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战争艺术史/（德）汉斯·德尔布吕克著；姜昊骞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21.8

ISBN 978-7-5192-8649-1

Ⅰ.①战…　Ⅱ.①汉…②姜…　Ⅲ.①战争史-世界　Ⅳ.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11343号

目录

战争艺术史（第1卷）：古典时代的战争

战争艺术史（第2卷）：蛮族入侵

战争艺术史（第3卷）：中世纪战争

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战争的黎明

战争艺术史（第1卷）：古典时代的战争

目录

推荐序 德尔布吕克：克劳塞维茨和兰克的结合

第1版 前言

第2版 （第1、2卷）前言

第3版 前言

起点

第一篇 希波战争

1 史籍记载中的希腊兵力

2 希腊人的装备与战术

3 希腊军队的实际兵力

4 波斯军队

5 马拉松会战

6 温泉关会战

7 阿提米西安海战

8 萨拉米斯海战

9 普拉提亚会战

第二篇 鼎盛时期的希腊军队

1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战术

2 伯利克里战略

3 雇佣兵

4 公元前4世纪对原有战术体系的完善

5 色诺芬理论

6 伊巴密浓达

第三篇 马其顿军队

1 马其顿军制

2 亚历山大与波斯：格拉尼卡斯河会战

3 伊苏斯会战

4 高加米拉会战

5 海达斯佩斯河会战

6 作为统帅的亚历山大

7 继业者

第四篇 古罗马

1 骑士与方阵

2 支队方阵

3 罗马人的操练、扎营和纪律

4 皮洛士

5 第一次布匿战争

第五篇 第二次布匿战争

1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研究方法

2 坎尼会战

3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

4 战前战略态势回顾

5 罗马占据上风

6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梯队战术

7 汉尼拔与西庇阿

第六篇 作为世界征服者的罗马军队

1 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军队

2 职业军队：大队战术

3 百夫长

4 米特拉达梯

5 罗马人与帕提亚人

第七篇 恺撒

1 恺撒历次征战的批判性分析

2 赫尔维蒂战役

3 阿里奥维斯塔

4 征服比利其人

5 维钦托利

6 罗马针对蛮族的战法

7 内战记：意大利与西班牙

8 希腊战役

9 法萨卢斯会战

10 内战末期诸战役

11 战象

12 结论

附注选译

1 阿提卡半岛与希腊其他地区城邦的人口

2 马拉松会战中的跑步情况

3 著名战例

4 坎尼会战参战兵力与伤亡数字

5 “萨里沙”长度与队列间隔

6 罗马兵役

注释

伯利克里，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领导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击败了斯巴达人。

亚历山大大帝，古希腊马其顿王国国王，在其统治期间，都在进行前无古人的大型军事征服活动，战略和政略兼用，降服诸国。

汉尼拔，迦太基著名军事家，所处的时代正逢罗马共和国势力的崛起。在军事及外交活动上均有卓越表现，是现今仍为许多军事学家所研究的重要军事战略家之一。

西庇阿，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方面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在扎马战役中打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而著称于世。

马略，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他在罗马人被日耳曼人击败的危难之时当选执政官，进行军事改革，最终击败日耳曼人。

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是罗马共和国转向罗马帝国的关键人物。

推荐序　德尔布吕克：克劳塞维茨和兰克的结合

今天我们讲现代最伟大的军事史家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我们称之为“克劳塞维茨和兰克的结合”。说他是克劳塞维茨，意思是他将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基本思想有机而完整地贯穿于他的研究和论著当中，同时非常明显地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关键性论点，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双重形式的论点；说他是兰克，是因为他是第一次系统地将兰克开创的科学的史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军事史，以此来辨识、考证和研究西方的几乎全部战争史册，特别是辨识和考证史料非常稀少或讹误百出的古代军事史。

德尔布吕克的贡献：综述

我们先综述一下德尔布吕克的贡献，也是说明他的学术生涯和政论生涯的一些基本情况。

德尔布吕克的学术生涯和政论生涯实际上恰好同整个第二帝国时期，特别是它的后半段重合。他具有三方面的特质，或者说身份。

第一，他是军事史家。

第二，他是政论家，而作为政论家，他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向德国人民阐述、指明和解释了他们一般既不了解，也难以深切理解的军事事务的作用，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重要。

第三，他是德国统帅部特别是参谋本部的批评者，以出类拔萃的见识，往往还要加上难能可贵的勇气，批判了德国军政领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基本战略。在每一个方面，无论是军事史研究，还是向德国人民解释军事事务，或是批评德国统帅部，他都在现代战略思想、现代军事思想方面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实际上从老毛奇开始，普鲁士/德国军界领导人一向就强调学习战争史，一向就强调吸取历史上战争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军事史述、战争史述不正确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要为备战和战争服务，那么很明显，军事史的记录或编纂就必须准确。过去的历史记录、过去的战事描述当中必免的各种误解、神话和讹传等就必须予以剔除。19世纪，首先归功于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德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承担一个工作，那就是剔除过去的历史记载和史著史论当中的种种神话、种种错误，以便像兰克那样尽可能地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然而，实际上直到德尔布吕克写出他的主要论著——《战争艺术史》（4卷）（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兰克创设的、新的历史辨识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才真正被应用于军事史和战争史领域，当然也包括狭义的战略史领域。这样一项工作，毫无疑问是德尔布吕克对于战略思想、军事思想的一大突出贡献。

除此之外，德尔布吕克的贡献还在于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项。19世纪期间，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国家，尤其是中西欧国家，大众政治已经兴起，政府的基础得到扩大，公众对国家事务（包括国家对外事务和军事事务）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已经出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在实行君主制度的德国，军事事务也已经不再完全是上层阶级的特权，不再完全是一小撮军界领导人的特权。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客观的需要：既然在大众政治环境中，公众的意见和情绪往往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国家军事事务，一般的公众就应当对军事问题有恰当的理解。也就是说，已经有必要进行关于军事事务的公共性讲授、教育和传播，使得军事知识（以至军事问题判断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输入到较广大的公众中去，而德尔布吕克就是履行这一历史任务最杰出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所有著述都怀有一个自觉的目的，那就是要将军事知识、战争经验、军事观念和战略思想灌输和传播到德国民众中去。最明显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论战场状态、战略形势和战争全局，将德国的战略解释给德国人民，当然也将他对德国统帅部的批评告诉德国人民。

这就涉及到他的第三个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的德国，德尔布吕克是对第二帝国的战略思想、战略实践和军事体制最为直言不讳和持之以恒的批评者，而且他的批评往往相当尖锐或激烈。实际上也因为如此，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当时整个西方的战略思想和军事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者。他批评的总的出发点非常高。他对军事史，特别是对过去时代的军事体制的研究表明，战争和政治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些研究还表明，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两者必须携手并进，而军事战略必须反映和服从于政治战略。他还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战争规划和战略规划必须依据合理的国家政治目的，并且反复论证克劳塞维茨的这个根本信念。如果政治目的错了，战略思维和战略目的也就会错，而如果战略思维和战略目的错了，那么即使在战术和作战层面（operation）上取得最辉煌的成功，也仍有可能导致政治灾难。特别是在1915年以后，他确信德国统帅部的战略思维是错误的，战略目标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德意志国家可以有的合理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就成了在德国国内对德国战争目的和战略的最重要批评者，成了同样在德国国内的一个经过谈判来达成和平的最重要提倡者。此外，在一战结束以后，当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开始调查1918年德国崩溃的原因时，德尔布吕克通过多次在议会作证——实际上是发表长篇的演讲——来批判德国统帅部的战略思想和国策，特别是1916年以后掌握德国大权的原第三集团军首脑卢登道夫和兴登堡的战略思想和国策。他对德国战略的批评体现了对于军事史、战争史的深切理解，同时也大大得益于他从研究这些历史中得到的种种启示和教训。这就是我们对德尔布吕克所做贡献的综述。

德尔布吕克所受的敎育与其学术生涯

因为大家很不熟悉，所以现在简单地谈一谈德尔布吕克的生平，或者说他的教育和学术生涯。

1848年11月德尔布吕克出生于贝尔根（Bergen），父亲是法官，母亲是柏林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他在三个大学受过很出色的高等教育：海德堡大学，还有一个不那么有名，叫格赖弗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Greifswald，在后来的东德），还有一个就是波恩大学。那个时候德国的历史学非常发达，有兰克以及兰克的一大批门生，使德国的历史学成为欧洲历来最杰出的。所以他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听过许多史学大家的课。他虽然没有听过兰克本人授课，但是出于兰克之门的那些史学大家将兰克的科学治史方法深深地灌输在他的头脑里，何况这个头脑绝对是第一流的。他1873年拿到博士学位，导师是德国史学大师西贝尔（Sybel），其最佳著作就是非常有名的《法国革命史》。德尔布吕克做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大概很难做——专门考证11世纪时德意志的一位编年史家伦伯尔·冯·赫斯菲尔德（Lambert von Hersfeld）的著述，这些著述从中世纪往后不断被人当作基本历史资料来引证，就像搞中国古代史的人引证《汉书》《新唐书》等。德尔布吕克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运用非常透彻的批判性考证，指出其中很多是错误的、虚假的或伪托的。这是他对于科学的治史方法的一个很好运用。接着，他于1874年被任命为普鲁士亲王（瓦尔德马亲王）的导师，做了5年。这5年很有好处，因为他在这段时期里很靠近普鲁士宫廷，等于学政治——较多较深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也可以说大长见识。同样在这段时期里，当他履行作为后备役军官的军事义务时，他读了一部相当有名的《步兵史》，这使他的兴趣转到了军事史方面。

1879年，德尔布吕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最初任教于柏林大学，主要研究当代军事史，首讲课程便是普奥战争。然而，他的兴趣和注意力越来越往前推，到了比较早的历史时期，讲授中西欧封建时代开始往后（也就是西罗马帝国崩溃往后）的西方战争史，并且将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往前推至希腊、罗马时代。从1900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他最主要的著作《战争艺术史》。该书的德文名字翻译成英文就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s of War 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第一个英译本就照这么译，然后第二次英译本，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英译本，将题目简略了一些，去掉了“政治史框架中的”这几个字，因为他的这本书实在太有名了，行内人和不少普通读者都知道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所以英译本书名就变成了“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该书一共4卷，原计划要写7卷，但实际上就写了4卷，从希波战争写到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生给他续了3卷，因而一共有了7卷。人们一般认为，要研究德尔布吕克，就只要看前面的4卷。顺便说一下，军事史在当时是一个不受重视，甚至可以说很被边缘化的领域，所以拿到教授职位也特别难。尽管他有那么好的学问，那么杰出的才华，实际上是从兰克以来，甚至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史学家。他拿到的教授职位很高级，那就是柏林大学的professor of universal and world history。康德开始用“universal history”一语，用作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的题目和主题，不过实际上它最早始于路易十四的大主教、国务家兼大学者波舒哀，他也写过叫“universal history”的书。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世界史”，但它后面还有一个“world history”。总之可以叫“世界史教授”。这个世界史教授席位的前一个占据者是特赖奇克，此人当然是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然而是绝对鼎鼎大名的史学家。然而，也因为德尔布吕克是研究当时这么被边缘化的一门学问的，所以他始终没能进人普鲁士科学院，尽管这个科学院里大部分院士的贡献、见识和水平远不如他。

《战争艺术史》

讲德尔布吕克，最重要的是要讲《战争艺术史》。先来看该书的结构和目的。4卷中的“古典时代的战争”讨论了从希波战争到罗马共和国恺撒时期的战争艺术史。

顺便说一下，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战争研究者的术语库里边，“战争艺术”是个经常被使用的术语。这个术语一方面很好、很形象，另一方面也很含糊，实际上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战争艺术”不但指战略和战术，往往还包括军事组织方式和军队组织方式，而这两者——军事和军队组织方式，甚至说更广大的军事体制的结构同战略战术的关系甚为密切。特别是因为，有一些战略和战术只能在一定的军事体制和军队组织方式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也才可能被实施。

“蛮族入侵”大部分主要论述早期口耳曼人的军事组织，实际上它讲了政治框架中的军事和战争艺术，而这“政治框架”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它同时也论述了罗马军事体制的衰亡，还有拜占庭即东罗马的军事体制，连同西欧封建社会体制和军事体制的开始。

“中世纪战争”主要是论述中世纪里战术和战略的衰落和消亡；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就是在所谓Dark Age——“黑暗时期”——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战术和战略。然后在第3卷的末尾（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德尔布吕克论述了战术体制，特别是战术阵列在15世纪的复兴，复兴者就是瑞士人。实际上，近现代战争方式就是从瑞士人开始，开始于15世纪瑞士同勃艮第的战争。

“现代战争的黎明”将战术方式和战略思维的史事一直讲到了拿破仑时代。

他是这么一个很少见到的历史学家、史学大师：既能搞非常细的东西，进行非常严格细致的历史考证，恢复历史细节的本来面貌，但同时又不是一个主要注重这些的人；他主要注重的是宏观的揭示、宏观的真理，是一般的、普遍的、广泛的趋势，并且从里面提炼出广泛的思想。这一点同先前的战争史、军事史非常不一样。军事史一般是相当枯燥的，大都写打仗，有非常专门的细节，什么战场，什么战术行列，用什么大炮等，非常细致。如果你对那段历史非常熟悉的话，你大概会看得颇有兴趣，但是一般的人是绝对觉得枯燥的。然而，德尔布吕克特别关注军事史当中的所谓宏观的道理，这点和先前的军事史很不一样。

他研究战争史和军事史的目的已经在他的《战争艺术史》的标题当中显露出来了：在“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甚至在社会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两者之间的动态联系：一方面是政治实体，特别是国家的体制；另一方面是战争方式、战略和战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国家的体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国家的战略战术之间建立一种得到揭示的本质性关系，或者说揭示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当然与此同时，德尔布吕克认识到，你如果要从历史中抽取出广泛的结论，升华出大的道理的话，首先你就必须准确地还原历史。怎么说呢？首先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确定历史上一个个、一类类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要辨明历史细节。德尔布吕克的这个思想非常自觉，那就是因为要在历史中寻找或升华出宏观的结论，揭示出深层含义和主题，所以要非常认真、细致和严格地去辨识、探究和考证那些细节。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谈到他对古代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方法。这种方法有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专门名称，现在真正懂行的人都用它的德文原文——Sachkritik，字面意思大约是“事件考辨”，实际上就是对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当代历史学家如何来考证和检验历史上（当然包括古远的，越古越难）流传至今的军事史料。

他发展出了一套方法。他认为，这个任务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完成。

第一，历史学家要充分地了解过去的战斗所在的战场，或者说过去战斗所在的地形。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利用现代地理科学知识来检验传下来的古老的军事史料。举个例子，马拉松战役怎么打的？你要知道马拉松那个地形，你要了解它，而且这个了解不是像古人那样，而是以现代地理科学的眼光来了解。这样，你才有可能判断希罗多德《历史》里边讲的马拉松能不能容纳那么多人，在那块地方能不能打那么大的仗，有没有那样的可能。

第二，当代历史学家需要知道，自己考察的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战争用的是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如果他真正知道和懂得这一点，他就能合乎逻辑地重构出、还原出当年战役所用的战术以及相关的种种情况，因为每一种武器、每一类装备实际上都有一个内在的战术性使用的可能性或逻辑，甚至可以说规则。

第三，要懂得甚至深知现代战争，这个很重要。研究古代战争、中世纪战争或近代战争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深切了解现代战争方式，最好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现代战争方式的专家；这样一来，就能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工具，因为对现代战争方式的了解使他们能够知道、能够判断例如一个普通的步兵每天到底能步行走多少路，这个physical possibility（体力的可能性）是从古到今没有太大差别的，或者一匹马一般来说到底能够载多少重？一支依靠步行和骑马的大军的机动性到底可能如何？例如1万多人的兵力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运行，它的机动性到底有多高？其实这些东西现代和古代都差不多，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东西，以便帮助判断古代的情况。

第四，就是要充分了解和理解同你所研究的早先的战役类似的现代战役。早先的战役，无论是坎尼战役、马拉松战役或者其他战役，在现代战争史上几乎总能找到一些多少类似的“翻版”，你如果了解了现代战争史上的这些“翻版”，就大有助于考辨古代的“原型”。为什么？现代战役的史料一般相当可靠，依据它们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重构、还原古代的类似的战役。例如，在我们刚才讲的15世纪瑞士和勃艮第之间的战争当中，几次战役都有准确的史料留下来，而马拉松战役只有一项史料，那就是希罗多德写的那个《历史》，比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早。他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史书，更早的讲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只是一部神话般的史诗。但是，希罗多德写的书里边有很多东西令你真假莫辨的，甚至他自己也搞不清的，而且里面有些是不折不扣的神话。但是，关于瑞士和勃艮第之间战争的史述可靠的，其中的战役和马拉松战役实际上是类似的，你就可以参考这个东西来辨析古代的史料，看希罗多德写的对不对。尽管这两次战争，希波战争和瑞士和勃艮第战争前后相距两千多年，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相同的：主要作战力量都是步兵，步兵主要拿金属制冷兵器而不是火器进行面对面战斗，而且在这两次战争中最后取胜的都是步兵。勃艮第主要是骑兵，波斯人也大概如此。所以，可以从15世纪的瑞士同勃艮第战争的战役当中引出一些东西来，得到一些启示，借以判断马拉松战役。

所有这四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其他方面）合起来，就叫Sachkritik，也就是德尔布吕克创造的对古老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

我们现在来举此种考证方法的实例之一：论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的规模。它也是德尔布吕克被人援引得最多的一个例子，也是他对古老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的最辉煌、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到底有多少？与此相关马拉松战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个例子最有名。为什么？因为西方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希波战争，都知道马拉松战役。他等于革命性地转换了希波战争的图景，特别是马拉松战役的图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然非常有名。这是他最惊人的一项考证成果，就写在《战争艺术史》的“古典时代的战争”中。

波斯军队，也就是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率领的军队入侵希腊是在公元前480年。希罗多德的《历史》上说这支军队有多少人？2641610人。非常精确，精确到十位数。这个数字是fighting men，军人。还有至少同样多的随从，大多数是军人家属和仆人，还有在兵船上划浆的奴隶，不算在军人之内，加起来大概至少有500万人，其中军人就有264万。德尔布吕克认为，这不可能可靠。他说，根据现代德国的order of march，大致就是行军队形，一个军团有3万人，它行军起来要占多少地方呢？行列长度达14英里（约23千米），而且不算辎重车辆。所以按照希罗多德的史书，波斯军队行军的纵队会有2000英里长——2000英里就是约3219千米，这个是不可能的。就算这点你能够解释，或者说即使假设确实能有那么多人、能有这么庞大的、排成纵队蜿蜒3219千米的波斯远征军，当时希腊世界也没有这么大的战场，足以容纳如此庞大的军队。第二个讲的就是地形、地理状况。当时希腊那个地形、马拉松那个地形根本不可能容纳这样的一支军队：马拉松平原很小很小，如果真正按照现代作战来说，只能容得了普鲁士一个旅，只有普鲁士一个旅的作战余地。

希罗多德为什么这么夸大？大概因为他自己脑筋也不清楚，而古代的历史编纂往往如此，当然后来没有多少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修昔底德，那是脑筋极为清楚的。在希罗多德那里，神话（Myth）和历史（history）不分，就像古代印度很多史书。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它是分不清的，因为在当时写史的那个人的头脑里就分不清。当然除此之外，希罗多德肯定有一种至少下意识的感情，驱使他夸大波斯军队的兵力，那就是他爱希腊：你看希腊人多厉害，把这么一支极为庞大的大军打败了。

希罗多德的问题不止在这里。在马拉松进行战斗的希腊军队——主要是斯巴达军队和雅典军队——是一支公民军队（citizen army），讲穿了就是民兵。他们只受过粗浅的训练，能够用的战术形式不过是一种粗糙的“phalanx”——很有名的“希腊方阵”。公民军队当然训练不很精良，不会打很复杂的仗。他们只列粗糙的希腊方阵，不会进行那种比较高级的战术方面的运动。相反，波斯军队是职业军队，professional army；不但他们的技能远高于希腊军队，而且他们士兵的勇敢程度甚至在希腊人的记载中都是被承认的。也就是说，波斯军队骁勇善战，而希腊军队只是民兵。

因此，假如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波斯军队居然会被希腊军队打败，而且在希波战争中这样的胜利重复了几次——马拉松战役是最辉煌的，是无法解释的。所以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我们只能二者取一。”就是两样事情中只有一样可能是真的。

两样事情是指哪两样呢？其一个就是希罗多德写的波斯军队的那种规模；其二就是很多史料可以证明的波斯军队的骁勇善战。这两样事情当中只可能有一样是真的，显然波斯军队骁勇善战是真的，希罗多德写的那个兵力数字不但是假的，而且假得荒唐。德尔布吕克经过研究后的结论是，波斯军队不但远远没有希罗多德说的那样庞大，而且实际上在马拉松、在整个希波战争中处于数量劣势。波斯人少，希腊人多——正好和古代的记载完全相反，颠倒过来了。所以，他证明的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希波战争当中，波斯人实际上寡不敌众，这是一个运用批判性考证方法来鉴别军事史料的最辉煌的例子：德尔布吕克同样用这样一种系统的方法，鉴别、考证和辨识了从希波战争往后许多个世纪里的许多战役。例如恺撒的高卢战役，非常有名，因为恺撒本人写过《高卢战记》。《高卢战记》里边说，高卢人的军队极为庞大，但是德尔布吕克经过考证确定那是恺撒为了自吹自己的统帅能力，大大夸大了高卢人的数目。还有一个过去流传了1000多年的传说，就是在西罗马帝国后期，蛮族当中的匈奴人——东哥特、西哥特等族入侵欧洲，横扫欧洲。传说中的阿提拉军队——很有名的袭击罗马的军队——有70万，但德尔布吕克考证说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实际上这支军队远远没有那么多。

上面讲的是比较专门性的古代军事史料考证，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他的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三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战术形式从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的演变。如果单就军事史和军事思想而言，德尔布吕克对整个西方战争史上战术形式（tactical bodies）的演变的发现和阐释是最重要的。最粗略地讲，这演变历程就是首先从原始的希腊方阵逐渐演变为罗马人使用的高度协调的战术阵势（tactical formation），而用德尔布吕克的话说，罗马人的这种战术阵势代表着古代军事艺术和战争艺术的“根本精髓”；此后最重要的，在于15世纪瑞士同勃艮第战争期间战术形式的复兴，并且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不断得到改善，直至到拿破仑手里臻于完善。这么一个过程可以说是西方战争艺术史的主线。在一个专史领域，极少有历史学家能够按照一个符合逻辑的、本质性的重大主题，对几千年的历史进行统一的解释，而德尔布吕克做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像刚才说的那样，他认为古代战争艺术的历史转折点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峰时期里，其时形成了高度协调的战术阵势，而这转折点就是坎尼战役（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汉尼拔统帅的迦太基军队在坎尼歼灭了罗马大军，这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最完美的一个战役。

坎尼战役后，罗马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惨败中复兴过来，最后还是要战胜迦太基。坎尼战役的失败对于罗马军事体制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军队主力在这次战役中遭到灭顶之灾以后，没过多久罗马人竟然能够反败为胜，灭了迦太基。秘密在什么地方？德尔布吕克说，秘密就在于步兵方阵的演化。在坎尼，罗马步兵用的还是原始的希腊方阵，马拉松战役时的那种方阵，所以汉尼拔在坎尼全歼罗马军队主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是从那以后，罗马的战术形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罗马人首先把原始的方阵分为一个个纵队，然后把这些纵队分为一批小的战术单位，能够各自作战，同时互相之间也能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能够各自作战的小单位互相间协调组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罗马军团（Roman Legions）。罗马军团可以说诞生于坎尼惨败。也就是说，在发愤振兴的过程中，罗马军队从一支公民军队（citizen army）变成了职业军队（professional army）。其强调的重点在于军事纪律——非常严酷的军事纪律，而这样的军事纪律就是罗马军事体制的特征。罗马人正是靠着这个变化，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不是因为罗马军队比他们的对手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纪律导致他们有更强的战术形式。

随着后来罗马帝国的衰落和野蛮化，战术形式逐渐蜕化。政治混乱削弱并瓦解了军队的纪律，破坏了它原本优秀的战术形式、战术阵列。越来越多的蛮族人进人了军队，他们不可能服从严明的纪律，也不可能结合为一种高度整合的战斗阵列。也就是说，随着国家的衰落，后来战术也发生退变。步兵不行了，战术阵列不行了，因为政治不行了，国家不行了。然后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是，越来越以重装骑兵来代替步兵，这慢慢就变成了中世纪的骑士。重装骑兵开始时当然不是这样，但后来慢慢全副武装起来，后来逐渐变成一个个单枪匹马、全副武装的“骑在马背上的武士”。当然这里边起决定作用的还有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化。所以在中世纪很长的历史里，军事史就被这样的人物所统治，就是一个一个的武装的骑士。

然后，出现了另一大转折点，就是上面讲到的15世纪里战术形式的复兴。这一复兴就是步兵的复兴，不依赖于骑兵的步兵的复兴。瑞士人的步兵阵势开始类似于罗马方阵、罗马军团的作战方式。德尔布吕克说，这样一种由步兵的复兴带来的战术形式的复兴（所谓“tactical bodies”很大程度上关系到阵列）是军事史上的一次革命，可与坎尼战役后的那个革命媲美。他说，实际上真正摧毁了封建城堡、封建制度的是步兵和战术形式的复兴。我们都知道恩格斯讲的话，就是国王和资产阶级结盟，有钱了，用火药，造大炮，轰垮了封建城堡和封建制度。德尔布吕克基于系统的研究指出，封建战争方式的失败、封建城堡的无能、封建骑士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至少是直接原因——在于步兵和战术形式的复兴，这个东西使得封建势力的军事能力急速走向衰落。当然这个东西发展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就成了一个现代的战术形式——现代步兵，现代常备军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这是战争形式从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的演变。

但是，他的书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为什么政治是更深层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他所揭示下的全部历史中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全部历史中战争和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战争艺术史》的一个根本主题，或者说最高主题。他说，在他描述和论证的每个历史时期里，战术的演化（实际上在19世纪，“tactic”这个词还没有完全与“strategy”隔开，所以有的时候讲“tactics”还含有战略的意思，因而甚至可以说战略的演化）同政治的演变紧密相联。这是德尔布吕克强调的。罗马军队主力在坎尼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当然首先归因于它的战术弱点（weakness of tactics），但是这个战术弱点又要归因于军队是由没有受过训练，或者训练很不好的平民组成，而不是由职业的士兵组成。不仅如此，这还要归因于罗马国家体制的非集权化。我们都知道罗马行政官——“执政官”是两个人，他们互相轮换着指挥军队——这次战役你指挥，下次战役就必须我指挥。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这是体制，是制度。然后譬如我们两个当了一年两年的执政官，就一定要下台，一定要换。谁来决定？元老院来决定，当然元老院还要听公民大会的意见。

坎尼战役以后，罗马几乎面临灭顶的危险，罗马人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了。根本的是要建立一个统一、高度集中和稳定的指挥体制。改革的标志就是公元前211年（坎尼战役五六年以后），罗马名将大西庇阿（P.C.Scipio）被任命为罗马非洲军队总司令，而且规定他的职位一直保持到同迦太基的战争结束，就是所谓第二次普尼克战争结束。当时元老院规定，如果不出现其他意料不到的情况，他的职位将保留到战争结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对大西庇阿的这样一个任命，完全违背了罗马的政治体制传统，甚至可以说标志着共和国体制开始衰落。这就是走向恺撒，走向圣奥古斯都的第一步。但是，这样一种变革使得罗马军团有可能建立，使得罗马能够在坎尼战役之后没几年就灭了迦太基，并且逐渐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所以在这个场合，政治同战争方式间的密切联系非常明显。用德尔布吕克的话来说，“第二次普尼克战争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就是罗马实现了内在的转变，这个转变极大地增长了它的军事潜力”（“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in world history is that Rome effected an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that increase her military potentiality enormously”），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也改变罗马国家的全部性质。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同时因为普尼克战争老幼皆知，所以显得更加重要。

其实，他对战术形式的所有演变都有后面的政治和社会解释。例如对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的军事体制Gevierthaufe（一个很专门的古日耳曼术语），他就分析了它后面的村社组织方式，指出它是这一组织方式的军事表现。然后他论证随着日耳曼人的文明化即罗马化，日耳曼的村社和Gevierthaufe也就逐渐瓦解了。当然还有或许更重要的例子——15世纪瑞士人的胜利。为什么会有这胜利？为什么会有战术形式和步兵在瑞士人那里的复兴？政治体制和自由民的结合。当然我们现在有了唯物主义史观以后，主要原因已变得很清楚：这里说的自由民按照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中农”，有自己小块田地的农夫，就像恩格斯讲英国17世纪革命的时候，这样的人是军队的栋梁、共和国的栋梁。但是在德尔布吕克的时候，很多情况还不清楚，因而他说瑞士人的胜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在瑞士的各州当中，民主的成分和贵族的成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用他的话说是“城市的贵族”（其实就是早期的商业贵族，就像在后来的荷兰）和自由农民大众很好地结合。当然，在论述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战术和战略优越性的时候，他提供的解释和我们现在的解释几乎一样，就是革命引起了政治变化、社会变化和民众的激情等。

在战略理论方面，或者说在战略哲学方面，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和论证了战略的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这是对克劳塞维茨一部分思想的很大的发展。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论及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这部分书稿还很不满意，要修改，但是他后来就逝世了，所以自己没有写多少。德尔布吕克在战略理论方面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强调所有军事战略都可以被分为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the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和消耗战略（the strategy of exhaustion）。

德尔布吕克那时候，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历史背景中，在老毛奇普法战争的辉煌战功和约米尼的战略理论影响之下，和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军事思想家都认为战争的目的，甚至唯一合理的目的在于歼灭敌军。所以，组织和打赢能够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役，是所有战略应有的功能。只要是战略，就一定应当致力于打赢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役。合理的战略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但是，德尔布吕克通过战争史和军事史的研究确信，这样一种战略思维至少并不总是正确的，它往往只是战争史上某些时代的主要特征。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些时代，占优势的而且往往非常成功的战略思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且，德尔布吕克说，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断言整个历史上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战争方式，一种是歼灭敌军，另一种就是有限战争。就像我刚才讲的，由于过早去世，克劳塞维茨对这样一个思想写得相当少，没有完成他打算完成的对战争两大基本形式的全面分析。德尔布吕克接受了被克劳塞维茨比较简略地指出的这样一种区分，对它进行基于全部西方战争史的大大深入和系统化了的说明，非常明确地提出和阐释了两大类战略：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

歼灭战略是进行决战决胜性质的战役，消耗战略却是着重于消耗敌人的意志，作战仅仅被当作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手段有占领别国的领土，摧毁敌国的庄稼，摧毁敌国的商业，进行封锁等。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也由于军队规模太小，消耗战略是唯一可能的战略。消耗战略对于统帅智慧和能力的要求并不低于歼灭战略的要求。

固然历史上有实施歼灭战略的伟大统帅，如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但是同样也有非常杰出的实施消耗战略的统帅，如雅典的伯里克利和罗马的费边，还有6世纪时拜占庭的统帅、打败东哥特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贝利萨留（Belisarius），17世纪初期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统帅、战胜新教联军和打败丹麦的著名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著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是和华伦斯坦同时的三十年战争中的统帅，打赢了很多战役，但最终曾败给华伦斯坦。当然还有18世纪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王，可以说是拿破仑以前近代最杰出的战争家，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同时代人，共同瓜分了波兰。

德尔布吕克的战略理论的深层含义在于，决非像约米尼说的那样只有一种“不变的科学的战略原则”。历史证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战略原则、战略理论，能够适用于所有时期的所有战役。就像战争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战略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政治实体或者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它的力量、构造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战略体系绝对不是独自存在的（self-sufficient）。在很多的历史分析和政治评论里面，他强调如果你要将战略体系变成一个独自存在的和自高自大的东西，如果要将战略和它的政治背景割裂开来，那么你战略家就可能变成国家的威胁。但是，像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在当时的命运一样，德尔布吕克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概念，特别是消耗战略概念，在当时根据拿破仑和老毛奇的传统训练教育出来的德国军界，是不被接受的。时髦的是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实际上，如同我们先前所说，强国间大规模战争的性质方面的重大变化，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一场空前的消耗性战争，特别是在西线。在一战期间越来越明显，他的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和理论同在第二帝国占优势的战略文化和大本营的战略规划发生尖锐的矛盾。

德尔布吕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统帅部的批判

德尔布吕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统帅部进行了尖锐批评，1915年以后可以说是始终不渝的尖锐批评。他的批评大概有以下这么几个主题。

第一是歼灭战转变为消耗战，德国全胜不可能。最初德国企图依照施里芬计划实行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但是这一企图很快失败，战争随之变成了消耗战，德国因而也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德国在战争开始后的巨大攻势失败了，西线进入一个漫长的堑壕战时期。随着进入堑壕战，德尔布吕克意识到发生了一场可以说头等重要的战略性变更。特别是在德军凡尔登攻势失败后，他越来越确信最高统帅部必须改变战略思维。至少在西线战场，情况已经无异于理论和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消耗战。要打那种决战决胜的战役实际上已无可能，德国对于协约国的彻底和粉碎性的胜利已无可能。

那么德国怎么办？德尔布吕克认为，德国只能争取尽可能赢得一个有限的胜利，而有限胜利的途径只在于政治谋略加作战。德国必须将自己的战略方向集中于首先击溃俄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也就是打垮协约同盟的次要成员，从而孤立英国和法国，同时防止它们得到新的强大的盟友。因此，德尔布吕克始终不渝地反对“无限制潜水艇战”，因为他非常准确地预料到这将导致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德国要想取得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有限胜利，就必须清楚地理解全部政治现实，必须据此像重视战场作战那样重视政治谋略，而政治谋略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政府必须坚决表明无意吞并比利时。只要德国不坚决表明这一点，只要德国还试图在战后控制低地国家，英国便永远不会放下武器。所以为了削弱英法的战争意志，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非常明确地表示，德国在西线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同时，为了在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战场形势下结束战争，德国政府就昭示不反对通过谈判来媾和。德国的战争目的应该定义为，并且公开宣布为一种经过谈判达成的和平。所以他的主张非常清楚：德国只能赢得有限胜利，必须按照这个目标来规定自己的作战，同时高度重视政治谋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限制德国的战争目的，使之对英法来说远不是致命的，并且将其公诸于世。但是，德尔布吕克的这套主张完全得不到统帅部的采纳，而且仗打得越糟糕，离胜利越渺茫，军方就越不愿意听取文职评论家的意见，也不让他们比较自由地发表意见。所以德尔布吕克深感绝望。

最后要谈的是他对德国1918年攻势的批判。那年夏天，主宰德国大权的卢登道夫在西线组织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最后攻势。德尔布吕克对这场所谓决定性的攻势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一部分见诸当时的报刊，更多的是见于战后魏玛共和国议会调查1918年德国失败原因时所作的证词。这些我在这里就不用多讲了，它们实际上和刚才讲的他对德国统帅部的批评大意一样，他始终不渝地继续那种批评。他的全部批评的根本思想就在于，德国最高统帅部之所以输掉战争，是因为它根本无视全部战争史上的最重要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战争与政治有密切联系。他说：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克劳塞维茨那句根本的话——不考虑政治目标，就无法完整地考虑任何战略”（“To come back once more to that fundamental sentence of Clausewitz, no strategical idea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goal.”）。

为什么我们并列的关于德尔布吕克的参考文献这么少？因为研究德尔布吕克的英文文献特别少，而德文的相当多，但那是我们大多不懂的语言。我们能够得到英文文献包括德尔布吕克《战争艺术史》4卷英译本，我要大家在课后阅读其中几页，那是他论说伯里克利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大战略的，作为与歼灭战略相反的消耗战略的一个典型。我们列出的Gordon A.Craig的一篇论文非常好。这位老先生多年来是美国研究德国现代史的头号权威，我的讲述基本上依据了他的这篇文章。还有就是大历史学家古奇（G.P.Gooch）的大名著《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中论述兰克的一章，可以让我们了解科学的治史方法的由来。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兰克，就不会有我们见到的那个德尔布吕克，正如没有克劳塞维茨，很可能不会有这样一位德尔布吕克一样。

参考文献

1.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Walter J.Renfroe, Jr.），V.1：Warfare in Antiquit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5），book 2，chapter 2（“Strategty: Pericles”），pp.135-139。

2.Gordon A.Craig，“Delbrück: The Military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326-353。

3.G.P.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oston: Beacon Press，1959）（有中译本），chapter 6（“Ranke”）。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第1版　前言

我有一言：作者的评判未必一无可取，更不是一锤定音，读者应当通过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

——波利比乌斯《通史》第3章第9节

就历史学而言，学科专业化是沿着断代史和专门史两个方向不断推进的。有的人研究某一段时期的各种现象，有些人研究多个时期乃至整个历史中的某一种现象。现在有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专家，甚至有专攻具体社会制度，比如婚姻史学者。每一条支流都会融汇到通史的大海中，同时相互滋养。不论去掉哪一个分支，史学整体都会受到伤害。因此，通史中需要“战争艺术史”这一个分支。战争既能建邦，亦可亡国，独占史学的大片疆土，实在不容跳过。我们的使命不是复述史籍纪事，而是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史料，得出具有专业准确性的论述。根据劳动分工的原理，研究战争艺术史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部专门史。

对历史学家而言，治专门史的难点在于充分掌握相关专业的知识。如果说一个人相信文学史研究者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汪洋大海中，那么艺术史研究者完全掌握绘画和雕塑的全部技法，经济史研究者通晓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其难度会更大。当然，艺术史研究者无须亲自绘圣母像或修建大教堂，经济史研究者也用不着指导耕田、建立殖民地。尽管如此，业内人士或掌握实务技能者确实比历史学家有一定的优势，而且他们往往会不信任历史学家。阿喀琉斯为人所知要归功于荷马，但有人不禁会想，阿喀琉斯果真曾经高呼：“不难看出，你是一个从未掷过长矛的诗人，却怎么站在密尔弥冬勇士的前列！”

战略和战术史方面的专家的状况还要更糟。要是他能作为最低级别的义务兵亲身体验战争，那已经是优势巨大了。但是，他必须努力从纯理论出发掌握更高层次的军事事务，而且不能像诗人一样自由发挥。专业准确性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志追根溯源的艺术家或军人一定有扎实地掌握史料的功夫，军事史研究者——特别是战争艺术史本身——必须研习战争的客观条件，从技术角度考察文献里记载的事件是否可能发生；如有必要，一定要拥有十成把握。

原则上说，这条要求并不是新鲜事物。从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要破除一种认识：专门史——比如战争艺术史——需要运用某些其他史学领域中没有的特殊研究方法。诚然，本书或许需要基于对现实因素的批判分析，而不是基于对文本的分析，但是两者并非对立，只是统一的科学批判方法的不同工具而已。因此，一名文献学家，不论他如何精熟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解读，都不能从原则上否认客观观察的效力；同理，一名技术专家，即便他能够用实证手段阐明历史事件的现实环境，也绝不能否认全部历史知识的根基正是文献记载的事实。只不过由于各自专业和个人视角的差异，一个人擅长文献学方法，另一个人擅长实证研究，差别仅此而已。一人有因袭谬误的危险，因为他不能发现史籍中的某些事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另一人有以今度古的危险，没有充分注意时代条件的变化。因此，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文献学与实证研究必须携手并进，共同考察每一个事件，相互启发、相互节制。没有通过语文学来把文献研究清楚，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证研究；没有客观分析，也不会有真正的文本研究。唯有如此，方可找到一种完全严格的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排除一切偏见，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盲目疑古。题记中波利比乌斯的那句话很精当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了解过去是人类心灵的一大需要。本书若能对此有所推动，那么不在于采用了新奇的方法，而在于切实地、系统地应用人们早已熟知的方法论原理。因此，我要斗胆一言：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如今的战争艺术史研究重任在肩，各方面条件都特别适合开展这项研究。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做过一些战争艺术史研究，起因已经记不得了。1874年春天，我去维滕贝格演习，从当地一个团的图书室里看到了吕斯托（W.Rüstow）的《步兵史》（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一书，从此战争艺术史再也没有离开我的视线。

1877年，黑德维希·布吕尔女伯爵（Countess Hedwig Brühl）请我补完关于格奈泽瑙（Gneisenau，女伯爵祖父）[1]的传记，这本书原由不幸离世的乔治·海因里希·佩尔茨（George Heinrich Pertz）撰写。投入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史的海洋中，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事件进行客观现实的评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又必然要大大扩展视野，因为当时有两大对立的战略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大公（Archduke Karl）、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和威灵顿（Wellington）；另一派是拿破仑（Napoleon）和格奈泽瑙。这两种战略观必须历史加以检验。

歌德说过，有时一个字就能带来认识的一次飞跃，而有时最好的学习对象不是死的书本，而是与智者交流活的思想。我当时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段日子里，我担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Kaiser Frede-rick）幼子瓦尔德马亲王（Prince Waldemar）的家教。小亲王于1879年去世，年仅11岁。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能听到德国王储和陆军元帅布卢门撒尔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Blumenthal）讲的故事，从中直接体会统帅决策的心理根源，更能随时向专家提问，明晰和填补自己的研究，其中第一位就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德国王储把他的著作拿给我看。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有些地方理解不了，然后一个恰当的词映入眼帘，这才豁然开朗。20多年过去了，忆及当年诸君解惑传授，心里仍然会涌起感激之情，先将他们恭列如下：冯·戈特贝格上将（General Von Gottberg），死于陆军第一军军长任上；冯·温特菲尔德上将（General Von Winterfeld），不久前升任近卫军司令；冯·米施克上将（General Von Mischke）；冯·德雷斯基上校（Colonel Von Dresky）；冯·翁鲁上将（General Von Unruh），去世前的最后一项职务是亚历山大团团长。但是，给我帮助最大的当属冯·盖斯勒（Von Geissler），他当时的军衔是中校，担任弗雷德里克·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Frederick Leopold）的军事教官，去世时军衔为中将。冯·盖斯勒先生是天生的老师。我们看着两名学生去新皇宫的操场或格利尼克（Glienicke）附近的柏提安场（Böttcherberg）活动时，我会热切地问他军事方面的问题，而他会兴致勃勃地解答。他讲得很好，内容易于理解，大大增进了我的知识。言及此处，还有两位高级军官也不能不提。一位是冯·弗兰泽基上将（General Von Fransecky），1870年担任第二军军长，后转任第十一军军长，终及柏林市市长；另一位是时任总参少校参谋的波伊厄（Major of the General SB），死于索恩（Thorn）市市长任上。冯·弗兰泽基还是一名青年总参参谋时，便开始撰写《格奈泽瑙传》，我通过这本书与作者结缘，从此时常拜会探讨传主。波伊厄少校以前为德国战争学院的一次讲座整理过1814年战役的原始资料。他将笔记交给了我，我们常常详细考究这场战役的各个问题。

完成《格奈泽瑙传》之后，我于1881年1月加入柏林大学，第一门课的主题是“1866年普奥战争”。同年的夏季学期，我又开了一门“封建制度推行以来的军事观念史与战争艺术史”课程。我当时还没有梳理完原始文献，不敢妄谈古典时代的情况。尽管我非常确信通行的罗马棋盘阵说必然是错的，但我尚且不能提出新说。直到两年后的1883年夏季，我才壮起胆子，开了一门“希波战争至今的军事观念与战争艺术通史”课程，之后又讲了很多次这门课。我还开过以下课程：“1870年普法战争”“战略战术文献选读（史学方向）”“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的主要会战”。最后，我还于1897—1898年冬季学期开设了“国家经济发展与军事思潮及战争实践的互动关系”课程。我发表了多篇关于“希波战争”“伯利克里的战略”“修昔底德与克里昂（Cleon）”“罗马支队战术”“日耳曼民族与地理分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战略的基础因素”等主题的文章，以及基于原始文献得出的研究成果。在我的敦促下，新一代学人对上至汉尼拔、下至拿破仑的各个时代的军事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教学科研的过程里，本书第1卷的思路逐渐成形。请读者注意：目前发表的只是第1卷，而且从笔者的视角来看，本书的出发点并不是第1卷介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现当代世界史。

本书能够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文献学、文物学和政治学同仁们的辛勤研究梳理，这些工作构成了目前学界认知的基础。显然，假如要把惠及笔者的先辈学人一一列出——第一位显然是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2]——恐怕是永远都列不完的。因此，我只能笼统致谢。有一本书我要专门提出：《古希腊罗马人口问题研究》（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作者是尤利乌斯·贝洛赫（Julius Beloc h）[3]，出版于1886年。贝洛赫追溯了整个古代的人口数据，除文献学方法，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手段，与我近年来使用和完善的方法不谋而合。我越是研读这本书，就越是觉得它值得褒奖。如果说我对贝洛赫的个别数据进行了延伸，甚至提出了几处无伤大雅的异议，那么我从一开始就要把话说清楚：贝洛赫本人完全有可能已经提出了异议和订正。精准核实后发现有个别细节上的歧异，只是证明了作品整体主干的正确合理。

若无贝洛赫之前的工作，本书的许多部分根本无从下笔。实际上，兵力问题在本书中的分量极重，以至于有人可能会说，本书是围绕兵力展开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我必须承认，各项单独开展的研究每每会回到兵力问题，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对于之后几卷和历史学科整体来说，第1卷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或许就是恺撒高卢战争的数量关系及其逻辑推论。这一点是直到最后修订阶段才明确认识到的。诚然，与其他学科一样，历史研究会有灵光一现，然后顺着逻辑迎刃而解的情况，但它同样有赖于一点一滴的实证研究，唯有徐图缓进，方可从根深蒂固的史籍迷宫中找出思想唯一的出口。

我相信，本书的题目已经准确地表述了其目标和方针。本书并不是一部无所不包的“战争艺术史”。那样的话，我必然要进行对古代文物、操练与指挥细节、武器技术、战马训练与驾驭、防御工事、攻城术，最后还有整个航海技术的研究；而对于这些主题，我没有新的贡献，甚至并不了解。有鉴于此，我们仍然有撰写一部实践手册意义上的“战争艺术史”的使命。我们不能不相信，战争史自有其内在价值——正如大军事家常说的那样，特别是拿破仑，他不厌其烦地提出，有志成为战略家的人都应当研究历史上的精妙战略。克劳塞维茨认为，理想的军事教育只需要讲授战例。但是，本书并无如此远大的志向。无论战争史对军人有怎样的实际意义，那都不是我的思考方向。我只是一名历史学家，只想为历史爱好者写一部书，为历史学家写一部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意义上的“历史手册”。

汉斯·德尔布吕克

1900年6月4日

第2版　（第1、2卷）前言

《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前两卷绝版多年，而我一直忙于第3卷的写作，无暇再版。在此期间，大量优秀精细的新研究已经面世，理应对其加以检验并整合到新版中。除了订正若干细节，古罗马早期军事组织这一重要部分需要彻底重写。但是，归根结底，修正这些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本不至于延宕新版如此之久，真正耗费精力和时间的工作来源于别处。步兵上将冯·施利希廷（General of Infantry Von Schlichting），《现代战术和战略原理》（Taktische und Strategische Grandsätze der Gegenwant）的作者给第1卷写过一篇书评，文中表达了“结束军事史写作缺乏专业性的时代”这一希冀。这句话用最精确的措辞表达了本书的创作主旨和意图。但是，此希冀不仅没有实现，而且适得其反。我要说，过去10年间充斥着不专业、无条理的军事组织学与战争艺术研究，混淆和歪曲，可谓前所未有。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更有过于自信却失之轻信的军人，这些军人往往凭借和平时期服役的经验得出结论，便自以为能够通晓过去的军事状况。于是，发表的著作中不仅有误读文献的情况——当然，可以解读文献，也总是会有意见分歧的——还有从客观、现实角度看绝无可能的臆造，让历史事件的水更浑了。因此，本书前两卷新版的大部分工作就是通过文献研究和客观分析的方法，对这些谬论加以消除和驳斥。我们之后会看到，这项任务绝不简单，因为我们和历史事件隔得太远了，连最愚蠢的想法看起来都会有几分真确。由于历史不能做实验，我们只能用语言去讲清楚哪些事情有现实的可能性，哪些没有。破除这些错误观念需要广泛而深入地进行阐述。有时，这种讨论会启发我们思考主题本身，因此我会觉得也不是没有回报。但是，这样的回报相当罕见，写完的时候往往会懊恼不已：时间和精力原本可以用到更好的地方去，怎么却浪费在这里。

要是能为第4卷继续做准备的话，那该多好啊！

第1卷引发了众多学科的批判，哪怕是受到欢迎的学科，研究者也会担心我会不会滥用客观批判分析的手段，以至于脱离了文献根本。在新版修订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一处能为这种担心提供合理依据的地方。恰恰相反，我可以这样说：新版中对客观分析部分改动的根源，正是我意识到第1版中还没有彻底脱离传统观点的窠臼。在希波战争中，数量优势确实在希腊人，而不是波斯人一边；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的军队规模不仅不小，而且可能是当年薛西斯军队的两倍之多；古罗马从来没有按照财产等级征兵；威胁文明世界的蛮族军队的规模从来都很小；罗马战胜高卢人和日耳曼部落的首要因素是数量优势；早在封建制度存在之前，历史上便出现过类似骑士的战争模式。

上述各点的传统观念可谓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打破旧说，形成更好的新观点不仅需要理由，更需要时间。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最有力的支援是继续创作接下来的几卷。

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只读第1卷，法律史学者只是比较本书对封建制度起源的观点和他自己从文献中得出的看法，研究十字军的学者只看到十字军的人数其实怎么那么少，这场伟大的军事运动引发的创新又是多么少——我能够理解这些学者所感到的疑虑。但是，古代史学者若是熟悉了第2卷和第3卷的内容，法律史学者若是能从全书的角度把握单兵与战术实体的区别，十字军史学者若是能将这一时期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行比较，从而充分认识到骑士和骑兵、骑士和战术这两对概念的区别，我相信他们的疑虑都会消散。

本书是从战争艺术演变的宏观认识中逐渐形成的。同理，若要从本书中真正取得学术方面的收获，那就不能只将其当作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这样拆开来读，而要从世界史的高度去整体把握。

汉斯·德尔布吕克

1908年7月12日

于柏林格鲁内瓦尔德

第3版　前言

自1908年本书第2卷面世以来，两大古代军事史难题——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和塔普苏斯会战（Battle of Tha-psus）——已经破解，因此新修版中能够加入相关成果。普拉提亚会战（Battle of Plataea）和伊苏斯会战（Battle of Issus）的主干没有变化，但根据对战场地形的新说做出了细节调整。旧版中的一个疑点已经解开，即坎尼会战（Battle of Cannae）到底发生在奥凡托河（Aufidus）的左岸还是右岸。但是，一条扎实的新假说有力地动摇了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阐述根基。新版和旧版的主要区别就是这些，另有许多小的修正。

与此同时，第4卷终于完成，系列就此完结。

汉斯·德尔布吕克

1920年7月21日

起点

战争艺术史是千头万绪的总体历史中的一条线索，两者是同时起步的。但是，探究的最佳起点并非刚刚有事件依稀可辨的史前黎明期，而是开始有资料来完整、可靠地记述事件的时代。这样一来，我们就要从希波战争讲起，不能再早了。但是，从希波战争直到今日，史载不绝，我们可以完整地追溯历史的发展，理解后一个时代总会有助于理解前一个时代，哪怕关于希波战争之前的历史并非没有重要史料留存。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其内容特别丰富。东方民族，尤其是埃及人，有追溯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之前的历史记录。但是，这些证据还不足以直接形成一幅完整的、确定的图景。基于广泛的经验资料对战争事件做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分析，有利于将分散的信息整合为统一的图景。但是，最高层次的客观判断只有通过研究军事史本身，也就是之后时期的情况才能够取得。我们要迈出第一步，就必须努力走得踏实，基于同辈学人的记载，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与他们同行，便能得出客观的分析。通过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视野，我们之后或许能够回过头反观更古老的过去，从而照亮隐含于黑暗之中的年代。

流传下来的希波战争记载有许多不确定性，其中掺杂着传说。作者也不是真正的当代人，这些记载是根据战后一代人的口述写成的，以至于史学家尼布尔（Niebuhr）[4]竟不能确定事件的具体次序。尽管尼布尔发出了警告，但历史学界依然经常把希罗多德《历史》的全部细节记述作为真实的历史。这里面有很多自欺欺人的成分。即便如此，不论我们对成文史之父的绚烂文字有怎样的怀疑，《历史》确实包含着一个准确的内核，这足以达成撰写战争艺术史的目的。我们能了解到双方的战法，确定作战地点的地形，也能够理解战略态势。掌握这些内容，军事行动的基本特征便建立了；接下来，这些特征便为传说性质的记录提供了极其可靠的辩证准绳。我们对希波战争之前的军事行动并无清晰的记载，希波战争自然成为了战争艺术史的一个起点。

第一篇　希波战争

1　史籍记载中的希腊兵力

只要材料允许，军事史研究最好就从兵力大小入手。兵力大小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仅是相对强弱（或者兵力大的一方因此得胜，或者兵力小的一方凭借勇气和将道而抵消了弱势），绝对数目同样重要。同样是行军，1000人组织起来很容易，1万人就是不小的成就，5万人简直是艺术，10万人则是绝无可能。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后勤给养在战略中的意义也会加重。因此，如果对军队规模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如果不批判性地看待历史记录，探究事件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无数错误观念依然在流传。人数记载被单纯沿用，却没有意识到从中会得出何种结论。因此，为了让我们的批判视角更敏锐，在此我要举出几个或有助益的例子，表明史籍中关于兵力大小的记载是多么容易出错，错得又多么离谱。

根据常年担任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k WilliamⅢ）[5]副官、战争期间亲自从最高统帅部搜集资料的普洛托（Plotho）撰写的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早期德语著作，一名奥地利老兵撰写的拉德茨基（Radetzky）[6]传记中，以及拜茨克（Beitzke）[7]撰写的权威通行专著《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Deutsche Freiheitskriege），1815年秋初战役时期的法军人数最低30万，最高35.3万。反法联军当时可动用的军队人数则超过49.2万，因此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实际上，不算战区的要塞卫戍部队，拿破仑当时有44万人，几乎与联军人数相当。1

E.M.阿恩特（E.M.Arndt）[8]估计，拿破仑战争在1814年的总伤亡人数为1008万。经过更细致的研究发现，总伤亡人数连200万都远远不到，其中法军伤亡占四分之一。2通过确切统计数字得出的伤亡人数还要少得多。

近年来在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学术著作中还能看到：哈格尔山（Hagelsberg）会战期间，马克地区的本土守卫队（home guards of the Mark）用步枪枪托砸烂了4000名法国人的脑袋。实际数字在30名左右。

1897年，奥军总参谋部的上尉参谋贝恩特（General Staff Cap-tain Berndt）写了《战争中的数字》（Die Zahl im Kriege），书中写到法军在1870年12月3日、4日两日的奥尔良之战（Battle of Orleans）中有6.07万人；而其他学者却估计有17.45万乃至更高。

根据同一本书，阿斯佩恩（Aspern）会战中参战奥军为7.5万，法军为9万，后者损失达40438人。实际上，会战首日约有10.5万名奥军和3.5万名法军参战。次日奥军（考虑到伤亡情况，人数应该低于首日）对面的法军约为7万，法军损失最多在1.6万到2万之间。

根据当时瑞士人的记载，参加格朗松（Granson）会战的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9]的军队人数约为10万到12万；后来的穆尔滕（Murten）会战的军队人数则是格朗松会战的3倍。实际上，大胆查理军队在格朗松只有1.4万人左右，在穆尔滕不过多了几千而已。瑞士人自称以少胜多，其实在两场战斗中瑞士人都占据极大的人数优势。

瑞士人还声称，他们在格朗松会战中杀死了7000名勃艮第人，其实只有7名骑士和若干普通士兵而已。3

胡斯军（Hussite armies）让整个德国为之震惊，[10]被描述成源源不断的大军，其实不过5000多人而已。

数字注水之所以如此离谱，原因大概不只是人类天然有夸大的倾向，对数字缺乏直观感受，以及喜欢吹嘘、恐惧失败、为自己人辩护等寻常的人性弱点。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即便经验丰富的人，准确估计大规模人群的数目也是极难的。哪怕是己方，你有充分的机会去进行观察，估计人数都不容易；对敌方更是几乎不可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最近发表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的一段话，讲的是他亲自指挥并战败的奥尔施塔特（Auerstadt）会战。4国王说，他在战斗期间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对方没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了。按照国王的说法，法军把自己的一大部分步兵都派上了阵，参战各营已经换上了生力军。既然普鲁士军的人数为5万，那么法军的人数估计就要7万到8万。实际上，法军只有2.7万多人。5而且，国王可能确实是自己搞错了，而不是为了给战败开脱。没过多久，他就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补充，说根据法国档案和其他信息来源，他相信“对面的敌军不超过3万人，这真是令我们蒙羞”。

要注意的是，问题并不总是高估和夸大参战人数，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动机和前面介绍的几个例子是相同的。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斯率领420万大军进入希腊，包括辎重部队在内。按照现代德军的行军条令，一个人数为3万人的军行军长度约为14英里（约23千米），还不算辎重部队。如此算来，波斯大军的行军纵队要长达2000英里（约3219千米），先锋已达温泉关（Thermopylae），队尾可能还甩在底格里斯河以东很远的苏萨（Susa）。现代一个德国军配有占据大量空间的火炮和弹药箱；在这一方面，古典军队需要的空间要小一些。另一方面，波斯军队的行军纪律肯定是相当松散的。行军纪律只有通过极其精确的军队组织，以及长期的监管和努力才能实现。如果行军纪律不严，纵队很快就会变成正常情况的两三倍长。因此，即使没有火炮，波斯军队所需的行军空间或许和现代军队也是相仿的。

薛西斯率领大军出发后，后方据说有30万人镇守，由马铎尼斯（Mardonius）统率。但是，即使是这个数字也不太可信。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马铎尼斯在第二次摧毁雅典后，将军队调回塔纳格拉（Tanagra），途经德里西亚（Decelea），次日继续行军。30万人的大军是不可能这样行动的。即使波斯军一部分留守维奥蒂亚（Boeotia），并且不仅出德里西亚隘口，而是各关齐出，波斯军人数也不会超过7.5万，这还要算上与波斯结盟的希腊人。

但是，逐步缩小数字只能算是预备性工作，并不能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们必须明确坚定一个信念：如果我们倚赖希罗多德《历史》书中的数字，那就是在欺骗自己。就算有人能够证明——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某个数字并非不可能存在，甚至有很大的可能存在，这样做也没有取得任何实在的成果。真正扎实的史学方法不是在找不到可靠资料的情况下，便满足于不可靠的资料，然后假装它足够可信的样子，而是确切地区分哪些内容可以视为准确记载，哪些又不能。或许，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些大致信息，从而推断出波斯军队的人数。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希腊人对波斯军队人数的说法并不可信，完全不可信，比瑞士人关于大胆查理军队人数的估计可信度强不了多少。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这些说法得出希腊和波斯中的任何一方人数占优势的结论。

希腊一边就比较可靠了。关于普拉提亚会战，希罗多德列出了具体的希腊军队构成：重装步兵（hoplite）共3.87万人，其中8000名雅典人、5000名斯巴达人、5000名珀里俄基人（Perioeci），如此等等。毫无疑问，希腊人是了解自身力量的，因此或许可以相信这些数字，而大多数学者也对这些数字表示认可。但是，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完全不能保证，给希罗多德提供信息的某些人不是信口胡诌。而且，这张单子里至少有一处令人严重怀疑原作者的可信度。每名希腊重装步兵都有一名助手，因此，为了得出全军人数，希罗多德把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每名斯巴达重装步兵有7名黑劳士（Helot）[11]跟随，于是总人数又要加上3.5万。考虑到行军和补给问题，5000:35000的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比率是荒谬的。这种情况大概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希罗多德觉得斯巴达人讲排场，每次上战场都要带7个仆人。7个仆人听起来挺合理的，于是就进行了乘法运算，却没有深想一层，考虑到自己刚说过的斯巴达人数目。类似的事情有时也会发生在现代历史学家身上。菲利普森（Philippson）在《普鲁士国家史》（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Staatswesens）第2卷的第176页中写道，1776年腓特烈大帝统率的普鲁士军队把32705名洗衣女工带上了战场。作者甚至毫不犹豫地列出了数据来源：比兴（Busching）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官方史》（Zuverlässige Beyträge z.d.Reg.-Gesch.König Friedrichs II.V.Preussen）。这本书的大部分材料是不可靠的。事实上，腓特烈的部队确实有不少随军家属和女性后勤人员，因此与5000名斯巴达人配3.5万名黑劳士相比，20万大军有32705名洗衣女工还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现代历史学家当然要比天真的希罗多德可信度更高。但是，在最终的分析中，这两条信息都不应该采纳。只要简略分析一下腓特烈大帝及其军队的性质，我们便会坚信，这支部队上战场的时候绝不会带着洗衣女工。比兴大概是误信人言，按照每个军帐配一名洗衣女工的比例得出“32705”这个数字；而菲利普森只是把这条有趣的记载照抄下来，却没有进行批判的分析。希罗多德笔下的3.5万名黑劳士很可能也是这样来的。根据他的估计，希腊军队的总人数达11万人左右。照搬这个数字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认真考虑，在同一个地点长期供养11万人意味着什么。在讲述后来的历史时，人数方面可说的内容要多得多，因为我们掌握的更确切的原始资料比较多。6就希波战争而言，流传下来的数字显然是不可信的。关于普拉提亚会战中的希腊军队，我们并没有掌握可靠的、能够得出进一步结论的人数，也只能满足于这个事实。7

之后的希腊文献给出的数字同样完全不可靠，至少马拉松会战（Battle of Marathon）有1万名雅典人参战的数字是不可靠的。从一个事实就能看出来，这个数字纯属臆断：根据记载，普拉提亚的参战人数为1000。普拉提亚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不管前面的1万人里是否包含这1000人，它绝对拿不出相当于雅典十分之一或九分之一的力量。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接受了1万人的数字，那是因为这个数字从现实角度看相当合理。但是，它并没有得到任何佐证。

尽管缺乏可靠的一手资料，但我们还是能够得出希波战争期间希腊军队人数的一个大概认识。除了事件本身的记述（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的内容），我们还掌握着关于希波战争之后的希腊历史以及人口的若干结论。人口可以通过土地的面积和肥沃程度来推断。

结果如下：公元前490年，位于阿提卡半岛（peninsula of Attica），全希腊最富庶的城邦雅典约有10万自由民，当时的奴隶数量无疑并不是很多，总人口约为12万到14万，相当于每平方英里（约2.59平方千米）115人至140人（每平方千米50人左右）。今天大概也是这个数字。

我们依然不知道希波战争中有多少雅典人参战，只能从战争进程本身来寻找估测的线索。

2　希腊人的装备与战术

希波战争时期，希腊陆军的主力是重装步兵：穿戴盔甲，主要武器是长度约两米的穿刺长矛1，辅助武器是一把短剑，护具包括头盔、护甲2、胫甲和盾牌。

重装步兵会排成紧密的战术单元，即方阵（phalanx）。方阵是连续的多排线形阵3。方阵的深度有多种。最常见的是8人纵深，这似乎是标准阵形；不过，12人乃至25人纵深的记载也是有的。4

这种方阵最多有两排实际参与作战，两排交错排列，接战时第二排从空隙中出击。后排起预备队的作用，前排有伤亡则马上递补；不过，后排也会施加身体和士气上的压力。尽管双方在一线实际交战的人数相等，纵深较大的方阵也会击败纵深较浅的方阵。

但是，为了利用这种压力，把方阵拉长，超过对面的宽度，以便冲击时包抄两翼要好得多。不过，在双方人数相当的情况下，拉长方阵就要牺牲纵深。尽管从双方初次接触到完成包抄只需要几分钟，但就在这段时间里，纵深较大的一方可能已经突破了对方的正面，使其整个阵形崩溃。

因此，方阵永远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要考虑：深度和宽度。深则势重，宽则利于包抄。指挥官要根据具体形势、力量对比、两军素质、地形等因素确定深度和宽度。在人数特别多的情况下，深度比宽度重要，因为长阵极难协调和有序地推进，纵深大则不易乱。

由于最后几排的战士几乎永远轮不上使用武器，从大约第四排开始，给后面的所有战士配备完整护具似乎有些多余。不过，希腊人从未记载他们做过这样的区分。无甲的人敌不过穿甲的人。因此，前排穿甲士兵后面的几排无甲士兵不过是摆设而已。前排士兵要是知道指望不上后排的支援，动力就会大大受损；而后排士兵的价值通常恰恰在于维持向前的冲力。如果一线的任何地方被撕开了口子，穿甲的敌军就会冲进无甲的后排，后排士兵肯定会马上放弃阵地，进而很容易导致全军溃退。

把不可靠的奴隶安置在方阵后排是最不可取的行为。他们在那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却很容易过早——可能还是蓄意——逃跑，从而造成恐慌，甚至影响到重装步兵。

当然，这种解释并没有排除它的逆命题：装备较差的士兵会被布置到后排。这些身穿轻甲或者部分穿甲的士兵可以协助受伤的友军，杀掉或俘虏战场周边或后方的敌军，因此他们同样有用。但是，这些工作都是次要的。希腊方阵要尽可能让每一排战士都穿戴最完整的盔甲。

在这种战斗中，站在第一排的士兵最为重要。提尔泰奥斯（Tyrtaeus）[12]以战争为主题的诗歌不厌其烦地颂扬前排的士兵，“奋勇在前”*[13]。后世的军事理论家建议指挥官把最可靠的人放到第一排和最后一排，以便保持方阵的稳固。一名受到控告的雅典公民在法庭上提出，他曾自愿在一场凶险的战斗中被安排到第一排，以此为自己辩护。5

拉西第梦（Lacedaemon）的斯巴达人和珀里俄基人[14]同样担当重装步兵。但是，斯巴达人是职业军人，而珀里俄基人同样忙于民务，前者的价值被认为比后者大得多。这种优越性的最明确表现大概就是，方阵的第一排多为斯巴达人。6

投射武器对重装步兵方阵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在希腊，弓箭是一种受尊重的传统武器。希腊的民族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就精通箭术。在普拉提亚会战中，雅典人有一支专门的弓队。但是，自从方阵由持矛手组成以来，弓箭便退居幕后，因为这两种武器即便并非互斥，但结合起来的难度也很大。可以想见，方阵前后侧翼有弓箭手、投石手和标枪手。首先，只要他们布置在前方，还没等两军方阵接触，他们肯定就会被消灭，因此必须提前撤退到两翼。如果他们从方阵中间往后挤，造成的混乱和延误要远远超过他们对敌军造成的伤害。要想顺利退至两侧，他们就必须在两军方阵还有几百步距离的时候开始后撤。如果敌军没有射手，那么我军便可以派出射手，趁着两军前进的时候向敌军方阵射击，从而严重扰乱对方。不过，倘若双方都有射手，大多只会互相射击，对决定性的方阵对决没有任何影响。其次，通过从侧面向敌军重装步兵方阵射击，一定数量的射手能够对战局发展造成影响。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清晰的证据表明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连希腊人后来进行的战斗记录中也没有。

最后，如果射手布置在方阵后面，那就只能在方阵接触的前夕来一轮齐射。但是，这样的抛射是没有瞄准的，效果不会太好，尤其是在我军方阵往往也向敌军冲刺的情况下。因此，虽然理论家经常建议采用投射武器，7但现实中很少采用。色拉西布罗斯（Thrasybulus）[15]与三十僭主的比雷埃夫斯（Piraeus）巷战是射手参战的一个实例（《希腊史》2.4）。但是，色拉西布罗斯的部队只有10人纵深，而且占据高处，以逸待劳；敌军则有50人纵深，要沿着街道仰攻。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从上方向密集敌军射击会收到奇效。不过，总体而言，射手只是辅助部队。希波战争时期，希腊一方的主力纯粹是重装步兵。

尽管如此，按照希罗多德的估计，希波战争时期的每名重装步兵都有一名无甲随从（“轻装士兵”）*，同样算入他估计中的军力。诚然，后世的希腊史学家同样经常提到大量无甲人员，但不会把这些人算成真正的战士，因为如前所述，他们对战斗本身的价值确实微乎其微。我们在此处面临着一个困难，同样的困难之后也会频繁出现，特别是中世纪的骑士军队。如今，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泾渭分明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在古希腊却不那么严格。希腊重装步兵的装备很沉重，而且在通常比较短的战役期间要自备给养。他们大多是有产阶级，年纪已经不小，因此如果没有一名帮手负责搬运、做饭和疗伤，他们很难撑得下来。每名重装步兵都必须有一名随从，不论是儿子、兄弟、邻居，甚至是信得过的奴隶。随从并非手无寸铁，至少腰间会有一把匕首或手斧，可能还会带一支轻矛。如果敌军拒不出战，要执行蹂躏对方土地的任务，那么这些无甲人员就比负担沉重的重装步兵更适合作战。在战场上，可以令一部分无甲人员沿着方阵两侧行动，向敌军投掷石块或者标枪进行骚扰；另一部分跟在方阵后面，以便立即抢回和照顾伤员，或者消灭落单敌人。因此，无甲人员不是单纯的搬运工，也承担着某些战斗职能。但是，简单将他们与重装步兵加起来就得出军力大小，这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是只算重装步兵，如果有专门说明的骑兵和射手，或许也可以加入。这是希腊人自己通常采取的办法。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必须牢记一点：此外还有数量大致相当的随从人员，而且他们承担着某些战场职能。

希腊人并未动用骑兵与波斯人作战。

重装步兵方阵的弱点在侧翼。如果正面胶着而侧面遭受打击，便大事去矣。外侧士兵人数比较少，基本抵挡不了攻击；而且，当不得不停下来转向对敌时，他们要么拖累整个方阵停住，从而令所有后排士兵无法履行压迫前排推进的特殊使命；要么使方阵解体，从侧面被包抄。

这在公元前373年的克基拉（Corcyra）战役中表现得非常清楚。8斯巴达人正在围攻克基拉城，刚刚击退了一次突围。这时，另一支克基拉人出城，“排成八列纵深”，袭击斯巴达军侧翼。色诺芬[16]继续写道：“拉西第梦人认为自己的侧翼（‘尖端’*，字面意思是‘顶点’）太薄弱，于是想要扭转方向（‘他们试图转身’*）。”于是，最后几排成为新的正面，同时两翼向后运动。敌军将此视为逃跑的先兆，攻击更加猛烈，结果斯巴达人没能成功转向，各个纵队一个接一个地开始逃跑。

对方阵来说，哪怕少量骑兵攻击侧翼也是很凶险的。方阵的力量会马上瓦解，因为继续前进肯定会陷入涣散状态。

本书的范围不包括方阵作为战术实体的起源，即结成战术实体进行作战的概念是如何从各自为战的概念中发展起来的。本书讲述的起点已经是重装步兵方阵毫无疑问地存在于希腊国家，并表现出极高效力的时期了。不过，我也要对之前的情况做几点评论。

无数迹象表明，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一部的多利亚人（Dor-ian）不仅最早认识到了士兵结成紧密阵形的价值，而且率先对紧密阵形进行了高效的、合理的运用。有一段关于美塞尼亚战争（Messenian wars）的传说，内容是拉西第梦人不会追击敌军，因为他们认为保持队列严整比杀掉个别逃跑的敌人更有价值。9（“不急于追击是他们的一个古老传统，牢记要保持阵形，而非杀掉眼前逃窜的敌人。”*）[保萨尼亚斯（Pausanias）[17]，《希腊志》4.8.11]。175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Franz I）写给弟弟洛林的卡尔（Karl of Lorraine）的一封信中谈及普鲁士战法，表达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阿尔内特（Arneth），《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ia）5：171]“他们很少懂得如何扩大来之不易的胜利战果。原因在于，他们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队列不整，因此往往不会立即追击。”

关于方阵起源的最早记载似乎来自波利艾努斯（Polyaenus）[18]记载的一段传说（1.10）。赫拉克勒斯后裔（Heraclidae）与斯巴达人作战的过程中，敌方造成的伤害令他们震惊。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而是命令笛手向前。于是，笛手一边奏乐一边前进，而重装步兵也及时随着节奏和韵律迈进，组成战线，稳住阵形，最后取得了胜利（“重装步兵伴着节奏和韵律前进，没有打破阵形。就这样，他们征服了敌人”）。这次经验告诉拉西第梦人：进入战场时一定要有笛手引领，神向他们承诺，只要随着笛手前进而不要逆着笛手行动，他们便会战无不胜。

在此语境下，如果没有组成阵形，笛手便什么都不是。一群不按步点行军，各自为战的人发出的不规则声音甚至会淹没笛声。

3　希腊军队的实际兵力

确定了希腊军队的战术性质，我们便有了估计其兵力的新起点。全套装备的价格非常昂贵，远不是每个有参军资格的公民都买得起的。而且，每名重装步兵还有一名无甲随从。因此，方阵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公民的总数。

雅典曾长期按照财产多少将公民分成四等。前两个等级担任骑兵。第三等级是双牛级（zeugitae，小自耕农），每年的谷物、葡萄酒、橄榄油收入为200蒲式耳到300蒲式耳（当时叫作“桶”，metretes），担任重装步兵。第四等级日佣级（Thêtes）是最低的一等，因此在雅典拥有舰队之前，他们完全不需要承担兵役。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假定陪同重装步兵的无甲人员同样是公民；大多数双牛级公民大概连一个奴隶都没有。后来，雅典建立了舰队，同时奴隶也多了，于是第四等级日佣级就改任水手，而重装步兵的随从就由值得信任的奴隶担当。斯巴达加上美塞尼亚的人口几乎是雅典的两倍。但是，只有作为统治者的战士阶层才服兵役——紧急情况会加上具有公民权的珀里俄基人，而农奴和黑劳士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因此重装步兵的数量并不比雅典多，大约有2000名斯巴达人和3000名珀里俄基人。科林斯（Corinth）和底比斯（Thebes）大概能派出1500人到2000人。上述数字要比过去估计的小了很多，但通过认真的史籍考据，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条件和环境，我们可以放心地认为，实情与此相去不远。

4　波斯军队

波斯军队与希腊军队恰好相反，是由骑兵和弓箭手组成的。直接针对希波战争的文献现仅存埃斯库罗斯（Aeschylus）[19]的著作。他在戏剧《波斯人》（the Persians）的唱词和念白中反复强调，这是一场长矛与弓箭之间的战争。1

波斯人甚至连骑手都装备弓箭。

文献记载中的刀剑或短矛都是辅助武器。

由于主要武器是弓箭，因此波斯军队的防护盔甲很轻。步兵很可能只装备一面草秆编制的盾牌，射箭时摆在身前。阿里斯塔格拉斯（Aristagoras）[20]这样向斯巴达人形容波斯人的军队：“他们上战场时只是穿着裤子，戴上帽子。”另一篇中提到了鳞甲，2但很可能只有部分骑兵装备。

但是，波斯与希腊军队的区别不止是在装备上。除了个人勇武和装备，方阵的力量在于稳固的阵形。我们已经看到，哪怕一方人数优势很大，士兵决定向前也不是因为武器，而是因为一个事实，即方阵后排对他们形成了身体和士气上的压力。波斯人不会结阵，弓箭手基本上是不会坚守的。他们倾向散开，而非团结，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因此，将波斯军队组织成有机的战术单元需要极高超的技巧。不过，波斯人主要还是凭借个人的技能、活力和勇敢。

将弓箭手集中起来对抗重装步兵是不行的。如果纵深过于大，后排士兵的射击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散开的话，命中率又不行。

波斯帝国是由核心波斯人再加上众多臣属民族组成的。波斯王不从臣属民族中选拔战士。美索不达米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小亚细亚人都不善兵道，只是交纳贡赋而已。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熟习水性，自然负责操船。希罗多德列出了波斯军队中的许多民族，我们现在认为纯属虚构。波斯人的本土——包括今天的伊朗、阿富汗、俾路支（Baluchistan）[21]等地区——主要是草原和荒漠，点缀着众多大大小小的绿洲，只有个别绿洲规模很大。当年如此，今日亦然。波斯人、米底人（Medes）、帕提亚人（Parthians）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有点像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施瓦本人（Swabians）、巴伐利亚人，在中世纪他们都属于德意志人。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不只是同种同族，还有共同的信仰，即琐罗亚斯德教。要说真正好战的人群，当数游牧民族的支系，而非定居农民。波斯帝国最初很可能就是依靠游牧民建立的。统治了远方富庶文明的大片土地之后，波斯人也渐渐转型，从好战的游牧民变成了军事统治集团，即骑士。我们要这样来想象从黑海到红海的波斯总督的形象：身边簇拥着大批骁勇善战的波斯人卫士，他们一方面保卫总督安全，另一方面把守重镇要塞。依靠贡赋，波斯人不仅能够维持本族军队，还能够根据情况从善战的部落中招募兵员，补充本族军队。这些部落中有很多居住在帝国边境，保持半独立乃至完全独立的状态。然而，波斯本部总是能够征发、招募、派出士兵进行支援或轮替的，主要是从游牧民而非农民中吸取兵员。

不管是从根基还是从结构来看，波斯帝国与1200年后的阿拉伯帝国颇为相仿。后者同样是由绿洲起步，发展成为世界大帝国的。当然，将其团结起来的是另一种宗教。波斯帝国与阿拉伯人一样，一般不会组建大军，因为帝国东西跨度太大，大军难以远途跋涉。两者都倾向于精兵战略。要想了解波斯军队的特点，除了希腊人的文献，我们也可以将其与日耳曼人的骑士制度作一类比：墨洛温（Merovingian）王朝时期，法兰克人分成小股，小部分法兰克人占据了罗马化程度高的、富庶繁荣的高卢地区，同时大部分法兰克人依然生活在老家。萨克森（Saxon）王朝、萨利克（Salic）王朝、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的德意志国王们凭借骑士夺取了意大利，将其掌握在手中。此处我们无须考虑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而只要考察军事制度的特点：依靠极少数的军人，便可维持庞大的疆土。3

通过希腊人笔下薛西斯与遭到流放的斯巴达王德马拉托斯（Demaratus）之间的对话，我们能够了解两国军队的职责和差异。万王之王[22]夸耀说，他的卫士面对希腊人能以一敌三。德马拉托斯答道，作为个人的斯巴达人不比任何民族缺少勇气；然而，斯巴达人真正的力量在于精诚团结，法度之下，他们要么克敌，要么牺牲，永远要阵列严整。我们要特别强调：希腊重装步兵会组成战术实体，而波斯士兵不会。

希腊人关于波斯人的历史记载包含着一个根本矛盾：一方面，波斯人被描述为数量庞大，但不喜欢打仗的乌合之众，必须用鞭子驱赶才能上战场；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形容为精通武艺的勇敢战士。4如果这两方面——乌合之众与骁勇战士——都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解释希腊人的频频得胜了。两者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显然，波斯人的优势在于人们的品质，而非数量。

在我们现有的唯一文献来源，即古希腊人的夸张记述中，公民军队战胜常备军被歪曲成了以少胜多。这是民族意识催生的心理偏差，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评价大批敌军的素质太难了，于是很容易只从数量角度去衡量。这是夸张，而非谬误。对于懂得公民军与常备军之间差异的人来说，希腊公民战胜波斯骑士仍然堪称壮举，丝毫不比以少胜多的传奇故事来得差。然而，从充分理解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史实与传奇故事的区分是最紧要的。“波斯军队是乌合之众”是一种必须驳斥的观念。在马拉松会战和普拉提亚会战中，我们不必认为波斯军队占有数量优势。实际上，希腊人很可能反而人数较多。我个人认为，希腊人肯定是人数较多的一方。

波斯人是专业的战士。征伐希腊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要从波斯牧人和农民中间征兵去充实以职业骑士为主干的军队，这些新兵毕竟不是普遍征兵，而是选自庞大人口中比较擅长作战的那一类人。除斯巴达人，希腊人的公民军并不具有骁勇善战的军事传统。英雄时代久已逝去。诚然，先辈常与邻邦产生龃龉，但培养后代还是以和平劳作为主，正如农民、水手、商人、工匠一样。

我第一次在《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Persian and Burgundian Wars）中阐述大胆查理军实际上远远比瑞士军规模小这一观点时，许多学者拒斥的理由只有一句“根本不可能”，却没有给出进一步的依据。当然，关于薛西斯大军兵力的传统观点根深蒂固，放弃谈何容易。我正是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才把希波战争与大胆查理征讨瑞士人的勃艮第战争联系到一起。两场战争的进程如出一辙。经过连番战斗，公民和农民组成的军队打败了由职业士兵（骑士和雇佣兵）组成的军队。但是，流行的说法却将其转变为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格朗松会战和穆特（Mutter）会战的几份参战者名册，双方的都有。凭借原始资料，我们能够证明，原本认为成千上万的大胆查理军实际上远远比瑞士军的规模小。因此，这种观念变化是不能用“根本不可能”打发的。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希罗多德和希腊人比可靠的瑞士编年史作者更值得信赖。人们对后者同样相信了几百年。我们有一份瑞士人布林格（Bullinger）的记述，写作时间与勃艮第战争的距离大致相当于希罗多德写作《历史》与希波战争的距离，因此一直没有刊行。在《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中，我附上了布林格手稿的相关段落，方便同仁研究其品质与可靠性。通过这项初步显露出我的研究方法的作品，我第一次在处理古希腊史籍时有了完全的确定性。我建议每一名有志学人都采用这种方法，以免将思想的种子撒到荒芜的石滩上。此句为新版新增：可惜，我至今没有发现有学者采纳我的建议。

5　马拉松会战

根据之前的讨论，我们估计公元前490年之前的波斯军人数和雅典大致相当，可能还要略小，约为4000人到6000人，其中500人到800人为骑兵。此外，波斯军也有大量无甲人员，这一点跟希腊人是相同的。乍看起来，这个估计有些武断。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只要对双方士兵的素质有了认识，从一方的兵力就能够得出关于另一方兵力的某些结论。而且，战事进程很快便会提供更多证据。一支大规模舰队载着波斯陆军渡过爱琴海，首先夺取并摧毁了优卑亚（Euboea）岛小城埃雷特里亚（Eretria），接着渡过海峡登上阿提卡半岛。雅典人当时没有匹敌波斯的舰队，因此只能在陆地迎击波斯的进攻。

波斯指挥官是达提思（Datis）和阿尔塔菲尼斯（Artaphernes），两人先选择雅典海岸某处登陆，然后攻占雅典城。如果开阔地带出现雅典军队，首先要将其击败并逐回。

按照20年前遭到放逐的雅典前统治者希庇阿斯（Hippias）的引导，波斯军选择从马拉松平原上岸。马拉松距离雅典约19英里（约31千米），并无防卫，因为雅典人不知道波斯会从哪里登陆。如果雅典军队已经集结完毕，那也肯定是在雅典城内或城郊。即便雅典人精心布置了侦察工作，波斯军队开始登陆的消息立即传回城内，派军队抵达马拉松，整队备战至少也要8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波斯军队早就准备好作战了。此外，马拉松平原四面环山，只有几道隘口，波斯人可以先派弓箭手上岸，轻易占领隘口，进一步迟滞试图进入平原的雅典军。

雅典内部据说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出城迎战，有人主张据守御敌。多数人的意见，即出战胜出。雅典派遣信使去斯巴达求援。

总指挥由出身富豪的米提亚德（Miltiades）担任。与十四五世纪的威尼斯贵族相仿，身为雅典公民的米提亚德是一个海外小国——位于色雷斯（Thracia）[23]的切索尼（Chersonese）——的领主，他曾在那里对波斯人有过了解。他之前甚至是波斯王的臣属，不得不先期逃回雅典。

我们知道波斯人的优势在哪里。如果战斗在开阔地带展开，侧翼的波斯骑兵会攻击雅典方阵的两侧，而弓箭手会向方阵正面倾泻箭雨。由于侧面受到攻击，方阵无法有组织地打击弓箭手，难以正常作战，最后只能屈服于多兵种联合的敌军。雅典统帅的使命就是抵消雅典单兵种部队的战术劣势。如果你研究一下马拉松平原的地形，再与战报进行比对，便会明白米提亚德是如何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根据埃夫罗斯（Ephorus）提供的信息，克奈里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在《米提亚德传》（Life of Miltiades）中写道，雅典人列阵于山脚下的狭长地带，还把树砍倒，形成了山和树木的两道屏障，以免被敌方骑兵包围。1

这段描述虽然没有指明位置，但与当地环境非常贴合，我们只能设想真实情形与描述相差不远。拿着一张专业地图，熟悉军事史的人很容易就能在小小的马拉松平原上找到最符合记载的地点：一个位于侧面的小山谷，今称“弗拉纳谷”（Vrana Valley）的进口处。山谷在距离进口150米处，宽度约为1000米。对于6000人左右的重装步兵方阵来说，这太宽了。不过，之后山谷会由于河流切削作用而变窄。从雅典有一条可供步兵通行的山路直通弗拉纳谷。弗拉纳谷占据大路的侧翼位置，而大路是进入马拉松平原的唯一通路，因此敌军必须先把雅典军逐出弗拉纳谷，然后才能向雅典城进军。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军从距离8道（stadion，约1500米）处就开始向敌军冲锋。从体力上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个重装单元在不耗尽体力、不陷入混乱的情况下最多能连续跑120米到150米。当然，专业跑步选手和原始人可以连续负重跑很远，但是马拉松会战时的雅典人早已脱离蒙昧，是一支普遍征召的市民和农夫军队。根据普鲁士条令，携带全套野战装备的士兵最多可以跑两分钟，相当于330米到350米。但是，雅典军队甚至不是由经过操练的军人和经常锻炼的年轻人组成的，而是普遍征召的公民，有农民，有烧炭工，也有渔夫，年龄可达45岁或50岁。而且，与单个的人相比，密集人群跑动的难度本就要大得多。当一名现代历史学家说雅典人“据说”跑了8道时，那就相当于说，雅典人一天之内“据说”行军60英里（约97千米）。别人会说，参战会给神经、肌肉带来极大的刺激，达到平常在训练场操练时完全不同的境界。说得没错，不过，这不足以让一个方阵连续奔跑将近1英里（约1.6千米）。

图1　马拉松会战

近代军事史中的一场战斗或可作为例证。1864年普丹战争期间，一支由冯·施鲁特巴赫上尉（Captain von Schlutterbach）指挥的普军分队深入日德兰半岛，抵达伦德比（Lundby）附近，然后遭到了丹麦优势兵力的袭击（7月3日）。普军采取守势。丹麦军从距离400步的地方高喊“冲啊！”，开始冲锋。战报中写道：“但是，部队做不到连续强行军400步，途中自行转为全速冲锋，然后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先是个别人上气不接下气，又跑了100步，整个连队都被迫停下。从停下到再次前进之间的几分钟真是痛苦极了。”2

一名文献学家解释道：“别大惊小怪。阿尔忒弥斯（Artemis）[24]赐予了雅典人‘怒吼冲锋’*的神力。为表感激之情，他们还给女神献上了一头活羊。”他还警告我们，莫要因为理解不透彻或内心抵触便拒绝接受一个事实：不管没有信仰的人做出了怎样的预测，只要相信神、相信自己便能取得胜利。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尤其在中世纪，圣徒生平、十字军战史、对世间万物的描述都充斥着神迹，战争也不例外，而且人们非常讨厌去浪漫化的历史重写。一名有志于批判性研究战争艺术史的学者可以祈求圣乔治（Saint George）[25]帮助自己——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拜一拜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但是，做研究时必须将他们统统排除。马拉松会战牵动着希腊人的自由，以及整个现代文明。要想理解这场战斗，关键就在于跑步的距离。首先，我们必须通过“8道”的记载确定战斗地点、战术展开和确定成败的基础。因此，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客观实验便可获得完全的确定性，而不必依赖值得怀疑的证词和不可信的编年史，这真是太幸运了。然而，客观实验表明，不管是希腊方阵还是其他密集阵形士兵都不曾连续奔跑1.5千米，也不可能跑这么远。3希罗多德的记述基于某种误解。不过，我们很快便会解开这个误解的谜团。

马拉松平原的中央现在有一座假山，叫作“索罗斯山”（soros）。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它是马拉松阵亡雅典战士的坟丘。修昔底德（2.32）明确告诉我们，在其他情况下，雅典人会把阵亡将士葬于故土，而马拉松会战特为殊荣，死者就地埋葬。毫无疑问，希罗多德本人曾站在约12米高的坟丘顶端或侧畔观察战场。坟丘位于马拉松平原周围的群山之中，距离弗拉纳谷谷口正好是8道。

希罗多德提到了8道，而我们也确实在当地找到了8道，这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巧合。雅典军站在弗拉纳谷，8道之外恰好是战死者的坟丘。根据希罗多德对战况的记述，雅典军当时向前跑了8道的距离。那么，坟丘应该是战斗发生的最远处。雅典人没有把尸体搬回双方开始交战的位置，而是往前运到了最后一名战士阵亡之处。这里是雅典军追击的终点，是大获全胜的地方。此处位于平原中央，从各边都能看到，于是雅典人建起了高耸的坟丘。同样在这里，希罗多德俯瞰战场，得出了自己对战斗经过的认知。他以为，雅典军从山谷出发，连续跑了8道的距离，然后才发起攻击。实际上，8道还包含了整场战斗雅典军走过的距离，以及追击的距离。

接下来，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军和波斯军在交战之前面对面站了3天。向他提供这条信息的雅典人也给不出理由，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好得过分的理由：米提亚德并不是真正的总指挥。按照当时的法律，军队由各位将军（strategoi）轮流指挥，每人负责一天。只不过他们自愿将最高指挥权交给米提亚德。尽管如此，为了获得胜利的全部功劳，米提亚德还是等到法律规定由自己指挥的那一天才动手。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军事史研究中还会反复遇到的一种心理特质。对传奇故事而言，现实动机太微妙、太难理解，也太无趣了，于是就得用个人动机来代替。不过，对我们来说，现实的关系并不难发现。传说中有一条事实是无须犹豫便可接受的——没有编造的必要——双方接战前确实面对面等待了几天。这样做对雅典人没有损失：他们身在自己的国土，补给不是问题；士兵看到波斯人不敢进攻，胆色不禁倍增；而且还有希望等来斯巴达援军。不等斯巴达人到来，马上下令发起进攻，米提亚德绝不可能自愿做出这样的事情。因此，发起进攻的一方肯定不是雅典人，而是波斯人。

现在，我认为整体战局已然清晰。得知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登陆后，米提亚德立即率军从雅典上路，走山路直扑弗拉纳谷，安营于距离谷口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便有两侧山丘和砍倒的树木作掩护。而且当接到敌方进军的报告后，雅典军可以马上进入掩护位置。对于规模不大的雅典军来说，就算加上树木，4弗拉纳谷还是太宽了，方阵做不到整体纵深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于是，米提亚德将中部削弱，两翼加强，即使方阵要从掩护位置出发，两翼也能够抵挡波斯人可能发动的包抄。最优秀的、最勇敢的无甲人员大概被布置于左右两边的高地上，他们用弓箭、投石器和标枪对波斯骑兵造成压力。1911年，我亲自去过现场，发现左边的高地虽然地势不高，但四周散布着小丘，骑兵完全不可通行。马拉松与雅典之间的道路为南北向，离海滩不远，沿着沼泽延伸。沼泽地与雅典军正面平行，距离很近。除非击退雅典军，否则波斯人走不出马拉松平原。波斯人不能沿着大道行军，雅典人会从侧翼攻击行军纵队。虽然有几条通往北边的小路，但波斯人也不能走。他们甚至不能走侧面的马拉松纳谷（Valley of Marahona），因为他们总要面临一个风险：一旦部分军队进山，其余行军中的部队便可能遭到雅典人的攻击。5此外，马拉松纳谷的狭处应该也有雅典军队把守，以防止波斯人经此处绕到弗拉纳谷后方。因此，波斯人要么在雅典人选择的地形与其交战，要么回到船上，另寻登陆地点。雅典军近在眼前，波斯军在登船途中很容易受到攻击；即便在别处成功登陆，希腊地形如此逼仄，难道雅典人就不会找到类似于弗拉纳谷这样的有利位置吗？两位波斯将军肯定游移不定，可能还发生过争吵，因为他们似乎确实考虑了好几天。最后，至少能赶在斯巴达人抵达之前向雅典阵地发起进攻的意见占了上风。

如果按照通常所说，波斯人对希腊人有绝对人数优势，那么这个决定就太荒谬了。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应该分兵：一半部队盯住弗拉纳谷的雅典军，另一半在前者掩护下从陆路，或者凭借舰队从海路实行机动，迫使雅典军离开阵地。假如波斯人的力量果真那样强大，这条策略是再明显不过了。同理，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波斯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兵力太弱。之前，我们从总体态势出发，笼统地判断波斯军的规模不可能高出雅典许多。现在，我们又有了事件的正面依据。面对优势敌军，雅典军在弗拉纳谷的位置毫无用处，人数和位置从来都是相互作用的。希腊人好比公牛，波斯人选择抓住牛角实出无奈。直到此时，希腊人从来不曾挺起身子面对波斯战士。因此，搏一把是值得的。米提亚德放敌军接近己方防御阵地，这时波斯军的箭雨开始发挥作用——距离大约是100步到150步6——重装步兵方阵全线出击，以两倍速度跑向敌军。

跑步冲锋有双重目的：一是加强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冲击，二是躲避箭雨。诚然，雅典军薄弱中部的后排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在波斯军的箭雨下动摇后退。但是，纵深较大的两个雅典军侧翼坚持冲锋，还没等波斯骑兵侧攻阻滞雅典军，雅典军便来到了敌人面前。大概雅典军左右两边的具有防护性质的地形屏障延伸得相当长，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是在开阔地带。接下来，前进速度和阵形纵深替代了自然屏障的作用，护甲远逊的波斯弓箭手与雅典重装步兵相遇后一触即溃。作为勇敢的人，波斯军或许战斗了一段时间，但不能长期抵挡冲击。面对来自两边的夹击，就连初胜的波斯中部弓箭手也无能为力。哪怕在开阔地带，一旦弓箭手开始逃跑，溃退士兵便涌向平原，波斯骑兵也就不能重振旗鼓了。有人会设想，在有能力的指挥官领导下，有组织、有纪律的波斯骑兵队或许还能够发起坚决的冲锋，把战斗拖入僵局。但是，我们之后会发现，这样的波斯职业骑士军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这一方面，大胆查理与瑞士人的几次战斗特别有教益。犹豫太久的人肯定要完蛋。每个波斯士兵都朝船奔去。由于波斯船只无疑停泊于港湾的北角，距离战场约有两英里（约3.2千米），所以不少波斯人确实回到了船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追击的终点与弗拉纳谷的距离是8道，将近1英里（约1.6千米）。追击的终点也就是索罗斯山的位置。接着，米提亚德再次集合部队，攻向波斯人的船。有一段关于船下战斗的记录。两场战斗的间隔肯定很长，因为希腊人只缴获了7艘三层桨战舰（trireme），所以波斯人在这段时间里就上船起航。记载里没有讲俘虏了大批敌人或战马。如果雅典人一口气追到了下锚处，那么战利品就肯定还要丰厚得多。但是，一场胜利之后很难重新集合部队，马上发起追击。在船下还能发起第二场战斗，这就足以证明米提亚德的个人能力和效率了。雅典军阵亡192人，负伤人数可能有几百。因为雅典重装步兵盔甲完备，直接被波斯弓箭手射死的人无疑很少。根据现代的估计，雅典军伤亡约有1000人，表明马拉松确实发生了一场恶战，而不是遭遇战。

波斯军的损失没有可靠数据。

在早期的世界军事史著作中，米提亚德是巨人般的战地指挥官形象。马拉松会战是本书研究的第一场大战，古代典籍留下的文字很简单，却描绘出了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罕见的一种将道，即攻守兼备。从战场的选择，到等待敌军进攻的自制力，再到约束民主社会下心高气傲的公民兵，使其固守预定阵地，然后带领他们以两倍速度冲向敌军，一决胜负的统御威势，米提亚德何其伟哉！我们不难想见米提亚德对公民同胞做了怎样的战前动员，告诉他们山势能够阻挡敌军骑兵，命令他们在波斯人的弓箭下固守并等待信号。接着，米提亚德端坐马背，每个人都盯着位于方阵中部的他。他要选准时机，举起长矛，高声下令，接着由号手传令下去。这一时机的选择考虑了各方面因素。早一分钟不行，那样等跑到敌人面前，雅典军早已气喘吁吁，队形不整；晚一分钟也不行，那样敌军射中我军的箭会太多，大批迟疑和落后的士兵会拖慢方阵，最后失去雅典军队的冲击力。唯有拿出雪崩般的气势压向敌军，方可得胜。

我们之后还会探讨许多类似的情景，但没有一次比得上马拉松会战。

6　温泉关会战

马拉松会战给波斯人上了一课：要想打垮希腊人，必须集合大得多的兵力。

那么，参战军队的规模要远胜前一次，很难仅凭舰队运输解决。另外，既然此次战役的目标是征服全希腊，那么走陆路似乎会比较好；中途还可以迫使各独立民族承认波斯的霸主地位。同时，一支大规模舰队也要伴随陆军，以运送补给和压倒希腊海军，还能在陆军行动不便时由海上迂回。

关于这次战争的进程，我们的了解远不如前一次确定。马拉松会战的过程非常简单，只要去除波斯军声势浩大、希腊人连续跑了1英里（约1.6千米）这样的夸大传说，通过历史记载就能辨明整体情况。第二次希波战争要更复杂。政治考量、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及希腊中部各城邦的关系，这些因素与希波战争的战略相互影响；陆军和海军的统帅也有勾连。凭借各因素的性质，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折冲反复。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用纯属传说性质的记述建立整体的现实的历史基础。不过，对我们来说，要点在于辨明：在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节点，战争艺术的状况是怎样的。尽管只能揣测大多数具体战略行动的情况，但这个要点仍然是可能达成的。

首先，希腊人符合逻辑的想法是把守北部山区至希腊本部之间的少数几处隘口，阻止敌陆军前进。不过，最北面的坦佩关（Tempe Pass）被弃守，因为往下还有多个关口，而且坦佩关内侧已经有人投靠波斯。第二道关口就是奥埃塔山（Mount Oeta）与海之间的温泉关（Thermopylae Pass），由列奥尼达（Leonidas）率军把守。

此处产生了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利用山脉守卫希腊是不是事实上的最佳方略？另外，希腊人是否由战争的性质出发，掌握了战略性运用山地的某些法则？

精心构思的现代战略对山地的运用不同于列奥尼达当年守卫家园的做法。山脉总有不止一条通道——奥埃塔山也不例外——只不过通道有近有远，有难有易而已。占据全部关口是很难的，守住所有关口更是绝无成功的可能。1敌方总能找到地方越过关口，要么是凭借优势兵力强攻，要么是通过无人把守的狭谷等处（哪怕原来没有路），绕到守军后方。防线只要有一处被突破，其他所有关口的守军都会陷入极大的危险。如果通知不及时，守军没有尽快后撤，退路便会被切断；哪怕完好无损地撤出，起初守军也会陷入孤立，重建联络可能也很困难。

因此，不可预料的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叛变行为并非波斯人突破温泉关的必要条件。哪怕身处敌境，通过威逼利诱和软硬兼施总能找到向导；而且，迂回策略绝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产物，而是远古以来军事指挥官经常运用的策略。早在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和居鲁士（Cyrus）的征战传说中，波斯便有通过包抄击败英勇关隘守军的战例。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发生于公元前480年，情形稍似温泉关之战，波斯人抄小路翻过山脉，绕到守军后方。高卢人（公元前278年）和罗马人（公元前191年）的包抄行动也取得了成功。小路的起点是特拉契斯（Trachis），往前走一段，另有一条直通多里斯（Doris）的山路，波斯军有一支分队就是取道多里斯路。公元前191年，罗马执政官M.阿基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Acilius Glabrio）率军沿科拉斯岭（Mount Corax）翻山。行军固然难度极高、耗费极大，但依然取得了成功。2以薛西斯军力之盛，足以多路齐出。不论如何，他已经将陆军分成平行推进的三路，即便正面强攻不能取胜，迟早可以从后方拿下温泉关。

守关只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效的：不以完全阻挡敌军为目标，而只是拖延时日，迫使对方进行耗费巨大的遭遇战。如果你确实希望利用山脉驱逐入侵的优势敌军，那么战术理论就要求你集中兵力，守在峡谷或峡谷之一的出口，等敌军刚从谷中走出、人数暂处劣势、尚未布阵时发起进攻。一旦成功，必将对敌军造成巨大损失。敌军被迫退回狭窄的山谷，某些小股部队还可能与主力完全失去联系。如果敌军是多路并进，现在你就可以转攻另一路。这样一来，你就总能局部集中兵力。这条策略相当简单，从最古老的传说战记里便能找到类似的运用。在传奇故事中，第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民族是尼努斯国王（King Ninus）领导的亚述人。据说，他发兵攻打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巴克特里亚国王放一部分亚述军队穿过隘口进入国境内，然后发起进攻，一举制敌。但是，尼努斯毕竟兵力强盛，通过其他隘口进入的亚述军最后还是征服了巴克特里亚。3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远古时代起就有探讨如何有策略地利用山脉的理论。但是，公元前480年的希腊人并不能运用这条兵法。若要运用，他们首先要把全部军队集中于奥埃塔山侧面，并从那里发起攻势。首先，这在政治上就不可能。希腊联军是由众多小共和国军队组成的，在本土受到直接威胁之前，它们绝不会让全军远离家乡，暴露于攻势作战的风险下。另外，舰队占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雅典。不过，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波斯骑兵，希腊军队并不处于适合发起攻势的战术态势。马拉松会战的胜利是凭借掩护两翼的优秀防守阵地。希腊人若要故技重施，波斯人肯定不会再次正面进攻，而是会绕过该阵地——如有必要，波斯会动用舰队——寻机于开阔地带交战。

根据后来的史料，雅典统帅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4最初力主弃守陆路，尽可能利用舰队对抗波斯。实际上，这是当时最好的方案。无论如何，迟早要有一场海战。如果雅典军队能顺利击败波斯舰队，便会为陆上决战创造更好的机会。大批船员可以上岸，拿起重装步兵的装备，为陆军提供支援，而波斯人再也不能用海上战略迂回作战了。

但是，该方案可能面临重重阻碍。各分舰队很难全部整备集合，马上启程，长途航行至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26]一带，风险实在太大。而且，直到陆军抵达希腊边境为止，波斯舰队一直谨慎地退缩。

这样一来，或许就能解释希腊人最后为何采取折中方案了：陆军把守温泉关，海军在优卑亚岛北端、阿提米西安（Artemisium）丘陵附近等待敌舰靠近。雅典人之前积极参与了占领坦佩关的行动，如今他们改变主意，将全部力量投入到舰队上，而没有派军支援列奥尼达。真正的战略方案是：在优卑亚岛以北的开阔水域发动海战。因此，进占温泉关只是整体战略的一个次要的辅助性行动。将各支舰队集结于更北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舰队甚至没有全部集结于阿提米西安附近。如果集结在更南的位置，希腊中部便让给了波斯陆军，因为只要海上侧翼有舰队保护，温泉关就是唯一有希望挡住波斯陆军的地点。

经常有人会问，希腊人为什么没有加强列奥尼达的陆军。即使我们不依赖史书记载的数字，有一件事仍然是确定的：尽管斯巴达全军约有2000人，但列奥尼达身边只有300人。由此可以推断，其他城邦大多派的兵也不多，甚至根本没派兵。不过，这种情况不难解释。希腊人并非不了解守卫山地的危险。假如阻击失败，不仅要丢掉关隘，也会损失一大部分陆军。守关军队越多，撤退时对自身造成的妨碍就越大，损失也就越大。对于撤退中的军队来说，追击的波斯骑兵和弓箭手尤其危险。实际上，少量部队便足以守住关隘。最后的失守也不是因为希腊守军力量太弱，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警惕。然而，尽管我先讲温泉关会战，但是从希腊的整体防御战略而言，它只是一个次要的辅助性行动。把守温泉关的真正希望在于，希腊舰队在阿提米西安击败波斯舰队，随后波斯陆军放弃行动，班师回国。当然，温泉关绝无守住的希望。不考虑其他事件的话，温泉关会战确实是英雄壮举。但与此同时，希腊人不愿为温泉关孤注一掷。从纯形式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温泉关保卫战是一个现实和军事意义上的错误，但它对士气有着重大影响，价值不可估量，因为希腊本部门户岂可不经一战便丢给蛮族。

列奥尼达明白这一层意义，也知道如何履行他的使命。接到波斯军实施迂回战术的消息后，他命令主力部队撤退，但自己与斯巴达军队坚守不动，以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行动，充分实现交托给他的战斗构想。斯巴达人的战死不只是牺牲，也不只是掩护，而是两者兼有。

有人批评说，列奥尼达应该撤退。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些批评者当时肯定会跑路”这句话出自海因里希·列奥（Heinrich Leo）[27]，大概是对温泉关会战的最佳阐述。

马拉松会战中，米提亚德攻守兼备的行动表明，希腊人已经掌握了将道的一切基本概念；而列奥尼达则展现了战争中的士气因素、士气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士气不只是个人勇武和壮烈牺牲，更是作为有意识军事行动的整体战争语境下的英雄事迹。

希腊人对此是有意识的，有诗为证。文字固然与事件本身同样古老，但表达的内涵却是属于一切时代的：

“异乡人，你若到斯巴达，请转告那里的公民，我们阵亡此地，至死犹恪守誓言。”

7　阿提米西安海战

大约在温泉关交战的同时，两军舰队在阿提米西安展开了连续三天的海战。1在后世通行的叙事中，阿提米西安被描绘为一个胜利之地。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海战基本是平局，但由于舰船损失惨重，希腊一方决定撤退；而且还没等列奥尼达的悲剧消息传来，就开始撤退了。

这条叙述似乎揭示了战败，因为舰队从优卑亚岛北端撤退意味着牺牲温泉关，而牺牲温泉关意味着整个希腊中部和阿提卡半岛的人都要疏散。按照希罗多德的叙述，很多人或许会觉得，只要退到尤里普斯海峡（Euripus）就可以了，希腊陆军可以退到南边，再次对阵薛西斯。但是，指挥官们肯定明白，如果他们连温泉关都守不住，南边就更没有波斯人不能绕过的关口了，因此斯巴达人必须一路退到科林斯地峡（Isthmus of Corinth）[28]才能展开防御。一方面，从阿提米西安撤退可不是一个小的决定，特别是对雅典人来说，他们将失去土地和城市。撤退的决定出于万不得已，也就是说，希腊人被打败了。

另一方面，波斯军任由希腊人撤退，并未追击，这也是令人奇怪的事。波斯的海军指挥官知道己方陆军正在狭窄的关隘前作战，也知道如果击退希腊舰队，从水路包抄温泉关会有多大助益。尽管如此，在交战3天之后的第四天，据说他们并未扬帆出战，直到接到报告说希腊舰队已经离开，他们才驶出帕加萨湾（Gulf of Pagasae）入口处的锚地。假如是大获全胜，波斯人绝不会如此犹豫。

因此，希腊人对己方在三日海战中表现的记述是准确的。舰队在温泉关败报抵达之前就决定撤退的记载可能是假的。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假定温泉关败报打破了平衡[普鲁塔克（Plutarch）早就持这种看法了]，导致希腊人最终决定撤兵，而最初只有少数人主张撤退，战况似乎就容易理解多了。

不论实情如何，希腊舰队肯定显示出一点：在开阔的海面上，他们与波斯人旗鼓相当，海战三日是打不垮他们的。

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两军舰队的力量大致相当。希腊人试图用敌舰太大、太多、混乱不堪、自相损毁来解释记述中的矛盾（波斯舰队的数量是希腊的3倍，波斯海军却依然无法取胜），这是纯粹的杜撰。波斯海军的主力是腓尼基人和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他们都是优秀的水手，船就是他们造的，他们也知道怎么开。波斯一方的船员大概全是专业水手，而希腊战舰诚然有一部分优秀水手，但肯定也有缺乏航海经验的公民。希罗多德本人多次指出敌方在技术方面的优越（7.179；8.10）。特米斯托克利也明确说过（8.60），希腊的船操控性要差一些。后世海军史——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海军占据上风——告诉我们，经过专业训练的水手能够带来极大的影响。但是，公元前480年的雅典舰队包含许多阿提卡农民、烧炭工和工匠，他们可能只受过短期集训。而且，战舰本身也是开战前两年才建造的。2波斯人本来就有技术和指挥上的优势，倘若再加上数量优势，希腊人是不可能连战三日的。希腊人自称，首日海战己方有271艘三层桨战舰，那么波斯人最多有两三百艘。据说，波斯舰队还在几天前的风暴中损失了不少船只。即便风暴所带来的损失有所夸大，而且波斯军最初至多有两三百艘船，但薛西斯大概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在海上荡平希腊舰队。在整个希腊舰队中，雅典出了127艘。就在几年前，雅典为了攻打埃伊纳（Aegina）还向科林斯借船20艘。直到那时，雅典才根据特米斯托克利的提议，于公元前482—前483年建起了庞大的舰队。波斯帝国当然不会知道，那个蕞尔小邦在最后时刻付出了怎样非凡的努力。因此，我们似乎不仅没有假定波斯舰队规模大于希腊舰队的内在理由，而且阿提米西安的战局——至少在风暴造成波斯舰队损失之后——更是明确地排除了这一可能性。3波斯方未等舰队到齐就匆忙出战的揣测也是不攻自破。

如果上述分析都是正确的，那么，希腊舰队的撤退就很好理解了。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雅典在阿提米西安得到了另外53艘三层桨战舰的增援。贝洛赫表示怀疑，而且有很好的理由：雅典的人力不足以操持200艘三层桨战舰。不过，直到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才有成规模的各支规模较小的分舰队赶来与主力舰队会合，这是毫无疑问的。希罗多德特别明确地表示，波斯一方得到的增援与希腊一方相当。不过，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波斯的援军只有外岛希腊人派出的几艘船只，而希腊一方则有55艘三层桨战舰（不计入53艘希腊战舰）。于是，从阿提米西安撤退后，希腊舰队可以与后方援军会合，还能在本国港口迅速修复受损战舰；而波斯人修船可就困难多了。假如希腊人在阿提米西安海战中果真取胜，那么，前进至萨洛尼克湾（Saronic Gulf）[29]再次开战的希望当然要大得多。不过，这样做的代价肯定会很高，因为雅典舰队离开本土，会让雅典城任由敌人宰割。但是，他们原本就没有在阿提米西安海战中击败敌军，自然也就别无选择。

8　萨拉米斯海战

消息传到雅典，下达命令，要公民离开这座城市，将它交给敌军，他们感到震惊绝望，拒绝听从命令，连对于“木墙”神谕的解释都没有用。最后，雅典卫城的圣蛇没有吃按月奉上的供饼，结论只能是，连圣蛇也离开了雅典。现在，雅典市民终于不再犹豫，遂遵从神意出城。

一部分人去了伯罗奔尼撒，但也有人只是渡海去了萨拉米斯岛。当时估计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将所有人及其家当都送去伯罗奔尼撒。农民大概进了山。萨拉米斯岛为市民提供了避难所，因此希腊舰队也就不能离开萨拉米斯岛了。尽管如此，根据传说记载，围绕是否要在萨拉米斯附近与波斯舰队交战这一点，指挥官内部发生了激烈争执。争执的确切性质无从得知。而且，把希罗多德的记载视为信史也是不符合规范的，哪怕我们可以排除其中的一些明显矛盾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或许，将领争执多为虚构，只包含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内核：当时召开了一场军事会议，将领仔细衡量选择在萨拉米斯或别处开战的种种理由。这种歪曲看似很严重，其实在军事史中很常见，哪怕是近现代。我在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布林格撰写的穆尔滕（Murten）战记，一个是布拉格会战（Battle of Prague）前夕，腓特烈与什未林（Schwerin）据说也发生了类似的争吵。诚然，希罗多德的部分记载很贴近实情，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就萨拉米斯海战而言，我们不知道他的记载是否包含某些我们所不了解的、可能还很强烈的其他动机。

首先，我们必须提出一点：问题不是海战有没有发生，而是海战在哪里发生。如果希腊人不敢打海战，希腊就只得屈服于波斯。没有了舰队的阻碍，波斯人可以绕过地峡的护墙，实行包抄。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希腊陆军没有在开阔地带对战波斯的自信心。因此，如果海战在萨拉米斯岛和大陆之间爆发，战败的希腊人就会被切断退路，只有少数船只能穿过迈加拉海峡（Sound of Megara）逃出，假如波斯没有把这条通道也堵住的话。因此，交战地点选在开阔水域的好处就是风险小。但是，从结果来看，这一点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海军战败，即便舰队没有全军覆没，结果也是决定性的，因为没有海军支持的陆军终究是抵挡不住的。此外，一旦撤至地峡，不仅萨拉米斯岛和岛上避难的雅典人要丢给波斯，也会失去埃伊纳和迈加拉。理由似乎相当充分。假如起初竟有人主张进一步后撤，恐怕就真是找不到合理的原因。实际上，传说中给出的解释不过是愚蠢和怯懦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完全能肯定，斯巴达王尤里比亚德（Eurybiades）以及科林斯统帅阿德曼图（Adeimantus，他被城邦同胞奉为英雄，萨拉米斯海战中真正的征服者）还为方案提出了其他希罗多德略过的理由。事实上，我们现在从希罗多德的叙述中发现了另一个此前无人注意的事实，它为我们提供了追寻已久的答案——如果希罗多德的叙述背后隐藏着任何事实的话。

据记载，一支由60艘三层桨战舰组成的克基拉舰队早已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克基拉人自称风向不利，无法北上，而希腊人后来公然表示质疑，认为他们是故意拖延，等待战斗结果，然后加入胜利的一方。不过，有一种情况似乎并非不可能：希腊联军指挥官一直期望克基拉舰队抵达，因此哪怕冒着最惨重的牺牲的风险，也有人愿意进一步后退，与其合兵一处，增加胜利的机会。

据说，特米斯托克利为了逼迫大家作出决断，竟然把自己全部赌上，假装投敌，将希腊人内部分裂的情况告知薛西斯，引诱他立即发起进攻。至于特米斯托克利的信件内容，希腊作者观点不一。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第336行）的说法是，有一个人向薛西斯报信，说希腊人要趁夜逃跑，四散求生。希罗多德补充道，如果波斯人鼓帆进攻，希腊人自己就会打起来。狄奥多罗斯（Diodorus，很可能转引自埃福罗斯）[30]笔下的信使说道，希腊舰队准备驶往地峡，与陆军会合。普鲁塔克的说法差不多，很可能出自同一来源。观点分歧的原因很明显：有些人没有想到，希腊人分兵对波斯国王是有好处的。如果事情走到这一步，波斯舰队不仅能够轻易打垮分兵后的希腊船只——如果它们还敢出海的话——而且能够从海路运送部分陆军至伯罗奔尼撒半岛某地，迫使希腊人撤出最后一处难以包抄的阵地，即筑墙守卫的科林斯地峡，从而奠定陆上胜局。在此基础上，根据希罗多德的补充（希腊联军会发生内讧，部分人会投向波斯），波斯人发起进攻就可以理解了，至少是部分理解。但是，埃福罗斯认识到，单凭这样并不能充分解释波斯人发起进攻的原因。既然没有其他正面叙述，他便提出新解：不是分兵，而只是撤退到地峡，与陆军会合。尼波斯（Nepos）、查士丁（Justin）和弗龙蒂努斯（Frontinus）[31]等后世作者回到了最初的传说，认为波斯王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希腊人就要散伙了，你应该尽快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从没有谎话像这样把高傲的国王耍得团团转。但是，特米斯托克斯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应该会对自己说，薛西斯收到消息之后会这样回复：“这可真是好消息，总算能一次性解决他们了，而且还没有风险。”如果消息写成下面这样，看起来大概就还会更可信一些：“60艘克基拉三层桨战舰正在赶来，波斯人应该赶在它们抵达前交战。”

到此为止的内容都是前两版原有的，但接下来就是新内容了。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周密的文献学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事实，无论从战略角度，还是从战术角度，都为萨拉米斯海战的经过提供了一个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基础。之前关于萨拉米斯海战的所有研究都假定，普昔塔利岛（Psyttalea）就是位于迈加拉海峡入口处的莱普索库塔里岛（Leipsokutali）。前者在海战期间被波斯占领，海战胜利后陷于孤立并被摧毁。为了将埃斯库罗斯与希罗多德对海战的叙述，以及两人的叙述与上述地形协调起来，人们付出了无数心血。现在，尤里乌斯·贝洛赫已经证明，前人都被“普昔塔利”和“莱普索库塔里”这两个词的表面相似性带偏了，两者实际上毫无关联，普昔塔利岛其实是圣乔治岛（Island Hagios Georgios），位于北边的海峡内部，与入口距离不近。围绕穆尔滕会战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那场战斗有一个毫无根据的传统别称，即“教堂之战”，而教堂距离真实的战场其实很远，导致人们曲解了战场地形，进而曲解了该战的战略和战术背景。凭借贝洛赫的研究成果，我于1911年沿着迈加拉海峡的海岸走了一遍。亲眼看到海峡大小之后，我就明白战斗不可能在海峡内发生，因为空间太狭小了。战斗地点只可能在位于迈加拉海峡以北的依洛西斯湾（Bay of Eleusis）。

在此基础上，我的学生格特弗里德·齐恩（Gottfried Zinn）又研究了一遍原始文献，无可反驳地得出了萨拉米斯海战的战略和战术态势。1原始文献原本看似龃龉，只能改动文字方可补救，如今看来是完全协调的。

波斯占领雅典后，整整等了14天才逼迫雅典人发起决战（占领雅典的日期是9月10日前后，海战是9月28日）。尽管之前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波斯人面对的情况相当艰难，下决断并不容易。希腊舰队停泊于萨拉米斯岛北岸，那里有所需的沙质海岸（整个东岸几乎都是岩石）。由于岛上淡水不足以供给整个舰队（约300艘军舰，船员共有5万到6万人），部分船只大概停在迈加拉海岸外。不难设想，薛西斯肯定考虑过水陆并进，一面从海上攻击希腊舰队，一面从陆上沿着雅典至迈加拉的道路推进。但是，由于没有相关信息流传下来，我们只能认为波斯人确实没有打到迈加拉。2他们大概觉得自身力量不够强，于是仅限于发动海战，这就需要周密的长时间侦察。为了赶上希腊舰队，波斯舰队要么取道遍布岛屿和礁石、蜿蜒曲折的萨拉米斯海峡，要么走迈加拉一侧的特鲁皮卡湾（Trupica Bay），它比萨拉米斯海峡还要狭窄。最后的决定是同时走两边，一旦取胜，希腊舰队便会全军覆没。两队趁夜出发，以便次日早晨由两侧大略同时进入依洛西斯湾。

接到波斯舰队驶来的消息后，希腊方立即做出准备，分兵拒敌，向敌舰前进。交战前，特米斯托克利又发表了一次动员讲话。他的意图不是把敌人堵在更开阔的依洛西斯湾以外，而是趁对方刚驶出狭窄水道、布阵尚未完成的时候发起攻击。于是，希腊先锋——之前大概就是他们在观察和掩护海峡入口——先向后方划了一段距离。接着，战斗打响了，希腊人试图包抄向依洛西斯湾前进的波斯舰队右翼。希罗多德对此的叙述是正确的。波斯人勇猛地击退了希腊军，但海峡令波斯舰队驶出的速度很慢；而希腊人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占据优势，可以马上发挥出来。于是，尽管腓尼基人和爱奥尼亚人操纵的战舰机动性更强，如今只得退却，回到海峡之内。前面退下来的船和后面赶上去的船相互碰撞，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严重的损失。

没有留下有关迈加拉一侧海峡战况的记载。不过，情况肯定与这一边差不多，因为雅典人告诉希罗多德，科林斯的战舰已经朝那个方向驶去了（雅典人以为他们要逃跑），而科林斯人则将领袖阿德曼图奉为胜利者。

现在，令史书记载费解难懂的传统错误认识都烟消云散了。

目前还有一处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埃斯库罗斯专门强调的狭窄水道只对波斯人不利呢？毕竟，腓尼基和爱奥尼亚水手的能力毫无疑问要比雅典民兵船员强。不过，此处正好显示了特米斯托克利的战略天赋，由于他的作战部署，海峡成为希腊人的“朋友”，而波斯军却发挥不出自己的航海技能。这条水道与战斗本身没有直接联系，却与通往战场的路径直接相关。

希腊在阿提米西安的开阔水域打胜了，如今舰船数目更多了，却有意于逼仄水域寻求战机。这一矛盾如今解开了，因为狭窄的海峡并不是战场本身，而只是通往战场的路径。

薛西斯的观战地都说为萨拉米斯海峡旁的山丘；而普鲁塔克有另外一处记载，即薛西斯将王座立于迈加拉边境的一座山上。如果战斗发生于萨拉米斯海峡的南侧入口，距离观战地10千米到12千米，这段记载怎么能说通呢？如今看来，这条记载未必准确，却也不无合理性。

我们终于找到了有足够空间打这场海战的地方。希罗多德笔下波斯人在右翼依洛西斯湾的动向，以及科林斯人的行为总算清楚了。

不过，在整体文献中，与齐恩新说相左的地方也不止一处。

希腊人虽然获胜，但战果并不大。他们还不敢乘胜追击，进入大海。实际上，他们以为会有新一轮的进攻。但是，薛西斯已经认定自己无法在海上征服希腊人，尤其是在克基拉舰队还在路上时。他觉得自己的舰队要是打不败希腊人，之后便无用武之地了，于是令其返航。

然而，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波斯人输掉了战争。攻打地峡阵地诚然无益，但波斯人毕竟手握希腊中部和阿提卡半岛，希腊人也不敢冒险在陆地正面迎战。因此，如果陆军留在希腊，就地补给，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估计抵御不住反复的入侵，最终会厌倦战争。毕竟，他们不能每年都撤出城市，渡海避难。

因此，波斯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对伟大的波斯王来说，眼前在希腊无事可做。亲自率兵征讨要求战果辉煌，而现在大概是指望不上了。恰恰相反，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来说，薛西斯本人甚至应该回到亚洲。波斯军处境的弱点在于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可靠程度很低。一旦他们投向敌方，希腊境内的波斯陆军便失去了与本土的联系，处境凶险。薛西斯手下并无其他军队，因此维持爱奥尼亚人服从的最好手段就是国王的个人权威。于是，薛西斯把总指挥权交给了马铎尼斯，本人返回萨迪斯（Sardis）[32]并停留了一段时间。3马铎尼斯将兵力收缩至希腊北部，避免军队遭到突袭，还可以利用占领区获得补给，寻机再次发起攻势。

9　普拉提亚会战

波斯军只是稍稍后退，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希腊将领并非不知道要如何、在何处展开反击。萨拉米斯海战刚刚结束，据说特米斯托克利就提议舰队北上，进入赫勒斯滂海峡，摧毁波斯军搭起的浮桥。按照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该方案的目标是进军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半岛，鼓动当地的希腊人背叛蛮族，脱离蛮族统治。如果目的只是摧毁赫勒斯滂海峡上的浮桥，特米斯托克利就根本不用如此麻烦，大风和气候便已足够，无须希腊人襄助。

特米斯托克利的方案并未激发同胞的热情；大批波斯陆军正在蹂躏希腊人的家园，此时却要他们远征他方？到了第二年春天，特米斯托克利仍然未解释清楚他的方案，于是雅典人解除了他——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的统率权，换上他的政敌阿里斯忒得斯（Aristides）和克桑提普斯（Xanthippus）。

斯巴达人更看好特米斯托克利。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他的方案成功，马铎尼斯就不得不放弃希腊的土地，而斯巴达人也用不着打他们特别害怕发生的陆战了。

两大城邦出现意见分歧，希腊人起初无所作为。雅典人要求伯罗奔尼撒全军北上，掩护阿提卡半岛，抵御波斯人入侵。斯巴达人坚持海上远征。双方都想逼对方就范。斯巴达按兵不动，随着马铎尼斯离雅典越来越近，雅典人不得不再次放弃城市和土地，跨海避难。接下来，他们威胁斯巴达说，如果伯罗奔尼撒方面再不伸出援手，雅典就要与波斯谈判，与其议和乃至结盟了。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爱奥尼亚方面接连传来消息，说他们愿意背叛波斯人。于是，无须全体舰队远征，只要派一部分去即可，一部分舰队冒这个风险也就值了。而雅典的大部分重装步兵也可以投入陆战。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萨拉米斯海战有310艘希腊三层桨战舰参战，加起来需要5万到6万名船员。现在，只有110艘战舰跨海出征，估计船员为2万人，由斯巴达国王利俄提基德（Leotychides）和雅典方的克桑提普斯指挥。而保萨尼亚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重装步兵则集结于地峡，当马铎尼斯放弃阿提卡时，伯罗奔尼撒军为避免背面受敌，遂驻扎于普拉提亚附近的西塞隆山（Mount Cithaeron），以掩护阿提卡。但是，伯罗奔尼撒军没有动，对面平原上的波斯军也没有动，双方都没有发起进攻。

到目前为止，叙事尚无需考证两军规模。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波斯军自信战术能力优于希腊人，而后者也不敢在开阔地带交战。自去年开战以来，希腊一方的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因为部分参与萨拉米斯海战的联军船员登岸了，特别是雅典、迈加拉、埃伊纳和科林斯的部队。因此，他们现在能够采取前一年还认为无法实现的行动，即占据普拉提亚附近的阵地，为阿提卡提供掩护。考虑到战舰仍然需要部分船员，而希腊人同时也尽了最大努力来加强陆上力量，我们不妨假定斯巴达和雅典各有约5000名重装步兵，其余城邦加起来的数目大致相当，那么全军大概就有2万多名重装步兵；再加上大致同等数目的无甲人员，总共是4万人。波斯军（加上臣服的希腊人）的兵力大概与希腊军接近。如果马铎尼斯军的人数优势巨大，乃至达到对方两倍的话，他不可能在阿索帕斯河（Asopus）僵持，一半兵力投入前线，而将另一半兵力越过西塞隆山东部的隘口之一，切断希腊军的补给线，或者从后面攻击敌人。

哪怕兵力优势没有这么大，马铎尼斯大概也能够迂回包抄希腊军，而无各个击破之虞。他事实上肯定会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多兵种联合的波斯军队在军事素养上至少不逊于希腊民兵，机动性要强得多，即便一股部队陷入孤立，希腊人也很难迫使它交战。得益于希腊人提供的援军，波斯在骑兵、弓箭手以外也有了重装步兵。因此，波斯人静候于阿索帕斯河只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马铎尼斯军的人数与希腊军基本相当，很可能还要少几千人，乃至大几千人。

根据马铎尼斯军的兵力，我们可以倒推出，前一年薛西斯手下的人数也差不太多。伤亡及护卫人员无疑得到了臣属希腊城邦和上岸水手的补充。1从波斯军包含大量贵族官兵来判断，波斯军的辎重部队的人数很可能多于希腊方，达到4万到5万人的规模。这样算下来，全军约为5万到7万人，这在希腊人眼里简直是数不胜数，于是他们沉浸于最夸大的虚构之中。

普拉提亚会战的通行叙事——如希罗多德的记述——详尽丰富，却充满矛盾，至今尚未澄清。仅仅隔着一代人，传说与事实之间便远隔千里。要想对这种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要再次建议读者了解一下布林格撰写的《勃艮第战争史》。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课题，希腊与瑞士两个民族相差巨大，为何民间传奇发挥作用的方式却如此相近？两者毫无抄袭或模仿的表现，为何笔下情景与风格类型却如出一辙？

不过，每一处细节、每一条史料都不能视为确凿，因此需要去质疑，但整体重构并非毫无希望。无论传说的所有细节是多么不可靠，里面总包含一些不太可能虚构的事实，让我们有可能确定战斗结果中真正重要、典型和主要的元素是什么。但是，地理问题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格伦迪（Grundy）对普拉提亚的地形做了极其细致的考证和鉴定。我在撰写本书初版时还不知道这部作品，但我的学生路德维希·温特（Ludwig Winter）2根据它重构了战斗经过，我认为相当成功。

希罗多德提到了许多隘口、海湾、山丘、神庙的名字，通过与极少数可以完全确定的地点进行比对，我们有可能一一确定其位置，然后再参照两军行进路线，看能否协调起来。马拉松会战和萨拉米斯海战也是同样的情况。战场地形是事件经过的重要因素，地理问题澄清之后，军事与历史疑难的面纱便揭开了。

希腊军走出西塞隆山口，向北麓前进时，波斯骑射手发起了攻击，迈加拉先头部队遭受重创，直到雅典派弓箭手来支援。走出隘口的希腊人越来越多，他们并未下山多远，而是严守山坡，于是波斯人不等己方步兵抵达便投入了战斗。

保萨尼亚斯此时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已经吸取了马拉松会战的经验，且有意遵循之。不过，这可不简单。他手下是来自大约20个独立城邦的民兵，思乡心切，渴望回归正常生活，也不理解指挥官为什么要采取拖延战略。保萨尼亚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请来一名先知，向先知充分讲解了战术态势，于是先知从神谕中得出结论：只要希腊人保持守势，不越过眼前小小的阿索帕斯河，他们必将取胜。尽管后来发生给养紧缺的问题，希腊军却依然严守阵地。

过了几天，保萨尼亚斯将阵地前移，移到普拉提亚平原前的最后一座山丘，山脚正对阿索帕斯河，目标显然是诱敌出击。希腊军尽可能地散开布阵，以免完全失去两侧山势掩护的有利防御位置。

但是，马铎尼斯像保萨尼亚斯一样，明白这一战术的实施要求和先知的价值。他也找来一名先知，先知预言说波斯人绝不能越过阿索帕斯河。

马铎尼斯没有仰攻希腊军，而是命令弓箭手阻止对方从阿索帕斯河取水，骑兵更是绕过山丘，切断山后的加尔加菲亚泉（Gargaphia）和补给线。

希腊军陷入困境，保萨尼亚斯最后只得退兵。他准备撤到后方，背靠普拉提亚城，这样波斯军便不可能切断水源和补给了。撤退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波斯军近在眼前，能够轻易袭击行军中的部队。因此，希腊人决定分三路趁夜退兵，斯巴达断后。据希罗多德记载，中队（lochus）长阿蒙法里都斯（Amompharetus）不愿退兵，与国王发生争执，最后双手举起一块石头，放到国王脚下。不过，阿蒙法里都斯毕竟还是跟随大部队走了，这段故事似乎应该这样解读：他绝非违抗王命，恰恰相反，他在向国王发誓说自己会像石头一样守住山丘，掩护撤退行动。

早上，波斯人发现希腊人已经撤走，立即展开追击，赶上的时候对方尚未会合。毫无疑问，正是希腊人的分兵导致马铎尼斯抛下神谕，下令进攻。

波斯军战胜了迈加拉人和夫利西亚人（Phliasan）一路，可能是因为战局已定，迈加拉人和夫利西亚人便莽撞而缺乏组织地冲下平原；如果我们觉得希罗多德的叙述不可轻信，或许当时还有其他利于骑兵发挥的条件。雅典一路对阵波斯人的希腊盟军，通过一场沉着（但估计不太激烈）的重装步兵战斗将其击败。但是，真正的战斗发生在斯巴达人与提基亚人（Tegean）一路。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波斯军向斯巴达人发起进攻时，箭雨真是遮天蔽日。斯巴达人伤亡者甚多，但他们顶住伤亡，坚守不动，因为吉兆未现。最后，保萨尼亚斯说普拉提亚的守护神赫拉前来相助，她的神庙就在斯巴达阵地的视线范围内。吉兆终于出现，斯巴达人发起冲锋，守具不足的波斯人根本挡不住重甲敌军的集团冲击。

保萨尼亚斯知道如何运用先知和祭司。只要波斯军先锋从远处向方阵射击——目的大概是引诱希腊人贸然进攻——他就命令部队坚守。直到波斯大部队接近到他选定的位置，保萨尼亚斯才举起双手，向女神祈祷。祭司看到后心领神会，马上宣布吉兆出现，保萨尼亚斯随之发出进攻信号。

到此时为止，记载中不断提到波斯骑兵向希腊人施加压力。但是，在关于这次进攻的文字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他们切入希腊侧翼的内容，而只有撤退时加以掩护的内容。因此，保萨尼亚斯肯定是选择了一处波斯骑兵无法攻击方阵侧面的战场。如今，温特已经找到了它的准确位置。普拉提亚会战与马拉松会战如出一辙。一切细节都可以质疑，但下列内容是确定的：波斯军最后冒险出击，保萨尼亚斯仿照马拉松会战制订方案，实际战斗经过也是类似的。如果没有马拉松会战，我们就不会发现字里行间的史实内核；但是，马拉松会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普拉提亚会战的钥匙。从这里开始，我要毫不犹豫地再进一步，宣称“斯巴达人顶着波斯箭雨岿然不动，起初吉兆未现，后来保萨尼亚斯祈求神助”的记载皆为信史。通行传说不免添油加醋，在我们抽丝剥茧、从中发掘历史真相的历程中，像普拉提亚会战这样清楚明白的实例无疑是极其罕见的。

在我看来，马铎尼斯之所以求战心切，是由于一条虽不见于史籍，却符合当时情势的合理战略考量似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并非毫无可能。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维奥蒂亚战场，需要立即决断的似乎就应该是希腊人。实际上，马铎尼斯已经转入消耗战，他命令部队从臣服的希腊人那里获得补给，再次通过掠夺物资威胁阿提卡。但是，维奥蒂亚只是战场的一部分。希腊舰队已经驶向爱奥尼亚，希望能煽动当地人叛乱。马铎尼斯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希腊人无疑也会确保他了解此事。实际上，下列假设并非过分大胆：薛西斯本人在萨迪斯发现了危险，然后传令给马铎尼斯，要他尽快解决希腊军问题，抽出兵力回防和弹压、镇守爱奥尼亚。于是，马铎尼斯寻求决战的动机就更强烈了。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解释他决定首先出击的原因，尽管从战术角度来看，维持守势，等待希腊从平原上进攻要更好。

还有一处没有解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阿塔培扎斯（Arta-bazus）率领的另一支波斯军队没有参与普拉提亚会战。为什么？大概只是因为来迟了。

表面来看，希腊人做出分兵的决定，一面向马铎尼斯进军，一面派出庞大舰队似乎是大错特错。他们为什么不合兵一处，先打垮马铎尼斯军队，然后跨海远征呢？在这个案例中，战略要服从于战术。我们之后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哪怕希腊一方的重装步兵再多1万人，他们也不能下山进入维奥蒂亚平原，在对敌军有利的开阔地带打垮波斯人；而只能采取守势，占据有掩护的地形以防备波斯骑兵，试图引诱对方进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为此，希腊人必须以海上远征配合，或许还要接受频繁调动，正如保萨尼亚斯命令的那样。上述事情彼此相连，真的有人相信这仅仅是巧合，是盲信预言和吉兆的结果吗？这一观点固然无法证伪，但我对特米斯托克利和保萨尼亚斯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胸有成竹，正如希腊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他们深知如何将战略眼光、英勇气概与巧计诡道结合起来，既能从远处观察大势，又不惮于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披上叛逆的外衣，利用大众的迷信，堪与米提亚德、列奥尼达比肩而立，不亦人杰！

第二篇　鼎盛时期的希腊军队

1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战术

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曾经击败波斯人的重装步兵方阵仍然是希腊的基本战术阵形。

对非职业公民军队来说，重装步兵方阵符合逻辑的战术阵形。它对单兵的要求很简单，需要的训练也少。每个人都要学会身披重甲移动，使用长矛，坚守纵队，保持规定方向。复杂操练是不需要的。全体士兵组成一个封闭的阵形，直行向前，接近敌军正面时跑步发起进攻。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这种接近后跑步进攻的战法首次出现于马拉松会战。

在一场普通的重装步兵战斗中，双方都会往右偏，而左翼略微落后，因为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的右手侧没有盾牌保护，相对薄弱，于是就会努力从右侧打击敌军。因此，两军接触之后——双方的右翼很容易发生部分重叠——右翼都会战胜对方的左翼。接下来是两军右翼再次交战。此时，之前的正面往往已经成了背面，而背面现在成了正面。这才是决定胜负的时刻。

无论如何，这一特点并未引出任何战术意义上的结论，战斗的基本样式仍然是面对面互冲，没有任何谋略。

纵然这种战术的弱点早在希波战争前便已为人所知，纵然人们意识到它有缺陷，但它还是被延续了下来。早在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就在雅典不远处的平原败于帖撒罗尼迦人（Thessalonian）的骑兵（希罗多德，第5卷第63章）。整个希波战争期间，希腊人都很惧怕波斯骑兵。甚至在普拉提亚会战中，希腊军队的几支分队还被底比斯骑兵追上，损失惨重。

然而，我们从未听说过希腊人试图从原则的高度，通过采用新阵形或新战术的手段来弥补这一缺陷。重装步兵方阵以外的骑兵、弓箭手和其他轻装士兵一直是辅助性力量，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发挥有力的作用，但并不被认为是军队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早在希波战争期间，情况基本就是如此。如果说在希波战争期间，我们从未听说过希腊一方骑兵的记录，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将其理解为希腊人没有骑兵，只是数量稀少的希腊骑兵不敢冒险骑马与波斯人对战而已。于是，大部分骑兵估计都把马匹留在了家里，作为方阵里的重装步兵参战。

不管是斯巴达还是雅典，条件都不适合组建一支真正强有力的骑兵部队，1哪怕在某些情况下，骑兵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雅典发动的西西里（Sicily）战役。2

在我看来，与骑兵一样，雅典的弓箭手必须被视为精锐部队。3哪怕他们的装备不如重装步兵昂贵，但弓箭手真正形成战斗力所需的训练却要多得多。一名重装步兵很快就能训练完毕，加入方阵，大家会裹挟着、推动着他向前进。而为了接近敌军，并在受到攻击时迅速撤回，弓箭手不仅要射术精湛，更要行动敏捷、协同有序。因此，他们必须有自立意识、警惕性高，有判断力、头脑清醒。在有尚武传统的民族中，人们小时候就通过训练获得了这种品格。在高度文明的国家，比如当时的雅典，这种品格是在中上层阶级内形成的，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闲暇来锻炼武艺。因此，我会在一个特定的雅典公民阶层中寻找弓箭手，这些人的儿子养不起马匹，但与大多数公民相比，他们能够投入军事训练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要多一些。另外，真正的良弓也不便宜。

除了弓箭手，远程兵种还包括投石手和掷矛手。操作投石器需要很高的技巧，只有某些地方的人才能掌握这项技能，当地的年轻人从小就遵照传统而练习使用它。比如，罗德岛（Rhodes）就有这个传统，罗德岛投石手是很抢手的雇佣兵。

如果掷矛手像投石手一样没有自卫武器，掷矛手就比不上弓箭手，也比不上投石手。但是，掷矛手的武器有可能是用作轻型防具的。因此，掷矛手部队主要是在北方的半希腊部族中组建的。在这些部族中，人们没有能力大量制造全套盔甲，于是就成立了特殊的投矛手部队，即轻盾兵（peltast）。轻盾兵装备一面轻型圆盾、一顶帽子（很可能是皮革或夹层亚麻布材质的硬帽）、几支投矛、一把剑。今天的班图人（Bantu）和苏丹黑人（Sudan）能把矛投出40步远。

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轻盾兵自然不会正面对抗重装步兵。但是，组建一支数量占优势的轻盾兵部队很容易。4而且，在复杂地形下，轻盾兵行动更灵便，能够对重装步兵方阵侧后发起非常有效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弓箭手和投石手对重装步兵甚至能构成更大的威胁；但轻盾兵也有一项优势，那就是在危急时刻可以正面一战。重装步兵和弓箭手的运用范围都相当狭窄，而轻盾兵什么都能干。轻盾兵可以从远处投矛，而且进退自如。由于装备盾牌，他们的防护水平刚好足以参与近战。

无武装的随军仆役或辎重队维持着希波战争时期的特点。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剧中（第441行），雅典人在决定发动萨拉米斯海战后渡海登上普斯塔里亚岛，先是向被孤立的波斯人投石，然后才投入近战。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1章第106节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事迹：雅典重装步兵堵住一个被切断联系的科林斯作战单位，然后“轻装士兵”*用石头将科林斯人杀死。在这里，我们或许会看到一点变化：无论如何，在雅典军队中，上战场充当仆役的奴隶越来越多了。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不管这一变化带来了怎样的弱化效果，经过专业训练的轻装士兵带来的更广泛贡献都足以将其抵消。

在战斗阵形中，骑兵、轻装士兵和轻盾兵均布置于重装步兵方阵的侧翼。

在有利条件下，骑兵或轻装单位有时会在战斗中有力地支援重装步兵，决定战局胜负，甚至独自击败一支重装步兵。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战术阵形看上去或许已经很简单了，但工事和攻城技术还要更加原始。希腊人建起的城墙相当简单。就算守军数量只是勉强够用，城墙似乎也被视为坚不可摧。哪怕攻城方占绝对人数优势，他们既不懂也不敢强攻，而只会等待守军耐不住饥饿，自己出城。

2　伯利克里战略

如前所述，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希腊战术没有多大变化。尽管如此，后一场战争依然提供了审视前一场战争的全新角度。希波战争的主要特点是，作战双方的装备和战术差异巨大。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希腊人的内战，装备和战术都是一样的，特点在于一方占据海上优势，一方占据陆上优势。这种状况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问题。希波战争的基础是大规模决战，胜负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是万王之王击败并降服希腊人，要么是惨败。伯罗奔尼撒战争旷日持久，长达27年，陆战或许有几场，但并无重要的决战。直到意外发生，斯巴达人建成一支堪与雅典匹敌的海上力量，战争才真正结束。

战争爆发时，双方都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一方有陆上优势，一方有海上优势，而且双方的差距那么大，较弱的一方就绝不会冒险发动像萨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那样大规模的战术决战。于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战略态势：久拖不决的消耗战。

现在，我们遇到了世界史中最复杂却也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正常情况下，“战争”这一概念要求一方主动抓住并打败另一方，以使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集中全部力量，毕其功于一役；或者继续猛击，直到决出胜负。战略的任务就是为决战做好准备，尽可能争取最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场战争，各种原因导致其不能发生这样的决战。之后还会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一方还是找到了屈服敌方意志、达成战争政治目标的方法。

与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会战一样，希腊又出了一位人物，他把握住了新使命最深刻的内涵，并凭借第一流的笃定精神完成了使命。

伯利克里是一名雅典人。他明白，母邦的陆上力量比不上伯罗奔尼撒-维奥蒂亚联盟。他从这一事实得出了必然的逻辑结论：要彻底疏散阿提卡乡村地区的人口，交给敌军处置。“如果我认为能够说服你们的话，我就会要求你们亲手毁掉自己的田地。”他对雅典人说道。农村居民必须搬到城内以及连接城区和两座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法勒隆（Phalerum）]的长壁之间。敌军固然蹂躏阿提卡乡间，但雅典海军也还以颜色，封锁敌方港口，切断敌方城市之间的一切贸易，而且四处登陆，发起突然袭击，破坏敌方的乡间，不逊乃至胜于敌军对本国的摧残。这种战争行为——几乎可称之为“无为战”——能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压倒性的决战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取决于哪一方首先忍受不了痛楚，哪一方首先精疲力竭。我们可以设想出完全不流血的战争方式；但是，对某处强力一击并非不值得考虑，这有利于软化敌方意志。向雅典公民解释自己的方案时，伯利克里提出了上述方针。但是，他还补充了一个事实：必须抓住“不待之机”，这可谓先见之明，庙算详备。究其本质，消耗战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性；将帅过分谨慎的危险随之而来。凡是战争，总有紧要关头，唯有勇者方可把握。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敌方兵力到底有多少，又有哪些不可预料的相关因素，都是指挥官不可能确切知道的。就在犹豫、估计、研判形势的当口，时机便再次溜走。如果他总是抱着战争结果不在于冒险决断，而在于逐步消耗的念头，那么决定是否行动就要加倍困难，乃至10倍困难。在消耗战的大原则以外，伯利克里还提出必须利用“不待之机”。要想透彻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将理论继续运用于后世的战争（我们会反复看到，指挥官常会耽于消耗战略，避免做出有风险的决策）。

雅典人断定，伯利克里指挥过9场胜利的战斗。我们对这些胜利所知甚少，无法据其判断伯利克里的战略才能。但是，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整体进程和无数次捷报，我们必须认为他不只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世界史上的伟大军事家。为他赢得殊荣的并非作战计划（名将不在论兵，而在战功），而是随之而来的巨大决断力和个人权威。他从不半途而废，而是全神贯注，不吝惜任何必要的牺牲，哪怕是整个阿提卡乡间。面对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会，他能够让群众听懂他的决策，并获得他们的认可。这一决策的执行是不逊色于任何胜利的战略行为。公元前480、前479年，随着波斯人的逼近，雅典人不仅让出了阿提卡乡间，连城市也一并放弃。这一决定本身或许更甚于伯利克里的决策，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前者是绝望的行为，如果不想被征服，雅典人就别无选择。收复故土的战斗没过多久便打响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疏散同样无可避免，其必然性却并非一目了然。恰恰相反，唯有通过反思性的战略判断方可澄清；而且，该战略并非暂避一时，而是经年累月的长期战略。即便在今天，偶尔还有学究否认疏散的必要性，从而更加证明了伯利克里心智之强大：这项战略如此难以把握，他却说服了掌握主权的雅典公民接受它。

雅典人长期践行了伯利克里的作战计划。最初的一年半里——或者伯利克里担任城邦领袖期间——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明智而积极的贯彻，各项措施配合无间。哪怕伯利克里下台，去世后，雅典人动力依然不减，但其行动却不再协调和规律，而是随着偶然的时事压力和演说家们的想法而摇摆。尽管如此，雅典仍然明显保持着优势，就连夺去了全城四分之一公民生命的多次可怕的瘟疫，也没有将它摧折。最终，持续的游击战甚至带来了大胜的契机。420名拉西第梦人（Lacedaemonians）被困在斯法克特利亚岛（Sphacteria Island）[33]上，部分阵亡，其余292人被俘，被俘者中包括120名斯巴达人。

凭借这次胜利，伯利克里的作战计划终于在本人去世5年后达成。当然，我们不应该假定雅典人的目标是征服全希腊，就像罗马人征服全意大利那样。伯利克里和任何雅典政治家都没有这般念头，雅典还是太弱小了。要想征服全希腊，不仅要多次取得陆战大胜，而且最重要的是围攻并夺取底比斯、迈加拉、科林斯等敌方城邦。与现代欧洲战争一样，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目标以彰显自身地位、维持力量均势、扩张势力范围为限。

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再没有出现有能力、有影响的政治家，因此错失了以有利条件议和的机会。但是，哪怕安菲波利（Amphi-polis）[34]负于天才的斯巴达指挥官伯拉希达（Brasidas），雅典仍然能够缔结和约。雅典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而雅典本就没有其他必须达成的目标。

8年之后，战端再起。这一次，雅典人战败了，因为他们把伯利克里的一条重要建议抛诸脑后。他曾警告雅典人，“交战期间，不要试图征服新的目标”。

早在公元前424年，雅典人便被斯法克特利亚岛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计划发起大规模的陆上行动，结果却在第力安（Delium）[35]遭遇惨败，至少损失了1000名重装步兵。但是，雅典人在缔结了实为停战的和约之后，又出兵攻打西西里，损失了约6000名公民，1还赔上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及其装备。转折由此开启。爱奥尼亚人敢于脱离雅典，伯罗奔尼撒人渡海而来，更与波斯国王结盟。雅典人不是联军的对手，最终海战落败，只得屈服。

3　雇佣兵

希波战争期间，希腊军队由征召的公民组成；而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全民皆兵”*，征召全体公民上战场的情况极少发生。正常情况下，城邦会派出指定兵力的陆军或舰队，以雅典为例，征兵过程大体如下。公民分成10个部落（tribe）；每个部落又分成三个三分部（trittyes），分别在城市、沿海、内陆；每个三分部又有若干区（demes）。征兵总数摊派到各个单位，根据规则，男性轮流上阵。不过，这样的常规轮流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不平等。每次出征的时间长度和困难程度差别很大。重装步兵由有产阶级充任，出征的频率比舰队水手低得多。早期战役时间不长，给养由公民自备，参与作战还不会完全打乱本职工作和商业贸易。往往发生于海外的长期战争就截然不同了。为了让长期战役成为可能，城邦开始给士兵支付薪水。实际上，薪水还是很高的。1这笔钱来自雅典的盟国。因此，盟国免服兵役，至少负担要轻得多。2雅典公民代替他们出战，在此过程中培养了极高的军事素养。尽管他们仍然是公民，但已经具备了职业军人的某些特征，他们也完全明白这一点。第一次叙拉古（Syracuse）[36]之战前夕，雅典指挥官尼西亚斯（Nicias）提醒手下将士：他们与对方的公民兵是大不相同的。3因此，我们不妨设想，每当雅典要为一场战役征兵时，总不会缺少雅典人或外邦人主动报名，或者奴隶会被迫上舰服役。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水手服役名单。紧急情况下，全部无职人员都要应征入伍。4重装步兵服役就不同了。当然，服役不仅是履行个人义务，也是征税的一种形式，因为重装步兵的昂贵装备要个人负担。因此，重装步兵有一套专门的征召流程。而且，在全体公民名单以外，还有一张符合重装步兵资格的公民名单，叫作“兵册”（Catalog）。尽管如此，我们不妨设想，即便有人不愿意上战场，找人替补也并非难事，5而城邦也不会拒绝合适的替补。从这个角度看，城邦公民可以各行本业，而替补兵员并不一定会损害作战效能，甚至会改善作战效能。当然，重装步兵服役本身并不是严格的个人义务，而是每户出一丁加一名随从。因此，由父亲还是儿子，哥哥还是弟弟，乃至远亲还是邻居筹办重装步兵的装备，为全家服兵役，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家族内部事务。而且，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为了加强征召重装步兵的实力，城邦用公有装备武装了一批日佣级公民。6如果西西里远征登陆的重装步兵里有1500人名列“兵册”，另有700名日佣级公民，那么这意味着，要么只有1500名上层等级的公民报到参战；要么雅典认为不应该派遣太多有产公民去海外，于是每个部落只征150人，另募700名日佣级公民，由城邦提供装备。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早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除普遍征兵的情况，雅典的海军水手就完全由雇佣兵担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重装步兵也逐渐雇佣兵化。

其他城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几年，反雅典联军的大部分城邦只派出三分之二的公民重装步兵入侵阿提卡，他们在抄掠乡间几周之后便回国了。反雅典联军很快就发现，这种办法是不能让雅典屈服的。最后，斯巴达将军伯拉希达率部北上色雷斯，通过雅典的殖民地和结盟城邦来打击它。这支部队不能由暂时放下本业，自备给养出征的公民兵组成。斯巴达人向来自诩为纯粹的军人，无民务缠身。但是，这支部队也并非由他们组成。这样一场长途跋涉的战役若要带走一半，哪怕只带走四分之一符合兵役资格的斯巴达人（不过五六百人而已），都是完全背离斯巴达城邦的组织架构和斯巴达人的观点和主张的。斯巴达人的做法是：召集身材结实的农奴黑劳士，将他们训练为重装步兵。为了确保其忠诚，斯巴达人自然要为他们提供给养，还有一定的报酬。于是，由于发动战争的内在必然性，斯巴达走上了与雅典相同的道路。

4　公元前4世纪对原有战术体系的完善

伯罗奔尼撒战争纵然旷日持久、过程曲折，却依然没有催生新的战争艺术形式。它确实为希腊带来了职业军制。希腊人对专业雇佣兵早有认识。僭主手下有卫队，而卫队正是其威权所系，如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Polycrats of Samos）和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 of Athens）。1据说，波利克拉底甚至有一支1000人的弓箭手部队。2埃及法老和吕底亚（Lydia）国王都有希腊雇佣兵。但是，这些部队毕竟达不到决定性的规模。雇佣兵制真正成为希腊民族、希腊历史的重要因素，基本上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产物。但是，值得考虑的不只是数量庞大的私兵，更重要的是雇佣兵首领取得了全新地位，职业军官由此出现。

这一转折是由雅典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37]、拉马库斯（Lamachus）和斯巴达的伯拉希达、吉利普斯（Gylippus）以及莱山德（Lysander）带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结束，时任小亚细亚总督的波斯王子居鲁士就起兵反叛兄长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居鲁士雇佣了至少1.3万名希腊士兵，他们只受经验丰富的各级军官统辖。

当然，公民兵逐渐转向雇佣兵的一个结果是完善和强化了训练。换言之，斯巴达人的训练纪律同样适用于其他希腊城邦的军队。修昔底德写道（6.66），斯巴达的军队里几乎全都是指挥官（“统治者的统治者”*）。《拉西第梦政制》（State of the Lacedaemonians）的作者写道，斯巴达以人人跟随排长（enomotarch）为训练原则，因此很容易就能摆出最复杂的阵形。训练方法的具体发展过程已不可考，但这种发展是符合事物本性的，而万人远征军回国途中的若干迹象也表明确有进步。某些情况下，军队的下级行政单位能够作为小的独立战术单元行动，而且凝聚力很强，以至于在一次与法那培萨斯（Pharnabazus）的战斗中，仅有少数骑兵掩护侧翼的重装步兵竟敢进击波斯骑兵[《长征记》（Anabasis）6.3.30]；唯有训练才能达到这样的凝聚力。为了代替骑兵，方阵后30米处布置了几支规模为200人的重装步兵分队（6.3.9）。因此，为了配合之前讲到的增加的骑兵数量，步兵的军事素养也有所提高了。

此外，我们还能发现另一种崭新的作战阵形。科尔基斯（Co-lchian）[38]人据守于万人远征军面前的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常规的紧密方阵不会奏效，因为崎岖地形必然会导致方阵在前进过程中瓦解。于是，根据色诺芬的建议，部队被分成80支规模较小的纵队，每队约100人。纵队狭长，大约是五乘二十人，两队之间留有一定空隙。这样一来，各纵队可以自行探索道路，外侧的纵队更可以包抄敌人。轻盾兵分成左、中、右3队，中队伴随重装步兵前进。如果对面是希腊方阵，他们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前进方式。除了中部是轻盾兵、重装步兵混编，各自独立的重装步兵纵队不可能挡住紧密重装步兵方阵的冲击：两军接触时，每个纵队前部的左右两边会同时被打垮，还没等我方对敌方两翼的包抄发挥任何作用，我方中央各纵队早就尽数落败。沉重、紧密的正面自然要强于稀疏的正面。但是，针对依赖山势掩护甚于武器自卫、统率力不足以选择恰当时机发起协同攻势的蛮族，在这样的地形，面对这样的敌人，小规模、大纵深、稀疏排布的纵队就是最适合的战术阵形。科尔基亚人不敢插入空隙，因为他们害怕邻近纵队攻击后方，切断自己的退路。这是灵机一动的临场发挥，虽然达成了目标，但不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从理念上推动希腊战术的发展。

雇佣兵建制对轻盾兵特别有益。优秀的轻盾兵比重装步兵要求更高。方阵战法死板，中等训练和中等勇气的人都可以加入，方阵会把他们整合起来，提升他们的价值。但是，一名并非优秀战士的轻盾兵基本没有价值。每当装备更好的重装步兵迫使他后退时，轻盾兵都必须瞅准时机，再次出击。一切都取决于此。为了做到这一点，每名士兵都必须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力，而长官也必须对手下完全信任，把他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有此能力的指挥官能凭借它做成很多事，而通过实战经验和长期训练部属，这样的领导者已经出现了。

雅典雇佣兵首领伊菲克拉底（Iphicrates）指挥轻盾兵取得了赫赫战绩，以此闻名。轻盾兵过去一向被视为半蛮族性质的兵种，伊菲克拉底却使其成为希腊军事专业化的真正代表，同时对其武器装备进行了改良，原来的短剑换成长剑，短标枪换成长矛。这两种加强的轻盾兵与重装步兵近战能力的变化据说就是由伊菲克拉底引入的。但是，按照尼波斯的说法，重点不在于器物的创举——严格来说，根本算不上创举——而在于由伊菲克拉底在部属中推行的优秀军纪规章。伊菲克拉底借此令向来不受重视的轻盾兵大放异彩。色诺芬告诉我们[《希腊史》（Hellenica）4.4.16]，由于惧怕伊菲克拉底的轻盾兵，阿卡迪亚（Arcadia）[39]的重装步兵竟然不敢走出城墙。但是，面对冲过来的拉西第梦重装步兵（青年兵置于前排），这次轮到轻盾兵害怕了，他们不愿走近到标枪能击中的距离。于是，尽管青年拉西第梦重装步兵的负重较大，但他们接受过良好的跑步训练，仍然上前击败了轻盾兵。

不过，有一支过分自信的拉西第梦大队（mora）在科林斯城下行军时，走到勒豪姆（Lechaeum）[40]遭到伊菲克拉底的优势兵力突袭，并被打垮。轻盾兵不断朝行军中的重装步兵射击，待对方发起攻击时，又退向己方的重装步兵阵营。赶来支援拉西第梦人的骑兵队兵力太弱，毫无战果。色诺芬谴责拉西第梦军犹豫不决（《希腊史》4.5）。

在阿拜多斯（Abydos）[41]，伊菲克拉底赢得了一场类似于勒豪姆的胜利。当时，拉西第梦重装步兵正在下山，排成稀疏的长队，结果遭到伊菲克拉底的轻盾兵突袭（《希腊史》4.8.37）。

不久之后，阿格西莱（Agesilaus）在阿卡纳尼亚（Acarna-nia）[42]遭到了类似的攻击。在骑兵支援下，伊菲克拉底对敌方轻盾兵造成重大损失，并驱逐了对方的重装步兵预备队，于是他继续上路，畅通无阻（《希腊史》5.6）。

早期作为雇佣兵出现的色雷斯（希腊北部）轻盾兵的武器装备很可能并不统一。佩戴长剑还是短剑，穿胫甲、皮靴还是普通凉鞋，全看个人。武器装备首次统一，大概要等到伊菲克拉底等希腊人统率的常备雇佣兵役制确立时。

我们不能确定骑兵在这一时期是否也取得了进步。最重视骑兵的是维奥蒂亚人，他们还发展出了骑兵与快速轻步兵（hamippen）混合作战的理念。3根据色诺芬的说法，阿格西莱意识到，在亚洲开阔地带作战，没有骑兵什么都干不成，于是组建了一支骑兵单位。4色诺芬本人为这支部队写过两部作品。骑兵问题要放到下一篇介绍马其顿军队时详述。

这一时期，希腊人在攻城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早在埃及人和亚述人的壁画浮雕中，我们就能看到攻城器械。但是，即使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希腊人也还不擅长运用攻城器械。诚然，伯利克里攻打萨摩斯时就建造了攻城器械。在普拉提亚围城战中，伯罗奔尼撒人也尝试过筑坝水攻、攻城锤攻、火攻等手段，但无一奏效，最后只好封锁城市，采用饥饿战术。希腊人第一次真正学会攻城术似乎是师从入侵西西里岛的迦太基人。公元前409—前405年，迦太基人利用坑道、攻城塔、攻城锤5拿下了塞利努斯（Selinus）、希米拉（Himera）、阿克累加斯（Acragas）、盖拉（Gela）诸城。叙拉古僭主老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Elder）是攻城器械大师，这门技艺从西西里传到了希腊。

大约同期，石炮、弩炮开始被建造。叙拉古发明了扭力投石机（petrobols）。三层桨战舰也扩大为五层桨战舰（pentereme）。据狄奥多罗斯记载，狄奥尼修斯在叙拉古聚集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技师，他亲自参与建造，激励匠人，奖励精勤，并邀请他们一同用餐。6于是，他们殚精竭虑，设计出了种种新式投射武器和攻城器械。7

5　色诺芬理论

作战技术的进步孕育了军事理论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起源大概是观察到武器各有优点。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为雅典人对此话题的热烈讨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线索。作者并没有讨论军事理论的现实必要性，而只是用诗句的形式再现自己的话语，以此娱乐大众。他笔下的莱库斯（Lycus）将赫拉克勒斯贬损为一名头脑简单的弓箭手，莱库斯因此与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43]发生争执。

莱库斯说[转译自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德语译本]：

赫拉克勒斯到底算什么？

搏击野兽，博得勇名。

他或许勇敢，但仅此而已。

毕竟，他无盾牌蔽体，

亦无长矛在手。

他的武器是懦夫才用的弓箭，

他的长技是逃跑。

没有一个弓箭手展现过男子汉的气概。

男子汉要双脚站定，长矛紧握，

从不向旁边迈出一步，

只盯着前方挺拔的枪林，

全身肌肉动都不动一下。

安菲特律翁答道：

弓箭是最合逻辑的发明，

你竟然也反对。请你听好。

矛手是长矛的奴隶，

一旦矛头断裂，他便门户洞开，

因为他只有一件武器护身。

如果战友不是好汉，

邻人的怯懦也会令他落败。

再来看弓箭手，

他有一大优势，而且是最大的优势：

哪怕已经射出了一千支箭，

他仍有自卫的武器。

他从远处射箭，敌人感觉自己被射中

却看不到射箭的人是谁。

但是，他站在隐蔽的位置，

不会把身体暴露给敌人。

这是在打仗。

最了不起的本领，就是无论运气好坏，

也要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大约在同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几名智术师开始讲授战争艺术。但是，要说系统分析战争行为的本质，并将自己的发现呈现出来，色诺芬当属第一人。他已经认识到并反复强调，战争不是技艺，它要求发挥整个人的全部能力。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说道：“战术只是战争艺术中很小的一部分。”[《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3.1]。战地指挥官还必须了解装备的方方面面，为士兵提供生活所需。“他必须精明、活跃、认真、耐心、专注，既严格军纪，又爱兵如子，既直来直去，又巧计百出，既警觉，又善诈，既愿意孤注一掷，又渴望只赢不输，既慷慨，又贪婪，既用人不疑，又藏着心眼。”他必须融合先天品格与后天培育为一体。另一个段落（3.4.3）写道，渴求荣耀对指挥官是有益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是一部历史小说体例的兵法和政道教科书。尽管它是重要的文学著作，许多实战军人也读过它，但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战争艺术的历史，就此而言，该书教益不大。心理和士气因素是战争永恒的主题，虽然色诺芬给出了卓越的论述，但是对于易变的、历史的作战样式，色诺芬的文字相当简略，乃至荒诞不经。因此，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小说当成现实。色诺芬时代的战争样式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好说的。色诺芬也并非那种穷究现实、阐发并解决新问题的开创性人物。每欲开创，他总会失败。他是一名实战军人，提出的理论却极不现实。

每一名希腊将领总要思考一个问题：方阵纵深和宽度的关系。比如，1万名重装步兵是排成1000排，每排10人好，还是500排，每排20人好？一个适合包抄，一个冲击力强。1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古代文献中完全找不到针对这个问题的现实观察。实际上，连方阵的常规样式都没有确切记载。8列纵深频繁出现，我们之前都将其视为常规样式，可能实情也是如此。但是，放到个例就是五花八门，不仅是因为特殊需要，还有任意性的因素。修昔底德写道，曼提尼亚（Mantinea）会战[44]期间，分队长官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排出各异的纵深，殊为费解。在第力安会战中，底比斯人的方阵纵深为25人；其他部队纵深各异，不过纵深都要小得多。色诺芬利用一场居鲁士和克劳苏斯（Croesus）之间的虚构战斗，讨论了这个问题。居鲁士得报，埃及军队的纵深达100人，而他的部队纵深只有12人。一名下属担心，对方的方阵纵深这么大，己方能不能顶住压力。居鲁士答道：“如果方阵的深度超过了武器的攻击范围，武器就不会造成更多伤害。”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句反驳都不能令人满意。哪怕纵深只有8人或12人，半数以上的武器也不能直接击中敌人。大纵深的优势在于冲击力，色诺芬这样的人绝不会不知道。而且，他还要亲身体验这种优势，别人也会请他回忆往事，验证方阵的威力，叙述它的发展。

另一个希腊军人肯定会考虑的问题是，重装步兵与远程武器如何协调。实际上，到此时为止，不同兵种还是各自为战，没有相互配合的战术。投射武器有效支援友军以对抗重装步兵的战例极少。色诺芬要居鲁士把投矛手置于重装步兵后方，弓箭手在投矛手后，两者分别越过前排士兵的头顶射击（4.2）。他告诉我们，远程兵种在近战中是撑不住的，但有了重装步兵的掩护，他们就可以越过重装步兵投矛和射箭。

假如这种配置有现实可行性的话，自然会威力极大，也会有真实运用的战例。但是，这纯属纸上谈兵。越过重装步兵，呈抛物线轨迹投射出的矛箭最多是用处不大；2在重装步兵方阵高速冲锋的时候，更是完全用不上矛箭。若要投射武器在短兵相接之前切实杀伤、削弱敌军方阵，距离就一定不能太远，或者重装步兵方阵自带远程火力。色诺芬是一位实事求是、头脑清晰的作者，怎么会有“射手要置于方阵之后”这样的天方夜谭呢？理论很容易脱离实际，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若非如此，色诺芬的行为还真是不好理解呢。伟大的战争实践者拿破仑一世在《七年战争论》（Seven Years’ War，评论2—11，第12章）中写道：第三排步兵的软木鞋跟高达3英寸到5英寸（合7.62厘米到12.7厘米），这样就能越过前排士兵的脑袋开枪。试问：他们是开火前才把鞋穿上，还是说，他们要穿着这样的鞋行军？简直跟色诺芬如出一辙。不仅我们的老朋友荷马会打瞌睡，最伟大的将军有时也一样。

有一条规定似乎要更现实：宪兵应该安排在最后，确保无人畏葸不前，在极端情况下击杀逃兵。但是，细审之下，这同样是空谈，现实中也没有指挥官会采纳这个规定，因为宪兵的勇气由谁来确保呢？若真是值得完全依赖的勇士，放到前排无疑要比后排更好。

色诺芬触及的第三个问题是预备队。希腊重装步兵进攻时，会结成一个紧密的方阵。在后方留下部分士兵可备不时之需，但初次攻击的力道也会随之削弱。前面讲过，凭借对现实需要的天才辨别力，色诺芬对战法那培萨斯时留出了一支规模不大的预备队，目的是反击波斯骑兵可能发起的侧翼攻势。预备队理念的影响无远弗届，但《居鲁士的教育》中却没有提及，书中最接近这一思想的段落是以一场虚构大战为背景讨论骑兵布置（7.1）。居鲁士起初命令骑兵按兵不动，等敌方骑兵包抄我方侧翼时才投入战场，进行反包抄。

不过，色诺芬对镰刀战车的评价倒是详细得多。他还建议（6.1.30），方阵后面安置高大木塔，每塔20人，由八轭十六牛拖入战场。他还讲到自己做过实验，证明木塔运输方便。他解释道，一辆辎重车的牛队可以拉动25塔伦特（talent）[45]（约650千克）的货物，一座木塔只有15塔伦特（约390千克）重，更是不在话下。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2.3.17），本意是表明近战武器远远优于投射武器。单凭这个故事，便足以补偿上面那些不妨视为虚构的细枝末节。一名连长（taxiarch）将手下分为两队，一队持棍棒，一队持泥丸，令其交战；次日交换武器，再战。居鲁士请连队士兵吃饭，问他们身上的包是怎么来的，战况如何。他们一致同意，投丸手用泥丸确实把他们身上打出了淤青，但后来他们也用棍棒痛打投丸手，开心极了。根据色诺芬的说法，居鲁士因此决定采用近战武器，直接攻击敌军士兵（2.1.7—2.1.9；2.1.21；2.3.17）。但是，在作品的末尾，波斯人的习惯据说又变了。有报告称，他们再次成了投射武器战士，而且虽然装备弯刀，却仍然避免与敌人近战。

考虑当时的希腊军队正处于轻装兵种——尤其是轻盾兵——发展和完善并多次击败重装步兵的阶段，色诺芬依然确定无疑地强调短兵相接的近战兵种要更强，他的话便更显分量。我们不妨设想，善于反思和分析的希腊人或许也会经常论证说，重装步兵方阵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彻底击败和消灭。

但是，历史传统令希腊人不能忘记一点：在希波战争中，长矛兵打败了弓箭手。希腊人在实践中没有偏离方向，色诺芬也没有。方阵一直是希腊陆军的主力，而其他兵种无论取得了怎样的进步，从来都是辅助性的。

除了《居鲁士的教育》，色诺芬的军事专著中也包含许多有意思的细节，包括关于拉西第梦城邦的著作，还有两篇与骑兵相关的论文，主题分别是骑术和骑将。

第一部直接面向实践、不包含任何文学色彩的综合性军事理论著作来自斯廷法利斯湖的埃涅阿斯（Stymphalian Aeneas）。他是阿卡迪亚人，该著作创作于公元前357年前后，其中将色诺芬的著作作为引用来源。该书原有多部，仅存一卷，主题是守城，内容不是很丰富。全书的主要内容应该是防叛、计谋、密文、通信、总述等。不过，现存部分基本只讲了攻城器械和守军反制手段；而且，即使这点内容可能也是伪托。

6　伊巴密浓达

前文中自希波战争以来，希腊战争艺术的一切拓展与完善都不构成原则上的变化或偏离。但是，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却做出了一项根本性的创新。

这项创新与传统方阵战术的一个纯属偶然的外部现象相关，即方阵会往右偏。此事本无重大影响，不过是因为左手持盾。但是，由此衍生出的一个结果是，两军方阵的右翼通常都会取胜。

于是，伊巴密浓达强化了左翼，加大纵深——留克特拉会战[46]中是50人——而命令通常跑在前头的右翼向后退。因此，通常会取胜的右翼碰上了得到巧妙加强的敌方左翼；而左翼同样没有战果，因为左翼接近敌人时，习惯性地犹豫不决，再加上敌方右翼退后，这一侧不会爆发激战，或者进入后程才发挥全力。

纵深加大，正面宽度必然会变小。于是，在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敌方右翼就可以包抄底比斯的左翼，造成正面和侧面同时遭到攻击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加大纵深是否更优便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敌军正面顶住冲击，交叠部分又完成侧翼包抄，大纵深的纵队便会受到两面夹击，很难守得住。因此，大纵深阵形一定要有骑兵配合，以掩护缩短的侧翼。但是，伊巴密浓达将步兵和骑兵进行了有机而有效的结合。现在，左翼虽然缩短，却无被包抄之虞，因此能够全力抵挡敌方右翼，甚至可以反守为攻。评论曼提尼亚会战时，色诺芬说道：底比斯的大纵深纵队冲破了斯巴达方阵，就像撞击敌舰的三层桨战舰一样。

伊巴密浓达的阵形叫作“斜形方阵”。前面讲过，方阵对冲时原本就会斜行。但是，斜形方阵成为一种战术理念要归功于伊巴密浓达，他巧妙地命令通常会往前压的右翼后退，同时加强和前置左翼。之前，两军方阵的右翼都会往前压，方式是一样的，因此尽管队列倾斜，双方接战时仍然是平行的。然而，按照伊巴密浓达的布置，双方接战时不是平行的，而是呈一个锐角。于是，过去的平行交战变成了侧翼交战。只有一翼承受对方冲击，另一翼甩在后侧，尽可能拖延参战时间，凭借其存在和威势牵制一部分敌军，使其不敢盲动。此目标所需人数较少，省下来的士兵可以加强实施攻势的一翼，以形成兵力优势，从而击溃敌军右翼。而敌军左翼本来就自以为实力较弱，再看到溃退的右翼，自然便会屈服。

第力安会战中，上述战术的特点显示得淋漓尽致，即大纵深和骑兵保护底比斯方阵两侧。伊巴密浓达阵形包含的新观念可以从两翼中看出来。如果这位底比斯将军缩短、加深右翼，不会有任何结果。两军右翼原本就是通常取胜的一翼，不需要专门排布。斜形方阵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能确保己方左翼战胜敌方右翼。

然而，新观念通常会迅速传开，不拘一格。留克特拉会战中，维奥蒂亚军很可能精心选择了左翼有自然掩护的位置，令敌方难以包抄。曼提尼亚会战中，掩护骑兵则得到了专门训练的轻步兵（hamippen）支援。

为了表现色诺芬的军事洞察力，我们还应该提到一点：他认为，伊巴密浓达的意义绝不限于发现了新的战术，而且特别赞美了伊巴密浓达：“让手下将士惯于不避艰险、不舍昼夜，哪怕给养微薄，军纪丝毫不减。”

第三篇　马其顿军队

1　马其顿军制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继承并发扬了伊巴密浓达的战术思想。马其顿位于开阔平原，以农业立国，城镇人口极少。大批农民和牧民负担不起重装步兵的装备，也很难聚集起来，组成大规模作战单元。都城佩拉（Pella）大致位于全国中心，从边境走过来需要四五天时间。于是，马其顿形成了专门的军事贵族阶级，他们骑马作战；而平民只能组成轻盾兵，没有战术章法，被视为辅助兵种，无法正面对抗希腊重装步兵。

修昔底德（4.126）笔下的伯拉希达对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作战方式做了区分，可谓恰如其分。面对人数占绝对优势，且骁勇善战的伊利里亚（Illyrians）[47]人，这位斯巴达指挥官只得撤退。士卒们都吓坏了，他却对他们说道：

蛮族令人害怕的地方只有长相、人数、呐喊和炫耀的兵器而已。但是，他们不能坚守阵形，也不以后撤为耻，因此在近战中不堪一击。不过，只要或战或退全由个人，后撤的理由总不会缺少，所以，蛮族宁愿远远地威胁敌人，也不愿意短兵相接。1

另外，真正的马其顿战士阶层（即贵族）人数不会太大，因此，马其顿向来是一个军事弱国。唯有凭借腓力二世建立的稳固君权，才打造出一套迅速超越所有邻邦的军事制度。除了招揽的希腊雇佣兵，腓力二世还征收军费，征召国民组成常备军加以操练，创制与众不同的新式阵法，通过精湛的战术向希腊世界展示了战争艺术的全新境界。

我们先讲骑兵。

骑兵

在我们的印象中，希腊骑兵会组成松散的小队作战，有护甲，偶尔也会近战，但装备的矛主要用于投掷，而非刺击。

色诺芬写过两部关于骑兵的作品：《论骑术》（Concerning Horsemanship）和《论骑将》（The Cavalry Leader）。他认为骑兵装备两支短矛优于一支长矛。2长矛携带不便，比较脆弱。短矛则方便携带，也比较坚固，一支用来投掷，一支则四面刺击。3除了矛，骑兵还有一把剑或弯刀。色诺芬认为弯刀更优，因为这样便可以从下向上挑击。色诺芬建议人马俱甲。马镫尚未发明，骑兵坐在固定于马身的毯子或垫子上，因此，当时骑兵刺击需要的臂力远大于现在。今天，战马的冲力和骑手全身的重量都可以加到冲刺的力道中。留存至今的希腊陶罐描绘了林林总总的战斗场景，而我从没有见过符合当代动作规范的骑兵（骑枪夹紧于躯干和前臂之间）。在那幅据推测描绘伊苏斯（Issus）会战[48]的镶嵌画中，亚历山大大帝松握着一支很长的矛。

就武器装备而言，马其顿骑兵类似于希腊骑兵。马其顿贵族骑兵号称“王伴骑兵”（hetairoi），武器是投刺兼用的矛4和一把剑。色诺芬口中的马铠似乎并不常见。王伴骑兵还携带盾牌。5

相对于希腊骑兵，马其顿骑兵的首要优势大概是纪律；马其顿骑兵中队（ilai）凝聚力很强，或许可以算作“战术单元”。“一群骑手”（mounted men）和“骑兵”（cavalry）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前者是单个骑手的集合，而后者是严整的骑手单元。

有鉴于此，第一支真正的骑兵就是由马其顿组建的。出于许多我们之后会讨论的原因，从骑手发展到骑兵远比组建步兵单元困难，因此，狭小的希腊共和城邦没能超越重装步兵方阵阶段就是自然的事。马其顿国王的君主权威迫使天性散漫的骑手结合为严整的单元，服从单一意志的领导。

马其顿没有组建混编部队（hamippen）的迹象，由此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维奥蒂亚相比，马其顿拥有更多组织严密的战术单元。

除了王伴骑兵，马其顿还有“萨里沙骑兵”（sarissa-bearer），装备是萨里沙长枪，许多人认为他们是轻装骑兵。尽管如此，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来支持这种看法。事实上，由于他们装备萨里沙长枪，符合逻辑的结论应该是：他们是重骑兵。诚然，王伴骑兵主要进行肉搏战；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采取传统战法，将矛掷出。萨里沙长枪太长，不能投掷。因此，与王伴骑兵相比，萨里沙骑兵要更加无条件地投入近战，这表明他们要穿戴护甲，进而得出他们是重骑兵的结论。战斗过程中，萨里沙骑兵的运作方式与王伴骑兵相同，而后者还有额外的侦察、追击职能。那么，这两种单位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别可能很小，其可能只是出身不同而已。

与大流士交战期间，亚历山大还组建了一支亚洲弓骑兵部队。

方阵

“王伴”很可能是马其顿骑手的传统称呼。对于新组建的步兵部队，腓力国王赋予他们“步从”（pezetairoi）的荣誉称号。步兵按照希腊人的方式操练，结成紧密的战术单元，即方阵。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马其顿方阵的紧密程度比普通希腊方阵要高，而且装备萨里沙长枪比希腊人的矛要长，可以多排齐刺。腓特烈大帝同样要求步兵组成更紧密的阵形：4排队列，每排间距为3步，而非传统的4步。目的是增加同时开火的火枪数量。6

我们不知道古典时期马其顿萨里沙方阵的具体组织形式，特别是不知道当时的萨里沙长枪的长度。据我推测，第一排或前两排装备单手握持的传统重装步兵矛，后面几排才装备长枪；而且，长枪或许没有长到必须双手使用的程度。7

马其顿为何要改变传统的多利亚（Daric）阵形？原因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从常理推断。

不妨设想：凭借数百年的经验，希腊人深知如何制造自己的主战兵器，矛。长短、轻重、粗细均有精心度量，合于实战。矛要尽可能长，以便刺中敌人；又不能太长，以免单手运用不灵，或者能够轻易避开刺击。从陶罐人物来判断，矛略长于人的身高，因此在两米上下。8尽管如此，变种或许有很多。直到今天，军界对骑枪的最佳长度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德国骑枪长度是3.52米，俄国是3.16米，法国是3.29米，奥匈帝国是2.63米。9马其顿如果有过实战经验，却依然采用了比最长的希腊矛还要长的长枪，那么在肉搏战中就要陷入劣势，而紧密队形不利于单个士兵的灵便活动，更加放大了这一劣势。但是，萨里沙方阵的威力大概不在于肉搏，而在于全体冲锋带来的巨大冲力。另外，如果方阵站定，采取防御姿态，敌军就几乎不可能穿透枪林。

腓力采取这一阵形的原因，大概是他明白，在相似的条件下，手下新组建的部队挡不住经验丰富、信心充沛的希腊重装步兵。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最初无力为全军购置价格不菲的全套重装步兵装备。阵形更紧密的话，单兵格斗的机会就比较少。如有必要，后排不穿全套护甲也可以应付。当然，这是一个不确切的猜想而已。要点在于，这种形态的马其顿方阵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更完善的新式阵形，而是原有步兵的缩水版。这种新出现的方阵比原来的方阵更笨拙、更容易陷入混乱，而且侧翼更易遭受攻击。除了群战，士兵还有许多独立作战的任务。对于这些任务，手持“萨里沙”的步兵就很不适合去做了。传统的多利亚重装步兵方阵既能作为战术实体实施集体行动，单兵战技也很优秀。就其本身而言，它是更高级的战术阵形。尽管如此，到了腓力和亚历山大的时期，这一区别并非特别重要。在当时所有值得一提的战斗中，马其顿方阵行动自若，与旧式方阵基本没有区别，几乎可以忽略区别。不过，有几处迹象表明，后来使得这一差别显著起来的变化——长枪更长、阵形更密——至少从腓力时代就有了苗头。

精锐部队持盾护卫（hypaspist）的装备与旧式重装步兵如出一辙，可能要略轻。马其顿人确信，在近战格斗中，灵活性的提高可以弥补较轻护甲的不足。在战场上，持盾护卫位于负责发起进攻的骑兵和速度较慢、人数众多的萨里沙方阵之间，起到连接的作用。

马其顿的轻盾兵、弓箭手、投石手等轻步兵也很强。10

混编战术

马其顿取得的进步在于，融合各兵种，使其相互配合、运转如一。伊巴密浓达为融合各兵种做好了铺垫，但仍然以步兵为主力，骑兵仅为辅助。

从一开始，腓力的骑兵实力就远远强于任何时期维奥蒂亚的骑兵，收服色萨利（Thessaly）[49]之后还要更上一层楼。因此，他的骑兵不仅能够击败敌军的骑兵，更能突击敌军的步兵侧翼。我们知道，自马拉松以来，希腊重装步兵方阵就对此极其敏感。

于是，从现在起，骑兵不再是辅助兵种，而是与步兵平起平坐，乃至担任主攻的兵种。甚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方阵与敌军接战时，对方的一翼已被击败，同时马其顿骑兵从侧翼攻击方阵主体。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敌军承受不住攻势压力，全局溃逃，方阵甚至都没有进入战斗。

吕斯托和克希利（H.Köchly）甚至要更进一步。他们相信，骑兵如今是主战兵种，而方阵只是影子，而非光源，人数占大头，却不是军队的核心。根据两人的说法，方阵现在的任务只是坚持战斗，组成牢不可破的守御人墙，直到骑兵奠定胜局。认真分析亚历山大的战斗便可发现，这种说法是过头了。重装步兵为胜利做出了积极的、正面的贡献，持盾护卫和方阵都是。骑兵则有灵活的轻装步兵支援，后者运用标枪、弓箭、投石器为骑兵开路，同时进行一般性的助战。

马其顿军队组织的长处恰恰在于各个单位的紧密结合。指挥官是一个综合的概念，统御全军，既是军队的缔造者，也是军队的领导者。马其顿的战争艺术是忠诚的产物。

由于希腊方阵自身的特点，伊巴密浓达在创造侧翼战术，取代平行战术时，只得以左翼进攻，右翼后退。腓力不需要墨守这一成规。他可以根据地形条件，将骑兵布置于更适当的一翼。在流传至今的战记中，奠定胜局的几乎总是右翼骑兵。这一事实并不是根本性的，而是由之前的希腊传统所致，或者只是纯粹的巧合。

统一指挥、统一号令的另一个结果是：马其顿继承并发展了先进的攻城术。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的发明在希腊还少有人知。腓力则用尽各种攻城方法，打了两场大型围城战，分别在佩林苏斯（Perinthus）和拜占庭（Byzantium），技术细节无暇详述。但是，在战争艺术的整体发展上，这一事实本身拥有极大的意义。如果亚历山大只能用旷日持久的饥饿战术，而不是斗智斗力，强攻、拿下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提尔（Tyre）、加沙（Gaza）等城市，那么他的战略便毫无可行性。

2　亚历山大与波斯：格拉尼卡斯河会战

同时代的人对亚历山大出征亚洲的兵力估计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认为步兵3.2万人、骑兵5100人是合理的数字。1在格拉尼卡斯河（Granicus）[50]会战和伊苏斯（Issus）会战中，参战人数约为3万。根据阿里安（Arrian）[51]的记载，高加米拉（Gaugamela）会战有4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参战；不过，后方已征服地区应该还有大量卫戍后勤部队。无论如何，亚历山大的大军都要远远胜过当年征讨希腊的薛西斯，很可能要多一倍。

各位希腊作者对大流士对抗马其顿的军队数目极其夸大，一如对薛西斯征讨希腊大军的记载。文献中的波斯军人数稳步增加：格拉尼卡斯是10万人，伊苏斯是60万，高加米拉是100万步兵加4万骑兵。

这些数字完全不可采纳。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当年打败的波斯军队兵力如何。本书初版中，我曾质疑到底占据数量优势的是亚历山大，还是波斯人。

但是，在写完梳理中世纪军事制度的第三卷之后，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波斯帝国的状况，由此得出的结论完全摧毁了传统的“波斯人数占优说”的基础。波斯帝国东抵兴都库什山，西达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北至高加索，南界撒哈拉，疆域何其辽阔！于是，人们便得出结论，认为她也能够召集庞大的军队。但是，如果军队规模总是与臣民人数对应的话，奥托（Otto）王朝、萨利安（Salia）王朝、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的德意志帝国能够征召的军队该是何其庞大——可事实上，皇帝们的军队又是何其小啊！军队大小并不取决于人口多少，而取决于军事观念。由中世纪的历史可知，骑士为主的军队总是规模很小的。我们已经知道，薛西斯治下的波斯军队以骑士为主，并采用相应的编制。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王朝波斯王的大部分子民完全不会打仗。战事政务由波斯本族的战士阶级负责。哪怕到了大流士三世（Darius Codomannus）时期，波斯本族战士的勇气也能得到希腊人的认可，但其人数实在太少，以至于波斯王试图以外国雇佣兵加以扩充，主要是希腊雇佣兵。相对于疆域远达印度的整个波斯帝国来说，马其顿和希腊面积虽小，产生的战士却要多得多。

若想明白此处，最好的办法是研究15世纪末的欧洲军事史。德意志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民与古希腊人有许多可供比较的点。他们形成了一套全民皆兵的军事体系，以区区几处山谷谷民之力，抵挡住了令周边更大的民族恐惧不已的大军。不妨设想，若有一位国王，他既有一支骑士加步兵组成的强干军队，又像亚历山大降服希腊人一样掌握了瑞士军队，他必能征服整个欧洲，一如当年马其顿横扫亚洲。亚历山大既是帝国统治者，又是一个全民尚武的联合体的统帅。波斯王的帝国诚然大得多——以地理而言，简直无边无际——但最上面的军事阶层人数稀少。在此之前，小居鲁士和他的1.3万名希腊雇佣兵，以及斯巴达王阿格西莱在小亚细亚征战史已经表明，老大帝国的实际抵抗能力是多么脆弱。而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的最后一战将表明，哪怕在波斯腹地的边界地区，凭借波斯本族也无法集合一支真正的大军。

由于希腊雇佣兵助阵，波斯军队由重装步兵、弓箭手和骑兵组成，与马其顿军队相同。阿里安说，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马其顿骑兵处于下风，因为他们用投掷的标枪对抗刺击的长矛。但是，他本人也详述过马其顿士兵如何投掷长矛而波斯人如何用剑挡开。因此，双方在装备和作战方式方面并无重要区别。波斯军兼有本族骑士、弓箭手和希腊重装步兵，与对面的马其顿军队颇为相似，只是两军各个兵种的投入程度或有不同。

亚历山大东征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他的父亲已经令希腊人顺从于马其顿霸权。在一份庄严的宣告中，科林斯联盟（Corinth-ian League）宣布这场战争是希腊民族之战，亚历山大大军的半数乃至更多都来自希腊。2然而，最重要的一点甚至不是希腊人的积极合作，而是平定希腊以稳固后方。当年，波斯人在希腊本土挑起战火，迫使斯巴达王阿格西莱中断对波斯作战。但是，亚历山大不仅以希腊为后盾，还有余力在马其顿保留一支由安提帕特（Antipater）统领的1.2万名步兵、1500名骑兵的军队，以保本土高枕无忧。

格拉尼卡斯河会战

希腊人对格拉尼卡斯河会战相互矛盾的报告，足以证明希腊人对波斯兵力的判断纯属臆断。狄奥多罗斯给出的数字是10万步兵加1万骑兵。阿里安却明确表示，马其顿的步兵规模远高于波斯。他没有提及波斯军队的总人数，只是说波斯军队包含两万名希腊雇佣兵和两万名骑兵。按照常理分析，敌军给出的最低兵力估计总是比较可信的。但是，阿里安的记载却自相矛盾：毕竟，除了希腊雇佣兵和波斯骑兵，肯定还有波斯步兵。如果波斯的步兵总数比马其顿少得多，而马其顿军又不会超过2.5万人，那么波斯军不可能仅希腊雇佣兵就有两万人。我们只好假定，波斯的实际步兵兵力要比马其顿弱得多。至于哪一边骑兵更多，我们无法确知，不过很可能是马其顿，因为波斯军的行动没有显示出人数占优的意识，对骑兵尤其如此。波斯人没有找一处开阔平原做战场，而是选择了天险格拉尼卡斯河作为阵前屏障，等待马其顿发起进攻。格拉尼卡斯河的任何一处大概皆可徒涉，但波斯列阵的右岸地形高陡。

有人可能会设想：波斯人根本不想在这里交战，他们只是占据此处，期望亚历山大不敢在如此不利的地形发起进攻，而是会转移位置，这就要花不少时间。趁此期间，波斯可以转移到欧洲。但是，从波斯人的整体行动来看，战场选择毫无疑问是完全从战术考虑出发的，这也得到了一切正面记载文献的支持。这是战争史的一个新现象：波斯人知道自己处于弱势，努力寻找有利地形，于是选择了一处前方有阻碍的地点，目的是增大敌军进攻的难度。

马其顿军的中央为重装步兵，骑兵和射手构成两翼。亚历山大本人身处右翼的王伴骑兵中间，旁边内侧是持盾护卫。由骑兵和射手组成（或许还有一队持盾护卫支援）的右翼首先渡河，轻松击退波斯骑兵。尽管史籍对仰攻右岸的描述很详细，但战术展开情况仍然不太清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兵力强弱对比，另一方面是文献没有记述波斯徒步弓箭手的活动。很难相信波斯人当时没有徒步弓箭手。一般情况下，对达成最大战果必不可少的恰恰是这一兵种。

但是，根据希腊人的记载，徒步弓箭手恰恰是最不适合守卫陡坡的兵种，以至于只有波斯骑兵投入战斗，哪怕马其顿军没有数量优势，落败于射手与骑兵联合的马其顿军也是再自然不过。

于是，理解这场战斗的多个关键因素没有显现出来。我们掌握的只有以下信息：阵前天险对波斯人毫无用处——我们之后还会经常讲到这种现象——而且，战斗结果是由右翼的骑兵和射手所决定的。波斯骑兵刚刚逃离战场，之前与敌军隔河对立、一直无所作为的希腊雇佣兵方阵就遭到正面中部是马其顿方阵、两翼是骑兵和射手的夹攻，未经激烈抵抗便或死亡或被俘。

阿里安对此战的记载最佳。根据他的说法，马其顿共有85名骑兵和30名步兵战死。若真如文献要我们相信的那样，雇佣兵几乎全军覆没，上述战损数据实在是难以置信。这些雇佣兵卖命的要价可是很高的。不过，雇佣兵的总数和死亡人数很可能并不多，大部分很可能都成了俘虏。果真如此，马其顿的战损数据看起来就相当可信了。数量庞大的步兵根本没有交战，这样就能解释骑兵为何占阵亡总数的四分之三了。阵亡115人，那么负伤者估计就有500到1000人。诚然，这个伤亡数字并不大，而且表明波斯军的抵抗并不坚决。但是，如果真正的参战者不超过6000人的话，那么上述伤亡数字就不难与波斯骑士奋勇战斗、令亚历山大本人陷入险境的记载协调起来。当然，以上皆为推演，而非确定的史实，断不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人认可希腊雇佣兵被消灭殆尽且人数超过两万，那么，他也可以在文献中找到依据；该文献还提出马其顿步兵损失不过30人。我们没有正面的证据来拒斥希腊雇佣兵被消灭殆尽且人数超过两万而接受马其顿损失不过30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两者相互矛盾，必须放弃其一。

3　伊苏斯会战

伊苏斯会战1的战略背景值得注意：两军从同一道山脉的不同隘口擦肩而过，最后以各自的后部面向敌军。亚历山大之前绕过位于地中海东北角的伊斯肯德伦湾（Bay of Iskenderon，今亚历山大勒塔），从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南行约一日后调转方向，正面向北列阵。大流士从东边来，之前翻过阿马努斯山脉（Amanus Mountains），如今位于伊苏斯的海岸平原，正面朝南。亚历山大的兵力很可能与格拉尼卡斯会战时相当，因为大批援军补充了伤亡人数和留守小亚细亚的部队。

波斯军人数不可能太多，因为尽管有规模庞大的王室人员，他们在山岳中行军耗费的时间和占据的空间都与马其顿军相当。文献记载，3万名希腊雇佣兵站在波斯王一边参战。这一数字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令人难以置信。格拉尼卡斯河会战的希腊雇佣兵只有极少数逃回，即便爱琴海仍然有波斯舰队，波斯人煽动希腊人反对马其顿统治，而且总督们不断地把希腊雇佣兵输送给大流士，2我们仍然不禁要问：这3万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除了斯巴达，所有希腊城邦都与亚历山大结成同盟，庄严宣誓对波斯发动全民族战争，联军已经宣布对盟友和马其顿国王刀兵相向者皆为叛逆——这些因素都是招募雇佣兵的妨阻，哪怕发生了某些史籍无载的难以置信之事，即有些城邦已经重新与波斯订约，而舰队也做好准备向叙利亚输送招募来的兵力。

因此，一方面，大流士手下的希腊步兵不可能太多；另一方面，与格拉尼卡斯河相比，伊苏斯距离波斯腹地要近得多。我们不妨推断，参战的波斯本族骑兵和徒步弓箭手也要多得多，或许还有亚洲内陆其他各族加入。因此，波斯军在骑兵上可能要强于马其顿；步兵则必定不及，特别是因为各兵种组织方式的差异。尽管除了希腊士兵，文献中还提到了卡达克部队（Cardaces）[52]，但波斯的重装步兵依然较少，而弓箭手则较多。3

为了发挥强项，听说亚历山大已经调转方向，向己方开进后，波斯人便抢占了阵地。

亚历山大不可能将全军带上战场，一部分部队要保护后方，防守贝兰关（Beilan pass）[53]出口处的米里安德鲁斯（Myriandrus）大营，因为他不知道大流士是将全部兵力开进伊苏斯平原，还是另遣一军继续沿贝兰关前进。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希腊盟友的军队。当盟军突然转向、朝战场开进时，这支部队距离前线最远。4

波斯军稍稍向前，迎战马其顿。他们没有停留于宽度约5英里（约8千米）的伊苏斯平原中部，沿德里-柴河（Deli-Tschai River）布阵，而是到南边的皮纳鲁斯河[Pinarus River，今帕亚斯河（Pajas）]沿岸列队。当然，波斯骑兵在德里-柴河以北平原的行动会更灵便，而那里的马其顿军不足3万，绝不可能排开长达5英里（约8千米）的阵形，左右两翼必有其一要被波斯骑兵包抄。但是，德里-柴河大部徒涉无碍，就连河岸陡降处也是基质松软。因此，面对更强大的马其顿方阵进攻时，这条河无法保护波斯步兵。假如波斯骑兵优势很大，欲想速战速决，那么沿这条河布阵倒也无妨。未等马其顿方阵对波斯步兵构成威胁，侧翼突击的波斯骑兵便可阻滞其攻势。然而，由于波斯骑兵优势不大——如果确实有优势的话——而我们可以肯定波斯王是一位善思明辨之人，于是他按照本民族的传统，再加上希腊人的建议，选择列阵帕亚斯河——此处比伊苏斯平原中部更适应波斯军队的需要。由于杨克（Janke）对地形的描述尚有几处疑点，我亲自进行了考证，在此要感谢参与修筑当地铁路的资深工程师霍斯巴赫（Hossbach）提供的资料。复述如下：

考证结果是：皮纳鲁斯河上游两岸皆为陡峭石壁，渡河几无可能。即使到了中游，骑兵依然不可能渡过该河，步兵也要费一番周折。只有下游的1600米可供步兵徒涉，而骑兵只能从河口以上的500米渡河，而且依然难度很大。

文献明确记载，马其顿军左翼滨海列阵，所以实际交战正面应该就是这1600米。波斯军依地势布阵，临海的右翼为主力骑兵，左边是希腊重装步兵，再左边是卡达克重装步兵，其民族不确定，可能是库尔德人（Kurds），甚至是波斯人。文献中没有确切记述波斯弓箭手的位置，根据形势判断，应该是沿着整条河岸布置，以便敌军渡河时发箭射击。5另外，河流上游（靠近山脉）有几处可能的渡河点，很可能也有弓箭手掩护。“波斯军正面”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由步兵或骑兵组成的紧密和连续的阵线只有1600米左右的宽度，而弓箭手或许还要沿河上溯3千米左右的距离。6

图2　伊苏斯会战

一小队波斯军被挤到了向小平原方向延伸的山的尖坡，这样一来，当马其顿人靠近波斯防御阵地时，他们就可以威胁其右翼，最后还能威胁其后卫。

这样看起来，波斯人的阵地似乎固若金汤。力量较弱的步兵有前方的地陷掩护；而骑兵既可以在敌军试图沿海岸线突击时予以迎击，也能向前进军。

大流士于此四处修建工事，等待敌军进攻。战线每一处似乎都是守备周密，马其顿绝无机会突破。然而，如果亚历山大后退，他与本土的联系便会切断，全军必定就会覆没。波斯人有腓尼基人相助，掌握着制海权。亚历山大早就把全部兵力投入陆地，兵力最终将过于弱小，无论如何打不过波斯舰队的马其顿舰队。一旦此次攻势受挫，马其顿军再次进攻的风险便非常大。因此，波斯人无需正面决胜，逐退马其顿军，而只需坚守不出，等敌方被迫放弃进攻即可，坐收全功。

文献多次指出，此地逼仄，兵力优势极大的波斯军施展不开，大流士的错误决策实在不可理喻。作者们相信，他应该到叙利亚平原某处等待亚历山大进攻，如此骑兵便可包抄马其顿军。这条建议对大流士有否助益，从高加米拉之战就能看出来。毫无疑问，在将帅的鼓励下，上述说法在马其顿全军四处流传。大战在即，激励士卒必胜信心是不能靠讲道理的。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如前所述，假如波斯军果真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他们完全有能力选择一处与其兵力相适应的战场。伊苏斯平原宽达5英里（约8千米），足够容纳相当于马其顿军3倍乃至5倍的大军。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原因显而易见：即便波斯王掌握的兵力果真如希腊人普遍认为的那般庞大，他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越过阿马努斯山脉，抢占伊苏斯平原阵地。至于亚历山大是否相信波斯军力庞大，我们并不知晓。无论如何，在米里安德鲁斯[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54]附近]接到报告说波斯人突然出现于背后时，亚历山大颇感振奋的主要理由应该是敌军人数不多，而不是空间太小，敌方大军施展不开。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马其顿国王肯定能够认识到己方突然陷入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马其顿军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波斯人却没有。如果波斯军战败，他们也可以顺着来时的阿马努斯山路撤退；而马其顿军一旦战败，哪怕只是小败，这场战争也就输了。

文献中记载了亚历山大如何将手下军官集合起来，激励他们。随后他翻身上马，从全军的每一个单位面前驰过，要求他们勇往无前，并让他们坚持下去，告诉他们战胜波斯国王便能赢得整个亚洲。

正如文献所述，波斯人之前占据战略优势纯属偶然，并非在计划中。这当然是正确的。波斯人以为亚历山大曾因患病等情况而在奇里乞亚（Cilicia）[55]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眼下也不会向叙利亚进军。波斯王已经集结了军队，不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叙利亚，而坐视马其顿人轻松征服小亚细亚，于是波斯王最终决定穿越山区进军。然而，波斯军和马其顿军恰好于同一日开拔，通过不同的隘口相向而行—理所当然，这种情势有利于波斯人。

一直有人在问：波斯为什么不把守各个隘口，切断亚历山大与本土的联系呢？答案不难找到。我们从温泉关会战中已经明白，把守隘口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在攻方步兵占优、守方骑兵占优的情况下。更糟糕的是，亚历山大可以不管守关波斯军，回军深入叙利亚。如果他果真担心波斯人封闭身后的“叙利亚诸关”，那也不是因为他可能因此战败，而是因为他渴望的大决战要被无限期推后了。因此，波斯人将隘口让给马其顿军，在有利条件下布阵，与对方展开阵地战，这并非失察，而是充分了解当时的形势。必有一场战术决战，早晚而已，而现在正是波斯人所能取得的最有利条件。波斯人布阵于帕亚斯河对岸，邀击马其顿，而亚历山大迎接了挑战。

众神赐予波斯人身体上的优势，波斯人也尽可能加以利用。但是，身体上的优势恰恰造成了心理上的劣势。

亚历山大小心地率领军队走出叙利亚的隘口。随着空间的开阔，他逐渐将部队由行军纵队部署为线性阵形，射手和骑兵分别位于左右两侧，重装步兵居中，沿着1千米到1.5千米宽的正面缓缓前进。中间多次停下整队，以免陷入混乱。7骑兵主力位于右翼，由亚历山大亲自统领。但是，当马其顿国王发现临海的波斯军右翼有大批骑兵后，他便派遣之前一直跟随自己的色萨利骑兵从后边绕过步兵方阵，加强己方左翼，于是现在左翼就变成了骑兵较强的一翼。

波斯在山上驻扎了一支分队，以威胁马其顿右翼，结果该分队被马其顿军的侧翼护卫赶到了更深的山里。接着，亚历山大只在山里留下300名骑兵和一定数目的弓箭手作为掩护，其余部队就地列阵，对波斯人形成了包抄之势。但是，在此处不可徒涉皮纳鲁斯河，因此马其顿军对波斯人无法构成伤害。

但是，上游有一处渡口，杨克认为在距离河口2.5千米处，霍斯巴赫认为是3.5千米。亚历山大和手下骑兵肯定是从渡口过河的。马其顿人自称，亚历山大发起的一场骑兵冲锋就把敌军打退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通道太狭窄，河岸坡度太大，而且河床多石。这条记载只能视为恭维之语，不可采纳。但是，马其顿射手和轻装骑兵驱逐了渡口处的波斯守军，随后马其顿骑兵迅速过河，打退并追击对面的波斯骑兵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一翼的波斯兵力本就不强。因此，根据各方面形势，我们只能假定情形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作为主力的方阵陷入苦战。重装步兵挤进皮纳鲁斯河谷时遭到了波斯弓箭手的射击，等他们总算来到对岸，阵形在前进过程中已经散乱，岩壁又有无数不可通行的地点，于是被波斯人雇佣的希腊重装步兵赶下了河。文献多次强调马其顿阵形不整，而且直到此处这都被归因于自然因素，被认为是渡河过程和崎岖石壁导致的。但是，只要认识到右翼的骑兵之前完全不能从皮纳鲁斯河中段渡河，我们就必须考虑方阵左翼（原文如此）缺乏掩护对反复强调的阵形不整产生了何种影响。不难想见，当方阵里的重装步兵爬上对岸时，遭到了希腊雇佣兵的反击和侧翼攻击，只能被赶下河。

换到波斯骑兵众多的左翼来看，不仅马其顿骑兵的进攻被击退了——如果还算得上进攻的话——而且波斯人紧接着发起攻击，渡河来到皮纳鲁斯河左岸，令色萨利军身处险境。

战斗的决定性转折点是：马其顿右翼包抄了敌军战线，赶来支援陷入苦战的中军。亚历山大率领骑兵强渡皮纳鲁斯河，命令方阵的两个连队（taxis）跟在后面来到对岸。在王伴骑兵和持盾护卫追击波斯渡口守军以及身后同样开始逃窜的卡达克部队的同时，这两个连队转向希腊雇佣兵方阵的左翼。波斯王大流士本人及其幕僚很可能躲在希腊雇佣兵后方，或者希腊雇佣兵和卡达克部队相接的地方。大流士发现己方左翼被击败，便觉得大势已去，准备弃阵逃跑。国王都要跑了，侧翼又受到马其顿方阵士兵攻击，于是希腊雇佣兵放弃河岸阵地，开始后撤。

直到此时为止，战况实际上是平分秋色，右翼波斯骑兵取得的优势不亚于马其顿右翼对波斯左翼的优势，该优势甚至可能要更大。我们不妨想象，得胜的波斯骑兵可以从河岸一侧轻易攻击马其顿方阵的侧翼，便如马其顿军从山脉一侧攻击希腊雇佣兵的侧翼一样。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主要原因不是马其顿军队的个人能力或战术水平更高，或者军人国王亚历山大的战斗精神，而在于双方的战斗理念。马其顿取攻势，而波斯取守势。在前面讲过的马拉松会战中，由于种种特殊情势，米提亚德统领的希腊人被迫展开防御，却在适当的时机转守为攻，奠定胜局。按照波斯人的有意谋划，伊苏斯会战是纯粹的守战。他们列阵于天险之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右翼波斯骑兵据说作战英勇，无疑还占有人数优势，他们甚至渡过了皮纳鲁斯河，却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原因何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从整体态势来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推断：之所以没有打赢，是因为统帅从未想过出击战胜敌人。首先，史料表明，这一侧战斗的打响时间要比另一侧晚得多。亚历山大明智地命令右翼前出，只要他渡河成功，便必然取得优势；同时命令左翼按兵不动。此外，我们现在知道，由于河床多石且崎岖，骑兵往来极为不便。等到这一侧的战斗开始，另一侧很可能已经分出了胜负。就像亚历山大的左翼一样，如果波斯人拿出马其顿人的劲头发起进攻，那么占人数优势的波斯右翼就不难取得胜利。

有一份文献（库尔提乌斯[56]，Curtius）谈到色萨利骑兵诈败，以拖延敌军。这是色萨利骑兵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在胜利中也有一份功劳。但是，如果敌军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无情地继续追击，“诈败”很快就会成为溃败。然而，波斯军队列阵于皮纳鲁斯河及其岩壁之后，甚至在河岸高处修筑了防御工事，原本准备以逸待劳。难怪波斯骑兵虽然作战顺利，却并没有脱离战线太远。渡河之后，他们自然也指望不上其他单位的协助。一击得手，他们便心满意足，退回了己方阵地。

由于同样的原因，侧翼山地的波斯分队也没有发挥作用。面对马其顿军的攻击，他们只能迅速退回高处，别无选择。他们处于孤立位置，如果在波斯主力固守阵地、一动不动的时候接战，肯定会被打败。等到马其顿军与波斯主力交战，侧翼的波斯分队还是不能从后方攻击马其顿军，因为亚历山大在侧翼留下了一支护卫。于是，该波斯分队很可能在等待时机，马其顿军一旦受挫并被追击，波斯分队就会再次出动，挡住敌军退路；或者，波斯分队至少在等待主战场形势有利再出动，而由于波斯军主战场失利，波斯分队只好无所作为。整场行动变成了毫无用处的示威，因为亚历山大根本没有被吓到。孤军参战历来鲜有成功，我们不应苛责其怯懦。

由于希腊雇佣兵方阵开始后撤，右翼波斯骑兵也认识到仗已经打输了，于是逃离战场。现在，希腊雇佣兵的境地可谓危如累卵。波斯骑兵抛弃了他们，他们又遭到步兵和骑兵的联合攻击，至少后退了7英里（约11千米），穿越了一片不仅不利于撤退而且还有几条深深的河床挡路的平原。如果马其顿骑兵将其遏制，马其顿步兵方阵再发起进攻，希腊雇佣兵必将全军覆没。实际上，希腊雇佣兵确实蒙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但是，不少人还是抵达了一处关隘，逃之夭夭。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他们没有化整为零，而是维持着紧密阵形，仍然能够抵挡进攻。8马其顿方阵主力大概花了很长时间才越过皮纳鲁斯河崎岖高耸的石壁，令希腊雇佣兵先跑出了一段距离。至于亚历山大，他看到胜负已分，便准备亲自追击波斯王。原本列阵于希腊雇佣兵前方、负责守卫河岸的波斯射手大概也随着希腊雇佣兵撤退了，途中还用标枪和弓箭击退了色萨利骑兵和其他骑兵单位。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波斯王一方仍然有希腊雇佣兵；不过，其中大部分（库尔提乌斯认为有8000人，阿里安则认为只有4000人）没有参战，而是向腓尼基前进，在的黎波里（Tripoli）上船离开。

根据希腊人的记载，马其顿军在这场战斗中的阵亡者为150名骑兵和300名步兵。此数未必绝对准确，但与战场形势和战斗经过也无矛盾。此外，骑兵的损失相对步兵较严重也是典型的状况。450人阵亡的话，负伤者估计在2000人到4000人之间。

马其顿军伤亡不多，这又让我回到了那个重要的问题：波斯军的兵力。我们已经看到，从文献来看，战场必定就是皮纳鲁斯河；而只有马其顿步兵数量占优的情况下，这才是合理的。有一条证据链可以表明，波斯军之奋勇是连对手都不否认的，但其参战兵力并不占优势；证据链的最后一环正是胜利者的阵亡人数，它表明这场大战赢得并不艰难。

过去，人们对战场地形的认识不如现在准确，于是认为——不仅是可以认为，而且是不得不认为——伊苏斯会战与马其顿军的其他战役一样，采用右翼在前的斜形阵。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右翼要进行长距离运动，马其顿军的阵形做了重大调整。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述这次行动，也没有说明右翼从中部脱离的情况。不过，这一点很容易解释。我们只有二手文献，文献作者——尤其是阿里安——并没有亲临战场，勘察地形。原始资料对亚历山大顶着箭雨、一马当先、率领骑兵击破敌军左翼、迫使其后退的描述又极为夸大，模糊了整体战况。由于这种状况，现代学者明白了地形不利于行动后，便宣称战斗绝不可能发生于皮纳鲁斯河，得出战场必定位于德里-柴河的结论。但是，这样一来就有多个不可回避的矛盾，迪特贝尔纳（Dittberner）已经给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德里-柴河说与文献对地形的描述矛盾，与文献对双方行军路线的极其准确的叙述矛盾，而且与战略态势矛盾。皮纳鲁斯河就是今天的帕亚斯河，这是事实。就算我们不能采信亚历山大亲自率领骑兵冲锋的记载，指挥得当的功劳仍然属于他。当认识到眼前地形无法通过时，他便灵活权变，命令右翼离开战场中部，以迂回的方式达到他的目标。正如他之前派遣部分骑兵加强更需要骑兵的左翼一样，他现在又命令部分重装骑兵加入负责包抄的一翼，以便通过侧面攻击将希腊雇佣兵方阵驱离从正面无法突破的阵地。

或许可以说，亚历山大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侧翼进攻的手法，同时又没有违背其宗旨。他之所以能取胜，其高效组织的贡献毫不亚于士兵的勇猛与人数优势，这令他牢牢掌控着将士，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远见指挥他们，调遣自如。亚历山大的将道与上述因素同样重要。他是敏锐的，将通路握在手中；他是自信的，不惧己方侧翼的波斯军，也不怕看似难于登天的困难地形；他是聪慧的，不拘泥于常规，加强了通常要后撤的一翼；他还是勇猛的，为全军注入了勇往直前的精神。

4　高加米拉会战

在伊苏斯取胜后，亚历山大首先征服了腓尼基和叙利亚，接着在提尔和加沙打了两场激烈的攻城战。然后，他继续进军，准备拿下埃及。埃及战役经常受到批评，以至于要想解释它，只能推说古人并不清楚各地的相对位置，因此亚历山大没有意识到进军埃及会暴露他与巴比伦方向的交通线。1

但是，我认为亚历山大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妨假定，伊苏斯会战的后一年（公元前332年）里，叙利亚再也没有出现大队波斯人马；即便出现了，肯定也被亚历山大消灭了。为了给接下来深入波斯腹地的战役打下稳固基础，亚历山大不仅需要掌握叙利亚，同样需要掌握埃及。当然，一名将军率领少量部队即可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说，亚历山大因为征服埃及而迁延时日，留给了对手重整旗鼓的时间。诚然，马其顿军越快进入波斯本土，大流士组建新军的时间就越少。但是，亚历山大的兵力同时也在加强。在伊苏斯会战中，他身边的兵力大概只有3万出头，还有扣除战斗伤亡，以及围城战、驻守叙利亚的部队人数。那么，如果另遣一军攻打埃及，渡过底格里斯河的兵力就恐怕连两万都达不到——假如有援军的话，那也不过2.5万到3万人。但是，他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投入了4.7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好像并非过分庞大。因此，我们必须再次称赞亚历山大的智勇双全。年轻的马其顿国王击败对手后没有盲目突进，而是首先集结深入广袤敌境所需的兵力，利用这段间歇期建立了马其顿在埃及的统治地位，与埃及诸神携手，获益颇丰。

大流士没有趁可怕的敌军渡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中途发起进攻，而是静候于两河以外的广阔平原，该地距离尼尼微城（Nineveh）的废墟不远。据说，希腊雇佣兵到此时依然追随大流士，但战斗途中，只有极少数人发挥了进一步的作用。根据记载（狄奥多罗斯，17.55），波斯王给士兵们配备了更长的矛和刀剑，因为马其顿人就装备这样的武器。由于波斯人之前的主战武器是弓箭和标枪（希罗多德也提到希腊人的矛更长），这一改变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在希腊追随者的帮助下，他希望组建一支由亚洲人组成的重装步兵方阵，因为长矛不能用于投掷而只可近战，波斯人也不是瞎子，他们明白紧密方阵是运用长矛的最有效方式。但是，不论此说真假，重装步兵方阵这样的战术实体是不可能临阵组建，而是需要操练的。

这让我们想起了卢塞恩市（Luzern）驻法国（当时的国王是路易十一）大使迈尔基尔·鲁斯（Melchoir Russ）于1480年送回国内的一份报告：“国王陛下正在重整陆军，仿照德国样式制造了大批长矛和长戟（halberd）。如果他也能‘制造’出使用这些武器的人，那就无需外人相助了。”2战争的艺术需要武器，但本质上并非由武器构成。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我们完全不知道波斯人的方阵有何作为。

伊苏斯一战证明，天险挡不住重装步兵方阵的冲击。大流士真正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是镰刀战车和少量战象。

此外，与伊苏斯会战一样，波斯军队的真正强项在于骑兵，此固为常理。出于这一原因，大流士放任亚历山大渡河，以便在自己选定的战场上等待敌军。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亚历山大可以不受阻碍地部署波斯骑兵，并且充分利用自身的骑兵优势。按照阿里安的记载，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有7000名骑兵，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大流士可能集结了1.2万名骑兵，但不可能更多，因为1.2万名骑兵聚集于一处已经庞大到无法管控，哪怕组织、补给、领导的水平都非常高。3大流士的步兵状况难以揣度。波斯人的传统兵种弓兵的阵形纵深只能有区区几列，如此方可奏效。在重装步兵方阵面前，排成松散队形的不习兵事之人毫无用处。波斯人熟知兵道，自然明白这一点。他们宁愿让这些人纯粹为骑兵提供支援，也不会顶着补给困难，征召大批无用的士兵。如果波斯人果真尝试过组建重装步兵方阵，那么，从战斗经过来看，他们在这一方面并未取得任何成绩。因此，除了骑兵、战象和镰刀战车，波斯步兵的数量大概相对处于弱势——肯定不会超过马其顿军——而且很可能要少于对方。不过，波斯本族骑兵得到了斯基泰人（Scythian）[57]可能还有印度雇佣兵的增援。

我们掌握的文献既有精准确凿的报告，尤其是关于阵形，也有士兵们围着营火讲的传说故事。连最主要的文献，即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也不例外。不过，通过辨析史料，我们可以有相当把握地剔除传说的成分。

最离谱的一个传说是：与伊苏斯会战和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一样，波斯军队在高加米拉同样试图列阵于天险之后，某些地段还设置了陷阱和铁蒺藜。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阿里安本人的驳斥，他认为这只是马其顿士兵自己的疑虑罢了。实际上，他声称情况恰恰相反，波斯一方平整了战场，清除了阵前的障碍物，为镰刀战车创造发挥的空间。

由于记载中没有讲到马其顿士兵在战斗过程中掉入陷阱，或者踩到铁蒺藜，我们可以将这些歪曲信息从信史中排除。但是，我们也可以排除平整战场以方便镰刀战车发挥的说法，因为波斯人毕竟不可能预知马其顿军将从何处进攻，而且平整工作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波斯人找到了一片相对开阔、少有起伏的平原，以便骑兵和镰刀战车兵两大主力兵种机动无阻。如果镰刀战车兵成功扰乱了马其顿方阵，阻止其前进，而占据优势的波斯骑兵包抄马其顿骑兵并将其击退，那么胜利便会垂青于波斯一方。根据记载（色诺芬，《希腊史》4.1.19），法那培萨斯总督曾用两辆镰刀战车击破了一支700人的希腊方阵，随后投入骑兵，将其消灭。4失去骑兵的步兵方阵无法抵挡波斯骑兵和射手的联合攻势，其会被逐渐消灭。

根据希腊人的记述，他们在战利品中发现了波斯的布阵图，布阵图内容详细地流传了下来，但并没有提供任何重要信息。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从种种表现来看，波斯不仅侧翼是骑兵，连中军也是步兵和骑兵混编。这是波斯步兵数量并不多的又一个表现。

亚历山大再次表现出了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手握大量步兵，却没有拉长战线，那样会极大地阻碍行军秩序；而是加大纵深，并命令后军若从后方遭到攻击，便转向迎敌。但是，在开阔平原上，亚历山大主要是利用呈斜角布置于两翼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单位来抵挡敌方优势骑兵的包抄行动。于是，这些骑兵和轻装步兵单位排成大纵深队形跟随战线推进。本来是大纵深的纵队，既可以展开部署，延长战线（因此，右翼后方的骑兵纵队脱离左翼前出）；也可以迅速插到方阵侧面，排成弧形迎击来袭敌军；最后，一旦方阵前进过程中出现缺口，他们可以从后面补上。

马其顿军就是排成这样的阵形穿过平原、迎战波斯人的。根据文献记载，亚历山大手下有4.7万人。假设有几千名伤员和守营兵留在后方，这仍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列阵之后很难有序进军，速度也快不起来。

波斯关于镰刀战车的作战计划失败了，战象则完全不见于关于作战经过的记载中。当镰刀战车蜂拥冲向马其顿方阵时，亚历山大令射手瞄准驭手射击，或者绕着战车走，伺机把驭手拖下来。失去驭手之后，一部分战马受惊逃跑，而对于冲到方阵面前的战车，士兵们纷纷让开，只有少数人被镰刀割伤。5与此同时，双方骑兵在侧翼展开争夺。波斯骑兵试图包抄马其顿骑兵，呈斜角排布的后者则展开迎敌。你来我往，争斗不休。当步兵方阵解决了镰刀战车，重新向前推进时，战局尚在两可之间。马其顿右翼之前脱离了左翼，向前推进；现在，它赶来支援骑兵，猛攻波斯军队，导致对方狼狈逃窜。

马其顿方阵在前进过程中露出一个缺口，波斯和印度骑兵很可能从中间穿了过去。但是，这些缺乏纪律的单位虽然向马其顿营地奔去，但没有从后侧攻击马其顿军队，因此对战局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有一段时间，帕米尼奥（Parmenio）指挥的马其顿左翼受到了强大压力，后来右翼得胜，左翼脱离了危险。

与之前两场战斗一样，高加米拉会战决胜于侧翼，且同样是攻方右翼得胜。在高加米拉会战中，马其顿右翼得胜的确切原因不载于史籍。从兵力分配来看，右翼显然并不强于左翼（吕斯托与克希利甚至揣测是相反的情况），对面的波斯军左翼也并不明显偏弱。

据狄奥多罗斯估计，马其顿方约有500人阵亡，负伤者甚众，他的估计似乎可靠。6

5　海达斯佩斯河会战

根据人们普遍认可的估计，亚历山大远征印度的军队多达10万到12万人，相当于跟大流士作战时的3倍。尽管如此，这个流传下来的数字并不可靠，1本身不值得相信，甚至是毫无可能。决战地点是海达斯佩斯河（Hydaspes）[58]，对手是波鲁斯（Porus）；根据阿里安具体而无可置疑的记述，亚历山大的兵力为1.1万，其中5000人为骑兵。2若是认为亚历山大会为了打击不可能做出激烈抵抗的敌人，动员的兵力竟比打垮大流士统领的老大帝国还要多好几倍，这实在不符合逻辑。此外，随军补给队极其庞大，甚至包含妇女和儿童。3因此，如果战斗人员就有12万，总人数便会有几十万之多。这么多人不可能像亚历山大那样轻松快捷地行动，更不可能一次全部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兴都库什山口。从海达斯佩斯河会战有1.1万人参加这一事实出发，再考虑河对岸有不少部队留守，而且亚历山大不太可能在战场兵力不到总兵力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就展开决战，我们估计亚历山大全军人数在2万到3万之间。

关于波鲁斯军的兵力，希腊文献的记载五花八门，显是臆断。狄奥多罗斯（17.87）说波鲁斯有5万多名步兵、3000名骑兵、1000乘战车和130头战象。阿里安说有4000名骑兵、300乘战车和200头战象。普鲁塔克说有两万名步兵、2000名骑兵。库尔提乌斯说战象只有85头。有一点很重要：所有文献都认为马其顿骑兵占据数量优势，按照阿里安的说法是5000对4000，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是5000对3000，普鲁塔克的记载是5000对2000。印度人的强项在于战象，我们取最小数目，即85头。

波鲁斯不敢挑衅亚历山大，不敢与其一决胜负。他以为，丰水期的海达斯佩斯河足以阻止马其顿人渡河。此计不可能成功，因为有头脑、有斗志的敌人迟早会在上游或下游找到渡口，派遣一部过河，发动奇袭。文献里记载，另一位印度王公准备援助波鲁斯，因此波鲁斯可能并没有错误地认为河流便是万无一失的天堑，而只是稍待数日以期望援军抵达。4

决战的起因是亚历山大率领1.1万人从两军对垒之处沿河而上18英里（约29千米），击败一支别军，于是波鲁斯率主力迎敌。

与马其顿军一样，波鲁斯将骑兵分为两翼，并有战车支援。波鲁斯的战车大概并非镰刀战车，而是运载弓箭手的轻便载具。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印度军的骑兵并不强，其优势在于象兵。象兵位于战线中部，与步兵混编，阵形颇为奇特。除象夫，每头战象上有一个小塔和几名射手，彼此留出很大空间。步兵紧随其后，甚至会插到战象之间的空隙中。由于阿里安明确提出印度步兵组成了第二条战线，我们大概既没有权利说他们组成小队排开，也不能说他们与战象隔着一段相当的距离。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印度步兵的整体阵形就像塔楼和城墙一样，战象后面是很浅的横队，战象之间则是一个个纵队。据称，波鲁斯以为希腊人不敢冒险插进战象之间的空隙。战马会被大象吓住。步兵同样不会犯险，如果他们试图从侧面攻击战象，就要害怕印度的步兵；如果径直攻击印度的步兵，又要担心战象转身践踏。

文献里没有具体说明印度步兵的装备。希腊人称他们为重装步兵，但我们可不能假定他们像希腊或马其顿方阵那样，是紧密的近战单元。象兵部署于步兵前这一点似乎表明，印度人指望象兵来奠定胜局。印度步兵是附属兵种，比波斯军犹盛。按照希腊人的记述，印度步兵的作用是掩护象兵。5尽管如此，印度步兵或许还是远远多于亚历山大带来的6000人。

马其顿摆出了常规阵形：方阵居中，两翼为骑兵，6其中通常由国王亲领的右翼沿河行军，国王现在将右翼交给科纳斯（Coenus）指挥。左翼无地理依凭，更容易遭受攻击，却也最适合执行迂回包抄的命令，由亚历山大率领。不过，他命令方阵不要前进，直到自己率领的骑兵令敌军陷入混乱。出于这一原因，他不仅命令骑兵正面攻击敌军，同时还绕了一大圈，迅速从侧面发起进攻。

我们可以肯定，马其顿骑兵的战术训练优势甚至比人数优势还要大，因此在两翼都取得了胜利。印度战车抵挡队形紧密的马其顿骑兵冲锋的能力还不如印度骑兵，落败者向战象后方逃窜，马其顿骑兵紧随其后。攻势在战象面前停顿了下来，而且肯定有部分象兵调转方向，越过己方步兵迎战马其顿军。战马惊慌失措，如何催促也不肯接近“巨兽”。亚历山大徘徊印度边境有一年多时间，进入印度境内又有数月，更有多名印度王公献上战象，以结盟好。因此，对马其顿人来说，这场战斗说不上出乎意料。由于马匹恐惧大象，亚历山大之前并未冒险渡过海达斯佩斯河，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文献完全没有提到马其顿人是否尝试训练马匹，使其适应大象的样貌和叫声，这或许有些令人意外。无论如何，马其顿人第一次被迫撤退，而波鲁斯也开始攻击马其顿骑兵和对面的步兵方阵，于是战斗全面展开。

希腊文献竞相描绘这场战斗的可怕程度。不论马其顿人的阵形如何紧密，战象还是突破了敌方战线。马其顿人或遭象足践踏，或被长鼻卷住，有的被抛到天上，有的被象牙穿透。同时，战象上的射手却引弓不息，尤其是强大的波鲁斯王本人。

尽管如此，最后还是马其顿得胜。箭矢和标枪将象夫击落，“巨兽”遂无人驾驭。最重要的是，部分大象遭受重创，拒绝前进，甚至会掉头往回跑。

象兵攻势刚刚减弱，印度人马上就输了。他们的步兵虽然被认为多于马其顿，但没有能力抓住战象起初造成的混乱所带来的优势，凭借近战打败马其顿方阵。村外，印度的整场攻势一开始便受阻于初战告捷、乘胜来到战线后方的马其顿骑兵。他们即便起初被战象震慑，也没有退出战场，而且仍然位于战象和印度步兵的后方。

优势巨大的马其顿骑兵追击印度骑兵，而后者再次冒险出击，最后回归战象一线。亚历山大颇有先见之明，命令纵深不大的步兵方阵一开始不要妄动；面对印度象兵和步兵的全力攻击，方阵有可能顶不住。但是，后方骑兵的不断交战无疑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印度军推进的信心和能量；一旦攻势陷入停顿，印度军便形同被围困，逐渐被挤压。战象不可避免地掉头往回跑，践踏己方士兵，而外圈的马其顿士兵会给仍然在前进的大象让出道路，只以箭矢将其驱回，然后紧随其后，将敌军向马其顿骑兵的方向推挤。

就这样，很大一部分印度军队被消灭了。大部分战象和波鲁斯王本人都成了战俘。

根据阿里安记载，马其顿此战只有310人阵亡，其中230人为骑兵。如此小的阵亡数字不禁令我们质疑：战斗是否果真有文献描述得那样激烈艰难。但是，首先，如果我们考虑一个事实，即参加过海达斯佩斯河会战后来继承亚历山大的事业、列土封疆、自相攻伐的马其顿将军将越来越多的战象编入军队，或许就可得出关于此战性质的一个结论。其次，马其顿人肯定对大象的巨大战果和军事效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胜利来得并不容易。因此，当我们读到狄奥多罗斯的记载，即马其顿损失了280名骑兵和700多名步兵时，往往会倾向于采纳他的说法，而非阿里安的。一支1.1万人的部队阵亡近千，负伤者也有数千，表明这确实是一场恶仗、硬仗。最后，越过海达斯佩斯河、来到印度军后方的马其顿军必定发挥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要早于他们实际发起攻击的时间。这支部队当时还在追击敌军，因此可能没有被计入主力的伤亡数目中，导致数据偏低。

6　作为统帅的亚历山大

在陆上和海上，希腊城邦之间的大战小仗无数，总体来说，只有负面的、毁灭性的、阻碍性的效果，却从未一统。雅典人在西西里战役和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海战[59]的落败终结了雅典的霸权，却只让斯巴达获得了领先地位，而非主导地位。斯巴达的内部力量甚至不如之前的雅典强大。哪怕是阿格西莱取得的克罗尼亚（Coronea）大捷都没有产生重要的积极后果，伊巴密浓达的留克特拉会战和曼提尼亚会战也是同样，因为他们的军队和城邦一样后劲不足，无法利用战场上的胜利，将其拓展为长久的新秩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称颂伯利克里的智慧。他治下的雅典拥有一切充分的资源，可他没有受此误导而采取追求无条件胜利和征服的战略，他拒绝追求无益的胜利。若非实现手段已经齐备，两位马其顿国王的巨大成功绝无可能。德摩斯梯尼告诉雅典人，1腓力国王麾下不仅有重装步兵方阵，还有轻步兵、弓箭手和骑兵。他说，如今情势不同于先代；在过去，斯巴达人只在夏天打四五个月仗，入侵他国，入冬便班师。他接着说道，如果马其顿国王无法在开阔地带找到敌人，就会利用攻城器械围攻敌方的城市。他们无所不往，冬夏齐一。整体的关键在于：职业军队已经取代了公民兵。腓力步步为营，持续不懈地努力，最终赢得霸权并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令亚历山大能够考虑开创最伟大的功业。同时，随着资源的增长，以及军事力量的外向与内向发展，战争行为本身的样貌也发生了改变，开始出现新的作战样式。亚历山大不仅战场得胜，更能充分利用取得的胜利。他马不停蹄地追击，消灭了敌人的战斗力；他战略和政略兼用，降服诸国，为新的征程打下基础。马其顿骑兵的追击行动、穿越高山荒漠的行军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不亚于会战破城本身的重大军事成就。2在高加米拉会战后的追击战中，许多马匹精疲力竭而死。

亚历山大不仅是了不起的战将，更是一位统帅。但是，他的成就还不止如此。

他集征服世界的战略家与勇猛无匹的骑将于一身，可谓独一无二。他技艺娴熟地率领部队迎向敌军，克服地理屏障，将其部署于隘口以外。他根据具体情势的差异，每次都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各个兵种，以求达到最佳效果。从战略角度，他确保了基地和交通线的安全，恰当地考虑了补给问题，直到准备停当、装备齐全，方才一鼓作气、追击敌军，力竭方止。每逢野战，必握剑持矛，一马当先，率领身后的骑兵突击纵队冲破敌阵；每逢攻城，一骑绝尘。在整个战争的发展史上，战争行为的各个要素如此接近，唯有此时而已：他既是一名统帅，又能遵从自己的本性，亲自上阵杀敌。当时的战略和战术行动非常简单，两者的统一几乎用不着专门指出，尤其是从米提亚德、列奥尼达到伊巴密浓达的时代为止。由腓力开创、亚历山大完善的统率术发展成了一项极其庞大而复杂的有机职能，遂与个人参战相分离。而亚历山大以其不竭之力量、无比之自信，仍然维持着战略和战术的统一，我们不禁要高山仰止。他是一位天才，认识到了新条件提出的一切新要求和提供的一切新可能，包括军队的组织和规模、被征服土地的范围和性质。后人经常强调他如何看到并利用了乘胜追击的优势，实现了希腊公民统帅时代从未有过的功绩。这是正确的。3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从没考虑过围攻雅典城，而在伊苏斯取胜之后，亚历山大凭借娴熟的手段围提尔城7个月，最终强攻得手，遂收全功。在印度，他要面对与新的象兵作战，并在战象面前渡河的问题。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途中不断亲身犯险，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士卒的命运降临在他头上，于肉搏中战死，他的全部功业便会随之而逝。

行文至此，我要指出一点：统帅与战士的统一在亚历山大这里依然成立，但在战术预备队原则出现之后，其最终必然要被放弃。亚历山大之所以可以亲自搏杀，是因为在发出进攻指令之后，统帅的活动便结束了。一旦部队开始交战，统帅对士兵保有的掌控力便极其有限。诚然，我们在亚历山大身上也能看到他在交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指挥作用；一翼战胜敌人后，不应盲目追击败军，而要集合整队，打垮仍然坚持战斗的其他敌人。但是，这项工作并非属于最高统帅的职责，而属于指挥个别单位的范畴，而且仍然伴随着指挥官亲自参战的现象。随着参战时间、地点要听从由统帅亲自指挥的预备队原则发展起来，将领亲自参战的习惯才消失。

7　继业者

亚历山大的世界大帝国分裂为若干小帝国——皆由他手下诸将创建。实质上，它们就是今天所说的军事君主国，而亚历山大时期还没有这样的说法。最大的军事君主国叙利亚，没有自然、民族或地理的任何根基。埃及帝国虽无民族的统一性，至少有地理的基础。马其顿帝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国家性质。

究其本质，将这些国家聚合起来的军队属于雇佣兵性质。蛮族大批涌入军队，或多或少同化到了马其顿-希腊体系之中。军队素质可能有所下降，因为笼罩在征服世界和亚历山大本人周围，而且很可能反映在全军身上的那种浪漫的、理想的光环消散了，而征伐也随之堕落为小帝国之间毫无意义的攻杀，打仗成了一种纯粹的行当。但是，雇佣兵毕竟是拥有专业素养的职业军人，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接下来一个半世纪里希腊化诸国军队的这一性质。有明确证据表明，当时设有教头，操练甚勤。1马其顿原本是一个半蛮族国家，经两代雄主激励，编成一支精兵，如今已经发展出一门军事技艺。部分雇佣兵编为常备军。2

就军事史而言，希腊化时期提出了三个不同领域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战象兵。这一新兵种是该时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它们如何与传统编制整合？如何与步兵、骑兵混编？这一新元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既有元素衍生而来？双方皆有战象的战斗是怎样的样式？

第二个问题是步兵方阵的内部发展，即萨里沙长枪的逐渐加长。

第三个问题是各兵种之间的关系。克希利和吕斯托提出，骑兵逐渐成为唯一的决定性兵种，规模不断增大，而步兵方阵并不实际参加战斗，只是坐等骑兵分出胜负，骑兵胜则胜，骑兵败则败。这一时期的军事史能得出的直接结论很少。诚然，文献有不少（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但其内容极不可靠，其中或有不少真实的成分，但很难确定无疑地与虚假记载分开。同理，很多看似可靠的内容虽可引述，却达不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构成得出结论的基础。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即战象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依次回顾有战象参加的战斗，直到最后一场，即塔普苏斯会战（battle of Thapsus）。

同理，讨论第二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直面实际战例，即马其顿人与罗马人的最后几场战斗，然后再来讨论萨里沙长枪的问题。从军事角度来看，伊庇鲁斯[60]国王皮洛士（King Pyrrhus of Epirus）也属于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对于他，我们最好结合罗马军事史来谈。

我们可以马上回答第三个问题（骑兵与步兵的关系）。只要认真考察文献，就会发现吕斯托和克希利做出的事实性假说并不成立。自亚历山大之后，步骑数量关系并无显著变化。

因此，除了战象和更长的萨里沙长枪以外，马其顿军事制度自亚历山大以后一直没有变化。我们还可以说，自诩独立却地位不稳的希腊城邦复制了经过马其顿完善的战争艺术，最终连萨里沙长枪也被包含进来。

令人震惊的是，在高卢人入侵时期，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应战不力。个中缘由与具体的参战者无涉，而显然在于：他们的全部作战技艺都不足以阻挡好战蛮族的自然威力。只有叙利亚雄主安提柯一世（Antiochus I）和他的战象才挡住了高卢人的脚步。史料中留下了他的一句话：“我们竟要靠这16只动物来拯救，我真是感到惭愧。”不过，这些事件的细节并无详尽记载。

第四篇　古罗马

1　骑士与方阵

假如将论述建立在之前介绍希腊军事史那样的基础上，罗马军事制度和战争经历就只能从第二次布匿战争[61]讲起了，因为直到此时才有真正可靠的史料能够清晰勾勒出战斗的经过和罗马战法的特点。但是，与史料本身的情况一样，罗马的历史编纂传统也与希腊大相径庭。我们能够可靠地追溯罗马政治制度的发展，这是希腊人远远不及的。就我们的目标而言，这一差异导致了另一个过程。希腊城邦的体制要么趋于停滞，如斯巴达，我们对其只有模糊的认识；要么发生剧烈变动，以至于亚里士多德列出了雅典前后相继的11种体制。罗马固然经历过多次动荡，整体上却能维持发展的延续性。1王制改行共和无疑是一场革命，却仍然承袭了旧政治制度的若干重要基本理念。而且，哪怕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先前历代的痕迹依然可辨，即能够引导我们追溯没有直接史料记载的古代。后世的投票制度保留了先代的部分军事组织要素。古罗马早期的史料记载纯属传说，全无独立的可信度，只有明显的战争和战斗时间、指挥官姓名例外。但是，古罗马史学家从很早就有记录政治、法律和军事制度变迁的传统，这些记载经常能得到当下的印证，因此没有完全沦为臆想，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是它们“规训”了传说。

如果这种法政传统没有蒙上厚重的政治偏见，也没有在若干要点上完全错误的话，那么历史研究得出可确证的结果就要容易得多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学家找到了辨别和排除谬误的方法和手段。哪怕是富有批判精神的早期史学家也曾天真地重复着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国王（King Servius Tullius）[62]的人口普查结果，即罗马公民总数为8万。但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领土面积和罗马城本身的规模来检验这些数据，结果是它们并非实情，从它们引申得出的一切政治制度史也要一同被推翻。

只要考虑到上述以及类似的保留意见，我们就可以一定程度上信任流传至今的记载。凭借将史实与传说、错谬、误解和其他不免会出现的错误区分开来的工具，我们可以清晰、明白、确定地了解那段时期的历史。作为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时期的序幕，这些信息若能前后相继而无矛盾，那便必然是正确的；若无法理解，甚至不能被视为例外、揣测、偏误等，那便不能采纳。

许多迹象表明，骑马战斗在古意大利的重要性远高于古希腊。本书初版只讲了这样一句，但提到日后会继续阐述；现在，我也要将其留到后面接着谈。为了阐明在拉丁人的经济条件下，骑兵有着怎样的社会意义，我首先需要从宏观上论述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并追溯它的起源。只靠几句干瘪的话无法真正洞悉这些军事社会形式的价值。本书第三卷已经面世，因此我不妨将中世纪作战样式的结论转用到史前时代的罗马军队中。2有一点值得考虑：意大利高度发达的马上战斗是催生罗马贵族（patrician）阶级的一个因素。

在古代，在平坦的意大利中部，骑兵作战水平要远远高于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既是自然之理，也见诸史籍。诚然，李维（Livy）[63]的《建城以来史》（History of Rome）前几卷记载的大小战斗都应该被视为纯粹的神话，但骑战的优越地位实在太突出，以至于从中能窥见现实。若有人不愿采纳这一点，认为这些记载都是为罗马世家大族编造的东西，我们还有卡普阿城（Capua）的历史可为见证，虽然这只是间接证据，但是仍然颇具分量。卡普阿城就在罗马城附近，是整片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李维告诉我们，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初，卡普阿的步兵心无斗志，骑兵却水平很高。3他描述了两名持矛骑手的一次交手经历，颇似我们熟悉的中世纪骑士。两座城市发展的区别大概在于：卡普阿当时依然拥有一支战技娴熟的骑兵，步兵却已无用；而罗马通过编制、操练、纪律，将大量公民发展为有用处、有能力的士兵。但是，骑兵长期享有几乎达到排他地步的优越地位，最终奠定了拥有骑兵装备、作为骑兵参战的贵族与普通务农公民之间的截然区分。连罗马史大家特奥多尔·蒙森都认为，贵族阶级是最早的公民，而平民是外来户。换言之，阶级是按照籍贯划分的。但是，这种说法与史料完全相悖，连蒙森本人也不讳言，它大概只是找不到其他解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破解的关键要借用中世纪史的一个事实，即市民和农民组成的步兵编练为战术单元，习惯集团作战的方式之前，骑士都对其拥有不同寻常的优势。有一段时间，罗马还没有军团方阵。罗慕路斯（Romulus）[64]手下就有一支军团的说法没有可靠来源支持，应当为传说。当时的决定性力量是罗马骑士。我们必须认为这一群体的核心是古老的部落首领家族，他们逐渐全部或大部分迁入罗马城，这可能如希腊史籍中记载的那样，是由于某种“聚居倾向”*。这些家族富裕而好战，坐镇城市，遥领乡村。罗马城是贸易枢纽，是海运与广大台伯（Tiber）河流域的接驳点，首领家族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极大发展。武力与放债双管齐下，他们主宰了农民和市民聚居的整个平坦城区。最古老的罗马史料中到处都是贵族镇压平民的残暴行为。

不管贵贱之别在后世如何悬殊而不可跨越，史料都令我们相信，贵族地位在最初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古老家族和新晋家族的区别。事业成功且有能力、有意愿承担军役的商人很可能被吸收到了世家阶级中，正如中世纪城市的骑士家族后来与新兴商人结合为同一个阶级。但是，与中世纪城市相比，传统军事部落首领家族的成分似乎要更强，而商人的成分较弱。无论如何，军人都是贵族阶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显然，这一过程不是纯经济性质的。基于纯粹的经济标准，由少数命运垂青的家族组成的统治阶层不可能得到拉丁人大众的认可。4但是，随着掌握武力优势的战士与无情剥削底层的豪贾的结合，脱胎于旧贵族的新贵族阶层出现了，它终于走到了不屑与平民、公民通婚的地步。作为众神钟爱的小团体，他们要求取得主导地位，也确实掌握了主导地位。

在古罗马的最早期，建立在军事和经济基础上的显贵家族数目很小。因此，与中世纪城市的情况一样，对外的军事力量相当弱小。于是，根据一份值得信任的文献记载，罗马被邻近的伊特鲁里亚王公统治。

这座拉丁人的城市后来自行摆脱了外来统治者。随着抗争的发展，罗马完全有可能为纯粹基于骑士的旧军事体制的拓展与转型提供条件，加入了征召全体公民和农民组成的紧密方阵。只有掌握绝对权力的国王才可拥有此种组织。罗马诸王不世袭，也不是希腊意义上的僭主，而是终身任职的最高官员。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们最恰当的称呼可能是“执政官”（archon）；为了方便现在人的理解，可以说是“总督”（doge）。与最早期的威尼斯总督一样，罗马诸王手下有元老院（Senate），行参议之职。但是，元老院几乎无法驾驭国王。在这一时期，国王想要王位世袭的欲望或许也引发了内部冲突，如同早期的威尼斯。但是，终身官职的原则被保留了下来，并发展出不可动摇的最高权力，既因为罗马不存在通常与世袭王权相伴的温情脉脉的族长地位，也因为国家形势危急，如此重任只能托付给最强者。征召武装民兵，组成步兵方阵的人正是这样的一位统治者。

他将罗马整体分为20个部落（tribe），4个在城市，16个在乡村。每个部落分为4个百人队（century），其中3个百人队的队员要准备护甲上阵。当时尚为远古，自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全套重装步兵的装备，大多数人只有必备的盾牌和头盔而已。第四个百人队是由轻装步兵（psiloi）组成的，轻装步兵相当于希腊的轻盾兵，同时承担听差、车夫和次要作战任务。由于士兵要自备装备，成为重装步兵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若有无产者编入，国家须为其提供武器。5

在雅典，每名重装步兵都配有一名轻装随从；而在罗马，服兵役要艰苦朴素得多，3名重装步兵才有一名轻装随从。在雅典，随从往往由奴隶担任；而在罗马，随从也是公民，可以承担作战任务。

到了废除王制的时候，罗马疆域有所扩大，组成了第21个部落，即克里斯涂米安（Clustuminian）部落。但是，它的4个百人队全都是轻装步兵，于是轻装随从和重装步兵的比例上升为2：5。现在，罗马总共有84个百人队的步兵；此外还有6个百人队的骑兵，两个百人队的铜匠和木匠，两个百人队的号手，还有一个百人队是军需官和书记员（accensi）。

王制废除时的罗马领土不大，不过370平方英里（约983平方千米），远远不到阿提卡半岛面积的一半。步兵方阵初建的时候罗马领土还要更小。国土狭窄，城市本身也大不到哪里去，否则早就收服了周围的各个小城。维伊（Veii）是一座乡镇，距离罗马城门不过9英里（约14千米），结果直到一百多年后才纳入罗马境内。城市的面积和人口总是存在一定数量关系的。当时罗马地区每平方千米的人口数最多58，这样算下来，总人口就在6万左右，还要减去几千名奴隶。6

自由民总数按照最高上限6万人来算，那么符合兵役资格的17岁到46岁男性估计在9000人到1万人之间，年老体弱者估计有5000人到6000人，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数约有1.6万。

从这些数字来看，部落和百人队显然不是抽丁片区，而是民兵单位，包括所有符合兵役资格的男性。除非所有男性都被集合到一起，否则如何称得上“百人队”呢？如前所述，有资格上战场的男性共有9000人到1万名，分为95个百人队（84个步兵百人队，5个辅助百人队，6个骑兵百人队）。

末代国王，史称“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废黜放逐之后，罗马建立了新的制度，用两名任期一年的官员取代一名终身任职的国王。新官员起初叫作“先导官”（praetor），后来叫作“执政官”（consul），以军队组织百人队为单位，由人民选举产生。从此以后，百人队便不只是民兵编制，也是政治选举实体。罗马政体变迁不定，这项规定却始终如一。罗马人最初的军事组织就是这样为我们所知的。

为了将民兵编制用于选举执政官（先导官）的政治目的，超出服役年限的老年人也要被组织起来。于是，除84个青年百人队（juniore）之外，另设84个老年百人队（seniore）。不管是有意设计，抑或纯属巧合，这种组织形式赋予年老公民远大于年轻公民的话语权。骑兵百人队和辅助百人队不分青年和老年，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究其性质，骑兵百人队与步兵百人队有些许不同。后者是纯粹的民兵编制，因此只要承担兵役职责，便不会被纳入老年人队。另一方面，骑兵百人队应当被视为由骑马者共同组成的团体，老人同样是其成员，而且相应于其骑士性质，他们仍然会驰骋沙场。同理，铜匠、木匠、乐手、书记员都是专业团体——不妨称之为“行会”——本应包含老年人。

人们早就发现早期罗马军事组织与后世选举流程之间的这层关系，现在不仅可以通过显而易见的军事分配原则确证，更能通过数字相合加以澄清。罗马共和国初期，全国分为21个部落。迟至公元前2世纪，一个军团的常规兵额——全体民兵数量的一半，由两名执政官之一统领——都是4200名步兵。这两个数字流传至今，从无异说或疑义，而且彼此相合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共和国建立时，步兵民兵的一半就是4200人，骑兵则为300人。“4200”这个数字本身属于偶然，但因循成习，被定为常规兵力人数。文献中出现的第三个数据与其他数据并不完全吻合：青年百人队的数目是85个，而不是我们以为的84个。不过，这个小小的偏差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尽管数字有错误，但它仍然可以佐证其他两个数字，从而确证整个体系。

直到百人队由军事单位转向选举实体时，老年百人队才加入进来，这是毋庸置疑的。46岁以上服役的民兵实属罕见，自然不会常设编制，重新走一遍繁重的登记流程。7因此，事件过去两三百年后的史家记述卡米卢斯（Camillus）征战四方，还提到老年百人队的存在，这是绝对不可信的。

普遍兵役制的执行力度、征召范围都是能想象到的最严格。这是罗马军事制度的基本原则，草创于王政时代，共和国因循之。

即便我们考虑雅典为建设海军而付出的努力，罗马军制也远比雅典严格，而罗马当时还没有海军。毕竟，除了个别不长的时间，雅典海军的船员主要是雇佣兵，甚或是奴隶。

罗马的军事制度甚至比斯巴达走得还要远，因为构成斯巴达人口大多数的农夫不是自由人。他们既没有资格，也不被要求服兵役。这条原则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才因为形势需要而打破。

罗马军制更了不起的一点是，与雅典不同，士兵上战场作战的报酬并不来自附庸民族的贡金，而只能来源于税金。历史文献记载，为士兵支付报酬始于维伊围城战；而蒙森则认为，支付报酬要早得多。他很可能是对的。就算到了罗马统治全意大利的时候，世家大族仍然以维持传统的朴素生活方式自诩。这座位于台伯河畔、被良田环绕的古代大商埠从来都不缺致富手段。但是，财货不是供自己享受的，而是要奉献国家的。后来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态度在罗马公民中间延续了很长时间。希腊人的历史传说中也讲到了斯巴达王吕枯耳戈斯（Lycurgus）立法反对奢侈，还有贫困却不可腐蚀的雅典人阿里斯忒得斯。但是，在希腊人的经验中，他们毕竟都是奇人。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库里乌斯·登塔图斯（Curius Dentatus）、法布里修斯（Fabricius）[65]则更能代表古罗马人的典型面貌。

公元前510年，百人队兼为民兵编制和选举团体。后来，这两项职能自然地分道扬镳。有些战争没有征召全体兵员，而只是选出一部分参战。国家越大，征途越远，时间越长，就越难让全体男性远离家乡。因此，募兵制取代了普遍兵役制，而划片募兵自然不是按照小的百人团，而是较大的区，即部落。于是，“百人队”就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而且与原意“一百人组成的团队”失去了联系。一方面是政治含义，即选举人团；另一方面是军事含义，即军团的下级单位。随着罗马疆域的拓展，新的部落组建了——多达35个——随之诞生了新的选举百人队。在某个未知时刻（可能是公元前304年），最初的6个骑兵百人队增加到了18个。

至于古罗马早期民兵的战斗阵形，我们可以完全按照传统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的方式加以描述，因此不妨将希腊的名称搬到罗马。诚然，这一点没有任何正面史料证实。但是，从内部因素和后续发展来看，最早的罗马人不可能拥有只以剑为装备的作战单元，因此持矛重装步兵的线形阵，即方阵，似乎是唯一的可能。

军团是军政管理单位，而不是战术单元。军团的存在依赖于一个偶然的事实：两执政官体制初建时，每人分别率领全体民兵的一半，恰好是4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8后来，参战人数和兵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每个军团的常规兵额却保留了下来。军团人数并非盲目拘泥。一个军团的兵力往往远低于此数，有时步兵人数会增加到5000，最后增加到了6000，很可能是马略（Marius）军改的结果。然而，基本原则没有变。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每个军团的兵额没有无限制膨胀，但军团的数目确实增加了。

早期军团的下级单位是百人队，百人队与军团一样没有战术意义，只是管理单位。

当罗马成为庞大联盟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并要求盟友派兵支援时，这些单位没有被编为军团，那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军团毕竟只是管理实体，而每支盟友的援军必须保持自己的特定管理架构。基本原则是，出兵时罗马和盟友各半。那么，总体来说，只要把参战军团数目加倍就能得到一支罗马军队的总兵力了；当然，现实中大大偏离基本原则的情况肯定不少。9

罗马要求盟友出的骑兵数是罗马本身的两倍。

罗马非常慷慨地将公民权整体赠予外邦，这种做法令这种关系的延续成为可能。不过，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时代之后很远的事情了。

2　支队方阵

萨莫奈历次战争（Samnite Wars）[66]前后，原有的简单方阵发生了变异，最终导致支队方阵（manipular phalanx）的诞生。

发展的各个阶段已经无法辨别，但结果是完全清楚的。罗马人与汉尼拔交战的时候，仍然采用这种编队。

现在，重装步兵被分为三线：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青年兵（hastati）的年纪最小，1200人；壮年兵（principes）同样是1200人；老年兵（triarii）为600人。这种阵形不再采用旧的、由100人组成的百人队编制。但是，“百人队”的名字留了下来，用来指称军团的最小单位。青年兵和壮年兵的一个百人队的人数为60人。两个百人队为一个支队（maniple）；三部分各有10个支队，加起来有30个支队。但是，一个老年兵支队的人数只有青年兵、壮年兵的一半。

每个支队配有40名无甲人员。因此，之前的3000名重装步兵配1200名无甲人员的比例被保留了下来。一个60人的老年兵支队与120人的青年兵、壮年兵支队配属的无甲人员相同，这一点自然与无甲人员的随从性质相关。老年兵单位的士兵年纪较大，比年纪较轻的青年兵、壮年兵享有更多个人福利。

采用新阵形是出于战术原因。

传统方阵固然简单，但很容易陷入混乱。一方面，加长战线的难度极大，连齐步前进都不容易，这里出现缺口，那里挤作一团。这种事情甚至会在平整的训练场上发生，只要地形有任何不规则或障碍物，或者行进路线稍微往左或往右偏一点，正直行进就是不可能的事。另一方面，传统方阵很难以适当的组织度迎敌；1士兵相互紧靠，难以施展兵器，而战线出现缺口时，敌人又能插进来。甚至对进军不整的担忧都会导致军心动摇，色诺芬就讲过一个案例（《长征记》4.8.10）。支队方阵被认为弥补了这一弱点。

哪怕是希腊和马其顿人的方阵，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并不是完整连续的一条线，每个单元之间留出了小的空隙，方便有序行军。交战之后，后排士兵会涌上前来，自然就把空隙补上了。现在，罗马人对这些空隙做了系统的编排。

青年兵共10个支队，每个支队都是二十乘六的普通扁长队形，支队之间留有小的空隙。由于每个纵队的规模都不大，所以空隙的出现频率非常高。青年兵后面是第二排的壮年兵，两排交错排布，每个壮年兵支队都能得到两个青年兵支队掩护。最后是老年兵支队。

每个支队的两个百人队左右分立，各占支队正面宽度的一半。每个支队保持紧密阵形。如果两个支队挤作一团，那也不会影响到整个方阵，被挤压支队旁边的空隙就能被吸收，最多影响到再旁边的一个支队，阵形就会闭合。而另一边露出的缺口会在百夫长的指挥下，由后面的壮年兵百人队（或整个支队）上前填补。极端情况下，最后方的老年兵支队会重复上述过程，顶上前线。

两军接触后，仍然存在的小空隙会自动封闭。

在方阵中，挤压和分离是自然交替发生的。若有一处发生挤压，另一处很可能就会出现缺口。因此，必须找到一石二鸟的解决办法。如果将传统方阵分割开来，以避免挤压及其造成的混乱，缺口就很容易出现。实际上，空隙往往会让情况更糟糕。因此，空隙有必要规定一个上限。只有尽力封闭出现的每一个缺口，空隙数量才可以加大。罗马人的办法是将军团分为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3列，并让每个空隙周围都有多个支队。组成方阵时，纵横两个方向都要对齐。

这个过程很简单，但也很了不起。希腊人就做不到。先决条件是罗马人的严格纪律，这是希腊人没有的。下达给每名士兵的指令似乎简单极了：只要前方出现缺口，每个人、每个百人队、每个支队都要立即上前填补。但是，放到实战环境下，这件容易的事便难得异乎寻常。战斗喧嚣，令人激动，生死威胁近在眼前，这条命令并不总能得到遵循。但是，前线战士看到旁边出现了缺口，他就会产生犹疑和不安：我应该填补哪一边？如果缺口没有填补就面对敌人，前排的战士肯定要完蛋，因为敌人会从这里插进来，从侧面攻击他。

我们之前引用过欧里庇得斯（2.5）的话，方阵里的重装步兵不只依赖自己和自己的勇气，更依赖身边和身后的战友。因此，缺口不仅要被堵上，而且为了维持前排战士的士气，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必须给他们一定的保障。

但是，第二列支队、第三列支队上前填补缺口不能只靠一个人的敏锐和善意。动作太快不行，因为本来就应该留出小空隙，而且空隙扩大或许只是暂时的现象，持续时间很短。但是，当缺口足够大的时候，士兵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可靠地向前填补；如果晚了一步，战斗就可能失败。因此，支队阵形需要极其确定、坚定的领导。青年兵必须有一个保障：旁边壮年兵支队的百夫长会在恰当的时间下令，带领手下支队填补受到威胁的位置。军团士气全系于青年兵坚信壮年兵会这样行动。

支队的编组和目标还导致罗马人发明了军旗。对希腊人来说，军旗一直是陌生的事物。在任何情况下，士兵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支队。为此，每个支队都被授予了一个醒目的核心标志：军旗。交战期间，军旗没有直接的重要意义。它只是整队过程中的辅助工具，径直向敌人行进时，士兵无疑是不会考虑与军旗对齐的，而必定会全神贯注于前方。肉搏战险象环生，士兵更是只能关注敌人，最多朝左右瞄一眼，看旁边的人还在不在。

支队军旗的首要作用大概要到平时的训练中寻找，到调整个体状态，使其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和支队分离的过程中寻找。这就是锻炼凝聚力的过程，军旗在其中不仅起到标志的作用，更有保持队形的实际功用。

支队阵形完全遵循方阵的基本原则，但又赋予其行动大大灵便的可能性，哪怕是不利的地形。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它都不会陷入混乱，总是能够以紧密完整的正面迎敌。精心设计的作战单元取代了僵化的单元。方阵现在拥有了关节。

除了前进速度快、有秩序，方阵内安插空隙还有一个优点。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方阵只能运用极少量的轻步兵。现在，即使重装步兵本身仍然是紧密阵形，第一线前方也可以布置相当数量的射手。因为他们可以从空隙中后撤，而不会造成混乱。2但是，我们绝不能相信，整个军团的1200名轻步兵都会这样运用。如果重装步兵阵形的纵深为15列，并且宽度就是200人，那么前方的散兵线纵深就是6列。但归根结底，最多只有前后相接的两列能够发挥作用。3

根据李维的《建城以来史》里的一处注释，4每个青年兵支队只有20人承担上述职责，全军团就是200人。因此，估计侧翼还有轻步兵。另一群轻步兵跟在重装步兵后面，以便照顾伤员；余者留在后方，守卫筑有堑壕的营地。

伴随着被采用了的支队方阵，罗马人的装备和战法无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旧式罗马重装步兵与希腊人一样，持矛作战，有一把短剑、匕首或短刀作为副武器。现在，罗马军人会把矛投出，然后向敌人发起冲锋，用剑解决战斗。虽然矛有长度优势，但并不适合与佩甲的敌人作战。5通常的持矛手法是“下握法”（借用德国军队的术语），6刺击准度不够，力道也不是很强。因为小臂和手几乎是垂直的关系，相当不自然。只有从下向上刺出，方可发挥全力。现在的骑兵主要采用“上握法”，是用上臂和身体夹紧长枪。这是骑兵发起进攻的手法，大略瞄准即可。只要能击中盾牌或躯干的铠甲，将对方击落下马就算达到了目的，而无须靠长矛伤人。重装步兵是不能用上握法的，他们必须紧盯佩甲对手的薄弱点，以便有效地击中他。

就这个目的而言，尖锐的重剑或轻便的短剑比长矛适宜得多，7矛剑并用，先矛后剑无疑会发挥双倍的效力。罗马人就是这样做的，先把专门为此制造的投矛（pilum）*8掷出，动摇敌军，然后用剑突破阵线。我们可以假定，设计支队阵形的军事当局也下令推行了以投矛加强肉搏战效能的做法。

正常来说，只有前两排能够将矛掷出，其余人是将矛握在手里的。老年兵极少有机会投矛，他们甚至不用投矛，而是沿用重装步兵的刺矛（hasta）。9

支队按照年龄编组同样值得一提。在罗马之前采用的传统方阵中，装备最好、最可信赖的士兵站在第一排。现在，年纪最小的人被放到了最前面，而年纪最大的人在最后面。这表明罗马军队既遵循军事原理，也坚持公民原则，而且两者发生了融合。在大纵深方阵中，最后排的士兵极少暴露于危险面前，除非在全军溃败时，他们会被流矢击中。纯粹的公民军队不能仅根据老幼来分配危险或安全的位置，因为公民之间一律平等。纯粹的雇佣兵军队更不可能，因为每个人拿的卖命钱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按军队编制的民兵中，服役时间长的家长自然会把自己放到后排，然后对年轻的士兵说：“现在轮到你上前了。”德国也是这样。本土防卫军（Landwehr）主要负责守备后方，而不是野战。对德国人来说，“本土防卫军来了”（Die Landwehr kommt）的意思不是“现在必须派出最优秀的精锐部队了”，“现在轮到老年兵上了”（Res ad triarios venit）也一样。它的意思是“形势危急”。面对年轻士兵，本土防卫军同样颇为自许，但这绝不意味着本土防卫军应该被视为精锐部队。

因此，主要的战斗职责要由青年兵承担。与希腊人一样，在青年兵内部，前排无疑是挑选出的精兵。

3　罗马人的操练、扎营和纪律

如果士兵没有训练，方阵是不可能结成并行动的。我们必须设想，从方阵思想萌发的第一天开始，一定数量的操练就发生了。斯巴达和希腊雇佣兵都有系统的操练方法。毋庸置疑，重视纪律的罗马人不可能不采用这个好办法，而支队阵形比希腊-马其顿方阵还需要更多的操练。关于支队方阵的专门操练过程，有一条严重夸大的记载曾长期把研究者带入歧途；不过，若将这条记载的虚谬去掉，它或可被视为很好的描述。

支队军团的首要使命是行进过程中保持各支队的紧密阵形，并以百人队或支队为单位，由第二排、第三排的士兵及时、有序地填补第一排出现的漏洞。支队之间最初要留出一个支队宽度的空隙，行军开始后，百夫长们要密切关注空隙以保持距离。

当然，在战场情况下，支队间的空隙不可能这么宽，因为每个空隙都为敌人提供了一个插入点。

但是，士兵在训练场上，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练习难度极大的向前齐步走的。军旗在每个支队的第一排，协助保持前进方向、步伐和间距。最后，真正的考验是壮年兵向前插入青年兵之间的空隙，然后继续向前，作为第一排前进，而青年兵留在后面，收到命令后再次上前填空。老年兵也要参加操练，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具体情形尚不清楚，因为只要战场上没有因混乱或伤亡而出现缺口，老年兵前面总是有青年兵或壮年兵支队的。

在扎营方面，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差异不亚于支队带来的变化。

关于希腊军营的记载很少。在论述拉西第梦国家的著作（第12章）中，色诺芬告诉我们，拉西第梦人阵营严谨，如无地形限制，营地均为圆形。但是，色诺芬没有讲他们是否通常会设置防御工事。从整体语境来判断，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有工事的，而且偶尔也能看到设防营地的记载。1然而，我们显然也不能说营地设防是拉西第梦的一项传统，其他希腊人就更谈不上了。即便是亚历山大大帝和继业者，其营地也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设防，通常情况下很可能并没有工事。波利比乌斯（Polybius）[67]明确提出（6.42），为了免除挖壕沟的麻烦，希腊人总会寻找有天然屏障的地方扎营。2

但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每次扎营都要挖壕沟和树营栅就已经成为一项坚定的原则，没有例外。不管有多麻烦，好处是有许多的。希腊人寻找地形屏障的习惯自然有误导作用，不时会让他们满足于其实相当微弱的庇护，从而遭到奇袭。指挥官不喜欢要求手下士兵去做他们没有形成习惯的事情。行动的进程必然要不断地受到这一考量的影响。凭借士兵接受的训练和养成的习惯，罗马指挥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权威的保障，因此能够发动比希腊人范围大得多、时间长得多的行动。如果没有设防营地，罗马不可能有条不紊地征服整个意大利，并以其为罗马民族体系的基础。哪怕仗打败了，营地也能提供暂时的庇护所。

不过，波利比乌斯提到的一个间接结果几乎同样重要。希腊人依势扎营，寨无常形。罗马人则有一套完整和具体的方案，3每个单位、每名士兵都有明确的位置。营地为矩形，有四个大门，帅帐居中。营内道路都是直线，而且有清晰的方向指示牌。因此，营地出入自然通畅，哪怕是发生紧急警报的时候，每名士兵也会立即知道自己的岗位。

在李维的书中（44.39），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lus）在皮德纳会战[68]对士兵发表讲话，其中对营地有这样一段评述：

在你们的祖先眼中，营地是一支军队长久的避风港，既可以出寨迎敌，如果被战斗的风暴击败，又可以暂避一时。营地是胜利者的休憩所，是战败者的避难所。军营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营栅就是城墙，军帐就是每名士兵的家。

扎营设防的规矩为罗马人带来了超乎寻常的负担。士兵不一定总有时间和机会来现场砍树扎营，于是除了沉重的重装步兵装备、给养、工具、斧头、铲子、锯子，他们往往还要自备木桩。4

我们知道，每名希腊重装步兵都需要一名听差或随从，而每5名罗马军团战士才配有两名轻装人员。波利比乌斯说（18.18），希腊人觉得自己连扛着武器行军都做不到，而罗马人连搬上工事用的木桩都不觉得是难事。恺撒[《内战记》（Civil Wars）1.78]经常提到，外邦的辅助部队承受不了军团士兵的负担。

罗马有一则传说（李维，5.27.8），讲卡米卢斯说过，罗马人征服敌手靠的是“勇气、勤奋和武器”（virtus, opus, arma）。在罗马的征途中，勤奋——也就是任劳任怨地挖壕沟——起到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勇气、武器来得小。

希腊和罗马军制的一切差别最终都可以追溯到纪律上。诚然，雅典统帅有一定的处罚权力，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们并不会实际运用它。5哪怕是明犯军法，比如拒不应征、怯战、临阵脱逃，犯人也不会立即受到惩罚，而是要等到战役结束后，指挥官会在雅典公开对其加以谴责。6修昔底德（6.4）以相当温和的语气写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德摩斯梯尼提议加固派娄斯城（Pylos）——这一行动最终导致了斯法克特利亚会战大获全胜——最初竟然得不到其他指挥官和士卒的支持。一直到恶劣的海况让雅典人不得不滞留派娄斯很久之后，士兵们才实践了指挥官的想法，而且是因为闷得慌。

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色诺芬笔下的伯利克里抱怨道：雅典人很听健身教练和合唱指挥的话，雅典的骑士和重装步兵却总与长官发生争执（3.5.19）。只要有可能，雅典人总会反抗长官，并以此为荣（3.5.16）。苏格拉底为此找到的原因是，指挥官自己完全不懂战争的艺术。指挥官应该选择凭借优越的知识和能力而赢得部下衷心服从的人，就像健身教练和合唱指挥那样。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3章的传主是福基翁（Ph-ocion）[69]，里面写到有人问福基翁，雅典人何时应该对马其顿开战。他答道：“当我看到年轻人愿意从军、富人愿意纳税、演说家不再贪污公款的时候。”

斯巴达人以服从权威闻名。凭借高度的凝聚力，这个战士共同体统治着数量众多的臣民。但是，只要认真考察就会发现，斯巴达人的纪律主要是教学纪律，而非真正的军纪。军纪始自统帅权威，这本为题中之意。但是，在斯巴达，统帅权威是非常有限的。斯巴达有一套复杂的政治制度，由世袭国王担任军队统帅。但是，国王并无实权，而是相当于贵族阶级内部的首席。而且，为了防止国王以统帅身份扩张权力，统帅权威受到了极大限制。斯巴达实行双王制。起初，两名国王在战场上共同掌握最高指挥权；公元前510年前后，这种做法由于弊端太大而被取消，转而用其他手段来确保国王权威不会太高，哪怕是在战场上。否则，王室地位必将被大大提振。7

据说，保萨尼亚斯在普拉提亚见过一名斯巴达军官阿蒙法里都斯不理解国王的命令，于是拒不执行命令，还与国王发生争吵。后来，国王上阵时还有多名监军（ephor）相随。公元前418年，阿吉斯国王（King Agis）计划在不利地形与敌人交战，而且已经带着队伍走到了敌方投石兵的射程之内。这时，一名长老监军向国王高呼，说国王不过是饮鸩止渴。于是，国王就带着部队回来了。不久之后发生了曼提尼亚会战，两名军官抗命，没能完成指定的行动目标。但是，两人没有当场被国王处罚，而是回国之后才被判处放逐之刑。

在希腊雇佣兵出现时，他们自然要形成一套不同于公民军队的纪律。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写道，早在他与伯利克里谈话的时候，苏格拉底就盛赞海军的纪律比陆军好。斯巴达王伯拉希达编练黑劳士重装步兵方阵，然后率队出征色雷斯，他肯定治军甚严。克利尔库斯（Clearchus）是《长征记》中最有名的一位军人。色诺芬告诉我们（2.6.10），他定下了一条原则：士兵畏惧长官应胜过畏惧敌人。只要看到手下退缩，长官就要挥棒去打。但是，色诺芬本人在撤退过程中打了一名不肯帮助患病战友的士兵，结果被打的人在全军大会面前倒打一耙，幸亏色诺芬重申了责打的理由，这才免于受罚。

现在来看马其顿。国王亲自领军，在确保权威的情况下，军纪无疑是很好的。情节严重时，国王会在全军面前亲自施罚违规者。8在亚历山大之后，继业诸王的军队是常备雇佣军，当时肯定采取了雇佣兵特有的纪律，因为若无军纪约束，雇佣兵便会松散而不堪用。波利比乌斯（1.66）明智地指出，雇佣兵在和平时期没有价值，只是反叛的渊薮。继业者严加操练士兵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波利艾努斯（Polyaenus，3.9.35）说过，伊菲克拉底从不让士兵闲着，免得他们想要改弦更张；不过，这些活动并不包括操练，而是挖沟、砍树、搬动装具、转移阵地等。

归根到底，即使我们不能说希腊人完全不了解军事纪律的基本原理，这个观念也要等到雇佣兵时期才会出现。按照波利比乌斯的说法，希腊人从来没有学会真正的服从。走进罗马军营，我们马上就能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只有在罗马人那里，纪律的观念和力量才真正被认识并得以实现。

在废除王制的时候，指挥权观念丝毫没有松懈，而只是转移到了两位交替指挥的执政官手中。每名执政官前面有6名手持束棒（fasces）的扈从，他们是执政官命令的直接执行者。在城内，公民在执政官的权力面前只有不充分的保护措施；但到了战场上，执政官执掌生杀大权，铁面无私。执政官会将权力委托给其他将领。每名百夫长都有一根木棍。后来，这根木棍成了百夫长的特殊标志，还嵌入了石头。9韦格蒂乌斯（Vegetius）[70]为我们详尽地描述了在罗马军队各单位的花名册和档案里有对每一样东西的精心记录（2.19），包括薪酬、服役时间、岗位和告假。因此，征兵的时候一定要招几个会写字、能记账的人。我们可以假定，这种精密的管理手段从很早就开始了，因为如果不这样细致，军队就谈不上秩序，进而不会有纪律。因此，百夫长很早就配上了文职人员（accensi velati），也就是文书。10波利比乌斯（6.36及之后）告诉我们，罗马有巡查岗哨的固定制度。如果巡官发现有人不在岗或者打瞌睡，次日将被军法处置。军事保民官（tribune）会拿长棍碰一下罪人，然后所有士兵都会打他，或者朝他扔石头。假如他躲过投石，逃出军营，他就再不能回到家乡了。百夫长（波利比乌斯的原文是：后排军官兼队伍负责人）以失察同罪。抗命、开小差、怯战都要处以死刑。如果整个单位都犯了罪，那就采取十一法，即10人中抽1人处死。

有时，出身显赫的高级军官也会被处以肉刑。11

最出名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则罗马传说是，执政官曼利乌斯（Consul Manlius）的儿子违抗军令，有敌人挑衅他，他就擅自与对方单挑，结果被父亲处死。根据李维的描述，全军紧紧盯着可怕的行刑过程，惊骇不已，呆若木鸡，直到头颅与躯干分离，血液喷涌而出才缓过神来。但是，此举确保了士兵的服从。

罗马史籍还记录了几年后的一件事。当时，骑兵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鲁里亚努斯（Master of the Horse Quintus Fabius Rullianus）趁着独裁官L.帕皮留斯·库尔索（L.Papirius Cursor）不在，违背其命令，挑起并赢得了一场战斗。独裁官遂援引曼利乌斯的先例，传唤抗命的下属到自己面前受审。法比乌斯从军营逃往罗马。元老院出手干预。罪人的父亲做过独裁官和三次执政官，向人民和人民法庭呼吁。但是，为了维持纲纪，法庭不敢干预。直到所有人——法比乌斯父子、元老院、法官、人民——都发出了恳求，从而承认了统率权和服从军法的成立，最后库尔索才态度缓和，把罪人交给罗马人民和法庭处置，因为人民和法庭只是在向他求情，而不是试图确立一项权利。

在希腊，曼利乌斯和帕皮留斯的故事都是不可想象的。连斯巴达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公权力概念。以公权力为手段，罗马的贵族和平民得以凝聚起来，保持平衡，哪一方都不能完全压倒和压迫另一方。罗马实行普遍平等的公民权，正式承认主权在民的原则。与此同时，政权和军权实际上掌握在贵族手中。权力制衡是罗马民族的特征。纪律是一棵大树，公权力是它的根，支队战术和结营规范是它的果。

4　皮洛士

通过交织于罗马制度史中的记载，我们已经阐述了古罗马早期的战术。不过，文献里完全没有详细叙述某一次战斗。罗马人最早有史料记载的战事是皮洛士战争。即便在当时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人都没有留下任何真正的历史记载。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漏掉这件大事。现存文献中保留了皮洛士本人的回忆录，特别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尽管如此，这些记载对战争艺术史几乎没有任何教益。不少细节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学家重复这些论述也无伤大雅。但是，就我们的特定目标而言，我们必须订立更严格的标准。我们要确定军事技艺的连续发展过程，为此，只可以运用绝对可靠的细节。关于皮洛士战争的记载虽然可以追溯到亲历者，但传到我们这里已经是三手文献了，难以正本清源，将原始史料与伴生的逸闻传说剥离开来，以至于没有哪一件事可以认为是完全可靠的。

皮洛士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外甥和效仿者，笃信由伟大的马其顿人发展出的军事体系和战争艺术。作为马其顿的学生，一如亚历山大之前征服了东方，他也踏上了西征之路。他手中多了战象，比亚历山大当年的军队还要令人恐惧。但是，他无法打垮这个拥有独特军事架构、主宰着意大利城邦的顽强抵抗。虽然打了好几次胜仗，皮洛士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战争。他最后是遭遇了真正的战术失败，还是说战局虽然未定，但是这位军人国王已经不可能赢得稳固的政治基础，只得心灰意冷地打道回府？我们并不清楚。无论如何，罗马人虽然屡次战场失利，但守住了自己的土地，仅凭这一点，足以令皮洛士不可能通过战争手段建立霸主地位。皮洛士无法在意大利取得主导地位，补给完全依赖小小的伊庇鲁斯，他是不能坚持作战的。

5　第一次布匿战争

我们对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了解与皮洛士战争不可同日而语。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对战争艺术特别感兴趣，并加以详尽阐述。除此之外，第一次布匿战争基本没有其他独立文献的来源。波利比乌斯习惯从客观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史学泰斗。因此，后人从来都是直接重复他的说法。但是，这样做或许会有某些误区。波利比乌斯是部分笔下事件的亲历者，但第一次布匿战争不在此列。他也不能询问时人或目击者。他的记述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个是罗马人法比乌斯·皮克特（Fabius Pictor）写的，一个是希腊人菲利努斯（Philinus）从迦太基的角度写的。凭借批判精神和掌握的资料，波利比乌斯得以权衡两位作者的说法，考辨真伪，得出了一套融会贯通的新说法。但是，他把自己不认同的史料全部隐去，令我们不可能了解原有史料的真实价值——不过，价值应该也不是很大。法比乌斯·皮克特出生于公元前253年前后，他的著作很可能写成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但是，我们都知道，口耳相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对事件做出怎样的歪曲。罗马市志中记载了基本的事实框架，不过我们现在对它们不感兴趣。在法比乌斯之前，奈维乌斯（Naevius）写下了一部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韵文编年史。尽管作者亲自参加了战斗，但假定法比乌斯已经使用了该材料，该史书也很难保证更确实地掌握战争经过。菲利努斯很可能站在迦太基一方参加了战争。就此而论，他比法比乌斯更贴近事件本身。1但是，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菲利努斯不是很可靠。从这样的文献出发，再伟大的史学家也写不出详尽可靠的历史。毫无疑问，我们对亚历山大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手史料。阿里安和波利比乌斯的书同样是二手文献，而且波利比乌斯的考据水平要比阿里安更高，但阿里安的记述还是要更胜一筹，因为他依据的原始资料要好太多了。阿里安借助的主要来源是托勒密（Ptolemy）和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两人都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还能从有利位置观察全局。法比乌斯——菲利努斯很可能也一样——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距离，不比希罗多德与希波战争更近。但是，对于希罗多德的记述，我们可以亲眼观察和检验，看哪些应该采纳，哪些不能采纳。对于第一次布匿战争，我们只能完全依赖波利比乌斯的判断。因此，不管我们对波利比乌斯的批判能力和史学素养有多么高的评价——特别是他兼采交战双方的说法这一点——我们对西西里、阿非利加及其周边战事的了解也不如马拉松会战、普拉提亚会战扎实。

由于上述观察，尽管作者是波利比乌斯，我们却只得放弃更细致地研究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记载。对我们来说，罗马支队战术的总体情况才是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我们已经对其有了认识，而且部分知识正是源于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但是，我们对细节还不能充分确信。用揣测和假说去填补空白并不能增进知识。因此，我们对这场战争只能一带而过。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场战争是纯粹的陆权与海权之争。这是错误的。罗马本身就是一个古老的贸易城市，是拉丁姆（Latium）的集市所在地，拥有大型帆船。此外，以罗马为首的联盟还拥有多个大希腊地区（Greater Greece）的海滨城市——从库麦亚（Cumaea）到那不勒斯（Naples），再到塔兰托姆（Tarentum）。罗马之前把全部力量投入到陆战中，是因为它的对手都是陆权国家。而且，罗马早期与其他拉丁海权国家，最后与塔兰托姆交兵时都与迦太基是盟友，2从而免掉了建立更强大海上力量的麻烦。直到要与迦太基作战之前，罗马都无须进一步朝海军方向发展。罗马从无到有地建造了一支由五层桨战舰组成的舰队。罗马拥有丰富的各类造船所需物料，因此建立舰队并不吃力。

我有一点要指出。有一条著名史料写道，罗马人对航海一窍不通，战舰是按照一艘搁浅的迦太基五层桨战舰仿制而成，划桨手在陆地的脚手架上训练。该史料的始作俑者正是波利比乌斯，他显然是听信了过分夸张的谣言。

一条对应的记载是，迦太基人不熟悉陆战，要请斯巴达人克桑提普斯教授。蒙森认为，这同样是重复了希腊人在岗亭里的吹牛传说。尼奇（Nitzsch）[71]不同意蒙森的意见，认为世界史上常有迦太基这样偏狭无知的民族。这话说得没错，波利比乌斯采纳这条可能来自菲利努斯的记载时，他可能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尽管它不像罗马建造舰队的传说那样明显是谣传，但波利比乌斯的记述也不能担保它是真的。

战争以罗马在陆地和海上都打败了迦太基告终。但是，罗马并没有取得巨大的优势。第一次布匿战争打了23年，直到胜负已分，西西里岛自始至终掌握在迦太基手里。最后是在海上见分晓。根据史籍记载，新发明的接舷吊桥令罗马人占尽上风。实情到底如何，尚存疑点。罗马虽有陆上优势，但是雷古卢斯（Regulus）仍然在阿非利加被击败，而且迦太基人最后也没有被彻底逐出西西里岛。罗马最终占得上风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军团的勇敢和军事技能，而是将意大利各盟友团结在罗马麾下的本领，让它可以在舰队遭受海难或被打败后一次次派出新的舰队。

即便迦太基仍然能够打下去——雇佣兵战争和后来给罗马的贡金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继续作战已经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迦太基当然可以坚持得更久，或许还能赢得又一次胜利，但是胜利终归是徒劳。无论如何，迦太基的陆上力量太弱小，没有能力将西西里岛的城市和要塞从罗马人手里抢回来。前车之鉴已经表明，单凭海战胜利是不能打垮罗马的。此外（假如文献记述完整和真实的话），对罗马海军造成最大损失的不是迦太基人，而是风力、气候、天气和海员的大意。

迦太基人虽然没有被完全打败，但是却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有益的胜利，于是在可以容忍的条件下向罗马求和。连罗马人也觉得自身实力还不够强，与其继续交战，不如接受迦太基人的求和。为了打垮迦太基，罗马必须渡海攻打阿非利加，而他们甚至不能将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赶出西西里岛，那只能是痴人说梦。

第五篇　第二次布匿战争

1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研究方法

在战争艺术史中，第二次布匿战争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粗线条地阐述罗马战术的第一次大变革，即从重装步兵方阵这个总体形式中，发展出了具有罗马特色的支队战术，却不能将其放到现实战例中进行具体的理解，也不能确定年代。通过几次大战，第二次布匿战争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战术最后的辉煌登场、它的失败和不足，以及新一轮的战术转型。凭借新的战术，罗马只用两代人的时间便征服了世界。幸运的是，我们对这些事件同样有着透彻和具体的认识。正是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为波利比乌斯赢得了史学大家的盛誉和权威地位。从此处开始，他终于有真正的史料可用了。在罗马一方，他最重要的向导是法比乌斯·皮克特。法比乌斯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同时代人和参与者。战争期间，他是元老院的成员。不过，在迦太基一方，他的信息来源是一名希腊人，此人是汉尼拔的随从，记述了后者的行迹。关于坎尼会战的记述水准极高，作者必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我坚信这段记载出自汉尼拔本人，或许是他亲自口述。

我在后面会阐述这一揣测的理由。它或许只是揣测而已。然而，翻阅史册时，连这个简单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充满敬畏。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整个民族被斩草除根，没有任何遗迹或档案留存在人的记忆中，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唯有史书记述着哈米尔卡如雄狮般的儿子汉尼拔的生平——从他9岁许下誓言直到辞世，那时的他已垂垂老矣，饱受世事困扰，厌倦了人世。我们手中的文字记述着他最伟大的一次胜利，我们想象着这位大英雄通过这些文字来直抒胸臆。这些文字是当年强盛无比、问鼎世界霸权却被雨打风吹去的迦太基人留下的唯一一页，有了它，人类的精神财富似乎便丰富了一些。

这份文献对战争后期的叙述要差一些。但是，波利比乌斯作为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圈子的一员，仍然能够亲口听他讲往年的事。相对前一部分，该文献后一部分的水准有所下滑。我们再次发现，波利比乌斯比表面看上去更依赖自己的材料。1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这部分叙述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经过认真的批判分析，史实能够水落石出。

在迦太基与罗马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前者在海上的劣势要大于在陆上。于是，以哈米尔卡·巴卡为首的迦太基爱国者在思考如何打赢下一场与罗马的战争时，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对古老的贸易城市迦太基来说，要做的最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争取完全的制海权。但是，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告诉迦太基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无数意大利海滨城市与罗马结盟，迦太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真正取得制海权。雪上加霜的是，罗马主导的同盟握有拥有众多贸易中心和港口的西西里岛。即便迦太基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就像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那样，如果不能通过陆战直接打败罗马，利用既有的战果，那也不会有多大进展。为了彻底打败罗马，而不只是守护本土，迦太基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一支优越的陆军，在罗马的力量中心打击它。

为了组建这样一支陆军，也为了找到一个地方以替代西西里——迦太基人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权——哈米尔卡出征西班牙。他的儿子汉尼拔继承了父亲的理念，正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继承了父亲腓力的理念一样。汉尼拔多次大胜罗马，几乎让罗马陷入绝境。但是，在海上，罗马仍然是较强的一方。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一点对战争结局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战争艺术史的使命不是详述事件经过——那样会导致研究范围不断泛化——而只是考察并确定这一时期显示出了哪些战争艺术形式的新发展，以及这位迦太基战略天才是如何利用并发展传统战争样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逐次介绍了每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之所以有能力而且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史料刚好能够满足明晰阐述的需要。从现在开始，流传下来的史料要丰富太多，我们只要选取典型事例介绍即可。此外，在这样一个英才迭出、难分伯仲、斗智斗勇的时代，战争行为变得极其复杂，若要探究每一个事件，必将永无止境。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选择性的讲解。

我们必须搞清楚战术问题。汉尼拔军队与罗马交战时表现出的优越性的基础是什么？这一战术因素——在正面战场打败罗马人的信心——必定是汉尼拔战略的主导因素。正如我们从战术关系出发，厘清米提亚德、特米斯托克利、保萨尼亚斯、伯利克里的战略决策一样，我们现在也要从战术角度寻找汉尼拔先胜后败的关键。因此，我们不会遵循年代顺序，而要首先探究迦太基军队相对于罗马军队一目了然的战术优势，表现得最明显的特定军事事件——那就是坎尼会战。至于其他大小战斗，则只需要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我们从坎尼会战中获知的典型特征即可。只有通过上述比较，确定了真正的特征性要素，即交战双方的战术，我们才能够转向战略的研究。

2　坎尼会战

罗马人与汉尼拔首次交锋是在特雷比亚河（Trebia）[72]，他们试图依靠阵地战阻挡汉尼拔。而到了坎尼会战中，罗马投入了相当于迦太基人两倍的兵力：至少8个罗马军团和相应的同盟军，总数为16个军团；减去营地守军和不参加战斗的预备队（rorarii），兵力为5.5万名重装步兵、8000名到9000名轻装步兵、6000名骑兵。数量庞大的重装步兵没有被用于加宽正面，而是加大了阵形的纵深。由于军团是按照年龄划分的，年轻人不能排在家长后面，所以各个军团不是前后依次排开。波利比乌斯写道，为了达到增大纵深的效果，每个支队的深度远远大于宽度（“令支队的深度达到正面的许多倍”*）。而且，为了适应狭窄的正面，支队之间的空隙被缩小了。我认为，步兵的正面宽度最多八九百米，而纵深估计为70人。1下令如此布阵的人是执政官特伦提乌斯·瓦罗（Terentius Varro）。据说，他曾在战前对罗马人民发表讲话，指出他们对敌人几乎有两倍的兵力优势。瓦罗大概估计，正面越宽，行动就越迟缓不便，而且考虑迦太基的骑兵优势（另一名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反复强调这一点，表达了极大担忧），罗马人也不可能迂回包抄敌军。于是，一切都取决于大纵深方阵势不可挡的冲击。

骑兵分为两翼，右翼驻扎于奥凡托河（Aufidus River）河畔。

战场是没有任何障碍物的开阔平原。

汉尼拔有3.2万名重装步兵，略多于对手5.5万人的一半；射手兵力大致相当，各有8000人。但是，他在骑兵上享有同样比例的优势，即10000对6000。他同样将骑兵分为两翼，用两万多名伊比利亚和凯尔特（Celt）士兵组成方阵。阿非利加士兵平分为两部，每部约6000人，排成大纵深阵形，分别位于一翼后侧的步骑兵交界处，类似于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的布置。这样一来，若有必要，阿非利加士兵可以向一侧展开，支援和加强中军，也可以向另一侧移动，加宽步兵正面，以便迂回包抄敌人。

波利比乌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这种阵形。一开始，所有单位一字排开：骑兵、阿非利加步兵、伊比利亚和凯尔特步兵、阿非利加步兵、骑兵。接着，中央向前移动，纵深逐渐变浅，形成了半月的形状。

读者应该小心，不要像波利比乌斯本人那样，被这幅阵形图的魅力迷住，以为汉尼拔真的排出了一条弧线，或者以为中部方阵在前进过程中是逐渐自然散开的。在向敌方行军的过程中，弧形确实很容易出现。但是，弧线不是战术安排的结果，而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必须努力去应对的变形，是一种要尽可能避免的情况，以便保持战线平直。

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接受波利比乌斯的描述，阿非利加步兵仍然在中部方阵和骑兵之间，而骑兵应该位于半月阵的两端，因此距离敌人最远。但是，书里后面又写道，最先交战的正是骑兵，因此骑兵肯定距离敌人最近。然而，包抄罗马方阵的是阿非利加步兵。只有一种情况能说得通，即两军首次冲击时，阿非利加步兵位于骑兵后方。最合理的布置情况是这样的：各单位依次沿直线排布时并未展开。因此，正面是由6列纵队的排头组成的，相互之间留有距离，以便之后展开。在18世纪的战术中，这种阵形叫作“侧移成线”（der flügelweise Abmarsch）。但是，汉尼拔没有命令所有纵队以同样的方式展开，而只让骑兵以及伊比利亚-凯尔特方阵展开。后者展开后的纵深很浅，虽然只有两万人，宽度却几乎与对面的5.5万名军团士兵相等。正面之后的各单位仍然是纵队。在骑兵与中央方阵相接的部位，阿非利加步兵组成了两翼。今天，我们通常将这种阵形叫作“蹄铁阵”（借用骑兵的词汇），加上预备队就和半月阵形状相同了，也就是说，阵形原先并不是呈弧线，而是呈直角。宽大正面前进的过程中，中部很容易跑在前面，于是就凸出了一块，从位于中部的观察者角度来看，大概确实更像半月形（也就是说，从最高统帅的角度看）。不过，从战术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认为方阵正面是平直的，哪怕现实中没有这样协调。

双方阵前的众多轻装步兵开始小规模接战后，左翼哈斯德鲁巴尔（Hasdrubal）指挥的迦太基骑兵首先沿河前行，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当然，汉尼拔在骑兵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此外，他把全部重骑兵都集中到了左翼。2罗马骑兵一触即溃，被赶下了河，退出战场。

与此同时，右翼的努米底亚（Numidian）轻装骑兵只是与敌周旋。现在，哈斯德鲁巴尔派兵绕过罗马步兵后面去支援右翼。等到那里的罗马骑兵也开始逃离，哈斯德鲁巴尔率领全体骑兵从后方攻击罗马方阵。

骑兵还在交战的时候，罗马方阵已经与对方步兵接触，而且凭借着5.5万对两万的巨大优势将其击退。但是，汉尼拔的骑兵随后从后方杀来，使向前推进的敌人停了下来。伊比利亚、凯尔特步兵和努米底亚骑兵不可能冲入庞大的罗马军团并将其击溃，却用标枪攻击敌军，很快布匿（即迦太基）轻装步兵也加入了他们。标枪、箭矢、投石从后方落到罗马人身上，迫使方阵后排转向应对，从而对整个方阵的前进造成了影响。现在，布匿的中部方阵顶住了敌人，两个没有展开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向前，来到罗马方阵的侧翼，分别转向左右，包围之势遂成，罗马人从各个方向同时受到攻击。

尽管骑兵已经脱离战场，但罗马人的总兵力优势依然很大。“向心行动不适合较弱的一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Vom Kriege）中写道。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现在，较弱的一方不仅包围了两翼，而且把后方也封死了。两名执政官可以命令三面支队持守势，第四面强力突击实力较弱的敌军正面，从突破口出发席卷敌军。但是，这样的行动对战术的要求超出了罗马公民军队的能力。各个支队不是独立的战术单位，而只是整体战术实体，即方阵的组成部分。军团也不是战术单位，既不能，也不习惯独立行动，它们只是管理实体罢了。如果罗马军团采取二乘八的配置，我们不妨设想，当此危急关头，后排的军团可以转向对敌，两侧的军团朝外阻挡敌军骑兵和阿非利加步兵，而其余6个军团就能彻底打垮敌军正面的伊比利亚人和高卢人，后者本来已经被击退了。但是，罗马人没有采取这样的布置，而是一字排开。只要一个军团独立行动，整个方阵就破裂了。通过增大每个支队的深度，罗马人做到了大纵深——这是罗马战术的最典型特征——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线彼此不可分离。对我们来说，各个支队的老年兵持矛转向敌军，抵挡哈斯德鲁巴尔的骑兵；青年兵和壮年兵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恢复之前已经开始的进攻，这简直是太简单了。但是，不管看起来多么简单，这样的战术调整是不可能临场决定的，老年兵更没有能力转向后方持矛作战，因为支队之间的空隙非常大，无法立即组成有序和闭合的正面。罗马步兵的通常战法是，结成紧密队形向前推进，直到敌军屈服后退。现在，当“敌人从后面来啦”的大呼声响起，后排士兵不得不转向对敌，推动人群向前的压力就消失了，于是整个方阵也停止了。此时，罗马已经回天乏术。数量优势无处发挥。若要发挥，显然完全取决于后排施加的巨大生理和心理压力。凡是方阵，实际能使用武器的士兵总是极少数。后方遇袭让这种压力消失了，只有最外侧还能算作战斗员，但仅能防守而已。

胜券在握，战利品就在眼前，于是迦太基雇佣兵从四面八方涌来。罗马士兵那么密集，只要投射物射出，肯定能击中。惊骇之下，罗马人越是往一起挤，就越难运用自己的武器，而敌军刀剑的杀伤力也就越强。

屠杀持续了几个小时，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被生擒。从肉搏战中逃离的人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决定性因素是从后方发起攻击的迦太基骑兵。就这个方面而言，波利比乌斯的记载有一处引人注目的矛盾。他写道，战斗开始前，汉尼拔对士兵发表讲话，表明迦太基人寄希望于凭借骑兵优势在平原战场一举破敌。波利比乌斯还在结论中点明，迦太基取胜的基本因素正是骑兵优势。然而，他在行文中更加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侧翼进攻。实际上，从他的文字来看，骑兵的行动似乎并非出于汉尼拔的将令，而是自作主张的哈斯德鲁巴尔。他说，正如汉尼拔战前谋划的一样，罗马军团最初与迦太基突出的中部接触并将其击退后，队伍便向中部压缩，逐渐落到阿非利加步兵之间，罗马士兵向中部压缩是很正常的。侧面的支队很可能超过了迦太基中部方阵的侧翼一定距离，但并没有转向内侧攻击对方，因为他们肯定看到了前方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一旦他们这样做，阿非利加步兵肯定会插入他们的侧翼。他们继续向前，但是距离敌人最近的罗马士兵奋勇争先，仍然希望直接打垮凯尔特和伊比利亚步兵，导致侧面支队向中部挤压。此外，最外层的支队无疑前进较慢，因为身旁骑兵正在交战，而罗马落于下风，这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罗马军团被阿非利加步兵包抄是因为上面说到的挤压。罗马方阵中部的突击停顿也不可能是因为阿非利加步兵的包抄。只要把己方阵形拉长变薄，然后让侧翼前出，攻击对方侧翼就能打败一支勇敢且人数占优的敌军，那么这条计策肯定会经常运用。但是，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敌方固然会被包抄，但己方正面也必定会被削弱，从而可能会被击穿。然而，坎尼会战并没有发生上述情况，这才是此战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唯一的解释就是迦太基骑兵从后方发起的集团进攻。因此，波利比乌斯在结论中认为迦太基的骑兵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符合逻辑的。显然，哈斯德鲁巴尔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在执行统帅的作战方案。

不论“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这条兵法多么合理——因为这样做必定会过分削弱中军——汉尼拔还是打破常规，敢于用5万人包围7万人，以铁圈之势，将敌军一个个杀掉。这场可怕的屠杀肯定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迦太基阵亡者仅有5700人，而4.8万名罗马人的尸体铺满了战场，除1.6万人逃脱，其余都被俘虏。

一切都取决于布匿中军撑到了他们的骑兵将罗马的骑兵赶走的时刻，从而完成包围。汉尼拔为什么不把更可靠的阿非利加步兵放在中央，又为什么命令中军向前推进呢？中军抵抗的时间越长，开始交战的时间越晚，骑兵及时达成使命的机会就越大，而中军过早屈服的危险也就越小。汉尼拔为什么没有把骑兵推到前线，置于两翼步兵之间——借用波利比乌斯的词——摆出一个“反半月阵”呢？

只要正确地观察局势，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部的方阵前进时并没有跑到骑兵前面；恰恰相反，在轻步兵还在正面周旋的时候，骑兵已经向前移动了。不过，他们也要小心别跑得太远，以免妨碍大局。迦太基统帅肯定明白，罗马执政官若是看到己方骑兵被消灭，就有可能尽快带领步兵退回坚固的营地。直到罗马全军接战，不能撤退的时候，迦太基骑兵才发起冲锋。这就是骑兵与步兵保持平齐，而用于包抄的阿非利加步兵列阵于骑兵之后的原因。

因此，兵力较弱的迦太基中军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去独立对抗罗马军团的庞大压力。这不禁更令我们好奇，汉尼拔竟然会把不太可靠的高卢盟军放到这个位置。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中部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位置。至少有4000名高卢人阵亡，而伊比利亚人和阿非利加人的损失合起来不过1500人。汉尼拔必须顾惜最忠诚的单位，他们构成了在意大利打击罗马的长期核心。把“老禁卫军”投入到需要绝对顶住的地方！——这种念头该是多么强烈。如果分析到最后发现，罗马人会在哈斯德鲁巴尔从后方杀入的几分钟之前突破迦太基正面，那么，统帅就只能感慨：“阿非利加步兵一定能坚持抵抗更长时间。没有把他们放到那个位置真是大错特错！”——这个结果又是多么不可估量。

军事的艺术不是每件事都能计算、权衡和测量的。在计算落空的情形下，统帅一定要凭着坚定的信念，果断做出决策，以免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汉尼拔冒险把这个关键位置托付给了高卢人。其次，保险起见，他又将他们与伊比利亚士兵混编，并在战前动员的时候阐明己方优势骑兵在开阔平原必有神效。最后，他还有一道保险，就是亲临中军侧近指挥。亚历山大当年亲率骑兵肉搏杀敌，汉尼拔则将骑兵交给亲信将领指挥，他本人与参谋留在中军，幼弟马戈（Mago）也在身边，一方面是想居中指挥，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人格力量将柔软的“熟铁”炼成“精钢”。高卢人看到统帅就在身边，听到他高声呼喊，遂产生了必胜的信念，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压倒性的敌军面前退而不败，顶着最惨重的伤亡坚持战斗，直到另一边的援军带来希望。任何没有专门注意汉尼拔位置重要性的战记都是不完整的。汉尼拔不仅是坎尼会战的精神中枢，更位于现实空间的中点。他既不像亚历山大那样挥剑砍杀，其指挥的战斗也没有被分成多次不同的行动，以至于统帅要忙于调度下令。战斗全程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在这里，汉尼拔只要出现在特定的位置便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既有主动的作用，也有被动的作用。

发出开战信号后，汉尼拔只需要给出一个命令：两翼的阿非利加步兵向前。由于阿非利加步兵起初仍然是纵队，汉尼拔自然会想到，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不去包围敌军方阵。如果在中军挡不住罗马人的压力，撑不到哈斯德鲁巴尔达成包抄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支援中军。我们发现，坎尼会战的作战方案与高加米拉会战有相似之处。与亚历山大一样，汉尼拔帐下也有希腊文人负责纪事。不难设想，希腊文人在侧，任何人都不免分享希腊的文化，吸取希腊的经验。不论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克桑提普斯向迦太基献策打败雷古卢斯的传说是真是假，汉尼拔无疑研究过希腊马其顿的战争艺术。冬夜的军营中，希腊学者西勒诺斯（Silenos）必定给汉尼拔读过托勒密国王讲述亚历山大大帝事迹的著作，而迦太基则效仿亚历山大这位宙斯之子的光辉范例，形成了自己的战争构想。

迦太基之所以能凭借蛮族雇佣兵打赢坎尼会战，是因为骑兵优势，是因为军官团、将领和参谋人员将士兵牢牢掌握在手里，而且知道如何进行战术指挥，也是因为天才的统帅将各部力量结合为高效的有机统一体。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以及李维的记载）中读到的关于此战的记述同样源自这位统帅本人。这一点从文字本身不太能够看出来——从内容出发的话，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因为记述固然精妙，但战场上或许还有其他能人——却在遗漏之处及其投射出的微妙光影中显现。

真正奠定胜局的是后方的骑兵，文中却并未特别强调。实际上，骑兵的行动似乎根本不是由汉尼拔的命令决定的，而是由自作主张的骑将决定。通篇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两翼包抄，却没有提及他们前出的动机。对指挥官来说，有意暴露某些部队——尤其是盟友的军队——更惨重的损失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汉尼拔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他的计谋，或者他是何时定下这条计谋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有这样的动机。外人都会觉得如此假定是合理的，动机昭然若揭，绝不会轻描淡写。但是，我们手中的记载只字不提该动机，一方面，只谈包抄战术，因为包抄才是原本的作战方案。另一方面，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骑兵突击隐入以下背景中：这一行动是指挥官的常用手法，并无特异之处。此次会战其实只靠这招就够了，甚至绰绰有余。假如汉尼拔没有命令阿非利加步兵组成这样的阵形，而只是让其支援中部方阵，他依然胜券在握。但是，他想要的不只是取胜，更要把敌军全部消灭，所以才削减中军纵深，将阿非利加步兵置于两翼，方便其包围敌军。这样一来，罗马军便不能从任何方向逃跑，而只能被合围。因此，甚至在战记里，汉尼拔也对被分配去执行此任务的阿非利加步兵偏心，于是隐没了骑兵的战绩。

阵形记述得极其详尽，被形象地描绘为半月形，罗马方阵向中间挤压、阿非利加步兵从两侧向内攻入、薄弱的中军发生动摇、统帅高声呐喊的情形都讲到了。因此，即便在今天，读者仍然能感觉到自己正处在那个纵览全局的观察点，同时他们也会明白，这段文字的要点不在于现实层面谁最重要，而是统帅心中最牵挂谁。

3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

只有确切了解双方的战术优劣，思考战略问题才有根基。毫无疑问，迦太基在战术上占据上风。他们只有一位统帅，而罗马人每年都要选出两名兼领军队的执政官。执政官们对指挥大规模军队的原则所知甚少，要么每人统领一半军团，要么单双日轮流指挥。面对汉尼拔这样的敌人，这种手段简直骇人听闻。于是有些人说，单双日轮流指挥的意思只不过是轮流主持作战会议，以为这样就能缓和矛盾，其实只会使其更加尖锐。因为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就根本没有个人统帅，而是集体决策了。沿用“轮流指挥说”要更准确一些。不过，作战会议当然是存在的。统帅优劣在军官团中也有反映。首先，迦太基一边是哈米尔卡·巴卡军校培训出来的专业军官，而罗马公民兵的素质全凭老天安排，参差不齐。其次，如有必要，迦太基将领可以灵活运用步骑等不同单位，而罗马军团只能并排直线前进。最后，迦太基骑兵的数量远远多于罗马骑兵。

面对敌人的这些优势，罗马人只有一个优势：拥有几乎取之不竭的、有军事素养的可靠兵源。1

双方强项的差异可类比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和斯巴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不能决出胜负，因为雅典人的海上力量更强，而斯巴达有陆战的优势，双方都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抓住对手。在第二次布匿战争里，对比没有那般强烈，而且罗马人是慢慢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起初，罗马只是鲁莽地寻求正面决战，经过一系列大败，他们才终于改弦易辙。但是，汉尼拔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强项和弱点。

若以击败对手为宗旨，发动战争的一方就必须在寻求并打赢正面决战之后，还有能力穷追不舍，围攻并夺取敌人的都城。如果攻下都城仍未议和，那就必须继续作战，直到彻底击败敌人。汉尼拔的实力太弱，做不到这一点。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哪怕取得多次辉煌胜利，他也没有能力攻占罗马城。

在坎尼会战中，虽然他击败并消灭了8个罗马军团，但是被击败的军团数却不到总数（18个军团）的一半。而且，罗马很快便征募新兵，填补了损失，甚至没有把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的海外军团调回国内。因此，如果汉尼拔在战后立即向罗马进军，威吓敌人的打算就也会落空。此外，这次无益的示威行动更会抵消坎尼大捷其他在士气方面的影响。迦太基的骑兵统领马哈巴尔（Maharbal）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汉尼拔懂得如何打赢战斗，却不知如何利用战果。如果马哈巴尔果真说了这句话，那也不过表明这位勇猛的将军只是单纯的战士，而不是真正的战略家。迦太基军队花了很长时间才杀光被围的罗马军团，5700人阵亡，至少有两万人负伤，伤员要等几天乃至几周时间才能继续行军。假如汉尼拔战后立即开拔，那么抵达罗马城下时最多有2.5万人，而罗马人哪怕惊骇到极点，也不会向这么少的人屈服。

等到伤员恢复，援军抵达，汉尼拔或许会有足够的兵力——比如五六万人——考虑围攻罗马的事。但是，罗马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大城。所谓的塞尔维乌斯城墙（Servian Wall）周长超过5英里（约8千米），很可能营建于萨莫奈战争期间。墙内有大片开阔地带接纳进城避难的乡民。作为国都和大型贸易中心，罗马拥有各类充足的物资。假如汉尼拔掌握了制海权，首先夺取奥斯提亚港（Ostia），从海路保障补给，那么凭借五六万人围攻罗马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罗马的海上力量更强。为避免分兵，汉尼拔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了陆军。因此，围城部队的补给只能走陆路。他必须建立规模庞大的补给线，穿过满怀敌意的乡间，途中更有无数城市和要塞阻拦其运作。一大部分迦太基部队都要去当辎重队，每一个孤立的单位都会随时面对来自罗马或其盟友军团和军团下大队（cohort）的威胁——可能是驻守乡村的原有部队，也可能是新组建的部队。余下可用于围攻的迦太基军队会被台伯河隔开，很难顶住人数优势巨大的守军突袭。迦太基的主力骑兵也帮不上什么忙。

在特拉西梅诺湖（Lake Trasimeno）[73]和坎尼取胜后，汉尼拔并没有进军罗马。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一开始，他就构思了另一种击败敌人的方法。

他不可能彻底打垮罗马，让罗马退出世界大国的行列，于是便决定以让罗马人厌倦战争为目标，直到他们愿意求和。战略成为政略，即政治战略。坎尼一战似乎已经奠定胜局，但这位迦太基统帅还是传信给罗马人，说他发动的战争无关国家存亡，并非灭国之战（non internecivum sibi esse cum Romanis bellum——李维，22.58），提出要议和。罗马人回绝了议和请求。但是，哪怕没有决定性的大事件，说服敌人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和约也是可能的。汉尼拔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

汉尼拔刚到意大利就宣布，他的目标不是与半岛人民交战，而是将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每次战斗之后，他都会释放罗马盟国的战俘，并不收任何赎金，好让他们回国传扬迦太基的政治目标及其统帅的慷慨大度。罗马公民不到意大利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的意大利人组成了独立程度不等的大小社区。罗马之前收服了他们，而现在他们可以决定不再服从罗马人的领导，组成了一支由独立单位组成的联军。就连罗马人建立的殖民地或许也会觉得脱离母邦有利可图。

坎尼会战后，意大利的倒戈者甚多，包括仅次于罗马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卡普阿（它甚至享有罗马公民权，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许多乡镇小城。最后，意大利第三大城市塔兰托也归顺了汉尼拔。北边的高卢人早已支持迦太基，现在南边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也站了过来。如果汉尼拔能够持续施加压力和威胁，保持这股势头，那么罗马人迟早会筋疲力尽，被迫求和；或者，等到在意大利打下广阔稳固的基础，他就能够围攻罗马城了。

讲完坎尼会战之后，波利比乌斯加入了两段插叙，先是希腊历史，再是罗马制度，然后才回到布匿战争。这是真正的史学大家风范。制度的抽象形式和行政过程本身是多么无聊啊！但是，在波利比乌斯手里，它们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先后在提契诺（Ticinus）、特雷比亚河、特拉西梅诺湖打了败仗，然后又遭受坎尼会战这样的惨败，它是怎么挺住的呢？至于这些事件带来了何种影响，这个最大的悬念留给了读者。波利比乌斯的绝妙之处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因为他如此布篇并非故作高深，而是顺理成章，用天才的表达将事物的本质通过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

我欲效仿波利比乌斯，运用同样的反思手法，令死板的数字变得鲜活起来。盟友纷纷背叛，罗马人竟能岿然不动，与天才统帅汉尼拔相抗衡，这项成就到底有多了不起呢？细致的评估要等到以后，不过，现在可以给出一些从史籍中得出来的最主要的数字。数字诚然不能完全确定，但也足够可靠。

根据官方人口统计报告，罗马（不包括盟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时约有100万自由人。开战初期，罗马动员了3.4万人左右加入陆军。海军肯定也补充了一部分，不过人数无法估计，因为大部分船员都是由盟友和奴隶充任。

战争第一年罗马有七八个军团。尽管在特雷比亚河与特拉西梅诺湖战败，罗马依然于公元前216年将军团总数扩充到了18个，主力军团的兵额也增加到了5000名步兵。与汉尼拔作战的主力军团有8个，西班牙军团有两个，西西里岛军团有两个，撒丁岛军团有一个，有两个军团对付山内高卢人（Cisalpine Gauls），两个军团驻守罗马城，兼任补充兵员，还有一个军团上舰。除主力军团和西班牙军团外的8个军团肯定是不满员的。参加坎尼会战的每个军团按4800人估计，西班牙的两个军团按4000人，其余8个军团按2500人，那么总数就在6.6万人左右，相当于全体自由人的6.5%。如果考虑到公元前218年和公元前217年战死的人数，比例更是达到7.5%。2

由于坎尼参战残部编为两个新军团，我们可以认为此战损失了6个军团。不久之后，高卢人又消灭了两个军团。罗马没有能力完全填补损失，尤其是在拥有公民权（无投票权）的大城卡普阿转换门庭之后。通过尽释囚犯，征召17岁以下的少年，罗马组建了两个军团，还有两个军团由奴隶编成，并承诺赋予他们自由。于是，罗马又有了14个军团，之后几年里每年都有少年成年，遂逐步增加到22个。公元前212和公元前211年达到了兵团数的顶峰，即22个。但是，总人数一直远远达不到公元前216年的水平，因为每个军团的人数都要小得多。直到公元前216年为止，战俘都会通过第一次布匿战争就存在的特殊协议赎回。但是，为了树立榜样，元老院拒绝了汉尼拔交回坎尼的战俘、换取赎金的提议，而选择组建奴隶军团。于是，战俘被卖到国外。半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罗马人还能看到许多同胞在希腊为奴。于是，公元前194年，弗拉米纽斯执政官（Consul Flaminius）向希腊人提议赎回战俘，仅亚该亚（Achaian）一地就释放了1200人。36年后，在克里特据说又释放了一批罗马人回归故土。4

交战期间，一旦罗马公民落于敌手，国家便会抛弃他们，任其自生自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尽管官方不会出面，但许多战俘还是由家人单独赎回了。毕竟，除了卖个好价钱以外，从迦太基军营里把战俘带走的奴隶贩子留着他们也没有别的用处。公元前210年，罗马公民对赎金愤懑难平，说他们连赎回一个战俘的钱都没有了（李维，26.35）。因此，个人赎回战俘是一种应当考虑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和坎尼会战的损失或许能够减少几千人，但罗马仍然面临着无可比拟的困境。哪怕是1813年的普鲁士也只把总人口5.5%的人送上了战场，而且这些人服役期连一年都不到。雅典很可能也会不时地大规模征召公民作战，比例要高于罗马，但持续时间总是很短。然而，罗马现在却把几乎全部符合服役资格的人都派去打仗了。他们远离家乡，经年披甲，甚至有很大比例的奴隶被抽调到军团或舰队中。这段时间竟然还能维持经济财政运转，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除了征税，罗马还在一次议和后强制公民认购国债，尤其是承包商。据说，罗马曾极力压迫西西里为战争提供支援。罗马还降低了偿还债主钱币的成色，导致货币贬值。有史以来，只有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人超过了罗马人。

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将人民的全部力量交给了国家支配。不过，以这座台伯河畔城市为首的、构思巧妙的联盟体系同样证明了自己。诚然，一批盟友叛离投敌，怠慢拖延。但是，罗马殖民地和全体拉丁人以及不少希腊人的城市依然忠于罗马。5汉尼拔意识到了这种状况，而它也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早在坎尼会战之前，特雷比亚河会战和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之后，独裁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74]便希望避免战术决战。但是，几乎只有他一人持此看法。而且，反对他的人渴望集结两倍于敌人的大军，在战场上打败这位可怕的敌人，这也无可厚非。坎尼惨败后，“拖延者”法比乌斯不仅卷土重来，而且有了一个积极的目标。坎尼会战之前，“拖延者”法比乌斯并没有积极的目标，因此也不可能贯彻始终。一场胜利若不能使胜利一方完全打败敌人，恢复和平状态，便会成为反击和报复的基础。这是战争的本质属性。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汉尼拔已经到达了胜利的顶峰。罗马人从此回避正面决战。6一方面，只要大量罗马军团仍然在场，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汉尼拔就没有打大规模围城战的实力；另一方面，汉尼拔没有能力阻止罗马人围攻叛离的城市，也无法重新使其降服并对其加以惩处。从这时起，罗马的核心作战方针就是围城。执政官围攻城市时会筑起坚固军营，纵然迦太基有军事优势，亦无法强攻得手。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冲击和多兵种战术协同都没有意义，而罗马军团坚韧的勇气会占据上风。7围攻收复卡普阿是战争的关键点。这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尽管一方拥有无可置疑的野战优势，但另一方还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消耗性围城战。我们只能用不同寻常的兵种差异来解释，即双方军队的构成并不相似，而是各有其独特的兵力：一方是骑兵；另一方是数量庞大的步兵。

据说，汉尼拔尝试过与卡普阿人内外夹攻罗马围城部队。但是，这条信息来自一份罗马人的捷报！若是真有大举进攻又被打退的事情，定有余波，而波利比乌斯全没提到。汉尼拔从一开始就明白绝无成功的可能——罗马围城部队大概有四五万之众——诱敌野战失败后，他又试图通过纯粹的威慑达成目标。他直奔罗马而去，兵临城门。但是，罗马人没有被吓倒，汉尼拔只得再次退出拉丁姆。此次行动唯一的结果就是在沿途劫掠和展示兵威之下，卡普阿陷落了。

从这一刻起，汉尼拔再也不可能征服罗马了。早在收复卡普阿之前，罗马就攻下了叙拉古，塔兰托姆很快也会重归怀抱。汉尼拔原本将最终取胜寄希望于当叛离潮散播开来，越来越多意大利城邦会背弃罗马。可惜天不遂人愿，罗马开始了新一轮的霸权扩张和巩固；而汉尼拔的作战部队从母邦获得的支援不足，部队逐渐发生动摇，部分努米底亚人和西班牙人甚至投奔敌方。在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等次要战场，罗马人无须惧怕军事天才汉尼拔，迦太基的主力兵种骑兵一来数量较少，二来战果不佳，战局摇摆不定。在收复卡普阿的同一年（公元前211年），已经夺回西班牙大部的罗马人遭遇大败，但再次恢复了元气，召集援军，重新转入攻势。鹿死谁手，仍难预料，不过迦太基在战争头几年凭借几场大规模野战取得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双方力量又达到了均衡，谁也不能迫使对方加入决战。罗马人不敢冒野战的风险，汉尼拔的实力又不足以围攻罗马城。

既然理解了战略和政治态势，我们就应该将其与大众记忆里的解释做一个比对。大众将战局逆转与卡普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正确的，但动机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据传，在这座沉迷声色的城市里，汉尼拔手下的坚强战士变得软弱、无力、怯懦（李维，23.18）。这则传说没有说明一个问题：敌军如此纪律涣散，不堪战阵，却继续在意大利坚持了12年，罗马人为什么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呢？客观态势对传说不重要，传说完全处于人物的性格和个人动机的领域里，从而完全扭曲了真实的关系。作为被腐化的军队的代名词，“卡普阿”已经进入了所有文明民族的语言中，就像“薛西斯”代表大军一样，之后也会延续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我们有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作为文献来源，很容易分辨出各种心理状态。他讲述了“卡普阿”这个城市名对这场战争真正的重要意义，后人复述即可。就要点而言，本章的内容早已是历史学家的共同财富。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载则尽为传说，自然更难考辨真伪。

4　战前战略态势回顾

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战前的双方态势。约瑟夫·富克斯（Joseph Fuchs）最近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多份优秀研究成果，我大体表示赞同。1

汉尼拔之所以取道陆路，是因为这条路线能让他接触到高卢人，他们会马上加入汉尼拔的反罗马大业。假如他从阿非利加出发，乘船到西西里岛，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只能依赖自己的资源了。此外，渡海远征容易受到占据优势的罗马海军攻击，建立一支足以装载1万匹战马的运输船队更是毫无现实可能性。这很可能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首先率领无疑占有优势的骑兵出现在罗马人面前，打赢第一场战斗，然后才能谈得上其他。

汉尼拔有信心在意大利建立新的基地，于是他不再与本土持续联络，而是将舰队限制在最低的必要规模，将全部力量投入到陆军中，而且出征时就备足了军饷。如果他在海上无法取得实际优势，那么一支中等力量的海军就不如随身携带的军饷有用。他可以用这笔钱按期给雇佣兵支付报酬，来到高卢人的地盘和意大利时也不必给希望争取的盟友造成过大的负担。波利比乌斯正确地指出，汉尼拔远征时随军携带着钱币（3.17.10）。

在我们看来，罗马人的思路不如汉尼拔逻辑清晰。总体感觉是思虑不周的、完全不像罗马人的优柔寡断，以及不明所以的游移不定。连富克斯也是这样认为。

罗马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采取攻势，趁着汉尼拔还在围攻萨贡托（Saguntum）[75]的时候到西班牙作战呢？

正如迦太基人后来在坎尼会战中表现出了战术上的优越性，任何罗马可能派往西班牙对抗汉尼拔的军队——哪怕兵力和对方相当——都会被轻易击败。毕竟，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远远强过它在意大利的势力。

假如罗马立即大举进犯迦太基城，汉尼拔便会从西班牙渡海回援，甚至只需要派遣一部前往，便能令罗马重蹈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雷古卢斯的覆辙。

假如罗马兵分两路，同时攻打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情况只会更糟，会被迦太基各个击破。趁汉尼拔在西班牙与罗马作战的时机攻占迦太基，这无疑是做不到的。迦太基城固若金汤，打下来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汉尼拔用不了多久便能解决派去攻打他的罗马军队。

根据李维记载（《建城以来史》21.6），罗马元老院相信“兹事体大，不容轻率”（non temere movendam rem tantam），富克斯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而我们也必须附议。尽管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人数并非之前认为的13万（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得出），而只有8.2万左右——下面会具体来谈——但是与巴卡父子在西班牙组建的迦太基军队相比，罗马并不适合采取攻势，于是优柔寡断、长期不能下决心、放弃萨贡托就都很容易解释了。

上述认识似乎与罗马最终出战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之前的计划存在矛盾。他们以为，只要6个军团就够了。实际上，罗马最早似乎打算仅用4个军团作战，那时他们还没有忙于镇压山内高卢[76]波伊部（Boii）的起义。其中两个军团由森普罗尼乌斯执政官（Consul Sempronius）率领前往西西里岛，以便渡海攻打阿非利加；另一名执政官西庇阿则要率领两个军团去西班牙。如果罗马人以为只靠两个军团，共计2.24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李维，21.17），就能对抗西班牙的汉尼拔，那么他们之前没有援救萨贡托就真是不可原谅了。

富克斯从文献中得出了下面的一段解读，从而厘清了问题。罗马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汉尼拔的作战方案，只是心怀疑虑。从埃布罗河（Ebro）启程，翻越比利牛斯山，来到阿尔卑斯山区，沿途又都是满怀敌意的部族。与汉尼拔本人相比，这段漫长征途面临的自然困难在罗马人看来要大得多。罗马人盘算着，还没走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汉尼拔便已损失惨重。于是，他们不想在此之前——或许在罗讷河（Rhone）[77]畔——对阵汉尼拔，而要组织阿尔卑斯山区的土民来对付他。从一开始，西庇阿的出征目标就是此地，而西班牙只是次要的目标。森普罗尼乌斯只是到西西里岛提前布局，直到汉尼拔深陷高卢战事，不可能突袭迦太基城下的罗马军队为止，他都不会继续进军阿非利加。

但是，即使考虑到上述计划，两名执政官麾下兵力之弱仍然引人注目。如果两人各自率领两倍的兵力（4个军团）出征，那么在罗马元老院看来就是清楚迦太基人的兵力，于是采取先守后攻的战略，先让汉尼拔动手，牺牲萨贡托，然后审慎开战。

两名执政官之所以分别只带了两个军团，大概可以通过渡海远征来解释。大军海运需要的资源非常多，而且之后也不好处理庞大的舰队：没有那么多港口可以把它们全部装下，海风会扰乱阵形，落单者很容易落到敌人手里。当时，罗马人还完全不了解汉尼拔在战场上的神威。他们虽然明白不能在西班牙或阿非利加与其正面交锋，但或许还有一定的信心，觉得一名执政官率领的整建制部队镇守罗讷河，驻于对罗马友好的马赛（Massilia），又与不能容忍迦太基过境的高卢人结盟，他们有能力把仗打下去。

这样来看，罗马人就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软弱犹豫、自相矛盾了，他们的失败是元老院一贯治国方针的自然结果。

汉尼拔克服行军途中障碍的速度要比罗马人的预估快得多，收先声夺人之效。当西庇阿率领2.44万名士兵于马赛附近登陆时，他们还以为汉尼拔仍然在比利牛斯山中跋涉，结果后者已经兵临罗讷河，未及西庇阿阻拦便抢先渡河。

有人在这里可能会提出疑问：汉尼拔为何显然忧心忡忡，要回避与罗马人交战，而不是觉得西庇阿抵达是好消息呢？凭借数量和质量远远胜过对手的军队，他只需将西庇阿围住，便可将其消灭。罗马人毫无防备，汉尼拔必能得手，大获全胜。这一点恰恰充分展示了年轻的迦太基统帅的天才之处，他集最高的勇气和最冷静的算计于一身，因为他忍住了诱惑，没有摘取手边的桃子。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胜利总是有好处的”（une Victoire est toujours bonne a quelque chose）。不论这句话看起来多么无可反驳，它都是有例外情况和局限性的。假如汉尼拔为了打赢西庇阿而耽误行程——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他就无法在年内翻越阿尔卑斯山了。哪怕迦太基人胜券在握，罗马每次交战还是会换回不少敌人的命。损失是可以承受的，但迦太基人既不能把大批伤员抛在敌境，又不能催促伤员翻越眼前的阿尔卑斯山。当时已是深秋，几周之后便会大雪封山。但是，假如迦太基人在高卢过冬，等到来年开春再南下意大利，那么迦太基人刚从阿尔卑斯山路里走出来，估计就要面对一支严阵以待的规模大得多的罗马军队了。罗马人在得知第一支派出的军队战败后，变得警觉和恐慌起来。这是汉尼拔战略方案中最危险、最薄弱的地方。如果罗马一开始就守住山口，迦太基人刚出来便予以迎头痛击——部分由于人困马乏，部分由于地形不利，迦太基骑兵不能发挥全力——那么汉尼拔就很难攻入意大利了。但是，富克斯精妙地阐述道，汉尼拔凭借对人心的敏锐把握预见到，由于古老的勇猛进攻精神，罗马人不会允许自己在边境等待敌军。即便罗马人没有深入西班牙——这或许是汉尼拔最初希望的情形——他们也肯定会进至高卢。

汉尼拔可能还掌握了利好消息。有各个民族的人涌入罗马，我们不妨假定，汉尼拔在城内有线人，他还组建了一支情报队伍。罗马虽有盛德，但像元老院这样庞大的组织所做出的决定很难密不透风，隐藏实际准备工作就更难了。公元前216年，罗马宣称在城内发现了一名潜伏两年的迦太基间谍，把他的双手砍掉赶了出去，以儆效尤（李维，22.33）。

因此，汉尼拔有很好的理由估计会在进军途中遇到罗马军队。如果他回避交战，或者打完之后立即上路，翻越阿尔卑斯山，那么他在山路另一端的出口仍然不会遇到有准备的守军。就算他在西班牙打了那一仗，或许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因为此战威名会大大方便他穿过凯尔特人居住的区域。那样一来，汉尼拔从埃布罗河出发，进入波河谷地[78]（两地直线距离约550英里，约885千米）可能就不会花费5个月的时间，只要3个月就够了。但是，我们不必穷尽每一种可能性，而只需要认识到，汉尼拔合理地预期自己可以翻越阿尔卑斯山，途中不受罗马人阻拦，并运用符合逻辑的思考，没有在罗讷河就打一场胜仗，免得付出牺牲几千名伤员的代价，节外生枝，确保顺利进军波河流域，与山内高卢人结盟，在当地建立新的基地。

事实证明，汉尼拔的预期都是对的，而罗马人的预期全部落空。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苛责罗马人。他们的对手可是汉尼拔，计胜一筹，谈何容易。元老院不能通过天才的直觉做决断，只能按照先辈的方式来行动决策。罗马人在当时正是这样做的——无所畏惧地遵循常规。但是在许多的历史时刻，这是不够的。

5　罗马占据上风

汉尼拔主宰野战，而凭借依然效忠或被收复的设防城市，罗马人得以阻挡其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于是，第二次布匿战争进入了某种平衡状态。后来，由于罗马人在各个次要战场完全占据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也夺回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胜利的天平逐渐导向罗马一方。作为最后一搏，汉尼拔弃守西班牙，命令弟弟哈斯德鲁巴尔统领当地驻军沿着以前的路线，越过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但是，这股部队尚未与汉尼拔会师，便在梅陶罗河（Metaurus）[79]被罗马人击败消灭，时为公元前207年。1必须指出，即便哈斯德鲁巴尔赢得了梅陶罗河会战，罗马人也未必会失败。考虑到罗马舰队有可能将西班牙、撒丁岛、西西里岛的胜利之师运回本土，汉尼拔就算与弟弟合兵一处，也没有能力围攻罗马城。那么，罗马人会不会愿意主动求和呢？谁又说得清？

不论罗马人已经取得了多大优势，他们也不能用老一套的方法打赢最终的决战。为此，罗马必须在野战中击垮迦太基主力，摧毁其力量。只要罗马人不愿向汉尼拔本人出击，汉尼拔也没有离开意大利，那么迦太基就不会被降服。形势突变总是有可能的，比如西班牙各部族掀起反罗马大起义的浪潮、马其顿国王腓力出兵干预，或者罗马财政彻底崩溃。如果罗马遭逢这样的不测又没能将其克服，那么它固然有可能迫使迦太基接受不利的议和条件，却仍然不能完全摧毁迦太基的独立大国地位。假如迦太基得以在这样的独立条件下延续，那么罗马就不可能统一整个古典世界。正如波利比乌斯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罗马击败了马其顿和叙利亚，从而基本奠定了世界霸主地位。假如迦太基仍然可以出手支援马其顿和叙利亚，那便会建立起某种力量平衡，让人不禁想起1914年之前的现代世界。毕竟，力量平衡之所以能维持，只是因为每到关键时刻，弱国便会联合起来抵抗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古典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就蕴含于一个事实：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终于发展出了一套能够在野战中击败汉尼拔的战法，随之粉碎了迦太基的力量。在世界史领域，没有一个课题比这个课题更重要：坎尼会战至扎马会战（Battle of Zama）的14年间，罗马军事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和以前一样，最好的研究方法不是把散落于文献的难以核实的线索按年代顺序拼起来，而是观其大略，分析事件中的这一变化如何以完整的、清晰的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事件也就是汉尼拔落败于西庇阿的最后一战：扎马会战。至于中间的各个阶段，或者文献语焉不详，遂略过不提，或者会在研究过程中自然明晰起来。

比较扎马会战时的罗马和坎尼会战时的罗马，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区别不妨说与政治学有关。坎尼会战时，罗马军队由两人统率，两人同时又是共和国的最高官员。到了扎马会战的时候，罗马军队则是由一名将军指挥。惨痛的教训让罗马人明白，面对汉尼拔这样的敌人，传统的轮换制是行不通的。军队统帅不能像其他官职一样，由地位最高的元老们每年轮流担任。特拉西梅诺湖战败之后，罗马人尝试过任命一位独裁官，这个办法从此再未用过。根据法理和常理，独裁官是临时职务，最长6个月。假如一个人不断连任或终身任职，那便会直接通往君主制。罗马人采取了另一个办法：不惜违背法律和惯例，尽可能把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等最成功的统帅选为执政官，并授予其“代行执政官”（proconsul）的头衔，执政官任期满后延长其统帅任期。

但是，这项折中还不够。有能力领兵的人很罕见，一个好办法是赋予其长期统率权，而非每年轮换。公元前211年，罗马军队在西班牙遭遇惨败的消息传来，人民便选举普布利乌斯·克奈里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为将军、代行执政官，负责西班牙战区，一直任职到迦太基人最终被打败，完全退出西班牙为止。西庇阿拜将一事比以往更加逾制，因为他当时只是一名营造官（aedile），甚至没有达到出任将军的法定年龄下限。坎尼会战后，罗马人民曾赋予时任裁判官（Praetor）的马塞勒斯执政官之权，可视为这项创举的先例。2要想打败迦太基，使用超常手段是必然的，但这意味着打破共和国的制度：一人以其不可或缺之天才，凌驾于大众之上。统军作战的西庇阿是日后恺撒身兼统帅与独裁者的先声。在元老院，当年主张拖延战略的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批判西庇阿维持纲纪的方式如同国王，可谓一语成谶。3共和制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也起到了部分作用。罗马制度框架相当强韧，足以承受长期的张力，以合法的形式赋予能力卓绝的个人发挥空间。西庇阿从西班牙凯旋后补选为执政官，后担任代行执政官，统领阿非利加军队。但是，旧的形式下已经出现了新的精神。执政官、代行执政官再也不能简单地称为一市之长了。公元前203年，4罗马元老院做出公开决议：西庇阿的阿非利加统帅之职不再有任期限制，而是会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donec debellatum foret）。

漫长的战争不仅产生了统帅，还形成了一支军官团，而军队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到坎尼会战为止，罗马军队的士兵还保持着自带装备从军的公民性质。在此之前，共和国的野战军团很少超过4个（1.8万人，盟友除外），往往只有两个。

公元前217和公元前216年应征入伍的人开拔时，大概觉得很快就能回家。但是，14年过去了，西庇阿手下军队的核心仍然是坎尼会战残部组建的两个军团，公元前214年5和公元前209年6两次获得其他军团残部组成的大规模援军。此外，他还有一些志愿军单位。

诚然，我们不免会怀疑，各邦提供志愿军与其说出于善意，不如说是赢回之前因中立和犹豫而失去的来自罗马的青睐。但是，这并没有排除一个可能性：对大部分征募新兵来说，一旦战争让他们成为远离平民生活的军人，服役的目标便成了服役本身和战利品。

于是，西庇阿的军队便具有了一切职业军队的特征，包括其优点，也包括嚣张跋扈、苛待平民同胞的缺点。7

如果公元前204年的罗马军事组织仍然是公元前216年的样子（公民士兵、公民军官、公民将领），那么罗马绝不会冒险渡海前往阿非利加，在那里与汉尼拔作战。战争会以议和告终，罗马对迦太基做出某些让步，而汉尼拔则放弃意大利的土地。但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重大结果是，罗马发生了一场极大增强自身军事潜力的内部转型。扎马会战的过程能让我们明晰这一点。

6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梯队战术

西庇阿渡海带到阿非利加的部队规模不算大。但是，与汉尼拔当年在意大利一样，西庇阿在阿非利加寻求并获得了援军。最初两年里，汉尼拔没有离开意大利，而西庇阿也是行事极其谨慎，最大的成就是争取一部分努米底亚人背弃迦太基，加入罗马一边。西法克斯（Syphax）是亲迦太基的努米底亚部落首领中势力最大的一位，结果被罗马人抓起来，由其对手马西尼萨（Masinissa）继任首领。在马西尼萨率领6000名步兵和4000名努米底亚骑兵援助之前，西庇阿一直回避与汉尼拔决战。由于努米底亚人的支援，罗马在扎马和那拉加拉（Naraggara）之战中占据巨大的骑兵优势。我们手头只有罗马方面的文献，其中甚至说汉尼拔只有2000名至3000名骑兵。

迦太基的步兵兵力很可能要强一些，还有若干战象。罗马人没有战象。但是，在这场战斗中，战象没有起到真正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双方兵种对比类似于坎尼会战，只是倒了过来而已。然而，军队内部的结构却是截然不同的。

与坎尼会战一样，双方都将骑兵布置于步兵的两翼。骑兵率先开战，强势一方的罗马骑兵将兵力较弱的迦太基骑兵驱离战场。

坎尼会战的时候，1万名迦太基骑兵不仅要击退和打败6000名罗马骑兵，之后还要立即重新集结，杀入罗马步兵方阵的后部，如此方可全胜。这一行动的难度特别高。有许多次战斗，一方骑兵取胜后——哪怕是最高统帅亲自指挥——没有转过头攻击敌军步兵，而是对落败的敌方骑兵穷追不舍。从会战的整体结果来看，这样的胜利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对此已是见怪不怪。伊普苏斯（Ipsus）会战中的德米特里（Demetrius）[80]是这样，拉菲亚（Raphia）会战中的安提柯（Antiochus）[81]是这样，曼提尼亚会战中的马卡尼达斯也是这样。之后千百年里不乏重蹈覆辙的状况，比如摩尔维茨（Mollwitz）会战[82]中的奥地利骑兵。将勇悍的骑兵重新集结起来所需要的军事训练程度是很难达到的，更不可能一夜间完成。因此，坎尼会战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人数优势，更是因为哈米尔卡·巴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官团，哪怕在战斗期间也能驾驭部队。马西尼萨为西庇阿提供的援军是直接从阿特拉斯（Atlas）山脉和沙漠绿洲里领出来的。根据罗马人的记载，除了骑兵，汉尼拔还有80头战象。我们知道战象对骑兵的效果是最好的，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为了抵消罗马人的骑兵优势，汉尼拔完全可能尝试过将骑兵和象兵混编。但是，汉尼拔并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他的战象数目远远没有罗马人记载中的那样多。无论如何，战象的数量都不足以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相反，开战的时候，汉尼拔将骑兵按通常方式布置于两翼，而没有仿效特雷比亚河会战的做法，为其提供战象支援。罗马骑兵轻松取胜，以至于我们不妨假设，迦太基人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有别的结果。汉尼拔曾给骑兵下令：主要目标不是交战，更重要的是逃跑，引诱敌人追击，远离战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两翼的努米底亚骑兵，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盟邦的骑兵得胜后穷追不舍，将决战地点远远抛在了身后。

起初，双方轻步兵在中央发生小规模战斗，激烈程度比通常更高，因为汉尼拔这一次将象兵布置于此处。我们都知道，战象面对结成紧密阵形的优秀步兵不会奏效，受伤发狂后还会往回跑，对己方步兵造成威胁。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汉尼拔怎么会决定采取这样的阵形呢？我相信，他是为了争取时间，延后步兵接战。只有骑兵走远之后，他寄予厚望的取胜战法才能施展。假如敌方骑兵尚在侧近，迦太基人是不可能打赢的。我们不妨假定，汉尼拔为营地修筑了工事，而且布置成不会被立即包围的样式。这样一来，只要战象还在主战场正面纠缠，如果汉尼拔认为有必要的话，他就可以撤出战斗，退回营地。在坎尼会战中，汉尼拔中线前出是为了尽可能展开肉搏战，消除敌军有序撤退的可能性。而在那拉加拉，他巧妙地运用象兵延长了前哨战的时间，以便尽可能将决战与否的掌控权握在自己手里。有一个办法可以降低战象受伤发狂，转过头来践踏己方士兵的风险：象夫有一根楔形尖头铁棒，战象一旦失控便可从脖颈刺入，令其倒地身亡。1

战斗初期的情形正如这位大军事家所料。双方骑兵已经远离战场，而射手与象兵仍然在战斗。之后，两军方阵向前推进，前队便绕过方阵侧面，或者顺着方阵内部的空隙撤回了。

现在似乎又成了简单的老式方阵战，由人数和勇气决定胜负，而非指挥官。接下来，前所未闻的新情况发生了。

汉尼拔将重步兵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迦太基公民组成，面对可怕的敌人，他们要亲自保卫自身的生存。第二梯队是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老兵，他们当年追随他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20年的征战已经将须发染白。

那拉加拉会战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场将梯队战术作为新发现的重要原理应用于实战，并取得显著决定性成果的战斗。

梯队战术下，各个战术单元前后排列，间距远足以独立行动，间距近足以直接相互救援。

如前所述，方阵的本质就在于：实际能够参战的士兵只有前几排，甚至只有第一排，占总兵力的比例多则四分之一，少则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一，乃至更低。方阵整体的价值完全在于以下方面：方便替换死者伤员，维持战线连绵不断，以及后排对前排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如果将方阵的后半部分分离出来，与前半部分拉开距离，上述方面的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身体压力更会完全不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二梯队现在可以独立行动，既能够抵挡敌军可能从侧后发动的攻击，又能够转移位置，打击敌军侧翼。

汉尼拔将第二梯队置于第一梯队之后超过1道（stadium，超过300步）的距离，他亲自指挥第二梯队。假如罗马骑兵没有追击逃跑的迦太基骑兵，而是立即回过头来攻击迦太基步兵，那么第二梯队就可以掩护第一梯队的后方。罗马骑兵是不敢冒险插到两个梯队之间的。那样一来，趁着象兵将罗马方阵拖住的当口，迦太基军可以将罗马骑兵四面合围，而此时——据我估计——罗马方阵已经要撤回军营了。

不过，敌方骑兵已经无影无踪了，于是汉尼拔立即将第二梯队分为左右两股，以便趁第一梯队与罗马青年兵短兵相接的时机，迅速从两侧出动，攻击罗马军的侧翼。坎尼会战中的阿非利加步兵也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不过有以下几点区别：（1）由于需要走的距离更长，侧翼攻击开始的时间更晚；（2）没有骑兵同时从后方出击；（3）这一次，罗马不仅没有步兵数量优势，反而可能远远弱于迦太基。于是，第一梯队的迦太基公民兵很轻易就守住了。假如再加上“老兵”从两翼发动攻击，罗马人就肯定会被打败。这样一来，尽管敌军有骑兵优势，汉尼拔仍然会赢得战斗。

但是，罗马也出了一位明辨时势的天才人物，如同两千年后对阵拿破仑的格奈泽瑙一样，凭借自己的兵法打败了当时的战神。

罗马旧制，军团按照年龄分成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依次前后排列，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而到了那拉加拉会战中，根据波利比乌斯的报告，西庇阿将壮年兵和老年兵的支队“隔开”（en-apostasei）布阵。于是，罗马方阵也分成了两个梯队。坎尼会战中的壮年兵、老年兵仍然紧贴青年兵；现在，西庇阿注意到布匿人的第二梯队之后，马上效仿应敌。公民士兵和公民军官没有这样行动的能力；但是，战争本身不仅让罗马出了帅才，更使士兵和军官能够临阵机动，丝毫不亚于对手。汉尼拔的老兵没能冲击罗马方阵的侧翼，而是发现对方的战线拉长了。于是，战斗回到了老样子：平行作战。

尽管如此，面对迦太基公民兵来自绝望的勇气、老兵的昂扬斗志和丰富作战经验，可能还有对方的人数优势，罗马军团陷入了苦战。就在罗马骑兵放弃愚蠢的追击，回头杀向迦太基军后方的那一刻，罗马军团似乎已经到了落败的边缘。短短几分钟，世界历史便转变了方向，岂非天命！

战败的迦太基军在逃亡过程中被消灭。幸运的是，汉尼拔本人逃到了哈图麦特（Hadrumet）。2

梯队战术的前身

梯队战术体系在战争艺术史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人们不禁会希望确定它走过的每一个发展节点。但是，文献太少了，我们只能在黑暗中蹒跚前行。汉尼拔和亚历山大一下子便同时实现了这项创举。梯队战术的前身是斜形阵，汉尼拔的阿非利加步兵在坎尼会战里用过，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中也用过，将小股部队置于两翼后方。再往前追溯的话，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指出色诺芬与法那培萨斯交战时采用的预备队（第二篇第5章）；另一方面，罗马人的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线方阵尽管不是梯队战术的直接前身，却依然为西庇阿提供了便利，帮助他引入了这种新体系。

但是，上述相似案例与军队组织原则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罗马青年兵第一次发现壮年兵没有紧随其后的时候，无疑会感觉自己中途遭到了背叛。只有深受爱戴，士兵对其深信不疑的统帅才敢冒险变阵。不管分出第二梯队的好处多么显而易见，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这种阵形带来的巨大损失。那么，为什么还要将这么多人投入战场呢？前面已经看到，庞大兵力用于延长战线的机会远远少于加大纵深。人们认为人群造成的压力会带来胜利。于是，如果方阵后半部分被分离出去，此举乍看起来是与方阵整体原理相悖的。由于三线之间的距离较大，方阵行进途中便更难填补空隙，当初引入支队阵形的意义正在于此。后排对前排造成的压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而梯队战术对其带来的损失可不止一半。

军事训练抵消了这一矛盾。罗马分队阵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个体士兵知道也相信身旁、身后的支队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同理，如今士兵的军事素养已经进一步提高，第一梯队无须后排士兵紧随其后，施加身体的压力便可应敌如常，士兵们满足于心理的信念：遇到危急时刻，他们一定不会孤立无援。公民士兵不可能像这样内心笃定，非要具有多年作战经验的专业士兵和军官不可。早已存在的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各单元之间到底拉开了多大的距离，是一百英尺（约30.48米），还是几百英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然而，在这样的间距下，上至统帅，下至军官与士兵，作战类型、军队气质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公民军队的将领不可能施展梯队战术，最了不起的统帅也没有本领让公民兵采取这种战术。

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是两个重叠的概念。预备队要完全听从统帅的支配；而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离得很近，无须专门下令，便可以全部或一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战斗过程。出于这个原因，当作战单元布置得比较靠后，规模也比较小，而且可以按照第二或第三梯队的方式列阵时，我们会使用“预备队”这个词。

无论如何，那拉加拉会战并不是西庇阿首次尝试的新战法。在之前打败哈斯德鲁巴尔和西法克斯（公元前203年）的“大平原”战斗中，波利比乌斯就写道（14.8.11），敌军中央的步兵被壮年兵和老年兵从两翼包抄。这就意味着，此战中罗马壮年兵和老年兵的行动方式颇似那拉加拉会战。最可能的情况是，西庇阿在西班牙发展出了这套新战术。据文献记载，他在西班牙对士兵曾严加操练。由于诸般控诉传回了国内，元老院就向驻于西西里岛、尚未渡海前往阿非利加的西庇阿军派出了视察团。当时，西庇阿在叙拉古附近为视察团举行了一次陆海军联合演习，3展示士卒的训练和准备情况。但是，这些演习阵形在多大程度上是实战阵形的预演，我们没有进一步的确切信息。

罗马人当时可能已经仿照伊比利亚人的样式，改进了己方前排支队使用的标枪。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皮鲁姆（pilum）标枪的引入也是西庇阿军制的产物。4

7　汉尼拔与西庇阿

西庇阿从西西里岛渡海前往阿非利加时，汉尼拔尚未被击败，他率领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在意大利南部作战。有人会问，西庇阿在南意大利能够轻易集结起一支人数大得多的军队，他为什么不到那里击败汉尼拔，结束战争呢？回答是：汉尼拔很可能会避免被优势敌军攻击，最终率军返回阿非利加。但是，假如他赶在西庇阿前面抵达阿非利加，后者就很难在阿非利加立足，赢得努米底亚人的效忠了。1因此，我们最好把问题反过来：汉尼拔既然没有希望在意大利大获全胜，他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离开呢？答案很可能是，汉尼拔不再有攻下罗马城的雄心壮志了，而是以取得可以容忍的、有利于迦太基的和平条件为目标。他觉得，罗马人愿意为自己从意大利撤军而付一笔钱。哪怕西庇阿已经登陆阿非利加，汉尼拔也没有马上尾随而去。他知道自己的罗马对手不会取得多大成就，而且他最起码会计划进军迦太基城。迦太基城的城墙周长足足相当于当时罗马城墙的3倍（26905米）。如果同胞们能够在没有自己的情况下打败西庇阿，而罗马人也不能把迦太基人赶出意大利，那么双方就达成了某种力量均衡。在此基础上，和约就可以签订了。

直到西庇阿已经抵达阿非利加两年，而且凭借多次幸运的出击和行动——特别是将西法克斯赶下台，得到了马西尼萨这个强力盟友——出乎意料地赢得了一席之地，汉尼拔才率领余部离开意大利，前往阿非利加，走向自己的最后一战。在汉尼拔现身的激励下，迦太基人打破了之前订立的停战协议。于是，谁会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就成了一个问题。除了汉尼拔的老兵，他的弟弟马戈还率领巴利阿里人（Balearics）、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凯尔特人组成的部队前来助战。汉尼拔在阿非利加各部落招兵买马，迦太基公民自己也拿起了武器。他的一大损失是绝大部分努米底亚部落，他们就驻扎在附近，在马西尼萨的召唤下为罗马人而战。

双方都尽了最大努力备战。通过精心算计，汉尼拔没有将大本营设于迦太基城，而是选在南边的海滨小城哈图麦特，距离迦太基城有5日到6日的行军距离。在这里，老兵不会因首都事务而分心，新兵可以继续操练，汉尼拔可以从后方拦截西庇阿朝向迦太基城的任何行动，也能获得迦太基城的侧翼掩护，以免在完成准备之前遭到罗马攻击。汉尼拔似乎在此地停留了近9个月，2然后才向罗马人进军，手头的骑兵依然很弱小。他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西庇阿尚未与马西尼萨会师，因此如果他能赶在对方合兵一处之前与西庇阿决战，或者插入敌军之间，将其分隔开来，胜利必将属于迦太基。西庇阿当时手头连一处港口都没有，他将基地设在由提卡城（Uttica）附近半岛修建的一座堡垒（克奈里乌斯堡，castra Corneliana）上。他试过封锁由提卡城，结果没有成功。从克奈里乌斯堡出发，他曾行军数日杀入腹地，直到肥沃的巴哥拉达斯河（Bagradas，今迈杰尔达河）河谷，在那儿大肆劫掠，让乡间沦为废墟。

在那里，西庇阿接到报告说汉尼拔已经从哈图麦特基地出发，直奔自己而来，现抵达扎马附近（扎马村分东西两部分，此处是西扎马村）。西庇阿所面临的情势很严峻。

如果西庇阿坐等于巴哥拉达斯河谷，而他在努米底亚援军抵达之前就遭到汉尼拔攻击，结局唯有大败。

如果撤回海滨营地，西庇阿就会被切断联系，彻底与马西尼萨分隔。面对汉尼拔的统率本领，他毫无改变命运的希望。远征阿非利加就此失败，能把部队比较完整地运回西西里岛就不错了。

图3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

按照传统说法，两军统帅此时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会面谈判，其中汉尼拔是求和者的形象。正如康拉德·莱曼（Konrad Lehmann）所指出，这次会面无疑是恩尼乌斯（Ennius）[83]的虚构。当时的汉尼拔绝不会想到向罗马人祈求议和，而重重顾虑之下的西庇阿也绝不是高高在上、胜券在握的样子。据记载，西庇阿在军营里抓到了3名布匿间谍，非但没有处罚，反而向他们展示了全军军容，然后骄傲自信地将其送还汉尼拔。这段话是恩尼乌斯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述中抄来的，几乎一字不易，3接着通过恩尼乌斯的著作进入了罗马人的传统中，波利比乌斯也不能免俗，最终使希罗多德的著作获得了确定的史籍地位。我们发现史书记载是必须仔细考辨的。与这些天马行空的臆造相比，我们下判断时一定要更为严格地遵循实际。在这个过程中，西庇阿和汉尼拔都没有受到贬损。这与我们之前讲过的希波战争类似：通过真实确切的认识，我们认为波斯军队的兵力远远没有希罗多德笔下那样庞大，而希腊人的英勇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诗歌传说为事物蒙上了不同于史实的色彩，这不代表它们就是错的。它们只是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罢了，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语言正确地翻译成历史的语言。

西庇阿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他加入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也让恩尼乌斯为他编造的诗化形象具有了内在的真实性：他放手一搏，切断了海上联系，放弃了一切失败后逃跑的可能性；而且再也不冒险等待马西尼萨，于是他向内陆进军，主动与其会师。当西庇阿开拔时，汉尼拔肯定已经来到离他不远处了。在那拉加拉镇（位于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边界处），西庇阿与马西尼萨成功会师，就地等待汉尼拔到来。汉尼拔别无选择，只能尾随而来，发动决战。

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开战前的最后一刻，天平的指针仍然在摇摆。汉尼拔下令向那拉加拉进军，同时以毫不动摇的冷静来掌控下一场战斗的种种细节，我们很难彻底地理解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理解不了这些事情，除非先衡量下面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一是会战所处的战略形势；二是从如同刀尖上的平衡局势角度理解战略决策。

罗马统帅的抉择有孤注一掷的成分。有趣的是，“扎马会战”这个战记传说中采用的错误名字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并流传至今。即便是取胜之后，西庇阿在写给国内的战报里也不敢将整体战略局势，以及他从海岸向内地进军的事情和盘托出。他没有用交战地点给会战命名，而是以汉尼拔最后一次驻扎的总部位置命名，令战略局势变得扑朔迷离，甚至让人有很好的理由怀疑扎马到底指的是东扎马村，还是西扎马村。我们可以将西庇阿的进军与1813年10月奇里乞亚军团从穆尔德河（Mulde）出发渡过萨勒河（Saale）的行动，以及1815年从利尼（Ligny）退往瓦弗尔（Wavre）的行动作一对照。后两场行动要为拿破仑的失败负有战略性责任。西庇阿没有吹嘘自己的决策是弥天大勇，而宁愿隐瞒他成功克服的凶险境地，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奇。面对责难，毛奇将自己最精妙、最大胆的战略行动，即分兵进军波希米亚，称作“补救不利的局势”。

即便是在那拉加拉会战取胜后，实力单薄的西庇阿依然不能考虑围攻和夺取迦太基城。连年战争耗尽了罗马的经济实力和士气斗志，他不能也不愿投入大量资源。而且马其顿和希腊诸国已经准备联合干涉，一场新的战争很有可能爆发。罗马先知当年就不同意西庇阿出征阿非利加，预言会有灾祸；如今赢得了胜利，他们马上又跳了出来，只不过论调和之前完全相反，声称要将胜利进行到底，直到彻底消灭与罗马作对的迦太基城为止。但是，那拉加拉会战的胜利者表明，正如他能够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一样，他也能够判断出自身力量的局限。当时有人谴责西庇阿，说他已经与汉尼拔讲和，以免让继任者抢了此战的功劳。这完全是出于嫉妒心理，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再附和了。西庇阿的继任者要想继续对战汉尼拔，攻打坚不可摧的迦太基城墙，那还要花很长时间。西庇阿更清楚怎样做对母邦有利，于是接受了汉尼拔提出的议和请求，与一年前汉尼拔尚未抵达时，西庇阿签订并得到罗马人民批准的和约内容相差不大。因此，那拉加拉会战的意义不在于正面——罗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而在于反面——迦太基的最后一次上升期被打断了，迦太基公民失去了未来的希望。新和约添加的最重要条款是：如无罗马允许，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从而实际上放弃了完整主权。

该条款到底是空文，还是果真终结了迦太基政策的独立性，和约签订时无人确知。被征服的迦太基城邦是否会长期遵守该条款，取决于世界形势、马其顿和叙利亚的政策、罗马和迦太基的国内发展。历史已经表明，那拉加拉战败永久地摧毁了迦太基的实力。6年之后的公元前195年，迦太基遵从罗马人的要求，将汉尼拔赶出了母邦；在此之前，罗马人已经击败了马其顿，而迦太基并未干预。现在，驱逐汉尼拔终于让和约板上钉钉了。

汉尼拔和拿破仑是世界史上的两位伟大统帅，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最终虽被击败，却无损其历史地位和崇高声望。是的，他们太伟大了，以至于与对他们相比，历史对打败他们的人容易给予更苛刻的评判，以免有人会以为打败他们的人比被打败的人更伟大。罗马人看待西庇阿的方式与英国人看待威灵顿如出一辙，只要不是涉及民族荣誉的场合，总会对两名统帅的伟大程度有所保留。实际上，威灵顿无疑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功劳都给了格奈泽瑙。就击败拿破仑的战略而言，格奈泽瑙将军居功至伟。此处我完全无意与拿破仑对比，因为普军统帅不是格奈泽瑙，而是布吕歇尔。就后者而言，从没有人提出他是堪与拿破仑比肩的战略家。

在历史书写中，即使有人会倾向于偏爱失败者——因为胜利本身已经为胜利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本书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衡量每一个方面。之后会有机会讨论更晚近的统帅。不过就西庇阿而言，我们必须明确提出：综合前面的阐述，西庇阿的地位固然不高于汉尼拔，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人堪称并驾齐驱。罗马制度冷静持重，统治方式严格而崇尚权威，与希腊不同，不许活跃生动的个人出乎其类。纲纪主宰着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以至于人们不敢提及天才二字。归根到底，天才必定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体。但是，对于这位赋予罗马军队新的战术样式，冒险前往阿非利加，从巴哥拉达斯河谷径往那拉加拉，胸有成竹地对阵汉尼拔，挺过最危急的时刻，最后又没有漫天要价，而是缔结了恰如其分的和约的人物，我们真要说一声“天才”。事件本身已经展现了西庇阿抽象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们还能在他身上发现其他特质。蒙森从文献出发，用一支妙笔描绘了西庇阿的形象，我们因此能够面对面地观察这位统帅。我要用蒙森的这段话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作结。当然，我希望本章前面的内容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位军事家、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这才是他最终的、具有决定性的特质。蒙森描述了罗马军队被击败，西庇阿站在罗马人民面前，争取西班牙统帅之职的情境。

9年前，他曾在提契诺之战中救了自己父亲一命。如今，他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他年少英武，一头长发，面庞羞得通红，请缨就危，只因别无更好人选。以区区军事保民官的身份，他竟被百夫长推举为最高的职位——如此种种，必定为罗马城的公民和农夫留下了精彩而难忘的印象。这位潇洒的英雄人物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西庇阿周身散发着昂扬自信的激情，半是虔诚，半是精明，好似整个包裹在炫目的光环之下。他既有恰到好处的激情，足以温暖人心；又计算精当，足以做出明智的判断，不至于忽视常理。他不像天真的群众那样相信自己蒙受天启，不屑于掩饰对这种看法的鄙夷，但内心里却默默坚信自己受到神的特别宠爱。简而言之，他具有真正的先知的性质。他立于人民之上，又没有脱离群众。他言出必行，思想如真正的王者般高贵，相信接受王位是对自己的贬低，却不明白共和国的体制同样束缚着他。他对自己的伟大坚信不疑，从不知嫉妒和怨恨为何物，别人的优点会衷心认可，别人的错误则是同情宽宥。他是一名杰出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外交家，两种职业在他身上从无相互妨害。他兼具希腊人的文化与最完整的罗马民族特质，口才绝佳，仪态优雅。普布利乌斯·西庇阿赢得了士兵和妇女、同胞和西班牙人、元老院里的对手和比他更伟大的迦太基对手（这是蒙森的看法，我不能苟同）的心。很快，他的名字便会万众传扬。他是一颗明星，似乎注定要为祖国带来胜利与和平。

第六篇　作为世界征服者的罗马军队

1　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军队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军队很快就战胜了马其顿军队，后者可以视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史书对汉尼拔对阵罗马人的军队组织、战术、战法的记载很少。由于有记载表明他给战士们装备了罗马人的武器，我们可以假定，交战双方整体来说是相当类似的，尤其是就装备而言。1

自然，汉尼拔并没有采取特殊的支队组织形式，因为他的军队是由多民族蛮族雇佣兵组成的，只有少数迦太基高级军官。但是，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了第二梯队的雏形，或者实施了其他具有同样效果的细节手段，令方阵具有不逊色于或优于罗马人的机动性。

如今，在罗马对马其顿发动的战争中，双方装备战术的差异就很醒目了。一方面，罗马起初采用传统的支队重装步兵方阵，后来改用梯队阵形，将矛换成标枪，以尖锐的短剑贴近肉搏。另一方面，马其顿人的方阵比过去更加紧密了，并将矛变成了更长的萨里沙长枪。

全世界紧张地等待着，看哪一种战法会被证明更强大。

亚历山大的后裔在最后几场战斗中使用的那种特殊马其顿方阵，以及萨里沙长枪是否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就已经使用了呢？我们对此尚有疑虑，所以拖到此处才来探究这一主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波利比乌斯笔下的马其顿作战方式。作为同时代人，他目睹了库诺斯克法莱会战（Battle of Cynoscephalae）和皮德纳会战的战况（18.28—18.32）。除了他的记载，在几部流传至今的战术指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尽管如此，研究依然非常困难，并多次误入歧途，因为文献中包含多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部分问题还是相互交织的，例如萨里沙长枪长度及其与马其顿、罗马方阵的纵列宽度和各列间距之间的关系。吕斯托和克希利认为马其顿军队并没有装备真正的“长”枪（21英尺或24英尺，约6.4米或7.3米）。在他们看来，长枪的长度单位应该是“podes”，即“一足之长”，而不是波利比乌斯所认为的“pecheis”，即“一臂之长”，于是得出实际长度为14英尺（约4.3米）的结论。我承认，我曾长期持有这一观点，但是艾德蒙·拉默特（Edmund Lammert）对瑞士长枪和德国雇佣兵长枪进行了专项比对研究，最后在我的请求下，还由柏林学术健身俱乐部进行了一次实际演练，从而完全证明了较长的数字才是正确的。据此，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

萨里沙长枪的额定长度为24英尺（约7.3米），但现实中只有21英尺（约6.4米）。士兵双手握持后部，枪尖探出很长的距离。当方阵结成紧密队形时，五排萨里沙长枪都从正面伸出，能够同时发挥作用，因为前三排“萨里沙”的长度相应会缩短。2

诚然，波利比乌斯或其他文献来源都没有具体说前排长枪较短，但这一点可以间接推出。一、根据一条注释，长枪放下后的阵形呈圆弧状。二、特别长的长枪对第一排显然是无用的。三、文献记载方阵士兵是携带盾牌的。21英尺（约6.4米）长的萨里沙长枪——哪怕只有18英尺（约5.5米）长——是不能单手掌控的，而必须如文献中明确所说双手握持。双手持枪的人不可能持盾护体。当然，他可以在胳膊上绑一面小圆盾，等到萨里沙长枪断裂之后，配合长短刀剑展开近战。但是，该盾牌在使用萨里沙长枪作战的时候几乎与躯干垂直，非常碍事。盾牌的用处太小，我们不能假定萨里沙长枪兵会把它带在身上。不过，如果第一排或前几排士兵使用长度较短的单手矛，那么这条记载就合理了。假如第五排士兵的长枪为21英尺（约6.4米）长，第四排18英尺（约5.5米），第三排15英尺（约4.6米），第二排12英尺（约3.7米），第一排9英尺（约2.7米），那么正面就几乎是一条直线，或者是中间略微突出的弧线，用枪尖构成一道敌军无法突破的墙。

萨里沙方阵完全依靠集团冲击，而非单兵作战。因此，纵列横排的间距都要比使用标枪、短剑作战的罗马阵形更小。波利比乌斯专门谈过这一点，说两名罗马士兵的间距为3英尺（约0.9米），一名罗马士兵对面有两名马其顿士兵，再加上马其顿方阵有5排长枪从正面探出，那么他就要面对10根长枪。

萨里沙方阵的规范纵深16排，达到传统重装步兵方阵的两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冲击力。后11排士兵竖持长枪，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挡箭矢和标枪。

据文献记载，这片枪林向前推进时的景象殊为骇人，连皮德纳会战中的罗马统帅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看到敌军滚滚而来，都会不禁颤抖。

波利比乌斯如此评论马其顿与罗马战术的相对优劣：“萨里沙方阵的正面无人可挡。一名罗马士兵要面对10根同时压来的长枪，他既不能用剑将其斩断，又不能突入。但是，罗马军团能够适应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目标。萨里沙长枪兵只能作为整个方阵的一员，甚至不能组成小单元，遑论单兵作战。此外，方阵只能在特别平坦的地形移动。沟渠、矮丘、洞穴、树丛都会使其陷入混乱。但是，一旦它在任何地方陷入混乱，或者罗马的支队从侧面发起攻击（由于罗马采用梯队阵形，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它就输了。”

这个解释是如此显明、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马其顿国王一开始为什么没想到呢？3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不可能这样死板，那么后来的阵形又是如何、何时发展形成的呢？

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萨里沙方阵同样不可能存在于亚历山大的直接继承者的统帅之下。无论如何，战记里没有提到这种阵形，尤其是关于皮洛士的历史记载给出了相反的证词。毫无疑问，皮洛士与马其顿关系紧密，肯定考虑过运用亚历山大当年征服东方的战术来征服西方。但是文献明确记载，他在意大利作战时编入了意大利式装备的意大利人士兵，伊庇鲁斯单位和意大利单位似乎是交替分布的。4只有各类装备都用于相似类型的战斗，这样做才是有可能的，哪怕各单位使用的武器有所不同。比如，只要所有士兵都是手持武器单兵作战，一个单位用剑、一个单位用矛就不是问题，矛的长短不同也不是问题。

我从实际演练中得知，小的长枪兵单位也有可能以两倍步速发起进攻，但是长枪兵单位和短矛手单位仍然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而且在这样的行动中，萨里沙长枪手就会失去必不可少的侧翼安全。只要萨里沙方阵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它就能打垮面前的一切。但是，敌军可以从一个萨里沙长枪单位面前后撤，全力攻击与其交替分布的短矛单位。如果能将一个短矛单位从战线中击退，那么萨里沙长枪兵便只能任敌宰割，因为敌军接下来可以从侧面发起攻击。

像这样将侧面托付给不知勇敢与否的异邦人的做法必然会带来不安全感，进而必然引发战阵崩溃。萨里沙长枪单位的基本原则是，只有结成人数众多的紧密集团时才能发挥全效，而这必然需要侧翼友邻部队的掩护。于是，有关皮洛士将各单位混编的记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不可能装备真正意义上的长枪。

那么，如果皮洛士尚未采用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萨里沙方阵，我们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亚历山大时期的萨里沙长枪的最大长度可能只有12英尺（约3.7米），它究竟是逐渐变长的，还是腓力五世国王面对与罗马人迫在眉睫的战争，才临时采用双手长枪的？腓力五世聪敏而精力充沛，为人尚武，罗马战胜汉尼拔的事情肯定在他的宫廷里造成了影响。宫廷内很可能对敌我双方传统战术的优劣进行了权衡和比较。若要采用罗马的战术，马其顿肯定要大动干戈。实际上，这个念头很可能从来没有被考量。骤然改变一支庞大常备军的惯常做法、抛弃一个军事传统的观点代之以全新的、与过去毫无关联的事物是不可能的。马其顿士兵明白如何使用很长的长枪，以紧密队形作战，却不懂投掷标枪，持剑作战。马其顿人看到罗马战术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很可能会想到进一步加强本土战法威力，挖掘发挥其全部潜力的应对之策，将“萨里沙”的长度加大到21英尺（约6.4米），将士兵间距缩小到1.5英尺（约0.46米），却枉顾其片面性。如果上述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决策就可类比于坎尼会战中罗马加大支队纵深的阵法。也就是说，既然不能企及敌方的机动性，便希望以泰山压顶之势将其击垮。

奇怪的是，两种战法从来没有得到完全公正的战场检验。库诺斯克法莱和皮德纳两场马其顿负于罗马的会战都受到了偶发事件的巨大影响，战斗结果的普遍意义值得质疑。第三场战斗，马其顿-叙利亚帝国负于罗马的马格尼西亚会战（Battle of Magnesia）或许也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关于这场战斗的记载显然地、完全地形同虚构，而其中根本没有马其顿方阵的影子。

库诺斯克法莱会战

根据波利比乌斯记载得出的整体图景，这场会战在各个方面都相当于马其顿方阵与罗马军团的相遇。但是，它并非预先计划的结果，而是由一场侦察遭遇战发展而来的。即使多山破碎的地形不利于萨里沙方阵，腓力五世也还是认为时机有利，遂决意交战。此外，萨里沙方阵并没有同时展开；取胜的右翼已经向前推进了，左翼还在结阵的过程中被罗马的象兵突破，接着轻易被军团击退。

由于我们没有找到战象取得此类胜利的其他可靠历史战例，此处有一点应该重点强调：战象突破的并不是一支秩序良好的部队。波利比乌斯明确记载，被击败的方阵步兵当时还是行军队列，而且因地形阻碍而难以结阵。

罗马人击败马其顿左翼时没有继续追击。一名军事保民官率领20个支队——估计来自第二梯队——乘胜从后方攻击马其顿右翼，从而奠定了这一侧的胜局。

如果库诺斯克法莱会战恰好只有经过李维改动的记载流传下来，而没有波利比乌斯的原文，那么这段战术发展史就要含混得多。李维将波利比乌斯关于腓力命令方阵放平长枪、发动进攻的希腊语文本翻译为：Macedonum phalangem hastis positis, quarum longitudo impedimento erat, gladiis rem gerere jubet（他命令马其顿方阵将太长碍事的长枪放下，持剑接敌）（《建城以来史》33.8）。这个例子的价值很大，每当文献记载从现实角度看存疑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们便应当考辨真伪。若非恰好有原文加以比对，会有多少学者将这样明确的论述归于单纯的误解呢？5

皮德纳会战

对于皮德纳会战，我们没有波利比乌斯的原文，只有不太可靠且不完整的李维和普鲁塔克的记载。据载，这场战斗也是偶然发生的，并未预先完备布阵。

马格尼西亚会战

对于马格尼西亚会战，我们只有李维和阿庇安（Appian）[84]不切实际的记载，其中写道叙利亚帝国的军队有镰刀战车、骆驼骑兵、征召自16个不同民族的士兵、素质远远超过非洲象的印度战象；总兵力是罗马的两倍（按照弗洛鲁斯的说法是20倍），骑兵是4倍；尽管纵深很大，阵形的正面仍然很长，当时正好是雾天，从战阵中部都看不到两翼。尽管如此，阵势如此浩大的叙利亚军队还是不能将敌人包围。罗马及其盟友阵亡人数连400人都不到，而叙利亚军队则损失了5.3万人。

在记载中，此战的一大特点是萨里沙方阵分为10个小阵，每两个小阵之间有两头战象。作者在整篇战记中颇多虚构，这个阵形很可能也不例外。再蠢的人也是有限度的，哪怕是麾下虽有汉尼拔助阵，却不知如何加以利用的叙利亚国王。我们知道，象兵对骑兵的效果最好。象兵不会冲向排成紧密队形的步兵，反而会轻易被投射武器击退；换一种情况，如果象兵冲了上去，步兵也可以向两边让开道路，让大象直接从战线穿过去。无论是哪一种，马其顿方阵都会遇到他们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正面出现了大口子，罗马军团的支队可以插进去，从侧翼击败敌军。再加上战象很难与方阵保持同步的行进速度，这种情况就更是肯定会发生了。战象一受到投射武器的攻击，便会全速冲向敌军，前提是它们没有掉头往回跑。

若有人依然相信，从史学方法的角度看，根据这种水平的文献运用史料考据得出像样的历史叙事是可能的、恰当的做法，我会请他首先用阿庇安对坎尼会战和那拉加拉会战的记载一试身手。如能成功，我就不会再反对他继续尝试叙述马格尼西亚会战。

2　职业军队：大队战术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组建的罗马军队足以征服东方各国。马其顿和叙利亚两国被击败了，埃及和大部分小国自愿与罗马结盟，成为附庸国。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攻击罗马。但是，罗马在逐步走向世界霸主顶点的过程中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战争要打，其军事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延续发扬。罗马与高卢人在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解决马其顿；平定希腊、消灭迦太基之后，罗马接下来要与一位努米底亚国王作战。在这些战争中，罗马往往起初受挫，战局长期摇摆不定，最后才占得上风。西庇阿用创立的新军制连汉尼拔都能打败，假如新军制能成为罗马共和国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本应轻易征服全世界。但是如前所述，新军制与共和制度根本是相悖的。从现在开始，罗马军事史的运行都脱不开这一内在矛盾的框架，整个罗马史随之亦然。罗马的旧制度仍然存在，即由当年的两名执政官统率军队，其按照需要征召公民参战，战后解散。但是，如果说旧制度之前还可以按照字面意义应用的话，如今已经既不能满足罗马的政策目标，又变得不堪忍受。普遍兵役制不能运用于连续的作战状态，而罗马目前正是战事连绵。士兵不得不前往西班牙、亚洲、阿非利加、阿尔卑斯山区作战，他们不可能同时履行公民义务。我们不妨估计，在法定普遍兵役制下，实际只有约十分之一符合兵役资格的罗马青壮年入伍；1但是，这些入伍者作为公民的一面越来越少，从而组成真正的行伍。这种职业军人状态已经成为事实，但还不是正式的制度，因此在运行过程中伴随着极其显著的不规则性质。公民军队多次与职业军人发生龃龉，尤其是在统帅层。

尽管如此，职业军人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罗马对其他所有国家享有巨大的物质优势，偶尔战败也好，常年征战也罢，罗马都不会伤筋动骨。而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将领、军官、士卒——保持着相当大的规模，只要有一位真正有能力的人审时度势，总能组建起一支劲旅，发起决定性的一击。

在发生了前两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3世纪，我们不妨假定意大利的自由民中有三分之一是罗马公民。因此，如果罗马公民占陆军的一小半，盟邦（socii）占陆军的一大半，而海军主要由盟邦提供，那么军役的负担还是相当平均的。但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一部分盟邦叛离，另一部分盟邦响应不积极，罗马只能自己把主要的负担扛起来。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罗马愈发频繁地征召盟邦出兵，陆军里公民的比例比以前还要低得多。意大利以外的各个行省也展开了征兵，努米底亚人、贝利阿里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克里特人等各色雇佣兵均入伍服役，希腊各盟邦则被要求提供辅助兵。通常只有4个军团是真正的罗马公民，约1.8万到2万人。但是，共和国的总兵力常年保持在5万人上下，如果西班牙发生起义，或者一面与马其顿和希腊作战，一面要降服迦太基，这个数目还要不时地增加。

当新的蛮族敌人——日耳曼部落——现身边境，威胁要入侵意大利时，一次更加艰难的考验于罗马共和国面前降临。罗马起初遭遇了一系列失败：公元前113年，帕皮鲁斯·卡尔博（Papirus Carbo）于诺里库姆（Noricum）战败；公元前109年，M.尤尼乌斯·西拉努斯（M.Junius Silanus）被阿罗布罗基人（Allobroges）击败；公元前107年，L.卡西乌斯（L.Cassius）在加龙河上游（Upper Garonne）被击败；公元前105年，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Mallius Maximus）、卡埃皮奥（Caepio）、奥勒留·斯考鲁斯（Aurelius Scaurus）在阿劳西奥（Arausio）被击败——直到马略（C.Marius）率领新军于公元前102年在六水河（Aquae Sextiae）附近击败并消灭了条顿人（Teutones）和阿姆布昂人（Ambrones），又于公元前101年在韦尔切利（Vercellae）附近击败辛布里人（Cimbri）和提吉林尼人（Tigurini）。我们可以想见，罗马人对于马略通过战场胜利赢得的巨大声望和崇高地位是何其敬畏。他起初为下级军官，之后一步步爬上高位，并连续6次被罗马人民选为执政官。胜利之后，他被誉为“罗马的第三位缔造者”。但是，只要细加推敲就会发现，文献记载中关于这场战争的全部细节都是守门士兵的故事和下级军官的八卦，得不出任何具有真正军事史价值的内容。但是，这场战争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罗马军队逐渐完成了从公民兵向职业军队的转变，正式实现了一种新的军队组织形式。诚然，哪怕就这一点而言，流传下来的直接记载也不完全，但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事实：马略是这种我们之后会看得更清楚的军队组织形式的缔造者。2

时至第二次布匿战争，将军团按年龄分为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部分的做法肯定是形同虚设了。一方面，每年新组建的两个城市军团（legiones urbanae）几乎全都是刚达到服役年龄的青年，“老年兵”的从军经验大概跟1814年拿破仑的青年近卫军差不多，几乎全都是新兵。3另一方面，在原有的罗马军团里，连青年兵都算不上青年了。实际上，在当年参加过坎尼会战到了那拉加拉会战时仍然在役的军团里，年纪最小的士兵肯定也要比绰号“抱怨鬼”（grumbler）的拿破仑老近卫军要年长不少。

甚至连按年龄分组、令老兵免遭危险的做法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各个单位都已经转变为梯队了。原本被认为要受到优待的老年兵，如今统帅可以随意命令他们从后排梯队转至侧翼，或者转向朝后，或者独立行动，老年兵也可能被派到危险最大的、伤亡最惨重的地点。

尽管如此，三线阵仍然延续了百年之久，这可以用任何既有组织都有的天然稳定性来解释。4

如前所述，少年兵（veliti）原本有辎重队兼听差和轻步兵这两项职责，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或许已经进行了调整。

现在，马略把这些区分统统扫除。辎重队和听差人员如今不再被计入战斗人员，而是从军团编制中清理了出去。5轻步兵的职能完全交给专门的弓箭手和投石手部队。军团由统一武器装备的重装步兵组成。每个军团的支队数目保持不变，但是，每个支队的人数统一为200人，每3个支队编为1个大队（cohort）。

大队有600人，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现代军队的“营”（batta-lion），构成了从此之后的基本战术单元。每个军团有10个大队，也就是6000人。6

新的战阵一定程度上基于原有编制，因为每个大队的3个支队都是以前就有的。除了不能编成整个军团，盟邦军队在其他方面的编制与罗马军队相同，其单位以前就被称作“大队”，现在也被分成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7但是，盟邦的“大队”没有战术意义，扎营时大概与军团混居，作战时将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分别编入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马略军改后的大队则完全不同，大队构成单一的、极端重要的战术实体，不会被拆开运用。

到此时为止的支队仍然不构成战术单元，它们规模太小了，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即便在个别情况下，1个或几个支队可能会独立行动，或者单独执行任务，但按照常规，执行任务的主体是梯队或梯队一部。以前的支队只有60人、120人，最多150人。新的大队则有600人，他们受过完整训练，能够采取任何行动，按照命令组成任何阵形。统帅可以将部队组成1个到4个梯队，调整梯队兵力，既可以让大队之间呈一定角度，也可以背对背布阵，形成双正面。他可以命令任何一个大队从现有位置出发，前往另一个位置。

军团仍然是行政管理单位。原先的战术单元是整个方阵，由1个或几个军团组成。总体来说，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仍然以方阵为战术单元。罗马人首先为方阵安上了“关节”，接着将其分为多个梯队，最后打散成多个小的战术单元，既能结合为一个紧密的、不可突破的单元，也可以灵活变阵，分散行动，转向侧面对敌。旧式的希腊重装步兵方阵一直要警惕敌军可能发动的侧面攻击，特别是骑兵，他们该有多焦虑！马略时代之后，罗马统帅可以命令几个大队保护侧面，由此使其获得安全感。这种布置看似简单，但要让这件简单的事——由众多联系紧密的小型战术单元结成战阵——成为可能真是太难了，需要上百年的发展和罗马人的纪律才能成功。在古典时代，唯有罗马一国真正做到，并凭借它征服了其他所有国家。

最初，人们发现，将各自为战的士兵结合为整齐有力的集团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但是这样的集团速度迟缓，不机动，侧翼与后方极其脆弱，而且集团中大部分士兵的武器都得不到利用。

但是，为了用能够相互救援从而弥补其劣势的多个小的群体来取代一整个大的集团，人们就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即军事纪律，用它将众多个体士兵团结为一个单元。这个单元的精神力量要强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士兵们由一个意志掌控，坚定不移，连战斗过程中令人胆战心惊的短兵相接、嘈杂、恐惧、激动和死亡的威胁都不能将其打散。大队由大队长牢牢掌控，而大队长则服从统帅的命令。8

大队战术是古典时代步兵作战技能发展的顶点。从此开始，战争艺术家——也就是统帅——的任务不再是寻找新的阵形，而是完善和运用既有的阵形。

大队战术的先决条件是职业军队，后者现在已经取代了公民军队。

直到马略时代，旧的征兵形式似乎一直在延续，哪怕这套体系的内容早已改变。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普遍兵役制的执行就很不严格了。这场战争期间，普遍兵役制以最严格的方式、最广泛的范围被重新启用。从那时起，它就变得过时了。与公民人数相比，罗马投入战场的士兵人数非常少，只需要征召少数年龄段的士兵就足够了。但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与其频繁征召和训练新兵，不如让有经验的老兵继续上阵，哪怕老兵们并不愿意。不过，军饷、战利品、胜利后的赏赐非常丰厚，往往有许多人自愿从军。根据李维（42.32）的记载，罗马与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开战时，许多老兵自愿从军，因为他们看到之前参加对腓力和安提柯战斗的士兵都发了财。理论上说，普遍兵役制仍然生效，而且不时地会通过抽签或官方任意指派的方式加以运用。我们不妨假定，抽中名字的人可以找合适的人顶替。在官方指派的情况下，业务繁忙、难以抽身的富人会获得优免，或者通过贿赂以免役。从一个事实中特别能看出公元前2世纪时，兵役概念已经弱化到了何种程度：许多报告显示，危险或战利品少的战役凑不齐兵员。被征人员有各种各样的逃避借口，而且征兵人员普遍不愿意深究。但是，除了大而化之地批判一番，当局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9

当局不断采取手段，试图为这种随意的管理体制带来一定程度的秩序。尽管波利比乌斯记载了一条法令，即规定罗马公民有义务参加16次战役，如有必要可增加至20次，但是阿庇安有一处写道，参加过6次战役的公民即可要求免役。盖乌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85]似乎恢复了这一类针对兵役的限制条件，或者颁布了其他限制条件。但是当辛布里人[86]的入侵在罗马造成恐慌，再也不能让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士兵免役的时候，这些限制条件通通被取消了。10对于一群无止境地要求公平，却只能履行有限义务的被征召士兵来说，真正的制度与可靠的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之后讨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时候会阐明这一点。强制长期服役的军事原则总是会压倒人性原则；为了公平起见，人性原则会要求相对平均地分配负担，而许多常年服役的老兵已经完全与平民生活隔绝，从军以外别无他途的境遇更是如此。于是，征兵制度出现了名实之间的矛盾，一种实际上由随意指派和拉壮丁——用英国海军史的话说，叫“shanghaiing”[87]——组成的奇特而扭曲的征兵制度。如果执政官过于严格地施行正式法律，公民就觉得是苛政，会向保民官求助。李维《建城以来史》（节选本）第48章和第55章中讲到了发生的两次巨大争议，以至于出现了保民官将执政官下狱的情况，时间分别是公元前150年和公元前138年。现在，马略将陈旧过时的形式一概扫除，建立了一套直接的募兵制度。富人和奴隶压迫旧中间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倾向越强烈，意大利为征兵官提供的资源就越丰富。据称，马略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接纳奴隶从军。11即便普遍兵役制当时并没有被立法废除，而且后来它再次构成了征兵的基础，但罗马军队的编成早已是雇佣兵式，从此以后更具有了相应的形式。

由于几年之后全体意大利居民都被赋予罗马公民权，罗马军团和盟邦军团的区别也没有了。当然，这一区别从来都是政治上的而非军事上的，类似于拿破仑麾下的莱茵邦联、意大利和瑞士部队，编制战法并无显著区别。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军队中出现的辅助兵（auxilia）就属于另一类了。他们要么是弓箭手、投石手这样的专门兵种，要么是按照部落划分的蛮族士兵；尤其是，所有骑兵都属于辅助兵。

3　百夫长

罗马新军制真正的关键人物是百夫长。在现实中，人分高低贵贱，上至一军统帅，下至士兵和民夫；在最根本的分析中，每个人又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在罗马新军制中，唯有百夫长真正构成了罗马组织的一面。罗马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士兵与其他雇佣兵也没有显著区别。但是，百夫长是完全独有的一种现象。

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完全清晰地描述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的罗马社会结构。首先，透过内心的“眼睛”，我们或许可以足够清晰地看到罗马有一个贵族群体，他们占有巨大的财富，类似于希腊贵族，并通过元老院和掌控的官职来统治国家。该群体并不构成一个封闭的阶级，拥有各种突出才能的平民并非不可能进入统治者的小圈子，甚至可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位居高阶。尽管如此，这种向上流动的情况非常少见。贵族统治集团的实质就是地位世袭。

