道：

1956年4月24日，星期二，纽约……我已经签了合同，为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写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这一想法让我顿时清醒了——我生命中未来一年半到两年时间注定要被占用了。以我现在的年龄——52岁——这件事值得认真考虑。其实眼下也没有其他我更愿意做的事，肯定没有。不过，在我埋头写书期间，养活家庭的确是个问题，迄今我仍然没法解决。

由于拥有数百吨（数千万词）缴获的德国文件，写书的材料可谓堆积如山。我能驾驭这一切吗？……等着瞧吧……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将每月支付我900美元（这是扣除10%经纪人佣金之后的数字）。在未来11个月里，这笔钱足以支撑我的基本生活……

这笔钱至少能支撑一年。谁有胆量预测往后的事呢？

1956年10月1日，纽约。开始潜心写书——第三帝国……

整整一个夏季，我一头扎进了资料堆。8月，某次前往华盛顿期间，我结交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关系户。我找到了一位国会图书馆的学究，他总能带我直奔我需要的资料。由于当时没有资料索引，这样的关系成了无价之宝。更可贵的是，他的研究领域正好是中欧的文化和政治。

此人是国会图书馆斯拉夫和中欧部的弗里茨·T.爱泼斯坦博士。他是捷克人和德国人的后裔，还是个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历史领域造诣颇深，成了研究缴获的德国文件的权威。在他眼里，我似乎不太像潜心钻研巨量的第三帝国文献然后为其书写历史的人。虽然如此，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把我当成了朋友。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对于我的要求，他总是有求必应，他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带领我穿梭于茂密的文献森林，协助我找出对我特别重要的文件。爱泼斯坦享有美国空军大学人力资源研究院的资助，他整理了缴获的德国文件，编辑了一个指南，虽然他的指南远远比不上资料索引，但实践证明，唯一的指南特别管用。

纽伦堡审判刚一结束，同盟国就正式出版了两套根据审判材料编撰的丛书。第一套为42卷本的《二战重要战犯审判纪实》，其中23卷为庭审证词，其余19卷为法庭认可的文字证据，均用原文印刷，多数为德文。第二套为附属材料，包括庭审期间留存的审讯记录、誓词，那些材料都仓促地翻译成英文（多数质量极差），并且归入了正式出版的10卷本《纳粹阴谋与侵略》。两套丛书均没有索引，若想找到需要的材料，必须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对主要战犯的审判结束后，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接着进行了12次后续审判，随后又出版了一套厚厚的15卷丛书，书名为《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纪实》。那套厚厚的丛书仅有十分之一的材料来自庭审，同样没有索引。

为了写书，我查阅文献资料时，上述所有丛书均可随时弄到手，人们可以将它们搬回家随时查阅。不过，那几套丛书仅仅包含纽伦堡审判期间的公开资料，大量纳粹文件并没有在庭审期间出现。多年来，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一个地方集中存放着大量纳粹文件，那是美国空军的一个库房。对于拆开数百个纸箱，看看里边是否保存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伟大的美国政府从未表示过丝毫兴趣。直到1955年，收缴文件十年后，也即我签署写书合同的一年前，美国历史学会才第一次派人前去审阅存放于亚历山大的文献。做那件事的学会成员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他们是一批学者，用的是业余时间，有限的经费来自几个基金会。他们好不容易才接触到那些文献，然后开始了筛查。有个阶段，空军方面借调给那批学者几位摄影师，他们试图将那些文献制作成缩微胶卷。那批勇敢的学者由格哈德·温伯格博士率领，筛查进展很慢。美国政府已经允诺将存放于亚历山大的文件归还德国，不再等待复制备份。受到美国政府的威胁，学者们深受刺激，加快了行动。对学者的工作，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似乎毫无兴趣，他在公开场合不断地向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保证，他个人倾向于将存放在亚历山大的文件归还德国，毫不拖延，没有理由着急，也没有理由久拖不办。让美国学者忧心的是，一旦缴获的文件归还德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再有机会接触那些文件——也可能是永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接替德国霍亨索伦王朝的魏玛共和国政府非常开放，但仅仅公开了一部分绝密文件，从而导致书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末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学者根本无从下手。

我从1956年秋季着手写书，同时仍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在研究上，长时间，一天接着一天。我在华盛顿常常进出的机构包括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务院历史处、陆军军史部部长办公室。我成了那些学术机构讨厌的人，不过，我掌握了丰富的史料。[3]我曾经两次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一头扎进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那里不仅有许多宝贵资料，更有让人胆寒的纳粹盖世太保头目和德国最大的犹太杀手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档案。

我整天泡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幸运的是，我可以在家里埋头完成大量研究工作，因为我手头有67卷纽伦堡审判文件，以及10卷德国外交部秘密文件（由美英两国政府联合出版）——作为驻柏林记者，我曾经花费数不清的时间在德国外交部所在地威廉大街报道，因此那套秘密文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那些文件都是爱泼斯坦博士和其他人费尽千辛万苦从各种渠道为我搜集来的，这里说的其他人包括纽伦堡第十二审判庭首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

对我的各种疑问，国内外的历史学家总会非常耐心地给予解答。然而，挤占研究时间和写作时间，分心处理外联事宜，总会让我很心烦。我如果有个秘书就能得到许多帮助，可惜我负担不起。有一次，我必须请求德国前陆军总参谋长帮忙——这一职位在德国历史中极尽荣耀，人们总会想到，陆军元帅冯·毛奇伯爵，1870年，他在法国色当接受了拿破仑三世投降；毛奇伯爵的侄子赫尔穆特·冯·毛奇，他指挥德军横扫法国，若不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德军从法国马恩河撤退，德军差一点打进巴黎；还有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他于1916年接受了这一职位。我要找的人是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他于1939年8月14日，即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周之前担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他任职结束时间为1942年9月24日，当时，苏联人已经开始打破德军历来战无不胜的命运。与纳粹时期大多数德国将军不同的是，哈尔德从未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希特勒从未喜欢过他，也从未完全信任过他。哈尔德对待领袖的态度亦如是。[4]我在柏林工作期间，哈尔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其他军官截然不同，内省而有教养。他担任总参谋长一职也打破了常规，因为他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巴伐利亚人和罗马天主教教徒，这打破了德军沿袭已久的普鲁士及新教教徒军官任职的规则。

我给哈尔德将军写了封信，因为我始终无法明白，法国战役达到巅峰时，德国武装力量已经把英法两国军队合围在英吉利海峡法国一侧的敦刻尔克，为什么希特勒却在1940年5月24日下令停止进攻。当时英国远征军正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两地作战，那次停滞导致英国把大部分远征军撤回了英国本土，还导致数千个法国军队漏网。我从哈尔德将军的日记里得知，他对那一决定也是大惑不解，我希望了解更多情况，以便弄清希特勒为什么下达那一至关重要的命令。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事后将那一决定称为“战争中的几个重大转折点之一”。

哈尔德立刻给我写了封详细的回信。

哈尔德的日记用传统的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记录，他不仅每天写日记，关键时刻他每小时都做记录。对我来说，他的日记成了独一无二的信息来源，因为，做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他总会和希特勒以及其他将军和高官在一起。

另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是希特勒的工作日志，那是一个美国士兵从位于柏林的总理府地堡废墟里捡来的，战败的独裁者正是在那个地方自杀的。美国人到达那里之前，苏联人已经控制那个被炸毁的建筑好几个星期之久。那一日志让我知道了希特勒的准确行踪，希特勒某时某刻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面临什么局面，所有争议均因那一日志不攻自破。

除了哈尔德将军的日记，还有其他包含有用信息的日记存世。让我惊讶的是，保留日记的纳粹大人物相当多。特别喜欢写日记的将军并非哈尔德一人。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每天都在重大事件的事发现场随手写日记。德军最高统帅部每天把当天发生的事以日记形式记录在案，德国海军司令部亦如是。说实话，我发现了盟军在德国巴伐利亚科堡市附近的坦巴赫宫缴获的大约六万份德国海军档案馆卷宗，那是一次斩获颇丰的发现。实际上，那些卷宗包括德国海军的所有航海日志、备忘录、通知、日记，时间可上溯至德国现代海军1868年成立之时，截止于缴获它们的时间，即1945年4月。

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也留存下来，还有希特勒当政时期一直担任德国财政部部长的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日记。后者是个享有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的学者，尽管如此，他却是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效力的最糊涂的德国贵族。他的日记充分显示了他的弱点，不过，日记提供了大量纳粹造假的证据，尤其是摇摇欲坠的纳粹政权在垂死挣扎的最后数个月的造假证据。

在整个调研期间，我常常会意外地发现一些文件，为我解开第三帝国一些费解的谜团提供部分线索。最典型的实例为，赫尔曼·戈林在德国航空部秘密设立了一个部门，那一部门将纳粹领袖们的通话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而那些文字被发掘出来。那一部门不仅把戈林希望了解的官员的谈话录了音，有一次甚至将空军元帅本人的通话也整理成了文字。那是1938年3月11日德奥合并前一天的下午和晚上，当时，希特勒迫使奥地利总理辞职，并派遣德国军队前去接管他的祖国。戈林领导的德国航空部把他从柏林打给维也纳纳粹代理的27次至关重要的通话做了录音，整理成了文字。来自柏林的电话如何决定了奥地利的命运，那些文字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有形的过程。若不是德奥合并的结果如此富于悲剧性，戈林在电话中说的一些话会显得特别好笑。

例如，有一次，奥地利叛徒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从维也纳打电话汇报，他无法让顽固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总统威廉·米克拉斯任命他为新总理，戈林亲自通过电话做了回应。

戈林说：这个嘛，那可不行……总统必须将总理的权力移交给你……告诉他，没时间开玩笑。

戈林还补充，如果米克拉斯不让步，德国军队会开过去。然而，总理辞职后，顽固的奥地利总统依旧拒绝任命纳粹党人继任，他还拒绝辞去总统职务。那些情况通过德国驻奥地利武官沃尔夫冈·穆夫将军汇报给了戈林。

听完汇报的戈林不相信地问：“这样施压他都不让步？”

将军说：“他不会向强权让步。”

“也就是说，他想让人把他推翻？”

“对，”穆夫将军顿了顿，接着说，“他要坚持到底。”

“哦，男人如果养了14个孩子，”戈林笑出声来，“他肯定会坚持到底。不管他了，告诉赛斯-英夸特，去夺他的权。”

希特勒则希望刚刚成立的奥地利纳粹内阁从维也纳给他发个电报，请求他派遣德国军队前去“平息叛乱”和“防止流血事件”，以此为他的入侵正名。然而，维也纳没有叛乱，也没有流血事件，我可以为此作证（奥地利当地的纳粹分子以非常和平的手段拿下了维也纳），赛斯-英夸特一直未能发出这样的电报。希特勒非常生气，他让戈林想办法弄出点动静。肥胖的空军元帅受命给维也纳打电话，他亲自口授了奥地利新纳粹政权发给柏林的电报内容。接电话的德国代理人保证，他会立即带着这份“电报”去见赛斯-英夸特。

“还有，”戈林补充说，“他用不着真的发出这份电报，他需要做的只是表示‘同意’。”

因此出现了下述情况。第二天，我途经柏林前往伦敦，对希特勒夺取奥地利一事做不加审查的报道时，我发现，德国的晨报都打出了醒目的大标题——《德国拯救奥地利于混乱！》戈培尔编造了大量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用于描述“赤色叛乱”，例如维也纳的主要街道充斥着斗殴、枪击、抢劫，等等。不出所料，每份报纸都在头版用黑体字刊登了前述从维也纳发给希特勒的“电报”，吁请元首派遣军队前去解救处于流血冲突中的奥地利。电报内容与此前一天戈林从柏林口授的电文一致。为了给希特勒的入侵正名，德国外交部随后还向各外国政府引述了那份假电报。

七年后，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期间，那天晚上戈林电话中的话成了不利于他的证据。

戈林的秘密录音部门竟然敢录下希特勒最机密的通话内容，着实让我惊诧不已。例如，我发现了一份长长的通话记录，内容是希特勒打给德国黑森的菲利普王子的电话。希特勒于3月10日派飞机将后者送到了罗马，让他拜见墨索里尼，并带去自己的亲笔信。那封信满是令人厌恶的谎言，希特勒在信里还通知墨索里尼，他即将派兵入侵奥地利，希望得到意大利领袖的理解。四年前，纳粹在维也纳谋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并发出入侵奥地利的威胁时，墨索里尼将四个师的兵力送到了布伦纳山口，以便吓退希特勒的入侵。如今是四年后的3月11日夜晚，希特勒的军队已然部署完毕，做好了越过奥地利边境的准备，希特勒在越来越强烈的焦虑中等待着意大利独裁者的回应。按文字记录的说法，晚上10点25分，菲利普王子直接从罗马打电话到柏林的总理府，希特勒亲自接起了电话。王子报告，意大利领袖“已经以友好的方式全盘接受整个事情”。

希特勒：那么，请转告墨索里尼，由于这件事，我会永远记住他！

王子：是，先生。

希特勒：无论世事怎么变，永远，永远，永远记住他！……

王子：是，先生。你刚说的话已经转告他了。

希特勒：奥地利的事一旦解决，我会和他同舟共济——渡过一切难关。

王子：是，尊敬的元首。

希特勒：听着！……你这么和他说，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事……

谁都可以理解，上述这类材料，当年我们这些身处事发现场的新闻从业者根本无从得到。唯有缴获的文字材料能够披露神奇的第三帝国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资料堆积如山，我开始写作以来，在继续查阅资料过程中，每个星期我都会有新发现。为此我激动不已，我希望将这种激动融入笔锋，留驻到字里行间。让我高兴的是，我接手了这项让人肃然起敬的工作。我开始想入非非，如果我能坚持下去，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一家人的生活得以延续，我肯定会写出一部好作品，或许它会成为首次披露第三帝国内幕的作品。这个帝国曾经使它的人民、历史和文化蒙受耻辱，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准确还原阿道夫·希特勒做出重大决策的准确时机和场合了，诸如发动战争，战争的实际进程，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军事冲突，最终导致大半个世界以及人类所在星球的所有大国如数卷入其中。关于重新强大的德国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作为纳粹主义煽动者，希特勒在其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早已进行过阐述。他曾经说，为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为夺取其出生地奥地利，为铲除捷克斯洛伐克，为报复1918年德国战败而进攻法国，然后进攻并消灭波兰和苏联，战争无疑是必要的，因为那些地方有德国需要的“生存空间”。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发动暴动惨败，而后他开始写作《我的奋斗》，上述那些笼统想法都是他在那一时期形成的，许多德国人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太当真。当希特勒成了德国的主子，大权在握，他立即置《凡尔赛和约》于不顾，开始重整军备。当时人们渴望知道，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许多野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更具体了？抑或更不显山露水了？

想当初，作为驻柏林记者，我们无法了解希特勒的变化。我们知道的是，1936年，他连哄带吓重新占领了莱茵兰地区，如果法国人有意，他们轻而易举即可阻止希特勒。想弄清纳粹独裁者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并不难——他的出生地奥地利，因为他已经在那里弄出大动静。然后会轮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落入希特勒手里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会处于三面包围中，而且在劫难逃。

不过，上述每一步行动都会导致战争，希特勒做好冒险准备了吗？大多数记者认为，他还没有做好准备，至少当时还没有。主要是因为，尽管德国人正在狂热地重整军备，但如果战争爆发，形势似乎很可能会扩大发展，德国当时并没有强大到和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例如英、法、苏——作对。那年是1937年，当年不会再次发生纳粹入侵事件了。记者们基本上可以肯定那一点。

缴获的纳粹文件证明，记者们都错了。文件显示，正是在1937年，希特勒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发动战争的决定。文件的登记日期为：1937年11月5日。

那个深秋的下午，阿道夫·希特勒将六个人召进了位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他们分别是战争部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陆军上将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博士，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上校，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元首的军事副官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霍斯巴赫上校这个名字我并未听说过，不过，那天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把希特勒当天说的话做了记录，五天以后，他把那段话录入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备忘录，第三帝国时期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因而录入了历史篇章。元首本人把那段讲话看得很重——他说，那些都是他“基于从政四年半以来的经验，经过深思熟虑”总结的成果——他解释说，如果他不幸身亡，那番话应该被当作他的最终遗嘱和遗愿。上校的详细记录成了纽伦堡庭审时的证据。20多年后，我坐在农场的谷仓里埋头写作时，我的书桌上放着一份该备忘录的副本，以及另外一份缴获的文件，那份文件记述了导致希特勒做出上述决定的原因。

大约六个月前的6月24日，希特勒命令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向三军总司令下达了一条“绝密”指令，让他们做好准备，接受在11月元首将要制定的不可逆转的目标。令人费解的是，那条指令在开篇处信誓旦旦地向各位将军保证，当时的政治形势为，德国“根本不必考虑来自他国的进攻”。那条指令说，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苏联，都没有打仗的意愿，也没有为打仗做任何准备。无论如何，德国武装力量必须做好准备，充分利用“政治上的有利时机，机会来临时，绝不容许错过。必须准备应对……1937年到1938年战争动员期内可能爆发的战争。望各位切记”。也即，做好立刻开战的准备。

德国根本不必担心“来自他国的进攻”，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呢？对此，勃洛姆堡说得很清楚，会有好几场战争。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在西边和法国，在东边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英国或许会卷入其中。德国可能会突袭捷克斯洛伐克——按照指令中的说法，“必须迅速在初期将其消灭”。随后各位将军还必须做好“武装干涉”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准备。

因而，德国的最高将领提前得知了元首的一些想法。1937年11月5日下午，在位于柏林的总理府开会期间，他们不过是亲耳聆听希特勒将其详细解释了一通而已。会议开始时间为下午4点15分，他们聆听主子讲话的时间长达四小时。按照会议记录，会议结束时间为8点30分。他们听到的内容肯定不少。

希特勒说，德国必须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他指的是欧洲，而非遥远的非洲殖民地。“德国的问题唯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他解释说，唯一“需要决定的是时间和地点”。1943年，德国庞大的军备会逐渐变得陈旧。在此期间，包括法国、英国、苏联在内的敌对国家将会开始重整军备。他说，因此他决心已定，不必等到1943年至1945年再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如果有利时机突然降临，例如法国因内讧而陷于瘫痪，或者忙于和意大利打仗，他会刻不容缓地进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说，“最早于1938年”，也就剩下两个月了。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必须用闪电般的速度”。他向将军们保证，英国、法国、苏联不会和他作对。

因而1937年秋季的那天，在夜幕笼罩下的柏林，那些德国将军以及德国外交部部长终于明白了，希特勒已经跨过他的“卢比孔河”。[5]德国将走向战争，如果有必要，战争将于下一年度开始，最迟不会迟于1943年。

按照霍斯巴赫详细的会议记录所示，那一不成熟的决定让在场的人惊诧不已。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些人感到惊讶，并非因为德国侵略邻国会让他们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尽管德国正在加紧备战，但并未做好全部的准备。勃洛姆堡、弗里奇、诺伊拉特大胆地对希特勒的决定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强大的反对阵营：军方和外交部。在德国境内，正是他们那批人最后一次当面反驳纳粹独裁者。不出三个月，上述三人都被解除了职务。

人们当即知道了那三人被解职的事，因为消息是公开的。而记者不知道的是——我认为外交官也一样——导致两位高级将领倒台的那次会议。人们更加一无所知的是，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向战争。如果人们当时知道了此事，历史的结局将会大不一样！

帝国秘密档案最终披露的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以及冯·弗里奇将军——后者是普鲁士军官的典范——被解职的过程让人难以置信，即便是对我们这些第三帝国的老记者来说。我把那些材料都写进了我的书里，以便读者了解，希特勒和他那些精神错乱的纳粹党密友在1938年是如何作为的。当时，他们执掌那个伟大国家不过五年时间。

两位高级将领被逐出军队的经过竟然和性丑闻有关——半真半假。我相信，那种事从未在德国出现过。刻板的普鲁士人仍然是德国军队的中坚，德国军队仍然因其严厉的个人操守形成的守旧传统引以为豪。每一位军官必须是绅士，言谈举止也必须像绅士。德国军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军官不能娶自己的下属为妻。

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对那一规定心知肚明。1932年，他年仅24岁的发妻去世，六年后，他迎娶了自己的秘书，一个名叫埃尔娜·格鲁恩的女人。那一举动在守旧的军官团里引发了非议。没有哪个普鲁士军官，尤其是陆军元帅会娶自己的秘书，一个平民。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他对信守教条的军官团没什么好感。他觉得，有着贵族做派的军官团从未完全接纳过他，他不过是普通士兵中的一介平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下士。希特勒愉快地批准了那桩婚事，为表示他的批准是出于真心，在戈林陪同下，他以主证婚人身份出席了1938年1月12日举行的婚礼。在新婚伉俪出发前往意大利度蜜月时，他还祝福他们旅途愉快。戈林对陆军元帅更是鼎力相助。人们发现，那位军方首领居然有一位情敌，那人深爱着格鲁恩小姐，他可能会惹麻烦，甚至有阻挠那桩婚事的企图。戈林将那人送上了前往南美洲的航船，并警告他永世不得返回德国。

对陆军元帅和他的平民新娘来说，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那种顺境并没有延续下去。各种谣言很快在柏林四处传播，内容都是格鲁恩小姐的过去非同一般——她根本不配做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夫人。警察局的初步调查结果归入了一个标有“埃尔娜·格鲁恩”的卷宗，调查结果显示，她以前当过妓女。她在其母亲开设的一家按摩院长大，无论是柏林还是其他地方，按摩院不过是妓院的幌子。

警察局局长将上述卷宗交给了戈林，后者立即带着卷宗见了希特勒。仔细看完卷宗后，希特勒勃然大怒，尤其让他愤怒的是，他是婚礼的主证婚人，如果消息变得尽人皆知，他几乎无法避免像陆军元帅那样成为人们的笑柄。希特勒召回了勃洛姆堡，对其妻子的那些诋毁，后者根本不相信，不过他当即提出与其离婚。然而希特勒告诉他，那么做已经于事无补。希特勒说，军官团要求他解除陆军元帅的职务。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已经把话说得非常直白：“谁都无法容忍军队级别最高的军人娶个妓女。”因而希特勒解除了陆军元帅的职务——知道新娘过去的经历后，无论勃洛姆堡感到多么意外，他仍然全副身心地希望早点奔赴卡普里岛与新娘团聚，继续他们的蜜月之旅。

接替勃洛姆堡的不二人选是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将军，他是个有天赋的、固执的老派军官——用海军上将雷德尔的话说，是“典型的陆军参谋人选”。由于他反对希特勒11月5日做出的走向战争的决策，希特勒一直没有原谅他。我可以断定，独裁者根本不知道弗里奇对纳粹主义以及纳粹领袖身边密友的鄙视。实际上，将军毫不掩饰他对纳粹的态度。有一次，在萨尔布吕肯市——德国占领萨尔当天——观礼台上的人们等候希特勒亲临现场时，我正好站在弗里奇身边。当时他根本不认识我，只知道我是美国驻柏林记者中的一员，但他喋喋不休地挖苦着纳粹大人物，上自希特勒，他谁都敢挖苦。他最为鄙视的是党卫军首领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正是此人后来陷害他，把他的一生毁于一旦。

柏林警察局提供了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的新娘的材料。1938年1月27日，戈林将前述材料交给希特勒，他还给希特勒带去了特别不利于冯·弗里奇将军的材料。材料是希姆莱提供的。该材料指控陆军司令违反刑法第175条，犯了同性恋罪。为了让一个前罪犯对此事保持沉默，将军两年来一直向其支付勒索费。那件事传开以后，弗里奇的军官同事坚决要求希特勒接见弗里奇，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

希特勒同意了军官们的请求，他在总理府召见了受到指控的将军。让背景与弗里奇相同的军官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一幕出现在了总理府里。不过我相信，纳粹歹徒掌控第三帝国期间，同样的事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召见一开始，一切尚属正常，弗里奇以军官名誉向元首保证，所有指控都是不真实的。然而，希特勒不肯相信。在节骨眼上，希姆莱从总理府的一个侧门放进一个步履蹒跚和表情落魄的家伙——让弗里奇完全无法想象的是，竟然有人将样子如此不堪的小人带进了帝国总理府，实属历史罕见！那家伙自报家门为汉斯·施密特，他承认自己从小就在少管所留下了犯罪记录，多年来，他从事的主要行当是四处打听同性恋行为，然后进行敲诈勒索。他看了弗里奇将军一眼，然后说，他认识眼前的军官，有一次，将军正在柏林波茨坦火车站附近一条黑暗小巷里从事同性恋行为，让他和道上的“巴伐利亚小乔”（Bavarian Joe）抓了个现行。施密特转身面对纳粹德国最有权势的三个人物——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接着说，为了封住他的嘴，那位军官多年来一直向他提供勒索费。

冯·弗里奇将军的愤怒无以复加。眼见德国的国家首脑出于那样的目的在那样的庄严场合带来了如此下作的罪犯，将军无言以对，希特勒则据此认为，将军已经认栽，因此他要求将军立即辞职。弗里奇愤愤不平地拒绝了，他要求荣誉法庭进行公开审判，然而希特勒不想做任何让步。他命令弗里奇无限期休假，那意味着，作为军方首脑，弗里奇被架空了。

高级将领当中的一些人开始谈论组织一次军事叛乱，以铲除希特勒——不过，那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那么一阵，军官团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弗里奇即将官复原职，希姆莱很快会倒台。因为，由军方和司法部联合实施的初步调查很快锁定了如下事实：冯·弗里奇将军是希姆莱授意盖世太保进行诬陷的受害者。调查显示，犯有前科的施密特确实在柏林波茨坦火车站附近一条黑暗的小巷里将正在从事同性恋行为的某军官抓了现行，而且他多年来一直成功地敲诈着对方。不过，那人的名字不是弗里奇，而是弗里希，那人是个卧床不起的退役骑兵军官，军官花名册上登记的名字为骑兵上尉冯·弗里希。盖世太保知道所有内情，逮捕施密特以后，盖世太保对其进行死亡威胁，迫使其当面指认军方首领。为防止重病缠身的骑兵上尉饶舌，盖世太保将他也拘捕了。不过，军方最终从盖世太保手里抓获了那两个人，将他们藏匿起来，以便他们在荣誉法庭召开听证会期间出庭作证。元首最终同意由荣誉法庭处理此案。

如同元首做出的许多承诺一样，上述承诺从未兑现，希特勒从未批准荣誉法庭就此案开庭。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也在1938年2月4日一下子解决了，希特勒当天宣布，由他亲自担任武装力量总指挥，同时解除了16位高级将领的指挥权，另外还提拔了44位高级将领。至于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人，希特勒宣布他们“出于健康原因”辞去了职务。

上述几个人倒台的真实原因一直是最高机密，从未对外透露过。直到缴获的德国文件公开之日，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1]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的抱怨让我深受鼓舞。1951年，他出版了一本描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德关系的杰作。他在书中写道：“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书写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历史进行过严肃的尝试。”

[2] 1955年初，斯坦利·萨蒙突然辞去了利特尔&布朗出版社主编的职务。但对于出版这样一本书，萨蒙的继任者以及该公司的其他人仍然毫无兴趣。

[3] 让我惊讶的是——必须承认，我也松了一口气——美国历史学家几乎没有碰过那笔巨大的历史财富。看到有人居然对国会图书馆里独一无二的馆藏感兴趣，一批高级图书管理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天，他们用推车推来满满一车希特勒的私人文件。让我诧异的是，从未有人拆开过那些分类打包的东西。我们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打包的丝带，滑落出来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其他的暂且不说，那些东西里居然有数十张铅笔画和油画，都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期所作。

[4] 按照哈尔德将军的记述，希特勒于1938年差点裹挟德国攻打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他领导了一场推翻希特勒的阴谋。德国将军们心知肚明，德国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他们担心那场战争会引发一场欧洲大战，导致帝国再次战败。哈尔德说，由于英国首相张伯伦同意前往慕尼黑说服疯狂的元首，他们才放弃了逮捕独裁者的计划。张伯伦的慕尼黑之行意味着，那场战争打不起来了——至少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了。

[5] “跨过卢比孔河”（cross the Rubicon）是西方一句谚语，源于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开启了对庞贝的内战。意为采取了没有退路、破釜沉舟的决定。

第十六章 艰难的出版

眼下我手头有了如此巨量的资料，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穿越这片森林而不至于迷失其中。迷失其中的诱惑不断来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困惑不解的许多事件，抑或人们完全不知情的那些事，如今全部展现在眼前了。在纳粹德国生活过和工作过的人必然会不知疲倦地翻阅那些文件，而且会陶醉其中。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对幕后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些记者实际上知之甚少。

我开始了写作——我的写作速度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快！

一年后的1957年秋天，我完成的篇幅达到了500页，大约为15万词。对我来说，那可是一项纪录，从前我一向写得很慢，很痛苦。那一时期——我自己都觉得惊诧不已——我真的有了文思泉涌的感觉！在某些日子里，我根本就停不下笔！1958年春季，我把完成的805页手稿交给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

我写得好吗？对此我信心十足。不过，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巴恩斯是老朋友，不过正如我此前介绍的，他对我的作品一向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试探性地打听了他的看法。他的农场位于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离我的农场不远。一天，他从农场给我寄来了写给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老板马克斯·舒斯特的两份备忘录。那两份备忘录的内容出乎我的意料，也成了让我勇往直前的助推器。

第一份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1957年9月26日。

尊敬的马克斯·舒斯特：

如你所知，今天我对你说的话，放在平常我根本不会说。尽管正确地评判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时尚早，但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我已经彻底改变看法。我始终认为，这肯定会是一本很好的和有用的书。不过，通读了第一稿的前500页——大约半本书的内容，如今我有了一种久违的读书的感觉，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措辞了。

我现在的感受是，夏伊勒眼下真正具备了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的能力。这一作品的伟大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学术性和可读性……这本书字里行间充分展示了他的兴趣所在和热情所在……可以这样说，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读过如此让人振奋的书了！

我给编辑巴恩斯寄去更多手稿后，他的兴奋之情依然没有减退。七个月后的1958年4月11日，巴恩斯又给马克斯·舒斯特寄去一份备忘录。按照备忘录的说法，他已经读完805页内容。

本书的内容让我的兴奋之情与日俱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独家报道和学术研究超乎寻常和超越正统的结合……有意思的是，本书的可读性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不是来自独家报道，而是来自研究探索。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震撼的事实是，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完全基于文件记录的有关德国的著作。无论无条件投降的德国对世界有过何种影响，通过本书，历史学家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政权从建立到覆灭的最详细的记录，而夏伊勒采掘出的材料都源自第三帝国内部……

头一年秋季，在第一份备忘录中，巴恩斯提到还有半本书有待完成时，他曾经向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提议，应当想个办法协助我完成本书。

如果我们能卖出连载版权，帮助他拿到一笔预付款，就可让他摆脱四处演讲和为杂志写文章的累赘，以提高他的写作速度。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取得进展……我觉得，他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已经给过他一笔预付款，他就不该向我们要更多钱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在为我争取更多预付款，我当然非常乐意！巴恩斯是个心细如丝的家伙，我知道他是在用兴奋之情向舒斯特暗示，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理应体谅我，理应再付给我一万美元，以便我全副身心将后半本书写完。身为出版商的舒斯特必定会顾虑重重，不管怎么说，面对巴恩斯的溢美之词，他不为所动，他没有冒险在我的书上进行更多投入。人们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出版商也是赌徒。我可不信这套说法，出版商只不过很少拿自己的钱垫底进行冒险。像其他人一样，出版商只愿意做有把握的事。

如我在前边所说，到1957年，由于一万美元预付款已经花光，我的财务状况再次变得岌岌可危。有一次，我的确冲破了《赤色频道》的禁锢，卖出了两篇杂志文章：一篇以2000美元卖给了《好管家》杂志，另一篇以1000美元卖给了《美国周报》杂志。

那两篇文章挽救了我，因为年度演讲场次已经趋于减少。经纪人曾经提醒我，以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为题开讲座眼看无以为继了。他说，在美国市场上，那两个题目已经风光不再。

如此说来，为写作一部第三帝国的历史，浪费生命中四到五年光阴，让自己处于破产边缘，而且，那本书注定会包括一部希特勒传记，我那是何必呢？这一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年2月，当我越来越接近53岁生日时，我完全看不见走出财务困境路在何方。我的日记内容也日渐悲观。

在我感到绝望之际，我转向几家基金会寻求帮助。第一家是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我的许多朋友和熟人接受过他们的资助，因而我认为拿到资助几乎不会遇到困难。宣传册上印刷的该基金会的主要宗旨是“为促进研究探索和艺术创作提供资助”。该基金会的申请表上印有如下内容：

已经崭露非凡创造性学术能力的……男性和女性均可获得本基金会的资助……具有非凡研究能力的个人，只要通过正常途径证明其已经发表的作品确实对知识有促进作用，资格审查委员会即可将其列入候选名单……

我原来以为，我已经出版的那些作品，我正在创作的关于第三帝国的书，以及为此进行的研究，所有这些足以让我有资格获得一笔资助。还有，我认识该基金会的负责人——或者说，我自以为认识他——亨利·艾伦·莫。我们是同一家俱乐部的会员，我们一起喝过酒，聊过天，我还直接给他写过信。我有几位朋友获得过该基金会的资助，我还动员这些朋友给他写信，以帮助我拿到一笔资助。然而，亨利·莫一直搪塞我。他于1957年6月27日给我写来的信即典型的例证。

尊敬的夏伊勒先生：

很久以来，我一直希望我们两人在此之前见个面，可惜一直没机会。而我明天又必须出发赴南美出差五个星期……

其实，那位可敬的先生以前也给我回过信，并且流露了他的本意。

尊敬的夏伊勒先生：

因为手头的事太多，我已经忙得四脚朝天……为基金会的事，今夜我必须到外地出差，回来后我会给你打电话。未能及时给你回信，务请体谅。

1957年2月20日

我从未接到过他的电话。因而我也从未获得过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

有人提议，我不妨试试福特基金会，也许运气会好些。无巧不成书，我认识该基金会的一个负责人——谢泼德·斯通。他在《纽约时报》当编辑时我就认识他。几年前，他在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洛伊手下当副手负责新闻事务时，我们在德国经常见面。在德国期间，斯通经常帮我的忙。

联系上斯通后，我向他描述了我正在做的事。我对他说，为完成手头的书，我需要大约一万美元。早在1957年4月，斯通就给我回了信，他说他和同事们商量过我的事，他们“好歹表示出兴趣”。随后不久，该基金会表示出更大的兴趣，斯通到我家来了两三趟，他是来见证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完成的写作情况，同时亲自了解我正在利用的海量文献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斯通是个性情中人，对我的项目，他的兴趣与日俱增。有一天，他干脆到我们在纽约的公寓来了一趟。

“妈的，比尔，”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没法给你弄一万美元这么个小数！福特基金会根本不经手这么小的数！不过我觉得，我能给你弄到100万美元。”

100万美元！我目瞪口呆。

“斯通，”缓过神之后，我才开口说话，“我既不想要，也不需要100万美元。”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他解释道，“我想让你做的是完成一项大工程。到几个大学里找十几个有学术成就的历史学家，你带上他们，把你的研究接着做下去。你说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一个老破的军队库房里有数百箱封存的德国文献，可以让这些人把所有文件梳理一遍。只要你带上这么一帮人，我感觉，我能为你搞到100万美元。至于一万美元嘛，没有一点可能。”

让十几个大学教授听命于我，我无法想象那样一个场景。我是个非学术领域的作家，那些人肯定不愿意在我手下工作，何况我这个作家不过是个“记者”！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文件，也知道去哪里寻找想要的文件，我一个人能把工作做到极致。我需要的不过是摆脱四处演讲，摆脱为杂志写文章，腾出足够的时间完成研究，写完手头的书。只要今年拿到一万美元，顶多明年再追加一万美元，事情就成了。

可是，对福特基金会那帮人来说，那一数字太小，不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到头来我一分钱也没拿到。

我只好回过头再次投靠杂志。时至1958年夏季，我完成的书稿已经积累足够的篇幅，此前从未公开的秘密文件可以作为素材向杂志社供稿。其中包括：希特勒以瞒天过海的手段——借助一系列谎言和欺骗——夺取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如今昭然若揭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的秘密协议，两个意识形态互相对立的大国如何瓜分了波兰；希特勒决定不攻打英国的原因；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以及将美国拖下水的原因。“走向战争之路”是这本书某一部分的标题，我认为，这一部分可以作为上好的素材提供给杂志连载。经过多年努力，我终于详细地道出了疯狂的元首如何秘密地、处心积虑地走上了战争之路。当时，这一切尚不为世人所知。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生活》杂志似乎有意买下上述那一部分的内容。有一次，该杂志好几位编辑甚至提议为此付给我一万美元。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星期六晚邮报》的态度最为不恭——我觉得他们是狗眼看人低。该报的一位编辑罗伯特·墨菲于1958年4月9日给我的经纪人写了一封信：

随信如数奉还你前些天寄给我的威廉·夏伊勒书稿的所有章节。恕我直言，我们无法引用其中的任何内容，因为值得引用的无非文献资料的“翻新”，其他都了无新意。

我认为自己的作品充满新意、原创以及首次披露的内幕，然而，对《星期六晚邮报》来说，除了新的文献资料，我的作品不过是一部“翻新”之作！

在稍早前的1月，《星期六晚邮报》的另一位编辑理查德·斯鲁奥森拒绝我的手稿时，他对我的经纪人说的理由与此截然不同：

我社的人均认为，夏伊勒的这些材料注定会让他创作出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仅凭其中一章即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不过这些材料不适合《星期六晚邮报》作素材。对社论版而言，这些材料更像是新闻报道；对普通版而言，这些材料又过分纠缠于历史。

虽然我和罗杰·斯特劳斯的出版社已经分道扬镳，但我和他个人依然保持着朋友关系。他向我提议，由《读者文摘》预付我一笔可观的款项，独家买断本书向第三方即杂志方的授权。我的经纪人保罗·雷诺兹和《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关系特别好，《柏林日记》热销期间，我也经常和《读者文摘》的老板德威特·华莱士和他的夫人莱拉·艾奇逊见面。最终，我们从《读者文摘》得到的无非以下承诺：以1500美元到2000美元购买篇幅有限的一个片段，前提是“文笔令人满意”。

既然基金会和杂志社都指望不上，我能否完成手头的书，前景已经变得越来越黯淡。我很快陷入了困境，似乎命中注定我只能把写书的事放到一边，我必须先找个差事做，以便一家人能够活口。1958年，我的日记充斥着大量奇思妙想，我总觉得能想出个什么好主意，以便继续写作下去——其实我已经接近于完成整部书。我已经在那件事上投入那么多年时间，如果完不成它，实在不可理喻。不把它完成，我死不瞑目。

在那整整一年里，我每天做研究和埋头写作的时间长达12到14小时，同时我还得分心，想方设法寻找出路。一定会有出路的！我曾经向《国家》杂志的一些人——都是老朋友——毛遂自荐，让他们雇我当个驻外编辑。该杂志的那一岗位已经空缺好几年，始终没人补缺。我写过一篇日记，记述我当时酝酿的一个宏伟规划，我希望携手约瑟夫·巴恩斯合伙把那件事干起来。

1958年3月3日

找巴恩斯商量

在出版方面搞个项目

想法：在国内成立一家小公司，利用海外关系网，在欧洲文学领域和书讯期刊领域跟踪新作品、新作家，在国内组织团队阅读和评判有前景的外国图书。

接着，我在日记里又记述了一些想法：美国出版商不“具备”梳理外国新作家和新书的能力，不“具备”寻找新作家和新书的能力。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懂外语。他们依靠外国代理提建议，不过，那些建议总是没有什么新意。因此，美国出版的欧洲作品无非一些欧洲知名作家的作品，而那些正在崛起的、年轻的、不知名的外国作家总是不受待见。我们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向美国出版商推销后一类作家的作品。

巴恩斯和我都有能力筛选英国、法国、德国的作家和作品——巴恩斯还多了一手，他可以筛选俄国的作家和作品。

我还提到了一些朋友，他们熟悉欧洲其他地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和各种语言。

巴恩斯认为我的主意不错，不过，成立那样一家公司，需要实实在在准备许多年。他说，在此期间，我必须先把手头的书写完。我需要一笔预付款，以便渡过难关，他正在煞费苦心寻找有此意愿的杂志。他说，他对《展望》杂志的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

《外交事务》杂志的主编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是我的老朋友，我的书迟迟未能完成，他也跟着着急，因为他一直在全力帮助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是《外交事务》杂志的东家，他介绍该委员会与我合作，利用其藏品丰富的图书馆协助我做研究。1958年夏末，我告诉阿姆斯特朗，我必须把写书的事暂时放一放，我得赶紧找个工作，因为我无法确保一家人能挨过当年冬季。听我那么说，他建议我尝试让该委员会任命我为“历史研究员”，说不定该委员会能帮我一把。我正式递交了一份申请，显然该委员会没有那个职位，因而此事没有了下文。

为寻找工作，我开始四面出击。相互广播公司的一个朋友向我透露，该公司正在物色一个全职广播评论员，也许《赤色频道》的作用已经失效。我做了几次试播，然而，公司的某个副总裁不怎么喜欢我的声音，他对我的播音方式更为不屑。用他的话说，我的语速太慢，思考时间太长。不过，那一职位接连好几个星期一直空缺，看来我很有可能把那一职位拿下。

我给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我已经身无分文，我很有可能会在相互广播公司谋到个我不怎么喜欢的职位。那意味着，我必须把写书的事放到一边——至少暂时必须那么做。

“你怎么能那么干！”阿姆斯特朗的口气十分严厉，“你必须先把书写完。”

“我必须先把肚子填饱，”我解释说，“我老婆和孩子们也得有饭吃啊。”

“你那书还差多少才完？”

我告诉他：“还需要一年时间。”

“你需要多少钱才能度过这一年？”

我回答：“一万美元就行。”

“就这，这也不算什么大数啊。肯定有什么法子弄到一万美元，”他顿了顿，然后问，“你找过那些小基金会吗？”

“没有。古根海姆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够大吧，都拒绝资助。后来就没找了。”

阿姆斯特朗问：“你认识弗兰克·阿特休尔吗？”

“认识。不过不太熟。”

“我知道，他在管理一种小型的、针对家庭的基金。我给他打个电话，然后给你回话。”

我知道阿特休尔做生意发了一笔大财，如今已经退休，不过，他多数时间待在理事会，因为他在那里任总裁。我在该理事会见过他。阿姆斯特朗很快有了阿特休尔的确切消息，后者管理着一个中等规模的家庭基金，正式名称为“欧沃布鲁克基金会”。在阿姆斯特朗的力荐下，阿特休尔同意基金会立即预付我5000美元，半年以后，如果我能证明写作取得了进展，再有半年左右时间即可完成作品，基金会将另行支付我5000美元。

那一措施拯救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拯救了我的作品。我们很快还清了欠下的生活费，两个姑娘的学业也有了保障——大女儿因加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已经念到大三，小女儿琳达已经是纽约多尔顿学校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而我则安于每天14小时埋头写作。那时，我的写作已经进展到一个关键的节点——战场态势已经发生变化，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如今在苏联和北非已经转入退却态势。我很快就要停下对战事的描述，展开一个骇人的长卷，描述希特勒野蛮的所谓“欧洲新秩序”，包括杀害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秘密文件的大量披露不仅揭示出希特勒在被占领土上都做了什么，还揭示出他更凶残的一面——一些令人震惊的他想做的事。像我这么了解他的人都觉得，他的想法难以置信。他计划把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欧洲变成由德国主导的奴隶制大陆；犹太人必须斩尽杀绝；斯拉夫人将成为第三帝国的苦役，为便于管理，不能让他们填饱肚子。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已经定性，用纳粹的语言来说，它将不复存在。

基于多年的所见所闻，我眼前呈现的景象比人类星球以往任何时候的景象都更为黯淡，也让我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状态。随着1942年的来临，希特勒第一次在军事上遭遇了逆转，人们开始有了希望，人类终于能够从灾难中获得拯救了。1943年，德国在斯大林格勒遭遇致命的惨败，这在德国军事史上堪称最惨痛的灾难；随着英美联军将德国人清除出北非，随着盟军在意大利多处抢滩登陆，“欧洲新秩序”注定要完蛋了。不管怎么说，在人类历史上，这些都是恐怖的一幕，必须有人将其记录在案。1944年，英美联军在法国抢滩登陆，随后横扫法兰西全境，越过巴黎，直抵德国边境。在苏联人那边，他们眼看就要挺进到德国以前的东部边境了。战争的终结已经在望。1945年5月7日子夜2点41分，在法国北部城市兰斯某学校一座红色的小房子里，德国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几天之后，投降仪式在柏林重演了一次。

那次对德战争是欧洲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大的、最为野蛮的战事，如今它终于结束了。写到这里，我的书实际上已经画上句号。多年来，我亲眼见证了第三帝国的崛起，部分地见证了它的覆灭。希特勒曾经大言不惭地说，第三帝国将延续千年。十二年四个月零八天以后，第三帝国却彻底消亡了。然而，对于承受过第三帝国暴行的人们来说，它漫长得宛如一个时代，犹如“黑暗的中世纪”一般。给人类带来如此多罪恶的“优等种族”面临的是徐徐降下的凄冷的长夜。

1958年整整一个秋季，我一直写个不停，1958年至1959年的冬季和春季，以及随之而来的夏季亦如是。很久以后，我的家人以及朋友们都说，当年我好像粘在了打字机上，我始终沉浸于打字机的嗒嗒声里。那一时期，我第一次没有在日记本上写东西。如今为了写这部回忆录，我第一次翻出以前的东西核对，由于没找到1959年的文字材料，我在那一年的条目上注了个“尚未找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一年，我很可能根本没写过日记。1960年4月12日的日记里有一句话足以解释那一现象：“近几年很少写日记了。五年多来，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调研和写作那部第三帝国的书上……”

我完成作品那天也没有写日记。幸亏我后来写过两封信，一封写给凯·博伊尔，另一封写给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这两封信描述了当时我的感受以及完成作品的准确时间。那两封信是1959年8月31日星期一在农场写的，信中提到写完全书最后一页的时间是一周前的8月24日。其中一封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凯：

……上星期一晚上，准确时间是7点刚过，一口气写了12小时后，我终于完成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孩子们……疯跑到杂货店买来一瓶香槟。最后一页的页码为1795，不难想象，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啊。还需要做些润色和删减，不过我觉得，负担已经从我的肩膀上和脑子里卸掉了。那是震撼的一刻，五年来与我日复一日相互依存的东西终于离开了……

写给阿姆斯特朗的信与写给凯的信相似，不过是在信的结尾处追加了以下内容：

连我自己都以为这该死的东西可能无法完成时，是你的鼓励支撑我挺过了这些年，所以我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你。另外，如果你能把这消息转告弗兰克·阿特休尔，我将不胜感激，由于他的资助，我才渡过了刚刚过去的最艰难的一年。

终于完成了整部作品，我感到疲乏至极，却也兴奋无比。我对那本书寄予厚望，我非常有把握的是，那是我迄今为止写过的最好的书。毫无疑问，它涵盖的历史容量也是最有野心的。它的篇幅也是最长的。我觉得，那本书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不仅因为书里披露的内容都基于秘密文件，更因为我书写那本书的方式：我书写那段历史，用的是文学创作方式，而不是众多学院派历史学家那种枯燥的方式。

不过，对那本书的销路，我不抱任何幻想。与那本书有关的人——包括出版商、经纪人、编辑，以及居住在西康沃尔市周边的好朋友，例如詹姆斯·瑟伯、马克·范多伦、刘易斯·甘尼特等人——众口一词，那本书不会有销路。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说法。

说实话，完成写作之后，在写给凯·博伊尔的信里，对于告别一种多年来的既定生活大发感慨之余，我还表示了如下意向：

如果有可能，我必须回过头来赚点小钱，我得应付两个女儿今年都在拉德克利夫学院上学的事（头一年秋季，琳达也在那个学校上学了）。

那是因为，那年夏末，我不仅把书写完了，还把欧沃布鲁克基金会给我的一万美元花完了。那笔钱让我为写书付出的五年辛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间，伦敦的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为那本书在英国的版权付给我5000美元预付款，那笔钱足够我们支撑到年末。然后我该怎么办？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为那本书确定的发行期是1960年春季。然而，那本书的版税收益首先必须用于偿还出版商预付我的一万美元，然后出版商才会付给我版税。所有知情人都说，若能如数收回预付款，出版商就算很幸运了。我渐渐意识到，很快我还会陷入十多年来所处的窘境：拼命想维持收支平衡，结果总是捉襟见肘。刚完成写作那几天感受到的美满心境渐渐烟消云散了。

幸运再次垂顾了我。

回首1957年，约瑟夫·巴恩斯通读了我第一次交给他的500页手稿，随后他对本书进行了再评估。他在写给马克斯·舒斯特的备忘录里提到，他“希望比尔·阿特伍德、莱奥·罗斯滕、迈克·考尔斯三人能对本书产生极大的兴趣”。多年来，巴恩斯显然一直在以委婉的方式与那些人周旋，他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其间我与《展望》杂志的出版商和老板迈克·考尔斯见过两三次面，我和他提到过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创作。我和他不算太熟，不过，我年轻时在爱荷华州待过，那时，我和考尔斯家族的人见过面，他的家族当时正在努力将《得梅因纪事报》打造成爱荷华州首屈一指的日报。由于那层关系，我为考尔斯家族的杂志写过几篇文章，当时那个杂志还处于初创阶段，销路也不怎么好。

1959年夏初，我和经纪人给《展望》杂志寄去了一摞标题为《走向战争之路》的手稿（即遭到《生活》杂志拒绝的那部分内容）。当时我正忙于埋头写作，因为写作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我隐约记得，由于赶上了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20周年纪念日，《展望》杂志的人买下了书里的部分内容，并且火急火燎地赶着排印。文章刊印在1959年9月1日——元首的军队进军波兰，然后将世界拖入战争整整20年后——发行的那期杂志上。那是连载文章中的第一篇，标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为人知的故事》，副标题为《希特勒如何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该期封面上刊登了一幅希特勒的照片。

那幅照片让发行部经理既愤怒又丧气。那天，我正在《展望》杂志大楼一层的咖啡厅里与迈克·考尔斯，还有两三位负责我的手稿的编辑一起商量事，发行部经理手里挥舞着一册提前发行的《生活》杂志和一册《展望》杂志，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嗨，老板，”他毫不客气地对考尔斯嚷嚷道，“我们的封面上有个这样的东西，和《生活》杂志比比看，你让我怎么做这个发行？”说罢，他把杂志在我们面前晃了晃。只见封面上有个一脸严肃的希特勒，他身边还有个表情冷酷、紧抿着两片薄嘴唇的德国将军。我认出那人是陆军元帅瓦尔特·冯·布劳希奇。

“看在上帝的份上，好好看看对手给人们提供的是什么。”说到这里，经理把《生活》杂志的封面举了起来，封面上是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她身穿一件到那时为止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泳衣。那泳衣是特别养眼的海蓝色。

“老板，你说吧，”那位经理面对考尔斯铆足劲喊起来，“和那个可爱的出浴美人比比，你说我该怎么发行希特勒这兔崽子？你倒是给我个话啊，老板！”

“你就等着瞧好了。”考尔斯说完做了个灿烂的笑脸。从他的表情看，好像他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幕似的。

我不记得经纪人是否和我说过，他从《展望》杂志究竟拿了多少钱。我的写作已经到了攻坚阶段，也许经纪人不想分散我的注意力。肯定不是《生活》杂志一开始和我们说的一万美元，也许是2500美元——对我们来说，那笔钱数目虽小，来的却是时候。

又有更多好运气——从那期《展望》杂志开始——接踵而至。如我的讲座经纪人所说，美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兴趣已然过去，基于此，《展望》杂志从我的书里买下部分内容一事，遭到杂志社一些编辑某种程度的反对。作为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记者，迈克·考尔斯不为所动。他后来告诉我，由于他事先做过一些调查，他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1959年9月1日那期《展望》杂志的市场反应印证了他的看法。显然那期杂志比《生活》杂志卖得更好。那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也许我把生命中的五年奉献给撰写纳粹德国历史没有白白浪费。总而言之，人们对希特勒仍然有兴趣。

我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全部完成后，没过几天，迈克·考尔斯取走了我承诺他的一份。他把手稿分成五份，让杂志社的五位主编每人带回家一份，利用周末分别读一遍各自那一部分，然后星期一上午向他汇报，手稿里是否仍有适合《展望》杂志进一步刊登的内容。几位好好先生的周末就这样被毁了，我为此感到遗憾，不过我暗自希望着，好消息会由此而生。希望是有的，然而，我信心不足。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出版商、编辑、我的经纪人，他们和我有同感。

9月24日，即完成写作整整一个月后，我来到了《展望》杂志位于曼哈顿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地点。那地方在我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对面。我签下了一份合同，按合同规定，我必须基于那本书的内容写一篇有关希特勒生平的文章，字数约为2.5万，12月底交稿。《展望》杂志还计划从我的文字稿里摘录三篇文章，每篇文章的报酬为5000美元，杂志社保留以相同价位刊登第四篇文章的权利。目睹大笔进账，已经是很久以前黄金岁月那些年的事了，那时，我仍然在从事播音，还出版了《柏林日记》。经过了漫长的干旱期，我们终于再次进入了水草丰茂期！我当时感到的解脱是难以形容的，从那往后，一连好几天，我在纽约蓝天白云下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

当然了，转过年的春季，发行本书一事，以及本书的社会认可度等，都是让人揪心的事。我以为，读者对《展望》杂志有兴趣，那一迹象令人鼓舞，或许本书最终会有个好的市场表现。不过，我很快意识到，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一些人却不那么认为。

至少有一点，本书篇幅过大。包括注释和索引，本书排完版以后的篇幅会超过1200页。约瑟夫·巴恩斯给我寄来牛津大学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的一封信的复印件，泰勒在信里嘲笑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交给他品评的马克斯·勒纳所著的一本书太厚。泰勒一向不把美国同仁放在眼里，他写道：

……作者的勤勉、博学、涉猎实在令人震撼，我花费一辈子时间都无法企及作者的体力付出。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结果：无论如何，对旧大陆的长者来说，这本书太长了，太厚了！当我把这本书捧在手里时，我立刻就感到了不舒服，我怎么会阅读它呢？

我有一颗敬仰之心，然而造出如此厚重书籍的美国作家和出版商可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赞誉，我所能给予的唯有谴责。你们这是在糟蹋文字。不过，当然了，你们是大尺码的国家，这样的书对你们来说或许正好。我们英国人早已放弃这种篇幅的项目。我们稳扎稳打地享受每一天——包括厚度适中的书籍——直到你们美国人和苏联人按下核按钮。[1]

一些美国书评家宣称，他们不会阅读任何标有大量注释的书籍。我的天，我不禁想，我的书里少说也有上千条注释！书里的每一个事实都有史料为凭，我给每一个事实都做了注脚。

后来，我和约瑟夫·巴恩斯爆发了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争吵。我们的友情始自二战前夕，在柏林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一天，巴恩斯和夫人贝蒂路过我们的农场，他们顺道过来喝一杯。巴恩斯需要和我商量一些编辑方面的事，因而我们两人来到楼上我的小书房里。突然巴恩斯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通，他谴责我和《展望》杂志签合同，让该杂志连续刊登本书的三篇文章。

“我知道，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很困难，需要那笔钱。不过该死的，你把我们的销路毁了。《展望》杂志再登三四篇文章，以后谁还买书？”

巴恩斯是真生气了。他把我的火也点燃了。他骂我的贪婪是短视行为，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对我恩重如山，他骂我忘恩负义。

巴恩斯何以如此愤怒，我突然想明白了。肯定是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大人物们忘了告诉他，正是他们鼓励我和经纪人与《展望》杂志进行谈判，合同也是经他们批准才签署的。他们认为，在发行量巨大的杂志上登几篇摘自本书的文章，由此引起上千万读者注意，对发行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巴恩斯认为，我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用他的话说，他的老板们竟然会故意毁掉本书的销路，他根本无法相信。因而他变得更加愤怒，我也变得怒不可遏，若不是两位太太及时赶到，我们差点动手打起来。听见我们在楼上大喊大叫，贝蒂和特斯冲上楼，赶紧把我们拉开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前往林子里遛了一圈，以便巴恩斯和我冷静下来。然后我们回到屋里喝了一杯，夜幕降临前，我和巴恩斯又恢复了老朋友关系。

眼看《展望》杂志对本书有了兴趣，以及由此可能引发广泛的、各个层面的关注，大家固然深受鼓舞，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依然决定将首印数限制在两万册。那样的起步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我以为，那也体现了出版商对本书缺乏信心。

英国出版商则更为谨慎。为了和我商量本书在英国的出版事宜，一天，伦敦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负责人弗雷德·沃伯格来到我在纽约的家里，与我共进午餐。他说，那是一部鸿篇巨制，出版那本书，让他感到骄傲，不过……话到嘴边，他却不说了。

我不禁问道：“不过什么？”

“和许多了不起的书一样，”沃伯格接着说了下去，“我担心这书卖不动。你得明白，这书太厚，而且满是注释。”说到这里，他再次停下来。然后他接着说：“这么说吧，比尔，我告诉你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打算在英国开机印刷。我们直接从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买书。”

“可英国的印刷成本还不及美国的一半啊。”我表示了不同看法。“另外还有，”我的说法未免显得有些傻，“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首印数只有两万，他们没有多余的给你啊。”

“这个，他们已经卖了7500册给我。”沃伯格说这话时，我感觉他显得有些得意。

“那样的话，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只剩下12500册了！”现在看来，我过于幼稚了。

沃伯格立刻接过了话茬：“没错。”

没等特斯端上甜点，我就想对沃伯格下逐客令了。他对我说，由于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报给他的书价太高，他必须依样画葫芦，每本书加价10美元。让我尤其无法容忍的是，他当着我的面说那些话，等于往我的伤口上撒盐。我反对他那么做，我说，那么做意味着书价超过了英国大多数买家的购买力。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在美国市场上每本书加价10美元，实际上只能保障一个很小的销量。有人告诉过我，价位那么高，没有任何书籍能有好的销量。我向沃伯格指出，如果他在英国印刷本书，书价即可降至一半。不过他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因而我尽快把他赶出了家门。他离开以后，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花了很长时间在曼哈顿第五大道散心。喷着黑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的情绪未见好转。我暗自琢磨着，《展望》杂志付给我的钱花光以后，我必须找一份长期工作。我坚持写作已经长达12年，实际上，整个成年时期，我一直在坚持写作。当记者那些年，我尚能养家糊口，写作反而不能养家。我绝不会放弃写作，不过，我必须放弃依靠写作养家糊口的观念。话说有多少作家能做到养家糊口呢？少得可怜。按照美国作家协会的调查，也许仅有几百人，每一万个作家里也就数百人而已。

当时，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将那本书的最终发行日期定在了1960年6月。4月1日是个星期五，那天是愚人节，我把过节的事完全忘了。那天，我一个人在农场收拾东西，我打算回纽约住几天。此前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园子里耕地、耙地，我种了些生菜、豆子、葱头，还为草莓树剪了枝。我喜欢室外工作，做这种事让我有时间思考。我必须利用夏季找个稳定的工作，或许我可以回归播音工作，电视已经开始普及，如何将电视作为传播新闻的媒介，我有一些具体想法。也许我应当从事教学，由于不具备硕士学位，我这辈子无法在大专院校担任历史学教授，不过，美国的大学已经开始招收资深记者到新闻学院担任教师。也许我能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找个工作。那可是美国最好的新闻学院之一。如果美梦成真，我就可以在纽约长期住下去，还可以保住康涅狄格州的农场。

上述念头在我脑子里转悠时，我的手也没闲着。为返回纽约住些日子，我正在往箱子里装东西。正当此时，电话铃响了，是约瑟夫·巴恩斯打来的，他的声音有些激动。

“比尔，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每月读书俱乐部’选上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祝贺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无法相信那是真的，我终于磕磕巴巴开口了：“这个……哦……那……哦，是个好消息。”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天是什么日子。

“别这样，巴恩斯，”我恢复了正常的表达能力，“别和我玩愚人节的把戏，眼下我可没情绪！”

巴恩斯口气严肃地说：“向上帝保证，是真的。”

“那好，那我谢谢你的好消息。”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我立即给经纪人打了个电话，他还没听说此事。对此他也深为怀疑。

“我当然希望这是真的，”他解释说，“但如果是真的，‘每月读书俱乐部’或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肯定会打电话通知我啊。”

我把电话打到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接通了巴恩斯。对我的怀疑，他有点不耐烦。“你干吗不给艾丽塔打个电话问问？”他说，“也许她的话你会相信。”艾丽塔·范多伦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版的编辑，也是我的老朋友。

“是真的。”我给艾丽塔打通了电话，她首先肯定了那消息。她接着说：“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正在为你组织个小型聚会，就今天下午——在我家。你6点钟前后能赶到纽约吗？”

我回答：“我尽量吧。”

我的经纪人打来了电话，他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他还抖落出一些更详细的信息。

“首先我得告诉你，”经纪人一本正经地说，“你有了一笔两万美元保证金。更重要的是，作为‘每月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这意味着，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销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预计的都大得多。本书还会有个盛大的首发式。因而发行日期只能往后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刚给我来了电话，发行日期要从6月推迟到10月，或11月。”

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全家第一次——多亏了《展望》杂志和“每月读书俱乐部”——可以安心享受美好的夏季了。至少几年之内，我们没有必要为钱的事犯愁了。我回到了飘飘然的放松状态，我必须小心谨慎，返回纽约的车程为三个小时，千万不能把车开进路边的沟里。当晚，我在艾丽塔家喝高了。

[1] 尽管这位牛津先生厌恶厚重的书籍，但这并不妨碍他写了一部《英国历史：1914—1945》。该书于1965年出版，共708页。

第十七章 舆论风暴

1960年10月17日，我的书终于正式发行了。尽管“每月读书俱乐部”已经把本书定为推荐书目，《展望》杂志也为本书做足了宣传，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仍然坚守着最初的印数：12500册（出售给沃伯格7500册以后的余数）。我想知道，出版商为什么那么做，不过，我也看出来了，出版商肯定有自己的考虑。眼下我最关注的是市场对本书的认可。许多作家公开说，他们从来不看对他们作品的评论，但我不仅要看有关评论，对评论家们会如何评论本书，我更是抱有恐惧心态。我从小道消息得知，《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将本书交给了颇负盛名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H.R.特雷弗-罗珀，让他写书评。我对罗珀何止是尊敬，我还从他非凡的作品《希特勒末日记》里引用了不少内容呢！不过就我的书，他会写一篇什么样的书评，我的确担心得要命。那一时期，英国书评家对美国作家非常苛刻，特雷弗-罗珀在牛津大学的同事和竞争对手A.J.P.泰勒即很好的例证。在我看来，由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了西方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英国书评家对美国作品和作家横挑鼻子竖挑眼，借机发泄满腔积怨，对涉及历史的美国作品和作家尤其如此。我也清楚，学院派历史学家尤其鄙视像我这样当过记者、半路出家、改行撰写历史的人。在美国，这种事像毒瘤一样存在，在英国，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不过，就事论事而言……一个美国记者竟然成了第一个用翔实的资料书写第三帝国全史的人，身为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和研究纳粹德国的权威，他可能以宽容之心和理解之心对待我吗？

我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心里犯嘀咕，管它呢，反正《纽约时报》对我一向没有好感。由于我向它的竞争对手《纽约先驱论坛报》供稿，《纽约时报》对我一向不厚道。苏兹贝格家族拥有《纽约时报》，如今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是该报的出版商，我和他有过书信往来，火药味十足。对我近几年出版的两三本书，《纽约时报》从未做过评论，如今这家报纸让一位英国绅士和大学教授评论我的书，这对我或许意味着双重打击，而这一作品恰恰是我最看重的。

1960年10月16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刊登了特雷弗-罗珀对《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评论文章，该文占据了报纸头版整整一个版面。该文让我大吃一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报社编辑为该文加的大字标题足以说明这一点：

照亮20世纪最黑暗时期的一抹亮光

希特勒德国的可怕故事

动人的笔法 大师级的研究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问道：人们如何才能客观地看待第三帝国？

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和最为恐怖的现象……历史刚刚翻篇，仅过去半代人时间，情感和历史文献交错在一起时，居然有人书写了那段历史！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凡是与第三帝国有关的事，用常规思维是无法解释的，包括它的覆灭……在彻底的灰飞烟灭中，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所有秘密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所有档案文献被收缴了，它们的真实性在庭审中得到了证实，档案内容全部被公开。

如今，仍然健在的历史事件亲历者竟然有机会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对质，这种事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这就需要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将其记录下来——威廉·夏伊勒。

也许我该在这里停下来了，这样的赞誉于我实在是盛名难副！

1934年到1941年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德国——因而有了《柏林日记》一书。由于希特勒彻底战败，人们得以接触到巨量的档案文献。战争结束后，他一直在研究这些文件。如今，他把亲身经历和研究成果融入了一部不朽的作品，一部史料翔实的1200页的书，该书涵盖了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

“当然，这本书也会受到批评，这是每个作者躲不开的宿命。”特雷弗-罗珀的评论文章由此展开了他个人的批评。

“但是与他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这些批评微不足道，”特雷弗-罗珀的评论文章在此笔锋一转，“这部著作叙事客观，论证严谨，结论必然，它堪称一部杰出的学术著作。”

阅读《纽约时报》书评时，我感到有点飘飘然，对特雷弗-罗珀，我更是充满了感激。接着，我翻开了《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版书评。我不认识《纽约时报》周日版书评的编辑，不过《纽约时报》书评编辑竞争对手、《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版的编辑艾丽塔·范多伦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她也把针对我的书评排在了报纸的头版，文章也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书评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戈登·A.克雷格执笔。后者出版过好几本关于德国的书，发表过许多关于德国的文章，是个著名作家。

我很快便清楚地意识到，克雷格教授和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观点相左，他并不认同《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把我塑造成了历史学家。不存在这种可能！他认同的是，我的确创作了“一部老少咸宜的作品”。然而，他认为，这还不至于将这本书称为历史书。至少有一点，这本书太厚了。克雷格教授认为，我理应把整本书压缩一下，“在多数情况下”，诸如绝密的发言记录、外交文件、军事指令，甚至绝无仅有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人间的往来信函之类，以及数量众多的文献，均可重新删减和改写。

他还认为，本书的编排“有失衡之嫌”。他认为，本书应当用更多的篇幅描述纳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及掌权初期的作为。

克雷格教授认为，尽管我的书引用了堆积如山的史料，我却遗漏了一些重要文献。有个德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魏玛时期的历史，令他惋惜的是，我竟然没有读过那人的作品（其实我读过那位历史学家的书，不过我忘了将其列入参考书目）。让克雷格觉得“遗憾”的是，我没有更多地引用近期在德国出版的材料，尤其是《现代史季刊》（Vierteljahrheft für Zeitgeschichte）上刊登的资料。我认为，那个刊物不怎么客观（那一刊物后来专门出版了一期批判本书的专刊，该刊承认，利用整本刊物专门批判一本书的事从未发生过）。

艾丽塔很快给我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称，克雷格的书评对她来说“犹如一场大不幸”。不过，理所当然的是，就像我有权表达我的看法一样，对方也有权就我的书自由地表达看法，她必须尊重对方的权利。从艾丽塔为该文加的标题看，读者几乎看不出该文的内容：

夏伊勒鲜活的、里程碑式的纳粹德国编年史

至于克雷格在评论文章中具体写了什么，我无所谓，也没必要计较。[1]

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芝加哥论坛报》也给予我好评。回首1932年，那时我是该报驻维也纳记者，喜欢摆架子的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把我从报社扫地出门。这中间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也许他把这事忘了。（他忘过我一回。把我扫地出门后没几天，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里问道，怎么一直没看见我的名字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上。）

恰如上述两家纽约大报的周日版一样，周日版的《芝加哥论坛报》也将其副刊“书评杂志”头版的整个版面给了我的作品。该报的大标题是《夏伊勒用卓越的历史写作问鼎职业高峰》。该文作者是学院派历史学家S.威廉·霍尔珀林，他是《近代史杂志》的编辑。尽管教授先生批评我的书“鲜见全新和原创的内容”（我原来以为，此前没有哪个作品如此大量地采用从未公开的文献资料，因而我的作品充满了全新的披露和独到的见解），但他仍然对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赞誉。他认为，我“创作了一部内容全面、洞察力强、非常好读的史书……”

本书作者的博学非但不让人反感，还让人感到印象深刻。他对心理的洞悉更是超群。与当代新闻报道文章横向比较，作者对各种形势以及各种事件的描述更显出其超凡。正出于这些原因，《第三帝国的兴亡》或可被誉为夏伊勒杰出事业的巅峰成就。

诸如此类的评论累积到某一时刻，我渐渐找不着北了，它们让我失去了方向感。如果再多看一两篇同类文章，我很可能会把自己太当回事。《时代》发表的评论把我拉回了地面。正如那一高调的新闻周刊通常所为，该文指出，为纳粹时代书写历史，“所需要的”人不是我，而是专业人士，例如“诗人但丁或音乐家瓦格纳”那样的人。毋庸置疑，如此一来，我注定被排除到了门外——无论从哪方面看，我根本无法与但丁或瓦格纳相比。所以……

夏伊勒在其作品里展示了他多数不多的写作天赋，但他有一个优势足以遮掩这本书的所有不足：他的文献实在让人过目难忘。在文学性和新见解方面，这本书或许乏善可陈，然而它的的确确能俘获读者的阅读兴趣，让人捧书在手，欲罢不能。

《时代》的结论是：“用轻快的新闻报道手法写出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攻读更好的、更详细的纳粹主义专著的替代品。”我真的非常想知道——也许相当一部分读者也想知道——那些“更好的专著”的书名，但书评人对此只字未提。

《时代》的对手《新闻周刊》还算比较客气。该刊的评论文章没有署名，该文认为，我“写了一部让人印象深刻和激动人心的历史书”，我把“大量的研究成果戏剧性地展现给了世人”。

如此厚重和昂贵的一本书居然出自我的手笔，居然还成了畅销书！数个月后，1961年1月23日出版的《新闻周刊》就此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了我被“抛弃”的岁月[2]：

三年前，夏伊勒离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然如此遥远，以致《新闻周刊》每周一篇的专题文章将其归入了“昔日名人今何在？”专栏，他成了消失的名人。事实证明，原来夏伊勒当年……正在低调地奋笔疾书其承诺的一本书！

总体上说，各家日报的评论文章比我预想的好得多。奥维尔·普雷斯科特是《纽约时报》每日书评版的编辑，以前他从未高看过我的作品，令人意外的是，他对《第三帝国的兴亡》赞誉有加。他还专门提到，我的作品和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篇幅几乎相当，另外，我的写作手法有别于18世纪正规典雅的传统。

“不过本书确实写得好，流畅和明晰自不待言，娓娓道来，让读者不觉乏味。”

溢美之词在普雷斯科特的文章中不断涌现，他在文章结尾处称：“《第三帝国的兴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

普雷斯科特的同行、《纽约先驱论坛报》每日书评版编辑约翰·K.赫琴斯将本书称为“大师手笔”。

日报上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学院派历史学家。一些人甚至对我群起而攻，把我的书斥为另类。

历史学教授沃尔特·赫布罗纳在晚报《里士满要闻》刊文称：“这本书根本没披露什么新内幕。”他不喜欢我在书里“突然蹦出一段牵强的表态”。比如，德军大举进攻比利时和法国期间，我描述了一些被俘的英军士兵，我对他们糟糕的身体状况深为震惊，并由此猜测，这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忽视本国青年所致。教授认为，这就是典型的“牵强的表态”。

在我看来，多数学院派评论文章都带有上述特征。我觉得，教授们总会刻意从我的书里寻找一两个瑕疵，对其吹毛求疵，借此卖弄学问。然而，对本书的实质、跨度或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他们没有向读者提供任何有益的见解。本书的核心和重中之重是纳粹横行时期震撼德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对那些只字不提。

我觉得，乔治·L.莫斯就是个典型。他是我敬重的人，我从他的一些著述里获益匪浅。他在我一度喜欢的《进步》杂志上发表了评论。他认为，我把事情归因于德国人“对国家奴性的顺从和不擅外交”，这“歪曲了”，而且“不能很好地解释”纳粹主义。他还说，我似乎“忘了一位著名教授的论断：‘对德国人来说，国家社会主义再次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实际上，就这一主题，我花费过不少笔墨。我还是过于天真，没有认识到许多评论家仅能从书里看见他们想看的东西，对于不想看的东西，他们会视而不见。

我越读莫斯教授的评论越有兴味。

“德国更重视国家，而非个人，”他在文章中称，“这么说是不恰当的。纳粹意识形态认为，纳粹主义自身是个人价值的终极实现。”

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德国对个人实施极为可怕的管控，亲身经历过那一时期的过来人居然会说出这种话，实在让人震惊——而且，此番言论出自一位在德国问题论著领域一言九鼎的学界人物。不仅如此，莫斯接下来的言论让人更为咋舌：

当年横扫欧洲的恐怖根本不是发疯，许多美国人像夏伊勒一样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整个欧洲仅有极少数人支持代议制政府。

极少数人？我不知道莫斯教授当年身在何处，那一时期我恰好在欧洲工作——在德国以外的意大利，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小国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小国，两次大战之间的最后阶段，我恰好在法国——而且，当年我已然发现，那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支持民主议会制。大英帝国自不待言，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瑞士，还有德国和意大利帮助佛朗哥推翻共和政府之前的西班牙，以及德国征服者和他们的傀儡发动战争打败并摧毁其民主议会制之前的法国。我认为，教授先生的主张不只是极不准确，他对希特勒恐怖行径的解释也完全站不住脚。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席卷欧洲的恐怖不仅是发疯，而且疯狂主要源自柏林，因为柏林正处于一个疯子统治下。

美国学院派历史学家们对我的敌视态度让我很震惊。他们的欧洲同行从来没有，更不会用同样的偏见对待我。英国学院派历史学家待我非常宽容，充满理解。例如约翰·惠勒-本内特，他不仅是研究魏玛共和国和纳粹主义崛起的最高权威，更是研究德国军事以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最高权威。

在法国，情况亦如是，不仅大学里的历史学家，我们时代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例如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和爱德华·达拉第两人，他们也对我为这个时代的历史所做的贡献表示认同。达拉第在二战前夕的最后数年担任法国总理，他在巴黎出版的日报《老实人》刊文称，假如他当年知道我在书里披露的一些内情，他肯定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

对威廉·夏伊勒在其所著……第三帝国史里披露的那些文件，当时（1938年）我们并不知情，例如：8月18日，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辞职，在希特勒密令威逼下，这件事严格保密；8月10日，冯·维特斯海姆向希特勒效忠；还有西部战线总司令亚当将军向希特勒汇报，防御工程（指齐格菲防线[3]）8月底之前无法竣工，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防线等。

我们同样不知情的还有夏伊勒在书中披露的一个阴谋（假如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就利用军队将其推翻——这是由贝克将军的继任者哈尔德将军领导的一个阴谋）。

在一次交谈中，达拉第告诉我，德国的阴谋家当年对英国政府十分信任，英国政府却从未向他透露过这件事，对此他十分恼火。

当年，英法两国相关政治家以及学院派历史学家均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我的书，理所当然的是，他们对书里的部分内容会有非议。然而，一部历史著作居然成了“畅销书”，他们绝不会因此对其产生怀疑。我在美国学术圈里也有朋友，其中一位朋友提醒我，他的多数美国同行却不这么认为。美国历史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那年的年会于圣诞节那一周在华盛顿举行。一天晚上，那位朋友从年会给我来了电话。

