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 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

- 肖邦：生平与时代

- 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

-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回首一个逝去的世界，

在那里哲学之花最后一次绽放！

SCHOPENHAUER UND DIE WILDEN

JAHRE DER PHILOSOPHIE

Rüdiger Safranski

Schopenhauer und die wilden Jahre der Philosophie

©1987，Carl Hanser Verlag GmbH & Co. KG，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Germany

- 前言

- 第一部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二部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作品版本、参考文献、缩略语凡例

- 年表

- 索引

前言

本书是对哲学表达爱意的告白。曾经有过的是：满怀热情地思考着上帝和这个世界。大吃一惊的是：总有某物存在着，虚无是不存在的。本书要回首的就是那样一个逝去了的世界，在那里哲学再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绽放出绚丽的花朵。这是一个“哲学的狂野年代”：康德、费希特、谢林、浪漫派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马克思，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曾经如此激情洋溢地进行着思考。究其原因就在于“自我”的发现，自我在精神、道德、自然、身体、无产阶级等诸多领域的充分展示足以使人兴奋不已，足以催生诸多最离奇夸张的希望。人们就此又重新取回那些“被贱卖到天上去的宝藏”，结果发现，这些竟都是自家的创造。无论去多么遥远的地方，人可以自己做主了。这着实让人兴奋了一阵子，可随后而来的却是失望。人们在形而上学的旧宝藏里发现了自家创造的东西，于是它们所具有的魔法也就随之消失殆尽，随之丧失的还有它们所孕育的希望，因而它们变得那么缺乏说服力和平庸无奇。再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存在”，虽然随处都在说着“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话。怎么办？如果是一个创造者，那他就必须尽量多地创造。人们在疲于奔命的不断积累之中找寻着未来。认识所带来的幸福感正在消失，剩下的只是纯粹的功用。真理仅仅只是为了“实现”而存在的，这种观念催生了一种关于进步和增长的世俗化宗教。于是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感觉到，这些创造出来的东西正在包围着他们，于是开始怀念自然形成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里，获得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成了问题，在自己创造出的世界里出现了异化现象，创造者们无法左右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想象力发现了一个新的乌托邦：这些创造出来的东西可以被控制。当这一乌托邦也失去其效力的时候，一种新的恐惧开始蔓延开来，即人们对自己创造的历史产生了恐惧。于是我们进入了当代。对当下的局面，“哲学的狂野年代”并非毫无过失。因此，虽然这篇爱的宣言发表在多年之后，但在表达爱意的同时也必定对它的过错耿耿于怀。大大有助于检讨这个时代的恰恰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叔本华。

他属于这个“哲学的狂野年代”，然而他恰恰以一种最激烈顽固的方式与之为敌。他对世俗化的理性宗教颇不以为然，对于他这个曾经学过做生意的人来说，理性就像是店铺里的毛头小伙计，它在“意志”这个掌柜的差遣下东奔西跑。“意志”既不是精神，也不是道德，同样不是什么历史理性。“意志”是一种充满活力，同时又孕育着灾难的东西，与之俱来的是死亡、不幸和无尽的仇视。在那个时代里，叔本华特立独行，他心中充满的并非创造的乐趣，而是消减的艺术。叔本华是“非理性哲学家中最理性的一个”（托马斯·曼语），他开创了一个阻滞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深深地触动着人们的灵魂深处。他的梦想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世界又回归到了音乐的“毫无利益纠缠”的游戏之中。这是某种对和解的梦想，只是它被众多棘手的问题所掩盖，而也正是和解这一主题使后来者阿多诺和维特根斯坦为之魂牵梦萦。当叔本华做梦的时候，他就要自我保护使自己免受现实的袭扰，现实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噩梦。他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噩梦纳入其哲学的心灵深处。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结的时候，他曾在一次谈话中对人说：“在某种哲学中，如果你听不到哭泣、号叫、咬牙切齿以及对立的双方之间在相互残杀时发出的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呼吼，那么这样的哲学就根本不是什么哲学。”

关于法国大革命，康德，这位“哲学狂野年代”的助产师曾经写道：“如此的现象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不会被遗忘的，因为它揭示了人的向善的本性中的一种禀赋和能力，而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家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

而在我们这个年代，不会被遗忘的事件发生在奥斯威辛[1]、古拉格群岛[2]、广岛。那么从这些事件当中显现出了些什么呢？当今的哲学应该表现出自己能够应对这样的问题。要了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恐怕还是要追溯到叔本华。不仅仅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还有他那具有强烈停顿和拒绝倾向的哲学推动着思想的发展。

叔本华是一位19世纪早期的哲学家，人们往往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因为他的思想直到很晚才产生了影响。

他1788年生于但泽[3]，童年在汉堡度过。在跟随父母的长途旅行之中，叔本华认识了欧洲。作为富商的父亲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商人，而叔本华日后成为哲学家还得益于父亲的早逝，当然也亏得日后反目成仇的母亲的帮助。叔本华对哲学的激情来源于他对世界的惊奇，而众所周知的是，这种惊奇正是哲学最初的冲动。由于继承了不薄的遗产，叔本华可以为哲学而生，而不必靠哲学谋生。在专业的哲学圈子里，他得不到机会，最终他也放弃了去找寻这种机会的努力。对于他而言，这倒是件好事情。是生存的痛苦促使他进行哲学思考，可越是思考，这种痛苦越是挥之不去。于是他洞察秋毫，看见在德国教席上端坐的国王们竟然是那般赤裸[4]，透过他们精心编织的系统之网，显现出来的是他们的勃勃野心、标新立异和占有欲。

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1814～1818年间产生。当他生命中的这一阶段告一段落之时，他意识到平生真正的任务就此完成了。随即他来到观众面前，却不得不震惊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聆听。他还没有正式上场，就已经隐退了，作为哲学家，他连在舞台上施展才华的机会都没有得到。然而他并没有混淆真理与光彩照人的自我表演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他那里，哲学的假面表演是不存在的。对于他来说，有这样一个假面就够了：不请自到的哲学看客，并以此身份光临有时候近乎残酷的生命狂欢节。虽然他自己不肯轻易承认，然而他确实在等待着回应。他过于自尊，不会为自己寻找甚至去赢得观众，而在心底他却抱有一线希望：观众能够去找寻他。他想要体现的是一种寻求摆脱的真理。在他生命终结之际，人们真的找到了他，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将自己长久以来默默无闻的生命旅程解释为通向真理的漫长之路。

只是叔本华必须有耐心，一生的耐心。而此时外界的历史进程正在加速，在1848年革命期间，“哲学的狂野年代”到达了巅峰。

“哲学的狂野年代”忽略了这位“号叫着并咬牙切齿”的哲学家，他崇尚遥远年代的沉思冥想、归于宁静的生活艺术。这个年代忽略了一位走在时代之前的哲学家，他对人类的狂妄自大进行了全盘、彻底的挖苦，涉及三个方面。宇宙空间方面：我们的世界只是无尽空间中不计其数的星球中的一个，在这个星球上“生长着一层霉菌，它造就了一群生活着的、认识着的生命”；生物学方面：人只是动物中的一种，他缺乏本能，自身存在缺陷，很难适应生存环境，因此人类的智力只不过是对这种缺陷的补偿而已；心理学方面：控制着我们自身的并不是那个有意识的自我。

在此我斗胆对哲学进行思考，我所尝试的方式是讲述它，正如我讲述叔本华的一生以及他所处的文化历史氛围一样。所有的问题古人在当时都已经思考过了，虽然他们人已经死了，但他们的思想还活着。这本身已经构成了足够的理由，让这些超越了它们主人生命的思想粉墨登场。

[1] 奥斯威辛在波兰境内，二战期间，纳粹在这里建立了规模最大的集中营，据最新考证，有80万～160万人在此遇害，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劳改营，其为世人所知是通过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三卷本纪实文学巨著《古拉格群岛》。

[3] 即今天波兰境内的格但斯克市，从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至1945年二战结束，但泽一直是普鲁士重要的港口和商业城市，两度成为西普鲁士省的首府。

[4] 此处当是以“皇帝的新装”作比。

第一部

第一章

但泽——阿图尔出生前的故事——得不到疼爱的孩子——对哲学的首次核心体验——仓库岛：黑暗的心脏

阿图尔·叔本华差一点儿就出生在英国。这是父亲的意愿，母亲也就顺从了。之前父母二人已经来到英国，孩子本该就在伦敦出世的。父亲对英国的生活方式赞叹不已，因而指望生个儿子，并借此使这个孩子获得英国的国籍。在浓雾弥漫、等待分娩的日子里，父亲突然害怕起来，于是拖着身怀六甲的妻子一路颠簸回到了但泽。就在1788年2月22日，阿图尔来到了人间。

对于公众而言，作为哲学家的阿图尔·叔本华的的确确是在英国诞生的。在他64岁的时候——此时他早就完成了平生的杰作，却一直为公众所漠视——就在那一年（1853年）的4月，一家英国报纸《威斯敏斯特及域外观察季刊》（Westminster and Foreign Quarterly Review）终于将这位德国哲学界的卡斯帕尔·豪泽尔[1]推到了公众面前。

德国人对哲学思辨的狂热在英国的公众看来简直是咄咄怪事。对于叔本华这样一位至今籍籍无名的哲学家，这篇报道作了如下介绍：“我们英国的读者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叔本华这个名字，或许知道以下这点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正在颠覆自康德去世以来由大学教授们建构起来的整个德国哲学体系。他的经历正是声学定律（根据这一定律，炮弹离膛之后许久才能发出巨响）的一个奇怪证明，这位神秘人物直到现在才为人所知。”[2]

这篇文章发出的巨响立即有了回音，德国的《福斯报》刊载了这篇文章的译文。从海峡彼岸的岛国传来的赞美之词简直过于刺耳：“只有极少的人知道，叔本华是世界上最别具一格、最值得阅读的作家之一。他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学识渊博，具有无限的洞察力、骇人的辨析能力、不容分辩的逻辑推断力。他的这些特征令人为之心仪，当然对手们除外，因为他们被无情地击中了要害。”[3]正是这篇来自英伦的文章导致了一出被叔本华尖刻地称为“成名之喜剧”的上演，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的拜访者涌向他在法兰克福的居所，而他的谢客之词是：“尼罗河流到了开罗。”[4]

现在让我们从法兰克福和尼罗河入海口回到伦敦。此时，阿图尔还没有出世，父母还在等待着。

1787年的施洗约翰节[5]那天，阿图尔的父母起程离开但泽。

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Heinrich Floris Schopenhauer）此行含有双重目的。他要带着比他年轻20岁、从未见过世面的年轻妻子出门散散心。两年前，他迎娶了约翰娜·特罗西纳（Johanna Trosiener），这是一桩理智的婚姻，他们至今还没有孩子。无论是在但泽城中的华屋高檐之下，还是在奥利瓦[6]乡间的田园景致之中，约翰娜都无法排遣百无聊赖的心绪，本就有限的新婚宴尔之乐正渐渐被愁绪和伤感蒙上阴影。对于约翰娜而言，这次旅行不啻天赐的礼物。约翰娜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要旅行，旅行！亲睹英国！……我因为兴奋而晕眩，当我的丈夫将这一打算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份幸福是想也没有想到过的。”[7]

海因里希·弗洛里斯所想的不仅仅是给妻子一个礼物，他心里正盘算着移居英国，所以此行的目的还包括了解与移民有关的情况。经营大宗贸易的叔本华家族定居但泽已数代之久，在本地享有很高的声望，然而这座城市已今非昔比。

在17世纪，但泽是老汉萨同盟[8]中的重要贸易城市，波罗的海贸易总额中的60%是在但泽进行交易的。在波兰的保护下，但泽保持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然而波兰王国在18世纪逐渐衰落，沦为哈布斯堡皇朝、俄国、普鲁士之间利益角逐的玩物，随之但泽的独立地位也岌岌可危。虽也有其他的邻国表示愿意充当保护伞，然而但泽人心里明白，得到的不会是什么保护，等待他们的只是敲诈。但泽人不得不面对并逐渐接受这个事实：这座历史悠久、人们引以为豪的贸易城市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列强之间做交易的商品。还在几十年以前，那时阿图尔尚未出世，但泽市政府在递交给荷兰国会的求援书中还曾经表示过独立自强的意愿：“我们就如同海中的沙洲，海水在四周咆哮翻滚，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海浪在转瞬之间就要向我们袭来，将我们无情地埋葬。”[9]即将埋葬但泽人的海浪已经迫在眉睫，但泽人用不着等太久了。借着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就来到了家门口，扼住了但泽的咽喉。普鲁士的军队占领了但泽四周的波兰领土，饮马维斯拉河口[10]。但泽城中的某些大户在乡间的地产实际上已经处于普鲁士的领地之内了。从维斯拉河上游来的俄国和波兰的运粮船队在经过普鲁士所设立的关卡时必须缴纳关税。腓特烈大帝手下的密探居然在但泽城中露面，其中的一个被群情激愤的百姓抓个正着，活活打死。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约翰娜还是个小姑娘。一天早上，大街小巷热闹非凡，与往日不同。船员、手工业者、仆佣们聚在一起，大声、激烈地辩论着，其间也夹杂着一些穿着丝质长袜的体面市民[11]。左邻右舍的女眷们则站在自家的平台上，身上还穿着睡袍和拖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小约翰娜便向来自克什本[12]的保姆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是祸事，而且是大祸，’她答道，‘你们小孩子哪里懂得，一夜之间普鲁士人就来了——乖乖的，听话’。”[13]

可是海因里希·弗洛里斯此时的举动一点儿也不安分。他崇尚市民自治的共和主义，读了不少卢梭和伏尔泰的书，还订阅了伦敦的《泰晤士报》。叔本华家族世代定居于但泽市，他深受自由市[14]传统的熏陶，这也使他与普鲁士强权势不两立。他甚至有幸曾与腓特烈大帝平起平坐，这事发生在1773年。长途旅行的归途之中，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在柏林逗留了几日。在一次阅兵仪式上，国王在人群之中发现了他，因为他那典雅而自得的举止颇为引人注目。于是国王召见了他，在此期间国王要求这位来自但泽的商人在普鲁士定居，因为——国王向他暗示——但泽的自由也许没有什么前途了。“这就是但泽的不幸”，[15]国王指着挂在房间一隅的地图不无嘲弄地说道。而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并不领情，他就是这么个独立的人，从来不会对强权感恩戴德。

此事在但泽口口相传，除此之外，人们还添上了些其他的逸事，这些都被待字闺中的约翰娜一一听在耳里。例如以下的这个故事：1783年，在普鲁士封锁但泽城期间，阿图尔的祖父正居住在城外乡间的别墅中，不得已只能接纳普鲁士军队驻扎在自家的庄园里。为了感谢他的盛情款待（虽说这是强迫之下的无奈之举），普鲁士将军给予他某种优惠，准许东道主的儿子，就是那位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免缴进口草料关税。这位家藏良驹的少主人干脆利落地让人捎回话说：“非常感谢普鲁士将军的美意，我的马厩里草料充足，如果储存的饲料消耗殆尽，我就让人把马匹一一刺死。”[16]

在但泽，这位固执的共和派分子被人们视作城市自治的化身。这位年届不惑的古怪单身汉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养马这一嗜好了。海因里希·弗洛里斯要找一位妻子，他相中了约翰娜·特罗西纳，而此时的她对这桩疑团重重的幸事仍一无所知。与这位尽人皆知的富商接触时，约翰娜既满怀敬意，但又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终于有一天当他向约翰娜的父母表露心意（这是当时的通例）时，她还是大吃一惊。特罗西纳一家受宠若惊，因为与叔本华家族不同，他们家并非城中大户。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这一消息传来时，多半有些突然，也带着点尴尬——不过这是一桩收益颇丰的婚事。这一点约翰娜心里明白，不过她不太清楚的是，这桩婚事中隐含着某种棘手的政治分歧。要知道，约翰娜的父亲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远不是那种但泽自治的积极拥护者，而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则是这一理念的化身。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只不过没有叔本华家那么富有，在经营一家中等代理机构，属于但泽城中所谓的“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不满于城市贵族统治，与之针锋相对，有时甚至很激烈，出于自身的共同利益，他们对捍卫但泽市的独立地位并不热衷。

在18世纪中叶，为了与城市贵族统治进行对抗，这一城市内部的反对派力量（在其内部也是等级森严）甚至借助了波兰国王的势力。其结果是，中等阶级的某些经济利益（例如限制国外商人进入本地经营，恪守手工业行规）虽然得到了满足，然而城市却丧失了在港口和军事管理方面的主权。1761年进行了宪法改革，这使第三等级的成员得以进入市政委员会。没过多久，作为反对派领军人物的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晋升为市政委员。在普鲁士封锁但泽期间，中等阶级被视作不可靠分子，人们怀疑他们是亲普鲁士的力量，而约翰娜的父亲恰恰是其中的一员。即使在50年之后，约翰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棘手的问题仍是含糊其词。在她的童年记忆中，记得就在“普鲁士人来了”的那一天，家中的账房先生突然放肆起来。“M先生……还说了许多，为此母亲和他争执起来……他说着什么关于父亲的事情，而对此母亲却不愿意承认……我真想知道，为什么当M先生……说父亲大衣支在两肩上穿[17]的时候，母亲会如此大发雷霆，不这样穿衣裳还能怎样呢？”[18]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80年代，有那么一股势力正致力于与普鲁士结盟，而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正是这一势力的首脑。1788年1月24日，在一个名叫“民源”的联谊会的支持下，他提出一项动议：“如果我们的生存只能依赖于与普鲁士臣民的贸易往来，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也成为普鲁士的臣民，如果别无他途……那我们就只能走摆在面前的这条路，成为某个君主的子民——乍一看来，这或许会激怒我们的共和派们——在这个君主的庇护之下，我们的邻居们日子过得比我们强。”[19]

这次攻势失败了，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在劫难逃，不得不辞去市政委员一职，解散了自家的商号，于1789年退居乡间，在市属的斯图特霍夫田庄租赁了一块土地居住下来。1797年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过世后，家境日趋贫寒，全家不得不靠叔本华家族接济度日。

当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在家乡试图向普鲁士投桃报李的时候，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正与他的约翰娜（特罗西纳家的千金）在英国小住，并盘算着要是“普鲁士人来了”，哪里才是最好的退路。

约翰娜确切是在什么时候发觉自己怀孕的，这在她的自传中并未提及。在他们起程之时，她已经有孕在身，然而她此时对此一无所知，这一点确定无疑。在那个年代，市民阶层的女性大多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由此可以作出如下推测：未来的父亲首先察觉到了怀孕的迹象，在不告诉妻子实情的情况下，冒险让她承受旅途的颠簸，从加莱跨海至多佛，为的是能够让期待之中的孩子成为“英国人”。当约翰娜也明白自己怀孕以后，夫妻之间发生了冲突。约翰娜写道：“作为商人，我的丈夫希望我们未出世的孩子获得这个对于生意人而言至关重要的特权（英国国籍。——作者注），而且天赐如此良机，使他用尽一切手段，带着我一路马不停蹄，好让我在伦敦生产，这一切顺理成章。可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因此而怪罪我，如果我坦白地说，这次我实在是难以顺从他的心愿。经过与自己的激烈交锋，而这一切得由我独自承受，我终于战胜了内心里百般的不情愿，战胜了我对安宁的渴望，战胜了我对慈母的思念，而在那一痛苦时刻逐渐临近之时，这种渴望和思念却又被恐惧笼罩着。终于在无奈之下，我乖乖地顺从了丈夫的意愿，而且对于我而言，我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奏效的对策。起初，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但情势所迫，不由自主，往后心中倒也宽慰了许多。”[20]读者在阅读这些（包括随后还要不断引用的）出自约翰娜·叔本华手笔的回忆录（写于1837年）中的相关段落之时一定要十分仔细，虽然约翰娜的笔触含蓄而隐晦（这是她从歌德那里学来的），但仍然能让人感受到她那戏剧性的婚姻，而这对阿图尔·叔本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约翰娜写道，海因里希·弗洛里斯的计划是“理智”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无可厚非。可是这一计划却丝毫也不合她的意愿。她情愿在自己的娘家把孩子带到人世。

在这些语句中，读者还是能够微微地感觉到约翰娜事后仍难以平抑的余怒：她不但屈服于丈夫的意志，而且在男性强权下，还要承认他们作出的决定是明智的、顺理成章的。唯一值得骄傲的是，在与自我的“激烈交锋”并最终向男性屈服的过程中，她是“独自承受”的。然而这里的忧愤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帮助我，我必须独自承受并消解自己的痛苦。这个男人为了摆脱自己的恐惧，拖着我穿越了半个欧洲。约翰娜虽然以某种方式向这个男人屈服了，但是留下的是怨恨，恨的是迫使自己屈服的强权，恨的是自己的屈服举动。“终于在无奈之下，我乖乖地顺从了丈夫的意愿……”，在她承受了这一切以后，出乎意料的幸运降临在她的头上：在伦敦她结识了许多友善的人，他们对她照顾有加。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原来自己也可以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使她日后非常看重这一点。“各方的人都来劝解宽慰我……四面八方的朋友围绕在我的周围，我渐渐看到了未来。”[21]这就是约翰娜，她善于借助自己的社交天赋度过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低谷，寻求平衡。而第一次展露才华、获得成功就是在1787年深秋的伦敦。对于她而言，这是一次炫目的自我发现。

然而阴郁的11月到来了，伦敦陷入迷雾之中，从早到晚点着灯。此时此刻，我们将要和约翰娜一起认识一个与往日迥异的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以往约翰娜总是赞叹夫君的“无所畏惧的坦诚直率”。而他此刻的表现使我们能够理解阿图尔·叔本华在秘不示人的随笔《写给自己》（Eis Eauton）中记下的这段文字：“我从父亲那里彻头彻尾地继承了他的恐惧感，我诅咒它……并竭尽全力地与之抗争。”（HN Ⅳ，2，120）

这种恐惧感在这个时候显现了出来。约翰娜写道：“此时我的丈夫陷入了某种忧惧之中，为了我而忧心忡忡，而这种忧惧正是我刚刚摆脱了的。”[22]

约翰娜的话并不准确：这并非同一种恐惧。她先前所害怕的是在远离母亲的情况下，必须在异乡应对分娩之痛。然而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害怕的又是什么呢？为约翰娜担惊受怕无从谈起，因为她此时已经在伦敦受到了友人们“母亲般的呵护”，这也正是她愿意留下来的原因。为未出世的孩子担惊受怕也可以排除，因为暂住于此是稳妥的，无论是对胎儿还是对约翰娜来说，风霜颠簸的返乡之途充满危险。约翰娜试图对丈夫的行为作出解释，然而这种暗示却很隐晦：“我默默屈从了丈夫的意志，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迹，而且比他起初在我面前表露出来的还要深。我在这里无处不受到众人的深切关心，这使他产生了某种担忧，以为我待在伦敦于他而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最终促使他放弃了为未出世的孩子所做的一切谋划。”[23]

对约翰娜受到的无处不在的“深切关心”激起了怎样的“担忧”？难道这种“深切关心”不正可以化解所有的担忧吗？在阿图尔的父亲的生命深处潜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之源，也正是这种恐惧后来导致了他从汉堡家中后院的仓库里出来走向不归之路。在伦敦，这种恐惧看来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忌妒。

显而易见，总想成为生活中心的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根本无法忍受：由于妻子的社交魔力，他沦落到了边缘地带。

阿图尔·叔本华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父亲，却无法理解母亲的心境，这在多年以后他对父亲之死的回忆中可见一斑。他认为父亲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妒忌而担忧：“我的父亲久病不愈，十分可怜，整日里坐在病椅上无法起身。他被独自撇在家中，身边连一个能恪尽职守照顾他的老仆人都没有。当母亲举办沙龙时，父亲却沉浸在孤独之中；当母亲欢娱享乐之时，父亲却痛苦不堪。”（G，152）

对于激起丈夫的妒忌之心并借此来折磨他这一点，约翰娜在回忆录中予以明确否认，并强调，她没有任何理由要使丈夫受妒忌的折磨。然而在她的自传之中却能找到一些奇怪的暗示：“我的丈夫就不会通过直接表达他的妒忌之心来败坏我的兴致……他从不提及彼此之间在年龄上的巨大差异，然而当他看到我与年轻的同龄人在一起追逐嬉闹之时，我能够察觉到，他对此并不十分高兴。他曾亲手把法国小说递到我手中让我读，正是这些小说使我明白，年届不惑的他在那个国家里必定经历了某些东西，这些经历不足以使得他对我产生敬意。我感觉得到，如果我不对自己明白无误地说，我们两个人此刻与日后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他对我持续不断的满意……偶尔也会有一丝不快袭来，然而环顾四周绝佳的景致，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24]

在享受但泽城外奥利瓦的乡间别墅周边“绝佳景致”的时候，约翰娜得严格地约束着自己，不给夫君任何理由产生不信任感。“丈夫不在的时候，我绝不会到邻家做客。只有到不远处去散心的时候，我才会乘坐配给我的马车，而且从不在外逗留，径直回家。如果想稍稍走远一点儿，那么在出了自家广袤的庄园之后，我总是选择远离大路的乡间小径、草地、田野和树林作为我散步的地方。出于对自己的关爱，在我的内心中总有那么一种声音在指导着我的一言一行，我准备终生都遵循它的指教，因为仅有那么几次我违背了它，事后总是追悔莫及。”[25]

这一切都表明，这一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多么错综复杂，只有费尽心思才能保持平衡。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对此约翰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倒是直言不讳：“我从不虚情假意地表明我对他的爱是多么的炽热，而他对此也没有什么要求。”[26]

当年突如其来的求婚让18岁的约翰娜·特罗西纳惊讶万分，可是她究竟为什么当即就同意了呢？在自传中她还不无自得地提到，当时人家给了时间让她考虑周详，而她却根本用不着考虑。

她写道，在“从最初的爱恋中生出的柔弱花朵”[27]被命运践踏之后，她心灰意冷。“我原以为，生命就此终结了。每个人在年轻时经历了初次苦痛之后都会轻易而心甘情愿地为这种迷妄所左右。”[28]

约翰娜在这里暗示了某种内心故事的大致轮廓，在她多年以后创作的多部小说中，这一故事主题往往贯穿始终。虽然歌德对她的小说赞赏有加，但同时代的批评家在谈起这些“叔本华的温暾水式的断念小说”时却少有善意。

在这些小说中充满了这样的女性人物，她们在年轻时曾轰轰烈烈地爱过，却并不幸福，于是她们将失去踪影的恋人紧紧锁在心中。此时受理性和阴谋的驱使，她们成为别人的妻子，在这些婚姻中，男性一般不是什么好角色，有时候甚至是蒙昧无知的家伙。这些女性忠实于自己神圣的初恋，不为毫无尊严的丈夫生育一儿半女［例如在小说《嘉布里埃拉》（Gabriele）中那样］，这些男人有幸成为她们的丈夫完全得益于她们的现实考虑。即便她们生儿育女，那么孩子往往是婚姻破裂的非现实化身（故事的模型源于歌德的《亲和力》）。所幸的是，约翰娜·叔本华本人在日后的生活中并没有像自己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心如枯井。

涉及自身时，她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有如下的见解，然而却将其安在了周围女性的身上。“对于年轻的、娇宠惯了的、天真烂漫的女孩子来说，光耀、地位、头衔是那么充满诱惑力，这足以诱使涉世不深的人缔结婚约，今天仍有如此多的人这样做。这是失策之举，人们要终生为此忍受最严酷的惩罚，即使是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够幸免于此。”[29]

在与海因里希·弗洛里斯结婚的问题上，约翰娜或许也受到了类似的诱惑。然而关于这个问题，她只是谈及了自己父母的态度：“以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在城里的地位，我的父母，包括所有的亲戚都坚信，我与这么个重要人物成婚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30]

对于约翰娜本人来说，直到丈夫死后，这桩婚事的“幸福”才显现出来。因为继承到的遗产使她可以在魏玛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这使潜藏在她身上的众多才华尽数展现了出来。不过此时我们仍在伦敦，阿图尔尚未出世。

11月底，叔本华夫妇起程返乡。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心中明白归途充满艰辛，而他却让妻子冒险，为了做些补偿，他显得格外体贴，好像要驱散良心上所受到的谴责似的。例如在横渡多佛海峡的时候，他让怀孕的妻子坐在靠椅上叫人吊上渡船。当时正是半夜时分，人们打着灯照明。海因里希·弗洛里斯支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让人把他先吊上船，以检验吊索是否安全。而此情此景却让她觉得好笑。

在深秋时节，乘坐马车行驶在崎岖泥泞的归途上，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与此相比，此刻小心翼翼的吊运之举简直显得滑稽可笑。一路上马车时常陷在泥泞之中，有一次甚至翻了车。此外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抵御风雨和严寒。有时一行人晚上就凑合着找一个地方过夜，比如在威斯特伐利亚[31]简陋的农舍外露天的灶台旁宿营。有时候，约翰娜冷得全身发颤，几近昏厥。而此时阿图尔还没有来到人间，在娘胎里的他也在瑟瑟发抖，忍受痛苦。可以想象，约翰娜对丈夫的恐惧和固执是多么恼火，她是多么不情愿离开伦敦的友人们，而此刻的她不得不强压怒火。仓皇的回乡之旅使夫妻俩不堪重负。抵达但泽9个星期之后，1788年2月22日，阿图尔出生了，出生时并非吉星高照。

“和所有年轻的母亲一样，我多了一个新的玩偶，”[32]约翰娜如是写道。

于是，孩子理所当然地立即成为约翰娜的玩具，用以驱散开始向她袭来的无聊和寂寞。暮春到初秋之间，海因里希·弗洛里斯把妻儿送到自家在奥利瓦的庄园，那是一个有着浓郁田园诗氛围的地方，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美丽的花园外观就像是露台，其间遍布花朵和果实，喷泉汩汩，色彩斑斓的小舟横在巨大的池沼之中。”[33]整整一周，她独自与孩子在那里度过，有时海因里希·弗洛里斯会在周末时邀请客人来此小住，而到了周一，一切又恢复寂静，对她而言，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

她童年时代的良师益友、英国教会的牧师杰姆逊博士，先前还常来奥利瓦探望她，而此刻也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1789年，杰姆逊返回故乡苏格兰。约翰娜这样写道：“杰姆逊见证了这里往日的富庶，然而不亲身体验，他是无法看到它停滞不前的一面的。可以想见他此刻的心境，他仿佛能够感觉得到一个慢慢死去的人的痛苦之处。”[34]

在普鲁士的封锁之下，但泽的经济江河日下，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些与叔本华家族有交往的大户人家纷纷离开这座城市，“在生活的转变中”他们也留下了“某些空白”。[35]

约翰娜感觉自己陷入一种“似是而非的生活”而无法自拔，“这样的生活掩盖了内心深处的沉沦，浮光掠影的一瞥是无法洞悉这一切的”。[36]

一年一次，大多是在5月间，约翰娜可以带着孩子去探望住在市属斯图特霍夫田庄的父母。看着农民辛勤劳作的生活，约翰娜觉得神清气爽。然而人们劳动的欢愉和忙碌的景象仍然无法掩饰败落所留下的印记。毕竟她的父亲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现在已经沦为田庄的租户，因为他亲普鲁士的政治攻势归于失败，他的生意也陷于停顿。

只有在奥利瓦附近的海边静观永无休止的海潮时，约翰娜才能得到慰藉。“无论是在晚照还是晨曦之中，潮水从最深处被激起，海面在阳光照耀之下显得分外耀眼，时而阴云袭来……此刻顿然黯淡无光，在一天的风云变幻之中，永无休止的大海于我而言就是一出好看的戏，它永远不会让我感到困倦。”[37]

远方，跳动的生活如此诱人，约翰娜觉得自己被束缚在局促的空间里，被孩子紧紧拴住了手脚。孩子作为玩具的吸引力已经逐渐消退，而且对于她所作出的牺牲而言，孩子的补偿作用也显得越来越小。阿图尔几乎只有周末才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而母亲则被这个一天天长大的孩子束缚住了手脚，她渴望摆脱这种生活。父母间的这一关系构成了阿图尔本人的核心体验，而这一体验正是他日后的哲学的生长原点。

在20岁的时候，阿图尔将如下思考写进了自己的日记之中：“每个人在心灵深处都确信，就像他本人能够意识自身的存在一样，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也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一个劲儿地去揣度对立面，这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念头，且不说它根本无法度量。”（HN Ⅰ，8）阿图尔日后将穷究这一命题，因为他很早就不得不学会放弃这种确信。

阿图尔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泰然处之，从来不会满足于自己的不确信。然而在他的性格中却找不到屈从、畏惧和缺乏自信。显而易见，他的父亲是富商巨贾，充满自信，想法实际，见多识广，对于上帝虔诚而不迷信：上帝总是站在成功者一边。父亲克服意志消沉的办法就是以坚定的举止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把这一点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并且教导他要毫不妥协地履行自己人生中应尽的义务。在1804年10月23日的信中，这是父亲临终前写给儿子的最后几封信之一，他这样写道：“无论是在伏案书写之时，还是推而广之在人一生的行事之中，端庄的姿态十分必要。因为如果在餐厅里见到一个驼背哈腰的人，那人们就会断定他是一个乔装改扮了的鞋匠或裁缝。”[38]

阿图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勇气、自重和清醒。冷峻的、极度的自信也源于他父亲。

阿图尔超强的自我意识是不可能博得别人欢心的，因为约翰娜不得不为此强迫自己付出母爱。对她来说，这个儿子就意味着她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而她却对生活充满渴望。愿不得偿，因此为人母的职责每天都在提醒着她无法得到的东西。对她来说，阿图尔的降生意味着落入一个圈套。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最初的母爱，那么他往往会对最本质的东西丧失兴趣，对自身的生命无动于衷。如果一个人对最本质的生命都缺乏肯定，却充满了自尊自信，那么他（正如叔本华那样）就注定要用异样的目光审视所有的生命，而哲学正是从这一异样的目光中诞生：对生命的存在感到惊讶。常人总是用肯定的态度去看待自身与其他所有生命体所构成的统一体，而只有那些对此抱有疑问的人才会觉得那些归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如此的陌生：身体、呼吸、意志。某种离奇的意志丧失（Absence）让年轻的阿图尔深感惊讶，而与此同时让他产生畏惧的还有某种生命意志（Wille zum Leben），我们无法逃避它，因为我们就是由这一意志的质料（Rohstoff）造就的。如果惊讶于此，那就不应该对此产生畏惧。阿图尔之所以畏惧，那是因为从最初那一刻他就注定无法体验到生命是某种温暖的东西。他体验到的生命是另一番模样：那是一股在他体内游走的寒流，他任由其摆布。最贴近的现实之物莫过于人的身体，然而对于他而言，这一最贴近的现实之物恰恰是最遥远、最陌生的东西，以至于成为某种神秘之物，对他来说，哲学的神秘就在于此。他把这种身体的现实存在称为“意志”，这也正是他的哲学核心所在。对于他而言，对自身生命的体验是某种令人惊讶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体验，在日后他试图揭开一个秘密，那就是康德敬而远之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不依赖于我们对它的想象。在这里，叔本华恰恰要使这个再遥远不过的东西成为最贴近的事物。“自在之物”——它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从自身内部体验到它。“自在之物”是一种意志，在这一意志尚未把握其自身之前，它已经存在了。这个世界是意志的世界，而自我意志（Eigenwille）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则是跳动的心脏。我们从来就是整体（das Ganze），而整体则是荒野、抗争、焦虑。最关键的是：整体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叔本华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这个在母亲“计划之外的”孩子从很早起就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并不是建立在“更高的目的”、“更高的意图”的基础之上，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一种捉摸不透的力量在左右着万物的运动。

在但泽期间，与母亲散步之时，幼小的阿图尔就独具慧眼、洞察秋毫，获得了某种感悟：世界的中心充满活力（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但泽就是世界），而与此同时，中心地带也正是黑暗的心脏，神秘莫测，充满危险。

离家不远的地方，在但泽城的中心有一座仓库岛，莫特劳河环绕四周。在岛上储藏着全城可以用船装走的财富：谷物、毛皮、纺织品、调味品。人们终日劳作，不断积累，它关乎全城的生计，城市的灵魂在这里劳作。夜幕降临之时，岛上所有的门户关闭。夜间人们将猎犬从牢笼中放出，要是有谁斗胆滞留岛上，那他就会被它们撕咬成碎片。

在这个恐怖的情境中，年幼的叔本华对音乐的神奇魔力也有了初步的认识。母亲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借着酒劲儿壮胆要和这些畜牲较量一番。还没有越过仓库大门半步，一群猎狗便向他扑来。他背靠着围墙，将弓搭在弦上拉起了琴，狗群顿时停下脚步。于是他胆子更大了一些，随后便开始演奏起萨拉班德舞曲、波兰舞曲、小步舞曲，而此时的猎犬则在他的四周伏下身子，安静地聆听演奏。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在叔本华日后的哲学中将再次论及这一话题，他认为，音乐在表达生命体的焦虑（这种焦虑折磨着人，充满危险）的同时，也可以平息这一焦虑。

对于阿图尔而言，但泽的仓库岛就是一个舞台，这里上演着一出神秘莫测的戏，在这出戏里，生命意志与音乐相互交织在一起。

[1] 此处是作者的一个借喻，将叔本华从不为人知到突然成名的传奇经历与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家喻户晓的奇人卡斯帕尔·豪泽尔（Kaspar Hauser，1812？～1833）相比。后者是一个弃婴，他自称从小独自在一间暗室里长大，智力发展受到阻碍，后来被人收养照顾，1833年死于刺伤，他的出现在当时德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曾有传闻说他是被阴谋废黜的巴登国王储（此事经1996年的基因测试被推翻）。他的故事日后成为德国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惯见的素材。

[2] 葛文纳·威廉·封：《叔本华生平》，第349页。

[3] 葛文纳·威廉·封：《叔本华生平》，第350页。

[4] 许伯舍尔·阿图尔：《阿图尔·叔本华——生平事略》，第115页。

[5] 欧洲的传统宗教节日，施洗约翰册封为圣徒的纪念日，6月24日，这一天也正是民间的夏至，老百姓举行社火、舞蹈等活动欢庆这一节日。

[6] 奥利瓦（Oliva）是位于但泽海湾附近的小城，1926年以后划归但泽，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7]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04页。

[8] 汉萨同盟（Hanse）是从中世纪起，由德国北部的一些城市结成的松散的贸易联盟，结盟的目的是以同盟的力量和当时强盛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对抗，从事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对外贸易。极盛时有200多个城市加入，核心成员有70个，最著名的有吕贝克、汉堡、不来梅、但泽等，直到17世纪末逐渐名存实亡。

[9] 转引自凯泽尔《但泽史》，第24页。

[10] 维斯拉河是波兰境内的主要河流之一，全长1047公里，在但泽海湾入海。

[11] 在欧洲近代，有身份的人都以穿至膝的中裤（Strumpfhose）为时尚，其下着与裤脚相连的长袜，而平民则穿着长裤，因而法语中有“Sansculotte”一词，意谓“无至膝中裤”，大革命期间成为对出身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贬称。

[12] 克什本（Kaschuben）是西斯拉夫民族的一支，生活在波兰的西北部。

[13]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83页。

[14] 自由市（freie Städte）形成于中世纪主教管辖的城市基础上，随着市民力量的崛起，通过反抗和赎买，这些城市脱离了教会的控制，获得自治。与帝国辖市（Reichsstädte）相比，它们拥有一定的自由，如免兵役、年捐等，故而得名。随着普鲁士的扩张，许多自由市相继被纳入其势力范围。

[15]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03页。

[16]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5页。

[17] 此处是一个惯用语，相当于中文中的“脚踏两只船”。

[18]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82页。

[19] 转引自凯泽尔：《但泽史》，第180页。

[20]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41页。

[21]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42页。

[22]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43页。

[23]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43页。

[24]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89页。

[25]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89页。

[26]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77页，

[27]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72页。

[28]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77页。

[29]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46页。

[30]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77页。

[31] 在今天德国的中西部地区。

[32]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53页。

[33]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90页。

[34]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61页。

[35]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62页，

[36]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261页。

[37] 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第190页。

[38] 参见Bw14，第15页。

第二章

汉堡——人生的第一本读物：勒阿弗尔——与安蒂姆的友谊——阿图尔的学商之途

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早就担心的事情（这也正是他在英国掂量是否移民的原因）终于在1793年春天发生了：普鲁士与俄国就进一步瓜分波兰领土达成一致。迄今为止在名义上受波兰保护的自由市但泽和托伦[1]划归普鲁士国王名下。劳默将军（就是上文中那个向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示好却遭到强硬回绝的那位将军）正负责实施兼并计划，取缔这座城市数百年来所享有的自由市特权。1793年3月11日，市政委员会和市议会一致通过决议，但泽市就此归属于普鲁士国王治下。决议一经通过，叔本华不甘坐等普鲁士军队入城，于是举家出走。这与其说是移居他乡，还不如说是一次逃亡。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并非无所畏惧，冒犯普鲁士将军一节尚历历在目。

与叔本华家族一起出逃的还有城中的不少大户，他们此前也是以“普鲁士之敌”著称的。可城市中的中层市民的想法却有所不同，对于他们而言，并入普鲁士版图意味着经济发展。最下层的普通民众，例如帮工、短工、水手却掀起了公开的反抗运动。那些业已做好移交准备的军官被普通士兵缴了械，士兵们将炮口对准了迫近的普鲁士军队。这些士兵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在城市移交之后，他们很有可能被整编到普鲁士军队之中，而此时普军正与法国革命军在战场上厮杀。骚乱和战斗一直延续到1793年的4月。一些房屋被炮火摧毁，城中出现了抢劫事件，人也死了不少。而就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叔本华一家已经处于安全之中，他们已经落脚汉堡。

叔本华一家最终为什么没有移居英国呢？个中缘由不得而知。可为什么选择了汉堡？

对于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来说，只有港口城市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与汉堡的商人保持着良好的生意往来，除此而外，面对普鲁士，这座非凡的城市（亦属于汉萨同盟）似乎能够最好地保持住自己的独立地位。终有那么一天，这座城市也丧失了其城市共和国的主权（法国抢先普鲁士一步得到了汉堡），不过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在此之前就已经谢世了。

1793年春天，当叔本华一家抵达汉堡时，这座城市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期。

在整个18世纪，无论对于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商品，还是对于英国的工业产品来说，汉堡都是重要的转运站。1663年英国国王给予这座城市特权，允许汉堡的船只进入英国的港口城市，自此以后，在对英贸易方面，汉堡把欧洲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中欧内陆地区的出口产品也要经过汉堡转运，例如梅克伦堡[2]、俄国南部和波兰的粮食，萨克森森林[3]的造船用木材，俄国的硝石等。汉堡本地的出口工业品有玻璃陶瓷、粗纺面料、木器。对于转口贸易来说，重要的商品有焦油、俄罗斯皮革[4]、毛皮、北欧国家出产的鱼油。从荷兰、法国和英国进口的商品有调味品、茶叶、咖啡、烟草、纺织品、贵重金属。汉堡拥有欧洲最大的堆货场，这些商品就暂时存放在这里。从1788年到1799年，汉堡本地船只的数量翻了一番。1795年一年间，驶入汉堡港的船只就超过2000艘，这在当时堪称欧洲纪录。

西哀士神父[5]在1798年写给拿破仑的一份备忘录中将汉堡称作“地球上最重要的部分”。[6]这当然不无夸张之处，不过汉堡人倒是喜欢听这样的话，而且他们也没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无论是在红海、恒河岸边、中国，还是在墨西哥、秘鲁水域；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东、西印度的荷属、法属殖民地，到处都能看到汉堡的旗帜随风飘扬，它们在世界各地受到普遍的尊敬。我们运回东、西印度的宝藏，而其他国家毫无妒忌之心，因为这对它们也有好处。”[7]这番话写于1806年，出自商人约翰·E.F.威斯特法伦之口，他在此描述了18世纪后半叶贸易的巨大发展。

不过语调中仍不免有些哀伤，因为1806年正处在“欧陆大封锁”[8]时期，好日子过去了。在拿破仑将汉堡置于自己治下之前，这座城市还是从战争和法国的领土兼并中捞到了不少实惠。1795年法国占领荷兰，这导致众多法国和荷兰的公司搬迁到了汉堡。战局的不稳定阻断了莱茵河航路，于是西部德国和瑞士的交通转移到了易北河下游。作为美洲商品在欧洲大陆上的进口港以及荷兰的东印度、东地中海贸易的枢纽，汉堡取代了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地位。

随着贸易和船运的繁荣，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汉堡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城内百业兴旺，居民人数骤增，18、19世纪之交，全市人口达到了13万。

从但泽出逃的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虽然损失了十分之一的财产，但来到汉堡后，他在生意上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对英贸易和对法贸易此时正蓬勃发展，而与这两个国家做生意正是他在但泽期间的老本行。

叔本华一家起先住在老城的新街76号。经济的全面繁荣促使叔本华家族属下店铺的生意蒸蒸日上。1796年复活节期间，全家搬到了新万特拉姆街92号，较之先前的住处，这座宅第气派多了。汉堡各大商号，例如耶尼诗、哥德弗罗耶斯、威斯特法伦、希维京等家族的商号都云集于此。家居和商用合二为一的居住形式在当时很普遍，后宅和中宅主要用作库房、账房和储窖，院子后面紧邻一条运河，运货的船只可以在此停泊。宽敞的内庭被木结构的雕花回廊所环抱，前厅的过道里铺着大理石面砖。迎街的房子是居住空间，共有大小不等的大房间10间，小房间4间，此外还有一个大厅，天花板四周用价格不菲的石膏雕花装饰，墙壁用木板贴面，就连窗户玻璃也是精心加工和装饰过的。叔本华一家就在这所能够容纳百人的宅第里举办晚间的聚会，日后阿黛拉（阿图尔的妹妹）回忆道，聚会的来宾中“云集了三教九流的人物”。[9]

就凭这座豪华的宅邸，叔本华家族也定然可以跻身汉堡的精英之列了。宅院虽大，然而渐渐长大的阿图尔在这里却找不到什么故乡的感觉。纵然是在多年以后，他也几乎很少回想起居住在这里的时光。

无论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还是基于叔本华家族固有的市民共治的观念，在汉堡定居都可谓适得其所。

在数次近乎内战的骚乱之后，汉堡于1712年颁布了新的宪法，这部宪法确保了城市贵族和中层市民之间的权利平衡。由城市贵族构成的市政委员会和由市民把持的市议会分别行使行政和立法权力。当然市民要想参与决定城市的政治生活还得有一笔财产才行，不过对收入要求的底线已经下移了许多。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宪法体现了英国《人身保护法》[10]的精神，确保了人身自由权，市民对这项政治举措非常自豪。“这部宪法既非彻底贯彻贵族统治，也非完全体现民主，也不是完全具有代表性，但却是这三者的结合体，”一位当时的人写道，“由于这部宪法的颁布，派别之间的争斗有所克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安全和自由的气氛，或许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企及。”[11]

“宁静、安全和自由”，这正是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要寻找的，如今他在汉堡找到了。对于他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可以摆脱普鲁士，至少眼前在汉堡这不成问题。腓特烈大帝虽说对这座繁荣的商业都市觊觎已久，但是出于自身自由贸易的利益，英国、法国和荷兰支持这座城市的独立要求。目前普鲁士还有求于那些经验丰富的汉堡商人，请他们为自己写各种贸易往来上所需要的鉴定书。但是这些商人并非发自内心地为普鲁士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效劳。“自由是必然的酬劳”，汉堡的特派团在文书中写道。柏林对此的答复是：鉴定写得很巧妙，可是没有什么用处。

在汉堡也能找到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当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从自己在但泽的办公室匆匆赶往奥利瓦乡间农庄，兴冲冲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妻子。就连举足轻重的市政委员，人称“汉堡的罗特希尔德”[12]的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希维京（Georg Heinrich Sieveking）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之一。在其他人看来，希维京最初的热衷程度简直“有失汉萨人的风范”。他在那篇名为《告全城同胞书》的檄文中为自己申辩。就在希维京的乡间庄园里举办的某次集会上，克洛卜施托克[13]首次朗诵了他创作的《法国革命颂》。《汉堡通讯》和《汉堡新报》是当时全德国地区最好的报纸，它们也因为那些发自巴黎的详尽报道而闻名遐迩。与其说汉堡人高呼法国革命万岁，还不如说他们是在自我赞赏。他们把1790年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与商业特派团的周年庆典联系在了一起，并且高歌道：“三祝我们的故乡福寿绵长/它赐予我们和平与自由/远离诸强。”[14]当法国革命进入雅各宾专政时期，汉堡人开始保持距离，不过生意往来自然不能中断。面对那些蛮干的行径和自由狂热病，汉堡人自觉高人一筹。《汉堡通讯》这样写道：“虽然汉堡没有什么人身保护法值得夸耀，立法者们也不会在聚会的大厅里悬挂什么镌刻着人权的招牌，可是在这里，没有人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人权得到伸张。”[15]一封读者来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离政治福祉的理想如此之近而不晕眩；我们自由而平等，却没有罗伯斯庇尔和那帮激进的共和派；我们珍视古老、和平的传统，而在其他地方，人们却用革命的暴行玷污理性的革新成果——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万幸吗？……今天在法国看来是新鲜的、矛盾的东西，在这里早已成为我们恪守的政治信条。”[16]

可是汉堡人的“信条”却不愿意得罪任何人，还是保全自己要紧。当时汉堡与法国革命政府间的贸易往来欣欣向荣，城中的莘莘学子也要诵读克洛卜施托克创作的颂歌，但与此同时，汉堡人也接纳了不少来此避难的贵族，跟着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那些穿着五彩斑斓的随从们。

迄今为止，城中的外国人主要以英国人为主，如今又多了法国人，这些法国流亡者举止优雅，别具风情，使人为之倾倒。说起来，约翰娜·叔本华也算作法国革命的同情者，然而如果有出身高贵的法国移民，例如斯泰尔-霍尔施泰因男爵（闻名遐迩的斯泰尔夫人[17]的丈夫）这样的人物光临她在家中主办的晚会，那她还是颇为自豪的。

这些流亡者及其随从、亲友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汉堡市民循规蹈矩的僵化习俗。较之以往，汉堡人舞跳得多了，酒也喝得多了，游乐活动也渐渐频繁。青楼门庭若市，就连米歇尔教堂的神职人员都混迹其中，当然城中也散布着有关法国花柳病的传言。

一位逃亡的法国上校（据说他的厨艺比打仗的本事高明）在易北河畔的高地上开了一家酒馆，外出散心的游人可以在此休憩，没过多久，这里很快成为反革命者们的聚会场所。一位当时的人写道：“人们对这家酒馆啧啧称叹，毫无疑问，德国的美食家们在这里得到了精心的款待，法国的烹饪艺术具有十足的威力，简直让人大快朵颐。”[18]此外法式咖啡馆也在汉堡落户。1794年法国剧院开张，汉堡人也见识了什么叫轻歌舞剧[19]，什么是杂耍剧[20]，而青年男性则为那些法国女演员如痴如狂，舍瓦利耶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位明星。莱玛鲁斯夫人（就是那位《沃尔芬比特散叶》的作者赫尔曼·萨姆埃尔·莱玛鲁斯[21]的儿媳妇）忿忿不平地说：“舍瓦利耶夫人颇让我们这里的一些年轻人神魂颠倒，而且她也正赶上我们这些年轻商人挥金如土的好时候。”[22]这其中当然不包括阿图尔，他才12岁，还太小，然而他的母亲却为这位光彩照人的天使成为她的座上客而感到颇为自豪。只是没过多久，这些法国移民就坐吃山空了，他们不得不变换角色：成为舞蹈教师、击剑教练或给人上法语课。日后与阿图尔打交道的主要也就是这些人。

法国的轻松生活方式在这里不过是昙花一现，只是汉堡历史上的小插曲。阿图尔去后十年，海涅也在汉堡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就对这股法国风的一去不复返颇感惋惜。人们很快又返回原有的正派刻板的生活方式之中，对于海涅而言，这一转变实在是太快了。“天空起先还湛蓝无比，可一下子便昏暗下来，”海涅在《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忆语》中写道，“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5点光景，这正是大家要填饱肚子的时分，马车碾过街道，先生、女士们从车上下来，僵硬的笑容凝在饥饿的嘴唇边……”[23]汉堡人的商人本性故态复萌，他们很快就抛弃了装扮出的优雅举止，重又以赤裸裸的本来面目示人。海涅接着写道：“当我仔细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时，觉得这些人与数目字无异，就是些阿拉伯数字。此时此地，一个跛着脚的‘2’在路上行走，身边傍着一个痛苦的‘3’，这个腹中怀胎的大胸脯的妇人正是他的妻子。走在他们身后的男人是一个拄着拐杖的‘4’……”[24]计较得失、盘算利益的习气又回来了，但也正是这样的习气使作为贸易城市的汉堡发展壮大，然而也正由于此，作为文化城市的汉堡仍然默默无闻。日后，约翰娜定居魏玛，参加了当地的社交聚会，这样的聚会有时不免逢场作戏，此时的她回忆起当年在汉堡的经历时不免觉得陌生：“如果哪位市府委员或市长看见我和迈耶尔一起拼接粘贴碎纸片儿，而此时歌德和其他诸位站在一旁并一个劲儿地出谋划策，那他一定会表示出基督徒所特有的怜悯，同情我们这些可怜幼稚的人儿。”[25]

汉堡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是“汉堡手工艺品、艺术和实用行业促进协会”，这一点也很能说明汉堡的城市精神。在这个联合会中，每个会员都是看重名誉的人，而且还要有必要的收入。如果哪个“身份不配的人”也混迹其中，那么此事就会在全城体面人的圈子里成为大家的谈资。而且这样的事情如此之重要，以至于阿图尔·叔本华周游欧洲（1803～1804）期间暂住法国南部的时候，他的朋友都会不远千里写信给他通报此事。莱辛[26]的朋友莱玛鲁斯是这个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艺术”也在协会纲领之中，不过“艺术”必须受到“实用性”的考验。虽然协会也给那些身无分文的画家们资助，向剧院提供补贴，举办音乐会，但是它赞助更多的却是一些具体的项目，诸如如何改进饲料作物种植，组织承办果木种植竞赛，以及如何“清除对船体有害的昆虫”的研究项目等。通过这些资助，城里相继建起了公共浴室、公共图书馆，创设了孕妇咨询处，举办游泳培训班。这项无所不包的改进计划的非比寻常的“现实性”追求想必让纯艺术感到无地自容。

在当时，人们对于这种做法的抱怨就不少。当地颇有声望的神学家和教育家约翰·安东·法伦克吕格尔在1811年撰写了一篇名为《试论汉堡的风俗》（Versucheines Sittengemäldes Von Hambug）的文章，我们可以读到其中这么一段话：“对于那些无法赢得公众的注意、不愿迎合寻常趣味的所谓学识、科学、艺术，人们往往不屑一顾。除非科学研究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否则汉堡人是无法理解学者们从纯粹科学中所获得的乐趣的。如果说思维的训练仅仅是为了拓展人们的精神、纠正普遍的观念，那么汉堡人也不会对此表示赞叹。他们只会称赞那些能够给他本人、他的城市以及具体的行业带来实惠的举动……商人的身份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现存的事物。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堡人。”[27]在汉堡，“实用性”本身就是高超的艺术，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简直所向披靡。人们肆无忌惮地拆掉了众多为人称道、富于艺术魅力的建筑。修缮老的主教教堂花费太多，于是人们在1805年干脆把它拆了。许多中世纪的修道院建筑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几座壮观的城门以及城防工事也被夷为平地。同样消失的还有玛丽亚·马格德雷娜教堂和以文艺复兴立面而著称的英吉利之家。此外，市政厅里的画廊也无法和实用精神相对抗，人们贱价甩卖了藏品，这其中不乏鲁本斯和伦勃朗的作品。

叔本华的前辈莱辛也干过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当时他偏偏想在汉堡催生全新的戏剧艺术。

1766年，有那么几个商人——其中多数是投机商和破产的商人——凑在了一起，共同投资一个剧院，还煞有其事地称之为“德意志民族剧院”。他们向莱辛提供800塔勒[28]的年薪，于是莱辛来了，他在这里什么都干：戏剧顾问、剧评家、编剧、导演。其中最有品位的一项计划就是出版一份戏剧评论报，这些文章日后结集成为著名的《汉堡剧评》。莱辛在《预告》中写道，这份报纸应该“以批判的态度记录下在这里上演的所有剧目，忠实地记录下剧作家和演员们所呈现的艺术的每一步脚印”。[29]可是一开始演员们就不愿让莱辛伴随他们的脚步，然后就是观众们的不满，他们根本不愿听一个不打招呼就从柏林来到此地的脾气暴躁的小子的喋喋说教。说起来莱辛的胆子真是不小，居然同时与前排的观众和楼层包厢里的看客交锋。他写道：“包厢里的看客自然喜爱演员们扯开喉咙大叫大嚷，对于那些肺活量了得的演员，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至于那些坐在前排的德国观众，他们的品位也不过如此而已……”[30]没过多久，莱辛就退居幕后，集中精力分析具体的剧作，撰写鼓吹莎士比亚的文章……但最终还是汉堡人的欣赏趣味决定了演出的剧目。即便如此，这桩事情最终还是在一年之后宣告破产，深受路德教义熏染的市民当局对这样的结局倒是颇为高兴。一位当时的人记下了当局对于戏剧的看法：“如果有一个喜剧剧团带着证明其良好业绩的文书来此登记备案，虽则市政委员会同意他们在本地登台演出，但我敢担保，要是哪一天这家剧团离开此地，无论是严肃的教会还是正统的市政当局都会感到高兴的……”[31]

两年前，莱辛意气风发地准备大干一场，而如今他也只得改投他处了。“我现在很乐意撤出手来，正如当初我很乐意参与其中一样，”日后回想起此事时，莱辛仍颇为恼火，“当初在汉堡建立民族剧院的美梦如今破灭了。据我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如果这样一个美梦终于有一天可以成真的话，那么汉堡或许是最后一个能圆此梦的城市。”[32]

对于艺术憧憬来说，汉堡不是什么好地方，从汉堡歌剧院的命运上可见一斑。说起来，作为固定的演出场所，汉堡歌剧院还是全德国第一家。在这里，年轻的亨德尔[33]作为第二小提琴的末座结束了自己的学业。1678年歌剧院建立，半个世纪之后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汉堡的观众开始厌倦意大利的咏叹调，人们要求本地的口味，于是台上出现了用低地德语[34]演唱的歌曲，而那些先前从意大利花大价钱引进的歌剧明星如今有的沦落为女佣、农家汉，有的改行成为胸前晃荡着长长的怀表链的商人，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脖子上卡着硬领的新教牧师。一位同时代人写道：“人们更愿意以滑稽的方式歌唱那些身边的人，要是歌唱那些衣冠楚楚的风流人物的话，那么多半是为了打赌。”[35]那些真正的歌剧爱好者只好自认生不逢时，他们中一个人这样写道：“要本地人接受歌剧简直就有悖于他们的天性，一言以蔽之，歌剧是帝王公侯们的消遣，不是商人们要的东西！”[36]

到了叔本华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再为日暮穷途的歌剧感到痛惜了，如今人们正在从新引进的法国音乐剧中找到乐趣。身兼戏剧顾问、导演和演员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施罗德[37]在戏剧界可谓如日中天，他就比莱辛懂得掌握分寸，他既能讨好观众，又能为艺术效劳。日后，歌德在《威廉·麦斯特的求学时代》中为这位技艺高超的折中派人物树碑立传，他就是书中剧院经理塞尔罗的原型。

一切野性的、出格的、刺激的事物在汉堡都很难存活。不仅仅是狂飙突进时期的年轻才俊，就连下一代的浪漫派人物也都感受到了这一点。生活在汉堡本地的文坛巨匠则是另一番光景。例如巴尔托德·海因里希·布洛克斯[38]就是其中之一，他有过司法界的经历，经过商，当过议员，但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对于汉堡人来说，他简直就是这座城市良好精神的化身。在他的作品中，自得其乐的生活孕育出诗意，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把简洁实用的精神贯穿到如此可爱的诗句之中。他的好几卷诗歌结集为《上帝之中的尘世欢愉》，上帝为了帮助人们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首对这个上帝一手缔造的世界的独一无二的颂歌。这些充满质朴天性和成功潜质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在汉堡受到欢迎。如何才能既是诗人，又不失汉堡人本色，在这方面布洛克斯为市民树立了榜样。一位市民就赞叹道：“他将这些宗教诗歌的创作变成了自己周日必做的功课。”[39]

在叔本华生活的那个年代，布洛克斯已经过世半个世纪了，然而他的这一文学创作观念仍然充满生命力。在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40]的《万茨贝克信使》[41]中可以看出，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在克劳狄乌斯的作品中同样具有《上帝之中的尘世欢愉》中所蕴含的对现世生活的自得其乐，只是它进一步融入了虔信派[42]的神秘主义思想之中，日后的叔本华对此深有同感。

第三位受到汉堡人青睐推崇的诗人是克洛卜施托克。他在1770年定居于此，那时的他已经久负盛名，不久后汉堡人对他也推崇备至。“无论他出现在哪里，都会受到称赞，甚至是顶礼膜拜。”[43]大商人卡斯帕尔·福格特在说这番话时没有丝毫的妒意。虽然克洛卜施托克受到众人的追捧，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读过他的作品。诗人那种澎湃的激情对于汉堡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是当这位创作《弥赛亚》的诗人于180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享受到了只有公侯才会享有的哀荣，那天全城钟声大作，送葬的人群中有市政委员、学者、商人、外交官，当然还有黑压压的一大片群众（大概得有1万人左右吧），遗体最后安葬于奥藤森公墓的“克洛卜施托克菩提树”下。

叔本华的父母还结识过克洛卜施托克本人，究竟是在自家举办的社交晚会上还是在其他的什么场合，具体情况已经说不清楚了。只要被接纳进入汉堡的上层交际圈内，谁都会在这样的场合中见到那位戴着一顶丝绒帽子的老先生，他总是怡然自得地吸着烟斗。要知道，克洛卜施托克已经成为沙龙中的点缀，总是被主人轮番介绍给众位宾客。在希维京、福格特、巴特尔的家中，人们常能遇见他。

约翰娜·叔本华尽情享受着汉堡繁忙的社交生活。她不仅很乐意受到别人的邀请，而且还有自己远大的抱负：使自己的家也升格为社交聚会的场所。她的自传只写了移居汉堡之前的经历，但是从保存至今的手稿中可以看出，她的这一宏愿显然得到了满足。在她列举到的汉堡时期的相识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克洛卜施托克、威廉·蒂施拜因[44]（画家、歌德意大利之行的旅伴）、莱玛鲁斯博士（莱辛之友、《沃尔芬比特散叶》的作者赫尔曼·萨姆埃尔·莱玛鲁斯之子）、斯泰尔-霍尔施泰因男爵（瑞典外交官、斯泰尔夫人的丈夫）、法国剧院的舍瓦利耶夫人、莱茵哈特伯爵（一位通晓多国文字的、来自施瓦本地区的法国外交官）、麦斯纳教授（作家，创作了众多格调不高的、描写风流韵事的小说）、劳伦茨·麦耶尔（主教大教堂咨议会成员、全市闻名的艺术赞助人、“爱国者协会”的理事）。