其次，我们同样清楚富商阶层的地位。他们被排除在高级官职和元老院之外，而且对贵族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政治方面的嫉妒心理。自从按财产定等级起，这些商人就被称作“骑手等级”（rider）。由于该头衔已经成为一种地位的标志，往往被翻译成“骑士”（knight）。补充一句，此处一定要小心对待“骑士”这一称呼，不要混淆。

最后，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我们会发现数目庞大的城市和乡村无产者、下层公民和小农。

我们不清楚首末两端之间的群体是什么状况，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认为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的群体：他们的规模有多大、由哪些人构成、经济地位如何、阶级意识有多强、教育程度如何？正是这个中间群体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奴隶制最严重的冲击，其程度甚于自由人公民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因此是最难与现代状况做比较的。无论实际情形如何，未来又会有何种研究发现，我们只要能确定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该群体的社会力量薄弱——与任何情况下的中产阶级一样——在我们目前要讨论的组织即罗马军队中没有任何地位。

一定程度上，下列状况内是所有雇佣兵制军队内在固有的属性：或者不分任何社会阶层，或者集合了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只是完全没有中产阶级——当然，这个阶层实际上（或者被认为）人数可能多，也可能少。

军官团和士兵的显著区别是（迄至1914年的）现代军队的一大特征，这在古希腊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罗马人这里，但层级体系不同于当代德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体系。罗马只有现代意义上的将官（副将，legati）和校官（军事保民官，tribuni militum）。不过，这些校官都是出身两大贵族阶层（世袭贵族和“骑士阶层”）且选择从军的青年子弟。平均来看，他们的军事素养很低。1尽管如此，他们接受的贵族教育还是许多成为优秀军官的先决条件。而且他们中的一员只要有军事天赋，就能轻易地在可塑性还很强的青年时代获得高位，并成长为优秀的将领。历代经验告诉我们，贵族与军事指挥之间有一种心理协调关系，因为前者为后者的成长提供了特别优越的土壤。

罗马高级军官与军队战术单元之间的牢固关系是逐渐形成的。副将首次统领一个军团是由于特殊使命，军事保民官和大队也是如此。军事保民官是抽签轮换的，同时承担督查布阵、维持军营秩序、巡查岗哨、主持军法审判、执行重罚等职责。2

另一类人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军官，即百夫长。他们与贵族完全不同，来自普通士兵所在的等级，而普通士兵主要来自未受过教育的、最下等的人。百夫长的军饷不到普通士兵的两倍，恺撒将其年薪从120第纳里[88]（denarii，相当于90德国马克）提升到了225第纳里（相当于165德国马克）。因此，百夫长的待遇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士官，但职责相当于上尉。他们是纪律的执行者，自支队以下都由其负责。

波利比乌斯专门提出（6.24），百夫长的选任并不以勇敢为唯一标准，而是特别注重领导力和临危不乱的能力（“作为领导者，他们坚忍不拔而思虑深沉”）*。

就我们的目标而言，最明白的类比应该是把百夫长视为现在的二级军士长，而最贴切的类比是从士官提拔起来的法国上尉。不过，这里总有一个区别。一方面，现代的士官升为军官后，同时也会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天然就具备许多这一社会阶层的特质。另一方面，罗马百夫长的社会地位不会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该职位才得以形成并维持其不同寻常的特点。百夫长对自身能力颇为自许，但仍然没有资格进入统治集团。百夫长热爱罗马，勇敢而严谨，但视野有限。他需要官居其上的高级指挥官，他也明白这一点。根据传统，他从属于依法被选出的政务官（magistrate）——他也有自己的一票——和元老院。但是他的公民意识越淡漠，军人意识越强，法制的权威就越是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不见，而代之以军队长官的意志。长官自己也逐渐脱离了旧法治的表面性质。

若要给征服全世界的罗马共和国军队找一个最贴切的类比对象，大概要属18世纪的英国军队。英国高级军官来自贵族，经过较短时间的军校学习，便从校官起步开始军旅生涯。威灵顿年仅24岁就当上了中校。军队以募兵为主体，以最严苛的纪律统御士兵，但是以英国国民为基础。大批充当普通士兵的外国人会编成自己的单位。英国军队与罗马军队的唯一区别在于连级军官。在英国，这一层级的军官来自绅士阶层，即下层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而且与士官截然分开；而罗马的百夫长同时履行连级军官和士官的职责。

我们对罗马士官所知甚少。他们和一等兵通称“初级军官”（principales）。最重要的士官是百夫长副手（optio），但似乎并不实际处理一线事务，而是负责行政文书工作。3小队长叫作“十夫长”（decani），后改称“组长”（caput contubernii），4不过我们从未在战记里提到这一职位。连一级的长官是百夫长，指挥的百人队小于德国的连队，但也有一百人的规模。然而，我们应当牢记：除新组建的军团，罗马军队几乎完全由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只需要维持秩序，不需要训练和教导。

除了百夫长副手，我们还看到有口令官（tesserarius）和掌旗手（signifer）。但是，文献里没有讲这些人是否有领导职务。5

出于现实目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让罗马拥有了一支职业军队。但是，它仍然是一支公民军队，这并非仅仅是表面形式。之后，实际的转变过程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公元前2世纪尚处于公民军队和职业军队的过渡期，有一个事实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在不断组建的新军团及其军官队伍中，每个人每次参战指派的岗位都不一样，因此当时还没有晋升序列的概念。无疑，百夫长内部是有严谨序列的：青年兵第十支队第二百人队的百夫长地位最低，老年兵第一支队第一百人队的百夫长地位最高，称“首列百夫长”（primus pilus）。但是，首列百夫长的人选是变动不居的。每次部队改编，执政官和军事保民官（这两个职位本身也在不断轮换）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重新分配职位。只要军团仍然是公民性质占据主导，这就无伤大雅。毕竟到了下一年，连前一年的执政官也要服从当年的执政官。在雅典，一名公民今年还是军队统帅，明年可能就是普通士兵了。

但是，罗马百夫长对军阶的意识逐渐增强，以至于总会把降级——其实往往只是纯属偶然或长官一时兴起——当成委屈的事。有一次，他们起来反对这种制度。李维（42.33及之后数页）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富有罗马特色，而且能反映出百夫长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的记述。

公元前171年，罗马元老院对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宣战，下令征召尽可能多的老百夫长参战，其中不少人志愿入伍。但是23名前任首列百夫长向保民官申诉，要求再次入伍后给予之前的位置。由于每个军团只有一名首列百夫长，而且第一批只组建了4个军团，之后会再组建4个后备军团，所以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原文讲到这件事的本意，似乎只是说明征兵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但是无论作者本意如何，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记载本身，摘录如下：

执政官此次征兵比以往上心得多。普布利乌斯·李锡尼（Publins Licinius）还征召了许多老兵和老百夫长，其中许多人看到之前参加马其顿战争或者在亚洲与安提柯作战的士兵都发了财，于是志愿入伍。由于军事保民官认为应当征召有经验的百夫长，23名首列百夫长收到征召令之后向保民官发出申诉。两名保民官马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利奥（Marcus Fulvius Nobilior）和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让首列百夫长们去找执政官，说此事要由负责征兵作战的人裁决。其他保民官则解释说，他们会调查这些首列百夫长被征召的原因，若有不法，便会出手帮助公民同胞。

保民官听取了事件经过，在场者有担任法律顾问的前执政官马库斯·波比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百夫长和现任执政官。执政官要求交由公民大会审理，于是召集了公民。两年前当过执政官的马库斯·波比利乌斯代表百夫长说道：“他们早已完成正常的服役义务，年纪和经岁劳苦也消磨了他们的体魄。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拒绝为公众的利益而再次上阵，唯一的愿望只是职位不要低于之前服役时而已。”

普布利乌斯·李锡尼执政官叫人宣读元老院法令：元老院宣布，第一位对珀尔修斯宣战的执政官、第二位对珀尔修斯宣战的执政官应尽可能征召老百夫长，50岁以下者均不免役。接着，李锡尼要求在这场发生于意大利侧近的新战争中，百夫长们不要妨碍军事保民官征兵，也不要阻止执政官将每个人分配到最符合共和国利益的职位上。

执政官说完后，斯普利乌斯·李固斯提努斯（Spurius Ligustinus），一名向保民官申诉的百夫长请求保民官和执政官同意他对人民说几句话。各官应允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番话：“公民们，本人斯普利乌斯·李固斯提努斯来自萨宾（Sabine）省的克鲁斯图美伦区（Crustumerium）。父亲留下薄田一亩，草舍一间，我生于斯，长于斯，如今依然生活在那里。刚刚成年，父亲就把兄弟的女儿许配给我，她没有带来别的，只有自由、贞操和一个能生孩子的大肚子，哪怕是富户也够受的。我们两口子有6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女儿都出嫁了，4个大儿子已经穿上了成人的长袍，两个小儿子还穿着男孩的短裙。我当年在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Publius Sulpicius）和盖乌斯·奥勒留（Caius Aurelius）两位执政官手下当兵，奔赴马其顿与腓力国王作战，头两年是普通士兵，第三年因为作战勇敢，提图斯·昆西提乌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将我提拔为青年兵第十支队的百夫长。打败腓力和马其顿之后，我们回到意大利，部队就解散了。没多久，我又自愿参军，被派到西班牙跟随马库斯·波西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执政官作战。久经战阵、熟悉他和其他统帅的人都知道，在所有在世的统帅里，没有一位比他更擅长发现和判断勇猛之士。他觉得我够资格担任青年兵第一支队的百夫长。我第三次服役也是自愿参军，作战对象是埃托利亚人（Aetolians）和安提柯国王。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Manius Acilius）任命我为壮年兵第一支队百夫长。打退安提柯国王，击败埃托利亚人之后，我们回到意大利，之后又两度入伍，时间都是一年。接着，我又两次到西班牙服役，一次是在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手下，一次是在裁判官提比略·赛普洛尼乌斯·格拉古（Praetor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手下。因为我和其他一些人作战勇敢，弗拉库斯就把我们从他掌管的行省里带出来，参加他的凯旋式。提比略·格拉古被派去外省当总督，就叫我同去。几年之间，我当过4次首列百夫长，34次因作战勇猛而受到长官表彰，戴过6次槲叶环（civic crown）。我从军22年，如今已年逾50岁。哪怕我没有当这么多年兵，也没有年老免役，我要是不想服役，那也容易得很，我家里可是有4个儿子顶班呢。不过，我要把话讲清楚：只要正在组建大军的统帅把我当成一个合格的军人，我就绝不会想办法免役。至于决定我该干什么岗位，那是军事保民官的事。我将竭尽全力，成为全军最勇敢的一个人。我从来都是这样做的，长官和战友都可以作证。年轻的同志们，你们即使通过申诉为自己赢得了权利，也绝不要违抗长官和元老院的权威，要正当地服从元老院和执政官，将任何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职位视为荣耀。”

他讲完之后，普布利乌斯·李锡尼执政官大大表扬了他，将他从公民大会会场带进元老院，他又受到元老们的一致称赞。由于他的勇敢，军事保民官授予他第一军团第一支队百夫长的职位。其他百夫长放弃申诉，服从征召命令。

这则小故事有一件事没有解释清楚：李固斯提努斯最初为百夫长慷慨陈词，最后却反对他们的要求，原因何在？这样看来，李固斯提努斯此人颇为可疑。但是，不管实情是否果真如此，李固斯提努斯的发言——无论真情还是假意——表达了罗马贵族统治阶层希望在百夫长身上看到的精神。

4　米特拉达梯

罗马的帝国霸业尚未完成，似乎便要因为激烈的党争、盟国的背叛和肆虐往复于整个意大利的内战而崩溃。一名卡帕多西亚王公也因此有了反抗罗马的勇气，将希腊化的东方从罗马手中解放出来，由自己统一东方。论血统，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是波斯人，可能还与阿黑门尼德王族沾亲带故；论教育和举止，他又是希腊人。他是真正的亚历山大大帝带来的民族融合的产物。通过明智而有力的政略，他将帝国版图扩张到了黑海两岸以外，被罗马官员税吏欺辱到绝望的希腊人大多前来投奔，最出名的是雅典人。

罗马似乎完全失序，而米特拉达梯则以王室权威统合和控御麾下诸国。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东方的力量无疑要强过西方；希腊世界为本都国王（Pontic King）[89]米特拉达梯贡献了大量军政人才和顾问智囊，甚至有人从罗马前来报效。双方的军队本质上都具有雇佣兵单位的特质。从上述方面来看，无疑是一代人杰的米特拉达梯或许是罗马人的对手。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打败了。毕竟只有部分希腊人投奔他，有几个国家——特别是罗德岛和马其顿——站在罗马人一边。而且与这位国王相比，罗马人的实力基础要强得多，军事化程度也高得多。即便希腊人为他提供了指挥官，而且只要财力允许，他不仅能从本国臣民募兵，还能招募好战的蛮族雇佣兵，但是他还缺了一样罗马人的力量支柱，一个建立在罗马公民概念的民族政治基础上，并与纪律观念相配合的军阶：百夫长。尽管内部有动乱，但是罗马国家仍然足够巩固，不至于分崩离析。天才人物苏拉（Sulla）成为统帅，从而确保了罗马军队的优势。我们不知道战争的详情经过，因为现有文献的可靠程度不比阿庇安的汉尼拔征战史，以及辛布里-条顿战记更高。苏拉本人的回忆录必然是自吹自擂，含混不清，而普鲁塔克和其他一些人都采用了它。在喀罗尼亚会战（Battle of Chaeronea）中，苏拉据说仅凭1.5万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就打败了12万亚洲敌人；另有一说是打败了6万亚洲敌人。10万（或5万）敌军被杀，而罗马只有14人失踪，而且其中两人被找了回来。对这场战斗的记载大概都是虚构的，其实只是一次奇袭（根据一份文献记载）。1不久之后，几乎在同一地点（奥尔霍迈诺斯附近），苏拉据说又迎击并打败了7万或8万亚洲大军和1万骑兵，这些人是米特拉达梯听到前一次战败的消息后从海路派来的。2

后来，米特拉达梯的军队扩大到了50万人。不过，罗马人很可能不仅有素养优势，更有数量上的优势。毋庸赘言，像米特拉达梯这样明智的人不会率领乌合之众作战，他们既要钱粮，上阵又无用处。但是，常年维持一支经验丰富的野战雇佣兵部队耗费极大，而且米特拉达梯不仅要供养陆军，还要供养一支规模不小的海军。苏拉率领3万部队渡海，首先围攻雅典。根据记载，米特拉达梯的大军就驻扎在马其顿，却没有尝试解救殊死抵抗的雅典人。如果这件事看起来无法理解的话，原因很可能是这支大军只存在于幻想中，其实只有一小股部队，因此不敢在援军抵达之前冒险与罗马人交战。就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详述这些战争的细节并无益处。

此处有一点应当提出：马略与辛布里人、条顿人交战的记载，以及苏拉与米特拉达梯作战的记载非常相似。两段记载几乎如出一辙：都有士卒看到庞大的敌军后顿觉大骇，都对敌军士兵躲在营地工事后面喧闹高呼、嘲讽罗马人的情景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为了坚定士卒的心志，马略让他们挖了一条沟渠；苏拉则命令手下将刻菲索斯河（Cephisus）[90]改道，干活干累了，士兵就会觉得还是打仗比较好。最终马略手下的士卒习惯了蛮族大军的可怕景象，遂主动请战；苏拉手下士卒请战的原因是厌倦了挖渠。那么米特拉达梯任命的一线统帅阿基劳斯（Archelaus）为何不趁着罗马人挖渠时发起攻击？3条顿人从马略营前经过，行军6日，马略为什么不抓住机会，每天消灭敌军的六分之一呢？史书中没有进一步解释。

战败的辛布里人蜂拥回营时，被自己的妻子挥舞着斧头迎上来杀死。亚洲大军逃奔的时候，阿基劳斯将营门紧闭，逼败兵回头迎战，结果他们无助地挤作一团，惨遭罗马人屠杀。为了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辛布里妇女甚至抽时间换上了黑衣服，而米特拉达梯手下士兵的军装披金戴银，以至于罗马士兵面对他们时愈发感到恐惧。罗马人打败的敌人不仅有巨大的人数优势，而且特别勇敢。辛布里人的第一排士兵用链子拴在一起，米特拉达梯的弓箭手以箭为剑，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两段记载的相似性不是因为可能有抄袭现象，而是源于一种心理过程。为了尽可能地彰显胜利，作者们几乎完全隐瞒了真实的历史事件，最后的结果就是得出了空泛的描述，以至于这一名统帅、这一场战争和那一名统帅、那一场战争几乎别无二致。偶尔才有蛛丝马迹能发现此处讲的是粗犷的军人马略，彼处谈的是麻木的贵族苏拉；这里是坚毅的北方汉子，那里是亚洲君主米特拉达梯。

出于同样的心理，瑞士人笔下的勃艮第战争和希腊人笔下的希波战争才呈现出完全相同的场景和人物。区别只在于瑞士人和希腊人留下的是通俗演义，纵有自由发挥但仍然足够完整，基本属实，主要还是关注事件本身，虽有修饰，事实尚在。罗马人笔下苏拉和马略的大捷则是不够格的传说，出自虚荣的、毫不关心事件本身的修辞家之手。

后来战事再度爆发，卢库勒斯（Lucullus）和庞培（Pompey）率军先后打败米特拉达梯和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尼（Tigranes）。关于这场战争的文献也是完全同样的类型，对我们的目标来说毫无价值。4当亚美尼亚国王目睹罗马军队时，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出使则有余，出兵则不足”。他本人只是一个多山的中等国家的君主，养不起庞大的人口，因此供不起庞大的军队，而且亚美尼亚人也从来不以善战而为人所知。

5　罗马人与帕提亚人1

叙利亚总督克拉苏（Crassus）对帕提亚发动的战役是针对米特拉达梯和提格兰尼的战争的延续。帕提亚人与波斯人关系紧密，战法与古波斯人完全相同。他们以骑射作战，不过与当年的波斯人一样，除了弓箭，这些骑手也携带近战武器，主要是矛。

根据文献里的某些表述，作者们试图确立一个区分：帕提亚军队的主体是轻装奴隶兵，极少数自由民是佩甲骑士。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但并无具体依据，从中也得不出更多关于历史事件的结论。

罗马一方有7个军团、4000名骑兵和4000名轻步兵。看似规模庞大，但由于军团并不满编，所以最多有3.6万人，而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据说有4.7万人，其构成也比罗马人更适应接下来的战斗：罗马人只有4000名骑兵，而亚历山大有7000名。我们不能确定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步兵里有多少应算作轻装步兵。

普鲁塔克的《克拉苏传》对这场战役的经过有详尽——尽管有传说性质——叙述，迪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91]也留下了记载。因此，接下来要讲的基本事实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根据文献，我们不清楚克拉苏最终决定向何处进军，可能是塞琉西亚（Seleucia）[92]。帕提亚人没有在底格里斯河对岸坐等罗马军队，而是前出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迎敌。行军数日后，两军相遇。帕提亚人成功诱使罗马骑兵一部贸然出击，然后将其吃掉。这支骑兵由全军统帅的儿子小克拉苏指挥。小克拉苏曾扬名于高卢恺撒帐下，率领1000名高卢骑兵加入父亲的军队。现在，罗马军已经不能继续进攻了，只能折返。如果我们将当时的情形与库纳克萨之战（Battle of Cunaxa）后希腊万人军的境地相比，罗马人所面临危险似乎还要小一些。首先，骑射手对盔甲精良、结成紧密阵形的步兵无法造成多大伤害。文献里一片愁云惨淡，讲帕提亚人射术卓绝，还有驼队装载大量备用箭矢，无射尽之虞。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蒙蔽，觉得帕提亚骑射手比本书（主要是希波战争的历次会战）之前讲述过的骑射手更强大。毕竟，罗马人还有一定数量的轻步兵和余下的骑兵对付他们。就射击精度而言，站在地上的轻步兵可比骑在马上的帕提亚人高多了。如果敌军迫近，罗马骑兵也可以发动突击。

其次，根据文献记载，与当年的波斯人一样，帕提亚人入夜后会转移到远离敌军的位置，以防遭到夜袭。这样一来，罗马人在夜晚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赶路。最后，罗马军撤退要走的路程相当短，跟希腊万人长征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从埃德萨（Edessa）[93]东南的卡雷（Carrhae）向南行军一日后与帕提亚人相遇的，距离幼发拉底河只有45英里（约72千米）。2

希腊人成功逃脱，而罗马人在撤退途中几乎全军覆没，其原因不应该从帕提亚人特别勇敢中寻找，因为波斯人当年并不缺少个人勇武。我们也不能归因于帕提亚人比波斯人多势众（哪怕是在大大缩减希腊人给出的夸张数目之后）。史书里浓墨重彩地讲了一位当地王公的背叛，但是除了提供假情报和临阵率部脱逃，我们不清楚他还给罗马人造成了什么伤害。我们本来预期当罗马骑兵被击败时，这件事应该会造成实质性损失，结果文献在此处并没有提到王公或背叛，所以罗马战败不能归咎于背叛。我倾向于认为两件事的区别在于：提萨弗尼（Tissaphernes）率领的波斯人认为，没有必要为了压倒希腊人而让自己人流血，而希望入侵者在卡杜西亚山脉（Cadusian Mountains）中被消灭殆尽，从波斯人的角度来看，让卡杜西亚人蒙受损失总要好得多；帕提亚人的出发点则是，不仅要把罗马人赶回去，还要让他们再也不能犯境，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罗马军队的庞大规模。色诺芬笔下的希腊军只有1.3万人，加上随员大概不超过两万人，并没有大批辎重队。哪怕是在骑兵被打败后，罗马军也有3万名战斗人员，辎重队规模非常大，全军总数肯定有5万到7万人。这样的大军是不能通过高速行军——尤其是夜间行军——摆脱敌人的，而高速行军当初可是帮了希腊人大忙。

罗马人抵达卡雷后确实分兵了，从那里继续行军。一支部队由统帅亲领，不再向西朝幼发拉底河前进，而是转向北边，以便到亚美尼亚山区寻求庇护。但是，蔓延开来的士气涣散令情况更加恶劣了。最后的大灾难不是由总攻带来的，而是谈判。克拉苏表现出了自己的弱点，竟然出席谈判；而且不管是因为双方的猜疑引发了误会，还是帕提亚人有意背信弃义，克拉苏都在谈判时被杀掉了。

克拉苏余部被编成了两个军团，后来以庞培一方参加了法萨卢斯（Pharsalus）会战，对阵恺撒。

安东尼

讲完克拉苏战败，接下来应该谈一谈17年后（公元前36年）安东尼发起的洗雪卡雷耻辱的战役。他的战役准备工作似乎做得很认真，军队规模比克拉苏的两倍还大，3至少包括1万名骑兵，投石手的射程比帕提亚弓箭手还要远，弹丸甚至能够穿透盔甲。4

安东尼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地点和克拉苏相同，都在左格马（Zeugma）[94]附近；进军路线也一样，甚至与亚历山大当年的进军路线也相差不远，都是由西向东直线进军，先是亚美尼亚-卡杜西亚山脉，然后逐渐下到平原，途中有埃德萨、尼西比斯（Nisibis）、泰格拉诺塞塔（Tigranocerta）等城市（或者城市的遗迹）。帕提亚人没有冒险攻击这支军队。安东尼渡过底格里斯河，不再向东前进，而是进入米底（Media，亦称阿特罗帕特尼，Atropatene），此地由阿尔塔瓦兹德国王（King Artavasdes）统治，是帕提亚人的附庸国。罗马人本来要在此地与盟友亚美尼亚国王（名字也叫阿尔塔瓦兹德）及其大军会合。安东尼的计划显然是以亚美尼亚为基地，首先将米底从帕提亚一边争取过来。有人提出质疑：他为什么不顺幼发拉底河而下，进入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部呢？那里有一座希腊人的大城市塞琉西亚，塞琉西亚人正期盼着罗马来解放他们。帕提亚国王的驻地就在塞琉西亚郊外的泰西封（Ctesiphon），将帕提亚国王逐出王城肯定是大功一件。答案大概是：大军从塞琉西亚出发，越过大山，继续进攻帕提亚本土并不是简单的事。但是，如果罗马人能说服米底人加入自己，那么帕提亚人就不得不放弃美索不达米亚，接下来罗马人从任何方向进攻都是游刃有余的。因此，安东尼径取米底王国都城弗拉斯帕（Phraaspa），很可能就是今天的苏里曼圣殿（Tachti Suleiman），位于高加米拉以东190英里（约305千米）处，阿尔塔瓦兹德国王的家眷财宝都在城内。罗马人的盘算大概是，一旦夺取这座城市，再加上给他的优惠条件，阿尔塔瓦兹德就会像同名的亚美尼亚国王那样屈服。为了尽快展开围城战，罗马人一路带着攻城器械前来，包括一架长达80英尺（约24.4米）的攻城锤，因为阿特罗帕特尼当地没有硬木。攻城器械的行动速度非常慢，由两个军团护送。安东尼本人则率领主力走在前方，以便迅速兵临敌方城下，开始围城战。

接下来，奥皮乌斯·史塔蒂阿努斯（Oppius Statianus）率领的后方辎重队被帕提亚奇袭消灭，攻城器械被毁。我们不知道这次交战的细节，但不难想见，如果不是奥皮乌斯这位罗马将军犯了最严重的错误，此事绝不会发生。当然，辎重队列那么长，却只有两个军团保护，本来就不可能挡得住帕提亚骑兵的进攻。而且，帕提亚北进的动作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罗马军实际上是沿着前线移动的。不过，安东尼也不可能没给后军配属部分骑兵，这些骑兵有能力，也有责任观察并及时汇报帕提亚人接近的情况。然后，直到安东尼率兵来援，罗马人必然会筑营坚守，他们完全能够抵挡敌军骑兵。但是，不管是因为谁粗心，这次失利都挫败了安东尼战役方案的核心。不仅如此，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瓦兹德闻讯大骇——不过，他内心深处大概不无窃喜——正好当时尚未与罗马会师，便掉头回国，既是为了保卫家乡，也是为了挽救自己。

但是，坚强的安东尼还没有放弃。他试图凭借低劣的攻城器械夺取弗拉斯帕城，而且向米底境内深入了一段距离，希望引诱帕提亚人出战。有人可能会问，安东尼的军队依然强大，帕提亚人不敢正面交手，那安东尼为什么不分兵呢？苏莱曼圣殿周长不过1330步，因此只需一支中等规模的部队便可将其围困。围城部队可以修建围栅，这足以抵御帕提亚骑兵，而主力部队可以继续向埃克巴坦那（Ecbatana）[95]或赫卡尼亚（Hyrcania）[96]进军。但是如此分兵估计会一无所获。一切都取决于将阿特罗帕特尼从帕提亚人手里夺取过来。以此为基地，罗马人可以继续作战；若无这一基地，进入敌境将极其凶险。帕提亚人大破奥皮乌斯·史塔蒂阿努斯之后，要想说服阿特罗帕特尼国王改换阵营，非要攻下弗拉斯帕不可。但是，安东尼之后又吃了一次亏。他刚离开这座城市，被围困的守军就发起一次成功的突袭，烧毁了通往城下的堤道。盛怒之下，安东尼统帅以作战不力的罪名将两名大队长官处以极刑。终于，当在周边地区再也搜找不到给养而且弗拉斯帕不可能在短期内陷落时，安东尼只得撤围而去。

安东尼决定换一条道路，主要原因大概并非军队无力再战，而是在原来的入侵路线沿途再也找不到补给了。他没有横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是选择进山，向北穿过亚美尼亚，在当地由盟友亚美尼亚国王提供给养。5在此次撤退期间，帕提亚人仍旧给他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尽管罗马人逢战必胜，总能将帕提亚人逐退，但士气依然严重受挫。安东尼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中午拔营，而不是常规的早晨启程，以便尽可能延长不受干扰的夜间行军时间。6

克拉苏和安东尼的战役将我们的注意力同时投向了过去和未来。等到下一卷，我们会回到此处，探究美索不达米亚为什么一直是罗马势力范围的极限，为什么没有一位罗马统帅能够重现亚历山大远征的壮举。

但是，我们现在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蕞尔小邦马其顿的国王能降服直到印度河为止的整个亚洲，而规模不亚于乃至远胜于亚历山大的多支罗马军队反而会败亡？亚历山大的天才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罗马大队战术已经大大推进了西方（occidental）战争艺术，罗马军队也比马其顿军队规模大得多，单凭亚历山大的个人特质是不足以抵消这些发展成果的。

安东尼采取的战略形式乍看上去更接近亚历山大的高加米拉会战。消灭克拉苏一段时间后，帕提亚再次发起攻势，但最后在叙利亚北部被安东尼的一名副将打败。这次打败帕提亚的战役堪与伊苏斯会战相提并论：伊苏斯会战之后，大流士残余的省份基本相当于对阵安东尼的帕提亚帝国君主弗拉特四世（King Phraates IV）的国土。如前所述，罗马军取道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路线几乎与亚历山大相同，很可能还是从同一片区域渡过底格里斯河。而且与亚历山大一样，安东尼在渡河之前没有遭遇敌军。假如大流士没有在高加米拉附近开战，而是像弗拉特一样避免会战，仅限于防守坚城，切断马其顿的补给线，形势又会如何呢？

为了实施这种战略，人民和国家必须有坚强的抵抗意志。哪怕是在高加米拉落败之后，波斯仍然能够按照帕提亚的方式自卫，但所有大城市——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埃克巴坦——都不经抵抗便向马其顿开城。实际上，马其顿军队是当地指挥官自己请进去的。没过多久，流亡中的波斯国王便被一名总督废黜和杀害了。大流士（希腊人称之为“科多曼努斯”，Codomannus）本人出自阿黑门尼德王室旁支，是通过宫廷政变——波斯发生过许多次宫廷政变——才登基的。当我们考察亚历山大无人可比的成功时，绝不能忽视波斯帝国内部的脆弱性。帕提亚帝国代表着亚洲人对希腊-马其顿霸权的反向运动，但帕提亚人并非纯粹的野人，帕提亚文化混入了若干突出的希腊文化要素。卡雷庆功活动当天，帕提亚王宫里上演了一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当叙利亚君主安提柯三世再次将帝国拓展到印度时（公元前209年），他也没能直接降服帕提亚人和巴克特里亚人，只好赋予他们半独立的附庸国地位。安提柯七世试图再次恢复大叙利亚王国，胜利进军米底。为方便补给，士兵分散驻扎于多处过冬营地，结果被当地居民袭杀（公元前129年）。亚历山大大帝从未遇到这种抵抗。当然，他消灭的波斯帝国疆域辽阔，内部却是腐朽动荡。这一观察绝不应被理解为贬低亚历山大本人的重要意义；同理，当我们认识到，出过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王国到了1806年已经衰弱到何等境地，拿破仑的荣耀也丝毫无损。当马其顿来袭时，波斯已经在经历某种内部解体了。由于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希腊人笔下高傲自信的波斯宫廷就显得很可疑了。从这个角度看，大流士也极不可能接连召集两支强大的军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严密的国家组织，要有高效的行政机关以确保补给供应，还要有基层的支持。当时的波斯帝国三者皆无。于是，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表明大流士的军队不仅不是大军，而且数量还要少于马其顿军队的论据。

第七篇　恺撒

1　恺撒历次征战的批判性分析

到目前为止，本书并未严格遵循时间或事件顺序，而是或者从制度入手，或者详细讨论某一次会战，以此对当时的战术形成可靠的认识，然后再从这个坚实的基础出发进一步研究战略问题。对恺撒而言，我们无须如此行文。恺撒将道的每一个要素都是我们所了解的，本书只需要说明：他究竟如何运用这些要素让古典时代战争艺术达到了巅峰，并因此必须被视为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

纵然恺撒本人的战记卓越透彻，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即缺乏恺撒对手方面的文献。即便是罗马内战，与恺撒及其支持者的大量记载相比，庞培和元老院一方留下的报告也明显稀少和模糊；而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争方面，我们更是只有胜者罗马人的报告。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刻都不能遗忘的。我们不能说过去的学者们都把它忘了，但他们也是无能为力，无望解决。关于恺撒历次征战的描述性文本可谓汗牛充栋，但在批判性分析方面尚未真正取得突破。这些学者缺少把握这位自述其史、笔力不逊战力的伟大统帅和通过自己对恺撒的理解直达事件根源的手段方法。所需的工具只能通过漫长的、相继的步骤逐渐创制：编制学、战术学、术语含义、地理学、地形学、确定军队兵力。今天，通过几代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军事学家的努力，通过现场考察、遗址发掘和方法比对等手段，这些先决条件已经大致完备，批判性学者或可冒险直面这位巨人，通过直视他的双眼，迫使他揭露真实的自己。

2　赫尔维蒂战役

我们假定读者熟悉《恺撒战记》中对赫尔维蒂（Helvetian）战役的描述，接下来会直接检验其中的疑点、空缺、矛盾和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根据恺撒的记载，赫尔维蒂人[97]决定带上妇孺、包裹和行李，举族迁移，志在赢取整个高卢（1.30.3），对他们来说，故土实在太小了。

对于赫尔维蒂人所居区域的大小，我们可以直接认为是恺撒估计有误，不去管它。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如何将恺撒所说的迁移动机和赫尔维蒂人的迁移方式协调起来？如果赫尔维蒂人确实想要征服其他高卢人，他们并不需要带着家人、牲畜和财物迁移，这样做必然会大大牵制他们的军事行动。

赫尔维蒂人看好的新家是塞农人（Santones）的地盘，即拉罗谢尔（La Rochelle）和加龙河口之间的大西洋沿岸。这片区域并不特别适合作为征服高卢的基地。如果赫尔维蒂人是因为故地人口过剩而另觅新居，他们也并不需要举族迁移，白白让出原先占据的优良土地。假如赫尔维蒂人确实有计划移居海滨，驱逐或消灭原住民，另起炉灶，而不是从故土出发，将势力拓展到邻近地区，那么，这个意图不仅本身很难实现，更无法与统治其他高卢部族的计划同时结合起来。另外，高卢已经有一位统治者了——本书至此尚未提及，但很快恺撒就会亲自告诉我们——即日耳曼首领阿里奥维斯塔（Ariovistus）。此人之前便征服高卢人，强迫他们送人质、纳贡赋。有鉴于此，赫尔维蒂的双重计划就更加不可能了。诚然，我们不是很清楚阿里奥维斯塔的实际统治范围有多大，因为在有些地方，他好像只征服了埃杜伊人（Aedui）、塞夸尼人（Sequani）[98]及其附庸，而在别的地方，几乎整个高卢都派遣使节，请求恺撒帮他们对付阿里奥维斯塔（第30章）。但是，无论情形可能是怎样，赫尔维蒂人的任何高卢征服计划都要首先把阿里奥维斯塔考虑在内，而且必然会与其发生碰撞。恺撒对此不置一词。在他对赫尔维蒂战争的记述里，阿里奥维斯塔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赫尔维蒂人为其大规模征服战争所做的一项准备工作，就是与邻邦达成和睦。我们的问题是：哪些邻邦？西边是赫尔维蒂人要征服的，北边是阿里奥维斯塔，东边的情况没有讲，南边是罗马人。

恺撒接着写道，赫尔维蒂人离开故土只有两条路：一是沿着罗讷河北岸，穿过塞夸尼部领地；二是沿着罗讷河南岸，取道日内瓦，穿过罗马行省。此处应加上一个条件：“如果他们要去塞农部领地的话。”不然，如果他们想要征服高卢，穿越汝拉山脉（Jura）有不少山路可以走，山北也有不少路。

根据恺撒的记载，赫尔维蒂人提前谋划了两年之久，该计划肯定已经众所周知。尽管如此，罗马人似乎不仅对赫尔维蒂人意图迁移一无所知，而且都不担心他们要从罗马行省过境。恺撒抵达这片危险的边境地区时，当地只有一个军团驻守。他只得一面以计谋拖延时间，一面迅速在日内瓦和勒克鲁斯要塞（Fort l’Ecluse，此地有多处罗讷河渡口）之间布置了一条长约18英里（约29千米）的防线，安排所部一个军团和从当地居民征召的地方保卫队驻守。

据报告，赫尔维蒂人多次试图突破这道防线，均告失败。

对这一主张，我们必须报以最强烈的怀疑。赫尔维蒂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民族，他们的军队即使没有9.2万人——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一点——规模肯定也相当大。恺撒之前征召的地方保卫队在军事上几乎不值得考虑。一个军团怎么可能守住18英里（约29千米）的防线？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现代化武器出现之前，如果敌方真想攻下来的话，数倍于己的敌人从三处同时进攻匆忙构筑的18英里（约29千米）野战工事，在任何条件下总能将防线突破。恺撒说，在战胜赫尔维蒂人之后，他在敌军营帐中发现了各部落人口列表，总数为36.8万人。由于能够大致估算出赫尔维蒂各部落占据的区域面积（1.8万平方千米），1我们可得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人。贝洛赫正确地宣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恺撒还给了我们一个数据：他将赫尔维蒂人押回时做了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是11万人。那么根据恺撒本人的说法，赫尔维蒂人迁移和交战期间的损失不会很大，贝洛赫遂以11万人为起点，加上4万人损失数目，得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7.5人。

如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恺撒确实进行了人口普查，而且所有赫尔维蒂人都离开了故土，那么这一结论不会受到有分量的反驳。就此而论，由于4万人的损失数目似乎还是非常高的，有人甚至可以得出比贝洛赫更低的结果。但是，有鉴于基本数据的不确定性（之后还有机会谈到），此处先讨论到这里。我们只能也必须更明确地断定这个问题的反面，即赫尔维蒂人起初的总数绝不可能接近36.8万人。我们也拥有断定其所需的手段。

恺撒声称，赫尔维蒂人出发时的总人数是36.8万，随行携带3个月的给养。根据拿破仑三世要求进行的研究，仅面粉一项估计就需要6000辆大车，每辆车有4匹驮兽；假设每人有15千克行李，那就需要2500辆大车。一条道路上有8500辆大车，每辆15米，总长度就是77英里或78英里（约124千米或126千米）。2上述数字基于的假设是，每匹驮兽能负担500千克的重量。不过我最近才确信，古典时期的驮兽负重只有500千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此，大车车队的估计长度就不是77英里或78英里（约124千米或126千米），而是180英里（约290千米）左右。按照我们对当时高卢道路状况的设想，几辆大车并排走的时候肯定很少。假如遇到只能有一辆车通行的狭窄路段，整个车队都必然会被拖住。即便有可能分散从野地里走，行进过程当然也是毫无纪律的，分批上路经常会导致堵塞和大段间隙，主要是用牛车。当然，按照这样的移动方式，至少要40分钟到55分钟才能走完1英里（约1.6千米）。即使是盛夏时节，凌晨3点即可启程，车队末尾晚上9点抵达营地就行，而且里程以414英里（约666千米）为限，那么最多也只有2500辆大车可以走完。如果每天的可用时间为15个小时（凌晨3点到晚上6点，最后一批大车于晚上6点出发），那么每3个小时的区间内就要有500辆车出发。即便我们估计1英里（约1.6千米）只需要25分钟多一点就能走完，每个小时仍然只能有250辆车出发。这样算下来，4000辆大车即便每天行进16个小时（凌晨3点到晚上7点），也不过只能向前4.5英里（约7.2千米）而已。3但是车队里不止有大车——令人惊讶的是，拿破仑三世竟然没有提到这一点——还有全部落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驮兽以外还有兽群、幼崽和小型禽畜。

根据恺撒的记载，提吉林尼人在索恩河（Sâone）与赫尔维蒂人分开，于是后者的车队少了一些，4从渡口[位于里昂以北9英里到18英里（约14千米到29千米）处，特鲁瓦或蒙美尔附近]抵达布克拉特（Bibracte，位于欧坦附近）[99]，总共用了15天，直线距离为63英里到72英里（约101千米到116千米），这就意味着每日行进速度为5英里到7英里（约8千米到11千米）。这段路程只有开头是宽阔的索恩河谷，之后就要穿过马贡（Maconnais）和夏洛莱（Charolais）山区，车队肯定经常要单列行进。即便有些装补给品的车已经空了，赫尔维蒂人无疑也不会将其抛弃。大车是珍贵的财产，收集战利品和补充给养都用得着。由于车队是在敌境内移动，他们不可能——举个例子——让女人和孩子往前赶一天的路程以便分开行进。恺撒的叙述表明赫尔维蒂人一直是整体行进的，没有分开过，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赫尔维蒂人出发时的总人数不可能有36.8万。即便只有这个数目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人畜随行的车队还是太长了，不可能在一条道路上单列行进。于是，恺撒给出的数字就不能打折扣后使用，而只能完全抛弃它，就像希罗多德给出的薛西斯兵力一样。

趁着恺撒还在从北意大利调集包括两个新编军团在内的5个军团时，赫尔维蒂人穿越汝拉山脉，来到索恩河畔，在里昂上游渡过索恩河。等到恺撒击溃正在渡河的殿后队伍时，其余人已经沿河北上了。

恺撒没有讲赫尔维蒂人走这个方向的原因。毕竟，恺撒告诉我们，他们的目标是前往塞农部领地，也就是应该向西走。多名学者以各种方式填补这一空缺。蒙森、戈勒（Göler）、拿破仑三世相信，恺撒将赫尔维蒂人驱离了原定路线。拿破仑三世还补充道，取道罗阿讷（Roanne）直趋塞农人地盘的路线上有几乎不可逾越的山区。他指出，即便是在19世纪，里昂至拉罗谢尔的邮递路线仍然要绕道欧坦和讷维尔（Nevers）。

但是，这个解释是不充分的。按照公认的假定，当恺撒率领3个军团在特鲁瓦自由城（Trévoux-Villefranche）一带攻击正在渡过索恩河的赫尔维蒂人时，他所在的位置是里昂附近塞古西亚维人（Segusiavi）的地盘，位于罗讷河与索恩河的夹角内。恺撒之前把另外3个军团留在了后方。即使假定后方军团驻于索恩河右岸，他们都不可能截断赫尔维蒂人的去路，不管后者要向南进入罗马行省，还是向西进入山区。后方一共有3个军团，其中两个全是刚征召的新兵，在任何情况下，罗马人都不会派他们去跟赫尔维蒂人交战。赫尔维蒂人最多有希望攻击后方罗马军一部，就像前一天恺撒袭击了赫尔维蒂人一部那样。恺撒留在后方的3个军团很有可能根本不在河对岸，即使在河对岸，肯定也是躲在工事后面不敢出来。5赫尔维蒂人至少比恺撒领先一日路程，恺撒当时正忙着在索恩河上修桥。西边正对的山岭或许陡峭，但并非如拿破仑三世所言不可通行。

比亚尔（Bial）在《高卢古路》（Chemins de la Gaule，第289页及之后数页）中提出，塞文山脉（Cévennes）可能有多条翻山路径。梅西亚（Maissiat）在《恺撒在高卢》（Jules Cesar en Gaule 1：349）一书中指出，穿过在特鲁瓦自由城附近汇入索恩河的阿泽尔格河（Azergues）河谷很容易翻越塞文山脉；接下来进入卢瓦尔（Loire）河[100]谷更是不仅有一道河谷，而是有三条支流河谷可供选择，分别经过绍夫埃伊（Chauffaille）、塔拉尔（Tarare）和圣富瓦（Sainte-Foy）。这条路线有两个好处，不仅可以从卢瓦尔河和阿列（Allier）河的源头附近渡河，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可能遭到罗马人攻击。一旦赫尔维蒂人进山，只要一小股殿后部队就能拖住罗马人。但是，他们没有走这条路，而是沿着行动更方便的索恩河谷前进，恺撒在这里可以轻易追上行动迟缓的车队。赫尔维蒂人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抵达山区，而且很快就又要渡过多条宽阔的大河。

即使假定赫尔维蒂人没有迅速做出撤退的决定，给恺撒留下了充足的时间从索恩河下游渡河，堵住通往阿泽尔格河谷的入口，我们依然无法解释赫尔维蒂人为什么没有直接从夏洛莱山区进入卢瓦尔河谷，然后试图在布列农（Briennon）或迪关（Digoin）附近渡河。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恺撒本人本来就预计赫尔维蒂人必然会沿河行进，因为文献里之后写道，他走水路运输补给，而且没有准备大车。

从以上情节判断，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质疑：赫尔维蒂人未必真的想要去塞农部领地。

恺撒杜绝了赫尔维蒂人取道罗马行省的可能性，而埃杜伊人首领杜诺列克斯（Dumnorix）则让他们平静穿过塞夸尼部领地成为可能。从塞夸尼地区出发，他们又进入了埃杜伊地区。由于上述情况，我们必然会假定赫尔维蒂人与埃杜伊人是友好关系。但是，两者似乎是敌对的，赫尔维蒂人破坏了埃杜伊人的土地，于是后者向罗马求援对付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肯定还发生了某些恺撒没有叙述的背景事件。

接下来，恺撒告诉我们，赫尔维蒂人一部在索恩河被击败后便提出求和，说愿意移居恺撒指定的任何地区。恺撒要求人质遭到拒绝，于是谈判破裂。但是我们怎么能以为恺撒完全没有答复最主要的问题呢？毕竟他很可能对赫尔维蒂人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既然已经承诺，我让你们去哪里你们就会去哪里，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回归故土。”事实上，文献里并没有这句话，于是整场谈判及其语境就很令人怀疑了。

恺撒没有具体说明赫尔维蒂人接下来去往何处。我们借以得出结论的依据，一是恺撒的一段话，说他不能通过索恩河获得给养，因为他紧追不舍的赫尔维蒂人离开了索恩河；二是会战最终于布克拉特附近的勃弗来山[Mont Beuvray，欧坦（Autun）以西20千米处]爆发这一事实。恺撒一度试图实施迂回战术，从两翼攻击赫尔维蒂人。由于偶然因素这次行动失败了，于是他转向布克拉特行进。恺撒自述此举为迫不得已，因为埃杜伊人请援对付赫尔维蒂人时许诺提供的给养并未抵达。但是，此次转向却成了会战的导火索，因为赫尔维蒂人或者将其理解为恺撒心怯，或者希望切断罗马军的补给线，所以主动向恺撒出击。

一方面，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赫尔维蒂人竟然认为罗马人转进布克拉特的动因纯粹是怯战吗？同样是这些人，不久前还提出愿意接受恺撒划定新家园的所在地，而且为了躲避恺撒，整整走了15天，现在情况刚有转变，他们怎么就突然胆子大了起来，敢于直面恺撒，向其发动攻击呢？另一方面，我们要怎样理解他们的另一个动因，即切断罗马补给线呢？假如赫尔维蒂人想要切断恺撒与之前补给线和基地之间的联系，那么无须出击，也无须会战就能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是想截断恺撒去往布克拉特的道路吗？这样的话，切断补给和发起会战两者就是互斥的：如果赫尔维蒂人战胜罗马人，后者就用不着补给了；如果打败了，那么他们就不能切断罗马人和任何地方的联系。赫尔维蒂人为什么要接着往前走呢？如果他们想要去塞农部领地，那么我们只能假定他们之前是向西北方向走，离卢瓦尔河谷很近了，如今罗马人转向东面，他们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继续前行了。如果他们想要报索恩河战败的仇，为何要等到最后关头？他们为什么不沿途选择适当的防御地点，以逸待劳呢？

其他罗马人著述中有关赫尔维蒂战役的只言片语并没有让情况更加明晰。假如我们只能依赖一份显然多处有意隐瞒真相的著作，或许永远没有希望得到这些事件的正确图景。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单纯抛弃《恺撒战记》，又无他者替代，从而将研究的脚步停下。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不能简单地接受和复述恺撒的说法。拿破仑一世有言，赫尔维蒂战役根本无法可解，6即使是最信任恺撒的历史学家，依然感到有必要在若干要点处加以补充和修正。蒙森给赫尔维蒂人迁徙加了一个理由，即恐惧阿里奥维斯塔，而这一点大概与征服高卢的欲望并不相容。此外，恺撒还说过正好相反的话，好像阿里奥维斯塔不存在一样：赫尔维蒂故地山川环抱，其人不侵攻邻国就深感不便。蒙森对索恩河和谈更是只字不提。拿破仑三世则认为，迁徙和意图收复高卢两件事不是同时产生的计划，而是先后发生的，而且他忽略了赫尔维蒂人在和谈中要求恺撒分给他们一片土地的情况。最后，与蒙森一样，T.莱斯·霍尔姆斯（T.Rice Holmes）相信赫尔维蒂人是在日耳曼部落的压力下决定另觅家园。他还将征服高卢的计划说成仅仅是赫尔维蒂首领奥尔及托列克斯（Orgetorix）的计谋。这种观点与恺撒的说法背道而驰，但是这些修正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依然欠缺一个解释：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赫尔维蒂人想要对阿里奥维斯塔取何种姿态？另外，以区区一个军团和地方保卫队就试图守住匆忙构筑的18英里（约29千米）野战工事，这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情状。赫尔维蒂人从索恩河渡口北进，之后突然掉头发动会战的动机也是付之阙如。为了得到一幅即便不可确证至少胜在不无可能的、可以理解的图景，我们必须努力消除谬误，填补空缺。

纲要如下：

阿里奥维斯塔统治着高卢中部。7高卢人不情愿地忍受着身上的枷锁，缴纳年贡。一名埃杜伊首领狄维提亚库斯（Divitiacus）早已秘密倒向罗马，向其请求援助。这是恺撒告诉我们的，当然不是在第一部战记中，而是在之后的一本里（6.12）。罗马人并无回应，恰恰相反，他们曾试图与阿里奥维斯塔交好。在恺撒担任执政官期间，他们还曾将阿里奥维斯塔称为国王，并授予其“罗马盟友”的头衔。尽管如此，埃杜伊人仍没有放弃由外人解放自己的观念。以狄维提亚库斯的弟弟杜诺列克斯为首的一派则认为高卢人要自己解放自己。8高卢还有一支强大好战的部族没有屈服于阿里奥维斯塔：赫尔维蒂人。于是，双方结为同盟。揭竿而起，寄希望于赫尔维蒂派出援军是不可能的，因为与塞夸尼和其他高卢部族一样，埃杜伊的各大家族都有人质在阿里奥维斯塔手里。于是，他们定了一条计策。赫尔维蒂首领奥尔及托列克斯向部众提出要迁居。他可能提到了人口过剩，或许还指出如果赫尔维蒂人留在老家，不久便要步其他高卢部族的后尘，屈服于日耳曼人的统治。以移居海滨前往塞农人地盘为借口，9赫尔维蒂大军会在阿里奥维斯塔起疑心之前，来到埃杜伊地区。接着，在赫尔维蒂人的支持下，高卢派便有希望克服一切疑虑，掀起一场反对日耳曼人的大起义。与之后的农民军一样，妇孺自然也要随行，为了增强欺敌的效果，赫尔维蒂队伍中的妇孺数量可能仍然比通常情况多一些。连奥尔及托列克斯暴死也没有让他们停下脚步。

通过狄维提亚库斯和埃杜伊内部的罗马派，恺撒对此洞若观火。恺撒绝不希望这条计策实施，因为他的计划是高卢人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要在罗马的帮助下摆脱日耳曼人的枷锁，然后换上罗马人的枷锁。仅凭赫尔维蒂人询问能否借道罗马行省这一条，便足以让恺撒加强兵力，向边境移动了。赫尔维蒂人之所以提出这一请求，只是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他们要前往塞农部的假象。为了执行原定计划，在恺撒拒绝借道之后，他们刚刚渡过索恩河，却依然选择了尽可能靠南的路线，以便前往真正的目标，即埃杜伊部。以犯境为借口，恺撒攻击了正在渡河的赫尔维蒂殿后部队。与此同时，埃杜伊部罗马派——估计得到了罗马的财政支援——占据上风，说服部众向恺撒请求援助以抵抗侵略，而不是欢迎赫尔维蒂人来解放自己。现在，赫尔维蒂人处境极其尴尬，便遣使恺撒，请他给他们分配一块土地，其实就是回归故土。正如恺撒的解说，双方没能达成协议就是因为人质问题。但是恺撒在这个条件上绝不松口，倒不是因为赫尔维蒂人不能信任，其根源在于这是恺撒征服全高卢的起点。赫尔维蒂人不愿受辱，于是转向北方，想绕一个大圈，从上游渡过索恩河，然后返回故土。但是他们没有继续在罗马人可以追上队伍、从四面发起攻击、将其迅速了结的河谷中前行，而是尽快转移到山里，留下一支有力的殿后部队，在两道河谷之间拖住罗马人。恺撒尾随而至，还得到了埃杜伊骑兵的支援。尽管初次交战是在平原，但埃杜伊骑兵也没有完成任务，而是从赫尔维蒂人面前跑掉了。恺撒怀疑原因不只是地形不利，而且是有意拆台，因为这支部队是由杜诺列克斯指挥的。

尽管恺撒有能力每天攻击赫尔维蒂后军，使其交战不暇，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隔着一段距离尾随其后，保持最大的谨慎，注视着每一个能够重创敌军的机会。

终于，机会似乎到来了。拉比努斯（Labienus）指挥两个军团成功包抄了赫尔维蒂人，但是一次偶然的误报导致计划失误，拯救了敌军。接着，恺撒开始远离赫尔维蒂的队伍，径直向不远处的埃杜伊首府布克拉特而去。正如他本人所说，这是因为补给困难的不得已之举。我们或许还可以假定，对埃杜伊人的不信任也是促成此行的一个原因。若不能确保稳固的行动基地，这位罗马统帅是不能深入高卢境内的。但是，这次转向引发了决战。

当然，赫尔维蒂人可以不受阻碍地继续赶路，穿过友好的塞夸尼部领地，回到故乡。但是，假如他们这样做了，就要把布克拉特、埃杜伊人乃至整个高卢中部抛给罗马人。毫无疑问，最大的压力来自当初邀请赫尔维蒂人入境，而且估计一直与其保持秘密联系的埃杜伊部高卢派。高卢派肯定赫尔维蒂人的帮助，甚至可能提出让他们在交战期间倒戈的希望。尽管恺撒与赫尔维蒂人保持着紧密的距离，但并未发起进攻，因此赫尔维蒂首领可能希望恺撒最后会自行离去，不再管赫尔维蒂人。他们从相好的埃杜伊人那里得知恺撒的补给不日将尽，埃杜伊人也不会继续供养他。但是，恺撒转向布克拉特的行动将这些希望全部打碎了。无论如何，赫尔维蒂部原本就有一批人认为，同族兄弟在索恩河畔遭到阴险的罗马人袭击和屠戮，此仇不报便回归故土，实属可耻。这一派如今得势，于是赫尔维蒂人决定掉头攻击行军中的罗马人。

恺撒在战记里想要隐瞒的是赫尔维蒂人此行的目标：对抗阿里奥维斯塔。于是，整场战役的叙述里只字不提阿里奥维斯塔的名字。他还给赫尔维蒂人安上了君临高卢的野心，就好像高卢原本并无一位令人恐惧的日耳曼战士国王统治一样；还轻描淡写地说赫尔维蒂人要携家带口移居塞农部，这分明与统治高卢的野心矛盾。恺撒不得不搬出犯境的借口，不得不隐瞒埃杜伊部背盟之事，不得不对和谈语焉不详，没有给出赫尔维蒂人转向北进的任何合理动机，而且徒劳地寻找他们突然决定与罗马交战的动因。一切都只因为一点，他不想说出赫尔维蒂此次出兵的真正意图。但是，一旦把这个关节搞清楚，其余便迎刃而解。

我要再说一遍：我并未主张上面的论述就是准确的实情。我的主张只是：恺撒的叙述经不住批判性的考究，笔下之事绝无可能，而我希望给出另一种可以设想的、可能发生的叙述，这一叙述不仅与恺撒的叙述大相径庭，与蒙森、拿破仑三世、T.莱斯·霍尔姆斯的解读也是截然不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超越军事史本身，更深入地探讨真正的政治面向。然而，这是必要的，因为军事与政治在此处不可分离地勾连着，也因为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提醒史学工作者，运用《恺撒战记》为史料时必须多加小心。

布拉卡特会战

从一般性考虑出发，我们已经得出了必然的结论：恺撒说赫尔维蒂部有36.8万人启程迁居，是极大的夸张。考虑到此次行动的政治性质，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怀疑，赫尔维蒂人到底有没有全族出动，还把盟友都带上了？诚然，一部分妇孺肯定要随行，这是计划本身的要求。但是，我们很难相信赫尔维蒂人真的把家人和全部家当都带上，将茅屋和村庄付之一炬，毅然出发。当然，他们每日行进的路程并不是特别短，但也算不上长，10这似乎表明有部分辎重随行。根据会战的记载，辎重队规模不可能很大。恺撒原本跟在赫尔维蒂部身后两三英里扎营，后来不再尾随，而是转向布拉卡特。赫尔维蒂人从几名逃兵口中得知这一消息，于是改变方向发起会战，时间是将近第七时（相当于今天的12点到下午1点）。全部车辆都跟在赫尔维蒂人后面，组成车阵。因此，首先上路的是赫尔维蒂人，全部车辆跟在其后面，然后他们改变方向，开始追击恺撒。尽管如此，车队在当天上午肯定已经走了7英里到9英里（约11千米到14千米）。我们知道，这意味着战斗打响时，赫尔维蒂人已经把全部车辆都摆了出来，即便恺撒当然不会讲出来。具体人数无法估计，但能这样行动的队伍肯定不会超过中等规模。

恺撒有6个军团和包括4000名骑兵在内的土著辅助部队（第15章）。正常情况下，6个兵团是3.6万人，其中恺撒当时可用的兵力可能有3万，包括两个置于后排没有实际参加战斗的两个新兵军团。因此，加上土著辅助部队，11恺撒当时应该有3.6万到4万人，占有相当大的战场人数优势。

当恺撒注意到赫尔维蒂人接近时，他立即派出骑兵尽可能拖住对方，同时将4个老兵军团排成3列梯队，布阵于一处山坡，并命令两个新兵军团和全部辅助部队于战线后方设营驻守，辎重悉入营内。12

赫尔维蒂军向罗马人选择的极其有利的阵地发起攻击，但被罗马人击退。当罗马人乘胜追击时，其两翼遭到波伊人和图林格里人（Tulingeri）的攻击，原因可能是两部刚刚抵达战场，也有可能是赫尔维蒂人的诱敌之计，将罗马人从有地形掩护的初始阵地里引了出来。受到令人振奋的侧翼突击，正面的赫尔维蒂人再次向前推进。鉴于高卢士兵非同一般的勇气，若非梯队战术证明有能力抵挡正面和侧面的同时进攻，罗马人必将危如累卵。恺撒命令第三梯队转向抵抗两侧的波伊人和图林格里人，然后亲率部队发起攻势，“罗马人像轮子一样转向迎敌，分成两部发起攻击”（Romani conversa signa bipartite intulerunt）。高卢人慢慢不支，罗马人直到夜幕降临才攻破车阵。恺撒没有下令追击，而是在战场上停留三日，按他本人的说法，是为了治疗伤员，埋葬死者。赫尔维蒂向东方（具体说是东北）逃窜，进入林贡斯人（Lingones）的地盘，几天之后投降。

有意思的是，恺撒根本没有动用两个新兵军团，只用第三梯队就把波伊人和图林格里人都打退了。他特别强调，当罗马胜势已定时，赫尔维蒂人仍然奋勇抗争，最后是被迫向后退的，没有一人转身逃离。那么，他为什么不投入预备队呢？

解释很可能是：恺撒看到赫尔维蒂人突然迎面而来，便疑心埃杜伊人准备叛变，趁他与赫尔维蒂人拼杀时，突然从后方攻击罗马军。他之所以没有说，既是因为此事并未发生，也是因为他归根结底要尽可能模糊埃杜伊人和赫尔维蒂人的整体关系。他接下来只告诉我们误导部众的杜诺列克斯的事情。但是，按照我们的看法，杜诺列克斯一派的力量要强得多。这种认识还得到了一个事实的进一步加强：若非如此，恺撒把全部射手和整整三分之一的重装步兵置于后方的做法就无法解释了。

3　阿里奥维斯塔

在收服赫尔维蒂人之后，恺撒召见高卢各部首领的使节，众人请求他将高卢人从阿里奥维斯塔的统治中解救出来。恺撒遂发兵出征，在贝尔福特（Belfort）或上阿尔萨斯一带遭遇日耳曼军队。

地点不可能确知。阿里奥维斯塔没有直接进入决战，而是从罗马军营外绕行，距其两英里（约3.2千米）左右依山摆下车阵，方便派遣骑兵出击和截断罗马人运送补给的道路。由于阿里奥维斯塔绝不会认为不经一战便可解决问题，或者能甩开恺撒15英里到20英里（约24千米到32千米）的距离，因此他这样做必定是为了迫使恺撒因补给不继而撤兵，然后再于途中袭击。阿里奥维斯塔军的优势在于训练有素、令人生畏、配合无间的骑兵和轻步兵。恺撒一边的高卢骑兵不敢撄其锋芒。

骑兵和轻步兵的这种配合关系——日耳曼军队独特的兵器组合优势——必然也是阿里奥维斯塔此举成功的一个解释。否则，（除非我们认为恺撒的战略水平远远不及阿里奥维斯塔）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在距离罗马军营这么近的地方布置车阵防御，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还要从罗马军营面前绕行。即便恺撒的描述过分夸大，日耳曼各部没有携妻带子、全体出动，而只有一股规模小得多的、机动性很强的战士，仅有少量辎重、相随妇女和几百辆大车，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行军或布置车阵期间是不可能暴露于敌军有序进攻的。只有假定阿里奥维斯塔在绕营行军的同时，巧妙地利用地形和轻步兵加以掩护，这一行动才能够理解。在营前行军成功之后，阿里奥维斯塔便居高控制了平原，将运送补给的通路截断。不管罗马军向哪个方向进军，都可能遭到悍不畏死的蛮族从各个地点发起的袭击，自卫和保护辎重队的压力非常大。阿里奥维斯塔行动敏捷，但恺撒还要棋高一着。一方面，恺撒多次列阵于平原，向阿里奥维斯塔邀战。阿里奥维斯塔警觉地躲在车阵之后，并未出击。罗马士兵将日耳曼人的不愿出战理解为胆怯，于是士气大振。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重新打通了补给线。恺撒命令部队结成战阵，转移到一处能够堵住日耳曼军下山袭击罗马补给线的位置，以两个梯队保持战斗阵形，其后的第三梯队修建足够两个军团使用的营垒，然后就地驻守。当罗马主力回到大营后，阿里奥维斯塔猛攻其小营，但没有成功。恺撒对工事和守军信心十足，甚至没有派遣主力救援。但是到了第二天，他集结全军出战，直抵日耳曼车阵前。阿里奥维斯塔终于决定接受挑战。现在，恺撒占据了更有利的态势。罗马确保了补给线安全，而日耳曼军再拖下去亦无益处。当然，阿里奥维斯塔筹备开战必定已有数周乃至数月，肯定是先集结了全部可用兵力，然后才向罗马人进军的。否则的话，他当然可以长距离撤退，让恺撒轻易地追着他跑，恺撒也不会遇到多大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性远远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罗马人肯定也不会上钩，向车阵发起攻击。罗马人是发出挑战的一方，更长时间的等待会提振他们的士气而削弱日耳曼军的士气。因此，阿里奥维斯塔率军走出车阵，以部落为单位分别结阵迎战。

罗马梯队战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当左翼受到强烈压力时，骑兵的实际指挥官小克拉苏率领第三梯队前往支援左翼，取得了上风；恺撒在右翼用同样的方法取胜。

恺撒没有描述日耳曼骑兵的位置或行动。这些令人生畏的战士每人配一名步兵，他们去哪里了呢？在逐走高卢骑兵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坎尼会战中的汉尼拔那样，从侧翼攻击罗马人呢？当时完全不可能出现导致骑兵无法施展的异常情况，因为若是那样，阿里奥维斯塔是不会在当天杀出车阵的。

当然，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恺撒对此不置一词。我相信，答案要到最有资格评注《恺撒战记》的人即拿破仑一世在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的口述、评述中寻找。他提出，日耳曼军队不可能对恺撒占有数量优势，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所有人都不同。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推断，日耳曼骑兵在此战中落败的解释只有一个：阿里奥维斯塔步兵实力太弱，不得不把通常伴随骑兵作战的轻步兵编入普通步兵，从而削弱了骑兵的力量，让高卢骑兵有可能抵挡日耳曼骑兵到一定程度，以阻止其攻击罗马军团侧翼。恺撒完全没有讲这件事，因为他不想明言己方对日耳曼军队占有人数优势，也不想宣扬盟友高卢骑兵的配合与战绩。

《高卢战记》（1.40）中记述了阿里奥维斯塔之前征服高卢人的方式，也能够支持这位日耳曼国王兵力其实很少的假设。恺撒说，阿里奥维斯塔会连续数月躲在有沼泽屏护的营寨里（“阿里奥维斯塔却一连好几个月躲在沼泽中的营寨里不出来，不给高卢人战斗的机会”）。即使实际上没有几个月，而只有几个星期，这一点仍然决定性地消除了阿里奥维斯塔有数万大军的可能性。另外，当然还有随军妇女、儿童、马匹和牛群需要供养。我们不妨设想——尽管看似不可思议——日耳曼军队携带的粮草可能比赫尔维蒂人大车里的粮草要多得多，因为赫尔维蒂人在不断移动，可以从乡间就食，而日耳曼士兵守在营中，只能用积蓄的粮草喂养战马。当然，在对阵罗马人时，阿里奥维斯塔的兵力要多于最初征服高卢的时候，但部队的核心还是原来的那一批人。我们或许可以设想其兵力是之前的两倍，但绝不会暴增10倍。

现在，我们知道罗马人很可能有巨大的数量优势，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也就更能理解阿里奥维斯塔的绕营行军，也能够明晰这场战争中的另一处著名情节了。

在恺撒追击阿里奥维斯塔到贝桑松（Besançon）时，部队发生哗变，拒绝继续追击令人恐惧的日耳曼军队。恺撒用宽慰的语气对军士讲述了阿里奥维斯塔之前的战役，在结尾时宣布，如果其他人不愿跟随，他就算只带着第十军团也要前进。

假如日耳曼军队果真比6个军团还要多的话，那么恺撒竟然宣称只用一个军团也要继续作战，这恐怕不会对士兵们产生什么好的印象。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的统帅好说大话。但是，尽管战记里没有写，他很可能还补充了一句：日耳曼人兵力很少，他有信心只凭第十军团就把他们打败。高卢人大概对罗马士兵确认了这一点，于是罗马人鼓起勇气，同意跟随统帅进入遥远未知的荒野，对抗桀骜不驯的日耳曼战士。

倘若能够比较确切地了解两军的行军路线和战场，这场战役可谈的东西就要多得多，也能更加拿得准。这不仅对认识恺撒和古罗马的战争艺术有好处，对认识他们的敌手亦然。阿里奥维斯塔肯定不只是一位强人，更有战略天才。但他遇到了一位更强的人，结果被击败。作为辛布里人和阿米尼乌斯（Arminius）之间的一位人物，他是初始日耳曼民族善战品质的有力见证者。对于辛布里人，除了他们曾击败过罗马人然后被击败，我们几乎对其一无所知。我们原本会想象辛布里人只有蛮勇而已。然而，见过阿里奥维斯塔精明大胆，乃至绝妙的行动，而且不久之后阿米尼乌斯便博得世人瞩目，我们不会怀疑：日耳曼精神从最初开始便不止拥有战争的野蛮性，也有层次更高的计略。如今无法更完整、更确切地认识阿里奥维斯塔的将道，可不惜哉！

4　征服比利其人

作为拯救高卢人于日耳曼统治的解放者和高卢的领袖，恺撒在打败阿里奥维斯塔之后，便取代后者成为整个高卢的霸主。到了下一年，他进军北上，征服被他统称为“比利其人”（Belgae）的当地土著。

比利其人预感到危险即将到来，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联军，恺撒在入境后便前往迎击。

但是，文明国家拥有蛮族不具备的战争资本。毫无疑问，比利其人有能力集结大军，可他们既不能凝聚一心，也无力供养。当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不得不分兵进击意大利，结果被马略各个击破；恺撒也是如此，他没有立即与敌军——规模与己方相当或者大得多——决战，而是想办法分化、瓦解比利其人，这样每次就只需要对付一个部族了。与此同时，恺撒组建了两个新的军团，总兵力达到8个军团；再加上努米底亚、克里特、巴利阿里的辅助部队和高卢骑兵，战斗员总数很可能有5万之众，总人数多达8万到10万。如此多的人集结在一处，若要长时间提供补给，必须有可靠有力的组织、运输、供给和财政体系。罗马人有这样的资本，而比利其人没有。

恺撒手里的资本还不止如此。他于恩河（Aisne）北岸安营。工具齐备，兵卒服从号令，技艺精熟，用最短的时间树立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营垒。根据戈勒提示的地点，拿破仑三世展开了多次发掘活动，确认贝里欧巴克（Berry au Bac）村附近有一处大型军事据点遗址。这座村庄位于渡口处，在1814年的战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遗址壕宽18英尺（约5.5米），深9英尺到10英尺（约2.7米到3米）；由木栅和胸墙组成的围墙高12英尺（约3.7米）。于是，壕底至墙顶就有21英尺到22英尺（约6.4米到6.7米）的距离。军营位于山脊之上，营前有一条泥泞的小溪梅耶河（Miette）。

直到此处，一切正常。但是，恺撒详细描述的壕沟方向以及军营与布阵地点的空间关系与发掘结果不符。因此，一批学者假定，恺撒写下这段记述时已记不清当时的情形了，1也有学者提出军营和交战地点在恩河下游（西边）大约5英里（约8千米）的绍达尔德（Chaudardes）村附近，2但该村尚未开展发掘活动，此说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整体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要点依然是：（1）恺撒驻扎于恩河北岸；（2）他建起一座桥头堡，翼护身后（不是正后方，而是略偏的方向）的渡口；（3）他在南岸也建起了一座堡垒，由6个大队驻守，负责掩护补给线。

恺撒背河对敌，一旦开战，身后便是流水。但是，坚固的堡垒给了他巨大的安全感，以使他敢于冒此风险；而且此处很方便发起攻势。

罗马军营位于雷米人（Remi）领地，这是一支已经归顺罗马的比利其部族。起初，比利其联军对雷米部边境的比布拉克斯[Bibrax，今拉昂老城（Vieux-Laon）或比耶夫雷（Bievres）]发起进攻，这无疑是希望将恺撒从军营里引出来，因为攻取这座小城对一支大军来说不是难事，本身也没有特别的意义。然而，恺撒抽调弓箭手和投石手前往救援，守住了小城，比利其军遂撤围，直奔罗马军营而去，而恺撒之前便下令出营列阵。但是，双方只是示威而已，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意越过泥泞的河谷发起进攻。

接着，比利其人试图从下游以小股轻装部队渡过恩河，以切断罗马军的补给线。但是，恺撒妥善安排了河岸巡逻人员，而且接到第一份揭示敌军企图的报告时，便马上派遣骑兵和射手从身后的桥过河，从而阻挡了敌军渡河。假如比利其人派遣主力渡河，那么罗马轻装部队当然不能阻遏，但这种做法实在是超出了比利其的战略能力。诚然，主力渡河可以切断罗马人的交通补给线，但比利其人也会与本土分隔，令其任由罗马侵攻。那么，他们该做什么呢？由于罗马人不出营野战，比利其人可以四面围住他们，使其断粮。按照恺撒给出的比利其军兵力（30.6万），3他们有着极大的人数优势，足以胜任。比利其人可能根本没有人数优势；即使有，供养大军的种种难处也超越了他们的能力。比利其人已经达到了自身军事能力的极限，如今又接到报告，说在恺撒授意下，与罗马结盟的埃杜伊部在另一处入境劫掠，于是比利其人决定班师回国。他们别无选择。比利其人自称，若恺撒入侵一部，各部会施以援手。这不过是完败的遮羞布。恺撒的军事能力使其能够将罗马的普遍征兵制运用于蛮族各部，从而首先几乎不流血地离散敌军，然后轻松地各个击破。恺撒取得的成功太大了，连他自己一开始都大惊失色，以为比利其大军撤退是耍花招。比利其人是夜里开始撤退的，而罗马-高卢骑兵直到次日上午才出发追击，对奔逃的比利其人施加了巨大压力。

罗马人把高超的攻城器械运上来以后，连比利其人的各处堡垒都会立即投降。

内尔维（Nervii）、维洛孟都依（Veromandui）、阿特雷巴特（Atrebates）三部合兵一处，将勇气和计策结合起来，要为比利其人的自由最后一搏。罗马人在桑布尔河（Sambre）畔的一处林地扎营，趁巡逻兵不察之机，三部攻杀上来。高卢友邦的骑兵、轻装部队和辎重队开始逃跑，但严守纪律的罗马军团没有陷入恐慌，很快便重新列阵迎敌。进入相持阶段后，罗马人就已经赢了，因为他们对面只有3个高卢部落而已，即便盟军先行逃离，罗马人的优势依然巨大，甚至可能有两倍的人数优势。恺撒有6个军团，其中两个一度情势危急，4很快便被另外两个取胜的军团解救，同时剩下的两个军团已经启程急进了。

先是赫尔维蒂，再是日耳曼，如今是内尔维，通过这三场战斗，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认识：罗马军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在赫尔维蒂战役中，我们通过战前赫尔维蒂人的动向得出了罗马军人多的结论；在与日耳曼人的交战中，该迹象来自他们之前与高卢人作战的经历，以及战斗过程本身；而对于内尔维部，证据则来自人口数字。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证据只是揣测而已，但是即便每次的证据都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却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因此这个揣测的分量也会随着每一次出现的证据而不断加重。我们还发现——长期以来，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用恺撒自己的话便能表明他给出的数字夸大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据说内尔维人原本有600名头领和6万名有资格服役的战士，而投降时只剩下了3名头领和500名战士。尽管如此，在恺撒笔下，内尔维大军3年之后再次登场（5.39）；又过了两年，他们派出5000人参加阿莱西亚会战，而且不是全族出动，只是一支别军而已。如果说不加质疑地相信恺撒给出的上述伤亡数字显然是虚假的并不符合史学方法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用正面的估计数字来加以反驳。

罗马的人口统计资料为估算恺撒时期意大利的人口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可靠的基础。意大利半岛（不包括附属诸岛）当时的人口约为350万到400万，相当于每平方千米有25人到28人；上意大利（山内高卢）人口为150万到200万，相当于每平方千米14人到18人。阿尔卑斯山外行省的人口密度应该比山内高卢低一些，因为当地参与文明世界的经济生活还不久，而且不归罗马统属的自由高卢各部互相攻杀不断，人口总数肯定也要更少。因此，自由高卢地区的人口密度最多在每平方千米9人到12人之间。

通过与日耳曼尼亚（Germania）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下限。鉴于日耳曼部落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就，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太少。在下一卷里，我们会给出更准确的论述，指出其人口密度不会低于每平方千米5人。无论如何，在当时，比利其人居住的地区就比日耳曼尼亚人口稠密，而高卢中部又要甚于比利其。因此，高卢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最低在每平方千米7人到8人。在桑布尔河会战中的内尔维等三部领地的面积约为1.8万到2.2万平方千米（8250平方英里），其中1.1万平方千米属于内尔维部，因此内尔维等三部总人口最多为15万人，其中成年男子4万人，再减去老弱病残和奴隶，三部掌握的兵力最多为3万人，可能还要少得多；而罗马一方仅军团就至少有4万人。

5　维钦托利

恺撒用一套迅猛大胆的“组合拳”征服高卢，但其行动的同时伴随着极大的谨慎，乃至谨小慎微。从一开始，他就与部分高卢人结盟，尚未交手便将其分化。在夺取广大高卢的三场大战（对手依次是赫尔维蒂部、阿里奥维斯塔、内尔维部）中，恺撒总能占有显著的人数优势。

初胜之后，他不仅没有缩减兵力，反而不断大量增兵。恺撒在打赫尔维蒂人的时候有6个军团，最后征服高卢时有10个军团；1另有两个军团又两个大队防守山外行省，山内高卢大概还有8个大队。这样算下来，总兵力就有13个军团。2

在上述大胆行动的同时或之后，恺撒还对不列颠和莱茵河对岸发起了局部战斗，此处略过，直接跳到恺撒出任行省总督第七年的决战，当时全高卢在阿维尔尼部（Arvernian）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领导下团结起来对抗恺撒。

高卢肯定有100万合格兵员，于是有人会觉得，维钦托利集结一支大军，在一场决战中打垮罗马人并非难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维钦托利反而建议同胞利用骑兵优势切断罗马补给线，甚至要主动破坏自己的家园，以此逼迫罗马撤军。假如维钦托利只有这点战略思维，我们只能认为他的头脑太不够用——毕竟，即便罗马因为补给困难而暂时撤军，这对高卢人又有什么好处呢？罗马人很快会卷土重来。光靠游击是不可能解放高卢的，如果高卢人真的想要摆脱罗马统治，他们就必须痛击敌人，使其完全失去卷土重来的欲望。若有可能，他们便要将敌军消灭，就像条顿森林战役中的切鲁西人那样。事实上，维钦托利正有如此想法。这是恺撒告诉我们的。当然，这是他第二次而不是第一次谈到高卢战略（7.66）时讲的。由于恺撒笔下的维钦托利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杰，我们不妨也必须假定，这位高卢民族英雄从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战略洞见：一切都在于击败罗马人，而不是迫使其撤军。我们应当将切断补给线的行动视为预备性手段，目的是为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维钦托利要争取两个有利条件。其一，将最初仍然站在罗马人一边的高卢部落争取到民族解放的事业中来，特别是埃杜伊人。其二，对罗马行军纵队发起突袭的机会。

第一个目标达到了。由于高卢人不肯集结起来作战，恺撒只好去攻城。他首先全力强攻，夺取了比图里吉人（Bituriges）的都城阿瓦利库姆（Avaricum，今布尔日）；接着分兵攻打各个部落，攻取其城镇。他派拉比努斯率领4个军团攻打巴黎，亲率6个军团围攻阿维尔尼人的中枢日尔戈维亚（Gergovia）。但是，两支部队的兵力都不足以实现目标。恺撒本人试图在日尔戈维亚城下发动奇袭，惨遭挫败；拉比努斯费了很大劲，才穿过沿途截击的高卢人，与同时向拉比努斯行进的恺撒汇合于塞纳河流域。受到此次胜利的鼓舞，几乎所有高卢部落都加入了阿维尔尼人。

尽管两军会合后，新招募的日耳曼骑兵也赶来增援，但是恺撒在高卢中部仍然无以为继，被迫退到罗马行省，以确保补给。他率军穿过依旧与罗马结盟的林贡斯部领地[今朗格勒附近（Langres）]向塞夸尼部领地而去。戈勒和拿破仑三世都相信，恺撒的目的地是贝桑松，他将这座城镇作为坚固的大本营。

戈勒由此认为，假如恺撒留在偏北的塞农部领地，他能够更容易地支援罗马行省，而且至少不必退出整个高卢。拿破仑三世补充道，恺撒绝不会考虑直接穿过起义的焦点，也就是埃杜伊部领地。果真如此，我们面前可真是一幅奇景：两支敌对的军队同样地、直截了当地试图避战。

战局是否真的如此恶劣，以至于恺撒不仅被迫撤出高卢，而且野战未尝一败，便要消极避敌？即便他确实不得不退回行省边界，倘若趁敌军避战的机会，直接穿过敌境展示军威，而不是像戈勒和拿破仑所说的那样悄悄溜走，情势也必定大有不同。

但是戈勒和拿破仑的解读无疑是错误的。对罗马人来说，塞夸尼部与埃杜伊部的领地同样是敌境；而且，恺撒也完全没说自己要直趋贝桑松。贝桑松地势险要，我们也不能假定当地有罗马守军，因此如果恺撒想要在此设立据点，他首先要攻取这座城市。不仅如此，贝桑松作为据点不仅没有特别的益处，反而有大害。

那么，恺撒进军塞夸尼部领地就必须通过别的方式来解释。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取道塞夸尼是为了方便援救行省。维钦托利不满足于直接对付罗马大军，更进入罗马行省境内劫掠，希望以此将恺撒赶出高卢。但是对恺撒来说，比援救行省更重要的是行省提供的支持，也就是常规补给。少数依然忠于恺撒的高卢部落不可能长期为大军提供给养。现在，恺撒需要的是一处既能供给大军又能保护行省，同时还能对高卢人持续施加压力的地点。因此，他的目的地不是贝桑松城，而是索恩河；具体来说，他要穿过朗格勒高原、金丘（Cote d’Or）以东的平坦地带。到了索恩河畔，他就不容易遭到突袭了，而且可以重演当年降服比利其人的行动。如果他在欧索讷（Auxonne）或者更下游的杜河（Doubs）汇入处安营，高卢人就不可能把他赶出去。身居索恩河右岸，他既可以威慑周围的部落（特别是埃杜伊部），使他们一直处于遭受突袭的恐惧中，又可以派出几个军团重新收服左岸的塞夸尼部和赫尔维蒂部。维钦托利不能提供任何支援，因为他既不能冒牺牲埃杜伊人的风险，又不敢渡过索恩河和杜河，从而将自己暴露在罗马全军的攻击之下。如果整个索恩河左岸重新被平定，恺撒便确保了自己与行省之间的交通线。实际上，只要采取若干保护措施，他就能利用最方便的给养运输方式：通航河段直至格雷（Gray）的索恩河。

我相信，这无疑就是恺撒的战略意图。维钦托利亦有预感，觉得决战唯有趁恺撒正在行军尚未抵达索恩河的时机。他相信，凭借骑兵可以割断地方的行军纵队。3但是，此计并未成功，恺撒利用结成紧密阵形的步兵来支援刚刚得到新募日耳曼单位加强的骑兵，而维钦托利没有让步兵投入战斗。高卢人被彻底击败。罗马军没有继续向索恩河行进，而是调转方向，展开追击。为阻止己方部队的士兵奔逃，维钦托利别无他法，只得于设防城镇阿莱西亚[Alesia，今阿利斯圣雷讷（Alise Sainte Reine），位于夜丘（Nuits）与第戎（Dijon）之间的奥索瓦山上]暂避。恺撒马上展开围城战。由于高卢人已经从乡间撤出，恺撒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围城部队寻找补给，哪怕他遇到了一些困难。4

现在，所有高卢部落集合起一支大军，解救阿莱西亚城内的部队。如今必须打一场大战了，非此无以决胜负。但是，维钦托利之前就不愿意让己方步兵在野战中对抗罗马军团，如今取胜的难度只会更大。

利用包围守军与援军抵达之间的五六周时间，恺撒构筑了内外两层工事。根据拿破仑三世下令进行的发掘活动，这些工事的遗迹几乎全部显露了出来，而且与《高卢战记》的记载完全一致。内层周长约16千米，外层约20千米，开阔地带均设有各类人工障碍物：蒺藜、陷阱（底部有8排按照国际象棋棋盘样式布置的尖刺）、树干。

可惜，对于这场防御战的评判而言，我们对至关重要的兵力对比所知极少，甚至还不如之前的几次战斗。恺撒拥有11个军团、努米底亚和克里特射手、日耳曼骑兵和轻步兵，总数大概为7万人。至于高卢人，按照恺撒的说法，阿莱西亚城内有8万人，援军有25万步兵和8000骑兵。我们早就知道恺撒惯于夸大敌方兵力，所以上述数字的准确性也不能信任。许多学者已经表达了质疑，尤其是城内有8万人的说法；守住阿莱西亚城，2万人足矣，而且维钦托利坚守不出是极为不明智的，因为他的粮草相对较少。此外，恺撒还告诉我们，维钦托利仰赖己方骑兵的优势，并未采取任何手段去集结可用的步兵；而且在罗马人建成工事之前，维钦托利还有多余的骑兵可以被派出城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就步兵而言，他身边同样只留下了必要的数目，最多2万上下。

乍看起来，恺撒给出的援军兵力（25万步兵加8000骑兵）并非不合理。几乎整个高卢都卷了进来；高卢总人口至少400万，甚至可能有800万，其中成年男子就有100万到200万。对这场民族解放的终极大决战，高卢人完全有能力派出25万名战士。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25万大军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是此前的世界史上可确认的最大规模的一支大军（坎尼会战罗马参战部队）的3倍。假如一名高卢统帅有能力动用25万人的话，那么维钦托利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完全不可理解的错误：他没有一开始就集结这支大军，然后凭借巨大的优势兵力寻求正面决战。

然而，我们还有必要再走一步。不仅没有一名高卢统帅能指挥25万大军作战，而且高卢人能轻易征召25万大军的观念也是错误的。之前介绍波斯军队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点：一个民族能集结的士兵数目不仅取决于可用兵源的多少，更取决于该民族的军事观念和社会状况。我们如今对中世纪诸王国的历史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在这些国家，军队兵力与全国合格兵源的总数完全没有关系。兵力不是由总人口决定的，而是由一个特殊的战士阶层决定的。但是，按照恺撒对高卢人的记述，他们的军事传统和作战编制正是中世纪的样子。他告诉我们（6.13），高卢平民的生活状况与奴隶相差不远；战士群体则由骑士及其随从组成。我们应当假定，并非所有高卢部落都是如此。赫尔维蒂部和比利其各部平民大众的尚武精神很可能并未衰落如斯。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中世纪列国与高卢部落之间的类比，而是应该牢记两者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尽管细节之处未必总能辨明，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高卢社会中，统治者是特殊的战士群体，而被统治者是大量不善兵事的平民。

要想召集恺撒笔下的庞大军队，我们只能设想，高卢人把地方守卫队都征入了野战军。但是，对大规模战争来说，不习惯打会战的地方民兵毫无用处，而且肯定会对补给方面造成损害。因此我们之后会看到，哪怕是在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中，中世纪军队的规模也是非常小的。

但是，阿莱西亚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迫在眉睫的决战，所以长期提供补给、多线作战、实施战术机动的问题就都不存在了。那么，一定数量的民兵——哪怕是地方守卫队——似乎也能派上用场。但是从作战经过来看，完全看不出高卢一方有人数优势。对一切实际事务极其敏锐的拿破仑一世早已提出了这一点。他同样认为，阿莱西亚城内的维钦托利手下最多有两万人。他还说，从扎营和行军路数来看，援军的规模不像远大于对方的样子，而兵力似乎是相当的。那么，我们必须从战斗本身的过程来努力把握高卢人的大致兵力。

援军抵达后驻扎于城东南方向，根据恺撒的记载，其当天就与得到罗马步兵大队支援的日耳曼骑兵交战，罗马一方取胜。高卢人此战的意图可能只是掩护步兵行军而已。

经过一天时间的准备，高卢人夜袭宽度约3千米的洛莱姆（Laumes）平原一带罗马军工事，没有成功。次日夜间，又遣一军登上北侧的瑞阿山（Mount Réa）。罗马的外圈工事延伸到了此山的下坡处，因此特别容易受到俯攻。正午时分，城内外发起夹击，维钦托利与前几日一样，从城里对内圈发起冲击。瑞阿山上的高卢军攻势如潮，罗马军几乎要落败。接着，拉比努斯奉恺撒之命，率领若干大队和一支骑兵从瑞阿山更高处的堡垒出发，可能是沿着拉布廷溪（Rabutin Brook）前进的，从侧翼和后方打击正在强攻工事的高卢纵队，5一锤定音。此处的高卢军首先败逃，接着溃势蔓延到洛莱姆平原。维钦托利率兵回城，然后投降。

如前所述，内圈和外圈工事的周长加起来约为36千米。那么，如果恺撒手里有7万人，如果每个人负责半米长的胸墙，那么全军就都要投入进去，直到最后一个人。

高卢军第一次只攻打洛莱姆平原地段，其宽度为3千米。假如他们真有25万人，大概会排成正面宽度2000人、纵深120排的方阵发起突击，两翼由骑兵掩护。如果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支大军竟然能运动起来，大概任何工事都挡不住他们，因为敌军矢石根本打不到的后排士兵会压迫前排士兵前进，使其填满每一条壕沟，冲过每一道阻碍，最终踩着尸体突破敌军防线。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25万大军是不可能结成紧密阵形行动的。对于这样的大军，自然的、符合逻辑的运用方法是分批多次发起攻击，尤其适合夜袭，因为此时的敌军分不清猛攻和佯攻。

直到第二天，高卢人才想到分兵的主意，但只是分成了两股，而非从沿线所有可能的地段同时发起攻击（至少是佯攻）。

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高卢人并没有人数优势，事实上很有可能反而居于劣势。假如再有1万人部署于拉布廷河谷，便可掩护瑞阿山侧翼，令拉比努斯不能发出决定性的一击。如此明显的漏洞不能仅仅归咎于疏忽，因为按照恺撒本人的说法，高卢人的第一次夜袭在破晓时分就停止了，因为他们害怕罗马军出动并攻击他们的侧翼。

图4　阿莱西亚围城战

拿破仑认为两军兵力大致相等，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高估了高卢一方的兵力。我们必须牢记，恺撒的防线有几十千米长，他一处都不敢不守，而且每一处都要有方便救援的预备队。他别无选择，只能分兵。敌军则可以选择集中突破的地点，而且无论攻击何处，城内守军肯定都会配合夹击，令罗马士兵处于后方受到威胁的精神压力之下。因此哪怕双方兵力相等，围城打援也是难度最高的战略任务之一。许多将领都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交战，认为围城打援是兵家大忌。之后几卷里，我们还会多次回到这一点。

如果双方参加阿莱西亚之战的兵力大致相等的话——恺撒7万人，城内守军两万人，高卢援军5万人——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尽管高卢地域广大，但绝不可能集结一支有如此规模，且确实由战士阶层组成的大军。但是，我们不妨假定：在这次十万火急的大决战中，为了加强自身力量，高卢骑士阶层从形同农奴的普通农民中间招募有勇力的年轻人，就像后来撒克逊人对抗亨利四世时那样。恺撒写道，维钦托利有1.5万名骑兵，而援军只有8000名骑兵，由此可推断，许多高卢骑士下马作为步兵参战。中世纪战争史中有许多骑士下马，带领步兵（或者说普通人）上战场的例子。

如果对高卢援军兵力与构成的上述描述是准确的，那么维钦托利在前一场战役中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就此破解：在阿莱西亚之战中，高卢步兵以绝大的勇气猛攻罗马防御工事，而维钦托利却不敢派步兵在野战中对阵罗马军团。

我们可以认为，高卢人投入阿莱西亚的军队代表了他们能够集结一处的最大兵力。这样也仅仅与罗马军队兵力接近，最多相等而已。但是，无论运用何种机动或战场运动，罗马军都要比松散的高卢军优越。6罗马的作战单位训练有素、组织严密，再加上严格的纪律，有能力维持补给；而高卢一方的乌合之众很快便会耗尽补给。因此，维钦托利不得不放弃正面决战的想法。他并没有胜券在握的兵力优势；假如他有这样的优势，恺撒也会像开战第二年对付比利其人那样，不是立即展开决战，而是以拖字诀迫使高卢大军分兵。因此，维钦托利起初并没有全面征兵，加强兵力，而是只带了大约2万到3万步兵，将希望主要寄托于规模可观且善战的高卢骑士。哪怕他一直谋划的奇袭时机到来了，维钦托利也没有投入步兵，不愿使其暴露于远胜于斯的罗马军的攻击之下。整体思路是不错的，但是秩序井然的罗马军明白如何保护行军纵队中的辎重队，同时让步兵积极配合和支持骑兵作战，从而让维钦托利的计划归于无效。现在，维钦托利别无他法，只能将城内守军和城外援军联合起来，做最后一搏。这一战法的好处在于，高卢方可以投入更大的兵力参战，而恺撒再也不能辗转腾挪，只能将攻击地点的选择权交给高卢人，其陷入内外夹攻的境地。但是作为回报，恺撒构筑了固若金汤的工事，最终将高卢人勇猛的冲击成功瓦解。

6　罗马针对蛮族的战法

恺撒的高卢战略基于一个事实：他明白如何避免与兵力完整的高卢军对战，也总是知道如何以罗马之长攻高卢之短。高卢一方的强项在于，数量庞大、或多或少具有军事素养的兵源。假如恺撒将军团分散开来，同时与高卢各部作战，然后分别守御、控扼要塞和大城，那么罗马人肯定会走向失败。战争进入第四年，由于收成欠佳，恺撒出于补给考虑，便将部队分驻多个冬季营地。在此期间，一个半军团遭到厄波隆尼部（Eburones）[101]突袭，因为军团领导意见不合，指挥无能，结果全军覆没。加上辅助部队和骑兵，这一个半军团的战斗员大概有9000人之多。

与维钦托利交战期间，恺撒发现高卢人有意避免野战，再次尝试分兵破敌，结果再次失败。恺撒本人率领的主力不足以攻下日尔戈维亚城，发起的一次失败突袭也造成了惨重损失。罗马集结全军围攻阿莱西亚，方才成功。

但是，在攻陷阿莱西亚城之后的后一年里，将仍然在抵抗的部落各个击破就不难了。但是，恺撒最杰出的战略，大概要属开战第二年对比利其各部的征服。假如没有内尔维部的那一次突袭，面对强盛的罗马军，好战的比利其各部定会不经一战便全部降服。原因并非恺撒避战，而在于接受会战之前，他已经通过分化敌军，为罗马一方创造了有利态势，在战场上享有极大的人数优势，以至于比利其各部不敢将局势升级为会战。

当现代民族与蛮族发生冲突时，其武器技术水平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果。在古典时期，交战双方的关系不像这样简单。

我们会思考：罗马军事制度究竟比蛮族优越在哪里？面对文明民族，蛮族的优势在于无拘无束的动物本能和原始的粗犷。文明让人民变得高雅而敏感，不适合当兵，体力不足，也欠缺血气之勇。这些天然的缺陷必须以人为的手段加以抵消。沙恩霍斯特或许是第一位提出如下观点的人：常备军的主要功用在于，通过纪律规训让文明的民族能够抵抗不文明的民族。如果让一群普通的罗马公民或农民与同等数量的蛮族人对战，前者无疑会落败，而且实际上很可能会不战而逃。只有结成紧密阵形的战术实体——大队——才能势均力敌。

我们不能从恺撒的记载中直接地、确定地了解到高卢人当时的发展阶段。1高卢人早已不是纯粹的好战蛮族。他们有城市，有工商业，也有对外贸易。国教德鲁伊祭司已经形成了某种阶层。恺撒说（6.13），普通人的待遇形同奴隶：通过放贷、收税、欺凌的手段，有权势的人让平民自贬为农奴。有权势的人是战士阶层，即骑士及其附庸。独立于大众的特殊战士阶层是不可能组成庞大军队的。但是，人数的不足有人的品质来补偿。恺撒描绘了各个部族的区别。他将赫尔维蒂人、内尔维人、俾洛瓦契人（Bellovaci）列为特别勇敢的部族。当然，这种区别确实存在，但阿尔维尼人、比图里吉人、卡尔努特人（Carnutes）也没有完全失去尚武的品质。毫无疑问，最终走上战场的、迎击罗马人的队伍必须被视为单挑无人能近的勇士，其勇猛精神部分基于特殊战士阶层所具有的荣誉感，但也有一部分是蛮族残存的好战本能。

罗马军队也并非完全由最文弱优雅的成员组成。恺撒的军团主要征募自山内高卢和纳尔波行省（Narbonnese Province），大多肯定是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如果说罗马军队之前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如今的情况已经完全逆转。参军成了一种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途径，而罗马军队也失去了与其根基的联系，即源源不断的天然兵源。

但是，除了附属于罗马军队的纯蛮族单位——主要是令人畏惧的日耳曼骑兵，这是罗马军队与高卢军队唯一接近的地方。与罗马军团相比，高卢人仍然是纯粹的蛮族；以单兵而论，罗马军团并不比高卢勇士优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相似的条件下，一个600人的罗马大队能够打败同等数目的高卢人。我们已经看到恺撒是如何避免与数量占优势的敌军交战的，相反，他总要确保自己占有人数优势。因此，只要蛮族军队占据人数优势，罗马人精妙的大队和梯队战术就并不足以抵消敌军之悍勇。对于接下来的时期来说，这一点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在世界史中与此完全不同的多个时期，我们仍然有机会回到这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罗马战争艺术优越性的基础在于整体军队组织，一套能够将许多人集中于一点的，使其有序行动、获得补给、合为一体的制度。高卢人恰恰连一件事都做不到。罗马人并不比高卢人勇敢，高卢人也不是被勇气而是被罗马的人力所征服——而且高卢的人口并不比罗马的人口少太多，然而他们却没有行动的能力，缺乏生气。蛮族精神是被罗马文明征服的，因为唯有高等文明才能赋予庞大的群体以行动的能力。蛮族做不到这一点。罗马军队不只是群体，更是有组织的群体；而它之所以能形成群体，正因为它是有组织的复合有机体。罗马军队不仅是由士兵和武器、骑兵和步兵构成的，还有副将、军事保民官、百夫长、军团、大队、支队、百人队；不仅有自下而上的纪律，还有自上而下的领导；不仅有先锋、殿后、巡逻、战报、布营，更有财务官和手下的文书、会计，有技艺娴熟、工具齐备、架桥垒墙、筑堡造船、制造攻城锤和各种投射机械的工程师，有军需官和辎重队，有供应商和代理人，有军医和野战医院，有军需和军械仓库，有轻便锻炉，最后还有全军的首脑：统帅。统帅必须将内在的、原始的力量与灵活的、精微的头脑融为一体，后者在最高等的文化中才能形成。于是，他能够用思想把握全局，从唯一的顶点，以唯一的意志统领全军。

这些因素全都被一种观念所掩盖和模糊：被恺撒打败的高卢大军总比罗马军队要多好几倍。我要在此处重复之前提过的一点，恺撒用这样的笔调来描写自己的胜利无可厚非，因为在大众的心目中，英雄事迹和战略天才基本都是以少胜多。穿透这层外壳，抵达史实的内核是科学知识的任务。研究的成果绝非贬低自述其史的罗马（或其他民族）统帅，而是真正认识统帅伟大之处的唯一方式。我们只要仍然认为恺撒用7万人打败了30万人，或许就能在公众心中唤起勇猛无匹、将道无双的笼统概念，但并没有使他们对战局形成理性的认识。直到我们告诉自己，一名高卢人完全能够对抗一名罗马人，甚至1万名高卢人也能对抗1万名罗马人，方能认识到恺撒面临的战略任务是如何重大。现在，我们不仅能看到恺撒打败了阿里奥维斯塔和维钦托利，更能看到罗马征服了日耳曼人和高卢人，文明征服了野蛮。

为了达到这种认识，首先就要有限度地对待恺撒本人的作者权威。许多学者可能不愿意接受对恺撒的这种批判，不愿意批判的程度甚于对希罗多德。他们心怀疑虑，会从原则上反对得出此类结果的批判性分析。因此，恺撒本人至少在一个段落中透露了真实的人数关系，向批判性分析伸出了援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关于恺撒在高卢蒙受的最惨重失败，即一个半军团被厄波隆尼部消灭，他补充道，双方的勇气和人数不相上下，但罗马一方统领失当，又遭厄运，遂遭劫难（5.34）。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这句话与恺撒对其他所有战斗的描述不相协调。海勒（Heller）在古典学期刊《语文学》（Philologus，1872年总第31期，第512页）发文称这句话“毫无意义”。他惊叹道：“怎么会？怎么会？罗马人怎么会与高卢人的人数相当？厄波隆尼人并未投入远多于对方的兵力，怎么会攻击最坚固的营寨？经历了5年苦战的惨痛经历，他们怎么还有胆量攻击规模相当的罗马军队？没有军人会相信，只有学童才会被蒙蔽。”

“两军在勇气和战士的人数上相当；然而，我方被自己的统帅和命运抛弃了”（errant et 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o pares nostril; tametsi abduce et a fortuna deserebantur）。海勒论证的基础是，手稿中将“pugnando”写作“pugnandi”（战斗的），于是认为“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o”（勇气和战士的人数）应为“virtute et studio pugnandi”（勇气和战斗的热情）之误。在最新版的《高卢战记》中，编者穆塞尔（Meusel）也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便把“errant et 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i”一句删掉了事。现在，我们发现这句话所言非虚，也就是说，加上骑兵、本土守备队和部分援军，厄波隆尼部总共能够集结起大约9000人，因此兵力与罗马军相当。在此处，我们不必完全抛弃恺撒给出的兵力估计，而是可以从相互冲突的多个估计里择其善者。我们同意海勒的论证，但要把他的观点倒过来：因为恺撒在此处写道，只要罗马一方指挥失当，高卢人就能够打败同等数量的罗马人，所以在其他战斗中，罗马人不可能总是打败人数是己方两到四倍的敌人。恺撒之所以这样解说，是因为他的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同胞。罗马人习惯了苏拉式的捷报。苏拉宣称，在喀罗尼亚会战中，他指挥1.65万人打败了12万敌军，损失只有12人。据说，卢库勒斯在泰格拉诺塞塔会战以1.4万人2打败了包括5.5万名骑兵的25万敌军，阵亡5人，负伤100人。当然，与色诺芬（或者篡改他的著作的人）1.3万希腊人打败90万波斯人的记载相比，这些数字还是相当克制的。但是这仍然表明，与之前的希腊人一样，至少当涉及蛮族军队时，罗马人就会处于一种“数字催眠”状态，连最聪慧的人也难以明辨。如果说恺撒多少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或者是有意识地对其让步，那么在他对于高卢和日耳曼兵力的所有估计里面，唯有关于厄波隆尼部的数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只有在罗马与蛮族的单兵军事素质大致相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衡量双方军事成就的关系。

这一点发现实在太重要，以至于我要从反方向重述一遍。

文献传达的观念是：凡是蛮族，必为大军。而我们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蛮族没有能力集结起庞大的军队。哪怕如高卢这样无疑拥有充足合格兵员的蛮族，同样也不可能集结大军，高卢人既不能运动，又不能作战。调动大军的能力是文明的产物。人群并非死气沉沉的材料，可以由蛮力任意整合。结成群体需要算计和组织。乍看起来，大军获胜意味着通过纯粹的自然力量取胜，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它的本质恰恰相反，其意味着当人群数量庞大的时候，需要通过组织和领导的思维力量取胜。

7　内战记：意大利与西班牙

我们已经通过恺撒征战高卢的历程明白，战略包括避敌锋芒，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在内战中，恺撒同样如此。但是由于军事条件的变化，相同的原则要求的行动却不同。恺撒的对手也是罗马人，同样明白这些道理：布置坚固的军营、补给有序不断、抢占有利地形和机动。一方是原有的全国政权，一方是宣布独立的将军，前者的物质优势实在太大了，以至于罗马的当权者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真正交战的意识。恺撒原有13个军团，之前把两个交给了庞培，所以手头仍然有11个军团。1庞培在西班牙有7个身经百战的精锐兵团；在意大利，除了恺撒交给他的两个军团，还有一个军团在训练。仅凭这些军队，庞培几乎已经与恺撒兵力相当，而他背后更有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力和物力，可以任意组建新军团。恺撒只有一个优势（除了广泛而热烈的民望和他扯起的民主大旗），那就是敌军尚未会合。一旦敌军合兵一处，恺撒便毫无希望重演比利其故事，通过计谋将其分散。恺撒更不能寄希望于庞培无法在一点聚集起占优势的大军——如果留给庞培足够多时间的话。因此，恺撒唯一的取胜机会就是趁敌方现有兵力尚未会合，而新建军团尚不能抗衡老军团之前将其打垮。如果说在高卢，战略在于从空间上分离敌军，那么如今就在于从时间上隔绝敌军。

恺撒只率领一个军团进入北意大利时便展开和谈，好让庞培觉得还不着急备战。但是恺撒旋即调来了两个军团，凭借这支力量开战。他现在有3个军团，加上辅助部队在内，总数约两万，足以在当时的意大利取得兵力优势。当然，庞培在意大利也有3个军团，但其中两个是恺撒旧部——庞培不敢冒险命其直接对战老长官——还有一个刚刚组建，尚未做好战斗准备。恺撒遂长驱直入，有征无战。庞培新组建的各个大队要么直接投降，要么被俘后加入恺撒。以庞培为首的贵族派元老逃往希腊。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统率的贵族派军队在科孚岛[102]被恺撒围攻，庞培却见死不救。庞培长期以来因此受到谴责。斯托费上校（Colonel Stoffel）合情合理地指出，倘若庞培真去救援，只会重演1870年麦克马洪（MacMahon）的错误，即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救援困于梅斯的巴赞将军。这样一来，他只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他对战略有足够的理解力，也明白贯彻战略的意义，能够认清当时的局面，于是只能任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只能自生自灭，保留核心兵力，为最终的决战做打算。

现在，恺撒转向西班牙。他本来可以直奔庞培而去，把高卢的军团经陆路调到伊利里亚。那样一来，他不会遇到激烈抵抗，便能拿下备战工作刚刚起步的整个东方。但是，如此便会牺牲西方，使其落入西班牙的共和国军团中。毫无疑问，庞培本人会奔往西班牙，亲率当地大军，采取攻势。恺撒还没到安条克，庞培没准已经重返罗马了。恺撒遵循了一条基本原则：无论敌军在何方，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任务都是寻找并消灭敌军。

恺撒在意大利新组建的部分兵团前往撒丁岛、西西里岛、阿非利加，其余守卫半岛本土。在9个来自高卢的百胜军团中，有3个围困投向共和国一方的马赛，其余6个被派往西班牙。

庞培在西班牙有7个军团，分别由3名副将指挥。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和彼特雷乌斯（Petreius）两部于西班牙北部会合，抵挡来自北面的威胁。第三名副将是著名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瓦罗（Varro），他率领两个军团留守南部。吉夏尔（Guischard）怀疑，瓦罗或许是有意逃避决战。他后来与恺撒和解，并受其尊崇。无论如何，从军事角度看，我们都不可能找到瓦罗未与其他两名副将会合的原因。保护南西班牙的最好方式，便是在比利牛斯山区挡住恺撒的军队。

只有5个军团的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从一开始就觉得实力不如攻方。尽管最初恺撒一方只有3个军团攻来，庞培一方的两名将军仍然准备采取纯粹的防御姿态。这5个军团之前在西班牙无事可做，或许并不满员。恺撒声称，庞培一方的西班牙军团有80个大队。与恺撒笔下的高卢军兵力一样，这个数字或许也要被认为是极大的夸张。我们可以肯定，恺撒麾下有日耳曼、高卢的强力骑兵和其他高卢辅助部队，其实力要比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强不少。

因此庞培一方的战略不能立足于决战，而是将恺撒拖住，以争取时间，直到庞培本人在东方整备完成，驰援西班牙战场，或者进攻意大利，迫使恺撒退兵。

恺撒军在比利牛斯各隘口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庞培军很可能甚至来不及占领隘口；但是即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温泉关之战的故事也已经告诉我们，堵口是多么危险且无望的做法。罗马人同样熟悉这条原理。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3章《马略》中写道，辛布里人刚出布伦纳关（Brenner Pass），罗马将军卡图鲁斯（Catulus）便放弃了占领关隘的想法，因为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分散兵力，而他宁愿在平原等待敌军到来。

比利牛斯隘口以南约90英里（约150千米）、埃布罗河以北22英里到27英里（约35千米到43千米）、波涛汹涌的西克里斯河（Sicoris，今塞格雷河）右岸的山脊矗立着伊莱尔达城（Ilerda），河上有一座石桥。城南不远处有另一道临河山脊，很适合构建罗马式军营，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便驻兵于此。首先，这是一处强攻不可能拿下的天险。其次，恺撒也不能绕过它，因为那样一来，通往马赛和意大利的道路便向敌人打开了。最后，围困的难度也很大，因为西克里斯河很不安定，时有河水暴涨冲垮桥梁之事。那么，围城部队便被分为两部分，而城内守军有坚固的石桥，但有需要便可通行两岸。城内囤积了大量物资，以备长期坚守。

守军或许还可以在埃布罗河北岸找到一处身后有坚固桥梁的类似地形，在那儿既可以随时发起进攻，也可以控制对岸，如恺撒在恩河发生的故事。但是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大概觉得没有必要退那么远。身居伊莱尔达，他们仍然覆盖了西班牙行省的广大区域。如果最后被迫进一步后撤，我们也不妨假设，他们有能力在西克里斯河的某一侧打开一条通道。埃布罗河南岸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随时可以架起一座浮桥。敌军的反应不可能那么快，因此他们可以在埃布罗河畔迅速找到一块有掩护，能确保其自由行动的新阵地。

由于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是在庞培特使维布里乌斯·鲁弗斯（Vibullius Rufus）来过之后占据伊莱尔达城的，战役方案和驻扎地点很有可能是庞培本人——他对西班牙当然是了如指掌的——制订的。

伊莱尔达城满足了庞培军对地形的一切要求。法比乌斯统领的3个先锋军团抵达4周后，恺撒全军到来，又白等了6周时间（约为公元前49年5月17日至6月24日），一无所获。2

法比乌斯的营地位于伊莱尔达以北约2.5英里（约4千米），同在西克里斯河右岸。他在河上架起了两座桥，相隔约6千米。有一次，河水冲垮了下游的桥，当时正好有两个军团在河对岸征集粮草。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立即率领3个军团渡河，正要压倒这两个军团，法比乌斯及时率领两个军团，从另一座未被冲垮的桥赶来解围。

还有一次，当时恺撒已经接管全军，结果两座桥同时被河水冲垮。庞培军已经占领了左岸，再加上高水位，恺撒无法重修浮桥。他正在盼着从高卢来的一批补给，恺撒的辎重队现在无法渡河，道路不行，被庞培军赶回了山里。军营周边的物资被搜刮殆尽，再也找不到一粒粮食。西边的多处渡口也被洪水摧毁，恺撒的情形好似困于孤岛。他的部队缺衣少食，庞培军却能享用早已囤积于伊莱尔达城内的充足补给。

然而，由于庞培的两名副将不敢出营太远进山去追击并消灭恺撒的辎重队，补给最后还是送达了。恺撒在河流上游超过18英里（约29千米）处远离所有敌军前哨的地方架起一座新桥，从而重新与老巢高卢建立了联系。

这条补给线太长了，不足以支持恺撒同时在两岸围困庞培军营。刚刚抵达时，恺撒曾发起过一次失败的大胆行动，通过石桥插进伊莱尔达城和敌方军营之间。现在，庞培军似乎依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仍然决定开拔。新桥固然距离远，却足以让恺撒的优势骑兵前往西克里斯河左岸，阻止庞培军征集给养。多个西班牙部落已经投向恺撒一方，包括埃布罗河下游两岸的亚克塔尼人（Iacetani）和伊路加弗南西人（Illurgavonensi）。等到洪水最终退去，伊莱尔达上方不远处就会出现一条徒涉地带，恺撒大军可以直接来往于西克里斯河两岸，完成对庞培军阵地的包围。这是可以预见的。恺撒甚至下令挖了好几条宽阔的沟渠，试图人为地降低水位，让徒涉点尽快出现。

庞培军带着全部辎重静悄悄地启程，开始向埃布罗河撤退，之前在奥克托格萨（Octogesa）城附近修建的一座浮桥可以使其通过该河，这座城位于埃布罗河与西克里斯河的交汇处。除了三更出发（12点至凌晨3点），他们没有任何专门的防备。毫无疑问，行军纵队遭到了敌方骑兵的袭击和骚扰，前进速度很慢。但是，一旦穿过相对开阔的丘陵地带，抵达伊莱尔达以南约23英里（约37千米）崎岖多山的埃布罗河流域，骑兵便不会继续袭扰，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庞培军渡过埃布罗河了。大约走了18英里（约29千米）路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敌方军团正在强行军而来。

西克里斯河水有所下降，但伊莱尔达城外徒涉点依然水深及胸，因此步兵仍然难以通过。但是，恺撒告诉我们，应将士自己的要求他冒险下令渡河；骑兵等在下游，营救脚下不稳被冲下来的步兵，全程没有损失一人。抵达对岸后，军团继续行军，没有辎重，也没有休整，终于在傍晚赶上了敌军。如果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不想在断后行动中损失大量人马的话，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全军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当然，他们在白天已经走了很长的距离。

当时的局势仍然不至于绝望。首先，毕竟只要再走4.5英里（约7千米），便能进入山区避险，然后再走4.5英里（约7千米）就是埃布罗河与桥梁。其次，庞培军放弃了夜间行军的想法，害怕途中遭到袭击。最后，哪怕在敌人眼皮底下，他们也并非不可能走完剩下的短短路程。

由于非凡的斗志，恺撒军成功迂回了庞培军，越过几乎无法通行的地形，将再次被骑兵袭击拖住的敌军驱赶到峡谷，占据了制高点，从而截断了庞培军通往埃布罗河的道路。

恺撒本人雷厉风行，再加上将士用命，能力卓越，他们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庞培军的意图是从一处天险撤到另一处天险，结果被堵在了短短的路途中，眼前就是目的地，却不能抵达。如今必须果断决策，要么迎战，要么投降。面对固若金汤的防守，持续的、坚定的攻势展现出了优越性。无疑，庞培军实力弱于敌方，但并没有弱太多。他们拖住了敌军几个月，却付出了最终覆没的代价，具体经过尚有许多疑点。毫无疑问，在此最后关头，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的意见分歧也可能促成了恺撒的成功。局势凶险如此，一切都取决于果断定策，而庞培军的两名将军却需要协商才能一致，由此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庞培军被恺撒赶上之后，整整一天按兵不动，只是派出斥候巡逻。假如他们果真相信能够在敌人眼皮底下溜走，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试一试直接向奥克托格萨道路前进呢？这实在难以理解。无疑，他们并不指望恺撒会放他们走。3恺撒之前确实没有携带军械给养，但辎重队肯定已经带着必需物资在路上了。正是这一天的耽搁，让庞培军走上了绝路。除了庞培军统帅的意见分歧和犹豫不决，我们找不到别的原因。但是，这一点并未减损恺撒及其部下的成就。毕竟，庞培军之所以会犯错，本身就是因为不断施加压力的敌军士气更加高昂。情势如此，一名将军若能不犯任何错误，他就必定是一位伟大的统帅。

图5　伊莱尔达围城战

当敌军向伊莱尔达折返时，恺撒感到大获全胜已是板上钉钉，无须一战。将士觉得胜券在握，请求出战，但恺撒只是布阵于开阔地带，让敌军决定要不要进攻。连决心奋战到底的猛将彼得雷乌斯也不得不认清现实：会战必定是毫无意义的屠杀。终于，他万般无奈地决定投降。

恺撒没有打一场会战，只是通过调动和几场规模不大的遭遇战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彻底消灭了敌军，这无疑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篇章。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和坎尼会战中的罗马军队、1806年的普鲁士军队、1870—1871年的3支法国军队都是全军覆没，但都经过了激烈的苦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将恺撒的战略和伯利克里的战略混为一谈。一方面，后者完全明白雅典陆军处于劣势，于是从一开始就定下原则，不打大规模陆战；另一方面，敌军也不打决定性的海战，于是伯利克里试图通过消耗的手段结束战争。恺撒呢？他最想要的就是庞培的两名副将来打一场战术决战，好在将其解决之后，尽快去对付庞培本人。正是由于两名副将回避战术决战，仗才打成了机动战。直到决战已无必要的最后时刻，恺撒才放弃决战。但是有一点应当注意，恺撒放弃的只是会战，而不是会战的目标，即消灭敌军。

假如一名统帅能够准确地估计敌方的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那么，会战几乎就不会发生了。若从一开始就确定自己会被打败（除非是列奥尼达那样的情况），他就会努力回避会战。伊莱尔达战役是罕见的不经一战、胜负即分的例子，因为双方都准确地分析了当地形势，以至于庙算结果无须实战验证。

两名副将明白己方的人数劣势，于是回避决战，选择了一处易守难攻的驻守地点。在意识到敌军阵地不能强攻之后，恺撒便准备包围敌军营地。两名副将从围城中溜了出来，于合围之势将成之际开拔。接着，由于双方再一次认清了形势，一方认为无须再战，另一方认为绝无胜算，于是战役便以较弱的一方不流血地被消灭而告终。

8　希腊战役

由于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恺撒在陆地占据了上风。除了开战时的11个军团，他陆续又组建了17个军团，这些军团主要由战败投诚的庞培军士兵组成。1库里奥（Curio）统率的两个新建军团在阿非利加失利；C.安东尼乌斯（C.Antonius）的一个半军团在亚得里亚海的伊利里亚沿岸地区落败。恺撒集结了12个军团和1万名骑兵于布林迪西姆（Brundisium）[103]附近，相当于剩余兵力的一半左右，意图渡海前往伊庇鲁斯，将战火烧到庞培的地盘上；其余部队分别驻于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高卢和西班牙。

庞培最初乘船前往伊庇鲁斯迎敌时只有9个军团，后来西庇阿率领两个兵团从叙利亚赶来助阵。无论是人数还是人员素质，这支部队都不是恺撒的对手。其中有两个军团是恺撒旧部，不能完全靠得住；其余要么是新组建的军团，要么以老兵为骨干，以希腊、亚洲招募的新兵为主体。自西班牙的陆军主力丧尽后，若非庞培占有绝对的海上优势——如同恺撒占有绝对的陆上优势——他便只能放弃一切成功的希望。除了原有的罗马舰船，东方附属国的舰队也赶来助战。当然，恺撒已经下令建造船只，但他没有一支核心舰队。原有领地内最重要的海港马赛曾投向敌方，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围城战后才被夺回。亚得里亚海舰队被庞培的海军击败并摧毁。凭借上述状况和事件，庞培取得了极其巨大的优势，令恺撒望尘莫及。恺撒来到布林迪西姆的时候，他掌握的舰船甚至不足以把他意图发动攻势的部队全部运到海对面。

如今，从战略角度看，一支陆军渡海却没有至少暂时掌握制海权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尽管连运输船的数量都不够，恺撒还是毅然决定渡海。假如他要等到集结起足以运载全军的舰船才出发，大军调动就仍然是一件麻烦事；更重要的是，如今静静地停泊于各个港口的敌方舰队在这段时间里会有警觉。庞培当时尚未率军抵达伊庇鲁斯，囤积大量物资的海岸城市没有陆军保护。兵贵神速。通过削减辎重，恺撒将大约一半兵力运上了船，包括7个军团和一定数量的骑兵。渡海一举成功，因为当时正是隆冬，敌军完全没有防备。2有论者言，风向改变也对恺撒的行动非常有利。此地平常刮南风，但每年的这个时节经常会起北风，接下来往往会数日无风。舰队乘着北风，用12个到15个小时抵达某处既能避风又适合尽快登陆的滩头。3

恺撒直到现在才遇到了真正的困难。诚然，他迅速夺取了伊庇鲁斯的几座海岸城市，尤其是奥里库姆（Oricum）和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但就在恺撒军抵达前夕，庞培抢先率军进驻首府底拉西乌姆（Dyrrhachium）并守住了这座城市。同时，庞培的海军赶上并烧毁了返航途中的部分恺撒军运输船，而且提高了警惕，恺撒剩下的一半陆军不能再走海路了。恺撒和手头的一半陆军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在伊庇鲁斯动弹不得。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因此受到直接的威胁。虽然庞培的步兵比恺撒多两个军团，骑兵更是强得多，但素质较差，显然不敢正面进攻恺撒麾下的老兵，也不敢围攻恺撒的坚固营垒。

于是，两名统帅就这样对峙，没有进行战斗。庞培在等待西庇阿的军团以确保优势，也在等待便于舰队发挥的夏天。恺撒则寄希望于手下将领把另一半军队从布林迪西姆运过来。

有人可能会问，恺撒为什么不让必要的援军走陆路，经伊利里亚赶来呢？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带领来自西班牙、高卢的军团走这条路呢？既无须危险的渡海行动，路程实际上还要短一些。答案很可能是，隆冬时节穿过崎岖多山、富有敌意的伊利里亚乡间会为大军带来不可逾越的补给困难，最起码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预备工作。而穿过意大利抵达布林迪西姆的路程却是安全的，也无须迁延时日。如前所述，即便跨海进军是大胆的行动，但绝非不可理喻的。但是恺撒竟然命令后方部队继续准备渡海，而且竟然取得了成功，这确实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一定要明白，古典时期的战舰有众多划桨手，划桨手排得很密，不能长期持续停留在海上。

因此，封锁布林迪西姆这样的行动就不可能被执行。诚然，庞培一方的海军司令利博（Libo）做过尝试，而且为此占领了港口前方的一座小岛。但是岛上淡水不足，而布林迪西姆的司令官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命令骑兵在大片海域巡逻以阻止敌军船员上陆取水。因此，庞培一方只得放弃封锁，从伊庇鲁斯海港密切注视海上动向，一旦情况有变，再去攻击逼近的恺撒运输船队。然而，如果刮起风向有利于恺撒一方的强风，划桨的战舰可赶不上扬帆的运输船。航行仍然风险很大，因为完全要看风向是否作美。整整两个月就这样过去，安东尼和诸将在多次接到恺撒本人的命令之后，决定冒险出海。他们的运气真是不错，不仅整个舰队顺利到岸，没有损失一艘船，试图拦截的敌舰还因为风向突变而触礁。

鉴于海运的不确定性，恺撒似乎也开始调动军队通过伊利里亚前来增援。但是，这支援军被敌对的山地部落绊住，没有赶上决战。4

安东尼带来了4个军团，还有骑兵，从而无可置疑地占据了兵力优势。但是恺撒要拿这支部队做什么呢？他以强行军从庞培和底拉西乌姆之间穿了过去，却并无多大收益。庞培守在滩头，手中的船只维持着部队与主要补给点——物资充足的底拉西乌姆——和世界各地不间断的联系。通过海路，庞培可以轻松供给军需，恺撒却只能依靠千辛万苦经陆路送来的给养，而且给养来源地的物资本来就被消耗了不少。尽管兵力占优，恺撒还是不适合发动决战。

他决定分兵，将总算盼来的援军大部（3个半军团）派往伊庇鲁斯腹地。两个军团去找西庇阿，将其困住；若有可能，将其击败。一个半军团转进希腊，尽可能争取或征服城市与乡村。恺撒亲率主力围困庞培的陆军。就当时来看，地形是有利于围困行动的。当地原本就有山坡，只要挖得更陡峭一些，再零星布置前哨即可。但是工程量依然相当大，而预期收益却很小。按照恺撒本人的说法，他在围困过程中有3个目标：面对庞培的优势骑兵，保护己方补给线；断绝庞培战马觅食的可能性，以此打击和削弱敌方骑兵；散播庞培遭到围困不敢出战的消息，打击敌方士气。恺撒没有说自己相信围困能让庞培投降，甚至迫使他求和，完全无须考虑这两种可能性。庞培随时可以让部队上船，前往任何地方，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问题在于庞培为什么不听从多位朋友的建议，直接前往意大利。他有很充足的理由不这样做。如此一来，恺撒也可以率军经伊利里亚返回意大利，或迟或早，他至少能带着一部分部队回来。到了那时，即便庞培已经掌握了意大利，决战仍然会立即爆发，庞培毫无胜算，因为他只有9个军团，而恺撒有11个军团，以及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沿海诸岛的兵力。

对庞培来说，上策不是立即返回意大利和罗马，而是首先在努米底亚国王朱巴（Juba）的协助下收复西西里岛、撒丁岛和西班牙，然后从这些行省获得援军，实力大增之后再与恺撒决战。凭借舰队的帮助，上述行动可以同时或相继进行。恺撒在西班牙的4个军团主要由庞培旧部组成，或许可以将其争取回来。我们不知道庞培作何打算，没有可靠材料来了解庞培总部的细致内情。5由于各方面报告都说庞培希望回避会战，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假定他会采取纯粹的消极战略，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庞培的谋划正如本段所述。

但是，恺撒的行动很可能让庞培觉得，在此处决战胜利的机会还要更大。实施围困的恺撒军规模比庞培要小。在船只的帮助下，后者随时可以从后方攻击围城方。庞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认识到恺撒勇敢的冒险行为为自己带来了怎样的优势，于是决定放弃其他远期计划，尽可能利用眼下局势，将陆军和海军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赞誉的。纵然恺撒的老兵善战，最后也挡不住庞培海陆联合的攻势。恺撒遭到庞培军营、海滩、后方的三面夹击，遭遇惨败，延伸至海滩的南侧防线被突破。

这个结果似乎再自然不过了，以至于我们会觉得，恺撒试图从陆上围困一支规模更大的、未尝一败且掌握制海权的敌军是严重的错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胜不会取得多大战果，败则必损失惨重。但是在交战期间，庙算与运气都会起作用，而恺撒将成败交给了天命。这不是他傲慢，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此外，他还希望通过里应外合掌控底拉西乌姆。如果他没有实施围困，而是随全军进入内地，成果也不会比别军更多。海港不会向他投降，他也不会打败西庇阿，西庇阿肯定会与敌军主力保持安全的距离。与此同时，庞培却能渡海远征，他能够取得的成功远胜于恺撒进军所取得的成功。海上优势之前让敌军得以回避决战，之后更能被证明具有长远的价值。

诚然，围困庞培军不仅没有任何成果，而且吃了一场败仗。但是正因为受到这次打击，才有了恺撒盼望的反击机会。

取胜后的庞培军踌躇满志，肯定是愿意在此地决战的。然而，恺撒明智地估计部队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受挫的士气，遂避战。通过一次精明的计谋，他甩开了敌军，向色萨利前进，与之前派出的部队会合。之前的部队已经赢取了大片内地；最大的一支别军由多米提乌斯率领，跟在西庇阿后面绕圈子，却徒劳无功，因为西庇阿一直避战。6

对庞培来说，如今最稳妥的策略仍然是不直接发动决战，而是凭借底拉西乌姆大捷的威势，首先收复西部各行省，然后再以双倍的兵力攻击恺撒。但是，即便庞培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恺撒就说庞培依然倾向于回避决战——他对本派人士的掌控力却不足以迫使其接受这样的长线战略。恺撒写道，他考虑过敌军的3种策略：回师意大利；围攻恺撒囤积物资、驻兵防守的伊庇鲁斯诸港口；直接追击恺撒。在这3种可能性当中，第二种无疑是上策。恺撒写道，他当时本来想要围住西庇阿，逼庞培赶来救援。但是西庇阿有可能退到一处海港，可能是萨洛尼卡（Thessalonica）或拜占庭（Byzantium）[104]，没有舰队的恺撒只能望洋兴叹，而庞培却可以从陆海两个方向攻击恺撒一方的要塞。因此，两边的力量绝非不相上下。但是庞培一方现在过于自信，不屑于采用这种迂回渐进的取胜之道。庞培试图切断多米提乌斯部与外界的联系，后者当时正在马其顿跟西庇阿绕圈子。此计功亏一篑，多米提乌斯率领两个军团成功脱出，与恺撒会合。这时，庞培军又尾随进入色萨利平原，发动会战。两军统帅在这一战区各有11个军团的总兵力。恺撒有8个大队留守之前占领的伊庇鲁斯诸港，庞培则有15个大队留守底拉西乌姆。但是，恺撒先前派往希腊的一个半军团还没有回归，所以庞培军不仅刚刚取得大捷，士气正盛，而且有相当的人数优势。

按照恺撒自己的说法，他只有2.2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而庞培有4.5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现在我要马上补充一点：恺撒声称，他只损失了200人，而战败的庞培军只剩下1.5万人。只有一个人总是愿意不加质疑地复述文献里的数字，他才会觉得这些数字可信。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今天，这些数字仍然有人坚决维护。上述数目本身不仅毫无可能，更与恺撒自己的说法相悖：他写道，直到最后一分钟，庞培都不希望发动会战，只是因为盲目的自信，以及身边人的不断施压，他最后才交战。如果庞培有两倍于敌方的步兵，7倍于敌方的骑兵，却仍然不想决战，那他算是个什么人呢？我们都知道恺撒的陆军总兵力远比他多，他怎么还能指望再次遇到如此有利的交战条件呢？从庞培的行动路线判断，我们不妨假设，他有一定的人数优势，但尚不足以让他有自信在底拉西乌姆一带正面交战，对抗恺撒麾下占有素质优势的老兵。庞培在底拉西乌姆附近攻击敌营得手，己方士气大盛，他又轻易相信了敌方士气低落，于是第一次决定冒险发动决战。但是直到最后时刻，他仍然想从地形上讨一点便宜，因此推迟了会战时间。如果结合其他流传下来的材料[来源可能是恺撒手下的将领阿西尼乌斯·伯里奥（Asinius Pollio），他也写过一部内战记]，同时承认这份材料未必十分精确，那么我们就可以估计出当时的兵力：庞培可能有4万名军团步兵和3000名骑兵，而恺撒有3万多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双方都有轻步兵，庞培一方很可能要强一些。

我们完全不能采信庞培直到此时仍然对会战有所保留的说法。一旦他跟随恺撒深入腹地，犹豫迟疑便不再有任何好处。恺撒可以在黑海到地峡之间的丰饶乡间畅通无阻，沿途能够得到补给，庞培对此无能为力。庞培军固然有接近海港和从远方海运补给的优势，却不足以抵消一项劣势，即长期拖延会消磨掉此前胜利提振的士气。此外，希腊的一个半军团和经伊利里亚赶来的两个意大利军团也可能会与恺撒会合。7如果庞培确实有过犹豫的话，那也肯定是停留底拉西乌姆尚未决定尾随恺撒的时候，最迟是在攻击多米提乌斯部失败的时候；等到与恺撒在色萨利正面相对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再犹豫了。两军再次到了目视范围之内，会战之所以没有立即打响，只是因为双方都以为敌军终于做好了决战的准备，于是努力寻找有利地形，希望将敌军引来交战。8

终于，庞培率军出营，进入平原，不再占有任何地利。恺撒本来便整装待发，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增援而是接受挑战，出兵迎战。

我们将努力描绘出一幅大决战之日的情景，与目前的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有一点重要的差别，因为我相信人们通常采纳的恺撒自述需要根据其他材料进行相当深入的修正，就像他对兵力数量的描述一样。

9　法萨卢斯会战

庞培将右翼布置在深谷中，谷内有一条小溪流过。在此基础上，庞培决定变换阵形，而且与通常的计划有一个重要区别。他相信小溪足以保护右翼的侧面，于是几乎将拉比努斯指挥的全部骑兵和轻步兵转移到左翼。拉比努斯是庞培手下最优秀的将领，曾为恺撒部下，后来投靠贵族派。如果骑兵能在左翼占得上风，将对面的恺撒军驱离战场，庞培的军团接下来就会马上攻击敌军侧后。为了尽可能拖后步兵接战的时间，等待骑兵取胜，庞培的军团没有像通常那样发起冲锋，而是等待敌军进攻。庞培这样做大概还希望取得一项特殊的优势，因为恺撒的部队料想对方会主动出击并在战场中部与他们相遇，所以恺撒的部队会过早起步，等到短兵相接时早已气喘吁吁，队形不整。

恺撒没有专门讲自己是否也将全部或绝大部分骑兵布置到平原上的一翼，但料想是如此。因为他肯定已经从远处看到了敌军阵形，如果把骑兵布置在溪谷一侧，对面只有步兵，不会取得任何战果。

鉴于敌军的骑兵优势，恺撒还仿照马其顿人和日耳曼部落常用的混编战法，挑选年纪较轻的军团士兵和身手最敏捷的旗前兵（antesignani）作为轻装步兵配合骑兵作战。在会战几天之前的一场遭遇战中，恺撒军就凭借这种协同战术取得过胜利。但是，他的手段还不止如此。两军相向而行期间，恺撒把6个精锐大队（共3000人）从第三梯队里调到右翼，与骑兵成一定角度，支援骑兵作战。另外，第三梯队的其余兵力没有跟随前两个梯队前进，而是留作总预备队。庞培的3个梯队纵深皆为10排，共为30排，最初与其交战的恺撒军方阵没有第三梯队，纵深只有对方的一半。但是，恺撒的军团经受过战火考验，他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仍然能够长时间顶住敌军。庞培拖延步兵接战时间的布置直接帮了恺撒的忙。

庞培的骑兵和射手赶到了方阵的前面，当他们发起进攻时，日耳曼和高卢骑兵遵从命令，不战而退。但是当庞培军追上来的时候，侧翼的6个大队却对其发起攻击，恺撒一方的骑兵配合轻步兵翻身杀回，将敌军击退并展开追击。

尽管没有任何具体记载，我们依然不妨假定庞培、拉比努斯这样的将领明白面对恺撒骑兵的侧翼包抄，他们必须采取怎样的措施。两人从第三梯队中抽调部队，试图在侧翼组成一条斜线，以免被包围。但是形势发展得太快了。像恺撒那样提前将第三梯队留作预备队是一码事，而直到溃逃的己军和追击的敌军已经冲了回来，不得不勉力调整正面的时候才下令就是另一码事了。当时，两军方阵也只是刚刚接触，双方的第一梯队开始了短兵相接。

在这种情况下，庞培军的力量不足以发起反击，将侧翼包抄的恺撒军骑兵和步兵大队击退。尽管骑兵和射手败逃，庞培军的人数仍然与对手相当，甚至要超过对手。但是，恺撒的包抄和协同战法要更加有效。恺撒动用后方的第三梯队加强方阵，而庞培军在正面和侧面受到双重打击，又失去了己方骑兵和射手的支援，先是左翼逐渐不支，最后是全军溃败。

法萨卢斯[105]会战的布阵采用了传统的侧翼交战方案，却从梯队部署和先守后攻两方面对传统战法进行了极大的完善。两军统帅都对负责进攻的一翼做了相应的部署。庞培将全部骑兵和轻装步兵集中到左翼，尽可能予以加强，这是非常恰当的做法；正常情况下，这一翼肯定会强于对面的敌军。但是，恺撒料敌先机，采用非常手段加强骑兵一翼，同时命令骑兵首先后退，等待有利时机。假如他只是命令3000名军团步兵跟随骑兵前进，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骑兵若是被击退至后方——此事不难预料——步兵也可能被裹挟溃退。因此，恺撒让步兵与骑兵成一定角度，一份文献表明就是伏击。步兵首先让己方骑兵从身旁跑过去，然后从侧翼打击敌方骑兵，此时己方骑兵杀回来，与敌交战。

重步兵前进支援己方骑兵对抗敌方骑兵的战法是支队战术方面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成就。只有经过充分训练，以绝对的信心所统率的战术单元——不是整个方阵，而只是规模较小因此灵活机动的大队——才能如此行动。

当年，恺撒曾运用同样的混编战术击败了维钦托利骑兵，当时并没有步兵梯队配合后者；而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局部胜利立即演变成全面胜利，同时恺撒战胜了敌军步兵。全军组织纵然已经变得极其复杂，但波利比乌斯的一句话（35.1）仍然是真理：一个因素便能决定胜负。

如同坎尼战役中的汉尼拔中军，恺撒的方阵顶住了规模大得多的敌军所带来的压力，直到侧翼支援到来。但是此战的成就犹胜于坎尼，因为没有刚开战便展开侧翼行动，而是起初采取守势，逐渐转为攻势。

与军团步兵一样，恺撒的骑兵和随行轻步兵肯定也是士气高昂，对统帅和军官的领导有着绝对的信心。有一事为证：起初是敌军进攻，他们后退；等到步兵大队出手，扭转战局，他们又能立即回头冲杀。这些骑兵可都是高卢和日耳曼人。

于是，凭借更高的素质，再有一名懂得如何以最精妙的方式运用优势的统帅领导，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打败了性质类似、规模更大的敌军。

就本身而言，庞培推迟步兵交战开始时间的命令并非失算。但是，当敌方统帅采取反制措施时，该命令必然有利于敌军，帮助敌军组成了第四梯队，借以赢得骑兵战。

法萨卢斯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假如庞培军有序退出战场，据守营寨，那会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会像阿莱西亚的维钦托利、伊莱尔达的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那样遭到围困。由于不可能有援军到来，他们迟早要被迫投降。这是士卒的状况，将帅却并非如此。贵族派的事业并没有因为这场战斗的结果而最终失败；不少地方仍然有反对君主制的强大力量，恺撒接着又打了两场大战才彻底降服对手。文献众口一词地谴责庞培顶不住战败的压力，完全崩溃，过早逃回营寨却没有布置防守。恺撒只是写道，庞培回到帅帐，等待尘埃落定，当敌军士兵冲进军营时，他便抛下节杖，骑马逃离营地。普鲁塔克和阿庇安的描绘更详细：惊魂未定的庞培静坐于帅帐，直到敌军士兵蜂拥翻过营墙，他最终逃之夭夭。实情可能就是这样，但我有必要指出一点：胜负已经分明，庞培便没什么事好做了。军队固然无力回天，将帅若能自救，仍有易地再战的可能。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普鲁塔克笔下庞培的作为似乎表明，他已经忘却了“伟大的庞培”的尊号，就像宙斯曾对埃阿斯所做的那样，宙斯迷乱了他的五感。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行为可以通过“将帅与军队的利益不再重合”来解释。阿庇安写道，恺撒派传令兵到战士中间高呼罗马人不打罗马人，只打外国兵。就字面意义而言，这条记载不可能是真的，因为短兵相接的时候不可能传达这样的命令。此外，庞培的军团（因为当时只剩下他们没有解决了）里不可能分清谁是罗马公民，谁是外邦人，都是混着的。但是，即便这条记载不能当真，它仍然准确地表明了当时的状况。在庞培的军团里，约三分之一直到不久前还尊奉恺撒为统帅，连剩下的三分之二也与他们为之战斗的贵族派没有内在联系。他们忠于誓言，恪守军规，于是奋战到底；但是他们并无理由继续进行无望的抵抗。

于是战斗结束，庞培逃之夭夭，营地经过短暂的防守后陷落，败军最初逃往山中自救，结果遭到恺撒军无情的追击和包围，于当日夜晚投降，没有做进一步的抵抗。

10　内战末期诸战役

希腊战役和法萨卢斯会战是古典时代战争艺术史的高峰。在两位最负盛名的罗马领袖统率下，罗马人自相残杀。恺撒之后的几场战役中不乏生动的事件，但并没有原则层面的新事物，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军事史角度看，如果说之前的文献太不确切，评议不甚可靠，那么时至此刻，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个缺陷已经不存在了。结合地形学研究和精细的文献分析，韦斯（Veith）为阿非利加战役提供了一幅明晰而完全合理的图景。对于他的精妙论述，我只有一点持异议，那就是他对我进行的多次无端讥讽。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只不过我认为他在个别地方的笔触过于尖锐。

恺撒本人的战记至法萨卢斯会战而止，没有再谈之后的战役。但是这项工作由他的几名才智参差不齐而且远比恺撒偏颇的部下完成了。《阿非利加战记》由一名视野狭隘的一线军官写就。但是我们可参照迪奥·卡西乌斯和普鲁塔克的文字加以补足，两人保留了善于辨明战略关系的阿西尼乌斯·伯里奥的记述。

恺撒意图围攻塔普苏斯，这座城位于地中海与一座湖泊之间的地峡上。西庇阿尝试从两面封锁地峡。尽管恺撒掌握了制海权，但由于围城战开始于2月初，胜负尚在两可之间。假如他的陆上联系被完全切断，情势便会万分危急。但是，恺撒的侦察工作做得非常好，探知敌军正在南下，于是趁对方营寨未立发起攻击。打败北路的一半敌军后，恺撒立即扑向10千米以外，位于地峡南侧入口的另一半敌军，没等到北路败兵与其会合便杀到面前，令南路不战而溃。

具体细节参见韦斯的著作。就整体而言，他最有意思的一个揣测是，西庇阿只是挂名总司令，实际负责指挥的是拉比努斯。恺撒曾拿西庇阿的能力不济打趣。这个揣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如果说法萨卢斯会战表现为当代两大名将的对决，那么阿非利加战役饶有趣味的地方就在于，恺撒本人遭到了高卢战争中首功将领的反对。韦斯的判断是，拉比努斯完全是恺撒的学生。这显然是有充分依据的。拉比努斯作战既勇猛果决，又谋划精当。如果说他最后还是被打败了，那是因为他的对手不仅是恺撒，更是恺撒的军队，他新组建的阿非利加军团完全不能与之匹敌。从战术角度看，塔普苏斯之败最多是不胜而已，之所以最后演变为大溃，是因为未被打败的南路军惊悚不已，弃营而遁。北路败兵抵达时本来指望暂避一时，却发现战友早已离开。他们随后希望投诚，却被杀红了眼的恺撒军消灭。两边都是罗马军团，其性质却是雇佣兵作战。我们在之后几章里会看到，雇佣兵与雇佣兵作战是不会留情的。在伊莱尔达，恺撒尚可阻止一场屠杀，如今却已无能为力。

11　战象

塔普苏斯会战是大象在古典时期战争史中的最后一次出场。因此，现在或许是总结评论这种动物在古典战场上的历次运用的恰当时机了。

关于海达斯佩斯河会战，我们认为马其顿人打败战象肯定很艰难，因为吃了这个教训之后，他们自己也采用了这一“兵器”。但是，如果从战果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连一场战象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确凿战例都找不到。恰恰相反，战象较强的一方往往会被击败。流传下来的著名象战都是传说或者逸闻的形式，实在可惜。唯一有史学意义的战例还是最早的那一次，即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继业者战争、皮洛士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历次战斗都给不出可靠的记载。在扎马-那拉加拉会战和塔普苏斯会战中，文献里写道有大批象兵参战，但完全没讲战象取得了什么战果，而且有战象的一方都被打败了。如果我们把记载原原本本地汇总起来看，战象的胜负记录可不太好看。有战象参加的胜利战斗包括：安提柯打败高卢人的伊普苏斯会战、皮洛士打败罗马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会战和阿斯库鲁姆（Asculum）会战、哈米尔卡雇佣兵战争的突尼斯（Tunis）会战、汉尼拔打败西班牙人的塔霍河（Tajo）会战、1汉尼拔打败罗马的特雷比亚河会战、罗马打败马其顿的库诺斯克法莱会战和皮德纳会战。但是在下列会战中，有战象或战象数量远多于敌军的一方仍然落败了：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继业者战争中的帕莱塔西奈（Paraetacene）会战、伽比埃奈会战（Gabiene）、加沙会战和拉菲亚会战、皮洛士战争中的贝内文图姆会战（Beneventum）、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阿格里琴托会战（Agrigentum）和帕诺尔姆斯会战（Panormus）、迦太基进攻西西里的希米拉会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巴埃库拉会战（Baecula）、梅陶罗河会战和扎马会战、2罗马击败塞琉古帝国的马格尼西亚会战、穆图尔会战（Muthul），3以及塔普苏斯会战。文献中没有一场战例是战象突破了密集步兵阵形，仅有库诺斯克法莱会战勉强算数，而且记载里也明确写道，罗马发起进攻时，马其顿军尚未排好阵形，便被战象击溃了。

在扎马会战中，罗马一方的支队之间据说留出了空隙，好让战象从空隙里穿过去。突尼斯会战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罗马步兵排成了深度很大的阵形，波利比乌斯（1.33.10）专门赞扬了这种阵形，说它特别适合对付战象。我们知道，这两条史料的来源都不尽如人意，最有价值的一个观点大概就是波利比乌斯的判断，他赞成采用大纵深阵形，因此不认为战象有能力将其突破。可波利比乌斯又说，战象仍然对方阵前排造成了很大的杀伤。但是归根结底，这条记载只能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否则我们肯定会经常看到日后战场上运用战象的记载。

战象只有对付骑兵（让战马受惊）和轻步兵才有确证的战果。

然后，战象确实有效的最有力证据仍然是：有名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战象，特别是汉尼拔和恺撒。根据西塞罗的《反腓力辞》（Philippics 5.17.46），恺撒至少在帕提亚战争中有过战象，尽管并没有实际用过。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与努米底亚国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者提供了战象。整个公元前2世纪，罗马一直在使用战象，不过只是将其编入盟邦军，而且数量也不大。4罗马对付马其顿人、西班牙人5和高卢人的时候都用过战象。尽管战象据说帮北方蛮族取得了良好战果6，但奇怪的是，与辛布里人作战，以及恺撒在高卢作战的时候都不再有战象出现了。在阿非利加，当努米底亚国王朱巴动用战象与恺撒作战的时候，恺撒将大象运来西西里，以便让士兵和马匹熟悉这种“巨兽”的外貌，训练反象兵战法。

通盘考虑古典时代战争史，我们或许可以说，战象的作战效用和实际参战情况是无论如何不能被高估的。面对完全不熟悉战象的敌人，或者骑兵和射手，战象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以皮洛士战争为例，败者会极度地夸张战象的战果，将其作为失败的借口。7熟悉战象，不惧怕战象，知道如何躲避和有效攻击战象的军队是能够对付它们的——在海达斯佩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就成功过——不是通过耍花招，不是通过射火箭，也不是通过惊吓大象，而是通过娴熟地运用本身的武器。参阅描述大象习性的自然科学著作，我们就能辨明当年他们是如何巧妙运用武器打败战象的。

根据这些著作，大象绝非坚不可摧，反而有着很敏感的皮肤。即便矛和箭不能直接杀死大象，仍然能够透入其体内，一直留在里面。8疼痛之下，大象便会逃跑，失去控制。常有记载说大象冲入己方后排，造成混乱，遂至失败，有一次罗马人与努米底亚人作战就是这样。9本书前面讲过，应对这种情况的最后手段就是每人手持一根尖利铁锥的象夫，他会用锤子将铁锥打入大象脖颈，将其杀死，以免其造成伤害。

12　结论

恺撒达到了古典时代战争艺术的巅峰。这并不是说，恺撒这个人比米提亚德、亚历山大、汉尼拔或西庇阿更伟大——此类比较或评论不仅荒谬，而且无益——而是说，在这些大军事家中间，只有恺撒最完整、最广泛地同时掌握了古典时代战争艺术的所有手段。与古老的、简单的方阵乃至三线方阵相比，恺撒时期的大队不知优越几何。

重步兵大队与训练有素的射手、重骑兵、野战工事和严谨的后勤体系构成了一个有机协调的整体。这便是恺撒以其个人勇武和战略帅才统御的军队。它本身并没有全新的元素。早在恺撒之前，各个要素及其配合形式都已经出现了。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恺撒在战争艺术史中完全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米提亚德、伯利克里、伊巴密浓达、亚历山大、汉尼拔、西庇阿、马略——他们都贡献了崭新的统率道术。无论是手段还是思想，恺撒之前都已备齐。但是恺撒把这些要素发挥到了极致，以最多变、最充分、最完善的形式融会贯通。

史书有言，恺撒有一句最喜欢说的话：他宁肯用饥饿而非钢铁征服敌人。1通常的解释是，他更喜欢单纯运用消耗战屈敌而非正面败敌。从他统帅生涯的每一步来看，这句话绝不能这样理解。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2消耗战略只在一种情境下是合理的，即意志和力量不足以进行大决战时。但是恺撒总是处于意志和力量都始终处于彻底击败敌人的状况，自然合理的方略是打击敌军主力，即发动决战。恺撒从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那句名言才并非虚言。发动决战绝不仅仅是莽撞蛮干，更要巧妙地营造有利条件。因此，是饥肠辘辘还是粮草充沛在任何时候都是极为重要的；而对恺撒来说，后勤的意义尤其大。实际上，在看待恺撒关注后勤的问题时，不应该认为这是削弱了消灭敌军的意识，反而应该认为这是加强了消灭敌军的意识。在考察恺撒作为战略家的一面时，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观点。

在高卢，正是罗马优越的后勤体系让恺撒不必直面高卢大军，而可以各个击破，奠定胜局。就此而言，他可以说自己主要是用饥饿而非钢铁征服了敌人。

内战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时，恺撒所用战略的特点在于野战工事。显然，他对技术手段有着天然的亲近；他是一名天生的工程师。他在《恺撒战记》中富有热情地描述了自己建造的器物工事：与赫尔维蒂人作战时修建的罗讷河沿岸工事、恩河畔的军营、与维内蒂人（Veneti）打海战时发明的勾杆、莱茵河上的浮桥、围攻阿杜亚都卡（Aduatuca）、阿瓦利库姆、马赛利亚三城的攻城器械、阿莱西亚城周围的障碍物、乌克萨洛登纳姆（Uxellodunum）城的水渠、西克里斯河的人工徒涉点，还有将庞培困住的宏大底拉西乌姆围墙。但是这些事物之所以在恺撒的战争生涯中大放异彩，不仅仅是因为统帅的个人才能和偏好，而是水到渠成。如同一切技术和传统的罗马筑营术会随着新的创制而拓展完善。筑营术为防守方带来了极大优势，哪怕人数较少，也能在开阔地带自守。在不犯大错的情况下，除非双方都想打，否则会战是不会发生的。如果较弱的一方回避决战，试图拖延，那么较强一方的应对手段就是围困对方军营——又是以饥饿为手段。饥饿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罗马人相对于蛮族的文化和组织优越性的表现；另一种是攻方因应守方技术优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种战法都不与追求大获全胜的战略相悖，反而是执行这种战略的一种最活跃、最完全的方式。以恩河军营离散比利其大军、迫使庞培军因补给问题而退出伊莱尔达城，这两场伟大的战略胜利表面看有相似性，但分析到最后发现，它们的根源并不相同。在恩河，恺撒不愿冒险与比利其联军正面决战，他明白罗马优越的筑营术和后勤体系能够迫使敌军首先分兵。在伊莱尔达，他占据力量上的优势，避战的是敌军，因此他用围城来威胁敌军，打击敌军的补给线，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当会战之机到来时，仗已经无须再打了。

假如汉尼拔当时能这样行动，围困罗马军队，迫其缺粮出营，古典世界也不会是拉丁人的天下了。但是汉尼拔的战争资本不足，他一上来就到达了胜利的巅峰，接着便缓慢下滑。恺撒的攻势比最有力的防守方还要强大，成功将其击破。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恺撒打仗好似无须时间，战略如光速运转。通过剑与饥饿的结合，他总能用一场会战结束每一个战场的每一场战争。他的创举在于极大地改进了这种战法，与近现代的火器发展历程相映成趣。最初，火器的发展似乎对守方有利；面对近代步兵和炮兵，攻击方不可能在开阔地带打败守军——就像罗马军团不可能攻破罗马野战工事一样。但是，随着火器威力的提高，现代的进攻方能够随意延伸战线，甚至可以从多个方向以大间隔纵队发起攻击，通过迂回包抄的手段来赢得火力优势。于是，优势从守方转向了攻方。罗马的野战工事同理。营垒的初衷是保护不愿出战的军队，后来却让攻方有了前所未有的强迫对方接受决战的手段，即围困军营。优势由此转到了攻击方一边。（本段写于1908年）

世界大战表明，上述发展阶段甚至可以再次被超越。理论家从未预见到的情况发生了：战线一直延伸到绝对不可逾越的边界方止，从而杜绝了包围行动的可能性：西边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瑞士边境，东边从波罗的海延伸到罗马尼亚。于是，包围战术不得不再次让位于正面进攻和突破防线，优势从攻方回到了守方。（本段写于1920年）

恺撒的思维一直非常活跃。他曾求学于罗德岛，一度专心研习语法学，并著书立说。毫无疑问，他也研读过各方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文献中散见恺撒读过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3和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多部著作的记载。4但是，他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理论反思，以至于腓特烈大帝有过一句名言，说军人从恺撒身上学不到任何真东西。5拿破仑固然建议人们研究恺撒，有一次也抱怨恺撒的文字云山雾罩，连会战的名字都不给起。当然了，要是其著作连一场战役的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它对战略研究肯定不会有多大价值。除此之外，《恺撒战记》中的人数关系同样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缺陷都可以由恺撒著述的政治性目的来解释，对整体的意义只是稍有损害；而且它们也能够通过研究来填补和纠正，实际上已经有考订成果了。腓特烈之所以在恺撒问题的表态上远比拿破仑强烈，可谓良有以也，之后讲到这位大军事家的时候再谈。恺撒的写作意图并非军事专著，因此省略了军事专著所需的细节、动机和反思。我们要从事实本身中吸取经验，而不是字句篇章。不过，透过流畅的文笔，这位思想家的哲思精神仍然在少数几处表现出了理论思维，我们在色诺芬、波利比乌斯这两位具有反思精神的军事作家身上还看不到如此的深度。在讲述法萨卢斯会战中庞培命令士兵等待敌军进攻一事时，恺撒对此表示了谴责，而且——用今天的话说——强调了攻势对士气的作用。他以清晰的古典文风，这样写道：

我以为庞培此举不理智，因为每个人都有激情和血性，战斗能够把它激发出来。统帅不应压抑这些感情，反而应当强化。阵前双方都要呐喊吹号的古老传统并非毫无用处，其令敌军胆寒，壮我军气势。

恺撒特别喜欢强调偶然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另一条有理论意义的思考。过去常有人将战略比作下国际象棋，从恺撒的观点看实在大错特错，因为象棋讲究的是算无遗策，而战略还依赖于对不可测算之事的把握。因此，指挥艺术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整全的人格：下注豪赌，要根据新的信息调整，从而驾驭变幻无端的运气，将它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修昔底德首次澄清了战争行为中的这一面。本书前面引用过他笔下的伯利克里的一个词：不待之机。但是，他还借科林斯人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1.22）：“……战争只有极少的部分遵循确定的法则；大部分都遵循战争为自己创造的法则，取决于一时一地的形势。”在另一个场合，他笔下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2.11.3）说道：“……战争的进程是隐藏的，许多都来自最微小的细节，而激情会带来成功。”6这些正是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基本思想的首次呈现，即认识到战争包含着非理性的要素，指挥官必须敢于相信自己的命运。西塞罗有言，除了“军事知识、勇气和权威”（scientia rei militaris, virtus, auctoritas），“好运”（felicitas）也是名将的一大要素。7恺撒在《内战记》3.68中写道：“但命运在一切事物上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尤其是战争。命运只需轻轻摇动，世事便会发生巨变。”

恺撒经常说他把自己全都交给天命，像赌徒一样挑战运气。与拿破仑一样，他肯定相信自己有上天相助。有一则故事说，恺撒在海上遇到风暴，宽慰水手说船上不仅有恺撒，还有恺撒的好运气。此事虽然不见于恺撒本人的著述，但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看待拿破仑一样，如果只在恺撒身上看到胆子大——不论褒贬——那就错了。我们逐渐相信，他的这种品质总是与明察战况与权衡局势相配合。古人早已明白此节。苏维托尼乌斯（第58章）如是称赞恺撒：“……踏上战场前，总能判明是勇猛还是谨慎为上。”与现代统帅一样，恺撒战略的最主要依据是己方占人数优势还是劣势。如前所述，他在高卢和西班牙伊莱尔达城都是占据优势的。塔普苏斯会战不是酣战；蒙达会战（Munda）没有可靠数据，但当时恺撒已经登基称帝，与手中只有一隅的敌手相比，他无疑能够调集更多的兵力。如果不考虑埃及的特殊情形，以及与法纳西斯（Pharnaces）的那场持续五日但意义不大的战役，那么法萨卢斯会战就是唯一恺撒兵力远少于对手却依然取胜的战斗。他其实可以不打这场会战，等待援军（希腊和伊利里亚分别有一个半和两个军团）的到来。但是，假如他这样做了，庞培肯定不会接受会战，而是将军队经海路运到别处，另择交战地点。毕竟，从一开始，敌军的海上优势就让恺撒理论上的陆地优势得不到发挥。他只得利用数目较多——尽管战力显然较低——的新建军团去守卫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西西里岛。早在底拉西乌姆围城战期间，为了取得正面战果，他就把大批部队派了出去，以至于自己身边的兵力还不如庞培。从各个方面来看，明确恺撒在这场战斗——而且只有这场战斗——中凭借人数劣势发动决战的事实和原因是很重要的。庞培的海上优势间接地为恺撒的作战行动牢牢戴上了枷锁，让恺撒无法自由选择。但是，恺撒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尽管他极其看重人数，却能够审时度势，把数量不如人的担忧甩到一边，相信麾下将士的素质和自己的将道，决定打这一场决战。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古罗马战争艺术在恺撒身上开花结果，并作为恺撒的遗产在罗马世界延续了下去。恺撒之后，罗马帝国继续征服了广大的土地，特别是阿尔卑斯山区、多瑙河以南诸国和英格兰。罗马人征服世界的脚步在两个民族面前达到了极限。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帕提亚人，另一个是日耳曼人。本书第2卷就要从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和战争行为讲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竟能与罗马战争艺术比肩呢？

附注选译

1　阿提卡半岛与希腊其他地区城邦的人口[106]

希腊有大片地区肯定无法供给任何粮草，或者只能供给极少粮草，如维奥蒂亚、阿卡迪亚、拉西第梦、麦西尼亚（Messnia）[107]。对于这些地区在希波战争时期的农业发达程度，我们没有确切的调查值。但是，我们可以从已知的数量关系进行类推，估计出这些地区最大能维持多少人口，然后表示实数与估计最大值基本相当。底比斯的规模肯定不小，而除了底比斯，维奥蒂亚还有不少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拉西第梦的人口密度必然不会大大低于希腊其他地区，否则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基于上述基本原则，辅以历史文献中的数字，贝洛赫在《古希腊罗马人口研究》一书中估计拉科尼亚（Laconia）和麦西尼亚共有23万人口，每平方千米27人；伯罗奔尼撒半岛整体有90万人口，每平方千米36人至40人，因为科林斯、西息温（Sicyon）、特洛伊森（Troezen）、埃皮道鲁斯（Epidaurus）这几座商业城市人口相对较多，但也不会太多，因为这些城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完全断绝了海上谷物输入，只得依靠陆运来的少量粮食。

贝洛赫估计，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维奥蒂亚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6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奴隶。在我看来，这个奴隶比例对于一片只有乡村小镇的区域来说实在是太高了；维奥蒂亚人是从什么地方获得又用什么资源购买了如此多奴隶呢？奴隶的自我延续能力很弱，需要不断补充才能维持数目。到了公元前5世纪，贝洛赫也认为维奥蒂亚是一个自由民的区域，因此每平方千米约有40人。这就与伯罗奔尼撒的数据对上了，因为维奥蒂亚的土地确实要肥沃得多，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贸易城市——科林斯、西息温等——拥有大量奴隶，一加一减，正负相抵。

作估算时，贝洛赫假定成年男子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还认为古希腊人口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基本稳定了，“与今天的法国相当”。我不能苟同。

如今（1898年），德意志帝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97人，但食品不能完全自给，谷物进口量占消耗量的四分之一多，农林产品进口量平均恰好占消耗量的四分之一。[108]因此，在马铃薯和种种现代农业技术的加持下，德意志帝国能供养的人口密度不过是每平方千米74人左右，或者每平方千米73人。

从本土面积是不可能得出任何关于阿提卡人口的结论的，因为雅典早在希波战争很久以前就大量进口谷物了。不过，我们拥有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完整可靠的数字，让我们能反推出希波战争时期人口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与贝洛赫观点相差很大，因此专辟一节研究。

据修昔底德记载（2.13），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公元前431年），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讲中说，雅典有1.3万名重装步兵，还有1.6万名卫戍部队，兵员来自老人、少年和有义务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外邦人。另有1200名骑手、1600名弓箭手和300艘三层桨战舰。（“我们有1.3万名重装步兵，不算驻守要塞和城墙的人。因为在敌军入侵时，这些守军是最早交战的，他们由老人、少年和拥有重步兵装备的外邦人组成。”）*

不幸的是，这段记载看似言之凿凿，却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在野战军只有1.58万的情况下，老人、少年和外邦重装步兵是不可能有1.6万人的。雅典野战部队的兵役年龄是20岁至45岁乃至50岁，因此，20岁以下和45岁以上适役人员的数目肯定要远远小于野战部队。另外，修昔底德完全没有算上300艘三层桨战舰的船员，按满员计算，300艘船要配备不少于6万名船员。除了野战军以外，雅典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野战军的规模为何这么小？野战军是全部由上层公民组成吗？分界线在哪里？为什么中下层不计入？

为了解释这些疑点，人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假说。贝洛赫不知如何解决，只好将1.6万名卫戍部队改成了6000名，又加上1.2万名公民做船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充分显示了流传至今的文献的特点：在所有古希腊文献中，只有这一段似乎对希腊征兵状况做了完整而系统的描述，但为了让人们理解该材料，我们不得不这样歪曲它。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埃夫罗斯读过这段话，其内容和流传至今的手稿大体相同；狄奥多罗斯抄了埃夫罗斯的话，说野战军数目为1.2万人，卫戍部队为1.7万人，其佐证了修昔底德的观点，但略有差别（野战部队1.2万人，而不是1.3万人；卫戍部队1.7万人，而不是1.6万人），又一次突出了文献的不确定性。

不久前，贝洛赫在《克里奥》[109]（第5卷1905年第341页）中提出，1.6万不应该被改成6000，那是编辑自己加的，应该完全忽略。

修昔底德的记载疑点重重，除非有其他估计数据作为解读的线索和可靠的参照，否则它就毫无用处。

事实上，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发现了一则之前没有人重视，甚至贝洛赫都不曾关注的信息，我相信它是有助益的。

修昔底德记载了两次雅典的非常征召，每次都是全力全员动员。战争第一年（公元前431年）秋季，雅典派遣1.3万名重装步兵入侵麦加里斯（Megaris），另有3000人驻扎于波提底亚（Potidaea）城下。同时海上还有一支规模为100艘的舰队（波提底亚可能还有几艘）100艘船上有2万名船员，加上重步兵就是3.6万人了。但修昔底德又说当时还有数目不小的“轻装部队”*，因此我们不能得出雅典总兵力的确切结论。

第二处（3.17）的情况有所不同。修昔底德为我们描述了公元前428年勒斯波斯岛（Lesbos）反叛后雅典的军备情况。雅典当时有70艘船在海上（40艘在勒斯波斯，30艘在伯罗奔尼撒），还有1000名重装步兵在米提里尼（Mytilene）城下。斯巴达人由此相信雅典人已无余力，于是策划海陆并进，攻打雅典。为了向斯巴达人证明他们想错了，雅典人动员按纳税额衡量的下两个等级的公民，又武装起了100艘战船。

修昔底德将这项成就与开战首年的成绩相提并论，说两者性质相似，前者规模犹胜。因为在那一年（公元前431年），雅典有100艘船守卫阿提卡半岛与优卑亚岛，100艘船封锁伯罗奔尼撒半岛，50艘船在波提底亚和其他各处，共计250艘。本土守备的100艘船自然不必一直在海上，因为还没到火烧眉毛的程度。但它们是做好战斗准备，船员配备待命的后备舰队，随时可以出海。当然，个别船只会不时地试航检验，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公元前428年的成就确实比较大；当时雅典有170艘船外出执行任务，而公元前431年的250艘船中，只有150艘船在外执勤。按照伯利克里的说法，雅典有300艘三层桨战舰。但我们必须这样理解他的话：开战时，雅典实际只能为250艘船提供船员，其余50艘是后备船只。而到了公元前428年，修昔底德明确说雅典配备了170艘船的船员，手段是征召通常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第三等级公民上船。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估算公元前428年雅典公民数目的基础。170艘船需要3.4万名船员，另有1000名重装步兵及其随从。除了这3.6万人以外，雅典本城和几座要塞还有约4000名至6000名守军。首先，这个数字肯定要打一些折扣，因为临时配备的100艘船大概并不满员，要么根本没有专业水手，要么让专业水手充任划桨手，所以船员数约为1.8万人，而非2万人。其次，莱斯博斯岛舰队和机动舰队中肯定有一大批雇佣兵。最后，划桨手中奴隶的比例也存疑。尽管估算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还是能给出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船上肯定有相当多雇佣兵，可能还有大批奴隶；但同样肯定的是，舰队船员整体以征召的雅典公民为主。如果全员配置，那么总额就是4.2万人。但很可能只有3.8万人，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中至少有1万名雇佣兵和奴隶，甚至可能高达1.8万人。因此，在公元前427年，适合服役的雅典公民和外邦人总数约为2万至3.2万人。

从修昔底德的记载来看，大体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但从雅典政策的整体性质来判断，2万是太少了，我们可以肯定地将下限定为2.4万人。另一方面，假如雅典在公元前428年拥有远超3.2万名适合服役的公民和外邦人，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出征莱斯博斯岛就会让其他希腊城邦认为雅典已经耗尽了人力，这场行动只需要1万人，当然还要加上一半以上雇佣兵；出征后临时武装100艘船基本上需要动员余下的全部兵员。170艘船（30+40+100）和1000名重装步兵这两个基本数据可以直接采信修昔底德，基本不可能出错，而且通过比对公元前431年的其他相关数据，上述手稿数据也得到了佐证。

公元前424年，雅典人“倾城而出”*（第立安会战），全军有300名骑兵、7000名重装步兵和“远远超过1万名‘轻装部队’*”；所以，加起来有2万至2.5万人。此外，雅典还有70艘至80艘船在海上，水手约1.4万至1.6万人。总计3.5万至4万人，与公元前428年大致相同，只是兵力要弱得多，因为几乎有一半是“轻装部队”*，随军出征不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修建临时工事。于是，我们可以肯定雅典在公元前428年有2.4万至3.2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外邦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开战时的兵力。直到此时，雅典阵亡者还相当少，但因瘟疫死于“阵中”*者甚多——44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4400名重装步兵这个数字并不确切，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是只包括上阵的公民重装步兵，还是也包括外邦人和卫戍部队。不过，300名骑兵无疑属于伯利克里所说的1200名骑兵之内。住在城中的人里面，下层市民的死亡率可能还要更高，但许多市民已经到城外殖民地生活了，受瘟疫危害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下层市民的死亡率为25%。如果说雅典在公元前428年还有2.4万至3.2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外邦人的话，那么公元前431年就应该有3万至4万人；再算上25%的老人和伤残老兵，雅典当时的公民和外邦人总数就在3.75万至5万之间，其中3万至4万人为公民，2.25万至3万人应服兵役。下限基本不用考虑。我们给应服兵役的上限多加了1000至2000人，这是为了安抚最坚决的质疑者，免得日后有人拿来说事。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组基准值，凭借它可以来衡量伯利克里讲话中的数字（修昔底德，2.13）。伯利克里的估计是：1.3万名野战重装步兵、1.6万名卫戍重装步兵、1200名骑兵、1600名弓箭手，共计3.18万名军人。扣除其中包括的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2.31），剩下的公民数为2.88万。

这个数字之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包含全体应服兵役的雅典公民，还是按照字面理解只包括地面部队，所以公民数目还要再加上全体船员。除了外邦人、雇佣兵和奴隶，上船的雅典公民至少有1.5万人，甚至可能有2.5万人。这样一算，应服兵役的雅典公民数目就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如果应服兵役的公民不是连3万人都不到，而是约有5万人乃至更多，雅典取得的全部功绩就要重新看待，对于雅典人实施的战役和行动的分析也会大不相同。这些疑问如今一扫而空。我们从公元前428年的数据得出了应服兵役者的上限为3万人出头，由此可以完全肯定伯利克里所说的2.88万名应服兵役人并没有遗漏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或者全体船员——大约有2万之众——他指的就是全体公民。

经过深思熟虑，这也是唯一符合逻辑的看法。修昔底德说的应该就是雅典全国的财力、战舰和应服兵役者总数，而且上一处伯利克里的讲话中确实包含了有义务作为重装步兵上阵的外邦人。

除自带装备者，额外为多少公民提供重装步兵的装备纯粹是钱的问题。从理性视角来看待雅典的可用兵力，这里所说的“钱”绝不能与公民个人财力相混淆。正因如此，伯利克里给出的估计数目完全不可能包括外国雇佣兵。

公元前431年秋季征召的总兵力与伯利克里给出的总数相符，我们估算为3.6万人以上，外加大量“轻装部队”*。总而言之，极限兵力应该在4.5万至5万人之间。雅典完全有能力达到极限，因为除了2.88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3000名外邦重装步兵，他们还有约5000名不充任重装步兵的外邦人士兵，余数可由雇佣兵和奴隶填补。

通过确定雅典公民总数，我们就有了一个坚实的探究基础，可以驱散围绕着伯利克里演讲的其他谜团了。

如前所见，修昔底德的记载肯定是有误的，因为他说野战军有1.58万人，卫戍部队有1.6万人，但同时又明确说后者是由老人、少年和外邦人重装步兵组成的。这个比例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别处记载外邦人重装步兵有3000名，所以剩下的1.3万人就是老人（45岁或50岁至60岁）和少年（18岁或19岁）。老人和少年的年龄段跨度加起来最多是17岁，而野战部队是25岁至30岁，两者的数目不可能几乎相等。

但疑点不止于此。修昔底德说，每当敌军进攻时，负责守卫城墙和要塞的都是那1.6万名野战军以外的部队。但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野战军也在国内，很少应召出征，出征时间也很短，如果是远征，远征军规模肯定相当小。敌军入侵国土时不出动全军精华，让五六十岁的老汉上城守卫，却让20岁至40岁的壮士待在家里，这合理吗？此外，从修昔底德的文字来看，似乎雅典城墙完全是由重装步兵守卫的。就守城而言，盾牌和重甲是累赘，甚至是妨碍。城垛提供了掩护，士兵只需射箭、扔标枪、投石即可击退敌军。重装步兵应该在后方待命，一旦敌军突破城墙再出击肉搏。

因此，修昔底德的记载无疑是有错误的。我们已经证明，修昔底德本人没写错是后人抄错了的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修昔底德在别处给出的数目已经充分说明和验证了这一点。贝洛赫最新的解释是修昔底德本人没有犯错，是出版商擅自加上1.6万这个数字，所以造成了混乱。当然，此说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是，只要有可能做到，那么纠正史料中的明显错误时就应该尽量温和，不要大改。因此，在我看来，我还是认为我的假说——这位古希腊史学宗师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认的权威性的减损要远远小于贝洛赫的假说，即出版商不经认真思考便擅自订正。分析到最后，我们一眼就能看到，我们认为修昔底德犯的这个错误其实只是个小错。不管我在其他场合是多么乐于以修昔底德的崇拜者自居，但我依然认为，我给出的解释并非无稽之谈。哪怕是最严谨的考据学者在数字方面也难免犯错，而且澄清错误后好像是不可能犯的一样。近代学者中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毛奇不啻是一代人杰，而他写的1870年普法战争史中估计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会战（battle of Gravelotte-St.Privat）德军仅有5万人参战，因为他把军官、骑兵和炮兵全都漏掉了，而计算敌军总兵力时又算了进去。只要将他写作时摆在桌前的《总参谋部战史》（Generalstabswerk 2：234，附录）和他自己写的那段话（第63页）比对一下，他一眼就能看到错误。此外，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数字，而是一个重要结论的基础。如果毛奇——当然，他写作时年纪已经很大了——都干过这样的事，那么认为修昔底德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也算不得不公平。

修昔底德犯错的根源在于他说卫戍部队由“老人、少年和外邦人重装步兵”组成，而忽略了从整体语境来看不能被忽略的一类人，即没有被安排去当重装步兵的适役公民。

从1.6万名卫戍部队减去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剩下是1.3万名公民，恰好与野战军数目相等。这肯定不是单纯的巧合。相反，我们可以假定这段话的意思是：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半适役公民要穿戴重装步兵的装备，接受重装步兵的训练。18岁和19岁的新兵（“卫队”*）被分到要塞守军中，同时进行训练。因此，雅典人会说——伯利克里在演讲中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就算1.3万名野战军全体出动，他们还有同样数目的部队在守卫城墙和要塞，此外还有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汇总数字时，伯利克里只提到了老人、少年和外邦人，却忘记了其他人。

于是，为了正确和充分地理解这段话，现代读者必须清楚以下几点：

1.3万名野战重装步兵不全是自带装备的高等级公民（那样一来，雅典公民总数就要高得多了），也包括由城邦提供装备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

卫戍部队有1.6万人不是说敌军入境时，真的就是这些人上城守卫，而是说即便1.3万名野战军全体出动，雅典还有1.6万人可以守城。

1.6万人中包括：3000名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外邦人；新兵；45岁或50岁至60岁的老人；残疾者；最后还有未分配到野战部队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

此外，修昔底德的数字没有计入不当重装步兵的外邦人。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最严重的一处省略，但我们在后文（2.3）中会看到，略过这批人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估算出的3.6万名雅典公民中包括军事殖民者（cleruch）。他们曾经且一直是雅典公民，但有些人住得非常远，比如利姆诺斯岛（Lemnos）、伊姆罗兹岛（Imbros）和斯基罗斯岛（Skyros）[110]。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共同体，修昔底德之后讲到参战部队时总是将他们与雅典人分开。此外，修昔底德给出的公元前431年参战兵力为1.6万名重装步兵，与伯利克里演讲中的数字相同。但我们必须假定，雅典发动这场战役时没有征召遥远殖民地的人。

据此，我们可能会得出和贝洛赫（第82页）一样的结论，即伯利克里的数字不包括军事殖民者。但如前所见，伯利克里声称自己给出的数字是全体可以服役的雅典公民，与上述结论相悖。假如他真的漏掉了全体殖民地，那么，他的话就完全无法理解了。贝洛赫估计殖民者数目高达1万人，这大概是太高了，而且有些殖民地离得远，但也有殖民地离得近，比如萨拉米斯岛和优卑亚岛上的奥雷奥斯（Oreos）。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28年战事的记载直接排除了雅典还有这么多兵力的看法。公元前431年，雅典派1.3万名重装步兵攻打麦加拉，又派3000人列阵于波提底亚的记载容易解释。当然，比较远的殖民地没有被征召参战，但确实有一支殖民地部队及舰队参加。修昔底德没有给出具体兵力，而只是重复了伯利克里演说中的数字，并未深究到底有多少人可能因为偶然因素或不管什么原因而缺席。因此，缺席者很可能不仅来自遥远的殖民地，也包括大量一直在外经商的雅典人，而修昔底德并没有把他们扣除掉。

最后，我还要对拙作《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中给出的估算值加以修正并说明原因。在那本书中，我顺着东克尔（Duncker）的思路试图破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13）中的矛盾，于是将全部有义务出征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计入重装步兵，而将远方殖民地居民计入卫戍部队。严格来说，这样理解是最贴合修昔底德原文的，因为对野战部队和卫戍部队做了严格和一致的区分。

但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卫戍部队有1.6万人的说法绝不能按字面理解，于是，尽管殖民地居民充当守军的观点看起来很合心意，但并不成立。此外，假如伯利克里一方面根据全体适役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都是重装步兵这样纯属纸上谈兵的看法，便提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却忽略了真正承担重装步兵职责的殖民地居民，那实在是不可理喻。

因此，我提议将殖民地居民和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调换一下位置，这样得出的公民总数就会多出2000人。这是因为我不得不从修昔底德给出的数字中扣除担任卫戍部队的外邦人——我当时估计有1500人——以便确保前后一致。现在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为整体理解都推倒重来了。于是，公民人数要增加1500人，不适合服役的比例按25%计算，总共就要增加2000人。

我给出的雅典公民估算值从3.4万人增加到了3.6万人，贝洛赫却在《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1893年面世，见1：404脚注）中从4.5万人减少到了4万人（3万人居住在阿提卡半岛，1万人在殖民地）。于是，我和他的差距就缩小到了4000人。

我目前的估算明细如下：

1200名骑兵；

1600名弓箭手；

1.3万名重装步兵（包括殖民地居民）；

1.3万名不充任重装步兵的适役雅典公民（包括殖民地居民）；

7200名不适合服役者；

总计：3.6万名雅典公民；

另有约6000至8000名外邦人。

从这些数字依然不能得出公元前431年阿提卡半岛总人口的确切结论，因为奴隶数目缺乏估算的依据。我们只能说，奴隶数目无论如何是相当高的。

斯巴达几乎完全是一个农业国，贝洛赫估计它的人口相当稳定，这是正确的：人口外迁填平了人口增长。雅典并非如此。除殖民以外的外迁人口数肯定相当少。在公元前490年，雅典只有很少的外邦人，但经历了5世纪的繁荣期，外邦人大大增多。至于自然增长率，我们毫无头绪。正常来说，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人口大约每60年会翻一番。对雅典不能照搬此数，因为它在这段时期的战争中遭受了大量伤亡（例如出征埃及的战役）。人口的主要增长来源无疑是迁入的外邦人和奴隶。尽管如此，公民数目大概并不稳定。如果公元前490年按1.8万至2.6万人估算的话，那么假定公元前431年有2.88万名适役公民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可能还有2000名外邦人。

2　马拉松会战中的跑步情况[111]

我后来得知阿梅代·奥韦特（Amédée Hauvette）撰写的《希罗多德笔下的中古战争》（Hérodote, Historien des guerres médiques）（巴黎，1894年）一书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8道的问题。我的根据在于，跑那么远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我还引用了普鲁士军队条令的规定作为依凭。奥韦特（第261页）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些规定对训练新兵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同样存在于我军条令中，但它们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像雅典士兵那样身体强健、训练有素的人的要求。拉乌尔炮兵上尉（Captain of Artillery de Raoul）便是明证。通过一种新的步行和跑步方式，他最近达到了惊人的成效：在1890年第11集团军的大型演习中，他指挥的排在携带武器装备的情况下，以跑步的速度行进了15千米。参见菲利克斯·雷诺博士（Dr.Felix Regnault）在《自然》（La Nature）第1052期（1893年7月29日）发表的文章。

对照来看，两种说法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提出：像马拉松会战中那样人数众多、阵形严密的重装步兵最多跑100步至150步（跑步的步幅，相当于步行的150步至200步），否则一定会筋疲力尽，阵形解体。奥韦特回应道：“拉乌尔上尉和他指挥的排携带武器装备跑了15千米（也就是2.4万步，按步行步幅算）。”但我们的分别还不止于此。奥韦特从根本上反对我借以考证希波战争史料的客观分析方法。他的书有相当大篇幅是针对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奥韦特不承认我从瑞士通俗史籍——尤其是布林格对格朗松会战和穆尔滕会战的记载——类推得出的证据，即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度极低。恰恰相反，奥韦特认为希罗多德基本上是可信的，不管在主观还是客观层面，学者的任务仅仅是纠正文献中可能出现的个别错误、疏漏和矛盾。他运用上述原则时可谓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尽管他并不完全排斥客观考据，但还是更信任文字记载。

就此而论，客观分析确实容易出错。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客观分析的难度也非常大，因为就算是专家也很难通晓发生在其他时代的其他人身上的事件实际或可能受到了哪些外界因素影响，更不用说专家们往往对各种理论心存臧否，于是得出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

一切历史知识的基础总归是写于同时期，或接近同时期的史料。但历史解释学越是发展，我们便越是确信：甚至同时期的记载也常有错误或笼罩在各种妄说的阴云下，而在现存史料不足以彼此参照时，我们还有客观分析这最后一招。只有把方方面面都想到，对相关主题有深厚的专门知识，我们才不至于因类比不当而误入歧途。事实上，就连奥韦特引用拉乌尔和雷诺的例子来反对普鲁士军队条令时也是在进行客观分析，但这样一来，他便落入了根本性的悖论。他不承认客观分析是一种基本史学方法，但他本人做客观分析时所用的事实却那么随便。这种半客观分析当然不可靠，只会带来谬误。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复述史料还要更好些。通过奥韦特这个特例，我们能看得更加清楚。因此，我接下来要多讨论他的几个论点。首先是8个问题。

奥韦特引用的文章作者是雷诺，发表于1893年7月29日出版的大众期刊《自然》。当时，雷诺和奥韦特合著，由M.马雷（M.Marey）撰写导言的《行军方法论》（Comment on marche）（巴黎：亨利-查尔斯-拉沃泽勒出版社，188页及之后）一书已经面世，对行军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

在该书中，拉乌尔少校自称于1889—1890年冬季对第16步兵团的一个排进行了3个月的全面训练，使其在1小时46分钟内走完了20.5千米，休息2小时后又用3小时5分钟原路返回。每人携带配发的步枪、军刀、100发弹药和口粮。道路并不平整。费伊将军（General Fay）视察了该排，未发现力竭迹象。

两天后，在科洛尼厄将军（General Colonieu）的观察下，该排在80分钟内携带野战装备完成了11千米越野，之后立即进行打靶训练并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其他单位纷纷效仿。事后9天，一位名叫费伊的少校致信拉乌尔称，他指挥的连用45分钟走完了7千米。

拉乌尔认为，在良好路面上，一支从容行军的部队走完两千米后就能达到每千米5分钟的速度，而且能保持这个速度好几个小时。

我的立论出发点，普鲁士军队跑步速度是每分钟165米至175米，因此1千米大约要用6分钟。拉乌尔还要快六分之一，与战马快步速度相当。

在这样的速度下，现代军人可以跑几个小时，雅典人怎么连9分钟都做不到呢？

但是，普鲁士体能训练条令为什么要禁止部队整装奔跑2分钟以上呢？

首先，拉乌尔少校取得的成绩是值得怀疑的。

他本人指出，如果部队日后能达到他承诺的行军和跑步速度，那对战事必将有不可度量的意义。常有人说战争是靠双腿赢得的，此语不无道理。现代步枪的发明不如45分钟内走完4.5英里（约7.2千米）而且能连续数小时、数日保持这个速度行军的士兵重要。如果拉乌尔的观念正确的话，那么当代所有的宏观战略思想就都要全盘改写了。那么，法军为什么没有采取拉乌尔的行军法呢？那可是百战百胜的不二法门。测试是在1890年进行的，而且据说有多位将军作见证。毕竟，发明者本人观察常常会有幻觉，人们不免会怀疑拉乌尔少校的成果中会不会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他的结果没有得到中立第三方的验证，而只有他本人和同僚的证词。

拉乌尔少校指挥的单位不是团，甚至不是连，而是一个只有34人的排，估计是从全团精选出来的。训练时长达3个月。

这样一支精英小队的成绩绝不能被视为大部队的标准水平。然而，这里的问题不是单纯的跑步，而是整个方阵要以秩序严整、战力不减的状态来到敌人阵前，因此，上气不接下气可是不行的。团队的表现不取决于跑得最快的人，而取决于跑得最慢的人。如果大家跑得太快，哪怕只有几个人跑不动掉队了，队伍没有散掉，但是从士气角度来看，局势已经是极其凶险。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和平》（Peace）（1.78n.1171ff.）中生动描述了一位出征上阵，结果在附近的树丛中被揪了出来，连武器都丢掉的士兵，还有一位吹嘘自己的紫袍是上好的萨迪斯货（Sardis），其实是上阵时吓得尿了裤子染的，然后脚底抹油，当了逃兵的将军。每支军队中都有这样的胆小鬼，一旦有了喘不上气当借口，有几个人掉了队，他们的影响很快就会扩散到全军。就此而论，雅典人与其他民族并无区别。如果奥韦特以为他们的素质比现代士兵高，我们很容易就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马拉松会战中的雅典军队是一支民兵，是由20岁至45岁的男性市民组成，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操场上锻炼过。大部分人不住在城内，而在距离雅典一两日路程的地方，城外的人基本完全不锻炼。终日忙于生计的人——比如阿提卡农夫、渔民、烧炭工、陶工、雕工——通常既没有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力气保持跑步能力，上了岁数就更不用想了。即便是在学校里上过体育课的上层青年，他们的体能训练强度也不可与现代士兵同日而语；后者要经历几年的严厉管教，生活完全由体能和军事训练构成，必须完全遵守作息规律，不会彻夜狂欢，也不能有丝毫懈怠。不过，即便有人非要觉得古希腊体育水平相当高，那对民兵整体的意义也不大，评判民兵水平不能把特殊培训考虑在内。

因此，通过对马拉松会战中的跑步情况进行真正的客观解读，我们只能得出拙作《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第56页）的结论。普鲁士颁布的《步兵训练条例》（Vorschriften über das Turnen der Infanterie）规定（第21页）：

单次跑步和步行训练的时长不得超过下列标准：

不带装备：跑4分钟，走5分钟，跑4分钟。

带野战装备：跑2分钟，走5分钟，跑2分钟。

步频为每分钟165步至175步。

由此可得，带装备的情况下，一次连续跑步的最远距离是350步。中央军队体能训练学校校长曾亲口告诉我，他认为在携带野战装备且保持全部战斗力的情况下，士兵最多跑2分钟，也就是300步至350步。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希腊重装步兵的装备重量要比普鲁士步兵沉重得多（后者是58磅，前者是72磅）。而且，一支或可多达1万人的大军跑起来可比一支小部队难多了。

恺撒对法萨卢斯会战的记载正面证明（《内战记》3.92—3.93），哪怕是训练最精良的古代士兵也做不到更好。面对发起两倍距离冲锋——按照《内战记》（1.82）的说法，相当于600英尺至700英尺——的恺撒军，庞培命令部下坚守不动，等着敌人筋疲力尽。但是，恺撒的百战精兵注意到了对方的意图，于是中途歇息片刻，喘匀气息，然后继续进攻。参见斯托费上校（Colonel Stoffel）写的《尤利乌斯·恺撒传：内战篇》（Histoire de Jules Cesar, guerre civile）（11：339）。

3　著名战例[112]

（1）与波斯人的所有战斗一样，研究库纳克萨会战（battle of Cunaxa）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兵力数字挤水分。波斯帝国是大帝国，所以波斯军队一定是大军的观念已经成为古希腊人的思维定式，就连色诺芬这样一位头脑清醒的思想家和讲求实际的军人也只是人云亦云，好像被催眠了似的。库纳克萨会战时，阿塔薛西斯据说有四路大军，每路30万人，其中战场上有三路。就连居鲁士麾下的10万军队外加1.3万名希腊雇佣兵的记载都有人提出了合理的质疑，如L.霍伦德（L.Hollaender）在《1793年瑙姆堡宗座教堂预科学校年度报告附录》（Beilage zum Jahresbericht des Domgymanasiums zu Naumburg，1793）中所述。其实参战兵力应该不多。

此战中，提萨弗尼率领波斯骑兵冲击重装步兵方阵侧面的希腊轻盾兵。轻盾兵给波斯骑兵让开了一条通道，等他们冲过来时从两面射击。波斯骑兵不敢冒险杀入方阵，尽管他们现在可以从后方发起进攻，而且在原本位于侧翼的居鲁士统领的波斯人部队逃跑后，他们也可以从侧面出击。希腊人担心遭到袭击，于是想将原本右靠幼发拉底河的阵形变成背对河水，以此掩护侧后方。这就需要旋转90度，对于已经展开的长蛇阵而言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清楚如此转动的逻辑性和可能性何在，而且他们似乎并未付诸行动。

波斯军回到原有阵地集合，希腊军——不管波斯军是否有意进攻——再次发起进攻，一举将其击退。波斯军估计并没有奋战到底，因为他们的步兵早已离开了战场。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波斯骑兵为何不攻击希腊侧翼。

与马拉松会战和普拉提亚会战相比，战况的重大变化一目了然。此时的希腊方阵由职业军官指挥的雇佣兵组成，比雅典公民组成的民兵要团结得多。公元前4世纪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希腊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赋予了他们士气上的优势。相应地，希腊方阵进入战场时昂扬自信，波斯人则相形见绌。最后，方阵还得到了高素质远程部队的辅助。因此，希腊步兵现在有了与波斯军打野战的能力。

上述因素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退走。波斯军大概是有能力打败希腊军的，但他们可能不想蒙受太多损失，而且指望着希腊人会在卡尔杜齐山脉（Carduchian Mountains）中不战自溃。我们从中并不能得出希腊步兵优于波斯骑兵的结论。哪怕是50名上马作战的希腊人都不能吓退波斯人。前面已经提到过，色诺芬亲口说，阿格西莱与提萨弗尼意识到骑兵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他想在野战中与波斯人较量的话（《希腊史》3.4.15）。

玛丽·潘科里图斯博士（Dr.Marie Pancritius）在毕业论文《库纳克萨会战研究》（Studien über die Schlacht bei Kunaxa）（1906年于柏林大学通过，导师为亚历山大·东克尔，Alex.Dunker）中成功否定了近年来许多学界提出的关于色诺芬和万人远征军的错误观点，但她并未推动我们对战略态势和战术状况的进一步认识，因为她的起始假设是错误的。

（2）色诺芬记载了阿格西莱与波斯骑兵的一场战斗（《希腊史》3.4.23）。他想用步兵来辅助己方明显弱得多的骑兵。为此，他让10名最年轻的重装步兵打头阵，接着是轻盾兵，最后是方阵主力，目的是不仅让轻盾兵，甚至重步兵也能迎击敌军骑兵。因为许多年纪比较大的人速度太慢，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能坚持跑步更长时间的年轻人就被派到了前面。

（3）诚然，关于公元前394年的科林斯会战，我们有色诺芬的记载（《希腊史》4.2）和其他几份记述，但凭借它们不足以得出正确的认识。两边都加强了右翼，通过包抄将敌军左翼击败。接着，得胜的拉西第梦军右翼转向左侧，接连打败了从追击中返回的敌军各队。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必然要假定斯巴达军拥有卓越的纪律和秩序，取胜后没有松懈，而是完成了高难度的90度旋转（他们有6000人），一举奠定胜局。但是，许多细节仍然模糊。

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科林斯、维奥蒂亚、雅典联军有1550名骑兵，拉西第梦军只有600名；此外，联军的轻步兵也有很大数量优势。如果雅典军骑兵也多，轻步兵也多，试问拉西第梦重装步兵怎么可能包抄对方侧翼呢？柏拉图的《梅尼克齐努士》（Men-exenus）（转引自格罗特）中写道，雅典人据说将战败归咎于地形（“因为他们所处的地面不平”*）。这或许能解释骑兵不出手的原因，但他们为什么要在优势骑兵不能发挥作用的地形交战呢？

据色诺芬说，联军还有2.4万名重装步兵，斯巴达军只有1.35万名。后者起初取得局部胜利时是用6000人击败了3600名雅典人（6个部落），其余部队则被击败，只有一小支别军除外。于是，现在就是2.04万名得胜的联军对抗6000名得胜的拉西第梦军，联军据说被一支接一支地击败，最后全都败了。但这听起来不太可能发生，尤其是考虑联军还有骑兵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不知道骑兵之前的位置。另外，狄奥多罗斯（14.82.83）也记述了此战，说双方各有500名骑兵，但斯巴达军有2.3万名步兵，联军只有1.5万名步兵。因此，我们能得出的最好结论显然是战况的确切信息太少，不足以分析细节。

（4）科林斯会战几周后，战败方为堵截从亚洲前来的阿格西莱，不得不在克罗尼亚（Coronea）再次列阵。这一次的双方兵力甚至在色诺芬笔下也是大致相当。我们对骑兵和轻步兵的动向还是一无所知，而且又是双方的右翼都取得了胜利。但与前一次战斗不同，得胜的两翼现在面对面展开了激战，战斗力极其顽强。底比斯军最终迫使阿格西莱部退到一旁，从而打开了撤退的通道，但也蒙受了惨重损失。色诺芬说，此战是“当代未有之事。”*原因大概是后续交战异常激烈，因为正常情况下会有一方一触即溃。《阿格西莱传》（Agesilaus）中还描写了战后次日战场被鲜血浸染，敌我双方的尸体并排躺着，破碎的盾、折断的矛、只剩下刃的剑丢在地上，插在尸体上，或者握在死者的手中。

4　坎尼会战参战兵力与伤亡数字[113]

坎尼会战的罗马参战兵力通说为8.6万人，其中6000人为骑兵。1万人留在营中，所以就是7.6万名罗马人被包括1万名骑兵的5万名迦太基雇佣兵打败了。波利比乌斯、李维和阿庇安给出的数字大致相符。8万名步兵有8个各5000人的罗马军团和数目相当的同盟军。

直到最近，P.坎塔鲁皮（P.Cantalupi）在收录于贝洛赫出版的《古代史研究》（Studi di Storia Antica）第1辑中的《罗马军团与汉尼拔交战经历》（Le Legioni Romane nella Guerra d’Annibale）一文中，才对上述数字提出了质疑。

坎塔鲁皮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李维明确记载了另一则史料，即罗马在公元前216年并没有新建4个军团，而只是征召了1万名后备兵员。处理数字有一条通则，小的数字更可能为真。因此，尽管波利比乌斯说有7万名罗马人战死，但是坎塔鲁皮估计罗马军只有4.4万人。经过艰苦的比对，坎塔鲁皮得出的双方兵力是1.05万人对1.6万人。如果认可他的数字，这场会战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但是，坎塔鲁皮给出的理由没有多少说服力。他相信，汉尼拔是凭借坎尼一战才令罗马人闻风丧胆的，这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坎塔鲁皮认为，罗马人之前一直没有动员超常的兵力。提契诺会战只是一场骑兵战，而在特雷比亚河会战中，罗马人成功撤军，并未蒙受惨重损失。在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中，执政官是不慎遭遇奇袭的。独裁官法比乌斯只有区区4个军团，罗马舆论要求他凭借这些兵力打一场会战。因此，时人普遍相信在领导得力的情况下，4个军团就足以匹敌汉尼拔。当新任执政官率领援军抵达时，他们在旧寨之外另立新寨，拨一个军团和2000名同盟军把守。由此可见，援军数目不会很多，因为除了这支分队，其余援军都在旧寨住下了。

与波利比乌斯的正面证词相比，这些论证的意义并不大。独裁官法比乌斯的战略证明，罗马人早在坎尼会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认为汉尼拔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了，而且如果说有一批反对派要求他出战的话，文献中也没说他们要求法比乌斯凭借4个军团出战。“主战派”很可能会要求独裁官先补充必要兵力，然后再战。此外，援军主要来自原有阵营这一点并非确凿无疑，罗马一方的阵营或许有所扩大，只是李维或他的信源认为没有必要提及。当然，李维给出了相差巨大的数字这一点仍然值得玩味，而且正如坎塔鲁皮指出的那样，幸存者中只提到4个军团的军士保民官。但考据结果总是表明，罗马兵力必定远远大于4.4万人。

为了让他的观点看起来可信，坎塔鲁皮还不得不大幅调低波利比乌斯记载的迦太基兵力。罗马不缺人力，不会在没有巨大兵力优势的情况下对汉尼拔发动决战，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白的。若非如此，坎尼战败根本不会令罗马惊骇；据波利比乌斯记载，执政官战前对部将讲话时特别指出，罗马人集结了两倍于对手的兵力。波利比乌斯给出的迦太基兵力（4万步兵加1万骑兵）源自公认的迦太基良史西勒努斯（Silenos），我们对会战全局的把握都归功于西勒努斯。西勒努斯有什么理由夸大迦太基兵力呢？如果我们必须假定罗马一方有8.6万人的记载也来源于他，那么，有人可能就会觉得，战况让通常极为谨慎的西勒努斯震撼不已，以至于同时夸大了两边的兵力。但阿庇安证明，8.6万人的数字源于他自己一方，也就是罗马人。接下来，我们还会细致考察迦太基军的构成，从而表明我们没有客观理由怀疑罗马军队的兵力数据。

如果汉尼拔军有5万人，那么罗马军就不可能只有4个军团。史书的正面记载——罗马出动了8个军团，且有盟友参战——当属无疑。当时，一个军团是5000人，于是罗马方的步兵就有8万人。但是，我们不能将此数与迦太基5万雇佣兵直接比较。每个军团有1400名轻步兵，他们在战斗中只发挥次要作用。汉尼拔的8000名巴利阿里雇佣兵（投石手）和轻盾兵无疑是训练有素、不折不扣的军人；2.24万名罗马轻步兵则完全缺乏作战技能，大部分在会战中毫无作用。波利比乌斯（3.72.2）明确记载，在特雷比亚河会战中，方阵正面有6000名小规模作战的轻步兵。塞普罗纽斯（Sempronius）执政官如今手握4个军团，加上盟军，扣掉战损，至少还有1万名轻步兵。于是，他将一部分兵力留在了营中。特雷比亚河会战中的重步兵方阵宽度大概是1000人左右。如果两翼各部署2000名轻步兵的话，那么正面还有2000人，也就是两排，轻步兵布阵不可能多于两排。坎尼会战中的方阵正面大概不会更宽——但取最大值的话，2000人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正面留给轻步兵的空间有2000人，最多4000人。两翼按分别有2000至3000人计算，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实际参战的罗马轻步兵在8000人上下，最多不超过1万人。方阵后方还有一批轻步兵执行抬担架或类似任务。余者留在营中。

据记载，留守部队共有1万人，包括常备的几千名重装步兵。重装步兵总数为16乘以3600人，也就是5.76万人。据此，我估计罗马参战部队有5.5万名重装步兵、8000名至9000名实战轻步兵、6000名骑兵，总计约7万人。

我们不清楚汉尼拔在5万人以外是否也有留守营地的部队，或者5万人是总数，实际参战兵力是扣除留守部队的。

我们估算兵力时没有计入罗马轻步兵，但伤亡数据里自然有他们一份。因此，8万步兵加6000骑兵的基数中肯定要带上他们。据波利比乌斯记载，罗马军一方有7万人被杀，3000步兵和370名骑兵逃脱，1万人被俘。1万名俘虏是留守部队，战斗中曾攻打迦太基军营，后来被围投降。但波利比乌斯语焉不详，通常很难正确解读。他的意思甚至可能是，留守部队以外还有1万人被迦太基军在战场上俘获，此说符合常理。要说罗马军大部已经阵亡，铺满战场之后，杀人都杀烦了的雇佣兵们依然不愿意绕过余者性命，以供奴役或索取赎金，这样的假设未免太不合理。

当然，这种解读方式与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数字不符。他写下的7万人被杀显然是从战前的8.6万人中减掉约1万名俘虏，再减掉几千名逃兵和溃兵得出的。

但7万人被杀之说并无依据，因为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人用幸存者编成了两个满编军团，而且史料中专门说是罗马人军团。此外，当时肯定还有数目相当的盟军逃脱。因此，7万这个数字没有真凭实据，而是草率的错误估算，因此毫无价值。

据李维记载，罗马一方损失了4.5万名步兵和2700名骑兵。尽管李维的权威程度总体上远不如波利比乌斯，但从各方面来看，他在此处记下的是真正可靠的官方数字。波利比乌斯声称罗马骑兵几乎全部阵亡，此说成立的可能性极小——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毕竟，他们不是被包围，而是被打退了。再说了，敌人甚至都没有追得很远或很卖力，因为迦太基骑兵主力很快就掉头去对付罗马军团了。因此，即使是2700名骑兵被杀、1500名被俘的数字也是相当高了，这也为李维笔下的步兵伤亡数目增加了几分可信度。

按照李维的说法，约有1.4万名步兵逃出活命；3000人在战场上，2000人在坎尼村，1.3万人在营中被迦太基俘虏，另有1500名骑兵被俘。

加总上述数字，再考虑5000人编制的军团不可能满员，可得下表：

战前兵力：

因此，8.6万人中有2500人大概是失踪了。

5　“萨里沙”长度与队列间隔[114]

萨里沙长枪不仅见于马其顿，蛮族部落中也常见。色诺芬（《长征记》4.7.16）记载，沙利伯人（Chalybes）使用长达15埃尔的长矛，莫叙诺依科伊人（Mosynoeci）的矛又长又粗，一个人都搬不动（5.4.25）。埃托尼亚人也使用萨里沙长枪（李维，38.7）。之后日耳曼各部中同样会看到它的身影。最后还有瑞士兵和国土佣仆，后文会对国土佣仆对长枪的用法作更准确的观察。

我们不清楚“sarissa”这个词是一贯专指长枪，还是原为枪矛类兵器的泛称，与众多其他名目（dory、lonche、aichme、kontos、xyston、akontion、saunion、hyssos、palton）并列，就像德语中那样（Spiess、Speer、Lanze、Pike、Ger、Gleve、Pinne）。斯特拉波（10.1.12 XC448）说：“枪矛有两种用法，一为肉搏，一为投掷；戟（pike）也是如此。后者可用于近战，也可掷出伤敌，“萨里沙”和标枪同样如此。”*如果将这句话理解为“萨里沙”也可以投掷的话，那就不可能太长。

据狄奥多罗斯（16.3）记载，腓力二世国王创立了马其顿方阵。但他只说方阵以严密为特征，并未提到长枪，但方阵更加紧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枪的长度加大。假如腓力二世只是要求加密阵形，却依然使用希腊人的兵器，那我真是不明白他能占到什么便宜。希腊人常年以重装步兵攻伐，经验丰富，肯定早就得出了最佳的阵形密度。如果马其顿人将密度加大到单兵无力施展的地步，其意图必然是强调密集集团冲击或消极防御，这两者都需要使用比对手更长的枪。我们可以假定，12英尺（约3.65米）左右的枪仍然可以单手操用，或许14英尺（约4.27米）也可以，而且希腊人有时可能也会用这种长度的枪。克奈里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在《沙布雷传》（Chabrias）第1章中写道，这位雅典统帅“教士兵迎击敌军进攻时将盾牌绑在膝盖上，枪尖朝外”（obnixo genu scuto projecta hasta impetum excipere hostium docuit）。希腊重装步兵常用的枪肯定不会超过8英尺（约2.44米）长。

然而，我们不能肯定枪的实际长度，尤其是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期。阿里安从未明言“萨里沙”是长枪，而且记述克利图斯（Clitus）之死时对该词的用法不包含“长枪”的含义。他写道，一份记载说亚历山大夺过一名副官的矛（logchen）捅死了克利图斯[115]，另一份记载说是夺过了一名哨兵的“萨里沙”。事后，有人说亚历山大懊恼不已，竟要冲向抵在墙壁上的“萨里沙”。如果“萨里沙”是长枪，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行的，18英尺至21英尺（约5.49米至6.40米）长的长枪是很笨拙的兵器，需要很大空间才能施展，找准重心也需要很长时间，在高朋满座的宴会厅里是用不了的。

据阿里安（3.6.5）记载，亚历山大死前不久接纳蛮族参军时，他“优先发放马其顿人的矛，而不是蛮族人用的标枪。”*阿里安的信息来源没有用到“萨里沙”这个词，但在我看来，“马其顿人的矛”的用语表明各类枪矛的差别不大。

阿里安笔下似乎是用“萨里沙”一词来指代长枪的段落只有一处，那就是描述高加米拉会战中方阵突进时的场景（3.14）：“紧密的马其顿方阵开始前进了，“萨里沙”在他们手中抖动。”*但读到海达斯佩斯河一节时，阿里安又专门说方阵由持盾护卫组成（5.17.7），“他[亚历山大]向步兵发出闭合盾牌的信号，队形尽可能紧密，结成方阵发起进攻”*，于是，上一段似乎确证的结论又不成立了。波利比乌斯（4.64.6及之后几段）甚至对轻盾兵使用了“闭合盾牌”和“以盾封阵”的说法。*据克罗迈耶（Kromayer）在《古代野战》（Antike Schlachtfelder 2：321）中考证，珀尔修斯国王手下的轻盾兵装备的是“萨里沙”。

阿里安频繁提到（1.27.8；3.23.3；4.28.8）“轻装重步兵”（“装备较轻的重步兵”，“马其顿方阵中装备最轻的士兵”，“从方阵中选出装备最轻，但也最精良的士兵”）*，有时（2.4.3）又说重装重步兵（“凭借装备沉重的几排步兵”）*。说到底，方阵内部在其他武器装备方面的差别不会很大，他的意思大概主要是前排用的是顺手的短矛，其余人用的是笨重的长枪。

狄奥多罗斯的战记中找不到能确切推断出萨里沙方阵特征的信息。在描述海达斯佩斯河会战时（16.88），他写到了装备“萨里沙”的马其顿人是如何击倒了战象之间的印度步兵。我们通过阿里安（参见前文对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的分析）知道当时马其顿一方只有轻盾兵，没有步从，于是可直接得出结论：持盾护卫所用的枪矛也叫“萨里沙”。

狄奥多罗斯（17.100）为我们描述了雅典人迪奥科西波斯（Dio-xippos）与马其顿人克拉格斯（Korragos）之间的一场单挑。迪奥科西波斯效仿赫拉克勒斯，只拿了一根棍子。克拉格斯先朝他扔去一支矛；迪奥科西波斯侧身避开：“接着，前者拿平马其顿人的‘萨里沙’，冲了过去，但等他靠近时，他的对手用棍子击碎了‘萨里沙’。”*此处的“萨里沙”无疑应理解为长枪。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哲学家提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写的植物学手册中有一处注释（3.12.2）：“茱萸树雄株最高可达12埃尔，相当于最长的‘萨里沙’。”提奥弗拉斯托死于公元前287年，他提到的历史事件最晚发生于公元前307年和前306年。因此，该书写于公元前306年至前287年，属于继业者时代。如果当时最长的“萨里沙”有18英尺（约5.49米）长，那么亚历山大和腓力二世时代的“萨里沙”应该就不会更长。但是，即便到了提奥弗拉斯托的时代，文献中依然找不到方阵步兵使用18英尺（约5.49米）长枪的记载。或许，这位哲学家提到“最长的‘萨里沙’”时脑子里想的不是野战兵器，而是守城器械或者海战用具，这也是有可能的。我向植物学家求证过，当地的茱萸树（表面有节的齐根海恩手杖就是茱萸木材质）确实最高能长到18英尺（约5.49米）。因此，提奥弗拉斯托向我们证明：就连紧随亚历山大其后的继承者的方阵里也没有波利比乌斯笔下21英尺（约6.4米）长的长枪。

普鲁塔克《菲洛皮门传》（Philopoemen）第9章中介绍亚该亚人对“萨里沙”用法的段落不可用。按照他的说法，亚该亚人好像在菲洛皮门[116]之前根本没有真正的重装步兵似的。

克里昂米尼（Cleomenes）[117]据说曾在拉西第梦推行“萨里沙”（出自普鲁塔克《克里昂米尼传》第11章和第23章）。文中没说他们看中了“萨里沙”的什么优点，毕竟，拉西第梦人很难组成波利比乌斯笔下的那种方阵。在塞琉西亚会战中，恰恰是马其顿凭借其方阵和装备击败了克里昂米尼（第28章）。

波利比乌斯对马其顿方阵的详细描述（18.28—18.32）造成了很多疑难：一是因为他给出的“萨里沙”长度——按规定是16埃尔，实际中是14埃尔——从实践角度看是不可能的；二是因为波利比乌斯既说罗马和马其顿军阵的每列宽度均为3英尺（约0.91米），又说一名军团士兵占据的宽度是一名方阵士兵的两倍。鲁道夫·施耐德（Rudolf Schneider）发表于《文献学周刊》第20期（1886年5月15日）的一篇大体观点正确的文章，以及埃德蒙·拉默特博士（Dr.Edmund Lammert）发表于《莱比锡皇家预科学校学报》1889年刊（Programm des Königlichen Gymnasiums zu Leipzig 1889）的《波利比乌斯与罗马战术》（Polybius und die Römische Taktik）一文给出了答案。

就列宽而言，波利比乌斯的两个说法中显然有一个必须抛弃。传统看法是一名方阵士兵占地3英尺（约0.91米），而军团士兵需要用剑，每人宽度为6英尺（约1.83米）。就连斯托费撰写的恺撒传中都采用了此说。但通过客观观察和全面史料考据，施耐德和拉默特清楚地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早年反对过每人只占1.5英尺（约0.46米）的观点，因为一个人的宽度就有1.5英尺（约0.46米）左右，连拿枪的空间都没有。但经验告诉我，我的反对意见并不成立。承蒙柏林多家体育研究会支持，我得以利用其资源进行了一次“萨里沙”演练活动。我们首先在申霍尔茨（Schönholz）的大操场上摆出了一个方阵，每人手持一根长约20英尺（约6.1米）的长棍，然后试图确定在能够行军的前提下，阵形最多能紧密到什么程度。实验结果是，在长棍放平的情况下，每人占据宽度不到2英尺（约0.61米）的情况下仍然能轻松行进。长棍确实很难握持，但它们是由水分还很大、韧性相当强的云杉木制成的。当然，方阵士兵间隔为1.5英尺（约0.46米）的说法不必严格当真，尤其是野战条件下。不过，如果士兵训练有素，长枪由晾干的木头制成，那么在1.5英尺（约0.46米）的间隔下列阵行进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又按照拉默特的提议，不给前排的人配最长的枪，而是配短枪，枪的长度逐排递增。实验效果好得出奇。第六排的枪尖都能透到第一排，全队行动灵便，甚至可以跑步走。

这次实验还彻底打消了佐尔陶（《赫尔墨斯》20：362）针对拉默特发表于《德国文学》杂志（Deutsche Literarische Zeitschrift）1890年第37卷的文章提出的驳难。佐尔陶这样解读波利比乌斯的话：罗马军阵一开始的每列宽度为3英尺（约0.91米），但支队间的距离会在行进过程中拉大，然后在发起进攻的前夕散开队形，让每人占据5英尺（约1.52米）至6英尺（约1.83米）的宽度，从而填补支队间的空隙。按照佐尔陶的说法，波利比乌斯又一次提到3英尺（约0.91米）时没有把士兵本人算上（“散开行进”）*。如果我们掌握的证据只有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只看这段话本身，他的解释或许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只要好好看看这种阵形，认真考察一番，便会发现它绝无现实可行性。列宽3英尺（约0.91米）的阵形已经相当松散，不能视为密集阵形了；列宽6英尺（约1.83米）更是完全谈不上凝聚力，为了预备进攻而行进间散开的做法更是纸上谈兵。因此，拉默特通过精心考察所有相关段落得出的解读方式还是可以认可的。此外，利尔斯在《古代军事组织》（Kriegswesen der Laten）第45页合理地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71）中的描述让我们对希腊重装步兵的密集阵形产生了混淆。

顺便说一句，拉默特认为波利比乌斯记述中的矛盾不是作者的错，我们看到的那段话出自他人之手。细节详见原文。

为了回应吕斯托和克希利的反对意见，即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萨里沙”不能握持，因为重心太过靠前，拉默特提出了枪尾有金属配重的假说，我一开始也觉得有道理。然而，通过与最接近“萨里沙”的武器、瑞士人和国土佣仆使用的长枪——其实就是一回事——做比较，我改变了看法。德明（Demmin）在《武器发展史》（Die Kriegswaff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第3版第779页提出，这种长枪长达7米至8米，“所以比5米至6米长的马其顿“萨里沙”长了2米至3米”。这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错的。我们知道，“萨里沙”可长达24英尺（约7.32米），超过了7米，但德意志地区似乎并没有这么长的枪。文德林·博海姆（Wendelin Boheim）在《兵器手册》（Handbuch der Waffenkunde）一书的第319页写道，德意志长枪的“平均长度”为4.5米，最长可达5米。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博海姆把它们说得太短了。

这些古老的德意志长枪如今非常罕见，柏林兵器博物馆（Berliner Zeughaus）之前连一把都没有。不过，冯·乌毕申馆长（Director von Ubisch）在我的要求下获取了一件。此外，我还垂询了馆藏长枪数量最多的两家博物馆，位于萨尔茨堡的卡洛琳-奥古斯特博物馆（Carolino-Augusteum Museum）和位于苏黎世的瑞士国家博物馆，均得到了管理人员的热情回应。最后，本校植物学系同事、无薪讲师赖因哈特博士（Privatdozent Dr.Reinhardt）为我对木材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有力协助。

柏林兵器博物馆的长枪长17英尺（约5.15米）；卡洛琳-奥古斯特博物馆共有31件长枪，最长的一件略长于17英尺（约5.15米）；瑞士国家博物馆共有18件，最长的4件略长于18英尺（约5.4米至5.44米）。尽管它们比波利比乌斯所说的实战“萨里沙”还是短了3英尺（约0.91米）左右，但已经相当接近，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了。

按照拉默特的计算，一根6.5米长（约14埃尔或21英尺），上部直径5厘米，下部直径3厘米，由晾干的白蜡木制成的“萨里沙”重量为5.6千克，另外还要加上铁制枪头的270克重量。步行握持的情况下，他估计配重应该有2.4千克。

我对松木、白蜡木、茱萸木做了同样的计算，结果与拉默特全都一样。白蜡木的比重是0.59，优质松木是0.63，茱萸木是0.81。因此，茱萸木是重得离谱的一种木材，但制造超长枪时也不会考虑用它。松木质地受土质影响很大，上等品种比白蜡木还要轻。不难推想，与瑞士一样，土壤贫瘠干燥的希腊也出产特别适合造枪的木材。不管马其顿人当年用白蜡木还是松木，区别都不会很大。再看木材强度，柏林的那支枪上下基本一样粗，平均直径为3.5厘米。萨尔茨堡和苏黎世的藏品都是中部强度最大。萨尔茨堡的长枪中部周长为13厘米，末端为8.5厘米，枪头处为7.5厘米，因此，中点直径略多于4厘米。苏黎世藏品里面强度最大的一把是中部直径4厘米，顶端3.1厘米，末端3.2厘米。博海姆（第312页）给出的直径是4.5厘米。因此，平均来看与拉默特的设想相符。然而，这些德意志地区的长枪全都没有配重，连末端的套筒都没有。只有瑞士国家博物馆的几支17世纪的短矛有配重。

因此，如果德意志人能握持无配重长枪的话，马其顿人应该也可以。前文提到的申霍尔茨实验也支持这一论点。

另外，这次实验给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是行军途中扛着长枪太别扭了，比平拿冲锋还麻烦。

6　罗马兵役[118]

对于罗马兵役的发展过程，我与当前主流观点有几点重要分歧。我认为当罗马最初还是一个小国时就实行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普遍兵役制，而主流观点认为兵役是逐步扩大的，直到布匿战争时期才达到普遍兵役制。按照主流观点，最初财产不满1.25万阿斯（或1.1万阿斯）者均无须服役，后来下调到4000阿斯乃至更低，最穷的人要到船上服役。而在我看来，既然普遍兵役早已实行，那么上船服役就不是从无到有，专门为穷人创设的项目，反而是为富人免除了原有的义务。凡是财产达到4000阿斯都只需参加陆军，无须上船服役。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下层民众无须参加陆军。罗马在坎尼会战后甚至编成了两个奴隶军团，这就是明证。假如罗马还有一大批可供征召的公民，自然就不必采取如此极端的权宜措施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肯定宁愿将武器发给公民，而让奴隶去划桨。这种看法很贴合波利比乌斯的记述（4.17.1—4.17.3）。他说，46岁以下的所有人都有从军义务，“除了财产不足400德拉克马者；这些人都要上船服役”*。在波利比乌斯写下这些话的2世纪，罗马只需要一部分应服兵役者参军，通常是很小一部分。对陆军而言，大部分情况下志愿兵应该就够了。富人无须服役，或者能争取到优惠条件。对水手和划桨手这样不受欢迎的岗位，征兵只得更加严苛。因此，入选者以无产者为主。波利比乌斯给出的400德拉克马（合4000阿斯）估计不是法定界线，而是行政措施，是根据情况调整的元老院命令。于是，尽管波利比乌斯说界线是4000阿斯，但格利乌斯（Gellius）把无产者（1500阿斯）和赤贫者（capite censi，字面意思是按人头算的人，引申为只有身体，没有任何财产的人）也算了进去。底层公民（aerarius）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也要服兵役——蒙森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罗马公法》3：252）——李维的几处记载（24.18；27.11；29.37）也给出了直接的证明。这些记载完全可信，没有留下任何疑点。如果底层公民身份与法定免役权挂钩的话，作者们的意思完全不可能是人们一边被打成底层公民，一边被送上战场，也不可能是监察官威胁要将全体公民划为底层公民。

主流观点与我的看法有一点相近之处，它承认在紧急和例外情况下，当局会无视阶层和人口调查数据征兵。用蒙森的话说，马略改革的要义就是将非常手段变成了常规措施。在我看来，这种权宜手段是不可行的：（1）因为我相信自己已经证明，哪怕是在早期，罗马也不存在基于“阶层”的兵役界线；（2）因为无论如何，第二次布匿战争从头到尾都在实行普遍兵役制，它已经成为法律观念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难以设想这种义务——或者权利，随你怎么称呼——会重新局限于上层公民。陆军的社会地位确实比较高，因为无产者主要上船服役，而且能否配齐装备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太穷的人是不能直接充任重装步兵的。但是，如果一名无产者首先以杂役身份参军，然后以受过训练、守纪律的老兵身份再次申请参军，我们自然不能认定他当不成重装步兵。

如果罗马确实存在普遍兵役制，那么它在整个2世纪的贯彻显然是非常松懈的。2世纪的罗马人口数从24.3704万增长到了33.7452万（公元前164—前163年），因此，每个同岁人群至少有1万至1.5万人。常年征召的陆军由4个军团组成，也就是1.8万至2万人。可以肯定的是，大量——很可能是大部分——参军者会坚持服役16年、20年乃至更久。有鉴于此，平常每年最多需要征召1000至2000人，换言之，并非所有应服兵役者都要入伍，实际征召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参加10场战役才能出任公职的规定早就沦为具文。然而，在这样一个尚武的国家，有意从政者肯定要有军队经历。除了钟爱军旅本身的人，无疑还有不少年轻人出于政治考虑，愿意在军中度过几个夏天。因此，罗马很容易找到既愿意从军，也有战斗力的充足兵员。当然，在西班牙与努米底亚人交手的那场无功之战中，据说军官和士卒都很难找到人，这进一步证明定期按额征兵已经不是常事了。

波利比乌斯（6.19）写道，全体应服兵役的罗马人每年都要到罗马城集合应征（“如果他们打算参军入伍，就会在全体适龄罗马人必须出席的年度集会当日公开宣告”）*，选人由部落各自进行，然后分配到各个军团。

他描述的是理想情况，实际过程肯定有所不同。应服兵役的罗马人总共有15万至20万人，不可能每年在同一天从意大利各地汇集到首都。

因此，我们必须这样设想：为了满足需求，各个部落要分别提供兵员。不会核查有哪些人没到，也不存在全体适役者出席的大会。凡是需要更多兵员且志愿兵不足时，当局才会真正执行征兵，从应服兵役者中择丁入伍。实际操作方式未知。不管怎么说，肯定不是先让所有应服兵役者聚集到罗马城，挑出最适合从军且可以放下其他事务的人，再从他们中间抽签决定人选，也不是直接征召最年轻的一批人。部落内部大概会先进行初筛，圈定合格人选，这样真正去罗马应征者的数目就比较可控了。

上述论点可以与主流观点相协调。但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到了2世纪，罗马军队的新兵来源是基本局限于中产阶级子弟，还是说它已经变成了一支事实上的职业军队，只是保留了一定的市民——农民色彩（海军会征召无产者入伍）。如果是前者，那么马略改革就是彻底改换了军队的基础，开创了前所未有之举；如果是后者，改革不过是为既成事实赋予了一套规范，市民——农民色彩并没有完全被扫除，甚至马略都没有这样做，而只是逐渐消亡。

我的观点是基于流传下来的人口和兵额数据，但它与一则史料不相吻合。这则史料是主流观点的有力基础，至今仍被视为真正理解罗马军制史的一块基石。它就是撒路斯特乌斯（《朱古达战争》第86章）对马略军事改革的记述：“他自行征募兵士，但不是像祖先那样按照阶层征募，而是允许任何人自愿参加军队，大部分是无产者。”（Milites scriber, non more majorum neque ex classibus, sed uti cujusque lubido erat, capite censos plerosque）。按照字面和自然的理解，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直到当时，征兵还是分阶层的——也就是古老的塞尔维乌斯财产分等法——无产者无须服役。人们早就认识到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波利比乌斯当然也知道，根本没提分等征兵的事情，只是说财产不满4000阿斯者要上船服役。有人提出一种解释，认为塞尔维乌斯最初规定的第五等资格已经从1.25万阿斯降低到4000阿斯，撒路斯特乌斯的意思不是按照5个不同的等级征兵，而是将“等内公民”算作一边，将无产者算作另一边。

我认为这是歪曲文意。撒路斯特乌斯确实相信自己说的话，也就是直到马略时代，按照塞尔维乌斯五等法征兵的制度仍有残余，但是，尽管按照塞尔维乌斯五等法征召的士兵数目可能很少，但按照公元前179年创立的分等法征召的士兵同样少。撒路斯特乌斯不过是和西塞罗一样生活在由论述古代罗马制度的“塞尔维乌斯国王评论”营造出的幻觉中，他思索古代制度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灭亡的，而他找不到别的答案，只能认为是马略干的；当然，马略时代确实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这种错误有可能出现在史学名家的作品之中，我马上就能举出几个显著的例子。

所有人都相信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19]或者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是普鲁士军队发展史的行家。只要两人都认同的观点，后人就会认为质疑它是放肆之举。但是，两人都认为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时期就有普遍兵役制的思想了，尽管我们都知道，普鲁士直到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120]在位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才实施普遍兵役制。西贝尔在《德意志帝国创立史》（Begründung des Detschen Reiches 1：32）中将1733年的分区征兵法令称作“通往普遍兵役制的第一步”。特赖奇克在《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1：75，另见153）中认为，早在弗雷德里克大王时期，“民族结构的支柱之一，普遍兵役制就开始隐约可见”。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甚至能确定错误的来源。马克斯·莱曼（Max Lehmann）在早期著作《克内泽贝克与舍恩》（Knesebeck und Schön）（第284页）中写道，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已经看到了普遍兵役制的观念，即便不是洞若观火，至少一半照亮”。这句评语在当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西贝尔和特赖奇克当然是相信只要复述一遍就够了，但因为表述的缘故，他们犯的错误要比原文严重得多。没有什么能比马克斯·莱曼本人的近著更让人们认清了这一点。他的《沙恩霍斯特传》（Scharnhorst）一书的基本观念是，普遍兵役制不仅不是旧普鲁士军制的延续，反而是整个旧普鲁士国家的对立面。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的目标是尽可能明确地区分平民身份和军人身份。在他眼中，普遍兵役制的含义与当时列国——法国、奥地利、俄国——既有的观念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统治者有权任意征召臣民当兵。但我们今天理解的普遍兵役不只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更是一套普鲁士——只有普鲁士一国——从1813年来推行的现实制度。

按照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我们必须说法国和奥地利在1870年之前就实行了普遍兵役制，这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但是，西贝尔和特赖奇克这样的大学者正是被这种可能产生的歧义蒙蔽——假如有人提醒他们，两人自然会马上意识到错误并大方承认。

希望读者原谅我冗长的说明，但上面的类比具有极大的方法论意义。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屡次陷入这样的境地：按照批判分析，我不得不驳斥古代作者对本国战绩兵制的明确记载，比如希罗多德所说的雅典军在马拉松会战中一路跑了8道的距离，比如李维对支队战斗的描述，比如修昔底德记录的雅典公民数目，现在又有撒路斯特乌斯对罗马征兵情况的记载。不管我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多么坚固可靠，但我有时还是不免担心，高耸的塔楼能不能经得起所有驳论的风暴，于是，我会努力用坚不可摧、如磐石一般的事实建成扶壁，支撑我那如同哥特式大教堂的轻薄墙壁的理论。

李维（10.21）中的记载也表现出了后人对最初的分等级制度的认识：公元前295年高卢人入侵，令罗马人惊恐不已之际，当局在森提努姆会战（battle of Sentinum）前下令“征召所有等级从军”（omnis generis hominum dilectum haberi）。另外，奥罗修斯《反世俗的世界史》（4.1.3）中引用李维的话，说公元前280年皮洛士逼近罗马时，罗马编成了两个由无产者组成的军团。据说，为了给国家生产后代，无产者一直住在城里。

注释

第一篇　希波战争

1　史籍记载中希腊军队的兵力

1.Beitzke, History of the German Wars of Liberation（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eiheitskriege），Vol.1，Appendix. Bernhardi, Memorable Events in the Life of Toll（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Tolls），Vol.3，Appendix.

2.Pertz-Delbrück, Life of Gneisenau（Leben Gneisenaus），large ed.，Vol.4，Appendix; small ed.，2d printing，2：19.

3.Delbrück, Persian and Burgundian Wars（Perser-und Burgun-derkriege），p.157.

4.P.Bailleu in the Deutsche Rundschau, December 1899.

5.von Lettow. The War of 1806 and 1807（Der Krieg von 1806 und 1807）.

6.Compare “Mind and Mass in History”（“Geist und Masse in der Geschichte”），Preussische Jahrbücher 147（1912）：193.

7.R.Adam, in his dissertation “De Herodoti ratione historica quaestiones selectae sive de pugna Salaminia atque Plataeensi”（Berlin，1890），shows that the army strengths and number of ships given by Herodotus are based on an estimate table that removes from them any residual element of credibility.

2　希腊人的装备与战术

1.Adolf Bauer, Section 40，says three meters. On this point, see also below, the study on the sarissae.

2.H.Droysen, Army Organization（Heerwesen），p.24，cites several passages in which the harness is not named as a piece of equipment for the Spartans and considers it possible that they, in contrast to the other Greeks, did not wear any. That would be a far-reaching difference. Nevertheless, this opinion is certainly incorrect. Droysen himself cites a passage from Tyrtaeus in which armor is expressly named, and if one were inclined to conclude from the passage in Xenophon's Anabasis 1.2.16 that Cyrus' mercenaries wore no armor, that would also have to apply to all the Greeks represented among them.

3.H.Droysen, Heerwesen, p.171，footnote, recommends using the word phalanx only with respect to foot soldiers armed with the sarissa, whose particular combat position consisted in the “closeness of their form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the rear.”* I believe in holding fast, however, to the expression that has become quite common, which I think I can best establish with the definition given above. The basis therefore will gradually emerge as our study progresses. Droysen himself shows that the Greek usage is very indefinite and has varied.

4. The account of Isocrates（Archidamus, p.99），which says the Spartans had conquered the Arcadians at Dipaea in one rank, which Duncker，8：134，accepted, has been justifiably rejected by Droysen, p.45，and Adolf Bauer, p.243（2d ed.，p.305），as rhetorical exaggeration. Droysen, with equal justification, also rejects the two ranks of Polyaenus 2.1.24.

5.Lysias, Mantitheus 16.15. The speaker, Mantitheus, boasts:“There was an expedition to Corinth, and everyone knew ahead of time that it would be a dangerous undertaking. Although some were shirking back, I arranged it so that I might fight our enemies in the front line. And our phyle had the worst luck and suffered the worst losses among its own men. I quit the field later than that excellent man from Steiria who has been accusing everyone of cowardice.”* For this fine quotation I am indebted to the book Warfare of Antiquity（Das Kriegswesen des Altertums），by Hugo Liers, p.46.

6.Concerning the combination of Spartiates and Perioeci in the same military formation, see Bauer, paras.18，19，and 23，and, now at the center of a lively controversy, Kromayer, Klio 3（1903）：177 ff, and Beloch, Klio 6：63. On this occasion the following splendid evide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rst rank has come to light. Isocrates, Panathenaicus 180.271，writes: “For in the campaign that the king led, they arranged them man by man in rank with themselves, and they also stationed some men in the first rank.”*

7.Xenophon, Cyropaedia 6.3.25.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is point, see below, Book II, Chapter V.

8.Xenophon, Hellenica 6.2.21.

9.Thucydides, too, reports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specifically, did not normally carry the pursuit far（5.73）. Helbig，“On the Original Period of the Closed Phalanx”（Uber die Einführungszeit der geschlossenen Phalanx”）Sitzungs-Bericht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1911，believes, based on insufficient sources, that the Chalcidians formed the first phalanx.

3　希腊军队的实际兵力　无

4　波斯军队

1.Verse 25：“Those who subdue with the bow, and the horsemen”*

Verse 82：“He leads spear-subduing Ares against men famed for the spear.”*

Verse 133：“Whether it is the drawing of the bow or the strength of the spear-headed lance that has prevailed.”*

Verse 226：“Is it the bow-stretching arrow that is strong in their hands? Not at all: they have lances for close fights and shields to use as armor.”*

Verse 864：“Those who subdue with the bow.”*

Herodotus says the same thing in 9. 18 and 9.49. Also a consecration formula of Simonides（fragment 143，Bergk）states: “These bows which are now finished with tearful warfare lie under the roof of Athena’s temple; often, mournfully, in the melee, they were bathed in the blood of the man-destroying horsemen of Persia.”*

Likewise, fragment 97，Bergk, p. 452. Colonel Billerbeck in his study “Susa” call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reliefs show the principal weapon of the Iranians to have been not the bow, but the lance. Not only the specific statements of the Greeks, but also, as we shall see, the course of events, point indisputably to the bow. We must leave it to the specialists to clarify the reliefs.

2.Herodotus 7.61 and 9.22.

3. The nature of the Persian Empire as a feudal nation has recently been studied and described still further by Georg Husing in an essay “Porusatis and the Achamandish Feudal System”（“Porusatis und das achamanidische Lehenswesen”），Berichte des Forschungs-Instituts für Osten und Orient in Wien, Vol.2，1918.

4.“The Persians were not inferior in either courage or bodily strength, but being unarmed and untrained, they were not the equals of their enemies in respect to skill”*（Herodotus 9. 62，on the battle of Plataea）.

5　马拉松会战

1. The passage reads: “Sub montis radicibus acie regione instructa non apertissima proelium commiserunt, namque arbores multis locis erant rarae, hoc consilio, ut et montium altitudine tegerentur et arborum tractu equitatus hostium impediretur, ne multitudine clauderentur.”（“The line was drawn up at the base of a mountain, where the plain was not totally open—for there were trees here and there in many places—ana they joined battle. Their plan was to protect themselves by the height of the mountains, and to keep the enemy's cavalry back, impeded by the scattered trees, so that they themselves would not be overcome by the enemy's superior numbers.”）Instead of “arbores rarae，”A.Buchner（Corn. Hepotis vitae cum Augusti Buchneri commentario. Francof.a. Lipsiae，1721）has proposed that one should read “stratae，” which is actually more appropriate, but is no longer necessary, since one reads, instead of “nova arte, vi summa，”“non apertissima.”

2.Lieutenant General von Quistorp, Supplements to the Military Weekly（Beihefte zum Militär-Wochenblatt）1897，p.186.

3.Even a phalanx of professional soldiers, such as the mercenaries of Cyrus, is incapable of moving forward in orderly fashion for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at a run.“They shouted to one another not to run headlong, but to pursue the enemy in order，”* Xenophon tells us in Anabasis 1.8.19.

Caesar, in Bell Gall. 2.18 ff.，recounts how the Nervii, suddenly attacking his soldiers, rushed 200 paces down a hill, across the 3-feet-deep Sambre, and then stormed up a hill. That is a very great accomplishment, but it does not permit a comparison with Marathon, since（1）the Gauls were no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s heavily armored as the Athenian hoplites，（2）the run was broken up by the fording of the river，（3）the entire distance is not mentioned at all, and（4）the Gauls, falling on the Romans as they were digging in, did not need to rely on their own tactical alignment.

In Bell Gall. 3.19，the Gauls suddenly attack a Roman camp and cover 1，000 paces—8 stadia—with a great run（“magno cursu”）. They arrive so exhausted and breathless that they cannot cope with the Romans, who make a sally, and they immediately take flight. Of itself, however, this incident is not conclusive, since the run was uphill and the Gauls were carrying fascines. One might also well question whether the 1，000 paces were covered at an uninterrupted, actual run, since it was not a question of an ordered phalanx, in which all must move at the same tempo if no disorder is to occur, but rather of an unaligned mass, in which a man who runs short of breath can slow down for a while.

4.A brook divides the Vrana valley into two parts. Although it is not really deep even today, it nevertheless necessarily had a considerably disruptive effect on the advance of a closed and well-ordered phalanx. Possibly Miltiades did not have the valley narrowed on both sides by abatis, but blocked off one side completely, from the mountain to the brook.

5.Cyrus speaks as follows in the Cyropaedia 5.4.44.“To move forward and to move laterally are not the same. For the man moves forward who is of such a mind as to believe that he is best able to fight—on the other hand, one has to move by laterally with an extended column of wagons and a long-drawn-out pack train. The whole formation, however, must be covered by armed men and the pack train must never appear to the enemy to be unprotected. Necessarily, then, in such a movement the armed part of the formation is disposed thinly and weakly.”

6.In Polyaenus 2.2.3，there is a description of how Clearch led the Greeks into the attack at Cunaxa: “He led the phalanx at the march to a point opposite the troops, astonishing the barbarians with their good order. And when he was almost within range of the missiles, he gave orders for the men to run, so that they would not be hit by the missiles.”* And similarly Diodorus. The fact that this description is not at odds with that of Xenoph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phalanx spontaneously broke into a run, is effectively presented by G. Friedrich, Neue Jahrbücher fur Philologie 151：26. Paul Reichard, writing in Deutsche Rundschau 12（September 1890）：426，reports that Stanley claimed in his book to have shot far.beyond 200 meters with an African bow. Reichard goes on to say that that was, at the least, an exaggeration. He himself had once engaged in a contest with Watusis, the best bowmen of East Africa, in which the strongest one had shot only 120 meters, or 160 paces, while he, Reichard, had shot seven paces farther. In like manner, Lieutenant Morgen once reported, in a lecture about Cameroons, that the arrow shot from a bow reached in certain conditions a distance of 150 to 180 paces. Nevertheless, the Asiatic bow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Luschan（“On the ancient bow” [Uber den an-tiken Bogen，”] Festschrift für Benndorf，1898，and in the Verhandlungen der Berlin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lschaft, Session of 18 February 1899），were much better than the African ones, and the very best ones, the making of which required many years, shot an unbelievably long distance. Strabo，14.1.23，reports that Mithri-dates shot an arrow from the roof of the temple of Ephesus and decreed that the free area of the temple, which up to that point extended a stadium, would extend thenceforth to the range of this shot, which, as Strabo says, went a little farther. At any rate, Mith-ridates had the best bow and was an excellent marksman, and if he did not considerably exceed a stadium in distant—that is, high-angle—shooting, then a low-trajectory shot certainly did not exceed 200 to 240 paces. A recently published epigram from Olbin praises the archer Anaxagoras for having been able to shoot 280 Master, or 521.6 meters（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1901]，Column 887）. Naturally, for a large army only a performance of lesser quality comes into consideration. Vegetius estimates 600 feet; Jähns,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Offensive Weapons（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alten Trutzwaffen），p.281，“up to 250 paces for low-trajectory shooting，400 for high-angle shooting.”More modern investigation by Paul Reimer，“The Bow”（“Der Pfeilbogen”），Prometheus, No.944，20 November 1907.

6　温泉关会战

1.Because of the most recent enlargement of armies, this thesis must be modified. With the gigantic masses of the standing armies that are now available, even long mountain ranges can be so closely occupied that they cannot easily be penetrated. In this way we succeed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winter of 1914-1915 in holding the Carpathians against the Russians.

2.Livy 36.30.

3.Diodorus，2.6，from Ctesias.

4.Plutarch, Themistocles, Chapter 7.

7　阿提米西安海战

1.Plato, Menexenus 11. Aristophanes, Lysistrata, verse 1250. Later they also placed on the foothill a victory monument whose inscription has come down to us through Plutarch.

2.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iremes, see Hauck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deutscher Ingenieure，1895；A. Tenne（engineer），Warships in the Day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Kriegschiffe zu den Zeiten der alten Griechen und Römer），1916. Review by Voigt, Die Literarische Zeitung，29（1917）：932.

3.It is perhaps well to recall that not only large land armies but also large fleets are hard to maneuver. The complete fleet with which the Athenians moved to Sicily in 415 B.C.was 134 triremes and 2 penteremes strong, and had in addition 131 cargo ships and a number of volunteer trading vessels. This fleet did not sail as a single squadron, bu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divisions，“so that they might not, by sailing together, be wanting water and ports and provisions when they landed, and so that they might, in other matters, be more orderly and easy to control, being assigned to a commander according to set divisions”*（Thucydides 6.42）.

8　萨拉米斯海战

1.Berlin dissertation，1914.R. Trenkel, publisher.

2.By the nature of Herodotus'account, it is naturally not impossible that a large portion of the overall account has been lost without leaving any trace. Nevertheless, it is very unusual that we hear nothing at all about why the large Persian army, during the fourteen days it camped in Attica before the battle, did not also occupy Megara, which, after all, lay in front of the isthmus and its wall. A logical explanation would be that the Spartiates, with the army of the Peloponnesian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were not digging in on the isthmus, were occupying the passes leading from Attica to Megara and that Xerxes, unlike his action at Thermopylae—precisely because of his experience at Thermopylae—did not attack because he wanted to do away with the fleet first.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it is all the more likely that a part of the Greek fleet could have been on the beach at Megara. It is, of course, obvious that this construction is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3.All kinds of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oposed as a result of the fact that Xerxes returned by land, while sending his children home with the fleet. For such details, however, so many varied reasons are imaginable that there is little purpose in going deeply into the matter.

9　普拉提亚会战

1.Herodotus 9.32.

2.Berlin dissertation，1907.

第二篇　鼎盛时期的希腊军队

1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战术

1.Not until the Peloponnesian War did the Spartans create cavalry and archer units, in order to defend their land against the Athenians, who would quickly attack from the sea, now here and now there.（Thucydides 4.55.）

2.See Bauer, Section 52.

3.Wernicke, in Hermes 26（1891）：51，states the opinion that the Athenian citizens who served as “bowmen”* had come from the poorer classes.

4.Xenophon, Hellenica 1.2.1. Thrasylus is sent out with a fleet and equips five thousand of his sailors as peltasts.

2　伯利克里战略

1.Athens lost 4，450 hoplites and citizen-cavalrymen; in addition, on each trireme at least a few Athenian citizens as officers. The entire expedition, with all its logistical support, can be estimated at 60，000 men.

3　雇佣兵

1.Böckh, National Economy（Staatshaushalt），1：152，340（3d ed.）. The wages varied between 4 obols and 1 drachma（6 obols）per man; for the hoplites, therefore，2 drachmas，1 for the warrior and 1 for his servant, including ration money. When the humorist Theopomp says that a man could feed a wife on 2 obols and that he could be completely happy on 4，he probably means the base pay aside from the ration allowance, which was, where needed, provided by 2 additional obols. At the time of Aristotle the Athenian ephebi received 4 obols daily, their instructors 1 drachma. State of the Athenians（Staat der Athener），Chapter 42.

2.Nöthe, Federal Council, Federal Taxes, and Military Service of the Delhi League（Bundesrat, Bundessteuer und Kriegsdienst der delischen Bündner），Magdeburg Program，1880. Guide, Military Procedures of the First Athenian League（Kriegsverfahren des ersten athenischen Bundes），Neuhaldensleben Program，1888.

3.Speech of Nicias, Thucydides 6.68：“... Against men that meet us in a mob and are not picked men as we are, and even against Sicelots, who, on the one hand, despise us, but yet do not stand their ground against us, because their skill is less than their daring.”*

4.Xenophon, Hellenica 1.6.24. The Athenians decided to move out with 110 ships，“putting aboard every one of military age, whether they were slave or free. Even many of the knights went on board.”*

5.According to a report contained in Polyaenus 3.3，Tolmidas, when he was once supposed to move out with 1，000 hoplites, was joined by 3，000 volunteers. Two passages in Aristophanes seem to contradict this. In The Knights, verse 1369，Demos expresses the wish that men will no longer be excused from hoplite service by favoritism, and in Peace, verse 1179，an individual is very unhappy because he finds that he is suddenly once again called up for service, and he complains that in general the country people are oppressed in this regard, while the city dwellers are given the preference. It is clear, therefore, that at that time（424 and 421 B.C.）the army levy had not yet become a purely voluntary, reimbursed service.

6.In Aristotle, On the State of the Athenians, Chapter 24，where he explains that the mass of Athenians lived from the state（by virtue of the taxes of the allies），it is also said that the city maintained 2，500 hoplites. It is not easy to say how we should interpret this. There can be no thought of a standing army. The peripoloi, who had a strength of about 2，000，can hardly be meant here. Perhaps there existed an arrangement whereby 2，500 men were to keep themselves in a special degree of readiness at any given moment, were occasionally assembled, had to drill, and received a small reimbursement. It can hardly have been otherwise, at any rate, with the 1，200 cavalrymen and 1，600 archers whom Aristotle mentions in the same line. Beloch, in Klio 5：357，expressed the conjecture that it must simply have been 12，500 instead of 2，500，and, in the end, that seems to me to be the most logical solution.

4　公元前4世纪对原有战术体系的完善

1.Herodotus 1.61. The mercenaries of Pisistratus seem, in fact, to have been not Greeks but Scythians. Helbig, Sitzungs-Berichte der Münchner Akademie 2（1897）：259. A military review by Pisistratus or Hippias on a dark-figured bowl.

2.Herodotus 3.39.

3.Thucydides 5.57.2. Xenophon, Hellenica 3.5.24.

4.Hellenica 3.4.15：“... Unless he procured a sufficient cavalry force,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campaign in the plains; he therefore took it to mind that one should be provided, so that he would not have to fight the war shirkingly.”*

5.Adolf Bauer, para.47.

6.Diodorus, Book 10.

7.“On Machines and Their Names”（“Ueber die Konstruktionen und Namen”），Bauer, para. 58.

5　色诺芬理论

1.Xenophon, Hellenica 4.2.13：The allied forces moving out against Sparta in the year 395 B.C.take counsel “into how many（ranks）one ought to order the army so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move the hoplites too much while the cities（allies）are surrounding the enemy.”* From this it seems as if the individual contingents had the tendency to form up as deep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as much power as possible,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is could cause the entire battle line to be too short, or in the hope that the others would be so kind as to line up in a shallower formation.

2.For an exception, see p.56，above.

6　伊巴密浓达　无

第三篇　马其顿军队

1　马其顿军制

1.Thucydides does not mention here the superior protective armor of the Greeks, and perhaps the Illyrians were better equipped in this regard than the Macedonians, who were more accustomed to the agricultural life and therefore, in general, less warlike, although Arrian（1.1.12）again specifically characterizes the Illyrian and Thracian barbarians as “ill-equipped allies.”* Furthermore, in his speech Brasidas specifically calls the Illyrians the equals of the Macedonians, and we may therefore apply the description to the latter also.

2.“Concerning Horsemanship”*（12. 12），“in place of a spear made of cane.”* The meaning of the Greek word “kamakinon” is not certain, nor is even the manner of reading it, but judging from the whole contex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hat anything but a long spear is meant here.

3.Xenophon's remark may be consi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valry combat in Hellenica 3.4.13. The account shows, however, that at that time the Greek cavalry carried not the short spear, but the long one.

Furthermore, it is not understandable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in this account, why the Persians had such a deep formation. They were not able to throw their spears from the rearmost ranks. The explanation lies perhaps in the fact that the Persians were counting on penetrating the Greek line with their deep column and, in doing so, throwing their spears to the right and left.

4.Diodorus 17.60. Arrian 1.15.

5.Adolf Bauer, para.313（2d ed.，para，433），concludes from Arrian 1.6.5 that the companions did not normally carry a shield.1 cannot find that the passage necessitates this conclusion; in fact, it hardly permits it.Cavalry shields were naturally much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infantry. Since in Plutarch, Alexander, Chapter 16，there is specific mention of the shield that the king carries into combat, and later, according to Polybius 6.25.7，the Macedonian cavalrymen undoubtedly had shields, it seems certain to me that such was also the case in earlier periods.

6.See also below, Vol.IV, Book III, Chapter III.

7.Concerning the discomfort of carrying and the difficulty of fighting with the long spear, see also Vol.IV, Book I, Chapter I.

8.Adolf Bauer, para.272，estimates 3 meters; among all the vase figures that I have looked through, however, I have never found such long hoplite spears, even where there is no limitation of space.

9.R.Wille, Text on Arms（Waffenlehre），p.79.

10.A.Krause, in Hermes，1890，para.66，proved quite conclusively that Alexander also had slingers in his army and that Arrian intends them to be included in the word “toxetai”（“archers”）.*

2　亚历山大与波斯：格拉尼卡斯河会战

1.That is the result of the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s in W. Dittberner, Issos（Berlin: George Nauck，1908）.

2.Bauer, para.314（2d ed.，434）even claims that the Macedonians represented not much more than a sixth of the entire army. That is too small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 Krause, in the passage cited above（Hermes，1890），distinguishes among（1）a field army；（2）an army of occupation；（3）a satrap army,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conquered areas by the appointed satraps.

That is fundamentally correct but much too sharply distinguished. Naturally, there were troops that were used primarily for operations and battles, others that were more often assigned to garrisons, and finally the appointed governors did indeed form new military organizations But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ll of these various troops were naturally used for the various purposes of the waging of war, sometimes in battle, sometimes as occupation forces.

3　伊苏斯会战

1.After having had to rework the presentation of this battle for the second edition, I have now once again had to make not unimportant changes. The reason was the same both times—that is, a more correct and mor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ain. Even now, however, I have felt obliged to stand by the fundamental fact that the battle took place not on the Deli-Tschai, but on the Pajas. Accordingly, I continue to regard the dissertation of W. Dittberner（Berlin，1908）as the authoritative work and cannot find that it has been eliminated by Colonel Janke, to whom we are indebted in other respects for the topography（Klio 10：137，“Annex to Petermann’s Reports，”May 1911[“Beilage von Peter-manns Mitteilungen，”1911，Maiheft]）. See also the review of Dieulefoy’s study by Dittberner in the Deutsche Literarische Zeitung, No.24，（1912），Column 1525，and the article by Kromayer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12：348.

2.Arrian 2.2.1. Curtius 3.8.1.

3.An absolute proof for the moderate strength of the Persian army is not to be concluded from the march action, in that, according to Janke, a rather large number of more or less usable passes lead over the Amanus mountain chain into the plain of Issus. Nevertheless it can hardly be assumed that there was an elaborate allocation of forces to various approach roads, and since in the bat tle it was almost exclusively the Greeks who played a significant infantry role, then the other infantry contingents on hand cannot have been so very strong.

Kromayer, in the work cited above, believes that the Persian army can be estimated at 50，000 to 60，000 men, since the Seleucids had raised armies of similar strength. The Diadochi states differ, however, from the Achaemenidae Empire precisely in the fact that they ha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cept of war, and in any case no comparison is possible in view of the positive factors tha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an army of more than some 25，000 men.

4.Arrian 2.5.1 reports that Parmenio had been sent out in advance with the Greeks and other troops from Tarsus in order to secure the Cilician-Syrian passes. Now since the Greeks are not mentioned in the two sources specifying the battle formation at Issus, we can accept the account above with certainty. Köhler, in “The Conquest of Asia”（“Die Eroberung Asiens”），in Abhandlungen der Berliner Akademie，1898，p.130，believes that Alexander did not need to post troops to cover his rear, since the Persian army was, obviously, in front of him. The flimsiness of this conclusion is evident.

5.Arrian's description, that behind the Persian battle line, which he describes for us, there still stood in useless depth huge numbers of barbarian peoples, has been understood by recent historians as an echelon formation. Aside from the fact that an echeloned formation, as we shall see, means a refinement of tactics that did not occur until a later period, Arrian’s report is naturally only the complement of his estimate of the Persian army at a strength of 600，000 men. What the Greeks saw in front of them was only a moderate-sized army; the barbarians, however, were, once and for all, masses—consequently these masses were placed somewhere or other in the rear, drawn up “in unusable depth.”

6.Polybius 12.17.7，“... the peltasts in a line which stretched to the mountains，”* according to Callisthenes. These lightly armed men, who stretched out all the way to the mountains, were probably principally Persian archers. Arrian, in 2.10.6，reports specifically that the Macedonians, after moving forward slowly at first in order not to have their battle line become wavy，finally attacked on the run so that they would not suffer too much from the enemy archers.

That the front of the Persians did not extend the length of the river is shown expressly in Arrian 2. 9.4，where it is said that the Macedonians, after Alexander had drawn the troops from the flank guard positions to him, outflanked the Persian formation. The sen tence in 2.8.6，“The ground on which they were standing allowed this number of men to be contained in a straight phalanx，”* could be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the width of the plain would not have contained any more than were formed up, so that the phalanx stretched out from the sea to the mountain. The citation above, however, excludes this interpretation.

7.According to Polybius, Callisthenes estimated that the plain of Pajas was not quite 14 stadia（254 kilometers）wide and that the Macedonian phalanx remained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the mountains. Arrian reports that their left flank touched the sea. Now the plain is not 2½but 4 kilometers wide according to Janke，5 kilometers by Hossbach’s estimate—an error of estimation that is not abnormal（see Dittberner, p.122）；nevertheless, we may believe Callisthenes when he says the Macedonian front was considerably less than 2½kilometers wide. It therefore reached from the sea about the same distance—or perhaps not quite as far—as the river was more or less fordable for infantry.

8.Curtius 3.11.18：“Graeci ... abrupti a ceteris haud sane fugientibus similes evaserunt.”（“The Greeks,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had escaped, not at all in the way deserters do.”）

4　高加米拉会战

1.Graf York, A Brief Survey of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the Great（Kurze Uebersicht der Feldzüge Alexanders des Grossen），p.32.

2.Reported by Mandrot, Jahrbuch für Schweizerische Geschichte，6（1881）：263.

3.General von Verdy says，“Twenty-four squadrons（3，600 horses）must be considered as the maximum strength of a cavalry division, since with larger numbers the control of the battle succeeds only with very outstandingly talented leaders, and even with them only under conditions of thorough training of lower commanders and troops.”

4.See also Cyropaedia 7.1；also 6.2 and Book 8，conclusion.

5.Diodorus describes how terrible the wounds caused by these scythes were, but also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number of wounded or killed was only small, a point specifically emphasized by Arrian.

6.Arrian says，“of the men surrounding Alexander，”* at the most 100 men were killed; the expression is very indefinite. If one relates it to the total losses of the Macedonian army, as is usually the case, this small number would contradict Arrian’s own description of the battle. Niese claims that it applies only to the actual Macedonians.Still other interpretations are possible, but there is no purpose in accumulating speculations on the subject.

5　海达斯佩斯河会战

1.Curtius'figures are worthless. At no place in the Anabasis does Arrian give an overall number, but mentions only in the Indica, Chapter 19，that the King, when he started his withdrawal, was followed by 120，000 combatants（“fit for battle”*），including many barbarians. Huge levies of Indian princes, more or less fictitious, may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count. Even putting that point aside, it is not known what the origin of this number is and whether it is reliable. We may rely on the numbers Arrian gives in the Anabasis concerning the Macedonian army, since he is depending here significantly on Ptolemy, but what we find in the Indica may have been taken from almost any unclear source. Plutarch, Chapter 66，even puts the army that makes the march through Gadrosia at 120，000 men on foot and 150，000 horsemen.

The computation by Rüstow and Köchly（p.298）is not sufficiently supported; they claim to estimate the strength of the army concentrated on the Hydaspes at 69，000 men and 10，000 horses. The authors themselves characterize the advance guard force as the one “that really fights the battles.”And that is the way it actually is; and here I ask, Why should a commander like Alexander have complicated the conduct of the war by dragging along with him other large masses of troops for which there never appears any need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war?

2. The rest of the army—according to the positive statement of Arrian, which we have no reason to doubt—did not cross over\the Hydaspes until the battle was decided and therefore may not be counted as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ual combat.

3.Crame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ssen），Marburg dissertation，1893.

4.In any event Rüstow and Köchly’s idea that this Indian prince, Abisares, moved up to Porus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Hydaspes, is false. There he would have run directly into the hands of the Macedonians and would have been intercepted without being able to receive help from Porus or himself helping Porus. Curtius（8.47）also says expressly that Porus expected the reinforcements on the left bank.

5.In his essay “The Use of the Elephant for Military Purposes in Antiquity”（“Die Verwendung des Elefanten zu kriegerischen Zwecken im Altertum”），Jahrbücher fur die deutsche Armee and Marine, Vol.49，December 1883，Major Ohlendorf states the belief that the infantry had the mission of preventing the elephants from turning around.It is difficult to know how the infantry was supposed to go about that. The concept is apparently founded on a translation error.

6.Alexander had also taken along to the crossing point two taxis of pezetairoi. Nevertheless, they do not appear in the battle formation; only hypaspists and light infantry were involved. The number, too—a total of 6，000 men on foot—eliminates them. Rüstow and Köchly（p.229）have assumed that they were left behind at the crossing point in order to oppose Abisares in case of need. That would have been an error, even if Abisares was expected here; primarily, it was a question of striking Porus with a combination of all one’s forces and of avoiding a fight with Abisares until that was accomplished. An isolated force of light infantry could easily have fallen a victim to him. The reason the pezetairoi were not in the battle is probably simply that they had not completed their crossing.To cross a broad river with inflated skins and just a few boats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time.

6　作为统帅的亚历山大

1.Against Philip*（Philippics）3.123.para.49.

2.H.Droysen, in Studies（Untersuchungen），p.66，assembled the accounts of Alexander's forced marches. I would, however, prefer not to repeat the detailed figures concerning time and space. The estimate of distances is very arbitrary, and it is also quite doubtful whether the time is always reported accurately. Schwarz, in his very worthwhile study Alexander’s Campaigns in Turkestan（Alexanders Feldzüge in Turkestan），1893，which is based on his personal knowledge of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has established, probably correctly, that the march that, according to Arrian 4.6，Alexander made within three days was from Chodschent to Samarkand. Arrian estimates the distance at 1，500 stadia, which means 275 kilometers or 170 miles, and the latest measurements actually give 278 kilometers. Such a march in three days, however, exceeds the capabilities of even the best unit.

In 3. 15，Arrian recounts that Alexander reached the Lycus（Zab）on the same evening as the battle of Gaugamela, and Arbela on the following day, which is situated 600 stadia—i.e.，68 miles—from the battlefield. We may say with reasonable certainty that the distance was about half that great, but even that is still a tremendous performance.

3.Of course, it is not a completely new idea that a pursuit magnifies and completes a victory. After Plataea the Mantineans wished to pursue the Persians as far as Thessaly, according to Herodotus 9.77. After the victory at Delium the Boeotian cavalry and light infantry pursued the Athenians until darkness intervened（Thucydides 4.96）. Likewise Alcibiades pursued the beaten Persians with cavalry and hoplites（Hellenica 1.2.16）. Derdas pursued the defeated Olynthians a distance of 90 stadia（Hellenica 5.3.2）. See also other passages in Liers, p.184. These are nevertheless only exceptional cases and are not to be compared with Alexander’s pursuits. In theory, Xenophon, too, in the Cyropaedia（5.3，conclusion），had already recommended pursuit, with the addition that not all the troops should be committed to it but that some should always be kept at hand in good order.

7　继业者

1.H.Droysen Studies（Untersuchungen），p.155. Droysen incorrectly concludes, precisely from the fact of the energetic drilling, that there was a worsening of the soldier material.Rather, one may draw from the energy of the military training the opposite conclusion—i.e.，that a strong military spirit existed. The conclusion on p.132，too,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size of the armies the material must have gotten continuously worse, is inadmissible. In the huge area of all the Diadochi empires the militarily qualified material was hardly exhausted even with a few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pirates” can become very excellent soldiers.

2.Athenaeus reports（5.35.202-203）about a procession in Alexandria in about 275 or 274 B.C.in which 57，600 dismounted men and 23，210 mounted men had formed the rear units.

Appian reports in Preface, Chapter 10，that Ptolemy II had possessed, toward the end of his reign, an army of 200，000 dismounted men，40，000 cavalry，300 elephants，2，000 war chariots，1，500 warships and 2，000 transport ships.

Paul M. Meyer, in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Ptolemies and the Romans in Egypt（Das Heerwesen der Ptolemäer und Römer in Aegypten），p.8，accepts these figures. Nevertheless, it is not hard to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One need only imagine what a parade of 57，600 dismounted men and 23，210 mounted men through the streets of a city means. Egypt may at that time have had 3 to 4 million inhabitants（Beloch, Population[Bevölkerung]，p.258）; or 7 million, as it was reported and apparently accepted by Ulrich Wilcken, Greek Potsherds from Egypt and Nubia（Griechische Os-traka aus Aegypten and Nubien），p.490. This would have made a standing army of 240，000 men amount to 3½ to 7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 fifth of the reported figures would still be quite a large number.

第四篇　古罗马

1　骑士与方阵

1.In spite of the contradiction that Eduard Meyer brought up in his History of Antiquity（Geschichte des Altertums），Vol.2，para.499，I still feel permitted and obliged to hold to this concept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ome in its constitutional history.”For it is completely clear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Roman constitutional law, the official power of the magistrature, dates back to a very early time and was gradually divided up and weakened. It is completely impossible that such a strict concept of the power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might not have been formed until the formal sovereign power was already in the hands of the general people’s assembly; it is astonishing enough that that strong concept was able to assert itself for so lo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Furthermore, it is fully clear that the voting organ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originally had a purely military and no political basis; consequently, this institution, too, goes back to the period of a very strong monarchy.

One may therefore truly speak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without, of course, taking for more than they actually were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outer form—against which, after all, really only the voice of Meyer has apparently been raised.

I can leave aside here all the doubt ove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ron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account in detail. The material in which I am interested for this work is not affected by it.

2.See particularly Vol.III, Book III, Chapters I and II, especially p.251[of the German 2d ed.，1923].

3.Livy（23.46[215 B.C.]）says of the Capuans:“Sex milia ar-matorum habebant, peditem imbellem; equitatu plus poterant, ita-que equestribus proeliis lacessebant hostem.”（“They had 6，000 armed men; the infantry was not inclined to fight, but the cavalry was more capable and so they provoked the enemy into cavalry battles.”）

4. The theory that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had become the patricians by means of the income from their land is also opposed by Schmoller, Basic Outline...（Grundriss），2d ed.，1：497：“If one imagines that capital in itself and its unequal distribution produces big business; if one imagines that, because the heirs of fortunate entrepreneur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s appear primarily as possessors of capital, the possession of the capital had created the financial projects, that is completely false. It is alway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create and sustain such ventures.”

5.In Gellius 16.10.1 there is contained a verse of Ennius，“pro-letarius publicitus scutisque feroque ornatus ferro.”（“The proletarian is armed with shield and sword; armed with sword at the public cost.”）Cited by Theodor Mommsen in Political Law（Staatsrecht），Vol.3，Part 1，p.29. See also Polybius 6.21.7：“They chose the youngest and poorest of the men to be fighters with the javelin.”*

6.For Attica we estimated, in the year 490 B.C.，120-145 inhabitants to the square mile; for Boeotia in the fifth century，110；for Lacedaemon and Messenia 75；for the Peloponnesus 95 to 110. Under the primitiv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e, disturbed by the continual warfare with neighboring states, as we must imagine the situation in Italy 2，500 years ago, certainly 120 to 145 is the maximum number that could be fed, even for the fertile soil. As an old trading city, Rome may already have had some grain imports by sea as early as 510 B.C.，but surely not yet any great quantity, for if the city had already been large, it would have had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politically. That the city was still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untry area is further attested by the fact that only 4 of the 20 tribes were metropolitan ones. The so-called Servian wall, which enclosed a very large area, dates only from the period of the Samnite Wars.

7.A regular, official procedure for maintaining registration lists appears at first glance to be something quite simple, but if it is to be reliable, it actually is very difficult and demands an extremely careful and energetic control.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at are at stake are very great and the work, by its very nature, is in the hands of clerks who, in addition to the question of carelessness, can also be subject to bribery. In 214 B.C. when every younger man who was not on active duty in the field could not help being noticed in the street, a check-up found 2，000 juniores who had avoided military duty.Livy 24.18.7.

8.If our assumption is correct, that at the start of the consular regime Rome had 21 tribes and about 8，400 service-qualified infantrymen, the origin of the normal number of 4，200 for the legion is probably to be explained in no other way than that each of the consuls was allocated half the number. If the entire army was assembled and both consuls present, then they each had the command in turn on a daily alternation.

9.Very informative on this point is Theodor Steinwender, Annual Program of the Marienburg Gymnaisum（Programm des Gymnasiums zu Marienburg），1879.

2　支队方阵

1.Thucydides（6.98）tells us how the Syracusans planned to wage a battle against the Athenians and were already drawn up in for mation when the commanders noticed that” the army was disordered and did not readily fall into line.”* As a result, they led the troops back into the city.

2.Polybius 11.22.10.

3.Vegetius, too（1.20），shows expressly that the number of light infantry who were active in front of the battle line was small and that they moved forward principally from the flanks.

4.In Livy's Chapter VIII of Book VIII, to be discussed in greater detail below（p.00）.

5.Each weapon has certai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evaluation remains a subjective one. In Grupp,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Kultur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1：109，it is said, for example:“The Norwegian Royal Code warns against throwing the spear too soon; in land battle the spear is better than two swords.”

6.Regulations for Drills with Cavalry Weapons（Vorschrift fur die Waffenübungen der Kavallerie），Berlin，1891.

7.It is not known how the original Roman sword was constructed; it was supposedly only a long, strong knife，“Bowie knife，” cutlass, or even only the same knife that the man used for cutting meat and wood. In the Second Punic War the gladius Hispanus（Spanish sword）was introduced, a straight, two-edged, pointed sword, short and very broad at the top, better suited for thrusting than for hacking.

A. Midler, Philologus 47：541. From Villenoisy's “On the Method of Using Ancient Swords”（“Du mode d'emploi des épées antiques”），Revue archéologique，1894，p.230，there is nothing important to be gleaned.

8. The pilum, which was initially, at any rate, a simple javelin with a very long, thin point, has its own history. For the best discussion of this now, see Dahm, Jahrbücher des Vereins von Altertumsfreunden im Rheinland，1896-1897，p.226. The surprisingly erroneous construction that Rüstow presented is a proof of how difficult critique is from the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of the ancient written accounts, even for the experts, and how easily it can go astray. The credit for having reconstructed the correct pilum goes to Lindenschmit, and the excavations that Napoleon III had carried out proved also to be very valuable in this matter.

（Added in the third edition.）A. Schulten, Rhein. Museum N.F.66（1911）：573，points out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actual pilum was perhaps taken over from the Iberians, as late as the Second Punic War. That would, of course, not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Romans had already long before that adopted the method of throwing the spear ahead and carrying on the actual hand-to-hand fight with knife, dagger, or sword and were indebted to the Iberians only for the final technical improv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avelin. We have no positive testimony about when the Romans introduced the described combination of spear and sword combat, and by the nature of the thing we cannot have such evidence.

9.According to Polybius. In the period of the Empire we find that in the armories the weapons were divided into “arma antesignana” and “arma postsignana”（“before-the-standard” and “behind-the-standard” arms），which can hardly mean anything other than that the foremost ranks carried the pilum, the rear ranks the hasta. See also Domaszewski, 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1910，p.9.

3　罗马人的操练、扎营和纪律

1.Xenophon, Hellenica 3.2.2；4.4.9；6.2.23. Plutarch, Phocion, Chapter 13.

2.Polyaenus 3.9.11：Iphicrates has a fixed point on the terrain in front of the camp occupi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amp. Of course, immediately thereafter it is recounted again（para.17）that Iphicrates, in enemy territory, also had a trench dug around the camp so that, as commander, he would perhaps not have to say:“I had not thought of that.”（“I did not think as befits a general.”*）Judging from that, it probably happened more often, after all, than appears in the sources, that at least a trench was dug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amp.

3.Polybius calls it four-sided; the later camp description of Hyginus gives the shape as rectangular. The corners were rounded off in the later period, and presumably also from the star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amp was naturally always laid ou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terrain, without eliminating the basic shape. Some of the camps of Caesar in Gaul are to this very day so well preserved that Napoleon III was able to have their size and shape very accurately established through excavations.

We cannot go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Roman camp here. I refer the reader, in addition to Marquardt, to Fröhlich, Caesar’s Military System（Kriegswesen Cäsars），pp.74 and 220 ff.

4.It is usually assumed（see Marquardt, p.426），on the basis of a description by Cicero in the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2.16.37），that the legionaries regularly carried along the fortification stakes. Against this viewpoint, Liers（p.155）properly cited three passages from Livy（8.38.7；10.25.6；25.36.5），where it is related as the normal thing that the soldiers did not cut the stakes until reaching the camp site; and he gives a fourth citation（33.6.1），where the practice of carrying them along obviously appears as something exceptional.

（Added in the third edition.）Stolle, in The Roman Legionary and his Equipment（Der Römische Legionar und sein Gepäk）（1914），believes, after all, that he must go along with the account that the fortification stake also was included in the soldier’s regular equipment; that it was, however, only a rather thin pole, the weight of which he estimates at 1，310 grams. See below, excursus 6 to Book VI, Chapter II.

5.See also Adolf Bauer. Greek Military Antiquity（Griechisches Kriegsaltertum），para.39.

6.Gilbert, in Handbook of Greek National Antiquities（Handbuch der griechischen Staatsaltertümer）（2d ed.），1：356，note, states: “The commander has the power of the death sentence in the field” and cites as authority Lysias 13（“Against Agoratos”*），67. The passage reads: “He was caught while he was sending secret signals to the enemy and was executed on a plank by order of Lamachus.”* There was, consequently, one man who was beaten to death for treason under Lamachus before Syracuse. Under which form of judgment that took place we do not know. It is naturally to be assumed that crimes like treason could, in the field, be immediately punished by death, but how far in this procedure the disciplinary power of the commander came into the picture cannot be seen from the cited passage.

7.Aristotle, in Politics 3.14（9）.2，says that in combat the Spartan kings had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out of combat this was not the case. This base is too narrow for the formation of real military discipline.

8.Correctly pointed out by Beloch in Greek History（Griechische Geschichte），2：479.

9.For the earlier period this right of the centurions is not directly proved for us, and whoever sees in the Roman citizen army a levy of property owners could harbor the presumption that this kind of discipline was not introduced until the changeover to recruiting among the masses. As I conceive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military constitution, however,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discipline was based from the start on the same principles. Wherever in the highest position the death sentence is handled with such discretionary power, it lie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at subordinate officials, too, have broad author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lie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at, as long as the centurion felt himself to be a citizen among fellow citizens, he made certain distinctions, and the respected head of a household was not really exposed to the danger of strokes in ordinary service.

Against my concep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cite Polybius 6. 37.8，where tribunes are given the right to punish, to fine, and to lash（“fines, or sureties, or flogging”*），without mentioning the centurions. But Polybius is speaking here of punishment in the framework of formal proceedings, in addition to which there could very well have existed an additional beating by the captains, not specifically provided by the law, in order to maintain good order.

10.See also above, p.263，and below, p.292.

11.Livy 29.9.4. Valerius Maximus 2.7.4. Frontinus, Strategemetos 4.1.30-31.“Cotta consul P. Aurelium sanguine sibi junctum, quern obsidioni Lipararum, ipse ad auspicia repetenda Messanam transiturus, praefecerat, cum agger incensus et capta castra essent, virgis caesum in numerum gregalium peditum referri et muneribus fungi jussit.”（“When the consul Cotta was on the point of going to Messana to take the auspices again, he placed in command of the blockade of the Liparian Islands a certain Publius Aurelius who was related to him by blood. But when the latter's line of blockade was burned and his camp was captured, Cotta ordered him to be flogged, reduced to the ranks, and to perform the tasks of a common soldier.”）

4　皮洛士　无

5　第一次布匿战争

1.Unger, Rheinisches Museum 34：102.von Scala, Römische Studien（a complimentary greeting from Innsbruck to the 42d Assembly of German Philologues，1893），showed that it was probable that Naevius, too, who did not write until he had reached an advanced age, had already used Philinus.

2.Very enlightening on this point is W. Soltau in Neues Jahrbuch für Philologie 154（1896）：164.

第五篇　第二次布匿战争

1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研究方法

1.This opinion has, moreover, already been expressed by another writer, Unger in Rheinisches Museum 34：97.

2　坎尼会战

1. The average depth was naturally considerably smaller, since the intervals, which had become irregular during the approach march, had to be filled up before the impact with the enemy by having rearward troops spring forward. In earlier editions I still admitted the possibility of a doubled length with correspondingly lesser depth. But I have now become convinced that a front of nearly 2 kilometers would no longer have been capable of forward movement in orderly fashion. One can grasp this more clearly by imagining a street like “Unter den Linden” in Berlin, which is almost 1 kilometer long and about 90 paces wide. The Roman infantry front at Cannae would therefore have reached about from the monument of Frederick the Great to the Wilhelmstrasse and would have overflowed to some extent in its depth the width of this street.

2.Polybius says that the Iberian and Gallic cavalry were on the left flank, the Numidians on the right, and he later characterizes the fighting of the latter as simple skirmishing.In the battle on the Trebia he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eavy cavalry and the Numidians. By that account, then, the Iberian cavalry were the heavy units—a fac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of Hannibal’s also having had African cuirassiers, only a potiori may the light cavalry have been called the Numidian.

3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

1.Polybius 3.89.9.

2.I am not adding any for the fleet, since at this time they would have left very few Roman citizens aboard ship. Since there was no real sea war taking place, they were able to provide the crews from allies and slaves（except for the one fleet legion）.

3.Livy 34.50.

4.Livy，37.60.

5.I do not see fit to agree with the idea that fear of the wild Gauls, who formed such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Punic army, caused the Italians to adhere to Rome; for the defection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in the years 210 and 211 B.C.，although that fear, to whatever extent it existed, must have been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6. The numerous victories that the Romans are supposed to have won from Hannibal from 216 to 203 B.C. according to Livy, were, as is so excellently explained by W. Streit in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in Italy after the Battle of Cannae（Zur Geschichte des zweiten punischen Krieges in Italien nach der Schlacht bei Canna, Berlin，1887），patriotic Roman fantasies—frankly, pure lies. Very nicely was Streit able to add up that Hannibal is supposed to have lost 120，000 killed in all these battles from Cannae on. Where it was a question of larger battles, as at Herdoniae and Numistro, victory still went to the Carthaginians. The alleged victories of Marcellus at Nola turn out to be very insignificant engagements.

7.It is precisely this way that Polybius describes the situation（9.3-4）.

4　战前战略态势回顾

1. The Second Punic War and its Historical Sources, Polybius and Livy, Explained from Strategic-Tactical Viewpoints. The years 219 and 218 B.C, exclusive of the Crossing of the Alps. An Essay by Joseph Fuchs, Imperial and Royal Professor in Wiener-Neustadt.（Der zweite punische Krieg und seine Quellen Polybius und Livius nach strategisch-taktischen Gesichtspunkten beleuchtet. Die Jahre 219 und 218，mit Aus-schluss des Alpenüberganges. Ein Versuch von Joseph Fuchs, k.k. Professor in Wiener-Neustadt.）Wiener-Neustadt，1894. In Rom-mission bei: Carl Blumrich, Wiener-Neustadt; M. Perles, Wien; T. Thomas, Leipzig.

Hannibal's Crossing of the Alps. Conclusions from Research and Travel, by Joseph Fuchs, Imperial and Royal Professor in Wiener-Neustadt. With two maps and one illustration.（Hannibal's Alpenübergang. Ein Studien-und Reiseergebnis von Joseph Fuchs, k.k. Professor in Wiener-Neustadt. Mit zwei Karten und einer Abbil-dung.）Vienna, Carl Konegen，1897.

The question of which pass Hannibal used for his crossing of the Alps does not belong 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book, since no important strategic or tactical conclusions result from the variety of routes. Fuchs has decided on the Mont Genevre Pass. Konrad Lehmann in The Attacks of the Three Barcas Against Italy（Die Angriffe der drei Barkiden auf Italien），1905，has once again, with a very thorough argument, pointed to the Little Saint Bernard. Subsequently, French Captain of Engineers Colin, too, has appeared in this arena with a work entitled Hannibal in Gaul（Annibal en Gaule），1904. To date, none of the various theories has been able to win general acceptance.

5　罗马占据上风

1.Raimund Oehler, The Last Campaign of Hasdrubal Barca and the Battle on the Metaurus. An historical-topographical Study.（Der letzte Feldzug des Barkiden Hasdrubal und die Schlacht am Metaurus.Eine historisch-topographische Studie.）1897. The significant aspects of its conclusions were rejected by Konrad Lehmann,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1897，No.23，Column 902.

Lehmann himself later treated the battle in detail in his book The Attacks of the three Boreas（Die Angriffe der drei Barkiden），1905，and sought to reconstruct the battle, but the result remains subject to serious doubts. I doubt that, in view of the sources available, it will ever be possible to gain a positive insight into the battle. Even the army strengths are very uncertain. Lehmann estimates that Hannibal still had 15，000 men and Hasdrubal 12，000，whereas there were 150，000 Romans under arms in Italy. With numbers such as these, the Romans'conduct would be incomprehensible. See also the critique of Kromayer, Gö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169，No.2（June 1907）：458. Beversdorff gives Hasdrubal 15，000 men on the Metaurus, whereas Kromayer estimates some 30，000.

2.Mommsen, Political Law（Staatsrecht），Vol.2，Part 1，p.652.

3.Livy 29.19.

4.Livy 30.1.10.

5.Livy 24.18.

6.Livy 27.7.

7. The Locrians made such a complaint on this score that the Senate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Livy 29.8-22.

6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梯队战术

1.Livy 27.49.

2.Why he did not go directly to Carthage is not reported. Perhaps he simply did not want to arrive in the capital with the few survivors of the battle and may have had in Hadrumet some troop reinforcements and supplies of weapons, which, if brought along with him, would still give him a position and the city a possibility to defend itself.

3.Livy 29.22.

4.See also p.276，above.

7　汉尼拔与西庇阿

1.In the speech that Livy has the elderly Quintus Fabius Max-imus and Scipio himself make in the Senate concerning the planned expedition, this motive does not appear with correct emphasis.If he pointed this out, Scipio would have been placing too much stress on the difficulty of the whole undertaking, whereas his speech was based, and necessarily so, on emphasizing the concept of the offensive with unconditional confidence.

2.We can assume that Hannibal returned to Africa in the fall of 203 B.C. and that the battle of Naraggara took place in about August of 202 B.C. Lehmann, p.555.

3.Proved by Konrad Lehmann in Jahrbücher fur klassische Philologie 153：573.

第六篇　作为世界征服者的罗马军队

1　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军队

1.Polybius 18.28.

2.It was already understood in this way by Johann von Nassau and Montecucoli. Jähns I：573. Montecucoli, Writings（Schriften）2：225.

3.See also in this connection Livy 33.18.

4.Polybius 18.28.

5.In the second volume of his Antike Schlachtfelder, Kromayer has placed the battle somewhat differently than was earlier the case; nothing new has resulted from this change insofar as the actual events are concerned. Whether his account of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of the entire war, which are treated very thoroughly on the basis of specialized topographical research, is to the point, I have not verified in detail.

2　职业军队：大队战术

1.J.J.Müller, in Philologus 34（1876）：125，has already observed that the four regular legions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absorbed the entire mass of service-obligated young men. He believes therefore that, depending on need, the youngest year-groups—e.g.，ten—were inducted. But even that would give much too large a number.

2.Fröhlich, in Caesar’s Method of Waging War（Kriegswesen Cäsars）pp.13-14，effectively raises doubts whether the definitive introduction of the cohort tactics should really be ascribed to Marius. Mad-wig believed that it did not occur until the War with the All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perhaps possible to prove its existence as early as the Jugurthine War.It is my opinion, however, that every probability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Marius was the reformer. The cohorts that are referred to in the Jugurthine War（Sallust 51.3；100.4）need not be considered as tactical units but merely as parts of the legion, and if, according to a Sisenna fragment, there was still on one occasion in the War with the Allies a battle by maniples, there is little to be concluded from that, since, after all, there were maniples in existence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at event.

3.Nitzsch, in History of the Roman Republic（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Republik）（published by Thouret），1：181，has already drawn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if, after Cannae, legions appeared formed up one behind the other, that wa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in the newly formed legions the differences of age did not play the same role as in earlier days.

4.When we read in Livy 7.34（for the year 340 B.C.）that the hastati and principes of a legion were detached, or in 10.14（for the year 297 B.C.）the hastati of a legion, that point has, of course, no historical value, but it may be cited her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

5.In the Livy Epitome, Book 67，it is stated that in the battle of Arausio 80，000 soldiers，40，000 supply train drivers and camp-followers（calones et lixae）were killed. These figures are certainly very exaggerated, but it is perhaps worthy of note that at this time a strength amounting to 50 percent of that of the combatants was attributed to the supply train. We could conclude from this that even before the time of Marius the veliti had disappeared for the most part, or at times perhaps completely, out of the legions, and the orderly and supply train system had been organized differently, on a practical basis.

6.Stolle, in The Romans'Camp and Army（Das Lager und Heer der Römer）（1912）opposes the idea that the number 6，000 is to be regarded as normal for the legion, and therefore 600 for the cohort, and we must agree with him that it is not as well founded as had been believed up to now. Nevertheless, it seems quite plausible to me, and the differences can, at least for our purposes, be ignored.

7.Of course, that has not been proved directly, but as Marquardt has remarked（2：339），it is very probable. See also Polybius 11.23，where it is stated that three maniples were called a cohort.

8. The passage where Polybius describes this quality of the Roman battle formation—that it was at the same time impenetrable（consequently in close order）and capable in all its individual units of turning in any desired direction（15.15.7）—is unfortunately somewhat obscure in its wording, but according to the sense quite clear and very valuable.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impenetrability and mobility can only be united by having intervals between the cohorts and keeping these intervals as small as possible. The large intervals that Veith（in Vol.3，Part 2，p.701）uses this passage to support are not only not proved by it, but are in fact contradicted, since a battle formation with intervals in its front is not impenetrable. The small intervals, as I conceive them, do not remove the quality of impenetrability, since they are closed up at the moment of impact by the press from the rear.

9.Livy 43.14. Polybius 35.4.

10.See the source citations in Mommsen, Roman History（Römische Geschichte）2：107 and 175；Marquardt, The Roman National Constitution（Römische Staatsverfassung），2：381.

11.Plutarch, Marius, Chapter 9.

3　百夫长

1.Correctly noted and solidly documented but expressed somewhat too strongly by Fröhlich in Caesar’s Method of Waging War（Kriegswesen Cäsars），p.19.

2.Polybius 6.34.One would expect that, corresponding to the 10 cohorts of the legion，10 tribunes would be assigned; however, even under the empire, there were only 6. Vegetius 2.12，states，“Cohortes a tribunis vel a praepositis regebantur”（“the cohorts ought to be commanded by tribunes or others set over them”）.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fact that the cohort appears as the basic tactical unit but the centurion is the key leader stem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my from a general citizen levy. For a long time already, the tribunes had had the character of magistrates, whereas the centurions had become soldiers pure and simple.

3.See also the passages in Marquardt，2：545；Festus, p.198，says that he had moved into the position of the old accensus（orderly）and on p.184 that the centurion had chosen him “rerum privatarum ministrum”（“the one who attends to private affairs”）.

4.Vegetius 2.7.

5.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mpire we see many titles of men with special functions who, in our system, would probably be designated as privates first-class or as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with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See I.H. Drake, The principalis of the Early Empire，1905，and Domaszewski, The Rank Structure of the Roman Army（Die Rangordnung des römischen Heeres）1908.

4　米特拉达梯

1.Memnon, who also says not a word about the second battle. Episodes of the History of Greece（Fragmenta historiae Graeciae）（ed. Carolus Müller），3.542.

2.Kromayer, Ancient Battlefields（Antike Schlachtfelder）Vol.2，has tried to reconstruct at Chaeronea a full-fledged battle, something that has just as little corroboration in the sources and is objectively just as impossible as the same author's battle of Magnesia.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give detailed proof for this.

3.That the largest part of the army had spread out to plunder is not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if the remainder was much weaker than the Romans, we must ask ourselves again why Sulla did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attack.

4.K.Eckhardt, Die armenischen Feldzüge des Lucullus, Berlin dissertation 1909，Klio, Vols.9 and 10. The military-objective analysis is not incisive enough. Nor does Gröbe, in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Vol.47，1910，agree with him.

5　罗马人与帕提亚人

1. The changes I have made in this chapter are based on the painstaking work of Francis Smith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115，1916.

2.Regling，“Crassus'War Against the Parthians”“Crassus'Parth-erkrieg，”Klio, Vol.7，1907.

3.According to Gardthausen, Vol.II, Part 1，p.150，footnote 6，the figures for the strength of the Roman army vary between 13 and 18 legions. The Armenian reinforcing troops should also be added to that number.

4.Dio Cassius 49.26.

5.Plutarch, Antonius, Chapter 49，conclusion. Dio 49.31.

6.This is how Frontinus, Stratagemetos 2.13.7，is to be understood.

第七篇　恺　撒

1　恺撒历次征战的批判性分析　无

2　赫尔维蒂战役

1.According to Beloch. Hubo, in Neue Jahrbücher fur Philologie 147（1893）：707，estimates 25，000 and seeks to justify Caesar’s own figure by eliminating a “C” from the latter’s number for the width.

2.Clausewitz, too, estimates in this way（10：66）. A useful comparison is provided by “The War Journal of Albrecht von Brandenburg”（“Das Kriegsbuch Albrechts v. Brandenburg”）in Jähns’s History of Warfare（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1：521.

3. The trains that followed the Prussian army at Olmütz in 1758 were made up of almost 4，000 wagons, most of them drawn by 4 horses, and had a length of almost 2 days’march. General Staff Publication（Generalstabswerk）7：93.

4.Not by a full fourth, as is often said; the quarter of which Caesar speaks refers only to the Helvetii in the narrower sense. The allies were already across, and Caesar also does not say that the quarter was still there when he attacked, but rather, when his scouts observed it. See also Stoffel, The War between Caesar and Ariovistus（Guerre de Cesar et d'Arioviste）p.75.

5.If Maissiat should be right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Segusiavi” and the “Sebusiani，” placing the latter in the southern Jura, north of the Rhone, on the Ain, and thereby having Caesar not camp near Lyons but follow the Helvetii from Fort l'Ecluse through Bourg-en-Bresse, with the result that Labienus with his three legions was waiting one day's march to the east during the battle on the Sâone, then the Helvetii would indeed have had full freedom of movement from Montmerle, where they were attacked, to take the route either directly westward or southwestward.

6.Las Cases, Memoirs from Saint Helena（Memorial de Sainte-Hélene）2：445.

7.H.Bender, in “Caesar's Credibility on the War with Ariovistus”（“Cäsars Glaubwürdigkeit über den Krieg mit Ariovist，”）（Neue Korrespondenzblätter fur die Gelehrtenschulen Württembergs，1894），shows how very exaggerated Caesar’s account of the hegemony that Ariovistus exercised in Gaul actually is, but the fact itself that Ariovistus was master of a part of central Gaul is not to be doubted.

8.Caesar has this thought expressed specifically by Liscus（1.17）in the form that they would prefer to obey other Gauls rather than Romans—which presupposes that these other Gauls had first broken/the mastery of the Germans.

9. The fact that the Helvetii announced precisely this area as the goal of their migration has been explained very brilliantly by O. Hirschfeld in his study “Aquitania in the Roman Period”（“Aquita-nien in der römischen Zeit”）（Sitzungsberichte der Berliner Akademie，1896，p.453），where it is shown to be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 Helvetii, and perhaps also the Boii, who were accompanying them, were related to tribes already settled on the lower Garonne. In that connection Hirschfeld, too, makes the observation that such a migration was not so easy to imagine. With only one step farther along this train of thought we arrive at the hypothesis presented above in the text.

10. The long time they are supposed to have taken crossing the Sâone is no proof, since we cannot know to what extent Caesar exaggerated here also.

11.I consider it as impossible that, as is often assumed, Caesar had with him, in addition to cavalry, a considerable force of other Gallic allies, either from the province or from the Aedui or other tribes. His six legions were strong enough to oppose the Helvetii in battle, and allies whose reliability is questionable are of no use but only create problems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they cause in the matter of rations. The auxilia of which Caesar speaks are mainly the Numid-ians, Balearics, and Cretans whom he has with him（2.7）.

12. The passage describing the formation has not been passed down very clearly in handwriting and has been read and corrected in a variety of ways by the different editors. All, however, have interpreted its meaning in the same way.

3　阿里奥维斯塔　无

4　征服比利其人

1.Dittenberger in the new edition of Kraner's publication of Caesar.

2.Konrad Lehmann, Neue Jahrbücher fu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 7，No.6（1901）：506，and Klio 6，No.2（1906）：237.

3.Strictly speaking, Caesar does not say—and Konrad Lehmann has called attention to this point—that the 306，000 men were actually on hand, but he only says that the Romans had reported to him that they knew exactly how many each tribe at their assembly had promised to provide.

4.Concerning the maneuver that they carried out, see p.457，above.

5　维钦托利

1.Caesar himself says（7.34）there were 10 legions, that is, the Seventh to the Fifteenth, and the First. In addition, after the siege of Alesia, the Sixth appears. In this connection, see the comment by Napoleon III（in Uebersicht，2：282）. Göler, p.333，rejects the “Sixth Legion” and names instead the “Third.” Both Meusel and Kübler, however, have correctly accepted the “VI” version（8.4）. See also Domaszewski, Neue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 4（1894）：158. In this connection, see also Chapter VII, below，first paragraph.

2.Bell. Gall.7.65.

3.After careful examination of all the various hypotheses that have been advanced concerning the location of this battle, Holmes decided（p.780）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arrive at a definite answer but that the most likely possibility was the concept of Gouget, who seeks to place the battlefield near Dijon, on the Ouch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place favored by Napoleon III, some 25 miles farther toward the northeast between the Vingeanne and the Badin, south of Langres, is incorrect.

4.See also Bell. Civ.3.47. It is not easy to imagine how an army that numbered all together surely 100，000 souls, and probably considerably more, could have fed itself and all its horses for almost six weeks in one location in the middle of enemy territory（see also Ilerda）. Great quantities of supplies necessarily had to be brought up over long distances. How did they manage to get through the enemy areas? My concept is that supplies were already stocked in Vienne and were transported up the Saône to a point only some 45 miles overland from Alesia. Later we find the Sixth Legion joined up with the main army; perhaps this legion, escorting the supply transport, pushed its way through during the siege. It may already have started on its march when Caesar moved down toward it from the north. In the period immediately following his victory, while the Gauls were still occupied with their preparations and the assembling of their army, this legion, marching along the left bank of the Saône, was undoubtedly able to bring up the supply train with relatively little danger, and on the final stretch Caesar may have sent out troops and vehicles to meet them. But of course it is still surprising that, even if the supply train was prote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against the main force of the Gauls by the river, the Sequani in league with the Helvetii did not attempt to intercept the supplies. After all, up to that point the whole strategy of the Gauls had been directed toward cutting off the Romans’food supplies. Could it possibly be that the Sequani, contrary to what Caesar reported, did not take part in the rebellion at all? However that may be, no army as large as the Roman one before Alesia could feed itself simply from the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The execution of the siege of Alesia is inconceivable without envisaging that large supply trains of food and forage made their way through successfully, and these trains must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troops who protected them. The reader is reminded of the difficulty of supplying rations for the German army that was besieging Metz in 1870—despite the close proximity of the German border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railroad net . This situation is presented in my lecture “Mind and Mass in History”（“Geist und Masse in der Geschichte”），Preussische Jahrbücher 174（1912）：193.

5.According to the manuscripts, Labienus carried out his sortie with 39 or 40 cohorts. As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this number is too large; it is impossible that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entire force of heavy infantry c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at one spot for a sortie. For this reason it has been conjectured that “XL” should read “XI，” and the more recent editors, Meusel as well as Kübler, have placed “XI” in the text. If this number were definite, we could conclude from it that the Gallic assault columns cannot have been as strong as Caesar reports; but since this number is based only on conjecture, we cannot go any further in evaluating it.

6.Veith, p.177，recounts that Vercingetorix spared neither time nor effort in continuously training his army according to the Roman pattern. Not only does Caesar make no mention of this, but also this report is based on a false concept of the nature of the training.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raining is a discipline that cannot be improvised, even by means of the most extreme strictness, but which can only be developed very gradually, through habit and tradition. What Caesar says（7.4）is that Vercingetorix assembled and dealt with his army with the most extreme severity and cruelty and（7.29-30）that he forced them, against their custom, to fortify their camp in the Roman manner.

6　罗马针对蛮族的战法

1. The description by Diodorus, in 5.28 ff.，is also colorful, to be sure, but it is nevertheless of no significance for us.

2.Theodor Reinach, Mithridates Eupator, trans, by Goetz, pp.355 and 358.

7　内战记：意大利与西班牙

1.See also pp.495 and 499 above. Even if these numbers have not been directly handed down to us in the sources, I believe that one can still give them with certainty. Domaszewski, in his valuable essay “The Armies of the Civil Wars in the Years 49 to 42 B.C.”（“Die Heere der Bügerkriege in den Jahren 49 bis 42 v. Chr.”），Neue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 Vol.4，1894，has pointed out that Caesar had 11 legions at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 Since, however, only 10 are mentioned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Vercingetorix and 11 in the following winter quarters, but Caesar had given up 2 legions, he could really only have had 9 remaining. Domaszewski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by saying that Caesar, as soon as he saw the conflict coming on, immediately formed 2 new legions as replacements for those he had given up.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is a still better explanation. In the year 52 B.C,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10 legions, Caesar also had 22 cohorts that were defending the province（7.65）and that had been levied in the province itself, so that they were not all composed of Roman citizens. The Fifth Legion, Alauda, was such a legion of noncitizens. According to Suetonius（Caesar, Chapter 24），Caesar had already formed it during the Gallic War and not, as Domaszewski believes, as late as the year 50 B.C. There is nothing more natural than for us to assume that it belonged to those 22 cohorts of the year 52 B.C.，and the same for the Sixth Legion, although of course Suetonius speaks of only one such barbarian legion. If we consider, however, that the Sixth Legion now appears in the Commentar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as Napoleon III has already remarked, it arrived before Alesia as part of the main army; that Caesar cannot possibly have still had a veteran legion in Cisalpine Gaul at that time; that nothing would be more natural than for Caesar, after he had defeated Vercingetorix and the province was no longer in need of protection, to order up to his main force a part of the garrison ther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decisive battle—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can hardly reach any other conclusion than that this legion was also a part of those 22 cohorts “praesidia ex ipsa coacta provincia”（“the garrisons drawn from the province itself）.

In opposition to thi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in the Bellum Alexandrinum, Chapter 69，it is said that the Sixth Legion had been reduced to 1，000 men as a result of hardships and battle losses（“crebritate bellorum”[“the frequency of the wars”]）and that it was deactivated in 45 B. C.as a veteran legion. Even if it was not formed, however, until the winter of 53-52 B.C.（but perhaps also earlier），it had still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s in defense of the province, the battle against the relief of Alesia, and later the entire civil war and therefore had at least six years of intensive battle experience behind it when it followed Caesar from Egypt against Phar-naces. In a footnote on his page 171 Domaszewski, even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Fifth, Alauda, Legion was not formed until 50 B.C.，cites it as a veteran legion in 48 B.C.

（Added in the second edition.）Gröbe（Festschrift fur Otto Hirschfeld，1903，reprinted in the 2d ed, of Drumann’s Römische Geschichte，3：702），in a study concerning Caesar’s legions, likewis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ifth Legion had been formed from the cohorts that had been mentioned as being in the province in 52 B.C. But he fixes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unit as not occurring until 51 B.C. The Sixth Legion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civil war was supposedly not formed until 50 B.C, after the older Sixth Legion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Pompey（and was designated as the First Legion in his army）.

The 8 cohorts that I assume to have been in Cisalpine Gaul are not considered by Gröbe.Consequently, he gives Caesar only 10 legions in the year 52 B.C. The difference, however, is smaller than it appears, since it is only a question of whether legions were formed from the 22 cohorts somewhat earlier or later and whether the 8 cohorts in Cisalpine Gaul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 in 52 B.C. Cicero’s letter to Atticus in December 50 B.C.，cited by Gröbe, seems to poi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new units in 50 B.C.：（7.7.6）“Imbecillo resistendum fuit et id erat facile; nunc legiones XI, equitatus tantus, quantum volet, Transpa-dani.”（“Resistance was weak, and the task was easy; now there were 11 legions and as much cavalry as he might wish, levied from the region north of the Po.”）But there is not really anything to be learned from this passage, sinc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Caesar had had in 52 B.C.，in addition to his 10 legions, the 22 cohorts.

2. The cited dat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Stoffel's calculations, based on the estimates of the astronomer Leverrier, which were requested by Napoleon III. According to Ideler, Mommsen, Matzat, Soltau, and Unger, the events occurred some three weeks earlier.

3.When Caesar moved out on the following day and initially took the route back toward Ilerda, the Pompeian soldiers naturally believed that a lack of provisions was forcing the enemy to retire. This does not contradict the sentence above, however.

8　希腊战役

1.Perhaps even a few more.Gröbe, in Drumann’s Roman History（Römische Geschichte），2d ed.，3：710.

2.28 November 49 B.C, according to Stoffel；5 November, according to Mommsen.

3.These observations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these points had already been made by a commission sent out by Napoleon III in 1861 in a work published by L. Heuzay, Julius Caesar's Military Operations, studied on the Terrain by the Macedonian Commission（Les operations militaires de Jules Cesar，étudiees sur le terrain par la mission de Macédoine）（Paris，1886），which was confirmed by Stoffel in Life of Caesar（Vie de Cesar）1：138.

4.Domaszewski, in Armies of the Civil Wars（Heere der Bürgerkriege）pp.171-172，considers it impossible for legions to have come from Italy to Illyria, since the Pompeians controlled the sea. This reason is not convincing, since the land route was open.

5.Up to the present this point has probably not been sufficiently emphasized. Ranke, in his World History（Weltgeschichte），even states the opinion that we have descriptions of the battle of Pharsalus that stem from supporters of the Senate and of Pompey. Such is the case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Livy wrote from the Pompeian point of view and Lucanus, particularly, presented the civil war with this bias. But these two were already significantly dependent on written sources, and since, despite their bias, they have practically nothing that does not go back to either Caesar or Pollio, that is a sure proof that a truly Pompeian original source containing unique information either did not exist or had already disappeared at that time. Lucanus apparently did do his best to find such a source but it is downright astonishing how little of a positive nature his work contains which would not be known from other sources. Plathner, in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Zur Glaubwürdigkeit der Geschichte des Bürgerkrieges）（Bernburg Pro-gramm，1882），has compiled these points very well and has shown that Lucanus used Livy as a source. And so the two of them were able to express their sympathy for Pompey’s cause only through the material handed down from the enemy side.

6.Appian and Dio Cassius write of important defeats suffered, in turn, by these detached corps. These reports probably have to stem from Asinius Pollio, but if they were true, there would have had to be in some way or other more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We must therefore prefer Caesar’s report; Pollio must have been taken in by the exaggerated accounts of persons who took part in those battles.

7.Plutarch, Caesar, Chapter 43.

8.That is the sense of Bell. Civ.84.2 and 85.1.

9　法萨卢斯会战　无

10　内战末期诸战役　无

11　战　象

1.Polybius 3.14.

2.Livy 25.41.

3.Sallust, Jugurtha, Chapter 53.

4.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by Fröhlich 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cond Punic War（Die Bedeutung des zweiten punischen Krieges），p.20.

5.Valerius Maximus 9.3. Appian, Iberia, Chapter 46.

6.Orosius 5.13. Florus 1.37.

7.Schubert, in Pyrrhus, p.222，call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in the account of Pyrrhus'campaign in Sicily, which goes back to Timaeus, hardly any mention is made of the elephants.

8.J.Chr.D. Schreber, in The Mammals（Die Saugetiere）（Erlangen，1775），1：245，which is still today the authoritative work on descriptive zoology, strongly emphasizes this point and says that the elephant is even sensitive to the bite of a fly. In Volume 6 of the same work, by J.A. Wagner（1835），p.265，it is recounted how the javelins of hunters remain imbedded in the body and gradually kill the elephant. Baker, in The Albert Nyanza，1：284，tells how skilled hunters can kill an elephant directly by a stab with a spear from below.

9.Appian, Iberia, Chapter 46.

12　结论

1.Frontinus，4.7.1. Similarly, Bell. Afric, Chapter 31.

2.Vom Kriege, Book 7，Chapter 16.

3.Suetonius, Chapter 88.

4.Plutarch, Chapter 11.

5.In the preface to his treatment of the Commentaries of Folard on Polybius，1755.

6. The excellent bringing together of the three citations in the work of Adolf Bauer，“Thucydides'Views on the Conduct of War”（“Ansichten des Thucydides über Kriegführung”），Philologus 50：416.

7.In the oration “Pro lege Manilla” in the year 66 B.C.

[1]普鲁士军事改革家（1760—1831），组建总参谋部，实行征兵制，对普鲁士和德国军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所有的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2]德国古典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作家（1817—1903），其《罗马史》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罗马法和债法的研究对《德国民法典》有着重大影响。

[3]全名为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1854—1929），德国古典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著有四卷本《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和《古希腊罗马人口问题研究》。

[4]全名为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是现代古罗马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5]普鲁士国王，1797年至1840年在位。

[6]波希米亚贵族和奥地利军事将领（1766—1858），曾于拿破仑战争和1848—1849年与意大利的战争中立下战功。《拉德茨基进行曲》就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献给他的。

[7]全名为海因里希·拜茨克（Heinrich Beitzke，1798—1867），德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8]德国历史学家（1769—1860），主要研究德意志民族史。

[9]勃艮第公爵，1467年至1477年间在位，领地北至尼德兰，南抵法国与瑞士交界地带，强盛一时，可惜战死后领地被法奥两国瓜分。

[10]胡斯战争（1419—1434）的起因是宗教改革家扬·胡斯被处死，于是波希米亚（今捷克）本地势力起而反抗天主教会和支持教会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1]又译希洛特人或希洛人，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原住民，后被斯巴达人征服和奴役。

[12]公元前7世纪前后的古希腊诗人。

[13]汉斯·德尔布吕克在本书的德文版中引用了大量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文，但没有给出相应的译文，英译本译者沃尔特·J.伦弗罗（Walter J.Renfroe, jr）将其翻为英文，并加“*”，用直译的方式给出译文，以方便读者对应作者的讨论。

[14]拉西第梦社会分为斯巴达人、珀里俄基人和黑劳士。斯巴达人享有完整的公民权，负责作战。珀里俄基人享有自治权，但没有完整的权利，主要从事工商业。

[15]雅典海军将领和民主派领袖。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战败的雅典被斯巴达扶持的三十寡头统治，色拉西布罗斯遂率众抵抗。

[16]雅典军事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前427—前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著有《回忆苏格拉底》。他参加过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并以这段经历为基础撰写了《居鲁士的教育》和《长征记》。另外，他还写了一本《希腊史》。

[17]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和旅行家，著有《希腊志》10卷。

[18]公元2世纪前后的马其顿作家，著有《战略》8卷。

[19]古希腊悲剧诗人（前525—前456），有“悲剧之父”的美誉。他参加过马拉松会战，著有《波斯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剧。

[20]希波战争早期人物，曾煽动斯巴达人反抗波斯，但并未成功。

[21]俾路支今属巴基斯坦。

[22]即波斯国王。

[23]作为地理称谓，色雷斯指的是土耳其海峡以西以北的地区，今分属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三国。

[24]古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与狩猎女神，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

[25]基督教圣徒，以屠龙英雄闻名。

[26]今恰纳卡莱海峡。

[27]普鲁士历史学家（1799—1878）。

[28]优卑亚岛是仅次于克里特岛的希腊第二大岛，呈长条形，位于雅典和雅典以北的维奥蒂亚地区的东北方，与大陆隔着尤里普斯海峡。温泉关在大陆上，基本与优卑亚岛北端齐平。科林斯地峡则是南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其余部分的分界线。

[29]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一处港湾，内有众多岛屿，包括萨拉米斯岛。

[30]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丛书》（Bibliotheca histo-rica）。

[31]尼波斯全名为科利尼厄斯·尼波斯（约前110—前25），古罗马历史学家，拉丁文人物传记的先驱。查士丁是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腓利史〉概要》一书。弗龙蒂努斯（约40—103），古罗马著名作家、政治家和建筑师。

[32]位于土耳其西部，曾是被波斯征服的古国吕底亚的都城，如今已成遗址。

[33]位于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

[34]位于希腊东北部海滨。

[35]位于希腊中部的维奥蒂亚海滨。

[36]位于西西里岛东岸，起初是科林斯的希腊人建立的一座海外城邦。

[37]雅典雄辩家和民主派政治家（前384—前322），极力反对马其顿入侵希腊，失败后自杀身亡。

[38]今格鲁吉亚西部沿海地区，希腊神话中的伊阿宋曾到这里寻找金羊毛。

[39]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地区，没有被斯巴达人征服，得以保持自治地位。日后成为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代名词。

[40]科林斯附近的一处港口。

[41]达达尼尔海峡亚洲一侧的一处良港。

[42]古希腊地名，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与其隔海相望。

[43]安菲特律翁是一名底比斯将军，也是赫拉克勒斯名义上的父亲（事实上，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化身为安菲泰隆的样子与安菲泰隆妻子生下的儿子）。莱库斯是底比斯僭主，趁着赫拉克勒斯去活捉地狱三头犬刻耳柏洛斯的机会判处安菲特律翁死刑，后者不得不到神庙中避难。这段对话就是在神庙中发生的。

[44]曼提尼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海滨。斯巴达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后不久，底比斯起而反对斯巴达霸权，并在曼提尼亚一举将其击败。可惜没过多久，马其顿就崛起为新的霸主。

[45]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量单位。

[46]此战发生于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人被底比斯人击败。

[47]古地区名，位于今巴尔干半岛西部，亚得里亚海东岸。

[48]此战发生于公元前333年的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南部，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大败于亚历山大大帝。

[49]位于希腊中部偏北，维奥蒂亚与马其顿之间。

[50]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西北方，靠近特洛伊。

[51]希腊史学家，生于公元86年，死于146年，著有记述亚历山大大帝功勋的《远征记》。

[52]波斯帝国的一支职业重装步兵部队，编成于亚历山大东征前不久。

[53]即叙利亚诸关。

[54]今哈塔伊，位于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沿岸，与叙利亚接壤。

[55]古地区名，位于土耳其东南沿海，亚历山大勒塔在它的南边。

[56]全名为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Quintus Curtius Rufus），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仅有《亚历山大大帝传》（Historiae Alexandri Magni）一书存世。

[57]古代民族，生活在欧洲东北部、东欧大草原至中亚一带。

[58]今杰赫勒姆河，是旁遮普地区（旁遮普意为“五河”，现在分属印巴两国）最西边的一条河流。

[59]伊哥斯波塔米海战属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于公元前405年，雅典战败且次年即投降。

[60]伊庇鲁斯位于希腊西北部。

[61]第二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与迦太基三次战争中最长也最有名的一场战争，前后共17年（前218年—前201年）。

[62]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任君主，前578年—前534年在位，他按财产多寡将罗马人分为5个等级并对其进行了人口普查。

[63]古罗马著名史学家（前64或前59—17年），罗马史巨著《建城以来史》的作者。

[64]罗马建城始祖。

[65]辛辛纳图斯（前519—前430）临危受命出任独裁官，退敌后很快就回归农庄。库里乌斯·登塔图斯（去世于前270年）4次当选执政官，以粉碎反抗罗马统治的萨莫奈人起义而闻名。法布里修斯为人清正廉洁，与入侵罗马的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谈判时令对手感佩。

[66]罗马共和国初期与东南方山区的萨莫奈人进行了3次战争（前343—前341；前326—前304；前298—前290），逐步将其征服同化。

[67]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前200—前118），有《通史》残篇传世。

[68]此战发生于公元前168年，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击败了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灭亡了马其顿王国。

[69]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前402—前318），致力于维护雅典独立，但最后不得不对马其顿妥协。

[70]公元4世纪时期的罗马作家，著有《罗马军制》。该书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广受重视。

[71]全名为卡尔·威廉·尼奇（1818—1880），德国史学家，以古罗马和中世纪德意志研究闻名。

[72]此战爆发于意大利北部，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前218），汉尼拔取得了胜利。

[73]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在罗马以北的山中湖泊特拉西梅诺湖几乎全歼了一支罗马军队。

[74]1884年英国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Fabian Society）就是以“法比乌斯”命名的，取中庸渐进之意。

[75]西班牙东部城市。

[76]即阿尔卑斯以南的高卢人生活区域，相当于今意大利北部。

[77]罗讷河发源于瑞士境内，向西注入日内瓦湖后转向西南，从普罗旺斯汇入地中海。

[78]埃布罗河位于西班牙东北部，波河位于意大利北部。

[79]从亚平宁山脉向东注入亚得里亚海，位于波河以南，罗马东北方。

[80]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会战是继业者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统治马其顿本土的安提柯一世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一世被亚历山大大帝的其他旧部将联合击败。

[81]217年，统治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与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在拉菲亚（今巴勒斯坦拉法赫）爆发大战，安提柯麾下的塞琉古军大败。

[82]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场会战，发生于1741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击败了前来救援尼斯堡的近两万名奥地利骑兵。

[83]古罗马作家和诗人（约卒于公元前169年），代表作为叙事诗《编年史》。

[84]古罗马历史学家（95—165），代表作为《罗马史》。

[85]古罗马政治家（前154—前121），两度担任保民官，推动全面改革，但被元老院逼迫而死。

[86]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可能起源于日德兰半岛北部。

[87]“Shanghai”在英语中是一个动词，一个人若被以欺骗、胁迫、暴力相向而到船上做工则称为被shanghai了，与大英帝国海军的强制入伍有关。

[88]第纳里（denarius），古罗马银币，最早铸造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最后一次发行是在《沉思录》的作者奥勒留皇帝在位期间。起初1第纳里=10阿斯，但后来多次贬值。目前伊拉克、科威特等中东国家的货币“第纳尔”的词源就是第纳里。

[89]本都王国存在于公元前281年至公元前62年，以安纳托利亚东部为核心区域，势力在末代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即这里所说的米特拉达梯）达到极盛，但随之被罗马击败灭国。

[90]雅典平原的一条河流。

[91]古罗马政治家与历史学家（150—235），仅有残篇存世。

[92]古代底格里斯河畔的一座大城，今为遗址。

[93]今尚勒乌尔法，位于土耳其南部边境地带。

[94]位于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线的西侧。

[95]古代城市，位于今伊朗西部的哈马丹。

[96]古代区域名，位于今伊朗里海沿岸地带的东南部，在埃克巴坦那以东。

[97]赫尔维蒂人原本居住于今瑞士和德国西南部。

[98]埃杜伊人生活在萨恩河与卢瓦尔河之间，相当于今天法德边境地区的中部。塞夸尼人在埃杜伊人的东边，与更东边的赫尔维蒂人隔着汝拉山脉。

[99]布克拉特属于埃杜伊人的地盘。

[100]卢瓦尔河是法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中央高原南部的塞文山脉，北流至奥尔良一带后转向西边，最后汇入比斯开湾。

[101]生活于今荷兰南部、比利时东部和德国的莱茵兰地区。

[102]位于希腊西北部。

[103]位于意大利的东南角，也就是鞋后跟处。

[104]萨洛尼卡位于希腊北部滨海。拜占庭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历史上也叫君士坦丁堡。

[105]法萨卢斯位于希腊中部内陆。

[106]选译自第一篇第1章。

[107]与“迈锡尼”（Mycenae）不同。麦西尼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拉西第梦（斯巴达）以西，迈锡尼则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拉西第梦以北。

[108]作为对比，2017年的中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144人。

[109]《克里奥》（Klio）是德国最早的古希腊罗马史杂志之一，创刊于1901年。克里奥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历史之神。

[110]雅典位于爱琴海南端。利姆诺斯岛位于爱琴海北部，与雅典直线距离约250千米；伊姆罗兹岛今称格克切岛（Gökçeada），位于爱琴海东北部，属于土耳其，距雅典约300千米；斯基罗斯岛位于爱琴海中部偏南，距雅典约130千米。作为对比，福州至台北的距离约为250千米，大连至烟台的距离约为160千米。

[111]选译自第一篇第5章第7条。

[112]选译自第二篇第4章。

[113]选译自第五篇第2章。

[114]选译自第六篇第1章。

[115]克利图斯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位将军，在一次酒宴上出言冲撞了亚历山大，于是被杀。

[116]古希腊贵族，公元前207年首次出任亚该亚同盟将军，采用马其顿方阵战术，于曼提尼亚会战中击败斯巴达。

[117]斯巴达（拉西第梦）国王，前235—前222在位，面对马其顿和亚该亚同盟的双重压力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国家，但最终事败身死。

[118]选译自第六篇第2章第1条。

[119]德国历史学家（1817—1895），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有《1789—1800年革命时代史》等书。

[120]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人称“士兵王”，1713年至1740年在位，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弗雷德里克二世（又称“腓特烈二世”）。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于1797年至1840年在位。

战争艺术史（第2卷）：蛮族入侵

目录

第一篇 古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冲突

1 早期日耳曼民族

2 日耳曼战士

3 古罗马降服日耳曼

4 条顿堡森林会战

5 日尔曼尼库斯与阿米尼乌斯

6 战争的高潮与结束

7 古罗马与日耳曼的僵持局面

8 古罗马帝国的军队建制与军人生活

9 军事理论

10 古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与解体

第二篇 民族大迁徙

1 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古罗马军队

2 斯特拉斯堡会战

3 阿德里安堡会战

4 军队兵力

5 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日耳曼军队

6 日耳曼人与古罗马人的混居

第三篇 查士丁尼皇帝与哥特人

1 查士丁尼军制

2 塔吉纳会战

3 维苏威火山会战

4 卡西林努斯河会战

5 战略

第四篇 向中世纪过渡

1 古罗马-日耳曼国家的军事组织

2 战术变化

3 初期日耳曼-古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

4 封建制度的起源

附注选译

1 日耳曼人政治-社会结构

2 阿里索的位置

3 古罗马的人口、贵金属供给和军事体系

注释

赫尔曼（阿米尼乌斯）纪念碑。在条顿堡森林会战中，日耳曼人在车茹喜部人的阿尔米尼乌斯领导下击败罗马军团，其统帅瓦卢斯自杀而死。

日耳曼尼库斯，罗马皇帝提比略养子，卓越将领。条顿堡森林会战后，日耳曼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日耳曼尼库斯临危受命，打败了阿米尼乌斯。

卢浮宫的尤利安皇帝雕像。在斯特拉斯堡会战中尤利安击败了强大的阿勒曼尼人。

铸有瓦伦斯头像的钱币。瓦伦斯率领的罗马帝国精锐部队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被哥特人彻底击败，这是罗马军队在坎尼会战和条顿堡森林会战之后的最大失利，也是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标志。

圣维他教堂的镶嵌画，带光环者为查士丁尼一世，其左侧蓄须者为贝利撒留，右侧为纳尔西斯。

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克洛塔尔二世和他的花押。克洛塔尔二世在公元614年颁布的《巴黎敕令》对法兰克贵族做了多项承诺，其中之一是某地的伯爵人选只会出自当地的大地主。

第一篇　古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冲突

1　早期日耳曼民族

为了理解日耳曼人[1]的军制和军事，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日耳曼人的政治-社会结构。

与高卢人一样，日耳曼人没有实现政治统一，而是各部落（Völkerschaften; civitates）分治，每个部落平均控制2000平方英里（约5200平方千米）左右的范围。由于有受到敌人突袭的危险，各部边境无人居住，因此只需一天左右的时间便能从一个部落最外侧的定居点来到部落的主要聚落。

由于森林和沼泽覆盖着大片土地，居民实际开垦的范围并不大。他们主要以鲜奶、奶酪、畜肉为生，人口密度不会超过每平方千米4.2人到4.6人。因此，每个部落通常有2.5万人左右，大部落有3.5万到4万人。这样算来，成年男性的人数就在0.6万到1万之间，即使按最大的数目算，减掉1000名到2000名缺席的人，一个人说话也能让全部落的成年男子听到，因此仍然可以组织统一的议事大会。部落的最高主权就由这样的全民大会行使。

部落（tribe）是由氏族（clan）组成的，也叫“百户”（Hun-dred）。氏族之所以叫氏族，是因为它们不是随意编成的，而是由自然的繁衍关系结合起来的。完全不存在可以让年轻人流入并在那里组成新社会关系的城市。每个人一直都要生活在他出生的团体中。不过，氏族也会被称作“百户”，因为每个氏族约有100户战士。1当然，实际数目往往会比100大，因为日耳曼人对“百”的用法是宽泛的约数，即大的数目。除了数目，“百户”还有族长的意味，因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实际亲属关系毕竟相当稀薄。氏族不可能起源于若干住在附近的夫妇，然后这些夫妇经历数个世纪的开枝散叶，发展成一个大的氏族，而只能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规模太大、一个地方供养不了的氏族会分裂。于是，一定的规模，一定的数目——大约是100——既是群体的基本单元，也是群体的起源。因此，氏族的性质取决于户数的程度不次于氏族的起源。氏族（Geschlecht）和百户（Hundertschaft）是等同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将一个氏族或者说百户的总人数估计在400到1000人之间，个别多的可能到2000人，其控制的土地叫作“宗域”（district），面积为20平方英里（约52平方千米）左右，也可能有几倍大。全族聚居在一个村庄里。日耳曼人修屋子时不会彼此紧贴在一起，而是视场址、森林、泉水便利自建。不过，我们不能将其理解成今天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地区常见的那种独立农庄，而是一大片松散的聚落。耕种的活计主要由女人和不适合打猎参战的男人承担，他们的收获非常微薄。为避免土地贫瘠，聚落地点经常变更。即便到了比较晚的时候，日耳曼的法律也不将房屋视作不动产，而是视为动产。我们前面说过，每平方千米居住的平均人数为4.2人到4.6人，于是，一个750人的村庄相应就有60平方英里（155平方千米）左右的土地。2除非定期迁移，否则实际利用的可耕种土地不会太大。尽管日耳曼人已经不再是游牧民了，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仍然相当松散。

在战时，氏族成员——同时也是同村的村民——共同组成一个单元。因此，直到今天，挪威语里还将一支军队称为“Thorp”；在瑞士，“Dorf”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群人，“Dorfen”的意思是召开集会。实际上，德语词“Truppe”（军队）也有着同样的渊源，是由法兰克传到拉丁，最后回传到日耳曼的。这个词保存了我们的先祖在尚无任何文字记载时代的记忆。外出作战的是平时聚居的村民，因此，“村庄”（Dorf）和“军队”（Truppe）这两个词都来自同一个词。3

因此，古代日耳曼社区从定居方式来看是村庄，从居住区域来看是宗域，从人数规模来看是百户，从人际关系来看是氏族。土地不是私产，而是公产，属于关联紧密的社区。用后来的说法来看，它形成了一个“公社”（communal march）。

罗马人没能完全对应上述现象的词汇，因此只能片面描述。本来最接近的一个词“ǵens”，已经几乎完全形骸化，其对说拉丁语的人来说几乎没有实在意义。于是，恺撒将日耳曼氏族称作“居住在一起的部族和父系家族”（ǵentes coǵnationesque hominum, qui una colerunt），以表达这些聚落中的真实血缘关系。塔西佗说，“家族及其亲属”（familiae et propinquitates）一起下地劳作，社区（universi）占有可耕作土地。保罗执事（Paulus Diaconus）也觉得没有一个拉丁语词能真正表达出日耳曼人的状况。在他用拉丁文写成的书里，保罗照搬了日耳曼人的词汇“fara”[家庭，这个词也是pario（我生下）及其过去时形式“peperi”的词源]，同时附上3个译词：ǵenerationes（种族、家庭）、lineas（家系）和prosapias（家庭）。4用来描述村庄的词汇也有同样的困扰。罗马人的村庄（vicus）面积很小，而且像城市一样密集建设。为了表示日耳曼村庄面积更大、建筑更松散的性质，塔西佗用了“村庄与乡野”（vici paǵique）这个词。

每个社区有一名选举产生的首脑，被称为“长老”（Altermann）或百户长（hunno），就像同一个社区既被称为“氏族”，也被称为“百户”一样。乌尔菲拉（Ulfilas）[2]用“百户长”（Hundafaths）来指称《圣经》里的百夫长（centurion）。盎格鲁-撒克逊人有Ealdorman，挪威则有Herredsköniǵe或Hersen。在整个中世纪，“Hunno”这个词都继续存在于德意志的许多地方，意思是村长，具体形式有Hunne、Hun和Hundt，甚至一直流传到当代锡本布尔根（Siebenburgen）方言中的Hon。

长老（hunni）在平时领导和管理村庄，在战时指挥男丁。但是，他们与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在社会中，他们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普通公民。他们的权威不足以在发生重大纠纷或罪行时维持和平，其地位和眼界也不足以发挥政治引领的作用。每个部落都有一个或几个地位远高于普通大众的贵族，他们享有特殊的地位，自称是神的后裔。公民大会从贵族中选出若干“酋长”或“为首者”（principes），他们巡回于各宗域之间（“per paǵos vicosque”：“穿过村庄与乡野”）开庭断案、对外交涉、共议大事，还可能为了推动提案在公民大会通过而与百户长们磋商。开战期间，一名酋长还会出任总指挥，名为“公爵”（duke）。

通过瓜分战利品、贡品、礼品、强迫劳作的战俘和有利可图的联姻，贵族们积攒了日耳曼人眼中的巨大财富。5凭借这些财富，他们能够维持一支由自由人组成的扈从。扈从是最勇猛的战士，对领主宣誓效忠，至死方休，与主人同吃同住，平时显示威仪，战时护卫襄助（“in pace decus, in bello praesidium”：“平时充当依仗，战时作卫士”）。不管酋长走到哪里，扈从都为他的话语增添权威和力度。

明确规定只有贵族才能当选酋长的法律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在现实中，贵族已经与大众截然分开，平民想跨入精英圈子是不容易的。大会为什么要选一个不比其他人更有地位的老百姓当酋长？尽管如此，平民家族连续出了几代百户长，赢得超乎寻常的声望乃至财富，并因此被贵族阶层接纳的例子并不罕见。事实上，贵族家庭本身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杰出父亲的儿子在选举官员时具有天然的优势，之后逐渐转变为一种惯例：酋长去世后，人们都觉得老酋长的儿子有资格继任并被选为新酋长。酋长身份带来的种种优势又会提升酋长家族的地位，以致其悬隔于大众，于是其他人竞争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如果说这种心理-社会过程在当代公共生活中只有微弱的迹象，那是因为望族阶层的自然发展过程受到了其他强大力量的抗衡。在古代日耳曼人中间，世袭制无疑是从起初的选举制中发展而来的。在被罗马征服的不列颠地区，出身旧贵族的酋长成了国王和公爵。在本卷讨论的时代，上述关系依然在发展过程中。贵族阶层无疑已经上升为高出平民的群体，但百户长仍然属于群众，而且欧洲大陆的百户长从来没有取得过特殊的单独阶层地位。

罗马人似乎将酋长与百户长的集会视为日耳曼部落的元老院。地位最高的家族的子弟自幼便被赋予贵族的威仪，他们还会旁听长老议事。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努力追求不平凡、异于平民寻常生活事物的年轻贵族会由扈从负责教导。

只要大权掌握在一名酋长之手，或者其他酋长都被一名酋长消灭或压制，酋长共治就会转变为王制。因此，就其自身而言，这套制度的根基和精神还没有转变，因为最高的、最终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全体战士出席的大会中，一如旧制。酋长统治和国王统治的区别很小，以至于有一次，明明有两名酋长同时在位，但罗马人竟然将其中一人称作国王。6另外，王位与酋长一样不是世袭相承的，而是能者居之，由人民投票和欢呼拥戴产生。在这个过程中，有身体或精神问题的继承人是有可能也确实会被选下去。如果说国王和酋长只有数量上的区别，那么领导和指挥的权力由一人或多人掌握的自然差别就仍然是巨大的。从现实角度看，国王独治完全排除了反对势力、公民大会权衡不同方案、提出各种建议的可能性。公民大会的主权渐渐变成了单纯地拥戴新王。但即便对国王来说，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有国王在场，日耳曼人仍然保留着自由民的高傲和质疑精神。“在日耳曼人究竟能多大程度接受他人统治上，”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13.54）写道，“他们都是国王（in quantum Germani reǵnantur）。”

宗域与邦国的关系相当松散。一个宗域迁居到远方，以至于逐渐脱离了原先所属的邦国，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参加公民大会比以前麻烦了，去的人也少了；两群人渐渐不再有共同利益了。至此，宗域与邦国之间就只剩下同盟关系了，而且随着迁居氏族逐渐壮大，也会形成新的邦国，先前的百户长家族则变成酋长家族。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各个宗域被分给若干酋长管辖，这些酋长将手下的宗域联合起来，建立王国，与母国脱离关系。这一点在文献里没有被直接证明，但却反映在流传至今的文献中的常见的含混用语上。在我们看来，车茹喜人（Cherusci）和卡狄人（Chatti）好像是民族（civitates）意义上的部落，但他们的地域极其广大，以至于其实可以被视为邦国联盟。在名目繁多的部落中间，我们也大可以怀疑它们或许不过是宗域而已。反过来看，“宗域”（paǵus）这个名称可能常常指的也不是一个百户，而是一名统辖多个百户的酋长的领地。最稳固的关系在团结的百户（氏族）内，百户的成员以类似公社的方式共同生活，并且不容易由于外部和内部因素而解体。

2　日耳曼战士

本书第1卷中说过，军事成就不止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差别极大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即单个战士的勇猛和体魄；另一个根源是个体战士要结成坚固的阵形，也就是战术单元。尽管这两种力量——单兵战力和集体团结——的性质不同，但后者绝不是与前者无关。一个全由懦夫组成的单元，不管他们操练得多么熟练，都是做不成事的。然而，如果一群人有中等的勇气，再加上团结组织的成分，那他们的战斗力就要高于纯粹的个人勇武。希腊公民的方阵粉碎了波斯骑士的胆气。古代战争艺术史的主线就是方阵这种战术单元发展完善、推陈出新、形成梯形战术和大队战术的过程。罗马人之所以不断取胜，不是因为他们比所有对手都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有纪律，由此形成了更坚固的战术单元。通过这段发展史，我们就能明白从起初死板的方阵演进出各种更小、更灵活的战术单元是多么重要，又多么困难。

只要记住古代战术史的历程，再加上对日耳曼人组织形式的了解，我们一眼就能明白日耳曼人必然蕴含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贴近自然的原始蛮荒生活中，在不断与野兽和相邻部落的战斗中，每一个日耳曼人都养成了高绝的个人勇武。他们生活的团体既是氏族，又是邻居，大家在经济、社区和军事方面都同心一致，而且领导者的权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整个团体。不论平时还是战时，百户长统率的日耳曼百户所具有的凝聚力，都让纪律最严格的罗马军团望尘莫及。日耳曼百户和罗马军团蕴含的心理因素完全不同，但结果却别无二致。日耳曼人不做操练，百户长几乎没有明确的处罚权，更别提严厉惩戒部属了。日耳曼人甚至没有真正的军事服从概念。但是，整个团体有着牢不可破的团结。百户的团结是如此坚实巩固，以至于历史文献中也会用村庄、社区、同志和氏族来称呼百户。与文明民族不得不通过纪律打造的人为团结相比，这种天然的团结还要更强。论列阵严整、行军有序、进攻时队伍不偏不散，罗马的百人队要优于日耳曼的百户。但是，日耳曼百户内在的就有团结，人人士气高涨，彼此真心倚靠。哪怕是在外部形势混乱、队伍完全被打散以至于经常出现撤退的情形下，日耳曼百户的内在团结也足以维持阵势。百户长的每一声高呼——我们就不用“命令”这个词了——部属都会听从，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会听从。凡是缺乏训练的战士群体，真正的弱点都在于惊慌失措；但是，日耳曼百户即使是在撤退时也能听从酋长号令，不再后退，反身再上。1

因此，前一章先阐明百户长与长老，宗域、氏族、百户与村庄长老两者的同一性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抽象政治-法律状况的一个争论点，而是要探索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因素。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百户长统率的不是一支人员构成和组织形式变动不居、依据具体形势而遴选出来的队伍，而是天生就统领一个自然形成的单元。百户长的名号和战时职能与罗马百夫长相似，但两者的区别就好比自然天成与琢磨造就。一名平时不行使族长管理职责的百户长，到了战场上的效果就和平时不操练的百夫长一样。但因为他是族长，所以他不需要部属宣誓效忠、军法或严密管控部属，就能拥有等同于罗马百夫长必须通过最严厉的管教才能达到的组织性，以及类似于后者的服从性。

罗马人有时会说日耳曼人没有秩序，2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为鼓励军团士兵时也说过“他们撤退起来毫无羞耻之心，也不听长官号令”（“sine pudore fiaǵitii, sine cura ducum abire”）。可按照罗马人的标准，这些话并不属实。但这从反面证明了日耳曼人强大的凝聚力，在斗志高昂的领导下，他们可以在看起来毫无秩序、暂时后退、没有真正的命令式指挥的情况下维持作战，而不至于阵形瓦解，甚至不会吃大亏。

日耳曼步兵采用的战术被古人称作“cuneus”，近代学者将其译为“楔形战术”（Wedge）。但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就像我们说的“纵队”一样——从技术角度来看，“纵队”大概是cuneus最准确的译法。如果一个人想要比较“纵队”和“横队”两个概念的区别，那么他会指出，“横队”是宽度大于深度的阵形，“纵队”是深度大于宽度的阵形。但是，如果说这些概念运用到现实中已经有模糊的地方了，那么实际用词更是远远超出了“横队”与“纵队”的基本概念划分。例如，我们会将一个深度只有6人、宽度为12人至40人的阵形称作“连纵队”。同理，我们发现罗马人将概念上肯定属于“方阵”和“横队”的阵形称作“楔形阵”（cuneus）。以李维对坎尼会战的记载为例，参战的迦太基中军被称作“很浅的楔形阵”（cuneum nimis teneum），而实际上，它不仅肯定是线形阵，甚至——按照李维的形容——是很浅的线形阵。Cuneus的意思甚至往往不过是“队伍”而已。3

进一步看，如果从“Cuneus”这个词不能得出确切含义，那么这个词除了笼统描述，同样有具体精确的用法，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ǵ）时期[3]的几名作者似乎懂得这个词的精确含义。韦格蒂乌斯（Vegetius，3.19）将cuneus定义为“步兵阵形，前窄后宽，向前推进以打破敌军阵线”。据阿米亚努斯（Ammianus，17.13）[4]记载，罗马人——蛮族人组成的罗马军事单元——以“军人般的直接”（soldatische simplicitas）发起攻击，采用“野猪头阵形”，“前端缩成一个点”（desinente in anǵustum fronte）。阿加西亚斯（Agathias）[5]写道，与纳尔西斯（Narses）作战时，法兰克人摆出了三角形的楔形阵（embolon）*。因此，楔形阵通常是这样的：前端是一名最优秀的战士，第二列有3人，第三列有5人，以此类推。但稍加详查就会发现，这个概念是不现实的。不管楔形顶点的那个战士的身体有多强壮，装备有多完善，当他击倒正面的敌军时，后者左边或右边的敌人总能发现侧面出击的机会。为保护前出战士免受两面夹击，唯一的办法就是第二列的战士尽快上前。但阵形接下来不断展开：现在楔形阵的顶端有3人，他们受到5人的攻击。于是，第三排的战士必须尽快冲到前面。简而言之，楔形阵并不能打穿敌军正面，而是在两军接触的那一刻就开始摊平，并在很短时间内由纵转横。原本为了保持楔子形状而有意留后的侧翼士兵全都冲向前方；三角形的底边开始向前推，端点则向后退，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侧翼的士兵原本身前空荡荡，现在变成了身后空荡荡。因此，楔形阵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估计顶端反而要比侧后士兵还在向前冲的时候损失更惨重。楔形阵可谓愚不可及。一群人不管团结得多么紧密，终究是个体的总和，往前推进当然做得到，但不能像铁锋一般将侧方的全部压力集中于一点或刃上。

古典时代的文献中有两处对楔形阵的正确描述，一处是塔西佗，另一处也是在民族大迁徙晚期，即莫里斯（Mauricius）皇帝或托名为莫里斯皇帝的某人撰写的《战略》（Strategicon，成书年代或为公元579年）。《战略》[6]中写道，“金发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Lombards）等类似民族——的进攻阵形深度和宽度相等。4塔西佗（《历史》4.20）则提到了巴达维亚人（Batavians）的“楔形阵”：“四面紧密，前后侧翼皆坚固”（“densi undique et frontem terǵaque ac latus tuti.”）。如果“四面人数相等，不仅前后相等，左右也相等的紧密队伍”是方阵，那么，深宽都是20人，总人数就是400人；深宽都是100人，总人数就是1万人。这样的阵形不会是正方形，而是一个前窄后宽的四边形，因为在行军过程中，横排间距会拉大到纵列间距的两倍左右。如果队长，或者说酋长走在深度这么大的纵队前方，身后或两旁是扈从的话，那么队伍看起来就像方阵前面探出一个点。与现代作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骑兵旅进攻时的情形：旅长带头，身后有3人——副官加上两名司号员——再后面是两名团长及其副官和司号员。接着依次是8名中队长及其司号员、32名排长和其余士兵。我们可以用三角形来描述它，但它只是阅兵阵形而已。按照条令规定，骑兵旅并不是渐次插入敌军正面，真到打仗的时候，尽管军官排在前面，但他们会号召士兵冲到自己前面，从而全体同时冲入敌军。日耳曼“野猪头阵形”的尖角同理。当日耳曼酋长或北欧领主（thane）领着扈从走在士兵方阵前方时，他会利用先锋的位置发起冲锋，带动和激励全体战士随自己向前。但那杀入敌军大概是同时发生的。顶点的任务并不是率先楔入，而是在两军整体相撞的那一刻随队长冲锋，发挥冲击单元的作用。即使前端没有一个顶点，深纵队也会呈现为三角形。如果这样一个楔形阵——假设长宽都是40人，总数为1600人——向一个宽大的正面冲锋，那么受威胁最大的位置就是第一排的两端，因为这两个人在两军相撞时不仅要对付前方的敌人，还要招架敌方最近的纵列敌人发起的侧面攻击。因此，前排侧翼的士兵进攻时会比较谨慎，稍向后退，于是最先接战的就是前排中部。另一方面，后排靠外的纵队进攻时很容易被挤到外面。这样一来，本来就狭长的纵队前部就会给人留下尖角的印象。但这并不是好事，与其说是结阵，不如说是解阵。在冲击和推挤敌军时，整个阵形越齐整越好。前排侧翼士兵越勇敢，其他人就越不会怀疑他们是畏葸不前。后排士兵越能掩护好纵队，冲击力就越强。毫无疑问，队长们会尽可能确保士兵发起冲击时的深度与宽度协调。

当日耳曼人以纵队冲锋时，战士们会唱响“战歌”（baritus），同时将盾牌举到嘴巴前方，利用回声来扩大音量。“一开始像是单调的低语，”塔西佗告诉我们，“音量随着激烈的战斗而越来越大，直到如惊涛拍岸一般。”5我们之前发现斯巴达方阵的随军笛手是其行军有序的证据（参见第1卷），同理，战歌也能证明日耳曼楔形阵的秩序性。

如果日耳曼楔形阵冲向另一个类似的单元且双方都没有被冲散，那么，双方后部的士兵都会往外冲，试图包抄对方。如果楔形阵冲击的是方阵，要么楔形阵突破了敌阵，这时敌军很可能不是被砸开了一个点，而是被撕开了一条线；要么方阵稳住了阵脚，这时楔形阵除了继续战斗就别无选择，只能尽快从后面拥上前去，拓宽正面，同样转换成方阵。

罗马百夫长有固定的位置，在方阵前排的右侧行军。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职能：维持与敌军间距，下令齐掷标枪后近距离突击。日耳曼百户长则是昂首挺胸地走在楔形阵的前方。当几个氏族共同组成一个大的楔形阵时，每个小阵形只有两三列宽，彼此紧挨着，百户长走在各自小阵的前面，酋长带着扈从走在大阵前面。由于不需要下令齐掷标枪，因此也不需要维持间距，发起攻击时与敌军的距离要长得多。队长不需要担心友邻单位的情况，也不需要维持特定的方向，只需要找准最有利的路线，抓住偶然出现的机会，领着身后的士兵向前猛冲。

日耳曼最初的战术单元是略呈方形的深纵队，正如古希腊罗马最初的战术单元是窄长的方阵[7]。再次强调：这两种阵形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毕竟，方形阵的行列数不一定要相等，就算纵列数大约是横行数的两倍——比如宽度为140人，深度为70人，总共9800人——目的同样能够达到。我们仍然可以将这样的阵形称作“方形阵”，而且事实上也必须这样做，因为70人的深度已经足以独立护卫侧翼了。6借用塔西佗的说法，它仍然是“四面紧密，前后侧翼皆坚固”。反过来看，大纵深的希腊方阵也是有记载的。这样来看，两种阵形之间就没有明确的界限，会有交叉。但这并不会泯灭它们在理论上的对立关系。而且，我们也不难明白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最初采用不同阵形的原因。

希腊方阵比楔形阵优越的地方在于，它直接投入战斗的武器更多。10排纵深、1万人的希腊方阵，第一排有1000人；换成100排纵深的楔形阵，一线人数就只有100人了。如果楔形阵不能立即突破方阵，那么其马上就会被四面合围。希腊方阵是一种可以执行包抄的阵形。

反过来看，希腊方阵的弱点在于侧翼：一侧受到的强大压力会将阵形卷起来并被击垮。骑兵尤其适合施加这样的侧翼压力。但日耳曼人有强大的骑兵，希腊人和罗马人则没有。因此，日耳曼人偏好大纵深阵形，以加强和保卫侧翼。而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这种需求的重要性就小得多了，他们可以冒险让纵深变浅，从而将更多的武器推到一线。

另一个事实也必然起到了强化双方各自倾向的作用：日耳曼人的护甲质量和数量都不及工业发达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因此，日耳曼人惯于只将少数装备最好的战士放在前排，以便尽可能增强大纵深带来的冲击效果。楔形阵内部那些装备低劣的士兵并不能造成太多杀伤。

最后，楔形阵还有行动便捷的优点，地形破碎也不会使其陷入混乱，而希腊方阵快步前进时只能走很短的一段距离。

问题在于日耳曼方形阵的规模有多大？平常是结成一个大阵，还是分散成几个或许多个小阵作战？总体阵形又是什么样的？

恺撒说过（1.51），在与阿里奥维斯塔作战时，日耳曼军队是按部落（ǵeneratim）结阵的，阵与阵之间等距排列：阿鲁得斯人（Harudes）、马克曼尼人（Marcomanni）、得里布契人（Triboci）、汪琼内斯人（Vangiones）、内美德斯人（Nemetes）、塞都尼人（Seduni）和苏维汇人（Sueves）。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的人数（参见第1卷）。恺撒带上战场的军团规模大概在2.5万到3万人，而日耳曼一方无论如何都要弱得多，因此不妨估计为最多1.5万人。那么，排除骑兵和部署在阵前的轻步兵，日耳曼人共摆出了7个楔形阵，每阵2000人，长宽各为40人左右。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冲了上来，罗马百夫长甚至来不及照例下令投掷标枪，士兵就将标枪丢掉，立即持剑格斗。恺撒接着写道，日耳曼人马上照例转为方阵（“Germani celeriter ex consuetudine sua phalanǵe facta impetus ǵladiorum exceperunt”：“日耳曼人很快就按照习惯，结成方阵来迎战罗马人刺出的剑”）。我对此的解读如下：当方形阵没有突破罗马人的战线（恺撒自然地命令第二梯队上前支援），罗马人插入己方阵形空隙，要从侧翼打垮楔形阵时，最后排的日耳曼战士冲到前面补空，于是形成了希腊式的方阵。这个过程肯定会有混乱，而且恺撒下面一句的“方阵”用了复数形式，或许可以解读为：日耳曼人没能组成一整条连续的战线。后排战士冲到前方的行动是表现日耳曼军个人勇武的一个光辉例证，因为楔形阵既然没有突破罗马军的方阵，那么日耳曼军的强项便失去了基础，战局遂转向不利。面对人数占据优势、阵脚稳固且更加严整的罗马大队，日耳曼人也没有丧失勇气。7

塔西佗对战况的记载与恺撒描述中得出的图景相符。根据塔西佗（《历史》4.16）的说法，西威利斯（Civilis）将手下的坎宁尼法提斯人（Canninefates）、弗里斯人（Friesians）和巴达维亚[8]人各自编成了楔形阵。在另一场战斗的记载中（5.16），他特意提到日耳曼军不是一字长蛇阵，而是楔形阵（“haud porrecto aǵmine, sed cuneis”）。

由于形状的原因，日耳曼楔形阵很容易集结，且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运动自如。当普鲁塔克（《马略传》19）说安布罗尼斯人（Ambrones）一边有节奏地敲击盾牌，一边迅速进入战斗时，我们不应该按照字面理解，以为他们的脚步像阅兵队列一样精准，而是可以大致将其理解成由一种自然倾向所驱使的动作。另外，日耳曼人也能够轻易将整齐的阵形打散，向前冲锋，或者迅速以零星队伍甚至单兵的形式退入森林或原野。尽管如此，他们这时显然保持着结阵的精髓：不管是出于本能还是队长的号召，内部都具备团结意识，他们相互信任、一致行动。我们前面就讲过，这种精髓决定了一切，它比表面上的秩序重要得多。与由天生的领袖——百户长或长老——统领的、天然形成的日耳曼部落相比，纯粹依靠军纪掌握该精髓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日耳曼人不仅会酣战，更擅长小股战斗、林中突击、奇袭、诈败和各种形式的游击战。

日耳曼人装备有限，而且缺少金属。诚然，他们早就从青铜时代发展到了铁器时代，但与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民族乃至凯尔特人不同，他们还不懂得按照自身的需要来延展坯料，自由地赋予其样式与形制。8令人惊讶的是，在某些方面，相比共和国时期罗马人的武器，我们对日耳曼人的武器要了解得更多，因为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一样会把武器随葬，于是我们今天可以挖出来，而罗马人没有这种习俗。对罗马人来说，武器只是一件制成品，就像他自己在支队里的地位一样，只是一个单位——几乎只是一个数目，征兵官安排他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日耳曼人和他的武器是一体的，武器是主人的一部分，因此，日耳曼人的武器会和尸体一起下葬。我们甚至可以按这个意思更进一步来想。大部分随葬武器都被折弯过，不能使用。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盗墓贼把武器偷走。这种解释大概没抓住重点，因为单纯被折弯过的武器很容易被修复。再说了，随葬品里还有珍贵的珠宝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人死后就什么都做不成了，他的武器也随之失去了力量。对墓葬内容的仔细调查与比对确实修正了一部分罗马人对日耳曼人装备的认识，但总体来说是确证了罗马人的观点。罗马人告诉我们，有头盔或铠甲的日耳曼人极少。他们最重要的防具是覆革大盾，其材质有整块木头的，也有编织而成的。他们头上裹着生皮或皮革。塔西佗（《编年史》2.14）中有一段日尔曼尼库斯的战前讲话。这名罗马统帅说，日耳曼人的军队只有第一排的人（acies）装备了长矛，其他人只有“用火烧出尖的棍子或者短矛”（“praeusta aut brevia tela”）。当然，这是鼓舞士气的夸张说法，如果大部分日耳曼人真的只有尖木棍的话，那他们的勇气在从头保护到脚的罗马士兵面前也是无用的。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第6章中有更准确的记载。他开头也说日耳曼人的长矛和刀剑都很少，接着说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夫拉矛（framea）。他在其他地方（《日耳曼尼亚志》6、11、13、14、18、24）常常提到这种武器并对其有过描述，说它是一种矛，类似于旧式的希腊重装步兵矛。战斧是后来才出现的武器。9

至于长矛和短兵器如何在楔形阵中配合，这一点颇多疑问。在前面提到的日尔曼尼库斯讲话中，他宽慰手下士兵说，日耳曼矛在森林中不如罗马人的短剑标枪灵便。我们或许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日耳曼人的矛的长度与萨里沙长枪和16世纪德意志地区雇佣兵“国土佣仆”（lansquenet）的长枪相当，这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长矛是双手武器，因此长矛手不能持盾，于是我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长矛手是穿盔甲的。他们站在最前列——大概与起保护作用的牌手混编——形成楔形阵的突击矛头。当他们凭借强大的冲击力突破敌军正面，让对方陷入混乱时，装备夫拉矛的战士就会从后面冲上去，快速进入战线的缺口。如果没有短兵器的密切配合，长枪在近身肉搏中就毫无用处。因此，长矛手自己也必须装备长剑或匕首作为副武器，以便继续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如果我们认为罗马人对日耳曼超长矛的记载是夸大其词，只是因为日耳曼矛比罗马标枪长的话，那么情况就简单多了。如果日耳曼矛只有12英尺到14英尺（约3.66米到4.27米），可以单手使用并配盾，那么它与夫拉矛的区别就不会大到两者无法在方形阵中混编的程度。这似乎是合理的看法。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希腊人、罗马人和后世的骑士都为肉搏战配备了优质防具，日耳曼人没有防具怎么能打仗呢？我曾长期认为，日耳曼人是裹着兽皮作战的，只是兽皮在坟墓中腐烂了。但无数流传至今的日耳曼战士图画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形象10，反而佐证了文献的说法，即他们的防具几乎只有盾牌。问题的答案大概在于作战方式的差别。日耳曼楔形阵的意图是凭借深度打垮敌军，与之相比，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对单兵格斗的要求就高得多了。如果日耳曼人打垮了敌军，接下来就只是追击了。因此，只有外围士兵需要配备防具，后来的瑞士军队也是如此。另外，在机动战和小股作战中——日耳曼人要考虑这种作战的情况甚至比考虑楔形阵还要多——运动灵便极其重要，以至于盾牌以外的防具都被放弃了。

日耳曼人经常使用标枪。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弃用了弓箭。在青铜时代，日耳曼人有过弓箭，而再次使用弓箭要到公元3世纪了。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观点是一致的。11

3　古罗马降服日耳曼

随着罗马人打败高卢人，以莱茵河为国界，他们就承担起了保护新臣民不受日耳曼人侵扰的职责。为免被蛮族奴役，高卢人归顺了恺撒，而罗马称霸高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罗马和高卢联军驱逐了阿里奥维斯塔。但是，开启的战端就此延续了下去。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屡渡莱茵河，世界帝国罗马的新属地在和平条件下越是繁盛，了解自身实力的原始森林之子们对战利品就越是蠢蠢欲动。尽管罗马人对雾气笼罩的蛮荒之地没有多大兴趣，但在他们看来，应对这种持续性威胁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效法高卢，派兵进剿，为日耳曼人的自由画上句点。

奥古斯都[9]平定帝国内地，降服阿尔卑斯山区，将帝国边界推进到多瑙河（Daunbe）后，先是派年轻的养子德鲁苏斯（Drusus）去征服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各民族，德鲁苏斯身殁后又将同样的使命托付给了提比略（Tiberius）。面对艰难的任务，罗马人自有一套方略。

单个日耳曼部落的人数很少，即便许多个部落组成联军，人数也多不到哪里去，就算真组织起了浩大军势，他们也不会运用（参见第1卷中的《罗马针对蛮族的战法》一章）。尽管如此，不管在什么地方，每一个日耳曼人都是战士。除了发动紧密阵形的大军征讨，罗马人面对这些不畏死伤的野蛮人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供给深入日耳曼内地的大军是非常困难的。当地的农业水平很有限，粮食只够很少的人吃。陆上辎重队长途跋涉对组织力的要求很高，而且除了日耳曼人以惊人的勤劳和智慧在沼泽上架起的少数栈道，那里全无现成的道路。德鲁苏斯第一次远征日耳曼腹地因粮草不济而撤兵后，建立了两座前进基地。罗马人在莱茵河下游的主要据点是位于克桑滕（Xanten）附近、利珀河（Lippe）与莱茵河交汇处对面的维特拉（Vetera，今比尔滕，Birten）。在春季和其他季节的部分时间里，小船几乎可以一直上溯到利珀河的发源地。于是，公元前11年，德鲁苏斯在利珀河上游建立了补给点阿里索堡（Aliso，今帕德博恩大教堂）。

如果有人觉得设置堡垒，不管规模大小，是征服和统治周边部落的一种手段，那真是大错特错。对于某些人群和某些情况来说，也许就是估计不会真正爆发战争的情况，或者征服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只有小规模叛乱需要镇压的情况，派军戍守或建立据点有可能起到控御作用。那么，这就不是战略问题，而是警备问题。但是，举个例子，日耳曼人与今天的黑种人不一样，只要一小支驻扎于固定据点的机动部队就能控制后者一大片区域。要是日耳曼人也能这样，罗马人肯定会松一口气。首先，只有通过大规模战争才能征服日耳曼人，而且只要日耳曼人没有降服，堡寨守军的使命就只能局限在确保自身及周边狭小区域的安全而已。恺撒在高卢也是如此，除了为守卫莱茵河大桥所建的一座堡寨，他从来不修建堡寨，因为建了堡寨就要派人去守。他总是集结兵力，从不分兵，以便在野战中凭借绝对优势击败高卢人，使其溃逃。

图1　日耳曼地图：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

有人还认为，德鲁苏斯在利珀河旁修建堡寨是为了确保一处持续可用、安全的渡口，于是他才到利珀河下游寻找堡寨的位置。利珀河是一条中等规模的河流，两侧都有不少路，就算这些路不是直接通到岸边，但这也算不上决定性的因素。即便利珀河岸多沼泽，人沿着路走往往走不远，但罗马人有许多辅助器材，还有绕路这个更简单的办法，日耳曼人根本无法阻止其渡河。因此，利珀河堡寨甚至连桥头堡都谈不上。

要是把依赖水路的补给状况考虑进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水运需要一个目的地，一个补给点，以便船只卸货，辎重队支取，供大军深入内陆之用。如果大军不必从莱茵河开始就随身携带粮食和肉类，而是径直沿着利珀河上游行进，只带行军150千米所需的辎重，视形势需要在补给点补充给养，那么日耳曼内陆的战事就是另一番局面了。在高卢，恺撒不必营建补给点并从军团中拨派士兵把守。补给事务交给了降服部族和盟友负责，罗马补给官从旁协助。在日耳曼地区，罗马人被迫改变了这种基础的组织形式。德鲁苏斯建造阿里索堡不是为了控制周边区域——那样的话，成效会很差——而是为罗马军在日耳曼内陆的行动建立一个巩固的基地。（参见下文中对阿里索的专门研究。）

堡寨建成后，自然会服务于其他用途，如接治病患、观察地方及当地居民，从而在罗马势力所及的范围内行使一定的警备功能，既对周边部落起到威慑作用，也是一处庇护所。然而，堡寨的首要意义还是凭借其水路转陆路的便利，发挥水路补给站的作用，堡寨的整体特点和选址原因都在于此。

除了阿里索堡，德鲁苏斯据说还在莱茵河上修了50座堡寨。1乍看起来，这似乎违背了征服日耳曼地区的方略，因为驻守50座堡寨会分散一大部分可用兵力，而且如果日耳曼人成功被征服，堡寨就会被废弃。可能性最大的解释是：正规军开拔的时候，堡寨会由民兵接防，为平民提供避难所，以防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面前守不住土地时，就打进罗马人的地盘，用这样迂回的策略来减轻所受压力。另外，野战部队大概也会驻扎在大规模的永备军营中，以备救援。

除了从莱茵河出发、沿利珀河行进，进军日耳曼内陆的路线还有一条：先走海路，再顺着通海的河流前进。德鲁苏斯成为日耳曼地区统帅后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修建莱茵河-艾瑟尔河（Yssel）运河，这样就能通过须德海（Zuider Zee）直抵日耳曼北海沿岸。德鲁苏斯运河（fossa Drusiana）至今犹存，苏埃托尼乌斯[10]称之为“宏大壮观的建筑奇迹”（“novi et immensi operis”）（《克劳狄乌斯传》1）。2罗马人在北海的贸易用不着靡费如此，但从战略角度就能理解了。公元4年，提比略向易北河进军时，陆军在易北河口与一支“装载着大量的各种补给品”的舰队会合。3罗马舰船远达日德兰半岛，与日耳曼人发生了无数次内河交战。4在后来的西威利斯战争（the Civilis War）期间，布鲁克特里人（Bructeri）俘虏了罗马海军司令的一艘旗舰“禁卫军三层桨战舰”，沿着利珀河把它拖往上游，好献给他们的女祭司和女先知维莱达（Velada）。5

据说早在德鲁苏斯时期，威悉河（Wesser）口乃至易北河口处就修建了堡寨。后来，我们有了确切证据表明，罗马在威悉河口有驻军。6这些工事为罗马海军和商船队提供了基地。7

经过上述精心筹备，罗马人大获全胜。首先，德鲁苏斯迫使沿岸的弗里斯人和考契人（Chauci）降服罗马；接下来，提比略甚至没有大动干戈就收服了直到易北河为止的所有部族。按照兰克提出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推测，罗马人达成目标轻松得令人吃惊，其原因与高卢人倒向恺撒的情况类似：在那段时间，马克曼尼人（Marcomanni）首领马罗波多斯（Marobodus）恰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日耳曼王国，从波希米亚一直延伸到易北河下游。为了摆脱马罗波多斯，威悉河沿岸部族遂主动与罗马人结盟（公元前11年至前7年）。

起初，双方还是自由结盟的关系。入冬后，罗马军就会撤到莱茵河畔或周围地区。这样转场显然有很大弊病。只要罗马人不敢冒险在当地过冬，日耳曼人就不会认为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降服于罗马。这一解释同样只能从补给状况来理解。

即便在夏天，穿过北海后沿埃姆斯河（Ems）、威悉河、易北河上溯的航程也是危险的；到了冬天更是完全停航。于是，我们会看到今天这里有一个、明天那里有一个日耳曼部落必须重新被征服的记载。直到公元4年，第二次被派到北方的提比略似乎才终于征服了这些反叛的部落。这一次，他冒着风险在利珀河源头，也就是阿里索堡附近率军过冬。

罗马人建立了城镇和市场，日耳曼人似乎也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去集市做买卖，与入侵者进行贸易往来（迪奥·卡西乌斯，《罗马史》56.18）。没过多久，罗马人就准备连位于波希米亚、由马罗波多斯统治的日耳曼人王国也征服了。美因河（Main）沿岸的顺服部落会提供作战基地。这场战争没有打起来。当时，不久前通过类似方式征服的多瑙河以南诸部发起了一场大起义，罗马不得不投入全部兵力打了3年。即便是这段时期，北部日耳曼人依然完全没有动静。

但是，当罗马人在瓦卢斯（Varus）总督的统领下要动真格建立霸权的时候，日耳曼部落大起义终于在易北河与莱茵河之间爆发了。

4　条顿堡森林会战

就其本身而言，确定条顿堡森林会战的地点对研究战争艺术史并无直接意义。如果要考察这个被反复研究过的问题，我们的关注点不会放在地形问题上，恰恰相反，我们会关注罗马-日耳曼战争的宏观战略局势，而战略局势对寻找战场必然会起到指引的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瓦卢斯夏季营地的地点。

我们已经确定的是，罗马人作战的根基有二：一是海路；二是利珀河水路和阿里索堡。走过阿里索之后，他们必须翻越莱茵河与威悉河的分水岭奥斯宁山区（Osning）。

如果罗马人要越过利珀河地区，下一步就是与阿里索堡直线距离约为50千米的威悉河了。在阿里索和威悉河之间的山区建立据点毫无意义。不过，在大河威悉河畔扎营就能同时控制上游和下游，而且至少能从水路运来一部分草料、木材和日耳曼人提供的给养（兽肉、奶酪、奶、鱼）。因此，罗马人的基地肯定建在威悉河边，而且与帕德博恩（阿里索）离得尽可能近，有利于交通顺畅。

威悉河自中游以下形成了一个半圆，从贝沃恩（Bevern）到雷赫姆（Rehme）之间的城镇与利珀河谷的距离都大致相等。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利珀河来确定威悉河罗马据点的位置。但对威悉河畔的罗马人来说，与北海方面联系的重要性不亚于与利珀河水道的联系。在威悉河口考契人的地盘有一支罗马驻军，瓦卢斯战败后依然坚守到公元14年为止。北海交通的因素让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在所有与阿里索等距的合适备选地点中，营址只会在最北边的一点，既与阿里索距离最短，最便于沟通，又尽可能接近威悉河口。

图2　条顿堡森林会战区域示意图

这一点就是威斯特伐利亚隘口（Westphalian gate），位于今雷赫姆村南口，邻近明登市北口。

阿里索堡与雷赫姆的直线距离约为33英里（约53千米）。这条古路从一处名为德伦峡谷（Döre，亦称“门陉”，Door）的深垭口穿过奥斯宁山区，开通时间已不可考。路径上至今还有许多石堆路标，几代人之前还要多得多，它们证明了古路的存在。古路起于韦勒河谷，紧贴山壁，蜿蜒经过几条汇入森讷河（Senne）的山中深溪，最后抵达阿里索。古人有在行军公路旁建坟丘的习俗。罗马人从利珀河地区进入北德平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威斯特伐利亚隘口是两条深入日耳曼内地的战略通道的交会处，天然就适合建立控御威悉河流域的基地。这里有两条通往国内的安全通道。维持当地部落的恭顺对罗马人特别重要，而隘口正在地区中枢的位置。另外，如有必要，罗马军既可顺流而下，亦可逆流而上，可凭借河流转运物资，亦可在河上架设坚固的桥梁，穿梭于左右两岸。早已有人提出瓦卢斯大营位于此处，实际地点无疑也在此处。可是，多番考察却依然找不到确切地点。大营可能在威斯特伐利亚隘口的上方，也可能在下方，可能在威悉河的左岸，也可能在右岸。但当时没有沿河右岸延伸的道路。河边上就是悬崖峭壁，直到十七八世纪才炸开一部分山体，这才有足够的修路空间。不过，左岸隘口上方、雷赫姆附近有一处地方似乎是专门为罗马军营而设的。

雷赫姆本身是洼地，因此不适合筑营。但在村对面的韦勒河北岸，韦勒河与威悉河交汇的地方有一座平顶山，名叫“斗鸡山”（Hahnnenkamp），它拥有一切建造大型罗马军营的有利条件。南侧和东侧有河流屏护，北边朝隘口的方向山势陡降，只有西边通过一处垭口与平缓地段相连。于是，斗鸡山只有西侧暴露于攻击之下。另外，它与两条河河岸的距离，论近足以控制水道，论远又有从船上卸货和设立码头的空间。尽管如此，发掘工作迄今为止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斗鸡山的地形经历过巨大变动，否则这里肯定从来没有建过罗马军营。不仅没有发现陶器或类似的直接证据，而且发掘队员在多个地点挖了纵横交错的沟，如果确实有罗马军营的战壕，沟与壕肯定会有相交，但结果表明地表以下的土从来没有被挖起来过。当然，发掘工作有另一个重要发现：在柱洞中发现第一座炭化角梁残骸的早期日耳曼人村落——塔西佗将其描述为独立分散的住人地洞。

如果瓦卢斯大营不在斗鸡山上，那就只能到隘口下方找了。这一边背靠隘口小径，安全性当然要差一些，但更适合立即发起攻击，气势也更雄壮。罗马人可能在维特金山（Wittekind Mountain）建了一座堡寨把守小径，现在的条顿堡森林会战纪念碑就树立在那里。但目前为止同样没有发现任何踪迹，而且遗迹很可能——甚至可以肯定——已经永远湮灭了，就像阿里索堡原址现在是帕德博恩市一样，军营原址现在成了明登市。罗马人觉得适合建工事的位置，后人当然也会觉得是好地方，于是建起了村庄和城镇。因此，古迹在今天是再也找不到了。罗马人在日耳曼地区至少建了50座堡寨军营，但目前只发现了寥寥几座。

尽管罗马人在隘口附近修建的营地有双重交通线的便利，但他们还是不愿意冒险留在威悉河过冬，于是撤到莱茵河，也可能撤到利珀河畔的哈尔滕（Haltern），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大型军营遗址。瓦卢斯大营只是夏季营地。即便罗马人立即着手改善道路——这种假设是可能成立的——但道路仍然要穿过深谷密林，而大军倚仗持续供给，自会努力确保与基地的冬季交通线绝对可靠。

当瓦卢斯接到偏远部落叛乱的消息时，他正在威悉河夏营，于是亲率全军前往镇压，行军纵队中还混杂着大批妇孺、奴隶、货车、驮兽。这支队伍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行军的路线。不管瓦卢斯作为野战指挥官是何其庸碌，他绝不可能带领这么一伙人深入日耳曼的森林。在日耳曼内地供给行军已经够难了，如果一个罗马将军踏上这样的路程时竟然会带上非绝对必要的人员物资，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怀疑文献记载是不是文学夸饰，但从整体语境来看，这次行军确有其事。战斗发生于秋季，这是确切的事实。毫无疑问，瓦卢斯不打算回威斯特伐利亚隘口的营地过冬。废弃了营地的他只能把所有人都带上，而且这一点对战斗本身的记载极其重要，不可能是虚构的。同时，瓦卢斯也不可能不走通往利珀河与阿里索的大路。他要平定的部落估计也在这个方向上，即阿里索堡以南或以西。若非如此，他就会认为自己还在友方地域，因此很可能只会派一支小部队掩护平民辎重去阿里索堡，同时亲自率领军团赶赴目的地，他的补给辎重应付一场短时间远征还是绰绰有余的。不管他要征讨的是布鲁克特里人、玛尔西人（Marsi）、卡狄人还是别的部族，军队和辎重行进的路线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迪奥·卡西乌斯记载，罗马人要在遍布深谷、崎岖不平的密林山区行进，甚至还没等敌人进攻就整日忙于开路、砍树和搭桥。不过，要是从这段描述就得出整条路线皆为蛮荒的结论，那就错了。修建道路和沿路行军不可能同时进行。砍倒一棵老树、建起一座桥梁都需要好几个小时。如果大军真要穿过连小路都没有的原始森林，那肯定要先派一支小分队到前面开路或修路，同时大部队扎营休息。先开一段路，大军再跟进，每次几千米，分段进军。迪奥·卡西乌斯的记载必然是极大的夸张，而学者们从中得出的结论——行军路线是无路的蛮荒之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要我们回想一下随军队伍是多么不同寻常。

如果我们更平实地看待文献中的夸张修辞，而不是进一步推衍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文献中描述的路线是通往阿里索堡的。雷赫姆以南的黏质土地属于利珀河流域，名叫“莱姆戈”（Lehmgau），当时无疑是一片原始森林，直到今天也有一部分是森林。大军没有走有太多沼泽的韦勒河谷，而是直接向南，翻越中间有几道深谷的丘陵地带。一场骤雨风暴降临到行军纵队头上，让地面变得又软又滑。我们一定不能把这条路想象成完善的罗马行军大道，而只是一条罗马人先前通过搭桥、修栈道、排水等方式局部改善过的普通森林小路。罗马人的统治时日尚短，在利珀河上都没有建起真正牢固的大道，更别提这里了。1由于恶劣天气，小路有许多处不可通行，只好绕一点路，大概还需要砍树开路。风暴冲垮了桥梁，将枝条刮了下来，还会将大树连根拔起，扔到纵队面前。日耳曼人可能也参与了拆桥，尽可能阻碍罗马人前进。

尽管塞格斯特斯（Segestes）[11]提出过警告，但瓦卢斯还是没有采取任何专门的安全措施。士兵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而乱糟糟的辎重队大概位于中部，前后都是军队。突然间，日耳曼人从森林里杀了出来，扑向长长的纵队。

根据罗马的记载，瓦卢斯准备镇压的叛乱是日耳曼密谋者蓄意挑起的。有一种解读是，日耳曼人计划将瓦卢斯从牢固的行军大道诱入适合伏击的地方。

这种看法是错的。日耳曼地区到处是适合伏击的地方，但将一支敌军引诱到某个具体的遥远地点，又能让自己的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恰好在敌军经过的那一天守在那个地点，这样的计策根本不可行。另外，对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计划来说，最合适的地点莫过于从威斯特伐利亚隘口去阿里索堡的大路。

假如密谋者确实与起事有关，他们的目标大概也不是将罗马人引诱到某处，而是集结自己一方的战士，打着支援瓦卢斯的幌子进军。

罗马军有3个军团、6个盟军大队和3个骑兵队（alae）。文献中明确补充说，由于分兵要把守各个堡寨、护卫辎重、处决犯人和追捕劫匪，罗马军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但我们不清楚的是，这里讲的削弱指的是军团本身被削弱，还是占少数的辅助部队被削弱。因此，除了开战时罗马军的战斗人员数大概在1.2万至1.8万之间，以及为了加强这支部队，瓦卢斯曾打算到预计交战地区额外征募日耳曼辅助部队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正是这些“盟军”突然倒戈，扑向混乱无序的纵队。

纵队遇袭的地点是赫尔福德（Herford）附近的“黑色荒原”，即萨尔茨乌夫伦-朔特玛（Salzufeln-Schöttmar）一带。当时纵队中包括全部辎重，又缺乏行军纪律，总人数估计在1.8万至3万人，总长度为9英里（约14千米），遇袭前很可能长达9英里到12英里（约14千米到19千米）。

日耳曼人发起袭击的喊声响起后，罗马军自然马上停了下来。罗马军选择了一处相对开阔的地面，建起一座有围墙与壕沟保护的营地，后面的部队和辎重逐渐聚拢过来。瓦卢斯或许考虑过要不要退回刚刚放弃的夏营，那里的防护效果当然要好得多。后方很可能还有一座驻军越冬营寨。但是，日耳曼人不仅可能已经打败守军，攻占了夏营，而且罗马军手头的给养也不足以抵挡长时间的围困。再说了，继续向前并不比撤回去更危险。于是，瓦卢斯下令把多余的物资和货车统统烧掉，次日开拔——当时的队伍比前一天更有秩序了——希望能抵达目的地，阿里索堡。整顿军队、筛选和焚毁多余辎重都需要一定时间，所以他们大概很晚才开拔。第一段路程是开阔地，但仍然蒙受了部分损失。从罗马军还能往前走的事实得出一个结论：日耳曼人的攻击力度尚弱，而且没有多少骑兵。尽管文献中没有提到骑兵，但战场上肯定是有骑兵的，因为日耳曼人毕竟以骑兵见长，而罗马军中也有三队骑兵。一方面，假如日耳曼人完全没有骑兵，那他们根本靠近不了罗马纵队，早就被罗马骑兵赶跑了。另一方面，假如日耳曼人的骑兵很强，那罗马人根本走不成，因为一支军队不能同时交战和行军。这一点从卡雷会战和鲁斯皮纳会战中就知道了。同理，日耳曼人在首日的袭击肯定还很弱，可以说是在试探；否则，又长又混乱的罗马纵队甚至连森林都走不出去。

罗马军在次日行军谨慎，又是紧密队形，因此前进速度可能很慢。最终，他们又来到了一片不便军队行动的林区。

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也能从地貌中窥见当年罗马人一会儿在开阔地、一会儿在森林的行军过程。黏质地面到萨尔茨乌夫伦附近为止，接下来是多沼泽的沙地，山毛榉到处都是但长势不好，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适合橡树生长，现在的大片沙地松树林则是晚近才有的。因此，罗马人当年从萨尔茨乌夫伦附近就进入开阔地了。但是，奥斯宁山前不远处的沙地中有几条与大山平行的贝壳石灰岩山脊，与奥斯宁山的山脊一样，当时它们无疑也是林木茂密。我们不妨设想，那是傍晚时分，罗马军已经走了整整9英里到10英里（约14千米到16千米），总算来到树林和德伦山谷，却发现关口被日耳曼人占领了。此时最好的办法大概是全军突击，冲关破阻，因为日耳曼军的力量在不断加强，而且他们可以趁夜布置更多障碍物。但冲关需要侧翼迂回，两者都要耗费时间。另外，投入战斗前一定要先设防保护手无寸铁的辎重队。

我们还是不要想象了，比如，设想罗马军能够以紧密阵形突破关口，奋力挡住敌军的进攻。如果他们白天在开阔地行军时已经蒙受了惨重损失，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继续朝着两边山上都有敌军把守的关口前进。要想冲过去，罗马军必须在酣战中、在没有手无寸铁的随军队伍妨碍的情况下驱逐守关敌军，在敌军有机会从后方赶上来之前迅速通过。于是，瓦卢斯决定再次安营扎寨，明天再强行破关。

发生在这里的第三日战斗过程只有极少的相关记载。但我们已经从马拉松会战中明白，如果我们熟悉交战双方的装备和战法，那么地形就是我们了解战斗性质的一个富有说服力的重要因素，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去重构战斗过程的整体轮廓，因为战斗结果毕竟是无可置疑的。

德伦山谷是奥斯宁山脉的一处深垭口，最窄的地方也有300步宽。奥斯宁山脉的山体由钙质硬岩构成，两侧和山路都有沙丘。德伦山谷大部覆盖着厚厚的沙子，常年没有树木生长。山路不经过中间的沙地，人们贴着两边的峭壁走。山谷和山路上的沙丘局部生长着茂盛的帚石楠，谷内散布着一些黏质土地。山谷是两条水系的分界线，谷内有一条向北流的小溪，也有一些沼泽和泥泞的区域。

山谷虽然宽，但通过难度相当大，要么踩着厚厚的沙子过去，要么翻越一个个沙丘。不妨设想，阿米尼乌斯从第一天起就派人砍树把关口堵住了。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罗马军没有直接正面攻击关隘有其合理性，也必须假定他们曾试图绕远通过这座绝非无路可走的山。根据历史记载，罗马人成功拿下了山谷入口处的前几座沙丘，将日耳曼人赶了下去。但沙丘后面还有沙丘。开阔丘陵地带的边缘与狭窄关口之间大约有1.5千米的距离，而罗马人越是深入，就越是暴露于来自真正的山上的两侧、居高临下的攻击。这正好体现了日耳曼人的勇武：纵然缺盔少甲，仍然能正面对抗阵形紧密的罗马重装步兵。日耳曼人被击退后虽化整为零，但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利用装备轻便的优势，迅速从一处制高点撤下来，占据后方近处的另一个制高点。暴雨再次降临，增加了罗马人进攻平缓沙丘以及在潮湿的森林地面上前行的难度。日耳曼骑兵在关口中没有用处，阿米尼乌斯大概从一开始就让他们不要进谷，而去骚扰后方的敌人，阻滞意图包抄的敌军纵队。罗马人是在往前走，但并没有冲破关隘，只觉得自己被困在了关里。

就这样，攻势最终停滞了。倾盆大雨不仅妨碍行动，更令士气沮丧，心志低沉。罗马大队刚刚后退一步，日耳曼百户就从四面高处冲下来，将其彻底赶回了营寨，从此回天乏术。骑兵离开了，希望从别处越过大山。瓦卢斯和一批高级军官自杀了。一名掌旗官见军旗已经保不住了，他至少要保住军团的荣誉，于是带着鹰旗一起跳进了沼泽，以免它落入敌手。

残部在掌营官凯戎尼乌斯（Ceionius）的带领下无条件投降。投降谈判期间，瓦卢斯的忠仆们想要将主人尸身火化，以免受辱，最后将烧了一半的尸体下葬。但阿米尼乌斯把尸体刨了出来，割下首级后送给了马克曼尼王——马罗波多斯。

一位更晚的作者告诉我们2，阿米尼乌斯有一次将战死敌人的头插在矛上，摆上城头，以震慑罗马守军。这段话讲的大概不是德伦山谷中的最后一座营寨，因为被围困的守军早已知道了情况。不过，它有可能讲的是这场战役中发生的事，也许是展示给威斯特伐利亚隘口营寨的留守部队或者阿里索堡的守军看的。

成功突破日耳曼人的包围圈、穿过德伦谷或翻越大山逃脱的罗马人去了阿里索堡，在那里遭受了长时间的围困。粮草终于耗尽时，他们试图用智慧对抗日耳曼人的戒备。在一个风暴肆虐的漆黑夜里，意志坚定的老战士、掌营官兼首席标枪手L.凯厄迪西乌斯（L.Caedicius）率领守军突破包围圈，最后还用计策躲过了追兵：他们用号声引起了日耳曼人对即将到来的罗马援军的恐惧。3一千多年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的条顿骑士团守军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城堡。当时，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城堡守军在敌境中穿行70英里（约113千米），最后安全抵达柯尼斯堡（Königsberg，参见第3卷第三篇第7章）。分散在日耳曼内陆的其余罗马守军和分遣队全部落入起事者手中，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瓦卢斯的3个军团被彻底消灭了。

我们对条顿堡森林会战的了解全都来自溃兵的报告，就连战场的名称——尽管它位于日耳曼地区中部——大概也起源于罗马人，而非日耳曼人。没有一部中世纪编年史和历史书提到过条顿堡森林的名字。它的唯一来源就是塔西佗的一段话（“saltus Teutoburgienesis”，《编年史》1.60），之所以能进入现代地理，是因为17世纪的学者。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来理解它、澄清它的源头了。

德伦山谷东南方约4英里（约6.4千米）处有一大一小两道圆墙，大的在山顶，小的在山顶以下几百步的坡上，感觉像是早期日耳曼工事。4小的可能是酋长驻地，大的则是给群众避难用的，也就是避难要塞。这种避难所平时无人居住，但在紧急情况下能收容整个区域的人口。许多地方都有此类遗址，最大的一处大概是孚日山脉圣奥蒂勒山（Mount Saint Odile）庇护所。

“条顿堡”（Teutoburg）一词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人民堡”（Volksburǵ），它的词干（Teuto）与附近的提特马勒斯（Tietmallus，今代特莫尔德市）的名字的第一个音节（Tiet）是相同的。专指名称经常是逐渐从这种一般性名称中衍生出来的。在本例中，条顿堡或许不是日耳曼人而是罗马人的叫法。罗马人问当地人，山上那一圈比酋长城堡高的大石墙是什么，听到的回答是“条顿堡”，于是就用这个词来指代罗马行军大道穿过的那片森林山丘了。

现在，条顿堡也叫“大堡”（Grotenburg），大圆围墙的中心竖立着阿米尼乌斯（亦称赫尔曼）的纪念碑。

纪念碑的选址是正确的。如果它曾经是塞格斯特斯的堡垒，塞格斯特斯从这里带着图斯内尔达（Thusnelda）[12]投奔罗马人——这种设想是可能的——那选址就再正确不过了。

这场会战还有两件遗物。1868年，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地下9英尺（约2.74米）处出土了一件精美绝伦的银器，它无疑被放在瓦卢斯的桌子上，作为战利品分给了一名车茹喜酋长。波恩博物馆收藏着战友兄弟为纪念第18军团百夫长M.凯利乌斯（M.Caelius）所立的墓碑，凯利乌斯在“瓦卢斯战争”中被杀，墓碑上有墓主和两名忠实仆人的肖像，铭文中写道那两名仆人没能将主人的尸身下葬。

5　日尔曼尼库斯与阿米尼乌斯

罗马人没能马上报条顿堡森林的一箭之仇。诚然，罗马唯一堪此重任的统帅提比略迅速赶到了莱茵河，但他不适合投入一场长达数年的战争。由于他的皇位继承权能排在奥古斯都的孙辈前面完全是凭借收养关系，因此老皇帝去世时，他必须亲自在罗马才行。于是，提比略只能确保莱茵河一线，将部队补充满员和重振士气而已。直到5年后，听到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上台的消息后，德鲁苏斯之子、提比略的侄子兼养子日尔曼尼库斯才开始复仇会战，要重新征服直到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部落。

我们对日尔曼尼库斯征战史的了解完全来自塔西佗。塔西佗的记载尽管全面，却依然不充足。除了修辞花哨，以至于忽略和抹杀了客观合理性，它还有一个令人烦心的特点。虽然塔西佗花大力气全面描述了日耳曼人，但他对日耳曼地理的认识显然很模糊。《日耳曼尼亚志》中写道，现实中居于北海海滨、威悉河口的考契人与住在黑森（Hesse）的卡狄人是邻居，尽管两个部落之间还有一个大部落——车茹喜人，更别提其他不太出名的部落了。1

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5年，罗马军从埃姆斯河沿海岸返回莱茵河的途中来到了威悉河。

公元16年，日尔曼尼库斯率军在埃姆斯河畔登陆。这段话之后紧跟着的一句是：“扎营期间，他接到报告说，安格里瓦利人在后方发起了叛乱。”但安格里瓦利人（Angrivarii）明明住在威悉河沿岸。曾有学者试图订正这个明显的谬误，有人将前一段话（公元15年……）里的“威悉河”改为荷兰境内的一条小河——翁西尼斯河（Unsingis，今亨泽河，Hunze），有人将后一段话（公元16年……）里的“安格里瓦利人”替换成“安普西瓦里人”（Ampsivarii）。但剩下的内容就很难这样修改了，并带来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塔西佗确实犯了这些错误，而且从心理角度看，这些错误并非不可思议。它们与塔西佗的整体视角紧密相关。他关心的不是真实的、客观的关系。对他来说，偶尔混淆两条日耳曼河流或两个日耳曼部落的名字没什么要紧。当然，我们马上就能发现。目前的大体趋势是承认塔西佗在第一段话里漏记了公元15年，罗马军撤回莱茵河之前曾派人侦察过威悉河口一事；第二段话则漏记了公元16年，罗马军从埃姆斯河去威悉河后又折返一事，因为他觉得这段经过与不平常的大事件无关。上述变通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就塔西佗的资料作为军事史料来源的可靠性而言，这些解读并不能让人更放心，甚至会让人更不放心，因为这样一来，问题就从偶尔走神变成了根本不上心。一支大军从埃姆斯河去威悉河后又折返，即使途中没有发生战斗，那也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是关注整体战略局势的作者绝不会漏记的事。不论如何，我们研究这些战役时必须首先懂得一点：尽管第一流的史学家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仍然没有一份对这些事件的客观可靠的记述，而且如果我们真能做到的话，一定要做出大的订正才能取得融贯的认识。

在恺撒的情况下，他首先与高卢人半心半意地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之后集结优势兵力在野战中击败了高卢的军队，征服了高卢的城镇，通过这种方式镇压了高卢的起义。高卢有大量耕地，而且总有几个忠于罗马的部落，有能力为罗马进军班师供应粮草。

在日耳曼，任务就完全不一样了。日耳曼人没有城镇，如果有的话，罗马人将其夺取和摧毁后，日耳曼人就有可能过来商量。就连恺撒都没有能力迫使维钦托利直接交战，日耳曼人在原始森林和沼泽中就更容易回避与罗马交锋了。但罗马大军完全不可能就地自给，这一点必须再次特别强调。当地人口稀疏，主要以畜牧为业，农业成分很小。因此，日耳曼没有大量可供征收或购买的粮食。如果日耳曼人不应战，罗马人就别无选择，只能搜寻和烧毁日耳曼村落。但这对日耳曼人算不上大的损失。毕竟，如果有时间提前转移家产的话，他们本来就会经常换地方住。最严重的损失是牲畜被俘，但抓到牲畜并不容易。罗马人不能将大军分成小股部队去搜查树林，寻找日耳曼人的藏身处和财产。这样的小部队肯定会被日耳曼人伏击。就连几千人的队伍都会遇到数量占优势的敌军，然后迷失在走不到头的地形中。于是，罗马人发现自己面对着一项极其特殊的战略任务，一项我们这本军事通史在前面的讲述中从未遇到过的任务。

早在公元14年秋季，日尔曼尼库斯就在利珀河以南玛尔西人（Marsi）的地盘有过一次损耗巨大的行军。由于遭到了突然袭击，日尔曼尼库斯大胆地将部队分成4路，这样一来，按照最好的估计，他们能够通过和掠夺的区域宽度就达到了45英里（约72千米）左右。班师途中，罗马军遭到了前来支援玛尔西人的布鲁克特里人、图班特人（Tubantes）和乌西皮特人（Usipetes）的攻击。但秩序井然、筹备周全的罗马人击退了攻势，尽管4个军团加起来只有1.2万多人，再加上26个盟军大队和8个骑兵中队。如果将盟军估计在8000人到1万人，骑兵在1000人到1500人的话，那么全军大概就有2万人。

公元15年的春征

次年（公元15年）春，日尔曼尼库斯侵入卡狄人的地盘，一直打到埃德尔河（Eder）。这次行动的出发点必然是美因茨（Mainz），罗马军队在莱茵河上游的大本营，从这里去埃德尔河的直线距离是150千米，或者90英里（约145千米）。一支在日耳曼森林中行军、一边采取最严密的安保措施、一边烧杀掠抢的军队日均直线行军距离大概不会超过5英里（约8千米）。因此，这次远征肯定要耗费5周到6周的时间。远征军由4个军团和1万名辅助部队组成，如果考虑到军团不满员的话，那么战斗人员总数就在3万人；要是加上辎重队的话，全军就是接近5万人。为5万人提供5周到6周的补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单是粮草就需要3000辆双轭马车运输，总长达27英里（约43千米）。2不过，有迹象表明日尔曼尼库斯在此次战役中用到了水运。塔西佗记载道，远征开始时，日尔曼尼库斯重建了一座由他的父亲建立后被摧毁的陶努斯山（Taunus Mountain）堡。通常认为这座要塞就是萨尔堡（Saalburg），这倒也不是全无可能。

当时的道路大概是从美因河-尼达河谷（Main-Nidda）开始的，经过堡寨扼守的陶努斯关后进入兰河河谷。日尔曼尼库斯本人从美因茨出发时可能只带着一部分军队，其余部队和辎重一起从科布伦兹（Coblenz）启程走兰河水路。陶努斯山一路的主力对兵力远远不及日耳曼军的兰河偏师起到了间接保护作用。两路罗马军可能在抵达魏尔堡（Weilburg）之前就已经会师了。现在，罗马人可以通过兰河将给养便利地运到马尔堡（Marburg），接下来从马尔堡以北的兰河河湾出发，再走20千米便可直达埃德尔河。因此，美因茨到陶努斯山萨尔堡的直线距离是70千米，陶努斯山萨尔堡被赋予的使命是：确保罗马大军回程时关口畅通、囤积给养、尽可能阻碍日耳曼人在陶努斯山南北两侧的交通。

上面讲的过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可能性也不大。对于从美因茨出发去征讨埃德尔河，“陶努斯山上”（in monte Tauno）还有另一处堡寨选址要有利得多。那就是弗里德贝格镇（Friedberg）。它所在的山脊仍然可以视为陶努斯山脉的一部分，而且后来罗马人以美因茨为起点、途经韦特劳地区（Wetterau）、通往埃德尔河的修建的大道就沿着这道山脊。山脊北坡陡峭，中世纪时期建有一座城堡。因此，这座堡寨相当于阿里索堡的翻版：与水路相通的前进补给点。由此去埃德尔河只有55英里（约89千米）左右——看起来不远，但对一支身处日耳曼地区的大军来说，需要异乎寻常的筹备和努力才能走完这段路。

日尔曼尼库斯从西南方向攻打卡狄人的同时，凯基纳（Cae-cina）率领莱茵河下游的军团从维特拉出发，溯利珀河而上，阻止车茹喜人援救卡狄人。卡狄人不敢冒险与之争锋。凯基纳与前一年家园被蹂躏过的玛尔西人打了一仗。

远征归来时，日尔曼尼库斯接见了塞格斯特斯派来的使节，他们说自己的酋长又与阿米尼乌斯反目了，后者正围攻他们。罗马统帅立即动身，再次沿着利珀河路线进军，赶走了塞格斯特斯的敌人，然后护送他和部下回到莱茵河。塔西佗没说日尔曼尼库斯与车茹喜人有过交战，因此塞格斯特斯被围攻的城寨肯定在车茹喜部的边界上。假如日尔曼尼库斯曾深入车茹喜部所居的山林，我们很难相信阿米尼乌斯会让他不经一战就打道回府。这样的行动同样需要大量准备工作和装备。据载，阿里索堡在次年遭到日耳曼人围攻，因此我们只能认为罗马人在公元15年重建该城并辟为补给站，大概是趁着凯基纳还在当地，可以保护施工时进行的。如果在利珀河上游没有一座物资充裕的补给站，上面提到的远征是不可能说走就走的。塞格斯特斯的堡寨很可能就是条顿堡（亦称“大堡”），距离阿里索不超过14英里（约23千米），所以这次行动不算大，但光靠阿里索的守军还是不够的，必须派遣一支真正的军队将车茹喜人吓退。车茹喜人主要生活在威悉河的另一边，一直延伸到哈尔茨山区（不伦瑞克地区的希尔德斯海姆）。