“幸亏你不在！”朋友大声叫嚷，“教授们对你口诛笔伐！”

“现在还这样？”我不解地问，“他们又对什么不满了？”

“他们无法原谅你，因为你的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朋友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他接着说，“他们无法原谅你，另外还有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该死的，他们谁都没想起做这事的时候，你他妈的已经把整个第三帝国的历史写出来了！他们都说，这事理应留给他们做。”

“我试过这么做啊，”我辩解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等过他们啊。”

“这我清楚，所以他们才想不开。他们也意识到，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一直在袖手旁观，对那些堆积如山的纳粹文件，他们懒得碰，不敢碰，更别提整理出来写书了。”

先不说教授们的偏见多么孩子气，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竟然如此千奇百怪！总之，畅所欲言、固执己见、观点对立，这些都是美国民主生活的发酵剂。

尽管我能力有限，但我一直试图把叙事史当作文学来写，我更希望看到我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功。（《时代》之类的刊物对此很不屑，有些刊物则与我观点相同。例如，奥尔登·S.伍德在《波士顿先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在结论中称，我做出的贡献“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厄恩斯特·S.皮斯科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文称，本书确立了作者“在当代历史学家里的领先地位”。）一直以来，有件事让我放不下心：相当多的美国学院派历史学家好像从不把历史和文学联系在一起。让人痛心的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著述显然都是这样，他们置英语语言中的美感、细腻、韵律于不顾，更不要说去感知这些语言中的特质了。在我看来，差不多所有得以流传的叙事史——尤其是为社会公众书写的叙事史，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均如是——也都是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

与学院派评论家相比，作家同行对我显得客气多了。许多小说家给我写过信，最善意的几封信之一出自一位小说家。长期以来，我一直崇拜那位作家，可惜我不认识他本人。

是你让我八天来手不释卷，在此期间，除了读书，我什么都不想做。是你给了我这种独特的快感，所以我必须向你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整个阅读期间，我心里一直很清楚，我是在间接感受你所做的海量的工作，更有你不懈的付出。刚刚过去的一夜，是《第三帝国的兴亡》陪伴我度过的，以上印象依然驻足在我的脑海里。

你从研究文献中得出的结论固然让人痛心（近乎让人痛苦），却饶有兴致。如果说，我在某些问题上感到与你意见相左（但凡心智健全的人总会有与他人意见相左的时候），实际上这样的概率也非常低，而最终改变观点的总是我，差不多每次情况均如此。由于你超凡的成就，我也体验了不一般的享受。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谨此

C.S.福里斯特

二战后，《曼彻斯特卫报》派驻德国的记者是特伦斯·普里蒂，他在1960年12月发行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书评。他的结论是：我在书里“记录的历史归根结底可能会在德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因为那个国家尚未有人写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书。论及什么样的人最适合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首先应当是德国人自己”。

然而，本书在德国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一年后，德文版《第三帝国的兴亡》历经磨难才得以在德国发行。[4]盟国彻底铲除纳粹（铲除纳粹的是盟国，而不是德国人）16年后，德国人仍然无法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对希特勒禽兽般的统治，大多数德国人曾经给予支持，往往还是超乎寻常的热情。我曾经生活和工作在德国人中间，我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盟国的大力协助下，多数遭受过狂轰滥炸以及饱和炮击的德国城乡地区已经从瓦砾和废墟中得到重建。德国人正在恢复自信，正在忘掉过去，至少西德人如此。他们的生活在新建的家园中重新变得繁荣昌盛。一旦有人让他们想起可怕的过去，他们会生出一肚子怨恨，因而他们说，《第三帝国的兴亡》正是这样的引子，所以德国的报纸和杂志对我的书痛加挞伐，甚至德国总理和德国政府亦如此。他们的愤怒和疯狂应当引起世人的警觉，而我并没有对此感到特别意外。

对我群起而攻之的发起方是一个名为《明星》的德文刊物，那是一本发行量巨大的、公认具有自由倾向的插图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一篇冗长的评论，还刊登了一篇更长的专题报道，文章里充满了高调的谩骂和极度煽情的人身攻击。另有一家保守的德文周刊《时事》杂志连续两期划出部分版面对我进行痛批，并且提议，由于这本书反纳粹，应当授予我列宁勋章。另一个德文周刊《明镜》也加入了批判阵营，该杂志的体例源自《时代》，他们痛批我是“业余历史学家”，身边围了一帮“搭顺风车的评论家和业余历史学家”。这些人中的领头人，《明镜》称为“犹太人评论家埃利亚胡·本·霍林”，随后的是《纽约时报》。《明星》杂志的歪曲评论堪称登峰造极，我相信，文中的一些内容纯属凭空捏造：“对美国人威廉·夏伊勒来说，反对德国的战争仍然在继续。”（实际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纳粹第三帝国的覆灭，我的书已经结尾。）该文接着评论道：“他手里任意挥舞着一件危险的武器——把故事重复100万遍的一本书，使其成了一段历史。许多人已经把这本书奉为描述纳粹时期的经典史书。”

德文刊物谩骂我的文章种类繁多，以上是那些文章的主要论调——让那些人愤恨的原因是，我的书在美国卖出了100万册，就德国人和德国历史而言，本书误导了太多的美国人！还有一个显然对德国人更为重要的论调，因为那一论调不仅反复出现在德文刊物上，连德国总理和政府官员都常常将其挂在嘴边，《明星》杂志称，正是这一点使其痛苦不堪——我这本书在美国和英国再次掀起了全社会的反德情绪。

《明星》里的歪曲内容数不胜数：

这本书宣称，始自马丁·路德，德国人已经成了犯罪分子，在希特勒领导下，德国人成了更加纯熟的犯罪分子，长此以往，德国人会永远如此。作者在序言中坦承，他憎恨德国人。作者的仇恨如今是否依然如故，他未做任何表态。

《明星》杂志提到，我在书里引用了歌德的如下说法：“每当想到德国人民，我总会感到分外伤悲；作为个人，德国人值得尊重；作为民族，德国人实在可怜。”该杂志接着对我进行了一番挖苦：“如今人们终于可以见识一部难得一见、细节上漏洞百出、总体上毫无建树的历史著作了。”

接下来，《明星》杂志对我的美国驻柏林记者身份进行了一番评论，并且说，在柏林工作的美国同事曾经谴责我，说我在纳粹德国对外报道中不讲真话。

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在柏林工作的两位夏伊勒的同事声称：“夏伊勒仇恨德国人。”……夏伊勒的书证明，他憎恨所有德国人。有人就此问过他，他回答，他最要好的一些朋友恰好是德国人。他的作品其实就是关于纳粹的胡编乱造。

1940年6月，《法德停战协定》在法国贡比涅签署。该文接下来对我是否真的参与了报道提出质疑：签署协议的地点是著名的福煦元帅车厢，德国人在车厢里向法国人提条件时，我怎么能说我知道车厢里发生的事呢？“其他所有美国记者宣称，为防范外国记者过分靠近列车车厢并听到里边的声音，车厢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德国军人。在这种情况下，夏伊勒却宣称，他是唯一听到车厢里对话的记者。”《明星》杂志提出，既然我找不到证人，我在《柏林日记》里的说法就值得怀疑。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德军的一辆通信车正在通过隐藏在福煦元帅车厢里的麦克风进行录音，通信车恰好停在我准备进行现场直播的位置附近。我不过是站在通信车旁边，一边听车里的声音，一边做笔记。然而，《明星》杂志觉得我的说法靠不住。

“这位夏伊勒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明星》杂志说，“他可真是个亡命徒。”顺便说一句，对美国记者“发誓”所说的内容，《明星》杂志若不是瞎编，就是误解了。其他美国记者当天都不在贡比涅，那天，希特勒派飞机将他们都送回了柏林。我故意使了点儿手段，才成了希特勒的漏网之鱼。

《明星》杂志刊登抨击我的长篇大论之前，曾经在早前的某一期上对我进行猛烈抨击。那期杂志把整个封面给了我，给了我笔下几部“邪恶的”反德作品。对此我觉得很有面子，在那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杂志将我置于封面，在那之后也没有过。我的形象处于封面的一侧，那是战时我在柏林进行播音的场景。封面另一侧是个大标题，标题一半为白色，另一半为黄色，衬底为黑色。

纽约上空的万字符

给美国读者的寡廉鲜耻故事集

编造者威廉·夏伊勒

标题下方是一本《展望》杂志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

如果希特勒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者：威廉·夏伊勒

《展望》杂志有一系列以“如果”为主题的历史文章，这是他们向我约的那篇。麦金利·坎特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例如《如果南方赢了内战》。可惜的是，《明星》杂志的编辑和记者对那一组文章的中心思想视而不见，不惜笔墨和篇幅对我痛加挞伐，谴责我重新掀起了对德国人和德国的仇恨。

我猜想的基础是希特勒对欧洲被占国实际实施的暴行，以及缴获的纳粹文件披露的秘密计划，即德国占领英国后将采取的措施。希特勒曾经以为，占领英国是迟早的事。这类幻想是历史迷常常爱干的事，不过，就我这篇文章而言——或许这篇在那一组“如果”文章中尤为突出——我的论据非常扎实，不是那些不幸被占的国家真实发生的事，就是如果我们被占一定会发生的事。我在书里也记录了这些事实，而那篇文章是从我的书里摘选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德国对波兰发起了进攻，身为秘密反纳粹人士的德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标注为1939年9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已经制订针对波兰的大规模处决计划，尤其必须斩尽杀绝的是波兰贵族和神职人员。”卡纳里斯向希特勒提出了反对意见，而独裁者的答复都体现在一个秘密指令里：

……波兰上层必须不复存在。另外，所有波兰知识界精英也必须斩尽杀绝。听起来很残忍，不过，这正是生活的法则。

这一“生活的法则”接下来也应用到了苏联。1942年，德国占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后，希特勒概括了他的诸多想法：

今后斯拉夫人要服务于德国人。一旦他们对德国人没用了，可以让他们去死……让斯拉夫人接受教育是危险的，让他们数清楚100以内的数就可以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德国未来的敌人……至于食物，维持在最低限度，只要他们能存活即可。一切由德国人说了算。

恰如希特勒在其规划的苏联蓝图中所描绘的，实际上，上千万苏联人甚至不能如数得到赖以生存的食物。对此，赫尔曼·戈林说得非常露骨。侵入苏联一个月后，戈林禁止军队采取任何措施“缓解”四处弥漫的饥荒。他曾经预言，由于德国的军事行动，这种事毫无疑问会发生。“毫无疑问的是，”戈林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如果德国把需要的东西都从这个国家带走，其结果是，数千万人注定会饿死。”戈林说德国肯定会把东西都带走：“大家必须清醒地、明确地认识这一点。”

1941年秋季，德国武装部队排成纵列滚滚涌向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富庶的乌克兰之际，戈林对意大利外交部部长齐亚诺伯爵说：“苏联今年会有2000万到3000万人饿死。也许那样更好，有些国家的人必须大量死掉。”

经过三个月作战，希特勒的军队已经靠近上述两座城市。1941年9月18日，元首签署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即使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提出有条件投降，我们也不接受。”在9月29日签发给部队指挥官的命令中，希特勒清楚地交代了自己对待当地人的想法。根据那天的形势判断，列宁格勒会首先陷落。

元首已经决定将列宁格勒从地球表面抹掉。推翻苏维埃俄国后，这座大城市应否继续存在，人们的兴趣会随之消失……

目标是合围该城，用地面炮火和持续不断的空袭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

城市人口如何生存，如何向其提供食物，这类问题，德国无法解决，也不该由德国解决。因而必须制止所有夺取城市的请求。德国在为生存而战，应否部分地保留这座大城市的人口，对此我们毫无兴趣。

我曾经提出如下问题：人们凭什么相信，希特勒对美国会比对苏联好一些？希特勒对苏联有某种程度的敬意，尤其对那个国家的统治者斯大林。但对美国和美国人，希特勒持有的不过是藐视。他对英国的看法稍微还好些，不过，那也无法让英国幸免于难。从占领英国后将要实施的秘密计划中，人们即可看出这一点。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至少在希特勒眼里，占领英国已经迫在眉睫。必须立即逮捕共计2300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本人，以及他领导的内阁成员、议会议员、神职人员，还有著名作家，等等。正如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情况一样，如此恐怖的行动，全部由党卫军实施。承担主要任务的是六个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他们在苏联的作为博得了元首的欢心。根据特别行动队的汇报，他们在那里总共杀害了70多万人（阿道夫·艾希曼将这一数字说成了200万，他喜欢在这类事上吹牛）。

在波兰和苏联境内，德国陆军似乎巴不得把那种肮脏的工作交给党卫军。在英国，陆军军队却没有想过让他人分担什么。在缴获的纳粹文件里，有一份由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签署的内部命令，日期为1940年9月9日，那时，德军大部队已经做好越过海峡征服英国的准备。按照该命令，必须抓起所有体格健壮且年龄介于17岁和45岁之间的英国男性，运出英国，运往欧洲大陆德占区。这意味着，那些人会成为苦役。陆军元帅明确指出，张贴反德标语，以及24小时内没有上交枪支和收音机的英国人，或将成为人质，或将处以死刑。

以上是德国人在被占领土上的实际行为，也是他们为英国做的计划。我引用这些实例，无非想说明，假如希特勒打赢了战争，占领了美国，哪些事在美国注定会发生。与《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完全相同的是，我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涉及战后的德国和德国人。恰如批判我的书那样，《明星》杂志连篇累牍地谴责我个人：从我那骇人的文章来看，我显然对德国以及德国人的仇恨之心不死，我这人不适合撰写纳粹时期的德国历史。

虽然《明星》杂志没有在我的文章里发现任何好笑的内容，但他们还是建议：“威廉·夏伊勒的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都应当严格地被归类为漫画”——如果我没译错德文词语“Groschenschmoker”的话。

带头在各家德国日报上抨击我的人是保罗·泽特，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同时是汉堡出版的一份独立日报《世界报》的编辑。然而，他的长篇评论刊登在《时代周报》上。由于泽特博士文笔好，又是负有盛名的历史学家，《夏伊勒半真半假的事实》（“Shirer’s Half-Truths”）一文在德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与那份周报以及多数日报刊登的其他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并不歇斯底里。实际上，那位历史学家对文章的结论似乎非常犹豫。因为，他在文章开篇处说，夏伊勒“创作的这部作品是多年来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彰显出勤奋、耐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充满了海量的细节，而且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之前必定要对数不胜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搜索”。然而，作为德国爱国者，作者在此好像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义务，他拔剑出鞘，对我“半真半假的事实”和歪曲的言论以及我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邪恶用心一通猛批。我认为，泽特的文章才充斥着歪曲的言论，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经就此向《时代周报》提出抗议。

《世界报》的另一位编辑瓦尔特·格利茨也是一位专攻军事史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在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批判我的书，标题为《为什么有人不适合写历史》。泽特说我的书充满了错误，格利茨更是认为，书里的错误之多数不胜数，若想列举清楚，必须写一本厚书。他写道：“研究德国历史，夏伊勒不是称职的学者。他告诉世人的东西不过是盟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宣传攻势中的老生常谈。”

犹如大合唱一般，声称我的书里充满“错误”之后，那些人总会补充一句：我的书里充斥着老生常谈。赫尔曼·艾希在《杜塞尔多夫新闻报》刊文坚称：“德国人性格中的弱点，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的，都被这位美国作家无一遗漏地广告天下了。”

一些人在评论文章中规劝读者不要把我的书太当真，因为本书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不过是个记者：“那个人是写新闻的，不是写历史的。”

为我说好话的德国评论文章为数不多，多数出现在亲社会民主党的媒体上。那些文章指出，大量的负面评论对于本书到底涉及哪些领域、时间跨度都没有说清。在引述一些德国评论文章片段时——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时代周报》的一位编辑曾经指出这一点。他不同意泽特博士的批评，他们两人的文章刊登在同一份刊物上。

夏伊勒的书遇到了“喝彩”与“喝斥”冰火两重天的对待；在德国以外是“喝彩”，在德国以内是“喝斥”（少有例外）。除了书名，德国人对这本书的内容知之甚少，实际上，德国人对这本书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毫不知情。大多数评论家一再强调作者的职业，好像作者是谁、做何职业对文字工作很重要似的。评价这个当然要比评价一本书的质量容易得多。

也有少数德国评论家敢于逆潮流而动。米夏埃尔·弗罗因德在波恩出版的《政治评论》刊文称：“每一个德国人都应当好好阅读这本书，它讲述的是1933年到1945年的德国历史。”

一些评论家提出了质疑：德国有那么多历史学家，竟然没有人写第三帝国的历史。不管怎么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国家啊。以下这番话摘自贝恩德·内尔森（他不喜欢我的书）在《时代周报》发表的文章：“被逼无奈也罢，德国人必须答复。对这一主题，德国作家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他们理应比夏伊勒更积极主动才对。”

平心而论，不能因为缺少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参与竞争，人们即可信口开河指责夏伊勒的书不好。如果有人能找出一本主题相同、出自德国学术权威或名家手笔的史书，人们才有资格意气用事，贬低夏伊勒的书为烂书。

……夏伊勒的书赢得了名望，迫使德国历史学家直面如今的现实。因而夏伊勒以德国为题材写成的书不应引起公愤。应当引起公愤的是，有那么多德国历史学家，怎么就没人勇敢地站出来迎接这一伟大的挑战……

一位笔名为“CH”的评论家对我的书多少抱有一些好感，该评论家在慕尼黑出版的日报《南德意志报》刊文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真让人颜面扫地。这么重大的德国现代史题材，德国人竟然……听任外国人占了先机。当“外国人看德国”来到世人面前时，德国人才醒过来，而且义正词严地说，那个作者缺乏必要的洞察力……这不难理解，（夏伊勒的书）让人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这口气主要是因为，德国人连做相同事情的愿望都没有。没有一个德国人用笔创作过能够与之抗衡的鸿篇巨制……

作为记者，夏伊勒完全清楚这件事该怎么做，他勤勤恳恳地翻遍了堆积如山的文献。他大量利用了这些文献，因而没人能驳倒他……

在德国，这样的评论文章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很长时间才出现一篇。大多数评论家指责我是仇视德国人的魔头，我的书妖魔化了12年纳粹梦魇时期的德国，是对德国国家和德国人民的侮辱。那些评论家都罔顾如下事实：本书所涉及的仅仅是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人民和德国国家。那些评论家都把我描绘成了这样的人：似乎我正在攻击如今的德国和德国人民。而德国西部和那里的人民如今正在创建民主，这是德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做。

让我震惊的是对我的书以及我个人的愤怒似乎是个统一体，好像有个中心在协调和指挥。所有批评都如此雷同：这本书错误百出，作者根本不了解德国人和德国历史；作者居心不良，对德国人民以及德国人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充满了仇恨。

美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G.冯特海姆博士在安娜堡市工作，他也注意到德国书评家众口一词的现象。就我的书在德国的发行情况，《泰晤士报》驻波恩记者写了一篇文章[5]，冯特海姆博士根据那篇文章写了一封信，他的信刊登在1962年4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上：

对于经常阅读德国报纸的人来说，西德尼·格鲁森的文章《对读过的书，德国人并非全部喜欢》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比方说，汉堡《时代周报》一向以沉稳著称，该报却刊登了德国历史学家保罗·泽特（就夏伊勒的书）撰写的评论。一封致《时代周报》编辑的信指责和驳斥说，这篇评论夏伊勒作品的文章通篇都在严重歪曲事实。该杂志拒绝刊登这封来信，其理由是，泽特的评论文章已经发表两个多月了，这封信才寄到杂志社。

相比《时代周报》，德国插图杂志《明星》则更为放肆，它刊登了一篇对夏伊勒进行恶毒人身攻击的文章……指责夏伊勒的早期作品《柏林日记》都是谎言（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指责）。

如果对夏伊勒的书进行严肃的、公正的评价，同时给出正面的和负面的评语，社会上肯定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不过，当一个国家的所有媒体众口一词地歪曲事实，对作者进行不公正的人身攻击，其目的不外乎彻底毁掉一本书，这就值得人们探其究竟了……

而正当我好奇之时，有人很快就揭开了谜底。实际上，早在1961年12月3日，也就是我的书在德国出版后不久，《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波恩记者加斯顿·科布伦茨发回报社一条消息：

西德政府已经采取非常措施，利用波恩的一个官方刊物炮轰威廉·夏伊勒的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

采取非常措施的起因是，德国出现了夏伊勒先生介绍纳粹主义的德文版著作……

本书在美国大获成功，德国政府对此一直十分恼火。德国政府认为，在美国民众中唤起对过去令人不快的回忆，本书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声讨夏伊勒先生的反德偏见，这一刊物大量援引德国书评家和外国书评家对本书的评论文章，然后汇编成册进行印刷。

我手头也有一本上述小册子，那还是后来由康拉德·阿登纳总理于1962年3月在瑞士印刷，然后由柏林驻伯尔尼使馆分发的。实际上，小册子本身并没有直接抨击我的书，也未加任何评语，它不过收录了几篇德国方面的评论。德文版小册子增加了一篇由著名历史学家戈洛·曼执笔的序言，他是作家托马斯·曼的儿子。小册子还节选了我为《第三帝国的兴亡》写的前言。不过，小册子全文收录了那篇最著名的文章——保罗·泽特的《夏伊勒半真半假的事实》，还有内尔森那篇。为一碗水端平，小册子还收录了另外两篇文章，其中一篇为我的书说了不少好话。我的出版商认为，德国政府肯定将这本24页的英文版小册子邮寄给了上千位美国报纸编辑和书评家。

阿登纳总理毫不讳言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在电视节目里抨击我。人们告诉我，尤其在访美期间，他逢人必谈我的书，逢人必谈我，说的都是坏话。访问纽约时，有一次，他把迈克·考尔斯召到他的住地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套间里，怒气冲冲地谴责他连载我的书，还强迫《展望》杂志停止继续刊登书里的内容。考尔斯天生一副桀骜不驯的性子，他不会屈就于愤怒的德国总理。考尔斯后来告诉我，他是这样对那个德国人说的：“先生，你是否在说，夏伊勒的书不真实？如果是那样，《展望》杂志会发一篇撤销声明。”

“考尔斯先生，”考尔斯骂骂咧咧地告诉了我德国总理当时的话，“你没明白我的意思。重点不在于夏伊勒的书真实与否。我说的是，事实越来越清楚，这本书对德美关系非常有害。它正在美国挑动人们憎恨德国人。夏伊勒先生是个与德国为敌的人，一个誓与德国为敌的人！你绝不能继续发表他的胡言乱语了。”

“是否继续发表将由我们决定，总理先生，”考尔斯告诉我他当时这么说，“如我刚才所说，只要您拿出证据，证明谎言和失实，我会进行更正，但我们还是会按计划刊登剩下的节选。我们坚信，书里的内容都是基于白纸黑字记录的事实。顺便说一句，总理先生，书里可都是希特勒时期的事，而不是今天的德国，不知您注意没有？”

在华盛顿那边，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康拉德·阿登纳当作座上宾对待，他是国务院的贵客，也是联邦政府部门的贵客。迈克·考尔斯则是个另类。阿登纳的愤怒和恫吓没有把他吓倒。

听着考尔斯的讲述，想着我的书在德国的境遇，我想起了最近在文学杂志《偶遇》上读到的几段话。那篇文章出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的手笔。由于我把生活在野蛮的纳粹时期的德国人写进了书里，我饱受德国总理和德国媒体的诽谤。不过，以下内容是20世纪60年代刚刚开始时，一位德国哲学家笔下的德国人：

“正直”是德国拥有全新自由之前提，作为德国人，我们尚需努力方能做到正直……健忘让德国人失去了两样东西：真诚和政治教育。

……我们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并非自己争取来的……这种自由是征服者的恩赐……唯有顺从战胜者的意愿，才有机会得到民主。这并非从自由之战中获得的民主，而是一群幸存者在茫然无措时，作为法令颁布给德国人的。

那么，德国人是否知道自由的本意？欧洲人的政治自由是通过斗争获得的。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今德国人享受的是当初那些政治事件的成果。德国人能够成为真正的民主人士吗？时至今日，德国和民主的关系仅仅停留在纸上。

在美国，我已经有点开始感受“成功”的滋味。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是，想当初，我带着早期完成的手稿前往《读者文摘》时，编辑根本不把我的手稿放在眼里。由于急需一笔支撑我完成作品的预付款，我宁愿出让所有可以向杂志出让的独家授权，《读者文摘》却拒绝了我。正如我此前所说，《读者文摘》最多只想购买篇幅有限的一个片段，前提是“文笔令人满意”。

《读者文摘》是否购买了上述版权，我已经记不清。[6]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1960年末，我的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而后迅速上升到首位，《读者文摘》的编辑这才改了主意，买下了本书节略本的版权。在本书出版发行一年半以后，《读者文摘》于1962年3月、4月、5月分三期连续刊出了本书的节略。我相信，《读者文摘》此前从未将任何一本书分那么多期连载，还专门在封面增加了一页介绍。我的书正式出版之前，《读者文摘》对本书那么冷淡，如今热情高涨得有点离谱。他们为节略本第一期加的导语有点儿过头。不过，时值1962年春季，我刚遭受了德国人的痛批，对此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导语写道：

过去一年里，在非虚构类图书排行榜上，《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直榜上有名。本书的成名绝非偶然，因为本书的写作堪称大师级别，记述的是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故事之一……是一个人、一个国家、整个世界相继疯狂的故事……

关于这一难以置信的人类纪元，（夏伊勒）这本书必将作为确凿的记录长期存在……纳粹日常活动中的秘密决定、阴谋诡计、幕后策划等，如今第一次大白于天下。夏伊勒以记者的视角，将令人震惊的奇人逸事以及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复活，再加上他本人厚重的学术底蕴，最终成就了这部作品。

我的经纪人从《读者文摘》那里拿到了一大笔钱，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个天文数字，再加上从《展望》杂志拿到的收益，以及《第三帝国的兴亡》的销售收入。尽管一多半收入必须交给税务官，按常规还需要分给经纪人10%，但这些收入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我一生中我终于第一次获得了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因而我不必为讨生活分出一半时间做其他事了，我终于可以继续专注于写作了。我完全放弃了开讲座，放弃了为杂志写文章，我还把重返广播界的想法完全抛到了脑后。这些都是曾经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无论如何，我好像终于实现了以往的追求，我终于可以依托写作撑起家庭了！我感觉，肩上的重担已经卸下，未来生活无论变成什么样，我对未来都充满了期盼，我甚至不在乎下一个十字路口是我进入老年的拐点。我甚至开始琢磨，虽然曙光乍现，但未来几年或许会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我们一家人在农场度过了记忆中最美满的圣诞假期之一！”这是我1961年1月1日的日记里的一句话，也是我的书在美国第一次发行几个月之后的事。由于农场的炉子彻底坏了，我们没钱买新炉子，我们已经两三年无法在农场过圣诞节了。那天的日记写道：

白雪皑皑，空气清冷，一轮满月，孩子们从剑桥城回来，我和她们一起尽情滑雪，拉雪橇。

屋子里有了暖气！因为我们有了新炉子！

[1] 小说家凯·博伊尔是艾丽塔·范多伦的朋友，她在写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里抨击了克雷格的观点（她在《纽约邮报》就我的作品发表过一篇书评）。那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戈登·克雷格就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发表了评论，就其本质而言，他的评论如小人泼脏水一般诋毁了夏伊勒不朽的建树。该文所展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以及克雷格先生列表提请夏伊勒先生阅读的报刊、文献作品等，在旁人眼里未免显得好笑至极，因为夏伊勒先生的作品恰如他本人所做的奉献一样，是对当今世界历史所做的极其重要的贡献……对克雷格“贬低”本书不过是“值得赞誉的研究工作”，博伊尔小姐同样持反对态度。她认为，本书理所当然远不止如此。

[2] 参见本卷第十四章。

[3] 据认为，德国的齐格菲防线与著名的法国马其诺防线齐名。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后，德国人开始在其西部边境修筑齐格菲防线，这一工程从未完工。不过，希特勒以此恫吓法国和英国，使这两个国家相信，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防线。

[4] 《柏林日记》从未在德国出版发行，没有一个德国出版商敢于做这件事。

[5] “在德国发行16个月后……”驻波恩记者西德尼·格鲁森在发给《泰晤士报》的电文中称，“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国的兴亡》至今在西德仍处于风口浪尖。”
虽然争议集中在作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方面，争议的核心却是夏伊勒为什么写这本书，这本书在美国为什么如此热销。在今天的德国，这本书实际上被人们当作政治文件看待……德国人把这本书看作美国境内新兴的反德运动的原因和表象……人们通常尖锐地把反德势力称为“某些社会团体”……自战争结束以来，具有像本书这么大影响力的正式出版物，人们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何况这本书的发行量相对这么小，德文版仅仅销售了1.4万册，然而，各种书评、批判文章、读者来信、答读者来信等，时至今日从未平息过。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夏伊勒似乎是在暗示，希特勒的崛起和统治不可避免，是德国人的性格使然，以此在纳粹和德国人之间画上了等号。将此番不满进一步引申即可形成如下看法：永远不能相信德国人，德国人根本没法改造。

[6] 写完上述段落后不久，我翻阅日记时，在1961年1月1日的日记里，我发现了如下说法：《读者文摘》买下了版权，却从未刊登我的文章。

20th CENTURY JOURNEY：A NATIVE’S RETURN：1945-1988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1990 BY WILLIAM L. SH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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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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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某次回国探望母亲

康涅狄格州托灵顿地区的农场

1966年，托灵顿，作者与外孙女戴尔德丽在一起

作者在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的家

作者与外孙女克里斯蒂娜和外孙亚历山大

作者与女儿琳达和她的孩子们在乡间

1982年，作者与玛吉·钱皮恩在列宁格勒的冬宫

1982年，作者在列宁格勒的圣以撒大教堂

1980年，作者在斯托克布里奇自己的帆船上

作者的第三任妻子伊琳娜·卢戈夫斯卡娅

1991年2月，作者与外孙女凯特琳在一起

第六篇 时日无多：1960—1975

第十八章 一段旧日恋情

1960年，《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一次出版时，我已经56岁。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本书的出版均引起了喧嚣，待喧嚣复归平静，我已经58岁。我终于可以转向其他事情了。我主要想说的是，我可以转向下一本书，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工作，考虑一下个人生活了。我这么说是因为，经过如此漫长的干旱期，财富终于垂顾我们一家人了。

对作家来说，65岁还谈不到退休——尽管有些人这么认为——不过，对人生而言，65岁确实是个里程碑，它离我越来越近了。我们银行里多了存款，再也不用担心房租、日常开销和两个女儿的大学学费了。

我几乎无法适应如今的好运气，它来得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与所有人的预言相左。适应好运气，过程令人愉悦，然而，适应它的确需要花费时日。经过年复一年的高速运转，把速度降下来，也需要费些时日。为帮助我降速，有一天，兰登书屋老板本内特·瑟夫给我打了个电话，建议我为兰登书屋青少年读物“人生向导丛书”写几本书，那是一套为10岁到14岁的孩子编写的丛书。我可以先写个儿童版的阿道夫·希特勒传记投石问路。

瑟夫向我保证，做那件事挺容易。其实不然。我今生第一次遭遇了文思枯竭，一连好几天，面对打字机的我一行字都写不出来。为年轻人写东西，别人是怎么写的？作家应当尊重年轻人，不应该顺从他们。不过，为便于他们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必须尽可能简单。我找来几本朋友们写的“人生向导丛书”，一本接一本读起来，想弄清他们是怎么写的。约翰·君特写了一本亚历山大大帝传记、一本恺撒大帝传记，赛珍珠写了一本马丁·路德传记。不过，这些人都是真英雄，都是年轻人膜拜的历史人物。我不想让孩子们高看希特勒，不想让孩子们把他当英雄。希特勒是个天才，然而他是个邪恶的天才。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切入点，完成了那本书。借着那阵东风，我以非常放松的心态又写了一本书——写的是“俾斯麦号”战列舰被击沉的事。为了写《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积累了一些相关资料，一直苦于没找到利用它们的机会。

接下来，由于经不住诱惑，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投入了好莱坞的怀抱。

我在1961年1月1日的日记里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好运气，我说：“看来很有可能卖出电影版权呢。”

直到那时，我的经纪人一直劝我，那种事不太现实。“那帮人几乎从来不买非虚构类作品，”他说，“所以我不指望他们会买你的书。”

不过，“他们”确实买过。

后来，我的经纪人还故作悲戚地说：“不幸的是，卖不了几个钱。”大大出乎经纪人意料的是，好莱坞有那么多电影公司，出面向我购买版权的竟然是著名的米高梅公司，因而经纪人一口答应了对方开出的条件。用他的话说，他答应得太着急，“有点丢人”。由于我连续多年颗粒无收，当时看来，对方的条件——我已经忘了准确数字——对我来说已经很慷慨了。当时我以为，好莱坞如何将这么宽泛和这么骇人的主题改编成电影，如若有机会见证一下，肯定相当有意思。

“他们会做大量修改，”一些朋友告诉我，“尤其是米高梅公司，等他们改完本子，作者根本就找不到原作的影子。”

不过我认为，我还算有些保障。担任制片人和导演的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两人对待那种事非常严肃。在戏剧领域，他们两人已经小有成就，其中一人在电影制作方面已经有一些口碑。制片人是约翰·豪斯曼，他是舞台剧方面的老手，那两年他一直担任美国莎士比亚剧院一把手，该剧院位于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市。他已经执导过好几部电影。导演是乔治·罗伊·希尔，那一时期，他在纽约百老汇执导了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担任编剧的两个舞台剧，他已经成了戏剧界的“后起之秀”。我认为，到那时为止，他尚未在电影制作方面练过手，因而他非常希望在这方面试一把。

有豪斯曼和希尔两人主事，至少可以用我的书拍出一部严肃的电影，对此我有相当的把握。和电影公司的“头头”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得知，到那时为止，米高梅公司从未拍摄过纪录片。和我们见面的人正在试图取代著名的米高梅公司创始人路易斯·B.梅耶。那是我第一次和好莱坞权贵打交道，那人的办公室足有谷仓那么大，内墙是绚丽的粉色。那人让我们等待的时间不长不短，恰到好处，我猜测，他以为他那么做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那人和我们握手时非常热情，他是个热情外露的人。

他开门见山地说：“尊敬的夏伊勒先生，你让我一连三个晚上没法入睡，不信你可以问我太太。和你说，我一连三夜都干坐着，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我根本放不下，书太长了，让我完全没时间睡觉。那什么……”

突然，电话铃响了，那人转过身子，伸手拿起了电话听筒。

约翰·豪斯曼紧挨着我坐，他探过身子，悄悄对我说：“他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这王八蛋根本不识字！”

大人物对着电话听筒简单交代了几句话，然后转回身子，重新面对我们，接着刚才的话说了下去：“没错，先生，这是一部大作。如果让我说，我认为，这是一部杰作。米高梅公司为买下一部这么好的作品感到骄傲……”

那人接着说：“这么说吧，夏伊勒先生，你有高手和你合作。约翰·豪斯曼已经为米高梅公司拍过几部好片子了。”然后他调转头，面对导演，接着说：“欢迎你加入好莱坞，希尔先生。我们早就听说了你在戏剧方面的大手笔。”

说到这里，那人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他接着说：“说实在的，夏伊勒先生，我必须说清楚，米高梅公司从未拍摄过纪录片。我们拍摄过一些伟大的片子，不过，那些都不是纪录片。可你的杰作必须是一部纪录片。所以，让我高兴的是，有这样的高手和你一起合作。约翰·豪斯曼和乔治·希尔是能够拍出高水平纪录片的人，除了他们，还真找不出更合适的人呢。”

“非常感谢你们来见我。”那人说着站了起来，那意味着，我们应该告辞了。豪斯曼事先和我说过，那人已经签字批准一笔1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剧本由我负责撰写。为拍摄那部新片子，再过几天，我们就得前往华盛顿和欧洲检索档案了，我相信，那两个地方存放着大量从未示人的档案材料。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进入了一种好莱坞的熟悉场景。我、导演、制片人，我们三人常常出现在某个游泳池旁边，多数时候在我暂住的那家奢华的饭店里。我们围桌而坐，一起讨论计划中的片子，以及我将要动手写的本子。我们常常在下午行将结束时转移到约翰·豪斯曼位于马利布海滩的住处。随着讨论的深入，消耗的酒水也会增加。那么做让人很开心，至于写本子，时间都在愉悦中白白流失了。到末了，我搬到了位于加州棕榈泉的一家汽车旅馆里，以便真正动手写作。约翰·豪斯曼和乔治·希尔则乘飞机去了华盛顿，他们去那边调研人们究竟希望看什么样的片子。

后来，再次返回好莱坞期间，我经常会在各种晚会遇见一些当代名流，时而也在拍片的片场。20年来，由于我一直身在欧洲，而欧洲很少上映美国电影，还由于我一直特别忙，对电影没什么兴趣，所以回国后，我没看过几部电影。令人悲哀的是，我对“明星们”以及他们饰演的角色知之甚少。有时候，那的确让人有点尴尬。常常会有人为我介绍一些显然非常重要的男女演员，而我可能仅仅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却从未在银幕上见过他们。比方说，我从未在银幕上见过朱迪·嘉兰[1]，也几乎没听说过她的名字。有一天，我前往位于环球影城的《纽伦堡大审判》拍片现场，旁观斯坦利·克雷默的拍摄，朱迪·嘉兰正好坐在证人席上。她饰演的角色是个柏林妓女，我认识“质询”她的男演员，那人是理查德·威德马克，饰演的是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拍摄结束后，威德马克为我和朱迪·嘉兰做了介绍，朱迪说，她想和我聊一聊。当时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不会玩好莱坞那套百试不爽的说辞：“你在某某电影里演得太棒了。”我只好等候朱迪先开口，而她一点也不见外，我发现，她非常随和，非常自然。她想知道柏林的妓女是什么样子。她们怎样穿衣打扮？怎样走路？怎么说话？诸如此类的事。实际上，我完全不记得那些事了。

那部电影采用了全明星阵容，探班那天，我和好几位显然是电影界名流的人分别说了几句话。斯宾塞·屈塞在那部片子里饰演一位纽伦堡法庭的法官，他想了解德国那边的真法官们如何穿衣打扮，他们的言谈举止以及他们的形体动作。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因为拍摄进度缓慢，伯特·兰卡斯特曾经小小地发了一通脾气，他想知道，纽伦堡法庭的实际审判进度真有那么慢吗？他对斯坦利·克雷默大喊道：“我都烦死啦！”

100万美元如数划拨完之后，米高梅公司反而放弃了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题材拍电影的计划。约翰·豪斯曼和乔治·希尔两人另谋高就去了。末了，米高梅公司将电影版权卖给了大卫·沃尔珀，后者用我的书拍了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将纳粹德国的历史压缩到长度仅为两小时的电影里，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沃尔珀奇迹般地做到了，那部电影至今仍然在美国各大专院校放映，时不时还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后来，我再也没有为电影界写过东西。我和好莱坞无缘，那里太不真实。我无法和他们交流。

我从幻想的乐园回归，渴望动手写一本新书。写什么呢？当时纽约双日出版社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希望我写一本我在印度期间与甘地交往的书。我耽溺于写欧洲的事已经过于长久，改变一下应该是件好事。很久以来，为甘地写书的想法一直在我脑海深处处于蓄势待发状态。实际上，离开西班牙时，我写过一本以印度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在打腹稿。但那本书——我的第一本书并没有完成，而且写得很糟。1934年，我重拾新闻工作以后，把那本书彻底抛到了脑后。而今已是1961年，投入多年心血创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已经成为往事，我感觉，我可以接受出版社的渴求了，因而我签下了双日出版社的合同，那本书将记述我和甘地在一起的经历，以及他领导的那场给印度带来独立的革命。然而，认真看完手头的材料后，我意识到，我尚欠一些准备，我还需要多做些思考。圣雄对我的影响之巨非同一般，当时我尚且无法用文字说清那一切。我必须另外找个主题。

当时我还认识到，我必须正视自己的个人生活。由于我年复一年长期扑在关于德国的书上，我的生活似乎完全陷入了停滞。我和特斯之间出现过关系紧张，我当时以为，那主要是因为钱，照直说，是因为缺钱。但到了那一时期，钱已经不能作为我们关系紧张的借口，我们再也不必为钱担心，不必为寻找下一顿饭钱的事争吵。我们本可以放宽心享受生活了。

1959年9月，我刚刚完成关于德国的书，小女儿琳达也和姐姐到拉德克利夫学院上学了。我和特斯结婚21年来，我们家第一次没有了孩子们的身影。我和特斯再次步入了孤独的境地，我们谁都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突然摆在了我们面前。

第二年6月，因加大学毕业，并且结了婚。我在日记中记道：

1960年8月3日，星期三，农场。艾琳·因加于6月15日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三天后，她结婚了……在纽约的圣马克大教堂……

为艾琳主持婚礼的牧师是教区牧师迈克尔·艾伦，他是杰和露丝夫妇的儿子，当他还是孩子时（在欧洲），我和特斯就认识他了。为了当牧师，他放弃了记者职业……

圣马克大教堂是一座古老的、破败的教堂，在纽约年代最悠久的教堂里它排位第二。几年前，因加在这个教堂做社区服务时，喜欢上了这座教堂的外观……

那座教堂由彼得·施托伊弗桑特修建。我相信，曾经用强硬手腕统治新阿姆斯特丹[2]的独腿荷兰老爷子就安葬在那里。

我在日记里记述道，结婚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有五六个宿醉的流浪汉在教堂门口的过道里酣睡，艾伦牧师和我，以及新娘新郎双方邀请来的几个哈佛大学的壮小伙将那些人清理出教堂后，新婚队伍才得以进入教堂。我们做得很人性化，我给那些人每人派发了几美元，打发他们到十字路口的店里买啤酒和三明治去了。

这样一来，一个关系密切的四口之家，如今只剩了三口……一切似乎恍如昨日，想当初，因加还是个孩子，她带着比她还小的妹妹在各个房间跑进跑出。很快——不出三年时间——琳达也会大学毕业，说不定她也会嫁人。人生的一个轮回不久将落幕，每个人都用成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书写自己的人生轮回。我和特斯将要回归两个人的世界，就像刚结婚时一样。然后我们会变成外祖父母——隔代的又一个轮回也会由此诞生——那之后用不了多久，我们会离开。人生在世似乎太短了。对于56岁的我来说，除了那些忙忙碌碌的年月，生活似乎还没有完全开始。我还想做许多事情，然而，时间所剩无多，我这才意识到，已经着手做的一些事，多数根本无法完成。

譬如学习俄语，那时我才认识到，或许我永远都无法学会那个精准的、美妙的语言了。我在爱荷华州上高中时，我第一次阅读了俄国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的英译作品，有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还有普希金的诗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剧作），那时我就立意学习俄语。二战初期，乔治·凯南曾经在美国驻柏林使馆工作，他告诉我，唯有直接阅读原著，人们才能真正读懂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品。因而，我和一个在索邦神学院学习的漂亮俄国女人进行交换，我教她学英语，她教我学俄语，那是我在巴黎期间的事，当时我只有20多岁。然而，当时我大部分业余时间必须用来学习法语。尔后，我的记者生涯把我带离了巴黎，带离了那位老师。在随后那些癫狂的岁月里，作为巡游记者，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再找一位老师。

还有比学俄语更重要的事情，我还想写好多书：在印度与甘地的交往；法国1940年的陷落；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未来（当时欧洲仍然处于战后的萧瑟状态，正处于恢复进程中）；最后还有，关于我的国家（我回国时间已经足够长，我已经感受到它的一些东西）。另外，虽然我在写小说方面毫无建树，但我仍想回过头写几部小说；虽然我此前创作的三四部剧本比想象的糟糕了许多，但我仍然想再写几部。如果有闲暇，也许我可以写一些诗。在巴黎期间，我曾经写诗写到手发软，最终也没写出什么好诗。

我仍然想把婚姻维系下去，这需要克服近些年遇到的许多困难，除了贫困以外，还有工作和战争导致的两地分居，以及我自己偶然的越轨行为。[3]

二战第一阶段进入了尾声，我从柏林返回了美国，蒂莉·洛施开始走进我的生活。1941年夏末，我的家人仍然在科德角时，我孤身一人返回了纽约，重新开始了播音工作。8月的一个夜晚，温度宜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11点的播音节目开始前，我正在小如鸽笼的办公室，约翰·君特、托拉·利特瓦克、弗兰克·卡普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后两人是著名电影导演。他们提出，他们要去播音室看我播出新闻，然后带我找个地方喝一杯。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女性，40岁左右，极为漂亮。他们做完介绍后，那女人一开口，我就从她轻柔的嗓音、淡淡的口音里听出来，她是个维也纳人。那女人正是蒂莉·洛施。

1929年，我刚到维也纳工作期间，蒂莉·洛施已经是当地的传奇人物。人们都说，她是庄严的国家歌剧院几十年里难得一遇的首席芭蕾舞演员，一个活力四射的舞者，还是个大美人。我到达维也纳之前不久，她已经提前“退休”去了伦敦，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美籍英国人。她在伦敦重返舞台，参演的是通俗音乐剧。对她而言，那是个新职业，也是第二职业，不过她照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29年夏，我离开维也纳，在伦敦待了很长时间，我的工作性质决定我必须那么做。我在奥地利首都认识了匈牙利女友佐拉，随后她也来到英国和我一起工作。她到伦敦不久，我们一起去看洛施小姐出演流行音乐家诺埃尔·考沃德的音乐剧《荣耀之年》。一战结束后不久，佐拉在维也纳看过蒂莉·洛施的表演，她对后者赞不绝口。

佐拉对我说：“你一定要去看她演出！”不过没必要着急，我到维也纳的第一个冬天，听说了许多关于蒂莉·洛施的事。

演出效果证明，蒂莉·洛施是考沃德创作的舞剧里的明星。考沃德后来在其自传里披露，实际上，蒂莉·洛施拯救了他的舞剧！他是这样表述的：她是自伊莎多拉·邓肯以来自己见过的最有激情的舞蹈家，而她比前者貌美许多。我们观看的那场演出结束时，佐拉感觉到了我的激动，她提议我们两人到后台见见洛施小姐。

佐拉揶揄道：“如果你和她说，你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她肯定高兴得要命。”不过，我压根儿没有胆量前往后台。几天后，某周刊发表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还配了许多漂亮的照片，文章介绍了洛施小姐和她的舞蹈事业。不知为什么，对那个迷人的女性，我竟然会滋生出崇拜英雄般的情结。我剪下了那篇文章。回想当年，那时我25岁，正在和佐拉缠绵，我却疯狂地恋上了一个从未交往过的人，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和那个人交往。当年的疯狂至今还影响着我。

而今，1941年8月，在一个燠热的夜晚，突然之间，在从未预料到的情况下，有如平地一声雷响，有人在纽约介绍我和蒂莉第一次相见了！我感觉自己坠进爱河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那几个人听了我的播音。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纽约“二十一”俱乐部餐厅，去喝几杯，顺便还吃了些东西。我被蒂莉彻底迷住了！她和我坐在桌子同一侧，由于说话投机，我们两人忘了其他人的存在。约翰·君特似乎很生气，他突然对我们喊了一嗓子，询问我们还听不听他说话，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约翰·君特说，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人人都想知道的事。

对我来说，那次见面犹如让人心醉的佳酿。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蒂莉与我有过几次非常正式的书信往来。特斯从科德角回来后，蒂莉邀请我们夫妇和她一起喝茶。本来我以为，两个维也纳女人会相处得很好，结果恰恰相反。当然，我把那种事想得太简单了。对那种事，特斯比我精明许多，她显然立刻察觉出蒂莉与我擦出了火花。她生气了，开始反对我们三人继续往来。

如此一来，蒂莉和我开始了交往，我们很快变得不分你我。两年后，美国空军第八军开始在日间轰炸柏林，为报道那件事，我前往英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和蒂莉已经开始谈论结婚。她告诉我，她正打算和第二任丈夫离婚，那人是个英国勋爵。她让我在伦敦催促她的律师加快办理手续。尽管我真的很爱蒂莉，可我不愿意因为爱她而毁掉我已有的家，那时琳达还不满两岁，因加不过才五岁。尽管特斯和我的分歧不断加深，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鼎力支持我。我仍然记得，之前两年，我在《柏林日记》一书里的献词是这样表述的：

献给同甘共苦的特斯

蒂莉不喜欢我的做法，她说，如果她不能拥有全部，就宁愿什么都不要。我们之间的问题渐渐显现出来，我宁愿维持现状，顺其自然，结果导致和我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女人都不满意。我愚蠢地认为，她们两人都不可理喻。当时我一门心思想保住自己的家庭，却又舍不得放弃与蒂莉的交往。有时候，蒂莉似乎要和我分手，问题随后也就一了百了了。然而分手过后，我们又总会和好如初。我们的关系就那样维系了好几年。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因为那件事伤得不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斯的愤怒有增无减，我的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我此前所说，当时我正忙于创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家庭财政引起的争吵导致问题雪上加霜。或者说，由于试图将那个作品写出来，我压力倍增，问题也就更加严重了。

完成写作后不久，我终于和蒂莉彻底分手了。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可怕的变故。不过我认为，那是我维系婚姻的唯一方法。可以肯定的是，就当时的情况看，分手对蒂莉算不上严重打击。尽管她的私生活永远特别神秘，但我有种感觉，她和另外几个男士的关系也越来越近。由于我在那件事上优柔寡断，我对她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依然爱她，不过事情明摆着，我们两人根本走不到一起。她已经厌倦继续等待。

多年来，我和蒂莉之间没有了任何往来。我们都从对方的生活中消失了。后来，1975年初的一天，我收到蒂莉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如后：“给我来电话。情况紧急。”

当时我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伯克希尔，我立即搭乘最先出发的航班往纽约赶去。蒂莉似乎特别绝望。医生查出她患了癌症，但她说她不太相信那医生，她想让我帮她另找个医生。我给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真的找到一位。

蒂莉已经大变，她的激情已然消耗殆尽。她的脸看起来惨白如纸，不过，在我眼里，她依旧美丽。无论她一生有多少男性相伴，她似乎非常孤独。自我们分手以来，我们都不曾有弥合分歧的意愿，我们同样不曾有反悔过去的意愿。我们聊起过去，有意避开那些伤心时刻，我们都还记得那些美好时光。

蒂莉伤感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感慨：“确实是。”

“有时候，我们真的挺傻的。”说到这里，蒂莉脸上掠过一抹略显苦涩的笑意。

“也许是因为那时是在恋爱。”

“是啊。”蒂莉感慨的声音很低，犹如耳语。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蒂莉似乎陷入了沉思。

“长期以来，我经常想不明白，”蒂莉说到这里顿了顿，“为什么我们没成为夫妻呢。”

“我们差点就成了。”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到此为止了。其实她知道原因，也许她不记得了。也许她就是想触及这个话题。

蒂莉·洛施死于1975年平安夜，死在纽约。第二天一早，为庆祝节日，我们全家人在位于近郊的一个女儿家聚会，特斯向我披露了蒂莉的死讯。她递给我一份《纽约时报》，报纸的讣告版对折在里边。蒂莉的死讯和生平在大标题下占了整整三个栏目。标题是：

异国舞者蒂莉·洛施去世

人们已然忘却，蒂莉·洛施的事业不仅让她声名远播，也让旁观者眼花缭乱——她不仅是舞蹈家，还是演员、编导、画家。《纽约时报》回顾了她的一生：在维也纳，她是首席芭蕾舞演员；在萨尔茨堡，她参演了马克斯·赖因哈特的歌舞剧《凡尘凡人》（Everyman）；她是马克斯·赖因哈特的歌舞剧《仲夏夜之梦》的编舞；她还参演了德国作曲家库尔特·魏尔和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创作的歌舞剧《七宗罪》，1934年，该剧在巴黎上演时，舞蹈大师乔治·巴兰钦任该剧的编舞。

在离开维也纳之后的年月里，蒂莉·洛施曾经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和著名舞蹈家哈罗德·克罗伊茨贝格联袂演出。她也参演通俗剧目，歌舞剧《龙国香车》（The Band Wagon）在纽约百老汇上演期间，她和弗雷德·阿斯泰尔、阿黛尔·阿斯泰尔联袂演出。《龙国香车》曾经深深地打动了《纽约时报》戏剧评论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他在评论中说：“蒂莉·洛施让音乐剧中的舞蹈升华至精美的艺术。”

在一种怅然若失的状态下，我断断续续看完了《纽约时报》的讣告。虽然蒂莉和我已经分手多年，1975年我们才恢复往来——但仅仅是一种时断时续的往来——但我仍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悲痛，其中也有懊悔。1975年，我和一个朋友去了欧洲，夏季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欧洲度过的。回国后，我没有给蒂莉打过电话，没有关心她的病情。我知道她已经被癌症击倒，既然如此，我那么做实在是太恶劣了。我给她推荐的医生确诊了她的癌症。那年秋季，我也没有给她打电话，因为我的个人生活当时已经陷入一片混乱，我不想见任何人。圣诞节之前半个月，我给蒂莉寄过一张贺卡，还夹寄了一封信，我在信里提议，我们尽早见个面。圣诞节前几天，我给她纽约的住处打过电话，电话无人接听。随后，我给纽约一家鲜花店打电话，为她预订了送上门的鲜花。我完全没有想到，她已经住进医院，进入临终状态。

人们将蒂莉·洛施安葬在她最喜爱的奥地利城市萨尔茨堡的一个公园里。我家起居室的壁炉台上摆放着一张照片，内容是蒂莉的墓碑，是一个朋友拍摄的。墓碑上镌刻着蒂莉早年画的一个舞者的轮廓，舞者旁边的铭文如下：

蒂莉·洛施

1903年11月15日—1975年12月24日

舞蹈家、演员、艺术家

铭文是英文，并非萨尔茨堡的文字，即她的母语德文。我敢肯定，这铭文是她自己起草的。

我是在蒂莉去世15年前和她彻底分手的，和她分手并没有带给我希望中的家庭和睦。也许一切来得太晚了。

[1] 著名美国演员和歌唱家。

[2] 纽约的旧称。

[3]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那些原因导致的结果太私密，也许我永远无法向外界披露。我总是试图用萧伯纳的一段话安慰自己：“天底下最恶的人莫过于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秘密告白于天下，这必然导致将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的秘密告白于天下，尤其是这里面将牵连自己的配偶。”

第十九章 玛莎·多德的故事

无论世事如何扰攘，人必须奋斗。我终于认准了想写的书，一头扎进了写作。

第一次想到写那样一本书，是21年前的事。那还是1940年6月，我以美国记者身份跟随德国军队开进了被占的巴黎，亲眼见证了法国可悲的沦陷，其悲壮场面让人过目难忘。

那年春夏之交，天气出奇地好，当时所有在法国的人都说，自一战结束以来，天气从未那么好过。仅仅六周时间里，那一伟大的民主国家，或许也是最文明的国家，世界排位第二的帝国——法国突然间轰然倒塌了。其军队被认为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装备。曾经骄横一时的法国国民一下子陷入了愕然，随之彻底堕落了。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结论是：“这是历史长河中我们国家命运最可怕的崩盘。”6月17日，在沦陷的法国首都，我写下日记：

从我们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分析，我感觉，整个法国社会彻底分崩离析了——军队树倒猢狲散，政府成了没头苍蝇，人们的斗志完全涣散。变化之巨，谁都无法相信。

巴黎以南，在塞纳河、卢瓦尔河之间的公路以及两条河流域以外的公路上，拥挤着大约800万惊慌失措的难民，他们在逃避德国人的魔爪，为的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上岁数的人都记得，上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凡落在老对手手里的人，都遭到了野蛮的虐待，当时有数千法国人质遭到枪杀。[1]巴黎有500万居民，我到达那里时，留守城里的人口仅有70万。当地警察说，其他人都逃难去了。

当时记者都报道，难民数量那么庞大，食物、饮水、住宿等后勤根本没人管。入夜以后，没有汽车的人只好睡在公路旁边的农田里。难民们白天乞讨，实在绝望就抢劫，许多人为争夺饮水大打出手。只有少数农民在路边出售食物，甚至出售饮水——而价格水涨船高。但那种方式也仅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

那时候，傲慢的法国军队的军力所剩无几。德国人冲破法军防线，利用成群的坦克将法军包围起来，100万人成了战俘。法军残部向南方退却，多数已溃不成军。在拥挤的干线公路上，士气低落的士兵混杂在逃难的民众里，为避免被当作战俘送往德国，许多士兵脱掉了军装，扔掉了武器。一些高级将领已经开始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放弃抵抗，祈求和平。陆军司令部几乎每晚向南方转移一次，司令部已经乱成一团，与溃散的军队几乎没有联系。

像法军最高统帅部一样，法国政府也乱套了。离开巴黎以后，法国政府已经完全无法运转。6月11日，政府各部门到达卢瓦尔河沿岸，然后分散到图尔地区各城堡里。那么做显然是为了确保中央政府不至于在一次小规模轰炸中被完全消灭。然而，法国内阁成员之间，内阁与军队之间，政府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所有联系几乎都中断了。想想也是，怎么可能有联系呢？

在那一地区，多数城堡仅有一部老掉牙的电话。通常情况下，电话安装在城堡底层的盥洗室里，不仅通话质量欠佳，而且线路往往只通向紧邻的村庄，村里的接线员每逢午餐时间必定关机两小时，每到下午6点，接线员即彻底关机。

逃亡期间，法国外交部仅有一个外部消息来源，即一个便携式收音机。幸好英国驻法大使没有忘记，才随身带上了那个收音机。显然，在整个法国外交部，没有一个人想到应当随身携带那么个东西。外交部副部长前往某城堡拜见共和国总统时，他发现，国家最高领导“完全与世隔绝，与总理失去了联系，与最高权力机构失去了联系，而且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他一无所知”。这是该副部长后来向外界披露的。

法国议会理应帮助摇摆不定的政府，鼓励政府继续战斗，即使议会分散到北非各殖民地，也应当如此，可问题是，在仓皇逃亡过程中，议会根本无法召集会议。许多议员匆匆逃到了法国境内的波尔多地区，6月14日，德国军队开进巴黎时，法国政府和法军最高统帅部也到达了该地区。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打算将政府搬到北非，在那里继续抵抗，两天后，他却辞职了。随后，法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和亨利·贝当元帅（凡尔登战役的英雄）掌握了法国内阁。此两人强烈要求政府祈求停战。6月17日上午，即此两人掌权后第二天上午，他们就提出了停战。那时，贝当已经成了总理，魏刚将军则当上了国防部部长。

第二天我才得到上述消息。其时，德军工程师们已经在宽阔的巴黎协和广场架好高音喇叭，消息是通过大喇叭播报的。

6月18日，巴黎——贝当元帅祈求停战！（我在日记里记述道）巴黎市民们早已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搞得晕头转向了，根本无法相信这一消息。……听到消息时……我正和一大群男男女女在一起。那些人几乎吓呆了……贝当竟然投降了，怎么会呢？似乎没有人真的想知道答案。

法国的命运终结得太快了。我在日记里记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6月19日，巴黎。停战协议将要在贡比涅签署！在福煦元帅车厢里！正是那列列车于1918年11月11日见证了另一份停战协议的签署，地点在贡比涅郊外的树林里。

当天下午，我去了贡比涅。在那边，我看见德军工程师们正兴高采烈地拆除博物馆的一面墙，博物馆里保存着签署协议的那节车厢。我离开之前，德军已经把墙体拆除，正在一点一点将那节车厢挪到博物馆外边，挪到它原来所在的侧轨上。

6月22日（午夜），巴黎。停战协议已经签署！

法国已经让自己置之度外，如今仅剩下大不列颠反抗希特勒了。

停战协议签署后不到三周时间，由于受到德国人以及法国新任领导贝当、魏刚、皮埃尔·赖伐尔的裹挟，法国国民议会于1940年7月10日以投票方式将自己解散了，还宣布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独裁政体，一个可怜巴巴地模仿征服者的体制建立的政体，给予支持的法国人数量之多令人震惊。

那时候，准确地说，时间是7月19日，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了柏林的工作岗位。既然法国退出了战争，短期内就不会有什么军事行动了。我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思索法国的沦陷了。我想弄明白，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如此迅速？怎么可能呢？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天赋极高的人民竟然被拖进了如此悲惨可怜的境地，他们究竟错在哪里？法国军队上一次足足抵抗了德国人四年，在英国人以及随后而来的美国人的帮助下，他们最终战胜了德国人，这一次他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法国人这次真的像1914年到1918年那样奋起反抗过吗？我几乎没有亲眼见证过那样的迹象。德国装甲纵队几乎是驰骋般横穿了法国国土，进军速度之快，让人追都追不上。

法国军队和法国政府垮台如此迅速，究竟什么人应当承担责任？由于备战和调动部队的能力太差，法国军队的责任应当由将军们承担？维希的法西斯分子们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客们，因为政客们没有向军队提供必要的装备，即飞机和坦克，德国人正是利用这些东西神奇地获得了胜利，因而政客们应当负责？或者，恰如右翼失败主义分子所称，法国人民在“无神论”共和政体下已经变得心慈手软，所以大量责任应当由法国人民自己承担？那么右翼分子呢，由于他们与共和以及民主为敌，同情专制集权政体，所以应当由他们负责？或者说，由于厚颜无耻地追随克里姆林宫的指导，即使在1939年8月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左翼共产主义者仍然坚定地站到了法国切身利益的对立面，因而左翼共产主义者们应当负责？难道是，正如皮埃尔·赖伐尔及其追随者所说，法国的沦陷证实民主是死路一条，民主根本无法与独裁抗衡？难道西方式民主失败了？难道真的像安妮·林德伯格为其著作起的名字以及她所相信的那样，纳粹主义是“未来的潮流”？

我感觉，法国的沦陷或许真的不可避免。那个国家为1918年的胜利付出了太高的代价——死在战场的人有将近150万——德国人口更多，工业化程度更高，在短期内，法国不足以恢复到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更不要说与之抗衡了。或许，如果英国对法国的贡献像第一次大战那样多，结果会有所不同。如果美国人像1917年那样及时介入，结果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对我来说，1940年夏末是一个让人心碎的时期，我在柏林无所事事呆坐的时候，常常会思索上述问题。我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过多年，我已经爱上那个国家，那是我的第二故乡。[2]我一直在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吸收了它的一部分文化，研究了那个国家的历史，作为美国记者，我曾经每天报道那里发生的事。1925年，我到达法国时，它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1914年至1918年承受住德军冲击的法国军队在整个欧洲没有敌手——甚至在整个世界都没有敌手。法国军队镇守在莱茵河河畔，守护着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被摧毁的乡镇、城市、道路、铁路等都已得到重建，法国经济正处于恢复期。作为法国的老对手，德国于1871年和1914年两度侵犯法国，如今德国已经臣服。对法国人来说，未来看似一片光明。

1929年，因工作调动，我第一次离开法国时，以上正是那个国家当年的真实写照。不过，在随后的年月里，我会经常返回巴黎。1934年，我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度过。那一年，法国已经彻底变样——变得更糟了。法国人之间总是相互倾轧，无论在大街上、媒体上、议会里，情况均如此，那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到处弥漫着旧恨与新仇。

1938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合伙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后，我再次到了巴黎。让我不寒而栗的是，对那一可悲的出卖，大多数法国人却持欢迎态度。他们的说辞是，那么做让他们避开了又一次可怕的战争。在我看来，那时的法国人似乎毫无希望，为了换取和平，他们不惜任何代价。1940年9月，当战争真的到来时，我仍然坚信，为保卫国家，法国人会像以往那样战斗到最后一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人竟然第三次侵犯法国，法国人肯定会义愤填膺。然而，那种情况根本没有出现。

那年8月，德国人以为，入侵英国的行动即将开始，德国人把我们这些记者带到英吉利海峡附近参与报道，我对法国的思考因而中断。对英国的入侵实际上永远不会发生，在等候期间，我开始考虑，眼下这场战争一旦结束，我该做些什么。当时我想，如果能够从文献和档案中发掘出什么见解，我应当以法国沦陷为题材写一本书。那是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题材之一，对我来说，那也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除此之外，我还应该再写一本书，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题材写一本书。当时看来，能够囊括进书里的内容或许仅限于那本书的前半部，因为纳粹德国尚未垮台，实际上，当时人们好像完全看不到德国垮台的迹象，因为德国已经成为旧大陆大部分领土的主人——其领地从挪威北角延伸到了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从法国濒临大西洋的海岸线横贯了欧洲，直抵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法国彻底完蛋了，至少当时如此。但德国人正处在其国家实力的巅峰期。

虽然我一直沉浸于不断地书写刚刚过去的岁月，但为了生存，我也密切关注着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通常我会把事情的进展记述到日记里，把报刊上的文章剪下来做好归类，我还坚持通过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关注新闻，我会随着事件的进展嬉笑怒骂或者时时追踪。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不间断地报道第一手新闻事件，我已经历练成较为冷静的观察家。不过，我跟踪新闻的热情一直延续下来，这或多或少与我的一个朋友有关。

我指的是玛莎·多德，我在柏林那些年，她成了我的好朋友。她父亲威廉·E.多德教授是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时任美国驻德国大使。我和这家人混得特别熟，我也特别喜欢这家人，我们的关系坚如磐石，而且往来特别密切。老多德是南方人，他身上带有南方人那种不苟言笑的气质，他是个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秉承着豁达的人生观，因而他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良师益友，他在柏林的公职是后者任命的。多德并不讳言他反对阿道夫·希特勒，这让我对他敬佩有加。他一向支持我，令我不胜感激。当时他儿子比尔·多德正在柏林大学刻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女儿玛莎刚刚念完大学，为我的老东家《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不久，她是这家人的活宝。玛莎长得漂亮，性格开朗，是个博学、志向高远的作家，因而她成了柏林的公众人物。她朋友极多，人脉极广，这为她父亲及其担任的职务带来了便利。

后来的历史证明，和玛莎关系最密切的朋友里有两个人成了著名的纳粹分子：一个是希特勒纳粹党对外宣传秘书普希·汉夫施滕格尔，另一个是臭名昭著的普鲁士秘密警察头目罗尔夫·迪尔斯。玛莎还有个关系密切的朋友厄恩斯特·乌德特上校，他是个飞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过许多勋章，1933年以后，他成了戈林的部下，成了建立德国空军的得力干将。不得不提的还有路易·斐迪南亲王，他是普鲁士家族的长子和王位继承人，玛莎在后来出版的作品里这样描述道：“他是我后来在德国认识的最有意思的人之一，也是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3]

理所当然的是，玛莎认识许多不喜欢希特勒的德国人——美国大使经常招待那些人。正是在大使家里，我认识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玛莎自己也承认，刚刚离开芝加哥来到柏林的她显得既青涩又没有经验，当时她认为，她对纳粹主义持开放态度，因而她在政治方面显得有些天真，虽然如此，她很快就成熟了。总体上说，在柏林那四年，她崇尚自由开放，她对纳粹主义的恐惧和仇视与日俱增，这些都和她父亲相像。我不记得她对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感，即使在她访问苏联以后也没有，即使在她和苏联使馆的外交官成为朋友以后也没有。大多数在柏林工作的美国记者特别喜欢那个苏联外交官，不过，大家都抵制住了他诱人的意识形态说教。多年以后，即战争结束以后，我和玛莎时隔不久总会在纽约或康涅狄格州遇见一次，我不记得她谈起过共产主义话题，她丈夫阿尔弗雷德·斯特恩从来不谈这一话题。她丈夫从前在芝加哥做生意，玛莎回国后嫁给了他。他们两人有兴趣谈论他们喜欢的自由事业。斯特恩好像对政治毫无兴趣，他对市场的兴趣、对经济的兴趣远胜于对政治的兴趣。他的职业有一部分和公共住房有关。

鉴于以上这些，以下发生的事让我震惊之余仍然悸动不已。

1953年，一个寒意料峭的夜晚，在纽约百老汇某场演出的中场休息时段，我和特斯遇见了玛莎两口子。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们了，因而我们约定，散场以后一起到附近的餐馆喝点饮料吃点东西，聊聊各自的近况。实际上，我们一起进餐时，他们几乎没提到近期的情况。我们主要聊的是早年在柏林的那些事。由于斯特恩那时不在德国，他几乎插不上话，他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当时觉得，玛莎还和从前一样，活泼、热情、吸引眼球，也非常放松，直到半夜我们才分手。像往常一样，我们互相约定，不久的将来再聚一次。

几天后的某个清晨，孩子们的校车到达之前，我在与孩子们一起吃早餐和闲聊天，其间我瞄了一眼《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新闻的大标题让我目瞪口呆。消息说，玛莎·多德和阿尔弗雷德·斯特恩被控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已经逃离美国——估计已经逃往墨西哥。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把孩子们送上校车，返身回到屋里，正准备重新阅读有关老朋友那令人震惊的消息，此时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两个年轻的男子，在我的质询下，他们向我亮明了联邦调查局的徽章以及身份证件。他们说，必须和我谈谈。我领着他们来到二楼的起居室，窗外是东河。

其中一位迫不及待地开口了：“你认识玛莎·多德吗？”

“非常熟悉。”

“能告诉我们，究竟有多熟悉吗？”

“我已经说过了，非常熟悉。她父母，尤其是她父亲，是著名历史学家，我在柏林时，他是我国驻柏林大使，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玛莎也是。我非常喜欢玛莎·多德。”

“你非常喜欢玛莎·多德？”

“非常喜欢。”

“她和她丈夫为苏联当间谍，你知道他们已经受到指控了吗？”

“你们两位按门铃时，我正在看《纽约时报》上的消息。我很震惊，我根本无法相信！”

“你根本没法相信？”提问的那位看样子很惊讶，“为什么？”

“因为，在我看来，说她做什么我都信，唯独这个我不信。”

“她是个共党，对吧？”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是个共党？”

“不知道，从没听说过。”

那两个人里的一位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个快散架的小本子，一页一页迅速翻起来。每页纸上好像都有一张女人照片。

那人开口说：“先生，如果能帮上忙，我想让你辨认一下玛莎·多德。看到她的照片时，就对我喊停。”那人说完飞快地翻动着页码，那些照片一张接一张翻转过去。

“两位先生，”我说，“别演戏了，我已经说过，我非常熟悉玛莎·多德。”说完，我伸手抓住那个相册，姑且把那东西称作相册吧。我翻动着照片，翻到有玛莎照片那一页，将本子递还给他们。

他们惊讶地问：“你说这个人是她？”

“对，这就是她。”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然后，其中一个突然转身正对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他那对眼睛渐渐眯成了两条缝。

他问道：“最近你见过斯特恩两口子吗？”

“说实话，见过。”

“什么时候？在哪儿？”

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那一时期，联邦调查局肯定在跟踪玛莎和斯特恩。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案子肯定是重案。国会刚刚通过了法律，对间谍罪可动用死刑。正因为被控犯有间谍罪——为苏联充当间谍——罗森堡夫妇在纽约新新监狱被送上了电椅。最近我和两位朋友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那两个调查员肯定心中有数。

“真的别演戏好不好？”我又重复了一遍，接着说，“我敢肯定你们早就知道问题的答案了。不过我再说一遍也无妨。两三天前的晚上，我和我太太在纽约的剧院里碰到过玛莎和她丈夫。中场休息时，我们和他们在休息厅里聊了会儿。我们很久没见面了，因而我们约定，散场后到附近的餐厅一起吃个便饭，喝点饮料什么的。”

“哪个餐厅？”

看完演出后，我和特斯经常光顾那个餐厅，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不起那家餐厅的名字了。

“是叫蓝带餐厅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名字吧。我是说，就是百老汇往东，第44大街那个。”

“就是说，你们四个人去了那个餐厅。你们在餐厅干什么了？”

他们的提问越来越趋近于白痴。

“吃东西啊。”

“还有呢？”

“还有，喝了……啤酒啊。”

“就这些？”

“我们还聊天。”

“都聊些什么？”

我随口说：“随便聊呗……比如天气……”

其中一人打断了我，他说：“老老实实告诉我们你们都聊了什么。”

“具体的我记不清了，”我有些不耐烦了，“我想，主要聊的是很早以前在柏林的事吧。”

“在柏林？你们在柏林干了什么？”

“二位先生，我们做什么可都是公开的！我在那边可不是去当间谍，和当间谍毫不相干。”

这两个家伙显然没读过我的书，两个文盲！

因而我接着说：“在柏林时，我是美国驻外记者。”

“这么说，你是在柏林认识玛莎·多德和她丈夫的？”

“我在那边认识了玛莎与她爸妈和她哥哥。刚才我和你们说过，她父亲是我国驻柏林大使。”

两个笨蛋！难道他们连这层关系都弄不明白？

“在柏林时我还不认识阿尔弗雷德·斯特恩。”

“那时候你不认识她丈夫？”

“不认识，那时候他不在柏林，我敢肯定，玛莎回美国后，他们才结的婚。而且，联邦调查局毫无疑问知道一切——包括许多我不知道的事。”

“现在是我们提问！”一个笨蛋说，故意做出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我想。

“你早就知道阿尔弗雷德·斯特恩是个共党，对不对？”

“不对。我只知道他早前是个生意人，也许现在还是。我和他不熟。不过我敢肯定，他不是共党。”

“你声称，你不知道玛莎·多德是个共党？”

“先生们，我可没声称什么。我和你们说的都是我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我想，咱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如果你们还有严肃的问题，赶快问。不然的话，就到此为止，我得赶紧做我该做的事了。”

那两个人终于走了。让我不明白的是——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好多次了——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约翰·胡佛招兵买马时干吗不招几个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难道原因是，或许他根本就不想这么做？

我把以上情况告诉特斯以后，她也无法相信那些会是真的。她和多德一家也非常熟。由于特斯具有维也纳人的特质和美丽，多德一家特别喜欢她。

我向特斯提了这么个问题：“我们在柏林的时候，还有，我们回国后和玛莎他们为数不多几次见面也算，你有没有察觉，哪怕一点点怀疑也算，玛莎可能是她被指控的那样吗？”

特斯说：“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可能由于害怕引渡，玛莎和她丈夫很快从墨西哥去了古巴，然后从那里去了布拉格。我听说，后来他们去了苏联。显然他们不喜欢苏联，因为他们返回布拉格安了家。我们在剧场偶遇，他们两口子逃离美国，然后好几年过去了，后来，身在布拉格的玛莎开始给我写信。他们返回古巴的七年中——1963年至1970年——我们之间的通信处于中断状态，他们再次返回布拉格永久定居后，我们又恢复了时断时续的联络。多年以来，玛莎寄给我的信件——看一眼信封即可看出来——总会由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双方的检查人员拆开检查，因而我推断，我寄给她的信件也会遭遇同样的对待。我竟然和受到如此严厉指控（正式向法院提交起诉书的时间是1957年）的人通信，因而我猜测，联邦调查局的人肯定对我没有好感。不过我认为，如果无法证明玛莎有罪，她就是无辜的——这符合我们国家的法律。

从我对玛莎的了解来说，我无法想象她会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她和阿尔弗雷德·斯特恩怎么可能知道苏联人感兴趣的东西呢？他们似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后来我了解到更多相关的起诉内容，斯特恩夫妇主要被指控在美国境内为苏联间谍充当情报员，让苏联情报人员利用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市的房子做接头场所。