在坐落于新万特拉姆街的大宅院中，约翰娜也试图依据韩馨·希维京（希维京家的女主人）的名言行事：“上层的人们有这样一种感受，那就是大家在一起共同为有这样的生活而感到高兴，并且以正当的方式去享受生活，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此事更为重要。”[45]

年幼的阿图尔无法参与到这种享受之中。每当叔本华回忆起早年汉堡的生活，几乎总是提到“遗弃”“恐惧”这样的字眼。在这所敞开的宅邸中，宾客们来来往往，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交给保姆和女佣照顾的小男孩来说，他似乎很寂寞。“在我6岁那年，一天晚上散步回来的父母发现我陷于极端的绝望之中，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他们永远地将我抛弃了。”（HN Ⅳ，2，121）资产阶级家庭的父亲们总是要到孩子进入“可塑期”的时候才会关注他们，而一般认为，孩子要到8岁左右才进入“可塑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孩子们才会感觉到父亲的存在。也正是这个时候，这位一直隐身在幕后的上帝突然走向台前，向孩子们宣布决定他们命运的裁定。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作出的裁定也毫不含糊。在那份柏林大学要求他写的《简历》（Lebenslanf）中，阿图尔·叔本华写道：“对于我，他（父亲。——作者注）所作的决定是，我将成为一名勤奋的商人，做一个有世界胸襟和良好教养的人。”（B，648）

1797年的夏天，阿黛拉出世之后，父亲觉得上第一课的时机到了，该让孩子了解一下什么是商人应有的世界胸襟了。于是他带着儿子转道巴黎去勒阿弗尔，父亲把阿图尔交给一位生意伙伴照看，这一住就是两年。阿图尔跟着格雷瓜尔·德·布莱希玛（Grégoires de Blésimaire）学习法语，学习社交规范，最关键的是“阅读世界这本书”，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自我表白的一句话。

阿图尔将会在格雷瓜尔家度过他童年岁月中这段“最欢乐的时光”（B，649），至少他在追忆往昔时有这样的感受。只是关于这两年的情形，我们所知甚少。阿图尔童年的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不过远离父母，在“那座位于塞纳河出海处的亲切的海滨城市”（B，649）里生活，这种生活充满了魔力，让他深深着迷。这一点可以从他人的反应中察觉出来。主人家的儿子安蒂姆与阿图尔同年，他们成了好朋友，他在多年后（1805年9月7日）给阿图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总是怀念那段在勒阿弗尔度过的岁月。”[46]阿图尔日后与父母环游欧洲，于1803年重访勒阿弗尔，他在旅游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此期间，我浮想联翩，回忆起城里城外的那些地方，我当时在这里是如此快乐。可是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向他倾诉这些，因而所有的这一切仿佛只是我幻想出的图景。当然，在同样的地点，周遭还是同样的景物，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相信，我真的又来到了勒阿弗尔。那些我离开这里以后再也没有想起过的人和物现在又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这些景物，这些面孔，我都能一一辨认出来。没过多久，我就感觉到自己似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RT，95）

在这座位于塞纳河入海处的小城里，人们能够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潮起潮落，同样也能感觉到世界历史的沉浮。在这里，一个10岁男孩的想象力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这个来自汉堡的孩子自然对大海再熟悉不过，当然对以下的情景也同样不会感到陌生：腐殖质和海藻发出的气味；海风；港口里那些装满了货物的船只随着起伏的海水左摇右晃；海鸥发出阵阵哀鸣。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汉堡以其中立的姿态与拿破仑时代的风起云涌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然而在勒阿弗尔则有所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无法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幸免。

父亲看准了这段政治上风平浪静的短暂空隙，于是就选择这个时候前往勒阿弗尔。老的欧洲列强们针对法国革命的第一次同盟战争于1797年告一段落。普鲁士放弃了对莱茵河左岸领土的要求，并且提前从战事中脱身，于是整个北部德国宣告中立。

人们也因此可以旅行，只是这样的旅行依然前途未卜，不啻是一种冒险，这完全不符合汉萨人的稳妥风格。在法国当政的仍然是五人执政内阁，不过此时的拿破仑已经借着国内的混乱局势冉冉升起。根据警察总署的秘密报告，在全国86个行政区中，有45个行政区内存在骚乱或内战。到了服役期的人用暴力对抗征兵机构的征召行动；众多监狱遭到进攻；许多警察被谋杀；征税员遭遇抢劫；散兵游勇组成的匪帮在全国流窜，他们有一段时间自给自足，有时候也接受保皇党的钱。对于托克维尔[47]来说，法国在这些年里“简直就是激愤的奴仆全体作乱”。[48]他写道：“看到自己的影子在运动，国家真是瑟瑟发抖……许多人都害怕显示出自己的害怕。”在勒阿弗尔也出现了骚乱，骚乱人群把整个地区的那些拒绝诅咒王室和拒绝宣誓效忠共和国的神父们通通驱赶出来，把他们关在市政厅的地下室里。那些虔诚的诺曼底人自然不能容忍这一行为，他们白天在教堂里唱效忠王室的歌曲，夜里把神父们都放跑了。一群臭名昭著的强盗团伙就在勒阿弗尔附近活动，他们胆大包天到居然有一天到下城区的商人聚居区里入室行窃。他们离开时，城中的一些富户就瘦了一圈。格雷瓜尔家似乎逃过了这一劫，不过也吃惊不小。勒阿弗尔周边地区打家劫舍之举和海盗活动日益猖獗，这是之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背后的根源居然是国家的操控。1797年，海军部长将法国的战舰出租给那些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冒险家，他们是享有特权的海盗，专门对付英国的商船，然后和国家分赃。为了避免让人产生国家参与的嫌疑，这些船只不从布雷斯特、洛里昂或罗什福尔等大的军用港口出海，而是从勒阿弗尔出发。这些行动似乎不是十分成功，因为根据英国1801年的统计，在7万名法国俘虏中，这些海盗船只的船员占据了多数。1798年，勒阿弗尔一度成为“正式战事”的焦点。在政变前一年，波拿巴将军迫不及待要和英国再度开战。他接管了一支拥有15万人之多的军队的指挥权，仔细勘察了诺曼底海岸，随后交给勒阿弗尔造船厂一笔订单，建造众多装配大炮的运兵舰。于是城里的人忙活了起来，可随后这笔订单取消了，据说波拿巴要挥师汉堡，目的在于阻击英国与中欧的贸易。格雷瓜尔家大概告诉小阿图尔，这位人们不久前还可以在勒阿弗尔港口遇见的既可怕又迷人的将军将要去汉堡拜访阿图尔的父母了。但之后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直到有一天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波拿巴在埃及登陆。安蒂姆和阿图尔在地图上找寻这个遥远的地方，他们还一起研究了金字塔的图片。

对于阿图尔来说，何止是金字塔，其实在勒阿弗尔城里城外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画册中的世界。这一切近在咫尺，然而却没什么危险可言；一切是那么真实，可却又是那么奇幻。在格雷瓜尔家的日子里，阿图尔有人照管和呵护，那些所谓的危险只是从这个孩子的头顶掠过，就仿佛掠过诺曼底上空的阴云。格雷瓜尔一家完完全全地接纳了阿图尔。他和安蒂姆一同接受教育，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法语，他的法语如此之好，以至于在回到德国的时候连德语都不会说了。阿图尔在《简历》中写道：“我那亲爱的父亲听我聊天，仿佛就是个法国人在说话，对此他欣喜万分。可是我的母语却丢得差不多了，其他人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让我明白他们要表达的意思。”（B，649）

在格雷瓜尔一家那里，阿图尔找到了所谓的父爱和母爱。关于这位格雷瓜尔先生，他日后写道：“这位温存的好心人待我就像是对待自己的第二个儿子。”（B，649）而且在格雷瓜尔家，他觉得比在自家的时候更加了解自己的优点和性格。日后回到汉堡后，格雷瓜尔在给他的信中说：“不用多久你就会成为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你要保持住那颗富有感情的心灵……我们经常谈起你。”[49]

阿图尔必定在从法国寄回家的书信中兴高采烈地向父母谈起自己在格雷瓜尔家获得的关爱，于是约翰娜·叔本华不得不在回信中言之凿凿地为父亲对他的关心竭力辩护。她写道：“你的父亲允许你购买价值一个金路易的象牙短笛，我希望你能明白他对你有多好。”[50]可是，她紧接着又毫不含糊地发出忠告：“他要求你努力背熟两位数乘法表，你也要证明给他看，你是多么乐意做他所期望的事情。”

父母教导阿图尔要定期给家里写信，这属于资产阶级教育方针的一个部分。阿图尔很乐意履行这一义务，他在给父母的信件中还附上了给汉堡的玩伴哥特弗里德·耶尼什的书信。他必然向这位朋友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法国的幸福时光，因为哥特弗里德在1799年2月21日的回信中不无忧伤地写道：“我听说了……你这个冬天过得非常愉快。我却不然，我的喉咙里生了类似溃疡的东西，我为此受了不少罪。”[51]阿图尔充满安慰的回信再也无法到达朋友的手中了。1799年4月8日，约翰娜·叔本华告知自己的儿子：“我的阿图尔，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定会让你伤心的消息，你的好朋友哥特弗里德病情再次加重，他在病床上躺了14天……他几乎再也无法恢复知觉……他已经比我们大家都幸运[52]整整8天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死了。我亲爱的儿子，你写给他的信到达时，他已过世两天了。你也因而不得不从此失去这位亲密的玩伴。”[53]没过多久，阿图尔就把这位夭折的朋友抛到了九霄云外。可是在1831年的新年之夜，哥特弗里德在他的梦中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身材修长、比以前长高了许多的他站在一群人当中，正在热烈欢迎阿图尔。叔本华从惊悚中醒来。多年以后，当1831年流行性霍乱侵袭柏林时，他有所触动，立即离开了柏林。

梦中哥特弗里德的回归让他感到了死神的威胁。

在1799年的春天，与朋友之死的消息相比，父母敦促他回汉堡更让他感到忧伤。父母有些担心，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整个欧洲又要变成战场。英国成功地使奥地利、俄国和那不勒斯成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对付法国。在意大利、瑞士战火重燃。经陆路回汉堡已经不再安全，看来只有走水路了。对这次没有任何人陪伴的远洋冒险经历阿图尔颇为自得，他日后甚至在那份写于1819年的学术简历中提到：“经过两年多在法国的逗留之后，未满12岁，我就独自一人乘船返回汉堡。”（B，649）

在这次充满危险的旅程期间——要知道英法的军舰和北海的海盗船只在海上纵横游弋——小阿图尔似乎异常冷静，他甚至对沿途所见做了怪诞奇特的观察。他一回到汉堡就不断写信给安蒂姆，安蒂姆在回信中写道：“你说的关于那个留着八字胡的夫人的故事可把我笑坏了，你应该向库克船长那样在航海时为她画一张肖像……那个穿着短裙的领航员一定十分滑稽，尤其是他的脑袋。”[54]

对于阿图尔来说，这两年的时光就是一本令人愉悦万分的“生活之书”，然而在合上书后，他就不得不开始接受父亲为他指定好了的课程，这些课程就没那么令人愉悦了。1799年夏天，一回到汉堡，阿图尔就被送进了约翰·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隆格（Johann Heinrich Christian Runge）创办的私学[55]里读书。他在这里度过了4年，每星期有26节课。隆格的这所学校就是专门培养未来的商人的，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汉堡城中上等人家的子弟都在这里接受教育。

叔本华在他的《简历》中写道，人们在这里学习“对商人有用的知识，有教养的人应该具有的规范”。（B，649）按照这个标准，既实用又恰如其分的课程莫过于地理、历史和宗教。至于诸如拉丁语这些知识只是泛泛学学而已，只要能用它来装点有教养的人的门面就行了。

阿图尔日后对隆格博士赞不绝口。这位“杰出人士”在汉堡堪称教育界的大师级人物，这一点也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在汉堡那场方兴未艾的革新热潮中恰恰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约翰·伯恩哈特·巴泽多夫[56]（日后成为著名的德绍私学，即“博爱之家”的创立者）曾经在阿尔托纳[57]的人文中学里任教；约翰·海因里希·坎普（青年读物的催生者）也是在汉堡发现了自己的教育才华。隆格原本是学习神学的，他在哈勒大学毕业，而当时的哈勒正是虔信派的大本营。他的原籍是汉堡，1790年他重返故里，原指望当牧师，结果没有得到职位，于是他就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不久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和汉堡的上层圈子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这座城市的精神相适应，他的虔信主义也受到实用理性的影响，于是变得世俗化了。隆格的感召力和创新在于，在汉堡他是第一个寻求学校和家长之间合作的人，并且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启蒙运动，尤其是巴泽多夫的著作对当时教育的黑暗面，诸如体罚和机械的填鸭式教育等都有所揭露。隆格很愿意与他的学生们交朋友，因此也就经常家访，与那些富裕的家长们友好往来，但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在当时颇为开明的汉堡出现了一本有关教育的奠基之作，这就是隆格出版于1800年的小册子《家庭教育指南——论家长教育孩子的责任》。这位教师娓娓道来的长篇演讲给叔本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11年，隆格死于腭痉挛，年仅42岁。

从阿图尔的同学洛伦茨·麦耶尔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授课形式和内容有个大致的印象。老师念着自己的讲义，学生则老老实实做笔记，之后学生可以提问。有时候也会有激烈的辩论，因为在座的学生都充满自信，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社会特权有很清楚的意识，在他们眼里，那些教书匠只不过是些寒酸的可怜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常出现课堂纪律难以控制的问题。只有隆格一个人为众人所接受，他不得不经常出面为那些囊中羞涩的同事们说话。“这时候，隆格就会讲上那么一段，”洛伦茨·麦耶尔在1802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演讲中，他会对轻视他人的行为（就像我们对待霍普特曼先生的所作所为那样）表示谴责，他希望我们能够爱戴霍普特曼先生，并在他的课上表现得好些。”[58]

在隆格的这所学校里，在数学课上，学生学习如何在各种货币间进行换算。在地理课上，学生要了解交通要道、贸易中心所在地、土地的收成、各行业的生产力状况。学生学习几门现代外语[59]，只要能够达到起草商业信函的水平就可以了。令人吃惊的是，宗教课还是占了绝大的比重。只不过在这所学校里，宗教课不宣扬神秘主义，不强调冥思默想，也不灌输神学教条，不谈天启论，也不讲复活学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然神论的、站得住脚的道德教育。隆格的道德演讲必定十分引人入胜，因为叔本华在晚年经常回忆起上课时的情景。洛伦茨·麦耶尔在他的日记中也记下了每次演讲的主题，而其他课程的内容在日记中就付之阙如了。例如日记中有一段关于“情急之下的谎言”的记述：“这是不允许的……否则人们也同样可以说……情急之下的偷窃……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用情急之下这一借口原谅那些极大的罪责了。”[60]幸好隆格的学生们很少会遇到“情急之下”的状况，因此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也就很少出现。相形之下，严重得多的问题是“妄自尊大”，于是隆格在另一节课上讲到了“如何与人为善；不少年轻人在商社的驻外机构中经常违反这一原则，在别人面前自吹自擂”。[61]这些教谕贴近实际生活，对于这些富家子弟来说，还要警戒他们不要“试图通过有伤风化的行为去勾引他人；例如我要求别人跟我一起去享乐，可是人家的钱却不够”。[62]在课堂上他褒扬“宽待下属和善待普通人”的品德，批评“饶舌”的毛病，此外还谈到了“如何在例行的生意往来中也能对人有所帮助”。[63]有一天的题目是“友谊”和“仁爱”，可是那天对于训导来说却不是个合适的时机，因为就在当天下午，违反军规的士兵被罚赤裸上身跑步，穿越大街小巷，身后还有执罚者鞭打他们的身体，于是乎学生们都跑去看热闹了。

这种决疑论[64]式的道德教育似乎很有趣，却不震撼人心；虽然很理性，却对人启发不大；很明了，却不神秘；乐观向上，一点儿不沉痛。学生在此学会了轻松愉快地肯定生活。在隆格的课上，阿图尔·叔本华尚未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或许还是有些微词？洛伦茨·麦耶尔在1802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隆格先生对叔本华很生气。”[65]

学校位于高尚住宅区，选址在卡塔琳娜教堂广场44号。除了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学生们每天都去那里上学。上午9～12点，下午15～17点是上课时间。如果是下雨天，就会有人派马车来接学生回家，或者派一个仆人撑着雨伞带孩子走回去。这些学生虽都是些少爷，但他们有时候也会相互扭打在一起，洛伦茨·麦耶尔就曾几次提到阿图尔勇猛的身手。他们也玩蒙上眼睛逮人的游戏，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就会去参加舞会或社交聚会，在那里与大家闺秀们周旋。恰恰是这样的晚间游乐活动，洛伦茨·麦耶尔在日记中一笔笔记得一清二楚：“今天晚上参加了伯尔家的舞会。我玩得很开心，要是再多跳几支舞，我就更开心了。第一支快二我是和多丽丝跳的，第二、第三支我跟玛尔馨·伯尔跳。接下来就是三步，第一支跟玛丽亚娜，第二支跟贝·弗洛尔……我们在深夜两点前后回家。原本第二支快二该是我跟叔本华女士跳的，可是伯尔女士却横插一杠子。”[66]他毫不掩饰地记下了他和阿图尔的母亲跳舞的愉快经历，要知道这位洛伦茨·麦耶尔当时只有15岁。他和阿图尔众多的同学一样，他们都在利用这样的机会找寻自己未来的妻子。而阿图尔则不然，虽然他也热衷于跳舞。他一定写信给勒阿弗尔的朋友安蒂姆透露了点什么，因为后者在回信中提到，阿图尔应该把肚子收起来，这对优雅的举止有碍。还有一次他称阿图尔“风度翩翩”。

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没有什么大型的游艺活动。“今天晚上参加了施罗德家在水边举行的聚会，”洛伦茨·麦耶尔写道，“玩得非常开心，大概有150～200位来宾出席，有12个乐手，其中包括鼓手和号手。”[67]鼓号声中，阿图尔在同伴中往来穿梭。几年后他所说的“优良意识”（besseres Bewuβtsein）现如今还处于蒙蔽之中，或者可以这样说，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将这种“优良意识”维持在蒙蔽状态。即使如此，从他的两个同学，洛伦茨·麦耶尔和卡尔·戈德弗洛伊（Karl Godeffroy）保存下来的信件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对阿图尔颇有些敬意。戈德弗洛伊和麦耶尔之间相互妒忌，原因就是阿图尔给其中一位写的信比给另一位的信要长。同时他们也颇能接受阿图尔对他俩的训斥。卡尔·戈德弗洛伊在1803年12月26日写信给正外出旅行的阿图尔，信中说：“洛伦茨·麦耶尔跟我说，你写给他一封信，深深伤害了他，我当然没有读过这封信，但是我非常了解阿图尔，所以我知道，他是不可能竭力做伤害朋友的事情的。”尤其是卡尔·戈德弗洛伊在信中经常流露出一种担心，他唯恐这位信写得如此之好的朋友会觉得他的信淡而无味。事实上也是如此，卡尔·戈德弗洛伊和洛伦茨·麦耶尔写的信也确实贫乏得很。从这里也可以透露出这三个人之间的友谊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并不是什么心有灵犀的盟约，处于这一时期的孩子们往往会把这种关系附上一种心心相印的浪漫色彩。

阿图尔在给朋友们的信中都写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反正卡尔·戈德弗洛伊和洛伦茨·麦耶尔在书信中谈到的是逃跑的汇票作伪者、不成功的舞会、周日下午的枪击事件、“爱国者协会”的新成员，当然反复提及的就是“百无聊赖”。在这些信中丝毫没有狂热的恋情，没有青春期独有的感时伤世，没有青少年出于自尊对成人世界的蔑视，没有对“小市民”的嘲弄，没有胡闹。

这只是一种泛泛之交，可是在这些年中，阿图尔与其他人也没有什么更深的友谊。当他1807年离开汉堡的时候，卡尔·戈德弗洛伊和洛伦茨·麦耶尔也就从此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这两个人日后都成就了一番事业：戈德弗洛伊进入外交界，起先任汉萨同盟诸城驻圣彼得堡的使节，日后又转驻柏林。他的生活十分富足，社会交际广泛，晚年还写过一本书，题为《贫穷或匮乏之理论——一篇论述财产分配的论文》。真是凑巧，在这段同窗时光过去半个世纪之后，叔本华的第一批狂热追随者中的一个，尤里乌斯·弗劳恩施泰特[68]被戈德弗洛伊家聘为家庭教师。

洛伦茨·麦耶尔继承了父亲的商号，取得了成功，富上加富，跻身汉堡政界，娶了城里的一位富家千金，日后当了市政委员，以高龄去世。

父亲也为阿图尔·叔本华设计了一条这样的生活道路。然而还在与卡尔·戈德弗洛伊和洛伦茨·麦耶尔交往之时，阿图尔就对此产生了怀疑，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1] 托伦（德语Thorn；波兰语Toruń）位于今天的波兰境内，维斯拉河河畔。13世纪由德国骑士团所建立，其后成为汉萨同盟成员。15世纪中叶后，波兰成为其宗主国，与但泽市一样，享有多项特权。1793年后归普鲁士所有（1807～1815年归华沙公国），1920年划归波兰，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战后重新归波兰所有。

[2] 梅克伦堡（Mecklenburg）位于今天德国的东北部，14世纪以后成为公国，历史上屡次成为欧洲诸强争夺的目标，18世纪初分裂为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和梅克伦堡-施特莱利茨两个公国（Mecklenburg-Strelitz）。

[3] 位于汉堡以东，为混合林，出产多种木材。

[4] 一种精致、柔软、不透水的优质皮革，多用于制作皮鞋。特别之处在于，为了防止渗水在皮革加工过程中让皮革浸渍在从桦木焦油中提炼出来的香料中，使这种皮革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5] 西哀士神父（Abbé Sieyès）（1748～1836），法国革命家和政治家，他所作的《论何为第三等级》成为法国革命期间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曾参与拿破仑执政，拿破仑倒台后，遭驱逐。

[6]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159页。

[7]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128页。

[8] 1806年拿破仑对英国实施封锁政策，作为还击，1807年英国也阻止中立国家的船只进入法国港口，无论对于英国还是欧洲的经济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虽然欧陆的一些行业（例如纺织业、制糖业）由于失去英国的竞争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总体而言，欧洲经济严重受挫。由于俄国1810年起抵制封锁，最终导致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

[9] 转引自Jb，1932年，第210页。

[10] 《人身保护法》是英国于1679年颁布的一部保障人身自由的法律，基本精神是未经法院的审核和同意不得随意拘捕和关押公民，只有当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时，经过议会的批准，才能够暂时废除此项规定。

[11]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120页。

[12] 罗特希尔德（Rothschild），又译作“罗斯柴尔德”，是国际知名的家族银行企业，创立于1766年，维也纳和会（1815）后，它控制了欧洲各大负债国的信贷业务，影响巨大，几经沉浮，位于伦敦和苏黎世的两家罗特希尔德银行至今仍在家族控制之中。

[13] 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著名诗人，尤其以颂歌体诗作著称于世，1780年以后在汉堡定居。

[14]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156页。

[15]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155页。

[16] 转引自H.K.略特尔《汉萨同盟诸城》，第95页。

[17] 斯泰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1766～1817），瑞士裔法国女作家，是当时著名的沙龙女主人，1797年后，她在巴黎的沙龙逐渐成为拿破仑反对派的言论中心，于是她在1803年遭拿破仑驱逐，流亡德国，其代表作《论德国》对法国日后的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 转引自H.K.略特尔《汉萨同盟诸城》，第327页。

[19] 轻歌舞剧（Revue），由歌唱、舞蹈、杂耍等不同场景片段构成，结构松散。

[20] 杂耍剧（Vaudeville），流行于民间的轻快活泼、带有讽刺色彩的歌曲，后来发展为一种类似轻喜剧的表演形式，是日后法国轻喜歌剧的前身。

[21] 赫尔曼·萨姆埃尔·莱玛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1697～1768），神学家和哲学家，一生大多数时间在汉堡度过，以对《圣经》和教会的激烈批判而著称于世。其代表作《一位上帝的真正敬仰者的辩护词》后来以节选的形式在1774～1788年间由莱辛发表，并取名为《沃尔芬比特散叶》，其中对新约中的上帝复活情节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耶稣的使徒们精心编制的“谎言”，这部著作堪称日后耶稣生平研究的先行者。

[22] JB，1932年，第218页。

[23] 海涅：《全集》第1卷，第515页。

[24] 海涅：《全集》第1卷，第516页。

[25] Bw 14，第109页。

[26]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以剧作《智者那旦》和美学著作《拉奥孔》著称于世。

[27]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253页。

[28] 塔勒（Taler）是当时德国地区通用的主要货币单位，一直沿用至18世纪中叶。

[29] 莱辛：《文集》第4卷，第233页。

[30] 莱辛：《文集》第4卷，第257页。

[31] 转引自F.柯皮奇《莱辛与汉堡》，第60页。

[32]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153页。

[33] 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1685～1759），第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音乐家，以管风琴作品和巴洛克歌剧著称于世，早年在汉堡学艺。

[34] 低地德语（Plattdeutsch）是北部德国地区的方言，汉堡话也属于这一方言系统。

[35] 转引自H.K.略特尔《汉萨同盟诸城》，第314页。

[36] 转引自H.K.略特尔《汉萨同盟诸城》，第314页。

[37] 施罗德（Friedrich Ludwig Schröder，1744～1816），著名的演员和剧团组织者，他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搬上了德国舞台，也亲自创作了众多的消遣剧目，此外他对共济会运动有重要的影响。

[38] 布洛克斯（Barthold Heinrich Brockes，1680～1747），德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39]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151页。

[40] 克劳狄乌斯（Matthias Claudius，1740～1815），德国著名诗人，他在创作的抒情诗中融入了民歌的情韵，别具一格，为人所称道。

[41] 《万茨贝克信使》（Der Wandsbecker Bothe）是由席美尔曼（Heinrich Carl von Schimmelmann）在万茨贝克创办的日报，1771～1775年间由克劳狄乌斯任主编，该报通过书评积极推介当代文学作品，莱辛、赫尔德、歌德等人都曾参与编务。

[42] 虔信派（Pietismus）是17～18世纪德国信教的一个教派，创立者是施贝纳（Philipp Jacob Spener，1635～1705）。这一教派强调应该依据《圣经》建立一种新的具有实践精神的基督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实践博爱的精神，并在勤奋研读《圣经》中获得个体的再生（皈依）。

[43] 转引自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第151页。

[44] 蒂施拜因（Johann Heinrich Wilhelm Tischbein，1751～1829），德国著名画家，擅长历史画、田园画、人物画、静物画。

[45] 转引自H.K.略特尔《汉萨同盟诸城》，第325页。

[46] Bw 14，第19页。

[47] 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以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和大革命》著称于世。

[48] 转引自K·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81页。25

[49] Bw 14，第5页。

[50] Jb.1971年，第84页。

[51] Jb.1970年，第32页。

[52] 当时的人认为，人死后进入天堂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此处有“幸运”之说。

[53] Jb.1970年，第33页。

[54] Bw 14，第3页。

[55] 私学（Erziehungsanstalt）在当时颇为盛行，许多人不满于人文中学（Gymnasium）的教育模式，希望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于是创办了各种各样的私学。

[56] 巴泽多夫（Johann Bernhard Basedow，1724～1790），教育家，博爱主义（Philanthropismus）的代表人物，1774年在德绍（Dessau）创立了私学“博爱之家”（Philanthropin）。本着启蒙思想，他在学校教育中引入游戏式学习，强调教学和实际生活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宗教课超越具体宗教界限，培养学生的仁爱之心，服务于大众。

[57] 阿尔托纳（Altona），在渔村的基础上日益发展起来，1640年归属丹麦，1664年获得城市权，1867年归属普鲁士后，扩建港口与汉堡抗衡，现为汉堡市的一个城区。

[58] Jb.1968年，第102页。

[59] 现代外语（moderne Fremdsprachen），相对于一般人文中学里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代语言而言，在隆格的私学中强调实用技能，所以学习那些对于日后的商人能用得上的“现代外语”，例如英语、法语等。

[60] Jb.1968年，第102页。

[61] Jb.1968年，第103页。

[62] Jb.1968年，第103页。。

[63] Jb.1968年，第104页。

[64] 决疑论（Kasuistik）是（哲学伦理学和天主教道德神学的）道德学说的一部分，强调参照戒律或理论，并根据实际社会风俗习惯和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恰当。

[65] Jb.1968年，第108页。

[66] Jb.1968年，第103页。

[67] Jb.1968年，第105页。

[68] 弗劳恩施泰特（Christian Martin Julius Frauenstädt，1813～1879），哲学家，以介绍推广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著称于世，编选出版了叔本华的遗稿，并且主编了叔本华的第一部《全集》。

第三章

艰难的选择：走向世界还是进入书本？——漫长的欧洲之旅是与魔鬼的契约：再次阅读生活之书以及随之而来的诅咒——山上的经历与跌入账房——谁能登临而一语不发？

叔本华在隆格的学校里念书，还在和同学们扭打，晚间照例参加舞会和聚会，而母亲正在举办社交聚会，父亲则埋头于生意上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汉堡的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人们低估了危险，因为政治上的中立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免遭危难。汉堡就是如此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为了显示和平的姿态，汉堡人居然把外围的城防设施拆除了，同意让一位园艺家把城墙改建为林荫道和花园。

汉堡人相信各方力量的均衡。原先的保护者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现在只是个幌子罢了，面对虎视眈眈的普鲁士，它已经无法提供任何保障。可是如今普鲁士被法国缚住了手脚，可同样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又受到英国的牵制。汉堡人相信，英国绝对不会允许这座重要的贸易城市、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失去自由。当然要巧妙周旋才能渡过难关，于是汉堡人向各个方面（巴黎、柏林、伦敦）发出自己表现良好的讯息。这段时间的贸易形势很好，这也是要保持安定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和英国的友好关系维持得不错，这也自有其传统。汉堡人把自己看作虚心向英国学习的好学生，学习他们适度的民主体制以及英国的生活方式。汉堡资产阶级穿着的大多是英国的流行式样，就连下午茶也是从英伦模仿来的。英国文学也是通过汉堡流传到欧洲大陆的。劳伦斯·斯特恩[1]的《特·项狄的生平与见解》在汉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外，理查逊[2]的劝世小说在大陆的一路凯歌也是从汉堡开始奏响的。英国领事一方面是汉堡歌剧院最重要的赞助人，另一方面却又从心底里厌恶歌剧。汉堡本地的《道德周刊》[3]也是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的灵感，模仿的是英国的类似刊物。在汉堡，就连雨伞和礼帽都是英国式的。

这种对英国的过度效仿简直再明显不过了，赫尔德[4]在过访这座城市后留下的印象是：“除了万能之主上帝以外，他们（汉堡人。——作者注）再也找不到哪个人比英国的勋爵更仁慈，比英国的女士更温柔，就连英国的小姐也胜过天使。”[5]

郎才女貌的海军上将尼尔森[6]和汉密尔顿太太途经汉堡稍作停留，汉堡人简直把他们的光临看作天仙下凡。1800年10月23日的《阿尔托纳通讯》是这样报道的：“昨日著名的尼尔森勋爵和特使汉密尔顿及其夫人……抵达此地。晚间尼尔森在此间的法国剧院露面，观众热烈鼓掌向他表示欢迎。”[7]这样的掌声颇令人诧异，要知道这位在战争中失去右眼和右臂的老水兵刚刚从那不勒斯回来，在那里他可没干什么光彩的事情。那不勒斯发生了共和党人的起义，而尼尔森正是去保卫当地王室的，阴险、毒辣、残忍的事情他可一点没少做。他先是答应给予共和党人的领袖人身自由且保证不伤害他，可是事后却将其悬吊在军舰的桅杆之上。对于汉堡这个以共和为荣的城市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的范例。而且汉密尔顿夫人的老底也颇令人难堪，这个厨娘出身的女人凭着自己的姿色和精明跻身英国贵胄之家，身为特使夫人的她却同时是那位海军上将的情妇，而且一年以后她还为他生下一子。向来恪守道德规范的汉堡人此时却不以为意，要知道英国的贷款可是沉甸甸的。就连约翰娜·叔本华也把对共和的效忠抛诸脑后，颇为自豪地记下了她与这对光彩照人的伴侣会面时的情景。赞美法国自由的颂歌余音未了，老克洛卜施托克又为这位漂亮的女士和她那位伤残的情人写了一首颂歌，并取名为《清白无辜的人们》，随后汉堡的各大报纸在头版刊登了这首诗。

汉堡在政治上的风平浪静是短暂的，这种局面随着1801年丹麦军队的入侵宣告结束。丹麦是法国的盟友，公开的说法是，为了抵御英国的进攻，保卫北海沿岸的安全。而事实上，丹麦利用当前的国际局势，意图通过获取这座富庶的城市为自身增加筹码，在迫在眉睫的欧洲政治格局重组进程中保全自己，况且数百年来丹麦不断地在争夺汉堡的所有权，却一直无功而返。不过汉堡人对欧洲列强实力均衡的信心再一次得到了验证。普鲁士对丹麦显示出威胁的姿态，英国也是一样。尼尔森上将报答汉堡人热情好客的机会到了：炮轰哥本哈根结束了丹麦对汉堡的短暂占领。

和平虽然再一次得以重建，然而从此以后却时时受到威胁。这也体现在经济上，货物流通量明显下降，许多商号不得不关闭。经济繁荣的时代结束了，为了生存下去，公司之间开始了残酷的竞争。一个不认命的商人恰恰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守阵地，然而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却在盘算着畅游欧洲。对这位父亲当时的心理状态我们所知甚少，可是从这次的旅行计划中却可以看出些端倪：他对生意已经不是那么全身心投入了，他觉得应该为比自己年轻20岁的妻子做些什么，以便能够拴得住她，因为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老了。

儿子也让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颇为操心，阿图尔现在总是在他的耳边念叨着要转学到人文中学念书。很明显，这意味着他不想成为商人，他想从家庭的传统中挣脱出来，这种传统正让他感到恐惧。他不愿意到“账房”里当学徒。当时学做买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从阿图尔的同窗洛伦茨·麦耶尔的学徒契约中得知一二，洛伦茨·麦耶尔把这份契约仔细复制了一份，并把它夹在了自己的日记本当中。根据这份契约，麦耶尔要在一家公司里学徒七年，然后当三年的帮工。他必须住在老板家里，“夜间不能离开，力所能及地帮助老板处理礼仪、贷款、收益方面的事务，但不可从中为自己谋利”。[8]只有七年学徒期满后才能领到一份薪水，在此期间的穿戴由父母管，伙食则由老板提供。如果学徒违约，那么其父母得支付一笔罚金。

类似的前程也摆在阿图尔的面前。要是按照父亲的意愿，15岁的阿图尔从隆格的学校毕业之后，就要进入久负盛名的大商人兼市政委员马丁·约翰·耶尼诗的商号中学徒。

隆格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注定要成为生意人，然而他们中的反叛情绪也很普遍，许多人对日后要“服苦役”感到不满。对于阿图尔的另一位同窗卡尔·戈德弗洛伊而言，学徒简直就是一段“恐怖的经历”，最好还是不要去想它为好。阿图尔的排斥情绪则更加坚定和强烈，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成为学者，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文学、哲学。各门学科他都有所涉猎，这些学问让他着迷。有着教育家敏锐眼光的隆格也十分支持这位学童本人的意愿，因此他还试图对孩子的父亲施加影响。在学校里，阿图尔好学不倦，出类拔萃；在家中，他遍阅父亲的藏书。就连那些秘不示人的宝藏他也设法弄到了手，父亲把那些描写风流韵事的小说珍藏起来都锁在柜子里，其中包括让-巴蒂斯特·卢韦·德·库夫雷的《福布拉骑士的艳遇》（六卷），羊皮精装本。这是一本充斥着男欢女爱幻想的洛可可风格的小说，就在阿图尔夜里躲在床上尽兴阅读的时候，被父亲逮个正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出自法国大家，诸如伏尔泰或卢梭等人笔下的那些深刻的、感性成分明显减少的文学作品，阿图尔也颇为熟悉。只要是能够接触到的，他无所不读，当然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那些高品位的作品。就连对精美文艺作品颇有好感的母亲都劝诫孩子不要贪得无厌。在苏格兰旅行期间，她于1803年8月4日写信给留在温布尔顿的阿图尔，信中写道：“我所希望的是，你暂时将那些作家搁在一边，无一例外……你如此草率地对待艺术，把所有的时光都消磨在这上面，如果年纪轻轻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么这对你而言将是难以承受的。你现在才15岁，却已经读过并钻研了那些最杰出的德国、法国以及部分英国作家的作品。”[9]

父亲却一点儿也不赞同儿子的意愿。可是显而易见的是，没过多久，就在1802年，他似乎暂时作出了让步。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和汉堡的主教座堂教士团谈一桩交易，为儿子谋求一个受俸牧师的职位。阿图尔日后在那篇《学术简历》中写道：“充满父爱的他心中还是处处为我着想，在他看来，学者生涯是和贫困密不可分的，因此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未雨绸缪。所以他决定让我成为主教大教堂咨议会的成员，为了满足所需的各种条件，他开始着手操办此事。”（B，649）

与主教座堂教士团的谈判旷日持久。购买一个受俸神职的花费十分高昂，接近20000帝国塔勒，对于叔本华一家来说，这似乎太多了，他们还得考虑到阿黛拉的抚养费用呢。

父母原本想在1802年就起程，然而他们不得不推迟了行期。时局过于动荡，还得等待交战各方之间缔结和约才行。1802年3月，英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一致，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不过对于汉堡而言，各行各业似乎有了些起色。在1803年2月签署的帝国代表团决议[10]中，法国保证了汉萨同盟诸城市的独立地位。不过如果有谁在这年头还相信这样的保证，那他就不免太幼稚了。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可没那么幼稚，不过此刻他所想的是赶快上路。约翰娜催得紧，而他自己也想摆脱生意上的重负。于是起程的日期确定为1803年5月初。几天后，战争再度爆发，并给汉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阿图尔的问题上，最终的决定迟迟没有作出。就在这时，父亲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简直异乎寻常的理智。他把两条路放在儿子的面前，一条是寻求自由的冒险之旅，另一条是对自己负责的坦途，儿子必须在这两条道路间作出抉择。阿图尔要么留在汉堡并且马上到教授拉丁语的人文中学念书，日后进入大学学习，然后……；要么他可以陪伴父母踏上为期数年的漫漫欧洲之旅，但是回来后必须进入耶尼诗的商号充当学徒。

在父亲的逼迫之下，阿图尔进入了存在主义的非此即彼学说之中。现在到了阿图尔为自己“谋划”的关键时刻了，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现在必须作出决定。只有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愿意面对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别人向他昭示，他想要什么。以下的情形总是最惬意的，那就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想的却是，其实自己想要做的倒是另一件事情。这样，在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选择的自由使我们与自身展开交锋，当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承担责任。只有在选择之中，我们才无法逃避自我。在作出选择之后，我们才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

作出任何决定就意味着接纳一种可能，而将另一种排除在外。确切地说，任意一个决定都会将其余的千百万种可能性拒之门外。阿图尔的肯定性回答中蕴含了满腹的否定，之所以这样做，那都是为了能够贯彻自我。阿图尔日后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地球上实际走过的道路总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面，同理，在人生之中，当我们意图把握和占有某物之时，必须将左右身边无数个其他的事物放在一边，忍痛舍弃。如果我们无法作出抉择，就像集市上的孩子那样什么吸引他们就伸手抓什么，那么这就是某种意图将线变成面的错误尝试，这样的话，我们的道路就变得曲曲折折，徒劳往返，最终一无所有。什么都想要的人最终一事无成。”（VMS，103）

阿图尔只能抓住一头，而不得不忍痛放弃另一头，这是父亲策划的，这样的安排可谓厉害。要想成为学者就意味着放弃游历；享受旅行就意味着卖身为商。

在父亲的策划下，每一种选择都与所付出的代价紧密相连，不过他的安排还不仅限于此。就连父亲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他还策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这在阿图尔的心中留下一个无法磨灭的范式。这种刻意安排的选择情境让这个孩子懂得，想成为学者就意味着要放弃当下的享受。潜心学习的人就必须能够使自身获得升华；想带着脑袋去旅行，就必须把躯干留在家中。日后成为学者是幸福的，但作为代价，放弃感官享受是不幸的。如果当真是一块当学者的材料，那就应该有舍弃的勇气。任凭他人如何行走，我自稳坐家中，心中抱定一个信念，日后定会有别样的旅程。

或者正好相反：现在无法割舍旅行的乐趣，那就意味着他是一个不善舍弃、不耐等待的人，那么他也就无力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并从中获得享受。只能把握并利用眼前的机会的人可以成为商人，而无法成为学者。叔本华的两难是：认识世界意味着违背自己的头脑；充实自己的头脑意味着放弃了解世界。严酷之处恰恰在于父亲将两种不同方式的运动——精神的运动和躯体的运动——硬生生地割裂开来，并让他在两者中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他很清楚自己所策划的这个游戏意味深长，只是他并不清楚这个游戏所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正如所有的游戏一样，一旦游戏者参与其中，游戏就会演变为一出悲喜剧，其中既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

如果阿图尔作出拒绝旅行的决定，那么他的确是一块当“书斋学者”的材料，但绝不是真正的学者。即使如此，决定旅行还是会让他羞愧万分。这正是此种抉择的残忍之处：选择当前，他必然会将旅行视为对自己理想的背叛。无法隐瞒的一点是，他确实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只是在父亲的逼迫之下，他还无法估计到自己成为学者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他将要踏上旅途，可是自我意识已经遭到了挫伤。不仅如此：在旅途中，他时时刻刻感到，为了发现这个世界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确切地说：匆匆游历世界之后等待着他的将是魔鬼，这个魔鬼就是汉堡巨商耶尼诗。

这出戏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叔本华对于历史总是愤愤不平，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根源恰在于此。与魔鬼订约的结果是，未来变成某种灾难，危机四伏，好似一个黑洞。凭借历史理性思考的人哪怕是在私底下也必然会对未来有所期许，没有哪一种历史性思考中不含有对未来的期望。此次周游欧洲就如同监狱中的放风，跑上几圈，接下来就要回到洞中。

但是在阿图尔的心中，认识世界的好奇心要强于任何背叛。幸运的是人不可能一辈子逃避自我，顶多会走些弯路，况且未到达终点就已经死去也说不定。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叔本华写道：“从局部上而言，屡试屡败确实使个性遭受创伤，但就总体而言，它最终不得不向个性屈服。”（VMS，103）

不得不学商的事实使阿图尔认识世界的好奇心“遭受创伤”，然而它并不能动摇这种好奇心。他将带着它上路，它也将成为阿图尔的秘密旅伴。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好奇心呢？

它并非意味着与世界拥抱在一起，这份好奇心显得有些矜持，它并不愿与所触所及融合在一处，而是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它意味着独立而非融合，这是一种落落寡合的享受，与兼收并蓄毫不相干。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某种隐蔽着的隔离主义形而上学在起作用，这正是缺少关爱的童年在他身上留下的伤痕。然而自尊遮盖了这些伤痕，就连这份自尊也是遗传的结果，它既得自父亲，也来自周围的环境。阿图尔对于竖直的事物有特别的感觉，因为它能够把他向上弹射，只有从空中俯瞰的时候，水平面才会保持平稳。因此阿图尔一生酷爱登山，尤其是在日出的时候，这简直是心醉神迷的瞬间，对此阿图尔在旅行日记中屡有记述。脚下仍是黢黑一片，万物仍在沉睡之中，而此时的他却已看见东升的旭日，就在他与群星之首秘密幽会之时，山谷之中的人们仍然一无所知。在群山之巅，他对万物产生了兴趣。此刻的他就是狄奥尼索斯[11]，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俯瞰一切而非向上仰望。

既然是俯瞰，那当然保持着距离。在冰天雪地的冬日清晨，在山间行走的阿图尔身上却热气腾腾，心潮起伏，陡峭的岩壁使他神清气爽。他的语言也是如此。这种语言并非涓涓细流，而是如同一个人昂首阔步，有力、明白、坚定，可是却不那么悦耳，它始终保持着距离。阿图尔本人也希望自己是这样，既然不招人喜爱，那他人也休想碰我，冷峻和尖利是最好的保护。这个孩子身上有些碰不得的地方，这一点他的同学也感觉到了，对此他们也不无怨言。他的母亲也不止一次地告诫他对身边的人要迁就些。在给15岁的儿子的信中，母亲写道：“由于生硬的……个性我也未见得讨人喜欢，虽然自己如此，我还是无法忍受那些只图自己满意不顾他人的家伙和他们的行径……你并非天生就有如此不好的个性。”[12]同样，父亲在他的最后一封信（1804年11月20日）中也对儿子提出忠告：“我希望你能学会让人感到舒服。”[13]

阿图尔一辈子也不会学。他认识世界的好奇心也正是他自我疏离的手段，这种姿态产生出某种后坐力，使他与世界保持距离，却使他与自身更加贴近。他对事物采取普遍的敌视态度，在冥冥之中，这种顾影自怜正是根源所在。他如何点石成金，并由此成为一个哲学天才，我们拭目以待。

此刻，孩子坐在马车里，他的旅伴就是那份拒人千里的好奇心。

目力所及之处他都仔细观察，却不愿让自己被沿途所见征服。他在搜集证据。显然，在游历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他试图凭借经验（既有正在经历的，也有处于寻找之中的）开创一种方法，一种与这个世界相抗衡的方法。我们不要忘记，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即将向他关闭的未来，就是监狱里用于放风的庭院。

阿图尔在旅行之时正值青春期，多愁善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这种渗入了冷峻观察的多愁善感却是独一无二的。阿图尔沿着伏尔泰小说中的“老实人”的足迹旅行，在这位老实人看来，人们最好断绝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这部小说[14]也是阿图尔在父亲的书橱里找到的。

叔本华在日后总结这次旅行的时候把自己比作释迦牟尼，在1832年的手稿《霍乱书》中他写道：“在17岁那年——此时的我尚未经过系统正规的教育——人生的苦难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恰如释迦牟尼在青年时代洞见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时所感受到的震撼一样。从这个世界中传达出来的真理如此响亮明白，它随即战胜了同样对我影响颇深的犹太教学说，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绝不可能是某个仁慈的主所创造的，或许它乃是魔鬼所造，这个魔鬼把自己所创造的生灵带到人世，为的就是欣赏他们所受的苦难，以此为乐。”（HN Ⅳ，1，96）与此相对，他在《简历》中对于这次旅行的描述只有极少的自我粉饰的成分在内。在这份《简历》中，他写道：“在青春萌动之年，一个人的心灵最容易受到各种印象的侵袭……通常会凭借空洞的言辞去描述所见所闻……从而消磨了原本敏锐的智性，使之退化，而此时的我则有所不同，通过对事物的冷静直观，我的精神得到了滋养，受到了真正的教益……尤其使我感到愉悦的是，此次旅行对我而言不啻是一次教育，它使我很早就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不要仅仅满足于事物的名称，而是要观察和研究事物本身，并坚决地将从这种直观中得出的认识置于名称之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日后凡是要对事物发表见解之时我从来也没有陷入过窘境之中。”（B，650）

暂不说阿图尔旅行之后思考了些什么，他在旅行期间的所思所想都写在了旅行日记之中。三个本子记得满满的，字迹工整，这也正是父亲的要求。而母亲则希望稍稍培养儿子的文学修养，她希望儿子学会如何将沿途所经所历付诸文字，并培养判断力，练习剪裁、归纳的技巧。一言以蔽之：旅行日记并非秘不示人的流水账簿，阿图尔在这里面记录下的只是那些可以给父母过目的东西。阿图尔的记述有始有终，没有敷衍了事之处。母亲在日后写游记的时候，这些记录还派上了用场。

在当时，人们通常把旅行当作无法重复的人生经历，因此对此极端重视，对异国风物人情的点滴印象被视若珍宝，每个看重自己声誉的人在旅行的时候都会记日记，于是这些日记便成为收藏珍宝的封套。当这些日记积攒到了一定数量，人们便对自己的见闻颇为自得，于是就踌躇满志地把它交给出版商，而出版商们也十分乐意把这些精心描绘的风俗画付印出来，因为那些足不出户的人大多乐于阅读这些文字。正是通过写作游记，母亲接近了文坛的奥林匹斯山，不过儿子阿图尔此时还没有这份勃勃的雄心。

1803年5月3日，叔本华一家乘坐自家的马车，带着仆从终于起程了。阿黛拉这一年6岁，父母把她托付给亲戚，由保姆照看。旅行路线是经过仔细斟酌后确定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在欧洲各地（不来梅、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伦敦、巴黎、波尔多、苏黎世、维也纳）都有他们的商界朋友和熟人的熟人，一家子可以在他们那里投宿歇脚。通过朋友和熟人的介绍信，他们又可以叩开新的门户，建立起新的联系。因此这次旅行好比一次参观考察，借此他们进入欧洲的上流社会，在这个圈子里，人们要么通过他人引见，要么彼此之间就已经相识。在旅行之前，一家人已经对沿途要参观的名胜古迹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时候就有相关的旅行手册了。比如在旅行的第一站不来梅，叔本华一家刚到那里便直奔著名的铅窖，在参观了陈列在那里的风干后保存完好的尸体后啧啧称叹。参观完毕，晚间他们又出入剧院或受邀参加当地的聚会。在威斯特法伦，叔本华一家乘坐的马车第一次陷入深深的泥沼之中，此时天色灰暗，雨下个不停。阿图尔在日记中写下了“黑色的荒原”几个字。在这种情形下，根本谈不上什么饮食，一家子只好把随身携带的干粮酥皮馅饼和法国葡萄酒拿来充饥。附近的村庄肮脏不堪，乞讨的人闻风而来。到了荷兰后，一家子才算长出了一口气。这里不少道路的路面是用炼砖铺就的，路旁两侧是整洁的房屋和珠宝店。这里简直所有的一切都一尘不染，百姓安静而谦恭。晚间他们在一家乡间客栈投宿：“与寻常夜间投宿的乡间旅店有所不同，这里没有人唱歌和喧哗，也没有人吵架和咒骂。店里的众人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荷兰庄稼汉，他们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喝咖啡，眼前所见与人们通常在荷兰风景画上看到的场景别无二致。”（RT，22）一家子在店堂里坐了一会儿，随后便回卧房就寝。阿图尔却无法入睡，他拿起了身边的笛子。“我们回房还不到一个小时，突然8个农夫进了我们的房间，三下五除二便脱了衣服，爬到三张床上，在我的笛声中，他们安详地睡着了，出于感激之情，不久后他们就用自己的鼾声为我伴奏。”（RT，22）在阿默斯福特[15]，叔本华一家了解到英法之间战火重燃，交战正酣。那么现在究竟是否渡海去英国呢？听传言说，加莱的航路被阻断了。5月11日，他们一行到达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马路十分宽阔，因此与汉萨同盟各大城市中让人不快的人来车往相比，此处的车水马龙倒并不那么让人反感……房屋虽不那么摩登，看上去却都是新的，所有的房屋都按照老式的营造方法在屋顶上建造了高高的山墙，它们之所以看上去那么新，这是因为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打扫清洁，还经常给它们粉刷装饰，目之所及皆是如此。”（RT，29）在一家瓷器店里，阿图尔与他心目中的圣人首次见面。在橱窗里，他发现了许多菩萨的塑像，“哪怕是在心情烦躁情况下，若看见了这些对着你微笑的塑像，你一定也会笑出声来”。（RT，25）一家子还参观了老市政厅，对于阿图尔而言，这引发了他关于“崇高”的第一次反思。在这些房间里，人一下子变得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人声变得如此微弱，在富丽堂皇的厅堂中，人的眼睛根本无法把握全局。这是一件由人创造的杰作，而人却被它镇住了。由石头筑成的记忆显得如此宏大，而众多的血肉之躯却显得无能为力。阿图尔在一位荷兰海军上将的肖像前停住了脚步：“在这幅肖像的旁边陈列着与其生平有关的物件：他的佩剑，他的酒杯，佩戴在他身上的勋章，还有一颗最终使这一切都归于无益的子弹。”（RT，27）

在这段蕴含着怀疑的简洁描述中体现出阿图尔与所见刻意保持着距离，这种距离使他不至于陷入礼俗之中，于是在他的目光中始终保持着某种诙谐，其实这并非他所愿。在与宗教有关的事物上，这种距离意识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阿姆斯特丹参观了一次犹太教礼拜活动后，阿图尔写道：“拉比[16]高高地仰着脑袋，把嘴张得硕大无比，唱起赞歌来没完没了，所有参加礼拜的人唧卿喳喳，仿佛置身于谷物交易市场。拉比一曲终了，所有的人齐声跟着他唱希伯来经文上同一句词，最终算是给他的赞歌画上了句号。就在这个万众一声的时候，站在我身边的两个小男孩也仰着脑袋，张大了嘴巴冲着我大喊大叫，差一点使我失去了自控，有几次我真是感到有些毛骨悚然。”（RT，27）这并不是什么恶毒尖刻的排犹主义情绪，因为在描写新教教徒唱赞美诗时，阿图尔同样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敬意。在参观了一座新教教堂之后，他写道：“众人刺耳的歌唱吵得我耳朵都疼了，一个个张着大嘴号叫的教徒让人忍俊不禁。”（RT，34）这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所作出的尖锐评论，这是一种冷眼旁观、使自己不牵扯其中的本领，哪怕是在与那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接触的时候，他同样保持着这样的姿态。

接近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物也是此次旅行中的成功收获之一，走进创造世界历史的大小作坊中瞧一瞧也是旅行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在伦敦，叔本华一家得以进入王宫的客厅，在这里他们亲眼见证了全体贵族聚在一起等待陛下召见时的场景。阿图尔在日记中写道：“她们就像是一群改扮了装束的农家女子。”（RT，44）在温莎城堡[17]的花园中，阿图尔观察着正在这里散步的国王夫妇。在他看来，他们和寻常的市侩们没什么不同：“国王是一个相貌堂堂的老人，王后很丑，一点儿也不体面。”（RT，58）在维也纳，他也亲眼见到了从霍夫堡[18]驾幸出游的奥地利皇帝夫妇：“皇帝从里面走出来，在皇后前面引路。然后他坐在皇后身旁，亲自驾驭马车。两人的衣着十分时髦。皇帝身形瘦削，他那张脸实在太傻，这张脸搁在一个裁缝的身上比搁在皇帝的身上更为合适。皇后并不漂亮，不过看上去要聪明些。”（RT，258）

巴黎城中的拿破仑毕竟有些不同，在他的面前，阿图尔无法保持冷静。有一次，他在法国剧院中见识了拿破仑的风采，面对观众们的如雷掌声，拿破仑欠身致意然后就座。此时的阿图尔就不再留心舞台上的情形了，毕竟当今世界舞台上充满魅力的主角就坐在包厢里隐蔽的一角中，“他身着普通的军装”（RT，81）。没过多久，阿图尔在一次阅兵仪式上又一次见到了拿破仑：“他相貌非凡，我一眼就能从众人之中将这位执政官认出来，只是距离太远，无法辨认出他的五官相貌。他胯下一匹白色的骏马，身边簇拥着始终伴随左右的忠实随从。”（RT，108）

不过，对于那些创造世界历史的英雄们叔本华总是充满怀疑。他的目光很犀利，他总在问自己，这些英雄在显赫一时之后又留下些什么呢？一片废墟，然后一切都归于腐朽。他想，只有那些杰出的头脑才能够给后世留下经久不衰的东西。参观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陈列的塑像之后，阿图尔在思考：“国王们在此放下王冠和权杖，英雄们留下自己的武器……然而那些杰出的英才，他们的熠熠光辉并非得自于外物，而是来源于自身，他们仍旧带着自己的光辉投身彼世，他们在此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统统带走。”（RT，51）

对于此时此刻而言，“国王们”和“英雄们”正在制造着巨大的灾难。就在1803年5月24日叔本华一家抵达加莱之时，重新点燃的战火差一点儿让他们渡海赴英国的计划泡汤。他们恰好登上了最后一班船，其他的旅行者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阿图尔写道：“三只人力小船向我们驶来，坐在里面的那些人原本是法国邮船上的乘客。原来正当我们离开之时，开战的消息传到加莱，于是那艘法国邮船便无法离港了。这些可怜的游客连自己的行李都无法一起带上，女士们带着孩子惊恐狼狈地爬到我们这艘摇晃个不停的船上来。我看得明白，每个人都得给划船送他们来的水手两个畿尼[19]。上了我们的船后，他们还得掏钱。我猜想，他们一定也向那艘法国邮船付了钱。”（RT，35）

幸运地在英国登陆后，下一站当然是伦敦。对于一个来自大陆的欧洲人来说，如果他在晚间到达伦敦，那么他一定会认为这时正逢盛大的节日，因为这座城市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片灯的海洋。就连阿图尔也得明白一件事，这种绚丽的灯光在此只是家常便饭而已。虽说是灯火通明，但还是得提防盗匪出没，众多的小偷混迹于熙攘的人群之中。市中心一片繁忙，给人的印象是，“如果出现险情，全城上下都会随之动起来”，[20]约翰娜在自己的游记中如是写道。阿图尔居然敢于独自行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他在这里获得的印象超越了原先的想象，仿佛自己置身于一次通向未来的旅程之中。

在尚未完全陷入这种乱糟糟的状态之前，全家已经开始按照原先的计划继续拜访、参观了。值得一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诸如闻名遐迩的腹语表演者费茨-詹姆斯，刚从彼得堡演出归来的哑剧团等。此外他们还参观了收治海战伤残军人的医院，里面住满了战斗英雄，他们的脚上穿着家常舒适的鞋袜。世界上最大的家具仓库当然不可不看。在伦敦，每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处决行刑的场面。这里还有几家规模可观的剧院。在科芬园剧院，家喻户晓的库克步履蹒跚地登上舞台，剧院经理站在台前对观众说：“库克病了”，而此时台下大声喊道：“不，不，他喝醉了。”在位于干草市场的剧场里，在某次演出过程中，一位坐在楼上的观众居然放声歌唱，一时间全场哗然，可是随后就任由他自便，等他唱完了，台上才又继续演出。这就是英国式的自由。在上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幕间休息时，剧院会安排角笛舞演出。此外演出过程中，隐身台下的负责提示台词的人嗓门实在是太大了。阿图尔还见识了国王的寿诞盛典，数以千计装饰华丽的马车在宫殿门前恭候陛下，礼炮声震耳欲聋。结果阿图尔还是乐于去静谧的温布尔顿，回到由雷弗伦特·兰彻斯特主持的寄宿学校去，在父母游历苏格兰期间，他要在此学习英语。父母之所以为他选择了这所学校，原因是霍德根·尼尔森[21]就是将他的侄儿送进这所学校里接受教育的，这个理由胜似其他任何推荐意见，阿图尔必须接受这个选择。学生每天在学校里做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就是祈祷，祈祷的内容可谓丰富，涵盖一切可能的事情：王室的成员、身怀有孕的未来母亲、婴儿、胎儿、社会各界的杰出人士都可能成为祈福的对象。管教学生的方式符合数学方法，惩罚具备力学的精密，体罚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学校的伙食让人倒胃。清早学生被赶到洗脸池旁洗漱，然而手巾却没有几块。星期天一个礼拜仪式接着另一个礼拜仪式，当牧师预演布道之时，学生们得在一旁侍奉，在他正式布道的时候，学生们还得再洗耳恭听一遍。晚上是第三次的礼拜仪式，简直没完没了。天气寒冷，夜里实在难以入睡。

阿图尔从温布尔顿写信给同学洛伦茨·麦耶尔，他一定在信中没少诅咒，因为从麦耶尔的回信中可以读到以下的话：“在英国的短暂逗留使得你对整个这个民族产生了仇恨，对此我深感遗憾。”[22]

阿图尔也向自己的父母言辞激烈地表达了他对这种“过分的宗教狂热”的强烈不满，而父母对此只是表示出有限的理解。在寄往苏格兰的信中，阿图尔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假如真理的火光能够烧透笼罩在伦敦上空的埃及的黑暗[23]。”（B，1）在回信中，母亲首先轻描淡写地指出了修辞上的纰漏：“你怎么能奢望真理做这样的事呢？黑暗可以……被照亮，可是真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燃烧黑暗。”接下来她又写道：“可爱的基督没少让你受罪……可是我又不得不有些笑话你，你还记得以前我常……和你发生争执，就是因为你在星期天或者是节假日里什么正经事情也不干，因为对你而言那是‘静休日’。现在你受够了星期天的‘静休’了吧？”[24]

在温布尔顿，阿图尔没有和什么人交上朋友。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尽量躲在一边吹笛子、画画、读书或是散步。三个月过去之后，他感到筋疲力尽。1803年9月底，他终于可以回到伦敦，此时父母也已经旅行归来。

叔本华一家在伦敦又住了一月有余，阿图尔也感到待够了。1803年11月，全家渡海回到欧洲大陆。海上风浪很大，阿图尔病了。

11月末，叔本华一家抵达巴黎。伦敦过于炫目，阿图尔丝毫也感觉不到自己此时此刻置身于19世纪的首都。他把在这里看到和遇到的一切都拿来和伦敦作比较：林荫大道、宫殿、花园、街上的人和物。在他看来，伦敦这个英国的大都市更具大城市风范。在巴黎，晚间离开了大街走到小街小巷之中，周围的一切都漆黑一片、肮脏不堪。小路没有砾石铺面，房屋迎街的一面灰蒙蒙的，没有任何装饰。这里也不像伦敦那样随处都可以看到熙攘的人群。市中心只是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周围是穷乡僻壤。领着叔本华一家在巴黎观光的是著名的梅西耶[25]，就是那位《巴黎风物画》的作者。没有哪个人比他对巴黎更了如指掌了，对现代掌故的考证是他的癖好。他领着叔本华一家沿着法国大革命的足迹游览：这里曾是架设断头台的地方，那里是巴士底狱；这里曾是福利委员会[26]召开会议的地方，那里是罗伯斯庇尔就寝的地方；这家妓院是丹东的首选……他们在卢浮宫中徜徉数日，拿破仑从欧洲各地掠夺来的艺术珍品在这里随处可见。拿破仑从埃及的金字塔归来不久，埃及正是时下流行的风尚。在大歌剧院中正上演莫扎特的《魔笛》，布景就使用了埃及风格的装饰。某些有身份的人近来也爱在头上戴上一顶红色的菲斯帽[27]，巴黎最新的时尚总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不过除了时尚以外，这里的人也在追求不朽。先贤祠就要竣工，让-雅克-卢梭将成为第一个迁入其中的人物。

全家逗留巴黎期间，阿图尔只身一人前往勒阿弗尔，在那里待了一周。他拜访了格雷瓜尔一家，还有他儿时的好友安蒂姆，除此以外，在日记中没有更多的记述。与安蒂姆的重逢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这还是不要让父母知道的好。