公元15年的大战

春季战役中，罗马军不仅对利珀河与美因河之间的日耳曼部落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重修了阿里索堡，从而为第二场更大的战役做了铺垫。在前一次战役中，两路罗马军只是间接协作。现在，罗马要集合全军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发力了。第一个目标是利珀河以北的日耳曼部落的布鲁克特里人，然后转向车茹喜人。

日尔曼尼库斯率领人数较少的一路，共4个军团上船，从德鲁苏斯运河驶入北海，再溯埃姆斯河而上，从北边攻打埃姆斯河上游两岸的布鲁克特里人。其余的军团在凯基纳的率领下走利珀河一线，从南边的维特拉进发。骑兵则专门走一条穿过弗里斯人地盘的路线。文献中没有写骑兵为什么不与凯基纳同行。无论如何，分兵三路表明罗马人预计不会在埃姆斯河以西发生战斗（参见图3）。

从时间和空间来看，全军从维特拉出发，摆出平行的几路推进当然大有好处。因为日耳曼人不会在开阔地应战，也不会让敌军包围自己，因此罗马军单走一路还是分兵数路其实无关紧要。但分兵的好处是，日尔曼尼库斯可以随军水运补给。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日尔曼尼库斯走到离布鲁克特里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可能是哈瑟河（Hase）与埃姆斯河交汇处的梅彭（Meppen）附近——将大部分船只和回程所需的补给品留在一座坚固城寨中，然后只带着若干装载粮草的特制平底船继续向埃姆斯河上游进发。

塔西佗说罗马诸军在埃姆斯河会师，但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两军建立了联系而不是真正合兵一处，否则就违背作战目标了。只要罗马人预计不会与日耳曼人决战，那么与其将部队集中起来，不如分成几路，尽可能多地扫荡、摧毁和劫掠敌境。扫荡的区域越大，找到敌人隐匿起来的物资的可能性就越高。化整为零不仅能触及更大的地面范围，对作战效果也有好处。唯一的顾虑就是，每支纵队都要有独立抵挡日耳曼人进攻的实力。塔西佗接着写道，利珀河到埃姆斯河之间整个沦为废土。与前面一样，这句话不能理解为罗马人的行动范围仅限于两河之间，因为在罗马人的文献里，这片地方的宽度连9英里（约14千米）都不到。塔西佗的记载中很可能是专门出现两条河的名字，因为布鲁克特里人主要就居住在两河之间，但他们的地盘还包括正北部的密林群山，以及群山与河间地之间的山谷（今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所在地）。这两片区域很可能也被罗马人尽力扫荡过了。

图3　阿里索堡区位图

当罗马军沿着奥斯宁山区前进，去往埃姆斯河的源头和布鲁克特里区的边界时，他们来到了瓦卢斯当年的战场附近。几个月前，日尔曼尼库斯去解救塞格斯特斯时也曾到过附近，但他当时没有直接过去。他为什么没有去祭拜亡灵？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答案是很明了的。没错，德伦关口与阿里索堡的距离只有14英里（约22.5千米）左右，与条顿堡的距离只有5英里（约8千米），对要去解救塞格斯特斯的罗马军来说是很近的。但是，要想完整地办一套葬礼，日尔曼尼库斯就必须去威斯特伐利亚隘口旁的瓦卢斯夏季大营，从阿里索堡过去要3天到4天的时间，因为他们在那片区域行动时必须万分谨慎。收集遗骸和举行葬礼又需要几天时间。因此，行动总共至少需要10天到12天的时间，调动大军同样需要大量准备工作。但最重要的是，日尔曼尼库斯想要的不只是匆匆寻访惨败之地，安葬死者，然后打道回府。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祭拜亡灵与重振罗马声威、一雪瓦卢斯战败耻辱的战功结合起来。现在，他已经狠狠教训了当年参战的一个部落，几乎将他们全部赶走，让日耳曼人再也不敢冒死守护家园，他这才来凭吊死者。他安葬了战死将士的尸身，为他们立起了一座坟丘。

塔西佗记载道，当罗马军抵达布鲁克特里地区的边界时，凯基纳先被派去侦察密林山区，并在沼泽地上搭建栈道桥梁。这段文字并没有排除罗马军一部沿着从阿里索堡起始、途经德伦山口的原有道路行军的可能性，因为条顿堡森林正下方的森讷河流域当时是林木丛生的泥潭，沼泽化程度很可能比现在还要高，而且日耳曼人大概早就拆掉了先前修好的罗马栈道和桥梁。无论如何，只会有一部分罗马军队走这条路。北路军大概会经过比勒菲尔德（Bielefeld）关口，那里之前没建过工事，所以要新修。近年来甚至有人声称找到了凯基纳的工事遗迹。

直到目前为止，文献中都没讲阿米尼乌斯的活动。尽管塔西佗接下来说日尔曼尼库斯尾随阿米尼乌斯进入无路荒野，然后打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但这段话并没有给我们多少信息，因为他没说阿米尼乌斯退却、日耳曼尼库斯尾随的方向是什么。唯一的参照点就是，日耳曼尼库斯最后率军回到了埃姆斯河。如果罗马人追击车茹喜人时渡过了威悉河，日耳曼尼库斯当然不会撤回埃姆斯河，而是会去近得多的阿里索堡，他在那里有补给站，走利珀河回莱茵河很方便。因此，我们认为可能性高得多的情况是，日耳曼人不是在罗马人前方集结，而是在后方——这符合他们的本性——途经条顿森林堡，来到威斯特伐利亚关隘前。接下来，日尔曼尼库斯从威斯特伐利亚隘口再次转向西边，到维恩山（Wiehen Mountains）和奥斯宁山区搜捕阿米尼乌斯。一部分罗马军估计在雷赫姆至奥斯纳布吕克之间的山间活动，另一部分从明登翻山向北去布拉姆舍（Bramsche）。罗马军接近阿里索时，辎重队大概在那里补充了给养，以供深入原野之需。无论如何，阿米尼乌斯成功躲过了罗马人。日耳曼尼乌斯最终粮草耗尽，只好撤军。他亲率一半人马去埃姆斯河上船。罗马军估计在梅彭附近的营地接到了送来的给养，不管营地是在埃姆斯河畔还是在哈瑟河畔。由于附近有日耳曼军队，之前独自穿越弗里斯人领地的骑兵部队——路线可能是从埃默里希（Emmerich）至赖讷（Rheine），也可能是从阿纳姆（Arnheim）至林根（Lingen）——在上船点之前只能与日尔曼尼库斯同行。由于船只装不下骑兵，直接返回的路线又被布尔唐沼泽（Bourtang Moor）阻挡，所以骑兵绕到了沼泽北面，沿着海岸线回莱茵河。3

分兵后，凯基纳率领的一路罗马军径直走陆路去了维特拉。阿米尼乌斯动手的时机到了。凯基纳部要走一条极其危险的通道。这条木排道穿过丘陵林区，是罗马统帅L.多米提乌斯·海诺巴布斯（L.Domitius Ahenobarbus）几年前搭建的。为了找到这些罗马人口中的“长桥”，人们已经用尽了办法，但迄今为止还是毫无进展。古条木排道的数量太多了，最近甚至在罗马人从未涉足的西普鲁士都有发现。如果严格从字面上去理解塔西佗的文字，我们就只能认为全体罗马军来到了埃姆斯河畔，而且之前从来没有分兵。这样一来，长桥就必然位于埃姆斯河左岸，科斯费尔德（Coesfeld）附近的某地。但正如前面所说，塔西佗的记载并没有牢靠到可以做这样确切的理解。凯基纳早就与日尔曼尼库斯分开了，且“长桥”位于奥斯纳布吕克以南的伊堡（Iburg）附近，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4

这个地理问题对我们的军事史研究不是很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日尔曼尼库斯手下8个军团加辅助部队，人数很可能多达5万的大军既没有迫使日耳曼人进行大决战，也没有将其包围。恰恰相反，当罗马人出于后勤因素不得不分兵撤军时，阿米尼乌斯找到了进攻其中一路，即凯基纳部的恰当时机和地点。根据罗马人自己的报告，阿米尼乌斯让他们陷入了万分危急的境地，要不是日耳曼人的不守纪律和贪婪心理破坏了阿米尼乌斯的计划，他们有可能重蹈瓦卢斯的覆辙。在另一名车茹喜部酋长、阿米尼乌斯的叔叔音吉奥美路斯（Inguiomerus）的劝说下，日耳曼人去强攻罗马营寨，结果被久经战阵的凯基纳打败。正如恺撒在阿莱西亚所做的那样，凯基纳明白当时必须做什么，在正确的时机发动了一场突袭。日耳曼人遭遇惨败。走水路的日尔曼尼库斯一部也因为风暴和恶劣天气损失惨重，但最终与凯基纳一样回到了大本营。

6　战争的高潮与结束

我们已经知道了阿里索堡对罗马军作战的重要性。公元16年，阿米尼乌斯发动了新战役，首先就要拿下阿里索。但是，当日尔曼尼库斯率领6个军团逼近时，阿米尼乌斯没有迎战，而是撤围退兵，再次将主动权让给了罗马人。

塔西佗对这一年战事的记载甚至比前面的内容还要不确定。事实上，该记载包含着一处极大的内在矛盾，若无彻底订正，简直就完全无法理解。一开始，塔西佗清晰地讲述了日尔曼尼库斯对战略局势的判断。在酣战和野战中，他打败了日耳曼人；日耳曼人也有“帮手”，是森林和沼泽，是短暂的夏天，是早早降临的冬季。长途跋涉和物资损失对罗马士兵的伤害比战斗更大。高卢人对供应马匹感到了厌烦。无穷无尽的运输队是伏击的好靶子，防守也很难。不过，如果走水路的话，军队就能突然地、出乎意料地抵达想去的地点，可以更早开战，一起运输军团士兵和后勤补给，骑兵和战马也能够在日耳曼腹地精神饱满地展开行动。综合上述考量，日尔曼尼库斯建造了1000艘船。据塔西佗记载，他和以前一样溯埃姆斯河而上，然后上岸，从埃姆斯河长途跋涉到了威悉河。1这次行动与前一次战役的重大区别是，全部军队都是由船只运输的，而非只有一半军队。但是，此一变化没能给罗马军带来好处，因为将全军集中于一点必然会让行动比前一年凯基纳部驻于利珀河的时候更困难。事实上，回想一下日尔曼尼库斯在前一年曾率领6个军团来到阿里索附近这件事，他现在的行动就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了。从阿里索去威悉河，行军只需不到4天。而据记载，他先退了回来，上船去埃姆斯河，又从埃姆斯河一带的山脉北边出发，行军至少8天到10天抵达威悉河。对于节省战马劳苦，将士兵精神饱满地带到日耳曼腹地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方式。

此外，塔西佗全然没有记述罗马军从埃姆斯河至威悉河的行进过程，而只是写他们先在埃姆斯河上岸，然后直接就到了威悉河。

只有一种解释能将这一团乱麻解开，那就是塔西佗弄混了埃姆斯河与威悉河的名称。我们知道，德鲁苏斯和提比略曾乘船驶入威悉河和易北河。我们还知道，威悉河口的考契人一直忠于罗马，即便是瓦卢斯战败后，当地还有一支罗马驻军坚持到公元14年（参见前文）。塔西佗笔下的阿米尼乌斯后来对同胞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罗马人之所以选择绕远走海路，是为了避免自己刚抵达就被迎头一击，一旦战败也能免于被追击。如果罗马军是从埃姆斯河出发，经陆路长途跋涉而来，这番演讲就说不通了。我们在前面引用过的一段话表明，塔西佗对日耳曼地区诸河流的地理关系没有概念，因为他将一支从埃姆斯河去莱茵河的军队说成从威悉河出发。他在这里肯定是把河流搞混了。日尔曼尼库斯驶入的不是埃姆斯河，而是威悉河，在那里上岸后直接就到了车茹喜部的边境。不过，不管是4个军团还是只有两个军团，走海路的罗马军当然不是全部，而只是一部分。两个军团看起来有点少，但几乎肯定是正确的数字。哪怕阿里索堡的6个军团中只有一小部分先走路去莱茵河，然后入海经威悉河抵达威斯特伐利亚隘口，个中所需的努力都是我们很难明白的。2对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日尔曼尼库斯本人身上的塔西佗来说，省略不归日尔曼尼库斯率领的一路并非不可理喻。那一路的规模肯定要大得多，但没有发生任何值得记述的事情。哪怕这一路的人数较少，日尔曼尼库斯决定亲自指挥整场战役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海路行动一事证明了他的领导素质。

海路行动的全部意义就是通往威悉河的流动补给站。随行士兵的必要性只在于保卫安全。如果这一路真的只有两个军团，那么可能只有这两个军团是满员的，而其他6个军团都留下了一部分守卫堡寨和莱茵河边境所需的兵力。另外，这两个军团很可能还有一支盟军劲旅随行，之后他们又在威悉河与考契人会合。塔西佗在后文中（2.23）中明确写道，日尔曼尼库斯回军时派遣了一部分兵力经陆路去冬季营地。

因此，我认为在日尔曼尼库斯率军——可能占总兵力的多数，也可能占少数——向威悉河上游进发的同时，其余部队也在沿着阿里索-德伦隘口路线向他行进。两路在威悉河中游会师，可能是在明登附近。

罗马军主力停驻阿里索堡，等待舰队抵达威悉河的时间颇久。他们用这段时间修建一条将阿里索与莱茵河直接连起来的坚固公路，以此保卫阿里索地区的安全。3

如果说我们通过上述订正为这场战役找到了一个显而易见且清晰的基本战略构思，接下来的战役过程就绝不是清晰可辨了。塔西佗写道，日尔曼尼库斯在两场大战中击败了日耳曼人，一场在威悉河畔的伊迪斯塔维索（Idistaviso），另一场还是在安格里瓦利部和车茹喜部交界处的岸边。尽管此处似乎给出了很好的地理参照点，但各次行动之间的关系很不清晰，以至于学界既不知道战斗地点应该在威悉河的左岸还是右岸，也不知道第二次战斗发生在罗马人进军的时候，还是撤军的时候。罗马人自称取得的大捷极其可疑，因为大捷没有带来益处。另外，根据塔西佗本人在后面的记载，阿米尼乌斯与马罗波多斯交战时的形象不是一个被罗马打败的人，而是一个打败了罗马的人。战斗经过的细节不仅模糊而前后矛盾，而且在战术上是不可能的。我之后会对此做详细阐发。这两场战斗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得不质疑其存在。

阿米尼乌斯怎么可能在酣战中正面对抗罗马全师？我们已经看到，直到现在为止，这位车茹喜部酋长本人对罗马人的强项和弱点都有非常正确的判断，回避正面交锋，等待突袭的时机。即便我们假定他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大大拓展了联盟，掌握的军队规模远远大于前一年，上面的分析也依然成立。这一年里，罗马军没有带上规模庞大、容易遭到日耳曼人伏击的辎重队。车茹喜部躲着罗马人，罗马人只能在其领地里穿行，劫掠破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了相对方便地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只好分兵。无论如何，与跟罗马全军打防御战相比，这样能够给日耳曼人带来更多有利的战机。在防御战中，不管日耳曼人在什么位置，庞大的罗马军——很可能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都能够发起包抄，或许还能将日耳曼军消灭。

后续事件中根本看不出罗马军大捷的样子，由此可见，罗马军不可能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另外，在塔西佗本人之后的记载中，阿米尼乌斯的形象一直是没有被打败过的人。4同样，罗马人也不可能吃了败仗，因为那样就不会有多少罗马人能回到莱茵河。两场大战确实存在，只是同样不可能有胜负未分的情况。首先，在所有确实发生过大战的情形下，胜负未分的战斗必然损失惨重，以至于哪怕在塔西佗纯粹的一面之词中都会有所表现。其次，如果真有一场大战，罗马人只要不胜，就等同于彻底的战略失败。他们将全部兵力都派上了场，这支军队在酣战中的必胜把握不仅是其军事行动的基础，也是其整体政治姿态的基础；不仅对日耳曼人如此，而且对全世界都如此。

因此，我认定伊迪斯塔维索和安格里瓦利这两场大战属于传说。罗马人的记载不足以让我们信服，因为后续事件不能确证其存在，又有各种反对的理由。小规模战斗是有可能发生的。有人提出过一个假说，认为塔西佗对日尔曼尼库斯征战经历的记载直接或间接源自一首诗歌。我认为，这个假说的可能性很大。5塔西佗的文字中充斥着冒险情节和生动的场景，很符合战争史诗作者的调性：阿米尼乌斯与弟弟弗拉维乌斯（Flavus）的隔河对话；日尔曼尼库斯夜巡军营，听见手下士兵称赞自己；奥德赛式的渡海归国旅程。另一方面，他对战略和地理关系的处理却漫不经心，这些内容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平实史家的文字中。

因此，这些细节我全部不采纳。我相信，尽管有种种问题，但了解战略大环境、通过分析整体形势来还原真相并非不可能。

我们研究的对象毕竟不是临时起意，有可能基于假情报行鲁莽之举，而是由一群素养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军人详尽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分析敲定的战役方案。即便文献里对年轻统帅日尔曼尼库斯的个人能力或有夸大，但奥古斯都和提比略都对人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肯定为他配备了一支由经验最丰富的军官组成的参谋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作战方案不只是前线大营的共识，也会被送给提比略审批。但提比略可是一位卓越的将领，而且熟知日耳曼的情况，我们可以假定作战方案是明智合理的。如果从确切记载的事实中能得出多种符合逻辑的可能性，那我们确实无法决断。但我认为，在假定战略为精心制订的前提下，只有一种能够解释整体局势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这唯一的可能性。

据塔西佗记载（《编年史》1.58），塞格斯特斯投奔罗马时提出，他可以做罗马人与日耳曼同胞的中间人。

即使没有正面的信息，我们也必须设想塞格斯特斯说了这样的话。纵观历史，从雅典僭主西庇阿斯[13]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贵族，再到1848年的德意志共和主义者[14]，流亡者中间都有一种常见的幻想：他们在流亡期间总以为自己在国内有一大批追随者，只等他们回归追随者就加入自己。公元15年底，塞格斯特斯的兄弟西基默尔（Sigimer）也投奔了罗马。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这两位车茹喜部酋长曾向日尔曼尼库斯保证，只要他率领一支雄壮的军队出现在威悉河边，车茹喜人就会抛弃阿米尼乌斯，投靠塞格斯特斯兄弟和罗马人。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假定这个因素对日尔曼尼库斯的作战计划起了作用，而且应该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假设。若非如此，对罗马人来说，将战区转向车茹喜部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公元14年和公元15年，罗马人蹂躏了玛尔西人、布鲁克特里人、卡狄人部落，大概也包括这些部族之间的小部落。我们实在不知道布鲁克特里人是怎么挺过了公元15年那样的大扫荡的。假如罗马人连续几年重复这样的行动，受到打击的部落肯定要么饿死，要么远走，要么降服。通过这种方式，罗马人无疑就能步步为营地从莱茵河推进到威悉河。现在，除非罗马人预计能毕其功于一役，让车茹喜部降服，否则罗马人会让这些部落有了休养生息、与车茹喜部合力的机会，两头都顾不上。这不可能通过几次大战达到。日尔曼尼库斯没有比公元15年迫使阿米尼乌斯交战的更大的把握，而且大战也并没有发生。但日耳曼尼库斯身边有阿米尼乌斯的兄弟弗拉维乌斯，而且尽管塔西佗没有明说，但肯定还有阿米尼乌斯的岳父塞格斯特斯及其岳父的兄弟西基默尔。如果这三位车茹喜部酋长能成功分裂部落，哪怕只让一部分部民转投罗马人，阿米尼乌斯肯定就会支撑不住，最后要么归顺罗马，要么逃到易北河外。罗马人会接纳和饶恕其他酋长手下的车茹喜人，这样的功绩肯定会让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的各部落更亲罗马。一击之下，易北河以西的地域就会建立起罗马的霸权。

从阿米尼乌斯和其兄弟弗拉维乌斯隔着威悉河的假想对话中，我们能发现这条计策遭到了拒绝。我们不能被记载中阿米尼乌斯对今后行动的设想带偏，从其心理角度看，他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设想。如果兄弟对话的情节不全是虚构的话，那也是对双方既有交锋也有商谈这一事实的诗意描绘。我们不知道他们商谈到了什么程度，但要是认为塞格斯特斯完全没有试图履行居中协调的承诺，以此恢复自己在本国的权势，那也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罗马人的记载中根本不会出现塞格斯特斯的提议。

将一个没有直接文献记载的观点插入一场战役中似乎有些莽撞。持此看法的人会认为那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只有把这个观点加进来，一个明摆着的错误才会消失：日尔曼尼库斯在解决玛尔西人和布鲁克特里人之前就去攻打车茹喜人。另外，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一名真心想成就伟大功业的罗马统帅肯定也会像日尔曼尼库斯那样做。但是，由于这场战役的基本政治前提并不成立，因此他的大业注定失败。车茹喜人肯定明白自己深陷危局，也受到了很大的诱惑，尽管有部落上层贵族叛逃，但阿米尼乌斯的强大人格足以让车茹喜人站在自己一边并把士气维持住，这种情形类似于当年安东尼征讨帕提亚。罗马诸军在威悉河畔的威斯特伐利亚隘口成功会师，而且很可能已经渗透到了车茹喜部境内，也有可能渡过了兰河乃至阿勒尔河（Aller），与这两条河上的补给船只会合。由于车茹喜部的亲罗马派既无表现，又无成绩，再加上居住于威悉河中游、考契部与车茹喜部之间的安格里瓦利人再次起事，罗马军不得不再次折返。至于撤军的原因，塔西佗只说了夏日已尽。有人质疑过这个理由，因为据塔西佗记载，日尔曼尼库斯在同年秋天还兴大兵征讨卡狄与玛尔西两部。如果他确实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乘船回到了埃姆斯河，上述质疑就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整场远征都发生在威悉河，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罗马统帅不可能无故拖延时日，让庞大的运输船队白白暴露于秋季的北海风暴之下。但他还是遭遇了风暴，因此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他考虑到大军已经走了这么远，又仍然希望能制服日耳曼人，于是在车茹喜部境内停留了太长时间，有可能一直等到9月。即便他回到莱茵河的时间不早于9月底，他还是可以在10月份对边境部落发起两次远征。

如果我们认同塔西佗写这场战役的资料来源是一部战争史诗，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因素或战略思路不搭调的话，那么他自然就不会写这些内容了。即便这一假说没有根据，但他拔高日尔曼尼库斯的倾向也足以解释他不写战略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他写了局势的这个方面，他当然只好承认日尔曼尼库斯的失败。但这场战争要被写成一场胜利才行，作者也确实给人一种大捷的印象。将车茹喜人写成被两场大战打得几乎灭族，而罗马人撤回莱茵河只是季节原因，季节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阻止罗马军队停留于日耳曼内地的理由。

我们会再一次认识到设立日耳曼内地据点对罗马军队的意义。哪怕已经打了两场军事意义上的胜仗，日尔曼尼库斯依然不敢冒险在阿里索过冬，更别提威悉河一带了。他必须撤回莱茵河。只要利珀河南北的布鲁克特里部和玛尔西部没有被征服，没有接受罗马统治，冬季在利珀河河源扎营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与不便以及得不偿失的小规模伤亡。

战争结束

纵观日尔曼尼库斯历次战役的结果，即便罗马人在军事上占了上风，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显然也是失败的。尽管如此，此战并非一无所获。塔西佗写道，安格里瓦利人最终归顺了罗马，还赎回了其他部落手里的罗马战俘，以此讨好罗马人。由于弗里斯人和考契人已经与罗马结盟，于是罗马人在威悉河上有了一个对车茹喜人施加巨大压力的立足点。安格里瓦利部归顺一事或有疑点。既然领地一直延伸到易北河口的考契人已经与罗马人交好，我们实难知晓安格里瓦利人是从哪些部落赎回海难俘虏的。不管这是怎么回事，一支罗马大军出现在了威悉河与易北河之间。尽管罗马人在班师途中遭受海难，损失惨重，但他们必然对车茹喜部领地造成了巨大破坏。无人可以阻挡罗马人次年复归。

当年恺撒进入高卢后便不曾离开，甚至大败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罗马人不得不屡次从日耳曼撤回莱茵河，因为森林和草地供养不了大军。若要继续深入，他们大概也不会一开始就再讨伐车茹喜部，而是会彻底打败布鲁克特里人和玛尔西人。当然，这需要极强的实力；只有数个军团组成的大军才能冒险深入日耳曼地区。但是，高卢战争结束时的恺撒手中至少有11个到12个军团，而日尔曼尼库斯只有8个。我们很难明白罗马帝国为什么不能连续多年派遣数量相当，甚至更多的军团越过莱茵河，也不知道日耳曼边境诸部要如何抵挡这样的大军。每一次远征都是昂贵而凶险的，但绝非不可能做到。从长远来看，如果对手的实力不足以造成双方集结兵力、打一场大规模战术决战的形势，那必然是要失败的。此外，与先前的高卢人一样，日耳曼人中间的各种倾向都有利于亲罗马派系的形成。公元16年秋季，玛尔西部酋长马洛温杜斯（Malovendus）便叛族投敌，将玛尔西人藏匿条顿堡森林会战俘获鹰旗的地点告诉了罗马人。塔西佗说，罗马军确定敌方已经在动摇和考虑求和，战争在第二年夏天就会结束。尽管我们完全不采信罗马人两次大败车茹喜部的说法，但这段记载或有几分真实。

对此的解释不仅要在战区里寻找，更要到罗马帝国各个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兰克（Ranke）早就明白了这一点。提比略登上皇位只是通过收养关系，他不是奥古斯都的血亲。日尔曼尼库斯与奥古斯都的关系类似于奥古斯都与恺撒的关系：他是奥古斯都姐姐的外孙，又娶奥古斯都外孙女阿格里皮娜（Agrippina）为妻，日尔曼尼库斯夫妇的儿子是奥古斯都的血亲后代。纵然按照罗马的法律，养子与亲子享有同样的权利，而且提比略也将日尔曼尼库斯收为养子，但皇帝与日尔曼尼库斯一家仍然关系紧张，这对双方都构成了持续的威胁。为自身安全起见，提比略不能容忍日尔曼尼库斯与日耳曼军团在多年征战中发展出罗马共和国时期恺撒与高卢军团之间的那种关系。条顿堡森林会战与日尔曼尼库斯的3次战役已经表明，日耳曼人是性格倔强的“自然之子”，征服他们是一项艰难到可怕的任务。只有位高权重、兵精粮足、放手经年征讨的统帅才能结束这场战争。提比略派不出这样的统帅；事实上，他也不会允许自己派出这样的统帅。观察战况两年之后，他将日尔曼尼库斯召回，于是日耳曼人保住了自由。

对后世来说，日耳曼人一直处于罗马势力范围之外而没有像凯尔特人那样罗马化这一事实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要真正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分两面来看；在大事上不糊涂的塔西佗对此洞若观火。他的记载有很多方面不能让我们满意，文风里暗藏的思想感情更是主观挂帅。但是，不管他的观点如何，他确实点出了根本。他一方面认为，若非疑心的提比略召回日尔曼尼库斯，罗马会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认为，阿米尼乌斯无疑是日耳曼的解放者。这两个判断都是正确的。

在条顿堡取胜后，阿米尼乌斯将瓦卢斯的首级送给了马克曼尼国王马罗波多斯。这一举动只能被理解为是号召日耳曼各部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罗马。马罗波多斯拒绝加盟，将瓦卢斯的头送给奥古斯都安葬。正是此事让我们得知了真相，而且确证无疑。没过多久，以阿米尼乌斯为一方，马罗波多斯为另一方的日耳曼内战就爆发了。当时与伦巴第人结盟的车茹喜部首领无疑取得了胜利，但阿米尼乌斯本人最后却在内战中死于背信弃义的亲属之手。他是日耳曼人的解放者，一位在一个世纪后记载了这些事件的罗马作者说，蛮族人依然在歌谣中赞颂他。尽管如此，有没有可能他后来被同胞遗忘，1500年后才因为学者的研究而重新为人所知？语文学界宣称找到了阿米尼乌斯身后声名的些微踪迹，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证明，但它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诗性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这位车茹喜部国王的日耳曼语名字；他的日耳曼语名字与“赫尔曼”（Hermann）一词没有关联。阿米尼乌斯是他在罗马城获封骑士时获得的罗马名字。不过，他的父亲名叫西基默尔，而在日耳曼人中间，儿子的名字经常是随着父亲起的。那么，阿米尼乌斯的名字有没有可能是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主角齐格弗里德的父亲就叫齐基蒙德（Sigemund）。据塔西佗记载，车茹喜部还有一位酋长叫齐基蒙杜斯（Segimundus）。毫无疑问，这一组名字都属于阿米尼乌斯一族。齐格弗里德的传说可以追溯到日耳曼神话，而且也包含与罗马时期有关的内容，因为齐格弗里德父亲的首府在克桑滕，而克桑滕只有在罗马大营维特拉设于此处时才是要地。与阿米尼乌斯一样，齐格弗里德在事业的巅峰时刻英年早逝，原因也是亲属的妒忌和背叛。他的妻子一直忠于他，而不从娘家人。害死齐格弗里德的凶手哈根是独眼龙，这一点在《尼伯龙根之歌》里没有提及，却出现在另一份文本中。剧中有一段情节和阿米尼乌斯之弟、在罗马一方作战的弗拉维乌斯的事迹如出一辙。在阿米尼乌斯去世后的争斗中，除了弗拉维乌斯的一个儿子（他当时在罗马境内），车茹喜部酋长的家族都死绝了，正如尼伯龙根的所有酋长。

如果阿米尼乌斯就是齐格弗里德，对阿米尼乌斯个性的记忆以最光明磊落的男子汉形象被保存了下来，那就是一个民族献给民族英雄的最崇高的纪念。事实上，对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来说，史诗中的形象大概是过于伟岸了。因此，我们还是只把它当成一个笼罩在遐想面纱下的传说。

7　古罗马与日耳曼的僵持局面

条顿堡森林会战与日尔曼尼库斯历次战役的结果是，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僵持不下。囊括四海的罗马帝国无法在边界以外的广阔森林、山峦和沼泽地带征服富有勇气、热爱自由的蛮族部落；而日耳曼人在正面对决中无力对抗罗马，也不能主动进攻。

尽管如此，罗马帝国并未停止扩张。它继续扩张了一个多世纪，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仍然有过扩张的想法，做过扩张的努力。日耳曼人的勇气太旺盛，土地太闭塞，而罗马人则成功征服了不列颠岛上凯尔特人居住的地盘，还在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平原（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新建了一个大省——达西亚（Dacia）。最后，在公元2世纪初，罗马与帕提亚再次爆发大战，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

罗马人之所以等了一个半世纪才为克拉苏和安东尼报仇，原因与罗马人最终放弃降服日耳曼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设想帕提亚人的力量足以抵挡罗马举全国之力的全面进攻。但是，一场新的“亚历山大远征”必须有一位新的亚历山大。马克·安东尼当初想当新亚历山大，结果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既非安东尼缺乏必要的素质，亦非这件事本身不可能做成，而是因为他制订了一个具体的方案，由于情势不利，他的方案失败了，然后他就放弃了新的尝试。罗马人或许本来可以步步为营，首先将目标局限在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上。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场浩大的行动，必得亲征方可。皇帝本人必须精力充沛、能征善战、权位稳固，并将帝国治理得遵序守法，从而可以放心地常年离开首都，全身心投入遥远边境上的战争。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Julian-Claudian）与弗拉维王朝（Flavian）诸帝或者才能不足，或者形势不利，直到图拉真[15]在位时期（98-117），罗马才出了一位满足全部条件的皇帝。

当他受召回朝，准备以养子身份继承皇位时，图拉真正在美因茨大营统领莱茵河上游的罗马军团。我们会觉得，如果他想要发动战争，为罗马增添荣光，为帝国驱逐未来的隐患，那么他肯定会致力于完成征服日耳曼人的功业。但他不想冒这个险。阿庇安（Appian）[16]告诉我们，罗马之所以没有征服不列颠岛北部，是因为那片土地毫无价值。只要帝国朝廷讨论吞并日耳曼是否明智和必要，这个理由就会被搬出来。图拉真更倾向于达西亚，最后又转向帕提亚。他确实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并入帝国，但在作战期间他去世了，随后罗马立即开始了新一轮处理内政与对外交战的交替。即位的哈德良帝位不稳，不能亲自继续指挥帕提亚战争，也不能把这件事交给将军，于是议和并放弃了图拉真征服的土地。罗马人之后确实又多次来到和越过底格里斯河，但每次都只能短暂停留。

让易北河成为帝国边界的计划再也没有被实施，于是，提比略召回日尔曼尼库斯成了世界史的一大转折点。从那以后，罗马不再大举进犯日耳曼，将主要目标局限于维持和保护边境。但是，边境防御为战争艺术提出了一个本质上的全新挑战。

提比略叫停日尔曼尼库斯的征讨后，罗马军团并没有全部撤回莱茵河左岸，而是继续驻守右岸的若干地区和堡寨1，甚至会有些许推进。莱茵河与美因河交汇处的温暖地带和兰河一带发现银矿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罗马人最后占领此地并留了下来，从而延伸到了莱茵天堑以外，不得不建立人工的边境防御体系。韦特劳地区和位于莱茵河、多瑙河夹角之间的奥登瓦尔德（Odenwald）和施瓦茨瓦尔德（Schwarzwald）也被纳入了这块突出部。

这就是当时的边防问题。

即便日耳曼人无力进攻一直由枕戈待旦的军团守卫的罗马帝国，他们也绝没有因此成为安分的邻居。为了在大规模野战中击败和驱逐日耳曼人，也为了平时保护边境免遭劫掠，罗马需要维持一支常备军。就算蛮族国家想要做出停止劫掠的外交承诺，他们也做不到，因为他们对手下好战的部族的管控力有限。

在永远好战的敌人面前守卫长达数百英里的边境线难度极大。入侵可能在任何一点、任何一天发生。如果将边防部队平均分派到整条边境线上，那就处处薄弱，全挡不住集结起来的敌军。如果将兵力集中于几个点，那就有大片土地敞开，无人看管。

在莱茵河下游，罗马自保的方式是与河对岸的日耳曼部落长期结盟，包括巴达维亚人、坎宁尼法提斯人和弗里斯人。这些部落有大批子弟当罗马的兵，领罗马的饷。此举能确保他们安分守己，甚至能约束他们在老家的亲属。双方偶尔发生的龃龉都被解决了。

在更上游，大致相当于普鲁士莱茵省的地方，双方一直以莱茵河为界，但罗马人在右岸制造了一条广阔的无人地带，不许日耳曼人来定居。尽管日耳曼人只要一天就能穿过无人区，然后渡过莱茵河，进入罗马境内，但如果罗马的巡哨和岗哨警惕性比较高的话，想要做到其实也不容易。当然，需要特别关注自东向西流的各支流河口对岸，日耳曼人可以乘船突然出现在这些地方。

在波恩（Bonn）与科布伦茨（Coblenz）之间，新维德（Neu-wied）下游的地方，边界伸入莱茵河右岸，“长城”（limes）在这里开始修建。“长城”在美因河与莱茵河交汇点上游14英里（约22.5千米）处的法兰克福越过美因河，然后延伸到多瑙河畔的凯尔海姆（Kehlheim）。凯尔海姆位于源出拉蒂斯邦（Ratisbon）的阿尔特米尔河（Altmühl）河口处。于是，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突出部就被横贯其间的“长城”保护了起来。

“长城”是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分段修建的。内卡河有一段相当长的旧墙，至今依稀可辨；后来在旧墙的前方又修了一段新墙。凡是有大河——美因河或内卡河的拐弯处——构成边界和提供保护的位置，那里就不修“长城”了。

由于近年来的勘探工作，我们不仅能相当准确地追踪这一存续至今，俗称“鬼墙”“围栏”的边防体系的走向，还能追溯它的历史。因此，用一位目光敏锐的研究者的话说，这一伟大工程不再是僵死的纪念碑，如今焕发了青春，它的发展历程中处处都是有意思的点。

提比略和之后几位皇帝在位期间，针对日耳曼人的防御工事尚未连成线。韦斯巴芗（Vespasian）[17]将工事从莱茵河上游向前推进，越过黑森林，直到内卡河为止，以此缩短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的交通距离。占领这些地区毫无困难，因为本来就几乎无人居住。但到了内卡河一线，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离得就近了。韦斯巴芗之子图密善（Domitian）与卡狄人打了一仗，然后占领了韦特劳地区（Wetterau）。于是，罗马人就有了一条漫长的陆地边界需要守卫，而且边界在韦特劳地区呈突出部形态，更增大了防御难度。

图密善占据了这片区域，并建设了一套完整的堡寨体系。狭义的“长城”，也就是将各堡寨彼此相连的连续防线，可能就是在图密善时期或之后形成的。这条最早的“长城”是一系列犬牙交错的树篱（vineae）。

哈德良将树篱换成了木栅，又过了几代人的时间，木栅才被壕沟土墙所替换或完善。“长城”新增的最后一段很可能完成于3世纪初，那是一道位于多瑙河以北、罗马与雷蒂亚（Raetian）交界处的高耸石墙。于是，之前大体依地形而建的防线被尽可能地拉直了，以便观察和示警。根据目前可以确定的几处遗迹，雷蒂亚石墙的高度不低于2.5米。

下文中会区分“上莱茵长城”和“雷蒂亚长城”。前者起于莱茵河畔的新维德，绕过韦特劳后，在斯图加特（Stuttgart）以东的符腾堡地区（Württemberg）洛尔希（lorch）镇结束；后者从洛尔希沿东西方向延伸，直到拉蒂斯邦（Ratisbon）附近的多瑙河滨。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发现，上日耳曼地区的“长城”主要由土坡加壕沟组成，雷蒂亚长城则是由切割好的石块堆叠而成。前者沿线每隔约5分钟距离就有一处小型瞭望哨，墙后不远处是大大小小的永备堡寨，间距不超过9英里（约14.48千米），通常可供一个大队驻守。起初是土堡配木哨，后来改造成了石制工事。雷蒂亚长城沿线的堡寨往往不是紧邻城墙，而是在后方4千米到5千米的地方。尽管上日耳曼长城和雷蒂亚长城有很大区别，但我们不能得出两者设立目的不同的结论。它们的差异可以部分由地质条件来解释。一边土质松软，所以会堆土坡、挖壕沟，另一边石头多，于是就修石墙。此外，统帅们对两种工事适用性的主观认识也是一部分原因。上日耳曼长城偶尔也有石墙遗址，不全是土制工事。

现在可以抛弃过去的通行观点——“长城”的用途是直接防御的，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是不可能据守长达300多英里（约480多千米）防线的。此外，某些发现的工事不是土坝，而是将一部分山体劈开，且垂直面不是朝日耳曼人一边，而是朝罗马一边2；还有的土坝修在沼泽靠外而不是靠内的一侧。有的学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彻底否认这些工事的军事目的，认为它不过是用来收取关税的。这种看法是矫枉过正了。与贫穷的日耳曼人贸易没有那么重要，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它确实是军事工事。

首先，这道墙是针对尤其危险的骑马入寇者的重要屏障。另外，用古斯塔夫·施罗德将军（Gustav Schröder）的话说3，这道墙可能是为了妨碍日耳曼人撤退的。每个瞭望哨大概有3个人，他们挡不住成群的日耳曼人侵犯罗马土地，却能发现入侵者并传出示警信号。瞭望哨都布置在至少能看清前方几百米的地方，而且可以联络后方的堡寨。图拉真柱上也绘有烽火台，目的显然是示警。看到信号后，部分堡寨守军就会立即出发，拦截入侵者。墙在这里就有大用处了，因为它能拖住被追击的日耳曼人。他们不能迅速翻过墙去，至少没法很快将抢来的财物、牲畜、俘虏和车辆运走。4如果追击的士兵来自多个方向，他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协同抓捕，墙下擒敌。规模更大、带有战争性质的入侵同理。一个堡寨乃至多个堡寨的守军都不足以对付这些入侵，而需要从远处的大营赶来的军团。若能将敌军压迫到墙下，胜利就能变成歼灭战。

城墙对边境的直接防御也有意义，因为它对罗马巡逻兵和部队有庇护和掩护作用，防止他们被直接发现。逼近城墙的日耳曼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选择的越境地点背后会不会藏着一支守株待兔的罗马军队。

从莱茵河至多瑙河一线，同时有人驻守的堡寨总数约为50个。算上小型瞭望哨的侦查员，总共大概最多有2.5万人，长城上的守兵可能只有1.5万人。5这些部队并非罗马军团，而是盟友的部队，因此甚至会有一部分日耳曼人。军团驻扎在更后方的莱茵河畔，主力在美因茨大营，另有一部分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早期（公元105年之前）在苏黎世附近的温迪施（Windisch）。若干中等规模的堡寨可能由支队驻守。下日耳曼军团的驻地有波恩、诺伊斯（Neuss）、奈梅亨（Nijmegen），尤其是维特拉-克桑滕，它一直是下日耳曼省的首府。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各有4个军团，雷蒂亚一个都没有。于是，罗马在北海-莱茵河-“长城”-多瑙河-帕绍（Passau）一线驻扎了8个军团，再加上盟军，总兵力为7万左右。罗马边防体系的基础不是直接和绝对地防御边界线本身，而是一种间接防御。通过将边界推进到天然屏障，也就是河流，或者创造人工屏障，也就是墙，然后清理屏障前方地带的手段，罗马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提高了跨越边境的难度。日耳曼人并非完全不可能跨越这些障碍，但凭借组织完善的观察和报警体系，罗马人总能及时采取惩戒行动。日耳曼人必须明白，尽管他们有可能在对面劫掠成功，但把抢来的东西和自己带回来可就难了。

在真正的战争中，面对攻来的大军，边墙不仅毫无保护作用，甚至会带来危险，因为它会把可用的部队平摊在一条警戒线上，彼此远远分开。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边境是一定要守的。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军团没有被拉到警戒线上，而是作为总预备队驻扎在后方的莱茵河一线。

我们现在知道，日耳曼人集结起大军并不容易，罗马在日耳曼也不缺报告大军行动的探子。因此，即便面对大规模入侵，罗马人也总能将临近盟友编入军团，形成足够的兵力及时做出反制。

原始森林和盘踞着一个野性强悍民族的荒野就在紧邻的地方，罗马人在戍边军团的庇护下过着优雅文明的生活。直到今天，罗马人留下的遗迹依然让我们赞叹，尤其是特里尔（Trier）。

罗马人渐渐觉得自己安全了，于是在2世纪中期将莱茵河沿线军团的数目从8个减到4个，两个控制莱茵河上游，两个控制莱茵河下游。

8　古罗马帝国的军队建制与军人生活

我们的任务不是介绍古罗马军事体系的形式与遗产，但我们仍然必须去理解这个庞大组织日常生活中的各主要方面。

奥古斯都颁布的《奥古斯都谕令》（Constitutiones Auǵusti）是一套全面系统的军队条令，确定了罗马军队的建制。尽管《奥古斯都谕令》今已不存，但通过多处引文还是能够分辨出大概。

内战时期，军团数目不断增加。恺撒留下了40多个军团，后三头同盟又新增了几个，反对后三头同盟的共和派也有23个军团。公元前36年，屋大维和安东尼共有超过75个军团。在共和国早期，只有罗马公民会被编成军团。这条基本原则不仅被逐渐废弃，更被颠倒了过来：进入军团者会被授予罗马公民身份。就连恺撒手下的军团里，出生时就是罗马公民的士兵都只占少数，后三头同盟手下的军团肯定更是如此。在许多这些军团里，罗马公民成分只是表面上的。维吉尔直言不讳地将定居意大利的退役士兵称作蛮子。1当奥古斯都成为无人挑战的唯一统治者时，他留意到先前的原则，并以一种着实巧妙的方式来运用它们，以适应这个以罗马城和拉丁民族为内核的世界帝国的状况。他没有一刀切地将公民组成的单位和非公民组成的单位分开，但与国家的政治格局一样，军队也是按照不同的民族来组织的。如果军队继续不加区分地混编罗马人和非罗马人，那么，每个单位的拉丁人成分都会相当薄弱，既不能同化其他成分，又不能主导之。在如此疏松的制度下，军队战斗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起初，奥古斯都似乎将军团数目砍到了18个，他去世前增加到了25个，塞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8]时期又到了33个。内战时期，通常只有轻步兵和骑兵作为辅助部队配合军团作战，而现在对重步兵也做了区分，一边是罗马特色鲜明的军团，一边是按照民族编为大队的辅助部队。进入军团服役则自动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原则被保留了下来。因此，被分配到军团里的士兵绝非清一色的天生公民。但我们可以设想，军团中的非公民肯定已经一定程度上罗马化了，尤其要懂得拉丁语，以免偏离军团总体的罗马特色。

尤利乌斯王朝时期，西部军团仍然主要由意大利土著构成。这一状况从韦斯巴芗时期逐渐走向终结2，意大利人之后基本只被编入罗马城的禁卫军。军团士兵在驻地省份征募；从铭文资料来看，就连日耳曼人都越来越多地进入军团。3在一份流传至今的铭文中，一名禁卫军士兵和维吉尔一样提到了“蛮族军团”。从血缘来说确实如此，但从精神、习惯和语言来说，尽管这些人出身蛮族，但是如今的军团都是从帝国境内已经罗马化的民族中征募兵员，服役期间更是如此。

只有一小部分百夫长出自军团本身，这进一步确保了军团的罗马性。百夫长大多是从意大利人组成的禁卫军调来的。4此外，从铭文尤其是墓碑能发现，百夫长经常在军团之间调动，从而维护并加强了全军军官队伍的团结精神。

辅助部队中无疑有个别罗马公民服役，但主体是由尚未罗马化的罗马属民组成的。武器、战法和纪律与军团一致。军官和士官是罗马人。执行任务时使用拉丁语，日常交际大概是用土话。5因此，辅助部队和军团只有相对的区别，而且区别在逐渐消失。这些辅助部队构成了与按民族编成的轻步兵和骑兵部队，以及纯蛮族之间的一道桥梁。在纯蛮族与罗马人的关系中盟友关系多于隶属关系；蛮族是带着自己的武器、组织和长官加入罗马人的。当然，这里也有转化程度的差异。

一方面，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Aǵricola）第28章中写道，一支驻扎在不列颠岛的乌西皮特人大队哗变，杀害百夫长和“掺入他们的支队，传授军纪，被视为榜样和教员”的罗马士兵，然后企图乘着3条船回老家。由此可见，罗马人曾试图强迫顽固的日耳曼人完全接受罗马军事体系的形式。

另一方面，在西威利斯领导下起事的巴达维亚人尽管表面上是大队，却显然纯粹是按照部族编成的。但此事之后，罗马人更谨慎了，不再将同乡的日耳曼人编为一队，而是将其打散，派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还任命罗马人当军官，不再由本部酋长一族统兵。现在的驻印英军就类似于这些罗马辅助部队。

上级部队编制对罗马军队的性质而言极为重要。每个军团都配属了数量不等的辅助大队，但后者的规模通常不会大于军团本身，而且通常要小得多。即便这套制度在实际应用中做不到整齐划一——比如，前面讲过的雷蒂亚就没有军团，只有辅助部队——但上述编制确实可以视为基本情况。我们来想一想：假如蛮族大队被集中部署或全部作为独立单位的话，一切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那样一来，罗马人的成分与非罗马人的成分就是并立关系，有着同等的权利；罗马人的成分会被占据数量优势的蛮族压倒。通过将军团布置在罗马化蛮族辅助部队之间，而非与其打成一片，以及围绕军团布置尚未开化或开化不久的蛮族辅助部队，这样就使得罗马人的成分在整体编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队的编制分散独立，民族又不统一，共同的纽带只有军团而已。从最核心的罗马人开始，军团的罗马化过程必然会逐步向外层推进。

军团规模沿袭旧制，满员6000人左右，加上配属的骑兵和辅助部队，总兵力平均估计在0.9万到1万人。

从法律和原则上讲，普遍兵役制依然在实行，但现实中主要是志愿兵和募兵。入伍后，服役年限为20年（禁卫军为16年），但通常会大大延期。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尽管力竭体衰，却依然留在军中，有些人甚至已经可以正式退伍了。他们有不用干杂务的特权，而且很可能会划出军团编制，组成独立的小单位“别营”（vexillationi）。这样做的原因大概不是招募和训练新兵困难，而是要尽量利用老兵的好处。

有时大概也会有募兵不满员额、要靠征兵补足的情况。被选中者可以找一人代役，这当然就意味着确实有人愿意当兵。唯一的区别在于，绕了个弯子以“代役”身份入伍的人能拿到国家酌情发放给这位或那位富家青年的奖金。

奴隶不得参军，违者处死。

上述状况在小普林尼（Pliny）与图拉真皇帝的通信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时任比提尼亚（Bithynia）总督的小普林尼在新兵中发现了两名已经宣誓但尚未被分配的奴隶，就问皇帝要不要处罚他们。皇帝的答复是，那要看他们是志愿兵、征兵还是代替别人服役。如果是应征入伍，那就是官员的失误；如果是代替别人服役，那应该惩罚的是正丁；如果是志愿参军，那他们自己就要受到处罚。如果两人并非被分配，这一点则不在考虑范围内。

近年来影响很大的“军人身高标准”在古罗马就有了。在帝国时期，它被称作“incomma”。学者们对具体标准的观点有很大差异。一名学者相信，从一则俏皮话中能得出“5罗马尺（1.48米）就被认为是相当高了，甚至对军人也是如此”6——于是，罗马人就成了小矮子，因为这比最矮的法国或德国士兵还要低6厘米。另一名学者认为平均身高是5英尺10英寸（1.725米），比普鲁士禁卫军的标准还高。7其实，他引用的原文（韦格蒂乌斯，1.5）里只说，第一大队要有5英尺10英寸（1.725米）高，这就与后面一段话中给出的5英尺7英寸（1.651米）对上了。8征兵数目少时，当然会选最威武的人，于是“大高个”就成了统帅的门面。文献中写道，尼禄为自己征召了一个全员身高6英尺（1.774米）的军团9，命名为“亚历山大大帝方阵”，准备将其派去里海隘口（Caspian Gates）[19]。

只有很少几支部队驻扎在城镇或村庄中。罗马城虽然有较多守军，但整个禁卫军军团和各城防大队加起来依然不超过1.2万人。罗马城外另有几支驻军。高卢全境只有首府里昂有1200名驻军。其余帝国内地省份均无驻军。军团驻地都在边境附近的坚固大营。在大营不远却也足够远的地方留出一圈空地，并修有围墙，平民聚落（canabae）在这里很快就会形成并逐渐发展成城市。10

辅助大队主要驻扎在大小不等的一线边防堡寨。

尽管士兵要服役到40岁或50岁，却不准娶妻。如果他们组成了家庭，家人也不许随营生活。既然不是“合法婚姻”，当局在部队换防时也不会考虑这个因素。

禁婚令也适用于百夫长。哪怕是位阶最高的统帅，只要离开罗马城或受命统军，也要把妻子留在家里。

高级军官（保民官和司令）出自罗马城和省城的贵族家庭。与共和国时期一样，他们还不是单纯的军人，而是承担司法、行政、军事等各项职责的官员。唯一的资质要求就是地位崇高和贵族心态，他们有信心做好任何事，所以什么事都能做。卢库勒斯（Lucullus）曾率领一支军队去征讨米特拉达梯，据说他以前对军事一窍不通，靠行军途中上课读书来准备作战。11他很好地完成了使命。马略确实曾在罗马人民面前大肆贬低这种指挥官12，恺撒在作品中也不常夸奖手下的保民官。在这一点上，奥古斯都通过新设掌营官（camp prefect）在罗马社会结构与军事需要之间求得了平衡。顾名思义，掌营官起初大概是大营留后，但其数目和职责很快就增多了。掌营官获得了监察和把控军队行政事务的职责，这些事务是专业素养参差不齐的保民官做不来的。掌营官是职业军人，从百夫长提拔而来，是令人畏惧的风纪纠察员。后来到了3世纪，他们完全融入了司令的职务，成为军团的长官。

与共和国时期一样，军队的中坚力量是百夫长，我们曾将其描述为担任连长职务的士官长。不过，共和国时期的百夫长全部起于行伍，而现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也会通过向皇帝申请百夫长的职位之后再晋升为军官的途径参军。前一种百夫长被叫作“军靴百夫长”（ex caliǵa），后一种叫“罗马骑士百夫长”（ex equite Romano）。

后来，军官不再被严格划分为两个层次。士兵出身的军人可以升到百夫长乃至掌营官，百夫长出身者可以升到保民官，而顶级家门的子弟，尤其是元老的儿子，一进来就是保民官，可以做到司令的位子，相当于现在的将官。或许从恺撒的时候起（1.456），每个军团就有一名常设的司令了。后来，可能在奥古斯都时期，也可能在哈德良时期[20]，保民官也成了大队的常设长官；事实上，早在马略时期的军事原则就已经要求这样布置了。军团一贯设6名保民官和10个大队，而韦格蒂乌斯明确记载，大队一部分由保民官指挥，一部分由队官（praepositi）指挥。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里也存在背景方面的平衡，从现实角度出发，4个大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提拔上来的百夫长。因此，队官大概是百夫长与掌营官之间的一个职位。13在帝国军队中，相当于今天的一等兵到士官这一级的军人被叫作“初级军官”（principales）。最干练、最勇敢、教育程度较好的士兵会根据一套明确流程铨叙晋升。与共和国时期一样，最重要的岗位——掌旗官（siǵnifer）、百夫长副手（optio）和巡营官（tesserarius，负责文书保管）——是候选百夫长或基层单位的长官。初级军官不仅能被提拔为百夫长，也能当军队里的文职人员和高级军官的参谋，最后还能成为帝国文官。14

共和国时期，军团士兵的报酬是年薪75第纳里加上通常为45第纳里的补助（frumentum）。恺撒把军饷翻了一番。奥古斯都在位晚年更是增加到了最初的3倍，也就是225第纳里（合195马克）。从生活状况完全相同的辅助部队年薪不到三分之一（75第纳里）中就能看出来，给予军团士兵的军饷是很大方的。然而，禁卫军——他们不住军营，而是驻扎在罗马和其他几处舒适的地方——的军饷超过军团士兵的3倍，也就是750第纳里（合650马克），补助另算。

除了常规收入，士兵们在新皇即位和其他特殊场合时会获得赏赐，退伍时还有一笔津贴，军团士兵不低于3000第纳里（合2600马克），禁卫军不低于5000第纳里（4300马克）。军人的另一项福利不是金钱，而是一块农田。不过，有人会怀疑一个从18岁就参军、40岁或45岁才退伍的人还能不能心满意足地过小农生活，这项特殊福利只属于军团和禁卫军士兵，辅助部队是没有的。

图密善将军团士兵的年薪提到了300第纳里，康茂德（Com-modus）375第纳里，塞提米乌斯·塞维鲁500第纳里。增加军饷的实际效果无法确定。由于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时期的第纳里含银量只有奥古斯都时期的一半，所以看似巨大的报酬涨幅可能只是表面文章。但是，这种货币的购买力很可能有所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军饷的实际价值。考虑皇帝对士兵的倚赖，这一点是很自然的。15

百夫长的军饷在共和国时期只有普通士兵的两倍，在帝国时期则增加到了5倍，与普通人的差距比以前拉得更大了。

一整套外在的嘉奖表彰体系被用来提升军人自豪感，共和国时期就是这样，帝国时期亦然，有赏矛，有锦旗，有赐盾，有佩戴在胸前或马具上的勋章，有手环，有颈环，有头冠，有花环。16整支部队也会获得同样的嘉奖或其他的荣誉称号。

军团和大队肯定为医生和医院（valetudinaria）配备管理员和护士（qui aeǵris praesto sunt，指“为病患服务的人”）。17

文献中还提到了马医。

每个大队都有一笔储蓄金，还有多笔小额应急基金，特别是安葬基金，均由掌旗官负责。士兵必须把一部分军饷，特别是赏赐存到储蓄金上，至少要存满一定金额才能不存。佩森尼尔斯·奈哲尔（Pescennius Niger）曾下令禁止士兵上阵时携带金币或银币，而是要统一存起来，战后再取出。

若无非常精确的记账制度，是管不了拿钱打仗的部队的。在古埃及的纸莎草文献中，除了大量其他资料，还有几份涉及军务的资料。一份公元81年至公元87年的拉丁文档案详细记录了每名士兵的军饷、执掌、告假等信息，记录者是一名百人队的文书。18

每天傍晚，全体号手会到营中的帅帐集合吹号，直译过来的话，就是归营号（tattoo）。然后，巡夜兵就上岗了。19

军纪保持了罗马早期的性质与严厉程度：偶有松弛，但很快总会出现一名统帅来整肃。据塔西佗记载（《编年史》11.18），科尔布罗（Corbulo）曾整顿纪律松弛的军团，重申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的传统，当时有一名士兵在边墙工作时没有按规定佩剑，所以被处死了，另一名士兵只带了匕首，所以也被处死了。

与18世纪的我国军官一样，百夫长手里总是拿着戒条，也就是一根藤条，打起来毫不留情。在奥古斯都去世后爆发的大规模军团哗变中，一名百夫长和许多其他军官一起被士兵活活打死。士兵们以前给他起了个绰号，“再来一根”（cedo alteram），因为他每次打士兵脊背把藤条打断时，都会要别人再给他一根。在腓特烈大帝的军中，由于连长出身贵族，与手下有某种主仆关系，既有责任照顾手下，也有部分责任找人替换老兵，于是上级任意体罚下级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这些缓和因素在罗马百夫长那里全都没有。他只有长官的身份，他要亲自监督日常执勤，而且他本人就出身行伍，因此尤其严苛。

但罗马军队和罗马国家并不是单纯依靠严刑峻法和抽象的军事荣誉概念而团结起来的。凭借主体民族的政治智慧，罗马不仅成了世界帝国的政治中枢，更是宗教中心。毫无疑问，罗马人允许被征服的民族保留本族神祇，但除了地方神，到处都建起了为罗马诸神与皇帝威严献祭的神庙祭坛。罗马军营的情形与此类似，但有些许差异，没有供奉罗马诸神的祭坛。军团崇拜传统的卡皮托利欧山诸神，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辅助部队崇拜本族神祇，但所有部队都有专门歌颂皇帝天纵英才的祭祀活动。随着辅助部队逐渐丢掉原有的部族特性，老兵被来自各个地方的新兵替换，随着罗马化程度的提高，他们也接受了罗马诸神。战神马尔斯的崇拜者尤其多。人们也为无数其他神祇或人格化的抽象事物，比如胜利神、命运神、荣耀神、美德神、忠诚神、纪律神、土地神、校场神、军营神等，建起了祭坛。20专门为罗马城而设的祭坛很少，而且直到3世纪才有。民间宗教与军营宗教的区别体现了军队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军队主要是皇帝之军队，非国家之军队，而且事实上，皇帝的位子是由军队赋予的。

从来没有神学上的表述去讲清楚皇帝的神性或灵魂，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怎么会如同神祇。有些皇帝将自己封为神祇，更优秀、更明智的皇帝——奥古斯都、提比略和二世纪诸帝——则会让人性的一面隐入背景当中，而让御像出现在神圣的军旗旁边，出现在军人供奉的神祇当中。军队统帅享有通常献给神祇的荣誉，军人的宗教、纪律、荣誉构成了一个三角，而宗教将其余两者联系在了一起。21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帝国军队保障了文明世界的和平，少有纷扰之时，而与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征召军队相比，与近现代的常备军相比，这支军队的规模是相当小的。据估计，奥古斯都的25个军团，再加上平时也要长期服役的辅助部队，总人数不会超过22.5万，而帝国人口是6000万到6500万。22因此，军队占人口的比例仅略高于三百分之一；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20年间，大约7.5%的罗马人拿起了武器；在1914年之前的德国和法国，军人比例哪怕在平时也要大大超过1%。

多亏了罗马人骄傲自诩的组织性和纪律性23，少量精兵便可维持帝国的和平，而大众可以去经营农工商业，只需纳税便可免于战争威胁。

对于军团数目后来从25个增加到33个是否意味着军队实际人数随着人口而扩大，我们只能避而不谈，因为罗马公民权在不断放宽，所以可能也存在辅助部队转为军团的情况。据说，图密善曾计划削减军队以节约开支，但那样一来，他的力量与蛮族相比就太弱了，于是他只好放弃了该计划。24

从普林尼与图拉真的几封往来信件中能发现节约军费的考量。比提尼亚总督与手下官员、总督与皇帝本人之间都在部队待遇问题上讨价还价，相关信件在比提尼亚和罗马之间来往反复。

军团建制和战术基本上因循前例。调整大队人数和设立人数相当于两个大队（milliariae）的单位对战术没有任何影响。皇帝们的改革，尤其是哈德良的改革完全是在条令方面，对战术体系毫无改动。野战炮兵——姑且这么叫——似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最初仅用于攻城的抛石机和弩炮被改造为野战兵器。（参见第1卷对公元前207年曼提尼亚会战的介绍。）这些武器可能在恺撒手下的军团里就成了常规装备，恺撒描述几场交战中己方和敌方的情况时都提到了它们。25塔西佗对安格里瓦利堤坝会战的记述中谈到了这个话题。根据一份后来的记载26，每个军团的编制里有55架移动弩炮和10台扭力抛石机。前者发射大型箭矢，由骡子拖曳和11人操作；后者由公牛拖曳，抛出沉重的石块。这些武器在围城战中非常重要，但在野战中效果不彰，因为它们投出的箭石尽管穿透力很强，但有效攻击距离并不比手持武器远多少。所以，在近战中只要后退或向前推进都很容易躲开箭石。

我们没有具体了解罗马的队列方式。不过，同时代的希腊战术家肯定发表了大量关于组织和指挥的言论，从中我们可以对队列有所认识。我们将这一点应用到罗马人身上时还要更多几分把握，因为罗马人的队列形式与现代很类似。对此可以这样来解释：它蕴含的法则——一部分是数学的，一部分是心理的——相当简单和基本，以至于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来说，这些法则所要求采取的现实行动必然是相似的。

单位要排成整齐的队列，有人在前面领路，有人在侧面约束，向左（向右）转、左（右）转弯——走、向后转——走、向左（向右）看都有规定的步骤。下面列出几项口令原文：

队列要做到精准，取决于将口令分成预令和动令两步，古人就已经懂得这条法门了。战术学家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Asclepiodotus）和埃里安（Aelian）不仅提出口令必须简短干脆，还提出具体指令必须放在一般性指令的前面：要说“向矛——看！”，而不能说“看向——矛！”否则匆忙之下，有人会向左看，有人会向右看。

按照军规，罗马士兵不仅要练队列，还要修围栏、投标枪、做体操、游泳和演习。演习被称为“decursio”，具体解释是“分别于演练场两侧列队后模拟对冲交战”，恰好符合我们所理解的“演习”。每月要进行3次装备齐全的野外拉练（ambulatio），往返各10英里（约16.09千米）。27

与现代常备军一样，罗马军纪的基础是操练。不过，新兵的数量非常少，毕竟，绝大部分军团士兵都是中年人。在存在类似状况的18世纪军队中，通行做法是给大部分中年士兵放长假，每年只在短暂的演习期归队，归队时派他们去站岗。休假制度不适用于常年戍守边疆的罗马军人。于是，与共和国时期一样，士兵们整日忙于施工。不光长城、瞭望哨和堡寨要由士兵自行修建维护，边境省份的大路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还能通过铭文辨认出这些道路是哪支部队修的。奥古斯都明令禁止让士兵给私人干活，但士兵会被用来建造神庙等公共建筑。

一份偶然流传下来的罗马军史文献为我们描绘了一次阅兵的情形，鲜明地例证了人的本性总是一样的，而且同样的制度总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时在荒凉的兰贝西斯（Lambaesis）地区发现了一大块铭文，那里曾经是罗马军团的营地。经辨认，铭文是公元128年7月1日哈德良皇帝于该地阅兵后发表的讲话。负责指挥的副将卡图利努斯（Catullinus）命人将讲话内容刻在石碑上，令后人铭记他和他的军队在皇帝阅兵中的卓越表现。为了纪念远隔千年的同袍留下的遗物，一位法国上校团长举行了一场阅兵式，要手下士兵从石碑前走过。从那以后，人们曾多次试图通过语境来补全碑文缺字，将讲话稿还原了出来，尽管内容并不完整，但大体意思是搞清楚了。1882年，我在《军事周报》（Militär-Wochenblatt）上发表了与校友威廉·莫勒（Wilhelm Möller）合写、以《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为底本的铭文内容，并附上了一篇尽可能贴合现代军队样式的译文。我相信凡是接触过我国军队内情的人，肯定会从中发现某种“世界史观”：原来从远古至今，阅兵讲话的内容都是肯定中有批评、嘉奖中有克制、威严中有温情，规训教谕与尊长智慧兼具。

铭文如下：28

军团整体状态

副将向我报告了（本师）本军团的特殊情况：29

缺编一个营；每年轮流任命一名军官负责行政工作；3年前，一个营和四分之一的连被调到同师的第三团，以作补充；30该团驻地分散于多处；最近不仅团部转移两次，而且不得不修建新团部并加固其防御。假如你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过大型演习，那么，上述原因都能拿来当借口。然而，这次检阅的结果表明，这些借口是多余的。我要向该团表示，我对他们完全满意……

参谋军官（或者副将？）督促部队训练是用心的。营长、初级军官和士官们履行各自职责是投入的。31

骑兵

部队训练是一个有机整体；少了，不够用；多了，又太难，落实下来就要打折扣。但是，该团不是仅仅满意于难；而是把最难的任务也办到了，那就是把骑兵训练成射手（对此，我不是完全批评的态度），甚至表扬这种做法背后的精神（同时……）。

辅助部队

卡图利努斯将军阁下对帐下所有部队一视同仁……这位师长认真督促了部下的训练。我会为该部返回科马基尼（Commagene）发放特别补助……

第六科马基尼骑兵营

骑兵营要出彩本来就难，32再加上骑兵团之前进行的训练，想不演砸都难上加难；间距、人数、复杂的回旋动作33、密集阵形、漂亮的换马、对得起优厚待遇的精良装备全都换了个样。再想到该中队用刻苦攻克了难关，在规定项目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加了反投石机和抛射器作战的项目，还表现出了非凡的跳马本领，实在是更加值得肯定，表明卡图利努斯将军阁下确实是实心办事，他……你们……

演习

该团只用一天就做到了平常需要几天的事情，建成了一般冬季大营才有的大型野战工事，耗时不比那种材料易得、修建简便、只需要把泥板分类切割成相等大小然后垒在一起的那种工事长多少。该团用的是沉重的巨石山岩，必须严丝合缝，不然没法运，没法搬，也没法堆。沟壕的基底是坚硬的石地，挖的方式正确，边缘做了圆滑处理。修完工事后，官兵入营，马上开火做饭，然后再次列队。当先前派出去的骑兵返回时，该团让出了空隙使其通过，呼声震天……

……敌人不敢靠近营地……集结太慢……突袭……

卡图利努斯将军阁下设定的演习计划（整体思路）是要贴合实战。对此，我必须表示赞许。实际演习效果同样值得高度赞扬。科尔奈利亚努斯（Cornelianus）团长的表现是称职的。对于他的外线（？）进攻，我不能苟同。奥古斯都谕令规定，骑兵不可贸然往前冲，追击时要谨慎；如果骑手看不清方向，或者不能随时将马停下来，他就会闯进陷阱……进攻时必须是紧密队形。

说完哈德良的一般性命令，我还要补充塔西佗对提比略登基时爆发的大规模兵变的记载（《编年史》第1卷）。

塔西佗对兵变的记述展现了这支了不起的军队兼具的平凡与不平凡，妙笔生花，无出其右。军人与皇室、罗马人与外省人、以皇帝为首的罗马军国与仍然由元老院代表的罗马民邦之间的关系好像在文字中活了过来，正如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在百夫长李固斯提努斯（Ligustinus）的演说中活了过来。我之所以要全文摘录塔西佗的记述，不只是因为罗马军队，更是因为后文中还会有其他时代、其他民族的军队中发生类似乃至如出一辙的、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件。

塔西佗写道：

潘诺尼亚诸军团爆发叛乱时，罗马的状况就是这样——兵变没有任何特殊的缘由，只是因为皇位更替让他们觉得叛乱不会受惩罚，内战反倒有好处而已。当时有3个军团集体驻扎在夏季大营，由尤尼乌斯·布莱苏斯（Junius Blaesus）统率。得知奥古斯都去世、提比略上台的消息后，他马上停止了日常操练，悼念先帝，庆贺新皇登基。这是兵士们躁动不安、出言不逊、听信谗言、厌倦军纪与做苦工，最终放纵狂欢、无所事事的第一个缘由。营中有一个人叫佩尔肯尼乌斯（Percennius），从前在剧院里带头叫好现在却是个大嘴巴的大头兵，凭借剧院里的本事成了闹事的好手。渐渐地，在夜里的聚会中，他对着那些担心奥古斯都去世后士兵待遇问题的老实人煽风点火，或者趁明事理的士兵不在的时机，把最坏的分子聚集起来。最后，等同伙们也做好准备的时候，他当众问了如下几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像奴隶一样服从那么少的百夫长，还有更少的保民官？现在新皇立足未稳，他们都不愿意去找他提要求、要武器，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要求退伍呢？这么多年来，他们上了三四十次战场，吃够了胆子小的亏，现在他们年纪大了，大多数人都有伤痛折磨。他接着说，退伍的人也一样，服役期还没结束，同样在军旗下当兵，承担着同样的困苦，只是换了个名号而已。要是有人把这些都熬过去了，他会被打发去远方，说是田地，其实要么是泥泞沼泽，要么是崎岖山地。他说，服役本身其实就是受压迫和吃苦；一个汉子的性命和力气，就值一天10个阿斯，衣服、兵器、帐篷的钱全都包括在里面，要想不受百夫长欺负，不干苦工杂活，还要另外交钱。普天下只有他们这么苦，不是挨打，就是受伤，冬天难熬，夏日闹瘟，打仗要遭罪，平时也倒霉。来时条件说得好，现在道理哪里找：人人都能领到1第纳里；服役16年后结束；期满绝对不强留，津贴以现金形式在营内发放。说到底，那些拿着2第纳里军饷，16年期满就能回家的禁卫军大队面对的危险就更多吗？他也不想城里没人站岗，只是要他们同样在自己的营帐里面对蛮族敌人。

兵士群情激奋，大声表示赞同。有人亮出伤疤，有人亮出白发，大家都亮出了褴褛的衣衫和饱经风霜的手脚。最后，他们激动之下决定将3个军团合而为一。由于嫉妒心，此举没有实行，因为每个军团都认为其他军团应该合并到自己的番号下，于是他们又想出一个主意，将3个军团的鹰徽和各大队的军旗放在一处。同时，他们拿来泥板，准备树立高台，好让他们的位置更显眼一些。在他们正干着活时，布莱苏斯来了，痛斥造反兵士，把几个人抓了起来，大呼道：“让你们的手浸在我的血里吧，与其辜负皇恩，不如杀害大将，那样还少几分亵渎。生，我要保军团忠顺，死要令逆贼速悔不及。”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堆泥板。等到士兵在坚定的布莱苏斯面前屈服，放弃举事的时候，泥板已经堆到胸口那么高了。凭借优秀的演讲能力，他对士兵们说：“士兵绝不能通过兵变和谋逆的方式引起君王的关注。你们的先辈不会对过去的皇帝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自己也不会对神灵一般的奥古斯都提出这样的要求。为新君增添烦恼实在是太不恰当了。”不过，如果他们想要在平时争取到连内战获胜的一方都无法企及的东西，为什么要去强取、置服从精神和军中法规于不顾呢？他们应该派代表到他面前才对。士兵们大喊：“保民官，布莱苏斯的儿子会代表我们发言，要求放归服役满16年者。”第一步成功后，他们接着采取了第二步。年轻的保民官离开后，军中相当安定。同时，士兵们吹嘘说，他们委派司令的儿子去为大家说话，这就充分表明用温和手段拿不到的东西，他们靠施压拿到了。

兵变开始前，有几个支队被派去那波图斯（Nauportus）修路修桥，并完成其他一些必要工作。他们刚得知营中骚动，马上就带着军旗离开了。在劫掠了附近村落以及相当于乡镇的那波图斯之后，他们就追着奚落辱骂百夫长们，最后还拳脚相向，百夫长只能勉力自卫而已。乱兵大多痛恨掌营官奥菲迪努斯·鲁弗斯（Aufidienus Rufus），把他从自己的车上拽下来，让他背着行李在队伍最前面走，戏谑地问他，他喜不喜欢背这么沉的行李，走这么远的路。鲁弗斯当过很多年的普通士兵，然后升为百夫长，现在成了掌营官，多年的艰苦生活让他须发皆白。他想要恢复当年严格的服役观念，而且恰恰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所以才更加不妥协。

他们回营后叛乱再起，士兵们四处游荡，蹂躏了周边地区。布莱苏斯杀鸡儆猴，杖责并关押了几名抢劫财物最多的人，因为当时百夫长和忠诚的士兵们还是服从司令的。乱兵被抓时做出了反抗，抱住围观者的膝盖，一会儿叫某个人的名字，一会儿呼吁他们所属的百人队、大队和军团，还大喊道，等着吧，其他人都有这一天。同时，他们大肆辱骂司令，骂老天，骂神灵，尽可能地挑动难过、同情、恐惧和仇恨的情绪。于是，大家冲上去，闯入监牢，去掉囚犯身上的枷锁，将逃兵和罪犯都吸纳了进来。

如今的暴力程度比之前还要极端，兵变也有了新的领袖。在布莱苏斯的法庭前，普通士兵维布列努斯（Vibulenus）被战友们举到肩膀上，他对激昂的人群发表了这样一番话，大家都在认真听：

没错，你们将光明和新鲜空气还给了这些无辜的可怜人，但谁能把命还给我的兄弟，谁能把我的兄弟还给我？他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从日耳曼军团调到你们这里的。昨天晚上，就是这个人，他让自己为了对付士兵而豢养和武装的角斗士勒死了我的兄弟。回答我，布莱苏斯，你把他的尸体扔在什么地方？就算是敌人，杀了人也要立个坟吧。只要我能抱着他痛哭一场，让我的哀痛平息，然后你就把我也杀了吧。但只有一条，让这里的这些人埋葬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犯法就刑，而是为了军团的利益被害！

为了强调自己说的话，他一边哭，一边捶打胸膛和面颊。接着，他将肩扛着他的两人推开，一跃而下，扑倒在众人身前，引动惊愕与愤恨之情，以至于有些士兵将布莱苏斯手下的角斗士绑了起来，有人把他的其他仆从绑了起来，还有人跑去寻找尸体。要不是大家很快就知道根本没有尸体可找，刑架上的奴隶否认有杀人之事，而且维布列努斯从来就没有兄弟，这名暴徒险些就要把司令害死了。不过，乱兵还是把保民官和掌营官赶了出去，洗劫了他们的财物。他们杀死了百夫长卢基里乌斯（Lucillius），此人诨名“再来一根”，因为他每次打士兵脊背把藤条打断时，都会大声叫别人再给他一根。其他百夫长躲了起来，只有克莱蒙斯·尤里乌斯（Clemens Julius）除外，他脑子灵活，大家觉得他有用处，就被押着去申诉士兵们的要求。事实上，第8军团和第15军团为了一位名叫希皮库斯（Sirpicus）的百夫长甚至刀剑相向，因为第8军团想要他的命，而第15军团想保他的命。第9军团则居中调停，呼吁双方克制，并对比较顽固的士兵发出了威胁。

提比略一向镇定，通常会尽可能掩饰悲哀的事件，可听到兵变的消息后，他还是派儿子德鲁苏斯、多名大员和两个禁卫军大队前去，但没有给任何具体的指示。德鲁苏斯要见机行事。两个大队被加强到了不同寻常的地步，配属了包括大批禁卫军骑兵和日耳曼御前侍卫骨干在内的精英战士。深受提比略器重的禁卫军长官埃利乌斯·塞扬努斯（Aelius Sejanus）和父亲斯特拉波（Strabo）被正式任命为年轻的德鲁苏斯的副手，除建议咨询，也是为了让其他人晓得利害。德鲁苏斯快到的时候，兵变军团出营相迎，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尊敬。但他们没有像通常那样甲兵鲜明、精神干练，而是满身尘土，摆出一副看似凄惨，实则桀骜不驯的态度。

德鲁苏斯刚进营墙，他们就在大门处布置了哨兵，还在营中若干地点布置了武装巡哨，其他人则聚在法庭周围。德鲁苏斯站在那里，抬起手请大家安静。士兵互相看的时候，总会发出一声粗野的、威胁似的叫喊。他们看德鲁苏斯时则会战栗不安。一会麻木地嘟囔，一会尖声嚎叫，一会又突然安静——气氛也随之轮转，一会害怕，一会让人害怕。等骚动终于平息后，德鲁苏斯大声念出了父皇的口谕，内容如下：

勇猛的军团追随他征战多年，他心中甚是挂念。等他从眼下的哀痛中走出来，他会立即将军团的要求交给城父[21]。同时，他先派遣自己的儿子过去，凡是可以立即同意的事项，儿子都会马上满足。其余事项则要交到元老院，赏罚之事都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可。

众人答道，百夫长克莱蒙斯会提出他们的要求。首先是服役满16年者准许退伍，然后是退伍津贴要如数发放。他们要求拿到每天1个第纳里的军饷，还要求准许老兵退伍。当德鲁苏斯指出，按照法律要求，只有元老院和他的父亲才能做出决定时，喊叫声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他无权提高军饷，无权减轻士兵的负担，无权给予任何好处，那他来干吗？反过来看，按照众神旨意，每个人都有权战斗和杀人。提比略以前打着奥古斯都的旗号不满足军团的要求，现在德鲁苏斯又搬出同样的借口。归根到底，被派来的难道不是从来只有皇子吗？只有士兵要好处的时候，皇帝才推给元老院，这倒是新鲜事。要处决犯人或者要打仗的时候，元老院也要开会才对啊。换句话说，赏就要上级同意，罚就是自行处理，是这样吗？

最后，他们离开了法庭。碰见一名禁卫军士兵或德鲁苏斯的朋友时，他们就会挥拳威胁，挑起争吵和斗殴。他们最恨年高且战功卓著的克纽斯·兰图卢斯（Cneus Lentulus），因为他们以为他支持德鲁苏斯，厌恶士兵们的亵渎举动。不久，他有一次陪德鲁苏斯外出散步，在正要回营避险的时候，士兵们将他围住，问他要去哪里，是去找皇帝还是找城父？他会不会损害军团的利益？他们同时对他发起了攻击，朝他扔石头。就在他被打出了血，似要命丧于此的时候，一队德鲁苏斯的手下匆忙赶来，救下了他。

一个偶然事件让黑夜少了几分凶险：朗朗夜空中的月亮突然间变暗了。士兵们不明缘由，以为是天人感应，月色暗淡对应老人的哀叹。只要月亮女神再现光华，他们必会事事顺遂。于是，他们又是敲击金属，又是吹号角和铜号，闹出很大的动静。月亮变暗了，一阵叹息；变亮了，一阵兴奋。当云团遮住月亮时，他们以为是它被埋在了黑暗中，于是哀号说（内心惊恐的人容易迷信）他们要受永罚了，因为众神厌弃他们的亵渎之举。德鲁苏斯意识到他必须抓住这个偶然的机遇，利用这种情绪，便遣人到营区各处，还动员了百夫长克莱蒙斯和其他一些尚且受众人爱戴的明事理之人，让他们混到守夜人、营地里的哨兵和门卫中间，利用恐惧心理的同时维持些许希望。

我们还要围攻皇子殿下多久？这场扰乱何时才能结束？我们要庇护佩尔肯尼乌斯和维布列努斯吗？佩尔肯尼乌斯和维布列努斯会将赏赐分配给战士吗？他们会把土地分给退伍军人吗？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篡夺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对罗马人民的领导权吗？来吧，让我们这些毫无过错的人首先来忏悔吧！宏愿要很久才会引起关注，特赦却是可以迅速降临的。

当这些话动摇了士兵们的意志，让他们彼此不再信任时，年轻的士兵一个军团接一个军团地脱离了老兵。接着，服从精神逐渐回归了。他们从营门口走开，拿回兵变之初被置于一处的军旗，回到了各自的岗位。

破晓时分，德鲁苏斯召开了一场大会。尽管他缺少演讲的经验，却表现出了内在的威严，痛斥士兵们先前的态度，褒扬现在的态度：当他看到他们回复平和，他不会让自己被恐惧和威胁所影响；当他听到他们的哀求，他会写信给他的父亲，提议慷慨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在他们的要求下，前面提到的那个布莱苏斯与德鲁苏斯随行大队中的一名骑士，路西乌斯·阿普洛尼乌斯（Lucius Apronius）以及资深百夫长尤斯图斯·卡托尼乌斯（Justus Catonius）一同被派去找提比略。军团统帅们意见不一，有的建议等三人特派团回来，同时安抚兵士，其他人则认为应该用猛药：对付群众不能心慈手软。若非战栗不已，他们就会去恐吓别人；若是常存畏惧，用不着惩罚就能让他们老实。趁着他们还因为迷信而恐惧，统帅必须除掉兵变头目，让他们更加恐惧。德鲁苏斯倾向强硬手段，他让人将佩尔肯尼乌斯和维布列努斯叫来，当场处决。不少人说他们被埋在大帐里，也有人说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营墙外，以儆效尤。

之后，煽动兵变最起劲的人都被抓捕。有一些人在营外游荡的时候被百夫长或禁卫军士兵杀掉，也有几个被自己的支队交了出去表忠心。时至初冬，士兵们困苦日剧。由于连日暴雨，他们不能出帐篷，不能集合，连被风雨冲刷的军旗都保护不了。他们对神怒的恐惧也加重：“繁星从兵变者视线中隐没，风雷大作，这不是无缘由的。消除灾祸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离开这座被玷污的不洁军营，每名受苦赎罪的士兵都应该回到冬季大营中。”第8军团首先开拔，接着是第15军团。第9军团本来嚷嚷着要等提比略的答复，但被其他军团抛下之后，现在也不得已主动屈服。不等特派团归来，德鲁苏斯便动身返回罗马，因为营地再次回到了相对的平静。

几乎就在同时，出于同样的理由，日耳曼军团也反了。日耳曼军团人数更多，因此气势也更凶猛。他们还希望，不愿意被领导的日尔曼尼库斯会以军团为后盾起事。莱茵河一线有两支部队，一支叫上莱茵集团军，由盖乌斯·希利乌斯（Caius Silius）司令统率；另一支叫下莱茵集团军，由奥鲁斯·凯基纳（Aulus Caecina）统率。两支部队由日尔曼尼库斯总领，他当时正在高卢征收贡品。希利乌斯手下的士兵们犹豫不决地关注着另一桩兵变的进展，下莱茵集团军则早已群情激昂。最先起事的是第21军团和第5军团。第1军团和第20军团被裹挟了进去，因为他们正驻扎在乌毕（Ubii）部落边境上的夏营中，无力自保。得知奥古斯都驾崩的消息，那些刚刚从罗马征来，因此尚且不习惯军纪、不乐意做工的普通士兵就开始煽动本就不安分的其他人。他们说：“时机已经来了，老兵可以要求立即退伍，新兵可以要求提高军饷，老兵和新兵都可以要求从苦难中解脱，还可以向严酷的百夫长复仇。”与佩尔肯尼乌斯和潘诺尼亚军团的情况不同，这样说的人不止一个，而且听的人也不是畏惧更强大的军团因而犹豫不决的清醒之人。相反，哗变的高呼来自许多个声音：“罗马的力量掌握在他们手中，帝国开疆拓土要靠他们的胜利，皇帝的尊号也来源于他们。”

司令完全没有去阻止兵变的发展，声势浩大的哗变已经把他吓破了胆。突然间，愤怒的士兵们拔出剑冲到百夫长面前，这些惯常被士兵痛恨的人成了士兵怒火的第一批牺牲品。他们猛烈攻击着人数处于绝对劣势——60比1——的百夫长。惨遭拳打脚踢、刀劈剑砍的百夫长被扔出军营或扔进莱茵河，有的被扔出去时已经死了。逃入法庭（tribunal）、跪在凯基纳脚下的塞提米乌斯被催讨甚久，最终被交给乱兵杀害。当时血气方刚，后来以杀死卡里古拉皇帝扬名的卡西乌斯·查艾瑞亚（Cassius Chaerea）从武装的乱兵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那以后，保民官和掌营官再也下不了命令了。守夜人、哨兵和其他日常营务皆由士兵自决。凡是对士兵心理有深入了解的人都会发现一种强烈的、深层次的、无法平息的不安分，因为他们集体发起兵变不是偶尔的事，也不是因为少数人的煽动。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表现出安静的样子。一切发生得都是那样整齐划一，就好像是有一名领袖引导似的。

如前所述，正在高卢征收税赋的日尔曼尼库斯收到了奥古斯都的死讯。他娶了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皮娜，阿格里皮娜生了好几个孩子。他本人是提比略之弟德鲁苏斯的儿子，奥古斯都的外孙。尽管如此，对舅舅和外祖母隐秘的嫉恨依然折磨着他，而且正由于这种嫉恨是不正当的，所以它才更加苦涩。德鲁苏斯深受罗马人民爱戴。人们相信，假如是他登上了皇位，他必定会施政以自由。因此，日尔曼尼库斯承受了同样的青睐和期待。这位年轻人具有公民意识和不同寻常的真诚，言行举止全然不同于高傲而内敛的提比略。利薇娅（Livia）[22]对待阿格里皮娜如同继母般的刻毒更是火上浇油。阿格里皮娜也是个暴脾气，但正直的品性和对丈夫的爱让她没有走上邪路。

至于日尔曼尼库斯本人，他与皇位越近，便越是热切地支持提比略。他要求附近塞夸尼人（Sequani）和比利其人（Belgian）的城镇向提比略效忠。之后，他刚听到军团出事，便快马加鞭赶了回去。在大营外，他看见士兵们都低头看地，似有悔意。等他走入营墙，士兵们乱糟糟地高声抱怨起来。有几个人抓住他的手，做出亲吻的样子，又用嘴含住他的手指，好让他知道自己的牙已经掉光了；还有老兵给他看站都站不直的腿。日尔曼尼库斯命令站在他身边、乱作一团的士兵们列队。他们答道，站在他身边听得比较清楚。他又说，他们应该穿上制服，这样最起码能分清是哪个大队的的。他们带着犹豫答应了。他首先对奥古斯都致敬，接着历数提比略取得的胜利与凯旋，尤其颂扬了提比略当年和这些军团一同在日耳曼地区的军功。他又指出意大利平静，高卢忠顺，说别处都没有扰乱与不和。

听他讲话时，他们或者不作声，或者小声嘟囔。但是，当他讲到兵变一事，质问他们“军中规矩哪里去了？当年闻名天下的军纪哪里去了？保民官和百夫长被赶到哪里去了？”时，他们全都露出上身，给他看自己的伤疤和鞭痕。接着，他们乱糟糟地喊叫起来，抱怨假期的稀少、微薄的收入和艰苦的劳作，尤其是或出于必要，或为避免士兵闲下来而派给他们的挖沟挖壕，搬运草料、建材、木材等物的任务。从军达30年的老兵们呼声最高，他们恳求日尔曼尼库斯帮帮这些苦命人，不要让他们在困苦中死去，为艰苦的服役生涯画上句点，让他们安度晚年而不至于赤贫。其他人要求拿到奥古斯都留下的金钱，还挑唆日尔曼尼库斯说，如果他想要戴上皇冠，他们会支持他的。一听到这话，他马上从讲台上跳了下来，仿佛他们大逆不道，冒犯了他。他正要快步走开，士兵们便拿起武器拦住他，威胁他，要他转身回来。“宁死不失忠心。”他大声喊道。他拔出剑要刺入自己的胸膛，但身边的人抓住他的手，把他押了回来。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最外围的人本来挤作一团，这时，有几个靠内的人大喊道：“刺呀，你刺呀！”一位名叫卡路西狄乌斯（Calusidius）的士兵拔剑出鞘，递给日尔曼尼库斯，说这把剑锋利一些。就连哗变的士兵都认为这是奸邪之举，一时间众人不知所措。趁此机会，日尔曼尼库斯的朋友们将他带回了他的军帐。

他们在帐中商量起了对策，因为据报兵变者准备派人去上日耳曼集团军，争取对方的支持。乌毕城（今科隆）据传会被毁掉，乱兵劫掠一番后再带着抢来的物资扑向高卢。一想到敌人的反应，他们就愈发恐惧，因为敌人已经意识到罗马发生兵变，只等罗马人弃守莱茵河便要长驱直入。如果他们曾计划将辅助部队和盟军武装起来，对抗反叛的军团的话，那恐怕就要发生内战。摆出强硬态度是危险的，而软弱顺从又是可耻的。不管他们对乱兵是一毛不拔还是予取予求，帝国依然会处于危险中。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决定以统帅名义起草文告：“士兵服役20年后准其退伍；16年后出军营生活，但仍属军籍，且免除对敌作战以外的全部劳役；士兵索要的欠饷将加倍发放。”

士兵们知道上述措施目前还只是计划，于是施压要求落实。在保民官的催促下，退伍一项做到了；集体分发军饷一事则要等到去了冬季大营再说。第5军团和第21军团直到拿到钱才开拔，那时还在夏季大营。款项来自日尔曼尼库斯及其一党的外出经费。凯基纳司令率领第1军团和第20军团回到了乌毕城。这是一次可耻的行军，因为除了军旗和鹰徽，他们还带着向统帅要来的钱。日尔曼尼库斯则去找上日耳曼集团军，那里的第2军团、第13军团、第16军团毫不犹豫地宣誓效忠。第14军团有所迟疑，于是日尔曼尼库斯在他们没有主动要求的情况下赐予了退伍待遇和津贴。

驻扎在考契人中间的哗变军团的别部也开始闹事，但两名士兵迅速被处死后就安分了一些。掌营官梅尼乌斯（Menius）下达处决令主要是杀鸡儆猴，而非赏罚得宜。后来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他就逃了，然后又被发现了。既然躲藏不能带来安全，他就壮起胆子说道：“你们现在侮辱的不是掌营官，而是日尔曼尼库斯大帅和提比略陛下。”他同时吓退了反对他的人，紧握军旗，面朝河水喊道：“出列者均以逃亡论处。”于是，他领着依然躁动却不愿再冒风险闹事的士兵回到了冬季大营。

同时，元老院派出的使节在乌毕城神坛会见了归来的日尔曼尼库斯。第1军团和第20军团当时正在城中越冬，还有刚刚退伍但尚未离军的老兵。在负罪感的作用下，他们的内心既怕且乱，害怕使节是城父派来剥夺他们通过兵变赢得的待遇的。按通常做法，小角色会被当成替罪羊乃至于无过而罪之，于是，代表团长、前执政官穆那提乌斯·普兰库斯（Munatius Plancus）被指责为元老院决策的始作俑者。临近午夜，士兵们开始讨要扣押在日尔曼尼库斯住处内的军人，撞开大门，强入屋内，将日尔曼尼库斯从卧室中拖了出来，逼他交出被扣押的人，不然就要杀死他。之后，他们奔走于街道时碰上了听到动静、正赶往日尔曼尼库斯处的元老院使节，于是冲上去往死里打他们，特别是守节不逃的普兰库斯。在这样的威胁下，普兰库斯只得前往第1军团的营地寻求庇护，紧紧抱住军旗和鹰徽，试图利用宗教的力量自保。要不是执掌鹰徽的卡尔普尼乌斯（Calpurnius）将凶暴的追兵赶走，罗马人民的使节就要在罗马的军营里血溅祭坛了。哪怕是在敌人手里，如此暴行也是极少发生的。直到天蒙蒙亮，分得清楚统帅和士兵，所有人也了解情况之后，日尔曼尼库斯才走进军营，命人将普兰库斯请来，又将他带到了高台上。他没有将暴行斥为士兵愤怒的结果，而是推到神灵的头上，说是神灵又发火了，并解释了使团的来意。他雄辩地谴责，说使节是有权利的，说普兰库斯受到了不应有的虐待，还说军团做出了令自己蒙羞的行径。士兵们没有平静下来，而是一头雾水，趁这机会，他派辅助骑兵护送使团离开了。

关于这次可怕的事件，人人都谴责日尔曼尼库斯“没有去找上日耳曼集团军，该部会服从并支持他对抗兵变者。由于准许退伍、发放赏赐与平和的处置措施，那边的局势已经足够缓和了。如果他真的那么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他为什么要把年幼的孩子和怀孕的妻子留在乱兵——那群违反了一切人群的野蛮人中间？他最起码可以将妻子和儿子送回外祖父和罗马人民手中”。耽搁了一段时间后，尽管他的妻子依然拒绝离开，证明“身为奥古斯都血脉，她对险境并不陌生”并非虚言，但他最后还是抱着她和自己的儿子，痛哭一场后成功劝说她离开。女眷满心悲戚地走了，先行离开的统帅夫人怀抱着婴孩，身边同行的是不得不同时离开的友人妻室，而留下的人同样哀伤不已。

统帅的样子引起了士兵们的关注和议论。他不像往常那般自信了，又是叹息，又是感到绝望，似乎身处一座被攻破的城市，而不是他自己的大营。士兵们从军帐中走出来，说道：“为何语气如此悲伤？发生了什么悲伤的事情？贵妇们身边没有一名百夫长或士兵保护，丝毫没有统帅夫人应有的待遇，完全没有通常的护送！她们正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进入特雷维里人（Treveri）的地盘。”士兵们纷纷感到愧疚，他们又想起她的父亲阿格里帕（Agrippa），她的外祖父奥古斯都，还有她的公公德鲁苏斯。他们说，她本人是一位多子的母亲，一位称职的妻子。他们还想起了军营里出生在军团士兵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小男孩。他们用军中的语言叫他“小靴子”（即卡利古拉），因为他为了赢得大家的认可，平常都是穿靴子。不过，影响最强烈的还是他们对特雷维里人的嫉妒心。他们反对她去那里，想请她回来。有人跑到了阿格里皮娜面前，但大多数士兵还是回头找日尔曼尼库斯。悲愤至极的他对涌来的人群发表了这样一番话：

我的妻子和儿子并不比我的父亲和祖国更贵重。只不过皇帝有尊贵的地位，而罗马帝国有其他的部队保护。至于我的妻子和儿子，若是有利于你们的名誉，我愿意将他们的性命奉上，而我现在之所以要送走他们，远离盛怒之下的你们，是为了只用我一人的血来赎你们的渎神之罪，免得你们因为杀害奥古斯都的曾外孙和提比略的儿媳而再添罪孽。前些天里，有什么莽撞可耻之事你们没有做？我要怎么称呼这群暴徒？我该叫你们军人吗？叫你们手持兵刃将皇子堵在围墙内的家伙、公民，还是不承认元老院威严的家伙？就连敌人都尊重的规矩——不得侵犯使者，这是常理吧——可你们也违背了。被奉为圣人的尤里乌斯面对不肯宣誓效忠他的哗变军人，只说了一个词，公民们（quirites），就让他们平静了下来。被奉为神灵的奥古斯都在亚克兴（Actium）海战中，只凭借仪态和眼神便将恐惧注入了军团士兵的心灵。我当然比不上他们，但我是他们的后代。哪怕是西班牙或叙利亚的军人，他们对我不敬也是不寻常、不妥当的事情。现在，你们第1军团和第20军团！第1军团荣获过提比略颁发的军旗。第20军团，你们这些老兵跟随我打过多少仗，获得过多少表彰，这就是你们对统帅的好态度！我要把此事报告父亲吗？别的省份传给他的可都是好消息。我要不要告诉他，他的新兵和老兵们对退役或军饷感到不满，这里有百夫长被杀害，有保民官被驱逐，有使者被关押？军营与河流中满是鲜血，而我在暴徒中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第一天集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夺下我准备插进胸膛的剑？啊，我头脑简单的朋友们啊！把剑递给我的那人做得倒好，是个心善的人。那样的话，我至少死的时候不用知道手下部队的可鄙行径。你们会选出一位领袖，他肯定不会为了我的死而惩罚任何人，反倒会为瓦卢斯和他的3个军团的死而复仇。归根结底，愿众神不要让自告奋勇的比利其人赢得击败日耳曼部族、帮助罗马人恢复罗马威名的荣耀和奖赏！愿升入天堂、位同诸神的奥古斯都的灵魂，愿我的父亲德鲁苏斯的形象与记忆保佑他们，帮一帮这些满怀愧疚与求取功名之心的战士，洗清这片土地的罪孽，将他们的公愤变成敌人的毁灭。而你们，我已经看到你们的面容和心灵有变化了，如果你们愿意放使团回元老院，愿意重新服从帅令，愿意让我的妻儿回到我的身边，那就不要再闹了，将闹事的人孤立起来；这样一来，你们的罪就会被赎，你们也会重新成为忠心的战士。

士兵们低调地承认了他的谴责是正当的，于是恳求他处罚有罪的人，宽恕被引入歧途的人，并率领他们攻打敌人。他应该将妻子和儿子叫回来，让他们回到军团中，而不是去高卢当人质。他拒绝召回阿格里皮娜，原因是她临盆在即，再加上冬日将至。他的儿子会回来，其余人听其自便。态度大转弯的士兵们四处搜捕最恶劣的哗变分子，把他们绑起来送到了第1军团司令盖乌斯·彼特罗尼乌斯（Caius Petronius）面前。他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给每个人宣判定罪的：各军团手持刀剑，集合在一起，罪犯被保民官押到台上。如果众人高呼有罪，犯人就被扔到台下处死。士兵们会高兴地用鞭子抽他，好像这样就能为自己免罪似的。统帅没有表示反对，尤其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他没有下令，这件事中邪恶可恨的一面都由士兵们承担。对待老兵也是如此。没过多久，他们就被派去雷蒂亚，表面上是要他们去保卫这个省份，抵御苏维汇人的威胁。事实上，这是为了让他们摆脱一座令他们感到痛苦的军营，痛苦不只是因为赎罪方法的严厉，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罪行的记忆。然后，他将一批百夫长叫了过来，让他们依次报上姓名、位阶、籍贯、服役年限、战斗中的杰出表现、获得的军功奖励。如果保民官和军团士兵认可其能力与操守，则恢复职位；如果被一致谴责其贪婪和残忍，则开除军职。

此处的兵变平息时，因为第5军团和第29军团仍然抗命，所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两个军团正在280英里（约451千米）外的维特拉过冬，当初正是他们最先挑起哗变，也是他们犯下了最卑劣的暴力行径。他们不惧怕其他部队的惩罚，亦无意求和，反心愈发坚定。因此，日尔曼尼库斯准备派遣一支船队，装载兵器与盟军，顺莱茵河而下。如果对方拒不从命，他就决心一战。

尽管日尔曼尼库斯已经集结大军，做好了向哗变军团复仇的准备，但他觉得自己还要等一等，看他们在最近的事件发生后会不会回心转意。他差人去给凯基纳送信说：“他正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前来，如果罪人在他抵达前未受惩处，他就要大开杀戒了。”凯基纳私下向掌管鹰徽和军旗的人，以及营中其他的忠顺之人朗读了这封信。他警告说，他们应该让哗变士兵自己去承担罪责，挽救自己的性命，因为平时尚会考核功罪，可一旦打起仗来，那便是玉石俱焚。于是，他们就去找被认为可靠的人。当他们发现忠心是军团主流的时候，便与司令定下一个时间，要发起突然袭击，将乱党和煽动者尽数诛杀。只听号令发出，他们就冲进营帐，杀死了毫无戒备的哗变军士。除了参与计划的人，没有人知道杀戮要在哪里开始，又在何处结束。

在所有历史上发生过的内战中，没有哪一场表现出如此的戏剧性：没有堂堂之阵，也没有对立的阵营，昨天还是当年白天一起吃饭、夜里一同睡觉、同袍无分彼此的军帐，如今却分成对立的派系，彼此争斗。呐喊、伤痕、鲜血是表面看得见的，但原因却是看不见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则全是偶然。也有几名忠诚的士兵被杀，因为兵变者明白了他们要杀谁，就夺下了他们的兵器。报复行动没有司令或保民官掌控，完全放手，直到群众自己满意为止。不久，日尔曼尼库斯入营，哭号道，此事唯有血流成河方可平息，然后命令将尸体下葬。精神还在亢奋中的士兵们一心想着杀向敌人，为自己的叛逆之举赎罪。除了让自己罪恶的胸膛迎来荣耀的伤口，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慰籍同袍的灵魂。日尔曼尼库斯赞许士兵们的豪情，于是命人修好一座桥，派遣1.2万名军团战士、26个盟军大队和8个兵变期间不曾亏节的骑兵中队渡过了莱茵河。

以上就是塔西佗的记载。他将最后一段话与大日耳曼战争建立了联系，这就是那场我们在前几章中详细研究和阐发的战争的直接起因。

9　军事理论1

与其他所有地域和研究领域一样，古希腊哲学在战争方面的思考也是有思想传承的。第1卷中只讨论了这些军事理论家中的第一位——色诺芬，他奠定了该领域的基础。考虑到现存文献资料都出自罗马帝制时期，我们直到现在才来谈色诺芬之后的发展。

哲学家并没有小看自己提出的理论的价值。在篇章开头哲学家用一小段话斩钉截铁地说，多亏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亚历山大才能征服世界。2文中列出了这位国王从老师那里习得并以之取胜的每一种阵法。据说，当汉尼拔离开迦太基，到安提柯国王的宫廷中避难时，云游四方的哲学家福尔弥昂（Phormio）曾试图教他打败罗马人的方法。

我们实际看到的希腊战术学著作实在配不上这样的主张——或者反过来说，这就是它们的实际思想层次。这些文献的低劣令人吃惊，尤其是考虑到两位第一流的人物，波利比乌斯和波塞多尼乌斯（Posidonius）[23]对战术的论述。尽管两人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但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奥诺桑德（Onosander）[24]、埃里安、阿里安等今天能看到的后人著作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人。但是，这些著作中没有一点头脑清明的迹象。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尽管波利比乌斯经历并描绘过罗马梯队战术对希腊方阵战术取得的胜利，波塞多尼乌斯生活在恺撒的年代，其他几位著名作者更是生活在帝制时期，但他们的战术学著作中没有一个字讲罗马军团及其特殊阵形，只有被传抄了几个世纪的灰色理论，还在讲着萨里沙长枪方阵——一种建立在16384人的规整编制基础上的空洞图示。之所以用这个数字，是因为它可以等分很多次，于是可以反复拆成人数相等的两部分，变成两个小阵。此事不必深究，甚至不必指出其中明显的错误和人们对其细节的误读。3

对于罗马人的情况，有M.波西乌斯·加图（M.Porcius Cato the Elder，老加图）这样的人杰写下了《论军事》（de re militari）一书。如果说第一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用散文体论述战争是自然而然的话，那么这一事实只会更令人惊讶：在这个领域他几乎后继无人，而占据帝制时期的军事学领域，将自己的著作献给皇帝的人是希腊的理论家们。当时唯一值得注意的罗马军事文献，一是凯尔苏斯（Celsus）的一份散佚手稿，二是弗龙蒂努（Frontinus）的一篇文章，他是公元1世纪后期的著名将军，文中记载了一系列战例。当然，最优秀的作品很可能已经遗失了，也就是奥古斯都首创、图拉真与哈德良增订的军队典范。用我们的话说，这些典范首先是最广义上的条令，包括征兵和募兵的规则、组织编制、日常勤务、操练形式、军需给养、行政管理。但是，现实层面的指令规则或许也会附上理论阐发与总体原则，这样一来，条令同时就成了军事学汇编。事实上，这些条令可能极其深入全面，因为战争艺术之后再没有取得重大进步，没有新的素材可供书写，于是军事学著作就此停滞。

最多不过是在技术性阐述和研发方面还有一些空间，比如器械师维特鲁弗斯（Vitruvus）的投射武器制造指南。最后，我们或许也可以提一提托名叙吉努斯（Hyginus）的《罗马军营建造指南》，这本书流传到了今天。

加图著作与御制典范已经散失，但其中的不少材料却通过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的著作间接流传了下来。韦格蒂乌斯的著作创作于民族大迁徙的混乱时代，大概是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年间，也有可能直到5世纪时，大帝之孙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年间才写成。韦格蒂乌斯没有实际的军旅经历，对所写题材亦无洞见。事实上，他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知识，因为我们前面了解到的那种形式的罗马军队早已不复存在。韦格蒂乌斯在缅怀已日暮西山的罗马帝国与罗马军威。他之所以要写这本摘录前文著作的书，既是为了表现先辈时代的状况，也是为了向同时代的人展示如何恢复过去的荣光。他不知道过去是分成彼此差异巨大的各个时期的，摘抄时不顾时间顺序，尽力保持同一套确定的视角。4这个缺点大大损害了其著作的历史价值，却不妨碍其对后世的影响和后人的使用，因为我们直到当代才真正认识书中的谬误。整个中世纪这本书都有读者。查理曼时期对该书做了编订，以适应法兰克军队的需要。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年间（837年），埃弗拉多·德·弗雷瑞斯伯爵（Count Everard de Fréjus）在一份证词中提到了韦格蒂乌斯的名字。加亚尔堡（Château Gaillard）围城战期间，金雀花家族的格特弗里德（Gottfried Plantagenet）为了找到最好的攻城办法，透彻地研究了韦格蒂乌斯的著作。留存至今的10世纪至15世纪手抄本不少于150册。文艺复兴期间，该书被多次重印。奥地利元帅利日亲王（Prince von Ligne）将其誉为金宝书。他写道：“韦格蒂乌斯说，军团是神启；而对我来说，韦格蒂乌斯就是神启。”

这本书中有价值的部分大概主要源自引用的加图著作，以及奥古斯都和哈德良的典范。它并没有更高的哲学性价值，对战争艺术及其发展也没有实际影响。因此，这本书现在纯粹是从古代史的角度来阅读的。但是，它曾长期受到推崇和持续研究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实战军人很需要对自己的职业形成某种基本的认知，而即便韦格蒂乌斯的著述并不深入，书中还是能找到一系列表达清晰的基本信条，对于反思或探讨军事很有益处。至于为敌人修金桥的做法妥不妥当，或者与其承担会战的种种风险，运用计谋小动作来伤害敌人会不会更好，这些可能都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许多军人都施用过这些信条。有些真理是用不着经典权威就能明白的：士兵上阵前应该接受适当的训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不备能让敌人心生恐惧；不注重后勤补给者必会不攻自破。但是，俗套话也要有人在某个时间写出来，而且将俗套话用宏大理论精心包裹起来，再卖弄一点学问，这样做很适合让一本书走红。

韦格蒂乌斯有时会陷入刻板而又不切实际的细枝末节中，例如他列出了7种阵形，其中之一是叉形阵，就连这些内容也不曾招来反驳。他的理论听起来就有点学究气，甚至还有一些学究兴致勃勃地钻研这不可思议的7种阵法，并从理论上加以阐发。至于真正打仗的军人，他们对叉形阵的关注当然与“空心楔形阵”或“钳形阵”同样少。

关于最优质的兵员来自哪些地域和民族，韦格蒂乌斯认为当属温带地区的居民，还给出了理由（1.2）。据他所述，他得到了最博学的权威学者支持。他相信，与太阳离得太近的人会被酷热晒干，尽管他们更聪明，但血量不足，所以害怕受伤，于是在肉搏战中不够坚定可靠；而北方民族尽管头脑不发达，但血量更充裕，因而更好战。因此，新兵应该从气候最温和的地方招募，那里的人血量充足，不会畏惧受伤和死亡，同时又有足够的头脑，不管在营地中还是战场上，头脑对保证士兵水准都是很有用的。

尽管有这些荒诞之语，但罗马军事著作还是表现出了罗马民族心理中的实用和清醒。不论是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富有诗歌色彩的教诲，还是后世作家笔下的种种体系，希腊人的著作都表现出了希腊民族心理中的思辨性。我们不能过誉希腊哲学为军事带来的成果，也不愿忽视古希腊人将技术学问与宏大观念联系起来的能力。托勒密王朝时期，亚历山大城人希罗（Hero）写了一本关于制造投射武器的书，开篇这样写道：

哲学学问中最重要也最必要的一部分就是研究灵魂的平和。大多数研究现实事物的哲学家从过去到现在都关心这个主题，而且我相信对它的研究永远不会结束。但是，研究机械要比玄谈灵魂平和价值更高，因为它教授所有人如何运用它的一个有限的部分，从而达到平和的生活。我指的是研究投射武器制造的那一部分。通过这门学问，我们不必在和平时期还担心自己会在敌人和对手的进攻面前颤抖，甚至不必为战争爆发而战栗，因为这些武器中蕴含着宇宙的智慧。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确保这一部分（机械）是有序的，并给予它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正是在静谧无事之际，我们才能有这样的指望：只要我们恰当地关注武器制造，和平就会维持下去，我们的灵魂也会因为这种知识而平和下去。那些想做坏事的人若是知道我们用心于兵器，便不会冒险攻打我们。但如果我们松懈了，城中没有前面说的这些兵器，那么任何对我们的攻击都会取胜，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攻击。5

现代炮兵，以及战争部长和每一个支持备战的人，都应该好好衡量一下古人的智慧。

10　古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与解体

通常认为，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位期间发生的马克曼尼战争是日耳曼人推翻罗马的前兆。马克曼尼人生活在波希米亚，得到其他日耳曼乃至非日耳曼部族的支援后横渡莱茵河，突破罗马边防，攻城略地，最远打到阿奎利亚（Aquileia）[25]，而且威胁到了意大利。为了筹款，马可·奥勒留皇帝将皇冠上的珠宝都卖掉了。有一次，他本人和军队落入险境，多亏了一场在传说中大书特书的雷雨才得救。罗马人总共用了16年时间才最终打败入侵者。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搅乱了罗马世界，它并非未来之事的先兆，而是可以直接放到边境战争的序列中，这种战争在奥古斯都时代就有了。日耳曼人之所以在初期取胜，是因为罗马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到了东部的帕提亚战事中。即使我们不能说这场战争直接导致多瑙河部队被调走，但它依然是罗马不能立即派出充足援军的原因。

一场肆虐多年的瘟疫加剧了形势的严峻程度，也让罗马人更加不好过。得知这一有利时机后，日耳曼各部于多处同时越过边境。在罗马人看来，这次行动似乎是蛮族大规模结盟的结果，而在后代史家看来，它就成了民族大迁徙的前奏。1但事实上，这场战争属于前一个时代，而非下一个时代。如果说日耳曼人一度让罗马军队落入险境的话，同样的事情在德鲁苏斯和日尔曼尼库斯那里就发生过。马克曼尼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并非因为罗马人难以将入侵者赶回多瑙河以外，而是因为日耳曼人抢走了大量战利品，特别是俘虏，罗马人则想要把人口和财物夺回来。这场战争只在一点预示了未来，那就是东方同时出现了一位并立的皇帝，让马克·奥勒留的多瑙河沿线部队不知所措。尽管如此，马克·奥勒留最后还是打败了胆敢入侵的敌人，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史料记载的话，他几乎将罗马帝国的边界扩展到了波希米亚。但马克·奥勒留随后就去世了（公元180年），而他的幼子兼继承人康茂德不是一个能将他的事业贯彻到底的人。于是，边界线依然是多瑙河。

即便是康茂德死后震动整个罗马帝国的混乱内战时期也没有打破罗马的军国传统。塞维鲁王朝诸帝——塞提米乌斯、卡拉卡拉（Caracalla）、亚历山大——仍然能够制定宏大的战争方案，甚至有意在东方打胜仗。美索不达米亚再次落入了他们手中。但是，235年塞维鲁王朝的灭亡引发了危机。

直到此时为止，哪怕是在形势扑朔迷离的情况下，最终建立稳定政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且政权往往能够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从此不再是这样了。塞维鲁家族无疑重新建立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王朝，但他们被强力推翻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帝位和平交接不再可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往往刚刚登基就被杀害，然后一个接一个省份有人称帝，自相攻伐。大片帝国疆土自立君主，常年保持独立。

这里不适合详细阐明罗马帝国衰弱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这绝不是一个逐渐腐朽的过程。恰恰相反，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随着民族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罗马城过去享有的优越地位渐渐消失，而当年将罗马帝国维系在一起的正是罗马的主导地位。只要各个行省仍然属于蛮族，它们就不可能取得独立的形态：脱离了帝国，它们又是什么呢？尼禄死后，高卢就发生过这种变乱，最后因为缺乏目标而再次被平息。因此，罗马城为世界帝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世世代代掌握权柄。如今，不仅是意大利，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都拉丁化了，充斥着罗马文化；同理，帝国东部浸润着希腊文化。越来越多的拉丁化行省人士进入了军官队伍、文官行列、骑士阶层以至于元老院。2但恰恰是由于这一发展，才让从喀里多尼亚山脉到底格里斯河，从喀尔巴阡山到阿特拉斯山[26]的众多地区更难通过武力结合在一起。现在，从属罗马的城乡都觉得自己与罗马、与意大利是相似且平等的。通过将罗马公民权同等地赋予所有属民，卡拉卡拉从法律上承认了上述状况。

直到此时，罗马帝国并没有像有些人仍然相信的那样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地中海周边各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人民勤劳有干劲。在两百年里，内部的和平状态只有很少的时候被打破。船只不仅畅行于整个地中海，甚至可远达黑海与大洋，没有贸易的邪恶敌人——海盗——侵扰。

奴隶制度衰退了，因为对外战争很少能带来新的战俘。大地主们不得不将庞大的地产分成小块租给佃户，或者开辟殖民地。与没有家人的大批奴隶不同，越来越多家庭在乡间定居，抚养子女，从而增加了人口。贵族也开始从城市迁往乡间，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过去，地位重要的城市几乎都是海运城市，而现在有许多地区出现了沿河的内陆城市。一代代添砖加瓦的公路网络越来越稠密。统合全国的庞大行政系统有序运转。军事负担不仅不重，反而是很轻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

若要问罗马人民的精神与道德的状况，当然称不上堕落。在最后一批狭义的古典时代杰出代表——塞涅卡（Seneca）、普林尼（Pliny）、塔西佗和诸位法学大家——之后，马上就有基督教教父[27]继之而起。现在，我们来到了基督教会蓬勃发展的时代。单单是“基督教会”这个词就能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多么丰满的精神和道德力量！

就连内战也丝毫没有表现出罗马国家有衰老的迹象。一批能力卓绝、意义重大的人物先后登上皇位：德西乌斯（Decius）、克劳狄乌斯（Claudius）、奥勒良（Aurelian）、普罗布斯（Probus）、戴克里先（Diocletian）。罗马仍然不缺少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将军。上述几位皇帝毫不逊色于先前诸君。

帝国灭亡的原因不能从上面的几个方面去找。按照其本质，一个繁荣进步的经济体系不会突然间、决定性地转向相反的境地。罗马人的品性也不会大变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帝国的灭亡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而这一变动表现得最强烈的地方正在于政治最强力的工具——军队。

罗马人的世界帝国固然荣耀，却从来不能缔造稳固的、自立的上层权威。罗马帝国不具有现代世袭王朝的性质，从一开始，它就包含着继承制与自立制的内在矛盾，后者指的是军队统帅对皇位的主张，也是当年恺撒权威的基础。事实上，恺撒的继承人到底应该是他手下的将军安东尼，还是他的亲属屋大维？这个问题曾长期悬而未决，这条内在的裂隙也从未得到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继承权会让权杖被交到无能之辈和不堪忍受之人的手中；而推举君主——或由于首都民众暴动，或由元老院、禁卫军、军团拥戴上位——总有跋扈篡位的性质。两种德不配位之间存在着冲突。足以令人惊讶的是，在尤里乌斯王朝绝嗣之后，罗马依然能在一个半世纪多的时间里通过（主要是军队和元老院之间的）谅解与妥协而确立公认的皇帝，建立稳固的秩序，这一点强有力地证明了罗马人民的政治智慧。随着上述情形不再延续，产生的危机终于导致了帝国的陨落。

突出表现就是军队的变化。

前面讲过，罗马军队的统一性最初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保证的：军队的核心即军团由罗马公民组成，而各行省的部队单位被配属给军团。后来，军团的兵源逐渐转向各行省，意大利人则只在禁卫军服役。但是，当他们在禁卫军的实习时期结束后，他们会成为军团百夫长的最主要来源。军团接受了这一点，正如行省整体上接受了罗马的统治，因为帝国的根基就是罗马的权威。早在提比略时期的一次高卢起义中就有人指出，罗马平民基本上缺少尚武精神，罗马军队的力量在于非公民。3起初，帝国的概念仍然以罗马为基础，政治观念也强于纯粹的军事观念。可到了现在，连续几代人的统治已经让行省自身变得罗马化了；罗马霸权的内在根基已经不复存在，自行消失了。塞提米乌斯·塞维鲁登上帝位标志着行省起来反对意大利人的统治了。这位皇帝处死了意大利人百夫长，消灭了意大利人组成的禁卫军，然后换上他从军团中挑选出来的人。

假如行省的罗马化能贯彻到底，这一转变就不会意味着军队的弱化，反而会让军队更强大。但在行省罗马化这一主体要素的边边角角依然活跃着蛮族气质和部落个体性的要素，从而损害了军队的统一性。随着时局的变动，伊利里亚人也好，阿非利加人也好，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28]，在民族自豪感的感召下，他们个个都想执牛耳，长期稳定的条件就此不复存在。

对军队来说，皇位频繁迅速更迭总是意味着一种类似人体发烧生病的状态，即便整体还是健康的，却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力量的丧失。军团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皇帝的权力，而且选择皇帝能够奠定自身的地位。尽管有扰乱发生，但每次扰乱结束后，罗马国家元首的头等大事就是维持和恢复军纪。做到这一点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哗变事件之间有相当长的间隔期，以便权位坚固的铁腕皇帝能够让臣民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皇帝们都做到了。然而到了现在，打击接踵而至，士兵们不再感觉自己依赖皇帝，反而是皇帝感到自己要倚仗士兵。不断有人称帝，也不断有皇帝被杀，内战成了常态，君主更替频繁，这些情况摧毁了之前一直维系着罗马军队这道坚固长城的水泥，也就是罗马军队实力的根基——纪律。试图维持和恢复军纪的皇帝——佩蒂纳克斯（Pertinax）、波斯托慕斯（Posthumus）、奥勒良、普罗布斯——都因此被害。

同期偶然发生的自然过程和内战同又引发了一场经济灾难，让罗马军事体系卷入旋涡并最终被其吞噬。所有高级文明共有的一个要素是：铸成货币的贵金属会为社会机体注入经济动能。如果没有大量金银储备，古代文明和罗马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如缺少铁一样。尤其是，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只有在货币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维持。抵御帝国周边蛮族的边防军团是靠内地行省缴纳的税金维持的。而到了3世纪，贵金属变得匮乏起来。我们从文献中不能直接获知其何以发生。贵金属因长期手持、抛光、遗失、隐匿、火灾、海难导致的自然磨损数量一向不在少数。不过，据普林尼记载——这一观点得到了流传至今的古硬币的验证——极大量的金银流入印度和中国，罗马与两地之间存在着规模虽大但几乎是一边倒的贸易。我们发现提比略曾抱怨当时的罗马人用货币来换取异族人的珠宝，而到了韦斯巴芗年间，每年来自东方的商品金额不少于1亿塞斯特斯[29]（合2200万马克）。4因此，从奥古斯都到塞提米乌斯·塞维鲁的两个世纪中，从罗马帝国流入印度和东亚的贵金属价值约为40亿马克。5据中国史书记载，一名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曾来到天朝，或为安东尼·比乌斯年间的一名罗马商人。

大量贵金属也流入了蛮族地区，特别是日耳曼人地区，贵金属起初是作为军饷，后来则是贡金。这些贵金属是回不来的。无数迹象表明，上述损失都没有得到补充，因为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地中海沿岸已知且已开采的矿藏都已经枯竭。当然，即便在当代，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可用的贵金属供给来进行贸易。我们已经懂得了如何通过各种形式的信贷、纸币、银行券、外汇和支票来补充贵金属供给。尽管如此，要不是南非意外发现了新的大型金矿，现在的贵金属供给（我指的是1914年之前）可能还是会有困难。

从纯技术角度看，罗马人有没有能力发现替代货币的现代交换手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深入探讨了。迦太基人据说一度使用过皮革制成的货币。哈德良时期，出现了银行体系的雏形，即公办汇兑所。6但是，大规模运用这些手段和组织形式，确保信用纸币的兑换能力和防止假币所要求的技术前提都是古人没有的，就连我们也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的。无论如何，完全不考虑技术前提条件的话，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发行、堪用信用货币的条件，那就是有利于信心形成的稳定政治局势。恰恰在罗马人最需要稳定政局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它。争取主导地位——同时也是生或死的问题——消耗了皇帝的全部实力，也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除了不断贬值货币，他们找不到解决之道。奥古斯都时期的第纳里是纯银币，尼禄掺入了5%至10%的合金，图拉真15%，马可·奥勒留25%，到了公元200年前后的塞维鲁时期更是到了50%。60年后的加里恩努斯（Gallienus）统治时期，取代第纳里币的安东尼安努斯（antonianus）币通常只有5%的含银量。7奥古斯都时期的1个第纳里合德国的87芬尼，戴克里先时期就只值0.8芬尼到1芬尼了。[30]金币铸造早在马可·奥勒留时期就大大放缓了；卡拉卡拉时期改铸小币，而且产量很不规律，以至于黄金完全失去了通货的性质，只能称重计值。8以货币为基础的财产和法律关系受到冲击并解体。随着衰退卷土重来，货币短缺的问题对更迭频繁的皇帝们来说愈发紧迫。9基于传统关系和制度的税金再也收不上来了。埃拉伽巴路斯（Heliogabalus）一度要求用黄金纳税，但可用的黄金同样不足。10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塞维鲁为了能征到税，将税额降低到了过去的三分之一。11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Maximinus Thrax）对一切收入和公共娱乐活动的献礼征税，没收广场装饰和神庙供品——不仅是金银，连铜也不放过——用于铸币。12奥勒良曾试图强力整顿财政体系，结果在罗马引发了大暴乱，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们都没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

甚至在今天，每当偶然有当时埋藏起来的财宝出土时，我们都能对3世纪的罗马财政状况有所认识。这些“财宝”常常是成千上万枚几乎毫无价值的小合金币。被藏起来的金银有可能已经不在罗马公民的钱箱里了。但在日耳曼地区，我们发现了全是优质旧币的财宝。蛮族懂得区分真钱和假币，军饷或贡品必须给真货。

财政危机令罗马世界帝国欣欣向荣的经济活动放缓乃至停滞；这条庞大机体的动脉失去了血液，干涸了。在3世纪，货币经济几乎灭绝，文明世界又退回了以物易物。如果我们将货币经济和以物易物视为绝对的对立面，那就会得出错误的认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即便在最发达的货币经济中，以物易物的某些残余和元素依然存在。文明世界的经济生活于3世纪后退到以物易物，按照通行说法，这种状态持续了11个或12个世纪。但是，以物易物时人们从来不曾完全放弃使用货币，而只是一方大兴，另一方后退而已，使用“货币经济”和“以物易物”的字眼是为了简便。

如果我们认识到罗马帝国的经济要素需要巨量贵金属才能正常运行的话，那么文明世界在3世纪从货币经济退回以物易物就更容易理解了。几乎全部的军队都驻扎在边界上。行省缴纳的税金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本地；一部分会运到罗马，通常会常年存于国库；税金的大头会送去军营支付军饷。这些货币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回流到行省的过程很缓慢，而贸易是通过金币和银币进行的。士兵要求金银作为军饷。身居罗马城的皇帝或者将钱币存入国库，或者为了安抚平民而散发出去。奥古斯都年间，一年的军饷可能会高达5000万第纳里，军粮等补给品另算。他在安齐拉铭文（Monumentum Ancyranum）中自诩共将9.198亿枚塞斯特斯币（合2.5495亿第纳里或2500万马克）发给了公民。钱币必然会持续从阿奎塔尼亚、西西里、希腊等无驻军行省运往莱茵河、多瑙河和罗马，再由为士兵、宫廷、罗马公民供给所需的商人带回来。在运过去慢、卖出去也慢的条件下，需要连（有纳税义务的）最小的镇子和最偏远的村子都必须持有可观的钱币，如此整个体系才不会崩溃。

3世纪的货币供给过少，以至于这套体系崩塌了。正是降低成色，表面上增加钱币数量的权宜之计最终导致了必然降临的危机，因为币值的不确定性既摧毁了行政法度，也让贸易陷入瘫痪。甚至早在蛮族入侵真正发生前的2世纪下半叶，罗马人就开始将钱币埋在地下，以免被税吏发现，近几个世纪以来出土的财宝就是证明。

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凭借卓越政治才能重建稳定政权之后，也一度试图用强力手段恢复经济和财政秩序。他实施了全面的价格管制措施，在帝国境内的每一座城市刻石公告——因此，大部分公告以众多铭文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试图立法重新建立早已完全丧失的货币与货物之间的平衡。有人因此被判处死刑，但仍然拗不过自然经济规律的力量。尽管此事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学者澄清，却足以表现出逐渐向以物易物演变的过程。

国家征收不到货币税，便愈发增加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劳役和实物税的比重。行会被合并为泾渭分明的世袭团体，以利公务。面包师烤面包，海员运谷物，矿工开矿，渔民捕鱼，乡民提供补给和操纵车辆，市议员安排公共娱乐活动和热水浴池。官员从公库中支取规定的实物报酬，包括谷物、牲畜、盐、油、衣物，只有少量津贴是货币形式。

这种经济变动对军队有何影响？

我发现，下滑趋势的最早迹象发生在塞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时期，他是作为反对意大利人统治的行省领袖上台的。据说他增加了士兵的口粮份额，还允许士兵与妻子同住。诚然，他的举动一贯被简单地视为尝试争取士兵青睐以及纪律松懈的例证，但这位皇帝是一位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军人和政治家，若非有强大以至于迫切的理由，他不会做出这样贻害后世的让步。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两条让步，而是考察其内在联系的话，理由就很明白了。塞维鲁登基时确实提高了军饷——在他的治下，第纳里的合金比例达到了50%——但他很难按期向士兵发放货币军饷。因此，他提高了实物军饷，并允许他们通过与家人分享的方式利用分给他们的更多补给品。

这与新近发现的一份他统治时期的铭文相符：一名士兵在文中自称为军团的佃户。13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塞维鲁曾下令，边防军人将份地传给继承人的条件是后者同样从军。14于是，15原先集体驻扎于军营堡寨之中、常年受军纪约束甚至被法律禁止娶妻的士兵们现在散居驻地之外，与妻子儿女生活在小屋中，以耕种为业，只是偶尔有事才集合起来（埃及军团早就是这样了）。不论这一情形在塞维鲁王朝时期的发展何其有限，它之后确实成了普遍状况。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罗马军团不复本色。

在3世纪末的铭文中，曾被我们视为罗马军人典范的百夫长不见了；在后世的法典中，百夫长成了文官。与此同时，税吏也消失了。如前所述，两种变化之间有着至为紧密的联系。16

“军团”的名号延续了很久。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有33个军团，5世纪初的官阶表《百官志》（Notitia diǵnitatum）则列出了大约175个军团，但从数目就能看出来，这些军团是一类完全不同的小型单位。早期诸帝统治期间，征兵尚有一个形式，但其实已经是募兵了，另外也有抓丁从军的情况。帝国幅员辽阔，不缺身体强健的青壮年。帝国可用的人口数比奥古斯都时期多得多了，但将新兵锻炼成军人，保证旧军团素质的军事组织却已经消失了。

古罗马军队曾由两个大相径庭的部分组成：一是或多或少罗马化的军团和同样逐渐罗马化的行省辅助部队17，其素质的基础是军纪；二是纯粹的蛮族，其军事价值在于未驯的野性。后者既不受最高统帅权威影响，也不受新经济条件的影响。

本书在第1卷提出过一个问题：一个罗马军团的军事素质与数量相等的勇猛蛮族战士的军事素质相比如何？我们的结论是，罗马一方不会因为军纪而大大超过对方。罗马军队的优越性更多在于战略层面，而非战术层面，因为罗马统帅能够在决战地点造成数量优势。如果最优秀的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是这样的话，那么，军纪不严的军团显然比不上蛮族战士。我们从恺撒战记——他本人多次提到这一点——就能知道新部队和老部队的区别有多大。自塞维鲁以降，靠种地生活、有事才集合的罗马军团士兵肯定还是会打仗，但已经不再是日尔曼尼库斯和图拉真的军团了。恺撒之前的罗马军团同样是打仗时才集合，但他们经常完不成任务，而且要在战争本身中才能坚强起来。他们与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初遇时的情况就够糟糕了，我们也知道他们是怀着怎样的恐惧去征讨阿里奥维斯塔的。直到他们成长为羽翼丰满的职业军人时，他们才发挥出自己的全力。现在，他们抛弃了职业军人的身份，又捡起民兵的那一套，于是实力对比不仅朝着有利于敌人的一方转化，在帝国军队内部也朝着蛮族辅助部队转化——后者天然就是当兵的材料，罗马军队服役的经历和罗马人的防具刀剑更使其如虎添翼。如今，罗马军队中最优秀的部分不再是军团，而是蛮族，于是日耳曼人成了中流砥柱。这个潮流迅速席卷了整个罗马军事体系。在称帝者彼此攻伐的内战中，谁能将最多蛮族士兵带上战场，谁就最有希望打胜仗、取得皇位、挽救自己的性命。称帝者们争相招揽蛮族，不光是个体的雇佣兵，更有整个的部落。他们为其提供装备，率领他们杀入罗马帝国的心脏，想要靠蛮族的帮助夺取或夺回皇位。

在4世纪，罗马军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我们先前描述的面貌。戴克里先似乎建立了一套顺应形势变化的体系，后来君士坦丁完善了新秩序。此时，军队由4个特殊的部分组成：宫禁军（palatini）、随扈军（comitatenses）、假扈军（pseudocomitatenses）、边防军（limitanei）。从意大利人中间招募的旧禁卫军早已被塞提米乌斯·塞维鲁废除，代之以一支成员来自各军团的新卫队，于是调入卫队就成了对外省军团有功战士的奖赏。这项改革没有真正的军事意义，而只有政治意义，它代表着过去罗马和意大利对行省的主导地位消失了。18如果我们看到名为“宫禁军”的部队，他们其实和以前的禁卫军相差不大。但现在除卫队以外，又新设了“随扈军”，因为这支部队的职责是护卫皇帝。这是一项新举措，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军队之前几乎全部驻扎在边境。即便这样做削弱了边防，让蛮族有机可乘，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但如今的皇帝不能没有一支庞大的直辖部队。

当然，边境依然有军队驻守，号为“边防军”，拉丁文是“limitanei”或“riparienses”。但是，他们能提供的保护作用很小，因为他们不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单位，在今天应该叫“边境民团”，也就是通过保卫边境的方式服兵役的农民。前面已经讲到，基本指望不上民兵与日耳曼战士交手——事实上，对设置第四类部队“假扈军”的解释正在于此。由于边防军本身大概只能对付土匪，所以边境上也驻扎了少量正规军部队。他们当然不负责护卫皇帝，但组织形式又类似于随扈军，于是有了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将军队分成不同类别解释了军团数目的巨幅增加。旧军团被解散，一部分原地定居，成为边防军，一部分仍然集中驻扎，成为假扈军，其余部分调入随扈军或宫禁军。这些分出来的新单位沿用“军团”旧名；不过，现在对一支部队有了一个更常见的简单称呼，numerus，意思是“数目”。

如果我们能够设想过去的罗马军纪在宫禁军、随扈军和假扈军，或者甚至只有前两类的各单位中得以维持，如果罗马军队的总数也有大的提升，那么我们所了解的这种新形态就绝不会表现出恶化的样子。我们就可以说：以前的禁卫军在宫禁军中，以前的军团在随扈军中延续了下来，这些职业野战军又得到了边境民团，即边防军的补充和加强。

但事实不是这样。罗马军队各单位的总兵力是减少而非增多了，尤其是考虑到边防军平庸的战斗力。我们不能再将这些顶着“军团”名号的单位与古典时代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团战士等量齐观，而应该将其视为训练水平和堪用程度不一的雇佣兵。蛮族成分越多，状况就越好。据说普罗布斯皇帝将1.6万名日耳曼新兵分配到了各个军团中，这样既能利用蛮族的战斗力，又不至于让打胜仗人的身份太过明显。蛮族品格中固有的勇悍被用来完成不再能凭借纪律做到的事情。

随着罗马军纪一同消散的是罗马人特殊的战法，即标枪和剑的娴熟结合运用。只有训练有素的单位才可能掌握这种战法。19

罗马人现在也使用了日耳曼人的战阵，即野猪头阵。

蛮族辅助部队当年是罗马军队建制中的支援力量，现在却成了骨干与肌肉。

上述基本情况从部队等级中也能看出来：蛮族人越多，战斗力越强；罗马人越多，战斗力越弱。祭祀铭文表明，从3世纪中期开始，马尔斯（Mars）与赫拉克勒斯（Hercules）在祭典中的地位变得突出，卡皮托利欧山（Capitoline）诸神则退居幕后。赫拉克勒斯相当于日耳曼人信仰的多纳尔神（Donar，即雷神索尔，Thor）。20

罗马军主帅过去由元老担任，甚至于我们在整个帝国初期都能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尽管军队是由最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军人组成的，但主帅本人却保持着政府文官的身份。贵为元老的司令不见了，军团长由一名全职军人担任，而且有时不是罗马人，是日耳曼人。现在，文官和军官必然要做一个明确的、一直通到顶层的划分，这是之前没有的。直到今天，人们通常认为这一变化是加里恩努斯针对元老院有意下的一步棋，但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看法。文武分途主要不是为了削夺元老职权，而是为了将文官政府攥在罗马人手里，因为军队的领导权已经开始落入蛮族手中了。

罗马民族的军队正在日耳曼化。罗马军团最后没有被蛮族击败和推翻，而是被北方人的子孙取而代之。承认这一事实就是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史中被称作“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大门。

第二篇　民族大迁徙

1　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古罗马军队

第一篇的题目是“古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冲突”，现在到了第二篇，题目是“民族大迁徙”。按照直到目前依然得到公认的传统观点，两者并置是不正确的，将后者放到前者的底下似乎更为妥当：民族大迁徙不正是“古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冲突”的关键点和决定性因素吗？

不，事实不是如此。实际交战和军事史意义上的古罗马-日耳曼冲突在3世纪就结束了。随着3世纪的结束，有能力与日耳曼人作战的罗马军事体系、罗马军队不复存在。罗马国家、罗马世界帝国无疑延续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几乎保住了全部疆域，而且在失去西部省份后又在东半部分存在了整整一千年。但是，令这一体系得以持存的军事力量不再属于罗马人了。早在4世纪，保卫罗马国家的就不是军团了。罗马续命的方式是招揽一些蛮族为自己效力，利用他们击退另一些威胁和压迫罗马的蛮族。冲突的双方无疑仍然是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但交战的双方不再是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真正在打仗的是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匈人和斯拉夫人），敌人同样也是蛮族。

前一篇中讲述的罗马人自己过去的军事体系崩溃后，罗马帝国的蛮族雇佣兵体制引发了“民族大迁徙”。

“民族大迁徙”这个名称近年来多有争议，尤其是有人提出，这种迁徙绝不是五六世纪独有的，而是在整个世界史中都有的。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转折期的人群移动相比，十字军东征和欧洲人殖民美洲同样有资格被称作“民族大迁徙”。这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如此，保留这个曾经被普遍认可名称的特指含义似乎仍然是有好处的。即便恒常的、永远不会彻底结束的人群迁徙确实存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现象与形态，尽可能为每一次迁徙起上专有名词总是好的。除了匈人来袭和之后的斯拉夫人迁徙，“民族大迁徙”主要指日耳曼部落迁居到罗马帝国的土地上。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日耳曼人迁居应该被视为持续的大规模征服和威压行动：朝气蓬勃的日耳曼人终于涌入了老态龙钟的罗马帝国。前一篇中的讨论已经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与其说罗马军团被日耳曼人打败了，不如说被后者取代了。我们要描绘的场景不是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接连不断的斗争，而是转型期的形势，这种形势导致罗马世界帝国变成了罗马土地上的一大群日耳曼王国，它展现了士兵不再是罗马人而是日耳曼人的罗马帝国。1

从恺撒的时候起，事实上是从第二次布匿战争起，异族雇佣兵——最早是投射手和骑兵——就构成了罗马军队的一部分。蛮族成分甚至强有力地渗透到了军团中。即便蛮族辅助部队的比例时有增加，甚至可能持续增加，但奥古斯都凭借他的政治智慧找到了恢复和保存军团罗马本色的路径与手段，之后一直这样到3世纪为止。据记载，马可·奥勒留曾收买日耳曼人对付日耳曼人（“emit et Germanorum auxilia contra Germanos”）。卡拉卡拉的后继者谴责他说，他赠予蛮族的赏赐与发给全军的军饷一样多。2

但在3世纪的内战中，蛮族成分愈发占据上风。加里恩努斯在赫鲁利人瑙罗巴图斯（Herulian Naulobatus）的帮助下击败了哥特人，于是将执政官徽记赐给了瑙罗巴图斯。

罗马军团名义上还存在，但性质已经改变，堕落成了衰弱的民兵。除了这些退化的军团，还有少数军团采用了蛮族雇佣兵部队的体系，从而保持了战斗力。戴克里先麾下的约维安（Joviani）军团和赫拉克勒斯军团就是例子。当年真正的罗马军团兵制以纪律为基础。军团行列中不光有受战士天然本能的感召、主动为马尔斯献身的志愿兵，也有征召来的新兵，他们起初只是体质达标，是军事训练和百夫长的严厉管教让他们变成了合用的士兵。这一强项现在没有了，只剩下前面一个要素，也就是天然的好战本能。哪怕是文明民族也总有这样一些人，用塔西佗描述日耳曼人的话说，他们宁愿靠鲜血而非劳作为生，他们有强烈的军事荣誉感，或者只是有一股血勇之气。但是，这种人的数目总是很少的，不足以建成奥古斯都或塞维鲁那般规模的军队。他们足以让罗马人的特色在少数单位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训练有素的军团本色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外貌和战法都类似于蛮族，而蛮族的战斗力自然也是来自天生的个人胆色与团队精神。

古罗马军制是逐步转向新形态的，但最终完成时非常迅速。完成阶段开始于3世纪前中期，到了3世纪末期的戴克里先时期就已经完成。依然存在的罗马成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罗马人。由君士坦丁统领出征意大利，在米尔维安大桥（Milvian Bridge）一战击败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皇帝，然后攻占罗马城的军队已经是蛮族为主了。佐西姆斯（Zosimus）[31]告诉我们，君士坦丁的部队召集自从属的蛮族——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布立吞人。3如果这些部队将十字架奉为自身标志，那主要不是因为君士坦丁想拥有不惧怕卡皮托利欧山诸神的部队——因为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不可能害怕这些神灵——而主要是因为罗马市民中有一个遭到马克森提乌斯镇压的强大基督教派系，君士坦丁则希望将这伙人争取过来。与日耳曼战士国王一样，君士坦丁身边有一群“扈从”，这批新贵取代了旧的元老和骑士阶层。

在整个4世纪，我们经常能发现罗马元素与日耳曼元素并立。斯特拉斯堡会战前，军队统帅尤利安（Julian）做了一番激励士气的演讲，其中勉励将士“恢复罗马旧日的荣光”（“Romanae majestati reddere proprium decus”），还把敌方打成蛮族（阿米阿努斯，16.12.31）。但是，听讲的这支军队不单单如战记所说是包含一部分日耳曼人，而是显然以日耳曼人为真正的主力：克努提人（Cornuti）、布拉奇亚提人（Bracciati）和巴达维亚人也均有提及。他们在进攻时高唱“战歌”，并在不久之后用日耳曼人的方式将尤利安举到盾牌上，将他选为皇帝。4当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真正的“民族大迁徙”如洪水般卷来时，罗马史家为我们描述了第一场大战的情景：“蛮族”唱起纪念祖先的英雄赞歌，“罗马人”则高呼“战歌”。5

不久前，考古发掘活动发现了一条不寻常的证据，展现了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化程度。多瑙河与多布罗加[32]（Dobrudscha）的夹角地带有三道不同时期建立的防线。现在已经证明，最古老的一道防线是面朝南方的低矮土墙，大概是由蛮族建造，用来抵御罗马人的。第二道防线是比第一道高的土墙，完全符合日耳曼长城的特征，大概也是在同一时期由罗马人修建的。第三道防线是石墙，修建年代可以肯定是4世纪。但是，它本身及附属的工事完全是中世纪早期日耳曼地区的风貌。它们不可能是日耳曼人自己修建的，当时的日耳曼人依然很不愿意做苦工。然而，下令修建并具体规划的长官已经是日耳曼人了。他们不再生活在罗马的军事传统下，但与军事体系的方方面面一样——因而，工事也不例外——他们转向从故乡带过来的理念，然后运用充足的资源，按照他们在罗马境内看到的例子加以发扬。6

在这一时期，“barbarus”（字面意思是“蛮族”）是指称士兵的术语；军费被叫作“fiscus barbaricus”（“蛮族费用”）。7

我们不应该被这样一个事实误导：当时的文献仍然在谈论罗马的制度、罗马的名誉、罗马人的勇气。就连普罗柯比（Procopius）[33]——尽管他本人到处说罗马打胜仗主要是蛮族的功劳——到了6世纪还在谈“罗马人的勇气”战胜了蛮族，因为胜利是在皇帝的旗帜下取得的。8

于是，从3世纪末开始，罗马军队就是由形形色色的雇佣兵单位组成的。这些部队有大量——有可能已经占大部分了——纯蛮族，也就是日耳曼人，他们作战勇敢，但作战以外极难控御，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有纪律的军团的哗变已经够频繁了，那么时至今日，皇帝和帝国都要完全仰仗这些蛮族群体的善意了。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效力于皇帝的日耳曼人总感觉自己只是辅助部队。由于有过必罚、有仇必报的军团就站在身边，所以日耳曼人从没想过造反。如今，民族意义上的罗马人单位——它们仍然叫作军团——数量稀少，而且本身就包含蛮族，他们与异族雇佣兵的心态非常类似。如果日耳曼战士发现契约中的某一处细节没有被履行，或者他们的要求没有被满足，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今天还在领皇粮的日耳曼战士明天就对之前的统帅刀兵相向。

显然，这种性质的军队在实力、效率和作战意愿方面远远不及过去的军团。即便有君士坦丁这样的皇帝表面上完全恢复了皇权的统一与威势，但这依然只是表象，因为少了当年军团的牢固根基——军队纪律。

现在，我们对罗马帝国的衰弱对精神生活产生的长久影响做一个简短观察。为了替代缺失的军事力量，君士坦丁与规模庞大的主教联合体基督教会结盟。如果他的军团还能像古代的军团那样支持他的话，罗马皇帝大概不会——说得明白点，绝对不会——容忍这支君王般的势力存在于身旁，而且军团还能给他一支镇压如此自信、独立的新兴教会势力的力量。教会能从德西乌斯到戴克里先的历次迫害中成功生存下来固然有殉教烈士的原因，但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衰弱的罗马国家不复拥有当年的军威。

随着古典文明的沦落，教会的生存空间打开了。守护长城多年的高效边防体系不复存在。日耳曼人强渡莱茵河和多瑙河，从黑海扬帆起航，横跨地中海，驶入大洋，没有任何地方能抵挡他们的劫掠。除了掳走为奴者，其余居民都被他们无情杀害。甚至今天还有60多座法国城市保留着当时被焚毁——在嘲讽的大笑中，就像罗马人笔下的阿勒曼尼（Alamanni）王切诺多玛（Chnodomar）那样9——和毁后重建的痕迹，新城内的建筑紧紧贴在一起，还有围墙保护。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和平时代，城市是开放的，而且往往得以广泛地延展，此时却换上了狭窄的街道，周长也尽可能小，以利自卫。在当时建造，屹立千年，直到被现代修路工或考古队员用鹤嘴锄再次拆掉为止的厚重城墙和塔楼中，我们发现了石柱、雕像、雕带、梁柱的遗迹，上面常常有标明建造年代的铭文，而且蛮族放火的痕迹尚存。但是，我们在远离这些要塞城市大门外的地方找到了神庙和圆形剧院被毁的遗址，这让我们可以猜想当年开阔城市的规模。10那时的罗马帝国比奥古斯都时期的人口更多，文明生活的各种资源更丰富，同时它也变得过于软弱，不能保卫自己的文明，因为它失去了常备军，也就是训练有素的军团。富有爱国心的修辞学家辛奈西乌斯（Synesius）在阿卡狄奥斯（Arcadius）[34]在位期间徒劳地控诉：

在我们容忍武装的西徐亚人（即哥特人）四处游荡之前，我们应该号召全民拿起刀剑矛枪——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将战争的荣耀交给异族人，这是可耻的，哪怕是他们对我们有用处的时候，也是可耻的——这些武装分子毫无疑问想要统治我们，于是，我们这些没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就不得不与老练的战士交手。我们必须再次唤醒古代罗马的精神，亲自上阵作战，革除一切与蛮族相通之物，将他们从一切官职和元老院里赶出去；因为在内心里，他们终究只对那些我们罗马人一贯推崇备至的尊位抱有愧意。要是忒弥斯和阿瑞斯看到身披兽皮的野蛮人在指挥罗马军旗下的士兵，或者将羊皮放在一边，迅速换上托加长袍，与罗马官员共同商议和决定罗马帝国的事务，两位神灵定会掩面！当他们坐在执政官旁的尊位上，位列高贵的罗马人之前，当他们一离开元老院议事厅，便换回自己的兽皮，与本族人取笑托加长袍时，他们会打趣说，穿托加长袍的人拔不出剑来。这些野蛮人，曾经是我们的好家仆，现在却想统治我们的国家！如果他们的军队和领袖决定起事，再与他们遍布帝国、充当奴隶的无数同胞会合起来，那我们就大祸临头了。11

天真的作家兼古物研究者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在同样的情怀下着手研究古代作者，描述了罗马人当年凭借罗马伟大的基石——罗马军制——取得了什么成就，古人遵循什么样的军事规范，还说这套规范必须重新建立并被奉为典例，以此挽救帝国，恢复旧日的威力。于是，他创作出了一本沿用千百年的军人手册，但崩溃中的帝国是不能用演说或书本救回来的。

罗马军中的日耳曼雇佣兵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那支军队还是不同的。雇佣兵远离家乡，适应了他们效劳的国家的政治传统与社会习俗；或者，如果他们保留了异族性质，但由于时日尚短，根基太浅，那么他们还不能自行建立长久的统治。尽管他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背叛迦太基，威胁过这座他们曾经效劳的城邦，但他们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而且汉尼拔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凭借的也是同样的部队。我们所说的“民族大迁徙”及其所有不可计量的后果都源于一个事实：进入罗马军队服役的终于不再仅仅是单个战士组成的大型部队，而是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产迁到罗马境内的整个部族，以日耳曼民族的身份构成了罗马军队。

不管数目有多么大，个人身份参军与保留自身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全族集体参军是大不一样的。尽管如此，从一种情况转变为另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日耳曼人的特点导致的。这是一个彻底的好战民族，完全由好战的本能、冲动和激情控制，由此提供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募兵来源；不光是这样，整个日耳曼民族都做好了出于任何目的、按照任何他们不熟悉的形式打仗的准备，就像他们以前去攻打相邻部族那样。有人可能会认为，日耳曼人开始民族大迁徙是因为人口日益增长，而原来的地域过于狭小。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是作为军事组织出征的，他们渴求的是军饷、战利品、冒险和荣耀。在少数个例中，土地稀缺无疑会迫使某些人迁居；在另一些情况下，动机是来自其他敌人的压力。即便如此，这两个原因只能解释个别迁徙行动或边境冲突。对世界史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日耳曼部落是庞大的战士团体，他们迁徙是为了战争、军饷、战利品和统治。他们进入罗马帝国不是为了寻找土地，成为农民，靠耕作生活——他们通常是把老家抛荒的——而是为了想要参与其中的军事活动。

在3、4、5世纪，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关系的特点就是日耳曼人给罗马人当兵和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为敌的来回转换。在这个过程中，日耳曼人实实在在地征服了莱茵河、多瑙河、不列颠岛的一些边境地带。当地人口尽管没有被完全驱逐，但也大大减少并遭到强力镇压，于是新主人们能够逐渐消化剩下的人。在意大利、高卢大部、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手握实权的日耳曼国王和统帅们为自己的地位找到了法理依据，但没有立即彻底将这些行省从帝国中分离出去。即便是奥多亚塞（Odoacer），他在废黜罗马城的西罗马皇帝之后也不是以主权国家的国王身份统治意大利，而是一名被东罗马皇帝册封为帝国西部总管的日耳曼酋长。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oric the Great）尽管大权在握，但对尊位别无希求。12

这种形式、这种假象渐渐地消散了。于是，一批独立的日耳曼王国在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罗马土地上兴起了：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法兰克王国和汪达尔王国。

在这一时期的大小战斗中，只有4世纪的两场会战——斯特拉斯堡会战和阿德里安堡会战（Adrianople）——留下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有一定可靠性的记载。

由于缺少文献，我对君士坦丁大帝的征战史、米尔维安大桥会战13和5世纪的卡塔隆平原会战（Catalaunian Fields）没有什么好讲的。直到6世纪，我们才再次对贝利撒留（Belisarius）与纳尔西斯有了比较详尽可靠的信息。

2　斯特拉斯堡会战

阿勒曼尼人于3世纪下半叶突破日耳曼长城，并于350年利用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与玛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两位罗马皇帝内战的时机，占据莱茵河右岸的土地之后，又占据了莱茵河与孚日山脉之间的阿尔萨斯地区。尤利安是君士坦提乌斯任命的恺撒[35]，负责治理高卢。他决定将阿勒曼尼人赶回莱茵河对岸。不仅如此，他还要在战场上重挫敌军，以防其日后重返。他没有用袭击的手段将莱茵河近处的阿勒曼尼人全部逐出，而仅仅进行了几次骚扰，同时率领主力严守边境，于孚日山径的出口察伯恩（Zabern）附近建立了坚固的军营。莱茵河远处的阿勒曼尼人迅速赶来支援阿尔萨斯的同胞，这正中尤利安的下怀。得知大批阿勒曼尼人越过莱茵河，集结于斯特拉斯堡附近后，他便立即率军出击。

有两个来源详细记载了这场战斗：一位是阿米阿努斯，他当时是尤利安手下的一名军官；一位是修辞学家利巴尼乌斯（Libanius），他是尤利安统帅的密友，还为其写了一篇流传至今的悼词。阿米阿努斯和利巴尼乌斯的原始材料很可能是同一份，那就是尤利安本人的回忆录。

利巴尼乌斯极其强调统帅精妙的作战方案。他指出，尤利安本来可以阻止蛮族渡河，但他不想这样做，因为他不愿意只打一支小规模的先遣队。但是，利巴尼乌斯接下来说，尤利安也在注意不要让敌人全部渡过莱茵河，因为他之后了解到，阿勒曼尼人已经集结了全部适合上阵的男丁。只打一小撮敌人，他觉得不够；与敌人的全部军力大战似乎又太过危险和不理智。

从这条颇有启发性的原则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双方兵力对比的结论。阿米阿努斯告诉我们，尤利安的军队有1.3万人。我们在另一处相关段落有过解释，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小，但与真实数字相差不会太大。把人数估算为1.3万至1.5万人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说法。

至于阿勒曼尼人的兵力，罗马人给出的数字一贯是夸大的，此处不值得再重复一遍。根据尤利安的战略方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把握的结论：尤利安认为在敌军兵力稍弱于己方，又不是远远弱于己方时发起进攻是重要的。战斗结果表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不妨假定阿勒曼尼人的兵力在0.6万到1万人之间。

阿米阿努斯的记述与利巴尼乌斯笔下尤利安的战略思维存在一定分歧。他写道，罗马统帅从察伯恩出发，走到中午时分停了下来，准备等到次日再开战。第二天，看到将士们跃跃欲试，他这才即刻进军。哪怕只是停歇半日，他也会让敌军兵力大大增加。察伯恩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至少有18英里（约9千米）。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是统帅愿意并且意图立即交战，但为了激励顶着8月的骄阳艰苦行军的部队士气，他做出一番好像这个决定是将士们自行做出的样子，因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想要就地扎营。

会战地点无法确定。只有以下内容是清楚的：罗马人不仅有数量优势，更有战略优势，因为一旦形势危急，他们身后是察伯恩的坚固大营，而阿勒曼尼人身后是莱茵河水。顽强好战的日耳曼人对形势的估计可能恰恰相反，认为无路可退才能将自身实力发挥到最强。

日耳曼人由7位国王（也就是酋长：古老意义上的principes）统领，为首者是指挥左翼骑兵的切诺多玛。之前数年，切诺多玛横扫高卢，势不可挡，还在劫掠焚毁罗马人的城市之后讥笑他们。罗马人为我们描绘的切诺多玛形象是：胯下一匹口吐白沫的骏马，身披一领鲜亮的铠甲，自诩膂力强悍，手持一柄特别长的矛，头发缠着一条红带，一马当先，率领麾下骑兵四处冲杀，他一贯是勇猛的战士，如今更成为优秀的统帅。

阿勒曼尼人右翼由步兵组成，守于几处天然屏障，阿米阿努斯在一个地方将这些屏障称作“隐秘的陷阱”（“insidiae clandestinae et obscurae”），在另一个地方称作内有战士的“壕沟”。利巴尼乌斯提到一条引水渠、一片芦苇丛和一处沼泽，日耳曼人在这些地方设下了埋伏。罗马军左翼注意到这些困难时心生犹豫。让左翼向前推进的人大概是尤利安本人，或者只是大声喊出命令，或者是率领一支200名骑兵的小分队支援左翼。从地形角度看，左翼在一开始似乎根本没有配属骑兵，但在左翼真正到了敌军阵前时，侧翼保护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事。但是，敌军随后马上被击退和受到追击。

双方的大队骑兵都布置在地势开阔的另一侧。切诺多玛统率的日耳曼骑兵发起正面冲锋，右手挥舞兵器，口中狂呼，长发飞扬，眼中闪着暴烈的光芒：“右手兵器长伸，咬牙切齿，样子可怕，要包抄我方的骑兵队。这些不同寻常的狂野战士头发飘在身后，双眼放射出狂热。”（“tela dextris explicantes involavere nostrorum equitum turmas, frendentes immania, eorumque ultra solitum saevientium comae fluentes horrebant et elucebat quidam ex oculis furor.”）骑兵中混有轻步兵，罗马骑兵抵挡不住敌军冲锋的气势，转身后退。

据文献记载，统帅此时亲自冲到溃兵面前，说服他们返回去执行任务。两位作者都记下了演说内容——当然，两者不尽相同——利巴尼乌斯将他比作忒拉蒙之子埃阿斯[36]，阿米尼乌斯将他比作苏拉，苏拉据说在一场与米特拉达梯的战斗中曾用类似的方法让麾下将士返身再战。军事史中经常能发现统帅做出如此举动，但涉及的军队规模越大，这种记载就越可以确切断定是假的，最多只有在规模极小的分队情况下可能是真的。已经在逃跑中、受到敌军重压的部队是不可能单凭语言就挡住的，尤其是骑兵。一旦大批骑兵在恐惧中开始逃窜，除非遇到实体障碍物或筋疲力尽才会不得不停下，否则是拦不住的。霍恩洛尔主君克拉夫特（Prince Kraft Hoh-enlohe）[37]的《军事通信》（1：78）有一处重要段落，讲述了指挥官在阻挡被恐惧压倒的骑兵单位时是何其无力，哪怕其实并没有敌人在追赶。士兵们听不到他说话，人群向后方狂奔好几里，根本挡不住。凡是溃兵止住退势、重新发起进攻的情况都只有在新部署的生力军的帮助下才能做到。凭借更详尽的现代军事史资料，我们能够肯定地辨别这种记载的真伪。将这种比对应用于此处是有益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作者们告诉我们，卡尔大公在阿斯佩恩会战中将一面营旗抢到手中，便稳固了动摇的阵线；他用闪电般的目光盯了某人一眼，用电射般的眼神看了看另一个人，又用魔法似的目光凝视第三个人，就这样扭转了整个战局。通过细致比对同时期的多方记载，我们发现当时有整整17个掷弹兵营的奥地利预备队投入了战线。那些偏爱壮举的作者们觉得，与声名显赫的统帅的英勇事迹相比，这一点实在不值一提。

如果更细致地考察罗马文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场与阿勒曼尼人的交战中也发生了非常类似的事。阿米阿努斯对骑兵回身再战的记载相当笼统。在后世佐西姆斯的报告中（3.4），我们甚至发现了溃逃骑兵不听劝告，不肯再战的明确记载。这才是实情，阿米阿努斯接下来的叙述也能看出这一点。他写道，阿勒曼尼骑兵战胜罗马骑兵后扑向了罗马的步兵。假如他们还要与罗马骑兵打的话，他们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我们从无数古代战例中了解到，步兵侧翼受到骑兵攻击是何其凶险的事。由此可见，切诺多玛不仅能掌控手下将士，也懂得如何统领他们。但我们也认识到，古罗马战术在当时遗风尚存，而尤利安是一名有能力应对危局的称职将军。阿米阿努斯在前面告诉我们，尤利安令一多半部队组成了与蛮族对立的正面；而他现在又说，当阿勒曼尼骑兵转向罗马步兵时，克努提人和布拉奇亚提人高呼“战歌”。这无疑意味着，这两个单位此时才进入战场，因此之前是布置在第二、第三梯队或预备队中，现在上前迎战敌军的侧翼进攻。法萨卢斯会战中恺撒的右翼也是如此：提前预备好一支步兵，以应对敌军骑兵的侧翼攻击。这种战法肯定沉淀在了罗马人的传统中。即便不是这样，尤利安也是一名熟知《恺撒战记》的文化人。

在恺撒那里，这一翼的反击决定了胜负。斯特拉斯堡会战则有所不同，此处的援军只是将战斗拖入了僵局。但与此同时，罗马军已经在另一侧打胜了。尽管骑兵遁走，但罗马军右翼无疑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数量优势，再加上得胜来援的左翼，其最终击败了阿勒曼尼人。

按照阿米阿努斯的说法，罗马军有243人阵亡，包括4名高级军官。这一数目似乎与极其残酷血腥的战斗描写存在矛盾，但未必是不准确的（通常估计是死伤1500人）。罗马骑兵根本没有受到敌军冲击，逃跑时有可能几乎毫发无损。之后步兵又顶住了侧翼攻击，这时阿勒曼尼人已经落败，战斗有可能很快就结束了。

切诺多玛王及其全部扈从都被罗马人俘虏。大批日耳曼军队在逃跑途中死在了莱茵河水里。

3　阿德里安堡会战

在被从亚洲腹地迁来匈人的压迫下，西哥特人出现在了莱茵河下游，并要求与罗马帝国结盟。罗马人欣然允诺，允许这批蛮族渡河，指望着凭借这支强兵改善帝国边防。但只过了一小段时间，罗马人与新盟友就围绕理应送达的补给品发生了纠纷。“如野兽般”杀人劫掠的哥特人冲进了巴尔干半岛一带的罗马行省。此外，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他们：东哥特人的大部——他们来自多瑙河上游——在罗马军中服役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再就是逃跑的奴隶，尤其是色雷斯[38]（Thrace）矿工。

东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正与波斯人交战。他派出的第一支部队得到西罗马皇帝格拉蒂安（Gratian）派遣的援军支持，成功将哥特人赶回了多布罗加地区，但没能将其彻底击败。由于哥特人现在得到了阿兰人乃至多瑙河上游的匈人支援，因此罗马诸将不敢贸然发动会战。于是，东罗马军撤回君士坦丁堡，西罗马军则前往伊利亚库姆[39]（Illyricum）。1色雷斯只留下了由干将塞巴斯蒂阿努斯（Sebastianus）指挥的2000名精锐部队，以300人为一队，负责抓捕在当地劫掠的哥特股匪。2

得知消息后，瓦伦斯立即与波斯议和，率领现在空出来的部队转进。西罗马皇帝、瓦伦斯之侄格拉蒂安则从高卢率军前往会合。

哥特人集结于巴尔干南部的贝里亚（Beroea，今旧扎戈拉，Stara Zagora）附近。贝里亚是起自希普卡山口（Schipka Pass）公路的终点。两位罗马皇帝的任务是首先合兵一处，然后一起对哥特人发动会战。哥特人的任务则是阻止罗马两军会合，然后各个击破。

格拉蒂安先走沿多瑙河修建的大路，然后经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polis），沿马里查河（Moritza）穿过今塞尔维亚，朝阿德里安堡和更远处的君士坦丁堡方向前进。因此，哥特人可以轻易占据这条路线中部的某处，也就是菲利普波利斯一带，从而将对方两军隔开。但是，这一行动很难成功，因为那个时候的罗马人还没把修建坚固军营的本领忘掉。此外，两路罗马军有精心布置的掩护，又有当地的多座坚城为根基，无疑有能力绕过哥特军实现会合，不会给敌军进攻的机会。假如哥特人将阵地设在紧贴山口的地方，将山口堵死的话，罗马军仍然可以走别的路绕过哥特人，而且有可能两面夹击哥特人。因此，哥特人若是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将两路罗马人隔开，那只会正中罗马人下怀；另外，哥特人在这段时间里还不能分散到乡间，不得不停止对当地的劫掠活动，罗马人对此就更欢迎了。

哥特人由菲列迪根公爵（Duke Fridigern）率领。从他在上述条件下是如何履行职责，带领族人走向胜利的情形来看，他是一位明于战略的智者。

图4　阿德里安堡会战周边形势图

他没有将阵地设在两路罗马军之间，完全放开了沿马里查河延伸的大路，甚至从贝里亚转移到了更东边的卡比尔（Cabyle，今扬博尔，Jamboli）。3但是，当瓦伦斯从阿德里安堡出发，穿过马里查河谷朝菲利普波利斯进军时，他接到了一个令他惊愕的报告：哥特人出现在他身后的阿德里安堡附近，威胁到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甚至有人在马里查公路，罗马军后方发现了哥特骑兵，这很容易让人相信哥特人的意图是切断皇帝与阿德里安堡的联系。

接报后，瓦伦斯立即掉头撤退。但是，马里查公路上的哥特人可能只是侦察巡逻队而已。瓦伦斯不经一战就回了阿德里安堡。

现在，瓦伦斯可以静守城中，等待另一路罗马军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哥特人的前出行动肯定是没有好处，但也没有损失。他们绝不能直接阻止罗马两军会师，但如果他们不想冒险同时与两位皇帝会战的话，那么从色雷斯平原或贝里亚附近的阵地撤回多瑙河下游都是同样容易的。不过，插入敌军身后还给了哥特人一些其他机会。他们现在切断了敌方运送补给的线路，而且可以劫掠直到君士坦丁堡为止、之前受战火荼毒较少的色雷斯农业区。要想引诱皇帝在格拉蒂安还没到的时候就提前开战，最有利的刺激因素莫过于皇帝后方有哥特人活动。事实上，会战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哥特人占据的位置让罗马军队的补给运不上来。

我们的文献声称，瓦伦斯是因为嫉妒刚刚战胜阿勒曼尼人的一支——兰提恩斯部（Lentienses）——的侄子格拉蒂安，所以才被引诱开战的。大概是佞臣们将皇帝推入了这次鲁莽的行动中。当然，阿德里安堡战败后，失望而愤怒的人们自然会问：另一路军队已经在上默西亚（Upper Moesia，今属塞尔维亚）境内了，皇帝怎么会不等他们到来就发动会战呢？谁能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果真受到了嫉妒冲动的影响？即使我们假定阿米阿努斯的记载来自皇帝侧近，谁又能说自己能认清最隐秘的动机呢？不过，如今格拉蒂安已经到了附近，之前向侄子求援的瓦伦斯毕竟没有不等援军抵达就发动决战，除非他相信自己不得不开战，或者确信自己有必胜的把握，这是很明白的。我认为嫉妒动因说纯属营中谣传。

据记载，皇帝得到的报告是哥特兵力不超过1万人。与嫉妒另一位皇帝和近臣谄媚相比，这个做出决策的动机无疑更合逻辑。手握优势兵力的皇帝坐视蛮族蹂躏都城门前的繁荣省份，这样看起来岂不是有些消极？

不过，菲列迪根引诱皇帝出战还有另一个手段。他派一名基督教牧师（有人曾怀疑此人是不是乌尔菲拉本人）去罗马军营，向皇帝提议休战，条件是将色雷斯省连同粮食牲畜一并交给哥特人。除了公开传讯以外，牧师还带来一封公爵的密信，请皇帝率军出城，威慑哥特人，使其更愿意求和。

瓦伦斯若非确信自己占据上风，那么哥特人的这条计策就太过粗陋，不足以引诱皇帝在格拉蒂安尚未抵达、战机不成熟的状况下开战。但从罗马大营对形势的判断而言，菲列迪根的信息似乎并不是那么不自然；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它是不是至少包含了部分真实意图。毕竟，哥特人的野心仅限于给罗马人当雇佣兵，吃得饱、拿高薪，而且哥特酋长们后来同意的条件确实很接近菲列迪根此处提出的条款。但文献中没有写到的是，皇帝怎么竟然会希望缔结这样的和约。如果罗马军不仅没有惩罚野蛮人，报复他们对国土造成的破坏，反而将一个省份拱手让给他们，那么罗马的威势和皇帝个人的声望都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如果瓦伦斯感觉实力不足以动手，他可以等待格拉蒂安的援军，这是当然之理。

事实上，我们还知道瓦伦斯拒绝了求和提议，出城攻打哥特人。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瓦伦斯始终感到胜券在握，不管他是要打一场大战，还是想凭借占优势的大军迫使哥特人签订条约。

第二天早晨，瓦伦斯出城向哥特人进军，行军途中又来了两次菲列迪根的使节。当然，这两人只是无名小卒，而非哥特显贵，罗马人虽然对其并无真正的信任，但还是同意了菲列迪根交换人质的提议。据记载，两军对面列阵完毕之时，利齐美尔（Richomer）将军在另一人拒绝后说愿意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据说，当罗马战线上的一处擅自开战，大战随后展开时，利齐美尔已经踏上了前往哥特军的道路。

这段记载不太可能发生。菲列迪根派出了另一位使节，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的意图是佯装恐惧，进一步引诱罗马人进攻，还是用谈判拖延时间，因为阿拉底亚斯（Alatheus）和萨夫拉克斯（Safrax）统领的骑兵队之前大概是被派出去劫掠了，当时不在阵中，然后恰好赶在战斗开始时归队。但我们必须问：瓦伦斯为什么会同意交换人质？

尽管瓦伦斯不想割地求和，但为了吸引哥特人的注意力，将其拖住直到格拉蒂安抵达，说明他有可能希望展开谈判。不过，在坚固的大营中谈判应该会更安全。皇帝可能是怕哥特人溜走，而现在他们既然逃不了，他也就同意了交换人质，目的不是用色雷斯来奖赏哥特人的暴行，而是让他们安下心来，保持集结状态，同时等待格拉蒂安的到来。不过，他为什么不早一些止步仍然是一个问题。

有人或许会得出一个结论：瓦伦斯虽然之前感觉胜券在握，可到了最后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哥特人，对方兵力远远比他过去认为的多。但这样的态度转变不可能在文献中被如此彻底地忽略，而且肯定会让皇帝立即停止前进。考虑到武器的攻击范围较短，两军距离必须近至几百步以内才能自行开战。但在那时，罗马大本营了解敌方兵力肯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军队部署完成后的行动速度很慢，统帅如果在部署过程中不能亲自看到敌军兵力，就会派军官到前线去观察。临开战只有几个小时了，瓦伦斯对敌军兵力的掌握的确切程度不可能低于训练有素的军官给出的估计。此时，唯一有可能让罗马人意外的因素是阿拉底亚斯和萨夫拉克斯的骑兵，但文献中完全看不出这支骑兵的抵达与谈判的决定有任何关联。因此，罗马大本营直到最后一刻仍然自信有必胜的把握，这是无可置疑的。否则，他们肯定会提前停止进军，利用谈判之机将部队撤回营地，等待西罗马军的到来。如果说瓦伦斯在最后一刻还是同意了敌方提出的人质交换，或者说那时退军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只能有一个解释：瓦伦斯大概从一开始就在纠结要不要等待格拉蒂安，如今看到摆好阵势的哥特军，他就神经崩溃了。

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述这场会战的战术层面。我们只知道哥特骑兵首次突击就撕开了罗马骑兵的阵形（一部分罗马骑兵是瓦伦斯从叙利亚带回来的阿拉伯人），之后罗马军队几乎被屠戮殆尽。皇帝本人不知所踪，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我们不能从罗马的惨败推出哥特人占有很大兵力优势的结论。我们不仅应该想起坎尼会战，也应该牢记一点：在古代，战败的一方通常会损失惨重，很容易被全歼。

即使我们不能指望从战斗记载中了解任何战术方面的内容，而且会战的政治-军事关系仍然不清不楚，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这场会战依然很有意义，主要是因为它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一名作为原生战略家的日耳曼酋长，另一个原因是兵力估计——哥特人只有1万人的报告，正是它引诱罗马皇帝发起了会战。

阿米尼乌斯将这个报告保留了下来，并补充说它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哥特军的实际兵力。由于他只在开头讲了之前有大批蛮族渡过多瑙河，而另一位同时期的作者，欧纳庇乌斯（Eunapius，第6章）[40]估计哥特人的适役人数近20万，于是现代学者们就认为这1万人只是先遣队，但阿米阿努斯从未提及这一点；事实上，从上下文就能完全排除这种解读。阿米阿努斯说罗马巡逻队确定自己看到的兵力不超过1万人，原文是“斥候称，据自己所见，他们总共有1万人（不确定斥候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incertum, quo errore procursatoribus omnem illam multitudinis partem, quam viderant, in numero decem milum esse firmantibus.”）这一报告说服了皇帝出兵进攻。如果我们将报告的意思理解为，巡逻队只是亲眼看到了一支数目不明的大军中的1万人，那么“不确定斥候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和皇帝突然决定进攻就讲不通了。报告只是说，阿德里安堡一带驻扎了不过万人的大队蛮族。

但阿米阿努斯说报告是错误的。如果它还有些许可信度的话，那么错误肯定是有限度的。瓦伦斯攻击的军队——他以为自己对面只有1万人——不可能事实上有20万人，甚至10万人都不可能。

下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瓦伦斯以为自己在截击一支哥特人的劫掠队，却意外撞上了驻扎在别处的哥特兵主力。菲列迪根的遣使行为证明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劫掠队，否则阿米阿努斯的全部记载都要重新理解，而且瓦伦斯肯定在行军途中就会意识到错误。毕竟，哥特人发起的谈判为罗马人提供了两倍的时间和退走的机会。在战斗实际打响之前，罗马皇帝肯定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瓦伦斯开战时显然认为敌军——菲列迪根公爵亲自统领，还派出使节的哥特主力——约有1万人。阿米阿努斯肯定地说哥特兵力要超过此数，但差别不可能达到3倍那么多，甚至两倍都不可能，因为哪怕是2万人和1万人的区别，罗马将领在进军途中肯定也会注意到。如果罗马人观察到了差别，却没有人建议先等格拉蒂安到了再说，此事殊无可能。如果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那么史料中肯定会有提及，并通过阿米阿努斯详尽的记述传下来。而在灾祸发生后，人们最起劲地宣扬的内容却无过于当初意见正确者的大声警告，而我们完全找不见这种内容，甚至没有正面记载说哥特兵力远远超过1万人，而只有“报告有误”这个极其笼统的表述。因此，报告的错误不可能很严重，大概主要与开战时才到来的那一部分骑兵有关。据此，我们可以说哥特兵力或有1.2万人，最多1.5万人。

上述结论得到了阿米阿努斯一处表述的确认。他写道，罗马进军途中曾发现敌军围起了圆形车阵：“发现敌军用车围成了圆圈，确认了斥候报告的信息。”（“hostium carpenta cernuntur, quae ad speciem rotunditatis detornata digestaque exploratorum relatione adfirmabantur.”）在前一年的战役中，阿米阿努斯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了哥特人围成的圆形车阵：“许多车被摆成了一个圆圈。”（“ad orbis rotundi figuram multitudine digesta plaustrorum.”）（31.7.5）。在不能精确划定范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样的车阵只能围住一支规模相当有限的军队。将上万辆车围成一个圆圈要耗费许多天的时间，再加上地形限制，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从阵中走出也是同理，那只会让军队完全丧失行动自由。考虑到圆圈的大小，在车阵设立期间，每个人与他的车、车上的财物、他的牲畜都会离得很远，不仅场面会乱成一团，工事也根本无法使用。若要车阵保数万大军周全，肯定得分成几个阵，但阿米阿努斯在每一处都说只有一个阵。

哥特人的进军路线进一步确证了我们的结论。他们从卡比尔出发，向阿德里安堡的方向行军。今天有两条路穿过两城之间的山，分别在登萨河的左岸与右岸，都不在河谷内，反而有许多处远离河谷。41829年，迪比奇将军（General Diebitsch）曾在东路行军，当时也是8月份，与西哥特人一样。毛奇在记述这场战争的史书中（第359页）写道：

在帕帕斯科伊（Papaskjoi，今波波沃，Popowo）的远端，地形变得崎岖，有比较深的沟谷。当地大部分岩石都是裸露的，没有土壤覆盖，将热量都反射了出去，行军极其艰苦。土耳其人事先将当地服务旅人的水井尽数捣毁，部队缺水严重。最终，他们在走了18英里（约29千米）之后在小镇大山口镇（Bujuk Derbent）过夜，次日又休整了一天。第7军之前在库丘克山口（Kutschuk Derbent）就停过一次。俄军在这片石头荒原受的苦比翻越巴尔干山脉时还要多。天气热得受不了，发烧的人越来越多。大山口是一道极难穿越的狭径。

毛奇写道（第358页），西边的另一条路要好走得多，但它在登萨河的右岸，而登萨河与马里查河在阿德里安堡附近交汇，只能从桥上通过（第361页）。

当时的基本路况必然也是类似的，当时所遇到的情形必然也是类似的，由此可得，哥特人只有一条可用的行动路线，那就是登萨河左岸经大山口镇的东路。他们既不能分兵两路，东西并进，也不能全军走西路。山路起于阿德里安堡以北14英里至18英里（约22.5千米至29千米）处的崇山峻岭，接着是丘陵地带，然后逐渐进入地势小有起伏的原野，阿德里安堡就在那里。两条路出山的位置相距约9英里（约14.5千米），之间是登萨河。如果罗马人偶然提前得知哥特人进军的消息，走西路的部队就会暴露于侧翼攻击之下，或者刚出山就撞上敌军主力。这时，另一路军会被深河登萨河隔开。即使眼前没有罗马军，这样的障碍也是很不方便的。据阿米阿努斯记载，哥特人走的是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道路，也就是西路，因此必须先渡过登萨河。

于是，假如菲列迪根是两路并进，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出山路就撞上罗马军，那样一来，还没等左军赶来支援，右军就已经被打败了。但是，如果他们单走一路，而瓦伦斯已经守在那里，那么前军就只得先行开战，后军还要一两日才能赶上来，无力支援。只有当部队规模小到足够走一条路，整个行军纵队的长度不超过一日路程时，哥特人才会冒险进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罗马人打上来，哥特人才能迅速部署迎战。

小部队做不成大军能做成的事，但大军也并非做得成小部队能做成的所有事。

根据毛奇的记载（第359页），迪比奇之所以在1829年进军阿德里安堡时取道东路，是因为这样不必渡过城市附近的河流，而且河水能保护右翼，抵挡任何来自菲利普波利斯可能的行动。378年，哥特人的情况如出一辙。他们想要绕过阿德里安堡，走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当他们从卡比尔开拔时，瓦伦斯要么还在阿德里安堡，要么刚刚踏上通往菲利普波利斯方向的马里查河谷道路。如果他偶然提早得知哥特人进军，他就可以在登萨河西侧的山路出口等着哥特人，这样一来，哥特人在出山和渡河时都会凶险万分。而走东路的话，罗马人肯定不会在哥特人进军途中找麻烦。

我们可以假定，哥特人进军时没有把全部辎重都带上。因为抢来的财宝、牲畜和奴隶，所以辎重规模肯定相当庞大，大概与护送队一起留在远离当前战场的东北边后方。独立部队有可能也不随主力行动，一批阿兰人发现了格拉蒂安部并发生遭遇战。但无论如何，肯定有一定数目的仆役随同哥特军主力，特别是存在大量妇女，很可能也有一些儿童。因此，即便战士不超过1.5万人，行军纵队肯定得有3万人，只走一条路，再加上大车的话，长度也会有整整一天的路程了。

现在回来看战斗结果。文献中没有讲哥特人的优势是什么——他们的骑兵为什么无可置疑地优越于罗马军，为什么罗马步兵没有像斯特拉斯堡会战那样坚持战斗。在斯特拉斯堡，罗马一方肯定具有相当的数量优势；而在阿德里安堡，我们可以假定双方的差别不会很大。接到敌军兵力只有1万人的消息时，瓦伦斯便自信胜券在握。因此，他的部队大概要比1万多上几千，阿米阿努斯也明确写道，罗马一方兵多且精。

既然找不到一方完全战败的直接军事原因，我们就倾向于认为罗马帝国的内在政治弱点，也就是叛国，发挥了作用，或者至少是诚心不足。

当尤利安皇帝暴死于美索不达米亚时，军队先后拥立约维安和瓦伦提尼安，可瓦伦提尼安忽略了一点：尽管尤利安没有儿女，但其离世时却并非没有继承人。君士坦丁的后代里还有尤利安的表兄普罗柯比一支。普罗柯比起而捍卫自己的权利，最终虽然被击败了，但新都君士坦丁堡内有许多人表现出对他的同情，于是新兴帝室内部长期存在紧张关系。5此外，瓦伦斯是一名坚定的阿里乌斯派教徒（Arian）。当他第一批派出去反击哥特人的将军战败归来时，他们当着他的面说，战败的原因是皇帝不接受真正的信仰。6他率军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有一名牧师来找他，要求将没收的教堂还给真正的信徒。牧师说，皇帝若是不归还教堂，就从战场上回不来。7不过，君士坦丁堡有传言称，由于皇帝在圆形剧场遭到斥责，所以他已经发誓班师时要将都城夷为平地。8这些故事是教会作家传下来的，细节上不完全可信。其中有一位教会作家名叫苏格拉底，他说骑兵背叛了皇帝，没有加入战斗。这一情节不能视为来自可靠史料的真凭实据，因为阿米阿努斯完全没写有背叛行为。尽管如此，执政的瓦伦斯皇帝肯定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感到自己的权势地位不确定。因此，如果我们认为阿德里安堡会战的结果——它有着无远弗届的意义——不是由纯军事因素决定的，而是受到了政治动因，也就是罗马内部政局的影响，那也算不得离谱。

4　军队兵力

正确估算大军兵力是很难的，对统帅来说，哪怕是点兵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统帅只是把手下诸将报上来的数字加起来，那当然很容易，但问题是不知道这些数字是否可靠。一个对伤病人员、请假人员、退伍人员、非战斗人员有掌握和登记的组织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就算被创造出来，维护起来也不容易。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贝利撒留战绩的记录，他写道（《波斯战记》De Bello Persico 1.18），波斯国王有一种特殊的清点战士数目的方法。出征时，战士们一个挨一个从宝座上的国王面前走过，每人扔一支箭在国王身前的筐里，然后将筐封存。回朝时，战士们还是从国王面前走过，每人取出一支箭，这样就知道损失了多少战士。这则小故事比希腊人的传说——薛西斯将上百万将士赶到一个围场中——少了些传奇成分，充分表明了获得可靠兵力报告之难。因此，根据文献来估算“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日耳曼各部的兵力规模是有益的，相关记载有不少。

特雷贝里乌斯·波利欧（Trebellius Pollio）[41]写道，公元267年有32万名哥特战士侵入罗马帝国。他还写道，朱通人（Iuthungi，晚期阿勒曼尼人的一支）进入意大利时对奥勒良皇帝声称有4万骑兵和8万步兵。奥勒良之后的普罗布斯皇帝亲笔致书元老院，说他在277年的战役中杀死了40万日耳曼人。

据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42]记载，370年左右兵临莱茵河的勃艮第人有8万之众。

如前所述，欧纳庇乌斯称376年渡过多瑙河的西哥特战士有20万人。

普罗柯比（3.4）告诉我们，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时同样有20万人，维蒂吉斯（Vitiges）率领15万人围攻贝利撒留防守的罗马城。

佐西姆斯说，公元404年，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率领40万人进入意大利；马尔切利努斯（Marcellinus）[43]说是20万；奥罗修斯（Orosius）[44]则说这支军队由多个民族构成，其中仅哥特人就有20万。

据约达尼斯（Jordanes）记载，公元539年，希尔德伯特国王（King Theudibert）率领20万法兰克人现身于意大利，但与贝利撒留照面后不战而退。普罗柯比说（《哥特战记》2.28），法兰克使节甚至自称有50万战士。

约达尼斯说，451年时的阿提拉大军有50万人，《杂史》（His-toria Miscella）[45]给出的数字是70万。

文献中还有各种更夸张的关于日耳曼人的军队规模的数字，佐西姆斯（2.15）的记载也是如出一辙，他说君士坦丁皇帝率领不少于9万步兵和8000骑兵进军意大利，并在米尔维安大桥打败了马克森提乌斯皇帝，尽管后者至少有17万步兵和1.8万骑兵。

文献中的记述符合给出的数字。阿米阿努斯是这样写阿勒曼尼人的（28.59）：“他们是一个庞大的民族。自从初次现身，他们经受过每一种可能的失败打击，但新一代的年轻人总会迅速成长起来，让人以为他们好像几百年来不曾有任何损失。”紧接着，阿米阿努斯对勃艮第人做了类似的描述，之后对西哥特人也是如此（31.4），他说西哥特人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多。公元320年前后，纳扎利乌斯（Nazarius）[46]对法兰克人也是同样的提法。1

另一组数字给了我们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我们必须将其与前面给出的数字做一比较。

我们已经发现，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的阿勒曼尼人兵力约为6000至1万，最多是1万；阿德里安堡会战中的西哥特人兵力可能在1.2万到1.5万之间，绝对不超过1.5万。

据同时代的马尔科斯（Malchus）记载，芝诺皇帝[47]（zeno）曾与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oric the Great）的对手，东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Theodoric Strabo）立约，规定后者为皇帝提供1.3万名战士，由皇帝供应粮饷。整体语境表明，这1.3万人就是东哥特主力。

教父神学家苏格拉底·斯科拉斯蒂库斯（Socrates Scholasticus）告诉我们，勃艮第人在匈人的压迫下皈依基督教，并借助新神的力量用3000人打败了1万名匈人。

根据维克多·维滕西斯（Victor Vitensis）（1.1）的记载，盖塞里克（Gaiseric）率领汪达尔人渡海去阿非利加时做过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是8万人。但作者又说，只有无知之人才会相信这8万人都是持刃披甲的战士。事实上，维滕西斯说的这个数字里包含了老人、儿童和奴隶。过了不到一百年，查士丁尼皇帝派贝利撒留从汪达尔人手中收复阿非利加时给了他1.5万名士兵，而且连这些都没有全部用上。5000名骑兵足以重创汪达尔人，使其再也不能恢复元气。2

我们还可以为这组再加上一个数字。与前面讲过的君士坦丁率领9.8万人参加米尔维安大桥会战的说法不同，另一位同时代的人给出的数字是最多2.5万人。3

显然，我们列出的这两组数字是互斥的。如果四五世纪时真的有几十万人的大军，那么区区1万到2.5万人就不可能取得米尔维安大桥或阿德里安堡这样决定性的胜利。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了这是不可能的，但终究要做出一个选择，于是他们没有认可第二组数字，而是接受了第一组。4他们相信，第二组数字很容易解释。说君士坦丁兵员不满2.5万人的那位颂词作者是货真价实的吹捧者。说勃艮第人只有3000名战士的教父想要证明基督教的上帝在弱者当中依然有力。说盖塞里克自号8万人是诈称的主教对汪达尔人充满敌意。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提供的1.3万名东哥特人只是全族的一小部分。最后，报告给瓦伦斯皇帝的1万名哥特人也不是主力，而是一支分队。再说了，阿米阿努斯明白地补充说报告有误。

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决定相信相反的解读。

更确切的文献批判考察已经表明，说阿德里安堡有1万名哥特人的报告指的不是一支分队，而是罗马人进入战场时相信对面的敌方全军就是1万人。从之后的经过来看，即便这一信念有误，偏差的程度也不会很大。

这场战役的战略局势进一步确证了上述结论。我们能够确定哥特人的行军路线，而且知道这条路线的条件绝不可能支持几十万大军的行动。事实上，只要一支部队的规模大大超过1万至1.5万人，行军就是不可能的。将部队围在当中的车阵的说法同理。5

阿德里安堡会战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就算有点错谬，他也是一个见多识广、值得信赖的人。

因此，我们发现的兵力规模——它得到了斯特拉斯堡会战的佐证——可以被认为是确切的，毫无疑问在我们设定的限度标准之内。这一点对其他数字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说世界史中流传下来的数字往往是不确切的，那么它们总归有可以互相比对的优点。只要我们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可供比较的数字，史册中常有的那些虚妄数字就会马上消散。如果阿德里安堡会战中的哥特军最多只有1.5万人，那么“民族大迁徙”期间数以十万计的兵力记载就可以全部丢掉了，因为西哥特人无疑是日耳曼迁徙各部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部族之一。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第人、拉达盖苏斯和奥多亚塞麾下的兵力都不可能大幅度超过西哥特人；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肯定要远远不及西哥特人。

一部分西哥特人可能没有参战，甚至有一批西哥特人还留在多瑙河以北。但是，之前加入亲缘部落的东哥特人替代了这些人。

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看一看史学界此前相对忽视的第二组数字。

东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送入芝诺皇帝军中的1.3万人不可能只是哥特人中的一小部分。6这种解读不过是日耳曼人数极多的流俗之见的产物。协议是皇帝强力施压的结果，皇帝的目标是挑拨两名对立的哥特人酋长之间的关系。当他与其中一位立约时，那这一位肯定是两人中较强的一位。如果他只提供了哥特人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大部分哥特人马上就会与另一位狄奥多里克联手，将战争继续下去，而不是任由自己靠边站。只有安抚占决定性多数的哥特人及其首领，皇帝才有希望把这些正在帝国腹心劫掠肆虐的蛮族征召来，对其发号施令。如果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文献中1.3万人这个毫无疑问准确的数字，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将其视为一支分队的人数，反而不妨做一番猜想，也许这正是一种国土佣仆（Landsknecht）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的早期案例：雇佣兵队长为了把更多的钱揣进自家腰包而虚报兵额。7由于长期以来，并不是所有哥特人都追随这位狄奥多里克，所以他手下其实很可能只有6000人到8000人，尽管协议上写的是1.3万人。

如此来看，这个于史有据、重复出现的数字不仅排除了日耳曼大军数以十万计的概念，而且与我们对阿德里安堡西哥特军参战人数的估计，即1.2万至1.5万人完全相符。

取得东哥特领导权后，阿马里家族的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Amalian）在意大利与奥多亚塞打了几年仗，军队纵横往来。有一次，东哥特人在帕维亚（Pavia）集结了全族的力量。如果他有20万战士，那全族规模就应该在100万上下。史家不以为意，用文献并没有说他们全在城内而是在一座城郊要塞的说法来自我安慰。8若想了解在一地供养20万人几周时间——哪怕在现代运输、公路、铁路、金钱、组织和补给齐备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那就应该读一读粮秣部部长恩格尔哈德（Engelhard）关于1870年梅斯（Metz）战役之前德军补给状况的回忆录。9

现在来看勃艮第人。既然可以排除“8万说”了，我们就必须考察另一个数字是不是正确，也就是他们皈依基督教、击败匈人时只有3000人。

雅恩（Jahn）在《勃艮第史》（Geschichte der Burǵunder）一书中讨论了前一个数字，并据其得出了若干结论。10更谨慎的宾丁（Binding）只说到这个程度：“明确了解诸罗马-日耳曼王国时期日耳曼各部与罗马兵力的对比是困难的。”但如果对兵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8万人和3000人之间摇摆不定，那么在事件经过和勃艮第人所处条件方面就仍然会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后一处记载（3000人）的文献价值当然很薄弱。苏格拉底·斯科拉斯蒂库斯教父让勃艮第人显得尽可能弱小的倾向昭然若揭，而且他本人对勃艮第人和事件发生的时代都没有准确的了解。他的叙述是用一句完全脱离历史环境的话结尾的：阿里乌斯派主教巴尔巴斯（Barbas）大约在同时去世，时为狄奥多西皇帝登基后的第十七任执政官，瓦伦提尼安登基后的第三任执政官，即公元430年。“大约在同时”这个表述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或许要做极其宽泛的解读，因为勃艮第人早在413年就皈依基督教了。11考虑到年代的模糊性，我们至少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即该事件的发生时间还要再晚几年，具体讲就是435年勃艮第人大败于匈人之后。据苏格拉底本人说，勃艮第人之前在匈人手下受了很多苦，被杀者甚多。

如果我们假设苏格拉底听到或读到的这个事件其实发生在435年之后，那么3000人的数字就有现实性了。如果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虚构作家编出来的故事，其目的是宣扬基督徒面对异教徒以少胜多的话，那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为什么没有反过来写，将异教徒的人数编得大一些。不管在当时还是其他任何时代，反过来的写法在心怀偏见的作者中间都是普遍的主流，不这样写反而令人好奇。比如，如果勃艮第人实际上有1万人，然后苏格拉底写1万名勃艮第人打败了3万或4万名匈人，谁会觉得不寻常呢？但是，他写勃艮第人只有3000名，这就只能解释为他有真凭实据。勃艮第人不是部落联合体，而是单个部落。他们被打败过两次——290年左右被哥特人打败，435年左右被匈人打败——文献中都描述为灭族之祸。12他们第二次被打败时的国王是冈特（Gunther），这件事留下的印象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由此也可见，他们败得有多惨痛。当这个部族定居在那片至今以他们为名的地区时，文献中说，他们是迁入部族的“残部”（reliquiae）。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必须说，我们没有正面的理由来质疑3000人这个数字，如果实际比3000人多，差别也不会太大，最多肯定不会超过5000人。

我们的研究与《高卢战记》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恺撒给出的高卢和日耳曼军队的兵员数目也有彼此矛盾的情况。当然，一方只包括一个数字，其他数字都属于另一方。学者们认为必须相信在其中占据多数的数字，于是为了将数字调和起来，他们便采取权宜之计，改动了不协调的那一段的文字。对战术和战略情况的客观分析表明，恺撒恰恰是在那一段说漏了嘴，道出了真相（第5卷，第34章），我们必须把握好这个观点，不能将其余的数字都视为有意的夸张。

在他们的兵力概念中，历史上所有时代的人都一样。1829年，迪比奇翻越巴尔干山脉时，一名被派出去侦查的奥斯曼军官对帕夏长官回报道：“数清森林里有多少片叶子都比数清敌军有多少个人容易。”事实上，迪比奇手下有2.5万人。这段记载出自毛奇写的《1828-1829年俄土战争史》第345页及第349页。

当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时，阿米阿努斯用薛西斯进军的情景来描述他们的兵力。他说，古时候波斯王不能一个个地清点军队人数，在德里斯科（Doriscus）只能按单位来计算的日子好像回来了；自那以后从未有如此不可计量的大军绵延多个省份，将平原和大山都遮住了。既然我们已经证明，给阿米阿努斯及其同时代人留下不可计量之印象的哥特大军只有不超过1.5万名战士，算上所有被派出去的部队可能有1.8万人，那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作者将其比拟为薛西斯进军或许也就可以接受了。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出结论，波斯王麾下的战士没有210万人，没有80万人，没有50万人，也没有10万人，可能只有1.5万到2.5万人。文献学家信古不疑，但既然阿米阿努斯已经不算是古典作者了，对他加以批判怀疑就比对希罗多德要更容易。如果我们首先在考察阿米阿努斯时习惯了怀疑，之后再用其他时代的分析和心理标准来评判希罗多德及其同时代人士时，心里就会少几分亵渎先贤的恐惧感。

现在，我们要从现有的结论再推进一步，回溯到我们日耳曼人最早期历史中发现的数字，并在两个时代之间建立关联。人们一贯假设日耳曼人口在400年间有了显著增长，而且正是人口增长推动了“民族大迁徙”。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在迁徙期间，日耳曼人也不是很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还和以前一样。自始至终，日耳曼人的首要营生都是打仗，而不是种地。如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那必然也会建立城市。但他们还是像阿米尼乌斯时代那样没有城市，而且只是很松散地依附于土地，因为他们主要是放牧打猎，农业成分很小。由于食物产量提升得很少，人口也不可能显著增加。全族总人口可以通过将领地扩张到黑海而倍增，但单个部落的人数、人口密度不可能显著提高，不会超过每平方千米4.6人这个数字多少。人口的自然增长在蛮族部落中很少——高生育率被同样高的死亡率所抵消——通常不会导致文明水平的提升，而是不断带来对外的压力：与相邻部落开战，与罗马开战，但吸收剩余人口的首要因素还是参加罗马军队。

就单支军队和单个部落的人数估算而言，一个令人烦心的因素是“部落”概念的不确定性。对早期来说，我们能够从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部落数量推算出，一个部落的面积平均约为2000平方英里（约5180平方千米）。在这样大的范围内，一个人能够在一天时间内来到部落大会的会场，而由6000人左右组成的大会仍然能进行统一的讨论与决策。但这并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土地大得多、人口多得多的个别部落。在那种情况下，部落整体是由酋长和长老会议代表的。不过，这种整体就很松散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氏族在长老或者一大批氏族在酋长的带领下都可能分道扬镳；同理，几个小部落或部落分支也可以组合成更大的单元。“民族大迁徙”时期也是如此。韦德米尔酋长（Prince Wedemir）带着一部分东哥特人加入了西哥特人；一部分鲁吉人（Rugii）加入了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分成了斯林加部（Silingae）和奥斯丁加部（Asdingae），当他们渡海去阿非利加时还有阿兰人和哥特人相随。

因此，对于我们遇到的林林总总的部落，任何平均数目或通常数目都是得不出来的。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点：任何一个大迁徙时代的部落兵力都不会超过1.5万。1.5万名战士加上妇孺，总数至少就有6万，再算上奴隶就是7万左右。要统一行动，这样一群人的规模就已经太大了，必须分成几批或者几路。由于战士只能短暂地离开家人和大车，所以领导者必须极其用心和谨慎才能将几乎全部战士集合在一起，大多数情况很可能只能集结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战士。

我们在前文将3世纪前中期的罗马帝国人口估算为9000万。这是最小值，我们大可以假设人口多达1.5亿。如此庞大的人口竟然会被一个个男丁数目不超过0.5万到1.5万的蛮族部落击败，这果真是可以想象的吗？

我相信，世界史上意义最重大的结论莫过于：这就是事实。直到现在，对兵力的极度夸大让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模糊感觉到尚存疑点的学者们甚至曾从相反的方向摸索解释，试图通过缩减罗马的人口数来解释罗马人的落败，但那不是事实。当罗马帝国被规模很小的蛮族军队击败时，它依然拥有大量的人口和兵力。这一点对它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史都有启示作用。

在第1卷中，我们确信就连最优秀、严守纪律、战术素养高超的罗马军团老兵也只能与同等数目的日耳曼军队打个平手。马略和恺撒之所以能征服日耳曼人，只是因为巨大的数量优势。但是，单凭数量优势仍然不足以取胜。我们现在要承认这一点。即便在三四世纪，罗马帝国依然能够轻松拿出10倍于敌的武装人员来对抗蛮族入侵者。我们或许也应该问一问，当时已经出现的以物易物的经济体系能否为这么多人提供给养，不过现在权且将其放在一边。我们只需要明白一点：一旦常备军，也就是有纪律的军团消失了，匆匆征召聚集起来的市民和农夫就绝对打不过蛮族。我们很难想象凶暴的哥特人、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和伦巴第人给和平的罗马人留下了何其骇人的印象。古代文明沦为尘埃，人民惨遭屠戮。罗马人告诉我们，哥特人将农夫拉犁的右手砍掉，伦巴第人在祭坛上玷污修女。但男人们、父亲们、兄弟们却无力保护财物、声誉或自己的身体。西哥特人逼近比利牛斯山时，有几位罗马贵族拉着手下的农夫试图挡住山口。13奥弗涅（Auvergne）居民英勇地抵挡了尤里克（Euric）国王一段时间。14当汪达尔人夺取阿非利加，威胁意大利时，瓦伦提尼安皇帝多次颁布敕令号召罗马人民自卫，这些敕令后来收录于法典之中，传承至今。第一份敕令首先承诺不会将罗马公民强征入伍，但公民仍然有协助修建城墙、守卫城墙与城门的义务。第二份敕令接踵而至，将可怕的盖塞里克已经从迦太基扬帆起航的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并非孤立无援，因为皇帝已经派遣埃提乌斯（Aetius）和西吉斯乌尔德（Sigiswuld）率军前往，但敌军不知何时就会登陆，鉴于信任公民保卫自身财产的力量和勇气，皇帝特允许公民自行武装，忠诚笃定，同心互助，保卫其土地与财物，此举不违背平时的公民法。15贝利撒留在罗马城被哥特人围困时，市民主动拿起武器支持。贝利撒留悦纳了他们的好意，但没有将其编入战斗部队，因为他担心市民会在战斗过程中被吓倒，影响到全军。于是，他给市民们分配了一个只能看、不能打的位置，摆出一支军队的样子，从而吸引一部分敌军兵力。16据我们所知，罗马人——哪怕只是被抓的壮丁——尚有胆量尝试与日耳曼人交战的例子只有这些了。面对日耳曼楔形阵或大队骑兵的狂暴突击，人数再多的罗马单位也会作鸟兽散，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白的。“越厚的草越好割。”阿拉里克（Alaric）这样回复试图凭借庞大数量吓退自己的罗马人。17

可以这样说，当年恺撒的军团不愿出发与阿里奥维斯塔交手，他们感到的恐惧在“民族大迁徙”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了迟来的合理化。之后几百年的种种事件一再要求我们从“职业军人无比优越于无纪律征召兵”的视角去考察，我们确定的“民族大迁徙”时期蛮族兵员数目再一次让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5　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日耳曼军队

日耳曼部落好战的游牧生活必然会对其社会状况和政治组织产生强大的影响。在他们的老家，由长老领导的氏族各自生活在村庄里，而长老也是共同体内自由人中的一员。一批这样的氏族构成了部落，部落上有一个或几个酋长家族，有战事则从中选择一人为公爵。这种简单的制度安排之前还能行得通，但面对现在的军事远征就不够用了。

即便在最古老的时候，从酋长或公爵的领地发展成王国也是常有的事，这种王国要么世袭传代，要么消散无形。如今，长久延续的君主制势在必行。日耳曼部落面临的战略使命总是与政治紧密相关，既有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也有与罗马帝国——罗马皇帝，或者争夺宝座的各路皇帝或伪帝——的关系。如果日耳曼人作为一个战斗单元、一支部队进入罗马或拜占庭之主麾下服役，那么该部国王就会以日耳曼酋长的身份被任命为罗马将帅，成为部落与帝国之间的纽带。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王就是奉芝诺皇帝的命令，以宫禁军总管（Maǵ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的身份进军意大利的。1

但是，这些新建立的君主国之间有着显著的性质差异。

汪达尔王盖塞里克在位近半个世纪，但他没过几年就丢掉了自己只是皇帝属下阿非利加总督的伪装。建位称号的他有足够强的实力来创立完全独立的自家王朝。他发布的继位令当然不是基于长子继承权，但也明定了尊卑之分，而且确实得到了遵守。最后一位汪达尔王格里马（Gelimer）是他的曾孙。

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的实力当然不亚于盖塞里克，但他没有留下儿子，连女婿都没有。他将王位传给了外孙，由外孙的母亲摄政。但是，当幼王艾萨拉里克（Athalaric）未及成年就去世时，阿玛拉逊莎（Amalasuntha）保不住自己的太后之位，恰逢与查士丁尼皇帝的战争爆发，于是东哥特人就回归了纯粹的选王制。

西哥特人同样延续了选王制，中间只有几代世袭国王打断选王制。

法兰克人则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汪达尔王国和哥特王国都是由一个征服者部族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则是由一名征服者国王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比其他王国都要多得多，但大部分要么留在原地，要么虽然进入以前的罗马境内，但也只走几天路程的距离。墨洛温王朝的君主（Merovingian monarchy）不是阿拉里克、盖塞里克或狄奥多里克那样的统兵国主，而是源于一个部落的酋长，即萨利安部的克洛维（Clovis the Salian），他的功绩在于被许多其他亲属部落承认为王，而且征服了一大片罗马土地。这就断绝了回到选王制的可能性，因为根本没有军人大会。推举维蒂吉斯、托提拉（Totila）或泰阿斯（Teias）为王的军队包含了大部分哥特人，以至于这样的推举可以被视为人民意愿的表达。而从法兰克王国建立以来，聚集在法兰克国王麾下的军队就只占全体法兰克人的一小部分。墨洛温王室数百年男嗣不绝，一个强大的世袭王朝就这样建立了，即便王国经历多次分裂和内战，王室却延续了下来。

制度变动自上而下地席卷了日耳曼人的整个政治和军事体系。

我们前面估计西哥特人的兵力在1万至1.5万之间。这样一支并非短时出战，而是常年征伐，穿梭敌境的队伍需要比百户更完善的组织形式。国王或公爵不能直接将命令传达给100个长老，必须有非临时的常设机构负责上传下达。同样地，最小的单元也不能是百户。罗马百夫长手下有一整套初级军官、士官和一等兵的班子。即便是只有100人的现代连队也至少需要2名军官和10名至12名士官。但日耳曼的百户当然要比罗马的百人队大得多，而且往往不只是人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百户很可能包括全部的家属。罗马百夫长只需要管好手下兵丁做事。士兵的武器、军饷、给养都由军需官负责，百人队最多负责分配、监管和维护。大多数情况下，日耳曼百户要自筹给养——统帅基本不设也不管军需部门——而且不仅要管战士本人，还要管战士全家。就算劫掠得再狠，如果没有规模庞大的村社经济，那么供养这么多人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在老家生活的农业村社现在不够用了。他们不仅要以集体为单位抢夺然后瓜分战利品，而且要以集体为单位持续供应大量补给。假如要单个家庭自己养活自己，全军马上就会分散开来，成为敌人的囊中之物。抢来的财物必须进行持续的分配，先分给各个百户，再由百户分给个人。派出去的人马不得不是小股，但抢回来的东西则必须视为集体财产并进行相应的分配，这样才能保持主力聚而不散。至于百户对内和对外的各项事务，长老还需要手下的管事去做。

因此，在日耳曼人最初的政治架构中没有百户以外的划分，现在国王会任命高级官员来指挥更大的单位或管辖更广的地域，即“王伴”（comite），也就是“伯爵”（count），王伴之上是“公爵”（duke），但并不是王伴的上级，其地位完全取决于个人位阶和执掌。

不过，我们在更低一级发现了指向真正军阶的迹象，至少有一个民族是这样。在流传至今的很多西哥特法典中，我们都发现了千户（thiuphadi, millenarii）和十户（decani），分别是百户的上级和下级。

我们还发现有“五百户”（quinǵentenarius），它不应该被视为千户和百户之间的一级长官，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千户远小于其他千户，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区分。

从十户到百户，从百户到千户，千户之上、王伴或公爵之下可能还有一级。我们不能将上述构成理解为班、连、团、军这样整齐划一的编制架构，其中的一级必然具有和保留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层级的特性。那就是原始的基本组织——百户。

当然，即便在我们这里，连队也具有重要的差别，精神凝聚力要比班或者营高得多。日耳曼的百户更是如此。十户只是百户的下属单位，千户则是为了指挥灵便而集合起来的百户。但是，百户是独立的存在。几个百户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派属到一个千户下；一个百户也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划分成几个十户。但是，百户是不能被轻易打散或编成的。编成百户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百户同时也是自然而形成的产物，也就是氏族。分割百户要容易一些，但那必然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小事，因为百户不仅是自然的军事单位，它还是经济单元。对于军事远征所需的村社经济活动来说，千户太大，十户又太小，只能有一个适中的单元，一个履行该职能的组织。随行的牲畜、大车、给养、武器等共有财产只能属于百户。因此，千户长只在军事和法律方面是百户长的上级，而十户长只是百户长的代官和工具。比如，千户和十户都不能有效地表达公共意志。尽管上面有千户，下面有十户，但百户基本上仍然和以前一样，甚至在“民族大迁徙”期间也是如此。

达恩（Dahn）已经发现，当哥特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定居下来时，家族或氏族明显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在法律事务以及与外敌修好关系，降服、抵抗外敌——在这些情况下，多个相对独立的团体会自行组成小规模的、极其巩固的有机单元——等情况中，氏族行使着重要的职能。我们从后世的西哥特法律中还能发现百户长在古代的重要性。法律规定弃军逃亡的百户长应判死刑，千户长只字不提，十户长罚金为5个索利达金币（solidi）。

法条还规定，收取的罚金——包括千户长和十户长缴纳的部分——要在百户内部分配。因此，百户是真正的共同体。

我们只在确实远走他乡的民族中发现了千户，也就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同样的词有可能在两个民族中有着不同的含义。3无论如何，最好的解释是迁徙的军事需求。就此而言，我们不必要从种族上区分东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不管百户与其上下级单位的区分是多么得明确，我们仍然必须做出这样的假定：从现实角度来看，上述区分和名称很快就自相混淆起来。起初人数相等的单位后来变得很不平均，这是战争的自然结果。经过了1814年的半年战斗，西里西亚集团军的14个民兵营被编为4个营。可见，现代军队的编制不时地要进行这样的平均化整编，日耳曼的军队中或许有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盖塞里克率领部民迁徙阿非利加时的千户就是这样的组织，我们在前文中有过解释。

于是，我们被引向了一个观点：尽管百户在迁徙期间依然重要，但它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赋予百户新生的状况同时也在将百户推向解体。来自上级的组织意志约束着百户。在战争、迁徙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在整个百户的首脑，也就是长老的影响下，许多百户都解体了。

除了少数酋长家族，古代日耳曼人没有贵族，长老是自由人中的一员。而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们在日耳曼人中间发现贵族势力远胜以往。我们能够设想出这一新兴阶层的两大根源：国王侍臣和长老家族（hunni families）。毫无疑问，一大批贵族源自为新兴君主服务得人：为宫廷、军队将校、行政管理而设立的官职带来了名望财富并演变为世官。后文会详谈这一主题。

但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君主制本身还很年轻，从中不足以迅速崛起一个全新的阶层，一个以先祖为地位根基的阶层。这种贵族必然要更古老和更独立，只能是过去的族长（heads of clans）。毕竟，即便是在古代，酋长家族（Princely families）与长老家族就有彼此融合的倾向，哪怕两者有着看得见的差别。每当一小批百户在一名酋长家族子弟的带领下脱离原来的部落，或者一个百户规模变得太大而分家的时候，几个新的百户家族就会冒出来。但是，最早成为名门富户的长老家族地位要更高，类似情况在各处都有发生。4民族大迁徙以及民族大迁徙之前，劫掠罗马地盘的成功行动都会抬升长老家族的地位，使其高于大众而近于酋长。于是，从长老中就产生了一个古时候没有的贵族阶层。

氏族村社经济只能完全由族长，也就是长老操持，除此别无他法。古时候，氏族成员出征归来后要瓜分战利品，由长老在当时所有人的嫉妒目光下主持，分完以后，一切如常。现在，大部分战利品根本不会分给大家，而是由族长掌握和管理，按照他的判断和需要再分发。在持续作战的情况下，控制和控诉族长都难以施行，而且每个人都要仰赖长老的独断，因为再也没有人能靠自己生活了。在老家，他们很少种地，主要靠放牧为生。现在，他们经常连续多年根本不种庄稼，而且除了役畜，只有少数牲畜能随同远行。拉采尔（Ratzel）在《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 raphie）第63页写道：“迁徙会带来许多损失，1874年，布尔人（Boers）从德兰士瓦（Transvaal）向西迁徙时带了1万头牛和5000匹马，1878年到达马拉兰（Damaraland）时只剩下了2000头牛和30匹到40匹马。”

当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将逃避克洛维的阿勒曼尼人残部安置在雷蒂亚时，他命令他们穿过雷蒂亚时用自己的牲畜交换诺里库姆（Noricum）市民的牲畜（“itineris lonǵinquitate defecti……ut illorum provectio adjuvetur”：“饱受长途奔波之苦……前行必须有补充”）。5

汪达尔人从多瑙河出发，翻越比利牛斯山，最后到阿非利加的过程中绝对不可能一路赶着奶牛和各种小牲口走。同样地，西哥特人从黑海出发，横穿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越过阿尔卑斯山到高卢和西班牙的途中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他们经过的土地相当富庶，足以养活几千户日耳曼人，但这毕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统帅要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维持秩序和分配食物上。统帅必须将配给分发到个人，同时确保接下来的几天、几周补给充足，要预备几个月的分量或许也是常事。除了食品和财宝，日耳曼人从不习兵事的罗马人那里能得到的最重要战利品就是人口本身；罗马人沦为奴隶，被迫随行。在人口稠密、缺乏守备的地区，如果他们养得起的话，他们就能抓到几十万俘虏。不过，一支日耳曼军队，比如，它有1万名成年男子和3万名妇孺，如果再加上3万到4万名奴隶，那么它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会变成怎样？6我们可以设想，长老会尽可能多地占有所需的奴隶，以便为社群服务。但自由人个体更希望将自己的战利品换成首饰、宝石、黄金和武器；除此之外，只要他还在迁徙，他就必须继续过着之前的朴素生活。

于是，迁徙过程的状况导致长老的威势、权力和财产大大超过了普通人。根本上说，他的财产无疑是公产，属于整个氏族，但这些财产的处置权由长老独享，这种公产与私户的区分也就逐渐淡化乃至泯灭了。长老是富人，富而愈富，并将财富留给了家人。

古时候，长老无疑是选举产生的，但过不了多久，人民选出来的长老常常就会同出一族。选举制就这样逐渐发展成世袭主张，乃至于世袭权力。既然长老家族已经主宰了全族的经济活动，几乎要供养全族的生活，那么当一位长老去世后，跳过他的家族，从普通人中另选长老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长老之位自然会父子相传，在这种情况下，长老家族就不再是自由人平民中的一员，而是有了特殊的地位。那就是贵族的地位。人民过去只有酋长贵族，现在又有了低一等的贵族。

如前所述，由于多少具有偶然性的特殊原因，汪达尔人形成了大迁徙各部中最强大的王权。上层贵族（贵人派，Optimates）两度反抗盖塞里克，但都被击败和被降服（公元442年）。

巴伐利亚人（马克曼尼部）、阿勒曼尼人（施瓦本部，Swabi-ans；赫门杜里部，Hermunduri；求桑吉部，Juthungi）、法兰克人（沙马维部，Chamavi；查图里部，Chattuarii；巴达维亚部；苏加布里部，Sugambri；乌毕部；登科特里部，Tencteri；玛尔西部；布鲁克特里部；卡狄部）只是迁移到了不远处的相邻地界，或者其实并没有迁徙，不过是扩张到了原有地域之外。于是，他们根本没有将罗马化的凯尔特人，甚至还有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原住民从他们抢占的地盘——起自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岸，直到阿尔卑斯山、孚日山脉和英吉利海峡的入口——赶走。很多情况下，原住民与征服者生活在一起，逐渐日耳曼化或者重新日耳曼化。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些依附于日耳曼贵族的大庄园，它们往往还能看出罗马村庄的样子，最主要是在巴伐利亚，前面提到的其他地区也有。7这一过程必然与征服有关，也就是说，罗马人的村庄请求日耳曼酋长或长老庇护，以臣服和贡品作为回报。从最早开始，这种依附关系和利用非自由人劳动力的形式就普遍存在于日耳曼人中间。我们不需要假定只有少数酋长家族（李提家族，Liti；阿迪奥尼家族，Aldioni；巴查尔基家族，Barschalki）才获得了大庄园佃户上交的贡品；百户长同样可以提供庇护，抓住机会成为奴隶主。由于巴伐利亚人和阿勒曼尼人占据南德意志地区时还不存在以酋长为首的统一组织，所以奴隶主阶层发展得尤为强势。斯特拉斯堡会战时，阿米阿努斯可以说阿勒曼尼人由7个王（reǵes）和10个reǵales统领。这些王显然就是塔西佗所说的“principes”，也就是阿米尼乌斯那样的酋长。至于“reǵales”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只能略过了。无论如何，公爵直到后来才成为常设的最高掌权者，高于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的其他贵族；阿勒曼尼公爵很快就再次消失了，而巴伐利亚公爵很可能是被法兰克人征服之后才创设的。巴伐利亚和阿勒曼尼法典都承认贵族应得更多贡品。在巴伐利亚人中间，后来除公爵家族之外还有5家大贵族。

在不列颠岛上，原住民与日耳曼征服者的关系类似于巴伐利亚人和阿勒曼尼人；一部分原住民作为属民生活在日耳曼人中间，逐渐就被同化了。过去的酋长家族上升到了小王的位置，过去的长老则成了上层贵族，也就是伯爵（earl）[48]。

与占领过程相关联，莱茵河左岸的法兰克人地区也形成了大庄园，8但受到崛起的墨洛温王室压制，于是与同时期的其他所有日耳曼部落不同，这里没有发展出贵族阶层。国王只通过手下的伯爵施行统治；长老（hunno或tunǵinus）则沦落到村长的地位。

我们在日耳曼人的初始状况中发现了王权和大贵族发展的机会，两者在“民族大迁徙”过程中都出现了：规律是王权越强，则贵族越弱，法兰克王国是贵族衰弱到完全不存在的极端情况；王权越弱，则贵族越强。巴伐利亚人和阿勒曼尼人根本没有国王，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多个小王，西哥特人则是选王。

不管是哪一种发展过程，有一样东西是到处都在逐渐消失的：古代日耳曼政治体系的基本单元，氏族-百户。在新兴贵族阶层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时候，它便在脱离自己生发的土壤。自然地，国王设立的高级官职有不小的部分会由这些贵族充任，于是以服务王室为根基的贵族与出自民众的贵族便彼此融合。即便百户现在选出一位新长老，或者继续选即将离任的旧长老，甚至由国王指定一名长老，关系都不会和以前一样了。新长老的祖上没有出过长老，财产也不多，只能从底层重新来过；他又成了单纯的管事之人，而百户本身与长老不再有宗主关系，于是变成了一个更松散的组织。

长老当年与氏族自我疏离，如今留下了一盘散沙。他并非一个人离开，而是会带上一批才能卓越的人作为自己的随从，为自己服务。这种主从关系因战争而成为可能，其动力则是政治抱负。军事架构——例如合百户为千户，分百户为十户——进一步削弱了百户的力量。如果百户长不再有根底，而是来自任命，那百户就更弱了。

最后，在夺取的广大地域上定居和扩张对旧的百户制度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它的一切存在条件都改变了。

百户不再聚居于一处。共同体不复存在。在罗马境内，日耳曼人散居于罗马化的人民中间。在日耳曼的地界，他们开始排斥军旅生活，越来越倾向于耕种土地。大的氏族村落分成了几个小村，每个人都住在自家田地附近。新贵再也不能从族长中产生了。如今，百户只是作为宗域下的片区存在，最后也走向了消亡。

在最早的时候，氏族是共同体，土地公有，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做生意，一起打仗。氏族成员不可能是真正的亲戚，论血缘可能离得非常远。现在，共同体生活结束了，特别是土地公有制转向土地私有制，于是发挥氏族仅存的功能——福利、监护、偿命金——具体的界限就必须树立起来。各个部落的做法有所不同，有的部落将五服之间的关系定为氏族的边界，有的是六服乃至七服。

后世史料中，我们有时在战斗中看到这种古代的氏族集体。在《贝奥武夫》[49]中，氏族内有一人怯战，全族都要受罚。9但随着“民族大迁徙”的结束，作为军队单位的氏族失去了最后的踪迹，只留下了名字[军队（troop）与村庄（Dorf）是同源词]。

6　日耳曼人与古罗马人的混居

如果说部落作为整体进入罗马军队服役是导致古典世界衰落、独特的新政治体系（古罗马-日耳曼体制）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那我们仍然不可能为该进程定出一个明确的开端。罗马人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与边境的蛮族结盟，约定共同抵御侵犯当地的外敌，既保卫了蛮族自身，也保卫了罗马帝国。从与留居本土的部落立约开始，下一步就是将这些部落迁到边境，然后进一步内迁，为其划定一片区域，最后与罗马人混居。

通常认为，“民族大迁徙”的开端是西哥特人在匈人的压力下来到多瑙河畔，进入罗马境内成为帝国的盟友，但之后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击败了罗马军队和罗马皇帝本人。不管是罗马接纳哥特人，双方发生冲突，还是哥特人取胜，这些都完全不是新事物。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决定性的时点。之前发生的类似事件没有直接的、延续的后续影响；蛮族退了回去，没有留下任何影响，所以只是“民族大迁徙”先声而已。

但是，阿德里安堡战败后，罗马帝国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尽管狄奥多西再次重建了皇帝对外的威势，帝国又延续了几代人的时间，但随着独立日耳曼王国在罗马土地上建立起来，日耳曼人的运动虽然一时得以停止，后来却走上了高潮，而且日耳曼人再也没有被打退回去。

罗马人与西哥特人的冲突因食物供给而起。被谴责供应不足的罗马官员到底有没有过错，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一边，因为哪怕官员的目光再长远，心思再细密，供应包括妇女、儿童、奴隶在内的全族所需都是一项极难的任务。哥特人提出的要求也绝不客气。

看文献的话，我们不清楚在阿德里安堡遇害的瓦伦斯皇帝的继任者狄奥多西最后是怎样解决哥特人的。据说他打了几场胜仗，但肯定不是大胜。哥特人留在了罗马帝国境内，而且重新为皇帝服役。某些地区被划给了哥特人。原住民或者因为先前的劫掠而被迫离开，或者在官员的命令下撤出。我们必须设想哥特人在这里，在罗马腹地过着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的生活：住在简陋分散的村落里（除非他们还住在自己的大车或罗马农舍中），主要靠放牧为生，不事农耕，罗马方面会提供谷物接济。当然，他们的数目不会很大。聚居于一处，长期供应是很难的；但当他们分散开来居住时，为其提供住所和更多食物就变得可能了。

但是，罗马帝国机体内的这个异物不久又闹出了动静，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新的冲突爆发了。这些日耳曼战士向来觉得流血强取比流汗苦干更光荣，如今周围满是触手可及的精美物件，他们怎么可能放着不动呢？

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进军意大利，将罗马城付之一炬；阿陶尔夫（Ataulf）又率领他们从意大利转往高卢。他们到达时，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已穿过无人守卫的高卢，到西班牙定居去了。

关于5世纪期间被日耳曼人占领的前罗马行省的情况，勃艮第人留给我们的信息最多。他们有一部《编年公告》（Notices of the Choronicles）和一部法典《贡达巴德法典》（lex Gundobada）流传至今。

勃艮第人源于日耳曼东部地区，首先移居沃姆斯（Worms）一带的莱茵河左岸，结果在冈特王的统领下惨败于匈人；几年后（443年），埃提乌斯将其安置于萨泡蒂亚（Sapaudia）的新家，也就是今天的萨伏伊（Savoy）。编年史家普洛斯珀·提洛（Prosper Tiro）告诉我们：“将萨泡蒂亚赐予勃艮第人残部，让他们与萨泡蒂亚的原住民分地而居。”（“Sapaudia Burgundionum reliquiis datur cum indigenis dividenda”）

14年后（456年或457年），另一名熟悉该地区的编年史家阿旺什的马略（Marius von Avenches）记载道：“今岁，勃艮第人占据高卢一部，与高卢诸元老分其地。”（“eo anno Burgundiones partem Galliae occupaverunt, terrasque cum Gallicis senatoribus diviserunt.”）后来又有一位编年史家弗莱德加（Fredegar）说，勃艮第人是被想要摆脱沉重税负的罗马人自己请来的。

根据这些记述，勃艮第人两次——第一次是定居萨伏伊，第二次是拓展到里昂和罗讷河以外——都不是作为征服者到来的，而是与罗马人签订了协议。同时期的阿兰人，1以及419年移居加龙（Garonne）河的西哥特人也是如此。

具体的移民协议条款没有流传下来，但它们与文献中提及的罗马军队借宿民宅的规程存在关联，都被称为“hospitalitas”。贡达巴德王（473-516年在位）在法典第54款中规定：“本族分得三分之一的奴隶与三分之二的耕地，凡已经从本族或祖先获得奴隶与耕地者，不许向分得居住地的土民索要三分之一的奴隶或三分之二的耕地。”他还说不少人无视这条命令，因此，他要求族人归还非法强占的土地，以便向来受苛待的罗马人得以安居。

同样地，西哥特法典中也有一条规定，田产在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划分落实后便不得改变；罗马人不能索要属于哥特人的三分之二，哥特人也不能索要属于罗马人的三分之一。

最后，我们了解到奥多亚塞之所以废除了末任罗马皇帝，是因为日耳曼人索要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罗马人不同意。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都拿了三分之二，因此，奥多亚塞的部民只要三分之一好像已经够少的了。

此处正是历史文献的关键内容，我们必须凭借它得出一幅关于日耳曼人是如何散居和定居于罗马人之间的图景，之后的整个历史进程都由此奠定。

关于罗马帝国境内的农业组织形式，有三类田产需要考虑：小农的田产，小农要靠自己和家人耕种土地，可能还有一名男性或女性奴隶帮工；一般地主的田产，一般地主有奴隶为其劳作，自己不用下地，只是进行日常的监督指挥，如果住在城里的话，就委托一名经理督促耕作；最后是大地主的田产，大地主或许也会像一般地主那样亲自经营田产或由经理代管，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将田产分给佃户，佃户是半自由的奴隶，耕作方式和小农一样，部分收成要交给地主，还要按照需要为东家服劳役。在这三类里面，第一类无疑非常罕见；前自耕农大部分都沦为佃户，这样做当然失去了完整的自由，却从富豪地主那里获得了强大的经济支持和法律庇护作为回报。第二类是大规模的奴隶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即使还有零星存在，肯定也不常见，只有自己住在城内、城外有田地的公民才会经常使用。绝大部分土地都属于由佃农耕种的大地主。2

显然，能分给勃艮第人的只能是第三类。佃农不能分地，因为分了地他就无地可用了。要是分到的地还及不上一名佃户的全部租地，勃艮第人至少有一条不会满意：那样一来，他就必须自己下田了。毕竟，他不是被叫来种地的，而是专门当战士保护地方的。甚至到了70年后，勃艮第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在写信给阿纳斯塔修斯皇帝（Emperor Anastasius）时依然将族人称作帝国军人（milites）。日耳曼人之前很少进行耕种，男人更是不干农活。他们主要靠放牧和打猎生活。于是，他们要随时做好集体上阵的准备。要是成了农民，他们就不能这样做了，在许多时节，农民如果想要种好庄稼，就完全不能离开土地，其他的时候也只能短暂离开。但是，如果勃艮第人出征时只带空闲下来的人，那样人数就太少了，做不成事；上阵的时候，他们必须带上尽可能多的兵力。

但是，他们的人数还是太少，不能占满大片土地。勃艮第人当然没有在443年就马上去占地，但在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做到了这一点，采用的方法是向每一个先前的农庄里插人，一个勃艮第农夫对应一个罗马农夫，最起码有一大部分农庄是这样做的。雅恩（《勃艮第史》1：389）按照过去被认为可信的最好数目估计，443年迁入该地区的勃艮第男丁计9.39万名（总计28.17万人）。但因为我们估计的男丁数减少到了3000人至5000人，所以定居过程的整个前提条件都完全改变了。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勃艮第人占领土地是分阶段逐步进行的。西哥特人也是如此，他们最初定居在加龙河畔，之后逐渐占领了直到卢瓦尔（Loire）河和罗讷河的全部土地，向南则越过罗讷河到达阿尔卑斯山，最后拿下了西班牙大部。我们不可能假定一个满足于耕种被分得的农庄，从此安顿下来的部族会在短短几年后就再次全体迁移，到别处去占一片差不多的土地。恰恰相反，东哥特人与查士丁尼皇帝交战时曾说，他们愿意撤出整个意大利，只要波河（Po）以北的土地就心满意足3：这足以表明，尽管他们在意大利已经居住了50年时间，但还是没有办法作为农民安居在那里。

那么，在由一定数目的奴隶参与耕种的中等大小的田地上，分地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也是很难想象的。中等地主主要住在城里。按照显存的管理条例和税则，这些地主要缴纳田赋，如果地产不再归其所有，则免纳此税。4但是，从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角度来看，分割这种中等田产都是不可接受的。

接管这种田产的勃艮第人会陷入尴尬的处境。他完全不懂种地的知识，个性也不适合耕作；安排日常农务、将收成卖个好价钱，尤其是必不可少的记账都不符合他的本性。他只能雇一个经理，但就连监督经理也超出了他的能力和兴趣范围。毫无疑问，新主人肯定不能对分得的三分之二田地进行有效的重组。蛮族人对大农庄只有一种可能的利用方式，那就是分给佃户耕种。据塔西佗记载，他们早在老家就熟悉这种耕作形式了。但是，佃农制不适合中小田产。即便在古代日耳曼地区，手下有一名佃农的普通自由民也很少；那样一来，他当然就要允许佃农建立家庭，收成不好的年份里除了佃农本人还要供养其全家，而歉收的年份可算不得少。大农庄的可支配物资很多，歉收时还有别的指望。另外，三四名佃农是养不起主人全家的，得有多得多的佃农才行。于是，在中等规模的农场里耕作的农夫不是佃农，而是雇工。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靠佃农耕种都是大规模的活动。

据此，唯一适合与日耳曼人分成的农场类型就是由佃农耕作的大农庄。

我们在前面引用过勃艮第法典里的一条，要求罗马人交出三分之二农田和三分之一农夫。该条接下来又规定，罗马人与勃艮第人各得农舍、果园（葡萄园）、森林和林间空地的一半。三种不同比例的划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必然是有特殊原因的，需要加以解释。5具体的解释大致如下所述。

罗马地主交出的三分之二耕地主要是佃户的田地，余下的三分之一里面有部分是佃户的，但主要是自耕地，同时还保留了一半林地、果园和葡萄园。为了继续耕种保留地，他必须留下三分之二的奴隶，因为奴隶不只是下地干活，还要干家务活和手艺活，这部分人数是不能减少的，或者说根本不需要减少，因为大部分耕地都已经交出去了。

那么，勃艮第人要怎么用三分之一的奴隶耕种三分之二的土地？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勃艮第人自己带来了大量奴隶，可以填补耕种所需的缺额。但是，他们也可能进行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安排。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分地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只有大田产才符合其目标。

全体勃艮第人都能分到地，一个罗马大地主配一个勃艮第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他们人数稀少，但做到一比一分配还是嫌人多，尤其是最初移居萨泡蒂亚的时候。

因此，只有日耳曼贵族和首领才能分到罗马人的地。编年史中讲勃艮第人与“元老”（“senators”）——按照当时的口语，元老就是贵族、大地主的意思——分地的那一段应该按照字面理解。

现在，我们掌握的材料能够解决罗马人要交出三分之二的农田，却只交出三分之一奴隶这个表面的矛盾了。一部分佃农的屋子也交了出去，交的时候已经无人居住，普通勃艮第自由民就搬了进去。

文献中记载的移民分地模式完全不适合日耳曼群众：小田满足不了他们，大田他们又管不了。事实上，日耳曼人在农业方面仍然是完全不开化、不发达的。从过去氏族下的准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转向个体经营模式只能逐步进行，再加上他们起初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动力，所以推进得就更慢了。他们的主流思想只能是保持传统的战士生活状态，而不是尽快抛弃它。

这是一个让日耳曼人的组织适应罗马文明的问题。让这些粗野的战士在罗马人中间延续旧日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通过从文献中搜集到的资料，我们得到了一幅生动而又能够理解的新情势的图景。罗马地主先前供养蛮族雇佣兵花了大量的食物和税款，但每次打起仗都要准备遭到这些人最无情的劫掠，如今土地交了出去，负担也少了一些。

日耳曼人分成中等规模的群伙进驻大农庄，首领占有房屋、场院、果园、葡萄园、森林的半数，耕地及其上佃户农舍的三分之二。首领的同宗或属民及其家属则安置到原本就无人居住，或者专门清空的农舍中，想干活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知识种一种地。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本业是打仗，也期望以打仗为主要生计来源。如果某一年不打仗，他们就必须靠收成或积蓄生活。如果有仗可打，长官不会给他们发钱，但会提供给养和承诺战利品。

战士地位不仅包括个人的勇气和使用武器的本领，还要有依照命令出征的能力。除非去的地方紧挨着，否则出征都需要不能个人自备的补给装备。战士需要远超出个人携带量的口粮，需要备用武器，生病或受伤时还需要有人照料。个人拿不出这一切所需要的车辆和役畜。就连相当于中等地主的人也办不到。因此就需要一种掌握必要物资的常设组织，就像过去的氏族那样。

如果车茹喜部及其同盟曾围困阿里索堡数周或数月时间，那么每个地区派来的一群人马都要在那里由氏族成员提供食物和补给，因为即便是只有五六次开拔、持续五六个星期的战役所需的补给量都是极大的。这样的组织同样活跃在迁徙途中。

从文献中可以得出结论，日耳曼人在定居后满足了这一的需求。

我们观察到，分给首领的田产不是完全的自由财产。当然，份地会传给后代，但不能任意出售或分割；继承的条件是男嗣不绝，女儿不得继承。勃艮第法典的某些表述似乎暗示了家族共有财产观念的存在。6个人不能任意出售份地，除非他有另外的田产。凡从国王处获赐田产者，都有义务竭诚忠君的义务（第一条第四节）。

由此我相信自己可以得出结论：新生的日耳曼大地主对定居农庄的部落民有一定的扶助义务。当然，勃艮第和别处的法典里都找不到任何这种规定，但这可能一方面用不着专门规定；另一方面也很难写成法条。凡是古代氏族观念尚存的地方，不管它削弱到了什么程度，那里都会有传统的家长制村社精神。每一个定居在罗马庄园中的团体都保留了古代氏族的某些性质。遇有战事，不需要专门规定——按照日耳曼人的标准——分到一大部分田产和奴隶，由其直接支配的首领动用这些物资。没有专门的法律负责这一块。

我们不能说这一因素在多大范围上、多长时间内实际有效。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但除此之外，现在又多了日耳曼人完全从罗马人手中接过来的官员系统。日耳曼国王在每个地区设置一名伯爵和僚属，负责将罗马人上交的物资发放给军队。在东哥特和西哥特王国，罗马税务系统得以保留，但市民完税时可以不纳钱币，改交粮食。在西哥特法律中，我们找到了关于上交谷物及各项物资的条文，还规定了对不实官员的惩处措施。7东哥特人那里也经常提及仓库。8

勃艮第人与西哥特人地域的逐步扩张与我们的观念有着很深的关联。他们的平民不认为自己会长久定居在农庄里，只是暂居而已，就像他们以前在莱茵河畔或者东边的日耳曼内陆一样。只要国王和酋长要求迁往别处，他们绝不会反对。在这个过程中，国王是得利的，他的权力和收入都增多了；贵族家的幼子也得利了，他们或者已经有定居的农庄，或者即将从国王处获赐农庄。最终，勃艮第王国的面积大概有4.3万至5.4万平方英里（约11万至14万平方千米），分成30个左右的伯爵领或者说大区。因此，一个伯爵平均不会超过200名战士。9

然而，许多战士已经不再是普通氏族成员的身份了，而是为新的领主或国王派来的伯爵服务。日耳曼移民过程中获得了庞大的产业，绝大部分好处都归了一小撮人。我们可能会问：普通自由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状况？是有些不尽合理，但是，那么多战士不可能一下子都变成大领主，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新领主服务，从而保留了战士地位，进而间接地分享了田产所得。因为领主们正想要战士为自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氏族观念和凝聚力瓦解了。

按照前人的观点，罗马人交出了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二用来安置日耳曼人，这就是一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产权革命。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秉持这个观点。

既然不存在涉及全部产权关系的大变革，当时实际出现的是一种适应以物易物经济状况的新军制。我们甚至不必假定在那些确实交割土地的地方，财产被任意剥夺的地主们一定就蒙受了损失。“三分之二耕地、一半农舍、三分之一奴隶”这一基本表述未必适用于罗马人的全部产业，毕竟，罗马人的产业有许多种类，分布在许多地区。因而，仅就指定给移民居住的农庄或村庄这种说法才算准确。10

在我们描绘的图景中，瓜分土地时可能会考虑具体情况，只分富豪地主的产业，从而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因此，损失是容易容忍的。

中等地主若是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没收，他承受的不只是巨额经济损失，更是灭顶之灾，他的整个社会地位都会改变；而少了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产业的大地主仍然能保住社会地位。

内战结束后，屋大维要把退伍士兵安置在意大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整片地区的大量平民赶走，再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士兵。与此相比，将土地分给蛮族勃艮第人和哥特人的损失大概还算轻得多。

罗马作者曾写道，罗马人在蛮族统治下的日子比以前还要好，因为罗马治下的税收负担已经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如果此言属实，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不仅直接交出去的土地并不是很多，而且几乎所有赋税都是本地就能筹集到的农作物。远距离上贡带来的负担太大，以至于最终变得不可能了。但考虑到贵金属供应不足，改纳钱币也很难。此外，如果和平协议能保障罗马人不受周边蛮族与同胞的劫掠，那么情况确实会有改善。

贡达巴德王时期的一首诗写实地描绘了罗马贵族对日耳曼“客人”（hospites），这些在自家庄园里扎下了根，要与自己长久共同生活的人有怎样的感受。这首诗是主教兼诗人西顿尼乌斯·阿波林阿瑞斯（Sidonius Apollinaris）寄给一位朋友的，以表未能写诗庆贺友人婚礼的歉意。诗的译文如下：

当我坐在长毛中间，耳中尽是日耳曼人的语言，还要摆出庄严的仪容，夸奖贪吃不厌、头发上沾着脏兮兮黄油的勃艮第人唱的歌曲时，即便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我又怎么能写得出婚礼贺词呢？还能说什么呢？我的诗情已经因此枯竭。塔利雅从蛮人的里尔琴旁逃走，因为她看见身边有一名七尺大汉，于是把六音步都忘到了脑后。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鼻子真是幸福啊，不用大早晨就被散发着大蒜和洋葱味道的十样东西（是饭锅还是咯咯笑）搅扰。你不会有天刚亮就有一群连阿尔喀诺俄斯的厨房都喂不饱的大汉冲过来要吃的，就像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保姆的丈夫一样。不过，缪斯女神现在一言不发，插科打诨都没词了，所以这篇东西就不要叫它讽刺诗了。[50]

罗马文人的笑话或许不错，但我们还是更喜欢在宴席上放声高歌的七尺大汉。如果西顿尼乌斯·阿波林阿瑞斯能屈尊记下一首被他嘲笑的日耳曼歌谣，或者哪怕是客人们对冈特王之死的一点追忆，对参加对抗阿提拉的卡塔隆平原大战的一点记述，我们都会欣然丢掉这位诗人的全部诗歌手法。

写到此处，我们主要考查的是勃艮第人与西哥特人的分地定居情况。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日耳曼部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汪达尔人与其他人大不相同。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同于罗马的政治姿态。勃艮第国王愿意接受埃提乌斯分给他们的土地，认为自己归根结底是皇帝手下的军人，而且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他们依然自认是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兵将——至少他们自称如此。西哥特人也认为自己的王国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盖塞里克则武力夺取阿非利加，并很快将它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王国。之后，他没有将部民分散到全境各地，而是集中于都城迦太基近郊的祖基塔纳（Zeugitana）地区；按照普罗柯比和维克多·维滕西斯的记载，他还赶走了所有罗马人。但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就会发现，有一种情况至少不是不可能发生：汪达尔人的经历与其他日耳曼部落其实是很类似的。他们的地盘甚至比西哥特人还要大得多，但人数却很可能更少，大概不超过0.8万到1.2万名战士。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分散到整条北非海岸线上。肥沃的突尼斯地区足以养活他们，维持聚居也有利于备战。国王在偏远地区设置的民政官员只有小队人马作为依仗。问题在于，祖基塔纳到底是确实被征服者清空了，还是说也存在分地的情况，让罗马人得以保留一定的财产。我们手头的资料能提供的信息有限，因为两位作者都强烈敌视汪达尔人，不遗余力地抹黑他们，渲染他们的残忍和冷血。但是，他们的话也未必就不正确。

在意大利，从奥多亚塞开始实施，后来东哥特人参与的分地行动似乎有一点很奇怪：当地的罗马人只需交出三分之一的土地，而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都拿走了三分之二。但按照我们对条文的解读，这个差别就失去了意义：归根到底，分地的影响大小不取决于单个农庄被分走的比例，而在于被夺去的土地总面积。如果说在意大利，单个农庄被分走的土地比较少的话，我们依然不知道被分地的农庄数目是不是比较多。

因此，比分地比例不同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文献记载东哥特人要交田赋。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不用交，这是当然的，因为分到的地就是给他们的报酬。11但是，狄奥多里克也给兵士发钱——当然不是定期的军饷，而是年赐。他有一次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像守财奴那样把收来的税据为己有，而是都散给了同胞。

关于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的经历，我们没有同时代人的可靠记载。根据保罗执事后来的记述，他们似乎只是将罗马贵族赶走并杀死，然后取而代之。

起初，罗马土地上的日耳曼部落只有当兵的。他们最早的定居点被视为兵舍。军队统帅，也就是日耳曼国王后来接管了民政，任命伯爵取代了之前的罗马文官，借此统治疆土。分地并不是这些变革中真正根本性、决定性的方面，就其作用而言，它一部分是减轻税负，一部分是供给食宿。谈及变革，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在日耳曼战法和军制的引发和推动下，整个日耳曼人的政治制度连同其法律、社会观念逐渐取代了罗马人的组织，或者融入其中。

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发展过程或许类同于日耳曼-古罗马混合政体的形成：我指的是普鲁士国家的行政机构。勃艮第人和哥特人一开始全民皆兵，为了满足军需才接管了民政和一部分田产；同样地，普鲁士文官体系也是从最初的军需部门演变来的。国王为每一个大区任命了一位伯爵，管辖面积大致相当于古代的一个日耳曼部落，由此取代了罗马的国家和地方当局。三十年战争之间和之后的勃兰登堡军队中负责行军、兵舍、补给的军官后来变成了地方管理委员会（Landrate）、战争委员会（Kriegskammern）和总督府（Generaldirektorium）。整个国家的文官体系都是从征收粮秣税款以供军需的活动中生发出来的——从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发展出了普鲁士国家。

第三篇　查士丁尼皇帝与哥特人

1　查士丁尼军制

尽管二三世纪的相关史料稀少，但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和考察从斯特拉斯堡会战到阿德里安堡会战的4世纪历史。5世纪的史料再次变少，但6世纪又出了一位文采斐然的史学家，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再加上他的追随者阿加西亚斯，我们得以了解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的征战史，以及汪达尔人与东哥特人的覆灭。

普罗柯比是贝利撒留的秘书，作为幕僚参与了这位统帅的大半征程。他不仅见识广博，更以先贤希罗多德与波利比乌斯为师范。他的分析能力不强，但这对他的史料价值影响不大；当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希罗多德，就连波利比乌斯也是如此，我们在前面发现波利比乌斯的分析能力远不如过去普遍认为的那么强。如果说除了这个缺点，普罗柯比的著述还多有遗漏，留给我们的史料没有我们希望得多和明确，那么就他这本书目的而言，其根源不在于不诚实（当然，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或心存偏见。1然而，即便他不再像塔西佗那样文胜于质，以至于从军事史角度来看他的资料几乎没有史料价值，普罗柯比身上还是遗留着非要描绘生动画面、失掉客观性也在所不惜的倾向，而不是让事实自己说话。读普罗柯比时经常会想起希罗多德；如果他能这样一以贯之，他的史料价值将会远远超过史学之父。毕竟，希罗多德的信息来源只有民间传闻，普罗柯比却能亲身直接观察关键人物，也就是他身边的将军们。但归根结底，希罗多德往往比普罗柯比更接近真实，因为希罗多德只记录实际发生了什么，普罗柯比却觉得有必要凭自己的见识建立关系和呈现图景，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舞台场景”。我们不妨将两人的文字比作描绘动植物的图画，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风格化的：前者是尽画家所能去重现自然，后者则有具体的形式规范，观者只能间接地感知自然。尽管普罗柯比贴近事件本身，尽管他的作品价值很高，但作为史料运用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极其谨慎和小心。2

在4世纪，我们能窥见和推测出古罗马帝国军团向雇佣兵单位的转变，但由于文献的状况，还是好像隔了一层帷幕。到了6世纪，多亏了普罗柯比的记述，这一过程在史籍明载之下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3前人的评断颇为恰切，当时的将校们兼具了后世佣兵队长的性质：他们身边的部队是凭借统兵者自身名号的响亮程度招募而来的；兵卒被称作“持盾护卫”（hypaspists）或“家丁”（buccellarii）。他们实在不能称为“保镖”，因为常常有数千之众。这种编制的含义也不是“警卫”；它取决于一个事实：佣兵制在队长兼管经营、充当军事服务的中间人时更容易管理。指挥官真正的随从是由“亲兵”（doryphori）组成的，也可以叫参谋、副官、僚属和保镖。除了民族构成不明确的卫队，查士丁尼帐下还有花样繁多的部族单位：匈人、亚美尼亚人、伊索里亚人（Isaurians）、波斯人、赫鲁利人、伦巴第人、格皮德人（Gepids）、汪达尔人、安特人（Antes）、斯拉夫人、阿拉伯人、摩尔人、马萨革特人（Massagetae）。

现役军队的规模很小。530年，贝利撒留在达拉斯（Daras）打败波斯人时有2.5万人。他登陆阿非利加时只有不到1.5万人，而且单凭这1.5万人中的5000名骑兵就足以在开阔战场击破汪达尔人。11年后，贝利撒留趁狄奥多里克去世之际进军意大利，意图消灭东哥特王国时的兵力甚至还要更少：不超过1万到1.1万人。算上5年间的全部补充兵力，他最多只用了2.5万人左右的兵力就在539年颠覆了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哥特人再度兴起之后，纳尔西斯渡海远征托提拉时的兵力也不会多于此数。在塔吉纳决战（Taginae）中，他手头可能只有1.5万人左右。

据同时代的阿加西亚斯估计（5.13），罗马总兵力曾经有64.5万之多，但查士丁尼实际可用的兵力只有15万。4前一个数字可能是基于《百官志》一类的古代名册得出的，对我们毫无价值；如果我们还记得奥古斯都时代的兵力是22.5万左右，塞维鲁时期可能是25万左右，而且帝国失去了一半疆土，那么第二个数字看起来似乎并非不合理。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实际上战场的兵力——这些数字的记载是可靠的，而且彼此之间对得上——我们就会意识到，就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而言，15万还是太多了。如果这是有根据的原始估计值，那我们只能认为不适合上战场的边防军也被算了进去。5

当时的军队民族构成复杂，且不采用数字或其他形式的番号，而是以统帅名讳相称，这些特点在普罗柯比（4.26）对纳尔西斯动员大军意图击溃，也确实击溃了托提拉的军队的记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内容如下：

纳尔西斯从塞隆纳（Salona）出发，率领规模宏大的罗马全军征讨托提拉和哥特人，皇帝之前为他配备了相应的大量物资。因此，他现在能够一方面集结大军，满足其他各项军需；另一方面能够还清意大利将士的欠饷，皇帝按规矩应该从国库发放谈好的军饷，之前却常年不发，任由其累积。他甚至有足够的资本让先前投奔托提拉的人回心转意，在叮当响的钱币吸引下，这些人重回帝国帐下。因此，尽管查士丁尼皇帝起初对这场战争并非真心实意，现在终于下了血本。当纳尔西斯发现应当进军意大利时，表现出了与统帅相称的雄心抱负。被皇帝召见时，他解释道，要想让他实现皇帝的愿望，他就必须获得足够多的资源。于是，他从皇帝那里拿到了符合帝国威严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然后不知疲倦地集合一支雄师：他从拜占庭获得了大量兵士，也从色雷斯和伊利亚库姆招募了许多人。类似地，约翰内斯（Johannes）率领本部继承自岳父日耳曼努斯的将士加入了他。此外，伦巴第王奥杜因（Auduin）被查士丁尼皇帝的厚礼和盟约说动，从亲兵中选出2500名精锐支援纳尔西斯，另有3000多名随从。纳尔西斯得到的支援还有：赫鲁利部的3000多人及杂部，由费勒慕斯（Philemuth）指挥；大批匈人；专门从狱中放出的达厄斯特乌什（Dagisthaeus）及其随从；由卡巴德（Kabades）统领的大批波斯流亡者，卡巴德是扎姆斯（Zames）之子，波斯王卡巴德之孙，我们前面讲过，他之前在查纳朗（Chanarang）的帮助下避开了叔叔霍斯劳（Chosroes）的迫害，于是投奔罗马；勇武非凡的格皮德（Gepid）少年阿萨巴德（Asbad）和300名同样勇猛的同族；赫鲁利人阿鲁斯（Aruth）——他从小就接受罗马式教育，还娶了蒙杜斯（Mundus）之子毛里蒂乌斯（Mauritius）的女儿——他本人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手下有众多同样勇敢的赫鲁利人；最后还有约翰内斯，诨号“贪吃者”，前文多有提及，手下有一队精干的罗马战士。纳尔西斯本人性格慷慨，有人来求，必与厚赠。如今皇帝给了大笔资源，他就更能发挥自己大度的倾向了。许多军官和兵士原本就奉他为恩主，于是纳尔西斯受命总管征讨托提拉和哥特人的消息刚刚传开，他们马上就怀着真正的热情争相为他效劳，一部分是为了报答大恩，一部分是希望跟着他得到丰厚的报偿，这是自然的。赫鲁利人和其他蛮族对他尤其忠心，他早已通过特别优厚的待遇而赢得了他们的青睐。6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有罗马人参与，但只要把名字换一换，我们肯定会以为这是华伦斯坦（Wallenstein）再次被皇帝召见，率领大军去征讨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

至于指挥的军事水准，这些五花八门部队的战绩，那就没什么好期待的了。除了人数少以外——前面讲过，纳尔西斯的军队被描绘得这样强大，其实加起来不超过2.5万人——他们的根本弱点就是缺乏纪律。

自从古罗马军队开始蛮族化，就有人抱怨士兵索求和祸害乡里的问题。佩森尼尔斯·奈哲尔皇帝（194年去世）曾下过一道命令，意译的话就是要求“士兵满足于发给他们的面包”。（“buccellato jubens milites et omnes contentos esse”：“命令士兵和其他所有人安于硬面包”）。7奥勒良皇帝（275年去世）也做了类似的事（“Nemo pullum alienum rapiat, ovem nemo contingat.Uvam nullus auferat, segetem nemo deterat, oleum, sal, lignum nemo exigat, annona sua contentus sit.”：“不能抓走别人的鸡，不能顺走别人的羊，不能偷葡萄，拿麦子，索要油、盐和柴火。应该安于发放的口粮”）。8在6世纪的军队中，再也没有人关心士兵抓鸡顺羊，拿走几串葡萄，或者索要油盐柴火这种小事了。

普罗柯比认为，罗马军队秩序良好地进入迦太基近乎奇迹，是贝利撒留了不起的成就，“而在其他情况下，罗马军队进入本国城市的时候总会带来混乱，哪怕只有500人”。但打下汪达尔人的营寨后，同样的这支军队纪律大坏，完全忘了要服从统帅，以至于普罗柯比觉得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担忧：一旦敌人来攻，他们谁都跑不掉。后来，日耳曼努斯皇子的军队同样不知约束与服从为何物。贝利撒留麾下军队在那不勒斯的军纪散漫让他不禁战栗；纳尔西斯得胜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回伦巴第人的辅助部队。9

据普罗柯比记载（3.30），公元548年，贝利撒留留在罗马的守城部队谴责长官克农（Konon）私吞贡品，损害士兵的利益，于是将其杀害，然后派了几名神职人员去觐见皇帝，说除非赦免他们并在指定日期前付清欠饷，否则他们就要投奔托提拉和哥特人。皇帝同意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事实上，贝利撒留被撤职后，罗马统治再次崩溃，托提拉建立了哥特王国，这时就有很多当年追随贝利撒留征服意大利的士兵投奔哥特人。

当托提拉于549年围攻申图切利（Centumcellae）时，他对罗马守军宣称，皇帝不会提供任何协助和援军，而他允许他们自由返回拜占庭，或者加入哥特军队，与他自己的部队同等地位。这些雇佣兵不肯叛逃，因为他们有妻子儿女在罗马帝国，不愿与其分离。他们也不同意立即投降，因为没有这样做的有力理由，毕竟他们还想继续给皇帝当兵。不过，他们同意会派人去见皇帝，说明他们的处境，如果指定日期前没有支援抵达，他们就开城。

皇帝的雇佣兵大部分是日耳曼人，他们不仅会投奔日耳曼人，甚至还会投奔波斯国王。普罗柯比记下了两次这样的事情（《波斯战记》2.7；2.17）。只要还在罗马帝国境内，日耳曼军人总有希望与同胞乃至老家联系上；叛逃波斯则表明这些雇佣兵切断了与民族或社会背景的一切纽带。

另一方面，维蒂吉斯和托提拉手下的哥特人有时也愿意回归皇帝麾下。毕竟，他们正是以帝国军人的身份征服了意大利。就连狄奥多里克也一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是皇帝的臣属。对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俘虏，皇帝最好的处置办法就是送他们去美索不达米亚，替他与波斯人打仗；10意大利则有波斯流亡者与哥特人交战。

这些战士是无根之萍，只能靠自己。一个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实最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当哥特人意识到再也顶不住贝利撒留时，竟然向敌军统帅献上了王冠。如果有人说献给贝利撒留的不是哥特王冠，而是西罗马帝国皇冠的话，那也没多大区别。他们不仅以为帝国统帅会倒向自己，还以为哥特人也会奉他为主人，接受他的领导，这都表明他们毫无政治思维。当然，忠诚而明智的贝利撒留告诉自己，这样的领袖地位如同空中楼阁，不可能持久，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奉献王冠给他的好处是拿下了哥特人的最后一个坚固据点。

古迦太基的军队构成就类似于查士丁尼的军队。汉尼拔的军队由阿非利加人、西班牙人、贝利阿里人（Balearics）和高卢人组成，汉尼拔也经历过一部分努米底亚骑兵倒向罗马一方的事，而且要返回阿非利加时，高卢人不愿意跟随他，他只得将其处死。如果这些只是偶然事件，伟大的迦太基统帅通常能牢固控御手下蛮族，那不只是因为他的个性，也有其他条件的因素。如果将他抛弃，这些蛮族人能指望得到什么？一小部分会成为罗马的辅助部队，但大部分很快就会被罗马遣送回国。因为当时罗马作战靠的还是本族士兵，而且元老院很清楚不用本国的军团，只派蛮族上战场的后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是罗马本族军团逼得迦太基一方的蛮族士兵坚守职责，一直忠诚于当初慕名投奔的统帅。一支军队的内部状况会对另一支军队，也就是敌军的内部状况作出反应。4世纪之后，军团消亡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蛮族雇佣兵现在觉得自己才是主人。有胆量严肃军纪，引起佣兵不悦的王子或将军要有祸了！

下属酋长不听军令几乎比士兵不可靠、不守纪律还要危险。统帅无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些酋长，因为部队当然通常不是直属于统帅，而是属于酋长，不管他们是部族酋长还是自筹资金募兵的佣兵队长。普罗柯比一再告诉我们，贝利撒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意大利都曾因为下属不听命令而无法实施作战计划。

在古典时代的军队中，我们发现兵种存在基本和明确的划分：有构成军队核心的重装步兵，有弓箭手或投石手这些轻步兵。步兵以外有骑兵，以近战骑兵为主，弓骑兵较少。查士丁尼的军队使用同样的武器，也有战斧等各部族自己的武器，但兵种划分已经没有了。与骑兵一样，全体步兵都装备弓箭；投射武器与近战武器，轻步兵与重步兵现在都混了起来。事实上，步兵和骑兵不再完全分离了；步兵会上马，骑兵也会下马作战。但是，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兵力是骑兵。就连贝利撒留被围罗马、计划出城偷袭时，他也希望只用骑兵。因为据普罗柯比记载（1.28），他手下的大部分步兵都从战利品中分到了马匹，而且更愿意骑马作战。余下的步兵数量太少，组不成一个真正的方阵。只是因为两名酋长专门要求，贝利撒留最后才带上步兵参战。但在塔吉纳，纳尔西斯将下马作战的骑兵布置在战阵中心。

普罗柯比知道，古代人重视近战武器超过弓箭，偏爱近战士兵多于弓箭手。他不愿意接受这种偏好（《波斯战记》1.1），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弓箭手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骑上了马，穿戴全套护甲，除弓箭以外还会带刀，可能还会带矛，最后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箭的威力也比以前大多了，因为弓箭手现在是把弦拉到耳后，而非只到胸前。他在另一段话（1.18）里写道，尽管波斯人的射箭速度远远超过其他民族，但弓弦太松，威力太小，因此与罗马人不同，波斯人射出的箭对甲士造不成任何伤害。上面所写的见闻全是事实错误，不能接受：它与波利比乌斯讲的高卢人剑太软，每砍一下都要掰直的说法（参见本书第1卷）属于同一类。亚洲弓箭手向来闻名于世11，射箭一直是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的国术，我们不能假定自冈比西斯时代以来，他们射箭的本领就不如其他民族了。迪奥·卡西乌斯明确记载（40.22），波斯人的箭也能穿透盾牌和护身甲。在一幅霍斯劳二世（ChosroesⅡ）的打猎图中，国王是将弓弦拉到耳后的。12

普罗柯比的见闻反映了营中士兵的对话，他们吹牛是一把好手，论目光敏锐和历史知识就不行了：这些记载完全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哪怕是最优秀的弓箭手配上最优质的弓，不管是罗马人还是波斯人，将盔甲射穿都是很罕见的事，而且要离得很近才行。当时的《射术入门》（Introduction to Archery）一书写道13，射箭不应该正对敌军阵线（除非是瞄准马腿），而应该斜射，因为阵中每个人正面都有盾牌保护，所以不容易射穿。因此，真正的问题是：重装武士何以全员装备弓箭？这个被称为“装甲骑兵”（cataphractes）的兵种并非新鲜事物，早在大流士和薛西斯时代，波斯战士就是其同类。自帕提亚王国建立以来，这种早就被打败的战法是怎么愈发占据上风的？我们之后会专辟一章讨论这个话题。

查士丁尼在位时期的卓越统治不仅是对外积极、广泛地重新显示帝国威力，还有大建防御工事。我们已经了解早期帝国的长城了，它们在没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形成了边界线。查士丁尼则以完全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加固了收复的边境线。彼此相连的防线不再发挥主要作用。但是，皇帝修建的大型堡寨和要塞村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以至于它们的遗迹都令我们震惊。这些堡寨不只是军队驻地，同时是周边全部人口及其财物的避难所。皇帝手头没有太多常备军占住它们，但亦兵亦农的边境民团“边防军”被认为有能力在坚固高大的城墙后面保卫自身和帝国。这些堡寨起于摩洛哥的休达（Ceuta），横贯整个阿非利加，以抵御蛮族部落；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的堡寨面朝波斯人；多瑙河以北及黑海沿岸的堡寨则是抵御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或匈人。工事体系、兵员构成、武器装备、战术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之后会有机会讨论。

2　塔吉纳会战

我们准备全文引用普罗柯比对此战的记载（4.29-4.32），在段落之间插入自己的分析和解读。1

哥特军由托提拉统率，从罗马出发；拜占庭军由纳尔西斯统率，自拉文纳启程。两军在亚平宁山脉相遇，在一处四周是丘陵的平原对面安营扎寨，距离不超过两倍弓箭射程。普罗柯比原文的译文如下：

这里有一座山丘，周长不大，两军都愿意驻扎于此，因为罗马人很想从上方射击敌军，而在这片我们前面描述过的丘陵地带，哥特军要走山右侧的一条乡间小路才能绕到敌军后方发起进攻。于是，这个点位必然对双方都极其重要：对哥特人来说，是方便在战斗过程中包抄敌军，同时从两侧射击；对罗马人来说，则是阻止对方这样做。纳尔西斯先发制人，从步兵团中选出50人，派他们前去抢占。他们途中没有遇到敌人，抵达后就建立了防御阵地。

前面讲过，山前靠近小路的地方有一道溪流，正对哥特军营寨。50名罗马兵士停在溪前，紧靠在一起，彼此空隙很窄，组成了一个方阵。破晓时分，托提拉刚发现他们就准备将其逐走。他马上派出一队骑兵，命令是尽快赶走他们。骑兵大吼大叫地朝他们冲去，要一举将其冲垮；但那50人阵形严密，盾牌靠在一起，等待着冲锋时互相挡路的哥特人发起的进攻。同时，他们用盾牌发出很大的声响，惊吓对方的马匹，骑手们面对矛头也退缩了。马匹由于挨得太近和盾牌的声响而发狂，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是用后腿站立起来。面对既不动摇，也不退缩的紧密阵形，骑兵无可奈何，用马刺催马也无用。于是，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第二次也没有成功。又过了几次，他们终于放弃。这时，托提拉又派了一队骑兵去，命令和第一队一样。当第二队也被击退时，第三队又顶替了上去。就这样，托提拉派了好几队骑兵，但都没有任何战果，最后只得放弃。那50人在战斗中赢得了不朽的名誉，但其中有两个人最突出，保卢斯（Paulus）和奥西拉斯（Ausilas），他们从方阵的最前列冲出，彰显了最灿烂的勇气。

我们之后还会讨论这次初步接触。现在，普罗柯比要记述两位统帅对士兵们的讲话了。他接着写道：

但是，两军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双方都摆出了尽可能深而长的平直正面。

这里的表述（“双方都摆出了尽可能深而长的平直正面”*）似乎很有问题：阵形可以深，但那样就会变短；阵形也可以长，但那样就会变浅。既要长，又要深是不可能的，除非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双方把所有可用兵力都派了上去。即便我们翻译时死抠字眼，认为“尽可能”讲的只是阵形的纵深，意义和逻辑错误还是在那里。

“纳尔西斯和约翰内斯站定于山丘旁的罗马军左翼（原文为“amphi to geōlophon”，直译是山丘附近*）。”

按照上面对山丘争夺战的记述，我们会以为山丘大约在两军中间的位置。普罗柯比之后又说，罗马军左翼从这里向前折进。因此，山丘肯定更接近罗马军营。事实上，由于两军的距离只有弓箭射程的两倍，所以罗马军营肯定离山丘非常近。哥特人之所以赶不走50人，原因正在此处。

两人身边是罗马军的精锐：除了普通士兵以外，两位将帅还有一批精选出来的扈从，有亲兵，有卫队，也有匈人。右翼是瓦勒良（Valerian）、贪吃者约翰内斯、达厄斯特乌什和其他罗马人。两翼有步兵团的约8000名弓箭手。纳尔西斯将伦巴第人、赫鲁利人和其他蛮族布置在中间，而且要求他们下马，这样就只能步战，以免他们在战斗中胆寒怯战或不服将令，迅速撤出战场。

我们果真要相信纳尔西斯是因为不信任蛮族，所以才让他们步战？正是这些部队后来击退了哥特人的所有冲击。纳尔西斯果真对部下这么不了解？如果这些日耳曼人真的是骑兵，纳尔西斯果真可以在没有实际根据的情况下命其步行作战？这个故事实在是匪夷所思，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他们的本业就是步兵，结果被普罗柯比说成是下马作战的骑兵，要么是出于某种误解，要么摆出这种阵形其实有明确和现实的理由，只是普罗柯比的信源自己也不懂，或者因为营火旁的故事讲得天花乱坠，所以没有提到这些理由。

纳尔西斯只命令罗马军最左侧的部分，1500名骑兵略微往前折。其中500人接到的命令是只要罗马军有某处失利，就要尽快赶往救援；1000人的命令是只等敌方步兵动起来就上去包抄夹击。

接受随处救急任务的预备队不应该布置在最边上，尤其不应该向前折，而只能布置在中军后面。不过，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做的意图。山丘周围的谷地太高太陡，不可能从这里包抄罗马军。唯一能进行包抄的位置就是这座山和周边山丘之间的乡间小路，从哥特人的角度看就是山丘右侧、通往山顶的上坡路。纳尔西斯将1000名骑兵布置在这条深谷小路的后方，等敌方步兵来攻我军正面时就击其侧面。这1000人后面又有500名亲自指挥的预备队。侧翼向前折进的角度很小，因此，500名这样布置的骑兵也可以在危急时刻援救中军。

托提拉为全军作了相应的部署。他从阵前骑马而过，用言语和手势激励战士。在另一边，纳尔西斯也做了同样的事：他让人将金臂环、金链子、金笼头挂在杆子上，举到他的身前，展示给战士们看，还有其他一些被认为能让他们在战斗和危险中更勇敢的物件。两军面对面呆立了一段时间，都在等待敌方发起进攻。

接着，一位名叫柯卡斯（Kokas）的勇士从哥特阵中跃出，冲向罗马军的战线，口中高呼：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单挑？这位柯卡斯以前是罗马士兵，后来投奔了哥特人。纳尔西斯的亲兵马上出来一人迎战，此人也骑在马上，名叫安札拉斯（Anzalas），出身亚美尼亚。柯卡斯一马当先，矛尖照着对方腹部扎去，但安札拉斯立即把马一偏，躲过这一击，正好闪到对手左侧，一枪刺出，柯卡斯当场坠马身亡，罗马军中大呼喝彩。尽管如此，两军还是不动。不过，托提拉独自打马上前，来到两军之间的空地，他不是为了找人单挑，而是要争取时间。因为他接到报告说，有2000名没来得及加入他的哥特人已经到了附近，所以他不想在这批人抵达之前开战。他是这样做的：首先，他想向敌军展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全身的盔甲都有黄金装饰；头盔和长矛上飘扬着美丽的紫羽，一派王者气象。他骑着高头大马，在空地上精熟地演练起兵器来。他先是做出了漂亮到极点的马术转跃，接着将长矛全速抛向空中，长矛旋转着落下时握住中间，先抓在左手，再转到右手，转换娴熟，尽显身手敏捷。他又从马上跃下，后前左右，在马周围绕了一个圈，然后跳回上马，技艺精湛，仿佛从小就在练马术。为了进一步拖延时间，他差人到罗马军中要求谈判。但纳尔西斯拒绝了，说之前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谈，而托提拉一直表现得求战心切，如今到了战场中央，他又想起来谈判了，这一切可骗不过纳尔西斯。

既然哥特人只想拖延时间，纳尔西斯又没有被这般伎俩骗到，那他为什么不发起进攻？柯卡斯单挑安札拉斯与哥特王阵前演武都写得很精彩。托提拉想要拖延时间也是完全可信的，因为他在等着2000名骑兵。但是，一方争取到时间；另一方就是损失了时间。如果不认为整段叙述都是无稽之谈，那我们就只能假设纳尔西斯采取守势，将进攻的主动权留给对手有战术上的理由，只不过普罗柯比没有告诉我们。

同时，2000名哥特人到了。托提拉得知他们在他的营地中，于是就去了自己的军帐，因为午饭时间到了。哥特人将阵形散开，随之撤回营中。他回帐时发现2000人已经等在那里，就下令全体士兵吃午饭。

这里还是那个问题：纳尔西斯为什么不利用哥特人撤阵回营的大好机会，率领自己部署好的军队发起进攻？哥特人的行动真的发生在罗马军阵近前？

我们迄今为止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同一个概念澄清。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答案，也指向整体经过中漏掉的一环，所有漏洞都能被这一环补上。那就是：我们必须假定纳尔西斯占据了绝佳的防守位置，而且确信托提拉必须从这里攻击他。因此，他把步兵布置在中央，或者由下马作战的骑兵组成，或者得到其加强；因此，他愿意等待敌军进攻；因此，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哥特王表演马术。不过，哥特王上午不发动突袭或佯攻也是有意为之，以便等待援军到达，同时让主力与敌军保持距离，一旦敌军进攻，亦可有序撤退。这样做是合乎实际的，因为他的骑兵实力更强。

他本人换了一套盔甲，集合全军，准备战斗，紧接着便率军出击，寄希望于攻敌不备，一举击破。但是，罗马军绝非毫无防备，因为纳尔西斯料敌先机，之前就下令不许做饭，不许午休，不许脱下铠甲，也不许放开马的缰绳，以免敌军奇袭。不过，士兵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他们在阵中吃了饭，喝了水，眼睛时时刻刻都盯着敌人的动向。此外，罗马军还变换了阵形：纳尔西斯让左右两翼各4000名弓骑手展开，摆出了新月阵。

无疑，托提拉有可能希望当哥特军主力没有发起进攻，而是回营时，罗马军也会撤出阵地。但是，他的预期不可能是纳尔西斯会大意到让己方遭到对面的敌军奇袭。尽管这种事情有时确实也会发生，比如1476年的穆尔滕会战，但算计时不能指望意外，这种情况也是特例而已。

罗马弓箭手向前展开新月阵的解释大概是这样的：他们向前移动到了平原周边的山丘上。距离不可能很远，因为这样延伸出去的“角”如果太孤立的话，肯定会成为敌军进攻的牺牲品。

哥特步兵全都部署在骑兵后面，一旦骑兵被打败，溃退的部队后方还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于是能和步兵一起返身再战。

如果哥特的全部步兵真的只是充当预备队，没有其他用处，那么其力量一定非常薄弱，哥特军以骑兵为绝对主力。

所有哥特人都接到严令，此战只许用矛，不许用弓箭和其他一切武器。于是，托提拉被他自己的不理智打败了。他从开战时就让己方在兵器上与敌军不对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不知道。罗马人则是见机行事，一会儿射箭，一会儿搠矛，一会儿劈刀，抓住每一个机会；有的马战，有的步战，一处将敌军包围，另一处则等待敌军进攻，用盾牌抵抗住了第一波冲击。哥特骑兵则将步兵远远甩在后面，盲目信任长矛的威力，发起野蛮的冲锋；由于他们进攻的方向是敌方阵形的中部，于是全都毫无防备地冲到了8000名弓箭手之间——此前面说过，这些弓箭手提前向两侧展开了。被两面夹击的哥特骑兵登时大乱，还没与敌军接触就损失惨重，马匹的伤亡甚至还要更大。迎头痛击之下，他们最后陷入了与敌军的肉搏。

从这一段讲述的罗马基本战术和所用兵器来看，他们与古代罗马军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之后会讨论这一点，此处只做一点评论：归根结底，罗马弓箭手对哥特骑兵造成的损失不可能很大。罗马人是从战场周边的山丘上射击的；弓箭手绝不可能布置在平原上，因为那样马上就会被哥特骑兵的凶猛冲击打垮。尽管居高临下射击有很大的优势，但对于进攻中的哥特骑兵纵队来说，受到严重威胁的主要还是只有侧面而已。平原不会很狭窄，而箭矢远射的威力是比较小的。哥特骑兵人马俱甲（普罗柯比，1.16），而且是全速冲过罗马弓兵阵地的——在重甲允许的范围内，这一句必须补充上。

在另外一段，普罗柯比声称哥特骑兵根本不会射箭，只会使用刀剑和长矛。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更应该敬佩罗马人还是罗马人的蛮族盟友？我说不好，因为他们在击退敌军进攻时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和勇气。两军突然开始运动起来——哥特军逃窜，罗马军追击——此时已经是黄昏了。哥特人的进攻完全失败了，他们屈服于罗马军的压力，掉头逃跑，在罗马人的优势兵力和严整纪律面前溃不成军。

哥特骑兵以紧密阵形冲击敌方步兵。从种种表现来看，罗马步兵占据了一定的地利；普罗柯比没有提到地利，但我们可以从前面几点中得出结论：第一，纳尔西斯让骑兵下马作战；第二，他严格保持守势。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这无疑是大大的夸张。哥特人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斗。哥特人把胜算全部压在了大队骑兵冲锋的威力会撕开罗马中军，做不到这一点，哥特军败局已定。在没有生力军支援的情况下，骑兵冲击不会重新变强，而只会变弱，因此结果在第一次接触时就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几个小时的战斗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骑兵冲击成功打穿敌军步兵，那就占据了优势地位，必定能够将步兵迅速打垮。如果没有成功，那么骑兵靠纯粹的正面进攻讨不到半点好处。由于普罗柯比将战斗描述成连续几个小时的恶战，我们也看不出罗马人为何最后被命运垂青。但是，如果我们不管夸大的描写，将注意力集中在罗马人以“优势兵力和严整纪律”制胜，击退了哥特军进攻这一事实上，那么战况描述便清楚而显然了。（“全军都受到敌方的凶猛冲击并将其顽强击退。两军突然开始运动时已经是黄昏了——哥特人撤退，罗马人追击。哥特人的正面冲击没有成功，而是被打退了，进攻变成了溃逃，因敌军的人数和阵线而恐惧不已。”*）

我们不清楚纳尔西斯布置在左侧谷中，计划发起侧翼进攻的1000名骑兵到底有没有行动。当然，这支骑兵的目标是哥特骑兵，而且他们没有参加战斗。由于他们被置于后方，因此假设纳尔西斯最后派遣骑兵攻击哥特骑兵侧面并非不合逻辑，奠定战斗结果的可能正是这一行动。

他们不再想着抵抗，逃窜时好像他们在与鬼神交战。当他们不久后退到步兵那里时，恐慌情绪不减反增，而且传播开来，因为他们不是有序撤退，以便重整旗鼓，返身再战，而是朝着后方狼奔豕突，以至于践踏了己方的步兵。

因此，步兵没有打开阵列，将骑兵放过去，也没有严守阵脚，为骑兵提供保障，而是全部作鸟兽散。由于当时是夜战，步兵与骑兵彼此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罗马士兵趁着敌方恐慌，无情地砍翻了每一个还站着但不敢自卫，也不敢抬头的人。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喉咙暴露给了敌人的刀剑。哥特人的恐惧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可能增加了。在这场屠杀中有6000人死去；许多人投降了，他们起初被安顿下来，但后来被杀了。除了哥特人以外，大多数先前脱离罗马军、投奔托提拉和哥特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的罗马士兵也死掉了。哥特军中没有阵亡，也没有落入敌手的人躲藏了起来，有的骑马，有的走路，视运气、形势和当地情况逃生。

从这段描述中得出的战术行动可以这样表达：当哥特军的攻势陷入僵局时，纳尔西斯下令全线转入进攻，将敌方骑兵赶回了步兵阵地，最终使其全体溃逃。

战斗经过进一步表明，哥特军的步兵必定实力薄弱，完全派不上用场。当哥特骑兵被打败时，步兵既没有顶上去支援，也没有迎战敌军，保护骑兵。此外，根据敌方阵形的结构，哥特步兵本来有可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爬上周围环绕的山丘，攻击敌方前出的一翼弓箭手，通过侧翼的成功影响整体战果，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哥特步兵很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有充分战斗素养的单位，而只是由老幼病残组成的乌合之众，那么，此战中的哥特军其实就只有骑兵。有一种并非全无可能的理解方式是：哥特人或许有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步兵，但骑兵进攻迅速决定了战斗结果，因此步兵来不及进入战斗。步兵还没等真正组成战线，便被身后有罗马军猛追、如潮水般退回来的哥特骑兵裹挟散乱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普罗柯比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战斗持续的时间，当然，战斗时长无论如何是被夸大了。不过，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而且哥特步兵没有上前参战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那样的话，我们只能得出托提拉统兵极其无能的结论。

普罗柯比本人解释说，他不太了解托提拉的个人命运。他说，一个人讲托提拉在逃窜过程中被杀，但另一个人讲托提拉在战斗中被箭射中，受重伤落马，令本就弱于罗马军的哥特人心惊胆寒，于是开始逃窜。托提拉到底是在战斗中还是逃跑时受到了致命伤，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放在一边。不管哪一种情况对战斗结果都不会有直接影响，因为一旦肉搏战开始，大部分士兵就不会注意到统帅是否落马了。

对于哥特人有6000名阵亡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也必须将其略过，这种说法确实极尽夸张。

罗马军明显具有极大的总体数量优势，总兵力估计在1.5万人左右。

3　维苏威火山会战

尽管在塔吉纳战败，哥特人仍然在新选出的国王领导下继续战斗。双方对峙了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只有位于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附近、河岸陡峭的小河德拉孔河（Dracon，又称萨尔努斯河，Sarnus）。由于纳尔西斯之前集结了全军参战，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哥特人如今在避敌锋芒，采取拖延战术，寄希望于罗马人手下不可靠的佣兵军队发生某种意外或法兰克人出手干涉。纳尔西斯并未试图直接将哥特人逼出阵地，但为哥特人运送给养的船队叛逃到了他这一边。看一看地图，我们或许会认为罗马统帅还将哥特人包围了起来，并切断了对方的一条可能的退路。普罗柯比没有明说，但他确实表示，哥特人第一次退入乳山（mons Lactarius）时宁愿战死，也不想活活饿死。尽管这段话很有名，常有人拿出来反复说，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这场战斗的记述意义不大。原文如下（4.35）：

维苏威火山矗立于坎帕尼亚（Campania），山脚下有多条可饮用的溪流，汇成了从诺切拉城（Nuceria）旁流过的德拉孔河。当时，两军各自在两侧河岸扎营。尽管德拉孔河确实是一条小河，但骑兵和步兵都不能渡河，因为河床深且狭窄，河岸又异常陡峭。造成以上情况是土质的原因，还是水力的原因，我说不出来。哥特人占据了河上的桥梁，将营地驻扎在附近。桥有木塔和各种器械把守，包括弩炮，这样一来，哥特人就可以从上方射击骚扰敌军。肉搏战是不可能的，因为前面讲过，河流将两军分隔开来了。双方只是尽可能接近河岸，向对方射击。零星有战斗发生，哥特人会走到桥对面叫阵。就这样，两军对峙了两个月。只要哥特人掌握着制海权，能用船输送补给，他们就能坚守下去，因为哥特军营离海不远。但没过多久，哥特舰队总指挥就叛逃了，让纳尔西斯占有了敌军的船只。此外，从西西里岛和帝国其他地方驶来了无数船只。纳尔西斯还在河岸建起了木塔，此举必然让哥特人灰心丧气。于是，早已受补给不足之苦的哥特人失望透顶，便撤到了附近一座被罗马人称作“乳山”的山上。由于地形不利，罗马人追不上去。但蛮族很快就后悔上山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忍受比之前严重得多的短缺问题，而且完全没有办法为人员和马匹获得任何给养。于是，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想活活饿死。

我们要问的是：哥特人当时就没有撤走的可能性？

他们出乎意料地突袭了敌军。罗马人依据地势展开自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排成队列，听从通常的团营指挥，建制都打乱了，战士们甚至听不到发出的命令。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拼尽全力，打了一场漂亮的自卫战。哥特人之前将马匹都赶走了，全部步行作战，摆出大纵深的方阵直面敌军。罗马人看见后也下马，摆出了同样的阵形。

哥特人为什么要赶走马匹？普罗柯比没有给出原因。但是，罗马人为什么也要跟着下马？哥特人步行本来更应该让罗马军至少留一部分人作为骑兵，以便从侧翼攻敌。

如果我们假定哥特人被罗马人用野战工事团团围住，那一切就清楚了。哥特人试图突破工事——所以他们才会步行——罗马人同样也要步行守卫。

现在，我要讲述一场非凡的战斗和一个人的英勇气概，无论是哪一个方面，他都不逊于任何所谓的英雄。我要讲的人是泰阿斯。绝望的境地催发出了哥特人的勇气；哪怕罗马人已经注意到了哥特人的绝望，罗马人还是全力与之抗衡，因为他们耻于在力量弱于自己的对手面前屈服。两边都凶猛地攻击着最近处的敌人，一边是求死，另一边是争夺胜利的桂冠。战斗开始于清晨。泰阿斯和几名侍从站在方阵前列，他手握着矛，以盾牌蔽体，从远处就能认出来。罗马人看见他时以为，只要泰阿斯阵亡，战斗就会马上结束，于是组织起一大群最勇猛的战士，排成紧密阵形迎上前去，个个朝他投矛或刺矛。但是，他用护体的盾牌接住了所有的矛，只见他动如闪电，将许多敌人杀死。每当一面盾牌扎满了矛，他就递给搬运武器的人，再拿一面新盾，就这样持续战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时间。

普罗柯比说哥特人组成了大纵深的方阵（“哥特人下马，第一次全体进行步战，形成了深方阵正面。”*），又说泰阿斯只带着几名侍从在方阵前面单打独斗，还坚持了好几个小时？这是诗歌，但不是战斗。哥特人的整个大纵深方阵干什么去了？他们害怕上前？罗马人竟连几个人都打不过？这在特洛伊城下的那种战斗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人们学会了如何组成方阵以后就不可能了。哪怕是最强壮、最勇敢的哥特王及其侍从也必然会被古代罗马的一个支队打败，即便那个支队全由新兵组成。要么两军并没有排成严格意义上的方阵对战，要么泰阿斯没有单打独斗，两者必居其一。答案可能是，当哥特人试图突破罗马阵线时，勇冠三军的哥特王被杀死了，传奇故事又对他的死作了美化渲染。

后来，他的盾上插了12支矛，他再也无法行动自如，再也不能用盾牌击退敌人了。他大呼搬运武器的战士，没有放弃自己的位置，没有放弃哪怕一寸的阵地，一刻都不曾让敌军近前。他没有转身用盾牌掩护身后或侧面，而是仿佛扎根在地上，立于盾牌之后，右手杀伤敌人，左手将敌人推开——于是，他大声呼喊着搬运武器的人的名字。后者拿着盾牌冲了上来，立即换下了插满矛的盾。这时，他的胸膛在片刻之间暴露了出来，一支矛戳中了他，他倒在地上，死去了。几个罗马人将他的头颅插在一根杆子上，展示给两军看：给罗马人看是为了激励士气，给哥特人看则是希望他们气馁弃阵。即使他们知道国王已经死了，但是哥特人毫不气馁，继续奋战到夜幕降临。天黑之后，双方各自脱离，枕戈待旦。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起身摆出了同样的阵形，再次战斗到入夜。两边都没有放弃哪怕一尺阵地，尽管双方都有很多人死去。他们继续着令人胆寒、如同屠场的恶战；哥特人完全明白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战，罗马人死战则是因为他们拒绝被这样的对手打败。最终，蛮族派了几名酋长去见纳尔西斯，说他们感觉神对他们不利——他们的印象是，有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在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认清了败局已定的真实境况，于是回心转意，不想再打了，但不是为了成为皇帝的臣民，而是为了与其他蛮族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他们请求罗马人放他们和平地离开，同时考虑他们的合理诉求，发还他们先前囤积在意大利各堡寨的钱币作为路费。纳尔西斯考虑了此事。但约翰尼斯——维塔利安（Vitalian）的外甥——劝服他同意了哥特人的请求，不要再与这群不惧怕死亡的人交战，不要去考验他们的困兽孤勇，这股气概不仅会带来自己的死亡，也会带来对手的死亡。“节制的智者，”他说，“会满足于取胜，而极端手段很容易引来失败。”纳尔西斯赞同他的看法，于是同意其余的蛮族带着全部财产立即撤出整个意大利，不许对罗马再兴刀兵。同时，我前面讲到过的因道尔夫（Indulf）等人领着1000名哥特人冲出大营，前往波河远侧的提西乌姆城（Ticinum）及周边村落；剩下的哥特人都发誓遵守协议。

罗马人又以同样的方式拿下了库迈（Cumae）和其他所有城镇，从而结束了普罗柯比叙述的18年哥特战争。

普罗柯比就到此为止，其文笔斐然，但从史料角度看并不尽如人意。1000名哥特人是如何又为何与其他人分开呢？他们是怎么从维苏威去帕维亚的呢？我们不妨假设，有一大股哥特人曾成功突破了罗马人的包围圈，于是最后投降的不是哥特全军，而只是其大部。

阿加西亚斯的史著紧接着普罗柯比往下写，他写道：“当泰阿斯——托提拉之后的哥特酋长——再次率领全军与罗马开战，正面攻击纳尔西斯时，他头部受创，死于阵中。其余哥特人被罗马人穷追猛打，既受到不断的打击，又完全被围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于是最后与纳尔西斯立约求和，同意只占据本土故地（“他们会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必恐惧。”*），还说从此愿意臣服于罗马皇帝。”历史学家还没有发现如何调和上述两段记载的方法。

4　卡西林努斯河会战

从军事角度来看，阿加西亚斯（Casilinus）对法兰克人败于卡西林努斯河畔的记载还不如普罗柯比对维苏威火山会战的记载。他甚至从一开始的战略背景就出了错。

法兰克人之前就曾多次干预哥特人与罗马人的战争，暗藏着为自己捞好处的动机。现在哥特人被赶走了，一支法兰克军队就在两名阿勒曼尼公爵——布切林（Buccelin）和洛泰尔（Lothar）兄弟的率领下出现了。纳尔西斯当时还忙于攻取哥特人占领的城市和驻防地段。得知法兰克人入侵时，他显然别无他法，只能立即率军迎战，将其击败并赶回阿尔卑斯山的对面。阿加西亚斯给出的法兰克兵力（7.5万人）是虚言，我们不应该受其误导。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坚定这样的观点：这是一支翻山越岭，并且甚至不是来自整个法兰克王国，而只是来自其一部的援军，它肯定要远远弱于刚刚被纳尔西斯打败、在本土作战的东哥特军。罗马军刚刚击败了哥特人，杀死了两名勇猛的哥特王，士气正盛，如果能集结起来迎击入侵者，必定能够击败法兰克人。

如果纳尔西斯做到了这一点，打败了法兰克人，那么意大利再也不会有一座堡垒继续反抗。但按照阿加西亚斯的说法，他只是派遣赫鲁利人富尔卡里斯（Fulcaris）率领部分军队去拖住敌人，只有在胜算大时才发起进攻。这是一个令人追悔莫及的错误：富尔卡里斯被打败了，而且由于他战败后不敢再去面对纳尔西斯，于是在战斗中主动寻死。阿加西亚斯将战败归咎于赫鲁利人粗心鲁莽，但如果他接下来讲的情况属实，也就是纳尔西斯本人起初认为敌军占据优势兵力，那么真正的责任显然在统帅身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纳尔西斯其实低估了法兰克人的兵力，告诫富尔卡里斯要谨慎云云是后加上的，目的是推卸统帅总领之责，因为他派出的兵力不足。

尽管富尔卡里斯被打败，纳尔西斯还是继续围攻卢卡（Lu-cca），但当他最后拿下这座城市时，他只是将冬季大营的部队分散到各个城市中，再没有进一步的举动。如果我们设想是恺撒处在同样的位置，哪怕是在当时，他也会从四方集结军队，尽可能形成优势兵力直接迎击法兰克人。但按照阿加西亚斯的说法，纳尔西斯认为当时是冬季，又相信在老家熟悉了严寒气候的法兰克人在冬季特别善战，于是将冬季大营的军队分散到各个城市中。罗马军在城墙后面耐心等待，法兰克人则纵横全意大利，直至墨西拿海峡，劫掠乡土，甚为可怖。事实上，法兰克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合兵一处，反而分兵两路。许多哥特人重振勇气，加入了他们。

我们不能相信纳尔西斯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便让托付给他的帝国陷入这样的困境。如果法兰克人特别擅长冬季作战，罗马军队毕竟也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

有一件事或许透露了真实事件经过的线索：当几支部队被派去前线时，他们指出自己还没有拿到军饷。但这带给我们的只有猜想而已。我们只需要知道直到开春，法兰克人从半岛南部回返的时候，纳尔西斯才集结起军队，在卡普阿城附近的卡西林努斯河（今沃尔图诺河，Volturno）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据阿加西亚斯称，纳尔西斯有1.8万人；而法兰克尽管只带了一半兵力，但也有3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毫无可信度。

部署开战前夕，统帅与辛杜尔（Sindual）手下的赫鲁利人因纪律问题发生冲突，于是该部拒绝参战。但当纳尔西斯在军前高呼想要分享胜利荣光的人都应该跟着他走，然后下令开拔时，赫鲁利人终究还是耻为人后，因为那样会被别人理解成怯战，于是说他们也会来。纳尔西斯派人传信说，他不会专门等他们，但会在阵中为他们留下空位。

阿加西亚斯对战斗本身的记述如下：

到达预定战场时，纳尔西斯立即让军队组成方阵，两翼骑兵都配有标枪和圆盾，弓箭和刀剑挂在身上，少数人还有长矛。统帅本人在右翼，身边是家丁总管赞达拉斯（Zandalas）和擅长作战的一部分家丁。两翼分别由瓦勒良和阿塔巴努斯（Artabanus）指挥，他们接到的命令是隐藏在森林边缘，趁敌军发起攻击时突然冲出来，两面夹击。中间的空档完全由步兵填补。正面是从头到脚都包裹在铁甲中的前列战士，他们组成了一道护墙，其余人编成紧密阵形，直到最后一排。轻步兵和投石手在他们身后活动，等待时机发挥远程武器的威力。方阵中部给赫鲁利人安排了位置，当时还空着，因为他们尚未赶上来。两名不久前叛逃的赫鲁利人不知道辛杜尔之后的决定，于是敦促蛮族尽快攻击罗马人，“你会发现他们秩序大乱，”他们说，“因为赫鲁利部坚拒参战，看到他们不参战，其余人也会军心动摇。”布切林希望两人说的是真话，轻易就被说动，于是率领部下进军。他们求战心切，朝罗马军蜂拥而去，步履不稳，队列不整，好像生怕动作不够快，看他们急匆匆又胸有成竹的样子，仿佛第一次突击就要打垮敌军。这种阵形形如楔子，就像希腊字母中的Δ（德尔塔）一样：正面突出，形成一个顶点，盾牌像屋顶的瓦片似的紧贴在一起，形似野猪的头部。两翼是由一个个梯队组成的，分别呈陡峭的梯度，于是由前向后逐渐变宽，中央则形成一片空洞，行列中士兵们裸露的脊背都能看到。这就是说，他们的正面是分岔的，两面对敌，战斗时有盾牌掩护，同时后排被认为能够自动地保护前排。

一切正如纳尔西斯所愿。他兼具运气和能力，以一种了不起的方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当蛮族战士伴着骇人的大喊初次与罗马军冲撞时，他们突破了中部的前列战士，杀入赫鲁利人尚未顶上来的空档。楔形阵的顶端打穿了罗马军阵，一路冲到后排，没有造成多少伤亡；有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好像打算强攻罗马军营似的。然后，纳尔西斯命令两翼逐步弯折延伸，向正面靠拢，并命令两翼的弓骑兵从后方向敌军射箭。这项任务轻易地完成了，因为敌军是徒步作战，骑兵很容易从远处向展开的兵线射击，后者的后方却不能自卫。在我看来，两翼的骑兵很容易越过正面近前的敌人，直接射击对侧的敌军后方。这样一来，法兰克人就受到了各个方向的攻击，因为右翼的罗马人能射到楔形阵一翼的内侧，左翼的罗马人能射到另一翼的内侧。于是，箭雨从四面八方落下，中间的一切都不能幸免，蛮族既不知道箭实际是从哪里射来的，也不能抵御射来的箭。他们的正面正对罗马人，眼睛也只盯着这个方向，与前方的重甲战士争斗，几乎看不到后方远处的弓骑兵，而且最后被射中的地方不是胸膛，而是后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伤口来自何处。再说了，大部分法兰克人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因为几乎每一箭都是致命的。由于倒下的总是最后一排的人，所以倒数第二排的人不受保护的后背就露了出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于是庞大的法兰克人如冰雪一般迅速消融。与此同时，辛杜尔与赫鲁利人也到了，迎击之前打穿罗马军阵中部、继续向前的法兰克人。赫鲁利人立即发动了攻击；但法兰克人深受震动，以为自己中了埋伏，于是转身逃跑，将那两名逃兵斥为叛徒。不过，辛杜尔和他的手下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对手要么被打死，要么被投入翻滚的流水。于是，当赫鲁利人补上了自己的空位，组成封闭方阵时，好似陷入罗网的法兰克人惨遭屠杀。他们的阵形完全垮了，形成一个个不知该转向何方的小群。

罗马人不只是用箭将他们射倒，重步兵和轻装部队也用枪矛、棍棒和刀剑攻击敌人。骑兵完成了包抄，从后方发起进攻，切断了敌军每一条可能的退路。凡是从刀剑底下逃脱的人都被追到河边，不得不跳入河中溺死。蛮族的哀号从四面八方响起，他们正在以最悲惨的方式被屠杀。布切林酋长和他的全部军队都从地表被抹去了，叛离帝国的人也死于阵中。除了5人通过各种方式逃脱大劫，这些日耳曼人中没有一个能再看到家园和炉火。日耳曼人在这里的遭遇岂不是对他们恶行的惩罚？将他们击败的岂不是大能者？全部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所有与其同来参战的人——他们都被消灭了；罗马一边只有80人阵亡，他们的任务是挡住敌人的第一波冲击。在这场战斗中，几乎所有罗马部队都打得很出色。在蛮族盟军中，最出色的当属哥特人艾利根（Aligern），因为他也参与了战斗；还有赫鲁利酋长辛杜尔，他的表现无人能及。但是，每个人都赞扬和崇敬纳尔西斯，他的优秀领导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阿加西亚斯就说这么多了。我不禁要怀疑这一整段叙述都是天马行空的虚构，是从“野猪头”这一个表述衍生出来的。

显然，纳尔西斯有巨大的数量优势，特别是在骑兵方面；他的战线从两翼包抄了法兰克军。最边缘的部队起初是不是躲在树林中，这一点不重要。法兰克人将宝押在了野猪头阵形能够打败敌军中央强大的、大纵深的步兵战阵并形成突破上，以此奠定胜局。

如果法兰克人的阵形是尖头的，那么顶端马上就会被包围；如果它还是个空心阵，那么就没有后方施加的压力（参见本卷对日耳曼楔形阵的论述）。换句话说，尽管它当然不会有阿加西亚斯说的尖头和空心的两大缺点，但它依然没有突破敌阵。或许赫鲁利部在最后时刻赶到，或许加强了罗马军动摇的中部，让法兰克军的攻势陷入僵持。

这时，装备标枪和弓箭的罗马骑兵向冲击中的法兰克纵队发起两面射击，大概很快也从后方进行了攻击。这让我们想起了坎尼会战。

骑兵一直进行高倾角抛射，越过敌军阵形的近侧，攻击对侧士兵后背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一个事实：在遭受四面八方的攻击时，许多法兰克人自然会在背后被击中。按照阿加西亚斯描述的空心阵，不能太靠近敌军正面的罗马射手必须射出几百步的距离才能击中对面的敌军楔形阵一翼，因此他们的箭矢和标枪不可能有太大的威力。

如果有人要抨击我对文献描述的怀疑，我要请其说明：为什么他认为阿加西亚斯的这段描述比阿庇安对坎尼会战和扎马会战（那拉加拉会战）的描述更可信？

5　战略

527年查士丁尼登基时，整个西部都脱离了帝国，一部分已经脱离了一个多世纪，其余部分也有半个世纪。查士丁尼收复了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差点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大片意大利领土仍然由拜占庭统治。当我们想起查士丁尼政权取得的灿烂文化成就——《民法大全》和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东部帝国势力的暴涨就显得更加令人惊讶和伟大。

查士丁尼的战争有3个不同的战场——美索不达米亚、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其面貌大相径庭：对波斯人是拉锯战，没有任何显著或最终的决定性成果；对汪达尔人是只派了一支先遣军，一击即破；对东哥特人是一场18年的战争，局势反复，大起大落，最终拜占庭一战定乾坤，大获全胜。

过去，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学者们知道两人麾下兵力不多，而且依然相信汪达尔人和哥特人数量庞大。他们的数字是从拜占庭史家那里来的，写到维蒂吉斯率领15万大军将贝利撒留围困于罗马城。两年后维蒂吉斯向贝利撒留投降时，这一群哥特人在做什么，又居于何处呢？要知道，贝利撒留将维蒂吉斯围在拉文纳城内时的兵力不超过2.5万人。

既然我们澄清了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兵力，汪达尔人不敢对区区1.5万人开战的奇迹色彩似乎就不如哥特人能在2.5万人面前长期坚守了。

与任何时代一样，这里同样是政治决定了战争行为，规定了战略方针。

当贝利撒留渡海征服意大利时，他首先在西西里岛登陆（535年底），手中的兵力很少。接着，他不经一战便拿下了那不勒斯、罗马和斯波莱托（Spoleto）。哥特大军直到此时才出现，将他困在城中，围攻了整整一年。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我们无法解释这一行动：如果哥特人果真有围困敌军的实力，那么之前没能与敌军对阵和阻止多座大城市失陷肯定有特殊的原因。

诚然，查士丁尼同时有几支部队在达尔马提亚[51]（Dalmatia）威胁哥特人，另一边法兰克人的进攻似乎也很紧迫，但这仍然不能满意地解释哥特人为什么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无所作为。

查士丁尼之所以冒险派贝利撒留带那么少的人去意大利，是因为东哥特王国发生了严重的内乱。狄奥达哈（Theodahat）国王起初只是共治者，后来派人谋杀了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逊莎（Amalasuntha），独揽大权。拜占庭军是打着为王位合法继承人报仇的旗号出现的，而狄奥达哈也不是那种鼓起精神和勇气迎战的战士。直到哥特人为避免跟着狄奥达哈一起被打败而将他赶下台，按照古老传统由军队推选维蒂吉斯为王，新王又娶了阿玛拉逊莎的女儿以巩固地位之后，哥特人才上阵出征。这时，随着贝利撒留及其部下被困罗马，拜占庭资源的捉襟见肘就显现了出来。

但我们知道，哥特人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没有能力围攻罗马这样的城市。贝利撒留守住了城池，君士坦丁堡意识到哥特本族的兵源多于汪达尔人后也派出了援军。援军出现在围困罗马城的哥特军后方，并在取得市民许可的情况下占据了敌军身后的要塞城市。此举不仅迫使维蒂吉斯撤围，最后使其更退回了拉文纳，因为他感觉自己无力在野战中击败会合后的罗马军。

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这一次是维蒂吉斯不经一战便被贝利撒留围困在了拉文纳。

在哥特人为贝利撒留奉上王冠这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后，维蒂吉斯最后在拉文纳投降了。贝利撒留将他带去了君士坦丁堡，就像他几年前对汪达尔王格里马所做的那样。经过4年的有征无战，哥特人似乎终于被拜占庭降服了。

但形势很快再度反转。哥特人复叛，另立新王，并在托提拉的领导下很快收复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全境，甚至建立了一支舰队。在数年的时间里，托提拉的统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直到希腊舰队击败哥特舰队，查士丁尼在战争的第十八年派纳尔西斯率大军出征，并于552年的塔吉纳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次年又发生了两场交战，一场是维苏威会战，托提拉的继任者泰阿斯被击败，另一场是卡西林努斯河会战，布切林率领的法兰克军被击败。

在这段时间里，罗马五度易手：536年入贝利撒留之手；546年被托提拉攻取；547年复归贝利撒留；549年为托提拉占据；552年为纳尔西斯所有。

于是，我们发现战争第一阶段的经过，也就是形势大起大落而没有战术意义上的决战，在整场战争中反复发生。直到战争末尾才发生了开战时就自然会预期到的事：尽可能集结最大兵力攻击、打败和消灭敌军的企图——会战。

原因在于，哥特王国与拜占庭同样内部虚弱。通过与波斯人议和，查士丁尼无疑有了先后对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发起大规模攻势的能力，但这段时间很短。与两个敌人的国土面积和城市规模相比，罗马人投入两边的兵力一直很小。

托提拉统治时期，哥特势力之所以能发生令人吃惊的恢复，是因为一大批罗马方的雇佣兵对拜占庭的体制，尤其是军饷不满，于是投向了哥特人。同样地，起初欢迎拜占庭人的意大利城市很快就对新的管理制度和税金索取感到幻灭，发现自己的日子在哥特国王手底下不仅不会更糟，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因此，哥特战争的方略是由一个事实决定的：与要争夺的广大领土相比，双方可用的兵力都很少。哥特人要么根本无法占领意大利的无数要塞城市，要么占领得很不充分。市民们维持了一种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对两边均无好感，很容易随风倒，或者至少不排斥转换阵营的立场。

当维蒂吉斯向贝利撒留进军时，后者自觉力量远不及对方，于是不愿意在开阔地应战，而宁愿被围困于罗马城中。1万名援军——实际数目大概就在1万左右——就足以扭转战局。因此，进行战争、决定战局的方式就只是围攻城市和让城市投降。

托提拉上台时，下令拆掉了所占城市的城墙。其他统治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希望通过修建工事来保护本国的财产。

一名现代学者表达了如下观念：“占据极大数量优势的哥特全族军队在罗马城墙下被打垮；这就解释了他们对一切城墙的仇恨，走到哪里，拆到哪里。”1但是，托提拉的举动绝非仅仅出于仇恨；相反，他是一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战略家。汪达尔王盖塞里克当年夺取阿非利加时也拆掉了全部城墙。日耳曼国王们的兵力不足以充分占据广大领土内的所有城市；市民不可信任，一旦为敌军打开城门，城市就变成了敌方的要塞。

现代历史中有一段相当类似的经历。1813年秋，反法同盟兵临莱茵河时，格奈泽瑙敦促大军继续前进，切勿拖延，不要被著名的法国三重工事地带吓退。他指出，众多的工事如今只会对拿破仑不利，因为他不再有足够的兵力守卫它们。如果守卫工事，他就没有军队用于野战；如果撤出守军，要塞马上就会落入同盟之手。在那个特定时刻，如果拿破仑有可能迅速拆毁大批工事，让守军充实野战军的话，那才是最有利的战略选择。看到托提拉正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是有战略洞察力的。

因此，只要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哥特战争就会来回拉锯。我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政治因素：不只是意大利本土居民的支持度问题，还包括拜占庭无力要求己方雇佣兵服从。当查士丁尼第二次真正派遣大军出征，同时夷平工事让哥特人自信拥有和集结了足以进行野战的兵力时，战争就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哥特人在决战中失败了，随之彻底输掉了战争。

查士丁尼煊赫武功的根基不是形成前所未闻的新兵力，而是对既有兵力进行既精明又顺应运势的编排。与帝国的辽阔幅员和丰富物产相比，这支兵力是很小的，它之所以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只是因为对手甚至更弱小。在这些辉煌胜利的同时，先后有匈人和斯拉夫人渡过多瑙河入寇，横扫巴尔干半岛，远及希腊，一路烧杀抢掠，帝国竟没有部队去打败他们。

帝国在西部取得成功的一个特殊条件是同时期的东部处于和平状态。贝利撒留去阿非利加之前，帝国与波斯达成了和议。日耳曼人明白这一情况，于是维蒂吉斯国王在危急之中希望让波斯王库思劳（Chosroes）再次发起攻势。查士丁尼不得不预先付出极大牺牲，尤其是大笔欠款以重新安抚波斯，然后才能派纳尔西斯率领充足的军队对哥特人发起最后的决定性一击。但我要再说一遍，即使在另一个战区做了如此多的让步，集结起来的总兵力仍然不超过2.5万人。

查士丁尼自信有能力击溃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各自驻扎的地方，他们不过是游离于当地、数量稀少的外族武士罢了。从一开始，他对波斯人就没有这样的意图。与罗马人一样，波斯人也有雇佣兵，特别是匈人雇佣兵。事实上，罗马佣兵确实经常叛逃波斯。尽管如此，波斯人的内核依然是占据本土的部族，这是他们的强项。于是，这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

我们在战争史上经常能遇到某些情势，这种情势让双方并不汲汲于相互摧毁，而只是想打消耗战，甚至是通过避免大规模决战的方式。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首次以大手笔做到了这一点，后来“拖延者”法比乌斯（Fabius Cunctator）也是同样。现在，普罗柯比通过贝利撒留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战略的制定过程（《波斯战记》1.18）。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论点偏颇极端，以至于违背了战争的本质。

当时，这位罗马统帅的士兵要求他攻击已经败退的敌军，与其进行会战，于是他这样对部下们说：

罗马人啊，你们急着要去哪里？或者说，你们被何种激情所点燃，以至于想要让自己暴露于不必要的险境？敌人对你造不成伤害，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如今，命运已经赋予你们这样的好处，敌军已经被恐惧压倒了。享受手边的好处岂不胜于追寻天边的好处？波斯人怀着巨大的期待来打罗马人，现在，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已破碎，于是就逃了。

如果我们逆着他们的意愿，让他们放弃撤退的想法，与我们进行会战，那么即便我们打赢了，也得不到更多的好处。打败了逃跑中的人，这有什么意义？但是，要是我们时运不济，我们就是自己扔掉了到手的胜利。我们不是被敌人赶走的，而是自己白白地浪费了成果，而且必然会让皇帝的土地更遭劫掠或无人守卫。还有一点是你们要考虑的，神会在危急关头相助，却不会站在自寻险境的人身边。此外，无路可逃的人是非常勇猛的，这是不由自主的反应，而我们则有许多不利于作战的条件。我们大部分是徒步至此，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空着肚子。更不用说还有相当一批人没有赶上来。

与这篇演讲呼应，普罗柯比还表现了贝利撒留在达拉斯战胜波斯人后约束士兵不要追击（《波斯战记》1.14），因为对他来说，打赢就足够了，而波斯人被逼到绝境的话有可能会转身击退戒心不足的追兵。（“他们害怕逃跑中的波斯人一旦被逼到死角，便会对他们无意义的追击发起反扑，他们认为保全胜利果实就够了。”*）同样地，一名同时代的匿名理论家告诫人们，哪怕有两倍于敌的兵力，也不要将其完全围住，因为敌军看到所有退路都被堵死时可能会爆发出新的勇气。2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以大获全胜的统帅身份登基的莫里斯（Mauricius）皇帝在《战争的艺术》一书中建议尽可能避免野战，哪怕是形势占优的情况下，而应该通过小动作疲敝敌军。3普罗柯比（1.17）笔下贝利撒留的波斯敌人也表达了同样的原则。萨拉森酋长阿拉门达鲁斯（Alamundarus）对波斯王进言：“打仗不应该依赖运气和偶然，哪怕己方的力量远远强于敌方，而应该运用谋略和计策，静待敌军动向。直接冲入险地绝不能确保取胜。”（“没有必胜自信的人不会刚开战就寻求会战，哪怕自诩在每一个方面都超过敌军，而是会努力用欺诈和谋略去迂回打击敌人，因为直面对手是危险的。胜利从不是坦途。”*）

我们后面还会碰见这种观点。它们从16世纪到18世纪曾发挥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命运的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直至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关注。当然，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都不是依据这些原则才发动战争的。这三位统帅中，没有一个相信战胜已经逃跑的敌人不是真正的胜利；也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避免己方损失上。亚历山大追击波斯人时没有约束手下，而是一直追到马匹力竭倒地。汉尼拔几场大战的基础都是将罗马人团团围住。恺撒的取胜之道是在阿莱西亚切断维钦托利的退路，他在伊莱尔达对阿非利努斯和彼得雷乌斯也是如法炮制；法萨卢斯会战取胜后，他没有放跑敌人，而是迫使其全部投降。这三位统帅的最高原则是：击败和摧毁敌人，尽管该原则在汉尼拔身上仅限于战术层面的决战，而不能延伸到战略行动的层面，最终决定战争胜负。

至于贝利撒留是不是完全与那三位大征服者背道而驰，按照前面提到的原则行事，这个问题还不能马上回答。以摧毁敌人为目标的战略基本原则简单明确，表述起来容易。但是，消耗战略的原则包含两个对立面，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解决。就连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的腓特烈大帝都不能为自己的观念给出一个完全清晰的、全面的理论表述。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依据普罗柯比笔下贝利撒留的话，或者同时期其他理论家的言论来评判贝利撒留。文献对其行动动机和细节的记载不够扎实，不足以让我们得出完全可靠的结论。贝利撒留的名声是基于他击败了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他打败并降服了这两个好战的部族，将其国王格里马和维蒂吉斯献俘于君士坦丁堡。两场战争都没有引发大型会战，但从中得不出关于贝利撒留战略的结论，恰恰是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回避会战。直到托提拉接受会战时，纳尔西斯才终于对东哥特人打了一场歼灭战。

普罗柯比说，贝利撒留对波斯人打了两场真正的会战。第一场发生在530年，当时波斯人试图阻止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尼西比斯（Nisbis）城以北、山脉向平原过渡地带的达拉斯修建要塞。贝利撒留在精心预备的防御阵地迎战，付出惨重损失后将波斯人击退，但没有追击（《波斯战记》1.14）。如果这次胜利果真如普罗柯比所述般巨大，那么不追击无疑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追击行动必然会战果丰硕。但此战有没有那么重要，它会不会仅仅是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遭遇战，或许是值得怀疑的；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波斯的兵力两倍于罗马，也就是5万对2.5万。普罗柯比后来又说（1.16.1），波斯人甚至没有放弃达拉斯附近的阵地，其对北边（亚美尼亚）和南边（叙利亚）的罗马领土的劫掠不可禁止。

波斯入侵叙利亚引发了第二场会战，地点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卡林尼康（Kallinikon，亦称尼柯弗瑞姆，Nicephorium）。贝利撒留尾随撤退的敌军，本无意发起进攻，但由于部下心切而被迫出战，结果被打败了。

我们从上述事件中必须得出结论：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波斯在这一战区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罗马从来没有机会取得持久的、大规模的成功。这种政治与军事彼此制衡的关系正是消耗战略思想发生的土壤。

第四篇　向中世纪过渡

1　古罗马-日耳曼国家的军事组织

日耳曼部族是作为军队迁入罗马行省的，而不是寻找土地的农夫。手握大权的他们创造了新的政治架构，建立了新的政治组织，他们自己在其中代表武装力量。他们的战士地位的基础是来自蛮族渊源的强横好战天性、氏族的凝聚力和个人的凶蛮勇武。

出于对这些军事价值的正确认知和估计，在一段时间内四处都有试图刻意隔离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而使双方无法迅速融合，以及将日耳曼人孤立出来，而使其不遭受罗马人和罗马文明毒害的举措，从而延续宝贵的战士气概。当罗马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面临来自蛮族的威胁时；当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从陆地或海上横扫帝国，而军团不再有能力将他们赶回去，保护内地平安时，当罗马人在3世纪下半叶发现，唯一尚存的对抗蛮族的力量只能到蛮族自身中寻找时，他们便试图将蛮族吸引到离自己尽可能近的地方——他们需要蛮族的服务。加里恩努斯皇帝的妻子就是日耳曼人，她叫皮帕拉（Pipara）。奥勒良皇帝允许手下军官与日耳曼人结婚。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将共和国的高级荣衔，甚至包括执政官的位子赐给日耳曼人；后来，他的继任者和侄子尤利安批判了此举。但我们在尤利安的继任者瓦伦提尼安身上又发现了背道而驰的行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通婚被专门加以禁止（365年）。1

当西哥特首领阿陶尔夫建立王国时，他本人迎娶罗马皇帝的女儿普拉西蒂娅（Placidia）为妻。但是，他的继任者禁止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结婚，这项禁令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2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有利于在一国之内切实推行隔离政策：即便是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和罗马人也是分属不同的宗派；除法兰克人以外，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似乎对维持本族人民在罗马世界内的战士地位尤其上心；哥特人仍然生活在异域，遵循着本族的律法；哥特人不许当文官，罗马人也不许从军。3当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逊莎想让儿子艾萨拉里克受教育时，哥特人向她抗议道：她教育幼王的方式不当，因为读写与勇猛不是一码事；害怕老师教鞭的人当不了战士；狄奥多里克从来不让哥特男孩上学，他本人完全不懂读书写字，结果打下了一大片王国。4

日耳曼人是战士，职业军人的观念得到了极其严格的维持。在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只有哥特人要服兵役，但军役非常严苛。一份流传至今的档案显示，有一名战功卓越的老兵，他连武器都拿不动了，还是要专门打报告请求退伍，而且经过漫长而详细的退役原因调查后，国王才同意了他的要求。此人没有从军资格了，也就不再能拿到国王每年照例从税收中发给战士的赏赐了。5

如前所述，西哥特人大概在阿德里安堡会战胜利后居于色雷斯期间（378-395）仿照罗马军制改良了自身的军事组织。6若干百户组成一个千户，由千户长（部落首领）统率；百户则分成若干个十户，由十户长统率。当他们到比利牛斯山两侧定居时，全部或许多千户被拆分，于是创建了五百户这个单位。但是，基于数目的军事组织现在与地理-政治性质的区划——以公爵为首的省和以伯爵为首的伯爵领——混同了起来，而且逐渐边缘化。

一个不再紧密共同生活而是远隔散居的部族不容易集结起来服兵役。失期者要面临重刑的威胁。为了供养军队，谷仓建了起来；凡是没有领到应得口粮者均可投诉，负责的官员要四倍补偿。

同时，除了全族组成的军队以外，另一个战士群体也形成了，后者出现于《尤里克国王法典》中。尤里克国王（King Euric，466-484年在位）是狄奥多里克国王的儿子，在卡塔隆平原会战中被杀。

我们已经看到佣兵体制在罗马帝国如何倒向了佣兵队长体制：将领成了为其个人服务的佣兵团首领。这种私兵还有一个叫法是“buccellarii”，其词源被认为是“bucella”，意思是“饼干”或“条块”，所以其实就是“吃面包的人”——它起初显然是诨名，后来失去了这层特殊含义，变成了通用口语的一部分，这是常发生的事。《尤里克法典》中出现了这个词和含义。学界已经认定“buccellarii”就是日耳曼人的扈从，并将其视为日耳曼制度渗入罗马制度的表现。希腊作者有时会用“paides”（小伙子）这个表达，一名敏锐的观察者发现，这个词是从日耳曼语里的“Deǵen”翻译过来的。“Paides”与武器意义上的“Deǵen”（刀剑）没有关系，或者与“ǵedeihen”（蓬勃成长）的词根有关，或者按照一种新的说法，与希腊语词“teknon”（孩子）的词根有关，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它的意思都是“刚刚成年的人”或者“青年人”。这种形态无疑与古代的扈从制有一定的关联，但关系还是很远的。古代实指意义上的扈从与主人的私人关系要亲密得多，扈从与主人同桌吃饭，声誉与主人一同增长，要是主人当了国王，扈从便会出任要职。随着军事扈从群体的扩大，其成员也下降到了普通士兵（Krieǵsknecht）的层次，他们承担佣兵的职责，而“扈从”的本意，也就是与主人的私交友谊早已不复存在。

尽管如此，每当发现为日耳曼首领服务的buccellarii时，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仍然部分反映了备受尊敬的、忠于主公个人的扈从概念。《尤里克法典》规定，作为自由人，buccellarii有权另择主人，但必须交还从故主处获得的一切。据记载，长期以罗马总督身份管理西哥特王国，后来自称为王的狄乌蒂斯（Theudes）至少有2000名侍从。7当然，这2000人大多是哥特人。据估计，西哥特王国的日耳曼战士总数肯定不会超过2万人。因此，国王一个人手下就有2000人，这种军役形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哥特人之后的法典中不再使用“buccellarii”这个词，但同样的概念由“in patrocinio constitutus”（“被庇护”）来表达。8西哥特人对该现象没有真正的术语，而是用长限定语来代称的做法指向了一个得到历史事件佐证的事实——那就是，西哥特人中间没有发生这一方向中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所有信奉阿里乌斯派的部落中，明确隔离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做法形成了一套简单而运行流畅的军事组织体系。我们大概可以设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情况都相差无几。但法兰克人的情形从最初就不一样。那里从未发生过分地，也不曾试图延续两大人群的隔离，从而维持军事实力。法兰克人没有皈依阿里乌斯派，而是直接加入了大公教会。那么，问题就是法兰克国王是不是一开始就将治下的日耳曼人和罗马人视为一体，从而拓宽了军事组织和兵役的基础。

文献中有篇章表明，法兰克国王有权要求所有臣民服兵役。过去一贯的解读是：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法兰克王国实施了面向所有自由人和半自由人的普遍兵役制。这种解读恰恰证明，只看书本甚至会将真正的大学者引上歧途。市民和农民被认为要以个人身份，自备物资到远方服役几个月时间；按照这种方式，哪怕只在王国的部分地区征兵，每平方千米只征一人，那也是几十万人的大军；最后，这群乌合之众几百年来不习战事，方方面面都不适合当兵打仗——想到这几点，我们不禁会想起薛西斯和大流士·科多曼努斯（Darius Codomannus）的百万大军，许多语文学家还舍不得放手。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地主需要服兵役，那么全民征兵和普遍兵役制的概念就要弱一些了。如果我们排除佃户，那么罗马区就剩不下几个人了，但如果包括佃户——由于罗马区和日耳曼区要分摊负担，所以必须包括佃户——我们可以这样来计算。假设要到比利牛斯山对面作战，于是在塞纳河以南征兵，规定3个农场要出一名战士。征兵区域的面积约为15.2万平方英里（约39.4万平方千米）；因为必须去掉大片森林和山脉，所以按照每22平方英里（约57平方千米）平均只有3个到6个村落，共90个农场来估算，那么就要出30名战士，征兵总数约为21万。如果按每平方千米1人算的话，结果就是整整40万。这还只是局部征兵！然而，据说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会全国征兵，9半自由人和其他依附者也要作为轻步兵参战10，那么数字当然会达到百万以上。

显然，我们必须去寻找完全不同的依据。在法兰克王国，全体臣民均有义务为领主服兵役的重要性与罗马人那里并无不同：在罗马，这种形式的兵役也从未完全消失。就连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都曾发布紧急征兵令，要求臣民起来反抗汪达尔人；罗马市民也帮助过贝利撒留守城。与罗马人一样，日耳曼国王大概也会在一定地区征召平常不习兵事的居民。例如，有文献记载勃艮第国王贡达巴德在一次与西哥特人的战争中（大概发生于507年），命令罗马人夷平了利穆赞（Limousin）地区的一座要塞，该罗马人也就是一支从附近勃艮第边境地带征召的民兵。11

托提拉也曾做过同样的事。他从周边地区征召农夫去完成一项他认为用不着哥特人出手的任务，只分配了极少数哥特人随行。12

尽管如此，真正的军队还是由战士阶层的高素质军人组成的，法兰克人的情况也不会有任何差别。

法兰克王国是由日耳曼区和罗马区组成的。先看罗马区。在这里，我们会马上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与更南边的各部落不同，法兰克人没有对罗马人实行分地，那么，从这个事实中能得出什么结论？

我们已经对勃艮第人、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定居过程做了如下解释：个人以小群体的形式被授予农庄，但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日耳曼首领和上层人士占据了罗马大地主阶层的位置。由于这个新的特点，日耳曼下层贵族和伯爵现在要为部落同胞和战友们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或者通过古代氏族的余热，或者直接招揽其为自己服务。即便法兰克人没有分地，情况应该也是相当类似的。克洛维认为没有必要划分田土，因为部落的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外迁，还留在老家。他只需要给每名伯爵分配一定数目的战士；鉴于战士的数目很小，伯爵很容易将他们安置在过去属于皇帝的田地、城堡和农庄，或者其他公有产业或没收的私产上。

因此，法兰克人的定居过程和其他部落的真正区别在于，前者没有首先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日耳曼大地主阶层，定居力量要薄弱得多，古代氏族单位的衰落速度甚至还要更快。在各个伯爵领内，战士群体的生活方式类似于兄弟会，听从伯爵的指挥，主要由法兰克人组成。作为职业军人，他们不曾停止培养自身的身心军事素质。不过，罗马化的非罗马人（Romanics）并非不可能被这种兄弟会接纳。13尚武精神在凯尔特各部中间尚未完全消亡，不时会有个别天生具备英雄精神和勇士气概的人出现。14总而言之，罗马化的地区不再有能力抵挡几千名日耳曼人的入侵，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勇敢的个人。受日耳曼国王之名分管四方的伯爵们不仅有日耳曼人，也有为国王效劳的罗马化民族上层。15

日耳曼战士并不反对受其指挥；毕竟，他们早就习惯了在罗马人领导下作战。伯爵——不管是日耳曼人，还是罗马化部族的人——可能将罗马化部族纳入麾下，如果他们能够以行动让战友们放心，相信他们的勇气、控御马匹和运用兵器的能力不亚于其他人。16日耳曼人定居在田地上，他们不是在营寨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是生活在平民中间，于是变成了日耳曼-古罗马战士阶层。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奴隶进入了这个阶层。17在这个意义上，对伯爵来说，一名勇气和能力取得了伯爵信任、为伯爵服务的奴隶比自由人的价值还要大，也就是说，奴隶完全依赖于他的意志，永远不能离开他。如果他还具有其他必要素质的话，那么一旦他被战士群体接纳，他就会彻底浸润该阶层的精神。18

对于法兰克人，我们没有直接的、完全可靠的证据表明有相当数量的自由人战士具有人身依附性，就像西哥特人的“buccellarii”那样。但接下来会看到，我们可以推导出证明事实确实如此的证据，尽管在初期，由于法兰克君主依然强势，这种私人关系并未在政治和法律上巩固下来。

墨洛温王朝军事体系的基础是，国王按照需要通过官员征召战士阶层的男丁，如不奉召则为罪犯。文献中提到“leudes”（人）时就是指这个战士阶层；还有一个同义词是“fideles”，即忠诚者。上述含义甚至会把王室宫廷和官员也包含在内，有时无疑也会泛化到所有人。尤其是在法兰克王国境内的纯日耳曼地区，战士和其他人的阶层差别自然是慢慢才逐渐引起注意的。

我们发现，与狄奥多里克统治的哥特王国一样，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国存在一个有义务响应国王征兵令的职业军人阶层。不过，两者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在意大利，这些职业军人是哥特人，完全过着自己的生活，不与罗马人通婚；在这里，谁是战士，谁不是战士是没有疑问的。而在法兰克王国，无论罗马区，还是日耳曼区都不是这样。前者有属于战士阶层的罗马人；再或者，征兵仅适用于全体男性人口的一小部分。因此，战士阶层在东哥特王国是天生的，而在法兰克王国则必须结合受国王之命统治地方的伯爵具有的公权力，如此方可理解。在罗马区，如果伯爵觉得罗马人有能力，也可以将其纳为战士；在日耳曼区，伯爵的征兵数以其供给能力和认为必要的程度为限。

现代学界很难辨清墨洛温王朝的军事体系。一会儿好像有扈从，一会儿又好像真正实施了普遍兵役制，一会儿是有产者都需要服兵役，一会儿又只有领受王恩的人才需要。难点在于，从社会、政治和管理角度来看，法兰克战士阶层的状况都太不确定了。当代著名学者保罗·罗斯（Paul Roth）曾指出，“leudes”一词在博闻强识的墨洛温王朝编年史家、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撰写的重要文献中只出现了三次。他总结道，如果它是表示战士阶层的术语的话，那么它在这样一位作者的著作中肯定出现得会频繁得多。这个观察不仅正确，也符合心理学。但如我们所见，“leudes”这个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战士阶层是存在的，但还没有一个明确定义的词对应它。此处并无矛盾，因为“阶层”本身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一方面，它与官员、伯爵和其他阶层有关联；另一方面，它与服兵役的人有关联；最后，在纯日耳曼地区，它还与全体自由民有关联。

历史学界有时好像在绕圈圈。学者们一度拒绝相信举族迁徙，认为占据罗马省份的队伍只是独立军阀的大批扈从。文献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确实是整个部族在迁徙，他们抛弃了故土，要寻找新的家园。但是，我们现在确定迁徙人数是相当少的，也意识到上百万人大迁徙只是传说，于是提出了一幅从客观层面看更类似于早先观念的图景，尽管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并不是如此。

“leudes”，法兰克王国的战士阶层曾被认为是扈从。我们要再次指出，作为一种法律形式，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征兵令是国王向臣民，而非向扈从、持有王室土地的人或有产者发出的。但从数目来看，征召实际指向的臣民只在相当局限的战士阶层，这个群体可以被认为类似于大批扈从。

因此，学术界不是绕了一个圈，而是螺旋式上升。尽管近年来的成果绕回了更接近旧观点的位置，但同时使其更进一步，从而超越了先前的认识。

2　战术变化

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在世界军事史的所有时期，一个国家的军制与战术总是有着至为紧密的关联。

重装步兵方阵在马其顿国王和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官员手下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而后者转向大队战术与制度变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日耳曼百户的作战方式与罗马大队不同，这是符合其本性的。

当日耳曼人的全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条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时，他们有没有可能保留当年在原始森林中形成的作战方法？或者说，怎样的新形态会就此发展出来呢？

古代日耳曼人被誉为步骑皆精，一个部族的骑兵可能更优秀，另一个部族可能以步兵闻名。阿里奥维斯塔的强悍在于步兵与骑兵混编的“双卒”。在高卢战争最关键的第七年，恺撒用招揽来的日耳曼骑兵加强己方部队，并在其帮助下击败了维钦托利。同一批骑兵在法萨卢斯会战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内战的其他决定性战斗中无疑也是如此。卡拉卡拉皇帝在位的213年，阿勒曼尼人第一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以骑战精熟闻名（“ǵentem populosam, ex equo mirifice puǵnantem”：“一个人数众多、擅长马上作战的民族”）。1事实上，他们在斯特拉斯堡会战中就是凭骑兵取胜的。类似地，日耳曼人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占据上风也是因为骑兵。生活于西哥特人治下的西班牙人伊西多尔（Isidorus）说，西哥特人尽管是优秀的步兵，但尤其擅长在马上投掷标枪。维蒂吉斯称赞勃艮第人和图林根人（Thuringians）的马匹耐力强（“injuriae tolerantes”）。2普罗柯比用平淡的语气说，汪达尔人还没有学会步战，全部是骑兵。（“他们或者是标枪手，或者是弓箭手，不知道如何作为步兵参战。相反，他们全都是骑兵，主要是持矛刺人，兼用刀剑。”*）3查士丁尼用汪达尔人战俘编成了5个骑兵团（“他建立了5个kataloǵoi*”），派他们去东线戍守。4甚至早在200年前（约270年），另一位希腊作者德克西普斯（Dexippus）就提到过汪达尔人，说他们是一个主要由骑手组成的民族。5我们还发现东哥特人偏爱骑马作战，不用弓箭，用刀剑枪矛，而且人马俱甲。6

法兰克人也是优秀的骑手。当年普鲁塔克（《奥托传》第12章）和迪奥·卡西乌斯（55.24）就提到过后世法兰克人的一个重要族群——巴达维亚人，说他们是特别优秀的骑兵（“日耳曼人中最好的骑手*”“他们最擅长骑马*”）。《百官志》将巴达维亚人和法兰克人列为骑兵；坎宁尼法提斯人（也是后世法兰克人的一个族群）中的一支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7在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著作中，他们经常以骑手的形象出现。8但是，当他们在哥特战争期间入侵意大利时（539年和552年），则以步兵为主，只有国王的护卫骑马。9

我们发现，当时的拜占庭军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分兵种；步兵和骑兵，劈砍武器、戳刺武器和弓箭全都混编在一起。甲骑也带弓箭，也会徒步作战。换言之，真正的战士就是骑兵，步兵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在开阔地带，孤立的步弓箭手无法抵挡骑兵。但在有己方骑兵掩护，或运用工事或天然屏障的情况下，步弓手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对骑兵也是一样。当时——首先是在乌尔比西乌斯（Urbicius）的著作中10——出现了一种在后世付诸实践的思想，那就是用可移动的障碍物“拒马”保护弓箭手免遭骑兵冲击，但弓箭手一直只是辅助兵种，骑兵更受重视。

使用近战武器的步兵不单纯是个人勇气和技艺的问题，而主要在于他所属的战术单元。配合骑兵与射手，战术单元无疑也能发挥作用，但除了单元以外，单兵同样是重要的。不作为有效战术单元一分子的近战步兵价值很小。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4.13）时就懂得：“没有战术阵形的重步兵是无用的，由于古人尚无此种见识和技能，主力兵种还是骑兵。”腓特烈在1758年的《战术沉思录》中用相近的语言写道：“步兵必须作为有序的群体才有力量，一旦阵形松动崩溃，一小支骑兵趁步兵混乱的机会扑上来就足以将其消灭。”11（“que l’infanterie n’a de force que tant qu’elle est tassée et en ordre, et que lorsqu’elle est séparée et presque éparpillée, un faible corps de cavalerie qui tombe sur elle dans ce moment de dérangement, suffirait pour la détruire”）12罗马军团正是这种密集阵形的步兵，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会被骑兵冲垮。

贝利撒留有一次对部下说，波斯步兵是由贫困的农民组成的，带上阵是为了拆城墙、抢死人的财物、为士兵服务。13实际情况肯定没有这么糟糕，罗马步兵的地位与之相比可能也要高一些。但总体来说，查士丁尼和库思劳的军队是很类似的，对波斯步兵的评判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步兵在罗马人中间的名声。

我们在前面已经确信，日耳曼人军事力量的根基不只是个体的蛮勇，同等地还有百户长领导下的氏族凝聚力。日耳曼人发动进攻时会组成大型的楔形阵形，或者叫野猪头阵形。尽管我们在日耳曼人中间找不到多少真正的军纪观念，但氏族天然的凝聚力仍然赋予其在文明民族中间要由纪律提供的东西，那就是战术单元，合众卒于一志。氏族组织随着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混居而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了。

从一开始，在各个新王国定居的人就分为两类。一类脱离了旧的氏族单位，直接为国王或国王手下的伯爵服务。他们吃住都在王宫内或王宫附近，有的人根本没有家，其他人和家属会分到一小块地。另一类继续在氏族单位中生活，数目估计是大不如前。第一类人无疑主要生活在城市中；第二类人在乡间，或者由分地形成的大地主领导，或者连这样的领导都没有。过去，氏族的男丁数鲜有不满百者，多达数百也是常识，现在则分裂成了规模小得多的群伙，彼此不再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也不再能养成一体的精神。14乃至宫里的人和伯爵直属的人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将其群体聚拢的焦点。甚至仍然生活在乡间的氏族领袖与氏族成员的关系都彻底变样了。旧的百户长和同胞们生活在一起，在村社生活中自然形成了权威。新的地主则变成了贵族老爷，生活方式与同族的普通乡民越来越不一样。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会组成传统的楔形阵，那么他们当年的凝聚力和价值观已经不在了。

保存原来的战术单元，或者通过操练等权宜手段使之重建是不可能的。它的先决条件已经丧失了。日耳曼国王和手下的伯爵对同族行使的权威与旧百户长的权威不是一类事物。

甚至物理层面的先决条件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过着联系紧密的共同生活。一个罗马化地区的伯爵领生活着几百个战士阶层的人——哥特人、勃艮第人或法兰克人——他们无疑能够通过不断操练兵器来维持武艺，但不能靠建立操练纪律。后面讲到战术单元重建时期时，我们还会解释这一点。但在我们要进入的时代，军事效能的这一极——罗马军团的价值主要就是基于它——逐渐消散乃至于几乎彻底不见，而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到了另一极上，也就是个人勇气和单兵武技。

过去使用夫拉矛、战斧、标枪（anǵo）15或其他各人喜好的近战武器的楔形阵还是能够由相对有效的步弓手所替代的。我们发现，拜占庭人那里实际就是这样。但尽管拜占庭军队主要由日耳曼人构成，但其对弓箭的偏爱必然要归因于统帅。文献中特别记载，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这些独立的日耳曼部族虽然不是不熟习远射武器，但还是更喜欢刀剑枪矛。法兰克人也是如此，很少有提到他们射箭的。

步兵的衰弱促进了骑兵的成长，因为衰弱的不是勇气，不是运用兵器的能力，也不是尚武精神，而只是步兵这一个兵种，当时的情况也对步兵不利。对现实缺少了解的维蒂吉斯（3.26）都评论道，他那个时代的骑兵再没有什么好希求的了。

对于定居在罗马人中间的日耳曼人来说，骑兵必然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兵种，而且不仅仅是狭义的骑兵。他们骑着战马进入战场，既要懂得如何驾驭马匹，在马背上作战，也要在情势需要时下马步战。他们与其说是骑兵，不如说是骑马的战士；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是骑兵，是因为他们能做一切与骑马状态有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军队不能组建战术单元的时代。整个军事体系的基础都是单兵，是个人。一个只能用近战武器步行作战的人，如果他不属于战术单元的一分子，威力就很小；步弓手则只能起辅助作用。作为单兵，骑马作战的人比两者都要优越。

上述关系一旦发挥作用，再加上自然的动力，发展势头便愈演愈烈。最优秀的人争当骑兵，国王也不再关心传统意义上的步兵了。

经济因素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意大利和高卢自3世纪以来衰退严重，尽管日耳曼人一再入侵罗马行省，烧杀抢掠，肆虐横行，但两地的人口肯定不会比罗马世界帝国初建时更稀少，甚至可能会更稠密，农业也更发达。当年，恺撒和三头联盟能率领六七万人纵横乡野，但那要有强大财源和后勤组织保障方才可行。如今世道已经退回到了以物易物，日耳曼国王也没有罗马掌握的行政机关。战士不是集合为军团，而是分布于全境，以便就食。大部队作战已经很难成事了，但喂饱一名最优秀的战士并不比喂饱一名平庸的战士更难。论打仗这门手艺，骑兵远胜于步兵。从一片区域集合几百名勉强堪用的步兵从来不是难事，但召集几百名真正合格的骑兵配上合格的战马，哪怕只是50人到100人，那都是很难的。对国王来说，最有用处的伯爵是带来的战士最精，而非最多的那一个。骑兵在每一个方面都优越于步兵，如果马匹数目不太大，他们可以就地自给，而且骑兵在必要时总可以下马作战。

早在恺撒时期，骑兵就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中坚力量依然是军团，也就是装备近战武器的重甲步兵。骑兵在恺撒军中的比例大概在5%到20%之间浮动。16而在日耳曼-古罗马国家中，骑兵完全占据了上风，但这些骑兵与恺撒的骑兵不完全一样。查士丁尼的军队也是同样：作为特定兵种的步兵消失了。法兰克人或哥特人的骑手与其说是骑兵，不如说是骑马的战士。他们下马步战也不会觉得脱离本职。识别特征只有一个：每名战士都必须是武器运用精熟，身体强健的勇士。

本篇曾对法兰克人和其他民族定居过程的差别作了观察：法兰克人没有参与分地。现在，我们再次认清这一区别的现实意义其实并不大。各地的征兵不取决于可用男丁的数量，而取决于作战时能不能供应上装备和给养，他们能不能派上用场。另外，定居罗马行省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是非常少的。因此，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之所以索取私有土地，必然是因为他们最初占据的地域很小；汪达尔人则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的原因，有意识地将定居位置局限于庞大王国中的一个省份。同样的原因或许也适用于奥多亚塞和东哥特人；我们至少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哥特人很少。当法兰克人在克洛维领导下建立了庞大的王国时，大部分法兰克人还留在一贯生活的故地，或者前几代人夺取的土地上——罗马人要么被全部赶走，要么降服。在克洛维安排伯爵管辖的罗马区，皇室领地、村社公产和没收的罗马富人土地足以供养国王分配给每名伯爵的一小批人。

与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一样，法兰克人的军队规模也很小。从纯粹的日耳曼区召集规模大得多的军队不难，但除非完全抛弃有秩序的组织，彻底摧毁当地的农业，否则就供养不起。他们只能以中等规模的单位进行远距离战略机动，而且问题不在于适合服役的男子总数有多少，而在于能运用自如的规模有多大。这就是狄奥多里克大帝一直对法兰克诸王——克洛维及其子嗣——占据优势的原因。克洛维当然有更多的战士，但东哥特人哪怕分散到了被打下来的意大利各地，却仍然能组成一支保持了机动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可以遵从国王和统帅的意志，利用富饶乡土的资源转移到任何需要的地方，然后集合作战。

我们再来捋一遍主题转换的线索：优势骑兵、突出单兵、战术单位衰落，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军队的小型化。但如果我们首先知道，在那个时代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是少数勇士组成的单位，那么克洛维只需要在他征服的广大罗马化地区安置极少数的法兰克人，继而完全用不着实施分地，其原因也就清楚了。

由于氏族解体且战士散居于广大地域，传统楔形阵的凝聚力不如以往，其价值也减小并最终消失了，但单兵的勇气或武艺并没有受损。既然现在只剩下个人勇武这个因素，于是出现了一种最有利于个人发挥的战斗方式，也就是既骑马作战，又不放弃在形势需要时下马步战的能力。

兵力、编制、战术是相互影响，相互约束的。通过确定民族大迁徙时期和东哥特军队的规模有多小，我们简洁得出了衡量法兰克军队的标准：他们的军队规模肯定也很小。这就意味着军队是由精锐兵士组成的，从而为骑士军制和战术作好了铺垫。

3　初期日耳曼-古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

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没有延续很久。盖塞里克的王国成了东罗马帝国第一波攻击的牺牲品，而狄奥多里克的继承者们至少战斗了18年，因为汪达尔人在新环境生活的时间要比东哥特人长半个世纪，将北方的强盛军力暴露在文明的骄阳下。同样受到严重威胁的西哥特人之所以最终渡过危机，保住了王国和独立，主要是因为其地理位置，而非内在的实力更强。但150年之后，当一个新的劲敌——伊斯兰教徒——来到时，西哥特人被一举击溃，迅速土崩瓦解。

通过文献，我们得以窥见其军事组织的衰败，但我们在那里发现的情况不一定仅限于西哥特人。所有日耳曼-古罗马国家都会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走上这条共同的发展道路，尽管有些国家早在这之前就崩溃了，硕果仅存的法兰克王国则形成了另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

解体迹象在定居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过。散布于辽阔国土的哥特人不能集合起来服兵役。国王、公爵和伯爵、大地主，最后连上层神职人员都有了自己的私兵，buccellarii。在一段时间内，面向哥特人全体的征兵和统治阶层的私人佣兵两者是并存的。但是，从过去的千户长（thiufadus）如今属于下层人，履职不力可处以体罚的事实来看，前者如今已经沉沦到了极点。许多哥特人失去了好战的天性；另一方面，罗马人——他们中本就一直有天性适合从军的人——进入了军队。

我们从日耳曼-古罗马体系崩溃前夕的改革尝试知晓了上述发展过程，而这些尝试也导致了万巴（Wamba，672年至680年在位）和埃维希（Erwig，680年至687年在位）两位国王制定了流传至今的法律。

万巴法写于673年，开头是一段动情的控诉，说在一次敌军的袭击中，许多男人逃避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没有人去帮助自己的同胞。但从那以后，全体男丁——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普通教徒——在接到征兵令后，都必须去援救150千米范围内的遇事同胞（virtus）。不从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流放、蒙受耻辱、赔偿损失、没收财产。

埃维希法写于681年，开篇同样是抱怨国民宁愿当富翁，不想当健儿，关心财产多于操练兵器，以为自己不用打胜仗也能享受劳动的果实。因此，这部法律旨在要求坐享富贵却无所作为之人承担义务，还要求每个人必须随时随地响应征兵。贵人不从者将由国王判决，家产抄没，本人流放。自千户长以下的平民不从者则处以鞭刑二百，剃光头发以示耻辱，并缴纳1磅黄金的罚金，无钱者贬为奴隶。应征者不仅要本人前来，还要带上十分之一的兵员，且要装备齐全。1如发现带来的人数不足十分之一，则须将缺额交给国王，国王则可任意下赐。该法专门说明处罚手段同样适用于王室官员，收受贿赂者也要受罚。

两部法律都规定病重者无须服役；病情应有适当的证人查验，如果主人确实不能动身，仍需派遣部曲。后一部法律有一条无疑是后加上的补充条款，规定病情必须由一名教区主教查验后宣誓属实，否则不采信。

两部法律最重要的区别是，前一部只涉及保卫国家的情况，不管是抵御外敌和镇压叛乱。后一部比前一部更温和，去掉了羞辱性的惩罚和对目击证人的限制，但不仅涉及和规定了直接保家卫国的情况，而且将征兵整体包括在内。

达恩认为这两部法律是真正的军队改革，其最重要的特征除了更严厉的惩罚和管控以外，还将兵役范围拓展到了奴隶。2从字面来看，这是正确的；但从现实来看，杂乱无章地将兵役拓展到无数民众身上标志着法律的破产。

有时，法条的措辞好像适用于全民，这种解读必然意味着要集结庞大的人群。但再看法律中关于随征人员及部曲的规定，这又显示立法者考虑的根本不是大众，而主要是大地主。法律规定，凡是上战场的人——不论是公爵、伯爵还是国王的扈从（ǵarding），是哥特人还是罗马人，是自由民、释奴还是王室仆从——都要带上十分之一的部曲。如果他们以前只是依赖本族人的一部分打仗的话，现在要那么多武装部曲做什么？兵役拓展到神职人员这一条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或许不需要亲自去打仗，而只需要提供兵员。

当时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原先的哥特战士阶层在250年的时间里变得文明了，失去了尚武的秉性。在文明的氛围下，他们的好战本性与凶蛮气质一同消弭了。

战士阶层尚存的思想仍然存在于人的理念之中，但现实中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战士阶层逐渐被大地主阶层取代了，每个大地主都有一批武装人员。在表面上和字面上，立法者是在号召既不愿意打仗也不会打仗的老百姓，其实是在呼吁贵族配合。战场上绝不可能维持乌合之众的秩序纪律。立法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年的哥特战士已经消亡了，个体市民或农民也不可能突然间被拉到远方的战场上，于是要教会和世俗两界的大领主出人，带上部曲出征。这些大地主至少能够为手下提供装备和给养，但由其支配的部曲仆役仍然不是精锐的战士。即便我们可以设想法律得到了严格的实施，官员也很得力，确实集结起了一大群人并配备了充足的武器辎重，但他们还是缺了最重要的东西：确保军事素养。

一个事实明显露了怯：面对有效编制和实用军制的缺失，这两部法律企图用爱国情怀、道义大言和更严厉的刑罚来替代，而刑法的效力必然不彰，因为条文的严厉恰恰表明其不可能被实施。

当然，尚武精神在菲列迪根和阿拉里克的孙辈中间并未完全泯灭，就像在罗马化民族中那样。实际上，内外战争依然频繁。酋长的私人武装随从（buccellarii）肯定还存在着，但真正高效有力的军队组织已经没有了。

难怪上述法律颁布30年后，正如当年的汪达尔王国一样，西哥特王国也被一举击溃。

4　封建制度的起源

法兰克王国与其他所有日耳曼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王权强大得多。克洛维、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最野蛮的暴君。尽管日耳曼人的自由意识和顽强精神有反对暴政的倾向，但这种反抗并不针对国王，也不追求推翻王朝，而只是试图在制度内部限制王权。与布伦希尔达（Brunhilda）和芙蕾德贡达（Fredegunda）两位王后的名字关联的那场大冲突其实是王权与贵族的冲突，只不过表现为王室内斗而已。在西班牙，贵族和教会让王权极度依赖他们，以至于他们会自己登上王座；王位不再是世袭传承了。墨洛温王朝创立了国家，独自让原本天差地别的两大地域和人群——日耳曼和罗马——合为一体；尽管不时有摄政擅权之事，但王朝还是延续了下来。权力与权力对抗，这种内斗对军事体系是有利的。

起初，法兰克王国不存在公认的贵族。当克洛维任命伯爵们管辖征服的地域时（伯爵的主体大概来自向他本人效忠的扈从，也就是antrustiones），他们是他的下属，以国王的名义指挥分配的人民（leudes）。但克洛维百年之后，克洛塔尔二世（Chlotar II）在《巴黎敕令》（614年）——这是第一部可以称之为“大宪章”的文献——中对法兰克贵族做了多项承诺，其中之一是某地的伯爵人选只会出自当地的大地主。1敕令是为了报答伯爵们在王室内斗中站队和决定性支持，以及允许芙蕾德贡达之子将老太后布伦希尔达用野马活活拖死的判决。[52]西哥特的国王要么被杀死，要么被废黜，然后另选新王；法兰克国王则权力受到约束。

在这一时期，大地主阶层在法兰克王国发展了起来，他们的态度向背决定了内战的胜负，他们也希望与国王同掌大权。文献没有直接说明他们的起源，但我们可以这样回溯到他们的发轫：在罗马区，他们是罗马元老阶层的延续，后者有一部分通过与日耳曼人联姻而日耳曼化了，因为许多罗马显贵都进入教会任职，于是产业就由日耳曼人继承了，另一部分是通过将没收的财产转交给日耳曼人。此外，国王还会赐予忠实的随从——主要是他的伯爵们——大片公有土地，伯爵们又利用权力扩大了自己的产业。在早期的勃艮第王国和西哥特王国，日耳曼大地主是通过与罗马人分地形成的。在日耳曼区，法兰克人起初还不愿接受从属地位，那里的大地主阶层大概主要是因为仍然与日耳曼人共居的罗马佃农成了日耳曼人的农奴。国王恩赏也增加了奴隶的数目，但由于缺少可转赠的奴隶，该因素在此处不会很重要。

如果大地主阶层的势力大到足以左右王位强力竞争者之间的内战结果，并逼迫国王颁布《巴黎敕令》，那么他们手里肯定有士兵。毫无疑问，当这些大地主担任伯爵时，产业就是属于他们的；事实上，他们的产业正是源于伯爵的官位。换句话说，克洛维任命的伯爵和分给他们调配的战士已经成了自掌兵权的大地主。起初为国王服务的战士，或者说这些战士中的一大部分都变成了私兵。

机缘巧合之下，《尤里克国王法典》的部分条文在巴黎的一张重写羊皮纸上流传了下来，从而正面证明早在5世纪的时候，私兵（buccellarii）就存在于西哥特人中间。我们还看见由于现实目的，西哥特王国的军事体系后来怎么演变成了杂乱无章地征募大地主手下的武装仆从。关于法兰克人，我们直到《巴黎敕令》才有了完全可靠的正面证据，那时已经接近7世纪中期了。但《巴黎敕令》本身足以证明私兵之前就存在于法兰克王国，而且是大面积地存在。事实上，从私兵取得的成就和功绩判断，我们必须假定法兰克王国的私兵化比西哥特王国深入得多且更加活跃。

保罗·罗斯为澄清那段艰难时局而用功甚勤，他曾表达过一个观点：经常与墨洛温王朝的贵族相伴出现，被称为“小伙子”（pueri）的随从是奴隶。2当然，他们有几次进行的活动确实会让我们得出他们不过是仆役，因此很可能是奴隶或农奴身份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词只能指称没有自由的人。在这一点上，罗斯是因为他问的问题过于狭隘而被误导了，他的问题是：奴隶还是侍卫？在他看来，侍卫的地位很高。但在西哥特人中，我们发现侍从和没有自由的人之间还有普通士兵，也就是buccellarii，他们处于依附地位，但仍然是自由的。我相信下述假设并非过于大胆：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著作和墨洛温时期的其他作品中的“pueri”与阿加西亚斯笔下的“paides”是一回事——也就是日耳曼语里的“Degen”。他们的社会地位太低，以至于同样的称呼也可用于没有自由的人，但在法律上，他们属于自由人，依附和服从主人只是出于自由意志。当然，即便是1000年后，Knecht（仆从）也用来表示普通士兵这样的服役者（Krieǵsknecht）；作为自由的佣兵，他们可以随意选择服务对象。墨洛温王朝的伯爵和公爵对身边私兵的要求是最勇猛的人，明明有最勇猛、最有力的自由人可以用，他们怎么会专门从不自由的人中选拔？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凡是想在身边聚集无畏勇士的人，很少能在奴隶中找到合适的人选。即便文献里没有完全正面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6世纪的法兰克贵族身边有没有“自由人士兵”（freie Degen），但是我们毕竟没有任何反面的证据。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法兰克伯爵——他们身边有武装随从，同胞中又有合适的随从人选——不会让纯粹的奴隶当侍卫。之所以从政治-法律角度出发，上述情况乍看起来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只是因为这是纯粹的私人关系，与国王的君主权利和臣民的义务并不矛盾。

除了puerii（小伙子）以外，我们发现为法兰克贵族服务的人还有amici（朋友）、pares（同侪）、gasindi（武装随从）和satellites（副手）。这些名目的指称对象也存在疑点，并非一目了然。即便自由人中的某些人确实成问题，但正如罗斯认为的那样（第157页），我们在该群体的成员中仍然有可能找到门客（clientela）性质的庇护关系。现在确定了法兰克贵族的随从中必然有自由人身份的战士之后，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名称指的也是武装随从，其社会地位多少比pueri高一些（当然，因为它们不是专业术语，所以并非全部，而只是部分如此）。3

如果日耳曼国王——不管是克洛维还是狄奥多里克——让伯爵去管辖王国各处的话，那么伯爵自然不仅会从老百姓里找仆役和粗汉，他们会选一些经过历练的、靠得住的伙伴，并按照日耳曼民族的习俗，要求其发誓效忠于自己。

按照日耳曼人的法律观，自由人无疑可以让自己从属于另一个人，作为其忠实的扈从。对古代日耳曼人来说，只有君王才允许有扈从的政治思想是陌生的。当然，从现实角度看，只有地位崇高、极其富有的人才能有自己的扈从；毕竟，扈从要和主人一起吃饭，主人必须供养扈从。现在，一批大地主和伯爵就处于这样的地位。于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认定文献里的“amici”“pares”和“gasindi”都是伯爵或其他显贵的侍从。即便这种关系最初没有得到公开和法律的承认，但激发它的精神与古代扈从制度是一样的。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群体规模太大了，不能强行塞到先前的那种扈从概念里。我们不知道过去那种扈从效忠义务的形态是不是同样适用于后来的这些关系。如果适用的话，它的扩大化必然与某些变化有关联，于是“到底是不是扈从”的疑问自然就会提出来。对此，我们这样回答就够了：有一部分战士或多或少地按照古代君王扈从的形式，自行向不是君王的人效忠。

从文献来看，这种战士从7世纪中期之后就存在了。但我们已经看到，从常识道理和《巴黎敕令》来看，这种形态显然早就出现了。

“附庸”（vassal）已经成了表达并非由国家当局征召，而是通过一种特殊义务关系从军者的术语。它起源于凯尔特语，本义是“人”，因此和拉丁语文献中的“homo”和日耳曼语文献中的“leudes”是一回事。这个源于凯尔特语的词只是出于偶然被用于特指。

在最古老的文献中，“vassus”的词义与今天不同，指的是没有自由的仆役。vassal是经历了某种演变的过程才有了后来的、我们现在接受的意思；当然，其他地方也观察到了这个过程。最早发现“自由人战士”这个含义是在巴伐利亚。对巴伐利亚人来说，“vassal”是一个外来词，其实指的并不是没有自由的人，它也可以用在显贵头上。在查理曼时期，它带着新的含义传回了莱茵河对岸。4

为用词简明起见，我们之后会用“征士”（leudes）指代直接受墨洛温诸王征召的战士阶层，用“附庸”（vassals）指代由大地主征募、先前被西哥特人称作“家丁”（buccellarii）的军人阶层。文献中没有严格区分两种用法。直到8世纪下半叶的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时期，“vassus”在今天的含义，即从属于他人的自由人，才得到广泛使用。但在文献中，leudes并不仅限于国王手下的士兵，也包括贵族的士兵，而且这个词直到8世纪才消失。5两者以外还有“amici”、“ǵasindi”、“inǵenui in obsequio”（效忠的自由人）、“pueri”、“satellites”等词。因此，我对这两个词的区分——将“vassal”的使用时期向前推，并限定“leudes”的含义，只能将其理解为缩略语。

附庸的主人被称作“senior”，本意是上级。法语里的“seiǵneur”（领主）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我们从文献中不能直接确定附庸招揽的数目从何时起开始扩张。起初，这个群体当然是很小的。但从《巴黎敕令》来看，到了以布伦希尔达王后被处死（613年）告终的内战时期，决定战斗结果的无疑就不再是伯爵手下的旧征士，而是附庸了。何以如此？

我们已经根据当时的战术得出结论，那个时代的特征所需要和产生的是精锐武士。在日耳曼-古罗马诸国的普遍条件下，只有这种武士才能发展起来；事实上，只有它才能生存下来。

清晰地认识这一点极为重要。举个例子，强如墨洛温王朝也不能恢复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军制。不识字的新君主不能利用手中的财源建立官僚体制，法兰克人不会严守军纪，一片实行以物易物的地区也不能通过税收供养纪律严明的军队。普遍征召不习兵事的壮丁毫无用处。这种社会只能有专门武士阶层这一种军制，而且在大国中，它不可能是官僚制的，而必然是封建制的。

领主带着他自己的士兵，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上阵，军资是他自己的，武器是他自己的，战马也是他自己的。他必然与朝廷派遣到地方，管辖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利用公共资源为士兵提供装备的伯爵完全不同。后者即便志虑忠纯，战斗力也比不上前者；如果连志虑忠纯都做不到，而是心怀私欲，那就更不会尽心训练士卒，养护马匹和兵器了，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支出，却仍然紧紧盯着用度节约，于是，他的部队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笑话。控制是没有用的，因为上面对以物易物和士兵素质的控制只能是蜻蜓点水，或者压根管不了。视察能够起到整顿训练和税收的效果，而且部队上战场时，一切都要服从于军政和军令。但无论法兰克人的军队在克洛维后嗣手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一支完全依赖个人勇武和自带装备的部队在开战后的战斗力仍然是无法保证的。在组织管理手段方面，拜占庭帝国远胜于墨洛温王朝。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连拜占庭也诉诸于依靠佣兵队长提供兵力的权宜之计。率领附庸上阵的法兰克大地主就是一种佣兵队长，不妨说是终身佣兵队长。不仅在战时，他在平时也要供养士兵和维持军事组织。

直到这里，上述发展过程与我们在西哥特王国观察到的情况都是如出一辙。但在西哥特王国，家丁最终没有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新式军事组织。只有法兰克王国通过加入一个维持附庸体制、迫使战士保持职业素养的新元素而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新元素就是分封土地制度。

我们之前介绍勃艮第人定居过程时发现，国王赐予的土地尽管是世袭产业，但仍然有某些约束和限制。现在，这些约束和限制成了法律制度的典范和出发点。我们这样说就够了：法兰克人发展出了封地换军役的做法，封地并非封臣的世袭私产，而是要在该领地的新君即位或封臣去世时收回，换言之，分封者或受封者死后，封地会回到分封者或其继嗣手中。如果原来封臣对新君宣誓效忠，继任的封君可以再将封地授予其原来的持有者。如果去世封臣亲属中有人有上阵杀敌和宣誓效忠的能力和意愿，当封臣去世时，封君可以将封地赏赐给去世封臣的家人。如果上述条件没有满足，则封君会收回封地。于是，通过赐予封地的方式，封君既供养了自己的附庸，又没有永远放弃自己的土地。封君让手下们居住在他的产业上，其自然也就依赖于他，并且不只是一代而终，而是世代延续。

附庸制和封建制是两个政治制度，不一定彼此伴随。附庸不一定有封地，有封地的也不一定是附庸。在世界历史上，重要的是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它们共同构成了封建制度。

我们可以假设，由于分统国土的多名墨洛温诸王之间，以及国王与贵族之间冲突不断，所以法兰克王国中一直有一种强烈需要军事实力的意识。随着建国时原有的战士阶层越来越转向务农，当时就产生了一股风潮，要通过附庸来延续或更新战士阶层，并在封君更替或附庸身死时授予土地，从而为附庸制提供一个广阔的、长期的基础。

但是，附庸制与分封制的结合不仅适合地主供养战士，对创建各种类型的大规模组织同样极为有用。豪门巨室——例如丕平家族（Pepins）和阿努尔夫家族（Arnulfs），乃至于两者通过安塞吉塞（Ansegisel）与贝嘉（Begga）联姻达成的联合体——不能直接经营分布在许多区域的产业，我们也看到了领主的监察对基于附庸制的军事体系有多么重要。于是，一种权宜之计就出现了：将大片土地分封出去，前提是大封臣要将封地再分封出去，通过这种方式提供兵员。

为了继续向国王争取权利，大地主们还需要紧密联合。这种联合最明确、最可靠的形式就是附庸向封君宣誓效忠。事实上还不止如此：地主会将土地献给领主，然后再由领主封给自己。世袭继承权确实保留了下来，因此缺少封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背叛的情况下，授予的土地仍然有可能被收回。因此，这一法律行为意味着订立附庸效忠的契约。接下来，除了封地以外，封君还会经常用自己的产业下发赏赐。

中世纪最大的地主是教会。于是，当军事实力成为占有土地的一个条件时，教会为了确保自身的权势、安全和广泛的影响力，也不得不分封土地以维持一批附庸。早在6世纪，同为主教的萨隆尼乌斯（Salonius）和萨基塔里乌斯（Sagittarius）兄弟就曾率军上阵并亲自参战；虔诚的图尔主教格雷戈里还对此表示很难过（4.42；5.21）。到了7世纪，主教们有了自己的部队并派他们上阵。从8世纪初期开始，我们发现了亲自统军的主教，这种情况很快成了通则。

关于领主及其附庸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一份偶然保存下来的查理曼动员文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合理的图景。尽管文告的年代是804-811年，大大晚于此处介绍的时期，但类似的文件和命令之前毫无疑问是有过颁布和执行的。我们现在谈的正是封臣动员制度，因此，把它拿到这里来讨论也是可以的。它是发给弗尔拉德院长（Abbot Fulrad）的，此人大概是法国北部圣康坦修道院的院长。6

文告通知院长当年的御前会议将于萨克森东部的博德河畔施塔斯富特（Stassfurt-on-the-Bode），要求院长率领全部装备齐全的武士（hominibus）于6月16日出席，并做好准备从那里向会议决定的任何地点进军。每名骑马武士应配备盾牌一面、长矛一支、长短剑各一把、弓一张及箭只。各种作战所需器具都要装在车上运来：长斧、短斧、钻子、鹤嘴锄、铲子、锄头。粮草要带足施塔斯富特大会后3个月之需，兵器被服要够换半年的。沿途不得扰民，除青饲料、木柴和水以外不得索取。首领应与辎重同行，并有马队纠察不法。

我们要停下片刻，想一想备齐3个月粮草的要求。由于院长到施塔斯富特时要有3个月的粮草，从圣康坦到施塔斯富特又有超过450英里（约724千米）的距离，所以他出发时要带上4个多月的给养。811年的一份法令汇编规定，卢瓦尔河以外的封臣应带足渡过莱茵河后3个月的粮草；莱茵河以内的封臣应带足渡过易北河后3个月的粮草。如果要对西班牙作战，则莱茵河以外和卢瓦尔河以外的封臣分别应带足越过卢瓦尔河和比利牛斯山后3个月的粮草。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封臣出发时应带足4个月的给养。文献中没有明说回程的补给来源。如果作战期间没有缴获大批物资，那么战役时间就不能超过两个月，以便远道而来的部队能靠3个月的粮草回家。

一名现代士兵每天的口粮（忽略掺入土豆或米饭的情况）如下：

如果把咖啡去掉，再考虑到面粉比同等数量的面包轻四分之一，那么一日口粮的重量就在1100克左右。如果用鲜肉的话，要比熏肉重一半左右，所以是375克。一名罗马士兵出征16天会领到大约15千克的面粉。此外，法兰克人还会带上果干、洋葱、芜菁一类的东西，7但法兰克口粮与罗马口粮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习惯食用的肉要多得多，出征时会带上活畜，随杀随吃。除了1000克的面粉和盐以外，罗马士兵还要吃一些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按照1250克来估计其一日份的口粮，那么，日耳曼士兵一日的口粮至少就要有750克，外加鲜肉，4个月大约是90千克。如果再算上每个士兵放在车上的辎重器具，一匹驮马或一头公牛的净载重量为200千克，8再考虑到车夫的伙食，那么一对役畜也就勉强够3个人用。如果弗尔拉德院长有100名战士的话，那就需要大约15辆两对役畜拉的车或30多辆一对役畜拉的车。当然了，这些附庸自己是不用背东西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假定他们经常会带上妻子或儿子同行，不仅是为了心情愉悦，也是为了伤病时照顾自己。院长大人有自己的需求，而他的许多随从肯定也会带上跟班和仆人，于是这支队伍的总人数至少要达到100名战士的两倍。就这还没有算上给日耳曼人解渴的一桶桶酒，所以全队出发时至少要有四五十辆双车和单车。尽管车上的东西会逐渐消耗，行军过程中只有少数会被送回去，因为大队人马要一同征讨远方，路上每天都要争夺草料和工具，所以不断会有替换和备用的需求，更不用说牲畜和工具的战损了。供屠宰的牲畜不会有太多肉，估计200个人一周要杀3只，所以4个月就要50只。

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行军途中还可以补充给养，实际数字是不是要少很多？比如，利用莱茵河及其支流的水道，各大渡口——斯特拉斯堡、美因茨、科隆、杜伊斯堡（Duisburg）——不难建立补给点，因为部队都是从西向东走的。但我们从没听过有这样的事，因为那是中央政府的工作，而携行辎重是各路人马自己的责任。如果弗尔拉德院长想在仓库补给的话，他必须交钱来买，于是就不得不向手下的农民征收高昂的货币税。而农民根本拿不出来，所以院长别无选择，即便要去的地方很远，还是将自己的给养装在自己的大车上运输。9

读者肯定会注意到，我们的估算里不包括马匹的草料。按照现代条令，一匹马一日的配给是5千克到5.65千克燕麦、1.5千克干草、1.75千克稻草。10因此，只算燕麦的话，一匹马6周的食量就超过其运载量了。11出远门时不可能携带骑用马的草料，役畜就更不行了。途中买不到草料，又不能强抢民财，所以牲畜只能纯吃青饲料，体格因而会比较瘦弱。

一个只有100名战士的领主队伍有大概50辆车，当然还要算上每一个战士的骑用马，那么所需的牲畜只数要远远超过总人数，更会大大超过战士人数的两倍。即使我们假设肉畜就来自上路时拉车的牛，因为旅程中车辆会逐渐变空或损坏，上面的那句话无疑仍然是正确的。

在以物易物的时代，远途行军是一项负担沉重的大工程。即便圣康坦修道院很富庶，弗尔拉德院长能为萨克森之行派出的人手大概也远不满百。

现在，我要请读者们最后一次怀着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学究们的看法。他们认为，从图林根到加斯科涅的法兰克伯爵都要率领着辖区内所有的农夫，乃至所有的适役男丁上战场，自备补给和装备，穿梭于国境之间。

法兰克王国由日耳曼区和罗马区组成。当克洛维将这些不同的地域结合成一个王国时，它们的社会结构可谓天差地别：一边是由平等、自由、完全不愿务农的战士组成的氏族，一边是一小撮大地主和广大农奴和市民。只过了短短几代人，两地的社会结构就变成一个样了，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学者们早就应该问一问：为什么生活在罗马区和日耳曼区的法兰克人之间看不到任何重大的区别？我们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在前面就给出了。在内战期间，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被证明是最强的一方。人们容易认为它占据优势是因为它以日耳曼气质为主导，但如果这就是全部答案的话，那么它的优势必然要大得多。那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好好问一问，纽斯特里亚（Neustria）、阿奎塔尼亚（Aquitania）或勃艮第（Burgundy）怎么能与奥斯特拉西亚对抗呢？但是，以内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各国的实力差距肯定是相当小的。原因在于，一旦法兰克人成了庞大王国的一分子，他们很快就放下刀剑，拿起了锄头，包括留在故地的人。新军制必然与普遍征兵无关，而必然要有一个划分和筛选的过程。如果一个战士阶层骑到了早已不习兵事的凯尔特-罗马农民和市民头上，而这个阶层主要是从迁来的法兰克人中招募来的话，那么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了法兰克人的故地。国王和伯爵不能再忍受过去那种乌合之众边抢劫边迁徙的情况了，他们会从各个百户中召集人员作战，人数以能够维持秩序为限，而这个人数肯定是很少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耳曼人还过得去，但保留了战士身份的前同胞们最终为他们套上了枷锁，而且束缚得可能比另一边的罗马佃农还要严厉。

法兰克王国是作为一个部族政权建立的，出于现实因素，普遍的兵役其实仅限于战士阶层。这个战士阶层只有作为大地主阶层的附庸才能存在。大地主阶层通过封地制度让战士和自己绑在一起，掌握了武装力量，以至于接管了地方政区伯爵领，不久后又占据了中央朝廷的官职（seneschal），相当于今天的阁部。墨洛温王国继续存在，但要受到新型贵族领袖的监管。这些在王国的3个分支——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掌权的大家族彼此攻伐，最后有一个家族用征服加联姻的方式统合了其他家族，重新树立王国主要分支一统大权，尽管地处边陲的巴伐利亚和阿奎塔尼亚依然保住了独立。

法兰克王国军事体系的封建化是一个极其缓慢的渐进演变过程，因此很难确定分界点或起始点。早在王国形成后不久，普遍兵役制的原则和招募家丁或附庸的实践就是并存的。尽管实践的一面一直占据主导，稳固而永久地扎根于封地制度之中，最终也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确认，但国王有权征召全民从军的基本原则却绝没有被抛弃。很长一段时间里，两者是并立的。下一卷会讨论两者的对比。

新的军事附庸阶层是从旧的兵士阶层转化而来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由国王征召的，前者则是由领主，也就是地主的臣下和仆从组成的。兵士是转变为战士阶层的法兰克部民，但并不排斥罗马化民族；同样地，附庸阶层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但并非清一色。

毫无疑问，定居在罗马化民族中间的法兰克人很快就学会了拉丁语，不是古典拉丁文，而是通俗拉丁语，后来的法语就是从中发展而来的。但他们仍然在长时间内保留了日耳曼语。据记载，晚至698年，圣安思伯（St.Ansbert）在鲁昂举行的葬礼游行上，悼念者表达哀思时还是杂用各种语言。12第一个表明法兰克人不再懂得日耳曼语的确切证据来自842年，当时日耳曼人路易对弟弟查理盟誓时讲的是罗曼语，以便弟弟的将士们听得懂。第一位不懂日耳曼语的西法兰克国王是雨果·卡佩（Hugh Capet）。13

在情况基本类似的意大利，伦巴底语直到10世纪下半叶才在南方被意大利语取代，在北方更是到1000年前后才消亡。14因此，日耳曼语在罗马化地区坚持了300年到400年的时间，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战士们构成了一个长期保持紧密关系，于是以内部通婚为主的群体。被该阶层接纳的罗马化民族成员则日耳曼化了。我们能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法兰西地区的罗马化显贵不仅取了日耳曼人的名字，更接受了日耳曼人的习俗服饰，身上总是带着武器，冤冤相报，还喝起了啤酒。15宫廷和贵族延续了日耳曼特色，对罗马文教兴趣很小。想学读书的人要去教会，不能进政府。

现在的世界与三四个世纪前的面貌是何其天差地别。过去，全体公民在一统江山的文明世界中和平地生活，缴纳税金供养纪律严明、守卫帝国边疆、抵御四境蛮夷的军团。罗马人本身不再能产生兵士（leudes）和附庸（vassals）这样的战士阶层，文明的社会和世界中没有多少尚武精神。罗马军队只有靠纪律才能维持。天性尚武的日耳曼军人被嫁接到垂死的罗马制度上，产出了一个独特、自立自足、凭借尚武精神而延续的战士阶层。

普罗柯比（4.30）笔下的罗马统帅在塔吉纳会战前对手下将士说道：“你们是作为国家法度的守卫者踏入战场的，而对面的那些人徒知践踏，他们的事业根本没有传于后世的希望，但在他们眼中，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前途只是明日复明日而已。”多么有力的表述！这段发言肯定是虚构的，但哪怕是对纳尔西斯军中的伦巴底人、赫鲁利人和格皮德人来说，其中的思想大概也并非不可理解。他们以踏碎文明为乐并从中取利，但同样有一种强烈的、属于蛮族自己的意识，要亲手创造出新的文化。盖塞里克和狄奥多里克的造物后来怎么样了？

面对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就连古老的罗马帝国及其蛮族士兵都没有自保的能力，最后从罗马与日耳曼元素的混合体中生发出一种独特的新政治秩序。古典文明在教会中存续；政权和军事体系则主要源自日耳曼。

如今，已经推翻西哥特王国的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想要也征服法兰克人。

伊斯兰教徒还压向君士坦丁堡并在近处围攻了这座都市。意大利受到严重威胁。先知的骑手们现身卢瓦尔河畔，莱茵河外的异教徒再起波澜。基督教和日耳曼-古罗马世界险些命丧此劫。世界史上没有一场战斗比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挡住阿拉伯人，并将其逐回的图尔会战更重要。对于此战的细节，我们基本上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说的：在这里，挽救了日耳曼-古罗马与基督教世界的是加罗林王朝的封臣，这些战士在法兰克王国得到发展，在西哥特王国却受到忽视。

附注选译

1　日耳曼人政治-社会结构[53]

我对日耳曼人政治-社会结构的观念与主流观点有很大区别。我首次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在《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第81卷（1895年），并做了详尽的论证。接下来，我会择其要点介绍。

最关键的一点是：宗族与百户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魏茨（Waitz）已经很好地证明了百户等于宗域。后来的学者——西贝尔、西克尔、埃尔哈特、布伦纳、施罗德——不认同这种看法，而是认为每个宗域至少有2000名战士。但这种看法是没有依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paǵus”这个词。它在罗马人那里的意义相当宽泛，指的是一片土地、国家的一部分、一块不限大小的区域。恺撒曾分配给赫尔维蒂人4个paǵus；此处的paǵus显然不是百户，甚至肯定比千户还要大得多。我们必须这样理解：赫尔维蒂人口众多，已经不能全体聚在一处开大会了，于是分为4个通过盟誓结合的共同体。由于4个共同体仍然一致对外，所以罗马人将一个共同体称为赫尔维蒂部的一个paǵus。针对我们研究的特殊问题，可以不考虑这种paǵus，就像也不需要考虑大体相当于古代的部落（tribe）的中世纪paǵus一样。

在日耳曼早期，可视为“paǵus”的最大单位是千户。假如我们对日耳曼部落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没有确切认识的话，这种可能性也是能够考虑的。然而，如果按照古代日耳曼人的文化和农业条件，平均每平方千米最多不超过11人或12人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抛弃千户论。对于一个有三四名酋长（prince）的部落，我们无疑可以设想每名酋长会分到一片约有1200名至2000名战士的区域，负责区内的裁决断案，而这片区域有时可能就被称作“paǵus”。但是，如果我们预先对百户的性质和百户聚落的形态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罗马人口中的日耳曼paǵus基本就是百户，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既然萨克森人直到中世纪晚期——甚至包括日耳曼早期——都有用“Go”指代百户的用法，我们将它用作百户的专门术语也是合理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日耳曼人也可能将“Go”用作区域的泛称；今天德语中的“Bezirk”也是如此。

因此，“paǵus”就是百户。布伦纳最近提出了一种假说，理查德·施罗德（Richard Schröder）也表示赞同。他认为百户是一个因人而异的单位，是由一名长官统领的军队一部，人数当然不总是恰好100人，因为一个宗族应该全体生活在一个地方，但不时地会根据军事目标作出调整。

下面要讲的几个因素不利于该假说。日耳曼人是以宗族为单位出战的，这是确认无疑的。将宗族人为地结合为百户（假设宗族不满百人）毫无道理。为了维持秩序，罗马这样的城邦不得不将战士任意编组为“百人队”，因为他们没有适合作战的天然单元。然而，宗族——说到底，宗族肯定不会那么小，即便宗族太小，起码还有村庄——为日耳曼人提供了极好的军队单位，实在看不出来人为编组的单位百户为何会产生，又为何能维持，而且是延绵数百年不断，普遍实行于所有日耳曼人。

还有一点更降低了该假说成立的可能性。百户的首脑百户长是管事的，而且我们一再发现，百户长明显是基层的真领导，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职位。试问，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果百户长只是一个成员不断变动的单位的长官，如果百户本身不是一个极其稳定持久的单元，如果这个单元真正的团体驱动力不在百户这一层，而在百户之下的小家庭，这怎么可能发生？

最后是一锤定音的一点：多个宗族拼成一个百户绝无可能，因为宗族太大了。迪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71.11）告诉我们，日耳曼人与马可·奥勒留议和时，有的是以部落为单位，有的是以宗族为单位。这些“宗族”（Geschlechter）不可能是10家、20家组成的小团体。前文引述过的保罗执事（2.9）的记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不过，如果我们一定要将宗族设想为由一百名战士，乃至常有数百名战士组成的单位，那么自然就可以推论出百户不可能是宗族的下属单位，所以宗族和百户就是一回事。正是凭借上述认识，而且只有凭借上述认识，我们才能明白百户长在所有日耳曼部落中占据的广泛而持久的地位；换言之，他是宗族的首领，是长老。

从经济状况出发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土地由宗族共有，宗族将份地分给个人，个人并无所有权，这是很明确的。就算不看迪奥·卡西乌斯和保罗执事的证词，多个宗族分占一个村庄也是不可能的事。那样一来，宗族就成了夹在村庄和小家庭中间的一层，不仅多余，而且不可容忍。在古代日耳曼文献中，直到相当晚的时候仍然有将村庄称为“宗族”（ǵenealoǵiae）的情况。在古高地德语中，拉丁语里的“tribus”（部落）被翻译为“chuni”（百户），“contribules”（部落成员）被翻译为“chunilinǵa”（亲属）。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中，“maeǵd”（相当于“ǵens”）与“territorium”“provincia”“patria”（地域、地方、本土）的意义完全相同。因此，宗族和村庄是一回事，这并没有排除一个宗族有时会散居多处、彼此有相当距离的可能性。出于现实原因，散居的情况大概是很少的，因为从相互支援着眼，每处定居点的规模不能太小。无论如何，从政治角度看只存在一个政治单元，它以地方的主宰自居，然后将土地分配给个人。

这个单元就是村庄。它必然要有一个人统管经济活动，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脑，因为公田、牧场、林地、牲畜蓄养和保护、播种和收获、防火、互助诸事都需要此人一直操心。没有任何地方能证明百户长之上还有长官，而且这个身兼村长和族长的人实在太过重要，上面显然不可能还有一个直接管着他的百户长，说到底，百户长的社会阶层也不是很高。族长和村长肯定会把百户长废掉。族长兼村长必然会架空百户长。这两个职位关系太近了，一山不容二虎，而且百户长显然是较弱的一方。由此可见，将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可以想见，有时会出现一名统领多个村庄或宗族的军事统帅，但普遍存在于日耳曼人中间，延绵数百年，屡屡走上前台的百户长绝非临时职位，而必然要与一个稳固的共同体有着明确的关联。因此，百户长不可能独立于统管经济活动的族长兼村长之外，两者实为一人。从两个职位的同一性能得出三个共同体的同一性：宗族就是村庄，村庄就是百户。

日耳曼地区的人口密度

现在，人们无疑已经认识到，罗马人给出的日耳曼人口数——直到不久前还被不加质疑地重复使用——毫无价值。暂且把习惯性的夸大放在一边，从文献中估算刚刚才为文明世界所知的村落人口是何其难也。

斯坦利曾估计乌隆迪（Urundi）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75人；后来，鲍曼估计是7人。对于乌干达（Uganda），勒克吕（Reclus）相信自己给出的每平方千米89人的数据（比法国本土要大得多）是合理的。拉策尔（Ratzel）从89人砍到了12人。扬纳施（Jannasch）解释道，尽管精心作了研究，但他依然认为在非洲，得出一片区域的合理人口数目估计值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虽如此，维康特（Vierkandt）还是得出中非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0.85人至6.5人，这片面积为501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4.74人（约等于每平方英里11人至12人），但只是在数量庞大、彼此印证的数据和真实可靠的计数结果的帮助下才做到了这一点。而对于古代日耳曼人口，我们连一个可靠的、含义可以确定的计数结果都没有，怎么能得出一个大体可信的估计值呢？

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掌握了前一代人尚不确知的信息，那就是处于各种文明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域的确切食物产量。尽管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但是这些非常确切的参照点可以帮助我们估算许多地方的情况。我们由此可以确信，当时还没有城市，开垦土地极少，主要依靠奶类、奶酪、畜肉、渔猎为生，所居地域以森林和沼泽为主的日耳曼人必然分布稀疏。

E.莫尔·阿恩特在施密特主编的《历史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Wissenschaft 3：244）中撰文称，日耳曼地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14人至18人，但他估算的前提是罗马人关于日耳曼农业发展有限的记载有误。当今学界的共识是恺撒和塔西佗对日耳曼农业的描述是真实的——恺撒的记述充分证明了这位老兵拥有自然而合理的洞察力——于是，罗马人津津乐道的日耳曼人多兵多的结论便不攻自破。通过与贝洛赫给出的高卢数据进行比较，我在前面提到的《普鲁士年鉴》文中得出的估计值是每平方千米4人至5人（每平方英里11人至12人）。后来我得出这一数字的基础有所动摇，因为我不再相信恺撒给出的赫尔维蒂人口数字了，而这些数字正是贝洛赫的出发点。尽管如此，日耳曼人口估计值本身还是可以相信的。

施莫勒（Schmoller）的《政治经济学基要》（Grundriss der Allǵemeinen Volkswirtsohaftslehre 1：158）很好地归纳了初步估算所需的基本数据，尤其是第183页。据施莫勒估算，公元前后日耳曼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人至6人。他在另一处（第169页）说，我给出的每个部落2.5万人（相当于每平方千米4人至5人）的数字在他看来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这里不构成真正的矛盾，因为毕竟只是粗略估值。不管每平方千米是4人还是6人，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人数都不会超过100万：借助各个部落分别的幅员和构成数据，我们还能进一步细化。

我们对日耳曼西北部地理状况有确切的认识，可以确定在莱茵河、北海、易北河以及美因河海瑙（Hanau）附近河段至萨勒河（Saale）-易北河交汇处一线之间生活着23个（原文如此）日耳曼部落：弗里斯两部、坎宁斐特部（Canninefates）、巴达维亚部、沙马维部、安普西瓦里部、安格里瓦利部、图班特部、考契两部、乌西皮特部、登科特里部、布鲁克特里两部、玛尔西部、卡斯瓦累部（Chasuarii）、杜尔基比尼部（Dulgibini）、伦巴底部、车茹喜部、考狄部（Chatti）、查图里部、因纳瑞翁部（Inneriones）、因特维格部（Intverges）、卡鲁克恩部（Calucones）。总面积约为5万平方英里（约13万平方千米），每个部落平均面积约为2170平方英里（约5620平方千米）。各部主权属于人民大会，也就是战士大会。雅典和罗马也是如此，但这两个地方比较发达，劳动人民在大会中的作用非常小。而在日尔曼人那里，我们可以假定全体战士确实出席大会的情况经常发生。正因如此，日耳曼诸邦的面积不会很大，因为如果从偏远村庄到国土中心的距离超过了一日路程，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大会就不可能举办的。2200平方英里（5698平方千米）左右的面积正好符合这个要求，于是日耳曼人能够有序组织起来的集会人数最多也就是6000人至8000人。如果这是最大值，那么平均值不会超过5000人太多，这样就能得出一个部落的全体人口数在2.5万人左右，相当于每平方千米4人至4.6人。首先要注意一点：这是最大值，是上限。但出于另一个原因，军事方面的原因，远远小于此数也是不太可能的。面对罗马帝国和久经沙场的罗马军团，日耳曼人取得的战绩极其辉煌，必然有一定的规模。与此对照，哪怕每个部落5000名战士的数字似乎都嫌小。

因此，尽管我们完全没有可用的正面史料，但仍然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给出数字。数字关系非常简单，经济、军事、地理、政治的事实环环相扣，以至于凭借完善的现代科研手段，我们能够填补文献中的空缺，得出比亲眼见过日耳曼人、每天与他们打交道的罗马人更准确的日耳曼人数估计值。

据泽林（Sering）估计，当时易北河以东的大片地域人口密度低至每平方千米4人。

酋长与百户长

从常理出发，从政治组织形式出发，我们也能得出日耳曼人官长分为两类的结论。文献也直接说明了部落的构成状况。

恺撒（《高卢战记》4.13）中写到，乌西皮特部和登科特里部的“酋长与长老”（principes majoresque natu）来拜见他。他说乌毕人除酋长以外还有一个“元老院”（princeipes ac senatus）（4.11），还说内尔维人（Nervii）——尽管他们不属于日耳曼人，但组织形式与日耳曼人肯定是相当类似的——的元老院有600人。暂且不管人数的夸大，一个罗马人只会将一个人数相当多的咨询性质的集会称作“元老院”，这是显然的。元老院不可能完全由酋长组成，而必然有很大的规模。因此，日耳曼人中间除了酋长以外还有一类官员。

讲到日耳曼人的农耕组织时，恺撒不仅提到了酋长，还说“村长和酋长”（“maǵistratus et principes”）负责分配耕地。考虑到恺撒在其他地方惜墨如金，说“村长”只是赘词不太说得通。假如恺撒明明能用“酋长”这样简单清晰的概念，却单纯为了凑字而加上“村长”字样，这实在是稀奇事。

在塔西佗笔下，日耳曼官员类别的二分不像恺撒笔下那样清楚。具体来说就是他严重误解了百户的概念，为后世学者造成了许多麻烦。但分析到最后，我们甚至从塔西佗的文字中也能确切地得出同样的事实。假如日耳曼人只有一类官员，那么这批人的数目肯定很多。而塔西佗一次又一次写道，每个部落中都有个别地位远高于大众的家族，其他家族都不能与之相比，于是有“王室”（stirps reǵia）之称（《塔西佗编年史》11.16；《历史》4.13）。当代学界一致认为日耳曼人最初没有下级贵族。“贵族”一直指的是酋长。这些家族将祖先追溯到神灵，“神灵将他们从贵族中选立为王”（“reǵes ex nobilitate sumunt”）（《日耳曼尼亚志》7）。车茹喜部请求克劳狄乌斯皇帝送还阿米尼乌斯的侄子，说他是唯一的贵族血脉（《编年史》11.16）。北方民族中不存在王室以外的贵族。假如每个百户都有自己的酋长家族，那么贵族与百姓的差别不可能如此显著。假设众多酋长家族中有少数几个享有特殊地位的观点是不充分的。如果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么绝嗣贵族的地位肯定会被其他贵族取代；不会只有少数人属于“王室”，王室的数目不可能这么少。当然，差别不是绝对的，百户长家族升入酋长行列的情况无疑偶有发生。但这里仍然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酋长家族构成了贵族，他们的官员属性是次要的。百户长属于社区中的自由民，官位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地位；毕竟，官位也可能染上世袭色彩。因此，塔西佗对酋长家族的描述显示其数目非常少；酋长家族的稀少进而又预设了酋长之下还有一批地位较低的官员。

从军事角度看，一支大军下面肯定要有若干长官统率，规模不超过200人至300人的单位。征召5000人出征的话，这种分队长官至少要有20人，更可能是50人上下。酋长人数不可能有这么多。