在写给我的信里，玛莎从来不探讨她受指控的事，实际上，她从未在信里提到这件事。她也没有抱怨过在铁幕之下的流亡生活。我猜测，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孤独。我也猜得出，玛莎特别渴望访问西方国家——例如西柏林，她多么熟悉那个地方，还有维也纳、罗马、巴黎、伦敦。但由于害怕引渡，他们只能在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巴尔干国家旅游，也许还可以去波兰——除了匈牙利，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以我的判断，即使处于孤独的流亡生活状态，他们肯定也想利用有生之年多做些事。关于德国那些年，玛莎出版过书籍，通过她的书，人们即可看出，她是个天才作家。不过，无论是在布拉格还是在哈瓦那，玛莎的天分显然没有得到利用。她在信里说，他们从古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那些年，对于做个家庭主妇，她相当知足。这完全不像她！

一个美国女人和一个美国男人，斯特恩夫妇过着一种没有祖国的日子。

玛莎和斯特恩匆匆离开美国25年后的1979年春季，他们再次成了《纽约时报》头版新闻人物。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间谍指控，收回针对他们的起诉书，因为，几个最重要的证人已经离开人世。

玛莎从布拉格给我写来一封信，信里洋溢着喜悦。他们离开的时间已经太久，因而她问我，依我的判断，他们回国是否安全，如今美国的生活究竟如何，尤其是，纽约的生活究竟如何。他们立刻去了一趟巴黎和伦敦，不过，他们没有回到生养他们的地方。“我们年龄太大了，”她在来信中感叹道，“回去太难了。”

流亡33年后，身患癌症的阿尔弗雷德·斯特恩于1986年7月24日客死在布拉格，享年88岁。他对自己所处的困境没有留下任何公开言论。玛莎在来信里说，她永远无法从那一损失中完全恢复，他们结婚已近半个世纪，如今她一直在赎罪：“在异国他乡，在一个连语言都学不会的地方，我们忠实地恪守婚约已经相当长久了。”

1985年，有一次，玛莎给我写了封长信，那封信或许透露了一点点她的不幸遭遇。她在信里说，那一时期，她一直在处理“30年代发生在我生活中那个浪漫的大悲剧”。她平静地叙述道，那事与她和苏联驻柏林使馆第一秘书那段经历有关，在上文里我提到过。那个苏联人名叫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他是个极其聪明、有魅力的人，在当时的柏林，一些最保守的美国记者也把他当成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对苏联的伟大坚信不疑。他从柏林前往苏联驻华沙使馆接任了临时代办一职。我记得，他的美国记者朋友之一从莫斯科回国途中专门在华沙短暂逗留，前去看望他，告诫他千万不能返回苏联，因为斯大林刚刚开始了他的“大清洗”，行刑队枪杀了成千上万忠诚的党内人士。不过，那位年轻的外交官对布尔什维克死心塌地，根本没把那样的威胁放在心上。用他的话说，继续革命比任何人的生命都可贵，包括他的生命。后来他回国了。战后，我们了解到，他被斯大林清洗了。

在信的结尾处，玛莎是这样说的，“和传言恰恰相反”，她在柏林和年轻的苏联外交官那段恋情“与后来的事以及信仰无关，而是由于仇恨纳粹，仇恨西班牙内战，以及对苏联的崇高敬仰，当时苏联是希特勒最大的对手。我相信你能理解我”。

说到仇恨纳粹，同情共和国时期的西班牙，我能理解她的感受。西班牙被佛朗哥出卖，然后被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武装干涉摧毁。但说到她对苏联的崇高敬仰，苏联是希特勒最大的对手，我能理解吗？

恰恰是苏联和纳粹德国于1939年8月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使希特勒能够在两周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吧？就当时的情况看，苏联有愧于“希特勒最大的对手”这一说法，对吧？与事实恰恰相反，苏联成了纳粹暴君最大的同盟和帮凶。只不过在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掉头侵犯了苏联，苏联才成了“希特勒最大的对手”。除了自卫，苏联当时已经没有其他活路。只不过在当时，苏联自身的生存已经岌岌可危，它才成了“希特勒最大的对手”。

因此，我怎么可能理解呢——既然历史事实如此，这可能吗？我无法理解的原因远不止这些，至今我仍然不清楚玛莎和她丈夫逃离美国的原因，以及他们在共产主义国家流亡生活中孤独地度过余生的原因。难道他们以为，由于麦卡锡时代的歇斯底里，他们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难道他们想避免阿尔杰·希斯那样的命运，或者罗森堡夫妇那种更加悲惨的命运？据我所知，指控他们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对此，他们两口子从未像希斯那样公开站出来否认过。有一次，媒体引用了斯特恩在布拉格的发言，他说，那些指控“不可思议”且“超乎常规”。那些指控毫无疑问不可思议和超乎常规，不过，还不至于伪造吧？抑或确有其事？政府从未将他们的案子提交法院。88岁的阿尔弗雷德·斯特恩去世时将他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如今唯有玛莎可以揭开这一秘密了。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处死了总数高达29660人的法国人质。

[2]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留下了一句名言：“法国是每个人的第二故乡。”

[3] Martha Dodd，Through Embassy Eyes，p. 69. 此书详细记述了她在德国的四年时光。

第二十章 政客离世

20世纪60年代，光阴如梭，我整日忙忙碌碌，有做不完的事，操不完的心——操心国内，还操心国外——操心生活改变太快，过于戏剧性。正如1960年美国大选所示，一代新人正在掌控我们的国家，年仅43岁的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那一代人由20世纪出生的男男女女构成。更加年轻的一代人如今已经进入大专院校，他们已经在伺机反叛。年轻一代已经在校园里躁动，引得政府机构里的“老帮菜们”（fuddyduds）感到害怕和不满，深刻影响几代美国人生活的各种变化正在让老辈人靠边站。

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广播电视领域，人类见证了电视机取代收音机，电视不仅成了传输娱乐节目，也成了传输新闻节目和体育节目的主要渠道。20世纪50年代初，全美国仅有300万台电视机；60年代第一年，仅新增的电视机就达到了700万台。20世纪60年代初，全美国电视机的保有量已达4000万，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了一台电视机。无论人们愿意与否，电视已经开始填充和主宰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人们每天专注于电视屏幕的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人们的大部分娱乐活动有赖于电视机。20世纪70年代，电视成了人们的主要消息来源，对许多人来说，这也是唯一的消息来源——这样的进步让我觉得近乎目不暇接。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家庭成员的眼睛都紧盯着电视屏幕，人和人之间没有了语言交流，面对可怕的方盒子，人们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地坐着不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也发生在朋友之间。对许多人来说，晚间的社交生活不过是与他人聚在一起观看两到三个喜欢的电视节目。每晚这个时间段，主人和客人几乎没有什么语言交流。

在我看来，商业电视台的大多数节目都是垃圾。需要指出的是，电视台需要讨好尽可能多的人，这无可厚非，错误在于，美国三大商业广播公司喜欢垄断广播电视，它们唯一的兴趣是赚钱。数量庞大的少数派也希望从电视节目中有所收获，电视台对这样的偏好要么照顾极少，要么置之不理。如果有人说，广播公司白天播放的肥皂剧和晚间播放的情景剧对美国的文明和启蒙贡献不小，我绝对不信。我也不信这类节目对愉悦成年人会有贡献。后来出现的有线电视让人们看到了往好的方向变化的前景，实践结果却令人失望，至少我这么认为。

公共电视台亦如是。除了新闻节目和体育节目，我多数时候收看收听公共电视台的节目。公共电视台转播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节目的确不错，可惜节目总是不连贯。人们仍然记得，从前，广播电台每到周末总会广播那样的节目。公共电视台也播放有意思的关于动物生活的节目，以及地球上其他生命体的来源和进化的节目。不过，有人愿意一晚接一晚观看有关动物生活的节目吗？电视节目的总体安排实在有欠均衡！商业电视台有意回避争论，为的是不吓跑广告赞助商，可是，公共电视台也在有意回避争论。我猜测，由于国会提供了部分资金，公共电视台那么做是为了不惹恼国会，也是为了不惹恼企业的“支持者们”，后者的赞助越来越多。

我每天看商业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周末看商业台的体育节目，看公共台的歌剧节目或交响乐节目的时间总是不确定。其实，真正的消息在每晚的新闻节目里体现得并不多——人们没时间做得更深入，只好做表面文章——不过，从那些节目里，我可以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有了事。为获得消息，我必须看报纸。我生活在美国东北部，因而我看的是《纽约时报》。看报纸让我有大量的阅读时间。我感觉，在我们国家，恰如电视节目取代了社会交往，盯住电视屏幕取代了阅读，全民阅读已经不多，至少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实也不难预料：一群群目不识丁的人傻乎乎地围着电视机而坐，犹如远古时期的山顶洞人围着篝火而坐，人们不会交流，话也说不完整，由于浅薄，人们会否变呆变傻呢？

1962年秋季发生的一件事让美国清醒了，迫使美国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的灭亡已经不是个问题了。美国和苏联之间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一场核战争。在一场以核武器的互相攻击为后果的严重威胁面前，美国人那一次总算苏醒了。

当时我正在农场劳作，正在做秋季必须做的一些零碎的事，听到消息时，我扔下手里的活儿，端坐到了电视机面前。1962年10月23日，星期二，我在日记里写道：

可能会爆发一场核战争，然后是世界末日。昨晚肯尼迪总统通过广播通报了消息，苏联正在古巴修建导弹基地，具备了将核弹头投送到毗邻的美国以及拉美国家的能力。总统已要求苏联拆除目标为美国的基地，同时开始执行一项行动，他将其称为“隔离”——实际上是从海面和空中封锁——古巴，封锁所有进攻性武器。假如真的发生美国海军舰只拦截苏联船只的事，会有什么结果？

对我来说，事情似乎是明摆着的，苏联人修建数分钟内即可摧毁美国的导弹基地时，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敢于坐视不管。如果不奋起反抗，往少说也是玩忽职守罪……

事情远不止如此，虽然苏联和美国双方都不想走得太远，但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双方都拒绝让步，一点小事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核战争爆发，地球毁灭。这是主要危险……

10月26日，星期五，纽约。刚从宾夕法尼亚州回来，周三周四两晚在大学演讲。遭遇灭顶之灾的可能性压在了美国人民心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昨晚我在萨斯奎汉纳大学开始演讲前，校长和某学院院长提前和我打了个招呼，他们说，学生们正处于恐慌状态，整周都无法安心学习，让他们恐惧的是，核战争即将爆发，美国人即将被灭掉……校长和院长请求我在演讲中安抚学生，然而，我不可能这么做，整整一周以来，我自己也感受着巨大的压抑。不过我（在演讲过程中）尽力向听众指出……苏联首脑赫鲁晓夫误判了美国人，最大的危险来自误判。因而我寄希望于一种假设，赫鲁晓夫先生或许会意识到他的误判，随后做出让步——因为他也不想眼睁睁看着苏联被摧毁。

10月28日，星期日，农场。——大约中午时分，当时我正在前院扫树叶，特斯隔着起居室的窗户朝我喊道，终于破局了，好像是和平了。我赶紧跑回屋里。特斯刚刚收听到一则广播，说是赫鲁晓夫先生让步了，他同意拆除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显然苏联人在核战争边缘后退了……

两天以后，美国国防部宣布，空中照相侦察显示，苏联正在迅速拆除导弹基地。世界避免了第一次核毁灭威胁。人类那次的经历可谓千钧一发，不过下次人类还会那么幸运吗？

接下来的一年，即1963年，美国再次遭受了极大的惊吓。那一次美国人感受的不仅有悲哀，更有绝望。年轻的总统在达拉斯遇刺了。

那是11月末的一个星期五，为了在乡下度周末，我提前一天赶了过去。为储备足够的柴火过圣诞节，我必须砍几棵树，劈些柴火。大约中午1点钟，我停下活儿，回到屋里吃点东西，当作午餐。我快要吃完时，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农场的女主人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刚刚看到电视上播出了一条消息，她只看到了后半部，消息显然说的是总统中弹了。我立刻打开电视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吓得不轻，已经语无伦次，他正在播报的内容是，总统已经被紧急送往达拉斯的医院，不过，尚不清楚受伤是否严重。所以仍然有希望，我抱定了希望。整整一下午，包括整整一晚上，我一直怅然若失地坐在电视机面前没动窝。对现实中发生的事，一开始我不愿意接受，随后又必须面对现实。直到第二天，我的理性才恢复正常，我可以正常写日记了。

1963年11月23日，星期六，农场。昨天，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被枪手杀死了。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一位总统或公众人物亡故感到痛心——1945年4月，我们这代人都敬重的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突然去世，我都没有这么痛心，当时我正在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休假……

我从未与肯尼迪单独交流过，只不过数年前在纽约和他握过一次手而已。当时他已经是参议员，还是一本名为《当仁不让》的畅销书的作者，他在“年度图书奖”颁奖大会上做了主旨发言。我确信他得了那年的奖项……非虚构类奖……

我对肯尼迪总统任职三年来的政绩持保留态度（选总统时我把选票投给了他），虽然如此，后罗斯福时代入主白宫的几个人里，让我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甚而激发了我的情感，他是第一位……他不仅形象好，他发自内心的幽默感也为他的形象增光添彩。他遇刺前一小时左右在沃思堡市早餐会上的演讲成了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那是一次光彩照人的亮相。由于电视的存在，世人看到了他的亮相——他突然亡故后，那次亮相上了电视。那一次，他让人们见识了他近乎完美的亮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一前一后两件事，让人们感到，悲痛更加不可承受。

我面对电视机而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屏幕，脑子里却在想，肯尼迪之死明白无误地证明，不仅人类的生命毫无意义，所有宗教人士宣扬的统治宇宙万物的唯有公正的上帝云云，都是一派胡言。如果真有上帝，而上帝竟然允许他人如此疯狂地、愚蠢地剥夺生命的存在，那么，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所宣扬和所认为的神肯定不存在。大弥撒、各种纪念活动从昨晚到今天一直在进行——电视还转播了其中一些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一体面位置上任职的年轻人被谋杀一事似乎是公正审判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地球人无法参透。而我也不敢苟同。

夜幕降临，电视镜头都聚焦到了华盛顿。

总统专机停靠在达拉斯机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专机上宣誓继任总统职务——官方显然害怕他在公开场合露面可能会遭遇不测——在华盛顿机场，肯尼迪夫人陪护丈夫的遗体离开后，新总统做了简短发言。飞机发动机声音太吵，人们几乎听不清总统说了什么……他说的不过是如下几句话：“我将竭尽全力，我能做的不过如此。我恳请大家协助——也恳请上帝协助。”

詹姆斯·赖斯顿在那天上午发行的《纽约时报》头版刊发了一篇精彩的文章：

今夜美国大恸；哀哉，总统正当年；哀哉，美国人的家园。静观举国悲痛之成因，系因这个国家的最坏盖过了最好……问题积重难返，疯狂和暴力已明目张胆，美国人为之骄傲的法律和秩序遭遇了灭顶之灾。

正是电视让人们于11月那个晦气的周末实时见证了刺杀总统的人被杀的经过。

11月24日，星期日，农场……午后不久，正当我全神贯注于电视屏幕上播放的达拉斯市监狱地下室的画面时，走廊里的一个人走出，射杀了被控谋杀总统的那个人。他在一英尺开外朝那人腹部开了一枪。此杀人犯好像也是个见不得人的角色，他的大名是杰克·鲁比，别名为鲁宾斯坦，他在达拉斯经营着一家脱衣舞夜总会，警方手里有此人的犯罪记录。

后来，大约一小时后，在肯尼迪于星期五去世的同一个地方——同一家医院，两处地点相距不过三米——刺杀肯尼迪的人也死了。那人的名字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才24岁。

总统中弹后不过数小时，达拉斯警方已经锁定奥斯瓦尔德，他最初的罪名是杀害警察。当天将近午夜时分，他因为杀害肯尼迪总统正式被提起公诉。那个周日，具体时间为正午之前，他从城里被押送到了某县监狱。

奥斯瓦尔德是个性格孤僻的流浪汉，当过海军陆战队队员。后来他去了苏联，在那个国家的一家工厂工作了将近三年，娶了个苏联女人，还申请加入苏联国籍。他的申请被拒绝了。不久后，他厌倦了在苏联的生活，重新申请了美国护照，然后返回了美国。显然他是个思想非常混乱的年轻人，他杀害总统的动机至今不明，至少相关信息从未被公开过，既然他也被杀，他的动机似乎成了永久的谜。因而怀疑论四起，且从未消停。通过电视目睹他被杀当天，我已经把相关内容记述到日记里。他经过监狱地下走廊时，押送他的达拉斯警察怎么说也有70人，没有一个警察做出任何反应，没有人上前阻止那次谋杀，更不要说掏枪了。人们不禁要问，鲁比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场合？公众被剥夺了知情权。唯有记者们可以前往现场一看究竟。而且，达拉斯警方对鲁比的情况早已心中有数。

难道那是一次掩盖行动？我当时的日记记述了那样的怀疑，也记下了达拉斯警方让人疑窦丛生的行为。经过长期调查听证，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总统委员会已经确认，奥斯瓦尔德从得克萨斯州教材仓库大楼六楼打出致命的几枪是一次孤立事件，因为他是那里的雇员。尽管如此，一些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对此提出质疑。11月24日，星期日，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结尾的：

近两天，似乎我们已经向全世界和所有美国公众表明，美国人多么野蛮，不守规矩，无法无天。

刺杀年轻的总统，然后把枪手除掉，人们一下子看不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大卫·布林克利是这么说的：

这些天发生的事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人们根本无法将它们关联起来，这些事已经超出我们这代人的理智范畴。事情太大、太突然、太惊悚，且过于深奥。唯有将它们分类和细化，常人才可理解。

许多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的人成了古人，有些是朋友，有些是名人，还有一些既是朋友，又是名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战争期间重组世界版图的那些伟人都成了古人，最后一位也于1965年初驾鹤西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即1945年，希特勒、墨索里尼、罗斯福的生命相继走向了终结，斯大林于1953年故去，最后是温斯顿·丘吉尔。在反击纳粹德国征服时，正是后者的胆略、善辩以及泰山压顶不动摇的决心，让英国坚持下来，坚持到盟军取得最终胜利。丘吉尔于1月24日死在伦敦，享年90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纪元的结束，二战则标志着另一个纪元的结束，两个纪元丘吉尔都熬过来了。从某种程度上看，尤其是从丘吉尔的世界观，以及他演说写作中应用的英语语言文字两方面看，他是个来自18世纪的人物。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看待世界事务总会有盲区，英国给予印度独立一事遭到他不容分说的反对。他满脑子都是18世纪的浪漫想法——部分原因或许与他年轻时在印度服兵役有关——大多数印度人喜欢让英国人统治他们，如果给他们自由，种类繁多的种族和宗教群体立刻会爆发对立冲突，且必欲置对方于死地，作为国家的印度因而会垮掉。丘吉尔流传最为广泛的荒唐言论有：印度“好战的种族”喜欢效忠于英国的统治。丘吉尔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尽管如此，他对于印度政治家们强烈要求的国家自治却嗤之以鼻。他最看不起的人是甘地，他从来不理解甘地，也不想理解甘地。

我记得，1931年，我报道印度革命时，由于英国允许甘地与印度总督平起平坐进行谈判，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大吐苦水——甘地最初的谈判对手是欧文勋爵，后来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丘吉尔称，一想到这样的场景，他就恶心。

对于丘吉尔的攻击，甘地总是抱着一副良好的心态。我记得，那还是1931年的事，甘地的副手给他念消息，念到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大肆攻击他，他竟然笑出声来。甘地一直在会见英国驻德里总督，他试图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瘦小的印度领袖在总督府门前的台阶上步履蹒跚地拾级而上的身影每天都在重复。

对这样的场景，丘吉尔却看不下去。在英国下院，他昂首挺胸表达了他的不屑：“曾经的内殿法学院律师（甘地）如今成了具有煽动性的僧人，半裸着身子爬上总督府的台阶，他竟然要与大英帝国国王陛下的代表平等议事和谈判，想起来都让人觉得丢脸恶心！”

丘吉尔对印度的看法远远落后于时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纳粹德国的威胁却认识得非常清楚，也非常早。正因为如此，他在自己的政党保守党内成了贱民，在一片疯狂的喊打声中，他成了孤家寡人。在内维尔·张伯伦的领导下，他的党盲目地选择了在国内裁军，在国外与希特勒媾和。

也是在那一时期，具体时间为1938年，我和丘吉尔有过一次非常滑稽的接触。我在阅读讣告和追忆文章时想起了那件事，文章追溯了那位伟人对全世界所做的贡献。当时我从维也纳飞到了伦敦，目的是对德奥合并做不加审查的报道。当时我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我到达后一两天，公司让我联系丘吉尔，请他就那次危机做个播音节目，不过，公司只想付给他50美元报酬。我给下院的丘吉尔打了个电话，他同意做播音，不过他的要价高于50美元，而且高得有点离谱。从他的口气判断，我敢断定，他可以接受的价码为500美元。不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老板威廉·佩利是个顽固派，他最多只想付50美元，因而我们错失了那次机会。

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进攻西方时，倒霉的张伯伦被英国人抛弃了，丘吉尔成了英国首相，而且时间恰到好处，他终于实现了终生追求的宏伟目标！因为，在最艰难的几个月里，唯有他预判了法国的沦陷，预判了德国对英国的狂轰滥炸，预判了纳粹的入侵威胁，也是他让英国团结成一个国家，同仇敌忾抗击了希特勒。在苏联和美国于第二年卷入战争前，若不是他不屈不挠的精神，英国很可能早已战败。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携手合作，他也是英美在西部战线合力战胜希特勒的总规划师。

根据我的观察，丘吉尔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我在纳粹德国期间，即1934年至1940年底期间，我几乎聆听过希特勒的所有主要演说。至少对德国人来说，希特勒的演说煽动性极强。我还聆听过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演说，以及他在德国的一次演说。我聆听过金嗓子演说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约瑟夫·保罗-邦库尔的演说，当然我还通过收音机收听过罗斯福总统的许多演说。不过，我以为，在所有这些人里，丘吉尔是最棒的大场面演说家。不仅因为他有个好嗓子，还包括其他许多因素。他对时间的掌控永远恰到好处。说到他的雄辩，不仅因为他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更因为他用词精准到位——他的许多说法让听到的人永远记忆犹新。

时年5月，大举西进的德国人开始横扫荷兰、比利时、法国，丘吉尔掌控了英国政府。但凡实时听过他在议会发表演说的人，或者事后从报纸上读过其内容的人，肯定对他说过的话铭记终生。

我辈面对的是人生所能经历的最为痛苦的一类磨难；我辈面对的是漫漫数月的抗争和牺牲……议员们，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勤、眼泪和汗水。

数周之后，也就是德国人征服法国，征服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低地国家，将英国远征军的余部赶出欧洲大陆以后那个更为黑暗的时期，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更为煽情的演说。那时，英国成了扬扬得意的希特勒的唯一对手，希特勒已经下令德国空军轰炸机轰炸英国，然后攻入英国，英国已经陷入其悠久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之一。丘吉尔在下院挺身而出说道：

我们绝不会认输，绝不会失败，我们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们一定会在法国开辟战场；我们一定会在大海上、大洋上开辟战场；我们一定会在空中开辟战场。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强大的实力投入战斗；我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保卫英伦。我们一定会在旷野里战斗、在街巷里战斗、在大山深处战斗；我们绝不投降。我从不相信英伦本土会被占领，即使一部分或大部分英国被占领，人们开始忍饥挨饿，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地……仍会继续战斗到上帝认为时机成熟，我们一定会伴着新世界的能量和能力推进，拯救和解放旧世界。

在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空中战斗中，英国皇家空军阻挡住了德国空军，丘吉尔对战斗机飞行员的赞誉如后：“历史终于有机会见证少数人的滴水之恩会赢得如此多国民的涌泉相报。”他的另一个说法在世界上常被引用：俄国是“包裹在谜团中的神秘物质的未解之谜”。

在大庭广众中演说，丘吉尔总会显得驾轻就熟，实际情况是，他把准备工作做到了家。即使有人见过他手拿讲稿照本宣科，那样的场合也实属罕见。大多数美国政客却离不开讲稿（我以为，英国下院禁止照本宣科）。丘吉尔喜欢大量记笔记，每次发言之前，他对需要讲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

丘吉尔曾经告诫我们这些记者：“对想说的内容完全有把握时——即便如此，也要做好笔记，以防万一，有充分把握时再开口说话。”

丘吉尔的一些同事却认为，他做得有些过分。我记得，那还是1943年我在伦敦时的事情，当时二战已经历时过半，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抱怨说，为前往下院演说，首相一连三天闭门准备他的讲稿。艾登最终取代丘吉尔成了英国首相。

“他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艾登抱怨说，“他不允许任何人见他，许多重要事只能等他露面后再说。”

为战胜希特勒，丘吉尔长期不辞辛劳。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英国选民在全国选举中抛弃了他，反而把选票投给了工党政府，让他万分诧异。

几个月后，因反对英国工党钢铁行业国有化提案，丘吉尔在下院代表反对党保守党发言，我再次聆听了他的演说（负责国有化的拉塞尔·斯特劳斯部长是个富裕的左翼工党党员，是我的老朋友）。丘吉尔似乎老了许多——主要原因可能是，战争年代的英国总是危机不断，导致他负担过重。让人诧异的是，他的背驼了，他话语中的犀利锋芒不见了，他说话显得困难重重。也许话题本身让他兴味索然。

我最后一次看见丘吉尔是在1946年，地点是纽约，他邀请我们几位前记者到华尔道夫酒店他的豪华套间共进早餐。他仍然穿着二战时期常穿的那身行头，他面前的大酒杯里斟满了白兰地。显然他已经注意到，对他在那么早的时间点喝那么烈的酒，一些受邀的客人脸上挂着惊讶的表情。他狡黠地眨了眨眼睛，然后停止了饮酒。正如他有一次所说，他既不想要也不需要白兰地了，然而，若想改变根深蒂固伴随一生的习惯，肯定相当危险。

丘吉尔似乎恢复了精力充沛的老样子，看来他对担任下院反对党领袖一角相当满意。用他的话说，那让他有时间完成战争回忆录，有时间挥笔作画，有充裕的时间在乡间的住所生活。他的乡间住所坐落在查特维尔，他亲自动手参与了那里的建造。不过，我以为，他精神焕发的主要原因是，他前些天的演说不仅在美国引起了争议，甚至在全世界引起了争议，那让他兴奋不已。那次演说的地点是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那是个规模较小的学院。丘吉尔演说时，陪同他的杜鲁门总统一脸灿烂的笑容。

斯大林的军队正在东欧国家建立共产主义傀儡政权，因而那一时期斯大林在一系列讲话和行动中对西方越来越咄咄逼人。丘吉尔在富尔顿市开启了与斯大林的论战。

丘吉尔那次演说的结束语飘向了世界各地，他用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词语定义了欧洲板块划分东方和西方的界线，他是这么说的：“从波罗的海的波兰城市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意大利城市的里雅斯特，在欧洲大陆上，一个铁幕落下了。”苏联成了“针对基督教文明不断增长的挑战和威胁”。他认为，英语国家唯有团结一心抵御东欧国家，才能阻止苏联人。

丘吉尔的讲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杜鲁门政府和美国国会的心声，虽然如此，他的讲话立刻在美国掀起了一片讨伐声。战时英雄被批试图掀起另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是与苏联人为敌。包括骨子里憎恨共产主义的人也谴责丘吉尔，说他挑唆美国加入反苏运动，和英国站在一起，不过是为了支撑英国日渐衰落的大国地位。美国专栏作家领军人物沃尔特·李普曼说，丘吉尔的讲话是个“灾难性错误”。他还提醒美国读者，英帝国的利益和美国的根本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是我和丘吉尔最后一次见面，我已经记不清我把相关记录夹在了哪个日记本里。不过我依稀记得，就美国人对他的讲话所做的反应，他装出一副吃惊的表情。他说，那根本不是“反苏”讲话，难道美国人看消息时只看头条标题，根本不管他具体说了什么内容？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相信苏联不想要战争——苏联想要的是战争的果实，即霸权的扩张。

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无误，那次丘吉尔和我们见面，在谈话结束前，他已经变得郁郁寡欢。让他感到彻骨寒心的是，同盟国曾经团结一心，将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拉下马，然而，和平刚刚到手，同盟国却解体了。我认为，尽管丘吉尔长期与人类的顽固和各种各样的欺骗打交道，但他仍然坚信，同盟国一定会创造一种持久的和平，世界上的国家不分大小，同盟国会一视同仁，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可那种局面并未出现——情况恰恰相反，因而他感到寒心。两年后，他完成了回忆录第六卷的创作，他抑制不住冲动，将该卷的主题描述如下：

哀哉，伟大的民主国家，

一旦胜利

即昏头；

原有的政策

重新抬头，

几乎让其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发现，丘吉尔的说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一直在强调，并非胜利的民主国家散了伙——那些国家并没有散伙——是斯大林选择了与同盟国为敌，而同盟国拯救了他的国家。和平必然会带来混乱。我的意思是，西方国家并非无可指摘，西方许多重量级人物已经在大力倡导不久后为世人所熟知的所谓的“冷战”。当时美国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世界大国，有些人已经在号召对大国苏联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不信任是相互的。只要斯大林还活着，与苏联改善关系就是不可能的。

二战时期，丘吉尔在英国国内最大的对手是安奈林·贝文，后者是英国工党能言善辩的好斗分子，他死于五年前的1960年，享年62岁。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29年，那年他第一次当选下院议员。他在世期间，我们一直是朋友。我在本回忆录第一卷里曾经扼要介绍了他，下面我将增补一些关于他的内容。

安奈林·贝文来自英国威尔士的煤矿区，后来他成了英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英国威尔士埃布韦尔选区推选的代表，在他有生之年，该选区一直推举他为议会议员。他的名字“奈”可谓大名鼎鼎。那时他精力过人，路见不平，他肯定会拔刀相助，对于帮助穷人脱困，他尤其卖力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成熟，他身上的火药味也变得不那么浓重了——变化并不是特别剧烈，不过，在他有生之年，他从未放弃对下层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早在1929年，我就有一种感觉，贝文肯定会摔跟头，不过，他会一往无前。他的确摔过跟头，在工党内部，他经常与人争执，他是工党左翼领军人物。1929年，他曾经被开除党籍。1951年，他曾经辞去在工党政府中担任的要职。不过，他总是有机会杀回马枪。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为工党副领袖，也是工党最杰出的人物。不过，他未能实现其人生最高目标。他一直追求成为工党领袖和英国首相。若是他没有患上致命的疾病，若是他活得足够长久，也许他真会实现其人生目标。

安奈林·贝文和丘吉尔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为英国下院的辩论平添了许多火爆，他能言善辩，与二战时期的伟大首相相比，两人难分高下，他言辞之尖刻和诙谐不亚于年长的保守党对手。他经常指责丘吉尔是“国家灾难的首席缔造者”！有一次，丘吉尔将贝文斥为“卑鄙的讨厌鬼”，还有一次，他将其称为“一位邪恶的高僧……一位来自威尔士贫民窟的流浪儿”。我相信，那两位爱打嘴仗的人实际上都极为欣赏对手，也极为尊敬对手。

贝文13岁时就在煤矿工作了，他仅仅在伦敦的一所职业学院接受过两年高等教育，不过，他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对历史、政治、经济尤其感兴趣。他对所有学术问题孜孜以求，为拓宽知识面，他不仅手不释卷，而且喜欢结交新人。我在伦敦期间，那是1943年的事，有一次，他打电话告诉我，听说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到了伦敦，他想认识一下对方。我们三人整整一夜待在萨伏伊酒店我的房间里畅聊，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事面红耳赤地争吵。

贝文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爱争吵的朋友。我们之间的一些争论甚至会延续好几年，个别时候，我们甚至会撕破脸皮大吵一番。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之一是征兵制。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对外威胁不断增长，我认为，为了扩大军力，英国应当实施征兵制。当年我曾经打算从柏林飞到伦敦，以说服贝文的工党推动此事。不过，此事遭到他强烈的反对。我们的争吵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

1955年，安奈林·贝文第二次访问美国期间，英国工党似乎极有可能在短期内重掌政府，而贝文本人似乎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英国外交大臣。既然形势如此，约翰·君特和我约好，我们安排安奈林·贝文和阿德莱·史蒂文森在君特家见个面。君特和我认为，艾森豪威尔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后，如果美国民主党入主白宫，史蒂文森有可能成为美国国务卿。让人奇怪的是，贝文和史蒂文森似乎合不来。最终结果是，那两个人都没有成为主管各自国家外交事务的人。

安奈林·贝文一生最大的成就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他一直为此全力奔走，并且是主要促成人。他常常为此攻击他人，因而他也常常被斥为特别负面的人物，如今他却爆发了极大的创造力。他在1945年到1951年间担任英国卫生大臣，随后又身兼劳工大臣和卫生大臣两职，因而他成了负责英国最剧烈的社会变革的责任人。尽管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因其诸多缺陷饱受诟病，这一体系却成了英国人生活中不容撼动的部分，甚至保守党长期在位期间，这一体系也始终得到保守党的支持和保障，因为它保障了每一位英国公民从出生到终老都能在诊疗、口腔、住院三方面获得免费服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也有相同的服务，却是注了水的服务，并且针对的仅仅是老年人。

1929年，我在伦敦期间，我还认识了珍妮·李。她是苏格兰煤矿工人的女儿，那一年，英国工党第一次推举她进入议会，因而她以24岁的年龄成了英国下院最年轻的议员，也是少数女性议员之一，当然也是最漂亮的一位。命中注定她和贝文会结婚，他们果然在1934年成了婚。他们成了一对引人注目的夫妻。在工党内部，珍妮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她成了工党政府的一位部长。

特斯和我非常喜欢并尊重珍妮。珍妮力邀我为她出版的第二本书《这个伟大的旅程》撰写序言，我在其中盛赞她是“我们时代杰出的年轻女性之一——我们自己的国家几乎没有像她这样的人物”，我还暗指她是个“爱笑的苏格兰黑美人，有着巨大的魅力。”

1965年7月14日下午，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伦敦的大街上倒地身亡，当时他只有65岁——我在日记里记述道：“只比我大四岁。”

昨天一晚上我都在想，命运将人们玩弄于股掌之中，是多么奇特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啊！史蒂文森一直想当美国总统，他两次获民主党参选提名，却两次败选，因为他两次参选的对手都是战时英雄艾森豪威尔。他运气实在不佳，如果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竞争……他准能当选。艾森豪威尔可能从来没想当总统，或许他对当总统兴趣也不大，结果他却干了两届。约翰逊两年前入主白宫纯属意外，因为肯尼迪之死。

根据我和史蒂文森的多次交谈，我常常认为，其实他更想当国务卿，而非总统。然而，他的这一追求最终也成了竹篮打水。肯尼迪总统没有让史蒂文森当国务卿，原因是，后者曾经在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总统。约翰逊总统没有任命他，可能是因为对他不了解，反而让与人为善的平庸之辈迪安·腊斯克钻了空子。那一任命很快就让两位总统付出了代价，对约翰逊来说，那不啻一场灾难。两位总统的确给了史蒂文森一项任命，让他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他们却欺骗了他，至少在肯尼迪任内有过那种事，尤其在“猪湾登陆事件”导致的危机中，总统故意将他引入了歧途。

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头版对史蒂文森做了公正的评价，他在文章中称，史蒂文森“是个关注行动的思想家。他与当今世界潮流很合拍，却与美国国内的潮流格格不入”。对伦敦发行的《泰晤士报》而言，阿德莱·史蒂文森是美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是“出生过早的预言家，得到了荣誉，却没有得到权力”，而且死得“满腹遗憾”。

史蒂文森去世前一两年，他几乎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情绪。参加完爱德华·默罗在纽约的葬礼，我们两人在大街上一起散了会儿步，那是他去世数周前的事。史蒂文森一反常态——说他一反常态是因为，他的常态是活力四射——他好像非常疲乏，看上去非常抑郁。从他那一时期的言谈中，以及朋友们对他的评论中，我了解到，他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工作感到非常失望。白宫和国务院不仅常常误导他，还经常让他对美国的政策两眼一抹黑。他不喜欢那样，更不喜欢捍卫自己所反对的政策。在华盛顿，他的观点越来越遭到排斥和忽视。不过，参加完默罗的葬礼后，我们一起散步期间，他显然不愿意触及他遇到的麻烦。他好像特别压抑。

去世三天前，史蒂文森在伦敦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有过一次长谈。史蒂文森承认，他已经厌倦，并且有望于几天内辞去在联合国担任的职务。他说他会离开公众的视野，前往芝加哥和纽约从事一些法律事务，和孙辈们一起出游，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另外他还喜欢“端一杯葡萄酒，坐在阴凉里欣赏人们跳舞”。

关于阿德莱·史蒂文森的一些事让我始终不得其解。他突然离世后第二天，我在日记里记述了其中的几个：

一个不寻常的、自相矛盾的人……他智力超群——在如今的美国，这已经非常罕见。在公开演说中，以及和朋友们闲聊时，他常常会突然蹦出几句幽默的话。他是个知识型的人，一个书呆子——在美国，这种人总会让人疑窦丛生……但他总是优柔寡断，关键时刻，他总是当断不断。知识型的人常常如此——世间原本很少有非黑即白的事——但对担任高级公职的人来说，这是个软肋……

史蒂文森一辈子总是遭遇功败垂成，因而他总是失败者。第一次和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期间，败选当晚，他发表了感言，但凡在电视上收看过那次节目的人，极少有人会忘记他的感慨。恭贺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后，他说了如下一席话：

刚才我在大街上往这边走的时候，有人问我对败选作何感想，我突然想起咱们的一位老乡常说的话，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话。别人问他竞选总统失利后的感想，他回答说，那感觉有如小男孩走夜路时踢到了石头，只有自己知道。他说他已经长大，不能哭；不过因为脚趾头太疼，他肯定笑不起来。

第二十一章 文人谢幕

二战结束后那些年，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许多作家——大多数是诗人和小说家——相继离世。

1946年夏，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伦敦去世。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成了我们这代人里的文学泰斗，也曾经是我的偶像。二战时，我在伦敦碰到过他，我感觉，当时他非常痛苦，非常失意，因为世界的进程与他希望的不一样。

有个时期，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和我往来特别多，她常常和我说起威尔斯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两人曾经是恋人，那时候，她还年轻，人也漂亮，我猜测，那时她特别想嫁给威尔斯。不过，当时威尔斯已经成家，他们之间只能打住。后来，威尔斯夫人去世，威尔斯却想娶穆拉·布德贝格为妻。有一次，威尔斯向剧作家萧伯纳发牢骚说：“穆拉喜欢和我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然而她不想嫁给我！”他的说法让伟大的剧作家觉得特别好笑。将女男爵布德贝格带到维也纳的人正是威尔斯，那一时期，我正好在维也纳长驻。布德贝格是个可爱的俄国女人，她曾经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恋人。威尔斯和布德贝格到访维也纳期间，约翰·君特和我常常与他们见面。那时候，威尔斯仍然倾情期盼着一个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的世界政府。穆拉·布德贝格经历过俄国革命，她对此深表怀疑。

有件事让我特别着迷：一个女人竟然可以同时成为两位世界级作家的情妇！直到穆拉·布德贝格去世前不久，我和她一直保持着交往。我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晚间交往之一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有一次，我和穆拉·布德贝格、丽贝卡·韦斯特在纽约一起进晚餐，她们两人相互猜忌，都说了一些关于威尔斯的事。更让我着迷的事发生在丽贝卡离开以后，我和穆拉·布德贝格在餐厅里坐了一整夜，她向我详细讲述了1936年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乡间别墅死亡的经过。当时她和高尔基在一起，她相信，高尔基是被斯大林派人毒死的，因为高尔基拒绝支持斯大林的统治，斯大林再也无法容忍高尔基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穆拉·布德贝格被困在了彼得格勒。高尔基死后，她再次趁着夜阑人静开始了逃亡。如果能找到她，为封住她的嘴，斯大林肯定会将她置之死地。她设法安全地逃出了俄国。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死得很勇敢，他至死都保持着幽默本色。当时他正在念一大段独白，而且已经念到结尾处，他的一个老朋友总是问这问那，他厌烦地说：“别打断我，你没看见我正忙着赴死吗？”

1961年7月，欧内斯特·海明威去世了，他差一点活满62岁。读着报纸上的讣告，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赞美，我突发奇想，时间对他的声誉会有什么影响？我个人认为，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因为他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和文体，一种简洁、明快、一往无前的小说风格。我相信，在他生命的后期，他的声誉毁了他。连他自己都相信，他这辈子实至名归，对他来说，这是致命的。不过，对于伟大，他的确很享受，毕竟他将一些最好的文学作品带给了我们这代人。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过去常说，美国似乎完全没有认识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产生了四位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

像海明威一样，威廉·福克纳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的7月6日，他也追随前者离世了。“他也许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我在他去世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后崛起的美国巨匠之一。”

1970年9月28日，约翰·多斯·帕索斯死了，享年74岁。在半个世纪时间里，他从极左翼蜕变成了极右翼。他在生命的早期为共产主义者杂志《新群众》撰稿，随后又为反动的《国家评论》杂志撰稿，他曾经鼎力支持共产主义者候选人威廉·Z.福斯特竞选总统，而后又成了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狂热支持者。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至少对我来说，最为重要和最让我伤心的是，1936年完成《美国》三部曲小说的同一个人，竟然在1949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三部曲《哥伦比亚特区》。前一个三部曲描述的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不公正，时间为20世纪最初30年美国工业化时期，多斯·帕索斯写得既精彩，又有激情；后一个三部曲是件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该作品大肆攻击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至少对我来说如是，甚至对大多数富于同情心的评论家亦如是。12年后，他又出版了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世纪中期》，该书以一面之词大肆攻击美国工会，而多斯·帕索斯本人早年曾经是工会的狂热支持者。一位伟大的作家在其后半生不遗余力地攻击前半生为之摇旗呐喊的那些事，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人，我始终想不出来。在蜕变过程中，多斯·帕索斯丧失了魅力，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的魅力曾经将他打造成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身为作家，他的光彩渐渐退去，他的元气也离他而去。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死于1940年，享年44岁。由于大量饮酒，成名过早，以及后来的失败，人到中年的他透支了自己。托马斯·曼曾经对我说，他认为，菲茨杰拉德是20世纪最初25年里最优雅的作家。这或许是真的，不过他滥用了自己的天赋，也浪费了自己的天赋。无论如何，在我眼里，他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可以和海明威以及福克纳最好的作品相提并论。

约翰·斯坦贝克也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死于1968年，享年66岁。我在平安夜把他的死讯记述在日记里，他死于12月20日。

在战时的某个时期，我回国期间，我……和他在纽约附近参加过某项活动，还参加过1943年在伦敦的活动。

作为战地记者，当时我和斯坦贝克一起前往伦敦报道美国空军第八军，那时他们刚刚开始大规模轰炸德国。我把斯坦贝克介绍给了当地的一些主要是工党的朋友，不过他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他几乎不关心政治。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人类当今的社会状况，即穷人和被遗忘的人的困境，正如他在其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里反映的一样。

与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一模一样，斯坦贝克在其事业初期即写出了伟大的作品，然后一路下滑。很久以来，我对此始终不得其解。1925年完成《了不起的盖茨比》后，同样的事发生在了菲茨杰拉德身上；1940年完成《丧钟为谁而鸣》后，同样的事发生在了海明威身上；1939年完成《愤怒的葡萄》后，同样的事发生在了斯坦贝克身上。

在我们这代人里，这难道成了美国小说家们绕不开的宿命吗？似乎这渐渐成了一种定式。斯坦贝克勇往直前，笔耕不辍，创作了《罐头厂街》《不称心的客车》《伊甸之东》《甜蜜的星期四》《烦恼的冬天》等。不过，书评家和社会公众并不十分认可他的这些作品，人们认为，他为此很痛苦，很失望。

1962年，斯坦贝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成了获此殊荣的第六位美国作家。对每一位作家而言，这是最高荣誉，是所有奖项里最让人梦寐以求的。获奖给他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喝彩，他的文学成就在世界范围得到了认可，让他颇为知足。但在创作能力方面，这同时给他带来了懈怠。

维京出版社老板哈罗德·金兹伯格是斯坦贝克的出版人，他说：“对斯坦贝克的文学创作能力而言，这个奖糟糕透了。他非常失望，为打破这一禁锢，他总是无所事事，要么就做一些清闲的事。”

我喜欢的一些诗人之死常常会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1950年，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走了，享年58岁。她的一些同行对她赞誉有加，虽然如此，将她归入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列，那些人并不认可。不过我以为，她是最好的诗人之一。我上大学期间，她唤起了我对现代诗的兴趣，她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那时我在爱荷华州上学，有一次，她来到我们学校，为我们朗诵她写的诗，后来，在一个招待会上，她还和我们几个学生说了会儿话。她不仅带领我走进了诗的世界，她如诗的表达方式以及她对待生活的示范作用还帮助我从清教徒式的、愚昧的环境中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大学期间，我和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经常背诵她的诗，而且从不感到厌倦：

蜡烛两头燃，

难过此夜关；

无论敌和友，

亮光照阑珊！

我以为，她的爱情抒情诗感动了所有美国人。在我眼里，她的十四行诗和英国诗人约翰·济慈的诗一样动人。我对她以及她的天赋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和她在纽约见过三四次面，每次都是时间稍纵即逝。

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生活在斯蒂普托普，她死在了那里。那地方离我人生最后21年居住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翻过山头即到。每年春季，我都会翻过那座山，前去拜谒她的墓地，倾听她依然在世的一些朋友朗诵她的诗。她妹妹诺尔玛近期才去世，去世前，她年复一年居住在斯蒂普托普美丽的山谷里，每次见到她，我总会和她聊上几句。

我还喜欢卡尔·桑德堡，以及他写的诗。我是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我成长阶段，他是芝加哥特有的一种桂冠诗人，但在我创作本书时（20世纪80年代末），他好像已经不那么受人尊重了。他把芝加哥的嘈杂、生涩、躁动、暴力、腐败、贫穷，以及那座城市的美丽、愿景、刺激等描述得何其动人啊！

他的六卷林肯传记内含许多散文诗，他把传记变成了文学。某些学界人士对其冷嘲热讽，对其在文学方面的伟大，那些人非但不欣赏，反而挖苦那一作品在学术方面漏洞百出。显然他们不知道，桑德堡曾经花费生命中的两个十年做调研。我相信，那一作品会流传下去。

我记得，我年轻时，桑德堡已经成了伟大的吟游诗人。他来过我上学的学校，他一边弹奏吉他，一边演唱他写的民歌，朗诵他写的诗句。在我上黑名单和落魄的日子里，他曾经给予我许多道义上的支持。在那些忍无可忍的年月，他不惧任何人，当然他也不惧麦卡锡参议员和那些搞政治迫害的人。他死后，我在日记里伤心地记述了如下内容：

1967年7月23日，星期日，农场。——卡尔·桑德堡死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养山羊的农场里。

享年89岁。漫长的、充实的一生。

T.S.艾略特在1965年初死于伦敦，享年76岁。他从美国移居到了国外，1927年入了英国国籍。在我们这代人里，他是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毫无疑问，他对20世纪的诗歌和诗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他对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这代人尤其喜欢背诵和揣摩他于1922年出版的诗集《荒原》，失望和幻灭弥散在他的诗歌里，如实地反映了当年的世态炎凉：第一次世界大战恐怖的血流成河——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以及所谓的政治家们创造的千疮百孔的战后和平。人们至今都记得《荒原》那句著名的开篇名言：

四月是最冷酷的月份

以及《空心人》一诗里的名句：

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

并非砰然，实为呜咽。

长期以来，有传闻说，艾略特的美国朋友埃兹拉·庞德敦促他对《荒原》多加修改，因而拯救了该诗集。最终结果证明，那是真的。庞德在1972年死于意大利威尼斯，享年87岁，他的一生可谓非同凡响。对庞德的诗，我一向不敢恭维，不过，对他在这一领域的执着追求，以及他鼓舞和帮助其他诗人以及作家之慷慨，我敬佩有加。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庞德活跃于各个公众场合，那时候，我已然知道，他慷慨地帮助过詹姆斯·乔伊斯——不知他通过什么手段为乔伊斯弄到一笔政府资助——以及他为海明威鼓劲的事。我还听说，他威逼《诗刊》女主编哈丽雅特·门罗在她的杂志上发表艾略特的第一首长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及他未经罗伯特·弗罗斯特本人允许，擅自将其创作的几首诗送交某杂志发表。另外我也听说了他早前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其他人充当伯乐的事。

以上是庞德做好人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早在他前往意大利定居前，在他暂居巴黎时期，我已经留意到，他狂妄自大，追逐自我标榜，渴望名利。还有更糟糕的。数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那时我已经回国，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小办公室离公司的短波监听站不远，因而我有机会收听庞德站在墨索里尼的立场向他的祖国进行可恶的喊话。那时，他已经变成一个下流的妄想狂，他尽情地往犹太人身上泼脏水，将世界上大多数坏事推到了犹太人身上。希特勒发动了战争，墨索里尼像走狗一样加入了战争，他把战争责任也推到了犹太人身上。他诅咒罗斯福以及罗斯福身边的人们，对墨索里尼反而赞不绝口，对暴君小人墨索里尼的虚假面貌，他竟然视而不见。

庞德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叛国——背叛自己的国家，为敌对国工作——战后，庞德在意大利被美军俘获。他罪有应得，在华盛顿被提起公诉。不过，据称庞德患有精神病，因而他被关进了位于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多年以来，对于是否需要帮助庞德获得赦免，将其从羁押状态释放出来，美国作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对我来说，这同样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整个国家为生存而抗击两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时，庞德在为其辩护，为其从事播音，对此我极为反感。然而，他一直以来都像个疯子。也许仅有少数美国人收听过他在罗马从事的短波播音，因而他造成的危害很小。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原谅他。尽管他的精神可能有些疯狂，但美国也不应该将一个有影响力的诗人和乐于助人的人关在精神病房里度过余生，对此我感到伤心。好几个像庞德一样罪有应得的美国广播界叛国者遭到了美国政府起诉，而今政府已经撤诉。最终，我选择和其他作家一起为庞德获释尽力。经过长期努力，事情终于成功。1958年春，政府撤诉，庞德获释，他回到了他热爱的意大利，终老在那里。[1]

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会死亡，有时候我会记下它们的逝去。例如，一列著名的火车，一份著名的杂志。这些东西在提示人们，世界的变化永不停歇。

1961年5月29日，我在当天的日记页上粘贴了一个剪报，那是刊登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发自巴黎的路透社电讯。电文开篇如下：

东方快车停运了。

经过78年运营，这列火车于今天（28日）开始了它最后一趟旅程。

头天晚上，列车从巴黎东站发车，驶出了巴黎，途经巴塞尔、苏黎世、因斯布鲁克、萨尔茨堡、维也纳、布达佩斯，终点站为布加勒斯特，行程60小时。

读着这篇记述，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我写过这样的文字：

我乘坐那列火车的次数数不胜数……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首先要穿过瑞士，到奥地利维也纳，接着穿过多瑙河到布达佩斯，然后折向东南，到布加勒斯特，最后才是伊斯坦布尔——整个行程67个小时。通常情况下，整个旅途非常愉快。有时候，列车也会开往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甚至会开到希腊）。长驻维也纳时期，我常常乘坐这列火车往返于巴黎和维也纳。

因为工作需要，有时候我会乘坐那列火车前往米兰、威尼斯、罗马，或者前往贝尔格莱德，或者前往雅典。

东方快车是一列非常舒适的全卧铺列车，挂载的餐车供应美味的食物和葡萄酒，列车沿途经停的地方都是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尤其是从巴塞尔到萨尔茨堡途中，列车要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然后穿越多瑙河流域的丘陵地带，经过维也纳，抵达布达佩斯，之后是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山区、丘陵、峡谷，那里有颇具古风的各色村庄，以及身穿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的各色村民。

是什么东西扼杀了东方快车？毫无疑问是飞机，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包括所谓的铁幕。乘坐飞机旅行，不仅速度快，费用也低。二战后，穿越巴尔干半岛各共产主义国家边境是一件极其累人和烦人的事。在一些国家的国内旅途中，旅客们甚至深更半夜也会被叫醒，然后被要求打开行李进行检查——乘坐飞机即可避开那样的检查。

阿加莎·克里斯蒂据此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惊悚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常常觉得，乘坐那列火车的乘客个个长相怪异，“不过我从未亲身经历过任何凶杀案”。列车上有没有恶作剧，肯定会有，但也会有浪漫和风情，至少会有点性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如此神奇的一列火车上，尽管有传统性的限制，有各种禁忌，在我们这代人风华年少的黄金岁月，老派的守旧传统犹存，然而，什么都阻挡不了年轻人。

1972年12月9日，星期六，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

《生活》杂志发行36年后，于昨天停刊了！

虽然这份杂志常常错误百出……但作为一份伟大的图画杂志，它在美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最后一个伟大的全国性周刊或双周刊带着它巨大的广告效应退场了，主要原因是电视，它成了电视的牺牲品。《生活》杂志刊登的静态图片无法与动态的电视画面抗衡。在刚刚过去的数年里，在广告效益上，该杂志也无法与电视竞争。《展望》杂志刊登过我的许多文章……一年前，它已经停刊。在那之前，《星期六晚邮报》和《柯莱尔斯》杂志相继停刊。

或许美国公众连杂志都不愿意读了。他们早就不读书了。他们更喜欢傻呆呆地面对白痴的方匣子——因为看电视免费！

又一份伟大的杂志走了，可悲，但没办法。

数年以后，《生活》杂志以月刊形式再次面世，不过，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

我在日记里还记述了两个德国人的死讯。那两个人在美国不太知名，不过，我在德国工作和生活期间，一直密切关注着那两个人。

其一是亚尔马·贺拉斯·格里莱·沙赫特博士，他是个身材颀长的银行家，他的脖子更长，因而他经常穿高领衣服。我以为，他是20世纪脑子最好使的人之一。无论遭遇多大的挫折，他总能找到出路。实际上，他经历了如今德国人所熟知的每一个政权，包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时期、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阿登纳任总理时期。他像竹子拔节，步步升高。他像猫一样有九条命，或许他的命比猫的命还多。

20世纪20年代，德国货币贬值到一万亿马克兑换一美元时，沙赫特被委以恢复德国币值的重任。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曾经担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数年。20世纪30年代，我在德国期间，他成了希特勒的战时经济建筑师，他在纳粹手下干得不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法庭认定他并非战犯，随后他重返金融行业。纳粹时期与他共过事的大多数同仁要么被绞死，要么遭遇了牢狱之灾，要么隐姓埋名，他却在继续做大。

二战前，我在德国期间，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能见到沙赫特一次。有时候是在官方活动场所看见他，更多的时候是在美国驻柏林使馆的午餐上或晚餐上。当时，威廉·多德是美国大使。尽管沙赫特身兼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和纳粹德国经济部部长两职，他却真的喜欢摆出一副反纳粹的样子。他常常拿纳粹党上司开玩笑，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向我提供一个好的新闻素材。战争后期，希特勒解除了他的职务，他遭到逮捕，然后被关进集中营。美国军队将其从集中营里救了出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纽伦堡，当时他和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里宾特洛甫，以及其他纳粹战犯一起坐在被告席上，对美国人和英国人把他和前述纳粹党徒放在一起审判，他表示了极度的不满。法庭不允许我们这些记者与被告交谈，不过，沙赫特通过律师给我们带话说，他感觉盟军胜利之师对待他极不公正。我们知道，他曾经特别反纳粹，不过我很难对他寄予同情。我一直认为，若不是因为他，以及他采取的金融“魔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早在1939年就破产了，人类也不会被拖入又一次世界大战。

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我在维也纳见到了沙赫特。我可以肯定，他从柏林赶到那里是为了攫取奥地利的黄金。不过，他不愿意和外国媒体人说话，甚至也不和我们这帮在柏林期间认识他的人说话。我知道他去那里的目的，但我不知道的是，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他可以对希特勒卑躬屈膝到什么程度。多年以后，为写作那本有关第三帝国的书，在搜集资料阶段，我翻出了一篇报道，内容是沙赫特对奥地利国家银行雇员的讲话，当时他正在把奥地利国家银行及其黄金以及其他资产并入德意志帝国银行。

希特勒用军事手段夺取了奥地利，沙赫特不满外国媒体的报道，他首先对其进行了一番攻击，而后为其辩护说那一行动是“一些与我们为敌的外国势力数不清的背信弃义和禽兽不如的暴行的后果”。这纯属无稽之谈。不过，无与伦比的沙赫特博士越陷越深，以下是他的讲话内容：

感谢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已经缔造出德国意志和德国思想的统一体……他终于把形于外变成了形于内，即德国和奥地利的统一……

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出，唯有全心全意跟随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才会有未来……德意志帝国银行永远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如若不然，我必会辞去经理职务。

随后，沙赫特博士强迫奥地利员工们发誓“全心全意忠于元首和服从元首”。

“违背誓言的人都是混蛋！”沙赫特大声说，接下来，他率领受他管制的员工们高呼三遍“胜利万岁”。

不死鸟沙赫特终于在1970年6月4日死在了德国慕尼黑，享年93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弗朗茨·哈尔德将军在不可一世的德国陆军里担任总参谋长。他没有沙赫特那么高寿。1972年8月2日，他死在了德国巴伐利亚，享年87岁。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希特勒的幕后智囊之一，他帮助希特勒取得了一系列早期军事胜利，其中包括1939年9月用三周时间征服波兰，1940年春夏之交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六周内占领法国，1941年夏秋之交快速挺进到莫斯科城下。我在德国工作期间，一直密切跟踪着他的动向。我写作第三帝国历史期间，正因为他极其慷慨大度的帮助，法国战役中的一些谜团才得以解开。在德国，他身边的所有人对我的书恶意相向，尤其是从前与他共事的将军们，而他公开为我进行辩护。

1942年春季，希特勒把哈尔德解职了，原因是他对元首计划于当年夏季“终结”苏联的战略批评过多。总参谋长不过是想让元首明白，德国军队根本不具备那样的实力。与其他政府官员以及军方将领相比，独裁者倾听哈尔德将军的批评可能还比较多。但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元首已经忍无可忍，因而哈尔德遭遇了解职。对德军来说，那一措施最终证明是个失误，因为德军很快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失败，不仅如此，遭遇损失的还有历史学家。哈尔德的日记是世间绝无仅有的简明情报来源，从1939年8月14日开始，到1942年9月24日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他一直在写日记。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他天天与希特勒以及希特勒身边的政府和军方上层人士打交道。我发现，对撰写纳粹德国历史的人来说，哈尔德的三大本日记是无价之宝。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美国出版社将其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对于深入观察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而言，他的日记能为美国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哈尔德将军于1944年被捕，正好赶上少数军官试图暗杀希特勒的同一个时间点。他被单独关进了一个漆黑的单间长达数个月，随后又被关押进达豪集中营。哈尔德的命运与沙赫特的命运类似，推进到蒂罗尔地区的美国军队于1945年5月4日解救了他。据信，希姆莱曾下令杀掉该集中营里的所有人，包括一开始曾反对希特勒的奥地利前总理许士尼格。

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哈尔德将军提交了一份震惊法庭的报告。该报告披露，1938年，他担任总参谋长不久后，他曾经与一帮军官同仁密谋，假如希特勒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把德国拖入军方将领们认为无法获胜的战争，他们就逮捕希特勒，并将其罢免。哈尔德坚称，1938年9月28日，他们差一点执行了该计划，当时柏林疯传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已经同意前往慕尼黑会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次会面的唯一目的是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哈尔德说，既然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到手，希特勒就不会发动战争了。幸亏英国首相张伯伦促成了那件事，策划者们才放弃了逮捕希特勒的计划。后来，其他多位参与策划的人证实了此事。至少对我来说，这件事看起来很有意思。仅仅因为纳粹领袖威胁要发动一场军方认为无法获胜的战争，那帮人就计划除掉他。我感觉，那帮人理应想出其他更站得住脚的理由才对。

[1] 过完87岁生日两天后，庞德死了。按照传记里的说法，他的生日聚会“到处是欢乐、蛋糕、香槟、朋友、邻家的孩子”。12年前，从圣伊丽莎白医院获释后，庞德回到了意大利。在那不勒斯港登岸时，他向前来采访的媒体敬了个纳粹礼，然后他对媒体说：“整个美国是个精神病院。”

第二十二章 故人驾鹤

1972年12月11日，星期一，那天我日记的结尾是：“我最早认识和最亲近的四个朋友……全死了。”

其中之一是诗人马克·范多伦，他于前天在康涅狄格州西康沃尔市去世，享年78岁。一周前的12月3日，约翰·卡特·文森特走了。作为美国外交官，他投入一生的事业被一帮人残忍地毁掉了，那些人包括麦卡锡参议员、麦卡伦参议员，以及追随他们进行政治迫害的人。

那是个糟糕的、痛失朋友的年份。埃德加·斯诺在那年2月死在了瑞士，享年66岁，他是个伟大的驻外记者，是个中国通；10月，著名女演员米丽娅姆·霍普金斯死于70岁生日前几天；12月，我在巴黎时期的老同事和老朋友杰·艾伦也走了，他与约翰·君特和吉米·希恩的关系也特别好。

对我来说，由于上述人等的离世，那年的圣诞节注定会成为令人伤感的节日，它最终却变成了恐怖的节日，因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趁着圣诞节发起了对越南河内毁灭性的轰炸。其他的可以不说，必须说的是，河内城里的重点医院也遭到了轰炸，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惨遭杀害。一开始，两人试图否认那一点，然而，参与过纽伦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当时恰好在河内，他亲眼见证了那场残杀，虽然他不是记者，但他把所见所闻告诉了《纽约时报》。

那竟然成了圣诞节的消息！

美国人竟然如此野蛮！

在紧随其后的新年除夕夜，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这件事让人感觉身为美国人罪孽之深重。”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可避免感到羞于做人。在德国期间，我曾经诅咒希特勒野蛮，那时候，我必须诅咒尼克松和基辛格（他本人在希特勒时代也是个犹太流亡者）野蛮。我心情沉重地忆起了当年，要是过去，我可以从位于康涅狄格州托灵顿地区的农场前往西康沃尔市，与三个最要好的朋友（即我在日记里提到的四个人里的三位）一起对遭遇如此暴行的人们进行凭吊，他们是詹姆斯·瑟伯、刘易斯·甘尼特、马克·范多伦。瑟伯早在1961年就死了；甘尼特死于1966年；当下已是1972年圣诞节假期，范多伦也走了。

瑟伯去世前，在好几年时间里，每到星期六晚，我们四个人总会携夫人一起聚会，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追忆往昔的美好，诅咒伪君子们把当今世界弄得一团糟，为当今世界越来越紧迫的问题支招献策。

瑟伯是我最早认识的朋友，正如我在第一卷介绍的，我们于将近半个世纪前的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相识，那年，我不过是个刚刚走出爱荷华州大学校园的毛头小伙，我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编辑部夜班岗报到时，一个身材瘦高，一双眼睛滴溜圆，戴着一副厚片眼镜的男子自我介绍说：“我是吉姆·瑟伯。”他工作的隔间紧挨着我的隔间。他的名字没有引起我的注意，1925年，他的名字还鲜为人知。不久后，他告诉我，他正在兼职从事大量写作。那年秋季，他给我看了他写的文章，他不仅写得特别好，还写得非常滑稽——显然他是个天生的幽默作家。不过，他自己觉得，他看不见任何希望，因而他很失望。

那年冬季，他揽了一个有意思的活儿：前往地中海沿岸里维埃拉地区，在那里为《芝加哥论坛报》编写一期搞笑的特刊——他具有充满童趣的幻想，那期刊物的大多数文章出自他的手笔——不过，第二年春季返回巴黎时，他再次陷入了情绪低落状态。后来我们有过几次长谈。

“真是太他妈的了，比尔，”他常常如此感慨，“今年我都32岁了！我成就了什么？”

然后他自己回答说：“什么都没有。”

“人必须面对现实，”他继续自说自话，“我都快32岁了，我一定要成为小说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成不了菲茨杰拉德，也成不了海明威。看看他们的成就吧，他们还不到30岁！”

当时我们两人都知道，那年，菲茨杰拉德也会成为30岁的人。不过，瑟伯提醒我，菲茨杰拉德24岁时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他年仅29岁时就出版了伟大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海明威出书时年龄更小，虽然到那时为止，他仅仅出版过三本很薄的书，而且都是驻巴黎的美国小报帮着出版的，可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但凡看过那本书的人——包括格特鲁德·斯泰因、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等作家——都说，那是所有新生代作家笔下最好的作品。

瑟伯感叹道：“而他只有26岁。显然他写出了一部伟大的小说！”看得出来，瑟伯那么说并非出于嫉妒，而是出于敬佩。

一天晚上，我很烦，因而我反驳瑟伯说：“所以，真倒霉！你都快32岁了，而你还没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大多数伟大的作家都大器晚成。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是例外。他们都少年早成，然而他们可能会黯然失色。至少你已经上路了，而且你会坚持到底。”

瑟伯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我的观点，以前我从未看见他那么消沉。他说，他和巴黎的缘分完了。也许巴黎仅仅垂顾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以及其他人。巴黎不会带给他任何成就，他必须回家，回纽约。

1926年6月末，心灰意冷、垂头丧气的瑟伯乘船回国。他把夫人留在了巴黎，他必须在纽约那边挣到足够的路费，才能把夫人接过去。后来他告诉我，在纽约上岸时，他兜里只剩下10美元。理所当然的是，他没有工作，没有前途。不过，他在纽约西区格林威治村找到了一间配有家具的住房，安顿下来后，他不停地写，然后一次又一次遭遇了退稿。创刊未久的杂志《纽约客》退给他20份稿件，那个杂志是头一年才开始发行的。

众所周知，最后瑟伯好歹找了份工作，为神奇的《纽约客》杂志供稿，从而开始了一番辉煌的事业。他很快便成了美国最伟大的幽默作家。他不仅文章写得好，他信手拈来的卡通形象也新奇、古怪和刁钻。不久后，他成了“沃尔特·米蒂”“卧室里的海豹”“无处不在的独角兽”等角色的缔造者。在他嬉笑怒骂的两性故事中，女人总是最终占上风的那一方。他笔下的动物奇趣非常，往往比人还有人性，伟大的契诃夫也描述不出他画的那种狗。

二战前那些年，我和瑟伯两人都非常忙，虽然隔着大西洋，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我一直以越来越惊讶、越来越佩服的眼光关注着他的新作，包括他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文章和卡通作品，以及有稀奇古怪名称的新书。那一时期，他每隔一两年总会有一部新书问世——例如与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合著的《性是必需的吗？》，还有他的《阁楼的猫头鹰和其他难解之谜》《卧室里的海豹和其他危险》《我的生活和艰难岁月》《欢迎参观我的世界！》，等等。

二战期间，每当我返回纽约，我和瑟伯总会相约相聚。战后，我们都定居到了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丘陵地带——瑟伯是全天候定居，我和甘尼特以及范多伦两口子一样，我们在城里工作，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才前往乡下暂住。那时候，瑟伯的眼睛已经开始失明。瑟伯和我一样，一只眼睛失明，而他的另一只眼睛也开始变糟。到末了，光明永远离开了他。

瑟伯离世前数年前的某天晚上，我们在西康沃尔市他家聚会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我们将星期六晚上的例行聚会安排在了瑟伯家。当时我已经感觉到失明的威胁，而我完全不知道，一旦真的失明，应当如何应对。让我惊讶的是，尽管瑟伯一直对失明咬牙切齿——失明让他的写作速度变慢了，最后他完全不能画画了——他却从未因之变得痛苦，他从不自怨自艾，也从不抱怨一个字。

那天晚上，瑟伯的情绪似乎好得非同寻常。

他把我拉到一边，然后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一本书。他说：“今天晚上我觉得特别开心！”

“比尔，加上这本书，”他接着说，“我失明后写的书已经超过失明以前所写的书。”

那无疑是个伟大的胜利。

1966年，居住在西康沃尔市的另外两个老朋友去世了，他们是刘易斯·甘尼特和艾丽塔·范多伦。他们是同一份报纸的老前辈。

十年前，64岁的甘尼特退休，作为每日书评的书评家，他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服务了27年。按照他的估算，他在27年里写过6000个专栏，评论过门类各异的8000本书。尽管甘尼特坚持说，他不过是个“办报人”，但他的确博学多才。他虽然博学，但不迂腐——从不迂腐。他总是不太正经，还是大家的开心果。另外，他对身边各种各样的人、人们的生活、世界事务、文学、历史、自然等都抱有浓厚的好奇心。

大家都颇为奇怪的是，甘尼特怎么可能做到那一切。在27年里，前18年，他每周写五个专栏。这意味着，无论那些书多么厚重，每个工作日他必须读完一本书，还要在一天之内写出书评。那样一来，每逢周末，他会有两天时间休息。依着他的爱好，他会前往康涅狄格州乡下的农场侍弄花草。一天一本书，然后写出书评，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刚刚把我扫地出门时，我亲身体会过这一点。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人请我替甘尼特一个月。（由于劳累过度，甘尼特患上了一种神经衰弱症，他必须请三个月病假。约翰·赫西和马尔科姆·考利两人也替过他，每人一个月。）我不仅读书慢，写东西也慢，由于每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事，不出一个月，我也有点神经衰弱了。我们几个人顶替了三个月后，赫西也筋疲力尽了。事情过去以后，我给海伦·里德打了个电话，当时她已经成为报纸的实际经营者。我对海伦说，报社向甘尼特索取太多，我力请海伦为甘尼特配个助理评论员，她采纳了我的建议。从那往后，甘尼特每周只需写三篇书评即可，结果证明，那样的安排对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好处多多。

慷慨大度、友善亲和（同时意志坚强）、热情友好、和蔼可亲、心胸开阔、平易近人，这些都是刘易斯·甘尼特的品质，迄今为止，我还没遇见过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他喜欢当伯乐，喜欢鼓励正在发掘的新作家。1932年，他是每日书评的新手，他说，他为一本小说写了篇专栏文章，而那本书的作者他闻所未闻，书名叫《天堂牧场》。

甘尼特写道：“我要向编辑推荐一个人，此人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约翰·斯坦贝克。”

正是甘尼特助推默默无闻的斯坦贝克开创了一番事业，让这位小说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获奖兴奋不已的斯坦贝克停止了与甘尼特的往来。在那之前，甘尼特曾经力捧威廉·福克纳和约翰·多斯·帕索斯。后者在政治上从极左翼蜕变为极右翼以后，甘尼特很伤心，但仍然与其保持着联系。他们两人临近事业尾声时，甘尼特邀请多斯·帕索斯为他编辑的“美国主流丛书”写一本书，而多斯·帕索斯那些年出版的几本书都遭遇了评论员和书评家的冷落。多斯·帕索斯撰写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了那本书，甘尼特甘当多斯·帕索斯的绿叶。而那本书成了多斯·帕索斯走下坡路以后写得最好的作品。

甘尼特热爱西康沃尔市克里姆山区的农场，他写了许多赞美农场的文章，尤其在《克里姆山：周末农夫的发现》一书里，他描写了各个季节的来临——他最喜欢的月份是5月和10月，我也喜欢这两个月——描写了他在菜园里懒洋洋地干活的场景。他和夫人露丝一起建成了那一地区最蔚为壮观的野花种植带。甘尼特对他的菜园子也引以为豪，其他的暂且不说，在我们几个老相识里，他种的“金鸡”甜玉米是最好的。

1956年，退休后的甘尼特在农场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全天候的十年。对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来说，人生的最后数年很难说非常幸福和充实——生活中充满了悲哀、疼痛、痛苦，充满了身体上的各种疾病，还有各种缺陷、失望，以及对失败和永远无法抵近目标的心痛。但甘尼特好像非常幸福，他不仅有时间种植农作物和花草，还有时间思考其他自然界的奇观。他甚至有时间阅读闲书，和老朋友聚会。我从那几年的文件夹里发现了他在1965年11月3日写给特斯的一封信，也就是他去世前整整三个月的时候。那封信让我忆起了他的热情和友谊：

上次你和比尔在我家一别，已经过去一个月……前几天收到比尔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是他已经在巴黎了。真不知道你是否也去了希腊、巴黎，要么还在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那年10月，作为生日礼物，我送给甘尼特一本波斯文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关于那件事，他在信里说：

……上次在我家说起比尔那本波斯文的书，那成了在我家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我不是说我正在阅读那本书，不过我确实在翻看它，每个到我家来的人都会翻开它。

……我感觉你还不至于（很快）来我们这一带。如果你真的过来，一定到我家坐会儿。你们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后来，在西康沃尔市的农场里度周末和消夏的两位范多伦先后离开了人世。我的日记写道：

1966年12月18日，星期日，农场。今天上午，马克·范多伦从福斯村那边的住处打来电话，他说，艾丽塔刚刚在纽约去世了。

卡尔·范多伦的前妻艾丽塔·范多伦是个美丽、聪颖、热情、优雅、知性的南方女性，她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版编辑，她前后干了37年——从1926年到1963年，一直干到72岁才退休。与刘易斯·甘尼特相比，她干的时间更长。正是她为《纽约先驱论坛报》亲自选定了第一位每日书评家甘尼特。

艾丽塔对我的帮助千言万语难以尽述。对我来说，她不仅是好朋友，更是良师益友。有时候，她会特别严肃，因为柔弱和婉约掩盖不了她坚强的意志。对待朋友，她永远都能做到两肋插刀，古道热肠。像她的一众朋友一样——在我们一众朋友圈里，她与好多人特别亲近，例如约翰·君特、吉米·希恩、多萝西·汤普森、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等——我特别崇拜她。无论我有多忙，每当她求我办事，我绝不会推诿，因而她常常请我为她写书评。正是她坚持让我替甘尼特写了一个月专栏。

她对我说：“这样的磨炼对你大有裨益。”她说话时满脸阳光。确实是这样。

我经常在纽约与艾丽塔见面，在西康沃尔市她的农场里见面就更多了。那一时期，温德尔·威尔基常常和艾丽塔在一起。威尔基去世前好几年，他们两人一直形影不离。艾丽塔对威尔基的好让他千言万语难以尽述，正是艾丽塔把威尔基领进了出版界和作家圈，我以为，艾丽塔最终成了威尔基最好的政治顾问。我还以为，正是艾丽塔帮助威尔基撰写了各种演讲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艾丽塔（与约瑟夫·巴恩斯一起）保证了威尔基所著《天下一家》一书的质量。那本书是二战初期威尔基在一次环球巡游之后所作，由于写得好，它成了一本畅销书。

艾丽塔的讣告将她和威尔基的亲密关系称作“朋友关系”，实际上，他们不仅是“朋友”，更是情人。他们的恋情是那一时期最不寻常的事情之一，1940年威尔基竞选总统期间，他的所有政治对手对此守口如瓶，包括他的直接竞争对手富兰克林·罗斯福。那些人都知道这个秘密，然而没有人公开谈论。此事也从未被公开。那一时期，我或多或少见过威尔基夫人几次，她当然不乐见这一事情，然而她似乎还是默认了这一现实，而且她表现得很勇敢。我记得，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一个会议上，会议结束前，威尔基应邀作为嘉宾做了演讲，威尔基夫人和艾丽塔两人都出席了会议，散会时，威尔基和艾丽塔一起离开了会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威尔基夫人回家。一路上，她一直强忍着才没哭出来，她一直在喃喃自语：“我是多么爱那个男人啊！”

1972年12月14日，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昨天大家都去了康沃尔市，参加马克·范多伦的追悼会。冬季，天空灰蒙蒙的……好在后来慢慢放晴了……

马克·范多伦是我们康沃尔市“四人帮”里第三个离开人世的，他追随詹姆斯·瑟伯和刘易斯·甘尼特而去。

“很快会轮到我吗？”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写作本书时，写那句话已经成了16年前的往事。