1804年1月底，叔本华一家离开巴黎前往波尔多。这是一次穿越历史的旅程，沿途所见还是法国过去的模样，所到之处很少能够见到大革命留下的印记。雨下个不停，路面泥泞。父子二人常常得帮着扫清路上的石头，有一次车轮折断了，大家不得不步行数里寻求援助。每到一个驿站，因为缺少可以更换的马匹，一家人要等上很长的时间。一路上，他们总是遭到“一群让人难以忍受的卖刀的女人们”（RT，116）的骚扰，刀倒是有了一大把，可是饮食却捉襟见肘。放在马车里的随身干粮被人偷走，据说在从普瓦捷到昂古莱姆的路上还有强人出没。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劝他们不要乘坐某些特定的马车以免招眼，不过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他们沿途还经过一些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村舍就紧贴着峭壁。阿图尔写道：“这些房子仿佛是从岩石中生出来的一般。”（RT，116）1804年2月5日，叔本华一家终于安然无恙地抵达波尔多，阿图尔在日记中将之称为“法国最美的城市”。（RT，122）

在两年前，还有一个人也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28]。他于1802年1月28日到达波尔多，此后的一段时间在葡萄酒商人兼汉堡总领事丹尼尔·克里斯托弗·迈耶尔府上充任家庭教师，此公正是阿图尔同窗好友洛伦茨·麦耶尔的叔父。两年前荷尔德林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离开了这里，而如今叔本华一家就住在他曾经居住过的那所房子里。对研究者来说，这一直是个谜，为什么在此仅仅待了短短三个月之后荷尔德林就匆匆离开了麦耶尔家。诗人在这里一直感觉非常好，而两年后叔本华一家也有相同的感受。荷尔德林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住得很好，简直有些好得过分……领事在接待我的时候说：‘您一定会很幸福的。’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29]是发生在当地的一段恋情使他颜面受损，还是从法兰克福传来的有关苏塞特·康塔德[30]去世的消息，又或许是精神失常导致了荷尔德林的离开，对此我们不甚明了。不过叔本华一家或许会从麦耶尔一家口中了解到个中缘由，麦耶尔如同当初接待荷尔德林一样盛情款待叔本华一家。只是当年的荷尔德林在文坛上还不是什么知名人物，因此阿图尔在日记中对此只字未提。

叔本华一家在波尔多待了将近两个月。他们体验了狂欢节最后几天的盛况。人们戴着面具拥挤在林荫大道上，人声鼎沸，人们装扮成小丑，衣着五颜六色，口哨声、鼓声混成一团，就算是在夜里也不得安宁。其间夹杂着暴力和情色的成分，这正是南方人的生活情趣，整个城市淹没在这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之中。狂欢节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贵贱之分，与叔本华一家往来的这些上等人家也被平民百姓淹没。阿图尔在日记中写道，在晚间的社交舞会上弥漫着大蒜味儿，就算是剧院里也散发着菜市场上才有的种种气味。当晚间凉意袭来之际，人们便在壁炉里点燃掺和了迷迭香的柴火。狂欢节告一段落，紧接其后是为期三天的庆典，以纪念宗教的复兴。天主教治下的法国南部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人们不必再屈服于严厉而寒酸的理性之神。这是大革命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宗教游行，它随即变成了一次疯狂的节日，市民们倾巢而出。就像传递奖杯那样，人们抬着圣体匣走遍大街小巷，街道里弥漫着熏香的气息，游行队伍之中有衣着华丽的轻骑兵和士官生，主教区修道院的修士们唱着歌，一群神父身着红、白、黑三色礼服，胸前挂着银色十字架。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是身穿紫色盛装的高官显贵们，他们周围簇拥着充满惊奇的孩童。树上悬着灯笼，门上窗边挂着用枝叶扎成的饰物。圣歌、集市上的喧哗、乐手们嘈杂的演奏不绝于耳。在这个本该充满虔诚气氛的节日里，狂欢节似乎仍在继续。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混乱嘈杂氛围之中有某种感性形而上学的存在，阿图尔尽情沉醉其中。春天接踵而至，和风煦暖，百花盛开，朵朵白云点缀在蓝天之上。这就是波尔多的春天，荷尔德林在诗中写道：

假日里

皮肤黝黑的妇人们

走在丝一般细腻的土地上

三月时节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阵阵暖风拂过一条条小路

带着沉甸甸的金色梦想

熏人入睡[31]

春分时节，欢愉的人们点燃篝火。三天之后，叔本华一家离开了波尔多。阿图尔在日记中写道：“那一天春光明媚。”（RT，129）

旅行的下一站是图卢兹，途经朗贡、阿让、蒙托邦。“这是世间最迷人的地方”（RT，130），一路上桃花盛开，路旁不时可以见到废弃的宫室、毁坏的城堡、残垣断壁的修道院，这就是大革命留下的痕迹。在位于圣费里奥尔的朗格多克运河水库边，阿图尔经历了地下船闸开启时的壮观景象。“此时此刻就仿佛毁灭的力量从天而降，要屠灭万物，水流的咆哮令人惊骇不已，这种摄人心魄的怒吼简直无以比拟。”（RT，131）阿图尔·叔本华在日后有关“崇高论”的美学讲座上提及了他此刻的印象，并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释。在课堂上，他这样说道：“要凭空想象这种骇人不已的声响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它的轰鸣比莱茵瀑布还要巨大，因为它发生在封闭的空间之内。在这里，要想通过别的什么东西发出更大的声响，这几乎不可能。在如此骇人的咆哮面前，整个人就感觉被摧毁了。即使如此，置身其中之人知道自己处境安全，他毫发无损地感受着此情此景，于是一种最大的崇高感油然而生。”（MVSch，107）

这一次的经历始终让他着迷，作为个体的人在统摄一切的自然力面前消失殆尽，而且也消失在同样伟力无边的时间维度面前。在尼姆，叔本华一家参观了保存尚好的古代竞技场。几乎是在两千年前，观众们在石头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或许甚至将自己的爱情表白也镌刻其上。阿图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些遗迹将人的思绪立即带回到了已成枯骨的前人那里。”（RT，140）在波尔多，人群摩肩接踵；在朗格多克，运河水声轰鸣；在尼姆，时间像石头一般沉默。在这些地方，作为个体的人的意义完全丧失了。

叔本华一家在马赛盘桓了十日。阿图尔信步走在港口岸边，好几次他驻足于所谓的“喊话楼”之前。这座建筑之所以得此名称，是因为人们站在楼上的走廊里对着那些从抵港的船只上下来的苦力们喊话，双方讨价还价，原因是那里为了防止疫病流行而决定暂时封港。自打上一次（100年前）瘟疫之后，人们便定下了这条每遇疫病流行便封港40天的规矩。这所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浓烈的醋味儿，凡是从封锁区来的信件都要泡在醋里消毒。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死亡的恐惧依然徘徊在马赛城中。对于热衷于“冥思苦想人间苦难”（母亲不以为然地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的阿图尔来说，这又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前往土伦的途中，他们参观了那座臭名昭著的堡垒，路易十四将一个国家公敌关押在那里数年之久，也就是那位神秘的铁面人。对于阿图尔而言，这次参观不啻一次铺垫，为他后来参观土伦军械库（那些在橹舰上服苦役的囚犯就集中在此住宿）预先做了心理上的准备。在这里，游客仿佛置身动物园之中，囚犯们被铁链拴在一起，人们看着他们就如同在参观展品。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震惊不已。母亲在游记中对此进行了生动描述，并想象着一旦奴隶们越狱将会是怎样的情形，“与他们比邻真是恐怖”。阿图尔的想法则有所不同，引发他思考的并非对幸福世界的忧心忡忡，他的想象力来源于对尘世间苦难的震惊。阿图尔在1804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这些划橹桨的苦囚们。——作者注）被分为三个等级：一等人是那些罪行较轻的囚犯，或者是些逃跑或投敌的士兵，或者是不服从上级指挥的士卒等，他们在这里不会待多久，只是戴着脚镣，可以自由行走，当然这也只限于在营房之中，进城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等人是那些犯罪情节较重的人，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被重铐两两拴在一起。第三等人是那些罪行最为严重的人，他们的脚铐被死死铸在长凳上，一刻也不会松开。他们只能坐在那里干活儿。在我看来，这些不幸的人所受的苦比死刑更为残酷。光看这些橹舰的外观就可以想象得出来，上面一定肮脏无比，令人作呕。这些舰只不再出海了，这些老旧的船只再也无法修复了。对于这些被铐镣锁在长凳上的囚犯来说，这些长凳就是他们的牢狱。他们的饮食只是水和面包而已，令我不解的是，这些饮食简陋、饱受痛苦的人如何能够承受这样的重活还挺得下去。要知道这些遭受奴役的人简直被人当作牲口一样对待。这真是糟糕透顶，试想这些可怜的奴隶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这意味着一生的苦痛。而对于那些已经受了25年的痛苦仍然不知目的何在的人来说，这情形真是令人绝望。此时的感受简直太可怕了，不幸的人被牢牢钉在暗无天日的橹舰上，除了死神之外，别无他物可以让他从中解脱。对于某些人来说，由于他们不得不与那些锁在一起的其他囚犯相邻为伴，因而更加痛苦。十年或十二年间，他们每日里长吁短叹，陷于绝望之中，却仍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够摆脱奴役。如果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他们会变成怎样呢？他们将回到人间，然而对于人间而言，他们在10年前就已经死去了。退回10年，年轻时拥有的憧憬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些从橹舰上服苦役回来的人，即使是10年的惩罚也无法洗刷他们在一瞬间里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不得不再次成为罪犯，在绞刑架下终结自己的生命。当听说这里有6000名苦役的时候，我震惊无比。这些人的脸可以为面相学提供充足的素材。”（RT，155）

阿图尔不仅将这些印象与面相学观察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土伦军械库的所见所闻为他日后的哲学思考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他借此阐释了个体存在与理性被束缚在匿名的生命意志之上这一观点。在所有的理性发挥效力之前，我们已经被维护自我的强烈愿望紧紧束缚住了。我们竭力挣脱锁链，然而它却将我们与周围的人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一举一动最终都只能给他人带来疼痛而已。

阿图尔置身于外体验着土伦军械库里的关押场面，这不啻一出戏，通过观察可以接近剧情。可是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囚禁的话，那么观察的立场又何在呢？在哪里才能置身事外？这种无处不在的囚徒境遇又是怎样成为活剧的呢？在日后，阿图尔将对这一十分棘手的问题作出解答。答案是用一种主体哲学的语言进行表述的，答案中融合了佛教、虔信派神秘主义思想和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存在某种先验的内在性；存在超越尘世的高度，其上却不是天空；存在某种具有神性的销魂之感，然而却没有神的存在。由纯粹认识所产生的心醉神迷是一件可能的事情，意志可以与自身相向而行。意志焚毁了自身，它完完全全地成为眼睛：意志不复存在，它只是在观察。

旅行给了年幼的阿图尔诸多这样的机会，为日后有关高度的形而上学思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体验。这些经历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与高度有关的体验。

在这次旅行过程中，阿图尔有三次登山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沙莫尼山谷附近的沙波峰，第二次是皮拉图斯峰，第三次是克尔科诺谢山脉的斯涅日卡峰。关于这几次登山，阿图尔在行记中都有详尽的记述，而且从文笔上看，每一次的记录也堪称登顶之作。往日的游记有时候只是出于尽义务，不免有些学究气，然而在有关登山的记述中，那种压倒一切的体验扣人心弦，同时也赋予文章以力量和光彩。

最先攀登的是沙波峰。途中经过冰川地带，沟壑纵横，其间溪流不断，时不时发出冰块落入深渊时的巨响。“这真是一出戏，眼见着巨大的冰块，耳听着冰块滚落发出的轰鸣，流水潺潺，水从岩石四周落下形成瀑布，头顶上的山峰被皑皑白雪覆盖，飘忽不定。所有的这一切无法形容，令人称奇不已。人在这里所见到的是自然的力量，硕大无比，大自然在这里所展示的已经不是往常的风貌，它已经挣脱了所有的限制，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到正在与自然接近。”（RT，186）

这里所表明的是一种足以令人自豪的与大自然的亲近之感，在群山之巅，具有同样气质禀赋的人与物彼此相聚，而山下只是些寻常之人物而已。登顶的人是在寻找大自然最好的一面，但这同时也是它最无情的一面，它拒绝这一切有人情味儿的东西。“明眼人都能看见，与崇山峻岭针锋相对的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所发出的笑声！”（RT，186）在这上面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发笑的，人在这里消失了，而大自然却挣脱自己的“局限”粉墨登场。要与之抗衡，人必须承受英雄的寂寞，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里所记述的一切当然不免夸张，其实这样的山间漫步并没有什么危险可言。要努力攀登的高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对于生活在平原的人而言才显得颇为可观。不过，在这里现实主义的描写并不重要，阿图尔所体验的山对于他而言具有特殊的含义。某个场景给予他某种体验，而他的体验本身也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特定的场景：高度。

三周之后，1804年6月3日，阿图尔与向导共同攀登皮拉图斯峰。“矗立在眼前的大山填充了周遭的空间，当我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简直头晕目眩……我以为，看到如此巨大的山体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想象和理解。它的外观与众不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无法清晰地把握住它的形貌。所有的小东西随之消失，只有大事物才能保持自己的形体。所有的事物最终汇流到一起，你中有我，人们所见到的不是由微小的、格格不入的事物组成的集合体，而是一幅硕大的、五彩斑斓的、熠熠生辉的画面，目光为之怡然。”（RT，219）

阿图尔眼中所见的是那些让他得意的东西。小东西消失并彼此融合在一起，形成某种活动着的群体。人不再是其中的一分子。只有大事物才能保持自己的形体。因此，只有识得大事物并从小东西中摆脱出来的人，才是大人物。此时，人不再为那些“格格不入的事物”所束缚，这时的他只是“眼睛”，一只注视着“五彩斑斓的、熠熠生辉的画面”的眼睛。日后，叔本华将这种远眺的乐趣称为“阅世之眼”（Weltauge）。

1804年6月30日，在旅行接近尾声之时，阿图尔最后攀登了斯涅日卡峰，徒步走了两天。阿图尔和向导夜宿在顶峰脚下的一座小木屋里：“我们走进小屋，里面住满了酒气熏天的仆役……真是难以忍受，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动物般的热气……简直让人燥热不已。”（RT，265）这些人彼此拥在一起，“散发出动物般的热气”，这个场面在叔本华日后的著作中转变为另一幅画面：为了抵御寒冷和恐惧，一群豪猪挤成一团。

终于摆脱了令人不快的与他人的近距离接触，阿图尔在日出之时登上了山顶。“与仰望时不同，此时太阳的光辉收敛了许多，它如同一只透明的圆球浮将上来，将最初那一刻的光辉射向我们。在我们愉悦的目光中，太阳见到了自己的倒影。我们脚下的德国全境仍处于黑夜之中。正如我们所见，随着太阳越升越高，黑夜渐渐退去，并最终在它的身下完全躲开。”（RT，266）

当下面还是漆黑一片之时，此处已在阳光照耀之下。“可以看到脚下的世界处于混沌之中”，而上面所有的事物则亮堂明白。当太阳坠入山谷时，它并不是要覆盖秀丽含笑的谷地，而是在展示“永久的轮回，高山和峡谷、森林和草地、城市和乡村间的永久变换”。（RT，266）

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费力下山呢？毕竟山上还是太冷了。山坡上的木屋里放着一本留言簿，漫游者们在此题名以期不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阿图尔的题字：

谁能登临而

一语不发？

来自汉堡的阿图尔·叔本华

[1]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小说家，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是《特·项狄的生平与见解》（又译作《项狄传》）和《伤感的旅程》，流布甚广，对欧洲大陆文学影响深远。

[2] 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英国小说家，被认为是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代表作是《帕美勒，又名美德受到了奖赏》和《克拉丽莎，又名一位青年妇女的故事》，对18世纪欧洲文学影响巨大。

[3] 《道德周刊》（Moralische Wochenschriften）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是新兴资产阶级批判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刊物。在启蒙时期，德国各地纷纷效仿出版各种《道德周刊》，据统计，在18世纪的德国各地有500多种类似的刊物，撰稿人大多是当时的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刊物中的文章以日常生活中的话题为切入点，传播启蒙思想，探讨道德、宗教、文学、美学等问题，也兼有对时政的批评。这些报刊对于德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4]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作家、神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1769年行记》《批评之林》《论近代德国文学》《对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等。

[5] 转引自H.K.略特尔《汉萨同盟诸城》，第115页。

[6] 尼尔森勋爵（Horatio Lord Nelson，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指挥英国军队，日后在对法作战中多次击败法国舰队，保证了英国在海上的优势地位，他也就此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7] 转引自Jb.1932年，第211页。

[8] 转引自Jb.1968年，第99页。

[9] Jb.1971年，第88页。

[10] 帝国代表团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uluss）是一个由美茵茨、波希米亚（奥地利）、萨克森、勃兰登堡（普鲁士）、符腾堡等诸侯国所组成的帝国非正式代表团就莱茵河左岸地区割让给法国（1801年）后对遭受损失的诸侯国作出相应补偿问题所达成的一个协议。此后，帝国的主权丧失殆尽，各诸侯国的领土和势力日益增强。不过不来梅、法兰克福、汉堡、吕贝克、纽伦堡等帝国直辖市的地位仍然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11] 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农神和酒神。

[12] Jb.1971年，第85页。

[13] Bw 14，第16页。

[14] 《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是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在小说中，作者以讽刺的手法批驳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学说。

[15] 位于荷兰境内。

[16] 拉比（Rabbi）是对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教律和主持宗教仪式的神职人员的称呼。

[17] 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是英国王室位于温莎的城堡。

[18] 霍夫堡（Hofburg）是奥地利皇帝位于维也纳的宫殿。

[19] 畿尼（Guinea）是旧英国的金币，最初是用几内亚的黄金铸造，因此得名，1816年后英国政府宣布其退出流通货币行列。

[20] 约翰娜：《英格兰、苏格兰之游》，第168页。

[21] 此处指的就是前文中提到的英国的海军上将尼尔森勋爵。

[22]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120页。

[23] 埃及的黑暗，上帝为了解放以色列而对埃及降下的十大灾难之一。

[24] 转引自Jb.1971年，第88页。

[25] 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1740～1814），法国作家，在创作上与古典主义针锋相对，代表作有戏剧《醋商的推车》（1769）、乌托邦小说《2440年》（1771）和极具文化史价值的散文作品《巴黎风物画》（12卷）（1781～1788）及《革命前夜的巴黎》等。

[26] 法国大革命后，罗伯斯庇尔建立了福利委员会（1793～1795），它是附属于国民议会的最高执行机构，是雅各宾派实行专政的机关。

[27] 菲斯帽（Fes）是一种北非和近东阿拉伯男性惯常戴的一种红色毡帽，呈圆锥形，顶上有缨，它得名于摩洛哥城市菲斯，据推测菲斯或许是这种帽子的最早产地。

[28]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derlin，1770～1843），德国杰出的诗人，以仿照古代颂歌韵律创作的抒情诗著名，其他的代表作品还有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1797～1799）和戏剧《恩佩多克勒斯之死》（未完成）等。

[29] 荷尔德林：《作品与书信全集》第2卷，第931页。

[30] 荷尔德林曾受聘于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康塔德充当家庭教师，在此期间他与女主人苏塞特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有人说是恋情）。

[31] 荷尔德林：《作品与书信全集》第1卷，第389页。

第四章

父亲的权威挥之不去，超越生死——抑郁的阿图尔找寻没有父亲的彼岸——青春期的神正之辨难题——通过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投向浪漫派——第一个哲学场景：浪漫派的夜幕升天之旅——阿图尔对坠落的恐惧：“哦，情欲；哦，地狱。”

在享受了高处的心醉神迷之后，接下来平地上的劳作正在发出呼唤。在旅程行将结束之际，进入账房的厄运日益逼近。阿图尔周游了世界，然而账房中的魔鬼正翘首以待。这魔鬼的化身起先是但泽的大商人卡布隆（从1804年9月至12月间），然后是位居汉堡市政委员的耶尼诗。

灰暗的前景已经可以预见，最后几个星期的旅行被蒙上了阴影，这一点可以从日记的风格中觉察出来。除了有关在里森山的登山记录外，其余的描述只是浮光掠影，毫无兴致，例行公事而已。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804年8月25日，文字如下：“天上一片寂静，万物于世间终结。”

父亲自柏林返回汉堡，而阿图尔则和母亲一起前往但泽。约翰娜去那里探望亲友，而阿图尔则要在出生地接受坚信礼，并在卡布隆那里学习最基本的商业知识。

阿图尔的世界一下子缩约为账簿和往来信函。在这么几间狭小的房间里，在如此干燥的空气中，该如何处置脑海里的冒险和眼眸中的好奇呢？在这里，处于这样的桎梏之中，人的姿态会发生变形。虽说是父亲强行将儿子送到那里，可他毕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儿子成为弯腰驼背的人。他拐弯抹角地指责儿子：“我相信，同时我也恳请你像其他人那样挺直了腰杆走路，否则你会驼背的，那可太难看了。无论是在伏案书写之时，还是推而广之在人一生的行事之中，端庄的姿态十分必要。因为如果在餐厅里见到一个驼背哈腰的人，那人们就会断定他是一个乔装改扮了的鞋匠或裁缝。”[1]在1804年11月20日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再次警告儿子：“关于行走和坐姿端正这件事，我将请求任何一个与你交往的人给你一下子，如果你不把这件大事情放在心上的话。那些公侯子弟就领教过，为了避免一辈子当浑球，一时之痛就不可免。”[2]

父亲或许也预料到，儿子的弯腰驼背与所受的苦不无关联，而这一痛苦正是由于他将某种义务（学做生意）强加在儿子身上造成的。作为补偿，他建议儿子骑马和跳舞。在这两件事上，阿图尔不需要父亲再说第二遍，他参加这两项活动过于频繁，以至于父亲责备道：“经商的人无法靠跳舞和骑马过活。商人的信函要写得漂亮，要让人读得下去，有时我在你的信中发现大写字母写得简直不像个样子。”[3]

糟糕的心情使阿图尔落落寡合，父亲不免有所责备：“我希望你能学会让人感到舒服，如果这样，与卡布隆先生一起用餐时，你就会让他有多一些的话题可谈。”[4]

父亲远在汉堡却了解阿图尔的言行举动，并且对此提出批评，这皆是因为母亲在信中（这些信件已经散佚了）的抱怨所致。但泽的那帮亲戚也没少对阿图尔提出批评。“尤尔馨”姨妈（母亲的妹妹）简直用同样的口吻对他提出忠告：“你应该接受身边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待人不要过于苛刻。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赢得别人多一点儿好感，于你自己而言，这也定要愉快得多。”[5]1804年12月中旬，母亲带着儿子返回汉堡，于是阿图尔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服苦役，这次是在耶尼诗家当学徒。

这正是历史特有的讽刺：正当儿子进入父亲的世界中苦苦挣扎之时，父亲自己却正在渐渐从中淡出。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和身体全面崩溃的最初征兆出现了。在给儿子的最后几封信中，那种斤斤计较、怒气冲冲的言辞就是表征。

在某些瞬间，父亲会失去记忆。父亲在伦敦期间，一位朋友曾经帮了他的忙。这位全家的朋友1804年底来看望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可是却遭遇这样的接待：“我不认识您！这儿来过不少人，他们都说，我是某某某——我不想知道您的任何事情。”[6]店里的一位活计赶紧追上了这位愤然离去的朋友，并向他赔罪。

1804年冬天，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得了黄疸病，虚弱的他坐在靠椅中度日。生意上的事情也让他操心，大陆封锁政策让他的生意蒙受损失。此外，由于旅行长期离开商界也让生意雪上加霜。他翻看着账目和收支情况，充满疑虑。在但泽的那些日子，助他获得成功的那种商人的实干精神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原先身强体壮的人衰老得竟如此之快，这让汉堡的那些熟人们震惊不已。显然，前不久的旅行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太累了，可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却感到了妻子干劲十足，对于他而言，这简直是双重的负担。旅行期间，约翰娜不止一次在信中抱怨过丈夫的行动迟缓。两人间年龄的差距此时尤为显著，可是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可言，无法抵消这一负担。1803年，约翰娜在一封给儿子（他暂留在温布尔顿）的信中写道：“你知道，父亲不爱与人结交，因此除了我的那些友人外，他再也没有与什么别的人有所往来。”[7]她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你也知道，即使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事情，他也会忧心忡忡……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因为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于是口中念着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我无聊，你也无聊……。”[8]写这番话的时候，约翰娜身在苏格兰。如今回到了汉堡，她知道该“去哪儿”，如何打发无聊的时光了。45年以后，阿图尔·叔本华对她的行为作出如下评判：“我知道女人是什么。她们把婚姻当作为自己提供吃穿的补给站。我的父亲久病不愈，十分可怜，整日坐在病椅上无法起身。他被独自撇在家中，身边连一个能恪尽职守照顾他的老仆人都没有。当母亲举办沙龙时，父亲却沉浸在孤独之中；当母亲欢娱享乐之时，父亲却痛苦不堪。这就是女人的爱。”（G，152）

这番话是在日后与母亲交恶之后说出的，这样的评判肯定有欠公平。除了拒绝牺牲自己的生活乐趣之外，约翰娜还能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做呢？丈夫正陷入消沉的旋涡之中，她可不愿被卷入其中。她要将生活、消遣、忙碌带进家中。她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也是希望借此让丈夫欢喜，使其获得某种依靠。

阿图尔之所以饱含指责地看待母亲的行为，或许是出于忌妒。与母亲的我行我素不同，阿图尔为了父亲的意愿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他对自己的牺牲颇为自豪，然而这样的自豪感却被对自身的怀疑掏空了。由于盲从他走了一条就连自己也认为是错误的道路，难道在这样的盲从之中不正隐藏着自己的弱点吗？阿图尔无法反抗父亲的世界，他只能借助某种双重生活的幻象勉强应付。他最终只能在私底下做一些事情寻求解脱。他将书藏在商号的办公室里，在没有人监视的时候看上几眼。当著名的颅相学家加尔在汉堡讲授颅相学[9]之时，他情急之中不得不撒谎，为的是能够请假去听讲座。“从来……还没有哪一个人像我这样殷勤肯干”（B，651），叔本华在日后回忆时这样写道。这样的双重生活不但让他自己变得“不驯服，也让他人难受”。也有其他的不少人在早年被迫过着双重生活，他们最终变成了赌徒和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例如E.T.A.霍夫曼[10]。可是阿图尔却不是这样，他在内心中已经接受了父亲的强大权威。从这一“错误的人生道路”中的一丝一毫的挣脱都会被视为对父亲的背叛和欺骗。私底下的想法、幻想、阅读的经历，伴随着这一切的是罪恶感。

1805年4月20日，人们在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家的仓库后的运河内发现了他的尸体。按理说，这位病人不该在这样的时刻待在仓库里并随后落水，诸多迹象表明这是自杀。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在正式的讣告上，遗孀约翰娜·叔本华只是这样写道：“我在此履行这一悲痛万分的义务，向诸位亲友通告……家夫因不幸的意外事件辞世，谢绝一切吊唁，这只会加剧我的痛苦。”[11]在15年之后撰写的《简历》中，阿图尔也同样写得很含糊：“突如其来的意外之死将亲爱的慈父从我的身边夺走了。”（B，651）即便是在母亲和儿子之间，父亲的死因也是一个禁忌话题。然而当1819年母子最终决裂之际，这一难堪棘手的话题又被提了出来，母子都因此深受伤害。在一封信中，阿图尔公开指控母亲对父亲的自杀负有罪责。妹妹阿黛拉在日记中写道：“她（母亲。——作者注）发现了这封信并读了下去，毫无心理准备，接下来便是一场大乱。她对我说起了父亲的事情——我这才对这件可怕的事情有所了解，之前我对此事只是有所猜测罢了。她完全无法控制住自己。”[12]阿黛拉震惊不已，简直要从窗口跳下楼，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恢复了理智。

阿图尔·叔本华一生都没有与外人确切地谈及父亲之死。只是在1855年，他在仰慕自己的罗伯特·封·霍恩施泰因的面前似乎毫不掩饰地谈起此事。“他将父亲的自杀归罪于母亲”，霍恩施泰因在笔记中这样写道。

毋庸置疑的是，父亲之死对于约翰娜来说最终是一种解脱，其实对于阿图尔也是如此，可是他始终不肯承认这一点。他写信给在勒阿弗尔的安蒂姆（一年以前他也失去了父亲），信中言语间充满痛苦。安蒂姆在安慰他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劝他要有所节制。安蒂姆在1805年5月15日的信中写道：“在如此残酷的事件面前，人要有勇气，但也要耐心地承受不幸，去想一想除了自己以外世上还有更不幸的人和事存在。”[13]4个月以后，阿图尔显然还无法宽慰自己，因为安蒂姆在信中写道：“每个好儿子都应当追念自己的慈父，而我的愿望是，在你合乎情理地哀挽之后痛苦能够有所减轻，并且开始明智地对待自己的痛苦。”[14]

在阿图尔对父亲的哀悼之中还隐藏着一种颇为尴尬的复杂情感。他究竟爱不爱自己的父亲？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可日后他却承认：“当然，由于父亲的严厉，在教育过程中，我吃了不少苦头。”（G，131）其中最糟糕的莫过于父亲逼迫他去当学徒，而他却痛恨学做买卖。就因为这件事情，阿图尔本该有理由憎恨自己的父亲。要是父亲还活着的话，阿图尔或许就不可能步入哲学人生了。父亲的威慑力居然如此之强，以至于在他死去之后仍能暂时阻挠阿图尔进入这一领域。阿图尔仍然留在耶尼诗的商号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绝望。一方面他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另一方面父亲的权威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使他陷于绝望，这两者彼此交织在一起。在1819年撰写的简历中有这样的话：“虽然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可以自己做主了，母亲也无法阻止我做什么，可我还是继续在商号当学徒，一方面是因为巨大的悲恸阻碍了我的心智；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愿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便放弃他的决定，继而受良心的谴责。”（B，651）

母亲非但不“阻止”他，甚至还间接地鼓励儿子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这一间接的方式就是，她毅然决然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说明，与儿子相比，她更具有自由精神。在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去世4个月之后，她变卖了位于新万特拉姆街的豪宅，并着手处理关闭商号事宜。这一决定影响重大，它卸去了压在阿图尔身上的重负，因为只有在继承家族传统、接手父亲的商号的前提下，阿图尔继续从商（虽然他并不喜欢）才有现实意义。商号不存在了，阿图尔也就可以解脱了。以这样的方式，母亲与往日告别并从中解脱，而与此同时，她也解开了阿图尔身上的束缚，至少是外在的束缚，而在内心之中，阿图尔依然慑于父亲的权威。

约翰娜一步一步地实施着计划，干劲十足，犹如重生。她在城市的另一端租了一套寓所，这只是权宜之计，她想在关闭商号这件事处理完毕之后离开汉堡。1806年5月，她去了魏玛，盘算将新家安在那里。为什么偏偏是魏玛呢？约翰娜想接近那些文化精英，她想在奥林匹斯山上一试自己的社交才华。她一下子就被这里迷住了，仅仅到了这里10天，她就写信给待在汉堡、尚处于悲伤之中的儿子：“我觉得，这里的人际交往令人愉快，而且花销一点儿也不大。费不了大事，更用不着花多少钱，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每周办一次茶会，让魏玛，或许是全德国的头面人物在此聚会。总的来说，在这里可以非常愉快地生活。”[15]

约翰娜计划着征服一个新的世界，而此时的阿图尔仍深深地陷在父亲强迫他进入的旧世界之中。

阿图尔在回顾父亲去世后的这段经历时写道：“由于这种痛苦，我的悲伤与日俱增，简直与实实在在的抑郁相去不远了。”（B，651）

要对这一抑郁状态作一番剖析却十分复杂。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无法调和的分裂状态。外在的状态是，阿图尔正履行着父亲为他定下的职责。而为了能够守住自己的内在愿望，他就要蔑视父亲世界的规范，虽然他此刻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中登台表演。可是他必须学会摆脱父亲。康德（此时的阿图尔还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对抑郁的评判是：“基于合理的厌倦而满怀忧伤地远离世界的喧嚣，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16]阿图尔在内心中远离父亲世界的“喧嚣”或许是满怀忧伤的，然而他却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关闭商号只是从外部将他与父亲的生意断绝开来，可是他无法接纳这一事实，无法将其视作某种更高层次的现实。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对父亲的桀骜不驯，是一种不孝。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他而言，某种特定的三合一的精神状态更容易让他亲近：沉思默想，质疑尘世，忠于父命而屈服。阿图尔开始阅读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的作品。克劳狄乌斯对自我和世界进行了阐释，其好处在于，它恰好反映了阿图尔深感痛苦的内外对立的二元状态。而且这又是父亲的意愿，因为这本书正是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当年赠与儿子的，阿图尔至死都珍藏着这本书，并经常阅读。这就是那本1799年出版的小册子《写给我的儿子》。克劳狄乌斯将自己对儿子的忠告公之于世而无所顾虑，在当年感伤派[17]文人当中，袒露自己的心灵是一桩公共事务。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心存感激地利用这一契机，隐身于书后对孩子施加影响。在父亲去世以后，阿图尔将这本书视作父亲的遗言时时捧读。克劳狄乌斯在书中写道：“离别的时刻渐渐到来，我得上路了，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我无法带着你一起走，我将你留在这个世界上，在此提出的忠告并非多余无益。”[18]克劳狄乌斯的忠告针对的正是那些将自己视为异类的人，他们并非发自内心地生活在现实之中，只是恪尽职守而已。阿图尔感到了共鸣。正如克劳狄乌斯写的那样：“这里不是人的家园。”[19]如果人在这个世界上觉得自己是异类，那么原因并不在于人因为内心世界的丰富而产生了自负。如果内心世界自以为是地与外部世界对抗，那么它只能是狂妄自大的。无一例外，我们都是罪孽深重的人，这样的二元对立正是自负虚荣的渊薮。按照克劳狄乌斯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是异类，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并非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归宿是一个高于此世的地方。然而这个更高的所在不是我们辛劳所得，而是人可以感觉得到的某种恩赐。如果内心虔诚，我们就摆脱了由尘世间的欲望所带来的难堪的重负。这样的虔诚在平地的搏斗之中，向下俯瞰这个世界并非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是赎罪。

早期虔信派所倡导的超越尘世的观念不时折磨着人的心灵，使人局促不安，在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那里，这一观念已经缓和为另一种态度，即一方面人在内心中保持距离，另一方面有限地参与。去拥有，就当没有；人不可以有逃避这个世界的愿望，却不可以全心全意投入这个世界。这个“一身清白的男孩”（赫尔德曾这样称呼克劳狄乌斯）的言语中充满怀疑，简直就和那些出色的法国道德哲学家别无二致，而叔本华日后正是从这些人那里获取了不少灵感。“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不要轻易对人吐露心怀”，“不要相信手势动作，举手投足最好笨拙而得体”，“不要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但要知道你正在说什么”，“不要依附于大人物”等，这些话都出自克劳狄乌斯之口。[20]人必须与现实达成妥协，有了妥协，现实世界就不会对人提出非分的要求。在外部世界，人小心谨慎、不可避免地有所投入，然而在内心世界中，人私底下属于另一个世界，在这里“街巷里的喧嚣”归于沉寂。这个精心呵护的内心世界变成了一堵“墙，事物的阴影在此暂时留下印迹”。听上去仿佛是在说，阿图尔在商号账房里的痛苦只是一出影子戏？克劳狄乌斯解释了人生重负的发展进程，这一思想化解了人由于二元对立的痛苦而有可能产生的一切反叛情绪。他提供了一种从内在超越尘世的模式，经过这样的超越人可以享受上帝的赐福，而对于此时此刻的阿图尔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领受父亲的亡灵所赐的福祉。

对于阿图尔而言，对人生现实进行阐释至关重要，这种阐释可以帮助他承受此刻正在经历的内与外、义务与旨趣之间的二元对立冲突。然而他还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探寻，不管原因是什么，他始终无法全盘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使之成为现实。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对尘世的怀疑态度来源于某种力量，这一力量产生于含有宗教和感伤意味的沉思默想之中，而这种怀疑论正有可能是阿图尔所需要的那种阐释。然而阿图尔所经历的二元对立中的内外两项都被父亲的世界所占据。与之针锋相对的外在现实就是父亲一手造成的；至于克劳狄乌斯所谈及的那个上帝，对于阿图尔而言，他在内心中所体会和感受到的上帝就是对父亲世界所持的保留态度，尽管这种保留态度仍然带着父亲的影子。参与就意味着必须对抗父亲，而通过宗教和冥思加以约束的有限参与就意味着采取为父亲所许可的那种保持距离的方式。即便有了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阿图尔仍旧是父亲的俘虏。

此时的阿图尔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虽然母亲已经给他做了示范），他只能寻找某种从内在超越此世的方式。在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那里，他找到了某种转化人生重负的方式，然而要想使其达到目的，那就必须相信父亲之上帝。克劳狄乌斯写道：“如果你能看得见，看着它，使用你的眼睛，至于那些看不见的和永恒之物，那就遵照上帝的旨意。”[21]

阿图尔使用了自己的眼睛（尤其是在旅行期间），他所见到的事物根本无法使他确信有一个制定秩序的、公正无私的、具有爱心的上帝的存在。伫立山巅的感觉让他迷醉，这并不是由于站在那里可以更加接近上帝，而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远离纷扰的人群。他寻找的并不是对上帝的爱和顺从，而是那种从世界的上方掠过时的自由无羁的状态。

阿图尔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他把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的书视作父亲的遗愿，在阅读的时候，他对上帝的信仰已经破灭了。“在我尚未完全成年之时，我总是很抑郁，我那时大概18岁左右吧，有一次我暗自想，居然那么年轻就在想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吗？不，难道是魔鬼不成？”（G，131）

这正是有关神正之辨[22]的古老难题，阿图尔·叔本华自称在18岁的时候，这一命题就曾困扰着他。莱布尼茨[23]曾经十分透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并认为已经将这一难题解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恶以及如此繁多的灾难，这难道还不是上帝不存在的明证吗？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某种思想在起作用，那就是认定上帝是否存在必须依赖于理性或者是经验的证明。因此，莱布尼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仍是使用他的数理世界模式：每一个元素本身是不完备的，可是却具有使自身完备的能力，也就是说，将各种元素进行一番巧妙的组合之后，它们便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功能关联体。世界中的恶就好比表芯内起拉扯和紧绷作用的弹簧，没有阻力也就没有进步，没有阴影也就没有光。然而无论出于怎样的初衷，伏尔泰和其他的人却无法从断送了数万人性命的里斯本地震中看到什么“深义”。他们使神正之辨这一极端话题变得更加极端，并且将严格的方法论带入了经验之中，于是被人们想象为建筑师和世界舵手的上帝陷入了越来越尴尬的窘境之中。世俗化的进程势不可当。就在年轻的阿图尔·叔本华正在阅读克劳狄乌斯的时候，这一进程难道在他的身上又一次加速完成了吗？抑或是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叔本华将他自己心灵发展的历程刻意拔高到了西方精神发展史上重大的、划时代的命题的高度？

我们确实在他很早的笔记中就找到了有关神正之辨的详尽阐述。“要么是这样一种情况：万物皆完备，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事物……那么每一种痛苦、每一个错误、每一种恐惧……都实实在在是一种直接的、唯一公正的、最好的手段……或者是另一种局面：（可是鉴于当下这个世界，谁又能够坚持以上的推断呢？）只有两种其他的情形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是从坏处推断一切事物的话，那么除了善的意志以外，我们必须承认恶的意志的存在，它具有某种暴力可以迫使善的意志走弯路；或者我们必须把这种暴力归结为偶然，即秩序或权力中的不完善的罪魁祸首是那个起支配作用的意志。”（HN Ⅰ，9）

在尚未研究莱布尼茨哲学之时，叔本华就已经摒弃了前者关于“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原理。这种情况之所以有可能发生，原因在于时代精神早已把伟大的莱布尼茨视作明日黄花，因此一位尚未成年的商行学徒就能够轻易超越他。

不过叔本华同样摒弃那种与莱布尼茨针锋相对的魔鬼说，根据这一学说，魔鬼是一种对立的神，他使万物皆变为恶。在神正论的反思中，陷入自身二元对立处境中而痛苦不堪的叔本华推崇的是一种二元的解决方案，这一点不足为奇。他的解答就是：存在某种对立冲突，对立的双方分别是善的世界意志和恶的世界意志，善要战胜恶只能走弯路；或者对立的双方分别是善的世界意志和偶然，这是前一种情况的变体，因为“偶然”是一种没有面目和形体的恶，是对秩序的否定。

神正论从一开始就试图借助理智的思考对狂热宗教感的消失做出某种补偿。神正之辨背后所潜藏的情绪其实就是恐惧。理性要做的就是将人们正要失去的东西重新拉回来。在当时有些人就觉得这是歧途一条，例如帕斯卡尔就感觉到，理性不自量力，不是将上帝呼来唤去为己所用就是将他驱逐出这个世界，然而潜藏在理性这一辉煌外表之下的却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内心世界。帕斯卡尔认为，在理性话语中是不应该出现上帝的，他要求将信仰和知识严格分开，因为在他看来，两者来源不同，各自所涉及的领域也无共通之处。他认为，将两者掺和在一起只会败坏它们，也就是说，让知识变得晦涩不清，扰乱“心中的秩序”（信仰的真正堡垒）。或者将出现另一种局面：由于支撑宗教体验的力量消失殆尽，于是知识变得狂妄自大。

不过，帕斯卡尔本人也置身于世俗化的洪流之中。他的信仰就是对信仰的信仰，是一种获取信仰的意志。在理性和经验的包围中，人经受着无家可归的痛苦，帕斯卡尔的信仰正是来源于这一痛苦。

从某种世界模式的结构之中推演出上帝（或者正好相反），借助类似的模式否认上帝的存在并没有触及宗教性的生命问题的核心，年轻的阿图尔·叔本华也不例外，他在反思中通过某种二元论的结构（上帝不得不与恶或者偶然性纠缠在一起）瓦解了上帝的力量，然而这与他本人的实际感受并不相符。上帝若能够提供关怀和支撑，阿图尔还是愿意信仰他的，因此对于阿图尔而言，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孩童般的信仰不仅意味着父亲设下的牢狱，同时也是某种诱惑。

可是那种天真的对父亲的信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阿图尔也发现了潜藏在神正之辨之后的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获取信仰的意志。他写道：“人在内心深处相信，除了他本人，还有一个外物对他了如指掌。除了无法度量外，设想相反的情形是一种可怕的想法。”（HN 1.，8）“相反的情形”用不着他设想，他已经亲身经历过了，不过它起先并不是什么崇高的、形而上学式的孤寂状态，而是一个缺少关爱的孩子所经历的寂寞无助。在叔本华晚年秘不示人的笔记《写给自己》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的话：“在我6岁那年，一天晚上散步回来的父母发现我陷于极端的绝望之中，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他们永远地将我抛弃了。”（HN Ⅳ.2，121）

就在叔本华反思神正论、阅读克劳狄乌斯、为获取信仰的意志而绞尽脑汁之时，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两种声音在相互交错：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的“小小”恐惧；形而上学的无家可归状态所引起的“巨大”恐惧。

深夜里，狂风大作

巨大的恐惧使我惊醒

耳畔的风呼号阵阵

穿过庭院、厅堂与塔楼擦身而过

……

没有一点亮、没有一束光

可以穿越沉沉黑夜

夜色如此顽固，无法穿透

仿佛任何一个星球都不会让它却步

我以为，白昼再不会来临

我惊恐万分

感到如此害怕，如此孤单，如此寂寞

（HN Ⅰ，5）

阿图尔·叔本华这首啪啪作响的诗大致写于《守夜人波纳文图拉》[24]发表之际。后者问世之初默默无闻，作品既突出体现了浪漫派运动中的虚无主义潜流，可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滑稽讽刺式的模仿。在这一时期，恐惧、对夜间万物的预言正方兴未艾。在对黑夜的恐惧中，黑暗代表着意义和方向的缺失。让·保尔[25]的《死去的基督在宇宙中发表关于上帝不存在的演讲》中出现的噩梦片段当然也正体现着这一主题，而荷尔德林的所有诗作则都是围绕着“众神降临之夜”展开的。

在《守夜人波纳文图拉》中有这样的话：“夜寂静得简直可怕，冷酷的死神就潜藏其中，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魂灵，他将终结之后的生命紧紧攥在手中。不时就会从教堂顶上坠下一只冻死的乌鸦……”

迄今为止，只有旧的信仰或是新的理性发出的光辉能够帮助人们抵御黑夜。就在叔本华写下这首有关黑夜的诗的时候，距离浪漫派的崛起刚刚过去十年。面对黑夜，浪漫派不只是充满恐惧，同时也陶醉其中。他们找到了新的光源：音乐和诗。只有这两者可以与黑夜和解，因为从音乐和诗中可以生出某种看得见的特殊的黑暗。

阿图尔·叔本华也接收到了从这一“发现”中传达出的讯息。于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承受痛苦和不幸，他不仅阅读克劳狄乌斯，而且还读了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尔[26]的作品（由路德维希·蒂克[27]于1797～1799年间编辑出版）。

瓦肯罗德尔是浪漫派艺术宗教中的一颗彗星，是他将闪耀的魔幻、黑夜的绚烂传播开来，却又随即将其熄灭。当蒂克为其编辑文集并将之出版时，瓦肯罗德尔已经谢世，去世时年仅26岁。与十年后年轻的阿图尔·叔本华面临的问题类似，瓦肯罗德尔以及浪漫派运动在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浪漫派的这一辈人自身已经不属于旧的宗教，可是他们又不满于理性，在改天换地的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下具有大胆的想象力，因而他们不满于循规蹈矩，他们感到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父辈中有些人是理性的，有些人对宗教很虔诚，也有些人懦弱且毫无想象力。这些年轻人在逃避着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咯吱作响的重负，他们在找寻避难之所，最终找到了款款而来的艺术之神。瓦肯罗德尔也是这样一位寻求避难的人。他的父亲是柏林掌管司法的市长和军机顾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务人员，他希望把儿子也培养成同样的人。而儿子却和朋友蒂克一起沉湎于对艺术的幻想，即便如此，还是陷入二元对立的冲突之中。他当不了“无用人”[28]，一位同时代的人是这样描述他的：“就仿佛他已经隐约地感觉到，这个内心的世界需要一个来自外部的平衡力。当他不愿完全走进内心世界的时候，他就怀着恐惧依附于某种秩序。一旦这种秩序对他来说成为习惯的时候，他就不再放弃这一秩序。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会觉得他冷静甚至迂腐。此时，父亲的资产阶级本性似乎占了上风……总的来说，音乐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在音乐中积蓄着某种负载着电能的物质，它只等待着适当的接触方式，随后四射出的电光让人目眩。”[29]

而年轻的叔本华本人也怀着恐惧依附于“某种秩序”，在浪漫派的艺术和音乐幻想的流星雨中流连忘返。在众多的幻想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一篇来自东方的关于某位赤身圣徒的奇妙童话》[30]了，人们认为它比喻了浪漫派对获得救赎的渴望，这部小说已成为一个“经典的”譬喻。直到晚年，阿图尔·叔本华还从这个故事中汲取素材。这篇童话中的“圣徒”总是听到“旋转着的时间之轮在吱吱作响”，因此他必须干最重的活儿，似乎要把“一个巨大的轮盘转动起来”。在一个夏夜里，一对情侣的歌声使他获得拯救。“随着音乐和歌声发出第一串音符，纠缠着赤身圣徒的时间之轮不再轰鸣。”[31]对于新一代而言，音乐、诗和爱情是天赐的力量，它们将人们从干巴巴的日常生活的“转轮”中解脱出来，从空虚的时代的“单调的、一板一眼的持续轰鸣”中拯救出来。在叔本华日后的哲学中出现了“意志的转轮”这一概念，我们被捆绑其上，随着它转动。当我们沉浸于艺术作品之中的时候，转动的轮子会戛然而止。

在这一时期，年轻的阿图尔·叔本华阅读着浪漫派的作品，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从生活中将宗教、艺术和纯粹的爱情这仅有的几个瞬间提取出来，那么除了一些低级乏味的念头外还能剩下些什么呢？”（HN Ⅰ，10）

宗教在这里还是某种救赎的力量，可是在浪漫派那里，宗教是和“艺术”与“爱情”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这种宗教便和父辈们的宗教有所不同了。例如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就强烈反对将艺术和宗教相提并论，因此他将浪漫派的崛起视为新一轮的偶像崇拜并加以抵制。从他的立场（“遵照上帝的旨意”）出发，这位正人君子的话还是颇有道理的。因为浪漫派所理解的宗教并非俯身屈从、信仰神启的宗教，而是一种授予自身全权的宗教，是挣脱了束缚的想象力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如果要理解阿图尔·叔本华如何以及为何沉浸其中，那么就必须理解浪漫派宗教的内在活力所在：恰恰是对艺术的狂热造就了这一宗教。

如果有人像叔本华那样陷在父亲的此岸世界之中，那么至关重要的就在于，他至少就要从父亲的彼岸世界（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中超越出来。浪漫派的宗教和艺术宗教（至少是瓦肯罗德尔的音乐形而上学）为年轻的叔本华开辟了道路。他随着这一潮流前行，于是就从父亲的宗教中稍稍解放出来。由此，他摆脱了父亲认可的世界超越方式，从而进入了被父亲禁止的世界超越方式之中。作为个体，他理解了一个划时代的精神运动的命运，这一精神运动将开创（我称之为）“哲学的狂野年代”，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时代的起点是康德的革命，这一革命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神话，掏空了传统的信仰，务实地赋予主体以全权，将对“自在之世界”（Welt an sich）的好奇转变为“自为之世界”（Welt für sich）的生产形式。旧的“物的秩序”（福柯）随着康德而瓦解，催生了现代性。虽然现代性已经丧失了其魔力，但是我们始终无法从中摆脱。

虽然叔本华要到日后才会接触到这场与康德的名字紧密相连的革命，但是他此时已经被笼罩在了这场变革的气氛之中。在与浪漫派的接触过程中，他已经感受到了这场变革的划时代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叔本华准备参与其中之时，这场变革的剧情已经进入第二幕或第三幕了。这是颇具意味的一件事。通过浪漫派，叔本华回溯到康德那里。后来的哲学家对康德表示不满，然而叔本华正是试图对此作出修正。在佛教和神秘主义的推动下，跨越了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叔本华一头扎进某种没有天际的超验之中，进入了刨根问底的“对有限性的分析”（福柯）之中。这种分析所造就的艺术作品不会背弃形而上学。

在汉堡的最后两年里，叔本华还是不断地阅读浪漫派的作品，感受其中的勃勃生机。然而在浪漫派艺术的无限之中缺少某种根底，也就是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和父亲所信仰的“客观的”启示。浪漫派的无限是彻头彻尾主观的东西，人们将自己献身于某种无限之中，这种无限或者是人创造出来的，或者人们在接纳它的时候至少觉得自己能够创造这种无限。依据浪漫派的时代精神，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借助挣脱了束缚的想象力创造出来。

浪漫派相信，透视自身的秘密就可以窥探世界的秘密。如果人在自己那里找到了咒语，世界就会放声歌唱。人会下坠不止，然而这种下坠乃是真正的升腾，下沉之势将人们带进磁力场的中心，在这里步履踉跄的理性学着翩翩起舞。在这里原本潜藏着我们心中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而此刻我们却与世界如此亲密地接触。这里充满了浪漫派对语言的怀疑，对于瓦肯罗德尔而言，语言是“内心狂热的坟墓”。[32]在语言中，无法言说的东西轻易地变得不可言传。语言跟不上情感的河流，它只能将那些同时发生的感受捻成细细的丝线而由前至后地一一道来。对于诺瓦利斯[33]而言，现代的原罪就肇始于路德的《圣经》翻译，随着这一译本的出现，字符横行霸道的时代开始了。在字符的监护下，想象力和内在的意义被剥夺了，它们由此失去了天马行空的本领。正像瓦肯罗德尔一样，诺瓦利斯称颂“神圣的音乐”。[34]在音乐中，万物仍可以自由回旋，借助音乐人们可以学习悬浮的形而上学。如果说瓦肯罗德尔还只是小试身手探索通过音乐拯救个体的话，那么诺瓦利斯则将其推而广之，试图借助“神圣的音乐”将欧洲从敌对和平庸中拯救出来。贝多芬具有和诺瓦利斯一样的勃勃雄心，他在波拿巴将军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却发现作为皇帝的拿破仑背叛了自己。不只是瓦格纳，在他之前的贝多芬就感觉到了自己是宗教的某种赞助人，对于他而言，音乐是“传达神性的东西，是一种高于一切智慧和哲学的启示”。[35]在下文关于叔本华音乐哲学的段落中，我们将再次提及音乐所具有的浪漫的高空迷醉感。

根据浪漫派的精神，通向我们心中无可言说之物并借此通向世界秘密的途径首先在于音乐和宗教。它们同样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在半个世纪以前还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说法，可是世俗化的进程和获得解放并自我授权的主体击碎了旧的天空，音乐仰视着这片天空，宗教从这里获得启示。现在这两者（音乐和宗教）是我们自身想象力的产物，正因为想象力来自不可言说之物，所以它展现了某种神力。这是来自下层的神性。同时代的哲学家雅各比对此不以为然，他目光敏锐地揭示道：“要么上帝存在于我的体外，充满生机，为自身而存在；要么我就是上帝。”[36]浪漫派选择了他们自己的神性。施莱尔马赫[37]写道：“并非信仰《圣经》的人，而是不需要《圣经》并且能够自己创造《圣经》的人才拥有宗教。”[38]

这种从纵情感伤中流淌出来的令人沉醉的宗教深深吸引着叔本华，因为这种宗教所展现的不是父亲的启示和道德规范，而是展示了一种体验自我和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还可以给人以审美享受。在母亲移居魏玛之后，叔本华住在保险商维林克开办的旅店中。就在这里，他沉醉于浪漫派升天之旅的氛围之中，而此时此刻，浪漫派的代言人却已经“连翻三个跟头跳入深渊之中祈求上帝的怜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39]语）。[40]当下的趋势是回归教会信仰，而叔本华正试图摆脱它。他在瓦肯罗德尔那里读到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被消解成碎片布满废墟之上，可是我们必须凭借勇敢的臂膀披荆斩棘穿越这片废墟，紧紧依靠艺术，依靠伟大的、恒久的事物，只有它们才能超越一切并抵达永恒。永恒从天上向我们伸出熠熠生辉的手，于是我们便可以大胆地悬浮于可怕的深渊之上，盘旋于天地之间！”[41]叔本华写信给远在魏玛的母亲，信中写道：“在我们这块坚硬的土地上，必然性和缺陷在争夺着每一寸领土。天上的种子怎样才能在此找到容身之所？我们被原始精神所放逐，不能用力向上接近它……可是一个充满怜悯之心的天使为我们祈得了天上的花朵，这朵花在空中异彩纷呈，最终在这方充满苦难的土地上扎根。神圣音乐的脉搏没有停止跳动，它们穿越了几个世纪的蛮荒，它们激起的永恒的回响留在了花朵之中，所有的感官都能感受得到，其自身也超越一切的重负和德性。”（B，2）

第一眼看上去，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和谐对于两者都有好处。作为艺术的宗教使自己从教条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内心的启示；而作为宗教的艺术则赋予这些“启示”以超世俗的庄重。艺术宗教使我们得以“大胆地悬浮于可怕的深渊之上，盘旋于天地之间”。陷身于生意买卖之中的叔本华将希望寄托于这种艺术宗教，他试图“轻轻迈开脚步/穿越丑陋的尘世生活/不让双脚陷入尘土之中……”。（HN Ⅰ，2）

在父亲的信仰中，对世界的超越是踏踏实实的、值得信赖的一笔存款。而与此相对，浪漫派的艺术宗教（即使按照其对自身的理解）好比一桩充满风险的买卖。年轻的蒂克在他的小说《威廉·洛弗尔》（年轻的叔本华曾读过好几遍）中写道：“如果这样一个生灵一旦感到自己的双翼失去了力量……那么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向下坠，他的翅膀就会摔得粉碎，从今以后他不得不永远爬行。”[42]

浪漫派的狂热所带来的轻微震颤其实来源于潜在的恐惧，他们害怕恢复清醒，害怕失去梦游中的安全感。在最义无反顾的时刻，浪漫派知道，他们的天国音乐的回响空间如此虚空，令人胆寒。瓦肯罗德尔写道：“在我看来，不久以后音乐将完全成为我们生活的写照，成为感人而短暂的愉悦（这种愉悦或起或伏，它来自虚无并最终消失于虚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成为令人欣喜的小小绿洲（它漂浮在黑暗而捉摸不透的大洋之上，阳光明媚，充满歌声和旋律）。”[43]

在众神覆灭之后，某些人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再度托起他们心目中的神明，这些人陷入了某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要信仰那些他们一手造就的东西，他们还要将这些自造出来的东西当作感受到的东西加以体验。他们要从这种“创造”中达成自身心灵和神的统一（unio mystica），可是这种统一只能维持现状。他们想在台前观赏大戏，可同时又置身台上，他们自任导演想让自己的表演出彩。浪漫派的艺术信仰想做的是那些不可能的事情：通过精巧达到素朴，替换旧的成分，代之以镜像般的双重存在。结果是：感觉之感觉，信仰之信仰，想法之想法。根据情绪的变化，人的所感所受也有所不同，要么是因物态千变万化而欣喜，要么是由于无物可依而痛苦。正如让·保尔所说：“唉，如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和造物主的话，那么他难道不也同样可以是自己的死亡天使吗？”

浪漫派的这种内心冲动异常危险，而它恰恰使叔本华精神振奋。但是坠落的恐惧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那么叔本华时刻担心有可能将其抛向尘埃的究竟是什么力量呢？

这就是在迟到的青春期里所爆发出的感性体验，正是后者阻碍了他，使他无法任意飞翔。性欲，也就是肉体让他坠落尘寰。就在他处于浪漫主义的振奋情绪之中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献给“死亡天使”：“哦，情欲，哦，地狱/哦，感官，哦，爱情/无法令人满足/从高天之上/你将我拖下/将我摔下/我躺在尘土里/浑身绑缚。”（HN Ⅰ，1）

“情欲”和“爱情”，对于年轻的阿图尔而言，这二者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一点：在父亲去世、母亲出远门以后，尚未年满20岁的叔本华独自生活，没有家人照看。在此期间安蒂姆来到了汉堡，一来他可以结束在勒阿弗尔的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二来在此学商。安蒂姆在信中写道，他想在朋友的身边。在此期间，这两个年轻人做了不少“放荡不羁的事情”，这在当时市民阶层中倒也司空见惯。

每逢周末，居住在奥米勒的安蒂姆就来到汉堡。他要“亲身体验些东西”，而阿图尔则充当向导。二人相互鼓动对方，与女演员和合唱女歌手们在一起厮混，如果在她们那里讨不到什么便宜的话，两人就在“一个风尘女子的怀抱里”（安蒂姆信中的原话）[44]寻求安慰。安蒂姆那种在女人面前大献殷勤的媚态有时候也让阿图尔颇为厌烦，对此他不无嘲讽，而且显出不快，安蒂姆由此受到了伤害。不过很快双方又和解了。阿图尔还给安蒂姆弄了些不正经的读物，看来这正中安蒂姆的下怀，因为后者在信中谢道：“这些日子里心情好极了，常有些男欢女爱的念头。”[45]

“男欢女爱的念头”两人都有，不过阿图尔总是满怀疑虑地压抑着这些想法。在某个夏日里，两人前往位于霍尔施泰因的特里陶郊游。两个人就躺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安蒂姆动了寻欢作乐的念头，而此时的阿图尔却扫他的兴，说道：“人生如此短促，且充满疑团，因此费劲做事徒劳无益。”（G，15）

还没有什么男女之事值得阿图尔费什么大劲儿，他的问题在于：肉体的需求羞辱着大脑，这些需求可以在他本人面前炫耀胜利，然而却无法战胜女人。于是，他无法宽恕这些肉体上的需求，同时也无法宽恕女性。在多年以后的一次谈话中，阿图尔·叔本华说：“至于说到女人，我对她们总是彬彬有礼。如果她们想得到我该多好。”（G，239）既然女人们都不想得到他，那么对于叔本华来说，她们必然就成为暗中渴望的对象，因此他也就将涉及肉体之事看作某种威胁。“情欲、地狱、感官、爱情”，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样东西：“弱点的枷锁”。正是由于这一枷锁，一切“向上的追求”归于失败。性欲总是给他带来失败或者只是一些小的胜利，因此他体验到的性只是屈辱而已。由于安蒂姆只是两人共同学步时的同伴而已，所以不久他就疏远了阿图尔。在情场上较为得意的安蒂姆根本无法理解阿图尔“不要深陷到肉体之中”的愿望。

阿图尔整日里坐在耶尼诗家店铺的账房里，而晚上则待在旅店里，虽说偶尔和安蒂姆一起去寻欢作乐，却了无兴致。对于阿图尔而言，“外界”再糟糕不过了。可是他却没有试图去改变这种情况，而是梦想着“精神上的巫山云雨”。“少数的那几个杰出人物只是出于偶然才不像其他众人那样被如此稳固地安置在躯体之中。为什么又偏偏是他们受到千难万阻而不得不彼此分离，以至于他们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无法辨认对方的模样，无法经历那一刻精神上的巫山云雨？为什么像这样一个人不得不……顶多只能在艺术作品之中……偶尔地感受到相似的生灵存在，而随后徒增思慕之苦？他此时在荒野之中独自忍受，在这片荒野之中，一大群没精打采的半人半兽的怪物（它们就像撒哈拉沙漠中的沙子那么多）映入他的眼帘。”叔本华如同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之中，这种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1807年的夏天。身在魏玛的约翰娜再也受不了来自汉堡的这些哀诉了，她要采取行动解放阿图尔，因为他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解放自己。是母亲让他获得了重生，她将阿图尔从汉堡拉了出来。按理说他应该感谢母亲才是，这是他欠母亲的一笔债，但或许这正是他无法原谅她的原因。

[1] Bw 14，第14页。

[2] Bw 14，第16页。

[3] Bw 14，第16页。

[4] Bw 14，第16页。

[5]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136页。

[6] 转引自葛文纳·威廉·封《叔本华生平》，第27页。

[7] Jb.1971，第86页。

[8] Jb.1971，第89页。

[9] 颅相学（Phrenologie）由德国医生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85～1828）创立，根据这一学说，由人的头骨和面部构造可以推断出其禀赋和性格。

[10] 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德国作家、音乐家，文学创作受浪漫派的影响，作品具有神秘怪诞的色彩，对德国和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代表作为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公猫穆尔的生活观》、童话《金罐》《胡桃夹子和老鼠国王》等。

[11]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142页。

[12]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2卷，第32页。

[13] Bw 14，第18页。

[14] Bw 14，第19页。

[15] Bw 14，第27页。

[16] 转引自W.勒彭尼斯《忧郁与社会》，第103页。

[17] 感伤派（Empfindsamkeit）是德国启蒙运动（18世纪下半叶）内部的一个文学流派，深受英法作家（例如理查逊、斯特恩、卢梭）的影响，克洛卜施托克的诗歌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堪称德国感伤文学的巅峰之作。