从经济角度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果。每个村庄必然要有村长。之所以必然要有村长：一是因为农业公社组织；二是因为放牧和保护牲畜需要人管。作为一个社区，村庄必须随之做好行动的准备，不能等着远方的酋长来下命令。即便我们必须假定村庄的规模相当大，村长的威权肯定还是很小的。王室家族的数目要少得多，权力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将酋长和村长区分开，两者的职能层级相差很大。

村庄轮居与轮耕

恺撒说日耳曼人每年都要更换居所和田地，我认为这一点从整体来看是可疑的，因为我找不到每年轮居的理由。哪怕茅屋连同家用器具和粮食牲畜都容易搬迁，建立新居仍然是要耗费精力的。日耳曼人的铲子少且粗陋，挖地窖肯定是异乎寻常地麻烦。因此，我认为恺撒笔下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每年”轮居的说法无疑要么是夸大，要么是误解。

塔西佗没提到轮居，只讲了轮耕（《日耳曼尼亚志》26）。有人倾向于认为，两人说法的差别表明经济水平的进步。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塔西佗的时候——事实上，甚至在恺撒的时候——许多日耳曼村庄无疑已经有可能是固定聚落了，而且可能性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每年轮换休耕就可以了。不过，周边以沼泽森林为主或土壤贫瘠的村庄不能这样做，只得辗转于广大地域中个别堪用的土地之间，于是不得不经常迁移村庄。图迪休姆（Thudichum）正确地指出，塔西佗的描述绝没有排除这种迁居的可能性，而且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我认为他下笔时肯定是知道迁居之事的。他写道（《日耳曼尼亚志》26）：“土地为共有，按照耕夫数目分份，然后按照等级统一分配。他们的田地很容易分割。每年耕种不同的田地，总有土地休耕。”这段话中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双重流转：首先说“土地”（aǵri）轮流分配，接着又说“田地”（arva）每年轮换。假如塔西佗的意思只是村庄将一大片土地划为田地，然后每年在田地内轮流休耕的话，这种表述对一贯言简意赅的塔西佗来说是太罗嗦了，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没有多大意义。但如果这位罗马作者脑子里想的是村庄整体迁移，居所随着田地一起走的话，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没有把这一点讲明，但考虑到他简洁的文风，这也不是多么费解的事。此外，我们绝不能假定所有村庄都是这样做的。面积小但土地肥沃的村庄不必如此。

村庄规模

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日耳曼人的村庄必然相当大。有人可能倾向于认为百户（宗域）是由多个小村子组成的。这无疑是迄今为止的主流观点。但不论从文献还是客观分析出发，此说都不难反驳。

（1）图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著《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章中写道，据苏尔皮西乌斯·亚历山大（Sulpicius Alexander）称，公元388年，罗马军队攻入法兰克时发现了“庞大的村庄”（inǵentes vicos）。

（2）村庄与宗族无疑是一回事，而有正面证据表明宗族的规模相当大。

（3）基克布施（Kiekebusch）通过史前史资料确认了这一点。据他估计，公元一二世纪时期的日耳曼聚落至少有800名居民。达扎乌（Darzau）墓地使用了200年时间，约有4000个骨灰罐，相当于每年去世20人，可得村民至少有800人。

（4）轮居轮耕的记载哪怕肯定有一定的夸大，但不可能全无真实成分。整体迁移耕作区乃至居所的做法只对占据广大土地的大村才有意义。耕地面积有限的小村只需轮流休耕即可，不需要大费周章。大村周边的耕地不够用，不得不转移到远处，为方便起见采取了全村迁居的办法。黑特纳（Hettner）在《俄国的欧洲部分》（Das europälische Russland，发表于《地理学杂志》，Geoǵraphische Zeitschrift 10.11：671）一文中写道，俄国草原的村社土地极其广大，因此村民会在农忙期离开村子，住在田间地头的简易小屋中。

（5）一村必有长。由于村社土地公有制、公有牲畜牧养、来自敌人野兽的频繁威胁，村中必然要有一名公认的领导在场。抵御和追打狼群、抵挡来袭敌人直至将家属和牲畜转移到安全地带、筑坝截洪、扑灭火灾、调解日常纠纷、开始耕种或收获——尤其是最后一项，在村社土地公有制下必须统一进行——都不可能临时从外地调来领导。如果以上都属实的话，那么村庄必然会有一位领导，而既然村庄就是宗族，村长也就是族长。但如前所述，这个人必然与百户长是同一个人。因此，村庄就是百户，有几百名战士乃至更多，因此规模不可能太小。

（6）小村的好处是好养活。但尽管大村不得不忍受频繁迁村的不便，日耳曼人还是偏爱大村，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一直存在危险。不管威胁来自野兽还是更凶悍的人，村子里至少总要有相当一批随时可以应敌的人。如果在其他蛮族——比如后来的斯拉夫人——的居住区域依然能看到小村，那也不能削弱前面提到的证据和论证。因为斯拉夫人不是日耳曼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代表他们处处都要相同。此外，我们掌握的斯拉夫人相关证据来自很晚以后，或许发展阶段已经有了变化。当然，随着人口滋生，耕作愈发集约化，人们不再迁居，日耳曼大村也会分出小村。

长老

来自法兰克时期的证据确认了我对百户长官职的看法。等到考察民族大迁徙之后原始日耳曼组织形式瓦解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这个话题，但这里还是要说明几点关于后世百户长官职的，通过前后时代的连续性来佐证我们的看法。否则的话，假如我们之后发现法兰克人官职的特征与划分中间存在某个前文未曾提到的矛盾，那么我们对早期状况的重构的可靠性必然要受到负面影响。

如果我对百户长（hunno）的看法正确，那么一个直接的推论就是：民俗法中经常出现的“百夫长”（centenarius）就是百户长，这从名称中就能看出来，而且长老或百夫长（tunǵinus aut centenarius）这句套话指的是一个东西：并列只是为了明确意思。伯爵是国王的官员；百夫长或长老是有职位的平民，不享受3倍偿命金（werǵeld）的特权，也不由伯爵任免。直到加洛林王朝时期，百户长才成为伯爵的下属。伯爵掌握过去酋长的重要职能，但依据不是古老的法律观念，而是凭借新建立的王权的名义，是为国王效劳。国王掌握了过去酋长的权威；众多古老酋长中只剩下了国王一人，而且越来越多的部落渐渐纳入或顺服于王权，接受了国王派来的伯爵的管辖。但与当年在酋长手下一样，传统的共同体首领——百户长——作为伯爵之下的民官存续了许多代。在本无紧密的日耳曼宗族共同体的罗马化地区，被称为“村长”的百夫长一直是伯爵的下属；日耳曼化地区的百夫长则是后来才变成这样的。

布伦纳（Brunner）和理查德·施罗德（Richard Schroder）认为存在一个过渡时期，伯爵只负责行政事务，百户的司法事务仍然由长老负责。那么，按照这种看法，作为法官的长老就是过去由人民选举产生、掌管大片区域的酋长。伯爵直到后来才吸收了长老的这项权力。

布伦纳试图用萨利克法典的几则条文来佐证自己的看法；阿米拉（Amira）在《哥廷根学术通讯》（Göttinǵische Gelehrte Anzeiǵen 1896：200）中反驳了他的解释；但理查德·施罗德在《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78：196-198）中采纳了布伦纳的观点。

我无意深入法律细节，但在我看来，施罗德的论证显然并没有驳倒阿米拉的观点。施罗德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由长老主持，被认为和国王法庭（Curia Reǵis）是一回事的公共法庭（mallus publicus leǵitimus）并不等同于……由‘长老或百夫长’（tunǵinus aut centenarius）行使司法权的法庭。”因此，他并没有真正提出反驳阿米拉的证据。

布伦纳还有一个论证。他认为，假如没有长老担任大片辖区的法官，那么除了国王本人以外就只剩下百户一级的法官了。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编年史，这个论证就会显得薄弱。

施罗德本人在《历史杂志》（78：200）中写道：“甚至第一部萨利克法典——它很可能是克洛维本人的手笔——都不再承认长老是区级常设法官，伯爵才是。”既然克洛维是广开疆土，以至于国王无法亲自巡回断案的第一人，那么国王（作为酋长的继承者）和百户长之间就绝无另外一级法官的道理。事实上，处于上升期的王权不可能要求，甚至不可能允许人民自己选择高级官员，这些官员自然地、必然地要成为国王任命的伯爵的对手。我们是知道克洛维追杀政敌的手段的。在我看来，伯爵成为区级常设法官的时刻正是克洛维真正建立法兰克王国的时刻，从此国王再也不会巡回开设高级法庭了。假如民选区级法官存在的必要性乃至可能性都不复存在，那么萨利克法典中所说的“长老”就只可能是百夫长，也就是以前的百户长。两位学者错在低估了早期百户长的重要性，而且因为执迷于千户的概念，所以未能正确看待百户的意义、组织与职能。

众所周知，“长老”（tunǵinus）一词的确切词源尚未发现。读者可参阅黑尔滕（van Helten）的近著《德语与德语文学历史论文集》（Beiträǵ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西弗斯出版社，15：456，第145段）。除了“杰出”（vortrefflich）和“有名望”（angesehen），黑尔滕认为“tunǵinus”还有“高级”（rector）的意思，但有人反对说他的最后一个含义与基于法律史的通行观念有矛盾。如果我提出的看法正确的话，那么反对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2　阿里索的位置[54]

阿里索几乎是我们对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所有战役重构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对争议极大的阿里索堡位置进行一项专门的研究。这个问题之所以留到现在才讲，是因为要谈论要塞的位置，自然就要考虑普遍的战略法则和战区的特殊条件。我们没有紧接着纯理论性的导言，而是先讨论了历次战役才来做考证，现在读者们应该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就本研究而言，有两个问题是从一开始就明摆着的：第一，罗马人有没有在利珀河上游建立一座补给站，作为深入日耳曼腹地的行动基地；第二，这个地方是不是叫作阿里索。

在着手研究和比对文献之前，有一个技术问题必须先搞清楚：利珀河的通航河段有多长？

我要感谢以下几位水运技术专家提供的信息：公共工程部施工顾问勒德尔（Röder）和小凯勒（Keller II），以及曾在利珀河畔上的哈姆（Hamm），现在在迪茨（Diez）工作的建筑工程师勒德尔（Röder）。

古时候，陆运在修好明确的道路之前难度极大，就连小河沟都会被用来运输。就像不伦瑞克城之前开发奥克河一样，15世纪，赫特福德城（Herford）也试图开发韦勒河水道。当然，满载的船只在纤道修好前逆流而上也不容易，但总比赶着同样数目的大车在松软的路上走容易些。正常情况下是纤夫沿着河岸拉船。如果遇到不可通行的湍流，货物就要在上岸后被搬到可以上船为止，空船则由纤夫继续拉着走。在非洲，现在还是这样做的。利珀河上没有湍流，天然通航河道一直到利珀施塔特（Lippstadt），之后的河段因为修了农用水坝，所以不再用于航运。但只要没有水坝，通航河段就能延伸到帕德河（Pader）、阿尔默河（Alme）与利珀河交汇处的诺伊豪斯（Neuhaus）。从诺伊豪斯至利珀施塔特的平均坡度为1/2000。河道下切得很深，航运条件非常好。因此，只要没有水坝阻碍，长20米、宽4米、吃水0.75米、装载量45吨的驳船便可畅通无阻。平均而言，这种驳船一年中有98天可轻松通行，101天受限通行，166天不可通行——156天是因为水位过低，10天是因为水位过高。我们不能说德意志地区河流在古代的水量肯定比现在充沛。但哪怕不作这一假定，仅从上述数据无疑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阿米尼乌斯时代，利珀河水运起点直到诺伊豪斯都可用于军事运输，罗马人当然可以使用比上面描述的船小得多的船。开春后，罗马人几乎可以将夏季战役所需物资一直输送到河流的源头。

现在出现了一篇似乎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题目是“利珀河在中世纪是一条相当重要的水运通道？”（War die Lippe im Mittelalter ein Schiffahrtsweg von erheblicher Bedeutung?），作者是杜塞尔多夫档案馆馆长伊尔根（Archives Director Ilgen）。在我的请求下，作者同意在发表文章前给我看一看。这是一篇很有文化历史意义的文章，伊尔根证实了利珀河从中世纪直到18世纪都很少用于航运，有诸多自然因素妨碍通行。不过，就连这篇文章也为我的看法留出了充分的空间，因为“相当”这个词的弹性很大：对我们来说，不用太高的通航能力就足够了。最后，我想修正伊尔根文中的几处细节和语气——当然，主体内容是无可指摘的——这些地方让利珀河的相对通航能力显得太小了。

据伊尔根称，一次1735年至1738年的科学考察活动发现从韦瑟尔至哈姆的河段中有51处沙洲和3处暗礁。不过，像暗礁这样的障碍物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就算是在枯水期，从水面到这些障碍物的距离也有1.5英尺（约0.46米）以上。更麻烦的是豪斯达尔（Haus Dahl）至哈姆之间的6座磨坊水坝。自从中世纪末期开始，这些水坝就对整条河的航运造成了不利影响，磨坊与航运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今日。水务办公室编写的《奥得河》（Der Oderstrom）一书中写道（1：233）：“在西里西亚的政治衰落期，当地领主批准修建了磨坊水坝，对水运造成了严重干扰。”奥得河航运量的增长始于拆除水坝。利珀河大概也是如此。伊尔根告诉我们，1597年明斯特（Münster）的耶稣会教堂所需砖块只能通过水运到达哈尔滕，然后转陆运。但从这段话中完全不能得出关于哈尔滕以上河段的情况，因为从韦尔讷（Werne）到明斯特的陆运路程不比从哈尔滕到明斯特短多少。

赫特福德、科尔维（Corvey）和利斯博恩（Leisborn）三家修道院是将自产的莱茵葡萄酒从杜伊斯堡陆运出去的，我们从这个事实中也得不出更多结论。利珀河口水位最低的月份是9月，10月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空酒桶必须在9月份运到莱茵河，装满酒后于10月份被运回来，但这正是利珀河不可通行或至少不能确定通行的时段。我之后会甚少强调伊尔根文中的消极观点，多强调他对利珀河通航能力的正面描述。

1486年，苏斯特（Soest）镇想要利用苏斯特河与阿瑟河（Ahse）打开通往利珀河的水道，而且募集了所需资金，这无疑可以证明利珀河并非完全不可用于通航。德尔斯滕（Dorsten）、哈尔滕、奥斯滕多夫（Ostendorf）设有收费站的事实便是佐证，而且1526年有225艘船通过德尔斯滕收费站，这个数目是可观的。

因此，韦尔讷·罗勒文科（Werner Rolevink）（1475年前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没有可通航河流之说应该理解为当地没有常年通航的水道——比如莱茵河与施普雷河（Spree）——而不是没有部分时段可通航的河流。

舒尔哈特（Schuchhardt）表示反对，他说利珀河河床以泥沙为主，船只不可拖曳。关于这一点，我向曾在利珀河畔上的哈姆，现于迪茨工作的建筑工程师勒德尔做了求证。凭借多年管控利珀河的经验，他对该河的水文条件了如指掌。他的回复如下：

利珀河沿岸没有沼泽泥塘，自韦瑟尔上溯至诺伊豪斯河道的两岸都有沙地。另外，两岸有多处容易积水的潮湿洼地。这些洼地在罗马时期可能还要更多，但并不会妨碍精通修路的罗马军团从岸边拖船。跨过支流肯定要困难一些，因为如果他们不想频繁用渡船将驮马运到对岸的话，那就必须先修桥。

对于组织严整，惯于修建模范公路和精妙桥梁的罗马军团来说，这不是什么大麻烦。

岸边湿地可以修栈道，遗迹至今尚存。

因此，舒尔哈特的“泥沙河床”不可通行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如果船只是由人而非马匹拖曳的话，那么要解决松软河床带来的问题比勒德尔信中所说还要轻松。人可以在直到今天都没有纤道的地方，在靠近岸边的水中拖船。如果遇到不可通行的地段，给人修栈道比给马修栈道更容易。人渡过支流也比较容易，常常连桥都不用修。

如果以上诸点表明，利珀河的水运起点直到诺伊豪斯为止都是可通航且足够有价值的，那么利珀河流域肯定就有一座罗马补给站。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研究罗马战史的军事学者那么多，可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提出这个观点。不过，这个解释并不难找。直到不久前，学界研究还没有推进到质疑日耳曼人军势浩大的地步。于是乎常有几十万日耳曼大军来来往往的记载。根据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提比略皇帝曾将苏刚布里人（Sugambri）的一个部落迁到莱茵河左岸，人数达4万。冯·波伊克将军（General von Peucker）写了一本广为使用的书，题为《古日耳曼人战争研究》（Das detsche Krieǵswesen der Urzeiten）（柏林，1860）。他在书中（2：34）解释了庞大的日耳曼军队给其统帅造成了麻烦。他轻率地写道：

根据奥罗修斯和李维的说法，条顿大军有30万人；李维、维勒提乌斯（Velletius）、帕特库鲁斯（Paterculus）、欧特罗普斯（Eutropus）和奥罗修斯说辛布里大军有20万人。据恺撒记载，阿里奥维斯塔麾下有10万人以上；据特雷贝里乌斯·波利欧记载，3世纪从黑海两岸席卷而来并于269年被克劳狄乌斯皇帝击败的哥特大军有32万人。5世纪初，由拉达盖苏斯率领、进入意大利的兵力估计不一：奥罗修斯说有20万以上，因为里面光是哥特人就有20万；约达尼斯（Jornandes）说有20万；佐西姆斯给出了40万的数字。据约达尼斯记载，卡塔隆平原会战中以日耳曼部落为主的阿提拉大军有50万人，执事保罗甚至说有70万。

在生活和行动中，这么多人好像都没有补给困难，于是根本没有人提出补给问题。直到有人研究人口问题时，补给问题才显现出来，从中又引出了利珀河要塞的相关结论。

距离帕德博恩不远处，阿尔默河与利珀河交汇处的右岸坐落着埃尔森村（Elsen）。埃尔森与阿里索名称相似，埃尔森周边又有许多指向阿里索的迹象，早期研究自然而然地将两者等同了起来。我甚至在本书第1版中也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名称的相似所以认为阿里索在埃尔森附近。但与此同时，学界已经证明（参见克拉默神父，Fr.Cramer，《西德意志杂志》Westdeutsche Zeitschrift 21，1902：254）有同样词干的地名非常多，因此名称的相似性不再是证明阿里索在埃尔森的依据。

接下来进行文献比对：迪奥·卡西乌斯告诉我们（53.33），公元前11年，德鲁苏斯率军进入车茹喜部的地盘，远至威悉河，若非因为粮草不继而撤退，他本来是可以过河的。他在回师途中的一处狭径遭到日耳曼人袭击，但日耳曼人最终被击败了，于是德鲁苏斯在利珀河与埃利森河（Elison）的交汇处建立了一座抵抗日耳曼人的堡垒。

迪奥·卡西乌斯的原话如下：

敌人四处设伏，给德鲁苏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有一次，他们在一处四面环山、只有狭径进出的地方困住了他，几乎消灭了他。德鲁苏斯的军队本来会全军覆没，但他们过分轻敌，觉得罗马人已经是瓮中之鳖，只需要最后发起一波冲锋就能结束战斗，结果乱糟糟地杀了上去，吃了败仗。他们再也不敢这样鲁莽行动，只是从远处骚扰，不敢近身。为了对抗他们，德鲁苏斯在利珀河与埃利森河合流的地方建起了一座要塞，并在莱茵河畔处的考狄人地盘建起了另一座要塞。

从整体语境来看，在德鲁苏斯从威悉河回军途中的一处狭径发起攻击的日耳曼人只可能是车茹喜部。文中对地势的描述不符合利珀河两岸的平地，而只能是帕德博恩以东（东北和东南）的山区。利珀河谷的坡度太小了，不可能对罗马军队构成威胁。如果德鲁苏斯为了对付给过自己很大压力的敌人，那么他不会将位置选在远离敌境数日路程的地方，而只会在敌境之内或者边境地带，也就是帕德博恩一带。既然出征失利的原因是缺乏补给，那么堡寨就是日后再战的补给站，它只可能位于水路与莱茵河相连的帕德博恩一带。

事实上，这次战役一开始的意图就是修建堡寨。迪奥·卡西乌斯告诉我们，当德鲁苏斯出现在利珀河以南的苏刚布里人地盘时，苏刚布里人正在与考狄人交战。假如罗马统帅打算马上打一场大胜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全力攻打苏刚布里人，后者夹在罗马人与考狄人之间，是有可能被消灭的。乍看起来，德鲁苏斯放过这次胜机简直不可理喻。他只是趁此机会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沿利珀河而上，然后前出至威悉河。他在那里没有据点，苏刚布里人又在后方，他是不可能建功的。但如果我们明白这场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侦察路线和修建堡寨，那么他放过进军途中轻松击败苏刚布里人的机会就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位思虑周全的战略家的手笔。对他来说，建立这座堡寨要比击败一个部落，哪怕是令人恐惧的苏刚布里人更加重要：因为他的计划是降伏直到易北河为止的所有日耳曼人。照此来看，有人可能会问德鲁苏斯为什么不在进军途中建立堡寨。毕竟，当他来到利珀河通航河段的末端时，那里就是该修建堡寨的地方了。事实可能正是如此。无论如何，罗马军的一大部分补给都是经水路随军运送的，而且在利珀河源附近，将所有物资卸下来搬到役畜或大车上，然后向威悉河前进，再从威悉河回来的做法在现实中绝无可能。但罗马统帅从一开始就知道，回军过程也需要大量补给。他在水路末端囤积了必要物资，并建起一座临时工事，派兵守卫——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在罗马人看来这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文献中根本没有提及。大军前进期间，驻军中的工程师会在周边寻找最适合修建永备堡寨的地点，等大军返回后完成修建。不管堡寨是新建还是扩建，迪奥·卡西乌斯自然都会这样描述：德鲁苏斯击败敌军返回时，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在当地修建一座对抗日耳曼人的堡寨了。

出于同样的目的，德鲁苏斯前一年挖掘了连通莱茵河与艾瑟尔河，然后经须德海通往北海的大运河。实施如此工程的人一定不会满足于偶尔击败边境上的某个小部落，比如苏刚布里人的部落，而是在谋划着宏大的战役，在这里就是征服直到易北河为止的全部土地。实现这一构想的战略手段就是修建一座尽可能靠前的补给站。

舒尔哈特与克普（Koepp）发表于《德国史与古代史协会通讯》（Korrespondenzblatt des Gesamtverbands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und Altertumsvereine 1960）的《阿里索与哈尔滕》（“Aliso and Haltern”）一文称，堡寨不可能位于利珀河上游，因为它的后方有敌对的苏刚布里人和布鲁克特里人。这个论证很容易反过来：正是因为阿里索位于日耳曼腹地，日耳曼人用当时的知识又不能攻下它，所以这座堡寨才能束缚桀骜不驯的日耳曼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日耳曼人通过围困守军终究能让其因饥饿而出城，这也是错误的。只有将它设想为一座没有罗马大军配合的堡寨时，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它，而是把战略格局与堡寨修建目的联系起来看，此说就不成立了。堡寨是野战军在当地的行动据点，野战军会保卫堡寨。即便大军回到了莱茵河，考虑堡寨的坚固性，大军离得仍然不会太遥远。如果日耳曼人要攻下它（公元16年，阿米尼乌斯就尝试过），野战军总能坚守到援军解围。直到公元9年野战军被消灭时，阿里索才被攻陷，而且即便这样也经历了长期的围困才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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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猜测从利珀河到莱茵河之间还有一系列堡寨，这是因为，要是不这样的话，与维特拉的直线距离有90英里（约145千米）的阿里索就被完全孤立了。这些堡寨的遗迹（只有一座除外，我们之后会讲到）一度有人认为已经被发现，但现在证明是误导，我也倾向于怀疑它们是否存在。当然，罗马军队沿路前进时会设坚固的夜营，而且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利用日耳曼人之前懒得反复拆除的旧营地。四处建立永久堡寨需要大量人力，收效又甚微。行军中的部队能保护好自己：辎重队有兵力掩护，商贩会自己管好自己。而且，修建堡寨不是为了给信使提供一个安稳的夜宿点，毕竟，他们在路上也可能被袭击。假如日耳曼人攻打埃利森河畔的孤立要塞，那么堡寨的野战军只能独自坚守直到援军从莱茵河赶来。途中各堡寨帮不上忙。重点是在维特拉收到要塞被围攻的消息，信息迟早会送达的。统帅帐下有几名日耳曼人效力也很重要，万一有需要，他们可以混到同胞中间，然后把信息带回罗马大营。因此，帕德博恩有一座完全被孤立的罗马堡寨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只需要记住日耳曼人打一场真正的围城战有多困难：他们的金属连打造兵器都不够用，更别提日用器具了。哪怕是条顿堡大捷之后，哪怕日耳曼人士气如虹，罗马人斗志消沉，阿里索堡依然不能通过强攻夺取。于是，德鲁苏斯当时冒险越过敌对的玛尔西部、苏刚布里部和布鲁克特里部，深入敌境修建堡寨也是有道理的。再说了，他毕竟没想着长期作战，他的预想是罗马人几年之内就能成为日耳曼全境——至少直到威悉河——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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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记载（5.5.3），当德鲁苏斯命悬病榻的消息传到罗马时，他的弟弟提比略立即出发，深入日耳曼腹地去探望他。我们可以将这段记载与塔西佗的记述（《编年史》2.7）结合起来看，后者说日耳曼人于公元15年围攻利珀河要塞并摧毁了德鲁苏斯的旧祭坛，日耳曼尼库斯率领6个军团解救要塞后重建了祭坛。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罗马人要在日耳曼腹地修一座德鲁苏斯祭坛的话，祭坛选址会不选在他去世的地方。如果他们只是选择某个合适的地点，那么祭坛至少会建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大型永备军营旁边。既然有一份文献说德鲁苏斯的祭坛位于利珀河要塞附近，我们又从其他文献知道德鲁苏斯深埋于日耳曼腹地，那么要塞肯定要到利珀河上游，而非下游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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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维勒乌斯（Vellius）（2.105）记载，公元5年，罗马人首次在日耳曼地区的“尤利亚河源头”（ad caput Juliae）设立冬季大营。没有一条已知的河叫“尤利亚河”，于是利普西乌斯（Lipsius）当时就已经把它替换成了“鲁珀亚河”（Lupiae），他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最近，一个名叫“尤伦贝克”（Jollenbeck）的地方引发了关注，它位于一条在雷赫姆上游汇入韦勒河的小溪旁。“尤利亚”和“尤伦贝克”的名称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尤利亚”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而且据考据，将两者混同起来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能假定提比略将冬季大本营设在山的另一边，这可是连自信心膨胀的瓦卢斯都不敢做的事，也不能假定提比略应该扎营于威悉河畔，事实上，之后他确实也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利普西乌斯的猜测，即大营在“鲁珀亚河源头”。如果只有利珀河下游可以通航的话，那我们从这条信息中得不出任何其他结论。我们会假定提比略不辞辛苦地通过陆运将军需运到了利珀河源头。然而，我们可以接受利珀河直到上游都可以通航是一个事实，所以不能认为提比略只为了深入敌境一两日的距离，便在下船点和营地之间建立一套庞大的陆运体系来输送必要物资。唯一合理的做法是直接在天然水道旁扎营。

若非文本不确切，这就是我们的主张——利珀河源头附近有一处罗马的战略要地——的决定性证据。帕德博恩与利珀河源头只有不到9英里（约14.5千米）的距离。

设于此地的军营完全可以被描述为位于“鲁珀亚河源头”。如果利珀河上游能找到这样一处适宜的大本营地点，那么在这里建一座尽可能前出的补给站也是合理的选择。维勒乌斯正确地强调，提比略冒着风险将冬季大营设于此处——这里之前只是一处驿站——是巩固罗马统治的一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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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年，日耳曼尼库斯解救遭到日耳曼人围攻的利珀河畔堡寨，重建了被毁的德鲁苏斯祭坛。塔西佗接下来说：“他决定不重建坟丘。”（tumulum iterare haud visum）此处的坟丘埋葬的是前一年瓦卢斯手下的阵亡将士，先前也被日耳曼人毁掉了。如果坟丘完全在另一个地方，那么这句话就无法理解了。我们现在知道，任何一次罗马人深入日耳曼内地的战役都不是临时起意的。除非坟丘确实距离要塞不远，否则“他决定不重建坟丘”的说法就说不通。只要条顿堡森林会战确实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地方附近，哪怕不是特别接近，那么堡寨就必然位于利珀河上游，而不是下游或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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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引用过的任何一份古代文献中都没有“阿里索”一词。文献中只提到利珀河与埃利森河交汇处有一座堡寨，还有一座位于利珀河畔，是公元16年遭到日耳曼人围攻，后来被日耳曼尼库斯解救的堡寨。如前所见，这座堡寨必然位于利珀河上游。有三处提及“阿里索”的文献，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它们指的是不是一个地方。

地理学家托勒密（2.11）将阿里森（Aleison）置于维特拉以东1.5度、以南1.25度的地方，与我们研究的堡寨不符，但这证明不了任何事情，因为将一个地方标在维特拉以南那么远的位置本身就是错的，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位地理学家在日耳曼地理的估算方面很不可靠。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他对阿里森的描述，以及他对“德鲁苏斯纪念碑”（Tropaia Drousou）的描述。

接下来是《塔西佗编年史》中的一章（2.7）。文中首先讲了利珀河堡寨被围攻和被解救，德鲁苏斯祭坛被重建而坟丘却没能再建的经过，末尾写道：“阿里索堡与莱茵河之间的区域四处新建了公路和路堤。”（“cuncta inter castellum Alisonem ac Rhenum novis limitibus aggeribusque permunita.”）

问题是，这一章开头提到的利珀河堡寨和末尾提到的利珀河上游堡寨是不是一回事。按照塔西佗通常的做法，他应该在第一次提到这座堡寨时就给出名字。但我们知道他在地理方面漫不经心。在他的著作中，两处实为一地也是有可能的，尽管他可能认为其没有专门澄清的价值。在整合和改写手头资料的过程中，他可能偶然漏掉了前一处资料里的名字，到后面又发现这个名字有用，于是就加上了。如果我们认识到“cuncta inter castellum Alisonem et Rhenum novis limitibus aggeribusque permunita”的字面意义是“阿里索与莱茵河之间修建了一条连绵的坚固道路”，那么这一假说就很有可能成立了。这句话说的不可能是一条区区几英里长的道路。但利珀河全长有整整90英里（约145千米），对罗马史家来说，修建一条这么长的、有路堤的坚固道路当然是值得重点强调的。

第三处是维勒乌斯（2.120），是从瓦卢斯战败展开记述的：“掌营官路西乌斯·凯迪库斯因其胆气，在阿里索被大批日耳曼人围困的将士因其勇气受到了嘉奖。”（L.Caedici, praefecti castrorum, eorumque qui una circumdati Alisone immensis Germanorum copiis obsidebantur, laudanda virtus est），因为他们在最危险的境地中凭借机警和决心挽救了自己。这段话要与迪奥·左纳拉斯（Dio Zonaras，引自迪奥·卡西乌斯，56.22）只守住了一座罗马堡寨的记载，以及弗朗提努斯（3.15.4）的一段话联系起来看，弗朗提努斯提到“瓦卢斯大败后，残部遭到围攻”（reliqui ex Variana clade cum obsiderentur）。弗朗提努斯还有一段话（4.7.8）提到了瓦卢斯战败后，由路西乌斯·凯迪库斯指挥了一次围城战。既然迪奥·卡西乌斯说只守住了一座堡寨，那么四处记载讲的就是同一件事。这不只是瓦卢斯战败后发生的一次围城战，而且被围的兵士是“瓦卢斯大败后的残部”（见第三处），而且被围的地方叫作阿里索（见第一处）。于是，文献直接证明了利珀河上游的堡寨叫作阿里索。从德伦山谷大屠杀中逃出来的人自然会涌进最近的要塞寻求庇护，而那就是利珀河上游的堡寨。假如他们继续往远处跑——原因可能是害怕被围住——那就不可能进入任何一座还在日耳曼土地上的堡寨，而只会一路跑到莱茵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利珀河上游在瓦卢斯时期有一座罗马堡寨，尽管史籍中没有关于此处的记述，我们也不确定上述记载指的是不是另一处工事。按照当时日耳曼地区的农业条件，罗马人往返于威悉河与莱茵河之间时必然要在利珀河连小舟也不可通航的地方设立一座大型补给站。这座补给站自然要修建防御工事，于是就成了堡寨。因此，它是条顿堡败兵最近的一座要塞和避难所。据维勒乌斯（2.120）记载，它的名字是阿里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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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没有强攻的能力，于是试图让罗马守军因为饥饿而屈服。由于堡内物资充裕，围城战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知道围城战延续了很长时间，是通过被围罗马守军得知提比略率大军赶来救援这一事实。但条顿堡森林会战打响时，提比略正在潘诺尼亚，而且他去莱茵河之前先回了一趟罗马。在这段时间里，围城的日耳曼人逐渐松懈，于是城内罗马部队成功溜了出去，跨越90英里（约145千米）回到莱茵河边，途中没有遭到攻击。罗马士兵跑了那么远，日耳曼人竟然没有追上，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军事史上有非常类似的事件，表明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在普鲁士原住民大起义期间，当地的德意志骑士也被围困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没有救兵来援。有一座堡垒叫巴尔滕斯坦因（Bartenstein）被围困了4年。最后，城中日耳曼部队做到了与阿里索城中的罗马军队一样的事情：溜出城去。巴尔滕斯坦因堡垒的守军安全逃脱，克罗伊茨堡（Kreuzburg）的守军却在被发现后遭到杀害（参见第3卷第三篇第7章）。巴尔滕斯坦因的守军逃到埃尔宾（Elbing）的距离有70英里（约113千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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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轰轰烈烈的考古发掘活动为研究罗马人在日耳曼地区的征战史提供了重大支持，已经发现了极有价值的遗迹和大量信息。不过，就直接与战争相关的知识而言，发掘活动造成的困惑远比澄清来得多。过去，我们不清楚要如何分辨罗马遗迹、史前遗迹、加洛林遗迹乃至自然形成的地貌。霍尔茨曼上尉（Captain Holzermann）和冯·法伊特将军（General von Veith）认为他们已经在莱茵河下游和利珀河上游发现了完整的罗马工事体系，后来发现其不过是沙丘。专家学者正在鉴定真正的大型罗马工事，但他们错判了工事的历史地位。在罗马人统治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地区的20年里，他们肯定修建了上百处行军营地，几十处基地堡寨。这些工事都可能留下遗迹，其中许多还会有遗址。只有少数据点大营和堡寨还有待被发现。但每有一次发现，探险者们都会欢呼道：阿里索！自称发现阿里索不仅是他们和古物爱好者中间的舆论，就连最优秀的领域内学者也被发现带来的喜悦的热情冲昏了头脑，怀着或多或少的犹豫表示了赞同。因此，不仅罗马征讨日耳曼的整体战略的研究工作受到干扰，止步不前，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要具体辨析那么多自称发现阿里索的成果，参照文献，然后再次宣布那里不是真正的阿里索。

丁策尔曼（Dünzelmann）自以为在亨特河（Hunte）找到了阿里索，还有人说阿里索位于韦瑟尔附近，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忽略。值得研究的是哈尔滕和奥伯拉登（Oberaden）这两处成功的大型发掘遗址。

人们早就知道在利珀河畔上的小镇哈尔滕有一处罗马堡寨。小镇距离利珀河从莱茵河流出的地方约有28英里（约45千米），罗马堡寨坐落于利帕河左岸的圣安娜山上。最近，堡寨的总体轮廓得到了精心发掘。1900年、1901年以来，在堡寨上游1千米至1.5千米处略微偏离利珀河的一座台地上发掘出了一座大型罗马军营，在这之前其地表从未发现任何遗址。第三处遗址紧挨着利珀河的旧河道，有一批码头、仓库和防御工事。尽管许多细节尚有疑点，但是这些工事的大体性质和用途不需要多作解释。如前所见，利珀河直到阿里索的河段有7个月不通大船。对古人来说，哪怕是用小舟运输也比陆运强，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使用自阿里索而上河道的时间可能有8个月乃至更长，直到小舟也不能通航为止。但我们可以假定自哈尔滕而上的利珀河河段是全年通航的。于是，罗马人早早地在这里建起了补给仓库，修建堤坝将码头围起来，又在圣安娜山上修建了守备要塞。

军团也经常在河港附近建立行军营地和大本营。大本营需要宏大的利珀河港设施，两者之间有长堤相连。周边相继建立的营地经确定不少于三处。陆续发现的大量遗物——武器、钱币、陶器、首饰、器物——证明营地长期有人驻守。多米提乌斯·海诺巴布斯修建“长桥”（pontes lonǵos）时可能就将大本营设于此处。从公元5年至8年，军团可能也多次在此地扎营过冬。我们不知道日耳曼尼库斯再兴大兵时有没有修复这里的工事，或许行军时曾在该地驻扎过。

再往上游走19英里左右（约30千米），在利珀河以南1.5千米的奥伯拉登附近发现了一座可供一个军团驻扎的大本营。它比哈尔滕附近营地中最大的一座还要大。

在这些工事中，只有哈尔滕附近的圣安娜山上的那一处可能是阿里索。军营太大了，不适合当作要塞。阿里索是一座小型城寨（castellum），是大型城堡（castrum）的缩小版，它之所以规模有限，不仅是因为名称，更是因为战略上的铁律。按照日耳曼地区的军事局势，战略的第一要求是要有强大的野战军。统帅要尽可能集中兵力，尽可能少分兵驻守，尽可能让绝对必要的堡寨不超过绝对必要的规模。堡寨如果太大而守军太少，那便凶险万分，不可能坚守。因此，我们要找的阿里索堡只可能是中等规模，除了守军以外只有几座大仓库，或许还有一间医院和几间工坊。但奥伯拉登附近的营地占地超过35公顷（约35万平方米）。哈尔滕附近最大的营地是35公顷（约35万平方米）左右，中等大小的营地是20公顷（约20万平方米）左右，最小的是18公顷（约18万平方米）。

我们与其他几座已知的罗马工事作一比较：

除了小据点以外，长城沿线大部分堡寨的面积都在1.5公顷至3.5公顷（3.5万平方米）之间，通常驻有一个大队或一个500人的骑兵中队（ala）。到了战时，形势最危急、规模比较大的堡寨驻军会增加到1000人。

比对数字会发现明显的差别。恺撒的军营会给每个军团分配6公顷（约6万平方米）左右的面积，所以每公顷1000人；而在堡寨中，1000人对应的面积达到了3公顷（约3万平方米）、4公顷（约4万平方米）乃至8公顷（约8万平方米）左右。这是很自然的。在野战军营中，部队要尽可能凑在一起；而在永备堡寨中，驻军会分散一些，但不会分散到驻军无法守卫堡寨的程度，具体不仅取决于面积，还有许多可能的因素需要考虑。

只看波恩、诺伊斯和拉姆拜西斯这3个例子，我们能得出一个军团就足以守卫20公顷（约20万平方米）至25公顷（约25万平方米）的固定军营。但阿里索不一样，它有土木工事保护，而且暴露于敌军眼下，一个军团的驻军怕是太少了。哪怕是最小的一座工事（18公顷，约18万平方米），要长期驻守的话至少也要有一个半军团。

但对于最小的那座工事，这样的兵力就太多了，因为它显然是同一处工事的改版重复，就连舒尔哈特本人也是承认这一点的。这种重复——我们从阿里索就能明白这一点——为舒尔哈特提供了将其命名为阿里索的依据。如果我们认为港口工事和圣安娜山堡寨都要把守的话，那就需要瓦卢斯的全部3个军团才行，这样就根本剩不下野战军了。舒尔哈特没有说明他的假说会造成的结果，因此他要为他主张的哈尔滕以外的另一个“阿里索”备选地点是周长近2.5千米的奥伯拉登负责。

按照上面给出的恺撒军营面积，最小的哈尔滕营地也足以住下3个军团。这个营地肯定是永备工事，大概是空间比较大、舒适性比较好的冬季营地，因此可能只驻扎着两个军团，甚至只有一个。不过，哈尔滕附近的大营和奥伯拉登附近的营地很可能驻扎着3个军团，于是，出于发现真相的迫切心情，有人把这些营地当成了常年被驻守的堡寨！毋庸赘言，就算完全不考虑这些营地要占用的庞大兵力，这些营地的宏大规模也是毫无必要的。它们是做什么用的？野战军来了会自己建营地，军营的基本法则对堡寨一样成立：工事的周长要尽可能小，以便守卫。堡寨和军营之间不只是量的区别，更有一条基本原则上的差异：堡寨的守军人数是由工事周长决定的，军营的周长是由军队人数决定的。

哈尔滕和奥尔伯登发现的不是堡寨，而是冬季大营。

部队离开冬季大营时既不需要派人驻守，也不需要拆除。大营对日耳曼人没有用处，如果他们占领了它，那么在罗马人的攻城技术打击下，他们坚持的时间比维钦托利在阿莱西亚还要短。如果罗马人想要在原处扎营，而日耳曼人已经把原来的营地拆掉了，那么罗马人新建一座军营也很快。

剩下的问题就是：圣安娜山上那座7.25公顷（约7.25万平方米）的堡寨可不可能是阿里索。我们其实不必考察这个问题，因为严格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持此说了。哈尔滕说的支持者一贯以罗马军营规模宏大为依据。直至今日，罗马军营仍然是罗马军制的生动体现，为学者们留下了完整和丰富的视觉资料，从而引发了人们的遐想。但在这样的争论中，灵活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应该退缩，而要重新考察一遍前面研究过的利珀河堡寨的所有相关文献，看一看文献中指的可不可能是这个地方。

迪奥·卡西乌斯告诉我们，德鲁苏斯出击苏刚布里人时，发现他们不在平常的地方，而在攻打考狄人。于是，德鲁苏斯继续向威悉河进发。

舒尔哈特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外出攻打考狄人，他们同时避开了罗马军第一波进攻的锋芒。”一伙人在老家遭到庞大敌军的进攻，他们竟然会通过尽快发动针对另一个敌人的战争来“避开”前一个敌人的进攻，而且来攻的敌人竟然会配合他们的计策，不是全力出击，而是先去别的地方，这可能吗？另外，说到底，苏刚布里人的全部地盘肯定不会超过45英里（约72千米）太多。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出：德鲁苏斯要么只想打击边境的日耳曼部落——如果是这样，那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抓住进攻苏刚布里人的机会——要么计划发动一场针对所有日耳曼人的大战。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整场战役的唯一成果只是在边界外27英里（约43.5千米）修建一座堡寨，德鲁苏斯是不会满意的。尽管罗马作者乐于夸大，但迪奥·卡西乌斯引用的原始史料中也不至于将这么小的事称颂为“对抗”敌对部落的一件大功。

同样具有误导性的一种看法是，罗马人打算在这里建立一处安全的利珀河渡口。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利珀河是一条小河，日耳曼人难道能阻止罗马人从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渡河吗？另外，罗马人可以沿着左岸或右岸走，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地方渡河，这难道有问题？一支兵力远胜于对方的大军竟然需要在野战中通过修建堡寨来保护利珀河这样的小河上的渡口，这个想法太业余了。

如果德鲁苏斯在一年里为了从海路进攻日耳曼人而开凿大运河，而到了下一年，他作为征服者取得的成就却仅仅是修建了一座距离边境27英里（约43.5千米）的堡寨，那我们只能认为他是一个军事白痴。

达姆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Dahm）（《考古学杂志》Archäo-loǵische Anzeiǵer，1900，第101页）为哈尔滕说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论证。他将《塔西佗编年史》（2.7）中的“novis limitibus aǵeribusque permunita”中的“limitibus”按照早期的词义来理解，认为它是工事（而不是道路）的意思。达姆认为，德鲁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意图是在莱茵河右岸建立一处部署阵地，与维特拉和美因茨的大本营隔岸相对，从而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渡过莱茵河。按照他的理解，阿里索、哈尔滕、（位于陶努斯山的）霍夫海姆这些堡寨并非孤立据点，而只是“阵地的主要支撑点，周围设有‘limitibus’，也就是观察哨和其他防御工事”。为了解释“哈尔滕与大营只有两日路程，霍夫海姆更是只有一日路程”，达姆说这是因为利珀河沿岸地形极不规则，对敌人特别有利。另外，这里是所有重大行动的起点，所以需要比美因茨更大的集结地。

我必须彻底反驳这一分析。军事史上从没有将集结地设在深入敌境一两日路程的大型要塞前的情况。罗马人掌握了莱茵河左岸，可以随意在任何地方集结和准备渡河器具，而根据公认的战略法则，日耳曼人不可能阻止他们过河。为了方便，罗马人可以修建带桥头堡的固定桥梁——但绝不会在莱茵河以外一两日路程的地方建立一道工事封锁线，因为守住这道阵地需要10倍于莱茵河沿岸罗马军队总数的兵力。这种毫无现实可能性——其实也毫无道理——的集结地工事说显然只是源于文献中将“limes”（长城）误解为是要派兵把守的边境要塞，再加上好像非要给哈尔滕要塞找一个战略意义的执念。

根据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5.5.3），再结合《塔西佗编年史》（2.7）中关于德鲁苏斯去世并设立祭坛的区域的记载，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证明两人所指的不可能是哈尔滕这样离莱茵河很近的地方。另一处记载（《塔西佗编年史》2.7）说日耳曼人围攻利珀河边的一座堡寨，日耳曼尼库斯率领6个军团前往救援，此处的堡寨也不可能是哈尔滕。纵观世界军事史，如果27英里（约43.5千米）外就有一支兵力大得多的敌军，你是不可能发起围城的。即便是兵力大致相当，围城军也要有迅速修建坚固工事的能力才有可能成功。日耳曼人是做不到的。罗马人只要一日强行军便可突然降临，日耳曼人的长处只在于侦察和防备，他们每晚都要做好遭受袭击、全军覆没的准备。

被征召来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低级的日耳曼士卒都会明白这是危险的无用功，会因这样的行为而对公爵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公爵不可能这样愚蠢地使用和浪费士卒的力气。

我们在前文中也清楚地看到，对于罗马作家来说，这处记载之后的那段话——罗马人在阿里索和莱茵河之间修建了一条坚固的公路——是不恰当的，他们不会重点强调一段27英里（约43.5千米）长的道路。此外，提比略之前已经在这里修好道路了。

条顿堡森林会战的溃兵逃进了阿里索堡。由此可见，阿里索堡与战场的距离不可能太远。舒尔哈特认为恰恰相反：“除非我们假定距离相当长，否则就不能解释那场大败为何如此骇人，逃出来的人为何如此稀少。”他说，因此文献中指的是哈尔滕。针对他的论证，我们可以说罗马人的退路被阿米尼乌斯设于山路的阵地切断了，因此与避难所是远还是近都没有关系了。此外，日耳曼人显然没有先追击整整五六日，再花五六日返回，然后才举行庆功大会，而是守在战利品旁边。但假如日耳曼人根本没有追击，任由溃兵逃跑，那么后者肯定不会留在哈尔滕，而会直奔莱茵河；而在现实中，他们被围在了阿里索。暂且假设阿里索在哈尔滕附近，条顿堡森林会战发生在另一个地方。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我们像舒尔哈特一样假设会战发生于德伦山谷或大堡（条顿堡）附近的其他某个地方，那么阿里索就不可能位于距离条顿堡90英里（约145千米）、距离莱茵河只有一日路程的哈尔滕。

从后续发展和围城时间也能看出来。这里与莱茵河那么近，率领两个军团、以精力充沛著称的罗马副将埃斯帕瑞纳斯（Asprenas）肯定会试图解救被困的守军。

舒尔哈特特别信赖塔西佗的一段记载：公元16年，尽管日耳曼尼库斯当时已经带着6个军团在阿里索了，但是他仍然率军上船，驶入埃姆斯河，然后走到威悉河畔。舒尔哈特说，除非阿里索位于利珀河下游，也就是哈尔滕，否则这段话就不能理解。在他看来，我的订正意见（日耳曼尼库斯驶入的不是埃姆斯河，而是威悉河）不过是为了挽救“阿里索在帕德博恩”一说的变通原文。由此可得，舒尔哈特相信，除非我们接受阿里索在哈尔滕的说法，否则塔西佗对战役的记述就是不合逻辑的。我的订正意见的价值不过是这样：要反对3乘3等于11，说3乘3等于10总要好一点。如果一支军队要驶入埃姆斯河，然后去威悉河作战，那么说他们出发前驻扎在帕德博恩总比说他们在哈尔滕少一些不合理，但毕竟还是不合理。克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我的订正意见（混淆埃姆斯河与威悉河，主张大军分兵）在他看来过于激进，于是他完全放弃了理解这次战役的希望。如果克普仍然认为这段记载是哈尔滕说的关键证据，这显然不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如果整体战役没有留下讲得通的记载，那我们就不能从中抽出一个环节作为证据，而且这个环节可能正是出错的地方。

人们过去之所以在哈尔滕或奥伯拉登寻找阿里索，只是因为在那里恰好发现了古罗马工事的遗迹。这个巧合带来了思想的混乱，此事从心理学上是能理解的。于是，帕德博恩地区没有发现遗迹一事也让许多学术圈子拒绝接受正确的位置。事实上，帕德博恩没有证据也好，有很多证据也好，对问题的解决都没有太大意义。毕竟，除了行军营地以外，罗马人无疑在日耳曼地区还修建了其他基地和堡寨，我们只是偶然发现了少数几处。阿里索的位置不能由考古发现解决——除非发现了铭文——而只能通过从战略视角出发去解读文献来解决。即便我们不再将哈尔滕和奥伯拉登叫作阿里索，两地发掘工作的意义也不会损失一分一毫。即便帕德博恩发现了某种工事，表明阿里索在帕德博恩证据链的分量也不会增加一分一毫。几乎所有当代学者（蒙森；诺克，Knoke；达姆；巴特尔斯，Bartels；舒尔哈特；克普）都认为瓦卢斯大营必然位于威斯特伐利亚隘口附近，但在那里也没有找到罗马军营的遗迹。学者们没有因为此处没有考古发现就被带偏，他们也不应该因为帕德博恩同样没有考古发现就被蒙蔽。毕竟，提比略位于利珀河源头的大营也没有被发现。未来，不仅可能在某处发现了遗迹的，而且很有可能。毕竟，由石材建造，而非像日耳曼地区的其他营垒和堡寨那样，只是土木工事的诺伊斯军团驻地遗址在20年前才被发现。而且这座营地有人驻守的时间不是几年，而是几代人，甚至可能长达几个世纪。哈尔滕的大型军营9年前才被发现，而且是偶然发现，地表连一丁点痕迹都看不出来。4年前，普赖因牧师（Pastor Prein）发现了奥伯拉登军营；稍早时候，哈特曼教授（Professor Hartmann）在利珀施塔特东南方向20千米处的吕腾郊区克内布林豪森（Kneblinghausen bei Rüthen）发现了另一座军营。不管未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发现，将考古发现加入历史图景都不会取决于个别营垒堡寨的重构，而要取决于对战役的战略背景的重构。首先，研究者绝不能错以为堡寨不能建在敌军后方，不能混淆堡寨和设防军营。其次，他们也不能犯忽略守军与野战军兵力关系的错误，以至于相信在堡寨被围的同时，未尝败绩的野战军就在一两日路程以外。最后，他们要避免像哈尔滕-阿里索假说的支持者一样，怀有各种业余观念。

奥伯拉登军营的发掘活动表明它的年代早于哈尔滕军营。因此，此处大概是提比略试图招抚一部分苏刚布里人，将其迁到莱茵河左岸时驻扎的大营。这些营地与我们讨论的战役都没有关系。尝试建立关系的考古学家失败了，因为他们不理解堡寨和军营之间的区别。我与G.克罗帕切克（G.Kropatscheck）合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该话题，发表于《普鲁士年鉴》（143：135，1991）。一个地方到底是堡寨还是军营当然很重要。这就好比手枪和大炮：起初只是尺寸有差别，后来从现实角度看就成了两类事物。建立堡寨是有内在目标的（我们必须找到并确认目标是什么），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堡寨，在城外的任务则是警戒多于作战。但设防军营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是要为大军提供保护。凡是将两者混为一谈的人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战略结论。

3　古罗马的人口、贵金属供给和军事体系[55]

人口变化

罗马帝国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主流理论有一定程度上的两面性：一方面，当时的文明无疑极为昌盛，当年宏伟工程的遗迹就是有力的见证；另一方面，古代文献中有无数对衰败的感慨，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信，并把帝国时代说成是不断衰落的过程，尤其是人口持续减少。最早为澄清这个问题做出贡献的是J.容格（J.Jung）发表于《维也纳学刊》（Weiner Studien 1879，1：185）的文章，还有马克斯·韦伯1891年出版的《罗马农业史》（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但不管是这两位学者，还是在其他方面写出了极有价值的《古典时代经济发展史》（“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Altertums”）（发表于《康拉德国民经济学年鉴》，Conra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895）一文的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他们在订正文献资料方面的进展似乎都不大。

如果我们更细致地逐篇考察文献就会发现，那些被认为证明了人口减少的记载指的都是局部或暂时的现象，并未证明几百年间整个帝国的情况。

普林尼写道（《自然史》7.45），奥古斯都一度由于缺少青壮年而被迫征召奴隶参军；《马可·奥勒留传》第11章中记述了“西班牙无人”（Hispanis exhaustis）的现象，我们从中不能得出任何结论。这些都是偶然的暂时困难，例如，马可·奥勒留时期，西班牙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影响。

公元92年，图密善禁止将粮田改为葡萄园，甚至下令铲除各行省一半的葡萄园（苏埃托尼乌斯，7），但此举针对的绝不是陷入困境的社会农业发展，反而是发展得过于奢侈了。此举的背景是粮价的暂时上涨。关于推行禁令的原因，一贯的看法是人民日渐放纵，偏爱葡萄种植园主，惯于依赖进口粮食。于是，图密善颁布了反奢侈法令，目的是让人们回到简朴的农耕风俗和祖先的社会传统。

早在斯特拉波（6.1）的时代，西西里就被描绘成一个人口减少、居民不足的地方。关于希腊（尤其是优卑亚岛）、古代时富庶的拉丁姆（Latium）和如今的罗马近郊的情况类似。但这里只是偌大的罗马帝国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人口减少是有特殊原因的。大城市近郊农业衰落并被畜牧业取代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爱德华·迈尔在前述著作中就以今天的都柏林为例。西西里岛在奴隶起义期间损失惨重，但仍然向罗马出口了大量货物。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意大利由于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和依靠奴隶耕种土地而人口减少，但到了公元1世纪人口有所回升，小农家庭再次遍布意大利。如果我们考察凯尔特地区、上意大利、法兰西、不列颠、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西班牙与北非，最后还有通过从意大利中部移民而实现拉丁化的达西亚，考察这些广大区域在三四百年间的状况，那就不难想见，人口减少不过是因为大规模移民造成的。军团在边境推行拉丁化，但内地很少或根本没有驻军。从罗马城派遣到外省的少数官员可以忽略不计，只在寥寥几处实行农垦殖民。拉丁化的主力军必然是定居城中的商人工匠。从长期来看，建立地方语言标准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城市很容易、很快就会实现语言的变迁。语言变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一批移民来到某地，哪怕人数并不多，但在掌握资金和技术优势，又有政权支持的情况下，也足以洗掉当地的原住民属性。整个西欧之所以在极短时间内就被纳入拉丁种族，原因就在这里。尽管有一条从意大利和整个罗马世界的无产者不断涌向罗马城的潜流，但也有一条从罗马城流向外省的主流。罗马城汇聚了五湖四海的人群，许多能干又勤奋的人不断积累财富地位，以首都代表的身份去往外省，在那里兴旺发达，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推动了当地的罗马化。我们偶然得知，加的斯（Cadiz）和帕多瓦（Padua）在公元1世纪生活着不少于500名骑士等级的罗马公民（实为富商）。拉丁文化在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的代表者和传播者的直系祖先当初可能就是从行省出来的，他们去了罗马，在罗马接受了拉丁化。这种人口的双向流动是无可置疑的：一方面，必然存在从罗马向行省迁出的大规模移民，否则就不能解释拉丁化为何会迅速完成；另一方面，迁出人口在不断得到补充，因为罗马城仍然是一座大城市，而且规模很可能比以前更大。

如果存在一场持续而强大的运动，一条持续的奔流，那么它自然会造成许多摩擦，而且会有许多地方出于或多或少的偶然因素而衰落，但人口整体仍然是在增长的。

我们尤其不能看到经常有人抱怨缺少农业工人、农田被抛荒，于是就得出总人口减少的结论。就连富足的当代英国也有人抱怨大片土地因为缺少劳动力而无法耕种。在德国的东易北河地区，要不是每年从东边招来几十万名外国农场工人，否则某些地方有一半农田要荒废。与此同时，1914年之前，德意志帝国每年的人口增长不少于90万人。那么，就算普林尼已经在抱怨种地的人手不够，就算政府从哈德良时期就开始采取措施将移民束缚在土地上，就算佩蒂纳克斯（193年在位）允许并鼓励开荒占地，就算从奥勒良（270-275年在位）时期就制定了针对荒地的法令，也都不能证明人口减少。

我们没有任何数据表明帝国时期的人口变化状况。我们是通过下面的论证和证据得出帝国时期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很大增长的结论。

阿庇安（约生活于2世纪中叶）给出了经济高度繁荣的证据（《导言》第7章）。宏大的工程确证了这一点，尤其是公路。这些工程有些至今尚存；另一些有无数铭文为证。延续几百年的修路工程是现有最确实的生活水平改善的证据。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意义为后盾，帝王的心血来潮和军事目的就都不能解释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工程。

生活水平改善与人口持续减少是绝不能相容的。诚然，今天的法国是一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近乎停滞的例子。但在奥古斯都至亚历山大·塞维鲁的265年间，哪怕罗马帝国的人口增长像19世纪的法国那样缓慢，人口数目仍然增长近3倍，因为当法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04%，在174年里就会翻一番。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人口变动与现代的主要区别大概是缺乏常性。即便是和平时期的罗马帝国也常有瘟疫和饥荒的记载，而这些因素对现代文明世界的人口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哪怕是经济繁荣时期，古代世界的总体人口增长也不会特别大，但人口总数在两个半世纪里翻一番只需要微不足道的最低限度的增长率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不夸张地估算，罗马帝国的人口从6000万增长到了9000万。

我认为更大幅度的增长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即便人口翻了一番，其与提高人的自然生育能力相比还是差得远了。这就解释了奥古斯都和后世皇帝为什么会颁布鼓励结婚生子的法律。我们或许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些法律，因为它们毕竟只是被用于一小部分人口，特别是罗马市民。把法令放在一边，在当时人的眼中，我们估算出的人口增长实在是太微小了，简直完全看不到增长。帝国的婚姻法令不能让我们得出人口停滞乃至下降的结论，而只是预设了罗马公民，或者只是一部分公民中间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人口下降可能确实时有发生，但文人的抱怨和前面引用的法律都不能打消人口总体上在缓慢增长的认识。

希罗狄安（Herodian，3.4）为我们提供了阿非利加人口充盈的正面证据。除了公元237年以外，阿非利加有一批大城市，尤其是迦太基，这是绝对确定的。希罗狄安还明确说当地有许多农夫。海斯特尔贝克（Heisterbergk）在《佃农制的起源》（Die Entstehunǵ des Kolonats）（1876，第113页及之后）中通过大量比对，有力地确认了这段记载的可信性。

我在容格写的《罗马帝国的罗马化地区》（Die romanishcen Landschaften des römischen Reichs 1：43）中找到了关于西班牙的证据。作者引用了一位4世纪初的地理学家对西班牙的描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百业俱全，向世界各地出口植物油、猪油、火腿和役畜，物产丰富，各方面都很突出。”

没有人怀疑帝国时期的高卢和上意大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两地在文献中表现出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若无普遍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狄奥多罗斯（Diodorus，1.31）记载埃及人口有700万，约瑟夫斯（Josephus，2.385）给出的数字是750万，亚历山大里亚另算，因此，如果加上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人口至少有800万。即便800万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人质疑——我也乐于赞同泽克（Seeck）在《古代世界衰亡史》（Geschichte des Unterǵanǵs der antiken Welt 1：505）的看法，即我们永远不能从这些偶然的相对数字中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我们至少有了一些可能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很大增加。不久前发现的莎草纸文献肯定了帝国时期埃及人口众多的看法。埃尔曼和克雷布斯1899年合写的《皇家图书馆莎草纸文献研究》（Aus den Papyrus der Köniǵlichen Museen）第232页中通过一份征税文告得知，在马可·奥勒留时期，法尤姆（Fayum）有一座房屋的十分之一空间中至少住着27个人。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肯定生活着许多人。

上述内容只适用于3世纪中期开始的重大经济变动之前。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以物易物经济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影响大概不会很快，也不会很强。

贵金属供给

细致研究3世纪贵金属消失现象会对我们很有帮助。相对于货币本身的贬值，当代的奠基巨著，蒙森写的《罗马财政史》（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Münzwesens）对这个问题有些忽视。至少通过一番比对，我确信货币贬值其实是——或许主要是——贵金属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矿藏已经被挖空了，至少产量大大降低。

毫无疑问，古代矿藏的产量有时是非常大的。5世纪的希腊肯定有大量钱币流通，古典作者说起西班牙丰富的银矿也是不厌其烦。在1世纪，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列举各地税赋的头一条就是：“西班牙金山产出的黄金在达尔马提亚的山上闪耀。”（quidquid ab auriferis ejectat Iberia fossis Dalmatico quod monte nitet）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开采，任何一个地方的贵金属产量都变得难以维持。早在公元前1世纪，阿提卡半岛上的劳里厄姆（Laurium）银矿就大幅减产，最后彻底枯竭。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西班牙的情况；马夸特（Marquardt）在《罗马政制》（Römische Staatsverwaltunǵ 2：260）中说西班牙银矿的产量早在1世纪初就很少了，此说的依据似乎有误。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找到马夸特观点的来源，而其他所有迹象都表明西班牙在一二世纪采矿业依然发达。罗马人也成功发现了全新的矿脉并大力进行开采，达西亚就是一例。但接下来发生了大衰退，以至于赫希费尔德（Hirschfeld）在《罗马行政管理史研究》（Untersuchunǵen auf dem Gebiete der römischen Verwaltunǵs-ǵeschichte）第91页（第2版更名为“Die kaiserlichen Verwaltunǵs-beamten bis auf Diocletian”，第180页）中可以说，其他地方的衰退从没有如此骇人、如此迅猛。《百官志》只提到了一位皇室矿监，而且是在伊利里亚。《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中关于矿产开采只有几条简短的规定（第10卷第19款）。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完全没有关于银矿的记载，最多有一处资料表明，有人在塔古斯河（Tagus）里淘金。西班牙的采矿活动直到摩尔人时期才恢复，而且可能已经换了地方。

据记载，马克里努斯（Macrinus）统治时期（公元217年）还有金银雕像（迪奥·卡西乌斯，78.12）。加里恩努斯去世时（公元268年）国库里还有大量黄金，每名士兵都能即时领到20枚金币（《加里恩努斯皇帝传》Scr.Hist.Auǵ.Gallieni 15）。我们还有其他类似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当然都不能证明钱币供给量足以满足庞大帝国的经济需要。

如果说君士坦丁时期的财政秩序有所恢复，那大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已经采取了其他不需要大量现金的形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收神庙财产确实增加了货币流通量。

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时期后勤体系的变化

希罗狄安（3.8.4）中这样描述塞维鲁：“他将大部分钱币（chrēmata pleista）发放给士卒，还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让步。事实上，他是第一位提升军饷（sitēresion）的皇帝。他还允许士兵佩戴金戒指，与妻子同住。不过，他认为这些事都不符合军人的朴素作风、战备能力和严谨秩序。”*

“军饷”也可以宽泛地被理解成“报酬”，于是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开头提到的“大部分钱币”指的是赏赐，“军饷”指的是平时工资，从375第纳里提到了500第纳里。这次提饷——后来卡拉卡拉更是提高到了750第纳里（奥古斯都时期禁卫军的工资）——似乎与我的观念全然相悖，也就是钱币日渐稀缺，以实物形式发放补给的做法日益普遍。但希罗狄安的文本证据中说塞维鲁是“第一位”提升军饷的人，他这里讲的不可能是日常工资，日常工资自奥古斯都以来就提升过，康茂德也短暂地提过一次。因此，我认为提升的军饷是包含在“大部分钱币”里面的。另一方面，塞维鲁向士兵发放大量钱币的事实并未排除钱荒已经对经济体产生显著影响的可能性。因为塞维鲁是动用了最极端的暴力手段，大肆杀人抄家，甚至还要进一步贬值货币——我们不能忘记，这位皇帝统治时期的贵金属含量只剩下50%——这才凑齐了提饷的费用。

多马谢夫斯基（Domaszewski）观察到2世纪下半叶有许多墓葬里发现了财宝，这不是因为蛮族入侵，而是因为国内苛政。这当然是正确的：“人们将钱币埋在地下，免得被收税官发现。”

迪奥·卡西乌斯（78.34）佐证了我的看法。文中说马克里努斯不仅向士兵发放钱币，还许诺恢复之前取消的全额配给（trophē）。马克里努斯当然没有削减士兵本人所需的配给，因此，他说的无疑是士兵家属的补助。既然马克里努斯皇帝的总体形象是塞维鲁王朝后的拨乱反正者，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努力要废除以增加实物配给、放松家庭限制为基础的一整套先前已经证明有害的制度。

关于亚历山大·塞维鲁还有一段记载说（《亚历山大·塞维鲁传》第15章）：“他认真监督士兵的配给发放。”（annonam mili-tum diligenter inspexit.）

与罗马军人婚姻史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与妻子同住”（ǵynaixi synoikein）的含义在学界仍有争议。我采用了一种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在我看来特别奇怪的一点是，直到哈德良时期，外省异族士兵按照罗马法赋予的权利可以正常结婚，因此待遇比公民士兵还好。在埃及，军团享有特权。参见G.维尔曼斯（G.Wilmanns），“阿非利加的罗马军营城市”（Die römische Lagerstadt Afrikas），收录于《特奥多尔·蒙森纪念文集》（Comm.In.hon.Theodor Mommesens，1877，第200页及之后）；P.迈尔（P.Meyer），《罗马姬妾研究》（Das römische Konkubinat），1895；P.迈尔，《萨维尼期刊》（Zeitschrift der Saviǵny-Stiftunǵ，18：44页及之后）。

4世纪的军队兵力和招募方式

据记载，戴克里先将罗马军队的规模增加了几倍，甚至有4倍的说法。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激烈批评这位皇帝增加了军事负担。蒙森自信地得出了一个结论：根据《百官志》和其他所有证据，罗马军队在4世纪的总兵力约为50万至60万人。他又认为当3世纪初塞维鲁将军团数量增加到33个时，罗马总兵力约为30万人。

但正如蒙森本人所指出的，这些数字的依据非常不确切。我们不清楚《百官志》中提到的部队有哪些是实际存在的，每支部队的兵力又有多少。同样不确定的是边防军有多大比例可以算作真正的军人。我到处都找不到一个绝对可靠的数字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参照点。记述君士坦丁征战史的作者们给出的兵力数字毫无价值。但有一点是必须从一开始就考虑到的，那就是以物易物的经济基础不可能供养大规模的军队——本书之后会经常提到这一点。我们手中可以视为相对可靠的战事经过和个别兵力数据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当时军队的规模不仅不比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大，反而要小得多。

一份瓦勒良皇帝任命后来成为皇帝的奥勒良统率一支大军的文书列出了每一支部队的兵力。大军包括1个军团、4名日耳曼酋长、300名伊图里亚弓箭手、600名亚美尼亚士兵、150名阿拉伯士兵、200名撒拉森士兵、400名美索不达米亚士兵和800名重骑兵。不过，这支部队的规模肯定相当小，连小分队的兵力都具体列了出来。

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来自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据记载，兵力不超过1.3万人的尤利安击败了据说有3.5万之众的阿勒曼尼人。这些数字很可能源于尤利安本人。此处只做兵力估算。1.3万名罗马人在正面对决中击败3.5万名日耳曼人是从未有过的事，在4世纪更是绝无可能。问题是：罗马兵力为1.3万人的说法能否接受？说到底，为了彰显胜利的辉煌而将己方兵力往小了说的倾向太常见了。另外，尤利安不仅能调动整个高卢的兵力，据说还掌握着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部队，而且他打的不是一场遭遇战，而是早有预见、早有准备的决战，没有什么能妨碍他集结全部可用兵力——在这种情况下，1.3万人似乎是太少了。

但就算假定尤利安把兵力说小了，我们从这个数字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当时参加大决战的部队已经不再是6万、8万人的大军了。哪怕是夸大或低估也要考虑当时人的观念，尤利安不可能给出同时代的人一眼就能看离谱的数字。如果他想炫耀的话，他当然可以进一步夸大阿勒曼尼人的兵力。我不认为他给出的1.3万人是完全可靠的数字，但我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参加这场战斗的兵力要比恺撒和日耳曼尼库斯的时候来得少，而且当时都是如此。

有人仍然会提出反对意见，说斯特拉斯堡会战属于例外，因为尤利安激烈批判堂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嫉妒和猜疑，有意给他使绊子，提供的支援很少。他批判的依据受到了有力的质疑，而且即便他是对的，尤利安仍然直接掌握着最富庶、最精华的省份。另外，据阿米尼乌斯（16.11）记载，他在雷蒂亚的对手巴尔巴提奥（Barbatio）手下有2.5万人以上的兵力。

当时军队规模不大的一个佐证是：若非如此，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中的重要性不可能如此突出。诚然，我们无法估算当时日耳曼部落的总人口有多少，但要说有几十万日耳曼人在罗马服役，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罗马军队日益染上了日耳曼人的色彩，那么兵力规模就不会很大。

我不敢给出具体数字，但在我看来，戴克里先绝无可能将兵力提升到赛维鲁斯时期以上。就连3世纪初有30万人的估算值也太高了。塞提米乌斯·塞维鲁增加军团数目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兵力的增加，这是很可疑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假定辅助部队的兵力也增加了。在我看来，塞维鲁的33个军团总兵力仍然不超过25万人也是可能的。

我们既然从通行的兵力数字减掉了，那么对4世纪招兵方式的观念必然也要改变。按照维格蒂乌斯和法律文献，地主有义务提供新兵。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用蒙森的话说（前引著作的第246页），它的起源仍然是黑暗的，它的施行可能与同样是新生事物的定居制度和农奴制有关联。按财产多少摊派的招兵条款一直被说成是大地主身上的一项实际负担。

如果我对这种新招兵形式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它就是新的社会政治条件在持续发展的旧制度中的直接反映。旧罗马地方政府以城市为基础，农村人口依附于城市。地主生活在城市里，从那里管理地产，只有巡查或度假时才去自己的农庄。但地主们渐渐从城市迁往农村，让自己的产业摆脱了市政当局的管辖，形成了以地主本人为最高权威的独立行政区。以物易物经济加快了这一进程，地主收不到足够的地租了，于是亲自搬到农庄里，直接享用产出的物资。

在旧的招兵制度下，我们设想的情景是招兵官会同市政当局从大量候选者中选出少数精锐。而在新制度下，地方当局就是地主本人。于是，城市完全退出了招兵事务，因为从市议员以下的市民们都已经被国家安排了各种世袭的职责。城市能出的兵员是极少的。我们无法进行实际估算，因为人口和兵力都没有确切的参照点。暂且假设——只是举一个例子，为了说明问题而已——帝国总人口为9000万，不包括蛮族辅助部队在内的常备军为15万。按照服役期20年计算，每年大概需要常备军总数的十五分之一，也就是1万名新兵。但即便我们按2万或3万人计算，然后与今天（1900年）的德意志帝国作比较，后者人口为5400万，每年有25万名左右适役青年应征入伍，我们仍然会发现征兵条令对罗马人口的负担不会很大，哪怕我们把人口估计得低一些，兵力估计得高一些。

从30名或40名适役男子中抽一人从军的兵制自然会偏向志愿兵，而非征召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赞同蒙森的看法：“如果早在戴克里先之前，志愿兵就已经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新鲜血液，那么后来就更是如此了。”收录于《狄奥多西法典》的帝国公告（第7卷，第13款，“征兵”；第20款，“退伍军人”；第22款，“军人随从与退伍军人子弟”）有许多地方不能给出透彻的解读。但我们从中可以肯定一点：就实际而言，地主招兵同样主要是志愿兵性质。退伍军人的儿子被认为有世代从军的义务，而且当局会通过税收优惠来吸引人参军，优惠会惠及参军者的父母和妻子。如果每年新兵需求都一样多，大概就不会有困难，但蒙受惨重损失或遇到危急时刻时，新兵需求自然就很不稳定、断断续续。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男丁总数是充足的，志愿兵也很可能会出现缺口。因此，就像18世纪那样，招兵或多或少演变成了抓壮丁，于是那些被选中又不想入伍的人就会自残。

但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坚持志愿兵为主体的观点。从军事角度来看，确认这一事实是有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罗马人组成的部队为什么依然一事无成。征召兵或壮丁只有在军纪严格、骨干有力的单位中才有战斗力。这时的罗马军团显然已经不行了。只有自愿参军、斗志昂扬、具备应对军旅生活的野兽本能的人才能组成堪用之军。因此，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入伍者其实就是志愿兵，但以向地主摊派兵额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这既是为了简化流程，也是为了节约国用。这种做法还将提供兵员的义务转化成了纳金代役。代役是经常发生的事，有时是当局允许，有时是直接下令纳金。406年，面对危急的形势，国家直接张榜招兵，一开始开出的奖金是3枚索利达金币，后来涨到了10枚。国家甚至许诺解放愿意参军的奴隶，而且奴隶能多领到2枚索利达金币作为旅费（pulveraticum：尘金）。地主为一名兵额要提供25枚索利达金币作为代役金，有时是30枚，几名地主可以分担一名兵额的费用。

注释

第一篇　古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冲突

1　早期日耳曼民族

1.According to Caesar（6.21），the Germans did not marry before their twentieth year; it could not have been much later, however, that they went about establishing a family, since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eir strict custom with respect to chastity. Consequently, in a community of 100 families we must subtract from the 100 heads of families as warriors the aged, invalids, sick, and accidentally crippled, while the quite young men of fourteen to twenty fill the ranks, more or less balancing off the total.

2.The estimate of a Germanic village at a strength of some 750 souls has recently received a noteworthy corroboration in the area of prehistoric research. In Albert Kiekebusch's dissertation “The Influence of Roman Culture on the Germanic as Reflected in the Burial Mounds of the Lower Rhine”（“Der Einfluss der römischen Kultur auf die german ische im Spiegel der Hügelgraber des Niederrheins”），Berlin，1908，on the basis of the graves of Darzau the size of the community that buried its urns here is reckoned at a minimum of 800 souls. This is opposed, it is true, by Kaufmann in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Philologie（1908），p.456.

3.Cf Braune,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22：212.

4.Paulus Diaconus 2.9：“nisi ei quas ipse eligere voluisset Langobardorum faras, hoc est generations vel lineas, tribueret. Factumque est, et annuente sibi rege quas obtaverat Langobardorum praecipuas prosapias, ut cum eo habitarent, accepit.”（“... unless he granted to him those farae [that is, races or familial lines] of the Langobards he had wanted to select. And so it happened. With the king's assent he received his wish that the distinguished families of the Langobards which he had chosen should reside with him.”）

5.Caesar's claim（Bell. Gall.6.22）that among the Germans the most powerful man possessed no more than any other is not to be taken literally but is, rather, a rhetorical exaggeration of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account of the agrarian communism necessarily made on the Roman listener. Princes who had a retinue that they fed and provided with expensive weapons must have had significant means and men like Ariovistus or Arminius and his brother Flavus, who appeared in Rome as eminent men, are unthinkable without a certain wealth. For all that, however, in the eyes of a prominent Roman they still appeared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a common German. The agrarian communism gave the latter such a great economic support that Caesar could no doubt be permitted to write this rhetorical embellishment without our being justified or obligated to interpret it strictly and base further conclusions on it.

6.Tacitus, Ann.13.54.

2　日耳曼战士

1.Tacitus, Germania 6.

2.Tacitus, Annals 2.45. Mauritius, G.A.，167. Agathias, Bonn. A.，p.81.cit, Müllenhoff, pp.180-181.

3.Müllenhoff, Germania, p.179.

4.The passage reads（taken from Scheffer, p.269）：“In battles they make the front of their line even and closely packed, and they render their mounted forces or infantry violent and uncontrollable, thinking that only these of all traits keep them from every deed of cowardice.”* Müllenhoff, in Germania, p.179，has interpreted that in the completely opposite way, as a phalanx front. In my first edition of this volume andagain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Vol. III, p.286，I agreed with him, but now I believe that I have found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Cf. the passage from Leo’s Tactics, in Vol. III, Book III, Chap.2. At Leo’s time, whatever it might have been（cf. Vol. III, Book II, Chap.7），the Germanic square mass no longer existed. His description was only taken over from Mauricius.

5.Tacitus, Germania 3. Historia 2.22：4.18. Ammianus，16.12：31.7. Eduard Norden, in The Early Germanic History in Tacitus Germania（Die germanische Urgeschichte in Tacitus'Germania）（1920），p.125，sees somewhat too much significance in the “Shield song，” in my opinion.

6.Plutarch, in Marius 25，describing the battle formation of the Cimbri, tells us that it was just as deep as it was wide, and it may be that this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the concept of the German square mass. But since it is also said that this square mass was 30 stadia（about 3½miles）deep and wide and the entire account is also riddled with fables in otherplaces, its validity as evidence is slight.

7.The description in Dio Cassius 38.49.50 is purely rhetorical and has no historical worth.

8.According to Kiekebusch in The Influence of Roman Cultureon the Germanic as Reflected in the Burial Mounds of the Lower Rhine（Der Einfluss der römischen Kultur auf die germanische im Spiegel der Hügelgräber des Niederrheins），p.64（see p.36 n.2 above），that applies only to the Rhenish Germans. According to him, the Elbe Germans, judging from the grave finds, were rich in iron and generally superior to the Rhenish Germans in their culture.

9.An excellent work is the broad-based study that appeared in 1916 from the Kossinnas Mannus Library, The Armament of the Germans in the Older Iron Age, from About 700 B.C. to 200 A.D.（Die Bewaffnung der Germanen in der älteren Eisenzeit etwa von 700 v. Chr.bis 200 n. Chr.），by Martin Jahn（Würzburg, Curt Kabitzsch）.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ir possible influence on the Germanic weapons system, the author extends his study to cover those of the Celts and the Romans. According to the grave finds, the shields were so light and thin that they could hardly have withstood a powerful thrust of the lance or blow of the sword. For that purpose, however, they had a metal projection which in its extreme form extended into a rod more than 12 centimeters long. This can hardly be interpreted in any other way than that the Germans not only used the shield for passive parrying.like the Romans but also brandished it actively and sought not so much to stop the enemy thrusts and slashes but to ward them off, and therefore fought simultaneously with both arms. In this connection, see below. Book III, Chapter 1，the excursus concerning the Herulian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given to me by Jahn in a letter, the battle-ax played hardly any role before 200 A.D.，judging from grave finds. It is more often found from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 on, especially in the graves of the Lusatian region, which at that time was inhabited by the Burgundians.

10.They are collected in the publication Catalogue of the Castings ... with German Depictions（Verzeichnis der Abgüsse ... mit Germanen-Darstellungen），by K. Schumacher，2d ed.，Mainz，1910.

11.Martin Jahn, Bewaffnung der Germanen, pp.87，216.

3　古罗马降服日耳曼

1.Florus 4.12.

2.Ritterling（Bonner Jahrbücher，1906）would substitute here, instead of the Yssel, the Vecht River, which branches off farther away from the Rhine. This difference has no significance for our purposes.

3.Velleius 2.106.

4.Strabo 7.1.3. Velleius 2.121.

5.Tacitus, Hist.5.22.

6.Florus 4.12：“Praeterea in tutelam provinciarum praesidia atque custodias ubique disposuit, per Mosam flumen, per Albim, per Visurgim. Nam per Rheni quidem ripam quinquaginta amplius castella direxit.”（“Moreov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ovinces he stationed garrisons and guardhouses everywhere along the Meuse, Elbe, and Weser rivers. In fact, along the bank of the Rhine he erected more than fifty forts.”）Instead of “Mosam，” Asbach（Bonner Jahrbücher 85[1888]：28），probably justifiably, would read “Amisiam.” See also in this connection Tacitus, Annals 1.38.

7.It is therefore an erroneous expression when Köpp. The Romans in Germany（Die Römer in Deutschland），p.22，explains that Drusus’dvance to the Elbe was only an “isolated, temporary move forward.”

4　条顿堡森林会战

1.The fact that the road ran over the hill and not along the valley seems curious to us today, but that was almost the general rule with theroads of antiquity. The Roman milestones in the area of the Rhine that have remained until the present day date back only to the time of Trajan.

2.Frontinus, Strategem.2.9.4.

3.It is appropriate that the citations in Frontinus, Strategem.3.15.4 and 4.7.8. Velleius 2.120.and Dio Cassius' reference to the effect that only one Roman fort had held out have been combined. In this connection, see below, the special 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Aliso following Chapter VI.

4.Schuchhardt，“Roman-Germanic Research in Northwest Germany”（“Römisch-Germanische Forschung in Nordwestdeutschland”），extract from Neue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1900），p.29.

5　日尔曼尼库斯与阿米尼乌斯

1.Müllenhoff, in Germania, pp.436 and 545，has sought explanations for such an apparently incredible error and has made various suggestions: nonetheless, he finally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acitus had erroneous geographical concepts. Bremer’s attempt in his “Ethnography of the Germanic Tribes”（“Ethnographie der germanischen Stämme”），Pauls Grundriss, to bring order to this confusion by shifting the peoples has also failed to have any satisfying result.

2.See in the last chapter of this volume “Provisions and Train.”

3.Knoke has already correctly explained the sequence of events in this manner.

4.General F. Wolf, in The Feat of Arminius（Die That des Arminius），has determined that the region of Iburg corresponds in every respect to Tacitus'description. Caecina would then have split off from Germanicus near Osterkappeln or Bramsche.

6　战争的高潮与结束

1.Tacitus 2.6，recounts the fact that unusually shallow-bottomed vessels were also built as if that was don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tides. This can probably be more correctly considered, as Knoke does, as referring to the ships that were to be able to navigate as far as possible up the rivers.

2.It would not be impossible to explain the return march of one part of the army as serving Germanicus as a covering force, since he had personally come with his legions to Aliso, where he reconstructed an old altar that had once been erected in honor of his father and had dedicated it with a festival. In such cases.however, a cavalry unit, which can move quickly, is no doubt a better covering force than the slow-moving legions. Furthermore, it still seems more likely that the six legions were left at Aliso and two were moved by sea.

3.This is the sense of the words “cuncta inter castellum Alisonem ac Rhenum novis limitibus aggeribusque permunita”（“The whole area between the fort Aliso and the Rhine was completely built up with new roads and embankments.”）In this connection, see paragraph 3 of the Excursus.

4.This is effectively proved by Paul Höfer in Germanicus’Campaign of 16 A.D.（Der Feldzug des Germanicus im Jahre 16），1885.

5.Paul Höfer, Germanicus’Campaign of 16 A.D.

7　古罗马与日耳曼的僵持局面

1.In my opinion.Tacitus, Annals 11.19，stands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indications that the Wetterau was not given up in 16 A.D. either, but, even if at first it was still without a Roman settlement, it remained a Roman occupation area. Tacitus says of Claudius: “adeo novam in Germanias vim prohibuit, ut referri praesidia cis Rhenum juberet.”（“He so strongly forbade a new campaign in the Germanies that he ordered the garrisons to be withdrawn to the near side of the Rhine.”）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statement is that it refers only to lower Germany. This explanation is not acceptable, however, and all the less so when Germania, Chapter 29，“protalit magnitudo populi Romani ultra Rhenum ultraque veteres terminos imperii reverentiam”（“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 people expanded the respect of the empire beyond the Rhine and beyond the old borders”）stands in opposition to it, and also when Seneca says: “Rhenus Germaniae modum faciat.”（“The Rhine should mark the border of Germany.”）Germanicus fought against the Chatti not only in lower Germany but also right here in the Wetterau. See Herzog, Bonner Jahrbücher，105（1901），p.67. I do not venture to decide how this contradiction is to be clarified.

2.At any rate, this is claimed by General Schröder,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69：511. But I have never found this point confirmed.

3.Preussische Jahrbücher 69：514.

4.A quite similar system of watchtowers along the borders and of signaling by fires is to be found with the Swiss up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very interesting account of this system, based on documents and topographical research, is to be found in E. Lüthi, The Bern Chuzen or High Watchtow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ie bernischen Chuzen oder Hochwachten im 17. Jahrhundert），3d ed.，Bern，1905，A. Francke. When the Freiburgers made a pillaging incursion into the Bern area in 1448，that was reported to the capital by the high watchtower on the Guggershorn. The Bern territorial guard assembled at once but did not move directly against the Freiburgers. Instead, they blocked their retreat, defeated them, and took away their booty.

Between Hirschberg and the Riesengebirge, near Arnsdorf, there are also the remains of such a stone watchtower on a hill from which one can observe the various crossings over the mountain. It perhaps stems from the period of the Hussites.

5.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5：108，note, estimates the auxiliaries of the upper German army in the period of Domitian and Traan at some 10，000 men. The Raetian limes was considerably shorter and more weakly occupied than the upper German limes. The Raetian troops, who, according to Mommsen 5：143，were at the most 10，000 strong, also had to garrison the Danube line from Ratisbon to Passau. For this reason. Mommsen believes that the forts were probably only very weakly garrisoned in times of peace. Nevertheless, they still had to be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a sudden attack and to send troops in pursuit of strong robber bands. According to Mommsen, the lower Germanic auxiliaries were perhaps even less numerous than those in upper Germany.

8　古罗马帝国的军队建制与军人生活

1.Eclog.1.71.

2.W.Bahr, De centurionibus legionariis（on the Centurions of the Legions），Berlin dissertation，1900，p.45f.

3.Bang, The Germans in the Roman Service（Die Germanen im römischen Dienst），p.78.

4.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piece of new knowledge which we owe to Domaszewski’s careful study of inscriptions, The Hierarchy of the Roman Army（Die Rangordnung des römischen Heeres），1908.

5.This results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situation and is also evident from a citation in Hyginus, de mun.，Chapter 42，which I find on page 60 in Domaszewski's Hierarchy. It was probably the same as in the present-day Austrian army（before 1918），where the regiments, in addition to their German army language, had their own national regimental language. As the Romanization of the provinces progress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ohorts gradually faded out. It may also have happened that cohorts stationed very far from their home area received other replacements and changed their character as a result. We must agree with Mommsen.when he emphasizes in Hermes 19：211，that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ohorts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ir designations with certainty only at the time of their creation.

6.Seeck. History of the Fall of the Ancient World（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1：390，534.

7.Marquardt, Roman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Römische Staatsverwaltung）2.542，2d ed.

8.In the year 367，cod. Theodosianus. Cited in Marquardt. In Germany.it was not until 1893 that the minimum height was lowered to 1.54 meters. In 1870.the following regulation was still in force: “The smallest height is 1.57 meters, but men under 1.62 may be selected only if they have a particularly strong body frame and if the yearly replacement figure cannot be met without resorting to this expedient.”The smallest height for the Guard is 1.70 Meters.

In France. Napoleon set the height at 1.59 meters in 1801，but then he lowered it to 1.54 in 1804. In 1818，it was raised again to 1.57，and in 1872，after some variations, it was lowered again to 1.54. The Roman foot was 0.296 meters and was consequently shorter than the old Prussian one, which was 0.314.

9.Suetonius, Nero 19.

10.Schulten，“The Domain of the Legion”（“Das Territorium legionis”）. Hermes 29：481.

11.Cicero, Acad.2.1.2.

12.Sallustus, Bell. Jug.85.12.

13.The matter is perhaps somewhat more complicated. The reference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centurions are not easy to understand. One theory after another has been advanced on this subject, but no solution has been found that clarifies the whole situation. Theodore Wegeleben's study，“The Hierarchy of the Roman Centurions”（“Die Rangordnung der römischen Centurionen”），Berlin dissertation，1913，Ad. Weber, publisher, has superseded Domaszewski’s study, to be sure, and has thrown some light on the subject through its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 inscriptions, but some points have still remained doubtful. Wegeleben’s conclusion is that the centurions were of equal rank among themselv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ix centurions of the first cohort, of whom the three highest ones, of the primus pilus, of the princeps, and of the hastatus, stood so high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referred to as centutions at all. This higher position in the first cohort was not just a position of honor. It was also based on the practical organization, since this cohort was 1，000 men strong, while all the other cohorts had about 480 men（Wegeleben, p.37）. We are not told how that was balanced off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legion. Either the six centurions of the first cohort or the three highest ones were designated as the primi ordines. Also unclear is the meaning of praepositus（see Grosse, Roman Military History[Römische Militärgeschichte]，p.143）. The remark in Wegeleben, p.60，concerning the receipt of commands is probably not correct; it is contradicted by Polybius 2.34.

14. We have just recently been enlightened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principales by the work of A.von Domaszewski, which is as thoroughas it is valuable. The Hierarchy of the Roman Army（Die Rangord-nung des römischen Heeres），1908.

Vegetius 2. 7，speaking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says: “Campigeni, hocest antesignani, ideo sic nominate, quia eorum opere atque virtute exercitii genus crescit in campo.”（“The campigeni, that is antesignani, were so named because the kind of training in the field depended on their hard work and ability.”）I have not found an explanation of this passagein Domaszewski.

15.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military pay was first set forth in Domaszewski's essay，”The Military Pay of the Imperial Period”（“Der Truppensold der Kaiserzeit”），Neue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 Vol.10，1900. But Domaszewski, in judging the pay increases in the imperial period, fail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imultaneous debasement of the money. Consequently, he exagger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umerical increase. I consider it impossible that on the occasions of donatives the centurions were excluded and only the soldiers benefited, as Domaszewski believes, p.231，note 2. In that case, depending on the amount of the donative（under Marcus Aurelius it was once 5，000 denarii for the Praetorians, or five times their annual pay），the privates would often have been better off than the officers.

16.P.Steiner，“The Military Decorations”（“Die dona militaria”），Bonner Jahrbücher 114：1 f.

17.In Polybius'camp description, there is no mention of a hospital, whereas there is in Hyginus. See W. Haberrling, The Ancient Roman Military Doctors（Die altrömischen Militärärzte），Berlin.1910.

18.Premerstein，“The Bookkeeping of an Egyptian Legionary Unit”（“Die Buchfuhrung einer ägyptischen Legionsabteilung”）. Klio, Vol. III.

19.This is reported by Polybius 14.3.6. We may assume that the Romans also retained this custom in later periods.

20.Tertullian says: “Religio Romanorum tota castrensis signa veneratur signa jurat.signa omnibus deis proponit.”（“The religion of the Romans was completely military. It venerated the standards, swore by the standards, and preferred the standards to all the gods.”）Cited in Harnack, Christian Armies（Militia Christi），p.V.

21.Alfred von Domaszewski，“The Religion of the Roman Army”（“Die Religion des römischen Heeres”）. Special reprint from the West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Kunst, Vol.14，Trier，1895. The very important poin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forms of religion has not been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See also Hirschfeld，“On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eror Cult”（“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aiserkultus”），Sitzungsberichte der Berliner Akademie, Vol.35，1888.

22.Beloch.in The Population of the Greco-Roman World（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estimated some 54 million. In a later article, however, in the Rheinisches Museum, Vol.54，1899，he reached a somewhat higher estimate for Gaul than in his book. I myself have gone even higher. See Vol. I, p.493. The higher estimate for Gaul tends in turn to lower somewhat the figures for the other countries.

23.“Venio nunc ad praecipium decus et ad stabilimentum Romani imperii salutari perseverantia ad hoc tempus sincerum et incolume servatum militaris disciplinae tenacissimum vinculum, in cuius sinu ac tutelaserenus tranquillusque beatae pacis status adquiescit.”（“Now I come to the principal glory and support of the Roman Empire—the most stubborn bond of military training, safely preserved and intact by its wholesome persistenc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In its bosom and guardianship the cheerful and calm state of a blessed peace rests.”）Valerius Maximus 2.7.

24.Suetonius, Domitian, Chapter 12.

25.Bell.Gall.2.8；7.41，81. Bell.civ.3.45，51，56. Afr.31. Schambach,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oman Use of Missile Weapons, Especially in Caesar's Time（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ie Ge-schutrverwendung bei den Romern, besonders zur Zeit Cäsars），1883. Mühlhausen in Thüringen Program. Fröhlich, Caesar’s Methods of Waging War（Kriegswesen Cäsars）1：77. Attempts have recently been made to reconstruct these weapons. During the excavations on the Lippe, an unusual wooden instrument was discovered, which some believe to be the pilum murale.G. Kropatschek has added an interesting study on that subject in the Jahrbücher des Archäoligischen Instituts 23（1908）：79.

26.Vegetius 2.25.

27.Cited in Marquardt 2：567.

28.In addition to the eighth volume of the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the inscription is treated by Sebastian Dehner in a Bonn dissertation，“Hadriani reliquiae，”1883，and by Albert Müller, Maneuver Critique by Emperor Hadrian（Manöverkritik Kaiser Hadrians），Leipzig，1900. I have adopted quite a few of the insertions suggested by these two authors, but not all of them.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Militär-Wochenblatt，1882，No 34，has been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some places and filled in in others.

（Added in the second edition.）Recently, many more small fractions ofthe inscription have been found, but in general they have concerned only the heading and the date. The address is directed “at pilos”（“to the primi pili”）. Héron de Villefosse, Festschrift zu Otto Hirschfelds 60. Geburtstag, Berlin，1903.

29.Legion is to be interpreted as “division” to the extent that it contains all the combat arms.

30.compares, actually “comrades.”The legion in Lambaesis had the name III Augusta. There were also two more legions that had the number “three”: the III Gallica and the III Cyrenaica. Consequently, men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one of these two units.

31.I choose this expression because these three classes formed one stratum.

32.I choose this expression by way of analogy with our divisional cavalry. Each cohort of auxiliary troops was permanently assigned a small cavalry detachment.

33.“frequens dextrator” has been explained in the most varied ways, and I will not claim that my translation is beyond doubt the right one. It fits the sense and the context with respect to the previously stated number of skirmishing sharpshooters and the later closed attack.“dextratio” means the movement of going around from right to left. Thus, the word dextrator, which does not appear anywhere else in the sources, may well have been used for a specific turning movement on parade.

9　军事理论

1.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hapter, I again refer the reader to the basic fact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Köchly and Rüstow’s Greek Military Authors（Griechische Kriegsschriftsteller），Part II, and particularly to Jähns’History of the Military Sciences（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Vol. I, from which I have taken several citations.

2.Köchly and Rüstow, Greek Military Authors, Part II, second section, p.213.

3.It is also unnecessary for us to go into purely theoretical suggestions, even if they should have led to important experiments, such as Rüstow treats in his History of the Infantry（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1：54，since no positive result came from them.

4.Johann Gustav Foerster, De fide Fl. Vegetii Renati, Bonn dissertation.1879，shows Vegetius'inextricable confusion in many places.

5.As a supplement to the translation in Greek Military Authors by Köchly and Rüstow，1：201.

10　古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与解体

1.For example—and certainly correctly—L. Schmidt in Hermes 34：135，on the war with the Marcomanni.

2.Dessau，“The Source of Officers and Officials of the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Its Existence”（“Die Herkunft der Offiziere und Beamten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 während der ersten zwei Jahrhunderte seines Bestehens”），Hermes 45（1910）.

3.Tacitus, Annals 3.40.

4.Tacitus, Annals 3.53.

5.Nissen，“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Roman Empire”（“Der Verkehr zwischen China und dem römischen Reich”）. Bonner Jahrbücher, Vol.95.

6.Mitteis, in his “Studies on the Ancient Banking System Based on Papyrus Finds”（“Untersuchung über das antike Bankwesen auf Grund der Papyrusfunde”），Zeitschrift für Rechtsgeschichte, Römische Abteilung, Vol.19，establishes the fact that indications of a specific exchange of checks, which would, of course, be a very important point, are very weak.

7.According to B. Pick in th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5：918，2d edition.

8.Mommsen, Roman Monetary System（Römisches Münzwesen），pp.755，777.

9.Based on an inscription found recently in Africa,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clarify this with reductions of the army strength and the pay. Domaszewski, Rheinisches Museum 58：383. Mamea lowered the strength as well as the pay of the principales, but, of course.this action did not go far toward solving the matter. The soldiers and their good will were only too strongly needed both within the empire and beyond it.

10.To be sure, the gold coins were reduced in weight but not in the me way the silver coins were alloyed. From this point, too,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re was practically no more circulation of gold coins; otherwise, they would certainly not have passed up the convenient solution of using alloys in these coins as well. A shortage of gold is referred to directly in a source document, vita Aureliani，46，cited by Mommsen in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Münzwesens, p.832.

11.In accordance with the verbatim text, the passage in Scrpt. Hist. Aug. Vita Alexandri（Writers of the Augustan History, Life of Alexander），Chapter 39，must be understood as meaning that the taxwas reduced to one-thirtieth. But the corr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roposed by Rodbertus, according to which it was one-thirtieth of the value of the cadaster, whereas previously one-tenth was required at least has the advantage of providing something possible and credible from a practical viewpoint. See M. Weber,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P.194.

12.Seeck,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56：279.

13.On 1 October 205，the soldier C. Julius Catullinus, of the Foutteenth Legion, dedicated an altar to Jupiter, and on it he referred to himself as “conductor prati Furiani lustro Nert. Celerini primi pili”（“tenant of the field of Furianus Nert. Celerinus, primus pilus.for a five-year period”）. This inscription was found on the Schaflerhof, south of Petronell, near Vienna, and was published in the Berichte d. Ver. Carunum in Wien, für das Jahr 1899，p.141. According to this, then, ground belonging to the legion（pratum）was regularly leased out to the soldiers. In various other places, inscriptions from the same period that also contain the word lustra（periods of five years）have been found. The editor, Bormann, has already related this, and certainly correctly so, to the permission that Septimius Severus gave the soldiers to live with their wives.

In the Militärdiplom, No.90，C.I.L. III, supplement, p.2001.the text apparently speaks of the sons of “milites castellani”（“soldiers of a fort”）（only the letters ... lani remain）. Since it is a question only of the sons of centurions and decurions, Seeck（in Paulys Realenzyclopädie, under castellum; castellani）believes that this refers to a special type of soldier higher in grade than the privates. I prefer to reconcile the inscription with the context indicated above. Mommsen places it between the years 216 and 247.

14.Vita, Chapter 58.

15.Premerstein, Klio 3：28.

16.Biedermann, in his Studies on Egyptian Governmental History（Studien zur ägyptischen Verwaltungsgeschichte），1913，establishes in detail（p.108）that the old Egypti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disappeared toward the middle of the third century.

17.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the auxiliaries had been increased as early as the second century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y still had fewer demands tha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 for example.they received only a third of the pay of the legions and had no claim on the large donati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s of the legions wer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while their military efficiency was declining. Domaszewski,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 10：226. This assumption is contrary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I expressed on p.171 above that the auxiliaries had been organized into legions. Both theories are mere possibilities. And it is, of course, also imaginable that they existed side by side and that now one and now the other actually took place.

18.I do not believe it necessary to attribute any significance to Caracalla's military frivolities, which are reported in Dio Cassius 77.7 and in Herodian 4.8.2.3.

19.Petersen, in The Marcus Aurelius Column, Text（Die Markus-Säule, Textband），p.44，says of the legionaries shown on the relief: “Their shield is seldom a normal scutum, their lance never shown as a pilum，” and on page 45 he continues: “... often they have trousers.”These are unusual phenomena which I do not know how to explain. It has also struck me in Tacitus’account of the German war how little reference is made to the unusual aspects of the Roman combat with the pilum.

20.Von Domaszewski, Die Religion des römischen Heeres, p.49. See also p.113.

第二篇　民族大迁徙

1　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古罗马军队

1.Robert Grosse's Roman Military History from Gallienu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Byzantine Thematic Constitution（Römische Militärgeschichte von Gallienus bis zum Beginn der byzantinischen Themenverfassung），Berlin，1920，has unfortunately very little to offer, despite all the energy that went into it.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draw anything from it for my account. See my review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21.

2.Dio Cassius 78.17.

3.Zosimus 2.15.1.“He collected his forces, which included subjugated barbarians, Germans, and other Celtic nations, and some assembled from Britain.”*

4.Ammianus 20.4.17. A source of little value, Nicephorus Callistus, also reports this of Valentinian I. But the description in Symmachus, orationes 1.10，to the extent that this rhetorician is to be trusted, excludes that possibility.

5.Ammianus 31.7.11.

6.Schuchhardt，“Anastasius'Wall at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obrudscha Walls（“Die Anastasiusmauer bei Konstantinopel und die Dobrudschawalle”），Jahrbücher des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16：107.

7.Brunn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1：39；（2d edition, p.58）.

8.This point is correctly observed by Dahn in Procop von Cäsarea, p.391.

9.Ammianus 12.12.61.

10.Lavisse, Histoire de la France 1：2. Les Origines, la Gaule indépendant et la Gaule Romaine, by G. Bloch, Paris.1901，p.299 f. Ad. Blanchet, in The Roman Walls of Gaul（Les enceintes Romaines de la Gaule），1907，rejects, on the basis of the broadest research, the theories that would pla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fortifications as late as Diocletian’s period, in the fourth century or even later.

11.According to the citation by Dahn, in Könige der Germanen 5：26.

12.Mommsen, Ostgotische Studien, Neues Archiv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e 14：460. L. Schmidt, Geschichte der Vandalen，1901，pp.65，72，122.

13.The study on the battle at the Milvian Bridge by F. Trebelmann in the Abhandlung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1915，is very valuable topographically, but from the military history viewpoint it misses the mark just as much as Seeck's account does. Both authors are still entangled in the concept of massive armies. They even believe the sources to the effect that Maxentius had superior forces—and even several times as many—to those of Constantine. Since it is naturally impossible to construct any reasonable account with such preconceptions, Seeck grasps the expedient of having both commanders lead their armies by dreams and portents rather tha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 do not see why both Constantine and Maxentius should not have been capable of interpreting their dreams and signs in the same way as had previously been done by Themistocles. Pausanias, and Mardonius. The account by Landmann in Dölgner’s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His Times（Konstantin der Grosse und seine Zeit），1913，is reasonable, but in view of the lack of sources, it is without any conclusion of importance to military history.

2　斯特拉斯堡会战　无

3　阿德里安堡会战

1.It is curious that the West Roman troops were fighting in the Dobrudscha and when they were returning to Illyricum, they encountered the Taefalae. Is it possible that they had previously left the Taefalae behind them? These bands probably did not cross the Danube until the Roman troops had already moved farther eastward. Perhaps the East Goths under Alatheus and Safrax also did not come across the Danube until now, although Ammianus recounts this earlier. In any case, the reinforcements that moved to join the Germans must have been very significant.

2.Here I believe it is permissible to combine the accounts by Eunapius and Zosimus with that of Ammianus. See Excursus.

3.Constantine Joseph Jirecek. The Military Road from Belgrade to Constantinople（Die Heerstrasse von Belgrad nach Konstantinopel），1877，p.145.

4.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karte of the Balkans, published by Artaria in Vienna in 1897，there is now available a still better Bulgarian map（1：420，000），which I have used. It is based on surveys made by Russian officers during the war of 1877-1878. The map of European Turkey published by the Turkish general staff, although it bears the title “Drawn up by the General Staff of His Majesty, through Allah's Grace all-powerful and all-protecting，” is only a scarcely changed reproduction of the Austrian Generalkarte, according to Hardt von Hartenthurm in the Mitteilungen des königlich-kaiserlichen militärischen geographischen Instituts, Vol.18. See Austria-Hungary and the Balkan Countries（Oesterreich-Ungarn und die Balkanländer），by L.v. Thalloczy, Budapest，1901.

5.Socrates 4.38.

6.Theodoret 4.33.

7.Sozomenos 6.40.

8.Socrates 4.38.

4　军队兵力

1.G.Kaufmann, Deutsche Geschichte 1：89.

2.I cannot understand how Schmidt, in Geschichte der Vandalen, p.130，can interpret the remark by Procopius 2.7，that Belisarius with 5，000 horsemen defeated the enemy, as meaning that the Guard was 5，000 men strong and these are to be added to the 15，000 men that Procopius 1.11 gives as the army strength.

3.Panegyriki 9 praises Constantine for having accomplished more with fewer troops than did Alexander, who had supposedly had 40.000.

Panegyriki 8. 3.3.says he defeated Maxentius “vix enim quarta parte exercitus contra centum milia hostium”（“with scarcely a quarter of his army against 100，000 of the enemy”）.

In 313 against Licinius, he is also said by Anon. Bales.to have had 25，000 men.

4.A very energetic addi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reported by Procopius is given by H. Eckhardt in the Königsberg Program（1864），“On Agathias and Procopius as Sources for the War with the Goths”（“Ueber Agathias und Procop als Quellenschriftsteller für den Gotenkrieg”）. In the final analysis, however, he still holds that, everything considered, a figure of 200，000 men for the East Goths is quite believable（page 11）.

5.The number of Cimbrian warriors who crossed the Brenner Pass in 101 and descended into Italy is given by the Romans as 200.000. Judging from the length and the type of route they took, I have felt justified in estimating that they were at most 10，000 strong. See Vol. I, page 513.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147（1912）：199.

6.The passage reads: Malchus, ed. Bonn, p.268：“They established peace on condition that the emperor supply pay and food for 13，000 men whom Theodoric chose.”*

7.That this ruse was also common with the Romans, particularly in this period, is amply documented in A.A. Müller’s “Excurs zu Tacitus 1.46，”Philologus 65：306. Among other passages, Zosimus 2.33；4.27. Also in Libanius.

8.See Dahn, Könige 2：78，where the source passages are also indicated. Hist.misc.，p.100，and Ennod.v. Epiph.，p.390.

9.Recently published in Beihefte zum Militär-Wochenblatt 11（1901）.

10.History of the Burgundian-Roman Kingdom（Geschichte des burgundisch-römischen Königsreichs），p.323.

11.A very thorough treatment of this, as of the whole question, is to be found in Jahn, Geschichte der Burgunder 1：337. See also Wietersheim-Dahn 2：212.

12.The passages are quoted in Jahn 1：345.

13.Orosius 7.40.

14.Sidonius Apollinaris 7.7.“viribus propriis arma hostium publicorum remorati: sibi adversus vicinorum aciem tam duces fuere quam milites.”（“They held back the forces of the public enemy with their own strength. They were their own generals as well as soldiers against the army of the enemy at hand.”）Cited by Dahn 5：93.

15.Constit.novellae Valentin. III, title V：

“Ex illa sane parte totam sollicitudinem omnemque formidinem vestris animis auferendam, ut hujus edicti serie cognoscat universitas, nullum de Romanis civibus, nullum de corporatis ad militiam esse cogendum, sed tantum ad murorum portarumque custodian, quoties usus exegerit.”（New Orders of Valentinian III. Title V：“Indeed, from that side all anxiety and every fear ought to be removed from your minds, and that in consequence of this edict all should know that no Roman citizen and no member of a guild is to be forced into military service, but only to the guarding of walls and gates as need requires.”）According to Section 3，everyone was also oblig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pair of the walls.

Title IX（440）：“ut Romani roboris confidentia et animo, quo debent propria defensare, cum suis adversus hostes, si vis exegerit, salva disciplina publica servataque ingenuitatis modestia, quibus potuerint, utantur armis, nostrasque provincias ac fortunas proprias fideli conspiratione et juncto umbone tueantur: hac videlicet spe laboris proposita, ut suum fore non ambigat, quidquid hosti victor abstulerit.”（“that, with confidence in Roman strength and the spirit in which they ought to defend their own, with their own hands against the enemy if violence demands it, with public discipline intact, and with the moderation of nobleness preserved, they should make use of what weapons they could, and they should guard our provinces and their own property with faithful unanimity elbow to elbow; that clearly in this proposed expectation of hardship it should not be in doubt that whatever the victor takes away from the enemy will be his own.”）

Cassiodor's grandfather is supposed to have repelled the Vandals when they were plundering Sicily and Bruttium. Var.1.4.14，cited by Schmidt in Geschichte der Vandalen, p.71.

16.Procopius 1.28.

17.Zosimus 5.40.

5　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日耳曼军队

1.Mommsen，“Ostgotische Studien，”Neues Archiv 14：504.

2.Könige der Germanen 3：3；4：61.

3.In the case of the East Goths, the millenarius appears only a single time, and Mommsen（“Ostgotische Studien，”Neues Archiv 14：499）has seen fit to explain the word completely differently; he relates it to millena，“hide”—hardly correctly.

4.There possibly even exists an etymological trace leading back from the monarchy to the leader of the Hundred. Ammianus 25.5.14，reports that among the Burgundians the kings had been called hendinos, and Wackernagel has felt justified in relating the word to “Hundred.”Other scholars, however, have explained it differently.

5.Dahn, Könige der Germanen 3：161，from Cassiodorus. Later, Theodoric quite generally prescribed that the soldiers might exchange their ruined carts and exhausted animals on the march with the landowner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a royal official, the Sajo. But the soldiers were not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itizens, and they were to be satisfied if in exchange for larger and better animals they received, for example, smaller but healthy ones（Dahn, Könige 3：88，from Cassiodorus. Var.5.10）.

6.Dahn, in Könige der Germanen 6：82，believes that, while the migrating armies of the Germanic tribes were accompanied by women, the latter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followed the campaigns in the same numbers.

Where then are the Goths supposed to have left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

7.“Walsians, some of whom already had German names, appeared individually in Ratisbon as late as the ninth century, around Ebersberg as late as the eleventh, and in the Salzburg region as late as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Riezler, Geschichte Bayerns 1：51. Many Romanics settled in the Tyrol in particular.

The Tegernseeer Gründungsgeschichte reports that only 1.000 Bavarian knights had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While the legend has no validity in itself, it does reflect the continuing idea that here not only was a territory occupied but a people was subjugated.

8.Wait,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2：169；2d edition，2：1，282.

9.Brunn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re 1：85.

6　日耳曼人与古罗马人的混居

1.Prosper Tiro, anno 440：Deserta Valentinae urbis rura Alanis ... partienda traduntur.（The uninhabited countryside of the city Valentina is handed over to be divided up by the Alani.）

Prosper Tiro, anno 442：“Alani, quibus terrae Galliae ulterioris cum incolis dividendae a Patricio Aëtio traditae fuerant, resistentes armis subigunt, et expulsis dominis terrae possessions vi adipiscuntur.”（“The Alani, to whom the territory of Farther Gaul had been handed over by the patrician Aëtius to be divided with the inhabitants, suppressed the armed resistance of the natives. They acquired the property by force, after the owners of the land had been driven off.”）

2.Here we may pass over whatever else there still was in the way of lease conditions, etc. See Brunner, Rechtsgeschichte 1：199.

3.Procopius 3.2.

4.Hartmann has drawn attention to this in his History of Italy in the Middle Ages（Geschichte Italiens im Mittelalter）1：109. The liability of the curiae naturally did not carry over to the Germans. Of course, the argument disappears as to whether and where the taxes were shifted as a result of the division.

5.The idea that an original 1/2：1/2 divis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was later changed to 2/3：1/3 has been rejected with good and convincing reasons by Kaufmann in 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l.X.

6.Gaupp, p.352，note.

7.Lex Visig.9.2.6.

8.Dahn, Konige 3：162，Note 4.

9.The lex Burg.carries the signature of thirty-one or thirty-two comites（Binding, Fontes rerum Bernensium, p.95，Note 16）. But it is no doubt not necessary that all of these comites were active administrators of counties, Binding, in his Geschichte des burgundischgermanischen Königreichs 1：324，assumes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thirty-two counties.

10.If in lex Visig.10.1.16 it is assumed that a Goth has taken by force the third belonging to a Roman and he is supposed to return it if the situation has not existed for fifty years, that can after all only apply to estates of absentee landowners. A Roman who had been robbed of his entire property by the Goth with whom he was supposed to share would certainly have taken up the fight for his rights either immediately or never, On the other hand, a high Roman may have realized for many years that one of his estates had illegally been taken from him but then finally, after the sense of legal security had become firmer among the new masters, he might have again made his claim.

11.Gaupp, p.404.

第三篇　查士丁尼皇帝与哥特人

1　查士丁尼军制

1.A.Auler, de flde Procopii in sec.bello Persico Justiniani I imp.enarrando（On the Reliability of Procopius in Describing the Second Persian War of Emperor Justinian I），Bonn dissertation，1876.

2.Belonging to the same period as Procopius are two theoretical documents that do not offer much in themselves but are important as controls, extension, and even refutation of Procopius. One is a writing by Urbicius（Orbikios）and the other an anonymous work, Peri stratēgikēs（On Generalship）*. For discussion of both, see Jähns,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1：141 ff.and Rüstow-Köchly. Griechische Kriegsschriftsteller 2：2.

3.De Justiniani Imperatoris aetate quaestiones militares scripsit Conradus Beniamin（Military Questions from the Age of Emperor Justinian I by Conrad Benjamin），Berlin dissertation，1892，W. Weber.

4.Mommsen, Hermes 24：258.

5.Justinian also sought to maintai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border guards”（Grenzer），and he organized new ones in Africa. The edict covering this was even transcribed into the code and has come to us in that way. Mommsen, Hermes 24：200. But the salary that was allocated and promised to these men, in addition to the land given to them, could not be paid to them; there was too much demand elsewhere for liquid currency. Finally, Justinian seems to have deprived them of their character as soldiers as well as their pay. Procopius, hist.arc.24，as cited by Mommsen in Hermes 24：199. Others consider this as applying only to the east.

6.Taken from the translation by Coste in the History Writers of the Earliest German Period（Geschichts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7.Spartian, Chapter 10.

8.Vopiscus, Chapter 7.

9.Dahn, Procop von Cäsarea, p.395.

10.Procopius, bell. Pers.2.17；2.18.bell. Vand.2.14.

11.See Vol. I, p.67. Luschan，“On the Ancient Bow”（”Ueber den antiken Bogen”），Festschrift für Benndorf，1898. Jähns. Trutzwaffen: the entire very informative chapter on the bow, third phase. See also my Vol. III, Book 3. Chapter 8：“English Archery”（“Das englische Bogenschiessen”）. The same account appears again there.

12.Reproduced in Diehl, Justinien et la civilisation byzantine, p.209.

13.Köchly and Rüstow. Griechische Kriegsschriftsteller 2：2，201. It is from the anonymous document.

2　塔吉纳会战

1.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ion by Coste in the History Writers of the Earliest German Period（Geschichts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Nissen claims that the name reads not “Taginae” but “Tadinae.”

3　维苏威火山会战　无

4　卡西林努斯河会战　无

5　战略

1.Dahn, Procop von Cäsarea, p.412.

2.Köchly and Rüstow, Griechische Kriegsschriftsteller 2：2，167. Chapter XXXIV, p.4.

3.Jähns,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1：155. See vol. IV, pp.194，207.

第四篇　向中世纪过渡

1　古罗马-日耳曼国家的军事组织

1.Although the law of Valentinian I is contained in the Codex Theodosianus 4.14，Heinrich Richter has sought to interpret away this content in his work, Das weströmische Reich, p.681.Note 150. But his interpretation, considering among the barbara conjux（barbarian wife）and the gentiles（foreigners）only barbarians outside the border of the Roman Empire, is juridically untenable. That Valentinian himself gave Merobaudes a Roman as his wife, and Theodosius gave Fravitta the Goth and the Vandal Stilicho his own nieces were exceptions such as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sometimes make for themselves.

2.According to Zeumer，“History of the West Gothic Laws”（“Geschichte der westgotischen Gesetzgebung”），in the Neues Archiv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 24：574，Leovigild（569-586）legally permitted the connubium（intermarriage）between Goths and Romans; but he says that, in fact, the prohibition had already been violated and disregarded many times previously.

3.Mommsen, Ostgotische Studien 497：“As only the Goth can be a soldier in Theodoric's state, so too can he alone be an officer. The exclusion of Romans from the military offices counterbalances the exclusion of the Goths from positions as civil magistrates.”

4.Procopius, bell. Goth.1.2.

5.Dahn, Könige 3：5：36.

6.In this third edition, this paragraph has been reworked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by Eugen Oldenburg,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West Goths（Die Kriegsverfassung der Westgoten），Berlin dissertation，1909.

7.Procopius, bell. Goth.1.12.

8.The Codex Eurici, Chapter 310，uses the expression buccellarius four times; the corresponding Antiqua 5.3.1 uses the circumlocutions “quem in patrocinio habuerit”（“whom he had in patronage”）and “in patrocinio constitutus”（“placed in patronage”）.

9.Waitz 2：531.3d edition，2：1：215.

10.Waitz 2：528.3d edition，2：1：213.

11.Binding, History of the Burgundian-Romanic Kingdom（Geschichte des burgundisch-romanischen Königreichs）1：196，Note 671.

12.Procopius 3.22.

13.Brunn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1：302，argues that the Romans were already referred to as subjects in the oldest existing version of the Lex Salica but still did not form any part of the army. This text is from the time of Clovis. Under Clovis'sons, however, in later texts and a supplement, note is taken of the fact that Romans can also be in the army.

14.Roth.Benefizialwesen, p.172，has assembled examples of military accomplishments by Gallo-Romans. But when he concludes from this that, contrary to the effeminate Italians, the Gallo-Romanic population can still be generally designated as warlike, that is concluding too much. Roth especially praises the Aquitanians. Why is this particular group supposed to have been especially brave? The preference for the one area shows us the error of the whole concept: these are no more than individual events preserved by chance, which have given a false picture. Quite similar things may have happened in Italy without, as a matter of chance, being described. The refining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inevitably accompanying softening had affected the population of Gaul in the course of four and a half centuries no less than it had the Italians.

15.Proven by Roth with numerous examples, p.173.

16.Roth, Beneflzialwesen, p.180.

17.Gregory 4.47 and elsewhere. Waitz 2：533.

18.The Burgundians, too, already had other than free men as warriors. The Lex Gundobada, Title X, reads: “Si quis servum natione barbarum occiderit lectum ministerialem sive expeditionalem, sexagenos solidos inferat, multae autem nomine XII.

Si alium serum Romanum sive barbarum aratorem aut porcarium XXX sol. solvat.”

（“If anyone should have killed a barbarian slave selected for service at court or for military service, he would pay 60 solidi, and 12，moreover, as a fine.）

（“If anyone should have killed another slave, Roman or barbarian, farmer or swine-herd, he would pay 30 solidi.”）

In this case, then, we have the barbarian military serving man（Kriegsknecht）；the common servant（Knecht）can also be a Roman, but this is not possible for the military serving man.

2　战术变化

1.Aurel.Victor.，Chapter 21.

2.Ars veterinaria 6.（4.）6. The horses of the Thuringians were also praised by Jordanes 1.3.21.

3.De bell.Vand.1.8.

4.Procopius, de bell. Vand.2.14.

5.Schmidt, Geschichte der Vandalen, p.39.

6.Procopius, bell. Goth.1.16；1.28；1.29.bell. Pers.2.18.

7.Brunner,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1887）：6.

8.For example，3.28；4.30；8.45；9.31.

9.Procopius 2.25. Agathias 2.5. Whether Procopius'statement here is entirely reliable must be considered doubtful, since he completely denies that the Franks used both the spear and the bow, weapons which many other sources indicate they had. Waitz,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2：528；2d edition，2：213. If Procopius'report is at all correct, there may have been some unusual circumstance or other, as in 552，when the invaders were principally Alamanni, whom we elsewhere find to be specifically famous as cavalry.

10.Jähns,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1：142.

11.Oeuvres 28：163.

12.Napoleon used very similar expressions in his regulations for the training of dragoons, as cited by Kerchnawe, Kavallerie-Verwendung, p.3，note.

13.In Procopius, bell. Pers.1.14. Belisarius describes the Persian infantry as follows: “All the infantry is nothing else than a crowd of pitiful rustics who come to the army for no other purpose than to undermine a wall, to strip the dead, or to perform other services for the soldiers.”*

14.The reader's attention is called to the citation already analyzed above, Procopius, de bell. Vand.1.18，where it is recounted how the Vandals came neither in order nor formed for battle, but “They went in symmoriai, and these were small—about thirty, or in fact, twenty men.”* Those could have been such diminished clans.

15. The ango has some similarity to the Roman pilum, and so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javelin.

16.Rüstow, in Heerwesen Cäsars, p.25，assumes that on the average the cavalry was one-fourth as strong as the legionary infantry, thus forming 20 percent of the army. Marquardt, in Römische Staatsverfassung 2：441，agrees with this point. Fröhlich, Kriegswesen Cäsars, p.40，rightly avoids considering this relationship as an average. Of the numbers reported in the sources，20 percent is not an average but the maximum.

3　初期日耳曼-古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

1.Some of the codes call for half of all the serving men instead of a tenth.

2.Könige der Germanen 6：222，2d edition.

4　封建制度的起源

1.The provisions of the edict read as follows: “ut nullus judex de aliis provinciis aut regionibus in alia loca ordinetur: ut si aliquid mali de quibuslibet conditionibus perpetraverit, de suis propriis rebus exinde quod male abstulerit, juxta legis ordinem debeat restituere.”（that no judg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regions should be appointed in other locations; that if he should have rendered some injury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is law he would have to restore what he subsequently gained from his own property.”）Mon. Germ. Leg.1.14. Waitz,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2：377. Judex applies to the official in general, also the count. The indefinite expression “de aliis provinciis et regionibus”（“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regions”）is either the pure bombast of a copyist or intentional because of those owners who had property in several districts. It is not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only estate owners were to be named, but this is to be inferred from the prohibition “de aliis provinciis aut regionibus，” toge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 for wealth: owners of a large mobile fortune without real property hardly came into consideration for the position of count.

2.Geschichte des Beneflzialwesens, p.153.

3.On this point I agree essentially with Brunner in his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except that he still considers pueri too much as unfree m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rankish monarchy and that of the other Germanic countries was first clearly recognized and sharply defined by Sohm; Sohm's idea was in turn effectively developed by W. Sickel, Westdeutsche Zeitschrift（1885）：231 ff.

4.Dippe, Vassalage and Obeisance in the Kingdom of the Merovingians（Gefolgschaft und Huldigung im Reiche der Merowinger），p.44.

5.Examples in Dippe, p.18.

6.According to the extract in Boretius, Contributions to the Critique of the Capitularies（Beiträge zur Kapitularienkritik），p.154.

7.According to M. Heym. The German Production of Foodstuffs（Das deutsche Nahrungswesen），p.295. räuchern（to smoke）is a common Germanic word; this method of protecting meat from spoiling is therefore very ancient, When Pomponius Mela reports that in Germany they ate meat raw, Heym believes that this statement referred to smoked meat. The technique of making cabbage and greens preservable by a special procedure is, according to Heym, p.327，not a native one; sauerkraut is a name that was adopted much later. Nevertheless, it may not be impossible that Abbot Fulrad knew this dish and took some of it into the field with him.

8.See the excursus，“Provisions and Train.”

9.（added in the 2d edition.）Consequently, I have not, as Erben states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01：329，admitted the possibility of depots, for example on the Rhine, only missing testimony therefor, but I have expressly argued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epots.

10.Bronsart, Dienst des Generalstabes, p.414，2d edition. Today it is even more.

11.N.B.：under the then existing conditions; the present-day train horse, on a modern road, pulls more than twice that much.

12.Roth, Beneflzialwesen, p.99，Note 224.

13.Petit de Julevill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caise，1：67. Toward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Abbot Lupus of Ferrière en Gâtinais sent his nephew to Prüm to learn German.Consequently, there was no longer the possibility for this at home; but it was still considered advisable to know that language.

14.W.Bruckner, The Lanǵuaǵe of the Lombards（Die Sprache der Lanǵobarden），Strasbourg，1895.

15.Roth, Benefizialwesen, pp.98，100，101. In a roster of the monks of St. Denis drawn up in 838，we find only eighteen non-Germanic names in a list of 130; furthermore the majority of the eighteen were biblical names. Even in the most southerly part of Gaul, we find the names in the ninth century to be predominantly German. The same situation is shown in the rosters in a sacramentary of the Paris church at the end of the ninth century, published by Leopold Delisle in the Mémoires de 1’Institut de France 32（1886）：372.

[1]在原文中，“日耳曼”和“德意志”是同一个词（Germany），但在汉语语境中，前者通常专用于古典时代，而后者专用于中世纪及之后，因此译为两词。

[2]乌尔菲拉（310-383），基督教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哥特等日耳曼部落，并将《圣经》翻译为哥特语。

[3]4世纪至7世纪期间在欧洲发生的一连串民族迁徙运动，从罗马人的角度看就是蛮族入侵。

[4]阿米亚努斯（325-391），古罗马末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5]阿加西亚斯（约530-582/594），诗人和历史学家，著有《查士丁尼执政史》，是东罗马皇帝。

[6]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初期情况的最重要文献来源。

[7]此处原文为phalanx，译为“方阵”是为了尊重通行用法，但从形状来看其实没有日耳曼人的阵形“方”。为表区分，下文会用“方形阵”（squared formation）来表示长宽比较小的阵形。

[8]公元69-70年领导巴达维亚人反对罗马统治。此事对近现代荷兰的影响颇大，例如拿破仑战争时期建立的共和国以“巴达维亚”为名，荷属东印度首府（今雅加达）也被称为“巴达维亚”。

[9]奥古斯都（前63-14），原名屋大维，恺撒养子，于公元前27年称帝，开创罗马帝制。他之后是养子提比略上台（14-37年在位），然后分别是卡利古拉（37-41年在位）、克劳狄乌斯（41-54年在位）和尼禄（54-68年在位），因恺撒出自尤利乌斯家族，屋大维之妻利薇娅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这5位皇帝所建立和统治的王朝被统称为“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

[10]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约69/75-130），罗马帝国时期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

[11]塞格斯特斯是阿米尼乌斯的岳父，车茹喜部头领，后劫持阿米尼乌斯的妻子投奔罗马。

[12]图斯内尔达是阿米尼乌斯的妻子，条顿堡森林会战10年后，她的父亲塞格斯特斯绑架了她，一起逃往罗马。

[13]西庇阿斯（Hippias），雅典僭主庇希特拉图之子，继任后于公元前510年被推翻，从此雅典进入民主制时期。公元前490年，西庇阿斯于流亡地利姆诺斯岛去世。

[14]1848年欧洲各地爆发争取自由、要求建立共和国的革命，革命失败后，德意志地区的革命者们只得流亡外国。

[15]图拉真（98-117年在位），罗马皇帝，“五贤帝”之一，军功显赫。113年，为纪念达西亚大胜，于罗马树立图拉真柱。

[16]阿庇安（95-165），古罗马历史学家，代表作为《罗马史》。

[17]罗马皇帝，69-79年在位，结束了尼禄皇帝去世后的混乱局面，开创了弗拉维王朝。

[18]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的开创者，出身北非，公元193年称帝前为潘诺尼亚总督。

[19]里海隘口，又称亚历山大隘口，据传为亚历山大东征时建造。

[20]哈德良（Hadrian），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五贤帝”之一，于不列颠岛修建哈德良长城。

[21]原文为“Fathers of the City”，字面意义为“（罗马）城之父”，即元老院。

[22]利薇娅是奥古斯都的遗孀，阿格里皮娜的婆婆。

[23]波塞多尼乌斯（前135—前51），斯多葛派哲学家，时有通才之名。如今只有残篇存世。

[24]奥诺桑德，公元1世纪希腊哲学家，著有《战略》一书。

[25]意大利东北角的一座滨海城市，与威尼斯离得不远。

[26]喀里多尼亚山脉位于不列颠岛中北部，底格里斯河主要流经今伊拉克，喀尔巴阡山位于中东欧，阿特拉斯山位于非洲西北角。

[27]塞涅卡（约前4-65），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著作颇丰，多有中文译介。基督教教父是1世纪末期至8世纪的一批早期基督教作家和宣教士的统称，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特土良、俄利根等人。

[28]伊利里亚人生活在希腊北部至奥地利东部一带。阿非利加相当于今天除埃及以外的北非。西方相当于除德国、意大利以外的西欧。东方指的是东地中海沿岸地区。

[29]塞斯特斯是一种古罗马硬币，共和国时期为小银币，帝国时期为大铜币。

[30]芬尼是一种德国历史上使用过的辅币。

[31]佐西姆斯，活跃于公元6世纪前后的拜占庭史学家，代表作为《新史》（Historia Nova）。

[32]多布罗加位于黑海西岸，今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交界处。

[33]普罗柯比（500-565），东罗马帝国史学家，代表作为《秘史》（有中文版）。

[34]东罗马帝国皇帝，395-408年在位。

[35]罗马四帝共治制度下的头衔。该制度由戴克里先首先提出，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各由一名“奥古斯都”统治；每名“奥古斯都”再指定一名继承人，兼领一部分国土的军政事务，称为“恺撒”。

[36]埃阿斯是《伊利亚特》中的一名希腊猛士，曾与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决斗。

[37]霍恩洛尔主君克拉夫特（1827-1892），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普鲁士将军和军事作家。另外，在德意志语境下，prince指的是统领一块小领地的君主，与国王或皇帝没有血缘关系，因此译为“主君”，与通常的“王子”或“亲王”作区分。

[38]色雷斯位于今土耳其、保加利亚、希腊的交界处，古时出产金银。

[39]伊利亚库姆是古罗马的一个省份，位于色雷斯西北部；君士坦丁堡位于色雷斯东部边缘。

[40]欧纳庇乌斯，4世纪希腊智术师与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哲学家与智术师生平》（Lives of Philosophers and Sophists）。

[41]特雷贝里乌斯·波利欧，《罗马帝王纪》（Augustan History）的署名作者之一，真实身份不详。

[42]希罗尼穆斯（1516-1580），德国历史学家兼人文学者，以引介古罗马编史法著名。

[43]即阿米阿努斯。

[44]奥罗修斯（375-418），神学家兼历史学家。

[45]《杂史》是10世纪末11世纪初的一名伦巴第历史学家的罗马史著作，最早由16世纪法国学者皮埃尔·皮图以“杂史”的题目结集出版。

[46]纳扎利乌斯，公元4世纪的拉丁修辞学家。

[47]芝诺，474-475年及476-491年两度出任东罗马帝国皇帝。

[48]“earl”和“count”在汉语中通常都翻译为“伯爵”，前者是英国贵族制度下的名称，后者是欧洲大陆的称呼。

[49]《贝奥武夫》是一部讲述同名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事迹的史诗，成书于8世纪左右。

[50]塔利雅是希腊神话中的喜剧女神。六音步诗是古典时期流行的一种诗体。阿尔喀诺俄斯是《奥德赛》中贸易都市腓尼基国王的名字，曾设宴招待奥德修斯。

[51]达尔马提亚是今天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与意大利的东北部接壤。

[52]克洛塔尔二世就是芙蕾德贡达。他的母亲和布伦希尔达分别是法兰克王国不同部分（法兰克王国当时分为多个小王国）的王后，前者害死了后者的妹妹、丈夫和儿子，两人结怨甚深。

[53]选译自第一篇第1章。

[54]选译自第一篇第6章。

[55]选译自第一篇第10章。

战争艺术史（第3卷）：中世纪战争

目录

第一篇 查理曼及其继承者

1 查理曼

2 萨克森人的降伏

3 加洛林帝国、诺曼人与匈牙利人

第二篇 鼎盛时期的封建国家

1 加洛林帝国覆灭后国家的形成

2 莱希菲尔德会战

3 亨利四世皇帝征战史

4 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

5 诺曼人在英格兰的军事组织

6 意大利的诺曼人国家

7 拜占庭

8 阿拉伯人

9 十字军东征综述

第三篇 中世纪盛期

1 种姓骑士

2 骑士制度的军事特征

3 雇佣兵

4 战略

5 意大利市镇与霍亨斯陶芬王朝

6 德意志城市

7 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

8 英格兰箭术与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

9 战例介绍

第四篇 中世纪晚期

1 中世纪晚期的研究路径

2 方阵会战、城市军队与征召民兵

3 下马骑士与射手

4 奥斯曼土耳其

5 胡斯派

6 意大利雇佣兵、敕令军团和免税射手

7 坦嫩贝格会战、蒙莱里会战及同时期的其他若干战斗

第五篇 瑞士人

1 瑞士地方共同体的形成

2 莫尔加滕会战

3 劳彭会战

4 森巴赫会战

5 多芬根会战

6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

7 勃艮第战争

8 中世纪军事理论

9 结语

附注选译

巴黎围城战

附录一 本卷会战年表

注释

查理曼，欧洲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的国王。自罗马帝国以来，查理曼首度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

亨利四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与教宗额我略七世之间围绕主教叙任权爆发了激烈的叙任权斗争。

贝叶挂毯中威廉一世和哈罗德王。威廉掀开头盔，表示自己仍然活着。

哈罗德战死沙场。黑斯廷斯会战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诺曼征服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战。

腓特烈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被称为红胡子腓特烈，他试图在德意志境内驾驭桀骜不驯的诸侯。

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瑞士历史上的传奇英雄。

森巴赫会战。1386年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三世和旧瑞士邦联之间进行的战斗。这场战斗瑞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一篇　查理曼及其继承者

1　查理曼

日耳曼人之前已经以战士阶层的身份进入世界帝国罗马的诸省份。接着，伴随着可怕的破坏与苦难，他们终于延展成覆盖在这些省份上的一层薄膜，可以说是一层新的皮肤，从而建立了新的罗马-日耳曼政治制度。

在法兰克王国，为确保战士阶层长期战斗力所采取的组织形态以封建制度为基础，附庸（vassal）领受封地并承担相应义务。凭借战士阶层，加洛林王朝从穆斯林手中拯救了国家，接着，在一场持续数代人的进程中实现了军事力量的更新。

这些战士以自备补给的骑马武士为主，因此哪怕只为一名军人配备武具，其负担都很重。一部法兰克人的古老法律详细列出了武器和军用牲畜的价值。1我们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再用等价牛数来表示武备的价值就能得出下列数字：2

因此，单兵装备价值45头牛，或15匹母马（3头牛相当于1匹母马），或一整个村子的大牲口。

此外还有粮草、运粮车加拉车的牲畜或驮粮的牲畜和照顾牲畜的民夫。

于是，从卢瓦尔河流域出发与萨克森人交战，或从美因河去往比利牛斯山的法兰克军队与最早期的日耳曼士兵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将自备武器视为福利而非负担，而且作战范围仅限于周边。定居后的士兵出征后是要回家的，与一去不回头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战士也是不同的。加洛林时代的军队是由只占全体人口一小部分的——事实上，是极小的一部分——特定阶层组成的，而且采取的形式只是附庸制度加上维持该阶层存在所需的封地占有。3

过去是国王以人民领袖的身份征召子民参军，现在是国王以封建体系至高领主的身份征召附庸参军。这个转变过程发生得非常缓慢，而且很可能在王国不同区域是不同步的。附庸制度的发端早在墨洛温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就很明显了，但在查理曼时期，普遍兵役仍然在法律和形式上存在。直到查理曼孙辈的时代，普遍兵役制才彻底消亡并完全让位于附庸制度。古代的普遍兵役制只在民兵中继续存在，也就是动员平民对抗外敌入侵。

在法兰克王国的罗马区，这一社会分化的进程肯定要比日耳曼区更容易和更明显。与罗马帝国时期一样，罗马区的人口主体仍然是佃农和农奴。市民（plebs urbana）不被视为完全自由的人，工匠和店主也并不比农民更有尚武精神。4

只有大部分日耳曼人出身的战士才是自由人（liberi, ingenui），往往也叫作“贵人”（nobiles）。他们的人数极少5，一片2200平方英里（约5698平方千米）的地盘上不过只有几百人而已。有的战士生活在小农场里，有的在大农庄里；有的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的生活在封地上，还有的作为附庸生活在领主的宫廷里为其服务，没有自己的田产。

这一时期的观念完全被一个事实所主导——战士就是自由人，自由人就是战士——以至于早在五六世纪时，作者们就用“miles”一词来表示与神职人员相对的社会阶层了。6到了中世纪晚期，在安茹伯国的法律用语中，“franchir”（跨越，超越）的意思仍然是anoblir（使成为贵族），而不是——打个比方——affranchir（使自由）。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古旧的表达方式，从中能窥见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7

收服萨克森人之前，法兰克王国境内的纯日耳曼地区很少。在莱茵河沿线、施瓦本和巴伐利亚，大量罗马遗民仍然生活在日耳曼征服者的统治下，而且保持着与罗马区相同的社会关系。但在混居地带，尤其是莱茵河河口、斯海尔德（Scheldt）河两岸、黑森地区和美因河两岸[1]等纯日耳曼区的日耳曼人中间也发展出了类似的社会关系：一大部分人或多或少放弃了完整的自由权，脱离了战士阶层。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也不知道这个进程的发生时间、强度和速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确实发生过，首先从整个法兰克王国军制的统一性就能看得出来。我们从流传至今的军队动员条例中会发现，每个区域的战士都必须自带全套装备和口粮上阵。另一个证据是，征兵时不是——比如，按照各个区域的人口数目和供给能力——抽取一定规模的人；恰恰相反，征兵对象是全部或一部应服兵役者。由此可以假定，应服兵役的自由人是相当平均地分布于整个国土的。否则的话肯定会出现极大的不公平现象，比如，黑森境内的一个地方要动员几乎全部的成年男子并为其提供装备，而高卢内地某处明明只有少数地位高于佃农和市民的自由民，却只需要为这些自由民提供补给。既然高卢内地的各个片区定居的日耳曼人人数少，因而自由民人数也不多，那么当时法兰克王国东部和西部的社会组织形式肯定已经是相当类似了。

上述论点还有另一则间接证据。哪怕在仍然信仰异教的萨克森人[2]中间，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进程。据文献显示，萨克森人中有一批没有完整自由权的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虔诚者路易时期，这些部分自由人（frilingi et lazzi，自由人和半自由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8842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名为“同志会”（Stellingabund）的密谋团体，目的是伸张异教时期享有的权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此事表明法兰克人的统治剥夺了他们的完整自由。我们还可以假定法兰克人事实上将自由人降低成了下层阶级。但是，人民的要求不是恢复自由地位，而是赋予他们过去的阶级权利。因此，早在异教时期肯定就有一大批这种有一部分自由权利的人，之后讨论萨克森战争时会回到这一点。

王国各地的自由民数目越少，下面两套流程就越容易执行。一种是国王通过手下伯爵召集自由民作战的旧制度；一种是召集领主及其军事附庸的新制度。两者是并存且彼此对立的。最终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是：原先的自由民中继续从军者加入附庸阶层，改事农耕者下沉为半自由民，这样就没有身份不属于附庸的战士了。规定每个自由民都要有一名领主的正面证据首次出现于847年秃头查理时代的文献中。但864年又有一份条令显示，（身份不是附庸的）自由民要与其他自由民一同上阵。9同样的还有一份晚至884年的文献。10那时的现实生活已经远远脱离了这些要求，以至于作者会用“vasallisch”（附庸）这个词来表示“kriegerisch”（战士）。11

在查理曼的时代，这两种截然相悖的军制仍然并存。尽管一系列文献的言辞似乎毫无疑义地证明，大量自由人确实——即便并非所有自由人同时承担——轮流承担军役，但其他文献证明当时上阵作战的只有附庸。

就连已经成为附庸的前自由民也会被伯爵征召上阵，不从王命者要接受惩罚。文献也没有直接讲明两套制度在现实中是如何协调的。由于附庸制度在查理曼死后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假定：两种军制之争早在紧随克洛维[3]（Clovis）即位的国王那里就有了端倪，而附庸制在查理曼时代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征召全体自由民从军只在理论上继续存在，现实中只有个例而已，而且是由大地主执行的。但是，普遍兵役制之所以能在形式上存续那么久，不只是因为遗留法律形式的顽强性，还有一个积极的和非常强大的动因：征兵是国家迫使日耳曼自由人服役的唯一手段，特别是要迫使其纳税（司法职能除外）。如果一部分下层武士既未转化成附庸，但也没有下沉为半自由人，这时就取消普遍兵役制，那么这部分臣民就完全不用承担公共义务了。因此，查理曼——很可能还有他之前的国王——曾发布敕令，要求不上战场的自由民按照财产多少分组，每组提供一人的装备。直到目前为止，人们是这样理解这些敕令的意思的：比如有3个人，每人有面积为1海得（hide）[4]的土地，那么他们就要为其中一人提供包括口粮和交通工具在内的全套军需。但这个结论忽略了一点：对于3海得的田产来说，这样的要求实在太高了。自然地，实际提供军需的任务是由大批半自由人和农奴在领主或伯爵的命令下承担的。那些手里只有一两海得寻常农田的自由民或者出钱代役，或者只出一件武器或自用军装。即便如此，大概也是很不容易凑的。在他们极其低下的经济条件下，要求他们上交的每一件武器、每一块皮革或布匹和每一块火腿或奶酪都是了不得的东西。不过，既然我们必须设想实际上阵的人是骑马武士，那战马就是所有装备中最重要和最昂贵的。战士们几乎累年出征，而他们忠诚的战马在长途行军中往往不得不被抛弃，战士回乡时是带不回来的。马在战争中的损耗总是远远高于人。但是，农民是没办法每隔几年就交出一匹合格战马的。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马，更不用提有用的战马了，他们是靠公牛或母牛耕作的。

因此，加洛林诸国王要求自由民分组抽丁上阵的规定本质上是隐性地征收代役税。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真正的征召，而是国王向自由民索取财物的法定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约束了任意妄为的官员。比如，如果前面讲的各拥有1海得土地的3人已经为其中一人提供了装备，或者按照要求上交了之后伯爵发给手下附庸的装备，他们大概通常更喜欢这样做，或者足额提供了代役金，那么这三人就完成了义务，伯爵不能提出其他的要求。

王室敕令在这方面的规定似乎非常精确。807年的一份敕令要求：凡塞纳河以西的臣民，田产达4或5海得者应亲自上阵；3人各有一海得，或一人两海得，一人一海得，或两人各一海得，一人不足一海得，或6人各有半海得者，得分为一组，每组出一人上阵。无地者，每6个财产达5镑的人应提供一人军需以及5个索里达金币（solidi）。尽管上述规定如此具体，但我们不应该误以为它们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首先是上层，对高级官员来说，敕令基本毫无意义。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政府，它的领导人全都不识字，每一条信息、每一张列表、每一份报告和每一份账目都完全要靠书吏来翻译。中央政府是完全不可能可靠地了解到每个地区有多少可用人口和财产的。爱德华三世[5]时期，英格兰国会决定采用一种新的征税方案，其预计税额的基础是全国有4万个教区，但后来才发现，其教区数目连9000都不到。12有人估计骑士领地（包括王室官员）的数目在6万，有人估计在3.2万，事实上连5000都不到。我们之后会看到，英格兰好歹还有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而法兰克王国并没有中央政府，因此连能用来举例子的估计数目都找不到。本书之后遇到的许多类似迹象——比如前面英格兰历史中的例子——表明，中世纪政府对自身政治制度中稍大一些的数量关系完全没有概念。

虔诚者路易[6]时期，法兰克王国似乎曾在829年试图编制一份全国财产所有者清单。我们有这部法令的4个不同版本，但4个版本的细节都不相同，这是当时的典型状况。一个版本没有提两人成组，一个版本漏掉了6人成组，一个版本只提到了3人成组，还有一个版本根本不提多人成组。

最可能的解释是，估算财产和分组过程中的任意性和随意性极大，以至于规定的细节差别已经无关紧要了。从各个方面来看，某些状况和估计值大概被报了上去，然后成为定制。即便法令确实执行了——这是可疑的——用处大概也不会太大，因为即便真的完成了这样宏大的任务，而且获得的财产信息有一定的可靠度，其成果也只适用于当时而已。由于所有者死亡和遗产被继承，一切信息在短短几年间就变了。但是，哪怕只是看第一年，它的用处也是很小的。因为个人状况对上阵打仗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生病与否，而这从上述信息中是查不到的。最后，法令和统治者的本意不可能是按照字面意思来执行“全体自由民出征”或“按照规定，每组推一人出征”的规定，因为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全国各地的自由民——按照其能力大小——确实是均匀分布的。在征役迭兴、战火连绵的情况下，哪怕分配上有些微不平等都会为自由民恰好较多的地区带来极其严重的负担，特别是以日耳曼人为主的地区。在罗马帝国，作为中央政府的元老院一直在根据精心编制的各区人口普查表来调整兵役负担。查理曼帝国没有这样的管理流程。归根到底，尽管有若干自上而下发布的规范性敕令，也有派出钦差（missi）进行监察，但这件大事还是交给了伯爵自行处置。每当集结大军的时候，皇帝或皇帝任命的元帅就要检阅各支部队，各部人数都不多，很容易就能看清哪个伯爵身后的部队足额且装备精良，哪个带来的人数不足或装备粗劣。关于兵额的具体规定很少，甚至在整个中世纪后期都是如此。13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种军队重要之处在素质，而素质是不能计数或测量的。要求全员出征的王命总是意味着，国王要求每一个有从军义务的人都要参军。我相信从中还能得出一个结论：字面上要被征召的自由民根本不在国王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尽管我们前面讨论了那么多，王国各地的自由民分布肯定还是很不平均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定，各地的实际附庸人数是大体上对应于当地供养兵员的能力的。唯有如此，规定战士阶层的全部男丁均需出征的敕令才有合理可行的意义。

按照上述法令的字面含义，我们会以为所有应负兵役者被视为拥有同样的军事价值，而且要轮流出征。这在墨洛温王朝最早的几位国王时期或许仍然是可能的，那时的法兰克大众仍然处于从原先的战士状态向农耕生活、农民个性转换的过程中。在那个时代，一次战役中的此类敕令可能确实会在战前颁布，而且符合实际情况。但到了流传至今的敕令所处的时代，一方面因为法兰克人已经变成了农民；另一方面因为附庸们已经形成了独立的阶层，所以动员农民轮流出征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一个市民-农民社会中，有意愿去过战士的生活、有机遇和能成为战士的人并非随处可得，而天性好战的合格战士也是非常罕见的。实际征召范围（我们可能忽视了各独立文本之间的差别）要远远小于乍看上去的样子。当然，大部分应征者不是拥有好几海得田产的大地主，而是只有一海得或半海得的人。然而，这一海得或半海得土地上往往不止有一个年龄符合标准的男丁。这些人都有从军的义务，但负担是根据财产多少来分配的。比如，如果严格按照807年的敕令执行，那么动员兵力占青壮年男子的比例不会超过10%。然而，一位伯爵要是带着辖区内十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农民来报到，那么皇帝或同僚们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这伙人的作战效能会高于三十年战争时期勃兰登堡征召的部队。后者的征召方式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合起来出一人，让他带着口粮、武器和弹药到指定地点集合。这种壮丁在9世纪能发挥的效能不会比17世纪更多。14

纵观整个中世纪，一部法令表面上征召全体公民从军，实际目的却是反复出现各种形式征税的情况。

前一卷中已经证明，最晚从6世纪末开始，墨洛温王朝征战时的决定性因素就不再是大规模征兵，而是附庸。到了查理曼孙辈的时代，古代普遍兵役制的最后痕迹也不见了。可以肯定的是，军事制度不会重新以早已失去尚武精神的农民为其存在的根基。

因此，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查理曼敕令的含义：如果一名或一组地主不是恰好天性尚武的话，那就有义务为伯爵手下的附庸武士提供装备（adjutorium，助战），由附庸代替其承担兵役。对敕令的这种解释让双方都很满意：农民宁愿留在家里，伯爵想要的不只是一个拿兵器的人，而是一名素养合格、愿意打仗、服从命令的军人。至于具体规定了服兵役者应自行上阵的言辞应被视为纯粹的官样文章，是几代人乃至几百年前传下来的。征兵令在现实中是征收战争税，税额在不同时间和地区都不一样。与西班牙的战事相比，萨克森人为讨伐索布人（Sorbs）[7]或波希米亚人的战争要承担的税负自然要多一些。

与那些似乎表明普遍兵役制存在的敕令相比，涉及附庸的敕令更能反映加洛林王朝的实际情况，这一结论完全得到了兵力考据的支持。军队的规模越小，就越可以肯定是由职业兵组成的。比如，一名管辖5万人口，手下兵力只有100人的伯爵不可能每年抽取不同的100人，而是有一支他可以信赖的固定部队。

从客观角度来看，特别是对本书最重要的加洛林王朝军制文献是这样的规定，即要求每支部队都要从家乡自带整场战役所需的全部辎重补给。在古罗马军队和现代军队中，军需品都是由国家提供的。为此，统帅要在适当地点设立补给站，指挥输送，购买给养，再由辎重队送到补给站。军需耗尽后会有持续的、系统的补充方法。而加洛林时代的战士要从家里带上整场战役所需的一切物件，包括往返所需。按照前一卷对这项要求的估算，一名普通士兵携带的物资超过了一头驮畜或役畜的运载量。但除非我们设想来自每支伯爵领地的部队还带上了一批肉用活畜，否则就连这也不够用。如果我们明白这些战士以特权阶级自居，在很多地方被直接称为“贵族”，而且他们是征服者的后代，不像过去的军团士兵那样受百夫长的严格纪律管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设想他们也有着相当高的需求。他们对简朴凑合的生活条件并不满意，而且即便是风餐露宿，他们仍然希望获得哪怕并不丰盛的各类补给品和充足的酒。在一份个人命令中（811年），查理曼禁止相互敬酒（“ut in hoste nemo parem suum vel quemlibet alterum hominem bibere roget”：“军中不得要求同袍或其他任何人饮酒”），而且醉酒者在恢复自制能力前只能喝水（“quosque male fecisse cognoscat”：“他必须认错”）。因此，加洛林王朝军队身后肯定拉着数目不小的葡萄酒或啤酒桶。不管是自己携带还是有随军商人，这种军队的辎重队伍肯定一眼望不到尽头。民夫和役畜的数目肯定要比战士多几倍，车辆牲畜占用的空间也要比行军队伍本身大得多。加洛林王朝的军队士兵要从家乡带上战役全程所需的给养，这一得到文献佐证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军队规模是很小的。15跟着这种辎重队的大军既行动不便，也养不起马匹和役畜。我们可以假定，查理曼很少会在一地集结超过5000名或6000名战士，因为这些人加上辎重队的长度就有14英里（约22.5千米），也就是一整天的行军路程了。一支加洛林时期军队的绝对规模上限大概就是1万名战斗员。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战斗员”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这5000人或6000人肯定是以骑马武士为主。但追随酋长、伯爵、主教和高级附庸的大量仆役，以及赶车牵骡的辎重队员也是有武装的，而且或多或少都有战斗素养16，至少能够执行辅助作战、劫掠物资和蹂躏敌境等任务。当然，我们前面讲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轻装部队的地位也处于战斗员和后勤人员之间。

加洛林时代的文献稀少，对事件经过的记述总是宽泛笼统，这很容易让我们对个别现象、个别事实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每年征兵对乡土造成的负担形成错误认识。但是——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将腓特烈二世皇帝的一件事转嫁到查理曼时代的法兰克伯爵领地上。1240年，腓特烈二世要求司法官费雷·伊德隆迪（Ferre Idronti）按照能力动员当地的附庸，但司法官感到非常难办：18名附庸（feudatorii）据说已经在服役了，其他人太穷，无法迅速凑齐装备（“adeo imminuta erat, quod tam cito non poterat praepari”）。最后，在这样一块大到足以让皇帝亲自致信长官的地区里，竟然只有18人（不超过18人！）在得到补助的情况下凑齐了装备。

一系列各自独立的关于加洛林时代军队构成情况的报告确认了一点：我们必须将加洛林时代的军队设想为小规模的精兵，而非此前常有的大规模农民兵。换言之，一支大军是由来自远方各处的一股股部队编成的。

763年，巴伐利亚人参加了阿基坦（Aquitania）作战。778年，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人、东法兰克人参加了西班牙战役；791年，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弗里西亚人、利普里安人参加了对抗阿瓦尔人的战役；793年，阿基坦人参加了南意大利战役；806年，勃艮第人参加了波希米亚战役；818年，阿勒曼尼人、萨克森人和图林根人参加了布列塔尼战役。阿基坦人曾多次出征萨克森；815年，伯恩哈德国王（King Bernhard）带着伦巴底军（“cum exercitu”）去帕德博恩（Paderborn）参加帝国会议；832年，洛泰尔（Lothair）带着伦巴底人、路易带着巴伐利亚人去奥尔良[8]。17即便我们想象这些分队是从平民中征召来的，那么即使征召程度很有限，合起来的大军仍然会相当庞大。在前面讲过的军需补给条件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要集结的军队规模不大，只要平民中还存在某种近似于普遍兵役的制度，那也用不着让巴伐利亚人去西班牙，让利普利亚人去蒂萨河（Theiss），让萨克森人去布列塔尼了。因为上述区域中的任何一个都有10万以上身体健康的男丁。除非统帅希望将职业士兵征召到自己身边，而非市民或农民组成的单位，否则将林林总总的部队聚集起来，让他们消耗体力和物资来回长途跋涉的做法就是不能理解的了。

关于具体军事行动的报告也能证实上述看法。

778年，萨克森人趁查理曼去西班牙的时候抓住时机反叛，一路烧杀抢掠到了莱茵河畔。查理曼得知消息时已经在回师途中，走到欧塞尔（Auxerre）[9]了，于是立即派出身边的东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去攻打萨克森人。（“Cujus rei nuntium, cum rex apud Antesiodorum civitatem accepisset, extemplo Francos orientales atque Alemannos ad propulsandum hostem festinare jussit.Ipse ceteris copiis dismissis etc.”Ann.Lauresh：“当国王在欧塞尔城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时，立即命令东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速去驱逐敌军。在其他部队也被派出去后，他……”，《洛尔希编年》）尽管这支劫掠的萨克森人人数不会太多，随查理曼翻越比利牛斯山的东法兰克人队伍肯定也很小，但莱茵河地区的可用的战士已经被抽调一空，无力抵御萨克森人。只有到大军从西班牙返回时，法兰克人才有足够大的力量对抗入侵者。

斯卡拉卫队与王领城堡

这样一套以散居全国各地的战士阶层为基础，每次战役都必须先用好几周时间来征召士兵、配备给养和集结军队的军制是非常笨拙的，而且不适用于小规模战斗、边境防御和处理与邻国的纠纷。即便定居边境的战士阶层人数多于定居内地者，即便边境地区有尚武精神、军事素养、战斗意愿和武器装备的人要显著得多，但单纯从边境及附近地区征来的兵仍然是量少而不可用的，尤其是执行进攻任务时，因为这些人不愿意让家乡无人守备。于是，我们发现查理曼时代的征召附庸武士还得到一批名为“斯卡拉”（scara，本意为“单位”）的部队协助。斯卡拉最适合的译词或许是“卫队”。这是一支小规模的常备军，不是散居各地，而是蓄养于宫廷或军营之中，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其实力足以在没有全国征兵的增援支持下独立执行规模较小的军事任务。由于斯卡拉卫队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也被称为“新兵”（tirones）和“青年”（juvenes）。18德语里对应的表达是“Haistalden”或“Austalden”，现代词汇“Hagestolz”（“老单身汉”）就是由此衍生来，因为他们不得建立家庭。他们的另一项任务是长期镇守被征服土地上的要塞，因为应召支援的附庸只能离开家乡一定的时间。

这些随时待命的部队不仅用于境外军事行动，也负责国内的捕盗警备，由此衍生出了“Scharwache”（警卫部队）和“Scherge”（治安员）这两个词。他们——更准确地说，是他们中一批受过专门训练的适当人选——还要负责各种技术工作，比如当时极其重要的边境调查工作。我们后来会发现，统治丹麦和英格兰的克努特王（King Knut）手下也有一支类似的部队Hauskerle（本意为“家丁”），就用途而言，之后几百年中的milites aulici和palatini（廷卫）也是同样的部队。19

这些部队或者卫队直属于国王和朝廷，物资由朝廷供给，行事与朝廷同步。与日耳曼人一样，法兰克国王居无定所，经常在广大国境内巡游，以便亲自行使与国家性质相符的国王职责。20巡游时如果总要带上全体官员和国王家眷，行程就会困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这样的事情不仅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当时甚至有一个方便国王行动的特殊理由：国王可以在各地获取物资，国王领地只需要在本地储备朝廷所需的物资，不需要将物资转运到远方的中央贮藏点。不是物资送到朝廷那里，而是朝廷巡回于各个物资点之间。康拉德·普拉特（Konrad Plath）[10]已经证明，墨洛温诸国王在境内为自己修建了无数处城堡（Pfalzen），其相距往往不过一日路程，显然是为了接待巡回的朝廷。建立一大批这样的大型建筑要比将物资从产地年复一年地运往远方更经济，而且许多物资——肉类、野味、鱼类、蛋类——根本不能长距离运输。无疑，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巡回朝廷是以物易物经济的产物——它更多是基于日耳曼君主制的性质——但无论如何，它与以物易物经济是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巡回朝廷才成为惯例并长期延续。

最近，卡尔·吕贝尔（Carl Rübel）[11]证明加洛林时代的皇室城堡是沿着与萨克森战争相关的路线逐步建立的，这些大型建筑是周边农田作物的聚集点。21因此，皇室城堡不仅能为朝廷提供物资，还能供应随朝廷行动或独立外出一日或数日的斯卡拉卫队，更使得这支部队具有了从全国调集的大军永远达不到的灵活性。自带口粮的传统在全国调兵中保留了下来，因为皇室城堡当然并不具备喂饱几千人的能力。区区几条帝国大道的沿线地区和边境地带承担不了整个帝国的军事负担，因此真正的大军必须自备自运军需。

效忠誓言

日耳曼效忠誓言的变迁史准确地反映了日耳曼战士阶层的变迁史。我们仍然能够相当准确地追溯历史上的效忠誓言，尽管并非每个时代都有文献证据。22古代日耳曼人没有全民效忠誓词，我们只知道随从向领主效忠的誓词。在紧随克洛维之后的几位国王那里，我们发现了向国王效忠的全民誓词。臣民要发誓“忠诚和服从于”（“fidelitas et leudesamio”）国王。这句套话表明，誓词是从古代的随从誓词那里搬过来的：全民要向一位军事统帅效忠。全体战士被召集起来向领袖效忠的情形最早可能发生于罗马军中，参与者不仅包括个别部队，而是涵盖了全民。在日耳曼人中间，臣民向国王效忠的誓词不仅出现在法兰克人那里，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底人也都有。然而，当年没有加入罗马军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直到很久之后（10世纪）才出现了法兰克模式的全民誓词。

在墨洛温王朝晚期，法兰克的这种全民誓词被废弃了，就连包括丕平国王在内的加洛林初期诸国王也不再要求全民效忠了。全民誓词被同时期形成的附庸誓词吸纳了。事实上，全民誓词哪怕在墨洛温王朝也不是面向王国境内的全部居民的，而只面向当时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也就是战士，而战士后来演变成了附庸。23于是，现在只有国王的直属附庸要向他宣誓效忠，而非直属的附庸只是通过其领主的关系间接效忠于国王。在一次叛乱中——大概是786年哈德拉德（Hardrad）领导的图林根叛乱——叛军自辩的理由是他们毕竟没有向国王宣誓效忠，此事让查理曼认识到了这种安排的危险性。有鉴于此，国王现在命令年满12岁的全体臣民直接对自己宣誓效忠——流传至今的王室布告引言部分申明了这一点——而且后来又反复要求全民宣誓，特别是登基称帝和发布继承顺位时。24要求宣誓者的名字被逐个列了出来：主教和修道院长、伯爵、王室直属附庸、副领主（vicedomini）、副主教、司铎、神职人员（发愿修士除外）、治安官、百户长和年满12岁，且没有老迈到不能出庭和执行领主命令的全体人民，甚至包括并非国王的直属附庸，而是身份为伯爵、主教或修道院长的下属仆役，从领主处获取封地且有马匹、武器、盾牌、枪矛、刀剑和匕首的人。

这张名单或许是一个新的证据，表明当时的军事体系已经完全采取封建制了。诚然，那些认为普遍兵役仍然存在于查理曼时代的全体自由民中间的学者们仍然坚称，从誓言的格式来看，全民（“cuncta generalitas populi”：“所有人民”）都必须按照这份誓词宣布效忠。但是，如果誓词的本意果真是面向全体臣民的话，那么专门列出要求宣誓的各类人员就是多余的了。誓词真正面向的是全体战士和全体神职人员。一个人只要不是战士，他就不是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不算在政治层面的人民当中；一个人哪怕不是自由民，只要加入战士阶层，他同样被要求宣誓效忠。只有这样来解读，编年史中全体阿基坦人，25或全体伦巴底人26朝见国王、臣服于国王并宣誓效忠的记载才可以理解。这些表述中的“全体”指的不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市民，而是誓词真正的适用对象，也就是战士，他们才是能几乎全体聚集到一个地方的人，查理曼想要获得其直接的而不仅仅是间接效忠的人也是他们。皇帝登基后确定的誓词格式申明，宣誓者承诺在合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忠诚于领主（“sicut per directum debet esse homo domino suo”：“按照律法应该那样对待自己的主人”）。没有什么比这份格式更能体现时代精神了：按照当时的理解，初始的观念——为王国律法所支持的观念——不是忠诚于国王，而恰恰相反，在普通人看来自然而然、可以理解的观念是附庸对领主发下的誓言。现在，皇帝要求领主的附庸也效忠于自己，于是，依赖手下附庸支持的领主就不能背叛皇帝了。

但是，在附庸誓言之上叠加全民誓言的做法随后被再次放弃了，随之而去的还有君主制的统一、团结和权威。

802年向新皇帝重新宣誓时，查理曼专门规定了由宣誓产生的义务，特别强调誓言的约束力不仅限于皇帝生前。这一点再次表明附庸誓言是主导性的观念，臣民誓言是以其为基础新设的。附庸誓词被视为纯个人性质的，对领主的后嗣或家族不造成约束，那就需要双方共同发新的誓言。但是，臣民誓言同时适用于君主和王朝，这一点必须专门讲明。

规定中还有一条特殊的义务，要求宣誓者不得将皇帝赐予的封地转化为私有财产，再次点出了宣誓的附庸们的特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要求宣誓的非自由人应配齐马匹和武器。这不可能意味着步战武士不需要宣誓。进一步讲，这批人不可能单纯受到忽视，但我们可以假定战士都是骑马武士。不骑马的武士根本不存在，或者根本不被考虑。

武器与战术

关于查理曼时代法兰克武士所用武器的文献彼此矛盾，极好地证明了此类记载的细节不可靠。写给福尔拉德修道院长的信（第2卷）要求每名骑马武士（caballarius）都应配备盾牌、枪矛、长剑、短剑（匕首）和弓箭。信中没有提到盔甲，因此我们只能设想加洛林时代的骑马武士是轻装弓骑兵，但盾牌与弓箭的组合很不常见。盾牌会干扰操弓，而且拉弓射箭时提供的保护相当有限；对弓箭手来说，使用锁子甲或厚实皮甲要合理得多。

敕令中也经常提到弓箭是装备的一部分。27但在记述战况的文献中，弓箭极少被提及。28

与先前的日耳曼人一样，加洛林王朝及之后的武士面貌都是使用剑矛的近战士兵，而且也用矛来投掷。尽管经常被提及的防具只有盾牌，29但圣加尔修道院的修道士艾因哈德（Einhard）在他那本著名的查理曼行记中有一处描述了法兰克士兵装备的重量，似乎说他们全身铁甲，于是我们必须得出法兰克士兵穿锁子甲的结论。敕令中有一处只要求田产达12海得者配备锁子甲，30但另一处又没有给出任何具体依据。31

我们或许可以如此来协调这些表面上矛盾的报告：盾牌、枪矛和刀剑都是从古时候起就必备的传统武器，复述只是形式而已。之所以专门加上弓箭的要求，是因为弓箭其实并非是日耳曼人本身的武器，但统帅又认为带上弓箭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不提头盔和锁子甲的原因在于，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愿意配备这些昂贵的装备。如果说有的地方专门提到了锁子甲，比如805年敕令的语句中那样，那么这项要求也只是针对比较富裕的人。但这项要求对这些人来说也是尤其严格，因为凡是有锁子甲但不带来的人都要被没收全部封地加上锁子甲。

我们不能假定，因为这些布告弓箭就得到广泛使用了。尽管造弓不难，但造出一把真正的良弓就难了。此外，好弓手，尤其是优秀的弓骑兵只能通过艰苦训练才能锻炼出来。32

不管每一篇文献如何解释，查理曼手下大部分武士的形象都是可以确定的：身穿比较沉重的锁子甲，头戴没有覆面的锥形头盔，左臂佩盾，武器为刀剑枪矛。弓箭仅为辅助装备。

文献中没有记载加洛林时代的战术，也就是各个兵种——骑马武士、弓箭手、长枪手——的配置协同方式，只有从后来的报告和事件中才能得出结论。当时没有训练，真正的战斗很少见，建立固定的军阵传统和真正的战争艺术无疑是不可能的。查理曼传的作者艾因哈德（第8章）指出，在延续了30年的萨克森战争中只有两场真正的野战，分别是代特莫尔德会战和哈瑟河会战，而且两场会战都发生在783年的5周时间内。伦巴底的国王德西迪里厄斯（Desiderius）和巴伐利亚公爵塔西洛（Tassilo）都不愿意冒野战的风险。因此，这一时期的战术既无必要研究，也没有直接研究的可行性。

2　萨克森人的降伏

既然我们已经确信查理曼军队的规模很小，那么问题就又来了：当年的罗马帝国土地大得多，经济实力强得多，军队纪律严明且规模或许能达到查理曼的10倍之多，尚且败于日耳曼部落之手，那么查理曼是如何降伏他们的呢？查理曼与维特金德（Wittekind）之间的战争和当年日耳曼尼库斯与阿米尼乌斯之间的战争是一样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地域相同，在精神层面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合。查理曼不仅采用了奥古斯都的头衔，出身日耳曼人的他还志在复兴罗马帝国的观念，并将存续于教会形式之中的罗马制度延伸到威悉河两岸的人民中，这些人在750年前曾为了免受罗马统治而奋起自卫。尽管威悉河东西两岸无疑发生过大规模强制迁移、人口消灭和主动迁徙，但如今被称为萨克森人的当地部落（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塔西佗还不知道这个名字）基本上仍然是当年参加了条顿堡森林会战，在伊迪斯塔维索和安格里瓦利人河坝与日耳曼尼库斯对峙的那些人，或者是他们的近亲。他们也长期保持了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才不得不放弃两者。

奥古斯都皇帝的时代与后来称帝的查理曼国王的时代之间的第一个重大区别是，到了后一个时代，依然自由地信仰异教的日耳曼人所在的地域要远远小于前一个时代。莱茵河右岸、黑森和图林根已经属于法兰克王国了。当罗马人沿着利珀河向威悉河推进时，他们发现自己深处敌境，四面受敌，与后方只有一条通路。而查理曼接手的王国边境从利珀河向南延伸了几英里，直到萨勒河。于是法兰克军队可以从西南两个方向进入萨克森，退路也有两条。

萨克森人的地盘在东边最远不过萨勒河与易北河，认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也是重要的。易北河以西甚至也有敌对的斯拉夫部落。即便当年易北河以东的日耳曼人没有直接参加对罗马的战争，但是，知道车茹喜部身后还有其他可能参战的日耳曼部落这一点会对双方领导人的决策都造成影响。

即便那位法兰克人罗马皇帝起初的目标比罗马帝国皇帝当年的目标小得多，但他却少了让罗马人得以发动战争的最重要辅助要素——穿过北海后沿着埃姆斯河、威悉河和易北河溯流输送军需的舰队。查理曼后来会发现，如果没有海路与庞大舰队的支持，他也和日耳曼尼库斯一样不可能在萨克森腹地供养六七万大军。因为他出兵的部队规模小得多，所以可以不用舰队。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具体归结为，查理曼是怎么凭借一支小得多的军队达到了罗马人没有达到的目标呢？归根结底，答案必须到守方而非攻方那里去找。如果萨克森人与当年的车茹喜人、布鲁克特里人、玛尔西人、安格里瓦利人是同一类的话，那么几千名骑马武士只会无可奈何。但是，就连这些自然之子身上也留下了时间的印记；他们从前历史的自然状态进入人文状态，早已启动的历史发展进程走向成熟。早期日耳曼部落的力量基础在于绝对的野蛮蒙昧，人只不过是战士，只有战士才是人。到了8世纪，这种状况已经不在了。我们从文献中了解到，在萨克森有很多没有自由或只有部分自由的人。1这有可能是因为日耳曼人之间相互征服，萨克森之名的传播便与这些事件相关。没有自由或自由受限的人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战士了，不再是阿米尼乌斯时代的同胞了。萨克森人还没有发展到建立城市、经营城市生活的程度。但除此之外，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他们的状况类似于恺撒描绘的高卢人。人口分层——恺撒在高卢就发现当地人分化为战士或骑士阶层和不尚武的市民、农民阶层，之后法兰克王国再次发生了这一进程——在萨克森人中间肯定也是早就十分明显了。否则，他们不会在被征服后如此快速和轻易地适应了法兰克人的社会状况。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查理曼面对的任务就与当年的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完全不同了。罗马统帅必须率领大军才能进入日耳曼人的地盘，而且只能派出兵力强大的分遣队，因为没有极大数量优势的分队大军随时都会覆灭。如今，萨克森人或许仍然个人勇武，却不那么危险了。接下来几章中，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文明发展阶段对军队兵力造成的影响。与车茹喜人相比，异教徒萨克森人已经高出了几个层次——可能也没有高太多——更有经济头脑，更文明，也更柔软。这就是兵力远小于瓦卢斯的查理曼部队能够冒险深入萨克森人地盘的终极原因。

但是，这一根本区别改变的不只是兵力数目，还有发动战争的战略态势。

罗马大军的规模带来了极大的后勤压力，几乎将罗马人完全拴在水道上。加洛林军队的规模较小，运输补给可以走陆路。

耕作水平无疑也大大进步了，这个因素也为入侵者供养人员、马匹、拉车的牛和肉畜带来了便利。

尽管如此，法兰克人面对的任务仍然是艰难的。恺撒当年在高卢采取的战略——大军居中集结，对手有异动则立即消灭——断不可行。查理曼手中肯定是没有这种大军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法兰克国王是怎样做的。

772年，查理曼从黑森出发，经迪默尔河（Diemel）畔的上马尔斯贝格（Obermarsberg）——这条河边的厄瑞斯堡（Eresburg）已经被攻下了——进入萨克森。他一直进军至威悉河，在那里与萨克森人（或者只与安格利亚人，Angrians）立约。尽管途中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但法兰克人出境不过45英里（约72千米）而已。

774年，萨克森入侵法兰克领地，行至弗里茨拉尔（Fritzlar）。次年，在法兰克国王征服意大利的伦巴底人后，法兰克人正式发起了攻势。这场攻势最终会导致萨克森人完全被降伏。法兰克人一开始就在未遇激烈抵抗的情况下攻克了两座萨克森人的边境堡垒，即鲁尔河（Ruhr）上的西吉堡（Sigiburg，今霍赫绥堡）和厄瑞斯堡，然后向威悉河进军。一支萨克森军队试图阻止敌军渡过威悉河，但没有成功。接着，法兰克军前往哈尔茨山北面的奥克河（Ocker）。有一支法兰克部队沿着威悉河左岸行动，途中经过条顿堡森林和维恩山，结果在吕伯克（Lübbecke）被萨克森人突袭，并且似乎是在允许其撤走的条件下投降了。2但同时，伊斯特伐利亚人（Eastphalians）和安格利亚人已经在奥克河与查理曼谈判并向其臣服了，于是当法兰克人渡过威悉河，在回军途中经过威斯特伐利亚人的地盘时，威斯特伐利亚人也表示臣服并献上了人质。

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萨克森酋长中有一个强大的派系并非不愿加入法兰克帝国，事实上可能还渴望加入帝国。当然，多年前，车茹喜部的大部分酋长或许就是亲罗马的。不妨回想一下阿米尼乌斯与弟弟弗拉维乌斯的那段著名对话，即便那是诗人的虚构。尽管过去有过冲突，尽管法兰克人曾在772年毁掉了伊尔明神柱，但萨克森人还是在一场决战都没打，法兰克人也没有拿下大片土地的情况下屈服了。法兰克边境与奥克河的距离约为95英里（约153千米）。一种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萨克森人只是假装臣服，希望用好话哄骗法兰克人，而查理曼愿意签订条约的原因是军队和补给都不足以深入敌境作战。但接下来的事件表明，他确实寄希望于萨克森会半自愿地并入王国，而萨克森人的行为也符合他的期待。他不仅没有前出到威悉河下游或易北河，而且只占领了边境的两座城堡——西吉堡和厄瑞斯堡——作为统治基地。次年，热爱自由的萨克森人复叛，夺取厄瑞斯堡，围困西吉堡但没有拿下来。这一次，形势在查理曼到来后就立即改变了，让亲法派占据了上风。3当他还在利珀河源头——刚刚越过边境——时，成群的萨克森人就跑过来向他祈求宽恕和重新臣服于他。即使是这个时候，他强化统治的手段也不过是收回厄瑞斯堡，在利珀河上修建了离边境很近的卡尔斯堡（Karlsburg）。这座堡垒的确切位置未知。次年（777年），查理曼在萨克森人当初臣服的地方——利珀河源附近的帕德博恩——召开帝国大会和宗教会议。除了投奔丹麦人的威斯特伐利亚首领维特金德，萨克森众酋长都出席了。

次年（778年），维特金德趁查理曼身在比利牛斯山南侧的机会再次召集同胞起兵。萨克森人突破边境，推进到莱茵河畔的多伊茨（Deutz），然后向莱茵河上游走了一段距离，最后通过兰河河谷撤走。但是，他们只拿下了萨克森境内三座法兰克要塞中的一座——卡尔斯堡。退兵途中，他们在埃德尔河畔遭到从西班牙回来的法兰克军攻击，蒙受了一定损失。国王第二年率大军来时又是有征无战。萨克森人先前在威斯特伐利亚与法兰克的交界地带、利珀河以北的博霍尔特（Bocholt）修建的一座要塞被法兰克人夺取了。查理曼饮马威悉河，萨克森人全体臣服于他。（行军路线和威悉河大营梅多弗里，Medofulli，的位置无法确定。）次年（780年），他第一次来到易北河畔——途中没有遇到激烈抵抗——抵达马格德堡（Magdeburg）[12]以北的奥勒河（Ohre）山口。

图1　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地区

782年，在最方便全体萨克森人与法兰克人集会的帕德博恩召开了一次新的帝国会议，会上宣布萨克森完全加入法兰克基督教王国。曾经像古代酋长（塔西佗笔下的principes）那样立于部民最前面的萨克森贵族成了国王手下的官员、伯爵。异教信仰被禁止，违者处死，还下令举行洗礼。所有地区都要设置牧师并为其提供土地和仆人，还要向教会交什一税。

这对萨克森人来说太过分了。4维特金德从丹麦返回，在桑特尔山（Süntel Mountain）大败一支来攻打他却没有做好妥善防备的法兰克分遣队（782年）。关于此战地点和细节的报告相互冲突，无法具体讨论。但尽管有这次的胜利，起义并未蔓延开来。当法兰克国王亲自率军前来时，维特金德没有冒险交锋，而是逃奔丹麦。其他酋长都来到查理曼面前，将一切罪过都推到了维特金德身上。从事情经过来看，查理曼带来的军队显然不可能有很大规模。查理曼前往帕德博恩并召开会议是在春天，直到草料充足后才出发。大约是6月底，在返回途中渡过莱茵河时，他接到报告说索布人入侵了图林根，于是派兵去攻打。在路上，这支部队听说萨克森人叛乱，与其他部队[由狄奥德里希伯爵（Count Theoderich）主动率领赶来的利普里安部队]会合后在桑特尔山还是被击败了，因此战斗时间不会早于八九月份。即便我们可以设想查理曼接到萨克森叛乱后就立即召集兵马，但进行动员、发布征兵令、附庸从各自驻地赶来、准备器械、向农民征收给养，这些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5，因此从远方来的分队不可能在当年秋天抵达威悉河。从巴黎到威斯特伐利亚关隘的直线距离是600千米，行军距离相当于900千米，要走两个月的时间，而查理曼庆祝圣诞节时又回到了迪登霍芬（Diedenhofen）。[13]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国王仅仅率领一小支法兰克军队现身就足以让萨克森人放下武器了。

查理曼深入萨克森腹地至威悉河下游，并在费尔登（Verden）处决了一大批犯人，其中估计有一批人是因为反击叛乱不积极而被判有罪的（782年秋）。

如惯常一样，严厉处置犯人并没有达到目的。萨克森人心中燃起了凶狠的复仇欲望，第一次群起叛乱，并于次年（783年）与法兰克人展开野战。

第一次交手是在代特莫尔德和德伦河谷附近的条顿堡森林，日耳曼人曾在这里捍卫和拯救了他们的自由。这一次，萨克森人被打败了，但取胜的查理曼还是退回帕德博恩待援。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是无法解释撤军行动的。取胜后撤军会消磨高昂的士气，而士气正是成就功业的最重要因素。假如法兰克人果真打赢了，那他们的实力无论如何都足以支持其原地待援。从帕德博恩过去只有二三日路程，而撤军必然会显出败势，至少会让胜利显得可疑，令心志动摇的萨克森人重振信心，加入维特金德的阵营。交战肯定在代特莫尔德发生了，而且法兰克人肯定没有被打败——那样结果会更惨烈——因此，当时的情形讲清楚了大概是这样：查理曼起初只带了一小股部队上前，因为他以为大部分萨克森人还是会马上向他臣服，没准还会与他结盟。代特莫尔德的战斗大概并不特别重要，但它让国王明白，萨克森人这一次真要违抗他了。他意识到轻兵前出是一个错误，尽管打胜了，但身处山脉以北的形势依然很危险。他之所以愿意承受撤军对士气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因为别无选择，当务之急是在安全地点等待各路部队抵达。过了一小段时间后，他才有能力再度进军。代特莫尔德战斗刚刚过去4周，他就在哈瑟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交战可能发生在奥斯纳布吕克，但确切位置未知。法兰克军在这次胜利后穷追猛打，蹂躏乡里，渡过威悉河，直抵易北河。尽管法兰克人秋后再次撤军——10月9日，查理曼身在沃姆斯（Worms）；他在默兹河畔（Meuse）的赫斯塔尔（Heristal）庆祝了圣诞节与复活节——但784年开春就再次进军，于利珀河口渡过莱茵河，直至明登下游的威悉河畔胡库尔比（Huculbi，今彼得斯哈根）。既然萨克森人预计不会再进行坚决抵抗了，于是查理曼在那里分兵：一路由长子查理率领，掉头回威斯特伐利亚，途中在利珀河进行了一场战斗；国王南下去图林根，然后再次转向北方，进入伊斯特伐利亚。按照帝国档案的记载，查理曼没有从胡库尔比继续北进或直接向东行进是因为发了大洪水。我们还可以推测，补给问题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先去原有的地盘图林根一趟可以补充给养。

尽管伊斯特伐利亚人现在看起来是降伏了，但仗还要继续打。查理曼决定不给对手在冬天恢复元气的机会。法兰克人从南边[国王在代特莫尔德以东约16英里（约26千米）处，距离威悉河左岸不远的埃默河畔（Emmer）吕德（Lügde）庆祝圣诞节]北进至威斯特伐利亚隘口（雷赫姆），但没有冒险继续前进，而是后撤45英里（约72千米）至边塞厄瑞斯堡（上马尔斯堡）。整个冬天查理曼都在厄瑞斯堡，边区（the border districts，法兰克编年史作者极其夸大了这个词的用法，使之涵盖了几乎所有地区）扰乱不断。编年史作者专门写道，查理曼必须从法兰克内地将给养运来。但到了春天，补给充裕的他又可以进军了，这一次到了易北河下游的巴顿地区（Barden）。当他打到这么远的地方时，他作为一名征服者，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范，与已经逃到易北河东面的维特金德展开谈判，议和结盟。维特金德明白举事无望，于是向查理曼臣服，拜谒王宫并接受洗礼。就这样，这场起于782年夏季叛乱的战争在3年后（785年）结束了。

后续的行动和冲突（793年至804年）尽管并非不重要，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并无更多意义。这场战争完全是充斥着烧杀抢掠。只有东厄尔巴（East Elban）萨克森人曾在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与法兰克人打了一场野战；斯拉夫人、奥博德里特人（Abodrites）和维尔茨人（Wilzians）在此战中给予了查理曼许多协助。在这10年间，皇帝平息当地战火的最重要手段是将萨克森人大批迁往法兰克。797年至798年冬，查理曼再次集结大军于萨克森时没有再把营地设在厄瑞斯堡，而是设在更东边赫斯塔尔[今赫斯塔勒（Herstelle）]附近的迪默尔河-威悉河交汇处。罗马人当年从阿里索要塞前进时先去了东北方向的威斯特伐利亚隘口，因为他们要与自己的第二基地——海洋——联络，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查理曼仍然要尽可能靠近本土。

通过分析这一区别，我们又可以将萨克森战争与罗马人在相同地域的战争做一番比较。罗马人作战的基础是水道，特别是利珀河与利珀河上游的大型补给点阿里索。现在叫帕德博恩的阿里索在加洛林时代的战役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原因纯粹偶然。毫无疑问，查理曼也利用过几次利珀河水道，但他的主要进攻路线是从南边的黑森向北前往威悉河。6黑森和图林根本来就是他的地盘，因此他面临的局势从一开始就全然不同于罗马人；从这里出发，他每每都能迅速抵达威悉河畔，深入敌军腹地。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将富尔达河（Fulda）用作补给线。他无疑懂得水道对运输补给是多么重要，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修建运河将美因河与多瑙河连通起来，但那对萨克森诸战役没有影响。查理曼没有建立大型补给站；各支部队的规模小是小，但还必须自带军需。最早的两场战役（772年和774年）都发生在利珀河完全不可通航的秋季。

然而，补给问题无疑也是加洛林时代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无数次进军半途而废，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行动显然是继续作战，而且对方的抵抗并未构成多大妨碍。毫无疑问，原因只在于后勤。在没有来自北海的船队的支援的情况下，法兰克国王最终推进到了威悉河下游和易北河下游，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地能为入侵者提供的资源相当稀少。

公元16年春，罗马军主力驻扎于阿里索要塞，在威悉河畔等待船队到来。趁这个时间，罗马统帅修建了通往莱茵河的道路（参见第2卷）。据王室文献记载，784年至785年冬查理曼驻扎于厄瑞斯堡，对萨克森人施加压力时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7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何罗马人在这片地区修建道路，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时将中央大营选在了利珀河上游的一个地方，而查理曼在做同样的事情时选择了位于迪默尔河上游、罗马大营以南约23英里（约37千米）的地方。

罗马人的前进基地是要尽可能深入敌境，通过水路运输来建立大型补给站。这条水路就是利珀河。尽管利珀河会在仲夏进入枯水期（9月水位最低，参见第2卷），但在春季，罗马人几乎可以将物资很方便地一直运送到河源处。强大的常备军有守住前进据点的能力和意愿，必要时也可以将其夺回。

查理曼麾下的附庸军队守不住深入敌境的据点，而且军队规模相当小，各部队自带给养，他也不需要大型补给站和水路运输。但这样的好处是，他不仅可以从莱茵河进攻萨克森人，从黑森出发也可以。于是，战争第一阶段的主要基地必然要位于两条行动路线——莱茵河路线和美因河路线——的交叉点。这个点就是迪默尔河上游的厄瑞斯堡。要是查理曼从富尔达河出发，然后直接驻扎在威悉河畔，那样一来，从莱茵河东进的那一条路就太远了。要是一开始就驻扎到利珀河上游，又太深入敌境了。要是将大本营设在鲁尔河流域，比如布里隆（Brilon）或默讷河畔（Möhne）的吕滕（Rüthen），与黑森的距离就太不方便了。

但对查理曼来说，厄瑞斯堡是所有重要道路的交汇点：一是由南向北，经过埃德尔河谷与伊特河谷（Itter）的道路；二是自西向东，沿着鲁尔河与默讷河的道路。向东可顺迪默尔河至威悉河，向西北可经辛特菲尔德（Sintfeld）至利珀河上游、帕德博恩与条顿堡森林的各个关卡。

那么问题来了：查理曼为什么不直接将大本营设在阿尔默河（Alme）与利珀河交汇的帕德博恩，而是设在整整2.5英里（约4千米）外，位于小支流帕德河（Pader）上的一个地方？著名的“光明之路”（Hellweg）为什么没有沿着莱茵河的一条支流修建，而是以帕德博恩为起点，夹在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并与两河平行延伸，先后经过苏斯特（Soest）、翁纳（Unna）、多特蒙德（Dortmund）到杜伊斯堡（Duisburg）呢？这个问题正与帕德博恩的位置有关。

最近，卡尔·吕贝尔在他经常被引用的著作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彻底解决了。“光明之路”恰好是在萨克森战争期间由查理曼修建的。它连接了一系列新设立的王室领地，沿途土地非常肥沃。于是，一支规模不太大的部队沿这条军事公路行进时可以在各处获取给养。这条道路得名于“Hallweg”，沿途有烽火台发布入侵警报。它对法兰克国王的意义相当于利珀河水路对罗马人的意义。对查理曼来说，夏秋两季有好几个月不可通航的利珀河并不重要。因此，他在平原建城作为光明之路的枢纽，从这里可以朝各个方向进山，众多溪流提供了优质水源，既能让军队休整，也能为磨坊提供动力。

萨克森与法兰克的边境上有多条像“光明之路”这样沿途安插王室领地的道路，有的沿鲁尔河、利珀河和迪默尔河延伸；有的与河流垂直，以便将河谷连接起来。当然，查理曼后来在萨克森全境都修建了这种沿途安插王室领地的道路。比如，舒赫哈特（Schuchhardt）[14]最近指出，位于利河（Leine）可通航河段起始点的汉诺威（Hanover）就是一个这样的加洛林王朝据点。8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帕德博恩对罗马人和查理曼来说都是战略要地，那么它为什么后来再也没有发挥过特殊的作用，甚至没有发展成重要的城市呢？对此的回答是，一个地方不存在绝对的战略意义，除了长久延续的地理状况，是否具有战略意义还取决于各个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比布拉克特和阿莱西亚现在是村子，而在恺撒的时代，巴黎根本不重要。德鲁苏斯和查理曼都在阿尔默河与利珀河交汇处附近设立大营是一个巧合，两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不同的。甚至自然环境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每条河流都受到两大力量的争夺：航运与磨坊。交通干线一旦从利珀河转向光明之路，河上的磨坊就占据了上风。这条河毕竟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可通航。磨坊将航运挤到了角落里。到了1486年，苏斯特市试图控制利珀河水路，这可以作为人们认识到了利珀河的意义和用处的证据，此事对我们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这次尝试失败了，考虑到威斯特伐利亚当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这是可以预料到的。

因此，没有水路的帕德博恩也就不能取得大发展了。

3　加洛林帝国、诺曼人与匈牙利人

查理曼帝国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是由查理曼一系的阿努尔夫家族创造出来的。按照日耳曼人的继承法，所有儿子对家产都有同等的继承权。817年通过继承法来协调帝国统一与继承权利之间的矛盾的做法只是带来了阋墙之争，王朝内斗又推动了新政治原则——封建法——的独立和完善。在查理曼时期，臣民承担义务的旧原则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但帝国后来还是彻底清除了这些旧原则。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与父亲交战又自相争斗，不得不努力争取支持者。于是，他们牺牲掉了根深蒂固的公职观念。现在，国王任命的伯爵不再是可收回的委任官职，而被授予封地。国王再也不能任意撤销其任命了，而且如果伯爵死时留下了儿子，那么儿子就有权获得父亲的职位并受封伯爵领地。自然因素必然会导致形势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真正监察伯爵施政，只有伯爵领地与伯爵个人家庭利益之间的紧密纽带才能带来一些实行善政、免行苛政的担保。以附庸和封地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尤其不适用于官职频繁变动的情形。

但是，随着伯爵领地逐渐向封地转化，国王的权威也就烟消云散了。墨洛温王朝末期的情况重演了。丕平和查理曼两代国王恢复与维持王室权威的手段是将幅员辽阔的王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凡是没有立即遵从王命的伯爵都会害怕国王不悦。到了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特别是两人的继承者的时代，手下伯爵全凭个人喜好听从国王征召。国王甚至不能严厉处置某个伯爵，其他伯爵会因其阶层团结意识保护他，而在王室家族内斗的情况下，国王必须依赖伯爵们的支持。

高度封建化的组织形式曾经为加洛林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战士阶层，如今却要为国家的解体负责。

这时，一个可怕的新敌人现身于西方。他们是条顿民族最后一批仍然浸润着粗犷凶蛮之气的人——信奉异教的诺曼人。

关于直到此时依然军力强盛的法兰克人为何无力抵御诺曼人的入侵，学者们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甚至有人说，这是因为查理曼的征战导致人口减少。事实上，加洛林帝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无内战之苦，而且直到830年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为止，几乎完全都是和平的状态，我们可以假定这种形势对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都非常有利。但正是查理曼对地方军事力量的低要求和路易治下的和平年代，才导致法兰克人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被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圈子里。尽管如此，只要权威不受挑战的中央政府尚存，大规模军队仍然是可以集结起来的。但当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国王被迫依照伯爵、主教和附庸的意愿行事时，从远方征兵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如今的加洛林帝国重演了当年日耳曼长城被突破后的罗马帝国景象。与4、5世纪时肆虐罗马诸省的日耳曼军队相比，诺曼军队肯定不会更强，事实上大概还要弱一些。这些维京人全都来自丹麦和挪威，他们的故乡或者太狭小，或者太贫瘠，不可能供养庞大的人口。瑞典人有时也会参与诺曼人的入侵行动，但他们当时主要关注另一个方向。作为瓦良格人（Varangian），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又在君士坦丁堡与曾乘船横穿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的族亲会合一处。诺曼人让欧洲惊恐无状并非凭借人数，而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再次出现了古代日耳曼人的好战品质。当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靠近时，这些品质让早期的罗马城震颤不已，500年后，这些品质又将帝国撕成了碎片。

上述发展过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最为明显。827年，埃格伯特国王（King Egbert）统一英伦三岛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时恰好赶上维京人入侵。有人会觉得，这样一个日耳曼大国肯定能挡住海盗团伙。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先辈400年前借以征服岛上凯尔特人的尚武战力早已完全不见了。接下来，我们会更详细地考察这一变迁历程：古老的日耳曼征服者为何最终先后被丹麦人和高卢化的诺曼人统治呢？

对法兰克帝国境内诸王国来说——在那里，封建制度或多或少维持了一定的战士阶层——上述过程不像对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糟糕，但就连法兰克人的封建军队也挡不住维京人。用兰克的话讲，最重要的是，就连查理曼本人的军队也缺了一半，那一半是海军。他认识到了这个弱点，也打造了舰船（800年），但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因为810年，当诺曼人乘着200艘船再次出现时，他们未遇抵抗就摧毁了弗里斯兰（Friesland）[15]。本来有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建立海军的虔诚者路易毫无作为，之后内战爆发，更不可能花大力气打造舰队。凭借手中舰队与航海技能，诺曼人在海岸线上神出鬼没，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到那里。即便他们只有几千人，但几千名附庸集结进军需要多少时间？还没等他们赶到，敌人早就带着战利品跑了。另外，远方的伯爵们总要面临这样的诱惑：与其投入消耗甚大的战役，不如留在老家保存实力。

有一次，就连农民都被召集起来抵挡这些可怕的敌人了。但编年史作者告诉我们，尽管集合迎战的人很多，但诺曼人还是打败了这些装备精良却不懂打仗的老百姓，像宰牛一样屠杀他们。1于是，农民们——利普里安（Ripuarian）法兰克人——肯定刚刚交手就掉头逃跑了。

于是，诺曼人得以焚毁科隆和亚琛（Aachen），兵临科布伦茨乃至特里尔，最后趁查理三世皇帝在意大利的时候围攻巴黎。同时，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意大利都暴露于撒拉逊（Saracen）海盗的攻击之下，那不勒斯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都遭到了劫掠。

直到此时，只要我们想一想罗马帝国当年面临日耳曼部落的入侵——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部落的战士数量也很少——是多么无助，上述事件或许并不难理解。但有一件事就不那么好理解了：哪怕是面对重新集结起来的全法兰克帝国大军，诺曼人也没有退回船上，反而正面迎战，而且帝国军队依然不能将其击败。

诺斯人先前的攻势和劫掠行动要么受惠于海上优势，使之能够在任何地方发起突袭，要么得益于王室分裂与法兰克人的内斗。到了日耳曼人路易之子查理三世统治时期，法兰克帝国终于再次统一。这时，我们或许会以为法兰克帝国调集的大军能够在任何遇到诺曼人的地方将其压倒。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查理还是东法兰克王国、洛林和意大利国王时就曾集结大军，率之对抗在默兹河畔艾什洛（“Aschloo”，今埃尔斯洛，“Elsloo”）设立坚固营寨的诺曼人。就连意大利人也派出了援军，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法兰克军规模不小。查理没有向诺曼人发起进攻，而是与其订约，规定诺曼人首领格特弗里德（Gottfried）受洗并迎娶加洛林王朝的公主，还将弗里斯兰一部分给他和他的部属居住。此外，查理还要付给他们2412磅金银（882年）。有同时代的人说，军中对此愤愤不平，宁愿打一仗。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假定法兰克皇帝及其顾问相信，与其冒险打一场成色可疑的胜仗，将诺曼人和平纳入法兰克帝国的收益更大。

但是，面对巴黎发生的事件，就连这种政治手段也失败了。查理率领整个帝国的军队现身于塞纳河北岸，占领了蒙马特高地。诺曼人退往南岸，但在那里站定了脚跟。这本应是夺取决定性胜利的大好时机。查理没有冒险，而是订立了一份新的条约，承诺给诺曼人700磅白银赎回巴黎，还安排他们到勃艮第过冬。当时有一位波索伯爵（Count Boso）在勃艮第称王，正要脱离帝国。

当时人们都将这份可耻的条约归咎于无能懦弱的国王，还谴责他的近臣是叛徒。反对声势浩大，以至于国王没过多久就被废黜了。但从军事史的角度看，此事还没有完结。查理皇帝本人绝无英雄气概，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若将士们有无限的必胜信念，那么法兰克高层中肯定会有人发声，说服皇帝任命一位统帅领军出战。

另外，我们必须努力从客观角度出发，搞清楚皇帝的决策为什么看上去有其合理性（毕竟，这个决策是经过军务会议讨论过才做出的）。

毫无疑问，法兰克国王们有时打败过诺曼人，尤其是口吃者路易和继承查理三世皇位的阿努尔夫国王。几年前（881年），路易在桑库（Saucourt）会战中获胜。5年后（891年），阿努尔夫国王在鲁汶（Louvain）取胜。但是，这些胜利的意义不大，就连大名鼎鼎的后一场会战也是如此，因为即便可以将一位作者笔下法兰克军只损失了一人的说法视为歪曲事实的吹嘘，但不管怎么说，这场会战只造成微弱的直接影响。仅仅几周之后，诺曼人就在先前被击败的同一地点重整旗鼓，并从那里出发，先后劫掠了波恩和阿登山区（Ardennes）。

不过，我们还可以与一代人之后的德意志国王[16]亨利一世对抗另一支蛮族敌人——匈牙利人——的战争作一番对比。那时，匈牙利人对西方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就连亨利——现在也顾不上雄主的名声了——也觉得连续9年为匈牙利人定期上贡是合理的做法，而且这笔上贡甚至买不来整个王国的安全，只能保住他本人的萨克森公国的太平。我们不能假定924年德意志人的军事素养与886年法兰克人的军事素养存在重大区别。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一点——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将它作为理解历史的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幅员辽阔的加洛林帝国以及帝国之下依然堪称大国的诸王国集结起来的军队，不过勉强能与数量甚少的蛮族入侵者达成力量平衡而已。于是，每一次交战中谁能占据上风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尤其是将领。匈牙利人最终在野战中负于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后者凭借强力手段掌控了全德意志的军力。诺曼人从来没有真正被打败：一部分诺曼人在不列颠岛扎下了根；另一部分由罗洛公爵（Duke Rollo）统领的诺曼人则根据911年的条约定居于塞纳河口，正如查理三世的埃尔斯洛条约设想的那样（暂且不提之前还有过一次同样的尝试）。到了10世纪，丹麦人和挪威人也接受了基督教，于是余下的诺曼人也融入西方文明，渐渐失去了危险的和纯粹好战的品性。

因此，北方日耳曼人的维京航海行动相当类似于民族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人的活动，不仅是在行动的起源和性质方面，而且在归宿和结果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漫游者最终在先前劫掠和蓄意摧毁的地方定居了下来。但有一个区别是，法兰克帝国不像当初的罗马帝国那样毫无抵御之力。

在坚强的核心——严整有序的军团——消失后，罗马本族中再也没有产生合格的战士。除了挑动蛮族之间内斗，招揽蛮族至麾下，罗马人没有别的自保之术。盖塞里克进攻迦太基时，守城部队是哥特人（“cum Gothorum foederatorum manu”：“凭借一支哥特盟军”）。纳尔西斯是在赫鲁利人、伦巴底人和匈人的帮助下征服哥特人的。法兰克、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以及后来的德意志人都是亲自与诺曼人、匈牙利人交手的；不管是输还是赢，他们最起码凭借的是本族的军队和本土的居民。如果真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查理曼手下的法兰克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百姓还有军事素养，能够上阵杀敌的话，那么有一件事就完全不能理解了：皇帝死后刚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个人口以百万计的民族竟然就挡不住蛮族入侵者了。但长期以来，即便是加洛林帝国境内的各个日耳曼化民族，有军事素养的人也很稀缺。就连查理曼的军队规模也是很小的，我们先前已经通过其他情况确定了这一点。因此，甚至连查理曼的曾孙也无法聚集起大批合格战士，而只有或多或少的骑士单位而已。

现在回头看查理三世面临的局势和巴黎解围行动。从885年11月开始的将近一年时间里，诺曼人一直驻扎在城下，发起过猛烈的强攻，有时还将城市团团围住，以至于巴黎人只能通过偷偷出城或强行突围才能与外界沟通。那时的巴黎已经是一座大城了。

即便编年史中诺曼人多达三四万的说法不值一提，但其兵力肯定是相当可观的。当查理率领援军接近时，诺曼人没有摆开阵势，准备野战，而是退到了塞纳河南岸的一座坚固营地中。法兰克人要么强攻营地，要么围住营地，等待守军因饥饿而屈服。强攻的成功机会是很可疑的。如果恺撒处于类似的战略态势下，他肯定会用壕沟和矮墙将敌军围起来，迫使其粮尽出降。这种战法的关键在于，围城军的给养必须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有人会觉得，凭借塞纳河及其支流的便利水道，法兰克皇帝肯定能将所需的粮草运来。但是，他没有采取这种行动所需的行政体系。加洛林军队靠的是各支队伍自带口粮。查理早在886年8月就来到了巴黎近郊，但条约一直到11月才生效，各支部队估计直到11月才集结。等到最后一批部队抵达时，最先来的部队已经把3个月的给养耗光了。他们没有资金充足、经验丰富，既能找到哪怕少许隐藏起来的口粮，又能组织从远方转运粮草的军需官。周边地区的粮草早就被诺曼人抢光了，法兰克人的搜索行动一无所获。另外，如果将视角从战场拉开一点距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皇帝的权威不够强大，无法强征一切可用的给养，将其送到前线。

回头看查理曼时期，形势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能假定同样的事情在那位雄主手下也会发生。尽管从技术性的军事层面来看，从查理曼时代到查理曼曾孙的时代发生的变化很小，但变化更多是政治方面的，而政治因素也约束着具体的军事行动。查理曼治下根本不会有巴黎被围、收买敌军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会采取另一种应对方式。诺曼人的军事成功不只是因为自身蛮勇，主要是因为法兰克人的内斗、帝国的解体和内战。这些状况让诺曼人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与成功，给了他们不断增长和发展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法兰克人则恰恰相反，不仅是因为他们对野蛮的对手满怀敬畏之心，而主要是因为皇权一直不振，甚至帝国重新统一后也依然如此。我们从恺撒的高卢战争中就发现，罗马人取胜的一大因素就是优越的行政体系。谈到查理三世皇帝与诺曼人在巴黎城下签订的丧权条约，其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正是法兰克王国的后勤体系受到封建制度的约束，无法一整个冬天供养费尽艰辛集结起来的大军。查理曼对伯爵有很强的控制力，无疑是能够让大军保持集结状态并确保必要的补给。

巴黎被围期间，由海盗首领齐格弗里德统领的一部分围城军同意以60磅白银的价码撤军。查理刚刚与围城军议成撤军，齐格弗里德就再次出现了，驶入皇帝后方的瓦兹河（Oise）。据《富尔达编年史》记载，这支援军的靠近影响了查理议和的决定。这个结论未必有真凭实据，至于作者的信息来源是否准确的问题，此处只能略过。我们也能提出相反的论点：新敌人的靠近正是一个迎击的机会，特别是在敌人兵力比较少，可以打一场野战的情况下。如果法兰克人打赢了，胜利会赋予他们一定的优越感，还会影响其决策，攻打诺曼人的巴黎坚营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推测这种可能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对事件实情了解得不够。事实仍然是：全法兰西的统治者不敢在国土的腹心地带攻击、打败和惩罚一伙海盗。因此，法兰克王国的军力弱得令人难以相信。

第二篇　鼎盛时期的封建国家

1　加洛林帝国覆灭后国家的形成

古典时代盛行的狭义国家概念被民族大迁徙摧毁了。尽管蛮族军事首领或者国王能够用强力攫取最高权力，但他们不能一下子就创建建立在集体观念上的政治体系。一而再再而三的分裂表明，这些新政体中最强大的法兰克君主国也没有超过一家一系的思想，最终，新崛起的加洛林家族从原有的掌权者手中夺取了政权。

加洛林家族连出丕平宫相、“铁锤”查理、丕平国王、查理曼，四代明君重建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国家观念，并将其拓展到了整个西部帝国。但查理曼死后，加洛林帝国崩溃的速度甚至比墨洛温王朝更快。

817年查理曼之子通过继承法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失败了。政治体系构成的不一致带来的离心力过于强大。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人真正问一问：为什么查理曼的继承者坚持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克洛维的继承者，因为查理曼留下的国家毕竟要比克洛维留下的国家强大得多，精神水平也要高得多。这个问题还没有人给出答案，但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从全民皆兵向附庸军队的转变过程在墨洛温王朝只是刚刚开始，而在查理曼时期就彻底完成了。但是，只要国王权威有所动摇，附庸们——他们有自己的封建领主，受其供养并直接受其管辖——就会把权柄交到田产广阔和把持伯爵职位的大家族手中。帝国刚刚被虔诚者路易的儿子和孙子瓜分并被拖入内战，这些大家族就让帝国变成了碎片。

新的王国从帝国的遗体上形成了。它不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好几个不同和类型各异的王国：德意志、法兰西、勃艮第和意大利。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家族和曾被加洛林帝国打破的地理单元不再被掌握一切权力的君主所完全压制。1恰恰相反，大家族、地理单元与新兴王室共同构成了政治体系。封建体系占据了上风，国家观念在其中被分解为一个等级体系，上层、中层和下层各有其权利。国王只能行使有限的权利，如果不是同时握有公爵的地位和权力，那就没有配得上王号的实权。产生或遗留的国家观念只是模糊的影子而已，构建和团结政治实体的因素不是国家观念，而是附庸的忠诚。

在前法兰克王国的东部，起初是形成了一批与古老家族结合的公国：萨克森、巴伐利亚、施瓦本、法兰克尼亚[17]和洛林。公爵们从自己当中选出萨克森公爵亨利为王，后来又向他效忠，于是德意志王国诞生了。

新王国比先前的加洛林帝国更弱，因为国王承认公爵领地是独立的单元。哪怕是他后来消灭了旧的公爵家族，任命了新的伯爵，他仍然不得不保留公爵领地本身的完整。他当上国王不是因为有明确的继承权，而只是因为他有世袭的宣称权，必须先得到公爵投票认可。但是，这套程序对王权施加的限制对国家武装力量是有利的。要是伯爵手里的兵太多太精，查理曼的继承者就不可能高兴，因为恰恰是这种状况会让伯爵变成危险人物。即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而且确实发生了。但既然君权的根基是顶级贵族的合作与自由意志——国王是被最重要的封臣选出来的，要与他们商量着治国——那么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封建体系中的每个层级（国王、公爵、伯爵，主教不久也会加入进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建立高效的军队。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有益于整体。只有通过逐级构建，每一级都有一定政治独立性的封建国家，中世纪的军事力量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独立精锐士兵的观念从墨洛温时代起逐步发展起来，只有10世纪以来的封建国家才能与这种观念达到完全的政治契合。

乍看起来，新王国与加洛林帝国好像没什么区别，因为亨利一世的后代——起初是父系，后转为母系（萨利安家族）——统治了德意志200年。但是，这种统治的内在精神不同于先前的王朝，因为其延续凭借的不是明确的世袭权利，而是通过选王。因此，它要接受法理上得到认可的对立势力存在，而且不得不尊重这些势力。与王位一样，公爵和伯爵这些高级官位在法理上也并非明确世袭而只是终身占有的封地。但在现实中，公爵和伯爵通常是父子相承，而且越来越接近纯粹的世袭制。我们或许可以说，封建国家最纯粹的形态在于这样的局势：就王位和封地而言，各种制度——世袭制、选举制和任命制——没有一种占据主导，而是共同达成了一种现实的平衡。

逐级分权——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教会也是如此——的对立面是由之产生的政治动荡。这些不完全的主权者们各有一定的独立军队，彼此摩擦不断。中世纪是一个几乎无休止发生内战的时期。但正如古希腊的小城邦一样，兵力恰恰在不断的私斗中增多了。希罗多德说起，希腊城邦之所以能战胜波斯人，是因为先前雅典与埃伊纳的内战使得各城邦大造舰船，等到必须将一切力量集结起来的紧要关头时，便有可能立下奠定乾坤的大功业。德意志王国建功立业的可能性还要更高，因为超越所有小势力的王权建立并延续了下来，形成了天然的聚焦点，提供了天然的领袖。

根据一份现在仍然经常被引用的文献，奠定德意志王国政治基础的亨利一世也创建了一套独特的军制。据说，他发展了萨克森骑马武士，修建城堡，要求9名军人中有8人要长期屯田，但要将三分之一的收获交给城堡，剩下的第九个人住在城堡中，负责守卫城堡和储存其他8人送来的粮草。按照上述表述形式，这段记载整体——关于具体细节的重要性大小，可谓众说纷纭——应被视为无稽之谈，应从批判历史学中清除掉。

亨利的重大成就是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建立或至少是进一步发展了萨克森公国，然后是发展了新的有限君主制。军事制度还是先前发展了很久的那一种。2如果奥托大帝时期的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取得赫赫战功的战士阶层，还有守卫国家的坚固城堡和堡垒都是奥托的父亲亨利建立的，如果忠诚于君主家族的维杜金德（Widukind）指出这些都是事实，那也不过是将远景拉近，这在民间传说中司空见惯，希罗多德笔下波斯人对波斯王室的记载就是一个例子。早在查理曼时代，萨克森人和弗里斯兰人就已经骑马作战了，而在战乱频生的下一个世纪中，他们当然没有忘掉骑战的本领。3从远古时代起，马就是萨克森“武具”（Heergewäte）的一部分。他们在异教时期就修建了城堡，至少从加入法兰克文明的时候起就建起了城市。因此，亨利能做的不过是从人员和物质两方面去发扬和强化他继承的军事制度。维杜金德记载的传说性质在这个说法——驻守城堡的任务总是9人中取一人——中尤其明显。在和平时期，城堡守军的兵力取决于城堡的规模和位置，取决于在边境还是内地，但绝不会取决于城堡所在区域——各个区域的面积和人口可能会相差很大——的士兵数目。

另外，将每年收成的整整三分之一储备起来是不可能的。最后，城外战士是最不可能承担播种收获和供养城堡职能的人。这些事情会交给非战斗员，也就是农民。因此，亨利国王绝不会颁布哪怕只是类似的法令。试图去解读关于训练新式萨克森骑兵的记载更是白费工夫，比如有人说亨利创建了轻骑兵；也有人说，恰恰相反，他创建了重骑兵；4还有人说他教会了骑兵以紧密阵形行动。5维杜金德的记载写于所记事件发生的近半个世纪之后，应该彻底从一手史料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它只不过反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事实：通过政治权力的更新与集中化，军事体系在质量尤其是数量方面也实现了增长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新的形式。

一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即奥托大帝在莱希菲尔德（Lechfeld）击败了匈牙利人。这场胜利让罗马-日耳曼世界击退了新一轮的蛮族入侵，推动了德意志王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因此，我们会专门用一章来讲述这场会战。

法兰克王国西部的发展过程有很大不同。首先，加洛林家族的统治在这里多延续了两代。当掌握大片疆土的豪族们最终脱离加洛林王朝，将法兰西公爵于格·卡佩（Hugh Capet）选为国王时，卡佩王朝无力像奥托大帝在德意志那样，在整个西法兰克地区建立真正的王权。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兰西岛公爵头上的王冠一直不过是个头衔和政治虚构之物。尽管如此，法兰西的军事组织与德意志并无重大差别。意大利也是同样的。

封建制度下的征兵

我们发现，在查理曼时期，国王不会从某个伯爵领地征召指定数目的士兵，而是要求全体或部分战士阶层的成员都上战场。兵额没有定数，伯爵领地的大小和贫富有显著差异，甚至领地与集结地点的距离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生病、开小差、与盗匪交战、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总会让来自远方的部队沿途遭到或多或少的损失。国王甚至不能掌握各个伯爵领地能出多少人的必要统计数字，因此也无法规定明确数字。此外，士兵数量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也不是真正的负担。找人，哪怕是找可用的人，大概也没那么困难。6决定性因素是昂贵的装备和相应的给养。

在10世纪之后的完全封建制国家，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加洛林帝国的更简便的形式征兵。由于公爵和伯爵——不久之后，主教和修道院长也加入了——的职能逐渐由官员转向领主，军务成了他们直接关切的事务，用不着别人监督。在参加会议的领主的建言下，国王决定并公开宣布战役安排，而且逐渐形成了所有领主都要庄严宣誓参会的惯例。宣誓程序似乎在亨利一世时就有过一次，7后来一直延续到腓特烈二世时期。8当时，每名领主带来多少骑士和仆从都是他自己的事，而且领主在御前会议上建言的分量与手下部队的多少强弱直接挂钩，这是比任何点兵检阅都有效的保障。

因此，红胡子腓特烈[18]在朗卡利亚平原（Roncaglian Fields）颁布且之后多次重申的军队条令中规定，不参加战役者要受到剥夺封地的惩罚，但并未提及带来的兵力太少的情况。文献中只有少数几处表明兵力被纳入考量。例如，《科隆王室编年史》（Kölner Königschronik）在亨利八世国王侵入巴伐利亚公爵领地（1233年）一条下记载，集结于奥格斯堡（Augsburger）附近的莱希菲尔德的王室军队约有6000人。9

于是，每名领主在决定带多少人参加一场战役时会权衡具体情况和自身利益，而非规定一个明确的数目。10

为了设立某种标准，以便明确每名伯爵应该派出的部队人数，规定伯爵征召手下和发放粮饷的义务，加洛林诸国王下了多大的功夫！这些努力全都没有成功，新建王国的统治者更是省去了这个麻烦。

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再次试图通过加洛林王朝敕令中的证据来重构当时的军事体系，此事注定与查理曼当年的努力一样徒劳无功。学者们同样尝试为萨克森王朝、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找到某种客观的衡量标准，以此来分配和规定各个时期的兵役负担。在没有充分理解中世纪国家特殊性的情况下，他们将现代国家的需求挪到了古代。没有明确的法律、机构和条例来分配赋税和劳役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除非我们意识到中世纪国家不仅不需要这种条例，而且不能实施这种条例，否则就不算真正理解中世纪国家。封建制度意味着将至高无上的主权划分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参与全国性事务的行事依据是自身的判断，而不是上级规定。封建时代的真正特点就在于此，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但正如现代国家不是单纯依靠法律、法令和条例，其在很多方面要仰赖公民的善意和自愿配合一样，中世纪也会在某些情形和条件下会采取定额征兵。从文献来确定到底在哪些情况下会提及数目，这既是有价值的，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德意志国王的各大附庸中，只有一位在文献中留下了应派出兵力的明确常规数目（骑士300名），就是后来称王的波希米亚公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不属于德意志王国和德意志国会，而只是从属于德意志王国的异族人，也就是捷克人。尽管兵力有规定——如果当时已经有这样一支部队的话——但在在与波希米亚公爵利益攸关的情形下（莱希菲尔德会战），规定自然不会阻碍他带着1000人去找领主。作为亨利四世最忠心的附庸之一，他可能还会经常拿出超过300人的部队去支援自己的领主。

与此类似，腓特烈一世后来也对意大利城市做了具体规定。例如，他在颁布给卢卡城的章程中规定，该城应为征讨罗马和南意大利的战役提供20名骑士，并为朝廷和军队提供价值400里拉（lira）的现金和粮草（Fodrum）。11

奥托二世时期的文献中讲了一次规定数目的大范围征兵。981年，大概身在意大利的皇帝颁布了针对阿拉伯人的动员令，要求美因茨、科隆、斯特拉斯堡和奥古斯堡主教各出100人，特里尔、萨尔茨堡（Salzburg）、拉蒂斯邦主教各出70人。其余官员及各地应派兵员如下：凡尔登、列日（Liège）、维尔茨堡（Würzburg）三地及富尔达、赖谢瑙（Reichenau）修道院长，各60人；洛尔施（Lorsch）、魏森堡，各50人；康斯坦斯（Constance）、库尔（Chur）、沃姆斯、弗赖辛（Freising）、普吕姆（Prüm）、黑斯菲尔德（Hersfeld）、埃尔旺根（Ellwangen），各40人；肯彭（Kempen），30人；施派尔（Speyer）、图勒（Toul）、塞本（Seben）、圣加仑（Saint Gall）、米尔巴克（Murbach），各20人；康布雷（Cambrai），12人；阿尔萨斯公爵领，70人；下洛林公爵，20人；戈特弗里德（Gottfried）藩侯、阿努尔夫（Arnulf）藩侯、奥托公爵、科诺（Cono）公爵、黑策尔（Hetzel）伯爵，各40人；其他伯爵为30人、20人、12人不等，另有一名伯爵是10人。另外，黑策尔伯爵应派40人，如伯爵本人亲往，则只需带30人。征召总数为2080人或2090人。有人根据这份文献得出结论说，征兵总是采取这样规定数目的方式，只有这一份文献流传至今是偶然情况，或者说德意志王国有一份确切的各地应出兵数额登记表。12然而，我们可以确定奥托二世的征兵令是例外。假如真有一份固定的出兵数额登记表，那就用不着规定数目，而只要规定比例就够了。列出数目本身就表明是例外情况。一大批领主——上洛林公爵、全体萨克森诸侯、乌特勒支主教——都不在名单上，而且在征兵总数里面，教会诸侯要出1482人，世俗诸侯只要出598人或608人，比例仅略多于四分之一。兵役负担分配不可能长期像这样不平均，尤其是当时的教会诸侯的影响力还没有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那样广泛。因此，这次征兵是根据具体情况和特定观点执行的，主要不是为了战役本身，无疑只是为了增援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这一点也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具体规定数字。国王有必要说明自己期望受召诸侯在当前状况下拿出多少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阿普利亚（Apulia）[19]战役和兵力增援，通常的征兵基准——根据当地兵力前来——是不适用的，比如下洛林公爵必须知道他只需要派出20人，不需要更多。出于特殊原因，教会诸侯的负担要远远重于世俗诸侯，许多世俗诸侯根本没有被征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具体规定数目的征兵行动不止这一次，而是经常发生。然而，如果这是常例的话，那么最后肯定会形成一套明确的制度，也就是名册。但我们已经看到当时根本连名册的一点点影子都没有，这是有充分理由的。13

当选皇帝后，红胡子腓特烈立即与策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四世（Duke Berthold IV of Zähringen）签订了一份条约，内含一份关于数目的有趣协议（1152年6月1日）。14腓特烈许诺将公爵立为勃艮第的统治者（公爵对勃艮第有一定的宣称权），而只要国王身在勃艮第，公爵就有义务派出1000名装甲骑兵随驾。另外，公爵要为意大利战役提供500名重装骑兵和50名弩手。为履行这项义务，他承诺献上自家领地，即泰克城堡（Teck）及全部附属土地。我们可以将这份条约视为介于封建契约和盟约之间的一种协议。因此，这体现了转向佣兵协议的过程，之后会讲到佣兵协议，它当然必须基于明确的数目。

领主与其附庸之间的关系——更低一级的关系——不同于国王与其直属附庸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上，个人不会在私利推动下多出力，于是数量关系又很重要了。

领主要自行裁量，召集一批有封地或无封地的附庸以及役人（ministeriales）。也就是领主本人了解其品行、境遇的骑士和仆役，然后让地方担负这些人的装备和给养。自行裁量的范围既包括出兵总额，也包括负担分配，这全凭领主好恶。因为负担相当沉重，所以这种专断带来严重的压迫。因此，按照实际情况设立明确标准的尝试早就有了，肯定比文献中记载的还要早。我们有来自几个修道院和主教辖区的相关一手文献，也有关于代官与领主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一手资料。15一份特别生动的文献来自阿尔萨斯境内由梅斯主教管辖的穆尔明斯特（Maurmünster）修道院：

当得知国王要出征（profectio）时，主教应派遣一名官员至修道院长处，修道院长则应集合手下役人。修道院长应告知代官战役情况，而后者应在指定日期在大门前的广场上将下列人员和物资交给指定的官员：一辆由6头牛牵引、能坐6个人的大车；一匹配马鞍马具的驮马另两人，一人牵马，一人骑马。如有牛或马力竭身亡，官员应从主教财产中择一替代。如国王进军意大利，全体农庄应为此缴纳常税（大概是税额等于一整年地租的临时税）。但如进军目标是萨克森、弗兰德斯（Flanders）或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其他地区，则税额减半。利用上述附加税，大车和驮马应满载征途所需的粮草和其他物资。16

如果伯爵领地内个人应负的责任就这样确定了，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套程序也就确定了伯爵领地总体应负的责任。但是，这与“不存在自上而下对每名领主提出具体的贡赋要求”的观点并不矛盾。即使地方层面的具体规定为领主在领内索取贡赋设定了某些限制。但不管是在城中还是乡下，尤其是乡下，领主的索取有时可能达不到限额，领内也未必处处都有具体限额。于是，领主仍然可以自行其是，可以自己出资或借钱用于别处，而且即便他设法从领内聚集起物资，找到愿意追随他的骑手或私兵也不是难事。17正如领主向国王明确承诺了要提供多少贡赋，附庸和役人对领主也会做同样的承诺。18

占有重要封地，有能力自备装具参战的骑士也必须这样做。到了13世纪的德意志和意大利，我们还能发现加洛林敕令中服役3个月规定的痕迹。19在法国，附庸只需离开封地参战40天的事实被反复提及。20甚至有人将这条规定解释为附庸有权在40天期满时返乡，这样肯定是打不了仗的，但无论如何，领主都必须为超期服役的附庸提供最广泛意义上的军需品。如果一块封地分给了多人，则占有一半封地者应服役20天，四分之一者10天，甚至还有分得更细的例子。另外，服役范围经常以纯粹自卫行动或不出领主的领地为限。21在这些限制下，封建兵役的合理性仅仅在于它是佣兵制度的基础和引子。

德意志骑士服役法规中的几个条款或许有助于阐明上述状况。科隆大主教的役人有义务在主教辖区内，或为保护辖区外的主教财产服兵役，但不需要在其他情况下服役，除非本人同意。

如果要去罗马，年收入超过5马克的役人应亲自前往，治安官与管家除外。年收入不足5马克者可亲自前往，也可缴纳封地收入的一半充作军费。去罗马的行程必须在出发前一整年里通知到位。

大主教必须给去罗马的役人每人10马克（年收入5马克就相当高了，而此数是5马克的两倍）以及缝制衣物所需的40埃尔[20]细布（Scharlot）。他还必须为每两名骑士提供一匹装具齐全的驮马、4个蹄铁和24根蹄钉。

越过阿尔卑斯山后，每名骑士每月可从主教处获得1马克。如果1马克未付清且告知主教手下官员后仍未补偿，则骑士可以在主教的床上放一根剥去树皮的树枝，任何人不得将树枝丢掉。如果欠款仍未付清，则骑士可于上午拜访主教，跪地亲吻主教法袍的褶边，之后即可回乡，这无损于荣誉和职责。

按照各地的惯例，其他同类法规中对于出征义务和领主应提供的报酬有不同的表述。22

在赖谢瑙，出征人员不是按照收入，而是按照田产面积来确定的。23不同等级的规则不一样，役人是出征还是出钱由领主决定。这份法规中还有关于领主和役人如何瓜分战利品的条款。

班贝格依然实施加洛林敕令中的旧制度，不是给骑士规定固定的义务，而是将3名骑士分为1组，1人出征，2人留守并为出征者提供装备。

我们从这些条款中也能发现征兵人数是非常少的，亦可再来判断一下，追随查理曼从易北河到比利牛斯山以南、从北海到罗马的军队到底可不可能是农民组成的大军。

自12世纪起，德意志和法兰西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德意志王权渐衰，于是贡赋多寡越来越由领主自行决断。而在法兰西，更加强大的世袭君主制发展起来，由此形成了明确的封地名册，但规定的贡赋太少，条款又太复杂，所得甚微。24封建制度和明确数目在本质上就是不相容的概念。

2　莱希菲尔德会战

奥格斯堡[21]会战（955年8月10日），又称莱希菲尔德会战，是第一场德意志民族对抗外敌的战斗。在安德纳赫（Andernach）会战（876年）中，日耳曼人路易诸子击退统治西法兰克王国的叔叔的战斗不过是王朝内斗而已。真正的德意志政治实体概念源于摆脱了大一统法兰克帝国的新王朝。这个新生民族证明自己的第一场大战是在奥格斯堡附近打响的，所有部族的战士共同击败了匈牙利人。由科维（Corvey）修道院修士维杜金德编纂的萨克森史书中详尽记载了这场战斗，1第二份记载来自奥格斯堡主教乌尔里希（Ulrich）传记，作者格哈德（Gerhard）参与了围城战并以目击者的身份记录了战况。2另有各种零散的记载，因此会战经过是可以确定的。

奥托国王在击败儿子们掀起的大叛乱后回到萨克森，接到报告称，先前趁着内战横穿德意志地区的匈牙利人再次入侵。之后的报告显示，匈牙利人正在通过多瑙河以南的巴伐利亚，且对莱希河畔（Lech）的施瓦本边境城市奥格斯堡发起围攻，乌尔里希主教正率领勇猛的战士守城。格哈德描述了主教通过《诗篇》中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一句为主题的布道来鼓舞士气，然后穿着法袍、带着手下发起突袭，不戴头盔也不披铠甲。

同时，国王也在集结大军支援。援军分为8个单位，或者用维杜金德的说法是8个军团（legion）。一个单位由波希米亚人（捷克人）组成，据记载兵力为1000人。显然，给出这个数字的本意是显示军力之强，还有一份文献记载这支队伍由波希米亚公爵波列斯劳斯（Boleslaus）亲自率领，用意也是一样的。3但是，最强大的部队还是奥托国王一路（“legio regia”：“国王军团”），除了规模肯定不小的萨克森常随卫队，大概还有途中加入的直属于国王的法兰克骑士。萨克森附庸的主力无法随驾出征，据称是因为萨克森本土正在与斯拉夫人交战。可能性更大的原因是他们来得太晚了，因为从第一份报告抵达马格德堡到会战发生，连6周都不到。对西部和北部的萨克森人来说，这段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发令调兵、动员部队、出征奥格斯堡。按照文献记载，全军兵力估计为7000人至8000人。实际兵力肯定不会多于此数，事实上很可能还要少一些。全军都是骑马的。将步行或骑马跟随骑士进军的人算作战士，于是得出兵力多于七八千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这些人在某些情况下会执行战斗任务，但他们不会加入野战。一支数目有七八千人，全由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组成的骑马部队是相当强大的。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的话，查理曼大概也很少能一次集结起这样的大军。

德意志编年史作家自然会把匈牙利描述为一支大军，至于到底比德方多还是少，我们只能略过，很可能要少一些。

一个学界广泛讨论的争议点是：会战发生在莱希河的左岸还是右岸？4

有一段记载似乎提供了线索，说叛徒贝特霍尔德·冯·莱辛堡（Berthold von Reisenburg）将德军接近的消息透露给了匈牙利人。莱辛堡位于多瑙河畔乌尔姆（Ulm）下游14英里（约22.5千米）处。因此，我们或许会设想奥托是从莱辛堡近侧渡河，然后从西北面前往奥格斯堡的。但经过详细考察后发现，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很低。德意志人是怎么知道谁向匈牙利人告密的？德意志人审问逃亡途中被俘随后被绞死的匈牙利王时，大概不会从一开始就提这个问题。当匈牙利主力围困奥格斯堡的同时，肯定也有部分匈牙利骑兵在周边各地游走。匈牙利人是一个久经战阵的民族，当然会严密观察多瑙河。用不着德意志人通风报信，他们就可能会注意到有德意志大军渡过多瑙河。因此，贝特霍尔德大概不过是世界战争史中屡见不鲜的那种叛徒罢了。胜利者一方甚至也会有叛徒，他们在民间传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马拉松会战中站在山上用盾牌给波斯人传信的无名氏，到柯尼希格雷茨会战（battle of Königgrätz）[22]中转动风车以通知贝内德克（Benedeck）普鲁士王储正在接近的磨坊主。哪怕到了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迷信也害死了无数不幸的人，特别是磨坊主。贝特霍尔德·冯·莱辛堡是行宫伯爵阿努尔夫（Palatine Count Arnulf）之子，阿努尔夫出身被奥托罢黜的旧巴伐利亚公爵家族。我们必须把贝特霍尔德是否果真勾结匈牙利人的问题放在一边，但鉴于他事后毫发无损，因此勾结的可能性不大。这段记载既然不可信，奥托从西北偏西方向前来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我们绝不可苟同的一种看法是，即便记载本身不可采信，但其余的证据仍然足以表明德军必定来自这个区域。传说是不遵从理性的。德意志人有可能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军，但只要贝特霍尔德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怀疑，他在传说里仍然就会被塑造为叛徒。如果已经排除莱辛堡一说，那么尚有维杜金德的记载可作为交战地点的证据。据维杜金德记载，匈牙利人得知奥托国王逼近后立即渡过莱希河迎战。我们从主教的传记中得知匈牙利人在围攻奥格斯堡，这是一座位于莱希河左岸而且不是临河而建的城市，因此匈牙利人要渡河迎击国王肯定是去右岸。于是，国王肯定是从东边的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或纽堡（Neuburg）而来。但这个结论也不能确定，因为维杜金德没有提到奥格斯堡被围。此外，围城时间很短，可能只有两天，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刚渡过莱希河。因此，为记述简便起见，维杜金德此处指的是第一次渡河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战斗是在左岸发生的。5

维杜金德说战斗发生于巴伐利亚（“dum haec in Boioaria geru-ntur”：“当此事发生在巴伐利亚时”）是右岸说的直接证据，我们必须加以重视，更别说施瓦本的疆界有一部分延伸到莱希河在奥格斯堡对岸和上游的地段。尽管如此，这一点并非一锤定音，因为那位萨克森修道士有可能不太关心南德意志地理或知之不确。

但是，维杜金德笔下的间接因素佐证了这一正面陈述。他记录了8个单位的行军序列：前三路是巴伐利亚人，第四路是法兰克人，由康拉德公爵统领，第五路是国王亲兵，第六路和第七路是施瓦本人，第八路是波希米亚人。如果行军地段在施瓦本境内，那么不让熟悉本土的施瓦本部队走在前列肯定是很不寻常的事。然而，走在前列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巴伐利亚人。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是要将最熟悉当地的部队放在纵队前方，同时不打散自然编成的单位。维杜金德接着说，会战的决心是在康拉德公爵到达时下的。如果集结地域是在更西边，比如乌尔姆与迪林根（Dillingen）之间，那么法兰克人为何来得比波希米亚人还晚就不好理解了。但是，如果集结地域是在英戈尔施塔特附近，那么家族领地在施派尔和沃姆斯周边的康拉德来得晚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尽管施派尔与布拉格到英戈尔施塔特的距离几乎相等，但波希米亚公爵接到报告和召集手下的时间肯定要早得多。最后，为科隆大主教兼洛林总管布鲁诺（Bruno）写传的鲁特格尔（Ruotger）告诉我们，洛林部队没有参战的原因是不能及时赶到，而且洛林本土也要抵御入侵。后一个原因不禁让人怀疑是借口，因为保卫洛林的最好办法当然是集合王国的力量击败匈牙利人。但是，如果大军集结地域真是在英戈尔施塔特附近，那么从洛林过去的距离确实就太远了，这一理由也适用于没有被征召的萨克森兵力。

乍看起来，对会战地点在左岸还是右岸的考证意义有限。准确定位会战地点有什么重要的呢？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看似次要的问题其实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会战地点决定了会战的战略背景和战略态势。但是，这场会战还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奥托是从北边，从多瑙河方向率军前来的。莱希菲尔德位于奥格斯堡以南，而且按照目击者格哈德的说法，会战发生的地方离城市很远，以至于从城墙上都看不到。格哈德还记载道，先前将城墙围住的匈牙利人刚听到德意志军逼近的消息便撤围迎击。那么，战斗怎么可能发生在城市以南的莱希菲尔德呢？德意志军是如何行进到南边那么远的地方的？

既然是匈牙利军出去迎击德意志军，那么初次接触的地点只可能在奥格斯堡的正北、东北或西北方向。

格哈德说战斗并不激烈。当奥格斯堡市民看到一波波匈牙利人从战场撤回时，匈牙利人的队伍损失很少，以至于市民起初还以为根本没有打起来。看起来匈牙利人试图用弓箭手射击德军侧翼，然后从后方发起攻击。然而，这次攻击被打退了。接着，当匈牙利人看到强大的德意志骑兵拿着刀剑和枪矛发起冲击时，他们就夹着尾巴逃回了奥格斯堡以南的营地。即便他们认识到会战和战役已经输了，但还是必须尽可能抢救辎重、骡马和战利品，尤其是有相当数目的随军妇女。为此，他们首先必须回到莱希河对岸，然后迅速再次渡河，踏上通往东方故土的道路。假如初次交战发生在奥格斯堡西北的莱希河左岸，那么匈牙利人就可以畅通无阻地退兵了。因为交战地点与河流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匈牙利人比德意志重骑兵要有一定的优势，接下来也就不会发生大战了。匈牙利人会尽可能快地渡过莱希河。尽管莱希河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水很深，但8月正是枯水期，不会构成重大阻碍。接着，他们就可以一路骑马回家了。不过，要是德意志军是从东北方向的莱希河右岸而来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匈牙利人来说，初次交战可以轻易脱身，但德军如今堵在匈牙利人的退路上。于是，真正的会战在河流渡口，也就是莱希菲尔德打响了。在此战中，后无退路的匈牙利人大部被歼灭。我们可以设想匈牙利人为了渡河，朝上游方向跑得越来越远，而德军统帅则眼睁睁看着己方战士为了完成歼灭任务，让阵形沿着莱希菲尔德越拉越长，甚至追到了莱希菲尔德以外。即便河流有很多不构成重大阻碍的渡口，但大概还是有许多匈牙利人在人群推挤之下落入水深的地方（根据文献记载）被活活淹死。因此，这场战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时间和空间层面都分为两个独立的事件。维杜金德说战斗也就是第一次交战发生在巴伐利亚，这是正确的，而这场战斗被称为“莱希菲尔德会战”也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德军从北方来战斗却发生在奥格斯堡以南的矛盾。

一份后来的文献能够很好地纳入上述语境中，以至于本身不太可信的它也有了几分可信度。

12世纪有一份题为《茨维法尔滕》（Zwifaltenses）的年鉴，书中记载会战地点被称为“科里塔尔”（Kolital）。今天在奥格斯堡9英里（约14.5千米）外，通往英戈尔施塔特的道路东南方，达辛（Dasing）与艾夏赫（Aichach）之间有加伦巴赫村（Gallenbach）和格伦霍芬（Gollenhofen）农庄，两者离得很近。有人可能会怀疑两个地名到底是不是同源词，考虑到毕竟元音有差别，而且我们也不能确定它们与“Kolital”的词源学关系。尽管如此，“科里塔尔”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而且发音确实有相似点。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这是作者听错了地名的发音，然后用歪曲的写法记了下来。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格伦霍芬就是古战场，因为在几百年的过程中，破坏与重建会导致地名发生变动。但是，首次交战的地点肯定就在奥格斯堡东北方向半天步行路程的丘陵地带，今天那里被称为“格伦霍芬”，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科里塔尔”。

另外两部分别写于12世纪和13世纪的编年史记载战场是一座常见于史册的山丘，位于莱希河右岸、奥格斯堡上游6千米处。此地被称为“贡岑勒”（Gunzenle），现在基本被河水冲刷殆尽。一切都指向这里，这里就是会战第二阶段的主战场。6

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

7月初，当奥托国王在马格德堡接到匈牙利人入侵的报告时，他最先考虑的问题肯定是王室军队在哪里集结——当然，肯定在多瑙河以北。7巴伐利亚公爵和施瓦本公爵大概之前就自主下令麾下骑士集结了。

德军集结肯定要用大约5周时间，匈牙利人在这段时间里的推进距离和速度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可能知道。无论如何，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在莱希河边扎营，那么我们不妨假定他们起初留在多瑙河以南，不会越过施瓦本界河和莱希河太远。如果国王将集结地域选在施瓦本内地——可能在乌尔姆附近甚至更往西，那么他必然能够阻住继续前进的匈牙利人。但假如他有这个想法，他不征召洛林的军队一事就无法理解了。7月初在马格德堡征兵时，他不可能预见决战会在奥格斯堡附近进行。会战不在内卡河（Neckar）以东甚至不在莱茵河以东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可能性如此之多，国王怎么会征召波希米亚人而不征召洛林人呢？在鲁特格尔的著作中，布鲁诺大主教似乎自作主张，不许手下骑士行动。但考虑到他与哥哥奥托国王的关系极好，他的决策不可能没有经过国王的首肯。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最广大、最富裕的公爵领（莱茵兰和低地国家也包括在内）的总管为了直接守卫洛林本土——毕竟洛林与战区离得相当远——而不遵从国王的调兵令，这就不只是抗命，而是明目张胆、大逆不道。但只要我们记得战场已经确定在莱希河右岸，那么一切就清楚了。这意味着德意志军队的集结地域不在施瓦本的乌尔姆附近，而在巴伐利亚的纽堡或英戈尔施塔特周边。这样看来，德意志国王的战略构想并非列阵于匈牙利人正面，将其击退并驱逐出德意志国境，而是集结大军于匈牙利人身后，截断其退路，打一场歼灭战，使敌军再不得复返。

在英戈尔施塔特，从马格德堡来的国王可以方便而迅速地与波希米亚、巴伐利亚、施瓦本和法兰克军会师。巴伐利亚军大概集结于拉蒂斯邦周边。施瓦本军无疑会尽量将集结点设在远处，有可能就在奥格斯堡境内，等敌军逼近时就退往北边，也有可能在多瑙沃特（Donauwörth）。由康拉德公爵统率、来自莱茵河另一侧的法兰克军自然来得最晚。洛林军没有能力及时抵达这么靠东的地方，不过他们有另一项任务。如果匈牙利人注意到一支德意志大军正在逼近己方身后，那么他们也不是没有可能向西撤退，通过洛林、西法兰克王国和意大利回国，就像932年和954年那样。阻止匈牙利人西逃的任务只能由洛林军承担，洛林军也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不妨假设布鲁诺大主教已经做好了战备，如有必要则出兵阻止匈牙利人渡过莱茵天堑，拖到奥托国王率领主力抵达从后方发起攻击为止。

因此，尽管洛林的骑士没有参加莱希菲尔德会战，但在会战的基本战略构想中他们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文献中一件看似纯属偶然的小事恰到好处地总结了我们描绘的图景，并证明奥托的意图就是从后方发起攻击，一举决胜，彻底歼灭敌军。最后一支抵达集结地的部队是国王的女婿康拉德和生活在莱茵河地区的法兰克军。他要走的路比波希米亚人、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和美因河地区的法兰克人都要远。假如国王想要更快集结的话，他本来可以往康拉德的方向走一两天的路程。当奥托宁愿等待康拉德继续向东、堵住敌军退路的时候，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格哈德接着写道，交战后国王在奥格斯堡城内过夜并派出信使，命令他尽快传达占领所有渡口、拦截匈牙利人逃窜的命令。奥托很可能在战场上就已派出信使了，而且估计是立即从得胜的骑士——尤其是巴伐利亚骑士——中择人执行这项任务。那么，堵截逃窜敌军的地点或许就在伊萨尔河（Isar）或因河（Inn）[23]。会战几天后，匈牙利酋长确实落入巴伐利亚公爵亨利手中并被绞死。一处或可置于相同背景下理解的记载出自同时期的圣加仑编年史，书中说波希米亚人也遇到和歼灭了一伙匈牙利人，并俘获了乐勒国王（King Lele）。8此事也可能发生在莱希河上：胜利的德军还没等匈牙利人渡河就出现了，匈牙利人要么强行突围但没有成功，要么避而不战，想要在河流上游渡河，结果在那里遭到波希米亚人攻击。

我们越是认真研究这些细节，就越会认清：不仅所有细节都指向同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要点，即德意志军从东边来，而且影响深远的会战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该战略决定的。现在，我们突然看到了德军从西边而来的看法是多么庸俗：勇猛的骑士们立下大功，却仍然被一整个公爵领地中自私短视、按兵不动的行为所玷污。尼切（Nitzsch）在《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说，文献中奥托一世的形象不是一名真正伟大的战士，而是一个祈求神灵保佑的人。魏茨（Waitz）在《德意志宪制史》（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8：174）中提到，在所有德意志皇帝中，阿努尔夫、亨利一世、亨利三世和洛泰尔表现出了军队统帅的重要品质。他没有将奥托一世包括在内，而布雷斯劳（Bresslau）在《德意志大传》（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中明确否认奥托具有伟大统帅的品质。如果莱希菲尔德会战是在莱希河左岸打响，这种看法就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勇猛骑士的做派成了伟大统帅的风范，王师中洛林军的缺席也成了卓越的计策。两代人之前，面对围攻巴黎的诺曼人，率领来自全法兰克王国大军的“胖子”查理一无所得，奥托的父亲也曾向匈牙利人纳贡。教士史学家们或许不理解局势，后世学者重复着时人赋予奥托的“大帝”称号时可能也只是鹦鹉学舌而非确实感到这个称号的分量。但我们现在可以说，作为世界历史上少数几位享有“大帝”美名的帝王，他是实至名归的。让我们把自己放到国王在马格德堡接到报告说巴伐利亚突然遭到敌人入侵的情境中。这不只是行动起来的问题，更要最快和最果断地行动起来。不经长时间准备就集结附庸出兵是多么困难啊！他要将多瑙河以南的施瓦本和巴伐利亚——从黑森林和阿尔卑斯山调兵——与波希米亚、萨克森、法兰克尼亚联合起来，与此同时，敌军正穿行于这些地区。理想的集结地点在哪里？赶到敌军正面拦截难道不是最符合逻辑的做法吗？尽管会损失一些时间，但将萨克森和洛林的部队一同调来，集合整个帝国的兵力难道不是最安全的做法吗？匈牙利人一看到逼近的德军力量之盛就避而不战，让整场大动员无用武之地，这种可能性要如何避免呢？

这些问题肯定在当时的马格德堡都有人提出来，我们现在都知道他们得到的回答了。国王决定不从遥远的萨克森和洛林调兵，比如集结点不设在内卡河下游，而设在巴伐利亚境内多瑙河北岸莱希河口与阿尔特米尔河（Altmühl）之间的某处，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军必须赶在匈牙利人前面退到这片区域。公爵和派出的信使被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行动，有可能正如一份加洛林王朝文献中所记载：如果命令上午到达，军队则必须于当日傍晚开拔；如果命令傍晚到达，军队则必须于次日上午开拔。不从命者会受到严惩（“terrible imperium”：“可怕的命令”）。9国王立即带着侍从骑士和萨克森亲兵向集结地域出发了。发给洛林的命令是守住莱茵河自卫。

在这样的战役计划下，如果匈牙利人不能在决战中击败德军，那便在劫难逃了。真正来检验战略制定是否正确的唯有会战。假如莱希菲尔德会战打输了，马上就会有批评者跳出来说，奥托国王为什么不等到全帝国的骑士都集结起来？他为什么要切断匈牙利人的退路并攻击其身后，逼得敌军背水一战？难道不应该给敌军留一条退路吗？

奥托一世之所以是伟大的统帅，不仅是因为决策明智、兵行神速、手下大附庸忠实服从，而主要是因为他敢于向敌人发起挑战，并在那样的状况下战斗。

3　亨利四世皇帝征战史

温斯特鲁特河畔洪堡会战

（1075年6月9日）

这场会战有3份详尽的记载：一份是兰贝特·冯·黑斯菲尔德（Lambert von Hersfeld）[24]写的；一份是布鲁诺写的1；还有一份是英雄史诗。2但是，前两份有倾向性且有多处要点相互矛盾，而第三份纯属文学作品。兰贝特和布鲁诺声称，亨利四世军队的行动完全出乎意料，如天降神兵扑向萨克森人，但我们不知道此说在多大程度上是为失败找借口。兰贝特说萨克森人慌乱之中只有几个人来得及穿盔甲，从“营门”中夺路而出，好像他们有罗马人那样的坚固营寨似的，此说无疑可归为夸口修辞。大批萨克森人估计还在温斯特鲁特河北面，在对战况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得知战败的消息了。尽管如此，战斗大概还是从中午一直拉锯到晚9时，即便是在那时也只是因为亨利一方有生力军加入才分出胜负。布鲁诺对这方面的记述很可能要更准确。他说战况虽然激烈，但胜负是在很短时间内决出的，因为萨克森一方只有3名酋长阵亡，而国王的军队已经损失了8位将领。兰贝特说施瓦本与巴伐利亚贵族被杀者甚众，毫无疑问，此说的谬误程度不亚于参战者只有数人未受伤的记载。

此战似乎肯定是一场骑士之间的战斗，地位最高的领主在最前方交手。北面边区藩侯乌多（Margrave Udo of the North March）挥剑重创表亲施瓦本公爵鲁道夫（Duke Rudolf of Swabia）头部——后者反对亨利四世，自称国王——多亏头盔结实鲁道夫才捡了一条命，而且据说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王师帐下的巴伐利亚藩侯恩斯特（Margrave Ernst of Bavaria）重伤身亡。在萨克森一边，苏普伦堡伯爵格布哈德（Count Gebhard of Supplinburg）身亡，他的儿子是后来的洛泰尔皇帝。我们不清楚在皇帝一边有没有步兵上阵。根据兰贝特的说法，在战斗期间萨克森步兵留在营中。这应该不是萨克森人的本意——除非这些“步兵”只是辎重队，否则为什么要把他们带上战场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骑兵冲了上去，而且胜负决出得太快了。布鲁诺记载道，在战斗打响前一大批萨克森军就溜了。

学界曾认为，惨遭屠戮的步兵是被征召来的农民。《萨克森战争之歌》（carmen de bello Saxonico, M.G.SS.，15.2.1231）详尽描绘了萨克森骑士是如何打动了老百姓，让他们参军；而老百姓又是如何被尚武精神所感染，农夫和牧羊人都将生产工具改造成武器，抛下自家田地上战场。但按照兰贝特的记载，萨克森人在御前军事会议上被描述为一群不好战的人：“一群无能的乌合之众，习惯种地，不会打仗。他们之所以违背自身的习俗和传统参战，并非是受尚武精神的鼓动，而是因为害怕领主。”（“vulgus ineptum, agriculturae pocius quam militiac assuetum, quod non animo militari sed principum terrore coactum, contra mores et instituta sua in aciem processisset”）

尽管有这些记载，但萨克森领主要带着民兵打野战一事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萨克森战争之歌》是一部满篇编故事的诗歌作品。这一点在结尾处尤其明显，其中描绘了取胜后的国王如何蹂躏整个萨克森，夺取城镇和城堡。萨克森人几乎被洗劫一空——“房屋、牲畜或财产”（domus aut pecus aut res）。事实上，国王率领大军从哈尔茨向东进发，最远只到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接下来他带着少数随从去了戈斯拉尔（Goslar），但7月1日就掉头返回了。3如果按类似的方式给大规模征兵的记载榨一榨水分，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解读：除了骑士，萨克森领主还带了一批用得上的人。但尤其重要的是，为了加强兵力，他们或强征或招募了数目超乎寻常的步兵，为这些并未证明自身能力的人提供装备并将其带上战场。

兰贝特声称，当地地形不允许国王的全体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因此各单位是一个接一个排列的，其中国王在第五梯队，波希米亚军在末尾。无疑应该否定此说，因为温斯特鲁特河以南的地形并不会妨碍骑兵单位部署为宽阔的正面。这一描述可能是基于对行军序列的记述。赖谢瑙修道院修士贝特霍尔德（Berthold of Reichenau）在报告（M.G.SS.，V）中说萨克森阵亡者有8000人，这当然是不经之谈。

亨利四世与反王鲁道夫的战争

趁着亨利四世在意大利与教宗额我略七世寻求和解到卡诺莎（Canossa）城堡悔罪的机会，反对他的德意志诸侯聚会于法兰克尼亚的福希海姆（Forchheim），并将国王的姐夫（或妹夫）施瓦本公爵鲁道夫选为国王（1077年3月15日）。但是，恢复教藉的亨利刚回到德意志，大批伯爵和主教就加入了他，以至于鲁道夫不得不立即退出南德意志，与萨克森人联合起来。萨克森人对国王怀有旧恨，他们鼓起精神，支持鲁道夫。尽管占决定性多数的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和法兰克人支持国王，但这些贵族不愿意立即追随国王参战与篡位者一决胜负，而希望通过和平协议来解决王位争端。无论和平协议的条件如何，鲁道夫肯定要放弃对王位的主张，于是他集结全军和一支萨克森部队向内卡河进发，途中还有策林根家族的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Welf of Bavaria）和克恩滕公爵贝特霍尔德（Berthold of Kärnten）加入。尽管有援军相助，他的力量还是不足以迫使亨利决战。他不得不撤军，冬天和来年春天他在谈判中度过，打了几次草谷，有几座城堡被围攻了。直到仲夏鲁道夫才第二次尝试一战决胜，而且又是带着萨克森人启程，途中得到南德意志公爵们的支援。

梅尔利希施塔特会战

（1078年8月7日）

鲁道夫一路要穿过图林根，韦尔夫和贝特霍尔德两位公爵麾下的施瓦本军则集结于莱茵河与内卡河之间。但这一次，亨利国王也有一支足够庞大的军队。他迎面向萨克森人推进，两军在图林根与法兰克尼亚边界处的梅尔利希施塔特（Melrichstadt）附近相遇。根据布鲁诺的详尽记述（贝特霍尔德的记载是混乱不堪的无稽之谈），这是一场纯粹的骑士间的战斗，双方都有一部分人取胜，另一部分人败逃。这种情况在好几次战斗中都发生过，但骑士之间的战斗有一点特别重要：骑士一旦开始逃跑就不可能拦得住。哪怕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也很难做到，骑士就更难做到了，不仅有心理上的原因，更因为骑士不可能通过阻击行动来辨清形势，重整旗鼓。除了极特殊的情形，骑士是不能打防御战的。面对进逼的敌军，他们要么迎战，要么撤退。在承认梅尔利希施塔特会战失败并屈膝投降的萨克森人中就有鲁道夫国王。他是公认的勇士。事实上，他并没有战败，因为他的对手亨利也逃离了战场，而且由腓特烈行宫伯爵统率的一支萨克森部队最后占据了战场的主导权。尽管如此，鲁道夫还是一路退回了萨克森。他手下的一些诸侯在途中被农民劫杀，还有的被俘后交给了亨利国王。就连取胜的腓特烈行宫伯爵手下的萨克森部队也只能是拿上战利品回家。

后来的一份文献《普尔德年鉴》（Pöhlder Annals）记载，鲁道夫国王发现自己在己方取胜前就逃跑一事后郁郁而终，此说或有确切依据。4尽管亨利国王仗打输了，但他似乎达成了将两支敌军分隔开来的战略目标。现在，我们的预期是他会转向施瓦本军，特别是波希米亚公爵率领生力军前来与他会合了。然而，不管是因为手下败逃的骑士一路跑回了老家，还是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亨利刚开始的行动只是去了一趟巴伐利亚。到了10月份，他终于在那里集结了一支新的军队，目标是毁掉敌方在施瓦本的财产。

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骑士战斗的特点。我们不能像吉泽布雷希特（Giesebrecht）那样一带而过，他说亨利之所以撤军，是因为亨利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夹在两支敌军之间。萨克森人毕竟已经撤走了，而且就算他们很快去而复返，国王在这段时间内也能击败两位南德意志的公爵。弗洛托（Floto）的《亨利四世传》（Leben Heinrichs IV）同样与真相离得很远。他说国王不能追击萨克森军的原因在于，先前在内卡河畔击败民兵的南德军会追赶他。这正中国王的下怀——追击萨克森人时，国王随时可以转身迎战。亨利的做法绝不能用战略原因来解释。除非有我们一无所知的其他原因发挥了作用，否则正确的解释只能在骑士军队的性质中寻找：哪怕只是打了半场败仗，亨利的部队却已经打不动了。

弗拉希海姆会战

（1080年1月27日）

梅尔利希施塔特的战斗对双方都没有立即带来结果，但最终占据上风的是亨利四世国王。因为鲁道夫的力量显然不足以采取战略攻势，而且这场争斗也不能通过谈判解决。这两点说服了国王的拥护者们，他们现在愿意向国王提供他足以采取攻势的支持。他甚至发动了一场冬季战役。

一批地位最高的萨克森诸侯已经失去了对反王的信心，于是背弃了他的事业。因此，亨利得出的结论大概是：如果他现在突然现身，鲁道夫是没有能力与他野战的。5但鲁道夫与奥托·冯·诺德海姆（Otto von Nordheim）却出兵相迎，地点在图林根境内的米尔豪森（Mühlhausen）以南。萨克森人将阵地设在溪流后面的高地上，等敌军渡河上山时发起攻击。但亨利认识到在地形上所处的劣势，于是绕过了萨克森人的阵地。

关于要展开的会战结果，派系不同的作者说法彼此矛盾。布鲁诺和贝特霍尔德说萨克森一方取胜，亨利败逃。但根据埃克哈德[Ekkehard，续弗鲁托尔夫（Frutolf）之书]和《奥格斯堡年鉴》（Augsburger Annals）的说法，萨克森人败逃，亨利一方的波希米亚公爵拉迪斯劳斯（Duke Ladislaus of Bohemia）甚至俘获了鲁道夫的金色御矛，而且亨利下令，波希米亚公爵在公共场合都要让人把这支矛举在他身前。但埃克哈德接着写道，一支萨克森部队在战斗中攻击了御帐，杀死护卫并抢走了大量战利品。国王接着撤回东法兰克尼亚并将军队解散。

乍看起来，上面对国王撤军的解释很像是讳败的遮掩，而亨利当然也没有取得真正的大胜。但一种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情形是：此战的经过与梅尔利希施塔特相似，亨利退兵的原因并非是在弗拉希海姆（Flarchheim）吃了败仗，而更多是因为他的希望——萨克森人不会继续支持鲁道夫——落空了。另外，布鲁诺只字未提御帐被攻破，贝特霍尔德则说双方战士只是因为天黑了才脱离战斗。由此而见，亨利显然并未真正被打败。尽管如此，贝特霍尔德当然还是声称胜利者是萨克森军，因为他说鲁道夫坚守战场直到午夜，然后因为冷得受不了才就近找村子住下，天刚亮就返回战场。因此，无论怎样似乎都没有发生追击。

贝特霍尔德说，鲁道夫一方只有38人被杀，“而且其中只有两人据说死在杂兵而非用剑的骑士手中”。（“et hi omnes praeter duos de minoribus non de militaribus ensiferis cecidisse referuntur”）

埃尔斯特河会战

（1080年10月15日）

直到弗拉希海姆会战结束后，额我略教宗才第二次与亨利决裂，而且是彻底决裂。在1080年的复活节主教会议上，他再次开除了亨利的教籍。随着这一行动，军事斗争也达到了高潮。和平解决争端的想法之前一直对双方的部分力量有所约束，如今这种幻想完全破灭了，两边都只能集结所有可用的力量，尽快打一场终极决战。有了前几年的经验，鲁道夫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采取攻势。作为较强的一方，主动权落到亨利手中。他在整个夏天都忙于宗教事务，先在美因茨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又在布里克森（Brixen）会同意大利主教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他在布里克森迈出最后一步，拥立了一位与额我略对立的教宗。接着，他将注意力转向鲁道夫。

通过可能亲历其事的布鲁诺的详尽记载，我们对战役和会战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但是，布鲁诺热切支持教会一方，我们自然不能指望他会全面地讲述各方行动的原因，对萨克森军将领如此，对亨利国王一方就更不用说了。

国王的任务是会合两支部队：一支来自德意志西部和南部；一支来自波希米亚和转投国王一方的迈森（Meissen）[25]藩侯。亨利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线：从黑森出发，穿过图林根，沿着萨克森的南部边界行动，以便在萨勒河或埃尔斯特河（Elster）与其他部队会合。他佯装要进攻戈斯拉尔，成功将集结起来的萨克森军引诱到那个方向，同时率军经埃尔福特（Erfurt）东进。但萨克森人很快认识到错误，于是转身追击敌人，在埃尔斯特河畔追上了亨利。从南边来的巴伐利亚军可能已经在那里与亨利国王会师了。6波希米亚和迈森的部队还在河的另一边。

布鲁诺提出了一个问题：亨利会不会是有意背水一战，这样士兵就没有机会逃跑了。《佩高编年史》（Pegau Chronicle）中一则当地后来的传说显示，战斗发生在埃尔斯特河畔（“juxta Elstram”）一个名叫米尔辛（Milsin）的地方附近。由此来看，会战地点无疑是紧挨着河的右岸。

布鲁诺又说亨利希望马上开战，不要片刻耽搁，此说显然搞错了实际形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开始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另外，同一位作者告诉我们，在埃尔斯特河畔扎营不是国王的意愿（“nolens”）。假如亨利能做到的话，他肯定会拖延开战时间，直到波希米亚和迈森的军队与他会合。

这些文献中完全没有说明国王为什么没能渡过埃尔斯特河。毕竟，这条河并不能构成很大的障碍。因为他之前在瑙姆堡（Nau-mburg）以南渡过萨勒河，而且没有拿下这座城市7，所以他与波希米亚人会师的合理路线就是走蔡茨（Zeitz）方向。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一点与后续事件也是符合的。蔡茨或许与瑙姆堡一样对国王关闭大门，将直通的道路堵死，而萨克森人又赶在他修好桥之前出现了。

我们或许还可以问：如果亨利既不能渡过埃尔斯特河，又没有集合兵力，那么他为什么不沿河南撤军呢？但是，既然萨克森人已经追上他了，南撤行动就不可能有序进行了，这样的撤退很容易演变成逃窜。对于一支几乎完全依赖近战武器、以骑兵为主的部队来说，殿后为大部队有序撤退争取时间的行动实在是太难了。此外，在可以肯定是交战地带的南边，埃尔斯特河急转向西，这会对从那个方向撤下来的部队造成很大的困难。最后，波希米亚和迈森援军可能已经到了河对岸不远处，从黑森出发横穿图林根的行动成败全系于这支援军。《佩高编年史》——当然，它的成书年份要晚得多，但无疑仍然包含了当地的传说——甚至记载波希米亚人参与了战斗。鉴于布鲁诺从正面给出了相反的说法，此说不可采纳。但是，《佩高编年史》接下来讲述波希米亚公爵先前秘密穿过波希米亚，现在出手搭救亨利国王一事属实的可能性很高，不会是纯粹的虚构。波希米亚人参战的说法很可能就出自公爵搭救逃跑国王的记载，只是在编年史写作的年代，人们对事件具体经过已经记不准确了。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波希米亚公爵能将国王从战斗中救出来，那么他的先锋部队可能在战斗期间就在河对岸了。既然有可能直接与友军会师，国王就试图通过机动来争取必要的时间，而不是继续向南撤退。

图2　埃尔斯特河会战

于是，他将阵地设在一个有沼泽的山谷后面，这样萨克森人就不能直接攻打他。按照布鲁诺的说法，沼泽名叫“格罗纳”（Grona）。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名字保留在位于蔡茨对面，亦称“格罗纳”的格拉纳（Grana）村中。这里有一处自西向东延伸到埃尔斯特河的山谷，过去据说是一片沼泽。从萨勒河开始，亨利军走的道路就贴着山谷的南壁，越过埃尔斯特河附近的沼泽后急转向北，然后通往蔡茨的桥。我们可以假定，当初桥的位置和今天一样。因此，当萨克森人出现在他身后时，亨利已经越过了沼泽，正在沼泽北侧。

萨克森人不能在敌军眼皮底下越过沼泽。布鲁诺说双方的骑士骑兵隔着沼泽互相嘲讽对骂，挑动对方过来交手。

在沼泽的保护下，国王暂时不会受到攻击。尽管蔡茨堵住了直接渡河的通道，但另一边波希米亚公爵和迈森藩侯也在逼近这座城市。即使这一威胁没有使国王将通道打开，他在城外迅速建起渡口也不是难事，这样在两岸就可以会师了。

然而，萨克森人有可能沿着先前的进军道路后退一点，然后从西边绕过沼泽。亨利无疑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要么估计绕路要多花一天时间，这足够他建好渡口到埃尔斯特河对岸了；要么觉得可以趁着敌军绕路的机会回到沼泽南边，这样沼泽就又把两军隔开了。

但鲁道夫国王与奥托·冯·诺德海姆既认清了利害所在，也能够应对局面。据布鲁诺记载，因为有太多萨克森步兵在图林根行军中因精疲力竭而掉队，国王就命令所有马匹稍弱的骑士下马步战。要如何运用这些下马骑士呢？骑士下马不是因为战马不行了，而是为了填补损失的步兵。我们都知道，骑兵在野战中的价值远远高于步兵。专门让骑兵下马肯定有特殊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目的，因为指挥这支部队的人是萨克森军中仅次于鲁道夫国王的统帅奥托·冯·诺德海姆。我们可以假定，这伙人的任务是在骑兵迂回作战期间占领并堵住格罗纳沼泽上的渡口。在战斗过程中，步兵也可以从那里参战。毫无疑问，萨克森军的兵力要远远大于亨利国王的军队，因此可以分兵行动，迫使亨利在除了河水没有其他退路的情况下正面交锋。

下马骑士不仅能守卫沼泽，也能越过一些骑兵无法通过的地段。

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印证了上述假说。双方骑兵沿东西方向正面相对，打得有来有往。据记载，当奥托·冯·诺德海姆带着步兵从南边出现时，一部分萨克森军已经在逃跑了。布鲁诺说奥托击败了敌军一部，杀入敌营后阻止手下劫掠，接着率部对仍然在交战的敌军发起攻击，逢战必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下马骑士对抗马上骑士取得这样的战绩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我们设想一下，当奥托率部渡过沼泽时，骑兵的战斗还没有分出胜负，那么一切就清楚了。他首先赶跑了渡口的守军，接着去攻击亨利国王的营地，但成功地约束了手下，又带领他们加入了骑兵战。由于这支援军的抵达，骑兵战的结果决定性地倒向萨克森一方。至于细节方面讲得是否准确，我们可以略过这个问题。布鲁诺的著作显然对这些问题语焉不详。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释为何命令骑士下马，下马骑士又为何能成为骑兵战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亨利被彻底打败，还有一部分士兵死在埃尔斯特河里，但胜负依然未分，因为取得胜利的反王鲁道夫本人被杀。他的右手被砍掉了，腹部也受重伤并因此而死。他的墓碑直到今天还能在梅泽堡座堂里看到。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位骄傲的骑士，之前在梅尔利希施塔特，他“没等到己方取胜就先逃跑了”，在弗拉希海姆又丢掉了御矛。这一次，《尼伯龙根之歌》写道，他“发狂般地战斗”（alsam er wuote），重现温斯特鲁特河一战后的荣耀。如今，骑士的雄心葬送了国王的性命。追随者们为纪念他写下了一段铭文：

在部下取胜的地方，

他倒下了，这是神圣的牺牲。

他为教会而死，

虽死犹生。

但埃克哈德在编年史中写道，当别人把鲁道夫被砍下的右手拿给他时，他长叹一声，对围在身边的主教们说：“这是我向我的领主亨利宣誓效忠时所用的手，你们这些让我登上王位的人啊，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把我引上正途。”

亨利四世战败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图林根行军。如果他向南穿过法兰克尼亚，在萨勒河上游与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迈森的部队会师，然后坚决地挺进，那我们真不知道哪一边会更强。但国王带着半数军队走图林根路线，与萨克森人离得很近，以至于对方可以发起进攻并迫使他在集结全部力量前交战。归根到底，这可能只是几个小时的问题，看的是部队能不能撑到渡过埃尔斯特河这条不大不小的河，看的是运气。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亨利国王选择了危险的行军路线。从他引诱萨克森人去错误方向的行动来看，我们只知道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承担的风险。他之所以将全军集结点设在尽可能远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后勤问题。如果亨利成功将莱茵兰、南德意志、波希米亚和迈森的部队集结于一处，那么这支军队无疑会异常庞大，很难统一行动。此外，要是率领部队从西边穿越图林根，他就不用在自己的地盘取用补给，而可以掳掠敌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低估了萨克森人的兵力和进攻能力，过于依赖欺敌行动的效果。当然，这几点都是假设，却是从那时的战争性质、客观环境和各方心理中自然会产生的假设。所有时代的战争都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兵力多了，行动和补给会不便，而分兵或减兵又会被打败——在封建军队和以物易物经济所处的时代，这个困难甚至比其他时代还要大。

通过亨利四世没能克服这一困难的事实，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世纪很少有人试图集结大军，逼迫对手在战场中决一胜负。

4　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源于日耳曼部落，后来定居在不列颠列岛，前文中已经结合大背景对其历史做了介绍。没有任何地方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日耳曼人的初始状况——就像塔西佗描述的那样——和逐渐变化的过程。在肯特国王埃特尔伯特（King Ethelbert of Kent）的法令（约公元600年）中，盎格鲁-撒克逊平民（churl）还是好战的自由民农夫，损害地方治安的行为应处罚金，金额为头人（eorl）做同样事的一半。

在100年后由伊内国王颁布的《威塞克斯法典》（Book of Laws of Wessex）中，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在旧体制下只有奴隶和农奴地位的威尔士人取得了更高、更优越的位置。我们能发现日耳曼人在逐步征服不列颠岛的过程所带来的变化，从你死我活演变为谈判立约。但甚至在征服者民族中，阶级划分也有变化。我们发现有一些平民为领主（hlaford）服务，任其驱使。但国王的侍从（gesiths或gesithkundmen）也成了大地主。从他们和原有的百户长（ealdormen和eorls）中产生了一批贵族。为国王和这些贵族服务的骑马武士，瑟恩（thanes，也叫Degen或pueri）的赔命价是平民的两倍。由此可见，平民已经放弃了完整的战士身份。

100年后，埃格伯特国王刚刚统一了本土的其他小王国（827年），诺曼人（丹麦人）就开始侵入。他们发现，就像当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的罗马省份不列颠尼亚的居民一样，这个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几乎毫无防御能力。我们发现盎格鲁-撒克逊平民已经丧失了战斗素养，而瑟恩武士也无法替代损失的战力。1

有观点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有完备的军制，因为在征兵时，每5海得或5个估值达20镑的土地单位为一组，一组必须出一名兵员；更进一步，有人还将其比拟为查理曼敕令中看起来相似的制度安排。但这种看法既没有文献依据，也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军事组织。我们已经看到，同样将3或4海得土地分为一组的加洛林王朝敕令只是空文，最多短期实行罢了。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样征来的士兵发挥不了实效。只要市民和农民思维取代了战士精神，民兵就再也没有军事价值了。在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Archbishop Wulfstan of York）的布道词中感叹道，10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对一个丹麦人也会逃之夭夭。

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法兰克人的第一个相似点是，双方都从日耳曼的全民皆兵发展出了一个特殊的战士阶层：不列颠是瑟恩，法兰克是附庸。但在法兰克，封建制度让战士阶层紧密团结在崇高的加洛林君主身边，而且至少在这一整套体系有强力王权激励的情况下，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瑟恩体系则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很多情形下，瑟恩武士也会从领主处获得土地并定居下来。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遵循关于领主或附庸死后封地如何处置的严格分封规则，瑟恩的封地是有世袭继承权的，受到的限制很少。通常每名瑟恩会获得5海得的土地。以这种方式成为大地主后，他们要承担兵役，但由于没有措施能保证他们会维持战斗力，因此战士阶层很快就转化为单纯的大地主，军事素养并不比一般地主高。我们从几则法条就能清楚地看到演变的过程。法律规定，凡是有5海得土地、一顶头盔、一副锁子甲和一把金饰刀剑的人就是瑟恩。同样的荣誉也被授予自费出国贸易的商人。因此，瑟恩变成了一个阶层、一个社会层级，或许仍然能看到军事渊源，但已经没有了实效。2

附庸武士这种手段在欧洲大陆的骑兵战中达到了高峰。除了必要的武器，骑士还需要可用的战马和只能通过完全脱产、持续锤炼才能获得的武艺。除了不在马上作战的事实，法律条文也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瑟恩武士的平庸。就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中也只有一处提到战马。当然，我们必须假定哈罗德国王本人和宫内国中的上层人物不仅会骑马，也能在马上作战。但这些骑马武士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黑斯廷斯会战中，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对数量占优的诺曼骑士宁愿完全放弃骑兵战，而让骑兵加入步兵阵线。通常骑马作战的雅典贵族在马拉松会战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或许只有雅典统帅一人例外。在黑斯廷斯，就连哈罗德国王本人也和兄弟们在侍卫（housecarls）的簇拥下步战。3

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被征召参军，从法律规定来看其严格到了极点。所有平民仍然有出征的义务，所有瑟恩都要承担强度更大的兵役。但在现实中，与过去的西哥特人一样，固然有法条，但却没有实际组织。如果国王发布征兵令，郡督（sheriff）可以对单个地主、城镇和村庄索要资源，或者是出人，或者是出钱，大概是有一定的习惯标准的。但归根结底，这样集结起来的部队，其规模和实效都取决于个别官员能不能干、用不用心，以及民众配不配合。这种带有民兵色彩的动员方式绝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中坚军力完全是由尚未定居在土地上而是在王宫或大领主麾下当差的战士组成，相当于法兰克的斯卡拉卫队。

于是，最先遭受维京人恐怖劫掠的人是那些已经失去尚武精神的人。然后，劫掠者定居在土地上，双方就要面对面了。在阿尔弗雷德大王（King Alfred the Great）[26]的带领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肆扫荡，至少统治了不列颠岛的一部分。到了下任国王统治时期，本就关系亲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丹麦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主要是教会的功劳。但是，不列颠岛最后还是没能抵挡住外族征服。斯文国王（King Sven）和他的继承者，丹麦与挪威国王克努特征服了全英格兰（1013年）。据编年史记载，克努特有3000名侍卫，侍卫夏天随驾出征，冬天住在市民家里，经常扰乱地方治安。勃艮第人600年前在索恩河与罗讷河一带建立王国时据说数目也不超过3000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又一次成功摆脱了枷锁（1042年），但诺曼公爵威廉（Norman Duke William）随之出现，彻底终结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独立，并通过混入诺曼-法兰西的血统而创造出了英格兰民族（1066年）。

威廉是150年前带领诺曼人定居的维京首领罗洛的后代和传人。那时，他们放弃了日耳曼语，融入了与其共同生活的当地居民，而且改说了法语。但通过法兰克人的封建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持续不断的私斗，他们保持了战士的本色。于是，他们了不起地融合了罗曼人的优越文化与日耳曼人的尚武秉性。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室内部，支持诺曼人登上王位的主张在策尔迪克（Cerdic）王朝的末代国王时期出现了，由此引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针对这种主张和亲诺曼倾向的反弹。盎格鲁-撒克逊人希望让自己独立于罗曼-日耳曼混血人，甚至在教会领域也是一样。在准备谋求英格兰王位的同时，诺曼公爵表示支持罗马新近的宗教革新运动，还让亚历山大教宗——额我略七世的前任教宗——赐给他一面战旗。

正是由于与普适思想以及同时期文化因素的这层关系，诺曼征服才在欧洲历史上有了持久的重要意义。但诺曼征服有一个先决条件：尽管在过去几代中融入了丹麦人的助力，但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丢掉了军事素养。当时人们肯定普遍认为这块富饶的土地是任何勇猛首领的囊中之物。在最早记述这些事件的普瓦捷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笔下，公爵在黑斯廷斯会战之前对战士们发表了一番演讲，说英格兰人经常被征服，既没有善战的名声，也没有打仗的经验。一位年代稍晚的历史学家，奥德利克·维塔利斯（Odericus Vitalis）[27]也说英格兰人宁愿耕作土地，宴饮作乐，也不愿意打仗。征服者威廉率领的部队不单纯是征召来的诺曼封建武装，而是来自法国各地、为了军饷和战利品为公爵效劳的武士。诺曼骑士跟随他也不是出于封建义务，更多是为了战争本身。这与当年日耳曼原始森林里的情况没多少区别，召集兵力出征的部落首领总能从好战的族人中获得足够多的志愿者，只不过如今大军的主体不再是群众，而是脱离了群众的专门武士阶层。就连独立的领主，比如布永伯爵戈德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28]之父、布洛涅伯爵厄斯塔什（Count Eustache of Boulogne）也带着侍从加入了。

黑斯廷斯会战

（1066年10月14日）

关于黑斯廷斯会战，后代的史诗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述，至今仍有许多英国学者试图从中提取出历史知识。这完全是白费工夫。弗里曼对森拉克[29]会战（battle of Senlac）——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另外起名——的著名记述极为有趣地杂糅了伪军事反思（当然，他的记述是基于英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建议）和伪批判的文献研究。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得到的历史认识不会比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载，或普鲁塔克笔下的马略和苏拉战记更准确。但是，如果我们决心从纯粹的文学作品转向求实的批判性研究，那还是能够得到一幅有据可信的会战图景的。我们的主要文献出自诺曼教士普瓦捷的威廉，他是威廉公爵的随军牧师，会战发生几年后根据亲历者提供的信息撰写了战记。尽管他有一边倒的立场，言辞多有虚夸，但我们有一批其他文献可供考究，可以认为他在基本要点上值得信任。一份极其特殊的有益历史资料和证据是长70米以上、高半米的刺绣艺术品——巴约挂毯（Bayeux Taperstry）。它展现了会战的多个场面，配有拉丁文解说，而且无疑是同时代的作品。

诺曼军兵力估计约为7000人，可能要少一些，但不可能显著高于此数。

一份诺曼文献给出的盎格鲁-撒克逊兵力是120万。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军是如此庞大，以至于途经的河流都被喝光了。《诺曼史》（Roman de Rou）[30]的说法是40万。但另一份可能也偏向诺曼人的文献（“William of Malmesbury”：“马姆斯伯里的威廉”[31]）明确说，盎格鲁-撒克逊军规模很小（”Haroldus paucissimo stipatus milite Hastingas protendit”：“哈罗德在少数骑士的陪同下来到黑斯廷斯”）。我们接下来会发现，从战斗过程来看，这无疑是事实。4我们可以估计哈罗德的军队人数最多与诺曼军相当，但很可能要小一些——4000人至7000人。

两支军队的最大区别是，英军全部是步兵，而诺曼军有一部分骑士。这一点在所有文献和巴约挂毯中都得到了清晰而一致的表达，似乎可以完全确证。那么，哈罗德绝不会在平原迎击敌人；他的部队会立即被诺曼骑士击溃。5因此，哈罗德国王选择在一处广阔的山丘摆出紧密阵形，以做掩护。这个地点还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后边是陡坡，中部则有一处直接通往林中的狭窄地峡。一旦战败，盎格鲁-撒克逊人可以跑到坡下，逃入森林，骑兵追击不易。

诺曼人优越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另一个地方是副武器弓箭，操弓和御马一样都需要专业训练和技巧。巴约挂毯逼真地展现了诺曼人射出的箭雨，而对面只有一名弓箭手，在这一点上，挂毯同样与文献相合。哈罗德军的中坚是下马骑士，与诺曼人一样，他们身披坚甲，装备多种武器——枪矛、刀剑，尤其是战斧。此外还有装备标枪、长柄斧等武器的轻装兵，他们有的配盾，有的不配盾。当然，这不是一支可能被用来补充侍卫和瑟恩武士的壮丁部队。壮丁在诺曼弓箭手和骑兵面前毫无自保之力，而且肯定会马上逃跑。我们必须将这些轻装盎格鲁-撒克逊部队设想为武士的差役随从，混杂于武士阵中。他们可能在刚开战的时候往前跑一段距离，把标枪投出去，等敌方逼近就退到重装士兵后面。

诺曼人以宽大的正面向山丘进军，3个兵种——骑兵、步兵和弓兵——依次排开。凭借射程和人数的优势，弓手略微前出向敌军射击，但其劣势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居高临下，也在向他们射击。现在，骑兵与近战步兵混在一起强攻山头。但守军阵地占很大的优势，攻方的冲击力被山坡消磨，被守军打退。有一些诺曼人被赶下了山，另一些人见无法突破敌军阵线就转身后撤。过一段时间再次出击，这是马上作战的常例。有诺曼人也许会觉得可以将身后的敌人诱至下方的山谷，然后在更有利的地形回身再战。在此来彼往之间，诺曼弓箭手有多次发挥威力的机会，最终诺曼人占据了上风。盎格鲁-撒克逊的兵力当然仅限于防守，但一味防守是打不赢会战的。防守是纯消极的，而胜利是积极的。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最终带来胜利的防守一定是在恰当的时机转守为攻。我们在第一场历史上确证的会战，马拉松会战中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的雅典人同样无力在开阔平原对敌，于是采取守势，但米提亚德看准时机率领雅典人发起了进攻。哈罗德做不到。他的侍卫和瑟恩武士是勇士，单个来看或许比当年的雅典市民和农民还要勇敢，但他们没有组成方阵，没有战术单元，没有受过听从命令、作为一个整体进军的训练。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单打独斗，或三五成群，或在这里，或在那里，遵循着自然的本能，蜂拥而出，追击后撤的敌军。诺曼军不会就这样落荒而逃，而当盎格鲁-撒克逊人乱哄哄地进入山谷时，他们就被骑兵击败和打垮了。哈罗德可能根本不想让手下离开山顶阵地，但局面很难控制，而且就算控制住了，那也挽救不了会战。如果诺曼人被击退但没有被追击，他们会重新集结起来，不断再次冲锋。盎格鲁-撒克逊军的正面迟早会有某个点陷入混乱，迟早会有一次突击成功，然后一大批骑兵就会突破战线。随着越来越多的诺曼人压上来，盎格鲁-撒克逊的阵形就会从那一点开始分崩离析。盎格鲁-撒克逊一方的地形优势只能暂时抵消诺曼一方天然的骑兵优势，而不能面面俱到。一方的优势是活生生的、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力量；另一方的地形优势则是机械和表面的，终究会被进攻方的强力意志所击败。

从文献来看，这无疑是一场持久的恶战——证明盎格鲁-撒克逊军不是由农民组成的，否则他们要么凭借人数优势压垮敌军，要么会马上逃跑。但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军作战英勇，而且战死于预定阵地——包括哈罗德国王和他的两个兄弟——表现出了不亚于敌人的战士精神和战士荣誉观。但是，敌人的强项在于职业训练、骑马作战、箭术，最后大概还有人数。

盎格鲁-撒克逊军不是被拉来的农民，而是专门的战士阶层，与诺曼对手的区别只在于训练和人数不足而言，最终的、决定性的证据来自战略谋划。

9月28日，威廉在佩文西湾（Bay of Pevensey）登陆，当时哈罗德并不在附近，而正在北方驱逐由他自己的兄弟托斯蒂格（Tostig）率领的维京入侵者。尽管威廉从登陆地点走四五天就能到伦敦[直线距离为56英里（约90千米）]，但哈罗德直到诺曼人登陆10天（10月7日或8日）才从北方战场返回首都。于是，威廉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干点大事，甚至可以拿下伦敦。文献里并未说他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但我们大概也能想象得到。毫无疑问，他担心一旦夺取了大城市，缺乏纪律的部队就会脱离控制，以至于不能在迟早会打响的会战中集合全部力量。此外，他当然也不想表现出征服者的样子，像对待敌国一样对待英格兰，而希望被视为前来参选的合法王位候选人。但是，由于上述原因或相似的原因，公爵留在海岸，将战略主动权交到了敌人手中。威廉在未遇反抗就登陆成功后没有继续进攻，而是驻于黑斯廷斯附近的岸边，几乎无所作为，这就给了哈罗德备战的时间。尽管文献记载威廉蹂躏了周边地区，目的是迫使敌方国王因国土受到戕害而出战，但这只是老百姓或编年史作者的认识，而非公爵本人的想法。一小块地方被静止不动的敌军蹂躏不可能诱使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提前出战。如果威廉真想诱敌，他就必须向前推进，威胁伦敦。当然，这些劫掠的例子也违背了战役的政治基础——威廉当选国王的资格——估计甚至都不是公爵的命令，而是士兵征粮抢钱时的常见恶行，无论如何都是没有战略意义的。因此，事实仍然是威廉将主动权交给了对手，使其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去继续完成战备。更令人震惊和重要的是，诺曼人连长期坚守的能力都没有。威廉甚至在本国也遇到了补给困难，因为等待合适的风向需要很长时间。如果这就是他驻于岸边的原因，即为了方便后勤补给，那么对他的大军来说，补给终归是有限的。在巴约挂毯中，威廉登陆后立即派遣骑手去黑斯廷斯夺取补给，由此可见军粮问题是多么重要。

公爵突然登陆后给守军留出了备战的空当，如果他假定敌军必定会利用这段时间备战的话——换句话说，如果对方有可能全面征兵——那么他的行为就完全不可理解了。即便我们假定英格兰人口稀少，征服者兵力庞大，但真正的全面征兵必然会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带来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哪怕只是在不列颠岛的一部分地区征兵。威廉没有迅速进军，阻止对手组织大军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当时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征兵。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事组织与巴黎被围时的法兰克人是一样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征服者威廉的战略也就可以理解了。他知道哈罗德除了侍卫和瑟恩武士外无兵可征，只有这些人能真正派上用场，也愿意参战。

此处又出现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构成方式，盎格鲁-撒克逊军有没有可能显著扩充交战当日的兵力？有几份文献，尤其是弗洛朗提乌斯·维格嫩西斯（Florentius Vigorniensis，又称伍斯特的弗洛朗斯，Florence of Worcester）[32]明确说，只要哈罗德多等几天，他的兵力就可以增加一倍甚至两倍。我是不信的，毫不犹豫，这是每次战败都会出现的马后炮，让战败者聊以自慰。（弗洛朗提乌斯是偏向盎格鲁-撒克逊的。）诚然，哈罗德并没有集结盎格鲁-撒克逊的全部军力，因为北方有两个大诸侯没有支持哈罗德，他们大概对戴上王冠的人是哈罗德还是威廉无所谓。但就算再等一段时间，他们也不会来的；而且如果有希望等来援军的话，供养一支军队也是很难的。在哈罗德等一些人来的时候，完全可能有另一些人等得不耐烦，补给也快要见底，于是就回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并没有确凿证据说盎格鲁-撒克逊王——毕竟，从他选择的位置来看，他很清楚自己是弱势一方——犯下了一个大错，那就是尽管从战略层面看，他对局面有完全的掌握，但他还是不等兵力集结就贸然决战。即便整个中世纪常有这样的例子，具有骑士风范的首领带着勇猛却兵力不足的队伍发起本可以避免的战斗，即便我们可以认为哈罗德也有类似的倾向，但将上述心理归因放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我们发现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没有莽撞出击，而只是在精心选择的防御阵地上列阵对敌。因此，我们必须假定，不管是从人员素质还是从人数，哈罗德都已经集结了全国有能力和有意愿出征的一切兵力。现在，作为一位勇士，为了守护王位和国家，他毫不犹豫地对敌人发起了挑战。而诺曼公爵相信自己完全应付得了预期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军队，相信他的军队远远优越于对方——原因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不管哈罗德准备的时间是长一点还是短一点，他都可以静观事态发展。

5　诺曼人在英格兰的军事组织

1066-1087年，威廉一世在位。

1087-1100年，威廉一世的儿子威廉二世在位。

1100-1135年，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一世在位。

1135-1154年，亨利一世的外甥斯蒂芬在位。

1154-1189年，亨利一世的外孙亨利二世在位。

1189-1199年，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德一世在位。

1199-1216年，理查德一世的弟弟约翰一世在位。

1216-1272年，约翰一世的儿子亨利三世在位。

1272-1307年，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一世在位。

新生的盎格鲁-诺曼王国发展出了一套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军事组织。

史称“征服者”的威廉公爵并不是顶着这个名号登上英格兰王位的。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前，他把自己打扮成前朝国王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的亲属，甚至可能说自己被爱德华指定为合法的王位候选人，因为当时没有成年的继承人。按照威廉的说法，先前被选中的哈罗德伯爵无权称王，因为他一年前曾向威廉郑重许诺不谋求王位。于是，在合法即位的幌子下，威廉在战场取胜后接手了政权。他没有按照军中规矩拿走任何征服者应得的战利品，而只是将哈罗德家族和支持者的财产作为叛军财产充公。先前不支援哈罗德的北方诸侯现在起兵了，结果同样被打败，财产归了王室。通过这种方式，威廉将产权原则与征服行为结合起来，将一大部分没收来的财产分给了大约300名扈从。其中约有40人是领主，也就是后来的“男爵”（baron）1，他们获得了大片领地，相应也有义务为国王提供骑士。这些应服兵役者（servitia debita），加上高级教士手下的人，其总数大约不到5000，绝不会高于此数。为了履行义务，男爵要招揽次级附庸。但次级封地的块数不需要达到额定兵员的人数，因为男爵也可以在身边蓄养骑士，不将他们安置在土地上，用得着他们时也不必花时间召集。他们被称作领主的门客（“super dominium”：“无地者”）。但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因为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世俗和教会领主都蓄养了超出国王规定要求的骑士。

最多出60名骑士的男爵已经属于最强大的诸侯了。

王室直属附庸的上层清一色是诺曼人，下层则有一些是撒克逊人。由于撒克逊人瑟恩武士主动投靠了征服者并为其服役，因此次级附庸里能找到许多撒克逊名字。将在威廉治下的英格兰、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和诺曼人都算上，有封地的战士约有5000名，2其中大概有四分之一来自原住民，四分之三（3000到4000人）是征服者安置在土地上的、说法语的骑士。他们绝没有后世传说的6万人那么多，甚至现在还有人在重复这个数字，也没有其他人认为的3.2万人那么多。除了有封地的诺曼人，还有相当多没有封地的人也留在不列颠岛，为国王或某位领主服役。即使算上他们，这批战士其实也是很少的，即使他们征服的是一片人口达180万的土地，即使之前占据这片土地的民族极其好战。

随着时间推移，有封地的骑士有所增加。1166年，征服者的曾外孙亨利二世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发现有封地的骑士越有6400名。教俗两界的大诸侯都分封了众多附庸，一般都多于征服者当年规定的征召兵额。原因大概主要不是他们想要掌握更多战士，以此增强自身实力，因为他们要真是那样的话，当然也可以在府中养士。我们还发现，在斯蒂芬（Stephen）国王治下的内战期间，新增的骑士封地非常少。封地骑士众多的原因很可能在于，有封地的骑士地位更高。因此，男爵通过牺牲部分财产将领地转封的办法为自己组建了一支社会地位更高的扈从队伍，男爵的荣耀更盛，野心也更盛。这是他们奖赏忠臣功绩的方式。除非我们明白这不单纯是物质报酬，同时也必然涉及组建家庭的问题——领主府中门客是不许成家的——否则就不能充分衡量奖赏的意义。有记载称，教会显贵中间存在将教产通过裙带关系转化为封建领地为亲属朋友牟利的劣迹。

骑士封地的大小没有具体规定，比如一人5海得之类。各个伯爵领地（county）应承担的兵役也没有多少标准。国王只会根据大封建主的财产，提出一个可以被5或10整除的兵额约数，相当笼统。对个人而言，拥有直辖或次级封地的本地骑士的田产面积差异极大，有的甚至不过是一小块地。一块骑士封地相当于年收入20镑的观点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比纸上空谈也差不了多少。3

征服者赐予的大地产不是靠在一起的，而是散布于全国的，显然是有意要避免欧洲大陆上大地产结合为诸侯国的情况发生。尽管有势力强大的男爵，但这种做法让诺曼底王朝英格兰国王能够定期通过官员（郡督）来管理各个伯爵领地。如此一来，庄园就不会变成封地，“伯爵”（earl）也就成了单纯的名号。毋庸置疑，在征服者威廉的外孙斯蒂芬统治时期，英格兰的情况在一段时间里变得更像大陆。男爵们获得了行政大权和官位，修建城堡、铸造钱币、互相私斗，但斯蒂芬的继承者金雀花王朝开国君主亨利二世压制了上述行为，拆除城堡、重振王权。君主权威一直占据上风的原因不只是大地产分配得当，更主要是骑士阶层与平民百姓的普遍对立，以至于两股力量不能联手反抗王权。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奥德利克·维塔利斯将英格兰新贵描绘为“粗鄙的暴发户，几乎为地位的骤然提升而发狂，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面对异族领主的暴行，百姓只能向君主求助。在骑士与平民两大阶层融合为新的民族之前，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代人的时间。宫廷长期说法语，几乎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在这片土地上，伯爵没有像大陆上那样发展为实土诸侯，伯爵领地仍然由官员治理，同时战士形成了一个以封建法为基础的骑士阶层。

从本书前几章得到的教训来看，这种状况肯定会导致兵制废弛，因为骑士军队不能靠官员也不能靠领地互不相邻的男爵来调动。官员与战士没有那种能确保其具备军事素养的亲密私人关系。男爵只有在备好领内收成、劳役和车驾的情况下才能征集士兵。4法兰克的伯爵一开始也只是官员，但战士身份固有的和自然的法则将其转化为封建领主，让他们能够凭借伯爵领地的资源提供可靠的战士。只有在形势逼不得已的边境地区，征服者威廉才允许建立欧陆式的和组织严密的伯爵领地，以便对抗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这些领地被称为“行宫领地”（palatinate）。但就连这些领地也被解散了。

诺曼底王朝英格兰国王一直将郡督官职与男爵身份分开，从而避免了将欧洲大陆的附庸制度引入英格兰，消除了地方独立性，并缔造了一个严格实施中央集权的庞大王国——尽管如此，英格兰国王还是维持了当时盛行的、以精锐个体武士为基础的军事制度，手段是引入一个全新的要素：货币、军饷和税金。

一开始，威廉确实要求附庸以封建征兵的形式支援国王，还要求势力最大的附庸提供规定数目的次级附庸，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方法不切实际，也不可能落实。在一次丹麦人的入侵（1084年）中，就连威廉本人也没有征召附庸，而是对每海得土地征收6先令税金，然后用这笔钱募兵上阵。据记载，他的儿子亨利一世也曾募兵作战。5编年史中写道，亨利二世之所以率领雇佣兵上阵，是因为他不想为骑士、市民和农民增加负担：“他不愿意劳烦有产骑士、城市居民或乡里百姓，于是率领雇佣兵出战，事实上是率领无数骑士。”（nolens vexare agrarios milites nec burgensem nec rusticorum multitudinem……duxit solidarios vero milites innumeros）6亨利二世的财务总管理查德·菲茨-尼尔（Richard Fitz-Neal）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财政报告中写道：“遇有战事，国王更喜欢动用雇佣兵，而非附庸。”（mavult enim princeps stipendiarios quam domesticos bellicis apponere casibus.）7

因此，征服者威廉晚年（1086年）编订的全国地籍册《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列出了田地、磨坊、森林、鱼塘等所有资产，而且按阶层统计了全体人口，但没有提到兵役。这在一个封建国家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有学者认为封建骑士制度在征服者时期还不存在，是由他的继承者创立的。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看法是错的。一旦明白封建军制与定额动员是两个不相干的概念，我们就不会对征服者没有在地籍册中列出兵役感到那么惊讶了。

于是，封建制度与附庸制度在英格兰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可以肯定的是，征服者在极大程度上利用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他认为自己是整个国家的至高所有者。自此以后，没有一块英格兰土地的所有权不是让渡而来的。但是，这种封建主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产权法和继承法中的领主权益和土地世袭。至于实质性的兵役，首先是由税金加以补充，后来更被税金替代。

封建征兵与雇佣兵结合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爱德华时期（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亨利二世的曾外孙）。《大宪章》（第51次团会）废除了雇佣兵这支由国王掌握的强大而危险的力量。8势力强大的男爵之所以拒绝上交军费，是因为他们在国王面前的政治地位以承担封建军事义务为基础。9但现实规律要比基于政治的考量更强大，佣兵制仍然占据上风。

从一开始，附庸的军事义务能延伸到何处就是值得怀疑的。查理曼能够命令一位卢瓦尔河地区的伯爵带着手下从征易北河以东自费打几个月的仗，那是因为伯爵的地位介于领主和官员之间，能够调动整个伯爵领地的资源。英格兰国王不能要求男爵们自费和无限期提供骑士出征，交战地点还有可能在大陆上。与大陆一样，附庸有自费服役40天的义务在英格兰成了惯例，但服役范围是否包括海峡对岸一直有争议，而且诸位男爵直接拒绝服役。10以6周为限的战争只能是相邻地区间的私斗。因此，只有发生叛乱、遭到劫掠和与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发生边境冲突等情况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兵役。但在其他情况下，兵役也要通过交钱的方式履行。与加洛林敕令中的规定类似，几名骑士要合起来提供一名上阵兵员的装备和补给，其形成了两种制度的过渡阶段。

1157年，亨利二世对威尔士发起远征（“maximam expeditionem”：“一场规模极大的远征”），规定3名骑士为一组，一人出征，其余两人出装备（duo milites de tota Anglia tertium pararent）。111198年，理查德一世要征讨诺曼底，规定10名骑士为一组，一人出征，其余9人出装备。121205年，约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230年，亨利三世规定以两普劳兰（plowland）[33]为一单位，出一人服役40天，费用由地方承担。13还有几次亨利三世提出了类似的要求。14在现实中，上述要求必然都是通过征税募兵满足的。

我们可以从圣奥尔本斯修道院（Abbey of Saint Albans）的情况详细追溯这一发展过程。15院长有6块骑士封地，每块封地又被分给若干名次级附庸。当国王征兵时，每块封地的各位地主就要集合起来，共同出一名骑士。有时他们会雇佣一名骑士或两名军士（sergeant），有时会从自己人里面选一人服役，其余人为他提供装备和军需。马姆斯伯里的骑士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安排。

从亨利二世开始，我们发现了“盾税”（scutagia）的直接证据，而它实际上肯定要古老得多。16出钱可以“代替”兵役，每一名男爵或骑士在每一个场合下都可以选择应征或缴纳一定数目的金钱这种解释并不确切。相反，国王坚守着凡不应征者都要没收封地的原则，此人必须向国库交一笔罚金才能免于指控。围绕封建义务的争论还延伸到了普遍税（general tax）的概念中。许多细节还不明确。关于没有响应征召的领主的次级附庸要交多少钱，向谁交钱的问题，目前尚存疑问。但我们可以把这些疑问放在一边。对军事组织来说，要点在于出钱代替亲身服役，然后用这笔钱征募和维持佣兵骑士的现象。17

于是，从此时起，大领地的军事意义就在于这个阶层的尚武精神通过传统、训练和实战传承了下来，这样才有兵可征。英格兰骑士上阵杀敌，保持尚武精神和武艺是为了报酬而自行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因为领主征召。在欧洲大陆，伯爵成了国王的附庸，因此要提供手下的骑士封臣。这个过程中甚至常常会出现中间层级，比如公爵下面有伯爵，伯爵下面又有方旗骑士（banneret）[34]。在英格兰，男爵（“tenentes in capite”：“大借地人”）与次级附庸（“subtenentes”：“小借地人”）只有数量层面的区别，也就是大地主和小地主的区别。1292年《封地买卖法》（Quia emptores）规定，凡是分封产生的新受封人均成为国王的直属附庸，于是从政治和法律角度也消灭了封建体系下的中间层级。但从军事角度看，原本以占有大庄园为基础的附庸制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至于男爵都成了佣兵队长。在大陆，伯爵也要带领手下上阵。英格兰郡督只有召集民兵时才会带上手下，但到了战场上，包括骑士和骑士仆从在内的战士都由先前征募他们的男爵统领。男爵有名义，有个人声誉，也有为战士提供初始装备和首笔军饷的资源——按照与国王的协议，作为回报，男爵可以从国王处获得报酬。

真正的封建制度是以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为基础的。它的变体——比如诺曼底王朝及其继承者金雀花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制度——的基础则是以物易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的混合体，因为作为中坚战力骑士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基于土地授予，但正规军则是利用货币来征募和维持的。英格兰国王推行这一制度得益于欧洲开启的经济变革。在那个时代，我们能发现由贵金属显著增多带来的货币经济复兴萌芽。令人惊讶的是，军事组织最先受到金银流通量增多——后面讲佣兵制度的一章会接着谈这个问题——影响的地方不是在蕴藏和产出金银的欧洲大陆，而是在英格兰。贸易活动将一部分贵金属带入英格兰，政治发展又让英格兰得以利用这些贵金属。在11世纪，贸易已经相当重要了。正是在这一时期，亨利四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城市首次登上了政治舞台。佛兰德（Flemish）诸城和科隆都与英格兰之间有着活跃的商品交换。英格兰编年史作者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约1155年）写道，英格兰向德意志出口铅、锡、鱼、肉类、生牛、羊毛、煤等大宗商品，换回白银。18当时，欧洲大陆还没有一个中央政权强大到能够为了自身目的而控制货币流通。各地民众已经没有纳税的习惯了。只有在最极端的势力——可怕的维京人的逼迫下，整片区域或国家有时才会通过集体摊派的方式收集和上交贡赋。

英格兰受蛮人戕害更甚于欧陆，付给入侵的蛮族人，换取其离开的赔款“丹麦金”有时竟然具有了正税的性质。克努特王统治英格兰时曾定期给侍从发饷，还为其提供冬季住所。征服者威廉在征税时将税金与“丹麦金”的传统联系了起来，尽管那种传统在当时已经消失了。威廉的继承者们凭借强大的王权逐步发展出了一整套税收体系。这些国王是古代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合法传人。但是，通过将自己带来的封建统治观念嫁接到古代传统上的方式，他们大大扩张了权力。现在，英格兰国王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全部国土的所有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一直受到长老会议（witan）的制约。欧洲大陆的君主要受到上层附庸豁免权和伯爵领地世袭化的制约，英格兰国王则不受两者制约。尽管男爵会议（consensus）取代了长老会议，但我们已经看到，它在英格兰的权力根基既不深厚，又不宽广。领主们带来诺曼-法兰西法并按照其观念生活，这套法律被叠加于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法之上，于是当两套法律产生冲突时，判定应采用哪一套的权力属于国王。因此，作为权力中枢的君主通过郡督管辖伯爵领地，颁布法律，编制全国地籍册为征税依据，施加刑罚，并按照自己的判断赐予奖赏。当每位获赐封地者去世后，继承者要想重新获得封地，就必须交一笔继承税，确定金额的方式完全是任意的。国王享有所有未成年领主的封地的监护权，目的则是为自己谋利。国王会出于自己的考量把已故附庸的女儿嫁出去。英格兰发展出了一套极其严厉的治安罚金制度（amerciaments），以至于有人将其不无道理地比作军事占领当局的惩戒行为。由于处罚力度与犯人的财产挂钩，所以哪怕是轻微过错或手续不全也可能面临极高的罚金。在欧洲大陆，没有统治者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也就是高级附庸，甚至都不可能编订《末日审判书》。郡督按照收取普通租金的方式征收领内税金。如果常规收入、“盾税”、继承税和罚金不够用，那就征收“补助金”（Hülfen）和居民个人财产的九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19拖欠者应受的处罚不仅限于本人财产。有一个犹太人不愿交钱，约翰国王（亨利二世幼子）就每天拔掉他的一颗牙；被拔掉七颗牙后，他按要求交了一万马克。

简而言之，英格兰国王征收货币税，又用这笔钱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军事制度，因为征服让他们具有了从人民中榨取用以维持佣兵军队的海量资源的必要条件，即独裁大权和令人恐惧的压迫。

早在亨利一世征服者的幼子统治期间，我们就听到了对压迫、压榨的大声抱怨和改善待遇的郑重承诺。亨利二世采取了某些措施，尤其是在行政官以外设置了法官，诚然其目的不是减轻负担，而是为了限制最大的弊政，也就是财产估值的随意性。有一次，他甚至罢免了全体郡督。当理查德一世于1198年要求300名英格兰骑士要么到海峡对岸服役一整年，要么支付足够维持同等兵力的税金——标准为每人每天3先令时，这项要求被称为勒索。20尽管300名骑士看起来很少，但他们的维持费却高达328500先令，合16425镑，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在理查德的弟弟和继任者约翰在位期间，这些索取终于引发大名鼎鼎的宪政冲突和签署了《大宪章》。尽管男爵们一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有一件事仍然成立：中央集权的强力政府牢牢掌握行政权，征收赋税——或者专断强征，或者通过等级会议——并利用税金建立由佣兵骑士和普通士兵组成的野战军。

英格兰军事组织中的佣兵和骑士是混杂在一起的，于是封建观念很快就完全被遮盖了。要是没有由英格兰王位与法国大封地（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瓦图和加斯科涅）的关联而爆发的连年战争，定居于不列颠列岛的诺曼骑士阶层肯定会迅速转变为喜爱和平的大地主阶层。但是，战争的诱人暴利让他们保持了尚武传统，尽管英格兰并没有守住初心，严格实施军事封地只能授予实际作战人员的规矩。

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封地观念很快就消亡了，以至于征服者的曾外孙、他的孙女的儿子亨利二世时期的一部法律中就几乎找不到附庸制度的痕迹，而纯粹将军事组织建立在地主和民兵的观念之上。

1181年国防法即《军备法令》（Assisa de armis habendis in Anglia）规定，凡领有骑士封地者应有铠甲、头盔、盾牌和枪矛。牲畜或其他动产价值达16马克者也应有同样的装备；财产达10马克者应有护喉甲、铁盔和枪矛；其余自由人应有棉甲、铁盔和枪矛。上述装备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继承者若未成年，则由监护人保管，直到其达到服役年龄。巡回法官应在陪审团面前把人划分成各个等级，在郡民大会上宣布法令，并带领郡民宣誓。未出席郡民大会的人都要去威斯敏斯特宫，也就是王宫，在那里被告知自己的地位等级并宣誓。法官要四处宣布法令，而且如果一个人没有按规定保有武器，光是罚金可不能让国王满意，而要论生死。

1205年，约翰国王颁布法令规定，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必须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带齐装备、保家卫国。凡是既不参战，又没有重病告假者，如果是地主，则本人及继承人将永久失去其财产；如果是无产者，则本人及继承人将沦为奴隶，且每年要交4第纳尔的人头税。任何人不得以贫困为由逃避征召，因为军队集结后的粮饷均由国王负担。郡督和执达官（bailiff）应在市场和年集四处张贴该法令，并向国王汇报逃避征召的人。

亨利三世的新国防法（1252年）大大拓展了亨利二世的国防法（1181年）。亨利二世只明确规定了全体自由人必须有的装备，亨利三世的征召范围则是16岁至60岁的所有人（“cives burgenses, libere tenentes, villanos et alios”：“市民、自由人佃户、镇民及其余人”）。亨利二世只把人分成三等，现在细分成了五等。最高一等要骑马服役。倒数第二等要装备弓箭、长剑和短剑。最末一等——拥有最小一级的土地或价值40先令以上的动产——只需要装备镰刀、短剑、小刀和其他小型武器。征召兵由治安官和高级治安官指挥。

这些法规能够例证：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历史事实，哪怕是在我们有法律原文的情况下，比如上面的例子中，法律也是指望不上的。尽管军备法令确实构成了存续至今的英格兰民兵的基础，但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些民兵在军事史上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中世纪的法令虽然惩罚极其严厉，但从来不能落实。分人划等、编制名册、强制和监督武器采购的任务太过繁难，哪怕是贯彻到底了，军事价值也还是太小。我们已经看到了，真正打仗的部队完全是另一种组织形式。尽管按照亨利三世的法令，16岁至60岁的全体男丁能组成一支几十万的庞大民兵队伍，但即便到了下一个时代，参加决战的军队还是只有几千人而已。

格奈斯特（Gneist）曾将英格兰全民分五等服兵役的做法，与古罗马百人队分五等置武备的做法相提并论。表面的相似性显而易见，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不同点。两者的区别在于罗马是征召公民进入纪律严明的军队，英格兰则只有一支几乎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民兵，与真正的战士阶层脱节。另外，我们现在发现，著名的塞维鲁等级征召兵制只不过是生活在2世纪的人们对加图中庸政治的臆想。（参见第1卷）

尽管这些军事法规的实际意义很小，但了解它们对我们依然很重要：首先，作为文献，它们表明了征召来的乌合之众是何其无用；其次，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可以类比于中世纪早期以来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的类似法条。我们不知道“assizes”的实际含义，大概是“sententia assisa”的缩写，意思是“评估”。斯塔布斯（Stubbs）简单地将其称作“敕令”，就像加洛林敕令那样。它们确实也是敕令。21加洛林敕令对学界造成多么大的误导，我们又花了多少精力才还原它们的实际意义，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一条就是中世纪的法律条文不仅不符合现实生活，而且可能完全相悖！在金雀花王朝的军备法令中，我们极其清楚地看到了加洛林敕令中极难辨明的东西，因为13世纪的文献已经不像8世纪那样稀少了，而且能清晰地一步步追溯实际演变过程。这样一来，后世文献不仅阐明了自身所处的时代，更确证了我们对前代的解读，正如瑞士人写的勃艮第战记为评价希罗多德笔下的希波战争提供了指针一样。

6　意大利的诺曼人国家

上一章讨论了英格兰的诺曼人国家，我们现在要讨论南意大利的诺曼人国家，后者的建立时间略早于威廉征服英格兰，双方有不少共同点。因此，两相对照有助于彼此阐明，也能印证我们先前对诺曼人国家的看法。

首先，一个值得重视的点是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建立，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证据，表明这么少的军队就能在当时攻城略地。当威廉公爵渡海远征英格兰时，他甚至没有集合本土的全部军力，有一部分人先前就去意大利了。我们很快会看到，前往意大利的诺曼人数量并不多，但与威廉有限的地盘相比仍是一支可观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这么点战士就足以在意大利建立王国，那么放在英格兰，结论也是一样的。

尽管我们在估计数目时，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依赖偶然记载和后设结论，而非可靠的一手资料，但就意大利的诺曼人而言，我们倒是有几份直接可用的资料。

1016年，40名诺曼骑士从耶路撒冷朝圣归来，恰好在萨莱诺（Salerno）即将被撒拉逊人攻陷时来到这座城市。这支勇猛小队的出动解救了城市，而此事也为越来越多的诺曼人来南意大利当兵提供了理由。当时的南意大利依然有一大批伦巴第人的小公国、小伯国和独立城镇，互相争斗不休，还要与希腊帝国[35]和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岛的撒拉逊人交战。诺曼人是作为雇佣兵来的，有时帮希腊人打撒拉逊人，有时帮伦巴第贵族或伦巴第人统治的地盘打希腊人。最后，他们自己也成了领主，就像当年罗马帝国境内的奥多亚克或哥特人那样。据记载，诺曼人在前两场击败希腊人的决定性会战，奥利文托河会战（Olivento）和坎尼会战中（1041年）的兵力分别为3000人和2000人。即便是这么少的兵力也不全是诺曼人，还有与其联手对抗希腊人的当地人。有的文献记载参加奥利文托河会战的诺曼人有500名骑士，也有的说是700名骑士加500名步兵。1据记载，罗伯特·吉斯卡尔初出茅庐时从最低阶层的卡拉布里亚人（Calabria），也就是罗马佃农和奴隶的后代中拉出了一支专门抢东西的队伍，然后带着他们劫掠乡里。2后来，继承了维京人勇猛气质的诺曼人以自己为核心，在身边聚集了精通各类武艺的好战人士。所以，征服者威廉的军队也不全是诺曼人，而是有来自各路领主的雇佣兵。

为了摆脱这些好战的、傲慢的人，被压迫者进行了无数次密谋和反叛。戈弗雷德·马拉泰拉（Gaufredus Malaterra）[36]告诉我们，当诺曼人寄宿家中时，当地人会为自己的妻女感到担心。3但是，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最终，诺曼冒险家中最强大、最幸运的罗伯特·吉斯卡尔统一了整个南意大利和从撒拉逊人手中夺回的西西里岛，使之全由自己的家族统治。诺曼人的力量也强大到了足以对抗德意志皇帝的地步。罗伯特·吉斯卡尔将亨利四世逐出罗马，成为额我略七世的庇护者，甚至制订了击败拜占庭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据一份文献记载，他为此横渡亚得里亚海时率领的大军包括1300名诺曼骑士和1.5万名杂军，4后一个数字当然是极大的夸张。这份文献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数字，说罗伯特率领3万大军对抗亨利四世，其中有6000名骑兵。该结论来自一个事实：根据其他文献记载，5这支军队的主体是数量不可能很多的撒拉逊雇佣兵。如果南意大利有动员起1.5万人更不用说3万人的军事实力，那么它会被少数诺曼人征服和统治一事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了。就连罗伯特率领1300名骑士横渡亚得里亚海、出征拜占庭的记载都已经是往最多了说的。但这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证据，表明哪怕少量骑士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

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建立的政治架构类似于同族在英格兰建立的国家。这种相似性不是因为诺曼人的种族特征或部落性质，而是来自历史事件。诺曼人的政治结构结合了骑士制度和官员行使政务、收税供养的行政体制。骑士制度固有的自然倾向——向上层建筑层级化的封建体系发展——被强力王权、官员和税收所约束和压制。如果没有强力王权，异族军事集团的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诺曼骑士骨子里的桀骜与自豪不亚于法兰西或德意志骑士，但他们不得不向王权低头。因为如果没有王权，他们就只能重新被迫过上无家可归的冒险生活。到了1083年，意大利的诺曼人对自己的领土依然没有多少依恋，以至于当罗伯特·吉斯卡尔进攻拜占庭的行动如意料之中那样进展不顺。他先行返回意大利时，一大批诺曼军人被希腊皇帝亚历克塞（Alexius）策反，投靠了皇帝。当罗伯特两年后去世时（1085年），留在希腊境内的驻军也加入到了先前敌人的麾下。6

过了几代人之后，居无定所的异族战士才与被征服民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整体。尽管实施了封建制度，但骑士们依然保留了雇佣兵的特征，而非封建骑士的特征。

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将这套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他出身霍亨斯陶芬家族，是最后一位诺曼女主康斯坦丝（Constance）的儿子。

据编年史记载，7战士阶层的男丁“有封地和没有封地者”（“milites tam feudati quam non feudati”）大概都被腓特烈二世征入军中（“cum toto servitio quod facere tenentur”：“履行一切应负的义务”）。

但是，这次真正的封建征兵只发挥了极其次要的作用。战士们——招募来的骑士、市民和普通士兵——几乎完全是为报酬服役的。

1227年，腓特烈二世筹备十字军东征时向每块骑士封地征收8盎司黄金的税款，还要求每8块骑士封地提供一名骑士及装备补给。8因此，这还是加洛林敕令里的那套制度，只不过此处明确说了抽丁的对象不是农民，而是骑士。另外，皇帝规定税款不交给伯爵，而是直接入御库。

理论上，腓特烈切断了封建制度的真正基础，也就是国王直属附庸和次级附庸之间的个人纽带。他的法典规定，国王也要向次级附庸授予封赏，而且任何人不得效忠国王以外的人。次级附庸与其名义上的领主现在只剩下了要交10盎司黄金的联系。当然，诺曼底王朝英格兰国的附庸制度也发生了同样的演变过程。

7　拜占庭

我们上一次介绍东罗马帝国时，查士丁尼再兴大兵，凭借招募来的蛮族雇佣兵消灭了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让阿非利加与意大利重归帝国版图，而且几乎收复了西班牙。但是，帝国无力维持这种局面。公民不愿意承担维持雇佣兵、向邻国纳贡买平安所需的沉重税收。终于，大灾难因为又有一名军事统帅登上皇位而发生了。查士丁尼完全是政治家。他派遣将军出征，本人则以统治者的身份控御和引导方方面面——首都与行省、教会与军队，各有各的分歧和派系。有人可能会认为，当查士丁尼之后的第三任皇帝，本身就是一名杰出而成功的将军的莫里斯（Mauritius，582-602）登上皇位后，帝国肯定会更加稳固。毕竟，帝国是依靠征战才恢复了故土。但帝国的力量不足以完全收复故土，因为少了最关键的根基——军团纪律。莫里斯好像是脱离实际的人，1非要将野蛮的雇佣兵团改造成更稳固的军事组织。他在帝国境内而非从异族中招募了尽可能多的兵员，但在一次与斯拉夫人和鞑靼人交战期间，当他要求军队留在多瑙河以北过冬时，军队就哗变了；兵变的另一个原因是莫里斯甚至付不起士兵开出的价码。正如3世纪下半叶从佩蒂纳克斯达（Pertinax）到奥勒良和普罗布斯的一连串被害的猛将皇帝一样，由于首都市民也起来反抗，所以他被杀害了（602年）。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军饷在这最后一次组建严明军队的尝试中起了什么作用。部队的规模是很小的，因为他们击退蛮族部落及其入侵的过程相当艰难，而且是有输有赢。莫里斯这样有能力、有眼界的皇帝大概会愿意满足军队的要求。尽管如此，当他因克扣武器和被服的问题与军队发生冲突时，国库无疑是确实拿不出更多了，因为查士丁尼时代的严苛税制在他去世后便被废除，以争取人民的支持；筹饷已经不再可能了。

于是，东罗马帝国也采取了一种很接近我们之前在罗马-日耳曼化的西欧地区看到的军制。大约在7世纪中期，帝国将土地分成了若干军区（themes）和军分区（meros和turma），各区分别负责招募和供养一定数目的军队。为此，就像法兰克的伯爵那样，之前长期分离的军务与民政重新统合了起来。由于军区是根据现有部队单位命名的，因此部队单位无疑是分布在军区之内，且永久性地配属于军区。部队分区驻守，补给来自就地征收的实物或屯田，而不是只驻扎在边境和首都，由整个帝国供应粮饷。当发生战争时，军区部队会被派去支援野战军或邻区友军。

封建制度的中坚力量是定居在土地上的战士，纯粹的边防警卫队除外。我们发现，东罗马帝国自此之后也朝这个方向有了重大的发展，大地主掌握了军事力量。我们发现授予土地（“军产”，ktemata stratiotika）换取服役从军的现象，2同时形成了田产广大的军人世家，在歌谣中深受平民百姓颂扬。《混血边将》（Digenis Akritas）就是一部这样的史诗，写于10世纪，最近被重新发现。3《混血边将》编者恰当地将主人公比喻为西欧的藩侯。

法律中的相似点同样俯拾皆是。通过与查理曼很类似的手段，东罗马皇帝致力于打击豪族（dynatoi）兼并自耕农土地，而且与法兰克王国中一样，这件事和真正占大多数的农民没什么关系。在这两个地方，农民的主体都是不好战的佃农。土地兼并涉及的是起初为战士后来逐渐文明化和农耕化的人。早在查士丁尼时期就有多部针对土地兼并的法令，410世纪又有几位皇帝发起了一场有计划的反兼并行动。他们采取了最激进的措施，直接宣布兼并无效，甚至不允许以养老为借口的兼并。5两部修订法案让我们想起了898年兰贝特皇帝的敕令。法令中规定任何人不得让士兵耕种土地（en “paroikou logōi”：“以租佃的方式”）或为私人服务，以此禁止伯爵将自由民战士（arimanni）封赐给自己的手下。6

一系列补充条例规定了一名士兵必须有价值多少的田产：骑兵和部分舰队官兵是4镑黄金，其余舰队官兵是2镑黄金。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皇帝（Emperor Nicephorus Phocas）规定最低为4镑黄金，重装武士——也就是西方的骑士——为12镑。7如果一块田产有多名继承人，则应按照田产优劣共同出一名士兵。

尽管与西方有重大的共同点，但东方从来没有发展出完全的封建层级。武人世家是有的，但没有真正的骑士阶层，也没有西方封建制度的灵魂：个人效忠关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日耳曼扈从观念。在一段时间内，拜占庭军制与诺曼-英格兰体制极为接近。封建主义的某些要素与税制官制联系了起来，并融入后者之中。兵员是招募而来，而且与英格兰一样，亲自服役被纳钱代役所取代。8但是，尽管有蛮族迁入定居，帝国内地的可用兵员依然数量不足，也有可能是内地人过快地失去了尚武精神，结果帝国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借助异族雇佣兵充实军队。各个日耳曼部族、斯拉夫人、佩切涅格人、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乃至突厥人在拜占庭皇帝的军营中共聚一堂。瓦良格（Varangians）军人曾长时间发挥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们为瑞典人和诺曼人出身，穿过俄罗斯和黑海来到拜占庭。“瓦良格”这个词的意思是“盟友”。后来有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被冠以这个名字。威廉征服英格兰后，瓦良格人中估计也加入了许多从英格兰逃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约翰尼斯·斯基李泽斯（Johannes Skylitzes）[37]合理地描述了10世纪的全国性征兵有时会呈现的面貌。9他讲述了突厥人是如何一再横行，烧杀掳掠于奇里乞亚地区。尼基弗鲁斯·波顿尼亚茨（Nicephorus Botoniates）“公爵”集结了一支军队，但由于妒忌和怠慢，他的努力归于徒劳。士兵们没有领到足够的口粮，于是拿上发的粮饷就回家了，以至于蛮族再次横扫奇里乞亚。接着，一批小伙子聚集在安条克（Antioch）[38]，要凭着年轻人的血气一战，但因为缺乏作战经验、没有战马、装备简陋、粮草不济，他们出师不利，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故乡。10于是，波顿尼亚茨带着亲随和少数雇佣兵去驱逐蛮族了。

当法兰克人的地盘遭到诺曼人或匈牙利人入侵时，或者当胖子查理救援巴黎而无功时，发生的事情无疑也是类似的。

在10世纪和11世纪，拜占庭帝国国势再兴。保加利亚人被一劳永逸地击败了。巴西尔二世（Basil II，1025年去世）剜掉了所有战俘——据说有1.5万人——的眼睛，每百人中留一人只挖一只眼睛，让他领着其他人回家。当这群可怜人被带到君主面前时，他一下子晕了过去，两天后就死了。拜占庭帝国从哈里发手中夺回了奇里乞亚和安条克，亚美尼亚也被并入帝国。当时的帝国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越幼发拉底河。我认为，这次拜占庭帝国国运转盛与货币经济再次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关。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征收税赋的记载，11税收让招募雇佣兵成了可能。尽管位于欧洲的西部省份仍然在征收只能用于本地的实物税，但在亚洲，税款又可以转运到中央金库中了。12但是，比内地的些微变迁更重要的是敌人方面的变化。保加利亚人逐渐失去了蛮勇之气，另一侧的阿拉伯人也是如此。而当形势发生变化，新的敌人出现时，拜占庭帝国的中兴马上就结束了。在东边，帝国惨遭塞尔柱突厥人打击；在西边，帝国为抵御诺曼人而陷入困境。

表面看来，我们对拜占庭军制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有一系列详尽系统介绍各时期帝国军事制度的著作，还有许多时人写时事的详细战争或会战记述。莫里斯皇帝（602年去世）和人称“哲学家”的利奥六世皇帝（911年去世）留下了详尽而成体系的著作，尼基弗鲁斯·福卡斯（960年去世）则留下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但我们研究得越深，就越会怀疑这些著作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在研究古代史时就发现，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成体系的理论性著作绝对不是可靠的历史文献。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上述作者依然在复述着各种关于马其顿方阵的理论，仿佛从来没听说过罗马军团及其战术似的。然而，不只是这些记载，李维对古罗马支队战术的描述、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对征兵方式的描述，还有一大部分韦格蒂乌斯的文字要么是离谱的误解，要么是纯粹的臆想。拜占庭的情况也一样。进一步考察会发现，不同著作之间互相矛盾的。这些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材料不能视为对实际做法的记录，而是毫无真实依据的臆想和理论，是复述和阐发当年亚历山大学派对马其顿方阵的理论总结。16世纪拿骚的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 of Nassau）[39]和17世纪的蒙泰库克利（Montecuccoli）[40]都借鉴了利奥皇帝《战术》一书的许多内容，18世纪的利涅领主（prince of Ligne）将这本书和腓特烈大王的条令编成一本集子给手下的将军看，还说利奥和腓特烈都比恺撒厉害，因为恺撒只是立下了榜样，其余两人则总结了条令。13我们已经看到，利奥皇帝完全配不上这样的夸赞。韦格蒂乌斯的名声也是同理，此人的见识其实非常有限。（参见第2卷）

拜占庭的战争和会战记述——例如布林尼乌斯（Bryennios）[41]和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a）[42]——同样荒诞到了极点，但通过比较印证，我们还是足以确定一个事实：与西方一样，罗马军团那样有纪律的步兵在希腊帝国也是不存在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军队的中坚力量都是数量相当有限的重装骑兵。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一句话可以用来衡量其他一切相关证词：“一名统帅只要有五六千名重装骑兵和上帝的援手就圆满了。”此语与历史证据是相符的，只要我们通过严格考证就能排除掉一切无法确证的记载。尼基弗鲁斯·波顿尼亚茨在描述米海尔三世皇帝（Emperor Michael III，1071-1078）组建长生军一事时也说过，长生军的主要训练内容是运用武器和骑马的技艺。14

东方军队和西方军队的第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外来蛮族雇佣兵在东方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西方军队是用自己人打仗的；另一个区别是，弓骑兵和重装骑兵在东方军队中的比例相当大。1071年拜占庭军队在曼奇科特（Manzikert）被塞尔柱突厥人打败后，本土军人的地位大大下降，帝国几乎完全依赖异族雇佣兵。雇佣兵也失败了，君士坦丁堡便落入十字军手中（1204年）。希腊帝国光复后，旧的军事制度随之恢复。

因此，希腊帝国借以保全自身千年之久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与3世纪后的罗马军队，以及查士丁尼征讨哥特人所用的军队是一样的。尽管有内斗和宗教争端，尽管兵变、宫廷政变、叛乱不断，尽管面临着四面八方的危险敌人——巴尔干半岛有保加利亚人（匈人），来自亚洲的穆斯林早在654年就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帝国不仅坚持了下来，甚至多次取得大胜，还一度向东边扩展到了古罗马帝国的边界——底格里斯河。

问题来了，为什么旧帝国西部的拉丁部分没有挡住蛮族，最终被蛮族统治，而东部的希腊部分则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和韧性呢？说希腊部分由于组织更完善，因此在政治和军事上优于罗马地区的看法是无稽之谈。毫无疑问，拜占庭贵族豪门不时会出现卓越的战士，他们率领部下——不管是封建征召军人还是蛮族雇佣兵——创下英雄伟业。这些家族本身无疑也是有部分蛮族血统的，然后率先在拜占庭高雅了起来，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希腊世界愈发成为一个采用希腊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的民族混合体。但这种情况在拉丁化的西部地区可能还要更厉害，因此，东西方的差别不可能在这里。

我相信，移植到希腊人土地上的东罗马帝国国祚长久的首要原因在地理方面，也就是君士坦丁堡无与伦比的军事区位。罗马是一座建在中等河流旁边的内陆城市，承受不住兵力稍多的军队发起的奋勇攻击。皇帝们有时会离开罗马城，驻跸于更安全的拉文纳。君士坦丁堡则雄立于海涛之侧，三面环水，哪怕是面对兵力大得多的敌人，却几乎不可能攻破。援军和补给可以从两个方向运达，敌人很难封锁。如果罗马成了全世界的首都，那不是因为它有经济优势——它没有多少经济优势——而是通过政治和战争。因此，当罗马城不再是四方朝贡的都城时，就失去了自然资源的援助。君士坦丁堡是世界贸易体系中重要陆路和水路的交汇点，不只是一座都城，本身就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防守。616年希拉克略皇帝在位期间，波斯人围攻过君士坦丁堡，没有成功；626年的阿瓦尔人，654年、667年、672年、717年、739年的阿拉伯人，764年的保加尔人，780年、798年的阿拉伯人，811年、820年的斯拉夫人，866年的罗斯人，914年的保加尔人，也围攻过君士坦丁堡，但都失败了。15

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各路蛮族攻陷过，或者在700年前后落入穆斯林之手，就像当年罗马城被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夺取一样，那就意味着东罗马帝国的末日，就像西罗马帝国一样。但正因为帝都挡住了所有攻击，它才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帝国收复故土的大本营。而当敌人暴露出弱点时，帝都甚至可以让帝国重新走向胜利与征服。拜占庭的历史无疑是世界史中最令人惊叹的兴衰交替历程。周边蛮族一次次横扫帝国，侵略劫掳，直抵京畿，他们有的来自北方，有的来自多瑙河以外，有的来自东方的阿拉伯地区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将小亚细亚整个打穿，还有跨海而来的各路海盗。这些战争消灭了大量人口，土地遂由蛮族所有。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当年立身于巴尔干半岛，其村庄南至伯罗奔尼撒，但帝国还是存活了下来，最后甚至将移民吸纳到了自己的机体和组织中，就是因为有君士坦丁堡坚守、维护和传承着古老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思想。

这种认识的一个反例是，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曾被十字军攻陷。但东罗马帝国坚持了下来，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后，地方势力将帝都夺了回来，从而复兴了古典意义上的帝国。但从两方面来看，这段插曲都可以视为例外情形。1204年的君士坦丁堡几乎是不设防的——内部陷入分裂，篡位者接连上台和垮台，谁都不能从地方引入援军。但十字军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与威尼斯舰队联合，从海路封锁了城市。于是，尽管有种种天然优势，君士坦丁堡还是陷落了。

地方势力坚持反抗，最终赶走敌人并不是因为希腊人在民族精神或军事素养方面更强，而一部分是宗教原因，另一部分是十字军本身性质的原因。如果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人还是蛮族异教徒，他们或许会一直统治这座城市。与西方人一样，希腊人会适应他们的统治，同时将征服者吸纳到自己的文化和教会中。但十字军遵照教宗额我略七世的精神，不仅将军事力量强加于希腊人身上，也将罗马教会强加于希腊人。若要服从罗马教会，希腊人就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从宗教斗争中汲取了强韧的反抗力量，加上法兰克人早就失去了民族大迁徙时期日耳曼部落骨子里的剽悍，要应付希腊人的反抗更是难上加难。当然，十字军刚来时有威尼斯这个盟友，实力举足轻重。但十字军取胜后将一位佛兰德地区的伯爵立为统治者时，伯爵手头只有十字军的一小部分。威尼斯人独占被征服的帝国土地的八分之三，大封建主获得了大片土地，两方都不服从号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皇帝对手下骑士的统治力，与当年克洛维及其继承者对法兰克人的统治力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尽管占有帝都，最终还是被迫撤出希腊帝国。

8　阿拉伯人1

古罗马人将蛮族骑手纳入麾下并组建的骑兵部队中，很早就包含了阿拉伯人，也就是撒拉逊人。在克拉苏征讨帕提亚的战役中，一位阿拉伯首领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78年，瓦伦斯皇帝从东方带来对抗哥特人的就是阿拉伯骑兵，不过，他们在阿德里安堡被日耳曼人的冲锋打败，这预兆了后世的多场会战。

与对待日耳曼人一样，罗马人一开始想要降服阿拉伯人。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埃及总督埃利乌斯·加卢斯（Aelius Gallus）出兵征讨阿拉伯人（公元前26年至25年）并夺取了一座大城镇，但因饥饿和疾病而损失惨重，于是罗马人再也没有在这个方向采取攻势。

与西边的日耳曼人一样，阿拉伯人是作为雇佣兵被带入文明世界的，尤其是在查士丁尼前后罗马人与波斯人交战期间。最终，阿拉伯人决定要自己掌权的时刻到来了。

但是，这个过程与日耳曼人大不相同。

除了战士精神，日耳曼人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没带来。他们成为文明世界霸主时还是纯粹的野蛮人，在此期间对文明世界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阿拉伯人长期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野蛮好战的游牧民，也就是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一类是文化水准颇高的城市商人。将两类人团结起来的是共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宗教文化；为了缓和与驾驭贝都因人的敌意和凶狠性情，精明的麦加商人无疑会有意地扶持宗教。2犹太教和基督教造成了影响，并激发了他们的宗教冲动。

穆罕默德将这些成分与倾向整合为一个政治-宗教统一体。伊斯兰教不是基督教那样的宗教，而是以宗教力量为根基的民族性政治-军事组织。为了方便比较并认清两者的根本区别，我要打个比方：穆罕默德就好比身份是先知的阿米尼乌斯，将所有日耳曼部族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之下。

作为战士、民族领袖和先知，穆罕默德从阿拉伯世界中一下子组织起了一支力量，以势不可挡的威力横扫了左右两侧——属于罗马的叙利亚和埃及，以及仍然在与罗马打拉锯战的波斯。

在落入日耳曼人手中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古典文化在基督教会中保留了下来，而且西部形成了日益极端化的两极格局：一边是独立的教会；一边是独立的列国。教会和国家在伊斯兰教中是同一的：先知和他的继承者哈里发（代理人）既是精神领袖，也是世俗统治者；既是神意的解释者，也是军事统帅。贝都因人的军事实力长期以来为世人知晓和畏惧，命运（kismet）和天堂的教义更使其威力倍增，同时安拉的权威又确保了人们服从军令。就连虔信者都说：“最好的教理就是持剑助神。”3劫掠成性的贝都因人也乐于顺从一个将文明世界的财富撒到自己大腿上的精神权威。这个精神权威为沙漠之子固有的战斗威力加上了纪律的要素，竟能达到禁止战士饮酒的地步。

一份关于阿拉伯军制的文献——尽管它出自14世纪，但仍然可以追溯古老的传统4——这样描述信士的顺从（第28页）：

伊本·伊沙克（Ibn Ishâk）在《战记》中写道：神遣者要离开卡夫拉谷（Wâdil Cafrâ），听说古莱什部落的人正要来攻打他，便向众人征求意见。阿布·伯克尔（Abu Bekr）先说了一番漂亮的话，接着是奥马尔（Omar），也讲得不错，接着米克达德·本阿姆罗（el-Mikdâd ben Amr）起身发言：“啊，神的使者啊！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都跟着你。我们不会像以色列的子孙那样说，‘去吧，你和你的军队，去打吧。我们要留下来’。我们会说，‘去吧，你和你的军队，去打吧，我们会与你和你的军队并肩战斗’。以遣你来的神的名义，如果你要我们一同去比尔德季马德（Birk el-Gimâd），我们就同你一路打过去，直到你到那里。”神遣者答道：“说得好！”并祝福了他。接着，他转身说道：“你们也是，向我建言吧。”他指的是辅士（Ancâr，投奔穆罕默德的麦加市民），因为他们人数很多。接着，赛义德·穆艾德思（Sa’d ben Mu’âds）说：“神遣者啊，你说的好像是我们。”“当然。”他答道。赛义德接着说：“我们信奉你，相信你对我们的一切教诲都是真理。作为回报，我们发誓听从你，顺从你，这是确认过的。所以去吧，神遣者，不管你受命要去哪里，我们都会跟随你。以遣你来的神的名义，如果你要我们追随你渡海，我们会和你一起跳进去，没有一个人会不跳。如果你要我们明天就迎敌，我们绝无异议。我们在战争中是坚定的，在战斗中是可靠的。神也许会通过我们向你展现让你喜悦的事物。那么，与我们一同进发吧，在神的祝福下。”神遣者对赛义德的发言表示满意，话语里激情澎湃：“起来！将好消息传开，因为神已经许诺我两派一心。以神的名义！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人广布四方。”奥马尔说：“以掌握着我生命的人的名义，他们绝对会将敌人砍倒。”

在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人像日耳曼人一样被分成许多部落，甚至比日耳曼人的还要多，因为随着城镇的发展，部落中还产生了社会阶层对立。先知凭借自己的制度将所有部落和阶层结合为紧密的统一体，由此不仅带来了强大的内聚力，还创造出一个极其庞大的协作集团。日耳曼部族从来没有合作过，我们还知道横扫罗马帝国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的军队人数是非常少的。与日耳曼地区一样，阿拉伯人口稀疏，但如今这片广大地域上的所有部落和阶层都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了一支由一人掌握的军事力量。据说，穆罕默德于630年亲自率领3万人征讨拜占庭帝国，但这支军队在边境停了下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5阿布·伯克尔[43]的统帅哈立德（Chalid）率领1.8万人征讨波斯。6在636年被波斯人击败的桥上会战（Bridge Battle）中，阿拉伯人据说只有1万人。7哪怕是在637年击败波斯的卡德西亚（Kadesia）决战中，根据“最古老、最可靠的文献”8，阿拉伯人也只有0.9万到1万人；稍后的贾柏莱（Dschabula）会战中是1.2万人。9从查士丁尼征战史中常见的兵力规模判断，这些数字并非不可思议。在攻陷泰西封后有6万人分到战利品的事实也没有否定这些数字。卡德西亚会战后确实有援军抵达，但我们首先就要怀疑指挥官在上报战果时会远远超出真实情况。从我们对十六七世纪德意志雇佣兵队长的了解来判断，这些极其贪婪的贝都因人报上去的数字大概夸大了3倍到4倍。尽管如此，按照最近的学者的看法，击败波斯的阿拉伯军队可能不止1万到1.2万人。但我们必须特别考虑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穆斯林军队都在境外作战，还有兵力相当或更多的军队正在叙利亚与希腊人打仗。634年，在耶路撒冷以南发生的艾德沙那迪恩（Adschnadein）会战中，阿拉伯人第一次击败希腊人，据当时记载有2.5万至3万人，尽管这个估算数字当然是不确切的。10为了确保优势兵力，他们从幼发拉底河前线调来正与波斯人对战的3000名骑兵，这批人自带淡水，穿过沙漠赶了过来。即便这个数字有点太高了——从远方调来3000名骑兵一事就是证据——但希腊帝国早就没有能力在任何地点投入对等数量的兵力了。回想当年查士丁尼之所以能派贝利撒留率领1.5万人征讨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只是因为他能与波斯长期维持和平。阿拉伯文献中反复提到希腊人和波斯人占有极大的数量优势，数十万大军被打败，丧命于信士的剑下。11当然，这些记载与古希腊人讲波斯大军被米提亚德、保萨尼亚斯和亚历山大打败是一个道理。事实上，在这些战例中，占据数量优势的总是胜利一方。

哈里发将好战的沙漠部落全部收服，拥有了取之不竭的兵员，能够同时向四方派出多于敌人的兵力。他们不是一不发饷就哗变的雇佣兵，而是神的勇士。为了在征服的土地上获得最丰厚的报偿，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匮乏和自我约束。因此，他们能够穿越荒凉的的黎波里去征服迦太基和整个北非，最后将西班牙也拿下，直到卢瓦尔河才遇到打败他们的人。12

据记载，征服北非的军队有2万人乃至4万人，这些数字显然是太高了。那么多人在的黎波里长途跋涉，后勤肯定供应不上，而且达成目标只要四分之一的人就够了。然而，穆斯林出现在西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同时，他们也在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推进，远至中亚和印度。另外，拜占庭本土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正如意大利、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得胜的穆斯林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成了战士统治阶级。

穆斯林本身已经是一个组织完善的政治集团，并没有像日耳曼人那样严重破坏被征服的文明世界。经过短暂的停顿，经济生活便恢复如常，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全沦落到以物易物的地步。新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是，被征服的不信者要纳税供养战士统治者。

日耳曼战士阶层必须分散到全国，靠当地人上交的实物供养，这种状况最终走向封地的形态，也就是封建制度。阿拉伯地区的文明和货币经济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因此阿拉伯战士可以由征税和军饷来维持，不需要散布各地。征服者们仍然在大型军事据点中聚居，尤其是在库法（Kufa）与巴士拉（Basra），这些据点后来发展为城市。

但我们已经看到——特别是在汪达尔人的例子中——单纯依靠自身成员和传统家庭来壮大的战士阶层不可能持久。在日耳曼部族中，战士阶层越是与被征服民族融为一体，共同成为教会的成员，这个阶层消失得就越快。在阿拉伯人中，战士阶层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被征服民族大多保留了自己的宗教，统治阶层也具有更强的自身个性和战士特性的意识。此外，哈里发国政教合一的性质将信徒牢牢团结在既有制度下。但200年后，阿拉伯人起初从沙漠里带来的原初力量已经在文明的土地上耗尽了。宗教成分与战士成分是人为混合在一起的，而冲突从穆罕默德去世后就开始了，日后两者更是愈发疏离。哈里发国没有明确的继承法，神权国家从本质上就不是世袭的。在先知的女婿阿里以及阿里的儿子——先知的外孙们被暗杀后上台的倭马亚王朝主要代表好战的贝都因成分，而接下来的阿拔斯王朝（建立于750年）则更多代表宗教成分。我们不妨将两者分别比作几乎只知道打仗的墨洛温王朝和联络教会的加洛林王朝。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哈希德（Harun al Raschid）[44]的继承者手中，哈里发帝国迅速解体，正如查理曼帝国在查理曼继承者手中分崩离析。9世纪初之后，雇佣兵取代了信士，尤其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不仅信奉先知教诲，更能提供兵员。塞尔柱突厥人的埃米尔和将帅很快就当上了主人，只给巴格达的哈里发留下宗教领袖的尊荣。大片地域——西班牙和埃及——脱离哈里发，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国。

于是，东方也发生了与西方类似的状况。尽管有先知的教诲，但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力的天然对立依然影响着伊斯兰教。塞尔柱苏丹是由骑士制度支持的世俗统治者，与西方的国王略同，但两者的统治原则存在根本的重大差异。但正如兰克所说，仅看外表的话，我们是看不出红胡子腓特烈与萨拉丁（Saladin）有什么重要区别的。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我们可以将阿拉伯和塞尔柱军人简单地称为骑士；与西方相比，长官对手下的控制力要强一些，因为战士身份与宗教信仰在伊斯兰教中有着独特的直接关联。

罗马军纪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在一天的艰苦行军后，长官仍然可以命令士兵加固营寨。我们引用过的阿拉伯作者也提到了阿拉伯军队中的同样的命令（第13页）：

到达扎营地点后，埃米尔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本日内挖好战壕，不许拖延迟疑。挖战壕是为了掩护部队，避免士卒逃亡，防止敌军突袭，还能抵御由敌军计谋和意外事件造成的其他危险。

这条规定在阿拉伯军队中是否真的实行了，我是有些怀疑的，不管怎么说，实行得肯定没有罗马人那样章法严谨。

战斗人员主要是骑兵和各自为战的士兵。将领和军纪的功能绝不是组成战术单元。当我们读到先知说，“真主的确喜爱那等人；他们为他而列阵作战，好像坚实的墙壁一样”（《古兰经》61.4）13，或者哈立德在雅莫科河（Hieromyces）会战（636年）前对将士们下令——“面对严整有序、向你们走来的人群（希腊人），不要单打独斗”14时，我们会想到德意志国王亨利一世发布的要求军队前进时结成紧密阵形的条令。

利奥皇帝在《战术》第18章第49-50节中将突厥人描述为人马俱甲，枪矛、刀剑、弓箭兼用的骑兵。阿拉伯兵书中写道：

防具包括一身坚固耐用既不太重也不太轻的盔甲、一顶带护鼻的头盔、两只臂甲、两只胫甲、两只手套。战马必须有牢固的马掌，胸部、前身、颈部、后身强健。武器包括两张硬弓，配30支箭头尖直、箭杆硬实的铁翎箭，箭囊要大小适中，太大则笨重，令人分神，太小则装箭少，不合用，要选硬皮，缝制结实，挂带要用真皮，囊袋要扎紧；一支坚矛，杆务必要结实笔直，太长或太短都不好用，矛头要用最好的铁，多面开刃，坚硬非常，尖端锐利；一杆直标枪；一把锋利弯刀，可以是通体钢铁的利刃，也可以是短小灵便的短刃；一把两面开刃的尖锐小刀；一把坚固的钉头锤，不可太重，以免体力耗竭，也不可能太轻以至于无用，以能够大力击穿盔甲为准；亦可携带一把两面开刃的斧头，要能牢牢抓住，一击便可击破坚兵；30个石块，放在鞍桥左右各一的袋子里。这就是骑兵上阵所需的装备，缺了任何一样，便不算完整。

最后一句话——没有上述全部武器的人就是装备不全——大概应该理解为作者不知变通，夸大其词。这一点不仅能从常理推断出来，从作者的其他论述中也能得出。他在引用段落的前面说，装备完整的战士要部署在第一排，越靠后的人装备越不齐全，直到第五排为止。因此，作者认为绝大部分战士的装备都不齐全。此外，他还按照装备情况划分了多个兵种：长枪骑兵；标枪骑兵；弓箭骑兵；全装骑兵。

阿拉伯人与西方军队的首要区别在于弓箭的使用范围要大得多，弓箭其实与重甲不是很搭配。重甲不仅妨碍操弓，而且需要战马力气大，加上马也要披甲，所以速度不会很快。但如果马不是很快的话，弓骑兵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回避近战，这样弓箭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因此，如果事实上不是一贯如此，利奥笔下的单一兵种就被分成了两个，即包括人马俱甲的近战骑兵和轻装快马的弓骑兵。这无疑是亚洲民族的悠久传统，特别是大草原上的民族。由于环境的作用，草原民族一直在发展弓骑兵这个兵种。当十字军首先见识了弓骑兵后，他们也采纳了这个兵种，甚至将他们给弓骑兵起的名字“突厥之子”（Turkopolen）带到由骑士团统治的普鲁士。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东西方军事制度存在根本区别，不过是有一定差异罢了。当西方骑士在圣地举办比武大会时，穆斯林骑士大概也在当地活动，而且最后也被邀请参与比武。东西方骑士同台竞技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在武器装备、战斗风格和作战习惯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十字军骑士行记中有许多迹象表明，尽管基督徒和穆斯林骑士因宗教和种族而彼此仇恨，但他们的阶层观念是有一定相似性的。

在1192年棕枝主日的阿科（Akko）会战中，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ed）赐给赛义夫丁（Seifeddin）的儿子一把剑。赛义夫丁是萨拉丁的儿子，在雅法（Jaffa）会战（1192年8月5日）中将两匹战马送给了本来要步行前往战场的理查德国王。理查德感激地接受了，也用了这两匹马。

基督徒和穆斯林甚至有彼此分封的情况。

9　十字军东征综述

十字军东征应该放在本书的什么位置？这非常不容易确定。从军事史角度看，历次十字军东征在许多方面是自成一体的，因为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在不断彼此斗争。但十字军东征跨越的时段又很长，而且期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似乎又适合按照时间和内容来分开研究。在东方作战的西方军人不得不面对特殊的环境状况和不同寻常的对手，由此自然也在西方产生了特定的新措施。当我们考察十二三世纪西方战争的重大变化，这些表现出与十字军东征有关联的变化时，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即两者到底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西方的变化是以十字军东征为基础的，还是单纯的平行现象，也就是说十字军东征在西方也必然会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呢？毫无疑问，十字军东征在西方造成了一定的反响，但只是加快和加强了自然的发展过程而已。因此，我认为应当在下一卷结合宏观背景来探讨狭义的十字军东征，眼下则仅限于介绍这些大事件的总体特征。

权威与权力分为多层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并非中世纪的唯一特征。中世纪的首要特征是教会，教会延伸到了所有这些松散的政治体系中并插手干预。对中世纪的罗马-日耳曼世界的正确认识不是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等王国并立，而是一个以独立王国为组成部分的普适宗教国家，借用兰克的表述，这些王国是自立程度不一的单元。

十字军东征源于囊括英格兰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瑞典人、丹麦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的基督教会与伊斯兰教的对立。在这样的缘起之下，十字军东征并不遵循理性-政治的动因，而是受到一种神秘的压迫力量，要去征服伊斯兰世界中心的一小块飞地——圣地。

由于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战争行为归根结底由政治目的决定的，因此神秘主义的底色让十字军东征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具有理性的战略。哪怕西方只将一部分陷在巴勒斯坦的庞大兵力用于边境战争，那肯定会凯歌连奏。当红胡子腓特烈顺多瑙河而下时，希腊皇帝——他的帝国境内已经到处是拉丁人了——很担心十字军会夺取君士坦丁堡，然后塞尔维亚人、瓦拉几亚人（Wallachians）和保加尔人纷纷脱离希腊帝国，成为罗马皇帝的臣民。兰克补充道，要是这位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有这种想法该多好！红胡子之子亨利六世还没等实施这项政策就去世了，而且他可能也失去了父亲当年拥有的实力。

但是，我们不必深究这种种的可能性。我们只需要明白十字军东征从根子上就没有战略逻辑，也要知晓十字军东征的起源。超验-神秘主义的品性能够生发出巨大的力量，人类却没有将这种力量引向现实可行目标的能力，于是这种力量就被白白消耗了。

誓言要求十字军解放圣墓，却不要求他们一直在巴勒斯坦保卫它。一小批人愿意留下来，因此十字军东征也具有殖民活动的一面，但他们被穆斯林所包围，分散地控制着从埃德萨（Edessa，今土耳其东南部的乌尔法）到耶路撒冷的几块区域。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只是因为西方不时有生力军长途跋涉而来，能支撑一时是一时罢了。

关于175年间西方一次次派往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兵力为多少这个基本问题，与先前恺撒高卢军团和民族大迁徙的情况一样，我们也有两组彼此矛盾的数字：一组数字显示，十字军兵力多达数十万；另一组数字显示，在圣地战斗的只有几千人，其中骑士只有几百人，有时甚至总共不过几百人。汉斯·雅恩（Hans Jahn）有一本有关中世纪军队的专著，对十字军做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十字军的兵力是相当小的，与同一本书中的其他结论相符。1当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于1881年出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Geschichte des ersten Kreuzzuges）第2版时，他认为自己除了复述文献中给出的数字外没有别的办法，却完全没有考证其可信度。但是，据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文献记载，十字军10万人“有锁子甲和头盔护体”（loricis et galeis muniti），共有60万“能战之士”（ad bellum valentium），还有无数非武装人员（富尔彻，Fulcher）或30万“战士”（pugnatorum，埃克哈德）。当从安条克突围时，据说十字军还有15万战士（bellatorum，奥德利克）。当我读到这支大军在多里莱乌姆（Dorylaeum）会战前在一日内通过了一座桥，然后还走了一段路时，我真是吃惊了。在一篇发表于《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47（1882）：423]的文章中，我考虑了所有因素之后估计，这支军队最多只有10.5万人，其中约有1.5万人是真正的战士。为谨慎起见，我当时补充说，这个最大估计值并没有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朝圣大军的总兵力为6万人左右，其中1万人为全副武装的战士。现在看来，就连这无疑也是太高了，尤其是6万人的数字，1万的数字也一样。

奥托·黑尔曼（Otto Heermann）写于马尔堡大学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军队在东方的战争活动》（“Die Gefechtsführung abendländischer Heere im Orient in der Epoche des ersten Kreuzzuges”）（1887年）中就指出（第102页），一场在巴勒斯坦的会战投入的骑兵数目最多为1200人，步兵数目最多为9000人[1099年8月12日的阿什凯伦（Ascalon）会战]。战事结束后，基督徒的总兵力缩水到了260名骑兵和900名下马骑士，而且集结难度非常大。有三次会战提到有700名骑兵，一次1100名；相应的步兵数目分别为2000名和3000名。有一次文献记载的总兵力是8000人[1123年的阿什杜德（Ashdod）会战]，我怀疑这个数字可能是极大的夸张。

正如凭借恺撒本人对厄波隆尼人的评论，他笔下的几十万高卢大军就可以丢掉了一样（第1卷），凭借这些数字，我们先前读到的几十万大军就都可以丢掉了。如果几百个骑士就能守住圣地，那么征服圣地的骑士肯定也只有几千人。但是，按照我们先前的认识，几千人这个数字与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军队，与查理曼的军队，与蹂躏欧洲大地最终占据塞纳河下游、英格兰和那不勒斯的诺曼军队是完全相符的。基督徒军队规模小，对手的兵力也不大。拜占庭已经失去了尚武精神。在哈里发国，阿拉伯人早就放弃了最初的蛮勇，哈里发沦落为象征性的宗教领袖，实权都在塞尔柱或库尔德酋长手中，而酋长手下的军事单位代表着一个高居于不好战的大众之上的阶层，其规模与西方的骑士阶层一样小。基督徒作者笔下的异教徒大军源于追求名望的幻想，正如他们笔下庞大的基督徒朝圣者队伍源于宗教热情的幻想。

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战士数量很少，以至于在没有新的十字军东征从西方带来生力军时，叙利亚和埃及的穆斯林肯定要强大得多。因此，要不是基督徒能从专门的骑士团组织——先有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后有条顿骑士团——持续获得有分量的支援，基督徒无疑是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圣殿骑士会规的前言中写道，世俗的骑士们以烧杀掳掠为能事，雨果·冯·帕扬（Hugo von Payens）创办的骑士团（1118年）则发愿服务教会与正义，传播真正的信仰，愿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上帝。1125年，亲历骑士团创建过程的明谷修道院长贝尔纳（Bernard de Clairvaux）这样描述圣殿骑士：

不论在故乡还是战场，他们都不缺少良好的纪律，以其服从性而饱受赞誉。他们东来西往，俱从大团长号令；身穿大团长发给他们的衣物，从不羡慕别人的衣物或饮食。他们衣食从不过分，只以满足基本需求为限。他们过着喜乐平和的集体生活，不蓄妻子，也没有私产，奉行教规圆满无缺，一室一心，用心维护团体的和谐，同一颗心、同一个灵魂仿佛同等地寄寓在所有人身上。他们从不呆坐，从无旁骛。在与异教徒交战的少数间隙，他们总是在修补损坏或磨损的衣物和武器，以免白吃面包。他们不下棋，反对打猎和驯鹰这两种别处流行的消遣方式。他们痛恨骗子、打油诗人、各种情歌，痛恨世间一切行虚荣和愚蠢之事的人。他们开战时从不鲁莽，而是谨慎镇定，正如真正的以色列子孙。但是，只要战斗开始，他们就会坚决地杀入敌军中，敌人在他们眼里就是绵羊。哪怕人数很少，他们也不知畏惧为何物，相信万军之主会伸出援手。因此，他们常常能一人驱逐千人，两人驱逐万人。他们比绵羊还要柔顺，又比雄狮还要勇猛，如此罕见的结合让人不确定该如何称呼他们——修道士还是骑士。但是，这两个称呼他们都配得上，因为他们既有修道士的柔顺，又有骑士的勇猛。2

不管我们在考察现实情形时要在多大程度上拒绝这样理想化的描绘，但修会形式的骑士团和他们的誓言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尽管在具体军事领域，他们并没有带来进步，但之后我们还会有许多机会关注他们和他们的作为。3

第三篇　中世纪盛期

1　种姓骑士

民族大迁徙既不意味着一个强健、自然质朴、拥有正直传统的民族更新了一个堕落衰朽的民族，也不意味着日耳曼自耕农取代了罗马依附农，而意味着以市政官职、财富和教育为基础的罗马贵族被目不识丁，以彻头彻尾的战士体制为依托的日耳曼贵族取代。这种贵族与塔西佗笔下原始日耳曼部落的大人（nobility）[45]没有多少关联；纵观法兰克帝国，只有墨洛温王朝还保留了早期的酋长阶层。新贵族最重要的根基是这样一些家族：他们通过国王赏赐和战争财获得了大片田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伯爵或伯爵副手掌握了政府大权。但在法兰克帝国中，这批新贵起初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种姓。在当时的法兰克文献中，“nobilis”和“ingenuus”都是指自由民，本质上就是法兰克人，或者说战士。一小撮新贵就是从众多社会经济地位底下的酋长当中产生的。

在萨克森人中，古老的日耳曼“大人”以不同于法兰克人的方式继续存在。当查理曼击败他们时，他们形成了一个悬隔于下层群体的种姓，以至于“nobility”一词在萨克森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在狭义的法兰克王国境内。但这只是过渡阶段，随着萨克森“大人”也承担起法兰克伯爵的职责，他们也具备了治民者的特征。1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巴伐利亚，一部分原有的“大人”家族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因此，归根结底，贵族意义上的“nobility”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权能。从加洛林帝国整体来看，他们是由掌握宫廷高位和伯爵领地的大地主组成的。下层大人则与自由民合流。于是，“nobility”的概念逐渐失去价值和含义，不再是战士的同义词：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非自由民具有了战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由民放弃战士地位，变成了农民。直到11世纪为止，不管身份是自由民或非自由民，战士在日耳曼-罗马国家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困窘的一群人，换句话说，他们与广大普通市民农民阶层没有两样。一部分战士生活在国王、公爵、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长宫廷和府邸中，直接归领主调遣，或者戍守要塞；另一部分生活在乡下，靠封建制度下的小农庄生活。

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了这些关系，其中不仅笼统地提及战士阶层（militaris ordo）或骑兵阶层（equestris ordo）2，还区分普通战士（gregarii milites）和上级战士（primi milites）3，甚至会将战士分为一、二、三等。4尽管如此，这些词汇并不是专业术语，也不是法律概念。5我们甚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底层都是非自由民：最底层肯定也有自由民，而非自由民中也有升至高位，荫及子孙，同时没有摆脱非自由民身份的人。

所有从下级战士阶层向上攀登的人都在靠近贵族身份——甚至可以说是掌权贵族。征服了英格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人并不都是北欧血统，而是由来自于不同族源和依附于诺曼人组成核心的战士们。德意志国王在意大利权势的扩张为许多德意志骑士带来争取更高地位和更大产业的机会。在持续的东方殖民活动中，德意志人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统治者家族。法国人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最多的兵力，而这场行动同样包含殖民成分。西班牙人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向摩尔人所在地区推进。

当年拥有大片田产的骑士非常少，现在依然如此。这里有一个证据：甚至在今天，旧德意志地区的骑士庄园数目也很少，绝大部分在殖民地区，或者按今天的叫法，是东易北河（Ostelbien）地区。

西方骑士的持续扩张也提升了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我们发现，过去只存在于事实层面的社会分化现在开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过去变动的边界区域如今被界定为清晰的边界线。首先是上层“大人”形成了明确的分层，之后下层“大人”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2世纪几乎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

除了寄居领主门下者，骑士阶层的经济基础都是封地。封地是不可世袭的，仅限附庸终身占有，领主去世时亦可收回（第2卷第四篇第4章）。但如果有合适的继承人，封地自然会传给他。从这种做法发展出一种世袭的主张，世袭的主张又越来越演变为一种世袭权利，于是巩固和提高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康拉德二世传记的作者威博（Wipo）告诉我们，这位皇帝“不再褫夺先祖长期领有之封地，深得骑士（mmilitum）之心”。按照同样的思路，他在意大利正式颁布法律，规定封建领主不得将骑士封地分成生息或收租的地块（佃产），也不得对封地持有者提出超出常例的服役要求。骑士法庭的陪审团由地位相同的骑士组成，且有权向皇帝或行宫伯爵提出申诉。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可能与继子施瓦本公爵恩斯特（Duke Ernst）的连续反叛有关。因为施瓦本的附庸不听从公爵号令，皇帝在冲突期间一直占据上风。

“我们不否认，”据说他们这样对公爵说，“我们明确发过效忠于你的誓言，除了那一个将我们赐予你的人以外，要为你对抗所有人。如果我们是国王也就是皇帝陛下的仆从，而他将我们赐予你，那我们就不能离弃你。但我们是自由人，认国王也就是皇帝陛下为我们的自由在地上的最高守护者，因此如果我们离弃他，我们就会失去自由，古人说，哪怕要赔上性命，勇者也绝不放弃自由。”

这段记载大概不是很可靠，因为勇者宁死也不放弃自由的说法引自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施瓦本的伯爵和骑士们不可能了解这本书。但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也就是在封建国家的层级架构下，各个等级为彼此的地位和特权提供支持和担保。皇帝施政要咨询诸侯，诸侯施政要咨询骑士。这样一来，权力与自由就应当平衡。骑士对诸侯的权力发挥有限的影响，诸侯又对皇帝的权力发挥有限的影响。因此，维护骑士地位对皇帝是有利的。

下层贵族是通过授封仪式（dubbing）的形式获得完整社会地位的。如果说授封的做法与古代日耳曼人的“入伍”（Wehrh-aftmachung或Schwertleite）传统有关联的话，那么随着军制的整体变化，授封也具有了另外的特征。入伍仪式的对象是首次获得兵器的青年男子，只要他看起来能用兵器了就举行。由于军事领域的发展，重装备和高大战马逐渐产生了，要将它们分配给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似乎不太可行。他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学习、操练和考验，锤炼身体，这样才穿得起重甲，骑得了战马。古老的入伍仪式可能在14岁乃至12岁就举行了，而授封仪式大概要到20岁开外，往往比这还要晚得多。入伍仪式和授封仪式或许曾在一段时期内并存。但前者失去了意义，后者却发展为极受重视的仪式。全体基督徒骑士构成了一个兄弟会式的组织；每一个加入的成员都要发誓遵守骑士义务，甚至教会也常常会专门献上祝福。骑士的标志是肩带、骑士腰带（cingulum militare）和金马刺。我们发现，早在日耳曼人取代罗马军团时期的文献中，肩带和腰带就是战士地位的象征。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有一位殉教者，名叫阿基劳斯（Archelaus），他被颂扬的一桩事迹是让许多士兵皈依基督，士兵们接着就把骑士腰带（cingulum militare）放到了地上。6834年，虔诚者路易被迫在兰姆大教堂公开悔罪并成为修道士，记载中特别写到他将骑士腰带解下，放到祭台上（“cingulum militare deposuit et super altare collocavit”）。7每位骑士都有权为一人举行授封仪式，将其提升到与自己相同的地位。只要这项权利不受限制，当上骑士就不难，骑士阶层也就是开放的。但很快就有了限制，只有骑士出身者才可授封。法国国王路易六世据说曾下令（1137年），凡非骑士出身而授封者，应夺其马刺并将马刺扔到牛粪堆上。81187年，红胡子腓特烈禁止牧师和农家子弟领受骑士腰带。9他的舅舅、历史学家弗赖辛主教奥托（Bishop Otto）曾以轻蔑的语气谈到意大利城市（1158年），说那里的工匠之子都会被封为骑士。10从13世纪起，圣殿骑士团规新修规范就不允许让非骑士出身者披上白袍，而且如果有非骑士出身者因失察而被接纳，则应开除团籍。11同时，封建法还确立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实质性规则，规定凡父亲或祖父非骑士出身者不得领受封地。12

“Heerschild”（封建阶梯制）这个词既表达了领地持有资格的概念13，也用于表达领地持有资格的等级。任何人都不得从同阶者处领受封地，因为那样一来，前者宣誓后就低于后者了（“Hulde”：受惠于他；“Mannschaft”：与其同列）。第一阶是皇帝，第二阶是行宫诸侯，第三阶是世俗诸侯，第四阶是伯爵，以此类推。次序在德意志南北有所不同，末尾是第七阶。不过，严格的阶梯制很快便被打破，到了14世纪就已经过时了。

于是，授封（也叫“赞授”，“accolade”）的意义并非肯定社会地位，而只是肯定个人名望，因为获封是基于个人的条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有额外条件，即祖上也必须是骑士。这就创造了一种世袭的品位。世袭的情况或许之前就现实存在，但并没有法律的依据。14

红胡子腓特烈即位之初（1156年）颁布的《维和令》（constitutio de pace tenenda）是授封资格限制导致阶层形成的先声，规定只有出身骑士家庭者才允许决斗。15

现在，新观念完全取代了早已混淆的自由民和非自由民的区分和价值。出身骑士家庭，属于骑士这个新种姓的非自由民跨入骑士阶层，非自由民的身份逐渐模糊，以至于大批原本是自由民的骑士自愿成为非自由民。16尽管直到中世纪结束时，某些地方依然遗留着非自由民身份的痕迹，但这一区别最终还是完全消失了。如果德意志地区曾经存在过虽然不是战士，但地位仍然高于非自由民骑士的自由民，那么从12世纪起，骑士——不管是不是自由民——都无条件地高于普通自由民。17

因此，要想当上现代意义的“贵族”，传统日耳曼武士必须经历一个“化蛹成蝶”的特殊过程，首先要认清自己处于不自由的状况，从而与那些真正的非自由民打成一片。接着，这个非自由民武士官员阶层就将自身提升到了掌权种姓的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向非自由身份转变的过程。事实上，它只在德意志地区才有确实存在的证据；它在法兰西的重要性极低，以至于有人完全否定它的存在。18英格兰根本没有“役人”群体，英格兰国王事实上对骑士施加的苛政要远胜于德意志诸侯对役人的权力，役人尽管理论上是非自由人的身份，但他们形成了一个身份意识很强的兄弟会，不仅索要甚多，捍卫自身权利也极为坚决。

不论这个阶层的形成有多么重要，我们还是难以用准确的语言，在它自身的演变过程之中去把握它。按照当代的理解，骑士是出色的、通常拥有土地的战士，正是12世纪开始形成并发展为下级贵族的那个阶层。但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至少是可以——将骑士阶层认定为一个复杂的战士群体，它是由从民族大迁徙之后或多或少地定居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部落发展而来的，也有图尔（Tour）会战后通过附庸制与封地制产生的。但这就带来一个尴尬的状况：自12世纪之后，“骑士”一词的指称范围大大窄化。这个问题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中世纪在这方面的用语本来就很不确切。究其要点，自12世纪之后，过去并不显要的战士阶层越来越突出，“骑士”一词从此就局限于一批社会地位相当高的人身上。下层武士被称作“军士”（“serviens”或“Knecht”），于是骑士与军士（Ritter und Knechte）经常用于指代全军。偶然因素在这些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从一件事里就看得出来。在德语中，普通的“Reiter”（骑手、骑马者）演变成了显贵的“Ritter”（骑士），“Knecht”则下沉为底层士兵；英语的情况恰恰相反，“knight”（骑士）显然与“Knecht”是有关联的。“Knecht”有一个同义词是“Knappe”，两者的词源是相同的，因为“Knappe”就是“Knabe”（男孩），而“Knecht”的本意也无非是年轻人。但是，“Knappe”的意思渐渐变成了随身服侍和帮助骑士的年轻人，尤其是出身骑士家族、以学徒身份为主人做事的年轻人。最后，我们还应该记得德语里还有第三个原意与“Kechet”和“Knappe”相同的词：“Thegen”（瑟恩武士）或“Degen”。

因此，骑士种姓在罗马-日耳曼化的欧洲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作为入侵者和征服者的日耳曼人认为完全的自由民只有战士，也就是他们自己。但这并没有真正发育出种姓，原因恰恰在于这个群体过于依赖族群对立。基于族群的武士集团被基于附庸制和封地制的武士集团所取代，扩大了集团的基础，后者也因此跨越了自由与非自由的对立。但本质上世袭的职业武士阶层与非武士阶层的对立依然存在，高级贵族和下级贵族都是从武士阶层中发展出来的。

于是，这批出身骑士家庭，通过授封仪式加入兄弟会性质的骑士团体的“新骑士”形成了战士阶层中的战士阶层。理解此事何以发生并不容易，却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武士种姓的成形与确立不仅要有法律上的名义，更要有沙场上的实效，也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确实技高一筹。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日耳曼人在一个时期打败了罗马人那弥漫着市民与和平风气的世界帝国，也不难理解后来维京人为何能大杀四方，自立为武士种姓。然而，新生的骑士阶层彻底脱离周边环境，最终成为掌权贵族，这何以成为可能？除非进一步深究，否则答案不能显明。军人天性、强健体魄、勇猛之气都是不能直接遗传的，而通过教育的塑造也不能避免同族其他阶级的子弟中经常涌现出不亚于乃至优于骑士后代的人才，特别是骑士阶层身边就有同样世袭的军士阶层。军士当中肯定常有体力、武艺和勇气不亚于任何骑士的人，这是自然现象。

由于授封仪式与圣职任命有关，而且年轻骑士的誓言中有为教会服务的字句，有人大概就认为这个新阶层源于教会。骑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普遍的基督教修会，尽管其组织是如此松散，以至于“修会”一词似乎是极度的夸大。但一直有人相信，骑士制度应当视为对货真价实的骑士团——不久前在东方组建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效仿，普遍意义上的骑士基督徒修会则是宗教热情高涨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的产物。但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误入歧途。假如这一切的意义不过是某些武士说了一些仪式性的宗教誓词，往战袍上加了某些宗教徽记，那么这些现象就既不会有任何军事艺术史层面的意义，也不会导致一个在数百年里坚守自身地位的强大贵族阶层的形成。显然，这种现象存在着一股战争艺术史意义上的极强力量。除非我们完全沉浸到中世纪军事状况的本质里，探求其中的驱动力，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一演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从技术层面开始。

如前所述，直到查理曼时期，武士的护具——头盔、盾牌和锁子甲——都不是特别重。头盔没有面罩；锁子甲只保护上身，颈部没有防护。在整个中世纪，我们会发现装甲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沉重。19古时候，战士经常与主要防具盾牌并称（“scutati”：盾士）；到了11世纪末，新的称呼“甲士”（loricati）取代了盾士；最后，从13世纪起，兵力计算的基准成了披甲战马（dextarii或falerati cooperti）。20

在罗马军团的时代，战场决胜靠的是维持阵形坚固、巧妙机动和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战术单元的合力，而在中世纪靠的则是单兵武艺和勇气。但是，精良的武器对精湛的技艺大有助益。不开裂的长枪、可透铁甲的刀剑、坚不可摧的盔甲盾牌——胜仗是它们带来的。

与《荷马史诗》一样，当时的歌谣不仅颂扬英雄人物，也夸耀战无不胜的神兵、圣剑巴姆鲁克的来历与神异。不仅刀剑经常有专门的名字，而且骑士的其他兵器也是如此。

武器精良、全身重甲、练过这些装备的人在单打独斗中就是比盔甲差劲的人厉害。尽管如此，军队里不能只有他们，因为重甲战士对许多必要的战争活动是无用的。他们步战很不灵便，只能离开固定位置很近的距离，另外上马、下马、从地上起身都很困难。21他不能长时间追击敌人。他不能使用任何远射武器。事实上，他只用一匹马是不够的，为避免沉重负载将战马累垮，他必须将战马尽可能留到最后关头。行军时，他必须骑别的马，因此不能只有一匹马，而是要有两匹乃至三匹（这在11世纪以来的文献中看得很明白）。22到了12世纪下半叶，战马开始披甲了，这种做法早在东哥特人与贝利撒留交战时就偶有记载。23

因此，从加洛林王朝到奥托大帝的时代，尽管有许多细小的区别，军事技术和武器方面还是相对一致的。与此同时，从广大战士中逐渐产生了一批愈发显要的精英武士，他们有能力购置和演练最昂贵和最完整的盔甲，供养多匹战马和仆人。这些骑士不能单独参战，他们身边需要各种各样的协助——不仅是仆役和侍从，也要有轻装步兵和射手。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阶段，我们发现各个步骑兵种消失并彼此融合。同一批人既上马作战，也步行作战，既使用远程武器，也使用近战兵器。现在，步骑兵种再次出现了，但与古代完全不同。重装骑士身边有轻骑兵、弓骑兵、步行的弓手和弩手，还有近战步兵。如果只看表面，只看兵器，那么古今差别似乎并不明显：攻击用的兵器是一样的，防具也类似。但相似的外在表象在更深层处是本质的概念差异。

最相似的是轻装步兵，特别是弓箭手。与过去一样，他们只是辅助兵种。征服者威廉将他们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直到那时，这些兵种在德意志地区还用得很少，但其重要性从12世纪开始就稳步提高。

西欧原本是没有弓骑兵的，弓骑兵在罗马人中间也很少见。弓骑兵是东方民族，是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的传统兵种。就连十字军最初也都是通过敌人才了解他们的，或至少是学会了害怕这个兵种，然后自己也雇佣起弓骑兵。

近战步兵似乎曾一度完全消失，尤其是德意志地区，那里有许多场战斗的记载根本没有提到骑士下马战斗，纯粹是骑战。24在第一次和历次十字军东征中出现了许多下马武士，但原因大概往往只是马没有了。但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近战步兵逐渐在西方出现，并形成了与古典军队的根本区别。近战步兵是古典军队的中坚力量，结成大阵，后来阵形变得更加精巧，同时也没有丢掉集群的威力。中世纪没有这样的步兵。即使装备了防具和穿刺劈砍的兵器，步兵在战斗中还是完全没有独立性，只是骑士的辅助。

因此，骑士也变得不同于古代重装骑兵。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王伴”（hetairoi）概念或许很接近中世纪初期的骑士。到了中世纪晚期，真正意义上的“骑士”的装备无疑要比任何古代骑兵都要重得多。汉尼拔和恺撒从蛮族雇佣的骑马作战单位更接近近代骑兵的概念，而非骑士。骑士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兵种，因为任何一个其他兵种——轻骑兵、步兵和弓手——面对面都挡不住他们，因此他们决定了战斗的胜负。骑士能不能击溃人数众多的罗马军团，这是值得怀疑的，但中世纪步兵肯定挡不住骑士。因此，凭借其武器的类型和威力，骑士构成了军队的骨架。不管从哪个方向，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骑士，他是普通士兵的榜样，他的精神激励着后者，他的影响力也指导着后者。出身、训练、团结精神和社会地位将骑士的荣誉感和雄心强化到了极点，他必须做到勇猛非凡，否则就会受到鄙夷。我们能够看到，骑士既是兵种又是世袭阶层这一点不单纯是人造的概念，也不是偶然状况。如果没有这样一支社会中坚力量——或者更恰当地说，没有这样深厚的社会根底，那就难以集结起中世纪重骑兵所必需的精英集团。常备军曾存在于古代，到了现代又再次出现，他们通过集体生活和纪律被训练成战果卓越的队伍，中世纪是没有这种常备军的。军事训练只是家族和阶层内部的事情。于是，兵种就会变成世袭阶层，世袭阶层也会变成兵种。

腓特烈二世皇帝不无正确地写信给儿子说，他应该派更多骑士来，“因为帝国和皇帝本人的权力寓于骑士群体中”（“cum specialiter in multiudine militum decus imperii et potentia nostra consistat”）。1368年，科隆市与于利希伯爵（count of Jülich）续签起始于1263年的盟约时专门加了一条，规定伯爵在9名骑士以外提供的15名骑士侍从必须“是出身本阶层的良人”（“guder Lude, zum Schilde geboren”）。25

一个事实鲜明地体现了这个兵种的重要性，即拉丁文作者仅仅称呼骑士为“miles”——只有骑士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战士。这个词在古典拉丁文中指的是普通士兵，现在指的是最杰出的军人。10世纪末的里歇尔（Richer）首次使用了“milites peditesque”（骑士和步兵）这个短语，时间是995年前后。从此以后，这个用法就经常出现，26好像步卒根本不是正经士兵一样。当然，这个词从来不是一个定义稳定明确的术语。当一份中世纪文献记载一支军队的兵力是多少milites时，我们绝不能在没有进一步探究的情况下得出它还包括一定数目的其他兵种的结论，即轻骑兵、骑士侍从、普通士兵、弓箭手或其他步战兵种。至少在12世纪，如无特别说明，则“milites”也有全体骑兵的意思；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支军队到底是全由骑兵组成，还是也有步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miles”一词越来越仅限于真正的和狭义的骑士。27

旧武士阶层大体上也是世袭制，而且以内部通婚为主。不过，勇猛的年轻市民或农家子弟，乃至非自由人也可以加入这个阶层并成立武士家庭。反过来看，这些家族的子弟有时也会转变为农民或市民。现在，随着上层成员脱离开放的武士阶层，混迹于诸侯、伯爵、主教府邸和庄园这些培育特殊教养和优雅举止的社交中心，武士阶层的地位就下降了，分化最终也明确了下来。

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注意本作第1卷（第四篇第1章）中介绍的上古时代罗马政治制度的一件事。上古史的一个未解之谜就是城市贵族——希腊的Eupatrids和罗马的patricians——的起源问题，更进一步讲，为什么罗马的城市贵族比任何一个希腊城邦的城市贵族都要强大和持久得多。我给出的办法是联系中世纪文献来考察古代文献，正如我曾利用勃艮第战争的文献来澄清希波战争的情况。在中世纪，军功导致贵族阶层的形成；同理，一切资料都指向一个事实，即远古史前时代也发生了类似的变迁过程。一段时间以来，“远古中世纪”已经成了常规的提法；在意大利，对骑士阶层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骑战也比在希腊显著得多。

但到了有史以来的古典时期，骑士阶层——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决定战争胜负的战士种姓——就不复存在了。罗马贵族（起初是patricians，后来是optimates）是凭借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来统治的。与日耳曼公爵和伯爵不同，罗马执政官的首要身份不是战场上最优秀的战士，而是市长。哪怕到了职业军人观念和常备军完全取代古代罗马公民兵的时代，军队统帅也不以军人自居，而依然主要是政府官员。作为行省总督，卸任执政官和卸任裁判官也会统领军队。与此相反，日耳曼国王和王室官员原先是战士，保持了战士的本色，甚至是在他们凭借军事地位，完全掌控和治理民务时也是如此。中世纪的皇帝和国王都是骑士，他们的朝廷整个是由骑士组成的。占有土地的诸侯和伯爵是骑士，就连主教和修道院长也有骑士相随，而且经常亲自披挂上阵。按照艾因哈德（778年）的说法，查理曼让廷臣（aulici）担任军队首长。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非骑士即教士，不存在两者以外的人。于是，摘下骑士腰带的国王或其他贵族就完全放弃了世俗生活，准备到修道院出家了。28就连《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厨房总管鲁莫尔德（Rumold）都是一位“精挑细选的骑士”。一切不归教士行使的高级职能都由战士负责。凭借优越的职位、财富和收入，在国王、诸侯、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宫廷和府邸中当差的人构成了骑士阶层的最上层。

罗马显贵只需要做官员就可以了，因为凭借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能够掌控驾驭民众。到了罗马-日耳曼化的中世纪，领袖们可以没有训练有素的支队和大队，他们之所以成为人民的领袖，只不过因为他们同时也是胆子最大的斗士和力量最强的军人。

在这些圈子里，塔西佗描绘的古老日耳曼英雄观念延续了下来，并在故事和歌谣中维护和发扬：一方面，原本悲壮的英雄观念在这个时期变得更轻松了；另一方面，在资历较浅的家族中兴起了美的意识，而且最终激发出了理想化的骑士美学。通过自我施加的自律，骑士们变得高雅了。宫廷规矩和理想化的宫廷爱情就是骑士们的导师。29他们用自己的勇气为教会代表的永恒观念服务。

身居社会地位顶层的骑士阶层是中世纪盛期特有的战士阶层，但并非当时唯一的社会阶层。尽管出身地位是骑士的一个重要而合理的基础，但普通士兵中自然也一直存在着许多能够履行同样职能的人——尤其是那些不担任官职的小块封地持有者往往并没有进入骑士阶层，但这些家族毕竟属于世袭战士阶层。30不管他们是不是只有小块封地，是不是已经获得了自由，一位军事首领本人如果知道某些普通士兵可以胜任职务，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为他们提供骑士级别的装备。31

从现实角度看，一支军队除了真正的骑士，肯定还有许多——往往是极多——其他装备类同骑士的战士。32既然有未经历授封仪式的战士像骑士一样作战，也可能有出身骑士阶层的人充任低级兵种，或者穿的盔甲不是自己的，而是从领主那里借来的。另外，尚未授封骑士的年轻骑士阶层子弟，也就是侍从，表面上似乎也会融入轻骑兵队伍，与出身普通的轻骑兵并肩作战。社会地位和兵种地位的转换都是非常频繁的，而从现实角度来看，各兵种和阶层之间不像理论上那么容易区分。33

起初，骑士阶层是从转化为田产贵族的上层市民中逐渐分离出来的。战士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认为罗马化地区的日耳曼部族居于乡村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伯爵的随从，他们本来就大多住在城里。行商不仅要会做买卖，也要有武艺，他们是兼职的战士。在城中伯爵和主教手下的战士里，似乎又有不少直接进入商界。在750年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颁布的敕书和不来梅主教的法令中，我们发现“经商”（qui negotiantes sunt）战士是一个单独的名目。在依然从军的战士当中，财产足够多的人当上了城里的官，还与富商家族共同形成了城市贵族阶层。34红胡子腓特烈禁止农民和牧师子弟授封为骑士的敕令中，没有专门触及市民阶层的问题。

不管转化过程在各个方面的可能性有多么千变万化，中世纪军制的核心根本上是由世袭的战士种姓制度形成的。由此产生的摩擦和困境以一种务实的方式得以调和。在骑士子弟中，承袭的品性与后天训练达不到骑士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高要求者，会被强迫进入教会和修道院。如果其他阶层中的小伙子被发现具有优秀骑士的品质，他们可以从军士和侍从干起，然后作为没有骑士身份的骑士服役。最后，就连规定只有骑士出身者才能当骑士的法律也是能违背的。皇帝和国王们自然会将任何他们认为配得上这份尊荣的人封为骑士，而早在腓特烈二世皇帝时期，我们就发现有一套允许皇帝破格提拔合格人选为骑士的程序。35从当时的文献对加封平民为骑士表示的愤慨来看，这种事情大概并不罕见。维恩特·冯·格拉文堡（Wirnt von Gravenberg）在创作于1204年至1210年之间的《维嘉罗伊斯》（Wigalois）中就抱怨道：“愿上帝击败赐剑给配不上骑士生活和非骑士出身者的那些人。”13世纪下半叶，赛弗里德·黑尔布林（Seifried Helbling）[46]打趣道，将农民封为佩剑持盾的骑士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就像在复活节上午的教会赐福仪式中用老山羊肉而不是羊羔肉当祭品一样。“这一刻，让盾牌变为犁的土板，让剑变成犁铧，让骑士的丝袋变为种子包，让腰带的镶边变成麻制的辔头。”奥托卡尔·冯·施泰尔马克（Ottokar von Steiermark）笑话“铁板鞋改成了铁帽子”。萨克森封建法汇编中有如下解释：“如果一名农民受到国王青睐而被封为骑士，获得骑士的身份和权利，则国王的行为非法。农民若成为骑士，仍不具有骑士的地位。”36

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一名骑兵作战特别英勇，于是红胡子腓特烈皇帝想要封他为骑士[1155年在托尔托纳（Tortona）[47]]，但他回绝了这份荣耀，说自己出身低下，而且愿意保留原先的阶层。37因此，早在那个时候，在习惯和整体生活方式方面，真正的骑士肯定已经与普通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以至于性情谦卑的平民会觉得进入骑士圈子是一件痛苦的事，自己在那里肯定会形同异乡人。

沿用了约800年的公式——“百姓存在是为了劳作，骑士是为了战斗，牧师是为了祈祷”——的第一次表达是在一名法国主教献给卡佩王朝君主虔诚者罗伯特（Robert the Pious）的诗中：

因此，上帝之室三分而一体。

有人劳作，有人战斗，有人祈祷。

（Triplex ergo Dei domus est, quae creditor una

Nunc orant, alii pugnant, aliique laborant.）38

中世纪的军事训练几乎完全是针对个人的。39步兵什么都不学，射手学射箭，骑士从小就学习骑术和运用武器，先在家里学，之后到主人家服役。以阶层为基础的训练过程完全是围绕武器展开的。

英格兰编年史作者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veden）记述了亨利二世国王是如何将第三个儿子布列塔尼公爵戈德弗雷封为骑士，雄心勃勃的戈德弗雷又是如何修炼骑士的本领，与兄长亨利和狮心王理查德一较威名。

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是在武艺上超过其他人。他们知道，除非提前操练，否则武艺到用得上的时候就使不出来。一拳都没挨过，上擂台都没底气。见过自己流血，感受过自己的牙齿被敌人一拳打松，经历过被敌人压倒在地上却依然不失胆气，一次次被抛到地上，一次次更加顽强地站起身来，这样的人上擂台才有希望。非有触动，德行不兴。屈服于恐惧的灵魂只会有片刻的荣耀。力量虽不足，心志却急迫于承受重担的人是无可指摘的。经年辛苦的奖赏就在胜利神庙静候。40

主要训练场所是诸侯的宫廷，豪族子弟会被送去那里接受训练。41

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48]在《维勒海姆》（Willehalm）中描述了城堡前方广场上的操练：“在宫殿和椴树之间能看到贵族子弟在练习用矛和盾攻防，有的两人一组，有的四人一组，有的像波涛一样向对面的人冲刺，有的用棍子做假动作。”

《沃尔夫迪特里希》（Wolfdietrich）是这样描述训练场景的：

三位王子学到了许多骑士的本领：盾术、剑术、打靶、跳远、紧握骑枪、稳坐马鞍。他们全都技艺精湛。

11世纪末，西班牙人佩特鲁斯·阿芳西（Petrus Alfonsi）在《学士规范》（Disciplina Clericalis）中将学士的自由七艺与骑士七术（probitates）——骑术、泳术、箭术、拳术、诱敌术、棋术、歌术——进行了比较。42（奇怪的是，最重要的剑术不在其中，而在其他地方，上菜、侍桌都被列为年轻骑士学徒的课程。）43众人之前进行的马上长枪比武是骑士训练的顶点，尽管这项活动可以追溯到古代。塔西佗介绍登科特里人（Tencteri）时就提到过（“lusus infantium, juvenum aemulatio”：“孩子的玩耍，青年人的较技”）（《日耳曼尼亚志》第32章）。据记载，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宫廷中也有这种活动。44842年，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在斯特拉斯堡共同举办的比武大会留下了详细的描述。两人在那里进行了庄严的盟誓。45参赛者分成小队，放平长枪向对面直冲过去，但不会真刺，因此没有人受伤。随着武器重量逐渐加大，这些模拟战斗也进了一步：参赛者真得刺矛挥剑，不过会把武器弄钝。旧式比武叫作“Buhurt”，起源于法国的新式比武则叫作“迎击”（Tjost）或“刺击”（Stechen）。如果是大队人马同时向对方冲击，那就叫“团战”（Turnier）。这些比武活动和与之相随的一整套宫廷生活最早在法国确立，然后从那里传播到了包括德意志在内的其他地区。中世纪公认的团战创始人是1066年被杀的法国骑士戈德弗雷·德普勒伊利（Godfrey de Preully）。团战的主要目标是用钝头长枪将对手戳下马，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活动。不仅重伤是家常便饭，致死也并不罕见。以至于教会不仅三令五申禁止团战，还颁布了严厉的主教会议决议，规定违犯者将被开除教籍。第一次禁令发布于1131年的兰斯（Reims）大公会议。46然而，骑士阶层绝不允许这项独有的活动被剥夺，团战最有力地彰显了骑士阶层的精神，也最清晰地将其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哪怕只是为了一场游戏，既然来到这里，那就一定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骑士，谁不仅武艺精湛，更能在危险面前眼睛都不眨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武的条件和形式似乎越来越严厉了。他们不仅用钝头长枪，也用上了尖头长枪，金属横档可能会避免枪头刺入过深，或者指望细的枪杆会裂开，而不会穿透对手坚硬的盾牌和盔甲。但当时也有人用坚韧的枪杆，甚至有彼此为敌的人在赛场上叫嚣着要决一生死。