马克·范多伦死于12月12日，享年78岁。他是个温文尔雅、感觉敏锐、受人爱戴的人，也是个了不起的老师和优秀的诗人。我喜欢他，崇拜他。他对我特别好，尤其在我失意那些年，他总是督促我，让我坚持从事写作。出自范多伦笔下的既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还有文学评论。他热爱教学，不过他总是抱怨课堂教学耽误写作。20世纪40年代初，我认识范多伦以来，每到夏季，他总会发誓说，他必须放弃教学，全心全意投入写作。不过他年复一年推迟了计划，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时间长达39年。对学校和学生们来说，那是件好事。实际上，后来成为作家的好几位学生说，由于范多伦他们才走上了作家之路，那些人包括诗人约翰·贝里曼、作家托马斯·默顿、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诗人路易斯·辛普森、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等。惠特克·钱伯斯是阿尔杰·希斯的对手，多年来，他一直为苏联充当间谍，是个地下共产主义者。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好几年后，他返回学校拜访从前的老师范多伦，请老师帮助他重返文坛。为此，范多伦给新闻出版界的许多编辑写信说，钱伯斯文笔好。从那往后，钱伯斯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之路。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几个人在范多伦的房子周围散了会儿步。那是一座18世纪殖民时代的建筑，它坐落在600亩土地中央。农场里到处是树木，范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查尔斯、约翰一起将房子周围的草场修剪得平平整整，我们周六晚间的许多聚会是在那里举行的。如今斯人已去，那里的一切终将成为记忆。

那时候，在康沃尔市居住的人里，还有一位成了故人。我的日记某一页上粘贴着一张标注日期为1961年2月15日的《纽约时报》剪报，内容为斯特拉·阿达米克的死讯，她死时才51岁。路易斯·阿达米克死后，斯特拉成了寡妇。阿达米克是南斯拉夫移民，20世纪30年代初，他以《故人归国》一书登上文坛。在《故人归国》里，斯特拉是个迷人的角色。那本书讲述的是阿达米克携年轻的美国夫人斯特拉返回故国，与亲戚们一起生活了一年的故事。阿达米克去世后——斯特拉认为他是自杀，战后政治迫害横行时期，他非常绝望，生怕自己成为迫害对象——斯特拉定居到了康沃尔市。她成了甘尼特夫妇和范多伦夫妇的好朋友。斯特拉的经历和我的某些朋友一模一样，她曾经是个舞蹈演员，后来成了老师，再后来成了图书管理员。为得到硕士学位，她50岁返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图书管理学。

八年多以后，在1961年记述的日记页上，除了上述粘贴的《纽约时报》剪报，我又添加了如下内容：

1969年8月22日，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我仍然记得，在芝加哥飞往西部的航班上，读着《纽约时报》上的消息，我感到震惊和心痛。我爱她。我以为，除了我们两人，没有人知道此事。

在康沃尔市居住的一群老朋友里，如今的我成了最后一个人，很快我也会成为直系亲属里最后一位活在世上的人。1969年3月，我弟弟约翰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享年62岁；1973年10月，我姐姐约瑟芬由于同样的原因病故，73岁。

我爱他们两人，我常常思索他们的人生。我弟弟脑子好，人品更好，他这辈子从事的事业比他想象的辉煌许多——作为经济学家，他在联邦政府的许多行政部门担任过高职，他还在亚利桑那大学担任过多年令人尊敬的经济学教授——虽然如此，我却觉得，他对人生感到失望。实际上，他一直想成为作家。他59岁提前退休，然后安下心来从事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散文等的创作。不过，他动手晚了，干事业必须尽早动手。

我姐姐大学毕业后教了一辈子书。她一生最后25年执教的高中位于哈得孙河河畔，与纽约隔河相望。她教书教得特别好，她一辈子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对此，她相当知足。不过，我觉得，她这辈子很孤独——她没有丈夫，没有家庭。她倒是恋爱过两次，两次恋爱之间相隔很长时间。我记得，她在大学期间热恋过，还订过婚。人到中年的她又热恋过一回，一直持续到去世。

我弟弟死在加利福尼亚，当时我病得很厉害，无法去参加他的葬礼。不过，我姐姐的后事都是我一手操办的，家庭成员去世后，唯一在世的人必须这么做。姐姐的葬礼在新泽西州韦斯特伍德市举行，我在墓地为她组织了一场非正式的小型追悼活动，我相信她会喜欢。她的一个教师同行以及她从前的一个学生用朗朗的嗓音宣读了简短的悼词，他们都说，我姐姐对学校、对那里的老师和学生是多么重要。我的两个女儿分别为她朗诵了我认为她喜欢的诗句，一首诗出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另一首诗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为她念诵了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诗句：“一定要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1973年11月1日，星期四，追悼会之后，我在日记上记述道：

……星期一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暴雨没停，大雨如注，狂风不止。星期二上午，暴雨连着下了几个小时，然后雨退了，风也停了，太阳跟着出来了，接着是一派万里无云的秋日景象，似乎上苍特别垂顾这个告别仪式。

三个依然在世的最要好的朋友也终于离我而去了。其中两人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认识的，那时候，我们还是满腔热血投身新闻事业的年轻人，第三位是我在柏林工作后期认识的。

第一个离开的是约瑟夫·巴恩斯。1939年，《纽约先驱论坛报》将他从莫斯科调到柏林，去那里接替另一个巴恩斯——拉尔夫·巴恩斯。后一位巴恩斯也是我在巴黎期间认识的老朋友，他后来去了伦敦。没过多久，战争打响了，他跟随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进行采访，英军前去轰炸巴尔干地区的意大利军队，返回途中，飞机中弹，拉尔夫因而身亡。

从莫斯科到柏林，约瑟夫·巴恩斯经历了两种变迁。他非常熟悉苏联，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热爱那里的人民和那里的文化。对他来说，德国是全新的，包括德国人和德国文化都是全新的，这让他浮想联翩。仰仗着博学多闻和强烈的好奇心，没过多久，随着希特勒将德国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巴恩斯开始从柏林发回一些最有见地的电讯。我认为，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仇恨、共同的兴趣，所以我们两人很快成了最铁的朋友。我们都想探索一些问题：像德国那样的政权何以在那么短时间里产生了那么多恶棍，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就让德国人成了服从阿道夫·希特勒指令的绵羊，无论多么残忍和野蛮都无所顾忌。

纳粹独裁者于1939年9月1日将世界拖入战争前，在那年夏季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那一时期，每当我完成当天的播音，巴恩斯发出当天的电讯，我们两人总会在晚间碰一次头。多数时候，我们会前往柏林蒂尔加滕公园散步，在那里，我们不必担忧暗藏的麦克风。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手的时间是半夜，地点是一家咖啡馆，那里是美国和英国记者同行下班后闲聊天、交换看法、交换信息的地方。和疯狂的纳粹分子一起生活和工作，会让人神经紧绷，因而那里成了暂时的避风港。

二战爆发后的第一个秋季，巴恩斯离开柏林，返回纽约，成了《纽约先驱论坛报》海外版编辑。美国参战后，他在报社请了长假，到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战争信息部担任负责人。在纽约期间，只要有机会，我们总会见上一面。1944年，巴恩斯暂时返回《纽约先驱论坛报》，担当战地记者，其间我们在德国西部美军第一军前线见过面。战争结束后，他再次返回《纽约先驱论坛报》，担任海外版编辑。不过，他于1948年离开《纽约先驱论坛报》，到《纽约明星报》当了编辑，该报是马歇尔·菲尔德资助的《午报》的后继刊物。《纽约明星报》赶上了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第二年便垮掉了，巴恩斯只好跳槽到出版界，成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主要编辑之一。如我此前所说，多亏了巴恩斯，前述出版社对出版《第三帝国的兴亡》才有了兴趣。作为编辑和朋友，为了我的书，他和我密切合作了好多年。

二战后那些年，我们在乡下成了近邻。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山区，我们要么在他的农场聚会，要么在我的农场聚会。我们的话题包括农场的庄稼，为世界上的问题寻找出路，哀叹麦卡锡时代的偏执——巴恩斯也成了受害人之一——商讨他正着手编辑的我的作品。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扭曲状态，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起喝小酒，一起开怀大笑。

约瑟夫·巴恩斯和我一起完成了另一本书，书稿一经下印，他因为癌症卧病不起。1970年2月28日，他死在了纽约的家里。他死的时候才62岁。

同年5月6日下午，约瑟夫·巴恩斯的追悼会在纽约举行，我为他致了悼词。大厅里挤满了哀悼的人群，巴恩斯的朋友多，崇拜者更多。在那种场合，无论悼词写得多好，都不足以表达人们的哀思于万一。不过，我尽了力，我回顾了一位让我和其他许多人感动至深的朋友。

致悼词时，我提到了经常思索的一些问题：我以为，许多人像约瑟夫·巴恩斯一样，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我们追忆的是一位从事过四种辉煌事业的人，他做过驻外记者、报纸编辑、图书编辑，还是天才的翻译家，尤其在俄语领域。远不止如此……我在悼词中说：

对具备多重天赋的人来说，命运的跌宕起伏对其施展才华和大显身手注定是个浩劫。巴恩斯的朋友和崇拜者当中，不少人肯定会以为，他所具备的一些过人的天赋白白浪费了。倘若如此，这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更是社会的损失，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在巴恩斯所处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浪费了——或者说忽视了——许多天才公民为国家做出的奉献。像巴恩斯这样的人必须奉献例如敏锐的洞察、清醒的头脑、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与世界交往的广泛经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等——但这些品质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即使巴恩斯有过生不逢时的想法——我从未听他表达过这样的想法——他也会换一种说法，他会说，一切都是生活所赐。他从不抱怨。他工作，他思索，他教书，他推理，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黑暗中为人们送去一丁点亮光……

追悼会结束后，我和约翰·君特溜达到了纽约莱克星顿大道上的一个酒馆里，到那里喝点小酒，互相了解一下对方的近况。出于各自的一些原因，我们双方那几年见面不多。另外，我已经长期定居乡下，而他则长期居住在纽约城里。君特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国，让我吃惊的是，当时他像个病人。不仅是因为他在澳大利亚工作紧张，体力透支，也不仅是因为回国路上他经历了长途跋涉。他脸上没有了红润，说话气喘吁吁，还夹杂着咳嗽。他说，他已经不抽烟了，但显然他的老毛病肺气肿没有治愈。我们一起喝了几杯，聊了会儿约瑟夫·巴恩斯以及其他许多老朋友、老同事的离别。我们交流了各自的生活状况——我的生活变化最大。他祝贺我新近出版了一部以法国为题材的书。

那一时期特别流行负面评论，因而他补充说：“对那些‘砖头’（brickbat）没必要往心里去。还记得吗，咱们每个人都没少挨砖。”

接着，君特谈起了澳大利亚的事。多年来，我一直不停地往他耳朵里吹风，敦促他完成“透视”系列的最后一部，毫无疑问，那本书是《澳洲透视》，即丛书需要覆盖的最后一个大陆。君特已经跑遍所有大陆。虽然他身体欠佳——为查明病因，他去过医院，他两只眼睛都做过白内障手术，不过视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为了那部反映澳大利亚的作品，他以惯常的热情和无穷的精力投入了调研工作。他跨越澳洲大陆南北东西，不知疲倦地工作了好几个月，然后去了新西兰，最后还去了新几内亚。他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标注日期为2月2日，说他正在回国途中。那年春季，他已经进入创作阶段。每次投入新“透视”丛书的创作，他总会疲态尽显，但一旦进入实质性创作阶段，他总会全副身心地投入。

“完成（这本书）以后，”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我他妈的必须好好休息了。需要征服的大陆已经没了，再也不用写了。”那套丛书已经给他带来足够的名望和财富。

喝完了杯中的酒，说完了该说的话，我们终于分别。对于再次见到君特，我很高兴。20世纪30年代，我们在同一个时期被派驻到维也纳，他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工作，我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我们两家人经常见面。刚返回纽约时，我们仍然经常见面。我们两人的口味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君特喜欢大场面，喜欢邀请许多名人捧场（正是在他家，我遇见了葛丽泰·嘉宝）。我喜欢更安静、更简朴的生活。君特喜欢和朋友出入豪华餐厅，他承认，有领班带着一帮人围着他转，他会感到自己像个大人物，因而他一辈子都无法完全摆脱少年气盛的禀性。我不喜欢豪华餐厅，也不喜欢领班们唯唯诺诺的样子。

我喜欢田园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如此。君特则更喜欢城市生活。他娶了简之后，每年夏季，他们两口子总会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北部简的父母那里住一段时间。不过我以为，君特从来都不太情愿每年夏季在那边或其他农村地区住得太久。时间一长，他会躁动不安，急于返回纽约。多年以来，我们试图——从未成功——诱使君特在康沃尔市买一个农场，在那一带拥有农场的甘尼特和艾丽塔·范多伦也是他的好朋友。

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仍然不少。例如我们在欧洲长住获得的经验，我们对历史和文学的挚爱，因新闻写作和著书立说成就的傲人业绩，对众生百态、世态炎凉、世界事务的孜孜探索。还有我们之间持续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友谊。

返回纽约住所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上述想法，那是一个春光和煦的下午，周围的光线渐渐黯淡下去。22天后，约翰·君特死了。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那天是5月29日。他走时才68岁。

我早年认识的最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同样死于癌症，我说的是吉米·希恩。1975年3月15日，他死在意大利马焦雷湖湖畔的阿诺罗镇，享年75岁。与君特不同的是，希恩完全清楚自己将死。头一年秋季，他曾经回到纽约进行治疗，由于治愈无望，他放弃治疗，于新年第一天返回了意大利。我们经常通电话，尽管他身患绝症，各种治疗（其中之一为钴放疗）导致他身体虚弱，但他依然精气神十足。他在纽约期间，我曾经好几次计划到他那里住几天，然而，每次都是临出发碰上其他事，终未成行。后来我非常后悔当初的作为。那年春季前往欧洲期间，我满心以为，和老友重聚的机会来了，然而，一切均已经成为往事。

当初我们在欧洲时，一些人将我们称为“芝加哥娃”。约翰·君特和我出生在芝加哥，吉米·希恩在相距不远的一个城市长大，那个城市和芝加哥同属伊利诺伊州。因为上大学，希恩去了芝加哥，他上大学期间认识了君特。在海外期间，我们三人都为芝加哥的报纸工作。

吉米·希恩大我四岁，他于1922年去了巴黎。他去那里并非出于工作派遣，因为他一半时间为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编辑部工作，另一半时间为《芝加哥论坛报》驻巴黎记者亨利·威尔斯当助手。1925年，我前往巴黎时，他已经成了驻外记者中的传奇，他的名声比老板的还响。那年，他穿越法国和西班牙联军在摩洛哥的前线，采访了叛军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当时克里姆的军队已经把西班牙军队赶出摩洛哥里夫山区，与法军形成了对峙态势，而法军的统帅不是别人，正是凡尔登战役的大英雄亨利·贝当元帅。曾经有好几次，法国和西班牙联军的炮火和轰炸差点要了希恩的命。阿拉伯人有两次差点把他当间谍处死。希恩和叛军领袖的问答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他深入分析里夫山区叛军的文章成了世界范围的独家新闻，他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从里夫山区回到巴黎不久，威尔斯把希恩开除了。开除理由是某天晚上，希恩离岗吃晚餐时间过长——希恩大致上是这么解释的，而且一贯这么解释。

希恩在《私人历史》中说：“后来我再也没有受雇于任何一家报社，何况我也不想这么做。”

不过，那件事并没有终止希恩的记者生涯。从那往后，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著书立说，尽管如此，每当北美报业联盟之类的组织分给他重要的采访任务，他总会欣然接受，他为那一类杂志撰写过数十篇文章。

在其传记《私人历史》中，希恩从未提及他实际上曾受雇于“某一报社”，即巴黎《时报》。那是一种神奇的非报纸类读物。1926年，希恩和一批作家曾经受雇于该报。那个报纸没有新闻来源，因此文章都是作家们凭空杜撰的。在著书立说和采访之余，在空闲时，在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时，如果想在巴黎混几个月，希恩和作家们即返回那个“报社”工作，这是他们自己的解释。实际上，希恩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恰好是1926年，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从那往后，虽然我们分别在世界的两端各干各的事，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二战结束后，我们经常同住在纽约市，因而我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了。

在我们三个“芝加哥娃”里，我一向认为，希恩写东西最好，文笔最为优雅。有些人认为，希恩或多或少是个贪杯的花花公子，奇怪的是，在我们三个人里，他的学问最多。他在语言方面比我们造诣深，在历史和哲学方面比我们懂得多。但在我们三个人里，没有人认为另外两人是对手，我们也从不互相竞争。毫无疑问，我们各自出版的书也没有竞争关系。君特和我长驻维也纳期间，我们分别为同属芝加哥、互为竞争对手的报社工作，而我们从未感觉对方是对手，也从未有过竞争。如果我们各自报社的编辑们知道此事，他们肯定会不高兴。我以为，我们三个人都感到了命运对我们的垂顾，因为我们早期出版的书籍都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所以，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都享受过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希恩的《私人历史》出版于1935年，君特的《欧洲透视》出版于1936年，我的《柏林日记》出版于1941年。

文森特·希恩是希恩署名用的名字（“文森特”是他的中间名，他姓“詹姆斯”，朋友们则直呼他的名字“吉米”），他有一种特异感觉，某些世界级人物即将死亡时，他总会提前知晓。他最出名的一次表现居然与我有关！1947年11月，某天上午，当时我们都在纽约，希恩打电话找到我，让我一定去他那里，和他一起进午餐。

“我手头的书正在收尾，”我回答，“像你一样，这种时候我不会停下来出门吃午饭。”

“情况万分紧急！”希恩根本不容我分辩，“你必须来，我必须见你。就今天！午餐时间！”

我只好往他的公寓赶去，一进门，我就开始骂他。

“对不起，”他解释道，“不过我必须见到你。我要和你说甘地的事。你和他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两年，不过他快死了！很快！”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解地问。那年秋末，印度的确陷入了动乱。1947年8月15日，印度从英国获得了独立，甘地终于赢得了革命胜利。不过，让他心碎的是，穆斯林脱离了印度，组成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家。甘地虽然笃信宗教，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是统一、世俗、独立的印度。对他来说，更糟糕的是，如今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兄弟正在互相残杀，尤其在旁遮普和孟加拉地区，到处是混乱景象，到处是大规模屠杀。甘地正在绝食，为阻止大屠杀，他正在“以命相搏”。为达目的，甘地经常采用绝食手段，而且每次停止绝食，他都能康复。他看起来总是那么弱不禁风，然而，他有着钢铁般的筋骨。

希恩没有理睬我的提问，他自顾自说：“我必须赶在甘地死之前见到他。关于生命的内涵、目的、意义，他肯定能给我解释清楚。”

希恩让我给他写两封介绍信，一封信用于引见甘地，另一封信用于引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后者当时是印度第一任总理。几天之后，希恩踏上了前往印度的征途。然而，恰如往常一样，他在欧洲、埃及耽搁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在巴基斯坦驻留下来——穆斯林对他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后来他解释说，为了见甘地，他需要时间做好心理准备。他仍然预见甘地将不久于人世，不过他认为，时间还来得及。

结果证明，时间已经无多，至少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多。

1947年秋季，甘地从加尔各答回到了德里。在刚刚建国的印度首都，没有人能阻止正在互相残杀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为了让两种不同信仰的人坐到一起，1948年1月13日，甘地重新开始了一轮绝食。在甘地开始绝食的第二天，希恩从巴基斯坦来到了德里，不过，那时甘地已经虚弱得无法接见他。1月17日，甘地的医生发表了一份公告，内容为，如果圣雄不停止绝食，他最多只能存活两三天，他已经78岁高龄，为阻止屠杀，他四处奔走，已经心力交瘁。第二天，印度教领袖和穆斯林领袖签署了和平协议，甘地随即停止了绝食。然而，直到1月27日，甘地的身体才恢复到可以约见希恩，那天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第二天他们又见了一面。他们约好30日星期五晚间集体祈祷过后，两人立刻再见一面。

那天，希恩和另一个老同事埃德加·斯诺在一起，他们与大约500位参加集体祈祷的人聚集在博拉别墅的草坪上，人们在等待甘地出现。他们两人站的地方紧挨着平台，那个平台是甘地率众祈祷，然后率众吟唱赞美诗的地方。甘地在两位年轻女性的搀扶下来到祈祷现场，由于绝食，他显得极为虚弱。他向希恩、斯诺以及其他站在平台周边的人一一致意。突然间，传来三声枪响，随着一声“He Ram！”（印地语“噢，上帝！”）甘地向地面倒去，当场死亡（枪手是个印度教疯子，他当场被抓，被判犯有谋杀罪，随后被处以死刑）。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由于震惊，希恩一直没开口说话，他晕晕乎乎地在德里四处游荡。他后来说，他根本不记得那48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终于非常清晰地回忆起甘地对他的意义，尤其是伟人临终前在德里和他两次见面的意义。再后来，他把那些都栩栩如生地写进了第二年出版的书里，书名为《引路慈光》。《引路慈光》是甘地特别喜爱的基督教赞美诗，早年我在德里期间，在我参加过的集体祈祷仪式上，圣雄总是非常虔诚地和大家一起吟唱那首赞美诗。

“每每想到希恩离世，我总是感到悲伤，”我在日记里记道，“我一生的许多光鲜时刻都有他做伴——他往往通过来信与我联系。其实，在将近50年时间里，我们的通信时断时续。”翻阅一份档案时，我发现了一封寄自罗马的信，日期为1963年11月，我以为，那封信是典型的希恩风格，那封信或多或少可以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把那封信的内容抄进了当时的日记。希恩以多萝西·汤普森和辛克莱·刘易斯沸沸扬扬的、灾难性的婚姻为题材，创作了《多萝西与刘易斯》一书，为读者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我为那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希恩的来信是对书评的回复。希恩是与多萝西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和刘易斯也是朋友。

亲爱的比尔：

……此信专为感谢你在书评中对我的《多萝西与刘易斯》一书表达的善意……我并不是说我赞赏你这篇书评（不过你的书评的确让人赞赏），我要说的是你在书评中表达的善意……

其实你一向如此。我永远都忘不了你在巴黎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情景，一副营养不良的面容，一双眼睛却明亮得像远方的星星，怀着满腔渴望和激情……

你知道生命和时间的区别吗？我在当前的研究中刚刚从纽约州易洛魁族塞尼卡人那里找到答案。生命是实时的知觉（简单地说，即智慧），其他所有现世的存在不过是时间，一种符号而已。塞尼卡人还引用了一位希腊诗人（已无从考证）的诗句为证。有人认为，此诗出自古希腊剧作家米南德，其他人则认为，此诗出自欧里庇得斯：人类仅存于生命长河瞬间，余者皆为漫漫无涯之时间……

谢谢你去年寄自巴黎的亮丽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里将巴黎称为可人的城市，还记得吗？我还记得呢。

我那天的日记结尾如下：

在我们三个（君特、希恩、我）来自狂野和蒙昧的芝加哥（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我还来自爱荷华州——无论怎么说，两地都属于美国中西部）的人里，我是最后一个于20年代中前期奔赴欧洲的人。我们三人的共同点是先当记者后出书。君特和希恩比我年龄稍大，大四岁到五岁的样子。

如今只剩下我了。

希恩的遗孀黛娜也有同感：

亲爱的比尔：

谢谢你发来的电报。所有在世的有成就的人如今只剩下你了。你得给我坚持住，老朋友，千万别想走。

爱你的黛娜

1975年4月16日

于阿诺罗镇

坚持住什么？和谁一起坚持？我得翻开六年前的日记。

1969年2月3日，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下午1点15分。今天我终于完成了写法国的书，在页码为1618的纸上写下了“全书完”三个字……

那时候，我的个人生活已经乱套，我已经搬到一个新住处。特斯和我在结婚36年后，分手了。

第七篇 无望无惧，迟暮之年：1975—1988

第二十三章 分道扬镳

为人生无奇不有，

任煎熬跌宕起伏，

俱往矣希望无望，

慢我行前途渺茫，

铁鞋破路在脚下。

——欧里庇得斯

1966年平安夜，我和特斯仍然在乡下过节，屋外下着暴雪，我们两人的日子终于要熬到头了。那天晚上都结束了，因为吉莉。

我第一次遇见吉莉是34年前的事，在维也纳。那次相遇15年后，战争已结束，我们双方都结束了在欧洲的长期生活，回到了国内。从那往后，我们才成为朋友，而且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仅此而已。在上述要命的平安夜之前一年左右，大大出乎我和吉莉意料的是，我们突然恋爱了。我们双方都抗拒过，我不想破坏自己的婚姻，吉莉也不想在其中扮演不好的角色，不过，我们的抗拒最终都失败了。

一开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关系会发展成后来那样。吉莉于1932年秋季到了维也纳，她去那里是为了写一部小说。作为《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我从1929年起一直长驻维也纳。那年圣诞节假期，为欢迎吉莉来到维也纳，约翰·君特和弗朗西丝·君特夫妇举办了一场小型晚会，我在晚会上第一次遇见了吉莉。毫无疑问，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美国女性——高个子，身材匀称，一头深褐色的秀发，一双淡褐色的、水灵灵的眼睛，性格开朗活泼。她说话声音好听，话里话外充满了活力。弗朗西丝和我说过，吉莉前往维也纳不只是为了写书，她还想试探能否嫁给一个波兰王子。男方是她九年前认识的，那时他们都是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学生，当时还订了婚，不过双方的家人都反对那桩婚事。吉莉深感绝望，一气之下嫁给了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婚后不久两人便分手了。吉莉和波兰王子一直保持着联系，她那次到维也纳也是为了打探消息：假如王子再次求婚，她是否应该嫁给对方，而王子极有可能再次提出婚约。我记得，那次在君特夫妇家，我和吉莉没说几句话。那年的圣诞假期，我自己正忙得不可开交。当时我刚刚被《芝加哥论坛报》扫地出门，世界已经被大萧条拖下了水，特斯成为我妻子还不到一年，我们正在为生计问题发愁。吉莉的人生经历非同凡响，她是个光鲜亮丽的纽约人，而她将要前往死气沉沉、愚昧落后的属于旧时代的波兰农村地区，在那里度过后半生——即使是和迷人的王子住进某个城堡。当年吉莉给我留下的印象不过如此。

几天后的新年除夕夜，王子给吉莉打来了电话，他向吉莉求婚，吉莉再次接受。第二年夏季，他们在伦敦结了婚。从那往后，吉莉跟随新郎去了波兰，过上了王妃生活。后来，她把那段经历写进了1940年出版的《波兰人概要》，以及另外一本写得更为详尽的书，书名为《生死问题》。

正如婚姻组成的许多家庭一样，婚后不久的吉莉感到了失望和幻灭。她在上述第二本书里描述，“曾经温暖的家，如今变得冰冷，爱情的火花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熄灭了”，没有人说得清。不过，她渐渐认识到，“失去丈夫的爱出现在第一个孩子降生以后”。失去爱不一定导致婚姻终结，尤其在古老的、僵化的、笃信天主教的波兰贵族社会。因而，美国王妃和波兰王子的共同生活仍然在波兰继续着。后来，吉莉有了第二个孩子。作为美国女人，吉莉尽力让自己逐渐适应了那个国家上流社会与世隔绝的、思想狭隘的、千篇一律的生活。

吉莉后来说，与他们两口子交往的人群过分与世隔绝。希特勒巩固了对德国的掌控后，开始转向对外征服，战争已经迫在眉睫。除了傻子，人人都能看清那一点，而她身边的人根本视而不见，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波兰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同样明显的是，波兰根本无力承受同时惹恼德国和苏联两大邻国。除了波兰的特权阶层，其他人都能看清那一点。

吉莉在后来出版的书里记述，她感到幸福的原因是，她不关心政治。像波兰人一样，最初她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的威胁早已悬在中欧国家上空。1938年3月，她前往维也纳看病，一天，她被残酷的现实唤醒，因为她正好赶上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奥地利，占领奥地利。她突然意识到，纳粹独裁者想得到的远不止奥地利。当时德国人已经从三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是下一个，接着就该轮到波兰了。后知后觉的吉莉终于觉醒了，然而，她返回波兰后，没有人接受她的看法。直到末日降临，波兰人也没看清形势。

1939年9月，空气湿润而温暖，希特勒的军队在三周时间里碾过了波兰全境，末日降临到了吉莉和她的波兰家人头上。吉莉带着两个孩子从位于西里西亚的城堡逃到了罗马尼亚，他们最终逃到了巴黎。波兰被德国和苏联吞并后，吉莉的丈夫也来到巴黎，全家人团聚了。

吉莉离开维也纳成家以后，我从未与她联系过。不管怎么说，我们那次见面仅仅是一次偶遇，后来她忘掉我，也在情理之中。尽管如此，她的姣好，她的魅力，她那聪颖的、见解独到的小脑瓜让我一直难以忘怀。德奥合并后，纳粹占领维也纳当晚，我正好在那里。多年以后，吉莉告诉我，在那个狂热的夜晚，她也在那里，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此事。

1947年的一天，我在纽约收到一封来自吉莉的公函，她在信里将我称作“夏伊勒先生”，我成了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当时，吉莉的职务是纽约某出版社公关部经理，她来信的目的是，请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一本书写贺词，那是我一个朋友的作品。寄给她贺词的同时，我还寄去了一页附言：

1932年在维也纳时，我在君特夫妇家遇见过一个名叫维尔吉利亚·彼得森的人，当时她正要前往华沙，你和那人是同一个人吗？

“是啊，”吉莉给我回了一封信，“你在君特夫妇家遇见的那个正要前往华沙的女人正是我。”接着她还补充说，最近她在一个晚会上见过我，地点在“纽约广场”。

坚冰打破以后，我们终于在纽约再次见面了，而后我们再次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熟人。我们时常在晚会上，以及文学界聚会时见面，寒暄的话题无非当时的新闻。她邀请我参与一档热门电视节目《作家对决评论家》后，我们之间更加熟悉了。她从1952年开始主持那档节目，并且已经小有名气。由于麦卡锡之流的歇斯底里，即使我那时还没有完全出局，我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那时，我已然意识到，对我们这类深陷漩涡中的人，吉莉深为同情。她顶着许多赞助商的强大压力，坚持为我的一本书制作了一期节目。后来我才获悉，《第三帝国的兴亡》获得1960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很大程度上与吉莉有关。评审小组里有几个她的同事，她疏通了那几个人，让他们为我的书投了票。

那时，吉莉早已和波兰王子离婚，嫁给了杂志编辑和作家格文努尔·波尔丁。后者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彬彬有礼的人之一。特斯和我与他们两口子渐渐熟络起来，后来我们四人成了好朋友。我记得，当年“格文”由于癌症卧床不起，即将告别人世，等待死亡渐渐来临期间，为缓解他的疼痛，吉莉夜以继日将所有时间倾注到了对他的关爱上。吉莉因工作和照顾丈夫而筋疲力尽，几近崩溃。为帮助吉莉缓解压力，特斯安排我带她去我们熟悉的一家充满生机的法式小餐厅放松一下。

数周后的1965年8月，“格文”死了。包括吉莉、我，以及所有其他人在内，当时没人知道，其实吉莉也只有16个月的生命。特斯和我给吉莉寄了一封哀悼信，她回信表示，待“格文”的后事全部料理完，她会暂时离开几个星期，然后再返回纽约，“接受命运为我做出的任何安排”。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否意识到，吉莉和我究竟从什么时间开始，出于什么原因坠入了爱河。我们之间柏拉图式的感情曾经那样绵长和美好。我所知道的是，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大约在1966年上半年，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一种已经互相存在34年的东西，我们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化学反应，那种反应将我们从老朋友变成了恋人。这看起来相当荒诞，不现实，其实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我们极力压抑过自己的感情，我们不断地发誓说，在感情冷却之前，在理智恢复之前，我们不再相见，等我们头脑清醒了再说。不过，那些都没用，我们开始刻意寻找各种理由，我们不惜编造各种理由和谎言，我们相见越来越频繁。有一对长期居住在纽约的夫妇是我们双方的朋友，他们在康涅狄格州乡下有一处房产，他们很少光顾那里，因而他们将房子交给我们使用。那房子离我的农场不远。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机会，我和吉莉总是一起待在那里。

在我们那场伟大的爱情爆发的中途，我们双方都有过极为痛苦的困扰。我的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而且越来越糟糕，原因是，我仍然坚守对妻子的承诺，我和特斯婚后已经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我不想放弃——那时，我和特斯一起生活了足足35年。说真的，我们已经不必为孩子们着想，不必勉强待在一起，因为两个女儿因加和琳达已经大学毕业，而且结了婚，过上了自己的生活。那年8月，因加的第一个孩子已经降生，我和特斯第一次当上了外祖父母。

另一方面，我又深深地爱着吉莉，而且希望和她一起共度余生。为了她，我必须终止一段婚姻，她对此感到很伤心。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年后，显然她已经下定决心，无论结果如何，她都要拥有全部的我。也许她把那一想法告诉过我，我却没在意。那年秋季，我最终对她说的却是，我还不想放弃自己的婚姻，不过，我会尽最大努力经常去看她。

“可是，”吉莉不解地问，“当爱已不复存在，你干吗还要维持所谓的婚姻呢？”她的话让我想起她和帅气的王子没有了爱情之后的婚姻关系，她在《生死问题》一书里是这样表述的：“当参与双方之间的爱已死，结果只有一个——婚姻绝不可能继续维系。”她对爱的表述是：“爱，来也突然，去也突然，像飘忽不定的风……当爱离开时，它就绝不再回来。”

如今我才意识到，那年秋季，我对吉莉的感情太不敏感了。那个秋季，在好几周时间里，我和吉莉见面的次数比以往多了许多，通常是在我们那个朋友的房子里。对我们双方来说，那显然不够，对吉莉来说，那尤其不够。然而，吉莉有着斯巴达式的坚忍性格，因此她没有一句怨言。而我呢，由于粗心大意和自鸣得意，并不完全清楚她的真实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我好像真的没有认识清楚她对我的感情究竟有多深。我从一些朋友那里，以及吉莉临终前几分钟写的最后一封信里知道这一点时，一切为时已晚。吉莉有个关系特别铁的老朋友，她邀请我和吉莉圣诞节假期到她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家里做客。12月22日，吉莉给那个老朋友匆匆写了封信。那个老朋友在写给我的信里是这么说的：“因为你在写书，你和她无法到我这里来……十天不长吧，她告诉我，她离开你十天都受不了。”

由于我的迟钝，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吉莉对我的感情已经达到那样的深度。圣诞节前不久，有那么两三天时间，在朋友借给我们的房子里，我和吉莉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困境。我告诉吉莉，我必须在农场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放假期间，孩子们都会前往农场。我答应吉莉，过节那个星期我们肯定会见面，也许新年那天我会和她在一起。她好像很赞成那样的安排，至少当时我感觉如此。当时她还计划和她女儿女婿以及他们幼小的孩子一起过圣诞节，他们在乡间的房子离朋友借给我们的房子不远。圣诞节当天，我会过去看望他们全家。商议完过节计划，我和吉莉告别了，当时我们还交换了礼品。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她究竟感觉多么伤心。我们分手道别时，她的确是一脸不高兴。不过，她并没有显示出忧郁，无论如何，我没有感觉出她有不寻常的压抑。

平安夜那天，中午刚过，天上飘起了雪花。夜幕降临时，雪花已经变成暴雪，伴着逐渐增强的风，不断加厚的雪堆变换着各种形状。那天晚上，暴雪让人根本睁不开眼，为了赏雪，为了在厨房门外铲出一块平地，我和家人至少出了两三趟门。那场雪让人感觉有点恐怖，不过也非常壮美。全家人一起吃了晚饭后，围坐在燃烧着炭火的壁炉旁边，一起拆看互赠的礼品。19年前买下那个农场以来，每年平安夜，我们都这样过节。对孩子们来说，那里至少是寄托感情的家。她们总是说，她们会永远记住每年在乡下度过的那一特殊的夜晚。想当初，作为长驻欧洲和亚洲的巡回记者，我曾经很长时间或多或少过得像个流浪者，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至少很长一个时期几乎没有在家住过，因而回国定居和拥有固定住所以后，我非常享受和全家人一起在农场过节。也许我太注重全家人一起过节，然而我没办法改变这一点。和家人一起过节可以让我体会到人间的大部分幸福。这样的幸福，还有其他幸福，真的很弥足珍贵。那天晚上，我确实想到了吉莉，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上楼给她打电话。另外，她女儿那边也没有安装过电话。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暴雪之夜，我感到相当知足和幸福。交换礼品后，全家人仍然围着壁炉没有散去，大家轮流念诵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从孩子们孩提时代开始，每年的平安夜，我们都这样过节。接下来，我们开始聊起早年在农场过节那些事，譬如早年我们时有被大雪封堵在家的经历，像这次一样。毫无疑问的是，一家人都动了感情。我暗自思忖着，这又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平安夜啊。大约半夜2点钟，我们终于散了，都睡觉去了。

圣诞节那天傍晚，电话铃响了，吉莉的女儿来电话说，她母亲在雪夜里自杀身亡了。我根本无法相信这消息，等我终于明白过来，我感觉自己的声带瘫痪了。我想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吉莉的女儿又开口了：“等大家都缓过来以后，我再和你详细说吧。”

谁都说不清的是，那年的平安夜，吉莉和她女儿女婿之间究竟是怎么了。总之，吉莉在某个时间点离开了女儿那里，她顶着暴风雪，穿过漂移的积雪，往两英里外朋友的房子走去。我们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在黑暗中踏着厚厚的积雪磕磕绊绊地走了两英里上坡路。出于好心，我们的朋友将房子慷慨地借给了我们。如果他们像往年一样在那里过平安夜该有多好。然而，他们那天留在了纽约。吉莉手里有一把钥匙，她前往那所房子肯定是在躲避什么。如果她仅仅是在躲避什么也好啊，那房子原本就是个避难所。那里有一部电话，她好歹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啊，我好歹可以和她说说话，好歹可以有个人冒雪开车过去啊。可她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

午夜过后，在某个时间点，暴雪开始减弱。后来，雪停了，风也停了，吉莉的女婿出门往那所房子赶去，他是去看看吉莉是否安好，这些都是他妻子告诉我的。女婿敲了敲门，后来他敲了敲另一扇门。如果吉莉当时答应一声就好了，如果她女婿破门而入就好了。然而，那位女婿当时想的是，丈母娘或许已经睡下，不希望别人打扰。圣诞节当天早上，那位女婿和他妻子再次返回那里。一切为时已晚。他们敲门，仍然无人答应，他们只好到邻居家要来一把钥匙。待他们走进屋里，吉莉已经死在床上。她吞下了整整一瓶安眠药。

让人心情无法平复的是，大家都还记得，吉莉自杀过，而且差一点成功。吉莉在上一本正式出版的书里开诚布公地讲述过此事。那本来应该起到警示作用，我应当将其牢记心头才对。不过，在那本书的最后几页里，吉莉曾经动情地公开发誓，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从那往后，她会牢记在心，“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与之有过接触以及经常接触的生命体”。

第一次自杀时，吉莉同样吞下了满满一瓶安眠药，毫无疑问的是，那瓶药在短时间内会置她于死地。好在吞药的同时，吉莉给她当时所爱的人打了电话，那时她的波兰丈夫已经与她渐行渐远，接电话的人立即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两人同时穿过纽约城里拥挤的交通，及时赶到她身边，将她送上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那么，在平安夜，吉莉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也许我永远都无法知道答案。在仓促写给我的留言中，她没有明说。不过，她毕竟说了一些事，以下是她的留言：

你肯定会经历一个艰难时期，好在我亲眼见证过你从困难中崛起，而且你还有你所热爱的工作。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错。在我满脑子的荒唐想法里——至少我这么认为——你是我的中心。不过，除了我们所面临的荒诞“局面”，当然还涉及其他许多事。我已经意识到，我并不适合玩三角游戏，我是那种要么全部拥有，要么干脆放弃的人——像歌词里唱的——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有这种让人讨厌的招惹麻烦的行为。正如你所说，这似乎有点过分。不过，我可不像你想象的、希望的，以及要求于我的那么“坚强”，其实你还不知道这一点。

我感觉，正由于你在纽约期间没给我打电话，我才意识到，实际上，我在你的生活中不过是个消耗品。也罢，既然是消耗品，自然而然的是，眼下我已经消耗殆尽……

顺便说一句，这个留言并非“抱怨”。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一起时总是那么美好。你是个让人难以辨认的物件，你像悲情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一样，你的体贴和撩人实在让人魂牵梦绕……

不过，我是个特别简单的人，我太累了，不想继续了。唯有心存再写一本书的信念，才会让我下决心迎接新的一天到来。不过，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信念了。其实也无所谓，你是我的太阳，是余晖中的太阳，在你的照耀下，我走了。

这个留言从天到地写满了一整页纸，吉莉只好在纸张边缘潦草地添了一句话：“哪怕你有过一次‘立刻飞到’我身边也好啊！”

如果她再坚持十个月该有多好！她那微不足道的力量其实也鞭长莫及，等我意识到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

1967年1月3日清晨，阳光明媚，天气寒冷，追悼吉莉的大弥撒在位于纽约莱克星顿大道的圣让·巴蒂斯特教堂举行。我形单影只地坐在教堂里的一个长椅上，当时我意识到，由于和吉莉这么突然地、彻底地分了手，我一辈子都无法完全恢复。沿着莱克星顿大道往家走的路上，我一直心情沉重，当时我觉得，我已经无法从婚姻里得到拯救，因为我无法拯救自己的婚姻，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吉莉那令人扼腕的、匆匆忙忙的离世，以及我和特斯对这件事的不同反应，已经让我认识到，我觉得，特斯也已经认识到，我们双方再也不能凑合着一起过完剩下的日子了。

对特斯和我来说，早年发生的一些事长期以来一直可以容忍，虽然如此，在过去几年里，同样的事却成了灭顶之灾。在刚刚过去的数年里，我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相安无事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继续。如果我们希望自救，分手已经成为必须。尤其在过去两年的夏季，每当我和特斯来到农场，我们的冲突常常会持续通宵，直到双方都筋疲力尽。清晨来临时，我会把有关法国的手稿收拢到一起，还要翻出几本最重要的笔记和档案文件，将所有东西装进一个大箱子，塞进汽车后备厢里，确保所有东西不损坏。之后，我会出门找个避难的地方，例如老旧的小旅店，肮脏的汽车旅馆，或者到树林深处、湖水岸边，找个祥和安静的场所，奋力让自己的呼吸均匀，心情平复，以免精神彻底崩溃。

我终于在1967年11月3日下午在绝望中逃离了，彻底地逃离。我相信，这么做不仅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我那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妻子。然而，分手本身也是一次可怕的伤害。36年来，无论处境好与不好，我和特斯一起走遍了世界各地，我们从未分离过。虽然我们曾经陷入困境，那些也主要是因为我的过错，但我一直暗怀着希望，无论终点是远还是近，我都要和特斯一起走向终点。我已经63岁，特斯也57岁了。如今我终于认识到，我的希望不仅是空中楼阁，而且相当愚蠢。不错，如今我相信，当婚姻中的不幸不断地挑战参与双方，如果任其继续，必将导致一方或双方彻底崩溃，反倒不如找个合适的时间和机会分手，这么做会显得更文明、更体面、更道德。婚姻病入膏肓，毫无希望，并且无可挽回，肯定是人生最可悲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当爱情、宽容、敬重已不复存在，反而被刻骨的仇恨取而代之，婚姻即已结束。在我看来，如果听任这样的婚姻继续，莫过于犯罪。

离婚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我说的不是通常那种摆不上台面的为了金钱无休止的争吵；也不是律师间无穷无尽的纠缠，年复一年的律师费耗尽了我们原本不多的存款；也不是相互间痛苦不堪的揭丑；甚至不是各种各样的谎言，例如痛苦地分手最初几个月，特斯对孩子们说，我没有为她留下一分钱生活费。实际情况是，我的半数收入都给了她（孩子们为此曾经怒斥我的恶劣行径，并且提议，她们会尽可能用自己的收入进行分担，以保证妈妈有饭吃）。但我这辈子因为好几个女人撒过许多谎，特斯以我之道还治我，我又能向谁诉说呢？

分手程序拖拖沓沓走过了将近三年时间，我和特斯之间的争吵终于走向了终结——婚姻就此结束了。

1970年7月25日，星期六，莱诺克斯……双方律师经过两天（星期四一整天，昨天是从下午1点半到6点）激烈争吵，特斯和我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终于走到了关键的节点。准备各种文件，前前后后历经两年多时间（需要支付天价的律师费），我们在正式的分手协议上签了字，特斯同意于下周飞往墨西哥正式办理离婚。经过两天折磨，我们两人都筋疲力尽……

我原来以为，终于摆脱了这桩婚姻，我会感到如释重负……我真实的感受反而是压抑和悲哀……

终于和特斯彻底分手了，我感到的是一种痛。我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写进了给特斯的一封信里，我把信的副本粘贴在了这篇日记上。我们一起经历过充实的、有意义的、满是争执的人生。我感到遗憾的是，她无法（我是这么看的）以宽容的心态让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

在纽黑文这一周，我们双方都没有无情地互相揭丑。只是在最后一刻，特斯看起来好似要崩溃的样子。签署完所有文件后，特斯毫不留情地谴责我的律师不接受她的口头承诺，她是为了尽早在墨西哥办理快速离婚才这么做的……尤其让她生气的是，我们“不相信”她的承诺，这是她的原话……

对我来说，这次分离实在可悲。特斯是挺胸抬头离开的，不过她差点没控制住情绪。由于一场热浪突然来袭，我特别担心她能否把车子平平安安开回家。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提议开车送她回家，她肯定不会接受。我们在律师事务所门口道了别，然后她孑然一身离开了，一个被遗弃的、不幸的身影。想到结束竟然是这种样子，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以上是我那天记述的日记，或者说，那篇日记里的部分内容。以下是我写给特斯的信：

亲爱的特斯：

我们昨天在丑陋的纽黑文市的炎热中分手了，这事让我觉得非常悲哀。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长时间，在那么多大陆上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我们的生活意义非凡，激动人心，充满欢乐，这段婚姻的结束无论是因为什么，都会让人深感丧气。

你经常问我，我怎么会忘了这些。其实我真的从未忘记，也不会忘记。如此重要的共同经历，又经过了那么多年，换作天底下最麻木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忘记……昨天整整一下午我都在想这件事——以及分手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与此同时，两个律师一直在为分配钱财的事争论不休……

临近分手关头还让你感到事情拖沓，实在抱歉……可那一切与我无关……

无论是生活中的残酷，还是人的弱点和犯下的错误，在一对相爱的男女之间导致了什么样的悔恨，我相信，爱绝不会就此终止。我对你的爱绝不会终止，永远不会……尽管我们之间有数不清的问题，今后的岁月无法一起度过，但我们过去的生活之丰富多彩，我们过去的生活之充实，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经历和认知。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们共同的经历都不可能被丢弃，它是其中一方或双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双方律师臆想出的那一摞文件签署与否，都无法抹掉我们共同的过去。

我希望你安好，希望你幸福。尽管我依照程序于昨天签署了文件，其中用白纸黑字规定了我对你的义务，但我永远会比文件规定更加关注你的情况……这几天，我们共同经历了磨难，尤其是最近两天在纽黑文的磨难，眼下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尽快恢复。

爱你的比尔

1970年7月25日

于莱诺克斯

我在7月31日的日记里记述，我接到了特斯的通知，她说当天将飞往墨西哥，前去办理离婚手续。那天的日记结尾写道：“我感到极度空虚，一种内心深处的痛。”

从墨西哥返回不久，8月6日，我和特斯又在农场见面了。

8月6日，星期三[1]，莱诺克斯……在农场，我和特斯一边喝雪利酒，一边悠闲地聊天，气氛友好。然后我们一起吃了她亲手做的丰盛午餐，其中有脆烤奶油蘑菇扇贝，然后是精美的肉菜和通心粉，这几道菜都是当初我们休假时她在西班牙学的。我又一次感觉和她那么亲近……我一直在琢磨，过去几年中，我们双方一直无法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是多么可悲的失败啊。

将近傍晚时分，我才离开，从租车公司租来的工具车里已经装了十多箱文件和书籍。我对分手结局深感遗憾，不过，我感到庆幸的是，今天还可以大方体面地在一起。

8月26日，星期三，莱诺克斯……再次来到农场，协助搬家公司装运剩下的书籍、文件、拖拉机、农机具。特斯说，机器对她没用，她建议我最好都搬走。再次享受了一顿心仪的午餐。

8月28日，星期五，莱诺克斯……到农场和因加以及她的两个女儿过了一整天。我将近三年没见她们了……戴尔德丽如今已经七岁，变化太大了，她已经从小女孩变成漂亮丫头，她特别敏感。凯特琳特别外向，上次见面她还在地上爬，如今她都四岁了，非常好玩，讨人喜欢。我和她们玩得特别开心，后来与特斯和因加一起吃了午饭。说了许多贴心话……

我和农场再见了，以上记述的是我最后一次前往农场。20年来，农场给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以及我本人带来过那么多乐趣和闲暇。那里的土壤、田野、树林等让我重新有了落叶归根的感觉，我出版的大多数书籍的精华部分是在那里成文的。1970年平安夜的日记再次回顾了那一天：

那是夏末的一天，我去农场是为了搬运最后一批书籍和文件。我和特斯坐在草地上，一边喝饮料，一边放眼望向四野，我曾经在那里挥汗干活，我多么热爱那里。她准备了精美的午餐，后来我们一起吃午餐，还喝了上等的勃艮第干白葡萄酒。

还有另外一段回忆：

10月在纽约重演了同样一幕，我去那里是为了搬运书籍和文件，是为了最后看一眼我们位于纽约东河河畔可爱的住处。又是上等饮料、精美的晚餐和葡萄酒，还说了好多话，有那么一阵子，我在恍惚间想，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说的是我的离开，后来那一切好像不那么真切了——第二天一早，我和搬家公司的人到达时，特斯对我说，再这么见一次面，她可受不了……我感觉，像我们这样长期一起生活，然后分手，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忘掉过去。况且，何必追求忘却呢？

一年后的几篇日记：

1971年2月1日，星期一，莱诺克斯……特斯从纽约打来电话，她问我是否收到寄给我的“一个小东西”。东西还没到。我和她聊了几句才弄清楚，那是为了我们结婚纪念日……如果生活像以前那样延续，昨天我们就结婚40周年了。

2月3日，星期三，莱诺克斯……今天上午收到了结婚纪念礼物，一个箍着银套管的登喜路牌烟嘴，银套管上镂刻着我的名字……我一辈子拥有的最精致的烟嘴……我给正在纽约的特斯打了电话，向她表示感谢。

2月23日，星期二，莱诺克斯……今天我67岁！……昨天收到特斯寄来的一个价格不菲的烟锅（纽约登喜路）。（1月31日结婚周年纪念日，她已经给我寄来一个登喜路烟嘴。）她真是个慷慨的大好人，不过这么做犹如揭开伤口上的结痂。

离婚留下的创伤永远无法彻底痊愈。我会永远记住特斯，主要是她好的方面，那么多难以忘怀的年月，和我一起在欧洲、印度，以及回来以后在国内，我们一起经历了各种跌宕起伏，一起生育了两个漂亮的女儿。我迫不得已长期在外工作期间，她一手将两个女儿从幼儿期带进了青春期，无论我们何时在何地暂居，她总会营造出家的氛围——例如在维也纳，在西班牙海边的村子里，在巴黎、柏林、日内瓦，最后在纽约，在康涅狄格州的农场。特斯是个美丽的女人，她敏感、聪颖、活泼，浑身都是——每当她完全放开——维也纳式的魅力，我认识的所有女人无人能与她相比。我最熟悉她的天赋，她精通五种语言，天生是个语言学家。在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学习一段时间后，她成了大有前途的画家。后来她扔掉画笔，开始潜心钻研古代和现代希腊，后来她涉足希腊考古领域，还因此出了名。

[1] 原文如此，当天实际应为星期四。

第二十四章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由于我当时正深陷于人生的苦难和懊悔中，我咬着牙完成了法国沦陷一书。与《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相比，我用于研究和写作这本书的时间更长。正如见证法国沦陷是一件伤心事，记述这一过程也是一件伤心事。

1940年夏季的第一个月，气候宜人，德国人突然间迅速地征服了整个法国。众多法国人思想转变之快让人咋舌，他们接受了失败，放弃了曾经让法国成为伟大国家的大多数东西，转而模仿起野蛮的日耳曼征服者。自由民主在法国遭到了废弃，随后建立的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法国版本的纳粹极权主义政体。一个伟大的民族就这样失去了自我。

二战结束后，法国人渐渐找回了自己。自然而然的是，他们想忘掉可怕的失败，忘掉战败后发生的事。那不过是法国悠久历史的一个片段而已，它让大多数法国人抬不起头，大多数法国人不想提它。可以理解的是，鲜有法国历史学家乐意提笔写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的原因。

“许多事必须假以时日，”法国索邦神学院首席历史学家皮埃尔·勒努万曾对我说，“时间会让创伤愈合。”当年，政府委派他组织和公布与战败相关的档案文件。不过，由于政府、议会、官僚机构不断更迭，他的所有努力最终付诸东流了。1958年，二战结束13年后，他仍然常常抱怨：“即使对享有特权的学者们而言，法国档案文献……依然无处可寻。”他私下向我承认，其实没有几个法国学者真的想利用那些文献。他鼓励我竭尽全力把书写出来。因为，他认为，与他的法国同仁相比，作为美国人，我的偏见肯定少得多，因而我可以更客观一些。

完成这样的书绝非一件易事。胜利的盟军差不多完好无损地缴获了纳粹德国政府的档案文献，包括德军最高统帅部、海军、纳粹党的绝密和机密文件，希望书写纳粹德国历史的学者没等多久即可借阅。然而法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对涉及自身的文献，法国政府至今仍然遵从着一条臭名昭著的法律——“五十年法”。根据规定，凡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至少在50年内禁止向学者公开。书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衰落和垮台，很难找到历史文献作支撑。

而且，即使调阅超过50年的文献，法国政府也是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在给我的回信里，法国国防部称，“很不幸”，国防部军史部不向学者开放——同一封信还说，“甚至也不向法国军队的将军开放”——1900年以后的任何文献，也就是说，两次世界大战的保密文件都囊括其中了。[1]我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请求后，外交部为我签发了一份文件，特许向我解密1815年之前某些学术研究领域的档案文件（理所当然包括拿破仑一世在数次战争期间的文件，以及维也纳会议期间的文件），还有一些1848年之前的文件，甚至有一些1896年之前的文件。外交部的文件没有贸然提及涉及20世纪的文献。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安德烈·尚松是个著名作家，也是闻名遐迩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我相信，以他的身份，他对作家会有同情心，然而，我的愿望在他那里也落了空。我和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后来他给我写来一封信，对我的尴尬处境“深表歉意”。他接着表示，“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五十年法的规定，尤其是涉及上次世界大战和被占时期情况的文件”。

一开始，这种局面让人很气馁，我与堆积如山的第三帝国机密文件打过多年交道，因而我感触尤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我发现，不必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我也可以得到希望得到的大多数法国文献。这里仅举一例，法国前政要和将军通过两种方式奉献了足够的文件，尤其是法国将军：第一种方式是他们的回忆录，第二种方式是他们在审判通敌者过程中向法庭发誓提供的证词。为查清法国何以轻易向德国屈膝投降，法国国民议会成立了专门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调查1933年到1945年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战后，在让人精疲力竭的审讯过程中，为撇清关系，那些人公开了许多文件，最积极的当属亨利·贝当和皮埃尔·赖伐尔当政时期的政要和将军。法国前政府阁僚、政客、外交官、军官、将军都私下藏匿过秘密文件，因而那些人出庭作证时会出现人们司空见惯的场景：他们会带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出庭，当庭掏出成摞的秘密文件，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洗清罪名。

一次，我访问一位关键的法国将军。一开始，我和他的交往困难重重，我利用我一开始的调研成果（对于研究课题，我已经掌握相当多信息）打动了他，渐渐赢得了他的信任。那次我在他家和他交谈正欢，他事先没打招呼，突然站起来离开，然后，他陆陆续续拖来三个箱子。他精心保护的箱子里装满了文件，正是我需要的那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秘密文件，它们刚好补齐了我当时的缺失。

《第三帝国的兴亡》在法国的出版无疑也让我获益匪浅。法国学院派历史学家给予我的某些尊重，连他们的美国同行都从未给过我。出乎意料的是，我进行调研期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仅想方设法帮助我，还积极协助我分析造成法国迅速沦陷的复杂成因，帮助过我的人包括法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一些政治家。法国陷落前几年，爱德华·达拉第和保罗·雷诺两人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两任总理、法国沦陷前最重要的政治家。他们专门腾出时间帮助我。做记者期间，我有过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想法，我不失时机地将其应用到了与他们的交往中：如果记者能够以对等信息回馈被采访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会敞开胸怀。正所谓“礼尚往来”。

达拉第对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披露的一些信息给予了高度赞誉。他在报刊上撰文说，我的书披露了许多有用信息，如果他当政时期知道书里披露的那些内容，他采取的行动肯定会与当时不同。

两位法国前总理都曾经抱怨说，由于“五十年法”的限制，他们也无法接触其当政时期的政府文件。不过雷诺离任时肯定带走了大量文件，因为他在其自传里大量援引了它们。我在他家与他见面不计其数，他也让我见识过不少文件。我在巴黎做调研数年，雷诺最终成了我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后来我意识到，与其他政客一样，雷诺向我提供文件别有用心，无非希望通过我肯定他的政绩。因而我援引他的文件时留了个心眼，留足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不过，他提供给我的远不止历史文献，他还为我打开了许多扇门，那些门通向其他政客、军界首脑、历史学家、媒体编辑、外交家。对某些美国人来说，法国人往往难于沟通，不过，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和协调比我在其他国家得到的更多，甚至比我在美国国内得到的还多。

这十分值得注意，因为，我深入钻研的是个令法国人不快的课题：我研究的是导致法国沦陷的各种失败、错误、缺陷等。我曾经担忧，法国人可能会以冷眼对待我，可能会建议我把法国陷落之研究留给法国人，让外国人窥探法国的事太不合适了。[2]然而，在五年调研期间，我和上百位法国人进行过交流，没有一个人持这样的观点。

我常常会整整一上午或整整一下午——可能的话也会整整一天——待在偶然发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图书馆里。我说的是法国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那是个独一无二的图书馆，如其名称所指，那里收藏的都是当代历史文献，尤其是涉及二战和引发二战事件的文献。当年，图书馆位于巴黎星形广场旁边一座摇摇欲坠的宫殿里（后来它搬到了巴黎西郊楠泰尔的巴黎大学校园里），由于内部空间狭小，装不下所有馆藏，它在首都郊区还有个库房，一位性急的摩托车手整日不停地穿梭于巴黎拥堵的交通，往返于两点之间，为客户运送需要的文献。运用某种神奇的手段，该图书馆可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巴黎大学图书馆弄到客户需要的资料，那样获取资料，远比客户亲自前往那两家庄严的学术机构节省许多时间。但凡去过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人都知道，那是世界级的大图书馆之一，但那里绝对没有性急的人（至少过去没有），因而，享受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提供的便利，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的一位副馆长不愧是长着两条腿的当代历史文献知识百科全书。文史馆还有四位知识渊博且迷人的女性图书管理员，直到25年后的今天，其中一位管理员仍然与我保持着朋友关系，仍然是我的当代法国历史顾问。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的合作，我根本无法得到必需的材料，当然也无法创作以法国为题材的书了。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没有在十分拥挤的图书管理员办公室为我腾出一张专用办公桌，那本书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付梓。

前往巴黎开始做调研之前，我一直在想，采访前述两位重要人物爱德华·达拉第和保罗·雷诺，说不定会有麻烦。他们两人是政治上的对手。这两位政客都有情妇，而且两位情妇都在各自男人的事业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雷诺的情况尤为突出。对巴黎的记者和外交官来说，这几乎算不上什么秘密。一般而言，在记述历史过程中，政治家的情妇可能会引起我的兴趣，但除非这类女性对历史事件有重大影响，我才会给予特别关注——所谓影响，指的是通过自己的男人对历史事件产生了影响，或者，完全凭借自己对历史事件产生了影响，或者兼而有之。

口无遮拦的巴黎编辑和专栏作家佩蒂纳（安德烈·热罗）在其所著关于法国沦陷的书里这样表述过：“历史少不了要提到她。”他指的就是达拉第的情妇。不过，他在同一本书里将雷诺的情妇描写得更加丰满。对法国来说，让情势变得尤其微妙的是，这两个女人后来成了死对头。一位政府官员说过，战争来临那年春季，在一次乡间周末聚会上，两位淑女“差点动手打起来”。

雷诺从未在其卷帙浩繁的回忆录里提及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在战后与我面对面交流时，以及书信往来中，他也没有提及这位“朋友”。显然他认为，这是他的私人事务，他人无权过问。我和达拉第见面时，他对这一问题同样讳莫如深，因而我尊重他们两人的选择。我从来不提他们的这些事。不过，随着研究逐步深入，我发现，这两个女人的角色——尤其是雷诺的情妇——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私人事务了。那是一段时间不算太长，然而非常重要的历史。一些法国作家已经开始拿德波尔特伯爵夫人（即雷诺的情妇埃杰里娅）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当政时期的曼特农侯爵夫人相提并论，甚至拿她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当政时期的蓬帕杜侯爵夫人相提并论。人们依然记得，我现在提到的后一位女士实实在在统治了法国20年（1745年到1764年）。德波尔特伯爵夫人从未走那么远——她当雷诺的情妇时间太短——不过，许多人认为，她试图那么做。我后来决定，在创作以法国沦陷为题材的书时，必须辟出一定的篇幅记述她的经历，我也必须在书里多多少少提及她的死对头。像上述两位法国国王的情妇一样，后者也有个响亮的贵族头衔：侯爵夫人。

这两个女人的背景出奇地相同，两人都生长在富裕的资本家家庭，都嫁给了贵族，因而两人都有头衔，都有金钱做后盾，两人追逐政治权力的方法也一样，都是通过与看起来极有可能攀上权力巅峰的政客拉关系。

达拉第的情妇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的娘家姓名是让娜·贝齐耶，她是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南斯市一位商人的女儿，她父亲依靠沙丁鱼罐头厂发了一笔财。为了拥有贵族头衔，她嫁给了德克吕索尔侯爵，后者是令人畏惧的于泽公爵夫人的孙子。为追求更有意思的生活，她搬到巴黎居住，在那里认识了达拉第。当时后者的夫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他孤身一人居住在一套中档公寓里。他们两人很快热络起来，为助推达拉第的事业，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将他带进了纸醉金迷的巴黎社交圈。专栏作家佩蒂纳是这样评价的：“她是个精力过剩的女人，相当迷人……然而过于恋权、贪婪、专横。”在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笔下，她是个“端庄和美丽的女人，然而过于贪权，对经济和政治说教情有独钟”——其实她对那些知之甚少。不管怎么说，两位作家对达拉第的情妇看法相同：与她的政敌不同，她易于满足，甘愿躲在幕后，以藏而不露的手法行使自己的权力。

埃莱娜·德波尔特的父亲勒比费尔是一位富裕的马赛承包商和航运巨头。聪明伶俐、博学多才、精力无穷、野心勃勃的埃莱娜嫁给了德波尔特侯爵和德加达尼公爵夫人的儿子让·德波尔特伯爵，不久后，她成了其父在马赛开设的诸多商业机构之一的雇员。正如《巴黎晚报》杰出的年轻编辑皮埃尔·拉扎雷夫评说的那样，两位有贵族头衔的丈夫“给他们的夫人以充分的自由”。因而伯爵夫人步侯爵夫人的后尘，前往巴黎开始了她的征程。很快，有人将她介绍给了雷诺，当时后者是个走中间道路的保守派，政治上正处于上升阶段。一开始，这两人似乎只是一种调情关系。埃莱娜·德波尔特还成了雷诺夫人的闺中密友。不过，雷诺的仕途变得前途似锦，成为一位重要的政府阁僚时，德波尔特女士也成了他的情妇。随之而来的是正房和情妇之间的残酷倾轧，而且往往呈现在公开场合，让人十分难堪。最终，雷诺只好从家里搬了出来，在巴黎波旁宫找了个单身公寓，后来他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其漫长的生命终结。伯爵夫人正是在那个地方完全占有了雷诺。雷诺才华出众，意志坚强，伯爵夫人究竟是如何将其牢牢地攥在了手心里，我一直未能参透其中的奥秘。与她打交道，仅靠奉承将一无所获。

在法国陷落的关键时刻，英国将军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偶尔见到德波尔特夫人——将军常常受不了她——他对后者的描述如下：

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还把卷曲的头发往上梳，头发散乱无比……她有一张大嘴，她的嘴巴说出的话总是那么不协调……用男性通常的眼光来看，她似乎没有一点魅力。

拉扎雷夫常常遇到德波尔特女士，他认为，后者“身材有点短粗……一双漂亮的眼睛，一双漂亮的腿，衣着品位不高，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还从后者微微前突的龇牙看出来，她是“那种喜欢权势的人”。

在公众眼里，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笔下的女性往往非常高雅和华贵，但就连他都无法隐瞒自己对埃莱娜·德波尔特的看法：

她有点狂躁，易怒，手伸得太长，接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证明，她是个危险人物……她对人颐指气使，似乎是她的野心使然。雷诺担任财政部部长一职根本满足不了她。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让雷诺当总理。她整天游走于巴黎的各个沙龙之间，四处散布言论说，达拉第是个无能之辈，她让人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雷诺应当接替达拉第。

1940年，时间移至3月底，雷诺果真取代达拉第成了法国总理，后者仅仅保留了国防部部长一职。在担任总理四年期间，达拉第一直兼任国防部部长。在这样的职务任免中，德波尔特夫人可能起到过推波助澜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她的阴谋诡计无关。起主要作用的是国民的感觉，以及议会的感觉，即达拉第对推动战争不够积极。希特勒占领波兰后，德国与西方的“假战”已经持续六个月，有迹象表明，它已经接近终点，英国和法国同盟迟早会与德国爆发军事冲突——法国领土上一直没有任何战斗，即使战争不在法国爆发，也会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爆发。

埃莱娜·德波尔特的情人如今已然成为顶尖人物，社会上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内容为，她如何竭尽全力帮助情人治理政治上四分五裂和弥漫着失败主义的国家，以备战德国的进攻。在某些场合，她甚至亲自出马治理国家。

安德烈·莫洛亚回忆前往总理府拜访新总理的情景：

他非常沮丧和紧张。桌子上有三部电话，其中一部直通国防部，第二部用于对外联络，第三部通向德波尔特夫人的房间。后一部电话响个不停。雷诺每次拿起电话听筒，总会静听数秒钟，然后他会非常夸张地嚷嚷：“知道了……知道了，那当然……可我已经明白……不过，请让我自己处理……”最后，他不再接听电话。

希特勒征服了挪威，将运气不佳的英法联军赶出了那个国家。雷诺于不久后的1940年4月27日病倒了，医生强制他在巴黎波旁宫的家里卧床休息。皮埃尔·拉扎雷夫有很重要的事找雷诺，他直接打了个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埃莱娜·德波尔特。

她在电话里说：“我们实在太忙，亲爱的。不过，你直接过来吧。”拉扎雷夫记述道：

我到达时，埃莱娜·德波尔特坐在保罗·雷诺的位置上，将军、高官、议会议员、行政官员围着桌子站成一圈，俨然是她在主持内阁会议。大部分时间是她在说话，出主意，下达命令。她说话语速快，一副不容分说的口吻。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推开门说：“感觉好点了吗，保罗？好好休息，你需要好好休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

几个月后，德国坦克长驱直入，横扫法国，没过几天，德国人已经抵达英吉利海峡。从巴黎逃往波尔多地区的法国政府在卢瓦尔河河畔短暂停留期间，英国驻法国联络官斯皮尔斯将军赶巧碰上了雷诺总理那位盛气凌人的情妇。当时法国军队已经溃散，法国政府里和军队里弥漫着失败主义，强烈要求雷诺立即向德国提出停战请求。在法国历史那么关键的时刻，德波尔特夫人站到了失败主义一边，她正在劝说情人接受失败。到那时为止，雷诺一直坚持继续抵抗，首先是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其次是在北非，他想把法国政府机构搬迁到北非。6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飞到了卢瓦尔河河畔，他意在说服法国政府和军方不要放弃抵抗。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形势让人绝望，巴黎的陷落已经近在咫尺。一战英雄贝当元帅固然让人肃然起敬，总司令魏刚将军麾下的法军正在节节败退，他们两人正在联手劝说雷诺放弃抵抗，请求德国人停战。德波尔特夫人正在全力支持他们。

斯皮尔斯将军开车前往卢瓦尔河河畔的池塞城堡拜见总理时，赶巧碰上了德波尔特夫人。他写道：

让人万分惊讶的是，我看见德波尔特夫人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指挥开进院子的汽车。她身上穿着红色的睡衣，睡衣外边罩着便袍。她正在大喊大叫，告诉司机们到什么地方停车。

惊讶的英国将军斯皮尔斯说，“为了避开那位女士”，他自己找了个地方停车，然后走进了楼里。他有好几件事要办，其中之一是寻找伦敦发来的一份“最高机密”电报。有人告诉他，已经安排人给他送去电报了，可他一直没收到。他就此问题询问雷诺的首席外交顾问罗兰·马尔热里，对方告诉他，电报找不着了，不过他们正在四处查找。到末了，终于有人送来了一份皱巴巴的电报。

“嘁！”马尔热里感叹道，“居然是在德波尔特夫人的被子里找到的！”

那位厉害的女士不断出现在雷诺的房间里。斯皮尔斯说：“这一次，她穿上了女性的正装，一会儿和这个耳语两句，一会儿和那个耳语两句。”后来，在午餐过程中，英国大使告诉斯皮尔斯：“每当有人离开总理的房间，她都会冲进屋里，询问离开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她总是不忘高声谴责总理几句。她常说的话有‘他刚才说了什么？再继续下去有什么意义？’”

“那是个没有一点吸引力的女人，”斯皮尔斯认真想了想，接着说，“毫无疑问，她不漂亮，更加无疑的是，她总是衣衫不整。”

丘吉尔返回卢瓦尔河河畔，第二次试图全力支持犹豫不决的法国人期间，德波尔特夫人仍然在不停地向总理施压，为的是迫使总理向德国人屈服。按照《小巴黎人报》记者的说法，英法首脑进行密切磋商期间，那位好心的女士在会议室和院子之间跑来跑去，将参加会议的副外长保罗·博杜安一次又一次喊出来，叮嘱对方把她的观点转告雷诺。

“告诉保罗，”这是她的原话，“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必须结束这件事。必须停火。”

雷诺的本意是反对与德国人停火，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后来，贝当元帅取代他成了总理，并且立即提出了停火要求。一些人认为，坚守波尔多地区的最后几天，面对最严峻的局面，雷诺原本可以更强硬些，他完全可以像军事顾问戴高乐将军以及其他几位内阁成员要求的那样，将法国政府转移到北非的几个殖民地。政府从那里坐镇指挥，法国可能会坚持更长时间。然而，他那固执己见的情妇将他的锐气磨掉了。

在上千页的书里，我仅用三到四页描述了两位法国领袖的两位淑女“朋友”。1940年6月，法国何以那么迅速就彻底崩溃，其原因既繁多又复杂，而且与法国悠久的历史有关。或许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诞生那天起即已注定它的灭亡，因为第三共和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深刻的分歧，而且分歧从未得到解决——绝大多数选举出来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想要的不过是改朝换代。第三共和国有过短暂的辉煌和成就，也有让人瞠目的诸多失败，以及凄凄惨惨的终结，伯爵夫人和侯爵夫人两个角色不过是添加进共和故事最后一章里的一点点作料而已。另外，第三共和国还触及一个像历史一样悠久的主题：包括夫人和情妇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女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纳粹德国缺少这一特性。阿道夫·希特勒一生接触的诸多女性只有开始，没有结尾，他的情妇仅仅是个象征。

我在巴黎做调研期间，有过一次短暂的、令人眩晕的、灰飞烟灭的感觉。那种感觉是1961年7月7日我在雷蒙·阿隆家里与他交谈时产生的，他家坐落在塞纳河河畔的帕西滨河路。阿隆是战后法国学术界、政治界、新闻界的重要人物，是个声名远播的法国保守派，与美国学界和政界评论员关系甚好，对思想极为开放的人亦如是。当年我与他见面时，他在巴黎的学术事业如日中天，他的大部分时间和思想奉献给了由他主笔的法国《费加罗报》头版的固定专栏，该报是法国首都发行的主要保守派日报。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海外，尤其在美国，阿隆的许多崇拜者将他奉若伟大的哲学圣人。我崇拜阿隆，在法国期间，我也阅读他定期发表的文章。然而，对其他崇拜者的看法，我不敢认同。在我看来，阿隆的保守主义，以及他对政治、经济、世界总体形势的看法过于狭隘。不过，我依然认为，他是那种能让我开阔眼界和获益良多的人。当时我正忙着搜罗各种观点。

我在日记里写道，在我和阿隆畅谈期间，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令人愕然的）论点”。后来我把那次谈话的要点记述成文字时，我认真想了想，他当时说的话把我吓了一跳。27年后的今天，当我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仍然对他当时的话感到困惑。当年我完全想不到的是，向我提出这一论点的居然会是他。

阿隆当时的想法是，1940年6月，法国在战争初始阶段很快战败，进而向德国乞降，从长远看，法国是赚了。至今他的想法仍然没变。他的论点是，如果法国像1914年到1918年那样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进而继续战斗下去，整个国家青壮年中的骨干都会死掉——大约有150万人——情况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1940年那次，法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损失很小，使其能在1945年后迅速恢复，并且重新繁荣。

（我的日记写道）包括阿隆和其他法国人在内，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是盟军解救了法国，正是由于那些国家——包括英国、苏联、美国——参与了战争，法国才有了恢复的可能。

有人拯救，总比根本没人拯救好。但如果这个民族能够自救那就更好。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它在二战中因其年轻人的生命免遭涂炭而欣喜若狂，人们会表示理解，也会表示同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法、英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令人愕然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且从未真正恢复。不过，假如英国、美国、苏联没有解放法国，会出现什么情况？法国会继续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苟延残喘。正如希特勒曾经计划将波兰和苏联彻底摧毁一样，德国可能会把作为国家的法国也彻底摧毁。仅仅为了拯救150万年轻人的生命，其他法国人将永远成为纳粹德国的奴隶，这么做有什么可取之处？

在法国，在海外，许多人将阿隆当作哲学家，当作伟大的圣人，但他和与他想法相同的人们从未真正面对过上述问题。我认为，他们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曾经非常委婉地向阿隆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却没有回答。

[1] 幸运的是，就历史问题而言，法国政府很久以前正式公布过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历史文献。

[2] 许多德国人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第三帝国的兴亡》的。

第二十五章 再掀波澜

1969年2月3日，莱诺克斯……下午1点15分。今天我终于完成了写法国的书，在页码为1618的纸上写下了“全书完”三个字。八年的劳作结束了。我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感到了悲凉。这么多年来，这本书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书可写，生活会变得很奇怪。或许这本书会成为我最后一个大部头。这本书和写德国的那本伴随我走过了15个年头。虽然我的个人生活很不幸——我离家是一年前的事——但我的工作激动人心，每一天都如是。