[18] 克劳狄乌斯：《全集》，第507页。

[19] 克劳狄乌斯：《全集》，第506页。

[20] 克劳狄乌斯：《全集》，第507页。

[21] 克劳狄乌斯：《全集》，第506页。

[22] 神正之辨（Theodizee）是神学和哲学上的难题：既然有万能而仁慈的神的存在，那么何以有世间的痛苦、灾难、罪恶？神正之辨正是试图对这一对矛盾作出合理的解释。莱布尼茨的《神正论》（1710）是对此问题进行全面阐释的一次尝试，他认为恶的存在正说明了善的缺失，是上帝在造物之际用于考验的一种手段，为的是最终从恶之中生出善。

[23]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哲学代表作为《人类理智新论》《单子论》，他还被视为数理逻辑的开创者，他关于“二进制”的阐述对于后世影响巨大。

[24] 《守夜人波纳文图拉》匿名发表于1804年，究竟作者是谁，至今众说纷纭。作品中的叙事者是一位守夜人，内容为他在值夜时对各种问题的冥想和评论。作品的结构也很奇特，小说无头无尾，在叙事中插入了诗歌、评论、书信等众多体裁，堪称浪漫派“综合文艺作品”（Universalpoesie）的范本。

[25] 让·保尔（Jean Paul，1763～1825），德国作家，代表作为小说《巨神提坦》《少不更事的岁月》《看不见的共济会》等，其作品以情节曲折、语言幽默著称于世。此外文艺理论著作《美学入门》影响也很大。

[26] 瓦肯罗德尔（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798），德国早期浪漫派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热爱艺术的僧侣的心曲倾诉》及续集《关于艺术的幻想》，其作品对其他浪漫派作家影响深远。

[27] 蒂克（Johann Ludwig Tieck，1773～1853），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威廉·洛弗尔先生的生平》《弗兰茨·斯特恩巴德的漫游》（与瓦肯罗德尔共同构思，蒂克执笔）及童话小说《金发的埃克贝尔特》和童话剧《穿靴子的公猫》，此外还翻译了《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28] 此处的“无用人”（Taugenichts）来源于德国浪漫派作家艾辛多夫（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1788～1857）的小说《一个无用人的生涯》（1826），其中的主人公具有音乐才华，四处游荡，怀才不遇，又不愿随波逐流，在一般人的眼中就是一个“无用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浪漫派“艺术人生”的理想。

[29] 转引自京策尔《浪漫派之王》，第63页。

[30] 该作品出自《关于艺术的幻想》（瓦肯罗德尔）第二编。

[31] 瓦肯罗德尔：《文集》，第153页。

[32] 瓦肯罗德尔：《文集》，第171页。

[33]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原名Georg Philipp Friedrich Freiherr von Hardenberg，德国早期浪漫派代表作家。代表作为《海因里希·封·奥弗特丁根》（未完成）、组诗《夜之颂歌》、诗歌集《宗教诗》和论文《是基督教还是欧罗巴》。

[34] 诺瓦利斯：《文集》第2卷，第749页。

[35] 转引自E.弗里代尔《近代文化史》，第920页。

[36] 转引自G.舒尔茨《法国大革命至复辟期间的德国文学》，第211页。

[37]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新教神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柏林浪漫派交往甚密，哲学代表作为《辩证法》，是现代阐释学的奠基人，对后世影响巨大。

[38] 转引自G.舒尔茨《法国大革命至复辟期间的德国文学》，第209页。

[39] 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德国浪漫派作家、文艺理论家，代表作为论文集《断片》和长篇小说《卢琴德》，他的文艺理论思想被认为是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40] 转引自G.舒尔茨《法国大革命至复辟期间的德国文学》，第208页。

[41] 瓦肯罗德尔：《文集》，第167页。

[42] 蒂克：《文集》第1卷，第238页。

[43] 瓦肯罗德尔：《文集》，第156页。

[44] Jb.1932，第217页。

[45] Jb.1932，第217页。

第五章

魏玛——政治上的灾难和母亲在社交上的成功——处于困境之中的歌

阿图尔独自在汉堡生活了几乎一年之久。然而按照资产阶级家庭观念和继承法的解释，他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过自从移居魏玛之后，母亲一直把他当作成年人看待。十分明显的是，她在信中使用的是一种新的口吻。和阿图尔交谈之时，她不像是一个母亲，而像是一位年长的朋友或是姐姐。在出发的那一天，她想逃避那种惯常的告别仪式。1806年9月21日的清晨，阿图尔收到了一封信，那是母亲在夜里写就的，信中说道：“你刚刚走，我还能闻到你的雪茄留下的气味。我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将无法见到你。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相处得颇为愉快，就把这当作辞行吧。保重，我亲爱的阿图尔！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这里了。就算我还没走，你也不要来找我，我无法忍受告别的时刻。只要我们愿意，就一定还能再见。我希望，这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到时候理智会让我们彼此都愿意再见的。保重，这是我第一次欺骗了你。我六点半就预订了马匹。我希望你不会因为我欺骗了你而难受，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是如何的脆弱，每一次感动都会深深地搅乱我的心。”[1]

这封信的重要之处在于其细节部分，例如信中提到他们共度的最后一夜留下的雪茄烟味。她不想把阿图尔当作儿子，而是想把他当作一个男人留在记忆之中。她略施小计躲过了伤感的离别一幕，她无法承受这一场面。她的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愉快憧憬。“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正是凭借这一逻辑约翰娜将自己从寻常的母亲的职责中解脱了出来。

她设计了新的人生蓝图，这违背了上等人家的规矩，对于这一点她心里大概很清楚。这正给了她某种足以让人自豪的自信：她不会心存恐惧地瞻前顾后，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受到妨碍。她曾经在一封给阿图尔的信中写道，她“下定决心，太想在两条路中间选择看上去最好的那一条路。就像我在做出何处栖身的决定时那样，我没有选择返回故乡回到亲戚朋友那里（每个女人在我眼下的处境中都会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对于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魏玛”（1807年4月28日）。[2]

在丈夫去世后，她与那帮亲戚的关系比较疏远，她万分庆幸终于摆脱了他们。针对但泽亲戚之间的争吵，她当着阿图尔的面发表了如下评论：“感谢上帝，我还算聪明，得以从一切类似的亲戚关系中脱身而出。我可以从远处静观这些是是非非，我越发感到，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只会败坏我那原本良好的生活。”（1807年1月30日）[3]在魏玛，约翰娜完全沉浸在全新的、“良好的生活”之中，因此在这一时期写给阿图尔的许多书信中，她只顾写自己和身边的人和事情，而没有（当然除了起初的几封信外）仔细回复阿图尔信中的内容。这一时期阿图尔写给她的信也难以计数，这些信日后都被她销毁了。在他俩之间，不存在用书信方式进行的对话。约翰娜本人几次在信中请求阿图尔的原谅，其实她只是想让阿图尔分享她的世界，她写道：“可是我总是想跟你说些什么，我有这样的习惯，参加聚会归来总要给孩子们带些糖果回来。”（1806年12月8日）[4]这番话从母亲的口中说出来未免有些炫耀之意了。对于阿图尔在汉堡的生活，她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好奇心。不过她倒是利用了阿图尔留在汉堡这一契机，不时交给他一些小差事，为她在魏玛的那些朋友跑腿。例如他要将魏玛公爵的母亲的一封信递送到罗斯托克；歌德的朋友们需要画笔和刺绣的花样用于临摹；好友费尔诺夫想要一本书，可在魏玛却买不到；而母亲则需要一顶草帽。所有这些东西阿图尔都要仔细装箱，而帽子则要先戴在头上试一试，因为“别忘了，我的脑瓜和你的一样大，这顶帽子一定要你戴了合适才行，否则我也没法儿戴”（1807年3月10日）[5]，母亲在信中这样写道。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同的大脑瓜[6]才显得有些好处。如果阿图尔一切都采办齐全的话，母亲会大加赞赏：“亲爱的朋友阿图尔，我赠给歌德、费尔诺夫、麦耶尔一人一支粉笔，他们对此深表谢意。”[7]歌德让母亲代为致意，并为收到了粉笔表示感谢，阿图尔就此抓住了“先知长袍”[8]的一角。在为神奇的魏玛奔走当差的过程中，阿图尔也稍稍感受到了太阳的温暖。

在当时，如果有谁能够和魏玛这个精神的世界稍稍攀上些关系，那么他在进入魏玛之时都会满怀敬意。在文化之家的上下两层高朋满座，德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企及。楼上住着赫尔德、席勒、维兰德[9]，当然还有歌德；而楼下则聚集着那些风行一时的人物，例如奥古斯都·封·科策比[10]、斯特凡·许策[11]、乌尔皮乌斯[12]。毫不奇怪，就连那位不甚恭敬的同代人让·保尔在初次来到这座位于图林根的小城时也不禁赞叹道：“终于……我推开了天门，现在正站在魏玛的中心。”[13]不过，没几个星期他就在一封写给兄弟的信中抱怨道：“你根本想象不到，为了能够栖身在公爵的伞盖下，大家你争我夺，推推搡搡，争吵不休。”

如果一个人没有为魏玛投射出的艺术光辉所迷惑的话，那么无论他来自哪个方向，一旦向魏玛方向进发，他就会气急败坏地发现，便于行驶的重要主干道都不通向这座城市。无论是从法兰克福（美茵河畔）途经埃尔福特通往莱比锡的东西干道，还是由艾斯莱本经过鲁道尔施塔特前往纽伦堡的南北干道，它们都不经过魏玛，这座有实无名的德国文化首都位于交通上的死角。距离魏玛最近的一段干道的路况实在糟糕透顶。自1799年起，歌德主管魏玛公国的公路修建事务，他试图改变这一状况，然而无功而返。于是他干脆放弃了这一想法，只身前往意大利旅行去了。魏玛四周的道路十分危险。1816年夏天歌德前往法兰克福，马车刚刚出了魏玛还没有走几里路就翻倒在路旁。身为枢密顾问的歌德身上多处擦伤，从马车下面爬了出来。自此以后，他放弃了一切较大规模的出行计划。

魏玛城中的道路还算不错。同时也主管市政道路建设的歌德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最重要的马路、街道和广场都铺上了砾石路面。令魏玛人自豪的是，所有来这里的游客和外国人都要为此交纳专门的砾石路面税。当局还下令要求人们爱惜使用路面，因为这是魏玛城市文化的珍品。为此当局还制定了限制速度的规定，马匹车辆只能中速行驶，马路上禁止吸烟。

“前来朝圣的艺术青年、狂热的文艺爱好者走进这座城市，他们似乎由一位女魔术师领队参观，”一位同时代人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在他们看来，魏玛简直太美妙了，就像是缪斯女神的美丽天国……不过……建筑样式、房屋、街道和各种装饰与天国并不相干，这只是魏玛的外表；而他们在心目中所看到的是魏玛的诗意。”[14]

同期的许多记述都可以证明，“魏玛的外表”确实不怎么样。一位名叫沃尔夫林的人在1796年参观了魏玛以后写道：“眺望全城的最佳地点在高地对面的山上。可无论你怎么仔细端详，它终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地方。无论从街巷的规划和整洁程度，还是从建筑的样式方面讲，魏玛都无法与整洁宽敞的哥达相提并论。这里的房屋大多非常矮小而简陋，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副简陋的小城市的模样。离开主干道不远就能够看到坑坑洼洼的地方，这更印证了我的判断。在这座城里找不到一块地方可以让人看得出这里有国都的气象。”[15]

在1800年前后，魏玛的人口大概在7500人。虽然这座城市文化名人荟萃，可是人口的确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相对于同期德国全境的人口增长率，魏玛还落后于其他地方。从歌德抵达魏玛的那一年（1775）到世纪之交（1800）这一段时间，城中只新建了20幢房子。老城中心狭小，形状也不规则。在1800年前后，城中共有700幢房屋，都拥挤不堪地围绕在雅各布教堂周围。1760年起，当局开始拆除城防工事，于是在城市外围获得了新的空间。几座老城门也给拆了，不过用于征收往来车辆税收的关卡还保留着。在新开辟的土地上兴建了公园、苗圃和林荫道，而且还给务农的居民（Ackerbürger）[16]兴建了新住宅区。魏玛还远远没有脱离小城市的风貌，虽然此时已经比歌德刚来的时候要强一些了。那时候猪满街乱窜，奶牛就在公墓的草坪上吃草，当时公爵颁布的清洁令中有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条款：“城中的粪便由粪车运送出城。如果没有车辆，就应在集市之外的日子里将粪便处理到僻巷之中，周日或节假日里不许把粪便留在路面上不管。”[17]18世纪中叶，魏玛几乎一半的人口是农民，直到世纪之交前后尚有10%左右。不过有些小手工业者、车行主、饭店老板以及一些宫廷侍从也拥有小块的耕地，因此家门前常堆积着充当肥料的粪便，这仍然是城市里常见的景象。夏日里，这些肥料总是会招惹来不少蚊子和飞蝇，因此在这段时间内，那些体面人就会逃离到邻近的温泉浴场去。

这些“体面的人”都聚集在公爵的宫廷里，在魏玛没有拥有自己产业的大资产阶级。虽然这里行业众多、门类也不少，可都是由一般的小市民经营。据1820年的统计，这里共有485家手工业作坊，其中的280家作坊没有帮工，117家各自只有一名帮工。城中共有62名鞋匠、43位裁缝、23个屠夫、22位木匠、20个面包师、20名麻纺工、12个铁匠、11位钳工、10名箍桶匠、10个皮匠在行会中注册，借此可以规范彼此之间的竞争，具体措施就是谁也不得大规模扩张经营。工业化时代的触角几乎还没有延伸到魏玛。不过，在歌德的文学创作陷入枯竭的那段时期，他曾试图改变这一局面。由于新宫殿的建设进度缓慢，于是在1797年，他呼吁宫殿营造委员会建立一个“大木工作坊”，论据是：“至少有一部分活计应该采取工厂化的生产方式完成，采用机器或多人共同协同工作具有很多优势，否则该工程将遥遥无期。”[18]可是歌德的同僚福格特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还是应该考虑到行会方面的问题……众所周知，此地的木匠作坊里的帮工已经卷入了令人不快的滋事事件之中，因此这一行业的生产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果建立一家不受行会控制的木器厂的话，那么不满的情绪只会增强。”[19]魏玛当局不愿看见无产阶级的出现。

魏玛城中唯一有些气派的“工业家”当推弗里德里希·尤斯廷·贝尔图赫（Friedrich Johann Justin Bertuch），他早年学习法律，爱好文艺，身兼商人、出版商，同时还替公爵掌管私人财产。贝尔图赫是靠创办一家生产人造花的工厂起家的，这也正符合这座小城的文艺氛围。歌德的情人、日后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就在这家工厂里工作。此外贝尔图赫创立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几份报纸杂志，其中有著名的《耶拿文学汇报》和《奢华与时尚》。1791年，他将所有与出版和工艺品加工有关的业务合并在一起，成立了“国家工业社”。当然此处的“工业”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同时代的人对这个夸大其词的招牌有所评议：“虽说贝尔图赫先生称自己的公司为工业社有些日子了，如果此地有什么工业的话，那么也就只有这么一家而已。”[20]

可是在魏玛的周边地区，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虽说进展还有些迟缓。在阿普尔达已经有了一家生产长筒袜的工场。一架纺车每周可以生产10双长筒袜，这似乎还算不得什么。可当地一家水管厂的名声就显赫多了，因为它是全德国境内第一家。

1820年前后，魏玛就业人口中的26%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宫廷。公务人员、警察、宫廷侍从、宫廷乐队和剧院的成员、神职人员、教师、医生、药剂师、律师等自觉高人一等，与那些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者划清界限，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宫廷交办的差事过活。无论社会等级如何森严，对于那些满怀憧憬踏入这座著名城市的外来人而言，这里仅仅是一座充满市侩气的小城市。那位沃尔夫林先生写道：“住在城里的大部分……居民是一群小城市里惯常的市侩，在他们的身上，你既感觉不到宫廷的精致也体会不到特别的富足。”[21]一位习惯完全不同的英国人写道：“想在魏玛寻找国都里常见的欢乐的人群、嘈杂而感性的欢愉场面，这是完全徒劳的。这里很少有人喜爱闲适的生活，而且有钱的人也太少，因此没有闲情逸致游艺享乐。由于这座城市本身就很小，而且居民的生活按部就班，因此不需要警察，更无须秘密警察，每个居民就已经处于宫廷的特别监视之下了……如果一个人来到此地就是为了消遣娱乐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觉得魏玛是一个令人伤心之所。上午是工作的时间，就连那几个无所事事的古怪家伙也羞于被人当作闲人……六点钟每个人都赶往剧院，人们称之为大家庭的聚会……大约九点前后演出结束。可以断定，十点前后每家的主人都已经进入沉沉的梦乡，或者至少彻夜静静地躺在床帏之中。”[22]

如果谁想在剧院之外寻找其他的娱乐场所，那么他一定会失望的。沃尔夫林写道：“若是走进一家咖啡馆，您就会看见里面空无一人，店中的伙计无聊地搓着手。他甜言蜜语地跟在你身后简直要把你逼近墙脚，因为您的光顾使他幸福无比。到了晚上，您会在这里撞见一帮文书，这些人吞云吐雾简直要使人窒息。”[23]

定期举行的集市让魏玛这座都城毫无遮掩地回到了其本原状态（乡村），只有在这个时候，城市里的公共生活才活跃起来。每年秋天举行的洋葱集市是一次真正的民间节日。人们将自家的房子用树枝和树叶装扮起来。葡萄酒要多少有多少，人们在街上跳舞，到处可以闻到大葱和芹菜的气味，一派欢庆丰收的氛围。同样热闹的还有每年举行两次的规模盛大的原木集市，荷兰造船业的富商们居然也来赶集。而猪市也是每个月举行一次，就在雅各布教堂前的广场上，这令居住在附近的赫尔德大为光火，他此时是教会监理会的高级成员。

除了这些定期举行的乡间节日，在其余的日子里，从近处观察这座城市，魏玛就是一个“蜗牛壳里的世界”，席勒来到魏玛后大失所望地下了这个断语。出于自己的身份，贵族们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交往，而小市民们也是如此。直到1848年，魏玛剧院内楼上的观众席还被分成两块，贵族的包厢和市民的包厢泾渭分明。就连歌德有时也能感受到贵族们的傲慢无礼。自认为代表魏玛社会最上层的16个家族仍然对歌德的爱情生活耿耿于怀，曾经在贝尔图赫的人造花工厂里干活的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是他们绝对“无法接纳”的。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一位贵族出身的高级林业官员居然向枢密顾问歌德发出挑衅：“把你的人（克里斯蒂安娜。——作者注）送回家去！我把她灌醉了！”[24]这一回他确实把克里斯蒂安娜送回家了，可是总的看来，这件事并没有使他产生动摇。日后成为公爵的情妇并暗中与歌德较劲儿的女演员卡罗琳娜·亚格曼[25]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从曼海姆来的时候，这层关系已经确定了。乌尔皮乌斯住在歌德家中，对于这座小城来说，这简直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敢作敢为，无所畏惧地蔑视公众的意见。人们觉得此事尤伤体面之处在于，大家认为歌德在滥用特权，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特权保障正是他与公爵的交情。”[26]随着歌德与乌尔皮乌斯产下一子（奥古斯都）并使其合法化，人们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当然歌德仍然继续与宫廷维持联系，他的官方职责要求他这样做。他在贵族的核心圈子内也有通风报信的人，那就是封·斯泰因夫人[27]。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会避免那些只有贵族参加的社交活动。在自己位于弗劳恩普兰并不宽敞的家中，他试图营造一种兼容各个阶层的氛围，当然这里也受着严谨的礼仪规范的束缚。招待宾客的主人是枢密顾问先生，而不是瓦普几司之夜[28]盛会上的诗人。

小市民缺少自信，他们只是待在自己的圈子里，他们巴望着因为表现良好或驯服而获得从天而降的嘉奖。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像魏玛市民那样热衷于获得封号和拥有参事这样徒有其名的头衔。一位来魏玛旅游的人写道：“尤其引起我注意的一件事是，我总是听到人们在谈内廷参事维兰德、枢密顾问歌德、副主席赫尔德。人们在提起他们的时候总是加上头衔……在社交聚会上，除我一人而外，可能无人没有头衔，就连在场那几个商人也不例外。”[29]

约翰娜也顺应形势，急忙翻出了丈夫所拥有的波兰内廷参事的头衔，而他本人生前从来没有使用过。此后，在魏玛人们只称呼她为“内廷参事夫人叔本华”。吕克尔特[30]也发现了此地追逐头衔的风气，对此他解释道：“就像在每一座都城里一样，市民阶层受到贵族的压迫，他们的发展受到后者的阻碍……由此他们在心中就很重视那些小小的荣誉，他们必须显示这些荣誉，然而别人却不以为意……在他们充满妒忌的眼中，那些被视作货真价实的荣誉的东西其实只 是些礼仪形式而已，在理智的人看来简直不值一提。”[31]

在魏玛这两个阶层的夹缝之中存在着所谓的精神世界，后者本身也是一个“蜗牛壳里的世界”。吕克尔特写道：“介乎两者（小市民和贵族。——作者注）之间的是学者和艺术家，他们是无害的一类人，不过两者对他们都没什么兴趣，因为后者不适合他们各自的圈子。这些人一方面避免和贵族打交道，另一方面又蔑视小市民，因此他们虽然与两者只有咫尺之遥却又疏远对方，他们似乎就生活在一座无法接近的孤岛之上。”[32]

就连这个精神世界内部也存在着隔阂，这里竖立着不同的旗帜，忠于某个领袖的人们聚集在各自的旗帜周围。维兰德和歌德分别是两个阵营的领袖，他们彼此避免接触。赫尔德与歌德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赫尔德对歌德的戏剧《私生女》发表了刻薄的评论之后，两人间过去的友情就彻底破灭了，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相对于你的私生女，我更喜欢你的私生子。”[33]公爵的母亲阿玛丽亚的“缪斯聚会之所”与歌德的圈子呈对立之势。想赢得众人青睐的科策比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最终与所有人都交恶。

席勒在一封写给威廉·封·洪堡的信中（这是他生前最后的几封信之一）抱怨这里的生活处于“糟糕的停滞状态”。他惊讶于歌德何以在魏玛忍受如此之长的时间。席勒在信中写道：“如果有什么别的地方还过得去的话，我就离开这里。”[34]而两年以后，约翰娜·叔本华满怀着憧憬于1806年9月28日抵达魏玛。

来到这座城市还不到三个星期，她就写信给阿图尔：“我在这里的生活一定会很舒适，这里的人十天之内就了解我是怎样的人了，在别处花上十年时间也未必如此。”[35]刚到魏玛才几天，约翰娜·叔本华就觉得，“与在汉堡相比”，在这里她“更像是本地人”。[36]

她此番来魏玛手中握有汉堡熟人的推荐信，推荐人之一就是画家威廉·蒂施拜因，他曾陪伴歌德一同游历意大利。她还经人介绍认识了宫廷总管里德尔博士，他曾经担任过魏玛储君的老师。这位里德尔先生原籍汉堡，约翰娜就是在汉堡与他结识的。他的妻子娘家姓布夫，她的一位姐妹就是那位家住韦茨拉尔、众人皆知的夏洛特·布夫，即《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绿蒂的原型。

不管这些举荐能帮上多大的忙，可要想在此站稳脚跟，光靠这些帮助可不成。约翰娜一方面是汉萨富商的遗孀，另一方面又拥有波兰内廷参事夫人的头衔，然而这些象征社会地位的东西虽然可以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能够帮助她敲开各家的大门，然而仅仅依靠这些东西是不足以让她成为本地人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别的东西：约翰娜的幸运来自不幸的战争，就在约翰娜从汉堡出发前几天战争爆发了，而高潮就发生在距离魏玛数里之遥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紧张激烈的战役就在此进行。魏玛也受到了这种激情的感染。约翰娜在给阿图尔的信（1806年10月19日）中写道：“今天歌德说，我受到战火的洗礼成了一个魏玛人。”[37]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自从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拿破仑专政以来战事连年，约翰娜都已经习惯了，她觉得普鲁士与法国之间冲突的激化并不一定妨碍她从汉堡移居魏玛。而且萨克森-魏玛公国难道就不能像汉堡那样一直都置身于战事之外吗？在穿越普鲁士的途中，她就已经因为军事运输而受到拦阻。到魏玛以后她立刻明白了，这座公国也不保险。可是大家都相信战事不会波及魏玛，于是约翰娜也就跟着大家一起相信。1806年9月29日，她在给阿图尔的信中写道：“这里的气氛很好，部队不久就要向前进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还不清楚，可是一切进展良好，不过战争是难免的，虽然如此，大家依然情绪饱满，万物生机勃勃。”[38]

十年以来，普鲁士成功地使自己远离欧洲的战事。这得归功于它的“中立地位”，不过它还是偏向于拿破仑一边。为了确保普鲁士不加入奥地利—英国—俄国联盟，拿破仑于1806年初逼迫普鲁士加入其针对英国的同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背着新盟友拿破仑与沙皇缔结了一份协约。拿破仑放弃制服普鲁士的想法，意欲让其充当自己的小兄弟，可当他听说了普鲁士这一另寻新欢之举后便出兵威胁图林根。普鲁士随即进行战前动员，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部队立即撤退。拿破仑无法容忍这一大胆之举，他命令部队向前开拔。而正是在这一紧要关头，约翰娜抵达魏玛。虽然准备仓促，但是普鲁士已经无法退后了。三个月之前还是拿破仑盟友的普鲁士于1806年10月9日对法国宣战。当时的德国没有几个诸侯如此敢于参加针对拿破仑的大胆行动，而萨克森-魏玛的大公卡尔·奥古斯都就是其中之一。歌德急忙予以劝阻，他写道：“虽然战火燃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欧洲变成了另一副模样，陆地上的城市、海上的战船都变成了灰烬，但是德国的中部和北部仍然享受着某种匪夷所思的和平局面，即使这种安定局面问题重重，我们也要全力争取。”[39]歌德希望这种局面可以保持下去，然而没人听他的话。

在经受住了几轮风暴之后，在10月18日以及随后的几天里，约翰娜写了一封长信，四开的纸写了整整20页。在这封信中，她生动详尽地描写了在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情。这其实是一封供大家传阅的信，阿图尔看完后应该把它转交给住在汉堡和但泽的亲戚们。日后她为了写回忆录甚至从阿图尔那里索回了这封信。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在那几天里魏玛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军队在魏玛周边会合。在埃尔福特和埃特斯贝尔格之间，紧挨着魏玛建起了一座巨大的营盘，十多万士兵在此驻扎，军官们则住在魏玛城中。普鲁士国王夫妇和不伦瑞克大公在此聚首。人们已经可以听见远处法军的炮声。“人们万分焦虑，每个人的心都跳成了一团。”[40]陆军元帅封·卡尔克罗伊特（Von Kalckreuth）也出现在了众位将领之中，约翰娜在汉堡的一次晚会上见过他。此时约翰娜正想带着女儿阿黛拉逃离危机四伏的魏玛，她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这位年迈的军官在1792年镇压了美茵茨共和国，而此时却对约翰娜怜香惜玉起来。在他伴着战鼓和军号指挥军队进入战场之前（此次战役的失利与他的错误决策不无关系），他还能忙里偷闲地给了约翰娜一个衷心的拥抱，然而他却无法向约翰娜提供用于出逃的马匹。他答应可以带着约翰娜和阿黛拉两人一同出城，然而那些仆从必须留在家中。约翰娜却不愿撇下自己宝贵的手下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第三通战鼓敲响，他飞奔而去。眼见着这位可爱的老人如此离去，这真让我心痛。”[41]

约翰娜仍在试图寻找出逃的可能性。1806年10月13日，她去拜见封·格施豪森小姐，后者是公爵母亲的宫女。在宫殿的台阶上，约翰娜遇见了公爵的母亲，封·格施豪森小姐做了引荐，其实这次见面也是事先安排好的。在外面人喊马嘶的情况下，约翰娜居然和安娜·阿玛丽亚闲聊了半个小时。后者也做好了出逃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带上约翰娜和阿黛拉，可是却无法为她们准备马匹。约翰娜留在了魏玛，日后她不禁感到后悔，因为横行霸道的法国士兵在那些人去楼空的房子里尤其胡作非为。

一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出征时的人喊马嘶仍然不绝于耳。随后万籁俱寂，这是一种既令人不安，又让人充满期待的寂静。即便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晚剧院里有演出举行，上演的是欢快的小歌剧《琴女芳红》[42]。约翰娜让侍女苏菲带着阿黛拉去观看演出。

第二天早上9点前后，人们听到隆隆的炮声正逐渐逼近。约翰娜把首饰都缝在了紧身胸衣里，精美的锦缎衣物藏在木堆下面，其他值钱的物品埋在地窖里。她还把100金路易缝在了一个类似腰带的东西里面，让侍女苏菲把它系在小腹上。葡萄酒都从地窖里取了上来，方便那些士兵取用，如果奏效的话，可以借此安抚那些抢劫者。约翰娜之所以事先做了这些准备，原因在于她不相信频频传来的捷报。她从来就看不上普鲁士。

中午时分街上突然传来可怕的叫喊声：“法国人来了。”最先入城的是仓皇逃窜的普鲁士士兵，衣服破破烂烂，浑身污秽不堪，还负着伤，他们一股脑儿拥进魏玛城中的大街小巷。“此时炮声更加急促，大地在震颤，窗户咯咯作响。哦，上帝，死神离我们如此之近。爆炸声响成了一片，耳畔是枪炮发射的嗒嗒声和子弹、炮弹刺耳的呼啸声。这些子弹和炮弹掠过我们的房顶，就在距离50步的地方落在房中和地上，还好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上帝派来的天使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我的心顿时平静了下来，充满欣喜。我把阿黛拉抱到怀里，坐到沙发上。我想，一旦某颗子弹将我们射杀，那么至少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不会因为失去了另一个而哭泣。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对死亡的想法比现在更加切近，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死无所畏惧。”[43]

这时响起了咚咚的砸门声，法国轻骑兵要求进屋。他们的举止还算文雅，让人端上鸡和葡萄酒供他们吃喝，随后让人指引睡觉的地方。跟着轻骑兵之后拥进城中的是臭名昭著的“勺子卫队”，他们是拿破仑军队中的渣滓。为了惩罚魏玛为普鲁士帮兵助阵，拿破仑撒出了这批强盗。两个妇女闯进了约翰娜的家中，她俩刚刚从那些企图施暴的匪兵的魔掌中逃脱出来。还有几个魏玛城中的头面人物，他们损失惨重，也来到约翰娜家中寻求庇护。众人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可又不时相互鼓劲儿，大家坐在一起喝着热腾腾的肉汤，饮着葡萄酒。房间里只点着一根蜡烛，窗帘紧闭，透出一丝光线都会招致破坏行径的发生。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大的共同体诞生了。约翰娜写道：“困境消灭了狭隘的利益之争，使我们了解到彼此之间是如此的亲近。”[44]在恐惧的笼罩之下，在这个平素死板而拘泥于礼节的社会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舒适氛围。那些往日里或许彼此争斗的人如今抱成了一团。陌生感和距离感不可思议地消失了，共同面临的威胁使每个人走出了自己设下的森严壁垒，脱去了伪装。

深夜里，再次响起了砸门的声音，这次来的是“勺子卫队”的士兵。“你可以想象得出，他们面目狰狞，沾着血迹的军刀闪闪发亮，白色的军服上也溅满了鲜血，他们在这种情形下穿着这么一身装束，他们粗野地说说笑笑，双手也被鲜血染成了红色。”[45]9岁的阿黛拉向着他们走去。这个小姑娘“很可爱地跟他们（士兵。——作者注）说话，并请求他们离开，因为她睡不着觉”。[46]看来这一举动确实让士兵们平静了下来，在酒足饭饱之后，他们撤离了。约翰娜的运气好得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魏玛城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处房宅幸免于抢劫和破坏，她家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也安然无事。

在10月14日至15日的那天夜里，魏玛近郊起火，可是法国人禁止救火行动。多亏没有起风才使内城幸免化为灰烬。熊熊烈火把天都照亮了，人们纷纷逃到四周的森林里。到了第二天，最糟糕的局面过去了，城中开始流传各种荒诞不经的故事，比如某人和另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在麦耶尔艺术品店的门前，一辆火药车停了整整一夜。法国士兵在赫尔德遗孀的家中将赫尔德留下的手稿撕得粉碎。里德尔一家子就坐在那个五斗柜上，这是劫后仅存的一件东西，事后他们还找到了一只银制的茶壶。屈恩一家在花园里挖了一个洞，躲藏在里面。终日疑心自己有病的内库主管，这位老人守着钱箱不合眼，可是钱箱终究还是遭劫，抢劫者还把象征着老人一生井井有条的账簿撕得粉碎。歌德对约翰娜讲：“他还没有见到过比这更加痛苦的场景。这位老人的房间里空空如也，身边到处是撕碎的旧纸片，他自己就坐在地上，浑身冰冷，木雕泥塑一般……他看上去就像是李尔王，只不过戏剧中是李尔王疯了，而此时此刻是世界陷入了疯癫。”[47]

拿破仑与独自留在城中的公爵夫人进行了一次会谈，此外，一位魏玛的鞋匠当场下跪之举也促使他最终决定中止军队的疯狂行径。随后城里建起了一座条件简陋的野战医院。约翰娜在给阿图尔的信中写道：“我可以说很多事情给你听，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可是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我深深知道，你总爱苦苦思索人的痛苦。你还不知道，我的儿子，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不处于这一痛苦的深渊。”[48]

约翰娜尽其所能地帮助别人。她把麻布送给伤员包扎伤口，看望受伤的人，沽卖葡萄酒、茶水、马德拉酒，烧肉汤。她还自豪地写道，她的这一举动还为其他人所效仿，也包括歌德在内，他打开了自家的葡萄酒窖。人们已经无法再为伤员安置住处了，因此那些没有可能存活下来的伤者如果很快死去的话倒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这样就腾出了地方，“死神帮了极大的忙”。[49]现在面临着瘟疫的威胁，幸好野战医院及时清空了伤号。“当我听到4500个已经不成人形的伤员被运送到城外的消息时真是十分欣喜。而同样是我，若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会让那个在我们门口折断手臂的小男孩立即离开，而不会费力救治他。”[50]这真是磨炼心灵的时刻。

风暴过去了。人们在危险之中以种种方式彼此温暖着对方，他们不愿这么快就失去它。好运气加上对他人的关怀照顾，约翰娜迅速在魏玛赢得了声望，歌德向她走来并对她说：“现在，因为冬天比任何时候都充满阴霾，因此我们必须聚在一起，让我们彼此慰藉，使阴郁的日子变得晴朗起来。”[51]

在这样一个时刻，日后远近闻名的约翰娜·叔本华家的茶会就此诞生了。

在战乱发生前几天，歌德第一次上门拜访约翰娜，那是10月12日的事情。“家人告诉我有一位陌生人来访。我走进前厅，看见一位英俊而严肃的男士，他身着黑衣，很优雅地深深鞠了一躬，对我说：‘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枢密顾问歌德。’我环顾四周寻找歌德在哪里，因为根据别人的死板描述，我根本无法从这个人身上辨认出他就是歌德。”[52]

在“战火的洗礼之后”，歌德成为晚间约翰娜·叔本华家中的常客，毫无疑问，他是一块吸引其他客人的磁石。

不过歌德（尤其在最初的几年中）如此频繁地在叔本华的沙龙中露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对于歌德来说，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他赖以生存的基础第一次发生了动摇。迄今为止他一直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均质的空间，他本人的人格魅力使得这个空间成为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对于那些陌生的、可能会打破和谐气氛的、引起混乱的人与事，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将其同化到自己的世界之中。“歌德享受着自己整个的生命，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扰他”，[53]亨丽埃特·封·克内贝尔（Henriette von Knebel）在1802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魏玛附近的战役，城中的劫掠，魏玛公国遭受的灾难，这一切都是对他的“打扰”，而这位“打扰者”正是另一位普罗米修斯——拿破仑。对于这种“打扰”，自命为普罗米修斯的歌德却无法反抗，虽然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可别动我的土地……我就坐在这里，虔诚的人们/按照我的模样造人吧。”[54]在这些日子与斯特凡·许策的一次谈话中，歌德说道：“想置身事外，却无事外可言。”[55]

歌德还是幸运的。由于妻子克里斯蒂安娜的挺身而出，最糟糕的事情算是避过去了。当时的场面颇为滑稽，“勺子卫队”的一群士兵闯进歌德家中，喝着葡萄酒，吵嚷着要见这家的主人。歌德的秘书里默尔写道：“他此时已经脱了外衣，只穿着一件宽敞的睡袍（他通常玩笑着称之为‘先知的长袍’）下楼来向他们走去，询问唤他何事……他的外表庄重而尊严，他的表情中充满了智慧，士兵似乎由此对他产生了敬意。”[56]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深夜里他们抽出刺刀闯进卧室。歌德吓呆了，克里斯蒂安娜大叫一声，并与他们交起手来，这时那些在歌德家中避难的人也来助阵，见此情形那些匪兵才退去。正是克里斯蒂安娜组织和指挥了这场战斗，保卫了位于弗劳恩普兰的宅子。此外，封锁厨房和地窖抵御兵痞的抢劫，这也是她的功劳。歌德在日记中写道：“纵火、劫掠，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能够保住我们的房子全靠着坚定果敢和幸运。”幸运的是歌德，而坚定果敢当属克里斯蒂安娜。歌德之子奥古斯都的家庭教师海因里希·福斯[57]写道，“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他对歌德“深表同情”，“我看见他的泪水涟涟，他呼喊道，谁能接手我的房屋和庭院，这样我就可以远走他乡了”。[58]的确如此，他在宫廷的终身职位现在也处于危险之中，因为现在整个公国的前途也命悬一线。拿破仑正在权衡，究竟是完全消灭它，还是将其并入莱茵同盟。“我对什么都不在意”，这是歌德在这些日子写的一首诗的开头一句话。已经与他一起生活了18年的克里斯蒂安娜在支撑着他。他让人请来宫廷牧师，在宫廷教堂用于存放法器的侧室里，在一片寂静之中举行了婚礼，见证人是秘书里默尔和儿子奥古斯都。歌德让人在结婚戒指上刻下的日期是10月14日，正是耶拿会战的当天。他对约翰娜·叔本华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人们或许可以避开规则，可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必须敬重这些规则。”[59]

魏玛受到了侮辱，报纸杂志冷嘲热讽。在歌德的出版商科塔[60]所办的一份报纸中有这样的话：“在从战场传来的隆隆炮声中，歌德与他多年的女管家乌尔皮乌斯举行了婚礼。在几千张彩票中，她算是抽中了大奖。”[61]

一位来魏玛的女游客惊讶地发现，歌德“坚持在公开场合中对他的妻子表示敬意，并且坦承自己对她的爱恋”。[62]歌德对约翰娜·叔本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在魏玛的上流社会中，她是第一个、起初也是唯一一个接纳这对“新婚夫妇”的人。在给阿图尔的信中，她谈及此事时是这样说的：“当天晚上，他事先让人通报，然后向我引见了他的妻子。我接待了她，做出全然不知底细的样子，我想如果歌德让她冠以他自己的姓氏，那么我们给她喝一杯茶还是可以的。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举动使他颇为高兴。家中还有其他几位女士，她们起先刻板而拘泥于礼节，后来一举一动也照着我的样子。歌德待了将近两个小时，谈兴十足，友好亲切，大家已有多年没见他有如此的兴致了。他还从来没有把她带到人前，他如此信任我，这是因为我不是本地人，而且来自大城市，我会用恰如其分的方式对待他的妻子。事实上她起先很不自在，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帮助她消除了这种情绪。以我目前的地位以及在短时间内赢得的声望和爱戴，我可以为她融入社交生活打开方便之门。这是歌德心中的愿望，他信任我，我当然不能辜负他，明天我要去回访。”[63]

约翰娜·叔本华接纳乌尔皮乌斯之举为她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为了表示感谢，歌德经常登门拜访，结果其他的名流也随后蜂拥而至，约翰娜一举成功。11月28日，也就是到达魏玛两个月以后，她在给阿图尔的信中写道：“每周日和周四围坐在我身旁的这些人，在全德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如此阵容。要是我能够变戏法把你变出来就好了。”[64]

她所谓的“变戏法”是当真的吗？约翰娜很清楚，她现在的惬意生活（阿黛拉日后将之称为“精神上的第二个春天”）应该归功于她把自己从过去之中解放了出来，从与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的婚姻中解脱了出来。在这个她新征服的生活空间之中没有阿图尔的位置，此时的阿图尔还是父亲的儿子，虽然不无抱怨，但身在汉堡的他仍然踩着父亲的足迹。就算是在平时，儿子也总能让她想起自己的丈夫，以及他那种钻牛角尖的方式，那种生硬的方式，那种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胡乱批评的态度。当阿图尔于1807年底移居魏玛时，约翰娜还真有些担心，不过她仍会充满自信地抵御儿子的干涉从而捍卫自己的空间。

阿图尔对于自己不得不学商的不幸遭遇充满抱怨，他对一般生活的反思染上了黯淡的色彩，约翰娜起初不愿让自己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可是在1807年2月她终于表态了，她在信中写道：“你对自己的处境一点儿也不满意，这一点我早就知晓，可是对此我并不十分在意。你知道，我将你的不快乐归结于什么原因。此外我十分明白，你青年时代的那种活泼的个性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了可悲的遗产——愁苦冥想的习惯。我经常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可是对此我无法改变，因此我不得不宽慰自己，只希望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或许时间也愿意在这方面使你发生改变。”[65]

不过，约翰娜·叔本华有随机应变的本领，她在权衡是否要从根本上改变阿图尔的生存状况。对于她而言，父亲为儿子阿图尔规划的人生道路并非不可染指的禁区。可对于阿图尔而言，倒确实是这样，他虽然抱怨，却无所作为，不去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在一封1807年3月10日给阿图尔的信中，约翰娜心情愉快地讲述了自己的交际往来，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段落：“我经常在想，要是你来到我这里该多好。费尔诺夫和许策告诉我，他们也是很晚才得以上大学，而两人今天都有所成就，这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打算。当然他们俩凭借在学校里学到的以及通过艰难的自学而获得的知识终于得以进入大学，你目前还欠缺这些知识。虽然你所获得的教育非常之好，可是这也仅仅是我们这样的人家所必须接受的教育而已。这两个人都出生在一个小地方，家境也不过勉强中等而已，他们无法享受那些你今后肯定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他们顶多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因此你必须沿着现在的人生道路向前走，这曾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这里没有什么有钱人，因此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不同。在你们那里，所有的人都追逐金钱，这里没有人想着钱，他们所想的只是活着。”[66]

改变阿图尔境况的考虑戛然而止，他还是应该走现在的路。也许他就不适合走另一条路。汉堡这座优雅而散发着魔力的城市是金钱的世界，这是阿图尔的选择；而在魏玛只有简单贫乏的外在生活，但生活中不乏精神的愉悦。在汉堡有的是“拥有”（Haben），在魏玛有的是“存在”（Sein）。可是在母亲看来，阿图尔对于“存在”的爱好还不足以使他可以放弃“拥有”。阿图尔认为必须履行对父亲的承诺，他死守着这一观念。而母亲却不这么看，这种对死者的忠诚不是她做人的方式。恰恰相反，她事后可没少对丈夫自作主张的决定提出批评：“当时围绕着你的前途所作的决定，我的意见不起作用。”[67]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她仍然能够感到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字里行间的意思是：对于你现在的糟糕处境，你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你的父亲，如此受你敬仰的父亲……在这封写于1807年3月10日的信中，母亲还描述了与维兰德见面时的情景，“他说了很多，谈到了自己、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天赋。他说‘没有一个人了解或理解我……’，接着他又说，他并不是生下来就注定当作家的，只是情势……使然，他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人生，他本该学习哲学”。[68]阿图尔对此颇有感触。

这封信，尤其是维兰德的自白似乎又一次激起了阿图尔的绝望情绪，他感到自己目前的人生道路是错误的。不久母亲收到了一封“严肃认真的长信”，约翰娜写道：“对这封信也应该作出严肃认真的答复。这封信让我颇费思量，也让我有些担忧，我究竟能否以及如何来帮助你。”[69]

约翰娜给了自己两周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把阿图尔的这封信拿给费尔诺夫看。她现在和这位古典学研究者交上了朋友。约翰娜很看重他对此事的评判。4月28日，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以及费尔诺夫的鉴定意见使阿图尔的一生发生了转折。

从信中可以看出，约翰娜经过了多少思想斗争才提笔给阿图尔写了这封信。她苦于阿图尔的“犹豫不决”，此外让她为难的是，她不得不为现已成年的儿子承担起责任。她多次对儿子强调，没有人可以替他承担这一责任，阿图尔应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她请求儿子（这位未来的意志哲学家）也探究一下自己的意志，并遵从这一意志。“我眼中含着泪水恳求你，你不要欺骗自己，认真、诚实地面对自己，你一生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70]约翰娜要求阿图尔鼓足勇气争取自由，唤起他获取幸福的意志。她如此尊重儿子自主的生命权利，难道有别的母亲会比她做得更好吗？

这是事关选择正确人生道路的问题，这也唤起了约翰娜自己在这方面的痛苦想法和回忆。她对儿子谈到了自己的婚姻，约翰娜还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地表明这段婚姻是她人生中的一段错误：“我知道，过一种内心里不情愿的生活将意味着什么，我想……让你免去这一痛苦。”[71]

她再一次将两种可能的选择放在儿子的面前。要么是做商人，“生活在大城市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富人，或许还可以受人尊敬”[72]；要么当学者，“过着一种平凡而充满劳作的生活，生活在寂静之中没有荣耀可言，或许默默无闻，只有通过追求和获取更高层次的东西使自己快乐”[73]。约翰娜不会知道，她的这番话如此准确地切中了阿图尔日后的人生。

如果阿图尔决定不做商人，那么她希望儿子学一门“能够养活自己的专业”，“为的是让你有一个确定的、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因为只有坚定的使命感才能让人获得幸福”。[74]

无论阿图尔选择哪条路，母亲都一定会为儿子把路铺平。她在信中写道：“你下了决心就告诉我，可是你必须独自作出决定，我不愿也不会提供什么建议。”[75]

费尔诺夫也无法在鉴定意见中提出什么建议，但是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阿图尔意志坚定的话，转而接受一种全新的教育并不晚。关于人生规划中的基本问题，关于认识自我的困难，费尔诺夫发表了不少充满智慧的见解，在日后叔本华的《关于人生智慧的格言》中，这些见解几乎一字不差地得到了再现。费尔诺夫写道：“在作出这样一个对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之前，必须对自身作出更加认真严肃的考察。或者欲求必须如此的强大和坚定，以至于人可以把自己交给它去处置，就像人可以听从真正的本性一样。后者无疑是最可信的和最好的，因为这恰恰表明了你内心的呼唤。仅仅出于对某种使命的不满而使自己委身于另一个使命，这只能带来烦恼，因为后一种使命只是凭借其外在的魅力吸引着我们，而我们却不知道，它是否会迟早引起我们同样的厌倦和不满。这样不但一段宝贵的时光就此逝去，无法挽回，而且由于这样的错误判断，人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制定和遵循新的人生计划的勇气和力量。”[76]

这番鼓舞人回归自我的话语最终给予了阿图尔作出决定的力量。阿图尔在晚年坦白道：“当读完这封信的时候，我泪如泉涌。”（G，382）他立即辞掉了在耶尼诗店铺中的那份学徒的差事，他要上大学，将父亲的世界抛诸身后。给予他自由的是母亲，而他自己却没有去争取。

[1] Bw 14，第34页。

[2] Bw 14，第130页。

[3] Bw 14，第110页。

[4] Bw 14，第91页。

[5] Bw 14，第91页。

[6] “大脑瓜”（Dickkopf）在德语中意为“固执的人”，因而此处是一语双关。

[7] Bw 14，第108页。

[8] 参见下文对此的解释。

[9] 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德国著名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是小说《阿伽通的故事》、《阿布德拉的市民们》和童话史诗《奥伯龙》，此外他还翻译了大量的国外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22部剧本。

[10] 科策比（August von Kotzbue，1761～1819），戏剧家，所创作的戏剧作品在当时十分流行。他曾供职于俄国政府，后任俄国驻德国使团文化专员和政治观察员。

[11] 许策（Stefan Schütze，1771～1839），自由作家，与魏玛文艺界交往密切，是歌德和约翰娜·叔本华府上的常客。

[12] 乌尔皮乌斯（Christian August Vulpius，1762～1827），作家，歌德妻子克里斯蒂安娜的兄长，曾供职于魏玛的剧院和图书馆，以撰写通俗作品（绿林故事、恐怖小说等）著称于世。

[13] 让·保尔：《书信集》第3卷，第236页。

[14]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6页。

[15]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2页。

[16] 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亲自耕种，从中世纪到18世纪，欧洲城市中的大部分居民都是这样的农业人口。

[17] 转引自G.京特/L.瓦尔拉夫（主编）《魏玛城市史》，第231页。

[18] 歌德：《文集》（魏玛版）第4部分第12卷，第50页。

[19] 转引自G.京特/L.瓦尔拉夫（主编）《魏玛城市史》，第231页。

[20]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3页。

[21]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3页。

[22]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8页。

[23]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3页。

[24] 转引自弗里登塔尔《歌德》，第397页。

[25] 亚格曼（Karoline Jagemann，1777～1848），歌唱家、戏剧演员，是魏玛宫廷图书馆馆长克里斯蒂安·约瑟夫·亚格曼的女儿，先后在曼海姆民族剧院和魏玛宫廷剧院从事表演，是当时全德国地区最著名的演员，一度执掌魏玛歌剧院，公爵死后离开魏玛。

[26]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287页。

[27] 斯泰因夫人（Charlotte von Stein，1742～1827）是魏玛宫廷中的常客，歌德曾追求过她，在一段时间内（1775～1788）两人是很好的朋友，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她曾对歌德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28] 根据民间信仰，在5月1日的前夜，女巫们会飞至布洛肯山（Brockenberg）上聚集在一起跳舞。于是人们在这一夜举行仪式，呼唤瓦尔普几斯（Walpurgis）的名字，希望她能够阻止女巫们施展魔术，因此这一晚就被称为瓦尔普几斯之夜（Walpurgisnacht）。

[29]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65页。

[30] 吕克尔特（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是德国著名的诗人，代表作是诗歌集《爱情的春天》和《婆罗门的智慧》，同时他还是一名杰出的东方语文学家，曾翻译过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文学作品。

[31]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7页。

[32]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7页。

[33] 转引自弗里登塔尔《歌德》，第417页。

[34] 转引自弗里登塔尔《歌德》，第399页。

[35] Bw 14，第64页。

[36] Bw 14，第69页。

[37] Bw 14，第69页。

[38] Bw 14，第36页。

[39] 歌德：《文集》第10卷，第491页。

[40] Bw 14，第42页。

[41] Bw 14，第46页。

[42] 德国作曲家席默尔（Friedrich Heinrich Himmel，1765～1814）最知名的歌剧作品。

[43] Bw 14，第49页。

[44] Bw 14，第50页。

[45] Bw 14，第52页。

[46] Bw 14，第52页。

[47] Bw 14，第56页。

[48] Bw 14，第62页。

[49] Bw 14，第63页。

[50] Bw 14，第63页。

[51] Bw 14，第64页。

[52] Bw 14，第43页。

[53] 转引自H.布卢门贝格《神话研究》，第537页。

[54] 歌德：《文集》第1卷，第45页。

[55] 转引自H.H.霍本《约翰娜·叔本华——魏玛当年》，第47页。

[56]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264页。

[57] 福斯（Johann Heinrich Voβ，1751～1826），德国诗人和翻译家，是“哥廷根林苑派”（Göttinger Hain）的成员，以田园诗著称于世。此外他还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作品，其中《荷马史诗》的德文译本至今仍是德国最受读者欢迎的译本。

[58] 转引自H.布卢门贝格《神话研究》，第535页。

[59] Bw 14，第69页。

[60] 科塔（Joahnn Friedrich Cotta Freiherr von Cottendorf，1764～1832），科塔出版社的创始人，是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出版家之一，借助与歌德、席勒良好的个人关系出版了大量当代德国文学作品，并创办了著名的《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61] 转引自弗里登塔尔《歌德》，第438页。

[62]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289页。

[63] Bw 14，第69页。

[64] Bw 14，第87页。

[65] Bw 14，第130页。

[66] Bw 14，第116页。

[67] Bw 14，第125页。

[68] Bw 14，第120页。

[69] Bw 14，第125页。

[70] Bw 14，第135页。

[71] Bw 14，第130页。

[72] Bw 14，第132页。

[73] Bw 14，第132页。

[74] Bw 14，第132页。。

[75] Bw 14，第132页。

[76] 转引自葛文纳·威廉·封《叔本华生平》，第44页。

第六章

告别汉堡和安蒂姆——对友谊的剖析——哥达，再一次坐在课堂上——招人讨厌的阿图尔——母子之间的口角——阿图尔在魏玛：一个不速之客——母亲之道——无法回避的歌德——阿图尔的恋爱——假面舞会

对于这封将他拯救出苦海的信，阿图尔立即做了回复。平素里犹豫不决的儿子此刻作出了如此迅速的决定，这增强了母亲的信心。“你一反常态如此迅速地下定了决心。如果换了别人，我一定会感到不安，会害怕这一过快的决定。可是你作出这一决定却让我感到宽慰，因为我从中看到了本性的力量，是它在推动着你。”[1]（1807年5月14日）阿图尔现在要证明自己的恒心，要集中所有的力量，要甘心放弃作为一个大商人将来会拥有的体面的富足生活，现在再后悔已经太晚了。约翰娜写道：“只有你现在不动摇，将来才会幸福。”[2]阿图尔现在要承诺接受条件，因为她不想今后受到这样的指责：“我不让你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3]约翰娜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为儿子开辟了道路。她还写信给阿图尔的师傅和他的房东，张罗迁居的事情，并且为儿子在魏玛附近的哥达准备了安身之所。

哥达的“卓越人文中学”享有盛誉，几乎堪与大学比肩。例如在那里执教的古典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雅各布斯（Friedrich Jacobs）在文学和学术圈里众人皆知，他的脱颖而出主要还得归功于他所翻译的德摩斯梯尼[4]的演说词。其中的一篇题目是《针对外族压迫者的演说》，这篇演说词在向往自由的人士中流传甚广。除此之外，他还尝试过对基督教进行独到的阐释，他将基督教称为“自由和平等的宗教”。他在浪漫派圈中颇受欢迎，结交了阿尔尼姆[5]和布伦塔诺[6]。此外他还与让·保尔有书信往来，与约翰娜的好友费尔诺夫也保持着联系。而阿图尔上这所中学也正是费尔诺夫的建议。

约翰娜为儿子找了住处，食宿全包。阿图尔就住在该中学的一位教师家中，他就是卡尔·戈特霍尔德·伦茨[7]（他的一位兄弟是魏玛的中学校长）。她还为阿图尔办理了入学手续，并为他聘请了一名私人教师。这一切对于母亲来说易如反掌，她掌握着主动权。在有关居住地、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上，她没有征询阿图尔的意愿。阿图尔原本也可以在魏玛补修中学课程，但约翰娜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可能性。阿图尔对于生活出现转折满心欢喜，似乎毫无抵抗地就同意了母亲的安排。

他于1807年5月辞别汉堡，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在汉堡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牵挂的人，不过安蒂姆·格雷瓜尔除外，在最近几个月里，他和阿图尔一同住在维林克的家庭旅馆中。可是他与安蒂姆的关系只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勒阿弗尔的童年幸福时光的回忆之上。如果彼此分开的话，这点共同之处或许还可以维持得更好，因为这样梦境和对往昔的憧憬就不会受到损害和利用，也不会变成现实，因此也就永远美丽。至少对于阿图尔而言，时间一长，彼此的相处颇令他失望。虽然注定成为商人，安蒂姆对此并不全身心投入，不过他对文学艺术和哲学也没有什么兴趣。与阿图尔不同，他不会心血来潮地放弃做商人，因为他的出身决定了这条人生道路。为了朋友，他会在精神世界里短暂做客。他竭力遵照阿图尔开具的书单阅读，其中包括歌德、席勒、让·保尔、蒂克等人的作品。十年以后，安蒂姆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过着真正的商人的生活，如果不是以前还学了点什么的话，我今天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知的生灵。”[8]

只有在风月场上，安蒂姆才感到自己可以和朋友平分秋色或者略胜一筹，也只有在这方面，阿图尔才会感到来自朋友的挑战。1814～1818年在德累斯顿期间，阿图尔似乎感觉到了朋友想在自己面前炫耀风流韵事的愿望，这一点可以在安蒂姆答复阿图尔的一封信（1817年6月1日）中看得出来：“作为一个情场老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我很难相信你那位美人的忠诚能持续多久，因而对此你不要抱什么幻想。”[9]

在阿图尔离开之后，两人间的友谊很快就冷淡了下来。在1807年底，安蒂姆也离开汉堡回到法国。他在回乡的途中经过埃尔福特，两人还想再聚一次，可是在最后一刻安蒂姆还是放弃了。因为安蒂姆想省下这笔钱，为的是到巴黎去消费，对于他来说，这更为重要。而对于没有如约再见，阿图尔好像也没有感到悲哀。直到1817年，双方还保持着若有若无的书信往来。安蒂姆在勒阿弗尔颇为成功地经营着自己的商号，不过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己“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只是屈就而已”。他享受着“生活的欢愉……马匹、车辆、仆役”。[10]几乎过了20年，在1836年9月17日，安蒂姆又写了一封信。他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有关约翰娜·叔本华的小说《姨母》的广告，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这封信通过阿黛拉转交到了阿图尔的手中，阿图尔在回信中详尽地描述了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没过多久，重新激活的书信往来就紧紧围绕着与钱有关的话题展开，显然这是目前能够将彼此联系起来的唯一因素。阿图尔征询安蒂姆的意见，询问自己是否可以投资巴黎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可是当安蒂姆提出叔本华可以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交给他管理时，阿图尔马上产生了怀疑。他在安蒂姆这封信的背面写下了格拉西恩[11]的第144条规则：“以为人效劳的面目出现，做的却是自家的事情。”[12]

关系再一次中断了。自汉堡一别几乎40年以后，1845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此时已经两度丧偶的安蒂姆来到法兰克福拜访了阿图尔·叔本华，对于后者而言，这次重逢令人失望。当着第三者的面，阿图尔将这位青年时的伙伴称作“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老人”并由此得出结论：“年龄越老，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就越大。人最终形单影只。”（G，264）

当阿图尔·叔本华从个人的危机中逃脱出来的那一刻，汉堡正面临着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经济和政治危机，或许阿图尔的商人生涯也会因此以另一种方式结束。因为自从法国于1806年11月19日占领这座城市并强化了旨在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之后，汉堡的大宗贸易几乎被全面摧毁了。在短短的几周之内，超过180家商号停止偿还货款，300艘海船拆除了索具停泊在港口之中。高额的税收、强制公债和军需征用使有钱人家的财产化为乌有，这场严重的危机也是促使安蒂姆提前回法国的原因。然而经济上的破产还只是第一步，这座城市还将遭受更多的痛苦。在1813～1814年的解放战争中，汉堡成为最后几场殊死较量的战场。市郊烈焰滚滚，法国军队扬言宁愿将汉堡化为灰烬也不让它落入俄国—普鲁士联军的手中。在这样的威胁之下，汉堡城瑟瑟发抖。此时瘟疫也传播开来。无法给围城之中的法军提供干粮的人将遭到驱逐。死亡和贫困统治着这座城市。阿图尔于1807年5月底起身前往哥达，他此时离开的是一艘正在沉没的船。

和魏玛一样，哥达是一座小型都城。城市坐落在巨大的宫殿脚下，就是在引申意义上也是如此。老城中有1297座房屋。这座小城的日常生活就在一个直径1200步[13]的空间里展开，所有的建筑都挤在一起：几座教堂、一个兵营、一所监狱、几家可以打台球和读报的俱乐部、一家孤儿院、一所剧院、几家零沽啤酒的铺子和客栈。城市边缘的宫殿花园在指定的日子里对公众开放，公园里洋溢着洛可可式的优雅和轻快风格，在某处避暑行宫的门楣上镌刻着“Vive la joie——欢乐常驻”的字样。哥达的宫廷生活以其宽松的方式著称于世。18世纪启蒙运动中享乐派唯物主义的领袖人物达朗贝尔[14]和爱尔维修[15]就曾经是哥达宫廷餐会上的座上宾，没过几年，公爵夫人不但用巴黎革命者的胸像点缀她的沙龙，而且小小的宫廷乐队还演奏起了“长裤汉”们的进行曲[16]。

在山脚下的城市里可以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人。在这里一般的百姓遵循虔信派的严谨精神，而那些上等的市民在共济会里则可以偷偷穿过完美道德的过滤网。这座城市以自己的人文中学为自豪，就读的学生从远道而来。在当地有几家好的书店、一家图书馆[17]，只是未婚女性不能光顾。此外哥达的油煎香肠很有名，阿图尔不时得给母亲寄一些过去。在夏日的晚上，学校的合唱团会在公园里放声歌唱。在德高望重的士绅们的寿诞或就职周年大庆之际，人们会穿着学院里的礼服（穿黑袍、戴三角帽）组织小型的游行表示庆贺。城中的大部分居民是手工业者、小商贩、自耕农、宫廷侍从仆役，他们过着小城市里的生活，就像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小城市里一样。他们对大大小小的神都充满敬意，对彼此之间微小的社会地位差别都心怀妒忌，追求某种安全感，对所有超越常规的事情都怀恨在心。在到达哥达几个星期以后，阿图尔写了一首诗，通过描写“哥达的小市民”把握住了这个小世界，当然在诗中不乏居高临下的快感：

他们在窥探、在偷听、在注意

所有发生的事情

每个人在干什么、做什么

每个人在说什么，无论是高声还是低语

他们什么也不会放过

他们窥探的目光穿透窗户

他们将耳朵贴在门边偷听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人不知、鬼不觉

就连猫儿也别在房顶上行走

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会不知道

人的精神、思想、价值

这些东西不会让他们竖起耳朵

某先生每年花费多少

他位居名流士绅之列

这是否名副其实

是否应该首先问候他

应该称他为“封·某某先生”还是“阁下”

他位居参事或只是充当文书

是路德教徒还是忠实于罗马教廷

已婚还是单身

他的房子有多大，他的衣着是否考究

所有的一切他们都仔细衡量

可是：这位先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一旦考虑这个问题，无论是深究还是泛泛

人们都会觉得这样的考虑太浅薄

他们的问题却是，他如何看待我们

对我们有什么想法，关于我们会说些什么

于是他们去找张三李四打听

对这位先生所说的话字斟句酌

探寻之后看见的是一张张面孔

（HN Ⅰ，3）

阿图尔带着某种大城市的优越感，同时也怀着飞向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来到这里，然而他并不愿屈尊混迹于这个小天地之中。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之中，雅各布斯教授[18]对他的德语作文大加赞赏，校长德林也称赞他在古代语言[19]方面取得的进步。在给安蒂姆和母亲的信中，阿图尔似乎也没少对自己大唱赞歌，因为安蒂姆在回信中写道：“我对你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了解你的非凡能力。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学习所有你想学习的东西。”[20]（1807年9月4日）而母亲的反应则相对克制，她在1807年7月29日的回信中写道：“你在学习方面的良好状态并没有超出我的期待。”阿图尔不应该由于德林的褒奖而过分骄傲，因为这位校长有个“缺点”，那就是“大肆吹嘘自己的学生”。此外，阿图尔也不应该因为在德语作文方面的成功而误以为可以提前与“美的科学”为伴，“由此而获得的奖誉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以至于人情愿全身投入其中。可是如果想要超越每个理发店学徒都具有的业余水准，并且想从中得到些真正的东西，那么就必须首先认真、全面地学习”。[21]