当两队人——偶尔也有两个人——同时向对面直冲时，目标是正面向对方冲过去，然后从对方身边绕过去，至少会造成严重的擦伤。

冲刺前的距离总是非常短的，而且就连集体冲锋——举个例子——也不能与现代骑兵中队的集群进攻相提并论。集群攻击需要的先决条件与之大不相同，尤其是要进行长时间的共同训练，而不只是电光火石的碰撞。因此，中世纪团战不过是个人比武的扩大版而已。47

城市同样喜爱团战，也举办团战。腓特烈二世皇帝曾禁止吕贝克市民举行团战，48理由是会带来混乱乃至“侵犯老妇和处女”（“violationes matronarum et virginum”）。但据《世俗法官编年史》（Schöppenchronik）记载，马格德堡市民曾邀请全体商人参加一场骑士们希望举办的团战。1368年，康斯坦斯市民去苏黎世参加“刺击”活动。49直到15世纪，城市贵族才被禁止参加团战，原因大概是随着公会的胜利，他们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他们被迫服从市议会（议会中的公会成员往往要多于贵族）的命令，要交税，还要像其他市民一样履行警卫义务。许多失去统治阶级地位的高傲贵族就此离开城市，移居乡下。50

这种军制的一大弱点就是纪律。事实上，我有些怀疑此处到底能不能用这个词，因为对我们来说，“纪律”有着强烈的技术性意味。骑士没有纪律体系的传统。中世纪武士阶层的根基是迁入罗马境内并定居下来的日耳曼部族军队。我们在讲日耳曼部族军队的组织与层级时就说过，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军纪，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整体社会政治架构确实产生了类似军纪所起到的效果。因此，封建国家中也存在某种特别的层级与组织、命令与服从，否则各个部分——如果你愿意，或者叫“人群”——根本无法调动。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纪律，不是古代的罗马军团具有过的现代军队又重新获得的纪律。纪律基于惩罚的权力。惩罚的权力源于命令的权力，要求个人意志的无条件服从，从而让下属产生恒久有效的习惯。在任何纪律体系中，最难的不是让兵众服从，而是将军如何让下属服从。现代军事史充斥着军队之间的内斗，其来源是将军不服统帅。然而，与现代军队层级相比，中世纪诸侯对手下最重要的附庸所行使的权力是多么薄弱！就连附庸对领主的效忠誓言都不包含无条件服从的概念。1158年，红胡子腓特烈收复意大利领土，要求意大利市镇和主教向自己效忠，当时的誓言格式流传了下来。51比如，他们宣誓要听取、接受和执行每一项命令，但必须是皇帝行使权利的命令。诚然，拒绝服从命令有可能导致封地被收回，但那有可能会引发内战。附庸期望获得主人的“慷慨”赏赐，也可能因为叛逆不从而失去赏赐，但害怕失去赏赐和惹主人发怒的效果要比对惩罚的恐惧差得多了。惩罚是直接而严苛的，严厉程度是分等级的，甚至可以立即处死，就像被我们称为军纪的组织体系所保障的那样。毫无疑问，骑士知道自己应该服从主人，但这一武士阶层的根本精神里就有反骨，轻易便会打破服从的约束。在《尼伯龙根之歌》中，当沃尔夫哈特提到主人有令时，沃克尔嘲笑他说：“凡是不许他做的事就不做，这样的人太胆小。”这种想法当然是符合真正的骑士精神的。

一位现代学者的观点是，妨碍有纪律的战术单元形成的独立不逊精神最早出现于骑士衰落的时代，“直到寻求享乐、唐突自私、背信弃义、工于心计和种种不忠行为取代了美好过去的熠熠生辉的美德，将不服从任何人乃至最高权威的骑士视为理想的错误观念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翻阅过德意志史册的人都会很快发现，即便在这里，“美好过去”的想法也是误导人的。当然，只要强力君主查理曼还在，尽管谋逆还是会有，甚至并不罕见，但既有的权威会采取有力行动并压制反抗。然而从加洛林帝国解体之后，即便有致力于重振乾纲的君主，我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不服从任何人乃至最高权威的独立不逊的精神”。早在查理曼孙辈统治时期，儿子反对父亲、公爵反对国王、伯爵反对公爵的叛乱就接踵而起，还有宁愿被开除教籍、投奔异教徒也不愿意屈服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贵族。因为家族中旧友艾伯哈德公爵（Duke Eberhard）及其手下的法兰克人破坏国内安定，奥托大帝不得不降罚公爵同时又花大力气安抚他，他的努力是多么徒劳。在颂扬施瓦本公爵恩斯特与父亲交战的歌谣中，恩斯特的形象里融入同样反抗过父亲奥托国王的前任施瓦本公爵卢多尔夫的形象，这种做法或许算不得错。希望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上述事件都与最高层和最尊贵的贵族有关，中下层武士可能有不同的主导思想。纪律先起于上，后及于下，这是不可违背的定律。将校动辄哗变，士卒也会如此。伯爵对国王权威是怎样的看法，骑士对伯爵的军事权威就是怎样的看法，不会有两样。从红胡子时代开始，不仅有诸侯不尊皇命的例子，普通骑士也有这样做的。52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处处都告诉我们，哪怕最迫切需要的领导和组织都要费大力气才能实现。

法国主教阿达尔贝罗（Adalbero）这样歌颂身为战士（bellatores）的贵族（nobiles）53：“如果有人逃避自己约束王权的罪行，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Quales constringit nulla pote-stas, Crimina si fugiunt quae regum sceptra coercent”）我们或许可以效仿席勒，将这句诗译为“只有军人是自由的人”。前面已经看到，骑士阶层的中坚力量役人在法律和社会上都是不自由的。这是不是说明骑士阶层内的各个部分，或者法国骑士与德意志骑士之间有区别呢？完全不是。但人就是这么复杂，名与实可能是完全相悖的。

无论如何，骑士团中仍然存在着极强的服从关系，团内有严格的惩罚制度，还有规范战时与平时的精确规则，例如为了节约马力，圣殿骑士如无特别许可，不得转入袭步（gallop）（第315次团会）。凡不将链甲衫穿在身上而是放在袋子里的人，都要拎着一个开口的皮袋或铁丝袋（不可用布袋），未经许可不得扎上（第322次团会）。处罚手段包括：坐在地上吃老百姓的饭；剥夺白袍；监禁；开除。有一次，一名团员接到长官命令时答了一句“等等，我一会儿就干”（“espoir, je le ferai”），就被团员大会全票开除，因为他没有立即服从命令（第588次团会）。

在普通士兵（Knechte）当中，纪律无疑是通过棍棒实施的54，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认为这更多是仆人服从主人，而非下级服从上级的标准。

1158年，刚刚继位的腓特烈一世皇帝发布了一份战场规范。该规范保留到了今天，有时也被称为“战争条令”，尽管它配不上这个名号。它完全不包含纪律规范，大体上不过是针对军中失序和争吵的禁令而已。争吵中不得发出战吼，呼唤同伴来帮忙。跑去劝架时不可拿刀剑，只可拿防具和棍棒。发现酒桶不可独自喝光，要给其他战士留一点。它明确了猎货的归属，还规定军人不能带女人随军，违者将没收盔甲（“omne suum harnasch”：“本人全部装备”）；女人则要割掉鼻子。但军纪规定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强大的皇帝也犯愁。就在皇帝庄严颁布这份“安军书”的同一年，腓特烈就不得不将大批妓女赶出了军营。55

如果没有一整套操练体系，真正的军纪就不过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可能建立。建立纪律的最佳手段是屡试不爽的训练，通过训练，一名士兵和他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由长官掌控。这种训练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战士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军阀的附庸乃至役人的过程表面上严格，但就连这也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军事服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下级关系。

以掌权者自居，不受严格纪律约束的战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劳动阶层接触乃至与同阶层交往时，也会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个战士阶层由蛮族演化而来。在民族大迁徙时期，蛮族不屑一顾地毁灭和践踏了古代文明世界。到了封建列国内战和私斗的时代，对流血和战争破坏的认同心理依然存在。11世纪初沃姆斯主教布尔夏德（Bishop Burchard of Worms）的服役准则（Dienstrecht）中记载，仅仅一年内，主教区内就有35名无辜的部属被同僚杀害。辱骂别人时，歪曲法律是司空见惯的常规。56势力更强的封建领主会为自己修建要塞，就连伯爵和主人的命令也可以不听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了种种诱惑——欺压周边农民、向商旅征税或者直接抢光他们。57朝向宽裕生活的社会发展进程缓解了这种状况，因为上层阶级为自己提供了一定的教育，促进和建立了经济秩序，迎来了繁荣的新式文化生活。《尼伯龙根之歌》是在红胡子腓特烈、狮子亨利[49]和两人的儿子统治时期的骑士氛围中孕育出来的。作为世界文学中完全独立的一支，吟游诗人（troubadors和Minnesang）的歌谣正是这一武士阶层的思想产物。兰克有言：“如果说战争唤起了每一种可能爆发的激情、粗粝和野蛮天性，那么相应地，骑士的使命就是拯救真正的人类，用习俗和女性的影响来调和勇武，通过宗教追求来变化蛮力。”但是，骑士阶层教育的教化力量往往会失效，甚至在骑士身上也是如此，四处游荡的浪人骑士经常变成盗匪。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创造出齐格弗里德和帕西瓦尔这样理想人物的阶层，同样产生了瓦尔特·冯·德冯格尔魏德（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50]和强盗骑士。这个悖论也反映到了传统和历史中：一方面是抱怨、谴责封建制度的粗鄙和不自由；另一方面却浪漫化和崇高化骑士制度。事实上，不管从哪一个历史视角去看，这两种观念都是彼此关联的。英国人丹尼森中校（Colonel Denison）写过一本《骑兵史》（History of the Cavalry）；普鲁士王国战争部的布里克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Brix）出了一本带注释的德文版（1879年）58，书中有一段对骑士的描述（第126页）引自一本更老的书：

10世纪中期，几名有正当防卫之必要，又苦于受到无数主人苛待的贫苦骑士联合了起来，将百姓的苦难与泪水放在心上。在上帝和圣乔治的见证下，他们彼此发誓，要投身于保护被压迫者的事业，用手中的剑保护弱者。他们衣着朴素，行迹严谨，有功依然谦卑，不成亦稳健镇定，很快便赢得了不起的名声。在淳朴而轻信的喜悦之下，心怀感恩的民众为给他们取得的战功增添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说法，夸大了他们的勇气，还在祷告词中加入了这些手握神力、宽宏大度的解放者。受压迫的人会神化解救自己的人，这是自然的道理。

我们已经明白了，只要蛮族敌人——维京人、撒拉逊人、马扎尔人——达到一定的规模，封建国家就会变得软弱。哪怕是在国内，当我们认清王权的威力和执法能力是多么弱小，特别是在镇压私斗和抢劫方面时，这种软弱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实行封建制的德意志王国在亨利三世时期达到了权势和扩张的顶点。他是雄主康拉德之子，康拉德则是柳特加尔德（Liutgarde）——奥托大帝的女儿——的曾孙。亨利三世时期，列日座堂总铎安塞尔姆（Anselm）为列日主教沃佐（Wazo，1041-1048年在任）写传，其中专门有一章讲沃佐对教区内强盗骑士采取的手段。哪怕在最有力的领主治下，这段记载也让我们全面认识到了帝国境内的安全状况，由此引发争斗的性质，以及建立切实有效权威的难度，因为骑士是如何对待诸侯的，诸侯就是如何对待国王的。因此，我要全文引用安塞尔姆的文字59：

出于虔诚、对无助者的同情、对穷困者的怜悯，主教从原本平和安宁的生活中挺身而出，扶危救难，坚信最神圣、最让神喜悦的事莫过于阻止强盗压迫无辜民众的暴行。大群强盗在沼泽或悬崖修建了牢固的贼窝，以其为基础劫掠周边，奴役民众至不可忍受的境地，为祸甚广，令乡里沦为废墟。贼窝一向肆虐，今日尤甚，主拣选的器皿决心一举荡平，解救乡间于久苦之匪患。我们的英雄充盈着撒母耳击败亚玛力王亚甲、以利亚打倒巴力先知的精神，只带着少数骑士随从，便开始逐个攻打贼窝。起初，强盗们信任墙壁和沼泽的力量，不相信有任何危险，辱骂我军，说他们想要攻克天险是痴心妄想。但我军在杰出领袖的激励下，一个比一个努力地堆砌土墙，制造束棒，打开前进的通道。凭着辛苦和努力，他们征服了自然，将一向只有鱼蛙的沼泽改造成坚实的地面，建造消灭盗匪所用的器械。接着，他们没日没夜地向贼窝投掷石块，主教也在现场颂歌祈祷，鼓舞士气。很快，因为没有援军能进来，强盗们在自身不受伤害的条件下投降了，贼窝也被夷为平地。就这样，贼窝一座接一座被打下来了。但我也要提到一点，围城军队的人数通常有1000人——往往会多于此数，很少会少于此数，而主教一直按照古罗马的传统向骑士发放军饷（“cottidianos sumptus praebebat”：“他为其供应日常所需”），允许普通士兵（gregario militi）屠宰不是耕地必需的牛并全价赔偿牛的主人，即便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他也没有做任何不义的事。

安塞尔姆就说了这么多。60在甚至不存在一个强大王国的法兰西地区，教会试图改善现状，于是发布了“上帝休战”（Treuga Dei）运动，规定至少在圣史中的神日，也就是周四傍晚至周一上午期间，一切私斗都要中止，让平安统治大地。“上帝休战”运动接着传播到了勃艮第和部分德意志地区。后来不时有宣布特定时间内全境不许私斗，以此确保国内和平的法令，或者至少是立法规定私斗必须提前三天公布（红胡子腓特烈于1186年前后颁布）。但“永久和平”直到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时才实现（1495年），而那时骑士制度、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已经全部落幕了。

2　骑士制度的军事特征

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本卷前两篇主要是从军制史的角度来考察中世纪军事的，并通过一系列战役和会战来聚焦讨论。

在第三篇第1章中，我们探讨了骑士制度下独特的阶层分化，从而进入一个军事体系和军事行动的复杂程度远胜以往的时期。转变是逐渐发生的，但差异是巨大的，让我们得以将中世纪分为不同的时期。写到此处，我们也应当插入一宏观的研究，从理论上把握骑士制度下的战法与战略。当然，这项任务不仅在前一章中已有触及，而且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因为骑士阶层地位的根基正是战法。但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要全面地、从相反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也就是从现有阶层构成的角度来审视，并详细考察其过程。这项任务要比本书先前对应的部分更加困难，因为先前的各个时期和发展阶段可以轻易分开，进行明确的断代，各自的特征也很明显。中世纪不存在这样明确的划分。

我们先前基本上把划分点定在12世纪，但一个时期的特征有时也会出现在另一个时期，而且发展是连续进行的。于是，一个世纪与另一个世纪无疑是可以区分开的，但这种方式仍然做不到明确的断代。最广义的整个中世纪（从民族大迁徙一直到15世纪末）都有着同样的基本特征。最后一场有详尽记载的真正的骑士战斗是1465年的蒙莱里会战（battle of Montl’héry），交战双方是大胆查理和路易十一，类似形式的战斗完全可能发生在亨利四世皇帝与各位反王，乃至克洛维与狄奥多里克之间。我一度曾考虑要不要把时间顺序放在一边，将极其生动的蒙莱里战记——作者是亲身参战的科米讷（Comines）——与亨利四世皇帝的征战史合起来讲，以此表明15世纪与11世纪的事件是何其相似。最后，我没有这样做，因为细节上毕竟有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只能在研究的过程中才会变得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读者从这里跳到蒙莱里会战的一章，从而对相似之处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并通过一个更好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初期的事件，那些事件留下的记载不如科米讷写实和生动。

在整个中世纪军制中，除了相似的基本特征，自然也有不少差别、变动和呈现出面貌迥异的特殊情况，以至于相似点在全面考察事件后几乎消失不见。但我们必须努力把握相似性。为此，我们要考察十二三世纪的情况，但也要牢记一点：许多类似的事情之前就发生过，而且一直延续到15世纪，尽管那时雇佣兵盛行，武器也有了进步。至于界线要划在哪里，如果有可能划出界线，那就要到具体战例和本章之前和之后的研究中寻找。当考察具体战例时，我们必须不断记住一点：要将十字军东征的特殊情形及其在西方引起的反响纳入考量。

现在换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识到查理曼和奥托大帝的战士主要由骑兵组成，他们有着良好但并不很沉重的装甲保护，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下马步战。步兵或射手基本是没有的。11世纪以来，武士阶层分化出更明确的不同兵种，于是各种兵器在战斗中如何配合的问题就出现了。有两种可能的编组方式：一种是各兵种分别组成的单位，比如重装骑兵、轻骑兵、下马射手、下马近战武士；另一种是将辅助兵种围绕在主力兵种骑士的身边。

两种情况都发生过，但第一种只是便宜之计。原则上来说，第二种占主导地位，即围绕骑士布置辅助兵种。这一点在战记中是很清楚的，且源于武器的性质。其他三个兵种都不能与主力兵种骑士抗衡，在正常和同等情况下他们会一触即溃。

骑着轻型马、身披轻甲乃至近乎无甲的骑兵根本不敢与骑着重型披甲马、从头到脚是坚不可摧的铠甲的骑兵正面对抗。

弓箭手或弩手或许能指望自己射出的箭击中冲锋中的骑士（或战马）无防护的位置或盔甲的薄弱点，使其失去作战能力。但成功率是相当渺茫的，向来射出多支箭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射手不会等到敌军骑兵靠近时才逃跑，那样几乎肯定小命不保，而是隔着老远，趁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就逃命去了。因此，一队独自列阵于开阔地、没有特殊地形保护的步射手是不能对抗骑兵的。关于中世纪后期英法战争期间的射手问题，我们会专辟一章讨论。

西方本身没有发展出弓骑兵，首次遇到该兵种是在匈牙利人身上，但在之后的十字军东征中更加见识到了它的厉害。我们后面会讨论弓骑兵特殊的优势和劣势。这里只提一点：总体来说，他们竞争不过装备枪矛和刀剑的骑士。

最有可能正面抵挡骑士的是近战步兵，他们沉稳而灵活，可以躲过对手的冲锋，然后从侧面攻击骑士或战马。但这只适用于一对一作战的情形。大批步兵可以结成密集长矛阵挡住骑士。但如果阵形不是很紧密，或者在任何一处出现了骑士可以通过的口子，步兵就输了。如果步兵阵形确实紧密，那么问题就在于骑士有没有射手。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大队会主动出击，唯此方可活命。但中世纪步兵做不到（步兵发起进攻的记载非常少，只是特例），因为他们缺乏密集行进所需的训练与团结性。在胡斯派和瑞士人之前的整个中世纪，我只找到了一两个步兵（非下马骑士）向骑士发起进攻的确凿战例：1302年，弗兰德斯城市联盟在科特赖克会战（battle of Courtrai）击败了法军；1314年，苏格兰人战胜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的班诺克本会战（battle of Bannockburn）有可能也是。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步兵都属于辅助兵种，不管是作为射手，是混编作战，还是以紧密阵形消极防御。

骑士是中世纪战争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已经多次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必须一再指出其重要性。在古罗马，骑兵被认为不及军团步兵（“nequaquam par habetur”：“绝不能视为平等”）。1中世纪的说法则是：“百骑可当千步卒。”2与轻骑兵或射手一样，步兵在中世纪只是辅助兵种。

正常情况下，辅助兵种的最佳运用方式是尽可能支持主战兵种，而决定胜负当然是主战兵种的事。步兵从侧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效果最好的办法还是步骑混编，我们从古代就知道了这一点。因此，自从多兵种形成以来，混编作战就是中世纪实际常用的作战形式。

在进一步考察混编作战的各种可能性之前，我们首先要注意战术发展与军制发展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辅助兵种的起源和社会性质。

辅助兵种有三个来源：一是没有上升为骑士，而是沿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古代武士阶层；二是独立意识觉醒，新加入战士阶层的市民，他们使用远射武器和枪矛作战；三是随从，他们是未成年的武士、学徒期的骑士、骑马的仆人，直到12世纪才成为战斗员。即便在那时，他们也不是手无寸铁，偶尔也会执行次要的作战任务，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轻步兵（psiloi）那样，但他们在野战中是不计入实际兵力的，也不会随主人一起上阵。随着骑士阶层内部的分化，情况发生了改变。尽管重装骑兵是强大的战士，但依然有相当大的局限，有轻装部队参战是很受用的。如果这些人是特殊单位，那么骑士随从中的仆人同样是特殊单位，尤其是盾士。我们发现“盾士”一词（“scutarius”“escuyer”和“esquire”的词源）常常指的是下层武士，因此大概可以得出结论：该兵种是从两个来源发展来的：一是本来不打仗的骑士随从；二是没有上升为骑士的传统武士阶层。前者是从非战斗员变成了战斗员，后者或者保持了原有的地位，或者地位下降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高。因为他们拿着武器上阵只能换来别人分剩下的战利品。如果我们明白骑士从来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某位领主的陪臣，是一个团体的成员，那么上述两类人的差别就更小了。平民士卒是要集中起来为己所用的，还是分给骑士做盾士和辅助兵，这都是封建领主说了算。

古典时代常有人提到步骑混编作战。维奥蒂亚人用过这种战法，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之前专门临时编成一支混编单位。3韦格蒂乌斯（3.16）声称，就连最优秀的骑兵也打不过混编单位。恺撒在《高卢战记》（1.48）中这样描述古代日耳曼人的混编战法：“他们有6000名骑兵”——他说的是阿里奥维斯塔的军队——“还有同等数量的步卒，是从全军精选出来的敏捷勇敢之士，一名步兵掩护一名骑兵，两人如同一体。遇到危急情势，骑兵会退回来，后方步兵急速上前支援。骑兵落马重伤，步兵会围起来保护他。如果需要快速前进或后退，受过专门训练的步兵会抓住马鬃，以此赶上马的速度。”

中世纪不可能有这种作战样式。骑士装甲太重，过于笨拙。步兵缺乏训练，与骑士没有战友情谊，只有从属乃至陌生人的关系。尽管如此，协作方式也是类似的。

萨巴·马拉斯皮纳（Saba Malaspina）[51]记载了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52]于1266年贝内文托会战之前对战士的讲话。这是一段常被引用的经典发言，点明了骑士混编作战的性质和意义。国王的建议是打马不打人，身披重甲的骑士落马后行动不便，步兵就能料理了他们。因此，每名骑士都应该配一两名步卒，人手不够可以找雇佣兵，因为久经考验的雇佣兵知道如何攻打马匹和落马的骑手。4

步兵首次以这种方式参与骑战的实例是1126年的莫尔迪-塞菲尔会战（battle of Merdy-Sefer），记载者是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之后经常有这样的战例，比如1191年的阿苏夫会战（battle of Arsuf）[53]、1214年的布汶会战（battle of Bouvines）[54]和1237年盾士（armigeri militum）将落马的敌人俘虏和捆绑的科尔泰诺瓦会战（battle of Cortenuova）[55]。

射手或者跑到骑士前面，或者留在骑士两旁，作为散兵尽可能在骑士冲撞前杀伤敌人。史籍中有一次（1264年）步兵和骑兵相互支援的例子。5这次战斗发生于普鲁士战争中，纳坦根部落（Natangi）首领亨利·蒙特（Henry Monte）在哥尼斯堡城下与骑士交战，他用矛刺伤了正要给弩（balistam）上弦的骑士亨利·乌伦布施（Henry Ulenbusch）。乌伦布施手下的一名步卒（famulus）用短矛（“cum modica lancea”）刺伤了蒙特，于是蒙特不得不撤退。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典型，因为骑士亲自当了射手。但是，英格兰编年史家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在亨利二世征服爱尔兰（1188年前后）的战记中对各个兵种的价值及其配合有过一番理论思考。6

他说，高卢人的战法——在他的概念里也包括诺曼人带到英格兰的战法，尽管它在英格兰颇受青睐——与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截然不同。英格兰人喜欢找开阔地，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则喜欢破碎的地形；一边是平原，一边是森林。一方以盔甲护体，另一方面则不想要沉重的负担。一方靠稳固取胜，一方以敏捷制胜。在平原，武装紧身衣外再穿铁甲的全装重甲能提供防护，但在狭窄的区域，不管是森林还是沼泽，步兵的适应性要强于骑兵，轻装士兵占有极大的优势。因为无甲部队总是打不赢就跑，对付他们只用轻兵器就够了。但若要到狭窄崎岖的地形中追击敌人，重甲必然会妨害行动。骑兵穿着繁复的盔甲，坐在高高拱起的马鞍上，上马和下马都很麻烦，步行更是困难极了。

因此，在所有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的战役中，这些经历过地方械斗锤炼的战士都是最优秀的。与爱尔兰人作战时，骑士一定要有弓箭手配合。因为如果爱尔兰人先朝重装骑士扔石头，然后敏捷地后撤，接着再回来时，我们就必须射箭予以还击。

文献中对重装骑士与轻装骑士如何在实战中配合语焉不详。在只有少数骑士参加的小型遭遇战中，轻重装骑士的配合不难，但人数越多，辅助兵种占用骑士的空间就越大，能起到的作用也就越小。当然，圣殿骑士团团规（第179次团会）规定，当骑士进入战场时，一部分扈从要将驮畜牵到后方，另一部分要在旗手（gonfalonier）指挥下随主人上阵。但从其他两次团会来看，让装备不足的扈从参加骑士战斗是一项过分的要求。第172次团会和第419次团会规定：凡是骑士团的骑士和重装士兵，战旗未倒而擅自撤离战场者都会在羞辱中遭到开除，无甲人员则可以选择撤退而不受指责；如果良知告诉他，他既帮不上忙也守不住阵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条顿骑士团团规无疑都不要求扈从参战。但条文中规定扈从应集结在战旗下，等候主人从战场归来。7他们对战斗虽然不起什么作用，却也省掉了一种危险：如果扈从顶不住压力而撤退了，恐慌情绪也可能会感染骑士。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步兵都能多帮忙、少捣乱。他们能为主人提供各种帮助，遭到敌方骑士直接攻击的风险小了，而且溃逃时也不至于影响到骑士。8

科勒将军（General Köhler）[56]在作品中多次提出，13世纪的骑士随从中完全没有骑马武装的仆人，即便有也不是战斗员。科勒在这一点上说得过头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或多或少是存在的，而且一直存在。他们也是战斗员，因为他们会承担次要任务，比如武装劫掠、蹂躏敌国领土之类。他们在小规模战斗中也会实际参战，辅助骑士。但是，扈从跟随骑士上阵是逐渐才发展为常规的。

接近14世纪中期时，为骑士单独配属辅助兵种的做法终于发展出了“gleve”，或者叫“枪队”（lance）的概念，意思是一名骑士加上他的随从。战场上当然仍有被称作“独队”的个体骑士出现，但兵力核算的通常单位已经是枪队了。当然，这个概念很不明确。一个枪队可以多达10人（包括骑兵和步兵），但军队兵力按“骑枪”来核算这一点再次证明了骑士作为决定性兵种的有利地位。骑队准战斗员的多少不是很受重视。另一方面，枪队中的骑士不仅仅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骑士，即天生的骑士、参加过授封仪式的贵族，而且也可能是加入骑士队伍的贵族，或者装备等同于骑士的兵卒。社会地位的划分越是严格，下级贵族群体越是成形，纯正的骑士就越少。尽管许多在十二三世纪以军士身份参战的武士后代如今进入贵族阶层，但也有许多没保住封地的人沦落为平民百姓。于是，真骑士总是不够用的，需要从士卒中选出精锐来填补空缺，承担或多或少与骑士相当的工作。“骑士”一词的含义在12世纪还没有完全失去弹性，现在已经仅限于真骑士了，于是征召来的全体骑兵就用“骑士与军士”这个短语来表示。

混编作战的理论自1126年以来得到了文献佐证，但我们无疑可以假定混编作战是古已有之，只要有多个兵种就会存在。现在，混编作战催生了无数种特殊的兵种编排方式，有按照类型和适用场合划分的，也有来自统军者的具体构思和命令的。作战行为本身的发展和催生了各样阵形和兵种构成。

有一种阵形是置射手于骑兵身前，以便在两军接战前造成尽可能多的杀伤，然后在最后关头从战马之间留出的宽大空间中撤回。这种辅助方式有人使用，但不被认为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战斗根本没有射手参加，因为实际能射箭的时间肯定很短，成效也不会很大。另一方面，只要射手偶然聚集成团，或者没有迅速从缝隙和两侧撤回，他们就会妨碍骑兵前进。

装备枪矛的步兵大概只有在有拒马等障碍物时才会上前。他们通常会跟在骑士身后，战斗中从后方杀出。埃尔斯特河会战（battle on the Elster，1080年）的情况——为了从骑兵难以通行的侧面接近敌军，部分骑士下马作战——当然完全不同，和我们说的不是一码事。除了这种特殊的组合以外，枪兵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在危急时刻结成紧密阵形，为骑士提供掩护。首次提出步兵具有这一功能的理论著作来自韦格蒂乌斯9，之后的利奥皇帝也有同样的看法。利奥在《战术》（第14章，第20段）中提议，如果敌军由骑兵组成，而我军的步兵相当薄弱，那么我军就应当将步兵布置于骑兵后1英里到2英里（约1.61千米到3.2千米）处。这样一旦骑兵被打退，他们不应该沿直线逃跑，而应该从步兵两边绕过去，并在步兵后面重新集结。10

这种战法的第一个实例似乎出自一首讲述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的诗中。11另外，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多里莱乌姆会战（1097年）的描述中也有一个可能性很大的疑似实例。当然，多里莱乌姆会战中的步兵可能以失去战马的骑士为主，但历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这种战法都得到成体系运用。安条克公国摄政罗格（Prince Roger of Antioch）手下的宫相戈蒂埃（Gautier）留下的记载极具价值，他在对哈布会战（battle of Hab，1119年）[57]的记述中写道，步兵列阵于三队骑兵之后，以便彼此掩护。12十字军采用这种战法的原因是叙利亚的步骑比率和西方大不相同，从老家带来的大部分马匹在路上就死掉了，替用马又很不好找。根据领主们给教宗的报告——当然，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极度夸大的——安条克的骑士只剩下100匹马可用了。马匹的需求量显然非常大，因为日志中经常提到马匹作为战利品，骑士团团规中也频繁提及老家送来的马匹，如果叙利亚有足量可用的马匹，那肯定就犯不上花大价钱运输了。因此，长枪步兵在十字军中的作用之所以远大于在西欧军队中的作用，既不是出于某种原则，也不是那里发展出了技艺超群的枪兵，只是迫不得已罢了。

我们既不能证明，也不应假设十字军的经验对西方产生了直接影响，尽管在接下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战场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力量，他们就是市民，尤其是意大利市镇的居民，这股力量似乎很适合支援骑士。但对于这种值得怀疑的现象，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确凿的成功战例，那就是莱尼亚诺会战（battle of Legnano）。这场战斗会在之后关于霍亨斯陶芬王朝与意大利征战史的一章中讨论。

布汶会战（1214年）有一段类似的记载，但只是插曲，并非决定性因素，而且显然诗人夸大其词了。13

诺萨勒顿会战（battle of Northallerton，1138年）是一次特殊但类别相似的事件。当时，一支英格兰民兵将一批下马骑士放在第一列，借此击退了苏格兰军的冲锋，但终究没有转守为攻。

总体来看，步卒作为射手或枪兵与骑士混编作战，为骑士提供直接支援的战法一直是存在的。1262年，斯特拉斯堡市民在豪斯贝根（Hausbergen）击败本城主教的战斗就是一个典范案例。

如果护甲不足的扈从和步卒加入了肉搏战，他们仍然未必会失败。要是骑兵攻击他们，他们可以逃跑而不失荣誉，圣殿骑士团就是一个例子。但骑士总是会优先攻击骑士，因为这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办法，所以是关乎荣誉的事。据记载，布汶会战中弗兰德斯骑士遭到300名轻骑兵的攻击，但骑士们觉得不值得为此转移阵地。他们击倒了敌方没有防护的马匹，接着拍马上前，找到敌军的骑士交战。黑吕（Heelu）写过一首颂扬瓦林根[58]会战（battle of Worringen，1288年）的诗篇，诗中有一位军士呼道（第4954行）：“人人都找敌方的领主厮杀，杀死那人才罢休。哪怕敌军一直排到科隆那么远，领主一死，他们就败了。”

尽管辅助兵种，尤其是射手和步行枪兵，有时似乎为骑士提供了重大支持，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辅助毕竟是辅助。骑士是决定性兵种这一基本事实并未改变。不论何时提起，下述命题的重要性都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按照中世纪的观点，最优秀的军队，理想的野战的军队永远是清一色的重装骑兵部队。如果说尽管重装骑兵占据优越地位，但各辅助兵种的重要性似乎还是不断提高，那只是因为他们比重装骑兵更易得罢了。尤其是在只养得起少量重装骑兵和真骑士的小势力、小领主和小城市之间的争斗中，辅助兵种往往占到了战斗员的绝大多数。但国王发起的大规模决战似乎往往是纯粹的骑兵战，例如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59]、马希费尔德（Marchfeld）[60]和格尔海姆（Göllheim）会战[61]。文献中甚至经常会专门提到，来到战场上的步兵不会参战，而是留在后方。

问题依然在于骑士本身是什么阵形。相关的记载差别很大。拜占庭皇帝利奥在《战术》（第18章，第88段）中说，法兰克人作战粗疏，缺乏技巧、预见性或警惕性。因此，他们不关心阵形有序与否，骑兵尤甚。但有序和无序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同一位作者在前一段就说法兰克人进入战场时正面平齐，阵形紧密。14若是阵形完全无序，那么法兰克人或继之而起的各个民族根本不可能将部队带到敌人面前。

当我们读到亨利一世国王在与匈牙利人交战15前对萨克森将士下令，不许任何人试图跑到包抄部队的前面，于是全军在同一刻与敌军接战时，这段记载内容和拜占庭皇帝的说法是一回事。它不应该被视为非凡成就或创新之举，而是代表军纪重新得到了重视。尽管军纪是符合逻辑的，但还是容易被忽略，也经常被忽略。

一位阿拉伯军事史学家的著作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警告（第209页）。圣殿骑士团团规中重新出现了军纪的概念（第162次团会）：“骑士团成员不得擅自出击或出列。”（Ne nul frère ne doit poindre ne desranger sans congié）条顿骑士团也有类似的规定。16

但对完全以个体，以个人荣誉、个人名声和个人勇武为基础的骑士制度来说，秩序与整齐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具有的。恰恰相反，个人从阵中擅自发起冲锋才是自然的倾向。因此，我们经常在史诗中发现与亨利国王的命令完全相悖的情节：一位非凡的英雄带头杀入敌阵，手下随之上前。17

但诗歌中颂扬的内容并不符合事实上采用的战术。因此，与诗歌不同，历史文献有时会赞扬以良好秩序进入战斗的部队，而且经常指出败仗是源于缺乏秩序。18

史诗中时常有领队或队长，他们的任务似乎是确保骑士守秩序，而真实历史中从来没有这种人。19我们在众多场合了解到，骑士进攻时不像现代骑兵那样依赖冲锋，其常规做法是缓缓上前。20

当然，较大的分队和完整的大军必须按照封建制度下的等级拆成多个单元，即便各个单元的规模往往差别很大。21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单元有的纵深大，有的纵深浅，有时排成横队，有时摆出纵队。尽管战斗记述有很多，但文献中关于阵形的直接信息非常少。事实上，对阵形准确详尽的描述只有一处，而且它所属年代的战争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以至于在没有进一步研究的情况下，我们从中得出关于中世纪鼎盛期的正面结论时必然会有所犹豫。这场战斗发生于1450年的皮伦劳伊塔（Pillenreuth），交战双方是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藩候（Margrave Albrecht Achilles）和纽伦堡市民。当时火药早已运用于战争，弓弩交锋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骑战的状况依然与13世纪很类似，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此事来研究中世纪骑士战斗的一系列特点，而没有植入错误观念的危险。

皮伦劳伊塔会战

（1450年3月11日）

纽伦堡市长埃哈德·许尔斯塔（Erhard Schürstab）22详尽描述了这场战斗。他不仅亲自指挥了此战，而且很了解敌方信息，因为阿尔布雷希特麾下的大批贵族作为俘虏被带回纽伦堡。

战前，阿尔布雷希特向纽伦堡市民发出挑战，宣布要在皮伦劳伊塔的市属湖泊捕鱼。湖在城南，从市里过去要走两个小时。藩候欢迎市民来帮他捕鱼和吃鱼，他会等着市民。纽伦堡发起了总动员，到场者共有500名骑兵和4000名步兵，装备弩、火枪和枪矛。23当时纽伦堡有2万名市民，还接纳了9000名到城内躲避兵祸的乡村属民。城市还请了雇佣兵，包括日后有“匪王”之名的骑士金茨·冯·考丰根（Kunz von Kaufungen），以及时任纽伦堡总司令的海因里希·罗伊斯·冯·普劳恩（Heinrich Reuss von Plauen）。藩候有500名骑兵。24

列阵和战斗的细节略过不提。我们关心的是双方骑兵主力的阵形。海因里希·冯·普劳恩唤来“高贵阳刚”的海因茨·岑格（Heinz Zenger）和其他四位骑士，让他们组成阵形的矛头，“这五人是排头兵”。第二排有7名骑士，第三排9名，第四排11名。接着是大批平民士卒，最后是14名纽伦堡的“荣民”（贵族），他们负责“保持阵形完整”。前排骑士都给出了姓名。全阵共300人。我们不清楚后排是每排11人、13人还是14人，这一点也不要紧。无论如何，战斗单位的纵深是22排至25排。

按现代规制，它大致相当于一个三中队编制的枪骑兵-胸甲骑兵团。中队宽度为4列，团长、中队长和副官领头或压阵。

一名现代骑兵若是听说有个上校团长这样领着部下参战（应当指出的是，这不是行军阵形，而是战斗阵形），他肯定会说，那个上校要么该上军事法庭，要么该进疯人院。

这段记载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越是认真研究它，就越能认清并证明一支现代骑兵与一群骑士的根本区别。证据来源可确保此事并非虚构，也不是海因里希·冯·普劳恩的心血来潮，因为我们从同一份文献得知，阿尔布雷希特藩候的主力也是同样的列阵方式。（而且单独成排的骑士也留下了姓名。）其他一些篇章也记载或规定了类似的阵形。25

上述阵形的独特之处是正面窄（最多14列）和有尖端。我们先来看窄正面，对应的就是大纵深。设想对面敌军兵力相同，摆出2排、3排乃至4排的横队。那么，两军接触时，我们会受到敌军的两侧夹击。纵队中的骑兵不可能突然转向应敌，侧面被敌军刺击却无法自卫。纵深优势能抵消这一损失吗？就大队步兵来说，大纵深能造成向前的压力，可以击退或打穿兵力较弱的敌人。但放在骑兵单位身上是不行的。古代兵学家就知道这一点了。埃里安（Aelian）在《战术》（第18章，第8段）中说，步兵摆出大纵深阵形有优势，骑兵则没有，因为后排步兵能推着前排走，骑兵则不能。前后紧贴在一起不会让骑兵变成势大力沉的铁板一块，反而会让战马受惊，陷入混乱。

出于以上原因，现代骑兵条令规定的阵形与皮伦劳伊塔的骑士们恰恰相反：26“骑兵唯一的紧密战斗阵形是横队。因此，骑兵不得以纵队发起进攻（除非是时间、空间不允许展开的情况下的权宜办法），因为同等兵力且摆出横队的敌方骑兵会占据优势。”“进攻成效主要取决于冲击力度和冷兵器。横队可以同时发挥全部武器的威力，纵队却只有一小部分可用。横队相对于同等兵力的纵队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即正面更宽大，伸长的两翼可以包抄敌军，攻击其最薄弱的侧面。骑兵侧面受攻击与坐守待敌同样是取败之道。”

因此，即便皮伦劳伊塔那样的纵队凭借尖端突破了敌军正面——甚至未必能突破——那也占不到便宜，因为全团的大部分人无力抵御两侧攻击，同时也被消灭了。

但骑士战斗与现代骑兵交战完全不同。

与现代骑兵战一样，侧翼制胜在骑士战斗中也具有特殊意义，但真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骑士的行动要慢得多。骑士队伍直到距离敌人非常近时才会加速，而且加速后也没有快到哪里去，骑士仍然可以侧转应敌。因此，皮伦劳伊塔中的纵队本就不指望在战斗中维持住阵形，那会让大部分人用不上自己的兵器。但我们必须假定纵队向敌军前进的过程中，后排会向左右散开，所以也算是在前进和接触的过程中展开了。与现代不同，这种安排在当时不仅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战马速度相当慢，而且是有优势的，因为它能保证进攻时的阵形紧密。理论上看，完全展开后再进军当然是更好的，但这就要求骑士们以宽大正面前进，那太难了，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培训和操练，而这正是松散的骑士单位所不具备的。尤其是以宽大正面前进会让空隙拉大，让军队陷入危险。

前文引用过的《战术指导概要》（Themes for Instruction in Tac-tics）一书中提出（第46页），骑兵必须有强机动性。“横队则不具备，因为横队改变方向时很笨拙。此外，可供横队通过的开阔地形并不是到处都有。因此，骑兵行军时需要排成纵队。除了要在行军中保持机动性以外，纵队还必须以最快捷、最简便的方式展开为横队。”这段话要求骑兵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由纵队转为横队，而“骑士和军士”（Ritter und Knechte）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训练和机动能力，于是，他们采用了慢速纵队的行进方式，大概直到与敌军接触时才会自行转为横队。

我们现在也能理解不同寻常的“尖端”了。如果队伍排成方正的纵队——比如，每排12人，每列25人——那么敌方的阵形要是更宽，我方前几排马上就会陷入被夹击的险境。但是，每排多加一个人的话，他就能保护前一排的侧面，同时不必担心自己暴露于同样的危险。然而，最多前面五六排会有这样的危险。两军接触的那一刻，后排自然就会展开，迎上敌军侧翼。如果要将逐排加宽的做法一直延伸到队尾，那么窄长阵形就会失去其最大的优势：方便控制，不易变形。

因此，以窄长纵队接近敌军的用意是，将全军以整齐紧密的阵形带到敌军面前。队尾的骑士也能镇住那些不太可靠的平民士卒。直到交战开始或交战前夕，大队人马才会展开，以便个人发挥。第一排仅有5人的好处是方便控制纵队，逐排加宽为前排提供了侧翼掩护，正如现在的第二梯队会与第一梯队交错分布，以保护其侧翼。

面对这种纵队，横队的劣势极难控御，其阵形松散且有空隙。而横队侧翼包抄的优势则无法发挥，因为敌军纵队的后排一直在散开，本来就在横队的对面，而且双方速度都很慢，于是后排有足够的时间顶上去。唯一真正暴露于侧翼攻击的前几排有尖顶阵保护，尖顶阵自然会使后排向左右两边延伸。

现代骑兵是作为一个整体战术单位，凭借尽可能紧密的冲击发挥威力的，侧翼攻击尤为奇效，因为排成紧密阵形的单位对侧面攻击毫无还手之力。骑士纵队的本意并非以紧密阵形发起冲击，以势大力沉为能事。它只是为了接近敌人，然后各自为战罢了。

如果说这确实就是双方在皮伦劳伊塔摆出上述阵形的用意，那么尖端的构成似乎就有点太理论化了——甚至可以说是教条。因为每排左右掩护前一排的两个人不可能正好与前排保持一匹马的身长，这是显而易见的。等到两军接触时，左右掩护的人早就跑到第一排去了。战马有驯有烈、有快有慢，骑士有着急的，也有不着急的，完全不可能保持直线。因此我们不用管这一点，它对于实际操作来说是过于精致了，不过是短暂流行的玩法罢了。27决定性的要点是以窄长纵队向敌军行进（文献中叫作楔形阵和尖顶阵），这是与现代骑兵理论差异最大的地方。

即使我们将前排依次收窄这一点视为缺乏现实意义的空文，但向敌军接近的纵队仍然是相当深的。这种做法已经得到来自骑士战斗性质的佐证，于是我们不需要进一步探究即可假定，骑士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纵队不是唯一的常用阵形。尽管这种优势不能决定胜负，宽浅横队有利于侧翼包抄这一点却从未被忘却。另外，有证据表明人们认识到了纵队与横队的对立关系，而且横队有时甚至会优于纵队。伊安·冯·黑吕告诉我们（第4918行），瓦林根会战（1288年6月5日）中，利德凯尔克领主（Seigneur von Liedekerke）前进时高呼：“敌军正向侧翼延伸，我们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要被包围了。我们应该散开一些，让队列浅一些。”但黑吕不敢苟同，认为那是比武大会的做法，不适合实战。他表明最优秀的骑士之一利布雷希特·冯·多梅尔（Liebrecht von Dormael）表达了相反的观点。听到“浅一些”的呼声时，利布雷希特怒斥道：“要深，要深，浅什么浅！人人彼此贴紧，今天的光荣属于我们！”于是每个人都喊了起来：“阵形紧密！紧密！靠拢！”

在布雷顿人威廉（William the Briton）对布汶会战（1214年）的记述中，有一位法国人将手下骑士排成一字横队，然后对他们说：“战场宽阔，大家要散开，免得被敌人包围。一名骑士不应该把另一名骑士当作挡箭牌。”28

最后，宽浅阵形有一个我们必须提出的特点：只有它才有可能实施步骑协同作战。如果骑兵像在皮伦劳伊塔那样排成紧密的纵队，射手或枪兵都不可能发挥支援作用，只会被己方骑兵践踏。在皮伦劳伊塔，纽伦堡的大量步兵都是组成单独的单位，远远甩在骑兵后方，因此只是充当后备军。若要步兵实际参战，骑兵阵形必须相当稀疏，而只要他们以宽大正面前进，阵形自然就会稀疏。但如果他们排成20排到30排的纵队，人人推挤向前，那么后排骑兵看见前面有空就会顶上去。29

尽管尖顶纵队和横队（en haye）在理论上差别很大，但两者其实是可以并存的，甚至可以在同一场战斗中同时运用，因为——我要再说一遍——两者只是接敌阵形，而非战斗阵形。即使接敌时是窄长纵队，战斗开始时估计也就展成横队了，因为每个人都想用用自己的兵器。仅有的区别在于：与先展开为横队，然后从远处开始冲锋相比，先以纵队接敌，然后自然散开形成的横队要窄长得多、紧密得多。

当然，大军必须分成多个并排的纵队，彼此有一定间隔。如果是首尾相接，那么末尾的纵队肯定要很晚才能与敌军接触，甚至根本接触不上。

前期与后期的区别可能是因为到了15世纪，骑士与平民士卒的比率已经非常低了。因此，组建以士卒为主体、以骑士为骨干的大军成了大势所趋。

从早期开始的文献中就反复提到对“打头阵”的争夺，这似乎与并列纵队的观念相矛盾。早在温斯特鲁特河会战（1075年）中，施瓦就抢到了头阵，说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此说有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兰贝特和贝特霍尔德），因此可以认为是准确的。森帕赫会战（battle of Sempach，1386年）[62]前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各地的骑士都说这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权利。30如果来自各地的单位是并排部署的，那么获得这项权利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案大概是：战斗常常在各路人马尚未完全展开时就打响了。这种情况下，第一支出营迎敌的队伍就会抢先进入战斗，尽管其他各路不会跟在后面，而是从各自的行军纵队或营地出发，尽快赶到头阵队伍的旁边。因此，各路人马是分梯队接敌参战的。实际参战的往往只有最先赶到的部队，原因在于战斗常常不会进行到底，而是初次交手就分出了胜负，因为认识到自己实力较弱的一方会认为已经输了。因此，对追求名誉的骑士来说，即使并排布阵是最有利的安排，布阵时担任前锋也是令人艳羡的好差事。

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文献为下列观点提供了支持——并排纵队中依然有“头阵”，因为进攻是分梯队的——当然，此处梯队指的是并列的各纵队是逐渐展开的。据戈蒂埃记载，在阿塔勒布会战（battle of Athareb，1119年）中，圣徒彼得（Saint Peter）[63]手下的一支部队（acies）有打头阵的权利，并率先与敌军交手。31接着是戈弗里德（Gaufrid）和吉多（Guido）的部队，但他们没有去支援头阵，而是看到头阵取胜后就转而攻击敌军的其他单位，也打了胜仗。这段记载只能解读为三支部队分梯队进入战斗。32

十字军东征期间，梯队进攻很可能成了公认的常规战法，因为这里的敌人以弓骑兵为主。弓骑兵自然会尽快投入战斗，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敌军正在展开的时候。如果在西方，对最先展开的单位率先出击常常是因为单纯的不耐烦和骑士固有的不守纪律，那么到了东方，这样做是有实实在在的理由的——如果不尽快与敌军交手，弓骑兵必然会对各单位造成杀伤。在阿苏夫会战中，当狮心王理查出于合理原因没有发出进攻信号时，骑士们大倒苦水，说自己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被牺牲了！再来看突厥人，根据记述萨拉丁事迹的史家柏埃丁（Boaeddin）的相关记载，他们被骑士的长矛杀得四散奔逃。早在933年就有一则类似的记载：当时亨利一世与匈牙利人交手，结果萨克森人冲得太快，敌人连发出第二轮齐射的时间都没有。33根据奥托·冯·弗赖辛（Otto von Freising）[64]的记载，1146年，“亚索米尔格特”亨利公爵（Duke Henry Iasomirgott）[65]与匈牙利人交锋时攻势如风，消灭了对方的弓箭手，但之后又被匈牙利国王的骑士击败。34

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已经掌握了骑士与弓骑兵之间关系的要点。

弓骑兵是中亚民族——波斯人、帕提亚人、匈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的传统兵种。从这些民族不断取得胜利来看，弓骑兵是一个可怕的兵种，但必须有特定的条件。要不是弓骑兵最后除弓箭外也装备了近战武器，那么与装备枪矛刀剑的十字军骑士对战时，他们的抵抗能力就要弱得多了。于是，他们在装备上与西方骑士并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凭借人数优势，他们也可以实施近战。骑射手只有在开阔平原上才能发挥全部威力。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后撤，等到敌人累了，放弃追击时马上杀回来。因此，弓骑兵的起源必须到大草原上寻找，弓箭在草原上优势极大，所以军队才会不辞辛苦，不避繁难地训练和练习，直到掌握所需技能。一旦某地掌握了骑射技艺并作为传统承袭，这个兵种就可以移植到其他地区了。十字军很早就吃到了弓骑兵的苦头，于是开始将突厥人招至麾下，想靠他们提供保护。最早关于“突厥之子”（Turcopoles）的记载来自1115年，但耶路撒冷开城后，投奔图卢兹伯爵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并为其守卫大卫堡的部队可能就是一支弓骑兵了。[66]腓特烈二世皇帝征讨意大利期间，手下就有撒拉逊步弓手和弓骑兵。西方没有独立发展出弓骑兵，因为弓骑兵在山地、森林和沼泽中作用有限，组建起来也很费力。35

有人提出骑士军队的惯例是按照三层梯队编成和作战的，尤其是科勒将军，他有一整本书都是以此为基础。36这种观念应该被淘汰，因为它绝不适用于骑士军队。等到后面追溯了骑士发展为现代骑兵的变迁过程，并确定了“梯队”的技术含义时，我们会回到这一点。

骑士间的战斗往往在第一次交手的那一刻就决出了胜负，失利的一方会承认战败并撤退。如果没有决出胜负，交手拉长成了战斗，那么骑士的使命和荣誉就要看“Kêre”了。这个日耳曼英雄史诗中的词指的是杀到敌军身后，然后转身杀回，期间不断与敌人交战，就像恺撒笔下的高卢骑士那样（《高卢战记》7.66）。37但若是将这种出入敌阵的行为延伸到整个分队（梯队），说他们前赴后继，“轮回不绝”（“roulement perpétuel”），那就是虚构夸大了，与“梯队”是多排纵队的认识绝不能相容。38还有一些说法是传奇色彩多于历史真实：战斗过程中偶尔会宣布休战，好让战士有机会恢复体力，39或者一名骑士中断战斗，为对手献上颂词。40按照骑士战斗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有多少个单位左右并排或前后相继，每个单位有多少排或多少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决定性的因素有人数，有武艺，还有自信，即骑士本人和相邻的人相信己方能够以比较整齐的阵形接敌。阵形几乎是凭借战士人数多少、地形空间大小而自动生成的。有记载称，某个单位的用途是在需要时提供支援，也就是预备队的功能，这些记载从战术上看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其与现代“预备队”相混淆，后者是用来决定最终胜负的。如果有两支兵力相当的现代军队相遇，一方的指挥官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对面的指挥官则留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他打的算盘是己方三分之二的兵力尽管弱于敌军，但足以支撑相当长的时间，破坏优势敌军的阵形，然后他派遣留下的兵力有序地加入战斗，一举奠定胜局。而对一支骑士军队来说，破坏阵形的作用要小得多，不能抵消初次交手时缺一个单位造成的劣势。主力颓势已显时才投入的预备队起不了多大作用，指挥官也会遭到添油战术的指责。因此，预备队在骑士军队中的目的与现代预备队大不相同，之所以暂时不许一个单位出战，是等着己方一旦出现薄弱点——而敌军或许恰恰在此处兵力强且紧密——这时再派上。所以从现代角度看，这更多是一个后发梯队的问题，而不是预备队。

确实有一些战记中有这样的说法，原本取胜的一方因为对方预备队突然出手而最终落败，比如塔利亚科佐会战；可这些文献本身不确定性太强，不能得出原则性的结论。这些案例很可能不是谋定后动，而只是偶然事件。尤其是这一条：任何指挥官都不会先放任主力被击败，而寄希望于之后派出预备队，击垮取胜后凌乱无序的敌军。这种计划的基础只能是在胜负未分之际，派出手头最后的部队去干预。

派出最后一支梯队是统帅所能做的最后的指挥行动。一旦统帅下令，或者将领合议确定了各部队的战斗位置，那么国王和公爵本人就会像骑士一样参加战斗，追求荣耀，而不再行使指挥权。41

一场典型的中世纪战斗和会战不过是众多骑士间的个人决斗，只能表面上做一定程度的驾驭，同时有其他辅助兵种的支持。但这种典型情形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我们可以设想出在一些情况下——也能找到实例——骑士认为下马步战更适当，或者辅助兵种发挥了超出平常的特殊威力。

这种战斗形式应不应该视为骑士的战术呢？这不过是文字游戏。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战术是为会战目的服务的战斗力运用。按照这个定义，骑士军队无疑是有战术的。如果我们考虑到阵形需要做一定因地制宜的布置，有预备队引而后发，有关于射手或步兵如何部署、何时出击的命令，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射手或步兵甚至会被派去执行特殊的任务，那么中世纪军队是有某种将道上的战术的。但这些成就微乎其微，以至于从实践角度看，认为骑士军队完全没有战术的人也是正确的。

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67]说过：“断言封建军队没有任何战术，就好比一个人不懂某个国家的语言，于是就说这个国家没有文学。”42因此，这位法国学者相信，学者们只是暂时还不懂如何在文献中找到和解读中世纪战术的秘密。从那以后，学界投入巨大精力试图破解他提出的问题，填补知识的空缺，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产生出来。

当然，我们不难从中世纪文献中推测出这样或那样的概念。但就本书目的而言，这些文献的性质是非常可疑的。

大多数中世纪作者一旦涉及细节，就没有陈述实际发生的情况，或者他们认为可信的情况的意识，而是绘声绘色，不吝文采，尤其是在描述最紧张和最令人兴奋的事件，也就是战斗的过程。而对于实情，他们或许根本懒得陈述。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声称自己讲的是真事——换一个说法，他们声称自己讲的真假参半。当然，古典时代不乏同类历史文献，现代学者也漫不经心地拿来用，但毕竟还是有几个让我们获知实情的求真史家。至少对于一场战斗，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场战斗——坎尼会战——来说，我们有两类史料可供参照。我强烈建议读者详参阿庇安对坎尼会战的描述，以此锻炼史料对读的功夫，为缺乏真实史料的情况做好准备。这门功夫对中世纪尤其必要，因为那时的时代精神就是随意而不加批判。作者少有地位崇高的人。最后，他们写作用的是一门外语——拉丁文，这更是一个尤其危险的歪曲现实的根源。他们在描述中经常引用古典时代作家的著作，而古典作家的用词会引入时代错位的概念和意象。拉厄文（Rahewin）记述了红胡子腓特烈的事迹。他对克雷马围城战（siege of Crema）的记载直接照搬了约瑟夫斯（Josephus）[68]对提图斯围攻耶路撒冷的描写，包括各种细节如全军分为7路等。10世纪的法国修道士里歇尔（Richer）用优美的语言详尽描绘了一系列军事事件，例如892年奥多国王（King Odo）与诺曼人的会战。但他的描述纯属虚构。

作者既然是这种态度，那么个别文献不论看起来如何精确，其意义都是很小的。唯有相互参照整个中世纪的各种记载，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当时的典型情况。

认清了骑士的作战方式，我们还能明白中世纪的人为什么从来没考虑过建立真正的军纪，因为就直接的军事目的而言，军纪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毕竟，会战的胜负取决于骑士。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骑士能顶住，他们就是中流砥柱，是军队的精魄，也是其他兵种的骨架。但骑士制度的基础是发达到极致的个人荣誉观，严苛的纪律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对骑士来说，全军取胜是不够的。他希望也需要胜利中有自己的一份贡献，因为个人卓越是骑士最重要的人生追求，这种与纪律相悖的观念让骑士成了单打独斗的战士。拜占庭皇帝利奥说，法兰克人不论骑战步战都凶悍坚韧，势不可挡，缘由正在于此。43毫无疑问，骑士在一些战斗中因为头脑固执、不听号令而落败，但那是例外情况，就连纪律最优良的军队也不能幸免。如前所述，骑士军队能接受的统率手段极其有限，有鉴于此，打败仗也算不得大事。军纪不严的首要缺点大概是追击时秩序混乱，忙着抢东西，而不是追敌人。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一次判决，凡是我军完全取胜之前就开始劫掠的人，都要割去耳朵和鼻子。44布汶会战之前，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宣布已经立起了一批绞刑架，大获全胜之前就被发现抢战利品的人都会被绞死。45

贪求战利品还刺激了抓俘虏的行为，俘虏可以换来赎金。骑士不断发展的阶级意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骑士会认为对手是同一个团体内的兄弟，几乎可以说是同志，自然从情感上就想保全对方，饶其性命。这种人性的敏感意识构成了对纯正好战精神的极大威胁，而且我们从很早就能看到这种意识了。奥德利克写道，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击败法王路易六世的布雷缪会战（battle of Brémule，1119年）中，被杀的法国骑士只有3名，被俘虏者则有140人。“因为他们全身包裹在铁甲中，而且出于敬畏上帝和同志情谊，两边都饶恕了自己的敌人。”46100年后，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以类似的方式写道，除了种种其他区别，威尔士人与骑士不同的一点是，前者热衷于杀戮，后者则对俘虏更感兴趣。再后来到了奥地利骑士与瑞士人交战时，骑士又抱怨粗鄙的农夫会把敌人杀掉，而不是俘虏。

骑士团的许多规章条目清楚地展示了骑士的军旅生活和战争活动，尤其是圣殿骑士团。47

一支部队要扎营时会用绳子圈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然后会定好大团长、食堂、地方指挥官和军需官的地面。直到有人高呼：“尊敬的弟兄们，以上帝之名，扎营吧！”其他人才可以开始选择自己的位置（第148次团会）。

骑士团成员不得远离营地，以免听不到呼声或铃声。两名扈从中一人外出找柴火和草料时，另一人必须留守（第149次团会）。

骑士接到命令前不得备鞍或上马。骑士要仔细检查装备，不得遗漏。行军途中，每名骑士身前要有扈从骑马携带盔甲，身后要有扈从牵马（因为每名骑士都有3匹或4匹马），48而且任何骑士不得脱离行军纵队，短时内检验马匹气力除外。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击或出列，违者开除（第162、163、166次团会）。进入战场时，元帅（marshal）应手持军旗，命令5名至10名骑士紧紧围在自己身边，保护军旗。护旗者应尽力驱逐敌人，不得与军旗分离或走开，而其他骑士可以向前、向后、向左和向右发起进攻，简言之，只要能杀伤敌人，不拘方向（第164次团会）。49一名副帅（commander）应将备用军旗卷在骑枪上，主旗若有不测，则立即展开。因此，该副帅即使看到机会，也不能刺出卷有备用军旗的骑枪（第165、241、611次团会）。

骑士即便身负重伤，没有命令也不许放弃军旗（第419、420次团会）。即使打了败仗，只要军旗还在飘扬，骑士就不得退出战场，违者开除团籍。如果本团旗帜丢失，他可以聚集到医院骑士团或其他基督徒的旗帜下。除非所有旗帜都倒了，骑士才可以跟从神意，寻地避难（第168、421次团会）。

正如前述皮伦劳伊塔战场上的纵队阵形一样，通过与现代条令进行比较，骑士团的法规条文也能让我们明白中世纪骑士与现代骑兵的整体区别。在骑士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到紧密行进、展开和回旋科目的操练。仅有的管制是不许擅自出列或出击——这种事情在现代骑兵条令中根本用不着提——和关于保护军旗的规定。因此，对战斗的管制不过是为了整齐地接敌，以及战斗开始后让旗帜高高飘扬，激励战士奋战到底。

现代骑兵的战术恰恰相反。今天的规范是：“骑兵的实战运用只有突破敌阵，一举决胜。50只有在突破未必成功的情况下，后续肉搏战才会带来特殊的形势反转。”现代条令接着写道：“骑兵最脆弱的时刻莫过于攻击成功之后。”同时特别强调迅速重新集合的必要性，而且如有可能的话，每个单位自始至终都应该保持紧密队形。51对骑士来说，护旗队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样的目的。但战斗过程中是不可能集合、发信或下令的。关于侧翼进攻或防御敌方侧翼进攻的内容付之阙如，我们也找不到第二梯队或预备队的影子，因为胜负是由近身肉搏战决定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统御了，完全是骑士各自为战，不管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杀伤敌人就行。

现代骑兵的本质就是由长官控制的紧密阵形单位。因此，“集合”信号在操练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当战马听到“集合”就会自动跑向信号发出的位置。骑士完全没有这种操练和信号，号声也与其无关。52

关于中世纪战争行为的早期研究总有一种自然的主导倾向：以今拟古，以今度古。本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说明中世纪军事与所有现代战法，以及与古代军事的根本不同。一个骑士单位与一个装备长矛的胸甲骑兵中队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我们要再次说明为什么古典时代军事史中的常见概念到了中世纪就消失了。

古典将道在于善用攻守各自的优势、每种武器的长处和地形特点。古典将领懂得如何将这些因素化为优势，同时回避其害处。

在马拉松，我们看到指挥官命令全军坚守，直到特定时机才出击。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统帅安排一部分军队防守，以便加强另一处，达到优势兵力。马军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骑手不能防守，只能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地形的战术也不见了。骑士军队只能在平原作战。53在特定条件下，将一支部队埋伏于侧面地形的做法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重要性微乎其微。54骑士战斗会迅速演变为全面肉搏战，让侧翼和正面的区分失去了意义。长官的任务不是占据有利侧翼地形，而是为骑兵单位获取足够的行动空间。尽管中世纪和古典时代一样有兵种间的互相支持，但只不过是射手、步卒和轻骑兵协助骑士罢了。配合战术完全谈不上，因为三个辅助兵种没有独立价值。与古希腊方阵或古罗马军团不同，中世纪没有射手或步兵迟滞敌军进攻，为骑士争取迂回时间这种事情。辅助兵种比古代弱得多了。

因此，中世纪骑兵的战术任务与古希腊罗马完全不同。兵种混编不是为了相互支持——唯有相互支持，真正的多兵种配合战术才能施展——而是其他所有兵种都为唯一的决定性兵种服务，也就是骑士。战场和交战行为纯粹是由骑士的需要和特性决定的。既然骑士没有防守能力，对地形的利用方式也非常片面，所以完全不可能有巧妙的战术配合。

这一切所围绕和所指向的中心就是近战步兵价值很低。吕斯托曾说：“步兵变得不重要是因为不受尊重。”但不受尊重的原因是什么？在古罗马，军团步兵被认为比骑兵更重要。一旦步兵失去了古代的地位，他们的名誉自然就会进一步降低。现在，步兵不仅得不到特殊关注，而且对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人也失去了吸引力。但上述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战术单元的失落。中世纪的步卒是散兵游勇，而不是团结紧密和纪律严明的罗马大队成员。因此，谴责步兵毫无价值是不公正的。他们发挥不了比实际更大的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也不被认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是明摆着的，骑士被认为是唯一的决定性兵种。因此，步兵绝不能被认为是多余的，哪怕在步兵数量很多时也不多余，他们是骑士有益的和不可或缺的帮手，甚至在会战中也是；到了战场外，他们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力量，尤其是在围城时。

写到这里，我们要再梳理一下十字军对西方骑士战法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基本上全新的兵种——骑射兵。另外，当十字军骑士不能换马时，他们只好步行参战，而且战法完全不同于当年在老家惯常也必然要采用的方式。这两点必然带来深远的后果。他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发展兵种配合。混合作战的实践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和培育，弓骑兵也进入军队。为了抵御弓骑兵的突然袭击，十字军不得不认真考虑行军队形，认真程度远胜于西方骑士的通常情况。文献中经常提到十字军行军时采用三列平行纵队，以便各个方向都能立即投入战斗，当然，这只适用于有所需道路网络和行动自由的区域。55

3　雇佣兵

我们已经认定，个人自负成本出征的看法是错误的。这只在时间短、距离近的地方性冲突中才有可能，而在我们讨论的大国战争中是不可能的。从克洛维的时代起，出征军士就必须由大机构或大领主提供装备和粮草。组织出征的主要负责人是伯爵，至于他带的人是有封地的附庸，还是没有封地的附庸；是祖上传下来的军人，还是前来投奔他、看起来可用的浪人骑士和兵卒，这些人在实际表现上都没什么区别。除了口粮，领主很可能一直都要发现金报酬，甚至对自己人也是一样。自12世纪以来，这笔钱的数目很是不小。前文已经给出了一个例子，说明役人出征罗马应得的报酬。因此，尽管征发附庸役人和雇佣兵从概念上看是两个对立的类型，但从实际角度看，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过程要容易得多。一定程度上，两者可能一直是并存的。据记载，早在10世纪就有一位威尼斯公爵——维塔利斯（Vitalis）或奥尔赛欧洛（Urseolo）——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招募了一支佣兵，并因此被威尼斯市民杀害。1992年，安茹伯爵富尔科（Count Fulco of Anjou）派出一支由“本部兵马和佣兵”组成的军队去攻打布列塔尼公爵柯南（Duke Conan of Brittany）。2亨利三世皇帝[69]时期，教宗利奥九世在德意志募兵，攻打南意大利的诺曼人。31066年，征服者威廉渡海攻打英格兰时的部队就以佣兵为主，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封建制度的成分——当然，诺曼人带到英格兰的封建制度本就不全——很快就完全转化为佣兵制度。我们很快会在欧洲大陆看到同样的现象。在亨利四世[70]的历次战争中，钱的作用已经是举足轻重了。君士坦丁堡皇帝付给亨利四世津贴是为了让后者约束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结果德意志皇帝却用来支付自己的军费。我们还经常看到国王借钱、城市替他还账的记载。到了他的儿子亨利五世时期，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御库贪婪无度”（“regalis fisci os insatiabile”）的记载。41106年，洛林公爵派游荡团伙（Gelduni）去解救科隆；5到了红胡子腓特烈时期，布拉班特佣兵（Brabantines）是皇帝手下的一支重要力量。1158年，热那亚雇佣射手对抗皇帝。借用德意志编年史家拉厄文的说法（4.20），拜占庭则在意大利征募“名为佣兵的骑士”（milites qui solidarii vocantur）。这些佣兵的主要来源不只是德意志地区，阿拉贡人、纳瓦拉人、巴斯克人[71]被提到的也特别多。他们的其他名号包括：“coterelli”、“ruptuarii”（劫掠者）、“triaverdini”、“stipendiarii”、“vastatores”（劫匪）、“gualdana”（或“gelduni”：“游荡团伙”）、“berroerii”（军士、武装仆从）、“mainardieri”、“forusciti”（流亡者）、“banditi”（被逐者）、“banderii”、“ribaldi”（流民，无赖）和“satellites”（随从）。6

封建兵制是以物易物的产物。除非货币经济重新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否则佣兵制不可能重新从封建兵制中再次产生并与之并驾齐驱。另外，一定数量的流通贵金属也与这种变化有关联。

民族大迁徙时期，正常采矿活动完全停止，贵金属供给必然是持续减少的，至加洛林时期达到最低点。7但早在8世纪时，贵金属的新来源应该就已经被发现了。法、德两地的河流中有人淘金。从加洛林时代起，普瓦捷[72]就开采出了大量白银。进入9世纪，阿尔萨斯和黑森林[73]发现了白银，从10世纪起蒂罗尔、施泰尔马克、卡林西亚，尤其是波希米亚和萨克森境内的克鲁什内山区陆续发现了白银；970年哈尔茨山区[74]也发现了白银。与此同时——甚至可能要更早一些——波希米亚、萨尔茨堡、匈牙利和锡本布尔根[75]发现了黄金，主要是在当年罗马人采不出多少黄金，或者根本无法开采的地区。

即便我们无法确定上述开采活动开始的具体日期，而真正有大规模产出也是后来的事，但12世纪以来的贵金属增速已经相当之快，以至于提速过程必然早已开始。修道士阿波（Abbo）[76]记述巴黎围城战（886年）时已经在抱怨（第2卷，第605-609行）骑士只肯穿绣着金边的衣服了。奥托大帝之弟布鲁诺大主教的传记中也描绘了类似的景象，说大主教的骑士身着金紫，大摇大摆（“inter purpuratos ministros et milites suos auroque nitidos vilem ipse tunicam induxit”：“在身穿紫衣的官员和金光闪烁的士兵中间，他穿着一件朴素的长袍”）。8

从单个文献不可能确定佣兵是步兵，还是像骑士一样马上作战。9无论如何，最严格意义上的骑士从很早就开始当佣兵了。10据编年史记载，1158年波希米亚国王拉迪斯劳斯征召部属出征意大利时，他们起初非常不满意。但是，当国王解释说不愿出征者可以留下，同时承诺授予愿意出征者报酬和荣誉时，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在早期，一块贫瘠的封地或者寄住宫廷内，朴素伙食就是兵役的报偿，但现在金钱多了，富足程度总体上也提高了，于是兵役就有了获得更大收益的可能。德、法地区的封建基础不像英格兰消亡得那么严重，但还是有逐渐靠近英格兰的情况。封地和骑士阶层不再是兵役的直接承担者，其首要意义仅在于代表和维持了一个不断产生优秀兵源的阶层，一个招募佣兵的理想源泉。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根基的重要性和骑士一脉的阶级基础最有力的表现在于，尽管军事体系愈发转向佣兵，任何强健勇猛和经验丰富的战士都一样好用，但骑士作为一个阶层还是被保留下来，而且正是在这个时期演变为下级贵族。

与此同时，有封地的骑士向单纯的大地主转化的趋势趋于增强。

在写于1283至1299年之间的《小卢西达留斯》（Little Lucid-arius，又称“赛弗里德·黑尔布林”[77]）中，扈从告诉骑士主人说，宫里的人都不谈帕西瓦尔和加姆雷（Gahmuret）[78]了，而是谈奶牛和粮酒贸易了。11到了下一个世纪，奥地利诗人苏臣沃特（Suchenwirt）笔下一名从没离开过家乡的骑士说道：

像另一头奶牛，我留在这里，

其实，我是一个恋家的孩子。

早在12世纪，佣兵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著名的佣兵头领，他们可以视为日后佣兵队长（condottieri）的先驱。第一位是伊珀尔的威廉（William of Ypres）[79]，他似乎是弗兰德斯伯爵腓力的儿子。他娶了教宗加理多二世（Calixtus II）的一名亲眷，成为斯勒伊斯（Sluys）[80]领主，后来被英格兰国王斯蒂芬任命为肯特伯爵。在他率领下四处征战的队伍有骑兵，也有步兵。据编年史记载，他“仿佛是他们（手下）的公爵和君主”（“quasi dux fuit et princeps eorum”）。12如果说伊珀尔的威廉是一名优秀的骑士；另一名佣兵头领以前是牧师，他就是布拉班特佣兵团团长康布雷的威廉。但大部分佣兵头领大概都是骑士出身，或者至少是通过获取封地和名望而提升到了社会上层。狮心王理查从囚牢被释放后，佣兵头领普罗旺斯人梅卡迪耶（Mercadier）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而且两人据说私下里也是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兵制与佣兵制之间发展出了关联机制：国王或城市等大势力出钱，诸侯和领主出人，双方立约，定好价码。这意味着诸侯和领主——他们有一支固定的自募自养并提供武器的军队骨干，也有统军的经验和权威——有义务提供指定数目的军人，不论是某次具体的战役或是应急调用。第一份此类协议签订于1103年，征服者威廉之子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与弗兰德斯伯爵罗伯特约定，伯爵有义务向国王提供1000名骑士，每人配3匹马，报酬是每年400马克的白银。协议规定得非常详细。国王不得要求罗伯特攻打其领主法国国王。伯爵应在收到通知后40日内备好骑士，英格兰国王负责派船运输。弗兰德斯骑士在英期间，英格兰国王应为其供应口粮并按照国王侍从（“家臣”）的标准更换损毁物料。为强化协议效力，弗兰德斯伯爵手下的男爵和城主要另签一份文件，承认自己对英格兰国王负有义务。50年后的1163年（原文如此），双方的继承人进行了续约。13

这类协议之后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德意志自由市与周边封建领主之间。14

只要君主凑得出钱并及时发放军饷，雇佣骑士就完全听从指挥。相对于封建骑士，率领雇佣骑士参战对君主有着明显而巨大的好处——以至于在13世纪的法国，封建领主宁愿将空出来的封地卖给市民，而不是封给另一名骑士，换取其提供兵役。15

我们看到，富有的真骑士很容易变成强盗。无家可归的普通佣兵自然更容易胡作非为。军纪涣散的佣兵在行军途中本来就对沿线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最糟糕的是战后解散各走各路的时候。全副武装的佣兵们聚而不散，骚扰劫掠，无以复加，连教堂或修道院也不放过。当然，他们本来就是人群中最凶狠和最粗鄙的分子，安居乐业不符合他们的本性。他们应征入伍，在战争中十分野蛮，无法无天，丢掉了一切约束和同情心。编年史作者赖谢瑙的赫尔曼（Hermann）[81]讲述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佣兵军队之一：1053年，严厉而精力旺盛的教宗利奥九世征募了一支由冒险家和逃犯组成的军队攻打诺曼人。哪怕是国王用完佣兵之后，也要想办法让国土摆脱他们的蹂躏。1171年2月14日，腓特烈皇帝与法王路易七世签订了一份条约，其中说到两人曾与许多男爵会面，并互相保证绝不会容忍国内有“败德之人”，也就是布拉班特佣兵或coterelli。国王的附庸也不得接纳这些人，除非他在当地娶妻，或者长期为附庸服役。背约者将被主教开除教籍且不得参加圣事，应赔偿全部损失，邻人可武力迫使其服从。如果背约者势力强大，邻人不能迫使其服从，那么皇帝将亲自惩处。16

1179年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对全体“布拉班特、阿拉贡、纳瓦拉、巴斯克佣兵和triaverdini”以及所有心存犹疑，不肯讨伐者施加了最严厉的宗教处罚。

史籍中也记录了几次佣兵被武力解决的事例。以牧师康布雷的威廉为首、曾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服役的布拉班特佣兵夺去了利穆赞[82]地区的博福尔城堡（Beaufort），并以其为基地蹂躏周边地区。1177年，他们终于被阿德马尔伯爵（Count Ademar）[83]和利摩日主教（bishop of Limoges）打败并全部杀死。17

1183年，一个大型布拉班特佣兵团在沙朗通[84]被消灭。为了消灭他们，之前在奥弗涅成立了声势浩大的“和平同盟”，由木匠杜朗指挥。

但是，和平同盟转而对抗领主，于是领主又与布拉班特佣兵联合，消灭了这些反叛的平民。

4　战略

我们前面针对战术说的话也适用于战略。战略——为战争目的服务的战斗力运用——当然是存在的，但战略艺术是极少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封建国家总体上没有多大的军事成就。军队规模小，纪律约束少，甚至没有无限期服役的义务。

查理曼威势的根基是帝国幅员辽阔，皇权乾纲独断。他真正的军事成就是非常小的，这从进展缓慢而有限的撒拉逊战争和旷日持久的萨克森战争就能看出来。这些战役基本谈不上战略，而继承他的各个王国很快就完全失去了力量。萨克森王朝有亨利和奥托两位雄主，通过向其他大诸侯家族和诸侯自治权妥协，他们在加洛林帝国的东部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奥托集结了整个王国的兵力，在莱希菲尔德大败匈牙利人，这确实是他的成功。但是，新王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很大，甚至也不太可靠，因为半独立的大诸侯经常挑战国王权威，危害国土安宁。莱希菲尔德会战中，奥托的军队估计不会超过6000人至8000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个数目的意义，我们才能理解异教民族为何屡屡得手。北方海寇、南边亚洲游牧骑兵的威胁之所以被解除，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王国自身的军事实力，但诺曼人和马扎尔人进入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区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世纪战争的特点在978年奥托二世皇帝和姑表哥法国国王洛泰尔之间的争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奥托是强大的德意志国王，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主人，罗马人的皇帝，可当几乎毫无力量的西法兰克国王突然逼近时，奥托却不得不逃离都城亚琛。尽管他很快就集结大军复仇，兵临巴黎城下，但面对城防无可奈何，只得班师，途中还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1

到了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85]，皇帝的军队比奥托大帝在莱希菲尔德的军队也大不了多少——这个时期的多个可靠消息来源佐证了我们对查理曼军队规模的估计，因为考虑到几百年间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军队规模无论如何也绝不会缩减。

这一时期战争行为的变化与政治发展有关。

随着封建国家逐渐定型，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各个半独立层级——包括领主和城市——都致力于通过建设工事来确保自身安全。城市加固了城墙，丘陵和高山上建起了几乎坚不可摧的城堡。国王的城堡也发生了转变。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王室城堡位于开阔的平原，而萨克森王朝、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国王们则将城堡建在山上或有其他屏障的地点，以便防御。2

因此，防守的力量相对上升，进攻则相对下降。兵力较弱的一方可以轻易回避决战，而兵力较强的一方即便打了胜仗，也更难从中获益。因为城堡和城市数不胜数，而且每一座围攻起来都要下苦功夫。在得到大批意大利人支援的情况下，强大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还是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攻下小城克雷马（1160年）。

进攻方常常不打真正的围城战，而是采取比较松的封锁：用堡垒围住敌方城市，切断其与外界联系的商路。通过这种方式，诺曼人让南意大利的希腊人城市不得不投降，3红胡子两次没有发动强攻就拿下了米兰。但这种行动需要将军队长期集结在一起，而中世纪的封建军队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在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所有大战中，哪怕是红胡子击败狮子亨利，以及两人的儿子——腓力和奥托——的争斗中，决定最终胜负的主要因素也不是军事行动，而取决于大诸侯和大城市的向背或阵营转换。站队无疑会受到军事胜利的影响，但并不受其支配。因此，这一时期有几次调配兵力和引而不发的计策中产生了真正的战略。比如奥托大帝发动莱希菲尔德会战，又如亨利四世对抗反王施瓦本公爵鲁道夫的战争。由于战争中的各个因素——政治、战略、战术——不断影响着彼此，这些会战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战术因素。而后来强大的霍亨斯陶芬诸国王时期尽管战事数不胜数，但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形了。诺曼人打了黑斯廷斯一场胜仗便征服并长久统治了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与英格兰政治上的落后有紧密关联。而德意志国王之所以不能在意大利建立类似的统治地位（尽管对手们不敢冒险发动野战），是因为意大利尽管是罗马化地区，但它的独立市镇和普适教宗蕴含着比日耳曼化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更强的抵抗能力。最终，意大利人甚至在野战中打败了敌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莱尼亚诺会战（1176年）并没有一战定乾坤的意义。它的爆发是偶然的结果，起因是皇帝过分自信，想要率领德意志诸军穿越米兰地区（从科莫到帕维亚），中途与米兰城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于是，米兰及其盟友守在路口，凭借数量优势击败了德意志军队。但真正决定性的一点是：与狮子亨利关系破裂后，皇帝能从德意志带来的兵力相当有限，而米兰得到其他意大利市镇的支持，实力远在以往几次战争期间之上。米兰人尽管取胜，但还是愿意对皇帝做出多点让步，这就表明米兰人并未高估胜利的意义。

1237年，腓特烈二世皇帝大败米兰和伦巴第联军的科尔泰诺瓦会战也没有产生实际后果。

中世纪的人或许不知道野战是真正决定性的行动，因此战略的首要原则是将全部兵力集中到战场呢？有意思的是，骑士并不缺少这方面的洞见。在法国编年史《历代安茹伯爵事迹》（Taten der Grafen von Anjou）中，当1041年戈弗雷·马特尔（Godfrey Martell）伯爵围攻图尔城，一支援军正在逼近时，伯爵管家莱西阿努斯（Lisaeus）对主人说：

与其被各个击破，我们不如集中兵力一战。会战是短暂的，胜利的成果却是巨大的。围城旷日持久，而且很难达成目标；会战则能让人民和城市臣服于你，战败者会在胜利者面前烟消云散。如果你打赢了会战，击败了敌人，那就掌握了局势，也掌握了图尔。4

当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大军逼近时，萨拉丁以同样的精神拆除了许多叙利亚城市的城墙，用守城士兵加强野战军。东哥特王托提拉也做过同样的事情。5但这些情况是例外，而且一直是例外。纵观整个中世纪，我们发现相反的原则才是主流，即利用防御优势坚守城堡，因为真正从野战胜利中获益的条件非常罕见。封建军队人数太少，实力太弱，不能克竟全功。甚至救援被围城市——援军是有优势的，可以在对围城军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发起进攻——的会战都很少见。

从战术角度看，会战不过是多场小型战斗的集合，能做出的决定只有开战而已；同理，战略考量也不过是执行政治决策。既然“如何”进行会战方面通常没有什么好决策的，那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统帅是否认为己方兵力足够强大，可以开战？如果认为不够强，统帅就会寻找坚固工事，而敌军只能决定要不要围攻。这可能取决于许多情况，下决心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些考量并不真正是更高意义上的战略，不是战略艺术。器械装备、行军秩序、粮草补给或许对审慎和精力有相当高的要求，但要说它们是战略行动，那还差了点意思。

在中世纪，就连发动会战的终极决定也不是战略决策，因为它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统帅做出的决定。纪律严明的军队发动会战是因为统帅下了令。中世纪统帅对军队的控制力达不到这个程度。不光他自己，全军必须都愿意发动会战，他才能发动。即便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士兵主体对会战结果有信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对中世纪军队来说，没有信心更是根本就打不起来。这个现象非常典型，维杜金德就记载过两次（1.36和3.44）：一次是萨克森人与斯拉夫人会战之前；一次是与匈牙利人的莱希菲尔德会战之前，战士们首先宣誓支持统帅，然后庄严地宣誓会彼此协助。我们在别处也发现了类似的战前宣誓，甚至穆斯林那里也有。统辖全军的统一意志并不来自以统帅意志为依据决定一切的组织架构，每次行动都要单独创造，单独确保。

这种状况——统帅极大依赖于部下的心情和意志——无疑是中世纪战争中罕有会战的一个原因。战争几乎看不到尽头，打了许多年也没有一场会战，因为会战打响需要双方同时认为自己占据优势，除非一方迫不得已，再也不能回避战斗。胜算不大时，就连现代统帅通常也不会开战。但即便对方占有无可置疑的兵力优势，他还是有可能开战，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将道和对地形的利用能抵消劣势。由前文对战术问题的讨论可见，中世纪统帅没有这样的希望，只有当他本人和全军都确信己方有优势时，他才会开战。

有一个现象体现了骑士战争的特点，也反映了以之为基础制定战略是多么困难，即战术失败的一方往往仍然能达到其战略目的。从常理来看，首先击败敌军的一方应该也能达成其战略目标。但统帅对骑士军队的控制力非常小，取胜后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本是常事，结果一松就紧不起来，尤其是在敌方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于是，统帅不得不放弃乘胜追击的计划。前面讲亨利四世的征战史时，我们已经多次确证了这一点，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实例。

中世纪找不到马拉松会战的米提亚德、普拉提亚会战的保萨尼亚斯、留克特拉会战的伊巴密浓达、坎尼会战的汉尼拔、那拉加拉会战的西庇阿、法萨卢斯会战的恺撒那样的英雄统帅，或许莱希菲尔德会战是一个例外。诺曼公爵威廉登陆英格兰后决定不立即进军伦敦，而是集中兵力于海岸待敌。这或许也可以视为一次根基扎实的战略行动，因为随后发生的会战战果辉煌且影响深远。然而，我们是琢磨了一会儿才认识到上述情形配得上“战略”这个词的。我们在亨利四世与鲁道夫的战争中无疑能看到一些战略思考，但从中并没有产生大决战，因此我们对此提不起太大兴趣。有一些布置精妙的突袭战可以考虑纳入战略的范畴内，比如腓特烈二世在科尔泰诺瓦对米兰人的袭击，但它们缺少莱希菲尔德会战中的那种高瞻远瞩。

如果有人因此得出个人品性在中世纪军队中相对不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误解。相反，恰恰由于中世纪没有扎实的艺术层面的战术和战略，所以统帅的个人品性不得不发挥更大的作用。理论上说，战略家的才能体现于成功发动会战，并凭借战术技巧打赢会战。而在中世纪，几乎只有在敌人也想发动会战时，会战才会发生。双方都急于求战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统帅需要的是其他方面的本领和才能，第一条就是维持松散的封建国家的统一。

随着皇帝的在位、离开和回归，德意志帝国一次又一次崩溃，然后一次又一次重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品性意味着一切。

5　意大利市镇与霍亨斯陶芬王朝

加洛林帝国崩溃后，意大利和法兰克尼亚产生了多个名为“藩侯领”（margravate）的强大地方势力，类似于德意志地区的公爵领。但是，城市在意大利发展成独立政治势力的速度要比阿尔卑斯山对面快得多，势力也要强得多，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要远胜于意大利诸侯。

在意大利，大量武士阶层成员一直住在城里。这种情况甚至在法兰克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起来后也没有改变。998年摩德纳主教的一份文件中，除了提到教会同意以外，还明确提到了骑士和市民也同意。1亨利三世皇帝时期，米兰的骑士（milites）和平民（plebs）之间爆发了一场长期内战。骑士被迫离开城市，然后在6座城门外建起了6座碉堡，对城市发起攻击。最后，亨利威胁要派4000名骑士来弹压，这才平息了冲突。米兰市民也赦免了被赶出城的人。2

1067年，米兰各方缔结和约并规定了违约者的罚金：大主教违约应缴纳100镑；上层市民（ordo capitaneorum）20镑；附庸（vassorum）10镑；商人（negotiatorum）5镑。

在伦巴第[86]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独立市镇是不可能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君主实力还太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本身，各阶层的团结性还太弱。直到9世纪末，王权的松弛解体不仅让地方领主势力得以产生，也让独立城市成了可能。独立地位生发出了公民的团结意识，爱市情怀将各个阶层联合为一体，也唤醒了原本不尚武的阶层中的尚武精神。

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去考虑独立最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取得的。3对我们而言，要点是各个阶层的团结与融合，尤其是武士阶层和市民阶层。无论如何，共居一市必然会产生多个方面的融合，武士干起了平民的行当，同时没有丢掉自由民和武士的地位。事实上，我们知道早在伦巴第人统治时期就有经商的武士了。另外，在封建制度下，全民征召对于放哨站岗、守卫城墙等防御目的是有用的，现实中也这样做了。

根据一份无疑出自后代可信度很低的记载，早在8世纪初，拉文纳和总督区[87]内的其他三座城市就是全民皆兵，对抗拜占庭皇帝。4到了奥托大帝时，路易德普兰杜斯（Luidprandus）竟然还有伦巴第统治民族的骄傲，如是写道：“我们憎恨罗马人，以至于想不出比‘罗马人’更严重的辱骂敌人的方式，它是一切粗鄙、懦弱、邪恶的代名词。”5但是，民族间的矛盾——同时也是职业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消散了。伦巴底语的痕迹在北意大利一直存在到11世纪，但之后就不见了（参见第2卷）。罗马人曾被伦巴第人视为半自由民，后来逐渐进入了自由民的行列。6市民形成了一个整体，共同捍卫市镇的自由。

意大利的城市军制就是这样发源的，要考察其成就，我们就必须去研究市镇与霍亨斯陶芬诸帝的战争。

一征米兰

（1158年）

霍亨斯陶芬王朝初期，德意志几乎就已经失去了在意大利的霸权。康拉德三世甚至没能加冕为皇帝。[88]他的继承者腓特烈一世一上台就与归尔甫党（Guelphs）[89]和解，并在狮子亨利的支持和陪同下再次取得了皇帝头衔。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很快就不得不通过武力维持在意大利的统治。市镇领主之间的内斗让皇帝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一大批人从一开始就会加入他的阵营，以便躲避身边的敌人。例如，1158年，皮亚琴察（Piacenza）市承诺为皇帝提供100名骑士和100名弓箭手全程参加米兰围城战，另出100名弩手服役一个月。怀着报酬和权力唾手可得的希望，德意志诸侯与骑士欣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大战发生于新王上位的第七年（1158年）。全军分为四路：奥地利公爵、卡林西亚公爵、匈牙利人一路，出弗留利（Friaul）；皇帝、波希米亚人及多名诸侯主教一路，出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策林根公爵、上洛林人及勃艮第人一路，出罗讷河谷，越过大圣伯纳德山口（Great Saint Bernard）；余者出莱茵河谷，越过施普吕根山口（Splügen Pass）。全军规模无疑是相当大的，但有人认为有1万名骑士，与意大利人会合后更是达到1.5万名骑士，总兵力达10万之众，这就太夸大了。7尽管意大利人不敢冒险与其野战，尽管他的军队按当时标准来看相当强盛，但数目还是不足以对米兰发动真正的围攻，甚至连完全包围的米兰都做不到。8他若是有10万人、5万人，或者哪怕3万人，团团围住都不是难事。尽管他有过几次突袭的尝试，比如强攻城门，但都没有成功。大军不得不采取蹂躏乡间和切断补给的手段，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迫使米兰降服。（皇帝8月6日来到城下，米兰9月7日投降。）

二征米兰

（1159年至1162年）

1158年9月被迫降服后，米兰于1159年初再举反旗。皇帝必须等待德意志来的援军，然后才能真正采取军事行动。他决定先围克雷马，但尽管这个镇子很小——周长不过1英里（约1.61千米）多一点——皇帝还是用了足足半年时间（1159年7月2日至1160年1月26日）才将其攻下。这段时间里都没有足够兵力实施大规模行动。城下有皇帝御驾、狮子亨利、韦尔夫公爵等一批德意志大诸侯，但克雷马人不仅奋勇抵抗，击退了多次进攻，还主动出城袭击。皇帝对米兰城只是打了几次草谷，其间打赢了若干场战斗。最后，克雷马还是投降了，皇帝许其居民自便。

就在腓特烈全神贯注地围攻小镇克雷马时，米兰人决定冒险围攻科莫湖畔的马内尔比奥城堡（Manerbio）。9皇帝于是派出500名骑士，再加上马蒂萨纳（Martesana）和塞普里奥（Seprio）两伯爵领的兵力，将米兰人驱逐。从克雷马到马内尔比奥（位于埃尔巴市境内）有62千米的距离，行军需要两到三日。腓特烈从克雷马很容易就能切断马内尔比奥围城部队与米兰之间的联系，他的力量是有多薄弱，米兰人才敢冒险围城啊！

但是，占领克雷马已经达到了骑士军队的极限，他们无法立即投入下一场战斗。皇帝不得不首先将军队遣散。1160年夏，米兰人发起攻势，征服了一批皇帝的城堡，从而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野战。

卡尔卡诺会战

（1160年8月9日）

等到先前迫降克雷马的德意志部队大多已经归国后，米兰人围攻了米兰城以南约23英里（约37千米）、科莫湖以东约5英里（约8千米）的卡尔卡诺城堡（Carcano）。米兰出动了全部兵力，另有来自布雷西亚和皮亚琴察的骑士。为援救卡尔卡诺，皇帝率领德意志军和意大利援军上路了，准备在卡尔卡诺与米兰之间集结军队（各部正从相反方向赶来），以便切断围城军与本城的联系。他甚至不等全军集结就鲁莽地出击，几乎直接冲进米兰人的军营，显然是不想让敌人毫发无损地离开。但他低估了对手。米兰人意识到自己与大本营的联系一旦被切断，仗就输了，于是决定立即攻击援军。

米兰步兵向德意志骑士进攻，结果挡不住后者的攻势，阵形被击破，损失惨重，丢掉了军旗战车（carroccio）。但在另一侧，也就是帝国军的左翼，米兰骑士及其盟友——可能还有另一支步兵的支援——击败了腓特烈手下的意大利骑士和步兵。当得胜的两翼分别重新集结时，皇帝意识到己方兵力太少了，不能冒险再战。米兰人的兵力无疑从一开始就要强得多。战斗结束时，皇帝据说只剩下200名骑士了。尽管如此，米兰人也不愿意立即冒险发起新的进攻，尤其是因为大雨下了起来。他们撤回营地，皇帝未遇抵抗就离开了，接着退往科莫湖，他被打败的部队往那个方向去了。

当然，这样一来，败走的皇帝就与280名从洛蒂（Lodi）和克雷莫纳（Cremona）过来与他会合的骑士分开了。米兰人抓住机会，趁他们赶到皇帝近前时突然出击并重创之。腓特烈亲自出马相援，救下了残部。

米兰人尽管取胜，但几天后就撤围而去（8月20日），因为他们害怕皇帝卷土重来。于是，我们看到卡尔卡诺会战属于中世纪司空见惯的战斗，战场上的输家依然达成了战略目的，对皇帝来说就是解救卡尔卡诺城堡。读者可与梅尔利希施塔特会战与弗拉希海姆会战作一对照。

为了提醒读者文献记载要慎用，这里要加一段库达涅鲁斯（Codagnellus）写的米兰编年史中的记载，直到今天为止，史学界还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靠的著作。会战发生约70年后，作者写道（SS.，18.369及之后）：1160年夏，米兰人和皮亚琴察援军出发去攻击正在蹂躏米兰乡下的皇帝。据说，他们带上了军旗战车和100辆由纪尧姆斯大师（Master Guilelmus）打造的100辆正面侧面都装有镰刀的盾车。盾车据说被摆在最前面，军旗战车和射手在第二排，骑士（milites）、大军旗和其他旗帜在第三排（“大队”，cohort），皮亚琴察人在第四排（quarto loco）。皇帝得知后恐惧不已，趁夜逃遁。

在卡尔卡诺会战中，米兰人将全体40岁以下的战士放到第一梯队（acies），共1500人。40岁至50岁者在第二梯队，也是1500人。战斗经验特别丰富的其余老兵在第三梯队，共1000人。皮亚琴察和布雷西亚的援军被摆在平民士卒旁边，起巩固支撑的作用，同时也为了保护军旗战车（“juxta populum, qui confortarent et manutenerent populum et auxilium praestarent populo ad carocium manutenendum et defendendum”：“在人群旁边，为其提供加强和支援，帮助其守护战车”）。米兰人的前两个梯队被打败了，皇帝接着向紧紧围住军旗战车的步兵（populus）施压。这时，之前埋伏在山谷中的老兵冲了出来，战车周围的部队也随之像战马一样发起疾攻（“populus cum caroccio qui impulsus a pupulo ita velocissime currebat ut destrarius”），一举转入攻势，杀得皇帝及其手下落败而逃。10

围困米兰

直到次年（1161年）春天，皇帝才有了足够的从德意志返回的援军，有能力与米兰正面开战。各路人马兵力的记载比较可靠。11施瓦本公爵腓特烈有600多名骑士（“ultra sexcentos milites bene armatos”），科隆大主教赖纳德有500多名，波希米亚王子及其公爵叔叔有300名（equites）。

尽管围城开始时狮子亨利也在意大利，但战记中没有提到他，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在米兰陷落前就回德意志了。但作为参照，我们要指出，根据一份可靠的记载，狮子亨利两年前率领1200名骑士参加克雷马围城战，他的叔叔韦尔夫有300名骑士。12

施瓦本公爵和科隆大主教都是亲近皇帝的大诸侯，也是皇帝的坚定盟友，他们不过能出500名或600名骑士。狮子亨利手握两个公爵领，实力远超其他所有德意志诸侯，他也不过提供了1200名骑士。由此看来，德意志军的总兵力不会超过几千名骑士。1158年的大军很可能还要强于1159年或1161年。无论如何，对历次战役的比较进一步具体证实了之前的判断，即1158年参战骑士达1万名是四舍五入出来的上限。

尽管意大利各市镇和领主派来了许多股兵力加入皇帝，但再次围攻反叛的城市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腓特烈在一场十日的战役（1161年5月至6月）中彻底扫荡了米兰邻近区域，他认为这就够了。接着他遣散了意大利人的部队，并以阿达河（Adda）畔的大营为基地切断了米兰的粮道。他威胁要砍掉给米兰运粮者的右手，而且确实于一日之内对25名皮亚琴察市民执行了这项处罚。部分德意志诸侯和骑士在秋天回国了，余下的部队足以将米兰人控制住，并防止大量补给运入城内。为了加强威慑效果，皇帝不惜残酷地将高级俘虏弄瞎致残后送回城内。于是，坚守9个月之后，米兰城终于在饥荒、恐惧和绝望中无条件投降了（1162年3月1日）。

图斯克鲁姆会战

（1167年5月29日）

罗马人派遣步骑大军攻打科隆大主教赖纳德占领的图斯克鲁姆（Tusculum），而皇帝当时还在围攻安科纳（Ancona）[90]。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前往救援。随之发生的战斗毫无战术意义。据圣布拉辛的奥托（Otto of Saint Blasien; M.G.SS.，20）[91]记载，克里斯蒂安规定了哪些人率先出战，哪些人攻敌侧翼，哪些人作为预备队援助友军（“qui primi committunt, qui consertos hostes a latere irrumpant, qui subsidia pondere proelii laborantibus ferunt”）。这不过是夸张的修辞。它与多份水准更高的文献相悖，按照后者的说法，长途行军后筋疲力尽的克里斯蒂安部队遭到罗马人突袭，起初落于下风，多亏科隆军攻击罗马军后方，才替克里斯蒂安解了围。面对合兵一处的帝国军，罗马人开始逃跑，先是骑士，接着是步兵，损失非常惨重。德意志人得到了几位意大利伯爵的支援。

这场战斗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有史料确证罗马人尽管数量优势巨大，但还是被打败的原因是——用本身是意大利人的洛蒂城编年史作者的话说——他们“害怕德意志人超过其他所有人”。13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当年的贝利撒留，尽管罗马市民志愿参战，但他还是拒绝率领他们与哥特人交战，因为怕他们坚守不住。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同一份史料中还写道德意志人照例高呼着“基督复活”杀入战场。尽管这位洛蒂城的作者是一位优秀、可靠的记录者，但我内心对这条记载的可信度依然有所怀疑。当然，这些骑士与远征解放圣墓的武士，与《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角色是同一类人。因此，在某些场合下，由主教率领的骑士进入战场时高呼“基督复活”是有可能的。十字军东征中或许确实有这样的惯例，但若说德意志骑士在皇帝与教宗间的战争中也是如此，那就很难想象了。原文如下：“signo dato maximis vocibus cantum Teutonicum, quem in bello Teutonici dicunt videlicet‘Christus qui natus’et cetera omnes laetantes acriter super Romanos irruerunt.”（“信号发出后，全军都不再说其他的事情，齐呼着德意志人在战斗中的口号‘基督复活’，凶猛地打垮了罗马人。”）

埃赫蒙德修道院远在北海海滨，受乌特勒支主教管辖，那里的年鉴也记载了这场胜利，还说德意志骑士进攻时有“条顿人的凶悍”。这个短语古已有之，是诗人卢坎描述古条顿人时首创的。进入中世纪，埃克哈特于1096年首次使用该短语，而且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它后来有时表示狂乱愚蠢，有时又表示勇敢。14

赖纳德大主教给国内写了一份捷报，15这个例子表明我们必须谨慎运用史料。他一会儿说罗马兵力有4万，一会儿说是3万。他说对方有9000人被杀，5000人被俘，还者不过2000人。科隆来的骑士（milites）数目不会超过106人（据《科隆年鉴》第140卷记载）。主教说己方一人未损（“nostros omnes sano et integro numero recepimus”：“全军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同时代对此战的其他记载各不相同，罗马一方的损失人数显然都是主观臆断的。16

罗马人数量优势巨大且损失惨重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博索枢机（Cardinal Boso）在《亚历山大三世教宗生平》（Life of Pope Ale-xander III）一书中有类似记载。17赖纳德的骑士不超过106名（或140名）大概也是实情。克里斯蒂安手下无疑也只有几百名骑士，再加上两位主教都有军士和佣兵（布拉班特佣兵团），总兵力最多几千人。但是，说罗马一方有三四万人也是极大的夸张。赖纳德一人未损的说法让整场胜利都显得有些可疑，即便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在吹嘘。洛蒂城编年史家也说罗马军的兵力是帝国军的20倍，但他说双方都有大量伤亡。

赖纳德捷报中有趣的一点是对阶层有明确区分，他说骑士将丰厚的战利品让给了佣兵和军士，而自己获得胜利的荣耀就足够了。

这场胜利的结果是皇帝夺取了罗马城。

圣布拉辛的奥托对整场战斗的描述纯属虚构。为强化批判分析思维，我下面会全文引用（转译自德文著作《早期德意志史家文集》Geschichts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它也是罗伊特[92]《亚历山大三世教宗史》（Geschichte Papst Alexander III）和格雷戈罗维乌斯[93]《罗马城史》（Geschichte der Stadt Rom）中对此战描述的基础。原文如下：

如前所述，腓特烈皇帝平息了诸侯冲突，恢复德意志秩序。之后，在耶稣诞生后的第1166年，他从帝国各地调集军队，第四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开进意大利。他接着穿过亚平宁山脉，率军进入托斯卡纳，18转向安科纳边区，对反叛的安科纳市展开围攻。同时，先前因帝国事务离开皇帝的科隆大主教雷金诺德（Reginold）去往罗马附近的图斯克鲁姆城堡，他当时正带兵重新与皇帝会合，以便解决意大利问题。信使将消息带进罗马城后，拥兵3万的罗马人为了羞辱皇帝，从全城各处出发，突然将大主教困在了城堡内。皇帝在安科纳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诸侯，问他们是否应该放弃对安科纳的围攻，以援助大主教。有几位诸侯，大多是世俗诸侯，害怕撤围会引来不利的流言，于是表示反对。庄严的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对诸侯合议愤愤不平，因为世俗诸侯看不起他和其他主教，弃之于险地，于是他召集本部兵马，同时恳求并利诱其他人加入。19他集合了500名骑士和800名佣兵，武备齐全，要去图斯克鲁姆攻打罗马人，解救大主教。当他抵达战场并在罗马人对面下寨时，他送信给对方要求停战一日，好让他的人休息一下，信中还提到了罗马古人的高贵情操，希望对方能同意自己的请求。但在这方面和其他所有方面，罗马人都完全不像他们的祖先。他们不接受主教的请求，还威胁说当天就要送他和他的全部人马去喂天堂里的鸟儿和地狱里的野兽。20罗马人放弃围城，摆出3万人的大阵对抗500名德意志骑士。但收到回复后，大主教完全不为所动——因为他绝非不习兵事——又是奖赏，又是威胁，热情澎湃地激励手下参战。尽管与对手相比，他的兵力非常少，但他知道他们都是百战精锐。他用高贵的语言警告道，他们不能寄希望于逃跑，因为他们与家乡和皇帝的军队离得太远了，但他们应当记住自己是天生的勇士，而敌人是天生的懦夫，为了自己的性命，他们应该拼尽全力。

但当他看到骑士们充盈着条顿人的凶悍（“animo-sitate Teutonica”）——的训诫向他们心中注入了某种势不可挡的勇气——时，他便开始排兵布阵，规定了哪些人率先出战，哪些人攻敌侧翼，哪些人作为预备队援助友军。主教处于能够支援全军各处的位置，身边是最精锐的战士。现在，他竖起旗帜，展开各队，向罗马人出击，将希望放在神的手里。科隆大主教也披上戎装，让城堡守军和全部手下——估计有300名装备精良的骑士——拿起武器，随之做好支援准备，直到开战都一直在城内安静等待。战斗打响后，长矛在第一次冲撞时就破碎了。双方接下来用刀剑继续战斗，两边射出的箭遮天蔽日，像雪花一样落下。看啊，科隆大主教带着求战心切的骑士们冲出了城堡，从后方攻击罗马人，勇猛地将他们击退，四面合围，前后夹击。罗马人打仗只凭人多势众，克里斯蒂安主教率部从侧面突破敌阵，从中间将其斩为两段，接着奋力拼杀，娴熟地将其隔离为三股。在许多人被杀被俘之后，落败的罗马人开始逃跑，结果被胜利者一直追到罗马城内，惨遭最血腥的屠戮。将正在屠杀的骑士们唤回后，两位主教返回战场，入夜后欢庆胜利。

次日上午，罗马人急匆匆地到战场上回收阵亡者的尸体。他们被主教派出的骑士赶走，回城途中又被追杀，几无生还。最后，他们派出使节，恳求主教为了圣彼得的博爱，为了对基督教的尊重，恩准他们接回死者。主教同意了，条件是罗马人必须清点战斗中被杀或被俘的人数，然后亲自向主教报告并以书面形式承诺数目属实；他们必须同意此条件才能和平地收回遗体安葬。清点后的结果是，被杀或被俘人数约为1.5万人。他们接回遗体时放声痛哭，然后在主教准许后将其下葬。

莱尼亚诺会战

（1176年5月29日）

经历了无果的和平与对和平的期盼后，1176年春，红胡子在等待德意志援军以再次与米兰交战。除了在米兰以南约18英里（约29千米）的帕维亚（Pavia）等待的私人随从，他在意大利还有一支由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统率的雇佣兵，当时正在阿普利亚边界与诺曼人交战。我们可以假定皇帝招来了这支部队，并于3月16日在罗马附近的卡尔索利（Carseoli）打了一场胜仗，因为决战地点是在北方。由于狮子亨利这一次拒绝相助，让德意志军队规模大不如前，于是进一步提高了上述假定的可能性。但文献中没有记载克里斯蒂安得知北方南下的军队逼近时到底在何处。他可能已经在帕维亚附近了，但也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无论如何，皇帝的任务是会合正在经迪森蒂斯（Disentis）、贝林佐纳（Bellinzona）和米兰北郊的科莫南下的大军与南方的各支部队，或者至少要与帕维亚的部队。假如德意志大军不走卢克马尼尔山口（Lukmanier Pass），而是走东边的某条路，比如布伦纳山口来通过阿尔卑斯山，那么集合诸军就不会有困难。文献里没有说皇帝为什么要下令走卢克马尼尔山口，大概是因为南下的各路诸侯——科隆、马格德堡两位大主教，维尔茨堡、沃尔姆斯、明斯特、费尔登、奥斯纳布吕克、希尔德斯海姆、勃兰登堡7位主教，弗兰德斯、荷兰、萨尔布吕肯的3位伯爵、策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21、图林根领主（landgrave of Thuringia）——中除了3位以外都来自西德意志，而且霍亨斯陶芬家族自带的施瓦本骑士也不想绕远走东路。于是，敌方大本营米兰正好卡在德意志军的集合地点上。

腓特烈决定亲自指挥南下部队，于是绕过米兰，急往科莫与其会合。接着，他打算原路返回，将大军带回帕维亚。但米兰人意识到，一旦皇帝集合了全部军队，他们就危险了。此时的局势有点类似于卡尔卡诺会战之前，米兰人再次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赶在皇帝集结全军前主动出击。他们劝说同盟诸城派出援军，向德军进发，堵住通往帕维亚的道路。

双方在行军路线上的莱尼亚诺遭遇，该地位于米兰西北约14英里（约22.5千米）。于是，会战爆发了。走在纵队最前面的米兰骑士被德意志军击退，而且有一批逃到原本跟随骑士的步兵后面。当逃跑的骑士逃回来、德军紧随而至时，米兰步兵可能刚刚从夜宿营地中出来，或者正准备出营。但他们没有被溃兵裹挟，而是站定脚跟，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大阵，高举盾牌，用矛头对准德意志人。部分从马上跳下来的骑士也加入大阵。根据一份文献的记载，军营似乎有堑壕或沟渠围住，大概不是完全围住，但肯定是有几面，这对防御大大有利。无论如何，紧密阵形的步兵击溃了追兵。皇帝有可能带了射手上阵，但文献中没有提及，或者是因为数量太少，或者是因为科莫市民——他们正与皇帝走在一起，包含射手——还离得太远。

正当德意志骑士徒劳地试图打穿米兰步兵大阵时，远道而来支援盟主的布雷西亚骑士刚好撞上逃跑的米兰骑士，便止住了他们的退势。米兰骑士意识到战斗胜负未分，步兵仍在酣战，于是决定回去支援正遭受强大压力、若无援军迟早会被击败的步兵兄弟。德意志骑士本来正与米兰步兵交战，现在发现又有人攻了上来，而且是从侧面，是敌方的骑士。受此激励，米兰步兵可能也转入攻势，他们原本就有相当大的数量优势。于是，德意志军被击败了，加上科莫人，总数可能在3000人至3500人之间。22皇帝费了一番辛苦才逃回帕维亚，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他之前消失了一段时间。23

施瓦本的腓力

我们已经看到，在雄主红胡子的历次意大利征讨中，一场又一场战斗的实际参战兵力是相当少的。3个大王国的主人要攻下区区一座要塞城市都是极其困难的。

当反对派推举狮子亨利之子奥托为帝，反对红胡子之子腓力时，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霍亨斯陶芬家族有绝大部分德意志诸侯的支持，但还是不能压倒对手。

战役只是简单的蹂躏敌方领地。到了开战的第八年（1205年），几乎所有德意志诸侯都承认了腓力的地位。于是腓力对仍然站在奥托一边，且由奥托亲自守卫的科隆发起了征讨。尽管腓力身边有数名公爵，但还是无力围攻科隆。

1206年，腓力二征科隆，据说率领着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但是，科隆市民在奥托的领导下竟然敢于出城野战，而他们的兵力不超过400名骑士和2000名下马骑士。甚至当这支军队在瓦瑟贝格（Wasserberg）被帝国军消灭时（1206年7月27日），科隆依然没有立即投降，腓力也没有去围攻这座城市。相反，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他给了科隆尽可能温和的条件。

他这样做的原因无疑在诸侯身上，既然科隆人已经表达了停战的意愿，诸侯就不会再参与围城了。在他们看来，科隆人的行为不是叛乱，叛乱是原则问题，一定要惩处，而是选王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的私斗——与其说只是单纯的事故，不妨说是制度性的事故。

经过10年的争斗，腓力似乎终于占据了上风，却恰恰在此时被暗杀了。

腓特烈二世皇帝

在伦巴第争端中，腓特烈一世皇帝与其孙腓特烈二世的区别在于，后者很少能得到来自德意志的支援。但反过来看，通过母亲的血缘关系，他在意大利有自己的势力根基，即两个西西里王国。德意志诸侯不再愿意耗费大量自己的资源，向阿尔卑斯山对面派出大批兵力了。因为自红胡子以来，通过为帝国效力赢取奖赏和荣耀的思想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家族自身的利益也取代了帝国观念，领主们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家一室。腓特烈二世逐步将南意大利重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亨利六世皇帝驾崩后（1197年）的摄政时期，南意大利曾陷入无政府状态。接下来，腓特烈试图恢复帝国在北意大利的权利，身为意大利国王和罗马人的皇帝，这些先前被漠视的权利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如果他的政策成功了，其结果估计就是形成一个独立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意大利王国。

1226年，腓特烈第一次试图再次控制北意大利市镇，结果失败了。10年后，通过向德意志诸侯让渡地方主权以换取其支持的手段，他营造出了有利的态势，要一战定乾坤，结果大业未成而身先死。

每当红胡子或之前的皇帝率领德意志大军来到阿尔卑斯山以南时，意大利人都不敢冒险野战。每当战斗发生时，尤其是红胡子在卡尔卡诺和莱尼亚诺被击败时，皇帝手头的部队都只是全军的一部分，米兰人的打算是趁着其他几路德军没到，便熟练地摆出密集阵形发起进攻，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通常来说，伦巴第人总是仰仗坚固城防。他们会和盟军一起向位于开阔地带的腓特烈二世进发，但目的不是野战，而是通过机动以及占据有河流、运河隔开的地形来阻止皇帝围攻和夺取要塞。在第一年（1236年），这种机动让他们取得了成功。到了第二年，皇帝亲自返回德意志，秋天带着2000名骑士经布伦纳山口再次南下。他说服曼图亚退出伦巴第同盟，同时从东南边向布雷西亚进军，对其施加威胁。为了掩护布雷西亚，伦巴第军布阵于马内尔比奥附近，背靠小河鲁西尼亚罗河（Lusignolo River），在溪流的保护下，皇帝也是无可奈何。11月底，他只得解散驻扎在忠于帝国的城市中，再也不愿意待命的各支部队。

但是，皇帝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形势，在最后关头成功发动了他想要的决战，并对敌人发起了致命一击。

科尔泰诺瓦会战24

（1237年11月27日）

伦巴第人见皇帝解散了城市驻军，皇帝也有条不紊地向西渡过奥廖河（Oglio），似乎是要回克雷莫纳的冬季营地，于是他们也决定回家。包围布雷西亚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伦巴第人从当前位置直接回米兰和克雷马的途中要经过一条河，与皇帝先前渡过奥廖河的地点（蓬泰维科）只有一日的路程。为免遭遇敌军，他们谨慎地将行军路线向北移动了行军一日的距离，几乎是贴着阿尔卑斯山走。但是，皇帝立即率军沿河而上。伦巴第人本来平静地扎营于贝加莫（Bergamo）地区的科尔泰诺瓦镇，结果发现自己遭到突袭。由于帝国军长途跋涉而来，所以会战直到傍晚才打响。伦巴第人的前锋被皇帝的骑士击退。惊骇之下，没有马上逃跑的部队聚集在军旗战车周围。与莱尼亚诺会战时一样，战车也有堑壕保护，腓特烈的骑士无法强攻。为骑士打开通道的任务落在了撒拉逊弓箭手的头上。据多份文献记载，撒拉逊弓箭手参加了战斗，而且把箭都射光了。但保存至今的皇帝的战报中没有提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战果应该并不很大。可能是他们数量不多，或者很晚才抵达战场。无论如何，当天是不可能决出胜负了。皇帝命令骑士披甲过夜，明日再战。

但伦巴第人可没有等着再战。越来越多的人趁夜逃亡，最后发展成了大溃逃。他们将军旗战车丢弃，只带走了从旗杆上拆下来的十字架。但他们后来连十字架都不要了，皇帝军将它捡了回去。整个营地落入敌手，逃亡中又有许多伦巴第人被杀或被俘。

根据一份署名威内斯的彼得（Peter of Vineis）的官方公报性质的文件《帝国忠臣通谕》（Encyklika an die Getreuen des Reiches），帝国军开拔时的兵力超过1万人。25因此，之前的兵力肯定要大不少，因为一批城市驻军已经被解散了。从先前我们对骑士军队的了解来判断，这个数目显得非常高，而且从文献整体来看，我们也不能排除作者为了彰显皇威而夸大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此处肯定不是相反的情况，即为了增添胜利者的荣耀而故意缩小数目。既然作者没有说这1万名“本部兵马”（sui exercitus）是骑兵，也没有其他限定，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最宽泛意义上的全体战斗员来理解。

1231年同盟续约之时，伦巴第诸城同意盟军规模应为1万名步兵、3000名骑士和1500名射手。26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上限果真达到过的话——或许只有一半，尤其是步兵，盟军在11月底战役结束时的实际兵力就远低于盟约规定的上限。27因此，盟军回避野战也是自然的，因为皇帝的军队有数量优势，估计还有质量优势。

既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场双方都投入全部力量的大战，因此对双方兵力有一个正面的、足够可靠——以至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双方战斗人员的总数都不超过1万人上下——的估计值就非常有价值。

科尔泰诺瓦会战后战事延续

（1238年至1250年）

尽管皇帝在科尔泰诺瓦会战中大破伦巴第人，但这场战斗并未带来决定性的成果。尽管米兰确实提出求和，但不愿意接受腓特烈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于是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没有受到科尔泰诺瓦会战多大的影响。到了次年，腓特烈连布雷西亚都打不下来，更不用说围攻米兰了。

尽管皇帝在两西西里王国实施严厉的统治，从而掌握了大量资源，尽管有不少意大利大市镇和大诸侯站在他一边，全力支持他的事业，尽管德意志地区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他的兵力依然不足以采取积极有效的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仅限于蹂躏敌境、突袭和强攻城堡，偶尔会围攻中等规模的城市，而且除非城内有一派人心向围城军，在城内采取有效行动，否则围攻通常达不到目的。胜负不取决于军事成就，而取决于阵营转换，让城市与诸侯一会支持这边，一会支持那边。但由于大部分城市都有派系的权力之争，各个派系或向皇帝寻求支持，或向城市同盟和教宗寻求支持，于是阵营转换就更容易发生了。因此，年年不同、岁岁有变的时事主要取决于政治动机，而非军事动机。小规模冲突、战斗乃至大型会战经常发生，但成果往往很小，哪怕是在一方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依然如此，因为各方的兵力不足以实施宏大的围城战。

帕尔马围城战

（1247年至1248年）

科勒以为帕尔马当时约有8万人口。这个数目当然是太大了。帕尔马今天的人口都不超过5万。科勒说，当时左岸城区要比今天小得多，而右岸城区肯定也不会比现在更大。28[94]根据《帕尔马年鉴》，腓特烈二世皇帝率领1万人，29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这份敌方记载给出的数字肯定是上限。

为了实施围城，腓特烈在较小的左岸城区对面建起一座坚固营寨，取名为“维多利亚”（Vittoria）[95]，以其为基地蹂躏帕尔马周边区域并阻拦援军。30但主城区没有被围，被围的城市本身也有不少战力。它的盟友，尤其是乘船来到波河[96]河畔的曼图亚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因此，皇帝并不指望真正击败它，最多能逐渐消耗罢了。科勒估计，若要完全围住这座城市，皇帝需要修一圈周长约5英里（约8千米）的墙和4万名守军。如果说周长数估计不算太高的话，那么守军的数字无疑是过分了，因为围墙不需要处处安置等量兵力。他只需要在各处要道建起坚固城寨，再挖一圈壕沟，壕沟旁安上栅栏，阻止城内的人自由行动就可以了。这样一来，皇帝也不需要专门在瓜斯塔拉（Guastalla）[97]安排一支掩护兵力了。腓特烈毕竟是有作战经验的，而他没有那样做，只是封锁部分城区了事，这似乎足以证明他的兵力不足以实施围城，因此他的部队规模肯定是相当有限的。

入冬后，皇帝解散了贝加莫、帕维亚、托尔托纳和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的驻军，并抽调本部兵马去特雷维索（Treviso）和亚历山德里亚。皇帝身边还剩下1100名骑士、2000名克雷莫纳步兵和数量不明的撒拉逊部队，总共不会超过5000人。

皇帝后来又派出去1000人。而且帕尔马人于2月18日发动突袭时，皇帝已经带着500名骑兵出去打猎了。

科勒明确表示，这次突袭是没有预谋的。帕尔马人只是想去波河攻打恩齐奥国王（King Enzio）[98]，安排了大约一半兵力去执行这项任务。另一半兵力出城只是为了掩护其后方。恰在此时，无人指挥，装备也不全的皇帝部队偶遇出城的帕尔马人并展开肉搏。这场仗打得很糟糕，皇帝的人一直被追到维多利亚营寨内，营寨也被追兵占领了。根据帕尔马人的记载，他们杀死了1500人，俘虏了3000人。但《普拉真提内年鉴》（Placentine Annals）的记载——100名骑士和1500名步兵被俘——无疑更接近真相。

假如皇帝在维多利亚有更多的兵力，这样的进攻大概不会成功。但对于腓特烈当时的战略计划来说，一支五六千人的部队也不算太少。即便帕尔马守军可能要多一些，他们依然不会有攻占维多利亚敌营的能力，敌军却能以营寨为基地骚扰他们。诺曼人当年围困巴黎，米兰骑士围困被敌军攻占的米兰也是类似的手段。就连红胡子也不曾真正将米兰团团围住，而只是扫荡周边地区和堵住出入要道，用了9个月左右就迫使米兰投降了。腓特烈二世的实力要弱得多，甚至与帕尔马这座与米兰结盟，但当然要比米兰小得多的城市相比也是如此。红胡子当年在北意大利势力强盛，以至于他确实通过切断补给迫使米兰投降，而敌方完全没有认真试过救援米兰。但到了1247年，众多市镇拿起武器反对腓特烈二世，逼得他同时要与米兰及其盟友交战。尽管如此，要不是皇帝偶然外出期间，他那些不守纪律的愚蠢部下给了帕尔马人发出致命一击的意外机会，他的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皇帝的过错不是战略层面的谋划失当和统率失职，而是没有先见之明，在营内兵力因外调而大大削弱的那一天，他竟然还离开了营地。

这一结果与先前事件也有重要关系。假如皇帝在1247年秋依然能集结大军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抓住科尔泰诺瓦战胜的机会，夺取最后的胜利。他在1247年根本没有生力军了，反而是减员严重。但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兵力大不如前这一事实，那么他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尽管这次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战败严重损害了霍亨斯陶芬王朝一时的事业，但也没有造成长久的影响，就像皇帝在科尔泰诺瓦的胜利一样。

回顾

从战争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这将近100年间的历次战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意大利城市并没有产生出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那样的古典步兵单位。尽管步兵有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莱尼亚诺会战中，但步兵依然不是决定性力量。不管数量有多大，步兵仍然是骑兵的辅助。即便关于莱尼亚诺会战经过的一手史料有不明确的地方，也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但我们从后续事件中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定论。假如莱尼亚诺会战中的步兵有古代步兵的能力，他们肯定会扩大战果，但事实上并没有。米兰人完全没有从胜利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现在掌握了一种优越的新战法，再也不用惧怕德意志皇帝了。相反，他们以最温和的条件达成了和议，而且之后一代人——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之后几代人也是如此——的战法与其他国家前后几百年间的战法别无二致。

因此，意大利市镇并未形成古代雅典和罗马那样的公民兵，不是全体公民集体出征，实施严格的普遍兵役制。我们完全撇开他们有没有所需的武艺这个问题，意大利市镇缺少古典共和国特有的实施公民兵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统一体，市民和农民的团结精神。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的主体是阿提卡半岛的农夫、挖炭工和渔民，是罗马周边的农业部落成员，而不是住在雅典和罗马城里的人。但尽管意大利乡村无疑是由城市统治的，但两者并不构成统一体，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同胞。市镇本身虽然有共和体制，但大多仅限于骑士团体。文献中没有记载兵役的具体指派方法。通常大概不过是召集志愿兵，但遇到重大危机或政治动荡，市镇很可能也会征召大批市民入伍，至少是短期服役，特别是用来守城。守城时或许也会全民皆兵。

但要打野战的话，市镇会派出由射手、枪兵配合，采用骑士装备的马队。

随着天生有尚武倾向的市民加入传统武士的行列，一同上阵，一同锻炼，那么只要爱国精神还活跃在集体心中，从中就会产生一支技艺高超的高效军事团体。即便高傲的德意志骑士会取笑这些被封为骑士的意大利木匠和工匠，但是他们还是甚至敢于面对由国王带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德意志骑士。

军旗战车

我们知道意大利市镇实行且一直实行骑士类型的军制，但其特点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相比，步兵在混合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要更强，有时甚至要强得多。但意大利步兵还没有达到希腊方阵、罗马军团那样真正的紧密战术单元。我们可以将军旗战车视为缺失的战术单元的替代品。它是一部由8头公牛拉的重型战车，车上立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杆上挂着军旗，往往还有主保圣人的圣像。车上还站着多位牧师。这种神圣的战车一向与以色列人的约柜相提并论，倒也不无恰当。我们知道松散的步兵面对骑兵是脆弱的。于是，将军旗战车置于前排后侧是为了充当集合点，一时被击退或陷入混乱的人远远看见它就能重新整队。伤员也会被转移到车上，伤重不治者也能在死前由牧师免去罪孽。我们可以假定，意大利人每逢战前都要重申不应丢弃手持的军旗，但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们应该聚集在圣车周围，车在人在，车亡人亡。组织严密和统率得力的罗马军团本来自然就具备的坚定精神和胜利信心（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鹰徽），现在要由军旗战车来人为激发，并通过符号的宗教属性来强化。史料中首次提及军旗战车是在1039年的米兰，恰好是意大利市镇在阶层融合的作用下形成的，长期不习兵事的市民再次拿起武器的时代。用文献里的话说，黑里贝特大主教（Archbishop Heribert）[99]将所有人武装了起来，“从农夫到骑士，从贫民到富人”（a rustico ad militem, ab inope usque ad divitem）。31因此，早在作为城市象征的军旗战车第一次出现（至少是第一次记载）时，教会就是它的支持者。后来教会与市镇的盟友关系更进一步强化了军旗战车的宗教属性。战车也出现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特别是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军队中。1086年布莱希菲尔德会战（battle of Bleichfeld）中，亨利四世的对手有军旗战车；1138年诺萨勒顿会战中，约克大主教统率的英格兰民兵有它；1191年，狮心王理查在叙利亚征战时也有它。另外，1214年布汶会战的奥托四世军中，1288年瓦林根会战的科隆军中，1298年阿尔蔡围城战（seige of Alzey）的美因茨军中都有军旗战车。在整个十二三世纪，只要意大利市民上战场，军旗战车无疑都是标准配置。32

塔利亚科佐会战

（1268年8月23日）

讨论完霍亨斯陶芬诸帝与意大利市镇的斗争，我现在要探讨一下伟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位代表康拉丁的战败经历。不过，打败他的不是市民，而是安茹的查理。这位法国王子是应教宗召唤，前来将霍亨斯陶芬家族逐出世袭领地那不勒斯王国的。

人们通常记述这场会战时，最重要的一手史料来自法国修道士普利马图斯（Primatus），他大概是在巴黎附近的圣但尼修道院写下的。维拉尼（Villani）的记述主要取材于他，所有后世学者——劳默尔（Raumer）、席尔马赫尔（Schirrmacher）、德尔佩什（Delpech）、科勒、比松（Busson）、汉佩（Hampe）、奥曼（Oman）[100]——的记述同样以其为基础，只是细节上略有差别。但近年来，罗洛夫（Roloff）[101]根据更早也更好的史料表明，普利马图斯的记载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不可靠的。33关于这场会战，具有历史准确性的文献主要是皮亚琴察的《吉伯林年鉴》（Ghibelline Annals）和安茹的查理本人的简短报告。

在以上所有战报中，双方似乎都只有骑兵。因此，偶尔被提及的步兵发挥的角色很不重要，或许根本就没参战。

由于《普拉真提内年鉴》也说康拉丁及其盟友罗马元老（市长）卡斯蒂尔的亨利（Henry of Castile），两人的总兵力多于对手，对此我们似乎只能接受。但是，我不愿意完全信赖这个说法，因为完全没有步兵的记载让我生疑。罗洛夫认为康拉丁有5000名到6000名骑兵，查理有4000名骑兵的说法是可信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骑兵称为骑士，那就偏离了“骑士”一词的真正含义。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并没有骑士身份，而只是普通的骑马士兵，尽管他们或多或少有重甲，但终归不是骑士出身。

会战经过是这样的：由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组成的康拉丁军一开始打赢了，但随后分散开来，完全放弃了密集阵形，于是被查理国王亲自率领的法国预备队出手击败。[102]

文献中没有说明查理的意图是什么，也没有说明显然之前没有被发现的预备队是怎么埋伏的。当然，查理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打算先让主力战败，然后派出埋伏好的预备队，凭借严整阵形一举击败取胜后陷入混乱的敌军。如果靠如此简单的计策就能以少胜多，那么这种情况肯定会经常发生。引而不发的意图只能是于胜负未分之际投入预备队。战败后再出击很容易被击退，即便后方有一个规模可观、保持严密阵形的待命单位，能为一时被击溃，但数目仍然比对方多好几倍的己方部队提供一个重整旗鼓的凝结核。

罗洛夫对骑士军队取胜后的状况有一段清晰的描述：

设想有两支骑士军队开战。几千名各自独立的战士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了肉搏战。过了一段时间，兵力较弱的一方开始败逃。这时，胜利一方有人顺势追击后撤的敌军，也有人会下马包扎伤口，整理战斗中受损的盔甲，杀死或俘虏落马的敌人，或者抢夺敌人身上值钱的盔甲或武器。当然，统帅也没有下令不许擅自掳掠和休息，或者要求骑士整装待发。骑士军队取胜后必然会是这样的状况，对战斗力无疑大大有害。一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进攻的部队肯定会占据巨大优势，哪怕兵力要少得多。众多下马骑士在杀过来的骑兵面前几无还手之力，而且被攻击的人散布于一大片区域，攻击者起初可能都碰不上同等出身的对手，于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吃掉对手。突袭过后战况的发展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被攻击一方数目远远超过对手，他们是有可能应战并坚持战斗到胜利的。因为骑士是独立的战士，转向很方便，所以突袭位置在身后还是侧翼没有多大区别。关键问题永远是：突袭发生时，被攻击方有多少骑士不能战斗，他们散开的程度又有多大？

罗洛夫接着说，查理肯定是在霍亨斯陶芬军刚开始陷入混乱时出击的。那样做确实优势很大，但我要再说一遍，胜利仍然是一个巧合，原因或许是安茹军主力溃逃的速度比查理预料得要快。接下来的战斗无疑仍然是一场硬仗，但我们不知道最后获胜的为什么是法军，因为面对数量优势巨大，且因为先前的胜利而士气高昂的敌军，如果没有其他影响因素，单凭生力军的突然性和组织性并不足以奠定胜局。或许正如罗洛夫认为的那样，康拉丁的军队由3个民族组成，彼此很不信任对方，当敌方生力军突然现身时，他们都怀疑军中有内鬼，于是爆发了恐慌。

无论如何，这场会战在军事史方面的教益很少，因为文献没有说明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安茹的查理为何又如何布置预备队或埋伏，以及他为何取得了成功——纯粹的猜测复无益处。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反面的结论：梯队布阵不是当时的常规做法，因为假如康拉丁的军队有第二梯队，必不得无序至此。

为了更好地批判性看待中世纪史料，接下来是罗洛夫的一些具体论述。据说，卡斯蒂尔的亨利及其西班牙部队追击得太远，以至于回到战场时，查理已经打败了德意志部队。尽管这样将会战分段好像能解释以少胜多，但罗洛夫基于文本分析和客观考据指出，分段是虚假的。在所谓的第三阶段中，西班牙人的阵形据说像城墙一样坚固，法军无法突破。但这段传奇的主人公瓦勒里的埃拉尔（Erard of Valery）知道该怎么办。他带着30名骑士诈败，西班牙人以为所有法军都要逃跑，于是开始追击，打散了紧密的阵形。然后，法军杀入大批敌军之中捉对厮杀，但毫无效果，因为西班牙人的盔甲砍不坏也穿不透。接着，法国人冲到跟前，抓住敌人的手臂和肩膀，把他们从马上扔了下去。西班牙人的板甲沉重，身穿锁子甲的法国人则更轻便灵活，所以取得了胜利。经历了一番奋战，西班牙人被彻底击败。

凡是对传奇战争故事有警惕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轻甲部队如此轻易就能击败重甲部队，那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类似的记载，重甲武士也不会在军事史上存在那么长时间了。但罗洛夫还通过文本分析表明这条记载纯属传说，因为普利马图斯对两年前的贝内文托会战也有非常类似的描述，只不过那时的人墙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在塔利亚科佐为什么不用在贝内文托的战法呢？我们不清楚。而且，几年后详尽描述了贝内文托会战的匈牙利国王安德烈（Andreas of Hungary）也不知道如此有趣的细节。它的缘起很单纯：凡是与法国人打得最激烈的对手，或者最后一战中的对手都是同样的说法，而关系最近、年代最早的意大利本地文献则完全没有该细节。这一传说是后来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才产生的。圣丹尼的普利马图斯听到的传奇故事来自从意大利归国的骑士，他们自称凭借计谋和努力先打破了强大敌人的阵形，然后展开近距离肉搏战，这才征服了对手。而且与所有添油加醋的故事一样，他们对西班牙人盔甲牢不可破的吹嘘其实是贬损对手的武艺，毕竟什么样的敌人是徒手就能打败的呢？有人要抓他们的手臂和肩膀，把他们从马上扔下去，久经沙场的西班牙人难道不应该用长短刀剑砍掉那人的手指头吗？面对轻甲或无甲战士，一名骑士只有遭到多人围攻时才会被打败，而且即便如此，他也不是因为穿了好盔甲所以被打败，而是尽管穿了好盔甲，还是被打败了。塔利亚科佐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形。

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因为盔甲沉重而行动不便的战士形象古已有之。希腊人自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以少胜多，他们是怎么解释的？他们说，在所有民族中航海经验最丰富的腓尼基人建造的舰船太重太大，以至于转向操控不灵。

如果我们将罗洛夫对塔利亚科佐会战经过的结论，与那些彼此只有细节差异且迄今为止都被普遍接受的各家记载做一比较，这就再一次证明单纯分析书面文献，不做客观批判分析是何其无益。我们的史学界是多么以分析中世纪文献的种种精微方法而自豪啊！精微确实是精微，但当代的批判学者们对塔利亚科佐会战的描述依然充斥着虚构，一如古人对薛西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记载。

6　德意志城市

与意大利城市类似，德意志城市的军事体系以居于城中的骑士为基干，又有愿意与武士阶层融合的富商群体为补充。罗斯·冯·史莱肯斯坦因（Roth von Schreckenstein）[103]的说法是正确的1，骑兵最初是由住在城里的骑士担任的，但后来包括了家产足以供养骑兵的全体。我们或许会怀疑有家产能不能确保会打仗，但我们一方面必须考虑保存了骑士荣誉观念的阶层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商人阶层本就有武士色彩。那时的公共法律提供不了多少安全保障，最终让骑马武士自行执法成了可能。市民被称为骑士的例子非常多。2阿诺德[104]在《德意志自由市宪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eistädte）第2卷第186页中写道：“一半人是骑士，从世俗或教会领主那里领受封地，披甲骑马服役，享有骑士的一切特权。一半人是市民，居住在城中，以商贸为业，为城市的利益效劳。”3

在斯特拉斯堡、马格德堡、苏黎世和其他城市，作为骑兵服役的市民被叫作“Konstafler”或“Konstofler”（相当于英语里的“constable”、法语里的“connétable”和拉丁语里的“comes stabuli”，意为“马厩伯爵”）。1363年，斯特拉斯堡的“Konstafler”提供了81个枪队，行会21个，船夫5个，小店主4个，酒商4个，等等。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Louis the Bavarian）要求各自由市“按照古老的传统”提供骑兵，随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进行加冕。4

我们已经看到，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长期斗争并没有在意大利产生真正的公民兵。让一群市民做到如臂使指只能是有限和暂时的，他们本性如此。而在德意志，从市民中发展出尚武精神的机会和条件甚至还要更少。即便到了行会开始与豪族争夺权力和议员席位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多少军事方面的成就。与周边诸侯和骑士没完没了的私斗对发展出具有城市特色的高效军事组织同样少有助益。市民群众无疑也有武装，具有或逐渐养成了某些尚武风气，但他们依然一直只是骑士的辅助，尤其是作为射手，5并以射术为皇帝效劳而闻名。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of Lübeck）[105]的编年史中称赞过常年演练、武艺高超的市民。6市民们也经常出动，尤其是攻打强盗骑士，但这些都是小型战斗，而不是战争。在14世纪，行会成员曾乘坐大车出征，每车6人。但早在1256年，美因茨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做出决议，要尽可能招募佣兵。7城市不仅招募平民士卒或骑士，也会与周边领主和骑士签订协议，出钱换取后者持续提供协助的义务。

这种佣兵协议成了各地城市军事体系的一大特点。1263年，科隆与贝格伯爵阿道夫（Count Adolf of Berg）签订了攻守同盟协议。伯爵成为科隆公民，有义务为城市提供9名骑士和15名扈从，战马均应披甲，每天的报酬是5马克，以科隆自铸的钱币支付。作为回报，科隆要为伯爵提供25位人马俱甲的名门子弟。于利希伯爵威廉和瓦罗姆（Walrum）与卡岑埃尔根伯根的迪特里希（Dietrich of Katzenellenbogen）之间也有类似的协议。甚至到了100年后，这份协议仍然在续约，几乎一字不易。8沃尔姆斯市与莱宁根（Leiningen）历代伯爵也有类似的协议。9当科隆和沃尔姆斯市民要求这样的协助时，他们肯定自己都觉得手无缚鸡之力！你想一想，这种协议只要求二十四五个人！但这些人是骑士，25名骑士不算太小的数目。我要提醒读者：当年查理曼的法令可是细致到了规定某位伯爵可以留2名还是4名战士在家。除非我们明白加洛林军事体系也是基于骑士阶层，而不是征发农民，否则查理曼的法令就是不可理喻的。大众的不习兵事与骑士阶层构成了天然的互补，所以科隆人也承诺为盟友提供协助，但不是征发市民，而是——举个例子——出披甲战马。

如果市民真要出城，他们也不愿意超出当天晚上即可返回的距离。1388年，莱茵兰和施瓦本地区的城市明确做出了这样的决议。10城市当局经常颁布法令要求市民必须常备武器，规定武器种类，宣称要举行阅兵以确保法令得到遵守。这些法令从来没有落到实处。

我们有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尤其是科隆市的历史档案——比如戈特弗里德·哈根大师（Master Gottfried Hagen）[106]的韵体编年史11——常常会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图景。但是，在传说中被歌颂为科隆市民战胜科隆大主教及其骑士的瓦林根会战（1288年）不在此列，因为科隆市民在这场战斗中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

弗雷兴会战

（1257年）

1257年，科隆市与科隆大主教康拉德·冯·霍赫斯塔登（Conrad von Hochstaden）爆发了冲突。打了几仗之后，大主教堵住了所有通往科隆的道路，切断了水陆运输，要用饥饿迫使城市投降。以盟友身份为城市效力的领主迪特里希·冯·福尔肯堡（Dietrich von Falkenburg）是市民的统领，他号召市民出城击退敌人。他说，被区区400名敌人堵住所有道路是科隆的耻辱。市民承诺跟随他，并在弗雷兴（Frechen）攻击了大主教的军队。按照哈根的说法，科隆赢了。福尔肯堡起初将本部兵马留在手里，然后出击，一举取胜。但如恩嫩（Ennen）[107]所说，后续事件里看不出科隆确实打赢的样子。如果大主教的部队真的不超过400人，那就显得科隆市民的军事能力相当差劲。我们或可假定，为了激励市民，迪特里希口中的敌军兵力远远小于实际情况。但这仍然表明科隆的军事成就是很小的。

科隆内斗

从市民内斗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康拉德的继任者、福尔肯堡的恩格尔贝特二世大主教（Archbishop Engelbert II of Falkenburg）煽动下，行会一度要反抗豪族的霸权。他们聚集在一起，计划袭击贵族的宅邸。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巷战，贵族占据上风，血洗街道，织布工损失尤其严重。尽管科隆街道狭窄，骑士还是在马上交战。哈根多次写到他们奋马向前，冲破了行会成员用来堵塞街道的锁链。由于骑士及其支持者的数目肯定相当少，这更突出了他们的个人武艺远超市民大众。

几年后的一场街头巷战也是类似的性质，对战双方是科隆的两大豪族——奥弗斯德伊岑（Overstolzen）家族和魏森（Weisen）家族。争斗结束后，战败被逐出城外的魏森家族谋划突袭夺城。一名家住城墙拱门下的穷修鞋匠被一笔钱收买，同意在城墙下挖一个足够一名骑手通过的洞。林堡公爵瓦尔拉姆（Duke Walram of Limburg）、克利夫伯爵和福尔肯堡领主承诺将于1268年10月14日率领500人穿洞进城。公爵依计行事，顺着地下通道进入城内，打开最近的一座城门，然后带着全部兵马入城。但奥弗斯德伊岑家族及时接到警报，市民也加入了他们，双方展开激战，大批贵族家庭成员被杀，最后进攻者或被赶走，或被俘虏。

豪斯贝根战斗

（1262年3月8日）

这次战斗非常有意思，交战双方是斯特拉斯堡市民和本城主教瓦尔特·冯·基豪尔赛克（Walter von Geroldseck），两边各自留下了一份记载。主教一方是里歇尔（Richer）写的孚日山瑟诺讷修道院（monastery of Senone）史（M.G.SS.，25.340），他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因为他的作品于1265年结尾。另一份记载作者不明，与事件隔了一代人的时间，年份大约是1290年。它是在斯特拉斯堡写成的，显然不具备一手史料的可信度，而且我们看到的版本有多处篡改痕迹，已经不完全是最初的样子了。但从军事史角度出发，这本书——过去被叫作《豪斯贝根会战》（Conflictus apud Husbergen），现在改为《瓦尔特战争》（Bellum Walterianum）——仍然是一份极有价值的证据。因为尽管有个别点属于传说性质，但作者显然有亲历者作为信息来源。这份记述在某些方面相当清晰具体，只可能源于对会战发生时代的生活方式、交战方式的真实反映。最早用德文写史的人之一，14世纪斯特拉斯堡编年史作者弗里切·克劳奇纳（Fritsche Closener）在记录瓦尔特主教的争斗史——后来登上帝位的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Rudolf of Hapsburg）也有参与——时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将这份旧拉丁文本翻译成德文而已。12

斯特拉斯堡市民与主教间的战争照例打了很长时间，因为双方都在乡村烧杀抢掠，主教还堵住了通往城市的路口。编年史作者里歇尔写道，阿尔萨斯全境荒无人烟，百姓陷入悲伤之中。由于乡间的有产骑士都站在主教一边，所以他提前布置了警报，见市民出城就召集骑士。如果斯特拉斯堡城西14英里（约22.5千米）的莫尔塞姆（Molsheim）响起钟声，村子要由近及远依次敲钟，直至响遍全境。13

有一次，市民出城捣毁了斯特拉斯堡城北约5英里（约8千米）的曼德尔塞姆（Mundolsheim）附近通往阿格诺（Hagenau）和察伯恩（Zabern）的道路上的一座塔楼。主教拉响警报，率军在市民回城途中发动袭击。于是，留在城内的市民启程去救援出城的同胞，并在城西北偏西约31.5英里（约51千米）的豪斯贝根会合。“措恩领主，我亲爱的同志，”斯特拉斯堡市长、先前出征带队的老骑士赖姆博尔德·李本泽勒（Reimbold Liebenzeller）对带队增援的尼古拉斯·措恩（Nicolaus Zorn）说：“以神的名义，欢迎你。在所有的日子里，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急着见到你。”14

市民摆出战斗阵形（“ordinantes acies suas”：“整理战斗线列”），彼此激励，尤其是对步卒说：“今天要拿出强健的精神，为了城市的荣誉和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长久的自由，无畏地战斗。”两名骑士专门被派去指导步兵（“populo seu peditibus”：“大队步卒”）如何作战，市民承诺听骑士指挥。

据说，主教的骑士看见敌军势力很大就犹豫起来，不愿冒险进攻。但当他们警告主教时，主教斥责他们是懦夫，还说他们想走就走吧。于是，他们为了自身荣誉留了下来，尽管预料到会战死，但依然上阵，编年史作者如是说。

尚未成为骑士的年轻斯特拉斯堡贵族艾克沃塞姆的马库斯（Marcus of Eckwersheim）稳端长矛，率部一马当先冲向敌人。主教座下骑士拜克莱里乌斯（Beckelarius）上前应战。两人的矛都成了碎片，冲撞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两人都被甩到地上，两匹战马都死了。两边的友军都冲上去支援，市民的部队成功救下马库斯并杀死了对手拜克莱里乌斯。

现在，双方的骑士大战开始了，斯特拉斯堡很快占据了上风。因为大批市民步兵端着长矛冲了上去，专刺敌人的战马，主教的骑士很快就全部落马。赖姆博尔德·李本泽勒之前教他们只管不停地刺，刺到友军的马也没事，因为市民毕竟离家近，可以走回去。文献中不吝笔墨，相当严肃地强调了这段话，而老骑士本来大概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无论如何，它描绘的骑士与矛兵混合作战的场景对我们是非常有价值的。

主教的骑士之所以被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和步骑配合击败，是因为他们的长矛步兵没有上来。斯特拉斯堡没有让弩手辅助骑士作战，而是将他们从大部队里抽出来，没等开战就列好队，阻止主教的步兵上前支援骑士。可惜，文献中没有说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据说，当市民为了绕过一道壕沟而朝回城方向运动时，主教就以为他们打算撤军，于是派骑兵先上，不等步兵赶上来就发起进攻。

然而，斯特拉斯堡弩手不可能插到敌方骑士和步兵之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设想：他们抢先占据了位于己方军阵前方的一处高地，主教的部队要沿着山脚前进。即便弩箭挡不住骑士，但却把步兵吓退了。当然，进一步考察会发现，上述看法似乎也不太站得住脚，因为斯特拉斯堡人占据的高地肯定只是一座小山，主教的部队完全可以避开它行军，何必要走低洼的山口。我们只能认定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尤其是文献中说弩手只有300人，而主教有5000名步兵。即便步兵实际只有800人或1000人，远离大部队的300名弩手怎么能打得过呢？要是一群矛兵竟然没有信心在野战中击垮人数不如自己的弩手，那他们肯定差劲得不得了。或许这段记载的核心是斯特拉斯堡弩手列阵于大部队两侧，向紧跟着骑士的敌方步兵射箭，后来被夸大成了弩手完全阻止敌方步兵参加骑士战斗。

无论如何，重点是斯特拉斯堡占有极大的数量优势，而出身骑士家族、作为“虔诚骑士”亲自下场参战、期间有两匹坐骑被敌军杀死的主教觉得数量优势没什么好怕的。

主教战败了，60名骑士被杀，76名被俘。斯特拉斯堡只损失一人，而且起初只是被俘，后来才被恼羞成怒的主教部队杀害的记载，与会战的整体性质太不相称，不可采纳。假如勇士主教手下的骑士果真预料到自己会阵亡，但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杀入敌阵，那么被杀的60名骑士就不会去白白送死。此外，这场战斗时间并不短，因为主教的第一匹坐骑死后换了一匹，第二匹死后又换了一匹，最后才骑着第三匹逃离。对斯特拉斯堡人来说，打了胜仗不流血会减损他们的名声。虚假记载的原因无疑是文本写于事件发生一代人之后。斯特拉斯堡当地对此战的口述史中特别强调屠夫比尔格林（Bilgerin）的命运，言语间透着义愤，说敌军将毫发无伤的他抓了俘虏，然后将其杀害。故事将重点放在比尔格林身上，掩盖了其他被杀的人，于是他最后就成了唯一的死者。

7　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

在十字军、教会和西欧的历史中，骑士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书也经常提到他们。但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比如书写了战争艺术史上特殊的一页，或者产生了别具一格的作战形式。

我们或许会以为他们发下了服从的誓言，有严格的纪律，因此表现上会与同时代的通常状况有所不同。但我们到处都看不到不同。恰恰相反，骑士团的团规最清晰地体现了骑士开战和战斗方式的特征。骑士团中被视为战斗人员的真骑士一直都太少了，不足以开辟新的战法。他们的意义和成就源于组织，而组织的力量源于拉丁教会各国为圣地征战而不断输入的人力和物力。

但是，这些骑士团中的一员，条顿骑士团，在一个地方取得了无比重要的长远成功。

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用了整整三百年时间——或者从亨利一世算起，是200多年——才彻底征服和同化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弱小的斯拉夫部落。记住这漫长的时间，那么对于波兰人无力征服北边的异教徒邻居——维斯图拉河（Vistula）和梅默尔河（Memel）之间普鲁士人，最后只得召唤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来帮忙一事，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1

对于这一转折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建国和殖民史，我们的了解并不很准确。直到100年后才有彼得·杜斯贝格（Peter Dusburg）[108]以求实精神记录当时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条顿征服期间的基本军事原则。

恺撒征服高卢凭借的是常备军，常备军立于高卢中央，以万钧之力击败和镇压每一次反抗。骑士团没有常备军。它也没有查理曼那样由附庸组成的军队，可以像大帝那样在必要时发动远征，配合政略逐渐消磨和挫败萨克森人的反抗。在征服普鲁士，顺便占据利沃尼亚（Livonia）和库尔兰（Courland）[109]的时期，这支德意志骑士团的直属兵力非常少。直到成为三地的统治者之后，它才成为一股强大势力。奇怪的是，任何时期的骑士团成员数目在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因此无法确定。213世纪时肯定不过几百人，最多不超过1000人。骑士团的力量源于一个事实：骑士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崇高思想，是教会与骑士的有机结合，而且作为教会和骑士的捍卫者，骑士团身后不仅有德意志，更有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一边是教廷颁布通谕，发表布道鼓动十字军；一边是诸侯和骑士好战的天性和对冒险的渴望。这两个因素为骑士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兵力，最终使之有能力完成了当年耗尽皇帝和国王的力量，吓得波兰不敢动手的功业。以耶路撒冷为目标的十字军东征没有带来长久的政治成功，但从这条大河中分出的流向波罗的海一角的小溪却结出硕果，对世界历史造成了延续至今的显著影响。

骑士们首先在维斯图拉河畔的波兰边境荒地建立了坚固的托伦城堡（Thorn）（1230年或1231年），接着顺维斯图拉河而下，建立了其他要塞：库尔姆（Kulm）、马林维尔德（Marienwerder）和埃尔宾（Elbing）（1237年）。之后，他们沿着弗里斯泻湖（Frisches Haff）东进，在岸边修建了拜尔加（Balga）（1239年）。有学者认为骑士团沿边境行动是为了包围普鲁士人，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从不曾计划由两个基地分别出发，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行动。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据点都邻水，彼此之间能保持联系，还能通过水路与德意志地区相连。他们一旦顺着诺加特河（Nogat）抵达波罗的海，就与德意志海港建立了联系；埃尔宾在一定程度上是吕贝克的殖民地。因为领地新发现的厄尔士山银矿而成为诸侯首富的迈森藩候亨利（Margrave Henry of Meissen）拜访过骑士团。在一次十字军征讨中，他为骑士团提供的“朝圣”号和“弗里德兰”号两艘战舰比他提供的骑士贡献还要大，让骑士团得以控制弗里斯泻湖。

从水滨城堡出发，骑士团开始在内地修建堡垒，最重要的是雷登（Rheden）、巴尔滕斯坦因（Bartenstein）和勒塞尔（Rössel）。这种步步为营的策略——与查理曼征讨萨克森时完全不同——并不来自某条抽象的战略原则，而是与骑士团的特殊状况和强项相适应的。骑士团本身的实力不足以发起攻势，但十字军经常来到这里，而且常常是带着骑兵随从的大诸侯——迈森藩候、勃兰登堡藩候、图林根领主、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aunschweig）、梅泽堡（Merseburg）的一位主教、安哈尔特（Anhalt）地区的一位诸侯。每一次援军都被用来打击异教徒，向内地推进一步，建立永备工事。骑士团就这样以城堡为基地依次征服了维斯图拉河沿岸的普鲁士人、波梅萨尼亚人（Pomesanians）、波吉萨尼亚人（Pogesanians）和厄莫兰人（Ermelanders）。据文献记载，1236年在索尔格河（Sirgune，又称“Sorge”）畔也有过一次战斗，但我们或许会怀疑它重不重要，乃至是否发生过。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因素是修建城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一切殖民征服活动中，决定性的因素往往不是通过突然袭击和欺骗敌人就能轻易成功的初次征服，而是有效地处理随之而来的起义。一旦被征服民族熟悉了外来的统治者及其带来的变化和压力，他们马上就会揭竿而起。1242年，征服后的第十二年，第一场大起义爆发并持续了11年，直到1253年才结束。骑士团不是凭借野战军和野战坚持下来的，而是因为普鲁士人打不下来坚固的据点，所以没能将骑士团赶走。远方的战士一次又一次前来援助骑士团，一起发动攻势，还帮助他们深入内地，在克里斯贝格（Christburg）修建了一座新的守备后勤基地。最后在教宗特使列日的雅各布（Jacob of Liège）的斡旋下，骑士团与部分起义军缔结和约（1249年2月7日），和约文本保存至今。后来冲突再次爆发，骑士团甚至在克鲁肯（Krücken）打了一场大败仗（1249年11月23日），54名骑士团成员被杀。但最后所有起义军还是接受了和约。

骑士团立即恢复了扩张活动。1254年，在奥托卡尔国王（Ki-ng Ottocar）亲自率领的一支波希米亚部队支持下，要塞柯尼斯堡（Königsberg）在普列戈尔河（Pregel）河口处建了起来。为了与库尔兰建立通路，骑士团之前就在库勒舍斯泻湖（Kurisches Haff）湖口处建立了梅默尔（梅默尔堡），在内陆建立了克罗伊茨堡（Kreuzburg）。接下来是库勒舍斯泻湖旁的拉比亚乌（Labiau）（它有可能是更晚才修建的），以及内地的普列戈尔河畔的威劳（Wehlau）。以上述及其他几处城堡为基地，骑士团完成了对东普鲁士的征服；那时当地的大部分居民已经不是真正的普鲁士人，而是立陶宛人了。

6年后的1260年，当骑士团在杜尔班（Durban）大败于立陶宛（1260年7月13日），以利沃尼亚团长布尔夏德·冯·霍恩豪森（Burchard von Hornhausen）和元帅亨利·博特尔（Henry Botel）为首的150名骑士被杀后，第二次大起义爆发了。这一次，维斯图拉河沿岸的波梅萨尼亚区忠于骑士团，但内地的5个区——萨姆兰（Samland）、纳坦根、厄莫兰、波吉萨尼亚、巴尔滕——都起事了，起义军有完善的计划，也选出了头领或者叫公爵，领导人民坚定斗争了15年。与早年在罗马城生活的阿米尼乌斯一样，这些头领中的一位——纳坦根的亨利·蒙特曾在马格德堡受过教育，就连他的基督教名字很可能也是在那里取的。普鲁士人在正面作战中频频占据上风，尤其是在勒包（Löbau）一举全歼基督徒的军队，击杀副团长黑尔梅里希（Helmerich）和40名骑士团成员（1263年7月13日）。总体来说，两边交战的方式是不断出兵烧杀抢掠，普鲁士人一度兵临托伦城下，还毁掉了马林维尔德城。但与上次一样，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对城堡的争夺。除克里斯贝格以外的全部内陆要塞都被普鲁士人占领了。尽管普鲁士人从敌人那里学到了一些攻城器械的用法，但攻城能力还是很弱。然而，通过在骑士团城堡外修建工事，轮流派兵驻守，封锁内外交通的手段，普鲁士人成功用饥饿将敌人赶出了城。正如当年阿里索要塞内的罗马守军和瓦卢斯残部曾面对日耳曼人在城内坚守数月，等到粮草耗尽又悄悄出城，行军90英里（约145千米）抵达莱茵河一样，普鲁士要塞的骑士团守军最后引开围城军的注意力，秘密撤走，这才保住性命。

海伊斯贝格（Heilsberg）和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的守军以这种方式逃回埃尔宾，魏伊堡（Wiesenburg，拉斯滕堡以北）的守军穿越荒野逃回波兰或萨森（Sassen）。发现他们要跑，巴尔滕头领迪万（Diwan）便带着13人，骑着专门为长途行动备好的马匹追了上去。他们最后追上了，但他本人在打斗时受伤，其他人就不再追击了。

克罗伊茨堡守军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趁夜逃跑时被发现并被斩杀。

巴尔滕斯坦因在封锁下坚持到第四年，最后形势极其危急，其守军只有秘密逃亡才能活命。他们为逃亡做了巧妙的准备，数日间躲在墙内一声不出，好让普鲁士人以为城堡已经被放弃了。普鲁士人靠近时突然遭到射击，退走时损失惨重。守军撤退时分为两股：一股去了40英里（约64千米）外的柯尼斯堡；一股去了70英里（约113千米）外的埃尔宾。一名眼盲腿瘸的骑士留守，定期在指定时刻敲钟，以此欺骗因为最近的损失而更加谨慎的敌人，让他们以为城内依然有人把守。等他们终于认定德意志人真的走了以后，后者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两股守军分别成功抵达柯尼斯堡和埃尔宾。

对于上述所有要塞，骑士团都无力救援。但是，梅默尔堡、柯尼斯堡、拜尔加、埃尔宾等邻水要塞都岿然不动。起义军不敢冒险接近托伦和库尔姆。拜尔加，特别是柯尼斯堡都遭到强大敌军的围攻。在柯尼斯堡，普鲁士人甚至试图在普列戈尔河上修桥以封锁河道，但骑士团毁掉了桥，给养和援军通过水道送入城内，最后甚至成功解围。有一次，于利希和贝格两位伯爵赶走了普鲁士人（1262年1月22日）。1265年，不伦瑞克公爵和图林根领主抵达柯尼斯堡，让骑士团得以从城内重新发起攻势。

第二次大起义的结束方式似乎与第一次类似；普鲁士人并没有被真正打败，而是在等待时机。两位酋长（或者称公爵）——纳坦根的亨利·蒙特和厄莫兰的格拉佩（Glappe）被骑士团欺骗抓获并处以绞刑，其中可能也有同族背叛的因素。另一位酋长——巴尔滕的迪万在围攻申塞城堡（Castle Schönsee）时被杀。普鲁士人意识到，尽管他们对征服者造成了那么大伤害，夺取和摧毁了那么多城镇、村庄、要塞并将居民杀害，但还是不能赶走敌人。于是，领地位于东南角的苏道恩部公爵斯库曼（Skumand, the duke of the Sudauens）在奋战多年，一度将战火烧到库尔姆地区后决定放弃。万念俱灰的他率部出走立陶宛，但之后又返回，放弃异教信仰，承认了骑士团的统治。其他酋长也是这样做的。1283年，托伦要塞建成后的第五十年，骑士团终于完成了对普鲁士的征服。

我们可能会问：罗马人当年有没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统治日耳曼，并引入罗马的政治制度。罗马人与条顿骑士团的第一个不同点在于，前者的任务要艰巨得多。毕竟普鲁士比日耳曼尼亚小得多，而且就算日耳曼尼亚人口稀疏，普鲁士只会更稀疏。甚至最深入敌境的据点离大海和维斯图拉河这两个安全的基本盘也不太远。在整场斗争中，波兰人一直是骑士团的盟友。尽管波美拉尼亚公爵（dukes of Pomerania）有时与骑士团关系恶劣，与普鲁士人直接结盟，但凭借军事实力和外交手段——公爵已经是基督教文化圈的成员了，前来参加十字军征讨的各地诸侯会出手干预——公爵最终被安抚下来。如果我们将德意志，部分程度上还有波兰和整个西欧，用于征服普鲁士并使其基督教化的资源加起来，那么与普鲁士一隅相比当然就显得极为庞大了。我们不能忘记，这场斗争总共持续了53年，而恺撒只用8年时间就征服并平定了莱茵河以西的庞大高卢全境。通盘考虑下来，恺撒征服高卢那样高烈度的速战速决成本更低。骑士团做不到是因为实力不济，而且外界资源总是一滴一滴地流入。于是，罗马人为什么没有用骑士团的方法征服日耳曼尼亚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对日耳曼尼亚志在必得且愿意投入必要的资源，他们肯定会用恺撒的方法。罗马皇帝绝不会用耗费巨大的骑士团的方法。第一次失败后，他们会立即发动全面战争。但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全面开战在日尔曼尼库斯被召回后便不复可能，以及为什么日尔曼尼库斯被召回了。

8　英格兰箭术与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

弓箭在中世纪早期战争中的重要性很不清晰，从文献中看不太出来，就算能看出来其说法也是犹豫和多变的。对于最早的日耳曼人，史料中基本没有提到弓箭（第2卷），但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族又好像广泛使用弓箭，以至于韦格蒂乌斯会说罗马人败在日耳曼人的箭雨下（第2卷）。加洛林王朝的法令中有弓箭的规定，但同时期的记述中很少提到弓箭，而且德意志骑士肯定是几乎只用刀剑枪矛的。另一方面，诺曼人在黑斯廷斯会战中对弓箭的运用极其熟练。但十字军与突厥人打交道时发现对方的射手素质更高，于是仿照突厥人组建了弓骑兵。我们知道撒拉逊弓箭手是腓特烈二世皇帝在意大利的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文献记载，在腓特烈的儿子和孙子与安茹的查理交手并失败的历次会战中，射手并未发挥积极作用。1

除了弓以外，弩也渐渐流行起来。2“弩”在德语中叫“Armbrust”，与“手臂”（arm）和“胸膛”（breast）都没有关系，而只是中世纪拉丁语词“arcubalista”和“arbalist”在民间流变的结果。古典时代的弩似乎已经不只是大型投射武器，而也有小型手持版本了。现藏于勒皮博物馆（museum of Le Puy）的一幅4世纪浮雕中有弩，韦格蒂乌斯、阿米阿努斯和约达尼斯似乎也有提及。在真正意义上的中世纪，弩首次出现在路易四世御用《圣经》的小幅插画中，时间是937年。安娜·科穆宁据说以“Tzagra”的名字提到过它，说它是一种西方人特有的武器。1139年拉特兰宗教会议的决议中以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提到了它。3但既然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110]的传记作者宣称是狮心王理查首次将弩带给了法兰克人，而且据说命运女神希望狮心王死在这种武器之下，所以弩在12世纪肯定还是一种相当少见的武器。4

护甲的强化导致武器的相应变化。早在查士丁尼时期的《箭术入门》（Anleitung zum Bogenschiessen）5一书中就建议抛射，因为平射出去的箭不能穿透敌人的盾牌。弩箭的穿透力远胜于弓箭，因此弩似乎是对付重甲骑士的理想远程武器。尽管如此，弩的流行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从未完全取代单体弓，只是与弓并存而已。弩最后甚至还被弓打败了。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偶尔被提及，接着情形在十四五世纪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弓在英格兰军队中突然具有了压倒性的意义。这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一种有几千年历史，技术水平大概不可能有进一步提升的古老武器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重要？

奥曼在《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一书中已经认识到，弓箭复兴的缘起要到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威尔士战争中寻找。之后，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写了一本全面探讨当时战争军事的极有价值的书，书中对弓箭的源起做了彻底的介绍。6与之前的奥曼一样，莫里斯的出发点是这样一条记载：先前的通行方法是只将弓弦拉到胸前，现在却要将长弓的弓弦拉到耳侧。7我不想逐字重复说一遍，因为弦拉得越远箭的力道越强，不是什么新发现，而且以前肯定也有臂力强的人。此外，我们在700年前的普罗柯比著作（参见第2卷）中发现了一模一样的记载，作者的意图是证明弓箭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既然有一些时代和民族善用短弓、不用长弓，而且有波斯人和帕提亚人这样以射术闻名的民族也这样做，那么弓体形制的差别肯定不是特别重要。优秀的射手当然一直都会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将最硬的弓拉到最远的位置。但是，莫里斯的观点只需稍加改动就会变成真理。我们可以从弓箭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箭术也不可能有突破这一点出发，但箭术并不总是维持在高水平上。如果说箭术在中世纪的某些时期和某些民族中默默无闻，而且有些大战没有射手参与，这无疑意味着制弓和射箭的技艺都退步了。莫里斯指出的一点非常好：19世纪末，随着赛艇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小艇这样古老的器物也迎来重大的生产技术进步与完善。对一门技艺的热衷总是与相应器具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伴而行。因此，不管是长弓还是将弓弦拉到耳侧的惯例，它们都不是一个引入全新事物的问题，而是从一定的基础起步，改进弓箭制造和使用技术的问题。随着这种过去被忽略的武器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重视，进步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于是，使用弓箭的技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无疑曾经有人达到过，只是在当时的人眼中好像是新奇事物。因此，箭术进步不是弓箭复兴这一军事史现象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当然，它对其原因也会有反作用：弓箭取得的成就越大，人们就越愿意使用这种武器。

于是，真正的问题就是：箭术在这个特定时期，在英格兰这个特定地域再次被接受的动因源于何处？

源起是爱德华一世国王（1272-1307年在位）的威尔士战争，最后威尔士人被征服，威尔士并入英格兰。在英格兰土地上发生的前两次决战——刘易斯（Lewes）会战和伊夫舍姆（Ewesham）会战，交战双方是爱德华一世之父亨利三世和国王手下的男爵们——依然基本看不出射手的用处，与同时代的贝内文托会战和塔利亚科佐会战没有区别。爱德华曾以王太子的身份参与了这两场会战，之后又去圣地参加十字军，他大概是在那里了解了突厥弓箭手及其威力。根据一份未经证实的文献，他甚至被突厥人射伤过。登上王位后，他给自己设定了征服威尔士人的目标。凭借凯尔特遗风和古老的蛮族战法，山寨中的威尔士人历经风雨而不倒，先后到来的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都不曾征服他们。爱德华要为接连不断的边境冲突和周边郡县的苦难画上一个句号。北威尔士人沿袭古代传统，仍然以矛为主要兵器，就像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那样；南威尔士人则已经受到英格兰-诺曼人的统治和影响，发展出了完善的箭术。早在爱德华一世两代人之前，政治作家和历史学家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又名杰拉德·德巴里，“Gerald de Barri”，死于1220年前后）曾提出过击败威尔士人的方略。杰拉德本人的祖父是诺曼人，担任彭布罗克（Pembroke）治安官，祖母则是一位威尔士首领的女儿。他为父系和母系都感到骄傲，而且对两边的成就都表示了赞赏。他称赞了骑士，也描述了威尔士人的战法，指出轻装上阵的威尔士人有时攻势如火，有时又会隐秘灵巧地退入道路不行的山林。因此，杰拉德建议从归顺或结盟的威尔士部落获取辅助部队，让弓箭手与骑士联合作战：“弓箭手永远应该编入骑士的队伍。”（“Semper arcarii militaribus turmis mixtim adjiciantur”）。8爱尔兰不久前正是通过混合作战被征服的。事实上，更往前的征服者威廉也是这样打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但杰拉德认为自己提出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建议，他也承认法国人只有长矛骑士这一种战法，从而进一步证明征服者威廉时代的战法确实已经衰落了。1181年亨利二世颁布的《国防法令》根本没有将弓箭列为兵器。9

因此，爱德华一世之所以会捡起和发展箭术——这门有过流传，但后来被忽视，当时已经少有人知的技艺，是因为山地作战的迫切需要。箭术复兴最初主要是在临近威尔士的各郡，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和传统的战争，另外威尔士人也会为英格兰人服役，领英格兰的军饷。尽管边郡的远程武器使用率较高，但纯粹靠封建制度下的征召服役不会有更大的进展。附庸义务仅限于服役40天的规则在当时还是实行的。实际服役期还要更短；有时只要求服役3周，也有记载称服役期以随身携带口粮耗尽为限。他会带上一条火腿，尽快吃完，然后回家。10但爱德华知道，只有发动一场尽可能重大的战争才能实现他的目标。我们知道，在诺曼人的国家，佣兵一直是征召附庸的补充乃至替代品。爱德华作战全靠雇来的佣兵，只让征召兵执行次要任务，或者与佣兵混合作战。11例如，他命令所有有产骑士（财产达40镑以上）做好应征服役三周，并在第一期服役结束后继续为国王作战，同时从国王处领取报酬的准备。“除此之外，如我有意，应继续为我有偿服役三周，期间开支由我负担。”（“Ad eundum in obsequium nostrum et morandum ad vadia nostra ad voluntatem nostram quandocunque super hoc ex parte nostra per spacium trium septimanarum fuerint premuniti.”）12在本郡或本边区服役是没有报酬的，但出境行动会立即发放报酬。如有大规模行动（例如一场重要的围城战），等到最初的无偿3天服役期结束后，本郡作战的征召兵也会领到报酬。13爱德华还从加斯科涅调来经验丰富的战士与英格兰佣兵并肩作战，而且他会连续作战，冬季也不例外。莫里斯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国王御令、佣兵工资单等，详尽说明并生动描述了这场战争，读来总会想起罗马人的日耳曼征讨和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战役。爱德华首要关注的是维持交通线和后勤给养。与日尔曼尼库斯和德意志骑士一样，他利用包括河道和海洋在内的水路来达到这两个目的，从5个港口调集船只。图密善当年在卡狄人的地盘里铺设了180千米长的道路，从而征服了这个部族（第2卷）；爱德华也是如此，雇来伐木工人在威尔士丛林中开辟道路。14

尽管爱德华的战争有全国的鼎力支持，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召集的军队规模并不比我们之前了解的中世纪军队更大。根据一份详细的记录，1277年开战时，国王的战马是从法国带回来——有100多匹。15我们注意到，这个数目证明100组“战马和优秀骑手”（dextrarii et magni equites）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莫里斯（第80页及之后）认为爱德华一世手下最多有2750名骑士，包括全部有义务成为骑士的人在内。因此，他假定按每名骑士另配两名骑手计算，英格兰的最大可用兵力——但当然不会同时全员征召——约为8000名骑手。

莫里斯估计（第132页），1277年的步兵数目上限是15640人，但其中最多有6000多一点是英格兰人，威尔士盟军则有9000人以上。这样庞大的军力只能集结很短的一段时间。

在1282年的第二次战争中，步兵兵力为8600人，包括约1800名威尔士人。包括骑士和侍从在内的骑兵总数为700人到800人。16

入冬后，部队因伤亡和逃亡而减员严重，但从加斯科涅来的佣兵弥补了损失。战争爆发时，爱德华继承的国家的大总管（senesc-hal）还只需要提供12名骑马弩手和40名步行弩手。17但现在来了一支210名骑兵和1313名步兵的军队，这是莫里斯根据军饷名册得出的确切数字（第188页）。援军的主要武器是弩，而且用桶和筐带来7万支弩箭。从国王支付的高额军饷来看，这些弩手被视为精锐部队。18凭借这支援军，爱德华一直战斗到了最终取得胜利。

据莫里斯估计（第105页），威尔士战争中两场较大的会战的总参战人数不会超过2000人到3000人。19

回顾当年腓特烈二世皇帝和征服者威廉的时代，两人手下都有大批射手。这表明每当一位卓越统帅凭借强大中央政权召集军队时，军中总会有射手。但封建征召兵与射手气质不和。统帅明白射手的价值，也重视射手，但必须花钱才能雇到（至少要有付钱的承诺，如征服者威廉）。附庸和单个骑士不会训练射手，也不愿意随从里有射手。他们倒也不是不重视这种武器的技术层面和实战威力，但我们已经认识到封建骑士的观念与射手的运用之间有着显著的张力，因为后者与上层统帅和佣金支付有关，而这种关系与骑士制度的本质是相违背的。

文献中没有直接说明爱德华最终为什么选择了弓，而不是当时颇受重视，他也大量使用的弩。法国学者吕斯（Luce）[111]在《贝特朗·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的第160页写道，你只要看一看博物馆里14世纪“如此笨重难用”的弩，就能明白它为什么比不过英格兰长弓了。但我认为这样说太过分了。尽管英格兰用长弓取得了多次胜利，但弩在与弓的竞争中还是获得了认可，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一方的长处是操作简单，射速更高；另一方面的长处则在于穿透力大得多。因此，这不是一个某方占尽优势的问题，而是各有不能相抵的利弊。有学者将弓弩同时并存的局面与19世纪上半叶的来复枪和燧发枪之争相提并论，恰当确切。燧发枪装填和开火速度高得多，但精度低；有膛线的来复枪装填困难，但精度更高。这个问题直到装填快，精度也高的后膛装填器出现才得以解决，但弓弩之间的两难一直没有化解。20朱韦纳尔·德·于尔桑（Juvénal des Ursins）[112]这样描述1414年的布拉班特公爵约翰：“他有4000名弩手，每人配两把弩，有两名强壮的士兵配合，一人持大盾，另一人备弩，确保弩手随时可以发射。”

我认为爱德华一世发展弓，而他的前任狮心王理查青睐弩的原因在于，理查的对手是骑士，而爱德华的对手是护甲微不足道的威尔士人。我们会看到，一旦弓在威尔士战争和接下来与苏格兰人的冲突中证明了自己，历代英格兰国王就将弓沿用到英法战争中，而且找到了最能发挥其威力的方式。

在大量辅助骑士作战的娴熟弓手帮助下，加上让长期开战成为可能的积极官署，最后还有监管有序的后勤补给体系，爱德华一世只用几年时间就彻底征服了威尔士山民。凭借在这次战争中建立的军事力量，他接下来又战胜了苏格兰人。

福尔柯克会战

（1298年7月22日）

以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为首的苏格兰人占据了一处前方有沼泽庇护的阵地。苏格兰军有4个人数众多、射手穿插其间的矛兵单位。数目不多的骑士留在后方。

爱德华率领一支以骑士和射手为主的强盛军队迎击，也有一些苏格兰人为他作战。苏格兰人前方的沼泽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因为英格兰人从左右两边绕了过去。面对冲杀过来的优势敌军，苏格兰射手的阵形立即崩溃，骑手也不战而逃。接着，英格兰骑士扑向矛兵单位，但没能突破厚实的枪林，却被对方缠住。爱德华国王命令骑士撤退，让射手攻击苏格兰人的密集大阵。英军矛兵也捡起石头朝无助的人群扔去，支援弓手作战。苏军单位很快就耗尽力气，无力继续抵抗，骑士遂得以打破其阵形。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按照最小的估计，苏格兰有1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其他地方理智而可靠的吉斯本修道院司铎沃尔特·亨明福德（Walter Hemmingford）——给出了30万人的数字。奥曼认为3万是有可能的，即便我们假设大队枪兵以乡村民兵为主，但在我看来也是太夸张了。

科勒以为苏格兰人把自己拴在一起是误读。原文是“Scotos lanc-earios, qui sedebant in circulis cum lancies obligatis et in modum silvae condensis”（“苏格兰矛兵围成一圈，矛紧靠在一起，密如丛林”）。“obligatis”只是说矛“紧靠在一起”“合在一起”罢了。

莫里斯估计英格兰一方的骑兵总数为2400左右，而不是一份编年史中说的7000。21英军有率军前来的8名伯爵和一名主教，另有各色佣兵，尤其是加斯科涅人和刚刚归顺爱德华、如今为其服役的威尔士人。

科勒认为，此时英军这样的步骑混编在军事史上前所未见。这个观点可能要推翻。骑士军队通常都是步骑混编的，与希腊对战的波斯人是这样，民族大迁徙以来乃至整个中世纪都是这样。但福尔柯克会战中的弓手之所以大显神威，首先是因为爱德华的弓手实力强悍，其次是因为苏格兰人的4个大阵完全是防御阵形，成了弓手前所未有的好靶子。说到底，苏格兰大阵与哈罗德手下的盎格鲁-撒克逊军没什么不同，后者同样在黑斯廷斯被威廉的弓手和骑士打败了。此中有一个区别是苏格兰人并非完全没有骑兵，但我们看到这些骑兵马上就跑了，所以其实也没区别。另一个区别是，哈罗德摆出了一个宽浅的紧密阵形，苏格兰人则分成4个窄长的阵形。这个区别可以由方便在场骑士前出来解释，可能还因为弓手数目众多，不能全部置于单一方阵前方，最后一个因素是矛兵素质不同。哈罗德的手下是职业军人，而苏格兰一方至少大部分是民兵。后一类单位必须是大纵深，不然阵形不稳；职业军人采用宽浅阵形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参与战斗，而且其中很多人不是用矛，而是用更高效的战斧。较深的苏格兰单位一直是矛尖向外，围成一圈的纯防御姿态。

因此，福尔柯克会战的不寻常之处更多在苏格兰一方，而非英格兰一方。中世纪从来没有这样大队步兵被骑士攻击，而没有立即崩溃的情况。但规模较小的情况下，紧密步兵单位没有被骑士打垮，而是被射手击败的现象无疑是经常发生的，例如1214年的布汶会战和1237年的科尔泰诺瓦会战。

9　战例介绍

我接下来要简要介绍若干关于会战、战斗的报告或战略态势。这些内容有的是我认为在史实方面，或者是文献分析方面有特殊的意义，能够夯实前几章提出的观点，也有的是为了避免读者可能得出的误解和错误结论，尽管这些事件本身不值得全面讨论。

坦什布赖会战

（1106年9月28日）

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与其兄长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之间的坦什布赖会战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人们误读了文献，于是认为双方的骑士都曾下马作战。果真如此的话，那可是当时的一大奇观，值得予以最高的关注。但是，德拉蒙德（Drummond）[113]的详尽专著表明，坦什布赖会战无疑只是“一场完全正常的12世纪战斗”。1因为亨利国王正在围攻一座罗伯特赶来救援的城堡，所以亨利军中肯定有步兵。但他并没有让步兵直接参战，而是让他们作为预备队守在骑士后方，显然是为了以防万一。一旦骑兵逃跑，步兵可以发挥主心骨和骑士集合点的作用。为了巩固步兵，国王及其亲随下马并与步兵站在一起。尽管如此，他的骑士由于有数量优势，直接就打赢了，步兵没派上用场。

按照上文解释（第277页），骑士分为一、二、三线（prima, secunda, tertia acies）的记载就不需要考虑了，因为各个单位是前后挨着的。

布雷缪会战

（1119年8月20日）

布雷缪会战（Battle of Bréule）也有英格兰国王亨利让骑士下马的记载，这支部队寸步不移，于是击败了法王路易六世。德拉蒙德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但他最后不得不说：这条记载并不是一种多年后才出现的状况的早期实例，而可能是纯粹的虚构。据说参战的900人（亨利500人，路易400人）中只有3人被杀，却有140名法国人被盎格鲁-诺曼人俘虏，因为双方的骑士都饶过了对手的性命。

布林乌尔德战斗

（1124年3月26日）

布林乌尔德战斗（Engagement at Bourgthéroulde）的起因是亨利一世的部队在狭窄山口堵住了反叛骑士的去路，后者试图强行突破但没有成功，马匹被守军射死，80人被俘，但没有一人被杀。

当然，守关的王室骑士肯定要下马。从文献分析角度看值得注意和有趣的一点是，记录者奥德利克·维塔利斯说他们下马是为了断绝退路和振奋士气。2

诺萨勒顿军旗会战

（1138年8月22日）

苏格兰国王大卫入侵英格兰，为此征召了低地地区的德意志附庸和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蛮族。受到威胁的诸郡号召民兵拿起武器，对抗烧杀掠抢的入侵者。

年迈的约克大主教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四处激励民兵，振奋士气。他们备好了一辆军旗战车，上面有约克的圣彼得、贝弗利的圣约翰、里彭的圣威尔弗雷德三位圣徒的旗帜。旗杆顶部有一个银制圣物匣。所有人都做了斋戒和祈祷，由牧师赦免罪过和发放圣餐，并向彼此发誓坚定忠诚。他们列阵于约克城北诺萨勒顿（Northallerton）附近的一座山丘，等待敌军进攻，由下马骑士组成民兵方阵的第一排。英格兰国王斯蒂芬不在场，但派了骑士来支援。方阵中站着许多弓箭手。一部分弓箭手可能原本站在前面，接着退到骑士身后，以便从骑士后方，或者说越过骑士的头顶射击。3

我们有四份记载，作者与会战相距都不远，而且内容基本相符。一位是苏格兰边境附近的赫克瑟姆修道院长理查德（Richard the prior of the Abbey of Hexham），写于1154年之前。另一位是里沃修道院长埃尔雷德（Abbot Aelred of Rievaulx，死于1166年），他早年曾住在苏格兰国王大卫的王宫里，居所离会战发生时的战场很近。

会战过程大体如下：在盖尔人（Gaels）[114]的疯狂冲锋和苏格兰王子亨利指挥的骑士攻击被击退后，其余苏格兰人便不再进攻，没等敌人反击就撤走了。亨利王子和他的几名骑士有可能打穿了英军方阵的左翼，但力量不足以从后侧发起进攻。

此战在英格兰传说中非常有名，有神话和夸张的成分。据说苏格兰人占有极大的兵力优势，战死者达1万到1.1万人。我们可以假定兵力更多的其实是英格兰一方，因为不管在什么时代，民兵只要成功集结起来，人数肯定相当多。民兵的弱点通常是缺少军事素养。这场会战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通过主教的口才、教会的资源（军旗战车）和骑士站在第一排，与群众并肩作战等因素，民兵真的坚守住了阵地。当然，这些因素的效力仅限于让民兵坚守阵地，击退敌军进攻——可类比于莱尼亚诺会战，但比不上马拉松会战中冲锋杀敌的雅典民兵。

林肯会战

（1141年2月2日）

林肯会战（battle of Lincoln）引人注目的原因也是双方都有步兵：一方是市民；一方是受到下马骑士鼓舞的农民。斯蒂芬国王下马作战不幸战败并被反叛男爵俘虏，大概是因为叛徒。4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会战与战斗

奥托·黑尔曼于1887年在马尔堡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军队在东方战况研究》（“Die Gefechtsführung abendländischer Heere im Orient in der Epoche des ersten Kreuzzuges”）中已经做了细致系统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我就不再赘述细节了。不过，与前文讨论过的迪特里希对伦巴第战争的研究一样，该文基于对客观事实的错误假设，理论上也有问题。黑尔曼说十字军中有步兵，有骑兵，有团，有中队，有军官，因此他对当时的基本军事概念有误解，不了解骑士军制与纪律严格的现代军队的根本区别。这不单纯是用语问题，例如黑尔曼本来可以不用现代术语，但他还是用了，或者他赋予现代术语比通常更宽泛的含义。相反，两者的独立是在绝对的、客观的层面，它不仅仅是影响到了文献中每一句话的解读方式，更从头到尾主导着文献。黑尔曼基于他对军事单位的假定，从文献中读出来的巧妙阵形和机动方式——在一定的限度内，他可以这样解读——必须直接排除，因为问题恰恰就出在理论假设上。骑士不是“现代骑兵”，尽管两者有一些外在的相似性，但差别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从单场会战的记载中得不出这个结论，而只能去看从古典世界没落直到近现代的整个发展历程。

不过，如果我们排除黑尔曼文中的错误图景、概念、假设和结论，它的内核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我要挑出几个对我们特别重要的因素来讨论，作为对黑尔曼的补充。

黑尔曼文中第105页的一处评论特别恰当：当时的会战时间很短。当然，他的总体论述与此有些矛盾，而且当然是不正确的（第121页）：

反复拉锯，多个单位或梯队被击破，全军被四面合围或部分围住，然后最高统帅带着预备队赶来救援，对我军受到最大压力的地方发起进攻，最终赢得胜利——这些特征反复出现于大部分会战当中。

黑尔曼是被突厥人占有巨大数量优势的看法引入了歧途。在这一点上，基督徒作者的记载完全不值得相信。

多里莱乌姆会战

（1097年7月1日）

十字军是在行军途中遭到攻击的。骑士被突厥人的优势兵力击退，在弓骑兵射出的箭的追赶下，他们逃向已经在后方安营扎寨的步兵那里。步兵保护了骑士（“militaris fugae impetus pedestrem conclucat tarditatem, isque vic-em densissima pedestrium hastarum sylva nunc fugam impedit, nunc extinguit”：“往回冲的骑士践踏了行动缓慢的步兵，步兵浓密的枪林反过来在一处拖慢了骑士，在另一处则堵住了骑士”）。5挤作一团，混乱不堪的大队步兵和骑士受到突厥人的猛烈攻击。防御由试图突围的骑士领导（“jamque nobis nullla spes vitae ... tunc proceres nostril ... pro posse illis resistebant et eos saepe invader nitebantur, ipsi quidem a Turcis fortiter impetebantur”：“我们无望生还……接着，首领们……奋力抵抗，往往还努力反攻。他们自己当然也受到了突厥人的猛烈袭击”）（富尔彻）。

最后，本来在2英里（约3.2千米）外分开行军的另一半部队急忙赶来，他们这才逃出生天。援军靠近时，突厥人也离开了。

安条克湖畔会战

（1098年2月9日）

基督徒在围攻安条克城，有一支敌军前来解围，仅有700人的基督徒骑士决定出营应战，步兵留守。6

凭借强大的冲击力，这支小小的骑士军队击退了敌军。

黑尔曼强调，基督徒分散在当时肯定不太宽阔的整个平原上，以免数量占优的塞尔柱突厥人（雷蒙德[115]的记载是2.8万名骑兵！）实行包抄。但文献中又说，基督徒排成了三列梯队。可他们只有700人。这里就有矛盾了。科勒（3：3：159）已经提出了异议，指出更好的文献中根本没提梯队的事，而且他们是依靠5个单位（博埃蒙[116]另率一队留后）同时出击取胜的。

安条克吊桥行动

（1098年3月初）

这场战斗起于基督徒的一次突围行动，他们刚刚夺取安条克，现在反被敌军困在城内。步兵的参战尤其值得注意。据雷蒙德记载，跪地祈祷过后，普罗旺斯骑士盖吉亚的伊苏安度斯（Isuardus of Gagia）鼓动起150名步兵的斗志。接着，他大喊一声：“冲啊，基督的精兵！”带头杀出，据说其他部队也随之上前。

安条克城下决战

（1098年6月28日）

尽管目击者留下了众多记录，但此战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晦暗不明，军事价值很低。

正当基督徒攻占了主堡以外的全城时，摩苏尔的埃米尔[117]卡尔波加（Karbogha, the emir of Mosul）率领一支庞大援军逼近。基督徒没有发动野战，而是任由自己被围在安条克城内。粮食吃尽时，他们终于决定孤注一掷，全军出城，结果毫不费力就取胜了。根据一名僧侣在梦中得到的启示，他们在一座祭台下发现了圣枪，全军遂再次满怀信心和胜利的意志。我们或许可以强调这是一个彰显骑士军队特征的实例：与只靠服从命令就能战斗的纪律严明的军队不同，他们必须每个人都具有或被激发出适当的情绪时才能作战。但即便圣枪的故事很典型，它本身或许也不足以解释当时的情形，因为我们知道对面的卡尔波加军中存在严重的不和、不信任和背叛行为。因此，这可能才是基督徒迟疑许久后一击得手的决定性原因。

按照济贝尔（Sybel）[118]、库格勒（Kugler）[119]、黑尔曼、奥曼和科勒（3：2：170）等人的通行解释，基督徒走过了奥龙特斯河（Orontes）大桥，但接下来不是背对大桥，而是侧面对着大桥，各队鱼贯而出，面朝右侧列阵（济贝尔说是面朝左侧）。但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完全不可信，最起码是不能理解。卡尔波加的部队就在附近，他们怎么会让基督徒在自己眼皮底下这样部署？当然，卡尔波加没有在敌人刚上桥时就出兵是正确的、符合逻辑的做法，但他为什么放任对手全部过桥，而没有趁着尚有一半敌军在渡河，忙着执行侧对大桥的笨拙部署时派骑兵出击呢？那样一来，他肯定能击败敌军，将他们赶回桥上，消灭挤作一团的基督徒。卡尔波加有不这样做的特殊理由吗？基督徒又怎么会让自己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呢？

此战的兵种配置方式很出名。以弓手为主的步兵在前，凭借从城中缴获的马匹而增多的骑士在后。但骑士后来冲到前线，决定了战斗的胜负。

我们不必像黑尔曼那样重视各单位的兵力、次序和相对位置，更别提8排分成4个梯队这档子事了。各单位并排分布，从离河最近的单位开始分梯队出击。但这一点并无更多意义。

军阵正面从奥龙特斯河延伸到山下，长为两个miliaria——至少合2000步，也有可能是4000步。因此，他们要么展开为只有几排的一字长蛇阵，因为基督徒最多有2000名骑兵，要么各单位之间留有很大的间隔。

一份文献（雷蒙德）说他们彼此间隔很大，就像游行中的神职人员一样。7科勒的理解是单位的间隔，黑尔曼则认为是骑士的间隔。我认为黑尔曼的说法更符合逻辑。

所有文献都说步兵走在骑士前面。但我们发现在战斗中，步兵遭到骑士身后的突厥人攻击。于是，黑尔曼在论文的第121-122页得出了一个很可能正确的结论：步兵穿过骑兵，回到后方集结。但他错误地认为，弓手从后方越过骑士头顶将箭雨射向敌军。那样对肉搏中的己方骑兵和战马来说太危险了。

雷蒙德还记下了一段特别有趣的插曲：被突厥人从背后袭击的步兵单位收缩阵形，挡住了敌军，“步兵组成圆阵，顽强地挡住了敌军进攻”（pedites facto gyro impetum hostium sustinuerunt viriliter）。

阿什凯伦会战

（1099年8月12日）

征服耶路撒冷后不久，十字军就要去迎战一支在阿什凯伦附近登陆的埃及军队了。为应对来自各个方向的突袭，十字军排成平行的3路，分9队行军。与德尔佩什一样，黑尔曼认为这里的“队”是细长纵队，但那样不仅行军不便，更会带来一种显然要避免的情况：侧翼比正面薄弱得多。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将每支队伍设想成皮伦劳伊塔会战中的那样。根据最好的文献（雷蒙德），全军共1200名骑兵，每队平均133人。准备开战时，后队已经赶了上来，与前队并排而立。《法兰克人史》（Gesta Francorum）中明确记载，诸侯们是并排在一起的。穆斯林没有迎战，而是立即逃跑了。8为了与这条记载调和起来，认为3路行军，每路3队本身就是3梯队的战斗阵形（而不只是行军阵形）的黑尔曼提出，3个梯队不是前后排列，而是呈品字形：一队在前；一队在其左后方；一队在其右后方。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它们未必称得上“梯队”，而只是部署尚未完成罢了。科勒（第178页）也反对黑尔曼的看法，但他自己的看法也不清晰，大概是笔误造成的吧。（他在注释6的开头说各队前后排列，末尾又说是左右排列。）根据科勒的记述（3：3：339），由于步兵的情况，十字军在东方不可能采用梯队阵形和战法。

雷蒙德认为，除了1200名骑兵以外，十字军还有9000名步兵。步兵由射手和矛手组成，行进于骑兵前方，骑兵随后前出发起进攻。9

我们很难想象骑兵如何能穿过这么多步兵，也很难理解在如此悬殊的步骑比率下，为何还是只有骑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文献中给出的步兵数目估计是太高了。当然，十字军诸侯给教宗的信中确实说基督徒一方有5000名骑兵和1.5万名步兵。但这封信中还说巴比伦国王（即埃及苏丹）有10万骑兵和40万步兵，而且我们也想不出十字军在安条克城内只剩下几百匹马，他们现在又从哪里变出来5000名合格的骑士坐骑？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雷蒙德——他本人在战场，负责高举圣枪——的估值（步兵数目甚至还要再减掉一些）。诸侯信件中给出的数字证明，就连官方文件的数字也未必总是可靠。10

拉姆拉战斗

（1101年9月7日）

黑尔曼（第58页）试图从拉姆拉战斗（engagement at Ramleh）的文献记载中解读出某种精巧的品字形结构，尽管鲍德温国王[120]率领的基督徒军队只有260名骑士和900名步兵，而且步兵还被留在后方，没有实际参战。文献中提到了“前阵”（anteriores acies），用“头部”（in capite）来表示胜利，用“尾部”（in cauda）来表示战败。所以从史料来看，步兵确实没有参战。不过，科勒已经正确地反对和驳斥了这种解读方式；当然，科勒在别处（3：2：186）依然支持梯队阵形。

拉姆拉战斗

（1102年5月）

鲍德温国王只带着骑士就去攻击一支兵力大得多的埃及军队，结果被打败了。富尔彻批评他阵形散乱，而且不等步兵赶上来。由于十字军单凭骑士就打赢了1098年的安条克湖畔会战，黑尔曼就得出“步兵”从那时起变得更加重要的结论，尽管他驳斥了德尔佩什更加极端的解读方式（第66页、第124页）。我们不能采纳这个结论，两次战斗结果的不同也可能是因为拉姆拉的敌军素质更高或人数更多。

战败的指挥官常会遭到口诛笔伐，我们从中得不出什么定论。

拉姆拉战斗

（1105年8月27日）

黑尔曼在此处同样试图从文献中读出他的品字阵，但他也承认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

萨明会战

（1115年9月14日）

阿塔勒布（贝拉斯）会战

（1119年6月28日）

黑尔曼认为萨明会战（battle of Sarmin）和阿塔勒布会战[battle of Athareb，或称贝拉斯会战（battle of Belath）]两场会战都有分梯队进攻。科勒表示同意。安条克公爵罗杰（Prince Roger of Antioch）的宰相留下了一份非常好的文献，其著作还提供了“初次交手”或“前线战斗”并不意味着各单位前后排列的文本证据（参见第280页）。

哈布会战

（1119年8月13日）

与阿什凯伦会战一样，哈布会战（battle of Hab）中的基督徒军队依然是3路行军，每路3队，而且同时遭到多个方向的攻击。有几队被击溃，但基督徒最终赢得了胜利。全军有700名骑兵和几千名步兵。

十字军分成9队行军，横竖均为3队，目的是同时应对四面进攻。黑尔曼将其描述为窄长纵队。按照本书提出的理由，那是不可能的。阿什凯伦会战中一队平均有133名骑兵，这是黑尔曼自己的估计；而到了哈布会战中，一队平均不到100名骑兵（另有步兵），阵形肯定同样类似于皮伦劳伊塔会战。科勒也这样认为（3：2：211）。

哈扎斯会战

（1125年）

在黑尔曼的哈扎斯会战（battle of Hazarth）示意图中，步兵在骑士后方，理由不明。而且在其正文第98页中说，骑士发起进攻时，步兵已经在交战了。

迈尔杰-萨法尔会战

（1126年）

据提尔的威廉记载，在迈尔杰-萨法尔会战（battle of Merdj-Sefer）中，步兵用剑杀死了倒地受伤的敌人，堵住了敌军的退路，还帮助摔下来的友军上马。

哈丁会战

（1187年7月4日）

格罗（Groh）1909年于柏林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耶路撒冷王国的覆灭》（“Der Zusammenbruch des Reiches Jerusalem”）对哈丁会战（battle of Hattin）有详细叙述，佐证了我关于骑士与步卒侍从之间关系的看法。

阿克会战

（1189年10月4日）

弓手和弩手移动至骑士前方。

阿苏夫会战

（1191年9月7日）

在这场会战中，沿海岸从阿克（Acre）去往雅法的狮心王理查于行军途中遭到萨拉丁攻击，结果打了一场大胜仗。科勒（3：3：234）和奥曼（第305页）对其进行了详尽讨论。科勒的主要史料基础是彼得伯勒修道院长贝内迪克特（Benedict of Peterborough）[121]的记载。奥曼则表明，经过对战场地形的考察，贝内迪克特的说法与3份最贴近事件本身的证据——理查国王的行纪、国王写给明谷修道院长的信、萨拉丁传的作者巴哈阿丁（Boha ed din）——对不上。因此，我们只能不予采纳。

这样一来，科勒的记述似乎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必须立即否定科勒给出的十字军兵力——10万。即便他的叙述本身无懈可击，我依然觉得他的一个观点缺乏依据，即这场会战是确证其中世纪战术观的绝佳例子。

雅法战斗

（1192年8月5日）

狮心王理查遭到一支兵力据说有7000人的马穆鲁克人和库尔德人军队攻击，而他只有55名骑士，其中有15人骑马；另有以下船的热那亚弩手和比萨弩手为主的2000名步兵。他让矛兵排成一线，单膝跪地，矛尖指向战马胸部。后面是弩手，与矛兵穿插排列，两人一组：后面的人负责拉弦、装填、递弩；前面的人只管放箭。这样就能做到不间断射击。穆斯林一队接一队地冲上来，但都不敢冒险进攻。他们骑马上前射出的箭毫无效果，自己却损失惨重。最后，理查率领骑士发起攻势，突入敌阵，左劈右砍，亲自救出了被敌人包围、险些被俘的莱斯特（Leicester）伯爵和拉尔夫·莫莱翁（Ralph Mauléon）。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突厥人最后抛下700人和1500匹马撤走了，十字军只损失了两人。11

将史料复述了一遍之后，奥曼写道：“他们的阵形起到了极好的保护作用。”我对这一结论不能苟同。要是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能挡住规模大得多的敌人，它的运用肯定会更加广泛。我们一看到突厥人的伤亡数字就会明白，这是一段极具夸张色彩的描述。即便有两排弩手为后盾，一排矛兵还是太弱小了，不可能吓退一支意志坚决、装备优良的骑兵。而萨拉丁的战士既有勇气，又不缺好盔甲。如果说7000名突厥人这个数字不是完全离谱的话，这段记载依然不能证明理查的阵形牢不可破，而只是表明这些敌人当天并无斗志。来袭者大概只是一支规模有限、以轻骑兵为主的部队，试探性地进攻几次，很可能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吓退基督徒，没准再造成一点恐慌，但他们并不敢真的去强攻。

除了奥曼用到的《行纪》（Itinerary）以外，目击者科吉舍尔的拉尔夫（Ralph of Coggeshale）也留下了一份报告（S.史蒂文森编，罗伊斯书系，第45页）。根据他的记述，国王有80名骑士，但只有6匹马和一头骡子。

（国王）命令同行的骑士……紧紧靠在一起，每个人旁边都挨着另一个人，这样队伍在战斗中不会有空隙，免得敌军插进来。他还命令每人前面摆几块木头作为拒马，木头是从搭建军帐的同一个地方找来的。

最后，理查一面让弩手保持在前排，一面发动突击，以损失一名骑士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十字军中的步兵

与黑尔曼一样，科勒（3：3：209）相信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战争这所学校锻炼出一批精干的步兵。他说，继在多里莱乌姆会战的拙劣表现之后，步兵在安条克和阿什凯伦的战斗中已经赢得了关注，而当时的西方完全没有可用的步兵。他接着又说，步兵得以发展的原因要到抵御突厥弓手的必要性中去寻找。在我看来，他提出的历史关系并不成立。

没有证据表明多里莱乌姆会战中的步兵一文不值。不管他们是失去了战马的骑兵，抑或从一开始就是射手和矛手，我们都可以也必须认为发动征讨、揽他们的领主们当初选的都是将来到了战场上有用的人。事实上，西方到处都有足够多的接受实战教育的机会。12战斗打响后，博埃蒙自然会率领骑士，一马当先。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他出击时可能根本没带上步兵，因为富尔彻明确记载突厥军全是骑兵，而基督徒一方则既有步兵，也有骑兵。

国王的骑士们被打败了，可能有步兵支援，也可能没有。他们向后方退去，然后被矛尖向外的步兵主力挡住了去势（拉道夫）。现在大部队稳住了阵线，然后骑士从中发起突击，稍作前进。

即便到了更晚的时代，矛兵在战局不利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这种状况直到瑞士人和胡斯派时才有了变化。

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基督徒军中的远射武器肯定只是偶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作者要努力浓墨重彩地描绘博埃蒙遭到突厥弓骑兵四面合击的危险处境。要是提到基督徒弓箭手挡住了敌军，那么他的处境就不会显得万分危急，戈德弗雷等人的救援也不会显得无比神奇了。我们知道诺曼人在其他场合善用弓箭，之后的十字军会战中也有射手参加，因此射手必定不会完全缺席于多里莱乌姆会战。

最后，科勒认为十字军是为了在突厥弓手面前保护己方骑兵，所以才不得不发展步兵，这表明他完全不理解重视中世纪各兵种的性质。除了盔甲以外，近战骑兵面对弓手——不管是步弓手，还是马弓手——的唯一自保手段就是尽快杀过去，通过逼近来威胁对手，只给他射出一支准头很差的箭的机会。许多场合都证明为骑士配备矛手与射手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不只是十字军东征。但我们不能说步兵的辅助作用是保护骑兵。

步兵在叙利亚的重要性确实要高于在西方，而这无疑只是因为缺马。

米雷会战

（1213年9月12日）

阿拉贡国王彼得（King Peter of Aragon）前来支援图卢兹伯爵，后者是一名阿尔比派教徒（Albigensian），正受到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统率的十字军紧逼。[122]彼得围攻图卢兹上游加龙河畔的要塞城市米雷（Muret）。西蒙进城后发起突击，一举打跑了正在睡觉的围城军。

因为这件事恰好留下了大量记载，所以历来有人从各个方面来讲述和研究它。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要不是有许多关于中世纪战术的有趣理论都以它为具体依据，这场会战其实并无特殊价值。

据文献记载，西蒙将骑士分为三队（有叫“ordines”的，有叫“acies”的，也有叫“batailles”的），以“圣三一”命名。另有一份文献写道，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在布汶会战中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科勒（1：144，第105页）据此得出结论：“从对于圣三一命名的评论来看，‘ordines’绝对就是梯队。”除非梯队阵形（即前后排列）和圣三一的类比关系能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否则我们必然会怀疑科勒的分析是不是板上钉钉。

这位作者还认为蒙福尔只有不到800名骑兵，其中骑士的比例不到一半，而彼得有4万人，其中3.8万是步兵。他在第101页补充道：“尽管如此，我们说话一定要小心，不能说他（蒙福尔）是800骑兵对4万，因为步兵几乎算不上参战。威廉·布里托（William Brito）[123]的说法更离谱，甚至讲异端诸侯手下有20万人。”

最后，科勒还说（第116页）十字军损失了1名骑士和7名军士，敌方则折损2万。

对于秉性轻信的他来说，埋首书斋或是戎马一生都没什么区别。

迪厄拉富瓦（Dieulafoy）在发表于1899年《法兰西文学院院刊》（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第36卷的“米雷会战”（La bataille de Muret）（从第44页开始）一文中讨论了这场交战。基纳（Kiener）在1900年6月23日出版的《德国文学报》（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第26期发表了对该文的评论。

斯代普战斗

（1213年10月13日）

科勒（3：3：283）和奥曼（第444页）详尽讨论了布拉班特公爵与列日主教之间的斯代普战斗（Engagement at Steppes）。双方中线都是矛兵，列日一方的矛兵是市民。不过，他们直到骑士已经决出胜负时也没有参战，其任务是为撤退中的骑士提供保护。

科勒与奥曼的区别是，科勒说列日的骑士在两翼都取得了胜利，奥曼则说只有左翼取胜。

布汶会战

（1214年7月27日）

关于此战的旧说已经被C.巴尔豪森（C.Ballhausen）的博士论文（1907年通过于耶拿大学。指导教师为J.W.施密特）推翻了。因此，我删掉了第一版中的相关讨论，但我在若干关键点上与巴尔豪森有分歧。德尔佩什在《13世纪战术》第1卷（La tactique au XIIIième siècle）中的详尽论述尽管看似旁征博引，但莫利尼耶（Molinier）发表于《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第36卷第185页的文章已经将其彻底否定。

奥托四世皇帝及其盟友集结于布鲁塞尔以南的尼韦耶（Nivelles），法王腓力则集中于佩罗讷（Péronne）。两军起初擦肩而过，竟然绕着对方走了一大圈，最后腓力反而到北边的图尔奈（Tournai）附近，奥托则在南边的瓦伦谢讷（Valenciennes）附近。上述行军路线无疑可以用两边都对敌方动向一无所知来解释。（巴尔豪森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不能苟同；他为腓力前往图尔奈给出的理由不够充分。）得知对方位置后，两人便各自掉头。腓力沿着先前北上的道路从图尔奈南下，经布汶去往里尔（Lille）方向，所以他是要离开敌军。而奥托则是向敌人追去。

腓力自东向西行进，正要在布汶附近的小河马赫河（Marque）过桥时得到消息，说德意志人正在向他赶来，并与腓力朝那个方向派出的分队展开遭遇战。腓力立即命令已经过桥的部队掉头，因为他想要应战。我们不能假定腓力若要送主力过桥，便可能会与敌人激战，因为尽管他很可能有大批部队尚未过桥，但皇帝的军队也需要相当长的部署时间。巴尔豪森认为奥托计划切断腓力的退路，这在我看来并不明确。就战略角度而言，腓力的决策极其凶险，因为他几乎完全背对着敌人，而且身后的退路只有那座桥，史料中明确记载马赫河没有其他渡口。然而腓力依然决定在此应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有十成胜算了，因为他有排兵布阵的时间，而且史料中专门提到，他至少在决定性兵种——骑士——上有相当的数量优势。

国王在上午明明要撤军，而不是应战皇帝，现在又改变心意，这当然是值得玩味的。尽管如此，此处并无绝对的矛盾。因为腓力上午的决定只是既不留在图尔奈，也不向皇帝出击。但现在形势变了，皇帝正在向他赶来，而腓力在上午并不知道这一点。

反观奥托方面，他之所以尽管兵力占劣势，但还是决定出击，大概是因为他希望趁法军过桥过到一半时发起攻击，他也相信自己能做到。文献中明确写道，皇帝看到敌军已经列好阵时发出了惊呼。

皇帝接下来没有撤出战斗并非完全不可理喻，因为他可以假定一旦德军掉头，法国人就会扑上来，这样他就必败无疑了。因此，这种情况下更好的办法是最起码保住进攻方固有的士气优势，打一仗看看，没准会有好运气呢。

如果基本战略形势就是如此的话，那么会战结果也可以依样解释。皇帝战败的原因是他半渡而击的设想失算了。国王取胜的原因是他的兵力大大强于对手，且迎敌时阵形严整——事实上比进攻方还要严整，文献中专门说明皇帝行军队伍散乱。

双方兵力没有可靠的估计值。过去的学者（例如席尔马赫尔）认同桑斯的里夏尔（Richard of Sens）给出的数字，即奥托有2.5万骑士和8万名其他战士。霍尔臣斯基（Hortzschansky）[124]相信腓力的兵力为5.9万（骑士2000名，骑士随从7000名，步兵5万名）；奥托为10.5万（骑士5500名，骑马的骑士随从19500名，步兵8万名）。他还纳闷（第41页），皇帝有这么大的兵力优势怎么还会输呢？

科勒认为法军有2500名骑士、4000名轻骑兵和5万名步兵，而德军只有1300名至1500名骑士，但其他兵种的数量非常大。奥曼给出的估值要小一些，但他同样相信腓力可能有2.5万到3万名步兵，奥托有4万名。

在上述所有估计中，连奥曼也算出，步卒兵力无疑都被大大高估了。我们已经从无数例子中了解到，编年史作者的笼统描述和“无数大军”根本毫无意义。26日上午，奥托从斯海尔德河边的莫尔塔涅（Mortagne）出发，为绕开直线路径上的森林而取道维勒茅-弗鲁瓦蒙（Villemaux-Froidmont），走了整整14英里（22.5千米）才到战场。哪怕是一支行军纪律卓越的5万甚或是4万大军，在同一天内完成行军、部署、开战也是一项实打实的成就。而对于一支由佣兵、市民和骑士组成的纪律涣散的军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做到，正如莫利尼耶已经观察到的那样。

巴尔豪森认为双方兵力都不超过8000人，我对此表示同意。奥托的骑士肯定不超过1300名到1500名。腓力方面确实要多一些。两军可能都只有5000人左右的兵力，因为文献中多处给出的各单位兵力都非常小。

最重要的是，战况本身就否定了步兵数目超乎寻常的假设，因为双方的步兵都没有任何成果。温克尔曼（Winkelmann）提出法国市民“为火炉与家园”（pro aris et focis）而战，因此士气高昂的说法是空穴来风。文献里完全找不到证据表明腓力得到了市民部队的大力支持。各城估计确实为国王提供了一批射手，按照通常的方式配合骑士作战。弗兰德斯城市也以类似的方式为奥托派去了援军。

法方的损失似乎很小。稍晚写成的英格兰文献《梅尔罗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Melrose）甚至声称只有3名法国骑士被杀。我们只能认为法军伤亡确实很少，因为否则的话，史料中肯定会记下更多地位高的战死者。皇帝一方据说有70名骑士和1000名步兵被杀，被俘者甚众——一份史料说有127名骑士被俘，一份说是131名，还有一份说是220名，包括5名伯爵和25名方旗骑士。13如果塞浦路斯的约翰（John of Cyprus）因此说这场会战“极为激烈，但为时不长”（durissima pungna, sed non longa）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奥曼认为会战持续了3个小时就有点过分了。我倾向于认为胜负几乎在第一次交手——不过，各处开战时间并不统一——时就决出了。在这一点上，胜利者微小的损失数字是比所有作者的陈述都更有力的证据。史家给出的战斗持续时间一贯可信度很低，因为战斗开始和战斗结束都不是非常确切的概念，为天然的夸大倾向提供了一片特别肥沃的土壤。威廉·布里托有一段写道（《行传》311），市民未开战时就来到中央，然后从骑士之间走到前面充当射手。他在另一段（《行传》312）又说市民直到战斗开始后的第四个小时才抵达。我们是不是要设想双方的中军站着围观侧翼的交战？甚或是一边正在布阵，另一边就友好地等着对方完成？即便一支骑士军队中的各个单位往往不会同时出击，但假如双方不急着从行军队形直接依次展开攻击，出击间隔肯定是很短的。

此战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威廉·布里托，他当时以法王御用牧师的身份在场。他留下了两份记述：一份是续写里戈尔（Rigord）的散文体编年史《法王腓力行纪》；一份是他的史诗《法王腓力行传》。科勒完全不同意的记载，一方面高度认可他的史家风范（第118页）；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不懂战术，从而强化了单挑在中世纪会战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印象（第135页）。事实上，错误出在科勒身上。奥曼（第471页注释）正确地指出，科勒从威廉的记述中读出来的三个梯队不仅没有原文依据，更是被威廉专门排除的阵形。科勒对这场会战的整体看法随之崩塌，就像他对黑斯廷斯会战的理解那样。

皇帝一方的布洛涅伯爵手下有700名（另说400名）布拉班特步兵，另有骑士若干。他让步兵组成圆阵，好让自己打累了进去休整。当皇帝战败，其余部队纷纷逃窜时，这个单位依然在坚守。法国骑士不敢冒险往矛尖上撞。但援军抵达后，他们最终还是被打败了，布拉班特人惨遭屠杀，伯爵也成了俘虏。

由于上述场景出自英雄史诗《法王腓力行传》，其中的个人因素或许不能太当真。但如果这些因素属实，那就更加说明当时步兵的弱势。一份编年史盛赞布拉班特佣兵，说他们的武艺和勇气与骑士相当（“pedites quidem, sed in scientia et virtute bellandi equitibus non inferiores”：“他们当然是步兵，但作战的见识和勇气不亚于骑士”）。然而，他们的行动纯粹是防御性的，而且尽管他们人数相当多，但任务不过是为几名骑士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至于他们是直接被骑士击溃了，还是之前就被射手消耗过，我们只能略过不谈。要点在于：哪怕是这支在文献中被誉为精锐的部队，它在战斗中也不发挥任何独立、积极的作用。

但事实上，我们大概不能把话说得这么满。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假定：上述情景只是战斗的最后一幕，仗已经打输了，战败方的士兵只是想临死前多杀几个人罢了。而在战斗的开头，他们完全有可能随骑士进军。

根据文献的明确记载，奥托皇帝中军步兵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击退法国市镇派出的射手，从骑士中间冲将进去，直到腓力·奥古斯都国王面前，还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是步兵孤军深入，骑士止步不前，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步骑共同发起的总攻。

巴尔豪森毫无真凭实据地认为，奥托的军队（包括英格兰人在内）兵力与法军大致相当，皇帝落败的首要原因是跋涉疲惫。但我不相信皇帝真的绕了一大圈，也不认可巴尔豪森主张的战斗地点。

博恩赫沃德会战

（1227年7月22日）

乌辛格（Usinger）在《德丹关系史》（Deutsch-dänische Gesc-hichte）（第428页）中整理了相关文献。有可信度的文献都完全看不出博恩赫沃德会战（Battle of Bornhöved）的经过。丹麦文献将丹麦国王瓦尔德马（Waldemar）的失败归咎于迪特马申人（Dithmarschen）的背叛，他们站在丹麦一边，却突然从背后袭击。

赫尔曼·科尔纳（Hermann Korner）[125]和兰贝克（Lambeck）[126]的《汉堡史记》（Rerum Hamburgensium libri）（2.37）对此战的记载中颇有神话色彩：正当吕贝克市长发誓时，阳光突然照射得丹麦人目不能视物。

哈塞（Hasse）发表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历史杂志》[127]（Zeitschri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Geschichte）第IIV卷的《博恩赫沃德会战》（“Die Schlacht bei Bornhöved”）一文没有得出任何军事方面的重要结论。

阿派托山会战

（1260年9月4日）

在800名德意志骑兵的支持下，锡耶纳人在阿派托山会战（Battle of Monte Aperto）中打败了佛罗伦萨人。

科勒的记述（3：3：289）可指摘之处甚多，特别是他根据文献得出佛罗伦萨一方有3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这数字显然是太高了。随着战斗的进行，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分为4队，每队200人的德意志骑兵。要是敌军真有3.3万人，那么4支各200人的队伍是不可能决定整个战局的。文献中说佛罗伦萨一方有1万人被杀，1.1万人被俘，这肯定也是极大的夸张。

科勒认为步行作战的市民主要充当射手，这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刘易斯会战

（1264年5月14日）

以西蒙·德·蒙福尔为首的英格兰男爵击败了国王亨利三世。一同指挥王家军队的还有亨利之弟、曾被德意志人选为国王的康沃尔伯爵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is）和亨利之子，即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一世。

双方都有步兵和骑兵，但文献中未提到步兵发挥积极作用。此战似乎是一场骑兵战。

对于文献中夸大到无可救药的兵力数字——一边有4万人，一边有5万人（科勒认可这些数字，3：3：303）——奥曼（第415页）做了精彩的剖析并正确地予以驳斥。

瓦林根会战

（1288年6月5日）

围绕林堡伯爵继承权爆发了一场争执，形成两大对立联盟：一方以布拉班特公爵约翰为首；一方以科隆大主教齐格弗里德为首。两人是争夺下洛林主导权的老对手。战后不久，伊安·凡·黑吕（Ian van Heelu）为纪念胜利者布拉班特公爵而创作了一部韵体编年史，详尽描述了这场战争以及最终决定胜负的瓦林根会战。

科勒在这场会战中发现了最了不起的战术现象。公爵的部分兵力（贝格伯爵的骑士）等到后面才参战这一事实被说成是最天才的将领也不过如此的壮举（第176页），还是一种后来进入德意志地区的战法的起点，因此愈加重要。当然，他在下一页就写到同样的事情在米雷和塔利亚科佐就发生过；再往下看几句还会发现，这种战法可以回溯到12世纪。

这场会战绝对没有什么新战法。由于骑士单位的一种机动方式和双方步兵采取的行动，它确有可观之处。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可能是：尽管有军旗战车坐镇，大主教的步兵还是没有守住阵脚，对面的科隆市民和山民则向着大主教骑士的侧后推进。但这一点尚不明晰，因为黑吕这唯一的详尽文献显然将聚光灯打在布拉班特公爵身上。理查德·雅恩（Richard Jahn）敏锐而细致地进行专门研究（1907年通过于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试图通过黑吕的诗句来建构会战的图景。但我还是不免怀疑，一场骑士战斗中怎么会有如此复杂的谋划和行动。即使作者从诗句中读出的“战术”可能有点过头了，但站在今人的角度，从战术视角出发尝试重构这场会战，详尽而富有时代气息地叙述了一场骑士战斗，无论如何是非常有价值的。雅恩的研究做得非常用心，对主题具有值得赞赏的了解和完整的把握。尽管我在前面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但我衷心推荐学者以雅恩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榜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够达到对中世纪战斗的更完整认识。

黑吕说骑士分成了多个konroots，雅恩将其解释为真正意义上的骑兵中队编制。但由于骑士的观念与这样严整的阵形截然相悖，所以“konroots”应该并无实指。

按照雅恩的结论，黑吕不加区别地用“扈从”“军士”“仆从”（“Knappen”“serianten”“Knechte”）来指称所有骑士以外的人。

黑吕的两个表述对我们很有价值，前面总体介绍骑士战争行为时其实已经用到了：一个具体证实了骑士是缓步接近敌人，“仿佛新娘走在马的前面”；另一个是关于应该“厚”（dick，即大纵深紧密阵形）攻“薄”（dünn，即散开阵形）攻的对话。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故事：后来战败的齐格弗里德大主教是带着锁链上阵的，本来想用来捆绑俘虏。（参见第2卷）

切尔托蒙多会战

（1289年6月11日）

科勒（3：3：329）将佛罗伦萨与阿雷佐之间的切尔托蒙多会战（battle of Certomondo）称为意大利军事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我看不出依据何在。一部分步兵布置在骑兵侧面、一部分布置在后面的做法被科勒（第337页）视为创举，其实并无特别之处。科勒说阿雷佐的步兵手持长刀伏地，从下方划开佛罗伦萨战马的腹部。除非他能解释佛罗伦萨的战马为什么没有越过或践踏趴在地上的人，骑手又为什么没有用矛刺底下的人，否则我只能将其当作不经之谈。佛罗伦萨人最后在前线后方组成车营的做法也是其他场合的常见现象。就车营的战术意义而言——让部队“严阵以待”，或者用大白话讲，没有夹着尾巴逃跑——它与兵士趴在地上，用长刀划破战马肚子的故事是相同的。

马希费尔德会战

（1278年8月26日）

科勒（2：106）认为，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麾下的德意志军有2000名骑兵，内含300名人马俱甲的骑士。匈牙利人至少有3万名骑兵，其中1000人有马甲，另有23500名步兵。由于他同时又认为步兵留在营中，没有参战，于是鲁道夫享有巨大的数量优势，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战斗会来来回回那么长时间，奥托卡尔又为什么一度接近胜利。但是，上述数字全都来自不可靠的编年史记载。此战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关于它的众多记述中全都没有提到双方的步兵，于是它好像是一场纯粹的骑兵战。匈牙利人大部分是弓骑兵。

科勒的详尽叙述是博采各路史料后描绘出的一幅虚构图画。

关于这场战斗的其他著作同样不如人意。读者可参阅奥托卡尔·洛伦茨（Ottocar Lorenz）发表于《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42卷（1879）的文章和《13世纪至14世纪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13.und 14.Jahrhundert）第2卷；奥斯瓦尔德·雷德利希（Oswald Redlich）《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Ruf-olf von Habsburg）（1903）。或许未来会有新的专著能把这次重大事件讲得更清楚。

康韦战斗

（1295年1月）

牛津郡多明我会修士尼古拉斯·特里维特（“Nicolas Trevet or Trivet”，死于1328年）记述了1295年1月英格兰人在康韦（Conway）战胜威尔士人的经过。原文如下：14

沃里克伯爵得知大批威尔士人集结于两座森林之间的某处平地，于是带着精锐武士和弓弩手趁夜发起攻击，将威尔士人团团围住。威尔士人将矛尾插在地上，矛尖对准来攻的骑兵，以图挡住突击。但伯爵在每两名骑兵之间布置一名弩手，当大部分威尔士矛手被弩箭射倒后，伯爵率领骑兵对残敌发起进攻，并让对方蒙受了重大伤亡，据说，这个伤亡比先前交战都要大。

格尔海姆会战

（1298年7月2日）

从记载来看，这场德意志国王拿骚的阿道夫（Adolf of Nassau）和反王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布斯堡-奥地利（Albrecht von Habsburg-Austria）的决战好像纯粹是一场骑士间的战斗。我们对步兵或射手的情况一无所知。双方兵力未知。

据说阿尔布雷希特曾下令杀死马匹。于是，马匹尸体就多得堆成了一堵堵墙，巴伐利亚骑士在墙后由领主带头继续步行作战。这大概与阿尔布雷希特命令手下将剑刃磨利，以增强刺击威力的记载同样是虚构。15另一段描述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反映：巴伐利亚战士虽然不能行动，但至少可以歇息片刻，因为他们的马被杀死了。16坐骑被杀的骑士不会静观事态发展，即使他们躲在死马后面，敌人也不会给他们歇息的机会。

第四篇　中世纪晚期

1　中世纪晚期的研究路径

十四五世纪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创新，在某些方面大大改变了我们迄今为止形成的中世纪战争图景，因此这里必须再划一道分界线。这些创新并不是逐渐脱胎于旧形态的新形态，彼此之间也并不构成有机的联系。事实上，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现象，或者再次消亡，如高度发达的弩手战法以及弩手和下马骑士的联合作战，或者几个世纪后才得到全面发展，如火器的兴起，或者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如市民和农民步兵战胜骑士军队，又或者是空前绝后的现象，如胡斯派。尽管这些事件本身都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为战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直到中世纪结束，我们在前文中了解到的主要特征或者一直保持不变，或者一次又一次以几乎相同的面貌重新出现。

因此，我会这样组织材料：从理论意义和历史特殊性、历史因果性两方面依次介绍十四五世纪的特殊现象，接着考察几场战役和会战，以表明军事事件是循环往复的，同样的事件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十二三世纪乃至更早，从而证明这些变化并不代表一个连续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系列独立的现象。

分析到最后，真正的历史进步只来自一地一点——瑞士。因此，我要将其从时间序列中拎出来，专辟一编来讨论。

2　方阵会战、城市军队与征召民兵

科特赖克会战

（1302年7月11日）

尽管我们已经见到了大量关于中世纪步兵的记载，但若是在胜利一方，步兵永远只能配合射手发挥次要作用，甚至莱尼亚诺会战也不例外，或者直接被骑士击败。第一场面貌一新的会战是科特赖克会战。

虽然弗兰德斯伯爵领属于德语区，但加洛林帝国分裂时，它成了罗马化的西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然而，历代伯爵一贯享有相当独立的地位，直到法王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128]驱逐伯爵并将其领地收归王室。于是，城市和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法国统治。颇有人望的布鲁日（Bruges）领袖彼得·柯尼格（Peter König）率众驱逐王室守军，引得小城市和农民团体纷纷来投。除布鲁日以外最强大的弗兰德斯城市根特（Ghent）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人称“鸢尾花党”（Leliaerts[129]）的贵族派忠于国王，但他们无力阻止扬·富尔鲁特（Jan Vorlut）领导的平民派前去援助布鲁日市民。但起义军的总指挥是被囚禁的吉多伯爵的幼子和孙子于利希伯爵威廉。威廉尽管做过牧师，但后来还是顺应了好战的天性。两位伯爵都是25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能接过指挥权似乎并非因为他是本土领主家族的代表，而是依靠与平民领袖的协议——这是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的一次奇特联合，让人不禁想起马拉松会战的统帅米提亚德。

当腓力国王的堂兄大将军阿图瓦伯爵（count of Artois）统率——大队援军逼近时，弗兰德斯人还在围攻法国人占领的两座城堡——卡塞勒（Cassel）和科特赖克。弗兰德斯人从卡塞勒撤围，集中全部兵力于科特赖克，该城市民也加入了起义。阿图瓦伯爵直抵城下，他无疑认为只要自己现身就能让弗兰德斯人的市民军队撤退，从而成功解围。但弗兰德斯人坚信必须打一场会战才能拯救自己的国土，而且下定决心在这里，在科特赖克城下应战。如果他们退走并解散军队，法国人不仅会收复城堡，蹂躏低地，更可能会攻占城市，甚至包括城防薄弱的布鲁日。与古时在阿提卡作战的波斯人相比，他们预期能获得的市民支持力度要大得多。

法国人试图解救的科特赖克城堡（或称“科特赖克要塞”）北依里斯河（Lys），位于科特赖克城区北角，与城市本身一样位于河右岸（南岸）。为阻断敌军与城堡的联系，弗兰德斯军列阵于城区与河流的夹角处，城区在其右侧，以窄长阵形向南沿河延伸。左侧是一座河岸上的修道院，正面是相当深且部分河岸为沼泽的格罗宁根河（Gröningen）。这是退无可退的位置；市民一旦战败，就会被赶进身后的河里。他们在这里应战是下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文献中是这样描述其阵形的：“一条很长也很深的战线”（“acies longa valde et spissa”），“将矛攒在一起，队形紧密”（“pariter adunati et densati lanceis adjunctis”）（《根特年鉴》Annales Gandenses）。“布鲁日市民只编为一个单位，前排是弩手，其余人有的拿矛，有的拿头部包铁的棍棒”（“Brugenses unam solam fecerunt armotorum aciem praemittendo balistarios deinde homines cum lancies et baculis ferratis alternatim postea reliquos”）（《弗兰德斯伯爵世系》Genealogia Com-itum Flandrensium），“组成深厚紧密的队形”（《圣但尼编年史》）。因此，他们的阵形类似于古希腊方阵（phalanx），长度无疑至少有600米，甚至可能更长。数量不多的弩手部署于一线，大部分人装备矛和goedendags（一种斧枪），而且很可能只有一部分人穿盔甲。两位伯爵统帅和10名左右的骑士随从都下马加入方阵，所以无人骑马。为了加强前方天堑格罗宁根河——据维拉尼称，该河宽5臂（ell，相当于英制的码，约90厘米）、深3臂——弗兰德斯人布置了陷阱，很可能还加深了水浅的河段。

图3　科特赖克会战

方阵后方有一支预备队，由久经沙场的骑士约翰·冯·雷讷瑟（Johann von Renesse）指挥。另一支由伊珀尔（Ypres）市民组成的部队面朝城堡列队，防止守军在战斗中攻击方阵后方。

文献中将阿图瓦伯爵描述为一位经历过五六次会战考验的勇猛战士。他知道敌军阵地的厉害，不仅难以正面强攻，又不能从两侧包抄。他犹豫了几天时间，设营于城南约1英里（约1.6千米）处。市民果真愿意承担风险，在退无可退之处交战吗？当然，为了将敌人引出阵地，法军统帅可以沿伊珀尔河进军或直奔布鲁日，沿途劫掠乡间。但科特赖克城堡守军有可能在此期间被迫投降，其他手段的成效也不确定，而在这里打一场胜仗就能奠定战争的结局，将敌军一举歼灭。于是，阿图瓦决定进攻。

他派热那亚弩手和西班牙标枪手在前，然后是各队左右排列的骑士，后方有一支小型预备队。

弩手和标枪手击退了敌方射手，并向似乎紧贴格罗宁根河的方阵射击。射击效果相当好，方阵抵挡不住，但两位伯爵率领方阵以良好的秩序后撤了一小段距离。法军射手没有为了再次接近敌人而随之渡过格罗宁根河，因为那样受到反击的危险太大了。于是，阿图瓦伯爵发信让弩手后撤，由骑士上前进攻。既然敌方步兵已经从前方屏障稍稍后撤，他便希望自己的骑兵渡河后会有足够的空间执行冲锋。尽管射手穿过前进中的骑士后撤造成一定的混乱，还有一批热那亚人遭到践踏，但这大概是骑兵与射手协同作战时的常态，对战斗的进程和结果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这时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状况。正当骑士顶着水流、沼泽河岸和弗兰德斯人布置的障碍物艰难渡河时，敌军方阵突然向前猛冲，扑向骑士奋力砍刺。骑士的武器几乎派不上用场，自身的独特优势——通常能够将敌方步兵击溃和打倒的重装战马冲击——也无法施展。

毫无疑问，两位弗兰德斯伯爵教过市民这种战术，现在见到恰当时机就发出信号。骑士的数目无疑远少于对方，射手又撤了回去，于是每名骑士都同时受到多名步兵的攻击。骑士很快就被打败了，阵亡者甚多。弗兰德斯人先前有令，凡是战斗尘埃落定之前饶恕敌人或抢劫财物者，友军应立即将其斩杀。

只有在中路的骑士迅速渡过格罗宁根河，按照通常的方式攻击并击退了敌军方阵。但由约翰·冯·雷讷瑟统领，一直谨慎留后的预备队此时出手恢复了局面。战斗现在变成了彻底的灾难，就连最初取胜的骑士也不能幸免，因为他们不得不渡过格罗宁根河撤退，在河中被轻松打垮击溃。据说，阿图瓦伯爵本来要向武装修士祖弗廷根的威廉（William of Süftingen）投降，但他讲的是法语，于是弗兰德斯人大喊“我们听不懂你说什么”，就把他杀了。1

城堡守军试图出城突袭，被专门布置在城下的伊珀尔部队轻松击退。阿图瓦派圣波勒（Saint Pol）指挥的预备队没能前往救助或支援。

维拉尼记载了弗兰德斯人对科特赖克的胜仗是如何自豪到了极点，其中有一名装备goedendag（一种斧枪）的人竟敢直面两名马上的骑士。作者还说，他是因为此事新奇才记述得如此详细。

弗兰德斯人自称从阵亡骑士身上拿到了700副金马刺，于是将这场胜利命名为“金马刺战斗”。

班诺克本会战

（1314年6月24日）

这场会战的局面与福尔柯克会战（1298）完全相反，而类似于科特赖克会战。当年被爱德华一世降服的苏格兰人再次举事，奉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为王。爱德华二世陷入与本国男爵的冲突，长期无力干涉，但最后还是率领一支大军北上。在英格兰国王抵达之前，罗伯特稍稍后撤至福尔柯克以北若干英里的斯特灵城堡（Stirling）（当时仍然被英军占领）面前，列阵于小河班诺克本河的左岸高地，侧面有沼泽或森林庇护，不容易被包抄或包围。正面开阔地只有约1英里（约1.61千米）长，中部有一条罗马古路穿过深深的班诺克本河谷去往斯特灵。班诺克本河谷宽不足2000步，苏格兰人所在的高地与谷底有186英尺至240英尺（约57米至73米）的高差。

苏格兰人的阵形与福尔柯克会战中的阵形类似：4个矛兵大阵，身后有一小支骑兵。2

奥曼对会战经过的记述如下：多沼泽的深谷本就是令人生畏的天堑，罗伯特又在通往己方阵地的斜坡上布置隐藏陷阱，为正面突破造成更大的阻碍。

尽管障碍重重，英格兰骑士依然冲上斜坡，试图击溃苏格兰人的单位。但大队英格兰人马——大概有1万匹马和5万到6万名步卒——在狭窄地形中动弹不得，大部分根本没到敌人跟前，只是站着不动。但最重要的是，射手无法穿过骑兵上前面对苏格兰矛手。一支射手成功绕到苏格兰侧翼，结果被骑兵统帅罗伯特·基斯（Marshal Robert Keith）率领骑士击退了。最终决胜的行动来自从英格兰人侧面现身的苏格兰士兵。他们将彩布缠在矛上，给人一种生力军正打着战旗前来的印象，同时大声呼喊口号，让英格兰骑士心惊胆战。

最后一段转折不过是传说，只要讲出来就明白了。即便我们假设英格兰骑士胆小如鼠，这些苏格兰士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毕竟军队两侧都是不可通行的地貌。真正的问题是：英格兰人为什么没有仿效福尔柯克会战的战法，先让射手骚扰苏格兰矛兵阵，待其疲惫再派骑士攻击？有一种解释是苏格兰骑士赶走了射手，而没有像福尔柯克会战中那样逃跑。这个解释并不充分，因为班诺克本的英格兰骑士为什么不去援救射手，先把数量不多的苏格兰骑兵赶跑，而是徒劳地陷在矛兵那里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苏格兰人组成紧密的方阵，侧面保护得很好，最多有少数射手能执行包抄，骑兵做不到。但即便如此，英格兰射手也可以像黑斯廷斯会战中那样在正面射击。进一步讲，侧翼行动似乎并非全无可能，因为会战前日据说有800名英格兰骑士绕过苏格兰人的左翼，来到其中部后方的圣尼尼安教堂（Saint Ninian’s Church）附近某处，经过一番激烈交战才被打退。

黑尔斯勋爵（Lord Hailes）、林加德（Lingard）和保利（Pa-uli）[130]认为，苏格兰人并非正面朝南列阵于班诺克本河后方，而是左靠斯特灵悬崖，右倚班诺克本河。这样一来，左翼当然不可能被包抄，可右翼就更加暴露了。另外，东北——西南方向的阵形正面与“朝阳照到英军脸庞”的记载也不相符。在我看来，上文中奥曼的观点——苏格兰人列阵于班诺克本河后，背朝斯特灵——是有确凿地形依据的。

答案可能还是要到兵力中去寻找。迄今为止的主流观点是英军规模大得多。福尔登（Fordun，1384年前后去世）撰写的苏格兰编年史记载英军有34万名骑兵和等量的步兵，共68万人。大部分近代历史学者接受的数字是至少10万。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谨慎如奥曼也认为英军有6万之众。这个数字甚至似乎有档案依据，即保存至今的爱德华二世发给一批郡督和男爵的征兵令。不光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爱尔兰乃至加斯科涅也要为这次战争出兵。骑士征召令照例没有给出数字。但除骑士以外，“步卒”（pedites）也在征召之列，各地都规定了明确数目：约克，4000人；兰开夏，500人，等等。英格兰12郡、边境诸男爵及威尔士共计要出21540人。上述地区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奥曼论证道，如果我们再假设南方派往遥远北方参战的人数较少，那么全军大概不少于5万至6万人。

针对这一论证，我首先要指出文献中没说南方除了骑士及其随从外，为此战出了一兵一卒。威尔士人被征召的原因是，作为半蛮族，他们被认为特别会打仗，尤其是山地作战。但英格兰南部征召大量人员去苏格兰一事既无证据，也不可信。

但是，想当然地认为实际征召人数与纸面人数相去不远肯定也是错误的。现代政府的精确性连代入到16世纪都不行，14世纪就更别提了。国王要求约克郡督出4000人，这甚至不能证明郡督实际派出了此数的一半。

进一步研究征兵令会带来更多疑问。爱尔兰征兵令上的日期是3月22日。步卒征兵令是5月27日，且应于6月10日前抵达贝里克（Berwick）。当然，从语境来判断，它可能只是照搬了一份之前的命令。但从道理上推断，这些援军是临时决定征调的，因为命令中说之所以需要步兵，是因为苏格兰人已经在“坚固险要（骑兵难以接近）”[“in locis fortibus et morosis（ubi equitibus difficilis patebit accessus）”]之处安营扎寨。但不论它只是重复之前的一份命令，起到提醒重视的作用，或者它就是第一份命令，我们都不能假定命令发出14天后，这么多士兵就真的到苏格兰边境的指定地点集合了。事实上，它可能只是急迫地发出去了，但根本没有实际执行。因为如果这样一支兵力出现在班诺克本，他们肯定会有所表现，以某种方式做成某些事。他们被征召来是为了在骑兵无法通过的位置与苏格兰人展开近战。现在苏格兰人就在这样的位置上，而英格兰步兵据说却在骑兵身后无所作为，并没有穿过森林，绕过沼泽去包抄苏格兰侧翼。

当然，这就带来了另一处矛盾：步兵征召令已经发出，但将领不等步兵抵达就开战了，他们没有时间等待了。战役的目标是解救斯特灵城堡，而守军司令腓力·莫布雷爵士（Sir Philip Mowbray）已经与苏格兰人约定，若圣约翰日之前不能解围，他就会交出城堡。会战正是在那一天打响的。

关于要不要背上民兵这个包袱，国王的骑士随从中间可能自始至终存在意见分歧。毕竟，民兵只有很小的军事价值，而且可能有一批骑士的立场是民兵的用处没有麻烦大，于是尽管只有少数步兵报到，战事还是继续推进，没有多作迟延。

上述各点让我相信——尽管未经证实也无法证实——英格兰军很可能还是以通常的骑士为主，占据数量优势的是本土作战，为保卫民族自由而真正征召了大批民兵的苏格兰军。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战斗过程就可以理解了。苏格兰人两侧的地形非常有利。英格兰骑士并未试图包抄，因为正面进攻就需要动用全部力量。只有射手进行了包抄，结果被方阵后方的苏格兰骑士击退。

进攻方输掉了这场决战——与黑斯廷斯会战和福尔柯克会战相反，而与科特赖克会战相似——因为多沼泽的溪流、斜坡和陷阱等正面障碍物对骑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惨重的伤亡，侧翼行动不可能实施，行动不便让射手不能像往常那样与骑士协同作战。还有最后一点，布鲁斯肯定率领数量占优、阵形紧密的大部队发起了反攻。

班诺克本会战并未证实苏格兰人或苏格兰军制具有相对于英格兰的理论优越性。奥曼正确地指出，即便在这次辉煌胜利之后，罗伯特·布鲁斯依然回避与英格兰人野战。1321年，他甚至放任一支英军重返爱丁堡，然后才用切断补给线的方式再次将其引诱到野外。

罗兹维克会战

（1382年11月27日）

正如希腊市民和农民曾击败波斯骑士一样，弗兰德斯和苏格兰人也通过巧妙利用地形而击败了英国和法国骑士。但希腊人很快就更进一步，不再回避与波斯人野战。而我们已经知道，班诺克本并不是苏格兰人占据上风的起点，科特赖克之后也再没有类似的胜利。相反，80年后的罗兹维克会战（battle of Rosebeke）证明，一旦市民失去了地形优势，占据上风的依旧是骑士。

这场会战的政治起因和特征不同于科特赖克会战的地方是，弗兰德斯伯爵如今不站在市民一边，而是支持国王。在阿蒂维尔达的腓力（Philip of Artevelde）领导下，根特市起兵反抗当地统治者路易伯爵，软硬兼施将其他弗兰德斯城市争取到自己一边，并赶走了伯爵。年轻的法王路易六世遂率军支援伯爵，镇压叛军。阿蒂维尔达的腓力试图与英格兰国王结盟，双方由弗兰德斯伯爵的女婿和日后的继承人勃艮第公爵腓力居间联络。我们从这一战略中也能感受到1382年与1302年政治局势的差异。

阿蒂维尔达围攻斯海尔德河边的奥德纳尔德（Oudenarde）城。该城位于根特上游25千米处，由一名法国骑士为伯爵坚守。直到6个月后的1382年11月中旬，法国国王才集结起一支援军并从阿拉斯（Arras）率军启程。

尽管阿蒂维尔达据说有强大的炮兵，但他并没有强攻奥德纳尔德，而试图用饥饿迫使守军投降，并挖了堑壕保护围城军免受外来攻击。

于是，11月7日法国军事会议[王室军队总司令奥利维耶·克里松（Constable Olivier Clisson）和国王的三位叔叔]于塞克兰（Seclin）开会讨论方略：是沿着斯海尔德河直扑阿蒂维尔达及其军队，解救奥德纳尔德，或是转移敌军注意力，使其放弃围城，离开建好工事的阵地，也许还能迫使或诱使其在别处进行决战。大概是记得科特赖克的惨痛经历，他们决定不直接进攻，而是转进西弗兰德斯，尽管奥德纳尔德城内的部队被围得很苦。假如阿蒂维尔达与弗兰德斯诸城有默契，靠得住的话，那么他大概就用不着撤出奥德纳尔德阵地了。如果城市关闭大门，法国人只能蹂躏延边平原，而不能攻击举事的市民，解救遭受围攻的同胞的话，那么阿蒂维尔德无疑会占据气势的上风。但弗兰德斯的世袭领主路易伯爵当然也在国王营中。由来已久的依附关系，对法国大军的恐惧，大概还有对根特城和阿蒂维尔德本人的嫉妒，这些因素加起来让诸城的气氛充满着不确定性。阿蒂维尔德似乎打算守北边的屏障里斯河，但法军从科特赖克上游的科米讷（Comines）顺利渡河，伊珀尔和一批其他市镇立即倒向王军。

如果阿蒂维尔德留在奥德纳尔德，那么法国人就会向布鲁日进军，夺取这座意见分歧严重的城市，阿蒂维尔德的军队也会随之瓦解。他现在别无选择，要么撤回根特，寄希望于坚守，但弗兰德斯的其余地方就要牺牲掉了；要么率军从奥德纳尔德迎战法军，祈求战神赐福。那会是一场单纯的、双方条件相当的野战。如果这位弗兰德斯领袖试图在伊珀尔和布鲁日之间寻找一处坚固的阵地——像先辈在科特赖克的阵地，以及他在奥德纳尔德城下巧妙布置的阵地那样——的话，那么首先这样的位置并不好找，而且就算运气好找到了，法国人也未必会强攻，大可以实施包抄，将弗兰德斯人从阵地调动出来，在更有利的位置发起攻击。米提亚德在马拉松，弗兰德斯人在科特赖克的有利阵地不仅需要统帅慧眼识珠，更需要整体的政治-战略局势迫使敌军进攻选定的位置。1382年入侵弗兰德斯的法军既然不去直接救援奥德纳尔德，他们就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任意选择路线，若觉得一处阵地过于坚固，不攻便是。于是，防御方不可能找到一处特别有利的位置布阵，然后对敌人喊话：“要么来这里打我，要么滚回去。”这一次是一场单纯的野战，而且只有双方都没有地利强援的情况下，仗才会打起来。当初市民和农民在地利的支援下打赢了科特赖克会战，如今被迫表明自己在同等条件下也有直面骑士的胆量，如果他们不愿意不打一仗就认输的话。

图4　罗兹维克会战

自称“弗兰德斯守护者”的阿蒂维尔德的腓力勇敢地要求发动决战，市民们也勇敢地追随他参战。

手持长矛和“goedendags”（一种斧枪），组成紧密方阵的弗兰德斯人没有像科特赖克会战中那样待敌进攻，而是坚决地向前，迎击前进中的敌军。必须说明的是，这是他们成功的唯一机会。与科特赖克会战不同，他们既无侧面屏障，又无骑兵掩护两翼，如果还是等着法军进攻，那从一开始就输定了。因此，阿蒂维尔德随机应变，主动采取攻势，表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军事才能。11月26日至27日夜，两军在伊珀尔西北10英里（约16千米）处各自扎营，营地相距不远。次日早晨，两军侦察过对方的阵地后，于西兹维克（West Rosebeke）村列阵，列阵完毕后开战。

王军司令将步兵全都部署在中央，而且为了加强抵挡弗兰德斯人进攻的能力，他还命令所有部署于中央的骑士下马，只有年轻的国王及其亲随除外。3但中军的任务只是拖住敌军。主攻将由两翼的骑士实施，他们可没有下马。4这是万无一失的布置。“我们赢定了，我方的平民士卒就能打败他们。”王军司令据说在侦察归来，报告战斗即将开始时对国王如是说。

开炮过后，以紧密阵形从斜坡上冲下来的方阵起初让法军后退了一小段距离。傅华萨（Froissart）写道，“人群逼近，枪棒如林”，像野猪一样扑向敌军。这位圣但尼修道院的僧侣也承认，法军退后了一步到一步半。

但法军没有完全被击溃，落荒而逃。他们已经赢了，因为骑兵现在从两侧杀入弗兰德斯人的方阵，打断了正面的推进。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坎尼会战。弗兰德斯人没有取胜，遂遭屠戮。据说当惊恐的人群越缩越紧时，有许多人被活活挤死，其中之一就是阿蒂维尔德的腓力。他的尸体后来在战场死人堆中被发现，大概并无伤口。

罗兹维克会战中的双方兵力没有可靠记载，也没有做出估算的充分依据。

这场会战对欧洲历史极为重要，其意义主要是负面的，而非正面的。假如弗兰德斯人在罗兹维克取胜，那么本来已经造成很大麻烦的法国市民马上就会拒绝服从国王。一旦市民军队展现出在野战中击败骑士军队的可能性，类似事件肯定会接踵而起，从而赋予德意志-罗曼各民族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

市民军队与征召民兵

罗兹维克会战向我们展示了全民皆兵的倾向——它对莱尼亚诺会战的胜利至少做出了一定贡献，更在科特赖克促成了一场完全由市民自身取得的大胜——为何没有产生任何长久的效果，让市民步兵长期占据优势，而不过是插曲而已。毋庸置疑，我们仍然会发现市民被征召上阵，编成部队，甚至偶尔会打几场胜仗。但中世纪临近结束时，市民的战斗力似乎不进反退，再次瓦解。德意志城市颁布了无数军事法令，但最后还是靠佣兵打仗。因此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详细列出法令条文纯属多余。5多芬根会战（1388年）是德意志城市战斗力的一次检验，成绩不尽如人意。为方便对照参明，我会在关于瑞士军队的下一篇中描述这场战斗。纽伦堡市民击败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的皮伦劳伊塔会战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了，它似乎纯粹是一场骑士战。意大利完全是佣兵的天下。英格兰民兵从来没有真正的军事价值。在法国，历代国王特别排斥市民兵，因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据傅华萨记载，腓力六世于1347年解释说他以后打仗上阵只用贵族，不用别人。文中描述市民是累赘，因为他们在近战中一触即溃，就像阳光下的雪一样。他们只有射手和金钱还有点用，其余的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妻儿，经营生计。至于打仗，唯一用得上的人就是从小学习军事技能、专门为战争培养的贵族。6

通过这些记载无疑能看到贵族的傲慢和骑士的妒忌。当时军饷确实比以前高了，骑士不愿意与市民分享。7但现实情况很可能与腓力国王怒气冲冲的描述相差不大。

尽管有罗斯贝克之败，但市民兵延续最久、运用最多的地区还是弗兰德斯，这是符合逻辑的。到了15世纪，最终与弗兰德斯一同归入勃艮第公爵治下的边境伯爵领布拉班特和埃诺（Hainaut）仍然为领主提供部队。但关键要素，那个带来科特赖克的胜利，那个在有前途的市民军队中必然充当中流砥柱的要素，也就是装备近战武器的大队民兵——消失了，市民部队以射手小队为主，因此只能是骑士的辅助兵种，就像在法国那样。8

3　下马骑士与射手

克雷西会战1

（1346年8月26日）

英格兰国王致力于让两座大岛臣服于自己的权杖之下，将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并入自己的国土。法兰西国王同样试图真正君临封建诸侯，后者基本只是名义上从属于王室。但这两个相邻的王国从一开始就互相使绊子，以免对方变得过于强大。于是，一方的割据独立势力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另一方的保护，共同对抗压迫者。苏格兰人依附法王，弗兰德斯人则依附英格兰国王。英法两国在两地的连绵战争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的斗争。这种对立关系又与接连不断的阶级斗争、王朝战争、合纵连横以无数种方式纠缠在一起。但是，在卡佩王室长支断绝，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为自己和后代索取法国王位，与瓦卢瓦家族的腓力发生冲突时，英法斗争达到了顶点。作为先王堂兄，腓力主张的基础是男系继承权。而爱德华是先王姐姐的儿子，从女系来看关系比腓力更近。加斯科涅是爱德华的祖业，无论如何都属于他。

1340年，英格兰在斯勒伊斯（Sluys）海战击败法国舰队，于是爱德华掌握了制海权，可以在任何地点登陆。1346年，在一名流亡法国贵族的劝说下，他选择在诺曼底登陆。由于法国先前将主力派到了加斯科涅的英格兰国王领地，所以英军毫不费力地劫掠并夺取了一批诺曼底村庄，分散了敌军在南部战场的注意力，也解救了危如累卵的当地英军。法国国王现正率军朝爱德华而来，于是英格兰国王决定走陆路去盟友弗兰德斯人的地盘。他的这个决策可能并非出于自愿。他曾允许手下的部分船长带着伤病员和战利品回国，但其他所有船只也都擅自踏上了返程之路，所以英军一下子与本国失去了联系，不得不从陆地上前往友军地区。腓力国王试图截住正在行军的敌人。他不等全军集结就派人毁掉了爱德华必经的桥梁，迫使其绕路，同时各路人马陆续来到法王身边。

凭借巧妙至极的机动和命运垂青，爱德华成功渡过了塞纳河和索姆河。当他向北走了足够远的路程，一旦战败也有退路时，他面对追兵摆下了阵势。

参加克雷西会战（battle of Crécy）的英军人数估计在1.4万至2万人之间。御库总管沃尔特·德·韦特万（Walter de Wetewang）为随后发生的加来围城战起草的花名册似乎提供了佐证。这份留存至今的档案给出的数字是3.2万人。扣除掉克雷西战后才抵达的援军，得出的结果就是2万人上下。这个兵力看起来太高了，以至于我对它的真实性心存怀疑，但它也可能属实。2

关于腓力六世在爱德华7月12日于诺曼底登陆之后的6周时间里是否集结起了一支兵力与英军相当甚或更强的军队，我们不得而知。先前在加斯科涅作战的部队正在急速赶来，尚未抵达。即便法军兵力少于英军，腓力的应战决定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骑士肯定多于对方，而且英军不断后撤也给人逃跑的印象，提振了法国人的信心。

如果两军相遇后打了一场普通的骑士战，那么法军肯定会取胜。

但爱德华三世天才地创造了一种新战术，顺应地形和战略局势，以中世纪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挥武器的威力，从而击败了勇猛的法国骑士。

英军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弓手。在通常的战斗记录中，射手是骑士的辅助。在相对开阔的地形，孤立的射手无法与数目相近的骑士抗衡。如果骑士迅速冲了上去，那么还不等弓手射出的箭让大量骑士或战马失去战斗能力，他们肯定就被骑士踏翻了。但在知道骑士肯定马上就会冲过来，那时自己就输定了的情况下，射手通常不会坚持射击到最后一刻，而是甚至在骑士还没进入有效射程时就逃跑保命去了。因此，战术家的任务就是让射手严守阵线到最后一刻，以便持续射击。为了这个目的，爱德华国王命令骑士下马，与步行作战的射手和矛兵编在一起。如果骑士在马上的话，他们个人可以在肉搏战开始时取得更多战果，但现在骑士的首要任务不是直接建功。在克雷西，骑士的主要使命是鼓舞和稳住大队平民士卒，而像平民士卒一样步行作战会让这个使命更好地达成。少量马上的骑士混在射手和矛兵之间不能给后者带来任何安全感。士卒们会感觉这么点骑士起不了大作用，而且一旦形势不利，他们就会拍马逃跑，留下老百姓去支付战败的血债。确实有不少中世纪会战留下了老爷逃出生天、步卒惨遭宰割的记载。这听起来好像不太骑士，但也不能简单地打上懦夫的标签；毕竟那时骑士已经挽救不了部下，只能陪他们一起死了。当时的氛围并不排斥这种办法。一旦仗打输了，就连勇敢的人也被允许逃跑和尽一切手段自救。骑兵逃跑当然要比步兵更容易。但是，每当步兵看到占尽优势的骑兵自愿放弃优势，他们的信心就会提升到顶点。骑士之所以叫骑士，是因为骑士愿意骑马作战，骑马作战时的威力也最大；他的技术优越性依赖于战马。在克雷西，与其他一些战斗不同，骑士放弃最强的作战资本并非为地形所迫。这是心理-精神因素与技术-物理因素的抗衡，前者压倒了后者。我们在古代的一些个例中能发现这种张力：当恺撒率领新兵军团第一次与赫尔维蒂人交战时，他让人把自己和所有高级军官的坐骑都牵走，亲自步行指挥作战。此举无疑为有序指挥造成了很大困难，却是让新征兵团面对赫尔维蒂人狂野冲锋时稳住阵线的最有效手段。在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阿勒曼尼人甚至要求本部酋长下马，与士卒一起步行作战。这样万一要逃跑时，酋长不能抛下民众先开溜。1170年，埃诺伯爵鲍德温（Count Baldwin of Hainaut）与勒芬伯爵戈弗雷（Godfrey of Louvain）交战时为了鼓舞部下士气而下马。3中世纪晚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行动。4

于是，通过把下马骑士安插在射手中间，爱德华对齐射的运用方式迥异于其他骑士战斗。弓手会持续射击到最后一刻，因为他完全确信一旦敌方骑士逼近，他可以向后撤几步，而身边的下马骑士必定会上前迎战。

但爱德华甚至做到了更上一层楼。他没有正好堵在法军前进的道路上，而是列阵于道路左边与路平行的一道山脊上，一片茂密的森林和右侧一道很陡的坡可在法军进攻时提供掩护。因此，为了与英军短兵相接，法军必须面朝英军左翼布阵，仰攻山坡。我们现在知道，爱德华当年也知道，骑士一旦面朝敌军就不好约束。前队由行军队列转为横队，面朝敌军保持不动，直到后队全部入阵，这是只有纪律极其严格的军队才做得到的事。因此，爱德华侧面对敌的打算是引诱对方零散地出击。如果是正面对敌，很远就能看见敌军正在接近，诱敌就难得多了。分次进攻有利于英军发挥齐射的威力，因为弓手不仅可以从正面向冲来的战马和骑士射击，也可以从侧面射击，威力还要更大。

图5　克雷西会战

最后，阵形的形状也值得注意。傅华萨记载，弓手站成“herse的形状”。这个表述让许多人感到迷惑，其实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国际象棋棋盘的形状。“Herse”的意思是“耙子”[131]，还有“城门吊闸”或“栅栏”的意思。我看不出吊闸和栅栏有什么可比之处，但“耙子”的形象特别贴切。耙子的齿不能挨得太近，那样翻起来的土会堆在齿的前面；前后排的齿也不能对齐，那样挖不出几条沟。相反，耙子要么每一排的齿都往一个方向偏，要么整体是斜的，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为了让多于一排弓手可以同时射击，爱德华没有横平竖直地布阵，而是让各排都错开一点，穿过空当射击。至于能不能多于两排弓手同时射击，我就不谈了。5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很可能只在大队密集敌军正在逼近但还有一定距离，可以被抛射的箭击中才会射击。随着敌军走近，后排弓手就射不到他们了，只能充当前排的后备力量，迅速将伤员替换下来和递送弓箭。

腓力国王前日夜宿于克雷西以南约12英里（约19千米）处的阿布维尔（Abbéville）镇内及镇郊。直到下午3点，他才在行军途中得知英军已经列好阵等他来了。他决定将进攻推迟到下一天，但前锋已经看到敌军了，后队得知消息后也往前挤。于是，国王决定立即发动决战。他先让热那亚弩手上前，但他们没占到山上的英军弓箭手便宜。直到法军骑士从弩手中间冲了出去（不少弩手被践踏），试图采用常规战法突破敌阵时，战斗才正式开始。假如法军骑士一开始就部署有序，全体同时发起冲锋，那么英军的箭恐怕挡不住攻势。但法军是到了一支部队，就冲上去一支部队，一次接一次地冲锋，因为地形有坡度，所以速度快不起来。亲历者说总共有十五六次进攻。英军的宽大正面每一次都将箭雨倾泻到一支小队上，尽管很多箭对骑士和战马的铠甲没有起到杀伤效果，但毕竟还是有大量的箭击中了目标，以至于仅有个别骑士突入敌军阵线。6突入以后，他们又被英军骑士和矛手击倒。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离法军行军纵队最近的右翼。右翼由年仅16岁、人称“黑王子”的威尔士亲王指挥。他的形势一度危急万分，竟让父王从中军调了20名骑士前去增援。这支小小的援军就足以将法国人击退，因为能进入肉搏战的人本身就很少。

腓力国王骑马来到近处，坐骑被射杀。他明白大势已去，便带着少数随从离开了战场。

发起进攻的法方贵族十分英勇，从阵亡名单中便可见一斑；为首者是眼盲的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伯爵、查理四世皇帝之父约翰。余者包括腓力国王的弟弟阿朗松伯爵（count of Alençon）和侄子布卢瓦伯爵（count of Blois）、洛林公爵拉乌尔（Duke Raoul of Lorraine）、弗兰德斯伯爵路易、阿库尔伯爵约翰（Count John of Harcourt）、萨尔姆伯爵西蒙（Count Simon of Salm）、桑塞尔伯爵路易（Count Louis of Sancerre）、欧塞尔伯爵约翰、格朗普雷伯爵约翰（Count John of Granpré），另有83名方旗骑士和约1200名骑士。

爱德华国王取得的是一场纯防御战的胜利，此类胜利在军事史上极为罕见。国王严令不许追击，甚至下令不得前进，以免步兵在谷中遭到敌军骑兵突袭。

如前所述，爱德华三世借以打赢克雷西会战的弓手是由他的祖父爱德华一世引入英格兰军事体系的。这并非理论创新，而是复兴和发扬了继承自过去的作战样式。事实上，征服者威廉当初的射手就很强，腓特烈二世皇帝的甚至要更强些。爱德华一世对这种武器的重视尽管让他征服了威尔士和苏格兰，但此举并未对作战方式带来任何变化，也没有长期为英格兰带来相对于敌人的优越性。爱德华二世有弓手，但还是输掉了班诺克本会战，随之丢掉了苏格兰。1339年初次与法军大战时，爱德华三世也完全想不到自己能靠弓箭手的数量和精度击败敌人。事实上，他与众多德意志诸侯和领主订立了盟约和雇约，如贝格伯爵、林堡伯爵、荷兰伯爵、行宫伯爵、勃兰登堡藩候、于利希公爵、盖尔登公爵（Duke of Geldern）和布拉班特公爵，甚至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为了支付这些贵族佣兵的薪水，英格兰不得不开征重税。除了国会批准的款项以外，国王强征的税费还要多得多。他对羊毛出口征税，还从汉萨同盟的商人手中大笔借款，作为回报授予有损本国臣民的特权。对于一批莱茵河下游的诸侯，他付不出现金，于是就用规定数量的羊毛出口协议抵债。富裕的修道院也要出钱资军。虽然他通过这种方式集结起了一支大军，但1339年入侵法国时还是一无所得。尽管腓力六世国王率领征召来的军队前来，但腓力一直避战，爱德华也认为自身实力不足以逼迫对手交战。腓力正确地估计到，英德联军不可能长期集结。没过多久，诸侯们就声称自己给的已经够多了，爱德华只得无功而返。

战争进入第七年，爱德华再次率大军渡海。这一次他没有带德意志骑士，而换上了人数更多的弓手。尽管这次的军队由英格兰本国人组成，但它依然是一支雇佣军。所需资源来自极为严苛的税收，重新采用了加洛林敕令中的征兵方式，即征召符合资格的男丁从军，然后允许其出资代役。

如果英格兰国王第一次入侵时就无力迫使对方决战，那么1346年手上的骑士大不如前，决战就更指望不上了。他起初或许曾打算直扑加斯科涅。而且不管怎么说，他都只有间接的目的，是为了将敌人引开，从而解救遭到围攻的加斯科涅城堡和当地军队。

最后会战之所以展开，是因为法国国王受到英军不断后退的鼓舞，对自身实力充满信心，于是决定向敌方阵地发起进攻，而没有像类似形势下的1339年比龙福斯（Buironfosse）那样只是对峙。

英格兰长弓在克雷西之所以发挥出空前的威力，我们已经归因于形势和统帅共同造就的特殊战术条件。文献里没有直说这一点，而是描述与强调弓固有的高射速优势和箭的威力。但克雷西的胜利不可能源于弓本身，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弩会与弓在重要性上并驾齐驱；不管是克雷西之前还是之后，也不能理解弓为什么在中世纪的前几百年里没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场会战的目击者中没有能够洞悉和深究战术关系的真行家，只留下了箭“像雪花一样”飞舞这类的笼统说法。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事实接受，解释就只能靠自己了。大量文献——包括维拉尼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显然也认为需要为现象给出解释——声称英军摆出了车营。也有人（吕斯托）将这一记载解读为英军在阵前修了一座小工事，向骑士射击时起到了保护作用。但经过比对所有文献，我们发现射手前方无疑没有任何屏障。因此，英军取胜只是因为爱德华国王指挥得当，果断组成弓兵阵，并让骑士和矛兵穿插其间，坚定其心。但反观对方，法国骑士战败不是因为没有决心，而是因为不守纪律，零散进攻，不能形成整体合力，结果在敌军箭下失败。

有一个问题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整体形势：据文献记载，腓特烈二世皇帝也有很强的弓手，他为什么从来没打过类似的仗呢？他肯定有过这样的想法。答案在于克雷西会战是一场防御战，打防御战要知己知彼。极其自信而强大的法国骑士向英军阵地直冲过去，正如他们1302年在科特赖克向弗兰德斯人冲去一样。但意大利市镇的骑士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在野战中击败皇帝，而只是拖住皇帝，不要被皇帝击败。只有卡尔卡诺会战和莱尼亚诺会战那样有利的机会出现时，他们才会应战。因此，主动权和进攻权完全在皇帝一边。但爱德华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于蹂躏劫掠平原地带，以此伤害敌人，还有一次夺取了一座守备不足的城市。而且他等着由对方来攻打自己。

当然，英军在克雷西的阵形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弓手在通行不便地段打小型防御战无疑是常事。早在12世纪就有战例，如布林乌尔德战斗（1124年）和雅法会战（1192年）。克雷西会战似乎还有两位直系先驱。一是杜普林沼地会战（battle of Dupplin Muir）（1332年8月9日），爱德华·贝利奥尔（Edward Baliol）统率的一支苏格兰流亡者，在入侵苏格兰的英军和外国佣兵配合下，击败了由摄政王马尔伯爵（earl of Mar）指挥的一支苏格兰军队。二是贝里克附近的哈利顿山会战（battle of Halidon Hill）（1333年7月19日），爱德华三世本人击败了由摄政王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Archibald Douglas）指挥的苏格兰军。7两场会战中都出现了下马骑士与弓手的组合，而且一份由斯温布鲁克的贝克（Baker of Swinbroke）撰写的英格兰文献更是明确写到：英格兰人在哈利顿山学会了一种不同于先辈惯例的步行战法，只有追击时才上马。在克雷西会战没有发生的骑马追击据说在哈利顿山上演了，于是从军事史角度来看，哈利顿山会战的重要性比克雷西会战还要大。但我觉得关于这两场会战的记载并不很可靠，还不值得军事史学界去重点关注。实际参战兵力方面的疑点尤其大，而且我们也难以理解苏格兰人怎么会在哈利顿山冒险进攻英格兰人。克雷西会战仍然是有可靠历史记载，由下马步兵和射手配合取胜的唯一一场大战。将战场选在敌人进军路线的侧面真乃神来之笔，如此谋划无疑是为了引诱敌军零散进攻，同时强化了弓手的威力。

挟克雷西取胜之势，爱德华围攻加来。加来最终投降，但之前进行了11个月的顽强抵抗。腓力国王曾率大军来解救这座忠诚的城市。但当法军逼近时，爱德华已有援军抵达，手下有3.2万人。腓力不愿冒险进攻，尤其是经历克雷西会战之后；他再次空手而回，让加来自生自灭。

但即便是军势强盛的爱德华，他除了夺取加来也没有别的想法。因为就算他极力从广大的王国压榨资源，成功集结起一支中世纪前所未有的3.2万人的大军，当长期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并利用其实施行动还是超出了爱德华的能力范围。甚至在夺取加来后，英军还是和以前一样忙于劫掠、无暇他顾，于是苏格兰在此期间再次脱离了英格兰统治。

莫佩尔蒂会战

（1356年9月19日）

克雷西会战10年后，爱德华三世之子——黑王子爱德华对法国人取得了一场非常类似的胜利。但是，我们首先要再次排除文献中给出的巨大数字。根据卡尔·兰珀（Karl Lampe）得到公认的专著8，英军有1600名至1800名骑士、2000名弓手和大量步兵；法军则有3000名骑士。凭借骑士数目的优势，法军向着正深入卢瓦尔河并劫掠两岸大片土地的黑王子前进。王子退到一处合适的地点才停下。国王犹豫要不要进攻，因为援军正在陆续赶到，而且他以为王子或许是粮草不济才被迫撤兵。和谈开始了。接着，王子佯装后撤，诱使法军前锋立即发起进攻，结果遭到英军箭雨袭击，又被英军骑士击退，逃窜过程中还将恐慌情绪传给了后方扎营的法军主力。为了挽救荣誉，约翰国王命令法军骑士下马步战。在抵抗了敌军很长一段时间的进攻后，国王和随从成了阶下囚。

因此，莫佩尔蒂会战（battle of Maupertuis）是黑王子精妙地挑起和实施的一场防守反击战。与法国封建骑士相比，英格兰佣兵（尽管有一半骑士征自加斯科涅）更听从统帅指挥。因此，法国人的全部勇气都无济于事。

阿让库尔会战

（1415年10月25日）

从战略背景来看，阿让库尔会战（battle of Agincourt）比莫佩尔蒂会战更接近克雷西会战。这一次，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还是在诺曼底登陆，向弗兰德斯进发。法军再次试图阻止其渡过索姆河，并在河口处堵截成功，亨利被迫向上游多走了100多千米，来到一处河水拐向北流的地方，那里几乎已经到了河源。法军不得不绕着河弯走，英军则可以走较短的内线，赶在法军前面渡过了河。1346年，英军渡过索姆河后停下脚步，转身列阵等待追击的法军，从而发动了会战。1415年，法军沿着与英军平行的路线向北多走了五日路程，赶到前面堵住敌人去路，英军被迫出击。

因此，这场会战的态势与克雷西恰好对调，从战术角度看更是极有意义。英军在克雷西采用的下马骑士与弓手混编战术的强项在于防守；但现在的问题是，该战术在攻势中何以成功？法军将阵地选在两片森林之间的狭窄地带，有记载称其宽度不超过500米。亨利五世似有犹豫，可能还摇摆了半天的时间，不知要不要冒险进攻。但他估计告诉自己，如果他试图绕过法军，法军会再次列阵于英军前方，或者攻击行军中的英军，同时法军的援军也会增加，所以最好立即开战。

论述此战的首要任务是说明英军何以战胜英勇的法国骑士，即便英军这一次完全没有克雷西和莫佩尔蒂会战取胜的有利条件，而且包括法语文献在内的史料一致认为英军兵力远少于法军。前人论述都没有破解这个谜团。我的论述以弗里德里希·尼特（Friedrich Niethe）的专著为基础。9

第一点是：我们是否要接受法军占据数量优势，而不认为英军兵力更多。当然，史料众口一词地记载，法军人数大得多，但就连我们掌握的法语文献也对战败方也不是友好，而是敌视的态度。没有任何记载是代表奥尔良派（或阿马尼亚克派）的观点，所有文献都来自对立派系。此外，我们之后讨论胡斯战争时还会了解到，甚至己方作者在战败后有时也会夸大兵力，而事实显然表明阿让库尔会战就是如此。假如法国人真觉得自己的兵力足以发起进攻，那他们应该在亨利渡过索姆河后立即行动，当时两军正在佩罗讷对峙。但法国人放任亨利离开，只是挑动对方来一场骑士战斗，用这样笨拙的计策试图留住对方。此举唯一的解释就是法国人想争取时间，因为有大批部队还没到位。但亨利恪守英国战术，没有选择出击，于是两军几乎并排走了5天。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赛跑；如果亨利领先，他既可以不经一战就前往属于自己的加来，也可以效仿先辈的克雷西故事，转身迎击法军。但如果法国人占先，他们就会迫使英军打一场违背自身战术的进攻战。亨利的部队之前已经连续走了14日（10月8日从阿芙勒尔，Harfleur启程），现在国王一天休整时间都不给，又展开了艰苦的行军。最后法军脚程更快——但代价是援军在这样的行军条件下赶不上来。王军司令德阿尔布雷（d’Albret）或可聊以自慰的是，向北行军至少拉近了与布拉班特公爵的距离，后者正率援军赶来。毫无疑问，法军列阵于阿让库尔时每个钟头都在盼着公爵到来。但我们知道公爵直到最后一刻才抵达战场，而且只有他一人，手下骑士并未参战。上述各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英军渡过索姆河之后的6天里，法国人没有大批援军加入，因而在阿让库尔兵力占劣势，而非如文献所说占优势。至于亨利为何仍然对进攻心存犹豫，英国战术的防守性便足以解释。尼特估计英军兵力约为9000人，内含1000名骑士，法军兵力则在4000人至6000人之间。10他认为亨利没有步行矛兵，除了披甲骑士以外只有弓箭手，后者除了弓以外也会携带一些近战武器。

法军既然计划取守势，于是让部分骑士下马，与弩手和步兵混编。但在一场纯防御战中，这种阵形会让自身毫无保护地暴露于大量英军弓手之下，所以两队骑士没有下马，留在两翼策应，一旦英军弓手真要上前，骑士便可发起反击，将其击退。

上述阵形看起来布置周全，其实有根本性的缺陷。它的基本假设本身是相当正确的，即弓手在开阔地带挡不住骑兵的攻击。但问题是还要看两军兵力。预定攻击弓手的骑兵单位只是法军一部，前进时却会遇到英军的全部兵力，同时己方主力在防守阵地消极等待。因此，法军作战计划的结果是分散兵力。战略形势让法军不得不采取守势。假如法军射手与英军相去不远的话，那么尽管法军总兵力较少，还是能够取胜的。但法军射手实力很弱，11同时防御战这种形式也大大不利于装备近战武器的军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英军射手走到足够近的地方时步骑齐出，主动进攻。法军似乎有一种必须尽量坚守的先入之见，所以没有这样做。不过，正因为一味防守在英军远射武器面前毫无胜算，法国人才留了部分骑兵用来进攻。而在当时的情势下，这种进攻不可能成功。

更妥当的做法大概是前几天行军时发起进攻，因为法军的构成根本不适合防守。亨利也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为每名弓手配了一根约2米长的尖头粗棍，一旦敌军骑兵逼近就按栅栏的样子插在面前，迅速形成一道屏障。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英军现在尽管处于攻势，但这个权宜办法还是派上了用场。

之前，每当骑士与射手一同参战时，射手身后总会跟着马上的骑士。

现在，亨利国王命令骑士下马，与射手站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他就把已经在防御战中检验过的战法用到了攻势当中。变化的原因要到两个兵种的数量关系中去寻找。亨利手下的弓手大概有骑士的8倍多。如果骑士留在马上，那么从他们开始冲锋的那一刻，弓手就不能参与战斗了。当弓手的数目使其只能充当辅助兵种，胜负完全取决于骑士时，那样做是可以接受，也是符合逻辑的。但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弓手数量占全军的大头，骑士就必须与弓手紧密协作，而这就要求骑士必须下马，不管身穿重甲行军是多么难受。为了让骑士不至于完全喘不上气，他们前进途中停下来了一次。

当英军进入敌军射程之内时，弓手把尖头木棒插进面前的土里。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可能做到的，因为法国骑士随时可能发起攻击，而弓手能射箭的时间很短，一秒钟、一支箭都耽误不起。此外，木棒也会妨碍英军自身继续前进。但既然两份彼此独立的文献都记载了此事，我们也只能相信它，然后这样来解释：法国人执迷于防守，于是给了英国人足够多的时间从防守战术转换为进攻战术。另外，栅栏估计并没有插满全军正面，只是在两翼骑兵对面插了几段，可能还要靠后一点，没有真正进入法军射程。接着，英格兰中军上前，向法国步兵射箭，逼迫骑士进攻并将其引向靠后布置、有栅栏保护的英军侧翼，再以弓箭杀伤。

不管情况如何，数量庞大的英格兰弓手和下马骑士一起击退了几百名法国骑士的冲锋，一如当年的克雷西会战。然后，正当法军骑士或无人战马（其中很多都受伤了）冲回后方，在刚刚开始往前走，甚或还站在原地的己方步兵中间造成混乱和气馁时，英军坚决地杀入敌阵，就连弓手都掏出了近战武器。法军抵挡不住，被英军冲锋打垮。面对英军射来的箭雨，法军弩手刚开战就撤到了后排。失败的骑士在进攻和后来的步战——下马骑士身穿重甲，根本跑不掉——中都有许多大贵族战死或被俘。

与萨拉米斯会战和塔利亚科佐会战一样，关于此战也有人（沃尔辛厄姆）[132]说盔甲严密的法国骑士行动不便，因此被轻装上阵的英军轻松击败，于是我们必然得出穿盔甲的人战斗力不如不穿盔甲的人的结论。

结果

克雷西会战后，英格兰的弓手和下马骑士混编战术似乎只适用于防守。但在阿让库尔会战，亨利五世将同样的战术运用于攻势。不过，那只是在这一场会战的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的。没有新战术从中发展出来。有人认为英格兰步卒已经在向现代步兵转化，因而爱德华三世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开创者；这是不正确的。12恰恰相反，弓手骑士混编方阵尽管多次取得辉煌战绩，但一直只是插曲。现代步兵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没讲到的根源中发展出来的。归根结底，爱德华三世与亨利五世的弓手、矛手、骑士与中世纪的其他弓手、矛手、骑士并无区别。只不过由于弓手数量大大增加，骑士纪律性有所改善，这些兵种的某些特性被巧妙发挥到了极高的境界。骑士下马是这个过程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技术进步。因为骑士放弃了战马的威力，而且骑士射手方阵在开阔地形依然无法抵挡马上骑士发起的强力攻击。骑士步行实在是困难，以至于到了后来，统帅如果有这样的计划，就必须向骑士规定好前进途中停下来的频率，好让他们喘口气。大胆查理的管家奥利维耶·德拉马什（Olivier de la Marche）写道，勃艮第骑士有一次走得太累了，必须由侍从托着胳膊，免得摔倒在地。13

虽然如此，到了14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骑士下马作战成了惯例。马匹好像只是他们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作战的资源，除了上马追击敌人，或者去取回一直由侍从牵着的马逃命的时候。这种做法并非基于技术因素，而只能到最初导致防守方下马的心理因素的增强中寻找原因。骑士下马的一个结果是战斗的严肃性升高到了顶点。骑士在战斗中下马是自断退路之举，是摆明了要不成功便成仁。斗志上的提升大概足以弥补，甚至超额弥补物理上的劣势——尤其是骑士日少，士卒渐增，而士卒会因骑士下马而使士气得以提升，估计还有可能由此注入新的信心。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平民佣兵数量远远超过骑士以后，骑士的物理杀伤沦为次要因素。于是，不再直接利用骑士的精神力量，而将其间接用于提升大队平民士卒的士气便成为可取之举。

当然，勃艮第骑士也曾拒绝下马（比勒涅维尔会战，battle of Bullegneville 1431年）。最后在皮卡第人（Picards）和英格兰人的威胁下，统帅决定所有人必须下马，否则不论地位高低，一律处死。14

我相信，骑士下马之所以在中世纪早期少得多，原因也在这里。

前面讨论的心理因素是长期存在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在加洛林王朝或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同样可以运用。但释放这股力量有两个必要前提，首先是平民士卒，特别是射手的增多；其次是克雷西及英军之后取得的历次胜利带来的冲击。这个过程之所以发轫于英格兰，是因为英格兰骑士纪律性更强，更听从统帅号令，从而让统帅有能力开辟创新。而一旦取得巨大成功的下马骑士明显地标示出一种实践方法，那么所有人的观念自然会转到这个方向上。它不仅成为一种惯例，甚至成了一种模式，表明一个人的骑士精神可以脱离战马而存在。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阿让库尔会战的最后一刻，身边只有几名骑士的勃艮第公爵之弟法国贵族布拉班特公爵会立即下马，与其他人用同样的方式并肩作战，并随即被英军杀死。他的祖父法国国王约翰为纪念传说人物亚瑟王而创立星之骑士团（Order of the Star）。团规要求成员逃跑距离不得超过4个arpent[133]（个人估算）。15这条规定荒谬至极，现实中不可能执行，但它竟然能写进团规本身就表明，当时崇高武士的骑士荣誉观念已经近乎讽刺画。只要再往前走几步，它就达到日本骑士“侍”的切腹的地步了。为了理解骑士下马作战竟成为一种原则——甚至在进攻中也不例外——这样骨子里反自然的过程，我们必须牢记其中的过火之处。但这些做法说到底太违背天性了，并没有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仍然不时会看到一些马上交战，或者至少是有一部分骑士没有下马的会战。16至于有利于下马的自然条件——或是地形崎岖，或是骑士为步兵充当主心骨的欲望——在现实多久一次和多大程度达到，我们很难确定。因为文献往往会在骑士根本没有下马或没有普遍下马的场合说骑士下了马。17

即使骑士下马只是一段重要的插曲，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视为现代军队的先行者之一，因为它代表着某种向后世军官团的过渡。现代意义上的军官不再亲自拼杀，而只是通过纪律和榜样保证大部队作战。我们已经看到，骑士下马的首要原因当然也是这种对人群的心理作用。为此，他们放下了自己的一大利器，随之也放弃了一大部分个人成就。

4　奥斯曼土耳其

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人的天生勇武是如何在几百年后被塞尔柱突厥人[134]取代。甚至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前，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就已经席卷了东方世界。尽管成吉思汗和追随其脚步的帖木儿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在此处还是略过二人不谈1，不过从废墟中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独特军制倒是值得描述一番。

与塞尔柱人不同，奥斯曼人其实并不是突厥人的一支，而是混合了五花八门的部族，共同追随大军阀奥斯曼（1300年）和他同样好战的继承者们。当然，诺曼人同样会合了众多源流。

奥斯曼土耳其人一开始与先前东西方的各个民族并无区别。他们是强大的骑马武士，攻城略地，然后作为一个军事共同体或武士阶层分散于征服的各地。阿拉伯人最初的制度（第207页）是被征服民族向国库交税，由国库供养武士阶层。后来阿拉伯人自己改成类似西方的封建制度，甚至越来越靠近西方。武士个人被授予封地，直接收取赋税，并行使一定的司法权。2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先后延续了这套制度。但它与西方制度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就我所知，区别如下：第一，奥斯曼封地一直要按照货币价值来评估和分配；第二，封地在晚得多的时候才变为世袭。由此引出了第三条，政府官职没有被封地主夺走，而是留在苏丹手中。因此，奥斯曼国家更接近于盎格鲁-诺曼人的国家，而非欧陆国家。前两者的封建制度都没有真正发育完全，但奥斯曼封建制度在最发达的时候也与盎格鲁-诺曼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按价值分等的奥斯曼封地“提马尔”（timar）其实只是多次封给同一个人，与其家族并无紧密关系，封地可以说是属于武士共同体“斯帕西”（sipahi）整体的。大封地主的年轻儿子不会继承父亲的产业，而要从普通战士的封地做起，日后表现出色再获赐更大的封地。即便苏丹对被叫作“提马里”（timarli）的授封武士有如此大的权力，我们依然会看到他们在应该应召出征时心存犹豫，甚至会彼此说出来。据估计，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地区，大约每40平方千米的土地会设置一名有封地的斯帕西。在提马里之外，苏丹还有贴身侍卫御门斯帕西，可类比于法兰克的斯卡拉卫队。除了骑兵，苏丹还有长矛步兵“阿萨班”（asaben）。但与西方一样，他们并无出色战绩。如我们所见，尽管这些制度自有其东方特色，但并不足以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制度明显区分开。假如奥斯曼帝国只以有封地和没有封地的斯帕西为基础，它就不可能生发出让先前的穆斯林国家黯然失色的蓬勃活力。

赋予奥斯曼人以鲜明特色，奠定和维持奥斯曼数百年霸权的部队是耶尼切里（janisaries）。3

耶尼切里意为“新军”（Jeni dscheri），成立于1330年前后。与同时期的英格兰弓手一样，他们是步行作战的弓箭手，但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他们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英格兰弓手也是专业的战士，但他们是被雇来打短时间战争的，在战争各参与方和约缔结后就解散，或者回归平民生活，或者寻找下一任雇主，或者落草为寇。耶尼切里最初也是雇来的，后来则长期集体为苏丹效力。耶尼切里的兵源来自被征服的基督徒，他们自小就从父母手中被抢走，皈依伊斯兰教，经受严格的职业军人教育。他们不得娶妻成家，与战友生活在一起，不分彼此。耶尼切里既是军事单位，也是经济共同体。一列（file）10人，共居一帐，用同一口锅做饭，用同一匹牲畜载物。8列到12列为一连，号为“奥达”（oda），设连长一名。在14世纪，耶尼切里共有66个奥达，总兵力估计为5000人左右。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新增33个奥达，称“塞克班”（segbans）；后来又设100个奥达，称“贾加”（Jagas）。4

这支队伍的团结与品格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绝对可靠准时的后勤体系。奥斯曼苏丹不断从被征服民族榨取资源来供养耶尼切里，当时的基督教君主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从军官的奇特头衔中就能看到耶尼切里是何等依赖于后勤组织。奥达长官的名号是“乔尔巴基巴奇”（Tschorbadschi Baschi），意为“分汤人”；另一个名号是“大厨”；还有一个叫“军需长”。士官被叫作“赶驼人”。“奥达”的本意是“屋子”，也就是战友们一起睡觉的地方；它很可能也被叫作“奥尔塔”（orta），意为“炉子”，就是大家一起做饭的火灶。锅被视为队伍纯洁性的象征。除了每列的小锅以外，全连还有一口集体的大锅，御膳房每逢周五就会为安拉的勇士送来国菜羊肉抓饭。每名耶尼切里战士的毡帽上都别着一把木勺。

除了军人气质以外，耶尼切里还贯彻培育着伊斯兰教的精神。托钵僧性质的拜克塔什教团（Order of the Bektaschy）参与了这支部队的创立。托钵僧会作为牧师、歌手和滑稽艺人随耶尼切里出战。战士们戴着僧侣的毡帽，帽徽是一条挂着的白布，以纪念为战士献上祝福的托钵僧挥舞的衣袖。年轻新兵的教育大概主要也是由托钵僧负责。

这些战士忘记了父母，忘记了家园，只知皇宫，不知故乡，只认苏丹陛下，不认父亲长老，心中只有苏丹的意志，只求获得苏丹的垂青。他们只知道一种生活，那就是严守纪律和从不质疑的服从。他们只知道一种职业，那就是当兵打仗。他们没有私心，除了生前死后可能获得的报偿，按照伊斯兰教义，战斗会开启天堂的大门。

僧院般的军营生活纪律极其严格，任何人不得在外过夜。新兵要毫无怨言地服侍老兵。受刑者要亲吻蒙面施刑者的手。

在装备和单兵素质方面，耶尼切里与英格兰弓手大致相当，但纪律性让他们能够实现更大的功业。尽管有记载说矛兵（阿萨班）有时会配合耶尼切里作战，以抵挡敌军战马，但这显然只是例外情况。阿萨班不是骑士那样地位更高、能提振弓手士气的武士；相反，他们的地位更低。耶尼切里足够镇定，本身就能直面任何攻击——当然，他们还没到能够在开阔平原挡住骑士全力冲击的程度。弓箭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但他们知道如何在阵前修建小型工事和挖掘战壕，躲在后面等待敌军出击，而把进攻的任务留给了斯帕西骑士。

尼科波尔会战5

（1396年9月25日）

我之前已经指出君士坦丁堡的选址异常险要，既有天堑屏护，又享有贸易中心和交通节点的资财。这座城市的坚固还体现在一点上：土耳其人先拿下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然后才攻下君士坦丁堡。从1356年土耳其人首次在欧洲站住脚到1453年攻陷帝都几乎过了一百年。在这一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定都于阿德里安堡，出兵降服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

当时，日后亲自戴上皇冠的勃兰登堡选帝侯——查理四世皇帝之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与匈牙利公主联姻，从而登上了匈牙利王位。他明白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他的王国，还有整个西方世界，于是发动自己的全部关系，从四面八方调集支援。身为卢森堡伯爵，西吉斯蒙德的祖上是一个说法语的家族，所以他一贯与法国人友好。他的祖父约翰国王在克雷西会战中被杀。现在，被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承认的教宗博义九世（Pope Boniface IX）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起动员，并传讲了十字架。[135]

此举大获成功，只有十字军东征可与之相比。一支强盛的法国骑士远征军由勃艮第公爵腓力之子、年轻的讷韦尔伯爵（count of Nevers）率领。威尼斯承诺出船。德意志人、英格兰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踊跃投入匈牙利国王帐下。参加的德意志诸侯有行宫伯爵鲁普雷希特（Ruprecht）和纽伦堡城主约翰（Burgrave John of Nuremberg），随行者还有斯特拉斯堡城的骑士。当时以罗得岛（Rhodes）为大本营的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ers）大团长率领骑士加盟。瓦拉几亚君主米尔恰（Mircea）也派出了援军。法国一家就出了1000名左右骑士和侍从，加上辅助部队可能有2500人。基督徒全军的骑兵总数可能在）0.9万至1万人，扣除行军损耗和留守驻军，真正参与会战的大概有7500人上下——这支大军是如此强盛，以至于远道而来的骑士们与异教徒战斗时的踌躇满志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文献里没写步兵的事。大军沿着多瑙河前进，河上有一支船队随行运输补给。

他们不仅要将土耳其人彻底赶出欧洲，甚至想夺回圣墓。据说西吉斯蒙德曾放话，就算天堂塌下来，他的大军也能用矛顶住。既然如此，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大军在铁门峡谷（Iron Gate）[136]渡过多瑙河，但没有朝后勤困难的内陆阿德里安堡方向进发，而是在辎重船队的陪同下继续沿着多瑙河走。他们占领了多座保加利亚城市，自信一定能吸引巴耶济德苏丹（Sultan Beyazid）率军前来，然后发动他们想要的决战。

维丁（Vidin）不战而降。5日后，拉霍瓦（Rahowa）的保加利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驻军，城遂失守。但尼科波尔（Nikopol）坚决抵抗，十字军打了16日都没有攻下来，而援军逼近的消息已经传来。

得知十字军来犯时，巴耶济德正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他似乎花了一些时间准备，让基督徒继续深入。接着，他从腓力波利斯（Philippopolis）出发，经特尔诺瓦（Trinova）穿过希普卡山口（Schipka Pass），也就是转向东进，原因显然是他发现尼科波尔东侧的地形特别适合自己的战术。苏丹行军神速，信使前脚报告他即将抵达，他后脚就到了特尔诺瓦（与尼科波尔的直线距离为90千米）。9月24日晚，他在距离基督徒军仅有五六千米的地方扎营。基督徒的阵地位于城下的多瑙河谷，土耳其人则在河谷东南方的一处起伏不平的台地，宽度约为2英里（约3.2千米）多一点，左右两侧均为陡坡。

土耳其人的突然出现让基督徒大军的局势极为被动。哪怕仅仅提前一天得到消息，他们也能前往台地迎敌，但现在只能在土耳其人眼皮底下行动，顺着一道狭窄的山谷向台地走去。当然，他们当天已经撤围，因为先前就接到了几份敌军逼近的报告，但他们没料到对方贴得这么近，逼得自己要立即出动。直到当天深夜，西吉斯蒙德才找法国人敲定了部署和作战方案。讨论的主要内容估计是争论率先出击的荣誉应该给谁，但礼节问题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战术问题。西吉斯蒙德之所以想让自己的匈牙利军打头阵，最关心的大概不是荣誉，而是装备。匈牙利人历来保有弓骑兵，因此特别适合打响第一枪。但法国人坚称打头阵是自己的权利，而且说赢了。来自多国的各支部队依次顺着山谷上台。

耶尼切里严阵以待，身前有轻便的栅栏保护，就像阿让库尔会战中的英军弓手那样。要说英国人其实是照搬了耶尼切里的做法，那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英格兰骑士确实参加了这场战斗，亲眼看见了土耳其人的胜利。在其他方面，这场会战更像克雷西会战，而非阿让库尔会战。土耳其人占据了对弓手有利的防御阵地，引得基督徒一批一批地发起攻击，而没有集合后一齐进攻。巴耶济德在耶尼切里阵地前布置了小股骑兵，他则带着斯帕西骑士藏在一座山的后面。当法军走上台地，看见小股土耳其骑兵及其身后的弓手时便压抑不住，向敌军冲杀过去，要么以为自己看见的就是全部敌军，要么以为敌军布阵未成，自己赶上一场奇袭。西吉斯蒙德徒劳地派人传信说他们应该等全军就位再出击。

法国骑士轻易击退土军骑兵，结果被后者引到耶尼切里的射程内。当西方骑士和坐骑受到密集箭雨攻击后，苏丹率领斯帕西骑士从山上现身，带头向骄傲的法国骑士发起了势如破竹的冲击。我们可以假定耶尼切里两侧留足了空间，斯帕西骑士顺势而下时不会踩到己方的弓手。凭借极大的数量优势，他们从四面八方冲向法军，很快便将其团团围住。

当西吉斯蒙德率领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其他部队抵达参战时，法军已经完蛋了。土耳其人很快就大获全胜，击败了十字军。

关于土军总兵力是否多于基督徒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放在一边。文献给出的最高数字是40万（《埃斯特年鉴》Annales Estenses），没有给出任何估算兵力所需的可靠依据。6鉴于基督徒一方完全没有领导可言，土耳其一方卓越的协同配合和在战略、战术两方面富于创造精神的领导才能就足以解释土军的胜利。但土军可能也有相当的数量优势，所以不妨估计在1.1万至1.2万人之间。由于耶尼切里不需要骑士支持就能稳住阵脚，而且土耳其骑兵也发起了攻势，所以在技艺和威力方面，这次胜利甚至要比英格兰在克雷西会战和阿让库尔会战的胜利更加辉煌。

这三场会战不仅在战术行动上相似，就连取胜的终极原因都是如出一辙。它们都是强势君主麾下的军队击败了无法控御，只相信匹夫之勇的封建军队。西吉斯蒙德国王本人不必为领导不力负责，因为他都指挥不动手下的匈牙利人，更别提对法国人了。但苏丹的军队比爱德华和亨利的军队纪律好得多，听指挥得多，因此他的胜利比两位英格兰国王也要了不起得多。

身后是宽阔的多瑙河、敌人的国土和紧闭的城门，城内还发起了一次突袭，基督徒军就此被歼灭。7讷韦尔伯爵被土耳其人俘虏；西吉斯蒙德国王乘船顺多瑙河而下，最后经君士坦丁堡和达尔马提亚回国。

如果奥斯曼人的大潮没有在尼科波尔会战后立即吞没西方世界，君士坦丁堡甚至还能继续坚守，那是蒙古人帖木儿的功劳。8年后，帖木儿在小亚细亚安哥拉（Angora）[137]的一场大战中击败了勇敢的巴耶济德，并将其俘虏。

5　胡斯派

关于胡斯派（Hussites）的军事体系，我首先要复述马克斯·雅恩（Max Jähns）在《军事史手册》（Handbuch einer 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从第891页开始的描述。

书中写到塔博尔派（Taborites）分为两支：一支留守家园；一支征战沙场。前者从事农业手工业，供给军需，后者只负责作战。但两者似乎会交替执行任务。

日什卡（Ziska）[138]的战法完全符合逻辑。他的军中绝没有骑士和纹章，也不练习比武和礼仪。但少了这些事物换来的是对地形特征的细心考究。

塔博尔派努力挖掘工事这门艺术的每一种资源，除了土垒以外，尤其擅用战车。攻守兼备的战车战法是日什卡最重要的手段，这种前所未有的高效战法引起了所有同时代人的惊诧。

车营是一座移动要塞，马车之间由锁链联结，以纵队方式行进。每辆车由两匹马牵引：一匹在前，由缰绳掌握方向；一匹在后，通过皮带固定在车上，负责出力。行动以旗为号，旗放在每列的首车和尾车上。塔博尔派掌握了种种实践中的微妙技巧，这些移动要塞也在不断进化，成就实在是非凡。车队通常会分成四“线”（纵队）；外面的两列叫“外线”（krajni）；里面的两列叫“内线”（placni）。外线的头部和尾部比内线长，伸出来的部分叫“边线”（okridli）。这样安排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只要一次移动就能从行军队形转换为严密的营地（tabor）。但车队也可以组成各种形状——甚至在移动过程中也可以——尤其是V形、C形、E形和Q形。

当移动要塞要转换为紧密的车营时，马具会被卸下，车把靠在前一辆车上，车与车之间紧紧拴在一起。马不能离车，以便随时可以开动，因为胡斯派喜欢突然从守势转为攻势。盾手（paveseni）会持盾遮挡马车之间的狭窄缝隙，掩护里面的战士。每辆车上站着4名打谷人，每分钟能挥舞包铁连枷二三十下，另外还有长钩兵、弓箭手、弩手和火枪手。每辆车下面挂着两条长木板，可以挡住小型投射物。车后有多排士兵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支援车上的战士。最后还有一批预备队待命，一旦被击退的敌人露出破绽，便从暗门冲出去。

与胡斯战争同时期的教宗庇护二世（Pope Pius II）（原名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为我们描绘了塔博尔派的战法，尽管不够充分，却相当生动。他说：

他们在田野里扎营，妻儿也随军同行，因为马车的数量很多，形成的工事简直像是一面墙。向战场移动时，他们会将马车编为两线，步兵在内，骑兵在外，但不会远离车队。如果战斗即将打响，车夫们会听从队长的信号，迅速将敌军一部围住，形成一个包围圈。接着，这些被战车向内挤压，与同伴失去联系的部队或者丧命于步兵剑下，或者被男男女女从战车上方射死。骑兵在车营外作战，但眼看要被敌军击败时，他们就会退入车营，下马步战，就像站在城墙上战斗一样。就这样，他们赢得了许多场会战，取得了胜利，因为周边民族不熟悉这种战法，而且波希米亚地势开阔平整，很方便车辆的集合、分散和重聚。

以上显然是最常用的战法，而且皮科洛米尼的另一段话写得更清楚。他写道：

战斗信号一旦发出，车夫们就会驶向敌军，按照先前的布置组成某个字母的形状。经过训练的塔博尔派很熟悉车与车之间形成的通路，敌人却落入了绝望的迷宫，找不到从哪里出去，仿佛被困在一张网上。如果敌军像这样被打散、分割和孤立，步兵就能轻松地用刀剑和连枷彻底将其击败，或者敌人会被站在车上的射手打倒。日什卡的军队就像一支有许多手臂的怪兽，出人意料地迅速抓住猎物，将它捏死，吞下它的碎片。即便个别人成功逃出了车营迷宫，他们也会落入外面列阵的骑兵手中，在那里被杀死。

1421年12月，日什卡被围困于陶尔刚山（Taurgang Moun-tain），似乎只有投降和死亡两个选择。他用锁链将战车拴在一起，让精锐战士上车，然后往山下走。敌人不敢冒险进攻移动要塞，退缩犹豫，放任他离开，日什卡遂得退入科林（Kolin）。

一年后，日什卡挥师进入匈牙利。匈牙利人避而不战，于是胡斯军撤退了。面对四面八方的不断进攻，几百辆装备无数枪炮战车的强大车营在平原和森林中翻山渡河，行军6日。尽管匈牙利人频繁试图进攻行动中的堡垒，但每次都被击退。

以上是雅恩的描述，作者说他的主要观点的依据是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教宗庇护二世）。后者不仅是胡斯战争同时代的人，而且与最熟悉胡斯派军事体系的人关系密切。教宗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表现活跃，与切萨利尼枢机（Cardinal Cesarini）亲近。枢机亲自领导了最后一次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征讨，并于和谈期间要求波希米亚将领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139]讲解了胡斯派军事体系。埃内亚·西尔维娅去过波希米亚，甚至去过塔博尔。后来，他还亲自与胡斯派运动幸存的领袖进行过谈判。

我们不能指望有人会比亲自动笔的教宗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就算教宗本人缺乏批判性，他的记载也经过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的考辨。雅恩的主要观点并不直接来自教宗，而是通过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帕拉茨基（Palacky）[140]的中介。就连最近介绍这一时期的作者劳瑟斯教授（Professor Loserth）在《晚期中世纪史》（Geschichte des späteren Mittelalters）第490页中也简要给出了同样的说法。后来，雅恩在《军学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1：303）中继续坚持之前的观点，并提供了新的文献佐证。关于车营用于进攻一事，他专门引用了恺撒的两段话，他在前面介绍赫尔维蒂人和日耳曼人时已经讲过了同样的内容。1

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帕拉茨基相信，尼古拉斯·冯·胡斯（Nicolaus von Huss）和日什卡“制定了一套有机融合罗马人的古老经验和原则与基于火药的最新战争艺术发展的新战法，或许也有其他专家的协助参与”2。

假如原始史料已经散失，那么在历史批判中反对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历史叙事当然是非常困难的。雅恩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和军事科学院教授，他的《军事史手册》是献给毛奇元帅的，他的《军学史》得到了慕尼黑历史委员会的赞助。他的著作基于水平极高的史料（谁能质疑恺撒在战争记录方面的权威？），他还有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为自己站台。尽管如此，他的叙事整个都是虚假的。从最开始研究军事史的时候起，我就坚信——依据客观分析——车营不可能用于进攻。但为了用史料反驳这种说法，我就必须找到一位懂捷克语的学者。我在每个学期的研讨课上都会问班上有没有斯拉夫学者。最后，我找到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马克斯·冯·武尔夫（Max von Wulf）先生。他懂俄语，自信也能掌握捷克语。他接受了这项任务，而且可以说出色地解决了问题。但我当时还不是教员，所以花了不少工夫才让他的指导教授通过了他的论文。3

雅恩对恺撒的引述从一开始就透着不靠谱，因为他引用的段落根本没有他读出来的意思。武尔夫接下来证明，就连雅恩引用的埃内亚·西尔维奥段落也是子虚乌有。娴熟机动和字母形状的记载最早出自17世纪耶稣会士巴尔比努斯（Balbinus）的著作。历史学家阿施巴赫（Aschbach）[141]的《西吉斯蒙德皇帝传》（Geschichte Kaiser Sigismunds）中有一段描述来自巴尔比努斯。迈纳特（Meynert）[142]在《军事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中原封不动地照抄了阿施巴赫，不仅没有注明原作者，而且错误地加上了“埃内亚·西尔维奥写道”。接下来，雅恩沿用了迈纳特的说法，而没有检查埃内亚·西尔维奥是不是真的说过那段话。

正如战车的熟练机动不能追溯到原始文献一样，车辆移动时用锁链拴在一起的说法同样没有史料依据，纯属帕拉茨基捏造。

但事实依然是，见多识广如埃内亚·西尔维奥确实写了车营用于攻势，而且雷根斯堡的安德烈亚（Andreas of Regensburg）对克拉托维会战（battle of Klattau）（1426年）的记载从正面佐证了他的说法。但武尔夫不仅证明这两则互相支持、看似无懈可击的证据是基于误解，还发现了误解的来源。幸好乌尔姆军队司令海因里希·冯·施托费尔（Heinrich von Stoffel）寄回本城的克拉托维战报保存了下来，让我们得以纠正安德烈亚的记述。至于埃内亚·西尔维奥的错误，我们之后会更详细地讨论。

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条错误链以及这些错误最终是如何解决的：一是因为有史学方法的价值；二是因为军事史中多有类似情节。但在其他大部分情况下，从史料出发的澄清研究做不到同样的程度，所以学术界还是很难抛弃文献记载，哪怕行家一看就知道是错误。学者传抄千年，直到蒙森都不愿意抛弃的李维（8.8）对罗马支队战术的描述；至今依然有人相信的罗马军团士兵近战时彼此隔着6英尺（约1.8米）；查理曼的农民大军；步兵三角阵——我相信，这些记载和雅恩笔下的攻势车营——“移动堡垒”完全是一样的。当只有一匹马被敌人的矛或者箭击倒，这座“移动堡垒”会怎么样呢？敌军难道会放任胡斯军的车夫横行阵中，然后以旗为号，摆出复杂的形状？

正如李维将操练变为实战，埃内亚·西尔维奥也是如此——按照武尔夫的说法4——也没能区分马车行军纵队和战斗阵形。25年后记述当年情形时，他漫不经心地将两者融合为一幅虚假的车营进攻画面。于是，与李维一样，埃内亚·西尔维奥最初的记载原本是好的，只是后人传抄时产生了误解，将其扭曲成了从客观角度看骇人听闻的描述。但这些后世的评论者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勇气，而是试图用经不起推敲的答案和掩饰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实际有可能发生过的样子，如此必然会偏离了追求真知的目标。

在讲解胡斯派的特色战车战法之前，我要先简短介绍一下它的前身。

战车主要使用于上古时代，也就是本书的起点以前。它后来以镰刀战车的形式出现了几次，但成效不大。5在恺撒笔下，名为“埃塞迪”（essedi），用法与《伊利亚德》中一样的布立吞人（Briton）[143]战车非常实用而高效。但恺撒并未效仿，也没有像对待日耳曼骑兵那样招至麾下，所以战车的这种用法不过是军事史上的昙花一现，不值得多加考虑。既然现在讲到了战车无可置疑地大放异彩的历史时刻，所以我们回溯了一下它的过去。6

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战车与镰刀战车，与作用相当于马鞍的战车毫无关系，而是专门用来组成车营工事的。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认识到车营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武器。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女人》（Phoenician Women）（第450行）中写道，一方用车辆组成堡垒抵御对方。在日耳曼人携家带口地迁徙时，车营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阿德里安堡就是一个例子。

到了中世纪，车营同样不时见于史册。随行车辆平时可作为轻便的营地屏障，如有必要可用来堵路，这样的想法并不稀奇。有一份1413年（早于胡斯战争）由文策斯劳斯国王（King Wenceslaus）手下战将豪耶廷的哈耶克（Hajek of Hodjetin）发出的波希米亚军令中就对战车和车营做了规定。现在，胡斯运动突然又将这种传统的营地工事发扬到了新的高度。

胡斯运动具有宗教和爱国双重性质，是一场捷克民族主义运动。战争刚爆发时，布拉格市发布公告称德意志人是“捷克人的天敌”7。日什卡在一份檄文中宣称，他拿起武器不只是为了挽救神的律法真意，更是为了解放波希米亚和斯拉夫民族。8部分贵族、布拉格和许多其他城市的政府也加入了运动。但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觉醒的市民和农民。

我们都知道市民和农民征召兵的战斗力是何等低微。骑士把他们的队伍击溃，一点儿不当回事。纵使宗教热情与爱国热情的结合有着无俦的威力，能够在个体心中唤起澎湃的勇气，却还是无法将集体的战斗力提升到能打赢职业军人的程度——正如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妻子和子女而战的意识没能让法兰克王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百姓成功抵挡维京人，也没能让罗马人战胜日耳曼人。

因此，波希米亚人起初也不能在野战中打赢西吉斯蒙德国王率领的德意志平叛军。国王兵临布拉格城下，试图发起围攻但失败了。十字军内部的不和让他无可作为，波希米亚人保卫家园又相当坚决，国王只得撤走。与他对抗的不只是无序的群众，还有为数不少的波希米亚贵族领主，后者才是运动的领导者。战争第一阶段的大量战斗——德意志军还打赢了不少场——除了波希米亚领主和骑士得到了众多为这场宗教爱国运动而拿起武器的市民和农民的支持，给人的印象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战斗并无区别。

于是，战局很快进入僵持，胡斯派获得了适应战争并在实战中开创新战法的时间。最初支持运动的保守派很快就与激进派闹翻。激进派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占据上风，而且发展出了新的战法。但他们仍然没有大举进攻的能力。直到战争开始后的第八年（1427年），胡斯派才开始侵入德意志。这一过程与后来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当类似。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之所以能击败普奥联军的入侵，更多是凭借向共和国投诚的王室旧军和要塞堡垒，而非动员起来的志愿兵。9

胡斯派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让士兵能顶住骑士冲锋。胡斯军的兵器是有什么就用什么——长矛、斧枪、斧头、刺棒、连枷——而且基本没有头盔、身甲、盾牌一类的护具。

想到将车营用来防御并付诸实施的人很可能就是日什卡，一位久历战阵的贵族。一开始很可能就是把普通的农家大车聚在一起，但后来就有专门制造的战车了。战车有结实的木板保护；车轮之间挂着长条木板，免得敌人爬进去；车队还会带着铁锁链，可以将车连起来，以免个别车辆撤出战斗时露出空当。一辆车配4匹马。每当有敌人在附近，战车就会尽量以多列平行纵队行进，方便迅速组成方阵。他们备着铲子、斧子和鹤嘴锄，必要时用来开路；当然，只有在最终选定阵地时才会这样做。战车前方经常会挖一道沟，土就扬到车轮上用来掩护。车的前后各有一扇打开的暗门，暗门一开始大概是用特殊的盾牌盖住的。只要有可能，车营都会在山脊上列阵，守军手持远程武器立于车后——标枪、投石器、石块、弓弩。每辆配10人的普通战车之间是火器车，当时军队使用火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0德军若要攻击这样的车营，骑士们先要下马，穿着沉重的盔甲爬山坡，期间不断遭到射击，尤其是来自火器的射击。即便他们来到了战车面前，要突破也不容易，白白蒙受损失又不能给敌人造成任何严重的杀伤。但是，一旦发现敌军有任何混乱或后退的迹象，整装待命的胡斯军预备队就会拿着近战武器从暗门里冲出去——当然，只有在群众被宗教热情点燃、斗志充盈、满怀自信和对头领的信任，而头领经过历练、成竹在胸、掌握驭众之道的情况下，这样的壮举才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注意和明白一点：并不是随便一支其他时代的农民起义军都能凭借临时拼凑的车营击败骑士军队的。胡斯军战术的成就不仅需要宗教和民族基础，以便形成良好的秩序、领导、组织、信赖和信任，也需要懂得如何组建和运用农民军的关键人物。

埃内亚·西尔维奥记载了重装士兵是如何在进攻高地上的车营时轻易丧命，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通俗历史叙事。11他将失败归咎于胡斯军的一个花招：妇女们将袍子铺在战车前方的地上，下马骑士走上去时马刺会被缠住，然后倒地被杀。这则小故事让我不禁想起波利比乌斯笔下一则罗马人讲述的故事，说高卢人赤身裸体，手持软剑；只不过在这里高卢人蠢笨，罗马人狡诈（参见第1卷）。

胡斯军运用火器取得了巨大战果，于是有人认为日什卡改良了火器技术。但我们看不到有这种情况；关键点要到别处寻找。胡斯军在火器数量或样式方面并不优于对手。火枪露天放在专门制造的火器车上，用铁条固定在结实的木台上。每次组成车营时，枪口都会朝外，但在这个位置上既不能抬高，也不能偏转。12装填复杂而缓慢。这种武器根本不能在行军和进攻时使用，却恰好适合胡斯军，因为他们的战术以等待敌人进攻为基础。敌人靠近便火枪齐发，这自然会造成深刻的印象，大概比实际效果还要厉害得多。因此，胡斯军火器的优越性主要不在武器本身，而在战术运用。

旧波希米亚年鉴中是这样描述1423年的霍日采会战（battle of Horic）的：

日什卡与众人驻扎在圣戈特哈德教堂附近，方便将火器布置在高地上，骑兵来攻时必须先下马，而且不仅没有地方拴马，盔甲也比步卒更沉重。他们爬上去冲击马车时已经没劲了。日什卡率众拿着火器以逸待劳，敌人冲击战车前会惨遭收割，等他们被打退了，日什卡又会放出生力军追击。

年鉴对1423年日什卡在匈牙利的战斗也给出了类似的描述：

但每当敌人开始攻打他，骑兵下马后步行发起冲锋，他们总会被他打倒。骑战和步战是两门不同的本领，骑兵不熟悉步战。13

用一份编年史的话说，日什卡也渐渐通过“拣选”组建了一支骑兵，挑出塔博尔派中最精锐的人，“如同骑士的士兵”，将被俘骑士的装备配给他们。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发挥重大作用，也不能独自对抗敌军，但依然起到了支援步兵和扩大战果的作用。他们通常在车营内面朝后列队，当步兵从前门杀出时，骑兵也由后门而出，环绕车营，或攻击敌军侧翼，或发起追击。

胡斯派作战的关键是出营时机要恰当。出营过早的情况曾多次出现，困于车营阵前的敌军那时尚未动摇，胡斯军在营外又没有任何保护，于是被敌军打垮。更有甚者，敌军会利用诈败将胡斯军引出车营，然后再用专门预备的伏兵将其击败。141427年，孤儿军（Orphan Army）一部在纳霍德（Nachod）经历过这样的事；1431年，塔博尔派在奥地利境内的魏德霍芬（Waidhofen）也经历过。

胡斯派教徒会在野战和留守之间轮换的记载是不正确的，正如罗马人当年对古日耳曼人的类似记载也是不正确的。相反，真正善战的那一部分教徒逐渐从最初的群众运动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体，成了一支常备军。对运动热情最高的人携妻带子聚集于波希米亚南部的卢日尼采河畔（Luschnitz），作为神的军队，他们建立了一座营地，从《旧约》中取了一个名字：塔博尔[144]。除塔博尔派以外，布拉格城也编成了一支军队。

日什卡在世时，塔博尔派就有过一次纠纷。1424年日什卡去世后，内部不和就成了常态。忠于日什卡的一派自称“孤儿”，因为日什卡死后，他们就失去了父亲。人称“牧师”或“秃头”的普罗科皮乌斯成了另一派的领袖，也就是狭义的塔博尔派。布拉格军始终保持着民兵的本色，但塔博尔派的两支队伍染上了终日群聚、互为兄弟的团伙色彩，不断向职业军人的方向发展，职业化的种种好处是有了，坏处很快也来了。他们代表了真正的胡斯派军事体系和胡斯派战争艺术，让全世界惊恐不已，在传说中活跃至今。两支军队都会不时从胡斯派占主导的村镇中征召专门的民兵，以此壮大实力。相对于当时被称为“大塔博尔”的正面作战军，地方征召的部队名为“乡团”，或者“老塔博尔”。15把所有队伍都算上，我们能分出5支部队——2支是常备军，3支是民兵，但从来没有五军合战的情况。一支部队的兵力估计有5000人到6000人，基本不会多于此数，但大概有时会远小于此数。三军合战出现过几次，例如1426年的奥西希会战（battle of Aussig）和1428年的格拉茨会战（battle of Glatz）。161430年侵入德意志时，据说所有胡斯派的军队，所有波希米亚的武装力量都聚集在了一起；1431年，波希米亚大联军据说在陶什（Tauss）吓退了十字军。每逢大军聚集在一起，到了行军时总会再分开。我们已经知道数万大军在一条路上行军的种种困难了，放到这里只会难上加难：不仅随军妇孺特别多，而且除了装载粮草辎重的车以外，他们还有一批战车。

一旦悍勇之气占据上风，完全成为胡斯派的主流，其结果就是人未到，杀气先至，以至于德意志人只要听见远方有战歌传来，便会作鸟兽散。胡斯派到了这个地步，不管是内心还是外在，必然都肖似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行动，或者民族大迁徙时的军队。

胡斯车营战术的弱点显而易见。它本质上类似于英格兰国王发展出的战术——也就是说，它只适用于防御。事实上，它要弱于弓箭手加下马骑士的英格兰战术，因为它要笨重得多，而且甚至不存在可用于攻势的例外情况。但车营尽管笨重，尽管只能用于防御，但依然有其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它有效利用了远程武器，包括不久前发明的火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赋予了出身平民、装备甚至包括刺棒和连枷在内的近战武器、没有装甲的步兵以有力而独立的地位。避身于车营之后，进而出营突击，最后赢得胜利——三步战法为胡斯军不仅带来了士气上的优势，更有进一步的影响——尚不足以形成一支组织严密、敢于在没有车营庇护的开阔地带直面骑士的步兵，这是肯定的——但足以使其在有利情势下偶尔发起攻势行动。考虑到对战双方的性质，这种行动已经能让胡斯军赢得关键决战，并不时为这群异端教徒带来不可战胜的名声了。

我们已经在无数地方发现，错误的兵力数字为正确理解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胡斯战争也不例外。但不同于有人可能会认为的那样，问题主要并不是夸大胡斯军兵力，因为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更令人惊讶的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意志编年史中夸大了被胡斯军击败的德军兵力。每当战败方承认自己输给了一支规模远逊的军队时，人们马上就觉得可信，这种倾向无疑是情有可原的。但此处无疑不是这种情况；在悲痛和对胡斯派的恐惧之下，德意志编年史作者沉湎于一种受虐般的快感，也就是夸大己方兵力，以此极言失败之惨痛。171421年经埃格河（Eger）入侵波希米亚的第一支基督教军队进至扎泰茨（Saaz），待日什卡率领波希米亚军前来时便不战而退。据一位亲历者称，基督军有10万骑兵和“车辆步卒”。18另一份文献与之大体相符，记载基督军估计有20万以上。19但一封偶然保存至今的信件中说，先锋官估算过这支部队的兵力，发现“我们约有4000名骑士和随从”20。这当然是一支大军，因为我们还要加上步兵。但扎泰茨人英勇抵抗了几周，有些围城军便自行离开，余部自觉无力与前来的波希米亚人一战，于是也撤围了。

在1426年的纽伦堡帝国会议上，西吉斯蒙德号召集结一支6000个枪队的军队。诸侯回应说，德意志集结不了这么多人，波希米亚也养不起这么多人。21他们愿意提供3000到4000个枪队，其中1000个枪队由城市负责。但后者愿意出的兵力甚至连1000个的边都不沾。22

德意志军败给胡斯军的最大一场酣战是1426年6月16日的奥西希会战。当时，德意志军前往救援易北河畔的奥西希城，该城忠于德意志，正被胡斯派围攻。援军几乎完全来自迈森和图林根，另有一支来自劳西茨（Lausitz）。有确切资料表明，德军主力的马匹和人数各为1106和8000，加上劳西茨的部队，总数不会超过1.2万人。关于胡斯军的总兵力，通行观点是2.5万人。尽管塔博尔派的两支兵力和布拉格民兵都包括在内，但这个数字或许太多了。不论如何，胡斯军的兵力都要大不少。萨克森女选帝侯曾训诫即将出征的战士，让他们“不要因为敌军势大而畏惧逡巡”。这话说得没有错，然而，编年史作者们却说萨克森军有10万人；马蒂亚斯·德林（Matthias Döring）宣称德意志军对波希米亚人有五比一的兵力优势。23

尽管兵力较少，但萨克森军依然试图强攻胡斯军的车营，甚至在一处成功突破阵地，但当普罗科皮乌斯率部冲出时，他们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而且损失惨重（3000人至4000人）。

1427年，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再次率军侵入波希米亚，据编年史记载兵力达16万到20万。24温德克（Windecke）在《西吉斯蒙德传》（Leben Sigismunds）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亲历此战的骑士海因里希·冯·施托费尔从军营中给乌尔姆市议会的报告中称军队规模“相当小”。当这支军队围攻小镇米斯（Mies）时，胡斯军抵进，于是尽管选帝侯和英格兰枢机主教勉力维持，但德军还是逃跑了。

1431年，德意志帝国会议决定召集一支不少于8200个枪队的大军。但这个数字从一开始就是泡影，因为部分兵额被派给了勃艮第、萨伏伊和条顿骑士团，而大家会前就知道这三家不会出一兵一卒。另一份决议还要更虚幻：各地要派出步兵参战，近者25抽1，远者50抽1。25我找不到依据来确定实际集结的兵力。从以前的教训来看，编年史给出的数字（例如步兵9万、骑兵4万）毫无可信度。尽管普法尔茨、黑森和帝国的其他一些地区也没有出兵，奥地利和萨克森忙着进攻别处，但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率领的帝国军规模可能还是要比1427年从米斯城下逃走的那一支大不少。不过，这支在陶什与胡斯军对峙，并重演米斯故事，临阵脱逃的军队到底是不是比胡斯军人数更多，我们就不能确定了。26

只要回想一下德意志帝国当时的组织形态，我们就不会惊讶于以帝国之实力，怎么竟然不能集结出一支更大的军队。就许多区域和城市而言，它们到底属于还是不属于帝国都不好确定。帝国本体完全瓦解，没有任何明确的常设机关。正当帝国会议决定对胡斯派用兵时，美因茨和科隆两位选帝侯对黑森领主宣战了（1427年）。1428年宣布征税以募集征讨胡斯派的军费时，以奥格斯堡主教为例，他向教士征收了3000盾税款，但并未上缴，因为他还要跟阿彭策尔（Appenzeller）打仗。光是派出使节，警告不从命者就花完了上缴中央的少许资金，因为诸侯、贵族、自由市全都一毛不拔——用一位当时人的话说，给的“不多也不少”27。

当时的编年史怎么竟然还是记载德意志兴起大兵，讨伐异端呢？

爱夸张是人类抹不掉的天性。如果一场失败惨痛到再怎样夸大都抹杀或掩盖不了的程度，那么对事实的歪曲就会朝相反的方向摆去：既然吹牛不再能带给人满足，那就沉溺于悲痛吧。胡斯军只进过一次勃兰登堡选帝侯的藩国；1432年，他们在贝尔瑙（Bernau）城下驻足一日，对这座墙壁坚固的城市发起进攻，没打下来也没有被打败，于是就撤了。28类似地，胡斯军只来过萨克森两次：一次在易北河右岸，一次在左岸，从没有走到瑙姆堡那么远的地方。

由于胡斯派从车营中获益巨大，德意志人便决定效仿。但两军以车营对战，于是都等着对方先动手，只是互相绕圈子那样有趣的戏剧性场面从未发生过。在奥西希，萨克森军立即发起了进攻；而1429年和1431年的两支十字军还没等波希米亚人过来就脚底抹油溜走了。但轮到波希米亚人侵入德意志时，那里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军队，只有要塞在坚守。

这样一来，纯粹的防御战术也能用来发动攻势战役。

传说和后世记述中的种种夸张虚构——用战车将敌人围住、复杂的阵形、行军途中将战车用锁链拴住、移动要塞——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最初的谬论：车营曾被用于进攻。它只不过是——也只可能是——一种防御工具，用来保护还不敢在开阔地带直面骑士的步兵。正是因为车营过于笨重，不能用于进攻，所以车营战术才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战争艺术史上构不成一个发展阶段，而只是一段插曲。如前所述，当时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埃内亚·西尔维奥的著作中确实能找到车营进攻论的谬误。这位作者有能力收集到最优质、最准确的报告，却不觉得这种事情值得从史实角度出发去把握，去考证他那童话一般的叙述是否属实。按照当时的普遍精神——勇者就应该冲上敌人，主动进攻——西尔维奥以为鼎鼎大名、威力非凡的车营也是如此，并据此行诸文字。

胡斯派未尝败过，比如，他们没有让德意志人创造出一种更强的战法来应对。但他们没能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体，一个与周围的整个世界相对的宗教国度，这一事实在胡斯派内部引发了反作用。起初在内战中战胜温和派，并保有领导地位达10年之久的两支塔博尔军最终让本国人民都感到无法忍受，于是，贵族和包括布拉格在内的各城市联合起来，召集了一支军队，1434年在利帕尼（Lipany）消灭了两支彼此对立的塔博尔派军队。双方以车营对峙，最后是圣杯派（Ultraquists）[145]壮起胆子出击，被打退（或者是诈败），于是将塔博尔派从车营中引了出来。接着，圣杯派骑士赶走塔博尔派骑兵后扑向敌军，击破敌阵，连同己方步兵攻破车营，砍杀了营中的塔博尔派。29

自称“兄弟团”或者“泽布拉基”（Zebracki）的塔博尔残部继续以佣兵团的身份存在了很久，贯穿于整个15世纪，辗转于德意志各地乃至波兰、匈牙利的领主麾下。

6　意大利雇佣兵、敕令军团和免税射手

中世纪战士分为三类：民兵、附庸、佣兵。三者之中，佣兵最强，而且越来越强，几乎要一统天下。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主要讨论的四个国家——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法兰西——之间存在一些区别。佣兵制在英格兰兴盛最早，发挥的作用最强，但英格兰佣兵的主战场不是国内，而是法国。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国王与对手——法国卡佩王室的各大诸侯鏖战，同时迫使后者不断扩大佣兵规模。

德意志在13、14和15世纪同样充斥着私斗和内战，但程度不及法国和意大利，主要原因是德意志城市没有像意大利城市那样演变为独立城邦，而是保持了以经济为主，偏好和平的性质。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德意志城市联盟——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从来不曾大举交战。德意志城市之间的战争——有的是单个城市之间，有的是城市联盟之间——在激烈程度上还是不及意大利城市的彼此攻伐，或者城市与王侯间的战争。因此，哪里有仗打就去哪里的德意志佣兵大多效力于境外，参加英法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意大利的战争。1

大概在霍亨斯陶芬战争期间，意大利武士阶层就已经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佣兵了。高傲的弗赖辛主教奥托曾鄙夷地提到出身工匠家庭的意大利骑士，但他的话其实没什么依据。发生于战争最激烈的年代、后来偶有复兴的民兵运动只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斗争既有市镇之间竞争冲突的成分，也有市镇之内派系斗争的成分。因此，混乱局势并没有随着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灭亡而结束，反而在归尔甫党和吉伯林党这两个古老的名号之下代代延续。如此一来，市民自然厌倦了政治事务，愈发强大而独立的佣兵和佣兵头领逐渐掌握权力，并脱离了当初借以崛起壮大的政治势力。佣兵组成了紧密的团体，有的是兄弟会形式，总领及各级统领均由选举产生；有的则是由“团长”（condottiere）单独招揽部下，而成员追随团长一人。这些佣兵组织及其首领辗转于雇主之间，以独立势力自居。类似于民族大迁徙时代的状况再次出现，那时日耳曼人或由首领统率，或结成氏族联盟横行乡间，有的烧杀掳掠，有的占地为王。正如当年统治罗马城的日耳曼佣兵领袖奥多亚塞和六七世纪的伦巴第公爵，14世纪的佣兵兄弟会总领或团长成了当初效劳的意大利城市的主人。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Visconti）、维罗纳的斯卡拉家族（Scala）、曼图亚的博纳科尔西家族（Bonacorsi）和后来的贡萨加家族（Gonzaga）、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Este）、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和博洛尼亚的佩波利（Pepoli）家族都是如此。

其他佣兵首领则满足于勒索。一位施瓦本骑士——维尔纳·冯·埃斯林根公爵（Duke Werner von Urslingen）将勒索发展成了一整套体系。维尔纳在意大利被叫作“瓜尔内里奥”（Guarnerio），公爵头衔源于其祖先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当过斯波莱托公爵。比萨与佛罗伦萨争夺卢卡城时招来了他统率的佣兵团。交战双方的和约即将缔结时，比萨人琢磨着如何摆脱佣兵。他们想出的办法不是直接遣散，以免引火烧身，而是付给佣兵一笔遣散费，同时让他们去祸害敌人的地盘。佣兵对这项提议感到满意，于是决定不解散，组织起一支自由的军队，以维尔纳总领全军并设军校（constable）和军士（corporeal）（1342年9月）。他们自号为“大团”（la gran Compagna），半年间各地流窜，强迫居民交开拔费，不答应就放火抢劫，折磨落入他们手中的居民，逼他们交代财务藏在何处。大团长对请他约束手下暴行的抗议哀求置若罔闻，因为他自称“上帝、怜悯和同情的敌人”。凡是抢来的钱币、财物、兵器、马匹都要上交，然后按照明确的方案分配给众人，所以每名脱离组织的劫匪都能拿到一大笔财物。

百年战争期间，交战双方组织的大型佣兵团对法国的破坏几乎不亚于意大利。当时的法国成了周边各路土匪流寇汇聚的一个中心。

许诺给佣兵的报酬从一开始不仅是军饷，还有一份战利品，尤其是俘虏的赎金。正常军饷越少，士卒就越会想办法自己赚钱。他们拒绝将先前派驻的城市交还给国王。

许多佣兵团根本不为国王效力，而是依据中世纪封建领主的权利组建的。于是，佣兵团一旦出现就会自行发展，靠剥削所到之处谋生存，或者夺取险要之地，成为一方霸主。他们会单独敲诈各个社会团体和地方当局，承诺只要满足其要求，他们就会离开，否则就要劫掠城乡。若要他们出发攻打敌人，常常要先拿钱，后出征。但仗打完了，他们又凶相毕露，像维尔纳·冯·埃斯林根那样流窜抢劫，找到某位领主效劳，帮他对付敌人。布雷蒂尼和约（peace of Bretigny）（1360年）[146]缔结后，正当法国还不确定要如何送走这些“敲诈犯”时，同样受其威胁的阿维尼翁教宗乌尔班五世（Pope Urban V）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歪点子：号召他们去当十字军。他与查理五世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路易谈好了过境事宜。此举对基督教再好不过了：西方不仅有了佣兵去抵御异教徒，本身也从这群保护者手中解放了出来。但佣兵团对提议不认同。于是，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带到阿尔萨斯、瑞士（1375年）和西班牙。2哪怕是原本在英军麾下作战的佣兵团，如今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法国军队。不管出身英格兰、弗兰德斯、德意志或是法兰西，他们都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

大战期间创立的佣兵团逐渐归于沉寂，佣兵们最终还是决定回家安居乐业。但随着新一轮战争的爆发，马上就出现了旧军无力保卫国土的情况；而当和平降临时，又无法摆脱新军。

英格兰之所以免遭佣兵蹂躏，原因当然是战场完全在法国境内。法国佣兵团只是偶尔波及德意志地区。在意大利，如前所述，部分佣兵首领最终建立了长久的统治。而在法国，全盘改革势在必行。

为了摆脱佣兵团，法国国王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常备军。

据文献记载，建军发生于1439年。查理七世之前在圣女贞德的帮助下首次对英格兰取得大胜，于是在奥尔良召开的大型国会上，法国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国王深受感动，倡议实施重大军事改革。国会通过了维持一支由15个团组成、每团100个枪队、每队6人的常备军所需的税项，共9000骑兵。一位富裕的市民和精明的政治家雅克·克尔（Jacques Coeur）带头出资，推动建军计划。旧佣兵团的精锐被纳入新的“敕令军团”（compagnies d’ordonnance），参与征伐形同匪类的其余佣兵，并迫使其解散。

尽管新近研究在总体方向上与文献记载差不多，但具体细节要复杂得多。常备军是慢慢才逐渐发展到上述形态的，而且之后仍然在演变。3

奥尔良国会最初并未批准长期征税，既没有达成建立平时常备军的明确共识，也没有规定全军共15团、每团100个枪队、每队6人的编制。这届国会只是否定了封建领主有维持军队并由地方供养的权利。从此之后，领主只许有城堡守军。除此之外，只有国王可以维持军队、任命军官、征收军费。军队长官要对部下负责；凡是不为国王服役的兵匪，人人均可捉拿归案。

在上述决议的道义感召下，得到地方豪族协助的各地渐渐聚集起大量资源，能够以足额军饷招募或编练出可靠的佣兵团，并逐渐击败其他佣兵团的抵抗。封建领主要被剥夺亲军，畏惧国王乾纲独断，而佣兵团自身也不希望被解散，因此两者都进行了抵抗。解决办法还是老一套——送出国境，送到洛林，送到阿尔萨斯，送到瑞士。瑞士巴塞尔附近爆发了血腥的圣雅各布战斗（engagement of Saint Jacob），人称“阿马尼亚克佣兵团”（Armagnacs）尽管取胜，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1444年）。他们在下一年流窜于德意志南部，打了几场仗，期间损失了部分兵力，余部后来被查理七世——在杰出的王军司令里尚（Richemont）的帮助下——收服。国王将首恶处决，同时宣布余者既往不咎、遣送回乡、各安本业。最早写明建军日期的敕令颁布于1445年，也就是奥尔良国会召开的6年后。有意思的是，最早颁布的奠基性敕令原文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我们不知道初始编制在多大程度上指导了日后的实际行动。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点并不很重要。重点在于，尽管方方面面纷纷抱怨负担沉重、不堪忍受，但一套长期而明确的税制还是建立起来。就连最初有很大比例以实物形式由政府和地方供应的军需品后来同样换算为货币税，从而为定期发饷创造了可能，其他方面也随之有了改善。

在真实的中世纪，人们不知常税为何物，或者至少是不希望设置常税。那时只有补充性质的临时特别税。

既然没有税收制度，法国国王无疑只得采取权宜之计，即行使传统的征兵权，要求全体法国男丁入伍，但同时许其纳税代役，这就将征兵转化为了估税。415世纪出现的常税为建立常设、常备、由军饷维持的军队提供了基础，从而排挤和取代了只在战时招募无法无天的佣兵团。

按照历史著作中常见的通说，“敕令军团”标志着常备军在法国乃至全欧的兴起。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因为前面讲过，加洛林王朝就已经有常备军“斯卡拉卫队”了。后世的皇帝和国王们手下也总有一小批部队作为城堡驻军或贴身扈从。但这些旧式警卫驻军是在以物易物经济的基础上组建和维持的，因此局限性很大。而法国敕令军团以征收常税、定期发饷为基础，不仅在素养和数量两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更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因此常备军始于敕令军团一说仍可保留。耶尼切里算不算常备军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早在13世纪圣路易统治时期，法国就设置了某些管理佣兵的官员和制度。代表国王的全军首脑号为王军司令（constable），下设元帅（marshal）、弩兵总管和军库官（trésorier de guerre）。

封建军队的合理编制是以领主旗号划分的多兵种混编单位。不管是单位人数还是武器配备都不可能强求一致，也没有强求的必要。有旗号的领主按照各自的利益和资产决定要带多少人上阵，怎样安排最有利于作战。到了佣兵那里就是领主换成了队长。5

腓特烈二世皇帝手下的佣兵以及伦巴第同盟招募的佣兵6已经分为由“队长”（capitaneus）或“队官”（comestabulus）指挥的分队7。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曾将佣兵分为百人队，每队设百夫长（centenarius）一名。自1382年起，由千夫长（millenarius，该词首次出现于1296年）统领的千人队也出现了。81264年，佛罗伦萨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位伯爵立约时明确规定，后者提供的200名骑兵要分为8个旗队，每队25人。9前面讲过，维尔纳·冯·埃斯林根的“大团”设有军校和军士。当法王查理七世创建“敕令军团”时，原有的佣兵单位“团”便融入了它的编制当中。

“军团”（company）一词源于“cum”（伙伴）和“panis”（面包），所以意思是“同吃面包的伙伴”。它起初与军事没有关系，只是“团体”“社群”“社团”的意思，就像今天商业领域中的“公司”一样。13世纪中期，佛罗伦萨为征召兵员物资而成立的市民组织就叫作“民团”；德意志城市也是如此，例如伯尔尼的市民组织号为“社团”（Gesellschaften）。该词首次直接用来指称“军团”似乎是在法国编年史作者腓力·穆斯克斯（Philip Mouskés）[147]的年代。10又过了100年，“军团”已经成了我们熟悉的佣兵单位的常用称呼。11

“敕令军团”的兵额和指挥架构似乎也是逐渐演变和明确下来的。最早的敕令中没写15团，没写每团100个枪队，也没写每队6人。相反，法令中要求长官是富人，“有所失去”，靠得住，能够为部下承担责任。后来才逐渐形成每团设团长一名，通常由地位崇高的领主担任；副团长一名，负责实际日常事务；掌旗官两名，分别称“enseigne”和“guidon”；另有军士（maréchal des logis）若干的惯例。

最重要的一点是，团并非由单个士兵组成，而是按照14世纪以来形成的惯例，由“枪队”（gleves）组成。枪队的人数变动不居，依时期、国家、领主、情势而定。12查理七世“敕令军团”的兵力同样有变动——有时是一名骑士、一名轻骑兵（coutillier）、一名见习骑士、三名射手，有时又只有两名射手和一名仆役（valet）。13所有人都骑马，但通常见习骑士（大多还只是孩子）和仆役不是战斗员，射手也只是将马匹用于运输，作战时要下马。

尽管组建“敕令军团”对法国军事史和法国国家的巩固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它的规模还是太小了，不足以满足大国法国的需求。除了敕令军团以外，战时征召全体骑士（贵族）和封地持有者的制度依然存在，也有过实践。但是，附庸们如今也被整编为军团，并根据装备水平给予相应报酬。14

尽管射手看似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英法战争期间的训练水平来看，该兵种的实力犹有不足。因此，国王试图单独建立一支庞大的射手部队。15

查理五世早在1368年就下令全国练习箭术，1394年又重申了命令。两次命令据说都被撤回了，因为贵族们害怕人民习武并对此予以压制。16更可能的原因是命令成效不佳，因为弓箭难以大批制造，人民本身的练箭积极性估计也很有限。因此，贵族根本没有理由担忧。现在国王不再要求全民习武了，而是于1448年下令每50户出一健儿，由地方选练为射手。健儿每逢假日都要练习射术，而且要发誓随时遵从王命上阵。起初健儿要自带装备，但后来加了一条说家境不富裕的人也可以出征，武器由地方提供。与骑士类似，射手被编为军团，由负责召集兵员、偶尔还会一同训练的团长统领。作为补偿，射手免交盐税和战争特别税的一切税费，因此有“免税射手”（francs archers）之称。应征参战时，他们有4镑的月钱。

实践证明，这种组织不堪大用。他们使用弓弩的操练强度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平民射手缺乏好战精神，应付不了战场上的种种危险。

查理七世的儿子路易十一就算没有正式废除免税射手，也是任其废弛。因此，将其视为法国现代步兵的源头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免税射手是一个建军失败的负面例子，就此而言，它与成功的正面范例同样有意义。

阐明免税射手失败教训的最好方式就是与一个学术界到今天还相信的观点做一番比较，即查理曼的军队是由轮流征召服役的农民组成的。与8世纪的民兵相比，查理七世的免税射手显然有着巨大的优势：查理七世只要求每50户农家出一人，而不是3户到6户出一人，因此选出身体强壮、有意从军者要容易得多。中选者不只是背上了一项负担，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平时不用交税，战时免于摊派。他还有团长负责训练和管理兵员。然而，免税射手还是不可用，据说他们只会杀鸡。那么，据说每隔几年就有义务自费出征，跋涉数百英里的征召兵又会是什么样呢？

下一卷会讨论取代免税射手的部队——法国现代步兵的真正前身。

尽管免税射手衰落了，“敕令军团”却维持了自身地位，并通过另一位法国诸侯大胆查理的组织才能而发展到顶峰。凭借勃艮第公爵的头衔，他将法德两国的一批封地、弗兰德斯、布拉班特、埃诺、卢森堡、勃艮第自由伯爵领（Free County of Burgundy）[148]和勃艮第本土统合在自己一人的统治之下。17

传统公认的封建武士在军事层面的缺陷——贵族们不能按时从命，不可靠，装备低劣，训练水平不尽如人意——已经大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18查理采取了两种补救办法。对于承诺随时准备上马出征，且集结时本人及装备状况尚可的贵族，他为其提供了一小笔定期发放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私募军”（soudoyers à gages ménagers）19，但他们还是不够用。

如果15世纪常有人抱怨封建武士装备水平、训练素质、可靠性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红胡子或查理曼的时代，但封建制度在这方面确实无法改变。佣兵制的发展不仅拉高了封建服役的报酬，也引发了封建制度的解体。查理颁布了大刀阔斧的法令，并凭借自己赢得的资源，以表亲法国国王为榜样，于1471年组建了自己的“敕令骑士”。20他规定了明确的编制：一个团最初由10个单位组成，每个单位有10个枪队；后来改成一团分4路（escadre），一路分4帐（chambre），一帐为6个枪队，路长另为一个枪队，因此一路共25个枪队。

各团团长的旗帜花色不同，下设单位以军旗上C的数目区分，绣着几个C就是第几路。

枪队不只有骑兵和射手，也有步兵。一个枪队包括一名骑士、一名轻骑兵、一名见习骑士、三名骑马弓手、一名骑马弩手、一名火枪手（culverin）和一名步行矛手，共计9人，而且常会再加几名志愿兵。21查理颁布了关于军粮、军饷、告假和军纪的条令。平时一路告假者不得超过5名骑士和15名射手，战时不得超过两名骑士和6名射手。每团随军妇女不得超过30人，且任何人不得霸占。

除了枪队以外，查理还实施了一种按武器划分的编制，这种编制在实战中常常是必要的。最后，他甚至颁布了多份详细的操练条令，其中一份如下：

为通过训练提高士兵在战时的武器运用能力，公爵有令：驻守镇堡或其他有空余时间的情况下，团长、路长、帐长应时常率领骑士到操场训练，有时可以只穿上半身盔甲，有时须身穿全甲。在操场上，骑士应练习紧密阵形，放下骑枪发起全速冲刺，同时不得远离团旗，或者按照命令散开，然后重新聚合，互相支持，共同阻止敌军进攻。射手也要带着坐骑参加训练，要精通下马后开弓的技术。为此要向他们展示如何将马牵到后方，整齐地排好，每三匹马的笼头栓到一匹扈从坐骑鞍桥的钩子上。射手要快速整队开始射击，不得忙乱，最后还要让矛手以紧密阵形挡在射手前方。但在发出指定信号后，矛手应单膝跪地，矛尖向上，举到马胸的高度，形成一堵墙，以便后方的射手放箭。发现敌军陷入混乱时，矛手应按照教导的方式发起冲锋。为了抵御两边的进攻，矛手还应练习贴背阵、方阵和圆阵。矛手永远应该以紧密阵形挡在射手外侧，以便击退敌军骑兵进攻，同时还要将射手坐骑和扈从围在中间。军官一开始可以分小组练习，待一组熟练，再教下一组。这也是监督士卒，让他们不敢开小差或卖掉马匹装备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提前不知道军官何时要操练。如此一来，人人就会恪尽职守，为战争做好准备。

阅读这些操练条令时，我们会感觉中世纪被远远抛在身后，有些操课甚至会给人相当现代的印象，但这种印象是骗人的，世界史的时代转型不会发生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如前所述，法国国王费尽辛苦才将佣兵团改造为正规军团。同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现代骑兵和步兵脱胎于中世纪骑士和步卒的过程是相当缓慢而艰难的。大胆查理的操典甚至算不上迈向现代的一步，它产生于一个精干、聪敏、雄壮的灵魂，也恰好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但它仍然没有迈进新时代，因为它凭借的要素很快就会被一股强大得多的力量压倒。这位末代勃艮第公爵的军制毫无现代色彩，相反，它是中世纪最晚出、最细致——甚至可以说最微妙——的产物。从后续发展来看，这套制度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有了兵种划分的萌芽。但操典是虚假的，最起码这些操典取得的成果与今天理解的操练没有半分关系。现代操典要求的兵力运用方式与查理条令完全不是一类事物，后者充其量是一些好的建议。本书之后还会用大量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就“敕令军团”全军骑马这一点来看，它确实是从骑士到现代骑兵转化过程中的一环，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说到头，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骑士。而“军团”中的步卒和射手就与欧洲日后的步兵完全没有关联了，后者的根源完全不一样。“敕令军团”之所以仍然属于中世纪军队的范畴，决定性因素在于组织形式，也就是以“枪队”为基础的编制。“枪队”的固有内涵是：骑士是战斗员，其余人都是辅助。事实上，辅助部队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将骑士设想为小队的军官。回想一下与平民士兵并肩作战的下马骑士确实发挥了提振众人士气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朝向现代军官概念的进步。但在敕令军团中，现代军官概念也只是有所暗示罢了；“枪队”中的骑士绝对不是我们和军事史中所说的“军官”，而仍然是主战兵力。此外，大胆查理划分兵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举措，但也抹杀了骑士的“军官化”，因为这时骑士和步卒根本不在一起作战。于是，“敕令军团”下的枪队只是中世纪编制的一种寻常改良，也就是通过引入辅助兵种和一定程度的秩序规范，从而为“混合作战”中的骑士提供支持。

崛起中的君主国在中世纪末期采取这套制度是符合逻辑的，但归根结底，它必然不会开花结果。一股完全不同的力量很快就要后来居上了。因此，我们不必像对待中世纪前中期那样深入探究15世纪军制的细节。一旦我们看到即将为骑士带来终结的新兴力量，末日前的改良努力便失去了意义。

7　坦嫩贝格会战、蒙莱里会战及同时期的其他若干战斗

坦嫩贝格会战

（1410年7月15日）

尽管坦嫩贝格会战（battle of Tannenberg）本身和结果都很重要，尽管时人有大量记述，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很不确切的记载。1

续写德特马（Detmar）《吕贝克编年史》的作者说波兰-立陶宛联军有510万人，甚至比历史之父笔下的薛西斯大军还要多。马格德堡《世俗法官编年史》的记载与其相符，说战死者总数为63万。编年史中给出的最小兵力数字是德军8.3万，波兰军16.3万。海威克（Heveker）[149]估计条顿骑士团的兵力为1.1万人左右，包括3850名重装武士、3000名侍从和4000名骑马行军下马作战的射手。此外还有少数步兵，他们没有上阵，交战期间一直守在车营里。

海威克估计波兰-立陶宛联军的兵力为16500名骑兵，大约比德军总兵力多一半。此战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波兰人德乌古什（Dlugoss）[150]也说联军兵力大得多。联军统帅是拉迪斯劳斯·雅盖隆国王（King Ladislaus Jagiello），但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国王的堂弟、立陶宛大公维托尔德（Witold）。

大团长乌尔里希·冯·永京根（Ulrich von Jungingen）将主动权让给了波兰人。当波兰人沿着维斯图拉河右岸行军时，他将阵地选在维斯图拉河支流德尔文察河（Drewenz）之后。据文献记载，德军似乎曾在库尔泽尼克（Kauernick）附近阻止敌军渡过德尔文察河。我很难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双方迟早会有一战。或许是因为普鲁士人尚未集结完毕，或者是他们有半渡而击的打算吧。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波兰人都知难而退，转向东行，准备在德尔文察河的源头处渡河。

德军平行地跟着波军前进。接着由于德尔文察河急拐向北，德军决定渡河，然后在敌营眼皮底下的村庄坦嫩贝格附近摆开了阵势。有关德波双方的文献一致认为，条顿骑士团消极等待而没有趁波军列队未成之际立即发起进攻是一个错误。但这显然不过是事后诸葛。普鲁士后军直到会战快打完时才赶到，重型火炮来得也太迟了，只能安放守营而已。因此可以说，骑士团在开战时也没有部署完毕；文献记载，等了很久的人恰好站在前排，不理解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他们是夜里从刚下过大雨的卢巴瓦（Löbau）城郊启程，顶着7月的大太阳走过来的，直线距离不少于25千米。因此，部署自然要花很长时间。至于波兰人，他们早晨6点左右才出发，只走了7英里（约11千米），而且已经挖好了壕沟，只需要在军营前列阵即可。因此，突袭是想都不要想了。如果我们假定大团长的意图是打一场防守反击战，那么他的战略就是明智而前后一贯的。他的弩兵很厉害，甚至还有强大的炮兵；后者只有在防守中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倘若他计划在坦嫩贝格主动进攻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5天前在库尔泽尼克没有出击，又为什么会任由波兰人在普鲁士境内大肆劫掠那么长时间。但如果他打算迫使敌军进攻的话，那么一切就清楚了：他在本土等待敌军，列阵于德尔文察河之后，在坦嫩贝格让部下呆立了那么久。他的阵地紧贴着波兰人行军路线的侧面，堵住了对方的去路。他的右翼可占据格林费尔德森林（Grünfeld Forest）的有利地势，左侧是坦嫩贝格村，前方整体是一块平地，但有些许起伏，且有多条小的沟谷，因此仍然会为进攻方造成许多困难。2

第一次接到条顿军逼近的消息时，波兰人立即备鞍上马，要尽快列阵。这时，两名信使来到拉迪斯劳斯国王面前，代表大团长献上两把剑作为挑战。如果可以认为大团长的礼仪行为是为了争取时间的话，那么这一点同样符合我们对会战的整体概念。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了，条顿军的阵地位置与尼科波尔会战中巴耶济德非常类似。尽管文献中没说德军射手像耶尼切里那样在身前树起了栅栏（巧合的是，有记载专门说他们在库尔泽尼克这样做了），但他们在正面有一排火炮。

但战果与尼科波尔恰恰相反。火炮的作用本来就很小，加上开战时的雷雨打湿了火药，更是雪上加霜。弓弩手至少在左翼对立陶宛的轻装部队取得了不错战果。接下来骑士发起冲锋，将立陶宛人打到溃逃。但中央和右翼的德军苦战之后还是被优势巨大的波兰人击败了。波军没有重蹈法军在克雷西和尼科波尔的覆辙，分批零星地进攻，而是首先将部队完全展开，然后全军同时出击。在人多势众的敌军面前，普鲁士的弩手和火炮派不上用场，条顿骑士的勇猛也无济于事。就连从追击立陶宛人的行动中返回的骑士也不能扭转大势。骑士团内部后来有一个背叛致败的说法：来自库尔姆的骑士不服骑士团领导，降下旗帜，逃离了战场。

我们不必相信此说。在考察尼科波尔与坦嫩贝格的不同结局时，我们只能假定骑士团从境内征调的射手和骑兵，不管从军事素质还是奉献程度来看，都与巴耶济德的耶尼切里和斯帕西不可同日而语。穆罕默德的教诲和随之而来的纪律性都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好战气魄。再考虑到数量关系反转的因素——巴耶济德很可能具有兵力优势，永京根的兵力则肯定大大少于对手，而且开战时甚至还没有全军到齐——两场会战在相似的战场条件、相似的战术下产生了不同的结局就不再稀奇了。

列于阵后并安放重炮的条顿车营被追上来的波兰人攻破了。大团长和205名骑士团成员阵亡。3

蒙斯特勒莱对坦嫩贝格会战的记载

为了展现事件会被时间歪曲到何等程度，我这里要举出法国人蒙斯特勒莱（Monstrelet）[151]对坦嫩贝格会战的记载为例。他续写了傅华萨的编年史，是当时最重要、运用最广泛的史料作者之一。他写道：

1410年6月16日，普鲁士大团长率领大批骑士——包括骑士团成员和其他列国骑士——共计30万名基督徒侵入立陶宛，要将它夷为平地。立陶宛国王和萨尔玛提亚人的国王立即率领大约40万撒拉逊人迎战，双方打了一仗。基督徒赢得了胜利，大约3.6万名撒拉逊人阵亡，包括立陶宛海军统帅和萨尔玛提亚人的元帅，幸存者逃之夭夭。基督徒一方约有200人战死，但伤者甚众。

不久，普鲁士大团长的大敌、刚刚为了赢得波兰王位而假意皈依的波兰国王率领波兰人来援助前面提到过的撒拉逊人，鼓动他们再次对普鲁士开战。于是，上次战败8天后，双方再次针锋相对：一方是波兰国王和前面提到的两位国王，约有60万战士；一方是普鲁士大团长和其他几位基督徒大领主。后者被撒拉逊人打败，阵亡者达6万以上，包括普鲁士大团长、诺曼底贵族维厄维尔领主（seigneur de Vieuville）之子让·德费里埃爵士（Sir Jean de Ferrière），还有同样来自皮卡第（Picardy）的杜布瓦·德内坎领主（seigneur du Bois d’Annequin）之子。战败原因通常认为是匈牙利王军司令的过错，他在基督徒军的第二梯队，带着全部匈牙利人临阵脱逃。4

但撒拉逊人的胜利和荣耀也不是没有代价，因为据先锋官和名为亨贝伯爵（count de Hembe）的苏格兰私生子报告，除了1万名波兰人以外，还有12万名撒拉逊人被杀。

科米讷对蒙莱里会战的记载

（1465年7月16日）

沙罗勒伯爵（count of Charolais，即大胆查理）尽可能与父亲达成和解后便马不停蹄地率领骑士出征，身边有他的事务总管和最重要的将领圣波勒伯爵相随。他大概有300名骑士和4000名弓手，还有来自阿图瓦、埃诺和弗兰德斯的许多优秀骑士和贵族（écuyer，盾士）投入沙罗勒伯爵麾下。另外，克利夫公爵之弟拉瓦斯丁领主（seigneur de Ravastin）和勃艮第私生子安东两人也带来了数量相当的队伍（bandes），手下都有勇猛而受尊重的骑士。为免冗长，其他将领不再一一具名，其中包括两名深受沙罗勒伯爵敬重的骑士：年长的骑士奥尔布丹领主（seigneur de Haubourdin），是圣波勒伯爵的私生子兄长，扬名于英法战争期间。那时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统治着法国，并与勃艮第公爵腓力结盟。另一位是与前者年纪相仿的孔泰领主（seigneur de Contay）。两人都是有勇有谋的骑士，被委以军中重任。

军中也有充足的年轻骑士，包括名望甚高的拉兰的腓力（Philip of Lalain）。他出身的家族中少有不勇猛的人，几乎全都为领主战死沙场。军中有大约1400名装备和武艺低劣的骑士，因为这些人长期过着和平生活，自阿拉斯条约签订以来就基本没见识过长期征战。按照我的观点，他们已经过了至少36年的承平日子，只与根特城发生过几次时间短、规模小的战斗。骑士们兵强马壮，武备充足，大部分都有五六匹高头大马。军中还有8000名或9000名弓箭手。招兵时全都叫上了，等到动员完毕时，再想把多余的人送回去可就难了。

由于长期和平，且领主仁慈、轻徭薄赋，勃艮第臣民当时过得非常舒服。在我看来，勃艮第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更有资格被称为应许之地。他们享受着后来再也没有的安稳富足，于今已有23年。男男女女生活奢侈，衣着浮华。欢宴作乐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都要繁盛气派，男女混浴嬉戏司空见惯，靡费而无耻（我指的是下层女子）。总而言之，当年不曾有君王纵容臣民至此，当今也不知有一国悲哀至此，我认为他们的命运正是由昌盛岁月的罪孽带来的。他们尤其不懂得自己获得的一切恩典都来自神，悦神者方得恩典。

在大军整装待发——集结过程非常迅速——之际，沙罗勒伯爵便带着全员出发了。除了炮兵以外，全军都骑马。那时的火炮又大又笨重，还有无数车辆，将大部分军队包在里面。对伯爵而言，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他自己。

伯爵向努瓦永（Noyon）进发，围攻防守严密的小城堡内勒（Nesle），几日后攻下。法国元帅若阿钦（Marshal Joachin）从佩罗讷赶来，一直在伯爵不远处，但因为手下兵少，所以对他无可奈何。当伯爵逼近时，他就撤往巴黎。

伯爵一路有征无战。他的部下从不强抢，于是索姆河沿岸和其他城市都允许他率大军入城，花钱购置军需品。城市似乎都迫切地想知道哪一方更强，国王还是诸侯。

伯爵来到巴黎附近的圣但尼，其他诸侯准备在这里加入他的队伍，但还没有现身。布列塔尼公爵派来副相作为代表，给了他一张签好字的空白文书，许其按照需要填写内容。副相出身诺曼底，非常精明；鉴于有人诋毁他，精明正是他迫切需要的品质。

经过大规模的遭遇战，伯爵兵临巴黎城下，损害了市民的利益。就骑士而言，城中只有若阿钦的队伍和农杜耶领主（seigneur de Nantouillet），这位领主后来成为大团长、忠心侍奉法国国王不亚于任何臣民，却没有得到多少奖赏。农杜耶被苛待主要不是国王昏庸，而是对手无端诋毁。当时（我后来得知）巴黎城内有许多人吓得高呼道：“他们进城了！”但这话并无根据。然而，我前面提到过、从小在巴黎长大的奥尔布丹领主认为他们应该攻打巴黎，它当时的城防不似现在这样坚固。骑士们也愿意出击；他们看不起市民，一路打到了城门口。但攻取这座城市的希望很小。于是，伯爵撤回圣但尼。

次日，他们商讨是否要去找贝里公爵（duke of Berry）和布列塔尼公爵，布列塔尼副相说两人就在当地。副相向众人展示了两位公爵的来信，其实是他自己在空白文书上写的。事实上，他对两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尽管许多人支持撤军，大家还是决定渡过塞纳河，因为其他诸侯没有践行承诺，而且他们可能觉得渡过索姆河和马恩河（Marne）就够了。许多人感到不安，因为身后没有一旦情势需要便可退守的要塞了。全军上下对圣波勒伯爵和副相满怀怨气，但沙罗勒伯爵还是渡过塞纳河，扎营于圣克卢桥（bridge of Saint Cloud）附近。抵达后次日，他收到一位法国贵妇人的来信，信中说波旁国王（即路易十一）正在强行军向他扑来。

国王看到沙罗勒伯爵正逼近巴黎，而且担心巴黎市民会向他打开城门，或者向已经加入公益同盟（League of Public Weal）[152]、正从布列塔尼赶来的国王之弟和布列塔尼公爵二人打开城门。更担心其他城市会效仿巴黎，于是率部强行军进驻巴黎，阻止两股敌军会合。他后来向我谈起当年情形时多次提出，他本无意交战。

如前所述，沙罗勒伯爵得知波旁国王出兵扑来，于是也决定率军迎击。他公布了信件的内容，没有指明信是谁写的，号召大家尽力而为，因为他已经决定冒险一战。他在巴黎附近的隆瑞莫村（Longjumeau）扎营，王军司令则率领全体先锋驻于上游14英里（约22.5千米）的蒙莱里。伯爵派出探子侦察国王进军路线。在圣波勒伯爵在场的情况下，交战地点选在隆瑞莫村旁。按照公议，当国王逼近时，圣波勒伯爵应撤回隆瑞莫。决策做出时，奥尔布丹领主和孔泰领主也在场。

正当沙罗勒伯爵驻于隆瑞莫附近，前锋接近蒙莱里时，他从一名俘虏口中得知曼恩伯爵（count de Maine）已经与国王会合，王室领地的军队都到齐了，约有2200名骑士。另有从多菲内（Dauphiné）征召来的队伍和四五十名萨伏伊贵族，而且国王正与曼恩伯爵、诺曼底大总管布雷塞（Breszey）、出身蒙托邦家族（House of Montauban）的法国海军司令和其他人磋商。最终，国王力排众议，决定不开战，只是进入巴黎城内，远离勃艮第军营。我认为他的谋划很好。由于误信大总管，国王问他之前可曾将总管印信交给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诸侯。总管像往常一样哈哈大笑，回答说已经给了，诸侯会把印信看管好的，但他的身体属于国王。国王对回答感到满意，于是派他指挥后卫部队并负责路线选择。因为前面已经讲过，国王希望避免战斗。接下来，大总管擅自对一位亲信说：“我今天要把队伍带到对方阵前，除非有特别聪明的人，否则谁也别想把两军分开。”他也这样做了，但头一个死掉的人就是总管自己。这些内容是国王对我讲的，因为我当时在沙罗勒伯爵一边。

1465年7月16日，王军前锋抵达圣波勒伯爵驻守的蒙莱里。后者火速向扎营于14英里（约22.5千米）外预定战场的沙罗勒伯爵派出信使，请求尽快增援。因为敌军骑士和弓手已经下马，离车营很近了。他说自己不能按照命令撤退，因为那样看起来像逃跑，从而危及全军。伯爵立即派出勃艮第私生子安东率大队人马前去。他犹豫要不要亲往，但最后还是跟着其他人出发了，抵达时快到7点。5队或6队王军已经到了，两军之间有一条长长的沟渠。

沙罗勒伯爵发现圣波勒伯爵下了马，其余人都已就位。射手已经下马，每人都在身前插了一根木棍。现场有几桶开封的葡萄酒供士兵饮用。就个人浅见而言，我从没有见过战意更盛的军队，这一点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最初的决定是全体步战，无一例外，后来又改了，骑士还是在马上作战。但有几位勇敢的骑士被要求下马，包括科尔德领主（seigneur de Cordes）兄弟。拉兰领主腓力也下马了，因为勃艮第人最敬重与弓手并肩步行作战的人，其中不乏大领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步兵更好地安心作战。勃艮第人是从英军学会这一招的，后者曾与腓力公爵一同与法国交战，整整打了32年，期间没有一次停战。但那时的仗主要是富足而强大的英格兰人在打，统领他们的是勇猛非常的亨利国王。国王有好几位智勇双全的弟弟以及索尔兹伯里伯爵塔尔博特（count of Salisbury, Talbot）等优秀将帅。还有其他人我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与我不是一个时代，尽管我见过其中的不少人。当神厌倦了对他们的眷顾时，这位明主便殒命于万塞讷森林（Forest of Vincennes），他的疯儿子在巴黎登基为英法两国的王。英格兰的其他显贵变了心，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到今日乃至此刻的分裂。约克家族篡夺了王位，或者说合法占有了王位——我不知道依凭何在，因为王位归属是由上天决定的。

勃艮第人先下马，又上马，一来一去浪费了不少时间，也蒙受了伤亡。勇猛的年轻骑士拉兰的腓力因为盔甲不好而死去。王军排成一列纵队穿过托尔富森林（Forest of Tourfou）。我们抵达时对方连400人都不到，许多人认为要是立即出击的话，我们根本不会遇到抵抗。因为我已经讲过，敌军后面的人只能一个接一个地上来。不过，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多。高贵的骑士孔泰见状后立即去找沙罗勒伯爵建言，说要想打胜仗，现在就是进军的时机。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说若是早一些出击，敌人早就被打败了。因为他发现敌军之前数目很少，而眼下显然正越来越多。这也是正确的。

接着秩序大乱，不再有讨论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发表见解。另外，一场大规模遭遇战已经在蒙莱里村边打响了。双方都只有弓手。国王一方由庞塞·德里维耶尔（Poncet de Rivière）率领，全都是“敕令军团”的弓手，身着统一的金边制服，秩序严整。勃艮第一方则既无秩序，又无领导，这种人最容易挑起遭遇战。拉兰的腓力、雅克·杜马斯（Jacques du Mas）下马和他们在一起。雅克很有名望，后来担任勃艮第公爵查理[153]的马政总管。勃艮第人多，夺取了一座房屋，拆下两三扇门板当盾牌，开始向街道推进，还点燃了一间屋子。风向有利于他们，将火势吹向王军。王军遂开始后退，上马逃窜。听到这边的动静后，沙罗勒伯爵率军出击，丢掉了所有之前决定的部署。他们本来打算分三个阶段进军，因为双方之间的距离太大了。王军在蒙莱里城堡附近，阵前有一大片树篱和一条壕沟。田里的麦子、豆子等作物长得茂盛，因为那里的土壤很肥沃。伯爵的所有弓手都在他前面乱糟糟地走着。我认为弓兵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但人数一定要多，人少则无用。他们应该也没有好马，不会为丢掉坐骑而难过，甚至根本没有马。但总有一天，他们会证明自己，全体都是训练有素的弓手。世界上最优秀的弓手，英格兰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前面讲过，伯爵决定行军途中休息两次，因为路途遥远，而且茂密的庄稼不利于行动。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仿佛他们是故意要毁灭自己。神在此事中表明，成败掌握在神的手中，胜利由神任意赐予。我认为，让这么多人摆出并维持整齐的阵形也好，让战局完全按照帷幄中的运筹也好，这都超出了人的智慧。我还认为，凡是相信这两件事的人都犯下了违逆神的罪，假如他思维正常的话。相反，每个人都要尽力而为，为所必为，明白胜败是神在掌握，神往往是通过小事和意外来操纵胜败的。而且神有时会将胜利赐给一方，有时又会赐给另一方。此间奥妙无比，能让王侯大国毁于一旦，又让其他势力崛起为霸主。

书归正传，伯爵马不停蹄地行军，弓手步卒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王军从树篱两侧出来，当双方接近到可以将骑枪放平的距离时，勃艮第骑士不等弓手射出第一轮箭就冲了出去，尽管弓手才是全军的精华和希望；因为我相信在1200名骑士中，会把枪端平的人不超过50名，身穿胸甲或有穿甲侍从的人不超过400名。这一切都是因为承平日久，加上历代勃艮第公爵为了不给人民造成负担，就没有维持一支常备军。从那天起直到现在，勃艮第就再没有过和平，如今更比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于是，勃艮第人自己毁掉了全军的精华和希望。但神是如此不可思议，令伯爵在正对城堡的右翼取胜了，没有遇到抵抗。那一天，我一直在他身旁，感到的恐惧比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少，因为我太年轻了，还不知恐惧为何物。但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人敢抵挡伯爵的锋芒，他在我眼里是最强大的人。缺乏经验的人就是这样，见解中混杂着糟糕的理由和贫乏的认知。因此，我们最好接受这种人的见解，他知道世人从不后悔说得太少，却常常后悔说得太多。

左翼是冯·拉芬施泰因领主（seigneur von Ravenstein）、圣波勒的雅克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的骑士不足，似乎抵挡不住，但距离敌人已经太近，来不及换阵形了。他们确实也很快被打败，赶回车营内；大部分人逃进了2英里多（约3.2千米多）以外的森林。有几队勃艮第步兵在车辆附近重新集合。追兵中有多菲内、萨伏伊的骑士和许多武士。他们觉得仗已经打赢了，因为包括许多大领主在内的左翼勃艮第军大溃，纷纷逃往以为还在自己手里的圣马克桑斯桥（bridge of Sainte Maxence）。林中还有不少人。和其他人一起，圣波勒伯爵也带着大批护卫撤退了（车营离林子很近）。他后来明确表示，他到那时还不觉得大势已去。

再看沙罗勒伯爵一边。他只带着少量随从一路追到蒙莱里以外2英里（约3.2千米）左右的地方。因为大队敌军都不知道自卫，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一位来自卢森堡、名叫安东·勒布雷顿（Anton le Breton）的年长贵族想把他拉回去，告诉他法国人已经重新集结了，继续追的话肯定会吃败仗。尽管他反复说了两三遍，可伯爵还是没有停下。这时，我前面提到过的孔泰领主也匆匆赶来，跟他说了同样的话，语气相当强硬。于是他听从了建议，转身回返。我相信如果他再前进两箭之距，他就会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被俘了。穿过村庄时，他遇见了一支败逃的步兵。尽管他身边不过百骑，还是上前追击。但一名步兵转身用矛刺中了他的腹部，我当天晚上亲眼看到了伤口。其他人大多穿过园圃逃走了，但那人被杀了。当伯爵从城堡近前经过时，他看见国王卫队的弓手站在大门前。他惊讶极了，因为他还以为王军已经放弃了抵抗。他转向一旁，想要沙场决胜，结果在那里遭到十五六名骑士的攻击。（他已经与不少部下失散了。）敌人杀掉了他的同伴——手持一面伯爵纹章旗的腓力·德奥格尼斯（Philip d’Orgnis）。伯爵也深陷险境，多次被击中，有一次被短剑划到脖颈，因为绑得不牢的护腭早晨就掉了，结果留下一道终生不消的伤疤。我亲眼见到护腭滑落。一人将手放在他身上，高喊道：“投降吧，仁慈的大人！我认识你；不要把自己害死啊！”但他还是继续抵抗。就在这时，个子高、块头大、力气也大的巴黎医师之子约翰·卡代（Johann Cadet）骑着一匹雄壮的马赶了上来，把敌人驱散了。王军又撤回早晨列阵的战壕里，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这边有人来了。血流如注的伯爵来到田地中部相迎。勃艮第私生子的军旗被砍得只剩下一英尺（约0.3米）长，伯爵弓手的军旗下总共不到40人；我们身边不过30人。就这样，我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会师了。后来出了名的伯爵侍从西蒙·德坎热（Simon de Quingy）送来一匹新马，伯爵毫不犹豫地骑了上去。伯爵在地里四处召集部众，但哪怕有100名敌人冲过来，我们这些还留在那里的人就只会想到逃跑。10人、20人加入了我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步兵们在艰苦的行军交战过程中受了伤，而且筋疲力尽。伯爵很快就回去了，但身边连100人都没有；不过，更多人渐渐聚了过来。半个小时前还高高的庄稼现在都秃了，田里尘土飞扬。四处都是倒地的人马，但烟尘太大，辨认不出死者身份。

没过多久，我们就看见圣波勒伯爵从林中出来了；他大约有40名骑士，军旗也在身边。他直奔我们而来，更多人朝他聚拢过来，但看起来还有很远的样子。我们三四次派出信使催促，但他并没有调整速度，一直慢悠悠地走来。他让人捡起被扔在地上的骑枪，整齐地走过来，此举令我们大为振奋。他来的一路上召集了很多人马，与我们会合后共有约800名骑士。他手下步卒很少——如果有的话——使伯爵没能大获全胜，因为两军战线之间有一大片树篱和一条壕沟将其隔开。

在国王一边，曼恩伯爵和其他一批人，约有800名骑士逃跑了。很多人说曼恩伯爵与勃艮第人结盟，但我不相信是这样。两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临阵脱逃，但两位统帅一直在战场上。在国王一边，有一位显贵马不停蹄地跑到了吕西尼昂（Lusignan）；在伯爵一边，有一位大领主逃到了孔泰河畔凯努瓦（Quesnoy-le-Conte）。两人都无意交战。

两军对面列阵，火炮开了几发，两边都有人被打死。谁都不想再打了。我军人数更多，但国王亲临前线，发言激励骑士的行动非常有效。我确实认为，从我在现场的了解判断，要不是有他在，他们肯定早就跑光了。我们这边有几个人想再次开战，尤其是奥尔布丹领主，他说自己看到有一列敌军在逃跑，只要我们能拉出100名弓手越过树篱射击，全军就会动起来。

尽管有这样的提议建言，但直到夜幕降临，双方连一场小规模战斗都没打。国王退回了科尔贝（Corbeil），我们却以为他露宿了一晚。国王先前所在的地方有一罐火药被意外引燃，接着烧了几辆大车，沿着树篱一路蔓延，我们还以为那是敌军的篝火。

圣波勒伯爵以实际统军者的身份出面，下令将车营推进到我们之前所在的位置，把部队围起来；奥尔布丹领主的态度甚至要更坚决。我们照做了。当我们再次摆好阵势时，许多先前追击我们的王军将士冲了上来，自以为胜券在握，结果被迫从两边撤退。有一些人成功逃脱，但大部分都被杀了。国王一边战死的显贵有王室总管圣贝林的戈德弗雷（Lord Godfrey of Saint Bellin）和队长弗洛凯（Flocquet）。勃艮第一方有拉兰的腓力阵亡，步卒和非显贵死得比王军更多。但王军的骑兵死得更多。王军从逃跑的人里抓到了更多俘虏。两边合计战死者至少有2000人。仗打得很漂亮，两边都有勇敢的，也有怯懦的。但在我看来，两军能在战场上重新集合，对垒三四个小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两军统帅肯定嘉奖了战场上的忠勇之士，但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出的是凡人的样子，毫无天使的姿态。一个人因为临阵脱逃而丢掉了官位勋荣，然后交给另一个比他多逃了45英里（约72千米）的人。我们这边有一个人被剥夺了官位，主人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但过了一个月，他比过去还要受尊崇。

在车辆的环绕下，我们尽力搭起了营帐。我们有很多人受伤，大部分人灰心丧气，害怕巴黎市民和巴黎城内有200名骑士的若阿钦元帅会发起进攻，让我们陷入两面夹击中。那天晚上特别黑，于是50个枪队被派出去确定御营的位置；但出于偶然原因，只有20个枪队出动了。我军营地与我们以为的御营位置之间大概有三箭之距。同时，沙罗勒伯爵和其他人一样进了一点饮食，脖子也包扎了。我们搬走四五具尸体才给他腾出地方吃饭。那里有两小捆稻草，他就坐在上面。众人正要搬走一名倒在地上的可怜人，他开口要喝的东西。大家给他倒了一点伯爵刚喝过的药水，他就好了。他原来是伯爵卫队中的一位名射手，叫萨沃罗特（Savorot）。他接受了包扎和治疗。

现在，他们要讨论接下来的行动。圣波勒伯爵首先发言；他认为我们身处险境，建议天一亮就朝勃艮第方向走，烧掉部分车辆，保住火炮就行。除手下有10个枪队以上者，任何人不得带车上路。他说，部队没有粮草是不可能留在巴黎和国王之间的。接着，奥尔布丹领主说大家应该先听听探子回报。另有三四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最后，孔泰领主说一旦流言在军中传开，人人都会逃跑，走不到90英里（约145千米），俘虏就会被抓。他给出了几条好的理由，说在他看来，大家在夜里应该尽量休息好，等到破晓时分向国王发起进攻，奋战到底。他认为这样做比逃跑更稳妥。伯爵听取了康泰领主的意见，决定全军修整两小时，但号声响起时要做好战斗准备。然后，他派出几名领主去激励战士。

临近午夜，探子们回来了（可以想见，他们没有走太远），报告说国王就在刚才看见起火的地方附近。其余探子即刻被派了出去。一个小时后，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可大多数人宁愿逃跑。快到早晨时，营中派出的人遇到一位我们这边的车夫。他前一天早晨曾被俘虏，当时正从村里往外送酒，对探子说敌人全都离开了。他们把消息送回军中，同时前去核实真假。他们发现情况正如车夫所说，于是回营报告，引得全军大悦，许多一个小时前还消沉不已的人现在说应该追击敌军。我的马又老又累，还喝了一桶酒。它是偶然把头伸到了酒里，我就让它接着喝了。我从没见过它像今天这样振奋和精力充沛的样子。

天亮时，大家纷纷上马，各队列好阵势。同时，许多躲在林子里的人也归队了。沙罗勒伯爵叫来一名方济各会修士，命令他说自己从布列塔尼军中过来，他们白天就会抵达。此举大大鼓舞了士气，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沙罗勒伯爵一整天都在战场上，心情很好，因为他认为当日局势是自己的功劳。这种看法之后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从那时起，他便师心自用，再也不听别人的建议。那天之前，他不曾统军，也不喜欢一切与统军相关的事物；但那天之后，他改变了心意，直到死去，因此丢掉了性命，家族覆灭了，即便家族没有全毁，至少是损失惨重。他之前的三位公爵伟大而聪慧，大大提升了家族的地位；除了法国国王以外，罕有国王像他一样实力雄厚，更无一位国王拥有更宏大、更美丽的城市。自视过高的人，尤其是君主不懂得恩典和幸福来自于神。关于他，我还有两件事要说：其一，我相信不曾有人能开创比他更大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成就；其二，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胆大。我连续7年随他出征，至少整个夏天都在一起，有时冬天也在，但我从没听他说过自己累了，从没见过他表现出害怕。他的设想是宏大的，他的决定是重大的，但没有人能做得到，除非有神力相助。

第五篇　瑞士人

1　瑞士地方共同体的形成

当法兰克王国的伯爵领从行政区变成封地进而变成世袭产业时，它们也就逐渐瓦解了。国王先是赐予个别家族，但尤其是主教和修道院，不受伯爵管辖的豁免权，最后直接将伯爵的权力交给了他们。随着公器化为私产，许多城市也争取到了政治独立。此外，一批幅员广大的村社和村庄也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成为帝国的直辖领地。

这些城乡的独立一部分是因为有利的特殊情况，比如公爵绝嗣，于是它们就被解放了。一部分是因为它们获得了王室领地的特殊地位，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百户自择首领，百户长（hunno或tunginus）的古老权利尚存。尽管这一官职在别处已经沦落为伯爵任命的下属，但它在一些地方还保存着某种群众对首领的批准权，从这个内核就可能生发出新的独立形式。

皇帝直辖村社存在于从迪特马申（Ditmarsh）到弗里斯兰的北海海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摩泽尔河两岸、韦特劳（Wetterau）、阿尔萨斯、施瓦本（平原和阿尔卑斯山谷都有分布）。有的村社发展为完全独立、长久存在的共和国，如迪特马申。有的被暴力推翻，如威悉河下游的施泰丁根（Stedingen），它于1234年在阿尔滕内施（Altenesch）被不来梅大主教及其佣兵击败。有的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1803年。[154]但在世界史上留下长远影响的当属阿尔卑斯山区的自由共同体。

8、9世纪，武士阶层与农夫阶层的区别在法兰克帝国的德意志部分同样逐渐形成，阿尔卑斯山区也不例外。阿勒曼尼公爵领（Duchy of Alamannia）或施瓦本各世袭伯爵领境内的山谷中也产生了拥有城堡和武士的伯爵家族、骑士家族和自由程度千差万别的农夫。在原先面积广大的边区（march）中，随着农业的传播，地势较低的部分被分割为一个个新建的小村庄，但山谷中却保留了大片公有边区——尽管人口有所增长，还有新兴的城镇。因为就算在中世纪，山谷中的农业规模也比现在大，但当地的主要经济活动一直是在大片公有土地（allmende）上放牧。与公有边区一同保存下来的是边区全民大会；在大会与传统政治体百户重合的地方，这种组织尤其强健。施维茨（Schwyz）就是如此，区内公地长10时[155]（48千米），宽5时（24千米），至今尚在。施维茨镇东南方是“自由会场（Weidhub），常用于开庭”，也是地方百户成员大会的会场。1217年，康拉德百户长（Konrad Hunn）代表共同体与爱恩西德伦修道院（monastery of Einsiedeln）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不管他当时担任百户长的官职1，或者祖上当过百户长，便以百户长为姓氏。从13世纪起，“从官”（ammann）成了百户长的通称。有人认为，施维茨边区——在古日耳曼人的意义上，也可以叫作“百户”或“宗域”——14世纪的人口密度已经不亚于今日。因此，边区共有约1.8万人2，意味着成年男子有4000多人。其中3000人可随时由从官征召，几个小时内就能有序集结，保卫家园。施维茨也有一些农场属于外人，有的属于伦茨堡伯爵（count of Lenzburg），有的属于爱恩西德伦修道院，但绝大部分居民都是自耕农，公有边区也将疏离者与社会整体结合在一起。

公有边区的凝聚力很强，就连乌里（Uri）这样居住着属民——有的属于苏黎世女修院，有的属于阿丁豪森男爵（baron of Attinghausen）等贵族——的地方也以边区形式保留了紧密的共同体。从现实角度看，远方修道院的所有权效力微弱，属民和自由民没多大区别。

如果地理经济因素为一些地域共同体的强大组织性提供了基础，它同样也维系和滋养着这些共同体的尚武精神。我们知道，骑士阶层在十二三世纪越来越贵族化，人数也越来越少，愈发需要平民精锐士卒的补充。在不列颠群岛，威尔士山区一直是英格兰国王的一大募兵源泉，阿尔卑斯山区对德意志国王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与从事农耕的低地相比，山区牧人猎户的生活更适合培养冒险尚武的精神，而贫苦生活也逼得山民向外求取利润或军饷。

13世纪的文献中提到了施维茨人和乌里人当雇佣兵。31289年，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征讨勃艮第的军中就有不少于1500名施维茨人。这些战士无疑可以追溯到史籍留名之前很久。施维茨人与最主要的邻居爱恩西德伦修道院反复发生摩擦，可见其好斗的性格。早在亨利五世皇帝时期（1114年），他们就与修道院产生了一次边界纠纷，而这场纠纷又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的亨利二世时期，施维茨人动不动就因之寻衅。

在乌里和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自耕农沦为世袭农奴的状况比在施维茨更严重。但在腓特烈二世时期，乌里（1231年）和施维茨（1240年）先后取得了自由状，规定当地居民不属于任何伯爵或其他封建贵族，而由帝国直辖。随着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灭亡，帝国彻底无力化，皇帝颁发的自由状对各州（canton）不再有实效；自由状反映和证明的是争取自由的努力和意志，而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决定性因素在于，这些农民团体手里有武器，有能力对抗骑士的统治。早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末期，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和卢塞恩市（city of Lucerne）便自行结盟。尽管它们与完全独立还差得远，但我们仍然会发现，伯爵领主对待他们是小心协商的态度，甚至登上王位后也是如此。我说的是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他的家族将女儿们嫁到伯爵和领主家，等夫家逐渐绝嗣后，领地便由哈布斯堡继承。通过这种方式，哈布斯堡将瑞士和阿尔萨斯的大片土地连成一片。在鲁道夫去世的鼓动下，3个农业州结成“永久联邦”（1291年8月1日），只接受由本地人或同族人担任的法官。他们尚未提出从官由本地人选本地人当的要求，但阿尔布雷希特国王预料到了他们的愿望，于是只从阿丁豪森家族、施陶法赫尔家族（Stauffacher）和其他本土豪族中选任从官。

1308年，阿尔布雷希特被侄子谋杀，这些未经明确界定、以相互谅解和约束为基础的政治关系产生了动荡。在局势鼓动之下，农民团体开始考虑彻底拒绝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选侯们选择卢森堡伯爵亨利七世为王，于是哈布斯堡家族失去了王位。1309年，亨利宣布联邦脱离哈布斯堡家族。亨利去世后，王位人选产生了分歧，哈布斯堡的腓特烈和巴伐利亚的路易两方面各有人支持。这时，联邦公开支持后者，对故主发起了攻势。

如前所述，施维茨与如今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的爱恩西德伦修道院有宿怨。施维茨人原本就经常到爱恩西德伦的地盘抢掠，哈布斯堡派来的总督尽管有权力管，却不敢插手。现在施维茨人有了自己的从官维尔纳·施陶法赫尔，他们将修道院洗劫一空，还抓了一批修道士俘虏。4于是，腓特烈国王的弟弟利奥波德公爵要惩罚这些农民。他们在王朝内战中是巴伐利亚的路易一党，因此加倍危险。

2　莫尔加滕会战

瑞士早期的历史掩埋在无数如同瓦砾的传说记载底下，必须先费力搬开它们才能研究。莫尔加滕会战（battle on the Morgarten）（1315年11月15日）就是如此。有的传说是关于个人的，比如奥地利骑士胡嫩贝格（Hünenberg）。据说他将一张写着“小心守卫莫尔加滕”的纸条绑在箭上，射给瑞士人报警。还有战况描述让学者搞错了战场位置，以为在莫尔加滕以南半小时路程的菲格勒富鲁湖（Figlerfluh）边上。因为这座在文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湖没有那么大，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假设当时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真相是两名业余学者发现的：一位是医生克里斯蒂安·伊滕（Christian Ithen）；一位是皮革厂老板卡尔·比尔克里（Karl Bürkli）。他们面对所有职业军人和专家学者坚持己见，最终得到了认可。早在1818年，伊滕就向祖尔劳本将军（General Zurlauben）说明湖的水位不曾变化，这一点得到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两方面的检验。比尔克里回溯了当时的文献，借助军事知识和地形考据进行解读，从而发现了战略和战术的正确关系，如今他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我是通过他写的《真实的温克尔里德》（Der wahre Winkelried）一书关注他的。该书面世时，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Perse-und Burgunderkriege）正要出版。1888年，我途经苏黎世时拜访了他，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老先生。他自述年轻时曾跟随维克多·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érant）[156]赴得克萨斯州，要在那里建立一座乌托邦社区。尽管资金充足，社区还是失败了。他又去墨西哥军队服役，经历了无数冒险，然后才回国。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他一直是公众人物，同时无疑也是一位争议人物，除了政治理念以外，还因为他对本国军事史的若干问题持有异端看法，所以瑞士学术界都不愿意听他说话。但他不仅阅读量很大，而且天生具有历史批判的本能，对过往时代也有惊人的观察力，尤其在军事史方面。他有时会被奔放的想象力引上歧途，发表一些不能直接从文献中推导出来的言论，但他很少讲本身不可能发生或者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不是一个原本和平的农民被逼到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久经战阵的长官指挥，由属于自己的政权统领的好战共同体精心策划的一场战争。既然他们是有军事经验的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关于他们的现存个别记载和行为迹象串联成一套有计划、有条理的行动，并以此为遵循。