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来，我忘了写“尾声”——忘了写主要角色的结局……一些人被处以死刑，几乎所有人被判监禁。因此，当时间移至午夜，全部手稿已经有了1620页！

8月7日，莱诺克斯……论述法国的书定于11月13日发行。已入选“每月读书俱乐部”1月份推荐书目。《展望》杂志要在下个月刊登摘要。这本书饱含着八年的艰苦努力，我真想知道它的市场反响。可谁都无法预测。

《纽约时报》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我很惊讶，这份著名的报纸痛批了这本书——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每日书评版，另一次是周日书评版。远不止如此，《纽约时报》新闻部邀请我接受该报一位记者采访，该报还计划派一位摄影师为我进行摆拍，为的是赶在11月13日我的书发行之前发表一篇文章。最终结果是，文章到12月29日才发表，那时候，书的发行日期已经过去六周，早已不是新闻。文字记者写的东西没什么问题，然而，摄影记者那方面出了问题。他到我位于莱诺克斯的家里来了，他一进门就抱怨，前一次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在他准备为我拍照时，我把他从主席台上挤到了台下——他的说法不像是真的，因为我不记得自己登上过卡耐基音乐厅的主席台，而且我从未在任何地方将任何人挤下过主席台，尤其是那位摄影师的身量比我大了一圈。退一步说，《纽约时报》刊登的他拍摄的照片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那篇文章的某个段落肯定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奇怪。那年12月29日，该文发表那天，整个美国东部已经被几年一遇的一场暴雪掩埋，那一地区正处于呼啸的大雪中。然而，那一段写道：“最近的某一天，天气寒冷，天空飘着雨，夏伊勒先生正在书房里工作，他居住在一座木结构的白色房子里……”我阅读那篇文章时，窗外正下着大雪，街对面的建筑隐没在了大雪里。所以，《纽约时报》的人到我这里采访那天“天气寒冷，天空飘着雨”，指的是六周以前秋季的某一天。我居住在伯克希尔，通常，冬季会在12月初到来，整个大地会覆盖上一层积雪。

是否真的像一些出版商和朋友猜测的那样，那是《纽约时报》故意在败坏我这本书？或者，那仅仅是一次巧合？我半信半疑。《纽约时报》驻华盛顿总编辑和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是我的老朋友，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言之凿凿地说：“《纽约时报》没有阴谋，没必要对夏伊勒那么野蛮。”他在信里还说，连他都“对那两篇书评感到惊讶，感觉自己也被它们刺伤”。

我不仅感觉自己被刺伤，我还很愤怒。这么好的一份报纸，竟然会有两位书评家向他们的读者刻意歪曲我书里的内容，其中一人的用词还惊人地粗鄙。不管怎么说，对《纽约时报》这么好的报纸来说，这是让人惊讶的。

用词粗鄙的那位是《纽约时报》每日书评栏目的一位评论员，他的名字是莱曼-豪普特。让我惊讶的是，我的书竟然交由他评论。我惊讶的原因是，从他以前写的书评看，我认为，他对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他先表示，夏伊勒是个“通俗历史学家”，进而说，“上帝也认为这无可厚非”。接着，他就什么是“书面历史”向读者说教了一番，尽管他明显对此话题一无所知。他坚称，书面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变形”。然而，他抱怨道，“对于这一点，夏伊勒先生却不买账。他一意孤行，坚持用文字去复制原生态的历史”。

这让他很烦恼。他在文章里称，至少他认为，法国1940年的覆灭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远没有那么重要，我竟然小题大做写了那么冗长、那么详细的一个大部头！他进而说，无论如何，德国于1870年把法国打败过一次，同一个德国于1940年再次打败了法国，至于那么大惊小怪吗？

我以为，既然此人对历史如此缺乏了解——或许他觉得，人们根本没必要花费心血了解近在咫尺的历史——除了无知的荒唐言论，人们还能指望他说些什么呢？显然他没有理解我在书里引用的一位著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写下这几句话不久，纳粹德国人就把那位历史学家枪决了。我说的是马克·布洛赫，他说，法国那年6月的覆灭“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法国自诞生以来最为可怕的陷落”。对笃信天主教的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而言，那次陷落是对一个“伟大的国家前所未有的羞辱”。对我本人来说——我1940年6月17日的日记写道，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亲眼见证了法国社会的彻底崩溃，包括军队、政府以及人民斗志的崩溃。变化之巨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该评论员认为，法国那次陷落与1870年法国向普鲁士人投降，两件事可以相提并论。然而，这两件事根本没有可比性。我继续阅读文章，文章将我称作“畅销书作家”，他还说，我这部新作像前一部作品一样入选了“每月读书俱乐部”推荐书目，我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出来，他似乎对我有点愤愤然。他把“点睛”之笔留到了最后。他向本文读者推介说，我的书的确有几部分值得阅读，然后笔锋一转，在结尾处表示：“其他部分只能撕下来粘贴宠物的窝，或者干别的用。”言外之意是，当作宠物的擦屁股纸用！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这位评论员在文章里用词之粗鄙——《纽约时报》竟然全文刊发了——我想，也许用词粗鄙在我漏看的文章里是稀松平常的事，我漏看的文章不在少数。

《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编辑将我的书交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师，让其写书评。我的几位出版商朋友认为，九年前，那位编辑——要么就是该编辑的前任——将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交给了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因为那位编辑确信，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国记者竟然写出了一部历史书，英国权威肯定会把那本书批判得体无完肤。出乎意料的是，牛津大学现代历史著名教授特雷弗-罗珀后来在刊登于头版的文章里给了很高的评价。我的几位出版商朋友相信，由于特雷弗-罗珀得罪了《纽约时报》书评的编辑，后者一直没有原谅他。我相信这不是真的。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几位编辑认为，无论如何，书评这次绝不会再次冒险找著名历史学家了。因而这次干脆在附近的哥伦比亚大学找了个不知名的青年教师。

和多数美国学界人物的做派一样，那位先生对我的作品采取了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然而，在刻意扭曲我书里的内容方面，他比大多数人手段更高明。在文章开篇处，他首先向《第三帝国的兴亡》开刀，他说，那本书“利用巨大的篇幅对许多事做了盖棺定论，尽管遭到学者的否定，它却已经成为上千万人的读物”。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编辑彼得·施韦德在写给《纽约时报》书评编辑的信里问道：遭到了哪些学者的否定？施韦德进一步指出，是书评自己将特雷弗-罗珀极力赞颂那本书的评论文章刊登到了头版。他还援引了另外一位学者的评论，即威廉姆斯学院的弗雷德里克·L.舒曼所做的评论，后者把《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称作“论述纳粹德国的权威作品，内容丰富、意义非凡、史料翔实”。

与《纽约时报》每日书评版编辑的做派一样，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对我此前出版的《柏林日记》《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成为“畅销书”，成为“每月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感到愤然。让他更加愤愤不平的是，他接着论述道：“《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如今竟然也成了‘每月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对许多情同手足的学界人士来说，如果一本书成了“每月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而且市场反响强烈，那么，此书必定是一本坏书。显然，那位年轻的大学教师所持观点与此相同。他的评论文章差不多一直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他低级地指出，我创作本书是“出于商业动机，（记述纳粹德国的书）成为畅销书之后，必然会有一本续集跟进，因而就有了（记述法国的书）”。如果那位年轻人的脑子稍微好使一点，或许他会明白，如果哪位作家一心一意想写出一本畅销书，最终结果必然是，其作品既卖不动，也没人读。无论如何，从我这方面说，我从未有过他所说的“商业动机”。当年，没有人相信《第三帝国的兴亡》卖得出去。实际上，这本写法国的书（在美国）卖得并不好，甚至连预付款都没有收回来。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生气，其实另有原因，我在“致谢”里表示，对于像我这样的非学界人士记述历史一事，欧洲教授和美国教授态度有别。他不喜欢我这番表示。我在“致谢”里向数十位在大学里工作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我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了出来。我还进一步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美国学术界同行那样藐视闯入他们神圣领域的前记者——这种愚蠢的行为在欧洲闻所未闻，在欧洲，没有讲授过历史并不会被当作没有资格书写历史”。年轻的教师认为，我“没必要”发这样的感慨。

年轻的教师做出了如下批判：本书的重大失误之一是没有“重大主题”。似乎第三共和国可怕的陷落，以及第三帝国的兴起和灭亡，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大题目。由此可以引申到比我层次更高的一些人，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著罗马帝国的垮台和覆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导致雅典垮台），这些都算不上“重大主题”。

并非所有教授均未看出本书的主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F.戈德曼主动给我写了封信：“这无疑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巨著——其主题之重要不言而喻，为其锦上添花的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贯穿全书的、真诚的、人性化的学术观点，虽然其中的学术观点值得商榷。”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在长篇评论的结尾处还有点睛之笔。尽量这本书中翔实的史料是我花费数年时间在法国搜集来的，与许多最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核对过的，但他向读者指出，总体上说，只要“稍加认真读一下”这本书，人们会发现，它的内容来源于“1940年的地摊文学”。

我在这里费了不少笔墨评论上述两篇《纽约时报》书评，原因有二。其一，正如大多数篇幅巨大的叙事历史作品一样，我记述法国沦陷的书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凡学识渊博的书评家，应当具备发现错误的能力，如果想对得起书评家称号，必须将错误指出来。对于这样的评论，作者没什么可抱怨的。让作者觉得不可接受的是，评论文章——恰如上述两篇文章所示——刻意回避为读者指出所评作品的主要特点，哪怕一点点都没有指出来，例如本书的视角、跨度、内容、学术性、史料、观点、结论。无论评论家的观点与作者多么针锋相对，指出这些是必须的——此二人反而向读者们描绘了一幅虚假的、扭曲的景象。作者当然不情愿成为偏见和妒忌的牺牲品，即使偏见和妒忌来自学术界。借助评论文章误导读者，说我记述法国的书——即使其中的某一部分——基于“1940年的地摊文学”，不仅是廉价卑劣的噱头，更是一种蓄意的欺骗。

其二，当年，所有美国作家都很在乎《纽约时报》书评是否公正、中肯，尤其在乎周日书评版的评论。因为，1969年前后，在泛纽约地区，但凡涉及评论书籍，那份报纸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唯一的竞争来自纽约城里某报社的早报和晚报，而那个报社对书评并不重视。从全美国范围看，仅泛纽约地区一地，图书的发行量、销售量、阅读量就超过了美国其他地区的总和。

由于其垄断地位，通过发一篇评论，《纽约时报》可轻而易举将一部新戏——这种事经常发生——置于死地。该报的评论很难将一本新书置于死地，却能够败坏它，尤其在每日书评和周日书评连续出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从那时往前上溯三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可怜巴巴地咽气之前，情况远不是那样。当年，《纽约先驱论坛报》每日书评版由刘易斯·甘尼特开创和主笔，堪称优秀的书评，同样优秀的还有艾丽塔·范多伦主笔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版，后者堪称与《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旗鼓相当的对手。无论《纽约时报》的每日书评和周日书评发表什么样的议论，由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存在，人们尚能在两份报纸之间寻求公正。如今，维持平衡的手段已不复存在。

理所当然的是，对我论述法国的书，全美各报纸杂志的严肃评论褒贬不一。像对待《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样，《时代》这次同样表现得居高临下。《时代》对两本书的结论相同：论述如此重大的主题，我尚欠资历。《时代》的同门刊物《生活》杂志的结论恰好相反，该杂志的评论员赞誉本书是以法国陷落为题“记叙得最发人深省的作品”。“最值得赞誉的是，对1940年法国陷落一事，本书解释了它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的落败。”

对这本论述法国的书，《大西洋月刊》评论员的批评之声在其评论文章中占了大部分篇幅——例如，本书的风格不是“特别鲜明”，本书对待19世纪的历史有点“写实，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一些概括也是左右逢源”。然而，评论员在文章结尾处称，本书在“涉及人情味方面，涉及真实的人间悲剧方面”，可谓“比它傲人的前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更加动人”。

夏伊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预定目标。……他做到了公正，本书在极度的煽情中不失学术风范。阅读过上千页内容后，绝大多数读者对法国人民以及他们过去的苦难会有一种全新的理解。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位《华盛顿邮报》评论员认为，法国人为1918年的胜利付出了代价，我的书对相关事实一带而过，论述太少，该评论员在文章中刻意列举了相关事实——而我以为，他列举的所有事实都源自我在书里对那次胜利所做的详细记述。与《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评论员如出一辙，《华尔街日报》评论员同样是鸡蛋里挑骨头，他指责我在渲染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和保罗·雷诺的情妇方面耗费的时间多于分析第三共和国“在20年里形成的甘于欺骗和甘于失败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心态”。人们难免要对这种人的数学能力表示怀疑，因为我的书对后一问题的论述占了810页，对前一问题的论述加在一起不过三四页。

一些记者出身的评论员的文章触及了如下命题：记者是否应该将撰写历史留给学院派独享？他们的意见似乎很统一：不应该。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一些记者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例如，一位《堪萨斯城星报》评论员论述道：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本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然而，使其成为一本书的人是个记者出身的专业历史学家。

这真是高抬了我！

上述评论员坚持认为，应当区别对待记者和历史学家。陶森州立学院的某历史学教授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发文抬举我：

由于生活阅历丰富，作为资深记者和新近被冠以历史学家头衔的威廉·夏伊勒因名获利的同时也在因名遭罪。

他尚且未能完全适应将这两个矛盾的角色合二为一。可喜可贺的是，有一点必须明确，他把常人能做的做到了极致……

实际上，该教授接下来是这样说的，我“没有将人类划分为英雄和反派两种苍白无力的角色，而是描述了人类在自相矛盾的动机中的挣扎，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即使有朝一日有人写出了关于1939年战争史的最终版本，夏伊勒先生的著作仍然不失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在那之前，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本书进行争辩，人们也会因为长时间阅读本书有所收获和感到满足。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在来信中为我鼓劲，开头写道：

昨天夜里，我读完了你写的法国的陷落一书，因而想给你写信。我被这本书吸引，我为它感动……

我在前边摘引过教授来信中的评语。收到他那封信之后，我给他回了封信。我在信里问道，为什么他的大多数同行总是攻击我？他回信说道：

如你所知，迄今为止，学术界风气一向如此，许多人总是对写出好书的人穷追猛打。他们不可告人的心理标准是，大凡涉及重要的历史，必定特别乏味。让我担心的是，此种趋势有增无减……

他还认为，这种趋势在书评界同样有增无减，评论家排斥所有“过于成功的”书。

对于诽谤，任其自生自灭会显得更人性化。不过，我坚信，像你这样站出来对这些诽谤说“不”绝对正确。你笔下的历史著作之伟大有目共睹，不仅已经广受认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我敢断言——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这两部作品堪称历史著作的丰碑之作，以龌龊的小人之心根本无法撼动。

英国评论家一如既往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生气：居然蹦出个美国人书写欧洲历史，书写他们居住的拥挤的小岛国，另外，此人居然是个记者。换成英国人，肯定写得更好。

大多数英国评论家对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A.J.P.泰勒的说法（他的说法实际上为希特勒开脱了发动二战的责任）亦步亦趋，他们在《伦敦观察家报》刊文称，与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源的所有书籍相比，我这本书堪称最没头脑的书。泰勒声称，我的书没有新内容，英国的饱学之士对书里的内容早已了如指掌。泰勒还说，我“对英文的掌控有瑕疵”，他列举了我引用的一位比利时政治家的话进行说明，这就好比说，我对比利时人的英语好坏负有责任。

仅有一位英国评论家喜欢我的书，此人是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威廉·麦克尔威。他和泰勒解读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麦克尔威提到，我在副标题里将本书称作“一次探索”，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在未来许多年里很有可能被人们当作这次探索的权威解答”。

考虑到法国档案管理人员对“五十年法”的僵化态度，本书的史料虽有残缺，但已经足够丰富。而且我认为，即使到1990年所有文献解密之日，本书所涉结论鲜有能够被轻易撼动者。

作为记者的夏伊勒的确侵入了他人的专业领域，然而，他的作为仅仅给经过考证的历史事件增添了鲜活的细节。没有任何必要将这本书当作报告文学，或者当作“当代”历史看待，这是一份非常专业的调研报告。另外，这本厚达921页的书的每一页都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本书前半部，我利用其中一节对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做了扼要回顾，泰勒嘲笑其为“对法国历史的断章取义”。然而，同样是这一节，麦克尔威却将其本身称作“宏大历史的缩微版”。

我尤其关注本书的法译本于1970年秋末在法国发行以后的反响。如我此前所说，对法国人而言，本书的主题会让他们痛心疾首。由于法国维希政府的下场如此丢人，导致整个法国社会遭遇如此惨痛的失败，如此彻底的崩溃，像这样的事，由外国人说三道四，哪个国家及其国民都会不高兴，更何况沙文主义在法国人里总是很盛行（其实多数国家的国民均如此，美国人和英国人亦如此）。我一直担心，许多法国评论员说不定会质问，他们的伤疤为什么任由外国人揭开。他们说不定还会换一种说法，做出如下论断：外国人怎么可能正确理解法国历史，尤其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再者说，那人还是个记者。无论法国评论员说什么，他们肯定会像《纽约时报》那样傲慢地将本书贬得一文不值。

然而，我担心的事并未出现。法国的评论充满了批评之声，我的一些观点和阐释也遭到了批驳，一些文章还指出了书里存在的缺点。不过，法国人将本书看成历史著作，他们的态度和评论很严肃。法国人坚持认为，无论他们的观点与书里的观点相去多远，本书仍然是一部对法国历史有着重大贡献的著作。尽管我在书里表达了一些偏见，但与法国历史学家的实际作为相比，本书可能更为客观。

一些法国书评家自身即大学教授。我是不是学术圈里的人，是不是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法国书评家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的评论只针对书里的内容。大学里的一些人甚至说，作为记者的我亲眼见证了第三共和国最后的年月，这样的经历反而为逐年记述的历史增添了色彩和可信度。

对本书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勒内·雷蒙教授，他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调研中心主任，那是个令人仰慕的学术职务。他的评论刊登在当年（也许至今仍然如此）法国最著名的日报——巴黎的《世界报》上，文章占了半个版面。那份报纸的影响力与《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旗鼓相当。巴黎出版的主要报刊给了我的书那么大的版面，我的确感激不尽。而且，我对评论本身感到有些惊讶。正是雷蒙教授给了我最重要的帮助，他不仅帮助我做调研，还为我牵线搭桥，与法国最好的历史学家建立了联系，他还和我一起探讨法国陷落的历史。我们曾经数小时海阔天空地聊，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不过我以为，总体上说，我们对整件事的看法基本相同——也许他比我稍微保守一些。我知道他是个热心的天主教活动家。在政治上，他似乎是个中间派，不过，我也知道，他是研究法国右翼的权威——在这方面，他出版过一部专著，书名为《法国右翼》。

我必须指出，从雷蒙的文章看，他好像完全变了个人。虽然他在文章里说了些好话，他的批评却势不可挡——他认为，与我当初创作本书的设想比较，我的“失败占了一半”。我认为，他的一些批评无疑是中肯的，另外，他对本书的一些内容进行无端的指责和曲解，我觉得我不会太在意（他的批评甚至指向了我从他那里获得的想法）。不管怎么说，这或许是因为，《世界报》给了他整整半个版面表达对本书的看法——就报纸给了他那么大版面来说——我以为，这本身足以证明，他和这份报纸对本书给予了重视。他在《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大辩论，还招来了许多人给报社写信。这本身是一件好事。

大多数法国评论文章显得很理性，法国人的批评之声铺天盖地，不过他们认为，本书总体上是本好书。以下是几个例证。

《基督教箴言报》刊文称：“夏伊勒已经树起一座丰碑，他一向懂得如何将个人记忆与研究成果相结合。因而，每一部历史新作都需要参考他的做法。”让-皮埃尔·里乌发表在《文学杂志》的评论长达三页，质疑我就第三共和国的长处和弱点所做的判断和侧重，不过他补充说，“在夏伊勒之前，极少有哪位作家往一本书里倾注过这么多心血”，使之成为“一部充满活力的旷世之作”。署名“阿卡迪默斯”（Akademois）的人在巴黎的《日志》上刊文称，本书“远不止是个大部头，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为帮助美国读者理解本书后半部各个章节，我在英文版的前半部对第三共和国前期历史进行了回顾，本书的法文版将这些信息全部剔除了。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特别喜欢英文版的前半部，他认为，这部分内容是个“宏大和吸引人的序曲”。在他眼里，英文版全书“很有教育意义，很公正，全面回顾了那段历史”。他在文章结尾处说：“这本书重新定义了历史学家的责任……让真相占据上风。”

如上所述，我在法国饱尝砖块滋味的同时也赢得了鲜花，我饱尝了善意的评论和恶意的评论，饱尝了中肯的批评和无辜的中伤。不过，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尽管法国人阅读本书会戳到他们的痛处，但他们对待本书的确严肃，他们写的评论文章也很严肃。

一些法国退伍军人组织肯定会找我的茬，这早已在我意料之中。因为我清楚，为解释他们灾难性的溃败，我的书捅破了他们精心守护的窗户纸。例如，人们以为，法国人的坦克与德国人的坦克相比，数量上处于劣势，空中力量差距更大。而我的书向人们披露，法国的坦克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占优势，在空中力量方面亦如是，如果将驻守法国的英国皇家空军也算进去，英法两国拥有足够数量的军机给德国人制造大麻烦。我还在书里提到，让人惊讶的是，法国战役结束时，法国人拥有的军机数量比战争开始时还多。我的说法让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大吃一惊。

然而，我对法德两国坦克和战机数量的解析未能说服法国退伍军人。他们在各种刊物上对我进行批驳，《世界报》刊登的此类文章最多。他们还正式发表声明谴责我的书。我必须指出，法国人在整件事上行事非常文明。他们在声明结尾处这样表示：“我们盛情邀请威廉·夏伊勒先生，双方可就此进行切磋。”

也有一些退伍军人站在我一边。例如，为回应老兵的质疑，著名军史专家阿道夫·古塔尔上校发表了一篇长文。他的文章发表后，各种噪声消失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一本书竟然可以在法国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

1970年深秋，我的书在法国正式发行以后，我有过一段新奇的经历。为促进销售，法国出版商让我参加了一次为期六周的法国全境游——《第三帝国的兴亡》在法国出版后，我都无缘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与美国出版商相比，法国出版商更为刻板，因而他们很少从事此类促销活动。结果证明，那是一次开心且热闹的旅程。

我在美国国内从未享受过法国波尔多给我的待遇。作为新书发布仪式，当地市长为我主办了一场豪华午宴。在美国，没有哪位市长这么干过，我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哪位美国市长听说过我的书。不过，把我灌晕之前，波尔多市长给我降了一两度体温。发表致辞时，市长风趣地说，涉及我的一件事让他感到不安，因为，在一次地方电台采访节目中，在赞誉波尔多红葡萄酒的同时，我抱怨波尔多白葡萄酒太甜。与勃艮第地区不同的是，波尔多地区不出产干白葡萄酒。面对地方电视台的镜头，市长装出一副谴责我的样子，他说，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他带来了三瓶波尔多干白葡萄酒，他还邀请我实际品尝。我尝遍了三瓶酒，它们的确非常爽口好喝。我公开道了歉。

接下来的几站包括马赛、图卢兹、尼斯，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恰如我在波尔多地区的经历一样，每到一地，我都会接受媒体采访，然后到地方电视台总部接受电视采访。午餐过后，我会前往一两个书店参加签名售书活动——这些是我在法国受到的全新待遇。我相信，许多法国人前往签售现场不过是为了见识一下美国作家的长相，听听我的法语说得有多好。另一些人不过是为了显摆他们会说英语。

真正的开心时刻出现在古城格勒诺布尔市，那座城市是镶嵌在萨伏依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颗明珠。原定由当地电视台台长亲自采访我，那人以前是巴黎的自由记者，我和他有过一面之交。他曾经在文章里称，他希望亲自采访我。不过，我抵达电视台时，有人告诉我，他刚刚被解除职务，返回巴黎了。解除他职务的显然是当时的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电视台，有人将我领进一个演播室后，把我一个人留在屋里，当时，离节目播出时间仅剩下数分钟。离节目开播时间大约仅剩下30秒钟时，一位年轻人来到演播室，坐到了演播台旁边。他看了看我，然后问道：“请问，先生，你是谁？”

“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我回答时指了指带到现场的一本书，然后我抬头看了看挂钟，时间还剩12秒。

“那是什么书？我以前没听说过，”那人说道，“有人让我来这里和什么人谈个什么事。”他接着说道：“我知道的就这些。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开始回答对方的提问：“好的，我叫——”没等我把话说完，我就看见控制室里的工程师正拼命地向我们挥手，对准我的摄像机已经亮起红灯。那个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节目已经开播。

“女士们、先生们，”那人表情轻松地脱口而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接着他又重复了一遍：“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呃……”这时我赶紧把书举到他面前。“呃，好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说到这里，那人开始逐字念封面上的文字，然后开口说：“呃……美国著名作家……”他再次低头看了看封面：“呃……威廉·夏伊勒……”和其他法国人一样，他发不准“威”字的音，因为法语很少用到这一发音。还有，我的姓“夏伊勒”对法国人来说是个外国姓，因而念出来有困难——实际上，他的发音类似于“席伊拉”。

“……他这本书的名字是……”那人说到这里再次低头看了一遍书名，然后接着说，“……书的名字是……呃……《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那个年轻人第一次露出了慌乱。如果主持人事先没有读过正在讨论的书，接下来该怎么主持呢？两分钟前，主持人甚至连书名和作者都没听说过。我感觉，这下轮到我发挥了。在这种情况下，数秒钟的沉默有如一种永恒。

我开口说：“我向你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好啊，这样最好，”那人立刻放松了，他接着说，“我相信，电视观众肯定有兴趣。”那家伙接着又说了几句话，我感觉，他可能提到了本书的主题，他还补充说，这本书介绍的是法国最近的历史，因而这本书是法国人特别有兴趣了解的事情之一。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他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本书封面上的书名显然不会给他任何提示。他进入演播室之前，肯定有人和他说了些情况。

我尽最大努力用当时掌握的法语做了一次演讲。我知道，我的法语带有浓重的美国口音。我在巴黎接受一位女士采访时，她说她喜欢我用她的语言说话的方式。用她的话说“非常好玩儿”。在格勒诺布尔电视台接受采访时，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在法国北部大城市南锡市，我受邀在我见过的最大的书店——那是一座七层的建筑，每一层都摆满了图书——参加签售活动。当时，销售方和出版方发生了某种冲突。我是午餐后到达书店的。当地的市长是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之一，他说话很客气，不过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憾意。按照他的说法，他为我操办了一次午餐，还从法国北部数所大学特邀了几位法国历史学家，还有好几位政要，我却没有露面。当时的场面非常尴尬，负责公关的女士和出版商忘了将这一安排通知我。

那天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莱茵河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参加采访节目。行进途中，我们遇上了大雾，路程有数个小时，我们只好缓缓前行，因而我们迟到了。我们在演播室门口遇见一位生性快乐的青年男子，他说他要对我进行采访。既然已经错过原定时间，我提议赶紧找一间演播室开始录制节目。

“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安排，”那人神采飞扬地说，“知道吗，我特别希望在美国电视圈里找个工作。我看过好多美国节目录像带。我喜欢美国电视。特别有创意，特别有想象力。所以，咱们就用美国方式制作这次节目。咱们到公园里，边走边说。公园就在几米外。”说着，他指了指笼罩在大雾中的一个场所。

我不解地问：“你们能在这么浓的雾里录节目？”

“那当然，我们有专用摄像机，装红外线的那种，或什么外线那种。它们可以穿透雾气。”

我提议：“最好还是找个演播室制作吧。”当时我断定，没有任何摄像机能够穿透那么浓的雾气。但对方不愿意接受我的提议，他特别想用“美国方式”录制节目。为了找工作，他要把那个节目和简历一起邮寄到美国。

我们立即赶往毗邻的公园，那里的雾气比我们在路上的还要浓，两三米开外，什么都看不清。

“咱们沿着公园里游人散心的小路走，”年轻人顿了一下，接着说，“同时聊你那本书。知道吗，非正式的那种。就像你们美国人‘在国内’那样。”

录制开始了。我们慢慢往前走着，聊着。在我们前方两米左右，有个人用一根长竿挑着麦克风，另一个人扛着样子非常沉重的摄像机往后倒退着。

还没走出多远，浓雾里突然钻出两个人。一看便知，那两人是那种在巴黎塞纳河沿岸码头上和桥底下睡觉的无家可归者。

“你们好啊，”那两人兴高采烈地问，“这是在干吗呢？”

“请不要干扰我们，”年轻的主持人说，“这还看不出来？我们正在和美国作家录制谈话节目。”

“啊！你是美国作家？”两个人里的一位打断了主持人，他看着我，用夹杂着英语的法语说，“美国人都有钱，对吧？给我100法郎吧。”

我答道：“我没有100法郎。”

年轻的主持人插进来说：“请走开！你们在干扰拍摄！”

“行行好吧！”两个流浪汉坚持说，“给我们100法郎就行！他说你是美国人，美国人都有钱，特有钱，对吧？给100法郎吧！”

最后，包括主持人、两位技术人员、我，我们四个人一共才凑了50到60法郎。两位流浪者向我们道了谢，消失在了浓雾里。

在录制节目过程中，摄像师一直不停地调整焦距，录音师将整个过程的声音都录了下来。

“太棒了！”亲美的节目主持人用夹杂着法语的英语大发感慨，“我们会把整个过程都编辑进去，像美国人在美国那么干。这样会强化这次采访的效果，对吧？”

当天晚上，该市广播电视台台长在莱茵河河畔一个饭店设了一桌精美的晚宴招待我们。在稍晚的晚间新闻时段，我们即可看到对我进行专访的新闻。然而，晚上大约10点钟，总工程师打来电话找台长，台长起身到另一个房间去接听电话了。返回时，他一脸迷茫。

“没必要着急了，”台长顿了顿，接着说，“很抱歉，夏伊勒先生。你的节目没出来。录音部分效果很好。不过，图像部分出不来，全是雾，很浓，灰蒙蒙的雾。”

11月9日，接近中午时分，由于需要为我的书制作一档新的采访节目，我来到里昂市电视中心。那里一派忙乱景象。我暗自思忖，也许刚刚出了什么大事。有人将我领进了一间演播室。看得出来，进出控制室的男男女女都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终于，控制室里的一个人走进了我所在的演播室。

“你的节目取消了，”那人开口说，“所有正常节目都取消了。戴高乐将军刚刚死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的震惊和那人一样，和广播电视中心大楼里的每个人一样，和法国大多数人一样，不久后也会和世界各地许许多多人一样。1940年6月，戴高乐从法国波尔多地区飞抵伦敦，后来我曾经多次在播音节目中站在他的立场谴责向德国投降的法国。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保罗·雷诺想法一致，他们都想在北非殖民地继续坚持抵抗。戴高乐曾经从伦敦向法国同胞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战争并未结束，战争会继续下去，希特勒最终必定遭遇失败。

亨利·贝当和皮埃尔·赖伐尔领导的法国亲纳粹政府在维希宣布，戴高乐是个叛国者。在接下来的战争岁月里，丘吉尔一直都在鼓舞暂居伦敦的戴高乐努力推进“自由法国”运动，使之成为反德力量。不过，丘吉尔也意识到，由于戴高乐专横的个性，加上他的顽固，他是个很难打交道的人。罗斯福总统甚至从未尝试与戴高乐打交道，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对后者充满了敌意——我一向认为，这是罗斯福愚蠢的错误。

1944年夏季，盟军在法国成功登陆，回到巴黎的戴高乐成了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次年，他被选为法国总统。由于支持他的左翼联盟解体，他于1946年辞职。12年后的1958年，由于北非政策失败，法国眼看要分裂，戴高乐应召结束了赋闲状态。他很快恢复了法国的信心，起草了一部新宪法，企图抑制毒害法国政治近百年的令人痛苦的政党纷争，他还被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新的共和体制赋予法国总统更大的权力，削弱了国民议会的权力。

由于个性使然，戴高乐相当专制。不过，他并不像许多人指控的那样渴望独裁。他认为，强大的民主可以包容强大的总统——实际上，民主的法国需要一位强大的总统。

几天后，回到巴黎期间，我从电视上观看了为戴高乐将军举行的国葬，地点在巴黎圣母院。看电视的时候，我的法国出版方斯托克出版社派人来到我的房间。那人递给我一封戴高乐将军的来信，信是当天上午交给出版社社长的。

随信附有一纸社长的便条，内容如后：“这肯定是戴高乐将军生前所写最后几封亲笔信之一，而这封信与你有关。”

那封信标注的日期为1970年11月3日，纸张是私人信笺，因为信头上印有“戴高乐将军专用”几个字。信的内容如下：

先生：

我感到荣幸的是，威廉·夏伊勒的法文版《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还散发着油墨香，你就让我拥有了一本。

这本非同凡响的书对1940年战败的原因进行了令人感兴趣的探讨。谢谢你让我先睹为快。

实际上，戴高乐早就阅读过本书的英文原著——或者找人为他念过。一年前，本书在纽约发行时，我曾经邮寄了一本给他。1969年11月13日，他给我写过一封信：

先生：

对你费心惦记送我一本《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我谨表诚挚的谢意。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把它读完了，我尤其赞赏你在书里秉持的客观态度。

第二十六章 六十年代

1970年，为了我的新书，我在法国进行了六周的巡回演说，那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工作。第一次赴欧洲时，我是个初出茅庐的记者，那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准确地说，45年前的事。当年我刚刚21岁，如今我已经66岁，已经到了踩刹车的年龄。如果我不主动慢下来，不久后，衰老也会帮着我做这件事。

在关于第三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两本大部头里，我已经表达对欧洲的看法。那两本书出版前，作为记者和播音员，我发表的文章和写成的广播稿足有100万字。我至今依然对旧大陆有一种亲切感，对巴黎更是如此。最后一次来到巴黎，以及前往法国的其他地方，到处是欢声笑语。不过，我无意返回欧洲长期生活。战后，在我回到国内25年后，欧洲不再是我的生活中心，它已经渐行渐远。

那一年，我及时从法国赶回国内过圣诞节，其时，新英格兰地区已经覆盖上了冬雪。当时我有一种感觉，这辈子剩下的年月——年头肯定不会很久——我会在马萨诸塞州伯克希尔的村子里度过了。我要在那里写作（不过再也不会写需要大量文献的千页大书了），还要读书（我永远没有时间读完所有想读的书了，连书房里的书都读不完），还要试着学点俄语，还要经常前往附近的坦格尔伍德欣赏传统音乐——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年夏季在那里演出八周，还要抽出点时间滑雪和划船，还要在园子里种花养草（最好我能制服园子里的土拨鼠），还要和老朋友们多叙叙旧——如今他们已经所剩无几——再结交一些年轻的新朋友，只要他们能容忍我这个糟老头子，还要多见见两个女儿，看着她们的孩子成长。

如今我喜欢生活在乡下，我热爱伯克希尔绿色的山坡和峡谷，热爱那里的溪流和森林，热爱那里的湖泊和田野，热爱山里的空气、变换的天气、四季的更替。我在城里无法拥有空间，而我需要空间——大到足够安插一个大园子，有可以划船的湖水，有可以漫步的林子，有可以滑雪的山坡。在满是活力的欧洲各大都市、芝加哥、纽约生活了太长时间以后，我喜欢上了乡间的悠闲。我不希望与大城市完全失去联系。我选择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居住的原因之一是，纽约和波士顿两地距离我住的地方不过200多千米。为了给自己充电，为了感受大城市的激情，每隔一段时间，我总会进一次城。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步入了老年。大多数时间我是幸福的、活跃的，身体相对也比较健康。我并没有退休，作家很少退休。不过，我开始逐渐降低速度，试着适应眼前的现实，即七老八十的人已经无法像青年和中年时期那样全副身心投入紧张的生活。适应这样的状况，一开始并不容易。起初我顽固地坚持着如下幻想：老年不会降临到我头上。最初我完全忘了戏剧大师萧伯纳给一个朋友的忠告：“千万别想长生不老，因为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

漫长的生命在这个时间段走向终结，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原因是，许多新鲜的、大胆的、激动人心的事在这个时间段相继发生，不过，这些事也让人压抑，让人心寒。我这么说的原因是，一些人可怕的罪恶、他们的自私、他们的贪婪、他们追逐权力的欲望以及他们肆无忌惮的虐待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得很悲惨。

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60年代，时光如梭，我没有特别关注那一时期发生的事，因为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创作以法国为题材的书上。我仅仅通过报刊和广播电视追踪那些事。不过，那一时期，我的日记大多与我在创作中的困难和我个人生活的起伏有关。

20世纪60年代行将结束时，我不能说我对那个十年发生的事都了如指掌，不过我觉得，像每个人一样，我能感觉出来，那些事都非常喧嚣，非常激烈。

后来，回顾当年的岁月时，一些观察家对那个十年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纽约客》驻华盛顿记者理查德·罗维尔认为，20世纪60年代“极其可怕”。对他来说，那十年是“置身于贫民窟的十年”。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市观点犀利的文学评论家和教师本杰明·德莫特坚信，20世纪60年代为人们带来了“一场文化革命”，美国永远也回不到过去了。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说：“如果让我书写最近这些年的通史，我会把60年代那一章称作‘垃圾岁月’。”

不过，上述说法忽视了如下事实，即20世纪60年代同时是反抗的时期：包括年轻人的反抗，尤其是大学生的反抗，以及黑人的反抗，还有女性的反抗。学生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甚至哈佛大学的校园里闹事。黑人们要求“黑人权力”（Black Power）。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占领校内几座建筑时甚至挥舞着武器。“女性解放”也诞生和成长于60年代。

在勇敢的、富于想象力的马丁·路德·金率领下，民权运动受到了激励，人们逐渐推倒了阻碍黑人获得宪法自由的樊篱。尤其是1963年8月，蔚为壮观的游行队伍在暑热中连续好几天向华盛顿进军。要求结束种族不平等的黑人聚集在首都，人数超过20万，白人也达到了好几千。美国再也不能对此坐视不管了。由于整个国家都在通过电视关注那件事，美国的良知被唤醒了。演讲人一个接一个走上搭建在林肯纪念堂前的讲台，轮番发表措辞华丽却煽不起人们情绪的演说。直到马丁·路德·金登上讲台时，全美国上千万广播电视听众才与现场听众一起，为他荡气回肠的演说热血沸腾。

马丁·路德·金用带有南方腔调的富于感染力的低沉嗓音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我梦想着美国有朝一日会挺直腰板，践行其建国信条中的真实含义：“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之一。”

我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前奴隶的儿子和前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在佐治亚州红土覆盖的坡地上像兄弟一样围桌而坐。我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继续着他的演说，他告诉人们，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甚至密西西比州”也会被改造成“自由和公正的绿洲”，他的四个年幼的孩子“有朝一日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人们不会凭借他们的肤色，而是凭借他们内在的品格判断他们”。

我在想，当时有上千万人实时聆听了他的演说，他在那天的雄辩中说过的话，极少有人忘记。

给上述事件贴上“垃圾”标签非常不明智，何况还有更多类似的事件，例如：赛尔玛民权大游行，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民主党1968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理查德·戴利市长利用警察对反战青年使用暴力，诸多反对越南战争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愤怒抗议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实施暴行，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滥杀无辜，等等。让我惊讶的是，著名记者泰迪·怀特在芝加哥亲眼见证了年轻人示威后，一向沉着冷静的他反而谴责了年轻人。同样冷静的著名评论员乔治·凯南竟然也谴责全美国年轻人行事鲁莽。

我为学生的反叛喝彩。我以前经常给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开讲座，在我看来，他们已经被麦卡锡主义弄得缩手缩脚。像所有70年代和80年代在校园里进进出出的人们一样，50年代的学子更愿意安于一隅，例如在商界找份好工作，管住自己，不拥有也不表达任何危险的——或严肃的——想法。

60年代，在群情激昂的反叛活动中，学生或许有好几次走得太远，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柯克校长的办公室，毁掉许多珍贵文献。再比如康奈尔大学的黑人学生动用了武器。不过，总体来说，那么做触动了大专院校保守和麻木的管理体制，或许那些还来得太晚了呢。不管怎么说，我喜欢那样的年轻人，他们追求的是超越工作稳定的东西，面对手持警棍的警察，面对步枪上了刺刀的国民警卫队队员，他们乐于用生命和身躯去冒险和表达。我加入了他们反对越南战争的阵营。

我承认，关于年轻人的一些东西我根本无法理解。例如他们对摇滚乐的痴迷——声音越大，他们越喜欢。比如说，1969年8月，为了听摇滚乐，他们整整一个周末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聚会！一开始，主办方希望吸引五万年轻人参加音乐节。结果，现场聚集了40万人，他们阻断了交通，到处是寻找食物、饮料、住处，最终却一无所获的人。找到落脚点之前，他们四处游荡。其间还有两场大暴雨不期而至，让那一带成了一片沼泽。纽约各报社记者预计，那里会有一场灾难。因为，那里有将近50万人，却没有人维持秩序，不用说，他们都是年轻气盛的人。记者说，那里到处充斥着“草根”和酒精。在我看来，《纽约时报》记者们尤其仇视那里的年轻人，那份报纸的数篇社论充斥着对他们的责难。

然而，总体上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那些年轻人的举止让人肃然起敬。尽管那里异常拥挤，食物和饮水稀缺，几乎没有卫生设施，但那里既没有惊恐，也没有暴动。最先上场的表演者为音乐节定下了基调。看着肩并肩拥挤在一起的广大人群，那人通过麦克风说：“为保证音乐节成功，大家最好记住，每个人身边的人都是咱们的兄弟姐妹。”那一表白成了音乐会的基调，随之又演变成了一种连接同代人的纽带。后来，许多参加过那场音乐节的人总是喜欢高谈“伍德斯托克民族”（Woodstock Nation）。

经历过相当多动荡后，发生在60年代末的一件事将人类的幻想拉回了现实，让全体美国人共同拥有了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1969年7月20日，人类终于在月球表面着陆和漫步了。

飞离地球后，经过三天漫游，“鹰号”月球着陆器与绕月飞行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分离，着陆器由两位美国航天员驾驶，安全降落到了布满岩石的月球表面。两位航天员之一是来自民间的尼尔·奥尔登·阿姆斯特朗，另一位是来自空军的小埃德温·尤金·奥尔德林上校。

人类不停地思考和梦想了上千年的事终于实现了。人类从地球到达了另一颗星球。这是一件大事，大到几乎让人无法相信。不过，它又是板上钉钉的事。全世界有数亿人通过电视看到了那件事，人们看见尼尔·阿姆斯特朗沿着好像要散架的飞行器外挂的梯子慢慢往下走，他把一只脚踏上荒芜的月球表面时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像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样，我停下手头的事，端坐在电视机对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屏幕。月球着陆是人类精神和人类决心的一次胜利，也是必要技术创新之后难以置信的胜利，更是勇气的胜利——两位勇气可嘉的美国人的胜利。伟大的旅行壮举实现了。不过，两位宇航员能否搭乘看起来像要散架的神奇装置脱离月球表面，安全返回宇宙飞船，继而飞回地球呢？我把这一问题写进了日记，接着又写道：“人们为他们顺利回家祈祷。不过，这件事确实让我心里打鼓。返回装置虽然在地面经受过考验，却从未在月球试验过。”如果返回装置不起作用，两个杰出的人在氧气耗尽之后——氧气仅够维持一两天——唯有在那个荒凉的地方等死。

聆听返回装置起飞前的倒计时，是我一生中最折磨人的时刻之一。

1969年7月21日，星期一，我写下了日记：

今天，两位宇航员搭乘摇摇欲坠的飞行器成功地从月球表面起飞，和宇宙飞船对接上了。他们在月球表面时，飞船一直在绕月飞行。又是一次让人难以置信的壮举——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969年7月24日，星期四……宇航员今天安全返回了地面，为人类第一次前往月球画了个完美的、精彩的句号。

19年后的1988年7月，翻看着当年记述的日记，让我有点惊讶的是，我对那一令人肃然起敬的成就竟然提出过一些质疑。人们通过电视画面看到，月球竟然那么荒凉。

花费350亿美元，用人的生命去冒险——这么做值得吗？为的不过是到达一处如此荒凉的地方？除了获取科学数据，月球对地球人来说有什么好？没有支撑人类生存的大气，没有空气。也许月球表面不存在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有这样的东西，怎样把它带回地球呢？……

我承认，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壮举，特别了不起……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壮举，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发现与之相比黯然失色。不过，那两个人穿越了未知的海洋，抵达了新大陆，人们可以在新大陆轻松地生存下去。

我感觉，这是人类典型的行事风格，在美国尤甚，即人类宁愿花费上百亿到达月球，却不愿意花费等量的钱让人类现有的地方更适于生存……减轻上千万穷人的痛苦，让他们吃得饱，住得体面，重建大城市中大多数穷人居住的贫民窟。

我还在日记里列举了伟大的美国更要紧的一些事，例如更好的教育、充分的居住空间、医疗保障。

19年后的今天，我对自己当初的吹毛求疵行为产生了怀疑。人类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人们额手相庆，我挑出的毛病似乎微不足道。我突然意识到，对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远洋探险，抱怨之声在当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很可能也是此起彼伏。将那么多钱花费到目的那么不明确的事情上，如果当初人们的反对之声足够高，当年的远征可能根本不会实施，人们至今可能仍未发现美洲，今天的我和其他数亿人可能也不会身在美国。

浏览着1969年7月21日星期一出版的《纽约时报》，看着泛黄的版面上用巨大的字符排出的通栏标题《人类在月球漫步》，我意识到，这家报刊发行机构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大同小异。

人类实现了无法实现的事，因为人类敢于想象无法想象的事……

当人类超凡的技巧发挥到极致，即也暴露了隐藏其中的讽刺……

尽管人类在另一颗星球上行走一事壮丽辉煌，但人类仍然是一种可怜的生物。因为人类有能力驾驭外太空，却没有能力控制自身；因为人类有能力征服新世界，却没有能力与旧世界和平共处；因为人类有能力创造科学奇迹，却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同胞提供足够的住房、服装、食物；因为人类有能力最终征服遥不可及的、不宜生存的环境，反而越来越无法与自己一直以来居住的自然环境共生共存。

对于上述疑难问题，《纽约时报》的结论如下：

今天世界各地庆祝这一重大成就，最终能否激励人类实现很久以前有能力实现的几个目标——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与自己的同胞和平共处，人类在目前生活的星球上实现社会公平，我们拭目以待。

19年后，我撰写本书时，当年的登月是否激励了人类实现上述目标，至今都很难说。

1972年11月8日，星期三，我的日记开始部分是关于头一天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选举的内容。他以势如破竹的优势击败了乔治·麦戈文。“难以置信！”这是我日记里的用词。“难以置信的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这个小人。”我的日记还提到了他第一任期内不断增长的腐败。然后我写道：

最近，他的下属在民主党全国总部窃听和盗取文件，被抓了现行。正如亨利·康马杰在新近发表的文章里所说，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届政府如此不择手段，如此谎话连篇，等等。然而选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

擅闯位于华盛顿名为水门大厦里的民主党总部一事几乎不大可能演变为一个丑闻。在总统竞选活动最后一个星期里，候选人麦戈文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他的支持者奇迹般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为他买下了通过电视发表最后一次演说的时段。麦戈文将大部分演说时间用在了谴责尼克松操纵“水门事件”方面，他预言，这件事最终将成为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他的演说给我以及马萨诸塞州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马萨诸塞州是唯一支持他的州。然而，从全美国范围来说，很少有人对他的演说留有印象。报道总统竞选的记者基本上没有注意这件事。全美国报纸的社论版都没有关注这件事。我记得，一位电视记者在威斯康星州采访一位农民的妻子对水门事件的看法，对方的答复是：“水门？没听说过。那是什么东西？是个喷泉什么的？”

伟大的美国正在为尼克松第二个四年任期欣喜若狂，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人们才会严肃地看待发生在水门的事。尼克松的新闻秘书将其称作“水门不法行为”“一次三流的入室盗窃案”，他拒绝进一步发表评论。按他的说法，那样的事不值一提。然而，由于《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杰出报道，美国开始认识到那件事的严重性，认识到白宫的尼克松下属可能做错了什么事，再次当选的总统以及他身边的人可能犯了严重的罪行，而且正在试图掩盖罪行。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让人难以启齿的事，经过一年发酵，已经开始成为公众的谈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美国总统有可能遭到弹劾。自1868年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对时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进行弹劾以来，美国一直没有出现过弹劾总统的事。[1]

1974年，所有事情达到了高潮，出现了美国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一个结局。在我回国以来的29年里，那一年成了最激动人心的年份。以“TRB”为笔名的华盛顿资深记者在《新共和》周刊刊文，为那一年总结如下：

在华盛顿从事新闻报道50年来，这是我经历的最富于戏剧性的年份。历史学家根本不相信，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事！对我们这些直接看到事情进展的人来说……同样不敢相信其真实性。

上一年年末，为逃避法律追责，斯皮罗·阿格纽辞去了美国副总统职务。我在日记里将这件事描述为一笔肮脏的交易。和尼克松总统一样，六年来，阿格纽一直在教导美国人如何做正直的人。美国司法部与阿格纽达成妥协，只要他辞职，即不再对他提起公诉——收入税造假除外，而那一罪名仅仅以罚款了事。尼克松任命杰拉尔德·福特接任。福特是个忠诚的、有亲和力的、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众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从接受任命开始，福特一连好几个月对外宣称，尼克松总统是无辜的，他从未参与水门事件及其后续的掩盖行动。他还说，他看过文件，那些文件足以证明，总统与整件事无关。主要文件包括尼克松在白宫与下属谈话的录音带——尼克松自己违反常规立下规矩，将白宫里的谈话都录了音。

头一年夏季，即1973年夏季，参议员山姆·欧文领导的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就水门事件召开了公开听证会，那次听证会有电视转播，水门事件开始露出冰山一角。其他的暂且不说，听证会得以证实，对那些被怀疑泄露了保密文件、对机构安全构成威胁的前政府官员，以及不愿意听命于理查德·尼克松的普通美国人，尼克松专门设立了一个擅闯这些人办公室和住宅的特殊机构。然而，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没有找到“冒烟的枪口”——确认总统有意妨碍司法公正的证据，即可以对他弹劾的违法行为。身为新泽西州民间律师的彼得·罗迪诺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没有找到证据。1974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该委员会开始推进对总统进行弹劾。两个委员会坚信，证据肯定在录音带里。尽管有法院签发的传票，尼克松仍然拒绝交出录音带。不过，调查人员继续向其施压。我的日记显示，总统在1974年4月29日的电视谈话节目里向全国观众宣布，他将要公布涉及水门谈话录音的文字稿，长度达到了1200页——用总统的话说，除了脏话，“所有相关内容包含在内”。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个谎言。但通过电视收看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讲话时，我可以看到，总统身后有一大摞纸。我当时甚至都能感觉到，总统是在制造假象。如果没有什么可隐瞒，他何不直接交出录音带——为什么不交出所有录音带？参议院委员会已经发现，有一盘录音带的内容为，总统和他的左膀右臂J.R.霍尔德曼在白宫讨论怎样掩盖水门问题，其中18分半钟的内容已经被“擦除”——不是有意为之，这是尼克松的说词。这难道不可疑？法庭已签发交出录音带的传票，这难道不是总统在与法庭抗争，意在阻止将录音带转交给特别检察官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是否就此提请公诉，很快有了定论。在总结那一难以置信的年份时，我在日记里记录：

……（1974年）7月19日，为弹劾总统，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顾问约翰·多尔推出了一个毁灭性的“特别议案”。不过，委员会内部多数共和党议员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即使对他们来说，证据也没有很快出现。7月底，最高法院法官一致要求尼克松将特别检察官索要的录音带全部交出来，其中一盘录音带极具毁灭性。总统意识到，他再也拖不下去了，他亲自下令公开了那盘录音带。

就如何防止水门事件的丑闻外泄，尼克松和他的“参谋长”霍尔德曼于1972年6月23日进行了一次谈话，那盘磁带正是那次谈话的录音。尼克松成功地让司法部和中央情报局停止了进一步调查。中情局对此做出解释如后，他们认为，那盘磁带涉及“国家安全”，因而必须受到保护。然而，联邦调查局一意孤行，坚持继续调查。尼克松曾试图让调查局住手，却没有成功。1972年6月23日，尼克松与霍尔德曼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见面结束前，他已经对调查局顽固的调查感到愤怒不已，他让霍尔德曼以总统名义将联邦调查局的人叫来，直接告诉他们：“不许进一步插手此案。这是命令。”

（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正是特别检察官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苦苦寻求的总统妨碍司法公正的证据。尼克松总统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2]在请求人们原谅的同时，他认为，以此弹劾他不够严肃。然而，受过尼克松愚弄的委员会内部的共和党议员甚至也不认同他的说法，他们也加入了同意弹劾总统的行列。大局已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们终于鼓足勇气告诉了总统，他肯定会受到弹劾。如果那样，他将失去总统薪酬，以及其他福利待遇。如果他辞职，他的所有福利待遇将得以保留。

1974年8月9日，星期五，莱诺克斯……总统辞职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昨晚9点刚过，理查德·尼克松在电视上露面，他宣布了辞职。虽然他和身边的马屁精们直到最后关头还坚持说，他不会辞职（他的原话是“我这辈子就没辞过职”），但星期一（8月5日）以来，他的离职已经不可避免。最高法院强迫他交出1972年6月23日与霍尔德曼的谈话录音，他意识到，这件事很快会为外界所知，并且会大白于天下，因而他于星期一将磁带交了出来。这些磁带彻底葬送了他那不光彩的、空洞的外表下仅剩的一点形象。1972年，美国人民竟然以有史以来最为悬殊的差额选票第二次选择了他！直到最后一刻，他一直试图否认事实，而这些磁带证明，他一直在试图妨碍司法公正，这是必须受到弹劾的违法行为。……录音内容揭示，总统是个说谎的人。他彻底栽了。

就算他是个无耻之徒，他也无法承受面临的一切。周一和周二整整两天，他一直在苦苦挣扎。不过，周三那天，一帮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前去拜访他，他们直言不讳地说，鉴于周一公开的录音内容，参议院就弹劾问题进行表决时，绝大多数议员肯定会认为他有罪（虽然他周一承认了一切，但国会仍然会投票对他进行弹劾），他意识到，挣扎已经无望，因而他决定辞职。今天中午，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将宣誓就任美国第38任总统。[3]

……可喜可贺的解脱！我从一开始对那个人的感觉终于让全体美国人民感觉到了。

1976年，元旦，莱诺克斯。……一个多事的年份就这样结束了。美国人民第一次没有经过选举拥有了由总统任命，然后经国会批准的一位总统和一位副总统（即福特和洛克菲勒两人）。[4]

让善良的美国人民揪心的事还有一桩，那件事也发生在1974年，因而人们记住了那个年份。那一年初来乍到时，我在日记里对那件事记述如下：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和翻番上涨的石油价格突然间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生存，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有赖于廉价的原油，以保障汽车文明甚至家庭供暖的运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西方（包括日本）最核心的假想是：我们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增长无限制，资源用之不竭……如今人类必须转变观念，直面严酷的生存现实，即资源是有限的，基于人类遐想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都不复存在了。

[1] 投票结果显示，双方差距甚微，约翰逊总统有罪议案在参议院未获通过。

[2] “这是一次严重的疏忽，”尼克松在道歉声明中说，“我对此负全责，为此我深表歉意。”

[3] 一个月后，福特赦免了尼克松。笔名为“TRB”的记者刊文称：“无论尼克松的罪行已经证实或尚待查实，福特对他的赦免没有预设条件，是‘完全的、充分的、最终的’。福特说，他这么做是出于同情。尼克松尚未公开认罪，福特已经赦免他……尼克松欺骗了福特，把他当成了傻瓜。”纵观美国历届总统的历史，尼克松堪称绝无仅有。尽管他蒙垢而退，但他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杀个回马枪。即使人们不会忘记他的罪过、他的谎言，不可思议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会原谅他，尤其是美国的右翼。难道道德标准、伦理标准、行为标准在美国已经不复存在？

[4] 成为总统的福特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美国副总统。

第二十七章 写作《二十世纪之旅》

回望1971年2月23日，我的日记开篇如下：

今天我67岁！……我还会写出重要的著作吗？67岁以后，有些人倒是可以……

完成以法国为题材的书以后，我曾经下决心写几本回忆录。我在纷乱的20世纪里生活了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从马拉四轮车的时代到原子能和太空时代。在70多年里，地球见证的变化比此前2000年的还多。我有幸亲眼见证了20世纪一些历史性事件和转折关头：印度的革命和甘地的崛起，欧洲旧秩序的分崩离析，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出现，西方民主表面的腐朽，英法两大欧洲帝国的衰败，英法两国势力的弱化，德国在残忍的和受追捧的独裁者领导和纳粹意识形态引领下的复活，以及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流血最多、代价最高昂的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以为，我亲眼所见，以及我从中做出的总结或多或少有可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

出版商对此可没什么把握。《第三帝国的兴亡》为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赚一笔小的财富，随后出版的以法国陷落为题材的书，回报也说得过去。或许这家出版社认为，再也不会有“大部头”作品——特别卖钱的书——出自我笔下了。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是，迪克·西蒙和马克斯·舒斯特两人创办的这家有着良好口碑的出版社如今已经被高夫和韦斯顿集团收归旗下，后者仅仅对出版发行有可能带来利润的图书感兴趣——当然，利润越高越好。

不管怎么说，对于我要写几部传记的事，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对我的想法，新来的编辑似乎也表示怀疑。我是生性固执的人，尽管出版社心存疑虑，我却勇往直前，开始了第一卷回忆录的创作。我希望这部回忆录反映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生活在其中的时代——20世纪之旅，从一种世界穿越到另一种世界，或者说，在多种不同世界之间穿越。

即便是写回忆录，大量调研工作也是必需的。如果仅凭记忆书写自己的生活，书写自己所处的时代，其结果必然是，回忆录没什么内容——最好的结果不外乎是回忆录成了小说。我有个朋友遇到的正是这样的结局，他是个诗人、评论家，他连日记都没有。

我的家人和朋友常常取笑我从不丢弃老旧的东西。当我一头扎进第一卷回忆录的写作时，我特别庆幸自己没有丢弃它们。我的日记、书信、剪报等是无价之宝——没有这些东西，我的书根本不可能问世。

但我对自己早年的生活知之甚少，因而我踏上了前往芝加哥的旅程。1904年，我出生在芝加哥。世纪之交时，那座喧嚣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为摸清情况，我花费十多天时间查阅了旧时代的文献。芝加哥是我的美国根最早扎进土壤的地方。那里也是我成形的地方。

想当初，《芝加哥论坛报》将我扫地出门，后来还在该报头版刊文称，我是个让报社烦恼的驻外记者，让我惊讶的是，如今报社对我既友好又热情。脾气暴戾的老一代出版人麦考密克上校是这家报社的主要所有者，由于其古怪的偏见，他让这份报纸受害严重，如今他已经成了古人。他去世后，《芝加哥论坛报》有了极大的改善。新的执行主编授权我随意调阅报社的档案。利用这些渠道，以及其他信息来源，我逐渐摸清了美国中西部大都市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我顺带也摸清了整个中西部。我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

我对父亲知之甚少，1913年，他死于芝加哥时只有42岁，当时我只有9岁。我对母亲也知之不多，她谈论自己时总是寡言少语。

我弟弟离世以后，父母的一些文件落到了我手里，因而我知道了一些详细信息：我的父亲母亲都在爱荷华州长大，母亲在锡达拉皮兹长大，父亲在拉波特附近的一家农场长大，他们在位于爱荷华州芒特弗农的康奈尔学院上学时相遇，他们结婚时，父亲已经前往芝加哥开拓律师事业。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母亲的祖辈是军人，美国内战刚开始，母亲的爸爸便加入了联邦军，当时他只有17岁，他参加过葛底斯堡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父亲的祖辈都是德国人，为了寻找自由，他们于1840年前后从德国莱茵兰地区移民到了美国。父亲的爸爸是第一个在美国出生、说英语不带德国口音的祖辈人。他是个农夫，在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干过农活，也饲养过牛。然而，19世纪80年代，为了四个孩子都能上大学，他卖掉了爱荷华州欣欣向荣的农场，搬到了芒特弗农。

以上是我的美国背景。不过，我没有将这些内容写进回忆录的开头部分，我在回忆录开篇处写的是逃离爱荷华州，前往巴黎。1925年6月，我从寇伊学院毕业，那是一所隶属于长老会的小型学术机构。我真正的生活和工作正是从巴黎开始的。那之前的一切，都是为后来做的铺垫，包括义务教育、高中、大学各阶段。

我的三卷回忆录中的第一卷完成于1975年初，并于第二年秋季出版。整套回忆录的名称为《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我把第一卷叫作《世纪初生：1904—1930》。

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总体而言，说好话的占了多数。不过，确实有一些评论家认为，那本书“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这让我想起来，对待同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总会与他人大相径庭。

我不认识罗伯特·基尔希，但他很早以前就欣赏我，他在《洛杉矶时报》刊文介绍了一些连我都没想到的关于我的事：

……夏伊勒的生活和经历成就了他，迫使他超越幻想和俗套。那样的塑造……让这部回忆录的最深层也充满了活力。夏伊勒是个来自中西部小城市的男孩，是个周游列国老于世故的男人，他那激动人心的经历，让所有人物、时间、地点变得鲜活起来……这些……在本书里都能找到……

他的生活与历史并驾齐驱，在这部叙事的、通俗的、详细的、写实的探索性作品里，他阐述了历史本身。

我也不认识奥尔登·惠特曼，不过，当年他为《纽约时报》工作时，我喜欢他为该报撰写的书评和讣告。他为我的书撰写的评论刊登在《新闻日报》上，他认为，“《二十世纪之旅》属于传统的自传体历史著作”。由于我的书是自传，像其他书评家一样，惠特曼在评论文章中对我是什么样的人进行了揣测。他喜欢我“信守终身的怀疑主义”的生活态度，以及我的“道德激情”，他认为，我把这两者

应用到了对普通人的同情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创造产品和服务，却很少从中获得回报。是什么让其（本书描写的20世纪前四分之一阶段的美国生活）如此栩栩如生，肯定离不开夏伊勒自由开放、富于人性的观点，还有他对假虔诚和真伪善的无情批判。

如今的时代是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及其追随者们将“自由开放”（liberal）一词当作贬义词的时代，他们利用这一词语标识某些贫穷的美国懒汉“不识时务”。无论合适与否，我头上就戴有这样一顶帽子。无论过去与今天，我都为此感到骄傲。虽然尼克松之流、里根之流、布什之流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大多数美国人使用这一词语时总会想到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威尔逊、罗斯福，当然还有沃尔特·惠特曼和梭罗等人。

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意外的是，奥尔登·惠特曼认为，我的书让人感觉我像个“耐心的和特别开朗的学校校长”。

“也许还身穿风衣？”他问道，然而他没有答案。（在欧洲和亚洲工作的大多数记者都身穿风衣，当时唯有那款大衣适合全天候条件。）

我的书还让惠特曼想起了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后者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他的自传让所有记者获益匪浅。

夏伊勒有着斯蒂芬斯那样的人性光辉。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有让人激动的好奇心。好记者……从不丢弃童真的好奇心。具体到夏伊勒身上，他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他具备将亲身经历真实再现的潜能，当这种能力与好奇心相结合，理所当然会成就一本必读的书。

诸如“必读的书”这类箴言正是我的出版商所喜欢的。他们认为，接踵而至的评论“太棒了”。有些评论的确如此，例如惠特曼和基尔希等评论家的文章。泰德·摩根在文学评论周刊《星期六评论》刊登的文章占了整整四栏版面，我的编辑将该文转寄给了我，他说，这篇文章“超级棒”。摩根在文章里称：“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如此感人，特别值得阅读，‘来自小城市的男孩会写好’故事正是诸多原因之一。”他尤其喜欢本书的开篇，他将其称为“对美国的反思”。

夏伊勒必须让全美国自行认识这一点。正因为他在欧洲经受过历练，他才学会了欣赏教育他的那些美好的往事，他才意识到，过去他所丢弃的，并非像他以前认为的那样理应丢弃。

我认为，有些评论家热情吹捧本书，确实有些过誉。卡斯珀·南斯在《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的长篇评论结尾如下：

《二十世纪之旅》是同类书里的杰作。它不仅是某个人自身的纪年史，更是欧洲和美国从1904年到1930年期间情景交融的历史写照。夏伊勒文笔极好，叙事精准。记者的切身经历让这本书达到了文学巨著的水准。这本书是我们时代少有的可以流芳百世的作品之一。

甚至《华尔街日报》和《国家观察家报》之类报纸也对这本书表达了善意和理解的声音，尽管如此保守的刊物发出的这种声音似乎让人厌恶。

虽然《华盛顿明星报》评论家将这本书称为“杰作”，该报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评论家则认为，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让人失望”。

夏伊勒试图在本书里囊括太多的内容，结果他什么都没有交代清楚……因而这部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余物品。

理查德·J.马戈利斯也在《新书播报》刊文称，我的第一部回忆录“让人出乎意料地失望”。他不喜欢我借辛克莱·刘易斯之笔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贬低为“巴比特大街”式的美国，当时许多记者逃离了美国。他宣称，我们走出去“是为了追求名望和财富”，另外，我们当中“许多人”最想要的“不外乎是让国内老百姓认识自己”。

夏伊勒也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笔下“一大批疯狂的美国人”中的一员，有那么一小会儿，这些人还真以为自己找到了通向极乐世界之路。

波士顿昆西地区发行的《爱国者纪事报》有一位在编记者马克·格林，他对我真可谓毫不留情。他说，这本书“虚荣”得可以，还“自我炫耀得近乎荒谬”。他认为，我在本书卷首语中援引欧里庇得斯、品达、帕斯卡、马克·吐温以及其他人等，在序言提到威廉·艾伦·怀特、伊莎多拉·邓肯、埃米莉·狄金森、乔治·桑塔亚纳、司汤达（马克·格林竟然将司汤达的名字写错了）等人，恰如其分地证明我在自我炫耀。[1]

这位知识渊博的作家在叙事中罗列名人，有助于提高其名人身份，他刻意这么做，恰好说明他这辈子的阅历正是刻意追逐名人。

这一次，《纽约时报》没有像痛批我的前一本书那样痛批我。我的回忆录交由《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撰写书评，由“失落的一代”资深评论家和编年史作家马尔科姆·考利执笔，当时他正好在巴黎。他在评论中特别不吝美誉。顺理成章的是，他最喜欢回忆录里有关巴黎那几章，不过，他也注意到，我在叙事时注重历史史实。他认为，这本书实际上“并非一部写实的回忆录，而是又一部当代历史”。另外，他还发现，本书提到了那么多人物，唯独少了一个人。“缺少的人物是，”他在文章结尾处给出了答案，“威廉·夏伊勒。”

这一次，针对我的书，《纽约时报》每日书评版的评论文章由某位我不认识的人执笔，那人的名字是莫里斯·卡罗尔，显然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认为，我的回忆录是“出自好记者笔下的一部好书”。他期待本系列的下一本书尽快问世。不过，他似乎对自己表现得过于激动有些担心。“或许，”他在文章中称，“我不应该表现得如此喜欢这本书。”

资深驻外记者斯坦利·卡诺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至少向我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不喜欢我在书里描述的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情况，我不过是粗线条地介绍了一下我生长在其中的背景而已（某些评论家却认为，这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所有这些介绍，”卡诺说，“读者已经太熟悉，没必要反复讲。”

这是许多评论家发出的共同声音。我认为，这么说相当愚蠢。对某一段历史盖棺定论，这样的话没有人说过，将来也不会有人说。更深入的新发现总会不断涌现。也许我的论述缺少新发现。不过，对历史的某个阶段设立“禁止入内”标识，然后宣称这个历史阶段“读者已经太熟悉，没必要反复讲”是对过去的漠视，是傲慢与无知的象征。

我的出版商提醒我，每一本新书在美国问世后，第一批评论文章总会刊登在《出版人周刊》和《柯克斯书评》两个刊物上，许多书店会根据第一批评论文章下订单。文章登出来后，《出版人周刊》的文章所持的态度总体上是肯定的，然而，本书编辑在写给我的信里称，《柯克斯书评》的文章很“下流”。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是，那篇文章对我的书反应奇特。匿名评论员的结论是：“可悲的是”，我这人“居心不良”。他特别惊讶于我“邪恶的攻击性”，在“大约9岁时，他就痛打了‘脾气暴躁、长相丑陋、年事已高的外婆’，使其求饶。说这件事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感到难堪”。

对上述评论员而言，这个事件似乎成了我书里最重要的事件，而本书实际讲述的是20世纪之交我在美国成长的经历，是美国那一时期的基本情况，以及我对20世纪20年代欧洲历史的评价。该评论员偏偏着重评述了那么不起眼的一件事。我当然从未“痛打”过我外婆，也从未“使其求饶”。我在书里是这么说的：挨她老人家打多年后的一天，我反抗了，从那往后，我再也没挨过打。这不过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柯克斯书评》将其放大成了一场大战，以证明我“邪恶的攻击性”和“居心不良”。

蹩脚的、不负责任的第一批评论文章发表以后，我的出版商有点担心，书店会因此不太敢销售我的书。不过，人们显然没有把负面评论太当回事。不管怎么说，回忆录第一卷开局良好，还上了“每月读书俱乐部”推荐榜单，最后结局也相当不错。

出版商对我的系列回忆录态度迥异。如果说他们对第一卷的态度不冷不热，对接下来那本甘地回忆录的态度无疑会让人感到浑身发冷。我原计划在第二卷的开篇处首先讲述甘地，因为第一卷结尾部分讲述的内容为，我在维也纳收到《芝加哥论坛报》老板麦考密克上校发来的一封电报：“去印度。”

我最终接受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意见，甘地这一部分不在第二卷出现，而主要讲述我在纳粹德国的经历。因此我建议，将甘地这一部分摘出来，单独出一本书。在我眼里，甘地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认识他，对我来说是难得的人生际遇，1930年和1931年，我正在报道发生在印度的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写甘地是我的倾心之作，值得出版成书。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不接受我的建议。我感觉，并入高夫和韦斯顿集团以后，这家出版社已经大为改变。出版社的人告诉我，他们没有兴趣出版我对甘地的回忆。实际上，他们反对出版那样的回忆录。他们希望我将关于甘地的内容从手稿里摘出来，接着写第二卷回忆录，只写我在纳粹德国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和二战的结果，即大功告成。他们根本不想要回忆录的第三卷。

编辑给我写信：“爱读书的美国公众根本不喜欢多部头的自传。两卷已经是极限。将一部传记拆分开，如果超过两卷，无异于自毁前程。”

编辑认为，如果我愿意，一旦完成回忆录第二卷，我可以另起炉灶，接着写个大部头的甘地传。出版社认为，绝不能将其归入回忆录，否则会打破回忆录分上下两卷的常规。

我同意将甘地的内容剔除，但我依然想说服出版社单独出一本关于甘地的书，并将其称为回忆录。我对出版社说，我没有兴趣出版甘地传记。我已经到了岁数，没有能力写那种东西。我已经快76岁。基于我在印度和甘地交往经历的回忆录已经完成，只等付印。对任何一位美国记者来说，这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

也许，我不屈不挠的努力感化了出版社，尽管他们特别不情愿，但他们最终同意出版那本书。经过漫长的努力，他们甚至同意在书名里用“回忆录”几个字。那本书的书名最终定为：《甘地：一部回忆录》。

那本书于1980年1月14日正式出版。通常情况下，作者对出版社会有各种抱怨，我感觉，那一次，出版社的所作所为证明所有抱怨都是正当的。6月，我在写给编辑的信里表示，“让我震惊和大失所望”（我承认，“震惊”一词用得有点过火）的是，那本书未能如约赶在秋季出版，以便赶上圣诞节，因为那一时期售出的图书比其他几个季节要多。6月初的情况就是证明。我在信里说，一些书店店主已经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对于图书销售来说，除了8月，1月是全年业绩最差的月份。大多数人已经在圣诞节前购买了图书，来年春季到来之前，人们不会再次购书了。华盛顿一家大书店的老板兼经理专门为此给我写过便条。

“你曾经向我保证在‘秋季发行’，”我给编辑写信，“1月不管怎么说都不是秋季——无论谁家的日历都不会这么说。”

“当然有，比尔，比如出版界的日历。”编辑的回信让我吃惊不小。他解释说，对出版商而言，一年只有两季：春季和秋季。后一个季节“始于9月，终于2月”。

因而1月份发行即“秋季发行”！

他继续解释：“对出版发行来说，11月确实是鸡肋月。无论你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什么说法，1月肯定是最好的发行月份之一，远比11月好得多。”他还说，即使那本书圣诞节前在书店里上架，也不会卖得很好。

我实话实说，比尔，在我们看来，除了有精神方面的追求以外，正常情况下，《甘地》根本不能作为圣诞礼品送人。

我曾经抱怨那本240页的书价格升得太快。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在秋季的新书目录里将它定为9.95美元。然而正式发行时，价格跳到了12.95美元，每本书上涨3美元，或者说提价23%。我问过公司老板，他回答说，如果我“往四周看看，肯定会看到，‘世界性通货膨胀正在四处蔓延’”。我早已往四周看过，和大家一样，我也知道有通胀，然而，1979年底最后三个月，我没有看见哪个地方的通胀率达到了23%。不存在那样的事。

理所当然的是，像所有作者一样，我对出版商在营销方面的不作为颇有微词。出版业的行话说得极是：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只管把书印出来，极少关心把书卖出去。《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刊登的整版广告导致销售开局良好，随后销量急遽下滑，再往后，那本书完全卖不动了。为推销那本书，我尽了一切努力，例如，十多次接受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访谈节目采访。“每月读书俱乐部”将《甘地》列入了推荐榜单。尽管出现过多次非常抢眼的书评，其中好多次还引发了很大争议，还有几篇对其评价很高，但那本书始终未能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出版社最终放弃了那本书。后来……数年以后，有传言说，著名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正在做一件我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他正在拍摄一部有关甘地的电影。再后来，又有传言说，那部电影会成为一部热映的大师级作品。[2]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立即来了兴致，旋即推出了该书的平装本，以期在电影公映的同时推出平装书。

对甘地一书的评价可谓五花八门——赞誉的文章占了大多数，毁誉参半的文章有一些，少数文章完全是敌视态度，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我以为，其中两三篇文章纯属弱智。罗伯特·基尔希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显示，在高度崇拜甘地的评论员里，他是个典范。他认为，那本书是“对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甘地令人动容的回忆”。

当年派我前往印度的是《芝加哥论坛报》，该报的评论对那本书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理解，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回忆录第一卷里描述《芝加哥论坛报》的“专制君主”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时，对他非常刻薄和毫不留情。如今上校已然故去，无论我把报社的“前任沙皇”描述成什么样的人，现任编辑显然无所谓。米尔顿·维奥斯特是《华盛顿邮报》的老牌记者，《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出自他的手笔。他的文章结论是：“夏伊勒笔下的心灵传记更像浮雕式的刻画，但正是这种谦逊让这部作品得以传世，从作品里走出来的是个真实可信的人物。”

那一次，《华盛顿邮报》对我又是痛加挞伐，该报的评论文章出自该报驻外记者之一笔下，据该报说，在之前的近十年里，那人一直长驻东南亚。对我崇拜甘地，那人非常不屑，同时坚称，甘地身上藏着“大量戏法（hokus-pokus）、演员的表演、政客的做作，深知面对国内和国际观众时如何扮演角色”。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是最后一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用他的话说，被如此贬低的这个人，“必将在历史上与佛祖和耶稣齐名”。爱因斯坦则说：“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副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走过。”难道接过我们这一代衣钵的后一代驻外记者试图向世人证明，他们这代人是多么顽强和现实（还有无知）？甘地藏着“戏法”？