在学习上的进步并不是阿图尔唯一可以向朋友和母亲炫耀的东西，此外他还颇为自豪地讲述了自己在贵族圈子里寻找并找到的消遣娱乐。他可以借此在安蒂姆那里显示一下，后者在回信（1807年9月4日）中写道：“我真羡慕你，尤其是在图林根森林里的美妙郊游，我们的先生和公主们在一起跳舞，这是多么愉快的事情。”[22]与此相反，母亲对这些从哥达传来的社交捷报不以为然，她写道：“我不喜欢你和这些伯爵家的千金小姐和男爵们纠缠在一起。在我们这个阶层中难道就没有一个让你感兴趣的人吗？那些人和你不一样，他们生下来就不用去争取什么，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的观点和前途与我们不同，与他们交往会导致更大的支出，而且还会搅乱我们的视线。你属于市民阶层，你也最好待在这个世界里。好好想想，你曾向我保证，你愿意放弃一切的荣耀。与追逐浮华和表象相比，如果你能够献身科学，这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23]（1807年8月12日）

约翰娜反对阿图尔与贵族交往不仅是出于市民的自尊，而且这里还牵涉令人不快的话题——“钱”，正是这一话题日后完全毁了母子之情。母亲教育儿子要节俭，这并非毫无原因，因为阿图尔的花销确实不小。在5个星期内，他花的钱就超过了160帝国塔勒，这相当于中级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他有一次和那帮贵族朋友去利本斯泰因郊游，在一天之中就花了10个帝国塔勒，这相当于一个手工业者的月收入。母亲给儿子算了一笔账，据说内廷参事卢德库斯夫人花了同样多的钱，却在一个地方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阿图尔租赁马匹骑乘，食不厌精，母亲估计他想显示自己“作为汉堡富人的慷慨大方”。[24]从财产继承法的角度来看，阿图尔尚未成年，母亲掌管着他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她定期汇给阿图尔的钱就是属于他自己的那笔钱。母亲何必要求他厉行节俭呢？又何必处处监督阿图尔的花费，让他不快呢？

约翰娜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在学问上的雄心壮志确实可以使阿图尔得到满足，然而他却无法以此养活自己。而且如果想让自己保持独立，那么他就必须依靠自己的那部分财产勤俭持家。如果阿图尔以后建立一个家庭（目前约翰娜还没有对此产生疑虑），那么他还得用这笔财产养家糊口。约翰娜还希望，阿图尔日后能够让她的晚年也“变得美好”，正如她所写的那样：“我的余生将在你家中与你的孩子们一同度过，就像每个老祖母都会做的那样。”[25]此外她还指望能够安心地将女儿阿黛拉托付给儿子，“如果我死了，她能得到供养”。[26]为了能够完成这些市民阶级应尽的义务，阿图尔必须从现在起，即在读书期间就要厉行节约。一方面要生活得好，另一方面也要能放弃汉堡“气派”。

另外，阿图尔也振振有词地肆意批评母亲的用度，越是这样约翰娜就越觉得在金钱方面自己有权监督儿子的行为。显而易见的是，约翰娜经常说，自己的那些消遣、采购、旅行等“花销不大”，还特别指出魏玛的生活很便宜。此外她还强调，维持自己的沙龙花费如何之少，她只用茶水和涂上黄油的面包来招待客人，而客人们都颇为满意。她写道：“如果……亲眼见到这里的生活，那么你一定觉得这一切（支出。——作者注）只是小市民过的日子，你也会为此而感到羞愧。”[27]这些评论总有些弦外之音，那就是她要在儿子面前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适度的。她强调指出，“我……这里的客人很多，这没花我什么钱”，[28]“我自己也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支”。[29]

阿图尔之所以对母亲的经济状况表示怀疑，原因在于他担心在遗产分割之前，母亲就会因为开销过大而将一部分财产消耗光了。自从作出决定一辈子当学者之后，他就充满忧虑地关注着这笔共同的家产，因为他也知道，也许日后他就仗着这笔遗产过活。而且对于母亲在父亲死后表现出来的人生乐趣，阿图尔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他担心母亲有可能重新嫁人。于是约翰娜不得不安慰他，她解释道，好友费尔诺夫已是不惑之年，且有病在身，也不漂亮，而且他已经结婚了。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追求者虽然也不少，可是你不必害怕。”[30]（1807年3月23日）

可是这一切都不合阿图尔的心意，因为在母亲面前，他自觉是父亲的代言人。如果约翰娜过着一种平静、退隐的生活，将全身心都奉献给死去的丈夫并对他忠心不二，而且尽自己的义务照顾孩子的话，阿图尔就不会对她有所指责了。

尽管如此，母亲在与儿子的交谈中还是充满关切的，而儿子也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可。可是不信任感已经逐渐加深，只是最初表现在钱的问题上。在母子间相隔遥远的时候，母亲的信总是很亲切，儿子备受鼓舞，向母亲倾诉心中的痛苦。随着阿图尔移居哥达，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可是彼此间惹恼刺激对方的情况越来越多。当阿图尔仅仅五个月之后就不得不离开哥达并准备移居魏玛闯入母亲的地盘时，真相大白的时刻到来了。

按照母亲的话来说，阿图尔不久就成了学校里的“名人”。[31]他在学业上的进步显而易见，只有在用德语讲授的课程上他才算是学校里的一员，因为只有在这方面他才需要补些课，而也就是在这几门课上他大放异彩。他年长于其他同学，他神奇的广泛交游使他鹤立鸡群，他的开销完全超出了一个学生应有的水准。同学们非常佩服他，留心倾听他的那些玄妙高深的言辞，乐于听从他的调遣，处处模仿他，簇拥在他的左右，这其中包括卡尔·约翰（Carl John）和恩斯特·阿诺尔德·莱瓦尔特（Arnold Lewald）。前者日后成为歌德晚年的秘书，之后又担任过普鲁士书刊检查专员（法恩哈根·封·恩泽[32]将他称为“杀戮思想的屠夫”），后者日后成为海德堡著名的语文学家。

由于觉得在智识和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面对某些老师也是如此），他常开些“危险的玩笑”。他在朋友圈子里朗诵了一首诗，诗中挖苦了一位哥达的教书匠，这位老师曾公开责难年长的学生对年幼的学生为所欲为的行径。可是除此而外，这位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舒尔策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人，只不过难免带着些小城市士绅所特有的虚荣。诗中这样写道：

讲台上的饰品，教席的欢愉

城里的小说家，共济会的代言人

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彻头彻尾的犹太人、异教徒

他早上拿着书本，而晚上则扛着抽屉

里面装着所有师傅的七种自由技艺

这位先生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他是所有文艺爱好者的菁华和冠冕

他有成千上万的朋友，并能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姓

（HN Ⅰ，4）

果真如此，这位“讲台上的饰品”的众位“朋友们”成为阿图尔即将面临的灾难。全体教师听到了这首讽刺诗的风声，他们可不懂得什么叫作玩笑，出于同事之间的团结，校长德林宣布停止为阿图尔进行课外辅导。正如他日后在《简历》中写道的那样，虽然他有继续留在这所中学里的可能，可是德林的惩戒措施却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失去了权威人士的好感犹如在头顶上浇了一盆冷水，他无法像日后那样固执地进行抵抗。他写信告诉母亲想离开哥达，约翰娜警觉起来，因为阿图尔在信中暗示愿意来魏玛。

这一情形对约翰娜是一种挑战，如果阿图尔到魏玛来，就会打破她幸福生活中的平衡。她必须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她对阿图尔的感受如何？她是否愿意他生活在自己的身边？她的愿望究竟是什么，对于人生有什么期待？她在道德上有哪些义务，这些义务和她自己的实际想法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阿图尔对那位教师出言不逊是这件事情的直接导火线，约翰娜对此倒是不甚在意，她埋怨阿图尔缺少应有的沉稳自信，因为就应该把傻子当作傻子来对待，可是现在他自己却成为傻子们愤怒的牺牲品。谁招惹傻子发怒，谁自己就是一个笨蛋。招致这件愚蠢的事情发生的深层原因是阿图尔的“绝顶聪明”、自以为是、自高自大。深受刺激的约翰娜竭力准确地为儿子描绘一幅画像，这幅画像虽然不免稍有美化之嫌，却也恰如其分。约翰娜虽然没有斥责他，却毫不留情地在他的面前放了一面无情的镜子：“你人不坏，也不是没有思想和教养。你拥有一切必需的素质，可以使你为人类社会增光添彩。我了解你的性情，我知道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你。尽管如此，你还是令人十分厌烦，让人难以忍受，我觉得和你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你的绝顶聪明使你所有的优良品质变得黯淡无光，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些品质因此变得毫无用处，这仅仅是由于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想处处高人一筹，到处找别人的错处而将自己排除在外，想事事改进、样样精通。于是你激怒了身边的人，没有人愿意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改善自己、使自己顿悟，至少没有人愿意接受像你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点拨，没有人能够承受这一点。而且你自己还有那么多缺陷可以让人挑剔，他们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你那种轻蔑的态度，你以一种近乎占卜的口吻说，某事就是这么回事儿，自己却预料不到会遭到他人的指责。假设你没有这么聪明，那么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料，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却十分招人恨。如果不是受人挑唆，人总的说来并不坏。假使你默默地走你自己的路，也让别人安心地走他们自己的路，那么你原本还是可以像其他千百个人一样在哥达平静地生活和学习，在一般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也能拥有所有个人的自由。可是你不愿意这样做，于是你被赶了出去……你乐意充当某种游走的文学刊物，这很无聊而且遭人恨，因为人们无法像对待印刷的报纸那样略过某些版面或干脆将这堆废纸扔到火炉的背后。”[33]

约翰娜在此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充满怀疑论调的人生信条：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无法从中逃脱。人要让每个人走各自的路，并且注意自己在走路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路径。从上述这段话中已经能听得出，约翰娜就此下定决心，也不让儿子阻碍她走自己的路。因此哥达的这一事件引起了她的不安，因为阿图尔的性格从这件事中显现了出来，她担心这一性格会侵犯她自己的生活空间。阿图尔来魏玛探望过母亲几次，他已经让人尝到了他那喜怒无常的批评欲。因此有一次在他来访之前，母亲警告儿子：“带上你的良好幽默感，把你的争辩欲丢在家里，这样我就不必每天晚上和你在一起为文学或皇帝的胡子发生争执了。”[34][35]可是现在却不是拜访那么简单，而是事关儿子迁居魏玛。她先是稳住阿图尔，她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此外还让她担心的是，阿图尔在哥达所干的蠢事引起的不满还记忆犹新，立即迁居会导致“激烈场面”[36]的出现。而且如果让儿子暂时待在哥达经受炼狱之火，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他得为自己的行为独自承担后果。

一个月以后，就在1807年11月底，约翰娜做出了决定。她建议阿图尔去邻近的阿尔滕堡市，在那里的人文中学就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仍然会同意儿子移居魏玛。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定下一些规矩，为的是谁也不要插手对方的事情，“不要损害双方的自由”。[37]

关于她与儿子之间的关系约翰娜还从来没有说得如此一清二楚：“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拐弯抹角，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愿望和心中的想法，为的是我们彼此明白对方的想法。我真的喜欢你，对此你不会怀疑。我已经向你证明过这一点，只要我还活着，今后也会继续证明给你看。我的幸福就是知道你生活得幸福，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可是不必成为你幸福生活的见证人。我对你说过多次，与你生活在一起会很困难……我不想对你隐瞒，只要你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会作出所有的牺牲，我很难作出决定。我不隐讳你的优点，让我感到害怕使我退缩的不是你的……内心，而是你的个性、你的言论、你的观点、你的评判、你的习惯，总而言之，在事关外部世界的问题上，我与你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一致。而且你的闷闷不乐不但让我感到压抑，而且也败坏了我那欢快的幽默情绪，而这对你也没有丝毫帮助。瞧，亲爱的阿图尔，你来这儿看我也就那么几天，可每次都会有激烈的场面出现，可都只是为了些琐碎的事情。只有当你走了以后，我才能自由地呼吸。你在场的时候总是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抱怨不休，你那阴沉的表情，你那些荒诞不经的判断，这些判断就像卜辞那样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不容他人对此提出异议，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压抑。其实我多么想对此提出异议，而每次我都必须强烈按捺住内心的抗争，只是为了不引起新的争吵。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这一年以来我都没有经历过如此不愉快的时刻，这还得感谢你。为了自己，我保持沉默，没有人反驳我，我也不反驳任何人，在我的家中听不到大声喧哗。所有的一切周而复始地运转，我也走着自己的路。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不会发现谁发号施令、谁俯首帖耳，每个人都安心做着自己的事情。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可我不知道它的轨迹。这就是我最真实的存在，如果你还愿意让我在余生继续拥有这份安宁和幸福的话，那么就让它继续下去吧。亲爱的阿图尔，如果你再长几岁，对某些事情再看得透一些，那么我们彼此之间会更和谐。”[38]

在高大榜样歌德的影响之下，母亲在魏玛学会了泰然处之的态度（“日子在一天天地过”）。此时她感受到了来自阿图尔的威胁，于是她不得不自卫，但无法做到那么泰然。万事顺其自然，于人于己方便，不妄加评判，少攻击他人和发号施令——这就是在魏玛的生存之道，由此约翰娜现在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其实这也正是阿图尔思慕已久的东西，只是对于这位登山爱好者而言，这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只有在那些崇高的地方才能找得到。从这些地方人们可以“心平气和、超然物外地注视”，“此时我们身上属于躯体世界的那部分受到巨大的震撼”。（HN Ⅰ，8）在音乐和文学之中，同样在他的第一次哲学漫游之中，阿图尔找到了这种崇高感。“置身于”熙攘的人群之中，同时却要保持安宁，这是一种泰然的参与方式，可是阿图尔做不到这一点。在阿图尔这一时期写给母亲的信中只有几份残片存世，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写道：“这真是让人无法理解，永恒的灵魂被放逐到了躯体之中，它怎么就会一下子被扯了出来，脱离了原先崇高的超然物外状态呢？永恒的灵魂被从上拽下，进入尘世的渺小之中，躯体和躯体的世界将其打散，它渐渐失去了迄今为止的状态，置身于原先看来是如此渺小的尘世并使自己融入其中，这样一来它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局限在此并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内填充生命。”（B，2）

他不得不被拽入“渺小”的“尘世”之中，这并非他自己所愿。好奇、自尊、年轻的血肉之躯所萌发的愿望、获取体验的渴望，这一切都缠绕着阿图尔。他虽然可以保持距离，然而在这种距离之中充满了挣扎。这位19岁的少年感受自身的方式不是听凭一切顺其自然，而是主动地与外物划清界限。他必须批评、评判、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守住自己的空间。他已经过了或者还没有到可以任由自己随意行走的年龄，一种时刻警醒着的不信任感使他始终无法放松。他无法跟着别人一起走，因为他缺乏那种最基本的信任。可保持沉默对他来说却又很难，他必须参与发表意见，他不会轻易认可那些异质的、与他不合的事物。在总结儿子为数不多的几次魏玛之行时，母亲将阿图尔称为某种“游走的文学刊物”，并对他在文学问题上的争强好斗表示不满。不难想象这个粗暴好斗的家伙究竟在争辩什么问题。我们知道，阿图尔在汉堡期间发现了浪漫派，包括瓦肯罗德尔、蒂克……他们的“过激状态”在歌德治下的魏玛，因而在约翰娜·叔本华的沙龙里也并不特别受欢迎。而阿图尔则与爱好文艺的母亲展开斗争，既为自己也为了浪漫派的细腻体验。父亲对女人持传统的看法，儿子阿图尔也没有把母亲的智识放在眼里，他在母亲的见解中不仅听见了魏玛呼吁节制的回响，而且还觉察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母亲“最真实的存在”，正如她在信中所写的那样。阿图尔明白这一点吗？我们不知道，就连母亲也不知道。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她不指望阿图尔能理解，她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精确定义的母子关系，这样至少可以从外部保证彼此间互不干涉。“你好好听着，我想如何与你相处：在你自己家里你是主人，在我这里你是客人，就像结婚以后我在自己父母家中也是客人一样。一位受欢迎的可爱客人总是受到亲切的款待，可是他不应干涉主人的家事。你也不要管我的家事，有关阿黛拉的教育、健康以及佣人的事情也根本用不着你操心，迄今为止没有你我也料理得很好，今后也会是如此。我绝不容忍别人反驳，因为这只会引起我的不快而且也于事无补。你每天中午1点来待到3点钟，在其他时间里我不想看见你，我主办聚会的那两天除外，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在那两天晚上你可以留下在我这里用餐，前提是你能忍得住不挑起让人讨厌的辩论，这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此外也收起你对愚蠢世界和人类痛苦的那些抱怨，因为每每听了这些，接下来便是一个糟糕的夜晚，我总是做噩梦，而我多么想好好睡一觉。关于你的事情，如果我必须知道，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一一对我说，其他的时间里你必须自己安排。我不会为了哄你开心而让自己受罪，哪怕不是这样，我早已习惯独处，我已经无法改变这个习惯。我请你不要反驳，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这个打算，你的晚餐我会让厨娘每天晚上给你送过去，茶你家里应该有，必要的餐具我会给你一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一个茶叶罐子……每周有三场戏剧演出、两次聚会，你在这里有足够的机会消除疲劳，而且不久你就会认识一些年轻的朋友。假设我不在这里的话，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说得够多了，你现在知道了我的心愿，我希望你能够严格按照我的心愿行事。母亲不但关心和爱护你，并且很快遂了你的心愿，我不希望你用抗命来让我伤心，这不仅对你毫无帮助，而且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39]

1807年11月23日，阿图尔·叔本华抵达魏玛，他接受了母亲的条件。他搬进一间小套房，房东是一位做帽子的手艺人。他通过自学准备考大学，他的私人授课教师是仅比他年长几岁的人文中学教授弗兰茨·路德维希·帕索[40]。阿图尔埋头学习，在即将离开魏玛的时候（1809），他已经能够出色地驾驭古代语言，并且对古典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了如指掌。他在进入哥廷根大学之时由于高人一筹而踌躇满志，就所掌握的知识来说，他的同学，甚至某些教授都无法与之相比。可是在这两年中，阿图尔过得并不幸福。在哥达期间他处于中心地带，而在魏玛只是个不速之客。尤里乌斯·弗劳恩施泰特于1863年写道：“叔本华还对我说，面对他的母亲和她那些友人，他总觉得自己是陌生人而且很孤独，所以在魏玛人们也对他不满意。”（G，130）

母亲下定了决心而且有能力不折不扣地处理好与儿子的关系，可是与母亲不同的是，阿图尔心中充满了矛盾冲突可又不愿承认。在母亲面前，他宣布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可私下里却又指望母亲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充满关爱的家。约翰娜觉察到了他的这一奢望，于是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在一封信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你举出了众多决定你选择魏玛的理由，然而我只看到了一条理由促使你愿意住在魏玛：你在魏玛有自己的家。这和你迄今为止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你是否在这里会有更多在家的感觉，那让我们走着瞧。我会听凭你自便，这是我一贯的做法。”[41]母亲给予他自由，可是阿图尔显然觉得有些招架不住。可是他的自尊不容许他承认这一点。母亲在社交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阿图尔见证了这一点，可是却无法分享母亲的成功，其结果就是忌妒。几乎在60年以后，在阿图尔·叔本华的谈话之中仍能听出忌妒的余音。弗劳恩施泰特写道：“他谈及母亲的时候……口吻颇为不敬。他告诉我，他的母亲过着美妙的生活，在魏玛有不少文艺爱好者簇拥在她的周围大献殷勤。”（G，130）可这些人又何止是“文艺爱好者”呢？就连歌德也常常出入约翰娜家的门庭，在两年里他没有和阿图尔说上一句话。这使他颇受伤害，根据同时代人的一致记述，歌德在约翰娜家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轻松、亲切、没有架子。可是阿图尔应该感到高兴了，至少他得以作为观众亲身经历歌德（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自然现象）的登台表演。

歌德通常在晚间7点前后到达，手里提着灯笼。有时在回家的时候得有人给他点燃新的蜡烛。他很爱和苏菲（约翰娜的女佣）闲聊。他也会走进10岁的阿黛拉的房间看看，阿黛拉会向他展示自己的玩具，而他则摆弄着牵线木偶让它跳舞。据约翰娜说，歌德刚进来的时候“总是有些沉默，似乎有点局促不安……直到他看清楚聚会的阵容并知道有谁到场之后才舒缓下来。随后他总是紧挨着我坐下，并稍稍向后挪，这样他就可以将肘部支撑在我的座椅的靠背上。然后我就先与他开始交谈，慢慢他变得活跃起来，可爱得让人难以形容。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最完美，而且外表也是如此，身形高挑漂亮，他的腰板挺直，穿着极为整洁，衣服总是黑色或深蓝色的，头发无论是梳理还是扑粉都颇有品位，而且也符合他的年龄。他的面容熠熠生辉，生着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目光温和，但同时也具有穿透力，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显得更加英俊，令人难以置信”。[42]

约翰娜认为，歌德从来不会因为自己了不得而“压制”别人。恰恰是由于他的存在，别人受到了鼓舞而回到了自己的自然状态。不过别人的体验可不是这样。斯特凡·许策写道：“如果他情绪不佳地走进沙龙，从房间的一角走到另一角，这时候真是让人有些害怕。如果他不说话，别人就不知道这时候该由谁张口说话。”[43]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娜就会准备一张小桌子，桌上摆着些用来作画的物件。情绪不佳的歌德在桌子旁坐下，通常他都会通过画素描或者水彩画使自己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如果约翰娜不事先将这些画作妥善保管起来，那么其他的客人就会从歌德的手中把它们抢走。即使在心情好的时候，歌德也会表现得很专横。许策写道，某天晚上在约翰娜的家里，歌德带来了苏格兰的叙事谣曲，并准备“亲自朗诵其中比较长的一首。在诗中有某个句子反复出现，他约定每当它出现的时候，女士们就要齐声朗诵这个句子。于是激情澎湃的朗诵开始了，女士们时刻做好准备，在恰当的时刻同时放开嗓门。第一遍顺利通过，可是当第二、第三遍重复这句话的时候，赖因贝克教授夫人禁不住发出了笑声。于是歌德停了下来，放下手中的书盯着大家看，这是朱庇特大发雷霆时的眼神。他简短地说：‘那我就不念了。’人们吃惊不小，可是约翰娜代表大家恳求歌德，发誓一定服从他的旨意，并替其余的人担保。看在上帝的份上又重新开始了。果真如此！所有的女士都服从命令，每个人的下巴都有节奏地同时上下移动，这场面真有些滑稽，歌德的无上权威就在于此，他能够让所有参加聚会的人保持着规定好的庄重严肃的表情”。[44]

歌德本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滑稽的场面，虽说这不是故意为之，但毕竟是他一手造成的。在他的《日日年年》[45]中，歌德对此事有所评论：“Hilla，Lilla，一首苏格兰的叙事谣曲，颇有连祷[46]的意味，在我们这里颇受欢迎。我用美妙的声音朗诵了这首诗，参加聚会的诸位齐声重复着叠句中的钟鸣之声。”[47]

如果歌德在讲述或朗诵，那么上演的就是一出变形记。从表情和声音中可以看（听）得出他已经变成了故事中的人物，这时他在椅子上也坐不住了，声音变得很高，此时住在约翰娜楼上的内廷参事卢德库斯的夫人便会使劲地用脚跺着地板。

歌德很喜欢聊一些家常的事儿，比如他说中午自己突然感觉特别饿，于是就把原本准备好用来晚上招待客人的鹅肝酱独自吃得精光，就这么一件事情他抱怨了足足一个小时。在聚会的谈话中，他避免激烈的辩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他对年青一代的那种批判精神厌烦至极。如果有哪个人想从他那里听到确定的意见和评判的话，他有时候就会报以嘲讽，具体的做法是，他先发表一通确定的意见，可是末了却得出了相反的观点。在约翰娜的沙龙里，人们经常会听到他说这么一句话：“人们还以为我在魏玛，此时我已经到了埃尔福特。”[48]阿图尔发表批评意见时出语伤人，还喜好臧否人物，就凭这两点他就会让歌德感到讨厌。好在歌德在场的时候，此时的阿图尔还能够克制住自己。可是日后他再次迁居魏玛，那时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在心情好的时候，什么事情歌德都会同意，就连拉方丹[49]的肤浅小说和科策比的感伤剧（这些剧作经常在魏玛剧院里上演）都可以谈。在约翰娜的沙龙里，他向女士们发出忠告，唯一起决定作用的是欣赏的技艺，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不无影射。人们容忍歌德的一切所作所为，阿图尔也是如此，只要是歌德报名参加，阿图尔总会出现在母亲的聚会上。

阿图尔经常出现在晚间的聚会上，母亲坐在茶炉后面，以她那谨慎周到的方式维持着谈话的顺畅进行。因为歌德的存在吸引了某些贵客光临，他们在各自的回忆录或信件中回忆了在内廷参事叔本华夫人家中的那些夜晚。可是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贝蒂娜[50]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兄妹、阿希姆·封·阿尔尼姆，还是洪堡兄弟[51]注意过阿图尔。在那几年中，这些人都是约翰娜府上的常客。似乎只有扎哈里亚斯·维尔纳（Zacharias Werner）（当时戏剧界的一颗流星）在魏玛居住期间与阿图尔有过一段交往。在维尔纳的日记中能够找到对此事的简短交代，而阿图尔·叔本华在晚年时仍然提到过这段交往，并对这位神奇的人物赞不绝口。

歌德在1808年圣诞节将扎哈里亚斯·维尔纳从耶拿领到魏玛，这正是维尔纳名声最为显赫之时。有关路德的剧作《力量之尊严》在1806年柏林公演期间大获成功，阿图尔在汉堡期间读过这本剧作，并为其充满魔力的情节和激情澎湃的语言所折服。

扎哈里亚斯·维尔纳来自柯尼希堡，他与年长8岁的E.T.A.霍夫曼在同一所房子里长大。歇斯底里的母亲认为儿子是基督的肉身，扎哈里亚斯倒也乐得如此，日后他改了行成为诗神。他闻听席勒的死讯时幸灾乐祸地说：“如今空出了怎样的一个位子啊！”就连其他的人，例如伊夫兰德[52]和斯泰尔夫人都相信维尔纳会成为席勒的接班人。歌德最初曾嘲笑过《力量之尊严》，认为剧中充满了“浓烈的薰香气息”[53]。可是后来扎哈里亚斯·维尔纳在耶拿期间拼凑了一系列美妙的十四行诗献给明娜·赫茨利普[54]，歌德颇受感动，于是便将这位恋歌诗人[55]带到了魏玛。不过歌德与他之间的关系极具讽刺意味。在魏玛剧院上演了维尔纳的《万德拉》之后，歌德在一次宴会上取下席上一顶用来装饰猪头的桂冠并把它戴在了维尔纳的头上。不久以后，维尔纳成为魏玛城中一位丑闻缠身的人物：有一次他答应参加某个晚会却迟迟不来，于是主人便派了一位女仆去找他，可这位女仆却叫喊着跑了回来，原来维尔纳企图强暴她。维尔纳到了晚年变得十分虔诚，1814年他被任命为天主教神父，在维也纳布道劝人赎罪，颇有鞭笞派[56]的作风，对象为上层社会的家庭成员。

阿图尔在哥达的时候就结识了维尔纳，因为结识了这位贵人而备感荣幸。在魏玛期间，阿图尔在他的影响下对戏剧如痴如醉。

经常光顾剧院在魏玛完全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这里除了看戏之外很少有什么别的消遣。阿图尔也不例外，可是对于他来说，戏剧不仅仅是晚上用来打发时间的方式。我们注意到，阿图尔早期的哲学反思恰恰是由戏剧（特别是悲剧）所引发的。例如在谈及索福克勒斯的时候，他萌发了某种关于不幸的柏拉图式理念。他问自己，如果现实中的不幸不是现实的，而只是“存在于永恒之中的现实痛苦”的“图像”（HN Ⅰ，9），那么这会怎样呢？我们并不是将现实的苦难投射到了天上，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将上天的痛苦投射到了我们的现实之中，于是我们把所有事情弄得更糟。最直接的现实痛苦难道只是幻象吗？勇敢地审视形而上的痛苦就意味着摆脱当下的痛苦吗？这位帽子匠人家中的房客、宫廷参事叔本华夫人沙龙中的不速之客此时正在权衡，以寻求某种泰然处之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形而上的超越彰显现实痛苦的策略。阿图尔进一步地对这一策略进行精打细磨，可是在约翰娜的晚间聚会上谈论这一话题显然不合适。

约翰娜在社交上的成功促使忌妒者们行动起来。阿图尔也陷入忌妒者的行列之中，这似乎并不是他的本意，而只是巧合而已。例如帕索就是一位对此心怀忌妒的人。约翰娜交给他的任务是为阿图尔补习功课。歌德在1807年将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语文学家从哈勒延请到魏玛中学任教。帕索过分热心地高度评价歌德那些针对当代文学的论战文章，他甚至还批评了席勒。忠于亡友的歌德随即做出暗示，他不愿在自己参加的聚会上见到帕索。尴尬的约翰娜不得不屈服，收回对儿子家庭教师发出的邀请，帕索当然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可是他无法与歌德发生冲突，于是便将怒气撒在了约翰娜的身上。在给一位熟人的信中他写道：“您大概知道，随机应变、喋喋不休的叔本华夫人每年冬天都会举办无聊透顶的茶会……那些自命为有教养的人蜂拥而来，因为在这里能够经常见到歌德。”[57]

可以想象阿图尔会从帕索那里听到些什么关于母亲的事情，要知道他很钦佩帕索的专业知识，而且他偶尔还住在帕索家中。帕索是一个有怨必报的人，他不但把自己锁闭在古代王国之中并借此保护自己，而且他还从这座堡垒里向那些“文艺爱好者”们射出毁谤的毒箭。在聚会中他总是一言不发，可是人们觉得在他的缄默中蕴含着傲慢，而且其中似乎打着什么埋伏。甚至连歌德的思路都因此发生混乱，根据里默尔的记述，甚至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本该是充满智慧和幽默的谈话结果却变得枯燥和乏味。”[58]

那些与约翰娜交往的人通常被帕索称为“碌碌之辈”。[59]除了语文方面的知识外，阿图尔还从这位坏脾气的老师那里学会了这个字眼，日后阿图尔还会把这个词用在更多的人身上。

此外与阿图尔往来的还有另外一位在魏玛备受瞩目的人物，他就是约翰内斯·丹尼尔·法尔克[60]，他与约翰娜·叔本华的关系也颇为紧张。

法尔克是一位作家，1806年以后他一跃成为公使馆参赞（此前他是以拿破仑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他在魏玛筹建了一座孤儿院并参与工作，是国内布道团[61]的先驱者之一，做了不少造福生民的事情。他的社会抱负很大，这既是他的癖好也是他的弱点。同时代人对这个人的评价却不怎么样。里默尔将他称作“无法忍受的夸夸其谈者”，只有当上司出现在地平线而他则不得不拍着翅膀飞过去的时候，他那番长篇大论才会中止。否则的话，“在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讲中连个插针的地方都没有”（里默尔）。[62]约翰娜也嘲笑这位自命不凡的先生。说起来他还差不多是约翰娜来到魏玛以后第一个结交的人，因为他本人也是但泽人。在一封给阿图尔的信中，约翰娜写道：“事实上，他那种自命高雅的言行举止不但令人难以忍受，而且这么做也不聪明，因为这样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他很讨厌，而最终所有市民阶层的人家都会闭门谢绝他的光顾，而他很难在宫廷里找到类似的社交机会。”[63]另外，法尔克也没有说过约翰娜什么好话，因为这位来自但泽的内廷参事夫人打乱了魏玛原有的等级划分。在法尔克的《亲历歌德》中多次提及他本人与歌德的谈话，虽然这些谈话都是在约翰娜家中进行的，然而他却故意绝口不提谈话的地点。

阿图尔和法尔克交往颇为密切。1808年9月，法尔克前往埃尔福特参加诸侯会议时带上了阿图尔。歌德也应召前往，拿破仑想见他并与之交谈。法尔克、阿图尔和另外几个人构成了明亮的彗尾。应庇护者的征召，新老王朝在此隆重聚会。阿图尔并没有觉得这事有什么了不起，在法尔克的面前，他“对那些宫廷贵妇们”“表现出了厌恶之情”，“在喜剧开场之前，她们还将这位各族人民的压迫者称作凶神恶煞，然而在散场之后却宣称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G，21）

阿图尔在魏玛的生活就要接近尾声了，帕索写鉴定证明他在学习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809年秋季他便可以进入大学了。1809年2月22日，阿图尔庆祝了自己21岁的生日。他现在已经成年了，母亲将他应得的那部分遗产移交给了他，数额接近20000帝国塔勒，仅利息一年就有差不多1000塔勒进账，靠这笔钱就能过上不错的日子。不过最好的生日礼物却是参加盛大的化装舞会。这次盛大的假面舞会是歌德和法尔克倡议举办的，在市政厅大楼里举行。舞会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卡罗琳娜·亚格曼也将出席，她是魏玛城中的戏剧和歌剧明星，公爵的情人，歌德的对手。全德国都为她的美貌所倾倒，阿图尔对她也如痴如醉。在舞会上，阿图尔就在她的附近。卡罗琳娜装扮成一位圣女，而阿图尔则是一位渔夫，然而圣女没有在意渔夫。亚格曼佩戴了公爵赠送给她的所有首饰，她如此出众的装扮完全是针对公爵夫人的，那么公爵夫人会作何反应呢？公爵夫人对亚格曼的首饰视而不见，亚格曼对阿图尔·叔本华也是视而不见。叔本华将自己的心意写进了诗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做恋歌诗人，诗中写道：“我的痛苦成为我的欢乐/你向窗外望去……帷幔掩住了纱窗，你在枕上进入梦乡……帷幔掩住了太阳/我的命运被乌云遮挡。”（HN Ⅰ，6）这种状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爱情诗的威力毕竟有限。他向母亲坦白：“假使我在乡间路旁砸石头时遇见她，我一定会将她带回家去。”可是卡罗琳娜脚下的路并不会将她引到砸石工的身旁，公爵将她册封为封·海根多尔夫女伯爵，阿图尔的机会落入了无底深渊。

1809年夏天，阿图尔和母亲再次一同前往耶拿，他们拜访了歌德。歌德在日记中记下了约翰娜的来访情况，却只字不提阿图尔。约翰娜请求歌德为阿图尔写一封推荐信，此时阿图尔已经决定去哥廷根上大学了。无法确定的是，歌德究竟是忘了这件事还是拒绝了这一请求。总之，1809年10月7日，阿图尔是在无人举荐的情况下启程前往哥廷根的。

[1] Bw 14，第137页。

[2] Bw 14，第138页。

[3] Bw 14，第138页。

[4]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3～前332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曾面对马其顿帝国的强权争取希腊的独立，后遭诬陷受审不得不流亡域外，亚历山大死后荣归故里，却又遭到亚历山大手下将领Antipater的迫害不得不再次流亡，最终自杀身亡。在传世的60篇演说词中，有若干篇被认定为伪作。

[5] 阿尔尼姆（Ludwig Joachim Achim von Arnim，1781～1831），德国后期浪漫派作家，代表作为中篇小说《埃及的伊莎贝拉》，与布伦塔诺合编的民歌集《儿童的神奇号角》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6] 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德国后期浪漫派作家，代表作为中篇小说《正直的卡斯帕尔和美丽的安奈尔的故事》和叙事谣曲《罗累莱》。

[7] 卡尔·戈特霍尔德·伦茨（Karl Gotthold Lenz，1763～1809），除了在中学任教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古典语文学和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在当时颇有影响。

[8] Bw 16，第620页。

[9] Bw 16，第620页。

[10] Bw 16，第620页。

[11] 格拉西恩（Baltasar Graciány Morales，1601～1658），西班牙作家和哲学家，叔本华曾翻译过他的有关处世智慧的《处世预言》。

[12] 转引自葛文纳·威廉·封《叔本华生平》，第289页。

[13] 步（Schritt）是旧制长度单位，一步相当于今天的70～80厘米。

[14] 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 Alembert，1717～1783），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曾和狄德罗一起编纂了《百科全书》的前七卷，他基于经验分析的认识论为后来的实证主义奠定了基础。他对微积分和复变函数论贡献巨大，他的《动力学》是力学方面的一部奠基性著作。

[15] 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哲学著作是《论精神》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合理利己主义”的伦理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

[16] 长裤汉（Sansculotte）是大革命期间贵族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蔑称（参见第一章相关脚注），此处的进行曲当指《马赛进行曲》。

[17] 此处所指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除了教会、皇家和诸侯自家的图书馆外，在18、19世纪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文化需求，欧洲各地建成了一批民间的图书馆，主要收藏消遣文学作品和实用的书籍，借阅图书需要付租金，这类图书馆被称为Leihbibliothek或者Leihbücherei。

[18] 在当时，人文中学的教师也被称为教授。

[19] 此处指古希腊语和古代拉丁语。

[20] Bw 16，第4页。

[21] Jb.1971，第92页。

[22] Bw 16，第4页。

[23] Jb.1971，第94页。

[24] Jb.1971，第94页。

[25] Jb.1971，第104页。

[26] Bw 14，第134页。

[27] Jb.1971，第94页。

[28] Bw 14，第72页。

[29] Jb.1971，第94页。

[30] Bw 14，第124页。

[31] Jb.1971，第99页。

[32] 法恩哈根·封·恩泽（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1785～1858），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除了自己创作作品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传记和回忆录，成为记录当时社会的宝贵史料。其妻子主办的文学沙龙成为当时著名作家和学者聚会与交往的中心，推动了当时文艺的繁荣。

[33] Jb.1971，第971页。

[34] “为皇帝的胡子而争吵”（um des Kaisers Bart streiten）在德语中意为“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争执”。

[35] Jb.1971，第95页。

[36] Jb.1971，第99页。

[37] Jb.1971，第101页。

[38] Jb.1971，第103页。

[39] Jb.1971，第104页。

[40] 帕索（Franz Ludwig Karl Friedrich Passow，1786～1833），古典语文学家，后任布雷斯劳大学教授。他曾整理和译介了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修订了约翰·戈特利布·施奈德编写的希腊语词典，影响甚大。

[41] Jb.1971，第104页。

[42] Bw 14，第88页。

[43] 转引自H.H.霍本《约翰娜·叔本华——魏玛当年》，第56页。

[44] 转引自H.H.霍本《约翰娜·叔本华——魏玛当年》，第91页。

[45] 《日日年年》（Tages-und Jahresheften）是歌德的私人秘书克洛伊特（Theodor David Kräuter，1790～1856）从歌德历年的手稿中整理辑录出来的与生平有关的自述性文字，它是记录歌德1749～1822年间活动的重要史料。

[46] 连祷（Litanai）是一种祈祷的方式，由牧师领祷，信徒按照一定的程式回答。

[47] 转引自H.H.霍本《约翰娜·叔本华——魏玛当年》，第91页。

[48] 转引自H.H.霍本《约翰娜·叔本华——魏玛当年》，第91页。

[49] 拉方丹（August Heinrich Julius Lafontaine，1758～1831），德国小说家，代表作为《爱的威力》和《克拉拉·迪普莱西与克莱兰特——一个法国移民的家族史》，他是当时最成功的自由作家，作品多次再版并翻译成多国文字。

[50] 贝蒂娜（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德国浪漫派女作家，布伦塔诺的妹妹，后嫁给其兄长的好友阿尔尼姆，因处女作《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而在文坛成名。

[51] 指的是威廉·洪堡（Wilhem Freiherr von Humboldt，1767～1835）和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Freiherr von Humboldt，1769～1859）兄弟二人。前者是著名学者，在哲学、美学和史学方面都有所著述，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在语言学方面，代表作为《论人类语言构造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和《论爪哇岛的卡维语》，曾任普鲁士外交官和内政部主管文教的官员，创建了柏林大学，其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影响深远。后者是博物学家、地理学家，早年在南美洲探险考察，获得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卷帙浩繁的《新大陆赤道地区行记》（30卷），开创了现代自然科学中的诸多新学科，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宇宙》，对现代地理学发展影响深远。

[52] 伊夫兰德（August Wilhelm Iffland，1759～1814），德国戏剧演员、剧作家，曾在歌德、席勒的多部喜剧中担任主要角色，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演员之一，创作过60多部剧作，晚年曾担任普鲁士王家剧院经理。

[53] 此处的香气指的是教会在举行供奉上帝的仪式中点燃的特制薰香所发出的气味（Weihrauch）。

[54] 明娜·赫茨利普（Minna Herzlieb，1789～1865），歌德晚年曾经爱恋过的一位年轻女子，后来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小说《亲和力》，她也就成为作品中女主人公奥蒂莉娥的原型。

[55] 恋歌（Minnesang）或译作“宫廷抒情诗”，德国中世纪宫廷文学的体裁之一，主要是表达骑士对女主人的“贤德”和“美貌”的爱慕之情，作者多为下层贵族，也有市民和行吟诗人。

[56] 鞭笞派（Flagellantum），中世纪的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兄弟会，信徒们通过用皮鞭自笞忏悔赎罪。

[57]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05页。

[58] 转引自H.H.霍本《约翰娜·叔本华——魏玛当年》，第176页。

[59]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06页。

[60] 法尔克（Johannes Daniel Falk，1768～1826），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哲学-世界观上接近于赫尔德，在文学创作上倾向于歌德，代表作是《写给笑话和讽刺爱好者看的书》和戏剧诗《普罗米修斯》。

[61] 国内布道团（Innere Mission）是19世纪以后由新教徒在独立的协会和机构中建立起来的处理公益事务的组织或团体，1849年在维歇恩（Johann Hinrich Wichern，1808～1881）的倡议筹划下，新成立的德国新教国内布道团中央委员会（Centralausschuβ für Innere Mission der 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统一协调这些组织的工作。

[62] 转引自H.普莱蒂查（主编）《古典时期的魏玛》，第187页。

[63] Jb.1971，第92页。

第七章

哥廷根——钻研自然科学——父亲的阴影：对坚实感的爱好——徘徊在柏拉图和康德、渴望迷醉和怀疑之间——第二个哲学场景：从笛卡儿到康德，从神性的理性到神圣的理性，从形而上学到德性——“自在之物”的平步青云——地狱譬喻中的阿图尔

为什么会选择哥廷根？耶拿就在附近。在魏玛生活了两年之后，阿图尔或许想让自己和母亲的世界再一次保持更大的距离。而且如今的耶拿已不复往日的风光了，18世纪末费希特、谢林、施莱格尔[1]兄弟、席勒等人都在此学习或执教，那时候这座城市曾经是现代教育的辉煌中心。

耶拿大学璀璨一时，而哥廷根大学则是德国大学中的一颗恒星。1734年，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创建了哥廷根大学，没过多久这所新大学便在学术上赢得盛誉。在这所大学里，新时代的精神不必首先从神学的包围[2]之中巧妙地解脱出来，因此在这里自然科学（一种新的思辨性经验）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在18世纪中叶，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3]就是代表了哥廷根这种新精神导向的教育家。他在此教授医学、植物学、外科学。他还创作了具有教育意义的政治小说，这些作品具有贵族共和统治的倾向。此外他还创建了所谓的“解剖剧院”，其实这是一个展览馆，陈列着被分解的人体的各个部分。这位精力旺盛的启蒙者还倡议建立了植物园和产科医院，他在生理学方面作出的贡献至今发挥着影响。哈勒凭借着其影响力使哥廷根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重镇。同样在哥廷根大学执掌教鞭的还有著名的讽刺和格言体作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利希滕贝格[4]，他教授物理学和数学。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5]掌管着哥廷根天文台，并讲授数学。学术界的名流、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6]也在哥廷根，阿图尔·叔本华有幸聆听过这位一代宗师的讲座。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享有盛誉，这也恰恰是奥古斯都·威廉·施莱格尔极力推荐这所大学的原因，他认为如果打算钻研文艺和思辨材料的话最好首先打好经验知识方面的坚实基础。施莱格尔将哥廷根大学称为“德意志学术的中心”，在这里人们可以“与科学方面的所有进展保持同步”。[7]站在当代科学的高峰上，这也是阿图尔的抱负，虽然他较晚才感知到这一使命，但也正因此而更加雄心勃勃。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哥廷根大学依然站在时代的高峰。这所大学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魅力，贵族和上等市民愿意将子弟送到这里学习，除了自然科学以外，受到英国的启发，大学还增加了政治、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课程。如果谁通过了路德维希·施勒策[8]或约翰·斯特凡·皮特[9]的考试，那么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条宽阔的仕途，因此这就为学生的趾高气扬提供了特殊的温床。市政府着手限制牲畜的数量，因为学生觉得那些奶牛有碍观瞻，与此相反，工匠的帮工们倒是能够和奶牛们和平共处，可是就是和这些大学生们无法搞好关系。于是就会经常出现骚动，冲突的焦点在于“排水沟权”，也就是说走在马路上谁该给谁让路的问题。冲突逐渐升级，由个别的推推搡搡逐渐发展成群殴，双方经常成群结队地进入对方的驻地（帮工的居住区和同乡会的会馆）滋事斗殴。那些年轻的先生们虽然佩戴着刀剑，可是有时仍不免在帮工们（在当时的一本学生社团编印的大学生歌曲选本中，这些帮工被称为“一块没有思想、智慧和理智的肉”[10]）的面前败下阵来，于是他们就演上一出“搬家”的闹剧。大学生撤离城市，这样一来市民便担心失去一笔获利颇丰的财源，于是他们便不得不邀请这些雅士们搬回城里居住。学生们便提出无理的赔偿要求，于是那些帮工们便受到惩戒，其中那些颇有文采的帮工甚至还写诗赔礼道歉。为了庆祝学生们的归来，饭店酒馆提供免费的吃喝，学生们可以彻夜喧哗。

大学生们在哥廷根放荡不羁，海涅对此记忆犹新。他在《哈尔茨山游记》中写道：“有些人甚至以为，这座城市是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建筑起来的，每个日耳曼民族的支派当时在这座城里都遗留下一份他们同族的放荡不羁的模型，从中分支出汪达尔人、弗里斯人、施瓦本人、条顿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等，如今他们还是在哥廷根成群结伙，根据便帽和烟管穗子上各种不同的颜色彼此区分，走过魏恩德大街，在草场磨房、决斗酒店和包登村流血的战场上格斗不休，风俗习惯依然如同民族大迁徙时代。”[11]

当地的大学生是一种包含多种元素的混合体：寻衅滋事、自命不凡、风度翩翩、好斗成性。只有他们中的那些精英才对阿图尔·叔本华具有吸引力。他远离喧闹和事端，他的手枪仅仅是挂在床边的墙上而已。他的好斗只体现在辩论方面，在小范围的朋友圈子里辩论时，他的词锋尖酸刻薄。他当年的同学、日后成为普鲁士驻罗马教廷代表的卡尔·约西亚斯·封·布森（Karl Josias von Bunsen）写道：“他的辩论方式粗暴而棱角分明，他的语调和他那独一无二的额头一样倔强。他那慷慨激昂的论断和奇谈怪论真是可怕。”[12]

哥廷根这座城市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海涅觉得“从背面端详”时这座城市最美。他写道：“这个由于香肠和大学而闻名的哥廷根城隶属于汉诺威国王，它有九百九十九个炉灶、各种各样的礼拜堂、一所助产院、一座天文台、一个大学生拘禁室、一座图书馆、一个市政厅的地窖酒店，那里的啤酒很好。”[13]

阿图尔将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两年的时光。关于他这段生活的外部状况我们知之甚少。自第二学期起，他搬入施拉德教授在植物园的工作住房里居住，阿图尔一直到晚年都保持不变的作息规律就是在这里形成的。清早的时光用来从事高要求的脑力劳动，他通过吹笛子使自己获得放松；下午他去散步，行程颇远；晚上去剧院看戏或参加朋友间的聚会。在此期间与阿图尔保持往来的有他在哥达时期的两位旧相识弗里德里希·奥扎恩（Friedrich Qsann）和莱瓦尔特，还有卡尔·尤利乌斯·封·布森、威廉·巴克豪斯·阿斯托尔（他的父亲约翰·雅各布·阿斯托尔是一位移民美国的肥得流油的皮草商人）。此外阿图尔在这里还结识了日后成为著名古典语文学家的卡尔·拉赫曼[14]和年仅十岁就进入大学的神童卡尔·维特[15]。不过这些人都谈不上是知心的朋友，在阿图尔离开哥廷根之后，彼此之间也就断了联系。不过日后他们还会见面，但这些会面或多或少地含有偶然因素。

在这个圈子里，阿图尔是无可争议的中心人物。与在母亲家中的情形不同，众人都会倾听他的“卜辞”，他的“辩论精神”在这里丝毫不受限制，他总是正确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这些交往的评价不高。在1819年撰写的《简历》中，他写道：“在哥廷根度过的两年中，我依然保持着那种已经习惯了的勤奋状态，献身于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并没有因为与其他学生的交往而受到丝毫阻碍或让我分心。因为我已经成熟，经验日益丰富，我的秉性与众不同，这些因素使我每时每刻都处于隔绝和寂寞之中”。（B，653）

起初，他将全部的勤奋都倾注于自然科学的学习。他在医学专业注册学习，这难道是为了迎合母亲的心愿吗？母亲希望他学一门将来“能够养活自己的专业”。

从他早年的笔记中就可以看出叔本华对哲学的偏好。不过学习医学根本不需要阿图尔舍弃这一爱好，康德本人就曾经将医学视作与哲学为邻的学科。在体验躯体的过程中，一位具有思辨精神的人可以学会他更加应该摒弃什么东西。在人体之中也可以很好地研究宇宙中的两个基本力：斥力和引力。为精神提供养料（这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和为躯体提供养料，这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康德的看法，他将医学提升到了哲学的尊贵地位。叔本华也曾听过身兼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布卢门巴赫的讲座，例如自然史、矿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后者在从事自己的职业时也同样带着这样的赫赫尊严。布卢门巴赫自认为是一名“地方医院的医生”，他并不接受传统形而上学的强力话语。他过分地赋予自己从事的这门科学（医学）以某种能力，即它可以解决所谓的“终极问题”，因此他的物理学也意图满足人们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好奇心。他将“生命的胚胎”归结为材料间的机械关联，借助对史前化石的观察，他与那种认为人类是世界之中心的看法进行着斗争。他是第一个通过研究化石得出地球具有久远漫长历史这一结论的人。他教育人们要谦虚，但更多的不是在上帝面前，而是在所经历的自然面前。他大不敬地将人称为“所有家畜中最完美的动物”。[16]阿图尔师从布卢门巴赫学习了生理学，日后他将这门学科称作“全部自然科学的顶峰”[17]，他在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个概念：“形成驱力”（Bildungstrieb）。

布卢门巴赫将“形成驱力”理解为某种“有机的生命潜力”，它从力学的众多概念中摆脱出来，康德曾经称颂过形成驱力理论，谢林将其称作“在机械自然哲学内部跨出的勇敢一步”。[18]歌德也深以为然，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概念之中，事物之谜得以解开。

布卢门巴赫在事实的坚实土壤下面出色地埋下了自然哲学的元素。因此叔本华不必在此隐藏自己对哲学的爱好。日后自然哲学和精确的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然而在当时，布卢门巴赫的讲座和课后读物——谢林的《论世界之灵魂》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分别。只是从第三个学期开始，叔本华才完全攻读哲学。他在《简历》中写道：“在对自己，同时也对哲学……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打算，放弃了医学，完全献身于哲学。”那么他在自己身上究竟“认识”到了些什么呢？是什么让他“完全”投身于哲学之中的呢？

在汉堡期间他就对哲学和文艺产生了爱好，而这正是他为了逃避父亲为他定下的人生道路所采取的一种手段。随着中断学商他跨出了实际对抗父亲的第一步。他以前不得不借助精神世界来平衡父亲强加给他的生命职责，现在的精神世界已经与前者不同了。阿图尔已经转变了阵地，他勇敢地从父亲的世界中逃脱出来。可是父亲的阴影仍然尾随着他，阿图尔虽已逃脱，但从中却能看到父亲的影响。在精神的世界中，阿图尔不太赞同逃避，而是倾向于某种坚实的、精确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专注于自然科学并勤奋学习古代语言和研读经典作品。凭借着这股子商人的认真仔细劲儿，他首先想积累教育的原始资本，之后才能进行大胆的行动。因此在三个学期之后他才允许自己再次逃脱。他做出了献身哲学这一决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放弃了市民阶层的惯常做法，即在目的和收益之间作出种种权衡。

在此期间，他也回过几次魏玛。在与年迈的维兰德的某次谈话中，他明确而生硬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将自己对哲学的爱好从市民阶层维持生存的目的中解放出来。维兰德警告他不要学习那种像哲学一样的“不实际的专业”，对此阿图尔答道：“生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下定决心，用思考生命的方式度过一生。”（G，22）

维兰德本人更倾向于某种幸福哲学，可是他也容许哲学思辨采取怀疑的态度抑制过分的生命力。当叔本华表明心迹的时候，他的这份决心还是给维兰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老人说道：“是的，现在我觉得您是对的……年轻人，我现在了解您的天性了。您就待在哲学的世界里吧。”（G，22）生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他要思索生命，不受任何干扰，不受生命的种种纠缠，这就是阿图尔的盘算。他不断追求的仍然是那种站在高山之巅的体验。1811年离开哥廷根之前，他在某次漫游哈尔茨山时写下了这样的话：“哲学就是阿尔卑斯山脉中一条高峻的山路，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径能够通向这条路，可是中间必须经过尖利的山石和刺人的荆棘才能抵达。这条小径孤孤单单，越往上走越显荒凉。走这条路的人不应有恐惧，他必须将一切都抛在身后，在冰雪中放心地开辟自己的道路。他常常突然面临深渊，向下望去是绿色的山谷，晕眩感一个劲儿地把人往下拽，此时他必须稳住自己，要将自己的血抹在脚底，让脚粘在岩石上。这样他就能看到脚下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沙漠和沼泽消失了，不平坦的地方变得平坦了，不和谐的声音无法渗透上来，世界展现出圆润的轮廓。而他本人则一直站在阿尔卑斯山上呼吸着纯净、凉爽的空气，此时他已经看到了太阳，而脚下的世界仍沉睡在黑夜之中。”（HN Ⅰ，14）

叔本华迎接到的是怎样的光辉？对于当年的他而言，在哲学的天空中升起的是哪一颗恒星呢？他的第一位哲学老师，那位对康德哲学提出怀疑的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19]向他指出了两颗恒星：柏拉图和康德。舒尔策是一位知识渊博而狡猾的人，他善于带着某种怀疑的态度建立对立各方之间的平衡。在柏拉图那里可以找到传统的、充满自信的形而上学；而在康德那里，人们随处可以看到他对形而上学的越界行为所持的保留态度。

的确如此，这个时代的哲学精神就徘徊在柏拉图和康德这两极之间，人们在超越康德的同时追求一种焕然一新的形而上学。这种新的形而上学想按照法则建构整体（上帝和世界），而人们在主体之中发现这些法则正是凭借了康德的帮助。

康德是洛可可和虔信派的某种混合体，他让那些尊贵的哲学真理（灵魂之不朽、自由、上帝之存在、世界的肇始和终结）在一个圆滑的尖顶上跳舞：这些真理既有效又无效。康德教导我们，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如果我们必须不断地抛出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对于那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要太较真。如果这个答案可以大致让人满意的话，那么人们便可以把这个答案视为“似乎”有效的。这就是康德学说中的洛可可式成分，同时也具有伊壁鸠鲁式的滑头。

这样的平衡建立在模棱两可的“似乎”之上，真理在这样一种平衡中无法支撑很久，它们必然跌落下来，于是不得不再次严肃对待它们。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无法容忍这种“似乎”，于是他们便带着“绝对”（das Absolute）所具有的某种全新的自我确定性重新进行哲学思考。然而这种绝对性仍然是主体的绝对性，这里可以看出，康德仍继续发挥着影响。

在阿图尔学会服膺康德之前，他在与所谓的终极问题打交道的时候就已经具有了康德的精明和圆滑。叔本华在1810年写过这样一句批语：“伊壁鸠鲁是实践哲学领域内的康德，正如同康德是思辨哲学领域内的伊壁鸠鲁一样。”（HN Ⅰ，12）

众所周知，伊壁鸠鲁对神祇的存在置之不理，将实践的德性从上天的职责和承诺中解脱了出来，与此同时，他将现世中对幸福的追求和躲避痛苦推向了实用主义人生智慧的中心。他只承认绝对价值“似乎”具有某种效力。如果这些绝对价值可以在谋求幸福的过程中效劳的话，那么人们便可以运用这些价值。因此这些价值只是对生活有益的虚构物而已，这些价值成为现实的前提是，它们必须为展现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

叔本华将康德称作思辨哲学领域内的伊壁鸠鲁，这同时表明，阿图尔已经理解了康德的某些东西。康德以为“自在之物”不可知，这与伊壁鸠鲁认为神祇不可知颇为相似，这位古代的享乐主义者情愿对众神置之不理。

康德哲学是18世纪末的重大事件，康德出现之后在西方思想领域所有的一切都不复以前的模样。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对此他写道：“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靠对象……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靠我们的知识时，我们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最初的观点是同样的，他在假定全部星体围绕观测者旋转时，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已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于是他试着让观测者自己旋转，反倒让星体停留在静止之中，看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20]

康德的研究是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风格开始的，他试图捕捉思想中的那些先天的元素，即在一切经验（物理的）之前便赋予了思想的某些确定性元素，有了这些元素便可以像以往那样建立一种形而上学（元-物理学）。康德找到了这样一些先于一切经验的确定性元素，可是他又指出，这些元素只对经验有效，它们无法建构任何的形而上学。这不啻为晴天霹雳，“先天性”一下子从云端坠落，它无法再充当维系天地间垂直关联的固定点，它现在只能在平面上提供向导。

伴随着康德的出现，现代性和世俗化的进程又重新得到贯彻。为了能够准确估量这一进程，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笛卡儿的哲学。

在笛卡儿那里，理性昂起了骄傲的头颅。随着神秘面纱的揭开，上帝失去了力量，人们不得不帮助他。从理性的自我反思出发，笛卡儿试图证明为什么一定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就像为什么一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一样。同样从理性的自我反思出发，康德试图证明为什么一定存在关于上帝的虚构。这点分歧就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一道鸿沟。笛卡儿虽然将上帝从云端拽了下来，可是在他看来，上帝无论如何还是可以用理性来证明的生灵。而到了康德那里，上帝又一次极度萎缩，它仅仅是一个具有“调节作用”的理念。

早在康德之前，笛卡儿就已经认识到，寻觅形而上学的最终确定性必须从理性的自我反思开始，但这也必将在此终结。在笛卡儿那里，现代性的精神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对于他而言，世界并没有变得可疑（这只是他的假托而已），可疑的只是上帝的存在。因此从他那句有名的“我思故我在”中得出的并非完全是证明世界存在的证据，而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笛卡儿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使他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因为随着研究的展开，分析方法的自主精神便被释放了出来，正是这种自主精神最终瓦解了最强大的综合体：上帝。然而做到这一步的并非笛卡儿本人，而是他的后继者们。

笛卡儿本人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是现代性的先驱，他的分析方法具有瓦解力，他的数学结构神奇莫测。笛卡儿在荷兰流亡20年，他每天坐在壁炉旁向窗外望去，窗外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他就这样观看外界生活中的风俗画卷：戴着大帽子的行人走在积雪的路面上；海鸥在花园的围墙上歇脚；夏日雨后孩子们在玩耍，积水中映出湛蓝的天空；秋日里的集市；窗下走过的姑娘们发出咯咯的笑声；晚上壁炉里的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在如此安宁的生活中，笛卡儿一直在沉思。这是静谧中的沉思，这种沉思是被动的、顺其自然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沉思化解了由创造和统治所带来的峻急狂躁。火山的心脏所在总是宁静的，这次也不例外。

笛卡儿在隐退和宁静之中找到了阿基米德的立足点[21]，笛卡儿主义（理性的宇宙）由此诞生。虽然还时常谈及演绎方法和秩序的“科学”[22]，可是笛卡儿的理性的自我确定性已经被纳入了沉思的无穷的磨砺之中。在现代合理性中，理性这一概念业已枯瘦萎缩，因此将这一理性概念与笛卡儿的“我思”完全等同起来是一种愚蠢的做法。笛卡儿的沉思确确实实是一次与上帝的对话。笛卡儿的观点是：借助理性我可以辨认出上帝，也正是这一理性使我成为上帝的财产。并不是我借助自己的理性捕获了上帝，恰恰相反，由于我的理性上帝将我俘获。然而这层关系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只要有一个轻微的动作，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样：建立在理性证明基础上的上帝一下子变成了神圣的理性。

一方面是笛卡儿的“万有科学”（同样在宁静之中进行着沉思的斯宾诺莎将其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是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对体验的渴求，这两者将理性的劳作和入世与感性的自我维持一同送上轨道，此时此刻，骄傲的理性暂时还没有陷入形而上学的无家可归境地。

蒙田和帕斯卡尔那些怀疑论或灵性论式的疑虑此刻尚无法阻止理性的辉煌进程。在莱布尼茨以及稍后的沃尔夫的哲学中，上帝和世界被再一次完美地铸为一个整体。他们跨越了所有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世界与上天之间的界限，实现了两者间伟大的交流，无论他们采取的是归纳还是演绎的方法，这种跨越似乎都不成问题。万物都是连续统一体，自然不会造就跳跃，负责过渡的是perceptions petites（无意识的知觉）和微积分。正是这样：莱布尼茨教导他那个世纪的人要考虑“无穷”（das Unendliche），在这方面他获得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支持，这位天才的音乐数学大师将“万有科学”升华为用音乐表现出来的对上帝的祈祷。