从远古时代开始，山民就会建造工事阻绝谷口，强化天然屏障。在瑞士，这种障碍物叫作“letzi”或“letzinen”（关卡），与“lass”（放行）一词相关，最高级形式是“letzt”；至今可确认的尚有85座。1勒艾伊本关卡（Röuschiben letzi）据说源于前罗马时代；瑟维尔泽关卡（Serviezel letzi）源于罗马时期，奈福尔斯关卡（Nöfels）的地基也一样；另有4座据说始建于4世纪。施维茨有6座经过确认的关卡，不仅覆盖了入境口，还有几座在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ätter Lake）和楚格湖（Zuger Lake）岸边设置了树篱，阻止敌人登陆。当然，部分工事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乃至更早，比莫尔加滕会战早得多。如今摆脱伯爵统治的决战即将爆发，施维茨人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加固关卡。2有一份文件显示，边区共同体（施维茨人）于1310年将几块土地卖给了一对兄弟，所得款项用于“阿尔特马特的罗腾海姆关卡”（an die Mur ze Altum mata），其中一座塔楼至今尚存。但最基本的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施维茨人于1315年从罗斯山（Rossberg）[位于楚格湖与埃格里湖（Aegeri Lake）之间]到里吉山（Rigi）修建了一条长达5千米的雄关，将整个楚格湖南端和湖岸道路全部封死。尽管最早记载具体修建日期的文献写于1571年，但一份1354年的文献已经确认了它的存在。从逻辑来看，它的修建必定与解放战争的局势有关。它不可能早于解放战争，因为施维茨本土没有到那么远，而只到劳瓦兹湖（Lowerzer Lake）为止。但战争爆发时，原为哈布斯堡领地的阿尔特边区（Arth）加入施维茨一方，因此必须要保护。工事主体至今尚存，直到1805年的规模还非常大，时人精准地描绘了关卡的样子。那是一道长5千米，高度不小于12英尺（约3.7米）的厚墙，有多座大门和三座雄伟的塔楼。

在阿尔特马特和阿尔特的出入口之间还有一条沿埃格里湖东岸，经莫尔加滕、绍尔努（Schorno）和萨特尔（Sattel）至施维茨的道路。3有人由此会以为这条路也有关卡把守，但现存文献告诉我们，直到1322年，施维茨人才用卖出5块土地的所得款项在绍尔努附近修了一座关卡。假如那里1315年就有关卡，1322年只是修缮加固的话，那么施维茨当时就已经是一座大型要塞了。但1315年施维茨人是有意不修绍尔努关卡，让埃格里湖门户洞开，这种情况也未必全无可能。4不管每一处天堑或工事有多么牢固，把守这么长的连续防线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一支敏锐而坚韧的敌军轻易就能发现薄弱地段，突破后便可从后方攻击守军。希腊人在温泉关就经历过这样的事。由维尔纳·施陶法赫尔从官指挥的施维茨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计划，有意让出绍尔努的道路。

利奥波德公爵将本部骑士集结于楚格（Zug）附近，会同苏黎世、楚格、温特图尔（Winterthur）和卢塞恩来的援军。他们没有走楚格湖左侧或右侧途径阿尔特的道路，因为施维茨人已经在那里树起了高墙，而是沿着埃格里湖东岸行军。利奥波德公爵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沿线确实没有工事，也可能是他认为那里的工事更容易包抄或突袭。他的兵力可能在2000人到3000人之间，放在当时相当可观，面对区区一群农民更是非比寻常的大军。5

乌里向施维茨派来了援军，翁特瓦尔登则存疑。出于谨慎，利奥波德公爵让手下的一名伯爵从因特拉肯（Interlaken）出发，翻越布吕尼希山口（Brünig Pass）[157]同时对施维茨发起进攻。不过，联邦军——统帅大概是维尔纳·施陶法赫尔6——的兵力估计在3000人至4000人之间。7

图6　莫尔加滕会战

即便不是预先算计好的，施陶法赫尔肯定预见到公爵会走莫尔加滕。施维茨派出去的侦察兵和观察员带回奥地利军正沿莫尔加滕进军时，施陶法赫尔便立即率军赶往马特里古什（Mattligütsch），一道俯瞰埃格里湖的山脊。瑞士人可以隐蔽于此，很难被发现，因为面对敌人的右侧有一道树木葱郁的深沟，名为“哈泽马图斯”（Haselmattruse）。从马特里古什出发，顺着几条草坡可以下到湖边，坡多少有些陡，但大体可以通行。山在南侧贴着湖边陡升，只要一根树干就能轻易将路阻断。

施陶法赫尔派出一小队人把守这处布赫维尔德里（Buchwäldli）附近的狭径，这些人是他手下的先锋，大概以弩手为主。8

尽管利奥波德公爵了解施维茨人的战斗力，指望着打一场恶战，但他没料到这么早就会遇到敌方，因为布赫维尔德里附近的这处狭径在施维茨境外。联邦军不在本土御敌，而是进入楚格镇境内，到敌人的地盘迎敌，这是够大胆的了。毋庸置疑，施陶法赫尔对整片地区进行了长期研究，才选出这一处合宜的战场。

当奥军前锋发现布赫维尔德里附近道路受阻，又不能用射手和散兵驱散敌军时，一批步卒或下马骑士大概就开始爬左侧的草坡了，目的是包抄临时搭建的关卡，从上方赶走守军。这需要时间，同时骑士纵队越走越近，挤在路障面前，紧贴在一起，向草坡上比较平的地方散开。施陶法赫尔等的就是这一刻。骑兵身后的陡坡上突然滚下石块圆木，联邦军全员排成紧密阵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山脊扑来。接战前夕，瑞士人大力将“满手”的石头投向骑士和马匹，随即以绝对优势兵力杀入乱作一团的骑士和士卒，又是砍，又是刺。他们的主战武器是斧枪（halberd），不久前才初次见于史册。这个词的意思是“Halmbarte”[158]，也就是装着长柄的斧子，还有一个铁尖，结合了斧和枪两种武器。它是对骑士盔甲越来越坚固，只有沉重的长柄斧才能击穿这一现象的回应，因此是无甲步兵对抗重甲骑兵的武器。后来，斧枪演变为后侧带钩的形态，目的是勾住骑士的盔甲，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斧枪有时还配有尖头锤。

骑士要如何对抗这些手持骇人兵器的农民发起的疯狂冲锋呢？他们不能上山仰攻，身后是湖水，也无路可退。在肉搏战中，他们无法控制因滚石和投石而受惊的坐骑。不能行动的坐骑对骑手有害无益，因为一部分体力和注意力必须放到马身上，一旦马匹发狂，骑手也就根本无法作战了。

因此，施维茨人战斗计划的威力不仅在于狭径突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路障和埋伏于布赫维尔德里两侧高地造成的拥堵。假如施维茨人从莫尔加滕山进攻行进中的奥地利军侧翼，他们肯定会取胜，但只会是小胜；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部队会尽快撤离，就连跑到前面去的人大多也会绕远路或走野路脱逃。但攻击前的堵塞吸引了就算不是全部，也是很大一部分奥地利军，使其既不能后退，在拥挤的狭径中又不能作战。比尔克里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正确认识了上述过程。这种分析不仅与军事头脑相关，也与他从内心完全摆脱了传说束缚有关，即施维茨人是和平的农夫和牧民。只要抱有这种看法，那自然就不可能认识到施维茨人会深谋远虑、运筹精妙。但交战频仍的施维茨人已经采用了农民对抗骑士的特殊武器：斧枪。他们还有取胜所需的自信心和施陶法赫尔的领导——他当得起将军之名——激励联军为自救而战，同时写下了世界史上的重要一笔。

正从后方往前赶的奥地利军无力援救挤作一团的战友，很快也被大溃逃所裹挟。前队中挤作一团的骑士兵卒大多被瑞士人屠杀，或落入湖水溺亡。利奥波德公爵仅以身免。记载此战的温特图尔修道士约翰（John of Winterthur，又名维托杜兰，Vitoduran）讲述了儿时亲眼见到公爵骑马逃入温特图尔、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他似乎因极度悲伤而丢了半条命”。

我讲到了一个比尔克里没有讲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强调施维茨人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领导统筹。有后世传说和虚假记载将胜利归功于两个人：一是胡嫩贝格骑士，他据说让施维茨人注意到了莫尔加滕的位置；二是贵族伊特·雷丁（Itel Reding），他据说给了好的建议，比尔克里对此大为光火。他的愤怒有点过头了，因为传闻中的偏误绝没有减损群众所获得的成就，而只是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心理因素：用精彩的个人故事替代难以理解的史实。但比尔克里认为一场莫尔加滕这样的会战是群众的直接行动，或者说是民众本能的表达，这就完全错了。他很好地指出施维茨人早有预谋，但这是领袖做的事。不管施维茨农民的军事经验有多么丰富，但归根结底，这个上万人的共同体原本未必干得成。他们必定有一套运行良好的侦察通信手段；哈布斯堡军队的集结地楚格与施维茨边境只有三小时路程。维托杜兰写道，施维茨人是通过吐根堡伯爵（count of Toggenburg）得知了利奥波德进军的消息。这段记载完全不可信；伯爵的叛逆之举会把自己害死，因为作为一名忠于国王的骑士，他在莫尔加滕被杀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是在斡旋过程中无疑泄露了公爵的计划。即便真有此事，那也不紧要——哪怕在出发的那一刻，谁能保证公爵不会改走阿尔特或阿尔特马特？施维茨统帅肯定对这种可能性也做了预备。楚格附近的侦察员和信使肯定也足够警惕机智，不会被佯攻骗了。维托杜兰明确说利奥波德不止走莫尔加滕一路，而是多路并进；得知主力战败后，其他几路纷纷掉头逃跑，避免了损失。利奥波德为何要多路并进，而不合兵一处呢？他当然是考虑打一场恶战，若能一举决胜，其余几路也就无所谓了。旁支兵力不会很多；骑士肯定全在公爵身边。利奥波德大概是这样预计的：如果他遇到激烈抵抗，位置可能在绍尔努附近的关卡，那么当施维茨人得知左侧或右侧也有敌人时会退兵。或者，利奥波德认为分兵能从源头上误导敌人，使之将兵力分散于各处关卡。而对施维茨人来说，足够早地辨明真正的主攻方向，从而尽可能集中兵力对敌是至关重要的。不能靠撞大运，必须有周详果断的领导。接到敌军正沿埃格里湖东岸行进的报告时，统帅必须对自己的信使和计划满怀信心，立即下令进军。不管是在阿尔特附近的关卡集结，还是在施维茨附近的关卡，他们的行军路程都不比公爵短多少。假如他们晚到一小时，也就是说，假如布赫维尔德里关卡已经被攻克，奥军主力已经通过，那便是满盘皆输，施维茨很可能就不保了。

因此，施维茨统帅不仅要明辨地形、耳目灵通、领导得力，更要有对部下彻底的掌控力，兵士信任他的领导，得令便立即动身。战士大会实施不了如此依赖雷厉风行的作战计划，随意选定的带头人也做不到。我们不妨将他与马拉松会战中的雅典统帅米提亚德相提并论。但米提亚德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普通雅典市民，只要他被选为将军，群众自然就会服从他。而莫尔加滕会战中的施维茨统帅农民施陶法赫尔的权威源于别处。我们在日耳曼古代史中已经对此有所了解——施维茨统帅也是共同体（边区人民的联合）政治和经济事务的管理者，他的军权源于以他为首的群众整体。在莫尔加滕会战中，民众之所以能击败骑士，只是因为原初意义上的古日耳曼宗族在施维茨依然活跃，因为个人的战斗力融入具有统一意志的强大集体，因为他们的民主是有统帅的民主。

莫尔加滕会战的主要史料是温特图尔修道士约翰（又名“维托杜兰”）写于战后25年至30年间的长篇记述。温特图尔当时从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向利奥波德派出了一队人马，其中只有一人身亡。因此，约翰有来自目击者的报告，最重要的一位是当时也在场的约翰之父。但从记载明显看得出他也掌握了施维茨方面的信息。9

3　劳彭会战

强大的策林根家族于1218年绝嗣时，部分领地转到神圣罗马帝国名下。当时正值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代皇帝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帝国权威正在瓦解，于是在施瓦本公国和勃艮第王国的边界地带出现了一批由帝国直辖的独立小块土地和城市（有一些特别小），包括不久前由策林根末代领主建立的伯尔尼城。上级权威在这片山区消失带来的结果就是相邻势力间私斗不断。在一个世纪的私斗中，伯尔尼赢得许多次胜利，不仅收服了乡村，还迫使贵族连同其土地城堡加入这座城市的政治体。伯尔尼有一套专门适合于征服政策的体制：有一个凭借贵族的政治直觉和主政意识来施行统治的贵族议事会，还有另一个议事会作为辅助，后者并非真正自由民主的机关，但仍然足够接地气，能够将全体公民拧成一股绳，力往一处使，共同为政府方针效力。

终于，伯尔尼人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四面出击逼得它的主要对手、相距仅18英里（约29千米）且同样由策林根家族创立的弗里堡（Fribourg）出手，与格吕耶尔（Greyerz）、诺伊恩堡（Neuenburg）、瓦朗然（Valengin）、尼道（Nidau）、沃州（Waadt）、阿尔堡（Aarburg）诸伯爵和其他周边小势力联合，第一个目标是将位于萨讷河（Saane）附近森瑟河畔（Sense）的小镇劳彭（Laupen）从伯尔尼手中解放出来。

面对浩大的联军，伯尔尼人有些气馁；只有索洛图恩（Solothurn）一城站在它一边，但凭借富有远见的政略，他们有能力应付局面。伯尔尼的扩张政策已经推进至布里恩兹湖（Brienze）对面的高地（Oberland）一带，与翁特瓦尔登和乌里取得了联系。莫尔加滕会战以来，这两个森林州威名远播，伯尔尼遂主动上前拉拢。伯尔尼现在请求援助，有回报的援助；劳彭之争又与林地诸州的政治利益完全无关。1于是，仍然发生于瑞士境内的劳彭争夺战正是日后发展壮大的瑞士佣兵（Reisläufer）的先声。一份偶然保存至今的档案显示，乌里战胜后获得了重量为250磅的便士银币。当时的伯尔尼地盘还很小，但意志坚决的市政府依然竭尽民力，凑出雄厚资金，从而将有经过实战证明的军事实力却无力自行制订政治目标的农民纳入麾下。争夺战有一层更深的政治背景，尽管它无疑只是幌子：伯尔尼不承认巴伐利亚公爵路易的帝位，而与教廷联手。教区神父迪博尔德·巴塞尔文（Diebold Baselwind）利用这一点来加强和激发群众的斗志。

关于争夺过程和劳彭会战（1339年6月21日）经过，一份显然出自教士圈子的作品《劳彭战斗》（Conflictus Laupensis）有详尽的描述，但它被誉为“军事史文献中的重大成就”是名不副实的。2在关键的军事问题上，我们从中只能得到相当不确切、不直接的答案。写于战后约80年的尤斯廷格（Justinger）《伯尔尼编年》（Bernese Chronicle）明显充斥着传闻野谈，可用于参照的另一方记载又付之阙如，因此考虑到劳彭会战在军事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希望能把它讲得确切一些，结果却不能如愿。

联军包围了由600名伯尔尼人守卫的劳彭并发起进攻。到了第十二天，伯尔尼及其盟友终于率兵来救（1339年6月21日）。《劳彭战斗》说围城军有1.6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尤斯廷格更是宣称总兵力达3万人。这些数字当然毫无意义。假如弗里堡和联军各势力能凑出4000人上阵，那就已经很可观了。《劳彭战斗》说伯尔尼军共有6000人，其中1000人来自林地诸州。这个数字似乎相当可信。3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假定地盘较大，又有森林州援军的伯尔尼能拉出的兵力大于对手，因为只有弗里堡一城能大规模征兵，与之结盟的伯爵们只能带来本部骑士和兵卒，数目必然很少。4联军的胜算自然不在于兵多，而在于步骑武士的素质优于对面的普通市民农夫。

伯尔尼军走出本城与劳彭之间的森林，来到布兰贝格（Bramberg）的高地，俯瞰朝他们走了一小段距离的联军。尽管战场与劳彭只有2千米到2.5千米的距离，但被围的守军在城中还是看不到战事发展。

伯尔尼人并未立即出击，而是列阵于高地，显然是想引诱敌军（尤其是骑士）向占有地利、有天险可资的伯尔尼人发起进攻。他们可以假定联军要么出击，要么撤围，因为联军若不先击退近在眼前的援军，继续围困劳彭，侧翼便会暴露于突袭之下。因此，形势与尼科波尔肖似。

伯尔尼军大概列为三个方阵。前锋是林地诸州的1000人，长宽各约30人。大阵有2500人，长宽各约50人。后卫有2000人，长宽各约40人。阵前都有游击射手。5射手和方阵之间是骑士及其骑马随从，尽管数目很少。6

伯尔尼人占据地利，联军犹豫要不要直接进攻，于是先派一部分人从侧面包抄，同时让骑士在敌军阵前耀武扬威，还临时授封年轻贵族为骑士。包抄完成时已经快到傍晚，伯尔尼后卫见状马上就跑了。但面对弗里堡人发动的正面进攻，大阵岿然不动，发弩投石迎击，继而转入攻势，向敌军势如雷霆地冲杀上去，打散了弗里堡人。先锋与大阵同时发起冲锋，但刚下山就遭到骑士攻击，战况陷入胶着状态，旋即四面被围。即便骑士无法突入矛尖朝外，排成一圈的严密“豪猪”阵，但只要敌方射手赶上来，林地军马上就会落败。但与此同时，伯尔尼大阵已经取胜。林地军将骑士吸引了过来，让伯尔尼军只需要对付弗里堡军，这就算完成使命了。伯尔尼人解决战斗后立即转向，从后方扑向骑士。骑士无法应对，只得逃之夭夭，被杀者甚多。先前击败伯尔尼后卫的联军部队从未重新参战。他们估计要么不听长官号令，要么根本没有真正的长官，只顾着追击败逃的敌军，抓俘虏，抢东西。

伯尔尼人在劳彭会战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战略和战术思维，让人不禁想问：如此壮举是哪一位将军的手笔。先占据富有威慑力的防御位置，然后由守转攻的操作让我们回想起了马拉松会战；而且奇怪的是，有一份文献笔下的伯尔尼人将军很像米提亚德。当然，同时期的《劳彭战斗》全未提及统帅一事，但这份记载从军事角度看完全不合格。而尤斯廷格则写道——当然，史实和传说在他的记述中已经难解难分了——统帅是骑士鲁道夫·冯·埃拉赫（Rudolf von Erlach）。此人深受尊重，广有家财，既是联军成员尼道伯爵的附庸，又是伯尔尼市民。战争阴云酝酿之际，他脱离了封建领主，为伯尔尼人效力。他的父亲曾于1298年指挥了发生于多恩比勒（Dornbühl）的一场遭遇战，他则“在六场战斗中证明了自己”。伯尔尼人相信他是统帅的合适人选，“他会示范善始善终之道，因为打仗斗智不斗力”。但埃拉赫起初犹豫要不要接受，因为市民过于傲慢，而且有意严厉治军的统帅不得不担心市民会秋后算账，为自己带来损害和羞辱。经过长时间的恳求，最终全体市民同意向他宣誓万事服从。若有不从号令者受罚，即便统帅伤了他乃至杀了他，市当局或受罚者的朋友都不得把账算到统帅头上，也不得日后报复。

于是，埃拉赫接过原本属于市长（Schultheiss）的统帅权。时任市长约翰·冯·巴本贝格（Johann von Bubenberg）也是一名骑士，而且出身名门；他的儿子负责指挥劳彭守军。尽管同时代文献只字不提埃拉赫统军一事值得注意，但这段记载不可能纯属虚构。对伯尔尼人来说，此战是命脉所系，因此，他们会寻求最有能力的军人来担任统帅。在多年后的穆尔滕会战中，指挥权也是交给了一名骑士——当然是出于别的原因——而编年史几乎完全掩盖了这个事实。因此，鲁道夫·冯·埃拉德骑士指挥劳彭会战的记载尽管晚出，尽管富有传奇色彩，但未必全无可信度。我们从此战中能感到有一位真正的将军在指挥。假如他同时担任市长，那么肯定会在伯尔尼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劳彭战斗》的作者看待一切事物都从教士视角出发，对军事缺乏兴趣，也不了解军事，可能单纯忘记了统帅的姓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那位纵马奔腾于劳彭原野的卓越战士就是鲁道夫·冯·埃拉赫，我对此毫不犹豫。尽管同时代的编年史作者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的胜利者身份还是保留在了世世代代的记忆中。

他的核心举措是专门要求市民正式向自己宣誓服从，而且能凭借他的人格力量使之有意义。次年，他有一次部署埋伏弗里堡人时，8名士兵为偷马擅自出击，结果被敌人围住。他禁止别人去援救，任由他们被活活捅死，“因为他们是发伪誓的无赖，比起伯尔尼的荣誉，他们更在意自己的战利品”7。他对部下控御如此，所以在劳彭才能收住取胜的主力，率其从后方攻击敌军骑士。如果没有这样的将领，仗会打输的，因为林地军被击败后，骑士无疑也会击败阵形不整、无力抵挡骑士的伯尔尼军。

4　森巴赫会战

莫尔加滕的胜利固然辉煌，计谋和奇袭的成分还是太重，不足以一举决定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和独立农民军之间的胜负。条顿堡森林会战之所以让日耳曼人赢得了独立，并不是凭借会战本身，而只是凭借它与罗马帝国内部状况的相互作用。莫尔加滕会战也是如此，它的完整意义只在于它是政治大格局中的一环。林地诸州当初获得帝国直辖的法定地位是有背景的，先有腓特烈二世时期教会与帝国相争，后有大诸侯争夺帝位。现在，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没有报莫尔加滕战败的仇，是因为它的全部力量都用来与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交战。而后者确认了3个州的帝国自由领地地位，并颁发了相应的令状。但哈布斯堡家族没有与林地诸州签订和约，而只是停战，以免永久失去领地。停战逐年续签，一时有冲突，过后又恢复停战，从而让联邦得以巩固自身的独立地位。联邦在劳彭会战中为伯尔尼提供的强力支援提高了他们的声望，就连苏黎世和卢塞恩都来交好结盟（1332年与卢塞恩结盟；1351年，林地四州与苏黎世结盟）。最终，联邦充分意识到了自身的实力，无疑也受到伯尔尼扩张霸权的鼓舞，于是转入攻势。至此仍为奥地利地方市镇的卢塞恩想要彻底摆脱枷锁，遂将周边奥属乡村和小镇森巴赫（Sempach）纳入羽翼之下，脱离了领主利奥波德三世公爵的统治。哈布斯堡家族在当地的城堡被击毁，忠于旧主的地方化为丘墟。公爵徒劳地试图绥靖宁人；联邦则连连攻取。

于是，利奥波德最终决定集合全部兵力，以图挽救家族的领地和荣誉，若能取胜，或许还能夺回早已失去的地盘。他将意大利的城市拿去换钱，还四处寻求与骑士领主和佣兵结盟。他甚至获得了来自蒂罗尔和米兰的援助。我们可以假定他的军队比他叔叔利奥波德一世投入莫尔加滕的兵力大得多，但林地四州的军队很可能也有当年的两倍之多，不仅因为卢塞恩加盟，还因为施维茨的大大扩张。参加森巴赫会战（1386年7月9日）的利奥波德军估计有3000人，可能有4000人，联邦军则在6000人至8000人之间。文献中给出的瑞士兵力从1300人[尤斯廷格和鲁斯（Russ）]到3.3万人（德特马）不等。

瑞士人一开始以为苏黎世会受到威胁，于是林地诸州向其派出援军，深入奥地利领地。但利奥波德起初明智地没有将军队集结于苏黎世或卢塞恩两大重镇，而是攻打卢塞恩以北约9英里至10英里（约14.5千米至16千米）的小镇森巴赫，该城镇叛逃到了瑞士一方。他告诉自己：不论他攻击何处，瑞士人都会前来救援，从而引发会战。若在苏黎世或卢塞恩城下交战，形势将不利于奥地利，因为看住大城会消耗一部分兵力。但森巴赫这样的小镇只需少许兵力围困，全军几乎都可投入野战。

利奥波德遂将军队集结于森巴赫下游约5英里（约8千米）处，湖出口处的苏尔塞（Sursee），并于抵达当日（7月9日）包围森巴赫，然后立即向援军预计方向前进。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方面看，在紧靠湖岸的森巴赫接受会战都是错误的，奥军在那里会遇到类似于莫尔加滕的状况。然而，公爵没有直接向南去卢塞恩，而是转向东边。因此，他肯定已经知道敌军正从东边来。这个方向是可以理解的。联邦军一部来自苏黎世，自东北方向而来，若要从南边去森巴赫，那就要绕一个大圈子。鉴于从东侧进攻对公爵尤为不利，因为奥军一旦战败就会被推进湖里，撤退也只能走侧面，所以从南面进攻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假定，林地四州将兵力集结于吉斯利康（Gislikon）的罗伊斯河（Reuss）桥，并从这里出发。

于是，两军估计分别从东面和西面而来，瑞士人大概以为会在背靠卢塞恩湖的森巴赫城下遇上敌军骑士1，奥地利人则不清楚何时会遇到对方，是白天，是晚上，甚或要拖到第二天。“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位置。”奥地利诗人苏臣沃特在战记中写道。临近中午，两军距离在森巴赫不到半小时路程的希尔迪斯里登村（Hildisrieden）会面。老教堂证实了战场位置。

湖东岸的地势迅速抬升，呈阶梯状，有许多条沟壑。希尔迪斯里登村正面是一块小台地，接着朝向村子再次陡高。两军最早看见对方大概是在台地上。瑞士先锋大概占据了最陡的地方，那是一处制高点，路在下面，两侧皆有小河，易守难攻。树木或畜栏也会加大行进难度。骑士来犯时先要下马，然后强攻骑兵极难通过的高地。奥军射手以强大的火力压制瑞士人。利奥波德公爵大概以为面前就是瑞士全军，于是不等行军中的后队赶上来，他便鲁莽地亲自投入战斗。骑士深入敌阵，以至于卢塞恩军旗倒在地上，可能还被缴获了。但他们交战的对象只是联邦军的先锋，而先锋应战的原因很可能是占据了一处很有利于防守的阵地，而且之前可能迅速修建了强化防御的工事。先锋一直在等待主力的抵达，后者可能比预计延误了些。最终，主力由行军纵队展开列阵，伴随着大吼从侧翼突袭骑士，还投出了一阵石块。文献中未明说是否有第三路人马，也就是后卫部署，但不妨假定有。

图7　森巴赫会战

凶猛的进攻一下子打垮了步行作战的骑士。不光在后面牵马的士兵被吓得逃跑了，就连还在马背上前进、尚未展开和发起进攻的骑士也被溃兵裹挟。公爵与一大批贵族和骑士被杀。

叛徒引发恐慌的托词可以归入马拉松会战以来便司空见惯的叛变故事一脉。从形势来判断，还在马上的骑士逃跑即便不值得称赞，也是可以理解的。

温克尔里德的传说

凭借不偏不倚的学者精神，比尔克里取得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那就是发现了温克尔里德传说的起源。翁特瓦尔登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Arnold von Winkelried）是16世纪初的一位著名瑞士雇佣兵。他死于1522年的比克卡会战（battle of Bicocca），当时他正试图突破已经采用瑞士战法的国土佣仆（lansquenet）[159]的矛林阵。比克卡会战是瑞士人第一场彻底的惨败，伤亡比之前的所有胜仗加起来还要多。国土佣仆在歌中嘲笑瑞士人在此战中的耻辱。瑞士人则以夸耀先前武功的歌谣回应。这些歌谣中不免有移花接木和混同拼合的情况。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传说层累的过程。最早90多年的歌词中连温克尔里德的一件事迹都没有提到，名字或类似事件都没有。实话说，它们不可能包含这种内容，因为当时没有适当的条件。一份1476年制作的早期苏黎世编年史抄本首次插入这样一段记载：瑞士人在森巴赫战况不利，手持长矛的贵族老爷击倒了装备较短斧枪的瑞士人。这时一名忠义之士抓住许多支长矛，将对方推倒，好让联邦军上前用斧枪攻击敌人。同时，忠义之士喝退了后面的敌军。这段话没有给出主人公的名讳，也没有说他阵亡。当时广为人知的森巴赫战歌（收录于1480年的《鲁斯编年》，Chronicle of Russ）依然完全不包含此事。直到50年后（1531年），经过无数次修改而且经常重写的战歌中才再次出现了关于温克尔里德的歌词。那是比克卡会战后的第九个年头。但歌中最初的称呼是“一位温克尔里德”，然后是“一位出身温克尔里德家族的翁特瓦尔登人”，最后在丘迪的第2版（约1570年）歌词中写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到了这时，比克卡会战已经过去了很久，于是把主人公搬到森巴赫，将惨败的悲伤记忆换成瑞士人最辉煌的胜利已经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了。比克卡会战的阵形很快也随着主人公一起转移了，在丘迪的版本中，害死温克尔里德的国土佣仆的整个阵形乃至工事都被搬到森巴赫。两场战斗之间的穆尔滕会战（1476年）留下的鲜明回忆肯定也为生动的歌词做了一些贡献。在穆尔滕，勃艮第人的炮弹打断了树枝，树枝落在瑞士军阵的前方。这个情节也被安到了根本没有火炮的森巴赫会战上。就连战前的祈祷词都能看出这首歌的晚出；词中不提圣母玛利亚一事足以证明它来自宗教改革时期。在之前的时代，圣母玛利亚不可能漏掉。

从大众心理、文学史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上述过程同样是重要而有意义的，正如从考据方法的角度看。与《尼伯龙根之歌》一样，歌中混在一起的情节事实上可能隔着好多代人，从1386年一直到宗教改革传播开来以后。但一名军事史研究者若是轻信了这些记载，那会造成多么大的混淆啊！传说故事将国土佣仆的战术安到了骑士身上，可谓南辕北辙。此外，国土佣仆的战术与瑞士人并无分别。于是，瑞士人的传说将自己的战术说成是敌人的战术。火炮和祈祷文格式也与森巴赫时期大相径庭。

既然用矛尖朝外的紧密阵形交战的不是骑士，而是瑞士人，那么温克尔里德多少有史实为证的功业也是由骑士创下的。最早的一件是1271年由约翰·冯·温特图尔（Johann von Winterthur）写下的，讲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名骑士试图突破一队伯尔尼军队，结果死于阵中。21289年的施洛斯哈尔德（Schlosshalde）会战也有一则类似的故事，说哈布斯堡国王鲁道夫的一个儿子奇袭伯尔尼军并将其击败。此战的主人公是路德维希·冯·洪堡-拉珀斯维尔（Ludwig von Homberg-Rapperswyl）伯爵。1332年，奥地利骑士施蒂林格·冯·雷根斯堡（Stülinger von Regensberg）在一场面对伯尔尼人和索洛图恩人的战斗中创下了同样的英勇壮举，将敌阵击破，虽身死却为己方赢得了胜利。3在格朗松会战（battle of Grandson）（1476年）中，勃艮第人吉永堡（Chateauguyon）骑士同样是拍马冲入敌军主力当中，但没能突破敌阵，反而被杀。瑞士人的记载——其中多次不无钦佩地提及敌方事迹——中将他称为查特古（Tschättegü）。除了比克卡会战中的阿诺德·温克尔里德外，文献中唯一创下同样壮举的联邦人士是乌里佣兵头领海尼·沃勒本（Heini Wolleben）。据皮克海默（Pirkheimer）[160]记载，海尼在1499年的弗拉斯坦茨会战（battle of Frastenz）中用长矛压下帝国军的多支长矛，为部下打开了通道，但自己却被火枪击倒。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肯定翁特瓦尔登的骑士世家温克尔里德家族有人参加了森巴赫会战。至少一次有人试图保留阿诺德·温克尔里德的森巴赫阵亡者身份，因为他的名字大概确实名列《施坦斯年鉴》（Jahrzeitbuch von Stans）中的阵亡名单首位，结果这是不成立的。4这份名单只存在于1560年前后编制的抄本中——那时讲述温克尔里德“壮举”的虚假歌词已经成了瑞士人的常识。每名抄写员都觉得应该把他的名字加到死者名单中，当然，他的名字有可能只是偶然被遗漏了。

5　多芬根会战

多芬根会战（battle of Döffingen）（1388年8月23日）通常被认为与森巴赫会战存在对应关系。假如符腾堡伯爵（count of Württemberg）在此战中像另一场会战中的哈布斯堡伯爵一样被杀的话，那么下施瓦本公国的领主统治和骑士制度就会像上施瓦本公国[161]那样终结。因此，在这里打断对瑞士军事史的讲述，插入一段对多芬根会战的探究是恰当的。1

声势浩大的城市联盟早在1月就集结起军队，1388年一整年都在四处焚烧抢掠敌对领主的村庄，尤其是符腾堡公爵治下。施瓦本被夷为平地，用柯尼希斯霍芬（Königshofen）[162]的话说，在45英里至55英里（约72.4千米至88.5千米）的范围内，除了城市和要塞以外，地上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座房屋。

符腾堡农民带着财产进入魏尔（Weil）附近坚固的多芬根墓园避难，遭到城市联军围困。接着，艾伯哈德伯爵（Count Eberhard）到场，还有行宫伯爵鲁普雷希特、巴登藩候鲁道夫（Margrave Rudolf of Baden）、纽伦堡城主腓特烈、维尔茨堡主教（bishop of Würzburg）和厄廷根（Oettingen）、黑尔芬施坦因（Helfenstein）、卡岑埃尔恩伯根（Katzenellenbogen）三位伯爵也赶来会合，于是对联军发起进攻。编年史记载联军有700至800个枪队和1100名至2000名步兵2；贵族军有600至1100个枪队和2000名农民，或者2000名至6000名步卒。3这些数字并无真凭实据。这么多诸侯只征召了600个枪队，似乎是相当少了。若要发动决战，39城联盟——包括纽伦堡、奥格斯堡、拉蒂斯邦、乌尔姆、康斯坦斯和巴塞尔——当然能集结起一支庞大得多的军队。但既然这支部队一直在野外，那么2000人至3000人的数字应当很接近实情了。

会战开始时，艾伯哈德伯爵之子乌尔里希伯爵和大部分骑士都下马了，文献中没有写明原因。

当比奇（Bitsch）和罗森费尔德（Rosenfeld）两位领主带着100个枪队生力军抵达，奠定符腾堡伯爵的胜局时，乌尔里希伯爵和一大批贵族已经被杀了。有人指责纽伦堡和莱茵地区的佣兵带头逃跑，甚至谴责纽伦堡军首领海嫩贝格伯爵（Count von Henneberg）有意叛逃。4尽管柯尼希斯霍芬特别提到许多农民也被杀了，但我们还是不清楚农民在会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不管是墓园中被围的农民还是艾伯哈德统率的农民。

纽伦堡统帅背叛的记载没有多少可信度，属于众多用来解释战败原因的故事之一5——尤其是文献中还说海嫩贝格伯爵曾在森巴赫统率没有下马的哈布斯堡骑士，然后逃之夭夭。

但是，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的《纽伦堡编年》中有一处特别值得注意：“符腾堡伯爵艾伯哈德骑马立于阵后，鞭打驱策步卒自卫，于是城市同盟输掉了战斗。”有人可能会想把这段记载与乌尔里希伯爵下马的记载结合起来——他率领一批骑士在排成紧密阵形的步卒农民前方，他的父亲在阵后大声叱骂，维持队伍稳定。施特罗默未提到战斗过程中突然到来的符腾堡援军，但我们当然可以假定两方面因素都起了作用。换言之，步兵坚守阵形，骑士预备队一举决胜。6艾伯哈德驱策的不可能是骑士。因此，多芬根会战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布阵——由农民补充数量、由骑士稳住阵脚的大队步兵——思虑周全而有远见。而且这样的战术不是由瑞士人，而是由贵族采用的，因此更显得有趣。城市联军就是寻常的中世纪军事组织：贵族与佣兵参半的骑士，纯属辅助的步卒，还有与城市品格相符的佣兵，即便佣兵里面包含市民和市民子弟。联军中缺失的农民则由伯爵统率，与伯爵并肩作战。艾伯哈德可不可能是有意照搬了瑞士人在森巴赫的战术？毕竟每一位诸侯的府上、每一位骑士的圆桌旁肯定都会谈论多芬根会战中的骑士军队怎么会弱小到如此可耻的地步。最高统帅不让手下一马当先，反而骑马留后，这样的安排在整个中世纪都闻所未闻，与所有的骑士规范都相悖。假如真是如此，那肯定不是偶然现象。

大自由市的同盟在多芬根战败，伯尔尼和卢塞恩这两座小城反而战胜，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两个同盟的政治品格完全不同。德意志自由市以贵族为主，希望靠佣兵作战，至少要以佣兵为主。事实上，瑞士城市也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尤其是伯尔尼，但贵族体制中融合了大量的民众成分，大型农业村镇的加入更为整个联邦带来民众的品格，以至于瑞士军队可以说是由民众征召而成的。即使城市同盟在多芬根取得了胜利，其也绝不会成为瑞士联邦，因为少了民众的成分。因此，多芬根会战并不是一场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而只是表现了自由城市的军事力量本质上是多么脆弱。就连德意志诸侯也有农夫这一层民众成分，并在这批“坏脾气”的征召兵的帮助下击败了高傲的市民。

艾伯哈德伯爵到底有没有像上述记载中那样，以如此精明的方式来组织和运用手下的步卒，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揣测。文献记载相当不确切，不足以证实其事，而我们也缺乏核证不确文献的手段，即关于后续事态的记载。即便施瓦本贵族果真在多芬根会战中率领农夫取得了胜利，那依然无疑只是军事艺术史中的一段插曲，而且恰恰是这一点为整个假设罩上了疑云。如此巨大的胜利肯定会鼓励符腾堡伯爵故技重施，我们在日后的会战中也应该看到类似的情况。要说蛛丝马迹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我们之后会看到。但在我们以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也就是胡斯战争中，这样的痕迹完全找不到。

6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1

奠定瑞士荣光的三场大战都是由创始各州的农民打的：莫尔加滕会战只有他们自己，劳彭会战加上了伯尔尼人，森巴赫会战有卢塞恩市民加盟。其他周边山地社区也赢得一些小规模的类似胜利。格拉鲁斯（Glarus）挣脱了哈布斯堡统治。森巴赫会战两年后，它在奈福尔斯关卡击退了一支奥地利侵略军（1388年4月9日），具体战况只在传说故事中流传。

阿彭策尔市民反抗圣加仑修道院长（Abbot）的统治，向施维茨求援。后者首先派出一名指挥官（从官）并率领辅助兵进军，正好碰上前来降服反叛农民的修道院长及其盟友。沃格林赛克（Vögelinseck）遭遇战（1403年5月15日）与莫尔加滕会战相当类似，因为修道院长的军队试图冲破关卡时也是侧面遇袭，约有200人被杀。在施托斯山（Stoss）（1405年6月17日），阿彭策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战况类似于沃格林赛克。只不过侧翼突袭没有发生在敌军关前交战之时，而是在敌军刚刚在无人把守的关卡打开一个小缺口，正要从缺口过关之际。文献中专门提到阿彭策尔人是用一阵石雨拉开战幕的。

1419年，瓦莱军（Valais）在乌尔里兴（Ulrichen）击败了一支伯尔尼大军，手段是趁敌人行军时发起攻击——又是一次莫尔加滕式的胜利。

联邦各州的军事组织都是原始的日耳曼兵制，全境征兵，全民皆兵。征兵制的观念和痕迹广泛遗存于日耳曼各族，甚至在日耳曼与罗曼混合的民族中也有。但要论实际运用、实际效果和最终取得的大发展，唯有阿尔卑斯山区而已。

1438年，施维茨州当局做出决议，规定所有男子都要根据自身财力置办优良的武器装备。2每年例行的全州大会上将为每个区选出三名检查员，负责考察各户的武器盔甲，判定其是否与住户的财力相符，并酌情予以处罚。在1362年的诸圣节上，乌里也通过了一部类似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城市的常规现象。

兵役期最初定为14年，后来延长为16年。

我们可以假定，全体身体合格的施维茨男丁都参加了莫尔加滕会战。即便有人没上阵，肯定也守在边境，而且带上了离家两天、三天或最多四天所需的干粮。战场越远，战事越久，这种自带装备粮草的军制就越难以实行。于是，州当局要决定征召多少人，各个村镇分别要承担多少兵额，3然后具体征召哪些人由村镇自行决定。按照最古老的策林根法律，未报到者要被拆房。有时征兵似乎是由抓阄决定的。但因为有战利品可拿，所以通常应征人数会超过规定兵额，多出的人就作为“自由兵”一起进军。1494年，一批参加那不勒斯战役的普通士兵将100枚至300枚金币带回了家，这笔钱放到今天最高可值5万法郎。4

村镇还要为征召兵和所需驮畜供应粮草。为筹措“出征开销”（Reiskost）而征收的税金经常引发摩擦。5

即使在城市里，征兵征粮也是分散进行的。伯尔尼有17个兵厅（chamber），或者说军团，要为成员提供口粮，补全装备，尤其是要支付名为“出征钱”（Reisgeld），自1337年见于史册的现金军饷。各厅要对全市为本厅成员负责。6

除了发放给士兵的口粮以外，当局还要采取措施确保有商贩随军出售食物。7

勃艮第战争期间，爱恩西德伦修道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邦施泰滕（Albrecht von Bonstetten）给法王路易十一写了一封介绍瑞士情况的信。信中估算伯尔尼本城就能集结2万人，八州联邦能拉出5.4万人，算上依附从属者则共计7万人。这些兵力应该是实数。穆尔滕会战中，伯尔尼及属地确实将8000人左右派上了阵，大约占总人口8万的10%。

他们的阵形是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那一种——后面会返回来讲——长宽相等，四面均一的紧密方阵。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就是前一卷详尽讨论过的古日耳曼楔形阵或野猪头阵。它是自然形成的阵形，不仅方便步兵移动，受到骑兵威胁时也能自卫。四角在防守时多多少少会偏向圆角。瑞士人取其四面矛出如刺，将此阵命名为刺猬阵。中世纪别处也能发现这种阵形。它之所以没有更频繁地出现，当然是因为步兵极少独立作战。步卒总被认为是骑兵的辅助，要为骑兵散开阵形，除非摆出此阵是为了让骑兵能重整旗鼓。伯尔尼、卢塞恩与苏黎世市民惯用此阵无疑是因为农民的加盟。有迹象表明瑞士城市最初的军事组织与其他德意志城市别无二致，尤其是伯尔尼：骑士主战，步行矛兵和弩兵辅助。直到与林地诸州结盟，考察过林地诸州的战绩后，伯尔尼高层才明白这种战术的威力——不只是依靠散兵游勇性质的步卒辅助骑士，更要凭借紧密人群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人群不仅来自市民，也来自从属的农民。我们可以说，保留了部分古日耳曼战法的创始诸州农夫才是瑞士战法之父。8

集体操练在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现实中肯定也没有。9每个人要自行练习简单的矛和斧枪握持及投石技术，还有比较难的射弩，这门技术需要大量练习，但有弩的人一般不会轻忽，如果他还用弩打猎的话，那就更加不会了。就连少年也会练习。1507年和1509年，乌里和卢塞恩的小伙子曾互相邀请参加弩术比赛。

许多征兵文书中规定武器检查员要确保士兵“懂得如何使用携带的武器”10，但这很可能不过是禁止把那些不会使用的人登记为弩手，尽管他们会通过某种方式搞到一把弩。近战步兵只需要练好一条：靠近军旗，从长官规定的位置出发，夹在两侧战友之间，跟着前排往前走，因障碍物与队伍分开后要知道归队。

他们是随着鼓点行军的，因此有一定的节奏和步伐，“步随鼓点有常规”（“justis passibus ad tympanorum pulsum”）。11当然，它未必能够与受过训练的现代步兵相提并论。就连远古时代的日耳曼人对节奏步伐肯定也是有一定认识的（第2卷）。

各地皆有旗帜。战斗期间，所有旗帜会集中置于大方阵的中心。穆尔滕会战中的主力大阵共有27面旗帜。如此一来，旗帜在战斗中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但在行军途中和营地中，每名士兵都被要求紧跟旗帜，擅自远离者要追责。

与民事当局的关联为瑞士普遍征召兵赋予军事服从的基础。在骑士军队中，封建领主或佣兵头领虽有权威，但服从的习惯依然非常薄弱。原因在于，这种武士完全以个人的武艺、勇猛和对荣誉的热爱为基础，战斗中根本谈不上领导指挥。即便瑞士人在行军、扎营或劫掠时可能与同时期的佣兵团同样野蛮，但到了以紧密阵形接敌的战斗中，他们会听从号令。他们还会通过正式宣誓的手段强调危急时刻更有义务服从，就像劳彭会战中埃拉赫要求的那样。尤斯廷格撰写的《伯尔尼编年》（约1420年）中一再指出不听号令、不守秩序在战争中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书中告诫统帅不要款待“发伪誓者”和抛弃军旗的可耻之徒。12伯尔尼人因为“选任士卒用命、令行禁止的杰出统帅”（第73页）而受到赞扬。

凡临阵脱逃或高呼逃跑者，人身及财产都要受到处罚，身旁战友也可将其当场击倒。131475年初，卢塞恩公民大会做出决议规定，每逢战前，领队都要让部下宣誓战斗结束前不得劫掠。阵后会预留若干人观察有谁不遵守誓言，可以当场击毙。14

曾目睹1490年苏黎世征召兵出征的米兰大使博恩哈尔迪努斯·英帕里瑞斯（Bernhardinus Imperialis）生动地描述了瑞士军入阵的场景。他写道：15

于是今天……18名旗手整齐地迈入四面有围墙的大广场；按照传统，他们在那里立下了忠于职守的誓言，承诺服从领队。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们宽恕了彼此的罪过，放下了彼此的仇恨。

他们以行军队形走了出去；先是12名身穿制服，出身贵族的骑马弩手；接着是两名骑手，骑手后是几名手持战斧的先锋官，然后是鼓手和500多名长枪手。领队都是骑士子弟，全都是步行，排成三乘三的队伍，武备鲜明。领队后面依次是200名火枪手和200名斧枪手，握持方式和我们的短矛（spedi）一样。接着是敲大鼓的鼓手和吹笛手，然后是一名打旗的美男子。这些人都是步行，他们的装备不能骑马携带。旗手身边有两名司法官，手中的杖代表执法身份。他们可随意将人送进监狱，只要把手按在那人的胸前；无人会有异议。接着是——我是怀着敬意写下这段话的——刽子手和他的3名助手，以及市当局筛选和雇佣的6名营妓。这群人后面是400名排好队形的斧枪手，他们是从最强壮的人中选出来的，武器也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据说是军旗卫队。他们的武器给人一片密林的感觉。接着是400名弩手，其中不乏贵族子弟，也有来自各阶层的人员；每个人都迈着大步。他们后面还有许多矛手。总计约4000人，包括来自从属于这座城市的周边地区的兵力。全军有20多面鼓，末尾是3名骑马的号手，他们的衣服和号上都有市徽。出身骑士的统帅康拉德·施文德阁下（Seigneur Konrad Schwend）紧随其后，只见他怒马鲜衣，许多器物上都有金色家纹，手中是统帅节杖，头上戴着一束花。他身后是侍从，侍从手中举着他的骑枪，枪尖上的横旗有镀金的纹章，盾牌上也有。两人身后是6名将骑枪搁在腿上的贴身侍卫和12名着装整齐，坐骑雄壮，同样持枪的弩手，以及他们的仆从。全军以白色十字为号，有的在盔甲上，有的在帽子或裤袜上。

统帅后面又有一名骑士，负责维持战场秩序，还有身着类似制服的若干枪队和骑马弩手。炮车和弹药车大概有30辆。50磅、60磅和70磅的重炮有四门。

这些人（来自苏黎世）的后面是同盟（联邦）其他成员的部队。好一支善战的大军。

中世纪武士的特征就是阶层划分，由领军者构成贵族。但瑞士军队是一支民主军队，不管从起源还是性质来看都是如此。从莫尔加滕到击败大胆查理的历次会战，瑞士人都觉得自己在与“老爷”斗争，而老爷们最不悦的事莫过于被“粗鄙村夫”打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就连瑞士联邦也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贵族，正如高度民主的雅典城邦也有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到伯利克里这样的世袭贵族。他们虽无政治特权，但仍然非常重要，是事实上的领导者。瑞士的贵族成分甚至还要更强大，因为联邦各州的机构一直实行贵族制，辅以不强不弱的民主基础，尤其是最后成为众邦首强的伯尔尼。新老骑士家族掌握伯尔尼政府，总领全局。市当局将农民视为对市政毫无影响力，也不要求影响力的下等人。伯尔尼城内的世家像封建领主一样统治着乡民。尽管如此，农民依然怀着爱国热忱为主子作战，这可以由历史发展和瑞士军制来解释。即便起初行动意愿不强的应征农民也可以安插到大型步兵方阵中。屡次的胜利、战绩和战利品将城乡融合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政治军事单元。基堡（Kiburg）伯爵、尼道伯爵、格吕耶尔伯爵、魏森堡男爵、巴本贝格家族（Bubenbergs）、林根堡家族（Ringenbergs）、沙尔纳赫豪尔家族（Scharnachthals）、埃拉赫家族单凭征召来的自家农民打封建式的正面作战肯定一事无成。但作为伯尔尼整体的一部分，这些农民凭借群体的力量和充盈的精神取得了无以复加的战功，同时也不想摆脱领主的领导。事实上，就连纯粹务农的创始各州——它们被称作“田地州”（Länder），与城市州相对——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贵族成员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他们痛恨贵族制。当然，这些农民凭自己的力量打赢了瑞士人所有胜利的“原型”——莫尔加滕会战，我们也看到了这场战斗的精妙绝伦。但它只是一场防御战的胜利。除了外出劫掠以外，农民团体的力量跨不过本州边境。而要想最终达成政治目标，彻底将哈布斯堡家族赶出阿尔卑斯山区，建立瑞士国家，则必须有政治视野宽广、掌握多方面经济军事资源的城市加盟方才可能。伯尔尼“两大人”（Twingherrn）之争的故事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1470年，勃艮第战争前夕，伯尔尼骑士家族对治下农民的封建领主式索取引发了一场冲突。心怀民主、以屠宰为业的市长基斯特勒（Kistler）要削减封建特权并整体上打压一下骑士家族，包括太太们颐指气使的做派。有人提议请联邦各州仲裁，但市长（Schultheiss）拒绝了，具体原因就是他认为联邦各州偏袒豪族。他说：16

他们不尊重伯尔尼人，只尊重贵族。他们来访时，我与他们见过三四次面。我比任何伯尔尼人都更渴望与他们为伍。但他们不问任何人的事，他们不关心任何人，他们不感激任何人。除了伯尔尼贵族以外，从来没有人帮助过他们、给过他们恩惠。事实上，他们乐于承认，在苏黎世与皇帝、与奥地利人的战争中，如果没有骑兵和伯尔尼贵族的援助，他们不可能取胜。他们坦言并不需要你们的步卒，因为他们自己的步卒就够多了，但骑兵和领队是需要的，他们从贵族手中也拿到了。他们称颂贵族供应粮草，阻挡敌军，告知情报——他们承认这些要紧事都是贵族办的，而不是余下的我们办的。

基斯特勒的对手——司库弗兰克利（Fränkli）只能表示认同：联邦各州成天谈论当年的战争，对伯尔尼骑士和领队不吝称赞，说要是没有这些人，他们肯定会经常蒙受耻辱。17

赴外服役的佣兵业务

山民以佣兵为业由来已久，随着战争经验越来越多，佣兵也逐渐增长。最后，当局亲自接手了佣兵洽谈。18第一份此类协议签订于1373年，对方是米兰领主维斯孔蒂家族，这份协议相当于德意志诸侯和骑士拿出自己的兵力，从外国国王或自由市换取报酬的佣兵协议。

据丘迪记载（2：197），苏黎世于1430年为乌尔姆提供了1100名“装备精良的部队”去对抗胡斯派。我认为此事可疑。

不过，1388年，伯尔尼确实派出100个枪队——无疑是骑士——和1000名甲士协助萨伏伊公爵与锡滕主教（bishop of Sitten）作战。1443年，338名骑兵和981名步兵前往支援公爵对抗劫掠的法国佣兵团“剥皮军”（écorcheurs）。1448-1449年，伯尔尼与公爵就派遣佣兵攻打斯福尔扎家族（Sforza）一事进行了多次谈判。但谈判无果，因为公爵拿不出钱。他的父亲菲利克斯五世教宗告诫他，如果他之后付不起钱，那么到现在为止还是好友的瑞士人就会成为他的敌人。

大约在同时（1449年），正与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交战的德意志城市同盟要求卢塞恩提供一支由“800名装备齐全并懂得如何打仗，且参加过你们的战争的人”组成的部队。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批瑞士援军。

1453年，查理七世想雇瑞士人与英军作战，但议会回绝了，理由是他们不习惯派遣士兵为异族人作战。但许多瑞士人接受了法国开出的报酬，以至于议会于1455年1月做出决议，要求各地禁止居民出境，违者将处死并没收财产。话虽如此，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454年（原文如此），约3000名伯尔尼人前往帮助萨伏伊公爵对抗法国王太子。但此行并未发生战斗。

在路易十一与大胆查理的交战（公益同盟，1465年）中，联邦再次颁布禁止为异族当佣兵的法令。蒙莱里会战有瑞士人参加的说法有误，直到战后才有一支瑞士军加入了勃艮第公爵。但当他们返乡时，伯尔尼市政府决定从每名违反法令的佣兵军饷中没收3盾用于修建圣文森特教堂，并在监狱塔中关押8日。军饷不足3盾者则要一直关押，每日饮食只有面包、清水，释放时间由政府酌情决定。

当然，佣兵出征为培养瑞士人的尚武精神和作战经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即便国内不打仗时也能如此。另外有迹象表明，瑞士人已经开始将自己的独特军制向外地传播了。当然，前文提到的奥利弗·德·拉马尔什（Olivier de la Marche）对大胆查理麾下佣兵（旅军，Reisläufer）的描绘主要是证明瑞士人能力全面，作战勇猛，这并非瑞士人的独特秉性。19他说，在散兵作战中，他们总是一名戟兵、一名弩手、一名火枪手一起出动，彼此支持，因此不惧骑兵。毫无疑问，奥利弗的主旨是不能指望单独的弩手或火枪手对抗骑兵。瑞士人的特质在后面几篇中确实有所体现。

为纽伦堡效力的经历

回头来看前面提过的乌尔姆市民写给卢塞恩的信。我们发现纽伦堡尽管在1450年延揽了德意志和波希米亚贵族，但同时也招募了瑞士佣兵来对抗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征兵官汉斯·米勒（Hans Müller）的任务是招600人，但很快就有1000人应聘。他签订的合同保存了下来：月薪5莱茵盾，赏钱2盾。此外，佣兵会领到口粮和一部分战利品，伤员薪酬口粮照发。开战前，士兵们必须宣誓遵守某些军规，包括承诺在一定限度内不得骚扰乡村和居民，彼此要和睦共处。佣兵头领有权对吵闹者科以罚金，但合同里规定的规训权也只有这一条了。

引言中提到的皮伦劳伊塔战斗（第275页）无疑值得做进一步的考察。诗人汉斯·罗森普拉特（Hans Rosenplüt）的《纽伦堡战记》（Nürnberger Rais）（收录于利林克龙，Lilienkron，《古代民歌》Historische Volkslieder 1：428）中包含了关于此战的重要信息。罗森普拉特反复提到“瑞士长矛手”，但这支由800人至1000人组成、地位举足轻重的部队与其他部队如何配合，我们就不清楚了。罗森普拉特笔下的藩候在进攻纽伦堡军之前说道：“瑞士长矛手，我们首先要将他们打散。”这样听来，他们似乎组成了紧密的阵形。

瑞士领队海因里希·冯·马尔特斯（Heinrich von Malters）受任统领全体纽伦堡步兵，出发前还检阅了包括市民、农民和佣兵（环卫军，Trabanten）在内的步兵。按照检阅报告，他要求每人有一把良弩、一支火枪或一杆斧枪。他不许士兵带“短小的劣矛”，意思大概是要么带斧枪，要么带长矛。接着，他还试图让纽伦堡本城步兵采用瑞士装备。除了主兵器以外，每人还要携带一件近战短兵——短刀、剑或斧——挂在身侧。

但马尔特斯并没有随意将他们带上平原，同时也摆出了车营。

纽伦堡军派遣28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出发，抢夺一番后班师，结果正要从汉巴赫（Hembach）渡过雷德尼茨河（Rednitz）时遭到阿尔布雷希特攻击。两边对射了半天，但未决出胜负。

塞肯海姆会战

（1462年6月30日）

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Elector Frederick of the Palatinate）当时有11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在内卡河与莱茵河夹角处的塞肯海姆（Seckenheim）遭到正在蹂躏其领地的巴登藩候、符腾堡伯爵、梅斯主教和施派尔主教的突袭。他先前从当地征召农民参军，数量优势相当大。骑兵首次冲撞，选帝侯就落马了，他的部下稍稍后退。但步兵——文献中明确记载他们组成了长矛方阵，而且有一批由苏黎世人汉斯·瓦尔德曼（Hans Waldmann）统率的瑞士佣兵——坚定不移地顶住了敌方骑士的进攻。20这时，先前没有参战的其他普法尔茨骑士出手，一举决胜。

普法尔茨一方只有8人被杀，敌方则折损了45人。藩候、符腾堡伯爵及梅斯主教被俘；藩候和他的弟弟梅斯主教均受重伤。因为联军后方正对内卡河与莱茵河的夹角，所以退路完全被切断了。

7　勃艮第战争

起因

尽管打赢了森巴赫和奈福尔斯两场仗，但联邦并未像希腊人战胜波斯王后那样转向大举征服的政策。他们早在1389年就与哈布斯堡家族订立和约，第一次为期7年，第二次为期20年（1394年），最后一次是50年（1412年）。旧主在这些条约中无疑暂时放弃了对某些地盘和权利的主张，但仍然保留了大片如今在瑞士境内的领土。将和约与联邦的胜利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一时间会感到困惑：瑞士人的军事优势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最终只拿到相当有限的成果就满足了。但我们依然可以认为，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确实比征召骑士参战的旧式军队优越。1至于新兴力量未能提出更强硬政治诉求的原因要到政治领域，而非军事领域中寻找。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松散八州联邦（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卢塞恩、楚格、苏黎世、伯尔尼、格拉鲁斯）不适合大兴征讨。希腊人当年是在雅典主导下，也多亏了雅典才能趁萨拉米斯与普拉提亚大捷之威，一举将波斯人彻底赶出希腊，甚至扩大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的地盘。假如瑞士联邦采取大兴征讨的政策，那么各州很快就会陷入内斗，因为除了联邦有一套共同的互利政策，各州自己也有一套政策。考虑到这种状况可能引发的内斗风险，而且内斗确实偶有发生，各州只得对征服活动严加限制，谨慎从事。除了武力以外，各州也会试图以和平手段扩张领土，尤其是城市州。按照现在的币值估算，苏黎世在1358年至1408年间用于租购周边骑士和诸侯领地的资金达200万法郎。2直到利奥波德三世幼子，空兜公爵腓特烈（Duke Fredrick of the Empty Pocket）鲁莽地陷入与康斯坦斯市政府的冲突，沦为法外之徒并遭到四面合击时，瑞士人才再次拿起武器，吞并了阿尔高（Aargau）（1415年）。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1460年），他们才夺取了托尔高（Thurgau），随后立即渡过莱茵河，对黑森林南部和阿尔萨斯境内的奥地利领地发起进攻。

奥地利公爵西吉斯蒙德无力应付兵锋日进的瑞士人，终于向勃艮第公爵求援。作为法国王室旁支，勃艮第公爵将法兰西和德意志境内的大批封地纳入自己的管辖，是当时中欧地区最强大的势力。西吉斯蒙德将剩下的阿尔萨斯以及与瑞士接壤的黑森林领地都卖给了大胆查理，希望查理有实力守住这些地盘，进一步还希望强大的勃艮第能在由此引发的冲突中击败瑞士人，从而帮助哈布斯堡家族收复旧领地（1469年）。但这项外交策略的实际结果远非如此。大胆查理是瑞士联邦的老朋友，根本不想被拖入与联邦各州的冲突。他谋划的扩张方向完全相反，是夹在两块领地——北边的尼德兰，南边的勃艮第公国和勃艮第伯国——之间的莱茵河下游和洛林一带。因此，西吉斯蒙德公爵很快意识到这项策略的结果是旧领永久割让给勃艮第，换取对方承诺支付的5万盾，仅此而已。为了收回领地，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勃艮第不帮他打瑞士，那就让瑞士帮他打勃艮第。在大胆查理的死敌法王路易十一的斡旋下，奥地利与瑞士联邦达成了协议。过去一个半世纪中的和约都规定了具体期限，因此只是停战协议。现在，西吉斯蒙德公爵终于愿意放弃对瑞士土地的权利，以为“永久不易之策”（1474年）。作为让步的回报，瑞士人在某些条件下有义务为其提供佣兵，并在公爵遭受攻击时予以支援。

从这份防御条约开始，联邦就逐渐被卷入了对抗勃艮第公爵的包围网。战争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正如当年与哈布斯堡的冲突一样，瑞士人乐于将自己打扮成就算没有直接遭到进攻也是受到威胁的一方，哪怕只是勃艮第占领阿尔萨斯这样的间接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创始各州当年起兵对抗哈布斯堡时就不是一群原本和平、一朝出征的农人牧民，而是一个有战斗经验和军事素养的共同体；如今，联邦的军威更是令四邻敬畏。他们对自身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白勃艮第乃至任何势力对瑞士构成威胁的看法都是无稽之谈。众多文献或谈判记录中压根没提到这一点。相反，只可能是瑞士挑起对大胆查理的战争，一直打到公爵最终失败为止；或者出于自身的政治动机——扩张、战利品和征服——或者只是给外国势力当佣兵，也就是法国国王的势力。瑞士人只是作为佣兵参战的观点很早就在瑞士本土产生了。经过反复研究，我确信这一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并不能算完全正确。阻止勃艮第在阿尔萨斯和黑森林立足确实符合联邦的利益，联邦也感到有援助“下方同盟”（Lower Union）诸城——斯特拉斯堡、科尔马（Colmar）、施莱特施塔特（Schlettstadt）和巴塞尔——的义务，该同盟希望将勃艮第从大门口赶走，但先前缔结的防御条约就已经满足了瑞士人的利益，而且东七州也拒绝继续推进，因为与勃艮第交战只对伯尔尼扩张有利。因此，联邦政策遇到了前面已经看到的障碍：瑞士人确实有军事实力、好战热情和征服的念头，但因为各州彼此嫉妒的制约而不能全面开动。创始各州认为要翻过圣哥达山口（Saint Gotthard Pass），到意大利去追寻荣耀和战利品。但伯尔尼人打算向西扩张，征服属于勃艮第盟友萨伏伊的汝拉山区和沃州。如果没有路易十一的金援，伯尔尼永远不能让其余各州同意自己的征讨方案。就连伯尔尼本身的政界上层都在领法国的钱，但法国的资助与伯尔尼的政治理念恰好重合，因此不能单纯说伯尔尼卖身给了法国国王。然而，其他七州无疑只有与勃艮第交战时才会听从伯尔尼的领导，领取法国的金钱。

因此，瑞士人打的都不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战争，甚至不仅仅是防御战，而是采取了攻势，不管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伯尔尼的征服构想或是其理论上的对立面，即勃艮第势力在当地的崛起，抑或是路易十一的金钱——他收买的对象不光有政界上层人物，还有整个的州。政治因素对这场战争的战略也有重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多说几句。

但战争的实际发展与瑞士人当初的设想大不相同。瑞士的宣战文告中专门强调，他们以为要打的是一场风险小而收益大的战争，并非“主要参战方”，而只是作为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家族、“下方同盟”和法国国王的盟友从旁辅助。可他们很快得知腓特烈三世皇帝和法国国王与勃艮第议和，渴望复仇的勃艮第已经将头转了过来。

战争就以这样的形式发动了。它之所以极为重要，不仅在于政治和军事意义，从史学方法和大众心理的角度看同样如此。除了同时期的史料以外，还有一份写于两三代人之后。作者是宗教改革家布林格的记述，书中重复了民间的传说。拙作《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中引用了一段布林格的未发表史料，不是因为我们能从中得出某些与战争经过相关且不见于其他史册的信息，而是因为它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载相映成趣，很有启发性。虽然不至于说是模仿希罗多德，但一条条线索表明两者同样充斥着虚构之处。就连被流放的斯巴达王德马拉特（Demarat of Sparta）与波斯王在温泉关前的对话都没有落下。大胆查理俘虏了瑞士军官布兰道夫·冯·施泰因（Brandolf von Stein），后者不得不向公爵讲解瑞士人的战法，结果令公爵大惊失色。通过布林格的这段记述，我们能学到如何从史料分析的视角去评估希罗多德式的民间传说。

埃里库尔战斗

（1474年11月13日）

宣战后，趁着大胆查理及其主力还在莱茵河下游，瑞士、阿尔萨斯和奥地利立即派遣1.8万人围攻埃里库尔（Héricourt）。一支勃艮第援军从北边逼近，但兵力肯定远远弱于围城军（不可能达到文献记载的1万人）3，因此其真实意图难以看清——或许只是想示威。联军出动迎击，勃艮第人未经大战就逃跑了。有记载称，勃艮第骑兵面对坚定不移地攻杀过来的纯步兵很不习惯，大感惊诧。这种说法不过是瑞士人的想象虚构出来的。4

从史料分析的角度看，伤亡数字很有意思。

索洛图恩领队的回报中称敌军有600人被杀。比尔（Biel）领队的回报中写道：“约有1000名敌军被杀。”

伯尔尼人给法国国王的报告中说，战场清点敌军尸首计1617具5，另有大批敌军因失火而死在了一个村子里，于是敌军损失估计达3000人。

另一份官方报告说2000人被杀。

伯尔尼编年史作者迪博尔德·席林（Diebold Schiling）给出的数字是阵亡者2000人，烧死者1000人。

乍看起来，我们无疑会倾向于认可伯尔尼人的说法，即战场尸首1617具外加烧死者。现代学者试图调和它与会战后当晚寄回本城的索洛图恩报告中的估算值，提出联军在战后次日才发现实际战果比最初看起来要大得多。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发生，但与战斗的性质和联军的伤亡并不相符。

巴塞尔市政府书记员尼古拉斯·吕施（Nicholas Rüsch）6和伯尔尼编年史作者席林都声称瑞士联邦无一人折损，只有几人受伤，后来也痊愈了。其他文献列出了3名战死者；7比尔领队报告说本城有两人死亡。罗特（Rodt）声称在一份未具名的文献中看到过70人阵亡的数字。8

即便瑞士损失了70人，对方损失2000人乃至更多的说法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勃艮第人并非侧后遇袭，逃跑路线上也没有障碍物。另外，虚假的瑞士伤亡数字就列在敌军伤亡数字旁边，所以就更不可信了。但如果我们决定采纳联邦无一人折损，或者最多有两三人阵亡的说法，那么上千名勃艮第人被杀的记载就真是天方夜谭了。因此，看似精心清点出来的1617名敌军阵亡数字绝不能当真。

俘虏中有18名伦巴第佣兵被指控在入侵阿尔萨斯期间犯下了玷污教堂或其他渎神的罪行，于是惨遭折磨并被活活烧死。但联邦议会之后做出决议，规定今后要按照联邦先前的做法，俘虏一律处死不留。

格朗松会战

（1476年3月2日）

公爵当时缠身于莱茵河下游与洛林，直到整整一年半后才来到瑞士边境，保卫自己的领土。与此同时，瑞士人接连出征，让邻近的勃艮第和沃州地区的人流尽了鲜血。诺伊恩堡湖畔的安宁小镇施泰菲斯（Staffis）的人民进行反抗，结果被夷为平地。最后瑞士人强攻下了城堡，将活着的守军从塔顶扔下。更有甚者，他们后来发现四处躲藏起来的人时就用绳子捆住，扔进湖里活活淹死。这时，弗里堡来了100辆拉布的大车；这座小镇以织布为富源。妇孺留了一条性命，财物则被洗劫一空。据说，就连这群强盗自己都对犯下的暴行心怀戚戚；伯尔尼市政府温和地谴责了领队们的“不人道苟行”。9

通过将坚固据点占为己有，尤其是汝拉山的各处关口，伯尔尼人经常外出劫掠。但如今公爵率领大军前来，他们便放弃了这些城堡，因为东方各州显然不再愿意像之前那样为伯尔尼征战了。伯尔尼人敢于保留的最前沿据点是格朗松，为其配备了500名守军，预计足以自守。如果形势危急，联邦终归不会袖手旁观。

我们对这场战役非常了解，不仅有瑞士和勃艮第双方的编年史，尤其是还有帕尼戈罗拉（Panigorola）的报告。帕尼戈罗拉是米兰公爵派来的大使，当时在查理近旁，他每隔几天就会向主人做详尽的汇报。他的报告以印刷本的形式保存了下来。10

勃艮第公爵进军瑞士的最短路线是穿过汝拉山区，大概是通往纳沙泰尔（Neuchâtel）或比尔。但查理没有走这条路。他设定的首要目标不是入侵瑞士，而是解放被瑞士人征服的萨伏伊领地沃堡，遂朝沃堡而去，并将大本营设在那里。因此，实际交战时，他是面朝东北方向的。

公爵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收复格朗松。格朗松不仅不在行军路线上，反而会直接将他引向最大的敌人——伯尔尼市。但查理选择这样行动的原因无疑正在于此。他的盘算很可能与伯尔尼市政府在同一条轨道上，只不过方向相反。他知道各州绝非一致认可伯尔尼的政策。假如他直扑伯尔尼而去，那么尽管各州与伯尔尼有种种分歧，估计也不会置之不理。但查理攻打的是格朗松，于是各州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有理由帮助伯尔尼守护它的征服成果吗？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各州可能只会派出一半或者微不足道的兵力，乃至一个人都不出。接下来，伯尔尼不管是甘冒风险，只派本城和最亲近盟友的兵马解围，还是任由格朗松及其守军自生自灭，局势对勃艮第来说都是极其有利的。

事态发展正如公爵的预料。勃艮第军逼近的报告也好，伯尔尼日日的恳求也罢，东部各州都不为所动，没有立即出兵。直到三周多时间过去，勃艮第军已经开始翻越山岭，联邦军才做好了出动准备，尽管兵力远远达不到全额。与此同时，格朗松守军已被迫无条件投降，并被愤怒的公爵处死，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惩罚。

对公爵来说，最稳妥的做法无疑是坐守位于格朗松附近平原且有大炮保护的完备营寨，等着瑞士人来攻。他的兵力约为1.4万人，包括2000名至3000名重骑兵，7000名至8000名射手，其余为下马矛手。瑞士兵力约为1.9万人，肯定比他多几千人，但未必会冒险攻打营寨，因此查理决定出寨相迎。凭借手下的职业军人和火炮，他对击败一群民兵有十成的自信。他沿着诺伊恩堡湖边的道路行进，其中有一段山体朝湖面延伸，从而形成了一处隘口。为确保部队安全通过隘口，查理首先夺取了对面出口（北侧）处的沃马库斯（Vaumarcus）城堡并派兵驻守（3月1日）。11

此举也决定了瑞士人的动向。他们先前确实在犹豫要不要进攻坚固的勃艮第军营。现在，他们决定立即转向沃马库斯。查理肯定会立即前往救援守军，这样就有机会在勃艮第人没有提前准备，尤其是没有火炮驻守的位置交战。3月2日上午，两军开始向对方进发。瑞士人去北口的沃马库斯，勃艮第人去南口。查理只想推进到距格朗松约为5英里（约8千米）的这个位置。结果约2.5英里（约4千米）宽的山脊仍然横在两军之间。但战斗就这样展开了，出乎双方的意料。

瑞士军一部（主要是施维茨、伯尔尼和弗里堡）与山路上的一处勃艮第哨所开打了。这场战斗将一支又一支部队吸引到了山路上，等瑞士人一路追到山的另一侧时才发现敌方全军正在眼前的平原上。先锋已经抵达并开始扎营；大部队还在行军。

公爵和前锋在一起，主要凭借射手与涌出山口的瑞士人交战。

图8　格朗松会战

从理论角度看，局势对勃艮第再有利不过了。双方都在行进中，但勃艮第人走在平原上，瑞士人则要通过崎岖的山口。因此，我们必须假定勃艮第军可以比瑞士人更快地集合与展开，可以趁着敌军还在列阵时发起攻击。瑞士人一旦被击退，必然会挤作一团，困在山路的入口处，蒙受巨大的损失。

上述做法本身是合理的，但双方的构成和战术特点决定了勃艮第人不可能这样做。瑞士军走的路并非刚出山林就是一马平川，而是经过一系列种着葡萄藤的矮丘逐渐下降。身处这样的地形，查理最倚重的两张王牌——骑士和火炮都派不上用场。如果他只派大批射手上前进攻，或许可以迫使瑞士人退回山口，但射手本身不能真正击败对手，因为他们不敢过于靠近敌人，也不能打肉搏战。于是，查理决定在平原展开军队，等待瑞士人发起进攻。有人会认为他这样做是丢掉了局势赋予他的最大优势，也就是赶在敌军未聚齐时加入战斗的机会。但他还是做了相应的布置。他派出几队射手继续战斗；他的射手比瑞士射手厉害，估计对正在矮丘上列队的瑞士方阵造成了很大的骚扰。于是，大约有8000人、连全军一半都不到的瑞士方阵不等其他人抵达就出击了。

小批骑兵12和伯尔尼军中的少数射手也一同进攻。如果勃艮第军此时已经部署完成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象不出更好的局面了。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假定当勃艮第全军都在平原上了，但后方还有一部分正要从行军纵队转为战斗阵形时，瑞士人就逼近了。瑞士人或许正是看准了勃艮第人列阵也没有完成，所以才不等聚齐就出击。

不管出击的原因是什么，公爵依然相信自己占尽优势。如果瑞士方阵下到平原，勃艮第骑士可以攻其侧翼，同时正面有炮兵和射手开火。随行的少数骑兵和射手没有能力保护方阵侧翼，更不用说公爵还可能从后方发起攻击了。为了自保，瑞士方阵只得驻足，终究会屈服于四面合击。

于是，查理命令几队骑士从山体一侧攻击敌人侧面，又让其余骑士从正面撤出，为火炮留出空间。炮弹射进瑞士大部队，骑士奋勇进攻。联邦散兵逃回了方阵内部。勃艮第骑士一直来到矛头面前，但无法突入长矛朝外的大方阵。吉永堡领主打马入阵，结果被杀，其他骑士纷纷掉头。进攻被击退了，攻势在坚定不移的瑞士方阵和伸长的长矛面前自行瓦解。

这一天的胜负就这样决出了。恐慌在勃艮第军后排——大概是正在列阵的士兵——和纵队中爆发了，而且在持续蔓延。随着“逃命去吧”（Sauve qui peut）的呼声，勃艮第军一队接一队地逃跑了。帕尼戈罗拉说，恐慌的原因是后排部队将前排为了给火炮留出空间而后退的动作理解为溃逃。瑞士人则认为是源源而来的两路己方部队（一路翻山，一路沿湖）让勃艮第人恐惧不已。这两点原因可能都有，加上吉永堡统率的骑士被击退，三者共同促成了最后的结局。13无论如何，大战并未爆发。当然，勃艮第军主体由射手组成，而射手在近战中是打不过斧枪手和矛手的，他们也没有能防止单兵被恐慌情绪感染的坚定的战术单元。勃艮第兵败如山倒，查理徒劳地四处努力阻挡退势。瑞士人发起了追击，但他们的骑兵很少，也不敢单独上前，因此无法扩大战果。有人说勃艮第军损失了1000人，这个数字无论如何是太高了。帕尼戈罗拉说只有少数几人被杀，这显然是符合战斗性质的。战后次日，圣加仑修道院军的领队彼得·冯·赫文男爵（Baron Peter von Hewen）向院长报告说，战场上只留下200具勃艮第人的尸体。14

在瑞士人一边，被勃艮第的炮弹箭矢杀伤者不在少数，而且不光是前锋，就连主力方阵也有损失。例如，卢塞恩伤员达52人。大部分受伤者估计是追击过程中被敌军回头射中的。各队估计都有一些人跟着前锋走，有些人可能在交战过程中就受伤了。15

穆尔滕会战

（1476年6月22日）

不管伯尔尼如何强烈要求，联邦仍然不愿意趁热打铁，发起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各州士兵甚至没有越过格朗松大营，而是立即带着战利品返回故乡。16于是，查理得以在距离伯尔尼约50英里（约80千米）的沃州重整旗鼓。他将大本营设在洛桑，用两个月时间备战，集结起了一支比格朗松会战时强大得多的军队，兵力大概在1.8万至2万人，然后再次出征。17

这一次，伯尔尼没有冒险坚守格朗松那么远的据点，在萨伏伊境内只保留了穆尔滕一地。穆尔滕距离伯尔尼约14英里（约22.5千米），挡在洛桑与伯尔尼之间的两条道路中的北路上，南路则有弗里堡把守。因此，查理不得不首先攻取两地之一。越过两地，直取伯尔尼没有任何好处。伯尔尼人不会接受野战，公爵只能围城，然后同样会受到援军攻击，但与穆尔滕和弗里堡相比，在伯尔尼城下交战的条件要恶劣得多。因此，公爵必须首先拿下两城之一。伯尔尼政府预料到这一点，于是“增兵”1000人加强弗里堡防御。穆尔滕位于敌境，市民态度暧昧，伯尔尼人派出身经百战的军人阿德里安·冯·巴本贝格（Adrian von Bubenberg）率领1580人前往守卫。

勃艮第公爵决定攻打穆尔滕。不管做出这个决策可能有哪些军事方面的具体考量——例如方便撤退或地形有利——决定性因素和他上一次攻打格朗松是相同的。格朗松战后，东方各州的反对依然强烈。18因此，尽管伯尔尼人发出了抗议，尽管他们显然能赢得军事上的种种优势，但各州还是刚取胜就班师了，让勃艮第人得以将集结地域设在瑞士家门口。各州甚至不愿意协防穆尔滕，而希望以守卫联邦本土为限。若攻打弗里堡，各州会立即全员出动。若攻打穆尔滕，则可能重演春季的格朗松故事。

如果公爵在援军抵达前夺取了穆尔滕，他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这很难说。尽管他曾对帕尼戈罗拉说过直捣伯尔尼，但我们也可以设想他会守在坚固营寨中等待瑞士进攻。更有甚者，俘虏穆尔滕的1500名守军并作为人质或许就足以达成战争目的。如果他像在格朗松那样将守军处死，那他根本不用去伯尔尼，瑞士人自己就会扑上来野战，这正中他的下怀。

于是，查理不紧不慢地朝穆尔滕前进，6月9日开始围城，同时修建了对外工事，防备可能出现的援军。他没有凭借工事紧贴着城市扎营，因为敌军可以从高处看到那里，而是推进到距离城市1.5千米到2千米远的旁边一道山脊。山下是地势相对平缓、从布尔格（Burg）和明兴乌勒（Münchenwyler）向东延伸的乌勒原（Wyler Field）。此地很适合打援，敌人在远处时可以开炮，接着用弓弩弹丸打击，最后出动骑士和步兵，转入攻势。19

图9　穆尔滕会战

在另一处，大概在蒙泰利埃（Montellier）附近，查理修坝拦路。按照瑞士编年史的说法，工事由一道木桩和网状栅栏混合而成的“绿墙”（Grünhag）组成，建于高处，有兵把守。墙上留有开口，方便外出反击。文献中没有说它向东延伸了多远，但无疑最多没有把营地南边围上，甚至可能完全围住了。明兴乌勒以南的森林可以伐木为障，屏护营地南侧。瑞士人的正常集合点在东北面，大概不至于跑那么远。

眼见营地如此巩固，公爵确信瑞士人连主动上前的勇气都没有。会战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也就是看他出不出坚固的营寨。20

补给线上的易守难攻之处安插了士兵把守，保护运往大营的粮草。

放了防备援军突袭，最好的办法是占领由南向北流、大致位于伯尔尼与穆尔滕之间的萨讷河各处渡口，尤其是劳彭和居默嫩（Gümmenen）两处。他确实很早就试图占领渡口（6月12日），但被击退后就放弃了。他很可能并不想占据可能被敌军攻占的外围据点，也不想因为它们而出兵救援。

现在，瑞士人得以紧临萨讷河集结军队，等主力聚齐后渡河，前往距离勃艮第绿墙不到五六千米的乌尔米茨（Ulmitz）（6月12日）。除了瑞士人，洛林公爵勒内（Duke René of Lorraine）也带着几百名骑兵来了，还有奥地利骑兵、斯特拉斯堡的部队，以及阿尔萨斯的其他几路人马。但直到围城开始后的第十三天（6月22日），兵员才大体聚齐。联邦各州没有在得知勃艮第出兵时召集军队，甚至在穆尔滕被围的消息传来时也没有，直到伯尔尼旧地受到侵犯时才动员——那是6月12日，萨讷河畔爆发了前哨战。

在此期间，勃艮第人对穆尔滕城猛攻不下。他们曾在城墙炸开口子并突入城内，但被赶了出来。守军长官巴本贝格奋力守城，十分机警。他控制住了市民的敌对情绪，又用呵斥和严厉的手段来提振低落的士气。援军也从湖对岸赶来支持他。于是，勃艮第将佐建议公爵停止攻城，保持轰击即可，将全部兵力投入即将到来的会战中，而会战成败将决定穆尔滕的命运。

得知瑞士人逼近后，公爵就带着几名将佐前往侦察，那是6月21日，会战的前一天。他们来到离敌军很近的地方，竟引来了开火。他们讨论是否暂停围城、先打野战会不会比较好。21但公爵不同意。瑞士人将集结地域选在乌尔米茨附近，那里内有沟壑，外有丛林，勃艮第骑士无法进攻，也不能观察敌人，估算兵力。公爵认为对方集结的兵力不会很多，于是更不愿意中断迟早会成功的围城了。他似乎没考虑过分兵之策，一边继续围城，一边在乌尔米茨附近攻击敌军（如腓特烈曾从布拉格前往科林迎战道恩）。[163]这种做法同样不明智，因为公爵不清楚乌尔米茨附近的敌军有多少，而且敌军有地势为屏障。于是，公爵维持了继续围城并等待援军出击的原定方案。帕尼戈罗拉告诫公爵道，瑞士人是在瞒天过海，随时可能突然现身。但勃艮第军先前已经多次在墙后列阵迎敌，接连数日不见人影，公爵遂认为敌军不会再发起进攻了。哪怕发生了最坏的结果，即敌军发起突袭，他也安排了自卫的手段，也就是在面对乌尔米茨一线日夜不息地布置了2000名步兵和300个枪队。大部队保持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战斗阵形后，公爵让他们回营了。

夜里下起了大雨，整个上午都没有停。早晨，瑞士军派人侦察，但很快就退了回去，之后便没了踪影和消息。公爵至此完全确信敌人不会冒险进攻了。

但瑞士人前几天其实就打算进攻，只不过是在等苏黎世的部队。后者一路强行军，最后甚至在夜里从伯尔尼出发，总算于周六上午抵达乌尔米茨。苏黎世政府想压迫伯尔尼接受自己对于征讨沃州的看法，直到6月18日才出兵，那时勃艮第军从洛桑出发已有3周多，围攻穆尔滕也有10天了。另外，按照当时的状况，苏黎世征召的兵员是非常少了，只有145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2000人。

然而，集结后的联邦军仍然有兵力优势，优势比格朗松时还要大。联军约有2.6万人，如果算上穆尔滕守军——他们拖住了勃艮第军一部，最后还出城突袭，因此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总兵力就会接近2.8万人。如前所述，勃艮第兵力为1.8万至2万人，而且还要扣除补给线上的守军。

瑞士文献在格朗松会战时就说勃艮第军有10万之众，到了穆尔滕更是多至此数的3倍。

公爵的兵力少得多，战略上也处于劣势，因为后方被围的城中还有一支强力守军。但勃艮第军最大的危险来自工事。为顺应地形，绿墙修在了军营前方超过500米的位置，因此周长很大，遭到攻击时全靠勃艮第人及时在墙后就位，而且必须守在无法预知的、瑞士人提前攻打的墙段。

为将者必须敢于冒险，勇于决断，也要明察秋毫，随时洞察敌人的计策与欺诈。1742年5月17日，奥地利军计划在查图西茨（Chotusitz）发起突袭。普鲁士军之所以没有被击败，只是因为指挥官王太子安哈尔特领主利奥波德（Crown Prince Leopold of Anhalt）日出时就上马，得知敌军逼近的消息后叫醒部下并列阵展开。1745年9月30日，奥军自以为能在苏尔（Soor）打腓特烈一个措手不及，结果却遭到反击，这是因为国王每日4点起床，得知敌军行动时已经和当值的将军在一起了，就连腓特烈也在霍赫基希（Hochkirch）遭到过突袭。假如格莱森瑙能提前几个小时注意到拿破仑的动向，他估计在利涅就能打赢好友宾馆会战[164]。全军出动的动静那么大，似乎不可能注意不到，但现实中，敌方全军近在眼前时才被发现是战争史上常有的事。这一点只有反复举证才能令人信服，所以我要多列几条。1813年10月16日，法军在瓦伦（Wahren）构筑好阵地等着西里西亚军来攻，但后来以为西里西亚方向短期内不会有敌人来了，便放弃了阵地。紧接着，敌人的消息就来了，而且离得非常近，法军没办法返回阵地，只能在刚刚落脚、位于阵地后方1英里（约1.6千米）多一点的默肯（Möckern）列阵。一个更狼狈的例子是柯尼希格雷茨会战，奥军右翼直到普鲁士王太子的部队杀入阵中才注意到对方。1870年8月4日，普鲁士第3集团军全员向魏森堡行进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被法军巡逻兵发现。据巡逻兵报告，当外围战突然打响时，杜艾将军（General Douay）正让部下做饭。1866年，普军在陶特瑙（Trautenau）没有意识到奥军主力的到来；1870年，法军在博蒙（Beaumont）遭到普军突袭。这两场战斗也属于那种没料到敌军会来，所以就没发现敌军的反面例子。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870年8月，德军花了17日和18日整个上午才发现法军右翼驻扎在区区5英里（约8千米）外的圣普里瓦（Saint Privat）。

如果及时发现敌军接近——此处还有树林掩护——本身确实并非易事，不能视为理所应当的话，那么应对这种局面所需的将领素质更是勃艮第公爵完全缺乏的。他对瑞军营地当然是熟悉的，但他并未密切观察瑞士军，既没有亲自关注其动向，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大事，交给最可靠的部将去执行，而是固执地认为敌人不敢进攻。哪怕到了中午时分，敌军接近的报告已经传来了，他仍然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表示不信，无动于衷。

瑞士将领认真考虑了进攻方案。军事会议之前做出的决定是不打临湖而建的穆尔滕以北的围城军，而要进攻乌勒原上的勃艮第阵地中央。一旦得手，路上的大批敌军肯定会被赶到后方，从而实现切割。伯尔尼编年史中对这一致命决定的论述值得摘录：

各城各乡及盟友的军民官员聚在那里，日复一日地思考和讨论要如何进攻，如何行动才能赢得荣耀，因为他们总是害怕公爵和他的罪犯部将们像格朗松会战时那样逃脱。经过商谈，他们以神的名义，凭借神的帮助选好了先进攻右军，而且要拖住对方，不使其逃脱，如果他们相信先击败扎营于穆尔滕右侧一处坚固阵地的雷蒙伯爵（count of Remond），那么公爵和其他罪犯部将就会被迫撤军。

于是，瑞士军从乌尔米茨出发，穿过布尔格村和布尔格以南约1英里（约1.61千米）处的萨尔文纳赫村（Salvenach）之间的小高地，直扑勃艮第工事。工事大约从明兴乌勒附近开始向北延伸，朝向布尔格或阿德拉山（Adera Hill）。不少于1800名骑士和射手布置于3队矛手和斧枪手之间。22

联邦内斗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最高统帅并非瑞士人，而是3年前还势同水火的奥地利公爵的手下威廉·赫脱（Wilhelm Herter）骑士。伯尔尼编年史中未记载这一事实，文中根本不提统帅是谁，就连指挥主力部队的苏黎世人汉斯·瓦尔德曼的名字都没写，而只表扬了来自伯尔尼的先锋官汉斯·冯·哈尔维尔（Hans von Halwil）。除此之外只提到后卫指挥官卡什帕·哈尔滕施泰因（Kaspar Hartenstein）一人。23

有意思的是，这支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的军队行军途中在树林里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提尔施坦伯爵（count of Thierstein）将包括苏黎世市长瓦尔德曼在内的许多人授封为骑士。仪式拖得太久，大家最后都不耐烦了。

尽管拖沓如此，但当大队骑兵、射手、雄壮的方阵伴着飘扬的旗帜先后从林中走出来到乌勒原时，勃艮第人依然没有警惕起来。“绿墙”上的守军不比夜里更多，还是2000名步兵和300个枪队。

守军虽弱，但还是打退了第一次进攻。双方在这一点上的记载相同。从伯尔尼人席林的记述来看，我们只能假定瑞士军冲到了勃艮第墙下，没能突破，然后就转身回去了。更可能的情况是，慑于勃艮第大炮的威力和墙上射手的身影，进攻部队半路就停下来了。另一位目击者卢塞恩人埃特林（Etterlin）写道：

敌人加强了阵地，大型重炮向联邦军方阵和骑士——他们当时在方阵旁边的一小块田地里——发出精准而致命的炮弹，最终造成了重大伤亡。有几名骑士和骑手被击中腰部，上半身不见踪影，下半身还在马鞍上。这是笔者彼得曼·埃特林和许多教士的亲眼所见。另有数人的头被轰飞了，不过感谢上帝，这样的人并不多。

假如瑞士人一直冲到墙下，然后被迫退回敌军火炮射程外，那么伤亡肯定会相当惨重。因此，进攻部队停下的原因更可能是骇人的创伤对士气的打击，而非实际的死亡人数。

帕尼戈罗拉记载道，雅各布·加廖托领队（Captain Jacob Jalioto）和其他所有领队都告诉他，瑞士人转身退回树林时，要是勃艮第人列好了阵，他们无疑会击败对手。24我们或许会怀疑瑞士方阵是否真的受到了重创，但这确实是勃艮第人转入攻势的合适时机。

有几名胆子大的骑士杀向瑞士人25，但人数太少，并未取得战果。勃艮第军也没有列好阵。查理公爵在下面的军营里，刚刚传话给号手，让他们吹号传达披挂盔甲、备鞍上马的命令。帕尼戈罗拉上了山，亲眼看见了瑞士军队——骑兵、密密麻麻的枪林、飘扬的旗帜。他赶忙下山去找公爵，帮公爵穿戴盔甲。但到了这个时候，公爵竟然还有怀疑。等他最后上马时，胜负早已决出。

战场高低起伏，瑞士人不难找到一处躲避炮火的坡地。此外，火炮装填和转向的速度并不快。一份巴塞尔的文献写道，施维茨从官提出了转移的建议，而且自己拿着斧枪到了一处坡下。26

等猝不及防的勃艮第军人——骑士、弓手和矛手——从营中分批赶到前线。“绿墙”已经被攻破了，溃兵朝他们涌来，身后是大群瑞士人，尽管瑞士人的队伍已经拉长了。27公爵好不容易才保住自己的命，没有努力让部下到一处新阵地驻足。瑞士人的巨大兵力优势和凶猛攻势再加上勃艮第军的混乱瓦解，所有这些让一切努力都归于无用。只有少数人骑马逃脱。步兵被敌方骑兵打垮了，包括大批闻名天下的英格兰弓手，他们大部分都被杀了。穆尔滕镇周围的所有部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退路便被切断，他们或者被杀，或者溺毙湖中，无一生还。只有驻扎在镇北的罗蒙伯爵（Count Romont）部逃过一劫，绕着敌人走了一大圈，沿着萨讷河退走。

为了说明文献记载的不可靠——从信息来源来看，它们本应该给出令人满意的证据——我要举几个例子：洛林编年史说瑞士军统帅是勒内公爵；勃艮第御用史官莫利内（Molinet）说瑞士人修建了“绿墙”工事，勃艮第人试图强攻但失败了；霍伊特鲁斯（Heuterus）[165]说查理将步兵组成了一个大方阵，骑兵在两旁，射手在后方。

在一份报告中（7月8日），帕尼戈罗拉将包括辎重队在内的损失人数估计为0.8万至1万人。他后来又说（7月13日），在1600个枪队中，公爵保住了1000个枪队和200名贵族。意思大概是有1000个完整的枪队，另有200个枪队只有坐骑最好的贵族逃了出来。队中的士卒，尤其是射手都死了，最后还有400个枪队被完全消灭。据此，全军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一，也就是6000人至7000人，与前面给出的数字大致吻合（当然，辎重队必须扣除掉）。在第三份报告（7月27日）中，帕尼戈罗拉写到了查理清点幸存者。查理集合起了11个军团，枪队应有1100个，但兵员几不满半。这样看来，损失数目就要远远大于前两份报告中的说法。但帕尼戈罗拉补充道，不见的人并非都被杀害，许多意大利人和勃艮第人是回家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查理带出去的2万名士兵里面，除去2000名萨伏伊人，约有0.8万人至1万人幸存，6000人至8000人阵亡，另有大批辎重队和随营人员被杀。

瑞士一方的损失没有可靠记载。28逃亡途中，帕尼戈罗拉亲眼见到有勃艮第军人在绝望中倒地不起，束手就戮。他后来大段讲述了从赎回的俘虏和救回的妇女那里听到的故事，说杀伤了瑞士人的勃艮第人如何被砍掉双手。

这一说法得到了莫尔宾格（Molbinger）信件29的佐证。他说自己知道有德意志士卒——其中甚至不乏瑞士逃兵——在被杀前“寸步不移”并“像骑士一样保护自己”。尽管如此，帕尼戈罗拉说瑞士一方损失了3000人，这个数字肯定是太高了。

南希会战30

（1477年1月5日）

由于在穆尔滕取胜，洛林公爵勒内在下方同盟的帮助下收复了公爵领，并在短暂的围城后夺回了首府。当洛林的消息传来，将查理公爵的注意力全部转移过去时，他还在勃艮第盘算着继续与瑞士较量。洛林将他与他拥有大片领地的尼德兰隔开，对他来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重要。他整顿从穆尔滕撤下来的残部并召来援军，对南希（Nancy）展开围攻。勒内公爵不得不再次闻风而走，因为没领到军饷的佣兵和下方同盟的友军发动哗变，拒绝作战。但同盟诸城担心查理再次君临洛林，继而进入阿尔萨斯，遂同意为勒内公爵提供经济援助。他向瑞士人先后开出每人每月4盾和4.5盾的价码，取得了在瑞士官方指导下招募瑞士兵员的许可。于是，勒内纠合了一支近2万人的部队；士兵来自洛林、阿尔萨斯、奥地利、法国和瑞士。与他对阵的查理最多能派出1万人。

南希城已经因为饥荒而陷落在即，查理不舍得放手。在继续围城的同时，他集结主力至城南墙下迎战援军。因此，他不得不分出一军守营，防备守军杀出。他身后是敌城，天然退路也被堵死。31

他是不知道来犯敌军的巨大兵力优势吗？32或者他固执地想要证明穆尔滕战败后，他在米兰大使面前的愤怒言语，说这一次部队表现太差，他会好好整顿，下次作战肯定不成功便成仁？33

他还对米兰大使说，下次与瑞士人交手时，他会让一半枪队下马步战，组成一个大阵。做出这个决定时，他估计自己的步兵方阵会有2000个枪队，1万人。有人声称，从此阵中能看到查理对瑞士人迟来——实在太迟了——的模仿。34吕斯托在《步兵史》（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 1：186）中又说，这一点表明查理根本没有理解瑞士步兵战术的真意。瑞士军的主体是近战步兵纵队，凭借突击打垮敌人，只有零星少数射手相随。查理的枪队则被认为包括3名弩手、3名火枪手、3名矛手和骑士本人。35因此，枪队以射手为主，不可能顶住斧枪手和长矛手组成的强大而密集的单位。但指责查理不懂瑞士战术是没有道理的。他根本没说要全面照抄瑞士人，而只是说要将步兵组成一个大阵，因为瑞士人也是这样做的。36由此来看，他对原有教范的改动只在于：以前只有彼此独立，内部各兵种配合的枪队；现在要让一半兵力组成更紧密的阵形，同时让骑士下马，更密切地融入射手和矛手。这种作战样式早已有之；查理的举措并非理论创新，他也无意创新。假如格朗松会战和穆尔滕会战能够展开，而不是一上来就因为恐慌和突袭而溃败，战况也会相当类似。区别只有一条：由于骑士下马和强调枪队集中，所以阵形从一开始就会更紧密一些。

现在，查理按上述方式布置数量占劣势的步兵，将其夹在左边的默尔特河（Meurthe）和右边的森林之间，正面朝南，前方通行宽度不大；骑兵在步兵左右两侧。因此，他估计敌军会和以前一样，在前进时受到箭矢尤其是炮弹的强烈影响。然后可能会因此停下脚步，接着被骑士击退。步兵正面还有一条小河屏护，部分人前面还有浓密的树篱。

但联军对正面进攻公爵的坚固阵地心存犹疑。在侧翼掩护方面，查理肯定有自欺欺人的想法。联军分为三阵，后军只是在道路中央装装样子37，主力中军和前军则分别从左右两侧同时对勃艮第军发起包抄。当时刮起了暴风雪，既加大了行军的难度，也起到了隐蔽作用。穿越树林并渡过勃艮第军右侧部分封冻的河流难度很大，也很消耗体力，但瑞士军主力及随同的骑兵和射手因此得以插入敌军侧面。勃艮第骑士对洛林军发起大胆进攻，起初取得了一定战果，但最终被射手火力和矛兵方阵粉碎了，尽快向这个方向转过来的火炮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于是，瑞士主力迅速推进，席卷了勃艮第军。

在另一侧，兵力大致相当的前军也是如此行动。他们以紧密阵形紧靠河流，一直处于勃艮第火炮的有效射程之外。暴风雪对前军的隐蔽作用可能比对主力还要大。

只要占据极大数量优势的两军抵达勃艮第阵地，仗就算已经打赢了。他们消灭了大半敌军，查理公爵阵亡。

8　中世纪军事理论

按照我的计划，第五篇最后要讲述瑞士步兵向周边低地的扩散，以此为中世纪军事史作结。接下来还有第六篇，我本来打算集中介绍各类宏观论述，它们或者不太好放进时间序列，或者源于历史发展过程。但本卷内容已经太多了，于是我调整了安排。我原本想讲讲兵器发展和要塞修建，从全书背景来看，其实可以完全略过。我在前文谈到了骑士盔甲是否在1400年前后再次轻型化的问题[布塔里克（Boutaric）也谈过，第286页]，但仍然没有得出一个完全确切的结论。最关键的一点我会放到下一卷讲解，即火器的起源。当然，从年代来看，这个问题属于中世纪。但我们已经看到，火器在1477年之前从未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它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投入使用了。至今还有人重复的火器击败骑士论是错误的，骑士是被近战步兵击败的，尽管骑士最后确实试图用火器增强自身实力。1因此，我们有理由等等再介绍这种新武器，等到火器开始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仅仅像先前那样是一种与弓、弩和重力抛石机（blide或trebuchet）并列，构造不同但效果类似的武器。至于其他的细节研究，比如文献兵力与实际兵力对照表、重复出现的传说故事及类似问题，我会略过不谈，只讲与中世纪军事理论相关的内容。

理论

我们已经看到，哪怕在古典时代，除了色诺芬的一些反思外，军事理论也一直是非常罕见的。而到了中世纪，武士阶层与培育文化的教士阶层基本是隔离的，军事理论就更指望不上了。

富尔达修道院长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毛鲁斯（Rabanus Maurus）（死于856年）曾献给虔诚者路易之孙洛泰尔二世国王一篇灵魂论，文中附带讲了罗马军制的典范意义。诺曼人为加洛林帝国分裂出的各个独立王国带来了种种苦难。这无疑会鼓励人们寻求救济之道，甚至会到文字中寻找。由于这位博学的大主教出身于一个法兰克人——因此是战士——家族，所以他正好身兼这项事业所需的品格与知识。当然，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节录韦格蒂乌斯的作品，而韦格蒂乌斯的写作动机和他其实是一样的。既然拉巴努斯只是重复了韦格蒂乌斯说过的话，所以并无新意。但是，当我们比对拉巴努斯的作品，她摘抄了什么、删掉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时，他的小书就有意思起来了。2在韦格蒂乌斯介绍罗马军队操练的部分——当然，他讲的本来也不多——拉巴努斯只抄了一句，那句内容是罗马军在肉搏中会保持阵形，保护军旗[“ordines seruare scirent et uexilla sua in permixtione bellica custodirent”：“他们知道在战斗中如何维持队列、保卫军旗”（第13章）]。韦格蒂乌斯对新兵体能和各类武艺的评述大多被保留了。关于骑兵操练，大主教加上了法兰克人骑术精湛的说法（第12章）。但最有意思的一条（第3章）讲的是有志从军的年轻人必须从小培训锻炼。到了笔者的时代同样如此，训练地点在王公府中。（“Legebantur autem et assignabantur apud antiquos milites incipiente pubertate: quod et hodie seruatur, ut uidelicet pueri et adholescentes in domibus principum nutriantur, quatinus dura et aduersa tollerare discant, famesque et frigora caloresque solis sufferre.”：“另外，他们会在青春期初期接受筛选并分配到老兵家中。甚至今天也能看到这样的现象：男孩和小伙子被养在王公家里，学会承受艰苦逆境，忍受饥饿、寒冷和烈日。”）

下一位中世纪理论家出现于450年之后，他也是一名神职人员，名叫埃吉迪乌斯·罗马努斯（Aegidius Romanus），出自意大利的克鲁姆努斯家族（Columnus，又称“Columnis”）（生于1247年，死于1316年），是奥斯定会会长、巴黎大学教授、布尔日大主教、枢机主教。他为王太子时期的美男子腓力国王写过一本《论君道》（de regimine principum），书中对军事制度也有讨论。3埃吉迪乌斯主要也是摘抄韦格蒂乌斯，而且他没有能力删掉不符合其时代的内容，也不能写出合理的替代章句。与他所效仿的古罗马作家一样（第1卷第26章），他为我们描述了（第12章）步兵和骑兵的操练科目：士兵要熟练掌握单线阵、双线阵、方阵、三角阵、圆阵等——有些阵从未存在过，不管是韦格蒂乌斯的时代还是其他任何时代，更不用提中世纪了。4但埃吉迪乌斯用文采飞扬的叙述丰富和完善了灰色的理论，在其中他说道三角阵并不难，只要把方阵沿对角线切开，然后把边内折即可。可就连最负盛名的1806年时旧普鲁士军队的操练大师冯·萨尔登将军（General von Saldern）都会觉得执行该条令有困难。

当然，埃吉迪乌斯也抄录了韦格蒂乌斯笔下最有名的7种阵法（3.20）、圆阵、楔形阵、蹄铁阵。他只是省掉了他认为“无用”（magis inutilis）的斜阵和四边形阵（quadrangularis forma），显然是因为它们不像火钳或马蹄铁那样好看。

这位作者遇到了一点尴尬（第5章），因为他以之为宗的韦格蒂乌斯说，“乡民”（rustica plebs）最适合作战。埃吉迪乌斯抬出市民（urbani）和贵族（nobiles）表示异议。他最后还说，打仗不仅需要长老茧的手，也需要“以战功为荣，以脱逃为耻”（“belle honorari ex pugna et erubescere turpem fugam”）以及“勤勉谨慎，精明狡诈”（“industria et prudencia, sagacitas et versutia”）。贵族拥有这些品质，因此优于乡民——尽管韦格蒂乌斯不这样看——对于有战马纾解劳苦的骑兵更是如此。这位中世纪学者没有分清骑士和罗马军队作战是两个路数，因此他的犹豫和反思才为我们贡献了有意义的见证。

最后，我要考察埃吉迪乌斯笔下的兵家十二事，字里行间都能发现中世纪的战争观。他认为（第13章），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节制、谨慎、机警、勤勉”（sobrius, prudens, vigilans, industrius），需要关注的事项有：

1.兵力。

2.操练（exercitatio）：“事实上，有手臂而不知劈砍，有肢体而不习战斗者”（nam habentes bracchia inassueta ad percuciendum et membra inexercitata ad bellandum）毫无实效。他这里讲的只是个人练习武技，而不是我们理解的集体操练。

3.坚韧耐劳。

4.勇气和“肉体紧实”（duricies corpois）。

5.机智勤勉（versutia et industria）。

6.雄壮气魄（virilitas et audacia mentis）。

还有以下几项：

1.马匹务多务精。

2.射手（sagitarii）务精。

3.粮草务多。

4.战场“位于高处，利于作战”（qui sunt in altiori situ, vel meliori ad pugnandum）。

5.太阳与风。

6.预计援军务多。

不管在此处，还是在之后继续讲作战执行的一章（第14章），他对战术都是只字不提，除了阵形严整优于阵形混乱这一句。对于我们最想了解的内容——各兵种之间的配合，如重骑兵与轻骑兵，步战矛手与射手——埃吉迪乌斯一点都没讲，尽管韦格蒂乌斯谈过很多。埃吉迪乌斯只是说弓箭和投石器杀伤效果好，甚至在两军接触前也适用。

大约在同时，卡斯蒂尔国王智者阿方索（King Alfonso the Wise of Castile）编纂了一部法典（1260），其中也包含战术条令，5而且还是借用自韦格蒂乌斯。与照抄古书相比，添加的空心方阵一节更加体现出法典与当时实战的脱节。智者王说，国王可以退入方阵躲避敌军——读到此处，我们还会想到中世纪步兵的实际任务——但他又说，士卒的脚要绑在一起，以免逃跑。当然，阿方索国王接下来说这种阵形无法乘胜追击，但不动如山恰能显示出对敌人的蔑视。这是玩笑话吗？完全不是。语气完全是严肃的，而最严肃的是：两位当代的实战军人，即科勒将军（3：2：264）和雅恩中校6都对绑足一说信以为真，在著作中加以复述。在这一点上，雅恩明确认同德尔佩什，认为绑足完全不是“学究的鹦鹉学舌”，而确实是13世纪的常用战法。法令不仅将拉丁文表述都换成了卡斯蒂尔文，“而且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手段，要求军官遵守战术条令，强制力与军纪无异，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士兵确实能按照条令操作”。既然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防止士兵逃跑，不光是13世纪，任何时代都是如此，那么即便在今天，我们或许也可以试着再把士兵的脚绑起来，而且为了防止士兵把绳子割断，最好把武器也收走。这样一来，敌人马上就能看到我们是多么蔑视他们了。

想一想那些博学的教授们，他们说薛西斯率领百万大军穿过希腊狭窄的山口，他们对马其顿方阵或罗马军团士兵间隔的估计值会推出不可思议的结论。

毫无疑问，那个熟悉韦格蒂乌斯，为阿方索国王编写军规的人不是军人，而是拉巴努斯和埃吉迪乌斯那样的教士。他之所以将上述谬论加入法典，恰恰是因为他熟悉古典作家韦格蒂乌斯。

下一位可以与教士相提并论的中世纪兵家也不是军人，而是一位女子——克里斯蒂娜·德皮萨（Christine de Pisan）。7她出生于1364年，父亲是一名被召到法国宫廷的意大利医生兼占星师。因此，克里斯蒂娜生活在贵族环境中，与英格兰、勃艮第和法国宫廷都有联络，是一位很受尊重的学者、作家和诗人。去世前不久，她写了一首赞颂和欢迎圣女贞德出世的诗歌。她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一篇是讲军事史的，题为《勇武骑士传》（“Faits d’armes et de chevalerie”），写于1404年至1407年。8该文同样以加工古典文献为主，尤其是弗洛纽斯和韦格蒂乌斯。与埃吉迪乌斯和阿方索相比，克里斯蒂娜对古今差异有更深的认识，但她仍然写道（第1卷，第24章），古人会防止武士（hommes d’armes）在列阵期间被呼喊声惊吓，呼喊声有时来自老百姓（gens de commune），有时来自害怕的人。于是，古人会用号声发令，控制局面。

她支持年轻人参加军事训练，但对贵族和平民做了区分。贵族要从小学习骑士的全套本领，而平民子弟只需要练习投石和射箭。

阵形一章（第23章）开篇说道，当代骑战多于步战。这表明她认识到了她的时代不同于韦格蒂乌斯的时代。但可惜的是，她接下来没有展开介绍当时的情况，而说她只会略谈几句，因为那是以兵戈为业者的常识。

让·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是克里斯蒂娜的下一代人（死于1477年），是查理七世手下一位受人敬重的领队。晚年时（1461年至1466年），他创作了一本相当于《居鲁士的教育》的小说——部分亲自执笔，部分提供思路——目的是指导年轻贵族的军事教育。书的题目是《青年》（Le Jouvencel），兼有史书和论文的性质9，因为作者以化名记述了德比埃伊的战争回忆（阿米达斯即查理七世国王）。实际作者似乎是领队的3名随从，他们无疑也添加了一些古人言论，以显学问。《青年》的用意是教导年轻贵族“由服从而战斗，由战斗而统领”，吊足了我们的胃口。我在书中也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点。例如，一位王公据说把三分之一的开支用于谍报（en espie）；他还急切敦促读者步行时不要发起进攻，而要等待敌军进攻，并举出许多例子佐证。10

系统梳理《青年》、克里斯蒂娜著作和其他几篇短文中包含的15世纪战略、战术思想，并与现实进行对照是一个很好的专著题目。出于我之前给出的原因，我认为本书可以略过不谈。这样做的收获也不会特别大。

大约与克里斯蒂娜·德皮萨同时期，出身法兰克尼亚地区艾希施泰特（Eichstädt）的贵族康拉德·基泽尔（Konrad Kyeser）在波希米亚撰写的《军用工事》（Bellifortis）一书则截然不同。它完全是技术导向的，包含大量配有拉丁文释义的插图，释义大多采用六步格。插图的原型要古老得多，一部分可能来自拜占庭样例。在整个15世纪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这种插图兵书迎来了昌盛期，有扩写的，也有新撰的。此类文献的动因来自新兴的火药技术，但也与当时的精神气质有着深层的联系，雅恩对此有过精彩论述：11

为古代典籍——尤其是拜占庭时期的兵学通志——制作的配套技术图纸与中世纪末期的潮流特别契合。毕竟那是一个人们将揭示一切奥秘的希望寄托于“杠杆和螺丝”的年代。那时的人幻想自己能够开启通往超自然力量的大门，只是锁钥相当“弯曲”。不可理喻之物不仅不会被丢弃，反而越是不可理喻，越是会精心传承。老传统和新发现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混入占星学、神秘学、炼金术的成分。火药更是构成了神秘知识与现实经验之间的一道桥梁，而且在那段时间里，这种带有妖术性质的技艺主要用于战争，因此显得更加突出。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火药和火枪制作仍然笼罩着一层奇异的光晕。这层光晕也折射出一些诡异的光芒。于是，了解火药的人仿佛是最杰出的智者，尤其是天选的秘密武器承载者。

这段论述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可理喻之物不仅不会被丢弃，反而会更精心地被传承下去。时人添加的内容也是类似的性质——雅恩在另一段中讲得很精当（第291页）。这些内容掺杂着经验与想象，常有天真无知之语。因此，从战争艺术史角度看，我们从这一大堆书里基本学不到什么，原因不仅在于它们讲的是本书会探讨的技术问题，也在于它们偶尔谈论其他问题时完全不可信。之前介绍古典时代时，我们已经知道理论著作的价值是何其微薄，因为它们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现实。古典时代的理性思维教育毕竟比中世纪强太多，如果连古典兵书都是如此，那么到了全无批判性思维的中世纪，情况只会更严重。15世纪的技术读物充斥着奇闻逸事。因此，在我们确信有可靠依据之前，哪怕是书中乍看起来并非全然不可思议的方面也不能采纳。基泽尔笔下有镰刀战车，有穿上就能游泳的靴子，有绑着燃烧木条惊吓敌人的马，还有一种火炮据说能射出直径1.5英尺（约46厘米）的石头，但其炮身单薄，显然是什么都射不出去。前文提到过的“磨坊主和火枪手”达申贝格（Dachssberg）也属于同一类，他计划用组成楔形的车营向敌人出击，还建议在海战中向敌人泼滑石粉，使其目盲；向敌船投掷装着细长皂条的木桶，使其甲板打滑。他还写到一种炮弹会拐弯的大炮，名字倒是恰如其分：“奇迹武器”（machina mirabilis）。

战术规范主要见于1450年前后的一份无名氏著作12，以及1480年前后的一份未发表作品，作者是塞尔登耐克的腓力（Philip of Seldeneck）。13但它们的基本思想与插图手稿是一样的：不切实际，读之毫无收获的玄思。塞尔登耐克值得表扬的一点是，他至少没有像无名氏那样提出让步兵组成三角阵，用顶点划开敌人。

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的作者是意大利人罗伯托·瓦图利奥（Roberto Valturio），写于1460年前后，刊行于1472年，可能是意大利的第一部印刷书籍。雅恩的《军学史》认真全面地编订了此类作品的目录，此处不再赘述。

9　结语

在中世纪，纪律严明的古典军团被完全依赖个人勇气、个人武艺的武士取代。同时，古代的战术单元瓦解了，特色鲜明的专门兵种也在彼此混同中不见了踪影。精锐武士或马战，或步战，依据形势交替使用枪矛、刀剑和弓箭。中世纪逐渐重新出现的兵种是分化形成的。作为军人各自为战程度最高的时代，中世纪一方面发展出了盔甲极其厚重、坐骑也有马甲的骑士；另一方面由于骑士占据压倒性优势但缺乏灵活性，从而产生了各种次要的马步兵种。他们从不曾脱离辅助地位，成为独立兵种。

步战矛兵尤其在野战中挡不住骑士。他们会被骑士的进攻——如有必要，骑士会有射手相助——冲散，自己也没有进攻的能力。单独的射手在野战中同样敌不过发起进攻的骑士。

这些骑士和步卒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骑兵（cavalry）和步兵（infantry）。尽管装备相当类似，但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思维观念都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来看装备近战武器的步卒。一群中世纪矛兵不同于一个古希腊方阵、古罗马军团或大队之处在于，它不构成战术单元，也就是由一个意志结合起来的若干战士组成的军阵。唯有这样组织起来的步卒才称得上步兵。检验标准就是在野战中对抗骑马武士。

在车营的帮助下，胡斯军成功地凭借步兵挡住了骑士军队。但这只是一段插曲。车营过于笨重，不能满足普遍的作战需求。胡斯战法毫无持久影响。

直到瑞士称霸时期，真正的步兵才再次出现。在劳彭、森巴赫、格朗松、穆尔滕和南希会战中，我们再一次见到了堪比古希腊方阵与古罗马军团的步兵。

在德意志阿尔卑斯山区的这个部分，一系列巧合因素带来新的技能和力量。山地天然有利于保持原始的战斗力。施瓦本公国解体，掌握公爵之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灭亡，强大的策林根家族绝嗣，于是当地涌现大量直属于帝国的小势力。正如许多个世纪之前的希腊小邦一样，彼此征伐，连绵不绝，随之锻炼和提升了军事实力。另外，由于多山的地形，当地的乡村城镇从一开始就能通过精心利用地势来应战并击败骑士军队。

他们在实战中摸索出了适宜的武器和阵形——早期是投石和斧枪，之后是长矛，排成多列，枪尖向前，阻止骑士破阵。学界对长矛投入使用的时间意见不一，甚至有人争论它是不是瑞士人的创举，声称长矛不是农民的武器，而适合市民。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断言，也不是很重要。据文献记载，古代日耳曼人就会用长矛了（塔西佗《编年史》2.14，参见本书第2卷），后来夸迪人（Quadi）和萨尔玛提亚人（阿米阿努斯，17.12）、萨克森人[维度金德，1.9；科斯马斯（Cosmas），4.27]、意大利人[《日内瓦年鉴》（Annales Januenses），1240年]也用过。1在任何时代，个别人都可能为了避免敌人接近而选用比较长的枪矛，也有人会为了握持方便而选择比较短的枪矛。20英尺（约6米）以上的超长矛极不灵便（参见第1卷），只适用于紧密阵形，特别不适合打猎。只要人群能保持相对紧密的距离，那么10英尺至12英尺（约3米至3.7米）的矛就足以击退重装骑士的进攻了。因此，我们不必假设瑞士农民在莫尔加滕会战乃至更早的战斗中用了长矛。直到这种战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瑞士人意识到击退骑兵是多么至关重要的时候，他们才会为方阵最靠外的几排士兵配备尽可能长的矛。凭借劳彭会战的经验，他们很容易明白更长的矛有利于守阵。但不管从战斗经过，还是文献记载来看，我们都不清楚森巴赫会战是否有长矛。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一种假设：超长矛直到勃艮第战争之后才被采用（第4卷第一篇第1章）。

用斧枪和长矛则不能持盾，因为两者都是双手武器。斧枪手也不穿铠甲。他们被布置在方阵内部，以此避免伤害。直到密集方阵“占据压力优势”、将敌人击退、散开追击时，斧枪手才会派上用场。这时他们也不需要护甲了，因为敌军已经没有实际战斗力了。但负责击退和反推敌方骑士的外侧长矛手会配备头盔和身甲，他们不仅要抵御骑士的枪矛刀剑，还要应付敌军射出的弓矢、弩箭和子弹。长矛和盔甲天生是搭档，以至于用不着专门说，理所当然而已。2

射手随行于方阵侧面，担当散兵，遇到攻击则退入方阵内部。

一个密集方阵越大，它就越难被骑兵冲破，推进的力道也越强。但全军摆成一个方阵仍然是不智之举，因为这样的大阵很容易被两面夹击逼停，就像劳彭会战中的林地军那样，接下来便大势去矣。于是，瑞士人形成了不论人数多少，总要排成三个方阵，互为犄角的战法。三个方阵不会排成纵向或横向的一字长蛇，而是排成品字形，以免相互干扰。后阵比前阵晚一些投入战斗，直到最后关头都有一定的灵活性。即便是万人大阵，行动也是相当灵活的，因为正面很窄，只有100人。三阵战法直到15世纪才有明证。在莫尔加滕和森巴赫会战中，文献具体只提到了两阵：一阵坚守，一阵从侧面发起进攻。但或许还有第三阵也说不定，而且劳彭会战确实出现了第三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三阵法很可能在14世纪就已经是常规了。

瑞士城乡居民有适宜的武器，有合适的阵形，也有懂得如何利用山地优势的老练统帅，由此产生了自信心，全民都当起了兵。

即便在今天，瑞士人的爱国情怀都有一些难以剥离的执念。除了威廉·特尔（William Tell）[166]和温克尔里德的传说以外，还有他们的先辈是天真虔诚的牧人，只是为了抵抗统领大军，欺压小国的外族暴君——先是哈布斯堡家族，后是勃艮第公爵——才变得好战的观念。这些观念全然不顾历史一致性，压抑了一切理解实情的可能性。当然，通俗观念只能这样描绘。我们在希腊人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除了以微小兵力战胜数都数不过来的波斯大军以外，他们想不出别的方法来表现希波战争的威名。不管是希腊或瑞士，学者都必须纠正此类观念，这样做不会对英雄壮举造成丝毫减损，只是将名誉转移到了另一个方面。

与古代日耳曼人一样，瑞士战士具有劫掠乡间和凶狠暴力的特征。一旦辉煌战果为瑞士人注入了自信心，那么在不存在补给问题的邻近地区作战时，哪怕面对中世纪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总能将优势兵力投入战场。骑士军队的本性决定了它的规模一定很小，甚至算上仆从和佣兵也一样。从莫尔加滕到南希，联邦军的兵力总是大大多于对手，有时甚至多达两倍。正因如此，他们才得以发挥巨大的威力，个体的力量被放大到了极致。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只有一小部分人从军。在施瓦本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贴近自然的环境、取得的战绩、遍及全民的操练造就了职业军人的品格与可用的兵源；而庞大的可征召人群反过来又增强了军队的自信心和必胜的信念。瑞士高层有意要造成人还没有到敌军已被吓破胆的效果。欧洲职业军人——包括骑士和佣兵——有彼此饶过性命的风气，除非非杀不可，否则俘虏就够了；而瑞士人从一开始就逢人必杀。抓俘虏被严令禁止，就算抓了俘虏，俘虏之后也会被杀掉。甚至在联邦各州的一场内战——旧苏黎世战争中，林地军会同伯尔尼及其他各州军队攻占格赖芬塞城堡（Greifensee），来自苏黎世的守军在“敌人毫不慈悲”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后也被杀害（1444年）。血洗和平小镇施泰菲斯，屠杀全体居民的野蛮行为据说在联邦内部引起了一片谴责之声。但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人不留原则的运用，是常见之事。联邦最早的通行军事条令《1393年森巴赫通告》不得不明确规定，由于“所有男子福祉之更新与延续皆有赖于女子”，因此不得殴打、刺伤或虐待敌人妻女。如此严厉的最大动因在于，抢东西和抓俘虏会为军事行动本身带来危险。之所以起草森巴赫通告，正是考虑到在这场会战中，假如瑞士人得胜后不急着抢夺战利品，他们肯定能消灭多得多的敌人。但是，完全不许抓俘虏的极端措施也让敌人更加恐惧。森巴赫会战中的奥地利后卫部队，格朗松和穆尔滕会战中的勃艮第军队，都是战局刚刚出现不利，乃至只是出现转向不利的迹象时就爆发了恐慌，这或许亦可视为瑞士人著名的残忍传统的一个后续影响。

大胆查理率军从南希出发，迎击瑞士人时对部将发表了一次演讲3，说敌军照例会立即列阵于边境。他接着说，如果他们被瑞士人击败，哪怕只是略微受挫，那么从那一刻开始，仗就打输了。表达有些夸张，但思想基本正确。换言之，瑞士人的勇猛源于战绩，而战绩又赋予他们一往无前的信心：不管敌军的骑士与佣兵个人有多么勇敢，都要打垮敌人松散的小方阵。

我们之前将当时的瑞士人与古日耳曼人做过比较，现在要把他们和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人比一比。阿提卡半岛的居民本质上并不比其他希腊人更勇敢、更擅长航海。但历史发展和政治进步将雅典全民凝聚成一个在陆地和海洋作战的战士群体，使他们的平时生活有了显著的职业军人色彩。雅典人与叙拉古人大战之前，尼西亚斯将军的讲话中重点谈了这一点。他说，叙拉古人不过是征召民兵，而他的部队是熟习战争的精锐之师。4瑞士人与其他德意志人的区别同样不在于人种，而在于历史发展和政治教育。大部分哈布斯堡军人与林地人同样是优秀的瑞士人。在格朗松和穆尔滕打了胜仗的人有一大批就是在莫尔加滕、劳彭和森巴赫被打败的人。落败者半自愿、半强制地加入胜利者的群体，因而也具有了后者的特征。

作为步兵，瑞士方阵敢对骑士军队发起攻势，甚至敢强攻营寨，这是自古典军队没落、封建军制兴起以来的全新现象。晚至1475年勃艮第战争初期，联邦步军从弗朗什孔泰撤退曾组成车营抵御勃艮第骑士，之后再也没有此类行动的记载了。

一支不仅是骑士的辅助兵种，而且敢与骑士争锋的步兵，一支并非必有战壕才敢应战，而对自身实力满怀信心、敢于面对任何敌人的步兵再次出现了。阵形（方形战术单元）、武器（长矛和斧枪）、普遍征兵形成的大军、连年战争培育的好战精神，这些因素彼此配合，成效显著。1444年，当法国的阿马尼亚克佣兵团威胁要入侵瑞士时，1500人在巴塞尔郊区的比尔瑟河畔圣雅各医院（Saint Jacob on the Birs）奋起迎敌（8月26日）。尽管战斗的结果是瑞士人全军覆没，但他们坚持打到了最后一刻，令敌人肃然起敬。

瑞士佣兵闻名于四方，各国纷纷延揽。

打赢大胆查理的历次会战——当然，偶然因素和勃艮第将帅的失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最终成就了瑞士人的善战之名和瑞士联邦的自信心，使其达到了巅峰。他们不再被视为拿钱打仗的寻常佣兵，而是一支独特的全新军事力量。于是，他们走出大山，打赢了南希会战。与弗兰德斯人在科特赖克的胜利不同，这次胜利不再是孤立的插曲，而是翻开了军事艺术史的新篇章。到了穆尔滕会战时，军事史意义上的中世纪已然终结，勃艮第公爵及其军队代表的中世纪战法输了，在根本的理论层面输了——不是因为偶然，不是因为一时的弱小，不是因为军备废弛。恰恰相反，他们正处于他们能想象到的完美状态，甚至还有新式火器的支持。我们可以假设，一位比勃艮第公爵更优秀的将领会大大增加瑞士人取胜的难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胜利最终一定属于瑞士人。因为弓手、弩手和火枪手不足以挡住在队长带领下穿过有利地形并凶猛扑来的斧枪手和长矛手大阵，而骑士也不能通过侧翼攻击同时打垮或逼停3个方阵。单凭射手是打不过近战兵器的，单凭全无战术章法的骑士也不能通过协调机动让方阵瘫痪。瑞士步兵组成了战术单元，中世纪骑士、射手、矛手则无。瑞士人不仅有防御力，有进攻力，还有领导力。100年前的弗兰德斯人就有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萌芽，但罗兹维克会战表明，他们的程度还不够。在150年的时间里，大山之间的瑞士联邦逐步提升并验证了自身的实力。他们已经取得了确证无疑的战绩，如今又走出大山，即将刷新整个欧洲的战法。现在，我们来到一段新旅程的起点，与当年的马拉松会战类似。正如希波战争中那样，近战步兵在勃艮第战争中击败了骑士和射手组成的军队。这场胜利必将引发全面的变革。当时的各种战法在瑞士人身上结合成了一个整体，瑞士一隅的重大变化会反作用于其他所有地区。如前所见，那个时代只有步行作战的兵卒，没有近代步兵，这是骑士制度天然的另一面。如今，步卒已经变成了步兵，这种状况很快就会传播开来。接下来，骑士就必然会转变为骑兵。

附注选译

巴黎围城战[167]

除了编年史和年鉴中的只言片语以外，当时在场的修道士阿波还写了一部长篇史诗，其中给出了更具体的信息。这首六音步诗歌极尽矫揉浮夸之能事，实际含义往往很难明白。不幸的是，圣热尔曼努斯（Saint Germanus）在诗中发挥的作用比实际军事行动还要大。于是，对军事史领域而言，我们能了解到的不过是双方都大量使用了弓箭。

就我所知，迄今为止的所有学者，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他们都假定法兰克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塞纳河两岸的外围城区，退守岛上的本城。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岛太小了，不可能收容一座大城市——就像作者笔下的巴黎那样——的市民长达一年时间，而且围城战的许多细节也与这种看法矛盾。但看似矛盾的段落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读。所有问题都在桥上。起初，诺曼人攻打掩护北岸的一座桥的塔楼，结果没能击败勇敢的守军，于是借东风之便，在岸上用绳子引导三艘火船去烧桥（阿波，1.375及之后几行）。这样看来，围城军似乎完全控制了北岸。这次进攻也没能达成目标，因为火船撞到桥的石墩上，然后被法兰克人扑灭了。但过了几日，围城军在886年2月6日交了好运，河水把桥冲垮了。守军现在是孤立无援了。诺曼人同时从四面发起进攻，放火烧塔，终于将它拿下。守军无一幸免。如果此处所指的还是开头的那座桥和那座塔——从语境来看没有其他可能性——那么法兰克人从此就与北岸断了联络。另外，他们在被围期间也不能重建桥梁。但诗中后来又写道奥多伯爵（Count Odo）从北边发起突袭，成功穿过敌阵（“cacuminal Montis Martis”：“蒙马特”），来到城门前（阿波，2.195-2.205）。等皇帝抵达时，他就从这一侧进了城。因此，一批学者[马丁、塔兰内（Taranne）、达尔曼（Dahlmann）、卡尔克施坦因（Kalkstein）]认为陷落的桥头堡是在岛的南侧。这种解读不仅很刻意，而且与一个事实相悖：假如诺曼人将岛上要塞团团围住，只剩下两座桥头堡的话，那么整段记述就都要重新解读了。诗中反复提到诺曼人带来了攻城器械，用投射武器向城内射击。有一处写道（阿波，2.146-2.150），在一次圣物绕墙游行的活动中，一名搬运圣物的人被异教徒的石头击中；还有一处（2.321）写到诺曼人逃入城墙附近的教堂。

因此，除非我们能将北侧塔楼的防御战，特别是火船一节与法兰克人守卫着塞纳河以北大片城区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否则记述就不能连贯。我认为联系是有可能构建起来的。

有一份文献记载，秃头查理于861年或862年在巴黎修了一座桥，我们不必关心它是否有误。“朕命令，在前述城市外郊日耳曼修道院周围的地面上，过去叫作‘安提西奥多伦西斯’的地方……修建一座大桥。”这座城外圣日耳曼-欧塞尔修道院地面上的桥只可能位于岛的西端，当时的岛应该没有今天这么长。北城区的边缘肯定在此处向东不远处。所以，诺曼人才可能将火船放在北郊和桥之间的水面上，然后乘着东风向桥驶去。

将桥建在这里似乎是唯一一种贴合文献措辞的解释，因为“城外”不可能在岛上，而只能是北岸城区。当然，岛上城墙外自然要有一座桥。这座桥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不是连接岛上的城区和北岸的城区——那里已经有一座桥了——而是从岛上通往一片城外（下游）的空地，所以才要有一座设防塔楼掩护。

这样一解释，疑难就都解决了。这座桥封锁了两处城区之间的塞纳河水面。尽管郊区临河一侧自然也有城墙，但如果能预先阻止敌军从水上进攻的话，防守起来就容易多了，所以法兰克人才会全力夺取这座桥和塔楼。但就算桥塔都丢了，胜负依然未分。诺曼人之前当然不是只攻打桥头堡，附近的整个北郊都遭到了猛攻。进攻重点之所以放在塔楼上，是因为它孤悬在外，看起来最容易突破。但守军的积极抵抗让他们失去了斗志，于是尽管拿下了塔楼，他们还是放弃了攻城，只是封锁而已。他们在南岸设下基地，劫掠周边地区。

因此，即便丢掉了一座桥和塔楼——那里只是外围防御——法兰克人还是守住了塞纳河左岸和右岸的部分城区，通过桥与岛上联络。后来，阿波发自真心地写道（2.232）：“城墙，瞭望塔，就连每一座桥都在庇护着他们。”阿波（2.160）描绘了“城里的人”与“城外的人”交战的场景。塔兰内在《诺曼人围攻巴黎城研究》（Le Siège de Paris par les Normands）第258页中认为，这意味着诺曼人（“城外的人”）必然控制了岛对岸的城区。我们不必如此解读，正如我们不必将史诗开头（1.10-1.19）理解为所有城区都在岛上一样。无论如何，巴黎有围在墙内的郊区（2.322），我们也没有理由假设郊区从一开始就疏散了。北岸的圣日耳曼-欧塞尔和南岸的圣日耳曼-普雷斯都在墙外。

（第2版新增内容）W.福格尔（W.Vogel）在1906年出版的《诺曼人与法兰克帝国》（Die Normannen und das fränkische Reich）的第39页中主张，诺曼人在9世纪的战斗力强于法兰克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体更有勇气，而在于组织性强得多，而且法兰克军队正处于转型期，诺曼人的战术则更加完善”。正确理解的话，这句话的重点要落在“组织性”上。诺曼人有明晰的单位；而一个封建国家不容易集结大军，而且总是需要很长时间。这正是封建制度下“组织性”的关键。诺曼人“战术”优越是子虚乌有，福格尔口中法兰克军队“转型”也不会削弱战斗力，反而会强化战斗力。假如当时转型尚未完成，也就是说，法兰克人中间还遗存着全民皆兵的元素，那么对付诺曼人就要容易得多了。重点不在于法兰克军队“处于转型期”，而是转型已经完成了。

附录一　本卷会战年表

注释

第一篇　查理曼及其继承者

1　查理曼

1.Lex Ripuaria（Ripuarian Law），36.11.M.G. LL.，5.231.

2.A cow is equated to 1 solidus. The expression “3 solidi，” which we find in one of the manuscripts, is obviously false, since an ox is counted as 2 solidi and a mare as 3. In a capitulary of Louis the Pious of the year 829，a cow is indicated in one place as the equivalent of 2 solidi.

3.（Note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 economic base of the Caroling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is, as shown in Vol.Il, a barter economy. Alfons Dopsch, in hi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arolingian Period（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Karolingerzeit），especially Vol. III, para.12，has recently claimed to prove that the generally accepted concept of this barter economy is incorrect and that there existed along with it a very considerable money economy. Consequently, he claims, the contrast betwee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in this respect and in general is very overemphasized. I cannot agree with him. I find, on the contrary, the conclusions of my studies on the changes in military organization to be a new confirmation of the accepted concep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Roman legionary to the medieval knight is not conceivable without the shift of the ancient money economy into a barter economy. See my review of Dopsch in the Deutsche Politik，26（1921）：620.“Römertum und Germanentum.”

4.The plebs urband（urban dwellers）were not considered as completely free in the Merovingian period. Brunner, German Legal History（Deutsche Recbtsgeschicbte），1：253，says: “We cannot determine with certainty how the decrease in freedom was expressed in a legal sense.”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t is a ques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rior and the nonwarrior. That point is not clear in Brunner because he believes, like Roth, in a general military obl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capitulary M.G. Capitularia Reg. Franc.，ed. Boretius，1：145，the tenant farmers were counted among the unfree men.

5.God. Kurth, in “The Nationalities in Auvergne”（“Les Nationalités en Auvergne”），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de l’Académie belgique，11（1899）: 769 and 4（1900）：224，proves with respect to Auvergne that no Franks at all settled there. In that region, even the great families holding the position of count were Romanics. Of almost all of the few Germans who appear in Auvergne, it can be proven that they did not settle there, except perhaps for a very few West Goths.

6.Numerous references in Guilhiermoz, Essai sur l'origine de la noblesse francaise, p.490.

7.Ancien Coutumier d'Anjou, Cited by Guilhiermoz, p.366.

8.Nithard IV, Chap.2.

9.Already explained by Boretius, Contributions to the Critique of the Capitularies（Beiträge zur Capitularienkritik），p.128，as a simple repetition from previous documents.

10.Cited by Baldamus in Tbe Military Organization under the Later Carolingians（Das Heerwesen unter den späteren Karolingern），p.12.

11.Hinkmar of Reims writes in the document against his nephew, the bishop of Laon（870）:“De hoc quippe vitio superbiae descendit quod multi te apud plurimos dicunt de fortitudine et agilitate tui corporis gloriari et de praeliis, atque, ut nostratum lingua dicitur, de vassaticis frequenter ac libenter sermonem habere, et qualiter agers si laicus fuisses irreverenter referre.”（“Certainly it comes from this sin of pride that many among the masses tell you to boast of your body's strength and agility and of battles, and, as it is said in our language, to speak willingly and often with vassals and to reply disrespectfully, just as you would act if you had been a layman.”）I take this interesting extract of the document from Guilhiermoz, Essai sur l'origin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p.438，where other examples of that special usage are also given.

12.Maitland,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1891，p.511.

13.When it is reported in the Annales Bertin, for the year 869 that for the garrison of a newly erected fort Charles the Bald called up one gastalds（scaramannus: warrior without a fief）from every 100 hides of land and a wagon with two oxen from every 1，000 hides, this does not give us any specific number, since it was not known at the court how many hides there were in each county. Consequently, this is only a very approximate reference, like the levy by groups.

14.In his German and French Constitutional History（Deutsche und französ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Ernst Mayer has no doubt recognized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source material, but the solution that he gives in Vol.I, p.123，is impossible. He claims that on the Rhine, in Bavaria, and in Gothic Southern France only the Germans took the field, whereas berween the Seine and the Loire the general military obligation applied also to the Romans. One can imagine how such a Roman militia would have shown up between the Franks and the Goths！

15.That also applies when, as we later find prescribed in the Weissenburg service law and elsewhere, the ministeriale was supposed to be provisioned by the curia after the crossing of the Alps. Baltzer, pp.69，73. Waitz 8：162.

16.A manuscript of the Theodon Capitulary of 805，Chap.5，contains the sentence: “et ut servi lancea non portent, et qui invents fuerit post bannum hasta frangatur in dorso ejus”（“and that the unfree should not carry lances, and a spear should be broken on the back of whoever was found doing so after the order”）. Waitz, Verfassungsgeschichte，1st ed.，4：454，interprets that to mean that the common soldiers who followed their lords to war were absolutely forbidden to carry the lance as their individual weapon. This interpretation is not acceptable. That chapter has to do with the bearing of weapons in peacetime（“in patria”: “in one's own country”）and with the suppression of feuds. Freemen were forbidden to carry arms（shield, lance, and armor）in peacetime, but no specific punishment was provided. In the case of serving men, this prohibition was backed by a threat of punishment.

17.The source passages are to be found in Prenzel,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 under the Carolingians（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Kriegswesens unter den Karolingern），Leipzig dissertation，1887，p.34，and in Waitz,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4：455.

18.Multiple references are to be found in Guilhiermoz, p.245.

19.Annales Fuldenses（Annals of Fulda）for the year 894；Annales Altabenses（Annals of Niederalteich）for the year 1044：Thietmar，6：16.

20.Peez, in “The Travels of Charlemagne”（“Die Reisen Karls des Grossen”），Schmollers Jahrbücher fur Gesetzgebung，2（1891）：16，assembles all of Charlemagne’s travels and estimates that on the average he covered 1，100 miles each year of his reign. In the year 776 his travels amounted to almost 1，900 miles, and in 800 he covered almost 2，000 miles.

21.Imperial Courts in the Lippe, Rubr, and Diemel Areas（Reichshofe im Lippe-，Rubr-，und Diemelgebiet），1901. The Franks: Their System of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in the German Regions（Die Franken, ihr Eroberungsund Siedlungssystem im deutschen Volkslande），1904.

22.Brunn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2：57 ff.，where all the source passages are also cited.

23.Daniels, in Manual of German Imperial and National Legal History（Handbuch der deutschen Reichs-und Staatenrechtsgeschichte），1：424，463，has already correctly observed that under the Merovingians the entire population cannot possibly have taken the oath. But his basis from the 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has been correctly rejected by Waitz,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2d ed，3：296. The entire argument, however, arose from the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 that is, of the Frankish people. Daniels was entirely right in believing that only the warriors took the oath, but he was in error in believing that this warrior class was already a class of vassals at that time. Waitz was right in his belief that the entire people（Volk）took the oath but incorrect in identifying this “people” with the population. As a result of our determination that the sources of the period are referring to the warriors（Kriegsvolk）when they say “people”（Volk），the entire dispute has become baseless. From the formal, juridical, and source-based viewpoints, Waitz is right; but objectively, in that the warrior class of the Merovingian period was the precursor of the vassal class of Carolingian times, Daniels is right.

24.The oath in the Capitulare missorum（Capitulary of legates），M.G.，1.66 reads as follows in the corrected text（see Appendix 2 for Latin text）：

How that oath ought to have been sworn by bishops and abbots, or counts and vassal princes, also deputies, archdeacons and clerks.

3.Clerics, who do not seem to live completely like monks; and where they keep the rules of Saint Benedict according to his order, they should promise in word as much as in truth, and some of these the abbots especially should bring to our lord.

4.Then advocates, deputies, or whoever will have been elected as elders, and the whole mass of the people, twelve-year-old boys as well as old men, whoever had come to the assembly and are able to fulfill and observe the order of their lords, whetther peasants or men of bishops, abbesses, and counts or men of others, royal subtenants, tenants, clerics, and serfs, whoever as honored men hold benefices and services or were honored in vassalage since they are able to have the horses of their lord, arms, shield, lance, sword, and short sword, all should swear. And they should carry with them the names and number of these in a list, the counts likewise divided by single centenae [subdivisions of a county]，just as those who were born within a district and will have been peasants and those frome elsewhere who have been committed in vassalage.

Finally, warnings to those who want to escape the oath.

25.Contin. Fred.，Chap.135（Chronicarum quae dicuntur Fredegarii scholastici libri IV cum Continuationibus: Four books of Chronicles which are said to be by Fredegarius Scholasticus with continuations）.

26.Annales Lauresh.（Annals of Lorch）for the year 773. The duke of Benevento and all the Beneventans were also summoned to do their duty by messengers. Waitz 3：255.

27.Waitz 4：437.

28.Baltzer, p.48，believes that the bow was not mentioned as a weapon of war in Germany before the twelfth century. But that is not correct. The opposing pieces of evidence are assembled in Waitz, Verfassungsgeschichte 8：123. Widukind 3：28 tells of two outstanding warriors who were cut down by arrows in 953. In 3：54，Otto has the Slavs fired on with arrows. Bruno, Chap.61，mentions “sagittarii”（“archers”）. Continuatio Reginonis（Continuation of the Annals of Regino）for 962 has the Germans using marksmen（“sagittarii et fundibularii”：“archers and slingers”）in the siege of an Italian stronghold. Richard Richer has a similar account at the siege of Verdun in 984.

29.As cited in Waitz 4：458.

30.Capitulary of Diedenhofen of the year 805.M.G.，1.123.“De armatura in exercitu sicut iam antea in alio capitulare commendavimus, ita servetur, et insuper omnis homo de duodecim mansis bruneam habeat；

qui vero bruniam habens et earn secum non tullerit, omne beneficium cum brunia pariter perdat.”（“Concerning armament in the army let it thus be observed, just as we have already commanded before in another capitulary. In addition, every man with twelve holdings should have a mail tunic; indeed, whoever possesses a mail tunic and will not have brought it with him should lose his whole benefice together with his mail tunic.”）

31.Capitulary of Aachen.M.G.，1.171，Chap.9.

De hoste pergendi, ut comiti in suo comitatu per bannum unumquemque hominem per sexaginta solidos in hostem pergere bannire studeat, ut ad placitum denuntiatum ad ilium locum ubi iubetur veniant. Et ipse comis praevideat quomodo sint parati, id est lanceam, scutum et arcum cum duas cordas, sagittas duodecim. De his uterque habeant. Et episcopi, comites, abbates hos homines habeant qui hoc bene praevideant et ad diem denuntiati placiti veniant et ibi ostendant quomodo sint parati. Habeant loricas vel galeas et temporalem hostem, id est aestivo tempore.

Chap. 17. Quod nullus in hoste baculum habeat, sed arcum.

（When the army is on the march，[we order]that it should be the business of a count to proclaim by edict in his county that each man in lieu of 60 solidi should do military service, and that they should come to the assembly announced at that place where it is commanded. The count himself should have an eye to how they have been equipped, that is, lance, shield, a bow with two strings, and twelve arrows. Each of them should have these. Bishops, counts, and abbots should have these men who see to this well, and they should come on the day of the announced assembly and there they should show how they have been equipped. They should have breastplates, helmets, and an army for the season, that is in the summer time.

Chap. 17. That no one in the army should have a staff, but a bow.）

32.Gessler, The Cutting and Thrusting Weapons of the Carolingian Period（Die Trutzwaffen der Karolingerzeit），Basel，1908. See also in this connection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 Vol.V，2：63. According to Lindenschmidt, p.151，almost all the bows found in Merovingian graves are 7 feet long. Köhler，3：113，states 5 feet.

2　萨克森人的降伏

1.Nithard 4：2.Annales Bertin.for the year 841.

2.Rübel, The Franks: Their System of Conquest and Settlement（Die Franken, ihr Eroberungs-und Siedelungssystem），p.400，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cedent set by Oppermann, Atlas of Low German Fortifications（Atlas niederdeutscher Befestigungen），believes that the large fort, Babilonie, the ruins of which have been preserved, is connected with the battle of Lübbecke in 775. The installation, like all Frankish relay courts, is divided into a smaller, better preserved part, the palatium（palace），and a larger one, the heribergum（army camp），the bivouac for the army. The heribergum of Babilonie has an area of 7½hectares. On the occasion of excavations in the autumn of 1905，however, scholars believe they hav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potsherds, that the stronghold was not a Frankish installation but a Saxon one.

3.At the northwest end of the Deister can be seen the remains of a Carolingian watchtower, the “Heisterburg，” the construction of which has also been connected with the campaign of 775. Nevertheless, it was not built until later. In the accounts of the rebellion by the Saxons in 776，the chronicles speak only of the conquest of Eresburg and the siege of Sigiburg. See Rübel, Die Franken, p.24，Note.

4.Rübel supposes that the method of the Franks, which called for marking off specific borders for the communities and thus drawing the wilderness areas which had formerly constituted the borders into the royal domains, also aroused the anger of the Saxon people.

5.The later German law books governing the vassalge system contain the regulation that the lord is to summon the vassal as much as six week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campaign.

6.Rübel, Royal Courts，（Reichshöfe），p.97，goes too far when he says: “In general, Charles customarily followed the courses of the streams in his campaigns and had his provisions moved up on the waterways.”We have direct evidence of this onl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Avars in 791；for the diet at Paderborn in June 785，the provisions may have been moved up on the Lippe in advance. In 790，according to Einhard’s account, Charles moved by ship from Worms to Saltz on the Frankish Saale, where he had a palace, and followed the same route back, thus covering both times a large distance upstream. But many campaigns that we can trace were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the water routes.

7.“et dum ibi resideret multotiens scaras misit, et per semet ipsum iter peregit; Saxones, qui rebelles fuerunt, depraedavit et castra coepit et loca eorum munita intervenit et vias mundavit.”（“and while he was residing there, he often sent out his scarae and made a campaign on his own; he plundered the Saxons who were rebels, captured their camp, disrupted their fortified positions, and cleared the roads.”）The “vias mundavit” has previously—and also very recently, by Mühlbacher, German History under the Carolingians（Deutsche Geschichte unter den Karolingern），p.134—been translated as “cleared the routes，” which would therefore be understood as meaning cleared off guerrilla bands or robbers.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hardly seems acceptable, since such bands were normally not on the routes but hidden in the countryside. Consequently, I have no doubt at all that Rübel in Royal Courts（Reichshöfe），p.95，is correct when he translates it as “constructed passable routes.”

8.“On the Origin of the City of Hanover”（“Ueber den Ursprung der Stadt Hannover”），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Niedersachsen，1903.

3　加洛林帝国、诺曼人与匈牙利人

1.Regino, for the year 882：“innumera multitudo peditum ex agris et villis in unum agmen conglobata eos quasi pugnatura aggreditur. Sed Normanni cernentes ignobile vulgus non tantum inerme quantum disciplina militari nudatum tanta caeda presternum, ut bruta animalia, non homines mactari viderentur.”（“A countless number of men on foot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villages massed into one column approached them as if about to attack. But the Normans, seeing that it was a low-born crowd not so much unarmed as deprived of training, overthrew them with so great a slaughter that dumb animals, not men, seemed to be killed.”）

第二篇　鼎盛时期的封建国家

1　加洛林帝国覆灭后国家的形成

1.In “Les grandes families comtales à l’époque carlovingienne，”Revue historique，72（1900）：72，Poupardin has shown that the number of these families was rather small. Most of them traced their origins to Austrasia and were located in the most varied parts of the kingdom. They were closely interrelated. They often had properties in very different regions. That point was very important in the divisions into the various nations, since a person who had fallen into disfavor could easily move to another part of the kingdom. For this reason, the kings would not tolerate a person’s having fiefs simultaneously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kingdom.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the Control of Land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Sozial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Grundherrschaft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Abhandlungen der historischen-philosophischen Klasse der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 Vol.22，Seeliger has successfully explained, in my opinion,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ivilege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at lords’areas has been exaggerated.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ublic power always remained with the counties, and it was from them, and not from the great domains, that the later authorities of the nation sprang.

This point alone also explains why such small differences are to be seen between the Romanic and Germanic areas, a point that Seeliger did not raise. He also passed over the fundamental fact that the position of count became a fief and why this occurred, but these points can easily be added to his explanation to complete the basic concept.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go into the special controversies that Seeliger’s studies have touched off.

2.In 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s，17（1896）: 165，Rodenberg quite correctly observes that Henry did not introduce anything completely new, but he holds fast to the idea that he did not just simply revive Carolingian arrangements. It would also be a false concept to say that he only “revived old arrangements.” In the first place, even a “simple renewal” always brings some changes of detail,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principal point is the great reinforcement of military power associated with the renewal, which was, of course, accompanied by very heavy new burdens（as, for example,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russian army by William I）. The accomplishment wa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political deed.

3.In this connection, see also the excursus of Chapter II, Book III, below，“German Combat Methods on Foot and Horseback，” p.291.

4.Waitz, Heinrich I，3d ed.，p.101 and elsewhere.

5.Nitzsch,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1：306.

6.This point is not contradic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feudal lord held strictly to the obligation of his enfeoffed vassals to obey the summons for war. The law books also contain the strictest regulations on this point. But we already know from the Carolingian period that the strictness of the obligation did not mean that it always had to be accomplished in person. Rather, it could be satisfied with money, and for that very reason, and not because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had no men, the lord did not permit any modifications. The later supplements to the Roncaglian edicts of Frederick I required that the vassal provide a suitable substitute or pay half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his fief. Waitz，8：145. In the corresponding Saxon code, he had to pay only a tenth of his annual income, Lehnrechte，4：3. Auct.vet.，1：13. Deutschenspiegel Lehnrechte，11. Schwabenspiegel Lehnrechte，8. According to Rosenhagen,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heerfahrt, p.59.

7.Waitz，8：100.

8.Baltzer, p.23. Rosenhagen, p.18.

9.Annales Colonienses maximi. SS（Greatest Annals of Cologne. Historians in the M.G.series），17：843，now Chronica regia Coloniensis continuatio quarta（Royal Chronicles of Cologne, Fourth Continuation），p.265.“In campis Lici secus Augustam fere 6 milia militum in exercitu region sunt inventa.”（“In the area of Licum near Augusta almost 6，000 soldiers were found in the royal army.”）The only other example of a counting of troops that I have noted is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hristian Küchemeister, Neue Kasus Monst.St. Galli. Abbot Berthold（1244-1272）moved to the aid of the count of Hapsburg against the bishop of Basel with recruited knights and soldiers “and brought him more than 300 knights and soldiers, all of whom were counted at Säckingen above Brugg.”Historischer Verein von St. Gallen，1（1862）：19.

10.We now see as pointless the frequently discussed controversy as to whether only royal fiefs, or also fiefs granted by lords, or also allodia, carried obligations for military service under the king, and whether such obligations differed under varying conditions.（Weiland，“The Campaign of the Royal Army”[“Die Reichsheerfahrt”]，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l. VII；Baltzer, O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Military Organization[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verfassung]，Chap.1，para.3；Rosenhagen，“On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Army Campaign from Henry VI to Rudolf von Hapsburg”[“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heerfahrt von Heinrich VI.bis Rudolf von Habsburg”]，Leipzig dissertation，1885.）Anyone directly enfeoffed as a prince by the king was obliged to report with a troop of such strength as he himself determined and which he himself raised. It was up to him a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he drew upon his fief and his allodia. Naturally, the king had no claim on the subvassals, but, on the basis of the royal levy, their lord ordered them to participate, or they were relieved of that responsibility through a contribution determined by custom and agreement. Allodial possessions within a county—a question that Heusl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p.137，still believes will never be solved—were also taxed by the 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 on the basis of the royal levy. Naturally, nobody was free from the military burden except in cases of specific privileges. The king placed the same requirements on his royal ministeriales that the princes placed on theirs. The conditions of those freemen of the kingdom who were not princes, conditions originating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form a special case which we need not consider here.

From the contributions which the cities made for the army campaigns, there developed the city taxes which the emperors later demanded from the free cities. These taxes give positive testimony that it was not just the royal fiefs that were called on for service to the emperor, a point that would, of course, be taken for grant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ee Rosenhagen, p.67，and Zeumer, German City Taxes in the Middle Ages（Deutsche Städtesteuern im Mittelalter）.

11.Hegel, Städteverfassungen，2：191.

12.The last point represents Waitz's opinion.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8：133.

13.Baltzer, O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Military System（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riegswesens），Chap.1，Sect.5，“The Strengths of the Contingents，” has already correctly recognized and given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these conditions. I refer the reader to his work for the details and the cited passages. The only point on which I disagree is that Baltzer pictures the situation, as I have described it, as existing only from Henry IV on, and he believes that in earlier periods definite numbers, differing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had been required, as in the order of Otto II. For my part, I date the feudal organization, which only exceptionally necessitated the use of such specific numerical requirements, as early as the period of Henry I and thereafter.

14.Jaffé，Bibl.，1：514.

15.Bibliography on this subject is to be found in Brunner, Principal Features of German Legal History（Grundzüge de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2d ed.，p. III, and Waitz, Verfassungsgeschichte, V，2d ed.，p.342.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this connection are the Latin and German versions of the Laws for the Serving Men of the Archbishop of Cologne（Recht der Dienstmannen des Erzbischofs von Köln），ed.Frensdorff，1883，as well as the “constitutio de expeditione Romana”（“Ordinance concerning a Roman expedition”），although the latter, presumably a decree of Charlemagne, is fraudulent. According to Scheffer-Boichorst,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42（1888）：173，repeated in the col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Zur Geschichte des 12.und 13. Jahrhunderts），1897，this fraudulent document was composed around 1154 in the monastery of Reichenau in Swabia. The purpose was to specif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authorities, the obligations and rights of the ministeriales of the monastery, who were full of demands. Reprinted in M.G. LL，2.2.2. See also “Das Weissenburger Dienstrecht” in Giesebrecht, History of the German Imperial Period（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Vol.II, appendix.

16.Schöpflin, Alsatia diplomatica，1：226. Waitz,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8：156.

17.When Ladislaus of Bohemia levied his men in 1158 for the march to Italy, they were initially very dissatisfied, but when he explained that those who did not want to go would be allowed to stay at home, while those who went on the expedition had the prospect of rewards and honors, they all eagerly accepted the call.

18.It is stated in this way in the “Service Regulations of Vercelli of 1154”（“Dienstrecht von Vercelli vom Jahre 1154”），published by Scheffer-Boichorst, Zur Geschichte des 12.und 13. Jahrhunderts, p.21：“Illam securitatem, quam dominus fecerit regi secundum suum ordinem, illam securitatem debent facere vasalli super evangelio domino episcopo de expeditione Romana.”（“That guarantee which a lord will have made to the king, according to his own rank, vassals ought to make to their Christian lord bishop in regard to a Roman expedition.”）

19.On 7 November 1234，Pope Gregory IX required that a number of German princes should march to join him in the following March “te personaliter decenti militia comitatum, quae in expensis tuis per tres menses praeter tempus, quo veniet et recedet ... commoratur”（“you in person by the proper military service of the office of counts, which lasts at your expense for three months in addition to the time in which you will come and return ...”）. Huillard-Bréholles，4：513. In November 1247，Emperor Frederick ordered the Tuscan cities to send the knights their trimonthly pay. Huillard-Bréholles，6：576. A dubious document of Frederick’s, supposedly dating from May 1243，confirmed to a certain knight Matthäus Vulpilla the property granted to his family by King William in return for providing “unius militis equitis armati per tres menses continuo infra regnum, cum necesu erit”（“one armed horseman for three months in succession within the realm when it will be necessary”）. Huillard-Bréholles，6：939.

20.Guilhiermoz, Essai sur l'origine de la noblesse, p.276，believes that the forty-day service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Henry II for Normandy and was then extended to the other possessions of the Plantagenets. In other French areas, he believes, there developed the legal custom for military service to be provided from the start at the expense of the lord.

21.With respect to these conditions, see Boutaric, Institutions militaires de la France avant les armées permanentes, p.126 ff. On p.233，Boutaric mentions a “coutume d’Albigeois”（“custom of the region of Albi”），from Martène, Thesaur.nov.anecdot.，1：834，according to which a vassal who did not bring along the prescribed number of men to the levy had to pay, as punishment for each missing warrior, double the amount of the man’s pay.

22.Waitz，8：162.

23.According to the so-called constitutio de expeditione Romana, M.G. LL.，2.2.2.

24.Boutaric, Institutions militaires de la France, has collected the passages on this subject on pp.191 ff. He says that complete lists of the feudal levies do not exist, but those that have survived show how small the obligations of the great vassals were. Under Philip Augustus, the duke of Brittany provided forty knights, Anjou forty, Flanders forty-two, the Boulonnais seven, Ponthieu sixteen, Saint Pol eight, Artois eighteen, Vermandois twenty-four, Picardy thirty, Parisis and Orléanais eightynine, and Touraine fifty-five.

From the time of Henry I（1152-1181），the counts of Champagne had lists made of their vassals, extracts from which have been passed down to us. Published in D'Arbois de Jubainville, Histoire des ducs et comtes de Champagne, Vol.II，1860.

The first of these lists shows a total of 2，030 knights（milites）. They provided the king with twelve bannerets.

Normandy had 581 knight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ing and 1，500 in the service of the barons.

In 1294，Brittany had 166 knights（chevaliers，écuyers et archers），who were oblig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edition. According to another source, there were 166 knights and 17 squires（écuyers）. Brittany was obligated to provide only 40 for the king.

2　莱希菲尔德会战

1.Mon.Germ. SS.，3.408.

2.Gerhardi, Vita S. Oudalrici（Life of Saint Oudalricus），SS.，4.377.

3.Flodoard, SS.，III.

4.Steichele, The Diocese of Augsburg（Das Bistum Augsburg），2（1864）：491，and L. Brunner, The Invasions of the Hungarians in Germany（Die Einfälle der Ungarn in Deutschland），1855，p.38.

5.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reconcile Widukind's report that the Hungarians crossed the Le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already on the left bank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battle, nevertheless, took place on the left bank. This explanation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reference to the Hungarians was only to those who attacked the Germans in the rear before the actual battle and that, consequently, only a part of them crossed the river, only to cross it for a second time near its mouth, thus falling on the Germans from the rear.A special example of this belief is to be found in Wyneken in his Studies on German History（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Vol.21，where he effectively corrects many of the errors made by others but in this case obviously falls from analysis into pure harmonistics. Widukind's meaning is clear, namely, that the entire Hungarian army crossed the river to do battle, and not simply a part of the army crossed for the purpose of an envelopment and then returned. If anyone wishes to eliminate Widukind's testimony to the effect that the Hungarians crossed the Lech before the battle（“Ungarii nihil cunctantes Lech fluvium transierunt”：“The Hungarians crossed the Lech River without any delay at all”）in order to be able to place the battle on the left bank, the only consistent possibility is to assume, as I have done above, that Widukind, who makes no mention of the siege, meant the first crossing.

6.Annales Palidenses（Annals of Pöhlde），SS.，16.60：“ad clivum, qui dicitur Gunzenle”（“toward the hill which is called Gunzenlee”）. Chronicon Eberspergense（Chronicle of Ebersberg），SS.，25.869：“Locus autem certaminis usque in hodiernum diem super fluvium Licum, id est Lech, latino eloquio nominatur Conciolegis, vulgares vero dicunt Gunzenlen.”（“The site of the battle, however, on the river Licum, that is the Lech, is called up to the present day by its Latin name Conciolegis; the common people in fact say Gunzenlen.”）Steichele, in Das Bistum Augsburg，2：491，reports that the hill no longer exists.

7.Widukind says that the king established his camp “in confiniis Augustanae urbis”（“on the borders of the city of Augsburg”）and that the other contingents joined him there.That, of course, does not mean that the assembly area was in or beside the area belonging to the city of Augsburg, but only that it was in the vicinity of Augsburg, where the battle later took place. The assembly had to take place north of the Danube so that none of the contingents would be individually exposed to an attack by the swift Hungarians. Only after all the contingents were assembled did they move across the river, ready for battle.

8.Annales Sangallenses majores（Annals of Saint Gall），Mon. Germ. SS.，1.79. To judge from the short report in these annals, it would not be impossible to conclude that the engagement between the Hungarians and the Bohemians and the capture of Lele took place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ampaign, possibly on the Bohemian border. But we may clarify this point through a report from the Chronicon Eberspergense, SS.，20.12，which is admittedly 100 years later and very distorted but also contains the same name, Lel, of the Hungarian duke who was taken prisoner by the Ebersperg garrison while fleeing.

9.Thus reads the imperial order as it was relayed by Archbishop Hatti of Trier to the bishop of Toul in 817. See p.35，above.

3　亨利四世皇帝征战史

1.Both in M.G. SS.，V and in the school edition.

2.Carmen de bello Saxonico, M.G. SS.，XV.

3.According to Lambert and Bruno.

4.The Pöhlder Annals（M.G. SS.，XVI）report as follows on a battle they place in 1080：“Rursus inter Heinricum et Rodolfum bellum gestum est, ubi Rodolfus percepto clamore suos occubuisse putavit et fugit. At ubi eventum rei didicit, se scilicet propriam fugisse victoriam, magis vivere quam mori recusavit.”（“A battle was again waged between Henry and Rudolf, when Rudolf, after hearing a shout, thought his men had fallen and fled. But when he learned the outcome of the battle and that he obviously had fled his own victory, he was more reluctant to live than to die.”）This probably cannot refer to any other event than Melrichstadt.

5.Berthold expressly stated（M.G. SS.，V）that Henry assured his retinue that this would be the case.

6.Bruno says nothing about this. But it might be concluded from these points that the Pegau Chronicle had Henry marching up via Weida（south of Gera, on the upper Elster）. That is, of course, impossible in the light of Bruno's account. But since in any case Henry had also called up Bavaria, where he had a particularly large number of supporters, for the campaign, and these troops could presumably not march on any other route, the account in the Pegau Chronicle may be based on a positive legend that royal troops moved via Weida. Of course, it could also be that the village of Weida, situated on the battlefield, was the place referred to in this legend.

7.We cannot determine how close he came to Naumburg. Bruno's statements could be understood to mean that he made an attempt to take Naumburg by storm. But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when he heard that the Saxons or their advance guard had already reached Naumburg, Henry crossed the Saale a day's march farther to the south. Perhaps only an engagement between reconnaissance forces took place before the town.

4　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

1.Major Albany's work, Early Wars of Wessex，1913，has no scholarly value, according to the review by J. Liebermann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117，p.500.

2.Oman,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to which I refer the reader for the cited provisions of the law, sees（p.109）the reason for opening up the class of thanes in the hope of inducing the peasants and burghers to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good weapons and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forces. I cannot agree with this idea. A well-to-do burgher or peasant who procures fine weapons does not thereby become a useful warrior, and in case of war he might only be inclined to hide his weapons and reject his newly won status. Such minor measures did not create men of a caliber to oppose the Vikings. Consequently, as we have seen above, the laws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in the opposite sense, namely, that the former warrior status of the thanes had already disappeared and there remained only a civilian-social status into which the more prominent peasants and burghers tried to be admitted.

3.Stubbs，1：262，cites a source in Canterbury to the effect that there were no milites in England before the time of King William.

4.See Freeman, Vol.III, Appendix H. H.，p.741，for a listing of all the various estimates of the army strengths.

5.Compare the study on the changes in tactics in the preceding volume, Book IV, Chap.2，p.408，with the statements of Aristotle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5　诺曼人在英格兰的军事组织

1.“Lord” is an Anglo-Saxon word and means literally “bread-giver.”The title “baron” came into England with the Conquest.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homo，“vassal，” and originally applied to all those directly enfeoffed by the king, but it gradually became limited to the most important men among them, the most eminent of whom were given the title of “earl.”

2.The number of servitia debita that were provided by men not settled on the land, and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were settled, above and beyond the number of servitia debita, were therefore almost in balance, so that the number 5，000 appears in both cases. See p.179.

3.Pollock and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2d ed.，1898，1：236.

4.In the battle Lincoln（1141），in which King Stephen was captured, he had a few earls on his side, who no doubt bore important names but had only a few men with them. One source, Gervasius of Canterbury, calls them “ficti et factiosi comites”（“false and factious earls”）. They had no other connection with the counties whose titles they bore except that a third of the income from those counties was paid to them（Oman, p.393）. Consequently, it was probably less a question of bad will than a lack of resources that prevented them from providing the king better support.

5.Stubbs, Constitutional History，2d ed.，1：434.

6.Robert de Monte, for the year 1159，cited in Stubbs, p.588.

7.Dialogus de scaccario（Dialogue concerning the Exchequer），written in 1178-1179. Cited in Stubbs, p.588.

8.Section 51.“Et statim ... amovebimus de regno omnes aliegenas milites, balistarios, servientes, stipendiaries, qui venerint cum equis et armis ad nocumentum regni.”（“And immediately ... we shall remove from the kingdom all foreign soldiers, crossbowmen, sergeants and mercenaries who will have come with horses and arms for the harm of the kingdom.”）

9.Morris, The Welsh Wars of Edward I, p.185，passim.

10.Pollock and Maitland，1：233，point out that the forty-day rule could hardly ever have had legal force but always remained only a theory. John of England once required eighty days.Recently, Guilhiermoz, Essai sur l'origin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convincingly stated that it was Henry II of England who introduced the forty-day rule.

11.Robert de Monte, cited in Stubbs, Constitutional History，1：455.

12.Pollock and Maitland, p.234.

13.Stubbs, Constitutional History，1：590.

14.Gneist, Engl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p.289，note（according to a manuscript in the Cotton Library）.

15.Pollock and Maitland，2：252.

16.Pollock and Maitland，1：246.

17.The shift from personal service to money payments was, as Pol-lock and Maitland，1：255，suppose, the origin of the otherwise inexplicable reduction of the roster. In 1277，the clergy, who had had to provide 784 knights in 1166，acknowledged having hardly 100. The great earls did likewise. But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individual knights was increased correspondingly.Morris, of course, explains this reduction differently in The Welsh Wars of King Edward I. On p.45 f.，he states that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those to be provided was compensa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of service by several times the usual forty-day standard.

18.Cunningham,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3d ed.，1：196.

19.In 1294，the clergy provided one-half, the earls, barons, and knights one-tenth, and the cities one-sixth.

In 1295，the clergy provided one-tenth, the nobles one-eleventh, and the cities one-seventh.

In 1307，one-fifteenth was provided; that amounted to 40，000 pounds for all of England.

20.Stubbs, Select Charters, p.255（from Roger of Hoveden）.

21.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1：573.

6意大利的诺曼人国家

1.Lupus Protospatharius, Mon. Germ. SS.，5.52，gives the strength for Olivento as 3，000. Gaufredus Malaterra, in his History of Sicily（Geschichte Siciliens），Muratori, SS.，5.533 ff.，gives 500. William of Apulia, in his epic poem which he dedicated to Robert Guiscard's son（Mon. Germ. SS.，9-239 ff.），gives the number as 1，200. The reported strength for the battle of Cannae is given in the Annals of Barri, Mon. Germ.，5.51 ff. All these points are taken from von Heinemann, History of the Normans in Lower Italy（Geschichte der Normannen in Unteritalien），p.359.

2.von Heinemann,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113.

3.von Heinemann, p.207.

4.von Heinemann, p.311.

5.von Heinemann, p.325.

6.von Heinemann, pp.330，333.

7.Ryccardus de San Germano, M.G. SS.，19.369，anno 1233. P.376：“vocat ad se ... omnes barones et milites infeudatos”（“he calls to himself ... all barons and enfeoffed knights”）.

8.Ryccardus de San Germano, M.G. SS.，19.348: “statuens ut singuli feudatarii darent de unoquoque feudo octo uncias auri et de singulis octo feudis militem unum in proximo futuro mense Maii”（“decreeing that all vassals should give from each fief 8 ounces of gold and from every eight fiefs one knight in the next month of May”）.

7　拜占庭

1.We would be able to state this characteristic definitely if the Strategikon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under his name was actually written by him. However, this is very doubtful. See pp.193，198，below.

2.Zachariä von Lingenthal, History of Greco-Roman Law（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Rechts），3d ed.，p.271，para.63.

3.Les exploits de Digénis Akritas. Epopée byzantine du Xieme siècle, publiée par G. Sathas et E. Legrand. Paris，1875.

4.Zachariä von Lingenthal, 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Rechts，3d ed.，p.265.

5.Carl Neumann, World Posi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elts-tellung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s），p.58.

6.Zachariä von Lingenthal, p.273，Note 916.

7.Zachariä von Lingenthal, p.273. Neumann, p.56，states that the threefold increase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creased requirement for military preparations and performance. But such an increase can hardly have taken place; for a long time already, military service had meant service on horseback. But Neumann immediately adds that the increase indicated the intention of giving up the restoration of small landholdings as unsuccessful and unnecessary. This may well be correct.

8.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On Ruling the Empire），Chap.5 2. Joh. Meursii opera（Works of John Meursius），6：1110. For other evidence, see Carl Neumann, Die Weltstellung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vor den Kreuzzügen，1894，pp.68 and 69-Note, for example, from Constantine IX: “He paid large fees for soldiers.”* Cedrenus，2：608.

9.Excerpta Johannis Scylitzae Curopalatae（Excerpts of John Scylitzes Curopalates），SS. Byzantini（Bonn）. Cedrenus，2：662.

10.“Inexperienced in war, without horses, almost without arms and naked, and not even having daily supplies, they underwent many desperate straits and returned to their own land without glory.”*

11.Neumann, pp.60，68. Gustave Schlumberger, Nicéphore Phocas, Paris，1890，pp.532-533. Krumbache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eratur, p.985.

12.Neumann, p.67，presumes that the west, more thickly inhabited by barbarians, lagged behind the east culturally and was therefore incapable of paying taxes in currency.

13.Jähns,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1：170.

14.Book IV, Chap.4，Ed. Bonn, p.134.

15.Taken from the listing i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s，1：552，674，which includes, however, a few cases that are not completely confirmed.

8　阿拉伯人

1.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C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 unter den Chalifen），by Alfred von Kremer（Vienna，1875），there is a chapter on the military system（pp.203-255）in which the source reports are assembled quite completely but without analysis and without any military-objective understanding. I have not drawn anything from this work.

2.August Müller, Geschichte des Islam，1：31.

3.Wellhausen，“Die religiös-politischen Oppositionsparteien im alten Islam，”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 Hist. Kl.，New Series，5.2.10.

4.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F. Wüstenfeld in the Ab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Vol.26（1880）. This work consists in part of a 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of Aelian’s Tactics and must therefore, of course, be used with caution.

5.Müller，1：164.

6.Weil, Geschichte der Chalifen，1：30.

7.Weil，1：60.

8.Müller, p.238.

9.Müller, p.243.

10.Müller，1：252，note.

11.Müller，1：222.

12.Of course, not in one move. The events took place in the following sequence: in 641 the Arabs conquered Egypt; in 643 or 644 they took Tripoli. In 648-649 Moawija, as governor of Syria, built a fleet. The governor of Egypt did likewise. In 647-648 the latter, with 20，000 men, conquered Carthage but then left the country again.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frequent raids were made from Tripoli into Tunis. In 683 the Arabs suffered a defeat, lost Tripoli, and were thrown back to Barca. In 696 Hassan arrived with 40，000 men and stormed Carthage. After a few reverses, when a Greek fleet was in action, the subjugation of the entire area up to the ocean was completed between 706 and 709. The Berbers joined Islam.

13.Cited by Wüstenfeld, p.24. See also p.27，where the temptation to break out of ranks in battle is expressly opposed with an indication for the necessary obedience.

14.Weil，1：42.

9　十字军东征综述

1.“Army Strengths in the Crusades”（“Die Heereszahlen in den Kreuzzügen”），Berlin dissertation，1907（Georg Nauck, publisher）. This work studies particularly the Third and Fourth Crusades.

2.Opera St.Bernhardi（Works of St. Bernard），ed. Mabillon，1：549. From the translation in Wilcken, Kreuzzüge，2：555.

3.The principal source for the knightly orders is found in the statutes with their later supplements,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which and all the related subject matter have been completely clarified only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See Schnürer, The Original Regulations of the Knights Templars（Die ursprüngliche Templerregel）.（In the Studien und Darstellungen auf dem Gebiet der Geschichte, edited by Grauert，3：1-2）. Freiburg，1903. The Regulations of the Templars（La Règie du Temple），Paris，1886，contains a critical editing by E.de Curzon. With this edition as a base, the reading of this work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to a broad public in the most praiseworthy way by a translation in the book Die Templerregel, translated from the Old French and accompanied by explanatory notes by Dr. R. Körner, Jena，1902. As an appendix to his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rusades（Kultur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Prutz reprinte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in Latin. The Regulations of the Teutonic Order, with all the Supplementary Laws and Customs（Die Regel des deutschen Ordens, mit alien nachträglichen Gesetzen und Gewohnheiten）was published in exemplary fashion in the five texts in which it has been retained（Latin, French, Dutch, German, and Low German）by Perlbach, Halle，1890.

第三篇　中世纪盛期

1　骑士种姓

1.See Richard Schroeder, Zeitschrift fü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che Abteilung，24.347，“The Old Saxon People’s Nobility and the Landowner Theory”（“Der altsächsische Volksadel und die grundherrliche Theorie”）.

2.Richer, for the years 930 and 888. SS.，3.584. Bonitho, Jaffé 2：639.

3.Wipo, Chap.4.

4.Bruno, Chap.88. Cosmas II, Chap.25，for the year 1087. A document of Emperor Lothair of the year 1134 distinguished between “ordo equestris major et minor”（“greater and lesser equestrian rank”），cited by Schröd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p.430；“milites tam majors quam minores”（“greater as well as lesser knights”），Gesta Consulum Andegavensium（Deeds of the Counts of Anjou），ed. Bouquet，10.254；“milites plebei”（“soldiers of the people”）in Raymond of Agiles,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3：274.

5.This is correctly expressed by Waitz，5：439，where still more examples are cited（also p.398，Note 4）. When he adds, however, that it cannot be said with certainty with which meanings the expressions were used, I can see no basis for this doubt. Legal meanings, everybody agrees, are not intended; the factual,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are meant, however, are entirely clear. Source citations are also to be found in Köhler, Ritterzeit，3：20.

6.Cited by Harnack, Militia Christi（Service of Christ），p.84，note: “ut plurimi ex ipsis adderentur ad fidem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 derelicto militiae cingulo”（“that most of them should be added to the faith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fter the belt of military service has been given up”）.

7.Gesta Cons. Andegavensium, ed. Bouquet, Recueil，10：254. It is recounted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a castle under attack “cingulis militaribus accincti armisque protecti ad pugnam se more militum castrensium paraverunt”（“girded with military belts and protected by arms, they prepared themselves for battle like the knights of a castle”）and made a sortie. The knight's belt plays a role in this incident, in that it creates the deceptive appearance that knights are coming and attacking.

The purple or scarlet cloak which is often mentioned（Abbo repeatedly; Ruotger, vita Brunonis, Chap. 30，vita Heinrici IV, Chap.8; Chronicle of Monte Casino for the Year 1137）I am not willing to count, as does Baltzer, p.5，as a specific part of the knightly garb, since it is expressly stated that, when the knights are too poor, they must be satisfied with the cloak in its natural color.（Vita Heinrici IV, Chap 8.）We also read（Guiart，2.698 cited in Alwin Schultz，2：313，Note 3）that the knights on taking the cross, renounce any elegance in their clothing and put on simple, dark garments. They were not willing, however, to lay aside a symbol of their rank, but only the elegant attire.

8.At any rate, that is what one finds often recounted in modern works, although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d the original source therefor, and in works on legal history nothing on such an order is to be found, no more so than in the special works on Louis VI. Daniel, History of the French Militia（Histoire de la Milice Française），1724. Boutaric, French Military Institutions（Institutions militaires de la France），1863. Boutaric, The Feudal System. Review of historic questions（Le regime féodal.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Vol.XVIII，1875. Glasson, History of the Law and Institutions of France（Histoir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1891. A. Luchaire, Manual of French Institutions, period of the direct line of Capetians（Manuel des institutions franchises, période des Capétiens directs），1892. Luchaire, History of the Monarchical Institutions of France（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onarchiques de la France），Tome III（also under the title Studies on the Acts of Louis VII[Etudes sur les actes de Louis VII]，1885）. Luchaire, Louis VI, Annales de sa vie，1890.

9.“De filiis quoque sacerdotum dyaconorum ac rusticorum statuimus, ne cingulum militare aliquatenus assumat, et qui jam assumserunt, per judicem provintiae a militia pellantur.”（“We also decree concerning the sons of priests, deacons, and peasants that they should not assume the knightly belt to any extent, and those who have already assumed it should be banished from military service by the judge of the province.”）LL，2. 185.

In the dispensation statement under Frederick II, we read: “nostris constitutionibus caveatur, quod milites fieri nequeant, qui de genere militari non nascuntur.”（“Let it be decreed by our ordinances that those who are not born of a knightly family should not be able to become knights.”）

10.Gesta Friderici II，13：“inferioris conditionis juvenes, vel quoslibet contemptibilium etiam mechanicarum artium opifices, quos caeterae gentes ab honestioribus et liberioribus studiis tanquam pestem propellunt, ad militiae cingulum vel dignitatum gradus assumere non dedignantur.”（“They do not think that young men of the lower class and craftsmen of the contemptible, even mechanical arts, whom other nations banish like the plague from the more honorable and freer pursuits, are worthy to assume the belt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the ranks of offices.”）

According to Daniel, De la Milice Française, p.33，in the Ligurinus, Gunther, on the other hand, has the emperor act in this way: “Utque suis omnem depellere finibus hostem posset（possit），et armorum patriam virtute tueri Quoslibet ex humili vulgo, quod Gallia foedum Judicat, accingi gladio concedit equestri.”（“And so that he might be able to repel all of the enemy from his territory and to guard the country by strength of arms, he granted that all of the low populace, which France judges hideous, to be girded with a knight’s sword.”）

Had the Ligurinus itself not been preserved, this passage would appear completely puzzling to us—and so it should serve us（especially old historians and classical philologists）as a warning as to how seriously and how easily one can be led into error by a second-hand source. Daniel, for example, whose work in other respects is quite thorough, slipped up for once here and ascribed to the emperor what Gunther actually has the Italians doing（Book II, verse 151 ff.）；here too, then, he simply adheres to his source. The “Gallia” in his verses, in keeping with the well-known linguistic usage of the Middle Ages, includes Germany also.

11.Curzon, Rules of the Templars（La règle du temple），Chaps.337，431，586.

12.Vetus auctor de beneficiis，1.4：“rustici et mercatores et omnes qui non sunt ex homine militari ex parti patris et avi jure careant beneficiali.”（The old author on benefices，1.4：“peasants, merchants, and all who are not the sons of a knight by their father and grandfather should abstain from the beneficial oath.”）

13.Concern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see Waitz，8：117.

14.Schröd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p.430，believ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knights（as a result of the dubbing ceremony）and squires（Knappen）had come into force only sinc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ut had never actually attained a legal significance.

This line of thought is too specifically juridical. The dubbing, as such, did not have, it is true, a directly legal effect, but only as the result of such an act could the distinction become fixed which finall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petty nobility.

15.M.G.LL，2.103.10：“Si miles adversus militem pro pace violate aut aliqua capitali causa duellum committere voluerit, facultas pugnandi ei non concedatur, nisi probare possit, quod antiquitus ipse cum parentibus suis natione legitimus miles existat.”（“If a knight will have wanted to fight a duel against a knight because of a breached peace or any capital offense, the opportunity of fighting should not be granted to him unless he should be able to show that from ancient times he with his parents is by birth a knight of legal status.”）

16.The Bamberg Service Law, at the end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specifies that a ministerial whom the bishop does not invest with a fief may enter the service of another but may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bound by a fief “cui vult militet, non beneficiarie, sed libere.”（“Let him serve for whom he desires, not as a man enfeoffed but as a freeman.”）Such a provision already indicates an extensive weaken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unfree condition.

17.The finer distinction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various generations and regions are passed over here. Zallinger, in Ministeriales and Knights（Ministeriales und Milites），1878，believes, for example, he has proven that in the regions under the Bavarian law the ministeriales or serving men（Dienstmannen）ha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ssumed a special position clearly above the common milites and no longer regarded the latter as of equal birth. Only the monarchy and the princes were allowed to have such outstanding, though unfree, serving men（Dienstmannen）. This latter group later became completely intermingled with the free nobility in the status of lords or property holders.

18.For example, by Guilhiermoz. Against him, E. Mayer, in Zeitschrift fü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che Abteilung，23（1902）：310.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oversy, I invite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Chap.435 of the statutes of the Knights Templars: “One does not ask a knight if he is servant or slave of no man, for since he says that he is a knight by birth, of a legal marriage, if he is truthful, he is by his very nature free.”In Germany this condi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met.

19.Even if it should be correct, as Böheim in Manual of Weapons（Handbuch der Waffenkunde），p.12，claims, that around the year 1400 there took place a lightening of the protective equipment, nevertheless that would only have been a momentary trough in the constantly rising tide. But the fact itself is doubtful and in any case not yet fully established. Böheim himself says shortly thereafter, p.14，that at the start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rotective arms were strengthened.

20.Baltzer is quite correct about this, on p.52 ff. If in the meantime an enumeration by helmets（galea）also appears, that follows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but does not directly bring it on. The account mentioned by Baltzer on p.56，to the effect that knights, in order to fight more easily, had taken off their armor, is explained correctly by Köhler as being not for the purpose of fighting but for the pursuit. Even so, I would prefer to regard this account not as a historic fact, but as “trimming.”The first use of “dextrariis coopertis”（“covered war-horses”）was found by Köhler（3.2.44）in the year 1238.

21.Giraldus Cambrensis, Expugnatio Hibernica（The Conquest of Ireland），Opera 5.395.“Cum ilia nimirum armatura multiplici sellisque recurvis et altis difficile descenditur, difficilius ascenditur, difficillime cum opus est pedibus itur.”（“Certainly with that multiple armor and a high curved saddle it was difficult to dismount, more difficult to mount, and most difficult to go on foot when necessary.”）The author died about 1220.

22.Köhler，3.2.81. From the statutes of the knightly orders it is clear that, wherever it is a question of knights with several horses “equitaturis”），this means those horses which the knight himself rides—just as, today, the cavalry officer has several mounts—and not, for example, those horses which he provides for his followers. See Curzon, La règie du temple, Chap.77，p.94. Statutes of the Knights Hospitalers, Chaps.59 and 60；in Prutz,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rusades（Kultur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p.601. Statutes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Perlbach, p.98.

23.Baltzer, p.59. According to Köhler，3.2.77，Viollet-le-Duc is said to have claimed that protective covering was not placed on knights’steeds until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24.Waitz，8：123，says correctly: “Of course, there was never a complete lack of foot soldiers, only that they were employed mostly in defensive situations ... or in a war where everybody who could bear arms was used, whereas they participated only exceptionally in army expeditions.”

25.Ennen and Eckertz,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Cologne（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Köln），4.488.560.

26.Roth, Dignity of the Knight（Ritterwürde），p.98. Suger, too,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attle of Brémule in 1119，uses the expression that King Henry “milites armatos ut fortius committant, pedites deponit.”（“He placed the foot soldiers in reserve so that the armored knights might engage more bravely.”）The Gesta Francorum（Deeds of the Franks），Chap.6，on the battle of Dorylaeum in 1097：“Pedites prudenter et citius extendunt tentoria, milites eunt viriliter obviam iis.”（“The foot soldiers skillfully and rather quickly cocked their crossbows and the knights courageously attacked them”[the Turks]）. Fulcher, p.393：“milites sciebant effici pedites.”（“The knights knew how to become dismounted combatants”），（1098）. Likewise, in the report on the battle of Ascalon in 1099:“quinque milia militum et quindecim milia peditum”（“5，000 knights and 15，000 foot”）. Gervasius Dorobernesis, Chronica de rebus anglicis（Gervasius of Canterbury, Chronicles of English History）for the year 1138:“milites et pedites”（“knights and foot troops”）. Also Gesta Consulum Andegavensium（Deeds of the Counts of Anjou），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Gaules（Collection of Histories of the Gauls），11.265. Pope Innocent IV to Cardinal Reiner in 1243（Huill. Bréholles，6.131）：“cum pro defensione civitatis militia minus necessaria videatur, pedites autem utiliores esse noscantur.”（“Whereas a band of knights is less necessary for the defense of a city, foot soldiers are known, however, to be more useful.”）

27.Zallinger, Ministeriales und Milites, p.4：“The expression miles is used in the original sources in the most varied senses and serves alternatively in the course of time as the normal indication of individual knightly classe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knightly way of life or of knightly birth might appear as particularly characteristic or determining for a class. Thus, it is frequently found in an earlier period with the sense of a free vassal, whereas later it is used predominantly for the unfree knight. Furthermore, by miles is meant particularly the man who has already been knighted, in contrast to the squire who is simply of knightly birth.”

Waitz，5：436，gives a series of citations from which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n the older period the ministeriales and the unfree warriors in general, as well as the free ones, were designated as milites. He then continues: “The royal chancellery distinguishes between miles and serviens，” but he does not touch on the decisive question as to how long this distinction had been in effect, whether any contrary examples are to be found, and on how broad a basis or how long this usage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chronicles.

Köhler, Vol.I, Section IX, claims that in Spain and Italy the light horsemen also were called milite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whereas in France and Germany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on the expression miles had the exclusive meaning of knight.

Fulcher, Historia Hierosolymitana（History of the Jerusalem Campaign），2：31（Mignet. 155，p.886），recounts concerning the battle of Ramleh: “Milites nostri erant quingenti exceptis illis qui militari nomine non censebantur tamen equitantes. Pedites vero nostri non amplius quam duo milia aestimabantur.”（“Our knights were 500，except those who were not counted of knightly rank but ride horses. Our foot in fact was estimated at not more than 2，000.”）

Frederick II had promised the pope to maintain 1，000 milites in Palestine for two years at his own expense, and he sent Hermann von Salza, the grand master, to Germany to recruit them. In his letter of 6 December 1227 appears: “Misimus magistrum domus Theutonicorum pro militibus solidandis, sed in optione sua potentem, viros eligere strenuous et pro meritis personarum ad suam prudentiam stipendia polliceri.”（“We sent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of the Germans to hire knights, but having the power in his choice to select strong men and to promise pay at his discretion according to the merits of the individuals”）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Hermann, in carrying out this mission, limited himself strictly to men who had already been knighted or that he knighted the recruits who had not yet been so elevated. Rather, it must be assumed that he took, even for heavy mounted service, qualified soldiers. The word miles, therefore, is not to be taken here in its strictest sense.

28.The quotations are in Waitz，5：400，Note 5.

Guilhiermoz, p. 429，Note 41 says: “We know that in the Merovingian and Carolingian periods the high officers of the palace, including those who had the most unwarlike responsibilities, were given military commands in time of war，” and he presents evidence thereof. It is more correct to express this idea, as we have done, in the opposite way: not that possessors of peacetime positions received military command positions, but that warriors were placed even in the most peace-oriented posts, except those held by ecclesiastics.

29.Gustav Roethe, German Heroes（Deutsches Heldentum），address given in Berlin，1906. G. Schade, publisher.

30.Köhler，3.2.123，seems to me to present this correctly.

31.Köhler，3：91，speaks of an order of Louis IX prohibiting the squire（écuyer）from wearing body armor, hood, or arm bands. For this point, he relies on Daniel, Milice française，1：394，where nothing of this sort is to be found. It appears that he meant the passage in Vol.I, p.286，where Daniel, on the basis of a treatment by Ducange, cites a ceremonial tourney from the period of Louis IX, wherein the squires were supposed to wear no trousers of mail, no covering of mail over the bacinet, and no “bracheres”（I believe that by this word he means brassards or sleeves of mail.）—Consequently, this has to do only with tournaments. In war, the idea of decreasing artifici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rmor because of class jealousy would simply appear to be too absurd.

Köhler，3.2.67，is also in error when he concludes（citing Niedner and Alwin Schulz），from the Partenopter of Konrad of Würzburg, v.5225 ff.，that the squire was not allowed to wear the sword on a sword belt, but like a merchant on his saddle, since his lady had begged him not to buckle it on: “ê sie, daz viel reine wîp ze ritter in gemachete”（“before she, the very pure lady, made him a knight”）.

32.Chronicon Hanoniese（Chronicle of Hainaut），M.G.，21.552，says of a count of Hainaut that he joined the king of France “cum 110 militibus electis et 80 servientibus equitibus loricatis in propriis expensis venit et ibi et in reditu in propriis expensis semper fuit.”（“He came there with 110 selected knights and eighty sergeants as armored horsemen at his own expense and on his return it was always at his own expense.”）

Köhler’s citation，3.2.39，from Gislebert SS.，21.520 is incorrect. The same Gislebert reports on p.522 that Baldwin of Hainaut in 1172 came to the assistance of his uncle Henry of Luxembourg “in 340 militibus et totidem servientibus lauricatis et 1，500 clientibus peditibus electis”（“in 340 knights and just as many armored sergeants and 1，500 selected men-at-arms on foot”）.

33.We even find cases where men of knightly birth disdained receiving the ceremonial knighting and had to be forced to it by their lords. Count Baldwin of Flanders announced in 1200 that the son of a knight who had not become a knight by age twenty-five was to be regarded as a peasant. In France, in 1293，it was required, under penalty of punishment, by the twenty-fourth year of those noblemen（“nobiles saltern ex parte patris”：“nobles at least on their father’s side”）who had 200 pounds of income from their property，160 of it as inheritance. Guilhiermoz, pp.231，477. In Zurich this was required by the thirtieth year. Cited in Köhler，3.2.65.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English kings made a fiscal measure of it.

34.Köhler，3.2.6 and 3.2.135，claims that the city knights did not count in the warrior class because they did not belong to a vassal group, were not vassals or ministeriales. That is conceptually false; one can be a warrior without being an enfeoffed vassal.

35.Roth, Ritterwürde, p.197. Strangely enough, the raising to the nobility did not come about in France until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1271 Philip III raised a goldsmith to the nobility. Warnkönig and Stein, French Political and Legal History（Französische Staats-und Rechtsgeschichte），1：250. Daniel, Milice franchise，1：74.

36.The last quotations are from von Wedel, Germany's Knighthood（Deutschlands Ritterschaft）.

37.Otto von Freisingen, Deeds of Frederick II（Taten Friedrichs II.），Chap.18：“At ille, cum se plebejum diceret, in eodemque ordine velle remanere, sufficere sibi conditionem suam.”（“But he, since he said he was a commoner and wanted to remain in the same rank, and his own class was enough for him ...”）In the Ligurinus，2.580，the story is recounted in the following way:

Strator erat de plebe quidem nec nomine multum

Vulgato, modica in castris mercede merebat.

（There was a common groom, to be sure not a man of well-known name, And he worked for small wages in the castle.）

Frederick wants to give him（v. 610）

titulos et nomen equestre

Armaque, cornipedesque feros, cultusque nitentes.

（titles and knightly name And arms, wild horses, and beautiful clothes.）

38.According to Guilhiermoz, Essai sur l'origin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p.372. As a precursor of this formula, Guilhiermoz cites a letter from Pope Zacharias in the year 747 to the mayor of the palace and later king, Pepin, in which he says: “Laymen and warriors have as their calling the defense of the land, priests the giving of counsel and praying.”The pope does not mention the people, the common mass, at all. They form, in the sources of that day, the unwarlike, unarmed species（“imbelle, inerme vulgus”），which the warriors are to protect like cattle from the wolves.

39.Rust，“The Training of the Knight in the Old French Epic”（“Die Erziehung des Ritters in der altfranzösischen Epik”），Berlin dissertaion，1888，adds nothing new.

40.Eodem anno（1178）rex Angliae pater transfretavit de Normannia in Angliam，&apud Wodestocke fecit Gaufridum filium suum, Comitem Britanniae, militem: qui statim post susceptionem militaris officii transfretavit de Anglia in Normanniam, et in confinibus Franciae&Normanniae militaribus exercitiis operam praestans gaudebat se bonis militibus aequiparari. Et eo magis ac magis probitatis suae gloriam quaesivit, quo fratres suos, Henricum videlicet regem，&Richardum Comitem Pictavis in armis militaribus plus fiorere cognovit. Et erat his mens una, videlicet, plus caeteris posse in armis: scientes, quod ars bellandi, si non praeluditur, cum fuerit necessaria non habetur. Nec potest athlete magnos spiritus ad certamen afferre, qui nunquam suggilatus est. Ille qui sanguinem suum vidit; cuius denies crepuerunt sub pugno; ille qui supplantatus aduersarium toto tulit corpore, nec proiecit animum proiectus; qui quotiens cecidit, contumacior surrexit, cum magna spe descendit ad pugnam. Multum enim adiicit sibi virtus lacessita; fugitiva gloria est mens subiecta terrori. Sine culpa vincitur oneris immensitate, qui ad portandam sarcinam etsi impar, tamen devotus occurrit. Bene solvuntur sudoris praemia, ubi sunt templa Victoriae.

Hoveden, ed. Stubbs，2：166. According to Stubbs, the maxims are all from Seneca.

41.See Rabanus Maurus below in the chapter “Theory，”Book IV.

42.The preceding citations are from von Wedel, Deutschlands Ritterschaft, and Alwin Schultz, The Courtly Life（Das höfische Leben），1：170.

43.Cited in Guilhiermoz, Essai sur l'origin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p.433，Note 60.

44.Roth von Schreckenstein, The Knightly Dignity and the Knightly Class（Ritterwürde und Ritterstand），p.167，as taken from Ennodius.

45.Nithard，3：6.

46.Alwin Schultz, Das höfische Leben，2：108.

47.There are two thorough and fruitful source studies on tour-naments: F. Niedner, The German Tournament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Das deutsche Turnier im 12.und 13.Jahrhundert），Berlin，1881，and Becker, Armed Games（Waffenspiele），Düren Program，1887.

48.24 July 1230.Huill. Bréholles，3：202. Only fragments of this document have survived.

49.Konstanzer Chronik. Mone, Collected Sources（Quelle-nsammlung），1：310.

50.Roth von Schreckenstein, Ritterstand, p.661.

51.Rahewin, III, Chap.19.

52.Otto Morena, p.622.1160 on the Adda. In 1161，before Milan, the duke of Bohemia and the landgrave of Thuringia on one occasion refused obedience to the emperor and left him to move alone into battle.

53.Cited in Guilhiermoz, p.358.

54.In the Templars'statutes it was expressly forbidden for a knight to strike servants who were in service through piety（Chap.51）. It was permissible to strike a slave（esclaf）with one's stirrup leather when it was deserved, but it was forbidden to injure or maim him or place him in neck irons without higher authority（Chap.336）.

55.According to Rahewin, Book III. See Eisner, The Army Regulations of Frederick I of the Year 1158（Das Heergesetz Friedrichs I.vom Jahre 1158），Program of the Matthias Gymnasium in Breslau，1882.

56.Hälschner, Prussian Punitive Law（Preussisches Strafrecht），3：212.

57.Continuatio Reginonis（Continuation of Regino）for the year 920：“Multi enim illis temporibus, etiam nobiles, latrociniis insudabant.”（“In those times many in fact, even the nobles, engaged in robbery.”）Further citations are to be found in Baldamus, The Military System under the later Carolingians（Das Heerwesen unter den späteren Karolingern），p.18 ff.

58.See my review of this book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Preussische Geschichte und Landeskunde，17：702.

59.M.G. SS.，222.

60.From this account it can also be seen how transitory and uncertai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miles” still was at that time. In the first instance, where it is a question of the bishop’s contenting himself with a few “militibus”，it is obvious that “knights” are meant. Later, where the author want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knights and the common levy of troops conducting the siege, he calls the former “armati”—“heavily armed ones”—and the latter “milites gregarii.”Since they were often more than 1，000 strong,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could all have been professional warriors. Apparently, the bishop had his own military organization reinforced by the militia（Landsturm），the most useful peasants and peasants’sons. The same situation has already been reported to us, in fact, concerning the Burgundian King Gundobad and the king of the Goths, Totila（Vol.II, p.391）.

2　骑士制度的军事特征

1.Bell.Hispan.，Chap.15.

2.This is what the count of Artois called out before the battle of Courtrai（1302）（Spiegel historial, IV, Chap.25）：

Thus spoke Artois quite haughtily:

I am glad that they are formed thus；

We are on horseback, and they on foot.

A hundred horse and a thousand men

Are all the same.

3.Thucydides，5.57.2. Xenophon, Hellenica，7.5.23. Harp-okration. Perhaps also Polybius，11.21. In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is is the dismounting of horsemen in the fight. See the preceding excursus and Vol.I, p.538.

4.Potius equos quam homines offendatis, feriatis et cum gladii cuspide non cum acie ita quod equis hostium vestris ictibus succumbentibus, nostrorum peditum promta manus sessores equorum taliter prostratos ad terram et prae armorum gravidine lentos liberius excipiet et trucidet. Reguletor et aliter in primo conflictu probitas vestra. Singuli militis singulos juxta se pedites habeant, aut duo quilibet, si valeat, etiamsi non possit habere alios, quam ribaldos. Hos enim tam pro conficiendis equis hostilium, tam pro conterendis iis qui excutientur ab equis, experientia pugnae valde necessarios et utiles esse probat. Muratori SS（L.A. Muratori, Writers of Italian History），8.823.（You should hit the horses rather than the men, and you should strike with the tip of your sword, not with the edge, so that while the horses of the enemy are falling under your blows, the ready band of our foot soldiers may more freely catch the riders of the horses and kill them, thus lying on the ground and slow by the weight of their armor. Otherwise let your fitness be directed on the first clash. Every knight should have a foot soldier beside him, or two if he can, even if he should not be able to have other than grooms. In fact, experience of battle strongly proves that they are necessary and useful for destroying the horses of the enemy as well as killing those who will be shaken off by their horses.）

5.Dusburg Capitulary，104（99）. SS. Rer. Pruss.，Vol.I.

6.Expugnatio Hibernica. Opera V.（Rerum Britannicarum Medii Aevi Scriptores）（The Conquest of Ireland. Works V.[Writers of British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p.395. I have already cited a passage from this work above.

Novi vero, quamquam in terra sua milites egregii fuerint, et armis instructissimi, Gallica tamen militia multum ab Hibernica, sicut et a Kambrica distare dinoscitur. Ibi namque plana petuntur, hie aspera; ibi campestria hic silvestria; ibi arma honori, hic oneri; ibi stabilitate vincitur hic agilitate; ibi capiuntur milites, hic decapitantur; ibi redimuntur, hic perimuntur.（As in truth I know, although knights were outstanding in their own land and most learned in arms, French military service, however, is known to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Irish as well as the Welsh. And in fact there level areas are sought, here rough; there open fields, here forests; there armor is an honor, here a burden; there they conquer by steadfastness, here by nimbleness; there knights are captured, here they are decapitated; there they are ransomed, here they are killed.）

Sicut igitur ubi militares acies de piano conveniunt, gravis ilia et multiplex armatura, tam linea scilicet quam ferrea, milites egregrie munit et ornat, sic ubi solum in arcto confligitur, seu loco silvestri seu palulustri, ubi pedites potius quam equites locum habent, longe levis armatura praestantior. Contra inermes namque viros, quibus semper in primo fere impetu vel parta est statim vel perdita victoria, expeditiora satis arma suffìciunt; ubi fugitivam et agilem per arcta vel aspera gentem sola necesse est gravi quadam et armata mediocriter agilitate confundi.（Therefore, just as when knightly units assemble on a plain, that heavy multiple armor, obviously linen as well as iron, offers the knights outstanding protection and decorates them, so where they fight only in a confined area, a forest or a swamp, where the foot soldiers rather than the horsemen have che advantage, light armament is by far preferable. In fact, against unarmored men, by whom almost always in the first attack victory is immediately gained or lost, lighter equipment suffices. When they fight a swift and nimble nation in a confined or rough terrain, it is necessary that some heavily armed and moderately armed be confounded by their quickness.）

Cum ilia nimirum armature multiplici, sellisque recurvis et aids, difficile descenditur, difficilius ascenditur, difficillime, cum opus est, pedibus itur.（Of course, with that multiple armor and high curved saddles it is difficult to dismount, more difficult to mount, and most difficult to proceed on foot when necessary.）

In omni igitur expeditione, sive Hibernica sive Kambrica gens in Kambriae marchia nutrita, gens hostilibus partium illarum conflictibus exercitata, competentissima; puta formatis a convict moribus, audax et expedita, cum alea; Martis exegerit, nunc equis habilis, nunc pedibus agilis inventa; cibo potuque non delicata, tarn Cerere quam Baccho, causis urgentibus, abstinere parata. Talibus Hibernia viris initium habuit expugnationis talibus quoque consummabilis finem habitura conquisitionis. Ut igitur “Singula quaeque locum teneant sortita decenter，”

contra graves et armatos, solumque virium robore, et armorum ope confisos, de piano dimicare, victoriamque vi obtinere contendentes, armatis quoque viris et viribus opus hic esse procul dubio protestamur. Contra leves autem et agiles, et aspera pedentes, levis armaturae viri taliumque praesertina exercitati congressibus adhibendi.（Therefore in every campaign, whether the nation is Irish or Welsh, reared on the borderland of Wales, the nation is practiced and most capable in the hostile conflicts of this area, pure by the habits formed from its way of life, bold and ready with risk, found expert with horses at one time and quick on foot at another as the conflict demands, not fastidious in food and drink, and prepared to abstain from bread as well as wine when affairs are pressing. With such men Ireland faced the beginning of the campaign and complete with such men Ireland was going to face the end of the conquest. Therefore, so that “all things properly allotted may have their place，”

we declare without hesitation that against heavily armored men relying only on the strength of force and the aid of arms, and hastening to fight on a plain and to gain victory by force, there is also need here of armored men and strength.Against light-armed men and quick men, however, traversing rough terrain, lightarmed men trained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matters must be used for battle.）

In Hibernicis autem conflictibus et hoc summopefe curandum, ut semper arcarii militaribus turmis mixtim adjiciantur. Quatinus et lapidum, quorum ictibus graves et armatos cominus oppetere solent, et indemnes agilitatis beneficio, crebris accedere vicibus et acscedere, e diverso sagittis injuria propulsetur.（In Irish battles, however, you must greatly see to it that archers should be added in mixed fashion to knightly units since by benefit of their quickness they can safely attack and retreat repeatedly, and they may inflict injury with stones, by the blows of which they are accustomed to attack the heavily armored, and in a different manner with arrows.）

7.Gewohnheiten, Chap.61. Perlbach, p.116.

8.Gislebert, Chron. Han. M.G. SS.，21.522，describes a fight between Count Baldwin of Hainaut and the duke of Burgundy（1172）. Baldwin armed his “armigeri et garciones”（“squires and grooms”）so that they could defend themselves as foot soldiers. Delpech，1：306，understands that for this purpose he had them dismount. This point has been rejected by Köhler，3：2：83.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they were mounted. And even if they should have been mounted, it was perhaps correct, as we have seen, to have them fight on foot. The passage reads as follows:

Cum comes Hanonienis in parte sua quinque terre sue milites secum haberet, et ex adversa parte eum duce Burgundie Henrico quamplures in superbia nimia, servientibus peditibus stipati, advenirent, comes Hanoniensis vivido ac prudente animo assumpto de armigeris suis et garcionibus clientes pedites ordinavit et eos quibus potuit armis quasi ad defensionem contra multos preparavit militibusque multis ex adversa parte constitutis viriliter restitit et eos expugnavit.（When the count of Hainaut on his side had five knights of his domain with him and on the enemy side a great many in excessive arrogance accompanied by sergeants as foot soldiers came against him with Henry the duke of Burgundy, the count of Hainaut, quickly hitting upon a sensible idea, ranged his squires and grooms as men-at-arms on foot and equipped them for defense against the many with what arms he could. After the many knights of the hostile party had been deployed, he resisted them bravely and defeated them.）

9.It is noteworthy in several respects that Vegetius（2.17 and 3.14）attributes this passive-defensive role to the infantry. He cannot have derived this from the classical Roman authors, for, of course, it was precisely through its offensive, its closed attack, that the ancient legion was most effective. If Vegetius explains this in the opposite manner, then he has taken that from his own contemporary period, and that is again proof that the true Roman method of warfare no longer existed in his time and that warfare then already had the character of the Middle Ages. This point has already been correctly observed by Jähns,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1：186. It has, of course, been known for a long time that Vegetius had no sensitivity for the various periods. It would be a work of the highest value if someone succeeded, through a very careful analysis, in differentiating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his work from one another. But will that ever be possible?

10.In another passage, Chap.XVIII, para.69，it is recommended,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horsemen be placed behind the foot soldiers when opposing the Turks. It is not clear how that is intended.

11.The passage in Gesta Roberti Wiscardi（Deeds of Robert Guiscard），I, v.260 ff.，which is interesting in a number of respects, reads as follows:

Artmati pedites dextrum laevumque monentur

Circumstare latus, aliquod sociantur equestres

Firmior ut peditum plebs sit comitantibus illis.

His interdicunt omnino recedere campo

Ut recipi valeant, si forte fugentur as hoste.

（The armed foot soldiers are instructed to surround the right and left flanks, and some horsemen are joined to them so that the mass of the foot soldiers may be stronger with their support. He absolutely forbids them to retreat from the field so that they can be rescued, if they should be put to flight by the enemy.）

12.“Tribus aciebus antepositis manus pedestris, ut has protegat et ab his protegatur, retro sistitur.”（“The band of foot soldiers stood in the rear with a triple battle line drawn up before it to protect them and to be protected by them.”）In the edition by Prutz, Sourc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Quellen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1：44.

Radulf, Gesta Tancredi（Deeds of Tancred），Chap. 32（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Occidentaux: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 Occidentals，3：629）reports of the fleeing Turks: “nec fuga gyrum senserunt, adeo fugere est sperare salutem.”（“Nor in their flight did they even think of turning, to such an extent to flee is to hope for safety.”）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this refers to horsemen whom we cannot imagine as forming a tight group. That can perhaps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the poet in his holy inspiration inadvertently attributed to the horsemen a picture from the actions of the fighters on foot.

13.William the Briton, Philippis, Book XI, verses 605-612（Duchesne，5：238）:

In peditum vallo totiens impune receptus

Nulla parte Comes metuebat ab hoste noceri

Hastatos etenim pedites invadere nostri

Horrebant equites, dum pugnant ensibus ipsi:

Atque armis brevibus, illos vero hasta cutellis

Longior et gladiis, et inextricabilis ordo

Circuitu triplici murorum ductus ad instar

Caute dispositos non permittebat adiri.

（After retreating safely so often to his rampart of foot soldiers, in no way did the count fear to be hurt by the enemy. And in fact our knights dread to attack foot soldiers with spears, while they themselves fight with swords. They have short weapons; the others indeed have a spear longer than knives or swords. And their unbreakable formation drawn up in a triple circuit like walls did not permit those cautiously disposed to come near.）

14.At least, I would like to translate paragraph 86 in this manner.（“Ison de to metõpon tës parataxeõs autõn poiountai kai pyknon en tais machais”:“They make the front of their battle line even and closely ordered.”）

15.Liudprandus, Antapodosis，2.31.

16.Perlbach, p.117.

17.Hartung, The Ancient German Days of the Nibelungenlied and the Gudrun（Die deutschen Altertümer des Nibelungenliedes und der Kudrum），p.505，compares Gudrun，647.2，1403.1，and 1451.1 with Nibelungenlied，203 and 204.2210.

18.See Berthold on the Saxons in the battle on the Unstrut，1075; Ekkehard, p.223，on a battle in the Crusade of 1096; and the defeat of King Baldwin of Jerusalem at Ramleh in 1102，as described by Fulcher.

19.Hartung, p.503，and Lexis'and Grimm's dictionaries give only a very few passages for these words.

20.Otto von Freising，1.32：“Dux ... secus quam disciplina militaris et ordo exposuit, non pedetemptim incedens sed praecipitanter advolans in hostem ruit suis gregatim adventantibus et dirupto legionum ordine confuse venientibus.”（“The duke ... otherwise than as knightly training and rank lays down, charged, not proceeding cautiously but flying headlong at the enemy with his men advancing like a herd of cattle and coming in disorder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s had been disrupted.”）

Baldric, Historia Jerosolimitana（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4.95: “Sagittarios et pedites suos ordinaverunt et ipsis praemissis pedetemptim ut mos est Francorum, pergebant.”（“They drew up their archers and foot soldiers and with themselves in the lead they proceeded cautiously, as is the custom of the Franks.”）

Heelu, verse 4898 ff.，describes the approach ride in the battle of Worringen as follows: “As the opponents were moving up against each other, they went about this matter so calmly, at a leisurely pace, coming from the two sides as if they were men riding along with their brides in front of them in the saddle.”

Guiart, too, in his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Mons-en-Pévèle, verse 11494（cited by Köhler，2：269），says that each unit rode up slowly and in closed formation—“Each group moves along at a slow pace, advancing together as in a square.”

21.Emperor Leo says, para.80 ff.，the Franks do not form up on horseback or on foot by regiments or squadrons with specific strengths, but by families and groups of companions（“not in a determined size and formation, either sections or divisions as the Romans, but according to tribes and by kinship and attachment to each other, many times even by sworn agreement”*）.

Waitz,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8：179，believes that individual source passages indicate an organization by thousands, so that every thousand men formed a special unit, and that would undoubtedly mean a thousand horsemen, even if perhaps not always or not completely heavily armed horsemen. Such a group was, according to Waitz, designated as a “legio，” and this name also applied to the tactical unit formed for battle.

That is a false concept. A thousand horsemen form such a powerful force that they cannot be designated as a tactical unit, and such a formation with fixed number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nature of feudal contingents under their feudal lords. Emperor Leo had a more accurate conception of it. Widukind’s strength figure for the battle on the Lechfeld, insofar as the number 1，000 is concerned, is merely a number, and the expression “legion” is a scholarly embellishment.

Among the Normans, we find a faint trace of an organization in groups of ten warriors. It is reported that Tancred of Hauteville had ten knights under him at the court of the count of Normandy（“in curia comitis decern milites sub se habens servivit”）. Gottfried Malaterra, Migne, CXLIX，1121. Furthermore, the knightly services which William the Conqueror required of his most important vassals were always divisible by five or ten.

The Knights Templars were grouped in “squadrons”（“eschielle”）whenever they took to the field（Regulations, Chap.161）.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determine how strong an “eschielle” was.

In the Crusade, Emperor Frederick I divided his army into units of fifty. How strange such an organization, which seems to us natural and indispensable, was to a medieval army is best indicated by the special attention Ansbert gives to this measure in his report（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 Abteilung I, Scriptores: Sources of Austrian History, Section I, Historians，5.34）：

Interea serenissimus imperator ut fidelis et prudens familiae domini dispensator de statu sanctissimae crucis exercitus in dies sollicitus, praefecit eidem pentarchos seu quinquagenos magistros militum, ut videlicet universi in suis societatibus per quinquagenarios divisi singulis regerentur magistris, sivi in bellicis negotiis, sive in dispensationum controversiis salvo iure marschalli aulae imperialis. Sexaginta quoque meliores ac prudentiores de exercitu delegit, quorum consilio et arbitrio cuncta exercitus negotia perficerentur, qui tamen postea solertioris cautelae dispensation et certi causa mysterii pauciori numero designati sedecim de sexaginta sunt effecti.（Meanwhile the most serene emperor, as the loyal and wise steward of the royal house and anxious every day about the state of the crusade, placed pentarchs or fifty masters of the soldiers in charge of it, clearly so that all divided in their companies by the commanders of fifty might be governed by a master both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in disputes over orders by the reserved right of a marshal of the imperial court. He also selected sixty better and more prudent men of the army by whose counsel and judgment all affairs of the army might be accomplished. But afterwards, by an ordinance of rather clever caution and by reason of a definite plan, they were assigned by a smaller number and were made sixteen from the sixty.）

22.Edited by Karl Hegel, Chronicles of the German Cities（Chroniken der deutschen Städte），Vol.II，1864.

23.As shown on p.485.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p.203，there were only 400.

24.According to Albrecht's letter, City Chronicles，2.495，there were 450“riding horses” and “about 50‘Drabanten'.”

25.Köhler，2：695，drew from Dlugoss, Hist. Polon，11.240，edition of 1711（incorrectly, of course）the fact that the Poles rode up in this formation at the battle of Tannenberg.

But in his Military History of Bavaria（Kriegsgeschichte von Bayern），Würdinger, who used Archivalien as a reference, reported, at the battle of Hiltersried in 1433，where Duke John of Neumarkt or Neunburg defeated the Hussites, exactly the same formation of the knights as at Pillenreuth, giving their names. The banners were placed in the third rank. According to a study that District Assessor Reimer in Neunburg sent me, however, there was no report of a wedge formation. The knights apparently were stationed on foot at the point of an assault column that attacked the Hussite wagon stronghold.

The formation with a point is prescribed as a regulation, so to speak, in Elector Albrecht Achilles'instructions to his son John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duke of Sagan, the so-called Preparation of 1477. Quoted in Jähns’Manual of the History of Military Science（Handbuch von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p.979 ff.，and Kriegsgeschichte, Document of the Supreme General Staff，1884，Book 3. In the formation prescribed here, the banners were placed in the eleventh, fourteenth, or nineteenth rank.

26.Themes for Instruction in Tactics in the Royal Military Schools（Leitfaden für den Unterricht in der Taktik der königlichen Kriegsschulen），2d ed.，1890，p.45. Drill Regulations for Cavalry（Exerzier-Reglement für die Kavallerie），（1895），No.319-331.

27.The “point” did not occur before the fifteenth century.

Each group moves along at a slow pace，

Advancing together as in a square，

says Guiart, verse 11494，in his description of Mons-en-Pévèle（1304），cited by Köhler in his 2：269. The first example of the point is perhaps the formation of the troops of the Dauphiné“en pointe” in the battle of Mons-en-Vimeux in 1421，cited in Köhler，2：226，not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with a point in documents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are to be found in Jähns，1：328，738，and 740.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under Maximilian, the formation was surely squared off again. Leonhard Fronsperger speaks of the “pointed” battle formation as an obsolete one（Köhler，3：2：251）. We already find a formation of horsemen in a wedge or rhomboid in antiquity mentioned in Aelian, Chap.18，and Asclepiodotus, Chap.7. Among the reasons for this, which are probably theoretical fantasies, at least in part, it is also stated that control and wheeling actions are easier than in the squared formation. As far as control is concerned, this is obviously correct. With respect to wheeling actions, I understand that as meaning they did not need to make any true wheeling motion but could easily turn half-right or half-left by changing the rhomboid into a square.

28.“Istos in una et prima acie posuit et dixit illis: campus amplus est; extendite vos per campum directe, ne vos hostes intercludant. Non deceti ut unus miles scutum sibi de alio milite faciat; sed sic stetis, ut omnes quas, una fronte possitis pugnare.”（“He set them in one battle line and said to them: The field is big; extend yourselves across the field in a straight line so that the enemy may not cut you off. It is not proper that a knight make a shield for himself from another knight. But you should thus stand that all are able to fight on one front.”）

29.Köhler，2：226 and 3：2：253，believes that the formation in line first occurr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 see no basis for this assumption. Wherever mixed combat took place, the linear formation must have gained ground. Boutaric, p.297，makes the general statement: “The knights fought‘en haye，’that is to say, in a single line; the squires were drawn up behind them.”

30.Baltzer, p.106，cites two pieces of evidence for this.

31.Prutz, Quellenbeiträge, p.29:“acies ... beati Petri a dextris antecedens, cujus juris est antecedere et primum hostes percutere”（“the unit of the blessed Peter going ahead on the right, of whose privilege it is to go first and to strike the enemy first”）.

32.This valuable observation had already been made by Heermann, p.85，and Köhler has also agreed with him. Nevertheless, the battle finally ended in a serious defeat.

33.Liudprandus, Antapodosis，2.31.

34.Gesta Fridertci，1.32.

35.Köhler，3：1：95，has assembled a few passages, wherever they occur. Edward III of England, especially, formed in 1356 a guard of mounted archers. In the index volume, among the supplements, the author also added another passage from Wigalois. I would also add the treaty of alliance of the Lombards, Murat. Ant.，4.490. But even in England they never became a real arm.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e do find many archers on horseback, but this was only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for them; in battle, they dismounted.

The Saracens of Frederick II are considered by Köhler to have been exclusively dismounted archers. But it is expressly stated in Annales Parmenses majores（Greater Annals of Parma），SS.，18.673，that in 1248 before Parma the emperor had “balistarii tam equites quam pedites”（“crossbowmen on horseback as well as on foot”）.

36.Köhler，1：5 and 3：3：355.Up to the tenth century, he says, they had fought in a single echelon, but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on, in three echelons.

37.Köhler，2：35，assembled a few examples, but they show basically that such combat techniques were used less in actual practice than in the heroic accounts, and they succeeded still less often.

38.Köhler，1：468，and 2：13.

39.Köhler，2：42.

40.Daniel, Histoire de la milice française, p.82.

41.Only seldom do we find that a king remained behind the front, as, for example, at Ascalon in 1125，cited by Heermann, p.120. Or old King Iagiello of Poland at Tannenberg in 1410.

42.Viollet-le-Duc, Rational Dictionary of French Furniture from the Carolingian Period to the Renaissance（Dictionnaire raisonné du mobilier françµis de l’époque carlovingienne à la renaissance），6：372.

43.This is how I prefer to translate the Greek expression “sphodrõs kai akataschetõs hõs monotonoi”:“violent and unstoppable like obstinate men”）.（Tactics, para.87）. See Mauritius, p.269.

44.Before Ascalon，12 August 1099. Albert of Aachen，6.42，as cited in Röhricht, History of the First Crusade（Geschichte des ersten Kreuzzuges），p.200，Note 8.

45.Richer of Sens, M.G. SS.，25.294.

46.Orderich，12.18：“ferro enim undique vestiti erant et pro timore Dei notitiaque contubernii vicissim sibi parcebant nec tamen occidere fugientes quam comprehendere satagebant.”（“for they had been dressed completely in iron and mutually spared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fear of God and acknowledgment of their brotherhood in arms; they did not endeavor so much to kill those in flight as to capture them.”）

Giraldus, Opera，5. 396：“ibi capiuntur milites, hie decapitantur; ibi redimuntur, hie perimuntur.”（“There knights are captured, here decapitated; there they are ransomed, here they are killed.”）

47.See p.221，Note 3，above.

48.The provisions of the Teutonic order, which followed the pattern of the Knights Templars, state in the “Customs，”Chap.46（Perlbach, p.111），that on the march the knight was to have his squire ride in front of him so that he could keep a close watch on his armor.

49.The provision in the Teutonic order was quite similar（Perlbach, p.117）:“Nullus frater insultum faciat, nisi prius vexillum viderit insilisse. Post insultum vexilli quilibet pro viribus corporis et animi, quidquid poterit exercebit et redibit ad vexillum, cum viderit oportunum.”（“No brother should make an attack, unless he will have seen the banner charge first. After the attack of the banner each will employ whatever he can according to the strength of his body and spirit, and he will return to the banner when he will have seen it opportune.”）

50.Meckel, Tactics，1：50.

51.“The weakest moment for the cavalry is immediately after carrying out an attack. This pause cannot be eliminated fast enough, and order, calm, and a closed formation cannot be restored quickly enough, in order that a unit be in a position to face any eventuality.”Instructions by Major General Carl von Schmidt, Berlin，1876，p.152.

52.I cannot remember reading in any medieval source anything about signals in battle. The Knights Templars gave signals in camp with a bell. According to Gautier（Prutz, p.27），before the battle of Athareb, Prince Roger ordered that at the first trumpet call everybody was to don his equipment（“audito primo sonitu gracilis”—that was a kind of trumpet），at the second trumpet call they were to assemble, and at the third they were to appear for service of worship. Afterwards, as they went into battle（p.29），the Christians moved forward “gracilibus, tibiis, tubisque clangentibus”（“while the trumpets, pipes, and horns were sounding”）. Duke John of Brabant, too, ordered before the battle of Worringen that the trumpets should blow to signal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should attack or fight, in order to encourage his men. The “ministrere” stopped their blowing when they saw the ducal banner sink but started blowing the trumpets again when it was raised once more（Ian von Heelu, verses 5668，5694，pp.211-212）. From this passage, Köhler（3：2：340）concluded that this was a normal custom and that the trumpeters were near the banner in order to indicate where it was, even if it was obscured by dust. This conclusion goes too far in every respect. Ducange quotes from the Vita St. Pandulfi，n.15: “illam tubam, quam ad significandum proelium tubare significavi”（“that horn which I gave the sign to blow to indicate battle”）.

53.In his work on the conduct of battle of occidental arm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Crusade, Heermann determined（p.103）that all the battlefields in that area whose terrain forms are recognizable（Dorylaeum, Lake of Antioch, Antioch, Ascalon, Ramleh（1101），Joppe, Ramleh（1105），Sarmin, Merdj-Sefer, Athareb, and Hab）are plains and that in all the source accounts there is hardly a trace of terrain difficulties or battles in towns or woods.

Emperor Leo, Tactics，18. 92，says that broken terrain was disadvantageous for the Franks in mounted combat, because they normally made a strong shock action with their lances. Of course, this strong blow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modern sense.

54.This comes into consideration particularly against mounted archers, and therefore in the Crusades. Heermann（p.103）traces this back to the tactics of the Moslems, who, with their great numerical superiority, always tried to envelop the Christians. This great superiority of the infidels is to be dismissed as a Christian fable; the reason is to be sought, rather, in their differing armament.

55.Heermann says in his introduction that we can get to know the knightly method of warfare best and most accurately from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rusades. In the later Crusades, the occidentals possibly had borrowed from the orientals, whereas they must have won their first victories with their original tactics. Furthermore, we also have broader source accounts of those events, accounts that are much more meager for events in the west. As logical as this idea may seem, it is nevertheless not correct. The peculiar new conditions of combat were present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at Dorylaeum, and the Crusaders had to try to adapt to them.

3　雇佣兵

1.Petrus Damiani, Vita Romualdi（The Life of Romualdus），SS.，4.848（written ca.1040）.

2.Richer, IV, Chap.82:“exercitum tam de suis, quam conducticiis congregabat.”（“He assembled an army from his own men as well as from hirelings.”）

3.Hermannus Contractus, SS.，V, for the year 1053.

4.Waitz，8：238，402，411.

5.Annales Hildesheimses（Annals of Hildesheim），SS.，3-110.

6.Mikulla，“The Mercenaries in the Armies of Emperor Frederick II”（“The Mercenaries in the Armies of Emperor Frederick II”（“Die Söldner in den Heeren Kaiser Friedrichs II.”Berlin dissertation，1885，P.5.

Ducange questions whether instead of “triaverdini” we should not read “triamellini，” a word supposedly derived from the name of a certain type of dagger.

7.Peschel，“On the Variations of Relative Values Between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Other Commercial Goods”（“Ueber die Schwankungen der Wertrelationen zwischen den edlen Metallen und den übrigen Handelsgütern”），Deut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4（1853）：1.

Soetbeer，“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Monetary and Minting System in Germany”（“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Geld-und Münzwesens in Deutschland”），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ls. I to VI and 57th Supplementary Volume to Petermanns Mitteilungen，1879.

Lexis, article “Gold” and article “Silver” in the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Handwó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

Waitz, Heinrich I.，Excurs 15，“On the Reported Discovery of Metals in the Harz under Henry I”（“Ueber die angebliche Entdeckung der Metalle im Harz unter Heinrich I”）. According to Waitz, mining in the Harz under Otto I is definitely confirmed by Widukind and Thietmar; it is still questionable as to whether it really went back to the time of Henry I.Inama-Sternegg,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10.bis 12. Jahrhundert），2：430 f.

The values for grains estimated by Peschel are obviously unreliable, and his opinion that a decrease of metal supplies can be observed in Europe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n is certainly incorrect.

Soetbeer，2：306，thinks he has found indications that there was still much cash money on hand under the Merovingians. This opinion no doubt needs to be researched further.

The Florentine guilder was minted from 1252 on.

Helfferich, Money and Banks（Geld und Banken），1：87，says: “In the face of an almost complete cessation of production of precious metals and a heavy flow of such metals to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the Far East, an unusual decrease in the supply of precious metal in Western Europe apparently took place in the fifth,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It does not seem to me to be proven that precious metal flowed away from the west specifically to the Byzantine Empire; at least, there was only a shortage and no superfluous amount there either. But the general decrease in the Roman Empire must have started much earlier, and in the third century A.D. it was already leading to the catastrophe. See Vol.II, p.212 ff.

8.Ruotger, vita Brunonis（Life of Bruno），Chap.30.

9.Delpech，2：43，believes the Brabantines were horsemen. Köhler，3：2：148 ff.，says they were foot soldiers, but he gives no basis for his opinion. When he expresses surprise on p.152 that they disappeared after the battle of Bouvines and we later find only national levies and soldiers of the cities in Germany as foot troops, this point is at odds with his opinion that the Brabantines were already such a highly developed infantry. Furthermore, on p.147，note, he himself cites an English source, Gervasius Dorobernesis, Chronica de rebus anglicis（Chronicles of English History）of the year 1138 to the effect that William of Ypres, the first of the historic mercenary leaders, commanded “milites et pedites multos”（“many knights and foot soldiers”）. Furthermore, in the treaty between Barbarossa and Louis VII of France of the year 1170（Martène, Veterum scriptorum ... amplissima collectio: Largest Collection of Ancient Writers ...，2：880），express mention is made of the “Brabantiones sive coterelli”（“Brabantines or coterelli”）as “equites seu pedites”（“horsemen or foot soldiers”）.

10.Gislebert, SS.，21.844. Baldwin presumably had “milites auxiliatores, qui quamvis non essent solidarii, tamen in expensis ejus erant”（“auxiliary knights, who, although they were not mercenaries, were nevertheless on his payroll”）.

11.15.100，cited by Roth von Schreckenstein, p.352.

12.Gervasius Dorobernesis, Chronica de rebus anglicis.

13.The first treaty is reproduced in Rymer, Foedera，1：7，and the second one on p.22. In the conditions governing the pay are provisions that do not seem to be consistent. In the obligation of the barons, it is stated that those who receive 30 marks “pro feodo”（as “fief”）were obligated to provide 10 milites, and so forth. But the total amount for 1，000 knights was only 400 marks. But in the renewed treaty of 1163，30 marks was the agreed amount for every ten knights.

This agreement forms an intermediate type between a treaty covering compensation and a political treaty, in that the count excludes in the first case service against his suzerain, but secondly, in case his lord himself should attack England, he obligated himself to serve him only to the extent of not forfeiting his fief.

“Tam parvam fortitudinem hominum secum adducet quam minorem poterit ita tamen ne inde feodum suum erga Regem Franciae forisfaciat.”（“He will bring with him so small a force as he can so that he may not, however, forfeit his fief to the king of France thereby.”）

14.Köhler，3：2：155，has assembled a number of these treaties.

15.Boutaric, p.1138.

16.M.G.LL.，IV Constitutiones I（Records of Germany, Laws IV, Ordinances I），331，and Martène and Durand, Veterum scriptorum ... amplissima collectio（Largest Collection of Ancient Writers），2：880. The rulers consented “inter cetera de expellendis maleficis hominibus, qui Brabantiones sive Coterelli dicuntur tale fecimus utrimque pactum et statutum. Nullos videlicet Brabantiones vel Coterellos equites seu pedites in totis terris aut imperii infra Rhenum et Alpes et civitatem Parisius [sic] aliqua occasione et uerra retinebimus.”（“We have made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and regulation among other things concerning the expulsion of criminals who are called Brabantines or Coterelli: we shall not keep on any occasion and in war anyone, namely, Brabantines and Coterelli, whether horse or foot, in all the lands of our empire within the Rhine, the Alps, and the city of Paris.”）

17.H.Géraud, The Highwaymen in the Twelfth Century（Les Routiers au douzième siècle），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Chartes，3（1841）：132.

4　战略

1.Annates Altahenses（Annals of Niederalteich）for the year 978:“relictis in alia ripa fluminis victualibus cum plaustris et carucis et pene omnibus utensilibus, quae exercitui erant necessaria.”（“After all the supplies had been left behind on the other bank of the river with the wagons, carts, and tool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an army ...”）. The enemy took all of this from the Germans and inflicted many losses on them.

2.W.Weitzel, The German Imperial Castles from the Nin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Die deutschen Kaiserpfalzen vom 9.bis 16. Jahrhundert），Halle an der Saale.

3.Heinemann, History of the Normans in Lower Italy（Geschichte der Normannen in Unteritalien），p.120.

4.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Gauls（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11.266：

melius est nos convenire et pugnare, quam nos a vobis separari et superari. In bellis mora modica est, sed vincentibus lucrum quam maximum est. Obsidiones multa consumunt tempora et vix obsessa subjugantur municipia: bella vobis subdent nationes et oppida, bello subacti evanescent tamquam fumus inimicis. Bello peracto et hoste devicto vastum imperium et Turonia patebit.

（It is better that we make an agreement and fight rather than be divided from you and overcome. In battles（wars）a delay is insignificant, but the conquerors have the greatest gain possible. Sieges take a lot of time, and besieged towns are conquered with difficulty: battles（wars）should put nations and towns under your sway and those subjugated by battle（war）vanish like smoke for their enemies. After the battle（war）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enemy defeated, a great empire and Tours will lie open.）

In this context, the word “bellum” is to be translated as “battle.” The fact that the work from which we have extracted this passage is late and unreliable as a historic source does not make any difference for us, of course, since we are concerned not with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eneschal's speech but with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fact that such reflections did occur in the Middle Ages.

5.Vol.II, p.378.

5　意大利市镇与霍亨斯陶芬王朝

1.“cum consensu ... Canonicorum ejusdemque civitatis Militum ac populorum”（“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Canonici and of the knights and of the people of the same city”）.

An agreement drawn up in Modena in 1106 also distinguishes between “milites” and “cives”. Hegel, History of the City Organizations of Italy（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en von Italien），2：174.

2.Arnulph, Chap.18，SS.，8.16 ff.

3.Handloike, The Lombard Cities under the Hegemony of the Bishops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unes（Die lombardischen Städte unter der Herrschaft der Bischöfe und die Entstehung der Kommunen），Berlin，1883.

4.Hegel，1：252. Hartmann, History of Italy in the Middle Ages（Geschichte Italiens im Mittelalter），2：2：80；2：2：117.

5.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Report on the Embassy to Constantinople），Chap.12.

6.Hegel，2：31. In a charter of Henry III for Mantua, there appears the expression “cives videlicet Eremannos”（“inhabitants, namely warriors”），which Hegel，2：143，interprets as meaning that the burghers were declared to be warriors（“Eremannos”）.

As evidenc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narrowing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lasses, we may cite Emperor Lambert's law of 898：“Ut nullus comitum arimannos in benefìcio suis hominibus tribuat.”（“That no count should grant to his own men warriors in a benefice.”）If the emperor had to take the “arimannos，” that is, the free warriors, under his protection in this manner, then they were under a pressure that necessarily lessen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burghers and peasants.

7.According to the Gesta Friderici in Lombardia（Deeds of Frederick in Lombardy），p.30（M.G.，18.365），there were 15，000 knights（“milites fuerunt appretiati quindecim milia”）before Milan; according to Ragewin，3：32，there were about 100，000 men（“circiter 100 milia armatorum vel amplius”）. These two figures were then combined in the manner indicated above. The Annales Sancti Disibodi（Annals of St. Disibodus），M.G.，SS.，17.29，give only 50，000 men（“Teutunicorum seu etiam Longobardorum”（“of Germans and also Lombards”）. See Giesebrecht, History of the German Imperial Period（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6：259.

8.Ragewin，3.34.

9.Ragewin，4.58.

10.The accounts of the battle of Carcano in the narrative works of Raumer, Giesebrecht, Prutz, etc.are all inaccurate, especially since they did not eliminate the fables of the Codagnellus. The documentary basis for my account is given in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Hohenstaufen Period”（“Beiträge zur Kriegsgeschichte der staufischen Zeit”）by Benno Hanow. Berlin dissertation，1905. The account in Köhler，3：3：124，is mostly fantasy.

11.Otto Morena, M.G. SS.，18.631.

12.Annales Weingartenses Welfici（Welficius, Annals of Weingarten），M.G.，SS.，17.309. The duke of Bavaria and Saxony reportedly went to the emperor’s aid “in mille ducentis loricis”（“about 1，200 men in mail”）. Welf: “in trecentis loricis Deuthonicorum”（“about 300 mailed Germans”）.

13.The complete passage from Otto Morena reads as follows: The Romans flee “turn quia forte justitiam non habebant, turn etiam quia postquam in campo exeunt, non sicut sui majores fecere, faciunt, imo vilissimi sunt, turn etiam qui Teutonicos magis timebant quam alios”（“then because they did not, as it happened, have justice, then also because after they went out on the field they acted, not as their ancestors did; rather, they were most worthless. Then also they feared the Germans more greatly than others”）. What does the word “justitia” mean here? The “just thing”?Or “the correct way and manner，” that is, of fighting?

On this point I turned to the prominent scholar of medieval Latin, Paul von Winterfeld, who since then has been prematurely lost to the field of scholarship, but he did not know the answer either. He wrote to me:

From the purely philological viewpoint, it also seems quite unlikely to me that “justitia” should mean the “just thing”；for this is not a biblical expression. I have looked through the article on justitia in the concordance but have only found the expression “habeas justitiam coram deo”（“You should have justice in the presence of God”），in Deuteronomy，24，13.

But now can “the correct manner” be the right interpretation? That would, after all, be very colorless, but there is also an idea associated with it which seems to oppose this meaning: “turn quia forte iustitiam non habebant”，as well as because they are of no value（or rather: “or because”?）. What do you understand here by “the correct way”?In any case，“forte” means this “single instance” in contrast with the word “in general” of the other clause.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the word “justitia” is a corruption, but I do not know how to emend it.“Fiduciam” would fit here, but, of course, it is too extreme a change.

14.Dümmler, Sitzungsberichte der Berliner Akademie，1（1897）：112. Lucanus, de bello civili（On the Civil War），1.256. Annales Egmondani（Annals of Egmunda），SS.，16.453.

15.Gedr.Sudendorf, Registrum，2.146.

16.All of these various figures, arranged in numerical sequence, are clearly presented in Varrentrapp’s Christian von Mainz, p.38.

17.Liber pontificalis（The Papal Book），ed. Duchesne, p.415.

18.That is incorrect. The emperor did not go through Tuscia but penetrated into Romagna from the north.

19.This entire scene is pure fiction, since Christian was not with the emperor before Ancona but had moved from Genoa through Tuscany and was not far from Reinald. It was only afterward that the emperor heard of these events. See Varrentrapp, Christian von Mainz, p.28 ff.

20.Not a word of this is to be believed. See Varrentrapp, loc.cit.

21.Wyss, in the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540：2，doubts whether Duke Berthold von Zähringen re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and was taken prisoner, but his view seems to be contradicted by Giesebrecht，6：530. Giesebrecht，6：528，considers it possible that Margrave Dietrich von der Lausitz also took part in the battle. But we only know from an undated document which was probably not written until December 1176 that he was then at the emperor’s court, but that does not permit any conclusion as to his whereabouts in May.

22.According to the Gesta Friderici in Lombardia, ed. Holder-Egger（Annales Mediolanenses majores: Greater Annals of Milan），the army that had come across the Alps numbered 2，000 men, that is, knights. This number is not to be divided in half, as if only half of the men were knights（Giesebrecht），nor can it be multiplied as if there were naturally additional combatants of lower rank. According to the Gesta Friderici, the emperor himself had led 1，000 knights from Pavia, and according to Gottfried von Viterbo, this number was 500. In addition, there were the men of Como, who hardly numbered more than the 500 men who supposedly were killed or captured（Gesta Friderici and Continuatio Sanblasiana ad Ottonis Frisingensis chronicon[Sanblasianus'Continu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Otto of Freysingen]，SS.，20.316）.

23.The standard source study for Legnano is the previously cited dissertation by Hanow.

In th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No. 26（1 July 1905），Güterbock reproached Hanow for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in his work the Chronicle of Tolosanus. In fact, this work should have been expressly mentioned, but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rejecting it as unimportant. It was written about a generation later and is either erroneous or confusing in all the figures that can be checked on. The other points for which Güterbock reproaches Hanow are either unsubstantiated or obviously false. See the “Entgegnung”（“Reply”）and “Antwort”（“Answer”）in th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No.31. Also Histor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1911.

The account which Köhler，1：69 ff.，gives of the battle is based on uncritical contamination of the various source reports and especially on the completely unreliable Gottfried von Viterbo; much of this is also mere fantasy. Effectively opposed to these descriptions are the remarks of the same author in the note in his 3：3：122. Here it is not the critical scholar of the source documents who is speaking, bu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d soldier.

24.The standard study for Cortenuova is the dissertation by Karl Hadank, Berlin，1905. Publisher: Richard Hanow.63 pp.

25.“ultra decern milia sui exercitus secum trahens ... signa direcit victricia”（“taking with him over 10，000 of his own army ... he arranged the signals of victory”）.

26.Annales Placentini Guelfi（The Guelph Annals of Piacenza），M.G.，SS.，18.453. They promise one another help，“militum, peditum et balistariorum”（“of knights, foot soldiers, and crossbowmen”）.

27.According to the Ghibelline Annals of Piacenza, Piacenza alone had provided 1，000 knights. But if we accepted this figure and also estimated the other allied contingents correspondingly, it would not be understandable why the Lombards so anxiously avoided battle with the emperor. Perhaps those 1，000 men were Piacenza's total contingent.

28.The fact that Riccardus di San Germano speaks of 60，000 inhabitants has, of course, no validity as proof.

29.Annales Parmenses majores（Greater Annals of Parma），M.G.，SS.，18.673：“decern milia militum cum innummerabili populo diversarum gentium”（“10，000 knights with a countless crowd of different nations”）. The events indicate that the “milites” are to be understood not simply as “knights” in the narrower sense, but as combatants.

Earlier, scholars believed they had still another strength estimate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in the work of Salimbene, who was personally in Parma at the start of the siege, who gives the emperor 37，000 men. But it turns out that this number resulted from an error in reading. Salimbene only says that the emperor's army was huge, and he cites Chapter 37 of Ezekiel. This “37 Ezekiel” was interpreted as 37，000.M.G.，SS.，37.196.

Of course, sources that speak of 60，000 men（Schirrmacher，4：441）are not worth repeating.

30.Collenuccio, from Mainardino of Imola, as cited in Scheffer. Boichors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Zur Geschichte des XII.und XIII.Jahrhunderts），p.283，describes the camp: “This‘town'was 800 rods long and 600 rods wide, and the rod was of 9 yards; and it had 8 gates and deep, wide ditches all around.”The emperor himself had written to Mainardino: “civitatem（Parmensem）civitatis nostre, que vires obsistentium ab hyemalis temporis quantalibet tempestate tuebitur, nova constructione vel oppressione comprimimus.”（“We are now besieging the city（Parma）by depredation and by the recent construction of our own fortified camp, which will protect the strength of the besiegers from the adverse weather of winter, however great.”）

31.Arnulph, SS.，8.16.

32.The source passages concerning the carroccio have been assembled and discussed by Muratori in Antiquitates，2：489. See also Waitz，8：183；San Marte, Zur Waffenkunde, p.323；Köhler，1：185，2：147，190，3：2：344. The opinion that the idea for this originated in the Orient does not seem to me to be proven.

33.“The Battle of Tagliacozzo”（“Die Schlacht bei Tagliacozzo”），Neue Jahrbücher fu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 Geschichte und Deutsche Literatur，1903，Section I, Vol.XI, Book 1，p.31.

6　德意志城市

1.The Knightly Dignity and the Knightly Class（Die Ritterwürde und der Ritterstand），p.502.

2.Roth, p.470.

3.See Bremer Urkundenbuch, edited by Ehmk and Bippen, Vol.I, No.172. In 1233，Archbishop Gebhard promised the citizens of Bremen:

Cives Bremenses mercatores non tenebuntur ad archiepiscopi Bremensis expeditionem, ni voluerint, exceptis illis mercatoribus qui vel tamquam ministeriales vel tamquam homines ecclesiae ab ecclesia sunt feodati, quorum quilibet ad expeditionem ecclesiae evocatus servicium suum per unum hominem poterit redimere, competenter armis instructum.

（The merchant inhabitants of Bremen will not be obligated for the campaign of the archbishop of Bremen unless they will have desired to b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merchants who either as officials or as men of the Church have been enfeoffed by the Church, of which each one called out for the campaign of the Church will be able to fulfill his obligation through one man suitably equipped with arms.）

See Donandt, History of the Bremen Municipal Law（Geschichte des Bremer Stadtrechts），1：111.

4.H.Fischer，“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Free Cities in the Imperial Campaign”（“Die Teilnahme der Reichsstädte an der Reichsheerfahrt”），Leipzig dissertation，1883，p.14. The first march to Rome in which they actually participated, of course, did not occur until 1310. P.29.

5.Lindt，“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Germ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the Hohenstaufen Period”（“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verfassung in der Staufischen Zeit”），Tübingen dissertation，1881，p.28，cites several passages for this point, the earliest being from the year 1114.

6.1204“collecta multitudine militum vel etiam civium, qui propter continuas bellorum exercitationes gladiis et sagittis et lanceis non parum praevalent”（“after a crowd of knights and even inhabitants had been assembled, who, on account of their continuous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swords, arrows, and lances, were sufficiently capable ...”）.

7.Arnold，2：241.

8.Ennen and Eckertz,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Cologne（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Köln），Vol.II, No.449，p.165，and Vol.IV, No.488，p.560. See also 3：232.Arnol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ree Cities（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eistädte），1：443.

9.Arnold，2：243.

10.“Not many of the gentlemen joined me, since they were anxious to be able to return home again on the same day and could not remain out overnight.”Königshofen, Chronik deutscher Städte（Chronicle of German Cities），9.845. Vischer, Studies in German History（Forschung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2：77. Köhler，3：2：381.

11.Master Godefrit Hagen, city clerk for the period, Rhymed Chronicle of the City of Cologne 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Reimchronik der Stadt Köln aus dem dreizehnten Jahrhundert）. With notes and glossa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nly ancient manuscript. Edited completely for the first time by E.von Groote, city councilor, Cologne on the Rhine. Published and printed by M. Du Mont-Schauberg.1834.

12.This document is printed in the Fontes rerum Germanicarum（Sources of German History），by Böhmer, Vol.III, and recently edited by Jaffé in the SS.，17.105. See also Wiegand, Bellum Walterianum（Studies in Alsatian History[Studien zur Elsässischen Geschichte]，I），Strasbourg，1878. Roth von Schreckenstein, Herr Walter von Geroldseck, Tübingen，1857.

13.Roth, p.40，assumes that the bishop had distributed his men throughout the region up to about Schlettstadt, Rheinau, Zabern, and Hagenau. Some of these points are more than 18 miles distant from the assembly point at Molsheim.

According to Richer, the bishop's troops had not initially assembled but were concentrated at Dachenstein.

14.From Closener's translation. The Latin text reads: “Bene veniatis, dilectissime domine Zorn; nunquam in tantum desiderabam vos videre.”

7　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

1.The best comprehensive account is that of Karl Lohmeyer, Geschichte von Ost-und Westpreussen，1st Section，2d ed.，1881. The work of A.L. Ewald, The Conquest of Prussia by the Germans（Die Eroberung Preussens durch die Deutschen），four volumes，1882-1886，is based on a variety of sources. The second great rebellion by the Prussians is treated thoroughly and well by Köhler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his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Conduct of War in the Knightly Period（Entwickelung des Kriegswesens und der Kriegführung in der Ritterzeit）.

2.Whether the remark, from Dusburg or the chronicle of Oliva, that the order numbered 600 lay members in 1239 is reliable cannot be determined.

8　英格兰箭术与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

1.Slingers, fundibularii, are mentioned in Continuatio Reginonis（Continuation of Regino）for the year 962. Casus Sancti Galli Continuatio（Continu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St. Gall），158.

2.See Jähns,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Offensive Weapons（Entwickelungsgeschichte der alten Trutzwaffen），p.333 ff.

3.In Jaffé，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Register of the Roman Popes），p.585，the decision（No.29）reads as follows: “artem ballistariorum et sagittariorum adversus Christianos et catholicos exerceri sub anathemate prohibent.”（“They prohibited, on pain of damnation, the skill of crossbowmen and archers to be exercised against Christians and Catholics.”）On the basis of this Regesta, we find it stated quite often（for example, in Demmin, Military Weapons [Kriegswaffen]，2d ed.，p.100，and also Waitz，8：190）that the council had forbidden the use of the crossbow among Christians as too deadly a weapon. Since the sagittarii（archers）are mentioned in a line with the ballistarii（crossbowmen），that cannot possibly have been the intent of the council. In Mansi, Tome 21，p.534，the decision reads as follows: “Artem autem illam mortiferam et Deo odibilem ballistariorum et sagittariorum adversus Christianos et catholicos exerceri de caetero sub anathemate prohibemus.”（“We prohibit, however, on pain of damnation, that deadly skill of crossbowmen and archers, odious to God, to be practiced by another against Christians and Catholics.”）Hefele, Concil. Geschichte, Vol.V，2d ed.，p.442，interprets this as referring to a kind of tournament of competitive shooting at persons. San Marte, p.188，claims that it refers to poisoned arrows and bolts. I prefer Hefele’s interpretation.

4.Guillemus Brito, Gesta Philippi regis（William the Briton, Deeds of Philip the King），Book II：

Francigenis nostris illis ignota diebus

Res erat omnino, quid Balestarius arcus

Quid Balista foret.

（In those days, what a Balestarius bow was

And what a Balista was

Were completely unknown to our Frenchmen.）

Has volo, non alia Ricardum morte perire

Ut qui Francigenis ballistae primitus usum

Tradidit, ipse suam rem primitus experiatur

Quamque alios docuit im se vim sentiat artis.

（I wish that Richard, who first related

The use of the crossbow to Frenchmen，

Die by no other death，

And he should feel the force against himself

Which he taught to others.）

5.Köchly and Rüstow, Greek Military Authors（Griechische Kriegsschriftsteller），2：2：37，201.（See Vol.II, p.346.）

6.The Welsh Wars of Edward I, A Contribution to Medieval Military History based on Original Documents, by John E. Morris, M.A.，formerly of Magdalen College, Oxford. With a map.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01.

7.Morris, p.34.

8.Morris, p.18.

9.Oman, p.558.

10.Morris, p.88.

11.Morris, p.74.

12.Morris, p.37.

13.Morris, p.95.

14.Morris, p.105.

15.Morris, p.115.

16.Morris, p.178.

17.Morris, p.155.

18.Morris, p.87.

19.Edward I also had a military retinue which received pay and rations as follows: bannerets，4 shillings per day; knights，2 shillings; sergeants（servientes, valetti, scutiferi），1 shilling.

In 1277 the number of knights amounted to some forty; later there were undoubtedly more. The sergeants numbered about sixty in 1277，but that was probably only a part of the group. Horses and weapons were provided for them. Each man had to maintain two soldiers and three horses. Quite a number of them were crossbowmen. In peacetime they formed small units as castle garrisons; in wartime their number was greatly increased.

20.Oman, p.558，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longbow, which from the time of Edward I replaced the short bow in normal use, also surpassed the crossbow in penetrating power. Presumably, then, a great technical stride forward had been mad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ongbow. I cannot agree with this viewpoint. If it were correct, the continuing use of the crossbow in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would be incomprehensible.

George, too, in Battles of English History, p. 51 ff.，devoted himself to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remarkable phenomenon of the bow and its overpowering effectiveness. He, too, sees the longbow as a decisive factor. According to him, it was invented in South Wales. The earlier periods had known only the short bow.

George finds the advantages of the longbow and of the manner in which it was used in England in three factors. First, it was held vertically and not horizontally like the short bow, and it could therefore be pulled back much farther; second, in doing so, one could give the longbow greater tension; and third, the marksmen could aim better along the arrow that was thus pulled farther back. While the range of an arrow’s trajectory was 400 yards, the normal range in practice, according to George, was a furlong（one-eighth of an English mile, or approximately 200 yards）.

Why Richard the Lion-Hearted, in spite of these advantages, preferred the crossbow, and why the longbow actually remained peculiar to the English, appears to George to be a “mystery.”

21.The Welsh Wars of Edward I, pp.79，82，313.

9　战例介绍

1.“Studie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welfth Century”（“Studien zur Kriegsgeschichte Englands im 12. Jahrhundert”），by J. Douglas Drummond. Berlin dissertation，1905.

2.According to Drummond.

3.Aelredi Abbatis Rievallensis（Aelred, abbot of Rievaulx），Historia de bello Standardii（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the Standard），p.338.“strenuissimi milites in prima fronte locati lancearios et sagittarios ita sibi inseruerunt ut, militaribus armis protecti ... Scutis scuta junguntur”（“The most vigorous knights placed on the front line, so inserted spearmen and archers that, protected by the arms of the knights ... shields were joined to shields”）.

4.According to Drummond.

5.Radulf, Gesta Tancredi（Deeds of Tancred），Chap.22.

6.“Ut pedites castra servarent et milites hostibus obviam extra castra pergerent”（“so that the foot soldiers might guard the camp and the knights might proceed against the enemy outside the camp”）. Raimund. According to the Gesta，“pars peditum”（“part of the foot soldiers”）.

7.“Procedebamus ita spaciosi, sicut in processionibus clerici pergere solent et re vera nobis processio erat.”（“We were advancing in so loose a formation, just as clerics are accustomed to go in processions, and in fact we had a procession.”）

8.Letter from the princes to the pope.

9.Heermann, p.52，Note 2.

10.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 of this letter as an official document is not absolutely certain. Hagenmeier, Studies in German History（Forschung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13：400，believed he could show that Raimund himself was the author of the letter. The difference in the figures for the army strengths would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this interpretation. These numbers are only very vague estimates, which the same man can have stated very differently at various times, after speaking with various people.

11.According to the ltinerarium Regis Ricardi（Itinerary of King Richard），VI, paras.21-24. Edited by Stubbs in the Rerum Britannicarum medii aevi Scriptores（Writers of British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p.415. Oman, History of War, p.316.

12.Of course, we could base a conclusion on the worthlessness of the foot troops on the express testimony of Raimund of Agiles, who says that, when the knights moved out before Antioch for the battle by the lake（9 February 1098），the foot troops were left behind in front of the beleaguered city.“Dicebant enim, quod multi de exercitu nostro imbelles et pavidi, si viderent Turcorum multitudinem, timoris potius quam audaciae exempla monstrarent.”（“They said in fact that many of our army, cowardly and afraid if they saw a crowd of Turks, presented examples of fear rather than boldness.”）But these kinds of statements are not objective evidence. Furthermore, some of the foot troops did move out with the knights（according to the Gesta），and that same day the rest of them successfully repulsed a sortie of the besieged forces.

13.Köhler, p.156. Oman, p.477.

14.Morris, p.256. Oman, p.561.

15.Köhler，2：206-207. On the basis of the Regensburg Annals, M.G. SS.，17.418.

16.Köhler，2：210.

第四篇　中世纪晚期

1　中世纪晚期的研究路径　无

2　方阵会战、城市军队与征召民兵

1.Spiegel historiaal, IV, Chap.33：

Then he（Artois）wanted to surrender to them

And so he said: ...

The Flemish shouted: We do not know you.

The count called out in French:

I am the count of Artois.

They（the Flemish）said: Here is no nobleman

Who can understand you.

2.Oman, from whom I have also taken the terrain conditions, gives on p.570 a very clear and tactically correct presentation, but I cannot accept it, since the sources on which we must depend seem to me very unreliable. The principal source is a heroic poem by Archdeacon John Barbour of Aberdeen, The Bruce, or the Book of Robert de Broyss, King of Scots, written between 1375 and 1377，and consequently not until almost two generations after the battle. There is another poem written sooner after the event but not offering much information. The author was the Carmelite monk Baston, who accompanied King Edward in order to celebrate his deeds but who, when he became a prisoner of the Scottish king after the defeat, was then obliged to celebrate the battle on that king's behalf.（Lappenberg-Pauli, Geschichte von England，4：243）. The English sources, Geoffroy Baker of Swinbroke（died between 1358 and 1360）and the Chronicle of Lanercost, of which this part was probably the work of a Franciscan monk of Carlisle, contain only meager information.

3.The reason why the French knights in the center dismounted is not given directly in any source, but we may interpret the words used by the Monk of Saint Denis as we have done. He says: “The horses themselves were removed from the view of the combatants, so that each one, losing any hope of escaping the danger by fleeing, would show more courage.”

4.We can conclude from the sequence of the battle itself that this was the sense of the French formation. That this epoch was capable of such a tactical idea is shown in the report on the battle of Othée（1408），by Monstrelet, where the questionable maneuver is described with exact clarity: “When that other dismounted company, much larger ... intends to invade your land and fight you, those on horseback, experienced in battle and in good order, will move up quickly and attempt from the rear to separate you and break up your formation, while the others are assaulting you from the front.”

5.There are available quite exhaustive writings on this subject: Mojean, City Military Arrangement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Städtische Kriegseinrichtungen im XIV.und XV. Jahrhundert），Program of the Gymnasium of Stralsund，1876. Von der Nahmer,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s of the German Cit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Die Wehrverfassungen der deutschen Städte in der 2. Hälfte des 14. Jahrhunderts），Marburg dissertation，1888. Mendheim, The Mercenary System of the Free Cities, especially Nuremberg（Das reichsstädtische, besonders Nürnberger, Söldnerwesen），Leipzig dissertation，1889. Baltzer,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Danzig Military System（Aus der Geschichte des Danziger Kriegswesens），Program of the Danzig Gymnasium，1893.G. Liebe,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City of Erfurt（Das Kriegswesen der Stadt Erfurt），1896.P. Sander, The Municipal Economy of Nuremberg（Die reichsstädtische Haushaltung Nürnbergs），1902，in which the second section of Part II treats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detail.

6.Froissart, Tome IV, p.270：“... that he no longer wished to wage war with men other than nobles and that it was a complete loss and a hindrance to lead into battle the men from the communities, for in the hand-to-hand combat those men melt like snow in the sun. This had happened at the battle of Crécy, at Blanquetagne, at Caen, and in every place where these men had been led. And so he did not want to have any more of them except the crossbowmen from the fortified cities and the good towns. As to their gold and their silver, he wanted much of both to pay the expenses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the nobles, but that was all. The common men had only to stay at home to protect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carry on their business and their trade, and that should be sufficient for them. It was up to the nobles alone to practice the profession of arms that they had learned and in which they had been trained since childhood.”（Extracted from Luce’s citation in Bertran du Guesclin，1：156）.

“What do we want with help from these shopkeepers?”Jean de Beaumont reportedly said in 1415，when the city of Paris offered reinforcements. Religieux de St. Denys, Book 35，Chap.5.

And Monstrelet writes in his chronicle: “The masses of the communes, even though they may be very numerous, can hardly offer resistance against a number of nobles accustomed to battle and proven in the profession of arms.”

7.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3：299.

8.Guillaume, History of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Under the Dukes of Burgundy（Histoire de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sous les dues de Bourgogne），Mém.cour.de l’Académie Beige，22（1848）：94.

3　下马骑士与射手

1.The standard monograph on the battle of Crécy is the Berlin dissertation by Richard Czeppan, published by Georg Nauck in 1906. The other accounts by Rüstow, Jähns, Pauli, Köhler, and Oman vary remarkably from one another,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follow one source or another. But Czeppan may well have definitively clarified and decided all the significant questions. Several convincing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bow and arrow are to be found in Köhler, Vol.III, foreword, p.xxxvi. Forerunners of the battle of Crécy are discussed by Tout,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9（1904）：711.

2.In a review of the book by Wrottesley, Crécy and Calais, which contains the source passages in questio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4 [1899]：767），Morris call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32，000 men had been together only a very short time when King Philip threatened the English with his relief battle. Morris estimates that at Crécy Edward had 4，000 mounted men（knights and soldiers）and 10，000 archers.

3.“Ut sui videntes eum peditem, non relinquerent, sed cum eo tam equites quam pedites ad bellum animarentur.”（“So that his own men, seeing him on foot, might not desert, but horsemen as well as the foot soldiers might be inspired with him for battle.”）Gislebert, SS.，21. 519.

4.In the Hussite war, the foot soldiers once refused to attack, saying: “If we are hard pressed, you ride away, while all of us have to stay.”The knights had to dismount and fight on foot. According to Johann von Guben, p.64，cited by Wulf in The Hussite Wagon Barricade（Die hussitische Wagenburg），p.37.

5.See above, p.411，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under Richard the Lion-Hearted at Jaffa in 1192.

6.Comines says concerning the battle of Montl'héry（ed.de Mandrot，1：31）:“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for battles is the archers, but let them number in the thousands, for they are worth nothing in small numbers, and let them be men with poor mounts, so that they will have no regrets in losing their horses, or let them have no mounts at all.”

7.Both these battles are discussed excellently by Oman,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p.581 ff. Dupplin is described on the basis of a study by Morri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97.Halidon Hill is thoroughly described in Tytler, History of Scotland，2：32 and 454，on the basis of a presumably ancient manuscript, whose credibility, however, is not proven.

8.Berlin dissertation，1908.

9.Berlin dissertation，1907.

10.The Englishman Walsingham believes the French had 140，000 men.

11.That is specifically attested to by Saint Rémy, who was present at the battle.

12.That is the opinion of Luce, for example, in Bertrand du Guesclin, I：147.

13.In the engagement at Termonde，1452. Olivier de la Marche, I Chap.25.

14.Monstrelet, II, Chap.108.

15.Luce, Bertrand du Guesclin et son époque, p.169. The knights vowed “that they would never flee in battle more than 4 arpents by their estimate, but they would rather die or have themselves taken prisoner.”

16.A certain survey of the decisive battles is provided by M.de la Chauvelays in Dismounted Combat of the Cavalry in the Middle Ages（Le combat à pied de la cavallerie au moyen-âge），Paris，1885. To be sure, the author is very uncritical, and the individual facts are in no way reliable.M.T. Lachauvelay, Guerres des Francais et des Anglais du Xlième au XVième siècle，1875，seems to be the same author, despite the different spelling of the name.

17.For example, Thwrocz, chronica Hungarorum（Chronicles of the Hungarians），reports erroneously that the French knights at Nikopol in 1396 attacked on foot.

4　奥斯曼土耳其

1.For a while it was even believed that the Mongols had to be credited for an outstanding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particularly since there exist theoretical concepts that supposedly stem from Tamer lane. But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ir accomplishments were no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nomads, and Tamerlane’s principles were without real content. For a summary of these points and applicable references, see Jähns, Handbuch, p.698 ff. The battle of Liegnitz，1242，in view of the legendary nature of the source, gives us nothing new, as far as I can see, on 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2.P.A. von Tischendorf, The Feudal System in the Moslem N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Ottoman Empire. With the Book of Laws of the Fiefs under Sultan Ahmed I（Das Lehnswesen in den moslimischen Staaten insbesondere im osmanischen Reiche. Mit dent Gesetzbuch der Lehen unter Sultan Ahmed I.），Leipzig，1872.

3.Heinrich Schurtz，“The Janissaries”（“Die Janitscharen”），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112（1903）. Leopold von Schlözer,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Turkish Army（Ursprung und Entwickelung des alttürkischen Heeres），1900. Ranke, The Ottomans and the Spanish Monarchy（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Werke, Vol.35.

4.The Segban were supposedly formed from the sultan's hunting retinue. The report that this body was 7，000 men strong was, of course, a great exaggeration. And with this point there also collapses the idea that an oda numbered more than 200 men and the resulting ideas concerning the file and the tent group. Schurtz, p.459. Under Selim I，1512-1520，the janissaries a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only 3，000 men strong, but in 1550 they were supposedly 16，000. Schurtz, p.454. In that case, the “3，000” would no doubt refer only to the original 66 oda. On p.459，Schurtz states that under Mohammed II the janissaries numbered 12，000.

5.The standard special study is the Berlin dissertation “The Battle of Nikopol”（“Die Schlacht bei Nikopolis”），by Gustav Kling. Published by Georg Nauck，1906.

6.Kling estimates the Turkish strength between 16，000 and 20，000 men. That would then be more than twice the strength of the Christians. Based on the numbers given by Schurtz, discussed in Note 4，above, he assumes a strength of only 3，000 men for the janissaries but believes that dismounted irregulars were also present, for whom the janissaries had formed the nucleus. I would prefer to eliminate completely these “dismounted irregulars”—Beyazid would hardly have brought along any troops other than quality warriors—but I would assume a greater strength for the janissaries.

7.Characteristic of the loose manner in which chroniclers treated army strengths is the fact that Königshofen gave the strength of the Christian army as 100，000 men but stated its losses as 200，000.

5　胡斯派

1.Handbuch, p.943.

2.Geschichte Böhmens（History of Bohemia），3：2：67.

3.“The Hussite Wagon Fort”（“Die hussitische Wagenburg”）by Max von Wulf, Berlin dissertation，1889.“Hussite Military System”（“Hussitisches Kriegswesen”），by Max von Wulf, Preussische Jahrbücher，69：673. May 1892.

4.Preussische Jahrbücher，69：674. Dissertation, p.21.

5.See Vol.I, pp.162，211，218，241.

6.Jähns, Kriegswissenschaften, p.943.

7.Loserth, p.489.

8.Palacky, Geschichte Böhmens，3：2：361.

9.That the Hussites had already won a great victory over the Germans on 14 June 1420 at the Witkoberg（Ziska Mountain），east of Prague, is but a fable. See Bezold, King Sigismund and the Wars of the Empire against the Hussites（König Sigmund und die Reichskriege gegen die Hussiten），1：41 ff. Loserth, History of the Later Middle Ages（Geschichte des späteren Mittelalters），p.490. This battle may very well be compared with the engagement at Valmy in 1792. They only repulsed an attack by the enemy. But that very success was sufficient and aroused belief in the future. Likewise the victory at Wischerad on 1 November 1420 does not yet show anything of the special Hussite combat methods. Since the German princes had returned home, Sigismund had only his own forces at hand, consisting principally of Moravians. He planned to relieve Wischerad, near Prague, and was definitely counting on a sortie by the garrison. But since the garrison had already agreed to an armistice, it could not act. We may therefore assume that the army of Prague, with its reinforcements from lords and other cities, had a large numerical superiority. Only a small mounted contingent of the Taborites was present.

10.The 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31（1893）: 297，contain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llustration of a Hussite battlewagon in a Munich manuscript by A. Wiedemann. Despite the very definite caption “This is the Hussite wagon fort on which the Hussites fight. It is good and straight，” the illustration does not seem to me to be very reliable.

The regulation that the wagons were to move in four columns and the two outer columns were somewhat longer than the inner ones, in order to form the forward and rear sides of the camp with the additional wagons, is, after all, only theory, or it refers only to the last formation before the deployment. Entire marches in the prescribed four columns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only a very few places on this earth. See Wulf, pp.27，29.he two inner columns formed a small rectangle in the interior, with entry passages.

According to Wulf's dissertation, p. 43，in Hungary in 1423 Ziska made a bastion in front of the forward and rear gates of his wagon fort, surrounded them with a trench, and placed muskets in them.

11.Historia Bohemorum, Chap.40，as cited in Wulf, Dissertation, p.16.

12.Wulf, Dissertation, p.43；according to Köhler，3：1：303 ff.

13.As an example of how far an oral legend that is correct in itself can lead astray an author who no longer understands it, let us observe what Ludwig von Eyb has to say about the formation on a ridge. Eyb was a Brandenburg captain and wrote his Kriegsbuch around 1500. In the chapter on the wagon forts, he, too, points out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y were to deploy on a ridge, but as the reason for this he says that it was to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being placed under water.

14.Wulf, Dissertation, p.53.

15.Wulf,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p.680.

16.A tabulation by von Wulf of the army strengths shown in the sources is to be found in the 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31：92. Prague，1893.

17.We owe this knowledge to an excellent treatment by Ernst Kroker，“Saxony and the Hussite Wars”（“Sachsen und die Hussitenkriege”），in the Neues Archiv für sächsische Geschichte，21（1900）：1. The following citations are also taken from this article and the book by Fr.von Bezold, König Sigmund und die Reichskriege gegen die Hussiten（1872-1877）.

18.Acts of the German Imperial Diet（Deutsche Reichstagsakten），VIII, No.93.

19.Palacky, Geschichte von Böhmen，3：2：250.

20.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VIII, No.94.

21.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VIII, No.390.

22.Bezold，2：78.

23.Riedel, Codex Diplomaticus Brandenburgensis（Documentary Codex of Brandenburg），4：1：210.

24.Bezold，2：110.

25.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from the discussions how confused they were on the decisive numerical relationships.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tenth man, the twentieth, and the thirtieth should be taken, but the men from Ulm thought that even if only one man in 100 was outfitted, that would still result in a large army. In 1428，however, they had planned to outfit every fourth man. Erben，“The Levy of Albrecht V against the Hussites”（“Der Aufgebot Albrechts V.gegen die Hussiten”），Mitteilungen des Oesterreichischen Instituts，23：264.

26.Bezold，3：144，assumes a strength of 100，000 men for this army，but without sufficient basis. Kroker did not discuss this campaign.

27.According to Bezold，2：153.

28.Sello, Zeitschrift für Preussische Geschichte，19（1882）：614，“The Incursions of the Hussites into the March Brandenburg”（“Die Einfälle der Hussiten in die Mark Brandenburg”）.An excellent article, which is also worth reading for all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know to what extent a patriotic attitude can lead to the exagger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29.The actual course of the battle may have run about this way. Wulf, Dissertation, p.55 ff. Köhler, Kriegswesen，3：3：394.

6　意大利雇佣兵、敕令军团和免税射手

1.On the German knights in Italy, H. Niese has published a study with original documents in the “Sources and Studies from Italian Archives”（“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published by the Historisches Institut，8（1905）：217.

2.R.Bott，“The Campaigns of the Anglo-French Mercenary Companies to Alsace and Switzerland”（“Die Kriegszüge der englischfranzösischen Soldkompagnien nach dem Elsass und der Schweiz”），alle dissertation，1891.

Luce, Histoire de Bertrand du Guesclin et de son époque, Paris，1876.

3.This reform in its entire context has been treated in an exemplary way by G. Roloff in an article “The French Army under Charles VII”（“Das französische Heer unter Karl VII.”），Historische Zeitschrift，93.427. Of the more recent French writings on which this study is based, especially valuable is E. Cosneau, Le Connétable de Richemont（Artur de Bretagne），Paris，1886.

4.Boutaric, p.214. The levées générales under Philip IV were nothing but “a pretext to establish taxes.”Likewise Luce, Bertrand du Guesclin, p.155，concerning the levies under Philip VI.

5.When William of Tyre speaks of centuriones and quinquagenarii as early as the battle of Dorylaeum in the First Crusade, that has no other significance than when Widukind speaks of legiones at the battle on the Lechfeld. Barbarossa, of course, sought on his Crusade to organize his army on a regular numerical basis.

6.According to the treaty of alliance of 1252，the pay was to be handed out to the milites by the capitanei. Muratori, 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Italian Antiquities of the Middle Ages），6.491.

7.Rosenhagen，“History of the Imperial Army Move into Italy from Henry VI to Rudolf”（“Geschichte der Reichsheerfahrt von Heinrich VI.bis Rudolph”），Leipzig dissertation，1885，p.65.

8.Morris, The Welsh Wars.

9.Archiv.storico Ital.，15.53-According to Köhler，3：2：167.

10.La Curne, Dictionnaire de I'ancien langage français.

11.As early as in the lex Salica, title 66，para.2，the word is used twice referring to the fraternity of warriors. This singular case, however, no doubt lies outside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Latin sources and chronicles of the Valois period, the word is still translated by “societas” or “Comitiva.”Du Cange. Bott, p.4.

A proclamation by King John of 30 April 1351（cited by Guilhiermoz, Origine de la noblesse, p. 251，from 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4.69）reads as follows:

With respect to whatever gens d'armes come in small groups, without master or chief, we desire and order that a worthy knight be sought out and selected by our constable, marshals, masters of crossbowmen, or others to whom he may belong, who is approved by them, to whom a unit of twenty-five or thirty such men at arms will be given and assigned ... and we desire that this knight who shall have such a company will have a pennon with his coat of arms and will receive the same pay as a banneret.

Froissart, ed. Kervyn de Lettenh.，7.80：“At this time the companies were so large in France that on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m.”

12.Köhler，3：2：116，118，considers that the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gleves in 1364 was the fact that it was precisely at that time that the knights started the custom of fighting on foot.Consequently, he is surprised that the gleves were also adopted in Germany（1365），since the knights only seldom fought on foot there. His surprise is out of place, since 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at all between the dismounting of the knight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gleves.

In 3：2：173，Köhler states that there were lances of two horses, three horses, four，five, six, eight, and ten horses.

Würdinger, Miliary History of Bavaria（Kriegsgeschichte von Bayern），1：102，states: “The number of men forming a gleve varied. In Swabia there were four horses（Jäger, Ulm，1：418），in Nuremberg two horses to one spear（Ulman Stromer，45），in Strasbourg five horses to one gleve（Schaab，2：277），in Ratisbon one spear and one marksman with three saddle horses（reg.boica，10.303）. It might almost seem that the spear first got the meaning of” lance “or gleve as a result of its combination with one marksman.”Other examples are to be found in Arnol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ree Cities（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eistädte），2：239. Vischer, Studies in German History（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2：77. Fischer, note, p.385. Köhler，3：2：117，173.

When the chronicles report, as, for example, Königshofen on Döffingen, that an army had 800 gleves and 2，000 foot soldiers, that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800 gleves are nothing more than 800 heavy horsemen. But then we also find cases of counting by “helmets” and that there were three horsemen to each “helmet.”Chr. F. Stälin, Württembergische Geschichte，3：321.

In 1381 the cities formed a league army of 1，400 spears and 500 foot soldiers. For this force Augsburg provided forty-eight hastatos（spearmen），thirty sagittarios equites（mounted archers），and 300 pedites armatos（armed foot soldiers）. Würdinger，1：93. See also pp.96 and 98 of the same work.

Fischer states in Participation of the Free Cities in the Imperial Army March to Italy（Teilnahme der Reichsstädte an der Reichsheerfahrt），p.30，that in 1310 at the imperial diet in Speyer a roster was drawn up showing how many gleves each free city was to provide for the march to Rome, each gleve having three horses, that is, three horsemen. This would therefore indicate that the concept and name of the gleve already existed in Germany in 1310 . Nevertheless, this conclusion is subject to question, since the numbers are from a much later period, and the decision of 1310 may have been worded differently.

Morris, The Welsh Wars, p. 80，claims that in England the combining of the various combat arms into units was first seen at the siege of Dunbar in 1337. Previously, to include the reign of Edward I, the various combat arms appeared as separate units.

Cosneau, p. 358，note, states that the English had three marksmen in each lance. He gives an example in which two men-at-arms and two marksmen formed all together a group of nine men and nine horses.

13.Cosneau, p.357. The ordinance of Luppé-le-Chastel of 26 May 1445 is reproduced on p.610. This shows the lance as consisting of one knight, one coutillier, one page, two marksmen, one serving man, and six horses.

14.We find used very often the formula “‘ban et arrière-ban’（‘vassals and subvassals’）were levied.”

According to Guilhiermoz, p. 294，the “arrière-ban” in France was originally the same thing as the Landwehr（militia）in Germany, that is, the general levy of all men capable of bearing arms. He says that the feudal service was later limited to the “arrière-ban” and the “arrière-ban” was limited to men holding fiefs.

Boutaric, p. 140 f.，reports in detail on the conditions that were issued on the levy under Louis IX and were specified in numerous “coutumes”（customs）. They limited the rights of the lord to an extreme degree. He was allowed to levy his men only for defense, or only in the region governed by the lord, or only so far as to allow the man to return home on the same evening.

Luce, Bertrand du Guesclin, p. 159，recounts that, according to an unpublished ordinance, on 17 May 1355 King John called up “the ban et I'arrière-ban, that is to say, all physically qualified men between the ages of eighteen and sixty.” That can hardly have been the intention of the ordinance, and Luce himself believes that the French communes did not obey this order. When Luce adds that Edward III in England really gave the arrière-ban “a truly practical character” by having all his subjects carry out weapons training, that is also an error.

15.In addition to the references already cited, see Spont，“La Milice des francs-archers，”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Vol.61.

16.Boutaric, Institutions militaires de la France, p.218. Jähns, Handbuch, p.759. According to Juvénal des Ursins and the Monk of Saint Denis. The latter author states that the people carried out the drills with great zeal.

17.The military system of Charles the Bold is treated excellently by M. Guillaume，“Histoire de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sous les dues de Bourgogne，” in the Mémoires couronnés et mémoires des savants étrangers publiés par l’Académie de Belgique, Vol.22，Brussels，1848. Much valuable material is also to be found in La Chauvelays, La Composition des armées de Charles le Téméraire，1879. In the Mémoires de I’Académie de Dijon, Tome VI.（also published in Paris as a separate edition）. I have discussed it myself in my Perser-und Burgunderkriege.

18.In 1340 the count of Armagnac had only 300 fully equipped men-at-arms in a force of 800（Grande chronique de St. Denys，5：393，ed. Paulin）.

In 1429 the noblemen who reinforced Charles VII“did not have the means of arming themselves or providing themselves with mounts.”（Chronique de la Pucelle, Panthéon littéraire, p.442）.

In 1467 Charles the Bold selected, from the vassals who had been levied, those who had full equipment; they numbered 400 of the total group of 1，400. But it happened that the nobles took their pay and rode back home（according to Guillaume, p.89）.

19.Lachauvelays, p.170，estimates that the two Burgundies provided Charles the Bold with thirty-two companies of soudoyers à gages ménagers.

The thirty-two companies numbered 899 men-at-arms with three horses each（that is，899 pages and 899 valets），541 gens de trait à cheval（mounted marksmen），178 coutilliers à cheval（light horsemen），and 177 demi-lances.（A demi-lance is an individual knight who receives the samepay as two marksmen.）

The totals were therefore as follows:

20.A regulation for Hainaut appeared in 1470 and, according to Guillaume, p.113，stated the following: A fief-holder with more than 360 pounds of annual income had to provide one man-at-arms with a coutillier, a page, and six dismounted archers. A fief-holder with 240 pounds of income was to provide one man-at-arms. A fief-holder with 120 pounds was to provide three men on foot（dismounted archers, crossbowmen, or spearmen）. The smaller and larger groups were comb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mission. Fiefs under 64 sous had no obligation. Anyone who could not serve personally was to provide an appropriate substitute, and if he could not do so, the commanders took over that responsibility for him. Every four months the items of equipment were to be inspected.

A similar regulation appeared in 1475 for Flanders.

Let us note that a certain progression upward occurred, that the smallest fief-holders were completely free, and that possessions of quite a significant extent called for providing one man on foot or even on horseback, and that the men in service were paid. Let us compare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concept that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ownership of a few hides was burdened with providing one man at his own expense.

According to Lachauvelays, p. 258，the largest number of fiefs had an income of less than 50 francs, often only 10 francs.

The wording of the levy that Charles'governor for Burgundy issued on 3 May 1471 is very remarkable: “All types of men, both nobles and others, regardless of their class or profession, who are accustomed to bearing and using arms,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fiefs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provided somebody for the present army”（quoted in Lachauvelays, p.187）. We might use this regulation as a paraphrase of the “cuncta generalitas populi”（“the whole mass of the people”）in the capitulary of Charlemagne（p.42，above）or the “universi”（“all”）in the levy of 817（p.36，above）.

21.This is specified in this way by the regulation of 31 July 1471. Olivier de la Marche, who commanded a company himself, states in his memoirs that the lance was composed of two archers, two men armed with the culverin, and two spearmen（according to Guillaume, p.121）.

7　坦嫩贝格会战、蒙莱里会战及同时期的其他若干战斗

1.While the special study by Karl Heveker，“The Battle of Tannenberg”（“Die Schlacht bei Tannenberg”），Berlin dissertation，1906，published by Georg Nauck, has greatly advanc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ttle and has eliminated many false ideas, it still leaves important points in the dark. If I attempt to arrive at a clear picture from it, I must add that a number of points in my account are based only on supposition. Among more recent works, I cite an article by S. Kujot in Die altpreussische Monatsschrift, Vol.48，Issue No.1，and Krollmann, Oberländ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Issue No.13，1911. Also worthy of note is the study “The Knights’Grave of Tannenberg”（“Das Rittergrab von Tannenberg”），by E.Schnippel in the Oberländ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Issue No.11，1909.

2.The valuable description of the terrain is to be found in Köhler, Warfare of the Knightly Period（Kriegswesen der Ritterzeit），2：717.

3.Kujot and Krollmann arrived at other conclusions on a number of points. Nevertheless, I have in general stood by my earlier account.

4.There is probably injected into this description an account of French knights from the battle of Nikopol, which took place fourteen years earlier. There were no Hungarians at Tannenberg.

第五篇　瑞士人

1　瑞士地方共同体的形成

1.That is the opinion of Oechsli, in The Beginnings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Die Anfänge der Schweizerischen Eidgenossenschaft），p.121.

2.Oechsli, p.230. Durrer, The Unity of Unterwalden（Die Einheit Unterwaldens）Jahrbücher fur Schweizerische Geschichte，1910，p.96，confirms Oechsli’s assumption.

3.In 1252 the abbot of Saint Gall took them into his service in a feud with the bishop of Constance. Oechsli, p.229.

4.One of the captured monks composed a very interesting culturalhistorical poem in Latin on this subject. An old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is poem with explanatory remarks has been edited by Leo Wirth, A Prelude to the Battle on the Morgarten（Ein Vorspiel der Morgartenschlacht），Aarau，1909.114 pages.

2　莫尔加滕会战

1.A.Nüscheler, in “The Letzinen in Switzerland”（“Die Letzinen in der Schweiz”），Mitteilungen der antiquarischen Gesellschaft in Zurich, Vol.18，Issue No.1，Zurich，1872.With respect to Näfels, see Dändliker, Geschichte der Schweiz，1：531，note.

2.This is expressly reported by Vitoduran.

3.Morgarten is the mountain east of the lake. Schorno is 1，100 meters south of the lake, and Sattel is somewhat farther south, where the road from Schorno meets the road from Altmatt.

4.One might ask why the Schwyzers later（1322）extended the letzi near Schorno, since its absence had, after all, done them the good service in 1315 of attracting the duke onto the dangerous route. The answer may be that they could in no case count on surprising the enemy a second time at the same place and therefore preferred to protect the land here also.

5.The fact that Vitoduran gives a strength of 20，000 men is, of course, meaningless.

6.Werner Stauffacher had led the Schwyzers in January 1314 in the raid on Einsiedeln and appears again in sources after the battle at the head of his country. Oechsli, p.352.

7.As we have already seen above, Oechsli estimates the population of Schwyz at that time at some 18，000. Even if it should have been a few thousand smaller, we must still assume that in the most extreme danger even the last available man was called up. We surely cannot go below a figure of 3，000.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lso the men of Arth, those of Uri, and perhaps also men of Unterwalden. But we must make a small deduction for the garrison of the letzi of Arth and perhaps also of Brunnen, to defend against an attack by water.

The numerical superiority of the confederates in the actual battle was even greater because part of the Hapsburg troops, for example, the Winterthur contingent, were still on the way.

8.In later accounts, the advance guard is designated as the “banished ones”（“Verbannten”），and this has given rise to the most varied interpretations. Nevertheless, this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a misunderstood word. The misunderstanding is clarified by H. Herzog in the Schweizerische Monatshefte für Offiziere aller Waffen，1906.

9.All available accounts have been printed one after the other by Thomas von Liebenau in the Mitteilungen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des Kantons Schwyz, Issue No.3，1884.

Of value in this analysis are the notes Dändliker added in the fourth edition of his Geschichte der Schweiz, after he changed his earlier account in favor of the Bürkli concept（p.700）.

Bürkli followed up his first work, The Creation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and the Battle on the Morgarten（Die Entstehung der Schweizer Eidgenossenschaft und die Schlacht am Morgarten），1891，with a second treatment under the title “A Monument on the Morgarten”（“Ein Denkmal am Morgarten”），in the Zuger Neujahrsblatt für das Jahr 1895（published by W.Anderwert）. This article is also accompanied by a good special map.

3　劳彭会战

1.It is an unproven supposition that Austria stood behind the alliance against Bern. If the House of Hapsburg had really wanted to defeat Bern at that time, it would have acted very foolishly by keeping itself in reserve instead of immediately sending so many forces to join the allies that the victory would be assured. I mention this only so that it will not be concluded possibly from the presumed secret alliance of Austria with the enemies of Bern, that the forest cantons, too, because they were also enemies of Austria, would have had an interest in the war.

In 1383 Uri and Unterwalden received 4，445 pounds from Bern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given in the Kyburg war.

The letter of alliance of 1353 provided that the men of the forest cantons, when called by the Bernese for help, would move over the Brünig Pass to Unterseeen（Interlaken）without pay, but from there on they would receive one groschen Tournois for each man daily. Von Elgger, Military System and Military Skill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in the Fourteenth,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Kriegswesen und Kriegskunst der schweizerischen Eidgenossenschaft im 14.，15.und 16. Jahrhundert），Lucerne，1873，p.40.

Also, when the peasants of Appenzell, who certainly did not have much, called on the Schwyzers for help against their abbot（1403），they had to pay them. Dierauer, Geschichte der Schweizerischen Eidgenossenschaft，1：400，Note 2.

2.Köhler, Ritterzeit，2：605.

3.All the more so in that it is confirmed by the Chronica de Berno, a short contemporary account. Edited by Studer as a supplement to Justinger, p.300.

4.Studer has also quite correctly pointed out in the Archiv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Bern, Vol.IV，（1858-1860），Issue No.3，that, according to the contemporary report, Fribourg was the real enemy of Bern. Not until a later time, in keeping with the then existing animosities, was the war branded as a conflict against the nobility.

The bishop of Lausanne, too, had troops at Laupen as an ally of Fribourg, as is proven in the sources. Studer, p.27.

5.Rüstow, 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1：152，believes that the Bernese did not have any missile weapons. That is extremely improbable, in fact impossible. In any event, it is not to be conclud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do not happen to be mentioned in the accounts of this battle.

6.Solothurn had provided eighteen helmets, and the baron of Weissenburg fought on the side of the Bernese. In the battle of Hutwil（1340）there is mention of a mounted banner of Bernese that moved out in front of the main banner with the skirmishers. Justinger, pp.97，99. Later, the Bernese mounted troops enjoyed a particularly high respect. Elgger, p.302.

7.Justinger, p.99.

4　森巴赫会战

1.The Swiss must have learned several days in advance that the duke's attack was imminent, for otherwise they could not have had their army on hand right on the day of his departure. The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original cantons, who were at Zurich, marched off from there on 7 July at the latest, as is to be concluded from a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of 7 July.Eidgenössische Abschrifte，1.72.

2.“Nam cum utraque pars in campo ante civitatem sito convenisset pars Bernensium stetit contra hostes conglobata in modum corone et compressa, cuspitibus suis pretensis. Quam dum de adversa parte nemo aggredi presumeret ... quidam cordatus miles ... in eos efferatus fuisset et in corum lanceas receptus, in frusta discerptus et concisus lamentabiliter periit.”（“Now when each side had assembled in the field lying in front of the city, the Bernese stood massed against the enemy in a circle and in close order, with the tips of their spears extended before them. When no one from the enemy side dared to attack them ... a courageous soldier ... was infuriated with them and penetrated up to their spears; lamentably, he died in vain, torn apart and cut to pieces.”）

3.Bürkli, p.90. Lorenz, Germany’s Historical Sources（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p.46. Stössel, p.47.

4.Oechsli in the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44.446.

5　多芬根会战

1.The sources are, of course, quite meager, and our principal source, Königshofen, is fable-like and unreliable. Christian Friedrich Stälin, Württembergische Geschichte，3：334.Paul Friedrich Stälin, Geschichte Württembergs，1：569. G.von der Au, Zur Kritik Königshofen, Tübingen，1881. The Annales Stuttgartenses, copied in the Württembergisches Jahrbuch，1849，contains nothing of importance.

2.According to Königshofen，800 gleves and 2，000 foot soldiers; according to the Constance Chronicle，700 lances on horseback and 1，100 on foot.

3.According to Königshofen（Städtische Chronik，9.839），550 gleves and 2，000 peasants; according to the Constance Chronicle，600 lances and 6，000 men on foot; according to Ulman Stromer，1，100 lances and some 6，000 foot soldiers; according to Justinger，800 lances and 2，000 mercenaries.

4.Augsburg Chronicle，1.87（see also 2.40）.

5.Rupp, in the “Battle of Döffingen”（“Die Schlacht bei Döffingen”），V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14：551，feels obliged to consider as correct the account of the treachery of von Henneberg, and he sees that as the reason for the defeat. Nevertheless, his reasons have not convinced me. Von der Au also rejects Rupp’s arguments.

6.Königshofen says: “and the first attack of the battle was won over the lords”；now the fresh gleves arrived—“then the attack was successful against the cities, so that they were defeated.”

6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

1.Em.von Rodt, History of the Bernese Military System（Geschichte des Bernerischen Kriegswesens），1831.

J. J.Blumer, Political and Legal History of the Swiss Democracies（Staatsund Rechtsgeschichte der schweizerischen Demokratien），1848.

K. von Elgger, Military System and Military Art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in the Fourteenth,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Kriegswesen und Kriegskunst der schweizerischen Eidgenossen im 14.，15.，und 16. Jahrhundert），1873.

Johann Häne, On the Defensive and Military Systems in the High Period of the Ancient Confederation（Zum Wehr-und Kriegswesen in der Blütezeit der alten Eidgenossenschaft），Zurich, Schulthess and Co.，1900.

Hermann Escher，“The Swiss Infantr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Das schweizerische Fussvolk im 15. und im Anfang des 16. Jahrhunderts”），Part I. Neujahrsblatt der Züricher Feuerwerksgesellschaft，1905.

2.Blumerj 1：373.

3.For example, in 1444 Bern demanded that Thun send fifty upright, capable soldiers, whose oath and honor could be trusted, without ...，who bring along spear and armor. This according to Elgger, p.118，as taken from the Schweizer Geschichtsforscher，6：354. I prefer to read “rations”（Speise）instead of “spears”（Spiesse）.

In 1389 the Entlebuchers promised that in case Lucerne had to take to the field, they would come to its aid with 600 armed men. Elgger, Kriegswesen, p.38. In noticeable contradiction is the report that in 1513 Lucerne on one occasion had to provide 1，300 men, including 150 from Entlebuch，300 from Willisau, and only 100 from Lucerne itself. Elgger, p.68.

Quite often there were quarrels over these allocations; for example, in 1448 the small community of Krattigen complained that, of the seven men to be provided by the region, it was to furnish two, since, after all, the community did not have more than twenty or twenty-one farms. For that reason, in 1499 and 1512 a census of all households was ordered. We cannot help wondering that this was not done until then, when we remember at what an early period Ancient Rome had similar statistics. Rodt, p.27.

4.According to Häne, p.23.

5.Häne, p.24.

6.Rodt，1：6.

7.Minutes of the Council of Bern，22 June 1476：

To Fribourg, Solothurn, and Biel,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proper conduct of the war, they allow goods for sale in the way of wine, grain, and other goods and necessities to go to the army.

The same applies to Nidau and Aarberg.

To my lords in the field, that they see to it that there be no kind of forceful haggling with those who provide you with goods for sale, and that they receive their just payment.

The decisive action is called for quickly，“for my lords cannot provide supplies for such an army over a long period.”

Ochsenbein, Documents on the Battle of Murten（Urkunden zur Schlacht von Murten），p. 301.

8.Escher, p.26，states that in the Zurich archives there is an explan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battle unit, indicating that it was fifty-six men wide and twenty men deep.Consequently, that would be a phalanx rather than a wedge. In a later period, where a unit formed a true square in space rather than a rectangle with an equal number of men in its width and depth, these approximate figures were to be found quite often. But at the time of the old Zurich war, the period to which Escher attributes his explanation, I can hardly imagine that it was applied from a practical viewpoint.

9.Häne, p.8，concludes from the military games of boys and other indications that maneuvers had actually taken place. I am not convinced of this. In particular, the fact that a knight once threatened that he would teach the soldiers（lansquenets）in such a way that one of them would be worth more than two men of the Confederation is no proof that he had Swiss drills in mind.

10.Elgger, p.253.

11.Paulus Jovius, in 1494.

12.The passages have been assembled by Studer in the Archiv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Bern, IV, Book 4，p.36.

13.Sempach letter of 1394. Blumer, p.374. Kriegsordnung of 1468 and 1490. Rodt, Berner Kriegswesen，1：250，253. Elgger, p.215.

14.Rodt, Campaigns of Charles the Bold（Feldzüge Karls des Kühnen），1：331.

15.According to the extract in Häne, p.29.

16.According to Thüring Frickhart’s Twingherrenstreit, edited by Studer, Quellen zur Schweizer Geschichte，1（1877）：137.

17.Studer, Quellen zur Schweizer Geschichte，1（1877）：145.

18.W.F.von Mülinen, History of the Swiss Mercenaries up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Permanent Guard in 1497（Geschichte der Schweizer Sóldner bis zur Errichtung der ersten stehenden Garde，1497），Bern，1887.

19.Collection Petitot，10：245.

20.“Et jam Palatini cessurus equitatus fuerat, nisi prodeuntes a latebris pedites longis hastis Badensium equos confodere cepissent.”（“And the Palatine cavalry had already been about to yield, if the foot soldiers advancing from their hideouts had not undertaken to strike the horses of the Badensians with their long spears.”）Gobellinus, cited by Roder in Die Schlacht bei Seckenheim, Billingen，1877. The principal source is a poetic work by Michael Beheim.

7　勃艮第战争

1.To be sure, the Swiss, too, suffered defeats a few times, when they moved out of their mountains, as, for example, the Appenzellers in 1405 at Altstetten, and in 1408 at Bregenz, and the troops of Uri in 1422 at Arbedo. But those were not very important engagements.“Ueber Arbedo，” by Fr. Knorreck, Berlin dissertation，1910.

2.Dändliker, Geschichte der Schweiz, p.609.

3.Nicolaus Rüsch, the city scribe of Basel, even states that the Burgundians were 10，000 strong on horseback and 8，000 on foot. Busier Chroniken, Vol.Ill, p.304，1887.

4.Rodt，1：304.

5.According to the note in Tobler's Schilling，1：163，the Solothurners reported to their home town in 1635.

6.Basler Chroniken，3：305.

7.Witte, 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45：394.

8.Vol.I, p.326.Dierauer，1：197，also accepts the number 70.

9.Witt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49（1895）：217.

10.F.de Gingins-la-Sarra, Dispatches from the Milanese Ambassadors on the Campaigns of Charles the Bold, from 1474 to 1477（Dépêches des ambassadeurs Milanais sur les campagnes de Charles le Hardi, de 1474 à 1477），Paris，1858.

11.Olivier de la Marche, who, as a confidant of the duke, was able to know his intentions, states in his memoirs（which, unfortunately, are very brief with respect to this war）that Vaumarcus was occupied as a lure in order to entice the troops of the Confederation to move forward. This reason is not very clear, since on the far side of the narrow pass the duk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find a battlefield as favorable as the one offered him by his fortified position at Grandson. In any case he could keep his army assembled and wait for a few weeks more easily than the Swiss. This point serves as factual confirmation of the impatience and underestimation of the enemy,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ed to the duke by many sources.

12.Principally the Baselers, whose strength is given as sixty men. But since the leader of the Austrian knights, Hermann von Eptingen, was also present（Meitinger's letter, cited by Knebel），at least a part of these Austrians must also have been present.

13.This point is stressed by the Burgundian court historian, Molinet.

14.Reported in Saint Gall's Part in the Burgundian Wars（St. Gallens Anteil an den Burgunderkriegen），published by the Historischer Verein in St. Galien, Saint Gall，1876.

15.In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15 May（Eidgenössische Abschrifte，2：593）there is stated only “and fifty men dead.”The same minutes, however, state that 1，500 or 1，600 slain Burgundians were found, and that the duke had 60，000 actual mounted men and still more of the other troops. Consequently, it is not very trustworthy. The men of Schwyz had seventy wounded and seven killed（Knebel states that they lost eighty men all toge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accounts for the care of the wounded, the total of wounded can be assumed to be about 700，and the figure for those killed may then be something between fifty and seventy.

Bernoulli, Baseler Neujahrsblatt，1899，p. 23，and Feldmann, Schlacht bei Granson, p.56，assume the losses to be only fifty dead and between 300 and 400 wounded.

16.Dändliker, in his Geschichte der Schweiz，2：224，explains the failure to exploit the victory at Grandson as completely due to the lack of military understanding on the part of the Confederation. He writes: “In their joy over the uplifting success at Grandson, the men of the Confederation were initially no longer concerned about Duke Charles. They considered their mission as accomplished. When Bern, which was not inclined to such a carefree and self-deceptive attitude and took the situation seriously, wanted to continue the war, the majority of the Confederation decided for the return home.”Such experienced warriors as the troops of Zurich, with their burgomaster Waldmann,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nfederation are not supposed to have been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when Bern explained to them that they could best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a renewed attack by a pursuit of the defeated army? We see here to what point a false basic concept finally leads. Dändliker is not willing to concede that the Swiss were the aggressors in this war, but he would like to explain the war as a kind of emergency defense, because the Swiss felt themselves threatened by the duke of Burgundy. If it were not absolutely clear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then the conduct of the Swiss after the victory of Grandson would show how extremely far from the minds of the Swiss was the thought of feeling threatened by the Burgundian force.

17.My estimate of the strength of the Burgundians at Murten（20，000 men at most）has, of course, been disputed widely by the Swiss, but nothing tangible has been brought up to oppose my viewpoint. Dierauer, p.211，would like to go up to a number between 23，000 and 25，000 men, but only on the basis of reported reinforcements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battle, reinforcements that have not been proven. In my estimate, the only correction to be made is the note in Perser-und Burgunderkriege, p.153，wher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ritical edition of Comines by Mandrot，1：363，the number “18，000” means, after all，“18，000 dead，” that is, all together, whereas, according to him, of those “prenant gages”—that is, warriors—8，000 are supposed to have fallen.

18.Panigarola，10 June. Gingins，2：242.

19.Panigarola，13 June. Gingins，2：258. Panigarola's statements that Charles had his camp fortified are confirmed and clarified by the illustrations in Schilling's Chronik（one of which is reproduced in Ochsenbein's Urkundenbuch and in the treatment by Colonel Meister）and by the battle song by Zoller（printed in Ochsenbein, p.494）. There it reads as follows:

He inclosed his army all around

As he desired, from lake to higher ground.

A stream he dammed to make it swell.

The work continued night and day，

And soon Count Romont's camp completed lay.

Great trees he caused his men to fell.

Who has ever seen works so fine

Accomplished in but two weeks'time?

20.Panigarola，12 June，13 June.

21.On 16 June the duke had the following report written to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Dijon:

Last night we were awake and on foot with the intention of marching with our whole army out toward our enemies, who are at a distance from us of two short leagues and who, as had been reported to us, had joined forces and assembled in order to move closer to us and fight, and we await them from hour to hour.

（Ochsenbein, p. 280）.

Wattelet, p. 29 ff.and notes 88 and 89，relates that to an idea of moving out against the Swiss. But it is apparent that only the idea of accepting battle on the Grünhag is meant. Wattelet has inadvertently interpreted the same report twice, on the sixteenth and the nineteenth. And his interpretation in Note 85，of Panigarola’s report of the eighteenth, to the effect that Charles intended to attack the Swiss near Gümmenen on the nineteenth, I consider to be incorrect. The words “dar la bataglia”（to give battle）refer to a planned attack on Murten, as Gingins has already interpreted it in his translation.

22.A number of scholars, especially Wattelet（see below），have disputed the fact that the Swiss formed the usual three units of foot soldiers at Murten. Schilling's positive statement on the point, however, cannot possibly be invalidated by the fact that a few sources speak only of two units, and least of all because Panigarola saw only two units or because only two units are mentioned in Schilling's later account of the battle. The third unit did not enter the fight itself but simply stormed into the camp on the heels of the other two, and there the formations broke up. Even if we did not have Schilling's testimony, it would be completely incomprehensible that the Swiss should have abandoned the normal formation in three units precisely here, with such a large army. They could not know in advance whether the entire Burgundian army was not in position at the palisade and whether there would develop a flanking counterattack from one side or another, defending against which would then have been the mission of the rear guard.

23.Herter's command position is definitely proven by the two mutually independent statements of Knebel and Etterlin. Schilling's silence on this point, as it occurred, may not be considered as counterproof. Of itself, it is not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ince the top commander in such an army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general charged with the miss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rategic direction. In this case, the entire war council was the final authority; Herter had only to take care of the technical execution. This situation needs to be noted only because of the analogy to the mutual relationships of the Greek cantons in the Persian wars: in both cases, the great work succeeds only through constant surmounting of the strongest internal tensions, the reflection of which can also be detected throughout the sources.

Along with Dändliker，3d ed.，p.842，1，too, prefer to accept as certain that Waldmann was the leader of the main body.

24.Report of 8 July. Gingins，2：345.

25.Edlibach, p.157.

26.Baseler Chroniken，3：26.

27.Schilling wrote that, after the Grünhag was taken，“and all the formations were broken from that moment on.”The editors believe that this statement is unlikely，“or is it supposed to be the same maneuver that is indicated in the Lurlebatlied（one of the songs composed about this battle and recorded by Schilling）as’the point which spread out’”?Such is no doubt the case, except that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a “maneuver，” but of the natural breaking up of a closed formation in the course of and following such an assault.

28.The reports in the Jahrzeitbuch von Schwyz in the Anzeiger für Schweizerische Geschichte，1895，p.160，are probably worthless.

29.In Ochsenbein, Urkunden, pp.339，341.

30.Two special studies have been devoted to the battle of Nancy: one by Robert Schoeber（Erlangen dissertation，1891）and one by Max Laux（Rostock dissertation，1895，Süssenguth Press, Berlin）. Laux’s work has a useful plan of the battle, a comprehensive basis in the sources, and corrects a number of the errors of his predecessors, but it is not without its own errors and oversights.

31.Laux, p.20，estimates Charles's strength at the end of July as 4，000 to 5，000 men, which he believes was not increased by significant reinforcements. Consequently, he believes that, for the battle, the scouting report that was made to the Confeder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duke had only a small column, some 6，000 men, is the figure closest to the truth. But there were probably more than that; for when Laux bases his estimate on the fact that Panigarola reports nothing about reinforcements, it can be said in rebuttal that Panigarola had already left the duke when they marched into Lorraine, and his last report was dated 19 October. From then until January, the duke could have drawn many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Netherlands. Schoeber estimates a strength between 7，000 and 8，000，but without any real computation.

The sources with a Burgundian bias go as low as 2，000 or even 1，200（Rodt，2：392）. Rodt has assumed 14，000，of whom 4，000 guarded the camp against a possible sortie from Nancy, while 10，000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But his estimate is based on statements by the duke himself, which can be proven to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exaggerated. See Laux, p.20.Mémoires de Comines, ed. Mandrot，1：386.

Let us mention here Olivier de la Marche as an example of how little credence can be given to the figures of authors, even those who appear to have had the most reliable information at their disposal. He was majordomo of the duke of Burgundy and was taken prisoner at Nancy by the duke of Lorraine, buying his freedom for a high ransom. He was thus able to learn of the situation on both sides. His memoirs are printed in the Collection Petitot, Vols.IX and X. He states: “a good 12，000 combatants”（instead of almost 20，000），“and the duke of Burgundy went before them; and I swear that he did not have 2，000 combatants”（instead of 8，000 to 10，000）.

32.According to Comines's account（cited by Mandrot, p.386），he was, of course, supposedly directly informed of René’s great numerical superiority, but such later accounts have but little credibility.

33.Dispatches of the Milanese Ambassadors（Déþêches des ambassadeurs Milanais），ed.by Gingins，2：349.

34.von Rodt, Wars of Charles the Bold（Kriege Karls des Kühnen），2：315.

35.There is nothing of importance in the small variatio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assage. See Schoeber, p.33，note; Jähns, Manual of Military History（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p.1009-See also pp.511 and 514，above.

36.The passage reads verbatim:

intendendo di questi 2 m（2000）lanze mettere mille a piedi quando si trovara con Svicerj, li quali habiano 14（10?）combatenti per uno, cive tri archieri, tri fanti con lanze longhe e tri schiopeteri e balestrieri, che venirano ad essere 10 m（10，000）combatenti in uno squadrone, poiche Sviceri li fanno cosi grossi. Li altri mille lanze a cavallo, con loro cinque millia archieri a cavallo, e lo resto, dil campo, in modo dice havera circa 30 m（30，000）combatenti.

Gingins La Sarra，2：361.

（intending, when he encountered the Swiss, to put on foot 1，000 of these 2，000 lances, each of which would have 14（10?）combatants, that is, three archers, three infantrymen with long lances and three musketeers and crossbowmen, which will amount to 10，000 combatants in a squadron, since the Swiss make them that large. The other 1，000 lances on horseback, with their 5，000 mounted archers, and the rest from the camp so that there will be about 30，000 combatants.）

37.In the “true declaration”（“vraye déclaration”），Comines, Lenglet，3：492，it is said that the rear guard consisted only of 8，000 musketeers, who marched along “one cannonball-ball range” behind the main body, to protect it from the rear. I cannot visualize this. What was such a large number of marksmen supposed to do behind the close-combat weapons during the march through the forest? They could not have repelled a real attack from this direction, in case such an attack was somehow to be suspected. The Lorraine Chronicle（Lothringer Chronik），p.293，speaks of a unit, but one apparently consisting of only 100 men, which was to skirmish along the meadows and keep the enemy occupied. Those 800[8，000]marksmen would have been so very appropriately employed there that we are perhaps justified in assuming an oversight or a lacuna in the “vraye déclaration.”

8　中世纪军事理论

1.On the theoretical aspect of this question, see the article “On the Importance of Discoveries in History”（“Ueber die Bedeutung der Erfindungen in der Geschichte”）in my 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ätze（1887）.

2.Edited by Dümmler in the Zeitschrift fur Deutsches Altertum，15（1872）：433.

3.This part is also reprinted in Hahn, Collectio monumentorum, Vol.I, Braunschweig，1724.

4.Alwin Schultz, Courtly Life at the Time of the Minnesingers（Höfisches Leben zur Zeit der Minnesänger），2：160，believes on the basis of this statement that drill exercises took place in the Middle Ages. How that is supposed to have been possible seems unclear to the author himself, of course（p.162），since the peasants were forbidden to bear arms.

5.These regulations are copied in the original Spanish text and translated in Köhler，3：2：230. Some translation errors have been corrected by H. Escher, Neujahrsblatt der Züricher Feuerwerker-Gesellschaft auf das Jahr 1905，p.44.

6.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1：212.

7.“Life and Works of Christine de Pisan”（“Leben und Werke der Christine de Pizan”），by Friedrich Koch. Leipzig dissertation，1885. Ludwig Koch Press, Goslar.

8.Printed under the title L'art de chevalerie selon Végèce，1488.

9.Jähns passed over this in his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It was edited by C. Favre and L. Lecestre，2 volumes, Paris，1887，1889.

10.Le Jouvencel, Book I, Chap.17，Vol.II，63:“A combat unit on foot should not march at all but is always to await its enemies in place. For when they march, they are not all of the same strength and they cannot hold their formation. It takes no more than a bush to break them up.”

11.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1：248.

12.Published by Köhler in the Anzeiger für die Kunde der deutschen Vorzeit，1870.

13.Cited in Jähns，1：323.

9　结语

1.M.G.SS.，18.192.H. Escher, The Swiss Foot Troops（Das schw-eizerische Fussvolk），p.19，also states（without citing a source）that in 1202 a distinction was made in Italy between “lanceae longae”（“long spears”）and “lanceae de milite”（“soldiers'spears”），and that in 1327 the burghers of Turin were ordered to carry “spears of 18 feet.”Köhler，3：1：50，states that the knight’s lance was originally no longer than 10 feet, and that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t was lengthened to 14 feet and became so heavy that a man on foot could no longer manipulate it（3：1：85）.

2.Bürkli believes that this is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Stangharnisch.”G. Escher, p.44，note to p.19，disputes this point, but he concedes that no other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Stangharnisch” has yet been found. Of course, Bürkli is in error when he says that by this word “Stange” we must necessarily understand the later, long spear. Escher, Feuerwerksblatt，102（1907）: 34，arrives at the solution that any kind of weapon with a staff, both the spear and the halberd, is meant to accompany the harness.

3.Report of the Milanese Ambassador Panigarola of 16 January 1476. Gingins, Dépêches Milanaises，1：266.“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keeping with their custom, they will offer battle; at the first penetration they will necessarily be broken, because every little defeat throws them off; from the start they will definitely be disheartened and lost.”

4.Volume I, p.145. Thucydides，6.68.

[1]莱茵河发源于瑞士，向北经过德国西部和荷兰注入北海。施瓦本和巴伐利亚在德国南部、莱茵河以东。斯海尔德河发源于法国，流经比利时，从荷兰南部入海。黑森位于德国中部偏西，东南与巴伐利亚接壤。美因河是莱茵河右岸的支流，流经巴伐利亚北部和黑森，沿岸主要城市有法兰克福与美因茨。

[2]萨克森人是日耳曼人的一部分，后来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移居不列颠岛，即中文语境中的“撒克逊人”；另一部分留在今天德国东部，即中文语境中的“萨克森人”。

[3]法兰克王国的奠基人，在位时间为481-509年。

[4]海得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种土地单位，意义是一户人家一年能耕种的土地。

[5]英格兰国王，在位时间为1327-1377年，延续英法百年战争并取得了克雷西会战（1346）、普瓦捷会战（1356）等重大胜利，但晚年开始失利。

[6]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之子，在位时间为814-840年。他去世后3年，3个儿子就以《凡尔登条约》瓜分了查理曼帝国。

[7]西斯拉夫人的一支，生活在波兰和德国交界处。

[8]巴伐利亚在今德国南部，阿基坦在法国西南部，直线距离在1000千米以上，从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开车去阿基坦的波尔多要12个小时以上；阿勒曼尼人、东法兰克人都生活在德国；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弗里西亚人、利普里安人生活在荷兰、德国北部和中部；阿瓦尔人是古代欧亚大陆的一支少数民族，在今匈牙利和乌克兰一带建立汗国；勃艮第人生活在法国东部，波希米亚在今天的捷克；布列塔尼位于法国的西北角；伦巴底在意大利北部，帕德博恩在德国北部；奥尔良在巴黎附近，从伦巴底和巴伐利亚去都要跨过半个法国加半个德国。

[9]位于法国中部偏北的一座城市。

[10]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时期王室城堡研究》（Die Koenigspfalzen Der Merowinger Und Karolinger）。

[11]德国中世纪历史学者（1848-1916）。

[12]德国东部城市，位于易北河畔，奥托一世的王宫所在地。

[13]位于法国东北边境地区，今称蒂永维尔（Thionville）。

[14]全名卡尔·舒赫哈特（1859-1943），德国考古学家，担任柏林人种志博物馆史前研究部主任，参与过欧洲和中东的许多发掘活动。

[15]西欧地区名，北起丹麦西南海岸，南至荷兰北部。

[16]“German”这个英文词同时对应汉语中的“日耳曼”和“德意志”，这里是译文中第一次出现“德意志”的用法。因为这里指的是加洛林帝国分裂后形成，后来演变为德国的东部王国，不同于先前作为包括法兰克人在内的众多古代民族泛称的日耳曼人。

[17]法兰克尼亚又称弗兰肯，德国中部偏东的历史区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巴伐利亚州北部、图林根南部。

[18]又称巴巴罗萨，即德语“红胡子”的音译。

[19]意大利东南部区域，与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距离约为700千米。

[20]埃尔（ell）是中世纪的布匹长度单位。

[21]德国南部城市，与马格德堡的距离约为500千米。

[22]柯尼希格雷茨会战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斗。尽管普鲁士大获全胜，但奥方的匈牙利裔将军贝内德克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

[23]两条河都位于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境内。

[24]11世纪德意志地区编年史家。

[25]萨克森的一部分，位于今德国与捷克交界处。18世纪之后以瓷器工厂闻名。

[26]在位时间为871-899年。

[27]英格兰历史学家（1075-1142），记述了11世纪至12世纪诺曼征服时期的历史。

[28]布永伯爵戈德弗雷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首位国王。

[29]森拉克是一座山丘的名字，黑斯廷斯会战中哈罗德的布阵地点。

[30]诗体编年史，作者为瓦斯（Wace），成书于1175年前后，讲述了从罗洛公爵至110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入侵诺曼底，并被罗贝尔·科索斯公爵击败的坦什布赖会战（battle of Tinchebray）为止的历史。

[31]英格兰著名历史学家（约1095-1143），以博学著称。

[32]英格兰伍斯特修道院僧侣和编年史作者，死于1118年。

[33]土地面积单位。

[34]他们上阵时可以打着自己的旗帜，也就是“方旗”；更低级的骑士则只能在别人旗下作战。

[35]本章中提到的希腊帝国即拜占庭帝国。

[36]11世纪本笃会修士、历史学家，曾游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记述了诺曼人在意大利的经历。

[37]11世纪后期希腊史学家，记载了从811年尼基弗鲁斯一世去世至1057年米海尔六世被废黜之间的拜占庭帝王史。

[38]西方历史名城，遗址位于土耳其南部与叙利亚交界处。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建立，以纪念其父亲安提柯，之后先后由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统治，1098年被十字军攻占，建立安条克公国。

[39]率领尼德兰人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尼德兰共和国首任执政（1559-1584），如今依然被荷兰人称为国父。

[40]全名为雷蒙德·蒙泰库克利（1609-1680），军事将领，出生于意大利，为哈布斯堡王朝服役。他为线列步兵战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41]全名为小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1062-1137），拜占庭将领、政治家、历史学家。

[42]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女儿（1083-1153），她写的《阿莱克修斯传》是重要的拜占庭帝国史料。

[43]阿布·伯克尔是穆罕默德的岳父，也是穆罕默德去世后的首任哈里发（632-634年在位）。

[44]786-809年在位，开创了阿拔斯王朝的鼎盛时代，同时是王朝由盛转衰的起点。

[45]此处将“nobility”译为“大人”，一是为了体现古日耳曼的渊源，二是为了显示它与权势巨大的“aristocracy”（中文通常也译为“贵族”）的区分。但是，由于“nobility”在中文语境中的通行译法是“贵族”，因此在不涉及上面两个目的，且不会与其他相近概念混淆时，本书仍然会采用通行译法。

[46]13世纪的奥地利诗人，著有15本短篇诗集。

[47]意大利北部城镇，1155年腓特烈率军围攻此城。

[48]中世纪德意志骑士和诗人（1170-1220），著名的作品是《帕西瓦尔》。

[49]德意志诸侯（1129-1195），先后为萨克森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与红胡子相争但落败。

[50]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著名抒情诗人（约1170-1230）。

[51]13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著有《西西里王国编年史》10卷。

[52]出身法国安茹家族，1266年于贝内文托会战中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夺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王位。

[53]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一次战斗，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在今巴勒斯坦的阿苏夫击败了埃及苏丹萨拉丁。

[54]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在此战中击败了英国国王“无地王”约翰，后者损失惨重，次年即不得不接受《大宪章》。

[55]中世纪意大利教皇党与皇帝党之间的一场战斗，皇帝取得了胜利。

[56]全名为古斯塔夫·科勒（Gustav Köhler，1818-1896），1886年以少将军衔从普鲁士陆军退役后撰写了多部军事学和军事史研究，包括三卷本《骑士时代的军制与军事：从11世纪中期到胡斯战争》（Die Entwickelung des Kriegswesens und der Kriegführung in der Ritterzeit von Mitte des 11.Jahrhunderts bis zu den Hussitenkriegen）等。

[57]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在此战中打败穆斯林军队，挽救了不久前遭受重创的安条克公国。

[58]瓦林根位于科隆以北。

[59]此战发生于1268年，支持教皇的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查理一举击杀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代国王康拉丁。

[60]此战发生于127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国王鲁道夫一世击败波希米亚国王，标志着哈布斯堡势力在中欧的崛起。

[61]鲁道夫一世战死后，他的儿子阿尔伯特本应继承王位，但众选帝侯不满其独眼相貌和粗鄙举止，遂另择一人为王，结果在1298年的格尔海姆会战中被阿尔伯特击败，只得承认王位属于阿尔伯特。

[62]此战中瑞士联邦凭借长枪兵打败并击杀了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三世。

[63]来自法国纳博讷，参加十字军东征后在叙利亚当上了巴拉主教（bishop of Albara）。

[64]12世纪的德意志教士和编年史家，1138年起担任弗赖辛主教，故名。

[65]亨利时任巴伐利亚公爵，“亚索米尔格特”是他的绰号，意义不详，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源于中世纪高地德语的誓词“joch sam mir got helfe”，意为“是的，所以请神帮帮我吧”。

[66]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099年），来自法国南部的大诸侯雷蒙率军围困耶路撒冷并迫使其投降，但他急于巩固的黎波里的领地，于是率军北返。然而，他不愿意放弃城西的大卫堡，就将其交给了另一支部队守卫，最后被布永的戈弗雷花大力气才拿下。

[67]全名欧仁·埃玛纽埃尔·维奥莱-勒-杜克（1814-1879），法国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主要成就是修复了巴黎圣母院等多座中世纪建筑。此处引言出自他的《理性的法国家装辞典：加洛林时代至文艺复兴》（Dictionnaire raisonné du mobilier françois de l’époque carlovingienne à la renaissance）。

[68]公元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曾随罗马军队征讨平定叛乱，并见证了70年提图斯皇帝摧毁耶路撒冷城。

[69]在位时间为1039-1056年。

[70]亨利三世的长子，在位时间为1056-1105年。

[71]阿拉贡位于今西班牙东北部，纳瓦拉位于西班牙西北部，巴斯克位于西班牙北部与法国接壤的山区。

[72]普瓦捷位于法国中部偏西。

[73]阿尔萨斯今属法国东部边境。黑森林位于德国西南部边境阿尔萨斯以南。

[74]蒂罗尔、施泰尔马克、卡林西亚都在今奥地利境内。波希米亚是今捷克的一部分。克鲁什内山又称厄尔士山，位于今德国与捷克的边界上。哈尔茨山区位于德国中部。

[75]萨尔茨堡在今天的奥地利境内；锡本布尔根是德语中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称呼，位于今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

[76]又名圣日耳曼的阿波（Abbo of Saint-Germain），法国本笃会（接下页）（接上页）修士，曾亲眼看见维京人围攻巴黎，并将见闻记于《巴黎城战火录》（De bellis Parisiacae urbis）。

[77]《卢西达留斯》是一部创作于12世纪末的德语普及读本，以基督教知识为主。《小卢西达留斯》则是一系列讽刺诗集，作者是前面提到过的赛弗里德·黑尔布林。

[78]帕西瓦尔是骑士加姆雷的遗腹子，出生时父亲远征东方，被绝口不提骑士之道的母亲带大。

[79]出生于约1090年，死于1165年。

[80]斯勒伊斯位于今荷兰西南部。

[81]德意志本笃会修士、学者（1013-1054）。

[82]利穆赞位于法国中部，首府是利摩日。

[83]阿德马尔是艾马尔（Aimar）的德语拼法，此处指的是利摩日伯爵艾马尔五世。

[84]沙朗通是法国中部城市。奥弗涅是法国中部偏南的一个地区，位于沙朗通以南。

[85]萨利安王朝是亨利一世建立的萨克森王朝的后继者，始于1024年，终于1125年，最著名的国王是在雪地中向教宗祈求宽恕的亨利四世。霍亨斯陶芬王朝始于1138年，终于1254年，最著名的国王是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查理曼在位时间是768年至814年，800年加冕为皇帝。

[86]伦巴第人是一个日耳曼部落，自565年开始统治意大利，直到774年被查理曼击溃。

[87]查士丁尼再征服运动期间于拉文纳设立总督区，统管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地。

[88]通常来说，德意志国王要到罗马由教宗加冕后才能成为皇帝。

[89]中世纪意大利亲教宗的一派，与亲皇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s）对立。

[90]意大利古城，位于罗马城东南约25千米处。安科纳城位于罗马城东北方向，与图斯库鲁姆距离约280千米。

[91]德国本笃会编年史作者，出生于12世纪中期，死于1223年。

[92]全名为赫尔曼·罗伊特（Hermann Reuter，1817-1889），德国教会史学家。

[93]全名为费迪南德·格雷戈罗维乌斯（Ferdinand Gregorovius，1821-1891），德国历史学家。

[94]帕尔马河将城区分为两部分。帕尔马盛产美食，尤以火腿和奶酪著称。

[95]意为“胜利”，与英语中的victory同源。

[96]波河横贯意大利北部，位于帕尔马以北，最近处不过20千米左右。

[97]瓜斯塔拉位于帕尔马东北约30千米处。

[98]恩齐奥（约1218-1272），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子，1238年被封为撒丁国王，1249年被俘囚禁致死。

[99]1018年至1045年担任米兰大主教。

[100]维拉尼全名乔瓦尼·维拉尼（1276或1280-1348），佛罗伦萨银行家、外交家和市政官，著有《新佛罗伦萨编年史》。劳默尔全名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格奥尔格·冯·劳默尔（1781-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专业历史科普先驱。席尔马赫尔全名弗里德里希·威廉·席尔马赫尔（1824-1904），德国历史学家，著有《腓特烈二世皇帝》。德尔佩什全名亨利·德尔佩什（1832-1887），法国历史学家。比松，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曾参与编辑《勒芒历代主教行纪》。汉佩全名卡尔·汉佩（1869-1936），德国历史学家，主攻中世纪和神圣罗马帝国史。奥曼全名查尔斯·奥曼（1860-1946），英国军事史学家，著有《中世纪战争艺术》等。

[101]全名恩斯特·奥古斯特·罗洛夫（1886-1955），德国历史学家。

[102]安茹的查理（1226-1285）是法国国王路易八世的儿子，后来成为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

[103]普鲁士骑兵将领（1789-1858），曾担任战争部长。

[104]全名威廉·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阿诺德（1826-1883），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105]本笃会修士（1211-1214年去世），1177年起成为吕贝克圣约翰修道院的首任院长，故名。

[106]科隆市政府书记员（1230-1299），著有《韵体编年史》（Reimchronik）。

[107]全名为莱昂纳德·恩嫩（Leonhard Ennen，1820-1880），神学家，历史学家，编有6卷《科隆市历史资料集》（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Köln）。

[108]又称杜伊斯堡的彼得，去世于1326年后，条顿骑士团成员，编年史作者。

[109]此处说的普鲁士主要位于今天波兰的东北部。利沃尼亚在今拉脱维亚东部和爱沙尼亚，库尔兰在今拉脱维亚西部。

[110]即法国国王腓力二世，1180年至1223年在位，1191年至1199年间与英格兰国王理查交战。

[111]全名西梅翁·吕斯（1833-1892），法国历史学家，曾任法国历史学会会长。

[112]法国神职人员，历史学家（1388-1473），著有《法王路易六世传》（Hi-stoire de Charles VI, Roy de France）。

[113]全名为詹姆斯·道格拉斯·德拉蒙德，该观点出自他在柏林大学（接下页）（接上页）的博士论文《12世纪英格兰军事史研究》。

[114]凯尔特人的一支，生活在爱尔兰和苏格兰。

[115]指阿吉莱拉的雷蒙德（Raimund of Aguiler），曾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留下了相关记载。

[116]指安条克国王博埃蒙一世（Boemund I of Antioch），本为诺曼佣兵，后来参与十字军东征成为国王。

[117]埃米尔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领主和将领的头衔。

[118]全名海因里希·冯·济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德国历史学家，曾任普鲁士档案馆馆长。

[119]全名伯恩哈德·冯·库格勒（Bernhard von Kugler，1837-1898），德国历史学家，以十字军研究著名。

[120]指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1100-1118年在位）。

[121]英格兰神职人员，1193年去世。

[122]阿尔比派又称清洁派、卡特里派，是中世纪法国南部的一个得到当地诸侯支持的教派。1209-1229年，以法国贵族为首的十字军在教廷号召下攻打阿尔比派，最终将其消灭。

[123]又名布列塔尼人威廉（William the Breton，约1165—约1225），法国诗人、编年史作者，著有《法王腓力行传》（Gesta Philippi H.regis Francorum）。

[124]全名为约翰·霍尔臣斯基（1722-1799），出身索布人的德意志教师和历史学家。

[125]德国佣兵头领、编年史作者（约1365-1438），为吕贝克城撰写了《新编年史》（Chronica novella）。

[126]全名为彼得·兰贝克（1628-1680），出生于汉堡的德国历史学家。

[127]全名保罗·哈塞，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该文发表于1877年。

[128]即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对外四处用兵，1305年强迫合并弗兰德斯，1309年迫使教廷迁到法国境内的阿维尼翁。

[129]“Leliaert”是法语“Fleur-de-lis”的转写，意为鸢尾花，是法国王室的标志。

[130]黑尔斯勋爵本名戴维·达尔林普尔（1726-1792），苏格兰法官，历史学家，著有两卷本《苏格兰年鉴》（Annals of Scotland）。林加德全名约翰·林加德（1771-1851），英格兰天主教神父，历史学家，著有8卷本《英格兰史：从罗马首次入侵至亨利八世继位》（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irst Invasion by the Romans to the Accession of Henry VIII）。保利全名赖因霍尔德·保利（1823-1882），德国历史学家，研究方向为英国史，著有《英格兰史：从亨利二世继位至亨利七世去世》（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Henry II to the Death of Henry VII）。

[131]此处的“耙子”指的不是九齿钉耙那样只有一排齿的农具，而是由多排齿组成的。

[132]全名为托马斯·沃尔辛厄姆（Thomas Walsingham，约1422年去世），英格兰编年史作者。

[133]法国古代长度单位。

[134]“突厥”和“土耳其”在英语里都是“Turks”，采用“塞尔柱突厥”和“奥斯曼土耳其”的译法只是顺应中文语境习惯。

[135]源自使徒保罗的十字架信仰，认为十字架代表着人的救赎，所有人都要会合在十字架的真理之下。

[136]位于多瑙河上游，现在是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边界的一部分。

[137]即今天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138]通译为杰士卡，但与实际读音相差太大。胡斯战争起义军领袖，激进的塔博尔派将领，1360年出生于破落骑士家庭，1419年起兵后多次击败前来围剿的帝国军队，1424年在军中死于瘟疫。

[139]塔博尔派军事将领，1434年战死。

[140]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798-1876），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中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141]全名约瑟夫·阿施巴赫（1801-1882），德国历史学家。

[142]全名赫尔曼·迈纳特，德国历史学家。

[143]凯尔特人的一支，恺撒入侵时生活在不列颠岛上。

[144]和合本中译为“他泊山”，是希伯来士师底波拉击败迦南大将军的地方。

[145]圣杯派是相对于塔博尔派的温和派。

[146]这份条约标志着百年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随之达到巅峰。

[147]出生于1220年之前，去世于1282年，著有《韵体编年史》（Chronique rimée）。

[148]即后来并入法国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自由伯爵领为其意译。

[149]全名为卡尔·海威克，博士论文《坦嫩贝格会战》（“Die Schlacht bei Tan-nenberg”）于1906年在柏林大学通过。

[150]波兰外交官、历史学家（1415-1480），著有《波兰史》（Annales seu cronici incliti regni Poloniae）一书。

[151]全名昂盖朗·德·蒙斯特勒莱（Enguerrand de Monstrelet，约1400-1453），法国编年史作者。

[152]法国诸侯反对法国国王的联盟，成立于1465年，领袖为大胆查理。下一句中的“国王之弟”指的是前文提到过的贝里公爵。

[153]即大胆查理，他在两年后的1467年才成为勃艮第公爵。

[154]1803年，帝国议会通过决议，大部分自由市被周边领主吞并。

[155]原文为hour，相当于league（里格），本意就是1个小时的路程，因此各地标准各有不同。

[1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08-1893），1855年前往得克萨斯州建立“联合村”，著有阐发傅立叶学说的《社会命运》。

[157]位于施维茨东南方向。

[158]Halm在德语中是“棍棒”的意思，barte是“斧子”的意思。

[159]15世纪至17世纪的德意志佣兵，主要用于国外作战。

[160]全名为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ckheimer），生于1470年，死于153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人文学者，是伊拉斯谟的密友，肖像曾出现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1000亿马克钞票上。

[161]上施瓦本公国相当于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一部，下施瓦本公国在其北部。

[162]全名为雅各布·柯尼希斯霍芬（1346-1420），德意志编年史作家，创作了最早的德语散文体通史之一。

[163]1757年，原本在围攻布拉格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得知奥地利元帅利奥波德·冯·道恩（Leopold von Daun）逼近，前往科林迎战并大破之。

[164]即滑铁卢会战。好友宾馆（La Belle Alliance）是布鲁塞尔南边几千米的一家旅舍，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和英军统帅威灵顿公爵在此地会师，于是德方以此地命名会战。

[165]荷兰历史学家（1535-1602），著有5卷本勃艮第史。

[166]14世纪的一位乌里州农夫，因不服奥地利总督欺压而被囚禁，人民于是揭竿而起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奥地利军队。1829年，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以他为主人公的歌剧，其中的《威廉·特尔序曲》（又称《威廉退尔序曲》）非常有名。

[167]选译自第一篇第3章。

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战争的黎明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状况

1 欧洲现代步兵的建立

2 火器

3 长枪方阵战术

4 佣兵军队的内部建制

5 战例介绍

6 马基雅维利

第二篇 宗教战争时期

1 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过渡

2 射手数量的增加与步兵战术的完善

3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

4 古斯塔夫·阿道夫

5 克伦威尔

6 战例介绍

第三篇 常备军时代

1 总论

2 法国

3 勃兰登堡-普鲁士

4 操练与18世纪的战术变化

5 战略

6 战略概述及战例介绍

7 战略家腓特烈

第四篇 国民军时代

1 革命与入侵

2 革命军

3 拿破仑的战略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

注释

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并在1506年建立了一支小型民兵部队。

古斯塔夫·阿道夫，瑞典瓦萨王朝国王，即位后与神圣罗马帝国相争，亲临前线，带兵冲锋，发扬新战术、建立为宏大战略打下基础的新制度，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取得大捷。

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统治时期使普鲁士在欧洲大陆取得大国地位。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滕会战奠定其欧洲历史名将的地位，著有《战争原理》。

拿破仑，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奥斯特里茨会战为拿破仑指挥的一场著名会战，被称为“现代版的马拉松会战”。

沙恩霍斯特，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向普鲁士引入了法军的组织观念，同时又更新了这些观念。支持他改革军队的格奈泽瑙也接纳了拿破仑的战略观。

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被后人称为“西方兵圣”，著有《战争论》。

前言

《战争艺术史》第4卷，也就是最后一卷，面世于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刚结束后的那一年。本卷的研究工作在1914年就基本做完了，大部分书稿也已写完。有人可能会设想，那场席卷而来的风暴会激励我完成这项使命，讲完这个主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注意力反而被引开了。我搁下了笔，最后完稿时并没有联系当下。本书中提到的“当代”基本上指的都是世界大战前夕，也就是我实际写作的时期，偶尔指的是我实际参战的时期。（我于1867年参军，1885年以预备役中尉退役。）

我最初计划一直写到德意志统一战争，结合拿破仑战略的发展讨论毛奇的战略。但我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那会直接引出世界大战的问题，而学术界对世界大战的界定尚不完善，这样的探讨也不符合本书的学术宗旨。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思考最近的事件，只是我对这个主题的探讨还达不到学术研究所需的严谨和冷静。因此，本书会以拿破仑和他的同时代人作结。但后续内容我已经写了一些，一直写到今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呈现。关于19世纪后期的军事史现象，尤其是毛奇的战略和世界大战的经过，我把想说的话、能说的话写成了单独的文章，收录于与本书同时期面世的3卷本合集《战争与政治：1914年至1918年》（Krieg und Politik，1914 bis 1918）中。关于毛奇的文章收录于合集《回忆录、文章与演讲稿》（Erinnerungen，Aufsätze und Reden），合集中另附原发表于《普鲁士年鉴》[115（1904）：347]的《19世纪战略学发展史》（Entwickelung der strategischen Wissenschaft im 19，Jahrhundert）一文。在附文中我联系施利希廷（Schlichting）的观点和我对坎尼会战的分析，对毛奇提出的新思想，后来被施利芬发展为两面包围的两线进军战略进行了更详尽的说明与心理、技术两方面的澄清，进而引出了我对世界大战中的事件的战略观察。

在我对现代战争的介绍中，武器战术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不会重点讨论，这是自然而然的。原因并非技术因素不如先前重要了——事实上，技术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原因在于，技术因素在形式上一目了然，重要意义不需要多加探究。相关文献现在已经有很多了，让我可以将关注点局限在实际结果上。另外，马克斯·雅恩极有价值的《军学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一书已经为有意深究技术层面的读者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更让我有理由择要而论。我希望略写技术层面的做法能够让本书的主旨——国家组织形式、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关系，正如完整标题“政治史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暗示的那样——更加明晰。认清战术、战略、国家组织形式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方面与普遍史之间的关系，这种做法已经澄清了许多过去认识不清或存在误解的点。本书的旨趣不在战争艺术史本身，而在世界史。如果军界人士通过阅读本书得到了灵感，我会感到欣慰和荣幸，但本书是由一位历史学家写给史学同仁的。如果这本以战争为内容，特别以政治史为框架的书被划分为文化史，我也不会反对。因为战争艺术与美术、建筑学、教育学同样是一门技艺，因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军事组织决定的，而军事组织又与作战技术、战术和战略紧密相关。这些事物都是互相影响的。每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于各个方面的个别现象中，而每个个体的知识——具体到我，就是战争艺术史——都会增进人类整体发展的知识。世界史上没有一个时代的根基不曾受到本书主题的结果影响。但要让人们接受这种写法的意义是需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努力争取才行。当我向利奥波德·兰克解释时，就连他也当面表达了不认可。在提名阶段，我目前有幸任教的院系曾提出过异议，说军事学不属于该校的研究领域。当我将第1卷——毕竟深入探讨了古代史，尤其是罗马史的内容——呈献给特奥多尔·蒙森时，他虽然对我表示了感谢，但也说自己恐怕没有时间阅读。再加上总参谋部也不赞同本书，我的争取过程确实很不容易。我的门生没有一位当上军事科学院讲师，而渐渐认同我结论背后逻辑的历史研究者们也尽可能不事声张。我们之后会看到，直到不久前，我甚至不能让其他学者正确复述我的观点。新思想不仅要与传统观念顽强斗争，还要对付更加难以动摇的误解。

第1卷出版时，我感到有必要在前言中提及尤利乌斯·贝洛赫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人口研究》，它算得上是本书的先驱；现在，我也不能不提及一本既是本卷不可或缺的先声，又是本卷极有价值的补充的书，那就是马丁·霍博姆（Martin Hobohm）的《马基雅维利时期的文艺复兴战争艺术史》（Machiavellis Renaissance der Kriegskunst）。这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的著作，我完全接受它的结论。另外，霍博姆博士整理了后续研究所需的资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霍博姆博士，我还要感谢西格弗里德·梅特博士（Dr.Siegfried Mette）的校对和索引整理工作。

汉斯·德尔布吕克

柏林格伦瓦尔德，1919年8月7日

第一篇　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状况

1　欧洲现代步兵的建立

瑞士军事体系威力惊人的基础是密集大方阵带来的集体效应，200年的不断胜利让方阵中的每个人都充满自信。全民尚武让全民上阵成为可能，不管后者有多么勇猛，庞大的阵势压倒了旧式职业军队的匹夫之勇。凭借南锡一战，瑞士战法走出了曾帮助瑞士取胜的重要盟友，大山。早在以格朗松和穆尔腾两战决定胜负的那场战争中，瑞士联邦主要是为了法国国王，而非自身政治利益而战。如今，他们开始通过为异族效力而威名远播。如此一来，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小分支就具有了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其他地方的民族看到瑞士战法的优越性，于是纷纷开始效仿。

当然，除了重骑兵，辅助骑士作战的射手和近战步兵早就有了。要取得进步、要实施变革的关键是：这些步行士兵原本只是辅助兵种，如今则要编组为规模大得多的密集单位。

最初只有两个民族充分实现了这一进步：德意志和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也有类似的趋势，但只有萌芽，并未完成，或者说直到很久以后才完成。这里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明显区别。不过，让我们首先来阐明现代军事发展的第一个实例，发生的地点是德意志地区。

尼德兰人与吉内加特会战1

（1479年8月7日）

非瑞士人首次采用瑞士战法的战斗是南锡会战开始两年半后的吉内加特会战（battle of Guinegate）。大胆查理的女婿马克西米利安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在此战中击败了一支法军。因此，正是曾经饱受瑞士军威之苦的勃艮第人，如今首次成功试行了瑞士人的战术。

马克西米利安原本在围攻小边堡泰卢阿讷（Thérouanne），恰好此时有一支由科尔德（des Cordes）统率的法国援军从南边而来，于是大公出兵阻击。法军和往常一样由骑士和射手组成。除了每名骑士配属的敕令军团射手以外，大批免税射手也来了。马克西米利安在这两个兵种方面比对面弱得多，却有不少于1.1万名装备长矛或斧枪的近战步兵，他们是由根特治安官兼弗兰德斯军总指挥让·达蒂齐勒（Jean Dadizeele）带来的。马克西米利安年仅20岁，身处妻子的领地，他既无经验也无权威来创立新军制。但他军中有罗蒙伯爵，后者的领地在紧临伯尔尼和弗里堡的诺伊恩堡湖畔。他为勃艮第公爵与瑞士人作战。他极不情愿与瑞士为敌，不管是平时或战时，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瑞士人。据文献记载，正是这位出身瑞士的伯爵仿效瑞士制度组建了弗兰德斯步军。我们还可以设想，向现任统帅提议带上大队步兵的人也是他，而且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勃艮第治下的低地地区更适合组建新军。事实上，早在1302年弗兰德斯诸城起义军击败法国骑士的科特赖克会战中，当地人就运用过类似的战法。这套战法在1382年的罗斯维克会战中失效了，因为面对骑士，弗兰德斯平原没有瑞士群山那样的天堑。尽管如此，低地地区还是保存了一支强大的战士队伍和强烈的尚武精神。就连大胆查理的军队都有很大比例的尼德兰人（Netherlanders）[1]，如今瑞士人又为他们的尚武精神再展神威提供了样板。

即便把4000名泰卢阿讷守军——他们在会战中会威胁勃艮第军后方——计入法军，勃艮第一方的总兵力大概还是比对方多几千人。

两军都采用步兵居中、骑兵在两翼的部署，一边的步兵是射手，另一边以矛手为主。勃艮第矛手分为两个既大且深的方阵，指挥官分别是曾在南锡会战中效力于大胆查理的拿骚伯爵恩格尔贝特（Count Engelbert of Nassau）和罗蒙伯爵。马克西米利安本人没有按照骑士作战的传统与骑士并肩作战，而是手持长矛加入了方阵，身边有一批贵族。2马克西米利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作为少主来到低地地区后就制造并操练起长矛。所以，我们可以说步兵在贵族陪同下进行了系统的矛术训练和操练（drill）。让贵族——他们自然要站在前列——加入方阵，加强方阵步兵战斗力的做法早在中世纪晚期就相当常见了。但现在有一个重要区别：贵族拿起了步卒的长矛，不再只是带领步卒作战，而是与步卒共同组成了整体性的战术单元。据“最杰出的编年史”记载：“罗蒙伯爵立于阵中，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站在步卒和长矛中间。”

科尔德的右翼击退了伴随步兵方阵的勃艮第骑士，还夺取了已经摆好的勃艮第大炮。尽管勃艮第一方有许多射手，但战记中根本没有提到他们。在强大的法军面前，他们无疑马上就顶不住了，要么逃离战场，要么退入矛手方阵。

法军骑士取胜为科尔德从右翼出发，攻打由拿骚伯爵统领的勃艮第左侧矛兵方阵提供了的可能性。这次进攻让勃艮第军停下了脚步。勃艮第军在正面和侧面都受到了法军射手的猛烈打击，后者还得到了俘虏的勃艮第大炮的支援。因此，尽管大部分法军骑士取胜后忙着追击逃跑的勃艮第骑士，离开了战场，但勃艮第军还是遭受了巨大压力。

假如另一翼也是类似状况，那么勃艮第军必然会失败。但那边的勃艮第骑士比较多，顶住了法军进攻，没有让他们从侧面杀入矛兵方阵。于是，罗蒙部继续推进，打跑了法军射手，从而解救了另一个方阵，胜负就此奠定。

同时代的文献中没有大篇幅描述吉内加特会战中的勃艮第军采用了瑞士战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自马克西米利安本人或可以追溯到他的吉内加特战记至少有4份，其中没有一份提到瑞士战术。尽管乍看起来出人意表，但当时的人意识不到一项理论变革的重要意义，到了下一代人才明白过来的情况毕竟绝非罕见。以古代军事史为例，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组建梯队（echelon）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在文献中从未被直接提及。但不管是这里还是布匿战争，事实都是完全确定的。达蒂齐勒、莫利内（Molinet）、德布特（de But）和巴赞（Basin）都认为胜利要归功于弗兰德斯步卒。德布特说：“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勇敢而坚定地与矛手站在一起，试图两面夹击他的法军骑兵没有成功。”（Dux Maximilianus cum picariis fortiter instabat,ut equitatus Francorum,qui ab utraque parte cum aliis suis obpugnare quaerebat eundem,non posset in eum praevalere）巴赞讲得还要更明白，他说弗兰德斯步兵凭借长矛打退了敌军骑兵的突击。（“Nam ipsi Flamingi pedites,cum suis longis contis praeacutis ferra-mentis communitis,quos vulgo piken appellant,hostium equites,ne intra se se immitterent,viriliter arcebant”：“弗兰德斯步兵手持装有锋利铁尖的长矛——他们通常称之为‘派克’，pike——勇猛地挡住了敌军骑兵，没有让他们冲进来。”）

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胜利要部分归功于侧翼的骑士，他们至少为一个勃艮第矛兵方阵提供了保护。若非如此，弗兰德斯步兵很可能会战败，就像罗斯维克会战那样。

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这场胜利没有导致泰卢阿讷陷落。马克西米利安反而放弃了战役企图，并将军队解散。要不是会战过程和胜负结果有多份记载作为明证，那么从最终影响来判断，我们很可能会认为这场胜利不可信。有一种说法是，弗兰德斯人不愿意继续参战了。这大概是主君与地方议会（estates）由来已久的对立矛盾，尼德兰人对主君马克西米利安的恐惧不亚于对法国人的，不希望他因为打了胜仗而变得过于强大。另外，马克西米利安的国库可能也花空了，连继续围城所需的小股部队的军饷都凑不出来。

显然，吉内加特会战毫无政治意义。但从军事角度看，它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整代人时间里都发挥了相当作用的尼德兰步兵无疑起始于吉内加特会战，而战败后的法国也有了改革军制的动力，可能还传播到了西班牙。但尼德兰步兵主要还是国土佣仆的先驱。

国土佣仆3

吉内加特的胜利没有为获胜方带来好处，因为马克西米利安战后就解散了军队。没过多久，马克西米利安——他最初当然是以共治君主的身份管理低地地区，妻子死后则是儿子腓力当上了君主，他以摄政的身份统治——就与地方议会爆发了公开冲突。为了把仗打下去，他不得不寻求市民征召兵以外的兵源。

他向各地领主招募兵员，有低地地区本身的，有莱茵河流域的，有上德意志地区的，也有瑞士的。在1482年到1486年间，“国土佣仆”（Landsknechte）成为普通士兵的称呼。

“国土佣仆”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他称呼有地方佣仆（provinciae servi）、国土随从（patriae ministri）、国土伙伴（compagnons du pays）]他们为什么不叫“步兵”（Fussknechte）、“雇军”（Soldknechte）、“军仆”（Kriegsknechte）或其他的合成词呢？“国土佣仆”这个用法延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直到三十年战争期间。后来这个词就不见了，因为频繁转换势力的自由佣兵与特定区域或将领建立了更长期、更明确的从属关系，于是就以区域或将领命名了。

这个词已经有了许多种解释，但全都不成立。它指的不是相对于瑞士士兵的“本国士兵”，因为国土佣仆与瑞士士兵会在同一个旗号下的同一个单位服役。它的意思也不是相对于瑞士山区的“平原兵士”。它指的不是“守卫国家的士兵”，不是“为国家服务的士兵”，不是“从国家招募（而不是由议会提供）的士兵”。它的意思也不是“同一国籍的士兵”，或者说“同胞”。这个词与“枪”（lance）无关，因为他们携带的武器在当时叫作“矛”（spear）或者“戟”（pike）。4

“Landknecht”（与“Landsknecht”不同）一词在15世纪的德意志高地和低地地区都有使用，意思是治安官、宫廷信使、承担一定作战职能的骑马或步行宪兵。因此，约翰·冯·波西尔奇（Johann von Posilge）才在1417年的编年史中写道：“几名Lantknechte将普鲁士人的要塞巴辛哈延（Bassinhayen）出卖给了波兰国王。“Lansquenet”一词取得在低地地区的特殊含义是在1482年至1486年间，当时马克西米利安与法国相安无事，但与先前剥夺他对儿子腓力的摄政权的议会开战了。马克西米利安越来越多的佣兵就是这些人，他们索要军饷、蹂躏乡间，令议会除之而后快的人也是他们。这些佣兵是干什么来的？毕竟现在不打仗。因此，马克西米利安才为他们取了“国土佣仆”这样一个看似无害的名号，直到开战前都只是警察而已，并非军人。

最早的著名国土佣仆首领是马丁·施瓦茨（Martin Schwarz）。他本是纽伦堡的一名鞋匠，因为作战勇敢被升为骑士，手下有施瓦本士兵和瑞士士兵。他的副官是一名瑞士人，伯尔尼的汉斯·库特勒（Hans Kutler of Bern），此人也有其他一些名号。

“国土佣仆”的这个含义所代表的新现象首次被明确提及是在一份1486年10月1日召开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会议简报中，会上有人抱怨马克西米利安手下的施瓦本骑士康拉德·加许夫（Konrad Gäschuff）的招兵活动。这位骑士据说出言放肆，夸耀说他训练和武装的一名施瓦本或其他国土佣仆顶得上两名瑞士士兵。

从这份文献可知，早在1486年秋，“国土佣仆”就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了，指的是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瑞士士兵与国土佣仆不同，而且会被拿来对比。

仅仅10年前，德意志士卒还很不受重视。1476年，当洛林公爵勒内（René of Lorraine）带着上莱茵地区的佣兵试图夺回公国时，他们在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不仅没有证明自身实力，反而在勃艮第人面前逃跑了。公爵只得将瑞士人召来。1477年6月5日南锡会战中的方阵既有瑞士人，也有施瓦本人。但瑞士人很清楚自己的优越地位，看不起德意志人，几乎把所有战利品都独吞了。

当国土佣仆通过系统性训练达到了一定水平，有了自信心后，瑞士人就与他们分开，从此教官和学生成了彼此嫉妒的对立关系。瑞士人以百胜之师自傲，要保住其无与伦比的、超过其他所有人的军人地位。国土佣仆的首领则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做得与瑞士人一样好，而他们也开始相信了。有组织的国土佣仆单位从低地地区去了英格兰和萨伏伊。1487年8月10日，在蒂罗尔公爵西吉斯蒙德（Duke Sigismund of Tyrol）旗下，由弗里德里希·卡佩勒（Friedrich Kappeler）直接指挥的国土佣仆在卡利亚诺（Calliano）击败了威尼斯雇佣兵。西吉斯蒙德麾下起初是有瑞士人的，但他们不再像以前蔑视外地军人，他们的军官反而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自称受到国土佣仆的威胁，性命几乎不保。

1488年，皇帝的一支部队开进尼德兰，支援马克西米利安与暂时俘虏公爵的议会作战。瑞士人也来到了科隆城下，但统帅“因为国土佣仆的关系”不愿意接纳他们，不想产生纠纷，于是瑞士人就回国了。

两年后的1490年，瑞士人和国土佣仆再次聚首，在马克西米利安旗下出征匈牙利。圣加仑修道院编年史作者瓦特（Watt）后来写道：“有许多联邦士兵和国土佣仆参加此次战役，也有少数人来自圣加仑。”因此，两者一同参战是常有的事。

1490年之役——期间施图尔韦森堡（Stuhlweissenburg）被强攻夺取——似乎使新生的国土佣仆首次得到普遍关注，以至于编年史作者感到有必要多说几句来澄清或说明“国土佣仆”这个词的意思。

“国土佣仆”（lansquenet）首次出现于1495年的一篇日期明确的民歌中：“国内有许多国土佣仆。”5

他们是11世纪以来就有的募兵，在15世纪有许多名字，比如“山羊”（Böcke）和“卫士”（Trabanten）。区别在于，他们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组成了明确的战术单元，惯于依赖密集阵形，依赖相互的关系，外在的阵形关系又与新生的内在关系，也就是团队精神相对应。自由佣兵团成立后，他们便通过持续的军事训练再现了瑞士人凭借同胞情义与尚武传统创造的典范。

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战术单元是斯巴达方阵。据说德马拉托斯曾在波斯王薛西斯面前夸耀方阵，将其与单兵做了有意识的对比。他说，单个斯巴达人的勇猛不亚于任何人，但他们威力的真正根基在于法律，法律要求他们坚守阵线，不成功便成仁。

尽管下德意志佣兵单位的踪迹一直都存在，但“国土佣仆”一词主要用于上德意志的施瓦本和巴伐利亚地区：一方面原因当然是那里离瑞士比较近，吸引着人们去效仿；另一方面是那里有马克西米利安的领地，许多人特别想加入他的军。起初当然是各地分别编成部队，后来其中最强的施瓦本部队为全军奠定了基调。马克西米利安在自传中有“国土佣仆与荷兰军”的说法，另一处将“国土佣仆”等同于上德意志部队。“荷兰军”也继续存在，1494年作为佣兵与瑞士人一同参加了查理八世的意大利征讨，大概在1525年的帕维亚会战中被消灭，当时的名号是“黑军”。

从瑞士人对康拉德·加许夫的控诉中能看到，国土佣仆要经过系统的训练。1488年1月30日，索伦伯爵弗里德里希（Count Friedrich of Zollern）下令在布鲁日市集进行军事操练，相关记载证实了系统训练的存在。关于此事的各方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是操练的实际对象。一份记载说是马克西米利安随从中的德意志贵族，另一份说是德意志步卒，还有的说是尼德兰士兵受训，德意志人担任教官。无论如何，操练使用的武器是长矛。教官下令组成“蜗牛”阵（“limaçon à la mode d’Allemagne”），然后下令放平长矛。受训者会高喊“站稳，站稳”（Sta,sta）的口号，围观市民听成了“杀呀，杀呀”（Sla,sla），害怕遭到突袭，于是吓得一哄而散。

“蜗牛”一词指的是行军纵队转为进攻纵队，以及进攻纵队转为行军纵队时的有序步法。这不是人天生就会的本领，只能演练习得，而演练可以有不同的方式。6尽管后者也叫“蜗牛”（limaçon、caracole），这种步法与后来的一种射手机动方式却没有关系。

长矛的用法不像看起来那样容易。7试用过长矛的瑞士作家米勒-希克勒（Müller-Hickler）写道：

最麻烦的地方是长杆会抖。我通过亲身实战发现击中目标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猛刺出去的时候，矛尖颤得太厉害了。用力戳击时尤其如此，伸长右臂将整根矛送出去的时候抖得最明显。

与身穿盔甲的“双薪佣兵”对战时，如果有机会瞄准对方的颈部和下身，攻击盔甲的连接处的话，那也可以刺得慢一些，准一些。8

除了长矛，一批国土佣仆还装备沉重的双手剑，但双手剑的作用不是很大。伯海姆（Böheim）说过，只有少数特别强壮的人装备双手剑，专门用来保护军旗，后来也用来保护团长（colonel），这当然是对的。9他又说他们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但事实上，这些亚衲族（Anak）的光鲜后代的价值与拿破仑军中的高个子鼓手完全一样。

文献中还多次称赞国土佣仆步子走得齐。4排、5排、8排的说法都有。中世纪文献中从没有这样的记载。

1495年秋，1万名德意志士兵去支援米兰公爵卢多维科·莫罗（Duke Ludovico Moro of Milan），后者正在围攻诺瓦拉城中的奥尔良公爵。亚历山德罗·贝内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医生详细描述了公爵夫妇在诺瓦拉城下检阅这支队伍的情形：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胯下高头大马的格奥尔格·冯埃贝斯泰因（Georg von Eberstein）（又名“Wolkenstein”：“沃尔肯斯泰因”）统率的6000人德意志步兵方阵上。阵中能听到有许多鼓，简直要把人的耳朵“刺穿”，这是德意志的传统。他们只穿胸甲，行进时每排的间隙很小。前排举着矛头锋利的长矛，后排将矛高高举起。方阵后面是斧枪手和双手剑士。他们和旗手走在一起，全军以旗为号左转、右转或后退，仿佛凌空而行。再后面是火枪手，火枪手左右两边是弩手。当走到贝娅特丽克丝公爵夫人对面时，他们收到信号后突然从方阵变为楔形阵（意思是由宽阵变为窄阵，或者由四边长度相等的阵变为四边人数相等的阵）。他们接着分为两翼，一翼疾走，一翼慢行，前者绕到另一侧，后者站定不动，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对调，浑然一体。10

除了动作操练，贵族的参与对国土佣仆的训练也有着特殊的作用。文献中反复提到贵族手持长矛，站在步卒的行列中。在1486年的贝蒂讷（Bethune）会战中，德意志人败于法军之手。盖尔登公爵阿道夫（Duke Adolf of Geldern）与拿骚伯爵恩格尔贝特（Count Engelbert of Nassau）置身于步卒之中，说要与他们同生共死，而且据编年史记载，他们“为保护步卒”而流下了鲜血。

一份反面的文献表现了上述记载的意义。1509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围攻帕多瓦，当国土佣仆应该发起强攻时，他们要求贵族一同上阵。但巴亚尔（Bayard）[2]说：“难道要我们和裁缝鞋匠一起冒生命危险吗？”德意志骑士说自己是来骑马打仗的，而不是强攻要塞的。于是，皇帝放弃了围攻。

国土佣仆与瑞士军的首次大规模冲突发生于1499年的施瓦本战争期间。胜利者依然是资历更老、有战绩和经验加持的瑞士军人。在哈尔德（Hard）、施瓦德洛（Schwaderlow）、弗拉斯坦茨（Frastenz）、卡尔文山口（Calven Pass）和多尔纳赫（Dornach），施瓦本军都败了。尽管如此，马克西米利安在谈判中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瑞士人在签订和约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事实上，他们甚至退还了一些东西。当然，和约的动因是路易十二于同时期夺取了米兰。

法国、西班牙与意大利军队

15世纪的法国军事组织以敕令军团和免税射手为基础。后者在吉内加特会战中表现拙劣，路易十一就打算将他们改编成瑞士那样的步兵。他用长矛和斧枪换掉了他们的弓箭，在皮卡第地区埃丁（Hedin）附近的一处军营聚集了1万多人进行训练。第二年的训练地点在鲁昂附近的阿尔克桥（Pont de l’Arche）。

瑞士大使梅尔希奥·鲁斯（Melchior Russ）在发回本国的报告中称，法国国王按照德意志样式制造了大批长矛和斧枪。11如果他也能制造使用这些武器的人，那就真是不求人了。后世史家认为有理由认为阿尔克桥训练营是法国现代步兵的摇篮，声称那里有6000名瑞士军人做示范，让法国士兵接受了系统的训练。训练营据说开办了3年，瑞士教官停留了一年时间。但细究证据，这幅想象出来的图景就消散了。12事实上，没有任何文献提到了操练或瑞士教官团。国王的意图无疑与马克西米利安当年在尼德兰建立的训练营如出一辙。另有明确记载称，1500名敕令军团的骑士来到了训练营，目的是学会必要时下马作战。这必然意味着他们要与步卒一同列阵。但是，这种变革可不是下一道命令就能完成的。

训练营出来的步兵从来没被认为比得上瑞士军人或国土佣仆。意大利边境处也编成了一支类似于比利时边境的部队。除了这些后来被称作“皮卡第”和“皮埃蒙特”“旧军”的单位，还有一批或多或少比较松散的佣兵团，号为“冒险团”，其中有装备近战武器的人，但大部分是射手。1507年，他们扬名于热那亚城下，当时巴亚尔和其他骑士在他们前面带头进攻。于是，法国军事史研究者苏萨纳（Susane）认为这就是法国现代步兵的起源。他说从此之后，没有钱购置骑兵装备的年轻法国贵族为了更高的报酬与步兵并肩作战就成了惯例。意大利语中的“断枪”（lanze spezzate）指的就是这些贵族。据说，“断枪”作为军士与列兵之间的一等兵等级在法军中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期。

所谓的《维耶维埃尔回忆录》（Mémoires de Vielleville）[3]记载道，每个连有12名“断枪”。他们不用斧枪或火枪，而持长矛。

但尽管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与国王帐下的瑞士部队和国土佣仆相比，法国人组成的步兵单位仍然只扮演次要角色。从拉文纳到帕维亚的历次大战都有他们的身影，文献中也提到了加斯科涅和勃艮第部队，但从来没有称其为善战之师。自查理八世以降，历代法国国王在重要会战中都宁愿使用德意志步兵。1523年，法军将领邦尼维（Bonnivet）在找到瑞士部队替代法国部队后，就把后者打发回国了。直到1544年的切雷索莱会战（battle of Ceresole）中，一支加斯科涅矛兵部队才运用瑞士人的战法打了一场胜仗。

1533年，弗朗索瓦一世再度尝试创建一支由法国人组成、以民兵色彩为主的步兵。他骄傲地称之为“军团”（legions）。他甚至打算利用他们创造出结合希腊方阵、罗马军团、现代军阵于一身的新式战术单位。从描述来看，新阵形是一种大方阵，分成许多精心布置的小阵，小阵之间挨得很近。我们完全看不出小阵的意义或功用。这显然只是纸上谈兵。1543年，1万名法国军团战士本来要守卫卢森堡，结果成群结队地逃跑，将要塞拱手让给了皇帝军队。1545年，同样的事情在布洛涅再次发生。维耶维埃尔元帅在1557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军团战士根本算不上军人。从这些人老家的文书证据来看，他们离开田地是因为服役四五个月就能免税。

法国高层无疑意识到了利用外国军队为法国作战是不可容忍之事，但他们发现法国人的秉性不适合担任步兵，而且将德意志人、瑞士人和意大利人招至麾下不仅能得到精兵，还能防止精兵为敌所用。

1500年前后，骑兵在法国有“常备军”（l’ordinaire de la guerre）之称，步兵则叫作“非常备军”（l’extraordinaire de la guerre），因为平时只有骑兵。13但“步兵”（infanterie）一词据说直到亨利三世时期才出现。1550年前后，源于意大利语词“fante”的“fanterie”仍有人在用，这个词的意思与德语中的“Bursche”（“随从”）或“Knecht”（“仆从”）是一样的。14

西班牙的发展过程与法国不同。早在1483年——路易十一不久前建立了皮卡第训练营，格拉纳达争夺战仍在进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King Ferdinand of Aragon）据说招来了一支瑞士部队，以其为模范组建类似的步兵。但瑞士一边并不知道有部队去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南，而且学界至今没有发现之后20年里西班牙有建了类似步兵新军的迹象。

除了德意志人，最早仿照瑞士方式编成可用步兵的就是西班牙人，因此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军事体系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于是，在我的请求和德国文化部的支持下，卡尔·哈丹克博士（Doctor Karl Hadank）前往西班牙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但成果寥寥，并未显著超越霍博姆的旧说。尽管关于法国和西班牙在南意大利交战经过的文献非常多——为首者当属伊奥韦斯（Jovius）为人称“大（佣兵）队长”的科尔多瓦人贡萨洛（Gonzalo of Cordova）写的传记——但对于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对于步兵战术单元的发展过程来说，这些文献作用甚微。1495年，一支民兵得到地方政府批准成立并收到了几次补给，它并没有表现出新式战争艺术精神。在西班牙与法国争夺那不勒斯领地期间，科尔多瓦人贡萨洛于1495年率领这支部队出征，结果没有挡住为法国效力的瑞士部队。“在武器质量和阵形稳固方面”，他们都比不上瑞士人，而且尽管有数量优势，他们还是逃跑了。但贡萨洛没有因此放弃。战争期间，他通过实战磨炼了队伍，终于在国土佣仆的支援下，在1503年的切利尼奥拉会战（battle of Cerignola）中取得了首次胜利。他手头的兵员一开始应该很差劲。他的帐下不仅有以投军为务的冒险家和浪荡子，也有拉来的壮丁。但他有一个优势：他是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作战。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当兵打仗。过了几年，西班牙步兵相对于瑞士部队和国土佣仆的水平无疑已经上来了。1512年的拉文纳会战就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还是被国土佣仆和法国骑士联手击败。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西班牙都以精锐步兵闻名。

西班牙还有一件新式军阵遭遇思想抵触的事件。在科尔多瓦人贡萨洛编练方阵的同时，阿约拉（Ayora）有一个叫贡萨洛的人想在家乡做同样的事，结果遭到了嘲笑。据记载，他有一次让手下步兵操练了一整天。他请求国王提供长时间训练所需的额外口粮和葡萄酒，还希望获得“团长”的头衔，以增强自己的权威性。另外，他还想要国王下达明令，规定他手下的军官严格服从他。一次大型军事会议上讨论了是否应该支持阿约拉的观点。据说大臣们嘲笑了他好长时间。但到了1506年，马克西米利安之子，与妻子共掌国政的“俊郎”腓力（Philip the Handsome）将3000名国土佣仆带来了西班牙，他们的示范效应大概消除了最后的反对意见。

意大利的情况与西班牙又有不同。十四五世纪的意大利尚武之风极盛，诞生了一批垂范军艺的伟大雇佣兵。斯福尔扎（Sforzas）家族和布拉乔（Braccios）家族的基本战略思想有一定区别，尽管差别并不很大。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大师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和伊奥韦斯一致认为，佣兵交战只是当作一场游戏，并不渴望流血。按照他们的判断，佣兵在自身利益的指导下，为了尽可能拖长战事，尽可能多赚钱，所以并不会寻求决战，反而会回避决战。最后当不得不正面交锋时，双方都把对面视为同志，于是彼此会饶过性命，免得流血。1440年的安吉亚里会战（battle of Anghiari）就是一个例子。据记载，此战中有一人死亡，但不是阵亡，而是淹死在了沼泽里。后代学者无疑认为，通过佣兵首领的努力，这种作战样式将战争提升到了艺术品的层次，也就是机动的技艺。

细致考察当时人的记述可知，尽管三位史学大师都这样认为，但上面的记述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实话。他们的判断只有一点正确：意大利佣兵打起仗来不像马基雅维利及其同时代人眼中的瑞士人那样残忍，后者不许留俘虏，甚至会屠城。佣兵的作战方式类似于骑士。在作战任务允许的情况下，骑士也会手下留情，而且为了赚取赎金，他们不仅可以抓俘虏，甚至会专门抓俘虏。但佣兵的仁慈也不过如此，他们交战时常常也是血腥的。15

在整个十四五世纪，来自热那亚和伦巴第的意大利射手都享有盛名。他们在大胆查理的军队中也发挥着中重要作用。

与通常的中世纪军队一样，意大利佣兵也以骑兵为主。这也是马基雅维利痛恨蔑视他们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认为罗马式的步兵才是决定性兵种。

当瑞士人和国土佣仆的战绩传到意大利时，很快就有敏锐的军人希望引入新战法。当时的意大利相比于其他地方——比如法国——可造之材的数量和质量都优越得多。西班牙阿约拉人贡萨洛曾在米兰学习新军技艺。佣兵世家维泰利三兄弟在罗马涅地区的卡斯泰洛城（Città di Castello）这块小领地。1496年，他们着手建立一支前所未有的意大利人步兵。他们从本领居民中募兵，与有经验的战士混编，为他们配备了比德意志人的矛还要长一埃尔[4]的长矛。伊奥韦斯明确写道，三兄弟教士兵“随旗号而动，依鼓点而行，以纵队前进，以蜗牛阵转向，最后凭借高超技艺和严密阵形打垮敌人”。（Signa sequi,tympanorum certis pulsibus scienter obtemperare,convertere dirigereque aciem,in cocleam decurrere,et denique multa arte hostem ferire,exacteque ordines servare）。在1497年1月26日的索里亚诺会战（battle of Soriano）中，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效力的维泰洛佐（Vitellozzo）率领1000人击败了800名德意志国土佣仆。但这支新军的创始人刚刚取得成绩就灭亡了。卡米洛·维泰洛（Camillo Vitello）早在1496年为法军服役时就死在了那不勒斯，保罗于1499年被佛罗伦萨人斩首，维泰洛佐于1503年被切萨雷·波吉亚下令勒死。

切萨雷·波吉亚继承发扬了维泰利兄弟的事业。他覆亡后，罗马涅军作为佣兵效力于威尼斯，水平确实很高。但长远来看，这些尝试的规模还是太小了，而且没有政治强权的支持，哪怕在危机过后也无以为继。马基雅维利试图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组建一支有素质的本土民兵，此举在观念上就有问题，事实上也失败了。威尼斯共和国控制着大批依附于自己的农民，本来是最有条件组建新军的。但威尼斯政府不愿意武装本国属民，宁愿从别处招兵，尤其是罗马涅。原本有可能成为意大利人步兵骨干核心的罗马涅军先在1509年的瓦埃拉会战（battle of Vaila）输给了瑞士人，后在1513年的拉莫塔会战（battle of La Motta）被西班牙人和国土佣仆击败，于是被消灭了。从此以后，意大利步兵总被视为与法国步兵一样无用，甚至更无用，尽管作为个体的意大利人有善战之名，以至于法国冒险团的不少部将就是意大利人。

综上可以肯定，如果说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军事革新方面落后于德意志人和西班牙人的话，这一现象与民族性毫无关系，因为法国人后来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而意大利人直到文艺复兴为止都被视为优秀的战士。这是环境和机缘的结果。德意志人得益于最早在马克西米利安帐下与瑞士人共同作战。因此，瑞士人自己成了国土佣仆形成骨干。两家分道扬镳后，国土佣仆不仅是瑞士人眼中的竞争对手，更是死敌。马克西米利安麾下有几位高层明白了新军的原理，遂通过操练加以实现。当编成一批秉承新精神、富有自信心的国土佣仆骨干，又有一批广受尊重信赖的将佐进入高层时，制度化的国土佣仆遂凭借自身实力而不受阻碍地拓展。

当时的人常会提一个问题：法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过去的看法是，这是因为有人不想让老百姓变得尚武，以方便控制。据说这是贵族的观念，国王是受其影响。16此说与法国曾多次尝试组建法国人步兵的事实相抵触。但尝试没有成功，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达到瑞士人和国土佣仆那样的能力和自信心，而法国国王无疑更青睐精锐之师，而非无用之兵。因此，法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起步不利，没有依赖瑞士人建军。当然，法国国王手下也有瑞士士兵，但法军单位不可能像施瓦本人和蒂罗尔人那样与瑞士人共同组成更大的建制。瑞士人对法国人的示范效应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要编成法国人步兵，一定要引入新的种子。但法国人觉得没必要耗费所需的工夫和精力，因为从瑞士招兵就能得到最优秀的战士，何其便利。瑞士人与国土佣仆为敌是符合法王利益的。1509年，当路易十二与瑞士人发生龃龉，瑞士人拒绝提供兵员时，他就转而招募国土佣仆。

西班牙的总体情况恰恰相反。西班牙人一旦理解了新军之道，严酷的局势就逼得他们采用新方法训练本国士兵。就算地理上的困难没有现实中那么大，阿拉贡和卡斯蒂尔国王哪来那么多钱填满德意志士兵的胃口呢？那时大洋彼岸的贵金属开采才刚刚起步。最后还有一点应该记住：在意大利，组建或多或少具有常备性质的军队会让各个共和国和其他小势力落入依附于军队首领的危险境地。而大国国王本身就是军队领袖，用不着太担心这种可能性。

2　火器[5]

火药的发明与发火装置

我之所以等到此时才插入《火器》的一章，是因为尽管火器投入使用已有150年，我之前也经常提到火器，但直到我们现在讨论的时代为止，火器都没有真正发挥重要的作用。1

关于火药的发现，最近依然有种种相差巨大的观点，而且即便到了今天，相关研究仍然没有就火药发源地和发明年代得出明确结论。几年前，人们还认为“希腊火”——首次见于史册是在7世纪（678年的塞西卡斯围城战）——肯定与火药，也就是硝石、木炭、硫黄制成的爆炸物无关。它被认为是一种主要成分为生石灰或类似物质的可燃物。但现在从10世纪的拜占庭手抄本中发现了一张草图，图中内容只能解释为火药爆炸。草图被发现后，人们重新开始研究希腊火的相关记述，同样得出了火药是最恰当、最自然解释的结论。2果真如此，这就是火药首次出现有确凿历史证据。但有迹象表明，火药的发源地不是拜占庭，而是中国。爆炸性火药的配方是6硝1炭1硫黄。成品是一种燃烧速度极快的粉末状物质，以气体为主的燃烧产物占据的空间是火药燃烧前的1000倍左右。因此，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硝石。但天然硝石在西方古典世界非常少见，在蒙古和中国却是寻常之物。那里的人们肯定很早就注意到，传统可燃物混入硝石后的燃烧过程会释放巨大能量，接下来发现火药就很容易了。此外，阿拉伯人将硝石称为“中国雪”，这似乎也表明火药三种成分的正确配比是在中国被发现的，然后传到了阿拉伯和东罗马。

中国人后来也将火药用于军事，但那是13世纪的事了。希腊人很久以前就将火药用于战争了，而在西欧，关于火药和火器的记载不久之后就会出现。

1232年的汴京保卫战用到了火箭、铁壳手雷和地雷。1259年，竹管火器出现，中国人称之为“突火枪”。今天它是一种烟花，叫作“罗马蜡烛”。[6]这已经算得上是射击了，因为它有一根枪管，凭借爆炸的威力将物体抛射到大约100英尺（约30米）外的地方。但突火枪的用途仅限于点燃，因此还不能称为火器，中国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发展。

现存最早的正确火药配方（比例为6:1：1）见于一份署名马库斯·格雷库斯（Marcus Graecus）的拉丁语文本，年代为13世纪中期前后。它无疑是从一份介绍各种与火相关的技艺的希腊语文献翻译过来的。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死于1280年）和罗杰·培根（Roger Bacon，死于1294年）笔下的火药配方也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同一份文献。但上述文献全都表明，火药当时还没有用于射击。这一点从马库斯·格雷库斯著作的标题就能明显看出来，即《火烧敌军之书》（“liber ignium ad comburendos hostes”）。同时期的阿拉伯著作和稍晚的西班牙著作也差别不大。这些书的作者是哈桑·拉玛（Hassan Alrammah，死于1290年前后）、优素福（Jussuf）和沙玛埃丁-穆罕默德（Schemaeddin-Mohammed），里面记载了火药配方，还讲解了如何利用火药的威力烧死敌人，可没教如何射死敌人。尤其是有一种叫“马德法”（madfaa）的装置，它是用火药的力量向敌人抛出燃烧物（不是箭矢，也不是弹丸），与中国的突火枪如出一辙。3

因此，火药配方是通过翻译一部东罗马帝国的希腊语著作传到西欧的。在中国被叫作“突火枪”的器具在西方名为“罗马蜡烛”，由此我们会猜想：火药的这种用法随着配方一同从东罗马帝国传入了西欧。

炼金术士对火药巨大威力的解释如下：硫黄是热性的，硝石是寒性的，所以不能相容。

有意思的是，哈桑·拉玛描述了一种武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自驱动鱼雷，虽然原始，但本身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4因此，鱼雷的发明时间比加农炮和火绳枪还要早，这或许体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便有了火药，发明火器也不容易。5

欧洲战场上第一次有确凿史料证明使用了火器的战斗发生在1331年，巴伐利亚公爵路易担任皇帝时期。在意大利与德意志交界的弗留利地区（Friuli），克鲁斯佩格（Cruspergo）和斯皮林贝戈（Spilimbergo）两位骑士在攻打奇维达莱镇（Cividale）。编年史中写道，他们“派船向城市开去……从远处用斯克洛普斯向战场开火，没有造成损伤”。斯克洛普斯（sclopus，又称“sclopetum”）在意大利语中写作“schioppo”，意思是“发出雷鸣的东西”，后来指一种与火炮相对的手持火器。

1334年，奇维达莱会战3年后，埃斯特（Este）家族的编年史写道，藩侯制造了大批各式火炮（“praeparari fecit maximam quantitatem balistarum,sclopetorum,spingardarum”：“他制造了大批石炮、雷鸣炮和弩炮”）。当时，弩炮（spingardarum）未必指的是火器，但石炮（vasa）和雷鸣炮（sclopeta）无疑是火器。

第三份关于火器的早期可靠证词不久前才在教廷文献里发现。6文中说，教廷军围攻特尔尼（Terni）时试用了发射弩箭的雷瓶（“edificium de ferro,quod vocatur tromba marina”“tubarum marinarum seu bombardarum de ferro”：“一种名叫海管的铁制武器”“海管或铁质投石器”）。文中还说，1350年围攻萨鲁艾劳洛（Saluerolo）要塞时使用了能发射300克铁弹的火炮。

可见，编年史最早提到这种新式武器时就有许多种称谓，这或许意味着火炮早期有各种类型，因此火炮的发明可能要更早。由于大阿尔伯图斯、罗杰·培根和哈桑·拉玛对火炮尚无了解，那么它的发明时间可能在1300年左右或稍早。

这些最古老的火器没有留下文字描述或图片。可以肯定的是，一份写于1325—1327年前后的英格兰插图编年史中有一幅插图，图中无疑是一门火炮。7因此，它比奇维达莱会战的年代要早。形制是一个置于木架上的大号广肚瓶，瓶口塞着一个木块，木块上绑着一根重箭。后面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将一根棍子伸向明显区别于瓶子的火门。它的目标是一座紧闭的要塞大门。尽管图很有意思，但它不可能是当时火器的忠实再现。如果瓶中的火药量与木块加重箭的重量与指向城门的强度相称的话，如果瓶子是用足够坚固的金属制成，那么开炮的后坐力不仅会让随随便便搁在轻木架上面的瓶子粉碎，炮手也难逃一死，即便他谨慎地保持了距离。因此，绘图人想必从未亲眼见过火炮，只是听说了这种神奇的武器发明，听到别人含混的描述后就画了出来。话虽如此，这幅图仍然是一份有趣的证据，表明文人圈子里已经在讨论这种刚刚引入西方的武器，同时展现了当时人对火炮的看法。但是，我们重构早期火炮的实际形象时绝不能依据这幅图，而要根据后来出现的写实描述和手中的真实文物。8证据表明，最早的火器无疑是相当短小的，而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制很早就出现了。一种是给枪管配备长柄，射手夹在腋下或插在地上开火。另一种口径要大一些，枪管绑在一根木梁上，有的搁在地面上，有的后半部分插进挖好的坑里。我们不可能判定哪一种早期形制更早出现。不过，从这个时期倒推之前用火药放火伤敌的阶段，追溯火器的发展路径似乎并非不可能。加长手柄与“马德法”上发现的手柄类似。至于口径较大的那一种，前文提到的拜占庭武器——插画绘制于公元10世纪——可以设想为它的前身。两者体积相仿，都是大啤酒杯的形状，手柄在下，火门在上，用途是向冲到近前的敌人喷出火舌。当然，我们对这种拜占庭武器也要有所怀疑：它是真正的实用兵器，还是某人想象力的产物。喷火距离连一米都不到，操作者要面临很大的危险。还没等火烧到敌人，敌人的近战武器——刀剑或枪矛——就已经到眼前了。再说了，喷出的火最多只会让敌人害怕，实际伤害很小。9

火药用起来有一个特殊的麻烦事，由于硝石经常掺杂着其他盐类或尘土，火药会因为杂质而受潮，保质期很短。因此，生产合用火药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硝石纯化或结晶技术。对纯化技术的探索从13世纪就开始了，但进展相当缓慢。

从上述事实可知，发明火药并不意味着发明火器。具体来说，火器就是将火药的爆炸力转化为穿透力。早在火器出现之前几百年，火药就已经被发现并投入军用了。火器最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我们知道拜占庭有带火门的火罐，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则有马德法。打个比方，要想从这些装置发展到火器，把一个金属球或石球放在火药堆上可是不够的。最早的粉末状火药不会同时烧起来，火势要过一会才能蔓延开。因此，一个放在火药堆上的球不能利用爆炸的全部能量飞出去，而是先慢慢滚动，然后爆炸的全部能量才会把它推出去。因此，从火药到射击的真正创新点在于装填过程。炮管必须与炮弹紧密贴合——要是能在火药和炮弹之间插入一个塞子，密闭炮管，让炮弹和塞子直到装药全部被点燃，释放出全部力量时才飞出去，那就更好了。最好的办法是在装药和塞子之间留出一定的空隙。填充炮管带来的能量集中释放还会发出尖锐的爆裂声。拜占庭人说使用希腊火会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因此他们可能早就发现在火药上面加塞子的办法了。10但这里与强穿透力的武器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爆炸的能量不仅会将炮弹向前推，也会向四面八方释放。于是，炮管必须非常沉重坚固。因此，火器不能徒手握持，而要——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安上长柄，让射手能够用全身的力量抵消后坐力；如果口径太大，装药威力太强，全身力量都撑不住的话，那就只能以某种方式将火器安放在地上了。因此，拜占庭的火罐和阿拉伯的马德法都不是火器的直接前身——如果两者真的有联系。由于缺少文献，这里有很大的遐想空间。比如，我们可以设想拜占庭火罐演变成一种坐地的管式火器，士兵用塞子将装药压实，而不是手持使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它仿照有柄的马德法的外形，从而发展成一种手持火器。最早的火器出现于与拜占庭和西班牙都有联系的意大利，这一事实或为上述假说的一方面因素。

我们不知道第一件火器是在哪里，由谁制造的，只能大致确定是在1300年前后。发明地点大概是上意大利。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发明火器的基础不只是火药，还有硝石纯化、带火门的高强度炮管、填充装药，还有加上一根杆子。

意大利发明火器之后的几年里，雷瓶相关记载首次出现于法国是在1339年，英格兰是1338年，11西班牙是1342年。又过了几年，德意志也有了相关记载，首先是1346年出现于亚琛市档案，1348年在代芬特尔（Deventer），1354年在阿纳姆（Arnheim），1355年在荷兰，1356年在纽伦堡，1361年在韦瑟尔（Wesel），1362年在埃尔福特（Erfurt），1370年在科隆，1370年左右在迈森（Meissen），121373年在特里尔。钩铳（harquebus）首次现身瑞士是在1371年的巴塞尔，文献中说火器使用“来自莱茵河对面”。13

现存文献中最早使用火器的将领是前面提到过的克鲁斯佩格和斯皮林贝戈两位骑士（1331年）。尽管两人都是德意志人，但新兴火枪在德意志出现得比较晚，与火器发明地在德意志的传说相悖。这一传说毫无真凭实据，比如德意志连哪怕一件火器重大改进都没有过。14

从最古老的火器使用教程中可知其射程很近。1347年，于格·德孔狄亚克（Hugues de Candilhac）骑士的比乌勒（Bioule）城堡有22门大炮。两门炮配一名炮手，因此作战期间就没打算重新装填。炮手必须发射完一门再发射另一门，但射击的顺序是先发大弩，再是投石器，最后才是火炮，因此火炮的远程威力肯定很小。15

火炮首次登场于1346年克雷西会战的说法属于虚构。据傅华萨（Froissart）记载，根特市民用200辆炮车（ribaudequins）对抗布鲁日的部队。炮车被含混地描述为装载小型火炮并在前面伸出一根矛的车辆。16我们不知道炮车的效果如何。

如前所见，制出合用的火药需要特别关注硝石纯化。纯化工艺逐渐进步，最后终于能将上等硝石和劣等硝石区分开了。不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火药粉碎技术。火药受潮后会结成小块，这时就需要再次烘干。烘干的好处是能大大加快燃烧速度，因为结块之间有小缝隙。况且，原料在运输途中会更容易震散分离，更容易形成好的火药，而结块则会保持完整，这就需要通过挤压让受潮火药通过一个筛子，这样就完成了粉碎。粉碎工艺提高了火药质量，从而消除了炮弹与塞子之间的空隙。15世纪中期之后，炮弹开始直接放在火药上，塞子就可有可无了。17

人们还在寻找火药的最佳配比。在19世纪的德意志地区，74份硝石、10份硫黄加16份木炭被认为是最佳比例（74:12:13也可以）。15世纪也有类似的配方，但同时还有一些硝石比例低得多的配方，这表明当时的火炮强度不行，可能会炸膛，对炮手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威力太大的火药未必就好。

但因为硝石纯度不够，我们无法对配比实际威力做出确定的判断，火药的效果也是不统一的。

第一份谈及新式火器的文学作品是彼特拉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好运与厄运的补救》（“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本来是献给友人阿佐·达柯勒乔（Azzo da Coreggio）的，但直到阿佐死后才写完。1344年，阿佐将手中的帕尔马城卖给了埃斯特家族，之后经历了许多哀伤之事——染疾、流亡、亲人去世、朋友背叛。彼特拉克的文章要寻找世间苦难的开解根由。对话中有一人炫耀自己的攻城器械和投石机，有人开玩笑似的问他有没有能伴着雷鸣与火焰将铜橡果射出去的装置。文中说，直到不久前，这种凶器还是人们觉得饶有趣味的稀罕物。但接下来的对话中写道，它现在已经和其他任何武器一样普遍了。

科勒（Köhler）、雅恩（Jähns）、费尔德豪斯（Feldhaus）和其他人认为彼特拉克的文章写于1340年至1347年之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必然要假定意大利在新武器使用方面依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事实上，这篇文章直到1366年才完稿，18当时火器已经在全欧洲流行开来了。因此，彼特拉克的看法不能用来证明1366年之前的火器使用情况。但文中有几处表达值得注意，费点心思了解这段话也是值得的。原文如下：

除了伴着喷涌的火焰和骇人的雷声射出的铜弹，它简直是奇迹，好像不朽的上帝发怒时降下的天雷还不够似的，可怜的凡人（啊！真是残酷又骄傲）非要在地上弄出雷声：人类的癫狂再现了不可模仿的、通常从云端而来的雷霆[如马洛（维吉尔）所说]。当然，它是用一个木头做的但仍然带有地狱气息的装置发射的，有人以为它是阿基米德的杰作……这种凶器不久前还很罕见，人们觉得它特别好玩；现在，因为人的头脑容易被最恶毒的事情驯服，所以它已经像任何武器一样普遍了。19