我在《纽约时报》的得分达到了50%。在《纽约时报》周日书评上，我也赢得了喝彩。詹姆斯·卡梅伦是著名英国驻外记者，他非常了解印度，他评论《甘地》一书既严肃又中肯。

约翰·伦纳德用他惯常的曼哈顿式的故弄玄虚和自以为是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取笑《甘地》一书及其作者。毫无疑问的是，我不能指望《纽约时报》的评论员为我说好话。我以为，出自伦纳德笔下的评论在美国的一些书评中特别典型。作为报社评论员，为掩饰他们对所评对象的无知，他们只好在文章中故弄玄虚。当年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每日书评的刘易斯·甘尼特严格遵守着一条规矩：无论评论员是否喜欢所评书籍，无论评论员对书的主题多么无知，他必须尽力帮助读者了解所评书籍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伦纳德之流对此不屑一顾。伦纳德在他的评论里不惜笔墨描述甘地的笑容，他武断地说，那种笑容“是甘地神话的核心”。他认为，“夏伊勒毫无疑问对甘地的笑容费了不少心思”。他那篇文章将一多半篇幅用到了这一主题上，全然不顾伟大的印度领袖更为重要的和更有意思的其他方面。他的评论写道：

人们强烈要求知晓，甘地的笑容——佛祖的笑容？蒙娜丽莎的笑容？还是柴郡猫的笑容？——背后究竟有没有自虐行为、至善主义、谦卑掩饰的高傲，或是通过自我否定追逐权力的野心？

对《甘地》的各种评论亮相时，我未能及时看到。1980年1月11日发行的《密尔沃基日报》“星期五图书栏”有个注脚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星期四，在芒特西奈医疗中心接受开胸心脏手术的夏伊勒状态良好。来自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的夏伊勒现年75岁，他星期三接受了八小时手术。医生为他的心脏搭了三个桥。

我再次走运。

那年，我乘飞机去了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在那边和朋友一起过圣诞，度新年长假。新年前夜，我像往常一样，在年夜饭过程中吃得过饱，还多喝了几杯酒，我当时的感觉和许多人一样——身体有点不适。

圣诞节前不久，我还在莱诺克斯时，医生查出我患了轻微的心绞痛，我吓了一跳。但当时我做了压力测试，结果合格。检查结果随后被送往波士顿进行深入分析了。心血管医生给了我一份他写的报告单，我看不懂单子上的指标，就把单子揣进兜里，后来就抛之脑后了。

在萨拉索塔时，我居住在朋友家，返回的航班早已预订，回家前一两天，为谨慎起见，那家的主人建议我去见一位心脏病专家。那家的主人是医生，他认识不久前从纽约前往那个城市实习的一位年轻的心脏病科医师。我对主人的建议一笑置之，然而，朋友一再坚持，最终我只好让步。我们去见那位医生的时间是1980年1月5日，某个星期六下午。当时，医生的助手已经下班回家，不过，他仍然同意为我做检查。我把那次见面当成了一次“礼节性”拜访。我和随行的朋友们刚刚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坐稳，医生问我，是否随身带来了之前在莱诺克斯做过的压力测试报告。我从衣兜里掏出报告，我满心希望，对方或许会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清楚那份报告的内容。医生面无表情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然后抬起头说，我需要前往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房间，他要为我重新做一次压力测试。朋友们后来告诉我，检查室的门关上之后，医生转身面对他们说：“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二糟糕的压力测试报告。我担心这个人没几天活头了。”

我未能通过医生的测试。在跑步机上刚刚跑了数分钟，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再也无法坚持。医生建议我立即做个内窥镜检查。医生将一根细小的导管从我的大腿根部沿静脉插入心脏。导管前端有个小摄像头，将心脏和血管的实际影像鲜活地显示在一个屏幕上，简直太神奇了。通常我对那种东西很抵触，但我记得，当时我简直看呆了。检查结果如后：为心脏输血的三根主动脉严重堵塞；其中两根几乎完全堵死——医生说，堵塞达到了99%。

医生解释说，堵塞如此严重，不能再往后推了，他建议立即为我实施开胸手术。他给全国各地数位心外科医生打了电话，最后选定了正在纽约密尔沃基芒特西奈医疗中心行医的达德利·约翰逊医生。我还没弄清那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医生已经为我安排好飞往目的地的航班。以上是我在萨拉索塔与吉恩·E.迈尔斯医生第一次见面的经过。当然，他和约翰逊医生挽救了我的生命。后者成功地为我完成了八小时手术，其间遇上了三四次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麻烦。

与术前很长时间相比，术后好几年，我感觉好多了。不过，进入80岁以后这些年——这本书写到这里，我84岁了——我意识到，我必须放慢节奏了。对大多数心脏病患者来说，生存的秘诀是大量运动和控制饮食。不过，最近以来，我必须稍微压缩前者的量，例如放弃滑雪，放弃重体力的园艺工作，放弃长时间漫步。我可以继续划船，继续每天早上在花园里漫步，进行25分钟锻炼，包括五分钟对空拳击（原来是九分钟），十分钟室内骑车运动。到目前为止，1980年完成的心脏手术已经让我的生命延续八年，健康的八年。

我必须说，对于这八年生命，我是感恩的。与普通美国国民相比，我十分清楚，我对世界上的不公正怨言过多，对生活中的无情、不平等，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困境，富人的贪婪和傲慢，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我总会咬牙切齿。虽然如此，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生命有着巨大的渴求，一种狂热的追求。在过去八年里，工作、享受、健康的体魄让我珍爱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最后我还要说，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我经历了罗纳德·里根在白宫执政的八年时光。他是当代政治大现象的一个缩影。在我看来，他把工作做得越糟糕，展示的缺点越多，美国人民反而越欢迎他。他组织工会投他的票，然而他对工会毫不留情。他偏向富人，让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他把穷人的利益一层层地剥走，他让上千万人陷入没有尊严的潦倒，然而，穷人依然投他的票；他让美国的公共债务积累到超过所有前总统公共债务的总和，美国人民却认为，这不该由他负责；他把纳税人的数百亿美元砸进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一项目最终会被认定为一场骗局，然而，美国人民对他报以掌声。

在里根当政的八年里，美国与他国签订有不直接干涉他国内政的庄严协议，里根却出于个人原因违反协议，发动了反对尼加拉瓜的残酷战争。里根亲自资助、装备、训练“反叛”武装部队，正是为了推翻尼加拉瓜当时的政权，而该国政府是美国正式承认的主权政府，美国还与之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里根厚颜无耻地将美国暗中支持的雇佣兵称作“自由战士”，雇佣军最高指挥官及其手下曾经是令人厌恶的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的忠实成员，而该国民警卫队受制于让人憎恨的、腐败的、野蛮的独裁者索莫查。索莫查残酷地压制尼加拉瓜人的自由，像索莫查一样，里根根本不关心尼加拉瓜人的自由。

然而，尼加拉瓜问题让里根很纠结，反政府武装在八年时间里从未夺取过一座重要城市，也从未鼓噪过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起义，里根竟然将“反叛”领袖与美国开国元勋相提并论，这不啻对后者的侮辱，也是对他们所建立的伟大共和国的侮辱——当然，这也是对历史极其庸俗的歪曲。“反叛”武装因而杀害了上万人，包括尼加拉瓜妇女和儿童，罗纳德·里根因而发动了小型战争，那场战争最终注定会成为一次失败。令人奇怪的是，数量众多的美国人民支持里根，包括共和党自身，以及许多民主党人。这情景至少和当年的情景一样：在越南战争初始阶段，美国人民曾经支持政府在遥远的地方打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不过，支持对越南动武的势力很快烟消云散了。虽然美国公民中的大多数——如果民意调查数据可靠——渐渐开始反对那场可悲的尼加拉瓜战争，支持动武的势力却不离不弃地坚守了八年。

虽然共产主义在苏联以及东欧铁幕国家遭遇了挫折，但因其困扰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方式，共产主义在美国赢得了最大的胜利。任何一个守旧且血腥的独裁者，只要卖力地高呼几句“反对共产主义”口号，即可获得美国人的支持。我从来都弄不明白，我们美国人怎么会如此轻易上当。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如此天真和愚蠢。

1981年1月7日，我在日记里回顾了在萨拉索塔的经历，还回顾了之前一年发生的事：心脏手术的初级阶段，渐渐康复的六个月，对未来的展望，等等。我的生命得到了拯救，但我还能活多久？

……我不想说我已经做好离开现世的准备。还没有呢。我还想完成回忆录……还有，在莱诺克斯这么让人开心的地方，我还想多活几年，这里有坦格尔伍德的音乐，有可以干活的园子，可以划船，还有“某某”对我的爱……

……过去一年里，我和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之间麻烦不断。自从该出版社并入大企业集团以来，与之打交道变得困难了……他们在《甘地》一书上让我失望。自从我完成第一部作品《柏林日记》以来，我每完成一部手稿，很快都能出版发行，如今出版社第一次拒绝了我的手稿，拒绝了我的第二卷回忆录……[3]如同作家和出版商之间出现争议时的常规情况一样，没有商量余地。出版社只是说，他们不会出版这本书。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为我指定的新编辑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在信里解释：考虑到我的利益以及出版社的利益，我的第二卷回忆录不会出版了。出版社给我来过几次电话，催促我接受这一决定——再一次说，出于我的利益以及出版社的利益。拒绝我的时候，出版商竟然如此热切，实在令人感动，竟然还是为了我的“利益”！同一位编辑在电话里和我争执了数小时，他说，对《甘地》的作者而言，探讨另一个话题或许更好，他指的是偿还预付款比不偿还预付款更好。

我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有分歧，出版社方面当然有它的道理。为出版我的第二卷回忆录，出版社已经在协议中列明，该回忆录理应讲述纳粹时期以及战争时期我在德国的经历——始于1934年，终于1945年，而我交给他们的新手稿仅仅把有关甘地的内容摘了出来，时间跨度是1930年到1934年。我对出版商说，我感觉那一时期是我一生以及我们时代的重要时期。

出版社回复我，如果将我的手稿出版成书，“除了对双方造成伤害，不会有任何好处”。编辑不喜欢那本书“消沉”的基调，尤其是我表达的失败论调。“仅从维护你的名誉考虑，将这类论调从整部书里分离出来，等于毁了这本书，从商业角度考虑，这么做也行不通——这样的书仅能卖出几本，确切无疑的是，图书俱乐部不会定购这样的书，出版社更不会重印。”

还是那种教条：在美国，唯一的出路是追求成功，失败没有出路。如果在生活中和事业上遭遇过失败，只能闷在心里。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反对出版那本书，对此，我做出了两点答复：第一，这本书是对回忆录第一卷逻辑上的承续，而且这本书不错；第二，许多书完成的时候会与作者和出版商当初的设想不一样，所有出版商均会基于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书稿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创作过程会造就许多事先无法预料的奇怪结果。我还指出，我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第一部作品《第三帝国的兴亡》与当初的设想就大相径庭。根据协议，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希望我用一两年时间创作一本相对薄点的书，最终结果却是，它成了一部特别厚的书，完成时间也比原计划滞后好几年。尽管结果无法预料，出版社还是勇敢地将其出版了。

然而，这一次我们根本谈不拢。编辑最后做出让步，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拿走完成的手稿，另找出版商。不过，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保留出版该作品续集，即讲述纳粹时期以及战争时期的回忆录的权利。

我无法接受那一点，经过数个月争执，出版社最终同意放我走，条件是退还预付款，我照做了。不过，我们之间仍然瓜葛不断。根据协议，出版社保留从付给我的预付款里“回收”利息的权利。出版社的最终要求是，从我拿到预付款起算，每年索要12%的利息。

这一要求让我唏嘘不已，根据我和出版社的协议，20多年来，出版社一直处于未支付并且占用我版税的状态，那是相当大一笔款项。（因而《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不必按照一次性支付的版税纳税。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只要作者在合同中列明，每年仅仅接收“有限”数额的美元，即可将税赋摊平。这钱属于作者，因为这是作者的版税收入。然而，这钱由出版商占用，因为钱在出版商手里。）

随后，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接连数年追着我索要上述预付款12%的利息。我拒绝了，那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那件事的前因后果对我是个警示。与人们通常的说法相反，实质上，出版商和作者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我并不想以偏概全，尤其需要考虑的是，有些作者的书总能攀上畅销书排行榜。不过，大多数出版社和作者的关系确实是对抗关系。如果承认这一点，存在于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大量误解和反感肯定会有所缓解。我感觉，虽然大多数出版商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内心是认同的。反观作者，多数人却不愿意承认。这样的沉默最终会导致分歧，让双方受害。

由于美国作家协会的大力推进，对作家来说，与75年前该协会刚成立时相比，如今的图书出版合同已经相当公平（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最好斗的早期会员之一）。主要是由于作家协会不间断的努力，出版商渐渐接受了双方都认可的合同条款。不过，这是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许多出版商抵制变革，他们会坚守到最后一刻才做出改变。

直到今天，大多数作家仍然会认为，多数出版合同并不公正。作家无法理解，为什么必须把相当于平装书50%的版税分给精装书出版商，为什么俱乐部版图书的转让权也要遵从同样的分成方式。平装书出版商和俱乐部版图书经销商选中某一作品，并非看重其印刷质量，而是关注其内在的吸引力。如果精装书出版商确实促进了某一本书的销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提高了知名度，该出版商毫无疑问应当获得与之对等的回报。25%的分成无疑已经非常公平，不过，出版商几乎无一例外坚持对半分成。我曾经听到一些精装书出版商争辩说，如果放弃五五分成，他们会破产。不过，既然大多数出版商如今都成了超大公司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不足为据。

一些精装书出版商愿意与看中的作家同甘共苦，无论某一本书好卖与否，均将其出版发行。如今，这样的出版商已经不多见，即使有，也不会经常这么做了。如果作家能为出版商赚大钱，出版商就会大量出版发行，一旦作家无法带来收益，出版商肯定会将其抛弃。《柏林日记》出版后，市场表现不俗，拯救了财务危机中的克诺夫出版社，但该出版社拒绝了我接下来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为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积累了财富，而该出版社也拒绝了我的一本书。许多作家也有满肚子类似的苦水。就我的情况而言，可以断定的是，只要出版商认定我肚子里有一部大作，已经出版的书卖得动，合作就会持续。出版商不会待见没有油水的人。近一个时期，我渐渐认识到，这种有利则进，见好就收的做法流行于世，主要原因是，从前的私人出版社如今都被大型公司收归旗下，而大公司仅对利润感兴趣，在大公司眼里，一本书不过是个与肥皂无异的商品。我更喜欢从前那种作家与各家老字号出版社的编辑私下是朋友的日子，出版商和编辑愿意与作家荣辱与共。我知道，约翰·君特与哈珀出版社就是这种关系。哈珀出版社的头头卡斯·坎菲尔德是君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猜测，威廉·曼彻斯特与利特尔&布朗出版社也是这种关系。毫无疑问，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不过，这些都是幸福的特例。

我带着改写的回忆录第二卷重新造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我提议就第三帝国的崛起和消亡写一本书出版，正是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当时的主编否定了我的想法，迫使我另找一家出版社。我必须说明，我的回归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和对方的数次谈判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愉快的谈判。当时本书的核心内容已经改成那些年我在纳粹德国的长期工作经历，以及在那片备受压抑的土地上的噩梦年代，即与《第三帝国的兴亡》同时期的个人经历。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人都喜欢那一手稿，尤其是我的编辑罗杰·唐纳德。那本书出版发行后，出版社还进行了大力推介。这一卷的书名为：《噩梦年代：1930—1940》。

我有生以来体验过的最高评价针对的正是这本书。我这么说，并非由于多数文章满篇皆是溢美之词，而是因为，对我当年在德国的作为，其中的许多文章眼光独到，给予了充分的理解。甚至学术界权威期刊《美国学者》刊发的五栏文章也很有见地，富于同情心，当然该文也少不了批评。例如文章作者认为，那本书“描述悲剧的用语”是“我力所不及的”。“而且，”文章说，“对那一时期生活在看不见尽头和提心吊胆状态中的人们的忐忑心态，我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描述用语。”《美国学者》偏重文学性，仍然健在的最伟大的法国作家如何看待1940年法国向德国投降一事，我在书里也进行了评说，而该文作者是唯一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令人悲哀的是，夏伊勒促使人们忆起了那些依靠文字生活的人在1940年都做了什么。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光耀的守护者年复一年在我们的文学季刊上不加节制地唱赞歌。法国军队投降前，墙头草贝当元帅即已承诺法国将匍匐在地，没有一个靠文字吃饭的人站出来谴责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作者接着引述了我在书里对下述人等的描述，他们是保罗·克洛岱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保罗·瓦雷里、安德烈·纪德——这些人都是当代法国文坛巨匠。他们把贝当元帅捧上了天，他们像绵羊一样接受了法国向德国投降，安德烈·纪德甚至认为，这么做对法国来说可能是件好事。

作家娜奥米·布利文在《纽约客》发表的两页评论是我这辈子享受到美誉度最高、用词最有力的文章。《时代》也破天荒第一次喜欢上了我的书。约翰·斯科在其署名文章中将那本书称作“一部令人敬佩的回忆录”。他说：“年届80……他仍然写出了一部好得超乎寻常的书。”《费城问询报》已经用大量篇幅赞誉过回忆录第一卷，该报对第二卷更是赞不绝口，还把我称作“当代的修昔底德”。我当然不是修昔底德。零售书店往往参考《柯克斯书评》下订单，据出版社的人说，该刊发表了“一篇极尽赞美之能事的评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刊曾刊文攻击回忆录的第一卷。

像以往一样，我老家的报纸锡达拉皮兹《公报》刊发了一篇赞誉那本书的评论文章。大学期间，我为那份报纸短暂工作过一个时期。评论员认为，我“把重头戏放得太靠后”。他对我在阿富汗、乌尔、巴比伦、巴格达、伊斯坦布尔的冒险经历不感兴趣，对我重返维也纳、结婚、被扫地出门也不感兴趣，甚至对我在西班牙休假一年也没有兴趣。当时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国正在遭受法西斯主义蹂躏，很快将落入佛朗哥及其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支持者的手心。他认为，我到达柏林后，那本书“似乎才开始抓住读者”。

《纽约时报》再次给予我好评。就评价新书而言，该报的影响力在所有报刊里首屈一指。每日书评版的文章由赫伯特·米特冈执笔，他并非报社的在编书评家，他是个文学评论员。他喜欢我“强硬的”看法和观点，他认为，我创作的众多书籍将我“提升”到了“当代历史学家的地位”（读者们很快将会看到，一位学者强烈反对这一提法）。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约翰·钱塞勒在《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为我的书写了一篇评论。他在文中对所有驻外记者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是战后驻外记者里的一员，他对我们老一代驻外记者表示了敬意。无论从哪方面看，他对那本书的评价都很适度。对他来说，书中涉及的历史内容太多了。他认为，我那本书的写法“有些地方过于重复，有些地方过于仓促”。好在书里“险象环生”，“因而本书特别值得一读”。我原本希望他在书里看到的抓人之处多于“险象”——在柏林的那个噩梦年代仅用“险象”一词不足以概括——而且他的老生常谈结束语“特别值得一读”对一些人来说有些居高临下，不过，这么说应该也无伤大雅。

那一次，学术界没有对我群起而攻之。一些人很可能不喜欢《美国学者》刊发的热情洋溢的文章，不喜欢学界同行在多家报纸上美誉我为历史学家。不过，即使他们不高兴，他们也没有采取行动。

但有个显著的例外，此人是威廉·谢里登·艾伦，他特别痛恨有人将我称作“历史学家”，或者，将我的书称作“史书”，尤其是那部《第三帝国的兴亡》。他的评论刊发在《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上。长期以来，该报评论员对我创作的大多数作品持否定态度。介绍艾伦的背景时，该报将他称作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两本关于纳粹主义的书的作者。我知道其中一本，书名为《纳粹夺权之路》，那是他研究德国境内某单一城市的成果。我曾经总结，他的例证太小，不足以解释那么重大和命运攸关的事件，还导致他形成了致命的错误观点：对纳粹主义，德国人民应免于所有责任。艾伦教授对我可谓穷追猛打，他的文章开篇如下：

在此，我想开诚布公地对大家说：职业历史学家对威廉·夏伊勒无尊敬可言。他的历史书在解析历史方面过于肤浅，在援引历史事件方面有失均衡，在调研方面不够深入，在理论方面判断错误。最糟糕的是，他的书竟然卖疯了。他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竟然卖出上千万部。职业历史学家的著作没有一部能接近那一数字。这简直要把人气疯了。

实际上，教授暗地里表现出一种对《噩梦年代》的喜欢。他承认，至少有一点，这本书写得好——“职业历史学家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社会公众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因而他建议：不妨读读这本书。[4]

虽然信息极为错误，但本书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年轻人在希特勒地狱国度的切身经历。毫无疑问的是，我不会接受夏伊勒在书里精确描述的任何内容，包括他未经校正的错误想法，当然他亲眼所见的事例除外。

显而易见的是，我的“错误想法”包括我对大屠杀的见解。艾伦严正指出，我说有100万犹太人（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以后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灭绝营里遭到屠杀，是夸大了数字。他批评道，虽然我“对犹太人遭到迫害感到震惊”，但我“从来都不知道，柏林人民在整个战争期间掩护了500位犹太人”。

有500个犹太生命在柏林获救——怎能与百万人在柏林遭到杀戮相比！怎能与高达600万或700万遭遇灭绝的人相比！因为这个，人们可以原谅大屠杀？

艾伦的文章着实让人吃惊。我以为，他的评论和作品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其中之一是学术界的纠结，即有关德国的有限信息都是大学里的历史学家于战后搜集来的，而那些人太年轻，没有机会亲自观察纳粹主义，对我这种有过切身经历的人笔下的东西，他们却不屑一顾。毫无疑问，书写历史的人没有必要“亲临事发现场”，不过，众所周知，修昔底德说过，去过现场更好。著名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惠勒-本内特写过几部闻名遐迩、堪称经典的关于德国的作品。他认为，亲身经历是无法替代的，他本人在柏林经历过许多事。

另外，让我担忧的是，艾伦和其他年轻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习惯从全局里挑选一个小片段做深入研究，从中推导历史结论。这让我想起数年前在哈佛大学参与的一个周末学术会议，参与讨论纳粹德国史的历史学家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我应邀与会，我相信，我是现场唯一的非学术人士。众多与会者谈论的都是他们对小城镇、大城市的某个城区、某政党或某地区媒体所做的深入研究。几乎所有发言都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印象。没有人尝试做全面研究，也没有人深入探讨根本性问题，例如，如此古老、文明、有修养的基督教国家的国民竟然允许他们伟大的国家被野蛮的纳粹党徒糟践和摧毁——甚至鼎力相助，这是为什么？我亲眼见证了这些，我却一直未能进行全面解析。因而我认为，所有历史学家都应当做这样的尝试。虽然一些年轻的学者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但他们太年轻，他们成年之后即已错过亲身经历纳粹德国的机会，他们对问题总是避重就轻。他们更有兴趣分析数据，例如希特勒上台那年，科隆市某城区的德国人是如何投票的。

讨论会最后一天，一位出席会议的长者来到我身边，他满脸失望和愤怒。他曾经是逃出纳粹德国的难民，与会之前那些年，他已经成为巴黎大学的著名历史学教授。我知道他的大名，之前一天他说过，他赞赏我研究德国的那些作品。

“这些人说得太虚无缥缈了！”老者小声对我说，“咱们何不请求主持人中止一会儿这样的讨论，咱们得告诉这些青年历史学家里的一些人，生活在纳粹德国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样一场灾难降临到德国人民头上，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咱们可以告诉他们，当时人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实际情况和干巴巴的数据大不相同。”

经会议主持人同意，老者开始发言，他首先因中止会议议程请求大家谅解，然后他开始解释，在他看来，整个周末的会议相当缺乏现实感——单纯依托文献做研究的学者有时候会脱离现实，因为文献没有生命——与会的人真应该认真听听亲历过纳粹德国噩梦年代的两位历史学家怎么说。他指的是他自己和我。

会议主持人是学院派历史学家，他耐心地倾听着老者的发言。我感觉，他有点不知所措。他说：“非常感谢！”接着，连眼睛都没眨，随即按照会议议程邀请下一位演讲人上台发言。

[1] 旧版《巴尔的摩太阳报》时期的著名记者兼历史学家和哲人杰拉尔德·约翰逊在《芝加哥太阳时报》刊发了一篇评论，他对序言部分的看法不尽相同。他评论道：
这篇序言是一位美国作家历史观的概要，它把一位美国作家花费数年心血总结的最富哲理的表述囊括其中，而且仅用了七页纸。

[2] 我后来看了那部电影，认为它的确是一部佳作。

[3] 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实际情况是，《柏林日记》成书以来，我的第一个出版商克诺夫出版社拒绝过我第二本书的手稿。

[4] 或许艾伦教授过于自以为是，过于不成熟。毫无疑问的是，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一向不知道公众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也从不考虑这一问题。

第二十八章 苏联见闻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总结逝去的一年，或再次赶上过生日，我会越来越频繁地在日记里猜测我还剩多少年月，并且规划想做的事。1982年1月19日那天，回顾完1981年，我写道：

……到2月23日，我就满78岁了！我感到幸运的是，我还活着，身体健康，写东西写得还算不错，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包括工作、锻炼、读书、听音乐、见朋友。对许多贫穷、失业、不走运的人来说，生活只是一场骗局，非常不公平。不过对我来说，生活是美好的、有意思的。对78岁的我来说，我必须面对如下现实，剩下的年头毫无疑问屈指可数了。即便如此，让我多活几年，我不会有意见。

我希望完成全套回忆录——为此还要工作三到四年。我再次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女人，同时也被爱着。读更多的书，真正开始学习俄语，划船，在园子里干活，和孩子们、孙辈们、朋友们见面，和孩子们的妈妈见面——虽然特斯和我越来越疏远。我对生活是否太贪婪了？太自私了？

我回想起自己读过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某种说法——记得是在她临终前的日记里——她曾经希望学会俄语，而她最终意识到，那已经永远不可能了。她的文字里流露出一种哀伤，原因是，她特别喜欢俄国文学，她阅读过大量译成英文的俄国作品，而她特别希望直接阅读原文，将所有读过的作品再读一遍。因为，她意识到译文中失去的东西太多。

我有相同的野心，将近70岁时，我开始学习俄语，俄语老师返回欧洲后，我找不到接替的老师，只好放弃。时间迁延至1982年，那年我78岁，我再次找到一位老师。那是一位俄罗斯女士，她在不远处一所大学里教俄语，我再次捡起了俄语学习。与俄语相关的、埋藏心底很久的野心再次燃烧起来：前往苏联。50年来，我一直想去那里，然而，布尔什维克一直将我拒之门外。

1930年，那还是我在阿富汗喀布尔期间，我曾经以为，访苏一事必定大功告成了，因为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邀请我于返回维也纳工作岗位途中顺访苏联。自列宁和托洛茨基掌权以来，《芝加哥论坛报》一直攻击布尔什维克，因而，位于莫斯科的苏联外交部谴责该大使向《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发出邀请，我的访问最终未能成行。21年后的1953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通知我前往芬兰赫尔辛基领取签证，我再次以为事情终于要成了。然而，我到达苏联在芬兰首都的使馆时，那里的人告诉我，约瑟夫·斯大林死了，边境全部关闭，所有签证暂时无法发放。后来我又申请过两三次，均以失败告终。

我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笔下有关苏联的东西不多，因为我从未去过那里。我知道，克里姆林宫不喜欢我笔下有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描述，因而克里姆林宫仅仅允许我的两部作品在苏联出版——《柏林日记》和《第三帝国的兴亡》。对斯大林签署该协议，我在这两本书里都进行了谴责。相关内容在俄文版里均已被删除（事先未告知我，也未经我允许）。可是，我并不是那种真的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勇敢地抗击了德国入侵，我曾经为他们高唱赞歌。我在字里行间表示过对俄国文学的热爱，以及我对俄语的痴迷。然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没签证，没解释。不过这很快就无所谓了！

1982年的一天，玛吉·钱皮恩给我来了个电话。她是我在伯克希尔的邻居，也是我的好友，是个舞蹈家。她说，她正准备随一个名为“芭蕾舞导演和编舞者协会”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其中一个团员病了，我可以取而代之。已经核准的团签有30个名额，手续简单，无非在我的护照上盖个签证印章而已。

玛吉在电话里不忘取笑我，她说：“你能让自己的举止像个舞蹈家吗？团里大多数人可都是舞蹈演员。”

“这还用说，”我信心满满，“想想我认识多少伟大的舞蹈家吧，伊莎多拉·邓肯、玛丽·维格曼、蒂莉·洛施，还有你。所以，这很容易嘛。”

当然，对于心脏手术后恢复未久，已显老态的男人来说，无论怎么装，样子一定很滑稽。在苏联，肯定没人认识我。虽然如此，因为我的书，克格勃也一定会有我的档案。我猜测，如果我被查出来，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被驱逐出境。

我对玛吉说，我要参团。我已经等待半个世纪，无论让我装成什么，我一定要进入苏联。

我在伯克希尔的另一个邻居和老朋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从前是《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他刚刚率领一个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归来。我顶替他人赴苏是否值得，他说不准。他只是说，莫斯科的当权者对美国人怀有一种邪恶心态。他们一直对里根总统口口声声将苏联称作“邪恶帝国”以及其他恶语怀恨在心。

接着，他补充说：“如果他们认为你往他们头上泼过脏水，真没准会把你驱逐出境。”

然而，我决心已定。

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花了两天时间才弄清我是谁。但实际上，代表团刚一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我和著名的秘密警察机构就建立了某种关系。我从金属探测器旁边经过时，似乎莫斯科的所有报警器都开始铃声大作。一位满腹狐疑的官员命令我掏空所有衣服口袋，再次尝试，结果铃声依旧。反反复复尝试五六遍以后，那位官员叫来了一位上级，那人的样子特别像插画书里的克格勃侦探，特别像我想象中的典型人物，他非常和蔼，特别可亲，显然也特别胜任这一工作。

他用近乎完美的英语问：“出了什么事？”

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触发警铃响成一片的可能原因是，心脏手术后，我身上仍然埋着数个金属钩，以便胸腔能够愈合。我在美国国内机场也遇到过同样的麻烦。我把原因解释给克格勃官员，对我的解释，对方将信将疑。

他用命令的口吻说：“再试一次。”

结果依旧，屡试不爽。到末了，官员一脸失望地摇着头说：“太奇怪了！太不寻常了！不过，好吧。我接受你的说法。你可以走了，取行李去吧。”而我的行李恰好侥幸过了一道险关。

那位官员聚精会神地复查我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他背后发生了。居住在美国的一位苏联朋友托我捎几样东西给他母亲，他母亲住在莫斯科。其中一样是老式的便携气泵，用于喷射蟑螂。莫斯科的所有公寓都有蟑螂，至少多数公寓如此。我的箱子经过检测仪时，箱子里的内容都显示在监视器的屏幕上，而便携气泵看起来极像炸弹。还好，负责监视屏幕的苏联官员当时正撇着头往旁边看，负责我的克格勃官员则背对屏幕看着我。样子像个骇人炸弹的清晰轮廓很快从屏幕上消失了，我顿时彻底踏实了。朋友在莫斯科的母亲将会得到这件工具，以便向蟑螂们发起进攻。

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傍晚，代表团返回饭店后，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女导游把我拉到一边，她告诉我，她要和我单独说话。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知识特别丰富。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她不仅仅是苏联国旅派来的导游，肯定也是克格勃的高级工作人员，许多人这样议论她们。在纳粹德国那些年，我已经学会了准确辨认秘密警察，尤其善于辨认女性警察。

我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了，我想。那女人很可能会对我说，做好准备，搭乘第一班航班离开苏联。代表团每一个人都被她彻底迷住了，大家都依照美国习惯直呼她的名字。

“索尼娅，”（我在此隐去了她的真名）我提议说，“咱们可否去酒吧那边，一起喝一杯，我请客。”我认为，在酒吧里一边喝饮料一边说话，至少人们会举止文明一些。她爽快地答应了。

在酒吧里，我们随便聊了几句话，随后，索尼娅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你肯定知道，我们不是傻子。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

“这么说吧，索尼娅，”我开始解释，“在苏联，竟然有人认识我，我感到很荣幸。”索尼娅的面庞具有真正的美丽、睿智、机敏，她是万人迷类型的人。因而我暗怀希望，她肯定不是那种冷血的人。

她问道：“你是舞蹈协会的会员吗？”

“不是。”回答过后，我开始解释随团出访的起因，以及苏联政府出于我无法理解的原因长期拒绝发放签证给我。

“那你这次来是为了写关于我们的书吗？”

“不是。我只是来亲眼看看这个长期以来让我着迷的国家和这里的人，而且，我一直在尝试学俄语。”

索尼娅直言不讳地说：“我怀疑你的俄语比你实际表达的还好。”让我不解的是，苏联人的疑心为什么这么重？怀疑一切自始至终伴随着索尼娅。

“不，我真的不会说俄语，”我进一步解释，“我主要是为了阅读学俄语，因而我可以通过原文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其他人的作品，包括苏联时期一些作家的原著。”

“祝你好运！”说完，索尼娅真诚地咧嘴笑起来。这时候，我对最后结局终于有点放心了。从索尼娅的表情看，她无疑不会对我说收拾行李之类的话。她呷了一口雪利酒，表情怪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再次莞尔一笑，接下来说道：“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呢？既然你是作家，也许你想单独看些别的东西。”

“索尼娅，”说这话时，我仍然惊魂未定，“太谢谢你了，我已经受宠若惊了。”说完这话，我缄口不语了。我尚未揣摩透这一切意料之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接着说：“我确实有特别想看的东西。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托尔斯泰的戏。”

“真的吗？这听起来很有趣。”

“场景基本上设在农村，因为托尔斯泰生命里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所以我特别想前往他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地方在莫斯科以南135英里处。

索尼娅说：“我试试给你安排一下。”

“索尼娅，我爱你，”我脱口而出，“你太棒了！”

我的天，第二天我被流感放倒了。我高烧到将近39摄氏度，饭店的医生命令我卧床静养。又过了一天，索尼娅来了，她来看我的康复状况。

“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索尼娅说，“我给你找了个车，还有司机，既然你说你不会说俄语，我还给你找了个翻译。明天一早6点出发。”

我对索尼娅表示了千恩万谢。然而，女医生稍后来了一趟，她不同意上述安排。在苏联，汽车的暖气几乎从不工作，她问我是否知道这一情况。当时已经是10月末，冬天已经来临，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天气越来越冷。通往图拉市的道路十分拥堵，来回一趟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需要八个小时，我会在路上冻死，要么，我至少也会因感染肺炎而死。这可不行，她用俄语说：不行，我不同意！

这让我十分失望，但我康复得较快，周末之前，我已经可以在莫斯科四处转悠了。接下来，我们整整一周都在列宁格勒参观。在莫斯科期间，我们住在科斯莫斯酒店，酒店门口有个地铁站。我常常从那一站随便搭乘一趟列车，往前坐几站，然后下车，在车站附近到处转转，然后随便找个人打听一下返回车站的路（主要是为了试试我极其有限的俄语），然后搭乘另一趟列车，下车，在刚到的地方四处逡巡一番。一天，在某个车站，我完全没有了方向感，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到达红场，我和一个朋友有个约定，说好一起在红场附近的国立饭店共进午餐。我停下脚步，向两位过路的年轻人问路，他们耐心地倾听我用俄语表达意图，后来，他们干脆用几乎不带口音的美式英语和我交谈起来。原来，那两个年轻人是莫斯科大学的老师。他们在高尔基大街的某个车站和我一起下了车。由于午餐之前空闲时间充裕，我们在红场一边散步，一边闲聊。我的感觉未必准确，从那天往后，我开始察觉到苏联人民究竟在想些什么。

在列宁格勒期间，我以极为奇怪的方式和一位大学教授见了一次面。我跟随代表团前往某学院，聆听一些苏联人介绍和平运动。然而，加上翻译过程，演讲又长又臭，还充斥着陈词滥调式的宣传，我心里琢磨着，如何才能溜出演讲现场。正在此时，一位年轻的苏联秘书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她悄悄对我说，学校的一位教授想和我见个面，正在接待大厅里等我。

秘书小声说：“她说她读过你写的所有书籍。”

“不太可能吧。”我随口答道。

不管怎么说，让我高兴的是，我终于有机会逃离现场了。我尾随年轻的女士来到接待大厅。那里有个中年女士正在等候。她说，她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她英语说得非常好。

她迫不及待地说：“你所有的书我都读过。”

“我深感荣幸之至，女士。不过，这怎么可能呢？据我所知，除了《柏林日记》和《第三帝国的兴亡》，苏联从未出版过我的其他书，而且发行数量非常有限。”

“学校图书馆里有你的所有美国版书籍。”那女士说话时满脸洋溢着骄傲。她顿了顿，接着说：“我把所有的都读了。”说到这里，她如数家珍般报出了所有书名，其中一些连我都忘了。接着她又说：“我还要求班上的学生读你的书。”

那女士非常和蔼、热情、友善。但当我们长篇大论地探讨着我写过的有关纳粹德国的史实时，我开始变得谨小慎微。让我一时想不明白的是，那位女士怎么知道我会出席那场专门安排的演讲，或者说，她怎么知道我来到了列宁格勒，来到了苏联。谁向她透露的消息？莫斯科的克格勃？索尼娅原定在我们离开首都时离团，然而，她跟随我们来到了列宁格勒。难道是索尼娅？显然那女人与当权者关系不错。

所以，虽然我顾虑重重，但我以为，我从那女人身上了解到相当多信息。她还为我介绍了一位她的大学同事，我从那人身上也了解到相当多信息。我相信，后者和党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1982年深秋标志着延续已久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终结——11月10日，我们离开苏联四天后，勃列日涅夫死在了莫斯科。我在那个国家停留的时间很短，尽管如此，那次访问已经足以让我认识清楚，勃列日涅夫差不多毁掉了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制度也摇摇欲坠了。苏联深陷于可怕的停滞状态，停滞已经延续多年，除了太空计划和军备，没有什么仍然处于运转。那个领土广袤的国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甚至无法正常养活自己的国民，使其有足够的居所，更无法向其提供任何生活和娱乐设施，而那些东西在西方社会随处可见。另外，那个国家的整体状况越来越差，商店门前的队伍也越来越长。几乎在所有领域，苏联迅速落在了西方后边。

显然苏联人民对这些事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改善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他们没有尊崇，那些人几乎葬送了国家，大佬们过着奢靡、自满、腐败的生活，瞧不起普通民众，民众则挣扎在贫困线上。

上述问题都出乎我的意料。我阅读的报刊不在少数，尽管如此，就算美国媒体确实报道过那些事，我肯定都看漏了。那些都是我和一些苏联人直接交流时一点一滴总结出来的，都是我穿行于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穿行于圣彼得堡涅夫斯基大街的人流中感觉出来的，都是我从如下事实中看出来的：商店门前的长龙队伍，商店里寥寥无几的商品，干瘪的肉条，正在腐烂的蔬菜，空荡荡的货架。

正是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深陷泥淖，无法自拔，而他本人眼看将要完蛋，他已经病入膏肓。10月底，我们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当时他正在主持一个军方首脑会议，那是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65周年庆典的预备活动之一。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勃列日涅夫将不久于人世，在好几位将军搀扶下，他站到了讲台前。他说话含混不清，他近乎读不出讲稿上的文字。

他的继任者会是谁？苏联人对这个问题似乎无所谓，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继任者肯定是另一位病恹恹的、上了年纪的党内头目。无论国家会怎样，党内保守势力都会把权力牢牢地握在手里。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位继任者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他曾经担任克格勃首脑；后一位继任者是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是一位帅气、笨拙、高龄的党内中坚分子。此两人对国家的衰败束手无策，前一位是因为疾病缠身，第二位是因为年事已高，太中庸。此二人上任未久也相继离世。

四年后的1986年，我再次访问苏联时，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换成了一位新人物，他给人民带来了一线希望，试图将国家从停滞状态拉出来，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与美国共同削减核武器，向居民发放足够的食物，提供说得过去的住房，缩短商店门外的长龙队，开放死气沉沉的社会。此人甚至还说，尽管引进民主注定会打折扣，他也要为铁板一块的执政党和国家引进一些民主。苏联人不相信克里姆林宫会很快放弃铁腕治理。

第二次访问苏联，我是只身前往。一位俄裔朋友会在莫斯科接我，帮助我进行语言交流，充当导游，带领我到苏联家庭做客。如今她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居住和工作都在美国。近几年，她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前往莫斯科看望病中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出生地正在发生的变化怀有极大的兴趣。

对我递交的签证申请，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再次未予理睬。不过，我通过纽约一个旅行社拿到了签证。由于那家旅行社与莫斯科关系不一般，他们还说服了苏联国旅履行对我的承诺，重新安排我访问托尔斯泰的故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上次访问苏联四年来，尤其是过去一年来，在一位新领导人引领下，苏联发生了变化。虽然我特别想了解那些变化，我远赴苏联的主要目的之一却是前往莫斯科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做些背景调查，为撰写一部关于托尔斯泰的戏剧或书籍做准备。

苏联的新领导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从他掌权以来，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巨，我的俄裔朋友几乎无法相信。她的激动之情部分地影响了我。1986年夏季，尽管那是人们记忆中最酷热的季节，尽管最重大的灾难降临于一座原子能发电厂——我到达莫斯科两三周前，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事故——我在莫斯科的经历却仍然让我兴奋不已。人们可以感到，那个国家发生了变化。两三年前，我朋友的苏联亲戚、朋友、熟人不敢说出口的一些事，现在他们敢于公开谈论了，这让我的朋友惊诧不已。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称，那个国家长期以来遭到压制，“公开化”是他首先急于实现的几个目标之一。长期禁止出版的书籍开始出现；长期禁演的一些戏剧突然在莫斯科一些剧院上演；媒体曾经无比沉闷，如今变得富有生命力了，专栏也首次向针锋相对的观点开放了。

如今读者开始写公开信，报纸——甚至《真理报》和《消息报》也如是——也开始刊登读者对苏联长期以来的问题进行的批判：食品短缺，食品质量极差，住房条件差，商店门前的长龙队，商店里的假冒伪劣产品，等等。

苏联电视台晚间黄金时段呆板的新闻节目《新闻报道》总是让人感到无聊至极，如今也有了松动，开始向人们提供一些真正的新闻了。

总体上说，我们遇见的苏联人赞成变化，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变化持怀疑态度。经过将近一年半的改革，食品供给和食品质量未见明显改善，商店门前的长龙队仍然会沿着大街绵延很远，人们很难找到新住房，一间屋子居住一家人的现象屡见不鲜，首都郊区高耸的公寓大楼虽然建成仅仅三四年，但里里外外均已开始破损。人们的工资收入一直未见增长，物价却开始飞涨。

我认为，苏联人最担心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位或许不会太久。他们说，当年赫鲁晓夫曾经尝试引进一些激进的改革，最后他遭到了克里姆林宫保守势力的反对。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巨大的官僚机构可能已经行动起来，以便扳倒戈尔巴乔夫，让国家回归到老路上。据说，苏联广大民众天性保守，他们害怕变革，如果变化太快，太激进，他们会仇视变革。长期动荡的历史教会了他们，应当珍惜稳定。同时教会了他们，如果领导人做出美好的承诺，更应当对其小心谨慎。

他们还担心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与西方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之低让人伤心，虽然如此，长期以来，他们的生活至少得到了保障，他们的工作也有保障。西方有失业，苏联没有失业。苏联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许多生活必需品由政府补贴，人们花费极少。面包是他们的基本食品，面包很便宜，因为面包得到大额补贴。苏联的房租也比西方便宜。苏联的交通几乎是免费的，乘坐一次豪华的莫斯科地铁仅需花费4美分，如果乘坐地面交通，还要减去1美分。

如今，戈尔巴乔夫正试图让人们明白，为了把国家经济机器从沼泽里拽出来，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即使事情暂时会变得更糟，也必须采取一些激进措施。必须减少补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取消补贴。国家垄断的巨型企业必须去国家化，以便允许不同企业之间展开竞争，以便更多私有企业参与竞争。国家经营的大多数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因而必须重组，或者干脆撤销，除非它们为国家赢利。提高粮食产量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因而必须将竞争引入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给农民更多的土地，让其自行耕种。

在苏联经济的许多领域引进某种形式的竞争，会刺激产能的提高，让经济分配更均衡，这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他说，在交通运输领域和市场营销领域实施激进的改良是绝对必需的。与美国铁路糟糕的状况相比，苏联的铁路运输状况不错，尽管如此，这还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卡车运输量，苏联需要好的道路。纵观从沙皇时代到布尔什维克时代的历史，人们很容易理解，俄国人为什么会故意忽视建设路况好的道路，因为他们担心外敌入侵。每到秋天和春天“泥泞”季节，俄国道路路况之坏，让通行变得极为困难。更不用说，冬季大雪飘落时，坏路况可以帮着阻挡入侵者。当年拿破仑军队和纳粹德国军队挺进俄国时，正赶上秋季和冬季到来，由于行路难，大军受阻，行进迟滞。

人们告诉我，由于运输设施和销售设施不足，全苏联大约20%的水果和蔬菜输送到消费者手里之前就会烂掉。尤其需要指出，克里米亚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大量出产水果和蔬菜，然而，各级政府机关没有办法将所有这些运往北方大城市，运进大型市场——至少无法在水果和蔬菜仍然新鲜时送达市场。在苏联，人们似乎对冷藏列车和大型运输卡车闻所未闻。

戈尔巴乔夫告诫人们，经济领域和农业领域的变革会导致物价上涨——一开始，在有能力提高工资和增加收入之前，物价会涨得更快。人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收支相抵，以前做到这一点已经很困难，如今更加困难。

我们遇见的大多数苏联人对新近出现的文化上的变化感到兴奋和高兴，但我也理解他们何以如此小心谨慎。在报刊上读到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读到谴责勃列日涅夫的文章，谴责他在经济方面有诸多明显失误，苏联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克里姆林宫开始为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恢复名誉，例如尼古拉·布哈林，早先对他的法庭审判不过是走过场，随后他被枪毙了。所有这些都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公开化”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的俄裔朋友给莫斯科的朋友打了一圈电话，询问可否允许她领着我（一位美国人）登门拜访，有些人犹豫再三，最终也没答应。我的存在可能会引起他们所在公寓楼里的积极分子找他们的麻烦，因为那种人会向上级官员汇报，那显然让他们感到害怕。我们做出保证，走进楼里一句英语都不说，其中一家人才答应见我们。那家人告诉我们，楼内左手第一家住着个老太太，她是大楼里的“卧底”，她会盘问每一位走进楼里的人。主人家的公寓在四楼，我们进屋后，主人开玩笑说，老太太至今还没听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

十分明显的是，许多很有地位的人也不愿意见我。长期等候移居海外的犹太人仍然无法得到离境批文，如果他们做出明显的抗议举动，尤其是向外国人申诉，特别是向美国人申诉，他们极有可能深陷麻烦。

一天，气温非常高，我们应邀与一位著名犹太物理学家共进午餐。他夫人不是犹太人，曾经是优秀的青年科学家，然而，她出嫁以后，官方停止了她的事业。以前我从未想到，官方的反犹主义会应用到这样的人身上。七年前，那对夫妇向官方提出移民澳大利亚的申请，由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名望，他们得到了承诺，不会有任何问题。后来，他们将家具和书籍通过海路运往澳大利亚，他们满心希望着，他们乘坐飞机会先于家具到达。然而，他们的签证年复一年一直被扣。

那天午后，我们在餐桌旁入座时，那两口子非常绝望，他们说受辱的时间已经过于长久。我们前往进餐地点的方式也是一种小小的羞辱。首先，他和我们借助莫斯科偏街陋巷的公用电话才得以商定双方的集合地点。我从不用饭店的电话与他联络，他与特定的人进行联络，才会动用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他坚持前来接我们，然后一起前往进餐地点。同时他严肃地说，他不会把车子开到饭店门前，因为那么做会招来一群克格勃特工——那么做对他、对我们都不可取。因而他提议，他到离饭店几个街区外一条不起眼的大街接我们。

我们边吃边聊，非常投机，那对夫妻特别知书达理。然而，在我看来，随着进餐时间的延续，他们显得越来越紧张，也显得很痛苦。终于，博士将其中的原委告诉了我们。

博士说，当天下午5点，他和夫人，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会与另外一家人会合，他们两家命运相同。他们将走上大街，举行一次小规模示威游行。他们早已画好一些讲述他们苦难经历的标牌。他们给一个法国电视记者打过电话，对方答应带一个摄影师到现场，将他们的活动拍下来。

“这次活动能否触动当局，我不抱太大希望，”说到这里，博士顿了顿，他接着说，“不过，我们只能拼了。他们不允许我太太从事她的本职工作。我因为种族问题遭受迫害，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饭后，博士开车把我们送到离饭店有一段距离的一条街上。临别时，我们送了他几句吉言。我们还说，事情过去以后，我们会找个公用电话联络他，问问情况进展。

大约晚上10点，我们打电话时，博士家的线路已经接不通了。我们本想搭乘出租车赶过去，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样做可能给他们带去更大风险。我的俄裔朋友很快打听到那一家人出了什么事，但她不肯告诉我具体是如何打听的。她仅用玩笑的口吻说，苏联有个巨大的地下消息网，通过那个网络，人们可以打听到多数正在发生的事。简言之，一两天过后，我的朋友打听到，安全人员冲散了两个家庭组织的示威游行，好在法国电视台摄影师及时赶到，在现场拍了照片。博士遭到逮捕，被判关押两周，罪名为“阻断交通”。他妻子和孩子们被软禁在家。那样一来，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们再也无法前去拜访他们了。

由于担心他们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我们没有给他们写信。如果人们发现，他们竟然与某个美国人有关系，肯定会给他们帮倒忙。到末了，我的俄裔朋友得到消息，那家人最终有了好的结局。戈尔巴乔夫的宽容政策起了作用，两年后，经政府允许，那家人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我在前边所说，我那次前往苏联，不仅要了解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发生了哪些变化，更重要的是，为创作一部关于托尔斯泰的戏，我要做一些背景调查。排在第一位的是，我要到托尔斯泰生活过的两个房子里亲身感受一下，其中一个在莫斯科，另一个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乡下。后一个更重要，那是一处古老的家庭庄园，托尔斯泰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尤其是他创造力最旺盛的岁月，那些年，他写出了巅峰之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从那个意义上说，关于托尔斯泰的戏，关于他挥毫写书的戏，多数场景必须落脚在乡下。参访托尔斯泰位于首都的房子很重要，不仅因为那里有其自身的吸引力，还因为托尔斯泰博物馆坐落在那里，我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些苏联书店里没有的材料。当时苏联的书评家正在评论一本关于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新书，然而，在书店里，我连那本书的影子都没找到。当时我以为，没准我会在托尔斯泰博物馆里找到那本书，没准博物馆馆长手头正好多出一本书。

然而，那天上午，我们到达托尔斯泰从前居住的地方时，一位导游告诉我们，馆长当天不在。数小时后，我们离开那里之前，我已经意识到，在苏联做调研，在某些方面会让人收获意想不到的奇遇。

在我们看来，为我们当导游的那个人似乎只打算带领我们在老房子里走马观花转一转，她好像特别希望尽快摆脱我们——外国人竟然对托尔斯泰感兴趣，她当着我们的面表示了意外。我们沿着楼梯走到二楼，来到宽大的起居室里，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架大钢琴，另一个角落摆放着一张长条桌。此时，我的俄裔朋友突然变得狂怒起来。我们姑且称呼她为塔妮娅，这当然不是她的真名。她突然转向导游，张嘴甩出一大串俄语，她的语速之快，感情爆发之激烈，像开火的机关枪，我几乎没听懂她说了什么。不过，我猜得出她大致的话。尽管有些夸张，但她说的是，你面前的人是美国著名作家，是托尔斯泰的学生，他大老远来参观这所房子、这个博物馆，理应得到更好的服务，不是你这种歧视性的、敷衍潦草的导游方式。她还说，夏伊勒先生热爱俄国，热爱托尔斯泰，为了更多地了解大师，他才来到这里，然而，可以肯定，从她的服务里，夏伊勒先生什么都了解不到。

我猜测，那女人的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她曾经提到，以前她是个演员。塔妮娅的暴怒把她镇住了，她一个劲儿地表示了歉意。

“实在对不起，”那女人说，“我以为你们和每天来这里参观的游客没什么两样呢。他们对托尔斯泰没有任何兴趣。刚才我听见你们说外语——德语，对吧？因而我以为，和苏联游客相比，你们可能更没有兴趣。”

刚才还非常傲慢的女士一转眼变得非常谦恭了。

她说：“咱们可以从头再来。”说完，她领着我们来到楼下。眼前的她完全变了个人。肯定这所房子里的什么人给她灌输过许多有关托尔斯泰的知识。走完那一圈，我们费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差不多整整一天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了，闭馆时间眼看要到了。那一天我收获颇丰。

1881年，为躲避寒冬，托尔斯泰和家人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搬到了莫斯科。托尔斯泰喜爱乡下，仇恨莫斯科。他并非一向如此。20多岁时，他喜欢种植野生燕麦，喜欢在莫斯科赌博、宴饮，还经常光顾城里的众多妓院。但进城那年，他已经53岁，有一个妻子，数个孩子。他飘逸的长胡须开始变白，让他看起来像个年长的政坛元老。另外，他已经完成《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他成了俄国最著名的作家，或许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作家。步入50岁的托尔斯泰开始了一轮变化，他希望这能改变他的生活。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中年危机。他像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试图发现自己。他相信，他必须放弃富足的好日子，放弃享有特权的贵族生活，过一种像农民一样的生活，如果可能，像圣徒一样生活。而且，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们应当追随他。

然而，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此不感兴趣。她的8个孩子一直在封闭的农村环境中长大，除了和几位不太聪明的私塾老师学习，孩子们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夫人是在莫斯科长大的，她苦劝丈夫，全家人搬回城里已经刻不容缓，为了让孩子们进入正规学校，至少那年冬季他们需要搬回去。他们的大儿子谢尔盖已经18岁，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为此，两口子没少吵架，托尔斯泰极不情愿地妥协了。不过，他明确表态说，他仇恨在城里的每一分钟。1881年10月5日，搬到莫斯科才一个月，他就在日记里记述了如后内容：“莫斯科，一个月过去了，这是我人生最艰难的一个月。”

托尔斯泰让老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他这人是全世界认可的伟大的小说家，也是有原创想法的思想家。他是富有的贵族，坐拥两三处巨大的房产，还幸运地娶到一位迷人的、聪颖的妻子，膝下有8个好孩子。他对生活还能有什么奢求呢？这样的人必须是幸福之人。然而，托尔斯泰抱怨自己的苦难，抱怨对自己、对生活、对家庭的不满。虽然局外人不会怀疑他是幸福之人，但这位伟人和他令人敬畏的妻子已经陷入无尽的可怕争吵，折磨人的争吵会伴随他们度过余生。

搬到莫斯科第一年冬季，托尔斯泰一家是在索菲娅·托尔斯泰夫人租来的大房子里度过的，丈夫对那个房子恨之入骨。还好，丈夫找到了一处他喜欢的房产，并于第二年将其买了下来。那是一处有16个房间的木结构房子，还附带一个大花园。那房子坐落在工厂区，区内有一家酒厂、一家织袜厂、一家啤酒厂、一家纺纱厂。让托尔斯泰高兴的是，那样一来，他可以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了，尽管他和工人格格不入——他从乡下带来了12个仆人。

为进一步研究真正的托尔斯泰，在他搬进那座房子一个世纪后的1986年夏季，我和塔妮娅去了那里。托尔斯泰一家搬进那座房子后，在19年里，每年的冬季，他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生活在那里。在那座房子里安居后，托尔斯泰写出了上百篇作品，包括《忏悔录》《克勒采奏鸣曲》《伊万·伊里奇之死》，以及那篇著名的《宗教大会开除法令之我见》——文章完成于东正教教会于1901年将有点狂热的非东正教教徒托尔斯泰开除以后。

正是在那所房子的书房里，托尔斯泰写出了上述伟大作品，因而我对书房有非同一般的兴趣。书房不算大，不过，其空间足够摆上一张大书桌，以及数把蒙着黑色真皮的椅子——我觉得，那些椅子相当难看，好在它们挺舒适，时不时前往那里聚会的文学圈里的朋友们或许会喜欢那样的椅子。托尔斯泰的椅子靠近书桌，看起来非常矮，导游解释说，托尔斯泰将四个椅子腿各锯掉几英寸，因而靠在书桌上写作时，他的眼睛离桌面只有几英寸。托尔斯泰是近视眼，不过，他不愿意戴眼镜。我怀疑，托尔斯泰那么做是出于虚荣心？显而易见的是，写作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没人能看见他戴眼镜的样子。客人们来访时，他可以将眼镜摘掉。

我们再次来到二楼巨大的起居室里，那时候，导游说话已经相当无拘无束了。那间屋子非常空旷，四面墙都是一白到底，三扇巨大的窗户俯视着楼下的花园，屋里家具之简陋，和奢华毫不沾边。先前我已经注意到，楼下有个大餐厅，可是起居室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张供14人用餐的长条桌，桌子上铺着白色的台布，桌面摆放着白色的瓷餐具，还有个巨大的枝形烛台，我眼前的所有摆设和托尔斯泰当年的摆设一模一样。四面墙上没有悬挂任何画作，墙面仅仅挂着两面巨大的镜子。屋子另一头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张小圆桌。屋里的其他空间只有一架大钢琴。托尔斯泰和妻子两人都是熟练的钢琴手，他们常常一起练习四手联弹，托尔斯泰本人喜欢弹奏肖邦和贝多芬的曲子。俄国伟大的作曲家和音乐家经常光顾那里，在那里表演，包括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在一个难忘的夜晚，在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伴奏下，男低音歌唱家费多尔·夏里亚宾演唱了好几首歌剧咏叹调。

那间屋子也举办过文学家的晚间聚会，作家们聚集在那里讨论各自的作品，要么就朗读一段自己新近发表的作品。导游提到的作家包括高尔基、柯罗连科、列斯科夫等人。托尔斯泰的对手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在其列。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挑起过一场与屠格涅夫的决斗，后来两人和解了。屠格涅夫曾经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托尔斯泰，因为那里离他的庄园不远，但他们两人显然没有在莫斯科见过面。

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那个时代的两位文坛巨匠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从未谋面。两人似乎都在与对方刻意保持距离。托尔斯泰不能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多数东西，也许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得不够努力。然而，1881年，托尔斯泰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讯时，他反而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这段内容摘自托尔斯泰写给出版商的信件）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从未与这个人直接联系过。他突然离世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人正是我最亲近、最珍爱、最需要的人。……我彻底认输了，事情也变得十分清楚，他对我是多么宝贵。因而我哭了，写到这里，我仍然在哭。

在乡下生活20年后，重返出生地莫斯科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感觉很满意。让她高兴的是，她可以让孩子们进入学校；让她兴奋的是，她可以重新恢复以往的社会生活，例如参与娱乐活动，出席庆祝舞会，享受音乐会。但与她著名的丈夫在一起时，她却不那么幸福。和丈夫一样，夫人也写日记，然而，在他们搬进新居的1882年，她仅仅写了三篇日记。第一篇日记标注的日期为2月28日，后边的内容摘自那篇日记里：“若不是托尔斯泰感到如此不幸，全家人在莫斯科的生活原本可以相当精彩。”第二篇日记标注的日期为8月26日，以下内容摘自那篇日记：

20年前，当时我年轻、幸福，我开始用这个本子记述爱上托尔斯泰的经过。20年后，我整夜孤身独处，睡不着觉，翻阅日记，哀悼失去的爱。结婚以来，托尔斯泰第一次独自在书房里睡觉，不和我在一起。我们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吵大闹。……今天，他拼尽全力对我大喊，他最想做的就是离家出走。我会把他那发自内心的、悲情的喊叫牢记在心，让这段记忆伴随我进入坟墓。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还真的做到了。像这两口子往常经历的无数次争吵一样，那次争吵也在泪水和追悔中结束了。然而，从那往后，离家出走的威胁经常出现在夫人的想象里，好像确有其事一样，让她不得安生——直到28年后，她的想象变成了骇人的现实。

一天的参观行将结束时，我们沿着楼梯往下边的门厅走去，我趁机对导游说：“真遗憾馆长今天不在。本来我还打算和她交流一下，或许还能朝她索取些资料。”

“噢，她在这里，”说话时，导游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虚与委蛇的表情，“我这就带你去见她。我敢肯定，她乐意和美国作家见面。我相信，以前我们还没接待过美国作家呢。”

说完，导游离开我们去找馆长了。而她此前告诉我们，馆长当天不在，一整天都不会到馆里。我们和馆长女士谈得很投机，她手头有许多资料，而且她非常乐意把资料送给我，包括不同时期的俄国作家研究托尔斯泰的专著，以及小册子。我开始询问，有没有办法弄到一本刚出版的《托尔斯泰在莫斯科》。有人告诉过我，那本书里有托尔斯泰这处房产每个房间的精美照片，还有好几十幅油画的照片，油画内容都是19世纪中叶的老莫斯科风情。

没等我把话说完，馆长女士就站了起来，她的身影消失在一个看起来像库房的屋子里。返回时，她推来一辆小车，车上有三个大纸箱。

她说：“有人给了我150本全新的《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党的人告诉我，让我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第二十届党代会前几天刚在莫斯科闭幕。不过，没有一个参会代表来我们这里参观，你信吗？他们好像对托尔斯泰没什么兴趣。我相信，他们更乐意上街采购。因而那些书都还在这里。你想要几本？”

我答道：“五六本就够。”在美国某大学教俄语以及从事俄语研究的一个美国人曾经央求我为她带回那本书。数周前，她休假期间去过莫斯科，当时她找遍了各个书店，一本书也没找到。我知道，美国国内其他老师也需要那本书。

好心的馆长再次起身走出了房间，返身回来时，她带回一个空纸盒，她把六本书以及其他资料装进了盒子里。听她的口气，好像我为她带去了充实的一天。毫无疑问的是，她给我带来了充实的一天。

终于，我长期以来的梦想在一天清晨实现了：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早上7点，塔妮娅和我在饭店门口与苏联国旅导游见了面，女导游和两三个男人正在与派来的司机大声说着什么。我以为，那几位是克格勃人员。他们交谈的内容是，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司机带领面前的美国人进入图拉市。到达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前，我们必然会路过图拉市。有人告诉过我，图拉是个人口达百万的城市，是苏联的军备制造中心，外国人绝对禁止入内。我曾经要求在图拉的饭店住一夜，未经批准的原因正在于此。对此我无所谓，我没有兴趣参观苏联的军备制造中心。我觉得，导游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女士，年龄也就40岁出头。那些人向司机交代清楚后，女导游转身面对我，她用英语说：“你明白吗？不允许我们进入图拉。参观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后，不能在城里过夜，我们必须返回莫斯科！”

“我明白，”回答过后，我改用俄语又说了一遍，“我明白。”

导游补充说：“司机收到了严格的指示。”

“怎么安排都行。”我答道。

女导游和她的同伴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我。这让我惊诧不已，因为，我敢断定，相关当局已经为我和塔妮娅的整个苏联之旅扫清了障碍。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认为自己怎么看都不像间谍。

然而，我竟然再次让那些人对我产生了怀疑。那些人也真够笨的。我转身面对国旅导游说，如果她不想陪我完成这趟漫长累人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往返之旅，我无所谓，因为我朋友会说俄语，可以为我当翻译。

那位女士愤怒了。

“今天我是你的翻译，”她说话的口气不容分辩，“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前，我也是你的导游，到那里之后，还会来个专业导游。”

她怎么会以为我们需要翻译兼导游呢？没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乘坐一辆上下弹跳的小汽车，在浓烟滚滚和尘土飞扬中一路颠簸八小时，何况通往图拉的路面一辆接一辆挤满了巨型卡车，每辆车冒出的黑烟犹如小型维苏威火山的喷发（1945年，我在柏林遇到苏联红军时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现象）。这是个很傻的问题，因而我没敢说出口。我们双方都知道，她是来监视我们的，返回以后，她要向国旅汇报，可能还要向克格勃报告。秘密警察竟然对塔妮娅和我感兴趣，这似乎有点傻。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甩开她。另外，我还意识到，不管怎么说，她是在做分内的事，她需要挣钱过日子。

女士转身面对那几个人说了一通俄语，显然她是在重复我刚才说的话。他们觉得，这事很滑稽，他们甚至笑出声来。塔妮娅和我钻进车里，坐到了后排座椅上，导游女士则拘谨地、毫不犹豫地坐到了前排的副驾驶座位上。然后我们上路了。

未经官方允许，擅自前往托尔斯泰故乡的一些朋友曾经告诉我，一路上，每隔几英里就会有个军方检查站，他们总是被拦停。数周前，一位从美国来的朋友和她丈夫去了那边一趟，每到一个检查站，他们都会被拦下，在距离图拉市仅数英里远的最后一个检查站，他们被告知，不能继续向前了。由于她大喊大叫以至于歇斯底里，卫兵最终才极不情愿地为他们放行。但眼下我们一路向南，沿途经过了许多检查站，我们的车子从未减速。偶尔某个卫兵还会朝我们的车子敷衍了事地行个礼。

“咱们这辆车肯定有什么标记，”塔妮娅悄悄对我说，“不然的话，他们凭什么一路为我们放行？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塔妮娅后来的结论是，车子的牌照上肯定有克格勃的特殊标记。

将近四个小时过去了，接近图拉时，司机开始减慢车速，以便看清沿途的路标。司机像个身体强壮的农夫，但他聪明不足。我看见一个路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图拉市”几个大字，方向为左转。司机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向左打轮，车子开上了通往巨型军备中心的公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那里当然是禁区。

很快，我们在那座巨大的城市里迷失了方向。司机经常会停车向工人打听通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路，没有人知道答案。最终我们才了解到，托尔斯泰住的地方是个小村庄，因而我们的车在城里转了将近一小时。我敢肯定，在整个过程中，我见到了图拉市的每一座军工厂，所有工厂似乎都特别繁忙。不过，据我所知，那正是人们所期盼的。也许苏联人的美国同行也在拼尽全力进行生产。虽然我完全不知道美国的军备制造中心在什么地方，但我估计，美国也有这么个制造中心。

我们试图离开图拉的努力似乎没有尽头，我们正在丧失宝贵的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路线，行车大约五六英里，我们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正门对面有个咖啡餐厅，我们在那里停车，准备找点东西吃。崎岖的道路显然将我们的导游弄得心烦意乱，在图拉市的耽搁也让她很泄气，或许，把我这么个美国作家领进了城市禁区，更让她生出满腹忧虑，她该如何向上级领导交代。塔妮娅起身上洗手间时，导游坐到了我身边的椅子上。虽然导游一脸倦意，但她看起来仍然难消怀疑。我在想，这下子她又怀疑什么了。

“你的朋友，”说到这里她顿了顿，接着问道，“她俄语怎么说得这么好？”

在前往托尔斯泰庄园的路上，导游和塔妮娅用俄语交流过几句，我没注意她们的话，也不知道塔妮娅有没有和对方说起自己的情况。虽然塔妮娅持有美国护照，但她在自己的出生地说话一向非常谨慎。我觉着，如果导游女士稍微有点头脑，她应该看得出来，塔妮娅俄语说得好，因为她说的是自己的母语。不过，我不想让她有太多顾虑，因而我轻描淡写地说：“你干吗不直接问她？”

“你不知道？”导游说话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不，我全知道。”我用掌握不多的俄语词汇回答。然后我改用英语继续说：“我当然知道。不过，最好是你直接问她本人。”

托尔斯泰何以深情地爱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但凡访问过那里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大自然让那里成为一处美丽的地方，托尔斯泰又用他伟大的精神力量赋予了那里灵气。

“这里的地势、景观、房舍、房间，”19世纪俄国最重要的画家伊利亚·列宾第一次参观那里之后做出评论，“……这里的一切都被染上了独特的、迷人的魅力。”

那里的地势稍有起伏，与我长大的地方爱荷华州大同小异，唯一的差别是，那里的土壤没有那么肥沃。不过，那里森林更多，尤其是，那里到处点缀着白皮桦树林，而桦树是俄国人最喜爱的树种——也是托尔斯泰的最爱。在托尔斯泰眼里，他那2000英亩的土地就是全部的俄国。“如果没有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说，“我几乎想象不出俄国的样子。”

1828年，托尔斯泰出生，在那里度过了孩提时代和青年时代前期。后来，他在喀山地区生活了数年，又在高加索地区服了兵役，还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塞瓦斯托波尔生活了数年。他再次返回那里时，将18岁的新娘带到了那里，当年他34岁。除了在莫斯科度过数个寒冬，托尔斯泰的余生一直在那里度过，直到1910年10月28日清晨，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在秋季寒冷的黑暗中，82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了，他抛弃结婚48年的妻子，于临死前追求小小的平静和安宁去了。十天以后，他死在了小城阿斯塔波沃火车站对面那座孑然独立的站长家的小房子里。

如此出人意料的悲剧，如此令人唏嘘的结局，青年时代的我第一次在阅读中得知那件事以后，我一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更重要的是，原因是什么？一开始，包括俄国和外国的批评文章都把矛头指向了托尔斯泰让人敬畏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评论文章都说，是她把著名的丈夫的生活弄得让其不堪忍受，因为她太唠叨，太喜欢制造无事生非和歇斯底里的场景。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托尔斯泰夫妇争吵不休的生活越来越多地为外人所知，尤其是，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记正式出版以后，事情越来越清楚，不管怎么说，并非所有责任都应该推到索菲娅身上。托尔斯泰也负有相当大责任，另外，他们夫妇之间的事非常复杂，绝不能以非黑即白标准断案。法国传记作家马蒂娜·德库塞尔出版了一部非常有格调的书，书名为《托尔斯泰——终极和解》，她的书证实，老年托尔斯泰抛家舍妻最终出走，因为他必须那样才能恢复写作——但她的这一论点无法说服我。

我的结论源自对这一问题的多年思考，以及通读所有到手的文字材料——数量巨大的资料。我的结论是，他们两人悲剧性的最终分手，完全是因为这两位禀赋极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婚姻的暴风骤雨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不可挽回地达到了顶点。男方是个天才，而女方让人敬畏，是因为她的智慧、强势、顽固，以及对家人的爱。他们两人都有极强的气场，随着年龄的增长，索菲娅越来越放纵于歇斯底里的爆发，而那样的爆发让对方深受刺激。那个10月的夜晚，出现了最后一根稻草，精疲力竭和久经折磨的作家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妻子的重压了。最后一根稻草启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强迫他采取极端行动，让他不惜在夺命的、冰冷的暗夜背离家人，逃离他深爱的住所。他不是在寻找恢复写作的地方——82岁的他已经非常漂亮地完成毕生的写作——而是在寻找一个庇护所，以便避开地狱般的婚后争吵。同时，他也是在寻找一处地方，以便漫长的暴风骤雨般的生命走向终结时，自己能拥有小小的平静和安宁。

或许这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行能让我偶遇某种全新的深度发现。

路经两个古老的圆柱之后，我们才进入庄园地界。圆柱后边的道路旁边长满了桦树，道路尽头是主建筑。庄园正门坐落在基辅路上，在俄国大地各个圣城之间往来奔波的朝圣者们年复一年，季复一季地穿行在那条路上。许多人途经那里，而他们的目的地是基辅和位于基辅的佩切尔斯克修道院。托尔斯泰常常身穿经典的农夫外套和高筒靴走到街上，与途经庄园门口的人聊天，人们将那些人称作“上帝的傻民”。托尔斯泰对他们的故事非常着迷，他常常会产生与那些人为伍的冲动。

我们参观那天，天气非常炎热——破纪录的高温造成的热浪毫无怜恤之心——由于气温高，加上我心脏不好，我只能沿着缓坡往主建筑方向慢慢前行。无论怎么看，那房子都算不上宏伟的宫殿，它不过是个舒适的、大型的乡村建筑，其内部大约有20个房间。1862年，托尔斯泰将新娘从莫斯科带到那里时，房子的状况远不比我眼前的壮观。托尔斯泰出生在那里，曾经壮观的建筑当年已呈颓势，大部分房间已遭拆除，用于偿还年轻的托尔斯泰服兵役时欠下的赌债。迎接新郎新娘，让他们开始新婚生活的地方不过是主建筑的一隅——孩子们相继出生以后，房子小得无法容纳全家人，而孩子们差不多以每年一个相继出世。随着托尔斯泰文学财富的增长，版税收入滚滚而来，因而他为主建筑增加了两翼。

整个建筑内部似乎相当简朴，大多数房间的地面用宽木板铺装，地面既没有大地毯，也没有小地毯，房间相对较小，而且光照不足。在托尔斯泰时代，房子供暖不足，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如今已是1986年，中央供暖取代了老式的烧木柴的炉子。在整幢建筑里，像样的家具非常少，不过，托尔斯泰的书房里有个真皮大沙发，托尔斯泰自己、他的兄弟姐妹，以及他的大多数孩子都降生在那张沙发上。

在整幢建筑内部，空间最大的房间为“正殿”，托尔斯泰一家热闹的家庭生活都集中在那里。“正殿”一侧有个用于吃饭的长条桌，另一侧有两架大钢琴，托尔斯泰和他妻子，以及前去拜访的宾客常常用其进行演奏。我在房子的某个地方看过一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亚历山大·戈登维什和谢尔盖·伊凡诺夫·塔涅耶夫两人弹钢琴的场景，前者是钢琴演奏家，后者是作曲家兼钢琴演奏家。戈登维什后来成了狂热的托尔斯泰崇拜者，而塔涅耶夫则成了索菲娅·托尔斯泰奇怪的暗恋对象——这一点并不为索菲娅的丈夫所知，发生这种事之前，托尔斯泰常常会说，塔涅耶夫总是惹他生气。

那房间的一角有个圆桌，有时候，前去拜访的名流会围桌而坐，访客包括伊凡·屠格涅夫、安东·契诃夫、尼古拉·列斯科夫、马克西姆·高尔基、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费特·阿法纳西，等等。他们的话题往往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最新消息，有时候他们也会朗读各自的作品。

更多的时候，托尔斯泰会在晚间与妻子和孩子们聚集在圆桌旁边闲聊，要么就给家人朗读他刚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有对弈者出现，托尔斯泰常常会躲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与对方在棋盘上博弈。像许多俄国人一样，托尔斯泰终生爱好下棋。

庄园的专业翻译是个讨人喜欢的、漂亮的年轻女性，她似乎牢牢地记住了解说词，她的解说对参观者有用，却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经她同意，我们很快来到了我最有兴趣参观的几个房间。正是在那几个房间里，托尔斯泰曾经与妻子同床共寝，挥毫写作，思考俄国、人类、世界的命运；1910年10月的一个晚上，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娅·托尔斯泰的人生终场大戏也发生在那几个房间里，都位于二楼。