康德以传统形而上学的风格找寻思想中那些先天的元素，没有任何一位前人有他如此之多的收获。他向人们展示出一套完整的先天元素：空间和时间的直观形式、一个由知性各范畴构成的复杂机制、一个真正的由统觉操纵的磨盘（它将经验材料碾成碎块，于是我们最终就可以感知和从概念上把握这些材料）。所有的这些先天元素都是些具有确定功能的装置，在经验材料进入我们内部之前，作为主体的我们就已经装备了这些装置。康德指出，这些先天元素不再将我们与上天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存在先于一切经验，可是它们并不在经验的彼岸，而是在经验的此岸。因此它们所涉及的并非超验（transzendent）之物，它们仅仅是先验（transzendental）之物而已。它们是条件，是每个可能经验的纯粹形式，因此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来它们无足轻重。如果我们着手处理这些先天的材料，那么我们就会跨越经验的界限考虑这些经验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这是横向的，而非纵向的思考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所说的“先验”恰恰是“超验”的对立面，因为先验的分析恰恰依存于对以下问题的证明：我们何以无法获得对超验之物的认识。没有一条可以从先验通向超验的路径，其中一例就是：我们的知性按照因果关系的原则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感觉论者大卫·休谟从经验中推导出作为或然性假定的因果关系，即设置了后天的（aposteriori）元素。与休谟相对，康德证明，并不是我们从经验中赢得了因果关系，而是我们借助因果关系接近经验，也就说在我们经验的对象中加入了先天的元素。根据康德的看法，因果关系不是外部世界的图式，而是在我们脑中产生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式。因果性先天元素仅仅是为了经验领域而存在。借助因果关系的原则意欲将作为第一责任者的上帝解脱出来，这就意味着跨越一切可能经验的领域，意味着错误地使用一种知性范畴。随着康德的这一证明结果，两个世纪以来一直紧密衔接在一起的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链条一下子被扯断了。康德摧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建立了现代的认识论。他将思维带入了认识论中，并机智敏锐地估算着思维的能力：思维在什么情况下、受到什么刺激的误导会放肆地超越通常的界限而进入它不该来的天堂乐土。在早期关于世界生成的著作中，康德同样致力于思辨，然而现在他却将思辨的乐趣转移给了那些轻浮不可靠的生意人，要知道后者同样会透支自己账户上的钱以期获得成功。康德或许是受到了瑞典通神论者斯维登堡[23]的神奇阐释的刺激这才划定了区域，他写道，他愿意耐心地等待，苦苦思考，“直到诸位先生们从梦中醒来”，然后手牵着他们进入隐蔽的作坊，他们就是在这个作坊里生产着幻象。在与斯维登堡这位受人欢迎的通灵者的交锋之中，康德意识到了某件事的迫切性，它“与其说事关对象，不如说事关对相关对象的认识方式”。[24]针对披露超验之物的谵妄之举，康德要确立的是先验之物的审慎态度。在写作宏大的《纯粹理性批判》的这段时间里，康德还撰写了另外一篇即兴之作《论脑疾》，题目本身就寓意颇深。这篇论文针对的是另外一位失去控制的形而上学家，他就是被人称作“山羊预言家”的扬·科马尔尼茨基（Jan Komarnicki）。当年他在柯尼希堡干着自己的营生，在14头牛、20只绵羊、46只山羊的簇拥下，他光着脚，身上裹着兽皮御寒，喋喋不休地发布着有关上帝和世界的预言。

康德不怕麻烦，他要将神奇的东西降格为古怪的东西。那部划时代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就是从这场格斗中产生出来的。

阿图尔在哥廷根期间开始阅读康德的著作，他此时还比较容易接受形而上学的种种预言，因此他起初认为这位柯尼希堡的哲学家只是形而上学中的搅局者而已。他在1810年的一则眉批中写道：“某人编造了一个谎言，另一个知道真相的人说，那是骗人的，这里才是真相。第三个人虽不知道真相但很聪慧，他指出了那个谎言之中的矛盾之处和一些不可能的断言。生命就是这个谎言，康德只不过是这个聪慧的人而已，而真理却是另一些人带来的，比如说柏拉图。”（HN Ⅰ，13）

不过康德现在已经决定做更多的事情，不仅仅是树立起一块警示牌，也不仅仅是监督理性的运营情况并阻止或揭露那种高估自己能力的僭望（谎言）。同时代的人已经明白了那些“更多的事情”是什么，只是此刻的阿图尔·叔本华还沉浸在柏拉图的学说之中，因此还没有或者尚不愿意注意这一点。

康德用洛可可的手法制造了一只与我们的知觉和认识能力相关的八音盒，直觉和认识能力有四种不同的判断类型，而在每种判断类型上又加装了各自包含三个范畴的机械手，例如与质的判断相关的三个范畴是“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诸如此类（康德甚至想在这只八音盒中安装更加精细的齿轮组，他说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完整地描绘出纯粹知性的谱系”）。这个八音盒是一套完整的机械装置，而完全不是什么“树形结构”。这个装置要运转起来并可以研磨和重新组合经验材料，就需要有效的能量。确定这种能量就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所在，他将之称为“生产性的想象力”。[25]今天那些认为康德是机器论者[26]的人们必定会对此感到惊讶。康德写道：“想象力是知觉本身的一个必要的成分，这一点倒还没有一个心理学家想到过。”[27]

为想象力加冕并非仅仅是狂飙突进运动或浪漫派的功绩，康德本人就已经预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如果考虑到他在公众中的声誉的话，那么在所有将想象力扶上宝座的人当中，康德或许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不过康德也得到过他人的点拨，这个人就是卢梭，当康德阅读《爱弥儿》的时候，他甚至放弃了每天必须散步的习惯。

卢梭在这部教育小说的第四章中插入了一篇哲学散文《萨瓦省的一位代理牧师的信仰告白》，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在由众多观点构成的汪洋大海中确定观测点，这些观测点对于他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卢梭反对英国感觉论者们的认识论纲领，照他看来，这些感觉论者只是将知觉着的人理解为被动的载体，那些感觉印象以各自的方式将自己摹写到这个载体之中。与此相对，卢梭发展了自己的一套有关自发性的观点，即肯定认识和知觉的积极一面，这些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对判断能力的分析出发，卢梭以精湛的手法剥丝抽茧，突出了自我在认识中的功绩。

卢梭指出，一个纯粹接受刺激的人是无法将他此刻同时所看到和触摸到的东西统一起来的，他会认为所看见的东西和所触摸到的东西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只有“自我”才会将两者合二为一，也就是说，自我的统一性保证了外界对象的统一性。

卢梭走得更远。他在“自我-情感”[28]和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之间进行了比较并得出结论：只有当感觉进入自我-情感之时，“我”才能够“拥有”感觉。既然感觉秘密地告知“我”外界的存在，而感觉存在于自我-情感的载体之中，因此没有自我-情感就没有存在。或者反过来：自我-情感使存在显现出来。自我-情感就是不折不扣的确定性：“我在”（Ich bin）。在这一点上，卢梭同时也反对笛卡儿，他将笛卡儿的经典名句“我思故我在”颠倒了过来。卢梭宣告：“我在故我思。”想法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即使两个表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要求一个有说服力的关联，“我”也必须愿意建立这一关联，只有这样这个关联才能产生。在两点之间不存在线，除非“我”在两点之间连一条线。

对于笛卡儿而言，意志是谬误的源泉，只有那种不受意志影响自发的思考才是“纯粹的”思考。卢梭指出，那些哪怕是最基本的思考行为也只有借助存在着的，因而自愿的自我才能得以进行。

这个由卢梭发现的最根本的能动因素被康德称为“想象力”，有了它知觉和认识才真正被激活了。对于自我的这个基本功能，康德还找到了更加晦涩的概念，他一点儿也不怕这些词佶屈聱牙，例如“统觉的先天综合”，或者简单一点的“纯粹的自我意识”，他将之称为“是我们必须把一切知性运用，甚至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都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点”。[29]

今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个表面看上去最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当时要那么绞尽脑汁，费那么多的心神才能够萃取出来。

当“自我意识”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诞生之际，它是从怎样的一种困境之中奋力挣脱出来的，而它的诞生又伴随着多少欣喜若狂之感，今天的人真正要去理解这一点一定也会感觉很奇怪。具有建构世界能力的“自我”被发现，与这一发现紧密相连的是乐趣、紧张、活力，人们在现今流行的理性批判中经常会忘记这一事实。简单的东西是如此困难，在人回到自身之前不得不走很长的路。只有设身处地地想象新时代到来之前的那种自我遮蔽状态，人们才能够体会新时代到来那一刻的欣喜若狂。福柯教导我们，思想、信仰、感觉在当时处于不同的地带。思想消失在所思之中，感觉消失在所感之中，意志消失在欲求之中，信仰消失在所信之中。使一切归于消失的复仇女神将主体引诱进了主体自身的产物之中并将主体紧紧攥住，而现在局面发生了颠倒，如今生产者从自己的产物中脱身而出，说道：你们看，这个东西是我做的！

在最初的那一刻（这是属于卢梭和康德的时代），这种新局面在当时不亚于“旭日东升”，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对它抱有巨大的希望。

人在此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只是看戏的观众而已，而现在却发现自己是这出戏的导演，于是他一下子就重新获得了之前被贱卖到天上去的宝藏。他现在攥在手里的东西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着实让他兴奋了一阵子，可是随后他就失望了。他们在形而上学的旧宝藏中找到的原来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于是这些东西也就失去了自身的魔力和它们所孕育的希望，因而变得那么缺乏说服力和平庸无奇。出路就是：既然人就是创造者，那么他就必须尽量创造更多的东西，于是人就注定要在疲于奔命的不断积累中找寻自己的未来。那些真理摆在那里只是为了让人们去“实现”它们，由此产生了一种关于进步和增长的世俗化宗教。最终这样一个时刻到来了，这时人们感到自己被创造出的东西包围住了，于是开始怀念自然形成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里，获得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成了问题，在自己创造出的世界里出现了异化现象，创造者们无法左右这些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于是想象力发现了一个新的乌托邦：这些创造出来的东西可以被控制。当这一乌托邦也失去其效力的时候，一种新的恐惧开始蔓延开来，即人们对自己创造的历史产生了恐惧。

对于所有的这一切，人们在一开始当然无法想象和预见得到。当时可以预见得到的至多是征服领土时的那份欣喜若狂之情。在迷失和不确定性的汪洋之中，康德赞美自我得以确立和证实的过程。“纯粹知性的领地是……一个岛屿，它本身被大自然包围在不可改变的疆界中。这就是真理的领地……在它的周围是广阔而波涛汹涌的海洋。”[30]

康德建立了一个据点将自己牢牢固定住，在这里他可以相对平心静气地环顾那个异常陌生的事物。

他给这个“陌生之物”取了一个滑稽的名字：“自在之物。”

本就陌生的“自在之物”现在只是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让人觉得陌生，它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知。“自在之物”是一个陌生之物的名字，这仿佛是一个悖论：为了让我们自己熟悉一个陌生的事物，我们这才创造了这么一个陌生的东西。这是我们投下的阴影。我们只有在为我所用的事物之中才能把握一切，而那些“自在”之物必然会从我们眼前溜走，因为“自在之物”一方面不依赖于我们的感官，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借助感官才能想象“自在之物”。存在是“表象的存在”，随着自在之物的发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种与迄今为止完全不同的“超验”，它不是停留在旧彼岸的超验，这种超验不多不少恰恰是一切表象那总是无法洞察的背面。

康德本人顺其自然地对我们身外这一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自在之物”置之不理。我们的表象之外的那个世界是怎样的，对这一问题的好奇心起初也折磨着康德，可是通过对我们的理性中的矛盾（“二律背反”）进行机智的分析之后，他终于将这一好奇心按捺下去。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是这样开始的：“人类的理性……具有特殊的命运，这就是：它为一些它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31]这个矛盾无法自行获得解决，人们不得不忍受这一矛盾。如果我们在一个最终还是陌生的世界里能够与理性融洽相处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忍受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可以信任经验和知识，那么我们虽然不能拥有绝对的真理，但是对于在这个世界上取得立足之地而言，我们知道的东西已经足够了。今天我们或许会说，我们的经验形式和知识形式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绝对的认识，可是却向我们提供了适应这个生活世界的种种秩序。

康德的“自在之物”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平步青云。

康德留下了一座理性认识的华屋，可是“自在之物”就像是房子上的一个洞，令人不安的穿堂风就会穿过这个洞钻进屋子里。

可是康德的后来者们就无法像这位柯尼希堡的未婚男子那样以同样顺其自然的态度对“自在之物”置之不理了，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试图紧紧攥住它。按捺不住的好奇心意欲进入事物秘而不宣的核心部分，无论这里隐藏着什么，是费希特的“自我”还是谢林的“自然主体”，是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还是费尔巴哈的“肉体”，或者是马克思的“无产者”。这些后来者们都想触摸沉睡中的世界，如果找不到什么符咒的话，他们就会发明自己的咒语；如果发现不了最终的真理，他们就会“创造”真理，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他们就会期待自造的历史能够向他们呈现出真理。这种真理在近代的历史上用血书写下了一串字迹，人们就像追踪敌人那样追踪着真理。毕希纳[32]笔下的丹东高声喊道：“我们缺少某种东西，我无法给这个东西命名——但是我们无法彼此从对方的内脏中将这个东西找出来，可是难道我们就应该为此撬开对方的肚腹吗？走吧，我们是可怜的炼金术士！”[33]

年轻的叔本华也不愿满足于康德那种充满怀疑的泰然处之的态度，他也要进入事物的核心部分。叔本华试图用柏拉图来平衡康德的怀疑论，他认为柏拉图不仅仅是守卫真理门户的人，而且还是真理的使徒。康德只是教给人们一些用餐时的规矩，也识得一些饭菜的做法，可是真正带来饮食的还是柏拉图。叔本华在1810年的一则眉批中这样评价康德：“如果有人说康德不懂得沉思内省的话，那么这或许是对康德的缺陷的最贴切的表述了。”（HN Ⅰ，13）

我们已经对汉堡时期的叔本华有所了解，对于他而言“沉思内省”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类型，它在壮美的高山之巅才有出现的可能，它可以让人摆脱功利的逼迫，摆脱市民阶层所要求的进步，从根本上说，可以让人摆脱为获得自立而不得不进行的拼搏。对于叔本华要找寻的“真理”而言，一套完整的确切判断倒在其次，首要的是一种生存方式。人不拥有真理，人处于真理之中。此处关系认识所带来的幸福，而不是认识的用处。在康德那里找不到叔本华所说的“沉思内省”，在“沉思内省”中已含有某种虔信派“皈依”思想的世俗化形式和“人—世亲缘”获得再生而转化为“人—神亲缘”[34]的意味。叔本华在寻找一种能够给人带来极乐的灵感（没法用其他的言辞来表达），目前他无法在康德那里满足这一需求。他认可康德作为理性机器论者的地位，在叔本华的眼中，康德在哲学中体现了某种坚实感。正是由于放弃了父亲期望他经商的意愿，叔本华因此也就舍弃了市民生活可以提供给他的坚实感。在这个并非父亲所愿的哲学世界中，康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一的一位获得父亲授权的人，但也仅仅是如此而已。在哥廷根学习的最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后来在柏林学习期间，叔本华将再一次发现康德，并在康德的哲学中找到了在生存的激励下进行哲思的维度，而这正是叔本华现在苦苦寻找而未得的东西。他最终会明白康德是一位倡导人类自由的伟大理论家，然而现在他还无法参透这一点。

康德接近了自由这个神秘的国度，他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与他的认识论一样是划时代的。作为一位倡导自由的理论家，康德在19世纪初的影响堪与日后的萨特相比。

早在《实践理性批判》问世之前，也就是在他那部认识论代表作中有关“二律背反”的那几个章节（阿图尔·叔本华认为这几个章节写得简直“绝妙之极”）中，康德已经接近了自由的秘密。

我们还记得，康德将“自在之物”理解为我们一切表象的背面。康德以前文中提及的充满怀疑的态度对我们身外的“自在之物”轻易地置之不理。可是康德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大胆而坚决的方式将这个“背面”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就连我们自身也是一个表象，而且我们也是一种“自在之物”。我们自己像镜子一样发出光亮，而我们与此同时也是镜子的背面。我们是一只眼睛，世界因此可以被眼睛看见，可是眼睛却看不见自己。于是那个曾经崇高的“先验”转变为我们自身生存中的一个盲点，转变为“所经历的瞬间中的黑暗”（布洛赫[35]语）。我们现在做着某件事情，我们总是可以在事后为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找到必然性和因果性，在做此事的这一刻我们还是“不确定”的，我们所体验的自己并不是拴在一条因果链上的某个人，而是这个人由于这件事情似乎从无到有地开始了一条新的因果链。就是在这样一个瞬间里，必然性存在的宇宙破灭了。康德用了一个平常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现在……完全自由地、不受自然原因的必然规定影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么在这个事件中，连同其无限的自然后果一起，就会绝对地开始一个新的序列。”[36]根据这一说法，就这个事件而言，当“我”已经站起身来的时候，“我”就成为种种因果性解释的猎物，于是必然性也就变成可见之物了，可是之所以可以洞察这个必然性，原因就在于起身站立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每一个瞬间都会将“我”放置在一个选择面前，每一个瞬间都会给予“我”选择的自由。

“必然性”“因果性”，这些都是我们的担负着表象化任务的理性所使用的范畴，即显现着的（erscheinend）、显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的范畴。只要“我”在观察自己并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着反思，那么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本身也是一种“现象”（Erscheinung）。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体验到自己处于自由之中。人置身于两个世界之中：（按照康德的说法）一方面，人是一个“现相”（Phainoumenon），这是感性世界的一个细胞，它按照感性世界的法则生存着；另一方面，人是一个“本体”（Noumenon），一个不附加任何必然性、因果性的“自在之物”，它就是某个在“我”可以理解和解释之前就一直存在的东西，它总是无限地超乎（异乎）“我”所能够达到的理解程度。

整个康德哲学的神秘引力中心就在于此。康德在一封信中承认，恰恰是自由这一问题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并促使他对理性进行批判。信中写道：“人是自由的，同时恰恰相反：不存在任何自由，一切都是自然法则所规定的必然。”[37]

康德将自由这一事件定性为一个因果链的“无条件”开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卢梭的声音。卢梭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可以想象世界的开端吗？对此他做出了大胆的回答：“这样的一个开端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自己在每一个时刻都可以重新开始。”他在《爱弥儿》中写道：“你一定会问我，我怎么就知道存在着某种由自身推动而产生的运动呢？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因为我感觉得到。我想让我的手臂运动起来我就可以让他运动起来，除了我的意志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直接原因促使这个动作的产生。”[38]

卢梭承认意志是一种自由产生的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这个问题上走的却是另外的路。在康德那里，“应当”（Sollen）成为此种自由的化身。一个起先错综复杂的论证，可是最终却又是如此简单的想法将他引向了那里：“意志”——这是存在于我们内部的本性。我们内部的本性究竟想做什么，这是本性的必然，而不是自由。作为由本性控制的生灵“我”被那些链条牢牢拴住，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自己有力量可以扯断这些链条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自由就是战胜我们自己的欲望本性。我们作为受本性控制的生灵隶属于现象王国，可是如果我们倾听自己的良知，如果我们去做那些并非必然性，而是良知逼迫我们去做的事情并就此超越自身（作为受本性控制的生灵）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超越了这个被附加了种种必然性的现象世界。如果在某一次基本的行动中我们为了某个既定的“应当”而下定决心，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是“无条件的”。于是“应当”就具有了某种力量，可以产生出“欲求”（Wollen），此时在我们的内部“自在之物”大获全胜，而这个“自在之物”正是我们自身——那个一直以来就受到德性控制的生灵。

康德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德性的”（sittlich）。那些不是从现象世界中获取法则的行为是具有德性的；而我们如果可以超越自身（作为受本性控制的生灵），那么我们也是“具有德性的”。我们的德性（Sittlichkeit）可以将我们送到世界的隐蔽的心脏之中。

在这一点上，道德化了的“自在之物”继承了旧形而上学的遗产。“自在之物”、“自由”和“道德法则”被统统归于“实践理性”，后者将用头脑中德性的天空来补偿外部世界中空荡荡的天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陷入了某种令人吃惊的格局之中。在康德看来，只有将理论理性的各范畴作为有可能发生的经验的条件加以运用，这些范畴才能起作用。而在实践理性中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只有当实践理性与实际道德的经验规则（利己、自我实现、追逐幸福等）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它才能使自己获得敬重。假使实践理性要求的只是那些经验对我们的教导和本性逼迫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那么这样的实践理性不可能发源于“自由”，不可能来自位于经验彼岸的“自在之物”，可是实践理性就应当如此才对。因此归根结底，康德的“自由的力量”不是卢梭意义上的“意志”（对于康德而言，这是隶属于本性的），而是“应当”，后者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自律地（也就是说发源于自身）产生出“欲求”。

根据康德的看法，实践理性（来源于神秘的“自在之物”）具有某种力量可引起某些行动的发生，而这些行动之所以可以自己发生恰恰是由于它们本身是合乎理性的。这种力量不需要来自爱好或恐惧的支持，它甚至必须回绝这些支持。康德写道：“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以在自己的周围传播快乐而找到内心的愉悦，而且他们也会因为别人的称心如意而感到由衷的快乐，因为这些人的心满意足正是他们的功劳。然而我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无论这类这些行动多么……友好亲切，它们都不具有德性价值。”[39]

就连狂热的康德主义者席勒都觉得这番话有些过头，于是他写下了这段具有嘲讽意味的箴言诗：

我乐于为朋友们效劳

可惜我这样做乃是出于偏爱

可是有一个问题在折磨着我：我是不是不道德？

这里没有别的法子，你必须试着去蔑视他们

然后心怀厌恶地去做义务要求你去做的事情[40]

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的律令不会承诺什么奖赏，服从这些律令并不是遵循其他目的的手段，这只是为了其自身的纯粹义务。在所有可以设想到的义务序列中，这一义务处于顶端。在内心的道德法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义务。

这样看来，被废黜的旧形而上学仿佛被赶出了宇宙广阔的空间，它匆匆收拾自己余下的力量投奔到世俗化了的主体的良知之中，开始在这里起劲儿地折腾。

当我们从形而上学的命运这一角度来观察时，康德所谓的德性的必然是以这样一种面目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反过来，如果从物质的生命世界这一角度来看，德性展现出同样奇怪的面目。在康德的脑海中浮现出某种严格的内部操控机制，它虽然已经试图与当时的良知发展阶段相衔接，但还是无可救药地领先于当时的水准。

在康德生活的那个时代，良知无疑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阶段，在此前它已经经历了一段发展历程。经历了数度的发展，西方的文明进程具备了某种暴力，正是借助这一暴力共同生活的某种秩序得以继续维持，而与此同时良知也开始进入了个体之中。

在近代以前，这种暴力凭借的是自身的力量，它形态各异、无处不在。可是国家暴力处于流动状态，这也就是它无法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暴力以一种缺席的方式在场，就像天堂和地狱一样。天堂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和地狱对人们的恐吓创造了重要的交际规则，人们感到自己为这些规则所包裹甚至隐藏，可是这些规则仍然停留在“外部”，在教会及其仪式等制度的帮助下，人们最终可以与这些规则达成一致。例如“赎罪券买卖”的交易形式就特别能够减轻人的罪责，这种交易来源于上帝和魔鬼之间达成的协议[41]，即“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一种妥协，通过这种妥协，在理论上宣布精神的独裁统治地位，同时又让物质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它可以在实践中行使被剥夺了的一切权力……你可以倾听内心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永葆一个漂亮的姑娘，但你必须承认那是一种可耻的罪恶，而且你还必须为这种罪恶赎罪”（海涅）。[42]按照海涅的说法，用卖赎罪券赚来的钱盖起来的彼得大教堂也可以被视作“情欲的纪念碑”[43]，这就如同埃及的一位烟花女子用卖淫赚来的钱建立的那座金字塔一样。

路德是一位伟大的搅局者，他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物，那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需要一位知己的、发自内心的上帝。时代之所以有这样的需求其原因就在于，正在形成中的按照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和创造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可以克制自己，“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受到了来自外部的逼迫，而是他们可以自己逼迫自己。由个体的行动所构成的链条越来越长，越来越头绪复杂。精密编织的社会网络变成了人们脑中阻碍人们行动的网屏。

康德正是这一发展进程结出的硕果，而与此同时他也高估了这一发展所能带来的成果。作为某种前景的良知在18世纪全面夺取权力虽说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夺权并没有发生。康德在他的“绝对律令”中将良知的喃喃低语浓缩成丝毫不容争辩的一句话：“你只能依据那个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原则行事。”[44]这个律令是一个假定的二次幂：律令提出的要求是，良知要以这样的形式提出要求。律令并非直接显而易见，作为被提出要求的要求它立即成了盛行一时的决疑论的牺牲品。决疑论者指责这位柯尼希堡的哲学家，他们举例说，每一个小偷都可以依据绝对律令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道理：我偷窃，我的原则是人们应该放弃个人财产，我愿意别的人也这样做，这样就不再有个人财产，而最终也就不再有小偷了。小偷巧妙地办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消除偷窃行为。

不得不承认，良知的社会历史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因为人们（为了调解社会关系）还无法信赖自己的言辞和需求。因此即使受到内部操控机制的阻碍，人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康德亲手设计的蓝图是一个乌托邦。与此相似，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市场以及个体合乎市场规律的行为获得自身的稳定和继续发展，而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干预；同理，资本主义社会也应该可以找到在道德方面的平衡而无须国家的管束，这将是一个心灵福利（Seelische Wohlfahrt）的自我供给系统。康德希望用他的绝对律令提供某种样板，为的是扩展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群落生境[45]。

资本主义社会与道德世界之间结成联盟，这一联盟此后发展的历史众所周知，它遵奉的格言是：信任不错，监控更好。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里，诉诸良知的需求急剧减少。国家大规模地鼓励人们丢弃良知，而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监控网络则变得越来越细密。在人们新发现了人类行为的心理背景之后，一种寻觅托词、逃避责任的文化顿时迸发出来。于是良知变得没多少事情可做，它已经重新退回到了近代以前的水平，今天的赎罪券就是罚单和假条。

康德的确恪守道德原则，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恪守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必须对潜意识中的圆滑成分（“似乎”）做出补偿。信任取代了对上帝的信仰，但是信任必须建筑在自身德性力量的基础之上。而反过来德性的力量必须达到这样的效果，即上帝“似乎”还在照管着一切。康德写道：“聪明的方式是，就这样去做，似乎另外一种生活……是不容变更的。”[46]这种不打自招的假定方式将那些在康德那里通常十分严肃的话题引向一种独特的不明确的状态。此外，这位柯尼希堡的哲学家还敢于说出诸如以下的话：“每一个人都在创造着自己的上帝。这话虽然听起来颇为可疑，然而却一点儿也不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47]年轻的叔本华从中嗅出了伊壁鸠鲁式的嘲讽意味，在康德那里，所有那些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都笼罩在这种机智的嘲讽之下。康德写道：“即使是最严肃的智者也不得不在这里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这里，理性熄灭了自己的火炬，而我们则留在黑暗之中。只有想象力可以在黑暗之中四处寻找路径并创造出幻象。”[48]

阿图尔·叔本华不愿意信赖想象力，至少不愿相信自己的想象力。柏拉图为他点燃了一束火炬，这束火炬禁止他接近康德。叔本华不断地阅读《理想国》中有关山洞的那段譬喻：我们置身于一个暗室之中，在我们的身后点燃了一堆火，再往后是通向室外的洞口。我们被捆绑着，无法转动自己的头，眼睛看着对面的墙壁。有人在我们身后的火堆之前将某些东西搬来搬去，而我们只能看见这些东西的影子在墙壁上晃来晃去。假设我们可以转过身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和那堆火，于是我们就会获得自由，走出这间暗室来到阳光底下，这时我们就置身于真相之中。这就是柏拉图主义：认识，这同时也意味着另一种存在。这与是否能够更好地认识对象无关，关键在于要置身于阳光之下。甚至可以想象，人由于阳光过于炫目而什么也看不见。相似的事物会彼此接近，或者这样说：通过认识，我们会变得与被认识的事物相似。观看太阳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变成太阳。永远相同、完善和摆脱一切变化的存在，这就是柏拉图式“理念”的化身，只有通过化为己有的过程才能认识这一理念，即你必须改变你自己的人生。没有批判，没有辩证法，没有逻辑性。这里展现的是一种对真理生出的情欲。这是“幻象”吗？如果它可以使你变样的话，它或许就不是“幻象”了。

阿图尔·叔本华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寻找着某种崇高的镇静态度，除此之外只有他热衷的登山才能给他带来这种镇静。和柏拉图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置身于高处，在这里他找到了某种被他称之为“优良意识”的东西，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那是在柏林期间的笔记中。

在哥廷根学习的最后日子里，即1811年夏天的某个时候，叔本华首次尝试着将他挚爱的柏拉图与一心想要摆脱却怎么也无法摆脱的康德联系在一起。他使康德的德性原则听上去颇具柏拉图式的意味，他在日记中写道：“存在着某种令人宽慰的东西，一种可靠的希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德情感中得到体验。这一情感对我们说得如此明白无误，我们在内心之中可以感觉到如此强烈的动机要作出针对我们自身（表面的）幸福的最大牺牲，既然如此我们真切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幸福，为了这一幸福，我们就应当与尘世间的一切动机对着干……我们在黑暗之中听到的声音来自充满光明的地方。”（HN Ⅰ，14）这种表述说明他尚处于摸索和探寻的阶段。吸引他的并非干巴巴的道德义务，而是康德所宣誓的自由的力量。正是这一力量将扯断由日常理性、纯粹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维持构成的枷锁，（再回到柏拉图那个有关山洞的譬喻之中）这就是通往露天、通往阳光之下的途径，这就是参与到存在之中。

这一出于自由的行动日后被叔本华冠以另一个名称：对意志的否定。

[1] 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参见第四章脚注）和奥古斯都·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弟兄二人。奥古斯都·威廉·施莱格尔是德国浪漫派作家、文艺理论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是《论文学和艺术》和《论戏剧艺术和文学》，此外他对于东方语文的研究推动了德国东方学和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的发展。作为翻译家译介了大量的国外文学作品，其中以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堪称莎剧德语翻译的典范之作，至今为人所称道。

[2] 传统的欧洲大学起初都是从神学研究起家的，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增加了新的学科。

[3] 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瑞士医生、作家，被公认为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文学上的代表作是长诗《阿尔卑斯山》，晚年还创作了一系列政治小说。

[4] 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德国物理学家和作家，代表作格言体的《稿本》，以讽刺的笔触点评各种社会、学术、文艺问题，节录本《箴言录》奠定了他作为启蒙作家的地位。

[5] 高斯（Carl Friedrich Gauβ，1777～1855），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天体物理学、数论、微分几何学、物理学、光学、大地测量学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后世这些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6] 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医学家、人类学家，代表作是《自然历史手册》和《比较解剖学手册》，此外他还是众多新兴学科（例如矿物学、古生物学）的倡议和建构者，他的自然观和人类学理论对于当时的德国文艺界和人文科学界（例如浪漫派作家、歌德、海涅、叔本华等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7] 转引自K.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200页。

[8] 施勒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1735～1809），德国历史学家，撰写了大量有关俄国、北欧、世界历史以及政治学、法学方面的著作，是启蒙时期的重要政论家。

[9] 皮特（Joahnn Stephan Pütter，1725～1807），德国法学家。在法学观点上他介于理性法和历史学派之间，代表作是《法律百科全书稿》和《当今德意志帝国国家宪法的历史发展》。

[10] 奥珀曼：《1770年至1870年间的一百年》，第5部分，第272页。

[11] 海涅：《全集》第3卷，第104页。

[12] 转引自施耐德：《叔本华》，第126页。

[13] 海涅：《全集》第3卷，第103页。

[14] 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是德国近代著名的古典研究大家，对中世纪德国文学的研究和整理贡献巨大。他运用现代的校勘学方法整理德国古籍，成为后世的典范，此外他突破了只为古典作家出考证版全集的定例，校订出版了《莱辛全集》，开创了为近现代作家出版校注版全集的先河。

[15] 维特（Karl Witte，1800～1883），在父亲（Karl Heinrich Gottfried Witte，1767～1845）的悉心教育下，少年时代便有神童之誉，日后成为法学家和但丁研究专家。父亲日后根据自己教育儿子的经历写成了《卡尔·维特或一段有关其教养和教育的故事》，此书问世后在当时影响巨大。

[16] 转引自施耐德《叔本华》，第123页。

[17] 转引自施耐德《叔本华》，第123页。

[18] 转引自许伯舍尔《逆流之中的思想家——昨日、今日、明日之阿图尔·叔本华》，第111页。

[19] 舒尔策（Gottlob Ernst Schulze，1761～1833），德国哲学家，在其代表作《埃内希德穆斯》中对康德的哲学提出了批判。

[20] 康德：《文集》第3卷，第25页。

[21] 此处借用了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给我一个可以立足之处，我便可以（用我的杠杆）撬动地球。”

[22] 此处的科学（Mathesis）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将数学与科学等同，运用数学推演的方法描述世界，莱布尼茨和笛卡儿等哲学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例如他们就曾提出过“万有科学”（mathesis universalis）这一概念，将通常彼此间区分开来的逻辑学、算术、几何和力学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用它来涵盖所有的形式科学。从词源上看，mathesis起源于古希腊语中的máthema，这个词有“学习”“知识”“科学”的意思，数学（mathematike）便是从这一词衍生而来的。

[23] 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涉猎广泛，钻研解剖学、结晶学、天体演化论等，还研制了多种机械装置。

[24] 康德：《文集》第3卷，第63页。

[25] 康德：《文集》第3卷，第149页。

[26] 机器论（Maschinismus）是哲学上一种将生命体比喻或等同于机器的论点，这可以追溯到笛卡儿将动物视作没有灵魂的机器（自动装置）的看法，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

[27] 康德：《文集》第3卷，第176页。

[28] 自我-情感（Ich-Gefühl）在一般语境下译作“自我感觉”似更为妥帖，但此处译作“情感”是为了与“感觉”（empfindung）相区别，较之“感觉”，“情感”具有更强的主观性，与心灵的总体结构及其极性（polarität）（例如：愉快-不愉快）密切相关。

[29] 康德：《文集》第3卷，第136页。

[30] 康德：《文集》第3卷，第267页。

[31] 康德：《文集》第3卷，第11页。

[32] 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德国著名作家、戏剧家，散文代表作是批判德国封建社会之黑暗的《黑森快报》，戏剧方面的代表作是《丹东之死》《沃伊采克》，他被认为是后来德国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

[33] 毕希纳：《全集》，第33页。

[34] 从宗教史来看，“人-神亲缘”（Gotteskindschaft）一词用来表示在诸神之间或在神与被神选中的人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基督教的“人—神亲缘”（依据新约）指的是上帝和（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达成和解的人之间的人—神关系。

[35] 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现代哲学家，哲学人本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是《乌托邦精神》《主体-客体》《希望原理》等。

[36] 康德：《文集》第4卷，第432页。

[37] 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第143页。

[38] 卢梭：《爱弥儿》，第557页。

[39] 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第186页。

[40] 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第187页。

[41] 此处“协议”（Konkordat）一词本指罗马教廷和各个主权国家和地区之间达成的协议，协议涉及保证宗教自由、教会事务自主权等内容。

[42] 海涅：《全集》第3卷，第531页。（原注误为第5卷，现据所引原版更正为第3卷）

[43] 海涅：《全集》第3卷，第532页。

[44] 康德：《文集》第7卷，第51页。

[45] 群落生境（Biotop）借用的是生物（生态）学上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多种或某一（动植物或微生物）物种在特定生态系统下的共生空间。

[46] 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第249页。

[47] 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第243页。

[48] 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第243页

第八章

柏林的生活——学术暴动——施莱尔马赫与费希特之争——第三个哲学场景：费希特，革命浪漫派以及成为自我的乐趣：“在人类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发现内心之中的荒野——阿图尔期待着费希特的“电击”

在哥廷根待了四个学期之后，1811年夏天阿图尔·叔本华决定进入1809年新成立的柏林大学。

他在日后写道：“1811年我移居柏林，期待着能够结识那位真正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才俊之士费希特。”（B，654）

除了费希特之外，在柏林还有其他学者，他们的鼎鼎大名吸引着叔本华。施莱尔马赫吸引叔本华之处倒并不完全在于他的宗教哲学，而在于他翻译和阐释了柏拉图的哲学。动物学家马丁·欣里希·利希滕施泰因（Martin Hinrich Lichtenstein）在他这一领域堪称翘楚，阿图尔是在母亲的沙龙里认识他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古希腊学家，歌德需要听取什么专业上的建议时就常常向他求教，最终两人甚至成了朋友。

在约翰娜·叔本华的催逼之下，歌德替阿图尔·叔本华向沃尔夫写了一封措辞颇为谨慎的推荐信，信中写道：“既然有这样一个摆在面前的契机可以让我打破长时间以来的沉默，那么我就不应当舍弃这个机会。因而我也就不愿意去拒绝一位想去柏林的年轻人的请求，为了他，我向您，我尊敬的朋友写了这封推荐信。他名叫叔本华，他的母亲就是宫廷参事夫人叔本华，她居住在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在哥廷根学习了一段时间，据我所知（多半是听闻别人言讲而非我亲自了解）他颇为严肃认真地对待此事。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他似乎经历了几次波折。如果您出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为他抽出片刻时间并允许他（在他够格的情况下）再一次见到您的话，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评判出他究竟在哪门专业上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这番话并不那么亲切友好。歌德日后对约翰娜坦陈，他当时之所以会写这封信是因为预料到阿图尔·叔本华从哥廷根去柏林的途中会经过魏玛，歌德想把几本从沃尔夫那里借来的书拜托叔本华带到柏林去。可是阿图尔取道哈尔茨山前往柏林，他不值得为这封模棱两可的推荐信而绕道魏玛。

阿图尔对柏林有所了解，他两次（1800年和1804年）随同父母到过这座城市。在第一次逗留期间，只有经常举行的阅兵式以及戏剧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亲眼看到普鲁士国王从马上跌下来的样子，当时“一只不幸迷失了方向的兔子穿过熙攘的观众”，人群一下子陷入拥挤推搡之中。他还亲眼见证了著名的伊夫兰德被台下的观众喝倒彩，伊夫兰德随后走到幕布前宣告“他无法再继续演下去了，因为他对类似的排斥行为不甚习惯”。叔本华第二次来这里是因为柏林是那次环游欧洲的终点站，父亲答应阿图尔在学商之前周游欧洲，抵达柏林就意味着延期清偿债务的期限到了。因此关于这座城市，阿图尔在旅行日记中便没有透露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只是记道：“正午时分终于到达柏林，一切就此结束。”（RT，279）

而此时正值1811年深秋。对于阿图尔·叔本华而言，柏林不再是吃人的陷阱，这座城市是一扇在他面前打开的充满希望的门，这正是他所期望的通向伟大哲学的大门。这一次叔本华对柏林寄予厚望，他希望这座普鲁士的大都市能够为他提供形成精神上的高远之见的制高点。可是他首先必须翻越实实在在的哈尔茨山的高峰，从这里望去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他在诗中写道：“他[1]躺在山坡之上/安然静卧，身躯舒展/充满幸福，其乐融融。”（V，793）从高山进入平原，阿图尔·叔本华来到了柏林。在多风干燥的日子里，柏林看上去就像一座在边区[2]的沙质土壤上匆忙垒起来的殖民地城市。在当时人写于1806年的一篇游记中有这样的句子：“细密的尘土被风扬起形成一团团的尘雾穿过所有的街巷，如果风刮得再稍大一点，行人便仿佛置身于非洲的沙漠之中。尘土被风卷成柱状，这个有房子那么高的尘柱便在各大广场的上空掠过。就有那么一次我站在宫殿的露台上，从宫殿广场前迎面过来这样一个怪物，远处所有的物体都被遮住了。风沙沿着所有的房舍席卷而过，我敢保证三步以外什么人也看不见，这一点儿也不夸张。广场上的所有摊点铺面都被沙尘所笼罩，杂货铺和水果摊上的值钱东西在转瞬间便被尘土所覆盖，商贩们要花上好一阵子工夫才能将自己的货物重新拾掇干净。”[3]

经常的风沙也颇让阿图尔伤脑筋，他整日将窗户关闭，抱怨灰蒙蒙的空气使他生病。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柏林给他的印象更加糟糕。40年之后，他在给弗劳恩施泰特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柏林频发自杀事件？还是信其有吧。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还是从道德上来说，柏林都是一个让人诅咒的偏僻小镇。”（B，338）

沙尘暴让人时不时忘记这样一点：柏林在当时已经打算跻身欧洲大都市的行列。这座城市的人口将近20万，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在大街上散步的人们打扮独特，虽够不上光怪陆离，但已经不再是乡巴佬的模样了。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如果一个人头顶着小丑戴的羊角帽骑着马在柏林城中招摇过市，那么其他人绝不会对他予以特别关注。”[4]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柏林城中开辟了宽阔的林荫道，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这个时代的活生生的时尚杂志”。[5]

柏林给人的印象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簇新的，就像是制图板上新设计出来的，没有历史可言。到处都在大兴土木，“老法兰克”住宅区不见了，取而代之在城市的边缘诞生了第一批简易租赁房，这些房子排列整齐，就像是列队去参加演武似的。柏林缺乏慢慢生长和逐渐演变的东西，“创造”在这里占据着优势，人们看到的是生造和矫揉造作的东西。熟悉其他那些大城市的人必然能够感觉到柏林的现代性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对此斯泰尔夫人写道：“柏林这座大城市的街道笔直、宽阔，建筑风格整饬和谐。正因为城市大体上是新建的，因此很难找到旧时代的遗迹……柏林这座完全现代的城市……丝毫没有庄重、严肃之感，它既无法体现这个国家的历史，又无法反映市民们的性格特征。”[6]

大学也是柏林的新事物，阿图尔·叔本华正要转学至此。也只是在他来此之前一年，这所大学才刚刚运转起来。

大学的建立凝聚了不知多少雄心壮志。

1806年普鲁士对拿破仑的战争一败涂地，老牌的哈勒大学也随之蒙受了损失。战争结束后，为了重建国家（也包括从头脑上），普鲁士的改革家们便着眼于塑造人们的头脑。为此人们争取到了威廉·封·洪堡加入筹办柏林大学事宜。按照国王的说法，这所大学“应该通过精神力量取代这个已经失去了体力的国家”。洪堡获准贯彻实施他那雄心勃勃的理念：按照人本主义的观念塑造人。这超越了教育仅仅是为未来职业做准备的观念。大学尤其重视人文学科（即语言文学、哲学和神学等学科），意图网罗在这一领域内的顶尖人物。随着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沃尔夫等人的加盟，这一目的显然达到了。在叔本华抵达前几个星期，费希特当选为校长。

费希特并没有垂涎这一职位，因为他料到，面对学术界里的种种规矩和习惯势力，以自己那雄心勃勃奋发革新的姿态，他很难站稳脚跟。因此上任不久他就陷入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之中。在费希特看来，由来已久的决斗、有关尊严的纠纷、强行劝酒、组建同乡会、佩戴勋章、炫耀取宠等行为都是旧时代的遗存，是不道德的、丧失尊严的举动。就任校长之初，他就对大学生们提出了严正警告。他那篇激情似火的演说的题目是《论唯一可能妨碍学术自由的因素》，然而这无济于事，即便在这所新建的大学里也不可能万象更新。短短几个星期之后，费希特不得不应付第一起骚乱事件。学医的大学生和军医学校的学员之间大打出手，战斗从室内转到了露天，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平息。还有一次，一名大学生试图激怒他的犹太人同学与之决斗，然而却徒劳无益，于是他便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皮鞭抽打这位同学，于是这位名叫布罗吉的受害者便到校长那里申诉。这一案件交送名誉法庭审理，结果不只是行凶者，连挨打的人也受到了处罚。费希特提出抗议，他认为法庭是因为布罗吉拒绝决斗因而对其实施了处罚。没过多久，布罗吉再次成为受害者。这位出身寒微、有些上进心的犹太学生似乎颇招惹暴力袭击，这一次的行凶者是柏林市内的军事枢密顾问克拉奇的公子，在行凶之后他还充满嘲弄地要求受害者到校长那里告状。布罗吉果然去告状，他再一次被荣誉法庭判处接受处罚。此事发生之后，费希特便请求解除自己的校长职务。对于荣誉法庭（由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这一裁决，费希特在1812年2月14日递交的辞呈中评价道：“这事实上是在引入这样一个原则：一位拒绝决斗而向学校当局申诉的学生应当被视为没有尊严的人。”[7]

在这场费希特与诸位同事的冲突之中，施莱尔马赫是对立一方的代言人。他对这些斗殴行为没有什么非议，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这些粗犷而充满自然力的行为正是大学生充满青春活力的表现，他们的生活和风俗本就如此。关于这一点分歧，费希特最终只能将其视作“他的学说与另一个体系间的对立，这一体系建立在虚构的历史和自然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将那些行为当作自然和历史的纯粹产物，必须按照习俗的约定来看待这些行为”。[8]这场关于学生骚乱的激烈争论不由得将我们引入了康德之后思想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费希特与浪漫派。

这里涉及的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自然抑或道德，顺其自然还是加以改造？是否应该任由学生之间彼此殴斗，无论是费希特还是施莱尔马赫都将这一问题上升到了“大是大非”的高度。阿图尔·叔本华在柏林不仅是在这些伟大思想家们谨遵“科学”的讲堂之上，而且还在那些调皮捣蛋的行为中直观地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转变。

叔本华日后回忆说，正是费希特将他吸引到了柏林，除此之外他并不怎么喜欢这座城市。20年以前，费希特的崛起像彗星般耀眼，此后不久他便被人们称作康德的合法接班人。此外他还作为政论家声名鹊起，起初他竭力为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辩护，日后他又鼓吹（作为共和—民族国家的）德国的重生（见《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然而到了叔本华聆听其讲座之时，费希特作为一名活跃于大学讲坛的哲学家已经越过了鼎盛期，声誉和影响已不如以前。

费希特在事业上可谓一举成名。

与康德一样，1762年出身于手工匠人之家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大学期间修读神学和法律，毕业之后靠充当家庭教师糊口。一位学生希望他能够传授康德哲学，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议论这一话题。于是费希特便下决心研读几大《批判》，而此前他都由于晦涩难懂的文字在这几本书面前束手。而现在他却被这些著作深深迷住了，于是他就在1791的夏天动身前往柯尼希堡，为的是拜见那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他遇到的只是一位疲惫的老者，面对费希特，康德显得无动于衷。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仰慕者所包围。就连女士们也来骚扰他，她们请求这位众所周知的单身汉给她们一些建议：如何在陷入爱情的迷途之时解决道德上的困惑。就像其他那些女士和先生们的遭遇一样，费希特起先被康德打发回家。于是费希特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5天，埋头苦干写了一篇题为《试论对一切天启的批判》的论文，他想以这篇文章为敲门砖毛遂自荐。这部作品给康德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他不仅邀请作者共进午餐，而且还为他介绍了出版商。该书于1792年出版，不过是在费希特不情愿的情况下以匿名的形式出版的。出版商出于书刊查禁的原因不得不谨慎从事，此外这也出于某种商业上的考虑。自一段时间以来读者就一直想听一听康德在宗教问题上的论断，而因为这篇论文恰恰暗合康德宗教哲学的精神本质，出版商估计到了这一点，论文一经面世读者自会认为作者就是康德，而相应的就会刺激他们的购买欲。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耶拿出版的《文学汇报》就做了如下的报道：“我们有义务告知读者，存在着这样一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著作，该书将在今年的复活节书市上问世，其标题是《试论对一切天启的批判》（柯尼希堡哈尔通出版社）。那位生活在柯尼希堡的哲学家通过其著作为人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只要稍稍读过一点其作品的读者立即就能够辨认出此书崇高的作者是何许人也。”随后康德便在同一份报纸上对那番充满溢美之词的推测表示感谢并否认他是那位“崇高的作者”，这份殊荣应该归于一位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人：费希特。随着这篇声明的发表，费希特一夜之间便跻身德国最有名望的哲学作家之列。

在这篇著作中，费希特延续了康德在宗教问题上的主观主义态度：在既没有惩罚的威慑也不存在承诺日后有所报偿的情况下，我们出于自由而选择了我们的德性。在费希特看来，德性因此而高尚，它以某种方式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仿佛存在某种来自上天的启示。为了具有德性，我们不需要任何宗教；可是如果我们具有德性，那么在我们的内心中便拥有某种神性的东西。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到德性上的高层次，也只有在这一德性层次上，宗教的种种启示才显现出来。这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宗教，它只是我们自身自律性的点缀而已。并不是宗教奠定了德性，而是恰恰相反：德性，也就是对自身义务的明确使我们可以接受宗教的种种启示。并不是宗教的启示使德性发挥效力（比如通过奖赏或惩罚等手段），宗教的启示只不过给予了德性额外的尊严。

这样一来，费希特回答了一个困扰着众多康德信徒的问题，即依据批判哲学的诸原则是否还能够想象某种天启的存在。费希特以一个明白无误的“是”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前提是并非天启奠定了德性的基础，而是恰恰相反：德性奠定了天启的基础。

这篇处女作清楚地表明了费希特作为康德的信徒打算从怎样的观点出发并向着何种方向继承其导师的学说。对于费希特而言，这是一个关于自由的学说，涉及创造世界的自我如何自律的问题。费希特在康德的批判性和从法国大革命那里获得的灵感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联。康德向他传授了先验的立场，其方法就是，面对一切被知觉和被认识的事物首先应该着眼于担负着知觉和认识任务的主体。康德还教导他，要回答那三个经典的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许什么？”那么最好的解答方式就是为第四个问题“什么是人？”找寻答案。费希特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他从康德的“‘我思’必须要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想象”[9]这一定理中推导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自我”（allmächtiges Ich）的概念，并且以此为出发点以无与伦比的胆魄发展了另一个与之互补的观点：世界仅仅是这个自我“切实行动”（Tathandlung）之后的产物而已。俯瞰莱茵河的景象佐证了他的观点：历史不是自发的事件（Geschehen），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产物（Gemachtes），一个理性的主体隐身在历史背后，这个主体在历史事件的汪洋之中操纵着历史向一个确定的目标发展：使世界也具备理性所一贯拥有的德性，当然前提是理性在自我之中始终铭记其自身的存在。自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心脏，费希特日后回忆道，这一发现对于他而言就像一道闪电划过，费希特总是要求他的学生在这一灵感的感召下改变自己，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他那错综复杂的哲学体系。

在费希特看来，康德的出发点是“我思”而不是某种给定的东西，费希特教导人们不能这样干，正确的方法是，如果我们思考“我思”，那么就必须先观察我们自身内部是怎样的情形。“自我”是某种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才呈现出来的东西，而与此同时，这种将自我呈现出来的力量正是我们自身中那个之前无法想象出来的自我性（Ichheit）本身。进行着思考的自我（das denkende Ich）和作为思考对象的自我（das gedachte Ich）两者被封闭在一个不断自主行动（Aktivismus）的循环之中。不存在什么我们与之有关联的固定存在（festes Sein），有的只是这种事先无法想象的行动（Aktivität），正是这种行动也同时让我们产生思考。世界正是凭借着这种“有所为”（Tun）而不断上升，而我们称之为“自我”的那种东西也凭借着这种“有所为”而同时上升。

乍看起来，费希特继续推导出的结论显得甚至诡异骇人：“自我是一切现实的渊薮”，费希特如此宣告道，因此“一切非自我的现实仅仅是某种从这个自我传导开来的事实而已”。[10]非自我（即作为对象的世界）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自我为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必须为自己划定界限。行动只存在于有阻力的地方，因而行动为自己设置了阻力。因此在三重意义上行动成为行动：第一它是最初的行动（primäre Aktivität）；第二它是为自己设置阻力的行动；第三它是以遭遇（它自己设置的）阻力的方式察觉到自己身为行动的行动。这种概念上的谵妄想要表明这样一点：限制意味着是对充满无穷活力的自我本身作出限制。如果人们认为这里所论及的似乎是某种可以从经验上或心理上被我们所把握的自我的话，那么这些构想必然显得诡异骇人。于是人们也就会很轻易地对此发出嘲讽，让·保尔就这样写道：“唉，如果每一个自我都是它自己的父亲和创造者，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它自己的死亡天使呢。”[11]叔本华对于费希特的勇力之举也发出过嘲笑，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见到。

因此费希特不知疲倦地强调，人们切不要把他所说的自我当作他本人，更不要将其理解为某个（从经验的角度看来）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自我。人们必须将其理解为“自我性”，这一自我性作为感受着自身的活跃力量在每一个个体的自我感觉深处有规律地跳动着。费希特所谓的自我必然铺展得很开（也有人说是“吹得很大”[12]），因为费希特由此打入了后康德派的阵营之中，这一派的哲学家将可疑的“自在之物”斥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因此仅仅保留了担负着表象化任务的自我（das vorstellende Ich）。

在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叔本华在哥廷根求学期间的哲学老师，他曾化名埃内希德穆斯发表了对康德的批判文章）和迈蒙[13]的支持下，费希特从康德的“自在之物”中推导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他对此的论证是：人们推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遮蔽了那个自在的世界（An-sich-Welt），我们凭借感官和知性将某种事物改造成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而那个自在的世界作为“物质”则最终成为这种事物的原因所在。作出这样一种所谓“合乎现实的”推断本身也只有借助因果关系的原则，即借助我们的知性。这个因果关系的原则只有在这个现象的世界中才有效，可是它却被用在一个超越了现象的范围内。人们只有借助这个仅适用于现象世界的因果关系才能维系那个超越经验和知性的“自在之物”。

因此这已经不再是什么“自在之物”了，而是“为我们所用之物”（Ding für uns）。日后，叔本华正是采纳了这一论证来反驳康德。

现在康德将这个位于现象彼岸的“自在之物”安置在我们自身之内，安置在了我们的自由的谜团之中。自由不但不取决于因果关系（即必然性），而且它本身还创造出诸多因果关系。自由发端于虚无之中，它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确立自身。康德曾经说过，处于自由之中的人可以参与到超越一切现象（因果关系）的存在物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费希特继承了康德：这个转向内在的“自在之物”，倚仗着这种“自由”，“自我”可以每时每刻借助自身的力量开始存在（anfangen kann zu sein）。

在此他并不想为那个可以经验的、单个的“自我”所具备的颠覆世界的至上权威做什么辩护（他本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声讨过类似拿破仑至上的先验观点），而是想表明这样一点：要想理解历史与自然的生命进程的动力，人们只有“以自我的方式”对整体进行思考。在自主的行动和我们的自我的自发行动中，我们体验到了某种力量，而撼动自然和推动历史的力量则与此相同。在这里，费希特大胆地将卢梭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后者认为“我”知晓世界的开端和运动，因为“我”自己每时每刻都可以开始并使自己运动起来。对自我的体验把我们带到世界之中，而不是一个充满自发性的宇宙之中。“我”就是这个“自在之物”——这个世界的公开的秘密。对于费希特来说，这样的洞察简直就是一道耀眼夺目的“闪电”，这激发着他将哲学思考进行到底。这道“闪电”来自负荷着高压的、寻求解放的精神大气之中，背后推动着这股大气的正是法国大革命。然而费希特并不是凭借这些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理解的纷繁推演发挥影响，他所凭借的是另一种东西，以这种东西作为原料可以为由新兴的乐趣所主导的汇率立即打造出通用的硬币，而这一新的乐趣就是：做一个“自我”（ein Ich zu sein）。当然卢梭已经为这一新乐趣的形成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从他那里人们学习到一种关注自我的方式，他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执拗地抵抗着社会环境和惯例习俗。卢梭的《忏悔录》在当时很快就成为一本被人们顶礼膜拜的书。他写道，对天地的探究必须从对自我的观察开始，人们喜爱听这样的话。开篇的那几句话犹如吹响的号角：“我独自一人。我阅读着自己心中的事。我了解人们。我与那些我所见过的人并不相同。”[14]

这正是人们想做到的：与众不同却又无所不包，对自己、对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了如指掌。歌德笔下的维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宣告“我回归自己并找到了一个世界”。不知多少人在他的身后呼喊并尝试着以他为榜样生活。

费希特在呼啸之中将这个“自我”抬升到了哲学的奥林匹斯山之上，在山顶之上站着一位犹如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画中的人物，世界就延伸在他的脚下，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奇观。[15]费希特善于运用充满感染力的修辞手法使他那难解的哲学变得通俗化，正是通过费希特本人，“自我”一词获得了别样的光彩，堪与之相比并蕴意同样丰富的怕只有日后尼采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我”（Es）了。通俗化了的费希特于是成为主观主义和无限可行性（grenzlose Machbarkeit）精神的主要见证人。主观创造似乎具有强大的力量，它发出了亢奋的声音。在那个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欢聚一堂品尝着美酒，他们共同勾勒着一个必须被“创造”出来的新神话的蓝图。何处可以找到这样的神话呢？当然是在自己那里。对于这样的事情人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要“创造意义”，要奉献一种建构社会的观念，为的是让这个衰败的社会整体重新融合成为一个强大的“超我”（Über-Ich）。日后人们将在这一次欢快聚会上形成的备忘录称为德国唯心主义的最早系统纲领，这是一份充满青春朝气的文献，促成它的是颠覆世界的创造精神和自我精神，是哲学那个狂野年代的时代精神。

那些强烈地确认着自我身份的人们时常感受到来自世界的威胁和限制，这个世界对“自我”寻求发展的愿望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自我”走向前台，而台后往往是苦难和疼痛。年轻的荷尔德林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世界用拳头向他猛砸过来，谁又能够将他的心守护在一个美丽的界限之内呢？虚无就像一个深渊包围在我们左右向我们打着哈欠，此外还有来自社会和人类的千头万绪的事物，这些事物无形地、毫无灵性和爱意地尾随在我们身后并将我们驱散。虚无和这些千头万绪的事物越是困扰着我们，来自我们阵营的抵抗就必须变得愈加充满激情、更加猛烈和强悍……来自外部的窘困和贫乏会让你内心的富足变得贫乏和窘困。”[16]

“内心的富足”需要的是喷涌而出，维护自我会导致致命的结果。精力耗尽之际，等待着荷尔德林的是图宾根城中的那座塔楼，无论是作为一个“高贵的装病者”还是一个病人，他都将在这里默默地度过他那生命中最后的几十年时光。

与荷尔德林一样，在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那里，自我感也从黑暗之中脱颖而出。在给友人诺瓦利斯的信中，施莱格尔写道：“作为流亡者的我没有房子，我被驱逐到了无限之中（宇宙中的该隐[17]），我要以自己的心脏和头颅作为质料建造这所房子。”[18]

因此与荷尔德林不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下定决心，绝不让“内心的富足”在大一统的现实面前沦为“窘困”。被法国大革命激发起来的富足状态受到了这股大一统力量的阻挠，现在施莱格尔要把这股力量拉到自己一边来，将它转化为“否定”（Annihilation）的暴力。人们必须自己否定那个正在否定他们的东西。这不是悲恸的时刻，荷尔德林写下哀歌缅怀逝去的东西，这不合施莱格尔的口味，他在《关于诗的谈话》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喜欢借助革命性的哲学进行全面否定的人”。当施莱格尔写下这番话的时候，对于他而言“革命性的哲学”就是费希特的哲学。费希特于1794～1799年在耶拿任教，所有那些想凭借其“自我”进入“大者”（das Groβe）的人在此短暂的时间内聚集在一起。奥古斯都·威廉·施莱格尔在耶拿讲授文学，他的家成为这一新兴运动的中心。费希特是这里的常客。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就住在兄长的家中。蒂克也在。那位来自魏森费尔斯制盐厂[19]的候补法官、自称为诺瓦利斯的弗里德里希·封·哈登堡也经常光顾这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耶拿学习医学。荷尔德林来这里就是为了听费希特的课。谢林则被耶拿大学聘为教授。那位日后成为自然哲学家的亨里克·斯特芬斯[20]也属于这个圈子，他在回顾那几年时光的时候写道：“（他们）结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同盟，事实上他们也同属一类人。革命是外在的自然事件，费希特的哲学则构成了内在的绝对行动，这个同盟就是要将这两者发展成为纯粹的、进行狂野游戏的幻想。”[21]

时常在耶拿城中小住的歌德也带着某种欣喜观察着这一群人热情高涨的活动，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些天才，有些过于偏激。他认为这些人“有随时坠落的危险”，他们的结局可能会很糟糕，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很惋惜。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每一个愿意听的人都会说这样的话：每每论及席勒倡导的“崇高”他都会笑得从椅子上摔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奥林匹斯山上的这位神祇就不得不出面为另一位真神仗义执言了。[22]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遭到了训斥，于是他迁往柏林，在那里继续着他那充满自我迷恋、讽刺嘲弄和缺乏敬意的行为。他在柏林创办了《雅典娜神殿》这一刊物，这份刊物原本打算命名为《大力神》，他想借此表明，“自我”及其“生产性的想象力”在当代的奥吉阿斯王的牛厩面前不必有丝毫恐惧。

费希特已经号召自我夺取在德性方面的权力，然而耶拿的浪漫派所追求的只是富于创造力、开创世界的自我如何在审美上获得自足的享受。“生产性的想象力”在康德那里是操控着统觉磨盘的动力，而在费希特那里则是催生德性世界的助产士，到了那些“狂野新人”处就变成了“神性幻想的原则”。对于既懂得艺术创作，又遵循德性的席勒而言，这一切走得太远了。他写道：“幻想者出于纯粹的任性远离了自然，为的是能够更加不受阻碍地屈服于固执的欲念和想象力的心血来潮……幻想并非自然的放纵无度，而是自由的放纵无度。幻想原本发源于一个值得尊敬的禀性气质，人们可以无穷地完善这一禀性气质，正由于此，它也可以在无穷之中陷入无底的深渊，最终只能以彻底的毁灭结束自己。”[23]

浪漫派不需要这样的谆谆教导。他们总是想凭借着自己在艺术上充满智性的娴熟技巧以反讽的方式超越自己，正是这种驾轻就熟使他们对飞升翱翔本身所具备的风险视而不见。路德维希·蒂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具有敏感的嗅觉，他们能够觉察出潜藏在自己奋斗之中的深不可测之物，因此他们还能够从对“虚无主义”（这个词就是在当时产生的）的敏感之中获得特别的享受。蒂克通过其笔下的威廉·洛弗尔之口大声呼喊：“跟我一同飞翔，伊卡鲁斯[24]，穿过云层，让我们亲如兄弟，一同向着毁灭欢呼。”[25]如果有人对他们提出非议，他们会摆出“任性”的样子作出如下的回答：是呀，那还能怎么样，任性是我们最好的那一部分。让·保尔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自己热衷于诗意的自持和对世界的超越，然而为了不至沦为魔术师的学徒[26]，他挺身站在席勒的一边。他在《美学入门》一书中写道：“在现在的时代精神中出现了一种无法无天的任性态度，仅仅为了给自己在虚无之中扫荡出游戏的空间，这一时代精神不惜自我陶醉地毁灭世界和宇宙……结果是，在谈论模仿和研究自然这一话题时，它必然充满鄙夷。”[27]

暂时撇开大师不谈，在费希特的圈子里人们在谈论研究自然时根本没有充满鄙夷。根据费希特的演绎，自我作为“形成力”（Kraft des Werden）深深地向下延伸到了存在的根基之中，凭借着这一演绎人们想要看到自然内部的模样。谢林依靠他那套自然走的是一条系统化的路子。诺瓦利斯这位矿山工程师充满了各种自由奔放、支离破碎、窃窃私语式的想法：不是“通向内心的是一条神秘的路”就是“外在物只是一种隐秘状态下的内在物”，或者是“我们要寻找这个世界的蓝图，这张蓝图就是我们自己”，等等。诺瓦利斯将“向外审视”自然与“向内审视”对立起来，“向外审视”必然到处发掘因果关系，而“向内审视”就会发现种种“可以类比之处”。他解释道，这种“向内”的思考方式（这正是“生产性的想象力”管辖的范围）让我们“认识到自然或外部世界是具备人性的生灵，这表明，只有像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爱人、我们和你们那样，我们才能够并且应该理解这所有的一切”。[28]