火器肯定是在彼特拉克出生（1304年）前后或者在他长大期间发明的。因此，他对火器的发明者一无所知，竟然说是阿基米德的杰作。我们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就连当时的人也不知道火器是谁发明的。此外，彼特拉克将火器称作“一个木头做的但仍然带有地狱气息的装置”。他想表达的意思很难讲。只有炮架是木制的。毫无疑问，手柄又长又重的炮架要比短短的铁管大得多，但炮架不可能被视为重要部件。我们面前是二选一，要么认为彼特拉克没见过火炮本身，不知道它实际长什么样子，要么他就是被“木头做的”和“带有地狱气息”的对照词组带进了沟里，结果写出一段不如人意的描述。20

彼特拉克的议论中还有第三个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带有地狱气息”这个词。它表达的内涵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当阿里奥斯托（Ariosto）和路德谴责武器的残酷时，今天的和平主义者控诉新发明的杀戮机器时，仍旧弹着彼特拉克的老调。

如今，我们将火药的发明视为人类技术发展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连那些认为“火器打败了骑士和封建主义，从而创造了现代的国民公民观念与社会平等”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接受这种看法的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将火器技术，尤其是其后续发展归为人类的一大进步。凭借火药的力量和新近发明的炸药，我们获得了超越自然和野蛮的力量，古典文明在民族大迁徙中遭受的那种浩劫再也不会重演了。不过，当时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1467年，科莱奥尼（Colleoni）率领的佛罗伦萨流亡者在伊莫拉（Imola）附近与佛罗伦萨部队交战，后者的首领是乌尔比诺公爵费代里戈（Federigo of Urbino）。由于科莱奥尼动用的野战炮多得不同寻常，乌尔比诺公爵严禁手下投降。

1498年，保罗·维泰利——他自己也使用重炮——下令砍掉钩铳手俘虏的双手，剜出他们的双眼，因为按照伊奥韦斯的说法，如果贵族骑士被平民步卒杀死却不复仇，那似乎就太不值了。21

弗隆斯贝尔格（Frönsberger）[7]也有类似的文字：“于是，战争中不再需要人，不再需要勇气了，因为各种诡计、欺骗、背叛，还有残忍的火炮已经传扬四方，个人的战斗、交锋、击打、钩铳、武器、体力、武艺、勇气全都没了用处，全都没了意义，因为勇武的好汉常常被年纪轻轻的浪荡无赖用火炮杀害，而放在别的场合，他们要看那好汉一眼、想大声跟好汉说话都不行。”

路德也批判钩铳和火炮是魔鬼和地狱的造物，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8]也一样。富格尔（Fugger）则将其比作水和火，既可造福，又可为祸。

被俘炮手被塞进自己的大炮，然后打出去的记载经常出现。

大型火炮

尽管最早的火器肯定很小，22但小型手持火器（火绳枪的前身）和大型火器（加农炮的前身）很快就出现了。两种火器都在制造，而大型火器的尺寸增长得很快。从1370年前后起，人们开始建造巨型射石炮，射出威力巨大的石弹在城墙上砸出缺口。它的第一次出现又是在罗马涅地区。23

单纯放大炮管是不够的，因为炮管直径只要达到1.5米，装药就不可能密闭了，而前面已经讲过，密闭是不可或缺的。于是，火炮分成了膛室（chamber）和炮管（barrel或forward housing）。膛室的直径不大，内含火药，压实后用软木塞封闭。炮管内放置巨大的石弹，也会用短麻屑或黏土尽量封闭。石弹的巨大尺寸是由材料性质决定的。哪怕速度不是很快，石弹的威力也在于重量。如果石弹小的话，速度就必须高得多，但那样石弹砸到它们本来要摧毁的城墙时就容易解体。

通过将膛室和炮管分离，只有开火时才放到平台上或用锁扣结合的做法，装填膛室更方便了，火炮运输更容易了，甚至可以为一根炮管配多个膛室，从而提高射速。但这些火炮还不能说是后膛装填火器。

此类早期射石炮的炮管太短了，石弹只能从前面放进去，甚至可能突出来。人们是逐渐才意识到长身管的优势，于是拉长了炮管。

在敌方城下或要塞前布置火炮时，为了保护火炮和炮手不被守军击中，炮前面总会竖起木头挡板，板上有可以合上的射击孔。

1388年，纽伦堡市派出巨炮“克丽姆希尔德”（Chriemhilde）去摧毁一座要塞。炮重近6200磅（约2800千克），石弹重量约600磅（约270千克），由12匹马拖曳。名为“摇篮”的底座由16匹马拖曳。11枚石弹分别装在4辆4匹马拉的大车上。其他工具——起重机、铲子和绳子、炮匠的行李——需要两辆车，每辆由4匹马拉。炮匠格伦瓦尔德（Grunwald）骑在马上。为巨炮配备的火药看上去少得惊人，不超过165磅（约75千克）。但考虑到他们最多打算射出11枚石弹，火药还是够用的，每发有15磅左右。要想把11枚石弹射完，几天时间肯定是需要的。

至今保存在维也纳的巨型射石炮长度超过2.5米，石弹直径80厘米，重约1300磅（约590千克）。炮重达2.2万磅（约1万千克）以上。制造时间大概在1430年至1440年之间。

1399年用于围攻黑森境内的坦嫩贝格要塞的一门法兰克福火炮甚至还要更大。

早期炮管无疑是铁质的，由圆形心轴铸造而成。但铸造铜炮早在14世纪就成为主流。为了在强度达标的前提下不要太重，人们想尽办法铸造前细后粗的炮管。炮管内壁力求光滑，甚至可能经过钻孔和打磨。但在15世纪之前，铸炮工艺还达不到制成足够精密的圆筒。24

炮变得越大，稳固底座、吸收后坐力、移动灵活以便转移阵地和瞄准目标就越重要。人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尝试，发明了一项又一项用具，最终各方面都好用的炮车才出现。大胆查理军中的炮车当时就受到了称赞，但起平衡作用的耳轴直到1494年查理八世出征意大利时才出现。用来卸掉耳轴负荷的轴盘首次见于马克西米利安的大炮。直到18世纪，可靠支撑炮车上的炮管所需的耳轴形制才普及开来。25晚至1540年，工程师比林古乔（Biringuccio）还在抱怨炮车普遍太重，火炮难以移动，还拖慢了行军速度。

大炮不仅能发射大号炮弹，也能一次发射多枚小号炮弹或石子，这就是霰弹的前身。到了15世纪末，炸弹也出现了。26

但最重要的进步尚未完成，这就是制造高质量的炮弹。石弹不够结实，在周围缠上铁环自然也没多大用。但进入15世纪后，水力技术让铸铁工艺得以发展。水力让制造强劲气流成为可能，足以将铁熔化为液态。常言道，那时刚刚开始为人类服务的水力带来的技术进步不亚于300年后的蒸汽动力。铸铁可得铁质炮弹。铁弹首次投入使用的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1494年法军出征意大利时使用了铁弹，很快将敌方城墙轰成了渣。27因为铁弹不必做得很大，所以法军可以很方便地转移攻城炮，接连攻克城市。直到这时，距离最早出现的火器已经过去了5代人的时间，我们才终于有了真正实用的火炮，而且是多亏了铸铁炮弹的偶然发明。28

炮匠中间形成了某种行会，把手艺当作秘密，只传给家人或者徒弟。1420年前后，也就是火器发明后大约一个世纪，一位德意志无名炮匠撰写了全面介绍火药制作、火炮铸造、装填、瞄准、开火的《火艺全书》（Feuerwerksbuch），该书有无数手抄本，甚至被翻译成了法文，但就是这样一本书仍然被视为秘闻，生怕别人看到，直到1529年才出版刊行。在一个半世纪多的时间里，该书的手抄本一直在随着技术进步而更新内容，是炮手的标准教科书。或许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名气，火药发明于德意志地区的传说才会有人接受。

在本章讨论的时期前后，护炮成为一项殊荣，但炮手本人还是被视为技工，而非军人。29

1568年，德拉努（de la Noue）[9]说圣安东尼是火炮行会的主保圣人，30但最终结果接过这个位子的是保佑人们免遭雷劈的圣芭芭拉。

最早的攻城炮，也就是14世纪后期至15世纪初的射石炮，其实际效果很难讲。1388年，科隆大主教弗里德里希（Archbishop Friedrich of Cologne）围攻多特蒙德城，一天内发射33枚炮弹，14天内总共发射了283枚。1390年，布劳博伊伦（Blaubeuren）据载因为石炮轰击而陷落；1395年，埃尔克斯豪森（Elkershausen）要塞陷落据说也是同样的原因。1401年，阿彭策尔反抗领主圣加仑修道院长，围攻克兰克斯城堡（Klanx），最后据说在带来大炮的圣加仑市民帮助下夺取了城堡。

1414年2月，勃兰登堡藩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of Bran-denburg）及其盟友出征奎佐夫家族（Quitzows）时，对方也有大炮。弗里德里希的遗嘱中说，他曾熔掉柏林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大钟来铸炮。但还有一个问题是：他有没有为这次战役或之后的胡斯战争熔钟铸炮。31据传，他向图林根领主借来了巨炮“懒婆娘格蕾塔”（lazy Greta）。这门炮先后用于拉特诺（Rathenow）附近的弗里萨克（Friesack）和勃兰登堡附近的普劳厄（Plaue）。弗里萨克和普劳恩分别由迪特里希·冯·奎佐夫（Dietrich von Quitzow）和汉斯·冯·奎佐夫（Hans von Quitzow）守卫，但两人在紧要关头都弃城逃跑，要塞也就投降了。火炮在这里大概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藩侯有马格德堡大主教和萨克森公爵为奥援，兵力优势巨大，无论如何都能拿下要塞。1437年，这位选帝侯[10]的攻城器械里依然既有火炮，又有配重抛石机。32

1422年，胡斯军在5个月时间里向波希米亚境内的卡尔施泰因城堡发射了近1.1万枚炮弹，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1428年，英格兰军向奥尔良城发射的石弹重量在130磅至180磅（约60千克至80千克），城墙安然无恙。只有城中的个别建筑被击毁，人员死伤倒是有一些，但加起来不会超过50人。

1453年，土耳其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用的还是火器投入使用前的老战法。尽管他们有一门巨型火炮向城市发射1300磅（约600千克）重的石弹，但这场胜利中没有一点火炮的功劳。33

鲁道夫·施耐德（Rudolf Schneider）提出，古人拥有过的最实用的攻城器械在民族大迁徙期间失传了。34这种武器以扭力为基础，也就是扭转鬃毛产生的拉伸力。扭力非常大，但扭力武器的制造相当复杂，在战争越来越野蛮的时代，军队就不会再使用这门技术了。中世纪只知道大型弩和基于杠杆原理的器械（配重抛石机）。施耐德相信，如果扭力武器流传了下来，那么使用火药的枪炮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因为早期火器——事实上，直到1600年之前都是如此——的威力与扭力武器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观点看似铁板钉钉，却与不久前的一项发现相悖：大约在火炮出现的同时，古代扭力器械被再次发明并投入使用。1324年的梅斯保卫战中用到了这种器械。从1346年起，梅斯人约翰·居伊（Johann Gui of Metz）在阿维尼翁为教宗建造了多部扭力器械，赚到了极高的利润。35

发明精神竟然会如此误入歧途。约翰·居伊（或他的梅斯老师）钻研借鉴古人的成果，再次造出了扭力器械。他当然是一位天才，让一种远胜于当时火炮的器械重现天日。当火炮后来不断发展，扭力器械却没有。假如约翰·居伊能向当时的人传授铸造铁弹的技术，那么他的现实成就无疑会大得多。

但到了1740年还有一位迪拉克（Dulacq）先生写了一本题为《炮具新论》（Théorie nouvelle sur le méchanisme de l’artillerie）的书，书中建议恢复古代的投射武器，取代高仰角的火炮，因为后者的表现太不稳定了。

不管我们将巨型石弹的威力估计得如何小，它们的表现肯定不至于微不足道，否则人们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和使用庞大的石炮了。如果我们认为射石炮威力的真正检验标准是防守一方，也就是要塞的设计与建造方面的相应变化的话，那么有一点就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是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的。36

各式火炮名目繁多，但不能明确分辨每一个的意思。“寇非林”（culverin）一词在大胆查理的时候指的是一种单兵火器，到了16世纪就是一种炮了。其他的名字还有：射石炮（bombard）、石弹炮（Steinbüchse）、木块炮（Klotzbüchse）、主炮（Hauptbüchse）、“梅特泽”（Metze）、破城炮（Tummler）、臼炮（mortar,Böller）、榴弹炮（howitzer）、王炮（Karthaune，实为Quartane，也就是四分之一炮）、“蛇炮”（snake）、“急蛇炮”（emergency snake）、“毒蛇炮”（serpentine）、“隼炮”（falcon）、“小隼炮”（falconette）、“雀鹰炮”（sparrow-hawk）、“塔拉斯炮”（Tarras cannon）、“歌炮”（singer）、“夜莺炮”（nightingale）、“捕鸟炮”（fowler）、“鹈鹕炮”（pelican）、“翼蜥炮”（basilisk）、“火龙炮”（dragon）、“猎隼炮”（Saker）、“加农炮”（Kanone）。37

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起初用公牛拉炮。1494年法国人来到意大利时，人们注意到法军的大量火炮是用特别强壮的马匹拉的。38由此带来的机动性是法军的一大优势，但消耗也非常大。据《巴亚尔传》（Life of Bayard）记载，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上阵时的役畜只够拉一半的大炮，于是只好拉完一半再返回去拉另一半。

尽管有此劣势，但马克西米利安军、瑞士军39、法军的炮兵都在不同篇章中受到过赞扬。40

直到16世纪初，炮兵的实战效能依然比较小。瞄准的技艺还有待发展。炮弹的弹道太高了。如果密集步兵单位非要顶着炮火上的话，他们要么会卧倒，要么会硬着头皮冲锋，不让火炮有第二次开火的机会。41

因此，在法军炮兵受到赞扬的1494年，著名佣兵首领特尔武里齐奥（Trivulzio）声称火炮在会战中没有用处。42马基雅维利在创作于1513年至1521年间的《论李维》43中写道，火炮引发恐惧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炮响。16世纪80年代，蒙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因此希望废除这些“无用的东西”。44但伊奥韦斯在《佩斯卡拉传》（Life of Pescara）中说，智将无炮不上阵。45阿维拉（Avila）称赞黑森领主腓力（Landgrave Philip）及其将佐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c War）中精通操炮之术。46有一次，他们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城下用9个小时发射了750枚炮弹，有炮击骇人之称。

手持火器

如前所见，我们从很早就必须区分手持火器——在德意志叫作“立枪”（Lotbüchsen）——与大炮了。但两者尽管有种种区别，发展过程还是有一些类似之处。小型火器的枪管同样变长了，有时会一分为二，有时枪管内会安一个凸出来的环，将膛室与枪管隔开，这样木塞插入后就不会一直滑下去，贴在火药上，而会留出一些缝隙，好让气体的能量充分释放。

大炮的点燃方式是将铁钩加热到火药的燃点温度，然后伸入火门。手持火器则是将一根缓慢燃烧的火绳压进装满火药的火门。只要火门在枪管上面，士兵就不能瞄准，尤其是火门会喷出一道火焰。因此，有时两人会分给一支枪，一个人负责开火，另一个人瞄准并给同伴发信号。后来火门被开到了侧面，另配一个药锅用来引燃火药。后来又发明了火绳夹（cock），前面夹着火绳，射手可以一边瞄准一边按下来开火，不必去看药锅。

枪锤需要射手用手按下，后来出现了只要扣一下手指就能触发弹簧，接着让火绳降下的枪机（matchlock）。之前的弩上已经有了这种装置。

小巧的木质药盒简化了装填流程。盒的容量是提前测好的，刚好是发射一次所需的火药量。为了尽快把这些所谓的“药匣”（cartridge）拿出来用，射手会在肩带里装上11个药匣。此外，射手还有一包弹丸和一个药袋，可以将火药从袋中抖进药锅。这种引火药不同于枪弹本身用的火药，要更细一些。药锅上面会加盖。

早期手持火器的用法千奇百怪。有的手柄支在地上，有的夹在腋下，有的放在肩上，有的抵在胸口。更有甚者要张开双臂使用。

但这些姿势射不远也射不准。为了提高射程和精度，枪管变得更长了，由此产生的后坐力带来了新的问题。从1419年开始，为了抵消后坐力，人们在靠近枪口的枪管下方安上了铁钩。47这种带钩的枪极为常见，但是需要墙面或木料提供稳固支撑，因此野战中基本用不上。就连单兵支架在野战中也没多少用处，因为运输支架和转移阵地都太麻烦了。48

准星和表尺的发明提升了精度。各市市民从1430年起就开始举办射击比赛。但在战场上，射手或多或少会受到战斗形势的扰动，精度并不特别重要。到了后来的18世纪，为了集体开火和迅速开火，精度被有意忽略了。

这种新式武器相对于弓弩的优势在于穿透力和射程。15世纪末的火枪比赛中已经有230步至250步的成绩，弩的射程则只有110步至135步。49当时已经发明的线膛枪通常会被明令禁用。其他规定则只能理解为：比赛要求徒手射击（而不能使用支架，打个比方）。

但是，钩铳的弹丸威力常常太弱，不能穿透骑士重甲。火绳枪（musket）遂应运而生，这种步兵武器能发射2盎司（相当于针枪用的针的两倍左右）重的弹丸；火绳枪徒手不易操控，因此配有木叉支撑。杜贝莱（Du Bellay）于1523年写到了这一发明，时为比克卡会战之后，帕维亚会战之前。

木叉很轻便，射手可以与火绳枪一同携行，到了阵地则转向无碍。装填时，射手会将一个皮兜绕在左臂上，将木叉稳住。

支架是逐渐才演变成抵肩的样式。

在整个16世纪，较轻的钩铳和较重的火绳枪都有使用。

用心轴制造的枪管相当粗糙，不利于燃气效能和瞄准精度。为了得到完全光滑的内壁，人们尝试采用了精密的钻孔法。

其他两种发明，旋管枪和风琴枪已经包含了两件式枪管，类似于现代的机关枪。还有人试制发射弩箭的枪。

由于火器发挥不很稳定，于是产生了兼作打击兵器的形制。有的棍棒被做成了可以开火的样子，甚至有安装多根枪管的。50

上述发明和产品的价值只在于试验和猎奇。真正的发展还是依靠不断完善基本形制的手持火器。

早在1431年的纽伦堡帝国会议上就下令，胡斯派征讨军的射手中要有一半用钩铳，一半用弩。类似的命令很常见。大胆查理帐下同时有弓手，有弩手，也有火枪手。但在1507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取消了弩手。

此时距离第一支火器发明已经过去了大约200年。枪管变长了，带底座的支架出现了，还有带盖子的药锅、枪机、药匣、钻孔枪管。不过，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某位现代专家是如何描述大大改良后的钩铳的：

带枪机的钩铳用起来又慢又复杂，而且非常危险。首先要用燧石、火镰、引火物和硫黄打火（如果身边没有已经点着的火绳或篝火的话）。然后要小心翼翼地既不能让火绳受潮熄灭，又要保护自己、自己的衣服和弹药不要被火绳烧到。接着是用小药匣和弹袋装填，很麻烦，最后是把药粉抖进药锅，合上盖子后要把外面多余的火药小心地吹掉，以免意外被引燃。如果不是立即开火或装填后不久开火的话，射手往往需要用牛羊油把药锅盖封好，保护里面的引火药——过程中容易弄脏身体。接下来要把火绳夹在枪锤的开口处——不能伸出去太远，那样碰不到药锅；不能太靠后，那样容易熄火；不能太紧，因为火绳烧得快，经常要往外送一送；也不能太松，那样容易滑下来，火就灭了。与此同时，射手还在时刻焦虑操心，千万不能让两根点着的火绳中的任何一根或者迸出的火星与敞开的火药容器或衣物离得太近。最后还有一批名为“龙骑兵”（dragoon）的火绳枪手，他竟然要一边完成所有复杂的操作，一边掌控自己的坐骑！51

难怪马基雅维利在《用兵之道》一书中多处提到钩铳和野战炮的危险性，有的地方又说火器价值很小，比如钩铳只适合吓唬占据山口的农民。

1559年的一部法国作品建议重新启用弩，因为弩在对战骑兵、下雨天和突袭时有优势。5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人支持和捍卫弓。晚至1590年，英格兰还进行了一场围绕弓箭钩铳优劣的书面争论。约翰·斯迈思爵士（Sir John Smythe）倾向弓，主张弓射速和精度高，射手也不必担心劣质火药、受潮火药或不可靠的火绳。此外，弓可以多排同时射击，箭还能让马匹受惊。巴威克（Barwick）在回信中写道，潮气对火药和弓弦同样有害。他宣称好弓手是少见的，因为钩铳比弓更容易瞄准，而且疲劳会大大降低弓手的战斗力。弓手常常射得太快，但不用全力。马或许更容易被弓箭吓到，人却更害怕弹丸。斯迈思答道，如果火枪手一小时开火10次以上，他就打不中目标。53

1547年，英格兰长弓在平其溪谷（Pinkin Cleugh）打败了苏格兰人。1616年，威尼斯与奥地利交战的记载中提到了弓手。1627年，英格兰弓箭手现身于拉罗谢尔（La Rochelle）城下。1730年，米尔贝格（Mühlberg）大营中的萨克森骠骑兵装备了弓箭。一份日记对七年战争期间俄军中的卡尔梅克人（Kalmucks）有如下描述：“他们装备弓箭，射得又远又准，简直不可思议。但下雨刮风的时候，他们的弓箭就不那么令人畏惧了。”据说费莫尔将军（General Fermor）最后让“大部分卡尔梅克人”回去了，因为他们不守军纪，而且像哥萨克人一样害怕开火。54事实上，俄军在1807年和1813年依然有卡尔梅克人、巴什基尔人（Bashkirs）和通古斯人（Tungus）弓箭手。法国将军马尔博（Marbot）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本人在莱比锡会战中被箭射伤。他说，尽管弓骑兵数量庞大，总是像成群的黄蜂一样环绕在法军周围，射出漫天的箭雨，但据他所知只有一名法国人被射死，箭伤大部分也是轻伤。如果不考虑马尔博极度夸大了那些原始部落战士的数目，而且他们面对火器时自然会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那么此处弓箭的无用就与中世纪的记载矛盾了。55

如果说法国人在1495年、56瑞士人在1499年、57弗隆斯贝尔格手下的国土佣仆在1526年一边行军，一边凭借后卫的火枪手挡住了追击的敌军，58那么弓手和弩手之前肯定也在类似形势下做到过同样的事。

尽管野战炮是一个全新的因素，但攻城炮和手持火器一开始只是效果类似的其他武器的补充，后来才渐渐彻底取代了传统武器。因此，在战术运用上，新式手持火器起初与更古老的远程武器并无区别。

在标志着中世纪军事体系终结，武器新纪元到来的格朗松、穆尔滕、南锡会战——这里再次强调——中，使用新式火器的是骑士一方。骑士不是被火器打败的；恰恰相反，尽管骑士懂得如何使用新技术，也适应了新技术，但他们仍然被打败了。

手持火器第一次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型会战发生在1503年初的下意大利，交战双方是法国和西班牙。伊奥韦斯在《科尔多瓦人贡萨洛传》中记述了此战，他显然有可靠的信息来源。59法军将领内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试图将贡萨洛从坚固的巴尔莱塔堡（Barletta）中引出来。贡萨洛不为所动，但当法军撤退时，他派出轻骑兵追击，另有两队钩铳手在骑兵两侧随行。法军重骑兵转身向西班牙骑手发起冲锋，后者佯装败退，将法国人引到了两队钩铳手之间，遭到迎头痛击。法军本来可以调转方向，冲垮火枪手，但他们做不到，因为得到增援的西班牙骑兵回身进攻，法军只得逃跑，损失惨重。

不久（1503年8月28日），切利尼奥拉会战打响。手持火器配合野战工事决定了会战的性质，从此一场会战接一场会战地稳步传播开来。

手枪

为骑兵制造的火器早在14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了。6015世纪末，卡米洛·维泰利组建了一支火枪骑兵部队。61但火枪骑兵没有延续多久。1535年，查理五世皇帝向伊奥韦斯讲解自己在突尼斯的作战经历时说，他打算重新引入骑马弩手。因此，皇帝当时大概还没有找到一种足够实用的马上火器。我们通过伊奥韦斯了解到，几年后的皇帝帐下骑兵装备了簧轮手枪（wheel lock pistol）。当施图尔韦森堡被迫于1543年9月向苏莱曼苏丹（Sultan Suleiman）投降时，守军获准带着财产自由离开。土耳其人遵守了投降条件，只有一事破例：他们抢走了守军的簧轮手枪，因为手枪的精妙构造引起了好奇和贪欲。次年（1544年），下马的国土佣仆在切雷索莱会战中使用了这种手枪。62查理五世本人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德意志骑兵在沙隆会战（battle of Châlons）是如何用“手枪”（pistolets）和“小钩铳”（petites arquebuses）杀伤了法军。63后来，西班牙史家阿维拉在记述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时又提到了这些武器，他用的是冗长的描述：“两拃长的钩铳”或“小号的钩铳”。可见，当时还没有人用“手枪”（pistol）这个词。64

据记载，1547年的法国骑射手不再装备“恶魔般的手枪被发明出来”之前所用的弓箭，而是用上了手枪。65

簧轮装置让人可以在马上使用手枪，其原理是用螺旋弹簧驱动棘齿与黄铁矿石摩擦发火，点燃药锅里的火药。但簧轮在实际使用时有很大缺陷，步兵还是偏爱火绳枪。66

最后，让我们来看苏黎世军官拉瓦特尔（Lavater）写于1644年的《兵事简说》（Kriegs-Büchlein）中的一段话（第65页）：“但当一名发射浸在油里的铁弹或锡弹的士兵在吃饭、刮胡子，或者在休息时，你不应该饶恕他。任何装备线膛枪和法式火绳枪的人都不可饶恕，咎由自取。因此，你应该杀死一切发射铁弹、方弹或钢弹，以及使用波浪形刀剑的人。”

3　长枪方阵战术

瑞士人当初组建大型近战步兵方阵是为了防守时抵挡骑士冲击，进攻时打垮骑士和射手。随着这种步兵在其他民族中间的传播，他们在对抗骑士和射手以外还有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与同类步兵作战。事实上，这项新任务已经变成了首要任务。近战步兵方阵对旧式军队的优势显而易见，必然要成为主战兵种，既是主体，又是主力。其他兵种的重要性都下降了。会战胜负取决于步兵成败。通过研究，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古代军队的核心也是近战步兵，于是他成为战争艺术复古革新的提倡者和预言者。

但新式步兵阵形与古代军阵大不相同。古希腊方阵正面宽大，有人用短矛，有人用标枪和刀剑。新式步兵则会组成多个（通常为3个）窄长的长枪方阵，与装备萨里沙长枪的马其顿方阵有点像，但一个宽浅方阵与3个窄长方阵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之后会回来讲这一点。

步兵对步兵的新任务可能也让方阵的形状和布置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前一卷中描述瑞士军事体系时，我沿用了传统观点：尽管长矛——也就是5米左右的矛——可能并未在莫尔加滕和森巴赫会战使用，但在15世纪得到了普及，因为长矛太适合击退骑士了。现在，我们发现伊奥韦斯在两段话中强调，1494年来到意大利为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效力的瑞士人使用10英尺（约3米）长的矛。吕斯托的解读是瑞士人自信满满，再加上长矛太不灵便，于是将矛缩短到了10英尺（约3米）。霍博姆则认为瑞士人之前没用过更长的矛，真正的长矛（3米至5米）是随着步兵方阵之间的对抗才出现的。就算用的是3米长的矛，早期的密集瑞士方阵击退骑士也是绰绰有余，而且在后续的单兵格斗中，这种矛比长矛好用太多了。但矛现在还是变长了，首先这样做的是国土佣仆。在与瑞士人交战时，长矛带来了一项不可估量的优势：他们能率先击中对方。于是，瑞士人不得不跟进。从插图手抄本显现的某些迹象来看，瑞士人与国土佣仆的枪术有所不同。

如果演变过程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不认为这是完全确定的——那就与马其顿萨里沙长枪的历史类似了，后者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记载中的21英尺（约6.4米），而只是后来才变得那么长的。

矛的长度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长矛有先击的优势，短矛也有灵便的长处，正负相抵。西班牙步兵从一开始就更强调单兵的灵活性，因此矛长只有14英尺（约4.3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效仿了西班牙人。

霍博姆对长矛演变过程是这样看的：为了能击中步战矛兵，骑士率先加长了骑枪。15世纪，板甲为这种做法带来了第一次机遇，因为板甲上有可以挂住骑枪的钩子，骑枪没有钩子就不能伸得太远。

接着，国土佣仆开始试验让矛变得更长。

1494年瑞士人随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时，试验尚未完成。换言之，他们仍然装备10英尺（约3米）长的矛。

从这时起，矛才真正开始加长。

两个长矛方阵碰撞时会产生强大的压力。文献中一再提到“压力”或“来自后方的压力”，大纵深方阵正要借此压倒和打垮敌人。有文献指出，在瑞士人吃了败仗的比克卡会战中，“来自后方的压力没有发挥到最大”（因为瑞士人被一道沟拦了下来）。在切雷索莱会战中，瑞士人在长官的命令下按兵不动，这样对面的国土佣仆在前进途中会散开，发起攻击时的阵形就不严密了。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据蒙吕克（Monluc）记载，加斯科涅人在同一场会战中大力冲击国土佣仆，以至于双方的第一排士兵都倒在了地上（Tous ceux des premiers rangs,soit du choc ou des coups,furent portés par terre）。这句话不能全部当真，但接下来他又说决定胜负的是第二排和第三排，因为他们被后面的人推了上去（... car les derniers rangs les poussaient en avant），这就与别处记载的种种状况相合了。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来自后排的压力那么大，而且人紧挨着人，那么双方的前排士兵肯定都会刺中对方。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尽管杆上有凹槽，士兵还能握紧长矛，但前排士兵穿着好盔甲，肯定会有长矛碎掉或者往上偏，也可能从士兵的手里往后滑。于是，士兵们紧紧贴在一起，几乎不能使用自己的兵器。

古代文献中没有这样的场景，原因当然是后期的马其顿方阵不曾与同类的对手交战。1

但即便是在国土佣仆时期，上面描述的正常情况也会发生变异。有时，第一排会安排几名受到信任的壮士，穿上特别优质的护甲，使用双手剑或斧枪。据记载，弗隆斯贝尔格本人“在拉莫塔会战（1513年）中站在第一排，挥剑杀敌，就像伐木工在林中砍倒橡树一样”。射手也会被放在第一排或第二排，切雷索莱会战就是一例。在拉文纳会战中，西班牙人选出一批精锐老兵从长枪底下爬过去，用西班牙短剑攻击国土佣仆。

尽管如此，这些权变之计都是次要的。因为将长矛兵与大量剑士、斧枪手、射手或使用短兵的战士混编对己方阵形的破坏作用比对敌方的还要大，因为方阵的根基正是密集矛兵的沉重力道。

有一份文献题为《一位久经考验的百战老兵的真诚建议与反思》（Trewer Rath und Bedencken eines Alten wol versuchten und Erfa-hrenen Kriegsmans）（以下简称《真诚建议与反思》，大约写于1522年末，作者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格奥尔格·弗隆斯贝尔格。文中反驳了“阵形应该严密”，应该凭借来自后方的压力决胜的观点，“因为按照这种看法，实际交战的人是前排士兵，而他们不想被挤得太紧，一定要给他们留出自由刺击的空间”，否则他们就会被推进敌阵，“就像人被推进沟里一样”。

因此，《真诚建议与反思》建议采用另一种方法。国土佣仆采用的传统瑞士方阵是等人方阵——意思是横排竖列人数相等——意味着深度要比宽度大得多，至少行进时是这样，因为前后排所需的间距比左右列要大。《真诚建议与反思》要求正面宽度应为方阵深度的3倍，因为文中说道，方阵比对方宽，则可以从侧面突入，“用双手掐住窄长敌阵，如此则杀必死，战必胜”——哪怕敌方兵力更多——“因为侧面受击者必败”。如此说来，胜负之机只在前面五六排，因正面宽大而能“实际交战”的人越多，取胜就越容易。

为了支持包抄论，《真诚建议与反思》主张为大阵配上多个小阵，作为散兵打击敌人侧翼。

上述观察是再合理不过了。但不仅《真诚建议与反思》中的大阵依然极深极大（6000人，宽约135人，深约45人），而且直到16世纪末乃至之后，主流原则还是排列方阵。一位又一位理论家建议采用浅阵，但除了用宽浅一些的空心方阵替代等人方阵的时候，实战阵形一直相当深。2到了以后这一变化发端的时代，我们还会再来讲。这里只是提一下沿用旧式方阵的原因：宽浅阵形比窄长阵形的行动指挥难度大得多。现在要明确一点：在现实发展过程中，采用宽大正面并不是为了利用阵宽优势，或者用军事史的术语来说，不是从正方阵或楔形阵转向古希腊式的方阵（phalanx）。3

重步兵自身发展的过程只不过是瑞士三阵布局逐渐被弃用的过程。施马尔卡尔登联军在多瑙河畔面对查理五世皇帝时摆出了两个大阵，分别有3个小阵，骑兵在大阵中间。事实上，西班牙人早在拉文纳会战（1512年）就摆脱了传统布局，到了16世纪下半叶则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增加了单位的数量，每个单位仍然是方形的。胡格诺战争中也有这种更灵活的阵形。但是，方阵数目的暂时增加并不意味着步兵战术有了根本性的、理论性的变化。

4　佣兵军队的内部建制1

在中世纪，统率军队的人和组建军队的人从来就是一体的。封建征召武士是如此，佣兵团也是如此，这种局面延续到了16世纪至三十年战争为止的佣兵大军中。遇到大事，国家领袖会任命几位团长（colonel），事小则任命一名至多名队长（captain），一次性付给他们一笔钱，任务是招募维持国土佣仆或骑马武士。不过，这些校尉往往兼具企业主的身份，因为他们要在开战时或交战期间预付必要的全部或部分军饷。在规模极大的战事中，企业主将军——比如瓦伦斯坦（Wallenstein）[11]——要一边指挥作战，一边集结军队。

团长自行任命队长，队长任命尉（lieutenant，德语中称loco-tenente）、掌旗官（ensign）、军士长（first sergeant）2、后勤官（qua-rtermaster sergeant）和军士（corporal）。军士也可能由士兵推选。

多个队（数量不等，约为10个至18个）组成一个团（reg-iment）。“团”的原意是团长建立了统领各个单位的制度（regimen），也就是权威。一个单位约有400人乃至更多。因此，团与团的规模差得很大。下辖多个单位的上级单位，比如团，只是行政编制，不是战术单元。如前所见，战术单元是群，是方阵，也叫作“营”（battalion）。

我们对中世纪佣兵团的内部结构了解不多。它们似乎完全基于统帅的任意处罚权和个人能力。后来开始出现了书面条令，现存最早的实例是红胡子腓特烈制定的军营守则（第3卷）。为确保条令得到遵守，瑞士联邦开始通过宣誓服从的手段来要求士兵听话。十四五世纪之交，德意志人也效仿了这种做法，当时国土佣仆刚刚出现。誓词要求不羁的士兵承诺遵守被称为“条书”（letter of articles）的战场条令。为了控御士兵，条令变得越来越详细。《真诚建议与反思》的作者（弗隆斯贝尔格）建议分成小队依次宣誓，因为“如果你把所有没有宣誓的人集中在一个单位里，他们是不会发誓服从条书的，因为他们会随自己的意愿建立制度，你只能同意。从此以后，你的性命就再也没有保障了，因为长官如果不能用强力迫使手下服从的话，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醒手下遵守誓言”。条书结合了效忠誓言和战场条令的性质，其内容形式自然会根据统帅、地域、时间的不同而有相当的差别。条书的基本思想是佣兵和佣兵首领的双边协议。士卒宣誓服从，首领承诺报酬。随着临时招募的佣兵团逐渐向常备军转化，协议的相互性不见了，民主成分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统帅单方面的处罚权力。从文化史与军事史角度来看，当代军事条令的前身条书都有极大的意义。

通过林林总总的细节和其他资料的补充澄清，我要指出条书的几大特征。

一条基本规定是，士兵不得组建“共同体”，用现在的话说，士兵无权成立工会。不过，他们有任何不满都可以通过自行推选的双薪兵头向长官反映。

为了强调指挥大权，佣兵首领在某些情况下无疑会施加暴力。3此外，军中惩处有一套司法程序。中世纪原本是军司马（field marshal）[12]坐堂审案，因为作战人员都是骑兵，马匹及一切相关事务都由司马掌管。现在，司马的位子被王室监军（Schultheiss）和宪兵长（Profoss）取代了，两者都由资深老兵充任。不过，司马长期保留了监督战利品分配的职责。4

军事法庭遵循德意志民事法庭的组织形式与审判流程，有公开听证会。

担任陪审员的军官必须是被告的同僚或上级。

除了这种真正的军事法庭以外还有“人民法庭”及其变体“长矛法庭”，必须由团长下令召开，不过是民主性质的，而且在现实中往往是鞭刑了事。随着军队秩序的严格化，它也就消失了。

骑兵与步兵的权利长期有很大差别，因为骑兵是封建骑士的继承者。因此，骑兵不接受个人报名，而要由一名贵族带着或多或少的随从来参加的传统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自然会对骑兵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炮兵同样享有特权。

团结排外是这种军制的主流精神，于是到了17世纪，军人就完全脱离了民事司法体系，哪怕侵犯平民的案件也只能由军法审判。

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为武器、装备、被服、马匹都由个人自行负责。军粮主要交给承包商负责，费用由宪兵长制定。

黑森领主腓力（Philip of Hesse）亲自向手下佣兵出售必需品，希望借此收回一半军饷，用现代业界的话说就是“实物交易”。5如果腓力本人的货卖光了，他就向承包商摊派回本。这套制度对规模比较大的部队当然不够用，于是士兵们会就地抢掠。此举不仅令乡间残破，人民恐慌，对作战也是极为不便。在友军和中立势力的地盘上，腓力和萨克森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 of Saxony）要求士兵只能征收马匹吃的干草和燕麦、面包、蔬菜、熏肉、肉干等食物，但不许抢夺牲畜和家居用品，也不得搜掠箱斗橱柜。据德拉努记载，科利尼（Coligny）[13]会认真选出精明的监军，还会确保充足的辎重车辆。6谈到募集军队，他总会说“让我们先从凶兽的胃口造气吧”。每队都配有一名面包师，进驻兵舍后立即开灶。兵舍一定距离内的村庄必须要提供粮食，不然就夷为平地。

作战条规中规定了月薪（16世纪的步兵能领到4盾）。但月份的计算方法常会引起争议。士兵要求每打完一场会战或强攻一座城市都算作一个月结束，然后重新从第一天开始计费。有一次，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已经聚集军队10个月之久，然后会战前一天还要额外付一个月的军饷。黑森领主腓力在遗嘱中给儿子们的最后一条建议是：打仗只打防御战，因为黑森已经无法满足佣兵们的索取了。7

服从义务中明确加了一条，“无论高低贵贱”，士兵必须执行命令。8不仅是单兵，每队每排都必须服从各自的长官或代理长官。

1480年，瑞士议会派遣6000名佣兵为法国国王服务时规定，军中应安宁无事，“凡是闹事或咒骂争吵、破坏安宁者，队长有权依据誓词对其实施羞辱、肉刑或死刑。当值期间闹事者应斩首，但平时杀人者应作为谋杀犯带回议会听判。”

1499年，瑞士议会下令，每名士兵都要服从所有队长。9

作战条规明确规定，攻下城市后，士兵必须服从团长号令，哪怕军饷尚未支付。守城部队有挖沟修建的义务。1619年，波希米亚部队拒绝执行挖掘战壕的命令，说他们还没有领到军饷，挖壕侵犯了他们的荣誉。

吵架时严禁高喊“民族”。两人打架，同族赶来助阵的情况频繁发生，接着就会演变成真正的两族大战。发生纠纷的理由太多了——口粮、缴获品、女人，尤其是赌博，输了就说别人出老千。

决斗（Balgen）不会受到严厉处罚，只是通过种种办法来约束。例如，不可使用致死武器，只能在特定地点决斗，或者只能早晨决斗。

关于战利品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但基本原则是：“在符合战争性质和军中秩序的情况下，个人缴获归个人所有。”缴获的大炮和火药属于队长。

如前所见，中世纪军人是精锐武士。不光是骑士，佣兵士卒也必须勇力超群，武艺非凡，这样打仗时才派得上用场。国土佣仆也要求具备这些素质，但他们的威力主要在于人多阵固。这种凝聚力也会感染起初能力差一些的人，锻炼他们，通过团队精神让他们成为可用的战士。他们使用的方阵战术比较死板，壮汉成长为军人不必经历高难度的操术和长时间的训练，只要教会武器的几种用法，灌输方阵行列意识就够了。因此，一旦框架确立，募集大批方阵士兵不是难事。胜负是由人数决定的，人多的一方必然取胜。中世纪的经济水平太低，不能将这种部队派上战场，而在没有战术单元的情况下，他们也发挥不出更大的威力。因此，新战争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前提是庞大国家的形成——法国形成了民族国家，卡斯蒂尔与阿拉贡统一，通过马克西米利安与大胆查理的女儿兼继承人联姻，哈布斯堡家族与勃艮第领地合为一体。尽管新兴民族国家很强大，但它们的争雄不仅达到、更超出了国力的极限，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增兵并不困难，而且只有人多才能打赢。军队规模的天然极限是统治者的财力。可要是敌人越过了财力极限，盘算着增兵可取胜，取胜可获利，获利可发饷，那该怎么办呢？双方从一开始就都有这样的指望，于是纷纷打破财力的限度。由于现在有了大国领袖承担军饷，军队规模膨胀到了远超中世纪的程度；但与此同时，军队规模也膨胀到远远超出了统治者的军饷支付能力。入伍发奖金，许诺日后另有饷钱，如此便可招足兵员。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许诺难以兑现。就连作战条规中都写道，如果军饷未能按时发放，士兵应稍安勿躁，不可拒绝服役。事实上，欠饷是常有的事，甚至会长期拖欠。我们之后会详细讲解欠饷对战略的影响。但眼下的主题是国土佣仆的内部编制。尽管要服从誓言，有军事法庭、王室监军和宪兵长，让雇佣兵真正守军纪是不可能的。当统治者没有遵守先前向他们许下的诺言时，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有义务遵守誓言呢？哗变观念与国土佣仆的军制基本是不可分离的。早在1490年夺取施图尔韦森堡时，他们就拒绝继续参加马克西米利安的战役，因为没有发饷。这种状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1516年，国土佣仆在米兰城下哗变，因为领到的军饷比瑞士人少。据编年史记载，马克西米利安称他们为“宝贵的、光荣的德意志国土佣仆”，但“不管皇帝陛下对士兵说了多少这种话和更肉麻的话，他们还是不满意”。

国土佣仆要求用战利品顶替欠饷。皇帝既然给不出钱，他怎么能拒绝呢？结果战役所经之处的土地和人民都遭了大殃。一种看法是如此暴行表明士兵后来堕落了，大错特错。10另一种错误的看法是只有浪荡子和罪犯才会应募。当然，入伍者确实有许多不法之徒，但主体还是市民和农民子弟，常有良家子。贵族和骑士也会加入佣军领双饷。但在没有另一种暴力——在此处是军纪——约束时，暴力很快就会为暴行找到理由，就连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和阶级传统约束的骑士也常有抢掠残暴之事。分散的士卒甚至要更坏，更可怕，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城破后无所不可，所有女人都会被士兵糟蹋。最极端的情况是有计划地拷打市民和农民，士兵要么以为有财物被藏了起来，于是逼他们交出来，要么要求他们的亲属交赎金。哪怕是统帅与城市当局谈好了投降条件，郑重承诺不伤性命，不取财物的时候，士兵也往往不愿意放过战利品，劫掠破坏不亚于被攻陷的地方。长官无力阻止，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野蛮的士兵对着干。

士兵誓词中确实专门规定，当宪兵长把士兵带走时，余者不得反抗。团长和队长有一批专门的佣兵保镖（Trabanten），但据文献记载，面对愤怒的哗变士兵，就连科尔多瓦人贡萨洛或佩斯卡拉这样的统帅都不敢硬来，而会趁夜抓捕并吊死一名不服管教的人，或者用其他方法报复闹事的头子。

团长和队长根本没有多少道德权威，因为国土佣仆们太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了，不仅霸占战利品，还欺骗王公吃空饷。民族大迁徙时期和阿拉伯人中间无疑也有类似的情况（第2卷和第3卷）。在兵力数字很少留下记载，武士素质是决定性因素的中世纪，这种弊端不可能很严重。但在十六七世纪的佣兵军队中，这就是正常情况，而且普遍得令人吃惊。拉扎勒斯·施文迪（Lazarus Schwendi）将集结部队时的诈骗行为称作“德意志之殇”。在集结点，后勤人员乃至妇女都会打扮成国土佣仆的样子凑数。招兵有时会有一条规矩，诈骗者要割掉鼻子作为惩戒，也是让他们再也不能故技重施。

每支国土佣仆部队都有的随营人员更放大了纪律缺失的祸患。国土佣仆要求很多，想要身边有个女人服侍自己，最起码得有一个小伙子。由于没有野战医院，妇孺照料在士兵受伤或得病时是不可或缺的。佣兵们群聚而放荡，一会钱多得花不完，一会身无分文，常常生活在不够用的营地中，不在乎身体，也不保养身体，疾病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军队每到疫病暴发时就束手无策。1618—1619年冬季，波希米亚军在布德韦斯（Budweis）城下有8000多人病死，占有效兵力的三分之二。西班牙军中有互助性质的兄弟会。11但照料工作主要还是女人干，包括妻子和娼妓。

1567年，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ba）[14]从意大利去弗兰德斯时有400名高级妓女骑马随行。布朗托姆（Brantôme）[15]说她们“像公主一样美丽高贵”。其他人将她们形容为泼妇，比男人还坏。不论如何，随军人员对每一支军队的行军和供给都会造成极大的妨碍，更会加深被践踏的土地上的苦难。一篇手写日记这样描述士兵的女人：12

罗马人有一点值得注意：不论职位高低，军人出征时都不许带女人。此举甚为当今的我国和瓦隆人欣赏。但这条规定被滥用和误用得太厉害了，不光是普通士兵，许多高级军官和统帅本人都受到了伤害……军队在匈牙利作战时，德意志女人对士兵的用处大极了，既可以搬运必需品，也可以照顾病人。大部分士兵都带着至少50磅或60磅重的东西。士兵自己扛补给品或其他物资，秸秆和木柴可以交给她背，更别提许多女人还要背着一个、两个或更多孩子呢。但通常来说，除了自己穿的衣服，她还要给男人带上一条马裤、一双连裤袜和一双鞋子。她自己的东西有一双连裤袜、一双鞋子、一件外套、两把锤子、一口煎锅、一口煮锅、一把或两把勺子、一套床单、一件大衣、一顶帐篷、三根杆子。兵舍不会发柴火，所以她们要沿路自己捡。而且，她们通常还会牵着一只小狗，坏天气时甚至会抱在怀里，这就更累人了。

拿骚伯爵约翰（Count Johann of Nassau）提议用粮贩、医生、护士换掉女人。未婚士卒要仿效西班牙军队组成兄弟会，遇到患病或其他紧急情况时互相帮助。

1568年，胡格诺教徒签订骑兵雇佣契约时规定，每4匹到6匹马配一辆大车。国土佣仆是10人配一车。13

军纪不只是惩戒权和刑罚，还有关于训练和习惯方面的。如果说报酬分配不均是军纪形成的一大障碍，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是国土佣仆每次服役都有一个时间限度，或者是规定好的几个月，或者是一场战役的时间。据瓦伦斯坦记述，“旗帜刚刚降下，军团刚刚解散”，士兵们就开始报复严厉的长官，把他们吓坏了：

这时，最下贱、最无耻、最不负责任的恶棍都能挑衅自己的队长、尉、掌旗官、军士长、军士、司车、军需官、宪兵长及其助手——他们可能已经躲了起来——对他们说：“混蛋啊，你以前是长官，现在可不是了。你比我连一根毛都不多。一磅毛（直接从身上某个难闻的地方扯了下来）可值得上一磅棉花呢。出来呀，跟我打。你比地痞强吗？你比毛贼强吗？你动不动就在我站岗时抽我嘴巴，动不动就折磨我，你记不记得啊？”14

德意志士兵辗转于王公之间——先是皇帝，再是法国国王，一会为教宗效劳，一会去威尼斯共和国、尼德兰和英格兰，后来又投入丹麦国王，尤其是瑞典国王麾下。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波兰人经常为德意志王公服务。当然，皇帝军中也有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15哪里出钱，佣兵就去哪里，不问为何而战。当然，宗教问题有时会有影响。弗隆斯贝尔格手下的国土佣仆信奉路德宗，但重点不在积极方面，而在消极方面，也就是痛恨神职人员。在胡格诺战争中，信奉天主教的瑞士人帮助查理九世，德意志新教徒则向同宗派去了援军。对于三十年战争，我们容易认为军队阵营是严格按照宗教划分的。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德意志天主教徒得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支援，新教徒则有匈牙利、英格兰、苏格兰相助。但大众对宗教划分的感触还没有深刻到足以遏止投敌的程度，特别是俘虏，他们巴不得加入胜利者一方。1594年格罗宁根（Groningen）投降时，索尔姆斯伯爵埃伯哈德（Count Eberhard Solms）向表亲拿骚伯爵约翰报告说，16莫里斯允许守军自由出城，而且“宽宏大量地允许保留守军的9面旗帜”。出城时，许多守军抛弃了自己的队长，投奔了胜利者。报告里说军旗在城中就被扯碎了，一半多士兵投敌了。1600年，当尼德兰军攻克圣安德烈要塞（fortress of Saint Andreas）时，1100名守军几乎全都投奔了联省共和国。17布赖滕费尔德会战（battle of Breitenfeld）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信回国称，他抓到了大批俘虏，足以弥补伤亡。1642年的莱比锡会战快结束时，皇帝的步兵在开阔地带被包围，有一部分人被杀。

但也有一部分请求宽大处理，提出要加入胜方，遂得活命。一个个完整的方阵或连队整齐地向选帝侯的居城[16]前进，有的还带着军旗，然后向瑞典队伍走去，仿佛他们已经对瑞典女王和王冠宣誓效忠了一般。接着，一同被俘的丹尼尔队长带着一大批人去找司马（托尔斯滕松）。得到后者允许后，丹尼尔几乎整个新建了一个团，因为他的旧部损失惨重。这个团继续作战了很长时间，为瑞典军立下了汗马功劳。18

1647年，皇帝与弗兰格尔（Wrangel）面对面站在埃格河（Eg-er）附近的一座坚固营地中。皇帝的军队状况不佳：“许多老兵跑到了瑞典一边，以至于步兵竟然需要骑兵保护。”19

当瑞士人之前凭借自己的战法与骑士战法对抗时，战争的残酷性达到了极点。骑士出战的原因往往是抓俘虏多于杀敌，但瑞士人不仅在战场上毫不留情，而且攻下城市后甚至会杀光市民。瑞士人和国土佣仆是常年的死对头，彼此也不会留情。但渐渐地，节制观念开始占据上风。人们认识到了“好”战争与“坏”战争的区别，会签订交换俘虏的协议，例如，一个月的军饷成为赎金的惯例。在乡间烧杀掠抢的行为也受到了约束。从军事角度看，彼此留情甚至变得危险起来。瓦伦斯坦曾提出，除非打了一场真正的会战，否则有必要禁止抓俘虏。20

但是，一方在攻陷某地后杀光了守军，对方一有机会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情况在文献中经常出现。

国土佣仆军制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卸甲后的士兵。极少有老兵愿意或者能够回去做平民的营生。他会等待下一次招兵的机会，或者主动寻找新的统帅。在此期间，他维持生计的手段就是乞讨、偷窃和抢劫。这种状态被叫作“继续待着”（auf die Gart gehn），它的意义尚不完全明确，可能只是“等待”的意思。其他用法有“待业兵士”（gardende Knechte）或“待业团伙”（Gardebrüder）。这些人当然会为祸乡里。早在12世纪，红胡子腓特烈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就签订了镇压卸甲士兵的协议（第3卷）。到了15世纪，这些被称作“阿马尼亚克团”和“敲诈犯”（Schinder）的人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回忆（第3卷）。

1546年1月，下列国家与城市开会制定了针对“待业”国土佣仆的办法：丹麦、科隆、萨克森选侯国、明斯特、吕讷堡、黑森、曼斯费尔德、泰克伦堡、奥格斯堡、汉堡、戈斯拉尔、马格德堡、不伦瑞克、希尔德斯海姆、汉诺威。瓦伦斯坦讲得很明白，对人民来说，与其任由士兵搜刮财物，使得民不聊生，把他们留在军中，从而保持良好秩序的成本要低得多。21但那就需要有序的税收制度，而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创立税制绝非易事。于是，当时就处于一种介于国土佣仆“待业”和创立征税制度之间的诡异状态。1620年5月5日，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Elector Georg Wilheim of Brandenburg）发布了一份命令，是一份意义极大、描绘极佳的文献。原文如下：

领民当知，寡人……招收各色步卒，但这些人游走不定，令乡间小民不得庇护安宁，实为负担，尤其是在集结日之前。因此，寡人衷心要求他们，寡人的士卒们不得结成10人以上的团伙游荡，且必须告知本部将校。部队进村并出示证件后，10人应得3枚帝国盾金币或36枚便士银币，不可额外索取。但如果是士兵个人游荡，农夫应给两枚便士银币，牧民或菜农应给一枚，不可额外索取，不得伤人，不得拿走鸡或其他财物，如果一名或多名士兵不受待见，也就是被人打跑或蒙受其他损失，则为咎由自取。

另外，寡人不希望士兵频繁去一个地方，或者去的人太多，以免耗尽当地民力。每到一处村庄，士兵应立即如前所述出示证件，因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村庄连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没有。每处村庄都应记录并保存于何日接待何人。

另外，是直接将前面提到的两枚便士银币交给每名游荡士兵，或是提前将几枚盾金币托付给乡绅，士兵进村时由乡绅支付，则听乡民自便。如果是后者，士兵每次进村都要去见乡绅，无乡绅则见村长。

所以，命令中以为游荡的士兵有时可能拿不到那点小钱，反而会挨揍。实际情况大概是：一名或多名挎着刀剑或扛着斧枪的蛮横士兵来到一处农庄——家里的男人可能在地里——时若是只拿了几枚格罗申银币或者一只鸡就离开，农夫的妻子就心满意足了。不过，我们不要嘲笑先人行事笨拙、头脑简单，一边四处找活干、一边乞讨为生的“失业人员”在今天也不是没有。

5　战例介绍

切利尼奥拉会战

（1503年4月28日）

这场西班牙人与法国人在下意大利的交锋可以认为是欧洲现代步兵创立以来，新式战争艺术第一次全面发挥的战例。我在这里不会详细分析此战，而只提一点：亲历者法夫里希奥·科隆纳（Fabricio Colonna）告诉伊奥韦斯，西班牙的胜利不是因为士卒勇敢，也不是因为统帅（贡萨洛）“豪迈”，而是因为西班牙军占据了战壕和矮土墙，且阵前布置了射手。接着，步兵从阵地发起了进攻。

正面障碍物、射手有力、以障碍物为出发点或目标的攻守，从此以后，它们就是战斗记录的主要内容。这种基本作战样式的缔造者正是科尔多瓦人贡萨洛，后世统帅都是他的学生。1

拉文纳会战2

（1512年4月11日）

交战双方是与威尼斯、西班牙结盟的教宗儒略二世（Pope Julius II）和占据米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卡多纳总督（viceroy Cardona）率领西班牙军从那不勒斯赶来，瑞士人之前也从北面下山为教宗效力（1511年秋）。但由于协调作战困难，严冬更是难上加难，另外可能还有法国银弹的作用，于是瑞士人回去了。现在，法军占据了数量优势，解救了之前被联军围攻的博洛尼亚（Bologna），收复了先前被威尼斯夺取的布雷西亚（Brescia）。当法国步兵迎来新援军时，总指挥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决定应国王之命发起大规模攻势，可能要一直打到罗马城。

另一方面，西班牙军统帅想要推迟决战，因为皇帝（神圣罗马帝国）、英格兰国王和瑞士人似乎都即将出手帮助西班牙。3月底，当得到一批辎重（圭恰迪尼说）的法军逼近时，卡多纳列阵于亚平宁山脉东麓，敌军虽有优势兵力也不敢出击。西军可以轻易从艾米利亚地区（Aemilia）的城镇获得粮草，法军却陷入了补给短缺。这时，加斯东转往拉文纳。到了最后关头，西班牙成功将一支援军送入城内，击退了法军的一次贸然进攻。但面对法国人的火炮，守军坚持不了多久。为了挽救这座城市，野战军必须有所行动。西军前出至拉文纳东南，在骑兵统领法夫里希奥·科隆纳看来，他们的阵地满足了一切要求：易守难攻，食物补给方便，既能对继续围城的敌军构成严重威胁，又能阻断围城部队的粮道。步兵统领纳瓦罗（Navarro）自认为发现了一处同样有利的阵地，在朝敌军方向走1意大利里[17]的地方。卡多纳下令占领该处，尽管科隆纳抗议说那样会引发会战。3

西军左翼在龙科河（Ronco River）的深谷中，对面被法军占据。因此，西军进发前有时间布置炮兵以巩固正面。纳瓦罗本来就以修建炮兵工事闻名。他挖了一道沟，沟后有一批车辆，车前有一根朝向对面的矛，4车后是射手和寇非林炮。步兵站在防线后面，第一梯队是排成一线的西班牙人，第二梯队是两个由意大利人组成的方阵。重骑兵在步兵左侧高出地面的龙科河岸，前方没有连续的障碍物，大概是因为时间不够把沟挖到河边。沟的末端与河边的距离据说是20英寻（约37米）左右。右翼是年轻的佩斯卡拉统率的轻骑兵，他是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8]的丈夫。文献中没有记载右翼的地形。但从意大利测绘地图来看，从龙科河出去1千米多就是沟壑纵横的草甸，因此部队无法通行。毫无疑问，这就是不把轻骑兵和重骑兵布置在一起，而是布置在左翼的原因。另外，一线的西班牙部队基本与龙科河垂直，略向后偏，更难被包抄。

法军约有2.3万人，包括由雅各布·冯·埃姆斯（Jacob von Ems）统领的一大批德意志国土佣仆，有5000人至6000人。5西军约有1.6万人，比对面少将近一半。此外，法军的火炮无疑也更多，50门左右对24门。鉴于西军阵地有天然屏障和工事的极大优势，法方在军事会议中犹豫要不要冒险进攻。但除此之外只有放弃围城，灰溜溜地撤军这一条路，于是国王的外甥，年轻气盛的加斯东最终决定进攻，而且他找到了消除对方地利的方法。

天刚放亮，法军渡过龙科河，一部走桥，一部徒涉，然后面对敌军列阵。

科隆纳之前也向总督建言，既然他们已经贴近敌军，那就应该赶在黎明前出发，趁敌人过河时进攻。桥距离西军阵地只有500米。但统帅决定遵循纳瓦罗的方案，在无比优越的防御阵地中等待敌军。

于是，法军在西军正对面展开，重骑兵在右，轻骑兵在左，步兵居中。中军据说稍稍靠后，形成了半月阵。但我们不清楚这样做的用意何在，而且对战局也没有影响。

两边都没有类似瑞士三方阵布局的迹象。如果不是三阵齐出，那种战术的基础就是一个或两个方阵同时发起冲击。但西军完全是防御态势，法军列阵后也没有直接出击。一种全新的状况发生了。进攻方会推进到与敌军有一定距离的位置，但接下来首先是开炮，掩护其他部队执行任务。

西军炮兵顺利开火还击，因为尽管数量处于劣势，但他们毕竟占据地利。但法军一边是特别重视发展新式炮兵的费拉拉公爵、埃斯特家族的阿尔方斯（Duke Alfons of Este）。他的军火库里装满了大炮。多亏了他派出的部队，法军的火炮数量特别多，炮兵也是训练有素。公爵意识到己方阵地处于劣势，于是将一批大炮从步兵后面拉到了可以向西军侧翼开火的位置，估计是一座小山上。6纳瓦罗命令步兵卧倒躲避，但左翼的西班牙骑士被正面和侧面的交叉火力打得损失惨重。现代骑兵在类似情况下肯定会转移阵地，尽可能占据高地，以回避敌军的致命火力。而西班牙长官对骑士的控制力不够，无法采取正确的行动。恰恰相反，当敌人的炮弹飞过来的时候，他们请求长官科隆纳批准出击。他们损失的人数应该不多，因为当时最训练有素的炮手能达到的射速和精度也很低。不过，只要几枚重炮炮弹从人群中穿过或击中目标，将战马和骑手打成碎片，局势好像就不可忍受了。科隆纳向纳瓦罗和佩斯卡拉发信，要求全线同时发起进攻。纳瓦罗自然拒绝了这个不合理的请求，因为那样就要全盘放弃西军精心选择的防御阵地的优势。这是显而易见的，就连科隆纳也不会看不到。但打防御战也不那么容易，部队要受统帅控制才行。但科隆纳并非骑士们的主人。为了躲避炮弹，他们向对面的法国骑士冲了上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桥对面的法军预备队——400个枪队——攻入西班牙骑士侧翼，让他们蒙受了更惨重的损失。

另一翼的轻骑兵也采取了非常类似的行动。佩斯卡拉手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骑兵顶着炮火前进，结果被优势敌军击败。

纳瓦罗命令中军步兵待命。如果统帅完全理性的话，法国步兵也应该按兵不动，等到两翼骑兵取胜后再一齐出击。不过，法国步兵没料到西班牙的炮弹这么早就发射了，于是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往前冲。纳瓦罗命令部下起身，后排士兵上前填补阵线，趁着之前被钩铳齐发打得士气动摇的敌军跨越战壕时一齐攻上。皮卡第人和加斯科涅人没等西军到眼前就跑了，但国土佣仆不动如山，尽管西军士兵有更精良的短兵器，而且只要顺着长矛的间隙进去，就能对法军造成重大杀伤。

与此同时，在两翼取得胜利的法军骑兵扑向意大利、西班牙步兵的侧面，一举定胜负。逃跑的皮卡第和加斯科涅部队也回身反攻。纳瓦罗的部队在各个方向受到兵力大得多的敌军攻击，终于支撑不住了。但他们尽管损失惨重，阵形一直没有散，尚有3000之众，保持密集队形沿着龙科河堤走，最后逃出生天。步兵统领纳瓦罗与两位骑兵统领，法夫里希奥·科隆纳和佩斯卡拉都成了阶下囚。不过，法军统帅加斯东·德富瓦带着一批骑士想要打破撤退中的西班牙矛兵方阵，结果阵亡。

拉文纳会战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进攻方炮兵发挥的作用。加斯东故意让炮兵率先独自开火，这不仅是为了疲敝敌军，为接下来的骑士和步兵进攻做准备，也是为了通过火力诱敌出击，离开易守难攻的阵地。加斯东是有意为之，而非无心插柳的事实，这一点不仅有圭恰迪尼笔下加斯东对部下的讲话为证，更得到了佛罗伦萨大使潘多尔菲尼（Pandolfini）证明，他当时在战场上的法军一侧。马基雅维利也在《用兵之道》（1：206）中也说：“西班牙人被敌军火炮逼出了坚固的阵地，被迫出战。”法军炮兵只用在了左翼的西班牙骑士上。于是，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西班牙人为什么不把骑兵撤下来，换上一支步兵来保护骑兵前面的火炮；步兵卧倒可以一定程度上免遭炮火杀伤，步兵主力就是这样做的。答案是骑士不能轻易从他们所在的位置撤下来。

西班牙骑士违背计划，擅自上前，结果先是自己败了，接着步兵也败了。事实上，步兵本来都快打赢了，但还是因为法军骑士的侧面出击而落败。假如西班牙骑士在阵地上等着法军来攻，他们估计是能顶住的，因为据潘多尔菲尼记载，最前面的战壕与法军来攻必经的龙科河只有20英寻（约37米）的距离，而纳瓦罗手里有500名可随需调遣的矛兵，一旦骑士遭到进攻，陷入肉搏战，预备队可以立即上前支援。

尽管法国人在拉文纳打了一场大胜仗，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在这场胜利中，德意志国土佣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皇帝命令他们退出法国阵营，他们同意了，只有800人左右没有服从皇帝的权威。然而，之前在冬季撤回本土，让法国人腾出手来对付西班牙的瑞士人回来了。瑞士现在成了教宗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盟友，又得到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认可，于是派遣1.8万人从蒂罗尔出去与威尼斯军会合，联军的威势吓得法国人不敢再战就离开了意大利。从拉文纳会战到法军通过塞尼山口（Mount Cenis）回国只过去了两个月，米兰地区只有几座城堡还有法军驻守。有人可能会认为，法军统帅加斯东·德富瓦的丧命让法国丢掉了全部胜利果实。但是，把这句话倒过来无疑才更加正确：正是因为年轻法国王侄像骑士一样战死了，人们才没有将他的名字与紧随而来的战略失败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他能采取哪些与继任者拉帕里斯（La Palice）根本上不同的、更合适的做法。面对绝对的兵力优势，哪怕是战略天才也要服输。

诺瓦拉会战7

（1513年6月13日）

尽管在拉文纳打了胜仗，但法国人还是很快被政治同盟逼出了意大利。形势很快又发生变化，为法国人打开了大门。威尼斯转投法国一方，瑞士联邦的政治态度也暧昧起来。一支法军再次带着大批德意志国土佣仆现身意大利，夺取米兰，将米兰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斯福尔扎（Duke Maximilian Sforza）及其瑞士盟军困在了诺瓦拉（Novara）城中。正当城内局势在法军精良火炮的威力下危如累卵之际，北面来了一支瑞士援军。法国人决定赶在援军前面与东边的威尼斯盟友会合。

傍晚时分，长途跋涉而来的瑞士军队只有半数抵达诺瓦拉，撤围、运走大炮和大批物资都极其费时费事，于是法军当天只走到了诺瓦拉4千米外，在小镇特雷卡泰（Trecate）对面一处沟壑纵横的泥泞地带扎营。

法军的不慎之举没有逃过瑞士将领的法眼。瑞士人的战术最适合突袭。自莫尔加滕会战以来，他们就懂得了出其不意的战略价值。部队傍晚刚刚进入诺瓦拉，当晚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出击，甚至不等另一半部队赶来。临近午夜时分，法国人才听见城里的瑞士人有动静，以为是他们在宴饮庆祝解围。据说，与特雷穆耶（Trémouille）同掌法军的特尔武里齐奥有言：“那群酒鬼都睡下了，咱们可以安心上床了。”法军当时拖着一座拉马克伯爵（Count de la Marck）发明的由木板和木棒拼成的木堡。这个累赘肯定让行军变得非常困难。再说了，木堡不会太实用，因为它太小了，不能把全军都围在里面。不过，法国人当晚觉得特别安稳，甚至没有把木堡立起来。

突然间，营中四处有人高喊瑞士人杀过来了。强悍的山民在强行军和宴饮后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再次集结，当时连天还没亮，接着像“暴躁的马蜂”一样走出大门，越过倒塌的墙壁来到野外，“要找出敌人的位置，跟他们碰碰运气”。

我们再次看到了三阵布局，但根据实际情况做了精心调整。北路步兵不多，任务是包抄右翼，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和手下的意大利骑士也在这一路。中路负责攻打布置了火炮的法军营地正面，兵力也不强。它的任务不是直接进攻，一开始要在几门火炮的支持下发动佯攻，吸引敌方的注意力。大部队则要在小树林的掩护下从南侧包抄敌营，以回避危险的炮火，然后全力扑向法军的真正主力——德意志国土佣仆。8

两军步兵大约都是1万人。但法军还有强力火炮以及至少1100名重骑兵和500名轻骑兵。这支瑞士军队未尝败绩——自信会带来强大的力量——其素质或许要比国土佣仆和法国步兵高一些。但后者，尤其是国土佣仆同样有实战经验、信心和本领，而且在阵地战中，瑞士人的剽悍大概比不上法军的骑兵和炮兵优势。但袭击的突然性把一切都拉平了。当然，这一次没有穆尔滕会战那样出乎意料，也没有发生恐慌。列好阵的国土佣仆是主力，骑士披挂上马，其他单位也摆出了阵势，但彼此之间并无合理的协同。法军统帅特雷穆耶只来得及穿半身铠甲就要上马指挥，但我们看不到一点真有人指挥的迹象。两路瑞士偏师吸引了大批敌军，那里的法军取胜后本来可以去左翼支援酣战中的国土佣仆，但他们并没有转入攻势。尤其有意思的是，平时奋勇的骑士同样无动于衷。最后只有不到40名骑士战死，圭恰迪尼直斥他们怯懦。这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学者认为原因是地形松软，不利于骑士作战，这或许也有些道理。但法国人不可能扎营于如此不利以至于重骑兵完全无法施展的位置。军事史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这就是我们从马拉松会战中的波斯骑兵和无数中世纪战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的现象——骑士几乎是指挥不动的。如果让骑士在酣战中进攻一个具体明显的目标，他们会完成只有他们能完成的任务。但只要有任何干扰出现，他们就丧失了威力，因为他们是单打独斗的武士，不习惯组成紧密阵形和服从号令，喜欢自行其是，不可能与战友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时机，为了正确的目标而协同行动。这几个人逞勇攻打一处，那几个人攻打另一处。有些人按兵不动，想等着援军抵达或局势明朗，还有些人觉得仗已经输了，不愿意再做无谓的牺牲。国土佣仆成功将部分火炮转向并转移，形成了面朝执行包抄任务的瑞士军的新正面。他们的钩铳对付大队敌军也很有效。假如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有几百名法国骑士杀向即将与国土佣仆展开肉搏的瑞士军主力侧翼，那么国土佣仆肯定能够顶住，尽管有少数骑士大胆地冲向敌军单位，但他们造成的迟滞效果和大炮火枪一样微小。在中央和右翼的法国部队惊慌溃逃之后，发动猛攻且后来得到其他部队支援的瑞士军击败了国土佣仆，而且瑞士人的包抄行动切断了对方的天然退路，国土佣仆惨遭屠戮，几乎全军覆没。9法国步兵像骑士一样逃之夭夭，损失不大。其中一部向东边的特雷卡泰撤退，一部向北逃窜，然后绕过诺瓦拉城北，朝诺瓦拉西南边的韦尔切利（Vercelli）而去。逃向特雷卡泰的部队带着抢救出来的战争物资，从瑞士军的南边绕回了韦尔切利，与另一支败兵会合。

敌营中的所有火炮都成了瑞士人的战利品。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在信件中说，尽管这场战斗只持续了一两个小时，但付出的代价比先前都要大，多达1500人阵亡。大炮火枪的威力和国土佣仆的困兽之斗都是瑞士人之前作战时从未感受过的。

拉莫塔（克雷亚佐）会战

（1513年10月7日）

凭借相当大的兵力优势，威尼斯将军阿尔维亚诺（Alviano）于维琴察（Vicenza）以北攻击威尼斯、德意志、教廷三方联军，结果战败，其中既有他下令从侧翼包抄的重骑兵陷入了沼泽中的因素，也是因为他手下的意大利步兵惧怕佩斯卡拉统领的西班牙士兵和弗隆斯贝尔格统领的德意志步兵，没能顶住对方。10

马里尼亚诺会战

（1515年9月13—14日）

诺瓦拉会战后，瑞士人乘胜追击，于同年秋季侵入法国本土。他们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结成了紧密的同盟，皇帝不仅派出了骑兵和炮兵支援，本人也随军出征。同时，英格兰从北边入侵法国，法国在吉内加特吃了败仗，竟然异想天开地认为英格兰与瑞士以巴黎为共同目标，要在城下会师。

皇帝与瑞士的联军进入勃艮第，现身于第戎（Dijon）城下。正当城市在炮火下眼看就要屈服时，法国人觉得除了答应瑞士人的要求，别无解救之法。为了挽救城市，第戎司令特雷穆耶与瑞士人签订了协议，规定法国国王放弃对米兰的宣称权，并承诺支付40万克朗作为战争赔款。

但协议并未履行。随着一次次战役的进展，瑞士军队愈发骄纵贪婪。还没等收到法国国王的批复，他们在第戎城下就无法保持集结状态了。紧迫的危机刚刚过去，国王深吸一口气，宣布他愿意如数支付赔款，但打算保留对米兰的宣称权。

1513年，作为马克西米利安·斯福尔扎公爵的雇佣兵，瑞士人从法国手中夺取了米兰。但米兰年轻的统治者从此完全成为盟友们的附庸。他不仅被迫直接交出了边境上的一系列地方，付给盟友20万杜卡特，而且公爵本人和整个公国都被置于瑞士联邦的长期庇护之下。他给联邦的信里写道，他们可以将他的人身、他的土地、他的人民、他的财产当作自己的，而且他们是他法理上的父亲，他本人和他的米兰城都接受其保护，作为回报，他会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们。瑞士人把他的话当真了。他们占领了多座坚城，每年索要4万杜卡特，并通过常驻大使指挥公爵施政。这种关系可比拟于今天（1906年）法国与突尼斯和突尼斯贝伊的关系，或者英国与埃及的关系，或者民族大迁徙初期罗马帝国与归附的日耳曼部落的关系。因此，瑞士人坚决要求法国国王放弃对米兰的宣称权才不是为了斯福尔扎，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如果这种关系得以持久，那么米兰公国——广义上讲，热那亚也属于该公国——就会变成联邦的属地，瑞士的一个省。于是，瑞士就会成为一个北起康斯坦茨湖、南临地中海的国家。设想一下：联邦若以世袭王朝为首脑并推行恒定的政策，就像法兰克诸部以墨洛温家族为首脑那样，或者建立别种稳固政权，那么阿尔卑斯山民的武力必可缔造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但各邦之间松散的同盟关系无法推进宏大的政治目标。赋予瑞士人强大武力的条件恰恰剥夺了他们谋取政治利益的能力。古代法兰克人战斗力的根基是野蛮本性，他们自愿服从克洛维的领导是为了掠夺和权力。瑞士人战斗力的前提是人人参与政治生活。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信激发了每一名战士的斗志，让联邦具有了势不可挡的威力。从政治角度看，这种自信只能存在于小邦中，每个邦都是主权国家，为了具体政治目的才会联合。11但是，由于邦与邦之间的妒忌，以及总是想要立即获利的群众意志，联邦不可能制订宏伟目标。之前联邦攻打并击败大胆查理，一半是因为拿了法国的钱，一半是因为伯尔尼贵族渴望征服。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伯尔尼人最后只被允许保留几处小地盘。但为了换取持续的收入，沃州和弗朗什孔泰被归还了。现在，同样的把戏又围绕米兰上演了。如果之前是东部各州不愿意替伯尔尼开疆，现在轮到伯尔尼及其邻州弗里堡和索洛图恩不愿为统治米兰提供支持了，这项事业主要对创始各州有利。

1515年夏季，路易十二的继承者弗朗索瓦一世率领大军再出阿尔卑斯山，包括据说不少于2.3万人的国土佣仆，目标是收复米兰。他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范，对瑞士人没有一味武力威胁。他也知道如何用金钱引诱他们。如果联邦愿意将米兰交给他，那么除了在第戎承诺的40万克朗，他还会再给30万克朗，另加岁贡。同时，为了补偿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国王愿意给他法国境内的内穆尔公爵领和一笔年金。

在对法关系问题上，瑞士人的意见本就长期不统一。毕竟，他们当初一直是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的盟友。后来由于一些半是巧合犯下的错误，尤其是瑞士人提出的离谱要求，他们与路易十二陷入了纠纷。教宗希望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于是巧妙地煽动瑞士人的不满情绪，并通过锡永（Sitten）主教申讷枢机（Cardinal Schinner）——一位能量极大的教会外交家——和法国的激烈反对者的活动，将瑞士联邦彻底拉入了反法阵营。但亲法的瑞士人仍然活跃着。他们慷慨地散发礼物，让传统盟友的记忆一直鲜活。就连第戎之役也脱不开一场针对亲法的“领取克朗党”的群众运动的帮助，他们被指控行贿受贿和叛国。现在，弗朗索瓦的威逼利诱似乎终于争取到了瑞士高级军官会议的关注。根据1515年9月8日签订的《加拉拉泰和平协定》（peace treaty of Gallerate），法国国王总计向联邦支付100万克朗，瑞士联邦则将米兰公国及其全部属地交给国王。与此同时，瑞士联邦与国王缔结同盟，有效期至国王去世后10年，换取每处每年2000法郎。

伯尔尼人及其盟友包括瓦莱人回国了。但其余州的部队爆发了激烈不满，而且尽管条约已经缔结，一大批部队已经离开，但瑞士营中还是有一个胆大妄为的阴谋家试图挑动敌人内斗，目的是逼迫瑞士军再打一场胜仗，改换军官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教宗大使申讷枢机在煽动人们战斗的欲望。

法军兵力或有3万之众，文献中还有高得多的数字。步兵里既有骨干力量国土佣仆，也有法国人。另有2500个枪队和60门重炮。反观瑞士一方，大批部队离开后，余下的步兵不会超过2万人，只有很少的骑兵（200人左右）和几门火炮支援。

瑞士联邦军在米兰城内；法军从城南不少于9英里（约14.5千米）外的地方逼近。突然间，城下发生战斗，瑞士联邦军被法军攻击的呼喊声传遍了兵舍。申讷之前说服公爵卫队长官，翁特瓦尔登人阿诺德·温克尔里德（Arnold Winkelried of Unterwalden）对法军前锋发起一场小规模战斗。乌里、卢塞恩和其他森林州的人立即赶去帮忙，他们想要维护对米兰的统治，对法和约也与他们无关。尽管法军马上就后退了，但传回城中的报告里还是说战斗在继续。尽管已经决定撤军，其他各州依然认为不能辜负同胞——尤其是在苏黎世和楚格的坚持下——于是随之出动。

当他们来到法军前锋营地，发起进攻并将敌人击退，还缴获了几门火炮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但本来与大部队一起靠后扎营的国王带着骑士赶了上来。天黑后双方罢战，营地离得非常近，零星战斗彻夜不休。但到了早晨，弗朗索瓦已经完全度过了瑞士突袭前锋造成的混乱，列阵于多道壕沟之后，占尽地利。骑士与矛兵单位交替布置，火炮和射手在他们之间或者前面，做好了迎接瑞士人进攻的准备。

瑞士人照例是三阵布局，但左阵和中阵其实没有出击。尽管文献有很多，但左阵的相关信息非常少，而且正对弗朗索瓦本人的中阵显然只是开炮、开枪和个别突击而已。瑞士中阵的指挥官明显是打算先按兵不动，等到两路包抄纵队中有一路取胜后再从中央出击，就像诺瓦拉会战中那样。但弗朗索瓦国王的壕沟里灌满了水，又有优势火炮支援，他没有理由走出有利的防御阵地。

瑞士右翼纵队负责实际进攻，而且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法军的整体数量优势非常大，德意志国土佣仆也顶住了瑞士人的进攻。弗朗索瓦注意到姐夫阿朗松指挥的左翼形势危急，似乎立即从中军派去了支援。威尼斯军的前锋后来也到了，上前援助法军左翼。

于是，瑞士人的勇猛归于无用。据说，前一日还身穿紫袍、骑马随同行军、百般鼓舞士气的枢机在夜里意识到突袭既然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胜利便已无望，遂提议撤军。现在右翼已经溃败，众人都知道中军也没有取胜的希望了，于是瑞士全军开始撤退。

假如手中有强大骑兵的法国国王下令追击，那么瑞士人的局面不会比两年前诺瓦拉会战中的国土佣仆好多少。但弗朗索瓦当然不想打会战。在他眼中，进攻失利的瑞士人不是一时的敌人，而是未来的朋友。如果他现在尽可能多地砍死、射死撤退的瑞士人，那杀死的就是他自己将来的佣兵，而且或许会激发瑞士人的复仇热情，再次毁掉刚刚萌发的友谊。于是，法国国王拒绝追击，按照当时人的解读是因为瑞士人战斗英勇。尽管如此，瑞士人的损失还是相当大，因为法国火炮对瑞士人的密集方阵效果甚佳，甚至在没有大举进攻的地段也是如此。最后，有几股士兵在撤退途中被杀，还有一伙人在房子里被烧死，无一幸免。

马里尼亚诺会战属于被传统记述完全歪曲的那一类。圭恰迪尼多次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统领骑兵的武里齐奥说这是一场巨人之战，而非凡人之战。不管武里齐奥实际说过这话没有，它无论如何都不适用于整场战斗。此语给人的印象是交战规模特别大，空前得大，但其实恰恰相反，这场战斗根本没有一直打到决出胜负时，政治因素的作用比军事因素大得多。说实话，要不是改正错误的旧说本身是一件好事，给出一个被政治扭曲到如此程度的战例也是有益之举，否则这部《战争艺术史》里完全可以略过它不谈。12

这场会战——当然，它只是群众激情被阴谋家精心利用的产物——没有任何结果。取胜后，弗朗索瓦国王给瑞士人开出的条件与之前签署的协定如出一辙，只有一条区别：瑞士人可以选择保留米兰的一部分边界地区（即现在的边界），同时少拿30万克朗。但没有迹象表明瑞士人认为自己吃了败仗，或者丢掉了绝对的自信心，他们依然敢打敢拼。接下来的比克卡会战就会表明这一点。

1515年，瑞士联邦刚刚走上的大国崛起之路被打断了。诚然，伯尔尼人在1536年仍能抓住有利机会夺取沃州，但那只是勃艮第战争迟来的果实。自1515年以后，瑞士再没有一以贯之的宏大政策。瑞士联邦军队大体上一直为法国效力，而且逐渐失去了主宰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军队齐平。瑞士若想发展成为独立的军事强权，那就不仅要改行中央集权，炮兵和骑兵也要跟上时代。当然，瑞士的长处只在于步兵；就连围攻第戎都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提供火炮。这样的要求超出了山中小城狭域的能力。13瑞士对世界史的贡献只在于创建了列国效法的现代步兵。直到马里尼亚诺会战为止，他们都是不可战胜的。甚至这场失败也受特殊条件的影响太大，并未减损他们的威名。

比克卡会战14

（1522年4月27日）

法国平静地占据了米兰6年时间。接着，查理五世皇帝为了统治上意大利而再兴战端。作为大胆查理的外曾孙、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孙子、西班牙君主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外孙，他一身继承了祖先与法兰西王国的所有宿怨。弗朗索瓦招募了瑞士佣兵，但皇帝军队的统帅普罗斯珀·科隆纳（Prosper Colonna）只是绕着法军转圈，就是不打会战，最后法国军资耗尽，瑞士人就回国了。这时，科隆纳畅通无阻地进入了米兰，因为市民对法国人愤愤不平，为皇帝军打开了城门。

次年，法国再次集结起足以围攻米兰的大军。皇帝派出6000名国土佣仆和300名骑兵解救，于是法国从米兰撤离，转而集中攻打一个更小的目标——帕维亚。帕维亚同样久攻不下，提契诺河（Ticino）的洪水切断了粮道，通过包抄压迫皇帝军出战的企图也没有成功，于是法军再次濒临瓦解，因为瑞士人不愿意继续作战了。瑞士人的行动模式是来到战场后尽快搜寻敌人，主动出击并将其击败，然后拿着战利品和军饷回家。围城、机动、防守都不符合他们的本性和战争观念，尤其是连军饷都不能按时发放的时候。法军的最后一次行动是去蒙扎（Monza），估计是为了迎接从法国经辛普朗山口（Simplon Pass）运来的军资。结果这笔钱没有到位，法国人再许愿，瑞士人也不听了，打算要么打一仗，要么直接回家。15

法国威尼斯联军的兵力大概还是比皇帝军多一半，甚至可能更多—3.2万人左右对2万人。但是，皇帝军统帅普罗斯珀·科隆纳占据了一处几乎不可能攻破的阵地。他在米兰以北约4英里（约6千米），打猎时停驻的小城堡比克卡附近。阵地正面有一条平行的坡下公路，左侧有沼泽掩护，右侧是一条灌水深沟，沟上只有一道窄桥。正面朝北，长度约为600米，恰好适合他的军队列阵。正面有火炮和4排射手把守，射手使用最新改进的武器，而且接受过整排齐射的训练。前两排开火后要卧倒，好让后两排开火。射手后面是格奥尔格·弗隆斯贝尔格率领的德意志国土佣仆和佩斯卡拉率领的西班牙士兵。骑兵布置在后方稍远的位置，以防敌军从右边的桥上包抄。

这处阵地甚至比西班牙军当初在拉文纳的阵地还要有利得多。用炮火将守军引出阵地，迫使守军要么退兵，要么出击的策略在拉文纳大获成功，在这里却不能重现，因为法军并无显著炮兵优势，而且面对曾经在拉文纳大显神威的火炮，西班牙骑兵这一次没有布置在一线，而是在第二梯队。另外，法军很难将皇帝军团团包围，再派一路人马从后方进攻，因为皇帝军后面紧挨着米兰城。不仅如此，科隆纳发现法军逼近时让弗朗茨·斯福尔扎公爵敲响警铃，带着6000名武装市民出城掩护皇帝军后方。

尽管有数量优势，但法军统帅洛特雷克（Lautrec）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倾向避战，延续之前的做法，也就是攻取公国境内的一座座城镇，希望敌军反击时露出破绽，让他有机会在野战中利用自己的数量优势。由于敌军警惕精明，他在之前的两个月里所获甚微，但之后未必不会奏效。可瑞士人已经不耐烦了，不允许他继续长途机动了。不管洛特雷克如何向他们指出敌军阵地的牢固，他们依旧满怀胆气和信心，丝毫没有被马里尼亚诺的教训影响。他们对法国人提起了在诺瓦拉以少胜多、击败法军的往事，而现在他们准备像当年一样击败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或许狡诈计谋更厉害，但论勇气就不行了。

于是，洛特雷克别无选择，只能派瑞士人正面进攻皇帝军。瑞士军共有1.5万人，组成了两个宽100人、深75人的方阵，分别配有射手。另外还有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任务是包抄敌军右侧，从桥上发起进攻。三路人马共有1.8万人左右。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部队共1.4万人左右留后。文献里没有记载洛特雷克这样布置的理由。我们看起来可能是这样：既然是群情激愤，号称“战无不胜”的瑞士人主动请战，那就让他们去对付敌人好了。另一种可能是正面空间不够大，容不下3个或4个方阵一起进攻。最后一种可能是洛特雷克有意识地要留一支预备队。他可能觉得，如果瑞士人的凶猛突击没有成功，被赶了回来，敌人就会蜂拥追击，这时洛特雷克就能把生力军派上去，对付队形不整又失去防御阵地保护的敌军。如果瑞士人这时再反戈一击，洛特雷克就足以凭借巨大的数量优势击败敌军。

瑞士人已经上路了，洛特雷克还是想让他们等一等，至少等到侧翼部队就位参战。但瑞士人不信任他，因为他们刚刚是强硬坚持才逼得他开战的，所以觉得他的命令只是最后一次避战的尝试罢了，于是厉声要求出击。众士卒甚至表现出了对本国长官的不信任，说队长、贵族公子、随从仆人、领3倍薪水的高级佣兵应该走在阵前，而不是在队尾喊话。于是，大军顶着火炮和钩铳射出的枪林弹雨冲锋。面对密集的方阵，枪炮几乎百发百中。进攻部队来到了坡下道路，皇帝军射手后退。瑞士人顺着3英尺（约0.9米）左右的坡往上爬，要与敌军矛兵较量。

按照国土佣仆和西班牙人的战术，他们不适合紧贴着坡下公路，而应该留出一小段距离，方便射手在瑞士人接近时穿过或绕过一线步兵回到后方。在接下来的碰撞中，防守方不会站着等待瑞士人杀过来，而会趁着瑞士人爬坡继续推进的机会主动迎上去。弗隆斯贝尔格本人手持斧枪，站在跪地祈祷的国土佣仆的第一线。“全体起立，现在就是机会，以神之名！”统帅大喊一声，率众冲上前去。再看另一边，瑞士方阵的最前面是翁特瓦尔登人阿诺德·温克尔里德。7年前，正是他拉开了马里尼亚诺会战的序幕。他也曾与弗隆斯贝尔格一起为皇帝效力。“你这个老混蛋，我可算见着你了，我今天一定要手刃你。”他喊道。“我才要手刃你呢，这是神的旨意。”弗隆斯贝尔格答道。弗隆斯贝尔格大腿被捅伤，温克尔里德则被国土佣仆的长矛杀死。

瑞士人被迫撤退。他们要走很远才能到敌人面前，体力有所消耗。皇帝军的火炮和射手造成了许多伤亡。翻越坡下道路时，阵形又散了。用阿彭策尔人发回国内的报告的说法，他们“来自后方的压力没有发挥到最大”。大纵深方阵战术的基础就是来自后方的压力，但坡下道路将前排和后排分隔开来，后排无法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企图过桥攻击皇帝军右侧的法国骑士也被击退了。

佩斯卡拉的西班牙部队也击退了阿尔布雷希特·冯·斯泰因（Albrecht von Stein）率领的瑞士城市部队，手段与弗隆斯贝尔格的国土佣仆击退另一个瑞士方阵的方法相同。佩斯卡拉提议乘胜追击。但弗隆斯贝尔格不同意，他说“我们今天赢得的荣耀已经够多了”，总指挥科隆纳附议。瑞士人尽管损失惨重，退军依然有序。另外，我们知道他们后方站着1.4万人，大概正等着皇帝军来到野外。

皇帝军没有出来，法国人终于承认战败了。随着瑞士人开拔回国，整场战役也是失败的。

国土佣仆之前第一次击败瑞士人时，他们感到非常骄傲，作歌嘲笑被击败的瑞士人，后者也作歌回应。随着斗歌的继续，不同的会战混杂在了一起。最后，比克卡会战中国土佣仆的密集方阵和被击败的勇者阿诺德·温克尔里德被移花接木到了136年前的森巴赫会战上。

文献中对瑞士阵亡人数给出的最小数字是3000人，这个数字可能比他们所有大胜中的阵亡人数加起来还要多。圭恰迪尼写道，他们丧失的悍勇比损失的人数还要大，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比克卡惨败严重削弱了瑞士人，让他们多年不复当年气概。他们过去的悍勇源于200年间形成的自信心，无条件地相信自己不可战胜，而在圭恰迪尼看来，他们的自信心现在被打破了。但在现实中，之后的军事史并未确证这一判断。如果瑞士人的重要性确实逐渐下降，那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减弱了，而是因为各国整体水平提高了，于是让瑞士人发挥威力的场合越来越局限。

兰克这样论述比克卡会战中的瑞士人：

他们徒有蛮勇，却无更高的感召。他们只以自身为傲，自信不需要任何领导。他们知道自己是雇佣兵，但每个人都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想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近身奋战，靠进攻赚取费用，击败自己的老对头施瓦本人和国土佣仆。

帕维亚会战16

（1525年2月24日）

尽管比克卡会战失利，但法军仍要争夺意大利霸权。接下来的两场战役以机动为主，没有引发会战，结果是一度推进到马赛的皇帝军几乎瓦解，弗朗索瓦国王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夺取米兰（除了城内要塞）并围攻帕维亚。

守卫帕维亚的西班牙人和国土佣仆击退了法军进攻，国王最后只能将城市围住，让城内人因缺粮而不得不投降。同时，弗隆斯贝尔格和恩布斯人（Embs）马克斯·施蒂奇（Marx Sittich）统领的新募国土佣仆越过阿尔卑斯山，与佩斯卡拉统率的西班牙军队会师后东进解救帕维亚。但法军从11月24日开始围城，至今已两月有余，利用这段时间修建了营地外围工事，看起来固若金汤。佩斯卡拉将工事修到了对方家门口，有多处射手对峙的距离不过40英寻（约73米）。但国王自认为阵营牢固，不必积极对付援军。援军在东面威胁围城军，国王就把大部分兵力调了过去，相信只要等下去就能赢。更令他对自己的计划信心满怀的是，皇帝军已经彻底没钱了，国土佣仆威胁说不全额发饷就回国。其实已经有个别单位开始离开了。最后，统帅承诺会迫使敌军决战，这才让士兵同意再等几天。“愿神赐予我百年战争，而非一日会战，”佩斯卡拉说，“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围城军正面有内外两道战壕，不可攻破，但北侧延伸到了一座砖墙围起来的鹿苑。砖墙似乎完全将这一侧掩护了起来，如果有人一直认真警戒，那么情况确实如此。在砖墙被推倒、大批援军突入之前，法军总有优势兵力可以逐退进攻者。

对皇帝军来说，一切的关键在于让法军放松警惕，并在法军集结反击之前让大批兵力突入鹿苑。

2月23—24日夜，一批西班牙民夫（vastadores）带着攻城锤和类似器械被派到城墙最靠北的敌方，那里离法军营地很远。他们很小心，没有开炮轰墙，以免巨响让法军警觉。那天晚上下着雷雨，而且很黑，所以他们的工作没有引来敌人的注意。法军失察无疑还有另一个因素：两军已经对峙了3周时间，小规模袭击几乎夜夜不断，于是法军并未怀疑各处小动作的背后是一场大行动。17

民夫彻夜劳作，在城墙上打开了三道大口子，全军遂倾巢而出。出发时是一片漆黑，走到口子时天已经放亮了。即便法国人注意到了行动，他们可能也会以为那是敌军开始撤退。

现在，皇帝军排成3个纵队涌入鹿苑，而后展开。首先是3000名射手，既有西班牙人，也有国土佣仆。接着是骑兵，最后是国土佣仆步兵，他们排在最后可能是因为人数最多，所以通过狭窄缺口的时间最多。

鹿苑中是一片高低起伏的草坪，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四处有单独的树木和小树林，中央是“米拉贝洛”（Mirabello），可能是一间写日记的屋子或者狩猎小屋。皇帝军来到小屋时发现法军已经在对面了。弗朗索瓦国王本人带着骑士赶来，法军大炮也开火了。皇帝军的炮兵实力很弱，根本没能开火。法军总共至少有53门火炮，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勇猛的法国骑士战果尤其大，击退了皇帝的骑兵，以至于弗朗索瓦国王对一位随从说，这一天会让他成为米兰的主人。

但他的成功转瞬即逝。西班牙和德意志射手赶上来支援骑兵，其中无疑有一部分装备了远距离精度高、穿透力强的新式火器火绳枪。树木、树林乃至小溪都为他们提供了抵挡法国骑士的掩护，他们射杀了许多敌人，让帝国骑兵得以返身再战。但就在这时，步兵大方阵开始推进了。法军炮兵没能阻止他们。他们杀入了法军最前面的方阵，这是由5000名下德意志士兵组成、刚刚抵达战场的“黑衣团”。

双方步兵数目大致相当，都是2万人左右，但法军的骑兵和炮兵更多。但皇帝军是在黎明时分突然现身于一个意料之外的地方，全军列阵于鹿苑中央，而驻扎在法军营地南部的8000名瑞士人还没有就位。于是，弗隆斯贝尔格和恩布斯的两个方阵1.2万人“像钳子一样夹住了黑衣团”，将其彻底击败。直到黑衣团残部和法国骑兵向后方溃逃时，瑞士人才现身。但瑞士人更没有能力扭转局势，因为帕维亚守军从城内杀出，来到了他们后方。陷入绝境的瑞士人甚至不能以紧密阵形发起进攻，他们四面受击，要么像之前的黑衣团一样被敌军优势兵力消灭，要么逃命去也。

阿朗松公爵统领的法军后卫主要驻扎在帕维亚城的另一侧，甚至没来得及参战。但公爵眼见胜利无望，于是毁掉了法军在南面提契诺河上修的桥。这样一来，他自己和部下是得救了，但其他部队的损失也更惨重了，许多人死在河里，也有人被俘，比如弗朗索瓦国王和他手下的许多骑士。据说，皇帝军在这场歼灭战中只有500人左右阵亡。这无疑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发动的是侧面奇袭，在战斗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当大的数量优势。联系这一点来看，圭恰迪尼对瑞士人丧失斗志的批判就不成立了。事实上，他们是无力回天。

1532年维也纳点兵

在会战分析以外，查理五世1532年举行的维也纳点兵也值得关注。伊奥韦斯当时随教廷特使亲历其事，为我们详尽地记述了经过，资料来源似乎是一份附有草图的官报。斐迪南国王写给姐妹[19]的一封日期为10月2日的信中写道，大军有8万名步兵和6000名骑兵。沙特林·冯·布尔滕巴赫（Schärtlin von Burtenbach）给出的数字是6.5万名步兵和1.1万名骑兵。塞普尔韦达（Sepulveda）和伊奥韦斯说总兵力为1.2万人，包括3万名骑兵和2万名射手。但这个总数似乎把卫戍部队也算进去了。

多名从常理看完全可信的目击者给出了相差巨大的数字，这一点值得注意。当然，3万名骑兵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

点兵阵形如下：数量庞大的矛兵组成3个四面人数相等的方阵，也就是宽度和纵深都在140人至150人之间。所有骑兵都在方阵的间隙中，纵深与方阵相等。最外面是一圈5排纵深的射手。火炮布置在正前方。匈牙利轻骑兵在阵外。

伊奥韦斯说，之所以要如此列阵，是为了不让骑兵暴露在土耳其的优势兵力之下。按照他的说法，土军有30万人。

吕斯托认为这是一种防御阵形，“匈牙利骑士团”采用这种阵形对抗土耳其人已有100多年了。

而我认为这只是阅兵阵形，没有任何战术意义。我不知道有哪一场会战真的摆出了这样的阵形。

1532年召集的大军没有取得正面成果，因为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不想冒险打会战，于是就撤退了，而新教徒也不愿意为皇帝开疆扩土。大军由于粮饷不继爆发哗变，于是就解散了。

切雷索莱会战18

（1544年4月14日）

当时法军在围攻都灵以南的卡里尼亚诺（Carignano）。一支由瓜斯托（del Guasto）统率的皇帝军想找到一处能逼迫法军要么撤退，那么在劣势下攻击援军的阵地。但这次机动尽管做了精心规划，还是失败了，部分原因是雨天路软，携带大批辎重的皇帝军没能在预定时间赶到目的地。

年轻气盛的法军统帅昂吉安亲王（prince of Enghien）预料到了瓜斯托的援救企图，提前向国王申请到了冒险出战的许可。现在，皇帝军正在逼近，法军早有警惕，凌晨三时从卡里尼亚诺军营中出发，来到敌方行军纵队的右翼。瓜斯托必须要做出决断，要么撤军并牺牲卡里尼亚诺，要么应战。

双方兵力大致相当。瓜斯托步兵多，昂吉安骑士多。在最后关头，100多名法国贵族赶来助阵。一听到战斗即将打响的呼喊声，他们就像古代的骑士那样奔向战场。但瓜斯托后来告诉伊奥韦斯，他相信帕维亚的经验已经表明火枪手优于骑士，国土佣仆必然会取胜。因此，他决定应战，双方各自在遭遇处列阵。

但是，两方都想获得防御的战术优势，逼迫对方进攻。于是，战斗一开始是连续几个小时的枪炮互相射击，不禁让我们想到现代战争。射手来回进退，压力大时就求助骑兵。骑兵抵达后，在开阔地带的敌方射手自然只得后退。

最后是瓜斯托决定出击，可能是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了法军的炮火了，也可能是因为他相信敌军已经发起进攻，所以必须反击。

双方都摆出了传统的瑞士三个长矛方阵布局。地势略有起伏，各阵一字排开。瑞士人排成品字形是因为突击时行动方便。现在是两边都在等待进攻的时机，而且每个方阵都有骑兵侧翼掩护，自然会一字排开。

两军接触时，皇帝军最精锐的右翼前锋，也就是由国土佣仆和西班牙士兵组成的矛兵方阵，对上了新招募的瑞士（来自格吕耶尔地区）和意大利方阵。后者数量虽多，组织却涣散，结果被击退并遭到追击，就连法国骑士进攻前进中的国土佣仆和西班牙部队都不能阻挡。

但在战场中央，一支新招募的国土佣仆遭遇了一支为法军效劳的瑞士百战老兵。起初，统领瑞士军的队长弗勒利希（Fröhlich）谨慎地按兵不动，直到国土佣仆走到近前，并由于缺乏经验和地形障碍而队形不整时，瑞士军才出击。尽管数量远远小于对方，但瑞士兵的军事素质更高。此时法军骑士恰好击败了伴随国土佣仆的西班牙骑兵，于是法军由加斯科涅人组成的第三个方阵从侧面杀入中部的国土佣仆。加斯科涅部队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应该与其交战的第三个皇帝军方阵按兵不动。第三阵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他们从未通过新式步兵战术取得过战绩，而且人数也很少。瓜斯托指望的大概是这些意大利人的强力射手，但射手在敌军骑兵面前被迫撤退。伴随意大利步兵的佛罗伦萨骑兵也被法军击败，于是加斯科涅矛兵得以自由转移方向，在精湛的领导下奠定胜局。关于加斯科涅部队扑向国土佣仆的时间点，文献莫衷一是。我们不清楚是瑞士人本来已经击退了对面，加斯科涅人只是锦上添花，还是瑞士人与加斯科涅人合力击败对方，还是加斯科涅人发挥了主要作用。按照瑞士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只损失了40人，而且有一部分肯定是之前被枪炮打死的，所以他们与国土佣仆的交手肯定没有很激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还没等加斯科涅人真正用上武器，只要瑞士人和国土佣仆看见他们在逼近，他们的出手就已经奏效了。蒙吕克（Monluc）说瑞士人与国土佣仆冲击力度之大，竟让双方的第一排士兵都被撞到了地上，此说大概并非事实，后人不应学舌。

初胜的皇帝军右翼犯下了只顾乘胜追击的大错，而没有先去帮忙打垮敌军的主力瑞士人。现在，他们四面受敌，在返回战场的途中被消灭。

这场会战的特殊性似乎完全是由火器决定的，包括实际战果和威慑力量。在之前的大战中，攻方和守方都是很明确的，现在却是两边都想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等到最后一刻才进攻。他们指望的显然不只是地形优势——因为在之前的会战中，瑞士人当然从来不考虑地形问题——而是远程武器的优势。另外，文献中还说国土佣仆和加斯科涅人都将钩铳手或手枪兵布置在第二排，目的是在短兵相接的前夕向敌军开火。于是，长矛方阵的力道和密集度都有所减弱，看起来就像方阵要开始解体了一样。没有证据表明瑞士人采取了这一新策略，但他们还是打赢了。由于就连火绳枪在法国骑士面前也要退避，所以切雷索莱会战表明，火绳枪兵在帕维亚的战绩很大程度上是由鹿苑提供的地形掩护决定的。炮兵尽管数量不多，但对战局的影响还是比手持火器更大。但真正决定胜负的依然是长矛兵大方阵。

皇帝军被杀被俘者甚众，约占全军的一半，其中有5000人阵亡。尽管如此，法军这次胜利的正面影响很小。法军不久后夺取了卡里尼亚诺，但再也做不了别的事了，因为查理皇帝正准备从德意志入侵法国，于是弗朗索瓦国王召回意大利的部队进行抵御。当然，假如瓜斯托打赢了切雷索莱会战，继而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法国，那么法国面临的压力会非常大。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彻底击败法国。

6　马基雅维利

新的战争艺术同时产生了一位新的军事理论家。即便是中世纪的人也一直在读韦格蒂乌斯的著作，大胆查理就让人为自己翻译了韦格蒂乌斯和色诺芬的著作，译本至今尚存。由卢塞恩人瓦斯克（Vasque de Lucenne）为他的翻译《居鲁士的教育》在他从南锡逃跑的过程中失落了。1

查理五世详细研究过恺撒的著作，还写下了许多旁注。他专门派了一批学者去法国考证恺撒军营的位置，他们绘制了40张军营平面图。

不过，当时的军学宗师当属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马丁·霍博姆的《战争艺术的复兴》（Renaissance der Kriegskunst）是一部兼具基础性与权威性的相关近著。2

一个事实让马基雅维利深为震撼：在他年轻（他出生于1469年）时，骑兵依然是几乎唯一的主战兵种，后来却变成了步兵决定胜负。他将这一信念与自己的古典学研究成果——罗马人当年统治世界是凭借罗马军团——相结合，于是给自己设定了一项使命，他要向世界，尤其是向同胞们说明这一点，即有战斗力的公民步兵是军制典范，公民步兵有能力让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摆脱当时盛行的令人畏惧的佣兵团。在爱国情怀、建设性的思维、文献研究、对周遭世界的现实眼光的共同推动下，他既要建构一套军学理论，又要切实地建立一支意图复兴古罗马军制的佛罗伦萨城邦民兵。

马基雅维利担任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长官一职并非要职，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中下级职位。凭借文字与人格的力量，官职不高的马基雅维利于1506年说服共和国组建了一支民兵，最后发展到近2万人的规模。

佛罗伦萨国境被分为多个征兵区。政府派遣专人巡视各区，确定符合资质的男丁并编列名录。每区要出一个连（company），委派经验丰富的连长（captain）指挥。政府向兵员提供武器——长矛和护身甲——和军装，包括白色短衣和一只腿为红色、一只腿为白色的短裤。各连都有自己的旗帜，但旗上都有佛罗伦萨雄狮的图案。连长有以下人员辅助：政务官一员，负责花名册和通信；掌旗官一员；军士若干；鼓手一员或多员，鼓点仿照“山外鼓法”。连长有时会在假日召集部下，亲自或者会同首都特派员检阅并“按照瑞士人的方式”操练步法。佛罗伦萨城有时会举办大型阅兵。

平时，民兵有权配备武器且享有某些司法特权。战时，民兵能领到（或者说应该领到）与佣兵相同的报酬，也就是3杜卡特的月薪。连长在战时和和平时都有高达12杜卡特的月薪，部分月薪可用口粮、免费宿舍和一匹马的草料代替。

一个连的兵额逐步扩充到了800人，一名军官管不过来。但战时真正上阵的比例估计仅约三分之一，实际数字甚至可能更小，一个连只有150人左右。

连队中长矛手的比例至少有70%，射手比例为10%，其余装备轻型斧枪（ronca）、猎捕野猪用的矛和其他近战兵器。士兵组成大方阵，学习按照鼓点行进，以保持队列位置和左右转。这些步法和武器使用方法都很简单，只用几次假日操练大概就能学会。瑞士人和国土佣仆接受的操练大概也不会更多。只有远程武器需要专门的技艺，射手由自己有武器而且练过的人充任。射手可自行选用弩或钩铳。

直到这里，佛罗伦萨民兵的建制似乎还符合一切合理的要求。但其他一些状况也要考虑。在向佛罗伦萨人提议建立民兵的第一份备忘录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问题：建立一支如此武装起来的民兵有没有可能威胁共和国自身。首先，民兵的根基是佛罗伦萨城能够主导的农庄，一大片小镇林立的乡村地区。其中，只有一部分“同盟区”（contado）被认为绝对可靠，更大的“分支区”（distritto）是逐步用武力收服的，有叛离佛罗伦萨城的可能。城市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实行一套带有贵族色彩的复杂体制。共和国首脑是被选为终身旗手的索代里尼（Soderini），但他权力有限（gonfalonier）。真正的权力机关是一批委员会：80人委员会、10人委员会、9人委员会和8人委员会，成员每隔几个月就有变动，执掌多有重叠。委员会之上是公民议会，议员由父亲、祖父或曾祖父担任过或有资格担任委员的公民担任。

这套制度与古罗马制度的基本区别一目了然。在罗马，农民享有与市民同等的权利，也不存在城乡对立。共和国官员具有完整的权力。富裕的贵族世家天生受人尊重，更有宗教加持。贵族与大众的影响力此消彼长。军队由大众构成。

佛罗伦萨的政权体制不只是松散，简直是散漫，不仅外部威胁一直存在，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也在内部兴风作浪。于是，城中万事的基调都是彼此猜疑和互相掣肘。民兵在平时由9人委员会负责，开战后转由10人委员会指挥。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是一个优点，让民兵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主人是谁。但如此松散的政府怎能建立严密的军队呢？因而一切实事都要仰赖马基雅维利。作为多个委员会的书记官，他铸造了让各个群体能够协调运作的团结，他本人成为团结的代表。

但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边渴望拥有自己的军队，一边又害怕被自己的军队吞噬，即便是马基雅维利也只能在两边之间寻求折中办法而已。

合用民兵的头一项要求就是官兵关系密切、共同进步。部下必须信任长官，长官必须了解部下。长官若是让部下养成了听从自己命令的习惯，他们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当局规定连长每年轮换，以免“权力扎根”。

但这样一来，连长对部下就没有实权了。不想参加操练的民兵用不着请假，自己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连长无权直接处罚部下，只有在公开哗变时可以暂时羁押他们。处罚权掌握在政府特派员和佛罗伦萨当局手中。有几名连长收到过这样的书面指令：

鉴于参与民兵训练的入伍人员劳苦不便而薪水微薄，若他们由于缺乏经验而在操练中犯错，我们希望对他们的处置应妥善人道，以使其乐于参加训练，怀着愉悦的心情训练。由于上述因素，我们认为这是让民兵服从命令、保持积极态度的最有效手段。在我们看来，欺辱和刺激（el bistractarli et exasperarli）他们只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要求你们爱护（amorevolence）他们，用心维持士气。你们必须用心避免一切你们知道或认为会造成任何事端（disordine）的做法。

连长是当局派来的生人，掌旗官和军士则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但我们发现掌旗官和军士完全不负责军务，实际管理工作全压在连长一人身上。

连长没有高效的属官来履行职责，民兵整体也没有统一的最高统帅。连长亲口告诉马基雅维利，他应该想办法任命一位团长。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在大事去矣之前一周做到了。1512年8月25日，佛罗伦萨资深骑兵佣兵首领雅各布·萨韦利（Jacopo Savelli）被任命为总司令，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了。假如他能挽救时局且没有被暗杀，成功让2万名民兵遵守军纪，那么他很快就能轻易率部杀入这座残暴城市的金库，将军靴踩在那张写着人民宪法的纸上（霍博姆）。

在组建了规模可观的步兵民兵后，马基雅维利于1510年底着手建立骑兵民兵。

马基雅维利的民兵存在了大约7年，曾被用来再次收服比萨城。他们切断了比萨城的补给，每年两次摧毁地里的庄稼，直到城根底下为止。此举最终迫使城中因饥荒投降。但在1512年，一个要让美第奇家族重掌佛罗伦萨的庞大同盟成立之前，这支民兵都不曾经历真正的考验。同盟以西班牙为首。这里的西班牙步兵就是在拉文纳被击败，但凭借阵势稳固而未被歼灭的那一批人。西班牙人跨入佛罗伦萨边境时，当局召集了民兵。佛罗伦萨不难派出1.2万人去对付8000名西班牙人。但与经验丰富的敌军打野战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民兵盘踞在佛罗伦萨城和都城以北约9英里（约14.5千米）的小镇普拉托（Prato），后者最先受到了西班牙人的威胁。普拉托的城墙还是中世纪式的，高而薄。围城军用云梯登城的企图被击退了。西班牙人只有两门攻城炮，有一门还炸膛了。他们用仅有的一门大炮在墙上轰出了一个缺口——或者用一份文献的话说，与其说是轰出了缺口，不如说是开了一扇窗户——洞口宽4米、高2米。当时围城军已经因为补给不足而困乏至极。假如普拉托能多坚持两日，西班牙军可能就不得不撤退，而且没准在撤退途中就作鸟兽散了。在困乏的驱使下，他们尝试对缺口发起了进攻。缺口又小又高，必须爬梯子才能上去，而且后面还有一道墙，守军可以从那里向缺口射击。但西班牙钩铳手抵近城墙射击，火力凶猛，守军根本不敢在堆堞上露头。当西班牙军在几名旗手的带领下准备出击时，托斯卡纳民兵[20]逃跑了，城镇不到半个小时便告破。

接下来是一场骇人的大屠杀，不光是杀人，还有强奸和劫掠。还活着的俘虏在交出了一切之后，又被西班牙人折磨了3个星期，好向远处的亲属索要赎金。佛罗伦萨人向西班牙统帅卡多纳抱怨被要求支付的前所未有的赎金金额。他本人也承认赎金要得太多了，但又说他无力约束部下。

普拉托的陷落也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终点。共和国宣布准备再次接纳美第奇家族，后者在短时间内就重建了权柄。民兵也随着共和国一同结束了。

普拉托守军不少于3000名民兵和1000名武装市民。他们都知道自己在西班牙人破城后会面对什么。即便他们的尚武精神和爱国情怀不够充分，他们怎么竟然没有集合起足够的战力去守卫缺口，让自己免于最可怕的命运呢？毕竟，他们不只是拉来的市民。他们有实战经验丰富的连长，也接受过一定的武器使用和保持阵形的训练。但这正是当年民族大迁徙的重演，人口百万的富庶省份几乎不做抵抗就落入区区几千日耳曼人之手，城镇一座接一座被点燃，只为蛮族取乐。

马基雅维利研究过罗马军制，但令人吃惊的是，他竟没有发现决定性的因素——罗马军纪。事实上，他的条令规定连长没有直接处罚的权力，也不许连长掌握巩固的权威，这是在主动地排斥军纪。从军纪角度来考察为什么罗马能成为全世界的权力中枢，佛罗伦萨的尝试却惨遭失败，这是一个最有趣的主题。罗马城没有成为乡民的主人，而是与其结合为一。委员会成员是城乡居民共同选出的。与佛罗伦萨一样，罗马市议会方面也有一定的猜疑心，所以军队不设单一统帅，而是由两名执政官分掌。但自执政官以下，帝国的权力依靠的是铁的意志，辅以宗教和预言的力量。手持葡萄藤杖的百夫长练出了坚如磐石，足以抵挡高卢人和辛布里人的罗马军队。可惜，马基雅维利的民兵在普拉托的缺口面前少的正是这份磐石之志。

瑞士人、国土佣仆、西班牙人也没有罗马人的军纪。他们之所以在激战中势不可挡，既是因为长期养成的维持阵形的习惯，也是因为在胜利中铸就的相互信任。马基雅维利既不能赋予民兵以纪律，又不能使其在实战中养成好战精神，他甚至没有在理论层面意识到这两个因素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苛责他。他的国民军观念中有着先知的视野。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邦国不可能真的组成一支民众军队，因为它缺少基本的组织架构，而兼具野蛮与理想、能让征召来的平民形成能战之师的军纪观念需要经历几个世纪才能建立。但马基雅维利将未来的步兵与古罗马军制联系起来的愿景自有其先见之明。

从根本上来讲，为马基雅维利带来启发的两位先驱者比他本人更接近真正的目标。他们是佣兵首领维泰利和凯撒·波吉亚，两人都在领地内建立了一套佣兵民兵结合的军制，成果无疑要优于佛罗伦萨的纯粹民兵。这或许是因为维泰利和波吉亚不是理想家，而是实战军人。首先，他们都集领主和将军于一身。与佛罗伦萨的9人委员会和10人委员会不同，他们用不着担心建军成功会危及自身，因此不会人为地削弱军官权威，而是会根据作战需要而发展。当然，他们的成就也不持久，因为他们各自的统治基础没能经受住时势的浪涛。

正如马基雅维利组建的托斯卡纳民兵绝非无可指摘，他在制定坚持一贯的战略理论方面也是收效甚微。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可以说他看到了时代的弊病，他的宣言也不无预见性，但他还没有建立一套周全的理论。

中世纪向现代转折的一个标志就是发动战争的手段巨幅增加。强大的近战方阵取代了中世纪军队中微少的近战步卒。新式火器技术堪称日新月异。我们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这些战略手段的增加让人们更容易诉诸一锤定音的大会战。我们也确实给出了一系列精彩的会战叙述，这些会战都发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在中世纪，即使战略和战术在理论上并未消失，但也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在细节层面，在特殊情况下，在特别激烈的时刻才谈得上这两个概念。骑士的个性太强，指挥不动，武器又过于局限，因此几乎用不上任何战术。没有战术，战略也就无从谈起。在新的大小火器和旧的轻重骑兵支持下，新式步兵与种种地形和攻守机遇形成了丰富的组合搭配，这是中世纪所没有的。我们会不会正在走进一个亚历山大或恺撒的时代，一个将军们直奔目标，击溃一切抵抗，直到敌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才停歇的时代呢？

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细致考察过的大型会战中，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战场胜利终究是过眼烟云，没有任何持久的成果。所有这些会战中都有某种偶然的、不协调的成分，令人惊讶。1512年，法国人在国土佣仆的帮助下取得了拉文纳大捷，但大捷后还不到一年，法军未尝一败就不得不撤出意大利。而影响最大、最持久的皇帝军帕维亚大捷说到底也不是长远周全战略的理性成果，而是最后关头的孤注一掷。佩斯卡拉有言：“愿神赐予我百年战争，而非一日会战，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新的战争手段既增加了进攻的能力，也带来了新的防御手段，还具有一定的内在弱点，以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合理的。火器可以让地障牢不可破。正因其人多势众，新式集群步兵方阵的威力往往转瞬即逝。数量优势曾经是成功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但在中世纪，人数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胜负完全取决于单兵素质，而精锐武士的数目总是有限的。但瑞士军队和国土佣仆一旦组织起来，便很容易将志愿从军者编入队伍，决定胜负的因素当然也是人群的压力。于是，国家统帅纷纷追求人数，不仅达到了财力的极限，甚至会超出极限。如果统帅无力支付许诺的军饷，还可以寄希望于以战养战。统帅会提醒士兵别忘了战利品，将整片的区域和整座的城市交给他们劫掠。上述做法反过来对作战行为本身和战略都有极大的影响。士兵有时会因为领不到军饷变得不耐烦，于是主动请战；有时又恰恰相反，要先拿钱再打仗。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将军们盘算着只要等下去，敌军就会因为统帅发不出军饷而不攻自破。这种诱人的想法无疑让将军们很受用，于是他们不去抓住本来有利的会战机遇，而是将战役拖成了纯粹的机动战。弗朗索瓦国王在帕维亚险些通过这种方式取胜，但敌军沉不住气了，遂铤而走险，向他那稳固的阵地发起进攻，并将其击败。

我曾经将这种战略起名为“消耗战略”或“两极战略”，因为将军每时每刻都要做决定，看到底是通过会战还是机动来达成目标，于是他的决策总是在会战和机动这“两极”之间摇摆，一会偏向一端，一会偏向另一端。

这种战略的对立面是歼灭战略，即试图直接攻击并消灭敌方军队，将胜利者的意志强加于失败者之上。我们之后会详尽探讨这两种基本的战略形态。但现在还是先回到马基雅维利。

他经常主张军事行动的最高目标是在野战中击败敌方军队。“战争的重心在于野战，建军就是为了野战。”“一个人只要懂得野战，作战中的其他过错都可以原谅。”“罗马战略风格的首要特点就在于——用法国人的话说——短促坚决。”“行军、野战、扎营是战争的三大主要活动。”“常言道黄金是战争的神经，这话不对，优秀的士兵才是，因为有黄金未必足以得到优秀的士兵，优秀的士兵却能找到黄金。”“打赢一场战斗后必须乘胜追击。”

马基雅维利从他分析过的战争观中借鉴得来了上述及类似论断，形成了他自己的逻辑。但这幅图景并没有反映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战争，而且他从韦格蒂乌斯的古代军事理论中发现了全然不同的基本原则。他无法完全剥离掉这些印记，于是他还写下了这样一些与上述论断相悖的观点：“良将只有在迫不得已或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开战。”另外，他说决不能将敌人逼入绝境，一定要给敌人留一条退路。他还发现罗马人取胜后不会派军团追击，而只会派轻步兵和骑兵，因为部队追击时秩序混乱，很容易转胜为败。他有一段写道，用饥饿征服敌人优于用刀剑，因为运气在战斗中比勇气重要得多。尽管马基雅维利恰好生活在大战频仍的年代（阿尼亚德诺、拉文纳、诺瓦拉、克雷亚佐、马里尼亚诺、比克卡、帕维亚）（马基雅维利死于1527年），但当时依然浸润着消耗战思维。

一首据说是献给年轻时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军事教学诗中写道3，在敌军更强时不应该羞于退入坚固阵地。“不要为了名誉或愤怒而让自己和部下犯险。首先要想清楚，今日不战，明日可战。”

圭恰迪尼称赞比克卡会战的胜利者，普罗斯珀·科隆纳秉性谨慎，当得起“拖延者”[21]（cunctator）之名。4按照圭恰迪尼的说法，他值得称赞的原因是作战凭借头脑多于凭借刀剑，而且展示了如何既能保卫国家，又不寄希望于会战成败和武运，除非是逼不得已。

伊奥韦斯表达了同样的精神：5

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Duke Francesco Maria of Urbino）出任威尼斯总司令时（1532年），由于当时形势和明智的威尼斯元老院的惯例之必然要求，他压抑住原先的求战心切，而转向了更健康、更合理的思辨。他认为面对不可战胜的强大异国军团，与其沙场争雄，不如拖延。元老们通过阿尔维亚诺的两次鲁莽的战败经历（1509年和1513年）明白了这一点，遂偏爱昆提乌斯·法比乌斯，而非马库斯·马塞勒斯[22]。这样一位将军总比敌人计高一筹，通过精心修筑营寨、意外突袭（extraordinariis proeliis）、切断粮饷供给来不断消磨敌军。与此同时，一旦有必要，他必然会立即接受大战（universum proelium）。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机动战例或许是1524年皇帝军侵入法国南部的战役。

这场远征的灵魂人物是波旁统帅（constable of Bourbon），以此头衔统领皇帝军。他打算直趋里昂，希望建国后将那里定为都城。他脑子里明确有与弗朗索瓦一世交战的念头，后者当时正在阿维尼翁集结兵马。但当总司令来到艾克斯（Aix）时，真正的钦差、在军中影响力最大的佩斯卡拉向他指出，查理皇帝希望仿效英格兰占据加来之故事夺取一座法国港口，作为对法作战的后勤基地。虽然他们已经占据了土伦港，但没有足够的钱迅速修建城防工事。波旁统帅只得从命，于是转为围攻马赛。5周后，城墙被轰出了一个大口子，于是统帅号召发动进攻，但佩斯卡拉还是觉得太危险了。罗马人伦佐·达切里（Renzo da Ceri）统领的守军已经决心守卫港口到最后一刻。缺口后面修建了一座足够用的应急工事。佩斯卡拉说：“谁想去地狱里吃饭，那就出击吧！”同时，弗朗索瓦国王集结了一支庞大的援军，但并没有攻击围攻马赛的敌军，反而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波旁统帅现在只得掉头，于是两军展开了一场平行的翻山强行军。皇帝军比法军提前两日抵达米兰，但由于之前损失惨重，所以不敢逗留野外，而是分散到了各处要塞中。兰克写道：

这支几个月前还想让皇帝成为全世界主人的强大军队突然从野外消失了。罗马城里的帕斯奎诺师傅（Master Pasquin）[23]不无幽默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支皇帝军在阿尔卑斯山丢了。请诚实的寻宝者去翻翻石头看看，如有发现，必得重赏。”

法军现在的任务是攻破要塞。正当他们围攻帕维亚时，有一支新的皇帝军自德意志而来，佩斯卡拉和弗隆斯贝尔格又决心进攻坚固阵地中的围城部队，死结就这样解开了。但决战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相反，这是眼见局势无望的最后一搏。因此，从战役计划和将军思路来看，这场以法军全军覆没，弗朗索瓦国王被俘告终的战役属于消耗战略。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既有歼灭战略的原则，又有消耗战略的原则，但两者并不均衡。他身上逻辑学家的一面和实证主义者的一面都有话要说，但两者之间没有对话。在之后的几百年里，战略问题一直处于这样流动的状态。我们讲到腓特烈大帝时才会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若说马基雅维利是当时军事体系的见证者，那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富有洞察力，由于个人倾向和地位的缘故要时刻关注战争，广泛游历于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而且亲身参与过实际军务，于是有人可能会相信他对于周遭现实状况的看法无条件具有可靠性。但这是错误的。他给出的兵力数字经常被证明有误。他说瑞士人总是在3排长矛手后面配一排斧枪手，这是不对的。6尽管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位观察者，但他主要是一位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他的一切见闻都会立即纳入他的理论框架中，而在无法纳入的时候，事实总会让位于理论。他有时也会表现出批判分析的欠缺，比如他漫不经心地复述了某个法国人或其他人的言论，说法国有100.07万个教区，每个教区要为国王提供一名义务兵（franc tireur）。但这些不过是疏忽的孤例。他厌恶雇佣兵制度，而且堂而皇之地将国家划分为武装国家和非武装国家，由此产生的歪曲则要严重得多。

在我看来，一位古代文豪与马基雅维利有几分相似，那就是波利比乌斯。他同样集卓越的智力、超然的观察力、强烈的理论倾向于一身。霍博姆认为马基雅维利论述当代战事时常有重大失误，凡是相信此说的人或许在对待波利比乌斯时会比历代学者更多几分谨慎。

第二篇　宗教战争时期

1　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过渡1

我们已经发现，中世纪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基本区别就在于现代步兵的创立，也就是组成战术单元的步行士兵。

在16世纪，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了骑马部队身上，也就是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转变。

前文已经反复说明，两者在概念上的区别是：骑士以精锐单兵为基础，现代骑兵则是由骑手组成的战术单元。尽管这一区别确实在骑兵和步兵身上都存在，但个体与团体的两级对立在骑兵身上表现得不那么极端。与步兵单位相比，骑兵单位建立和维持外在凝聚力的难度更大，而且骑兵间的单挑总是比步兵间规模大得多。对步兵来说，与整体步伐和压力相比，单挑往往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比如，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骑马部队到底是中世纪式的骑士还是现代式的骑兵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存而不论。

我们在过渡期首先观察到的变化就是骑兵的兵种划分更鲜明了，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中世纪的主流配置是骑士为主要战力，轻骑兵和射手是骑士的辅助，各兵种很少独立行动，而现在这三个兵种独立编组，独立作战的情况频繁得多了。以1512年的拉文纳会战为例，双方的重骑兵在一侧交锋，轻骑兵在另一侧交手。

文明民族中不容易找到大量高素质的合用轻骑兵。威尼斯人率先招募阿尔巴尼亚人做轻骑兵（stradioti），阿尔巴尼亚人也是为不同领主效劳。到了16世纪下半叶，他们就遍布各地了。

15世纪出现的匈牙利骠骑兵（hussar）与阿尔巴尼亚轻骑兵类似，他们在16世纪更常受到点名表扬，甚至在德意志地区的战争中也是如此。2他们装备矛和盾。

因此，重骑兵的战力由骑士的地位保障，而轻骑兵则招募自野性未驯、天生好战的半野蛮民族。

射手逐渐将弓弩换成了火器，一种2.5英尺至3英尺（约0.76米至0.91米）长的钩铳。卡米洛·维泰利被认为是专门组建骑马钩铳手的第一人，时为1496年。我们后来在瓦尔豪森（Wallhausen）和其他文献中发现了全速冲锋的骑兵用钩铳开火的图画，实在难以想象他们能击中目标。

杜贝莱写于1548年的《军纪指南》（Discipline militaire）中区分了四类骑兵：重骑兵（men-at-arms）、轻骑兵（chevaux légers）、巴尔干雇佣骑兵（stradioti,estradiots或ginetères）、钩铳骑兵（har-quebuisiers）。3作者补充道，年轻人直到17岁才可以当骑兵，之后可以按照规定的顺序逐级晋升，每一级2年到3年。他还说所需马匹质量同样是逐级升高。骑士必须多服役3年到4年，然后准予回到封地，但必须随时响应征召。

不过，除了这种截然区分的骑兵兵种以外，我们在16世纪下半叶还发现了骑士、射手、轻骑兵混编的情况，与当年的敕令军团如出一辙。杜贝莱的《军纪指南》中说100名重骑兵、100名轻骑兵、50名钩铳骑兵和50名巴尔干雇佣骑兵编为一队，由一名队长指挥。1552年，击败梅斯（Metz）市后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在城门前举行了一场盛大阅兵。目击者拉布廷（Rabutin）在日记中写道：

1000名至1100名骑士骑着法国、西班牙或土耳其种、披着各队队长旗帜的高头大马，从头到脚都是盔甲，带着骑枪、长剑、短剑或战锤。骑士后面是起辅助作用的射手和兵卒，长官们身穿最华贵的镂空镀金盔甲，上面还绣着金银图案。射手骑在轻马上，带着轻矛，手枪放在马鞍上。所有人都尽量摆出气派的样子。

次年（1553年），拉斯廷明确写道（第594页）当时没有组建专门的骑射手连队，但国王曾要求每个重骑兵连的长官招募同等数量的骑马钩铳手。据说，钩铳手在骑士遇到不利地形时特别有用。但他们在会战中会分离出去，组成专门的单位（第600页）。

如果将钩铳和手枪替换成弩，那么这段16世纪的描述完全可能出现在13世纪。我们从中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进步迹象。

骑兵兵种划分之所以更加鲜明，只是因为军队更需要轻骑兵了。与笨重的骑士相比，轻骑兵能够通过突袭和追击对行军中的强大步兵、炮兵造成更多杀伤。而且轻骑兵的数目更多，那么相应地，他们在会战中的行动独立性也提高了。

与我们观察到的骑兵兵种分化现象相反，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拉平的过程。随着骑士、类似骑士的军人、普通士卒以同样的方式编入了同样的单位，具有了一定的集体性，于是骑士与辅助骑士的部队逐渐合流，武器装备逐渐趋同。我们从查理五世皇帝对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最后一场战争（1543—1544年）中动用的军队中就能看到这一点。

据伊奥韦斯记载，1543年皇帝军在攻打迪伦（Düren）期间编成了两个德意志步兵方阵和两个“骑兵纵阵”（quadrata equitum agmina）来抵挡援军。4他在另一段中强调了德意志骑兵走得慢（无疑是密集阵形的缘故）。5威尼斯使节纳瓦吉罗（Navagero）向上级汇报说，德意志骑兵（cavalleria）的稳步推进吓坏了法国人。6

在3年后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这一现象甚至更明显了。

亲历此战的威尼斯使节莫塞尼戈（Mocenigo）区分了皇帝军的两类骑兵——重骑兵和骑射手（archibusetti）。他说后者穿盔甲，持轻矛和簧轮手枪，密集列阵，秩序严整。7

记载了上述事件的西班牙史家阿维拉写道，皇帝的骑兵排成纵深只有17人的方队（squadron）[24]。他写道：

这使正面非常宽阔、显得人多、气势甚盛。按照我的判断，只要地形允许的话，这是更好的阵形，更安全。因为宽大的方队不容易被包抄，窄长的方队则容易被包抄。另一方面，17排纵深的冲击力是足够了，也经得起对面方队的冲击。1543年在锡塔德（Sittard）发生的尼德兰与克莱夫的重骑兵对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纵深只有17人的说法表明，当时甚至还有纵深更大的骑兵方队。如前所述，皮伦劳伊塔会战（1450年）中的骑士及辅助士兵摆出了宽约14人、深约20人的方队。81532年有一部理论著作建议6000名骑兵应摆出纵深为83名骑兵的队形。9

中世纪骑兵有两种基本阵形：要么是骑士一字排开，后面跟着步卒和射手（上前担当散兵时除外），要么是排成窄长的方队。尽管两种阵形看似有根本区别，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因为这里谈的不是战斗阵形，而是接敌阵形。窄长方队在战斗时会自动展开，而骑士数量比较多，从一开始就一字排开是不现实的。

前面引用过一本题为《一位久经考验的百战老兵的真诚建议与反思》的书，它写于1522年前后，作者可能是弗隆斯贝尔格。10书中建议采用“多个宽阵”，“这样真正交手的人就多，可以从前后四面进攻敌人”。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一本内容全面的“兵书”（成书于1555年）中也有类似表述，要求军队“正面宽大，众立小阵”11。

有人可能会认为，与查理五世那些令人惊诧的17人纵深的方队相比，这些表述比较早地体现了现代骑兵的发展方向。但事实并非如此。弗隆斯贝尔格与阿尔布雷希特的多设小阵仍然属于骑士阵形，只是接近敌人时用的阵形而已，而17人骑兵纵深的方队则包含了日后演化的种子。

17人骑兵纵深据说是阿尔瓦公爵算出来的结果12：一名骑兵占据的纵向空间大约是横向的3倍，那么正面为100人、纵深为17人的骑兵方队的长宽比就是一比二。所以，此阵是用心遵循了伊奥韦斯所提到的大大扁平化了的且所有文献一致强调的“纵阵”。为了做到这一点，骑兵必须像步兵早就在做的那样进行操练，而通过操练取得了一定的团结性和自信心之后，阵形就可以进一步摊薄。塔瓦讷（Tavannes）会战有10排纵深的记载，13而德拉努似乎认为六七排纵深是骑兵方队的常态。14因此，16世纪末的骑兵阵形已经接近当代骑兵了。15如果浅阵这么好，它怎么没有一开始就采用呢？原因大概与步兵相同。骑兵和步兵的阵形最初纵深都很大，后来才逐渐扁平化——换言之，原因是大纵深的阵形不容易散。直到操练和相关的军纪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方队才有可能在秩序不失的情况下变得更宽大。之所以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的17排纵深方队比弗隆斯贝尔格的“多个宽阵”在历史发展上更进步，原因正在于此。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反抗皇帝的德意志诸侯军队中仍然出现了征召附庸和随从装备五花八门的贵族募兵。16黑森领主腓力认为尽可能提高贵族胸甲骑兵在骑士中的比例很重要，但与皇帝麾下骑兵相当的普通雇佣骑兵的数目还是更大。尽管封建底色尚在，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骑兵还是以素质高、守秩序闻名，尤其是谨遵吹号指令。17

这些进步看起来仍然不大。如果我们在中世纪骑兵身上发现了类似的记载，从中是得不出任何结论的。但后续发展表明，这里确实是某种崭新之物的种子。

就像国土佣仆一样，早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就有此名号的“黑衣骑兵”继续存在。以劫掠哗变闻名的黑衣骑兵参加了德意志的各种内战和外战，时而为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Albrecht Alcibiades）[25]效力18，时而为萨伏伊领主伊曼纽尔·菲利贝尔（Emanuel Philibert）服役，时而为施瓦茨堡领主金特（Günther of Schwarzburg）打仗。黑衣骑兵的继承者是“德意志骑兵”（German Horsemen）。德意志骑兵在胡格诺战争中曾为双方效力，被法国人叫作“reîtres”，被意大利人叫作“raitri”[26]。他们应当被视为欧洲现代骑兵之父，正如与德意志人同族的瑞士人被视为欧洲现代步兵之父。新式兵力是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却不是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当时的德意志正处于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承平达60余年，法国却经历了胡格诺战争[27]的30多年混乱期。正如法国在16世纪上半叶主要凭借国土佣仆和瑞士步兵作战，到了胡格诺战争时期，天主教和新教阵营的主战力量还是德意志骑兵。在法国的土地上，德意志人发展出了新的骑兵战法。

以德意志骑兵为榜样，西班牙也建立了由国民组成的骑兵力量，以军装得名“斗篷骑兵”（herreruelos或ferraruoli）。他们取代了直到当时还在使用的阿尔巴尼亚骑兵。19

莫克尔荒原会战（battle of Mooker Heide）（1574年）的亲历者西班牙将军门多萨（Mendoza）写道，此战中的骑兵排成密得看不穿的方队推进。20

当然，中世纪骑兵进入战斗时也会排成深且密集的阵形，而方队队形的重要性取决于能否保持密集状态。新武器手枪大大提高了保持密集的可能性，尽管只是间接作用。16世纪50年代的“黑衣骑兵”用的还是骑枪，但之后这种武器就消失了，德意志骑兵只用手枪和剑。法国骑士则依然使用旧式的骑枪。

德意志骑兵使用的簧轮手枪又名“小拳头”，又长又重，点火也不可靠。簧轮用不了多久就会卡住，清洁也困难。燧石会逐渐消耗。但手枪的巨大优势在于单手使用，点火不可靠的问题只要一人多带几把枪就能弥补。手枪不仅挂在悬带上，靴子里也有。21

尽管在马上开枪并不容易，22但需要的练习还是比骑士长矛少多了。此外，手枪骑兵也不像骑士那样需要健马。

瓦尔豪森说骑枪是进攻武器，手枪只是防御武器。只要回想一下骑枪长达18英尺至21英尺（约5.5米至6.4米）23而手枪的有效射程非常近，瓦尔豪森的界定就很明白了。教材在手枪上的建议都是几乎能碰到敌人时再开火。因为盔甲不容易打穿，所以射手应该瞄准对方骑兵的腰部或战马的头肩。德拉努说手枪的有效射程只有3步远。

在萨克森选帝侯莫里斯（Maurice of Saxony）和勃兰登堡藩侯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锡沃斯豪森会战（battle of Sievershausen）（1553年）中，选帝侯在会战当日写给维尔茨堡主教的一封亲笔信中写道，双方的骑兵接近到了连敌人的眼白都能看见的距离，24然后手枪（sclopetos）开火，杀入敌阵。沙特林·冯·布尔滕巴赫在自传（第103页）中写道：“骑马射手在此战中造成了重大杀伤。”

为了让手枪发挥最大的威力，骑兵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蜗牛”（Schnecke或limaçon）机动方式——前面讲到步行射手也有一种同名步法——用在骑兵语境中的叫法通常是“回旋”（caracole）。锡沃斯豪森会战中显然尚未应用此法。我能找到的最早记载是塔瓦讷元帅回忆录中对10年后的德勒会战（battle of Dreux）（1562年）的记述。25他说自查理五世时期手枪发明以来，当年与国土佣仆并肩作战的德意志贵族转为骑兵，组成15排和16排的方队作战。他们以方队进攻，却不会穿透敌阵。“第一排向左转，露出第二排开火”，接着立即组成蜗牛阵装填。但作者又说，德意志骑兵在德勒会战中其实用不着往边上拐，因为他们只需要对付排成浅楔形阵的法国骑士。法国骑士也学会组建方队后轻易击败了德意志骑兵，因为他们是直接杀入敌阵，并不回旋转向，而敌军的后排只有普通士卒。

还有记载说德意志骑兵受到了萨克森选侯莫里斯和勃兰登堡藩侯阿尔布雷希特的训练。26他们的首领黑森领主说，为了军饷，他们会进攻一次，为了国家，他们会进攻两次，而为了宗教，他们会进攻3次。但在德勒会战中，他们据说为了法国的胡格诺教徒进攻了整整4次。

下一场有记载提到回旋战术的会战是1569年的蒙孔图尔会战（battle of Moncontour）。记述出自胡格诺教徒波普里尼（de la Popelinière）1571年出版于科隆的法国内战史。27他的记述与塔瓦讷略有不同。波普里尼说骑兵可以向左或向右回旋，具体取决于哪边有空间，塔瓦讷则只提到向左回旋，因为骑兵是用右手射击，在后面的一段话里更是声称他们只能向左回旋。28

波普里尼还指出，前排是选出来最优秀的骑兵，只要有伤亡，后面的人马上会递补。

回旋战术一直用到了三十年战争。与有人可能会以为的不同，当时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门类的操典中对回旋战术并无详尽规定，因为与众多人为构想的机动方式一样，回旋战术在操练场上或许很威风，但几乎没有实战可行性。29德拉努《军政论集》第18章中有言，骑兵前后排通常会在同一时间开火，也就是放空枪，“只为了制造响声”。因此，我要提出一个假说：常常被提及的回旋战术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实战直接杀伤，而在于操练过程本身，也就是任何一种规范操练都会附带的纪律性提升。但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转折正是纪律性的提升。显然，一名能让部下精准做出回旋动作的骑尉是有掌控力的，他的单位是确实有纪律的。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非要骑手和坐骑共同付出巨大努力，非要全神贯注和意志力，非要熟练掌握武器和养成习惯不可。如果一队骑兵能凭借精湛骑术和精准火力做出回旋动作，那么队里的所有人就必然结合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头脑和灵魂是他们的首长——骑尉。

下述因素便是回旋战术实际适用范围有限的明证。

如果一队回旋骑兵撞上了一支企图贴身近战，直接冲上来的骑兵，那么复杂的逐排轮转动作就无法施展，战斗会演变成混战——肉搏战。波普里尼写到了这种情况。就连德拉努都取笑过这种战斗，说它让人不禁想起抓俘虏游戏[28]，而不适合打仗（《军政论集》第18章）。

回旋骑兵对密集步兵方阵能造成很大杀伤，比如1562年德勒会战中的瑞士方阵。但步兵肯定是有步行射手相随的，这些射手的火绳枪弹在射程和可靠性上要强得多，远胜于射程近的手枪，常常能让骑兵不敢近身。1588年遇刺的吉斯公爵亨利（Duke Henry of Guise）[29]对布朗托姆说的话证明了这一点：“要想击败德意志骑兵，必须要有秩序井然的优秀火绳枪手和钩铳手……；一招足以制敌，就像一勺酱能毁掉一盘菜。”他解释说，尽管他当时只有少数步行射手，但是1575年他在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不远处的多尔芒（Dormans）就是用此法击败了德意志骑兵。30

因此，回旋战术最适用于双方都是回旋骑兵的情况下。这时胜负自然取决于哪一边的回旋更精准和流畅，换句话说，哪一边的骑兵训练得更好，哪一边的手可靠性更高，维护得更好。

由于骑兵是用右手开火，所以回旋时天然偏向左边。塔瓦讷因此说道（第118页），将骑兵置于右翼是错误的，因为回旋时会对左边的士兵造成混乱，而在左翼执行回旋就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装备手枪的骑兵被叫作“胸甲骑兵”（cuirassiers），从而带来了词义的转变。31“胸甲骑兵”一词过去指的是骑士或采用骑士装备的人，现在的意思则是轻骑兵，也就是人马都披重甲的骑士的对立面。后者现在被称为重骑兵（men-at-arms或gendarmes）。于是，军队被分成了重骑兵、轻骑兵和步兵。32

尽管也有不少胸甲骑兵是贵族，但大部分还是平民雇佣兵，还有一部分是以前的骑士随从，他们装备铠甲、进攻时用的重盔和手枪。方队的前排和外侧是贵族和最靠得住的士兵。但由于方队的紧密性，方队逐渐均一化。33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军任命团长和队长，授予其募兵权时仍然对步骑有所区别。步兵是逐个招募，骑兵则保留了封建色彩，仍然是以一名骑士及其随从为一个单位。34

与胸甲骑兵一样，骑马钩铳手也是组成方队，也采用回旋战法，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时就是这样了。

到了16世纪中期，龙骑兵也成为专门的兵种。火器毕竟只有士兵站在地上才能发挥全部威力，而为了结合火器的优势与马匹的速度优势，步兵配上了不适于进攻、丢了也不心疼的廉价驽马。35因此，龙骑兵的本意就是骑马步兵，而且尽管他们已经逐渐向骑兵转化，但是直到今天还是戴着步兵盔。

当然，骑兵兵种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正如前面提到的胸甲骑兵，同一个称呼在不同时期的意义不总是相同的。36

瓦尔豪森在《骑兵战的艺术》（Kriegskunst zu Pferd）第2页中写道，枪骑兵和胸甲骑兵是重骑兵，骑马钩铳手和龙骑兵是轻骑兵。但枪骑兵其实可轻可重。

就我所知，第一场史有明载的手枪骑兵取胜的大型会战于1552年10月28日发生在南锡不远处的圣樊尚（Saint-Vincent）。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手下的德意志骑兵遭遇了奥马勒（Aumale）指挥的法国骑兵。在德意志骑兵的手枪弹丸面前，法国的轻骑兵和骑马钩铳手都败了，最后就连重骑兵也败了。许多战马被杀。肉搏战中有一大批大领主被杀或被俘。奥马勒本人也吃了几发手枪，最后当了俘虏。37

1572年，威尼斯使节孔塔里尼（Contarini）在回国的报告中声称，法国重骑兵的战斗力有所衰退。他说，在与手枪骑兵对战的过程中，他们起初试图增强盔甲，以至于人和马都承受不住重量。但后来有一大批重骑兵采用了敌人的战法。孔塔里尼又说，从前威名赫赫的德意志国土佣仆水平大减，“新式骑兵”的声望则日渐升高。38

作为火器的新发展和新用法，手枪引起了时人的反感，与当年的火炮和钩铳手如出一辙。德拉努有“恶魔般的手枪”之语，塔瓦讷则控诉手枪让战场变成了杀戮场。39塔瓦讷之前写道，过去一场仗要打三四个小时，500人里被杀的不到10人，如今所有战斗都是一个小时内解决。

尽管如此，手枪骑兵方队并没有直接取代骑士及其辅助兵力。相反，两种战法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一场彼此纠缠的双重对抗：一重是窄长方队与单排线形阵，也就是“楔形阵”的对抗；一重是手枪与骑枪的对抗。文献中经常将两者分别称为德式战法和法式战法。40

18世纪末再次出现了枪骑兵，被称为“乌兰”（Uhlans）。由于他们使用骑士的主要武器，所以有人可能将他们视为骑士的继承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来自波兰。世事变迁之下，几代人不用的骑枪又被捡了起来，只是情势已经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关于骑士战法向现代骑兵战法过渡过程的主要言论，这些言论有的出自胡格诺战争的记述，有的出自军事理论著作，其中的纷繁抵牾生动地体现了骑兵领域探索中的不确定性。

第一位论述当时骑兵战法的重量级作者是加斯帕尔·德索-塔瓦讷（Gaspard de Saulx-Tavannes）（出生于1505年）。他当骑士侍从时就在弗朗索瓦国王麾下参加过帕维亚会战，后来在胡格诺战争中担任天主教一方的元帅。他去世于1573年。他的侄子以传闻（可能还有元帅的笔记）为基础出版了《一位真正的军事统帅的教诲》（Instruction d’un vrai chef de guerre），该书没有多少价值。他的儿子让（Jean）依据父亲口述写成的回忆录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可惜对军事问题的零散评述不似出自父子二人的手笔。这是一个巨大的缺憾，因为老元帅去世的1573年正是骑兵转折如火如荼的时代。

塔瓦讷（第203页）中写道，为了抵御手枪子弹，骑士的盔甲越来越重。但骑枪对重甲是无用的。枪轻则会断裂，毫无效果；枪重则危及自身，以至于持枪者往往宁愿弃枪也不愿戳断。

骑枪只有在平地全速冲锋，而且骑手和坐骑都体力充沛时才有威力。过重的盔甲会让战士无力战斗。因此，塔瓦讷反对骑枪，主张骑兵用手枪。

《塔瓦讷回忆录》中称，他于1568年率先改变了天主教军的战术阵形，仿照德意志骑兵编成了手枪骑兵方队，还要求重骑兵连队从原先的30人扩大到80人至100人，从“楔形”阵改成方队。他认为400人规模的方队是最佳的。他说，德意志骑兵的方队规模为1500人至2000人，但3个400人方队能击败一个这样的大阵。他相信方队过大会造成混乱，而且能用上武器的人也太少。他解释说，德意志骑兵组成特大方队的原因是普通士卒的比例占到四分之三。因此，一旦前两排被打穿，大阵中剩下的人就没有多少威胁。41

他在第291页写道，德意志骑兵起初凭借方队阵形击败了法国重骑兵。但重骑兵一旦采用方队阵形就击败了德意志骑兵，方法是趁后者回旋时发起猛攻的。42

因此，塔瓦讷主张方队阵形和使用手枪，但反对回旋。他认为进攻要打肉搏战，要打穿敌阵。

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骑枪多余。他的侄子补充说，他之所以在最前一排和最右一列保留了枪骑兵，只是出于血气和荣誉（sa vogue）的考虑。

塔瓦讷（第116页）提出了一个问题：快步出击和待敌来攻哪个好？进攻能给骑手和战马提气，但也更容易让不愿肉搏的人逡巡不前。他由此认为，至少对新兵和可靠性存疑的部队来说，阵列严整地等待敌人进攻更好，就算要进攻，也要到20步距离时再转快步或袭步，因为这样胆怯者就不能擅离职守，骑校也能迫使他们勇敢起来，哪怕不符合他们的意愿。43

塔瓦讷在其他几段话（第122页、第123页、第203—205页）中重申了不要快步进攻，以免懦夫掉队的告诫，结合其他观察作了详细阐发。用袭步速度[30]跑了15步而不观察士兵的骑校有孤身冲入敌阵、结果被包围的危险。懦夫会在离敌6步远的敌方停下。但如果用慢步或低速快步前进，他们就没有躲避的机会了，后排会推着他们往前走。以袭步接敌则人寡而阵乱。因此，方队应该徐徐前行，经常停下，队伍前面和四角的骑校应该呼喊手下的姓名，后排的一等军士应该驱策胆怯者前进。手下靠得住的长官可以在15步距离发起袭步冲锋。先缓缓前进，直到10步距离时才以高速快步或低速袭步出击的人永远不会独自接敌。

作为塔瓦讷生动描绘的紧密方队进攻的对立面，我们来重温一下赖斯纳《弗隆斯贝尔格传》笔下比克卡会战中的一段情节。它证明塔瓦讷的话绝无夸大。

交战开始后，一名法国胸甲骑兵一直冲到了弗隆斯贝尔格骑兵方队的第三排，正当士兵要将其砍杀时，弗隆斯贝尔格高喊：“放了他吧。”他通过译员问那人为何要鲁莽地冲进来，又是如何做到的。答曰：他是一名贵族，之前有70名贵族发誓会追随他攻敌，他只想着众人紧随自己身后。

塔瓦讷还在多处建议骑兵列阵于自然屏障之后，比如水沟，然后等着敌人进攻。

胡格诺阵营中的队长德拉努与天主教统帅塔瓦讷有许多相似之处。

德拉努（生于1531年）在一场战斗中失去左臂后换成了铁臂，于是士兵们称他为“铁臂”（bras de fer）。在被西班牙人俘虏的5年（1580—1585年）里，他写下了著名的28篇政治与军事论文，1587年在巴塞尔出版。

他说，职业军人都认为一队枪骑兵必然击败一队手枪骑兵。他宣称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都认同这个观点，但德意志人有异议。就算是在贵族组成的一队重骑兵中也总会有胆小的人，如果以“楔形”阵进攻，阵线上很快就会出现窟窿。即便勇士——他们通常占少数——奋力进攻，心无斗志的其余人也会落在后面。这个鼻子流血了，那个马刺断了，还有个人的战马蹄铁脱落了。简言之，往前走了200步，长长的队伍会越来越稀疏，出现一个个大窟窿。这会大大激励敌人。100名骑兵中往往只有不到25人真正接敌。看到后面再无援兵时，他们会折断骑枪，用剑刺几下。接下来，如果他们没有被打垮，肯定就掉头跑了。

因此，德意志骑兵的长处在于阵形紧密。据德拉努说，他们好像被胶粘起来似的。经验告诉他们，坚阵总能击败弱阵。哪怕被打退了，他们也不会散开。但当他们实施回旋，为了手枪齐射而在20步外将侧翼暴露给敌人，然后回到后方装填或换枪时，他们常常会被击败。毕竟，手枪的有效射程只有3步，要想击退一整队敌人，进攻必须要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行。

德拉努接着说，不仅战斗时必须保持良好队形，行军时也一样。法国人在这方面有欠缺，德意志人也坚持认为，就连行军时也要各就各位。44

有人可能反驳道，“楔形”阵可以包抄敌军方队的侧翼，但这样做的意义不大，因为深深楔入厚实的方队是不可能的。

如果枪骑兵组成纵深更大的阵形，那么能用得上骑枪的还是只有前几排。后排在肉搏中用不上骑枪，只能弃枪拔剑。但到了肉搏战中，手枪骑兵最是危险；枪骑兵刺出一枪的同时，手枪骑兵能开六七枪，而且方队能发出密集火力。

上述言论可能会让我们认为德拉努建议抛弃骑枪，以较大的队形纵深确保队伍行进途中的紧密，手枪在近战中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且不应采取回旋。但从他反复具体的观察结果中得不出如此清晰的结论。不管他如何强调手枪比骑枪可怕得多，但他依然重视骑枪，并明确抗议说他不打算抛弃骑枪。他尤其不建议法国贵族使用手枪，因为他们会将手枪保养和装填的工作交给仆人，于是手枪免不了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下面要引用德拉努第15篇论文中对同时代盔甲的评述，原文出自1592年雅各布·拉斯格本（Jacob Rathgeben）的德文译本。他说法国贵族好夸张：

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目前通常是如何用盔甲护身的。如果说因为手枪和火绳枪的威力和威胁，所以他们将盔甲做得比以前更坚固，用上更优质的材料或许不无理由的话，但他们的做法还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大部分人简直不是穿盔甲，而是带了一整个铁砧在身上。于是，骑马披甲的潇洒形象变成了丑陋的怪物。头盔形同铁锅。左臂是延伸到肘部的硕大铁手套。右护臂很是寒酸，只能护住肩膀。胸甲通常是不穿的。罩衫让位于钟形短上衣。枪矛都不用。在其他时候，亨利国王麾下的胸甲骑兵和轻骑兵都要潇洒雅观得多。他们戴着自己的头盔、臂甲、手套和罩衫，手持顶端有旗帜飘扬的枪矛。全身盔甲轻便灵活，24小时穿着也是轻轻松松。但现在常用的盔甲极其沉重不便，以至于35岁的贵族穿上后肩膀就压得动不了了。我当年亲眼见过两位生命卓著的长者埃圭伊阁下（Sire Eguilli）和匹格豪菲尔骑士（Puigreffier）从头到脚穿着盔甲，率领连队骑了一整天的马。换作现在的一位年轻得多的队长，他是不愿或者说不能如此坚持区区两个小时的。

在《军政论集》第15篇第345页，德拉努说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楔形”阵中的每个人都能参战，而方队中最多只有六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前几排的人——能与敌军接触。但德拉努说，问题不在于个人战功，而在于突破敌阵，这就要用到方队。方队会击退敌方战线上军旗、队长或精锐所在的位置，接着全阵就会瓦解。最勇猛的人会放在方队的第一排，第二排也是勇士。其余人会有安全感，于是跟着往前冲，因为取胜时危险由前排承担，但所有人都能沾光。100名装备完善、指挥得力的士兵组成的方队会击败100名贵族组成的“楔形”阵。

但就连德拉努也主张在两种特殊情况下保留“楔形”阵：一是小队独立作战；二是面对步兵时分成小队四面夹击。

布莱兹·蒙吕克（Blaise Monluc）（死于1577年）起于行伍，最后做到法国元帅。他在1569年的回忆录中称赞了德意志骑兵的军事素养。他们会规避可能遭遇的奇袭，会妥善保养马匹和武器，战斗力也不俗。他们作战时全员持冷热兵器上阵，每一名小马夫都会发给装备，锻炼成为战士。

当时最重要的西班牙军事理论家是贝尔纳迪诺·门多萨（Bernardino Mendoza）。他在1592年写了一部尼德兰战史。1595年《战争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des Krieges）面世，该书有多个德文译本。

门多萨没有确切规定方队的深度，而认为指挥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或深或宽的阵形。但无论如何，长宽比不得超过三比一。（《战争理论与实践》第1卷，第42章）。

在骑枪和手枪孰优孰劣的问题上，门多萨偏爱骑枪（第1卷，第44章和第49章）。据他称，一个100人或120人的枪骑兵连队若从多个方向猛攻，可击败400名到500名斗篷骑兵。但他补充道，在枪骑兵左翼部署钩铳或手枪骑兵为辅助是有益的（第43章）。如果有许多人偏好手枪骑兵，那是因为手枪骑兵及其坐骑所需的训练远远少于枪骑兵。45

在他对1574年莫克尔荒原会战的记述中——他的记述在其他方面并不完全清晰——门多萨解释道，一队枪骑兵的规模不应超过100人至120人，而且进攻必须凶猛；那样一来，德意志骑兵的手枪在肉搏战中就派不上用场了。46

格奥尔格·巴斯塔（Georg Basta）1550年出生于意大利，是一名伊庇鲁斯贵族的儿子。早年在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ase）帐下统领一支阿尔巴尼亚兵，后来成为西班牙将领，指挥皇帝军队对抗土耳其人。除了一本关于一线指挥官的著作《行军大总官》（il maestro di campo generale），他还写了一本关于轻骑兵的著作（1612年），该书也有多个德文译本。

与塔瓦讷相仿，巴斯塔相信在战斗中保持阵形稳固不止要靠勇气，也要通过严格的纪律。他在第4卷第5章中规定，在接敌过程中，队长应当在连队前方两三个马身远的地方，尉应当持剑在队尾，如有必要，则当场斩杀“任何行为不端者”。

巴斯塔在书的末尾专辟一章比较胸甲骑兵和枪骑兵的优劣，认为胸甲骑兵更好。他写道枪骑兵需要精良马匹、大量操练和坚实地面。枪骑兵只有前两排能发挥武器的威力，因此必然要分成多个小队分别进攻。但我们不清楚胸甲骑兵为何优于枪骑兵。作者多次自相矛盾，最后甚至不清楚他讲的是类似骑士的重装枪骑兵，还是无甲的轻装枪骑兵。

巴斯塔论述的欠缺招来了当时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但泽城卫队团长约翰·雅各比·冯·瓦尔豪森（Johann Jacobi von Wallhausen）在《骑兵战的艺术》（1616年）一书中的尖刻嘲讽。他轻蔑地嘲笑优秀骑兵巴斯塔（巴斯塔当了40年骑兵，以骑兵为业）的理论，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骑枪一边。两位作者都认为枪骑兵应该以不超过两排的小队进攻，且两排之间要留出距离。瓦尔豪森说（第21页）：

枪骑兵适合小队，最多两排，而且要留足间隙，不可密集。如果一匹马进攻时绊脚或倒地，它不会干扰或拖累后排骑兵，却还能起身后赶上队伍。

但胸甲骑兵必须保持密集的大方队，与后面和侧面的人贴得很紧，若是前两排的马绊脚或受伤，骑手是不能自行复原的。即便骑手本人没受伤，后面同列的人都会撞上他，人马都压到他身上。因此，对许多枪骑兵来说，被后方战友践踏的威胁比敌人还要大得多。只要前中排有人倒下，后面的人便不能进，不能退，不能左，不能右，因为他后面的人看不到或不知道有人倒下了，于是会推着他往前走。因此，许多健全的、没有受伤的人和马会被砸死和踩死。换句话说，踩踏造成的杀伤更大，因为这种倒霉事往往比敌人更能打乱队形，让队伍先入混乱。我亲眼见过这种情况，所以才能描述出来，而巴斯塔先生经历和目睹这种事肯定有一千次不止了。因此，我认为枪骑兵在这种情况下也优于胸甲骑兵。

瓦尔豪森接着说（第31页），如果把枪骑兵的良马和骑枪收走，换上体格小一点的马，他就成了胸甲骑兵。因此，胸甲骑兵不过是半个枪骑兵。

之后（第32页），瓦尔豪森甚至声称第二排骑兵会妨碍第一排骑兵，因为一旦进攻失利，前排就不能从左侧或右侧撤出了。因此，如果空间不够让全队排成一线，前后排应该保持20步至30步的距离。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漏掉了一个重点——回旋。为了评判手枪和骑枪的优劣，我们必须考虑枪骑兵是真正的进攻力量，而手枪骑兵只是扰敌。因此，后者肯定打不过前者，但不仅巴斯塔只字不提，就连瓦尔豪森也不讲，明明这一点正是他最有力的论据。不过，双方的逻辑都经不起推敲，因为两人都没有真正理解事态的发展。

在瓦尔豪森写下这些话的1616年，枪骑兵基本上已经被废弃了。事实上，早在1595年门多萨倡导骑枪时就是如此了。

即便瓦尔豪森的反对意见无疑是有客观依据的，但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骑枪被废弃了，胸甲骑兵在历史上取得了胜利？瓦尔豪森本人不得不承认，同时期的伟大统帅奥兰治领主莫里斯（Maurice of Orange）已经抛弃了继承自父亲威廉一世的枪骑兵。瓦尔豪森却不知原因何在。

于是，我们又发现有不少优秀实干家试图从理论上把握自身时代的问题但却不能如愿。他们还无法清晰合理地解释自己的见闻和认识。当巴斯塔说胸甲骑兵的耗费远远少于枪骑兵，因为胸甲骑兵只需要会穿盔甲、会跟着队伍行动时，他已经走近了真相。瓦尔豪森回应道：“会骑马的庄稼汉比训练有素的绅士骑士多得多。因此，庄稼汉优于骑士。”按照巴斯塔本人的措辞，他的论证确实不合逻辑。但他本来可以得出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结论，假设双方数目相等，那么组成两排阵形的枪骑兵，尤其是同时装备骑枪和手枪的枪骑兵确实优于组成大纵深方阵的胸甲骑兵。但枪骑兵依赖于贵族或其他武艺高手，这种人总是很少的。而胸甲骑兵对人马的要求都低得多，能召集的人多得多。于是，即便枪骑兵素质更高、阵形更优，胸甲骑兵还是可以凭借数量优势击败枪骑兵。

因此，“楔形阵”与方队，骑枪与手枪不只是技术之间的对抗，更是两个时代的碰撞。在这一点上，中世纪被火器打败的神话里包含着一点真相。但历史发展往往不是一往直前，而是缓慢曲折的。若要从骑士直接发展到现代骑兵，就需要轻甲、快马和纪律。但我们发现端平长枪出击这种真正的骑士战法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战法似乎与今天的骑兵完全相悖：许多排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用手枪而不用冷兵器，行动缓慢甚或等着敌人进攻。47尽管看起来丝毫不像今天的骑兵，但这仍然是做到骑士做不到也不可能直接从骑士发展出来的事情——组成有纪律的战术单元——的唯一方法。现在，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回望一下中世纪，好明白那些声称从骑士团中看出现代骑兵的人错得有多么离谱。

通过比较，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现代骑兵史的起点为什么是纵深极大的方队。队形越密集，行动越不便，但组成队形所需的能力水平也越低。随着士兵能力和纪律水平的提高，队形也逐渐变薄。现代骑兵不是骑士战法的完善，而是取而代之的一套新体系。

当然，大纵深队形在中世纪就有了，而且只要有一定数目的骑士领着披甲骑马随从上阵，他们自然就会组成这样的阵形。因此，将变迁过程追溯到我提出的时间点很久以前也是可以的。但直到16世纪中期至1575年前后，转折才真正发生，新战法取代了旧战法。

《塔瓦讷回忆录》第204页中对骑术的一点观察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此语似乎出自小塔瓦讷。他说，与过去一样，结成“楔形阵”以枪矛刀剑作战的骑兵依然需要掌握“六艺”[31]，但现在的普通士兵已经不用掌握了。人和马只需要训练3个月就能上战场。在他看来，骑术只会将人引入歧途，而且除了骑马决斗以外毫无用处。就连耶稣会士的学习时间都从10年减到了3年，后来连3年都不到。

两种战法一度发生激烈冲突。在胡格诺战争中，法国人沿用骑士战法，但天主教和新教阵营都将德意志骑兵引为支援，于是德意志人在法国土地上发展出了新的骑兵战法。法国骑士太顽固，无力开创新境界。文献一致指出，傲慢的法国骑士不肯组成方队，因为每个人都想到第一排，没有人想跟在别人后面，而且他们全都对手枪深恶痛绝。纪律和武器都与骑士相矛盾。但平民佣兵愿意组成队列，而且凭借人数打垮了骑士。

随着紧密方队的形成，骑士为主、步卒为辅的混编战法自然就消失了。据我所知，这种战法最后一次见于史册是伊奥韦斯笔下的1543年朗德勒西（Landrecy）城下战斗。48

在胡格诺战争的最后两场会战——1587年的库特拉（Coutras）会战和1590年的伊夫里（Ivry）会战中，我们所说的新式骑兵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于自瑞士人登场以来一直占据主导的步兵地位回落。作为一名将军，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称得上正确理解和充分利用了新式骑兵。在库特拉会战中，尽管亨利四世手下的骑兵较少，但还是凭借火枪手的配合、紧密的阵形、恰当的指挥取得了胜利，天主教阵营的贵族则依然采用没有人指挥的骑士战法。在伊夫里会战中，亨利表现出了同样的战术优势，而且追击敌军数里，进一步扩大了战果。

200多年后，骑士与现代骑兵再次交锋。1798年，波拿巴将军率法军计划征服埃及，当时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是世代从军的马穆鲁克。马穆鲁克骑马作战，身穿链甲衫和头盔，装备一支卡宾枪和两对手枪，每人都有数名仆从和好几匹马。因此，尽管他们有火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将其称作骑士。拿破仑有言，两名马穆鲁克能打过3名法国骑兵，但100名法国骑兵不必惧怕100名马穆鲁克，300名法国骑兵胜过300名马穆鲁克，1000名法国骑兵必能击败1500名马穆鲁克。这一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因为法国根本没有把真正的骑兵运到海外，但其中的描述却很生动地表现出了骑士与现代骑兵、单打独斗的精锐武士与战术单元之间的区别。

2　射手数量的增加与步兵战术的完善

瑞士战术传遍欧洲后就陷入了停滞。按照只要发现敌人就摆出三个方阵出击的战法，取胜的先决条件是即便某个方阵一开始遇到了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宽大的攻势总能在某个点突破敌军战线，从而为其他方阵扫清道路。但如果敌军占据了一处既不能正面突击，又不能侧面包抄的阵地，那么再勇猛的进攻也是无能为力。比克卡会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帕维亚会战中，作为法军一部的瑞士人自己找了一处被认为牢不可破的掩护阵地。随着火器的逐渐传播与改进，找到易守难攻的阵地越来越容易了。我们后面会了解若干导致大战极少发生的战略因素。但以长矛闻名的大型方阵只有在会战中才能发挥全力。但如果不能发动决战，或者统帅认为决战无益，那么战争就仅限于彼此试图通过小型战斗、突袭、夺取城堡和围城战来耗死对手。于是，远程武器就比长矛更有用处和必要。除了射手应用更广，轻骑兵行动的可能性也提高了。

因此，世事变迁之下，射手数量不断增多，武器也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骑士逐渐转化为现代骑兵。

16世纪初，射手的比例大概是近战步兵的十分之一。1526年弗隆斯贝尔格的部队是八分之一。据记载，1524年的西班牙射手比瑞士射手多，训练也更好。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国土佣仆的射手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黑森领主腓力征兵时要求射手占到一半。多梅尼科·摩罗（Domenico Moro）（1570年）和兰多诺（Landono）（1578年）认为射手占一半是正常比例。1588年，迪克海军上将（Adr.Duyk）估计是60名射手配40名枪骑兵，后来也是这个比例。1

理论家反对过分增加射手。德拉努（《军政论集》第14篇）主张将射手比例控制在四分之一，矛兵（corcelets）的军饷应该更高。蒙吕克相信士兵宁愿开枪，不愿肉搏。无论如何，趋势是不可逆的。1570年将一本书献给奥塔维奥·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的多梅尼科·莫罗预言道，未来戟兵的比例会减少到三分之一，组成两个并排而立的6排方阵。2

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射手本质上都是散兵。有纪律的英格兰弓手和土耳其耶尼切里在技艺层面已经达到了密集火力的水平，比散兵要优越，但并没有产生有机的发展，那不是弓箭的威力所能达到的。就连新式火器在早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只能提高散兵效力而已。只要能击中目标，钩铳的威力就很强大，火绳枪的威力还要更强大——但火器的精度还是太差了，而且除非有掩护，射手要很久以后才具备独自对付骑兵、斧枪兵和矛兵的能力。那么，掩护要从何而来呢？

第一种办法是射手要相互保护。早在1477年阿尔布雷希特·阿喀琉斯（Albrecht Achilles）征讨汉斯·冯·萨根（Hans von Sagan）[32]的命令中就规定钩铳队应交替开火，确保随时都有一队可以开火。1507年，一名威尼斯使节送回国的报告中称交替开火是德意志人的惯用战法。31516年，希梅内斯枢机（Cardinal Ximenez）在西班牙组建了一支民兵，规定周日训练“列阵和回旋”，4也就是射手开火后退到其他士兵后面装填，如此往复。

据伊奥韦斯记载，在1515年的马里尼亚诺会战中，法国国王的射手从掩护阵地中用“蜗牛”战法对付瑞士人，效果很好。5据目击者拉布廷的记述，“蜗牛”战法在1532年的维也纳阅兵6和1551年出任香槟总督的讷韦尔公爵举行的阅兵中多次使用。7

不过，这种射击方法还不足以让射手在开阔地带面对敌方骑兵，甚至连近战步兵都打不过。在会战中保持有序回旋是很难的。至于射手相信敌人听到开枪声就会被吓倒，还有最后排的射手等不及上前瞄准就朝天射击的说法，我们当坊间传言听听就好。8

德拉努说，密集阵形的步兵只有用长矛才能挡住骑兵进攻，“因为没有掩护的钩铳队容易被打败”。9射手大胆上前迎战骑兵的例子无疑是存在的，比如1524年佩斯卡拉率领法军发起追击，用火绳枪击毙巴亚尔。10射手独自抵挡骑兵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据阿维拉记载，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就有一例。11但这些都只是例外。射手通常必须有其他兵种掩护才行，要么是骑兵赶上来驱逐敌军，12要么是射手退入矛兵大阵中，可以一开始就把射手布置在大阵四周，也可以将射手编成小蜗牛阵，像“翼”或“袖”似的附在大阵旁边，13一旦火力挡不住敌人就撤到矛兵里面。14

上述观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据一边倒的地位，土耳其军队的配置则与其有所不同。土耳其人没有长矛兵，只有骑兵和弃弓改用火绳枪的耶尼切里。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远胜于西方，以至于征服匈牙利并于1529年兵临维也纳城下。但在1526年莫哈奇（Mohacz）会战中轻取匈牙利人之后，他们在这一时期再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15土耳其人回避决战，皇帝与各大王国也无法长期集结军队，逼迫敌方决战。双方的战争耗在了围城战、强攻城堡和掠夺敌境上。在1568年至1664年的百年间，除了1593年到1606年有过一场战争外，皇帝和苏丹相安无事。从1578年至1639年——也就是三十年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都在与波斯大战。等到1664年土耳其人与德意志人再兴战端时，长矛方阵已经几乎消失了。

但现在还是回到16世纪和射手与矛兵关系的问题上来。能退回矛兵大阵的射手数目自然是有限的。长宽相等、总数1万人的方阵正面只有100人。就算四边各有两排射手可以退入，那么也只有800人能受到掩护。按照西班牙理论家的说法，至多有5排士兵可以爬回矛兵里面，但那也不过是2000人，而且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据说在一场会战中，火枪手开火后从长矛底下往回钻，结果让长矛抬起，敌军骑兵趁势破阵，整个方阵都被打散屠杀。16

多设小阵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缩小矛兵方阵自然可以掩护更多射手，同时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火炮时目标也更小。17但方阵数目一直不多，仍然只能掩护少量射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法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

理论家们发明了交错布阵、空心方阵、八角阵和类似的其他阵法，全是为了保护射手，但当然全都不可行。18步兵作战阵形一直是方阵，同时上阵的方阵数很少，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些被西班牙人称作“三阵”（terzios）的步兵阵形是怎样部署的呢？19马基雅维利就称赞瑞士三阵特别精妙，因为三阵既不横排，又不竖排，而是排成品字形。这种刻板描述并无内在价值；瑞士方阵的数目、布局、推进方式完全取决于实际情况和地形。在比克卡会战中，因为没有包抄的可能性，于是瑞士人就摆出了左右布置的两个方阵，“因为哪个方阵都不想在后面”（安斯赫尔姆，Anshelm）。

但方阵数目更多的话，比如在平原列阵向敌军进发，或者等着敌军来攻，那我们就必然要问，各阵是一字排开，还是用其他排列方式。简单的一字长蛇阵可确保全体部队同等协力，而且接近古罗马军团方阵。但我们知道完全的平推是很难的，而且还有一点必须考虑：方阵的任务不只是进攻，还有掩护人数众多、远程威力巨大的射手的重任。引领当时战术的西班牙人发现，正确的做法是棋盘式布局，将方阵排成两线或三线，方阵之间留出相当大的距离。我认为这还算不上梯队。吕斯托用“西班牙旅”（Spanish brigade）来称呼它。这个词在文献里没有，是吕斯托自己造的。第一线方阵的可观兵力足以发起会战，却不足以战斗到底。因此，后面的方阵必须跟进，而且与其一开始就站在一线，从后方推进更能达成目的，因为他们可以去最需要的地方，也能根据地形和敌方动向展开最有效的攻势。这样一来，各个方阵很快就会进入同一战线。因此，“西班牙旅”并非战斗过程中要保持的一种阵形。它其实并不重要，只不过意味着每个方阵要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尽可能独立行动，而且各个方阵要互相支持。

分割原始的步兵大方阵再次提出了步兵和骑兵孰强孰弱的问题。旧式大方阵守可击退骑士，攻可打垮骑士。西班牙三阵这样的单位也能做到吗？利普修斯（Lipsius）明言，骑兵冲散步兵的情况在罗马时代很少见，在他的时代却司空见惯。德拉努也表示利普修斯的说法是主流观点，但他依据古罗马的情况并引用当时西班牙人的两个例子来证明，密集阵形的步兵能够抵御数量更多的骑兵。但他又说，当时的法国步兵可不能冒险抵挡骑兵，因为他们既无长矛，又无纪律。20

既然骑兵愈发火器化，与矛兵配合的射手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利普修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问题本身还在，但形式变了。

骑士变成现代骑兵，战术可控性提高了。除了击破步兵阵、清扫单个步兵，骑兵多了一个新任务：从两侧夹击步兵，使其动弹不得。后面会详细讲这一点。达维拉（Davila）在《胡格诺战争史》（Geschichte der Hugenottenkriege）第十一篇第3章中记述了伊夫里会战（1590年），说亨利四世将骑兵分成小队，从四面攻击国土佣仆。

3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

在与尼德兰开战的前20年里，西班牙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尽管奥兰治领主威廉（William of Orange）[33]和他的兄弟们集结了一支雇佣兵，但这些佣兵要么缺乏纪律性，打不赢野战，要么就是凑不起军饷，一次又一次解散。尼德兰人之所以能继续作战，只是因为坚城对西班牙人紧闭城门，而且尽管入侵者夺取了不少城市并进行了严酷的惩罚，但依然并未拿下所有城市。阿尔瓦最后不得不在小城阿尔克马尔（Alkmar）面前撤军，于是被撤职。经过一番复杂的且战且谈，再加上英法两国的干涉，起义各省的城镇和乡村成立了同盟，有能力维持一支常备野战军。1585年，沉默者威廉遇刺后，西班牙人将全部兵力用来围攻安特卫普（Antwerp）。接着，西班牙又将全部资源投入到无敌舰队和1588年的对英作战上。亨利三世遇刺，改宗天主教的亨利四世登基在法国造成了一场危机，立即招来了西班牙和尼德兰联军对法国内斗的干涉。低地地区南部最终留在了西班牙手中，但北部各省愈发团结，要争取自由，而且找到了一位能将现有军事资源熔铸为新的形态从而取得更大成就的领袖，他就是沉默者威廉之子，年轻的莫里斯。

回想马基雅维利，他立志要通过复兴古人的伟大遗产来更新当时的军事体系。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他都失败了。但他去世后过了两代人时间发生的军事改革不仅与古代相关，更与他、他的思想、他的研究直接相联。于是，我们显然必须要承认他的天才。

1575年，奥兰治领主威廉特许莱顿城（Leyden）成立大学，作为英勇抵抗围城军队的报偿。莱顿大学吸引了一批当时的杰出语文学家，其中就有于斯特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他于1589年出版了《政治六论》（Civilis doctrina），其中第五论题为《论军事智慧》（“De militari prudentia”）。1595年，已经移居鲁汶的利普修斯又发表了《罗马兵制论》（De militia Romana）。这些著作纯粹是语文学性质的，但作者身为马基雅维利的门徒，免不了也要观察当下。照利普修斯看，他所处的时代简直不能说是纪律涣散，压根就是毫无纪律。但他说，一个人只要懂得如何建立起当时的军队与古罗马战争艺术的联系，则必将统治世界。“我们不能制定规范，只能给予鼓励”（“gustum dare potuimus,praecepta non potuimus”），他补充道，“于是事情就发生了。”1

1590年应当被视为现代步兵史上的关键年份。在那一年，本来只是荷兰和泽兰两省总督的莫里斯兼任了海尔德兰、乌特勒支、上艾瑟尔三省的总督。

尼德兰联省首脑莫里斯身边还有他的堂兄，担任弗里斯兰总督的拿骚伯爵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 of Nassau）。威廉似乎比莫里斯还要热衷于复古军改，这两位有血缘关系且关系友善的领主在改革事业中相互影响。借助保存至今的两人通信和忠实同僚的著述，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事业。2

奥兰治家族的两兄弟特别仰赖利奥皇帝的经典著作《战术》，该书拉丁文译本于1554年面世，之后出了意大利文本，1612年默尔修斯（Meursius）在莱顿出版了希腊文原版。318世纪有了法文本，后来有了德文本。利涅领主（Prince of Ligne）称其为“不朽之作”，说利奥皇帝与腓特烈大帝相当，优于恺撒。这本书以系统摘录前人著作为主，尤其是埃里安的，尼德兰人也一直在直接研究和运用埃里安的著作。

现在回想一下，富有哲学气质的古代理论家们对军事实务的了解是多么少，尤其是李维（8：8）著作中关于罗马支队战术的重要段落，这段话基于完全不懂军事的史家的一项严重误解，直到现在还在扰乱人们的观念。那么问题就来了，十六七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怎么可能从这些混乱错谬的文献中得出切实的教益呢？但其实是有可能的。当然，他们不会单纯照着书里的内容去实践操作。尽管古代文献有种种不足，但宏观层面的真理还是有的。问题在于如何发现和运用这些真理，莫里斯和威廉做到了。事实上，他们与马基雅维利相比是有优势的，因为他们既无须也无意创造新军制，只要完善继承来的军制即可。凭借优秀的洞察力，他们从古代文献中发现了可资当下之用的要素。

外在的关键是操练，内在的关键是纪律。马基雅维利认为古代军制在于普遍兵役，他相信只要偶尔操练武器用法，拉来的老百姓就能变成可用的军队。奥兰治兄弟从古代作者获得的教训是通过持续训练达到阵形稳固，两人更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开创了新的操练法。如果复兴失传技艺是有可能的，那么此处就是了。诚然，创立方阵的瑞士人已经习惯了某种秩序。据伊奥韦斯说，1494年，瑞士人是踩着鼓点开进罗马城的，也就是说，他们努力做到一定程度的步调一致。西班牙人大概更重视保持方阵队形，4而且步兵和骑兵的“蜗牛步法”都需要一定量的操练，但那只是维持人群秩序的必要手段。新兵只要领会了基本步法就被认为万事俱备，无须再练了。直到奥兰治的部下开始组成浅阵、实施千变万化的机动动作为止，他们当然只知道极其简单的方阵。据记载，奥兰治方阵的纵深通常为10排，但也有五六排的说法。5奇怪的是，除了不见于别处的“鹤舞”（Kranendans），它指的是像鹤一样僵硬地走路，应该理解为“步调一致”，文献中从未直接说动作是分步的。6

浅阵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变革。之前已经有人将旧式方阵增加到3个以上，此举自然会导致一开始有的方阵要留后，不能使所有方阵从同一个正面出发。新式浅阵则可以在一线后有序地布置二线，甚至可能还有三线——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梯队。如果所有单位都在一个正面上，那么正面就太容易被击破或击穿了，而在缺乏纵深的情况下，打穿正面的单位可以轻松席卷整条战线。射手配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势，莫里斯将射手与矛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二比一左右。7我找不到直言采用新阵形的原因是难以融入方阵的射手增多的文献记载。但从整体来看，我们必然要认为射手增多至少是创设新阵形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如何，新阵形带来的结果是矛兵能够为大量射手提供支援。射手分为火绳枪手和钩铳手，分别部署于长矛阵左右。吕斯托称之为“尼德兰旅”。射手开火后从长矛阵旁边进行回旋，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在矛兵前面散开。8但若受到敌军骑兵或矛兵的直接攻击，他们就会撤到长矛阵后面，同时第二或第三梯队的矛兵上前堵住空隙，抵挡敌军。9因此，从这里也能看到浅阵需要部署后方梯队。

操练中包括先散开然后听鼓号迅速重新集合的内容，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尼德兰人以只用22分钟到23分钟就能组成2000人的队伍闻名，而其他人要用一个小时才能让1000人列队完毕。10

除了矛兵，军中还有斧枪手和盾牌手（Rondhartschiere）。但他们很快就消失了，因此无须赘述。

新阵形有一个比编排方式本身更具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每一个新式小型战术单元都有极佳的机动性，而且哪怕在激烈的战斗过程中，长官依然能确实掌握部下。因此，长官随时能将部队带到任何需要的地点并保持良好秩序，用拿骚领主约翰（John of Nassau）[34]的话说，“目的是救援友军，迅速转向和回转，同时从两三处出乎意料地攻击敌军”11。

我们越是熟悉这些因素，就越会意识到要想让新的战争艺术变成现实，所需要做的远远不是认清形势、做一个决定、下一道命令那么简单。威廉·路易的传记中写道，他不辞辛苦、不避花费地研究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运用过的所有军事技艺。他的秘书雷德（Reyd）和团长科尔皮（Cornput）协助他研究古代军艺，一起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在训练部下之前，他们首先用铅兵在桌面上编排阵形。为了确知长矛无盾好，还是古罗马的剑盾装备好，莫里斯于1595年进行了一场实验。12口令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过来的，士兵在操练过程中必须保持静默，免得听不到口令。他们从古人那里学到并实行了口令中的特殊性内容（预令）必须放在一般性内容的前面（要说“向右——转”，不能说“转向右”），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动作执行不可能准确。操练不仅在戍守期间进行，还在野战营地中，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恶劣天气里也要进行。13有的士兵因为要求太高而逃亡。

老兵们嘲笑和讥讽这些技术，认为在实战中无法贯彻，就连莫里斯领主的军学教师霍恩洛尔伯爵（Count Hohenlohe）也一样。但奥兰治的两位领主不为所动。在冬季，军官要巡察各处驻军。新制度启用于1590年，我们有一封1594年威廉·路易寄给莫里斯的长篇报告。他建议不要让长矛阵太浅，因为长矛兵必须随时能够抵挡骑兵进攻。他说利奥皇帝为此制定的规范是正确的（16排纵深）。他还指出了利奥《战术》一书中包含应当遵循的规范的各章，14最后列出了他以埃里安为依据创制并已经实行的口令。口令约有50条，其中有几条他自称尚不明确，还有不少沿用至今。他补充道，口令数应以必要为限，以便士兵充分掌握执行。他说让士兵理解横排与竖列的区别，保持间距，列阵行进时尽量密集尤为重要。因此，他们必须学会紧靠着走步、排列合并、向左转、向右转、左转弯走和右转弯走。15报告中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前文已经部分讨论过。信中最后表示，如果莫里斯要笑话这封信，请务必限制在“四壁之内，朋友之间”（inter parietem ende amicos）。16

用瓦尔豪森的话说，莫里斯是一名“操练探索者”，但他不仅与堂兄携手创制了新操术，而且认真贯彻操术的先决条件：按时发饷。从国土佣仆诞生之初，这套体系最阴暗的一面就一直是军饷问题。

巴斯塔将军一本论骑兵的专著中说道：“只要给我一支拥有全部这些资源（军饷、口粮、分享战利品）的军队，哪怕它再败坏，我也能努力整顿，使其恢复战斗力。反之，如果一支精兵没有这些必要的资源，我就实在保证不了军纪。”

我们已经明白，就连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按约发饷。如果士兵的军饷还欠着，那便不可能要求他们卖力进行这些老兵们所认为的毫无必要的且只是可笑把戏的艰苦操练。联省总督具有审慎专业的商人精神，他明白按时支付的重要性。战乱期间发展起来的商贸，以及严厉的、将一切奢侈视为罪恶的加尔文教派的节俭又让他有了支付的资本。西班牙国王坐享美洲金银，却仍然无力完成他为自己制定的无数政治使命。1574年的莫克尔荒原会战之后，3年没拿到一分钱的西班牙军队拒绝服从命令，选出一名统帅，自行驻扎在安特卫普城内，直到市民愿意支付40万枚克朗金币为止。士兵们终于拿回了欠饷，部分是钱币，部分是实物。这种事发生过多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混乱与暴行。士兵常常要过几个月才会重新听命。在1576年的安特卫普“暴行”中，全城惨遭劫掠，部分城区被夷为平地，大批市民被杀。当然，这与战争也有关系。

尼德兰军队没有这样做。联省总督建立了有序的经济体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军队开销极大。一队旧式国土佣仆通常是300人至400人，经常高达500人。莫里斯将一队减到了100人出头，但没有裁撤军官。瓦尔豪森在《骑兵战的艺术》（第97页）中对这项变化的重要性有精彩论述：

莫里斯领主是最出色的战争英雄。他的一个连队人数常不满百，17配置的军官如下：队长、副队长、掌旗官、2名或3名军士、3名一般军士长、3名传令兵、1名军械官、1名指挥贵族士兵或一等兵的小队长、1名文书、1名宪兵、10名一等兵和2名鼓手。这些军官的月薪几乎和全连士兵加起来一样多。因此，如果将连队规模扩大到200人或300人，军费就能节约一半，所以这么小的连队似乎不合道理。但我们要知道，这位出身高贵的领主在意的不是让连队和团队兵力达到别处的通常水平，而是决心让1000人的团顶住3000名敌人。他经常以这种阵形出击，百战百胜，做到了看似不可思议的以一敌三，这就省下了大笔费用。兵少官多则指挥灵便。

旧式国土佣仆的队长走在前列，是领头人和一线战士的角色。尼德兰队长有其他高阶士兵的辅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军官。他们不只是领头，更要创造；先练兵，后领军。作为操术改革家和真正意义上的军纪之父，奥兰治领主莫里斯也是军官地位的创立者，尽管军官在很久之后才具有了特殊的排外性。

基于操练的新式军纪本意是让小纵深、小规模的矛兵阵和射手阵能够在同等条件下迎战旧式方阵（他们确实做到了），同时也立即赋予了尼德兰士兵另一项能力。从实践角度看，这项能力一开始甚至比战术水平提高更有意义。那就是：军官要求士兵挖掘工事变成可能的了。这种事之前无疑就偶有发生，但如今被提升到了制度。古代榜样也发挥了作用。利普修斯的文字中专门强调了“设防营地”（castrametatio）。当然，罗马人自己懂得也说出来过，他们战胜敌人除了勇气（virtus）和武器（arma），还有勤奋（opus）。以前的国土佣仆太高傲，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不愿屈尊挖沟。两位尼德兰领主则意识到凭借足额军饷和军纪，士兵们应该愿意干这种活。他们也贯彻了这一点。1589年威廉·路易将自己的计划呈献给联省总督，强调最要紧的事是按时发饷，同时提出高额军饷一定会打消士兵以挖沟为耻的错误观念。他说，挖好壕沟能保护士兵免受伴随着战争的种种危险。他说，设防营地中的士兵不会被迫出战，如果营地临河的话，补给也不会被切断。如此一来，他们应该围攻要塞——他点名了奈梅亨（Nijmegen）、海牙（The Hague）、芬洛（Venlo）、鲁尔蒙德（Roermond）、代芬特尔（Deventer）和聚特芬（Zutphen），可以不战而取，免于厄运风险。他说，士兵以工事自保，帕尔马（Parma）[35]根本想不到解围之法。如果首先夺取了沿河的城市，其他城市因为缺乏补给也坚持不了多久。18

我们从三十年战争中能得出上述言论的一个反例。1620年夏，本来应该修建营地工事的波希米亚军人觉得苦工贬低身价，拒不出力，还要求付清军饷。19

莫里斯发起攻势，通过突然炮击夺取了奈梅亨和一批小城镇，又采用堑壕和地道的正规围城手段拿下斯滕韦克（Steenwyk）、库福尔登（Coeworden）、海特勒伊贝赫（Gertruidenborg），最后将格罗宁根（1594年）也收入囊中。据说围攻斯滕韦克期间，威廉·路易本人日夜守在城下工事中。20被困守军用轻蔑的语言嘲讽那些“工人”，说他们将自己从士兵贬低成了种田刨沟之徒，不用长矛用铁锹。但无论是他们的言辞，还是他们的射击或出城突袭都没有延缓工程进度。

据说，莫里斯曾让士兵带着木桩沿河行军，每人扛两根或三根。在木桩的帮助下，他很快就在敌人近前将阵地保护了起来。21

1593年，尽管沼泽地形大大提高了施工难度，莫里斯还是在海特勒伊贝赫城下用内外两圈壕沟保护阵地。曼斯费尔德（Mansfeld）率领9000人来解围却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城市投降。胜负已分之际，威廉·路易给赢家莫里斯写信说：

这次围城战堪称阿莱西亚会战第二。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恢复了至今被无知之人看轻和嘲笑、就连当代最了不起的将军也不理解或至少没有践行的古代兵艺与兵术的一大部分。22

在夺取代尔夫宰尔（Delfzyl）之际，莫里斯绞死了两名士兵，分别是因为偷了一顶帽子和偷了一把匕首。在围攻许尔斯特（Hulst）期间，他在全军面前枪毙了一名抢劫妇女的士兵。

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威尼斯使节吉罗拉莫·特雷维萨诺（Girolamo Trevisano）从尼德兰回报称，联省总督甚至在平时也养着3万名步兵和约3600名骑兵，皆为善战之士。23他说不管情况如何，发饷连一个小时都不曾拖延，军纪极其威严。他接着记述了城市抢着驻扎军队，市民争着留宿士兵，因为他们都指望着由此赚一大笔的奇景。一间双床空房可以住6名士兵，因为随时都有两人在外执勤。他说市民会毫不犹豫地让妻女和士兵独处，这是别处都没有的现象。

莫里斯打过的唯一一场野战是1600年7月2日的尼厄波尔（Nieuport）会战。吕斯托详细讨论了此战，但还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也有未尽之处。参加我的研讨班的库尔特·格贝尔（Kurt Göbel）对此展开了专门研究。1914年10月底，他在迪克斯迈德（Dixmuyden）为国捐躯，那里与尼厄波尔战场离得很近。

4　古斯塔夫·阿道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完善了莫里斯的战争艺术，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新战术，还建立一套为宏大战略打下基础的新制度。

中世纪末期，就像同时期的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瑞典几乎与丹麦、挪威合并为一个国家，但瑞典人抵制统一，并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实力前所未有的军事国家。瑞典全国包括芬兰和爱沙尼亚在内的人口不超过100万（大致不超过萨克森选侯国和勃兰登堡之和），但平民、议会（estates）和国王团结一心。而德意志地区却由于领主与议会的对立而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哈布斯堡家族与霍亨佐伦家族的领地都是如此；平民则是麻木不仁，漫无目的。瑞典瓦萨（Vasa）王朝的源头与德意志领主观念完全不同，不是封建世袭权利，而是人民的选择。与君主一样，瑞典议会与欧洲其余的德意志列国和罗曼列国中常见的代议制等级会议也有很大不同。瑞典国会是一个职业代议机构，它不代表自身的权利，而是为了支持国王而由国王自行召集的。为此，国王不仅会召集贵族、教士和市民，也会召集农民，此外，军官、法官、文官、矿工和其他行业都有代表出席。1后面的这些团体最终退出了国会，军官代表与贵族代表合并，于是形成了四院定制。议会与君主关系密切，一致对外。1611年，古斯塔夫·瓦萨之孙古斯塔夫·阿道夫践阼，时年17岁。在与俄国、波兰的战争中，他夺取了卡累利阿（Karelia）、因格曼兰（Ingermanland）和利沃尼亚（Livonia），军队增至7万人以上，军队占人口的比例远远超过1813年的普鲁士。2为了维持大军，贫困的瑞典必然已经将财力搜刮到了极限。这并非长久之计，但战能养战。瑞典军队一旦存在，便在被征服的国家就地自养，甚至规模还扩大了。

国民兵员不止源于自愿应募，在教士协助下，瑞典编制了全国所有15岁以上男丁的名录，征兵由地方官酌情处理。因此，瑞典是第一个组建国民军队的民族。瑞士人尚武，有国民兵而无国民军。国土佣仆具有鲜明的德意志色彩，但与德意志国民无关。法国“军团”的分量不足以称之为国民军。西班牙军队倒是近了一些，尼德兰军队又是纯粹的万国派佣兵。但瑞典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服务于本国防卫、本国疆土、本国荣誉的军事组织。平民子弟充实行伍，本土贵族组成军官团。当然，即便国民性在战时无法保持，军队也会招募大量外国士兵。就连战俘都有大批入伍，外族军官也被接纳。古斯塔夫·阿道夫进军德意志时手下有许多苏格兰人，而且随着在德战争的拉长，瑞典军中的德意志官兵也逐渐增多。

瑞典军队采用了尼德兰式的军纪和训练方法。陶皮茨（Traupitz）在1633年出版的《瑞典王国军队的战争艺术》（Krieg-skunst nach königlich schwedischer Manier）一书中写道，尽管“士兵在德意志像牛群猪群一样四处游荡”，但队列必须整齐，间距必须精确。他和其他作者描述的瑞典军阵往往很假，不可能在实战中执行。不过，只要有人认为瑞典军人能做出这样的动作，这就已经表明了积极操练蕴涵的能量。

苏格兰人门罗（Monro）这样描述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和吕岑（Lützen）两场会战中麾下的一个苏格兰团：“全团纪律严明、如同一体、行动一致，每一双耳朵都以同一种方式听从口令，每一双眼睛都顺着同一个方向移动，每一双手都像同一双手那样动作。”

吕斯托在《步兵史》中生动描绘了“瑞典阵形”。每个团都是一个由长矛手和火绳枪手组成的战术单元，名为“旅团”（brigade）。旅团的基础是6排纵深的线形阵，长矛手和火绳枪手左右交替排布。这样就解决了如何让长矛手保护火绳枪手的问题：有骑兵来攻时，火绳枪手就退到矛兵线的后面，正面暴露的空档由一线矛兵后面的第二梯队矛兵填补。

但经过准确比对，我们会发现吕斯托的文献依据并不支持他的描述，其他记载的说法也很不一样。从客观角度来看，火绳枪手面对来袭的敌军迅速退到旁边的长矛手后面，然后第二梯队的长矛手上前填补空档，这种操作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此外，在初始阵形中，第二梯队的火绳枪手被第一梯队挡住，武器派不上用场，我们也看不出他们要如何、在哪里发挥作用。

不过，我此处不会深入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毕竟是技术性问题，而且瑞典军阵在军事史和世界史上的要点是毋庸置疑的：火绳枪手增多加上武器进步，我们在莫里斯军制那里已经看到了的这一点。火绳枪重量大大减轻，用不着木叉支撑了，这意味着射速的提升。今天还有人认为火绳枪手自身挡不住骑兵进攻，但纯火绳枪团已经出现的事实反驳了这一看法。早在1630年，钮迈尔·冯·拉姆斯拉（Neumair von Ramssla）就在《军制回忆录与规范》（Erinneurngen und Regeln vom Kriegswesen）3中写道：“长矛更像是削弱敌人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脊梁。火器赋予长矛以力量。”4

苏格兰中校马斯卡姆（Lieutenant Colonel Muschamp）参加过布赖滕费尔德会战，担任一个火绳枪营的指挥官。他这样描述步兵战斗：5

我首先命令我前方的3门小炮开火，还命令火绳枪兵必须等到进入敌军手枪射程内再齐射。然后，我让前3排士兵齐射，再让后3排齐射，接着发起冲锋，用火绳枪或弯刀杀伤敌人。

尽管我们已经与敌军展开肉搏，但敌军还是齐射了两三轮。我们刚出击时，敌军步兵前方有4队斗志昂扬的骑兵攻击了我方长矛兵，冲到近前齐射了一两轮手枪，射死了所有苏格兰旗手，于是许多军旗一下子同时落到地上。我们的人适时发起反击。一名身穿绣金红衣的勇敢军官就在我们正前方。我们看着他用弯刀敲打手下的脑袋和肩膀，催促他们前进，因为他们不愿意往前走。这位绅士让战斗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但他被杀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矛兵和单位全都发生动摇，彼此踩踏，他的人纷纷逃亡。我们一直追到了天黑。

一份英格兰文献也清晰描绘了类似的步兵战斗场景，出自詹姆斯二世国王的传记，内容如下：

在1642年的埃奇希尔（Edgehill）会战中，当王军进入敌军火绳枪射程内时，两边步兵开火了。王军推进，叛军严守阵地，双方离得非常近，以至于有几支部队的长矛都能刺到对面了，尤其是威洛比勋爵（Lord Willoughby）统领的禁卫团和其他几个团。威洛比勋爵亲手用长矛杀死杀埃塞克斯勋爵团军官各一名。当步兵展开激烈近战时，有人可能会觉得一方会溃败，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双方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交替后退几步，站稳脚跟后继续开火，就这样一直打到夜里。此举实在是不同寻常，若非有许多目击者在场，简直难以置信。6

步兵采用线形阵之后，火枪兵最初仍然是回旋战法。火绳枪兵线分为几队，队与队之间有一条“走廊”。第一排开火后从“走廊”退到后方装填火绳枪，第二排上前开火，如此往复。当推进时就是把回旋方向倒过来：前排开火后不动，后排上前。这套流程发展到了两排可以一边后退、一边开火的程度。当然，边退边开火需要很高的装填速度。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苏格兰部队通过两排并一排的方式将6排的阵形减为3排，然后第一排跪下，3排就可以同时齐射。我们不能假定初始阵形的宽度达到了允许直接并排的程度，因此他们一开始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拉大间隔。7

长矛单位已经变得太小了，不复雷霆万钧之力，但这并非全部。骑兵战术的发展对长矛产生了反作用。灵活的骑兵方队现在可以轻易冲击推进中的矛兵侧翼，通过两面夹击逼停对手。接下来，长矛阵就会暴露在骑兵的手枪火力下，几乎无抵御之力。于是，长矛兵降低成了火枪手的辅助兵种。

古斯塔夫·阿道夫不仅增加了步兵火器，还增加了火炮数量。他引入一种用皮带加固的轻便火炮，名为“皮炮”（leather cannon）。皮炮何时出现，使用了多久没有确切记载。无论如何，瑞典国王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有大量轻型火炮。8

古斯塔夫·阿道夫也重组了骑兵。如前所述，16世纪骑兵是将之前的骑士和骑马兵卒组成明确的单位，以手枪为主要武器进行回旋作战。这样一来，骑兵就放弃了进攻。将方队纵深减到5排或6排的尼德兰军队同样使用回旋战法。现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规定骑兵只有3排，以袭步速度和冷兵器攻击敌军，最多是前两排先抵近射击一轮后再进攻。吕岑会战之后，华伦斯坦也废除了回旋。9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以及三十年战争时期军队整体的纪律状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军队对土地人民肯定是极其残暴的，但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军纪要比国土佣仆更好更严。当然，这是军人常年服役、长官严厉约束的自然结果。古斯塔夫·阿道夫据说发明了夹道鞭笞的刑罚，目的是施加严惩又不至于让受罚者不能服役，因为被行刑官施加肉刑的士兵会“丢尽颜面”，不被战友们待见。但夹道鞭笞是由战友们实施的，所以不被认为是丢人的刑罚。10

正如祭祀卡彼托山诸神的仪式与严苛的刑罚在罗马军队中并行不悖，古斯塔夫·阿道夫军中士气的基础也不只是长官权威，更有宗教观念的滋养。如前所述，这支军队以瑞典国民为根基，但更重要的是官兵有一种特殊的路德新教的心态。据一位英格兰目击者的详细描述，维特施托克（Wittstock）会战胜利后，巴纳将军（General Baner）举行了持续3天的谢神仪式，用军鼓、风笛、小号、火枪齐射和雷霆般的炮声代替管风琴奏乐。11

布赖滕费尔德之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正如坎尼之于汉尼拔：艺术打败了技术，技术尽管水平很高，但过于笨拙。坎尼会战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甚至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有相似性。于是，我们从对战斗过程的一系列描述中得出了对这场决战的一种叙事，这一叙事在世界历史中极为重要，通过新式瑞典军制与旧式西班牙军制的碰撞让两者完全明晰了起来。我们之后会结合战略发展的总体语境来探讨古斯塔夫·阿道夫战略家的一面。

最后谈一谈这位瑞典国王的非凡品性，出自腓力·博吉斯拉夫·开姆尼茨（Philip Bogislav Chemnitz）[36]所写专著的第1卷第四篇第60章：

因为他不仅关心国王的威严和权力，而且更加看重王国和臣民的福祉，所以他扫除了一切内乱和不团结的根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个相异乃至几乎相反之物合为一体，即臣民自由与国王威严。

此外，他的军制远胜于前代统帅的地方不只是战功赫赫，而同样在于他更懂得战争艺术，创立了良好的法度。我们不要以为他的功绩全是靠单纯的、盲目的运气，除了上帝恩典，他靠的是美德、智慧和善行。他能够精妙地营造有利的对敌态势，从敌人面前全身而退，在野地里安心驻扎，迅速地建起设防军营。没有人比他更擅长修建或攻打工事。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评估对手，正确判断战争中的偶然状况，在紧要关头迅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列阵方面更是无人能及。他对骑兵的原则是不后转、不回旋，摆出3排阵势，一往无前，直插敌阵。只有第一排，最多是前两排会在能看到敌人眼白的距离开火，然后抽出佩剑。最后一排根本不开火，直接拔剑冲击，两把手枪都是留着肉搏时用的（前两排骑兵也有一把备用）。步兵分成团（regiment）和连（company），连又分成明确的队（squad）和列（file），各有长官和副官。编制井井有条，每一名士兵提前就知道自己的站立和战斗位置，甚至不需要军官下令。国王发现，以前那种窄长的营（battalion）中的前排士兵会妨碍后排作战，而且能打穿一线的炮火也会对他们造成重大杀伤，所以他的步兵阵形只有6排，交火时还要两排并一排，于是就只要3排了。这样一来就削弱了敌方火炮的威力，末排士兵也能像前排一样发扬火绳枪的火力。这是通过第一排跪地、第二排俯身、第三排直立的方式实现的，每个人都搭在前排的肩膀上开枪。他发明了一种长矛兵掩护火枪手、火枪手支援长矛手的特殊步兵阵法。同理，各队、各旅都能相互支援，如同一个个小型移动要塞，正面和侧面都有掩护，各部守护彼此。于是，各旅也形成了明晰的梯队，旅侧有旅，旅后有旅，旅与旅之间留出了充分的距离。类似地，步兵旅的侧后方也有骑兵保护。骑兵也与精锐火枪手混编，一方可以退到另一方身后，也可以去救援另一方。国王创造性地使用了猎野猪矛，尽管瑞典军队在德意志作战中没有用这种武器，但在与大队凶悍波兰骑兵对战时取得了优势。他还用皮炮对付普鲁士地区的波兰人，也占据了上风。他在德意志战争期间使用了炮身短、炮口粗的轻便团炮，主要用榴霰弹，而非实心弹。在瑞典军击败蒂伊[37]军的莱比锡会战中，团炮的威力尤其显著。

从其他方面看，他也是一名战斗英雄，不仅是因为他的决策，更因为他的行动。他思维缜密、决策果断、心志沉稳、精通武艺，既能号令指挥，又可披坚执锐。他既是英明统帅的榜样，也是勇猛无畏的士兵典范。于是，许多人几乎认为他品性不佳，特别是那些既无见识，又没有充分思考的人，他们看不到国王不避危险、不惧死亡的品性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这种热爱是超越凡人的，所以眼里容不得凡人的弱点和罪行，而大英雄的品格是卑贱平凡的灵魂永远都比不上的。

5　克伦威尔

有人可能会怀疑克伦威尔是否应该在战争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战争艺术连续发展的链条中说不上有他的名字。但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威猛煊赫，他的军队的不同凡响，实在不容略过。1

如前所述，英格兰凭借强势集中的王权在中世纪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军事制度。而在玫瑰战争中[38]，这套制度耗尽了自身的能量。大军阀们同归于尽。终结内战，君主几乎有无限权力的都铎王朝的根基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完善的警察和密探。

当时出现了常备募兵军队的萌芽，尤其是为了镇压爱尔兰人，但这种军制得不到发展，因为国会担心会进一步强化国王的专权，所以不给军队批钱。

在三十年战争中，英格兰本来可以成就援助德意志新教徒的大业。但正如伊丽莎白女王当年为了不让臣民背上过重的税负，所以只为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斗争提供了少量援助，如今她的继承者们也没有干涉德意志，尽管波希米亚人专门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普法尔茨选侯立为国王，指望着以此获得英格兰援助。但英格兰只提供了少量援军，装备还是募捐来的。

前面讨论中世纪时就说过（第3卷第二篇第5章），英格兰有保卫国家和维持国内秩序的民兵。每个郡都有与规模对应的一支民兵，有建制和军官。武器存放在专门的仓库里。他们也有一定的训练，夏季每个月抽一天进行。但如前所述，这些民兵单位被称作“练军”主要是因为他们应该训练，而不是他们真的练了。与我们了解的德意志多处的地方民兵一样，他们的军事价值很小。

法理上讲，这些民兵不应该出国作战，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应该离开本郡。大约150年间，英格兰无疑偶尔会发动战争，但战功寥寥。尽管与德意志和法国一样，英格兰贵族身上还留存着先辈的武士传统，但现在靠征召骑士已经打不赢战争了。如果要招募佣兵，英格兰又缺少赋予国土佣兵战斗力的德意志传统。尽管英格兰冠绝所有新教国家，但由于欠缺军事组织，不管是胡格诺战争，尼德兰独立战争，还是三十年战争，它都不能在欧洲政局中发挥显著作用。结果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领袖的位子终于被物质资源较少的瑞典夺走。

缺乏高效军事组织的现状当然也主导着内战进程。不管是聚集在查理一世国王身边的军队，还是国会征召的军队，尽管他们势不两立，但组织性还是太差，打不了大决战。双方大概各有六七万兵力，但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城市和城堡里，参加野战的人数不过一两万。两边都有参加过三十年战争、在尼德兰或瑞典军中服役过的军官和士兵。他们把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阵形带到了英格兰，但没过几年就被大众同化了，于是正如世界史中的其他时期（前有胡斯战争，后有法国大革命）一样，真正的军队是在战争本身中锻炼出来的。

完成军队改革、用精兵取代松散的征召民兵和志愿兵的核心人物是克伦威尔（Cromwell）。他之所以成为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懂得如何在战术上运用又如何在战略上领导这支他手创的军队。作为国会议员，他曾提议将民兵指挥权从国王转到国会。当内战因此爆发时，时年43岁的克伦威尔自封为骑兵队长，在本郡组织了一个骑兵方队。他之前没当过兵。1642年10月23日，国会军在第一场大型会战埃奇希尔会战中失败。撤退途中，克伦威尔对汉普登[39]（Hampden）说：

你的部队大多是年老力衰的仆人、酒鬼和类似的废物。敌军则是绅士子弟和有身份的青年。你觉得这些平庸无能的人能比得上内心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人吗？你必须去找那些心志单纯的人——请不要怨恨我说的话——那些心志不亚于绅士的人。

他接着说，讲荣誉的人只能被有信仰的人打败，他还说自己知道那些人生活在哪里。他还有一次说义人未必在上层，在这一点上，律师比军人更有发言权。

他按照上述精神先编练了一个骑兵队，然后发展成骑兵团。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1645年），他决定以此为模范建立一支新野战军。之前完全没有一支统一的国会军，只有多股由某个郡或某几个郡组成的同盟维持的部队。最强大的同盟由东部的几个郡组成，之前就已经与克伦威尔和他出身的郡联手，现在则提供了“新模范军”的骨干力量。国会承诺为新军定期发饷，军饷不再由各郡负责，改由国库承担。尽管新军人数不过两万人，但国会还是凑不齐军需，于是将余额摊派给了地方当局。

如前所述，直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军队还是非常相似的。双方都有在尼德兰军中或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军官，双方军官团都是由贵族组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国会军偶尔有表现突出的士卒被任命为军官，但还是无关宏旨。新军共有37名团长和将军，其中9人是大领主，21人是乡绅，只有7人出身平民。直到后来，接替先前因为政治宗教观念而拿起武器的贵族的职业军人才多起来。因此，两军的区别不在于一方是贵族派，一方是平民派。“骑士党”（Cavaliers）和“圆颅党”（Roundheads）的称呼会误导人，好像后者在嘲笑对面的老爷们用来装点自己的假发似的。“圆颅党”领袖和军官在画像里全都是长发，包括克伦威尔在内。清教徒剃光头出征的事只发生在内战初期，用当时的一位贵妇人的话说，他们好像要等头发长回来才会再次出征。

内战前几年，反抗军的统帅是两位地位崇高的国会议员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随着新军的组建，一位新统帅也上位了。国会一方的将领一直指望打着打着，最后能与国王达成和解。曼彻斯特伯爵说过：“哪怕我们打败了国王99次，他还是国王，他的继承者也会是国王。但如果国王击败了我们一次，我们都会上绞刑架，我们的后代会沦为奴隶。”于是，国会通过了“弃权法案”（self-renunciation acts），内容是议员不得统军，将军务和政务分离。国会应任命一位最高统帅，国会选择了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将军（General Thomas Fairfax）。他被赋予委任所有军官、团长和队长的权利，但仍然需要国会批准。假如克伦威尔和其他人一样的话，这些手段必定会葬送他的前程。他是一名议员，本来是必须放弃军职的，但他当时已经升到了副将。结果恰恰相反，克伦威尔在军中有崇高威望，没有人敢让他弃权。但费尔法克斯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克伦威尔身兼议员与军职，对小自己12岁的费尔法克斯将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尽管克伦威尔名义上是二把手，却是实际上的大帅。

新模范军的基础是彻底革除民兵习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但他们的军纪的基础是宗教。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支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它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体，既是军队，也是教派。有人恰当地将其比作十字军或骑士团。因此，我们打个比方，英国革命军与后来的法国革命军完全不同，与德意志国土佣仆也完全不同。它与法国革命军的共同点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观念而团结在一起，但它恰好是后者的反面，因为它不是被征召起来的大众，而是选民的团体。国土佣仆也是选出来的团体，但他们是最低下的那一种战士，徒有蛮勇，毫无理想，而独立派（the Independent）[40]的军队是服务于理念的。法国的胡格诺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形成像克伦威尔那样的统一军队。这场战争经常被和平协议和停战协议打断，交战的军队仍然属于贵族或市民征召兵和佣兵团。

与三十年战争后期的军队一样，克伦威尔军中的骑兵比例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大多自备马匹装备。丰厚的薪水让他们能过上绅士的生活，而且他们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当骑兵是一个好差事。

一位保皇党的老军官曾对一名清教徒军官说：“我们的人，有男人的罪，爱喝酒，爱追逐女人；你们的人有魔鬼的罪，也就是高傲和叛逆的精神。”

由于军官来自委任，而非选举，所以军中一直保持着服从命令的原则。克伦威尔说过，“我下令，所有人都要听命令，不听就解职”，“我不会容忍任何人的反驳”，“制服统一”——这里讨论的是制服问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人经常因为制服不一样而打架”2。就连最高层也要服从命令。尽管统军将领经常与手下团长开军事会议，但会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约束力，下令还是将军自己看着办。

用克伦威尔的话说，军纪“根植于信仰的激情和真理”。通过操练和演习，军纪被用来组建牢固的骑兵战术单元。内战之初，埃塞克斯伯爵相信自己不必全面操练，他觉得士兵了解最基本的内容就足够了。克伦威尔则不仅要求校官由能者担任，还要求给校官操练部下的时间。

为国王效劳的骑兵并不缺少勇气。查理一世手下还有一员曾长期参与三十年战争的著名骑兵将领——普法尔茨领主鲁普雷西特（Prince Ruprecht of the Palatinate）。他是查理一世的外甥，也是“一冬之王”（Winter King）[41]的儿子。埃塞克斯伯爵一度灰心丧气，觉得永远都组建不成一支能与国王匹敌的骑兵。但是，克伦威尔“铁骑军”（Ironsides）最终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不仅基于勇气，也基于纪律，纪律让他们能够在进攻后立即重新集结。赫尼希（Hoenig）[42]（II，2，435）提出，在鲁普雷西特统领骑兵的最后一战内斯比会战之前的4场战役中，他的骑兵一直有进攻后不能立即重新集结的弱点。赫尼希的结论是，鲁普雷西特不理解重新集结的必要性。我们能相信这个结论吗？一名骑兵将领反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怎么会不知道进攻后收拢部队是何其必要，散乱追击乃至劫掠又是何其凶险呢？我相信他是明白的，但明白不等于贯彻。问题在于练兵，这是一项需要持续努力的艰苦工作，清教徒凭借宗教带来的精神力量做到了，保王党就不行了。在马斯顿荒原和内斯比两场会战中，决定胜负的正是双方骑兵的这一点差别。当然，与早先的估算相反，国会军在纳斯比还有巨大的数量优势。3

对于克伦威尔的具体战役和会战记述可以略过。他的长才不在于统军，而在于前面讲到的建军。4不过，我还是要讲几个有趣的细节，放到当时的整体军制上同样成立。

内战爆发时，长矛阵和火枪阵还是挨着的。我在文献中没有找到两者具体位置关系的记载。长矛兵在战斗中击退骑兵进攻和长矛兵互冲的记述经常出现。与欧洲大陆一样，火绳枪在英格兰也渐渐超越了长矛。经常有记载说火枪兵在近战中把枪当棍子用。弗思（Firth）在其著作[43]第108页指出，火枪兵不穿盔甲，所以行军能力更强，这是他们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战的第一年，强度最大的行军距离不超过10英里到12英里（约16千米到19千米），最远的一次是13英里（约21千米），也就是不到20千米。后来行军时不穿盔甲了，行军路程远了一些，但还是不超过3德里，也就是23千米左右。

英格兰直到1705年才最终弃用长矛。

支撑火枪的木叉在内战初期还在用，但新模范军已经不用了。

在内战的第一阶段，每次会战前双方都会公布区分敌我的战场标识和口号。在埃奇希尔，国会军的标志是橙色头巾；在钮伯里（Newbury）是帽子上插嫩绿树枝；在马斯顿荒原是帽子上的白布或白纸。由于这些标识物在激烈的战斗中很容易丢失，所以士兵们还有口号，比如“神与我们同在”（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的瑞典军一样）；马斯顿荒原会战中的王军口号是“神与国王”。

克伦威尔在战争期间确定了统一的红杉制服，在英格兰军中沿用了两个半世纪。

英格兰人进攻时习惯大声高呼，苏格兰人则是沉默地向敌人走去。苏格兰人门罗取笑皇帝的军队进攻时高喊“沙、沙、沙”（Sa,sa,sa），他说这是土耳其作风，好像叫喊就能吓住勇士一样。丹麦人和瑞典人前进时也不说话。5

如果清教徒军队的特性在于宗教，克伦威尔的成就在于利用宗教精神为建军立功服务，那么我们最后也不能忽视这支军队的特性对政治的反作用。

统军权最初在费尔法克斯将军手里，接着由继任的克伦威尔掌管。但从军事层面转向政治领域时，做决定的就是军官委员会了。1647年，军队反叛国会，普通士兵也选出了号为“鼓吹会”（agitators）的士兵委员会，目的是递交诉状。国会想在全国推行长老派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建制，通过教规保障统治阶级的权力。6军队反对此举。军队的民主观念抵制传统国会制度的贵族气质。他们不想臣服于主教，同样不想臣服于长老派。他们捍卫政教分离，支持自由的独立派体系。最终，军队的团结精神占据了上风。国会想在军队完成使命、打败国王后就解散军队，但军中各团不愿意被解散。军官倾向寻求折中方案，但士兵不同意。军官最后不得不顺从士兵，这样才保住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就连克伦威尔也在压力下屈服了。军事法庭判处枪决了几个带头哗变的人，恢复了服从秩序。但军队的意愿完全得以贯彻。国王被处死，国会先被清洗，后被废除。这一套确实完成后，士兵委员会就消失了。不过，我们发现后来有不少“鼓吹者”当上了军官。军队统治国家，军队首脑克伦威尔也成了国家元首。尽管这样一支小规模军队提供的政权基础非常狭隘，但克伦威尔依然拥有保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大王国的统治权，因为他运用权力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并在与竞争对手尼德兰和宿敌西班牙的争斗中维护了国家利益。据说克伦威尔有言：“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想要什么，但我不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因为直到我想要的事情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句话恰好可以形容他自己。

6　战例介绍

锡沃斯豪森会战

（1553年7月9日）

锡沃斯豪森会战（battle of Sivershausen）中的双方骑兵都用手枪，靠近到“能看见对方眼白”的时候才开火。这里还没有用到回旋。双方兵力都很多，莫里斯大概有7000名至8000名骑兵，阿尔布雷希特少一点。不同记载之间有巨大的矛盾。或许从客观层面分析文献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战斗描述。

圣康坦会战1

（1557年8月10日）

腓力二世集结的兵力不少于5.3万人和70门大炮，对科利尼守卫的圣康坦（St.Quentin）城展开围攻。法军主力远在意大利。法国援军企图入城时被敌军优势兵力击败。西班牙军用炮火先轰击德意志和法国步兵，然后派骑兵击破敌阵，圣康坦随之陷落。但此战不寻常的地方在于腓力无力乘胜追击，因为他付不出军饷了。11月，他只能解散大军，或者分兵驻守。

希弗林根会战

（1558年7月13日）

在丢掉圣康坦后，亨利二世将大军从意大利撤回，重新占有了兵力优势，因为腓力之前被迫解散军队。于是，亨利夺取加来，蹂躏了弗兰德斯地区。西班牙人尝到了前一年极端行径的报应，如今无可作为。但局势在6个月后再次逆转。法国分兵并入侵卢森堡（Luxembourg），埃格蒙（Egmont）统率的西班牙军凭借两倍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打败了正在围攻加来和敦刻尔克之间的希弗林根（Gravelingen）城的法国军队。此战依然是骑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双方都有德意志国土佣仆参战，也都受到了缺乏斗志的批评，指责他们的原因或许是大家都是国土佣仆，不愿意给同胞造成太大杀伤。但法军麾下的国土佣仆并未因此获益，而是与其他人一样被消灭了。除了少数骑兵逃脱，法国全军覆没，多名大领主被俘。

胡格诺战争

德勒会战

（1562年12月19日）

在德勒会战（battle of Dreux）中，新教一方骑兵多，天主教一方则有相当的步兵（瑞士人、国土佣仆、西班牙人、法国人）和火炮数量优势。双方都有几个步兵单位被骑兵击破。胡格诺一方的“黑衣骑兵”猛攻瑞士方阵，但最后还是被击退了。2法军的一个营用长矛兵前布置3排钩铳手的方法顶住了敌方轻重骑兵的进攻，钩铳手起到了迟滞敌军的作用。天主教一方最终胜利。

蒙孔图尔会战

（1569年10月3日）

天主教一方有相当大的骑兵和步兵优势。科利尼企图凭借正面障碍物来掩护部队，却被天主教军迂回绕过。索要欠饷的国土佣仆发起哗变，拖慢了胡格诺军退兵的速度。一个由4000人组成、侧面有大车为屏障的瑞士营不寻常地顶住了胡格诺骑兵的进攻。胡格诺骑兵被驱离战场后，国土佣仆遭到四面夹击，全军覆灭。天主教一方自称只损失了300人到400人，而据普费弗尔（Pfyffer）[44]记载，瑞士军只有20人阵亡。从文献来看，国土佣仆甚至在死前都没带走几个敌人。3

库特拉战斗

（1587年10月20日）

库特拉（Coutras）战斗是亨利四世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双方兵力都不超过六七千人，而且似乎只有骑兵和钩铳手真正交战了。亨利让钩铳手结成一个个密集的小单位，站在骑兵之间，还让他们等敌方骑兵距离20步以内再开火。

伊夫里会战

（1590年3月14日）

伊夫里会战（battle of Ivry）的相关记载给人一种传奇故事的印象，目前还没有批判性的专门研究。尽管战场上有长矛兵大方阵，但真正交战的只有骑兵、钩铳手和炮兵。天主教联军的骑兵被击败后，亨利四世下令开炮轰击敌方步兵。瑞士人投降了，国土佣仆和法国人则惨遭收割。

白山会战4

（1620年11月8日）

波希米亚的战事拖了将近3年时间，没有爆发一场大决战。波希米亚人具有相当大的兵力优势，摩拉维亚人、西里西亚人和一大批奥地利人站在他们一边，匈牙利人也赶来支援。但领导决策上的优柔寡断，让他们以现有的兵力依然不足以夺取维也纳，终于让获得大批援军的皇帝得以转入攻势。教宗出钱，西班牙和波兰国王出兵，天主教同盟首脑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Duke Max of Bavaria）亲自统领这支威武雄壮的大军。

尽管如此，决战直到最后关头才打响。巴伐利亚公爵坚持主张利用合兵一处的皇帝军与同盟军的巨大兵力优势，从上奥地利直取布拉格。但之前成功实施过机动和游击战略的皇帝军统帅布阔伊（Buquoi）对深冬时节冒险打会战有很深的疑虑。他宁愿将目标局限于通过机动将敌人赶出下奥地利。但马克斯公爵非要逼迫敌军决战，在布拉格城下夺回奥地利和摩拉维亚。布阔伊屈服了，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次大胆行动本来是很容易失败的。

波希米亚军由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Anhalt）指挥，企图在敌军正面占据一处易守难攻的阵地，从而拖延其进军。意志坚决的联军向北绕了过去。沿着这个方向，来自巴伐利亚的辎重也可以通过波希米亚森林的各处关口被运到前线，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波希米亚军注意到敌军确实是直扑布拉格之后进行强行军，这才再次截住敌军，于布拉格以西约两英里（约3.2千米）处的白山（White Mountain）布下防御阵地。

阵地位置极佳，右侧是围场和一座坚固堡垒，左侧是陡峭的地陷。战线正面是沙尔卡溪（Scharka），它所经之处是湿地草甸，敌军只能从一座桥过河。

蒂利大胆地命令巴伐利亚部队过桥后面对敌军列阵。波希米亚人这时意识到，胜负之机在于扑向巴伐利亚军，赶在皇帝军渡河支援之前将其打垮。施图本福尔（Stubenvoll）和施利克尔（Schlieck）两位团长提醒领主克里斯蒂安注意眼前的有利形势，他想要采纳。但将军霍恩洛尔伯爵表示反对，他指出巴伐利亚军会派火枪手坚守桥近侧的伦普村（Rep）能为主力争取足够的过河时间，而波希米亚人一旦出击就放弃了防御阵地的巨大优势。安哈尔特听从了伯爵的意见，放弃了趁敌军列阵未成出击的大好机会。他或者是决定打一场纯粹的防御战，或者指望着易守难攻的阵地能让敌军在最后一刻知难而退。如果真是那样，波希米亚几乎肯定可以不经一战便赢得战役。

事实上，布阔伊明白山脊上的敌阵不容忽视，他不知道敌军提前挖好了怎样的堑壕，己方进攻时可能会遭遇根本挡不住的枪炮火力，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后方只有一条狭路，大军就全完了。因此，他主张从南侧包抄，逼迫敌军撤出阵地。

但马克斯公爵和蒂利两人都想决战，他们最终在列阵完毕后于阵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占据了上风。“凡是想打野战的人，”蒂利后来说道，“只能将正脸朝向敌军，让自己暴露在炮火的危险之下。”毕竟，包抄行动的可行性很低，撤出现有阵地的危险性则很高，这是显而易见的。天主教一方无疑具有数量和士气的双重优势。他们有2.8万人，波希米亚只有2.1万人。他们不断将敌人逼向布拉格城下。5另外，天主教部队在前一晚成功突袭了匈牙利人，让波希米亚国王麾下的这支不少于5000人的力量大惊失色，完全失去了斗志。

趁着敌方将帅开作战会议的时间，波希米亚人在奋力加固阵地。安哈尔特领主在之前行军时就预备列阵于白山，下令在那里挖掘战壕。他曾请求赶在大军前面前往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国王本人监督白山工事。但他们取得的成果很少，因为大军携带的工具已经用完了，首先要向议会政府批准600塔勒的锹铲采购经费。要是多加一把劲，多上一点心，再多几个钟头的时间，白山工事完全可能做到固若金汤，让布阔伊担忧的事情变成现实。

但不仅战壕工程推进不力，他们也没能利用地形优势。右侧有围场的墙和陡坡，是非常坚固的天然屏障，只需较少守军即可。于是，坡度较缓，更易通行的左侧理应加强兵力或布置一支预备队用于反击。但整个阵地一律布置了两个梯队，每个梯队都是由一个个交替布置、间隔相当大的小型骑兵和步兵单位构成的。5000名匈牙利骑兵本来应该一部留作预备队，一部在最左侧列阵，但他们觉得最左侧会暴露于炮火之下，所以不敢去那边，于是全在最后面当第三梯队。由于前一晚遭受了袭击，他们显然士气受挫。

会战期间在布阔伊身边的耶稣会士菲茨西蒙（Fitzsimon）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优秀的战记。他说波希米亚的军阵太单薄了，还学究气地援引了李维的观点。右侧围场与左侧山坡的间距约为1.5英里（约2.4千米），6而波希米亚全军不超过2.1万人。如果统帅坚定英明，将部队牢牢掌握在手中，那么正如前面所说，他可以派较少的兵力把守围场和右侧，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防万一，这样就可以弥补地阔人少的问题。但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并非这样的统帅。之前，当巴伐利亚部队孤立无援时，他还会犹豫要不要进攻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他个人能力更强，富有自信，但他并不能掌控部将，更不能通过他们控制各部。

天主教军没有利用数量优势进行包抄，比如他们无疑可以包抄波希米亚军左翼，那里没有匈牙利部队。相反，他们由两侧进攻时的正面宽度似乎还不如敌军，于是纵深就更大了。皇帝军和同盟军分别组成了5个步兵大方阵，按照棋盘样式排成二线或三线推进，骑兵在步兵侧后方。皇帝军的骑兵组成了小方队，同盟军骑兵的单位则很大。7

双方在展开期间都开炮了，但无疑并未造成重大伤亡。天主教一方的火炮在山谷中，只能仰射。波希米亚人则只有6门大炮和若干小炮。

如前所见，尽管先展开的是巴伐利亚人，但第一波进攻是由右侧的皇帝军发起的。巴伐利亚军确实必须沿着陡坡佯攻，但与克雷布斯（Krebs）的看法相反，这不可能是他们较晚参战的原因。假如他们与皇帝军同时列阵，那他们不会因为坡陡而晚几分钟参战，结果让皇帝军自己打了胜仗，以至于公爵手下的大部分团根本没交上手，毕竟开战的决策主要是公爵做出的。仗之所以打成了侧面战斗，是因为联军存在意见分歧，于是达成了妥协。他们决定首先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散兵行动，看看敌军阵地是不是像某些将领害怕的那样牢固严密。这场行动必然要放在更能看清地貌的右侧。因为初步侦察活动立即引发了会战，决策是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来的，所以天主教军中最先部署、求战最迫切的部队几乎无事可做。

联军本来没有下定战斗决心，这可能也是他们采用窄长阵形的原因。他们不想第一波就投入太多人，而是希望保留大批兵力。

皇帝军沿着缓坡迅速接近波希米亚军左翼，最初遇到了多支骑兵团的反击。但经过一番你来我往，骑兵很快就在敌军的优势兵力面前败下阵来。图恩伯爵（Count Thurn）的步兵团这时也展开行动，但只是在300步到400步远处开枪，然后就转身逃跑了。波希米亚一方的统帅在战记中只看到士兵的胆怯，但史家指出先前有玩忽职守和欠饷的情况，以至于士气低迷，这便能解释这支部队的糟糕表现。局势但无疑还是有一些异样。如前所见，波希米亚军的梯队非常单薄，每个单位都很扁平，间距又很大。这种阵形方便各阵根据具体情况穿插运动，相互配合，但必须有人认清和利用具体情况才行。换句话说，薄阵需要自信而卓越的指挥，上至统帅，下至各团。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之前已经看到阵形是平均摊开的，没有真正因应地形。现在只有站在第一梯队的图恩伯爵部上前，8而且上前时相邻的骑兵已经溃退。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匈牙利人都没有一齐前进。于是，第一梯队的图恩团前进时撞上了兵力多好几倍的敌军步兵和骑兵。难怪他们停下脚步，转身逃跑了。为什么图恩不先等敌军进入火绳枪的射程之内、可以发挥火枪的全部威力时再把部队带出去，配合附近骑兵发起反击呢？考虑皇帝军的数量优势，反击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可疑的；前面的两支步兵后面又有三支，还有骑兵队相随。尽管如此，孤零零的一个团上前又没有提前利用防御阵地和防御火力的优势，如此行动对部队的要求太高了，就算再勇敢也不可能成功。令人称奇的是，包括图恩团余部在内的第二梯队没有立即参战，反而在第一梯队顺着间隙往后逃跑时不动如山。

波希米亚军统帅之子，时年21岁的安哈尔特少主克里斯蒂安统领着一支勇敢的骑兵，从第二梯队大胆上前，突袭得手。皇帝军前锋在前进途中遭到波希米亚骑兵攻击，大概本来就陷入一定的混乱。现在克里斯蒂安突然杀了进来，途中遇到一支骑兵，驱策其返身再战，一度击破了一个步兵方阵，用马刀砍倒了一部分敌军。其他几支部队跟了上来，第三梯队的匈牙利人也往前走了。但敌军人数太多了。蒂利将同盟军的骑兵派去支援，很快打垮了安哈尔特的骑兵。匈牙利人甚至没有发起一次真正的进攻。面对天主教军的不断推进——其中波兰人表现很突出——波希米亚的一个个团纷纷逃跑或退入右侧的围场，在那里遭到四面合击，迅速被消灭。

战斗从中午打响，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侧的一大批巴伐利亚部队根本没用上。

不仅多名亲历者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两军阵形的信息，还有名为《日志》（“Journal”）的巴伐利亚官方战报（作者是拉斐尔·萨德勒，1621年刊行于慕尼黑）以及领主克里斯蒂安写给腓特烈国王（收录于1787年的《爱国文献集》，Patriotic Archives）的报告中的草图。

《日志》中写道，双方步兵都是方阵，唯一的区别是天主教一方的射手围在方阵四周，包括后方，而波希米亚一方的射手有的在方阵周围，有的在长矛兵单位两侧组成斜向的长队。

在天主教一方，同盟军的骑兵方队要比皇帝军的方队大得多，这样做是恰当的。

在安哈尔特报告的配图中，波希米亚一方的步兵和骑兵都组成了扁平阵形，但射手和长矛手的关系没有说明。巴伐利亚草图中的波希米亚军阵大概是虚构的；巴伐利亚人听说过射手两侧长队的事，据此画了草图，但他们不知道扁平阵形这个关键点，而从波希米亚统帅本人的草图可知其确实采用扁平阵形。

但是，克里斯蒂安为什么摆出稀疏扁平的阵形呢？草图给人的印象是，他首先让所有部队（匈牙利人除外）排成一线，然后一支部队不动，一支部队往前走300步，以此类推。如此一来，第一梯队各部的间隔恰好等于第二梯队各部的正面宽度。因此，与敌军正面接触时，除非第二梯队及时上前堵住缺口，否则第一梯队的每支部队马上会受到两面夹击。按照这种阵形，敌军骑兵对波希米亚步兵的威胁特别大。这样做的解释大概是敌军也没有组成连续正面，而是以间隔很大的窄长纵队行进，克里斯蒂安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克里斯蒂安很可能指望着第一梯队受到夹击威胁时，不远处的第二梯队能迅速冲上来支援，同时巨大的间隔能赋予每一支部队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问：将各部隔离开来的巨大间隔难道不应该为战败负责吗？假如波希米亚各部没有组成松散的两线梯队，而是组成紧密的一线梯队等待敌军进攻，尽可能高效地发扬火力，9在最后关头尽可能整齐地发起全线反击（当然，匈牙利人还是留作二线预备队），那么取胜的机会当然要大一些。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古人所误，受到了罗马军团当年利用了空隙之说的余毒[利普修斯根据李维（8：8）得出的棋盘阵]影响？无论如何，下一个时代的军人转向了密集阵形。

一份很可能出自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本人之手，内容是波希米亚军队不足之处的回忆录[刊载于《爱国文献集》，7（1787）：121]中抱怨说，许多军官能力不足，还嘲笑他们根本不理解的尼德兰战法。假如克里斯蒂安对尼德兰战法的理解和运用果真如文献记载和他本人所绘草图中一般，那我们就不应该太苛责那些有排斥心理的老兵了。身为统帅，克里斯蒂安的问题显然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小。他还埋怨手下团长太少，因为将军们都是自行任命团长（第119页）。这或许是实情，却再一次反映了统帅的优柔寡断。

此战不同寻常地有许多民族参加。波希米亚一方有波希米亚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尼德兰人；天主教一方由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瓦隆人和波兰人组成。

布赖滕费尔德会战10

（1631年9月17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海岸登陆后过了大约15个月，他才与身兼皇帝军、同盟军统帅的蒂利在萨克森决战。皇帝一开始派不出足够兵力对付瑞典国王。尽管将同盟军算在内的话，他可动用的兵力确实很多——瑞典国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警告说，皇帝的兵力不少于15万——但为了把守开战至今夺取的无数堡垒，这些部队分散于各地。此外，皇帝还在意大利与法国争夺曼图亚公国。然而，皇帝之前在众选侯和天主教同盟的劝说下将瓦伦斯坦撤职，此举拖延了准备反击的工作。9月，也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踏上德意志土地两个月后，皇帝用撤职令通知了瓦伦斯坦。

因此，古斯塔夫·阿道夫有时间一座接一座拿下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区的要塞，期间常常会遇到激烈抵抗；他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与新教诸侯盟友磋商，争取他们。1631年2月，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首次与蒂利面对面，但两位统帅都无意求战。通过奔走来回的急行军，古斯塔夫·阿道夫抢在蒂利援兵抵达之前先后夺取了自己右侧的代明（Demmin）和左侧的法兰克福（Frankfurt）、兰茨贝格（Landsberg）。但接下来，蒂利于5月20日强攻夺取了之前宣布支持瑞典的马格德堡，令人惊叹。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直奔对手而去。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等待援军抵达并与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联络。蒂利则相信身边都是瑞典国王占据的要塞，他不可能压迫对方应战，于是满足于在中欧四处镇压瑞典的支持者。直到蒂利进入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率军与瑞典结盟时，会战才就此展开，地点在莱比锡以北约5英里（约8千米）处。

据文献记载，古斯塔夫·阿道夫甚至到此时依然反对应战，只是因为不希望看到国土成为两军来回烧杀掠枪的战场的选侯敦促，他才同意。果真如此的话，瑞典国王独具战略眼光的名声可就要受损了。他指望不上更多援军了，而且躲开蒂利也没有其他重要目标要夺取。蒂利则恰恰相反，他还在等待一支由奥尔德林格（Aldringer）统率的南德意志援军，援军已经抵达耶拿（Jena）近郊，因此几天内便可到达。蒂利本来大可以列阵于埃尔斯特河之后，大概能够拖住敌军足够长的时间。11因此，他本人对此应该毫不犹豫，但连胜而骄的手下将士觉得敌军来到莱比锡平原是送上门来的机会，应该与之会战。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再次避战可能是因为什么呢？拖延下去的话，他一无所得，只会丢掉萨克森，丢掉萨克森则万事皆休。如果仔细看他发回国内的9月15日杜本（Düben）重要作战会议报告中的措辞，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没有说反对会战，只是给出了不应浪战的理由。换句话说，作为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不想表现出一心求战的样子，而是把这个角色安排给了最关切本土不要再受战祸的选侯。如此一来，萨克森人在战斗中会更加卖力，而且出了问题也是他们担责任。

瑞典萨克森联军兵力估计约为3.9万人，皇帝军和同盟军有3.6万人。因此，前者兵力略多，骑兵比对方多2000人（1.3万人对1.1万人），火炮也多（75门对26门）。但蒂利寄希望于靠质量优势弥补数量劣势，对面的1.6万名萨克森部队大多是征来的新兵，顶不住蒂利的部队。

蒂利出了莱比锡城，命令大军在开阔平原停下并列阵于布赖滕费尔德村右侧的一处小丘，那里在洛伯河（Lober）后方约2千米处，河从阵地正面流过。洛伯河今天只是一条小溪，但从记载来看，在当时肯定很难渡过这条小溪。军阵没有天然界限，左右两侧皆无依凭，但考虑有大纵深的步兵大方阵（terzio）保护侧翼，所以天然障碍物也不是必然要有的。

联军似乎是在远处就展开为宽大正面，从平原上走来，发现敌军阵地时就转向右边并派出前锋在战线之间游击。瑞典国王和霍恩元帅（Field Marshal Horn）在报告中都说，右转的原因是避免敌军利用阳光和风向的优势。这句话含义不是很明确，尽管从韦格蒂乌斯开始，阳光和风向的优势就是军事理论家葫芦里的老药，但弗隆斯贝尔格自称对其一无所知。战阵的正面方向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加重要的因素决定，而且在展开状态下转向的难度极大。拿骚伯爵约翰写道：“在战斗中试图转向是很危险的，这算是半个逃跑，而且给了敌军侧面进攻的机会。”12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明言转向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必须要在敌人眼皮底下越过一道天堑，也就是洛伯河。但向右运动的结果是两军没有正面碰撞，联军伸到了蒂利军左翼以外。联军不只是物理上延伸出去一块，还潜在地进一步拉大了与敌军的距离，因为除了荷尔斯泰因的一个团，蒂利将全部步兵放在了中间偏右的位置，13骑兵有12个（11个）团在右翼，只有6个团在左翼。于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瑞典军几乎只会遇到骑兵，而骑兵必然布置得非常稀疏，也就是间隔很大，因为整条战线的长度达2.25英里（约3.6千米）以上，一步的距离内不超过5个人。排成一线的4个步兵密集大方阵应该也有很大间距。

蒂利或许可以趁着联军正在渡过洛伯河的机会出击（类似于白山会战中安哈尔特的处境），但他没有那样做，大概是为了让己方炮兵能首先向展开过程中的敌军开火。敌军渡河期间，蒂利左翼被包抄的状况显现了出来。左翼指挥官帕彭海姆（Pappenheim）向左移动，于是左翼的骑兵和右翼的荷尔斯泰因团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双方都想包抄对方，于是战斗在缺口处爆发了。帕彭海姆远远地绕到了敌军侧面，以至于瑞典第二梯队可以直接上前迎击他。14

蒂利军主力对此无法袖手旁观，尤其是瑞典萨克森联军的炮兵现在也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火炮数量远多于对手，威力更大。于是，蒂利命令右翼投入战斗，特别是全体步兵。他的4个步兵大方阵齐头并进，配合骑兵击退了萨克森部队。不光是老兵打新兵，还是以多打少，萨克森人怎么可能顶得住呢？帕彭海姆的左翼和蒂利亲自指挥的右翼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因此战线上的瑞典主力对面几乎没有敌人。联军向右行进时，瑞典军和萨克森军之间可能也形成了一段空隙。这或许是瑞典人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右转是为了避免敌方利用阳光和风向的优势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批评。

由于帕彭海姆所部骑兵向左运动，萨克森部被击退，所以瑞典军遭到了两面包抄。事实上，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指挥的一个骑兵团已经绕到了瑞典军后方。既然近1.5万名萨克森人已经被驱离战场，蒂利现在拥有了近3.6万人对不到2.5万人的数量优势。但瑞典部队的战术灵活性，以及瑞典国王及其将领的高超果断指挥弥补了数量上的差距。

甚至在萨克森人败退，皇帝军完成对瑞典军这一侧的包抄之前，帕彭海姆的骑兵就被击退了。与火枪手紧密配合的瑞典骑兵在战术上优越于皇帝的骑兵。15他们放任敌方骑兵来到近处，接着火枪手一轮齐射，瑞典骑兵随之冲上去，一举将敌军击退。就连来到瑞典军后方的菲尔斯滕贝格部骑兵也被转过身来的瑞典第二梯队击退并歼灭。

但决胜的位置还是在瑞典军左翼，皇帝军的4个步兵大方阵占据了萨克森人原来的阵地。如果大队步兵配合骑兵向左攻打瑞典军的暴露部，他们要如何抵挡呢？古斯塔夫·阿道夫一看到萨克森人在逃离阵地，就从第二梯队抽调两个步兵旅来掩护侧面，又从另一翼抽调了一个骑兵团来支援，对敌军骑兵发起进攻；敌军骑兵只有6个团，如果减掉之前跑到瑞典军后方的一个团，那就只剩下5个团了。与另一翼一样，骑兵和火枪手在进攻中密切配合，击败了蒂利的骑兵并将其驱离战场。还没等追击萨克森人的皇帝军步兵大方阵重新集结整队、转到新的行动方向，骑兵已经一败涂地。事实上，有一个方阵跑得太远，扬起了漫天尘土，以致于看不到发生了什么。它在待命期间无所作为，没有参加之后的战斗。但其他3个方阵被己方骑兵抛弃，又受到瑞典军多个方向的攻击和威胁，无力施展真正的强项，也就是雷霆般的突击。有人会觉得他们的兵力那么多，各部应该可以相互支援，击退敌军骑兵，然后转入进攻。但这并没有发生。果决领导下的瑞典骑兵肯定不断从四面同时进击，萨克森步兵大方阵被迫消极防御。我前面说蒂利军两面包抄了瑞典军，这句话现在必须重新检视。早在蒂利军左翼形成威胁之前，右翼包抄的部队就已经被击退了，而当瑞典军发起积极抵抗时，左翼的威胁也被解除了。我们可以说瑞典骑兵将步兵方阵钉在了原地，这时瑞典火枪兵也发起进攻，特别是向密集的敌阵开火、几乎发发必中的轻炮兵。16除了更强大的远程武器大大提升了瑞典军歼灭被围敌军的效率这一点，此情此景肖似坎尼会战。

古斯塔夫·阿道夫后来写道，他的7个步兵旅中只有3个实际参战，主要是对付蒂利大方阵的两个旅以及参与击退帕彭海姆部、歼灭菲尔斯滕贝格部骑兵的步兵。

帕彭海姆手下的骑兵尽管数量大得多（可能是7000人对4000人），但还是一无所获，因为瑞典骑兵与近战步兵密切配合，且得到了火枪手的有效支援。帕彭海姆没有被彻底击败。他自称重新集合了部队，但无法率领他们回身再战，而到了次日，“他在刺眼的阳光下从敌人面前退走了”。另一侧的皇帝军骑兵处于兵力劣势，不到4000人对至少5000名瑞典骑兵，后者还得到了姗姗来迟的两个团的加强。皇帝军步兵的火枪队薄弱，没有做好再次进攻的准备，支援力度很小。于是，皇帝军的两个兵种没有达成战术协作，被步骑协同的敌军各个击破，先是骑兵，再是步兵。

蒂利多次受伤，勉强保住性命，决定退向哈雷（Halle），路线大致是从瑞典军后方，沿着瑞典战线平行方向回退。他身边可能还有菲尔斯滕贝格骑兵残部。该残部绕到瑞典军后方，结果受创。帕彭海姆和没有参加第二阶段会战的第四方阵早已向莱比锡而去，直到次日才与蒂利会合。因为蒂利在德意志西北部还有相当的兵力，所以这次看似诡异的撤退行动其实是他一早就计划好的，一旦战事不利就退兵。类似地，萨克森选侯逃跑时不是朝向后方的杜本，而是向侧面的艾伦堡（Eilenburg）而去。

被俘的蒂利部步兵立即加入了瑞典军，以至于后者战后的兵力比战前还要多。

吕岑会战17

（1632年11月16日）

吕岑会战（battle of Lützen）之前，瓦伦斯坦侵入萨克森并夺取了莱比锡。古斯塔夫·阿道夫从南德意志赶来驱逐他。瓦伦斯坦得到了从马斯特里赫特远道而来的帕彭海姆支援，兵力之盛令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敢立即出击。同时，国王还指望着格奥尔格公爵统领的一支吕讷堡与萨克森联军来支援，后者在易北河另一边的托尔高（Torgau）附近，于是瓦伦斯坦被夹在了两股敌军之间。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萨勒河畔瑙姆堡（Naumburg）以北设下守御完备的大营，人数虽居劣势，但瓦伦斯坦还是不敢贸然攻打。两军就这样对峙数日，饱受11月寒冬之苦。最后，瓦伦斯坦决定将部队撤回萨克森诸城的冬季营地。古斯塔夫·阿道夫刚刚发觉便主动出击，希望与格奥尔格会合，或者在敌军集结之前将其击败。瓦伦斯坦派轻装部队拖住瑞典前锋，然后精明地选择了一处适合打防御战的阵地。瓦伦斯坦部没有直接堵住瑞典人的去路，而只派了右翼过去。不过，右翼边上是小城吕岑和难以通行的沼泽，易守难攻。因此，为了与皇帝军交手，瑞典人必须花时间绕了一个大圈子，不仅给了对方集结更多兵力的机会，也让对方有时间奋力挖掘战壕，加固本来正面就有天堑保护的阵地。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进军第一日（11月15日）得知敌军在正面不远处设立阵地时，他命令部队转向敌军，准备次日清晨发起进攻。他有16300人，包括5100名骑兵和60门火炮（包括轻便的团炮）。瓦伦斯坦最初只有1.2万人，包括4000名骑兵、21门重炮和数目不详的轻炮。18但迷雾让瑞典军直到上午10时才出击。正午时分，1400名骑兵加入皇帝军，两时到3时之间又有1500名步兵抵达，于是总兵力就成了14900人对16300人。

早期文献说，吕岑会战中的皇帝军依然采用蒂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的那种笨拙阵形。这是不正确的。瓦伦斯坦已经抛弃了步兵方阵，改行10排纵深的阵形。他还采用了轻便的团炮，并将火枪手配属给骑兵。19尽管如此，瑞典军仍然具有质量优势，他们使用没有木叉的轻型火绳枪，纵深只有6排，更有对新募军队来说总是具有优势的老练军队。

最后，尽管皇帝军阵地坚固，但瑞典人的数量和质量优势还是占据了上风。瓦伦斯坦的中军步兵一直没有被击败，但骑兵损失惨重，以至于他不敢次日再战了，尽管夜幕降临后抵达的4000名帕彭海姆部步兵让他具有了相当大的数量优势。假如这支步兵早几个小时抵达，当日战局或许会有利于皇帝军。另外，纯粹从战术角度来看，瓦伦斯坦在次日未必不能再战，未必打不赢，至少还可以防守。瑞典人在夜间也稍稍退后，但他们当然还在等待从托尔高来的吕讷堡萨克森联军，20而这正是瓦伦斯坦放弃交战并撤出萨克森的决定因素。

有学者称，瓦伦斯坦明知瑞典军近在眼前却依然命令部队退入冬营的做法不可理喻。但他们不可能冒着11月的严寒继续在旷野中扎营了。佣兵们可能会逃亡。他要么退入冬营，要么不经一战便撤出萨克森，让波希米亚境内的皇帝领地供养军队。通过警戒侦察，他排除了突然袭击的危险，而且敌军毕竟尚未合兵一处。最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本人也没有必胜把握，战斗也是来回拉锯。如果瓦伦斯坦为了规避会战的潜在风险便直接牺牲萨克森，打算退往波希米亚，那他的思想也太狭隘了。

如前所见，他选择以侧面对敌看似不同寻常，其实赋予了他巨大的战术优势。如果真打了败仗，他去波希米亚的道路就被堵住了，只能撤往西北德意志。他有胆量选择这处阵地必须被视为壮举，证明他具有战略胆识。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场会战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其他会战都大。古斯塔夫·阿道夫当然打算天一亮就进攻皇帝军。假如他做到了，必然会打一场大胜仗。但迷雾让瑞典军推迟了进攻。在此期间，皇帝军不仅奋力挖壕加固阵地，而且赶来的援军也让双方兵力几乎相等。反过来看，皇帝一方的最后一支援军，帕彭海姆的4000名步兵尽管前一天晚上就接到警报，从约19英里（约31千米）以外的哈雷赶来，但这支本来会赋予瓦伦斯坦数量优势的部队还是迟到了，入夜后才抵达，那时战斗已经结束了。最后，尽管瑞典打赢了，但国王的去世还是抵消了战果。

会战期间，阿尼姆（Arnim）统率的萨克森主力还在西里西亚，对付马拉达斯（Maradas）和加拉斯（Gallas）的两支部队。天主教一方还有一支可观的兵力供巴伐利亚选侯动用。尽管吕岑是一场重要会战，但双方都只投入了部分兵力，而且参战兵力数目也是非常少的。

讷德林根会战21

（1634年8月27日/9月6日）

1634年瓦伦斯坦遇刺后，由斐迪南皇太子（Crown Prince Ferdinand）任统帅、将军加拉斯伯爵（General Count Gallas）实际指挥的皇帝军与巴伐利亚军联军转进巴伐利亚，围攻雷根斯堡。伯恩哈德（Bernhard）[45]从上普法尔茨赶来解围，与来自康斯坦茨湖的霍恩在多瑙河南岸会合。令人惊讶的是，伯恩哈德留了一支部队围攻福希海姆（Forchheim），霍恩也在康斯坦茨湖和布赖斯高（Breisgau）留下兵力，以至于两军会合后的兵力似乎还是不足以直接进攻雷根斯堡的围城部队。围城军仍然在奋力攻打，同时弗赖辛（Freising）、莫斯堡（Moosburg）和兰茨胡特（Landshut）也被拿下，雷根斯堡终于陷落了。

皇帝军取胜后分兵两路，斐迪南率军前往正被一支瑞典和萨克森联军威胁的波希米亚，巴伐利亚与天主教同盟的部队则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等待一支正从蒂罗尔赶来的庞大西班牙援军。与我们预想的不同，伯恩哈德与霍恩没有直扑巴伐利亚军，趁西班牙部队抵达前将其击败，而是同样也分了兵，好让部队休整。现在萨克森部队撤出了波希米亚，于是斐迪南再次转向，与巴伐利亚军会合后夺取了多瑙沃特（Donauwörth），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围攻讷德林根（Nördlingen）上。瑞典人难道要让这座新教重阵也落入天主教一方手中吗？

伯恩哈德之前在雷根斯堡就主张尝试解围，如今更是积极请战，尽管他并不否认敌军兵多。霍恩表示反对，事实上直接进攻讷德林根围城部队的决心最终也没有下定。他们原先在讷德林根以西10千米开外的博普芬根（Bopfingen）等待援军，后来决定向围城军逼近，扎营于乌尔姆与讷德林根之间的道路上，既方便从乌尔姆和符腾堡给瑞典军运送补给，也能切断从多瑙沃特向皇帝军前线的粮道。部队从讷德林根正西的博普芬根出发，绕了一个大圈到城西南的阿恩斯贝格山（Arnsberg），全程近10英里（约16千米）。前锋指挥伯恩哈德去往的敌方地点似乎比霍恩预料中更接近讷德林根，因为只有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即对皇帝军补给线施加压力。但这条路线从博普芬根出发后要经过崎岖的山谷和森林，而且还没等伯恩哈德后面的霍恩部越过这些障碍，皇帝军已经占领了奥布赫（Allbuch）高地，那里本来是联军预定阵地的一部分，是要构成阵地右翼的。正当争夺高地的战斗期间，天黑了。次日上午，霍恩全力攻打奥布赫，左翼的伯恩哈德却按兵不动。22瑞典军尽管英勇，还是敌不过敌军的巨大优势兵力。联军终于把之前留在福希海姆城下和德意志南部的大部分部队派了过来，但皇帝军也等来了期盼已久的西班牙部队。如今皇帝军占有数量优势，至少达到4万人对2.5万人的程度。23

霍恩元帅现在意识到自己既不能夺取奥布赫，继续打也坚持不到傍晚，于是快到中午时就在一队先遣骑兵的掩护下退兵了。伯恩哈德还守着自己的山头，但现在轮到皇帝军进攻了。伯恩哈德部也只得撤走，途中撞上了退下来的霍恩部。通往乌尔姆的道路在左翼伯恩哈德部正后方，霍恩部也没有抵达预定地点，后军沿着路且战且退，于是恰好与伯恩哈德部形成了一个丁字。在种种不利因素之下，新教军全面崩盘，步兵几乎全军覆没，霍恩被俘，伯恩哈德力战得以逃脱。

我们可能会设想伯恩哈德之所以推进到山上敌营炮火范围内的近处，是他知道此举将引发会战，逼迫指挥部中的霍恩元帅不情愿地投入战斗，因为霍恩明白讷德林根危如累卵，随时可能陷落。如果再考虑两位瑞典统帅不知道敌我兵力的巨大差距，这种看法似乎并非全无可能。但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如果伯恩哈德果真急于战场决胜，那么他从一开始就会避免分兵，而且会趁着斐迪南还在波希米亚时求战。即便瑞典军大胆的迂回行动成功了，不经一战便能占据城市西南方向的有利位置，或者在首日夜晚或次日清晨夺取奥布赫，这也未必就会引发会战。伯恩哈德无疑知道皇帝军有兵力优势，但优势不大。最起码他会假定敌军不敢冒险攻打易守难攻的瑞典军阵地，于是选择撤军，放弃讷德林根。只不过穿过山谷用的时间太长，瑞典军没能全部抵达伯恩哈德预定的位置而不得不夺取之，所以才爆发了战斗。因此，我们必须将此战划为遭遇战，而非酣战。24

瑞典方损失了全军的一半以上，约为1万人至1.2万人。步兵基本被歼灭。天主教一方的损失据说不超过1200人至2000人，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奥布赫争夺战中新教方付出的代价无疑要多于对方，但瑞典军的大部分损失，尤其是被俘，是在撤退途中造成的。

现有报告中没有详细说明各个兵种的活动及其配合，乃至整体战术局势。但有一个重要且有趣的战略因素应当重申：双方都没有交战的企图或计划，战斗只是在争夺一处高地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机动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行动成功，则天主教一方要么放弃围攻讷德林根，要么只得攻打占据极为有利阵地的新教军。

维特施托克会战25

（1636年10月4日）

1636年夏，皇帝军与萨克森军联军经过长期围攻夺取了马格德堡，当时巴纳统率的瑞典军还在城北边的韦尔本（Werben），而且自觉兵力不足以解救马格德堡。

现在两军相向而行，都盘算着从威悉河或波美拉尼亚调集援军，但都没有发动决战的坚决意愿。巴纳想侵入萨克森，联军则计划逼退对手，以便依次夺取瑞典手中残存的城池。最后，一度被逼退回梅克伦堡的巴纳绕过敌军，从敌军南边发起进攻，于是会战在普里格尼茨（Priegnitz）地区的维特施托克（Wittstock）爆发了。

此战若真如普遍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会是世界史上最令人惊诧的战斗之一。

巴纳的兵力据说只有1.6万人多一点，至多再多1000人。对面则有2.2万人至2.3万人，而且阵地在天然屏障之外又有工事加固。眼见敌军正面坚不可摧，巴纳决定分兵两路，同时发起夹击。如果再假定双方训练程度和战术水平相去不远，而且瑞典军发起进攻时是背靠敌境，那么从计划的大胆程度和胜利的伟大程度来看甚至比坎尼会战还要高。汉尼拔当年之所以能违背兵力弱的一方不能分兵夹击的规矩，是因为他确信己方骑兵有绝对优势，有充分理由寻求决战，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巴纳为什么觉得有希望打赢，也看不出他为什么非要在此时不惜一切代价打会战，因为他明明可以继续机动而不承担太大风险。

巴纳的优势在于敌军两侧阵地没有天然屏障，不用绕太远即可包抄。另外，敌军正面的森林也使瑞典军的行动变得隐蔽起来。于是，由托尔斯滕松（Torstensson）指挥右翼的巴纳部队突如其来地杀进了敌军战线左侧的萨克森部侧面。但萨克森部稳住阵脚并形成了新的正面，哈茨费尔特元帅（Field Marshal Hatzfeldt）指挥的皇帝军迅速从另一侧赶来支援，于是向那一侧包抄的瑞典纵队和菲茨图姆（Vitzthum）指挥的中军预备队白等了。按照通说的兵力对比，萨克森军与皇帝军联军的兵力必然要有托尔斯滕松的两倍多，我们真是不知道后者怎么能激战3个小时，打得有来有回。

除非假定瑞典兵力至少与联军相等，甚至可能略多，否则这场战斗的计划和行动便无法理解。巴纳在战前几周时间里调来了人数可观的援军，包括1000多名勃兰登堡守军——守军献城后，萨克森听其去留——而联军还有占领勃兰登堡的克利青将军（General Klitzing）部5000人没有与主力会合。因此，尽管皇帝军自称以1.2万人对2.2万名瑞典军的说法是遁词，26可能与事实差得很远，但瑞典方也不是不可能占据一定的数量优势。

瑞典军右翼就这样逐渐将几乎全部的敌军吸引了过去，虽不能取胜，但尚可坚持。随着夜幕降临，瑞典军左翼现身于联军身后，于是各部已经混杂不堪的联军不敢继续交战，而是趁夜撤出，丢下了大炮，单位也打散了。蒙泰库科利（Montecuccoli）有一句评语（《作品集》2：58）说巴纳取胜靠的是“日落时终于现身的12队生力军，当时皇帝军全都精疲力竭了”。

即便巴纳没有以少胜多，他作为一线指挥官的声誉也不会受损。他的主要目标绝不是引发决战，但当敌军为了次要目标而力量削弱，而他又觉得力量与敌方相当时，他便抓住了机会。他果断绕过敌军，不怕背对敌境，同时意识到掩护敌军正面的障碍也使其不能发起反击，于是他大胆地分兵合击。他的机动成功了，由此显然占据了上风。前后夹击自然是有优势的，哪怕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瑞典人最后还是达成了这个目标。防守方避免被夹击的唯一可能性是适时发起反击，赶在另一部干预前将敌军一部歼灭。皇帝军没有做到，于是最终必然失败。但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见好就收，完成次要目标，夺取勃兰登堡后就集结全部兵力，寻求沙场决胜。当然，联军由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和皇帝的元帅哈茨费尔特二人同掌，做出大胆决策确实是很难的。另外，攻陷马格德堡后，联军因为缺乏粮饷弹药而无所事事达4周，部队拿不到钱就不上阵。

讲到腓特烈大帝的托尔高大捷时，我们会看到类似的状况。

第三篇　常备军时代

1　总论

理论家和政治家从一开始就并非不知道临时征募佣兵作战的巨大劣势。我们已经看到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家和弗朗索瓦国王这样的政治家是如何着力于创造更优越的军事组织，又是如何失败的。这一领域实现进步的方式是理论家没有提出过，哲学家没有设想过，任何人不曾预料到的。佣兵团没有被另一种来源的武士取代，而是通过长期服役转化为常备军。这个过程最早发生在西班牙，然后在尼德兰，继而随着三十年战争而遍布于德意志全境，最终于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传入英格兰。

查理五世退位时[46]留下了6万名野战军和8万名卫戍部队，这种状况最后普及开来。战后解散军队的弊病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人们现在还意识到常备军不仅有政治上的好处，更有提升部队基础战斗力的军事优势。

军事组织总是国家存续的最基本因素。欧洲整体的社会政治格局都随着新的军事组织而转变。常备军成为君主和议会的斗争焦点，由此在整个欧洲大陆将国王提升为绝对统治者，在英格兰则先后让斯特拉福德（Strafford）大臣和查理一世国王上了绞刑架。古代的附庸制度以贵族军官团的形式重新出现。但常备军脱去了国土佣仆凶悍野蛮的外衣，遵守更严格的纪律，募兵以外有征兵为补充，而且随着基本结构的变化，战术阵形也有了更新。

西欧各民族为强大军队建立严整管理制度的过程极为艰难。集武士和企业家于一身的佣兵队长的地位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而且在三十年战争中达到了顶峰，因为国家当时还没有能动的力量来替代这些企业家的能力和活动。

与企业家军人相比，国家制度是软弱无力的。尽管斐迪南二世皇帝治下疆域辽阔，有诸多王国、公国和伯国，但他仍然不能从国土征集一支能与四海为家的冒险家、一再被他任命为统帅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Count Ernst von Mansfeld）的部下相提并论的军事力量。瓦伦斯坦花费的巨资只有极小部分来自遗产或嫁妆，主要来自贸易和开矿——也就是说，来自合理合宜的国家机关本来可以自行利用的资源。哈布斯堡家族做不到。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一流的人物能够自领军队，无须佣兵队长为中介。其他大领主渐渐也做到了这一点。

军队重大变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或者说一个副作用，是新型国家治理机关的出现，即官僚机构。官僚的任务是征收税款以充军费，以及凭借对经济状况（最终拓展到全民福祉和农业）的细致掌控而尽可能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国家如今以一种特殊的能动力量的面貌登场了，它不同于管理家族产业的地方领主，也不同于仅仅是国家管理对象的人民。上述区别对战争观念和战争行为也产生了反作用。胡戈·格劳修斯（Hugo Grotius）阐发了战争是军人的事务，与平民无关的原则。

我前面说过，第一个长期维持大规模佣兵的国家是西班牙，因为尼德兰战事必须要有一支常备兵力，甚至在西班牙与法国开战期间也要如此。不过，这支西班牙军队内部长期延续了佣兵团的性质。如前所见，常备军连带的军队新风气是在西班牙的对手奥兰治领主莫里斯统率的尼德兰军队中才发展起来的。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瑞典军队进一步发展了新军制，但没有完全消除旧佣兵团的品格。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新军发展的过程基本也完成了。现在各国都有了平时常备、定期发饷、遵守纪律的军队。

接下来我们要考察两个最突出的例子——法国和普鲁士。1

2　法国

学界曾长期认为敕令军团（Compagnies d’ordonance）标志着法国常备军的诞生。但他们只不过是中世纪部队的高度发展和组织化形式，其实中世纪也可以说是有常备部队的，即领主亲兵和城堡守卫。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并非起源于骑士及其附属部队，而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式步兵。但在一段长时期内，法国本土步兵都很少。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打仗用的都是瑞士步兵、国土佣仆加上法国骑士。就连16世纪下半叶摧残法国三十年的内战主要也是凭借瑞士和德意志雇佣兵。在法国土地上实现骑士向现代骑兵演化的不是法国人自己，而是德意志骑兵。胡格诺战争没有推动法国国民军的进步，反而可以说使其退步了。各方打内战依靠的是基本上随意来去的支持者。引发胡格诺战争的是势不两立的、在宗教战争中尤为强劲的激情，由此带来了独一无二的骑士复兴现象。贵族凭自己的意愿，亲自无偿上阵参战。他们确实作战勇敢，但骑士军制的反面也显明了出来，1590年，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援救巴黎时机动避战。以自愿从军的贵族为主体的亨利四世军队无计可施，终于瓦解。亨利说，他与帕尔马公爵的区别归根到底就是个钱字，如果他的财源多一些，他肯定能让部队保住。兰克观察到，来自波托西的白银在欧洲常备军精神的发展中起到了作用。1美洲金银无疑帮了西班牙很大的忙。但后续事态表明，有序的国家管理和税收制度不仅同样能供应常备军费，效果甚至还要好得多。两者当然也是有联系的。我们必须重申一个前提条件，即发现美洲以来贵金属的增多大大推动了以物易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因为在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的情况下，征税是极其困难的。本作第2卷中已经讲述了古典时代货币经济的崩溃，以及欧洲退回以物易物经济对罗马军团瓦解所起到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过程的反面：随着货币经济的重现，纪律严明的常备军也再次发展起来。

胡格诺战争一直与对外战争相纠缠。直到1598年《韦尔万和约》（Peace of Vervins）正式结束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内外战勾连的复杂局面才告一段落，而且亨利四世在和约缔结后只维持了少量军队。大部分骑兵团被解散，保留的团队也大幅缩减，据说一团只有1500个骑兵。2根据一份文献记载，3全军有6757人，大多骑马。另一份文献称，除了国王卫队还有4个人数众多的步兵团。4第三份文献说全军有100个连（company），当然加起来未必能上万。

法国步兵的基础是由皮卡第和皮埃蒙特地区的“队”（band）逐渐形成的，他们现在被称作“旧军”（les vieilles bandes）。他们与瑞士步兵、国土佣仆不可相提并论，但还是被保留着，并在宗教战争初期改编为团（regiment）。这项举措是由一个偶然因素推动的，即两位步兵副将昂德洛（Andelot）和孔代（Condé）都是胡格诺教徒，一部分“旧军”仍然忠于他们。贸然宣布将两人解职的做法风险太大，于是弗朗索瓦·吉斯（François Guise）改组了忠于国王的部队（开始于1561年，1569年明确完成）。5这就是法国步兵团的起源，团的数目逐渐增加，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期。

叙利（Sully）[47]这样描绘内战末期法军的状况：步兵只能靠抓壮丁而来，完全是靠棍棒、监狱和绞刑架维系的。他们领不到军饷，有机会就逃跑，宪兵看管他们就像围攻敌营一样。另一位法国人写道：“军队就像一条排水沟，社会机体中的所有杂质都汇入其中。”6

1610年，亨利四世准备对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再次开战（他因此被拉瓦亚克，Ravaillac刺杀）时据说手中有13个步兵团。叙利制订了建军5万的计划，“当年即可成军，需时10个月”，需耗费1500万法郎。

亨利遇刺后，法国再次陷入了衰弱和内乱，直到黎塞留（Richelieu）时期才逐渐好转。在黎塞留主导下，法国参加了三十年战争，与哈布斯堡家族对抗。但由于法国已经近40年（1598年至1635年）没有正经打仗了，所以军队依然很弱。到了1631年，黎塞留还宣称法国合用的战士太少，因此希望主要靠政治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参战。71636年，新教一方在德意志的讷德林根吃了败仗，皇帝方将领加拉斯有可能深入法国本土，约翰·冯·韦特（Johann von Werth）也可能从比利时进军巴黎近郊。黎塞留号召法国人民奋起爱国，终于逐渐形成了一支真正的法国人军队。法国新军编成，采用尼德兰操术。与奥兰治家族有亲属关系的蒂雷纳（Turenne）也在其中接受了训练。但法国国王的军队中仍然长期以外国人为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国王将魏玛公爵伯恩哈德招致麾下，并在公爵去世后留下了他的军队。1638年，法国有36个本土团和25个外族团。

1640年，黎塞留号称法国有15万步兵和3万多骑兵。但近年来的法国研究表明这两个数字是相当夸大的，步骑加起来实际连10万都不到。8一些连据说常常只有15人到20人，因为连长要吃空饷，部队集合后就被解散了。

4年后（1644年），马扎然（Mazarin）致信蒂雷纳称他希望尽可能招募德意志人，因为法国人部队开小差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9法国要到爱尔兰、苏格兰、瑞典和普鲁士招兵。

1670年，法军兵力总计13.8万，其中4.5万是外国人，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1789年大革命爆发时，法军共有69个法国步兵团和23个外国步兵团，总计17.3万人。但我们无法确定其中实际服役的人数有多少。10

我们知道，团最初只是行政单位，是数目不等、人数不等的单元（Fähnlein）的集合体。战术单元是方队或营，它们的兵力和构成也会因地制宜。1635年，法军的营成为团的下属单位。每个营的兵力相等，但一个团包含的营数有多有少。

旧式敕令兵团向新式骑兵团的转化特别困难。原来的团长不愿意接受改编；旧军中嘲笑轻马载不动重装骑士。第一次尝试（1635年）在7个月后不得不被废止，旧军团恢复了独立地位。晚至1638年和1639年还要颁布条令规定骑兵行军时必须全程佩带武器，必须布置岗哨等，违者处死。

尽管有重重困难，新制度还是逐渐站住了，法国贵族也贡献了蒂雷纳和孔代这样懂得利用新军事体系的统帅。

骑兵完全放弃了骑士作战的传统，以至于路易十四要在1676年下令军官必须穿胸甲，违者开除，士兵可以不穿。进攻时，军官要组成方队的第一排。1715年之后，除将军以外的军官也不穿胸甲了，与士兵一样只穿皮外套。11

新军制的真正组织者是米歇尔·勒泰利耶（Michel Le Tellier）。他于1643年就任战争国务秘书，1668年将职位传给了儿子卢瓦（Louvois）。12就连黎塞留当年也没能真正整顿军事组织。

年幼登基的路易十四上台初期，威尼斯大使南尼（Nanni）在报告里说法国士兵褴褛赤足，骑兵马匹低劣，但打起仗来还是跟疯子一样。

关键因素是军饷。威尼斯大使安杰洛·科雷尔（Angelo Correr）的报告里写道，国王出了100枚杜卡特金币，只有40枚用到实处，其余60枚都被浪费或贪污。微薄又不定期发放的军饷不可能控御军队。

勒泰利耶设立了文官“监军”（intendants）。监军被派给军事主官，地位仅次于统帅，其余军官都必须服从监军。监军出席每一场将军召开的作战会议，参与每一项军事、外交和行政事务的决策。他们要向统帅提出建议。财务、工事、军粮、弹药、医院和军事法庭，这些事项都要听监军的。

为确保军饷到位，勒泰利耶首先规定军饷发放必须有监军或监军下属在场，如军务专员、军务长、军队驻地的市长或士绅。他后来又剥夺了团长发放军饷的权力，改由监军或军务专员执行，而且军饷与阅兵脱钩，改成定期发放，通常是按月发放。

1650年，投石党骚乱期间，勒泰利耶再次授予总督在本省征税的权力和职责，以供要塞驻军所需。但他1652年就撤销了授权，明确规定征税完全由国王负责。

同时，他还规定监军及其手下专员要经常视察，甚至要突击检查，行军期间也要检查，确保全员到位。专员可逮捕违令军官并没收其财产。

到了紧要关头，孔代、杜普莱西-普拉兰（Du Plessis-Praslain）和蒂雷纳有时还把自己的钱乃至银器发给士兵，免得他们挨饿，哪怕不足以安抚士心。就连勒泰利耶本人有时也会募集资金，更不用提贪婪的马扎然了。

每当税收体系出问题的时候，勒泰利耶就会向士兵发放代金券，等税收上来了再兑换成现金。不仅黎塞留时期的财务状况不佳，马扎然时期无疑也一样，后者为自己蓄积了大笔钱财，却毫不关心国家财政。路易十四时期，定期发放现金军饷逐渐成为常态。

三十年战争时期，各支部队还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半独立共和国。副将们自以为拥有同等的权力，互不统属。勒泰利耶建立了军阶概念。他不得不对魏玛军特殊对待，因为这支部队的组织形式不同于法国部队，有自己的气质。

军官任命权逐渐从高官手中收回，所有军官能否留任完全仰赖国王一人的意志。大贵族的首领和子弟仍然以团长（colonel）的身份世代担任团长，而且常常很年轻时就上任。但他们只在作战时履职，平时主要在宫廷中生活。团的实际负责人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由国王按照自己的意愿从队长（captain）中选任，他们是有经验的、逐级晋升上来的军官。

勒泰利耶革除了高级军官身兼数职，领好几份工资的弊政。他还试图制定相关规定，要求军官必须和部队在一起，不得到巴黎寻欢作乐，就算任职宫廷的团长不行，其他军官也要遵行。

他约束了高级军官的奢侈之风，明确了现役军官最多占有的马匹数量：步兵上尉为4匹，中尉为3匹，宪兵为两匹。

法国组建“旧军”时只有少数贵族参加，13因此与德意志的情况一样，背景各异的表现优异者都能升到领导岗位。但当局早在16世纪就采取措施以尽可能从传统的、地位高的武士阶层中选取军官，也就是贵族阶层，例如，就连胡格诺派首领德拉努都是这样要求的。14从黎塞留时期开始，路易十四逐渐组建了庞大的常备军，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政府和国家精神整体都要求军官团完全由贵族组成。但可用的贵族不够多。大批旧贵族陷入贫困，无力承担军官生活标准所需的额外花费。另外，上层资产阶级和实任官员家庭的大批青年有意从军。但贵族试图通过排除其他人担任军官，主张军官由贵族世代相承的手段来维持自身地位。于是，政府也尽可能偏向、维系和培养贵族。如果放任各阶层进入军官团，贵族的特权地位很快就会消失了。由于贵族充任军官，军官团以贵族自居，所以法国人口中存在一个特殊传统阶层，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荣誉观念、自己的权利主张，在国王身边的廷臣配合下，他们牢固地主宰着社会。此外，从特殊世袭阶层招募军官的做法造成并强化了官兵悬隔的现象，将军队割裂为两个根本上不同的部分。欧洲罗曼与德意志各国的军队全都存在这种分隔现象，后来也被俄国的彼得大帝学了去。官兵分离是这一时期真正的特征，并赋予当时的军队以截然不同于古罗马军团，以及16世纪的瑞士军队和国土佣仆的印记。15

一个特殊状况强化了法国维护贵族军官地位的倾向。尽管军官是由国王任命的，但军官将自己的官职卖给他人的情况常有发生，尤其是想要多赚一笔养老钱的中老年军官。这种继承协议被称作“协约”（concordat），价钱非常高。但由此升上来的军官并不总是干材，而且没有什么比庸才居高位更能打击军纪的士气基础了。16路易十五时期的贝利昂元帅（Marshal Belle-Isle）大力打压这股歪风却徒劳无功，而且由于子弟有意参军的资产阶级家庭要比贵族家庭更有钱，所以打压买卖军职就成了打压平民。如果不许资产阶级参军，他们就不能凭借财富与贵族争夺好差事。于是，纵观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整个时期，我们会发现国王颁布了一道又一道相关敕令，有时允许，有时限制，有时又禁止资产阶级担任军官。黎塞留时期（1629年）有敕令宣称，证明自身能力的士兵可以升到队长，确有才干者还可以再升。尽管看似开放，但敕令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军官团以贵族为本。与16世纪的蒙吕克一样，17世纪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卡蒂纳（Catinat）升至最高军职。但从整体来看，尽管身为平民的资产阶级军官人数很多，但只有极少数能爬到高层，而且有时军官团准入条件苛刻到了与禁止无异的地步。平民进入军官团的主要途径是冒充贵族：找到3名或4名贵族签字证明某人出身贵族，有任官资格就可以了，这种证明不难获得。于是，大革命之前几年（1781年）颁布了一道敕令，规定证明必须追溯到四代父系先祖。这意味着新贵子弟也被排除在外，要当军官只能特蒙拔擢。17

因此，17世纪形成的军官阶层是中世纪世袭武士阶层也就是骑士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变化不仅包括外在的战法，也有内在的变化，因为他们要遵循更严格的军纪，而且军阶晋升全凭长官判断。1685年《军人操行》（La conduit de Mars）一书面世，旨在向军官传授与军官地位相应的职责和行为规范。用雅恩（2：1255）的话说，它是贵族荣誉守则向军人服役条令转变的标志。书中说军官应当服从条令，但不能忘记自己的地位，而且应该抓住一切发财的机会。书中还说虔诚是有益的。

法国军队的军官比例出奇得高。根据一份关于腓特烈大帝作战经历的总参谋部著作（1：114），法军在1740年前后的官兵比例是1：11，因此中尉也全都要装备火绳枪。普鲁士当时的官兵比例是1：29左右，腓特烈大帝去世时大约是1：37，现在是1:50上下。就算1：11这个数字的依据是错误的，但当时法军的军官数量比现在还是高得多。18

如果资产阶级被纳入军官团的过程从未完全停止的话，军队内部至少也有一道从士兵通往军官的独木桥。士官以上，军官以下是“高级士官”（officiers de fortune），类似于海军中的值班军官（deck officier）或近年来的一级军士长（first sergeant-lieutenant）。他们仅被视为士官，但通常出身书香门第。如果表现优异，高级士官可以在中年晋升为军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对部队凝聚力至关重要，尤其是骑兵，骑兵中有很多大老爷对服役不是很上心。后来出任瑞典国王的贝纳多特元帅（Marshal Bernadotte）就是从高级士官升上来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受人尊重，后来更是引人注目的大律师，这决定了他从年轻时便引来了他人的关注。不过，大革命爆发时26岁的他已经参军10年，连中尉都没当上。19尽管他后来总算挂上了军官肩章，但基本没有升到上尉以上的指望。

团的兵员是通过征兵充实的，勒泰利耶为此于1645年划定了专门的征兵区。1666年，士兵的服役年限规定为4年，队长不得逾期强留，违者降职。

国王有时—1674年、1675年、1689年、1703年——仍然会颁布强征令（arrière ban）来征召骑士，甚至七年战争期间的1758年也征召过。但他们基本上刚到军营报到就会被送回去，说是不堪作战，国王由此有了向贵族征税的一项手段，贵族可以不作为骑兵服役，只要交一笔代役金就算是履行义务了。1639年，应征贵族必须提供两名步兵代替自己服役。

晚至1661年路易十四登基时，法国还没有统一军装。尽管勒泰利耶早在17世纪40年代就下令制造了制式武器和军装，但是只有部分团的团长为各连配备了制服。宗教战争期间，双方会通过不同颜色的头巾（casque）和外套（hoqueton）区分敌我，经常因长官和其他状况而变。

1666年，勒泰利耶为火绳枪规定了统一规格，弹丸一磅为20枚。

当时只有几座兵营；士兵寄宿于民家，士兵与房东的关系有细致的条令规范，包括常驻和行军借宿的情况。路易十四时期，越来越多的兵营建了起来。

从1666年开始，训练场中经常会集合大批部队进行操练，不仅有战术科目，也有拉练比赛。

在后勤方面，勒泰利耶建立了常设仓库，此举对战略行动至为重要。勒泰利耶本人不时会到前线视察监督军需发放。我们之后会谈到这套军需仓库制度的实效。

黎塞留之前已经设立了野战医院。勒泰利耶为其提供了资金，兼用于照料士兵和人道救济。在18世纪，法国在这方面被视为典范。监军总管杜韦尔内（du Verney）在七年战争致信克莱蒙（Clermont）司令时称，法国或许是唯一设立野战医院的国家，这既是出于人道，也是因为法国人口太少，必须节约利用。他接下来又说，野战医院当然与驻地医院不同。20

旧式佣兵的一大缺陷是随军者太多。士兵惯于带妻子上战场，以便做饭和照料伤病。由于有了规范的军需仓库和野战医院，军队就用不着女人给士兵帮忙了，于是禁止女性随军就成为可能。勒泰利耶甚至禁止士兵娶妻。

不过，常备军中残留着大量佣兵遗风，从抓俘虏索要赎金做法的延续就可见一斑。1674年，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了赎金定额协议：团长400法郎，列兵7.5法郎。21

勒泰利耶也关心退伍老兵的问题。一批老兵被送到修道院，由修道院负责供养，还有一批集中在连队里做事换取报酬。但老兵宁愿开小差去巴黎乞讨为生。平民施舍老兵要受惩罚，乞讨者本人甚至要处以死刑。1674年，路易十四建立了荣军院（Hôtel des Invalides）。22

如前所述，米歇尔·勒泰利耶之子弗朗索瓦·米歇尔继承并完善了父亲的事业，后者的爵位是卢瓦侯爵。1662年，21岁的他成为父亲的助手；6年后（1668年），28岁的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独立担任战争大臣。

1668年，《亚琛和约》结束了遗产继承战争（War of Devo-lution），理应裁军。卢瓦没有照例裁撤单位，而是缩减了每个团的人数，将军官和军士全部留任，方便日后扩军，那时只要把新兵分配到各个团就可以了。这项措施才真正实现了常备军的概念，不仅节约了战时组建全新单位所需的时间，而且与新建单位相比，这些老部队还有很大的质量优势。

为了让全部兵力都能积极投入作战，卢瓦于1688年设立了民兵团来承担卫戍任务。野战军是志愿入伍，民兵团则由地方提供，所以会有来自这样或那样的征召办法。但民兵团很快也零散承担了一些野战任务，而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inish Succession）[48]中被直接并入了野战兵团。

随着上述过程的推进，野战军也开始转向征兵制，尽管是间接的、温和的和小规模的。但卢瓦在很久之前（1677年）就曾写到，强征不构成开小差的借口，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军队中就剩不下人了，因为按照卢瓦的说法，几乎每个人都能提出关于入伍方式的异议。

亨利三世时期[49]曾有一道命令，说用来吃空饷的冒牌士兵都要砍掉鼻子，德意志地区也有同样的规定。他们不敢惩罚真正的罪犯，也就是团长。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但这种诈骗行为直到很久以后才根除。到了1676年，卢瓦重申了砍掉鼻子的惩罚。

卢瓦对法国军队的最大贡献或许是在军政领域。他勤勉积极，一以贯之地执行完善父亲创造的制度，执法常有残忍之举。他挫败了一切反抗，根除违法之举，警惕地掌控着一切。每当怀疑有错缪失当之处，他都会亲自到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个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堪与腓特烈·威廉一世相提并论。

规制完善的法国军队甚至历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次次失败而不倒，并在后来的七年战争中证明了自己。1760年，斐迪南·冯·不伦瑞克（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与一支法军交战，后者在组织度和装备水平方面不亚于当年东渡莱茵河的路易十四大军，而且兵力则更胜一筹，不少于14万人。23

3　勃兰登堡-普鲁士[50]

根本上讲，德意志诸侯对高效军事体系的需求甚至比法国国王还要迫切，因为法国国王至少在战时可以招募大批佣兵团，德意志诸侯的资源却不足以如此。德意志各地不乏建立新军的广泛积极尝试，其两大基础是贵族的传统封建义务和从未被完全忘却的全民守土义务。诸侯任命有经验的军士将领，为其提供固定工资“待金”（Wartegeld），以便有需要时随时率领征召的附庸或市民农夫“代表”出征。巴伐利亚、符腾堡、普法尔茨、萨克森、普鲁士等较大的邦国甚至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民兵单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拿骚伯爵约翰（Count Johann of Nassau），他是协助奥兰治领主莫里斯成功建军的威廉·路易的弟弟。他的亲属在荷兰实施的新军思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想要将其引入德意志。眼见宗教战争正在酝酿，他建议国会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用国民征召兵取代雇佣兵。但他走得还要更远。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的成绩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全欧洲的新教军人都聚集到他的营中，目的是学习新的军事体系。

但尼德兰战争艺术依赖的不再是单纯的经验，而是学习与知识。于是，1617年，约翰在自己的首府锡根（Siegen）建立了一所面向年轻贵族和上层市民子弟的骑士军校，教授工程、工事、炮术、战术、数学、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并延揽约翰·雅各布·冯·瓦尔豪森（John Jacob von Wallhausen）为校长。可惜我们对校长的出身和生平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当时在尼德兰，自称“在光荣的但泽城任团长、卫队长”，并于1614年至1621年间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军事理论著作。这些文字含有真知灼见，同时常有不加批判的虚构。1他竟然建议骑兵防御时组成圆阵或方阵，2还让步兵组成十字阵和八角阵。尽管如此，他的著作还是相当成功，曾被翻译成法文。但我们看他的文字就会怀疑作者是不是缺乏定性，他刚干了几个月校长就被解职了。锡根军校旋即废止。1623年，约翰伯爵去世，没有造成任何持久的影响。3

民兵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些征召兵在职业军人佣兵面前稳不住阵脚。4西班牙人一来，普法尔茨人就溃退了。在布赖滕费尔德，萨克森人脚底抹了油。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利安写道，1632年，他手下的巴伐利亚人在瑞典人逼近时“丝毫派不上用场，花在他们身上的钱全白费了”5。符腾堡人参加了讷德林根会战，似乎在那里被歼灭了，可惜除此之外就没有他们战斗情况的明确记载了。

尽管勃兰登堡刚刚通过联姻手段统治了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下游的若干地域，政治前景应当更为广阔，但它参加三十年战争时的战备状况还不如前面提到的邦国。勃兰登堡可征召的附庸共有1073个骑兵而且编成了连队，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1610年，柏林市民拒绝进行打靶操练，理由是开枪太危险了，会吓到孕妇。6但用1610年勃兰登堡首相的话说，凭借佣兵打仗意味着“一半敌人在家里，全部敌人在门口”7。

1622年，普鲁士最高委员会向乔治·威廉公爵提交了一份“国防方案”，但被驳回了（1623年2月19日），“因为经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与所有人的期望相反，在普法尔茨组织的国民自卫队在大小战争中毫无实效”8。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胡斯战争到三十年战争的200多年时间里，德意志军事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是彼此矛盾的。理论上，人们还在谈论附庸服役、征召市民和民兵团，但在实践中，打仗靠的是雇佣兵。

1557年，萨克森选侯向代利奇镇（Delitzsch）发布了一道命令：“我郑重命令该镇及该镇居民做好准备，有后续命令则可立即启程。”1583年，他命令“我忠诚的伯爵附庸、骑士领主、市民和其他属民及其亲属应随时整装待发”。一个人只有在“重病症状明显”的情况下才可以找同等级人员代役。9

要是我们从查理曼时起就有这种命令该多好！法律史和宪制史学者会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在其基础上又能建立起怎样的制度啊！但它们只不过是空洞的虚言罢了。

16世纪诸侯掌握的少量卫队被叫作“宫仆”。勃兰登堡选侯的卫队有200人或略多。

随着危险的逼近，议会批准建立一支临时的小规模军队。1626年，瓦伦斯坦和曼斯费尔德进逼勃兰登堡时宣称，如果选侯确实能封锁国境，他们就愿意遵守勃兰登堡的中立地位。但选侯没有兵力去封锁国境，而且尽管议会已经批准建立3000人的军队，那还是太迟了，再说议会也只批准了3个月时间。议会声称没有必要维持军队，因为议会100年来已经为此征收了沉重的赋税，但依然没有得到保护。

于是，两支敌对的军队在勃兰登堡畅通无阻。1628年，瓦伦斯坦据估计在勃兰登堡搜刮到了200吨黄金。勃兰登堡只用2吨黄金就能组建起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了。10

通过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结盟，几个勃兰登堡团成立了，但选侯首先要掏钱。

6年后，选侯跳到了皇帝一方，他计划利用皇帝的援助资金组建一支强大的勃兰登堡军队，“效忠于神圣罗马皇帝及其代理人勃兰登堡选侯殿下”。大军的任务是将瑞典人赶出波美拉尼亚，但到了第二年，勃兰登堡大臣施瓦岑贝格就向选侯报告：“选侯殿下您要求用这片贫瘠的土地供养2.5万人，那会让国家彻底毁灭。不到5周前，在选侯殿下和加拉斯伯爵副将的大点兵中约有5000人报到。而根据选侯殿下的官员报告，现在只剩下不到2000名步骑了。”这种状况的根源自然是筹款不足。如前所见，就连欧洲最庞大、最富庶的法兰西王国当时也是如此。高效的税制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如果议会极力反对就更是难上加难。议会不只是不想出钱，但财政问题的背后是宪制问题。当普鲁士议会驳回了选侯率军保卫议会的提议时，施瓦岑贝格写道：“议会如果容忍了就是大傻瓜。事实上，如果选侯如此强势地降临普鲁士，议会必将担忧他会为议会立法，为所欲为。”11这样的状况在选侯的儿子统治期间实际发生了，选侯的曾孙更是变本加厉，建立了像“铜石一般”的王权。

据文献记载，大选侯（Great Elector）[51]即位后马上取消了勃兰登堡军队对皇帝和选侯的双重效忠，从而建立了独立的勃兰登堡军队。于是有人说，三十年战争惨痛经历的真正果实就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诞生。

这种看法必须予以重大修正。决定高举权杖、让君主权力摆脱并行的议会权力束缚、凭借一支只效忠于选侯的常备军让君主独掌大权的人并非腓特烈·威廉。恰恰相反，鼓吹乾纲独断的人是他父的顾问施瓦岑贝格。时人对乔治·威廉的批评不是他想要的太少，而是他想要的太多了。议会早在1640年就要求施瓦岑贝格“不要将议会当作反贼或奴仆对待”。这位大臣主要被批判的点是在国事上不用心。只要国库里有了钱，他都会先满足自己的欲求，军人却拿不到军饷，破衣烂衫地四处走。议会对施瓦岑贝格暴政的控诉淹没了新君。他没有马上认清病灶，只想结束父亲过于宏大的计划，并出于“国中惨淡，血流遍地”而与瑞典休战。尽管他并不打算完全解散军队，但他还是希望裁军。最后，勃兰登堡保留了125名骑兵和2150名步兵，他们的用途不是野战，而是守卫要塞，因此全部装备火枪。裁军的主要困难是需要发放拖欠的军饷，选侯为了获取所需资源而大幅削减团长工资，从而引发了与团长的冲突。最后，选侯的堂兄恩斯特侯爵（Margrave Ernst）好不容易筹到1380塔勒，满足了骑兵的要求。施瓦岑贝格创设的军事枢密院和军用金库——其中的官员当然都是极其可疑的人12——被解散了，团长重新被赋予任命属官的权利。过了一代人的时间（1667年），选侯给儿子们写下了一条建议，“我一直后悔登基之初被人引入歧途，违心地顺从了别人的建议，对我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害处”，那条建议就是倚重盟友多于自身实力。13

选侯最后留下的军队尽管仍然多于议会所愿，但已经不再是一支野战军了，而且在议会的坚持下，除了新夺取的科尔贝格（Kolberg）、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和明登三处，其余要塞的守军兵力都削弱到了163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现身时的水平以下。

直到登基15年后，腓特烈·威廉选侯才组建了一支真正的军队。那是1655年，瑞典与波兰再次爆发战争，可以说是三十年战争的余波，选侯不得不选边站队。在与议会的持续斗争中，他取得了征收长期税项的权利（1653年征收了为期6年的军费），无须次次报批，他也曾在议会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强行征税。14一项规定臣民应“为必要的堡垒、要塞、戍所之守军与维持费提供赞助”的帝国法令（1654年）帮了选侯一把。同样重要的是选侯花大力气整顿和理顺了行政制度，用度不再盲目，而是有的放矢。于是，选侯于1656年在普鲁士组建了一支1.4万人至1.8万人的统一军队，兵员来自他治下的每一片土地。他率领这支军队加入了查理十世的瑞典军——当然是半胁迫的——并参加了华沙会战。

1660年《奥利瓦和约》（Peace of Oliva）缔结后，不包括卫戍部队在内的野战军再次削减到4000人，但平时也要维持常备军的观念成为基本原则。直到此时为止，选侯的所有举措都只能理解为建军的前提是发生战争或出现战争威胁。但时至今日，尽管议会反对，但选侯明言效仿瑞典的“常备军”（miles perpetuus）还是建立了。15腓特烈·威廉去世时留下了组织严密的2.9万人大军。

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发展史就是普鲁士国家的历史。

普鲁士行政制度的基础是将领土划分为以区长（Landrat）为首的区（Kreise）。区长由本区贵族担任，由本区大地主推荐，由选侯任命。区长的职责是监督居民与驻扎或过境部队的关系、分配供应军需的任务、分配寄宿兵舍、制定运输规范、征税充军饷或赔偿军队造成的破坏。

区长的上级是前身为高级军事委员会（Superior War Commiss-ariat）的军务局（War Chamber），负责税务和转运的日常规范管理，监督楼房、仓库、要塞等军用设施的建造，发放军饷，维护道路桥梁。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将军务局与王室领地管理局合并为至今尚存的区政府（Bezirks-Regierungen）（1723年）。

起初，元帅是整个军事系统的首长，军令军政一手抓。后来军政事务被剥离出来，先由一人掌管，后由一个委员会负责（1712年），即全国军政委员会（General Commissariat）。仿照之前对地方政府的做法，腓特烈·威廉一世将全国军政委员会与全国王室领地委员会合并为国家政府（General Directorate）（1723年）。不仅是战争部，还包括大部分现有的部，特别是财政部和内政部。因此，从历史来看，普鲁士中央政府脱胎于军事管理机关。16

瓦伦斯坦之前不仅要求占领区提供住宿和军粮，还要出包括军官在内的军饷，最高级的军官薪资可是一笔巨款。如有缺额，士兵就去自己抢。民政机关与军事长官在协作中形成了一套行政制度，既能供给军需，也不至于让土地荒废，经济生活仍然可以继续。平时政务（征兵除外）保留在民政机关手中，有序收税，改良税制。17对勃兰登堡尤其重要和有效的一项是普遍消费行为税（general excise tax），也就是1667年仿照尼德兰模式引入的国税。

常备军一经建立便开始迅速膨胀。最初是因为与路易十四作战的需要，继而是因为波诡云谲的大北方战争，等大北方战争结束后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为争取大国地位的初步努力，最后是因为腓特烈大帝的开疆政策。因此，找到兵源和财源同样重要。

金钱来自于日益完善、愈发苛刻的税收系统、对领地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盘剥，以及强大的国家控制力，最后还有外援的助力。自1688年起，海权诸国愿意为德意志诸侯提供资金，使其出兵对抗路易十四。1688年至1697年间，勃兰登堡获得的外援不少于654.5万塔勒，相当于军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8有一伙廷臣痛斥优秀卓越的大臣丹克尔曼（Dankelmann）并促成其倒台，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外援肯定让选侯富得流油，可他们的经济状况为何还是那么窘迫？

兵源比财源更麻烦一些。志愿兵是不够用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偶有强征入伍的记载。蒙泰库科利（《作品集》2:469）提议仿照耶尼切里的模式，将收容所中的“孤儿、私生子、乞丐、贫民”送去军训场，训练成士兵。这一提议从未实行，找教官训练老百姓耗费太大，成效太小。只有将强征入伍制度化这一条，没有别的办法。

军官看到合适的人就会抓过来，用虐待手段迫使其入伍。另一种做法是摊派，规定文官必须为本区的团提供一定数目的新兵。这些措施的随意性打破了一切法律观念，对国家危害甚大，而苛政与腐败是其必然的结果。文武官员都利用征兵权抓壮丁，然后收钱放回。1710年2月10日的一份命令中写道：“军官大胆妄为，频繁拿士卒做‘正常买卖’，或者收钱放回，或者将其卖到其他连团。”19农民再也不愿意运货进城，因为害怕自己被抓住送给募兵官。为了逃避兵役，小伙子成群结队地出境。1706年，波美拉尼亚总督报告道，征兵手段和其他负担会将臣民“彻底毁掉”。1707年，明登上报称当地找不到年轻的农场工人了，因为征兵把年轻人都赶到邻省去了。1708年的一份条例规定，适役男丁“凡无助于公益者均应秘密征召并送往要塞”，再由总督送交募兵官。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52]国王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尽管他上台时正好是对法战争结束前后，而且除了短暂参加北方战争，他并未发动耗费巨大的战争，但他还是需要更多人力，因为他将军队规模增加了一倍。征兵征得人都跑了，经济也要毁了，各省当局纷纷以此诉苦。人民暴力抗征，总审计官抱怨说抗征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尽管国王给别人下令防止暴力发生，但他本人主张强征那些不顺从的市民、农民以及“行迹不端”的仆人，还针对征兵自愿原则做出警示，说应该“革除征兵过程中的过分极端之举，以平民怨”，所以“不过分的暴力行为”似乎是可以的。在现实中，一切照旧。

但在时人和这套制度的创造者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一个关于军队与国家统帅的关系，以及以国家统帅为中介的军队-国家关系的重大理论变革发生了。

除了依靠征兵的正规军，腓特烈一世国王于1701年组建了地方民兵，承担传统的本土守备任务，兵员来自被“入伍”的市民和农民。腓特烈·威廉一世登基后马上解散了这支军事价值极低的民兵，但他坚持从军是义务的原则并将其实施到了常备军上。在必要性的强迫下，志愿募兵变成了强制征兵，完全没有道德或法律的依据。腓特烈·威廉一世宣布（1714年5月9日敕令），青年男子“因其自然的出身、特定的秩序、至高上帝的命令，有责任和义务奉献自己的财产和鲜血”；“永赎决于上帝，其余万事决于我”。有人认为这是宣告了普遍兵役制的伟大原则。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只是宣告以国王为具象的国家拥有对臣民的无限权力，可以随需任意驱使。敕令中完全没有号召全体国民为国战斗的观念，而且最反对这种观念的不是别人，正是腓特烈·威廉一世本人。在他眼中，当兵和其他职业一样，只有受过必要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干。兵就是兵，而且要尽可能当一辈子兵。要是志愿兵足够用的话，腓特烈·威廉一世是完全满意的。他强征臣民入伍并宣称臣民有从军义务的做法只是同样观念的延伸，路易十四在法国做的也是同样的事。20但正是通过迈出的这一步，军队与人民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连结。而且从实际角度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征兵行为是100年后颁布的普遍兵役制的前身。

当时经常有规定某团从某区募集兵员的协议，于是国王后来颁布了一份将这种做法普遍化的命令（1733年），史称“军区条例”（canton regulation），颇有传奇声誉。21

想法看起来很简单，以至于我们不禁会想它为什么这么晚，直到国王上台的第十二年才有人想到。22当时的基本观念仍然是志愿募兵（recruitment），甚至到了后来已经完全是征兵的时代，“募兵”的说法依然沿用。但是，给团乃至连一级规定募兵区的做法赋予了队长一种截然不同的性质。许多队长就是地主或者地主的亲戚，之前更愿意从自家地里“招募”农家子弟。这种主从关系并非毫无价值，但现在已经破败了，募兵个人的热情非常有限。大举推行划区改革的动因是队长们公然抢夺兵员，偷募成风，由此产生纠纷。

新制度最大的好处是限制了队长随意抓壮丁的行为。此外，当局颁布了法令保护上层阶级和某些对国家经济有特殊贡献的人群。贵族、文官的儿子、家产达到1万塔勒的市民工商业者的儿子、经济领域的官员、自有田宅的农民及其独子、父亲是神职人员且正就读神学院者、从事有益于国王信奉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各业工人，这些人都享有“军区条例”的豁免权。豁免范围后来大大拓宽了。但界限常常模糊不清，或者比人们认为的更加宽泛。例如，神职人员的儿子只在就读神学院期间有豁免权——换言之，并非所有神学生或神职人员的儿子都有豁免权。柏林市不是“募兵区”，但军官依然可以“随处征募出身低下的无业者，例如鞋匠、裁缝和类似平民的儿子”。因此，任意性还是相当大。要不是有一个外部因素施加了明确的标准，那简直是完全不可忍受的。这个因素就是对“高个子”的偏好，尤其是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士兵身高不得低于5英尺6英寸（约1.68米）。由于这项限制，绝大部分小伙子从一开始就不属于适役人群。反过来看，5英尺10英寸（约1.78米）、5英尺11英寸（1.8米）乃至更高的人很难免于征募，哪怕符合豁免资格。据说，母亲会对正在窜个子的儿子这样说：“别长个子了，免得被募兵官捉去。”

个子高的人未必就特别勇敢、坚韧和健康，甚至未必体魄强壮，所以这似乎只是君王的脾气罢了。根本原因无非是壮实威武，样子好看。罗马军团也有同样的现象（第2卷）。但这样做的好处是征兵有了一个客观准绳，也可以缓和引发民怨的任意性。在涉及生死的问题上，人还是希望由命运裁决，而非由人拍板。19世纪实行抽签法也是同样的原因。

队长最早会把10岁的男孩编入兵册，只要他觉得其“发育前景良好”。这些男孩可以佩戴一种特殊的帽饰（Puschel），还会领到一张证明，免得被其他队长抢走。

七年战争后，腓特烈国王颁布了新的入伍条例，扩大了豁免范围，取消了队长的征兵权，将征兵工作交给一个团部与民政当局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只征收高个子的条款保留了下来，甚至由此引出了农家有数子则由个子最矮的一人继承田地的奇特规定。23

过去的佣兵军队只要有机会就会抓丁补充兵力，不管领主是谁。现在征兵让部队有可能达到满员，但完全没有杜绝征募外国人的现象。恰恰相反，军区划分其实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如果没有征兵作为补充，那么境外招兵的数量和质量都满足不了要求。当时的看法是境外招兵多多益善，因为那样就保存了本国的劳动力。臣民赚钱交税的用处比从军打仗来得大。1742年，腓特烈大帝设定了一个目标：外国人组成的连要占到三分之二，本国连为三分之一。24募兵工作在蓄养军队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军队的德意志地区进行，尤其是在自由市招募。在波兰和瑞士也招来了很多兵。为了替国王招募到合用的高个子士兵，普鲁士募兵官只要有可能就耍花招骗人，甚至会动用暴力，而且不以为耻。就连德意志小诸侯的保镖都免不了被普鲁士国王“征去”。另一个大宗来源是由于种种原因逃亡的士兵，主要是逃兵惧怕惩罚，脱离了部队又不愿做或找不到平民的活计。从一份偶然传下来的1744年花名册可得：雷特贝格团（Rettberg Regiment）某连共有111名外国人，其中65人“曾效力于其他势力”，也就是逃兵。另一个连有119名外国人，92人是逃兵。

历次战争中，腓特烈大帝一直在邻国募兵，甚至在梅克伦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和波希米亚这些敌境征兵，乃至于强迫战俘为自己效力。皮尔纳（Pirna）投降后，他甚至企图将萨克森军官撤职，然后将萨克森全军纳为己用。结果当然很糟糕，一批萨克森营爆发兵变，射杀长官，逃向奥地利。

1780年，国王下令犯了伪造文书罪和煽动群众罪的犯人服刑完毕后应充军。

这样招来的兵自然会大批逃亡。国王几乎每一份军事文书都会涉及防止逃亡的问题。用伏尔泰的话说，普鲁士是一个“有许多条边境线的王国”，大部分城市距离边境只有不到两天路程，这一状况在平时为逃兵行了方便。士兵必须随时彼此监视，甚至农民也有堵截、抓捕和送还逃兵的义务，违者处以重罚。

腓特烈国王在1763年5月11日的一封训示信中写道，军官应该研究地势。我们可能会设想这是为了作战，但比对一下我们的设想与这封信的实际内容，18世纪和19世纪军队在训练状况乃至精神气质方面的区别就会整个显现出来。信中说：

国王陛下还发现大部分军官在驻地行为懒散，甚至不了解所有军官搜寻逃兵时都必须掌握的知识，也就是驻地周边的地势。因此，国王陛下命令团长给下属军官放一天假，任务是了解周边山地、山谷、狭径等处，各团换防时均应照此办理。

到了战时，行军扎营都必须时刻想着防止逃亡。夜间不得行军，林畔不得扎营，步兵穿越森林时应有骠骑兵从旁随行。曾于1745年陪同腓特烈上阵的法国大使瓦洛里（Valory）在报告中写道，由于害怕士兵逃亡，指挥官甚至不敢冒险将巡逻兵派到几百步以外。25这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了战略行动，1735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听从德绍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of Dessau）的建议，拒绝率军穿过摩泽尔沿岸荒地，因为逃亡的风险非常大。26

士兵的背景和品性如此，果真能作战，果真能取胜吗？早在三十年战争中已经有大量战俘加入胜利者的军队。这些佣兵完全不在意为谁而战，战争是他们的天职和生计，能做到转换阵营毫无内心波动。被抓来的18世纪壮丁一定程度上依然如此。但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士兵的心里有很大意见，而且随着军队的扩大，这些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可能成为旧式佣兵那样的合用军人。用强征来的、不情愿的人组建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一种可能性，也只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那就是现在守纪律的常备军是从以前的佣兵团转换来的。

国土佣仆的桀骜之气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因为总会有部队解散、长官丧权的那一刻。服从只是暂时的约束，而非终生的习惯。随着团的常备化，军纪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基础。就算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佣兵团对待外面的百姓无法无天，但由于作战需要的律令，军队内部还是有一套完善的上下级服从关系的，是有真正的军纪的。到了现在，军纪不仅平时也要遵守，而且越来越强化。前面已经讲过奥兰治领主莫里斯重新发现了操练的艺术，也可以说他将操练发展成了一门真正的技术，后来瑞典人借鉴了他的做法。如今这门技术不断完善，被用来保证军官控制部下、士兵服从长官意志。齐步走、持枪姿势、踢正步、精准规定的站岗任务、齐射、敬礼规范都是向士兵灌输服从长官意志的手段。但将一支部队练出战斗力需要花费很多工夫、采用有力的方法。蒂利希（Dilich）[53]早在1607年就区分了单兵与单位，他说必须先练单兵，再练单位——从排、连、营再往上。德意志地区最早的操典是由黑森领主莫里斯（Landgrave Maurice of Hesse）创制的。瓦尔豪森的《步战的艺术》（Kriegskunst zu Fuss）第70页中就写道，如果已经告诉一个人一次或两次入列的方法，但他还是做不到的话，“那就应该好好揍他一顿，不打就学不会，那就用打而让他学会”。这种情况在当时肯定已经相当严重了，因为拿骚伯爵约翰认为有必要指出，长官在操练中通过任意踢打或鞭打来惩罚士兵是一种恶习。27他认为惩罚士兵只应该用“管教”或“杖责”，因为会少一些令人畏惧的虐待。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26年条令的第4章第11款第222页中规定：

新兵入伍14天内不得承担站岗或其他任务。在此期间，新兵至少要自己形成操练的意识，以便正常执勤，而且应当有人向新兵和善地说明各项规定，不得呵斥和辱骂，以免新兵初到军中便消沉畏惧，而使其乐意从军、喜爱从军。操练过程中不得突然重击新兵，更不能殴打或实施其他虐待，尤其是对待愚笨者和非德意志人。

腓特烈大帝曾明确规定：28“操练期间不得殴打、推搡或斥责任何人。操术是凭借耐心和方法学会的，而不是靠殴打。”但他又说：“当一名新兵抗议或拒绝执行指令，或者态度恶劣时……则必须加以控制，但仍然要用合理的手段。”在现实中，所有报告都表明操练过程中的殴打现象太多了。但操练绝不是没用的把戏。一名连长能在操练中让部下听到口令就立即做出相应的动作，到了战场上就能指望通过下口令让士兵顶着敌军火力前进，而且为腓特烈的军队赢得胜利的战术进步正是以精确的连队动作为基础的。

哪怕士兵心不甘情不愿，他们也能通过纪律和操练结合成坚强的战术单元。他们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与其他人共进退。纪律越好越可靠，士兵的意愿和其他品格就越不重要。于是，常备军的各个特征称得上是相辅相成：人数多，军中就有不情愿、不好战的成员；通过纪律将这些成员锻炼成可用之兵，也让更多这种人融入军队成为可能。底子越差，阵形就必须越紧密。军纪让个人几乎完全消融在了战术单元中。另一方面，操练带来了纪律，纪律又让操练得以精确化和细密化，如此不断推进，个人几乎成为机器上可以替换的齿轮。哪怕是最初赤裸裸地骗来或者野蛮地拉来，入伍时完全违背自身意愿的人也会习惯这种生活，或多或少具有所属单位的精神和自豪感。

在普鲁士军队中，不仅普通士兵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军官也一样。莫尔维茨会战（battle of Mollwitz）之后，年轻的国王进行了多项军事改革，尤其是针对骑兵。他的手段极其严厉，以至于据说有400多名军官请辞。29

腓特烈本人说过，尽管他的军中有不可靠的恶劣分子，但就连普通士兵身上也具有强烈的军人荣誉感。事实发展也证实了他的说法。他在《战争原理》（General-Prinzipien von Kriege）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军队：

我军素质卓越，敏捷非凡，瞬间即可结成战斗阵形，而且行动迅速灵活，几乎不可能遭到突袭。论起火枪手，哪一支部队的火力能有我军强大？我的对手们说，站在我军步兵面前就像面对来自地狱的怒火。如果只用刺刀作战，哪一支步兵能如我军这样稳健向前，毫不动摇？你到哪里能找到更临危不乱的队伍？若要转向冲击敌军侧翼，我军则立时可成，运转自如。

在一个军人地位最高、贵族中最优秀的人效力于军队、军官都是有出身的人、就连平民百姓和市民农夫的儿子都来当兵的国家，军人必然会有荣誉感。我军的荣誉感确实很强，因为我亲眼见到军官宁愿死守岗位，也不逃跑活命，更不用说就连普通士兵都容不下身边有表现怯懦之人了，而放在其他军队里，这种人肯定不会被开除。我见过身受重伤却不离开岗位，甚至不愿意下去包扎伤口的军官和士兵。

今天的我们很难放下当兵是年轻人的事的观念。而旧普鲁士军队约有半数在30岁以上，50岁以上者不在少数，个别人甚至年逾花甲。据估计，士官的平均年龄约为44岁。30

随着平时常备军扩大而来的一种看法是通过给部分士兵放假来减少开支。这种做法早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就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后来更是逐步加强。军队不仅会放本国人回家，甚至会给外国士兵以“暂离人员”的名义放假。被放假的士兵会找平民的行当，于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条令中表示希望他们“不要遗忘本职，保持军人本色，而不会变回农夫或市民”。军队只在4月至6月的训练期才会集合。一直服役的人主要负责站岗放哨。31

与之前的法国军队一样，普鲁士军队在17世纪下半叶也产生了官兵悬殊的现象，这是常备军的自然之理。普鲁士的官兵差距比法国还要大，因为市民出身的军官更少，而且没有介于官兵之间的“高级士官”一级。普鲁士军中逐渐形成巨大官兵差异的具体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32“军官”一词最初的意义比较宽泛，包括士官乃至军乐队成员。后来士官和军官有了区分，依据是士官与士兵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军官团独立出来，几乎清一色是贵族。《痴儿故事集》（Simplizissimus）[54]中有一段抱怨，鲜明地体现了上述演变过程。文中将军阶描绘成一棵树，士兵坐在最下面的树枝上，上面是“砸背人”（Wamsklopfer），接着写道：

他们顶上有一段光溜溜的、没有枝丫的树干，树干表面有一层神奇的涂料，还有用妒忌心做成的特殊肥皂，无论上帝赋予他多么强的爬树能耐，一个人只要不是贵族就爬不上去，再有男子汉气魄，再有本领，再有知识都不行。那段树干上面坐着连队里的官（Fähnlein），有的年纪尚轻，有的老大不小。年纪轻的是被表亲推上去的，不过岁数大的有一些是自己爬上去的，有的是踩着名为“贿赂”（Schmieralia）的银梯子上去的，有的是运气好，恰好没有其他人选，于是一步登天。

再说一遍：上述过程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发生了，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普鲁士这么极端。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后马上下令，“非贵族者不得任命为枪队兵长（准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他将市民出身的军官一概解职。33腓特烈大帝考察枪队兵长时只要发现里面有平民，就会亲自用手杖把他赶出队列。只有才干非凡的平民才能得到他的青睐，例如，他器重的沃伊什将军（General Wunsch）就是一名符腾堡牧师的儿子。

炮兵和骠骑兵不如步兵和重骑兵严格。炮兵其实仍然被视为介于技师和军人之间，而骠骑兵作为轻骑兵是一群无畏的冒险者，基本不被允许结婚。腓特烈说，骠骑兵应该用马刀寻求幸福，而不是用刀鞘（指阴道）。对于其他军官，除非新娘家里很有钱而且也是贵族出身，否则他也不会被准许结婚。

年轻贵族（容克）通常十二三岁就参军了。

1806年，普鲁士线列步兵中共有131名平民军官，其中83人任职于卫戍营，只有48人在野战团。但与法国一样，普鲁士也有伪造贵族头衔参军的人。有记载表明，枢密院官员会想办法将三封关键的证明书加到朋友的人事档案里。

起初，军官与全国总司令的关系与国土佣仆中一样是双边契约——当时叫作“协议书”（capitulation）。德夫林格（Derfflinger）[55]甚至曾以协议书被破坏为由拒绝随大选侯参战。下级军官由上校任命，但后来逐渐改由总司令本人任命。

从少尉（ensign，本意为掌旗官）和中尉（lieutenant）直到元帅，或者说从列兵直到元帅的整套军阶制度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一样的。这套制度中能看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的影响，诸国又有彼此借鉴。34“司马”（marshal）一词经历的变迁最令人注目。它的本意只是管马厩的人，但后来有了许多文官的执掌。在法国，它一直有铁匠和骑兵军士的含义，但也有跃升为最高统帅的头衔。“军司马”（field marshal）的头衔出现于16世纪，意思是骑兵团长，与“步兵团长”对应（在锡沃斯豪森会战中，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手下有3名军司马）。但因为一开始战斗人员都是骑兵，所以军司马也会担任军政主管或军营主管。蒙泰库科利（2：210）给出的军阶排序是：主帅、副帅、军司马、骑兵司令、炮兵司令、副司马。

普鲁士是一个通过联姻继承而偶然形成的国家，领土东至波兰（后来的俄国[56]），西临尼德兰，将各处领地统合起来的不是内部利益，而完全是王室。普鲁士王室创造了军队和官僚系统，两者又造就了国家的统一。军官团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就像骑士附庸效忠于领主一样。因此，军官团的形成是旧武士贵族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这些边境和殖民地区当然要比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故地强大得多。腓特烈的著作中一再表示平民不适合当军官，因为他们天性慕利益而轻荣誉。但他并没有简单地说贵族适合当兵，他要求贵族必须服役，而且腓特烈·威廉一世曾派骑马钦差从贵族庄园里把男孩抓走，然后带到军官预备学校，令父母神伤。为了留住孩子，一批父母徒劳地出示证据表明自己不属于普鲁士贵族。但国王坚决执行命令，还告诉家长自己会好好照看他们的孩子。35腓特烈用同样的方式强征西里西亚的年轻贵族。

但军官预备学校基本不超过国民学校（Volksschule）[57]的水平，普鲁士军官团中真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贵族中间仍然流传着古代哥特人酋长的观念，即害怕校长教鞭的人不会成为勇猛的战士。据说德绍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von Dessau）不给儿子莫里斯提供任何教育，就是要看看孩子靠纯粹的天性能达到什么程度。腓特烈本人喜欢与法国人做伴。难怪贝伦霍斯特（Berenhorst）[58]在1741年就能写下按列（column）排序，当时的贵族老爷们会问另一个人：“到底什么是列啊？列的意思不是我跟着前面的人走，他走我也走的意思吗？”36甚至到了19世纪下半叶，我国军中以低地德语（Plattdeutsch）为母语的参谋和将军中还有分不清与格和宾格。我对这一点有亲身体会。1879年，我打算送我的学生，一名年轻的王子去军官预备学校，于是找军事训练和教育系统的首长，一名骑兵将军谈这件事，他向我保证：“我特别重视语法。”[59]

在国土佣仆时期，军官和士兵要遵守同样的军事条书。贵族军官团的形成带来了特殊的规定。腓特烈·威廉一世登基后不久便为士兵和士官制定了新条令（1713年7月12日），1726年又专门为军官颁布了服役要求，规定军官在服役期间要毫无疑问地服从，“除非荣誉受到侵犯”。腓特烈大帝后来明确了这条规定，说受辱的军官在服役期间不得闹事，“但服役期满后可寻求适当的补救”。

国王凭借贵族军官团确保了军队的忠诚和战斗力。由于军纪的作用，军官团牢牢地掌控着部下，士兵面临险境也会服从命令，因为他们惧怕长官甚于敌军。国王对几个单位在曹恩道夫会战（battle of Zorndorf）中的表现不满意，于是建议军官实行杖责。罗马百夫长当然也是用葡萄藤制成的手杖控制部下，罗马军团就是被这件器具练出了军纪，击败了希腊人和蛮族，打垮了汉尼拔和高卢人，征服了全世界。

我在这里要重申，国土佣仆当年有权选择一位“兵头”或者“使节”，作为士兵的“喉舌、父亲和受托人”，代表他们与军官交涉。他上任时会向众人承诺：“永远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为他们说话，让统帅注意到每名士兵的需求和病痛。”他在军饷问题上也会代表士兵的利益，哪怕他“一意为士兵讲话”，让统帅不悦。士兵们则承诺会一体支持他：“兵头代表士兵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士兵的事。”瓦尔豪森早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就反对过兵头，要求废除这个职位：“‘兵头’在部队中弊大于利，不过是煽动士兵，鼓动哗变。”37这种状况与18世纪的差别是多么大啊！人们越是意识到纪律好的军队优于纪律差的军队，愉悦感和个人权利便越是被迫让位于这条战争的法则。要求服从长官意志不仅击败了旧式国土佣仆的反对，更创造出一套与同一个世纪产生的人性观念背道而驰的严厉机制。普鲁士军官对下属有无限的权力，甚至不受投诉权利的约束。只有一种考量会让哪怕性情粗暴的长官也会关怀下属，跟下属讲道理，那就是士兵可能会不堪虐待而失去服役能力或逃亡，因为如果出了这种事，长官就必须自己出钱招人顶替。这个因素在禁卫军中不存在，因为征兵费用由国王而非长官承担。但正因如此，腓特烈认为在禁卫军条令中应该加入前文引述过的那一条，即军官实施的惩罚必须合理，而且教训士兵时不能说：“他就让魔鬼带走吧，反正国王会再派一个过来。”如果军官“把手下打坏了”，他不仅要赔偿手下，还要在斯潘道（Spandau）军人监狱服刑6个月。长官应该善待手下，但“他们又不花长官的钱，所以长官也对他们不闻不问”。

萨克森元帅的著作中也表达了长官的利益必须与部下的利益相关，如此他们才能爱兵。他在《遐思录》（Mes Rêveries）一书中反对由议会募兵，因为长官会任由士兵荒废。

但夹道鞭笞把人打死的情况并不罕见。

读者们肯定已经注意到，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法国模式。事实上，法国文化在当时就是世界文化，德意志地区的教育更是完全处于法国人的影响之下。被逐出法国，来到德国定居的胡格诺教徒为勃兰登堡军队提供了一批特殊的补充力量。1688年，勃兰登堡的1030名军官中至少有300名是法国人，比例远大于四分之一。1689年，腓特烈三世选侯亲自率军在莱茵河畔征战时手下有12名将军，其中4人是胡格诺教徒。军事用语中也有许多来自法语。

我们通过比较18世纪的法国和普鲁士军队会发现，尽管两者在基本要素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相当的差别。

法军操练只要掌握必要的步法就可以了。普军则是每天都要操练，而且军官和士兵在服役期间会不断接到任务。军官必须住在部下附近，以便收到通知后立即整队。38

普鲁士军官团是一体的，法国则有贵族军官和市民军官的区别，贵族中又分为宫廷贵族和地方贵族。法国有一些未经严格军官训练的优秀青年团长和将军。这可能是一项优势，因为真正的帅才有可能年纪轻轻便被提拔上来。但归根结底，这正是鸢尾花旗帜下的法国王军的一大病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廷臣将军们与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和蓬帕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通信交流作战计划，彼此内斗不休，欠缺杀伐决断的气质，而从长远来看，行事果决正是领兵打仗的最关键因素。他们欠缺的不是个人的勇气与斗志，而是一个人整体上的真正的军人气魄。若要问法军为什么在七年战争中虽然占据极大的数量优势，但与汉诺威、不伦瑞克、黑森这三个只得到普鲁士和英格兰些许援助的德意志小邦交战时却一无所得，答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一点。39

普鲁士和法国军队的士兵都有很大比例是外国人。但法国是将外国士兵单独编成团；普鲁士当然也会临时组建小规模的外国人——胡格诺教徒、波斯尼亚人、匈牙利骠骑兵和波兰枪骑兵——单位，但大多数情况下，外国人会与军区征召的士兵编到同样的团里。1768年，普鲁士军队据说有9万名外国人，本国人则只有7万名左右。40法军以本国人为主，这似乎是一项巨大的优势，但放在18世纪并无军事意义，因为恰恰是本国的渣滓才参军。尽管如此，这一区别对世界史的意义很大。法军的国民军性质虽然对战斗力没有特殊的好处，却足以避免实行普鲁士那样近于野蛮的严厉军纪。法军的惩罚手段里没有打人这一条，军官和士官的无限制殴打权利就更不用说了。41而在各种坏分子聚集的普鲁士军队中，打人是不可避免的。

法军在七年战争中屡战屡败、军纪动摇，于是战争大臣圣热尔曼（Saint Germain）试图采用普鲁士的治军手段，将打人加入惩处措施，以此改善军纪。法国人的自尊心接受不了，此议遂寝，但军纪就此彻底败坏。在法国整体君权衰落、人民主权观念得到接受的时代，军纪更是一败到底。开辟世界史新纪元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正在于军队抛弃了国王，加入了群众运动。由外国人组成的瑞士团依然忠于国王，法国团却背弃了他。甚至在全面战争爆发后，先后由拉斐特和杜穆里埃推动的遏制军纪败坏、恢复军队秩序的尝试全都因为军队的抵制而失败。在军队中，国民自豪感比忠于国民军总司令更重要，国民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与国民概念是对立的。普鲁士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普鲁士军队也不是国民军队，从而避免了这种内部冲突的出现。普鲁士军队的弊病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并在1806年以骇人的方式呈献了出来。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普军和法军的最后一个区别：与其人口和经济实力相比，普鲁士征召军人的强度要比法国大得多。

法兰西王国兵力最多的时候似乎是1761年，也就是七年战争的最后一年，当时有14万人在德意志，15万人在本土和殖民地，总计29万人，42占总人口的1.2%左右。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军只有17.3万人（79个法国人步兵团加23个外国人步兵团，仅约相当于总人口的0.7%。

1740年12月，普鲁士有近10万兵力，占224万人口的4.4%。43腓特烈大帝去世时为20万人，占人口的3.3%左右，不过当年服役时间超过10个月的士兵连一半都不到（82700人），但即便按后一个数字算，普鲁士军队占人口的比例依然是法国的两倍。44

4　操练与18世纪的战术变化

三十年战争中的步兵是长矛手与火枪手混编。火绳枪射速太慢，精度太差，火枪手在开阔地带无法抵御骑兵进攻，而要靠长矛手保护。但即便是认为长矛相对于其他所有武器都有一定优势的门多萨也曾说过，长矛兵很少在野战中交手，发挥主要作用的是火器。那是16世纪末的情况。到了三十年战争期间的1630年，兵学家钮迈尔·冯·拉姆斯拉写道：“长矛更像是削弱敌人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脊梁。火器赋予长矛以力量。”

步兵用长矛和刀剑作战会被当作稀罕事记录下来，1例如文献中写道，在1642年的莱比锡会战中，“帝国步兵直接向瑞典长矛兵冲了上去”。格里美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在《斯普林菲尔德异闻录》（Der seltsame Springinsfeld）（1670年）打趣道：“不必要地杀死一名长矛手就是谋害一名无辜者。长矛手只会伤害往矛上撞的人。”尽管如此，长矛手还是保留了下来。到了1653年，大选侯还下令卫戍部队中必须有三分之一装备长矛（从野战部队转过来的）且要勤加操练。2

在昂泽姆会战（battle of Enzheim）（1674年）中，长矛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蒂雷纳为了抵挡德意志军的一次大规模骑兵进攻而结成了一个长矛兵大方阵，将火枪手围在中间。敌军骑兵不敢上前硬冲。3

但到了17世纪、18世纪之交，长矛逐渐退出了欧洲军队。在这段过渡期用来帮助步兵抵御骑兵的猎野猪矛或拒马并无多大实效。4

火绳枪与长矛混编被单一的带刺刀燧发枪取代。这也赋予了常备军与旧式佣兵团完全不同的面貌。通过将“锥子”插入枪管将火枪转换成矛的想法由来已久。5但决定性的发明在17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也就是套在枪管外面的筒状插槽，如此便可同时充当火器和近战武器。但这种刺刀上起来还是很麻烦，直到允许士兵在刺刀装牢的同时便捷装填的刀格（cross arm）发明，这种新技术才完全实用化。

燧石大约在同期取代了火绳。6燧石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在雨天。但因为燧石发火不是次次都能成功，所以勒泰利耶在1665年的法国军事条令中严厉禁止使用这种新武器。检查中发现的燧发枪要立即销毁，然后由该单位的长官自费更换。因此，当时出现了一种既有火绳又有燧石的火枪，但燧发枪很快就胜出了。一系列小改进——药锅、火门、药锅盖、铁通条取代木通条、方便插入通条的环7、枪托，尤其是弹药纸包——不断提升着火枪的效能，到18世纪初就形成了沿用一个多世纪的形制，期间只有少许变化。德意志解放战争中使用的火枪几乎与七年战争一模一样。[60]

从三十年战争后期开始，火器的持续使用和改进就让步兵逐渐抛弃了盔甲，行军能力的提高也反映了这一点。

由于常备军中的士兵训练水平更好，他们能够越来越有效地运用越来越进步的火器。摆成6排的火枪手要通过回旋战法才能用上所有火枪，过程中很容易陷入混乱。现在6排阵被减到了4排，普鲁士军队最后减到了3排，这样只要让第一排士兵跪下，所有火枪就能同时开火了。8腓特烈大帝甚至试图让阵形更加密集，将4个人占据的宽度从4步压缩到3步。9通过持之以恒的训练，这种阵形能够将火力的迅猛度提升到最高。考虑单发射击的精度极低，普鲁士军队从一开始就不指望瞄准，甚至根本不训练瞄准，而要尽可能快速地集体开火，也就是听令齐射。腓特烈依然规定开火不应该太急，“因为开火前一定要看到目标”，但瞄准后来甚至直接遭禁。另一方面，众人同射如同一人是重中之重，许多人同时开火被认为具有令敌人丧胆的效力。

在丰特努瓦（Fontenoy）（1745年），法国和英格兰汉诺威联军的禁卫军靠近到50步远时都没有开枪。双方军官都将第一枪大度地让给对方。英军发出的第一轮齐射造成了极大杀伤，法国禁卫军几乎全被消灭，余者逃之夭夭。

沙恩霍斯特在《战术学》（第178段）说零星开火必须小心避免。开火必齐射。因为与不同位置的50人依次被击倒相比，同时击倒10个人更能让一个营迅速撤退。另外，开火是要消耗弹药的，弹药打光了，火枪也就没用了。燧石会变钝，枪管会塞住，只能用蛮力才能将弹药捅进去。最后，军官会失去对部下的控制。

齐射最好由整营（battalion）或分排（platoon）进行。一个营站成3列横队，分为8个排。各排以极快的间隔按第一排、第三排、第五排、第七排、第二排、第四排、第六排、第八排的顺序开火，火力接连不断，骑兵找不到突入的空档。但这种理想状况只能才操练场上达到。根据劳埃德（Lloyd）的说法10，腓特烈本人说逐排开火是最好的，如果确实能做到的话。贝伦霍斯特回忆道，只有第一次齐射或许能按规定进行，或者有两三个排能按次序开火。11他写道：

接下来就是随意射击，枪声此起彼伏，人人都是装好弹药就扣扳机，排和列都乱套了，前排士兵就算想跪下也做不到，从最底层直到将军的所有军官都不再能驾驭人群，只能等着看部队到底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了。

这段描述带有贝伦霍斯特一贯的讽刺夸张风格，但有一点说得没错，那就是操场上精准无误，实战中或多或少会出偏差。12

进攻的规范方法是步兵全线推进，逐排连续开火，最后上刺刀冲锋。但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到拼刺刀这一步；对面真的攻到近前时，守军早就放弃阵地了。腓特烈说过，应该向士兵灌输逼近敌人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他保证敌军那时不会继续作战。13我们会发现这些战术完全符合军队的构成：普通士卒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士卒左边有一名军官，右边有一名军官，后面还有一名军官，就这样被带着往前走。听到命令时齐射，最后打散队形冲向敌军，基本不会真正交手。这种战术不太依赖于士兵的意愿，只要军官管得住士兵，而且连危险人物也敢招进来。

关于齐射速度有一些不经之论。例如，冯·伯恩哈迪将军（General von Bernhardi）在《当代战争》（Vom heutigen Kriege）（1：22），1912中写道，18世纪的普鲁士步兵一分钟能开火10次。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人怀疑这里指的不是单兵单发，而是排的齐射；也就是说，不是同一个单位每分钟开火10次，而是一个营每分钟有10次整排齐射。但原文的意思确实是单兵一分钟就算不能开火10次，至少也能开火8次。事实上，七年战争时期听令齐射的射速上限是每分钟两到3次，之后也不超过4次。

步枪射程很近，最远300步。400步外的敌人基本不可能被击中。14

最大的难题是行进间射击，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理想状况是各排推进过程中且停且开火。但这在实战中是做不到的，因为经验表明一个单位只要停下开火，再想动起来就难了，而且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61]之间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步兵进攻时最好不开火，只在防御和追击时开火。这样一来，进攻前的火力准备完全由轻便的营炮完成，营炮由炮组拖曳伴随步兵前进。由于火枪的有效射程只有300步，通常的开火距离是200步——事实上，与奥地利军作战时只有100步15——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进攻方来到这么近的敌方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立即发起冲锋吗？站着不动开火只会让敌军的火力更有效。《遐思录》一书曾激发腓特烈作诗探讨战争艺术，作者萨克森元帅在书中建议不开火，直接进攻。德绍的莫里斯公子（Prince Maurice of Dessau）曾表示（1748年），他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国王陛下能命令他“不上弹向敌人前进”。事实上，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初期曾下过不开火进攻的命令。战史部（Military History Section）的研究中称，不开火进攻是德国步兵战法经历的最激进的变化，且不利于自身，《军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40（1900）：1004]中以更强硬的口吻表达了这一观点。不开火进攻被说成是国王犯下的致命错误，布拉格和科林的惨败就是有力的证明。但《军事周刊》（94：2131）的另一位论者表示反对，他说国王之所以禁止开火，说到底只是为了限定开火次数，此说是正确的。16他主张国王希望尽可能限制开火次数，但也假定部队如果无法推进，他们还是可以开火的。在洛伊滕会战中，普军再次进攻就是用的火枪。1758年12月，国王甚至直接驳回了不开火进攻的看法。因此，禁止开火并不构成战术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在尝试如何完成一个没有明确合理解决方案的任务。

根据一份高质量文献17，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尽管普军发射了大量弹药，但他们对敌人造成的杀伤并不比敌人对他们造成的杀伤更大。因此，与严谨操练和踢正步相比，射击练习为普鲁士军队带来的主要是间接收益，也就是强化纪律、训练士兵保持秩序、维持战术单元的稳固。

既然步兵已经从方阵变成了线型阵，经验又表明单线太容易被击破或穿透，于是步兵组成了前后两线，也就是双梯队。我们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了解到了梯队布置。但古代与现代梯队战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有所不同。尽管武器不一样，但是采用梯队的原因和目的却是相同。第二梯队固然用不上自己的武器，却可以堵住第一梯队的突破口，18支援薄弱点，实施侧翼包抄，必要时还可以击退来自后方的进攻。第一梯队越是单薄（只有3排），就越是需要第二梯队的支援，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有第三梯队、第四梯队。与第一梯队不同，第二梯队不必组成连续的战线，营之间可以留出间隔，因此单位数较少。梯队的间距在150步至500步不等。19

为了给这种阵形下极为脆弱的侧翼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撑，两个梯队之间会布置一个朝向侧面的营，于是阵形整体类似于长矩形。

纵深越小，正面就越宽大，这对发挥武器威力极为有利，尤其是进攻方成功包抄对方的情况下，但实施难度很大。然而，让一大群人排成整齐的一字长蛇，然后迈步前进，保持队形不散在平整的操场上都不是易事，那么到了不平整的地形上，更是只有训练有素的长官和久经操练的士兵才能做到。劳埃德有言，一支部队以紧密战斗阵形往往要用几个小时才能前进1千米多一点。博延（Boyen）（1:169）在回忆录中写道，亲身经历让他明白一个在会战当日展开为线列的营很少能有序行动，甚至根本无法有序行动。指挥官的声音在乱糟糟的环境中传不远。在1797年面世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一书中，作者霍耶（Hoyer）写道：

因为组成规整的一字长蛇并非易事，从纵队部署为线阵更是近乎不可能，所以最精明的战术家对两者都进行了实验。经过努力，他们展示了行军进退时排成各类纵队、要冲锋时再展开为一排或两排线阵的做法。这对部队提出了前所未知的灵活性要求。

普鲁士军队不仅将不知疲倦的热情投入到常规训练中，更努力追求完满、速度和敏捷，寻找更完善的新阵法。国王本人、将军们、为普鲁士效力的不伦瑞克和安哈尔特公子们乃至军官团整体都充盈着同样的激情。这种创造性活动最了不起的产物就是斜线阵。20

随着步兵为了加强火力而不断缩减阵形纵深，不仅有序行动的难度太幅度提升，侧面和侧翼的概念也愈发重要。方阵的正面和侧面有着同样的强度。而线阵越薄，侧面就越脆弱；线阵越长，侧翼便越是尤为关键。于是出现了不以正面硬攻决胜，而是攻击侧面或侧翼的思想。

早在三十年战争中，防守方列阵时会利用地形屏障来掩护侧面（1620年的白山会战），原因正在于此。还有人试图攻击敌军侧面（1636年的维特施托克会战）。21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出现了侧翼交战。进攻方不是同时攻击对方的整个正面，而是减少一翼的兵力来强化另一翼，企图凭借后者打垮对面的敌军，尽可能实现包抄。赫希施泰特（Höchstädt）会战似乎是按照这样计划的，但没有实施出来。拉米伊（Ramillies）和都灵（Turin）两场会战都是侧翼交战，但更多是因为特殊地形条件而非战法本身。但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会战的计划完全是侧翼交战，但由于若干失误，实际仗并没有那样打。

军事理论也开始探讨这个新问题了。之前就有从古典学问出发研究侧翼交战的，人们也不断从古典时代吸取养分。现在伊巴密浓达的斜形阵被想了起来，还有韦格蒂乌斯的一段话：

两军碰撞时，我军左翼后撤，脱离敌军右翼，退到所有远程武器的射程以外。这时，由精锐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我军右翼压向敌军左翼，通过肉搏战将其打穿或包抄，以便从后方攻击敌军。左翼和右翼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不算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教条著作，22那么第一位现代军事理论家似乎是蒙泰库科利。他在1653年面世的《论战争艺术》（Von der Kriegskunst）（德文本于1736年出版，《蒙泰库科利作品集》2：68）中给出了一条规则：“精锐要布置在两翼，强势一翼发起进攻，弱势一翼拖住敌军。”他在其他地方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2：352）。

克芬许勒（Kheverhüller）在1738年出版的《兵事要略》（Kur-tzer Begriff aller militärischer Operationen）中有一段显然基于蒙泰库科利观点的话：“最优秀的人要放在侧翼，先让最强的一翼出击接敌，兵力较弱的部分则要晚一些进攻，用散兵或地利拖住敌人。”

法国人福拉尔（Folard）写过一部波利比乌斯专著，腓特烈大帝下令并亲自参与制作了该书的摘要版。摘要版在腓特烈大帝最重要的大作出版之前面世，题为《战争中的新发现》（Nouvelles découvertes sur la guerre），书中详尽探讨了留克特拉会战和曼提尼亚会战（第2部第7章），指出了斜线阵的优势，赞扬了伊巴密浓达的天才。

腓特烈从另一位法国人弗基埃（Feuquières）身上学到的东西甚至比福拉尔还要多，他将前者的不少文字直接搬到了自己的训令中。但就我所知，弗基埃没有提到斜线阵。因此，斜线阵思想在腓特烈上台时已经存在了，而且有过实践。但相关理论要么不完善，要么传播不广。至于实践，尽管有过几次尝试，但尚未取得重要成果。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假定斜线阵在有文化的军人圈子中肯定是老生常谈了。这是一个流传中的概念。恰在此时，老元帅皮伊塞居（Puységur）（1743年去世）为完成自己的大作《战争艺术》（Art de la Guerre）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动笔了，直到1748年才被他的儿子出版。这部著作中清晰而详尽地讨论了斜线阵（ordre oblique）（1748年版，1:161及之后；2:45及之后；索引，2:234）。腓特烈曾写自己基本上读过每一本军事史著作，他首次上阵时头脑中无疑是有斜线阵观念的。国王在莫尔维茨会战中的布置是右翼强于左翼，特别是重炮放在了右翼，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削弱”了左翼。23但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侧翼交战，因为决定胜负的不是强大的右翼，而是损失轻微的左翼的前进。因此，通常的看法是普鲁士军在莫尔维茨的斜线攻势根本就不是斜线阵的实例，而只是巧合。我也曾长期认可这一理解，但根据赫尔曼（Herrmann）和凯贝尔（Keibel）的研究，我得出了此说不正确的结论。无论如何，从莫尔维茨会战起，斜线阵就成为主导观念，腓特烈奋战决胜的会战中主要也是采用斜线阵。

斜线阵思想的应用表现出了国王实战战术的鲜明个人特色与创造性。这种观念的理论与实践早在他之前就有了，但并未结出任何果实。想法本身很简单也很古老，但用起来很难。

强化一翼，弱化另一翼当然简单。但如果敌人料到了，他们要么会如法炮制，要么会冲击我军较弱的一翼。直到采取攻势的一翼顺利包抄敌军，斜线阵才算大功告成。但敌军不会轻易暴露侧面，而会尽可能在对方可能来攻的方向摆出一个直角。于是，进攻方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或者在敌人眼皮底下调转方向。再加上线列战术的基本要求是正面尽可能连续完整，难度就更上了一层。24皮伊塞居说过，过去各营是棋盘式排列，留有间隙，但许多大战正是输在这一点上，因为敌军可以顺着间隙包抄各营。25

他接下来说，于是人们把间隙缩小了，但步兵营和骑兵队完全不留间隙的那一种阵形无疑是最强的。腓特烈时代普遍采用的正是这一种阵形。所以，他要做的是在连续正面推进的同时，由倾斜布置的骑兵和炮兵找机会包抄敌军。26

当然，斜线阵本身不会带来任何优势。只有当进攻的一翼实力强于对面，而削弱的一翼能够牵制住数量更多的敌军时，优势才会显现。因此，优势兵力下的斜线阵不仅必须全线推进，而且行动必须要快到对方来不及反制，进攻的威力源于突然性。斜线阵的最高境界是包抄敌军正面。

在德军总参谋部资料中，斜线阵概念仅限于步兵和完整连续的步兵正面。据说，腓特烈国王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之间才产生了这个想法。按照这种理论，斜线阵就是侧翼战法（wing battle）的一个特殊亚种，两者要做严格的区分。原则上讲，明确细化术语含义不能算错。但区分严格到这种程度是没有文献依据和可行性的，因为历史和实践中的界线是流动的，骑兵和炮兵都没有被排除在外。27因此，我倾向这样来界定：斜线阵是侧翼战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战线整体形成了一条间隙尽可能小乃至于连续的正面。侧翼战法的一大要义是一翼在前，一翼在后，实施进攻的一翼加强兵力并伺机打击敌军侧面乃至后方。因此，上述特征也适用于侧面战法（flank battle）的亚种——斜线阵。斜线阵作为侧翼战法的亚种是符合当时的基本战术的，而且从斜线阵的内在逻辑来看，它也是从当时的基本战术衍生发展而来的。加强进攻的一翼可以在步兵第一梯队前面添加一个梯队（当时叫作“攻兵”），也可以在后面配置一支预备队，也可以加强骑兵或炮兵。

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绝不能认为部队展开成简单的线列是随便就能做到的事，而是战术的一大成就，那么展开成斜线就更是如此了。起初，腓特烈只是命令一翼走得比另一翼快。但这自然不会奏效。正面必然会产生断裂，而当营长试图填补空隙时，阵形就乱套了。在1746年到1756年的10年间，腓特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孜孜不倦地寻找斜线阵最恰当的实现形式。28为了做好斜线阵，他接连构思和检验了不少于8种不同的方法。终于，他找到了他眼中最好的一种方法：梯次进攻。

之后一直到1806年，普军都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运用梯次进攻战法，即各营不是排成一线，而是排成类似阶梯的样子。但这种战法的重要性被大大高估了。分析到最后，其结果不过是各营在极短的时间间隔内依次投入进攻，相邻两营之间不会超过几分钟，最后每个营都与率先发起进攻的营齐平。唯一一场大体按照这种斜线梯次进攻概念来操作的战斗是洛伊滕会战。即便在洛伊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也不是梯次进攻，而是国王将普军出其不意地转向奥地利军左翼，且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实施的是纵队变梯队，普军原本分四路纵队前进，每个纵队各包含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一部，另有前出的第五路纵队，接着国王命令各路纵队以排为单位调转特定角度，沿着敌军正面走了2英里（约3.2千米）多，直到抵达奥地利军左翼边缘的对面。这时，之前留有相当大间隙的各排组成线列。29如此一来就形成了3个梯队（包括前出梯队在内），后面还有骠骑兵为第四梯队。普军以此阵冲击奥军，虽然没有达成迂回或包围，但仍然凭借4个梯队的纵深占据了数量优势。各营以梯次进攻，而非同时进攻这一事实并无特殊意义，国王在自述中甚至只是顺便提了一嘴。30可以说，各营依次出击增强了普军正面在奥军正面前方组成的斜线阵进攻时的力度。但普鲁士军之所以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是因为全军结成密集的窄小正面攻向奥军左翼，而完全不碰奥军右翼（奥军正面全长达4英里，约6.4千米）。于是，奥军右翼还没来得及援救，左翼就败了。尽管普军只有4万人，奥军则有6万以上，但普军在会战的每一关键处都具有数量优势。

因此，关键因素不是梯次进攻，甚至不是斜线阵，而是让普军指挥官带领部队秩序井然地沿着敌军正面逼近敌军一翼的战术机动能力，以至于敌军竟来不及出击扰乱。

敌军并非对类似观念一无所知。罗斯巴赫会战（battle of Rossbach）的情况与洛伊滕会战恰好相反。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和苏比斯（Soubise）试图迂回普鲁士军，但行军途中遭到部署完毕的普军进攻，普军杀入奥军纵队，彻底将敌军冲垮，自己几乎没有损失。假如奥军在洛伊滕会战中没有坐守，而是找准时机出手，那便必然会取胜。

从三十年战争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间的步兵战常会演变成一系列缠斗，诸军各自为战，彼此关系不大。操练的精确化和战术单元意识的不断强化也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作战中要尽可能避免纠缠于一地，因为那样会破坏战术单元。腓特烈明令禁止将士兵部署在房屋中。赫普芬纳将军（General von Höpfner）在《1806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 1806）第480页中准确地描述了腓特烈的战术：

这些战术完全依赖于首次冲击。全军以线列推进，各营进行几轮齐射后直接上刺刀。一击不成便大事去矣。大王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一次进攻时，无疑是知晓这种战法的弊端的。但他知道的破解之法只有预备队和梯次进攻而已，这样手里最起码还有一支可用之兵。但这不是为了猛攻，而是为了对付没有一触即溃的敌人，接下来马上就是双方投入全部兵力的平行交锋。

明确的界线当然是不可能画出来的。哪怕是在腓特烈的时代，首次进攻也未必能决定胜负；战斗有时会拉得很长，但总体而言欧根（Eugene）和马尔伯勒（Marlborough）[62]的部队打起仗来更接近拿破仑，而非腓特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两位统帅和他们的部队行动更灵活。恰恰是因为普鲁士军队的操练制度太完善，对步法和动作做了严格的规定，所以他们才墨守成规，作战时难以放开手脚。

普鲁士军队将线列战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这种战术的内在缺陷。地形稍有不平，队形整齐、一齐开火的步兵营就会陷入混乱，而且他们也不能在村庄或森林里作战，要遇到奥地利军中出身山野、深知如何在破碎地形作战的精锐克罗地亚轻步兵更是雪上加霜。这些非正规军从隐蔽地点开火，普军的齐射无可奈何。在罗布西茨（Lowositz）和科林会战中，他们在正面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普军在洛伊滕取胜的部分原因或许正是克罗地亚部队显然不在场。

七年战争开始时，国王组建了4个散兵营作为轻步兵，战争结束时有26个营。但普鲁士散兵比不上奥地利的潘都尔兵（pandours）和克罗地亚兵。这些边民仍然过着半蛮族的生活，与土耳其人冲突不断，为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雷莎提供了独特的战士资源，而普鲁士国王是没有这个好处的。他一再抱怨这些毫无纪律的部队观察普军路线，采用旁敲侧击的游击战法，对普军造成了严重杀伤。文献中对普鲁士散兵实际成效的描述不完整且不确切。尽管他们取得了个别战果，但国王本人对其评价不高。1779年5月24日，他给陶恩钦将军（General Tauentzien）写信说，散兵营的军官“总体上行事拖沓、资质低劣”。对他来说，这些单位只是无法避免的恶，而且由于腓特烈本人没有正确理解散兵的性质，也没有给予其适宜的训练，所以他们更不能做出了不起的成绩了。若想打好散兵战，士兵要么有强烈的好战倾向，比如克罗地亚兵、潘都尔兵和哥萨克，要么有强烈的作战意愿，以便通过系统训练习得军事素养。但普鲁士军官团的思想里不存在此种训练的空间。在不伦瑞克的斐迪南这样的大人物笔下，奥地利潘都尔兵和克罗地亚兵“总是像盗贼一样躲在树后面，从不像真正的勇士那样在开阔地露面”。31国王本人的看法也差不多。他怎么能在自己的军中系统地培育如此可鄙的精神呢？但散兵毕竟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丑恶的怪胎。

普鲁士散兵营的兵员素质不比线列步兵营更好，反而更差。散兵营里没有本国人，只有冒险者、逃兵和无赖，他们与正规步兵的唯一区别是缺少赋予后者力量的要素——军纪。你可以教被拉来的壮丁按要求走整齐的队列，但不能这样要求独立射手，他们要凭借自己的眼力和心意寻找掩护，要一心一意地前出作战。迈尔（Mayer）、吉夏尔（Guichard）和哈尔特伯爵（Count Hardt）等个别将领竟然能带着这些近乎匪帮的部队取得战果，这真是怪事。32除了散兵营，普鲁士出于类似目的还组建了猎兵（Jäger）连，但猎兵连的成员是可靠干练的本国林务官子弟，参军后有希望进入林务局工作。

我们前面追溯了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为止的骑兵发展历程。他摒弃了回旋战法，将手枪降低为辅助武器，命令骑兵以阔剑为主要武器，结成密集阵形发起冲击。后来的发展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成败全在于排成密集队形要尽可能长，冲击要尽可能迅猛。但这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极大量的操练，而且马上操练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希望节约马的气力的上校们命令士兵只在短距离进攻时用快步，或者只在最后关头才用低速袭步。尽管欧根亲王下令以全速袭步进攻，但他无力贯彻。腓特烈·威廉一世不理解骑兵。他练出来的卓越步兵在莫尔维茨会战中证明了自身实力，但普鲁士骑兵在此战中毫无战绩，被奥地利骑兵彻底击败并驱离战场，当然，奥地利骑兵确实多一些。腓特烈国王为骑兵注入了新的精神，在下一年的霍图西采会战（battle of Chotusitz）中，普鲁士骑兵的表现焕然一新。在七年战争之前的10年间，普鲁士骑兵的战果越来越大。1748年，腓特烈还觉得骑兵从700步外开始进攻就可以了；到了1755年，他就要求1800步了，而且最后一段必须用全速袭步。他要求手下的指挥官永远不要被动挨打，永远要主动出击。“当这样一面密不透风的巨墙猛烈地发起突袭，敌军不可能做任何抵抗。”赛德利茨（Von Seydlitz）据说有一句异曲同工的话，他说骑兵打胜仗，不靠马刀靠马鞭。他还有一句话：“6人一队进攻，谁被挤到后面，谁就是混蛋。”密集战术单元能将单个骑兵团围住，以至于腓特烈国王希望尽量不打肉搏战，因为“那样就要靠普通士兵决胜负了”，而那是靠不住的。因此，不仅骑兵方队内部要尽可能紧密，马刺靠着马刺，甚至膝盖靠着膝盖，而且第一梯队的方队之间几无空隙。攻势要打穿敌军的第一梯队，赶跑敌军，接着再击破敌军的第二梯队，再之后腓特烈才允许士兵展开肉搏战。33

在七年战争中，奥地利骑兵据说还是先开枪，再拔刀。34

法国骑兵发展受阻的原因是，直到舒瓦瑟尔公爵（Duke of Choiseul）整编（1761年至1770年）之前，马匹和装备都属于队长，而队长是希望尽可能避免磨损和消耗的。法军只允许采用慢步和快步，全速袭步进攻的战法是1776年由圣热尔曼伯爵首次引入的。35

冯·德马维茨将军（General von der Marwitz）对袭步进攻有这样一番论述：36

队伍只能一往无前。有一半人或许被射死，或者掉进路上的坑里，几百人摔断脖子。但队伍绝不能止步或掉头，因为那样会造成混乱喧闹，成百上千匹马紧靠在一起往前冲，骑术再好的人也控制不住坐骑，大家会一哄而散。但就算有某个人控制住了坐骑，他也绝不能停下，一旦停下就会被后面的人踩在蹄下。因此，进攻切不可犹豫，一旦发起进攻，要么打开缺口，要么全团溃散。

两支骑兵对冲会是什么样呢？

如前所述，拼刺刀几乎从来不会发生。同样地，根据文宁格将军（General Wenninger）的研究，37两个骑兵方队以密集阵形全力对冲的情况从未发生过。在对冲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崩溃。

普兹列夫斯基将军（General Pusyrewski）在《战斗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en Kampf）（1893年出版于华沙）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从来没有真正的对冲，一方造成的士气冲击迟早会让对方垮掉，哪怕直到近在咫尺时才发生。在马刀第一次砍下之前，一方已经败逃了。如果是真正的对冲，双方都会被摧毁。在现实中，胜方几乎会完好无损。

冯·德马维茨将军声称，骑兵进攻与步兵进攻的情形完全不同。他在《文集》（Schriften）（2:147）中写道：

凡是参加过骑兵进攻、真正向敌人冲锋过的人都明白，没有一匹马愿意冲入从对面冲过来的队伍，反而每次都会掉转马头。如果不想进攻彻底失败的话，每一名骑手都必须阻止坐骑这样做。

换句话说，他必须迫使坐骑向前。

为了做到这一点，法军骑兵采用密集阵形，但行进缓慢。

这种会战用的骑兵很不适合执行重要的侦察任务，甚至追击都不行。一直有人说当时的军官不理解如何将骑兵用于侦察。1744年，腓特烈进入南波希米亚时觉得自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尽管他有近2万骑兵，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确定奥地利军的位置。1759年，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多纳伯爵（Count Dohna）身上，他当时的任务是进波森（Posen）去对付俄国人。（总参谋部著作，10:175）中写道，当时的人似乎认为骑兵昂贵又难以替代，不应该脱离直接控制，而且就算偶尔真的派出巡逻兵独自去远处，也没有办法保证他们能及时回报。然而，这种窘境或许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骑兵里有许多不可靠的人，当然远远不像步兵那样多，但还是让人不能放心地派出去四处巡逻。与步兵一样，训练的宗旨不是发扬个人武艺，而是组成紧密的战术单元。但侦察任务需要训练单兵的独立自主和个体主动性。因此，骑兵能力强悍却片面主要不是因为将帅无能，而是整体军制的自然结果。

腓特烈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短板，于是与步兵的情况一样，他组织了一支特种骑兵来填补。这就是骠骑兵，他们不算作正式的骑兵。腓特烈的父亲只留给他9队骠骑兵，腓特烈将其扩编至80队。他要找的是好打仗、好冒险和好战利品的人，而且如果赋予其一定自由度的话，他们不会逃跑，反而恰恰因此可以用来防止其他单位士兵逃亡。但出于同样的原因，骠骑兵过于松散，达不到他对会战骑兵的要求。在洛伊滕会战中，他们在步兵后面组成了第四梯队。他们在追击战中特别受倚重。

但甚至在七年战争之前，骠骑兵的训练就已经类似于其他骑兵团。

1755年12月，腓特烈的野战部队里有超过四分之一是骑兵（骑兵3.1万人，步兵8.4万人）。在16世纪上半叶，步兵的比例曾经要高得多；到了下半叶，随着骑士完成了向骑兵的转换，骑兵数量再次攀升，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已经占到了全军的一半乃至更多。在常备军中，廉价的步兵再次增多。大选侯时期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只有七分之一是骑兵。之后骑兵再次增多，至腓特烈时期达到顶峰。

与其他两大兵种一样，炮兵也在不断进步和强化。腓特烈的一项创举是组建了骑炮兵。骑炮一会倾向轻型机动化，一会倾向加大口径，结成炮组来加大威力，具体细节这里就不深究了。最大的变化，即重炮大幅增多的源头不是普鲁士人，而是试图通过重炮来抵御凶猛的普鲁士人的奥地利人。情非得已之下，腓特烈不情愿地效仿了奥地利的做法。在莫尔维茨会战中，奥军有19门火炮，相当于每千人1门；普军则有53门，相当于每千人2.5门。在托尔高会战中，奥军有360门炮，相当于每千人7门；普军有276门，相当于每千人6门。

5　战略

马基雅维利探讨了中世纪战略向现代军事思想与实践的过渡。我们已经发现，这一新发展的起点是近战步兵战术单元的重现，从此之后才又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的战略。1有一种经常被重复的说法是，战争在中世纪纯粹是运用蛮力，但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变成了一门科学，此说引发了一些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必须斥为虚假的想法。中世纪战争绝非只有纯粹的蛮力，之后也没有变成科学。战争从来都是一门艺术，永远不会成为科学。艺术与科学的关联仅在于理论思考——也就是科学思维——有助于艺术理解自身，进而更好地训练出艺术大师。如前所见，战术发展确实受到了科学研究的影响，而战术本身并没有变成一门“科学”。至于这一点在战略问题上是否同样适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我们会在之后的论述中逐渐知道。

《马基雅维利》一章中已经写到，从战略的本质中引出了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战略的两种形态——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这个问题必然主宰着一切战略思想与战略行动。

凡是战略，第一条自然原则就是要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这种战争行为的前提是优势足够大。所谓足够，可能只是足以赢得第一场大捷，但还不足以占领敌国全境，甚至只能围攻敌国首都而已。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双方旗鼓相当，从一开始就预期只能取得有限的战果。一方可能觉得彻底击败敌方的希望不大，不如用尽各种手段疲敝敌方，令敌方最后宁愿接受胜利者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条件会比较宽大。这就是消耗战略的本质，它的首要问题永远是要不要寻求有风险和有代价的决战，战胜的预期收益是否超过代价。在歼灭战略下，统帅的主要任务是殚精竭虑地为自己的部队创造最好的决战条件，尽可能取得大胜；而在消耗战略下，统帅要考虑的是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能抓住敌军的破绽，同时确保本军、本土、本国国民不受伤害。他要考虑应不应该围攻某座要塞、占领某个省份、切断敌军补给线、突袭敌方孤军、离间敌方盟友、为自己争取盟友，但最重要的是击败敌军主力的条件和时机是否出现。因此，会战在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中都有作用，但区别在于，会战在歼灭战略中高于其他手段，其他手段都服务于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中会战只是多种可选手段之一。大力压迫敌军，使其甚至不经一战便接受我方条件的可能性发展到极致就是纯粹的机动战略，不流血的战争。但如此纯粹之又纯粹的机动战略不过是语言游戏，在世界军事史上从未真实发生过。就算一方真想这么打，他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也这样想，会不会一直这样想。因此，即便统帅想避免流血，决战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所以消耗战略完全不等于纯粹的机动战略，而应视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战争样式。消耗战略的原则是两极化的，或者说是双极的。

我们探讨古代战争时已经了解了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的对立，现在新生的战争形式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带回了前台。瑞士人走出大山，进入周边地区时当然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尽快找到敌人，进攻敌人，击败敌人。但这条原则也可能对其不利。我们知道，瑞士人总是希望赶快回国，列国君长也总是难以筹措到长期聘用瑞士人的资金。因此，如果一方坚守不出，躲避瑞士人的进攻，那就有希望在没有风险、不打会战的情况下赢得战役。1513年，正在围攻诺瓦拉的特雷穆耶接到瑞士援军逼近的消息时就是这样想的。他本来可以赶在援军和诺瓦拉守军合流之前迎击援军，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率军离开，四处游走，企图避免与瑞士军接触，但最后还是被赶上打败。然而，经验很快就表明这种战场上的胜利永远不能带来战争的胜利。那么，打会战真的符合逻辑吗？如前所见，以马基雅维利的智慧，他也卡在了这个难题上，找不到破解之法。他本人的逻辑倾向歼灭战略，但以韦格蒂乌斯的著作为代表的古代文献推崇消耗战略。在现实和理论层面上，消耗战略一直占上风。皇帝军取得的帕维亚大捷具有极大的直接影响；被俘的弗朗索瓦国王被迫接受了《马德里和约》中极为苛刻的条件。但不过几年光景，此战的成果固然没有全部丧失，但主要成果确实是都没了，于是我们不禁要怀疑这笔投资到底值不值。

1525年的帕维亚会战是那个军事史时期的最后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大决战。战争并未消失，但有的战役从头打到尾都没有一场真正的会战，即便会战真发生了也打不出个结果，比如1544年的切雷索莱会战。

回避会战的统帅不难找到敌军难以接近的阵地，就连兵力优势相当大的敌军也不愿冒险强攻。天然屏障之外还有工事加固。因此，一场战略攻势未必总会达到会战的高潮，而常常将锐气消磨在单纯的抢占空间上，也就是占领某处要地。最受青睐的目标是攻取要塞，占据要塞能让胜利者主宰整片周边地区，如果签订和约时还想拿回它的话，还会给敌军出一道收复要塞的难题。依赖战场上的运气是兵家大忌，这种思想越是在将领头脑中根深蒂固，敌军连勉强凑合的阵地都不会强攻的心理预期越是盛行，上述做法便越是可行。但运气好的话，靠机动游走也能达到占地拔点的目标，而只要战败没有同时导致丢失大量领土或要塞，敌方在会战中遭受的直接损失很快就能恢复。一方甚至可以靠单纯维持现状来接近战争目的，因为这样双方都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如果对方钱包更快见底，便有可能因此屈服。一位瑞士军事史家在1664年写道：“战争口阔鼻宽，钱花完了，仗就没得打了。”2每一场战争都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因为打仗不能没有粮草和军械。但依靠佣兵的战争是最极端意义上的经济战，因为佣兵组成的军队只有经济这一根支柱。因此，从马基雅维利到腓特烈，谁兜里有最后一块钱，谁就是胜利者的说法屡见不鲜。3但马基雅维利当年已经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说有兵就会有钱。这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也同样错误。如果钱占上风，战略就会倾向机动；如果兵更重要，战略则会倾向会战。同理，作为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军队本身总要面临风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损伤。歼灭战略下不需要担心损伤，因为我们指望的是一战定乾坤，尽早结束战争，而且不必惧怕反作用。但消耗战略下必须小心地衡量自身损伤。因为如果一场胜利乃至接连胜利都不能结束战争，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胜利本身的意义是否抵得过弥补得胜之师损失的花费。因此，君主在战争中经常告诫前线统帅不要过分冒险，且不以打胜仗为主要目标，而是“保全军队”，这是巴伐利亚选侯马克斯写给梅西元帅（Field Marshal Mercy）信里的说法。当巴登藩侯路德维希（Margrave Ludwig of Baden）鲁莽地攻击土耳其人时，皇帝的大臣们就谴责他浪费兵力，每次战役都需要配备一支新军。尼德兰的商人政府用兵尤其吝啬，但就连腓特烈大帝也在《战争原理》第1篇描述完普鲁士军队的卓越素质技能后写道：“如果他们为取胜付出的代价不是与敌军相去不远的话，这样一支军队足以统治全世界。”

这一因素在联军作战中最为紧要。如果打胜仗的一方已经做出了牺牲，之后或许不得不承认胜利的果实会落到盟友而非自己手中，尤其是在胜利者不再有实力来完整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

在两端摇摆的战略下，野战工事是一项重要的临时工具。当然，早在穆尔滕和南锡会战中，大胆查理就已经用野战工事来抵御瑞士军了。第一场真正的现代会战，法国与西班牙在南意大利打响的切利尼奥拉会战（1503年）是围绕着西班牙军在正面匆忙建起的一堵墙和挖好的一道沟展开的。从那时直到旧制度落幕，野战工事都发挥着作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作用。在骑兵再度占据重要地位的胡格诺战争中，德拉努告诉我们，士兵每天晚上都要挖沟，以免敌军从远处发起突袭。古斯塔夫·阿道夫也一样，他认为凡是驻扎超过一夜的营地必定要修建工事。胜负常常就在于一方能不能早几个小时抵达战场，然后建起让敌军不敢强攻的野战工事。皇帝军之所以在1620年输掉白山会战，就是因为布拉格没有赶快把必要的铁锹送上来。道恩（Daun）[63]对抗腓特烈大帝时手不离锹。腓特烈起初反对野战工事，因为他的部队是靠速度对付突袭的，而且他总是喜欢发起进攻，工事只会是累赘。他有时甚至会激烈抨击野战工事4，他与时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不同的地方不多，这是其中一条。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战争原理》第8篇中说：“我军会在营地外挖一圈壕沟，就像罗马人当年那样。”他的用意不过是防止敌军优良的轻步兵发起夜袭，以及防止己方士兵逃亡。在围城战中，国王愿意用堑壕来保护后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主动出击，迎战敌方援军是更好的办法。在最危急的时刻，比如输掉会战之后或者敌方有3倍兵力优势，工事便不得不修。于是，1761年俄军与奥军终于在西里西亚会师来攻时，腓特烈依靠在本泽尔韦茨（Bunzelwitz）挖壕保全了自己。七年战争后，他在著作中一改故态，大力推崇野战工事，这无疑是根据本泽尔韦茨的经验。5

有时，依据战术工事的坚固程度或战或不战的决定不是在前线做出，而是由后方政府裁决，尽管请示上报、信件往来可能会耗费数日数周的时间。1544年，昂吉安公爵从上意大利派掌营官蒙吕克回巴黎请求国王允许开战。蒙吕克顶着大臣的反对拿到了许可。昂吉安打赢了切雷索莱会战，却是有胜无果。

七年战争中道恩与维也纳、俄军指挥官与圣彼得堡之间也是如此。

1546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役是机动战的反面典型，新教诸侯联盟行动过于怯懦，尤其是皇帝手中无兵的开战初期。6但兰克讲过，我们不能指望每次都有沙特林怒斥腓力领主不愿做出艰难的最终决定，说在他眼里，每一处渡口和水沟都太深，每一处沼泽都太宽。一旦形成了这种战略态度——我们知道当时就是如此——那么率领一支各怀鬼胎、号令不一的军队采取重大行动就是很难的了。而皇帝即便在占据数量优势的时候也仅仅满足于游走机动，最后取胜靠的也不是战斗，而是政略，即通过说服莫里斯公爵入侵萨克森选侯的领地。这样一来，松散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便失去了集结军队包围南德意志的能力。针对这一点，记述此战始末的阿维拉写道：7

皇帝从来没有机会在平等条件下交战，遑论优势。但即便有平等条件，他也不能开战，因为这样一场胜利会带来重大损失，而受损的军队是不能让他控制德意志的，尤其是德意志城市的，哪怕他打了胜仗。8

胡格诺战争中有极其血腥的会战，但战略意义仍然仅相当于小规模战斗，因为就算天主教一方兵力强盛得多，战场上旗开得胜，但还是不足以夺取敌方的全部要塞，从而使其屈服。

正是因为这一点，西班牙才用尽办法也没能收复反叛的尼德兰。

三十年战争战略的决定因素是错综复杂又频繁变动的政治局势、为数众多的要塞城市、与受到影响的广大地域相比总是居于数量弱势的军队。古斯塔夫·阿道夫胆略非凡，敢从偏远小国瑞典出兵攻打皇帝，笼括德意志全境，但就是这样一位大权在握、积极主动的英雄人物也只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克劳塞维茨称他为“虑事周全，明智博学的统帅”，又在另一段写道：“古斯塔夫·阿道夫绝非侵略攻杀的莽夫，他偏爱严谨有道的机动战。”直到登陆德意志15个月后，他才发动了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克劳塞维茨认为瓦伦斯坦“能量充沛，几乎不知畏惧为何物”，“深得全军敬畏”，但他从来没打过一场攻势会战。托尔斯滕松倒是不断求战，但基本战略上并没有越出消耗战的框架，也不可能越出。三十年战争有太多的矛盾悖论，从战略角度看非常有趣，而且还带来了一些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变化。此战中有时会集结起极为庞大的军队，例如在1627年，皇帝麾下至少有10万之众，1630年的兵力也差不多。1631年底瓦伦斯坦回归时，他手中有3万至4万人，而到了1633年春，他的总兵力是10.2万人，其中在明斯特贝格（Mün-sterberg）的主力是4.3万。战役结束时，他总共还有7.4万人。9

尽管如此，真正上阵的兵力很少。白山会战中，皇帝与天主教同盟联军约有2.8万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赖滕费尔德有3.9万人（包括萨克森军），在吕岑有1.63万人。瓦伦斯坦纽伦堡大营并没有人们常说的5万至6万人，只有2.2万而已。10托尔斯滕松的兵力不超过1.5万至1.6万人。大量可用战斗员都用来把守众多要塞城市。野战军中骑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1645年的扬考会战（Jankau）中，皇帝军有1万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

战区反复变动，从波罗的海、北海到多瑙河、康斯坦茨湖，从维也纳乃至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64]到巴黎近郊。由于军队人少，可以沿途就地补给，而且天主教一方和新教一方在南面北边都有拥护者提供后勤基地，所以有长途行军的能力。因此，战略态势总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观点决定，以至于战争艺术史著作大可略过具体细节，除非是分析具体会战，尤其是著名会战时必须涉及的内容。

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开启了一个战略的新时代，特征是军队规模扩大，军需补给的问题随之而来。中世纪军队人少，自带粮草不算困难，也可以沿途征收。反过来看，从行军距离和相对薄弱的补给手段中也能得出军队规模很小的结论。随着军队的扩大，粮草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谈起。11编写于16世纪30年代并广泛流传运用的《军官手册》（Aemterbuch）或《战争条令》（Kriegsordnung）12中写道，“后勤是打仗的第一要务”，接着就是详细的粮草计算过程。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兵书》（Kriegsbuch）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计算。根据书中的估算，90801名战斗员5天需要面包共490车，熏肉、黄油、盐、豆、燕麦、大麦共383车，100桶葡萄酒和1000桶啤酒共433车。另有45664匹马所需的燕麦。131543年，纽伦堡军人约阿希姆·伊姆霍夫（Joachim Imhof）从查理五世的军营中写信抱怨说诸物皆贵，因为有些士兵拦路抢劫了运输补给的市民和农夫；只有肉价便宜，因为牛是强征来的。14法军早在1515年就有野战烤炉了。15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为1620年的波希米亚战役设立了多处仓库。他在林茨（Linz）征收了300桶面粉，总计7万配克（约636立方米或63.6万升），奥地利要出220辆四马大车负责运输。开姆尼茨的《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30jährigen Krieges）一书中充斥着对行动后勤的担忧。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指出了水道对后勤的重要性。16

到了路易十四时期，军队兵力达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三四倍。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既然兵多了，统帅应该能取得更大的功绩，征服更大的土地了。但如果双方的兵力同等增加，那么情况会恰恰相反。大军是笨重的，不仅是行动迟缓，更因为无法就地取食——没有补给就无法生存，除非行动神速——这就需要一套严密的后勤供应体系。再加上我们前面说过的一点，兵力的扩大导致进来了许多靠不住的人，这些人只是因为军纪和严密监视才留在军中，于是后勤需求的压力就更大了。要是让这些人就地取食，一大半都会逃跑。因此，从仓库有序支取粮草就变得必不可少，但仓库往往会束缚军队的行动。这一结果又反作用于问题的源头：依赖仓库拖累了行军，于是军队更加无法就地取食，更加依赖仓库。

据理论家估计，军队最多离开仓库5天路程；路线中间距离部队两天路程、距离仓库3天路程的地方要布置野战烤炉。野战烤炉生产的面包只够吃9天。如果有大车往来输送，装卸休整需要一天的话，那么部队每隔5天就能吃上一次新面包，同时还有一点应对不测的富余量。富余量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连日降雨会让车辆无法上路。

威斯特法伦（Westphalen）描述了1758年雨季的情形：“部队在看得见仓库和烤炉的地方开始缺粮。运面包的车不到5千米的路就要走几天几夜的时间，即便是这样，途中还不得不丢掉一半的货物。”17

在1692年的比利时，卢森堡（Luxemburg）[65]想赶上昂吉安却做不到，不得不在苏瓦尼（Soignies）停留了3周时间，因为他的车队不足以将粮草从蒙斯（Mons）的仓库运上来。蒙斯离昂吉安不到18英里（约29千米），离苏瓦尼只有9英里（约14.5千米）。

1745年，腓特烈大帝说指挥军队的不是他，而是面粉和草料。他还有一次（1757年8月8日）对基斯元帅（Field Marshal Keith）说：“荷马说士兵是面包造就的。我赞同。”

在军队规模扩大、内部改制的同时，战争的舞台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大部分城市拆除了工事，只有少数城市修得固若金汤，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围攻才能夺取，于是，省出来的守军就被充实到了野战军中。18

查理五世当年从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出兵，无数次深入法国腹地，三十年战争依然如此。但在路易十四任用沃邦（Vauban）重新为一连串边境城市修建了工事之后，这样的入侵便不再可能了。腓特烈后来以类似的方式修建了西里西亚要塞群，目的是保住这片新得的领土。

三十年战争期间无数次出现类似于腓特烈作战时的战略局势，尤其是当托尔斯滕松担任瑞典军统帅的时候。但托尔斯滕松和他的1.5万名士兵取得了远胜于腓特烈的成就。霍博姆在柏林大学的就职典礼演讲中提出并比较了两人，大有教益，我之后探讨腓特烈的战略时会加以介绍。19我们马上能注意到，区别不在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后继者们，不管是魏玛的伯恩哈德、巴纳、托尔斯滕松、弗兰格尔还是卡尔·古斯塔夫，对战略的本质，尤其是野战的价值和重要性有着不同于腓特烈的理解。相反，区别完全源于军事和政治条件，源于军队规模、性质和战法的不同。

因此，打个比方，发展过程不是从一个机动战为主的时代逐渐转向基于决战的战略，而是理论与实践在一个时期偏向一端，在另一个时期偏向另一端。

三十年战争一直到最后都有激烈的会战，但路易十四的前两场战争都是纯粹的机动战。唯一真正的会战，即1674年的塞内夫会战（Seneffe）是意外发生的，而且一直没有决出胜负，因为孔代不愿意用军队去冒险，于是没有继续战斗。要不是有这场会战，1672年至1679年的战争就只有围城、行军和几场小型遭遇战了。

路易十四的第三场战争（1688年至1697年）再次表现出了紧张和激情，但唯一有重要影响的会战是1690年的爱尔兰博因河（Boyne）会战。詹姆斯二世在此战中被威廉三世击败，斯图亚特家族永远失去了王位。1690年的弗勒吕斯（Fleurus）会战、1692年的斯滕凯尔克（Steenkerken）会战和1693年的内尔温登（Neerwinden）会战虽有大量伤亡，却没有任何实际战果。

1689年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新战法，即整体有序地摧毁了位于边境的普法尔茨，目的是阻碍敌军从这个方向发起进攻，帮助法军保卫其有意守住的美因茨和菲利普斯堡两处要塞。这项措施尽管残酷，却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德意志军围攻并夺回了美因茨。1704年，联军企图在巴伐利亚采取同样的办法，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写道：

因此，分析到最后，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夷平巴伐利亚及周边所有区域，让敌军再也没有从巴伐利亚或周边区域继续作战的机会。

接下来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尽管有1704年的赫希施泰特会战、1706年的都灵会战和拉米伊会战、1708年的奥德纳尔德（Oudenarde）会战和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会战这几场大仗，但战争的结果不过是让法国退回原有疆界。与此同时，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试图通过连续痛击敌人来击败他们。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则并不激烈，全程没有大决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规模极大的决战，但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在马尔普拉凯会战后就绝迹了。与此相比，腓特烈大帝登场后发生了众多会战，于是有人认为腓特烈一扫首鼠两端的战略，应视为后来被拿破仑发挥到极致的歼灭战略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之后会具体讲。归根结底，腓特烈之所以频频决战，并不是因为某项特殊的新原则，而只是大王本人雄才伟略，崇尚大决战罢了。但他自认为能够借以赢得他欲求的会战，并为了打赢会战而开发的战法是斜线阵。他写道，若攻敌侧面，3万可破10万。普鲁士军队拥有冠绝全欧的灵活迅捷，于是国王自以为能够在敌军来不及防御的情况下攻其侧面，他对前代战争艺术的改良正在于此。这不仅将他推向追求会战的一端，也将七年战争与之前的有征无战，乃至于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伯勒、欧根的战争截然分开。但是，腓特烈的战争行为依然在消耗战略的范围之内，而且在敌军通过选择阵地、修建野战工事、增加炮兵来应对斜线阵带来的侧面遇袭风险时，他甚至比以往更加偏向机动战一端。

即便在他具有质量优势和局部数量优势时，腓特烈国王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使他无法乘胜追击，逼迫敌方签订和约，也就是无法采取歼灭战略。这些因素在后文中会出现并探讨，此处只是略谈几点。

首先，他的军队中有大量不可靠分子，因此他不得不时刻注意士兵逃亡的危险。他最伟大的著作是1748年面世的《战争原理》，开篇就是14条防止士兵逃亡的规则：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尽可能避免夜间行军；必须以排为单位行军；在峡谷中行军时，入口和出口都要布置军官，军官要立即整队。

他专门强调不得夜袭。

将单位打散，派到乡间征收物资是想都不要想了。腓特烈极少在急行军期间向沿途居民索要军资。另外，行军不应过远过难，否则个别人会掉队，掉队又会传染给其他人。

这种军队是不可能进行战略追击的。就连直接追赶眼前的敌人都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维持秩序被视为重中之重。曹恩道夫会战的作战指令20中明确要求第一梯队从速“消灭敌军，继续有序前进，由第二梯队负责打扫战场”，可还是明令禁止跑步追击被击退的敌人，而要“以有序的步伐跟进”。距离更远的追击任务基本上只由小分队执行，目的是尾随撤退的敌军，贴近敌方行军纵队和拦截敌军辎重。但部队取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拢和集结。毫无疑问，腓特烈这样的统帅明白乘胜追击极为重要，在霍亨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和洛伊滕会战后尤为重视追击，但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后的追击毫无战果，洛伊滕会战后也是效果平庸，尽管负责指挥的是齐滕（Zieten）。萨克森元帅在《遐思录》中竟然说：“除了谨慎行动，取胜之后的其他行动都是好的。”但腓特烈更加现实，建议追击要谨慎，因为反击太容易出现了。21他写道：“一支军队最不适合作战的时刻莫过于刚刚打了胜仗之后。人人得意忘形，众人欣欣然于逃脱了之前面临的危险境地，没有人热衷于马上再次面对危险。”

不可能追击歼敌这一点反过来又作用于会战决策本身。风险无论如何是很大的，损失是惨重的，预期收益却或多或少因无法追击而受限。如果说有人特别担心反击，以至于主张给敌人留一条逃跑的金桥的话，那就更加证明考虑当时的状况，统帅不会轻言会战有益。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只是静观其变，便迫使已经来到马赛近郊的查理五世离开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撤军，结果遭到法国人民的谴责，说他没有趁皇帝撤退时加以杀伤。后来，伊奥韦斯问起国王这件事，国王答道他不完全信任手下的国土佣仆，而且他是遵行古人的原则：不仅要给逃跑的敌军修桥，还要在桥面铺上金子。

腓特烈不理会这些问题，但即便在他的条件下，战略攻势也是短暂的。他最多只在一次演习中要进攻敌国首都维也纳，但他从没有把维也纳视为作战目标。布拉格（距离厄尔士山口55英里，约88.5千米）和奥尔米茨（距离上西里西亚边境37英里，约60千米）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甚至去奥尔米茨以南47英里（约76千米）的布吕恩（Brünn）似乎都是一项极为重大的行动。1744年，他从布拉格出发去了70英里（约113千米）外的布德韦斯（Budweis），他后来亲口承认那是一次错误。

当然，法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远达林茨和布拉格。但他们的基地不是法国，而是盟国巴伐利亚。

如果战略攻势时间短、推进慢的话，那就很容易主动或被迫转入守势。攻势与守势快速交替、彼此交融。战略进攻未能一举强力夺取并保持主动态势。22

这一基本状况最重要的实际影响就是冬季休战的惯例。对士兵来说，冬季作战的条件非常严酷。除了条件艰苦和患病造成的伤亡，还有逃兵增多——因为佣兵们觉得长官要得太多了。如果统帅相信将军事行动坚持到底能迫使敌方议和，那就会愿意承受这些损失。但如果指望不上，他就要考虑损失是不是大于预期收益了，而且双方的想法都一样，军事行动就逐渐平息下来，各自撤回冬季营地。双方会将主力撤回，然后布置岗哨以防备可能的突袭。事实上，双方有时会达成在特定时间内停止进攻的协议。吕岑会战和洛伊滕会战的主导因素都是撤回冬季营地。与洛林公爵查理一样，瓦伦斯坦以为当年的战事已经结束，当听到敌军逼近的报告时他根本没有发动会战的想法，于是命令部队在防御阵地展开（11月6日和12月5日）。为了争取一定的优势，战役有时会延续到12月乃至1月。新一轮战役往往到6月才开始，以便在原野里找到马吃的青饲料。实际发生的冬季战役应视为例外。23冬季休战期是部队全方位休整的时间，尤其是征募兵员，拉壮丁（如果身在敌境，甚至会就地招兵）并进行操练，以便新兵在战端重开时能补充到各单位。军队里没有专门训练新兵的团；冬季休战期可以说替代了新兵团的功能，还有能够将全部合适兵员送上战场的好处。

意外和偶然在所有战争行为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统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果断，以此驾驭晦暗不明的不确定性。这一因素在腓特烈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又长又细的步兵线列太脆弱了。在极短时间内，在一瞬间，会战胜负便决出了。战场容不得拖延，为援军赶来争取时间，改正错误，或者在不蒙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脱离接触。24统帅从远处就能尽收眼底的地形很少见。战场上可能藏着会打乱阵形的障碍物——池塘、沼泽、悬崖——如此一来，部队必然会失去秩序，进而败北。统帅应该允许会战展开吗？决断是很难的。我之后会举例说明。

在腓特烈的时代，即便敌军露了破绽或提供了有利战机，利用机会还是有难度，因为线列战术要求将全体兵员展开为密集队形，不方便随机应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倒是有临场变阵，但它们恰恰是腓特烈国王之统帅天才与普鲁士军队之战术素养的特殊证据。

接下来对16世纪至18世纪的军事理论做一概览。

G.杜贝莱在1535年提出，为将者如果不是完全确信自己占据优势，那便不应冒险开战，而应拖延时间。

拉扎勒斯·施文迪（Lazarus Schwendi）（1522—1584）主张主战务求稳妥，不可过分冒险，哪怕手握胜算。“明明可以拖垮敌军或待其断粮却非要打会战，这是愚蠢的行为。但若是以寡击众且不可持久，那倒是有理由铤而走险，试试战场上的运气。”“一味防守，败则损失惨重，胜亦无所得。”

西班牙人门多萨于1595年写道[《战争艺术》德文版（Krie-gskunst），第146页]：

此外，哪怕被逼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也要尽力避免开战。不要带领全军投入战斗。哪怕打了胜仗，那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因为取胜的代价很大，伤亡者众。朝着战场要谨慎地、缓缓地爬过去，脚里要像灌了铅一样。

1607年，奥兰治家族的威廉·路易向堂弟莫里斯建议：“我们行事不应受制于战场上的意外……除非极为必要，否则不应进行会战。”25他举出了坎尼会战前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的做法为依据。

蒂利希《兵书》（Kriegsbuch）（1607年）第2部第一篇中告诫道：“若无万分必要与十成把握，不应接受会战，因为会战胜负难料却必有损伤，不战亦无得远胜于战而败损。”但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应该彻底避战，那就太蠢了。他说仗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打，要先祷告上帝；节气要合适；天不能太潮，以免打湿火药；要在敌军疲敝而我军尚有锐气时，或者趁着其他有利的机会。