托尔斯泰的书房太小，远不足以装下他拥有的2.2万册图书，因而他收藏的图书散落在大房子各个房间的书架上。不过，书房里的上万册图书已经足以揭示那位伟人在学术方面的成长历程。例如，书房里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书籍。托尔斯泰50岁“改变信仰”之后开始学习那两种文字，当时他只是在追求更好地理解《新约全书》，尤其是其中的《福音书》，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旧约全书》。他认为，相比于通过东正教理解《圣经》，那样做效果会更好。除了俄文书籍，书房里还有英文书籍、法文书籍、德文书籍，涉及的领域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科学。俄国人和外国人亲笔签名赠送托尔斯泰的图书肯定达到了上千册。导游允许我抽出几本书翻看。在抽到的几本书的边缘，我看见了托尔斯泰的笔迹，看见了他写下的数十条注释。他在每一本读过的书里都写下了读书感受。

我发现，我对托尔斯泰的书房非常着迷，值得研究的图书比我顺手抽出来翻看的多得多。按照导游的解释，位于托尔斯泰书桌后边靠墙的复式书架曾经被德军烧毁，德国人于1941年10月29日至第二年11月占领过那里。战后，人们用完全相同的图书恢复了那里的原貌。书架第二层的一本书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约瑟夫·D.多克写的一本英文书——《M.K.甘地——印度爱国者在南非》。

我在印度时，甘地常常向我提起托尔斯泰对他的巨大影响。

甘地曾经问我：“你读过托尔斯泰的书吗？”

“当然读过，我想，主要是他的小说名篇，除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我还读过《复活》和《克勒采奏鸣曲》。”

然而，甘地对托尔斯泰的小说类书籍不感兴趣。

“我的意思是，”甘地说到这里顿了顿，然后问道，“你读过《天国在你心中》《简约四福音书》《如何应对社会？》，以及他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其他伟大作品吗？”

甘地在自传中写道：“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于我是颠覆性的。这本书让我终生难忘。与这本书特立独行的思考、厚重的伦理道德以及坦率真诚相比，其他所有（到那时为止他读过的）书籍之苍白，已经到了没有必要关注的程度。”

后来，甘地还做过表述，他“对托尔斯泰的其他书籍进行过广泛研究”。按照他的说法，那些书让他认识到，“博爱有其无限的可能性”。[1]

难怪托尔斯泰死后，甘地于1910年在南非德兰士瓦省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公社”，还为其取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甘地和托尔斯泰于1909年通过信函建立了联系。那年，年轻的南非印度人领袖首先给俄国作家写了封信，向其介绍印度人在南非德兰士瓦省的状况，并请求托尔斯泰准许他公开其写给身在印度的一位编辑的信件。托尔斯泰于1908年9月25日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用英文）写了回信，他在信里说，甘地的信让他“极为高兴”，甘地可以公开他的信。

“愿上帝保佑南非德兰士瓦省亲爱的兄弟们和工人们，”托尔斯泰在信里补充道，“我像兄弟一般问候你，很高兴与你进行交流。”

突然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七周前，即上述信件寄出一年后的1910年9月7日，托尔斯泰再次给甘地写了封信，那封信长达2000多个单词，而且是用俄文（由他的重要门徒弗拉基米尔·切尔科夫译成英文）写成的。显然，他那么做可以特别精确和特别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非暴力和被动抵抗，以及这两者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关联，那封信称得上是个长篇总结。在信里的某处地方，托尔斯泰甚至表达了他“濒临死亡”的感觉。甘地在南非德兰士瓦省出版的刊物是《印度舆论》，托尔斯泰死后没几天，1910年11月26日，甘地将那封信发表在该刊上。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书房里翻阅英文书期间，我想起托尔斯泰给英国评论家爱德华·加尼特写过一封信，那封信是用英文写的。英国评论家请求作家给美国读者写一段话，以便他把作家的话嵌入他正在为《哈珀斯杂志》撰写的文章里，文章评论的是托尔斯泰的新书《复活》。托尔斯泰于1900年6月21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写了回信（那封信说不定正是在我眼前的书房里写成的），他在那封信里说，对于“为美国人民写几句话”一事，最初他犹豫了一下，不过经过思考，他写道：

我突然想起来，如果我必须对美国人民说几句话，我首先想对他们表示感谢，因为在19世纪50年代蓬勃成长的美国作家曾经给予我巨大的帮助。需要提及的有威廉·加里森、西奥多·帕克、拉尔夫·爱默生、埃丁·巴卢、亨利·梭罗，他们给我的影响不是最大的，却是最特别的。还有威廉·钱宁、约翰·惠蒂埃、詹姆斯·洛威尔、沃尔特·惠特曼——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星光璀璨的星群，在全球文学界，这样的星群实难找到。[2]

我还想问问美国人民，他们为什么不多留意这些声音（作家们说过的话是难以被杰伊·古尔德、大卫·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等企业家的话替代的），并继续从事他们取得长足进步的工作。

我认为，托尔斯泰提了个好问题。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初期，美国人对本国诗人的评价低于20世纪末对他们的评价。

像托尔斯泰那样广受尊敬的作家，迄今在美国还没有出现。托尔斯泰的书桌上有个能说明这一点的物品，那是个沉重的、绿色的水晶镇纸，那是俄国布里安斯克地区莫托索夫玻璃厂的工人赠送的礼物。托尔斯泰特别喜欢礼物上的铭文。

最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许多伟人的名声远远超出他们生活的世纪，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从前，有人在火刑柱上被烧至死，有人在监狱里腐朽而亡，有人在流放中魂无所依。那些“伟大的神职人员”、伪君子，他们开除你的教籍，随他们去吧。俄国人民会永远为你骄傲，你是我们最伟大、最喜爱、最热爱的托尔斯泰。

每天送达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信函有数十封之多，来自各种各样的俄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每封信都有人回复，许多信件由托尔斯泰亲自回复，在托尔斯泰授意下，另有许多信件由他妻子和孩子们以及一位全职秘书代笔回复。为了帮助全家人复信，为了抄写托尔斯泰的手稿，一架换装了俄文字母的“雷明顿牌”打字机由美国送到了托尔斯泰家。虽然全家人对那个神奇的新装置茫然无措，但大家很快就掌握了使用技巧，大家都觉得，那机器是个无价之宝。托尔斯泰的手稿近乎难以辨认，从前总是索菲娅动手誊写，从那往后改用打字机打印了。另外，所有信函都用安置在秘书办公室的老式“雷明顿牌”打字机进行打印。孩子们干脆将那个房间称作“雷明顿室”。总而言之，托尔斯泰一生收到过大约五万封来信。他亲自回复的信函占90卷《托尔斯泰作品全集》里的30卷，该全集从1928年托尔斯泰百周年诞辰起在莫斯科陆续推出，全套书很长时间以后才出齐。

离开书房前，我还发现了另一个产自美国的装置——1908年，托马斯·爱迪生赠送给俄国作家的一部留声机。那一装置让托尔斯泰全家激动不已，大家都劝托尔斯泰用它口述信件，甚至用它口述文章。不过，托尔斯泰发现，那东西太难操作，几个月后，他不再尝试了。幸运的是，在尝试过程中，他的声音记录到了音轨上。我记得，数年以前，我听过托尔斯泰的声音，那声音调门很高，杂音特别大，大概是因为世纪之初工艺制造水平太低。

书房里有个通向托尔斯泰卧室的房门，继续往前走，是他妻子的卧室。1910年10月那天晚上，在那几间屋子里和书房里发生了几件事，最终导致伟大的作家从家里出逃。

托尔斯泰的卧室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生命最后几年里的清苦生活态度。屋里有一张很窄的铜管床（导游将其称作“钢管床”），边上有一个床头柜，一个箱子，一个脸盆架，墙上仅仅挂着两张照片。宽木板铺装的地面上既没有大地毯，也没有小地毯。导游说，德国人撤退时，他们也在这间屋子的地板上摊开了稻草，并且像对待其他一些房间那样放了一把火。导游还补充说，那把火将屋子的一半地面、半边墙，以及整个天花板烧毁了。

索菲娅的卧室与托尔斯泰的卧室对比鲜明，她的屋子位于二楼前部，屋里摆满了家具，墙上挂满了她丈夫的、孩子们的、孙儿们的、朋友们的照片。屋里有个高高的洗漱台，还有好几张小桌，以及一张较大的书桌。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每天在那张书桌上伏案相当长时间，因为她每天都记录庄园里发生的事，每天都写当天的菜单，写好多封信。为了印刷员，她每天要把丈夫的手稿描清楚，还要改正手稿里的错误，每天她还要在日记本里写日记。卧室的一角放着一架老式缝纫机，那台机器实在老掉了牙，据夫人说，那是她母亲传给她的。她用那台机器缝制了丈夫的所有外套和内衣，还用它为自己和孩子们补衣服。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显然是个终日忙碌的女人，忙于写作和忙于教诲人的丈夫好像常常将她忘到一边。如果夫人仅仅满足于做好她能做好的事该有多好。然而，她对丈夫颇有疑心（并非没有理由），一连好几年，她的疑心一直在折磨她，直到某一天，可怕的郁结终于解不开了。她断定，在最可恶的魔鬼弗拉基米尔·切尔科夫煽动下，丈夫已经立了一份秘密遗嘱。切尔科夫从前是个警卫官，后来成了托尔斯泰的心腹，再后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其崇拜的主人。夫人相信，遗嘱已经列明，作家后来的版权、庄园的房产以及所有东西最终都要交给切尔科夫设立的基金会，以便保留大师的作品——遗嘱会让索菲娅和孩子们一无所有。

1910年10月28日深夜，索菲娅无时无刻的疑心导致她从床上跳下来，点亮一根蜡烛，然后悄悄潜入了丈夫的卧室。看到丈夫正在安然熟睡，她继而走进丈夫的书房，在书桌和其他几张桌子的抽屉里一通乱翻。她甚至揭开了老旧的真皮沙发的蒙皮。她在寻找丈夫那几天记述的秘密日记，或许日记里有线索，让她能猜出存放遗嘱的地方，甚至猜出遗嘱的内容。最好是直接找到遗嘱。

她的一系列动作吵醒了丈夫。第二天，托尔斯泰在奥普提纳修道院匆匆写下了日记，记述了后来的事情。修道院是他突如其来出逃的第一个落脚点。

1910年10月28日，11点半上床，一觉睡到2点才醒。一如前几夜，我又听见几次开门声和脚步声。前几夜，我没有起来一看究竟，这一夜我起来了，透过门缝，我看见书房里有特别亮的光，还听到翻东西的声音。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在找东西，或许她在阅读什么东西。一天前，她对我说，并坚持说，我不该锁门。她那边的几扇门总是开着，以便她能听见我轻微的响动。无论白天黑夜，我的一切动作和话语必须让她知道，接受她监控。我又听见了脚步声，听见了轻轻的开门声，听见她走进屋里的声音。

说不清为什么，这让我怒从心头起，内心的反感一度快要失控。我想继续睡觉，然而根本睡不着。我辗转反侧一个小时左右，然后点燃蜡烛坐了起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推门进来了，她问了问我的“健康”，因为她对我屋里亮起光非常惊讶。

我的愤怒和反感在膨胀。我喘不上气，我数了数脉搏，97下！我不能像这样继续躺着了，我突然做出了最终决定：出逃。我给索菲娅写了封信，开始收拾必须带走的东西，以便赶紧离开。我叫醒了杜尚医生和小女儿萨莎，[3]他们都过来帮我收拾行李。想到索菲娅听见动静会过来，我浑身战栗不已——然后她会惹出一场动静，例如歇斯底里——那样的话，不闹出大动静我是离不开的。

6点以前，大概所有该带的东西都准备齐了。我走到马厩那边，让他们套上马……夜色漆黑，我找不到回屋的路了，我来到灌木丛中，我被扎了，撞上了几棵树，还摔了跟头，帽子也丢了，还找不到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走出林子的路，回到屋里，另找了个帽子。我借助灯笼的亮光才走回马厩那边，命令他们套好马……我浑身发抖，唯恐有人追来。还好，我们终于上路了。

晓基诺火车站是个小站，距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仅数千米远。必须等上一小时，火车才会到站。托尔斯泰将当时的情况描述为“我以为，索菲娅每一分钟都可能现身”。好在火车终于来了。托尔斯泰和杜尚医生登上了列车（萨莎将返回家里，将消息告诉母亲，然后向父亲报告母亲的反应），逃亡者浑身战栗的恐惧终于减轻了。托尔斯泰描述当时的心情：“对索菲娅的同情在我心中油然升起，不过，对于必须做的事，我没有任何怀疑。”

考虑到老年托尔斯泰的绝望、他的恐惧、他的战栗，他唯恐尚未出逃便被截获，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他写给结婚48年的妻子的离别信依然相当感人。索菲娅第二天上午11点才醒。萨莎将托尔斯泰的信交给了她。

我不辞而别，会给你带来痛苦，对此我向你道歉。不过，请你理解，也请你相信，我别无选择。在家里，我的地位正在变得或者已经变得不能容忍。其他暂且不说，我再也不能继续生活在长期享有的奢华里了，我现在做的，正是我这种年龄的老爷们儿常做的事：为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过上平静的、不受干扰的生活，我要远离世俗生活。

请千万理解这一点。即使你知道我在哪里，也请不要来找我。即使你过来，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只会让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变得更糟糕。我感谢你和我一起轰轰烈烈地过了48年，如果我有什么亏欠你的地方，请你千万原谅，因为我会真心实意地原谅所有我认为你亏欠我的地方。对我的离别带给你的新情况，我建议你学会适应，请不要对我恶语相加。若有事想让我知道，告诉萨莎，她会知道我在哪里，也会把必要的口信带给我。不过，她不会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因为她已经做出保证，替我保密。

落款为“列夫·托尔斯泰”。

索菲娅·托尔斯泰后来一直未能见到丈夫，直到托尔斯泰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完全无法感知她的存在，两人才重聚。托尔斯泰躺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家的小房子里，处于临终状态时，和索菲娅的死敌切尔科夫立场一致的孩子们说什么都不允许她进屋。索菲娅已经意识到，是她自己逼跑了丈夫，无论她如何请求，谁都不允许她进屋与丈夫告别，也不允许她祈求原谅。有一幅照片长久地驻留在我的印象里，我相信，那是从英国百代新闻社某摄影师拍摄的一段影像里截下来的照片，当时聚集在小车站周围的记者多达上千人。照片上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头上裹着俄国大披肩，整个身子包裹在深色的长大衣里，她正踮着脚尖，通过墙上的一扇窗子往屋里张望。她知道，丈夫的生命已经处于旦夕之间，因而她拼命想看到里边的情况。后来人们将她带到旁轨上的一节车厢里，安排她在那里休息。最后一天，托尔斯泰完全失去知觉后，人们才允许她进屋和丈夫告别，当时托尔斯泰已经听不见她说话，她也无法请求丈夫原谅了。

已经到了告别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时间。塔妮娅和国旅导游参拜托尔斯泰的墓地去了，那是坐落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土包，土包上没有任何标记物。我无法和她们同去，因为气温太高，我的心脏太脆弱，还因为我需要单独待一会儿，以便整理一下思路。我坐到老房子门廊附近的一条长椅上，房子后边是桦树和酸橙树，太阳正在往林子那边下坠。老作家当年正是在这个位置无数次观看落日，余晖中的落日让他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也让他在哀伤时刻感觉生活似乎太残忍，太没有意义。我记得，1904年，在一次观看落日时，他在日记里留下了一段别具一格的、兴高采烈的描述：

我看着落日。让人高兴的景致！因而我想：不对，现世并非一个气泡，也不是进入更好的、永恒的世界的一场磨难，现世自身即永恒世界里的一个世界，其中充满了美丽和光耀，有人和我们一起生活在现世，也有人在我们之后生活在现世，我们不仅能够，也必须为人们创造更多的美丽和光耀。

坐在硬邦邦的长条椅上，我的思绪又转移到了德国人身上，他们曾经占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按照我读过的一些书里的说法，今天又加上了导游的话作为印证，当年，俄国人没来得及搬走这座建筑里的一些东西，德国人像野兽一样来到这里，进行偷窃和破坏，他们临走时还对这座伟大的建筑野蛮地放了一把火。附近的农民、救火志愿者，还有警察，通过那些人的英勇行为，眼前的房子虽然遭受了一些损毁，但总体上算是保住了。与德国士兵不一样，那些参与救火的人也许都没有拜读过托尔斯泰的书，然而，他们尊重伟大的作家，尊敬伟大的灵魂。

作为20世纪30年代在柏林待过的人，作为见证纳粹列队出发征服世界以及见证他们试图摧毁自己精美的文化（那也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的人，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德国人要野蛮地毁坏被占领土上的伟大的文化成就呢？尤其是在苏联领土上。四年前，我在距离列宁格勒15英里外的普希金市见证过更可怕的破坏范例——对凯瑟琳宫的破坏。从前俄国人将其称作“沙皇村”。那是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品，俄国人对其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和之后均如此。

1941年9月，德国军队到达那里，开始对列宁格勒实施围困，因为那座城市久攻不克。1944年1月，由于德国人彻底溃败，他们迫不得已放弃了包围，离开了那里。按照苏联人的说法，在长期围城期间，驻扎在凯瑟琳宫的德国军队甚至把巨大的正殿当作马厩，在正殿里喂养马匹。而正殿本身即一件艺术珍品。当时带领我们参观的几个导游给我们看了正殿的照片，照片里的地面铺满了稻草，照片里的马匹正在四处闲荡。苏联人没来得及装箱运走的大量艺术品遭到德国人的偷窃。那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苏联人发誓说，德国人撤退时炸掉了宫殿，将其摧毁了。

1982年的时候，苏联工人仍然在重建凯瑟琳宫，不过，大部分建筑已经恢复原状——已经修复得和从前一模一样，金碧辉煌依旧，苏联人对此特别骄傲。但让苏联人想不明白的是，德国人为什么会举止那么粗野。陪团的导游之一来到我身边，他说，他从代表团某位团员那里得知，纳粹统治时期，我曾经作为美国记者住在德国。

他说：“他们告诉我，你了解德国人。那么，也许你可以给我答案。德国人为什么要炸毁像这样的宫殿？我们的部队到达柏林后，炸掉他们那些宫殿了吗？也许战争结束时你在那边，你能给我个解释。”

我对他说：“不错，战争结束时我在柏林，而且，苏联人没有炸掉任何宫殿，他们炸掉的仅仅是希特勒的地堡。我们美国人的轰炸机联队彻底摧毁了柏林市中心古老的恺撒宫，不过，波茨坦广场附近的多数老皇宫逃过了一劫。实际上，你们的朱可夫元帅占领了波茨坦广场的王储宫，不过，他没有把那里的任何建筑当作马厩。有一次，我还应邀参加了朱可夫元帅为革命周年举办的庆典。皇宫内部特别干净，一尘不染。另外，朱可夫元帅撤走时也没有炸掉皇宫。”

“那么，德国人究竟为什么那么做？”年轻人进而问。

“这我可解释不了，”我说，“我只能说，那是德国人的方式。”

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1986年夏季，刚好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温度过高后爆炸，导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四周以后。骇人的放射性尘埃从烧熔的反应堆溢出，扩散到1000英里开外的西欧和北欧偏远地区，对土地、湖泊、溪流、作物，以及放牧的牲畜造成严重损害。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喧嚣已基本复归平静。不过，苏联政府一开始拒绝向国内人民以及处于核烟云扩散通道上的各个国家通报信息，其不负责任的形象继续扩散，尚未平复。

克里姆林宫当时正乱作一团，不知道该做什么，至少不知道该如何对外解释。尽管“公开化”政策已经实行——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掌权14个月——但政府仍然没有完全坦白真相。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的爆裂发生在4月26日星期六凌晨1点24分，爆炸过后燃起了巨大的石墨火，由于温度太高，大火烧熔了高压管道里的铀和钚，上万吨放射性烟云有可能泄漏到大气中。然而，莫斯科没有发布任何消息。瑞典政府已经探测到飘过去的放射性气体，并于27日星期日询问苏联政府，是否某个核电厂出了问题。苏联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莫斯科官员答复说，他没听说苏联的任何反应堆出现问题。直到反应堆爆炸两天半以后的4月28日星期一晚间，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才发表了一篇简要声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一次事故”，目前正在对原因进行调查。政府已经开始秘密疏散受损核电厂周边的10万多居民，尽管如此，政府并未对可能的后果向公众发出警告。那一周晚些时候，又有一点消息披露出来，伴随而来的是对西方国家的批判，例如，西方国家“就切尔诺贝利事件人为地搅动公众的恐慌”。

由于苏联人缺乏对媒体的信任，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千奇百怪的谣言满天飞，而且传得有鼻子有眼。其中之一为，上万人死亡，数十万人受到放射性沾染。仍有大批难民从灾区以南的基辅市搭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基辅火车站。显然是因为害怕克格勃，难民几乎什么都不说。苏联人对“公开化”仍然心存疑虑，他们早已习惯于保持沉默。

我们在莫斯科期间，一些傻到家的文章不断地出现在媒体上，意在劝说公众不必对切尔诺贝利事故有任何担心。6月初的一天，塔妮娅给我看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文章刊登在政府官方报纸《消息报》（《真理报》是党报）上——那是一篇让人吃惊但非常典型的文章。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在基辅租了一条船，沿第聂伯河前往切尔诺贝利，普里比亚季河在切尔诺贝利汇入第聂伯河。他们在文章中称，尽管西方媒体散布谣言说，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水域遭到了污染，他们却玩得非常开心。他们还说，他们在河里游泳很长时间，在船上钓了很长时间鱼，晚餐时还把鱼吃了。后来，我们从苏联官方报道中得知，那两位记者去的地方位于必须净化的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那里的外迁人数达到了12万，29人死亡，上千人因放射性沾染受到严重损伤，另有上万人受到过量的放射性沾染，他们的后半生会受到健康问题困扰。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我们在苏联过了几天紧张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意识到，在核电厂灾难面前，人类尚未做好防范灾难和处理灾难的准备。发生事故48小时内，应当如何对待那一消息，苏联政府完全不知所措，领导层似乎完全不相信那一消息。在莫斯科期间，我们听说，克里姆林宫也许根本不知道实情，因为执政党在乌克兰的最高领导压下了消息，那人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斯切比斯基，政治局委员之一。不过，上述消息与事实不符。身为苏联主要核科学家之一的瓦列里·列加索夫后来披露，事发当天上午10点，他已经收到事故通报；中午，他已经被任命为政府委员会成员之一。为扑灭火灾，为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他们立即赶赴事发地点，现场决定应当采取的措施。后来他作证，当晚他全速赶到了那里，他们在八至十英里开外看到，切尔诺贝利上空已经映成骇人的猩红色。他还看到，工厂的苏联工程师以及政府官员“吵得面红耳赤”，对于如何扑灭熊熊的石墨大火，他们有分歧，而且互不相让。

苏联政府最终和盘托出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的实情。在提交给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中，苏联政府第一次披露了放射性物质泄漏量的巨大。报告说：“释放到大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总量大约为1亿居里，大约为反应堆燃料总量的3.5%，包括所有气态裂变物质，即大约20%的碘和10%的铯。”

克里姆林宫将责任推给了发生事故当晚值班的工程师，原因是，工程师当晚进行了未经授权的试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试验恰恰是为了验证反应堆的安全性。不过，他们那么做违反了六条规定。政府也承认，苏联核反应堆存在设计缺陷。

事故原因越挖越深，最根本的原因偏偏由《真理报》于数年后发表的一篇长达好几栏的文章披露。1986年，我们在莫斯科期间，那样的文章不可能发表。瓦列里·列加索夫在文章中历数了导致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核灾难的所有错误。他在文章中称，安全制度有缺陷，而且“科学家知道这一点”。然而，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进行补救。“在每个节点都出现了错误。”他继续分析——现场工作人员的人为失误，项目中的错误，计划中的错误，不一而足。列加索夫在文章中称，在阅读调查报告时，读到发生灾难当晚现场工作人员相互通话的文字记录时，他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现场工作人员中的一位打电话咨询另一位，他问道：“手册上注明了该怎么办，可好多都被划掉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接电话的人想了想，说：“那就照着划掉的条例办。”

除了管理上的所有失误、设计上的所有错误，列加索夫还得出一个压倒一切的最根本的结论，它不仅可以解释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爆炸，还可以解释全行业的问题，以及实施共产主义70年来苏联全国的经济问题。

“切尔诺贝利事故，”他总结，“是我们国家经济管理中各种长达几十年的错误的集大成体现。”

正如我们美国人从三里岛核事故中总结出了教训，苏联人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也总结出了一个重要教训。他们认识到，从那往后，绝不能将任何一次核电厂事故简单地当作苏联人自己的事故，必须将其当作国际问题，即位于第聂伯河的核工厂损毁可能会污染冰岛或拉普兰地区上空的大气，或者更远的地方，并导致严重的破坏。从那往后，克里姆林宫将会与他国政府坦率地、真诚地沟通，建立及时的预警系统。

在一个愤世嫉俗的、争吵不休的世界，这堪称一大进步。

在我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另有一个教训值得深思。核电厂以及大型炸弹里的核装置相对容易操控，不过，如此简单的操作也容易出现人为失误。尽管人类自以为拥有约束和控制它们的各种神奇的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但罗纳德·里根总统倡导的防御苏联核攻击的“星球大战”计划同样容易出现人为失误，而且在所难免。既然如此，人类不能依靠它来抗衡来自境外的核攻击。

多年来，我在讲座上、文章里以及写给报纸的信件里反复表示，在我看来，“星球大战”是一场骗局，是美国总统的幻想。不幸的是，它蒙蔽了大多数美国人。我以为，更糟糕的是，总统大规模地宣传该计划，不过是在欺骗美国人民，意在让人们相信，确实存在防御核攻击的有效方法。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迟早会有人揭穿“星球大战”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是个大把烧钱的项目，而且没有作用。由于人类对空间技术认知有限，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对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首先发动天空进攻，其态势将不可逆转。即使有朝一日出现今天的人类无法想象的更为先进的计算机管控景象，以及空间防御体系，人为失误仍然会导致其出问题。计算机会崩溃，会变成杀人狂。恰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人们会束手无策。全人类将被消灭。

途径列宁格勒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列车由莫斯科始发，在行进的列车上，我看着车窗外，一片片麦田和大森林匆匆而过。塔妮娅说，那些田野，尤其是那些森林，它们蕴含着某种东西，与她在其他地方——例如在西欧和美国——见过的田野和森林大不一样，像所有俄国人一样，至今她仍然深情地爱着它们。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知道了这种爱有多么深。从那时开始，对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我有了一种独特的感情。让我后悔的是，由于我的年龄，以及我虚弱的体质，我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些了。我本该早点拜访那里，早点学习那里的语言。遗憾的是，我未能及时说服苏联政府允许我那么做。

[1] Gandhi—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Beacon Press. Boston. Paperback ed.，pp.137，160.

[2] 托尔斯泰忘了在名单里列出他常常说对他影响最大的美国作家、单一地价税倡导者亨利·乔治。在托尔斯泰的书房里翻看他的藏书期间，我发现，他书桌后边的墙上挂着一幅亨利·乔治的肖像。托尔斯泰崇拜亨利·乔治和他倡导的单一地价税，这种崇拜从未消退。1894年，托尔斯泰在写给一位美国记者的信里表示：“亨利·乔治给我寄来了他所有的书，其中几本书我以前就知道，其他一些书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例如《尴尬的哲学家》（Perplexed Philosopher）。对他了解得越多，我对他越尊重。他在作品里表达的对文明世界的不同看法让我惊诧不已。”
托尔斯泰在信里还补充说，如果新沙皇就如何管理俄国征求他的意见，他会要求沙皇将“单一税体制”引入俄国。仔细看过悬挂在书房里几面墙上的肖像画之后，我还发现了另外几位美国作家的肖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个我不认识的美国人，名叫欧内斯特·H.克罗斯比。我把那个名字记了下来，后来我在美国版的托尔斯泰书信集里查找到了此人。据该书信集编辑R.F.克里斯蒂安透露，克罗斯比（1856—1906）曾经是纽约州议会议员，后来在位于埃及的国际法院当法官，他改信托尔斯泰的信仰后退休。他于1894年造访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曾经建议他和亨利·乔治一起推行单一地价税。书房里某个窗框旁边有一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肖像画，画面上有英文题词：“自由永远属于每个人，所有人！”落款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873年10月23日，波士顿。

[3] 杜尚·马科维斯基博士是斯洛伐克人，他是个家庭医生，也是托尔斯泰的狂热崇拜者，他长期居住在托尔斯泰家。萨莎指的是托尔斯泰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在父母的事情上，她支持父亲，反对母亲。

第二十九章 重返柏林

1985年，我尚能出远门，我最后一次去了趟西欧，访问了伦敦、巴黎、柏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我大部分时间在这几个城市工作和生活。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竟然会邀请我重返柏林。希特勒当政时期，以及二战最初的15个月，在柏林为该公司做播音的人正是我。1985年5月8日是欧洲二战胜利40周年纪念日，40年前的同一天，德国向盟军投降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决定，那天他不参加胜利日庆典活动，也不向战争中死去的美国人致敬，他要去德国城市比特堡，参加一个军方活动，以祭奠死于战争的德国人。我以为，此举很不明智。因为，包括英国女王、法国总统在内，战时的西方盟国首脑都会祭奠自己国家的死难者和庆贺战胜野蛮的纳粹主义。

人们后来发现，埋葬在比特堡的德国士兵有2800人，大约49人是党卫军成员。党卫军是最让人痛恨的纳粹党军事组织，该组织执行过一些最残暴的反犹行动和反人类行动。总统的决定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纽约时报》报道，埋葬在比特堡的一些党卫军成员隶属于臭名昭著的帝国党卫军第二装甲师，该师曾经执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可怕的大屠杀之一，在法国格拉讷河河畔奥拉杜尔村屠杀了642名男性、女性和儿童。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竟然要向混杂在战争死难者当中的德国杀人犯致敬？提抗议的人不仅有犹太人，还有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成员等。然而，里根一意孤行，因为他已经答应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他要与总理一道前往比特堡，在欧战胜利纪念日祭奠死于战争的德国人。他要信守承诺。

总统说了几次蠢话，激怒了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人，同时暴露出他对历史的极度无知，让他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他说了许多话为自己辩解，其中一种是，与众多德国集中营受害者一样，安葬在比特堡的大多数德国士兵同样是纳粹主义受害者。

在我看来，总统的说法让人很诧异，导致我提笔给《纽约时报》写了封信，那封信于4月25日刊出，正好赶在总统启程赴德前一天。我写道，拿安葬在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和德国集中营受害者进行比较，“在我看来与事实严重不符”。1939年秋季，我曾经以中立国战地记者身份跟随德国军队跨越波兰全境，并于1940年春季跟随德国军队跨越荷兰、比利时、法国，其间，我曾经和上千名德国士兵交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纳粹主义受害者。恰恰相反，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正在用巨大的热情和忠心，而且非常英勇地”为元首战斗，为祖国战斗。四年以后，我在前线帮助美国第一军审问德国战俘，当时的战况显示，德国注定会战败，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仍然死心塌地对希特勒和纳粹帝国表示忠心。

大多数德国士兵认为，他们也是“纳粹主义受害者”，这是个错误观点。让我伤心的是，总统竟然接受了此种观点。那些第三帝国的士兵有别于在集中营里惨遭德国人屠杀的上千万生灵，总统竟然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既然总统已经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我不相信他能推进与德国人的和解。[1]

总统出访比特堡的消息发布以后，他最初拒绝在日程里增加前往纳粹集中营参访的行程，因为他担心，那么做会冒犯东道主德国。

“作为应德国政府邀请的代表国家的客人，”里根告诉外国广播电台记者，“我觉得我没办法擅自行动去（某个集中营）。这么做似乎有悖于双方安排此行的目的。”

面对国内抗议浪潮，作为让步，总统最终同意，在比特堡军方活动中献花以后，他会在同一天前往某集中营参访。为了给改变主意的总统解围，科尔总理邀请总统和他一道前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因总统参加比特堡活动而起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困扰我多年的一些问题，即有关德国人和我们美国人的问题。1948年，向柏林运送物资的“柏林空投”以来，我再也没有去过柏林——那已经是37年前的事。1961年夏，《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德国发行时，我曾经踏上前往德国之路。不过，一位德国律师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将我拦在了巴黎。他说，许多纳粹分子向我提起了诽谤诉讼。为几个集中营生产焚烧炉的一家企业甚至也向我提起了诉讼。律师朋友认为，我最好不要冒险前往德国，因为德国的几家法院会开出罚单，甚至会给我判刑。[2]

我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邀请，于1985年春季重返柏林，前去评论德国人对比特堡活动的反应，以及希特勒覆灭40年后，德国人过得怎么样。里根总统前往比特堡向战争中的德国死难者致敬，德国人究竟持什么态度，这或许是一条新闻线索。比特堡勾起了各参战方埋藏已久的各种回忆。纳粹时期我正好在德国，当年德国人的行为如此野蛮，我想亲眼看看他们是否有了极大的改变。我还想看看，德国人是否终于学会了真心接受过去那段历史。走访苏联期间，我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苏联人或多或少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要如何评价斯大林。

离开美国赴柏林之前，我已经意识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一趟是我最后一次直接和德国人打交道了。回溯20世纪20年代，远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我已经开始报道德国人，然而他们总是让我感到困惑。许多德国评论家坚持认为，包括美国国内的一些评论家也坚持认为，我完全不理解德国人。他们注意到，我时不时会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不理解的是让人绝望的时代，是在我看来全体德国人民都沉浸在纳粹主义中的疯狂时代。我曾写道：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一个曾经向人类奉献了巴赫、康德、歌德、席勒、贝多芬、瓦格纳以及其他优秀人物的民族，一个狂热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怎么会与罪恶融为一体呢！

德国人对里根总统访问德国究竟做何反应，但凡那年5月身在柏林的人很容易即可确定。他们欢迎里根的访问，他们热爱里根的访问。无论是政府的人、媒体的人、广播电视圈的人以及随便什么人，无论问到谁，答案几乎千篇一律。对德国人而言——德国政府和媒体已经将这一点灌进人们的头脑——美国总统的来访意味着，美国及其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各国终于承认德国发动两次侵略战争已经成为一件过去的事。正如里根强调的，纳粹主义已经死亡40年，全世界应当原谅和忘记过去的德国。这为德国人的负罪心理松了绑。人们不必继续提醒德国人记住历史，例如德国人于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从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于1938年3月开进奥地利也是入侵行为；还有1939年3月进攻捷克斯洛伐克；1940年4月进攻中立、和平的丹麦和挪威；同年5月进攻中立、和平的荷兰和比利时，等等。美国总统做出了和解姿态，并坚持认为，纳粹主义是一个具体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人的个人产物，还有，德国军队里应征入伍的士兵（所有德国士兵都是被征入伍的）是纳粹暴政的牺牲品，这和德国人在集中营里杀死的上千万人无异。在所有这一切之后，德国人似乎认为，外人今后没有必要再次提醒他们，德国政府曾经毫无人性地执行命令，屠杀了上千万犹太人和斯拉夫人。

里根总统将要参访的墓地竟然埋葬有党卫军成员，美国国内一片哗然。但无论是我读到的德国报刊，还是采访过的德国人，德国的各个层面都表示，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人的反应。德国人对墓地里埋葬的人不加区别，那些都是为国捐躯的人，为什么要把党卫军士兵挑出来？那些人也把生命献给了国家。

对美国国内舆论反对里根前往比特堡一事，德国人的确很恼火，德国媒体出现过一片喧嚣。但是，德国人将其压了下去。我相信，是里根将其压了下去，因为那是“美国新闻媒体”的杰作。许多德国人将其压了下去，因为那是“美国犹太人”的杰作。

德国依然存在反犹情绪，这让我有点吃惊。我曾经以为，那东西早已寿终正寝了（得意之中的我忘了反犹情绪在美国同样远没有绝迹）。然而，对美国犹太人反对总统参访比特堡一事，德国报刊的批评文章常常会流露出反犹情绪，同样的情绪也会夹杂在德国政客愤怒的评论中，以及我在德国咖啡馆和餐厅里偶然听到的闲聊中。

在柏林期间，我住在库菲尔斯滕酒店，我注意到，酒店所在的大街上有个“犹太人之家”。如果我记得不错，当初那里是柏林最大的犹太会堂，1938年11月，在戈培尔的怂恿下，一帮纳粹歹徒借着“水晶之夜”将犹太会堂放火烧毁了，“犹太人之家”是在犹太会堂原址重建的建筑。初到柏林不久的一天途经那里，我看见两名警察在那里来回走动，当时我很纳闷。5月7日，大约傍晚时分，我偶然往窗外张望了一下，我看见那座建筑正面的大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赶紧下楼一看究竟。人群里多数是犹太人，还有一些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人和一群年轻人。他们举着的横幅足以说明他们的活动内容。我在日记里写道：

……据我观察，这是一次抗议里根总统前往比特堡的活动。马路沿上站了一大队警察。一位显然是来自西德的犹太学者正在讲话，他在讲话中谴责美国总统执意前往比特堡某公墓祭奠死于战争的人，因为那里有49个党卫军军人……与其他德国士兵混葬在一起。人们常说，纳粹时代过后，德国人已经变了，犹太学者的一个说法让我吃惊不小。他提请前来保护这次集会的警察注意，他说：“在今日之德国，尤为重要的是，犹太人的建筑和机构必须由警察保护——因为，过去的各种威胁又一次回潮了。”

我必须说明，尽管我对德国人总是存有疑虑，但他的说法仍然让我吃惊不小。今天上午，柏林发行的各个报纸对这次集会做了轻描淡写的报道，都说参会的人数不过“数百”。有人告诉我，“犹太人之家”24小时有人值守，今天一早，我从酒店走到那里查看了一下。大楼门外的人行道上确实有两位警察来回巡视。

那天，里根总统已经离开德国。5月8日，欧洲二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柏林发行的主要报刊之一《晨邮报》故意低调报道此事，该报在头版首要位置刊登了一幅大照片，内容为美国总统夫人南希·里根与一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一起跳弗拉明戈舞。总统及其随行人员此前一天已经飞离德国，前往西班牙访问一天，然后他还要前往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向欧洲议会发表纪念欧洲二战胜利日讲话。

比特堡军人公墓的仪式很简单，没有人发表讲话。在一整天活动中，赫尔穆特·科尔总理一直陪伴在里根身边。他们两人分别在比特堡公墓的一个纪念碑基座上默默地献了花圈。参与报道的记者说，里根和德国领导人肃立的地方几英尺开外有两座党卫军军人墓，对此，里根假装没看见。总统到达之前不久，那两座墓上还摆放着花圈，其中一个花圈的条幅为“献给倒在列宁格勒的党卫军战士”；另一个条幅的内容为“献给倒下的党卫军同志们”。总统确实看不见那些花圈，他到达现场时，已经有人将那些花圈移走，他离开以后，一切将恢复原状。

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惨遭杀害然后葬入坑中的犹太人高达五万。里根总统在那里发表了动人的演说。然而，他两次在讲话中将纳粹的罪恶暗指为“一个人”的作为。“可怕的罪行都是一个人引起的，”总统说，“导致集中营里无数人的死亡。”然后他补充，直到“那个人及其罪行被彻底摧毁”，屠杀才终止。

在军人公墓献花以后，总统前往位于比特堡的美国空军基地发表演说。那地方离公墓一英里远，听他演讲的大约有5000人，包括美军士兵和家属，以及星星点点夹杂在人群里的一些德国人。总统对听众说，刚才的仪式一结束，他就直接来基地了，他还谈到了当时的感触。他说，那场战争是为了“反对一个人的独裁统治”，因而人们可以“在今天悼念死于战争的德国人，他们也是被邪恶意识形态毁掉的人类”。与他早前在华盛顿的说法相比，这一说法已经有所缓和，他曾经说，应征入伍的德国士兵和集中营受害者一样，都是纳粹主义受害者。正如我写到的，那是对事实的可怕扭曲。

里根总统说，德国士兵是无辜的，他的误导性言论似乎反映出他盲目地接受了历届波恩政府宣传的观点，即德国武装部队，尤其是德国陆军，对第三帝国的反人类行为完全没有责任。因此，作为继承德国军队的联邦共和国军队，即德国联邦国防军，不应带有过去的污迹。[3]

实际情况是，对希特勒制造的罪恶行径，德国军队负有重大责任——在好几场侵略战争中，德国军队打得特别凶猛，非常尽责。在被占领土上推行残酷统治，德国军队也负有责任；故意将200万苏联战俘饿死和安置在露天致死，德国军队同样负有责任；甚至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这件事上，德国军队至少负有部分责任。

虽然纽伦堡法庭通过专门调查认定，德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对纳粹的罪行没有责任，但法庭仍然严厉地谴责德国的元帅和将军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是他们让受人尊敬的职业武装力量名誉扫地。如果没有他们的军事指导，希特勒和纳粹同伙的侵略野心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虽然他们和希特勒不是同伙关系……但他们毫无疑问同属一个军事团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拿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军人誓言当真……但事实真相是，他们积极参与了所有罪行，要么就是他们亲眼见证了罪行的发生，其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程度之深，远远超过世界范围内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罪行，而他们则袖手旁观，听之任之。

为凸显德国军队参与了希特勒的战争罪行，纽伦堡法庭认定元首的两位最高将领犯下了起诉书列出的全部四条罪状，其中一人为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另一人为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终审判决对他们施以绞刑。

在纽伦堡审判和后续的一些审判中，美国军事法庭对一些最著名的德军将领进行了审判，提出了一些不利于他们的可怕证据。驻苏联的南方集团军司令瓦尔特·冯·赖歇瑙陆军元帅于1941年10月10日签署了一道命令，该命令有别于希特勒签署的同一类命令。他把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称为“针对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战争”，他还告诉下属，他们必须明白“有必要针对次于人类的犹太人进行严厉而公正的报复”。

早在1941年9月8日，当时德国进攻苏联尚不足三个月，负责东部战线战俘营的赫尔曼·赖内克将军曾经下令，不必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俘获的苏联人。德军最高统帅部下达的一条指令对他的做法予以支持。其后果是，570万苏联战俘中，仅有200万得以生还。德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为：枪毙的战俘有47.3万人，饿死或安置在露天致死的战俘超过200万人。正是希特勒和戈林下令实施了这一千夫所指的罪行。然而，苏联战俘由德国军队收押，德国军队有义务按照《日内瓦公约》条款以人道方式对待战俘。

当然了，西部战线的美国战俘也遭到了杀害。1944年“坦克大决战”期间，在比利时马尔梅迪附近，有72名美军战俘于12月17日遭到屠杀。与苏联人的遭遇相比，这一数字小得微不足道，另外，实施这次屠杀的并非德国正规军，而是党卫军，对此次事件负责的是抵达马尔梅迪的帝国党卫军第一装甲师的一个作战分队。[4]

我记得，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三条有辱德国军队荣誉的绝密指令大白于世人面前。值得肯定的是，许多德军将领拒绝执行这些指令。第一条指令是所谓的“政委屠杀令”。1941年，进攻苏联前夕，希特勒亲自召见德国三军总司令以及德国陆军最高指挥官，他亲自对那些人下令，不必经由军事法庭，不得有任何延误，但凡俘获的苏联红军作战单位的政治委员，一律就地枪决。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在纽伦堡被告席上回顾了那一千夫所指的命令给德国军队造成的困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作证时说，“在军人的意愿和服从命令的天职之间犯难。”

曼施坦因决定不服从命令。在希特勒召见时，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样做会招来杀身之祸——他说，他把命令转达给了他所在的集团军司令，也有其他一些人拒绝落实那道命令，也有服从的。许多人将那种事转交党卫军的作战单位去干，以此逃避良心的谴责。

通过德军最高统帅部，希特勒还下达了一道命令：枪杀所有在西部战线俘获的英美突击队队员。那些人都“必须斩尽杀绝”。约德尔将军本人卷入了那一臭名昭著的命令。他亲自签署了指示：“这条命令只传达到各级指挥官，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落入敌人之手。”约德尔告诉其他将军，一旦记住了命令的详细内容，必须当即销毁命令原件。

在纽伦堡审判期间，陆军元帅凯特尔在被告席上对法庭说，希特勒迫使他下达过许多导致战争罪行的命令。他说，最糟糕的当属“夜与雾法令”，那条法令涉及西线，于1941年12月7日由希特勒亲自签署。该法令的主旨为，逮捕所有“威胁德国安全”的人。如果不能在当地枪决，那么就将他们带回德国，让他们消失在不为人知的夜与雾中。不得将任何消息透露给那些人的家属，例如那些人的下落。即使有人询问他们的埋葬地点，也不得走漏消息。那些人必须永远消失。

五天以后，12月12日，陆军元帅凯特尔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下发通知解释上述法令：

总而言之，对所有冒犯德国的行为，必须以死刑进行惩罚……能够形成有效威慑的唯一方法是处以极刑，或以某种方法让罪犯的亲属及公众完全不知其下落。

为防范下属误读上述命令，或执行命令时犹豫不决，凯特尔又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下发了一个说明，主要内容为对某人实施逮捕后，执行死刑的期限不得超过八天，细则如下：

罪犯们必须被秘密运往德国。这些措施必定具备威慑力，原因见下：

1.罪犯将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

2.有关罪犯的去向和命运等信息将不会向外界披露。

纽伦堡法庭始终无法确定有多少西欧人（多数为法国人）消失在了夜与雾中。查无文字记录，查无墓地标识。

在执行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方面，德国军队和纯粹的纳粹组织各分担了多少任务，成了纽伦堡法庭争议特别大的问题。总体上说，军队指挥官总是将这份肮脏的工作留给党卫军，后者管理着集中营，并具体实施灭绝计划。然而，纽伦堡法庭认定了如下事实：德国军官知道当时发生的事，他们知道各个集中营处死的犹太人达到了百万量级，他们只当没看见。有时候，他们还协助党卫军围捕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协助党卫军运输犹太人——往往需要穿过半个欧洲——到达灭绝营。这些事真实地发生在苏联、法国、希腊、比利时、南斯拉夫。德国军方必须回答他们究竟对犹太人做了些什么。

长期以来，德国军队一直就有反犹传统。1914年参战的普鲁士军队不允许犹太人担任军官。战争期间，这一限制放松了，尤其在非普鲁士作战单位，一些犹太人真的成了军官。大约3.5万名犹太人因为作战英勇获得了铁十字勋章。不过，没有任何犹太人能够得到最高级别的“功勋勋章”。为希特勒尽职尽责的德国军队“对犹太人不太友好”，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将军有一次宣称：“不过，德国军队并没有反犹倾向。”然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武装力量不允许犹太人服役。虽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德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并非所有）向自己的下属灌输过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例如赖歇瑙陆军元帅，他把犹太人称作“亚人类”，更有甚者，有时候，军官还协助党卫军迫害和屠杀犹太人。

正如人们所见，德国军队卷入了纳粹的野蛮行径，受害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人们必须记住，苏联战俘曾经人为地被饿死和被安置在露天死亡，被俘的苏联政委和英法突击队队员曾经被当场处决。在德国占领的西欧领土上，不知有多少人因“夜与雾法令”遭到围捕，而后永远消失在了德国的夜与雾中。德国军官枪杀的难民仅在法国就达到了29660人。

里根总统在比特堡祭奠的正是上述德国军队里的死者，以及党卫军的死者。毫无疑问的是，总统心里怀揣着最美好的意愿，但这也是出于对过去的无知。正如总统最近所说，我相信，他真诚地以为，在希特勒领导下战死的德国士兵无异于集中营里遇害的犹太人，他们都是纳粹主义的牺牲品。不过，在现实世界里，这不是真的。总统追求的和解，以及我们所有人追求的终极和解，绝不能建立在错误的看法上。

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象促成了里根总统的比特堡之行。显然科尔总理让总统相信，埋葬在军人公墓里的党卫军士兵与科尔总理本人一样，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里被征入伍，当时他们都是15岁到16岁的孩子，因为当时预备役人手极其短缺。

这也不是真的，安葬在比特堡的党卫军士兵共有49人，至少其中10人的情况并非如此。总统前往公墓之前两天，5月3日，我在柏林好不容易找到了那10个人完整的服役记录。文件证明，这10个人都是纳粹老兵，所有人死的时候都超过了30岁，作为德国武装力量成员，他们于1938年入侵过奥地利，并于次年入侵过捷克斯洛伐克，那年稍晚他们还入侵过波兰，并为此获得勋章。其中一人还在达豪集中营担任过警卫。

里根总统对德国在纳粹时期的认识建立在无知之上。他极有可能当即承认，他不是刻苦学习的历史系学生，为他安排那次德国之行的美国顾问极有可能也像他一样，张口即承认对历史无知。不过，为总统贡献了大多数参考意见的科尔总理和德国人民没有理由说那种话。他们知道过去那段可怕的历史，也知道那段历史以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达到了顶峰。问题是，德国人能否直面那段历史？结束希特勒统治的不是德国人，而是盟国。在希特勒的统治结束40年后，德国人能否直面这一首要问题：为什么在希特勒领导下，德国竟然会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在我看来，直到有人在合适的场合提出这一问题，然后在一定程度上找到答案，直面那段历史，人们才可能建立一个崭新的、正面的、文明的德国，尽管这将非常困难，但并非毫无可能。

我的感触是，大多数德国人至今仍然没有面对过上述问题，他们既没有承认过去的意愿，也没有理解过去的意愿。

许多德国人可能已经将自己与过去一刀两断了。我尽可能多地阅读了德国的报刊，我还数小时地观看德国的电视节目。报刊消息和电视报道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通过里根总统的访问，对过去那段纳粹历史，德国人比以往信心更足了。德国人似乎更愿意说，应当忘记过去。让他们高兴的是，里根先生说的正是这样的话。让德国人生气的是，竟然有那么多美国人希望区别对待死去的军人和死去的纳粹党徒。让德国人恼火的是，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阻止总统前往比特堡。

让我不安的是，1985年春季，有一种观点在德国甚嚣尘上。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德国熟人在小酒馆里闲聊，他向我阐明了那一观点。我知道，那人从未支持过纳粹，他却像其他人一样认同那样的观点。他说，纳粹毫无疑问犯下了一些可怕的罪行，但盟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苏联人。战争让人变得野蛮——交战双方均如此。德国人的罪恶因而也是相对的。为什么不让过去顺其自然成为过去呢？让我惊讶的是，我或多或少确实在某些德国报刊上看到过类似的言论。

我查证出的最终结果为，首先提出这种想法的人有可能是有影响力的《明镜》周刊主编鲁道夫·奥格施泰因。他在1985年初发表了一篇长文，文中他愤怒地谩骂比特堡的一系列活动。“让他们（同盟国）庆祝去吧，”奥格施泰因的文章说，“因为他们赢了那场战争。我们不必参与，可以旁观。”

让奥格施泰因不胜其烦的是，德国以外的世界总会不断地提醒他们，阿道夫·希特勒的罪恶导致的严重罪行都应当由德国人承担。他问道：为什么将所有骂名都扣在德国人头上？“没有人能够确定反希特勒的同盟国犯下的罪行是否少于希特勒。无论如何，最早对人类犯下同样罪行的人是斯大林，时间为1928年。”

对于的确发生过纳粹灭绝犹太人一事，那位有影响力的德国编辑并不否认。不过，他做出如下回应：遭到屠杀的多为“外国犹太人”，“死在帝国境内的仅有五万人”。

奥格施泰因接着说，犹太人自己也负有相当的责任。就这件事而言，他以罗斯福的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为例进行说明，因为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向读者们指出，“摩根索计划”[5]会打压战败的德国，将其限制在一种可怕的状态下（他没有一语点破，但这正是希特勒想对波兰和苏联实施的计划）。他进一步补充说，实际上，摩根索是“忠实的希特勒追随者”。

奥格施泰因宣称，应当负责的不仅有摩根索，还有美国和平协会会长西奥多·内森·考夫曼。早在1941年，“当时希特勒的毒气室尚不为外界所知”，后者居然提出，应当强制德国人绝育，让德国人从人间消失。最后，德国编辑奥格施泰因在德国人和苏、波两国之间画了个等号，因为，德国人在被占领土上以残忍方式对待过苏联人，而苏联和波兰两个东方国家曾经于战后大力驱赶德国人。

战争罪应当由交战双方分担，为强化这种思想，那年春季，一个由五部分组成的电视系列节目在西德吸引了相当多的电视观众。节目名称为《轰炸机的战争》（The War of the Bombers），其主题为，无论德国轰炸机给敌对国造成过多么惨重的损失，都超不过盟军轰炸机给德国城市带来的损失，巅峰之作为美国轰炸机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疯狂轰炸。民意调查显示，电视节目的动机烙在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思想里，他们认为，狂轰滥炸大城市里的无辜平民，交战双方负有同样的责任。民意调查还显示，大多数德国人早已厌倦报道纳粹罪行的纪实报告，厌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实报告。

正如我当年所担心的，纽伦堡审判期间的许多教训显然已经被德国人置之脑后。无论盟军在战争中犯有什么罪行，凭借进攻波兰发动战争的正是第三帝国，带头对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的也是第三帝国，德国还是唯一试图有计划地将一个民族完全消灭的国家，并且差一点成功，德国在战败前已经屠杀那一民族的600万人。对于这些，德国人既看不到，也不想牢记。

就这个话题，我最后再说一件事：1985年5月，我在德国反复听到人们谈论一件事，人们还说，此事在德国已经流传多年。事情关系到一个名叫安妮·弗兰克的15岁女孩，里根总统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发表讲话时还提到了她。女孩在该集中营遭到杀害，可能还被埋在了那里。话题的中心是，一位德国妇女观看了一场根据《安妮日记》改编的话剧，她被剧情深深地打动了，离开剧场时，她情不自禁地用颤颤巍巍的声音对身边的人说：“太惨了！说真的，至少应当为那个女孩破个例，让她活下来。”

1985年，我离开柏林时春光明媚，我的心情却极度压抑。45年前的1940年12月是个多雪的季节，我相信，和45年前我终于告别纳粹德国那天相比，现在我的心情更加糟糕。45年前，希特勒已经征服东边的波兰，西边的丹麦、挪威、荷兰、法国、比利时。那年夏季，英国在法国领土上丧失了军中的精锐，英国是唯一与征服者德国抗衡的国家。我当时仍然怀揣希望，期盼英国无论如何也要生存下来。然而，几乎没人对英国抱有希望，尤其在美国。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处于纳粹的野蛮奴役下，那是一幅不堪回想的可怕景象。不过，人们必须直面那种可能，在许多人眼里，最终结局极有可能正是那样。正是那样的远景让我这样的人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我当时情绪极其低落。不过，由于私心作祟，我还是有点高兴。终于活着逃离了纳粹人间地狱，我感到极度释然，差不多就是幸福了。四年以后，战争进入了尾声，我返回德国时，尽收眼底的全是废墟。无论人们对纳粹主义有多么深的仇恨，无论德国人民在纳粹主义带领下都做了什么，亲眼看见他们所处的困境，谁都会感到悲哀。

然而，40年后的今天，德国人已经从瓦砾中崛起。在同盟国帮助下，他们已经重建自己的国家。他们再次发达了，骄傲了。我并不嫉恨他们的幸福状态，我欢迎这样的现实。不过，让我内心深处感到压抑的是，他们不愿意直面过去。他们甚至不愿意记住过去。

首先必须肯定，并非所有德国人如此。有一位德国高官在欧洲二战胜利纪念日当天毫不犹豫地回顾了过去。那个人是联邦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过去我和他父亲算得上是熟人。他父亲是终身国务秘书、纳粹德国外交部智囊。他在战后宣称，他一向反对纳粹，然而他在希特勒手下干得不错。到头来，他也没能逃脱盟国法庭的审判，如果我记得不错，他被判入狱五年，而他实际服刑仅为18个月。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他儿子是他的辩护律师，不过，那可能主要是出于尽孝，而不是出于信念。不过，许多德国人——毫无疑问也包括我——对魏茨泽克于5月8日在联邦议院的讲话感到震惊，因为在战后的西德，即使有人做过像他那样的演讲，也不会很多。他坚持说，德国人应该记住过去，也应该直面延续至今的结果。通过收音机收听实况转播时，我在想，遗憾的是，里根先生无法在现场聆听这一演讲。美国总统当天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刻意回避了盟国战胜德国周年庆典之类的话题（意在不冒犯德国人吗），反而提请欧洲议会警惕来自苏联的危险。

德国总统在讲话中首先提到了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人针对犹太人的行为。他说：“灭绝犹太人在历史上尚无先例。”德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对此不予重视？

规避良心自责，逃避责任担当，方法不一而足，例如视而不见，保持沉默。战争即将结束时，当不可告人的大屠杀事实变得尽人皆知时，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声称，对那种事，我们闻所未闻，甚至怀疑其真实性。

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幼，我们所有人必须承认过去。我们所有人受到其后果的影响，而且继承了其结果……这并不是一件向过去妥协的事。不可能那么做。这件事也不可能放任其自然修改或消除影响。再者说，无视过去的人肯定无法面对现实。但凡不愿意记住残暴之人，定将难逃新风险的惩罚。

魏茨泽克在讲话中还引用了一个古老的犹太谚语：“故意忘记无异于让人更为长久地失去自我，救赎的秘密藏身于忆旧。”[6]

科尔总理诱使里根踏上了前往比特堡的不幸之路，我相信，正是科尔向里根灌输了错误的史实。我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科尔总理不能像德国总统那样直言不讳地、诚心诚意地说出那段历史。为什么他不能依样画葫芦直面过去？

离开德国以后，我才发现，我错看了科尔总理。回到美国后，我偶然发现一篇报道，内容是科尔总理在1985年4月21日的一次演讲，时间为里根参访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一个月以前。他的演讲没有引起广泛的报道，至少在美国情况如此。像魏茨泽克一样，对于德国人直面过去一事，德国总理的评价言辞犀利。如果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场时他也说同样的话，那该有多好！

他说，“和解”唯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

我们唯有原封不动地接受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德国人敢于承担罪名，承担历史责任……在12年时间里……在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下，德国让世界充满了忧虑和恐惧。那个大屠杀时代，真真切切的种族灭绝时代，成了德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最为痛苦的篇章。我们国家最首要的任务之一是……发自内心地全面认识这一历史包袱。我们绝不能忘记，永远都不能忘记，在希特勒暴政引领下犯下的暴行……以及纳粹独裁政体有组织地犯下的反人类罪。抛弃历史的国家等于抛弃自己。

科尔接下来谈到了他自称关键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选择无动于衷，对于事实，为什么他们充耳不闻，视若无睹。[7]

科尔原本可以走得更远，可以问得更深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德国人自始至终疯狂地追随希特勒。

三年半以后，1988年10月，我正写下这句话时，上述问题在西德掀起了一场风暴，而那场风暴导致德国联邦议会议长菲利普·延宁格辞去了职务。

当时的事情有点蹊跷，一方面这位善良的议长笨嘴拙舌，反应迟钝——他的许多同事对此颇有微词；另一方面他又毫不隐讳、发自内心地提醒人们，德国人民是如何热情高涨地支持过野蛮的德国独裁者。

他当时的一些言论是不成功的，或者说他起草、发表那些言论的方式是不成功的。那是在德国联邦议会一次特别会议上，他召集了那次会议，为的是纪念“水晶之夜”50周年。那一夜另有一个名称为“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9日和10日，当时的德国政府对犹太人实施了迫害，烧毁了犹太会堂、聚会场所、生意场所、家庭住房，杀死上百人，强行装车运往集中营三万人，事后还对犹太社区罚款十亿德国马克。从那个可怕的夜晚开始，纳粹德国走向了黑暗的、野蛮的道路，注定了后来的大屠杀。

正是在50周年纪念日当晚，菲利普·延宁格在讲话中提醒德国同胞，犯下如此可怕罪行的纳粹政权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狂热支持。他说得没错，当年生活在德国的所有外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不过，正如人们看到的，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开始，波恩政府一直否认这一点。延宁格是个性情温和之人，实际上他是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朋友，曾多次出访以色列。不幸的是，阐明上述事实的时候，他显得笨嘴拙舌，许多听众以为，他是在为纳粹的过去辩护，因而他们愤然离开了演讲现场。

人们几乎没有理由责备那些离场的人。因为，议长在发言中说，1933年到1938年之间那些年，人们一直“神魂颠倒”，因为“希特勒掌权后最初几年取得的胜利在历史上几乎前所未有”。

尔后他罗列出一系列事实：萨尔回归；违反《凡尔赛和约》开始征兵；签订《英德海军协定》——从而让德国摆脱了和平协议对海军的限制；在柏林举办夏季奥运会；吞并奥地利；签订《慕尼黑协定》，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还有如下事实：大规模的失业变成了全民就业；从民生普遍凋敝变成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像模像样富裕起来，由从前的绝望和失望恢复成乐观和自信。

议长说的都是实话，当年我也是这样报道消息的。希特勒给予的，正是当年德国人想要的。所以德国人支持希特勒。不过，议长讲话的方式让现场听众觉得，他是在为纳粹政权评功摆好。

（议长接着说）正是希特勒让威廉二世皇帝当年的承诺变成了现实，让德国人享受了美好的时光，对吧？希特勒是上天选中的人，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他都是千年一遇的领袖，对吧？……没有人会怀疑，在1938年，德国人里的绝大多数都支持他，都认同他的政治观点。

毫无疑问，我从未怀疑过议长说的这些。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选择的时间、他演讲的方式，都让人觉得他好像很赞赏50年前德国人的做法。其实他并不赞成。

“或许，”议长接着说，

人们在生活的某些方面享受的自由更少了，不过，每个人的命运和以往相比都有了改善，帝国也比以前更加强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更大。正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的领袖们到慕尼黑拜会了希特勒，帮助他成就了超越他们想象的成就，对吧？

那么，如何解释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残酷罪行呢？事实证明，议长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失策了，最终他为此丢掉了工作。

至于犹太人，不管怎么说，过去他们一直在追求不属于他们的位置，对不对？他们必须接受一点边缘化，对不对？实际上，他们已经赢得自己的地盘，对不对？……后来，当事情变得过于丑陋，例如发生了1938年11月的事，每个人都会以当今的一句话反问：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实话实说，当年我在纳粹德国时，德国人谈到犹太人时正是这么说的。不过，50年后重提这样的话题，而且出自著名的议长之口，在一定程度上，这好像还代表了他的个人观点，这就太过分了。议长被迫辞职的同时请求人们谅解，因为，人们没有理解他说那番话的本意。

沸沸扬扬的喧嚣掩盖了如下事实：议长道出了有关过去的重要真相。许多德国人至今都没有很好地认识过去。

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抗议延宁格讲话的同时，西德犹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米夏埃尔·菲尔斯特却对延宁格的讲话给予了赞誉。他赞扬议长的讲话将“德国1933年到1938年之间的真实情况说得如此直白……讲话道出了如下事实：希特勒做的每一件事都得到全体德国人民的支持”。[8]

说实话，假如议长的话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我以为，他不仅理应得到当今德国人的赞誉，更应当得到当今美国人的赞誉。因为，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声称，那不是真的。事实上那确实是真的。正确面对过去从此刻开始。人们再也没有理由相信丑陋的谎言了。

就这样，1985年春季，我最后一次离开了德国。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和德国人一起生活了多年。用科尔总理的话说，那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最为痛苦的时期，我的生活和工作正是在那一时期与德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缠在了一起。生活在那一时期非常恐怖，对我来说，更糟糕的或许是，我父亲的祖辈都是德国人。我的姓氏恰恰是英语化的德国姓氏。对那些同宗同族的人，以及他们当中的哲学家、音乐家、诗人，从孩提时代起，我一直怀有某种亲切感。

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更愿意将我生命中长长的德国篇章赶紧翻过去。不过，早年作为记者，后来成为作家的我并不后悔与德国交往。长长的纳粹暗夜给了我许多想象空间，让我有许多东西可写，我首先成了新闻记者，然后成了播音员，再后来成了书写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那些经历，仅能落在少数外国人头上。例如，亲眼见证希特勒的多种工作状态；见证令人眩晕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期间的希特勒；危机期间在国会大厦发表演说的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于慕尼黑羞辱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希特勒；第一次用武力征服波兰的希特勒；1940年6月在法国贡比涅谈判《法德停战协定》期间羞辱法国的希特勒。我也在近距离亲眼见证过其他几位纳粹大坏蛋的工作状态，例如肥胖的、虚张声势的二号人物戈林；思维敏捷的、爱挖苦人的、不按常规办事的宣传部部长、三号人物戈培尔；可怕的、有虐待倾向的杀手、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狂妄自大的、愚昧无知的里宾特洛甫，作为外交部部长，他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伤害。

除了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在战争结束时，我在纽伦堡再次见到了所有纳粹大人物。在这个无公正可言的世界，我亲眼见证了意料之外的事：那些卑鄙的罪犯终于被绳之以法了，德国人民疯狂地追随过他们很长时间。其中十人被判处绞刑，第一个上绞架的是里宾特洛甫。戈林在最后关头吞下一小管毒药，侥幸逃脱了绞刑。到那时为止，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均已自杀身亡。

经历过纳粹岁月后，我对德国人再也没有亲近感了。曾经举止如此野蛮，曾经对他国人民如此残忍，曾经因为种族问题试图将一个民族斩尽杀绝，曾经如此渴望征服和统治，曾经如此粗暴地践踏了人类精神，像这样的一国人民——他们难道不是野蛮人，难道不必被看管，不必被置于监督之下？既然他们先后接受过俾斯麦首相的领导、威廉二世皇帝的领导、希特勒的领导，人们怎能相信他们不会再次爆发？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都说，人们不能谴责整整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过，除了少数值得尊敬的例外，正是这个国家的整整一国人民集结在简单的纳粹十字标记下，参与了不可告人的罪恶。不该因为罪恶而谴责他们吗？不该让他们承担责任吗？还应当继续信任他们吗？毫无疑问的是，盟军铲除纳粹40年后，到我于1985年返回柏林的短暂时间里，德国人看起来似乎很正常。坐在咖啡馆门口的平台上，或者坐在小酒馆里，或者在德国人家里像普通人一样与德国人拉家常，没有问题。他们改变了吗？永久性改变了？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彻底改变了，有过这种事吗？

我总是在思考这类问题，不过，我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人们必须顺其自然。人们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然而，假如真的有一天这种事得到了证明，我也早已不在人世。我对那里的人民并无恶意。我一生中最要好的一些朋友就来自那里。我对他们心存怀疑和恐惧，针对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国人民。

歌德是个伟大的德国人、伟大的诗人，他对此也有同感。我乘坐的是飞往巴黎的航班，飞机起飞以后，我俯视着下方，下边的城市被一座讨厌的高墙分割成了东柏林和西柏林。我能够肯定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身在柏林了。歌德的名言回响在我的头脑里，和我的想法似乎贴近了：

每当想到德国人民，我总会感到分外伤悲；作为个人，德国人值得尊重；作为民族，德国人实在可怜。

[1] 4月29日，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外国广播电视记者代表，多数为德国人。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发表了一段奇谈怪论。当时有人问总统，他是否知道埋葬在比特堡的一些党卫军成员参与了法国奥拉杜尔村屠杀。里根先生回答：“当然，我知道战时发生的所有坏事。我当过四年兵。”然而，里根当兵时驻扎在好莱坞，那里距离所有前线十万八千里。人们不禁感到奇怪，既然总统在好莱坞当兵，他怎么可能知道欧洲的事。还有人告诉我，里根说，他知道集中营里的事，因为他曾经参与解救其中一些人。他居然能说出这种话，他的话让驻华盛顿的记者感到不可思议。

[2] 某天清晨，那时我正好在纽约，德国驻纽约总领事敲开了我家的门，交给我几份德国汉堡寄来的法院文件，它代表的是最可恶的纳粹党罪犯之一，对方声称我诽谤了他。正是此人成功地阻止了德文版《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圣诞节前几周发行，德国人每年都在那一时期大量购书。当年对待我的方法，德国司法系统今天仍如法炮制。
一开始，为几个纳粹集中营生产焚烧炉的企业威胁说，他们打算在纽约向我提起诉讼，我恭候他们那么做。不过，他们改了主意，改为在慕尼黑向我的出版商提起诉讼。他们陈述的理由为，他们是一家受人尊敬的、正直的企业，他们生产制造各种炉子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他们对其产品在集中营里用于何种目的并不知情。好在我手头握有他们与党卫军往来的信函，信件内容显示，他们完全清楚其生产的炉子将会派上什么用场。我记得，见到我出示的文件后，那家企业放弃了诉讼。

[3] 作为象征性的友好姿态，里根总统事先做了如下安排：比特堡军人公墓献花圈仪式结束前，由两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军出面握手，其中一位是美国人，另一位是德国人。美国人为90岁的马修·邦克·李奇微将军，曾任艾森豪威尔麾下第八十二空降师司令官；德国人为71岁的约翰内斯·斯泰因霍夫将军，曾经是纳粹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的悍将。

[4] 1946年春，在德国城市达豪，一个美国军事法庭宣判党卫军某集团43名军官死刑。然而，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挑头在参议院掀起一片抗议。因而，1948年3月，31人的死刑判决改判减刑。1951年，卢修斯·D.克莱将军将剩下的12个死刑判决减为六个。同样是在1951年，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洛伊将剩下的死刑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不久后，所有罪犯得到了释放。

[5] 摩根索计划是1944年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的一个处置战后德国的计划，有分裂德国、限制德国经济和人口的内容，该计划泄露后被罗斯福总统放弃。

[6] 三年半以后，1988年10月，西德总统注意到，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一直在推销如下思想：德国人对纳粹暴政的负罪感是相对的，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劣迹。这一命题让西德历史学家鲜明地分成了两派，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班堡召开了一次大会。
在这一问题上，魏茨泽克总统会支持哪一方是毫无疑问的。他说，历史修正主义者一直试图找出许多对比者和实例，那样一来，“我们历史上的黑暗篇章即可消失，即可缩减为一小段历史插曲”。（魏茨泽克回答说）对国内和邻国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遭遇，作为国家的德国不能让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当时的德国由犯罪分子领导，德国人当时默认国家由这些人领导。奥斯威辛集中营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德国人以德国的名义造就的。事实不会改变，也不会被遗忘。

[7] 科尔总理披露过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关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事实——人们不禁想知道，他和里根总统一起前往那里时，他是否将此事告诉过里根。
（科尔说）集中营建成后，首先被带到这里的是苏联战俘。他们的吃住和待遇无异于酷刑。死亡的战俘仅此一地就有五万人。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我们必须牢记如下事实：德国人当作战俘抓获的苏联士兵有将近600万，而存活下来的人远不到半数。

[8] 由于菲尔斯特对延宁格的演说给予了赞誉，几天以后，西德犹太中央委员会迫使他辞职。

第三十章 告别欧洲

我与伦敦和巴黎也做了最后一次道别。

为庆祝欧洲二战胜利40周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组织当年在默罗手下报道二战的驻外记者们在伦敦皇家咖啡厅欢聚一堂，制作一档广播节目，一起回顾二战的峥嵘岁月。二战时期合众社驻伦敦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金牌主持人丹·拉瑟也来了。后者在二战时期尚未成年，没赶上战争，他专门从纽约飞到伦敦主持我们这次重新聚首。

（我在日记中写道）拉瑟和克朗凯特之间有点小摩擦，后者可能有意主持这档节目。节目刚一开始，拉瑟向坐在他右边的克朗凯特提了个问题，克朗凯特仅用一句话就打掉了拉瑟的锐气。“我说，”克朗凯特浑厚的慈父般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觉着，拉瑟，换了我，我会改用另一种方式提问。”接着，他还真的试图主持接下来的节目。

与从前的老同事聚首，是让人高兴的事。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我见到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和查尔斯·科林伍德。后者是默罗在战事刚刚兴起时雇用的人。聚会过后，我们三人一起进晚餐，我们聊的都是当年在一起的经历，以及各自近年的情况，我已经好几年没见着他们了。塞瓦赖德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强迫他65岁退休颇有微词（克朗凯特也如是，唯有公司老板威廉·佩利没有按规定退休——规矩是他自己定的），他退休后的日子有点无所事事，显然是因为，他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让他满意的工作。对于没有多出版些东西，他好像也觉得遗憾。从他出版的自传可以看出，他是个天才作家，但他应该选择继续做播音，直到干到退休年龄。科林伍德仍然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不过，为了给年轻的后起之秀们让路，他已经被分流到二线。好在他似乎没有因此感到痛苦。他看待这件事非常理智，另外，他还面临着更麻烦的事。

“比尔，”晚餐进入尾声时，科林伍德道出了他面临的麻烦，“我得了癌症。”

他说，他正在做化疗，希望会有好结果。他没有详细述说自己的病。他很勇敢。几个月后，他死在了纽约。

我在伦敦仅仅过了个周末，大部分时间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节目，以及其他录音节目。我没有时间上街感受当地的氛围，没有时间拜会少数仍然在世的朋友，他们足以让我了解英国近来的情况。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似乎牢牢地掌握着权力，她是个了不起的战争幸存者。在当代历史上，她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执行极端保守的政策方面，撒切尔是英国版的罗纳德·里根，她受欢迎的原因很多，和美国总统里根如出一辙。我的大多数英国朋友属于工党，该党似乎乱了阵脚，根本拿不出能吸引大多数选民的方案。英国自由党与英国社会民主党结成了同盟，而社会民主党大多数成员来自前工党温和派，他们对保守党再也构不成威胁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坐稳了江山。英国有过数位执政女王，如今的女王是伊丽莎白。但我相信，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

由于我的大多数英国朋友都比我稍微年长一些，他们中的多数已经成了古人。随着光阴的流逝，老一代工党左翼人士拉塞尔·斯特劳斯越来越保守，如今他已经退休，仍然在世的他已经成了“斯特劳斯勋爵”。

而珍妮·李如今则成了阿斯瑞奇女男爵。

珍妮·李成了贵夫人？当年的她曾经在英国下院代表社会最底层发表激情四射的演说，她朋友圈里像我们这样的人仍然记得当年的她，她会文静地端坐在英国上院里？实在太难以想象了！[1]珍妮比她丈夫安奈林·贝文多活了28年。她于1988年11月16日死在伦敦，享年84岁。

柏林之行让我备感压抑，因而我以为，前往巴黎逗留一周，我的情绪或许会好转。我特别希望在为时过晚之前再看一眼巴黎。

从前，我每次前往巴黎都是为了工作，前十年是为了报道新闻，20世纪60年代是为法国沦陷一书做调研，最后一次是为我的法文版书籍宣传，为此我无数次接受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刊的采访。

如今是1985年5月，访问柏林后，我今生第一次不是为了工作前往巴黎，只是为了看看以前经常光顾的那些地方。那座城市和那个国家给过我太多的东西，我要和它们说再见。

像以往一样，5月的巴黎人见人爱，春季永远是巴黎最好的季节，大街两旁的栗树上，满树的花苞静待绽放，居民区所有咖啡馆门前的平台上都坐满了欣赏春景的人。大街上，随处可见人们闲逛的身影。我最喜欢的公园是卢森堡公园，当年我曾经在那里消磨时光，美第奇宫对面的喷泉下，如今仍然有许多年轻人在水面划着小船。在另一个区域，几个老年人在玩球——我第一次走进那个公园是60年前，与我第一次看到的情形相比，孩子们和老人们做的事竟然和从前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事还有，平底船仍然穿梭往来于塞纳河一座座身姿绰约的大桥之下，路过巴黎圣母院和圣路易岛。

然而，我在巴黎没有找到我想得到的慰藉，后来我意识到，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我没有了任务，正因为如此，我感觉无所适从。第二，大多数朋友成了故人，包括伊冯娜，她比我大五岁，59年前，我们第一次坠入爱河时，我没有觉得年龄差异会有问题。如果1985年春季她还活着，她应该是86岁的老人了。我们的恋爱最终没有结果，不过我们一直是朋友。