以这样的类比方法为基础，诺瓦利斯描绘了绚丽的图景，他说，当人类探究的目光扫射到自然之时，自然才会化为岩石。诺瓦利斯不赞成对自然进行无情的分析，他提倡对自然进行近乎情欲式的认识。费希特的“自我”应当是自然的基础，诺瓦利斯将这个“自我”转变成了“你”（Du）。正如在爱人之间一切皆有可能那样，这里也是如此：“只要是我想的我就能做到——在人那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的。”诺瓦利斯幻想道，既然我们的躯体是距离我们最近的自然，那么我们所具有的爱的力量也应该延伸到那里。如果可以摆脱对躯体的敌意，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保持状态了，“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医生，就可以完全、放心、准确地感受自己的身体，随后人……或许甚至有能力修复自己也已失去的肢体，纯粹通过自己的意志将自己杀死，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获得对躯体、灵魂、世界、生命、死亡和鬼蜮的真正了解。然后或许只有他能够决定赋予一个死者以灵魂。他会强迫自己的感官，给他一个他要求的形体，这样才会在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他的世界之中。”[29]

如果有谁像诺瓦利斯那样将其“自我”如此之深地沉入自然的“非我”之中，那么最终他会获得一种奇怪的体验：在他的面前，自然不再是以自我的姿态（ichartig）呈现，而是相反的情形，自我以自然的姿态（naturartig）出现。于是他就将与那个被他当作其“自我”的东西一同陷入“自然那黑暗而充满诱惑的怀抱之中”，他那“可怜的个性”也因此被吞噬，正如诺瓦利斯在《萨伊斯的学徒们》中所说的那样。“自我”想在满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身影并与之重逢，然而此时一下子处于黑暗之中，陷入自然的黑夜之中。在它的自身内部出现了阴曹地府，这片陌生的大陆、无意识的王国变得清晰可见，在新的好奇心驱动下进行的郊游到达了目的地。结果不可能是别的：一个想如此充满直觉地感受和理解自己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一些无法定义和歧义纷呈的东西。这些充满好奇心的人在自我之中发现的不仅仅是那些呈现出“普遍意义”的流通硬币，这时候“内心的曙光”出现了。就在众多探险家开始研究隐藏在太平洋之后的荒蛮之地的时候，另外的一些人正在探究我们内心之中的荒蛮之所。

这些人乐于做一个“自我”，他们将这种乐趣深深地卷入自己内心的荒蛮之中，而他们其中的有些人最终精疲力竭。针对维特那充满诱惑的欢快呼号“我回归自己并找到了一个世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1802年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语气之中已经有了些许悔意：“那个让我回归自我的人就是杀我的人……”

这些精疲力竭的“自我们”都在找寻某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毕竟就连那位“自我之彗星”（Ich-Komet）波拿巴也将自己牢牢固定在了尊贵的皇位之上。

奥古斯都·威廉·施莱格尔在丰满而富有的斯泰尔夫人那里找到了庇护所。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也正准备着投入天主教的怀抱。传统又开始走俏，人们开始搜集民歌和童话。感谢上帝，不必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操心。人们期待着固定的职位和稳固的关系。

只有费希特例外，他还是老样子，仍在用他的长号宣告自我的新的一天的开始。然而跟他一起演奏的人都纷纷离去，留下来陪伴着费希特的只有那个庄严的自我。

阿图尔·叔本华仍想亲耳聆听这位先生的宏论，原因有二：其一，如果想要在哲学上站上时代的高峰，那就必须听听费希特说些什么；其二，叔本华在寻找一种语言，只有借助这种语言，人们才能够理解和表述出柏拉图所说的摆脱经验性的意识这层意思。在费希特那些有关德性的严格概念或在他精心堆砌出来的自我意识的一座座高峰中（无论这些东西是否渗透到了哥廷根，这些都不重要），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是费希特反复不断重申的声明：哲学的真理必须借助“闪电”的“昭显”进入日常意识之中；真理只会在一个耀眼的瞬间、在仅有的一次蕴含着无穷力量的爆炸之中才会显现出来；真正的哲学只能由一个唯一的想法组成，只是出于宣告这一想法的目的并且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才会将它编织成一条由论证组成的线索。

叔本华自小接受父亲的引导，受到虔信派与世界保持距离的信条的影响。之后他阅读瓦肯罗德尔和蒂克的著作，试图通过艺术摆脱尘世。接着他又用柏拉图的振奋来补偿康德的怀疑论。正如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叔本华在尘世的奢求和上天的乐趣之间徘徊不定。可是在至关重要的一点上，叔本华走了一条与那个时代截然不同的路。那个时代意图麻痹人们的内心矛盾或在矛盾的两极间加以和解。人们在竭力寻找那个阿基米德所说的支点，从这个支点出发，生命又可以重新变成一个整体。于是人们将设想出各种巧妙的方案。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将让无法和解的东西实现其自身的和解。人们将对旧形而上学的元素进行改造，让它们为创造历史服务。

阿图尔·叔本华则不同。他的目标不是和解，他将其全部的哲学激情投入了一项工程：理解“意识的双重性”，去理解我们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必须）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挣扎。他将毫不留情地把这两种意识严格地区分开来：一个是经验性的意识（das empirische Bewusstsein），在这方面康德进行了开创性的发掘；另外一个我们该叫它什么呢，叔本华自己目前还没有给它命名，他正在寻找和摸索，有时候他会使用各种宗教概念术语来称呼它，一直到在柏林期间他才下定了决心，将其命名为“优良意识”（das bessere Bewusstsein）。

[1] 此处指拟人化了的哈尔茨山。

[2] 边区（Mark）是一个历史概念。最早在中世纪时期为了保卫法兰克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土而在边境地区设立的军事防御区，此后在这些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诸侯国，柏林原本就位于北部边区（Nordmark），北部边区后来演变为勃兰登堡边区（Mark Brandenbrg），日后的普鲁士王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3] 转引自R.克勒/W.里希特（主编）《1806年至1847年间的柏林生活——回忆、记述》，第301页。

[4] 转引自R.克勒/W.里希特（主编）《1806年至1847年间的柏林生活——回忆、记述》，第308页。

[5] 阿特博姆：《游历浪漫的德国》，第48页。

[6] 斯泰尔夫人：《论德国》，第101页。

[7] 雅各布斯：《费希特传》，第122页。

[8] 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16页。

[9] 康德：《文集》第3卷，第136页。

[10] 费希特：《一切知识学的基础——为听众撰写的手册》，第55页。

[11] 让·保尔：《齐本凯斯》（见《文集》第1编，第2卷，第270页——译者注）。

[12] 此处的aufgeblasen在德语中也有“妄自尊大”的意思，因此该词在上下文中语含双关。

[13] 迈蒙（Salomon Maimon，1753～1800），哲学家，曾对康德的“自在之物”进行了阐释，代表作为《试论新逻辑学或思维理论》，其哲学对费希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4] 卢梭：《忏悔录》，第9页。

[15] 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德国著名画家，他善于捕捉自然之中的气氛，在风景画中融入了强烈的内心感受，在这些作品中流淌出来的强烈的主观感受和个体的经验与当时哲学和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思潮殊途同归。文中提到的画作当指画家创作于1818年的代表作品《吕根岛上的石灰岩山崖》（Kreidefelsen auf Rügen）。

[16] 荷尔德林：《作品与书信全集》第2卷，第743～744页。

[17] 该隐（Kain）是《圣经》中的人物，他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忌妒而将其弟亚伯（Abel）杀死。

[18] 转引自普莱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诺瓦利斯——书信中展现出的浪漫派友情》，第43页。

[19] 诺瓦利斯的父亲自1784年起担任这家制盐厂的经理。

[20] 斯特芬斯（Henrik Steffens，1773～1845），自然哲学家、作家，浪漫派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深受谢林的影响。

[21] 转引自阿伦特《虚无主义的开端——从雅各比到尼采》，第33页。

[22] 此处说的两位神分别指歌德和席勒。

[23] 席勒：《全集》第12卷，第263页。

[24] 伊卡鲁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了逃离克里特岛上的迷宫，他与父亲代达鲁斯制作了用于飞翔的翅膀，在逃离过程中由于不听父亲的劝告他距离太阳越来越近，结果黏合羽翼的蜡融化了，于是坠入了海中。

[25] 蒂克：《文集》第1卷，第670页。

[26] 此处借用了歌德的叙事谣曲《魔术师的学徒》（Zauberlehrling）的典故，诗中叙述的故事是，魔术师的学生在师傅离开家后大肆施展自己学到的魔术，最终由于学艺不精导致局面无法收拾。

[27] 让·保尔：《美学入门》（见《文集》第5卷，第31页——译者注）。

[28] 诺瓦利斯：《文集》第2卷，第201页及以下诸页。

[29] 转引自科尔夫《歌德时代的精神》，第3卷，第253页。

第九章

阿图尔手稿本中的秘密哲学：“优良意识”——圣灵降临——没有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加入的心醉神迷状态

叔本华在1813年初的哲学日记中写道：“让我来说，在这个短暂的、感性的、易解的世界里或许就存在着个性和因果关系，不错，这些甚至是必要的。——可是我内心中的优良意识却将我抬升到了另一个世界中，这里不再存在什么个性和因果关系，也不再有什么主体和客体。”（HN Ⅰ，42）

现在叔本华将迄今为止他所体验到的一切可以算作行动或超越愿望的东西全部归于“优良意识”的名称之下。这其中包括：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的“这里不是人的家园”；在艺术尤其是在音乐之中寻求摆脱尘世；登山的经历；向内的超越，感性和自持通过这种方式仅仅表现为游戏；沉浸于观察之中从而忘却自己，或者恰恰相反，体验到自我是一面镜子，世界在这面镜子中以多种形态出现，然而镜子（自我）本身却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柏拉图的“理念”，还有康德的“应该”（Sollen）（虽然对此还有些犹豫不定）——这个自由之谜，它将那个“必然存在之世界”（die Welt des notwendigen Seins）扯个粉碎。

为了这种种的超越，叔本华仍在一直寻找一种语言。这应该是理性的语言，可是这种语言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为它要表述的是某种自己还没有找到的东西。叔本华心目中的“优良意识”不是某种创造理性的东西，而是某种将要与理性遭遇的东西。它不是某种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某种被准予纳入的东西。这是某种“一闪而过的念头”，不是刻意召唤而来的，这是某种灵感，某种圣灵降临的体验。经验性的意识和优良意识之间隔着鸿沟，两者之间无法跨越，只能渡过。摆渡十分困难，因为这意味着要将“优良意识”翻译成主体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是翻译成反映主—客体关系的语言。[1]可是这原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体验“优良意识”关系“自我”将以某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消失，此外它还牵涉一个向“自我”发出挑战（要求“自我”采取行动、贯彻自己、进行干预）的世界也随之消失。于是作为“对象”的世界就此消失。“优良意识”不是对某物的意识，不是某种以接近对象的方式企图把握或创造对象而进行的思考。不是为了想要从某个东西那里得到什么才对这个东西反复斟酌。“优良意识”不是在近距离交锋中表现出的机智果断，而是某种警醒状态，它静静地待在那儿，没有任何企图，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期许什么。无我（ichlos）因而没有瓜葛，“优良意识”正是以这样的方式面对世界，只是正因为这个世界再也无法对“自我”起作用了，所以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实在”了。正如叔本华在哲学日记中写的那样，这个世界变成了“阿拉贝斯克”[2]，“重力法则”似乎失去了效力，“其余的一切都还在，可是物体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运转方式，每迈出新的一步，那些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会重新让我们大吃一惊。重的东西变轻了，轻的东西变重了。从看似虚无的东西之中冒出了一个世界，而庞然大物则消失在虚无之中”。（HN Ⅰ，27）

世界的沉重运转和物体的秩序似乎表现为“游戏”。叔本华在反对自杀行为时这样论证道：“人应该将自己置于生命之上，他应该认识到，一切的过程和事件、喜悦和痛苦都不会触动他那优良的、内在的自己，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游戏而已。”（HN Ⅰ，32）

被缠绕在世界之中的自我以及这个世界本身变成了“游戏”，有时候阿图尔·叔本华将这一转变看作某种“审美”经验。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康德所说的“毫无利益关切的愉悦”，因为这里虽然“毫无利益关切”，可是却谈不上什么“愉悦”。“优良意识”在寻常的、理所当然的事物当中划了一道裂痕，是一种充满惊讶的警醒状态，它超越了惬意和疼痛。

“优良意识”是一种置身世外的状态，它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判断，因此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叔本华日后带着某种内心的满足得知，古代德国的神秘主义者们（雅各布·伯梅[3]、埃克哈特大师[4]、陶勒[5]）以及在印度的智慧书中都在用相似的言辞围绕着那个不可名状且无法把握的“虚无”（它同时又是“一切”）谈论不休。

叔本华在这里谈论的是一种“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意识，这又是我们的语言强加给我们的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达词语。如果“我”在某一个瞬间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象上，那么此时此刻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区分就被完全取消了。究竟是“我”置身外界与对象在一起，还是对象在“我”的内心之中，无论“我”怎么说都无所谓。至关重要的是，“我”此刻体验到的注意力不再是“我”那得以体现的自我本身所具备的一个功能，这种注意力摆脱了时空坐标，而这一坐标的原点正是我们那个得以体现的“自我”，此刻的注意力忘却了时空、忘却了自身。神秘主义者们将这一体验命名为Nunc stans（静止的此刻），它的影响力无始无终，只有当我们从中消失的时候，它的影响力才会消失。当“我”重新受到驱赶回到主体身份的时候，那么所有一切的区分又一次出现了：“我”和其他的人，这个空间，这段时间。如果“我”重新被“我”那个经验性的“自我”所占有，那么“我”就会将这个“集中注意力的瞬间”牢牢地系在“我”的个性、“我”的生命时间、“我”的地盘之上，因而也就此失去了赋予这个瞬间以独特性的要素：这一瞬间的“超时空性”（Nirgendwo und Nirgendwann）。这样的注意力必然会消失，如果“我”可以将它归于某一个具体地点和时间的话。“我”又重新回到个性化进程之中，或者如人们所愿突然出现在这一进程之中。毫无疑问，“优良意识”也是一种心醉神迷的经历，一种清澈透明而不可动摇的心醉神迷状态；一种视觉的极度兴奋，在如此之多可观之物面前，对象在眼前消失。与此种心醉神迷的体验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极是与狄奥尼索斯的名字相连的迷醉状态：坠入欲望的洪流之中，被躯体裹挟着，自我瓦解在恣意放纵的感性体验之中。在这里躯体不但没有被抛弃，相反被提升为“世界之躯体”（Weltkörper）。在这种情形下“自我”销声匿迹，它在（不具有自我特征的）欲望的强权下甘拜下风。正如艾辛多夫[6]诗中写道的那样：“我无法保全自己/你们远处的风将我驱赶/我要在激流之上航行/耀眼的光辉让我双目失明/……/划船！我不想问/旅程的终点在何处！”[7]

在这样的航程中狄奥尼索斯充当保护神，他保护生灵免受“自我”的袭扰。按照神话中的说法，狄奥尼索斯被活生生地撕成碎片后熬成了肉汤。就这样在一段时间里，他存活于众生循环及排泄的液体之中，精液之中，羊水之中，汗液之中，血液之中。最终他又恢复了形体，变化多端，可是充满了疯狂，神魂颠倒地四处游走，四处播撒种子，深受人们喜爱。人们爱戴他，讨厌其他神祇手下那些阴谋家。他是个随时会来的神，他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脏兮兮的、满身油污、一副色相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在疯狂的游戏中，他推动着决定生死的轮盘。凡是遇见他的人都会幸福无比，而此时的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狄奥尼索斯，他是某种肉体形而上学的“迷醉之神”。这确实堪称形而上学，因为这里涉及的正是那个令人兴奋不已的彼岸世界，躯体的享受把我们送到那里。两性交合的那个紧张时刻也是某种跨越界限的行为，对于我们而言，在这一时刻空间和时间都消失了。就在感官主导我们的时候，意识消失了。在这里“自我”只会造成性交阻碍，因此他必须消失，如果“自我”依然待在那里，那么这位“随时会来的神”——狄奥尼索斯就不会来了。

就在叔本华生活的年代里，出身于牧师或公务员家庭、不免有些拘束谨慎的荷尔德林、谢林、黑格尔（还有稍后的尼采）都向这位“随时会来的神”抛撒过鲜花。可是他们此举的目的无非是想让狄奥尼索斯为他们干活儿，他们想借助他的精神创造新的国家、新的律法、一种新的语言。狄奥尼索斯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人们不愿意他提前死去。他们要把他捻成一根丝线，用它来编织一张文化交际的网络。这位“迷醉之神”的存在毫无风险，于是皆大欢喜。可是叔本华却不喜欢这样和稀泥，他不要妥协。狄奥尼索斯让他感到震惊。眼前什么也没有，就像都消失了一样！狄奥尼索斯让他感到震惊，因为眼前的狄奥尼索斯赤裸着身体，一副色相，这尊神让人无法相信《面包和葡萄酒》（荷尔德林）中那个平和的日常宗教仪式。

可是人们要就此以为阿图尔·叔本华倾向于阿波罗（狄奥尼索斯的正式对手）的话那就错了。阿波罗体现了某种具有自身特征的确定形式，某种完美的个性，这种个性可以抵御受欲望的驱使跨越一切界限的“非我”，并将这种能量积蓄起来以推动自己的磨盘。就步履的平和而得体以及形式上的清晰和可塑性而言，阿图尔·叔本华的确颇具阿波罗的风格。而他在哲学上具有自身特征的明确形式则源于由“优良意识”所带来的种种灵感，然而这些灵感却意味着对界限的超越，会消解自我，因而也就有悖于阿波罗的风格。按照荷尔德林的话来说，这些灵感具有“神圣的冷静”。这是一种头脑保持着清醒的心醉神迷，不要将这种状态理解为“恣意放纵过后的沉思”（斯洛特代克[8]）。同时人们也不要认为，产生这种状态是由于把世界强行纳入理论框架而导致的乐趣衰退，因为这种理论上的享受只是企图把每个星期天才会有的狄奥尼索斯式的乐趣也散播到日常生活之中。与此相对，阿图尔·叔本华的“优良意识”不是某种替代品，也不是某种补偿物，而是某种被赋予了自身力量的“精神上的星期天”（Sonntag des Geistes），甚至是神灵降临的节日。叔本华从摆脱尘世的高度劈下了对抗狄奥尼索斯的闪电，对来自躯体的诱惑极力诋毁，他越是切实地体验到这种躯体所具有的威力，那么这种诋毁就随之越是尖刻。叔本华写道：“笑看来自你感性的诱惑，对隐藏在你自身内部的、预先谋划好的、旨在针对你的胡搅蛮缠坐视不理。”（HN Ⅰ，24）由“可笑之人”变成“笑看之人”（HN Ⅰ，24），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好了。可是感性也有其严肃的一面，这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东西。“情欲的的确确很严肃。想想那最美丽迷人的一对儿（动物），它们在美妙的爱的游戏[9]之中表现得极为优雅，在游戏中它们时而相互吸引，时而退回远处，时而相互追求，时而逃避对方。这真是一场甜蜜的游戏，可爱的玩笑。可是就在它们享受情欲的那一瞬间，就在开始‘成事’的最初一刻，一切的玩笑、所有的温文尔雅顿时消失殆尽。这时优雅让位于某种深刻的严肃。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严肃呢？这是一种动物所具有的严肃。动物不会笑，自然的力量随时随地都显得严肃……与这种严肃针锋相对的是某种更高层次的严肃，此种严肃是由于逃避到一个更高的世界所产生的兴奋而引起的。在那里没有什么玩笑，在动物的世界里也没有。”（HN Ⅰ，42）爱的游戏是一种善于自主保持距离的修养，而性交的“动物性严肃”却将“我”扯进了丧失自我的本性之中，将“我”变成了本性的欲望的对象。这时的“我”再也无法自主游戏，“我”变成游戏的参与者。叔本华写道：“我是被动的。”“优良意识”造就了某种保持着清醒头脑的心醉神迷状态，这一状态也具有某种被动性，不过这是一种逃脱后的被动状态，是一种遭受驱使的被动状态。叔本华不愿意这样，他感到欲望是对其自主权的侵犯。可是恰恰是在那些清醒的时刻，他在心中感受到强烈的欲望，他无法隐瞒的是，在由性引起的心醉神迷与“优良意识”之间存在某种特别复杂的关系。叔本华首先对自我消解的两个“焦点”（头脑和性器官）进行了对比，两者都被毛发所覆盖。他对此的观察是：“分泌精液的高潮和脑力最为旺盛的状态出现在同时，往往是天空出现满月或新月之时。”（HN Ⅰ，42）对于他而言，性器官是“树根”，而大脑则是“树冠”。要想枝繁叶茂，就必须有汁液上升。大脑和性器官都具有强大的威力，两者间相互激励，刺激着对方力量的发展。“就在欲望变成最强烈的情欲的那几天、那几个钟点里涌现出的不是某种在意识空虚和麻痹情况下出现的疲软的诉求，而是某种炽烈的欲望，某种强烈的发情状态。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最高的精神力量，即优良意识随时准备着干一番大事，虽然此时此刻意识正屈服于欲望并完全为其所控制，它处于一种潜在状态。但是优良意识需要的仅仅是使一股劲儿调转方向，放弃那种令人烦恼的、贫乏的、绝望的欲望（这正是黑夜统治下的国度），这时意识将充满最高的精神力量，进入光明统治下的国度”。（HN Ⅰ，54）

这番话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将人送入“优良意识”的“光明”之中和把人带进性统治下的“黑夜”的显然是同一个推动物质，在下体和脑袋之间为夺取这一能量进行着战斗，这种能量（要么是向上，要么是向下）将从“自我”的界限之中迸发而出。这场战斗争夺的是一种原本并不十分紧缺的活力储备，在旧的神（作为生态纠纷的调停者）消失之后，没有人再能够凭借绝对的权威拥有分配这一储备的权力了。

既然叔本华在内心之中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躯体的强权，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害怕让自己的躯体爆发呢？

我们还记得叔本华大约于1805年在汉堡期间曾经写下了这么一首诗：“哦，情欲，哦，地狱/……/从高天之上/你将我拖下/将我摔下/我躺在尘土里/浑身绑缚。”（HN Ⅰ，1）

在爱的体验中，人能够体验到性融入整个人体之中并可以使整个人处于心醉神迷的状态。叔本华很不走运，直到把闪电劈向性欲的这一时刻，他还没有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爱情。在性可以得到满足的时候他没有爱情，而就在他对异性（例如魏玛的卡罗琳娜·亚格曼）萌发爱情之时，性感受却被排除在外。这造成了双重的后果：要么是性欲如愿以偿，要么是性欲的匮乏，两者都会造成人的分裂。要么性欲降格为并不轻松愉快、充满“动物严肃性”的例行事务，要么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无法实现的内心渴求变成了某种非现实的“阿拉贝斯克”。无论是怎样的情形，性欲只会搅乱游戏：要么得偿所愿的性欲让游戏根本无法进入游戏状态，要么无法得偿的性欲让游戏自行消解于无形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游戏只能终止，这即使不可悲，但无论如何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因此叔本华愤怒地下定决心，由“可笑之人”变成“笑看之人”。他把自己的性欲当作“胡搅蛮缠”坐视不理，仿佛这性欲是他的身外之物，他不愿让自己陷入这一纠缠之中。

与自己的性欲决裂，这虽然只是叔本华个人的遭遇，然而在这一事件当中也反映出了性文化史的一个发展阶段。

这是一个刚刚学会充满享受地说出“自我”的时代，这个时代用自律和内省牢牢稳固住自己，它不愿让自己受到“本性”的突然袭击。人们只要想一想卢梭的《新爱洛漪丝》，他在这部爱情小说中营造了怎样滑稽的情景，为的就是不触及软弱的躯体内部的浓浓爱意。而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则以放荡不羁、风流潇洒的轻浮面目出现，他们需要热辣的气氛，追求更多的情欲。

虽然如此，或者正是因为如此，一种神秘的、围绕着性的窃窃私语开始传播开来，人们对性产生了全新的好奇心。多少个世纪以来，性存在于一个尽人皆知的、毫无神秘可言的地方，即在一个充满形而上学意味的生命秩序之中，在这一秩序之中活跃着我们那亟待获得拯救的肉体。

只有在那个妄想能够自律的“自我”看来，性才显得神秘而难以捉摸。在“自我”出现后，性才变成我们体内的“本性”，我们忧虑万分，唯恐性会消解我们那独断专行的“自我”。世俗化进程使性从罪孽中摆脱出来，然而却又把它变成了承载着某个危险秘密的东西。福柯写道：“性逐渐变成某种具有巨大嫌疑的东西；变成某种普遍的、令人不安的意义，它不顾我们的反抗干扰着我们的行为和生存；变成一个薄弱的环节，灾难从这里发出威胁；变成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承载着的黑夜。”[10]

人们开始对性产生怀疑，开始对有关于我们的隐秘的真相有所了解。人们要逼迫它承认过错。又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弗洛伊德将这一怀疑（我们的性，也只有性才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体系化，而这种怀疑也因此具有了传染性。

在叔本华生活的时代，这种怀疑才刚刚开始产生。叔本华两面出击，他一方面用自己的灵感来对抗性器官，另一方面则对精神对自身的高估发起全面攻击，并从性爱中的“意志焦点”（Brennpunkt des Willens）出发创造出一种宏大的“身体之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s Leibes）。他教导我们，一般而言，在与性的对抗中我们没有获胜的机会。性作为“意志”最为刺眼的表现形式乃是行动之中的“自在之物”，性让那个可怜的“自我”颜面扫地，并驱赶着它往前走。阿图尔·叔本华与众多女性的关系都无法令他感到满足，他切身地体会到，性乃是对傲慢自负的羞臊。

他不走运。暂且抛开时代状况不谈，个体的气质也会让一个人不走运。萨特曾举福楼拜为例说明这一点：一个孩子被迫与母亲关在一起，母亲只是出于义务爱着自己的孩子，于是这个孩子无法完全融入自己的躯体之中，无法熟悉自己的躯体，这时他就会与自己保持一定距离，身体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东西，在这种棘手的情况下，内心中的温暖就无法使复苏的自我感与整个躯体融为一体。

年轻的叔本华就有类似的遭遇。对于他而言，他体内活生生的那部分东西是“他者”（das Andere），而不是自己的东西，这是一股寒流，他虽然漂浮其中，但又不愿意向它屈服。当身体发热的时候，“自我”颤抖着寻找庇护，能够给它提供庇护的是某种具有自我特征的自主权。对于阿图尔而言，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就是这样的拥有自主权的庇护所。在父亲那里可以学到自我克制这一让人引以为豪的品德，他还激励儿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高高昂起自己的头颅。就在阿图尔·叔本华逐渐成熟之时，父母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互相吸引对方的情欲了，因此阿图尔对性的冷淡态度越发加剧。就在性欲不可避免地在体内涌动之时，阿图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感受到性是一种充满诱惑而又陌生的暴力。伴随着对“情欲”的诅咒而不是恋爱之中的情感迸发，阿图尔开始了他的色情之旅。在年轻的阿图尔那里似乎没有某种温柔的“心灵”在“赤裸裸”的性与早慧之间加以调和，这种东西原本是可以促成两者之间缔结和约的。叔本华写道，他日后对此的看法是，正是由于强大的精神高歌猛进，“对情欲的追求”才强烈地、极端地爆发出来。对于他而言，某个在性与精神这两个层面之间经过各自让一步从而彼此接近之后形成的中间层面似乎并不存在。这里缺乏某种东西，这就是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中提及的“的确感伤的生命层面”。小说中的主人公阿德里安·勒弗屈恩就不具备这种东西，而阿图尔·叔本华也对此没有多少感觉。托马斯·曼写道：“这是一个事实：与极为自尊的精神性近在咫尺、针锋相对的就是动物性、赤裸裸的欲望，前者尊严丧尽地屈从于后者。”[11]

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堕落下去，人们就会把女人视作某种暴力的共谋者，对贯彻自我构成威胁的正是这样一种暴力。追慕之情把男人带到了女人身边，可是无论是否出于本意，男人都会向女人泼上一瓢凉水让她察觉到他无法原谅她，因为正是由于女人，男人的自负专断受到了伤害。因此男人很难进入这样一种爱的体验之中：在这里幸福挣脱了束缚，精神与性共同消除彼此间所有的敌视和对立。突然之间，那些曾经起作用的东西现在都失去了效力。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彻底与性决裂的能量。随着爱的体验越来越渺茫，人们也就陷入其中越来越难以自拔。

阿图尔·叔本华太不谦虚、太渴求强度，因此他无法满足于自己那个经验性的自我并使自己固定于其中，他要超越界限进入“超自主状态”（das Über-Souveräne），进入优良意识造就的“保持头脑清醒”的心醉神迷状态；他要防止自己超越界限进入“潜自主状态”（das Unter-Souveräne），要抵御狄奥尼索斯式的心醉神迷。他用旧形而上学中充满尊严的本体概念稳固自己的哲学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意志”，它成为这一哲学的唯一本体。一切皆是意志的肉体之肉体。“意志”即“一切”，它只有通过“虚无”（即通过“优良意识”）才能获得平衡。

既然“优良意识”超越了经验性自我的界限，那么它不但逃脱了意志的驱赶，而且也超越了世界内部的理性范畴（因果性、个体性、时空概念）。阿图尔·叔本华有时候也会借用宗教术语，例如“仁慈”或“上帝之和谐高于一切理性”。这里涉及的是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它超越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内在目的，因而无法被降格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这样的体验使叔本华确信，理念与理念的实现之间的现代关联在此没有任何效力，理念的实现与否不再能够证明理念本身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一结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优良意识”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现实的”（wirklich），而且这一现实让“另外的现实”（das andere Wirkliche）化为乌有。从这一体验出发，叔本华彻底下定了决心反对一切和解的企图，而和解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改良消除现实中那些让人产生不快的东西。一方面是我们的经验性存在和经验性意识，另一方面是“优良意识”，两者同时出现但彼此之间无法取得和解，这正是叔本华所坚持的观点。他以与死亡的关系为例阐述道：“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对于死亡有不同的看法，这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意识的双重性。在某些时候，我们一个劲儿地想象着死亡，这时候死亡便显得十分可怕，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面临这样的结局人们何以能够有片刻的安宁，既然死亡是必然的事情，难道每个人不是要满怀抱怨地度过一生吗？可是在另一些时候，我们怀着静静的喜悦，甚至是思慕之情想着死亡。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对的。在第一种情绪下，我们完全被暂时的意识所控制，我们仅仅是时间之中的现象而已，此时死亡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毁灭，是最大的不幸，我们对它产生恐惧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另外一种情绪下，我们的‘优良意识’生机勃勃，它当然高兴地期待着神秘纽带解开的那一刻，正是这一纽带把‘优良意识’与经验性意识捆绑在一起并使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HN Ⅰ，68）

两种意识共同出现但彼此之间无法和解，这使得双重视角、双重体验成为可能，对于阿图尔·叔本华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和日后的维特根斯坦一样，叔本华赋予哲学一个否定性的任务：哲学应当用概念推理的语言说出可以言说的东西，而对于语言无法接近的领域，哲学则应该在这一领域周围划定界限。哲学应该一直走到概念推理的界限边缘，为的是让自己明白什么东西是无法用概念加以表述的。在叔本华看来，哲学的任务在于使自己免于诱惑，这种诱惑就来自哲学本身，就来自在哲学中涌动着的概念抽象性。绝不能把不可言说的东西变成可笑的东西。

[1] 在德语中，übersetzen按照重音落点的不同分别表示“摆渡”和“翻译”两种意思，其本意是“移置”，此处作者巧妙地交替使用了该词的两层含义。

[2] 阿拉贝斯克（Arabeske）有两重含义：1）一种伊斯兰艺术中的装饰风格，以缠绕交错的线条为主要特征；2）一种风格轻快的器乐曲，以富于装饰的旋律为特征。

[3] 伯梅（Jacob Böhme，1575～1624），神秘主义者，其学说是泛神论的自然哲学与德国神秘主义的结合物，他认为自然与上帝一样都是某种神性物的展开，二者都产生于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中，人也是如此，人可以在善与恶之间自由选择。伯梅的哲学思想对日后的虔信派、浪漫派以及黑格尔的哲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 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1260前后～1328？），经院主义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多明我会的修士，受奥古斯丁影响颇深，以充满神秘和讽喻的布道方式著称于世，其神秘主义哲学富于思辨性，倡导心灵与上帝的和谐统一。埃克哈特大师的哲学思想对神秘主义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日后德意志唯心主义有着深远的影响。

[5] 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前后～1361？），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大师的学生，多明我会的修士，曾在斯特拉斯堡、科隆、巴塞尔等地做牧师，是注重实践伦理和意志的神秘主义一支的代表人物。

[6] 艾辛多夫（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德国浪漫派作家，他的抒情诗具有民歌简洁朴素的风格，情景交融，堪称德国浪漫派诗歌的巅峰之作，其小说代表作为《大理石像》（Das Marmorbild）（1819）和《一个无用人的生涯》（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1826）。

[7] 艾辛多夫：《文集》，第9页。

[8] 斯洛特代克（Peter Sloterdijk，1947～），德国当代哲学家，代表作为《玩世理性之批判》。

[9] 爱的游戏（Liebesspiel）在德语中指的是作为性交前奏的爱抚、接吻等亲昵举动。

[10] 福柯：《性与真理》，第89页。

[11] 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第197页。

第十章

阿图尔听费希特讲课——解放战争中的柏林——政治的无上权威——武器中的哲学——阿图尔的逃亡

就是为了要听费希特讲课叔本华才来到了柏林，他期待着能够从费希特那里获得与自己相似的灵感。早在哥廷根期间他就听说，费希特始终强调哲学的开端不是“对象意识”（Gegenstandsbewusstsein），而是“绝对的深思熟虑”（absolute Besonnenheit），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摆脱了自身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只有在所有这些关联被呈现出来的时候，“自我”从某种程度上说才能够静观自身。

可是短短几个星期以后，叔本华就发觉费希特的哲学之中恰恰存在那种概念性哲学对自身的诱惑倾向，而这正是他下定决心要抵御的东西。在他看来，费希特想要借助各种概念构造和寻找那个或许可以“翻译”成概念的东西：“优良意识。”

阿图尔·叔本华首先于1811年的秋季学期听了费希特的《意识的诸多事实》这门课。

费希特说，哲学起源于惊诧，而伴随着“彰显事实的闪电”这种惊诧便开始了，对此阿图尔还能够表示赞同。然而费希特认为自我借助经验进行不断反思事实才得以“彰显”，虽然“彰显事实”对叔本华颇有诱惑力，但他对费希特这一关于反思的观点颇有抵触。叔本华的怀疑是，借助对反思的反思或借助对知觉的知觉是否真正能够达到质变（这正是费希特的目标）。对于叔本华而言，这只是重复而已，没有丝毫结果。即使反思或知觉着的主体尝试着直观自身，然而它终归只是反思或知觉着的主体而已。叔本华认为，人无法从内在性（Immanenz）摆脱出来，这种自我反思只是徒劳无益之举。可是不久后费希特便开始了真正的腾飞。叔本华在笔记中写道，费希特在第五次讲座中宣称，意识在自我反思中越来越明确，随之存在便在一种混杂着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之中消失殆尽。叔本华在这段笔记的旁边写道：“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我而言，这里所讲的一切过于晦涩，或许我也没有真正理解这番话的意思。”（HN Ⅱ，37）

由于生病，他没有去听之后的几次讲座。病愈之后他又继续听讲，这时费希特解释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知识乃是对知觉的提纲挈领”。叔本华对此的批注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HN Ⅱ，41）这时的他没有病倒，而是充满愤怒：“他在这堂课上……说了一些东西，此时在我心中迸发出一个愿望，我真恨不得能够拿一把枪抵着他的胸膛然后对他说：你去死吧，没人会怜悯你。可是看在你这可怜人的份上，你倒是说说看，你在胡言乱语的时候究竟是没有把问题想明白呢，还是你就是想愚弄我们？”（HN Ⅱ，41）费希特不惜一切地继续飞升，他接着说：“原因是维系所见之物与视觉之间的绝对纽带。”听了这番话，叔本华不禁想到了比尔格[1]的那几行诗句：“熄灭我的灯，永永远远地熄灭/到那里去，到黑夜和恐怖中去！”（HN Ⅱ，44）

叔本华不再恐惧概念的谵妄，气愤已经转为嘲弄。他很清楚，如果概念被赋予错误的任务（例如进入“优良意识”，或进入费希特所说的“绝对的深思熟虑”），那么这些概念必然进入迷妄的状态。当费希特在学期末的某次讲座中费尽心力地拐弯抹角，在“自我”的身后突然袭击，这时叔本华言简意赅、充满自信地写道：“只有一个直观者，这就是‘自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直观的对象。”（HN Ⅱ，68）

叔本华在1812年的夏季学期听了费希特的《知识学》，这一时期笔记的眉批更加辛辣：“疯狂的呓语”，“简直是胡扯”。（HN Ⅱ，123）叔本华借用莎士比亚的句子作为整篇课堂笔记的标题：“虽是疯癫之举，却自有一套方法”，开始以嘲讽“峰巅之举”自娱。费希特说：“自我是存在的，因为它正在就座”，于是叔本华就在这句话旁边画上一把椅子。费希特教导说：“自我不是通过某个他者而获得澄明，它就是明亮的，它就是光明本身”，对此叔本华写道：“因为他今天不是把蜡烛而是把纯粹之光插在了蜡烛台上，因此下面的内容无法继续记录下来。”（HN Ⅱ，193）在以下的几次讲座中，费希特谈论的问题是“能见度的纯粹形式”，然而光线依然昏暗无比。叔本华写道：“因为今天的烛光依然无法进入能见范围之内，所以笔记不得不中止。”（HN Ⅱ，195）阿图尔并不赞同那句充满智慧的爱尔兰名言：“久久注视黑暗之中，总能在里面发现些什么……”此时的叔本华已经告别了费希特的哲学，他留下了一句卜辞：“知识学将长久地安坐于黑暗之中。”

一旦涉及实践德性，尤其是政治德性的问题，费希特的哲学总是能够变得明朗起来。现在这样的伟大时刻已经迫近。1812年末，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人们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日益显现出来。自1806年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失败之后，普鲁士沦为法兰西帝国的臣仆。在这几年里，普鲁士不得不巧妙周旋应对困难，它一方面要卑躬屈膝地为拿破仑效劳，另一方面又要妥善处理普鲁士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既不能煽动又不能过分伤害。此外国家体制的民主改革（斯泰因[2]、哈登堡[3]）也要兼顾平衡，十分棘手。要把臣仆们也吸纳进来，进而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管理和政治统治当中来，可是这一切要掌握好分寸。在目前这种事态下，这场民主运动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某种德意志爱国主义运动，而爱国主义运动反过来又会发展成争取民主的“放肆行为”，因此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不仅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而且面对法国皇帝也要小心为好。费希特虽然获许公开发表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807/1808），但是起初普鲁士新闻检查当局还是不允许印刷出版最初的几次讲稿。组建柏林大学这一举动背后隐藏着爱国主义的动机，大学虽然建立了，但是大学不能声援爱国主义运动。在大学建立之初制定的章程里删去了一切过于突出“德意志情怀”的内容，这些由施莱尔马赫起草的文字中包括如下字句：大学应当成为“培养德意志青年的场所”。由于刊登爱国主义内容的文章，克莱斯特[4]主办的《柏林晚报》与普鲁士当局之间发生了不少摩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政府当局特别注意剧院的动向。时任国家剧院经理的伊夫兰德不得不把法国歌唱剧纳入上演剧目之中，有时甚至还让人用法语演出德国戏剧作品，为此在深夜里口头把剧本翻译成法文让抄写员誊写。那些剧院的常客偶尔也有机会宣泄一下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比如上演《奥尔良姑娘》[5]的时候。当演出进行到“加冕”一节的时候，剧中原本的台词是“国王万岁，善良的卡尔！”可是此时观众的欢呼淹没了后半句，只能听到人们在齐声高呼“国王万岁！”

在那些年里，剧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们可以集体表达观点和显示立场的地方之一。通常的情形是，人们分散开来，个人归个人，退缩到自己熟悉的小圈子里。法恩哈根·封·恩泽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无论见到谁，每个人都心绪不宁、内心矛盾，无论向哪儿看，前途都很渺茫。手工业者和知识阶层徒劳无益地与当政者进行着对抗，当政者必然已经感到承载着他们的大地（市民们）正在摇晃……每个人凭着运气在追逐着眼前的利益，多少全凭老天爷的赏赐。”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局下，寻找生活支柱的人就会感到“自己受到精神生活的强烈牵引，人们聚集在一起，在交流理想和感受的过程中寻求欢乐，这些理想和感受就是要和现实唱对台戏。”[6]

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在“精神生活”之中寻求欢乐。在1807年至1808年之交的饥荒过去之后物质生活趋向好转，人们的生活相对平静。这一局面在1812年被打破了，就在这一年，拿破仑扩充军备，准备着他迄今为止最强大的一次行动：对俄国开战。拿破仑时代充满戏剧性的尾声就此开始。意图通过大陆封锁政策迫使英国臣服的拿破仑向俄国进军，因为后者退出了与法国结成的共同对付英国的联盟。拿破仑动员起了欧洲迄今为止最庞大的军队，其他的盟友（普鲁士也是其中之一）派出各自的军队加入联军。既然是站在习惯于胜利的拿破仑一边，在柏林人们起初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不安。柏林的神学家德·威特在一封给弗里斯的信中写道：“我听说外界战事频繁，可是这里政局稳定。这里的人们确信，普鲁士是法国的盟友，我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7]这封信写于2月22日，就在这几天里，各国签署了对俄宣战的盟约。爱国者们甚至满怀喜悦地期待着领土的扩张、普鲁士重建辉煌……柏林大学的教授乌登在1812年4月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这里的准备工作越来越充分，当前的政治形势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祉。”[8]

1812年春天，拿破仑组建了一支50万人的军队开赴战场。柏林经历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军，全副武装的欧洲军团将整座城市都淹没了。在一段时间内，柏林必须供养这支杀气腾腾的军队，这座城市因为驻军带来的沉重负担而呻吟哀叹，为了安置这些驻军，当局还征收了高额的税费。

东征开始了，城市一下子寂静下来，寂静得让人生疑。人们开始发挥想象力。人们听说莫斯科在燃烧，听说那里严酷的冬天在夏末就开始了。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可怕，于是人们尝试着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历史学家尼布尔[9]转而沉浸于《罗马史》中有关“无辜研究”的写作之中，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为了躲避向他迎面袭来的“死人的气味”[10]。

这时候部队继续向前进军，没有遭遇什么值得一提的抵抗。这次可怕的军事行动在当年冬天以灾难性的溃败而告终。地域的广阔、寒冬、饥饿、俄国军队瓦解敌军斗志的退缩策略以及消耗敌军精力的游击战术等，这一切都导致了拿破仑大军的土崩瓦解，最终这支军队只剩下了几千人，在1812年12月艰难地向西溃退。

在经历了几个月令人不安的寂静之后，此时骇人的消息以燎原之势传播开来。人们在谈论那些丢失了腿脚的士兵，还传说士兵们为了争夺死马身上的一块近于腐烂的肉不惜相互残杀。1813年1月20日第一批败兵拥进柏林城，野战医院里充斥着伤员和病号。瘟疫的威胁随时存在。柏林的艺术学教授索尔格[11]在给友人劳默[12]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时刻，看上去是获得了解脱，却有可能是我们的末日……我再也无法安宁，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我没法不去想这世上发生的事情。”[13]

叔本华则不然，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不去想世上的事情，他在自己的小本子里写道：“人应当从自己的生活之中升华而出，应当认识到，一切的过程和事件、喜悦和痛苦都无法触动他那优良的、内在的自我，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HN Ⅰ，32）

当1812年大军穿越柏林之时，阿图尔·叔本华正绞尽脑汁地思考着费希特的“知识学”。当莫斯科熊熊燃烧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正在德累斯顿的画廊里静静地看着展览，丝毫不为所动。就在衣着破烂不堪、侥幸逃生的士兵到达柏林的时候，叔本华正在探望一位住在医院里的精神病人并在他的《圣经》扉页上题写献词。就在造成无数人死亡的世界历史向柏林倾倒余渣的时候，阿图尔·叔本华正在思考着日常生活中的死亡现象：“人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在驱退随时迫近的死亡，因此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与死亡搏斗。再放大一点，通过每一餐饭、每一次睡眠、每一次取暖……我们都在与死亡搏斗。我们从一出生就距离死亡如此之近，因此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一场推迟死亡的行动。”（HN Ⅰ，75）

生命中的寻常现象就已经让他感受到了寒意，他拒绝对历史进行思考。另外那些思考历史的人则徘徊于震惊与希望之间。索尔格在一封信中写道：“残余的大军拥进城里，他们的处境悲惨之极。上帝做出的惩罚真是足以令人吃惊……这种极端的惨状在历史上恐怕还难有类似的先例。究竟如何把握这一时刻，这事关欧洲的前途命运。”

索尔格小心翼翼地（那时候的信都是不封口的）表达出了许多人共同的愿望：人们希望普鲁士改弦更张与俄国联合起来，并借助民众的力量彻底摆脱法国的奴役，以及尽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推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生。第一步的实现是在1812年12月31日，约克将军[14]未经任何授权自行与俄国方面签署了《陶罗根协定》，德国军团随之保持中立。

普鲁士国王对这一举动表示不满，宫廷里人们的态度还在左右摇摆。民众反对拿破仑的情绪可以加以利用，但是这种情绪也很危险，它有可能超越普鲁士的目标。宫廷里人们倾向于依靠军事力量强大的一方，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但孰强孰弱现在还不明朗。于是1813年1月底出现了一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当局呼吁“家境富裕的阶层”自愿报名参军，可是却没有说清楚这项扩军措施究竟针对哪一方。1月柏林城中发生了骚乱，群情激愤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发动了起义。人们砸碎了法军指挥所的窗玻璃，就连普鲁士卫队的士兵也被人用砖头砸伤。有谣言说，有人正谋划着要攻击波茨坦的王宫，法国和普鲁士的军队随即整队待命。

就在这些日子里，普鲁士的民众爆发出了巨大的政治热情。现在人们在柏林可以强烈感受到政治方面的众多变革，这些改革措施自法国大革命以后便开始推行了。

政治热情迅速膨胀，以前根本无法涉足政治公共领域的种种理想、激情、期许、愿望现在一下子铺天盖地而来。在专制制度下，政治一直为君主制国家所垄断。“专制的”权力要求并不意味着“极权”，因为在当时政治所涵盖的范围很有限：对外巩固王朝的地位并寻求霸权，对内保障安定局面并挖掘资源。君主国家的上层的权力是“专制的”，因为其政治权力是无法分享的。从双重意义上说，社会则不属于政治管辖的范围：（1）一般而言，社会不寻求政治的各种表现形式；（2）社会不会成为来自外部（国家）的政治化的对象。

法国大革命就体现了“旧”政治的危机所在。社会粉碎了君主专制的垄断地位，将政治权力夺了过来。随着夺权，政治所涵盖的范围便发生了改变，政治由此变成了所有的人和大众（Masse）的事务。专制主义晚期的单薄的“政治概念”不复存在了，自此那些原本只是蓄积在社会范围之内以及个人的内心深处的种种激情和抱负一下子淹没了政治，这些激情和抱负（自由、平等、博爱、幸福）此时此刻就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得以实现了。政治是一种可以加以创造的生活，变成了一桩人们可以把心中所想的一切都投入进去的事业。

人们必须意识到，18世纪末的政治范围的膨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过去只有宗教才负责解答那些“意义问题”（Sinnfragen），现在人们则把这些问题交给政治去回答。世俗化的进程将那些“终极问题”转化成了社会—政治问题。罗伯斯庇尔就导演了一出政治理性的礼拜仪式。在普鲁士解放战争期间民间流传着众多宣扬爱国主义的祈祷书，其中一本书的作者竟然是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阿图尔·叔本华没有读过这本书。

随着法国大革命席卷而来的发展进程不可逆转。由传统列强结成的同盟起初还是按照老办法（“干涉战争”）来对付大革命后的法国，然而面对法国那些“满怀政治信念的罪犯们”最终却败下阵来。自狂飙突进运动[15]以来在文化方面逐渐积累起来的政治民族意识此时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民族[16]、祖国、自由，人们为之甘愿付出生命。只要比较一下普鲁士国王在1806年战败后发表的个人声明和1813年3月的诏书之间的异同，人们就可以估量出这股政治化进程的威力了。

1806年的声明中说：“国王输掉了一场战役，现在国民的首要义务就是保持安定。”与此相对，1813年的诏书则千方百计地为国王迄今为止的政策进行辩护，紧接着便呼吁人民为民族事业效力：“无论要求每个人作出怎样的牺牲，这些牺牲都无法与神圣的事业相比。如果我们还没有放弃做普鲁士人、做德国人的念头，我们就必须为之作出牺牲，为之战斗并取得胜利。”

这是新政治发出的声音，没有一个人像费希特那样将它移植到哲学之中。

“自我是存在的，因为它正在就座……”，把这句话移植到新政治之中就意味着：那些对自我构成侵犯的生活中的规章条例必须在自我的实质性自由面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国家的“非自我性”是由“自我”一手造成的，是“自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那么“自我”同样也可以取消这一对自身的限制。拿破仑便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正准备着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些勇敢的爱国者们正在背后咒骂他。同样，这番道理也适用于国家本身，比如说普鲁士国家。如果国家可以激发起民众自由意识的自觉和行动，而同时又对此设置某些界限，那么情况就会不错；如果国家形同瘫痪，那么“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化了的自我—主体（vergesellschaftete Ich-Subjekte）——就必然将国家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在1813年3月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费希特宣告：“社会，这个物质力量的所有者”应当醒悟过来并投入解放行动之中。费希特自告奋勇愿意充当普鲁士军队指挥部的战地布道者，然而当局对之付之一笑、摆了摆手。不过没有当成战地布道者的费希特却丝毫没有气馁，他对部长尼克洛维乌斯说：“假使这一尝试得以成功，那么好处不可限量；如果不成功，那么这番意图已经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回到我此时此刻所处的位置，回到纯粹概念的世界，这对于我而言随时可以做到。”[17]没过多久，1814年1月29日，这位勇敢正直的人死于伤寒，传染源是那些解放战争中的伤员。

1813年3月28日，按照惯例普鲁士在一次礼拜仪式上对拿破仑正式宣战。之前还因为爱国主义言论受到新闻检查机关干预的施莱尔马赫现在可以侃侃而谈了，他站在讲坛上，台下一身戎装准备出征的听众在聆听他的演讲，枪支就倚着教堂的外墙排列，战马都在法衣室后面的空地上啃着青草。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他的振奋之中透着虔诚，他发自内心的话语说到了人们的心坎儿里，滔滔不绝的演讲饱满而明确，深深打动了所有人的心。”[18]叔本华没有出席，他极其不信任施莱尔马赫这个人，他发现这位学识渊博的人能够出色地谈论中世纪经院学者的思想，却没有真正读过一部他们的著作。

大学里空空荡荡，有2/3的学生都奔赴前线，教授们纷纷慷慨捐款，并且为自己购置了枪支。尼布尔开始自力更生在自家的花园里操练，不少同事也纷纷效仿。尼布尔的手上长出了老茧，对此他颇为自得，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因为只要有一天我的手上还长着学者那娇嫩的皮肤，枪攥在手里就觉得生疼。”[19]索尔格教授则到处乱跑，无论见到谁都会征询对方的意见，他的婚礼究竟应该是在战役打响之前还是在结束之后举行。那些既不在花园里操练也不上前线的教授们则闭门在家里读圣贤书。伯克[20]在一封信中写道：“除了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其他的一切我都读不进去……现在根本没法读歌德和席勒，对于这个时代而言，他们的作品太孱弱了。”[21]

到了4月底，人们不得不担心拿破仑的军队包围柏林城。4月21日，战时总动员开始，当局将那些不在服兵役范围内的人都派到城外挖战壕。大学所有院系的学生都在这里干活，那些年轻教师则配备了武器。索尔格已经决定结婚了，为了防备万一，此时他正在张罗着建立一个遗孀保险互助基金。他把新娘打发到了西里西亚，可惜方向有误，那里正是敌军所在。大家都紧张得要命。贝蒂娜·封·阿尔尼姆坚守在业已变成战场的柏林城中，她在一封信中生动地描述了那帮学者的众生相：“就在柏林城全民总动员期间，这里的生活真是不同寻常。每天在大街上都会聚集着来自各个阶层的成年男子和孩子（15岁以上），他们向国王和祖国宣誓以死效忠……不同寻常的还有那些知名人物和朋友们，他们每隔一个小时都会拿着形形色色的武器在大小街道中穿行一番，换在以前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其中有些人居然也能当兵。比方说你就想象一下萨维尼[22]会是个什么样子吧。每当大钟敲响三下的时候，他都会像中了魔一样攥着一柄长矛（在全民动员期间非常普遍的一种武器）奔跑着穿过大街，而哲学家费希特则一手擎着盾牌一手拿着短剑，那位长鼻子的语文学家沃尔夫腰系着蒂罗尔[23]产的皮带，上面挂满了各种物件：手枪、形形色色的刀子、战斧……身着牛皮甲胄……在阿尔尼姆出征之际总有一群年轻女士在场，她们觉得，阿尔尼姆完全适合军旅生活。”[24]

5月初，局势愈加危机四伏。人们臆测拿破仑距离这里已经很近了；常规军已经全部撤出了柏林，人们担心遭到拿破仑的报复。阿图尔·叔本华再也无法待在柏林了，他要逃离此地前往魏玛。在此之前，他顺应时代精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捐了一笔钱，用这笔钱可以装备一名士兵，例如采办战马、军装等。可是打仗他可不愿意，爱国主义对于他而言是个陌生的事物，他可不会把自己的激情投入世间的政治纠纷之中，他与这种形式的世俗行为保持着距离。

依照他的“优良意识”看来，战争只是“噪声和硝烟”的结合物，是一场极其愚蠢的游戏。几个月以后他写信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请求在那里申请博士学位。在信中他回忆起那几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他写道：“我在柏林学习哲学，可是今年夏初柏林战争的噪声驱散了我的志趣……既然我曾经发誓遵从我的志趣，于是我就追随着我的志趣离开了那里（种种原因决定了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外乡人，因此不必履行什么国民义务，然而我离开柏林的原因并不在于此，真正的原因是我从心底里坚信这样一点，即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用拳头服务于人类，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我的祖国远远不止是德国）。”（B，643）叔本华离开柏林，打算撰写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件事对于他的意义远远不只是获得一个学位而已，在他的思想中正酝酿着一部鸿篇巨制，他明白，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在战火纷飞、政治激情澎湃的日子里，叔本华完全被一种炙热的感觉、一种振奋人心的灵感、一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欲摄住了心魄。

在1813年初的某一天，在一个极度兴奋的时刻，叔本华在日记中写道：

一部作品在我的笔下，更多的是在我的脑中渐渐成熟，这是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一体之作，人们迄今为止错误地将它们彼此分隔，就像把人分割为灵魂和躯体一样。就像母体之中的胎儿一样，这部作品在继续生长，慢慢地、逐渐地具体化。我还不知道首先出现的东西是什么，最后出现的是什么，就像母体中的胎儿一样：我——无论是坐在这里的这个我，还是朋友们所熟悉的那个我——无法把握这部作品的形成过程，就像母亲无法把握她自己体内的胎儿一样。我看着这部作品并像母亲那样说：“上天将这一果实恩赐予我。”偶然，它就是这个感性世界的统治者！让我活着，让我拥有几年宁静的时光！因为我爱我的作品，就像母亲爱她的孩子一样。当它成熟并降临人世的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你的权利并向我索取因拖延时间而应付的利息。（HN Ⅰ，55）

阿图尔带着“上天恩赐的果实”离开了体现着时代发展的伟大趋势的舞台、游戏场和战场，他要待在一个宁静的角落里催生自己的著作。

[1] 比尔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德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堪称德国叙事谣曲巅峰之作的《累诺莱》（Lenore），此外他还整理改编了《吹牛大王历险记》，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书。

[2] 斯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曾在普鲁士政府各部门任要职，是普鲁士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日后他又充任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促成了普鲁士和沙俄缔结盟约，拿破仑战败后，他担任盟军占领区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后又代表俄国参加了维也纳和会。

[3] 哈登堡（Karl August Freiherr von Hardenberg，1750～1822），起初效力于汉诺威公国，1782年以后在普鲁士政府中任职，是普鲁士中立政策的制定者之一，1810年后出任普鲁士政府首相，继续推行斯泰因未竟的政治改革，在欧洲各国反拿破仑同盟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战后的维也纳和会上为普鲁士争得了大片领土。

[4]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著名作家，他的剧作《赫尔曼战役》和《弗里德里希·封·洪堡亲王》就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此外他的代表作还包括喜剧《破罐记》和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O侯爵夫人》等。

[5] 《奥尔良姑娘》（Jungfrau von Orleans）是席勒根据圣女贞德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戏剧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6] 法恩哈根·封·恩泽：《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事情》，第1卷，第244页。

[7]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69页。

[8]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69页。

[9] 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历史学家，曾任普鲁士派驻梵蒂冈公使，任教柏林大学期间讲授罗马史，后著成《罗马史》，此外他还是历史文献考据学的创立者。

[10]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71页。

[11] 索尔格（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1780～1819），哲学家、美学家，代表作是《埃尔温——关于美和艺术的四篇谈话》和《哲学谈话》，此外他还翻译了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全集。

[12] 劳默（Friedrich von Raumer，1781～1873），历史学家，代表作是《施陶芬家族及其时代的历史》，其文学价值远远高于史学价值。

[13]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82页。

[14] 约克（Hans David 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曾任拿破仑东征军中普鲁士军团的指挥官，战败后与俄国缔结和约，并号召德国全民武装反击拿破仑，1821年后任普鲁士陆军元帅。

[15] 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是德国在1767～1785年期间兴起的一场文学运动，代表人物有歌德、赫尔德、席勒、伦茨、比尔格等，他们不满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片面崇尚，针锋相对地宣扬主体的情感、提倡回归自然（天性），寻求自由，并在政治上提出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要求，“狂飙突进”一词来自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von Klinger，1752～1831）创作的同名戏剧作品。

[16] 德语“民族”（Nation）也指“国家”，即由某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17]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99页。

[18]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95页。

[19]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95页。

[20] 伯克（August Böckh，1785～1867），古典语文学家，以古代史学研究享誉学界，代表作是《雅典人的国家财政管理》（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2卷）（1817）。他是早期阐释学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狄尔泰、伽达默尔、齐美尔、舍勒等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他数度担任柏林大学校长之职，对柏林大学的扩建和发展贡献巨大。

[21]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496页。

[22] 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法学家，是法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为《当今罗马法之系统》和《中世纪的罗马法》，1842～1848年任普鲁士法务部长，他是德国19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学家。

[23] 蒂罗尔（Tirol）位于今天的奥地利境内。

[24]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1卷，第505页。

第二部

第十一章

没有舞台施展才华的思想家——阿图尔在鲁道尔施塔特——第一个哲学避难所——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论理由本身和诸多具体的理由——理性的界限——阿图尔有意遮掩

阿图尔此时正在路上，他途经魏玛前往鲁道尔施塔特。他将借宿在那里的一家村镇旅店里撰写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叔本华人生中一个新的阶段就此开始了。这个阶段为时五年，就在这五年当中，他的全部哲学“就像走出了清晨的迷雾登上了一个美丽的地方”。他哲学中所有最基本的定理就在这五年之中找到了其最终的表述方式。当他的这一生命阶段告一段落的时候，他意识到平生真正的任务就此完成了。随即他到观众面前，却不得不震惊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聆听。他还没有正式上场，就已经隐退了，作为哲学家他连在舞台上施展才华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既然没有人倾听，他干脆放弃哗众取宠。他不必一个劲儿地高价推销自己，他也不必导演一出自我遮掩和自我暴露的闹剧。他也不会不断地使劲儿关上一扇扇的门，然后又去用身体重重地把这些门撞开。他并没有混淆真理与光彩照人的自我表演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既然没有人注意他所说的话，他也就不愿毁了自己，太拿自己的话当真。简而言之，他没有亲手导演一出尼采（他那最著名的弟子）的命运悲剧。他不会去扮演众多角色并由此折磨自己，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哲学假面舞会的旋涡之中。对于他而言有两张面孔就够了，一张向内，一张朝外；一张沉入事物的内核，一张充满怀疑地观察着世道运转以及运转过程之中的方向扭转。而事实是外界的人无法给予他回应，在经历了起初的失望之后，最终他从这一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学说是具有真理的价值的。由此他的哲学在观察外界时显得更加辛辣，其哲学中蕴含的灵感让人更加捉摸不透，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是用晶莹剔透的语言表述出来的。

虽然他自己不肯轻易承认，然而他确实在等待回应。他过于自尊，不会为自己去寻找甚至去赢得观众，而在心底他却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观众能够去找寻他。他的自我表演（没有一个舞台让他去表演）是内向的：他把自己看作一个让别人必须去寻找的人。在自己面前，他想要体现的是一种寻求摆脱的真理。在他生命终结之际，人们真的“找到了”他，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将自己长久以来的化名之旅解释为通向真理的漫长之路。

在观察自身的时候，阿图尔·叔本华感受到的只是自己通向哲学的路途是如此漫长，而并没有感受到哲学之中的路途是漫长的。他脱离了原定的人生轨迹，因此他不得不接受绕弯路的事实。可是他一旦在哲学之中站稳了脚跟，所有的一切都进展迅速（这是他的自我感觉）。“优良意识”的种种灵感在与己相似的浪漫派和柏拉图那里寻找着表述语言，而在对经验性意识进行反思时他遵循的则是康德的足迹。就在1815年，他确定自己亲身体验到的“意志”就是康德那个令人生疑的“自在之物”，此时他的哲学从本质上说已经完备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一体系。叔本华的博士论文便是此项阐释工作的开端。这篇探讨认识论的论文有一个隐秘的基准点，论文中没有任何一处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可是在同一时期的私人笔记以及在日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却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想给“优良意识”（他在博士论文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个概念）指定一个栖身之所，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康德的思想推向极端，为经验性意识划定疆界。对于叔本华而言，这是最重要的环节，可是他偏偏不说。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变成一个康德的追随者，这样他就可以同时（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做一个柏拉图的追随者了。