1612年，J.德比永（J.de Billon）在《兵道要纲》（Die fürn-embsten Hauptstücke der Kriegskunst）（1613年德文版，第160页）中向统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统帅在训导好士兵之前不应率领他们上阵打仗，更好的办法是疲敌，通过机动和绕圈子压倒击败敌人，而非寄托于战场上的难测运势。会战凶险，如无绝对必要则不应开战，等士兵习惯了拼杀和危险，锻炼成了坚兵，之后方可开战，因为新兵刚上阵会怕得要死。

1620年的一份小册子写道；“布阔伊伯爵以不愿带着士兵去送死而为人称道。”26

钮迈尔·冯·拉姆斯拉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一位高产的军事学兵学家，他提出了会战适宜时机的问题。他列出了55条理由，其中一条是“别无他法之时”。

蒙泰库科利（1609—1681）写道：

凡是相信不打会战就能推动战局、夺取重要目标的人都是自相矛盾，至少是异想天开、引人发笑的。当然，我知道名将拉扎勒斯·施文迪主张不应该冒会战的风险，企图纯取守势，从敌人手中偷来一定的优势（施文迪其实没有说得这么极端！——德尔布吕克按）。但如果部下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是何其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啊！为上阵搏杀做好准备是绝对必要的。当然，永远不要在莽撞无虑的情况下被诱入会战，更不要被逼入会战，但应该认清合适的战机。人称拖延者的法比乌斯绝非避战如虎，而只是在有胜算时才出战。

蒙泰库科利在另一段中写道（1：328）：

打赢会战赢得的不只是一次战役，更是一大片疆土。因此，一个人只要懂得严阵出战，那么他之前在行军途中犯的错误都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他会战无方，那么即便他在其他方面证明了自己，依然不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蒂雷纳曾向孔代建议，与其围攻和夺取城市，不如多在野战中伤敌。

丹尼尔·笛福在《计划论》（Essay on Projects，1697年，原书引自费舍尔译德文版，第118页）中声称：“发现敌人，就地消灭。”这在英国内战时期还被奉为圭臬，现在崇尚的却是“如无明显优势，绝不要交战”。他说，战争因此变得旷日持久，结果是最能打仗的不是剑最长的人，而是钱包最厚的人。

巴登藩侯路德维希在1694年战记中讲述了这样以此行动：“殿下下定了决心，只要敌军求战，他便奉陪到底。于是，这份意愿让敌人们明白了他奋战的决心，绝不让祖宗之地变成一片废墟。”实际结果是几次侦察行动。27

腓特烈大帝极为赞赏弗基埃（1648—1711）的回忆录，以至于把书发给军官并命令他们用餐时朗读给部下听。他本人的军事著作常有与弗基埃类似的内容。后者写道：

因为会战是军队的首要任务，往往能决定整场战争的胜负，至少几乎总能决定战役的成败，所以除非形势严峻到了非战不可的地步，且有重大的开战理由，否则不应进行会战。寻敌求战的理由包括：己方具有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敌将存在利益和观点分歧，或者能力平庸、麻痹大意；解围；己方不取得一场胜利就有军队瓦解之虞，或者敌方援军将至；我方作战已经得利；最后一个理由，我方相信会战能立即结束整场战争。反之，若有下列情况则应避免交战：取胜得到的益处恐怕不及失败带来的害处；

数量或质量方面不是敌军的对手；己方正在等待援军；发现敌军部署于有利位置，或者拖延回避交战有可能让敌军自行瓦解。

西班牙的圣克鲁斯伯爵（marquis of Santa Cruz）（1687—1732）的兵学巨著《反思录》（Reflections）中写到了“必须寻求会战的条件”。他认为，战场上能导致战败的偶然因素五花八门，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都不能确保胜利。“没有任何事物比会战结果更加不确定……如果阵地不是十分有利，或者不确切知晓敌我兵力，那就不应该冒险开战。”

欧根亲王赞扬了这位理论家，腓特烈也将其奉为“经典”兵学家。

皮伊塞居元帅（1654—1743）的《战争艺术》（1748年由其子出版）一书因编排严谨而享有盛名，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探讨会战的必要时机。不过，他的论述的一大特点是将蒂雷纳和恺撒归为一类统帅，而没有注意到两人战略的内在差异。

福拉尔（生于1669年）有一段被腓特烈大帝收入文摘的话：“古今最伟大的将领从来不算敌人有多少，只问敌人在何处，直奔而去开战。”28

奥地利元帅克芬许勒伯爵（1683—1744）写过一本《兵事要略》，书中阐发了“或战或否”的理由。开战的理由：（1）有胜算；（2）解救被围的城市；（3）支援遭到攻击的友军；（4）要缓解粮草军需匮乏的问题；（5）不给敌方待援的时间；（6）利用敌人露出的破绽，例如行军时侧面暴露、身处狭谷、分散兵力或其他类似原因。避战的理由：（1）战败的损失大于战胜的收获；（2）敌军有兵力优势；（3）己方兵力未聚齐；（4）敌军占据地利。注：敌军常因无人统领或将领失和而自行败亡。另一段写道：

一名统帅若能使敌军四处移动、折返往复、疲于奔命，然后抓住有利时机，一举破敌，那便是懂得了战争艺术的真义。

腓特烈大帝的不同言论异常清晰地展现了消耗战略在两极间摇摆的性质。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话有时偏向一端，有时偏向另一端。

1745年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之前，他自称别无他法才被迫开战。在一封写给萨克森元帅的信（1746年10月3日）中，他承认1744年之役的失败是因为自己操之过急，但他说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不会再犯了。“法比乌斯总能变成汉尼拔，但我不相信汉尼拔能效仿法比乌斯。”

他在《战争原理》（1748年）的《发动会战的适当时机与方式》（Wann und wie man Bataillen liefern soll）一章中写道：

会战决定国运；战争当然总会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要么从战争的窘境中退出，要么让敌人处于类似的窘境，要么解决不打一仗就永远不会结束的争吵。

理性的人行事必有好的理由。一军之将更不能轻易发动会战，而没有要通过会战达成的重要目标。

因此，会战的理由可以是迫使敌军从你的城池下撤围，或者将敌军赶出占领的省份；也可以是进入敌境，或围攻敌城，最终目的是粉碎不愿求和敌人的顽强抵抗，或者惩罚敌人犯下的一个过错。

当你强行军至敌军身后，切断其与后方兵力的联系时，或者威胁一座敌方极为看重的城市时，这便会迫使敌军会战。但进行此类机动时务必要特别小心，还要小心不要陷入类似的不利境地，也不要占据可以被敌方切断与仓库联系的阵地。

在上述准则以外，我还要加上一条：我国不适合打持久战，战争一定要短促主动，因为长期战争会不经意间损害我军引以为傲的纪律，会减少我国的人口，消耗我国的资源……一句话，兵事上一定要遵循犹太公会的原则，一人身死好过全员覆灭。

写于1750年前后的《战争艺术》（Art de guerre）有言（10：268）：“若无强有力的理由，绝不要参加死者数量骇人的会战。”

腓特烈于1755年写《兵论总纲》（Pensées et règles générales pour la guerre）时无疑意识到了酝酿中的风暴，书中没有直接建议寻求决战，反而在关于战役方案的一篇中说，好的战役方案能够凭借“军队战斗力、时机或最初占据的位置所确保的”优势而决定战争的结果。文章接下来说：“战争计划的价值在于让自己承担很少的风险，却将敌人置于失去一切的危险之下。”

1753年，腓特烈为帐下军官制作了福拉尔长篇著作的节录本并亲自撰写导言。他在导言中说，当时可资战争艺术研究的古典著作只有寥寥几本。“《恺撒战记》给出的教导与我们从当代潘都尔战争中看到的差不多；恺撒出征大不列颠的行动无甚新鲜；只有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对骑兵的运用是当今将领用得上的内容。”这句话似为无稽之谈，乍看不知所云。但我们试着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清醒务实、不囿于旧说的人做出的反应，是对一种错误教条的反对。如前所见，那个时代的理论家想要将恺撒塞进消耗战略的套子里。腓特烈发现这是不正确的，他通过比较恺撒的教导与潘都尔战争意识到了问题，但他当然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于是便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写于1759年秋的《论查理十二的军事才能》（Betrachtungen über das militärische Talent und den Charakter Karls XII）中说道，国王有很多次本来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战不可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只有当我方战胜得益大，战败代价小，当营中或行军中的敌军疏忽大意，或者当一场决定性胜利便可迫使敌方求和时，我方才应该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大部分轻易被引入会战的将军肯定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绝不值得褒奖。

国王在《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导言中说道恩的战法“无疑是好的”，接着又说：

……为将者坚持攻打山中或不规则地形中的敌人是错误的。在情势的逼迫下，我有时不得不采取这样极端的行动，但在敌我兵力相当的情况下，为将者可凭借机诈智谋为自己创造一定的优势，而不必以身犯险。优势可以积少成多。再说了，攻打守备严密的阵地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很容易被打退击败。如果取胜付出的代价是1.5万人到2万人，军队就危急了。就算你有充足的新兵，但新兵能弥补损失的兵力数目，却替代不了老兵的素质。补充兵员会减少国内人口。军队素质会变差，而且如果战事连绵不绝，你迟早会发现手下是一帮训练差、纪律差的农民，你甚至不敢领着他们与敌人照面。逆境中或可打破规矩，放手一搏，万不得已才能铤而走险，正如医生无药可用时才会给病人催吐药。但除了这种情况，我认为将领都应该注意保存实力，行动必有合理依据，因为少依赖偶然才是战争中的智者。

5年后（1768年），国王在一篇军事论文中阐发了同样的观点，而且更加强调机动战略的优势。他写道：

认为野战与阵地战同样危险的看法大错特错。火炮在开阔的平原威力骇人。如果你进攻时敌人就把炮位都布置好了，你刚开始布置炮位，敌人的炮弹已经打过来了，这可就糟了，此间的差别大极了。

他说，在下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准备这样打：

我会首先夺取一大片足供军需的土地，既养活了自己，又损害了敌人，接下来选择对我最有利的作战区域；我会赶在敌军来到附近之前尽快修筑防线。我会将哨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侦察四周地形；我会尽快制作所有适合敌军扎营的区域，以及所有通往这些区域的路线地图。这样一来，我便了解了当地的地理，地图能让我明白奥地利人可能扎营的地点中哪些打得下来，哪些打不下来。我不会挑起大战，因为夺取一处阵地必定要付出相当代价，也因为当地多山，追击不可能取得决定性战果，但我会重点加固自己的营地；我会精心修建工事，我的所有作战计划都要以全歼敌方偏师为目标，因为消灭一路偏师可扰乱敌方全军。歼灭1.5万人远比击败8万人容易，而且尽管风险小了，成果却几乎一样大。

他说，攻打完备阵地中的敌人就像领着一帮手持木棍的农民去打全副武装的军人。

国王在1775年战役方案（Projets de campagne）中写道：“永远不要只为了击败敌人而发动会战，而应该执行不发动会战就会受阻的作战方案。”

国王的言论不曾脱离两端摇摆的消耗战略框架。法国大臣舒瓦瑟尔、法国驻奥地利大本营全权代表蒙特泽（Montazet）、奥地利大臣考尼茨（Kaunitz）、弗朗茨一世皇帝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条原则，即主要问题是消灭腓特烈的军队。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歼灭战略的体现。1757年7月31日，弗朗茨皇帝在写给弟弟洛林公子查尔斯（Charles of Lorraine）的信中说：“我们绝不能想着征服土地，要一心一意消灭他的军队，因为如果消灭了他的军队，各地自然会变成我们的。”腓特烈从没有说过这种话。恰恰相反，劳埃德将军和其他人当时确立了一种观点，认为军事行动可以像几何学一样严格，发动战争可以从头到尾不打一场会战。腓特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这种观念。他有时偏向会战一端，提出普鲁士的战争一定要短促主动，战争成败由会战胜负决定；有时又偏向机动战一端，将自己打的会战描述为孤注一掷，说发起会战是欠缺才智的表现，还建议截击敌方偏师，不建议打会战。但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自相矛盾，那就完全搞错了。马基雅维利同时点出了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原则，这里确实有无法解决的矛盾。腓特烈则是消耗战略心态的明白无疑的代表。消耗战略的本质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依据具体形势，甚至单纯因为心情，一个人这时强调或运用一种方法，那时又强调另一种方法。腓特烈本人常说，他遵循与蒂雷纳、孔代、卡蒂纳、卢森堡、欧根亲王、德绍公子利奥波德这些法国伟大统帅一样的原则。29后面还可以加上韦格蒂乌斯以来的所有将军和军事理论家，只有观点自相矛盾的马基雅维利除外。

腓特烈与同时期人的理论差异在于，腓特烈在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1757—1759）比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更靠近会战一端。我们不能说“所有人”，因为前面已经看到，有的言论甚至比他还极端。

但从纯理论上看，还是更倾向于机动战略。萨克森选侯于1752年颁布的条令中写道：“会战是战争中最重大也最危险的活动。在没有堡垒的旷野中输掉一场会战可能就会决定战争的结局，所以少有人冒此风险，更没有人推崇会战。良将的本领是通过机警、稳妥的机动达到战役的最终目的，同时不涉险境。”

1759年5月，亨利王子（Prince Henry）在国王的催促下侵入法兰克尼亚，摧毁了皇帝军的仓库。雷措（Retzow）评论道，此次得手“对国王的价值肯定比打赢一场会战还要大。因为如果将军精干的话，即使会战失败，他依然能在战后短时间内集结兵力一雪前耻了；而如果粮草尽丧，那便不可能发起重大行动了”。

从文艺复兴到腓特烈大帝的这段时间里，所有兵种的战术都在变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全新面貌。大纵深密集方阵变成了窄长线列；像比武赛场上一样骑着高头大马交战的重装骑士变成了以袭步进攻的密集骑兵方队；炮兵的数目和威力提高了上百倍。但在这三个世纪里，战略基本原则一直没变。圭恰迪尼讲了1512年拉文纳会战之前，西班牙总督为了掩护罗马涅诸城免受法军围攻、堵截法军去往罗马的道路是如何机动的，讲了后勤供给在机动过程中的作用，讲了会战是如何引发的，还讲了法军的大捷没有留下任何长期影响。这些内容都完全可以放到17世纪或18世纪的某次战役中。

世界政治格局必须经历一次深刻而彻底的变化，另一种战略才会出现。

6　战略概述及战例介绍

赫希施泰特会战1

（1704年8月13日）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时，路易十四具有极大的数量优势，由此萌生了类似于拿破仑的彻底降服对手的念头也无可厚非。他与巴伐利亚选侯马克斯·埃马努埃尔（Elector Max Emanuel of Bavaria）结为盟友，计划从意大利和德意志集结兵力攻打维也纳。

然而，当马尔伯勒违逆本国政府意愿，率领英国与尼德兰联军向多瑙河迈进时，路易十四的对手们最终占据了兵力优势。

双方周旋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管联军强攻拿下施伦贝格（Schellenberg），借此重创巴伐利亚，得以在多瑙沃特渡过多瑙河，但发动大决战就要难得多了，因为双方的统帅权都是割裂的。一方由马尔伯勒和巴登藩侯路易（Louis of Baden）共掌帅印，之后欧根亲王又带来了第三支军队。另一方的两名统帅是埃马努埃尔选侯和法国元帅马尔桑（Marshal Marsin），后来塔拉尔（Tallart）又带来了一支部队。

法军与巴伐利亚军扎营于奥格斯堡城下，阵地固若金汤。英国与尼德兰联军虽有极大兵力优势却无计可施，只能对巴伐利亚国土进行有组织地蹂躏，逼迫选侯因子民苦难而求和。

选侯不为所动，马尔伯勒的军队最后似乎只能打道回府了。为了多取得一些战果，他决定派出偏师围攻英戈尔施塔特。但当法军与巴伐利亚军出动反制时，欧根和马尔伯勒决定抓住眼前的机会，趁敌军在新阵地建好工事之前予以打击。“我军身处险境，”马尔伯勒写道，“只得采取这样的强力手段，如果不说是孤注一掷的话。”

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展示了消耗战略的本质，因为联军只需要调回围攻英戈尔施塔特的1.4万人就能获得相当大的数量优势（6.2万人对4.7万人）。有人说他们没有动用那1.4万人只是为了摆脱这支部队的统帅，与其他两人关系糟糕的巴登藩侯路易。这个理由本身就十分可疑，而且与围城部队初定由路易指挥的事实相矛盾。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大股兵力被派去执行次要任务，结果没赶上决战的实例。

联军只有微弱的数量优势，取胜的主要原因是统帅指挥水平高。法军和巴伐利亚军遭到攻击时大吃一惊，野战工事尚未完成。他们的位置并不差，欧根本来想包抄北边的敌军左翼，结果过不去，而且他的第一波攻势被击退了，假如守军这时强力转入反击，胜算是很大的。我们从马拉松会战时起就知道，没有哪一种手段能强过时机恰当的防守反攻。但这对指挥官的要求很高。至关重要的中军指挥官是法国元帅塔拉尔，他不仅水平有限，而且掌握不了两位同僚的部队，而反攻必须要三人齐出才可以。他们只打算打一场防御战，无意进攻。于是，布林德海姆（Blindheim，英语中通称“Blenheim”）和上格劳海姆（Ober-Glauheim）两个村子有大批兵力把守，没有预备队来发动进攻了。2

在这种情况下，冷静机敏的马尔伯勒在第一波进攻被击退后将部队换了下来，以极大优势兵力从两个村子中间穿过，击溃敌方中军，从后方威胁和进攻两村。布林德海姆守军最后被迫投降。

应当注意的是，在施伦贝格与赫希施泰特两场会战中，守军都是在忙着修建野战工事时遭到进攻的。

都灵会战3

（1706年9月7日）

法军围攻都灵，并派遣一军前出至阿迪杰河（Etsch）和加尔达湖（Lake Garda）以为屏护。欧根亲王集结了一支兵力略多的军队，绕过法军，迫使其后退，然后带着3.4万人以非比寻常的速度（16天走了260千米且途中频繁与敌军接战）扑向波河南岸的都灵城区。摩德纳公爵为他提供了一些补给。与此同时，由奥尔良公爵统率、本来要在阿迪杰河击退欧根的法军也到了，现在双方兵力大致相当，都是4万人左右。因此，法国人觉得一边打击援军，一边继续围攻都灵力不从心。于是他们试图用野战工事来抵御援军，挖了一圈外壕。

援军从南面来，绕着围城军走了一圈，终于在临阵抱佛脚修建的外壕西北侧发现了一处尚未完工的位置。这里夹在波河的两条支流多拉河（Dora）与斯图拉河（Stura）之间，进攻方投入了3万人，而该地段的守军只有1.2万人至1.3万人。联军推进时的纵深不少于5个梯队，甚至可能有6个梯队，4步骑各三。最后，联军发现可以包抄法军阵地右翼，于是走过浅浅的斯图拉河河床，从后方发起进攻，一举击破，令法军全线崩溃。都灵守军此时也杀了出来，消灭了逃跑的敌军。

被击败的是奥尔良公爵部，但拉费伊拉德（La Feuillade）指挥的围城军与眼前的溃兵一样陷入恐慌，纷纷往法国方向跑，根本无力战斗，大部分火炮都丢掉了。

如果拉费伊拉德能从围城军中抽出哪怕6000人去支援奥尔良公爵，让公爵能组织起一支预备队，那么奥地利军大概就达不成进攻目标了。但拉费伊拉德不相信敌军真的决定攻打工事防线，反而以为敌军只是在机动，目的是切断围城军的补给。另外，他相信要塞即将陷落，那可是他个人的功劳，于是不愿意削弱任何一处的围城兵力。然而，年轻的奥尔良公爵的顾问马尔桑元帅也不敢激烈反对拉费伊拉德。拉费伊拉德的岳父是战争兼财政大臣沙米亚尔（Chamillart），能在宫里给马尔桑造成很大麻烦。法军就这样输了，原因是号令不一，将帅失察，问题甚至比两年前赫希施泰特会战时还要严重。反观对面的两位统帅，欧根亲王与堂弟萨克森公爵配合无间。欧根亲王全无私心，甚至不许在捷报中提到自己的名字。

理论家们从法军此次战败得出的结论是，围城军靠外壕抵御援军的做法在原则上就是错的。通过对战斗经过的细致研究，我们知道这个结论站不住脚，因为外壕并未受到直接攻击，而是被包抄了。面对这种情势，估计换成德绍公子利奥波德指挥的勇猛普鲁士军队也无济于事。如果外壕守备严密，指挥得当，法军完全有可能取得当年阿莱西亚城下那样的成功。萨伏伊两兄弟背对敌境攻打坚固阵地的决定算得上战略上的弥天大勇，真正是天命使然。

1708年

1706年，马尔伯勒打赢了拉米伊（Ramillies）会战并进行了出色的追击作战，从此比利时落入了英国手中。但1707年战局没有大的变化。1708年，在怨恨尼德兰政府的当地居民帮助下，法国夺回了布鲁日和根特。1708年7月11日，马尔伯勒主动出击，赢得了奥德纳尔德会战，但局势依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5尽管英军统帅提议进入法国内地，甚至有人将其解读为马尔伯勒意图进攻巴黎，但欧根立即表示反对，尼德兰的支持也争取不来。马尔伯勒在7月26日寄给朋友戈多尔芬勋爵（Lord Godolphin）的信中将情况和盘托出，6信中指出了向巴黎进军的希望何其渺茫：农村居民会带着家当躲进要塞，入侵者会进入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面如棋盘般分步着一系列堡垒。“要是我能将敌人从要塞里引出来打一仗该多好！”据他说，打赢奥德纳尔德会战的最大好处是动摇了敌军的士气。

因此，尽管法军吃了败仗，但还是保住了在弗兰德斯的地位，还占领了布鲁日和根特。联军既然无法进攻法国手中的要塞，便决定围攻里尔，可以说将法军主力甩在了身后。围城行动一直拖到了深冬，外城陷落后又要攻打内城要塞。法国大军赶来后绕着围城军走了一圈，寻找适合进攻的部位，但最后发现围城军为了掩护自身修筑的外壕无懈可击。法军多次企图通过拦截辎重队来迫使联军撤围，但都失败了。里尔陷落后，联军连同根特与布鲁日夺回了弗兰德斯。

战役基调完全是由成功的围城战而非围城战之前的野战奠定的。如果有人认为联军在野战中背对敌境，也就是非要分出胜负的话，那就完全搞错了。尽管马尔伯勒无疑打赢了，尽管欧根亲王的军队正在赶来，已经到了附近，尽管马尔伯勒愿意再战，但他觉得不管是现在或是以后，他无论如何是没有能力逼迫对方决战，也无力利用歼灭敌军的战术成果。这是一场实施宏大消耗战略的战役，双方都调集了无比庞大的军队。联军打赢这场战役还是靠指挥得当，马尔伯勒和欧根团结一致，对面的法军则将帅不能齐心。法军统帅是年轻的王太子勃艮第公爵，旺多姆元帅（Marshal Vendôme）担任他的顾问，后来又加上了贝里克公爵（duke of Berwick）的第三支部队，还是自行其是。于是，前线不得不一再请国王裁决，因为他明确要求若无国王下令，“不得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做的前提是战事进展缓慢，反过来又拖慢了进展，因为前线几乎不可能违抗国王的重大决定，于是联军得以在身后近旁就是敌军主力的情况下推进围城战。决定结果的不是会战，而是阵地和野战工事，会战根本没有发生。

马尔普拉凯会战7

（1709年9月11日）

里尔是一座边境城市，归属法国不过40年。但法国人在丢掉里尔后已经精疲力竭，以至于路易不仅愿意放弃战争的真正目标，为孙儿争取西班牙帝国的宝座，甚至连阿尔萨斯也可以不要。但联军提出的割地要求太过折辱，于是他决定打下去，而且投入了一支甚至比前一年更强大的野战军。这支军队的战略任务只能是继续打防御战，而联军制订的目标也不过是再夺取几座边境要塞，就像前一年夺取里尔那样。联军首先拿下了图尔奈（Tournai），继而攻打蒙斯，这两座比利时境内的城市当时还在路易手里。统领全国兵马的维拉尔元帅（Marshal Villars）没能阻止图尔奈陷落。当联军转向蒙斯时，他赶快追了上去，本来有可能趁着欧根远在蒙斯另一侧、无法直接援救的机会攻击马尔伯勒，但维拉尔当然不知道欧根到底在另一侧的哪个位置。马尔伯勒甚至大胆到率军朝他走了一段距离。难道要拿法国的最后一支军队冒险吗？那样就彻底违背了国王的想法和意图。于是，维拉尔仅仅占据了要塞近处的马尔普拉凯村，联军必须先把他赶走才能实施围攻。村子本身的位置不是非常有利，于是法军尽快修建了工事。为了集结全部可用兵力进行决战，联军给了法军整整两天时间。最后，联军拥有了11万人对9.5万人的优势兵力。

联军本来想打一场侧翼战。联军将以极大优势兵力攻击并包抄法军左翼，同时以较弱兵力拖住中部和右翼。根据一些报告，包括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内的几名将军于会战前日下午与法军将领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并趁此机会查探了敌军工事。他们大概没有看到什么重要军情，但他们在会战部署过程中的两军眼皮底下会谈一事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军人气质：对他们来说，战争和会战是更激烈的赛场比武。

作战计划无法执行。法军列阵于两座森林之间的空地上，宽达3千米。战线正面或侧面的森林虽然会妨碍进攻方行动，但也会隐蔽其行踪。联军派了一支强大的迂回纵队穿过西北侧的森林，但没有成功。他们似乎在森林里迷路了，最后只发挥了加强侧翼兵力的作用。于是，联军没能突破工事极为牢固的法军左翼。联军左翼指挥官奥兰治少主本来就兵少，任务是拖住敌人，结果却发起猛攻并被击退，法军只要发起反击就能彻底将他消灭。但工事有利于防守，也会妨碍出兵进攻。此处的法军指挥官，勇猛的布夫莱尔元帅（Marshal Boufflers）没有下定转守为攻的决心。于是，法军还是被联军步步逼退，最后撤离战场。

但联军接下来为攻打工事付出了不少于3万伤亡，法军则损失不到1.2万人，只从战场退后了5英里（约8千米）且占据了一处新阵地。法军不再有能力阻止围城了，蒙斯最终告破。法国丢了一座城，却借此继续打了一整年，而且年底的局势好于年初。战术上看，联军无疑打赢了马尔普拉凯会战；然而之前就有人确切地指出，如果从整体上考察1709年战役，那么法国仍然赢在了战略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个内在的矛盾，但人生本就充满着矛盾，消耗战略更是如此。

1710—1713年

马尔普拉凯会战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型会战。战争之后又打了4年，双方只是围攻和夺取小边塞。联军起初占据了上风，但英国和尼德兰后来抛弃了皇帝，与法国单独议和，于是主导权到了法国手里。法军最后甚至再次渡过莱茵河，围攻并夺取了弗赖堡，欧根无力阻拦。

1741年8

腓特烈出其不意地入侵并占领了西里西亚，率军驻扎于上西里西亚边境。这时，奈佩格（Neipperg）统领奥地利军以惊人的胆色插入普鲁士诸军之间一条无人守备的道路，以尚在手中的尼斯（Neisse）和布里格（Brieg）两座要塞为行动基地，阻断了国王亲自指挥的普军主力的退路。腓特烈后来在写给德绍公子利奥波德的信中写道，他当时“别无可能”，只有进攻敌军。普军步兵有近两倍的优势（1.8万人对9800人），炮兵近3倍（53门对19门），但骑兵少得多（4600人对6800人）。9由于奥军有骑兵优势，莫尔维茨会战（4月10日）一度胜负难料。奥军骑兵将普军骑兵逐离战场。腓特烈在回忆录中写道：“资深军官们以为末日已经到了，部队弹药已经打光，不得不投降了。”为了最起码保住国王本人的性命，什未林元帅（Field Marshal Schwerin）说服国王离开战场，绕圈躲过奥军，投奔西里西亚境内北边的普军阵地。但是，据说当惊魂未定的国王离开后，什未林成功指挥步兵和炮兵再次开始推进，奥军在连绵不断的优势火力面前只得退却。即便奥军骑兵之前打败了普军骑兵，但在火力下阵形已经溃散，不能再以密集单位攻击敌军步兵了。

普军右翼比左翼靠前这一事实对会战结果显然没有任何影响。尽管会战失败，但奈佩格还是从普鲁士手中解放了西里西亚，而且以尼斯为基地在西里西亚支持了一整个夏天。腓特烈尽管将兵力优势扩大到了不少于6万人对2.5万人，却依然不敢再次出击。10他也不能通过机动战将奈佩格逼出要塞。于是，国王只得试图利用政治手段继续战争，将法国卷进来对付玛丽亚·特蕾莎。法军刚刚抵达，他就与奈佩格秘密口头达成了克莱因施伦多夫停战协定，规定奈佩格在国王佯装围攻14天后交出尼斯要塞，国王承诺撤出下西里西亚和中西里西亚。

总参谋部著作中严厉批评奈佩格并褒扬腓特烈，因为腓特烈曾一天之内行军近19英里（约31千米），并且自始至终以决战为行动的基础。奈佩格则受到了一味囿于成规的谴责（第82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批判受到了普鲁士爱国主义的强烈影响。兵力较弱的奈佩格已经尽到了人事。

奈佩格成功率军插入普军退路的手段令人惊叹。腓特烈当时已经出了包围圈。9日，在保加雷尔（Pogarell）修整一天，而奈佩格正是利用这一天进至莫尔维茨，再次列阵于普军正面。关于停留的原因，国王在写给德绍的信和回忆录中都说是他认为当时下雪天潮，步兵——也就是火枪——派不上用场。第二天时来运转，天气暖和了一些，阴云散去，于是我们看到步兵确实是决定性因素。总参谋部著作中对上述状况的描述有误，尤其是行军过程。

1742年

假如普鲁士凭借巨大的数量优势在西里西亚击败奈佩格部，继而向维也纳进军，那么法军肯定会一同前往，维也纳也会陷落。可惜普鲁士按兵不动，法军实力不足以进攻维也纳。不过，法军还是去往布拉格并将其攻陷。这时，腓特烈再次展开行动，撕毁了《克莱因-施伦多夫休战协定》。

奥地利似乎要被瓜分了。波希米亚归巴伐利亚，摩拉维亚归萨克森。法国元帅布罗伊（Marshal Broglie）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在塔博尔-布德韦斯（Tabor-Budweis）四面合击奥军。但腓特烈不同意。他只想去没有敌军的摩拉维亚，而且已经开始与奥地利秘密谈判了，因为他根本不急于拆分奥地利，给萨克森扩大疆土，让法国洋洋自得。11从战略角度看，冬季战役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在恰当条件下，一名腓特烈同时代的人构思并提出了秉承歼灭战略精神的方案，反而是腓特烈出于政治原因否决了该方案。

奥军企图突袭正在来回机动的普军，于是霍图西采会战（1742年5月17日）展开了。奥军被击败。12

于是，玛丽亚·特雷莎为了拆散普鲁士与法国，决定将上西里西亚连同克莱因施伦多夫协定中交出去的地区割让给腓特烈。

1744年

普军再次离开，英军赶来支援奥军后，法军被逼回莱茵河以西，似乎不得不再次放弃阿尔萨斯了。这是普鲁士国王第三次举兵，夺取布拉格并进入波希米亚南部。奥军被迫撤出阿尔萨斯，但并未直取普军，反而现身于普军北侧，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腓特烈无力通过会战手段解决问题。尽管他有近2万名骑兵，但这批骑兵不适合大面积搜索和侦察敌军动向。腓特烈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敌军的消息，而当他终于与敌手面对面相遇时又发现对方地形十分有利，他不能出击。于是，他丢弃辎重返回西里西亚，还撤出了布拉格城，连重炮都不要了，这次撤军几乎让普军土崩瓦解。士兵成群逃亡。一场会战都没打，比较大的遭遇战几乎也没打，特劳恩（Traun）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腓特烈决心再也不这样深入敌境了。

总参谋部著作，尤其是冯·勒斯勒尔少校（Major von Rös-sler）的一篇演讲（《军事周刊》1891年第3期副刊）高度评价了1741年至1744年间腓特烈国王的进攻计划，认为其充分体现了歼灭战略的精髓。在理论方面，这几年确实是国王最接近会战一端——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歼灭战略——的时期，但其实差得还很远。他从来没有专门将敌方军队设定为攻击目标。只有1744年攻打维也纳的计划（未实际执行）中隐约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计划中设想集合全部友军并于波希米亚南部击败奥军，但并不要求立即向仅略超过90英里（约145千米）以外的敌国首都进发。计划中写道大军接下来要“将脚踩在敌人的咽喉上”，但《书信集》（Korrespondenz）（3：135）中已经明白地点出了具体实施办法：“进抵多瑙河，如有必要甚至可推进至维也纳周边。”除此之外，腓特烈很可能压根没把这个宏大计划当回事，因为他无意消灭奥地利，事实上是避免打大决战，哪怕法国人建议他这样做。

总参谋部著作对腓特烈战略的根本误解自然会一再产生个别的错误。事实只能不断被歪曲或掩盖，但我们用逻辑终究会推导出作者意在颂扬，实则是批判，因为再多花招也不能将腓特烈的作战方式强行塞进假定的框框里。对1744年的评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1898年马克斯·莱茨克（Max Leitzke）在海德堡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普鲁士政治史与1744年战役新论》（“Neu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Jahre 1744”）对国王提出了批评，于是总参谋部著作就出来维护国王。

1745年

假如奥地利在1744年乘胜追击，入冬后坚持作战，我们实在看不出普鲁士能如何自救。但奥军的士气和物质条件都不足以实施冬季战役，于是腓特烈赢得了时间，不知疲倦地重建军队。现在，他将战略主动权交给了对手，决心用一场会战来洗雪前一年机动战的败绩。忠诚的大臣波德维尔斯（Podewils）力劝国王不要将国运托付给难测的战果。但国王解释道，他已经别无选择；会战就好比重病患者的催吐剂。他假定奥军开春后会企图从波希米亚突入西里西亚，然后他就可以利用两地交界处的山峦带来的优势。他没有试图把守各处隘口（我要提醒读者回想一下本作第1卷中关于温泉关会战和扼守关隘的论述），而决定放敌军入关，然后在西里西亚与奥军对阵。但他预先详尽观察了山势，为奥军可能走的每一条路线都做了预备。他勘察了道路和桥梁，而且做了分兵部署，一旦发现萨克森与奥地利联军走出一处隘口，诸军便能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对敌。奥军试图通过夜间行军来突袭普军，结果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低估了夜间展开部队的难度，直到上午8时才开始进攻，普军那时早就知道敌兵来袭，遂严阵以待。普军必须先把国王亲率离营的部队叫回来，但这支部队没走多远，于是及时返回参战，决定了战斗有利于普鲁士。而在6月4日的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中，腓特烈的预备工作做得非常好，凌晨4时就可以攻击敌军左翼了。战斗进行到9时基本就结束了，敌军全线退回山中。这场大捷完全要归功于国王指挥得当。战略头脑、用心预备、执行果断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腓特烈的统帅声名是从这场胜利才起步的。莫尔维茨会战还是靠什未林才打赢的；国王在霍图西采会战中指挥出色，但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奥地利人甚至辩称自己没有被打败。而1744年以满盘皆输告终。但现在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为国王带来了永不磨灭的盛名。而且我们不能说——打个比方——国王的胜利是沾了敌军犯蠢的光。当然，为了避免遭到奇袭，奥军肯定要在抵达当晚占领某些高地，扼守斯特里高河（Strigau）的各处渡口。但他们入夜后才下山扎营，而且几乎不可能摸清四周的方向。山中行军的速度或许可以快一点。但说到底，奥军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普军有没有在关隘出口守株待兔，如果在的话，奥军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送进敌人嘴里。但如果他们打算第一晚在山上休息，以便次日下山时少走些路，这样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的行踪瞒不过普鲁士人，一出山口就会马上遭到攻击。奥军统帅洛林公子查尔斯绝不会想到，普鲁士全军竟会在次日日出前就严阵以待。正是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状况展现了普鲁士国王的才能与想象力。人们常常对战略主动权是多么推崇备至啊！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则告诉我们，原理的意义都是相对的。腓特烈之所以取得了战略胜利，恰恰是因为他迫使对手主动采取战略攻势。行动的实施过程表明，此举的原因不是欠缺进攻精神，而是出于明智的算计。

腓特烈追了逃跑的敌军3天。接下来，军事行动陷入僵局。奥军占据了易北河与阿德勒河后面的一处坚固阵地，普军与其对峙了一整个夏天，将近4个月，期间一直没有引发大规模军事行动。于是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霍亨弗里德堡这样的重大战术胜利也只能带来很少的长远实质性益处。腓特烈在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中的兵力已经不弱于奥地利与萨克森联军（约6万人），会战造成对方损失1.4万至1.6万人，己方损失4800人，所以他现在的兵力远多于对手。如果他秉承的是歼灭战略原则，那早就会对丧胆的敌军穷追不舍，尽快再次发起进攻。由于奥军丢掉了三分之二的火炮，只剩下41门对付普军的192门，所以从现代评论者的角度来看，普军甚至攻打阿德勒河-易北河阵地也不是不可能，即便不能正面强攻，迂回总是可以的。但国王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前一年才经历了深入敌境、与补给基地失去联系的处境，即便是他这样的军队也是危险万分。军需总管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之前就极力告诫国王不少出山进入波希米亚，因为农用大车没法将物资运过去。13

没过多久，战略主动权再次落入奥地利人手中。上西里西亚和马尔克（the March）受到萨克森威胁，腓特烈不得不派兵前往，于是削弱了手中的兵力。奥地利则补充了兵力。奥军轻步兵让普军无法就地抢粮。9月，腓特烈退回苏台德山口，但在他撤军之前，查尔斯公子再一次尝试击败他。普军现在只有2.2万人，驻扎在纳霍德山口（Nachod）和特鲁特诺夫山口（Trautenau）之间的索尔（Soor）；奥地利与萨克森联军有3.9万人，远胜于普军。

查尔斯公子计划像霍图西采和霍亨弗里德堡中那样突袭普军。他的部队向普军谨慎推进，企图在夜间展开于敌军营地的正前方。9月30日凌晨5时，国王接到了第一份报告。但他与往常一样已经起床并召集将军讨论次日要下达的命令。他立即意识到撤退已经是不可能了，尤其是普军现在只有森林和悬崖之间的狭径可以走，通往特鲁特诺夫山口的路已经被奥地利掌握。若要自救，唯有出击。国王当场下令部队展开向右翼靠拢，意图在右翼形成两线梯队发起进攻，只有一个梯队的左翼起初要保持不动。普鲁士的军纪让国王的命令迅速得到贯彻。

假如奥军此时凭借兵力优势全力开战，那么普军实难自守。贝伦霍斯特后来写道：“普军取胜是对战争艺术的蔑视。”沙恩霍斯特答道：“他们是通过尊重战争艺术取胜的。”尽管查尔斯公子想要突袭营中的普军，但他并不打算直接攻打，而是等着敌方仓皇逃跑，从而带来歼灭敌军的机会。奥军轻步兵已经到了普军营地的另一侧，冲进去大肆劫掠，甚至在国王率军出战时夺走了国王本人的全部行李。决绝果断让普军赢得了胜利，统帅的谨小慎微让奥军输掉了会战。14由于奥军本身还在展开过程中，而且原本打算静观其变，于是就等着普军来攻，甚至挤在一条山脊上的奥军骑兵都没有主动出击，而是留在原地挨打。奥军骑兵被打退了，普军从这一侧继续出击，支援正面进攻，遂击破奥军中央，奥军右翼随之退走。

与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一样，索尔会战是指挥才能、果断决策、优秀军纪的杰作。但索尔会战的战略影响甚至还不如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两场胜利都让普军脱离了十万火急的险境，但也仅此而已。一个从歼灭战略角度看完全无法理解又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胜利者留在战场上耀武扬威了几日，之后竟然退兵了。腓特烈去了西里西亚，被击败的奥军返回了之前被占领的营地。

奥军也没有被吓倒，几周后便再次大举迈进。萨克森军号召奥军一起翻越劳西茨山（Lausitz），进攻勃兰登堡。出了萨克森边境，3天便可来到柏林城下。11月21日，腓特烈从侧面的西里西亚插入劳西茨山，从而阻断了敌军的行动，又命令带着一支掩护部队在哈雷的老将德绍出兵攻打萨克森军。

上述行动引发了一种令人惊奇万分的战略局面。查尔斯公子率领奥军从波希米亚最北边驰援萨克森。普鲁士国王在易北河北岸，德累斯顿近在眼前，但他没有与经莱比锡赶来的德绍军会合，而只派莱瓦尔德将军（General Lehwaldt）带着8500人经迈森前去。国王本人与主力在一起，他认为有必要与西里西亚保持联系，还要保护仓库和通往柏林的道路。12月15日，德绍在德累斯顿正面不远处的凯塞尔斯多夫（Kesselsdorf）进攻萨克森军，当时奥军已经到了他身后。萨克森军与奥地利军再要几个小时就能会师，那样德绍便输了。腓特烈极其严厉地批评了他，近年来的作品中依然有人鹦鹉学舌，说这是因为他没能加快脚步转向托尔高。但具体研究已经表明，老元帅在每个时刻的做法都是完全符合情势和命令的，而他与国王的看法差别只是因为两人相距遥远、通信速度慢和局势复杂。15多地协作不可避免地会有摩擦。腓特烈显然是想打赢一场会战的，假如他为此而牺牲几天的自身安全和联络渠道，不是只派出莱瓦尔德的部队去，而是率领全军渡过易北河去迈森与德绍会合的话，那么德绍面临的险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腓特烈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德绍被打败了，那么他会立即提兵再战，将败兵放到第二梯队。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说国王不仅是消耗战略的追随者，更是一名完全信奉消耗战略原则的统帅。如果战败后两军还有可能会合，那就表明让两军不能在会战前会合，以利于会战的各个次要原因的重要性被高估了。这是一场危如累卵的会战。如果打输了，那么批评者不会放过腓特烈国王，事实上也不能放过他。他本人经常讲集结全部兵力打会战的原则。尽管如此，他本人不仅在此处违背了这条原则，后来也违背过；而且不光是他违背，欧根和马尔伯勒在赫希施泰特会战中也违背了，这在前面已经讲过。问题恰恰在于：指挥官为了发动一场会战，能从另外的地方抽出多少兵力？在评估这些理由时，信奉两极战略的指挥官与信奉单极战略的指挥官是完全不同的。如此便可以解释腓特烈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的行为了。16至于他是否高估了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应该按兵不动的理由，这个问题的意义就不大了。

腓特烈与托尔斯滕松

现在对前文概述的腓特烈诸战役与托尔斯滕松的几次战役作一比较。17

托尔斯滕松在阿尔特马克（Altmark）接手瑞典军指挥权后突然出兵（1642年），穿过西里西亚进入摩拉维亚，夺取格洛高（Glogau）和奥尔米茨（Olmütz）两座要塞并留兵驻守后再次启程，于1642年11月2日在莱比锡击败了一支皇帝军。次年，他二入摩拉维亚，没能发动会战便撤回，接着遵照本国政府命令击败了丹麦。加拉斯统率的皇帝军一直尾随他到荷尔斯泰因（Holstein）。这时，托尔斯滕松再次返身侵入波希米亚，意图“夺取多瑙河畔的据点”，接着“奋力返回”基地（“交通线”）。几路皇帝军集合了起来，萨克森军和约翰·冯·沃特统率的巴伐利亚军也加入了进来。于是，扬考会战于1645年3月6日爆发了。双方兵力大致相当；哈茨费尔德（Hatzfeld）指挥的皇帝军有5000名步兵、1万名骑兵和26门火炮；瑞典军有6000名步兵，9000名骑兵和60门火炮。双方打得都很英勇。瑞典军凭借将领素质和服从号令取得了胜利，因为皇帝军在不利于发挥己方骑兵优势的地形上接受了会战，而且诸将各行其是，不听统帅调遣。18

托尔斯滕松进抵维也纳门户，夺取了桥头堡狼穴（Wolfss-chanze）以及多瑙河畔的两座要塞——科尔新堡（Korn-neuburg）和克雷姆斯（Krems）。但他手里只有不到1.5万人，无力夺取维也纳，甚至围攻布吕恩4个月后也失败了。克雷姆斯和科尔新堡之后分别留在瑞典人手中数月和一年半时间，奥尔米茨直到战争结束都属于瑞典。因此，托尔斯滕松达到了“插入皇帝心脏”的目的，但这不足以直接迫使皇帝议和。与腓特烈一样，托尔斯滕松明白自己比敌人善战，也追求决战，但他并不比腓特烈更能利用决战的成果赢得战争。两人都只能依循消耗战略的原则行事；托尔斯滕松取得的成绩比腓特烈大，但腓特烈还是更快地达到了目标。这要如何解释呢？

如前所见，托尔斯滕松的军队比腓特烈的军队灵活得多，既有兵少的原因，也有兵种构成——以骑兵为主——的原因。但托尔斯滕松之所以进退举止比腓特烈大胆得多，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腓特烈明白军灭即国破。因此，他的行动更为谨慎。1741年的时候，他没有强攻固守坚垒的敌军。1742年，他只打防御战。1744年，他最远只敢走到布德韦斯，而且之后不经一战便撤出波希米亚。1745年，尽管打赢了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但他只走了3天就又停下了。托尔斯滕松敢在波希米亚腹地作战，敢一路推到多瑙河，是因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或许确实冒着丧军的风险，却没有亡国之忧。当年古斯塔夫·阿道夫渡海时，瑞典国会就得出了丧师于德意志无损国防的结论，因为本国手里还有30艘大船和民兵。19开姆尼茨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前的作战会议上表达了同样的想法。20“瑞典与这里相距遥远，还隔着大海，本土危险不大，也没有险要的障碍要越过。”因此，腓特烈的速胜不能只用战绩来解释，还要看政治局势。经过一年半的战争，玛丽亚·特雷莎愿意将一个广大富庶的省份割让给他，好腾出手来抵御其他更强大的对手。腓特烈的前两场西里西亚战争都必须综合战略和政治两方面来解释。如果说一贯有人认为，腓特烈时代的政治军事行动以倾向于不打持久战、短促痛击对手、尽快达成有利和议为特征的话，那么这种看法更多反映了普鲁士国王的真诚愿望，而非实际行动。人们以为他追求的短促痛击在哪里呢？在莫尔维茨，他是因为断了退路而不得不战；在霍图西采，他是被攻击的一方；在1744年，他根本没打会战；在索尔，他也是被攻击的一方。短促痛击只有两次，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和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但1745年签订的和平协议完全称不上有利，而只是承认了占领状态。要想正确评价腓特烈作为战略家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牢记一点：他的宏图伟业以政治为决定性因素，大胆却谨慎的战略只是权宜之计。

蒂雷纳

三十年战争期间，与托尔斯滕松同时期的法军统帅是蒂雷纳。讲述战争艺术史必然要提到他，因为传统上认为他是第一个将后勤摆到决定性地位上强调的统帅，他宁愿放弃一次有利的行动，也不愿危及军需供给。因此，他大体上被视为机动战略的创始人，精明主动但避免交战。克劳塞维茨对他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评语（9：193），说他的战争艺术恰好只适合他那个时代，而放到当代战争中就像廷臣的阅兵用剑摆在骑士用剑里面一样扎眼。尽管这段描述和比喻既生动又恰当，但还是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蒂雷纳的母亲是奥兰治家族的公主，他本人信奉尼德兰的军事思想，将按时发放粮饷视为最神圣的战争准则之一。因此，他只是因循而已。但在三十年战争的统帅中，他或许确实比同时代的人更多考虑后勤体系。1644年，当他已经迫使梅西将军退出弗赖堡，积极追击大有可能成功的时候，他决定放弃。他在回忆录中解释道：“与常年在德意志服役的老兵们一样，我们的全体步兵都习惯直接领到烤好的面包，不习惯自己烤面包，所以我们不可能跟着敌人去符腾堡，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准备好军需站。因此，我们没有渡过莱茵河。”

在回忆录的其他地方，他也一再强调后勤，1654年阿拉斯解围战就是一个例子。

蒂雷纳的统帅生涯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三十年战争末期和投石党战争至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签订；后期一直到他1675年去世为止，包括路易十四亲征之初的前几场战争。如前所见，后期的军队规模达到了前期的两三倍大，于是后勤体系逐渐成为重中之重，腓特烈大帝时期也是如此。因此，沿用克劳塞维茨的修辞，当时所有统帅手中的实战用剑都变成了阅兵用剑，但阅兵用剑也是锋利尖锐的，放到勇猛精干的击剑士手中也是凶器。蒂雷纳也懂得如何运用这把剑，发挥杀敌的威力。他没有巴纳的维特施托克会战那样的大战，也没有托尔斯滕松那样的长途远征，但他在1674年通过机动战将大选侯逼出了阿尔萨斯，正如1744年特劳恩以同样的方式将腓特烈大帝赶出了波希米亚。如果遭受失败，他会立即占据一处易守难攻的阵地，让敌军不敢再靠近（例如，1652年投石党战争期间进驻奥尔良），在这一点上消似腓特烈大帝。他偶然谈过一次会战的重要性（针对1646年的战事），说会战胜利的主要成果是掌控了一片地区，从而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因此，蒂雷纳虽在战略发展史和伟大统帅的行列中占据一席之地，却不能被视为某种特殊战法的模范。我们更不能认为他代表着一种与腓特烈对立的理论，毕竟后者从未自称与法国元帅们有原则上的分歧。

查理十二

关于查理十二，我计划另写专著，这里只给出几条思路提示。就战略而言，查理十二仍然属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因为他统率的军队人数少而多骑兵，能够驰骋于广大地域，且动机中的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1707年，查理离开萨克森，此时的他站在权力的巅峰，手下有16200名步兵和20700名骑兵（包括龙骑兵）。他在波尔塔瓦（Poltawa）会战中共有16500名战斗员，上阵者12500人。与三十年战争的情况相反，瑞典国王面对的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敌军虽素质低劣，但人数却大得多。俄军尚在组建过程中，且苦于本国士兵与大多来自外国的军官之间的对立。波兰国王的军队是一支缺乏纪律的中世纪征召军。指挥萨克森军的舒伦贝格（Schulenberg）将军向国王汇报说，他的部下一看到瑞典人就溃散了。21考虑部队素质的差异，再加上作战地域的广大以及当地的农业、道路、气候状况，那么对查理十二的征战史就必须要用完全不同于路易十四或腓特烈的标准来看待。出身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旁支，头戴瑞典王冠的他不仅是世界史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也是一位会战指挥得当、以个人的风姿与绝对的信心激励部下的伟大将军。不过，若说他是一位与古斯塔夫·阿道夫、腓特烈、拿破仑并列的战略家，则还是有所欠缺，光靠“不屈不挠”或“冒险家”这样的词是不能奠定战略家地位的。问题在于寻找并确定客观形势与主观品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前面讲过的双方军队差异和瑞典政治状况都必须纳入考量。强大的瑞典领土遍及波罗的海沿岸，甚至在北海边也有大片疆土，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方略，以至于老首相奥克森谢尔纳（Oxenstierna）竟然于1702年建议国王与波兰国王兼萨克森公爵奥古斯特（August of Poland-Saxony）议和，然后把军队租给外国君主，以为这样会增添国王的声誉。

事实上，当年强悍的瑞士兵卒也是在这种状况下没落的。

1756年

腓特烈的权势与功业在七年战争达到了顶峰。他的战略原则一如过往。

他参战时知道自己占据无可置疑的优势。在10年的和平期，他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规模和素质，远远超过了对手。他加固了西里西亚的要塞。他的国库里有1600万塔勒现金，而且他预计可以立即征服富庶的萨克森选侯国，合普鲁士与萨克森两国之力每年有750万塔勒的盈余，而腓特烈估算一场战役的开销不会超过500万塔勒。政治上，他明白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向来彼此嫉妒，于是估计法国只会给予奥地利微薄的援助，没有能力输送大量资金。他相信自己有英国相助，足以拖住俄国，即便拖不住，俄国也取得不了多大的战果；俄国与奥地利加起来都不能与他争锋，因为两国的经济太弱了。即便考虑弗朗茨皇帝拥有耶路撒冷皇帝的头衔，于是以个人名义给妻子预支一笔钱，那也用不了太久。

按照国王的估计，他的形势简直太有利了，以至于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这难道不正是转向歼灭战略的恰当时机吗？普鲁士各团6天内即可完成动员；萨克森还没等集结军队就会遭到突袭；奥地利当时可以说毫无预备，而且先要填补平时空架子单位的缺额。1756年7月底，政治条件已经成熟，腓特烈本来有能力以压倒性的优势冲入波希米亚。在他兵临维也纳城下之前，我们看不出奥地利要如何做出普军无法克服的抵抗。

但国王甚至连考虑过这些想法的迹象都没有。起初，当法军威胁要立即出兵时，他将进攻推迟了4周。这便给了奥地利备战的时间，也让萨克森得以将军队集中于坚固的皮尔纳大营。但腓特烈的算计是，如果他直到8月底才开战，那么法军当年便不能出动了。他之所以愿意接受以上劣势，是因为他本无意打一场歼灭战，只打算占领萨克森和北波希米亚一部。若非如此，法国的威胁自然会迫使他不要推迟进攻，反而要尽快动手，赶在法军长途跋涉到萨勒河之前解决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短促痛击，尽快以有利条件议和”（10年后便发生了这样的事）的原则是恰当的。但腓特烈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要求普鲁士参战应短促主动的要求不能按照现代意义去理解，而必须联系前一个时代那种延绵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战争。

因此，腓特烈在这一年只是在皮尔纳俘虏了萨克森军队（1.8万人）并控制了萨克森就满意了，不仅拒绝与奥军决战，甚至再次撤出了波希米亚。他通过这第一次战役发现，战争要比他设想中更艰难。由于普鲁士骑兵违反国王命令，擅自出击导致失败，10月1日的罗布西茨会战实际上一开始是败了。国王本来已经离开战场，后来又被叫了回来，因为普军经过苦战从奥军轻步兵手中夺取了一处前哨阵地，普鲁士将军们以为那是奥军的主阵地。他们当时就以为会战打赢了。事实并非如此；奥军主阵地毫发无损，奥军与普军打得旗鼓相当。但普军最后还是成功了，因为布朗（Browne）没有意识到己方占优，于是就不接着打了。他的计划不是与普军交战，而是突然进至易北河对岸，也就是通过机动给萨克森军创造突围的机会，突围后来没有达成。22

10月16日萨克森军投降后，腓特烈当年对奥地利发起一场歼灭战役不能说是一丁点可能都没有。他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10万以上对8万。但这纯粹是教条的看法。腓特烈根本没考虑过，普军的内部结构也不允许采取这样的战略。

1757年

1756年冬至1757年春，奥地利、俄国、法国三大国针对盛气凌人的普鲁士结成了令人畏惧的同盟。反普同盟酝酿很久了，但腓特烈不曾料到会以这种形式达成，而且直到腓特烈本人出兵时同盟才完全形成。

起初，腓特烈打算保持守势，放弃没有坚固要塞掩护的西里西亚，将主力有序地调入萨克森，视具体情况待奥军或法军于某地逼近时再扑上去。因此，与之前在霍亨弗里德堡一样，他将主动权让给了敌军。这时，温特费尔德（Winterfeld）建议国王自己抓住主动权，4月就入侵波希米亚，在法军现身前击败奥军。国王反驳了他。奥军兵力可能不亚于普军，且与普军一样分为四路驻守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边境。这个季节的野外找不到人马所需的粮草，所有物资都要随军携带，普军的处境很艰难。若是一路奥军，尤其是位于埃格河下游、正对厄尔士山脉的布朗一路在坚固的要塞里，要是国王率军从德累斯顿前来，顿兵坚城，最后因粮草不继而被迫折返，那么其他几路普军就都危险了，整场行动也就失败了。于是，腓特烈完善了温特费尔德的计划，命令什未林迫使敌人向他靠拢，从永本茨劳（Jung-Bunzlau）出西里西亚，威胁布朗部身后，从而使其撤出坚城并为国王打开道路。这样一来，腓特烈便有望夺取奥军仓库，深入敌境，估计还能找到机会击败某路奥军。

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料想的方式不同。什未林抵达永本茨劳时运气不错，刚好保住了城中的奥军仓库。若非交了这次好运，他必将陷入绝境。尽管如此，他现在依然无法按预定方向前往利托梅日采（Leitmeritz）或梅尔尼克（Melnik），因为奥军在另一侧威胁着他，他也不能丢掉夺过来的永本茨劳仓库。23因此，国王的计划证明是不可行的，但其实也不必实施，因为布朗被突如其来的敌军吓坏了，已经放弃了帕什科波尔河（Paschkopol）畔埃格河后侧的坚固阵地，向布拉格撤军了。

于是，四路普军得以在布拉格城下顺利会师，奥军没能合兵一处趁着普军尚未会合发起进攻。恰恰相反，布拉格城中只有四路奥军中的三路，普军却集合了全部兵力。

奥军现在决定寸步不退，在布拉格城东列阵会战，结果被击败并困守于布拉格城内（5月6日）。但在他们即将被迫投降之际，援军到了。这支援军切断了普军与西里西亚的交通线，从而迫使普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会战。6月18日，普军在科林战败。

考虑腓特烈在这场战役中明确有寻求会战之意，而且最终意图是包围敌军主力并一举将其全部消灭，于是我们可能会以为国王在这场战役中转向了歼灭战略。那看起来可能很了不起，但细究下来，上述看法不会抬高反而会贬低国王的声望，既没有正确看待国王作为统帅的伟大之处，也不尊重事实。

假如腓特烈意在歼灭，那就不免会受到转变思想太迟的批评。在战争的第一年，奥地利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他或许有能力通过歼灭战达成自己的目标；但到了1757年，普军的数量优势已经不够大了，实际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假定国王没有充分意识到自身计划的性质和规模。开战前不久，他将计划透露给了盟友英国国王和在普鲁士统军的莱瓦尔德元帅（4月10日和16日），但只字不提决战，只讲了自己准备夺取奥地利的军需仓库。他希望借此将奥地利人完全赶出波希米亚全境，或者按照他在另一封信中的说话，他希望将奥地利人赶到布拉格城南的伯劳恩河（Beraun）对面。对他来说，整场战役就是一场“奇袭”，打算在5月10日之前就解决战斗，以便调头对付法国或俄国。

再次，假如他心口不一，其实是打算一击打垮奥地利，那么腓特烈在估算双方兵力上就犯了大错。因为即便他打赢了科林会战，也俘虏了被困在布拉格的军队，他能不能迫使无所畏惧的玛丽亚·特雷莎议和也是极大的未知之数。24

因此，1757年战役应当与腓特烈的所有其他战役一样，也就是从消耗战略的视角去理解，再加上一个补充条件，即腓特烈在此役中最接近会战一端，因而最接近歼灭战略。他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他也没有突然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有人批评他最初的战役方案“怯懦”到不可理喻，他的弟弟亨利则在科林会战后讥讽他“法厄同[66]陨落了”，两种批评意思相反，同样无理。如前所见，腓特烈最初的计划是让敌人先出手，然后他再各个击破。普军自己直扑向最近的敌人，也就是奥地利军，于是越出了计划的限度。最后又发生了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奥军主力在布拉格会战后被困城内，让普军有可能将这支部队全部俘虏。腓特烈甚至在会战当日早晨都想不到这种可能性，因为奥军面北列阵，左依布拉格，因此正常情况下战败后应该穿过布拉格往南跑。凭借巨大的数量优势，腓特烈让基斯带着三分之一军队去布拉格城西，这支部队堵住了奥军从这个方向穿城撤退的路线。腓特烈还命莫里斯公子带着3营步兵和3队骑兵从布拉格上游方向渡过莫尔道河（Moldau），以便继续攻击撤退中的奥军。25这项行动由于浮筒不足失败了，但腓特烈本人也没抱多大希望，在回忆录中根本没有提及这道命令。由于奥军预计的撤退路线距离莫尔道河近4.5英里（约7千米），莫里斯手下的4000人大概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不过，腓特烈的这道命令证明他想要尽可能发扬战果，这一意图也近于歼灭战略。但当奥军的正面显然不可能从北面击破，普军只能绕弯从东边进攻时，战局整个就变了。奥军的应对手段是背靠布拉格城组成新的正面，最后被赶回了城内。普军直到次日才意识到这一点，自己都觉得惊讶，那时才意识到前日的胜利竟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于是，迫使奥军因饥饿而屈服，进而俘虏奥地利全军的想法萌生了。但国王仍然在消耗战略的框架下行动，因为他考虑的不是得手后进军维也纳，逼迫奥地利求和，然后全力对付法国。相反，他的假定是自己要继续与奥地利交战，只计划派3万人去对付法国。

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困住敌方全军的大好运气到头来是命运的恶作剧。腓特烈后来在文中将战役计划的失败归咎于“布拉格会战完全是靠军队赢得的，将查尔斯公子全军赶进布拉格，而围城也化为泡影”。因此，认为腓特烈从一开始就准备围歼敌军，并为此提前派出基斯到布拉格城西的看法完全是误解。按照国王的作战原则，基斯部最初的真实目的与他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留在易北河北面的目的是一样的。他那时是为了保护去往柏林和西里西亚的道路交通，现在则是为了掩护与萨克森的交通线。由于他没有过河，所以他还有阻止奥军从这一方向撤退的任务，而且如果奥军沿着设想中的路线从莫尔道河对面撤退，他还要派兵去支援那边的莫里斯公子。26

因此，战役并不是按照预定方案实施的。方案的基本思想竟然证明是不可行的，即什未林从西里西亚赶来，威胁布朗侧翼，从而迫使其撤出埃格河畔的阵地。尽管如此，军队素质和战略最后还是带来了胜利，不单纯是交了好运。普军大胆的行动达到了突然性，成效惊人，一举令敌军丧胆，将帅不敢直缨其锋，放普军进入国境，丝毫没有抵抗。吊诡的是，敌军后来又在布拉格寸步不让，让入侵者如愿有了打一场会战的机会。

这位御驾亲征的国王有他一贯的逻辑，计划中容不得任何幻想，而现在正有人批评他怎么不去幻想。如果他最后去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然后失败了，后人就不会去苛责他，而会说：“我就是喜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如果他竟想用小心谨慎浇灭命运赋予他的天才之火，他怎么可能还是那个不断挑战命运，不在任何厄运面前低头的英雄呢？

另外，他打科林会战的原因不是“让困守布拉格的敌军胆寒”，也不是他以追求会战为原则，而是因为道恩已经逼近到眼前，腓特烈再也不能一边围城，一边保护通往西里西亚的道路沿线的仓库[位于布兰迪斯（Brandeis）和尼姆堡（Nimburg）]了。一个事实展现了腓特烈战略与歼灭战略的整体根本区别：甚至是离开布拉格去迎战道恩时，他也没有主动出击的愿望或计划，而只打算通过机动逼退奥军。奥托·赫尔曼有一个说法特别贴切，他说腓特烈认为自己有必要为在科林出击道歉。换作另一位统帅，他或许就要为没有出击而道歉了。因为腓特烈没有仓库就坚持不下去，也不能像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必须让道恩继续靠近，以便抽调围城部队来加强兵力。他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攻打道恩已经设好的营地，要么从布拉格撤围而去。万分紧急之下，腓特烈决定冒极大的风险攻打道恩。

但科林会战不是因为某个个别失误才失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打赢，我们今天已经能看明白了。道恩是5.4万人对3.3万人而且占尽地利，不仅难以接近，而且从远处就能发现进攻方的一举一动。腓特烈曾先后在索尔会战（2.2万人对3.9万人）和洛伊滕会战（4万人对6万人）以少胜多，但索尔会战是一场奇袭，敌方或者在整条战线上，或者在成功突破的位置上完全没有料到普军会进攻，且奥军将领没有及时应对。而到了科林会战，奥军将领有能力也确实采取了及时应对，尽管是最后一刻才反应过来。腓特烈自以为再多4个营的步兵就能取胜，这是不可采信的欺人之语。27

普军撤出波希米亚后，腓特烈又想起了最初的战役构想，即不在冬季主动出击，等敌军靠近再动手。假如他自始至终贯彻这一构想的话，他在艰苦的战争中无疑会过得好一些，因为攻势战略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但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损失的数目可以用新兵替换，老兵的素质却补不回来。因此，现代评论者批评腓特烈的首次行动，执着于贯彻战役计划的看法似乎是完全错误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将首次行动称作“怯懦”当然是大错特错。战役方案甚至上升到了战术攻势的程度，而且如前所见，采取战略攻势不过是腓特烈一直都有的想法更进了一步。即便实质成果得而复失，但士气上的收获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敌军将领对普鲁士国王做出的决策怀着非同寻常的尊重和真诚的敬畏。科林的失败并未损害腓特烈的声望，就连胜利者道恩元帅都没有看轻对手。事实上，腓特烈的声望反而更高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愈发确信机动不足以取胜，必须努力逼迫敌军打会战。

于是，他向法军挺进并在萨勒河不远处的罗斯巴赫击败了他们，然后转向奥军并在下西里西亚的洛伊滕败之。在罗斯巴赫会战中，他打败了具有两倍兵力优势的敌军。他本人找了很长时间战机而不得，这时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和苏比斯决定先出手。正当两人包抄对手的途中，普军突然从营中冲出，杀入敌方行军纵队侧面。法军和皇帝军还没列好阵就输了。

在洛伊滕会战中，面对6万到6.6万名奥军，4万名普军悄无声息地来到部署完毕的奥军左侧面前，尽管没能直接冲进去。腓特烈将军队排成4个梯队，因此正面很窄，而奥军为了利用两侧的地势屏障而连绵5英里（约8千米）。因此，普军在进攻地段具有数量优势，还没等奥军右翼来援，左翼已经被击败。守势思想为奥军招来了灾祸。当普鲁士国王忙着对付法国时，奥军在布雷斯劳（Breslau）城下击败贝沃恩公爵（duke of Bevern）并夺取了这座城市，还拿下了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要塞。但他们没有凭借数量优势在冬季再接再厉，逼迫敌军决战，反而计划进入冬季营地，当普鲁士国王逼近时，他们觉得只要在合适的防御阵地对峙即可。他们没料到国王竟敢攻打阵地（12月5日）；他们本来以为普军会撤退，而且会满意于这个结果。28于是，诸般情势有点像索尔会战；那时奥军也相信只要摆开阵势就能达到主要目标，根本不用实际交战，或者之后才需要交手。这就给了更坚决的对手以可乘之机，抓住侧面进攻的战术优势，化人数较少的劣势为局部的兵力优势。坚决战胜了麻木。假如奥军在洛伊滕会战中攻击正在向侧面移动的普军，就像腓特烈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对法军做的那样，人数占优的奥军肯定会取得胜利。他们在理论上并非没意识到这一点。1757年春，弗朗茨皇帝就是这样建议即将赴任的皇帝军总司令，他的弟弟查尔斯的。29但他没有果断实行。在布拉格，奥军再次放任普军向侧面行动而没有干预。在科林，奥军也没有干预，但普军的机动还是失败了，因为奥军及时注意到了普军朝向侧翼的动向，于是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延伸了正面宽度。

在洛伊滕会战中，决定性因素还是指挥，但普军军纪为指挥提供了合适的工具。秩序好、速度快、战术机动性强的部队确保了每一条命令的执行。腓特烈国王能够先以四列平行纵队向奥军中部行进，等到逼近时再决定攻打敌方左军还是右军。接下来的转向和展开进行得非常迅速，奥军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遭到了攻击。除了普军，当时没有一支军队能做到这样。

腓特烈与对手们的区别不在于理论，而在于执行，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俄军在这一年的指挥表明，腓特烈的对手们绝非缺乏理论洞见。

圣彼得堡“大会”向奥普劳克辛（Apraxin）下令：“我们认为，如果莱瓦尔德顺利离开该国（东普鲁士）并与国王会师，那么占领普鲁士乃至更远的区域都毫无价值。”因此，奥普劳克辛的目标是击败莱瓦尔德。据此，斯比尔斯基将军（General Sibilski）指挥的俄军游击队接到了包抄并拖住普军、直到大军赶到将其击败的任务。30

1758年与奥尔米茨会战

腓特烈发动1758年战役时的基本构想与前一年如出一辙。他之前入侵波希米亚是为了在法军现身之前尽可能沉重地打击奥军，现在，法军的直接威胁已经没有了。英国在罗斯巴赫会战的鼓舞下在德意志组建了一支军队，足以拖住法军。但俄军不久前逼了上来，情势危急。正当普军转身对付瑞典时，俄军于冬季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东普鲁士，预计仲夏前后便可饮马奥得河。因此，腓特烈的想法是通过某种方式让奥军留在远处，以免其与俄军会合，那样他就能放开手脚，等俄军来到近处的平原地带时尽快将其击败，而奥军却帮不上忙。

腓特烈不可能像前一年那样入侵波希米亚。普军主力在西里西亚，要做的头一件事是夺回施韦德尼茨要塞，那是敌军手中仅存的前一年战果。奥军驻扎于工事守备完善的斯卡利采（Skalitz）阵地，与紧靠山口的普军主力正面对峙。假如腓特烈计划进入劳西茨山区乃至萨克森，再从那里发起入侵的话，奥军肯定会有所察觉并再次选择适当地点，挡在他的面前。于是，腓特烈不打算去波希米亚，而是经上西里西亚去摩拉维亚，围攻奥尔米茨。国王曾多次想到，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入侵摩拉维亚比入侵波希米亚对自己更有利。31但这些考量与1758年战役无关；我们尤其不能以为腓特烈计划以劣势兵力进军维也纳。与手握15万大军的前一年不同，他现在只有12万野战部队。32另外，如果他像前一年那样夺取了布拉格，他就不得不想办法将摩拉维亚北部也收入囊中。他现在的想法是，如果他拿下奥尔米茨并将奥军主力引出波希米亚，那么他的弟弟亨利——亨利在萨克森统率着2.2万部队——或许就能夺取布拉格。因此，这一年的战略构想和前一年一样并非攻打敌方首都，而是占据靠近普鲁士边境的区域和要塞。如今波希米亚守备森严，于是普军侵入了另一个几乎边界洞开的奥地利省份，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敌人，让对方决定是要立即上前迎战，还是严守阵地，来日再战。波希米亚也好，摩拉维亚也好，地理并非决定性因素，突然性才是。腓特烈通过入侵摩拉维亚调动了敌军，使其离开守备完善的斯卡利采阵地。现在，他相信在有利态势下引发会战的机会已经到来，或者甚至都不用打会战，单凭夺取奥尔米茨就能长时间拖住奥军，而他则趁此时机转向俄军，凭借主力将其击败。

1757年，他对布拉格只能围而不攻，因为城中的大军让他不可能挖壕逼近城墙。如今，腓特烈有望用正规攻城手段拿下奥尔米茨。

该计划相当类似于前一年的计划，只是做了因地制宜的妥善调整，而且与前一年一样，终究在敌方因地制宜的应对之策下失败了。

与前一年一样，最初的奇袭取得了成功。为了弥补洛伊滕会战中的损失，奥军与普军同样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当腓特烈夺取施韦德尼茨后于4月19日突然离开要塞，5月4日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现身奥尔米茨城下时，普奥两军都没有做好准备。但为了达成奇袭，普军不仅没能带上，甚至都没有准备好重型攻城器械。直到过去了两周多（5月22日），富凯（Fouqué）将重炮和弹药带上来时，攻城才正式开始。普军在此期间无所作为，因为道恩没有为了解救奥尔米茨而匆忙进入会战，只是从斯卡利采大营转移到摩拉维亚边界，于5月5日占据了利托米什尔（Leitomischl）的一处坚固阵地。尽管那里距离奥尔米茨只有50英里左右（约80千米），腓特烈从原地只要两三天就能赶过去，但他并没有像现代军队自然会做的那样直扑利托米什尔的奥军，事实上他也做不到。道恩的阵地用普鲁士战术攻打似乎难度很大，而且即便道恩觉得阵地不够牢固，他也可以再退一步，将不得不等待攻城器械到来的普军引离真正的目标奥尔米茨。

因此，尽管近处就有一支未被击败的敌军，腓特烈还是得尝试攻城。

他的尝试失败了。有人认为是攻城器械部署过程中出了几项失误。这或许是实情，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大规模军事行动总会有类似的困难发生，奥军才是决定性因素。腓特烈早先携带的军需弹药不足以展开攻城。据滕佩尔霍夫（Tempelhof）估计，仅运输攻城器械30天之用的弹药车就需要26580匹马，其余物资另算。腓特烈不可能凑齐这么多马，因此只能分批往前线运送补给，同时奥军主力就在附近，四处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普军。

腓特烈本人认为，他之所以被迫于7月1日撤围，是因为奥军在奥尔米茨以北14英里（约22.5千米）的多马施塔尔（Domstadtl）抓住了普军的一支大型辎重队。事实上，道恩元帅当时已经成功实施了另一次国王尚不知晓的机动，此举会让普军无法夺取奥尔米茨，哪怕他们庞大的运输队顺利抵达了前线。攻城战刚刚打响，已在利托米什尔停留17日的道恩元帅便向前移动到了距离奥尔米茨只有一天路程的几处精心选择的地点，先向东去耶维奇科（Gewitsch），再往南去多布拉米利采（Dobramilitsch）和切利霍维采（Weischowitz）。国王兵少，无力攻打这些地方。但就在普军辎重队于多马施塔尔被消灭当天，道恩夜行军加强行军在24小时内走了28英里以上（约45千米），占领了流过奥尔米茨城的莫拉瓦河（March）左岸（即东岸），国王完全没料到敌军会有这么一手。普军在这一侧的围城部队一直很薄弱。奥军出现时，普军不得不完全撤出左岸，过河后甚至把桥都毁了。33道恩现在就在奥尔米茨边上，随时可以增援城内，因此普军不可能发动强攻了。但腓特烈得知此事前就因为多马施塔尔的惨重损失而下令并实施撤军了。

按照现代战略观，腓特烈没有理由不在某处渡过莫拉瓦河，集结兵力攻打道恩。毕竟，他迟早会找到某个步兵和骑兵单位可以发起进攻的位置。但我们发现腓特烈甚至不曾考虑过这个想法。从当时的情况看，会战胜利带来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与预期损失的规模无法相比。因为他已经损失了庞大的辎重队，就算打赢了也不能接着攻城或继续进行摩拉维亚战役了。

道恩不流一滴血，只靠精明的行军机动和阵地选址便挫败了腓特烈，此举必得称赞。他既没有让国王得偿所愿打会战，又使其不能继续攻城。

但正是这种作风，这种让奥军统帅通过巧妙机动挫败普鲁士国王的本领，让他无法利用命运伸长手臂去拿送到他眼前的胜利果实。

腓特烈经波希米亚退往柯尼希格拉茨（Königgrätz）。他不知道道恩已经到了莫拉瓦河对岸，与他近在咫尺，还分兵两路，自领一路在前扫除可能出现的拦路奥军分遣队，另一路在后保护庞大的辎重队，由之前负责攻城的基斯元帅统率。我们今天看当时的总体局势，会觉得道恩没有抓住机会全力出击简直不可理喻；普军花了7天时间才走到直线距离37英里（约60千米）外的斯维塔维（Zwittau），而且已经受到了奥军分遣队的严重威胁。我们看不出普军如何才能逃脱惨败。国王与后面的基斯部有整整一天的路程，无力救援。普军怕极了奥军追上来，这从军中流传的奥尔米茨守军指挥官马沙尔将军（General Marschall）说的一句话就能看出来，将军接到追击撤退普军的任务时说：“这些人已经够不幸了，让他们平静地离开吧。”34

但战争讲的是风险，道恩打算发挥无险而胜的本领。这项本领刚刚为他带来了一次漂亮的胜利。前一年，兵力占优的他不敢为了解救布拉格而攻击普军，而是逼近敌军，断其粮道，引诱敌军出击，然后在科林大败之。这一次连会战都没打一场，他应该孤注一掷，冒着普军及时反应过来、集结兵力迎击的风险，或者那位能立下不世之功的国王刚注意到奥军前进便突然转身，在奥军再次找到良好防御阵地前就发起进攻的风险出手吗？道恩对普鲁士国王分兵的做法——这该说是大胆还是愚蠢呢？——没有确切的了解。对信奉现代战略的人来说，道恩似乎行为迟钝，而且如果他有大将之风的话，那么即便从当时的战略原则来看，他必然会意识到决定性地击败普军的时机已经到来，须甘冒大险乃至投入全部筹码出击。当然，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说，两极战略的本质就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谨慎机动或大胆会战，但只有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突然从一端转向另一端；道恩并非兼通两道之人，如果他一味进攻的话，那就自求多福吧！这一次在普军从奥尔米茨撤退时，进攻会让他大获全胜——但4周或6周前，要不是他老成持重，他就会为了解救奥尔米茨而攻击普军了。换句话说，他会正中腓特烈下怀，很可能遭到失败。为了正确评价一位统帅，我们不能只看一次孤立的行动，而必须从整体上考察他的品性，必须合理看待他的那些在一种情况下不利，在另一种情况下又为他带来成功的品性。

由于奥军没有追击，所以普军毫发无损地抵达了柯尼希格拉茨，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现在占据的阵地大体上就是3个月前奥军大营的位置。即便是现在，腓特烈已经把全部辎重翻山送回了西里西亚，他也愿意邀战道恩，但奥军总是将阵地设在腓特烈不愿冒险攻打的位置。玛丽亚·特雷莎写信给前线统帅说，他现在可以冒险开战了，有失败的风险也没关系，因为普军正要转身对付俄军，奥军一定要提前削弱普军。这句话是多么震撼，又是多么独具雄风啊！为了杀伤敌军，协助友军，玛丽亚·特雷莎愿意自己承担损失，而且可能损失比敌人还要大！有人可能会觉得双方必然会交手了，因为腓特烈当然同样渴望会战，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以便抽出更多部队对付俄军。但在维也纳写下豪言壮语容易，在敌军面前做出英勇决断就难了，而且女皇将道恩誉为通过拖延行动挽救了祖国的当代法比乌斯，还为纪念他而铸造了印有“Cunctando vincere perge”字样（意为“他发扬了拖延制胜之道”）的硬币不是没有道理的。道恩收到女皇的信后无疑加快了脚步，还研究了普军的阵地位置，结果却发现普军阵地过于坚固。他也认为其他的一些做法不可取，比如率军来到野外向普军挑战。对腓特烈来说，时机似乎也不是非常有利。于是，双方在柯尼希格拉茨和纳霍德之间又兜了将近4周的圈子之后，腓特烈离开了波希米亚，转身对付俄军。

柯尼希格拉茨物资吃紧时（普军逼近时，奥军将利托米什尔仓库中剩下的物资付之一炬），国王命令士兵自己收割庄稼，自己给谷物脱粒，自己捡麦穗，然后送去烤炉。每个团每天都具体规定了上交谷物的数目。35

对腓特烈来说，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战役无疑是以战略失败告终，而且阿兴霍尔茨（Archenholtz）写道，国王自己的军官们都认为整场奥尔米茨行动是一个错误。要是他像1757年春天制定的原始方案中那样按兵不动，带领主力在劳西茨山区或下西里西亚等待奥军或俄军来到近前的平原地带，然后再出击，那岂非再妥当不过？

既然战役最终失败了，那么说干脆不打这场仗最好的事后诸葛之论在当时或现在都很容易说出口。哪怕浪费的资源和直接的伤亡不算太大，36哪怕班师过程的顺利弥补了撤围奥尔米茨对士气的损害，但要是采取守势的话，普军根本不会有伤亡，而且腓特烈在曹恩道夫会战中的兵力也会更强。因此，腓特烈不实施摩拉维亚行动确实会更好。

客观因素就谈这些。但战略问题从来不是只靠客观因素就能解决的。统帅的主观认识也必须考虑。当道恩没能抓住普军撤退的机会时，我们的解释是道恩就是道恩；现在腓特烈也是同理，只不过方向反了过来。假如腓特烈在洛伊滕会战胜利后按兵不动，等待次年7月再看敌军来不来，那他就不是腓特烈了。他看到入侵摩拉维亚有机会取得正面战果，所以他不可能不去试试运气。维也纳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一份证词写道，普鲁士国王“终究会通过机动迫使道恩接受会战，不管道恩布阵于何处，而我们知道普鲁士国王的机动水平一贯高于我军”37。腓特烈难道应该因此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道恩不会被拖入会战，而且由于奥尔米茨距离普鲁士边境只有37英里（约60千米），所以道恩肯定会切断围城部队的补给吗？毕竟，事情有可能不是这样发展的，而且普鲁士国王有不会放过一个机会的观念——事实上，归根到底正是这个观念让哪怕数量优势巨大的敌人也对他敬而远之。正是在这个时候，劳登（Loudon）给朋友写信说世界上几乎没有普鲁士国王办不到的事。38前面讲道恩的时候说过，成功将腓特烈从奥尔米茨调动出来的是道恩，后来不懂得抓住腓特烈退兵时几乎穷途末路的机会的还是那个道恩；同理，就算胜率渺茫也要发动摩拉维亚战役的是腓特烈，凭借积极作风给敌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在战役失败时几乎毫发无损的也是那个腓特烈。

1758年8月25日的曹恩道夫会战也没有如腓特烈所愿一锤定音。俄军稳住了阵脚，沿着普军正面退走，腓特烈却不敢再次发起进攻。另外，俄军尽管放弃了诺伊马克（Neumark），却又去围攻科尔贝格（Kolberg）了。假如国王没有发起进攻，而是听从鲁蒂斯将军（General Ruits）的建议，抓住与大军分开的俄军辎重队，那么国王是有可能成功的。他在会战后确实尝试这样做了，还说了一句与他的其他言论矛盾的话，“那比会战要好”，但他的尝试失败了。曹恩道夫又打了一场虽无实质成果，却有士气方面的好处的会战：敌军一直处于害怕遭到攻击的恐惧中，于是意志陷入了瘫痪。

但当腓特烈过分依赖士气因素时，道恩却成功鼓起了勇气。1758年10月14日，他在霍基尔希（Hochkirch）向营地选址不慎的腓特烈发起进攻并大败之。腓特烈这一次亡羊补牢的办法也不是打赢另一场会战，而是精心规划，快速行军，令奥地利人无法利用和保住占领西里西亚、萨克森境内多处要塞的优势。

1759年

腓特烈在战争的第四年转变了战略，决定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他其实在1757年就有过这样的考虑。他现在打算留在包括萨克森在内的国境之内，让敌军自己过来。我们知道1757年和1758年的两场宏大攻势分别在布拉格和奥尔米茨失败了，但之后的防守行动都成功了。腓特烈在1758年底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失败的原因是奥军防守能力提高了。据说奥军已经凭借筑营术、行军战术和炮火成为防御大师。奥军布阵通常是两侧皆有依凭，周围由无数火炮支撑，部队排成三线：一线正面有缓坡，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二线在高处的战壕中，是战斗最激烈的位置，骑兵夹杂其中，只要来攻的敌人有动摇迹象便立即上前出击；三线的任务是增援敌军重点进攻的地段。火炮放在两侧，就像要塞的布置一样。骑兵在开战前夕发起进攻的做法仍然常见，但在这样的阵地和炮火面前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可行性。现在，骑兵一开始会留在手里，等到最后的紧要关头和追击时再投入战斗。

腓特烈现在寄希望于奥军因为要夺取西里西亚，迟早会被引到平原地带，从而带给他翘首企盼的进攻机会。谨慎的道恩没有这样做，于是腓特烈最后不再管他，试图去攻打诺伊马克城下的俄军。他尝试了3次：1758年8月25日在曹恩道夫，1759年7月23日在卡伊（Kay），1759年8月12日在库诺斯道夫（Kunersdorf）。1758年曹恩道夫会战的结果已经是不如人意；普军在之后的卡伊会战和库诺斯道夫会战更是彻底被击败。

库诺斯道夫会战39

（1759年8月12日）

俄军和劳顿部布阵于奥得河右岸的法兰克福城下。腓特烈自南边来，从俄军身边走过，然后在俄军阵地以北渡过奥得河。由于俄军北边有低洼地掩护，他又绕了俄军一圈，以便从东南边包抄进攻。

普军计划纯粹从侧面进攻，起初取得了很大成效，俄军战线似乎注定要被席卷了。但攻势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俄军正面的南侧也有多处池塘和溪流掩护，普军的进攻正面非常狭窄，尤其是1.3万名骑兵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为免阵形分散，国王不愿意让左翼绕过正面障碍物进攻。于是，俄军一次又一次从没有受到攻击的半边战线投入有生力量，终于凭借数量优势打垮了普军。克劳塞维茨（10：99）有言“或许可以说，国王在这里掉进了他自己挖的斜线阵的陷阱里”，总参谋部著作证实了这一点。

库诺斯道夫会战中的侧面进攻比洛伊滕会战时还要明确，因为普军将全部兵力展开于俄军东翼。两场会战中的兵力对比情况大致相同。令普军在洛伊滕取胜，而在库诺斯道夫落败的区别有四点：第一，洛伊滕会战中的奥军正面非常长，受到攻击的一翼无法得到未受攻击的一翼的支援；第二，库诺斯道夫会战中的俄军阵地要有利于防守得多，正面本身和正面前方都是如此；第三，俄军已经占据阵地8天，修建了工事和鹿角；第四，由于正面有屏障，俄方中军没有受到攻击，因此很容易增援受到攻击的一翼。

国王因此经常被人批评，尤其是拿破仑，批评他没有在库诺斯道夫动用更多兵力，毕全功于一役。总参谋部著作（10：84）罗列了他没有那样做的理由，却反而模糊了最重要的一点，即这些理由只有在腓特烈确实且必须依照消耗战略原则行动的假设下才适用成立。假如腓特烈愿意让事态发展到暂时放弃萨克森的地步，他本可以在卡伊会战中派亨利王子率军支援韦德尔（Wedel）。假如他愿意冒失去一部分西里西亚的风险，他本可以将富凯调至施冒特采芬（Schmottseifen），这样在库诺斯道夫决战时就能兵力大增。但总参谋部著作中最不能接受的一点（第85页）是，它说腓特烈不可能任由局势发展到让道恩有可能“带着大部队跟在自己后面”。事实上，这句话或许应该整个倒过来。如果道恩直接尾随腓特烈，他就会离开自己的坚固阵地，最终给普鲁士国王送上期盼已久的机会，也就是在野战中攻击奥军。俄军无法干预，因为他们还在奥得河对岸。这样一来，局势便类似于1815年的拿破仑，他当时希望在两天之内用同一支军队先后击败普军和英军。但腓特烈不能指望部队达成这样的功绩。曹恩道夫会战前的事件也应当这样来评判。

普鲁士挺过了库诺斯道夫会战的失败

我国考察七年战争时往往几乎只从腓特烈国王的功绩和战略角度出发。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七年战争真正的根本问题在于，腓特烈何以能在库诺斯道夫战败后存活下来？这个问题不能用敌人的无能、不团结、“愚蠢透顶”挽救了他来解答。萨尔特科夫（Soltikoff）和道恩绝非行事没有理由的无能之辈，这些理由值得我们去理解。

腓特烈国王预计敌军打赢会战并会师后会发起追击，攻打并消灭他的军队，占领柏林，从而结束战争。按照现代人的看法，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维也纳最高战争委员会也是这样要求的。委员会致信道恩，要他切勿再让敌军脱离双眼与双手所及的范围，应奋力追击并彻底消灭敌军。但尽管普军遭遇惨败，达成这一任务也绝非易事，更非理所当然。腓特烈本人的证词不够可信。哪怕他确实相信万事皆休，希望退位并将最高统帅权交给芬克将军（General Finck），但那只是因为他碰巧是一个比诸如拿破仑这类人敏感得多的人，惨败给他留下的震恐印象不能作为评判局势和对手行动的客观准绳。

库诺斯道夫战场上的普军有近5万人。尽管会战当晚国王身边只剩下1万人，但大半部队其实保全了下来，而损失固然足够惨重，但也仅限于1.9万人和火炮。除了这些人外，国王还有亨利王子和富凯手下的两支部队，外面还有几股小部队，加起来约有7万人。因此，尽管普军遭受了骇人的失败和重大的损失，但可用之兵依然有很多，可战可走。会战后敌军没有直接发起追击，于是失散人员在之后几日里重新集结于战场28英里（约45千米）外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这并非稀罕之事，因为我们知道追击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的，在当时的重要性很低，甚至普军也是如此，而且俄军和奥军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也蒙受极大损失（1.7万人）。40

如果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恢复行动，那就必须攻打国王在施普雷河（Spree）后面的阵地，而且国王后面还有劳西茨山中亨利王子的部队。鉴于俄奥联军有极大的数量优势，因此攻打无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两军统帅同心同德，坚决果断。经验表明，盟友之间极难实施这种合作；不仅是将军们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背后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对俄国人来说，针对普鲁士国王的战争只是一场外交战，他们没有任何承受无止境的风险和损失的内在驱动力。他们不愿意为了奥地利人牺牲自己。而向腓特烈国王发起进攻总是有风险的。

萨尔特科夫有过他再也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总参谋部著作，11：82）、甚至不愿意与敌人再有半分瓜葛（总参谋部著作，10：305）的惊人之语。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两场会战的胜利已经让俄军精疲力竭，不再有大举行动的充沛士气，而如果俄军不配合，奥军本身尽管仍然具有数量优势，却还没有强大到能让奥军觉得继续进攻风险不大的地步。因此，道恩只是秉承了个人品性和从一开始拒绝重拳出击、速战速决时就设定的原则。虽然攻打腓特烈国王、攻打亨利王子或进军柏林的想法得到了反复考虑，但这些冒险行动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奥军统帅宣称，就是攻占柏林也不算真正的收获，因为奥军在物力耗竭的马尔克地区没有冬季营地可驻扎。因此，两位统帅同意先等待皇帝军占领普军撤出后的萨克森，夺取德累斯顿（事实上也做到了），继而占领西里西亚的冬季营地，攫取大捷的果实。

趁库诺斯道夫大捷之威彻底降服普鲁士的想法必须被视为另一种看法的对应物，即腓特烈国王应该将亨利王子的部队也调来攻打俄军。这两种行动都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整体状况与思维框架。如果我们不要求腓特烈做其中的一件事，那也不能要求道恩做到另一件事。两人都没有做出不可理喻之事；相反，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被击败的不是普鲁士全军，而只是普鲁士的一半军队。联军现在利用大捷保住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就了，联军可以假定下一场战役就能迫使普鲁士屈服。

计划无法付诸行动，因为联军意见不统一，腓特烈国王则积极大胆地运用仅存的兵力，于是敌军最后退回了前一年占领的冬季营地，只保留了德累斯顿一城。不理解两极战略性质的现代理论家通常对机动评价不高。让他们研究一下普鲁士在霍基尔希会战失败后是如何通过机动保全下来的吧，库诺斯道夫会战后也一样。战后3周后，局势发展到了俄奥两军真的计划攻打国王军残部和柏林的地步，这时亨利王子没有从南方背刺联军，反而向南而去，远离联军，其目的是攻击联军交通线并夺取联军仓库。道恩立即折返，放弃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俄奥两军再次远远隔开了。

现在夺取西里西亚的计划实施了，奥军主力正在萨克森。要想能留在西里西亚，俄军至少必须占领格洛高。但在俄军抵达这座要塞之前，腓特烈国王已经强行军赶到了一处让俄军必须先攻击他，然后才能展开围城的阵地。尽管俄军有很大数量优势（劳顿部还在），但他们无意挑起攻势，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在同意征服西里西亚的整个计划时就不太情愿。对他们来说，西里西亚距离他们在维斯图拉河下游和东普鲁士的基地太远了。奥地利人把他们拉到这么远的地方主要不是为了议和时获得西里西亚，而是因为它对奥军行动来说距离最近、最方便，后勤也有保障。但俄国人觉得不仅让他们长途跋涉，还要让他们暴露于来自马尔克和波美拉尼亚的侧面攻击之下，这个要求实在是过分无理。他们认为前进这么远甚至可能丢掉东普鲁士。41因此，萨尔特科夫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奥地利提出的围攻格洛高的建议。要不是腓特烈国王最后鲁莽地派芬克插入奥军后方，导致芬克在马克森（Maxen）投降的话，那么库诺斯道夫战败的影响肯定就完全消除了。42

1759年秋，国王怀着最大的真诚反躬自省，他在想自己爱打决战的倾向是不是正道。他反思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命运，写下了前文引述过的观察成果。他说，查理十二有很多次本来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战不可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只有当我方战胜得益大，战败代价小，当营中或行军中的敌军疏忽大意，或者当一场决定性胜利便可迫使敌方求和，我方才应该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大部分轻易被引入会战的将军肯定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绝不值得褒奖。

他接着说没有智慧的勇气一无是处，而且从长远来看，思虑周全的头脑胜过不假思索的大胆。

因此，他从那时起不再想着与俄军交手，哪怕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他执拗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寻找奥军破绽，但我们通过细致考察会发现在战争的前五年里，他在洛伊滕会战后其实只与奥军有过一场激战，那就是托尔高会战。之前在列格尼茨（Liegnitz）采取主动的不是他，而是敌军。

列格尼茨会战与托尔高会战

（1760年）

在维也纳政府的催促和女皇的命令下，道恩终于决心攻击普军了。奥军和俄军分别从两侧进入下西里西亚，中间现在只隔着一条奥得河。

腓特烈只有3万人，奥军有9万人。7.4万名俄军被亨利王子的3.7万人拖住了。腓特烈自觉兵少不足以一战，只打算继续机动，保护布雷斯劳和施韦德尼茨两城不被围攻，就这样熬过夏天。就在这时，奥军的进攻计划挽救了他。在维也纳的催促下，道恩构思的方案不只是进攻战，更是一场歼灭战。奥军要趁夜三面合围，一举打垮国王的军队。普军自己也在夜里扑向劳顿指挥的2.4万人，在清晨时分奥军主力抵达前将其击退，于是这一路军再也不敢继续按计划完成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认为道恩完全不懂歼灭战思想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想打歼灭战容易，但道恩比谴责他的人更明白，对普鲁士国王实施这个方案是非常困难的。

列格尼茨会战的胜利让国王摆脱了眼前万分危急的形势。随着这一年走向终点，他再次试图通过一记重拳扭转命运，遂于1760年11月3日进攻托尔高阵地中的道恩。他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试着从敌人手中夺回萨克森，而且好像是要为自己开脱似的。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他必须用这一战赌普鲁士的国运，因为他之前没能将道恩从托尔高阵地中调动出来。胜利付出的代价极大，成果却依然有限，因为奥军只后退了3天路程且继续控制着德累斯顿。

斜线阵的进一步发展

斜线阵可以理解为侧翼战法的一个子类，也就是按照当时的基本战术，以密集单一战线实施的侧翼战法。它只成功过一次，或者更合理地说，它只有一次是胜利的充分条件，那就是洛伊滕会战。腓特烈在洛伊滕会战之后只打过三场大规模阵地战，两场是对付俄军——1758年的曹恩道夫会战、1759年的库诺斯道夫会战——还有一场是对付奥军，即1760年的托尔高会战。国王在洛伊滕会战后发展了自己的战法，不只是沿着敌军正面行进至敌军一翼发起侧面进攻，甚至会整个绕过敌军侧翼从后方进攻，如果敌军没有同样转向的话。但由于敌军转过来了，所以机动的目的就没有达到，事实上打成了正面战。在曹恩道夫会战中，双方甚至这样来回转了两次。

在库诺斯道夫，俄军侧翼——我们简直不知道该叫它左翼或是右翼——被完全围住，但由于国王谨守正面必须严密的原则，所以一大部分俄军并未遭到攻击。这部分俄军不断向遭到攻击的友军派出增援，最终磨尽了普军进攻的锐气。

在托尔高，腓特烈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法，我们仍可称之为侧翼战法的发展产物。他放弃了严密的正面，将大军分为两路，亲率一路沿着半圆形路线包抄位于北侧的奥军右翼，前后夹击奥军。这样做的难点在于，他不能确保前后两路同时发起进攻。他们既不能约定具体时刻，因为包抄行动的用时没有办法准确估计，又不能依赖会受到风力和天气影响的信号。国王率领的外侧纵队要走的路程不小于18英里（约29千米），还要途经森林。不管是国王进攻早了，还是齐滕进攻迟了，两路没有在同一时间出击。43但仗还是打赢了，因为拉齐（Lascy）指挥的一大批奥军由于不确定齐滕会从何处进攻，于是一直留在左翼，令右翼孤军奋战。与国王一路交战已经深深震撼了奥军，现在齐滕又从另一面攻来，奥军再也顶不住了。

两年前（1758年6月23日），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Ferdinand of Braunschweig）曾在克雷菲尔德（Crefeld）用完全相同的办法攻击法军，他将部队分为间隔很大的三路，其中一路是抄敌人的后路。尽管法军统帅克莱蒙王子兵力优势极大，处事却不够果断，没能亲率部队去迎击孤立的某一路敌军。他甚至在主力没有真正交手之前就下令撤退了。44

拿破仑严厉批评了克雷菲尔德和托尔高两场会战中的分进合击，说这种做法违背了战争艺术的所有法则。孤军是有可能被打败的。他还说托尔高会战是腓特烈唯一一场没有显示出天才的战斗。

而我们会发现拿破仑的判断完全可以反过来看，认为分进合击恰恰是创造精神，它让一种已经失去活力的传统作战样式得以回光返照，拿破仑的批评忽略了不同时代战术的区别。道恩在托尔高会战中趁着国王绕路包抄时攻击齐滕，这确实并非不可能做到，但道恩做出这一决策并迅速实施的概率不如腓特烈放手一搏的概率大。

1761—1762年

尽管在列格尼茨和托尔高打了胜仗，但腓特烈在1761年的处境比库诺斯道夫会战和马克森会战后还要恶劣。

他无力再战；他让部队躲在野战工事后面[博莱斯瓦维茨（Bunzelwitz）]，逐渐丢掉了格拉茨（Glatz）、施韦德尼茨和科尔贝格要塞。诚然，奥军也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于是玛丽亚·特雷莎决定裁军（1761年12月），她供养不起钱粮了。每个团裁掉两个连；军官半薪解职，在其他连找到空缺职位者除外。45尽管如此，奥地利依然有信心赢得战争，而1762年1月5日女沙皇叶卡捷琳娜（Czarina Elizabeth）的驾崩彻底改变了局势。俄国不仅退出了与奥地利的同盟，还站到了普鲁士一边。

由于俄国转换阵营，腓特烈现在具有了数量优势。但他不再寻求决战，而是从一开始就以成功的机动为战役的基础。1761年底，奥军夺取了施韦德尼茨要塞，并以其为基础设立了西里西亚冬季营地。普军被推回了布雷斯劳。国王没有动用就是山这一侧集结的部队向奥军发起孤注一掷的进攻，而是派出一大批部队（1.6万人）去上西里西亚，通过包抄行动迫使道恩撤回施韦德尼茨后面。46

腓特烈试图将敌军引出阵地，一开始是通过攻打左翼的一处哨所，但被打退了。接着他又北出特鲁特诺夫山口，入侵并蹂躏了波希米亚。但道恩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及时保住了位于布劳瑙（Braunau）的仓库，同时留守施韦德尼茨。入侵波希米亚本来很容易招来马克森会战那样的失败。

于是，腓特烈退出了波希米亚。这表明他绝不单纯是因为实力虚弱和不够果断才采取机动战的。

他将部队交给维德（Wied）指挥。维德之前一直在与奥军左翼周旋。经过连续3天的夜间行军，普军绕过施韦德尼茨后扑向奥军右翼，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比克斯多夫（Burkersdorf）和洛伊特曼斯多夫（Leutmansdorf）两地的哨所，它们与奥军主力距离约为2.5英里（约4千米），负责掩护主力侧面。奇袭取得了成功，尽管路途极为崎岖。道恩此时不得不远遁山中，普军终于能对施韦德尼茨展开围攻了。由于围城战一直延续到10月9日，所以它标志着战役的结束。腓特烈此举绝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而是他认为当时的形势可以让他免于风险和成本巨大的会战，于是便顺势而为。6年前，他为了夺取萨克森而开战，如今看来这个目标无论如何是达不成了。现在的问题只是维持现状罢了，不打会战似乎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会战胜利能加快最终的决断，但经历了那么多的腓特烈现在已经很靠近他的战略中的机动一端了，于是他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打会战的机会。他早已放弃了普鲁士打仗必须“短促主动”的观念。

1778年

普鲁士入侵波希米亚的路线几乎与88年后（1866年）完全一样。腓特烈从西里西亚出纳霍德山口，亨利王子从北面的劳西茨山出发。1866年，这次向心攻势引发了柯尼希格拉茨决战；1778年，列阵于易北河上游和伊萨尔河（Isar）之后的奥军让普军陷入了僵持。1866年的奥军也一度占据了同样的阵地。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战略也随之变化，这从事件的反差中就能看出来。1866年，普军能够发动一场决战，结束了战争；战斗总共打了7天。1778年，双方只是对峙观察和小规模推进，普军3个月后越过波希米亚边境的山地回去了，还将这场战役称作“马铃薯之战”，因为它依靠的是采收当时才大规模种植的马铃薯。与1866年一样，双方兵力大致相当。

国王统帅腓特烈留给后人的印象自然主要是，他不得不与兵力优势巨大的敌人交手，不仅稳住阵脚，还击败了对手。而为了理解他的战略，我们当然也必须考察那些他与敌军兵力相当或多于对方的战役，这些战役其实是占多数的。在他的12次战役中，他有4次（1741年、1742年、1756年、1762年）显著兵力占优，有三次半（1744年、1745年、1778年和1757年前半段）大致与敌军兵力相等，剩下的四次半（1757年后半段、1758年、1759年、1760年、1761年）中敌军兵力占优。

7　战略家腓特烈

尽管战术从文艺复兴至腓特烈大帝之间发生了深入乃至地动山摇般的变化，但战略原则还是原样。大纵深的密集步兵方阵变成了窄长的线阵；长矛兵和斧枪兵变成了火枪手；单打独斗的骑士变成了紧密团结的骑兵方队；稀少笨重的大炮变成了数不清的炮组。但将道在几百年间保持了同样的样貌。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同样的情形，见到在同样的动机下、以同样的方式做出的决策。双方很少直接向敌人扑过去决一胜负；双方或者自觉较弱的一方常常要寻找难攻不落的阵地；会战打响或者是因为一方认为时机有利——比如在敌方修好野战工事前发起进攻（1620年白山会战；1704年赫希施泰特会战），或者是围攻要塞时。1512年拉文纳会战、1634年讷德林根会战、1709年马尔普拉凯会战都是由此而起：较强的一方计划围攻要塞，对方为了阻挠围城而在附近占据有利位置，结果遭到攻击。科林会战与上述会战的区别只在于围城军往外走了一段距离去打援。反过来的情况也有，援军攻打兵力更强但忙着围城的敌军：1525年帕维亚会战、1706年都灵会战。七年战争多是围绕攻城守城展开的，如布拉格、奥尔米茨、德累斯顿、施韦德尼茨、布雷斯劳、屈斯特林（Küstrin）、尼斯、格拉茨、科瑟尔（Kosel）、科尔贝格、格洛高。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争斗、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都是如此。在做出决策的方式上，古斯塔夫·阿道夫打布赖滕费尔德、吕岑会战的决定与腓特烈大帝打洛伊滕、托尔高会战的决定如出一辙。每一个时期、每一场战役、每一位统帅的决策都表现出了同样的个人素质，这是值得深思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攻击瓦伦斯坦是不想让他在萨克森过冬，腓特烈在洛伊滕和托尔高攻击奥地利人分别是不能允许他们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过冬。尽管形势有类似之处，但也有相当的差别，因为腓特烈两次面临的危险都比瑞典国王大得多。另一方面，远征与灵活性为托尔斯滕松的战略赋予了别具一格的风味，但基本原则与古斯塔夫·阿道夫并无差别。甚至统帅个人的征战经历中都能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点：欧根和腓特烈的最后一场大战都是损失惨重而战略价值有限，前者是马尔普拉凯会战，后者是托尔高会战，于是两人在之后的战役中再也不主动寻求决战了。用一个古已有之的典故来形容，马尔普拉凯会战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托尔高会战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从世界军事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提的问题不是腓特烈为什么在1760年以后如此靠近机动战一端，而是为什么明明有伟大统帅的成例在前，他仍然禁不住会战的激情。我们已经看到，是普鲁士军队素质的提升及其战术机动性最终引发了看似可行的斜线阵思想，同时让一位天才而大胆的统帅看到了发动决战的希望。

如果说会战本身最大的战术成果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就此达成和议，但会战的附带好处却非常重要，令统帅无法忽视它们，甚至可以为了这些好处而保存兵力，回避大会战。在三十年战争中，绝大部分可用兵力都被用来把守无数座设防的城池，参加会战的兵力都很小。在欧根和马尔伯勒身上——腓特烈也一样——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决战有兵力缺席的现象，而从理想角度看，这些兵员本来是可以参加决战的。腓特烈在1748年的《战争原理》中阐述了一条原则，说同时受到多面进攻时，“必须将一个省份牺牲给一方敌人，同时集中全部力量猛攻其他敌人，迫使其参加决战，用尽全力击败之，然后再派兵去打别的敌人。”当他预料到的形势在1756年真正出现时，他却不愿牺牲一个省份，因此也没能集中全部“力量”。他在《战争原理》中还说：“这种战争必然要求士兵大量行军，令士卒疲惫，由此会将军队毁掉。而且这种战争旷日持久，结局不会好看。”因此，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后世理论中所说的“内线作战”原则。尽管他特别看重以会战决胜负，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真正的歼敌，因此保护本国省份和具体行动中的仓库对长期战争的意义并不小于会战。因此，当他又一次提到集结全部兵力于一处的理论观点时，那对他来说只是绝望中的最后手段，目的是光荣地死去。1761—1762年冬是形势危险到极点、外部支援完全断绝的关头。1762年1月9日，在收到女沙皇去世的消息前几天，他集中兵力的方案说给了弟弟亨利王子听，亨利答道，集中全部兵力于一处就是将别处的所有省份和仓库都牺牲给敌人。国王本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尽管他的基本原则是会战兵力要尽可能大，但他总是只用部分兵力打会战，因为还要有掩护部队。假如他不考虑防御因素的话，那么他原本可以将更多兵力投入到凯塞尔斯多夫、布拉格、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的战场上。在他围攻奥尔米茨时，俄军进抵奥得河畔，威胁到了柏林。亨利王子想率领萨克森的部队与多纳伯爵部会合，与俄军作战，夺回莫拉瓦河流域。但保护萨克森对国王来说太重要了，于是该计划没有执行。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表明这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原则问题。集中全部兵力的做法容易被视为畏途，因为兵力越大，驾驭越困难。二三十个营一字排开，整齐前进的难度高到无可衡量。1人们考虑的不是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而是应不应该给军队规模定一个上限，加大兵力会不会成为最好不要的累赘。人们会思考最优兵力的大小，也就是一支军队正常应该有多少人。马基雅维利当年认为是2.5万人至3万人。他说，这么大的军队能够安居阵地而不至于被迫出战，因此能够拖垮兵力更大的军队，大军毕竟不能持久集结。2蒂雷纳只想指挥兵力不太大（最多两三万人），但骑兵占到一半的军队。3类似地，蒙泰库科利不想指挥3万人以上的部队。“会战斗智多于斗力，”他写道，“所以人多未必就是好。”过分庞大的军队是无用的。4兵力上限后来有所增加。萨克森元帅说是4万。弗莱明（Fleming）写于1726年的《德意志军人全说》（Der volkommene Deutsche Soldat）第260页写道：“一支坚定守纪的四五万人的军队无不可为；说实话，它是有希望征服全世界的。兵力再多就是赘余，徒增麻烦和混乱。”半个世纪后，吉贝尔（Guibert）将上限加到了7万。5甚至到了拿破仑时期，莫罗（Moreau）据说还讲过正常兵力是4万的话，圣西尔元帅（Marshal St.Cyr）则宣称统领10万以上的大军非人力可为。6

正常兵力的观念与集中全部兵力打会战的原则是南辕北辙的。

不靠兵多的话，会战怎么打赢呢？假设双方的能力和勇气相当的话？

克劳塞维茨后来强调的主旨是：最好的战略是兵力务多，首先是总体兵力，其次是投入决战的兵力。传统兵家绝没有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以至于迪特里希·冯·比洛（Dietrich von Bülow）认为有必要专门论证数量优势的好处：这从避免被包抄的重要性就能自然得出来。“如果一方兵多且懂得如何妥善运用这一优势，那么敌军就算更精锐、更勇敢也是无济于事。”7

由于训练更精良，作战更积极，军国一体的普鲁士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优于奥地利；同理，腓特烈的战略归根结底也优于道恩。普鲁士军队的机动素质更高，步兵开火更快，骑兵冲锋更猛，炮兵更灵活，行政制度也更可靠——从5个边境军区先后拓展到7个和9个。这一切都统合于一位身兼统帅之职的国王身上，他既不对更高的权力者负责，也不对高于自己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负责，总能凭借大胆灵活夺取战略优势。

我们知道领袖能造成怎样的奇迹。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偶然这个完全盲目的、无法算计的因素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偶然因素在本卷考察的时代中愈发重要，到腓特烈时代达到了顶点。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Theodor von Bernhardi）在《腓特烈大帅》（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Feldherr）取笑了腓特烈同时期那些视决战为偶然的人。他认为腓特烈国王与对手，以及他与亨利王子和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这些部下的标志性区别正在于此。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腓特烈本人参加会战时经常称之为碰运气，与同时期的所有其他将军别无二致。8这位作者还忽视了偶然因素在18世纪条件下对决策的影响程度比任何时代都大，不管是之前或之后。

为了发挥火器的威力，指挥官们将步兵线列拉得极窄极长。但窄长的线列非常脆弱，任何地形起伏障碍——山坡、沼泽、水沟、池塘、树林——都能轻易打散扰乱。此外，它们的侧面也是敏感部位。阵形的纵深越大，士兵转向侧面御敌就越容易。阵形越浅，则火力越强，但前进转向都越难。

因此，会战胜负主要取决于进攻方能否顺利实施包抄，并在良好秩序下将线列推到敌军阵前。此外，进攻方必须尽可能做到奇袭，否则敌军可能会组成新的正面。

这一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由地形决定，指挥官无法预先准确掌握，通常也不能彻底侦察清楚这个要素。若要借夜行之便，部队在黑暗中也难以找到正确方向。

普军对敌素质优势的一大基础就是凭借更大强度的训练、更优良的纪律，从而更容易克服上述困难。因此，腓特烈才敢说一旦侧面机动成功，3万人便可击败10万人。他在索尔和洛伊滕确实以这种方式击败了兵力优势极大的敌军。

然而，预测前提条件有利或不利到什么程度是不可能的。

奥军打输了霍图西采会战只是因为夜间行军耽搁了太长时间。成功的夜间行军则为普军带来了霍亨弗里德堡的胜利。

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我们必须承认普军赶在奥军抵达前向萨克森军发起进攻是纯粹的运气好。

在罗布西茨会战中，奥军本来其实已经打赢了，只是布朗没有乘胜追击，反而趁夜撤军，普军这才免于覆灭。

布拉格会战时，道恩正在率军与主力会合的途中。战斗过程中，普埃夫拉（Puebla）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战场，这支部队就在普军后方7英里（约11千米）的地方。部队有9000人，在这场拉锯战中本来可能对普军发起决定性的一击。

在洛伊滕会战中，由于一连串山丘的存在，普鲁士军得以隐蔽迂回至奥地利军左翼，而之前的科林会战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在曹恩道夫会战中，一支1.3万人的俄军已经到了战场以北两天路程的地方，本来有机会与俄军大部队会合。

假如应该从南侧大迂回俄军的冯·卡尼茨将军（General von Kanitz）纵队成功渡过爱希穆勒河（Eichemühlen-Fliess）的话，普鲁士原本有可能打赢卡伊会战。

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腓特烈顺利率全军杀入俄军侧面，但由于地势易守难攻，他只得将优势拱手放弃。地形问题是他没有预料到，也不可能预料到的。

在托尔高会战中，一切都取决于彼此完全隔离的国王部和齐滕部之间的配合；两军直到最后关头才配合上。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着手理解普鲁士国王特殊的了不起之处。读了兰克的《普鲁士史》（Preussische Geschichte），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General Leopold von Gerlach）在1852年的日记（1：791）中写道腓特烈的“战功常常小得不可思议，但也有光辉时刻”。格拉赫眼中小得不可思议的战功正是消耗战略的本质，而19世纪的军人已经不能理解消耗战略了。凡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腓特烈的人都不免下批判的断语。如果一个人认为腓特烈根本上是信奉歼灭战略，那便踏上了完全错误的轨道；这样一来，除了极少数例外，腓特烈的形象必然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不敢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得出结论并付诸实践的软弱者。只有将他视为消耗战略的信徒，我们才能充分认清腓特烈的伟大之处。如前所见，腓特烈对决战作用的评价与前人和时人并无不同。他完全是消耗战略的心态，但他在军事生涯的顶点非常靠近决战一端，因此有人会认为他是歼灭战略的代表人物和拿破仑的前身。他们以为这是给腓特烈套上了光环，其实对他大为不利。腓特烈的国家和军队中缺少遵行歼灭战略原则的若干必要条件，他在每一步都必然达不到歼灭战略的要求。如果我们认为他信奉歼灭战略，那就没有用适合他的标准去衡量他，于是即使最辉煌时刻的他也会显得渺小而局限。他的晚年生涯确实是走下坡路了。但放在正确的框架下，以消耗战略为基础来看待的话，我们会看到勃勃生气与神妙鬼才。如前所见，消耗战略的本质里有一种不可去除的主观成分；要我说，腓特烈的军事行动比世界军事史上的任何一位统帅都更具主观性，我相信这样说是合理的。他一再禁止手下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甚至在让多纳伯爵总领对俄作战时以死相威胁（1758年8月2日信）。他相信懦弱的一派总会在军事会议中占据上风。但他要求即使在局势不明时也要勇于冒险。军事会议懦弱正是因为太客观。如果可以用艺术来比拟的话，我们会想到十七八世纪是幻想如天马行空、任由主观心理驰骋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时代，古典艺术则局限于客观的格式。就此而论，我们不能说腓特烈是一位洛可可式的英雄，因为“洛可可”一词必然会带有雅致媚俗的味道，那与腓特烈是格格不入的。这个说法更适用于七年战争期间的法军统帅们。对腓特烈来说，上述比拟只适用于反对一种观点，即他的将道处处尽显严谨章法。这么说吧，他的决策完全出于个人意志，从来不受自然必然性的规定。他本来可以不在1757年大举入侵波希米亚，而是取守势，将主动权让给对手。他经常有本可以进攻，结果却没有进攻的情况，9而在罗布西茨、曹恩道夫、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他本来也可以不主动出击的。理论上看，拿破仑的决策当然也可以说是这样；但从现实角度出发，拿破仑的决策是被一种内在法则决定的，决策的目标是法则的必然逻辑推论。算计过程中的主观性越强，决断的责任就越重，难度就越大。英雄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决断是理性算计的结果，而视为对命运的、对机会的挑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的决断往往会对自己不利。但如果他真的要通过危险的决断来彰显自己的伟岸，那么他就必须用失败不移志来证明自己。我们比较腓特烈和早他一代的欧根亲王就会发现，普鲁士国王的统帅生涯要跌宕起伏得多。欧根亲王的经历有一定的“黏性”，往往要经过多年才能达到巅峰；腓特烈则在一年内打了四场胜负交替的大战——布拉格、科林、罗斯巴赫、洛伊滕——而且走出败仗带给他的声誉比打胜仗还要大。毫无疑问，他在布拉格俘虏奥地利全军的企图是用力过猛，在科林向两倍于己的奥军发起进攻的做法也是极为鲁莽。但这种虽败犹胜的仗有着超出军事领域且几乎独立于军事领域的意义，那就是敌方统帅对他的深深敬畏。他明明经常露出破绽，可敌人为什么很少抓住有利机会呢？他们是不敢。他们以为他无所不能。如果说决胜须谨慎确实是两极战略的题中之意的话，这种谨慎在腓特烈的主要对手道恩身上已经达到了懦弱的地步，每当他知道自己在与腓特烈本人交手时都是如此。战争不是下棋，而是一场体力、智力、精神力的较量。即便是考察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与法军交战的经历，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位腓特烈思想的门徒比敌人优越的地方只是在战略上更加大胆，愿意承受敌军回避的风险。1759年，斐迪南以6.7万人对10万人；1760年以8.2万人对14万人。决战的规模与血腥程度不及腓特烈对抗俄奥两国的主战场，但对战双方的区别是一样的。

以亲弟弟亨利王子为首，当时有一批人对国王大加批判，因为他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他们说他的战争艺术总是以搏杀为要。吉贝尔认为（1772年）他取胜靠的不是会战，而是行军。10后人则宣称他的天才之处正在于他是同时代唯一一个认清了会战的本质并借此为自己赢得优势的人。其实，国王后来承认同时代批评他的人是对的。他宣称自己的弟弟亨利王子是唯一一名不曾犯错的指挥官；他在最后几场战役中放弃了会战原则；他在记述七年战争时说道恩的战法是正确的。我们也已经看到，七年战争的胜负不是由会战结果决定的。假如腓特烈没有先后打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这四场会战，他本来更容易在战争中挺下来。但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见解。这几场仗确实可以不打，它们的缘起确实不是内在的客观必然性，而是个人判断，是统帅的主观心理。但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滕会战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对决定打这两场仗的统帅看来，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会战也是必须要打的——这是主观的必然性没错，但也是内在的必然性。科林战败后，亨利王子用“法厄同陨落了”这句话来讥讽他。假如普鲁士真的一蹶不振，假如国王没有找到振作的力量，那么亨利的比拟就是正确的。但因为他自身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不仅可以冒险驾车环绕太阳，他也必须这样做。假如他不与命运交手，他就不是他了。尽管从客观角度看，他在1759年之后采取的稳健防御战略更有利，但从内在来看，他不可能在发动七年战争时就采取这种战略。其实他在1757年本来考虑过采取守势，但当温特费尔德让他看到攻势有可能取得辉煌胜利时，这般灿烂前景便让他按捺不住了——事实上，他不可能按捺得住。我们必须从这个视角去理解他，也必须从这个视角去解读对他的种种矛盾评价。同时代的流俗之见只看到他英雄的一面，于是将他封神；同时代的专业人士对他大加鞭挞；后世军事史家无疑感觉时人的鞭挞是荒谬的，却被自己的认知引进错误的范畴，于是得出了无法可解的内在矛盾。

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史著的导言中写道，他有时是在必然性的逼迫下寻求决战的。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的观点恰恰相反，说必然性迫使国王回避会战。腓特烈百年之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推出了一套全面详尽的腓特烈战史，可他们不再能理解他的战略，等到出版工作已经进行了很久，已经有多卷付梓时才发现整套书的根本出发点是错误的，难道还有比这更惊人的事吗？惊人固然是惊人，这却是事实，甚至并不违反常理。一门艺术的历史观察与实践状况常常会有这样的歧异。

对实践者来说，历史研究尽管有价值，但也是危险的，因为历史研究会让许多实践者眼中的绝对律令看起来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为了在行动中有完全笃定的信念，实践者必须有这些绝对律令。只有精神极为强健之人才能综合两者。因此，我想要用布卢门塔尔元帅（Field Marshal Blumenthal）的观点来结束本章。他当然是歼灭战略最坚定的拥趸（1870年时，他从一开始就要求在围攻巴黎的同时大举进攻法国内地），而他有一次表示赞同我对腓特烈战略的看法，还说腓特烈的战略有复兴的可能。

第四篇　国民军时代

1　革命与入侵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陷入了僵化。打了7年大战，欧洲没有发生国界变化，列强关系也没有变化。列强已经意识到一国不可能击垮另一国。于是，各国努力以不诉诸武力的方式达成协议。第一次瓜分波兰是通过外交谈判进行的，剥夺了属于波兰的西普鲁士、加利西亚和东部边境的大片土地。政局如此，战略和整体交战状况也是如此。如前所见，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就愈发偏向机动战一端。他在七年战争的最后两场战役（1761年战役和1762年战役）和1778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没有再打会战——尽管他在1762年占据数量优势，1778年兵力与敌方相当。军事理论也是一样，认为完全回避决战是可能的，而且之前就在各处发展的纯机动战法如今又得以完善。

1771年，法施（Fäsch）所著的《战争艺术的法则与原理》（Regeln und Grundsätze der Kriegskunst）（1：213）中引用了蒂尔潘·德克里塞（Turpin de Crissé）的一句话：“为将者绝不可让自己陷入不得不战的境地，也不应该打会战，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但如果决心打会战，那就必须怀着少流血，而不是多流血的意图。”

萨克森上尉蒂尔克（Saxon Captain Tielcke）在1776年讲道，学问不仅改良了风俗，而且“战术越是臻于极致和完善，军官的见识和力量越强，会战乃至战争本身就越少发生”1。

曾在法军、普军、奥军、俄军供职的英国将军劳埃德编写了首部全面分析七年战争的著作。1780年，他写道：

明智的将军总是倾向于根据这些知识（对地势、工事修建方法、扎营方法、行军方法的了解）来运筹帷幄，而非任由事态发展到要靠难测的会战结果来决胜负的地步。懂得这些知识的人采取军事行动就像几何学一样精确，而且发动战争时总能避免陷入不得不会战的境地。2

劳埃德绝非庸碌无为之人。例如，他精彩地阐明了一个事实（1：320），即一切机动只有一个合理目的，那就是在一点集中多于敌人的火力。

吉贝尔伯爵是一位聪慧的法国兵学家，写过多部广为阅读的战术学著作。腓特烈国王对他真心倾慕，1773年时允许他观摩普军演习。据说他曾在1789年写过，大规模战争已经终结，今后再也不会有会战了。（不过，我没能找到出处。）

既然人们认为战争要依靠机动，于是就找起了机动战的原理、法则和方法。为了确定哪些位置易守难攻又方便运送补给，地理学研究展开了。特别有利的位置或要塞被称为国之锁钥。国家按照山川形势划分为若干“区域”，野战军在跨越山川前必须先在附近某处集结。战术与工事的样式法则也进入了战略领域。战斗中必须防备敌军从后方进攻的观念也被用到了战略中，而某些战略形势下恰恰是相反的观念才适用——也就是我军有可能在其他敌军还没来得及靠近并干预之前就击败一路敌军的形势下——而在战术层面，只要枪炮可以开火，从后方进攻总是有效的手段。既然居高临下在战斗中有利，3于是就得出了占据分水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原则。一支军队在作战期间的补给来源地叫作基地，人们努力确定基地与作战行动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离基地越近，补给越容易这条简单的真理被披上了学究气的数学公式的外衣。我方基地用一条线代表，从基地线上某点出发经过我军至敌军的线叫作“作战线”；如果将我军与基地线的两端连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形。这是一条随意的规定，但当有人说一支军队与基地的距离不得超过一支（与基地构成的）三角形顶角不小于60度的军队与基地的距离时，这听起来好像就是一条很重要的道理了。

约翰·戈特弗里德·霍耶（Johann Gottfried Hoyer）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1797年）——顺便说一句，它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历史著作——属于“科学与艺术史丛书”（Geschichte der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被划分在“数学”条目下，这一事实反映了当时的心态。战争艺术被视为数学理论定律的实际应用。

上述思路的最后一支是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Dietrich Heinrich von Bülow），他是后来获封登讷维茨伯爵的比洛将军（General Bülow von Dennewitz）的弟弟。他认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是敌军，而是敌军的仓库，由此得出了机动战略本质的终极结论。“因为仓库是军队的心脏，所以破坏仓库就能消灭集结起来的人群——军队。”他相信，在敌军侧后方进行战略机动能够抵消对方用武器能取得的一切胜利。由于步兵的作用只是开火，火力线决定了一切，因此用不着再考虑身体和心理素质了，“因为娃娃也能射死巨人”。

尽管上述思想看似荒谬，但我们还是必须考虑其中的基本观念，纯粹的机动战略是前一个军事史时期的现实结果。另外，这些倾向于将万事万物体系化的作者们还是创造了几个非常实用、被军事理论家沿用至今的概念，比如“作战线”和“基地”。4这套军事体系连同其提倡者已经失去了灵气，还产生出了萨尔登（Saldern）和陶恩齐恩（Tauentzien）这样的将军，前者在思考步兵一分钟应该走75步还是76步，后者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1793年）下令：“梳辫子的人必须跟在穿燕尾服的人后面。佩剑必须高过臀部。戴假发时必须露出两绺真发。”

据霍耶称，5普军在大革命战争中实现了从3排步兵线列到两排的进步，但在三年战争期间——尽管当时发生了大量战斗——普军连一场真正的会战都没打过。那时的人们很少会想到新时代的浪潮即将来临，这从前面引述的一批著作面世时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就可见一斑，如霍耶的《战争艺术史》是1797年，比洛的《新军制神髓》（Geist des neueren Kriegssystems）是1799年。

普鲁士大王去世仅仅3年后，法国国内就爆发了大型运动，这场运动将逐渐席卷整个欧洲。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军队从王室一边倒向了共和派。革命胜利进而不仅改变了法国军队的品格，战术和战略也依次有了变化，从而将战争艺术史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法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再失败并未彻底动摇军队架构，而且在路易十五时期还取得了吞并洛林的重大对外成就。法国同时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方面要跃升为欧陆霸主；另一方面要与英国争夺美洲和印度的主导权。前者是通过与普鲁士结盟，后者即七年战争，与奥地利结盟。两次行动都失败了。法军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统兵者也不缺少个人层面的勇气和技艺。但七年战争中指挥法军的廷臣将军们没有能力发动战略所需的大决战。我认为可以这样说，研究七年战争西线的历次战役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非常好的铺垫。6这里讲得并非战役暴露了统治阶级和高层人物的暴虐或渎职。尽管他们满脑子贵族思想，但朝廷和将领还是有足够的雅量将监军总管的重任交给了一位资产阶级文官、旅店老板的儿子杜韦尔内。尽管有人控诉他，他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最高层到处都是才智平庸之人，军队指挥也受到权谋私斗的影响。

法军统帅经历的连番失败侵蚀了士气的脊梁——军纪。事实上，法军从来没有达到普军意义和方法上的军纪。普军那种严苛精准，日复一日，奉行不断的操练在法国是闻所未闻。法军军纪向来只能维持表面秩序，带领部队投入战斗而已。现在军队打完七年战争回国了，光荣没有多少，只有大量尖刻的嘲笑和自嘲，军队中已经剩不下多少权威了。战争大臣圣热尔曼大力重建军纪，仿效普鲁士，用没开刃的刀抽打的惩罚方式代替关禁闭。但军官和士兵都表示反对。尽管士兵主要招募自社会中的坏分子，但他们也不愿意遭受鞭打；军官则不愿意使用自己不赞同的手段。因为当时法国文学中散发出的人文精神也影响到了法国贵族，不仅士兵军纪废弛，军官中也是如此。重建严格军纪必须要自上而下地贯彻，必须像普鲁士那样对士兵和军官一视同仁。这靠战争大臣下令和援引普鲁士军队的光辉范例可是做不到的。

1758年，圣热尔曼写信给监军总管杜韦尔内：“服从是团结人民、建立社会和谐的纽带；没有服从，则万事失序，混乱与灾难接踵而至。”但正如纪律会产生威势，威势也是建立纪律的一个因素。波旁王室已经失去了威势，而随着圣热尔曼强化纪律的努力归于失败，弊病反而更强，激发和强化了反抗的精神。尽管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确实约束了封建贵族固有的桀骜不驯，却并未完全消除之。随着王权衰弱并遭到质疑，反抗精神焕发新生，与民主精神携手共进，甚至将军官都拉到了反抗运动一边。于是，王室在1789年没有可用于镇压群众运动的兵力，公权力随之落入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之手，后者为国家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

根据新宪法，军队维持原有的募兵制。国民议会几乎一致认为义务兵役制是暴政并加以否决。由于宪法基于分权原则，所以军队依然由行政机关掌握，也就是由国王掌握。此举是理论的要求，但理论往往不符合实际。有人说国王担任军队首长对新生的自由极其危险，因此他的行政权被多方限制。他只能任命一部分军官，其余军官由一套复杂的年资加选举的制度产生。除了不得超过1800人的禁卫军以外，国王不得在国民议会会场方圆37英里（约60千米）以内驻军。外国人团要解散。常备军以外要设立另一支武装力量，即名为“国民卫队”的民兵组织。国民卫队不受国王调遣，而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长控制。国民卫队的兵力极为庞大，因为所有成年选民名义上都属于这支部队。

但由于舆论反弹，国王无疑会再次掌权，假如没有外战掺和国内运动的话。

尽管有种种政治与民族分野，但针对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欧洲依然算得上一个团结的整体，甚至在法国国境之外也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响。说各国国王联合起来扼杀新生的自由法国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确实企图通过威胁施加压力，保护群聚于边境的流亡者，而且对阿尔萨斯境内德意志领主尚存的封建权利没有报以同情。这一切都被法国民主派拿来作为向弗朗茨皇帝宣战的理由，他们指望着宣战不仅能振奋国民精神，还能实现法国吞并比利时的长久野心。但奥地利得到了普鲁士的帮助，后者放弃了腓特烈的政策，与奥地利联手对抗法国的社会动乱，以为这样能开辟通往权力与征服的新路。

革命让法国军队陷入了无力行动的涣散状态。随着革命的发展，运动初期支持反抗的军官团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部分军官无法适应新观念和新状况，也抛下部队出国了。

法军入侵了几乎不设防的比利时，但刚看到敌人就溃散了，他们以为遭到背叛，还杀死了军官。在奥军和普军抵达前，法国有3个多月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征召的国民卫队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正规军，但这些民兵营大多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法军还是顶住了。不伦瑞克公爵统领的普军加上辅助部队有8.2万人；奥地利刚刚结束了一场与土耳其的战争，在比利时的兵力还很薄弱，只有4万人左右。但普奥两国入侵的预期是大批法国民众忠于王室，会将德意志部队当作解放者欢迎。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幻想。普军夺取隆维（Longwy）和凡尔登（Verdun）后，法军统帅迪穆里埃在阿尔贡地区（Argonne）后面布置防御阵地，甚至被普军团团包围也坚守不退。迪穆里埃有6万人，普军第一天有3万人，第二天有4.6万人，余部用来防备身后尚未夺取的法军要塞[色当（Sedan）、蒂永维尔（Diedenhofen）和梅斯（Metz）]。普军的问题是要不要在背对敌境的情况下冒险打会战，一旦战败就会被歼灭。而且即便打赢了，考虑民众的敌对心理，普军也不可能向巴黎推进。当然，法军没有进攻的能力，但他们人数更多，还有大批火炮。迪穆里埃明察局势，表现出了值得高度赞扬的果断，决定严守不动。双方进行了一轮死伤合计不超过200人的火炮对射后（1792年9月20日），普军决定放弃进攻，终于决定班师。

换作腓特烈，他会在瓦尔米（Valmy）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想到他在科林、洛伊滕、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和托尔高的大胆进攻，那么或许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想到他总是告诫不要深入敌境太远——他称之为“尖端”——而从波希米亚推进到布德韦斯对他来说已经算是“尖端”，再加上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威胁维也纳，那么回答时可能就会有所犹疑，不会将普军退兵的决策归因于并无事实依据可言的主观将道。

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问：这一决策，或者说犹豫不决的基础真的是扭曲的理论，也就是不流血战争的观念吗？这种观念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但不能视为决定性因素。关键点是普军意识到反抗的强度远远超出了预期；本来指望法国人民支持，结果泡了汤，而且入侵军队的兵力不足以实施进军巴黎这样的宏大行动，就连腓特烈也会是同样的看法。

入侵失败了。法国打退入侵靠的不是革命的资源，不是征召民兵，而主要是旧王军的残余，特别是他们的物质资源——要塞和火炮。尽管旧王军因为革命而陷入混乱，实力削弱，而少数志愿兵和辅助兵编成的营只是杯水车薪，但普奥联军的攻势也远远弱于当年欧根与马尔伯勒合起来的力量。因此，1792年战役的战略结局是双方实力的自然结果，不应批判苛责或发个人感慨。

2　革命军

直到入侵已经被击退，法国才逐渐形成基于新政治理念和新状况的新军事体系。

首先，之前已经有志愿兵营加强传统的佣兵军队。他们在击退侵略军的战斗中表现不佳。但普军撤退后，杜穆里埃在比利时转向奥军时已经接收了大批志愿兵援军，以至于他在蒙斯附近的热马普（Jemappes）能够以3倍优势兵力和大量火炮攻打不到1.4万名的奥军士兵（1792年11月6日）。但法军顶着火力推进时非常凌乱，一开始还被奥军击退，但他们的兵力优势太大，奥军无力利用战果。奥军最后撤出战场，不得不将整个比利时都丢给了法国。1

反击在4个月后到来了。1793年3月18日，法军在内尔温登被奥军击败，退回了边界。但与此同时，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早于2月24日决定将志愿招兵改为强制征兵，首批征召30万人。兵员由各地自选或抽签决定。因此，这部法律很接近义务兵役制，但遭到大部分法国人民的反对并遭到否决。国王被处死时，旺代（Vendée）风平浪静。但现在农家子弟要为反宗教的共和国打仗，于是整个乡村都起来举事了，外省大城里昂、马赛、波尔多闻风而动，83省中有60个随之而起。只有巴黎所在的塞讷河盆地和战区对国民公会保持忠诚。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皮埃蒙特、西班牙军队自外犯境的同时，一场残酷到骇人听闻的内战席卷了法国腹地。尽管如此，因为对手内部不和，共和国顶住了外敌；由于1791年和1792年由志愿兵组成的民主化军队依然效忠，共和国打赢了内战。春季四处招兵之后，法国在夏季顺利推行了理论上的普遍兵役制（levée en masse）（1793年8月23日）。全体18岁至25岁的未婚适役男子均应征入伍，不得找人代替。于是，据欧马勒公爵估计，法军战斗员数目在1794年1月1日增长到了——当然，肯定没有传闻中说的百万大军——77万人，其中约有50万部队对付外敌。2

这让法军具有了远超旧列强佣兵军队的兵力优势。法军在1793年9月8日的翁斯科特会战（Handschoten）和1793年10月16日的瓦蒂尼会战（Wattignies）都占据数量优势，分别是5万对1.5万和4.5万对1.8万。但他们没能赢得真正的优势，因为实施恐怖政策的政府无力维持人群秩序。9000名旧军官中有三分之二（约6000人）离开了军队；只有3名将军——屈斯蒂纳（Custine）、博阿尔内（Beauharnais）和比龙（Biron）——留了下来，而且都上了断头台。因此，法军必须自下而上地形成一支新军官队伍。国民公会长期对旧王军满怀疑窦，所以不愿意放弃独立的志愿兵营，为建立新军官团平添了困难。曾拿下美因茨的屈斯蒂纳将军按照当时的惯例威胁要枪毙逃兵、哗变者和煽动者时遭到了战争部长布绍特（Bouchotte）的批评，因为自由人下令的效果不能用恐惧来保障，而要通过同胞兄弟之间的信任来达成。屈斯蒂纳答道，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共和主义者，不会把一个傻瓜奉为神灵，哪怕那个人是部长。于是，屈斯蒂纳就上了断头台。不过，曾任上尉并于1793年8月被公共安全委员会征辟为战争部长的卡诺（Carnot）议员整合了旧式线列步兵团与志愿兵营，重建了一支堪用的军官团，而且成功对无序、浪费、贪污行为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完全无用的兵员再次被遣散。在开战后的第三年（1794年），战争本身让法国形成了一套新的军事体系。在其过渡时期种种对立的特征和现象同时存在。埃利将军（General Elie）曾说，新编营上战场时高喊着“共和国万岁”“山岳派万岁”“必胜”，但子弹刚飞过来，口号就成了“我们输啦”，敌军进攻时又成了“自己逃命吧”。掌管战争部后，卡诺不得不将2.3万名军官解职，因为留在军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奔着当官去的，不想当兵。但另一方面，革命军在少数指挥得力的情况下打得很好，甚至在1793年也一样，土伦围城战就是一个例子，围城军司令是良将迪戈米耶将军（General Dugommier），国民公会派来的政委是愤世嫉俗但勇猛积极的巴拉斯（Barras），炮兵主官是波拿巴少尉。3旺代内战的情况非常类似，举事的农民军和共和国的国民卫队都一样。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General von Boguslawski）写过一本很好的相关著作（柏林，1894年），书中全面可靠地介绍了征召民兵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事是做不到的。

随着战争的拉长，法军的弱点逐渐被克服，稳定的编制重新出现，但这些单位还是反映了革命的精神。

1796年，时任中尉，后升任将军的萨克森军人蒂尔曼（Thie-lmann）就从大革命战争前线写信给国内说道：“正在与我们交战的大国很快就会为我们规定战争的法则，掌握和平的进程了。我们对这个国家唯有钦佩而已。我昨天俘虏了一名骠骑兵军官，他举止高贵，我们中间恐怕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41808年，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道：“德意志士兵比法国士兵更信宗教，但法国人更守道德，因为荣誉原则对法国人的影响要比对德意志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新军的民主化还带来了一项特殊的优势，那就是军官的要求降低了。辎重队的规模得以大幅缩减，因为军官现在只允许携带必要的行李。毫无疑问，文献中对下至中尉的旧军官带上战场的细软有所夸大，但当官兵差距缩小时，军官在明面上的奢侈品自然不能比士兵高出太多。一名普鲁士中尉配一匹坐骑和一匹驮马，5上尉有3匹到5匹驮马，而且部队后面跟着一大堆超编车辆是常有的事。当然，普鲁士有人说法国军官用不着那么多器物，因为法国军官的社会阶层其实与士官无异，而普鲁士军官可是贵族，如果与普通士兵等量齐观，他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和折杀，跌份。6

不仅是军官，法国士兵在保卫祖国时也必须忍受传统佣兵不可能忍受的匮乏之苦。军队取消了帐篷，士兵露宿野外，而每个普鲁士步兵团后面都会跟着至少60匹运帐篷的驮马。7

新军制也带来了新战术。

尽管有些许差别，但18世纪军队基本都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一面是遵循传统骑士荣誉和忠诚观念的军官，一面是大体上麻木不仁的士卒。军纪将他们铸造成紧密的战术单元，组织越紧密，声望就越高。最理想的类型是3排齐射线列。共和国新军不再是为主子效力的佣兵，而是充盈着一种特殊的观念，一种崇尚自由、平等、保卫祖国的新世界观。这些思想丝毫没有因起初的志愿从军被法定兵役取代一事而失去力量，反而产生了一种根本上不同于旧式雇佣兵，并能练成卓越精兵的可造之材。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记住甚至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团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族精神。当然，这种精神还没有军事上的威力，事实上在大革命期间甚至导致了军纪糜烂和旧军队瓦解，但它接下来导向了新的共和精神，推动了转折的进程。新战术也是如此。8

一开始，共和国新军自然试图采用传统的阵形，但达不到要求。他们缺少线列推进和齐射开火所需的纪律和操练。既然士兵不可能排成线列行动，于是就编成了大纵深的纵队，纵队前方和两侧有挑选出来的枪法好的人提供火力，甚至会有整个的散兵单位。

这不是一种全新的战法。不仅克罗地亚兵和潘都尔兵在与腓特烈大帝交战时惯用散兵战法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普鲁士也出于同样目的组建了独立营。法军早在奥地利继承战争中就已经将独立的轻步兵连加入了线列步兵团。但这些单位的主要用途不是在战斗中支援线列步兵，而是执行不太适合正规步兵的次要作战任务——侦察、巡逻、劫掠。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民兵击败了英国正规军，这方面他们的经验要更进一步。美军在火绳枪兵以外组建了专门的轻步兵营，燧发枪营，而且每个连都有一定士兵装备来复枪。发明于15世纪的有膛线的枪（Büchse）优点是精度高，滑膛枪的好处则是装填快；两者的区别类似于弓和弩的区别（第3卷）。但许多理论家认为装填速度更重要，因为认真瞄准在激烈的战斗中本来就不是常事，而且随便打出的几发滑膛枪弹的威力也要比用心瞄准的一发来复枪弹更大，尤其是前者采用密集阵形的情况下。

法国革命军的散兵后面是作为后备力量和决胜冲锋力量的纵队。散兵战法有先驱者，大革命战争中的纵队战术也一样。但前者诞生于实践，后者则起源于理论。为了增强火力，步兵战术的发展历程导致阵形不断变浅。但浅线列不仅是为了射击，也是为了最后的冲锋。由于行进间开火难度大，所以普军有时甚至有不开火直接冲锋的计划。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放弃了。但有理论家指出深纵队的冲锋威力不可与浅线列同日而语，尤其是法国人福拉尔。纵队必然会突入线列并将其击溃。甚至有人主张重新为纵队配备长矛，取代装有刺刀的枪。沙恩霍斯特的长官兼导师利珀伯爵（Count Lippe）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年轻时也表示赞同（1784年）。91778年的一次由当时最有才干的法军将领之一，布罗伊公爵指挥的法军演习也是先火力准备、后纵队冲锋的做法，预示了新的战法。10事实上，早在七年战争中的贝尔根会战（battle of Bergen）（1759年4月13日）中，布罗伊手下的步兵就已经这样做过了。在七年战争到法国大革命战争之间的一整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一场围绕线列与纵队优劣的论战。尽管线列一方总体上占据上风，但1791年的法军操练条令——当时已经是大革命期间了，但革命精神尚未触及条令——除线列以外还给出了几种纵队阵法，包括在中军后面布置一个营的纵队。条令本身没有从中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条令完全是按照线列战术的精神起草的。纵队似乎只是流于表面，并未有机地融入步兵战法。11但革命军在实践中抛弃了自己不赞同的长线列。革命军采用了虽不严整却仍然实用的纵队阵形，手段是加入了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大力加强的散兵。纵队不仅有冲锋威力大的优势，而且行动灵活性远胜于长线列，能够轻松找到敌人看不见、敌炮打不到的掩护物。

我们可能会说，新战法的特点是融合了原有的线列步兵战术和轻步兵战术，并从理论中吸纳了纵队。但这就引出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即新战法是有意识的创新。与国家制度不同，战法在文献中全无有意识创新的迹象，而只有对传统作战样式的去粗取精。于是，一种全新的战法形成了，而其中每一个元素都能找到相关联的既有传统。12

甚至在军纪恢复，紧密阵形重新出现时，法军也没有出现新的编制体系。拿破仑没有发布新的操练条令；法军才真正按照1791年条令那样来训练，这些条令一直延续到1831年。因此，大革命在战术领域不仅与传统直接相关，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寻回了某些失落的传统。军纪尤其是如此。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升到顶层的法国将军（莫罗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在革命前就已经参军了，大部分与拿破仑一样是青年中尉。即使在革命的迷乱漩涡中，操练源于军纪、军纪决定战斗力的观念也保留了下来。新晋将军们刚刚重新控制住军队，便大力严格执行了这一思路。1797年和约缔结后，波拿巴马上下令研究条令，并规定早晨进行单兵操练，傍晚营操，每周例行团操。他在视察过程中不仅热情极高，而且“像营务长一样一丝不苟”。13当上军长后，他不许新兵直接入团，必须要身心两方面都适于军队之后才可以。14

拿破仑有一道关于黑人士兵入伍的命令，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证明了法国新军中新与旧、军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融合。他当时身处埃及，与本国断了联系，兵士日渐稀少，于是他给德塞将军（General Desaix）写了一封信（1799年6月22日）：“将军公民，我希望购买2000名或3000名16岁以上的黑人，每营插入约100人。”

只要散兵还仅仅是辅助，那么散兵跑得太远、导致统帅手中没有足够兵力发起突击的危险就永远存在。因此，军队重建秩序后就着手限制散兵作战。散兵、线列、纵队并行不悖，根据需要交替运用。因此，与某些人的设想不同，新旧战术的根本差异在外人眼中并非显而易见，当时的人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眼前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法国人自己。我们从一批文献中都会发现，人们很少投入脑力去系统性地发展新阵法。散兵战法当然要求训练枪法，但枪法训练在现实中的比例很小，以至于到了1800年翻越大圣伯纳山口（Great St.Bernhard Pass）前几日，波拿巴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Berthier）还不得不下令：“自明日起，全体士兵都要进行几轮实弹射击，要学习掌握正确的持枪瞄准方法，还要掌握装填方法。”同年（1800年），前面提到过的霍耶的绝妙著作《战争艺术史》在德意志问世。作者问道：“（179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果真对战争艺术有所促进吗？”回答是：“我们不可能给出不加限定的肯定答复。”（2：891）作者接着列举了几条：用炮增多；山地战中适当的散兵运用；侦察气球的使用。“因此可以说，与任何一场战争一样，这场战争发展了战争艺术，但绝没有让战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有一段话谈到了旺代战争中的散兵。他认为纵队只是乌合之众，这一观点表面上看确实是正确的。他认为（第1017页）：“这场战争中的野战工事比过去任何一场战争出现得都要频繁。”他在另一段（第1卷前言）中提到了火枪的进步、火药的强化、之前就有的早期光学信号机。最后（第886页），他还认为革命军中打胜仗的将军是那些知道（旧法军将领早已发现并录入战争部档案中的）边境要地、会看地图、会利用地图的人。

纵观这一段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大革命时代的军事史意义根本不在于火枪和火药的改进；这些进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腓特烈与拿破仑打仗用的是同一种枪。此外，气球观测在当时取得的成就最多可以用“有点意思”来形容。没有人认为大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是野战工事，或者将革命军将领的胜利归功于他们懂得如何从地图中发现以前的将军们找到的要地。在我们看来，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新的军队组织形式，它首先带来了一套新战术，进而诞生了新战略。受过专业训练的明智之士霍耶只在山地战和旺代战争中发现了新战术，对新战略则是一无所知。

随着全面战争的临近，法国想请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担任全国总司令，此人后来领导过反法同盟军并于1806年在奥尔施塔特（Auerstädt）被击败。腓特烈曾极为看重这位勇猛的公爵，以至于他被誉为当世第一名将。正如哥特人将王冠献给敌军统帅贝利撒留的幼稚计划证明哥特武士毫无政治观念，15法国人的想法也证明他们丝毫不知本国的革命即将带来一个全新的军事纪元。

新战法的伤亡比线列战术小得多，后者的密集阵形或会招来葡萄弹，后者在齐射中两败俱伤。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1802年，沙恩霍斯特在给一本法国书的书评里提出，16大革命战争中少有高级将领阵亡。七年战争中的普军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在战争的前几年，这支规模非常小的军队就失去了全部两名元帅——什未林和基斯——以及温特费尔德等几位名气最大、资历最老的将军。另外，七年战争中一场会战（例如布拉格会战、曹恩道夫会战、库诺斯道夫会战、托尔高会战）的阵亡人数就比大革命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包括4到10场会战）还要多，甚至包括波拿巴的意大利战役。

据我回忆，甚至在1813年，普军也只有沙恩霍斯特一名将军阵亡。但拿破仑战争中总体的伤亡数量是再次大大提升了。17

旧列强只把法国的新战法当作退化，而且是有意识地排斥。1796年10月——当时波拿巴已经打赢了意大利战役，但茹尔当（Jourdan）和莫罗被迫撤出德意志——奥军次帅兼军需总监马克（Mack）起草了一份历数旧战法优点的备忘录。他说奥军在地势不平、无法以密集正面进攻的弗兰德斯同样惯于“散兵进攻”。另外，只要步兵在前进过程中因战况激烈而保持不住原本的阵形，他们用不着下令就会自动变成散兵。作者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它会削弱进攻造成的压力，会抵消出其不意的初始优势，而且一旦敌军骑兵现身，沉醉在胜利中的散乱队伍必败无疑。马克接着又说：

一支训练有素且坚定的正规步兵，如果以密集的正面、精准的步伐勇敢地前进，再加上火炮掩护，那么散兵是挡不住它的。因此，步兵绝不能因为零散或分段射击而拖慢脚步，一定要尽可能快地直接向敌人发起冲锋，而且要一直尽可能保持队形。这种战法是避免流血的正道；开枪也好，散兵也好，都只会徒增伤亡而不能决定胜负。

普鲁士自然也是类似的想法。有一份大概写于1800年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56年发表于冯·弗兰泽基将军（General von Fransecky）写的一本关于格奈森瑙的著作中（《军事周刊》附录第63页），内容如下：

散兵是一切战法中最自然的一种。换句话说，它最贴近人活下去的本能。不能像某些人试图证明的那样推出，散兵是目标最明确的一种战法。战争本身当然不是人的本性；贴近本性就是远离战争，战争艺术的目标绝不是贴近本性。有一句话讲得再贴切不过：“坦诚地说，散兵身上有我们所有人体内潜藏的天生痞子气，必须努力压抑住。”我们身边有很多嘈杂的反对声。有人向我们高喊，法国军队的巨大成就！法国散兵作风大胆；意大利战斗中的密集纵队进攻！这一切难道不是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吗？我们要冷静地回答：我们不会这样做。不管我们多么尊重经验，但类似的一般性实例还是太少，不足以动摇我们健康的判断力。但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习惯了总被保护的人，当他失去保护，直面危险时会害怕。不过，为了回应这些声浪，我们还是应该试着澄清其中的混淆。对于那些向我们高呼法军战功的人，我们要提醒他们的是：法国散兵在1793年打了进去，又在1794年退了出来，1799年打进去，1800年退出来，他们当初怎么打进施瓦本的，后来就是怎么撤出施瓦本的。这些事本来不值一提，但看见那些不再考虑或者不愿意考虑这些事实的人，我还是要提一提。我们对法国散兵的勇猛有如下评论，如果那是真勇猛的话。每一种危险都对应着一种勇敢。令荷兰人无法理解的是，怎么会有人把性命托付给未驯的野马，却能在风暴肆虐的大洋上镇定自若。习惯了站在队列中的人当然不会像法国散兵那样在要塞炮火下匍匐前进；他会特别害怕被俘，害怕被骑兵击杀踩踏。反过来看，一名失去了惯常的栅栏、战壕、单兵掩体等屏护的散兵脑子里也只会想到逃跑和寻找掩体。

这两种不勇敢源于各自对某种危险的陌生，本身还不足以证明前述观点，即散兵作战会从整体上削弱勇气，或者削弱无畏的精神。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们要给出下列内容。如果说散兵变得越来越勇敢了，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危险没有以前自己认为的那样大，而且他每天都会变得更机诈，更有手段。因此，他并不是更无畏了，而只是学会了如何娴熟地对抗危险。而在散兵不能对抗危险，只能无畏地直面危险时，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天生的痞子气滋长得是多么大。

最后，对于法军在意大利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险境，在无掩护的情况下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完全不符合上述结论的看法，我的回复如下：首先，我们对当时的危险程度所知甚少，无法知晓法国人当时表现出了多大的无畏勇气，又要击败怎样的敌人。对这些战斗的描述都是夸大多而细节少。一般来说，一支部队在战斗中的勇敢程度要用伤亡数目来评价，而根据众所周知的数据，法国大革命战争在这方面与七年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其次，这里讲的不是冲锋过程中激发出来的那种蛮勇，那是法国人的天性，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激动；相反，这里讲的是冷静地蔑视致命危险，能在连续战斗的过程中阵形不乱，岿然不动，就像罗克鲁瓦会战中的西班牙旧军和莫尔维茨会战中秉承利奥波德精神的普鲁士军队一样。因此，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

散兵习惯了自己的战法，于是失去了肉搏战所需的勇气。由此可见，线列步兵如果不想失去自身用处的话，那就绝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战。

主张引入散兵的人宣称，破碎地形上只能采用散兵作战。此说的依据大错特错。

当营长领着一个没有散兵经验的营穿过树林，哪怕树林极其浓密也要保持队形，向敌人进军时，士兵不可能整排整列地走，而一定要散开队形，每个人自己往前走，这是完全清楚的。那么，这就是散兵吗？绝对不是！营长这时是要展开散兵进攻吗？更不是了！密集阵形进攻的本质在这里丧失了吗？恰恰相反！营长的打算是接近并击溃敌军，与所有进攻一样。在一马平川的地形上进攻炮兵的步兵营不会真的一直保持队形，但此举仍然符合密集进攻的精神。

如果线列步兵绝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战的话，那么平时就无须教授散兵战法；实话说是绝不能教授，因为到了战时，在那些临时用一下似乎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也绝不能用散兵战术。

当几十万名法国散兵从本国腹地涌出时，他们会扫荡我们的传统原则，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人或许会被这种情况吓倒，头脑有一点糊涂，但真正的男人必须回归理智。

屡次失败后，旧列强也更明白了，接纳了法国的新战法。当然，甚至这些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新方向的萌芽，那就是为连配属轻步兵和装备来复枪的精确射手。这一过程随着条令的革新而自然推进，奥地利率先于1806年修改条令，之后是普鲁士（1809年和1812年）。假如碰巧只有法国和普鲁士操典保存了下来，有人就会以为有文献证明散兵战术是普鲁士人在1812年发明的。如果又有人发现腓特烈大帝早在1770年的《营战要术》（Eléments de castramétrie et de tactique）中就规定第一排线列步兵前面要布置一个独立散兵营，而且他在死前不久下令组建轻步兵营，那我们就更容易信服了。事实上，这些独立营的用意不是杀伤敌人，而只是吸引火力。我们也已经知道，轻步兵并非新式正规步兵，只是辅助兵种罢了。革新战术必先革新国家，偶然流传下来的个别记载只有在客观上符合整体发展进程时才能被证实和确认，这种分析方法在战争艺术史领域尤为重要。学者们从李维的记载（8：8）中得出罗马人很早就懂得如何以小型战术单元进退交战的结论，看到偶然保存至今的查理曼晚年敕令就以为不得不得出那时就有封建制度的结论，这岂不是误入歧途！相反的类似情况也有。古代战术最深远的变革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从人多势大的方阵转向梯队阵形。但是，与西庇阿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却很少谈到，正如与波拿巴同时代的霍耶不讲线列战术转向散兵战术一样，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两位作者都身居高位且受过专业训练。关于封建制度的起源，我们甚至没有一份基于一手史料的记述。3世纪罗马帝国时期军团的衰落也是类似情况。这些变化尽管惊天动地，但仍然有一个过渡的过程，躲过了时人的眼睛。非专业作者（比如李维）只言片语中留下来的错误认识偶尔会让学者曲解实情，这种遗毒只有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

本书一开头就讲过，一切军事艺术都在两端，或者说两种基本力之间游走：一是个体的勇气和武艺；二是战术单元的坚定团结。全靠个人武功的骑士代表一个极端，腓特烈大帝手下的齐射步兵营代表另一个极端，后者中个体成了被塞进机器的齿轮，就连狂躁之人也能融入进去，发挥作用。就此而论，有章法的散兵可以说兼具战术单元与个人斗志的两方面优势。因此，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有愿意参战的当兵材料。自愿应募的旧式佣兵有参战意愿，但这种军队必然规模小。规模一大，素质就差。保卫祖国的新观念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兵力，而且大大提升了群众的参战意愿，以至于可以从中发展出新的战术。

在炮兵领域，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早在法国旧王政时期就显著改进了造炮工艺。人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哪些部位可以少用铜铁，减重而不损害强度。直到那时，重炮还会在战斗开始前移入预定位置，通常不会转移阵地。因此，让民夫运输重炮还是可行的。但先锋部队带的是专人拉动的轻型营炮。现在，格里博瓦尔大幅减轻了野战炮的重量，士兵自己就能用为此配发的皮带拉炮。大革命为法军带来了普军样式的骑乘炮兵。拿破仑刚刚掌握指挥权就把炮兵辎重人员纳入军事化管理。之前的农家子弟在进入敌军火力范围时太容易自己骑马跑掉了。现在，运炮的人员和马匹都经过了系统训练，火炮可以按需跟随步兵上战场，于是由专人拉动的野战轻炮就被废弃了。如果说机动性的大幅强化确实大大提升了炮兵重要性的话，可与骑兵一样，炮兵的重要性还是相对下降了，因为只有步兵能沾到军队规模扩大的光。腓特烈大帝晚年的千人火炮占有量达到了7门，到大革命战争时期落到了两门乃至一门，德意志帝国时期逐渐回升。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Wagram）中的步炮比例是千人两门炮多一点（395门比18万人），1812年约为千人3门炮。18但是，机动性的提升让一种新的火炮部署原则成为可能。炮兵火力被集中于一点，为步兵突破做准备。奇袭时的成功率还要更高。这一观念同样甚至早在大革命前的法军中就有教授。19

旧军最大的常备编制是团，每场会战都要专门下令规定哪位将军负责哪个梯队或梯队一部。散兵作战的预计作战时间更长，而且常常需要多兵种协同配合，因此设立常备编制是有益的。于是，法军先后设立了师和军。这看起来是纯粹的外部安排，其实却反映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会战指挥精神。腓特烈打的会战是最高统帅亲自下令，全力发起冲击，务求速战速决，也必然会速战速决。现在，一场会战分成了多个甚或许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由师长乃至军长负责，按照个人判断运用不同的兵种——散兵、密集步兵、轻便炮兵。只有最高统帅随着会战发展，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总攻决定才能决出胜负。

梯队阵形尽管没有被放弃，但重要性还是降低了。保留和运用预备队对会战进程的重要性则与日俱增。交战胜负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前线打响后从后方增强火力、投入或保留兵力。圣西尔元帅写道：“打赢会战只在于关键时刻强化前线兵力。”

如果不过分细究个别表达的意思的话，腓特烈的会战与拿破仑的会战的区别可概述如下：20

统帅将会战分成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交给部将负责，这样就将自己从具体布置行军中解放了出来。约米尼（Jomini）说，拿破仑会在地图用圆规规定各军的行军目标，张开的半径是7个至8个小时的直线行军距离。1805年，法军从布伦走到多瑙河畔的直线距离是465英里（约748千米），平均每天12英里（约19千米）。

与散兵一样，这种新的作战类型也为法军带来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旧军依赖仓库提供的补给是有定数的。大军永远要携带18日份的口粮；士兵本人要携带3日份的面包，每个连配备的面包车装有6日份的面包，军需长掌管的辎重运输系统下的面粉车装有9日份的面粉。21不这样安排的话，严格的军纪便无以为继。在18世纪，这种军队的个人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也愈发强调军务管理机关要确保将士兵照顾好。维持军纪的直接需求与国家的整体组织形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战争是官府的事，与臣民无关；如果本地没有战事的话，臣民用不着关注战争。士兵有严令在行军和驻扎期间都不得骚扰乡间百姓。法军不太在乎安民。在法军看来，战争是全民的事，全民都在流血，因此战争期间可以从民间索取一切所需。只要仓库供给不上，士兵就会从当地居民强夺物资，不管在什么地方。这种征收很容易变成抢劫，会打散编制，而且会在军中蔓延，鼓励聚众剽掠。假如腓特烈大帝允许这样做，他肯定会担心士兵纷纷逃亡，大军作鸟兽散。他只有几次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允许士兵就食于寄宿的人家。法国革命军初期也深受逃兵之苦，但那与口粮无关，而且当时也完全没有遏制逃亡的纪律监察手段。靠不住的人渐渐离开，军队还留下了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继续服役是出于个人意愿；当然了，他们的不守军纪也让人想起了三十年战争中的佣兵团。

1796年，拉阿尔普将军（General Laharpe）向上级波拿巴报告说，他的部下比当年的汪达尔人还要恶劣；一天之内有两名旅长辞职；波拿巴亲自致书督政府，称耻于统领这样一群形同窃贼的暴民。当然，人们以为法军会给各民族带去自由，法军是在民众的欢呼雀跃中开进米兰的，但米兰人对法军暴行失望至极，8天后便揭竿而起；但起义被燧发枪压制下去了。莫罗于1796年7月17日从德意志发回的报告与波拿巴从意大利发回的报告别无二致：“我在尽最大努力遏制劫掠，但部队已经两个月没拿到军饷了，而且我们走得太快，辎重队跟不上；农民跑了，士兵就把空房子扫荡一空。”7月23日，茹尔当也发出了类似的报告：“士兵蹂躏乡间，无以复加；我领导这样一支行迹败坏的军队都要脸红。军官表示反对就会受到威胁，而且真有开枪打军官的事。”尽管如此，将军们还是逐渐整顿了军纪。此举不仅是出于人道，也对军事行动有利。茹尔当在上述报告中已经指出，走投无路的当地人正在拿起武器，用不了多久，交通线就非得有兵力保护才能通行了。打了胜仗以后就四处征收抢劫的士兵现在遭到了攻击。随着秩序的恢复，法军捡起了旧战术和后勤体系中合理的成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纵容士兵抢掠。然而，尽管法军规模远胜以往，但辎重队却一直小得多。考虑军官行李少了，帐篷也取消了，那么吕斯托估算1806年法军步兵的辎重队只有普军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许是正确的。22

腓特烈曾给基斯元帅写过一封信（1757年8月11日），内容是他正等着一批辎重到位：“它寄托着国家最后的希望。”拿破仑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就我所知，当时的文献中不曾提到由于18世纪下半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扩大，所以为大军提供口粮的任务比以前容易了。马铃薯在七年战争中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20年后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被戏称为“马铃薯战争”。在1813年秋季战役中，马铃薯无疑极为重要。23

不管拿破仑整顿军队秩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后勤制度的旧伤疤还是时不时被揭开，只要有一点问题出现，兵士四散和缺乏纪律的弊病就会马上重现。24

拿破仑既完善了革命，同时也终结了革命。他行使大权不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人民的选择。在一次大选中，法国人民几乎全票选举他为执政，后来又将他推上皇位。尽管君主制复辟，但军队保留了共和国时期新养成的重要品格。官兵分野不再具有阶层性质，而在于教育程度与能力资质的高低。而且哪怕是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确有能力者也能做到上尉，优异者甚至可以升到最高级军衔，这进一步在官兵之间建立了桥梁。有一句话说得好，每名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节杖。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拿破仑手下伟大的元帅们都是从底层人民拔擢上来的；事实上，大多数元帅与波拿巴本人一样在革命前就是职业军人了。他们的出色战绩有不小的一部分原因是大革命扫清了一切传统束缚，让他们在兼具年轻人的强健体魄和雄心壮志的年纪走上了领导岗位，从而立下不世之功。拿破仑本人接过意大利远征军统帅权时年仅27岁，他手下的元帅当上元帅时大多只比27岁大一点，甚至还不到27岁。

全体20岁至25岁（分为5个年龄段）青年男子均应服兵役的义务在1798年得到了重申，但1800年又开放代役，对普遍兵役加以限定。甚至早在1800年之前，普遍兵役制也不曾实际贯彻，因为有大批青年男子逃避兵役，或者即便入了伍也会跑回家。对此，管理制度的力度和完善程度还不足以遏制，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允许过代役，但后来又废止了。1798年和1800年的法律建立的允许代役的征兵制本质上是一套弹性很大的制度，实际管得很松。尽管每年每个年龄段的适役男子至少有19万人，但拿破仑在1801年至1804年间每年实际只征召3万人服现役，外加3万名每年集训15日，每月择一周日操练的预备役人员。士兵年满25岁退伍。

自1806年起，兵员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战事连绵不断，25岁退伍的规定无疑已经不再遵行。1812年至1814年间的实际（而非额定）征兵力度没有留下相关的正面史料和确切数字。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甚至早在1805年之前，当时非常温和的征兵措施就遭到了强力抵制，必须要强制执行。不应征报到者被叫作“顽民”，地方上有专门的宪兵队负责追捕扭送到团里，不然会把士兵安排到顽民父母亲属家里住宿，要么由社区整体担责任。25

因此，现实情况与大革命理想化的普遍兵役原则有很大差别。我们可能会说这种征兵只不过是恢复了旧制度：反复连续应征的专业代役人组成了一支职业佣兵队伍，当然还要加上历代路易国王拉来的壮丁。要是与普鲁士军队比较的话还要更贴切，各区征上来的兵员占到全军半数，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尽管是以碎片化的形式，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很多精神还是延续到了拿破仑的军队中，不仅是军官团精神风貌和官兵关系为之一新，军队主体本身的性质和精神也起了变化。他们根子上就不是雇佣兵，而是法兰西祖国的儿子和卫士，甚至在他们不情愿地履行职责时也是一样。矛盾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族精神甚至在旧法国军队中就存在了。但征兵人数增加得太多了，我们可以乃至必须将新旧对照视为一项根本区别。

根据军区征兵条例，我们大可以说普鲁士征兵与法国同样严格，甚至更加严格，但法国征上来的兵与普鲁士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法国人口是普鲁士的五倍，而且普鲁士军区下的国民尽管对国王和国家忠心耿耿，却必然缺少祖国观念的独特加持，因为普鲁士只是一个偶然形成的王朝国家，并非民族国家。最后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本国人占到了普鲁士军队的半数乃至更多，但他们仍然只是短期服役，招募来的外国人才会长期服役并因此为全军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也就是一个具有或多或少荣誉感的武士阶层，而非保家卫国的战士。

最能体现上述区别的莫过于比较前文引述过的腓特烈最重要的一部训令中关于防止逃亡的条款，以及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会战（battle of Austerlitz）前向部队发布的命令。腓特烈的训示如下：

防止逃亡是每一名将军的重要职责，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时常到帐中视察；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储藏粮草的地方要有轻步兵站岗，天快黑时要加上相同数量的骑兵；外出找秸秆和水源时，士兵不得出列，而要由军官整齐带队；聚众劫掠必须严惩；开拔时不得在部队拿好武器、列好队伍之前撤去村庄里的哨兵；不得夜间行军；行军期间不得允许士兵脱离本排；穿越森林时，步兵要有骠骑兵随行巡逻；随时警惕任何军需品的匮乏，包括面包、肉、白兰地、秸秆等。

拿破仑在1805年11月24日的命令则是这样：

目前不要声张。各军长应尽力列出无故掉队，聚众劫掠者的名单。长官应向士兵宣扬这些人是可耻的家伙，因为法国军队中对不身犯险境、不分享胜利荣耀的人的最重惩罚就是同袍的谴责。如果有这种人，皇帝确信他们会愿意集体回到军队中来。

国民会议早在1792年9月19日和1793年5月25日就下令废除了释放战俘换钱也就是“赎金”这种旧式佣兵军队特有的做法。

到了拿破仑统治末期的1812年和1813年，他不得不采取愈发严厉的征兵手段，同样深受逃兵之苦。事实上，我们可以说1812年和1813年战役输就输在逃兵上。由于逃回后方的士兵不绝如缕，他来到莫斯科时的兵力已经衰弱到无力再战了。如果说他发动1813年秋季战役时的兵力仅仅略少于反法同盟军，可两个月后的莱比锡会战时就只比敌军的一半多一点了，个中缘由当然有很多，但尤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法军方面闻所未闻的大批逃亡。

腓特烈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中也是逐渐衰弱，我们也看到了他是如何试图用增加炮兵来弥补步兵的不足。如前所见，拿破仑身上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尽管程度上有差别。腓特烈军中的内部变化带动了战略的调整，而我们之后看到，拿破仑的战略没有变化。

用最简单的话说，建立于革命期间、由革命缔造的新军制与旧制度的区别有三：兵力大幅扩张、采用散兵战术、从民间征收物资。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三个让新军制超越旧制度的特征不是同时，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的。尤其是随着初期的普遍兵役制产生的庞大兵力后来一度回落，以至于拿破仑在早期几场战役中仅仅与敌军兵力相当。

共和国时期将军与拿破仑时期元帅

杜穆里埃（Dumouriez）：生于1739年，七年战争时已为军官。

克勒曼（Kellermann）：生于1735年，七年战争时已为军官。

塞尔旺（Servan）：生于1741年，大革命爆发时任参谋官。

卡诺（Carnot）：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发时任工程兵上尉。

乌沙尔（Houchard）：生于1740年，大革命爆发时任龙骑兵上尉。

奥什（Hoche）：生于1768年，1784年进入禁卫军，1792年授中尉。

马尔梭（Marceau）：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1789年升中士，1792年任志愿兵营长。

皮舍格吕（Pichegru）：生于1761年，本为数学教师；1783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为高级士官。

莫罗（Moreau）：生于1763年，本为律师，1791年任志愿兵营长。

茹尔当（Jourdan）：生于1762年，1778年入伍，1784年随团赴美参战；一度沿街乞讨；1791年任志愿兵营长。

谢雷（Scherer）：生于1747年，曾在奥地利和尼德兰军中任军官；1791年任法军上尉。

克莱贝尔（Kléber）：生于1753年，本为建筑师；曾任奥军中尉；1792年任志愿兵营军官。

塞吕里耶（Sérurier）：生于1742年，曾任高级士官，大革命爆发时任上尉。

贝尔蒂埃（Berthier）：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发时任职于总参谋部。

蒙塞（Moncey）：生于1754年，1779年授少尉，1782年升中尉。

佩里尼翁（Perignon）：生于1754年，1784年授少尉。

勒费弗（Lefebvre）：生于1755年，1770年入伍，1782年升中士，1789年任国民卫队中尉。

马塞纳（Masséna）：生于1756年，1775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高级士官。

奥热罗（Augereau）：生于1757年，1774年入伍，1776年逃亡，在普鲁士担任击剑教练；大革命爆发时返回法国，进入德意志军团任高级军士。

贝纳多特（Bernadotte）：生于1763年，1779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高级士官。

布吕内（Brune）：生于1763年，本为律师，1791年志愿参军。

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Cyr）：生于1764年，本为画家，1792年志愿参军。

维克多（Victor）：生于1764年，1781年入伍。

麦克唐纳（Macdonald）：生于1765年，1784年授中尉。

格鲁希（Grouchy）：生于1766年，1781年授中尉。

乌迪诺（Oudinot）：生于1767年，1784年入伍。

缪拉（Murat）：生于1767年，1787年入伍。

贝西埃（Bessières）：生于1768年，出身律师世家，1792年入伍，1793年升少尉。

莫尔捷（Mortier）：生于1768年，国民会议议员之子，1791年志愿参军，随即被推选为上尉。

德塞（Desaix）：生于1768年，1783年授少尉。

内伊（Ney）：生于1769年，1788年入伍。

苏尔特（Soult）：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士官。

拉纳（Lannes）：生于1769年，马夫之子，本为染工，1792年志愿参军。

波拿巴（Bonaparte）：生于1769年，1785年授中尉。

叙谢（Suchet）：生于1770年，1792年入伍。

达武（Davout）：生于1770年，曾就读于巴黎军官学校，1788年授中尉。

马尔蒙（Marmont）：生于1774年，圣路易骑士团成员之子，1790年授少尉。

旧军军官（拉法叶特、屈斯蒂纳、比龙、博阿尔内除外）：

杜穆里埃、克勒曼、塞尔旺、卡诺、乌沙尔、贝尔蒂埃、蒙塞、格鲁希、德塞、麦克唐纳、波拿巴、佩里尼翁、达武、马尔蒙。

旧军高级士官：

皮舍格吕、贝纳多特、马塞纳、塞吕里耶。

在旧军中有机会成为高级士官者：

奥热罗、苏尔特、内伊、缪拉、维克多、乌迪诺。

外军军官：

谢雷、克莱贝尔。

在旧军中最多升到士官者：茹尔当、奥什、马尔梭、勒费弗、拉纳。

本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革命开始后参军者：莫罗、布吕内、贝西埃、莫尔捷、叙谢、圣西尔。

3　拿破仑的战略1

我们应该再说一遍：战略的天然原则是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在战争的一切目的当中，歼灭敌方武装力量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一项”（克劳塞维茨）。那么，攻势行动的目标就不是某个地方、某片区域、某座城市、某处要地或某座仓库。如果一方凭借巨大战术胜利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摧垮了敌方武装力量，使其无力再战，那么胜利者就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标来开拓战果。

旧制度下的军队规模太小，战术太呆板，成分太不可靠，无法在战争中践行上述基本原则。他们只能呆立在凭借自身战术无法攻克的阵地前，也不能绕过去，因为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粮草。他们只敢浅浅地进入敌境，因为他们不能保卫大片区域，而且要确保交通线万全无虞。

拿破仑摆脱了这些枷锁。他从一开始就将全部胜算押在取得战术胜利、让敌军失去行动能力上，然后乘胜追击，直到敌人接受他的条件。这条最高原则的推论影响到了上至战役方案、下至每一场交战的一切。由于万事自始至终都以压倒性的战术胜利为基础，于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从属于这一个终极目的，战役方案自然就简单了。消耗战略的基础是每一项行动都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七年战争开场时，腓特烈在纷繁多样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间摇摆不定。统帅越是精明干练，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决策的主观性也就越强。拿破仑的战役方案则具有一种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刚开始认清和理解了这些方案时，我们会感觉它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战略天才的创造性只在于确认事理本身的必然结果。艺术史中秉承古典主义、多用朴素直线的帝国风格与同时期的战争艺术有一些可比之处。

现在我们要对直接从上述基本原则的对立推导出来的正面结果做一宏观概述。我们不需要做辩证推演，只要考察拿破仑和腓特烈两位宗师的事迹就够了。

按照拿破仑的战役观，他聚焦于敌方军队，而且自始至终以攻击敌军乃至尽可能歼灭敌军为基点。腓特烈也提出过这样的原则：“什么都想保住的人什么都保不住。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敌军本身。”但如前所见，这条原则对腓特烈的意义只是相对的，他一次又一次极大地偏离了该原则。对拿破仑来说，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当拿破仑多面受敌时，他能将其各个击破。1805年，在俄军尚未赶到时，他就在乌尔姆击败了奥军；接着在普军出手前，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俄军和奥军残部。1806年，他再次抢在俄军抵达前击败了普军（耶拿会战），1807年又在奥军缓过来之前打败了俄军。

七年战争爆发时，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1756年7月，形势已经完全成熟，奥军还没有动员，俄军和法军还在远方。但腓特烈没有尽快出击，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开战。假如他信奉歼灭战略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掌握的资源足以遵行歼灭战略的话——我们必然会将此举判定为腓特烈一生戎马中犯过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但由于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都完全不考虑以彻底征服奥地利为目标，因此他将当年目标局限于占领萨克森就是正确的做法，推迟开战可以避免法国干预。

有些人为了进一步推崇腓特烈，试图证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奥地利的计划（布拉格会战、布拉格围城战）。他们的心态是何其自相矛盾啊。假如这一计划在1757年是可行的话，那么放到1756年岂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战略的基础上，腓特烈的行为才是清晰连贯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七年战争初期与拿破仑在1805年、1806年的行动之间的根本性对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实的方式证明了历史上的两类战略的本质与原则。

接下来是展开论述。

消耗战略的前台上是围攻要塞、阻止围攻和解围。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里发生的频率要低于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而拿破仑在所有战役中（次要行动除外）只打过两次围城战，1796年围攻曼图亚，1807年围攻但泽。

甚至他决定打这两场围城战，也只是因为他当时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继续与敌军打野战。奉行歼灭战略的人只会围攻非围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敌国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敌方全军被包围在一座要塞内，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夺取某座要塞是小规模次要行动的目标。对腓特烈来说，夺取要塞——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奥尔米茨、施韦德尼茨——往往就是一场战役的实际目标。

腓特烈公然宣称：“如果敌国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来，不能放过任何一座。这是稳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后顾之忧。”2

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国时遵循腓特烈的原则，那就永远打不败拿破仑了。

腓特烈开凿运河，不仅是为了商贸，也会用于运送军需。拿破仑则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两条腿走路。

腓特烈常说，会战对他来说是开给重病患者的“催吐药”。当他想要证明会战决策的合理性时，他往往会说自己别无可能的选择。3在他看来，会战就是听天由命，是撞大运，胜负无可逆料。拿破仑说自己的原则是无七成胜算不开战。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这条原则的话，那么他连一场会战都不会打。这并不表明——比如——两位统帅的胆量不一样，他们无疑都是很大胆的，而在于两套体系的差异。如果一个践行歼灭战略的人认为会战就是胜负由天，那么整场战争就都是拼运气了，因为决定战争结果的正是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下，会战只是多个因素中的一个，会战成败可能会被抵消掉。腓特烈在思考一场会战时曾写道，哪怕会战输了，他的处境也不会比原有的处境更糟。5这种话不可能从拿破仑嘴里说出来，说出来也是无法理解。对他来说，在他眼中，一场会战的胜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改变整个局势。普鲁士输了库诺斯道夫会战可以缓过来，法国输了耶拿会战就不行了。如前所见，腓特烈嘴上常说打会战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实做得很有限。拿破仑确实贯彻了这条原则，尽管在他身上也并非绝对。61805年11月15日，他致书马尔蒙：“世人以为我的天分比别人高，但与屡次败于我手的敌人对战时，我从来不觉得兵力够用；我会尽可能集结所有兵力。”

腓特烈的原则是战役方案要尽可能往大了做，他从一开始就说方案在执行中会缩水的。他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确实遵循该原则。“宏大的战役方案，”他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说道，“无疑是最好的，因为执行过程中马上就会注意到哪些内容不切实际，然后聚焦于可行的部分，这样取得的成绩要比小家子气的方案来得大，小气成不了大功。”“大计划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会决定战争成败。”“要制定四份这样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来了。”7因此，我们如果比较他最初的方案和后来的执行，那就不免会产生他的精力与战略构想不对等的印象，这就错得不能再错了。他一开始制定方案时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这样一来，他无论怎样做都在可能性的范畴之内。方案能达到的极限会由客观事实确定；他知道是这样，他的本意也是这样。因此，评价和估量他的战略构想永远要考虑上述条件。拿破仑则恰恰相反。他的方案不会在执行中缩水，反而会扩大。他这样评论自己：

当我制定战役方案时，没有人比我更胆小；我会夸张地设想所有风险，尽可能悲观地看待所有情形；我处在痛苦而焦虑的状态中。当然，我在参谋面前还是会表现出昂扬向上的姿态。然而，一旦做出了决定，我就会把一切都忘掉，只考虑如何达成目标。

在腓特烈的会战中，一切都基于密集整体的威力；胜负也被认为决于首轮冲击。而拿破仑开战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敌军阵地的情况。他说过，先接敌再看怎么打。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预备队，胜利靠的是将预备队投入到统帅规定的位点。腓特烈会战与拿破仑会战的这一区别首先要追溯到战术层面，也就是线列战术与散兵战术的区别。不过，这与战略也有关系。在拿破仑那里，会战是从先前的行动有机发展而来的，往往是有预见的。腓特烈的会战则或多或少源于有预谋的主观决断，因此不能有长期酝酿的过程，越快决战越好。

腓特烈终其一生都在种种战略原则、权变和方案之间权衡不休。拿破仑则说：“我打仗只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里格、交战、休整。”

拿破仑允许一场会战没有预先构想就展开，他对战略也是如此。他自称从未有过战役方案。这与前面的内容不矛盾，就是他制定作战方案时非常焦虑。毛奇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

没有作战方案能算准到与敌军主力初次接触之后。只有门外汉才会相信一场战役是按照提前定好的、巨细靡遗的构想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的。

拿破仑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说自己没有战役方案的。然而，他对于部队要如何展开、部队展开过程中的情况当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他也会认真权衡由此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但他不能预先判定到底会发生哪一种。在消耗战略下，我们一再看到战役方案早就规定好了仗要怎么打——腓特烈在这一点上无疑没有同时代的人那么严重，但他还是认为这是常理。

拿破仑的实力甚至也达不到——比如——夺取整个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程度。甚至普鲁士在1807年也愿意把仗打下去，假如俄国也愿意的话。拿破仑结束战争靠的不只是战场胜利，最终也要通过政治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与前人的差别毕竟只是相对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现实差别是根本性的，因为拿破仑确实践行了从歼灭战略的本质合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原则，与亚历山大大帝别无二致。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或者说自以为确信，如果自己还不能彻底征服对手，也就是所谓的“耗尽了气力”，他仍然能够用政治手段补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在历史上伟大就伟大在这里。拿破仑骨子里的政治家成分远远多于军人。年轻时也好，后来也好，他都不曾研究军事史或军事理论。每一位有反思精神的军人都会考虑是否应该从浅线列回归深纵队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波拿巴中尉这样做过。腓特烈读遍了古往今来探讨战争本质的著作和军事史书。当然，拿破仑也经常指出军人必须研究伟大统帅的事迹，吸取前人精华。他列出了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纳、欧根和腓特烈。但除了恺撒以外，他本人基本上只熟悉军事色彩很弱的普鲁塔克名人传，他更喜欢读谈论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书。他在大革命战争爆发后的作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特点。他当时是一名法军中尉；假如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打仗的话，他必然会带着自己的团奔赴前线——尤其是他是新政治理念的热切支持者。但这位年轻军官在开战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都没有参战，而是忙着为科西嘉制定颇为冒险的政治方案，失败后才投身军界。然而，他在1796年出任驻意大利法军总司令后制定的第一份宏大战役方案是以政治为基点的，目标是让撒丁岛脱离奥地利；1797年，他最后也是通过政治手段结束了对奥作战，当时他已经打到了维也纳附近，而他不仅提议要割地（比利时和米兰）给被击败的敌人，还让奥地利看到了拿到一块肥肉（威尼斯）的可能性。他后来的历次战争也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有宏大的畅想，但他也知道自身力量的限度。至于1812年他有没有失去节制心，有没有做出越界之举，或者是否有一种无尽的内在必然性让他越出了界限，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只要说明一点：拿破仑所处的境况让他能够制定以彻底击败敌人，而非单纯消耗的战役方案，然后通过政治手段克成全功——这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路易十四手下的统帅们、欧根亲王、腓特烈大帝都不可能做到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新战略是从新状况的土壤中自己生长出来的，这是错误的。利用手头的素材创造新现象需要有一位了不起的创造性天才。我们在这里特别清晰地明白世界史绝不是像唯物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将首次应用新战略的战役，也就是波拿巴将军的历次战役与他最重要的同僚之一莫罗将军的战役比较一下，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1795年没有发生决战就过去了，但普鲁士由于《巴塞尔和约》已经退兵。1796年春，法国建立了三支军队：一支由茹尔当率领，在最远到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中游活动；一支由莫罗率领，在莱茵河上游活动；一支由波拿巴率领，在意大利活动。在英国金援的帮助下，奥地利与一众小盟国已经建立了与法军兵力相当甚至更强的反法军队。双方都遵循保卫领土的原则，将军队分散到了漫长的前线上。波拿巴有一部分军队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区，一部分驻扎在里维埃拉海岸，几乎要到热那亚了。他现在将主力集结到最右侧的里维埃拉，只留了少量兵力掩护与法国的交通线。两边通过亚平宁山口对进，但法军尽管总兵力少几千人，但由于布置得当，每次战斗都有兵力优势。法军击败了敌军中路，插入奥军和撒丁军之间，然后波拿巴向撒丁国王开出有利的停火条件，从而完全占据了上风。8于是，波拿巴将奥军赶回了曼图亚，将敌军残部围在城中并展开攻城。奥军4次出阿尔卑斯山援救曼图亚，每次都被法军击败——有一次，波拿巴为了在决定性的野战中取得人数优势而放弃围攻要塞，丢掉了重炮。

取胜后在莱奥本（Leoben）进行停火谈判时，他对奥地利将军们说：“欧洲有许多良将；但他们同时看的东西太多了。至于我，我眼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军队本身。我要努力消灭军队，因为我确信其他的一切自然会随之落入我手。”

他后来在米兰说：“战略的宗旨在于，哪怕兵力较少，但在发起进攻或受到攻击的地点一定要比敌人兵多。”最后，他在圣赫勒拿岛上说：

大革命战争中有人采用了错误的分兵之策，这几路兵马去左边，那几路兵马去右边，大错特错。真正为我带来那么多次胜利的是相反的策略。会战前一天，我不会让各师离得远远的，我会把他们全都集中到我要突破的那一点上。我的大军聚集在那一点上，对面的敌军必然总是少于我军，很容易就会被击退。9

从客观角度看，莫罗和茹尔当完全可以在德意志同样采用波拿巴在意大利的战法。卡尔大公统帅的奥军沿着从巴塞尔到锡格河（Sieg）的前线摊开。由于波拿巴取得的战绩，一支由武姆泽（Wurmser）指挥的部队被派去意大利，于是双方兵力就大致相等了。法军本可以集中兵力出击，将奥军各个击破。法军确实考虑过发起猛攻；但真正的目标不是歼灭敌方武装力量，而是赢得地盘。两位法国将军没有采取重大行动，只是通过机动战将大公逼退向巴伐利亚。莫罗向伊萨尔河进军。但与此同时，大公率领主力扑向茹尔当，在维尔茨堡重创法军，将其打回了莱茵河。伊萨尔河畔的莫罗兵力是对面的两倍多，但他也班师了，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4个月后，双方基本上回到了刚开战时的起点。但舆论认为莫罗毫发无损地率部通过霍勒塔尔峡谷（Höllental）撤回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

法军分兵三路，分别由波拿巴、莫罗、茹尔当指挥的战役方案是由战争部长卡诺制定的。有学者宣称这是战略大手笔，以为卡诺的意图是三路大军会师维也纳附近。卡诺确实考虑过意大利与德意志战场间的配合，但并不打算让三支从不同基地出发的大军最后在战场上会师，将敌军一举歼灭。相反，他的目标是三路大军互为支援，有序推进，在机动战略中威胁敌军侧面，不断压迫敌军后退，从而夺取土地。一定程度上，这个方案可以与1757年腓特烈进军波希米亚相比较。腓特烈认为战役方案的本质在于“基本将敌军赶出波希米亚”10，同时也想尽可能痛击敌军；卡诺也在写给三位将军的信中指出，他们要从侧面包抄敌军，夺取敌军仓库，同时要坚持猛烈进攻，一定要追击到彻底打败和击溃敌军为止。这些指令是两极战略的绝佳例证。但1757年和1796年的不同点是，当机会出现时，腓特烈更加倾向于打会战，愿意在布拉格发动大战，最终打算在布拉格俘获敌方全军，莫罗却谨小慎微，陷在机动战略思想里走不出来，甚至在多位德意志诸侯背离奥地利，大大削弱其兵力，令法军无可置疑地占据了巨大兵力优势时也是如此。

与1800年的两线战役作比较也是一样。1799年，趁拿破仑身在埃及，奥军在俄军协助下将法军逐出了意大利。就任第一执政的波拿巴起初计划在德意志发动战役。他意图将第戎组建的预备队与莫罗部联合，从瑞士出发包抄奥军，消灭尽可能多的敌军，然后转进维也纳。该方案不具备可行性，因为莫罗不愿听从第一执政，拿破仑也不得不体谅这位年纪比自己大，受尊敬程度仅次于自己的将军。如果莫罗愤而请辞，那对他可是一桩棘手的政治风波。

于是，波拿巴决定不带预备队去德意志了，而是经瑞士去意大利。他从日内瓦湖东侧出阿尔卑斯山，命令莫罗手下的一支偏师越过圣哥达山口（St.Gotthard Pass）与自己会合，出其不意地现身于奥军后方。他对帐下各师的布置极为大胆，不管敌军走哪一条退路都要与法军面对面，同时又精心让各部彼此靠近，以便相互支援。1800年6月14日，双方在马伦戈（Marengo）村意外相遇，奥军已经集结了约3万人，比2万人的法军有优势。此战险些以法军完败告终。但德塞师（6000人）应波拿巴之命赶到，克勒曼将军又自发率骑兵出击，从而扭转了局势。年事已高的奥军统帅梅拉斯（Melas）已先行离开战场，法军突然发起反攻时，奥军正在凌乱地挺进。于是，法军人数虽少，却取得了胜利，主要原因是部队素质高且将军们年轻，精力充沛。由于奥军在此战中背靠敌境，自认无路可退。波拿巴夺取了直到明乔河（Mincio）为止的上意大利，以奥地利撤出该地区为条件换取梅拉斯自由退走的许可。

莫罗在德意志也取得了成功，将奥军赶到了因河对面，当然进度推进得很慢。区别在于德意志是主战场，意大利是次要战场；波拿巴率领少量兵力，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指挥制胜，莫罗则是稳扎稳打，不犯殊险。尽管停火期满后，莫罗最终于1800年12月3日取得了霍恩林登（Hohenlinden）会战的胜利，但上述对比依然成立。因为这场胜利不是战略计划的成果，拿破仑对其有一个贴切的说法，“走运的遭遇战”，尽管仍然是一场宏大的战斗。11法军取胜靠的还是部队素质优势和里什庞斯将军（General Richepanse）的年少气盛。

1813年，莫罗应召出任反法同盟战略顾问时与贝纳多特探讨过北方军团的处境，又强烈建议贝纳多特不要按照特拉赫滕贝格（Trachenberg）的方案主动出击，因为他的作战线太脆弱了。12

我们将莫罗与腓特烈、道恩做比较就会发现，基本观念相同的人之间会有多么大的区别。莫罗永远取得不了腓特烈那样的大捷。但莫罗也从来没有像腓特烈晚年那样远离会战一端。但我们也不能将莫罗与道恩视作同类，因为这位法国将军的精力和灵活性远胜于道恩。法军的朝气为他带来了激情与力量，那是老气的奥地利军制做不到的。

因为莫罗奉行消耗战略就看低他是极其不正确的。要想脱离消耗战略一脉，他必须要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人。他不仅要有明确无误的认识，还要兼具大胆与小心，如烈焰一般的想象力和最冷静的分析力，英雄主义和拿破仑战略标志性的政略。对于他，不是拿破仑算不上批评。我们比较两人不是为了评判高下，而是为了让自己明白一点：世界史不仅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人物至少也是构成世界史的多个要素之一。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创造出现代歼灭战略，以取代消耗战略，歼灭战略是波拿巴将军利用法国大革命的资源创造出来的。13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只有志向平庸的人才会沿用路易十四和腓特烈二世留下的资源。这句话是圣西尔元帅在回忆录中记下的，他批评拿破仑无视公认的圭臬，同时也认为那些只是为凡人准备的。

时人没有重点区分莫罗将军和波拿巴将军两人的功绩。诚然，当时有人谈论意大利派战略和德意志派战略，前者指波拿巴，后者指莫罗，但他们既没有抓住对立的本质，也没有明确哪一派，或者是哪一人绝对地高过另一派。14波拿巴通过政变掌握了法国大权，但他到底是真正的顺应天命，还是徒有其名——这在当时的世人眼中绝非显而易见。马伦戈战役的余波便因这种犹疑心态而起，从军事史角度来看有必要做一补充说明。

当然，拿破仑1804年被推举加冕为帝时仍然处于即将迈向丰功盛誉的阶段。异想天开的埃及远征以失败告终，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抛弃部队的做法是否妥当。1796年和1800年的成绩固然辉煌，但莫罗与他不分伯仲，暗地里还有叵测之人说马伦戈大捷本质上不是因为拿破仑，而要归功于杀到战场的德塞。为了反对此说，皇帝命人编写了一份关于马伦戈战役的官方报告并亲自刊正，报告后来不得不重写以贴合他的改正意见。这些改动完全歪曲了真相，暗示统帅神机妙算，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而且抹掉了法军一度退却和出现危急时刻的事实。对有批判精神的史家来说，上述篡改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损害了统帅的声誉，这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重大战略行动必然会包含巨大风险，因而总会有危急时刻，而完全的、无条件的准确战局预估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幸运，因为预估只能做到一定程度而已。那么，拿破仑是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动吗？还是说他在虚荣心的蒙蔽下出了丑？他没有那么无知。他知道大众不能理解真正的伟大。正如人们总是愿意认为勇猛就是以少胜多，他们也觉得指挥艺术最明白的证据就是伟人料敌先机，分毫不差。战略意味着在晦暗中行动，指挥官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胆大——最早发现这一点并将其引入军事科学的人是克劳塞维茨。拿破仑要是承认自己险些吃了败仗——当德塞在傍晚姗姗来迟时，大部队其实已经败了——法国人不会赞赏他的胆大，反而会谴责分兵之举愚蠢，说他只是运气好才得救了。当然，就连雅典人向子孙展现特米斯托克利的伟大之处时，也只能推说他给波斯王发了一封巧妙的密信，误导其进攻萨拉米斯。

与波拿巴将军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另一位统帅是小拿破仑两岁的卡尔大公（1771年出生）。大公性好深思，年轻时笔剑双修，写下了大量著作。就战略而言，他是消耗战略的坚定倡导者。与腓特烈大帝一样，他说战争一定要尽可能短促，而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决战才能达到，但他同时做了限定：“每个国家都有能决定国运的战略要地；因为占领这些要地就掌握了通往该国的锁钥，也就成为该国资源的主人。”他接着说道：“由于战略路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条法则是哪怕有极大的战术优势，也绝不能误入歧途，以至于远离或偏离战略路线，将其让给敌人。”他还说：“只要是发生在非战略要点或非战略方向上，最重大的战术行动也很少能产生持久效果。”15

这些观点对消耗战略来说是合理的，也是合宜的。事实上，取胜的地点和取胜本身都相当重要，因为如果不能乘胜追击，胜利就只有消极的价值，而且扩大战果往往很受局限。如前所见，腓特烈甚至在自己最辉煌的胜利之一——索尔会战——后班师了。而在歼灭战略下，胜利不取决于取胜的“地点”或行军的“战略路线”，统帅会认为战略要地会随着胜利落入自己手中，而且会自己决定战略路线。我们马上会看到，拿破仑恰恰是将战略路线牺牲给敌军，然后才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背袭普军，不仅将其击败，更将其歼灭。16

拿破仑的战略没有任何套路。话虽如此，有一种基本样式偏偏在拿破仑身上重现，值得探讨一番。他做部署时会将全部力量投向敌军一翼或一侧，试图包抄敌军并使其远离基地，以便尽可能实现全歼。这在1800年春季作战方案中就有所体现，他当时计划从瑞士出发，与莫罗合兵一处，于南德意志攻击奥军。他在1805年就是这样做的，他从北面进攻并包抄了多瑙河沿线的奥军，为此命令贝纳多特从汉诺威出发穿过安斯巴赫领地。他在次年故技重施，不从莱茵河，而从美因河上游出发在图林根攻击普军。他实现了完全的包抄，以至于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会战中是背对敌境作战：普军面朝柏林，法军背对柏林。按照这种阵形，法军一旦战败会比普军更难全身而退；他们会被推向厄尔士山脉和奥地利国境，有被歼灭的可能。但成竹在胸的拿破仑毫不犹豫地决定冒这个险，这样普军在撤退途中会与基地失联，从而被彻底拖垮。

普鲁士将军冯·格拉韦特（General von Grawert）据说曾正确预见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行动，并将其理解为“敌方会从左侧包抄我军，切断我军与易北河、与我方的全部资源，也就是奥得河和西里西亚之间的联系。”17通过比较格拉韦特的理解与拿破仑的实际意图，可以最充分地表现了新旧战略的区别。在腓特烈战略的意义上，格拉韦特的看法完全正确。但拿破仑根本不关心“切断”与“资源”的联系，从而迫使普军后退并让出一片领土，他反而卡在普军的退路上，目的是普军本身。

拿破仑的1813年秋季战役方案也符合这一图景。他计划主力部队首先对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军团采取守势，直到贝纳多特的北方军团被击败，远至但泽的土地落入自己之手。接下来，他会自北向南发起宏大攻势，切断俄军与本国的交通线。该方案失败了，因为贝纳多特指挥的北方军团在大贝伦（Gross-Beeren）和登讷维茨（Dennewitz）以保守却合理的手段击退了法军。

直到1805年全面战争再次爆发，拿破仑才不仅达到了个人威名的顶点，更达到了战略的巅峰。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已经平息；庞大的群众、爱国情怀和新战术现在都有了纪律来统辖；拿破仑皇帝可以任意施为，不受其他势力妨碍。

伟大统帅的秘诀是融合大胆与小心。亚历山大是这样，他在出征波斯腹地之前先夺取提尔和埃及，以保障后方，同时极大强化了兵力。汉尼拔是这样，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围攻罗马城，而是离间敌国首都与其盟友。西庇阿是这样，尽管他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展开了决战，但他提前争取到了马西尼萨为援军。恺撒是这样，他计划先打无将之兵，再打无兵之将。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腓特烈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拿破仑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品质。他一再挑战命运，何其大胆，但他绝非莽撞无度，他知道在何处要停手，要转攻为守，要让敌军决定是否进攻，同时会努力通过政治手段克成全功。

最佳范例是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在乌尔姆歼灭了一支奥军，夺取了维也纳，推进到了摩拉维亚境内的奥尔米茨近郊，在那里与俄军主力对峙。拿破仑认为在这个“地点”发动攻势风险太大，因为敌军有一定数量优势。于是他提出要谈判，当敌军逼近时，他占据了一处适合打防御战的阵地。通过在恰当时机发起防守反击，他打赢了（1805年12月2日）。为了包抄他，敌军将战线拉得很长，造成了中央虚弱又没有正经预备队的局面。这正是突破的时机。“你夺取（普拉钦）高地需要多少时间？”皇帝问身边的苏尔特元帅。“20分钟。”“那再等15分钟吧。”于是，问题就在于怎么用好这15分钟。

在所有种类的战斗中，防守反击的效果最好。攻守各有好处和坏处。防守的主要好处是可以选择战场，且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火器。进攻的主要好处是气势更盛，可以选择进攻地点，且能取得积极战果。防守一开始只能取得消极意义上的战果。因此，纯粹靠防御取胜的会战很少（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1898年的乌姆杜尔曼会战[67]）。但当指挥官首先妥当防御，然后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转入反攻的话，那便会取得最大的战果。前面讲过的马拉松会战是防守反击的经典战例。奥斯特里茨会战是现代版的马拉松会战，其作战方案和实际执行对我们都有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具有完美自制力的统帅，因为我们看到他尽管胆大却仍未失去理智。得知敌军逼近时，他甚至指示正在维也纳谈判的塔列朗（Talleyrand）接受合理的和平条件，其深谋远虑如此。尽管他有必胜的信心，但一旦战败，他也希望用外交手段掩护后方。

拿破仑一生中最冒险的事情之一就是引发1809年5月21—22日阿斯珀恩会战（battle of Aspern）中的那次横渡多瑙河。卡尔大公当时正率领全体奥军10万多人在河北岸，与渡河点离得很近。法军只能从一座临时修建的桥上跨过这条大河。刚刚过去22500人时，桥第一次垮掉；次日上午8时第二次垮掉，当时约有6万人过河。尽管奥军在第一天有4倍兵力优势，第二天依然比法军多一半，但依然没能将法军赶下河。卡尔大公手里尚有预备队，但没有把他们派上去。这就显示了他与拿破仑的整体区别。腓特烈大帝其实还不存在动用预备队的问题，原因当然是他计划第一次冲锋就解决战斗，所以会尽可能强化第一次冲锋的力量，不会保留大量预备队。而奥军当时已经采用了新战术，不得不从原则上接受了预备队，但卡尔大公还没有思维开阔到认可歼灭战略的地步，因此对预备队的性质和运用缺少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制定的原则是：“预备队必须在能够一锤定音时才可以投入战斗。”“除非需要预备队最后推一把才能大获全胜，它才可以择机投入战斗；否则其主要目的永远是保卫和掩护退路。”18即使按照这条死板的规则，奥军也应该在阿斯珀恩将全部资源投入战斗，以便尽可能彻底地取胜。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但大公还是不敢。当然，他还拘泥于并不特别看重会战胜利的消耗战观念里。只有腓特烈大帝这样的英雄才能做到纵然信奉消耗战，依然能起而迎接命运的宏大挑战，他的会战经历就是证明。卡尔大公是个小人物，抓不住命运女神在阿斯珀恩赠予的礼物。他总是往身后看，今天维也纳的卡尔大公骑马雕像就是这样的姿势，不啻是一种无意识的残酷讽刺。

法军步兵在把守阿斯珀恩和埃斯林根（Esslingen）两村，中间的空地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兵控制，这些骑兵接连发起了大胆的进攻。拿破仑顶着炮火骑马从阵前经过，鼓舞己方士气，处境危险万分。奥军最后迫使对手退到了靠近多瑙河北岸的一处河洲，但卡尔大公不敢攻上去或通过其他方式开拓战果。196周后，兵力大增的拿破仑再次展开行动，一举于1809年7月6日打赢了瓦格拉姆会战。拿破仑取胜的原因是成功包抄奥军左翼，从而具备了重大数量优势。与通常看法不同，决定胜负的并非他聚集在中央的大量步兵和炮兵。有人无理地称赞卡尔大公派一支独立部队从侧面进攻法军左翼，似乎这预示了毛奇挑起会战的方式。但相似性只是表面上的。这次攻势太弱了，不能奏效，而且尽管卡尔大公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来应对法军再次渡河，但他根本没有周全的作战方案，而是在攻守之间举棋不定。20

拿破仑的战略真正出问题是在1812年战役上。拿破仑在博罗季诺（Borodino）击败俄军并占领了莫斯科。但他不得不回军，于是基本上全军覆没。假如腓特烈想要冒险夺取维也纳的话，他也会是同样的下场。哪怕有拿破仑的雄厚实力，歼灭战略自有其极限。拿破仑要是在1812年仿效腓特烈的战略，改用消耗战略的话会不会更好呢？克劳塞维茨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否定回答。他解释道，法国皇帝最大的胜算仍然是采用之前一贯为他带来胜利的战法。但由于双方当时的实力对比，他用消耗战略或歼灭战略都打不赢。根据最新研究，包括卫戍部队在内的征俄可用总兵力为68.5万，实际越境者有61.2万，其中半数以上属于中路主力，至少有35万人。但他到莫斯科时就只剩下10万人了。他渡过涅曼河（Nieman）后的仅仅14天内基本没打仗就损失了13.5万人，原因是开小差、补给不足和疾病。占全军一半的法国士兵大多是1811年征召的新兵，年纪很小，而且其中有大量“顽民”，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是在荷兰的岛屿上，那里跑不了。但这种训练经受不住俄罗斯荒原的考验。仓库后勤体系效果不如人意；与往常一样，拿破仑很少关注后勤，没有充分考虑俄国土地提供不了之前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那种资源。21因此，他实际上是输在了士兵逃亡和后勤体系失效上，而不是因为——举个例子——俄国的寒冬，冬季只是消磨了拿破仑的残军，而且1812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晚，天气也要温和一些。如果拿破仑是带着20万人，而非10万人抵达莫斯科，他大概就有能力掌控征服的地盘，沙皇终究会接受他的条件。

我们可以对拿破仑的1812年战役与腓特烈1744年侵入波希米亚的行动做一对比。腓特烈未尝一败，最后仅仅因为交通线受到敌人打击就被逐出波希米亚，还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兵力。腓特烈本人认为这次深入敌境的“尖端”是一个错误，但他有能力在冬季重建军队，通过霍亨弗里德堡会战恢复了战局平衡。然而，腓特烈的“尖端”行动只是消耗战略下的一场战役，因此失败了也并非无可挽救。拿破仑的目标则要宏大得多，他要的是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卷土重来也难得多。他损失的当然不只是军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前在威逼下与他结盟，现在有勇气跟他决裂了。

因此，拿破仑下台的主要失误不是他采用了错误的战略，而是他高估了帝国境内法国人民的内在凝聚力。毫无疑问，一大部分法国人民或者对他怀有敬重和感激，愿意追随他，或者被他的名望蒙蔽裹挟。但也有很大一批人对他无感乃至反感。人民不愿意为他而战，强征来也会逃亡。尽管他确实在1813年还能再次纠集起一支大军，但到了骚扰敌境的秋季战役中就折损大半，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因为逃亡。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记载说明1812年的逃兵是什么下场。但估计肯定有一大批人回到了德意志和法国，到1813年再次入伍。但由于没有确切信息，所以我们无法估算法国在这些年里到底为皇帝提供了多少兵员。

我们从更细致的研究中得知，1814年战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它对“战争艺术史”的意义在于政治动机会被包裹在传统战略原则的外衣下。以梅特涅（Metternich）为首的一派希望与拿破仑达成均势，不成便主张复辟波旁王朝。另一派主张打倒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希望让贝纳多特取而代之。奥地利不希望为了相反的目标而战，于是拒绝出兵并有意无意地为不情愿披上了战略考量的外衣。奥方立场的基础是欧根、马尔伯勒两位伟大统帅都不曾对巴黎采取行动。普鲁士国王不希望追过莱茵河，因为莱茵河显然是一道天堑，要渡河必先在河边集结兵力。他手下的副将克内泽贝克（Knesebeck）想在朗格勒高原停下脚步，因为那里是法国的分水岭，从那里足以主宰法国。

在1815年战役中，两种战略的对立性再次发挥了作用。威灵顿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领，但他依然遵循消耗战略。比利时境内的反法联军总兵力差不多是拿破仑的两倍（22万大军对12.8万精兵；当然，22万这个数字本身意义很小）。但皇帝险些就取胜了，因为威灵顿总是在考虑自保，没有尽快集结兵力投入会战，所以在利尼会战（battle of Ligny）迟到了，之后在18日的好友宾馆会战[68]期间，他又将整整一个军1.8万人留在了距离战场9英里（约14.5千米）的地方。有人正确地将这一分兵之举比作腓特烈在布拉格会战期间将基斯部留在城的另一侧。但在腓特烈时期看起来合理——尽管并非必要——的事情，放到拿破仑时代就是大错了。格奈泽瑙的一个做法抵消了威灵顿的失误。他完全从决战思维出发，放弃了在利尼被击败的普军直接与国内联络的通道，率兵退往靠近英军的瓦夫尔（Wavre），这样普军才得以在次日与英军会合。22最后的胜利掩盖了威灵顿的错误，以至于少有人关注。但从军事角度看，这些错误应该被大书特书，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而是因为它们证明了错误理论的影响力和危害性。1815年的四日战役可以被视为两种对立战略之间碰撞的最充分展现。卡尔大公败给拿破仑是一个头脑空空的软弱之辈败给了一位天才。但威灵顿完全误解了拿破仑的意图，以为他打算通过机动战逼退英军，进而夺取布鲁塞尔，于是没能及时集结军队，那就只能用陷于旧战略窠臼才能解释威灵顿这样一位大人物和杰出军人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假如威灵顿只参加了西班牙战争，在1814年就结束了军人生涯，那么除了没有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以外，他也没什么可指摘的。我们只能从他的品格推断他在那样的考验下大概会怎样做。但如今他在1815年经受了考验，他在战术层面做出了卓越的回应，战略上却是失败的。他只解决了防御一侧的问题，而且沿用了他在西班牙的已经不再适用的战法。最终的大获全胜是因为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指挥有道，弥补了威灵顿本身的欠缺。

附记：消耗战略与歼灭战略之对照

当我查阅上述内容的证据时，我看到了奥托·欣策（Otto Hintze）发表于《勃兰登堡-普鲁士史研究》（For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Geschichte）第32卷的《七年战争后的腓特烈大帝与1768年政治遗嘱》（“Friedrich der Grosse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e und das Politische Testament von 1768”）一文。该文表明尽管总参谋部著作第27卷已经出来了，但对腓特烈战略的误读仍然没有消失。为了尽可能清晰完整地揭示这种谬论的缘起，我要逐字摘录原文的相关段落。《政治遗嘱》之后会作为《腓特烈政治通信集》的附录出版。蒙欣策教授将小样发来，让我得以在这里插入他写的内容。原文如下：

国王只打算与奥地利及其盟友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但他认为开战时绝不能采取战略守势，而一定要尽快展开以敌国首都为目标的有力攻势。这是他惯用的战略观念，A.诺代（A.Naudé）在探讨1757年战役方案时已经做了正确的说明。他必须一面率主力入侵摩拉维亚，一面派出巡逻队沿莫拉瓦河进抵维也纳近郊。那里是奥地利人最敏感的地点；威胁维也纳可以尽快迫使奥地利议和。当然同时也不能停止向波希米亚挺进；其他的事情就只能随机应变了。当然，国王在1757年就有了这一想法；但彼时在什未林和温特费尔德的影响下，他转而从多面扑向波希米亚，以图在布拉格城下决战。1758年，他回到了之前的方案；但由于奥尔米茨城顽强抵抗，奥军又俘获了一大批辎重，所以方案失败了。可国王头脑中一直有这个想法，现在又以写给嗣君的常规战略方案的形式浮现了出来。在1778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腓特烈本人试图践行这一方案，但由于波希米亚军团司令亨利王子为自身侧面安全而不愿脱离主力太远，于是方案再次未能贯彻。针对俄军，腓特烈也有在某些情况下放弃战略守势的计划，但这一构想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奥地利和英格兰两国的支持。他考虑沿着波罗的海海岸进军圣彼得堡；后勤由沿岸随行的船队确保供应。他没有说船队从何而来；大概是由海军强大的盟国提供吧；因为腓特烈在1768年《政治遗嘱》中极力反对普鲁士建立海军，甚至比1752年还要反对。

我们发现，七年战争后腓特烈战略方案的大胆程度和眼界宽度不减反增。国王在论述战争的根本原则时一贯偏向宏大的歼灭战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气的消耗战略方案。他对1757年战役宏观构想的说明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现代的大手笔，而人们争论国王的战略原则时常常未能充分考虑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能用寻常的考据方法，认为事后回忆反思的分量不如时人留下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与事件同时期的个别记载，往往只有残篇留存。这些个别报告和命令的背景和融贯性只有从事后的宏观思考中才能建立。计划往往不能充分实现。执行取决于天时，也取决于能构想出歼灭战略的人，而腓特烈显然是两者兼备。当然，他当时掌握的军事物资和面对的整体状况，比如农业、路况、后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践行歼灭战略方案的难度要比拿破仑或毛奇时更大。腓特烈从经验中充分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军事实践一直是来回波动的状态，反过来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传统机动战。对军需仓库的依赖一直是他所有军事行动的首要基础，他还预见到未来与奥地利的冲突会是一场“阵地战”（guerre de postes）。1778年战役验证了他的预言。

欣策说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后的战略方案在大胆程度和眼界宽度上似乎没有减弱，这一点我们或可赞同。至于不减反增之说，其依据似乎是进军圣彼得堡的计划，那看起来当然是超越了国王之前的一切方案。腓特烈之前连威胁圣彼得堡都不曾认真考虑过，但圣彼得堡依然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可以用水陆并进的计划来解释，他在《论查理十二的军事才能》一文中有过评述。腓特烈在文中详尽阐述了瑞典国王败于不向圣彼得堡进军，而朝莫斯科方向的斯摩棱斯克前进。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交通线，无法供给口粮物资，或者用今天的话说，他抛弃了基地。因为腓特烈对俄作战的预设是引奥地利和某个海权国家为盟友，所以进军圣彼得堡的想法仍然属于传统思路。可以这样说，水陆并进就是把基地带在自己身边。击败或迫降俄国没有别的办法。当腓特烈一度幻想结成反俄大同盟时，出于他本人的战略观念，他必然不会进入俄国内地。因此，目标就只剩下了圣彼得堡，就连那也需要有船队相随。

欣策一文错在这句话：“国王……一贯偏向宏大的歼灭战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气的消耗战略方案。”从前后文来看，作者对“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这两个词的理解不正确。腓特烈偏爱宏大方案是众所周知的事，这是他奉行终生的原则。他对自己说，即便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会缩水，可宏大计划一旦得手，仗就算是赢了。然而，宏大计划本身就等于歼灭战略吗？难道消耗战略下就没有宏大计划吗？如果说制订了宏大计划就表明践行了歼灭战略，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伯勒和欧根便都信奉歼灭战略。论方案之宏大，古斯塔夫·阿道夫进军慕尼黑、1704年马尔伯勒自尼德兰奔赴多瑙河（赫希施泰特会战）、1706年欧根自波河以南的阿迪杰河北上都灵都不亚于腓特烈的任何一次行动。因此，如果关键点在于规模大小的话，那么两种战略的区别就只在于统帅的高低优劣。但是，欣策对统帅优劣之分的理解是正确的，他承认奉行消耗战略的统帅并不更低劣，而且由于这种战略的两面性，它从主观角度看往往要比歼灭战略更难操作。因此，区别不在于规模大小。

我们必须对欣策所说的“宏大计划”的客观内容做一检验，以便考察这些计划是否属于歼灭战略的范畴。他告诉我们，国王在《政治遗嘱》中建议“展开以敌国首都为目标的有力攻势”。这听起来像是歼灭战。但他紧接着又说只是“进抵维也纳近郊”。这显然不再是“歼灭”了。暂且不考虑维也纳在多瑙河以南，而且要进抵维也纳近郊的不是正规军，而只是巡逻队，因此不可能对奥地利都城构成真正的威胁，我们还有一个事实要考虑：在同一份《政治遗嘱》中还有本书前文详尽复述过的内容，即腓特烈强烈反对会战，不仅是在山地，在平原也不主张开战。因此，国王试图派兵去维也纳近郊不是为了战斗。23如果一场歼灭战役是这副模样，那么我们对“歼灭”的理解显然就要完全改观了。按照我对“歼灭”的理解，腓特烈要这样写才对：“我们不应满足于威胁维也纳，而要渡过多瑙河，夺取维也纳；我军应进攻并击败试图守城的奥军。”

欣策沿袭诺代和科泽（Koser）的说法，将腓特烈经摩拉维亚威胁维也纳，以此击败奥地利的方案称作腓特烈“惯用的战略观念”，这间接表明按照正确的理解，该方案属于消耗战略的范畴。此说本身值得商榷。但如果同意这一说法，那么“惯用的战略观念”显然只能从消耗战略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歼灭战略设想的目标永远是敌军；一定要找到并击败敌军。因此，在歼灭战略下制定方案的人会问：“哪里能找到敌军？”但腓特烈问的是一个地理问题：“两个备选省份中哪一个为入侵和作战带来了更好、更有利的机会？”腓特烈的“惯用观念”的关键点在于，他认为入侵摩拉维亚比入侵波希米亚有一定的优势。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戴上“惯用观念”的大帽子是言过其实了。腓特烈是随机应变，其实入侵波希米亚的频率比入侵摩拉维亚还高得多。24

我们现在来完整地看一看作为欣策论点基础的《政治遗嘱》原文（第224页）：

尽管我们经常有理由短兵相接，但首先一定要入侵萨克森，再从那里沿易北河派一军进入波希米亚。我们必须在西里西亚布置一支更大的兵力，向兰茨胡特和格拉茨郡派遣偏师，从赫卢钦（Hultschin）地区突入摩拉维亚。如有盟军协同行动，我军可以在下一次战役中越过多瑙河。或者是土耳其派军进入匈牙利，或者是3万俄军进至普雷斯堡与布达之间的多瑙河河段，两者必居其一。这意味着要夺取波希米亚，然后用它交换一个离我国边境更近的选侯领。

可见，即便国王在预设与俄国和土耳其结盟的情况下打算进抵多瑙河——那也只是下一次战役。这算得上是歼灭战略吗？1866年7月，毛奇在同一区域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教训。他没有分兵两路，一路去波希米亚，一路去摩拉维亚，而是尽快集合全部兵力打决战。他没有在第一年率领普军到多瑙河畔扎营过冬，第二年再继续开战，而是孤注一掷，坚持把一场战役打到底，直到敌方接受我方的和平条款。这才是歼灭战略的样子。

在我看来，雅恩对这一计划——腓特烈在1775年和1778年制订了几乎相同的计划——的判断比欣策更正确，他认为那不过是推演而已（《军学史》3：2015）。

令人惊讶的是，腓特烈竟然相信这样能够迫使波希米亚脱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然后用波希米亚换取萨克森。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欣策认为从政治角度看，腓特烈将普鲁士、俄国、土耳其三国结盟，以占有萨克森为最终目标的战争视为一场防御战。

欣策的观点当然并非直接构成矛盾，但仍然是将腓特烈的面貌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一个是只打防御战的和平政治家，一个是尽管资源有限，却敢于挑战强大对手的狂想战略家。

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指出欣策论述中的下列错误细节。

1757年时，腓特烈本无意入侵摩拉维亚，只是经温特费尔德和什未林劝说才改变了看法。他最初计划在萨克森取守势，直到他在萨克森的一场防守反击战中击败了奥军，他才按照两位将军的观点进军摩拉维亚。

此外，腓特烈在1757年进军波希米亚时绝没有以“在布拉格城下决战”为目标。诚然，腓特烈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是这样说的，我也乐于承认相比于时人留下的、与事件同时期的证据，我们不应该忽略事后的回忆反思。但就目前的问题而言，事后回忆并没有填补原始史料的空白，反而不仅与文献证据截然相悖，甚至与作者本人5年前的专著《七年战争史》中的个人回忆不完全一致。因此，1768年的这份文献自然不是完全可靠的证据。

对于1758年辎重被劫毁掉了国王计划一说，我也必须提出质疑。辎重被劫时，道恩已经成功解救了东侧的奥尔米茨，于是即便辎重顺利抵达，国王的计划也是失败了。

最后，关于1778年战役中国王亲率的部队为何没有在另一半军队还在波希米亚时转进摩拉维亚，原因毕竟不只是亨利王子一人的反对，更是常理使然。

欣策接下来说：“执行取决于天时，也取决于能构想出歼灭战略的人，而腓特烈显然是两者兼备。”按照欣策的理解，腓特烈确实是两者兼备。但前文已经充分说明，弗朗茨皇帝、俄国大臣会议、道恩元帅、苏比斯将军必然也是两者兼备。苏比斯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包抄普军，以及道恩在莱格尼茨（Liegnitz）将普军团团围住并一举歼灭的“构想”不逊色于腓特烈的任何实际成就。但如果欣策拒绝因此就认为道恩和苏比斯属于歼灭战略一派，他便承认了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的观点有误。

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更进一步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然，他当时掌握的军事物资和面对的整体状况，比如农业、路况、后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践行歼灭战略方案的难度要比拿破仑或毛奇时更大。腓特烈从经验中充分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军事实践一直是来回波动的状态，反过来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传统机动战。

如果忽略“来回波动”一语中的谴责意味，我们可以说欣策的这段完全正确、与我观点完全一致的话将腓特烈放到了两极战略，也就是消耗战略一类下。可他之前为什么要说他奉行歼灭战略呢？我们不能假定欣策这样的学者会如此直接地自相矛盾。要解释也很简单，那就是他对“消耗战略”和“歼灭战略”的用法完全不同于我对这两个词的阐明和用法。如此一来，误解当然会接踵而至。科泽对这两个词的用法本来是一样的，却没有明说，也没有向读者说明，以至于他所用的含义好像跟我不同似的。凡是将“消耗战略”理解为作战疲乏无力，而将“歼灭战略”理解为作战机智大胆的人看到我将腓特烈归入消耗战略，都免不了一阵惊讶。

欣策的最后一句话也要专门提一提。他给出的腓特烈无法奉行歼灭战略的原因极其不充分，而且恰恰遗漏了重点。在腓特烈的最后一场战役与拿破仑的第一场战役之间的18年里，“农业、路况、后勤能力”方面的进步没有巨大到让一种全然不同的战略成为可能的地步。当然，欣策也只是说“﹝对腓特烈来说，﹞难度要比拿破仑时更大”。如果只是“难度更大”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说：“困难是用来克服的。”而且欣策的表述还是可以解读为谴责。但在现实中根本不是“难度”的问题，压根就是不可能。为了正确评判腓特烈，一切都取决于要明白有些事是他不可能做到的。欣策不明白，于是这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作者本来称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是为了颂扬他，结果却显得他是一位受制于种种局限的渺小人物，徒增混淆。这让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讥讽之语，即如果我们要认为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的话，那么腓特烈就是一位“战略拙劣”之人。针对这样的讥讽，腓特烈已经给自己解了围，他说起伏尔泰时打趣道自己只按照荷马和维吉尔的诗句打仗。伏尔泰却称颂查理十二，说他（依据歼灭战略的原则）马不停蹄地追击逃跑的俄军，从一场会战赶往另一场会战。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

腓特烈军制首次与法国新军制交锋是在瓦尔米，之后战争又持续了两年（1793年和1794年），腓特烈军制当时仍然具有优势。1795年春，普鲁士出于政治因素，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了战争，但军事上并未被击败。11年后普鲁士再次与法国交手时，法国人已经被锻炼成了拿破仑的战士，普鲁士一触即溃。如果我们像路易丝王后（Queen Louise）一样说普鲁士戴着腓特烈大帝的桂冠睡着了，那便不能理解事件的全貌。尽管普鲁士人对祖上荣光感到自豪，但批判与革新运动也相当活跃，新旧之争早在危机爆发前就非常激烈。甚至在法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术创新的时候，时任汉诺威军少校的沙恩霍斯特就在179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前的对法战争在几点上会颠覆现行战术体系。”临近世纪末（1797年），他又写了几篇文章来阐发“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是，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战局都由法国散兵所决定”，他还提议完善德意志诸邦军队中仍然盛行的战术。1他希望将新旧战术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抛弃步兵线列或步兵彻底散兵化是绝不可为的，但他提议让第三排当散兵。2第三排在齐射中肯定是用处不大，而且步兵阵形在大革命战争期间已经转向两排了。但作为一般原则来实施的话，两排阵会导致正面过宽，无法控御，线列太薄，难免危险。现在，通过将三分之一的步兵（不是第一排，而是第三排）转化为散兵，严整密集的传统正面保留了下来，能够发挥其优势。但散兵又能绕过营的侧面前出加强整体火力，效果好于一直呆在线列正面的第三排，而且遇到紧急状况时也可以回归原位，巩固正面强度。沙恩霍斯特很注重保留密集正面用于齐射和后期冲锋，甚至不想教前两排士兵精准射击。

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进入普军服役时，他的思想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当然，身为将军的霍恩洛尔领主（General Prince Hohenlohe）确实将第三排散兵战术引入了西里西亚团（1803年），他日后在耶拿会战中指挥的就是这些团。但冯·默伦多夫元帅（Field Marshal von Mö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开火时瞄准；士兵应“水平持枪，保持头部竖直”。3

在1806年之前的普鲁士，新旧显然已经展开了争斗，可旧制度凡是在重要的方面都不曾动摇过，而且从军者依然完全是腓特烈当年的那一类人。然而，有人可能会觉得普军当时的实力比腓特烈时期变差了，其实反而是变好了。军纪稳固，军官勇敢，但军队已经失去了精魂，将帅昏聩不堪，对手又是一位巨人，所以普军被打败是必然的。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详细阐明了我对这一时期和上述事件的看法，从惨败到重建，再到普鲁士最终的胜利，所以此处无意赘述。4结果是普鲁士接纳了当初击败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在这些理念的协助下重获新生，在军事领域取得了甚至比以前还要大的进展，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达到了可能性范围内的巅峰。

此处应该补充一点：1805年战败后，奥地利也在卡尔大公主持下革新了旧战术，将散兵战术、纵队战术巧妙地与线列战术结合了起来，使其达到了一支缺乏民族基础的军队所可能达到的高度。5我在前面引述过马克将军反对散兵战术的论证。1803年，武卡索维奇副帅（Lieutenant Field Marshal Vukassowicz）写给御前军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展现了旧式军事教育的精神与新精神的差别有多么大，以及向新精神转变是多么困难：

土耳其战争期间，一支部队在贝萨尼亚-达姆（Bes-ania-Damm）被命令将刺刀放低到一半身高的位置，可士兵们没有学过其他动作，于是都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土军抓住机会，拔出短刀从枪下冲进去，马上就把士兵的脚砍掉了，因为我军必须要从实际教训中才能学会听到“刺”的口令时应该将刺刀刺出去。6

俄军依然信奉苏沃洛夫（Suvorov）的那句话：“子弹是蠢婆娘，刺刀才是真汉子。”晚至1813年，俄军中只有轻步兵团采用了散兵战术；其余步兵完全不知单兵作战为何物。7

普鲁士战争大臣沙恩霍斯特通过废除招募外国士兵，建立普遍兵役制——法国自己后来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从而将传统佣兵军队转变成了一支国民军。普遍兵役制遭到了激烈反对，在预备阶段根本无法推行，直到发生了暴动（1813年2月9日）的关头才实施。最初只说是战时措施，但通过沙恩霍斯特的门徒和继任者博延的努力，普遍兵役制在1814年再次实施。8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散兵作战对法军无比重要，但它一直是无人培育，自行生长的状态。而普鲁士如今在沙恩霍斯特1797年著作中提出的建议基础上制定条令，实现了散兵规范化；奥地利之前也已经这样做了。基础阵形仍然是3排线列，凭借齐射火力横扫眼前的一切。但第三排可以出列发挥散兵的作用，如有必要，甚至全营都可以散开作战。（在这一点上，沙恩霍斯特已经越出了他本人在1797年的提议。）9

展开为线列的步兵营不仅可以齐射，也可以凭借纵深发起冲击。为此，沙恩霍斯特仿效法国设立了宽为两个排、纵深4个排的“向中纵队”（column towards the middle）阵形。步兵营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在线列和纵队之间转换，因为在线列状态下，左右外侧的4个排直接就布置在中间4个排的后面。

“向中纵队”的纵深是12个人，射手展开后纵深是8个人（一个营辖4个连，也就是8个排）。这是古希腊方阵的正常纵深，因此按照老观念仍然是线列阵形，但从18世纪成为定制的3排线列来看，这已经算得上是纵队了。

沙恩霍斯特向普鲁士引入了法军的组织观念，同时又更新了这些观念。同理，在拿破仑的诸多对手中，曾支持沙恩霍斯特改革军队的格奈泽瑙完全接纳了拿破仑的战略观，从而得以亲手持剑刺向强大的法国皇帝。1813年秋季战役中，反法联军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分散于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各地，围绕着拿破仑的军队形成一个半圆形包围网的部队集合到一个战场，不给居于中央的对手各个击破的机会。联军达成了这一任务。拿破仑10月3日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过易北河后意图逼近西里西亚军，但后者没有越过易北河撤退，而是不惜牺牲交通线，绕过拿破仑至萨勒河畔与施瓦岑贝格军会合，抄了拿破仑的后路。这次机动切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本来有可能被占据兵力优势的联军包围全歼。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拉德茨基也已经按照上述思路制定了一份方案，这份方案至今依然蒙受着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好像它的目标不是消灭法军，而是不战而逼退敌军的老一套战略。在军事顾问冯·托尔将军（General von Toll）的要求下，亚历山大沙皇出手推翻了拉德茨基的精妙方案。联军再次分开，给法军让出了西撤的通道。10

1815年从利尼出发，经瓦夫尔至好友宾馆的行动与1813年自易北河往萨勒河的行军同类且同样大胆。11这两次行动都因为拿破仑做出错误判断，进而采取错误行动而效力倍增。1813年，拿破仑扑了个空；1815年，他没能在恰当时机命令格鲁希率军参战。“这些畜生长教训了。”他大喊道。

伟大的实践一定要配上理论才算完全。令人惊讶的是，阐明拿破仑战略行动的理论家竟然在普鲁士军中，此人是沙恩霍斯特的门生，格奈泽瑙的朋友——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遗体从他战死的地方转移到柏林军人公墓时，格奈泽瑙给克劳塞维茨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话有力地表现了三人之间的关联：“你是他的约翰，我只是他的彼得，尽管我从未像另一位彼得对他的老师那样对他不忠。”[69]

在克劳塞维茨开始分析拿破仑的战争艺术之前，法裔瑞士人约米尼已经着手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且极为高产的作家，而且他早在1805年就理解并讲述了拿破仑战略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偏爱决战。但他依然没能从整体上参透拿破仑行动与战略的真正本质。那需要一种特殊的冲动，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在德意志蓬勃起来的深刻哲学探究的冲动，它让普鲁士军官克劳塞维茨心中萌生了解读那位打翻了旧世界、迫使人们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战神的念头。约米尼在作战线中寻觅战略的本质，考察内外线作战各自的优势。克劳塞维茨意识到，基地、作战线及其相关方面当然是人们应该理解的实用概念，有利于阐明战局，但他也明白制定方案与做出决策的规则不可能从中推导出来，因为战争行为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不确定和相对的。因此，战略行动绝不是本本主义，而必然源于最深处的品格。但战争是政治行为，所以战略绝不是孤立的，而总要联系政治来考量。一切对政治干预战事的怨言在逻辑上都是无意义的，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是想说他觉得某次政治干预是错误的。合理的政略对战略的指导一定是合理的——前提是政治家对军务没有错误的认识。在最紧要的决断关头，政治与战略是不分彼此的，伟大战略家对普遍历史的影响源于他这个人的整体。腓特烈在七年战争爆发时采取稳健方案，第二年又改用更激烈的方案，这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也就是对女皇盟友们的考量所决定的，而不是因为他自信能够凭借斜线阵击败奥军。而他之所以在洛伊滕冒险向优势敌军出击，是因为他深信虽败犹荣。

革命军中不乏勇敢聪敏之辈，而波拿巴将军独居其上的根源不仅在于卓越的军事才能，政治意识也同样重要。唯有高明的政治手段才让他得以实现宏大的战略构想，因为他懂得在军事胜利后要用政略收尾，而且要在胜仗引发的反弹毁掉既有成果之前。拿破仑在好友宾馆会战当日没有预见到普军的回归，从逻辑上看，我们可以认为他犯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豪气。假如他预计普军会抵达，那么他面对令人气滞的优势兵力就根本不会接受会战，而会落得1870年巴赞一样的下场；后者从一开始就不抱有取胜的希望，最后只得不经一战就投降。在威灵顿、格奈泽瑙指挥的占据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敌军面前，就连拿破仑也不可能取胜。但他差点就取得了胜利，最后败也没有败得耻辱，而是败得光荣，这一点不仅为他本人带来了令人难忘的辉煌，也为法国人民留下一个精神力量的源泉，让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开辟新生。

从文艺复兴到旧制度灭亡之间不断涌现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人和卓越统帅。但在这段时期的前半段，他们还配不上“大战略家”的称呼。尽管我们见到过大战，但格局还是不够大；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从整体关系来看，军事仍然主要是政治背景下的个人武功，而非战略的本质，也就是政治与军事行动的统一体。

完整意义上的大战略家起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瓦伦斯坦身上，政治家与组织者的角色要大于战略家的角色。在后人的记忆中，萨伏伊公子欧根与马尔伯勒盖过了古斯塔夫一脉的伟大统帅，包括克伦威尔和路易十四帐下的一系列法国大帅。这个时代的顶点和终点是腓特烈大帝。他长期被视为拿破仑的先驱者，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一观念是错误的，也做了驳斥。腓特烈不是先驱者，而是将一个时代带向高峰和终结的人。只是通过克劳塞维茨结合政治对“战略”这个概念给出的深入哲学思考，以及对将道本质的连带心理学分析，我们才充分理解了两位大军事家的异同。克劳塞维茨明白自己的反思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却没能完成。他在一份写于1827年7月10日并被放在传世之作《战争论》开头的“报告”中，他考虑要从“两种战争艺术”的角度出发重写一篇新作，一种战争艺术“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另一种则“只打算征服边境上的几处地盘”。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永远必须要分离开。1831年，克劳塞维茨去世，没来得及着手这项工作。本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填补他留下的空白。

随着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作者于1831年去世后面世，战争艺术史的拿破仑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就毛奇的思想以克劳塞维茨著作为基础而言，新时代是由拿破仑时代引出的。新时代的内容是由新技术界定的，不仅是新式武器，更有交通运输和种种生活资料，从铁路电报再到19世纪增长到无可限量的食物。

本书就此作结。之后的事情——包括普鲁士的迅猛崛起和最终的崩溃——就留待后人了。

注释

第一篇　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状况

1　欧洲现代步兵的建立

1.The standard monograph is “The Battle of Guinegate”（“Die Schlacht bei Guinegate”）by Ernst Richert. Berlin dissertation，1907.

2.Dadizeele, Mémoires, ed. Kerwyn de Lettenhove, p.19. According to Comines, there were 200 noblemen.

3.All the earlier works and studies on the lansquenets have been superseded by the book by Martin Nell, The Lansquenets, Origin of the First German Infantry（Die Landsknechte, Entstehung der ersten deutschen Infanterie），Berlin，1914. This work is exemplary in its penetrating study and perspicacious critique. The first part was published as a Berlin dissertation. The author, who was justified in having the finest hopes for the future and looked on life with youthful trust, fell on the field of honor in France in 1914.

Erb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116：48，had a few reservations concerning Nell's conclusions, which we can agree with, but they do not eliminate anything of importance.

4.In the first seven documents in which the name appears, Nell found that it was written twice as “Lanzknechte，” twice in the Swiss minutes in 1486 as “landtsknechte，” and three times as “lantknechte.”

5.Lilienkron，2：362，20.

6.Hobohm treats this more thoroughly in Machiavellis Renaissance der Kriegskunst，2：394，with the references at 2：405. I cannot agree with Nell's interpretation.

7.Hobohm，2：426 ff.，basing his opinion on Jovius, has expressed the belief that the Swiss spear was initially only 10 feet long and was gradually lengthened to 17 or 18 feet as the squares of spearmen fought against one another. Nell, p.158，observed that the lengthening of the spear must therefore have started in 1483. Presumably the spears never had a “normal” length but had always been of greatly varying lengths.

8.“Studies on the Long Spear”（“Studien über den Langen Spiess”），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4（1908）：301.

9.Böheim,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1：62.

10.The work appeared in Venice as early as 1496. I am using the version reprinted in Eccard, Corpus Historicum, II，1612. I do not wish to present the above translation as completely confirmed. The expressions used by the author are not absolutely clear, even though he was an eyewitness. An Italian translation（Venice，1549）does not shed any more light on the matter. Jähns，1：727，has interpreted this not as a wheeling movement but a caracole. Because of these uncertainties, I quote the original text here：

Ab his phalanx una peditum Germanorum erat, quae omnium oculos in se convertebat, quadratae figurae, quae VI M.peditum continebat, Georgio Petroplanensi Duce integerrimo, in equo eminente. In ea acie tympanorum multitudo audiebatur germanico more, quibus aures rumpebantur; hi pectore tan-tum armato incedebant per ordines primo a posteriore parvo intervallo. Primi longiores lanceas in humeris ferebant, infesto mucrone sequentes lanceas erectiores portabant post hos bipennibus et securibus armati; ab his signiferi erant, ad quorum inclinationem agmen totum ac si una rate veherentur, in dextrum, laevum, retro regrediuntur; a tergo pilularii dicti parvorum tormentorum; hos a laeva et sinistra scorpionum Magistri sive manubalistarii sequuntur. Hi in conspectu Beatricis Ducis quadratum agmen uno signo in cuneum subito commutavere, paulo post in alas sese divisere: demum in rotundum altera tantum parte levi motu, altera cursim movebant, prima parte circumacta, postrema immota, ita ut unum corpus esse videretur.

11.Jahrbücher für Schweizer Geschichte，6：263. Basin: “Surrogavit enim in eorum locum alios pedites, quos appellabant halbardurios, qui similibus armis induti ut franci sagittarii, loco arcuum contos longos ferratos, quos Flamingi piken appellant, aut latas quasdam secures, secundum Alemannorum peditum ritum, deferebant”（“For he put other infantry in their place, whom they call halberdiers. These, similarly equipped to French archers, carried instead of bows long iron-tipped poles, which the Flemish call pikes, or broad axes following the custom of German infantry.”）

12.Hobohm，2：329，345.

13.According to Spont,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1899，p.60.

14.According to Susane, Histoire de l'infanterie française，1：14.

15.Proof based on the sources is to be found in Willibald Block，“The Condottieri: Studies on the so-called‘Unbloody Battles'”（“Die Condottieri. Studien über die sogenannten‘unblutigen Schlachten’”），Berlin dissertation，1913.

16.Hobohm，2：336.

2　火器

1.From the abundant literature on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nd the oldest firearms, I mention the following works: Napoleon III, Du Passé et de l'Avenir de l'Artillerie. This work, which was written during the imprisonment of Louis Napoleon in Ham, is still worthy of note today.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abridgment and the omission of notes and tables, it was copied in the Oeuvres de Napoléon III, Vol.IV，1856，and was translated by Lieutenant（later Lieutenant General）H. Müller, Berlin，1856. A. Essenwein,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Firearms. Facsimile Illustrations of Old Original Drawings, Miniatures, Wood Cuts, and Etchings, together with Photographs of Authentic Old Weapons and Models（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Feuerwaffen. Faksimilierte Nachbildung alter Originalzeichnungen, Miniaturen, Holzschnitte und Kupferstiche nebst Aufnahmen alter Originalwaffen und Modelle）. Published by the Germanic National Museum. Text by A. Essenwein. With 213 facsimile illustrations. Leipzig，1872-1877. Thierbach, M.，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and Firearms（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Handfeuerwaffen），Dresden，1886. Supplement，1899. Köhler, G.，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System and Warfare in the Knightly Period（Die Entwicklung des Kriegswesens und der Kriegführung in der Ritterzeit），Vol.III, Breslau，1887（probably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is broadly conceived work）. Romocki, S.J. von, History of Explosives（Geschichte der Explosivstoffe），Vol.I, Berlin, Hanover，1898. Very valuable, especially because of its corrected reprint of Marcus Graecus. Jähns, M.，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Old Offensive Weapons（Supplement on Firearms）（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alten Trutzwaffen[Anhang Feuerwaffen]），Berlin，1899. Sixl, P.，“Development and Use of Hand Firearms”（“Entwicklung und Gebrauch der Handfeuerwaffe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 I ff.，1899 ff. Reimer, P.，“Gunpowder and Ballistic Concept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Das Pulver und die ballistischen Anschauungen im XIV.und XV. Jahrhundert”），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1：164 ff. Also 4：367. Oskar Guttmann, Records of Gunpowder（Monumenta pulveris pyrii），London，1906. Karl Jacobs, The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on the Lower Rhine up to the Year 1400（Das Aufkommen der Feuerwaffen am Niederrheine bis zum Jahre 1400），Bonn, Peter Hanstein, publisher，1910. An excellent document that presents much more than the title indicates. Rudolf Schneider,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 Vol.6，Book 3，“A Byzantine Firearm”（“Eine byzantinische Feuerwaffe”）. See also in this connection the article by R. Forrer，“Archeological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 Byzantine Firearm of the cod. Vat 1605 c. Eleventh Century”（“Archäologisches und Technisches zu der byzantinischen Feuerwaffe des cod. Vat 1605 c.11. Jahrhundert”）in the fourth book of the same periodical（1909）. These two articles overtake Romocki's work with completely new material.M. Feldhaus, in his Great Pages of Technology（Ruhmesblätter der Technik），Leipzig，191-[sic]，gives a valuable survey based on his own research. Recently, a new contribution in this field with very valuable new conclusions has been added by Rathgen（Lieutenant General）and Schäfer，“Firearms and Long-range Weapons in the Papal Arm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Feuer-und Fernwaffen beim päpstlichen Heer im 14. Jahrhundert”），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 Vol.VII, Book 1，1915.

2.Schneider and Forrer, op.cit.

3.See Romocki, Geschichte der Explosivstoffe, for the best and most thorough treatment of this subject.

4.Romocki, p.31.

5.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 may be permitted to pass over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gunpowder and firearms were known in ancient India. On this point see Oppert, Gustav，“On the Question of Gunpowder in Ancient India”（“Zur Schiesspulverfrage im alten Indien”），Mittei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Naturwissenschaften，4：421-437.

6.Rathgen and Schäfer，“Feuer-und Fernwaffen beim päpstlichen Heer im 14. Jahrhundert.”

7.This work by Walter de Millemete is entitled De officiis regum（On the Duties of Kings）and was presumably written in 1325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that is, shortly after 1327. The manuscript is in Oxford. The illustration is to be found in Guttmann，figure 69，reproduced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 and also, very unclearly, in Feldhaus, p.100. I handed my colleague, Tangl, the sample given in Guttmann, and he told me that no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from the passage. While he was certain it belonge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t was of the type of elegant writing which contains so little of an individual character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a closer date. But he went on to say that if the manuscript can be proved to stem from the years to which it has been attributed（1325-1327），then we may also assume that the illustration is from the same period. The fact that the projectile with the arrow point is aimed at the gate of a stronghold could perhaps be interpreted as indicating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purely decorative composition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show firing against the strong gate. Shooting with bolts instead of balls was actually done.

8.The most important are two frescoes in the church of the former monastery of St. Leonardo in Leccetto near Siena, on which a siege with a cannon and a hand firearm are shown（Guttmann, p.28）. According to an account book, the master Paul was paid 16 L.，12 R. for these works in June 1343. Professor Tangl told me, however, that the writing in the account book is of a much later period.

9.On this point see the articles by Schneider and Forrer named in note 1 above.

10.Of course, Rathgen and Schäfer point out that in the papal accounts, as detailed as they are in other respects, there is no entry for wood for the blocks. They say, however, that these blocks may have been made on the spot.

11.According to Clephan，“A Sketch of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Handgun，”Festschrift für Thierbach, pp.35，40，gunpowder and various types of cannon are mentio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England in 1338，in a procurement contract.

12.With respect to Meissen, see Baarmann in the Festschrift für Thierbach, p.67，where it is said that the defender of Salzderhelden successfully used a lead firearm several years earlier.

13.“On the Oldest Cannon in Switzerland, with a Document from the Year 1391”（“Ueber älteste Geschütze in der Schweiz, mit einer Urkunde vom Jahre 1391”），by Dr.J. Häne in Zurich.Anzeiger für schweizerische Altertumskunde, new series，2（1900）：215-222.

14.Jacobs, p.136.

15.Favé，3：80 ff.，according to Köhler.

16.The ribaudequins were originally large crossbows that were installed on the wall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y were often named as cannon. The most important passages are cited in Köhler, Kriegswesen der Ritterzeit，3：178，279，315.

17.In an extract from the Book of Pyrotechnics（Feuerwerksbuch）of 1429 it is already stated how “lump powder” was made and the fact that this powder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fine powder. Köster（p.336）and Jähns（p.401）believe that this lump powder was not yet a true granulation but only a preliminary step. Romocki, p.182，and Clephan, p.36，call it simply granulation. Clephan adds that, nevertheless, fine powder continued to be used for a long time and granulated powder was again us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s the reason for this, he assumes, as does Köhler，3：255，that the explosion of the granulated powder was so strong that the weak cannon could not withstand it. This explanation is not very enlightening, since one could have used less powder.

18.G. Körting, Petrarch's Life and Works（Petrarcas Leben und Werke），p.542，says that the poet devoted many years to this work but did not finish it until he was old—on 4 October 1366，according to a reliable source. Azzo died in 1362. This date is also accepted by Karl Förster, Petrarch's Collected Canzonas（Petrarcas sämtliche Canzone, usw.），translation，2d ed.，1833，p.XI. This report is based on Baldelli, Del Petrarca e delle sue opere, Florence，1797.2d ed.，Fiesole，1837. Blanc, in Ersch and Gruber, III，19，p.237，reports that Petrarch started the work in 1358 and finished it in 1360. In 1360 or early 1361 he supposedly presented it to the Dauphin, later Charles V of France, on the occasion of a diplomatic mission, and Charles had it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lanc also bases his statements on Baldelli, but Baldelli, in his second edition at any rate, names 1366 as the year of completion.

19.Published in Geneva by Jacob Stoer in 1645，p.302.

20.In the word “wooden”Jähns saw indirect proof of its derivation from the madfaa. That does not seem clear to me.

21.Jovius, Elogia virorum bellica virtute illustrium（Aphorisms of Men Distinguished by Military Virtue），Basel，1575，p.184. Also Guicciardini, Historia d'Italia, Venice，1562，4：100.

22.Jacobs, p.53.

23.Jacobs, p.51 ff.，p.136.

24.Napoléon, Etudes, p.66.

25.Baarmann，“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n Carriage up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at of the Rifle Stock”（“Die Entwicklung der Geschützlafette bis zum Beginn des 16. Jahrhunderts und ihrer Beziehungen zu der des Gewehrschaftes”），Festschrift für Thierbach, p.54. A very valuable study. I cannot agree with the differing opinions in Essenwein and Gohlke（Geschichte der Feuerwaffen）. According to von Graevenitz, Gattamelata and Colleoni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Art（Gattamelata und Colleoni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Kunst），Leipzig，1906，p.96，Colleoni placed cannon on mobile carriages and thereby became the creator of the field artillery in Italy.

26.Robertus Valturius, de re militari（On Military Affairs），Verona，1482，has a series of illustrations of cannon in Book X. Among them are also bombs with burning tinder, but in other respects the pictures are fantasies.

27.On his rapid march from Rome to Naples in 1495，Charles VIII bombarded the city of Monte Fortino so that it could be taken by storm（Pilorgerie, Campagne de 1494-1495，p.174）. The same procedure was repeated at Monte di San Giovanni（p.174）. Charles VIII himself gives testimony in a letter written on the day of the victory（9 February 1495）of “a bombardment of four hours.”During that time an extensive breach had been made（p.176）. In a letter dated 11 February, Charles refers to Monte Fortino as “one of the fortified places of this country famous for its strength.”He did not move out against this city until after the midday meal, and less than an hour after the first shot the attack had already succeeded（pp.177-178）. A letter from a high-ranking French officer from Naples, written in February 1495，states：“Our artillery is not large, but we have found more in this city and large stocks of powder. But we have a shortage of iron bolts because here they have only stones”（p.197）.—In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 the shooting was better—“Today the king went to dine with the artillery, and in short order the cannoneers fired so well that they knocked down a tower”（13 March 1495）.（Pilorgerie, Campagne de 1494-1495，p.211）.

28.Beck, History of Iron（Geschichte des Eisens），1：906，says that iron balls were among the earliest proof for the invention of iron casting and existed long before 1470，when Louis XI supposedly bought the secret from a German Jew（p.910）. On p.915 he even claims they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But that certainly seems false. In those cases where iron balls are mentioned earlier, they may have been, as Beck himself says, forged balls, and the cast-iron balls that appeared toward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ere regarded as something entirely new. Jähns，1：427，cites the statement from an anonymous military book dated 1450 to the effect that stone balls were to be preferred because they were much less expensive than those of iron or lead. The high price, however, can hardly have been a decisive factor when we realize that, although the individual stone ball was much cheaper, the manufacture, transport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the cannon that it required were all the more costly. The manuscript of a book on pyrotechnics that Jähns，2：405，places in the year 1454 recommends covering iron balls with cast lead. This can no doubt refer only to forged iron balls which were rounded off with the lead casting, something that could not be done easily by forging. This would therefore seem to be indirect proof that the casting of iron itself was not yet understood. A Nuremberg inventory of 1462 that is mentioned in Jähns，1：427，does not show iron cannon balls.

29.Liebe，“The Social Rank of Artillery”（“Die soziale Wertung der Artillerie”），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2：146.

30.De la Noue，26.Discours, Observations militaires, ed.of 1587，p.755.

31.Sello，“The Campaign of Burgrave Frederick in February 1414”（“Der Feldzug Burggraf Friedrichs im Februar 1414”），Zeitschrift für Preussische Geschichte，19（1882）：101.

32.Sello, p.101.

33.The last three examples are taken from the collected passages in R. Schneider, Neue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1909，p.139.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iant Turkish cannon before Constantinople is pictured on the other side, however, as very strong. See Essenwein, p.34，and Jacobs, p.128 ff.

34.Rudolf Schneider, Anonymi de rebus bellicis liber，1908. Schneider，“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Torsion Engines”（“Anfang und Ende der Torsionsgeschütze”），Neue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1909. Schneider, The Artillery of the Middle Ages（Die Artillerie des Mittelalters），1910. In these otherwise excellent writings I consider as erroneous what is said about the Carolingian period. The capitularies are not “laws，” but simple prescriptions for individual cases, and there is no proof that leverage engines did not exist at the time of Charlemagne. Consequently, nothing prevents us from considering that the passages from Paulus Diaconus and from the vita Hludowici（Life of Hludowicus）cited by Schneider, p.24 f.，refer to such leverage engines. There is no basis（p.61）for ascribing their invention to the Normans. Erroneous, too, is the rationale on p.22 for the inability of the scara to manufacture and use projectile weapons.

35.Rathgen and Schäfer，“Feuer-und Fernwaffen beim päpstlichen Heer.”

36.Jähns, p.429. Burckhardt, Geschichte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Sect.108，p.224，says that Federigo of Urbino（1444-1482）introduced low forts instead of high ones, since the cannon was less effective against the lower ones. Von Stetten, Geschichte von Augsburg，1：195 ff.，reports that, whereas in that c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very energetic work on the city fortifications still consisted of raising the height of the walls, with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 clearly recognizable turnabout took place. Walls and towers were lowered to a certain height, strong mounds of earth were erected, the moats were deepened and “lined，” bastions and ravelins were installed, and so on. The law governing the radius became stricter and stricter; in 1542，despite the protests of the clergy, even a church was raz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e the considerations of Guicciardini in Historia d'Iitalia, Venice，1562，pp.388，425. According to this source, the conquest of Otranto by the Turks in 1480 and the reconquest by Duke Alfonso of Calabria in the following year were landmarks in siege warfare. De la Noue，18.discours，2. Paradox. Ed.1587，p.387. I shall go no further into the techniques either of fortification or of the attack; instead, I refer the reader to the corresponding sections in Jähns, 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From a methodological viewpoint,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kinds of exaggerations gain credence in something that is new and surprising. In his History of the Artillery, Napoleon III establishes the fact that Charles VIII in his campaign into Italy in 1494 transported 100 cannon of medium caliber and 40 heavy cannon. A whole series of authors, however, give him as many as 240 cannon and 2，040 field pieces, indeed as many as 6，000 light cannon. These exaggerations are due in part to copying errors and in part to the fact that the 6，000“vastardeurs”（pioneers, workers）who accompanied the army were misunderstood as cannon.

37.According to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Firearms（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Feuerwaffen），p.100，the word “cannon” appea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Spanish ordnance book of Charles V.

38.Guicciardini, Historia d'Italia，1：24. Jovius for the year 1515. Hist. Lib.XV，1：298.

39.von Ellgger, Military System and Military Art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Kriegswesen und Kriegskunst der schweizerischen Eidgenossen），Lucerne，1873，p.139.

40.Jovius lib. I for the year 1494 and lib.XV before Marignano.

41.The Swiss at Frastenz（Die Schweizer bei Frastenz）：Stettier，342，cited in Ranke, Werke，34：115. Valerius Anshelm, Bern Chronicle, Bern，1826，2：396. Jovius, Leben Gonsalvos, Venice，1581，p.292，at Cerignola in 1503. Likewise at Suriano in 1497：Jovius, Hist.lib.IV. At Marignano: Jovius, Lib.XV. At Ravenna in 1512: Jovius, Leben Leos, X，lib.II；Guicciardini, Historia d'Italia, lib.XI; Reissner, Leben Frundsbergs, Frankfurt，1620，fol.41-42. At Novara the Swiss supposedly fired with conquered French cannon they had turned around: Fleuranges, Mémoires, p.151.

The Venetian ambassador Quirini wrote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of the German battle square at the end of 1507:

... as soon as they see the fire of the cannon, the infantrymen automatically have to lift the halberds and long lances all together over their heads and to cross one lance over the other, and likewise the halberd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drop to the ground so low that the cannon, which do not fire downward, pass over them or hit in the halberds and long lances, not doing much harm to the infantrymen of the forma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Germans customarily now make the wheels of the gun carriages so small and low that the enemies can be harmed, even if they drop down as indicated; and when the formation is about to assault, the halberdiers and likewise those with the long lances all lower their halberds and also their long lances, with the points forward and not above their shoulders.（Relazioni degli Ambasc. Veneti [Reports of the Venetian Ambassadors]，Ed. Albèri, Series I，6：21-22）.

In 1537 de Langey taught that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the artillery was to take it by storm so that it would not have time for a second shot, or to approach it in a wide formation so that it would hit fewer men. Trewer Rath, fol. III, recommends having 300“runners”（including a few good musketeers）close quickly on the cannon.

42.“Nullo prope usui fore”（“It would be nearly useless”），Jovius, Hist. Lib. I, Venice，1553，1：30.

43.Book II, Chap.17. See also the account in Comines，2：258. Ed. Mandrot.

44.Essais, Book I.

45.Le vite de dicenove huomini illustri（The Lives of Nineteen Famous Men），Venice，1581，lib.III.

46.Avila, Schmalkaldic War（Schmalkaldischer Krieg），Venice，1548，p.40.

47.Sixl，2：167.

48.The name “hook firearm” was derived from this hook and survived for a long time, taking the form “haquebutte” in French. This word may als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its similarity to “arkebuse”（harquebus）. Jähns, however, has surmised that the name “hook firearm” was derived from the hook into which the match was clamped, and this interpretation is actually supported by common sense. The invention of this “hook” represented a much more important step forward than the invention of the recoil hook. The latter, of course, could only be used in a prepared defensive position and in target shooting. The fork did not provide any resistance for the recoil; even a three-legged stand would have been too weak for that.

49.Sixl,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2：334，407，409，on the basis of firing reports from Zurich in 1472，Würzburg in 1474，Eichstädt in 1487，and others. In noteworthy contradiction to these is Guicciardini's comment that before Pavia in 1525 the entrenched lines of the two sides were only 40 paces apart and the bastions were so close that the harquebus marksmen could have fired on each other. The greater distances in competitive shooting are so extensively confirmed that we cannot doubt them, but even if the paces were taken to be of the smallest possible length,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they wanted to shoot at targets at such distances with the firearms of that period.

50.Forrer,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4：55.

51.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1：316.

52.Institution de la discipline militaire au Royaume de France, Lyon，1559，Vol.I, Chap.10，p.46. According to Jovius, Charles V suffered heavy losses in Algiers in 1541 because a rainfall extinguished the matches. A similar report appears in Vieilleville, Mémoires, Vol.Ill, Chap.22.

53.According to the Badminton Archery Book, by Charles Longman. London，1894.

54.Tielcke, Contributions to the Art of War and History of the War of 1756 to 1763（Beyträge zur Kriegskunst und 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 1756 bis 1763），2：22.

55.The astonishing accuracy of the present-day Mongolians with the bow and arrow is reported by von Binder in the Militär-Wochenblatt，8（1905）：173. For the accomplishments with the bow and arrow in the Middle Ages, see Giraldus Cambrensis, cited in Oman,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p.559. On the occasion of a siege, Welsh archers reportedly shot their arrows through an oak door 4 inches thick. Giraldus himself claimed to have seen in 1188 the arrows, which had been left in the door as a matter of curiosity. The iron points could just be seen on the interior of the door. An arrow was also reported to have penetrated a knight's coat of mail, his mail breeches, his thigh, through the wood of his saddle, and deep into the flank of his horse.

56.Comines, Ed.Mandrot，2：296.

57.Escher, Neujahrsblatt der Züricher Feuerwerker，1906，p.23.

58.Ranke, Werke，2：269.

59.De vita magni Consalvi（On the Life of Gonsalvo the Great），Opere，1578，2：243.

60.According to the very careful and enlightening study by R. Forrer,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4：57.

61.Jovius, Elogia vir.ill.（Aphorisms of Distinguished Men），Book III.

62.Martin du Bellay as an eyewitness. Mémoires, Ed.1753，5：296.

63.See also Martin du Bellay, Mémoires, Ed.1753，Book X，6：35.

64.“Pistol”（“Pistole”）comes from the Slavic（Bohemian）“pistala”（tube，firing tube）. In a Breslau inventory of 1483 are listed 235 “Pis-deallen.” This number indicates that these were hand weapons, but we cannot tell what kind of weapo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Firearms（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Feuerwaffen），published by the Germanic Museum, Leipzig，1877，pp.46，112. The name of the weap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word “Pistoja.”

65.Susane, Histoire de la cavallerie française，1：48.

66.According to th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Feuerwaffen, p.118，a pistol appears in an illustration dated as early as 1531；another pistol, with a wheel lock，“judging from its component parts and form，” is dated “approximately”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3　长枪方阵战术

1.We might be reminded of the battle of Sellasia, but the sources for that battle are much too uncertain. See Vol.I, p.241.

2.The Spanish theoreticians of the school of Alba—Valdes, Eguiluz, and Lechuga—favored a shallower formation for the infantry（Jähns，1：729 ff.）. At any rate, they preferred the square by space to the square of men, but they also favored an even shallower formation, going as far as a ratio of 1：7. Valdes gives as an example that Alba once formed his 1，200 spearmen, three terzios，60 men wide and 20 men deep.

Mendoza gives no positive prescription but simply mentions that they had both wider formations and deeper formations. In the Institution de la discipline militaire au Royaume de France, Lyon，1559，p.73，the space square, which has twice as many files as ranks, is prescribed.

3.The Italian Giovacchino da Coniano, who was a sergeant major in the English service against France in the 1540s, sketched and described a series of thirty-two battle formations. There we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even more.（Comment by the editor at the end of the document: “It was entitled Dell'Ordinanze overo battaglie del capitan Giovacchino da Conjano, printed in Book III of the work Delia Fortificatione delle città di Girolamo Maggi e Jacomo Castriotto. Venice，1583，115 ff.）The whole work was already assembled in 1564.（See Maurice I.D. Cockle, A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Military Books Up to 1642 and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Works. London，1900，pp.141，200.）Although the somewhat boastful soldier refers again and again to practical testing of his forma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enemy, we can probably not lend him too much credence. The accomplishments on the English side before Boulogne at that time did not evoke much respect elsewhere in the world. Nevertheles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sergeant major was already sketching very shallow formations, with the justification that he had experienced how much better it was to have more weapons in the front line in action simultaneously（Fol.119-720）.

4　佣兵军队的内部建制

1.The standard document for this subject is the careful and worthwhile study by Wilhelm Erben，“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erman Articles of War”（“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Kriegsartikel”），in the Festgabe für Theodor Sickel,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ost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supplementary Vol.VI，1900，with a few later additions by the same author. Closely linked with this work is the equally excellent book by Burkhard von Bonin, Bases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German Arm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Era（to 1600）（Grundzüge der Rechtsverfassung in dem deutschen Heere zu Beginn der Neuzeit[bis 1600]）. Weimar，1904. Also very important and providing good orientation by its comprehensiveness is the work by Wilhelm Beck, The Oldest Letters of Articles for the German Infantry（Die ältesten Artikelbriefe für das deutsche Fussvolk），1908. See Erben's review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102：368.

2.“Weibel”（Feldwebel: first sergeant）is related to the word “weben”（“to weave”）and means the servant who moves quickly here and there, running back and forth. The Feldwebel was initially assigned by the colonel as responsible for lining up the whole regiment and only later gradually became a functionary for the company. The “Gemeinweibel，” who are supposed by some scholars to have been elected by the troops in order to present their possible complaints to the captain, seem to me somewhat questionable. On this point, see Bonin, p.50，and Erben, p.14.

3.Bonin, p.170，cites a few passages that indicate that the first sergeant was not to strike with his fist or with staffs, but with the shaft of his halberd. The captain and the lieutenant were supposed “to strike in their command duties with short sticks，” but “not without great reason therefor.”

4.Bonin, p.21.

5.Georg Paetel,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essian Army under Philip the Magnanimous（Die Organisation des hessischen Heeres unter Philipp dem Grossmütigen），1897.

6.26.Discours. Observations militaires, Ed.1587，p.750.

7.Paetel, p.231.

8.Saxon Articles of War of 1546（Sächsische Kriegsartikel von 1546）. Published in the Militär-Wochenblatt, No.157，1909，by G. Berbig.

9.Eidgenössische Abschiede，3.1.599.

10.When the wars of religion started in 1562，the soldiers on both sides initially conducted themselves very properly. Among the Huguenots no swearing was heard, and no gambling or prostitutes were to be seen. The population was not bothered. But Coligny said at that time to de la Noue: “That will not last two months.” He was completely right. Furthermore, on occasion he took stringent steps and had robbers hanged. De la Noue, Discours 26，Observations militaires, Ed.1587，pp.681-686.

11.De la Noue treats these fraternal groups thoroughly. Discours 16，Ed.1587，p.352 ff.

12.Jähns，2：924.

13.S.C. Gigon, La troisième guerre de religion. Jarnac-Moncontour（1568-1569），p.376.

14.The Art of Dismounted War（Kriegskunst zu Fuss），pp.20-21.

15.For example, Georg von Lüneburg had no fewer than 1，200 Poles in his service in 1636.

16.Archives Oranien-Nassau，2d Series，2：275.

17.Archives, p.10.

18.Chemnitz, Swedish War（Schwedischer Krieg），Part IV, Book 2，p.141.

19.Pufendorf, B.19，Ed.1688，2：320. Apparently from Chemnitz.

20.Such a convention “de bonne guerre”（“of good war”）was signed by Gonzago and Brissac in 1553. Hardy, Histoire de la tactique française, p.463. Men-at-arms and private soldiers “will suddenly be released，” without having to pay, after they have been “dévalisés”—that is, disarmed and relieved of their possessions.

21.Kriegskunst zu Fuss, pp.16，22. Jähns，2：1018.

5　战例介绍

1.Hobohm，2：518.

2.This battle is thoroughly treated by Rüstow in History of the Infantry（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by Jähns in Manual of a History of Warfare（Handbuch einer 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and by Ranke, History of the Romanic and Germanic People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Werke，33：25. All these accounts, which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one another, need serious correcting. Rüstow based his work too exclusively on Guicciardini, while Ranke and Jähns used as their principal source Coccinius, who can hardly be compared to the better sources. The standard study, based on the sources, is the Berlin dissertation by Erich Siedersleben（1907）. Published by Georg Nauck. His principal sources are a letter written by Fabricius Colonna, who commanded the knights on the Spanish side（printed in Marino Sanuto, Diarii，14：176. Venice，1886），and a report from the Florentine ambassador, Pandolfini, who was present at the battle in the French headquarters（printed in Desjardins, Négociations diplomatiques de la France avec la Toscane，2：581.Paris，1861）.

3.According to Colonna's letter.

4.The Italian survey map indicates that the ditch still exists today but does not extend as close to the Ronco as it did, according to our sources, at the time of the battle in 1512.

5.I include the 400 lances that were in position at the Ronco bridge under Alègre and intervened in the battle.

6.The artillery maneuver is not completely clear, since we cannot assume, as Guicciardini recounts, that Este drove completely into the right flank of the enemy, and the cannon certainly did not have enough range to shoot along the entire enemy front. Perhaps another inspection of the battlefield would clarify this point.

7.This battle is treated in two valuable monographs that appeared in quick succession: Novara and Dijon. Apogee and Decline of the Swiss Great Powe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ovara und Dijon. Höhepunkt und Verfall der schweizerischen Grossmacht im 16. Jahrhundert），by Doctor of Philosophy E. Gagliardi. Zurich，1907. Published by Leemann Brothers and Co.“The Battle of Novara”（“Die Schlacht bei Novara”），by Georg Fischer. Berlin dissertation，1908. Published by Georg Nauck.

8.Gagliardi and Fischer arrange the individual elements of the battle very differently, indeed even contradicting one another, since Fischer places on the right flank what Gagliardi seems to report for the left flank. I agree with Fischer. Nevertheless, when Fischer assigns only 1，000 men to the north square of the Swiss，2，000 to the center square, and 7，000 to the south square, I do not say that that is impossible, but I do not consider it as certain. If the Swiss had good information on the enemy and knew that the lansquenets wer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amp but that there was no favorable terrain there for horsemen, they may well have made the northerly and central columns of infantry very weak, assigning in return the horsemen to the former and the cannon to the latter. But they may have given these two units only missions calling for demonstrations, while assigning the actual attack exclusively to the third square and giving it seven-tenths of the entire infantry. But we may believe such fine points only if we have direct and reliable sources concerning them.Consequently, although I agree essentially with Fischer, I have expressed myself more carefully and with more restraint and have avoided giving specific numbers for the various troop units.

9.The sources speak of 400 Swiss halberdiers who reportedly first drove off the harquebusiers of the lansquenets and then attacked the main body in the flank. Gagliardi（p.162）considers them to be a unit that arrived by chance, while Fischer（p.138）considers this a detachment that was sent out intentionally. I suspect that these were men who welled out on one side when the main bodies clashed.

10.This battle is studied in an exemplary way by Otto Haintz in the dissertation “From Novara to La Motta”（“Von Novara bis La Motta”）. Berlin，1912.

11.This polarity is developed excellently by Gagliardi, Novara und Dijon, p.327.

12.The monograph by Heinrich Harkensee（Göttingen dissertation，1909），while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research in detail, did not arrive at tactically correct concepts of the overall battle. The corrections that need to be made are apparent when this work is compared with the account above. In particular, Harkensee attributes too much credibility to the exaggerations in the figures for the French strength. Hadank's review in th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No.26，1910，concentrates too much on details and unjustly raises the accusation that the author did not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He may, however, be correct in his reckoning of the French strength as 30，000. He also justifiably defends the report that the Gascons had large shields that could be placed on the ground as a base. Such shields（pavesen）were used by the marksmen. He refers to a miniature showing crossbowmen with large shields of this kind in front of them. Hewett, Ancient Armour and Weapons，3：543（Supplement）.

13.On page 36 above there is a quote that praises the Swiss artillery. The facts do not justify this.

14.“The Battle of Bicocca”（“Die Schlacht bei Bicocca”），by Paul Kopitsch. Berlin dissertation，1909. Published by E. Ebering.

15.In Guicciardini the account reads：“They wanted to return home, but in order to show the whole world that it was not because of fear, they first wanted to defeat the enemy.”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statement was made, but if they had been victorious, the Swiss would no doubt still have remained, and so they no doubt intended in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s to do so from the start.

16.The standard monograph is the Berlin dissertation by Reinhard Thom（1907），which, as a result of precise source analysis, corrects many individual errors in earlier accounts. A few additional sources mentioned in the review of this monograph in th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No.8，1909，are not of concern to us.

17.The report by the ambassador from Siena specifically gives this as the reason for the carelessness of the French.

18.Berlin dissertation by Karl Stallwitz，1911. Review by Hadank in th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No.16，1912.

6　马基雅维利

1.Guillaume, p.165.

2.E. Fueter, in a review of Hobohm's work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113：578，while recognizing the high value of the work, nevertheless takes exception in detail to many points, charges the author with a lack of methodological schooling and even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warfare and of the Italian language. I have checked on these accusations and have compared them with a handwritten countercritique by Hobohm. The result is that the reproach falls back on the critic. Even if all the details that he criticizes were real error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tupendous scholarship and the critical perceptiveness with which Hobohm sweeps aside mountains of misjudgments appearing in the sources and constructs positive new knowledge, those errors would have very little significance. But my study shows that of all the objections and corrections made by Fueter, not even a single one—really not a single one—is justified. It is not that Hobohm's understanding of Italian is insufficient, but rather that Fueter did not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dern Italian and the Italia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t is not Hobohm who introduces erroneous material concerning the warfare of that time but Fueter. Let us give but three examples: Machiavelli recommends that in the selection of corporals for the militia i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ey are acceptable to the other conscripts（“scripti”）. Fueter is not familiar with this principle and this language. He claims he is bringing sense into this prescription by translating conscripts（“scripti”）with the word “instructions” and says that Hobohm, because of what is actually his correct translation of the passage, is unknowledgeable. Furthermore, Machiavelli recruited his militia exclusively from the peasants of the subjected countryside, and not from the burghers. Fueter read Hobohm's book so hastily that he attributed to these peasants the attitudes of the “Florentine merchant nation.”

A third feature of Machiavelli's militia system was the fact that Florence did its best, even though not always with success, to prevent its subjects from going off as mercenaries, whereas in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that was officially permitted and often even more or less organized. Fueter had such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opposite attitudes, which are explained by Hobohm in a very interesting and thorough manner, that he believes Machiavelli borrowed the official regulations for sending men off for mercenary service from the Swiss military system, and he attempts to correct Hobohm in this matter with strong emphasis. And thus it continues point by point, and I can only regret that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has misled its readers on such a basic work.

3.Jähns，1：336.

4.Historia d'Italia, L.IX. Venice，1562，p.425.

5.Jovius, Elogia virorum bellica virtute illustrium（Aphorisms of Men Distinguished by Military Virtues），Basel，1575，p.323.

6.Hobohm，2：457，464. False army strengths for Novara and Marignano: Discorsi，2：18. Also Escher，“The Swiss Foot Troop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Das schweizerische Fussvolk im 15.und im Anfang des 16. Jahrhunderts”），Neujahrsblätter der Züricher Feuerwerker，1904-1907，explains thoroughly that Machiavelli does not portray correctly either the armament 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wiss.

第二篇　宗教战争时期

1　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过渡

1.George T. Denison's History of the Caval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with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Its Future（Geschichte der Kavallerie seit den frühesten Zeiten mit Betrachtungen über ihre Zukunft），（German version by Brix, Berlin，1879）has no scientific-historical value.

2.Concerning the dispute ove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ame, see Mangold in the Jahresbericht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3（1892）：247. The hussars are mentioned quite often in the Küstrin Battle Report on Mühlberg in Ranke, Werke，6：244-246，and in the report of the Nuremberg participant in the war, Joachim Imhof, in Kna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harles V（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Karls V.），Stendal，1864，p.46.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Avila, History of the Schmalkaldic War（Geschichte des Schmalkaldischen Krieges），German edition, p.123. According to Susane，1：150，there had been Hungarian cavalry in France since 1635；in 1693 a regiment of hussars was formed.

3.See Jähns，1：498，concerning this book. Hauser, in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2：25，rejects du Bellay as the author and says, probably correctly, that the edition of 1548 was the oldest（Jähns assumes 1535）. A very large part of the contents, but not the passage above copied from Vol.I, Chap.8，is taken from Machiavelli. See Gebelin, Quid rei militaris doctrina renascentibus litteris antiquitatis debuerit（What Military Doctrine Owed to the Renaissance），Bordeaux，1881，p.44.

4.Jovius, Book 44，Ed.1578，p.555.

5.Book 45，p.610.

6.Report of the Venetian Ambassador Navagero of July 1546（Bericht des venezianischen Gesandten Navagero vom Juli 1546），in Albèri, Series I, Vol.I, pp.314，328. He also describes the arms of these horsemen（p.314）. The pistol, which another report shows them as having（Ranke, Werke，4：223），is not yet mentioned in this report.

7.Alois Mocenigo, Relazione di Germania，1548. Ed. Fiedler, Fontes rer.austriacarum（Sources of Austrian History），30：120，Vienna，1870.

8.Vol.Ill, Book 3，Chap.2，p.289.

9.Jähns，1：740.

10.See the detailed extract in Jähns'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1：474.

11.Jähns，1：521.

12.Napoleon III writes in his article entitled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rtillery”（“Du passé et de l'avenir de l'artillerie”），Oeuvres，4：200：

Saint-Luc says in his Observations militaires that the duke of Alba, having found the squadrons of the reîtres too deep, wanted to form his own men with their front twice as wide as their depth. In this way, supposing that each horse would occupy a space of 6 paces by 2，he estimated that a squadron of 1，700 horses in seventeen ranks would occupy a rectangle of 102 paces by 204.

The passage by Saint-Luc does not yet seem to have been printed.

13.Edited by Buchon, p.122.

14.That may be concluded from Discourse XV（Ed.1587，p.345），where it is assumed that a victorious squadron would still only directly throw back fifteen or sixteen of the enemy drawn up in line, that is, with a normal strength of 100，one-sixth or one-seventh of the total. See Discourse XVIII.

15.Napoleon III, in the work cited in Note 12 above, says that Henry IV had squadrons of 300 to 500 horses, which were drawn up in five ranks. He states that Montgomery required that the men-at-arms were to form in ten ranks and the light horse in seven. Billon, in Les principes de l'art militaire, German edition, p.254（1613），would have the squadron formed with a depth of five ranks，“for the horses do not press one another strongly.”

16.Georg Paetel,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essian Army under Philip the Magnanimous（Die Organisation des hessischen Heeres unter Philipp dem Grossmütigen），1897. See especially pp.38，40. See also Jovius, Book 34，p.278，concerning Spanish armor.

17.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of the Venetian ambassador Alois Mocenigo, who accompanied the emperor. Fiedler, Fontes rer. Austriacarum，30：120. Venetian Dispatches from the Imperial Court（Venetianische Depeschen vom Kaiserhof），published by the Historische Kommissio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ienna，1889，1：668，670-671.

18.They are first mentioned in Avila, Schmalkaldic War, German edition，1853，p.58. First edition, Venice，1548，p.34. In a letter dated 6 November 1552，Lazarus Schwendi refers to the horsemen of Albrecht Alcibiades as “black horsemen.”Voigt, Albrecht Alcibiades，2：8. In 1554，1，500“black horsemen” appear in the imperial camp before Namur, all with pennons on their lances. Anonymous Journal（1554-1557），edited by Louis Torfs, Campagnes de Charles-Quint et de Philippe II, Antwerp，1868，pp.23-24. There are numerous references in this journal to their mutinies. In 1554 there appears on the emperor's side “un ost de reistres”（“a host of reîtres”）of 1，800 to 2，000 horses under Count Wolfram von Schwarzenburg. Rabutin, Commentaires L. VI, Ed. Buchon，1836，p.620：“In order to intimidate us, they had all made themselves black like handsome devils.”For the campaign of 1558，Henry II, looking back 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revious year at St. Quentin, ordered the recruiting of as many reîtres as possible.

... because, the previous year, the largest strength that his enemy（Philip II）had and which was estimated as giving him the advantage, was by means of these reîtres, who have since been called “black armor，” all of whom being armed with pistols, furious and frightening firearms, seemed to have been invented for the amazement and the breaking up of the French men-at-arms. And yet, in order to take as many of them as possible away from his enemy and to accustom and teach the French how to use such arms with confidence, he wished to draw them into his service.

Rabutin, L. XI, Ed. Buchon，1836，p.738. The first German pistol men in French service appeared, as best I have found, in 1554（Rabutin, p.605）. Susane believes they appeared still earlier. Rabutin, p.701，makes a distinction in 1557 in the French army between men-at-arms, cavalry, and reîtres. The expression “horsemen”（“Reiter”）for cavalry, apparently with the intention of indicating something specific, appears in Marino Cavallis, Relazione da Ferdinando Re de Romani，1543. Ed. Albèri, Series I, Vol.III, p.122.

19.They are mentio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n account of 1559，where they are given very little praise. Relation de Michel Suriano, made on the return from his ambassadorship to Philip II, in 1559. Gachard, Relations des ambassadeurs vénitiens sur Charles-Quint et Philippe II, Brussels，1856，p.116. Clonard，4：155，places their first mention in the Ordinanza of 1560.

20.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War（Geschichte des niederländischen Krieges），Book II, Chaps.11，12.

21.Mocenigo reports to the doge on 4 September 1546：“The imperial mounted troops fear their enemies very much, both because of their numbers and their excellent horses and because many of them have three small wheel lock harquebuses, one on the saddle, another behind the saddle, and the third in a boot, so that it is said of these light horsemen that in skirmishes they always consider themselves secure, because having dealt with their enemies with one harquebus, they seize another, and many times, even when fleeing, they put it on their shoulder and fire to the rear.”Venetianische Depeschen vom Kaiserhof, Vienna，1889，1：670-671.

A similar report is made by Federigo Badoero（Relazione di Carlo V e di Filippo II，1557. Ed. Albèri, Series I，3：189-190）about ferraruoli who were equipped with four or five pistols.

22.In the “Recollections of an Old Officer”（Feuilleton of the Post of 21 May 1890）we read：

At that time（1847），it was still the practice to target-shoot from horseback, a frightful maneuver during which very few horses stood still. A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would hand the loaded pistol, provided with a fuse, with the greatest care to the mounted horseman. Now the horseman was to ride a volt, halt in front of the target, and fire. But as soon as the horse noticed that the rider had a pistol in his hand, he usually started to buck and jump, and the horseman, his mount, and the bystanders were all most seriously endangered. And it then sometimes happened that the horse was shot in the ear. But now it happened that our good first lieutenant, von B.，had an old sorrel mare named Commode, and whenever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practice firing, the whole platoon, one after the other, climbed aboard Commode, who stood quietly, and each man fired his shot accurately. Now this foolishness has been abandoned and the firing is done only in a dismounted position, although, of course, signal shots by mounted scouts are not excluded.

23.Wallhausen, Kriegskunst zu Pferde, p.6.

24.Mencken，2：1427.

25.Ed. Buchon, p.291. On Tavannes, see p.127，above.

26.I have just received a study by R. Friedrichsdorf on Albrecht as a leader of mounted troops（Berlin dissertation，1919）. It contains new and very valuable material.

27.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is work, Basel，1572，the description is somewhat expanded（Book IX, Fol.309），but without adding anything of significance for us. Lancelot Voisin, Sire de la Popelinière, came from Poitou and was a student in Toulouse when the news of the blood bath of Vassy became public. He immediately took command of a Huguenot company of students, was eventually incapacitated as the result of a wound, and thenceforth he took up the pen.

28.In the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Ivry, p.386. Since this battle did not take place until 1590，it is the younger Tavannes who is speaking here.

29.In the fourth chapter of Book 2 of his Kriegskunst zu Pferde, p.65，Wallhausen describes the execution of the caracole but without using that name. It is also described by Grimmelshausen in Simplizissimus, Ed. Gödecke，1897，Vols.10，11，p.36.

30.Brantôme, Oeuvres, Edit. Laianne，1864 ff.，4：201. See also 3：376. In Vol.I, pp.339-340，he mentions this example in the same sense and speaks of the battle of Aulneau（1 November 1587）as a parallel.

31.At the base of this is the Italian “corazza，” which is derived from “corium，”“leather.”

32.For example, Villar's Mémoires, L.X.，Ed.1610，p.901；this appears to be for the year 1559，according to a contemporary document.

33.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certain Count Solms（Würdinger，2：371）wrote correctly—but in the final analysis nevertheless falsely：

When one has as horsemen only wagon servants and peasants who steal their horses from wagons and plows, there will be in the field bad conduct and desertion in battle and campaigns. And even if they do not flee but remain, they are still not sufficiently well mounted and armored, and they have not learned how to fight but they remain peasants on plowhorses and draft horses.Such men should not be brought by a noble to the lord who provides the pay, for the lord relies on their numbers without knowing that he has only a loosely formed, worthless unit.Every knightly man who intends to lead horsemen to a lord should ponder this, for it is a matter of his honor and his welfare. For if he has peasant yokels in his squadron or banneret and finds himself faced by a good, wellequipped unit, what can he expect to accomplish and what poor service he has provided his commander in return for his money.

34.Erben,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nd Royal Army Museum（Mitteilungen des kaiserlichen und königlichen Heeresmuseums），1902，Articles of War, etc.

35.Susane, Histoire de la cavallerie française，1：73，gives a somewhat different origin of this armed branch. He does not relate it to firearms but regards as the significant factor only the speed that the infantry in general, both lancers and musketeers, could develop in this way during individual expeditions. Because of the terror that they inspired, these warriors had called themselves dragoons. They were created by the Marquis de Brissac in the Piedmont theater of operations between 1550 and 1560. According to Jovius, Book 44，Pietro Strozzi had already placed 500 selected marksmen（sclopettarii）on horseback in 1543 in order to occupy Guis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Ludwico Melzo, Regule militari ... della cavalleria（Antwerp，1611）understands the dragoons to be mounted marksmen. Jähns，2：1050. Wallhausen has them armed in part with pikes.

Basta, Book I, Chap. 8，believes the mounted marksman or carabineer was invented in Piedmont. He identifies this type, therefore, with the dragoons. Hugo includes among the dragoons also men armed with spears, who move on horseback but fight on foot. Militia equestri，1630，S.184，Book III, p.4. See Book IV, Chap.5，pp.271-272，concerning their formation in battle, with the pikemen in the middle, marksmen on the right and left, and horses in the rear.

36.When, for example, the Venetian Soriano, Relazione di Francia，1562，Ed. Albèri, Series I，4：117，says that the king of France had, in addition to his knights, foreign ferraiuoli e cavalli leggieri, the latter principally Albanians and Italian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here the cavalla leggieri are the older arm, which does not fight in such close formation whereas the ferraiuoli were grouped in tight squadron formation and at this time，1562，were probably also armed only with the pistol.

37.Rabutin, Commentaires, Ed. Buchon, p.573，as an eyewitness.

38.Aloise Contarini, Relazione diFrancia, February 1572，Ed. Albèri, Series I, Vol.IV, pp.232-233.

39.Ed. Buchon, pp.202-203.

40.“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is with a broad front and weak rear,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take position in the front rank; but the Flemish, increasing the files and enlarging the body, make it stronger and more secure.”Report of Michel Suriano, made on his return from his ambassadorship to Philip II in 1559（Relation de Michel Suriano, faite au retour de son Ambassade auprès de Philippe II en 1559）（In Gachard, Relations des ambassadeurs vénitiens sur Charles-Quint et Philippe II, Brussels，1856，p.116）. Popelinière, Histoire des troubles, Livre 9（edition of 1572，p.309）：“The reître, because he fights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than the French ...”

41.And the worst is that, in the past, they fought in a single line（en haye）. These regiments marching in battle formation are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by the foot troops, the artillery, or other units, and they cannot conveniently be drawn together to form a large unit when the occasion calls for it. And while they might still be in open country, if they should close together, if by chance the king's lieutenant should not be there to command them, each of them wanting to show his worth, without considering that body of troops—or, so to speak, the mountain of enemies—that is coming to attack them, neither the fear the soldiers can have, who seeing themselves weak and outnumbered, run off, seeking not only to win, but to survive if they face up to these troops where they have a four to one superiority, united, pressed together, and in quantity, as it is said.

They were to make the companies 80 to 100 men strong, composed of compatriots who were all known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foster cohesiveness. The companies were to be formed in regiments of about 500 men（“hommes d'armes”）.

Cavalry in single line（en haye）is useless; squadrons composed of 400 riders are the best; squadrons of 1，500 and 2，000，as is prescribed for the reîtres, would defeat them if they were dealing only with these 400；and if there were 1，200 in three units, charging one after the other, I would consider them to have the advantage. So many men in close formation only create confusion, and only a fourth of them fight. This large number of soldiers in a squadron is useful for the reîtres, because three-fourths of their men are nothing but villeins. The first troops that charge against these large bodies throw them into disorder, principally striking them on the flank. And even if the body can hold off the first attackers, the second and third squadrons sweep them away and break them up, charging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and passing through; after the first two ranks are penetrated, there is little danger from the rest. He who has the larger number of squadrons of 300 and 400 must win the victory. Gaspard de Saulx-Tavannes, Mémoires, Ed. Buchon，1836，p.328 ff.

42.I find a similar argument in a Venetian account of 1596：

The reîtres were easily broken up by the lances of the light cavalry.Formerly, when each rank had made its wheel, the reîtres customarily tightened their whole formation and awaited the assault, facing the lances that were coming toward them, and then, widening their formation, they would let them enter among them and would handle them roughly with their pistols and their arms. But now the lances no longer come all together in squadrons but, divided into diverse and small detachments, they assault the squadrons of reîtres from all sides and harass them and throw them back and run through them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and break them up with great facility. Tommaseco Contarini, Relazione di Germania，1596. In Relazione degli Ambasc. Veneti.，Ed. Albèri, Series I，6：235.

43.It was a question in ancient times and among those of the present time whether it was better to go into combat at a trot or to await the enemy in place; it seems that the momentum and the gallop increase the power of the men and horses to mow down the squadrons but it also gives much more opportunity to those who have no desire to be involved in this charge to halt, hold their mounts in place, and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charge, such as new soldiers and those the captain does not trust. It seems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to have them wait in formation and firmly fixed in place or at least not to take up the trot or gallop before a distance of twenty paces from the enemy, because then those who would fall out would be recognized, and the cowards would be too ashamed to leave their position at the moment of encountering the enemy, being the more easily seen and recognized by their captains, who would force them to be courageou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Jean Gaspard de Saulx-Tavannes, Mémoires, Ed. Buchon，1836，p.116.

44.French ordinance of 16 October 1568.“It is likewise ordered that the companies of each regiment of cavalry will march together and in the formation that they are to maintain while fighting, in order that each man will be accustomed to holding his position.”Nothing further was prescribed. H. Choppin, Les Origines de la Cavalerie française, Paris and Nancy，1905，p.22.

45.Quite similar descriptions and observations are fou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s in France（Storia delle guerre civili di Francia），by the Italian Davila, and in the Art of War，“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unders and Pistolers，”1590，by the Englishman Roger Williams. They are quoted by C. H. Firth in Cromwell's Army, p.129.

46.In the Commentaires, Vol.XI, Chaps.11，12，Ed. Lonmier-Guillaume，2：214-222.

47.In his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War（Geschichte des Niederländischen Krieges），Mendoza reports expressly in his account of the battle on the Mooker Heide that the “horsemen” on the Spanish side had awaited the attack of the enemy squadrons in place—as a result of which, to be sure, they were defeated. It was only a counterattack by another Spanish cavalry unit that threw back the Gueux.

48.Historia, Book 44. Ed.1578，p.560.

2　射手数量的增加与步兵战术的完善

1.Rüstow, 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1：242 f.，349. Jähns，1：724，726，731. Hobohm，2：472. Pätel,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essian Army under Philip the Magnanimous（Die Organisation des hessischen Heeres unter Philipp dem Grossmütigen）. Philip gave the marksmen one guilder more per month than the spearmen; nevertheless, they did not reach half the strength.

2.Jähns，1：726.

3.Relazione di Vincenzo Quirini, December 1507（Relazione degli ambassadore Veneti[Eugen Albèri, Series I，6：21]）.

4.Clonard-Brix, p.57.

5.Book XV, Basel，1578，1：315.

6.Truthful Description of the Other Campaign in Austria against the Turks ... in the Past Year 1532. Described in Detail. And now Prepared in Pri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Year of 1539. Reprinted in J.U.D. Goebel,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al History of Europe under Emperor Charles V（Beiträge zur Staatsgeschichte von Europa unter Kaiser Karl V.），Lemgo，1767，p.326.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caracole is to be found in Hobohm，2：394，405-407，468，483，508.

7.Rabutin, Commentaires, Ed. Buchon, p.530.

8.Quoted in Rüstow，1：264.

9.Discourse XVIII, Paradoxe 2，p.384.

10.Jovius, Life of Pescara（Le vite ...），Venice，1581，p.213.

11.1 September 1546. Avila, German edition, p.39.

12.There are also reports of mixed combat of marksmen and horsemen（Rüstow，1：314，from Monluc），but these can only have been exceptional cases that had no further development.

13.Jovius in 1535 before Goleta：“duas sclopetariorum manus, quas manicas vocabant, quod cornuum instar ...”（“two bands of sclopetarii, which they call sleeves because they are like wings”）. Book 34，Edition of 1578，p.392. In 1542 before Ofen, the Italian infantry of Alessandro Vitelli “promoto hastatorum agmine et utrinque sclopettariis in cornua expansis Barbaras invadunt”（“After the column of the pikemen had been moved forward and on both sides the sclopetarii had been extended on the wings, they attacked the barbarians”）. Jovius, Histories, Book 42，p.518.

14.As we have already seen on p.94 above, Rüstow called this formation the “Hungarian order，” which he based on the Vienna parade of 1532. But that was only a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withou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expression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sources any more than is the “Spanish brigade.” Wallhausen speaks not of a “Hungarian order，” but only of a “Hungarian installation，” that is, an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rather than a tactical one. In his Art of Dismounted Warfare（Kriegskunst zu Fuss），Book I, Chap.6，p.110，he says that in Hungary no formation other than the square was used. Jähns，1：711，calls it fatal that there had been acceptance of the procedure advocated by the Italian Tartaglia calling for placing the marksmen in the outer ranks of the square rather than as wings resting on the squares of spearmen, as had already been recommended by Seldeneck in 1480. This criticism seems to me to fail to recognize the principal point. While it is true that the formation of marksmen in wings offered the advantage of better sequence of fire and also a reasonably sure protection, nevertheless, when the attacking horsemen approached, the marksmen always had to find protection either among or inside of the spearmen.

15.As an example of how little we can depend on isolated reports, even when they appear to be well founded, let us note that Jorg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3：295，tells of a defeat of the Turks in 1593 in which “the janissaries were destroyed by the new cavalry of the West, the heavy horsemen clad in iron on armored horses, and by the harquebusiers.”A Turkish source and a Polish one are cited as a basis. Consequently, the writers had heard of the “new cavalry of the West，” but they had not understood in what respect it was new, and so they describe it as the ancient knights. If we were not informed from other sources, it would be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recognize what is correct in this exaggerated description. This is a counterpart to the transposition of Winkelried into a knightly battle. A similar situat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same work on p.314.

16.1608. Archives of Oranien-Nassau，2d Series，2：389.

17.Institution de la discipline militaire au Royaume de France, Lyons，1559，p.96 ff. The author himself is opposed to the reduced units and believes that, since there are marksmen and horsemen in the intervals, the cannon would find their target in any case. In his opinion, one should seek to prevent the second shot by skirmishing marksmen and horsemen.

18.Rüstow treated these formations very thoroughly in his 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 I do not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go into that in detail, since we find nothing of this kind in the real battles.

19.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erzio” was an administrative or a tactical unit and designation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

20.Lipsius, de militia Romana（On Roman Military Service），5：20，Opera，1613，2：460. De la Noue, Discourse XVIII，2d Paradoxe. Ed.1587，p.377 ff.

3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

1.On the military library of Maurice of Orange, see Carl Neumann, Rembrandt，1：95.

2.Journal of Anthony Duyck（Journaal van Anthonis Duyck），fiscal advocate of the Council of State（1591-1602）. Published under commission of the War Department,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udwig Mulder, captain of infantry，3 volumes，1862-1866，s'Gravenhage and Arnhem. Duyck's office was that of a chief of the war chancellery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and of the highest juridical official for the army（Mulder, preface, p.LXXXVI）. He was normally present with the army and kept a daily account of events. To judge from an examination of his journal, he was so excellently informed on the thoughts of Maurice as to be possible only through direct verbal contact. In many passages we may consider the journal to be Maurice's legacy to posterity. Gustav Roloff，“Maurice of Orange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odern Army”（“Moritz von Oranien und die Begründung des modernen Heeres”），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111，1903.

3.Jähns，1：869 f.

4.Jähns，1：472，705，says that in 1521 Delia Valle recommended the parade march in step; Lodrono did likewise（Jähns，1：724）. See also Hobohm，2：407. In a report on the battle of Ceresole by Bernardo Spina, published by Stallwitz as a supplement to his document on that battle（Berlin dissertation，1911，p.54），it is stated that the Spanish general del Guasto had the recruits drilled immediately before the battle. It is also reported that the French guards had conducted drills.

5.Jähns，1：735.

6.Dilich, Kriegsbuch，1607，p.254，discusses the steps taken to maintain the formation on the march. Among them he says “that in marching, an even and steady step is to be maintained” and “that the drummers maintain a correct beat as if the soldier had to dance by it.”

7.In March 1591 this proportion was 1：0.47. Mulder, preface to Duyck's Journal，1：51 ff.，1862. He arrives at this number by taking the average of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 figures in the documents，figures that cannot be confirmed.

8.According to the sketches by John of Nassau, two ranks of musketeers were drawn up forward of the front of the “double-pay men，” that is, the pikemen. Plathner，“Graf Johann von Nassau，”Berlin dissertation，1913，p.57.

9.Dilich, Kriegsbuch，1607，p.290，is not very clear as to what is supposed to happen when a formation of pikemen and marksmen is attacked by mounted men or pikemen. They should either retire behind the pikemen or into the mass of them.

10.Stuttgart Manuscript of 1612. Jähns，2：924. John of Nassau states that Maurice never allowed his system of march and battle formation to be changed, once it had been established, so that merely by drum and trumpet signals each man could take his place. Plathner, p.58.

11.Plathner, p.57.

12.A letter from Sandolin to Lipsius, dated 16 July 1595. Cited in Jähns，2：880. Duke Henri Rohan reported later in his document（cited in Jähns，2：951）that Maurice had found that the armament with shields was better but had not been able to have his opinion accepted, since, of course, he was not the sovereign. See Hobohm，2：452.

13.Mulder, Van Duyck's Journal，1：636 ff. From 9 August to 26 October 1595. Similarly in 1598. Reyd, Niederländische Geschichte, Vol.XV, Ed.1626，p.569. In the same year the brother of William Louis, John of Nassau, reported from Groningen to their father on drills in the garrisons. Archives of Oranien-Nassau，2d Series，2：403. Wallhausen, Kriegskunst zu Fuss, p.23，reproaches those who say:“What is drilling? When one is fighting for the enemy, one does not drill long.”

14.Chapters IV and VII and a particular paragraph，144，of Chapter XVIII are erroneously identified in the letter as Folio 144. The three echelons are prescribed in it：“Has très acies ad usum separatas, propinquitate conjunctas, ad se mutuo adjuvandas idoneas esse perspeximus”（“We observed that these three battle lines, separated for use and joined by their proximity, are suitable to aid each other mutually”）. The depth of the echelons is given as ten men in Leo.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incidentally, how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are often confused. In a rather careless way, Leo transferred the tradition concerning the Roman infantry（which eventually goes back to Livy，8.8）to the cavalry. But this attracted so little attention that William Louis, apparently without noticing Leo's error, was able to transfer it back again to the infantry.

15.A set of instructions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individual man was Handling of the Guns, Muskets, and Spears（Waffenhandlung von den Rören, Musqueten und Spiessen）by Jacob de Geyn. The Hague，1608. Dedicated to Joachim Ernst,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The book is illustrated with large, handsome copper plates. Republished in 1640. The copper plates in Wallhausen's Kriegskunst zu Fuss are different ones, also quite often different in their arrangement. Geyn distinguishes between marksmen and musketeers; he has forty-two commands for the former and forty-three for the latter. The musketeers have wooden powder containers on bandoliers, while the marksmen do not. For the spearmen there are twenty-one commands, many of them to be carried out in three speeds.

16.Rüstow，1：345，characterizes Maurice's reforms as having simplified to the maximum the tactical formations. This seems to be the direct opposite of my description, to the extent that I see in the new formations something that had to be worked out and was not at all simple but possible only through hard work. But the difference is apparent rather than real. Rüstow is thinking of those artificial theoretical formations which he thoroughly discusses, like the cross battalion and the eight-cornered unit; they were nothing more than ingenious contrivances and never played a role in actual practice. And in comparison with this, the Netherlandish formation was, of course, a simplific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quare of men or the geometric square, which up to that point were the only ones under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the Netherlandish method was not a simplification but a far-reaching refinement, and it is only with this explanation that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is placed in the right light.

17.John of Nassau gives 135 as the normal number, of which 45 have the long spear and 74 are musketeers and marksmen. Plathner, p.40.

18.Everardus Reidanus, Belgarum aliarumque gentium annales（Annals of the Belgians and other Nations），Leyden，1633，8：192. Emmius, Guilelmus Ludovieus（William Louis），1621，p.67. See also Mulder's preface to Duyck's Journal，1：16.

19.Krebs, Battle on the White Mountain（Schlacht an dem Weissen Berge），p.25 ff.

20.Reyd, p.281.

21.Billon, p.191.

22.Maurice（19 June 1593），Archives-Oranien-Nassau，2d Series，1：24.

23.Printed in the Work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Historisch Genootschap）in Utrecht. New series, No.37. Utrecht，1883，p.448 ff.

4　古斯塔夫·阿道夫

1.Fahlbeck, Preussische Jahrbücher，133：535.

2.According to G. Droysen, Gustav Adolf，2：85，the king landed in Pomerania in 1630

with 13，000 men

He already had in Stralsund 6，000

Follow-up forces ca. 7，000

Withdrawn from Prussia 13，600

Total: approximately 40，000

Some 36，000 men remained behind in Sweden, Finland, Prussia, and so forth. Consequently, the entire military strength amounted to 76，000 men，43，000 of whom were levied nationals.

3.Jähns，2：952.

4.In his writings of the year 1673（Schriften，2：672），Montecuccoli actually considers the usual ratio of two-thirds musketeers and one-third pikemen to be wrong. He believes more pikemen are needed to cover the musketeers in battle, for the latter, alone, would be overpowered by the cavalry. He points out that this was what happened at Lens, for example, where Condé defeated the Lotharingians. At Breitenfeld, hesays, the Holstein regiment held fast because of its pikemen until it was overcome by the artillery. He reports the same thing in 2：223. He claims that the ratio of two-thirds to one-third was acceptable only because on so many occasions outside of battle the musketeers were more useful than the pikemen.

5.“The Swedish Discipline，” cited in Firth, Cromwell's Army, p. 105.

6.According to Firth, p.104.

7.Firth, Cromwell's Army, p.98，from the Swedish Intelligencer，1：124.

8.On the leather cannon, see Gohlke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4：392，and Feldhaus, p.121.“Leather pieces” are also mentioned in the introductory poem to the Little War Book（Kriegsbüchlein）of Lavater of Zurich，1644. He says they did not come first from Sweden to Zurich，“but rather from us to them.”

9.Letter to Aldringer，2 January 1633，reproduced in Förster, Wallenstein's Letters（Wallensteins Briefe）. Daniel's statement in History of the Military（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5：12，that Henry IV of France had already required that his squadrons fire a single salvo with their pistols and then attack with cold steel, must be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I have found nothing on this in the sources, and the objective prerequisite for such action is missing, that is, a stricter discipline. Davila states expressly that at Ivry, the last large battle of Henry IV, his squadrons used the caracole.

10.This explanation has been preserved for us in the work of an English military author, Turner, and it goes back to English officers who had served under Gustavus Adolphus. I draw the quotation from Firth, Cromwell's Army, p.289. The passages cited in Mareks, Coligny, p.56，and Hobohm, Machiavelli，2：373，385，which seem to prove an earlier occurrence of the running of the spear gauntlet—especially Bouchet, Preuves de l'histoire de l'illustre maison de Coligny（Evid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Illustrious House of Coligny），1642，p.457—are based on erroneous translations.“Passer par les piques”（“to pass before the pikes”）is the “law of the long spears，” mentioned on p.61 above. Of course, La Curne de St. Palaye, Dictionnaire de l'ancien langage français, Vol.8，understands this expression as meaning striking with the spear shafts. I consider that impossible; the spears are too long to be used that way.

11.Cited in Firth, Cromwell's Army, p.321.

5　克伦威尔

1.The outstanding book by C.H. Firth, Cromwell's Army, London，1902，covers exhaustively the subject of Cromwell as a military organizer, the role in which he is of most interest to us. The extensive work by Fritz Hoenig, Oliver Cromwell, Berlin，1887，is not up to par. See the review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63：482，and the Historical Review, Vol.15（1889），19，p.599. It was only in his later writings that Hoenig brought his considerable talent to its full development.

2.According to Hoenig, II，2，269，this command originated in 1643.

3.According to an estimate by W.G. Ross, reported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63（1889）：484，the parliamentary army numbered 13，500 men, including 7，000 infantry, whereas the royal army had only 8，000 men, half infantry and half cavalry. See Firth, p.111.

4.Hoenig attributed to Cromwell specific creations in the tactical employment of cavalry, the formation of echelons, and so on, and saw in him the predecessor of Frederick and Seydlitz and even the guiding spirit for our time. I cannot agree with him on this. The entire organization of military uni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ith the matter of effectiveness of their weapons is too different from the conditions of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o justify such comparisons. Hoenig is also in error（I，2，247）when he attributes to Cromwell the formation of divisions in the Napoleonic sense.

5.Firth, p.101.

6.See my article “Anglicanism and Presbyterianism” in the Historisch-Politische Aufsätze.

6　战例介绍

1.H.von Koss，“The Battles of St. Quentin and Gravelingen”（“Die Schlachten bei St. Quentin und Gravelingen”），Berlin dissertation，1914，E. Ebering Press. I am not so sure whether the analysis of Gravelingen in this otherwise very worthwhile work is appropriate. The points raised by Elkan against this work in his review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116：533，apply only to secondary items, partly simple typographical errors. The question, too,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nglish ships, which Koss, with good reasons, doubts, is not significant from the military history viewpoint, but, on the basis of testimony cited by Elkan and overlooked by Koss, this point calls for further study.

2.Swiss battle reports in Segesser, Ludwig Pfyffer and His Times（Ludwig Pfyffer und seine Zeit），1：621.

3.Special study on the battle by Gigon, La troisième guerre de religion，1912. Gigon gives the Huguenots a strength of 12，000 infantry and 7，000 cavalry and the Catholics 15，000 infantry and 8，000 cavalry. Other writers assume considerably higher numbers for the Catholics. According to Popelinière, Coligny supposedly used the method of blending the infantry and the cavalry（“d'enlacer l'infanterie et la cavallerie”）in small units. The account of the battle, however, does not show that.

4.The standard monograph is by J. Krebs, Berlin，1879. Brendel，1875，gives nothing useful from a military standpoint. A few details are to be found in Riezler, Sitzungsberichte der Münchener Akademie, Phil. Abt.，Vol.23，1906.

5.Riezler, p.84，of course assumes that the army of the League was only 10，000 men strong and had lose 12，000 to 15，000 men from sickness in the preceding campaign. The “Hungarian fever” was raging at that time in all camps.

6.According to Anhalt, the formation of the Bohemians was 3，750 paces wide at most, and it appears as if the animal park was not included in that figure. According to the illustration in Krebs, however, the width was not even 2，000 meters, including the position in the animal park, and, remarkably enough, this was estimated on the same scale as equal to 5，000 feet. On page 171 Krebs assumes that the front was about 3，600 meters. In any case, the front was very long for the small army.

7.Later, Tilly reproached his colleague Buquoi for having divided up his horsemen into “little squadrons”（“squadronelli”）.

8.In his report Christian speaks only of Thurn's musketeers, as if there were no pikemen there at all.

9.According to Gindely，2：119，the units（Fähnlein）of the Bohemian regiments were composed of 24 privates first class，76 pikemen, and 200 musketeers.

10.The standard special study on the battle is by Walter Opitz（Leipzig, A. Deichert，1892）. The dissertation by Wangerin, Halle，1896，is only a study of the sources without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11.Opitz, p.76，established the fact that Tilly wanted to move from Leipzig to the Elbe, in order to gain a crossing and to draw Field Marshal Tiefenbach to him from Silesia. Once he had this latter force, Pappenheim was to be detached to Mecklenburg in the rear of the Swedish king. That was the plan in case the enemy again avoided battle. For the battle itself the plan was only significant to the extent that i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they did not want to go back behind the Elster to await Aldringer.

12.Jähns, History of Military Sciences（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1：572.

13.Following Rüstow's sample, Opitz has Tilly's infantry arranged in the form of a Spanish brigade. It may be that they were formed this way for a moment. It is not reported, and, of course, it does not matter tactically, since in their movement forward it would have been neither possible nor advantageous to hold the four units together in some kind of prescribed figure. It is expressly stated in a French report and in Chemnitz（Opitz, p.92）that Tilly's entire army stood in a single echelon, and Montecuccoli, Writings，2：581，says that Tilly was defeated at Leipzig mainly because he had drawn up his entire army in a single, right-angled front without reserves. The discrepancy that, according to Field Marshal Horn's report, Tilly's infantry was aligned in four battalions, whereas the French report states fourteen battalions（Opitz, p.93），can probably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in the latter figure the cavalry formations are also counted as battalions. Furthermore, as in the infantry, several regiments of cavalry may have been assembled in a single tactical unit.

14.In his sketch, Opitz obviously shows the Swedes as much too wide, the Saxons as too narrow. Since it is reported of both formations that they were a good 21/2 miles wide（extract from Schreiber's report of 8 September. Droysen, Archives for Saxon History [Archiv für sächsische Geschichte]，7：348）and the right flank of the Swedes extended beyond the enemy flank, then the imperial right flank must no doubt have extended beyond the enemy flank, the Saxons.

15.Montecuccoli, Works，2：579，states that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the Swedish victory was that they placed the musketeers between the cavalry. The cavalry had to be so formed that the enemy first had to pass through the musket fire, and in the weakened condition into which that brought him, he was then attacked by the cavalry.

16.This action by the artillery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actual battle reports, but it does appear in Chemnitz and Montecuccoli.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that Tilly, in his various reports（Droysen, Archives for Saxon History，7：391-392），strongly emphasized the enemy's superiority in artillery.

17.Karl Deuticke，“The Battle of Lützen”（“Die Schlacht bei Lützen”），Giessen dissertation，1917. It was not until the appearance of this excellent study, in which the scattered sources, especially letters, were collected and studied with the greatest care with the help of the Stockholm Library, that a correct and reliable picture of the details of this battle was achieved.

18.It is not definitely reported as to whether Wallenstein had additional light pieces along with his twenty-one heavy cannon. We only know from several letters in the 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Sources of Austrian History），Vol.65，that he had procured such cannon.

19.Deuticke, p.67.

20.Unfortunately, we do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corps; it can hardly have been more than 6，000 men. On the day of the battle it was still at Torgau and would therefore not have been able to reach the vicinity of Lützen for several days. Gustavus Adolphus had ordered it to follow the route via Riesa and Oschatz in order to avoid Eilenburg and Leipzig, which were occupied by the emperor's forces.

21.The more recent monographs on this battle, on which my account is based, are principally those of Walter Struck, Stralsund，1893，and Erich Leo, Halle，1900. But neither of them distinguishes sufficiently between a positive decision to seek the battle and the mere risk of bringing on the battle as the result of a maneuver. Nor has the lively description of the battle by Colonel Kaiser in the Literarische Beilage des Staatsanzeigers für Württemberg，1897，come to grips with this decisive point. It was only later that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From Lützen to Nördlingen”（“Von Lützen nach Nördlingen”）by Karl Jacob（1904），who seeks to prove that Bernhard von Weimar was unjustly exalted and Swedish Field Marshal Horn was a much better strategist. What Jacob says in Horn's favor may well be essentially correct, but his pejorative judgment of Bernhard shows prejudice and insufficient training in military history. In the points of controversy between Leo and Struck, Jacob correctly sides strongly with Struck.

22.Jacob criticizes Bernhard for attacking at all. He believes that wing should have maintained a purely defensive stance in order to cover a possible withdrawal with its full strength still available. Such conduct would have been poor testimony for the military genius of Bernhard. Of course, since the battle was lost, the defeat was all the more frightful in that Bernhard had insufficient reserves to send in to cover the withdrawal. Nevertheless, if he had remained passive in the battle for this eventuality, a victory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since the enemy could then have had all the more troops to employ against Horn. From all appearances, Bernhard understood his mission absolutely correctly—to keep the enemy on his flank as occupied as possible but without bringing on the decisive battle there.

23.Leo, p.59，estimates the strength of the Catholic army between 40，000 and 50，000 men, a small portion of which remained in position facing Nördlingen, while he considers the strength of the Swedes between 19，000 and 22，000 regulars and 5，000 to 6，000 Württemberg militia. M. Ritter,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War（Geschichte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p.580，agrees with these estimates, as does Jacob, p.109. Unfortunately, we learn nothing specific about the employment and conduct of this militia in the battle. It must have been in position on Bernhard's flank and therefore probably remained unengaged in the actual battle but was overtaken by the enemy on the withdrawal and cut down. Even in Kaiser's account, where we would most likely expect it, there is nothing further of any significance.

24.Leo, p.66，note, cites several sources to the effect that Bernhard from the very start—that is, as early as in the council of war that decided on the march onto the Arnsberg—wished to bring on the decisive battle and so recommended. But Leo's sources are not completely reliable, and it could, for example, easily be the case that remarks by the prince on the evening of the march or the morning of the battle, when it was a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y should seek to take the Allbuch position by force, were transposed back to the council of war.

25.The authoritative monograph is Rudolf Schmidt's “The Battle of Wittstock”（“Die Schlacht bei Wittstock”），Halle，1876.

26.Letter to Field Marshal Count Götz, who was in command in Hesse, dated 9 October, and therefore five days after the battle. Quoted in von dem Decken, Duke George of Braunschweig and Lüneburg（Herzog Georg von Braunschweig und Lüneburg），3：277.

第三篇　常备军时代

1　总论

1.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ustrian army se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and Royal Armed Forces from 1618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Geschichte der kaiserlichen und königlichen Wehrmacht von 1618 bis Ende des XIX. Jahrhunderts），published by the Directorate of the Imperial and Royal Military Archives.

2　法国

1.French History（Französische Geschichte），1：369.

2.Susane, Histoire de la cavallerie française，1：82.

3.Campaigns of Prince Eugene（Feldzüge des Prinzen Eugen），1：507.

4.Susane, Histoire de l'infanterie，1：78.

5.The Spanish terzios, which were created in 1544，may have served as a model;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columellas is not clear.

6.Mention, L'armée de l'ancien régime.1900.

7.Ritter, German History in the Period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Gegenreformation），3：518.

8.André，Le Tellier, p.26.

9.André，p.217.

10.According to Susane, Ed.of 1876，p.312，at the beginning of 1791 the rank and file of the infantry did not number more than 125，000 men.

11.Susane, Histoire de la cavallerie française, pp.136，154.

12.Louis André，Michel Le Tellier et l'organisation de l'armée monarchique, Paris, Felix Alcan，1906. This is a large work, supported by many documents. At times the tendency to emphasize Le Tellier's accomplishments is somewhat too strong. In 1900 the French War Ministry published a work entitled Historiques des Corps de Troupe de l'armée française（1569-1900）. The introduction gives a summary of the important references since the work by Daniel in 1721. The book contains a tabular presentation of all troop units since 1589 without any further source studies, as well as the names of the commanders, of the battles in which the units participated, and so forth.

13.Susane, p.100. De la Noue concludes that the Spanish infantry was better than the French from the fact that so many noblemen were in the Spanish service（Jähns, p.564）. A remarkable account of weekly changes of the Spanish commanders, determined by lot, is reported for the year 1538 by Jovius, Book 37，Ed.1578，pp.364，366.

14.Discours XIV, Ed.1587，p.338.

15.The first trace of a distinction in principle between officers and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I find in a remark by de la Noue in Discours XIII, Ed.1587，p.322. In that passage he praises the Spanish for obeying the orders of even simple sergeants, and their officers all the more.

16.I.G. Hoyer,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p.188，who was still familiar with the living tradition, considers that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the poor discipline of the Frenc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the selling of officer positions. But we may not observe such points in isolation and then consider them as basic causes. In the English army, too, the sale of positions was common, and it not only maintained its discipline, but this deformity even offered the advantage that an outstanding man, if he was also rich, could attain a higher command position at a very young age. Thus Wellington became a lieutenant colonel at age twenty-three.

17.The relationship of the noble and bourgeois officers in the French army is treated very thoroughly in the book by Louis Tuetey, The Officers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Nobles and Commoners（Les officiers sous l'ancien régime, nobles et roturiers），Paris，1908.

18.Puységur, Chap.VI, p.50，estimates sixteen to seventeen men for each officer, but on p.103，some twenty-five men per officer. Sicard,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ilitaires des Français，2：229，estimates twelve to thirteen men per officer（79，050：6553），and on p.244，nineteen to twenty men（686：35 in the infantry battalion）. Susane, Histoire de l'infanterie française，1：278，has fifteen men per officer（685：35）. Berenhorst, Observations（Betrachtungen），1：61，estimates eighteen men for one officer（900：50）. Susane adds to his numbers the statement that in 1718 the number was found to be much too large and consequently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was reduced, but in 1734 they were again increased. Hoyer,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2：505，states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reforms of the minister of war, St. Germain, the strength of the companies was fixed at 125 souls, including seven or eight officers. Chuquet says the number of French officers in 1789 was about 9，000. In Austria, too, the number of officers at the time of Prince Eugene was very large. Montecuccoli required thirty-three officers for 1，500 men. In December 1740 Prussia had 3，116 officers for about 100，000 men, and in 17865，300 officers for some 200，000 men. The Thüna regiment in 1784 numbered fifty-two officers and 2，186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nd men, including forty reserves, consequently one officer for forty-two men.Militär-Wochenblatt，1909，col.3768.

19.The statements in the biographies by Sarrans-Jeune and Kläber, concerning Bernadotte's entrance into service, do not agree completely.

20.Daniel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77：523.

21.Hoyer,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2：199. According to Nys, International Law（Le droit international），3：512，the first treaty on ransoms was made in 1550 between Maurice of Saxony and Magdeburg. The ransom was not to exceed one month's pay. Heffter-Geffcken, International Law（Völkerrecht），section 142，names as the oldest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of prisoners and ransoms a treaty between France and Holland in 1673. Pradier-Fodéré，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7：45，refers to still other treaties. At times the maximum limit for a ransom was fixed at the pay for a quarter of the year.

22.The first promise to care for the sick and wounded that I can remember having read is contained in a pay contract of Stralsund of 1510（Beck, Artikelsbriefe, p.118），where care of the wounded and of disabled veterans is promised.

23.Daniels，“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Preussische Jahrbücher，80：509. See also 79：287.

3　勃兰登堡-普鲁士

1.The Netherlander Le Hon（Hondius）wrote concerning Wallhausen（Jähns，2：1039）：

Wallhausen has made a large book of the drills of a regiment which do not occur among us and were also not used by the Prince of Orange ... which are nothing more than fantasies that one puts on paper and which cannot be applied by any officer or soldier, indeed not by the author himself, who, like Icarus, wants to fly so high that he must fall down from above, who thinks that by putting figures on paper they must be heard by many people.

The Frenchman Bardin called Wallhausen's Kriegskunst zu Fuss “an illegible confused mixture, from which there is nothing to be learned”（Jähns，2：1042）.

2.In his defense let it be noted that even a soldier like Montecuccoli wrote something similar：“If one wishes to form a unit of lancers, not for the attack but for defense, one can give it a square formation, facing toward all four sides.”Round or spherical formations were also recommended. Writings（Schriften），1：352.

3.L. Plathner，“Count John of Nassau and the First Military School”（“Graf Johann von Nassau und die erste Kriegsschule”），Berlin dissertation，1913.

4.Around 1559 Count Reinhart Solms wrote a military encyclopedia, which Jähns，1：510，calls “Military Government”（“Kriegsregierung”），in which he emphatically rejects the idea of the militia, since the men would run away when the situation became serious. Lazarus Schwendi was in favor of the militia（Jähns, p.539）. General von Klitzing drew up a report for Duke Georg of Braunschweig-Lüneburg in which he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his experience, militiamen could not stand up to recruited troops. He recommended mixing recruited soldiers and those who were levied. Von dem Decken, Duke George of Braunschweig-Lüneburg（Herzog Georg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2：189.

5.The militia was only used with success once in a secondary role; when the duke moved into Bohemia in 1620，he used the militia to protect his country against the Union. Krebs, Battle on the White Mountain（Schlacht am weissen Berge），p.32.

6.When the burgomaster of Augsburg in 1544 forced all the citizens to procure weapons and participate in daily drills, the entire city rose up against this procedure and said it was nonsense, an unnecessary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since,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Augsburg's industries, this purpose could better and more cheaply be accomplished with paid mercenaries. Schmoller, Tübinger Zeitschrift，16：486.

7.Jany, The Beginnings of the Old Army（Die Anfänge der alten Armee），p.2.

8.Jany，1：10. Krollmann, The Defense Work in the Kingdom of Prussia（Das Defensionswerk im Königreich Preussen），1909.

9.Meynert, History of the Military and of Army Organizations in Europe（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 und der Heerverfassungen in Europa），2：99.

10.In June 1625 the total cost of deliveries in Hesse taken by the billeted troops of the League since 1623 only in the cities and the villages subject to the princes（and not the villages of the nobility），without counting robberies and destruction, was estimated as 3，318，000 imperial talers. This was much more than ten times the amount approved by the Estates three years earlier for the landgrave, but with which the country had not been able to be defended. M. Ritter, German History（Deutsche Geschichte），3：260. Gindely estimates the total contributions raised by Wallenstein in his first period of command as between 200 and 210 million talers. The city of Halle alone showed that from December 1625 to September 1627 it had paid 430，274 guilders.

11.Droysen, Prussian Politics（Preussische Politik），3：1，49.

12.von Bonin，“The War Council of the Electorate of Brandenburg，1630-41”（“Der kurbrandenburgische Kriegsrat，1630-1641”），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1913，p.51 ff.

13.Researchers are not yet completely in agreement on the cont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duction of 1641 and of the strength until 1656. J.G. Droysen's concept that it was principally a question in 1641 of a relief from the double obligation to the emperor and the prince elector and that the young ruler simultaneously broke the opposition of the colonels and the Estates in order to create the unified army thenceforth obligated only to the prince has now been generally dropped. Meinardus，“Minutes and Accounts of the Brandenburg Privy Council”（“Protokolle und Relationen des Brandenburgischen Geheimen Rats”），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Article，“Schwarzenberg” in the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Article in the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86，by Schrötter，“The Brandenburg-Prussian Army Organization Under the Great Elector”（“Die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Heeresverfassung unter dem Grossen Kurfürsten”），1892. Brake，“The Reduction of the Brandenburg-Prussian Army in the Summer of 1641”（“Die Reduktion des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Heeres im Sommer 1641”），Bonn dissertation，1898. In this connection see also Meinardu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81：556，82：370. Jany，“Die Anfänge der alten Armee.”Urkundli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Heeres（Document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ussian Army），Vol.1，1901.

14.Ferdinand Hirsch，“The Army of the Great Elector”（“Die Armee des Grossen Kurfürsten”），Historische Zeitschrift，53（1885）：231.

15.This important observation is made by B.von Bonin in the Archives for Military Law（Archiv für Militärrecht），1911，p.262.

16.See the article “The Prussian District President”（“Der preussische Landrat”）in m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ssays（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ätze），whe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ussian, English, and French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s discussed.

17.Ritter，“Wallenstein's System of Contributions”（“Das Kontributionssystem Wallensteins”），Historische Zeitschrift，90：193. In Wallenstein's army administration, which attempted to assure that, despite all their contributions, the burghers and peasants could tolerate them quite well, Ranke has already recognized the “trait of the national prince” in the great condottiere.

18.von Schrötter，“The Bringing of the Prussian Army to Strength Under the First King”（“Die Ergänz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unter dem ersten Könige”），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1910，p.413.

19.Schrötte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23：463.

20.As an analogy to the way the old “Land Defense” was carried over into the standing army, let us note a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Lower Austrian Estates in 1639. The Estates wanted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that the land defense could only be used within the territorial borders. The emperor demanded that every twentieth man be provided and proposed for consideration “whether these men could better be used by assigning them to a special corps or whether the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as fillers in the old regiments.”According to Meynert, 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3：10.

21.The standard study is Max Lehmann's “Recruitment, Service Obligation, and System of Leaves in the Army of Frederick William I”（“Werbung, Wehrpflicht und Beurlaubung im Heere Friedrich Wilhelms I.”），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67，1891. A very clear insigh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Prussian ar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sed word for word on the sources, is given in the work of Erwin Dette,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Army（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 Heer），Göttingen, Vanderhoeck und Ruprecht，1915. I have taken several characteristic observations verbatim from this excellent work.

22.It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when, according to Schrötter, p.466，at the death of Frederick I there already existed a levy system along controlled lines, with exemption of those with special possessions, that was quite similar to the situation created by the “canton regulation.”It appears that the purely arbitrary aspect of the levying by the officers was completely consonant with the forceful character of Frederick William I.

23.Courbière, History of the Brandenburg-Pruss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Geschichte de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Heeresverfassung），p.119. When reference is made on p.120 to men of 3 inches and under 3 inches, this seems to me to stem from a writing error. As the smallest height, which was waived only under conditions of a complete scarcity of manpower, as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Seven Years'War, we can regard 5 feet，5 inches（1.70 meters）. See Grünhagen, Silesia under Frederick the Great（Schlesien unter Friedrich dem Grossen），1：405. Reimann, History of the Prussian Nation（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1：154，claims that even in garrison regiments men could not be less than 5 feet，3 inches tall. According to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1：538，Frederick required in the older regiments men of 5 feet，8 inches in the front rank and 5 feet，6 inches in the second rank. For the newer regiments, these requirements were 5 feet，7 inches and 5 feet，5 inches, respectively.

24.A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electoral march of 1811 states：“In earlier times, as filler replacements, only such a moderate number of natives was required that only those subjects who were completely dispensable were enlisted, and that was determined by the civil authorities.”

25.Studies in Brandenburg-Prussian History（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Geschichte），7：308.

26.Ranke, Werke，27：230.

27.Jähns，2：914.

28.Excerpted from Tactical Training（Taktische Schulung），p.687.

29.von Osten-Sacken, Prussia's Army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Present（Preussens Heer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1911，1：173.

30.These numbers are estimated for the regiment that was named “Thüna” in 1784 and “Winnig” in 1806. Ollech，“Life of Reiher”（“Leben Reihers”），Militär-Wochenblatt，1859，p.11. Kunhardt von Schmidt, Militär-Wochenblatt，1909，col.3771. The latter correctly assumes that, in view of the uniformity throughout the army, these lists give a picture not only of the individual troop unit but of the entire infantry of the period. Similar age relationships already existed in 1704. Schrötter, p.453.

31.M. Lehmann, p.278.

32.Basta（Book I, Chap.6—consequently, long before the Thirty Years'War）was already complaining about the start of the practice of filling the captains'positions only with aristocrats, even when they were completely inexperienced, so that no private soldier any longer had the hope of moving up, except in very exceptional cases. According to Löwe, Organization of Wallenstein's Army（Organisation des Wallensteinschen Heeres），p.86，most of the colonels and generals in the Thirty Years'War were nobles, but among the lower officers there were still quite a number of former privates. G. Droysen，“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litary 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irty Years'War”（“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ilitärwesens während der Epoche des 30jährigen Krieges”），Zeitschrift für Kulturgeschichte, Vol.4，1875，emphasizes strongly, in opposition to Gansauge, that there was not yet any officer corps at that time.

33.Schrötte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 Vol.27.

34.Treated very clearly by Richard M. Meyer，“The Military Titles”（“Die militärischen Titel”）in the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Wortforschung, Vol.12，Book 3（1910），p.145.

The 1726 regulation of Frederick William I shows a great similarity to a Spanish regulation. Jähns，2：1577，believes that it goes back directly to the Spanish. Erben, in the Mitteilungen des kaiserlichen und königlichen Heeresmuseums，1（1902）：3，seems to refute that. I hesitate to make any definitive judgment.

35.Schmoller in th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30：61.

36.Observations on the Art of War（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section 13.

37.G.Droysen，“Beiträge，”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new series，4（1875）：592.

38.“Report of the Ambassador Valory of 1748.”Ed. Kose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7（1894）：299. Valory stresses the marching in step of the Prussians so strongly that we may doubt whether the French had it.

39.Daniels，“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s.77，78，79，80，82.

40.According to Frederick's so-called Military Testament, there a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110，000 natives and 80，000 foreigners in 1780，but the numbers are not entirely certain, since natives who were not from the regimental canton were also counted as foreigners.

41.The Militia Gallica by Wallhausen（French Military Service; translation of a book by Montgommery），p.44，precisely states how broad was the power of punishment of each position. The colonel was allowed to strike and kill with the sword, even officers. The sergeant-major had similar authority, but he could also strike with the staff, that is, with his measuring stick. Nobody was to feel insulted by this. The captain was allowed to strike with the flat of his sword. The lieutenants and sergeants could do likewise on the march or in the trenches, but in garrison only against their direct subordinates. The ensign was allowed to do this only when substituting for the lieutenant or captain. The sergeant（in contradiction to the foregoing！）could strike only on the march, in battle, on guard duty, and in the trenches, with the shaft of the halberd, and not with the sword, if a soldier left his post, but not in garrison or for other reasons.

42.Daniel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82：270.

43.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of the General Staff Work. That was, therefore, at the moment Frederick started the war. Ranke，3：148 cites a memorandum, according to which Frederick William I, on his death, had left behind 83，484 men, including 72，000 men in the field army; other statements show up to 89，000 men. According to Schrötter, the Prussian army on 2 January 1705，when it had been strongly reinforc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ubsidies of the sea powers, already amounted to 47，031，and with the militia 67，000 men, that is, almost 4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44.Preussische Jahrbücher，142：300.

4　操练与18世纪的战术变化

1.Rüstow, 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2：42 ff.

2.Jany, p.108.

3.Pastenacci, Battle of Enzheim（Schlacht bei Enzheim）.

4.In the battles of Klissow（1702）and Fraustadt（1706），the Saxon infantry tried unsuccessfully to protect itself against the Swedes with chevaux-de-frise.

5.According to Würdinger, Military History of Bavaria（Kriegsgeschichte von Bayern），2：349，such an “awl spear” appears in a Passau armory register of 1488.

6.According to sources cited by Firth in Cromwell's Army, p.87，a light musket with a flintlock was already in widespread use as a hunting weapon by the German peasants at the start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1626 with these muskets the peasants completely wiped out imperial regiments that Christian of Braunschweig had defeated.

7.At this point I wish to assemble a number of data concerning the technical improvements of the firearm, without claiming accuracy for each individual date. From this listing, however, we gain an overall view as to how gradually such a development occurs, step by step.

Of significance in the references is the work by Thierbach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Waffenkunde, Vol.I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yonet”（“Ueber die Entwicklung des Bajonetts”）and also Vol.III.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aper cartridges for horsemen. 1608：loading in 95 tempo.1653：paper cartridges initially without the ball. Spak, in the Festschrift für Thierbach, claims to prove that muskets without forks were given to the regimen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1655.1670：introduction of cartridges in the Brandenburg infantry.1684：flintlock muskets introduced in Austria.1688：the bayonet reportedly invented by Vauban.1690：introduction of paper cartridges in France（Jähns，2：1236）.1698：Leopold von Dessau adopts the iron ramrod in his regiment.1699：bayonet with cross-arm.1703：final abandonment of the pikes by the French.1708：abandonment of the pikes by the Netherlanders, according to Coxe, Life of Marlborough（Leben Marlboroughs），4：303.1718：the iron ramrod adopted in the whole Prussian army from this year on.1721：abandonment of pikes by the Russians.1733：loading with bayonets fixed in Prussia（Jähns，3：2498）.1744（or possibly 1742）：the iron ramrod in Austria.1745：the iron ramrod in France. The Well Drilled Prussian Soldier（Der wohl exerzierte Preussische Soldat），by Johann Conrad Müller，“Free Ensign and Citizen of the Town of Schaffhausen，”1759，states on p.18 that shortly before the current campaign Frederick had had new stocks placed on all the muskets and had the foremost ring for the ramrod made in funnel form so that the rod could be brought more securely into place. The author also states that the grips described by him could not be done with the wooden ramrod.1773: replacement of the conical ramrod in Prussia by the cylindrical rod.

Thierbach states that in tests which Napoleon had made in 1811，every seventh shot was a misfire; according to Schmidt, Hand Firearms（Handfeuerwaffe），p.38，of every 100 shots，20 were misfires and 10 were ignition failures. In tests that were conduct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in 1829 with the same flintlock musket, there was only one misfire for every fifteen shots.

8.The standard study is the article “The Tactical Training of the Prussian Army by King Frederick the Great during the Period of Peace from 1745 to 1756”（“Die taktische Schulung der preussischen Armee durch König Friedrich den Grossen während der Friedenszeit 1745 bis 1756”）in the 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 published by the Great General Staff, Vol.28/30，1900.

9.Taktische Schulung, p.663.

10.Jähns, p.2105.

11.Berenhorst, Observations on the Art of War, Its Progress, Its Contradictions, and Its Reliability（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über ihre Fortschritte, ihre Widersprüche und ihre Zuverlässigkeit），1797，pp.239-240.

12.Taktische Schulung, p.665.

13.The prince of Ligne reports that on a single occasion in his many campaigns, in the engagement at Mons（1757），he heard bayonets striking against one another. Berenhorst states that in military history there is not a single properly confirmed example that the rifles of opposing sides had crossed one another and there had been hand-to-hand fighting. Emperor William I also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the bayonet in the training of soldiers, since he believed it had no practical value.

14.Scharnhorst，3：273，states that many tests had shown that the firing against a line of cavalry resulted in 403 hits of 1，000 shots at 100 paces，149 hits at 300 paces, and 65 hits at 400 paces. In the case of a platoon well drilled in aiming, there were considerably more hits at the greater distances, up to twice as many. At 400 paces “the effect was hardly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Against infantry, of course, the effect was considerably smaller. For more on this subject, see Taktische Schulung, p.431. In Firth, Cromwell's Army, p.89，the range of the musket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s given as 600 paces,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of several confirming sources, and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this range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muske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5.Austria. Regulations of 1759（Regulament von 1759）. Jähns, p.2035.

16.In agreement with Taktische Schulung, p.446.

17.General Staff, Military History Monographs（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27：380.

18.“Dispositions for the Battle of Zorndorf”（“Disposition für Schlacht bei Zorndorf”），Militärischer Nachlass des Grafen Henckel，2：79.“On the wing that is supposed to attack, there will be three echelons. If a battalion in the first echelon is broken up or repulsed, the battalion of the second echelon standing directly behind it is to move immediately into the first echelon, and one from the third echelon must replace it in the second echelon so that the battalion that is broken up and repulsed must form again in good order and advance with the others.”

19.Montecuccoli, Schriften，2：350. The Austrian Military Field Regulations of 1759 state 500 paces（Jähns，3：2035）.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Royal Prussian Infantry（Reglement vor die Königliche Preussische Infanterie）of 1726 in Title XX, Article 1，“... that one cannot shoot that far with any musket ball.”

20.The General Staff Work and the two monographs 27 and 28/30 added very valuable new material on this subject, but in the end they stray into a description of the oblique battle order that is much too narrow. It has been rejected by Lieutenant Colonel Schnackenburg in the Jahrbücher für Armee und Marine, Vol.116，Book 2，1900. The basis for the correct concept had already been found by Otto Herrmann in the Brandenburg-Prussian Studies（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5（1892）：459，and the entire problem was solved once and for all in the exemplary study of Rudolf Keibel, outstanding in its source critique, completeness, and reasoning, which appeared in the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14（1901）：95. A final effort by Jany to defend the concept of the General Staff in the Hohenzollern-Jahrbuch，1911，has been refuted by O. Herrmann in the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27（1914）：555.

21.Montecuccoli，2：581，also calls Nieuport, Breitenfeld, and Alterheim wing battles. Breitenfeld did indeed become a wing battle, although it was not planned that way.

22.Jähns，1：520，522.

23.The details are to be found in Herrmann, p.464.

24.Clausewitz（“Seven Years'War”），Work，10：56，writes：“According to the prejudices and the arrangements of that period，40，000 or 50，000 men could not fight in any other way than by forming in advance in a cohesive battle formation.”The reproach which is felt in the word “prejudices” seems unjustified; it was a result dictated by the nature of things. Because the lines were so extremely thin, they had to be unbroken. Every interval would have offered an extremely dangerous point for a penetration.

25.According to Jähns，2：1521.

26.Frederick himself, in his General-Prinzipien（Article XXII, No.7），describes “my oblique order of battle” in this manner：

One refuses the enemy one wing and reinforces the one that is to attack; with the latter you direct all your efforts against a wing of the enemy that you take in the flank; an army of 100，000 men, if taken in the flank, can be beaten by 30，000 men, for the affair is then quickly decided.

27.Even the continuous line of the infantry was by no means maintained rigidly by the king; rather, he freed himself in keeping with the circumstances. This point is proven by O.Herrmann for the battles of Prague and Kollin,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26：499 and note on p.513.

28.It was their observation and follow-up of this work in all its details that led the General Staff astray in plac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oblique battle formation in this decade and limiting it to the cohesive infantry front. But even in the writings of the General Staff itself this limitation is not strictly adhered to, and the work thereby becomes involved in inner contradictions, in contradictions with King Frederick, and in contradictions with a document written personally by the chief of the Historical Section, von Taysen.

29.Tempelhof describes the approach march as follows：

There was no more beautiful sight. The heads of the columns were constantly abreast of one another and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by the distance necessary for the deployment; the platoons maintained their intervals as exactly as if they were marching in a review.”

30.As a reason for the echeloned attack, he states that, as a result of this formation, no special command was needed for the left wing to move into the battle. The interval of the individual battalions from one another amounted to fifty paces—that is, not even 1 minute's march. The forward point of the right wing had a distance of 1，000 paces from the tail of the left wing, or no more than 10 to 15 minutes of marching time.

That it was not the echelons that brought victory was also recognized by Dietrich von Bülow（Jähns，3：2139）. Major Jochim，“The Military Testament of the Great King”（“Das militärische Testament des Grossen Königs”），supplement to the Militär-Wochenblatt, Vol.7，1914，claims,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Staff Work, p.26，that the echelons were formed not by battalions but by brigades（five battalions）. He regards the oblique battle formation not as a combat formation at all, but rather as a movement formation, and he decisively rejects the traditional exaggerated estimate of its value. For him, the oblique battle formation was only an “expedient for the open plain with no cover.”According to the “Dispositions for the Battle of Zorndorf，” as printed in the Military Testament of Count Henckel Donnersmarck（Militärischer Nachlass des Grafen Henckel Donnersmarck），2：78，every two battalions together formed one echelon.

31.Letter of 8 August 1745. Generalstabswerk，“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Kriege Friedrichs des Grossen”），1：24.

32.Kurt Schmidt，“The Activity of the Prussian Free Battalions in the First Two Campaigns of the Seven Years'War”（“Die Tätigkeit der preussischen Freibataillone in den beiden ersten Feldzügen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Berlin dissertation，1911. Erwin Dette, op.cit.，p.78 ff. On Hardt's successes in 1759，see Generalstabswerk，10：124.

33.Militär-Wochenblatt，62（1895）：1602；73（1899）：1832. The French ambassador Valory wrote in his report for 1748 concerning the Prussian cavalry at the time of the death of Frederick William I,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7：308：

The horses are accustomed to the fire, and the rider dismounts from his horse, leaving the bridle on his neck, and he places himself at the head of the squadron in order to fire by rank of platoons and of battalions like the infantryman, and no horse moves from his place. I have seen entire half-squadrons double their ranks fleeing from the horses'heels.

34.von Canitz, Information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Fates of the Mounted Forces（Nachrichte und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Schicksale der Reiterei），p.7.

35.According to Desbrière and Sautai, Organisation et tactique des trois armes, Paris，1906.

36.Writings（Schriften），2：176.

37.Kavalleristische Monatshefte，1908，p.908，“On the Details and Results of Mounted Clashes”（“Ueber Verlauf and Ergebnis von Reiterzusammenstössen”）.

5　战略

1.It will be worth the trouble to note that, hand in hand with the new period of strategy, there also appeared the use of an aid that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use of maps.Jovius relates that before the battle of Marignano in 1515 there were laid out for the Swiss leaders in the castle of Milan parchment sheets on which were drawn the roads and adjoining areas."Membranae in medium prolatae, quibus mensurae itinerum et regionis situs pictura describebantur, ut agreste ingenio homines certius deliberata cognoscerent.”（“Parchments were published, on which the distances of the routes and a pictur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region were drawn, so that even men with untrained ability might know the plans more definitely.”）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this way attempts were made to assist the peasants'lack of education.

2.Jähns，2：1151.

3.“He who has the last piece of bread and the last crown is victorious.”Gaspard（Jean）de Saulx-Tavannes, Mémoires, Ed. Buchon，1836.p.226. Mendoza, p.11：“Consequently, it is customarily said that the last crown or penny holds the victory.”

When Frederick planned to begin the war in 1756，he estimated that each campaign would cost him 5 million talers and that Prussia together with Saxony, which he planned to conquer, could afford that. The expenses increased, however, to 15 million talers annually, and he had to request English subsidies. Maria Theresa waged war essentially with French subsidies, but in 1761 she had used up her resources so completely that even during the continuing war she reduced the army and discharged troops for reasons of economy.

4.These passages are to be found in “Frederick the Great's Ideas on War”（“Friedrichs des Grossen Anschauungen vom Kriege”），Vol.27 of the 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 p.268.

5.Jochim，“The Military Testament of the Great King”（“Das militärische Testament des Grossen Königs”），supplement to the Militär-Wochenblatt，1914，pp.269，278.

6.Lenz, Historische Zeitschrift，49：458.

7.Schmalkaldic War（Schmalkaldischer Krieg），German edition，1853，p.90.

8.Even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Schmalkaldic War, the Venetian ambassador reported that the emperor would not fight any battle. In this connection he noted:“... Protestants do not have captains ... the German nation alone is not suitable to do battle on its own with determination, and the emperor will avoid that but will probe and encircle the enemy army with his light cavalry, and with the Italian infantry（which is experienced in the business of war）he will attempt to drive them back, wear them out, and annihilate them.”Bern.Navagero, Report from Germany of July 1546（Relation aus Deutschland vom Juli 1546），Ed. Albèri, Series 1，1：362.

9.Viktor Löwe, Th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Wallenstein's Armies（Die Organisation und Verwaltung der Wallensteinschen Heere），1895. Reviewed by Schrötter in Schmollers Jahrbücher，1895，Vol.19，Book 4，p.327. Konze，“The Strengths etc.of Wallenstein's Army in 1633”（“Die Stärke usw der Wallensteinschen Armee im Jahre 1633”），Bonn dissertation，1906. Hoeniger，“The Armies of the Thirty Years'War”（“Die Armeen des 30jährigen Krieges”），supplement to the Militär-Wochenblatt，1914，Vol.7，claims that at the climax of the war, when Gustavus Adolphus and Wallenstein stood facing one another, on both sides together there was a total of between 260，000 and 280，000 men under arms. That estimate is certainly somewhat high. Hoeniger gave too high a strength to the armies, especially at Nuremberg.

10.According to Deuticke, Schlacht bei Lützen, p.52.

11.For the train and rations among the Swiss, see Elgger, Military System of the Swiss（Kriegswesen der Schweizer），p.117 ff.

12.Jähns, pp.502，505.

13.Jähns, p.521.

14.Kna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Emperor Charles V（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Kaiser Karls V.），Stendal，1864，p.11.

15.Spont, Revue des questions d'histoire，22（1899）：63.

16.See also Rudolf Schmidt, Schlacht bei Wittstock, p.49. Letter of Field Marshal Hatzfeld. Also p.57.

17.Daniel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78：487. In 1757，when Cumberland's army was marauding because of a shortage of rations, he ordered that the high provost was to have hanged without ceremony every soldier caught in the act. A priest accompanied him as he rode about, in order to comfort the poor sinners before they went to hell. Daniel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77：478.

18.Montecuccoli, Writings（Schriften），2：122，states that in 1648 the Swedes held nine fortresses in Silesia. They had won them very easily, since they were not occupied, and they had then developed the insignificant older works. For this reason Montecuccoli advises that one should demolish all the old, unimportant fortresses and hold only a few really good fortresses, or have only open cities. He anticipates garrisons of only 100 to 500 men, except for Prague, which was to have 1，500. On page 135 he explains how the many fortresses were detrimental to the Spaniards in the Netherlands because they could not satisfactorily occupy and feed all of them, whereas they were useful for the Netherlanders because they were naturally strong positions and the inhabitants themselves provided the necessary defenders.

19.Printed in the Preussische Jahrbücher，153（1913）：423.

20.Henckel, Military Testament（Militärischer Nachlass），2：79.

21.This is excellently described in the 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27：364. On 23 December 1757 Colonel Marainville reported of Frederick's tactics:“... he does not follow up his advantages. When he wins battles, he limits himself almost always to possession of the battlefield.”Quoted in Stuhr, Research and Clarific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even Years'War（Forschungen und Erläuter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7jährigen Krieges），1：387.

22.This, too, is excellently described in the 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27：353.

23.Details on winter quarters or winter campaigns in Frederick's General-Prinzipien, Articles 27 and 28.

24.Here, too,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above in the quotation from Höpfner（p.279），is a reason for the oblique battle formation.

25.Archives of Orange-Nassau，2d Series，2：378.

26.Quoted in Krebs, Battle on the White Mountain（Schlacht am weissen Berge），p.12.

27.The Campaigns of Prince Eugene（Die Feldzüge des Prinzen Eugen），1：1：587.

28.According to the citation in 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27：385.

29.Letter to Louis XV dated 12 July 1744. Letter to the prince of Prussia forwarding the General-Prinzipien.

6　战略概述及战例介绍

1.All the previous descriptions of this campaign and of the battle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corrected by the careful study with its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by Rudolf Israel，“The Campaign of 1704 in South Germany”（“Der Feldzug von 1704 in Süddeutschland”），Berlin dissertation，1913.

2.Of course, Tallart intended to attack the allies as soon as they had crossed through the mist moving across his front, and he also made a few movements toward attacking in the battle. But in view of the formation of his troops, especially the unusually strong occupation of Blindheim and the lack of a reserve, we can still say that the battle was planned as a purely defensive action.

3.The battle was first completely explained in its strategic as well as tactical sequence by Georg Schmoller，“The Campaign of 1706 in Italy”（“Der Feldzug von 1706 in Italien”），Berlin dissertation，1909.

4.Schmoller, pp.35-36，“The Hussars in front of the two Echelons of Cavalry.”

5.Franz Mühlhoff，“The Genesis of the Battle of Oudenarde”（“Die Genesis der Schlacht bei Oudenaarde”），Berlin dissertation，1914.

6.In Cox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arlborough（Leben und Briefwechsel Marlboroughs）.

7.The battle is treated excellently in the 1912 Berlin dissertation by Walter Schwerdtfeger. It is to be noted particularly that the account by Rüstow in the 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 is corrected and expanded in very important points by this study. Sautai, too, Bataille de Malplaquet（1906），had already rejected Rüstow's account.

8.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have recently been treated comprehensively by both the Prussian and the Austrian general staffs. The Prussian work suffers from a false basic concept of the strategy of the period, which has also presented many details in a false light. The two general staff works have been compared in an excellent article by Otto Herrmann in the Jahrbücher für die Armee und Marine, January，1906.

9.The Generalstabswerk, p.392，states that the opposing strengths in the battl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but it estimates the Prussian infantry 1，200 men too low and the Austrian cavalry 1，800 horses too high. Furthermore, it does not at 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 that the Prussians also had 1，400 cavalry in position in the rear of the Austrians at Ohlau, who could be counted on to intervene in the battle, and also a corps of seven battalions and six squadrons, as well as five squadrons from the homeland.

10.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Gen-eralstabswerk, the unsatisfactory exploitation of the Prussian victory is retroactively explained by the “heavy losses of troops, which influenced most deeply the commander's easily excited spirit” and similar reasons, but the great numerical superiority of the Prussians remains unmentioned.

11.How important this viewpoint was for Frederick is explained by Senftner，“Saxony and Prussia in 1741”（“Sachsen und Preussen im Jahre 1741”），Berlin dissertation，1904.

12.Monograph by Paul Müller. Berlin dissertation，1905. According to the Austrian Generalstabswerk，3：670，Frederick did not push his success to a complete victory because for political reasons he wished to spare Austria. That would be the direct opposite of the strategy that is normally attributed to Frederick, but it seems to me to go too far when it draws the political motive into the tactical action. It was sufficient that the victory was not further pursued strategically. The Generalstabswerk is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very different account in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nd Bleich，“The Moravian Campaign，1741-42”（“Der mährische Feldzug 1741-42”），Rostock dissertation，1901. I agree with Koser with respect to the facts, but I evaluate them very differently from the strategic viewpoint. Bleich, too, has not yet hit upon the correct points of view.

13.The account of the battle in the Generalstabswerk has been corrected in many respects, including the army strengths, in the comprehensive monograph by Rudolf Keibel（1899）. The reproach concerning the unsatisfactory pursuit that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king in the Generalstabswerk is rejected by Oskar Schulz in “Frederick's Campaign after the Battle of Hohenfriedberg up to the Eve of the Battle of Soor”（“Der Feldzug Friedrichs nach der Schlacht bei Hohenfriedberg bis zum Vorabend der Schlacht bei Soor”），Heidelberg dissertation，1901.

14.In this saying lie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battle of Soor, which, although it was already correctly recognized by Clausewitz（10：30），is missing in the Generalstabswerk. Hans Stabenow，“Die Schlacht bei Soor，”Berlin dissertation，1901.

15.This point has been strongly confirmed in detail by Hans Kania，“The Conduct of Prince Leopold before the Battle of Kesselsdorf”（“Das Verhalten des Fürsten Leopold vor der Schlacht bei Kesselsdorf”），Berlin dissertation，1901.

16.Iwan Jowanowitsch，“Why Did Frederick the Great not Participate in the Battle of Kesselsdorf?”（“Warum hat Friedrich der Grosse an der Schlacht bei Kesselsdorf nicht teilgenommen?”），Berlin dissertation，1901.

17.Hobohm，“Torstensson as Predecessor of Frederick the Grea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Austria”（“Torstensson als Vorgäng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im Kampf gegen Oesterreich”），Preussische Jahrbücher，153：423 ff.

18.Monograph by Paul Gantzer in the 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 Vol.43（1905）.

19.Clausewitz, Werke，9：6.

20.Hobohm, p.436.

21.Sarauw, The Campaigns of Charles XII（Die Feldzüge Karls XII.），1881，p.192.

22.Franz Quandt，“Die Schlacht bei Lobositz，”Berlin dissertation，1909. The Generalstabswerk still does not present things correctly.

23.Karl Grawe，“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ussian Campaign Plan in the Spring of 1757”（“Die Entwicklung des preussischen Feldzugsplanes im Frühjahr 1757”），Berlin dissertation，1903. This work, which in other respects develops the sequence correctly, makes the mistake of simply naming Leitmeritz as a march objective in the king's order to Schwerin of 3 April, whereas both Melnik and, on 17 April, Reudnitz are named.

24.That has already been proved in an outstanding way by Caemmerer, Frederick the Great's Campaign Plan for the Year 1757（Friedrichs des Grossen Feldzugsplan für das Jahr 1757），1883，which, in other respects, challenges my concept.

25.Jany, Documentary Contributions an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Prussian Army（Urkundliche Bei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Heeres），published by the Great General Staff，3（1901）：35.

26.The opposite concept was represented principally by Albert Naudé，whose arguments have been thoroughly refuted by me in the Preussische Jahrbücher，73：151；74：570（1893）. See in this connection the article by Gustav Roloff in the Deutsche Heereszeitung, Nos.42 and 43，1894.

27.Credit for having clarified these conditions goes to Dietrich Goslich，“Die Schlacht bei Kollin，”Berlin dissertation，1911. See also the review in th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of 1 May 1915，No.18. See also Jahrbücher für Armee und Marine, March 1912，p.336. If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Jany, jokingly refers to Frederick's concern for his depot as the loss of “flour sacks，” which could 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gains from a battle, he misunderstands a basic principle of the Prussian military system and Frederick's strategy. For Napoleon, the proposal not to fight at Kollin but to allow Daun to approach still closer was simple and natural. Nothing is more characteristic of Frederick than that from the start he rejected this idea because of his concern for his rations. This point is developed very well by Goslich and misunderstood by Jany.

More recently, there has appeared an Austrian account of the battle by von Hoen, Vienna（1911），which confirms Goslich's conclusions from the Austrian sources and adds some very interesting new point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is work that presents an excellent picture has been given by Otto Herrmann in the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16（1913）：145.

28.Gerber, Die Schlacht bei Leuthen, Berlin，1901，has the right concept. The Generalstabswerk is off base in many respects.

29.Arneth，5：172.

30.Masslowski, The Seven Years'War from the Russian Viewpoint（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nach russischer Darstellung），pp.175，180.

31.The considerations that Frederick mentions in his General-Prinzipien（1748）to the effect that it was generally more advantageous for him to attack Moravia rather than Bohemia,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Saxony was not in his possession. This point is explained excellently in the study by Otto Herrmann in the Jahrbücher für Armee und Marine, Vol.121. The Generalstabswerk, in the volume devoted to the year 1758，also abandons the concept that is still represented in the first volumes. Its discussions are filled out in a very valuable way in an article by Otto Herrmann in the Histor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1912，Vol.1. Later, the king stated that the invasion of Moravia was particularly advantageous, also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he had possession of Saxony. Such considerations naturally have no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y are geographical and topographical studies that are made by every strategy in all periods, and necessarily so. In particular, the fact that Vienna was threatened more strongly from Moravia than from Bohemia is not a consider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 for example, but of the strategy of attrition, for the former does not plan to threaten the enemy capital but to conquer it.

32.When Frederick was in Moravia, he had 55，000 men there, some 17，000 in Silesia，22，000 in Saxony, and 22，000 under Dohna, as well as several thousand sick. The normal statement that he was almost as strong as in 1757 is therefore not correct.

33.The Generalstabswerk reports this withdrawal twice. On page 92 the Prussians moved back before Daun's approach march. On page 106 they were called back because the king planned to lift the siege.

34.Retzow，1：293.

35.Unpublished Reports（Ungedruckte Nachrichten），2：367. Bernhardt 1：243，has the credit for calling attention to this unique report from the diary of a junior officer. But when he adds，“No one knew how to go about requisitions，” he is unfair to the resourcefulness and intelligence of Frederick and his officers.

36.Retzow, p.294，does say expressly，“The losses in men, cannon, munitions, and rations were considerable，” but we must nevertheless take into account on the other hand that Frederick had taken much of the provisions for his army from enemy territory. In Bohemia contributions were even forced. Ungedruckte Nachrichten，2：367.

37.Generalstabswerk，7：232.

38.Arneth，5：388.

39.The newest study, based on the Generalstabswerk, is the article by Laubert in the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25（1913）：91.

40.The Generalstabswerk estimates the strength of the combined Russians and Austrians in the battle as 79，000，while Koser estimates only between 68，000 and 69，000 men，16，000 of whom were irregulars. The Generalstabswerk gives Frederick 49，900 men, of whom the troops who covered the bridges and garrisoned Frankfurt were estimated as some 7，000 men.Koser's statement（2：25），to the effect that 53，121 men were counted at the crossing of the Oder, contradicts p.37，where only 49，000 men are given. The origin of this error has already been discovered by Laubert, Die Schlacht bei Kunersdorf, p.52.

41.This argumentation appears again and again in Masslowski,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nach russischer Darstellung（translated by Drygalski）.

42.Clausewitz claimed to find this lack of caution so extreme that it was “hardly possible to explain it, to say nothing of excusing it.” The explanation is found in the study by Ludwig Mollwo, Marburg dissertation，1893. It is to be found in the concept of the “unassailable position，” so characteristic of that period. The king assumed as certain that the Austrians were about to evacuate Saxony and that they would not attack. But Daun recognized his advantage, summoned up his courage, attacked Finck, and overpowered him with his large superiority, and that all the more easily since the Prussian troops consisted partially of captured Russians who had come over to their service and impressed Saxons.

43.In the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2（1889）：263，Herrmann published a letter from Gaudy to Prince Henry, dated 11 December 1760，in which he says that “unfortunate cannon shots” were the cause of the premature attack. He says that the cavalry and artillery were also not yet in place.

44.Daniel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78：137.

45.Arneth，6：259.

46.On 30 June Tschernyscheff's Russian corps joined forces with the Prussians, and on 1 July the advance of the combined armies began. On 18 July came the news of the abdication of Czar Peter.During this time Frederick could have fought a battle with considerable superiority, if he had planned for it. But he planned to do so only in case the Austrians would have been obliged to detach a part of their army against the Turks.

7　战略家腓特烈

1.This is very clearly described by General von Caemmerer in Defense and Weapons（Wehr und Waffen），2：101.

2.When the True Advice（Frundsberg）requires “10，000 foot soldiers，1，500 saddle horses, and appropriate field pieces” against a powerful enemy, that, too, has the flavor of a “normal army.”

3.Susane, Histoire de l'infanterie française，1：106.

4.Collected Writings（Gesammelte Schriften），1：327，364.

5.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2：41，Ed.of 1772.

6.Jähns，3：2861.

7.Bülow, Spirit of the Newer Military System（Geist des neueren Kriegssystems），p.209.

8.In the General-Prinzipien（1748）in the article on the campaign plans. In the “Réflexions sur la tactique”（1758），Oeuvres，28：155. To Prince Henry, dated 8 March 1760，15 November 1760，21 April 1761，24 May 1761，15 June 1761.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Seven Years'War（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Marlborough wrote in a similar way to his friend Godolphin after his victory at Oudenarde, saying that if it had not been absolutely necessary, he would have avoided exposing himself to the dangerous chances of a battle. Coxe, Marlborough, Life and Letters.

9.For example, on 15 and 16 August 1761，where, with considerable superiority, he could have attacked a Russian corps. Bernhardi,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Feldherr，2：358 ff.，describes the situation very clearly and finds the explanation only in a kind of mood, that is, that the king had determined to fight the Austrians, and not the Russians in an open battle.

10.Guibert, 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1：33：“Everywhere that the king of Prussia could maneuver, he had successes. Almost everywhere that he was forced to do battle, he was beaten—events that prove to what extent his troops were superior in tactics, even if they were not in courage.”

第四篇　国民军时代

1　革命与入侵

1.Contributions to the Art of War（Beyträge zur Kriegskunst），Vol.II, foreword.

2.General Lloyd's Treatise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Art of War（Des H. General von Lloyds Abhandlung über die allgemeinen Grundsätze der Kriegskunst），German edition, p.18.

3.Frederick wrote to Fouqué in 1758：“Cannon fire and musket fire upward from a lower position have no effect, and to attack the enemy with firing from below means fighting against weapons with sticks; it is impossible.”

4.The decisive statements by Bülow are collected in Caemmer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Strate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Die Entwicklung der strategischen Wissenschaft im 19.Jahrhundert），1904，but not enough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fact that a number of Bülow's disputed statements are very similar to some that appear in the writing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5.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2：949.

6.E.Daniels，“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s.77-80，82.

2　革命军

1.De la Jonquière, La Bataille de Jemappes, Paris，1902，gives the Austrians 16，000 men on page 124，but a bare 14，000 men on page 143；on page 146 Dumouriez is said to have had between 40，000 and 42，00®men, including Harville's corps, 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cooperation.

2.The results of the February recruiting were estimated at 180，000 men, while the levée en masse of August produced between 425，000 and 450，000. Kuhl, Bonaparte's First Campaign（Bonapartes erster Feldzug），pp.32-33.

3.According to the apparently generally reliable description by Duruy in the memoirs of Barras.

4.Of course, other judgments concerning the newly formed French officer corps read in quite the opposite way; for example, von der Marwitz, Autobiography（Lebensbeschreibung），edited by Meusel，1：459.

5.According to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Kriege Friedrichs des Grossen）by the Great General Staff, Vol.1，Supplement No.2，p.38，that had already been the case in 1740.

6.Lehmann, Scharnhorst，2：147.

7.Supplements to the Militär-Wochenblatt，1901，p.436.

8.That is correctly given strong emphasis by Caemmer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Die Entwicklung der strategischen Wissenschaft im 19.Jahrhundert），1904，Chap.2.

9.Klippel, Life of Scharnhorst（Leben Scharnhorsts），1：44，note. The agreement in principle expressed here was nevertheless very limited from a practical viewpoint, according to Lehmann, Scharnhorst，1：51.

10.Jähns，3：2588.

11.Certainly with accuracy.Kuhl, p.43.

12.A particularly valuable witness is Duhesm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wars of the revolution from the start and in 1814，as a lieutenant general, published a book, Essay on the Light Infantry（Essai sur l'infanterie légère），which he had begun to write in 1805. He shows that skirmishing was accepted only as an expedient, and on p.114 he says that in 1793 the entire French infantry had adopted the combat method of the light infantry. This point is not expressed entirely appropriately, since, of course, the new combat method consisted not only of skirmishing but also of the following assault columns, which did not belong to the nature of the light infantry.

13.The quotations are from Kuhl, p.44.

14.Hermann Giehrl reports very clearly and accurately from the sources concerning other branches of Napoleon's military activity in his work General Napoleon as an Organizer（Der Feldherr Napoleon als Organisator），Observations on His Means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His Methods of Working and Command, Berlin, E. S. Mittler and Son，1911.

15.2：360.

16.Reprinted in Klippel，3：40.

17.In a thorough study，“The Expenditure of Manpower in the Principal Battles of the Last Centuries”（“Der Menschenverbrauch in den Hauptschlachten der letzten Jahrhunderte”），Preussische Jahrbücher，72（1893）：105，Gustav Roloff established a wavelike falling and rising of the casualty figur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which various factors（weapons, tactics, strategy）work together and in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18.Freytag-Loringhoven, Napoleon's Military Leadership（Die Heerführung Napoleons），p.43，estimated for 1809“hardly more than one and a half cannon for 1，000 men，” and for 1812 he estimates three and a half.

19.Caemmerer, History of Strategic Science（Geschichte der strategischen Wissenschaft），p.14 f.，from Colin, L'Education militaire de Napoléon.

20.Caemmerer gives a masterful survey of the difference in battle leadership between Frederick and Napoleon in Defense and Weapons（Wehr und Waffen），2：100 ff.，especially p.108.

21.According to Lehmann, Scharnhorst，2：149.

22.History of the Infantry（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2：296.

23.Compare Gneisenau's statement to York on the evening of the battle on the Katzbach. Delbrück, Life of Gneisenau（Leben Gneisenaus），1：342. On 24 October 1805 Napoleon wrote in Augsburg to the general intendant of the army, Petit, that he had necessarily operated without depots but despite the favorable season and the repeated victories, the soldiers had suffered a great deal.“In a season when there were no potatoes in the fields, or if the army experienced some reverses, the lack of depots would lead to the greatest misfortunes.”

24.Lauriston to the major general，25 May 1813：

I must call the attention of Your Highness to the march of the troops. The lack of supplies since several days causes the soldier to dare everything in order to procure rations. There are definitely fewer stragglers than there are men who move out ahead at the moment they sight some town or village. The generals make every effort to stop this disorder; the small number of officers paralyzes these measures, especially because the officers themselves are looking for foodstuffs（Rousset, La grande armée de 1813）.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regular rations is indicated very well in a corps order by Blücher（drawn up by Gneisenau）of 8 May 1813：“In order to maintain our discipline we must be sure to impress on the soldier on the one hand that we are using every measure at our disposal to satisfy his needs,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also observe a strict economy.” And it goes on to say:“... so that the soldier is completely convinced of the concern of his superiors ...”Reported in the “Life of Reiher”（“Leben Reihers”），Supplements to the Militär-Wochenblatt，1861，p.84.

25.von Lettow-Vorbeck，“The French Conscription under Napoleon I”）（“Die französische Konskription unter Napoleon I.”），Supplements to the Militär-Wochenblatt，1892，Book 3.

3　拿破仑的战略

1.Napoleon as Commander（Napoleon als Feldherr），by Count York, is a popular and frequently read book, and I have taken points here and there from it; nevertheless, its most important points must be rejected. The author depends, to his detriment, more on Jomini than on Clausewitz. It is as if the old Gneisenau-York antagonism once more was expressed here, as if the grandson of General York was unwilling to recognize the friend and disciple of Gneisenau, Clausewitz. His study of the sources is often insufficient, and we must particularly reject the idea that Napoleon's power was declining from 1809 on and that he fell because of his own doings. A principal passage that he cites as proof（2：95，letter to Clarke of 21 August 1809）is based on an erroneous translation. Napoleon does not say that one may be allowed to fight a battle only “when one has no new turn of fortune to hope for，” but that one should not fight as long as one can hope that the chances of success will still increase. See note 4，below.

2.Thoughts and General Rules for War（Pensées et règles générals pour la guerre），1755. Article：“Projets de campagne.”

3.See p.313 above; further, to Winterfeld，5 August 1757：“I intended to march between Reichenbach and Bernstädtel in order to cause him（the enemy）jealousy over Görlitz; if this works, that will be good, but if he is unwilling to move from Zittau, I will be forced to attack him where I find him. I do not know anything else to do.”

4.To the minister of war, Clarke，21 August 1809：“... that battles should not take place if one cannot estimate in his favor 70 chances for success out of 100，even that one may fight a battle only when one has no new chances to expect, since by its nature the outcome of a battle is always doubtful; but once the decision is made, one must conquer or perish.”

5.To Prince Henry，8 March 1760.

6.The passages in which Napoleon expresses himself in favor of keeping all his troops assembled before the battle are collected in an excellent study by Balck，“Napoleonic Preparation for Battle and Battle Leadership”（“Napoleonische Schlachtenanlage und Schlachtenleitung”），supplements to the Militär-Wochenblatt, Book 2，1901.

7.Similarly in Oeuvres XXIX, pp.70，78，91，143.“Réflexions sur les projets de campagne，”1775.“Exposé sur le gouvernement prussien，”1776.“Réflexions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au cas d'une guerre nouvelle avec les Autrichiens，”（“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s to Be Taken in Case of a New War with the Austrians”），1779.

8.For the details, 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Studie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Campaign of 1796 in Italy”（“Studien zur ersten Phase des Feldzuges von 1796 in Italien”），by Erich Eckstorff, Berlin dissertation，1901，where the completely false accounts by Jomini and Count York are refuted and an error by Clausewitz is also corrected.

9.The three quotations are from Kuhl, Bonaparte's First Campaign，1796（Bonapartes erster Feldzug，1796），Berlin，1902，p.319.

10.Letter to Field Marshal Lehwaldt of 16 April 1757.

11.The French historians, for example, Martin and Thiers, find Napoleon's judgment to be inspired by his own self-love, which was not willing to recognize anybody on a par with him. It may be that such a feeling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somewhat disparaging expression. But that Moreau, in contrast to Bonaparte, was “methodical” is conceded even by his admirers, or if one wishes, it is pointed out by them; for example, in a study in the Parisian war archives（Dépôt de la guerre）of 1829. Quoted by Lort de Sérignan, p.212.

12.Wiehr, Napoleon and Bernadotte in the Autumn Campaign of 1813（Napoleon und Bernadotte im Herbstfeldzug 1813），p.61.

13.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rategy of Moreau and that of Napoleon was correctly presen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two dissertationsTheodor Eggerking，“Moreau as Commander in the Campaigns of 1796 and 1799”（“Moreau als Feldherr in den Feldzügen 1796 und 1799”），Berlin，1914；and Siegfried Mette，“Napoleon and Moreau in Their Plans for the Campaign of 1800”（“Napoleon und Moreau in ihren Plänen für den Feldzug von 1800”），Berlin, R. Trenkel，1915. Alfred Herrmann's work, Marengo, Münster，1903，is interesting but at times overcritical, and it often sees errors in Napoleon's conduct of war precisely in those places where his greatness actually lies. See in this connection the review by E. Daniel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116：347. The correct concept of the campaign, based most appropriately on the sources, is to be found in the work by Major De Cugnac, La campagne de Marengo, Paris，1904. Review by von Caemmerer, Militärische Literaturzeitschrift 2（1905）：86.

We learn about Moreau in 1813 from his conversation with Bernadott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Orders of Charles John, Royal Prince of Sweden（Recueil des ordres de Charles Jean, Prince royal de Suède），Stockholm，1838，p.11. He did not exercise a noticeable influence.

14.Even in the book Napoléon et les grands généraux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by Lort de Sérignan, Paris，1914，despite the generally correct orientation, the really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roblem is still not yet grasped. The author considers only Davout as a complete disciple of Napoleon. He considers Lecourbe, Desaix, and St. Cyr as disciples of Moreau. The frequently expressed statement, which is also accepted by Sérignan, that Napoleon formed no disciples but only tools, I would like to reject expressly.

15.These passages are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trategy（Grundsätze der Strategie），1813.

16.The theories and writings of the archduke are treated excellently by Heinrich Ommen in The Conduct of War of Archduke Charles（Die Kriegführung des Erzherzogs Karl），Berlin, E.Ebering，1900. The army organization, tactics, rations system, and so on, are also treated very clearly in this work. In his discussion of strategy, however, Ommen makes a mistake. He understands the old strategy too much as a simple strategy of maneuver, which it became only in those cases where it stiffened, and he therefore brings the archduke into an opposition to that strategy, an opposition which did not actually exist（p.13）. See W. Kraus，“Die Strategie des Erzherzogs Karl 1796，”Berlin dissertation，1913.

17.Rühle von Lilienstern, Report of an Eyewitness of the Campaign of Prince Hohenlohe（Bericht eines Augenzeugen vom Feldzug des Fürsten Hohenlohe），1807，1：63.

18.See my article “Erzherzog Carl” in the Recollections（Erinnerungen），p.590. See also in this connection 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27：380，where older theoreticians are cited, whose teachings were adopted by the archduke.

19.August Menge, The Battle of Aspern（Die Schlacht bei Aspern），Berlin, Georg Stilke，1900. Holtzheimer，“Schlacht bei Wagram，”Berlin dissertation，1904. In his book Napoleon as Commander，2：247，Count York compared Napoleon with Frederick and Archduke Charle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If the Napoleonic strategy possessed a grandeur in its plans and a boldness in its execution that I, at least, cannot recognize to the same degree in Frederick or Archduke Charl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behavior of the latter two does not show the decline from the earlier summit; they remained true to their own conduct, even if this never reached the full military greatness of the Napoleonic.

This kind of comparison must be rejected in every respect. Neither did Napoleon decline from his summit, nor may the archduke be compared with Frederick in this way, nor may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epochs be ignored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Napoleon and Frederick, nor may the change in Frederick himself be left out of consideration. If one claimed to measure strategists only by the “grandeur of their plans and the boldness in their execution，” then of course it would be precisely Frederick who “declined from his summit.”

20.In conjunction with this battle, Napoleon once developed for an Austrian offic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 conduct of battle and that of the Austrians（quoted, for example, in Knesebecks Trilogie, and in Ranke, in “Hardenberg，”Werke，48：125）. Ranke finds that it is a generalized description of the second day of Wagram. The passage here reads as follows：

You normally move forward in small corps that are brought together as a whole by your battle plan; you make your dispositions on the day before the battle, when you do not yet know the enemy's maneuver. In doing so, you can on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terrain. I do not deploy before the battle; during the night before the battle I keep my troops carefully assembled. At the first rays of the sun, I reconnoiter the enemy. As soon as I am informed about his movements, I make my dispositions, but they are based more on the enemy than on the terrain.

I cannot find that in this point Napoleon hit precisel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rench and the Austrians. It is rath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ffensive battle and the defensive that he portrays. For that reason it is applicable to the battle of Wagram. At Austerlitz, however, Napoleon, too, made his battle plan on the preceding day and deployed his troops in conformance with the terrain. If there was on the other side no commander who waited until the morning of the battle to order the approach march and the attack, but instead the general staff provided for a detailed disposition, that still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mportant and decisive difference of the opposing arrangements is to be found precisely in this point.

21.On 11 October 1805 Napoleon had Berthier write to Marmont as follows：

In all the letters that General Marmont writes me, he speaks to me about rations. I repeat to him that in the wars of movement and invasion that the emperor is waging there are no depots;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commanding generals of the corps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the means of feeding the troops in the areas through which they march.

On 8 July 1812 word was sent to Poniatowski that His Majesty was very dissatisfied to see that he spoke of pay and bread when it was a question of pursuing the enemy.

22.The account in my Gneisenau is supplemented by an article “General Wolseley on Napoleon, Wellington and Gneisenau” in my Recollections, Articles, and Speeches（Erinnerungen, Aufsätze, und Reden）.

23.See “On the Difference, etc.”（“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usw”）in m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says（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ätze），P.273；2d Ed, p.269 f.，and “Frederick, Napoleon, Moltke，”P.45，where it is explained that even when a battle was in prospect, as was actually the case in 1778，that did not change anything in the strategic basic character of the war plan. After all, there are also battles in the strategy of attrition.

24.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2：400（4th Ed.）understands it in this way：“In keeping with Frederick's theory, the final decision in a war between Prussia and Austria would necessarily take place in Moravia.”A similar comment is on p.457. In another passage（p.585）it was quote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main blow was to be struck at the enemy by the capture of Prague，” from which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recover. The error lies in the fact that a decisive significance is attributed to the question “Bohemia or Moravia?” as such. The significance, however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s practice has indeed shown, on one occasion it is the one country, and on the other occasion the other country where it appears more advantageous to seek the decision. In theory, a campaign into Moravia offered many advantages, but they were not so great as to prevent Frederick very frequently from preferring to move into Bohemia.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

1.Lehmann, Scharnhorst，1：254.

2.According to the supplement in Lehmann's Scharnhorst，1：543，Prince Ferdinand of Braunschweig was perhaps the very first to express this idea of using the third rank for the skirmisher fight, when in January 1761 he commanded a general in the Hanoverian light troops to equip the third rank with grooved-bore muskets.

3.Document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ussian Army（Urkundli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Heeres），Vol.5，“The Combat Training of the Prussian Infantry of 1806”（“Die Gefechtsausbildung der preussichen Infanterie von 1806”），by Jany，1903. Möllendorff's order reads as follows：“The position of the musket must be shown to the men better, so that they no longer lean their head against the stock and aim, as formerly, but press the butt against the shoulder, holding the head upright, and thus hold the musket horizontally as His Majesty the King primarily reminded them and commanded at this year's review.”In 1807 the Reorganization Commission recommended the “introduction of stocks more definitely curved, which make aiming possible.”Scherbening,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russian Army（Die Reorganisation der preussischen Armee）.

4.Life of Gneisenau（Leben Gneisenaus），3d Ed.，1907. Supplemented by the article “New Information on 1813”（“Neues über 1813”），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157，July，1914.“General von Clausewitz”；“The Prussian Officer Class”（“Der preussische Offizierstand”）—both articles in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ssays（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ätze），2d Ed.，1907.“On Max Lehmann's Stein”（“Ueber Max Lehmanns Stein”），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134，1908.“From Arminius to Scharnhorst”（“Von Armin bis Scharnhorst”），in the collection In Defense and Weapons（In Wehr und Waffen），edited by von Caemmerer and von Ardenne.

5.Very well explained by Ommen, The Conduct of War of Archduke Charles（Die Kriegführung des Erzherzogs Karl）.

6.The same thing is reported by Valory of the Prussian cavalry in 1742，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Forschungen，7：310. Valory wrote that an outstanding Prussian officer had told him that in the battle of Chotusitz, when the closely formed Prussian squadrons had reached the enemy, it was first necessary to shout to the men that they were to strike with their sabers. Frederick himself told the same thing to Count Gisors. Rousset, Le comte de Gisors, p.105.

7.According to A. Müffling, My Life（Mein Leben），p.31.

8.Fr.Meinecke, Life of Boyen（Leben Boyens）.

9.These instructions are from the year 1809，and they were then assembled as training regulations in 1812.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ine infantry and light infantry, there still also remai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usketeer（or grenadier）battalions and the fusilier battalions, but this difference can be passed over, since it had no practical significance.

10.The history of the wars of liberation has in no work been at the same time more extensively developed and more confused than by the Memorable Recollections from the Life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eneral of Infantry Carl Frederick Count von Toll（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by Theodor von Bernhardi. The book is excellently written, the author is a competent military analyst, and the papers left by Toll provided him the most valuable material—it is no wonder that for a long time his judgment enjoyed an almost saintly respect. I, too, long deferred to his authority and only by laborious research learned to overcome his prejudice, point by point.

11.Critical extremists have also puttered around with this great deed. In addition to my Gneisenau, these have also been very well rejected by Caemmerer in The Wars of Liberation. A Strategic Survey（Die Befreiungskriege. Ein strategischer Ueberblick），1907.

[1]尼德兰（Netherlands）的意思就是低地，历史上大致包括今天的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和德国的一部分。下文中的“荷兰”有时与尼德兰同义。

[2]本名皮埃尔·泰拉伊（Pierre Terrail），巴亚尔城堡领主（1473—1524），有“无可挑剔的骑士”之称，投靠法王查理八世后扬名于意大利战争。

[3]作者是第一代维耶维埃尔领主弗朗索瓦（1509—1571），法国官员和外交官，弗朗索瓦一世时期为御前顾问和元帅。

[4]埃尔（ell）是中世纪的布匹长度单位。

[5]如无特殊说明，本章及之后提到的“火器”（firearms）指的都是枪炮一类的管式火器，不包括手榴弹、地雷等同样利用火药爆炸能量的武器。

[6]即魔术弹。

[7]巴伐利亚军人（约1520—1575），曾效力于3位皇帝帐下，代表作是3卷本《兵书》（Kriegsbuch）。

[8]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数学家（1488—1552），任教于巴塞尔大学，以制作地图和教授宇宙学闻名。

[9]全名为弗朗索瓦·德拉努（1531—1591），法国胡格诺派首领和军人，著有《军政论集》（Discour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一书。

[10]即勃兰登堡藩侯，因其有资格参与选举皇帝，故有“选帝侯”之称。

[11]全名阿尔布雷希特·瓦伦斯坦，又译华伦斯坦，波希米亚贵族，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帝国一方的杰出将领。

[12]这个词在现代指的是最高级军衔“元帅”，但若译为“元帅”，则不符合上下文和历史语境。前面的“团长”和“队长”也是类似的情况，对应现代的上校和上尉军衔，但此时是实际职务。

[13]全名加斯帕尔·德·科利尼（1519—1572），法国军人和政治家，法国宗教战争时期的胡格诺派领袖，最后死于天主教势力发动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14]名为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西班牙军事家，曾效力于查理五世皇帝、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等君主，曾残酷镇压弗兰德斯革命，以恐怖政策闻名。

[15]法国军人（约1537—1614），曾任布朗托姆修道院长，著有《风流传》（Vie des dames galantes）。

[16]即莱比锡。莱比锡是选帝侯萨克森公爵的首都，当时萨克森公国与皇帝站在一边，此战后被瑞典占领。

[17]1意大利里约1852米。

[18]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女诗人，法夫里希奥·科隆纳的女儿。

[19]查理五世的弟弟，时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后来成为皇帝。此处说的“姐妹”虽不确切，但应该是他的妹妹玛丽，她之前是匈牙利摄政，辅佐哥哥斐迪南，当时担任尼德兰总督。

[20]即佛罗伦萨民兵。佛罗伦萨共和国以佛罗伦萨城为基础，统治周边的托斯卡纳地区。

[21]古罗马名将法比乌斯也有同样的称号，他曾运用拖延战略击败了汉尼拔。

[22]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奥古斯都的侄子，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都野心勃勃，结果死在了意大利南部的一场伏击中。

[23]一位以聪明机智闻名的罗马裁缝。罗马城内有一座雕像名叫“帕斯奎诺”，自16世纪初成为市民张贴标语、表达见解的场所，它据说就得名于这位裁缝。

[24]本意就是方的阵形，但为了与步兵方阵做一区分，本书之后谈及骑兵时会用“方队”一词。

[25]阿尔喀比亚德是古希腊著名统帅，在这里是阿尔布雷希特的绰号。

[26]这两个词的字面意义都是“骑兵”“骑手”。

[27]胡格诺战争，又称法国宗教战争，是1562—1598年中天主教阵营与新教徒（胡格诺派）阵营之间发生的8次战争的统称。

[28]原文为prisoner’s base，一种盛行于中世纪的游戏。玩家分成两队，各有一个基地，目标是抓住离开基地的对方玩家。

[29]法国宗教战争中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曾代表天主教阵营大破新教军队，后来却被法国国王亨利三世设计杀害。

[30]按照本书的划分，马匹的步伐从慢到快可分为慢步（walk）、快步（trot）和袭步（gallop），各自内部又有细分，比如高速慢步、低速快步等。当然，其他划分方式也是有的。

[31]中世纪骑士需要掌握的六种技能，包括剑术、骑术、游泳、矛术、棋艺、吟诗。其他的说法也有，比如将矛术换成狩猎。

[32]波兰贵族，波兰名为扬（Jan），扎甘公爵扬一世幼子（扎甘是波兰的一个地区，波兰语中叫作“Żagań”），1477年因继承权纠纷而与阿尔布雷希特·阿喀琉斯开战。

[33]中文世界通称“奥兰治亲王威廉”，但Prince的头衔与亲王无关，只是某地领主的意思，持有者未必与皇帝或国王有亲缘关系。

[34]约翰是前面提到的拿骚伯爵威廉·路易的弟弟，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将领地分割，长子威廉·路易继承伯爵之位，其余四子各有领地。

[35]指的是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1578—1592年担任西属尼德兰总督。

[36]德意志法学家和历史学家（1605—1678），曾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帐下服役。

[37]全名为蒂伊伯爵约翰·采克拉斯（Johann Tserclaes,Count of Tilly），生于1559年，死于1632年，三十年战争期间担任天主教联盟的统帅，从1620年以来多次击败新教军队，直到1631年在莱比锡附近的布赖滕费尔德惨败于古斯塔夫·阿道夫。

[38]1455—1485年间的英格兰内战，起因是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争夺王位。

[39]全名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议会军领袖，克伦威尔的堂兄，1643年战死。

[40]主张废除教阶、教区地方自治的英格兰教派，在内战和护国公时期地位显赫。

[41]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的一个外号，指的是他曾在1619年8月至1620年11月短暂地当过波希米亚国王。

[42]全名为弗里茨·赫尼希（1848—1902），德国军官和军事作家。此语出自他的三卷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ier Cromwell）。

[43]全名为查尔斯·哈定·弗思（1857—1936），英国历史学家。此语出自他的《克伦威尔的军队》（Cromwell’s Army）一书。

[44]全名路德维希·普费弗尔（1524—1594），瑞士步兵统领，瑞士联邦中的天主教利益代言人，是16世纪后半叶瑞士政界的关键人物。

[45]新教一方的萨克森-魏玛公国将领（1604—1639）。

[46]时为1556年。

[47]名为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讷（Maximilien de Béthune），第一代叙利公爵（1560—1641），法国宗教战争时期的胡格诺派大臣，亨利四世的得力助手。

[48]发生于1701—1714年。

[49]亨利三世于1574—1589年在位。

[50]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国家，1618年勃兰登堡选侯通过联姻手段夺取了普鲁士王国的继承权，从此两国组成共主邦联。1701年，皇帝将普鲁士升格为王国，于是普鲁士王国取代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名号。

[51]名为腓特烈·威廉，是前一段提到的勃兰登堡选侯之子，1640—1688年在位。

[52]普鲁士王国的第二代国王，1713—1740年在位，绰号“士兵王”，他的父亲是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三世，建立王号后称腓特烈一世。不要将他与前文提到的腓特烈·威廉选侯混淆，后者是他的祖父。

[53]全名威廉·蒂利希（1571—1650），德国工程师和建筑师。

[54]德国讽刺小说，作者为格里美尔斯豪森，书中讲述了一名三十年战争中的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

[55]全名为格奥尔格·冯·德夫林格（1606—1695），勃兰登堡-普鲁士元帅，曾受大选侯腓特烈·威廉重用，但两人关系时好时坏。

[56]指的是一战前的沙俄。波兰在18世纪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

[57]前身是17世纪德意志地区独立于教会学校的世俗学校，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推行以“国民学校”为名的义务教育，接收7岁至12岁的儿童。

[58]全名为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1733—1814），普鲁士军官，当时闻名的兵学家。

[59]“语法”（Grammatik）在德语中是阴性名词，所以定冠词应该用die，但这位将军用了阳性的定冠词der。

[60]德意志解放战争是1813年德意志各邦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战争。七年战争发生于1756—1763年。

[61]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西里西亚的战争，分别发生于1744—1745年和1756—1763年。

[62]欧根指的是奥地利将军萨伏伊的欧根（1663—1736）。马尔伯勒指的是英国著名将领，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1650—1722）。两人比腓特烈大帝（1712—1786）大致早两至三代人。

[63]全名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1705—1766），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奥军元帅。

[64]特兰西瓦尼亚的德文名，今为罗马尼亚中西部。

[65]指的是卢森堡公爵弗朗索瓦-亨利（1628—1695），法国将军。

[66]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驾着父亲的太阳马车漫天乱窜，于是宙斯发出一道闪电，让他连人带车掉进了海里。

[67]又称曼图恩会战，英军凭借机枪击败了大举来攻的苏丹马赫迪军。

[68]即滑铁卢会战。

[69]这里是将沙恩霍斯特比作耶稣。约翰和彼得都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常被认为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为教会的建立付出了许多心血，但耶稣被捕后曾3次不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即“彼得不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