高龄去世的还有珍妮·布兰德利，她是个法国女人，嫁了个美国丈夫，后来她长期守寡。从孩提时代开始，她一直和法国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关系密切，因而她认识大多数法国大作家。有好几年，她曾经是我的法文版图书代理，她在其漂亮的公寓里为我举办过几次午餐会和晚餐会，受邀的都是法国文学界和政治界名流。她家位于圣路易岛。

20世纪60年代，我为法国沦陷一书做调研期间，西尔维亚娜经常和我在一起，而我那次在巴黎期间，她去了海外，参加一个为期一年的交流项目。我和出版社的人共进了午餐，不过，当年和我一起工作，为我的法文版作品当编辑的几个人均已离开出版社另谋高就了。我在法国和本杰明·巴伯一起过了个愉快的周末，他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当老师，当时他正在长假期间，准备利用长假写一本新书。那年春季，他妻子利娅正好在巴黎参加舞蹈演出。

然而，那次在法国期间，大部分时间我是独自一人。一般情况下，我喜欢那种独自一人的状态，特别是在巴黎。但如今想想，我情绪低落的第三个原因就来了。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是让人兴奋的地方，海明威在书里描写过流动的盛宴，我曾经非常热衷于此。而这次赴巴黎，我年事已高，已经力不从心。

为了体验伟大的巴黎，欣赏它，品味它，人们必须依靠两条腿……用两条腿步行……坚持数小时步行，穿过一个个公园，走过一条条大街，在一座座宏伟的博物馆的长廊漫步，首先应当看看卢浮宫。左岸有弯弯曲曲的窄街，蒙马特尔有起起伏伏的坡地，塞纳河沿岸到处是小码头，人们必须闲散地走走，停停，看看。人们必须由远及近慢慢靠近，才能欣赏众多大大小小的教堂，巴黎圣母院、圣礼拜堂、圣叙尔比斯教堂、圣日耳曼德佩教堂，最后一个教堂顶上有11世纪建造的可爱的罗马式高塔。

在巴黎城里，人们至少需要散步百次，甚至更多，然后还要到郊区散步百次。可惜我再也无法那么做了。尽管我心有不甘，但年龄和心脏问题迫使我最终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尽管如此，我依旧像从前那样做了一番尝试。我住的饭店离圣日耳曼大道不远。我从饭店出发，慢慢往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走去。我沿着圣日耳曼大道往圣日耳曼德佩教堂走去，我首先来到双叟咖啡馆的露台，我需要垫垫肚子。从那里可欣赏远处可爱的古老教堂，以及和教堂同名的广场。青年时代的我有时候会走进教堂，在那里神游天外。教堂的外墙非常厚实，外边气温很高时，里边仍然非常凉爽。我听说，战争时期，抵抗力量把教堂当作联络点和情报交换点。由于法国同伙的出卖，德国盖世太保正是在那座教堂里逮捕了苏珊。她是抵抗力量的通讯员，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她遭受过德国人可怕的酷刑，不过她没有屈服，半死不活的她最终被运往德国拉文斯布吕克，那里有一座纳粹党的妇女集中营。尽管德国人继续折磨她，但她奇迹般活了下来。

离开双叟咖啡馆，我穿过大街，往利普啤酒馆走去。当初那里仅仅是一家阿尔萨斯人开的啤酒馆，美国作家和记者常常光顾，如今那里已经升格为一家相当时髦的餐厅。像巴黎许多地方一样，啤酒店已经没有当初的样子，就餐的大多数顾客像美国游客和德国游客。然而，当年的招牌阿尔萨斯啤酒和德国酸菜仍然和从前一样可口。午饭后，我沿着雷恩路往圣叙尔比斯广场走去，我走进了内部空间巨大的教堂。全世界最好的管风琴之一就在那座教堂里。第一次到巴黎时，我住在沃日拉尔路附近，傍晚前往《芝加哥论坛报》上班的路上，我常常会拐进教堂里，聆听著名的马塞尔·迪普雷弹奏管风琴。想当初，有个富裕的捐赠人向我的大学捐赠了一架管风琴，迪普雷出席了捐赠仪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如今迪普雷已经不在人世，演奏管风琴的是另一个人。

我拐进教堂，主要是为了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以便继续后边的行程。然而，走出教堂以后，我仍然感觉疲乏。不过，我坚持走到了拉丁区奥德翁广场。当年国家大剧院的拱廊里有很多书架，上面东倒西歪摆满了图书，我的第一批法文书就是在那里买的。如今那里的书架已经荡然无存。尔后我沿着沃日拉尔路往里斯本饭店走去，老旧的饭店已经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以前我每个星期的收入只有15美元，在法国的头三年我都在那家饭店里度过。饭店当时的现代化设施不多，整个饭店没有一间浴室。饭店高五层，每层仅有一间“站式厕所”。好在那个饭店有其自身的特点：每个房间都特别大，价钱便宜得出奇。不仅如此，饭店的门面上挂有一块牌子，明明白白写着，两位伟大的法国诗人曾经在此居住，一位是夏尔·波德莱尔，另一位是魏尔伦。疯狂、爱醉的魏尔伦的放荡不羁的精神长年在我们居住的房间里四处游荡。

卢森堡公园距离饭店仅有一步之遥，但走进公园时，我感觉浑身已经没有力气，已经无法穿过公园走到另外一侧了。我一屁股坐到一张条椅上，大口喘着气。我原来的计划是，沿圣米歇尔大道往塞纳河河边走，顺道看看索邦神学院，最后走到巴黎圣母院——我早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宽阔的圣米歇尔大道沿线度过的。不过我知道，这永远也无法实现了。我精疲力竭，已经没有能力在这座神奇的城市里到处走走看看。失望的我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饭店。睡了个回笼觉后，我在饭店附近找了个餐厅，美美地吃了顿晚餐，才再次精神饱满。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爱着这座城市。但无论如何，我感觉，和这座城市说再见的时候到了。我订了一张回国的机票。

成年以后，我生活和工作的中心多数时候在欧洲。那是个曼妙的年代！生活在极权势力崛起的年代，西方社会夕阳西下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样的年代固然极其残忍，极具破坏性，数千万人不仅在前线，也在后方（空中轰炸）遭到了屠杀，最后还有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从许多方面说，那样的年月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度冒险的、充满激情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最深刻的。

对记者和作家来说，因而就有了许多可写的东西——和许多让人思考的东西。

如今我要和欧洲说再见了，我要返回美国丘陵地带的伯克希尔乡下，回归平静的老年生活。穿越20世纪，生活虽然艰苦，却奇妙无比。我的国家从二流的、土气的准大国与巨大无比的苏联一起成长壮大起来。我知道，我的国家有许多地方必须批评，尤其在它变得强大、保守、富裕、说一不二之后。例如富人的贪婪和自私，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惨状，这些都让我看不惯。其他的暂且不说，让我极为震惊的是，我们的国家竟然热情支持暴虐的外国极权政府，无论它多么腐败，无论它怎样滥杀无辜，只要那样的国家由右翼独裁者或军事集团掌权即可。一旦独裁政权归于左翼，我们的国家就会将其推翻。如此区别对待其他国家，只会贬低美国人的地位。

不过，美国也是个慷慨的国家，正如马歇尔计划向世界展示的那样。上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轰炸和战火摧残的欧洲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得到了重建。如果说美国人行为古怪，那么多数时候，我们是出于善意。我们刻意保护自由，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如果谈不上为了全人类的话。因而，作为美国公民的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作为美国公民和美国作家，对我来说，最宝贵的自由就是：无论我的观点多么不受欢迎，多么错误，我可以随意表达和发表。在许多国家，如果作家敢于像我这么做，等待他们的将是监狱。

我的国家没有让我成为公众人物，好在那不是我追求的，也不是我想要的。正如我的生活，我的命运，伴随我的神祇，一切都恰到好处，这些已经足够了。

喧嚣动荡的20世纪开始进入尾声之际，我在伯克希尔的乡间过上了长期安定的生活，幸福地安享有限的时间。时日无多，因为我已经85岁。虽然我有心脏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多数老年人有心脏问题。算上我另外几个健康问题，相对来说，我的状况还挺不错。[2]每到夏季，我仍然可以在园子里干点活，可以划船，可以到附近的坦格尔伍德欣赏古典音乐，可以前往“雅各布之枕舞蹈节”观摩演出。

一年前，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那只仍然有视力的眼睛遭遇了一次视网膜脱落，这降低了我的写作速度，妨碍了我的阅读质量。好在借助特殊的眼镜，我仍然可以看清东西，可以继续读写。即使不戴眼镜，我仍然能够眺望远方的山峰和峡谷，仰视头顶湛蓝的天空，环顾四野、溪流、湖水、树林，以及两侧种满树木的乡村街道。在秋季的暮色中，我仍然可以在家里透过窗户欣赏徐徐升起的满月，以及将天空染成一派粉红的西山落日。

我的居住地附近仍然有几个老朋友在世，例如舞蹈家玛吉·钱皮恩，她已过退休年龄，但她不仅仍然坚持工作，而且一如当年，仍然激情似火；其他人我就不说了，需要提及的还有吉姆（詹姆斯·麦克格雷格）·伯恩斯，他是个和蔼可亲的、有头脑的历史学家，他在不远处的威廉姆斯学院任教。为了写东西，我的大女儿艾琳·因加几年前到我所在的村子里住了一阵，她让我的生活变得轻松如意和丰富多彩；还有我的俄裔朋友塔妮娅，最近她成了我的新娘；我小女儿琳达住的地方不算远，开车两小时即可到达，尽管她工作繁忙，但她常常带上两个孩子开车来看我，帮我做些事；特斯仍然住在纽约，我们经常通电话，随便聊几句，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是赶上圣诞节，我们会前往某个孩子家里聚会。孙辈的孩子共四人，其中两人已经长大自立，他们让我依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生活实在是太多彩了！尽管死亡总是伺机而动，[3]但我感觉自己总是非常忙，要做的事情包括写作、阅读、园艺、划船、听音乐、看话剧、看舞蹈、和朋友们闲聊。我根本没时间思考死亡。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害怕死亡，包括伟大的托尔斯泰，他害怕死亡的到来，他诅咒死亡破坏生活。

我对死亡没有任何期待，我宁愿苟延残喘，活得稍微长久一些，我还计划写一两本书和一个剧本，我还想多读一些从来挤不出时间读的书，还想重新阅读许多特别喜欢的书，例如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和十四行诗，我手头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所有古希腊戏剧大师的作品，包括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契诃夫的戏剧和短篇小说——细数的话，名单会很长。我还想多听些音乐，我不仅想听交响乐，还想听室内乐，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这些都是我想做的。还有，整理我生活其中以及我写出来的历史，继续学习俄语——我一直没能学好。

我知道，时间不会充足了。死亡必定降临。死了以后呢？前往来世，过另外一种生活？人类对此尚且说不清楚，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死了以后会有另外一种生活。然而，所有伟大的宗教都对死亡做出了某种承诺。相信纯理性思辨高于一切、富有怀疑精神的古希腊人也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将自己的肉身带进来世。然而，众多宗教认为，灵魂会升入来世。我曾经试图想象灵魂，然而我想象不出来。一直以来，我没有找到过灵魂，也无法理解灵魂。当然了，有太多的事情是我卑微的理解力无法理解的，是我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虽然如此，我一直在尽力求索，不过，我一直无法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我既无法证明它们不存在，也无法证明它们存在。就事论事而言，我满足于等待结果出炉。

毫无疑问的是，一路走来，宗教理应让我相信来世。不幸的是，我在中途迷失了方向。我在基督教长老会接受了洗礼，孩提时代的我按时上主日学校，按时进教堂。大学时期，我最初的几次怀疑冒了头。作为记者远赴海外，接触到其他文化和其他宗教以后，我的怀疑迅速增多。先辈们将基督教传给了我，而基督教那些最基本的说教越来越难以让我信服，我指的是那些“奇迹”，即玛利亚圣灵感孕而生耶稣，耶稣复活，耶稣升天，等等。我对耶稣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也有诸多怀疑。

我以为，我旅居印度，以及我和圣雄甘地的交往，这两件事直接导致我对自己的宗教失去了信心。在印度，我接触了其他伟大的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这三种宗教都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里的人对上帝有自己的认识，他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完全不一样。

我经常与圣雄探讨这一问题。他是个虔诚的印度教教徒，不过，他对其他宗教很宽容，他从其他宗教获得了许多启示，他尤其喜欢《新约全书》，对其了如指掌，还从其了解到许多基督教思想。毫无疑问的是，他从未想过让我不信基督教，情况恰恰相反。他让我对他信仰的宗教思想产生了兴趣，他将其称为“比较宗教学”，其思想基础是吸收各种宗教之长，而不是独尊一教。甘地的一些基督教朋友试图让他相信，一旦他改信基督教，他即可得到拯救，升入天堂。对此，他无从相信。

（甘地写道）耶稣是上帝在凡间的唯一化身，唯有相信耶稣，才能获得永生，我完全无法接受此类说教。假如上帝真有孩子，全人类都是他的孩子。如果耶稣像上帝，或者耶稣即上帝，那么，全世界的人都像上帝，当然都可以成为上帝。

我的理智让我无法从字面上接受耶稣借助他的死和他的血赎回了全人类的罪恶。……如果耶稣是殉道者，是牺牲的化身，是非凡的老师，我都可以接受；我无法接受的是，他是降临凡间的完人。对全人类而言，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如果非要说，他的死寓意神秘的美德，抑或神奇的美德，我实在无法接受。笃信其他几种宗教的人们的生活没有赋予我的东西，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同样没有给予我。……从哲学方面分析，基督教教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托马斯·杰斐逊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阐述了对基督的相同看法，那篇文章对我也产生过影响。（如果杰斐逊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并且在竞选时公开阐述这样的观点，他永远都不会当选总统。）

我研究的所有宗教都存在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即“公正的和万能的上帝”之说，印度教不过是用诸神代替了上帝。让我不明白的是，假如上帝是公正的，他为什么允许人间存在那么多苦难？比如说，那些战争，上千万人死于战争！他为什么允许可怕的大屠杀？我们的时代或许见证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忍的屠杀！他为什么漠视一些人对人类精神进行侮辱？

我反反复复问自己，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大屠杀的人凭什么还相信上帝？上帝竟然允许一些基督徒犯下不可告人的罪恶，基督徒还会对他顶礼膜拜吗？上帝允许纳粹暴徒杀戮其子民中的优秀分子，犹太人还能相信他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纳粹企图用灭绝营根除犹太人，这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他（如果他继续待在德国，他也极有可能在劫难逃），他却极力为上帝辩护。

（爱因斯坦写道）借助上帝干预世间万物的想法绝对不可取……上帝如何进行奖赏和惩罚，人类无法想象，因为人类的行为往往基于内在和外在的双重需要。在上帝眼里，人类的行为与无生命的物体无异，人类对自己的行动几乎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但包括基督教在内，大多数宗教的确相信上帝或诸神会惩恶扬善。大多数善良的基督徒将人世间的所有善都归功于上帝。我一直琢磨不透的是，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让上帝对所有恶也担起责任。

英国历史学家和基督教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他的结论是：“基督教不会——也不可能——解释清楚，既然上帝无所不能，博爱众人，他为什么会创造一个最终证明并不完美的世界。”汤因比出生在基督教世家，从他的文章里即可看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用他的话说，他最终成了个“前基督徒”。他还说，他不能继续相信圣灵感孕生耶稣，耶稣复活，耶稣升天，也不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了。

笃信基督教是唯一宗教的美国同胞足有上千万人，有过印度的一番经历后，我再也不相信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了。所谓数亿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佛教教徒的最终归宿必定是地狱，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这样的说法既荒谬，又令人厌恶。如果真的存在来世——那些人相信来世确实存在——那么，其他宗教的信徒也会像基督徒一样为上天所接受。

经过整个成年时期的冥思苦想，我终于完全想明白了，伴随人类文明的诞生，宗教能够满足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感情需求。众所周知，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神，或者数个神祇和女神。人们可以这样理解：由于人类在世间总是历尽坎坷和悲伤，宗教会带给人们一种慰藉。宗教让人们相信，来世生活会更好。既然人生充满了痛苦，上千万人如此苦苦求索也就不难理解了。追求宗教信仰是人类的普世需求。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无法与大家分享我的感悟，我知道，我这样的人属于少数。

对宗教问题，我不像埃内斯特·勒南那样较真，他是19世纪的法国宗教历史学家，也是法国名著《耶稣的一生》的作者。

“我的生命，”勒南在书末写道，“仍然受控于我不再相信的信仰。”

就我自己来说，我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过于虚假和矫情了。

没有宗教的慰藉，不相信自己会生活在来世，即使85岁的我马上面临告别今生，但我仍然会感到知足，因为我在自己所熟知的宗教里找到了诗意，找到了哲理。

还有一个问题，我苦苦求索始终不得其解。宇宙究竟从何而来？科学家们说，宇宙最初是气态，经过数亿年冷却，最终固化成了当今人们熟知的恒星和行星。一些科学家说，宇宙形成于大爆炸。但当初的气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有形物质怎么会出于无形呢？至少于我而言，与其说这是个物理问题，不如说是个哲学问题。在宇宙开始成形之前，肯定什么都不存在——唯有巨大无比的虚空。那么，气体怎么会凭空而生？它们不可能产生于虚无之中。我阅读过不少物理学家解析宇宙起源的作品，我感觉，他们对根本性问题总是闪烁其词。也许这一问题根本没有答案，至少世上不存在人们能够理解的答案。这超出了我们的理解。

人类已经认识清楚的是：与广袤无边的宇宙相比，人类的地球非常渺小，不过是一粒尘埃。但数千年来，地球上的居民还以为他们所在的行星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空间有没有边际？它是无限延伸的吗？人类不知道答案。或许宇宙真的没有边际，但人类如何能够想象一个无边无涯的东西？

我以为，和其他人一样，当我在物质世界里疲于奔命时，对上述问题，我没有细想。唯有进入老年，有了时间深思，这些东西才充斥于我的脑中。

尽管20世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动荡和暴力，充满了各种各样巨大的变迁，但与喧嚣、动荡的20世纪相伴相随的我很知足，我已经无所谓当今世界在何时何地发生何事。作为美国人，我的国家在我一生中走向了成熟。尽管美国有诸多缺陷，但它已经成就伟大。

我意识到，作为美国人，其命运之复杂，也许恰好应了亨利·詹姆斯的说法，其他国家和民族里的一些人尤其不愿意高看美国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丑陋的美国人”。无论如何，正如我在第一卷序言结尾处所说，有此一生，我甚感幸运。

[1] 甚至《纽约时报》也在社论中发出感慨：“性情如火的苏格兰人珍妮如果回到早年为工党代言的时代，她会多么鄙视女男爵爵位啊！”

[2] 我的健康状况明显比法国诗人保罗·克洛岱尔80岁时强了许多。
（克洛岱尔在日记中写道）我80岁了！完全失明，完全失聪，满口牙掉光，没有了双腿，呼吸困难！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都做了，多奇怪呀，没有了上述东西，我依然活着！

[3] 数年前，一些人以为我已经死了。一向严肃的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联合报》于1974年2月26日刊发过一条消息：
莱诺克斯电：夏伊勒庆祝70岁生日时收到一份上周六发行的《斯普林菲尔德联合报》，该报中加德纳主笔的专栏刊发了他的死讯。该文涉及他的内容如下：“已故的威廉·夏伊勒为《柏林日记》一书的作者……”夏伊勒套用马克·吐温的话说：“我死讯的报道太夸张，并且来早了。”

译名对照表

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美国广播公司

Abdel-Krim 阿卜杜勒-克里姆

Acheson，Dean 迪安·艾奇逊

Acheson，Lela 莱拉·艾奇逊

Adam，General 亚当将军

Adamic，Louis 路易斯·阿达米克

Adamic，Stella 斯特拉·阿达米克

Adamson，Ernie 厄尼·亚当森

Adenauer，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Adler，Luther 卢瑟·阿德勒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Agnew，Spiro T. 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

Aktuell 《时事》

Alcoa Corporation 美国铝业公司

Aldrich Family，The 《奥尔德里奇一家》

Aldrin，Edwin E.，Jr. 小埃德温·尤金·奥尔德林

Alfonso ⅩⅢ，king of Spain 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

Alfred I. duPont Radio Awards Foundation 阿尔弗雷德一世·杜邦播音奖基金会

Algrant，Rose 罗斯·阿尔格兰特

Allen，Jay 杰·艾伦

Allen，Michael 迈克尔·艾伦

Allen，Ruth 露丝·艾伦

Allen，William Sheridan 威廉·谢里登·艾伦

Allied Intelligence Service 盟军情报机构

Alsop，Joseph and Stewart 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

Altschul，Frank 弗兰克·阿特休尔

American Business Consultants 美国商业顾问公司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Radio Artists（AFRA）美国广播职员联合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美国历史学会

American Legion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American Newspaper Guild 美国报业协会

American Peace Society 美国和平协会

American Scholar，The 《美国学者》

American Weekly 《美国周报》

Amerika Dienst 对德信息服务中心（美国）

Amery，John 约翰·埃默里

Andropov，Yuri 尤里·安德罗波夫

Anglo-German naval accords 《英德海军协定》

Anna Karenina（Tolstoy）《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

Anschluss 德奥合并

Arab oil embargo 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

Ardrey，Bob 鲍勃·阿德里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Arizona Daily Star 《亚利桑那每日星报》

Armstrong，Hamilton Fish 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Neil A. 尼尔·奥尔登·阿姆斯特朗

Aron，Raymond 雷蒙·阿隆

A.P.（Associated Press）美国联合通讯社（美联社）

Astaire，Adele 阿黛尔·阿斯泰尔

Astaire，Fred 弗雷德·阿斯泰尔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刊》

Attenborough，Richard 理查德·阿滕伯勒

Attwood，Bill 比尔·阿特伍德

Augstein，Rudolf 鲁道夫·奥格施泰因

Auschwitz extermination camp 奥斯维辛集中营

Austen，Jane 简·奥斯汀

Austrian National Bank 奥地利国家银行

Author Meets the Critic，The 《作家对决评论家》

Authors Guild 美国作家协会

Authors League 美国作家联盟

Aware 《知晓》

Bach，Johann Sebastian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Baillie-Stewart，Norman 诺曼·贝利-斯图尔特

Balanchine，George 乔治·巴兰钦

Baldwin，Roger 罗杰·鲍德温

Ballou，Adin 埃丁·巴卢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国家

Baltimore Sun 《巴尔的摩太阳报》

Balzac，Honoré de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Bankhead，Tallulah 塔卢拉·班克黑德

Barbarossa（code name for attack on Russia）“巴巴罗萨”（德军入侵苏联的行动代号）

Barber，Benjamin 本杰明·巴伯

Barber，Leah 利娅·巴伯

Barnes，Betty 贝蒂·巴恩斯

Barnes，Djuna 朱娜·巴恩斯

Barnes，Joseph 约瑟夫·巴恩斯

Barnes，Ralph 拉尔夫·巴恩斯

Battle of Britain 不列颠之战

Battle of France 法国战役

Battle of the Bulge 坦克大决战

Baudelaire，Charles 夏尔·波德莱尔

Baudoin，Paul保罗·博杜安

Bay of Pigs crisis 猪湾登陆事件

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

Beck，Ludwig 路德维希·贝克

Becker，Carl 卡尔·贝克尔

Beckett，John 约翰·贝克特

Beer Hall Putsch 啤酒馆暴动

Beethoven，Ludwig van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Bell for Adano，A（Hersey）《钟归阿达诺》（赫西）

Belzec extermination camp 贝尔泽克集中营

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 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Berger，Gottlob 戈特洛布·伯格尔

Beria，Lavrenti 拉夫连季·贝利亚

Berlin Airlift “柏林空投”

Berlin blockade “柏林封锁”

Berlin Diary（Shirer）《柏林日记》（夏伊勒）

Bernadotte，Folke 福克·伯纳多特

Bernstein，Carl 卡尔·伯恩斯坦

Bernstein，Leonard 伦纳德·伯恩斯坦

Berryman，John 约翰·贝里曼

Bessie，Alvah 阿尔瓦·贝茜

Best，Robert 罗伯特·贝斯特

Bevan，Aneurin（Nye）安奈林（奈）·贝文

Beziers，Jeanne 让娜·贝齐耶

Biberman，Herbert 赫伯特·比伯曼

Bibliothéque de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e（BDIC）法国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法国国家图书馆

Bierly，Kenneth M. 肯尼思·M.比尔利

Billboard 《公告牌》

Bismarck，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Bitburg，Germany 比特堡（德国）

Blacklisting 黑名单

Blacks and civil rights 黑人和民权

Blatz Beer Company 布拉茨啤酒公司

Blitzkrieg 闪电战

Bliven，Naomi 娜奥米·布利文

Bloch，Marc 马克·布洛赫

Blomberg，Werner von 维尔纳·冯·勃洛姆堡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Book-of-the-Month Club selections “每月读书俱乐部”推荐书目

Bookletter 《新书播报》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美国书商协会

Bormann，Martin 马丁·鲍曼

Boston，MA 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Boston Herald 《波士顿先驱报》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波士顿交响乐团

Boyle，Kay 凯·博伊尔

Bradley，Jennie 珍妮·布拉德利

Brahms，Johannes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Brandt，Carl 卡尔·勃兰特

Brandt，Willy 维利·勃兰特

Brauchitsch，Walther von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

Braun，Eva 爱娃·布劳恩

Brecht，Bertolt 贝尔托·布莱希特

Brezhnev，Leonid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Brinkley，David 大卫·布林克利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 英国法西斯联盟

Brontë，Anne 安妮·勃朗特

Brontë，Charlotte 夏洛蒂·勃朗特

Brontë，Emily 埃米莉·勃朗特

Brooks，Van Wyck 范威克·布鲁克斯

Broun，Heywood 海伍德·布龙

Brownell，Herbert，Jr. 小赫伯特·布劳内尔

Bryan，William Jennings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Buck，Pearl 赛珍珠

Budberg，Moura 穆拉·布德贝格

Bullock，Alan 阿兰·布洛克

Bundestag 德国联邦议院

Bundeswehr 德国联邦国防军

Burgdorf，Wilhelm 威廉·布格道夫

Burns，James McGregor 詹姆斯·麦克格雷格·伯恩斯

Burrows，Abe 阿贝·伯罗斯

Bush，George 乔治·布什

Cameron，James 詹姆斯·卡梅伦

Canaris，Wilhelm 威廉·卡纳里斯

Candide 《老实人》

Canfield，Cass 卡斯·坎菲尔德

Cannery Row（Steinbeck）《罐头厂街》（斯坦贝克）

Cape Cod，MA 科德角（马萨诸塞州）

Capra，Frank 弗兰克·卡普拉

Carnegie，Andrew 安德鲁·卡耐基

Carr，E. H. 爱德华·H.卡尔

Carroll，Maurice 莫里斯·卡罗尔

Cather，Willa 薇拉·凯瑟

Catherine the Great，palace at Pushkin，Russia 凯瑟琳宫（俄国普希金市）

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Reports 《哥伦比亚广播》

Cedar Rapids，IA 锡达拉皮兹（爱荷华州）

Cedar Rapids Gazette 锡达拉皮兹《公报》

Central Council of Jews 犹太中央委员会

Century Association 世纪协会

Cerf，Bennett 本内特·瑟夫

Chafee，Zachariah 扎卡赖亚·查菲

Chaliapin，Feodor费多尔·夏里亚宾

Challenge of Scandinavia，The（Shirer）《斯堪的纳维亚的挑战》（夏伊勒）

Chamberlain，Neville 内维尔·张伯伦

Chambers，Whitaker 惠特克·钱伯斯

Champion，Marge 玛吉·钱皮恩

Chamson，André 安德烈·尚松

Chancellor，John 约翰·钱塞勒

Chandler，Douglas 道格拉斯·钱德勒

Channing，William Ellery 威廉·埃勒里·钱宁

Charm Girl，The（Delaney）《迷情女孩》（德莱尼）

Chekhov，Anton 安东·契诃夫

Chernenko，Konstantine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

Chertkov，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切尔科夫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Chicago Daily News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China Lobby 中国游说集团

Chopin，Frédéric弗里德里克·肖邦

Chou En-lai 周恩来

Christian，R. F. R.F.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Christie，Agatha 阿加莎·克里斯蒂

Christmas Carol，A（Dickens）《圣诞颂歌》（狄更斯）

Church，Ted 特德·丘奇

Churchill，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Churchman 《传教士》

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no，Galeazzo 加莱阿佐·齐亚诺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s Loyalty Review Board 公务员任职委员会忠诚度审查小组

Clark，Tom C. 汤姆·C.克拉克

Claudel，Paul 保罗·克洛岱尔

Clay，Lucius D. 卢修斯·D.克莱

Cobb，Lee J. 里·J.科布

Coblenz，Gaston 加斯顿·科布伦茨

Coe College 寇伊学院

Cohn，Roy 罗伊·科恩

Cole，Lester 莱斯特·科尔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The（Shirer）《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夏伊勒）

Colliers magazine 《柯莱尔斯》杂志

Collingwood，Charles 查尔斯·科林伍德

Columbia Pictures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Combs，George 乔治·库姆斯

Commager，Henry Steele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Commissar Order “政委屠杀令”

Compiègne armistice 贡比涅停战协定

Complete Works of Tolstoy，The 《托尔斯泰作品全集》

Confession（Tolstoy）《忏悔录》（托尔斯泰）

Conrad，Joseph 约瑟夫·康拉德

Consul’s Wife，The（Shirer）《领事的妻子》（夏伊勒）

Coolidge，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

Copland，Aaron 艾伦·科普兰

Cornell College（Iowa）康奈尔学院（爱荷华州）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对外关系委员会

Courcel，Martine de 马蒂娜·德库塞尔

Coward，Noel 诺埃尔·考沃德

Cowles，Mike 迈克·考尔斯

Cowley，Malcolm 马尔科姆·考利

Craig，Gordon A. 戈登·A.克雷格

Craig，Nancy 南希·克雷格

Cream Hill：Discoveries of a Weekend Countryman（Gannett）《克里姆山：周末农夫的发现》（甘尼特）

Cronkite，Walter 沃尔特·克朗凯特

Crosby，Ernest H.欧内斯特·H.克罗斯比

Crussol，Marquis de 德吕克索尔侯爵

Crussol，Marquise de 德吕克索尔侯爵夫人

Curley，Mayor James M. 詹姆斯·M.柯利（市长）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达豪集中营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Daily Worker 《工人日报》

Daladier，E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

Daley，Richard 理查德·戴利

Dallas Council on World Affairs 达拉斯世界事务理事会

Davis，Elmer 埃尔默·戴维斯

Davis，Wray 雷·戴维斯

Deane，Martha 玛莎·迪恩

Death in Venice（Mann）《魂断威尼斯》（曼）

Death of Ivan Ilyich，The（Tolstoy）《伊万·伊里奇之死》（托尔斯泰）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Gibbons）《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

de Gaulle，Charles 夏尔·戴高乐

Delaney，Edward Leopold（E. D. Ward）爱德华·利奥波德·德莱尼（E.D.沃德）

de Mott，Benjamin 本杰明·德莫特

Des Moines，IA 得梅因（爱荷华州）

Des Moines Register 《得梅因纪事报》

Dewey，Thomas E. 托马斯·E.杜威

de Voto，Bernard 伯纳德·德渥托

Diary of Anne Frank，The 《安妮日记》

Dickens，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Dickinson，Emily 埃米莉·狄金森

Diels，Rolf 罗尔夫·迪尔斯

Dirksen，Everett 埃弗里特·德克森

District of Columbia（Dos Passos）《哥伦比亚特区》（多斯·帕索斯）

Dmytryk，Edward 爱德华·德米特里克

Doar，John 约翰·多尔

Dodd，Bill，Jr. 小比尔·多德

Dodd，Martha 玛莎·多德

Dodd，William E. 威廉·E.多德

Doenitz，Karl 卡尔·邓尼茨

Doke，Joseph D. 约瑟夫·D.多克

Dollfuss，Engelbert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

Donald，Roger 罗杰·唐纳德

Donne，John 约翰·邓恩

Dorothy and Red（Sheean）《多萝西与刘易斯》（希恩）

Dos Passos，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

Dosch-Fleurot，Arno 阿尔诺·多施-弗勒罗

Dostoyevski，Feodor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oubleday & Company 双日出版社

Douglas，Helen Gahagan 海伦·嘉哈根·道格拉斯

Downs，Olin 奥林·唐斯

Dramatists Guild 美国剧作家协会

Dresden，Germany 德累斯顿（德国）

Drexel，Constance 康斯坦丝·德雷克塞尔

Droite en France，La（Rémond）《法国右翼》（雷蒙）

Dulles，John Foster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Duncan，Isadora 伊莎多拉·邓肯

Dunkirk evacuation 敦刻尔克撤退

Dupré，Marcel 马塞尔·迪普雷

Duranty，Walter 沃尔特·杜兰蒂

Durr，Clifford J. 克利福德·J.杜尔

Düsseldorfer Nachrichten 《杜塞尔多夫新闻报》

Early，Stephen 斯蒂芬·厄尔利

East of Eden（Steinbeck）《伊甸之东》（斯坦贝克）

Eden，Anthony 安东尼·艾登

Edison，Thomas A.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Egan，Leo 莱奥·伊根

Eher Verlag 埃耶出版社

Eich，Hermann 赫尔曼·艾希

Eichmann，Adolf 阿道夫·艾希曼

Einsatz groups （Einsatzgruppe） 特别行动队

Einstein，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isenhower，Dwight D.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Eliot，George 乔治·艾略特

Eliot，T. S.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

Emerson，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Emspak，Julius 朱利叶斯·埃姆斯帕克

End of a Berlin Diary（Shirer）《柏林日记终曲》（夏伊勒）

English History（Taylor）《英国历史》（泰勒）

Epstein，Fritz T. 弗里茨·T.爱泼斯坦

Ernst，Morris 莫里斯·厄恩斯特

Erwin，Sam 山姆·欧文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 美国公平就业事务委员会

Farrar，John 约翰·法勒

Farrar & Straus 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

Faulk，John Henry 约翰·亨利·福克

Faulkner，William 威廉·福克纳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美国联邦基督教联合会

Fegelein，Hermann 赫尔曼·菲格莱因

Ferdinand，Prince Louis 路易·斐迪南亲王

Ferencz，Benjamin 本杰明·费伦茨

Ferrer，José 乔斯·费雷

Figaro，Le 《费加罗报》

“Final Solution” “最终解决方案”

Fischer，Louis 路易斯·费希尔

Fiske，John 约翰·费斯克

Fitzgerald，Albert 艾伯特·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Scott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leeson，Doris 多丽丝·弗利森

Flicksteger，Charles（“Flick”）查尔斯·弗里克斯狄格（“弗里克”）

Flynn，John 约翰·弗林

Foch，Ferdinand 斐迪南·福煦

Fontheim，Ernest G. 欧内斯特·G.冯特海姆

For Whom the Bell Tolls（Hemingway）《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

Ford，Gerald 杰拉尔德·福特

Ford Foundation 福特基金会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

Forester，C. S. C.S.福里斯特

Foster，William Z. 威廉·Z.福斯特

France，Anatole 阿纳托尔·法朗士

Franckenstein，George 乔治·弗兰肯斯坦

Franckenstein，Ian 伊恩·弗兰肯斯坦

Franckenstein，Joseph von 约瑟夫·冯·弗兰肯斯坦

Franco，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k，Anne 安妮·弗兰克

Frankfurter，Felix 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美国信息自由法》

“Free French” “自由法国”

Freund，Michael 米夏埃尔·弗罗因德

Friendly，Fred 弗雷德·弗兰德利

Frisch，Rittmeister von 骑兵上尉冯·弗里希

Fritsch，Baron Werner von 维尔纳·冯·弗里奇

Frost，Robert 罗伯特·弗罗斯特

Fuchs，Klaus 克劳斯·福克斯

Fuerst，Michael 米夏埃尔·菲尔斯特

Gallico，Paul 保罗·加利科

Gamelin，Maurice 莫里斯·甘末林

Gandhi，Mahatma 圣雄甘地

Gandhi—A Memoir（Shirer）《甘地：一部回忆录》（夏伊勒）

Gannett，Lewis 刘易斯·甘尼特

Gannett，Ruth 露丝·甘尼特

Garbo，Greta 葛丽泰·嘉宝

Garland，Judy 朱迪·嘉兰

Garnet，Edward 爱德华·加尼特

Garrison，William Lloyd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General Foods 美国通用食品公司

Geneva Conventions 《日内瓦公约》

George，Henry 亨利·乔治

George Foster Peabody Award 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奖

Géraud，André（Pertinax）安德烈·热罗（佩蒂纳）

German Broadcasting Company 德国广播公司

Gibbon，Edward 爱德华·吉本

Gide，André 安德烈·纪德

Gilmore，Eddy 埃迪·吉尔摩

Ginsberg，Allen 艾伦·金斯伯格

Glasnost “公开化”

Goebbels，Hedda 黑达·戈培尔

Goebbels，Heide 海德·戈培尔

Goebbels，Helga 黑尔佳·戈培尔

Goebbels，Helmut 赫尔穆特·戈培尔

Goebbels，Hilda希尔达·戈培尔

Goebbels，Holde 霍尔德·戈培尔

Goebbels，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Goebbels，Magda 玛格达·戈培尔

Goerlitz，Walter 瓦尔特·格利茨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Gogol，Nikolai 尼古莱·果戈理

Gold，Harry 哈里·戈尔德

Goldenwieser，Alexander 亚历山大·戈登维什

Goldman，Eric F. 埃里克·F.戈德曼

Goldschmidt，Major 戈尔德施密特少校

Goldwater，Barry 巴里·戈德华特

Good Housekeeping 《好管家》

Goodman，Jack 杰克·古德曼

Gorbachev，Mikhail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öring，Hermann 赫尔曼·戈林

Gorky，Maxim 马克西姆·高尔基

Gospels in Brief，The（Tolstoy）《简约四福音书》（托尔斯泰）

Gould，Jack 杰克·古尔德

Gould，Jay 杰伊·古尔德

Goutard，Adolphe 阿道夫·古塔尔

Grapes of Wrath，The（Steinbeck）《愤怒的葡萄》（斯坦贝克）

Great Gatsby，The（Fitzgerald）《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

Green，Mark 马克·格林

Green，William L. 威廉·L.格林

Greenbaum，Edward 爱德华·戈林鲍姆

Greim，Ritter von 里特尔·冯·格莱姆

Gries，Tom 汤姆·格里斯

Gruhn，Erna 埃尔娜·格鲁恩

Gruson，Sidney 西德尼·格鲁森

Guderian，Heinz 海因茨·古德里安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

Guinzburg，Harold 哈罗德·金兹伯格

Gulf & Western 高夫和韦斯顿集团

Gunther，Frances 弗朗西丝·君特

Gunther，Jane 简·君特

Gunther，John 约翰·君特

Halberstam，David 大卫·哈伯斯塔姆

Haldeman，J. R. J.R.霍尔德曼

Halder，Franz 弗朗茨·哈尔德

Halifax，Lord 哈利法克斯勋爵

Halperin，S.William S.威廉·霍尔珀林

Hand，Learned 勒尼德·汉德

Hanfstaengl，Putzi 普希·汉夫施滕格尔

Hardy，Thomas 托马斯·哈代

Harper’s magazine 《哈珀斯杂志》

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 哈珀与罗出版社

Harris，Whitney R. 惠特尼·R.哈里斯

Harsch，Joseph C. 约瑟夫·C.哈施

Hart，Moss 莫斯·哈特

Harvard Law School 哈佛大学法学院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Haw-Haw，Lord（William Joyce）“哈哈勋爵”（威廉·乔伊斯）

Hays，Arthur Garfield 阿瑟·加菲尔德·海斯

Heinrich，General 海因里希将军

Helbronner，Walter 沃尔特·赫布罗纳

Helburn，Theresa 特里萨·赫尔本

Hellman，Lillian 莉莲·赫尔曼

Hemingway，Ernest 欧内斯特·海明威

Herald（Iowa）《先驱报》（爱荷华州）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rsey，John 约翰·赫西

Hess，Rudolf 鲁道夫·赫斯

Hewitt，Marshall I. 马歇尔·I.休伊特

Heydrich，Reinhard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High Command of the Armed Forces（OKW）（Germany）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Hill，George Roy 乔治·罗伊·希尔

Himmler，Heinrich 海因里希·希姆莱

Hindenburg，Paul von 保罗·冯·兴登堡

Hiroshima，Japan 广岛（日本）

Hiss，Alger 阿尔杰·希斯

Hitler，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itler Youth 希特勒青年团

Hobson，Thayer 塞耶·霍布森

Hoess，Rudolf 鲁道夫·霍斯

Hofstader，Richard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

Hohenzollern monarchy 霍亨索伦王朝

Holliday，Judy 朱迪·霍利德

Hollow Men，The（Eliot）《空心人》（艾略特）

Hollywood Ten “好莱坞十君子案”

Holmes，Oliver Wendell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Hoover，Herbert 赫伯特·胡佛

Hoover，J. Edgar 约翰·埃德加·胡佛

Hoover Library 胡佛图书馆

Hopkins，Harry 哈里·霍普金斯

Hopkins，Miriam 米丽娅姆·霍普金斯

Horin，Eliahu Ben 埃利亚胡·本·霍林

Hossbach，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

Houseman，John（Jack）约翰（杰克）·豪斯曼

Howe，Quincy 昆西·豪

Howells，William Dean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

Hull，Cordell 科德尔·赫尔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Air University 美国空军大学人力资源研究院

Hutchens，John K. 约翰·K.赫琴斯

Hutchins，Robert M. 罗伯特·M.哈钦斯

I. G. Farber industrial firm 法本公司

Indian Opinion 《印度舆论》

Indochina 印度支那

Ingersoll，Ralph 拉尔夫·英格索尔

Inside Europe（Gunther）《欧洲透视》（君特）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国际原子能机构

Intourist 苏联国际旅行社

Inverchapel，Lord（Clark-Kerr）英弗查佩尔勋爵（克拉克-克尔）

Is Sex Necessary？（Thurber）《性是必需的吗？》（瑟伯）

Isvestia 《消息报》

Ives，Burl 伯尔·艾夫斯

Jackson，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Jackson，Joseph Henry 约瑟夫·亨利·杰克逊

Jackson，Robert H. 罗伯特·H.杰克逊

Jacob’s Pillow “雅各布之枕舞蹈节”

James，Henry 亨利·詹姆斯

Jaspers，Karl 卡尔·雅斯贝斯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Jenninger，Philipp 菲利普·延宁格

Jodl，Alfred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Johnson，Andrew 安德鲁·约翰逊

Johnson，Dudley 达德利·约翰逊

Johnson，Gerald W. 杰拉尔德·M.约翰逊

Johnson，Lyndon B.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Journal（Paris）《日志》（巴黎）

Journal of Modem History 《近代史杂志》

Joyce，James 詹姆斯·乔伊斯

Joyce，Quentin 昆廷·乔伊斯

Judgment at Nuremberg（film）《纽伦堡大审判》（电影）

Julian，Joseph/Julian case 约瑟夫·朱利安/朱利安案件

Jung，Gertrude 格特鲁德·荣格

Kaltenbach，Fred 弗雷德·卡尔滕巴赫

Kaltenborn，Hans 汉斯·卡尔滕伯恩

Kansas City Star 《堪萨斯城星报》

Kant，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Kantor，MacKinlay 麦金利·坎特

Karnow，Stanley 斯坦利·卡诺

Kaufman，Theodore Nathan 西奥多·内森·考夫曼

Keats，John 约翰·济慈

Keenan，John G. 约翰·G.基南

Keitel，Wilhelm 威廉·凯特尔

Keller，Helen 海伦·凯勒

Kempka，Erich 埃里希·肯普卡

Kendrick，Alexander 亚历山大·肯德里克

Kennan，George 乔治·凯南

Kennedy，Jacqueline 杰奎琳·肯尼迪

Kennedy，John F. 约翰·F.肯尼迪

Kent State University killings 肯特州立大学惨案

Kerouac，Jack 杰克·凯鲁亚克

KGB 克格勃

Khrushchev，Nikita 尼基塔·赫鲁晓夫

King，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金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The（Tolstoy）《天国在你心中》（托尔斯泰）

Kirk，Grayson Louis 格雷森·路易斯·柯克

Kirkpatrick，Theodore C. 西奥多·C.柯克帕特里克

Kirkus Reviews 《柯克斯书评》

Kirsch，Robert 罗伯特·基尔希

Kissinger，Henry 亨利·基辛格

Kleist，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Knickerbocker，H. R. H.R.尼克博克

Knight，Patricia 帕特里夏·奈特

Knopf，Alfred 阿尔弗雷德·克诺夫

Knopf，Alfred A.，Inc.：publishes Berlin Diary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出版《柏林日记》）

Knopf，Blanche 布兰奇·克诺夫

Kohl，Helmut 赫尔穆特·科尔

Kohlberg，Alfred 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

Koller，Karl 卡尔·科勒尔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Korherr，Richard 里夏德·科赫尔

Korolenko，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

Kramer，Stanley 斯坦利·克雷默

Krebs，General 克莱勃斯将军

Kreuzberg，Harold 哈罗德·克罗伊茨贝格

Kreuzer Sonata，The（Tolstoy）《克勒采奏鸣曲》（托尔斯泰）

Krosigk，Schwerin von 什未林·冯·克罗西克

Krupp industrial firm 克虏伯公司

Kuhn，Ferdinand 费迪南德·库恩

Krystallnacht “水晶之夜”

Labour party（Britain）工党（英国）

Lady by Degrees，The（Delaney）《摆谱的女人》（德莱尼）

Lancaster，Burt 伯特·兰卡斯特

Landsberg prison 兰茨贝格监狱

Langner，Lawrence 劳伦斯·兰纳

Lardner，Ring 林·拉德纳

Lardner，Ring，Jr. 小林·拉德纳

Laski，Harold 哈罗德·拉斯基

Last Days of Hitler，The（Trevor-Roper）《希特勒末日记》（特雷弗-罗珀）

Laval，Pierre 皮埃尔·赖伐尔

Lawson，John Howard 约翰·霍华德·劳森

Lazareff，Pierre 皮埃尔·拉扎雷夫

Lead Kindly Light（Sheean）《引路慈光》（希恩）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Lebensraum “生存空间”

Lee，Gypsy Rose 吉普赛·罗斯·李

Lee，Jennie 珍妮·李

Legasov，V. A. 瓦列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列加索夫

Lehmann-Haupt，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

Leningrad，Russia 列宁格勒（俄国）

Lenox，MA 莱诺克斯（马萨诸塞州）

Leonard，John 约翰·伦纳德

Lerner，Max 马克斯·勒纳

Leskov，Nikolai 尼古拉·列斯科夫

Lewis，Fulton，Jr. 小富尔顿·刘易斯

Lewis，Sinclair 辛克莱·刘易斯

Liberal party（Britain）自由党（英国）

“Liberty” Radio Network “自由广播电台”

Lie，Trygve 特里格韦·赖伊

Life magazine 《生活》杂志

Life of Jesus，The（Renan）《耶稣的一生》（勒南）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Lindbergh，Anne 安妮·林德伯格

Lindley，Ernest K. 欧内斯特·K.林德利

Lindsay，Howard 霍华德·林赛

Lippmann，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

Literacy test for voting registration 选民登记的读写考试

Literary Guild 美国文学协会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利特尔&布朗出版社

Litvak，Tola 托拉·利特瓦克

London Observer 《伦敦观察家报》

Look magazine 《展望》杂志

Los Angeles Times 《洛杉矶时报》

Losch，Tilly 蒂莉·洛施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Eliot）《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艾略特）

Lowell，James Russell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

Loyalty oaths 忠诚宣誓书

Luce，Henry 亨利·卢斯

Luftwaffe 德国空军

Lyons，Leonard 伦纳德·莱昂斯

McCarran Senate Subcommittee 参议院麦卡伦附属委员会

McCarthy，Joseph R./McCarthyism 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麦卡锡主义

McClendon，Gordon 戈登·麦克伦登

McCloy，John J. 约翰·J.麦克洛伊

McCormick，Ken 肯·麦考密克

McCormick，Robert Rutherford 罗伯特·拉瑟福德·麦考密克

McElwee，William 威廉·麦克尔威

McGovern，George 乔治·麦戈文

McKinley，William 威廉·麦金莱

MacLeish，Archibald 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

Magazin Littéraire 《文学杂志》

Magic Face，The（film about Hitler）《魔火》（关于希特勒的电影）

Maginot Line 马其诺防线

Main Street（Lewis）《大街》（刘易斯）

Mainstream of America series “美国主流丛书”

Maintenon，Marquise de 曼特农侯爵夫人

Makovitsky，Dusan 杜尚·马科维斯基

Malenkov，Georgi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

Maltz，Albert 阿尔伯特·马尔茨

Manchester，William 威廉·曼彻斯特

Manchester Guardian 《曼彻斯特卫报》

Mann，Erika 埃丽卡·曼

Mann，Golo 戈洛·曼

Mann，Kattya 卡蒂娅·曼

Mann，Thomas 托马斯·曼

Manstein，Erich von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

Mao Tse-tung 毛泽东

March，Florence 弗洛伦丝·马奇

March，Frederic 弗雷德里克·马奇

Margerie，Roland de 罗兰·马尔热里

Margolis，Richard J. 理查德·J.马戈利斯

Maritain，Jacques 雅克·马利坦

Married Love（Stope）《婚后爱情》（斯特普）

Marshall，Armina 阿米娜·马歇尔

Marshall，George C.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atles，James B. 詹姆斯·B.曼特斯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A（Peterson）《生死问题》（彼得森）

Mauriac，François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Maurois，André 安德烈·莫洛亚

Mayer，Louis B. 路易斯·B.梅耶

MBS（Mutual Broadcasting System）相互广播公司

Mein Kampf 《我的奋斗》

Mencken，H. L. 亨利·路易斯·门肯

Menzialy，Fräulein 曼莎莉女士

Merton，Thomas 托马斯·默顿

MGM studios 米高梅电影公司

Midcentury（Dos Passos）《世纪中期》（多斯·帕索斯）

Midcentury Journey（Shirer）《世纪中叶之旅》（夏伊勒）

Midsummer Nights Dream，A 《仲夏夜之梦》

Miklas，Wilhelm 威廉·米克拉斯

Millay，Edna St. Vincent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

Millay，Norma 诺尔玛·米莱

Miller，Arthur 阿瑟·米勒

Milwaukee Journal 《密尔沃基日报》

Mitgang，Herbert 赫伯特·米特冈

M. K. Gandhi—Indian Patriot in South Africa（Doke）《M.K.甘地——印度爱国者在南非》（多克）

Moe，Henry Allen 亨利·艾伦·莫

Moltke，von 冯·毛奇（老毛奇）

Moltke，Helmuth von 赫尔穆特·冯·毛奇（小毛奇）

Monde，Le 《世界报》

Monroe，Harriet 哈丽雅特·门罗

Moon landing 月球着陆

Morell，Theodor 特奥多尔·莫雷尔

Morgan，Ted 泰德·摩根

Morganpost 《晨邮报》

Morgenthau，Henry/Morgenthau Plan 亨利·摩根索/“摩根索计划”

Morris，Lloyd 劳埃德·莫里斯

Morse，Wayne 韦恩·莫尔斯

Mosley，Oswald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Mosse，George L. 乔治·L.莫斯

Mountbatten，Louis 路易斯·蒙巴顿

Mowrer，Edgar 埃德加·莫勒

Mozart，Wolfgang Amadeus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

Muir，Jean 琼·缪尔

Munich agreement 《慕尼黑协定》

Murphy，Robert 罗伯特·墨菲

Murray，Philip 菲利普·穆雷

Murrow，Edward R. 爱德华·R.默罗

Murrow，Janet 珍妮特·默罗

Mussolini，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Myers，Gene E. 吉恩·E.迈尔斯

My life and Hard Times（Thurber）《我的生活和艰难岁月》（瑟伯）

My World and Welcome to It！（Thurber）《欢迎参观我的世界！》（瑟伯）

Nagasaki，Japan 长崎（日本）

Nannes，Casper 卡斯珀·南斯

Napoleon Ⅲ 拿破仑三世

Nation，The 《国家》

National Book Award，for Rise and Fall 美国国家图书奖（《第三帝国的兴亡》）

National Health Service（Britain）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ational Observer 《国家观察家报》

National Review 《国家评论》

National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英国）国家社会主义联盟

Native’s Return，The（Adamic）《故人归国》（阿达米克）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纳粹阴谋与侵略》

Nazi Seizure of Power，The（Allen）《纳粹夺权之路》（艾伦）

Nazism/Nazi ideology 纳粹主义/纳粹意识形态

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ehru，Jawaharlal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Nelessen，Bernd 贝恩德·内尔森

Nemesis of Power，The（Wheeler-Bennett）《复仇者的力量》（惠勒-本内特）

Neurath，Konstantin von 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

New Masses 《新群众》

New Republic 《新共和》

Newsday 《新闻日报》

Newspaper Guild 美国报业协会

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

Newsweek 《新闻周刊》

New York Daily News 《纽约每日新闻报》

New Yorker 《纽约客》

New York Herald-Tribune 《纽约先驱论坛报》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

New York Star 《纽约明星报》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New York World 《纽约世界报》

Nichols，Louis B. 路易斯·B.尼科尔斯

Nietzsche，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Night and Fog Decree”（Nacht und Nebel Erlass） “夜与雾法令”

Nikitchenko，I. T. I.T.尼基琴科

Nixon，Richard M.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Nizer，Louis 路易斯·奈泽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 北美报业联盟

Nuclear war 核战争

Nuremberg party rallies 纽伦堡纳粹党集会

Nuremberg trials 纽伦堡审判

O’Brien，Frances 弗朗西丝·奥布赖恩

Observer 《观察家》

Ohlendorf，Otto 奥托·奥伦多夫

O’Neill，Eugene 尤金·奥尼尔

One World（Willkie）《天下一家》（威尔基）

Oradour-sûr-Glane，France 格拉讷河河畔奥拉杜尔（法国）

Orient Express 东方快车

Ornitz，Samuel 塞缪尔·奥尼茨

Oswald，Lee Harvey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Out of the Night 《走出黑夜》

Overbrook Foundation欧沃布鲁克基金会

Overseas Press Club 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

Owl in the Attic and Other Perplexities，The（Thurber）《阁楼的猫头鹰和其他难解之谜》（瑟伯）

Paley，William 威廉·佩利

Paris-Soir 《巴黎晚报》

Paris Times 巴黎《时报》

Parker，Dorothy 多萝西·帕克

Parker，Theodore 西奥多·帕克

Parliamentary Investing Committee 国会调查委员会

Parrington，Vernon Louis 弗农·路易斯·帕林顿

Parsons，Geoffrey 杰弗里·帕森斯

Pascal，Blaise 布莱士·帕斯卡

Pastures of Heaven（Steinbeck）《天堂牧场》（斯坦贝克）

Patriot Ledger 《爱国者纪事报》

Paul，Elliot 埃利奥特·保罗

Paulding，Governeur 格文努尔·波尔丁

Pearl Harbor，HI 珍珠港（夏威夷州）

Pearson，Drew 德鲁·皮尔逊

Pechersky monastery 佩切尔斯克修道院

Peck，Gregory 格雷高里·派克

Pepys，Samuel 塞缪尔·佩皮斯

Personal History（Sheean）《私人历史》（希恩）

Petacci，Clara 克拉拉·贝塔西

Pétain，Henri Philippe 亨利·菲利浦·贝当

Peterson，Virgilia（Gilly）维尔吉利亚·彼得森（吉莉）

Petit Parisien 《小巴黎人报》

Philadelphia Inquirer 《费城问询报》

Philip of Hesse，Prince 黑森的菲利普王子

“Phony war” “假战”

Pilpel，Harriet 哈丽雅特·皮尔派尔

Pindar 品达

Pisko，Ernst S. 厄恩斯特·S.皮斯科

PM 《午报》

Poetry 《诗刊》

Polish Profile（Peterson）《波兰人概要》（彼得森）

Politische Meinung，Die 《政治评论》

Pompadour，Marquise de 蓬帕杜侯爵夫人

Portes，Comte Jean de 让·德波尔特伯爵

Portes，Comtesse Hélène de 埃莱娜·德波尔特伯爵夫人

Portes，Marquis de 德波尔特侯爵

Potsdam agreement 《波茨坦协定》

Pound，Ezra 埃兹拉·庞德

Powers That Be，The（Halberstam）《媒介与权势》（哈伯斯塔姆）

Pravda 《真理报》

Prescott，Orville 奥维尔·普雷斯科特

Prime Time-The Life of Edward R. Murrow（Kendrick）《黄金时代——爱德华·默罗的一生》（肯德里克）

Prittie，Terrence 特伦斯·普里蒂

Profiles in Courage（Kennedy）《当仁不让》（肯尼迪）

Progressive，The 《进步》

Proust，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Publishers Weekly 《出版人周刊》

Pushkin，Aleksandr 亚历山大·普希金

Pyle，Howard 霍华德·派尔

Rabelais，François 弗朗索瓦·拉伯雷

Rachmaninoff，Sergei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

Radcliffe College 拉德克利夫学院

Raeder，Erich 埃里希·雷德尔

Random House 兰登书屋

Rankin，John E. 约翰·E.兰金

Rather，Dan 丹·拉瑟

Raubal，Geli 吉莉·拉包尔

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Reagan，Nancy 南希·里根

Reagan，Ronald 罗纳德·里根

Red Channels（Counterattack publication）《赤色频道》（《反击》周刊出版）

Red Star Over China（Snow）《红星照耀中国》（斯诺）

Reed，John 约翰·里德

Reichenau，Walter von 瓦尔特·冯·赖歇瑙

Reichsbank 德意志帝国家银行

Reid，Helen 海伦·里德

Reid，Ogden 奥格登·里德

Reid，Whitelaw 怀特洛·里德

Reinecke，Hermann 赫尔曼·赖内克

Reinhardt，Max 马克斯·赖因哈特

Reitsch，Hanna 汉娜·莱契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Proust）《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

Remington，William 威廉·雷明顿

Rémond，René 勒内·雷蒙

Renan，Ernest 埃内斯特·勒南

Renouvin，Pierre 皮埃尔·勒努万

Response to the Synod’s Edict of Excommunication（Tolstoy）《宗教大会开除法令之我见》（托尔斯泰）

Reston，James 詹姆斯·赖斯顿

Resurrection（Tolstoy）《复活》（托尔斯泰）

Reynaud，Paul 保罗·雷诺

Reynolds，Paul R. 保罗·R.雷诺兹

Ribbentrop，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Rich，Robert 罗伯特·里奇

Richmond News-Leader 《里士满要闻》

Ridgway，Matthew B. 马修·邦克·李奇微

Rimski-Korsakov，Nicolai尼古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Rioux，Jean-Pierre 让-皮埃尔·里乌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The（Shirer）《第三帝国的兴亡》（夏伊勒）

Robeson，Paul 保罗·罗伯逊

Robinson，Edward G. 爱德华·G.罗宾逊

Rockefeller，Nelson 纳尔逊·洛克菲勒

Rodino，Peter 彼得·罗迪诺

Roosevelt，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Roosevelt，Franklin D.富兰克林·D.罗斯福

Roosevelt，Kermit 克米特·罗斯福

Roosevelt，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Roper，Elmo 埃尔莫·罗珀

Rosenberg，Ethel 埃塞尔·罗森堡

Rosenberg，Julius 朱利叶斯·罗森堡

Rosenthal，Herb 赫布·罗森塔尔

Rosten，Leo 莱奥·罗斯滕

Rovere，Richard 理查德·罗维尔

Rubinstein，Arthur 阿图尔·鲁宾斯坦

Ruby，Jack 杰克·鲁比

Rundstedt，Gerd von 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

Rush，Benjamin 本杰明·拉什

Rusk，Dean 迪安·腊斯克

S.A. （Sturmabteilung） 冲锋队

Sachs，Hans 汉斯·萨克斯

Saint-Exupéry，Antoine de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St.John，Bob 鲍勃·圣约翰

Salisbury，Harrison E.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

Salmon，Stanley 斯坦利·萨蒙

Sandburg，Carl 卡尔·桑德堡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旧金山纪事报》

Santayana，George 乔治·桑塔亚纳

Sarasota，FL 萨拉索塔（佛罗里达州）

Saturday Evening Post 《星期六晚邮报》

Saturday Review 《星期六评论》

Saypool，Irving 欧文·塞普尔

Schacht，Hjalmar Horace 亚尔马·贺拉斯·沙赫特

Schechter，Abe 阿贝·希尔特

Schiller，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Schilling，Dr. 席林医生

Schine，G. David G.大卫·沙因

Schmidt，Hans 汉斯·施密特

Schmidt，Helmut 赫尔穆特·施密特

Schoener，General 舍尔纳将军

Schubert，Franz 弗朗茨·舒伯特

Schultz，Sigrid 西格丽德·舒尔茨

Schuman，Frederick L. 弗雷德里克·L.舒曼

Schuschnigg，Kurt von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

Schuster，Max 马克斯·舒斯特

Schwaegermann，Günther 金特·施韦格曼

Schwed，Peter 彼得·施韦德

Scott，Adrienne 阿德里安娜·斯科特

Scott，Hazel 黑兹尔·斯科特

Scriabin，Aleksandr 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

Seal in the Bedroom and Other Predicaments，The（Thurber）《卧室里的海豹和其他危险》（瑟伯）

Secker and Warburg 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

See It Now 《现在看》

Selma March for civil rights 赛尔玛民权大游行

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参议院国内安全附属委员会

Senate Tydings Committee 泰丁斯参议院委员会

Seneca 塞尼卡人

Sethe，Paul 保罗·泽特

Sevareid，Eric 埃里克·塞瓦赖德

Seven Deadly Sins，The 《七宗罪》

Seyss-Inquart，Arthur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

Shakespeare，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Shapley，Harlow 哈罗·沙普利

Shaw，George Bernard 乔治·伯纳德·萧（萧伯纳）

Shaw，Irwin 欧文·肖

Shawn，William 威廉·肖恩

Sheean，Dinah 黛娜·希恩

Sheean，Vincent（Jimmy）文森特（吉米）·希恩

Sherwood，Robert E. 罗伯特·E.舍伍德

Shirer，Eileen Inga 艾琳·因加·夏伊勒

Shirer，Linda 琳达·夏伊勒

Shirer，John 约翰·夏伊勒

Shirer，Josephine 约瑟芬·夏伊勒

Shirer，Tess 特斯·夏伊勒

Showboat 《演艺船》

Shscherbitsky，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斯切比斯基

Shuster，George M. 乔治·M.舒斯特

Siegfried Line 齐格菲防线

Simon，Dick 迪克·西蒙

Simon and Schuster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Simpson，Louis 路易斯·辛普森

Single-tax system 单一税体制

Skow，John 约翰·斯科

Smith，Howard 霍华德·史密斯

Smuts，Jan Christiaan 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

Snow，Edgar 埃德加·斯诺

Snow，Lois 洛伊斯·斯诺

Social Democrats（Britain）社会民主党（英国）

Socialized medicine “公费医疗”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South Bend Knife and Fork Club 南本德市“刀叉俱乐部”

Space program，U.S. 美国太空计划

Spears，Edward L. 爱德华·L.斯皮尔斯

Speer，Albert 阿尔伯特·斯佩尔

Spellman，Francis 弗朗西斯·斯佩尔曼

Sperber，A. M. A.M.斯佩贝尔

Spiegel，Der 《明镜》

Springfield Union 《斯普林菲尔德联合报》

S.S.（Schutzstaffel） 党卫军

Stalin，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Stanton，Frank 弗兰克·斯坦顿

Star Wars “星球大战”计划

State Opera House，Vienna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Stauffenberg，Klaus von 克劳斯·冯·施陶芬柏格

Steffens，Lincoln 林肯·斯蒂芬斯

Stein，Gertrude 格特鲁德·斯泰因

Steinbeck，John 约翰·斯坦贝克

Steiner，Felix 费利克斯·斯坦纳

Steinhof，Johannes 约翰内斯·斯泰因霍夫

Stendhal 司汤达

Stern，Alfred 阿尔弗雷德·斯特恩

Stern，Der 《明星》

Stevenson，Adlai 阿德莱·史蒂文森

Stimson，Henry L.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

Stone，Shepard 谢泼德·斯通

Stope，Marie 玛丽·斯特普

Stowe，Leland 利兰·斯托

Stranger Come Home（Shirer）《游子归来》（夏伊勒）

Straus，Roger 罗杰·斯特劳斯

Strauss，Russell 拉塞尔·斯特劳斯

Struggle for Europe，The（Wilmot）《争夺欧洲》（威尔莫特）

Stuyvesant，Peter 彼得·施托伊弗桑特

Süddeutsche Zeitung 《南德意志报》

Sullivan，Anne（Mrs. John Macy）安妮·莎莉文（约翰·梅西的夫人）

Sulzberger，Arthur Hays 阿瑟·海斯·苏兹贝格

Sun Also Rises，The（Hemingway）《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

Sunday Telegraph 《星期日电讯报》

Sweet Thursday（Steinbeck）《甜蜜的星期四》（斯坦贝克）

Swing，Raymond Gram 雷蒙德·格拉姆·斯温

Taft，Robert 罗伯特·塔夫脱

Tanglewood summer music festival 坦格尔伍德夏季音乐节

Taneyev，S. T. 谢尔盖·伊凡诺夫·塔涅耶夫

Tass news agency 塔斯社

Taylor，A. J. P. A.J.P.泰勒

Taylor，Henry J. 亨利·J.泰勒

Taylor，Myron 迈伦·泰勒

Taylor，Telford 特尔福德·泰勒

Tchaikovsky，Peter Illyich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Temoinage Chrétien 《基督教箴言报》

Tenney Committee 坦尼委员会

Thackeray，William Makepeace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

Thatcher，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

Theatre Guild 美国戏剧协会

Theonaris，Alan 阿兰·西奥纳里斯

This Great Journey（Lee）《这个伟大的旅程》（李）

This Is London（Murrow）《这里是伦敦》（默罗）

This Side of Paradise（Fitzgerald）《人间天堂》（菲茨杰拉德）

This Year of Grace（Coward）《荣耀之年》（考沃德）

Thompson，Dorothy 多萝西·汤普森

Thomson，Polly 波莉·汤姆森

Thoreau，Henry David 亨利·戴维·梭罗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accident 三里岛核事故

Thruelsen，Richard 理查德·斯鲁奥森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hurber，Helen 海伦·瑟伯

Thurber，James 詹姆斯·瑟伯

Thurmond，J. Strom J.斯特罗姆·瑟蒙德

Time magazine 《时代》

Times（London）《泰晤士报》（伦敦）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

Tolstoy，Leo 列夫·托尔斯泰

Tolstoy，Sasha 萨莎·托尔斯泰

Tolstoy，Sergei 谢尔盖·托尔斯泰

Tolstoy，Sophia Andreyevna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

Tolstoy—The Ultimate Reconciliation（de Courcel）《托尔斯泰——终极和解》（德库塞尔）

Tolstoy in Moscow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

Tolstoy Museum 托尔斯泰博物馆

Tory party（Britain）保守党（英国）

Townsend，Dallas 达拉斯·汤森

Toynbee，Arnold 阿诺德·汤因比

Tracy，Spencer 斯宾塞·屈塞

Trade Union Federation（Germany）工会联合会（德国）

Traitor，The（Shirer）《叛国者》（夏伊勒）

Transition 《过渡》

Treaty of Brest-Litovsk《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和约》

Treblinka extermination camp 特雷布林卡集中营

Trevor，Jack 杰克·特雷弗

Trevor-Roper，H. R. H.R.特雷弗-罗珀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二战重要战犯审判纪实》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纪实》

Trilling，Lionel 莱昂内尔·特里林

Trotsky，Leon 列夫·托洛茨基

Truman，Bess 贝丝·特鲁门

Truman，Harry S. 哈里·S.杜鲁门

Truman Library 杜鲁门图书馆

Trumbo，Dalton 达尔顿·特朗勃

Tula，Russia 图拉（俄国）

Turgenev，Ivan 伊凡·屠格涅夫

Twain，Mark 马克·吐温

Twilight Over England（Joyce）《落日英国》（威廉·乔伊斯）

Udet，Ernst 厄恩斯特·乌德特

Ulysses（Joyce）《尤利西斯》（詹姆斯·乔伊斯）

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of America 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P.（United Press）美国合众国际社（合众社）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ribunals 美国军事法庭

Universal News Service 环球通讯社

Universal Studios 环球影城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Paris 巴黎大学

Unset，Sigrid 西格里德·温塞特

U.S.A. trilogy（Dos Passos）《美国》三部曲（多斯·帕索斯）

U.S. Steel 美国钢铁公司

Uzes，Duchesse d’ 于泽公爵夫人

Valéry，Paul 保罗·瓦雷里

Vandercook，John 约翰·范德库克

Van Doren，Carl 卡尔·范多伦

Van Doren，Charles 查尔斯·范多伦

Van Doren，Irita 艾丽塔·范多伦

Van Doren，John 约翰·范多伦

Van Doren，Mark 马克·范多伦

Van Horn，Harriet 哈丽雅特·范霍恩

Velde，Harold 哈罗德·维尔德

Verlaine 魏尔伦

Vichy government 维希政府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Viking Press 维京出版社

Vincent，Betty 贝蒂·文森特

Vincent，John Carter 约翰·卡特·文森特

Vinogradov，Boris 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

Viorst，Milton 米尔顿·维奥斯特

Voice of Freedom Committee 自由之声委员会

Voight，F. A. F.A.沃伊特

Vremya（Soviet TV）《新闻报道》（苏联电视节目）

Wagner，Councilor 瓦格纳（市议员）

Wagner，Richard 理查德·瓦格纳

Wales，Henry 亨利·威尔斯

Wall，The（Hersey）《围墙》（赫西）

Wallace，DeWitt 德威特·华莱士

Wallace，Henry A. 亨利·A.华莱士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War and Peace（Tolstoy）《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

Warburg，Fred 弗雷德·沃伯格

Warren，Earl 厄尔·沃伦

Washington march for civil rights 华盛顿民权进军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Star 《华盛顿明星报》

Waste Land，The（Eliot）《荒原》（艾略特）

Watergate scandal水门事件

Wayward Bus，The（Steinbeck）《不称心的客车》（斯坦贝克）

Webster，Margaret 玛格丽特·韦伯斯特

Weeks，Edward 爱德华·威克斯

Weill，Kurt 库尔特·魏尔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Weinberg，Gerhard 格哈德·温伯格

Weiterscheim，General 维特斯海姆将军

Weizsaecker，Richard von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Welles，Orson 奥逊·威尔斯

Wells，H. G.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Welt，Die 《世界报》

Wenck，General 温克将军

West，Rebecca 丽贝卡·韦斯特

Westminster College 威斯敏斯特学院

Westphal，Siegfried 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

Weygand，Maxime 马克西姆·魏刚

What Can Be Done？（Tolstoy）《如何应对社会？》（托尔斯泰）

Wheeler-Bennett，John W. 约翰·W.惠勒-本内特

White，E. B. 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

White，Paul 保罗·怀特

White，William Allen 威廉·艾伦·怀特

Whitman，Alden 奥尔登·惠特曼

Whitman，Walt 沃尔特·惠特曼

Whittier，John Greenleaf 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

Widmark，Richard 理查德·威德马克

Wigman，Mary 玛丽·维格曼

Wilhelm Ⅱ，Kaiser 威廉二世

Williams，Tennessee 田纳西·威廉斯

Williams，William Carlos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lkie，Wendell 温德尔·威尔基

Wilmot，Chester 切斯特·威尔莫特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Winant，John C. 约翰·C.怀南特

Winchell，Walter 沃尔特·温切尔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The（Steinbeck）《烦恼的冬天》（斯坦贝克）

Wolper，David 大卫·沃尔珀

Wolzek extermination camp 沃尔泽克集中营

Women’s liberation 女性解放

Wood，Alden S. 奥尔登·S.伍德

Woodstock rock festival 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

Woodward，Bob 鲍勃·伍德沃德

Woolf，Virginia 弗吉尼亚·伍尔芙

World-Telegram 《世界电讯报》

Wrigley，Phil 菲尔·里格利

Yale Law School 耶鲁大学法学院

Yale Review 《耶鲁评论》

Yasnaya Polyana（Tolstoy’s estate）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的庄园）

Young，Stanley 斯坦利·扬

Zeit，Die 《时代周报》

Zhukov，Marshal 朱可夫元帅

Zola，Émile 爱弥尔·左拉

Zora（friend of WLS）佐拉（威廉·夏伊勒的朋友）

Zweig，Stefan 斯蒂芬·茨威格

译者后记

本书于201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初版，202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再版，衷心感谢两家出版社信任我，让我承担重任，翻译本书。

本书是名人传记，而且是涉及重要世界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名人传记。在我翻译的书里，本书算不上最难译，不过，本书是我投入时间、精力、耐心最多的书。并非因为本书篇幅大（我翻译过同等篇幅的世界文学名著），而是因为本书包含的真实信息量堪称“巨大”！仅举一例：本书不过50多万字，涉及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达到1700个之多！众所周知，这类名词不能想当然地翻译；另外，由于本书作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绝无仅有的亲历者，书中记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此前已经在数不胜数的中文著述里出现过，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翻译先例，必须从中找出标准的或约定俗成的译名，方能纳入我的译文。我估计，为查找这1700个专有名词的准确中文名称，以及诸如此类的信息，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占了全部投入的五分之一！

本书作者因《第三帝国的兴亡》享誉天下。《第三帝国的兴亡》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极其特殊的历史书。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同类中的绝唱。它历尽艰难才出版成书，面世后的反响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美国，历史书向来没有市场，《第三帝国的兴亡》却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市场奇迹，继之，这一奇迹还传遍了世界各地。

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刚刚着手翻译时，我那百岁的老父亲走了。在抢救中，我做了一件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在最后时刻，经医生允许，我一直紧握父亲的手，每当监视仪上各种跳跃的曲线和数字趋向高危时，我就不停地和他说话，呼唤他不要放弃。父亲三次仅有出气，没有进气，然后停止呼吸近一分钟，监视仪上的各种曲线形成近乎平行的直线，各种数字也三次近乎归零；好在他又三次倒吸长气，让监视仪上的曲线和数字三次恢复生机，给了我和医护人员三次希望。不过他没有做第四次努力！我父亲走了，他的一生（1912—2012）刚好跨越一个世纪，他不仅是中国历史最轰轰烈烈变迁的见证者，还是积极的参与者。《第三帝国的兴亡》和本书讲述的那些年都是他经历过的，只不过他身在东方，而不是西方。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故事，于我，于他的战友和朋友，都是极其精彩的人生和历史故事。

所以，在翻译中，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生出许多感慨，真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创作出一部既厚重又精彩的史书，与大家分享一位百岁老人经历的种种非凡故事。

历史之厚重，有时候唯有讲述历史的书才得以承载！本书即如斯。

借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南希·欧文思（Nancy Owens）女士和詹姆斯·梅（James May）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曾经给予我许多帮助。

译文中凡有不妥之处，望读者宽容。

卢欣渝

2019年8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三卷，旅人迟归：1945—1988/（美）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卢欣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书名原文：20th Century Journey：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 A Native’s Return：1945-1988

ISBN 978-7-5201-6183-1

Ⅰ.①二… Ⅱ.①威…②卢… Ⅲ.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Ⅳ.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57728号

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第三卷）

——旅人迟归：1945—1988

著者/〔美〕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译者/卢欣渝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卷印张：25.75 本卷插页：0.5 本卷字数：556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183-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2790号

定价/428.00元（全三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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