在研读费希特时所写的一则札记（1812）中，阿图尔奏响了认识论批判的序曲：

这样真正的批判主义就会将优良意识从经验性意识之中分离出来（就像从矿石之中将金子提取出来一样），将它独自放在一边，不要使它与感性或知性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将它独自放在一边。然后将所有那些通过这种方式在意识之中显露出来的东西收集起来并汇集成一个统一体：这样我们就可以将那些经验性的东西也单独放在一边，并根据这些事物的异同进行分类。此项工作要在今后进一步加以完善，还要做得更加精确和细致，要更加易于理解、更加简化，但绝不能半途而废。哲学将存有（daseyn），而哲学史将封闭成一体（geschlossen seyn）。如果人与人之间可以保持长久的和平，文化就会前进，就会提供足够的闲情逸致使所有的机械得以完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像扔掉幼年的襻带一样抛弃一切的宗教：人类就会巍然屹立，充满无比的自信，哲学的黄金时代也将到来，特尔斐神庙上的号令“gnothi sauton”（认识你自己）也将就此得以实现。（HN Ⅱ，360）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同样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某种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意识的双重性（经验性意识与“优良意识”）作出如此过高的评价。如果经验性意识可以体察到自己的能力的话，那么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完善的机械”，可以为我们统治自然（本性）、可以理性地安排我们外在的生活状况。可是所有这一切只是手段之世界，而不是目的之世界。目的就安然位于“闲情逸致”之中。经验性意识卓有成效地处理着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事物，而它随之也造就了另一种存有方式，虽然它自己无法企及，却为之提供了场地：在“优良意识”这一媒介中认识自己。经验性意识在实际生活中的成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生活在真理之中的机会，此时人们不受到经验性利益的干扰，安居于自身之中。叔本华写道：“哲学将存有，而哲学史将封闭成一体。”这番话的意思是，迄今为止，哲学的历史总是与人为生存而抗争的历史纠缠在一起，这样的哲学史行将结束，因为被授予全权的经验将只负责处理实际的问题，而哲学将收回自己的自由去寻找真理，这些真理对实际生活丝毫不感兴趣。两种意识（经验性意识、“优良意识”）各管一摊，两者各有好处。这种二分法是批判主义的产物，批判主义一方面鼓励并赋予经验以权利；另一方面又让经验远离那些不属于它的地盘。对于叔本华而言，这种批判主义简直就是在为“优良意识”效劳。经验性意识获准在一定的区域内尽情活动，叔本华要把这片区域照得透亮，并通过这种方式使“优良意识”也获得应有的尊重。

1812年初夏，就在阿图尔·叔本华心情愉悦地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拿破仑正在扩军准备进军俄国。“如果人与人之间可以保持长久的和平，文化就会前进……”，这种乐观主义情绪并非来自叔本华眼前发生的具体事件，而是由于他对自己酝酿中的作品具有高度的自信。由于“上天恩赐的果实”，他极度兴奋，因此历史前景也随之被大大美化了。这种兴奋只有片刻的绚烂而已，然而这种绚烂的光辉还是从别处借来的，这种片刻的绚烂与在叔本华心中燃起的灯光交相辉映。

然而转眼间身边的“历史”变得如此粗暴不堪，那些平素里冷静沉稳的人一下子对打斗刺杀产生了兴趣，在这样的时刻，叔本华感到自己又一次完完全全地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而与此同时外部的经验性意识则陶醉于愚蠢好斗之中。当柏林正在厉兵秣马准备抵御拿破仑的报复之际，叔本华却转道德累斯顿前往魏玛，然而魏玛也不过是中转站而已。没过多久他就辞别了母亲隐遁于鲁道尔施塔特，一个极富田园诗意境的地方。1813年6月至11月间，叔本华客居在一家旅店里，他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他陶醉在创作的欢愉之中，可有时候也陷于怀疑之中备受折磨。他一个人与世隔绝，而在这个宁静安逸的山谷之外那些“激愤的人们”正在历史的战场上搏杀，叔本华不禁要问自己，究竟谁的做法是对的。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他写道：“此外我当时再度陷入痛苦悲伤的心境之中，我感到自己的人生坠入了一个特定的时期，这要求我施展出完全不同的禀赋，可是我感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B，654）然而这种心绪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便消失了，叔本华在这封信中继续写道：“在鲁道尔施塔特那段与世隔绝的日子里……那个地方具有无法言说的魅力，因而深深吸引住了我。以我的本性而言，我对军事颇为反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夏天，待在这四面环绕着绿树青山的谷地之中，见不到一个士兵、听不见一声战鼓，因此我觉得十分幸福。在深深的寂寞之中没有丝毫的纷扰和诱惑，我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对那些最冷僻不过的问题的探究之中，没有丝毫的间断。”（B，654）

叔本华在博士论文中绞尽脑汁反复探究的那些问题看起来必然是“冷僻的”，不仅仅是从政治热情的立场出发才这么说。这篇论文试图为一种新的认识论奠定基础，这一尝试本身就已经偏离了当时哲学精神的主导方向。这个时代的哲学界自以为已经“超越了康德”，可是叔本华却要“回到康德”，只不过叔本华暂时还保持低调，并没有盛气凌人地与这一时代的哲学精神正面对抗。

为了防止人们形而上学地使用理性，康德设置了层层樊篱。而现在，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相继将这些樊篱一一拆除。他们再一次创造出了将上帝、世界和自我囊括其中的种种体系，这些体系不容人们去反思认识所具有的限度。他们再次赋予主体精神充分的权力，让主体精神可以从自身出发去理解整体。

黑格尔对康德对于认识能力的反思不以为然，他说在旱地上是无法学会游泳的。叔本华没有受到黑格尔的迷惑，不过他不满足于只是铭记康德有关认识论的结论，而是要将这些结论简化和极端化。在康德那里，认识能力是一个结构复杂的齿轮组，现在叔本华仅仅保留其中的一个部件：充足理由律。我们全部的表象化活动（知觉和认识）借助的是某个机械装置，这个装置可以表述为这样一个定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会没有理由。”

叔本华的简化之举好处在于一目了然。充足理由律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进入我们表象之中的一切事物我们都必须追问理由、追问它们之间的关联。我们必须追问，其原因并不在于外部的世界逼迫我们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的知觉和认识能力逼迫我们这样做，在这一点上，叔本华继承了康德的衣钵。

我们可能会与形形色色的“事物”（对象）打交道，与此相应叔本华区分出四种“追问”理由的类型，四种建立关联的类型。他使用的字眼是“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他的博士论文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怎么让人明白的标题。

这四种类型分别是：

针对一切在物质世界之中发生的事情，我要追问这件事之所以发生的理由。在这里，我们追问的是生成的理由（Grund des Werdens）。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是对因果关系的追问。

针对一切判断（对事物的认识、概念），我们要追问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在这里，我们要追问的不是某个东西为什么会如此，而是要追问我们凭什么声称这个东西就是如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认识的理由（Erkenntnisgrund）。

第三种类型的充足理由律所涉及的领域是纯粹几何和代数。在这里，无论是生成的理由还是认识的理由都无效。为什么紧接着1的实数是2，为什么当弧内三角形的底边与圆周直径重合的时候其对角就是直角，这些现象的理由都可以通过直观的空间（几何）和可以直接体验的时间（计数、代数）得到表现。这里涉及的是无法继续追问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叔本华而言，这就是“存在的充足理由律”（Satz vom zureichenden Grunde des Seins）。

第四种类型的充足理由律与人类的行动有关。针对一切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要追问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博士论文的第二版在内容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充，叔本华在这一版本中使用了一个极其明白的词语：“内部的因果关系。”

这四重追问理由的方式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那就是在我们的表象之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单个的、孤立的东西”。假设某个东西进入了我们的表象（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它就存在了），那么这个东西始终被缠绕在众多理由构成的密网之中。莱布尼茨曾经说：“自然是不会跳跃的”，那么叔本华或许也会说：我们的表象不允许有任何东西进行“跳跃”。不难想象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充足理由律”的使用者只不过是我们的进行着反思的理性，即凭借的是意识。而康德也正是这样去理解因果关系原则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叔本华更加极端，他声称，先于意识的、纯粹生理上的感官知觉就已经凭借着因果关系原则在发生着作用：“人们从眼睛、耳朵或其他任何一个感官体察到的变化中推断出一个原因（Ursache），这个原因以某个空间为出发点发挥着其影响力，正是在这个空间内，人们确定这个原因正是这种力量的基础……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是真正的转折点，因此是一切经验的条件……我们首先是通过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才认识到对象是实在的，也就是说是对我们起着作用的。至于说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那个推断，这并不会造成什么麻烦。”（D，36）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视网膜所接受到的刺激，而不是什么其他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听见、感觉到空间内的物体，那是因为我们将这些亲身感受解释为某种作用产生结果，于是我们本能地要去寻找某个原因，而我们已经设定这个原因就在空间之中。叔本华认为，正是知性承担着这一最基本的表象化任务。只有通过知性的这一行动，那个直观的、可以通过感性感知到的整体世界才得以进入我们的表象之中。就这个意义上说，动物也具有“知性”，因为（只要）它们可以知觉到自身之外的对象世界。

日后叔本华将这一过程称作“智性直观”，精确的含义是：最直接的观察之中已经融入了知性原则。在没有知性参与的情况下我们或许也能够在自己的身体上感受到某种刺激，但是如果没有知性的参与，我们就无法感知到自身之外的物质世界，因为知性将我们身体上感受到的刺激理解为是某个外界原因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后的结果。必须将自己身体上的种种状况理解为某种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只有这样，外界对于我们而言才存在现实性。

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知性在发挥着作用。这一构想将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如果知性与感性直观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知性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如此之深地向下延伸到动物性知觉行为之中，那么传统的有关认识能力的等级秩序将就此发生颠倒。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感性直观构成的基座上“材料”被移交给了概念思维能力，材料通过这种能力获得某种形体。不仅如此，在感性直观构成的基座上已经发生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首先不是概念，而是融入了知性的感性直观正在我们的面前建造一个丰富多彩的形体世界。叔本华写道：“在康德的方法和我所遵循的方法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他从间接的、反思性的认识出发，而我则相反，从直接的、直观的认识出发……他跳过了这整个的、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直观可见的、形态万千的、蕴意丰富的世界，他紧紧固守着抽象思维的种种形式。”（Ⅰ，609-610）

在叔本华那里，知性与感性直观之间具有某种关联，于是知性的身价便提高了。与此同时，知性身价的提高导致了理性的作用受到了局限，此举是与当时哲学界的时代精神相悖的，这也正是叔本华的这一观点备受争议的原因。

在叔本华看来，理性所承担的任务既不多，也不少，那就是将直观可见的表象归纳整理为概念（“表象之表象”）并加以保管，然后借助这些概念（就像借助所略符号那样）进行排列组合。融入了知性的直观为理性提供了某种符号序列，理性只有借助这种符号序列才能够进行艰难的解码工作。没有这一基础，理性必然是空虚的，它不可能呈现任何东西。

在当时那个时代里，人们期待从“理性”那里获得一切：自然的力量（Naturmacht）（谢林）、历史的力量（Geschichtsmacht）（黑格尔）、德性（费希特）、信仰的力量（Glaubensmacht）（雅各比）。因此叔本华的这一原理必然被视作“挑衅之举”，然而这篇论文根本没有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在当时，这篇论文几乎不为人所注意。论文出版后发表了三篇书评，里面的褒奖带有某种恩赐的意味。论文的销售量不到100本，余下的被当作废纸处理，几年后化为纸浆。

这篇论文的第一版不可能引起多大的反响。虽然从以上的观点出发可以得出影响深远的结论，但是这篇论文在归纳这些结论的时候还表现得不够自信，不够坚定有力，因为从论文之中人们还无法识别叔本华的用意何在，人们也无法认识到这篇论文只是华彩乐章之前的序曲而已。

人们今天读到的这篇博士论文大多是以第二版（1847）的面目出现的，它在初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充。在第二版中，所有的线条脉络清晰可见，它们一直延伸到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中。在这一版本中，不但哲学的传统受到了挑战，而且对哲学的时代精神的攻击也俯拾皆是。

在这篇写于1813年秋天的博士论文初稿中，一方面叔本华还有些遮遮掩掩；另一方面在那个时候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明白所有的这一切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例如他在论文中对混淆“认识的理由”和“生成的理由”（即因果关系）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可是当要进一步阐明这一批判得出的结论时，他却遮遮掩掩。

在追问“认识的理由”时，我们要寻找某种“直观”（我们要将认识建立在这种直观的“基础”之上），或者我们要验证某个陈述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如果结论是以合乎规范的方式从设置正确的前提中推导而出的，那么这些结论便具备其“理由”。对“认识的理由”的追问一定是以这样的方式随着某个“理由”得到揭示而完毕。对“生成的理由”的追问则不同，在这里只有因果性原则才有效。这个原则绝不容忍任何片刻的中断行为：每一个找到的原因必须被理解为是另一个原因产生作用后的结果，如此类推直到无穷。对于知性而言，在直观可见的对象领域内不存在某个终极原因。叔本华在博士论文的第二版中写道：“因果规律并不像一辆出租马车那样任人摆布，只要达到了目的便可以把它打发走。它更像是歌德诗中的那个魔术师的学徒，他使扫帚活动了起来，可是扫帚一旦动将起来便无休无止地跑来跑去到河边汲水。”（Ⅲ，53）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颇受人们重视的问题：万物的开端存在吗，世界的终极原因存在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将这两种类型的“理由”（“认识的理由”和“生成的理由”）卓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人们追问万物的起源，也就是追问那些最初“生成的理由”中的一个，随着这个问题的提出人们已经变换了层次，即脱离了现实存在的对象转而投向想象中的对象，对于这些想象中的对象，人们创造了一个概念：“无条件者”（das Unbedingte）。现在通过逻辑推导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无条件者”“绝对之物”（das Absolute）本身是不受制约的，不取决于其他的原因，否则这个概念就自相矛盾了。因此这个“无条件者”就必然制约着其他所有事物，而自己却不受任何制约。由于这个“无条件者”不受其他任何事物的作用影响，而只是对其他事物产生作用，因此它必然就是那个“最初的”原因。人们只要让这个“最初的原因”（die erste Ursache）冠以“上帝”的称号出现，那么人们就拥有了上帝存在的证据。人们通过这番论证又证明了什么呢？人们无法证明存在着世界生成的开端（终极原因），能够证明的只是从一个概念（“无条件者”）之中可以推导出另一个概念（“最初的原因”），能够证明的只是“最初的原因”这个概念具有“认识的理由”，这个理由就在“无条件者”“绝对之物”这个概念之中。

现在人们又更换了一个层次，重新回到了生成的世界（die Welt des Werdens）之中，将这个从纯粹逻辑推理的角度看来是可以理解的论证带入经验之中，此时人们可以宣称：世界的绝对的开端是存在的，存在某个最初的原因、存在上帝、存在绝对精神等。

在第一版的博士论文中，叔本华已经暗示了对这一论证方法的批判。可是直到30年以后的第二版中，这一批判才最大限度地以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方式尖锐地表述出来。在这里，这一论证方法被称为“魔术戏法”。直到第二版，叔本华才敢于断言，谢林和黑格尔围绕着“绝对之物”的整个哲学体系只是魔术戏法经过改进之后的一种变体罢了。

在1813年秋天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叔本华显然还不愿与安坐在德国各大学教席之上的那些顶尖人物发生冲突，他在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埃希施泰特教授（叔本华向他递交论文以期获得博士学位）的信中写道：“假使这里面（指博士论文——作者注）有什么东西让您憎恶的话，我请求您不要对我有所隐瞒。”（B，644）在这封信中我们感觉不到叔本华多年后那种自以为是的盛气凌人态度，他写道：“我们的人性是如此的脆弱，如果没有别人的赞同支撑着，我们连那些眼前的东西都无法完全确定其真实性，更不用说能够信任自己在哲学问题上所作的判断了。”（B，644）

叔本华在同一时期所写的私人笔记就丝毫也没有那么谦虚了。从这一时期的那些手稿本中可以看出，叔本华言辞激烈地声讨哲学传统，尤其是当代的哲学家。在这里，他丝毫没有受到自我怀疑的折磨。

如果说叔本华在博士论文中遮遮掩掩的话，那么这大概是出于小心谨慎，而不是由于缺乏自信。

在这篇哲学处女作中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内容，那就是对理性的价值重估，叔本华在表述这一点时也保持了同样的小心谨慎。针对同时代哲学家的种种理性哲学，在阿图尔的构想之中潜藏着一个明显的非神化倾向：理性是一种可以从知性直观的原始材料中提炼出概念的能力，理性与经验紧密相连。理性不是一种获得“更高”认识的能力，它也不是行使超验真理的机构。他在论文第一版中小心翼翼地写道：“我知道，对理性和这些概念的此种解释大大偏离了迄今为止所有对此的解释。”（D，50）而在30年后的第二版中，叔本华充满激情地向他的对手发出挑战，他恰恰要着重阐明这一“偏离”并为之辩护：“那些哲学教授们心甘情愿地抛弃了迄今为止赋予这种思维和思考能力（正是这种能力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名称……不再将其称为理性，而是……称之为知性……他们要征用理性的地盘和名称为自己杜撰和捏造服务，或者更确切、更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完全臆想出来的认识能力……一种更加直接、更加形而上学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这种能力超越了一切可能的经验，它能够把握事物构成的世界本身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因而这种能力首先是‘上帝意识’（Gottbewuβtsein），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辨认出上帝，先验地设想出上帝创造世界的方式方法，设想出——这种设想或许过于寻常——上帝如何通过一个或多或少有些必要的生命过程从自身之中分离并（从某种程度上说）创造出这个世界的，设想出——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同时也非常可笑——上帝……只不过把世界‘遣散了出去’，因为这样世界就可以赶快动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最后一种设想当然也只能出自黑格尔这个胡说八道的顽劣无耻之徒的脑中。五十年以来，诸如此类的愚蠢的玩笑被冠之以‘理性认识’的名称充斥于皇皇数百卷自称为哲学的书籍之中……人们厚颜无耻地把所有的智慧都置于理性的名下借此欺骗于它，于是理性被人们宣称为是一种‘超感觉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理念’的能力，简而言之，是一种存在于我们内部的、为形而上学量身定做的、类似于卜筮的能力。究竟理性以什么方式知觉所有这些美妙的东西以及那些超感觉的知觉，五十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行家们众说纷纭。根据其中某些最为大胆的观点，理性对于“绝对之物”，或者全凭自己的兴致对于“无穷之物”及其向“有限性”的进化进程具有一种直接的理性直观。而根据其他那些稍许谨慎的观点，理性在知觉时与其说是视觉式的，还不如说是听觉式的，也就是说，理性不是直接观察到，而只是听见了在云雀国中……发生的事情[1]，然后理性将所听到的东西如实地转述给所谓的知性，然后再由知性去撰写哲学简明教科书。”（Ⅲ，135～137）

就在撰写这篇博士论文的时候，叔本华所抨击的那些“理性哲学”的变种已经生机勃发，他的代表人物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雅各比。然而在第一版中，叔本华并没有带着某种明显的批判倾向去思考他们的哲学，他的思考对象恰恰是他敬仰的康德，他在论文中对后者的哲学提出了轻微的批判。在叔本华看来，康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错误地准许在道德理性与超感觉—先验之物（das Übersinnlich-Transzendentale）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特有的联系。叔本华写道：“至于……理性，根据我的……判断，理性本身不是道德与圣洁的源泉（这正是康德学说……的本意），理性（作为一种构造概念并依据这些概念付诸行动的能力）只是道德和圣洁的一个必要条件罢了。即便如此，理性也只是一个工具罢了，因为它同样也可以使人变成失足的恶棍。”（D，91）

为什么1813年的秋天叔本华还采取如此退避的姿态、如此小心谨慎呢？

这里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他尚未受到哲学的时代精神的伤害，注定要被漠视的命运现在还没有侵袭到他。他的哲学批判还不必上升为某种个人的愤懑。

第二种解释：他所继承的财产虽然给他提供了不必依赖哲学过活，而是为了哲学而生活的可能性，但是他还是有意日后在大学里有所作为，原因很简单，他抱着充分的自信踏上了这条哲学之路，因此他必须获得学术界对此的认可，非不得已时他不愿意放弃这一殊荣。虽然他不愿意迎合时流，可是目前他还不想向整个哲学界发出挑战。确切地说，这就是第三种解释：他的羽翼尚未丰满，尚不足以展开正面进攻。

1813年初，虽然他在手稿本中写道，“一部作品在我的笔下，更多的是在我的脑中渐渐成熟，这是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一体之作”（HN Ⅰ，55），然而事实上（从笔记中可以看得出）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叔本华虽然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感，但是此时此刻至关重要的突破尚未发生。

只有等到神秘的“意志”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一突破才得以发生。在自己的躯体上、内在体验到的意志将会把他带到世界的心脏之中，这超越了一切致力于对象化的表象（objektivierende Vorstellung）……然而此时的叔本华正在朝着这一方向摸索前进。他知道，有一条可以从玄思中抽身而出的途径，“这就是对理由律的纯粹应用”（HN Ⅰ，126）。“优良意识”赋予他的灵感使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他还无法用概念推理的语言将其表述出来。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内在体验到的“意志”，这三者之间现在还没有擦出火花。一直到了1815年，即博士论文完成后两年，这一时刻才到来：他在手稿本中记了这么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意志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而柏拉图的理念是对自在之物再合适不过的、最充分的认识。”（HN Ⅰ，291）

在博士论文中，叔本华仍然在康德所开辟的先验之物的领域内打转转，也就是说，他仍在追寻经验之可能性的诸多条件。他要在这里确定一条界线，他感觉到这条界线正在阻隔他去接近那些对于他而言真正至关重要的识见。他想表明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在这里将无法找到他的“真理”，可是他将会理解为什么他在这里找不到。这不是什么搜寻行动，这只是某种提供保障和侧面掩护的行动，就仿佛一个要去探险的人在动身之前要先巩固一下自己的后方一样。这点确定了整个行动的风格：他在阐述、分类、归纳时表现得沉着冷静，在字里行间根本无法直接感觉到同期私人笔记中涌动着的那种兴奋之情（这种情绪往往在他接近“优良意识”的热区时表现出来）。叔本华在挖掘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时表现出了一种学究式的一丝不苟，然而促使他这样做的最终原因是，他要事先准确记录下在充足理由律的巨大藏量内部的具体结构，因为当“优良意识”放射出炫目的“闪电”时，所有的一切（空间、时间、因果关系）都将失去效力，而那些结构在这个时候也会像幽灵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理由律消失了，那么现实的理由便没有了根基，失足落入深渊。

随着这种意志形而上学的发现，叔本华找到了一种相应的语言。这种语言给予他足够的自信，这种足以令人自豪的确信使他可以与传统和当代的哲学一刀两断。虽然在写作博士论文之际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然而那时他还无法确切知道这条路将通向何方。他心中明白一点：觉醒的那一时刻即将到来。虽然出言谨慎，但是他还是毫不讳言自己对此确信不疑。叔本华在论文的倒数第二节已经为自己下一篇“更宏大的论文”做了预告：“打个比方，眼下的这篇论文好比梦境，而那篇论文好比警醒状态。”（D，91）这是哲学的一个老话题了：人生是一场梦，只是纯粹的外表；经验性意识远远无法为意识到的存在（bewuβtes Sein）提供保障。

叔本华在博士论文中对我们的认识、表象化能力进行了冷静、严格的分解，按照上述观点看来，这种分解性的观察颇为独特，它向我们指出必须要做的事情，即如何来把握这个作为“对象”的世界，当我们在对这个世界进行“表象化”的时候如何将其笼罩在由种种理由编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人们感觉到在种种“理由”、无穷无尽的“为什么”之中其实隐藏着某个什么（was），然而这种感觉是无法证明其真实与否的。人们不禁心存猜疑，既然认识是针对对象（即使我们自己也变成“对象”）展开的，那么区分、隔离便不可避免，正如海德格尔曾经说的那样，理由律最终引出诸多理由的出现，而不是理由本身。正是从这一怀疑出发，传统哲学才作出了外表（Schein）和本质（Wesen）之间的区分。而在各种宗教中也有类似的区分，并且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拯救神话。

我们要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某物（Etwas）进行认识，在每一次对认识方式加以反思后总会产生某种焦虑，让人们产生焦虑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他者（ein Anderes），而与此同时，这种焦虑又意图和那个某物（于我们而言，它就是对象）建立起完全不同的关联。我们觉察到了这一认识过程的方式，正是这一再明显不过的发现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一点：被表象化了的（即被对象化了的）存在其实仅仅反映出了我们自身意识的结构，而存在本身却没有露面。叔本华将其称为“梦境”，他就是要从这场梦中醒来。陌生的事物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卷入了熟悉的事物之中，对此他在手稿本中打了一个比方，这一譬喻日后也进入了他的代表作[2]之中：“就仿佛……我置身于一次聚会之中，周围尽是些陌生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会把另外的某个人（他的朋友或表兄弟）介绍与我认识。每次介绍时我都会很高兴，然而与此同时即将脱口而出的问题就是：‘见鬼，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聚会呢？’。”（HN Ⅰ，208）陌生的事物就在某种交互关系之中被表象化，通过这种方式，陌生的东西也就变得为人所知了。在聚会中，某个人将另外一个人介绍给他人。[3]叔本华的博士论文仿佛就是在分析这种介绍的礼仪（Vorstellungsritual）。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几个星期，叔本华在手稿本中写道：“人们在按照理由律（理由律就像一个可以呈现出四种不同形态的精灵，它戏弄着人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亦步亦趋，人们希望从知识中获得满足，从生命中获得幸福。于是他们放心大胆地只管一直往前走，就像一个人从某个地方出发向着地平线的方向奔走，他希望最终能够触摸到云彩，就本质而言，这与翻转、按压某个球体试图进入球心的行为一样，最终难以接近目标。这简直就像一只在转轮内奔跑的松鼠一样……在我们看来，无论在哪里，这种观察生命的方式都像是一条水平线。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第二种观察方式比作一条垂直线，它可以在任何一点上切分水平线并与之分离。”（HN Ⅰ，153）这一从水平线向垂直线的转变意味着从循环不休的梦境之中苏醒过来。垂直线：这条线不会将人们带入旧的彼岸世界，而是将人们领进此地（Hier）和现在（Jetzt）的中心地带。1814年手稿本以最后的这几句话收尾：“人们总是在寻找‘为什么’，而不是静观‘某物’；人们总是在追求遥远的东西，而不去把握近在咫尺无处不在的东西；人们走向外界，尝试一切方向，而不是回归自我，在这里所有的谜团都可以解开。”（HN Ⅰ，154）人们日后在叔本华的代表作中还将听到这番话的回响。

[1] 叔本华在原文中添加的注释被本书作者省略，此处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雀》中的某个场景。

[2] 此处指《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3] 在德语中，动词vorstellen的原意是将某物前置，后引申为“介绍”，而作为哲学术语一般译作“表象化”，名词化形式Vorstellung则分别译作“介绍”和“表象”。

第十二章

回到魏玛——与母亲反目成仇——夹缝之中的阿黛拉——阿黛拉隐秘的浪漫插曲

从1813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阿图尔·叔本华借宿鲁道尔施塔特的旅店内与世隔绝，他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撰写博士论文。在此期间，居然还有闲暇不时外出徒步漫游。行程之长以至于脚上都生了伤口，于是他让人把鞋子修理得舒服一些。在养伤期间，他则不时眺望窗外那让他为之心仪的景色。世间的风起云涌没有侵袭到《四重根》的诞生之所，然而当叔本华要将这篇论文带到世间之时，他不得不让自己重新熟悉当世的纷争。打探消息后他获悉，萨克森此时已经成了主战场，从鲁道尔施塔特前往柏林的道路已经被阻断。虽然个人获准旅行，但是论文手稿是否能够安然抵达柏林还是个问题。于是叔本华决定就近在耶拿“缺席”申请博士学位。在没有寄出博士论文之前，他就已经先行将10个普鲁士金币（申请博士学位的手续费）汇给了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两天以后，他将论文手稿连同附件一并寄出，附件中包括一份简历、一篇关于论文主体的论证说明、一篇语气客气而谦恭的附信，如果论文有不当之处，他请求对方不吝批评指正。在这样一个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里，他必须要交代一下自己何以没有上战场抵抗拿破仑，而是选择了另一个对手：对充足理由律的种种错误观点。在信中对此只字不提是不可能的：“我在柏林学习哲学，可是今年夏初柏林战争的噪声驱散了我的志趣……既然我曾经发誓遵从我的志趣，于是我就追随着我的志趣离开了那里。”（B，644）

约翰娜·叔本华是歌德的朋友，这在耶拿尽人皆知，作为她的儿子阿图尔获得了优待。收到论文手稿之后，身为系主任的海因里希·卡尔·埃希施泰特（古代语言和修辞学教授）立即写了一封信让系中的各位同事传阅，没过几天，就在10月2日，各位同事（或许连这篇论文都没有读过）便一致同意缺席授予叔本华博士学位，评分为“优异”。10月5日，叔本华收到了博士文凭，而博士论文已经在印刷之中了。

印刷的费用（69帝国塔勒）得自己掏，承接出版业务的是鲁道尔施塔特的“宫廷书艺行”。在此之前，叔本华还得打消老板弗里德里希·贝尔图赫在政治倾向方面的顾虑，他在给这位出版商的信中写道：该论文“与宗教没有直接关联，也与国家和政治毫不相干。”（B，3）

第一次印数为500册，这批书在10月底便交付到叔本华的手中。歌德收到了一本，另外一个获得赠书的是耶拿的书商弗罗曼，他为叔本华提供过论文写作所需的文献资料。此外获赠博士论文的还有以下几位：柏林的施莱尔马赫和古希腊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沃尔夫，耶拿的康德主义者卡尔·莱奥波德·赖因霍尔德，阿图尔在哥廷根求学期间的哲学老师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而且出于孝敬之情，阿图尔没有忘记给父亲生前的好友卡布隆（阿图尔在受坚信礼期间曾短期在他的商号当过学徒）送上一本。此时此刻，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叔本华正在充满和解地向世界挥手示意，而之前他逃离这个世界时则是那么的幸福。

叔本华10月一直都待在鲁道尔施塔特等待着自己著作的问世，在此期间战场上出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1813年10月18日，拿破仑在莱比锡附近与由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组成的联军展开激战，最终联军获胜，但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损失，战场上留下的死尸和受重伤的士兵不下十万之众。几个月以前，阿图尔·叔本华就在自己的手稿本中写下了自己未来在哲学方面的打算，他评述道，他的哲学就是要“谴责……一切受激情左右的人”，也包括那些“听凭别人的看法或什么无聊的把戏左右自己的生命，并且在决斗或其他什么自找的危险中任由自己的生命蒙受损失”的人。拿破仑失利之后，举国上下一片爱国主义的欢呼之声，而阿图尔·叔本华则不为所动，让他操心的倒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可以预见的这段时间内是否还会“重新出现一批哲学听众。”（致伯蒂格尔的一封信，1813年12月6日，B，9）

溃逃的拿破仑军队向北面和西面撤退，这时候在鲁道尔施塔特的宁静山谷中也能够看见哥萨克人和奥地利人了。现在到了该更换避难所的时候了，可是阿图尔还没有决定接下来的几年里在何处安身。他想先观望一下时局的发展再说，因此他选择了一个过渡方案。1813年11月5日，叔本华离开鲁道尔施塔特返回魏玛。他在鲁道尔施塔特旅店的窗户上刻下了贺拉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们赞美那所能够远眺原野的房屋。”四十年以后，叔本华的崇拜者们将纷纷来此朝圣，他们想亲眼看一看这段铭文。那时的叔本华已经成为闻名遐迩的哲学家，他不无嘲讽地将自己刻上去的这句话称为“圣迹”[1]（G，186）。

叔本华在返回魏玛时心境颇为复杂，叔本华在1813年5月从柏林出逃来到母亲家，但是他“对家中的某些事情颇为不满”，这也就是促成他随即前往鲁道尔施塔特的原因。让他感觉不舒服的是母亲的一位新朋友。

1813年初，枢密档案顾问封·盖尔斯滕贝尔克先生在约翰娜·叔本华的楼上（二楼）租了几间房间。他早中晚三顿都在约翰娜家里用餐，与约翰娜一同外出访客，经常参加约翰娜主办的晚间聚会。三年以前，阿图尔的母亲在罗内堡结识了这位比自己年轻12岁的盖尔斯滕贝尔克先生，后来他们还结伴去了德累斯顿。仅仅这一点就为谣言提供了足够的素材，盛传约翰娜要再度结婚。歌德让自己的妻子密切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克里斯蒂安娜在1810年写信给在卡尔斯巴德温泉疗养的歌德通报此事：“叔本华夫人此刻正与米勒（封·盖尔斯滕贝尔克——作者注）在德累斯顿，他的兄弟来我们这里拜望……从他的言谈中我只能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她会满怀幸福地嫁给他。在罗内堡期间，她就住在他的家中，他的第一任情人难以接受这一事实，都发疯了。”[2]

歌德在类似的事情上总爱扮演导演的角色，在将这位罗内堡市的法律顾问聘请到魏玛担任政府顾问这件事情上歌德或许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少盖尔斯滕贝尔克曾经向歌德表达过调任的强烈愿望并向他求援。

盖尔斯滕贝尔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公务员，为了能够在魏玛的贵族阶层中立足，他在原本的姓（米勒）后面加上了拥有贵族头衔的舅父的姓氏（封·盖尔斯滕贝尔克）。工作之余他还写了一些小说和诗歌，寻找机会与文艺爱好者们交谈，在这些谈话中他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坯子。虽然已经33岁了，可是他总是以一个毛头小伙子的面目出现。从他那淡淡的伤感中散发出某种魅力，着实能迷住一些女性，不过另一些女士则把他视为一个狡猾的“善于巧献殷勤的风流公子”。众位女士的夫君们对他尤为不满，例如演员皮乌斯·亚历山大·沃尔夫曾经写道：“每当他向内子大献殷勤之时，我……都会把眼睛闭上……作为一个体贴温存的丈夫，我还得容忍他经常给内子写那些再温情脉脉不过的书信。”[3]

毫无疑问的是，盖尔斯滕贝尔克还无法跻身魏玛城中最有魅力的人的行列，但至少约翰娜能够让他和自己一起去歌德家中做客，而且并不会引起主人的不悦。从年龄上来看，这位年轻人正好介于她和阿图尔之间。约翰娜并不爱这个人，不过她倒是颇为喜欢他的亲密忠实。而且这样一位显然在年轻女性当中很有号召力的男子能够如此仰慕自己，约翰娜还是有一些受宠若惊。那位至死受到她悉心照顾的古典学家费尔诺夫于1809年去世，此后她一直在寻找能够心灵相通的新朋友，这种关系应该比寻常的社交关系亲密些，但这层关系绝不能对自己的独立性有所限制。她再也不会有谣传中所说的结婚的打算了，她凭什么要放弃目前享受的这种独立性呢？她在过去的几年中结交过一些可以考虑的结婚对象，他们的家境都颇为殷实。一位法兰克福的富商就曾向她求过婚，而另一位求婚者则是宫廷侍从路易·封·沙尔特，无论怎么说他毕竟还是封·斯泰因夫人的兄弟。她在1807年写给阿图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不缺少追求者，不过你不必为此紧张。”

她在盖尔斯滕贝尔克那里找到了那种一直在寻找的心灵相通的友谊，虽然谣言纷纷，但是她具有足够的自信来维持这种关系。从外表上看来，这种关系歧义重重，但她对此无所畏惧。她有这样做的资本，因为在社交界初获成功之后，她在魏玛的声望不仅仅是得到了稳固而已，而且有可能是与日俱增。

因为她现在还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以书信的形式记录下了1806/1807年之交的战争期间的经历和见闻，这些书信已经在亲朋好友之间作为文学作品流传开了。甚至连不轻易恭维他人的儿子阿图尔也因此对她赞许有加。在费尔诺夫去世之后，她写了一本传记记录深受自己敬佩的人物的人生历程。她写这本书丝毫没有在文学上出人头地的意思，她的初衷只是要用稿费清偿费尔诺夫生前欠出版商科塔的债务。这本书问世后引起了公众不小的兴趣，而且还受到了魏玛圈内人士的热烈赞扬，于是她备受鼓舞，增添了她进一步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心。当她在晚间茶聚时讲述自己漫长旅行中的种种经历和见闻时，客人们无不对她的叙事天赋啧啧称叹。看来将自己的经历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记录下来顺理成章。1804～1813年间，她记录1803～1805年间旅行经历的回忆录陆续出版。一时间人们对她大加恭维，甚至将她称作第二个斯泰尔夫人。接下来她的《周游法国南部》于1817年出版。随后她在纯文学方面的处女作于1818年面世，这是一本具有自传性质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蕴含着细腻的情感，而且用于印刷的纸张也堪称精美。这本书销量不错，约翰娜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此后长篇小说接连问世。在20年代末，布罗克豪斯出版社推出了她二十卷本的作品集。在将近十年当中，约翰娜是全德国最著名的女作家。

不过在和盖尔斯滕贝尔克订交之时她还没那么声名显赫，不过她已经向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而与此同时，盖尔斯滕贝尔克也正处于文学创作的学步阶段，这也是二人的共同之处。两人彼此将创作手稿念给对方听，互相鼓励、修正、启迪。在自己最为成功的长篇小说《嘉布里埃拉》中，约翰娜采用了盖尔斯滕贝尔克的诗作。另外，盖尔斯滕贝尔克则让阿黛拉借用他的名字发表诗歌作品。盖尔斯滕贝尔克堪称叔本华创作团队中的一员。

盖尔斯滕贝尔克的文学创作天赋和才智有限，但他绝不是人们日后捏造出的那个坏人形象。他追求的不过是一个接近太阳的地方，而约翰娜正可以给他提供这样一个所在，要知道歌德经常在她家中进进出出。日后我们还将看到，盖尔斯滕贝尔克本人也乐于助人：在1819年约翰娜失去大部分财产之际，盖尔斯滕贝尔克曾经向她和阿黛拉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在约翰娜长期外出期间，他代为料理家中的事务，没有任何私利。

在阿图尔早就离开魏玛之后，家中发生了一件难堪的事情。身为母亲的约翰娜试图将盖尔斯滕贝尔克和至今找不到如意郎君的阿黛拉撮合在一起，可是这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一事件翻开了阿黛拉痛苦人生中的难堪的一个章节。当阿图尔·叔本华在深秋之际回到魏玛的时候，这个计划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候还只是母亲和盖尔斯滕贝尔克之间的友谊而已，阿图尔对此大为光火。原因何在呢？

阿图尔不够大度，不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平常也是如此。要是有谁想经得起叔本华的评判，那么这个人必须在方方面面都要显示出自己出众的品质，无论是才智、道德还是艺术修养方面。如果叔本华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这些品质，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个人只不过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商品”而已，他一贯以这个字眼来评价那些资质平平的人。

如今他在母亲家中就遇上了这么一个资质平平的人，这个人正在扮演一个让他感觉到盛气凌人的角色，而且这个人就在母亲的身边，这正是那个已经在阿图尔的记忆中走了样儿的父亲生前所占据的位置。在这一点上，阿图尔十分传统。母亲在失去父亲之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而且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对此他无法原谅母亲。正是在母亲的帮助之下，阿图尔才摆脱了父亲的余威，得以实现自己的哲学使命。可是他却要求母亲忠于父亲并放弃过自己的生活，而他自己（为了自身的幸福）却不这么做。在他看来，母亲身边的那个原先父亲占据的位置应该保持空缺状态，或者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一定要补缺的话，那么也应该是他这个儿子来替代自己父亲的角色。身为母亲的约翰娜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她不断地打消阿图尔心中的疑虑：母亲有可能会重新和另一个男人结合。然而与此同时，她并不准备因为阿图尔的缘故放弃自己的生活。因为她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自己现在的生活，她坚信自己的独立对儿子也是件好事情，因为她的独立性保证了儿子的自由。儿子虽然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已经自立，然而事实表明这并不能让人完全相信。母亲让儿子走自己的路，可是儿子却没有信心让母亲过自己的生活，他一定要干涉母亲的生活。刚回到魏玛没有几天，母子间便发生了争执。叔本华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要宽容，结果还是不行。

他写道：“亲爱的，从今往后要记住这一点，放聪明点儿。所有的人都是主观的；不仅不客观，而且彻头彻尾地主观……探究一下你的恋情、友情，仔细观察一下，你的客观判断是否大部分都是经过伪装的主观判断呢？仔细观察一下，对于一个不喜欢你的人，你是否能够不失偏颇地承认他的优点呢？如此种种。这时候你就该宽容大度，这是一种该死的义务。”（HN Ⅰ，71）

阿图尔无法保持宽容的姿态，他在家中摆出一副自尊自贵的模样。

在全家共进午餐时，阿图尔要么不搭理盖尔斯滕贝尔克，要么就寻衅与之争吵。比如大家在谈最新政局的时候，盖尔斯滕贝尔克顺应潮流，对爱国主义者们的英雄事迹大加颂扬，他还谈到了德国的解放，还说摧毁拿破仑的关键时刻终于来到，如此等等。阿图尔则针锋相对，他将所有的这一切斥为某种更高形式上的舞场斗殴。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椅子被掀翻了，门也被砸了，母亲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母亲和儿子之间很难交流，因此彼此间只能以书信沟通。约翰娜在一封信中写道：“尤其让我生气的是，你竟然诋毁那些深受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感染而拿起利剑战斗的人们，虽然他们的天性并非如此。我认为，你应该让其他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像其他人也让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生活一样。”[4]

1814年1月初，阿图尔·叔本华从柏林招来了大学同窗约瑟夫·冈茨，一位受叔本华资助的犹太穷学生。冈茨虽然对讨论的话题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不过他倒是乐于在辩论中为阿图尔帮腔助阵。对此约翰娜更加恼火，尤其是阿图尔总是在耳边对她说，她结交了一批平庸之辈为的是能够得到他们的赞佩。针对阿图尔对于爱国主义激情的攻击，她加上了以下评语：“冈茨……乐于隐藏在你的身后掩盖他天生的胆怯，他只是在鹦鹉学舌罢了，他根本不具备你的才智。”[5]

对于阿图尔·叔本华的言行，盖尔斯滕贝尔克不得不有所忍气吞声，而且约翰娜往往阻止他以牙还牙，因此他只能将恼火宣泄到写给朋友们的书信当中。他在给费迪南德·海因克（一位被阿黛拉奉若神明的突击队军官）的信中写道：“这位哲学家高高在上宣扬他那套宇宙论。他从柏林招来了一个犹太小家伙，他能成为叔本华的朋友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够每天耐心地服用叔本华开给他的轻度泻药，即什么客观性、四重根之类的东西。如果说他寄希望于您所在的克莱斯特军团占领巴黎的话，那么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也给法国人下一剂泻药。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叫冈茨，由于这么一个形迹可疑的、充满主观色彩的家伙的出现，在我们的茶会上安插上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非我（Nicht-Ich）。”[6]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不愉快的局面，母亲制定了新的规矩。从现在起，盖尔斯滕贝尔克单独用午餐。在约翰娜的安排下，只有在阿图尔不在场的情况下，她才与盖尔斯滕贝尔克会面。不过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很看重与盖尔斯滕贝尔克的交往，如果减少与他会面，那么她最终只会更伤脑筋，因为这样的话她就不得不时常与儿子打交道，阿图尔总是锱铢必较，心情时常不佳，而且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筹。约翰娜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你对那些不同于你的人总是持否定和蔑视的态度，毫无必要地谴责他人，而且有时候你在我面前讲起大道理来简直喋喋不休。”[7]

新规矩发挥了整整三个月的效力。到了1814年4月中旬，约翰娜·叔本华厌烦了和儿子的共同生活，同时也厌倦了对自己与盖尔斯滕贝尔克之间交往的限制。她起先将开支问题作为借口提了出来，按照她的说法，阿图尔虽然为自己和朋友支付了食宿费用，但是这笔钱不够，而她又不愿意提高食宿费的价码，她倒是情愿自己处在一个不必收取任何供养费用的位置。也就是说最佳方案是阿图尔完全自立。无论怎么说，她有“种种令人信服的理由”重新单独生活，阿图尔应该遵循自己所宣扬的理智，然而在通常情况下，阿图尔并非生活在理智的高度上。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觉得自己被逐出了家门。他提醒母亲记住这一点：他在魏玛暂住期间，当时正是母亲“含着眼泪”请求他住在自己的家里。这虽然是事实，然而阿图尔非常清楚母亲为什么会如此恳求。母亲也提醒他记住这样一点：“我的意图是……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近距离地观察我的生活方式，这样你就不会闷头胡思乱想了。”[8]可是阿图尔显然无法使自己摆脱“胡思乱想”，他怀疑盖尔斯滕贝尔克是母亲的性伴侣。因为儿子的猜忌，约翰娜备受折磨。

为此约翰娜不得不在儿子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她对此已经厌倦了。她在信中写道，她要像几年以前（1807～1809）那样与儿子分开生活，只有这样彼此之间才能和平相处。但是有一个问题她绝对不会考虑，那就是她不会因为儿子的缘故与盖尔斯滕贝尔克绝交。“你们相互无法容忍对方，如果我因此就要为了你而牺牲我的朋友，这样做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自己都不公平。”[9]

她并不要求阿图尔虚情假意地与盖尔斯滕贝尔克交好，但是她要求阿图尔接受自己与盖尔斯滕贝尔克之间的友谊。在阿图尔应该与什么人交往的问题上她也没有给他定下什么规矩。不仅如此，她还接纳了那个让她难以忍受的约瑟夫·冈茨在自己的家中居住。

简而言之，阿图尔得卷铺盖走人。如果他愿意留在魏玛的话，母亲将会帮他找住处。阿图尔和冈茨目前居住在约翰娜寓所的后室里，在他们搬出去之后，盖尔斯滕贝尔克将入住于此。“你不必作出答复，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你决定离开魏玛的话，那就告诉我一声，不过也不必忙着告诉我，我也不必太早知道你的决定。”侍女奉命将这封信（1814年4月10日）从约翰娜的会客室带到阿图尔居住的后室之中，上述这番话就是这封信的末尾几句。

也正是母子关系极度紧张直至决裂的那几个星期内，他们之间进行了一番颇让人回味的对话。多年之后叔本华还与一位熟人（威廉·封·葛文纳[10]）谈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母亲拿起阿图尔的《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阅读，边读边说：“这本书给药剂师看似乎很合适。”

阿图尔：“当你的那些作品在废物间里都找不到一本的时候，我的这本书还会有人阅读。”

母亲：“到了那时候，你的这批书还都在库房里堆放着。”（G，17）

最终，母子二人的预测都得到了应验。

在母亲写了上述那封信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母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了。在这一个月当中又冒出了母子在经济上的纠纷。阿图尔指责母亲动用了他继承的那部分遗产，他认为母亲将他财产中那部分用于供养祖母的钱花光了。

于是双方之间爆发了剧烈的争执。次日（1814年5月17日）约翰娜依然火冒三丈，她在信中写道：

昨天你在你的母亲面前表现得异常无礼，临走时狠狠地将房门带上，这道门永远地将我和你隔开。我不愿再容忍你的肆意无礼，我已经厌倦了。我要到乡下去，在获悉你已经离开之前我不会回家。我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健康，因为如果再一次出现昨天的场面，我的心脏又会急速跳动，这有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你不知道母亲的心是怎样的东西，这颗心爱得越深切，它感到的痛楚就越深，而这一疼痛恰恰来自它那曾挚爱的人。我在信仰的上帝面前保证，不是米勒（封·盖尔斯滕贝尔克），而是你自己扯断了与我的亲情。你对我的生活以及我为了追求快乐而做出的抉择横加指责；你对我无端猜忌，轻蔑无礼；你对我的家族不屑一顾；对于我享受的快乐你表现出明确的反感；你还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当你心情糟糕的时候，你当着我的面对我没有丝毫的敬意，肆意发泄，如此种种。我感到，这些行为举止充满了恶毒，正是这一切将你我分开……你的父亲在临终前几个小时还告诫你要对我表示尊重，绝不要惹我生气。如果他还活着并且亲眼见到你的举止行为，他会说些什么呢？如果死的是我，与你打交道的是父亲，你敢这样对付他吗，你敢决定他的生活、他的交谊吗？难道我就不如他？难道为了你他做得比我多？难道他比我更爱你吗？……我对你的义务已经尽到了。你搬出去吧，我跟你不再有什么瓜葛……留下你的地址，但不要写信给我，从现在起我不再会看你的任何一封信，也不会回信……事情就此结束了……你深深地刺痛了我。保重，尽你所能地让自己幸福生活。[11]

没过几天，阿图尔·叔本华便离开了魏玛。此后他再也没有和母亲见过面，而且日后还会有更加恶毒的书信。

这里爆发出的仇恨、恼怒、轻蔑究竟缘何而起呢？是不是源于某种绝望的情绪呢？在这几个月里，阿图尔以粗暴的态度显示自己的存在，然而母亲根本不愿为了获得儿子的爱进行抗争，她心里只想着如何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和儿子和平相处。阿图尔在母亲面前展现的是某种表面的东西，而母亲也正是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其实这种表象只是阿图尔的面具而已，他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他的外在行为和内心的愿望相互矛盾。最终不是母亲，而是他本人成了这一自我表演的牺牲品。他落入了自己挖的陷阱之中，而母亲则把他逮个正着。母亲在表达彼此分开的愿望时还援引了儿子自己说过的话，他在信中写道：“你在许多别的场合里对我说过，我们俩是两种人，这话颇有道理，必定是这样。”[12]然而在这个时刻可以看到，儿子并不愿意母亲把自己的话当真。他想继续待在家里，于是他提出可以支付更高的食宿费用。可以设想一下：起初他还假意推辞表示不愿搬到母亲家中居住，他要让母亲“含泪”恳求他，随后他便住在母亲的家中。可是母亲后来简直忍无可忍，她要将儿子逐出家门。而这时儿子却不愿意走，还提出支付更高的费用。这里隐藏着两种心态：一方面是以此羞辱母亲；另一方面则是绝望之下请求母亲允许他继续待在家中。然而母亲却无法从中听出这一请求，因为阿图尔羞于启齿，于是他采取了一种近乎商人讨价还价的方式，将这一请求掩藏在了强烈而伤人的自尊之中。对于他而言，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只有胜者和败者。既然是战斗，厮杀之声必然盖住那个缺少疼爱的孩子所发出的哀鸣。因此，他最终与母亲交战时使出了巨大的能量，深深伤害了母亲。而与此同时他却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追随着黑暗，听从生命欲求的强烈渴望，我们越走越深，陷入恶习和罪孽之中，陷入死亡和虚妄之中——直到生命的怒火渐渐掉头转向自身，我们终于明白我们选择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我们心中所想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通过痛苦、震惊和惊骇，我们才回归自我，走向自我，优良的认识诞生于痛苦之中。”（HN Ⅰ，158）

“优良的认识”——我们熟悉这个字眼：“优良意识。”这种“优良意识”应该可以使人顺其自然地生活，可是在阿图尔的生活中，这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却在哪里呢？平和的态度高于一切用于维系自我的理性，可是在阿图尔的生活中，这种平和的态度在哪里呢？即便是不喜欢盖尔斯滕贝尔克，可是他为什么就无法容忍母亲的行为呢？他的那些灵感又到哪里去了呢？在某些时刻他的心中会突然产生与人为仇的欲念，而那些灵感却可以将阿图尔从中解脱出来。难道这些灵感所具有的力量只能够让阿图尔撰写那些从沉思冥想中诞生出的哲学作品吗？难道灵感的力量还不足以催生出某种对人生的嘲讽吗？这种嘲讽可以使那些从“似是而非”（das als ob）之中产生的种种曲解和失真化为乌有。叔本华在日记中写道：“只有那个愿意存在于生命之中，而不是意图获取生命的人，也就是说不向生命索取什么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因为这样他就减轻了自己的负荷。想象一下，所要负载的东西若即若离担在双肩之上，背负的人躬身其下，如果这个人直起身来顶着货物，那么他便承担其所有的重量；可是如果他抽身而出，那么他便什么分量也不必负担，轻松自如。”（HN，102）

在那几个令人不快的星期里，阿图尔丝毫没有日记中表露出的豁达态度。他就像一个狂暴的斗士那样战斗，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苦斗，他很少静下心来思考，因此他根本没有察觉他与母亲之间那显而易见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他也没有察觉出来，例如他对自己来了之后给阿黛拉带来的痛苦也毫无知觉。

他对比自己小9岁的妹妹颇为陌生，这么多年以来，彼此之间要么根本不见面，就是相聚也是很短的时间。两人之间年龄的悬殊就足以妨碍彼此之间的平等交往。可是如今阿黛拉年满17岁，已经出落为一位妙龄女子。她经常列席母亲举办的社交晚会，也时常应邀到上等人家做客。歌德很喜欢与她闲聊。她还不声不响地策划魏玛女性文艺协会的各项活动，会员们是一些贵族人家的千金，她们聚集在一起进行演奏、钩织、朗诵以及绘画等活动。“才华出众”的阿黛拉在魏玛几乎家喻户晓，皮克勒-穆斯考侯爵[13]于1812年间与她结识，他对自己未婚妻说：“有这样一种女性，她们要么让人毫无感觉，要么让人不得不对她们产生深沉的、不可逆转的兴趣，阿黛拉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我喜欢她的外表，而她的内心则是自然的美妙造物。”[14]

如此评价阿黛拉的不止皮克勒-穆斯考一人。一般而言，人们欣赏的是她的聪明、端庄、敏慧、艺术天分、活泼的谈吐、善解人意、奇思幻想——总而言之，人们欣赏的是这位妙龄女性的心灵，可是对于她的外表人们却充满惋惜之情。熟悉她的人会告诫那些陌生人不要被她的外表吓倒。母亲约翰娜甚至还为此特意写信给朋友卡尔·封·霍尔泰[15]。雕塑家劳赫在约翰娜的沙龙中结识了阿黛拉，他对阿黛拉的评价是“丑陋得吓人”。在阿黛拉衰老之际，列文·许京（Levin Schücking）为她描绘了一幅几近鬼怪般的画像：“在阿黛拉诞生之时……美丽女神便令人愤慨地与她远远保持着距离。在她那骨瘦如柴的身架上长着一颗异常丑陋的脑袋……她的脑袋圆得就像一个苹果，颇像鞑靼人的那种类型，只不过这颗脑袋如此固执得与众不同，简直就是对任何一种类型的嘲弄。可是正是这颗头上生着一双散发着光彩的眼睛，严肃而忠诚。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她，除非是感觉到被她所吸引，她的性格之中具有一种世间少有的知足和勤奋，她的学养异常精深，全面得令人惊讶。”[16]

而某些人却不喜欢她的聪慧。那位卡尔德隆的译者恩斯特·封·德尔·马尔斯堡在写给蒂克的信中这样描述道：阿黛拉“依仗着自己骇人的学识夸夸其谈，趾高气扬”，而且“把自己所有的本领都拿出来卖弄一番”，[17]不知疲倦。

著名的法学家费尔巴哈[18]于1815年在卡尔斯巴德温泉浴场结识了约翰娜母女二人，他不假思索地把18岁的阿黛拉比作一只呱呱叫个不停的“鹅”。

阿黛拉这种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反差对于周围的男性世界来说终究显得不和谐，而且这种反差不由得成为阿黛拉人生自我经历中的核心成分，她的丑陋使她深感痛苦。她生性十分敏感，渴望获得爱，然而她却深深感到，是自己的躯体将她与有形的爱的世界断绝开来。在阿图尔毅然决然地离开魏玛之后她开始写日记，她在日记中诉说自己的苦恼。她很不走运，与那位日后嫁给了奥古斯都·封·歌德[19]的美人儿奥蒂莉娥·封·波克维什成了朋友。与阿黛拉一样，奥蒂莉娥一心渴望恋爱，这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共同追求那些向她俩献殷勤的年轻男士，然而就情欲而言，这些人只是对奥蒂莉娥有意而已。对于男士们来说，阿黛拉可惜只是倾诉心曲的对象而已。每当奥蒂莉娥拒人千里之外时，她的爱慕者们便会来到阿黛拉这里以泪洗面；如果奥蒂莉娥答应了这些男士的要求，他们也会在阿黛拉面前喜不自禁。能够获得大家的信任，这着实让阿黛拉受宠若惊了一阵子，可是时间长了她还是无法获得满足。对于阿黛拉而言，这些绯闻总是意味着自己的不幸，当又一次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谁会比我更加幸福，谁会比我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毫不自负地说，谁比我更能够充满爱意地让人获得幸福？可是——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20]。

另一次阿黛拉写道，她被爱包围着，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如她自己期望的那样爱她。她感到自己受到了利用，没有人需要她。奥蒂莉娥在情欲方面春风得意，因此在阿黛拉与奥蒂莉娥的亲密友谊之中渐渐地掺进了某种敌意，这本不足为怪。她在日记中以谴责的语气写道：“每个肚里空空的英国佬都能（从奥蒂莉娥那里——作者注）听到一部分她的心里话，而这些话她平时只会对我诉说。”[21]可是她却忘了不久前自己还曾经对这样一个“肚里空空的英国佬”心存希望。当那位被歌德谑称为“魔力少年”的查尔斯·斯特林（Charles Sterling）离开魏玛的时候，阿黛拉还在日记中抱怨道：“这位天使向我们宣告了上帝的存在，如今他的声音渐渐消退，与此同时他在我的生命中也渐渐消退了……只有通过奥蒂莉娥，他才会与我形影不离。”[22]

她批评自己的朋友奥蒂莉娥“除了爱情以外，什么也不寻找，什么也不思考，什么也不呼吸！”这句评语也适用于她本人，也正是这点酿成了她一生真正的悲剧。阿黛拉在日记中倾诉自己的感受、想法和反思，然而中心主题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够在肉体和精神上获得男性的爱。当然迫于母亲和种种传统义务的压力，她也不得不寻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伴侣，然而奇怪的是，她被人爱的渴望近乎强迫症，正是这一渴望将她那些平素里为人称道的品质（例如聪明伶俐、心灵手巧）一举击退。她精神高度紧张地四处搜寻着爱的迹象，她始终心存期望地暗中守候，随时迎候每一瞥友好的目光，每一句亲切的话语。然而这些期待几乎总是化为失望，由此便生出了种种伤感和抑郁。

平时她也写几句诗，创作些剪纸作品，读读书、唱唱歌、演演戏。她在这些方面小有所成，因此受到众人的称赞，她的天赋得到人们的承认。这一切虽好，然而不过是细枝末节，并不能使她得到满足。这些兴趣爱好只是为求偶所作的铺垫，是空虚生活的填充剂。“每一天都在阴晴不定的黄昏中流逝，欢乐、痛苦、忧愁、玩笑，就像旅途中身边的景物那样，所有这一切都从我的身边一闪而过，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牢牢抓住，根本无法平静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作为。”[23]

在这种郁闷的情绪下，她不禁对自己的感觉方式产生了疑虑。她问自己，这些所感所受是不是一种间接的感受，即同感、同情、同乐，而不是某种强烈的触动，因为这种触动只可能来源于自己全心投入的生活之中。她心中想要的生活在她身边一闪而过，她置身于这种生活之外，它只属于别人，属于母亲、奥蒂莉娥——或只存在于舞台之上，生活在这里高度浓缩，以戏剧化的形式得到展现。阿黛拉对戏剧的激情恰恰来源于她对生活的失望，她喜欢在魏玛的业余舞台上表演，她还因为扮演伊菲格涅这一角色获得过歌德的称赞。在聚会中，人们喜欢听她的演唱，她能够如实传达出剧本中所要表达的强烈情绪。然而她在生活中却缺乏这种后盾。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打动她的东西总是远离她，当她全身心投入之时便迷失了自己。阿黛拉能说会道，语速很快，几乎连一口气都不喘。由于缺乏在别的方面的触动和认同，语言必然成为一种弥补。阿黛拉的气息很轻柔，因此她特别喜爱剪纸，这种精致小巧的剪纸只能格外小心地触摸，放在玻璃后面观看的效果最佳。在大多数情况下，阿黛拉总是充满忧伤，她逃避到由回忆幻化而成的当前瞬间之中。一件件事情还没来得及展开便已经成了回忆，它们在回忆之中苏醒过来变成了另一种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无法成为当下的现实。

在兄长阿图尔来魏玛之前几个星期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它让阿黛拉回味了足足十年之久。

在1813年春天普法之间一次规模不大的交锋之后，奥蒂莉娥和阿黛拉有了一次意外的收获，这一发现对她们日后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次她们在城郊的公园里散步，在树丛中发现了一个负伤的狙击手，这是一位来自吕佐维尔的军官。当时的魏玛还站在拿破仑一方，因此两位年轻女士在这个春日清晨里偶遇的这位军官其实该算作敌人，可是她们却有不同的想法。奥蒂莉娥出身于一个败落的普鲁士贵族之家，对于那些为普鲁士的解放而战的勇敢战士充满了浪漫的思慕之情，而阿黛拉、女性文艺协会的成员们以及另外的那些充满爱国主义情绪的现代魏玛人也都是如此。奥蒂莉娥和阿黛拉由此跨进了一场小小的密谋冒险之中。她俩将这个伤号藏了起来，给他送菜送饭，并且悉心照料他。这两位年轻的女士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这位负伤的英雄，此人是一个西里西亚的皮草商家的公子，他的名字很一般：费迪南德·海因克。伤愈之后海因克先回布雷斯劳休假，随后便回归所在部队。在这一年当中，他两度随部队在魏玛驻扎，此时的他已经重新焕发出活力，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是一位活跃于沙龙中的翩翩公子。不过在与那些仰慕他的女士们交往时他还是要小心谨慎：他的新娘还在布雷斯劳的家中等着他。

当1813年深秋阿图尔·叔本华抵达魏玛之际，阿黛拉正满怀憧憬地沉浸在这段浪漫插曲之中，在这段插曲之中既有爱情的魔力又充满了火药味儿。阿黛拉丝毫没有受到当前严峻局势的影响，魏玛再度面临糟糕的局面：联军将伤员丢在了魏玛城中，痢疾和伤寒传播开来。到了1813年11月，魏玛城的6000名居民中有500人染上了伤寒。城里缺少医生，人们害怕被传染。城里每天两次烧烤柏油，用熏烟消毒。除此以外食品缺乏，自杀事件频发。阿黛拉也没有受到家中糟糕局面（母亲和兄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争吵）的影响，至少起初是这样。

此时的海因克已经彻底地告别了魏玛，阿黛拉思念着他，对于她而言，这种思念简直变成了一种心灵上的避难所，她的这种感觉还要甚于奥蒂莉娥。海因克是一个意外的发现，这一发现被阿黛拉理想化为真实生活的开端。她在诗中写道：“往常的生活是如此贫乏、简单，盛满了久久的渴望/而这一发现恰在生活之中发掘了生机。”接下来她又写道：“你充满勇气地过着一种奴隶般的生活/为着自由和祖国/不要仅仅如此/你也要在异乡为自己搭建一间客居的小屋……/品质高尚的男子，满怀幸福地入住吧/……我们总能彼此认得出对方，永永远远。”这是一种理想化、神话了的追忆，充满哀怨的阿黛拉无所顾忌地把自己交给这份回忆，听凭这股力量的摆布。“花儿穿破冰雪的覆盖，绽放而出/……/这些花儿丝毫没有让我停止无时无刻的祈祷/花萼闭合之际，我一无所失/所经历的一切接受着血色阳光的照射/深藏在我的生命之中。”[24]

阿黛拉将这位日后成为布雷斯劳市警察局局长的海因克虔诚地奉为自己生命之中的指路明星。然而就在海因克落入凡间在魏玛逗留的那几个星期里，阿黛拉不得不又一次退到奥蒂莉娥的身后。就在这段浪漫插曲步入高潮阶段之际，阿黛拉致信奥蒂莉娥，信中写道“我们的的确确处在一个令人悲伤的境地……我们俩爱着同一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已经决定压抑一切对他的念头，他对我的敬意足以让我心满意足……我将竭尽全力去探究他是否爱你……从昨天起，我在他的眼里变得可爱起来，对此我已经受宠若惊了，此外我别无奢求”。[25]

对于阿黛拉而言，海因克变成了一个神话，以至于多年以后阿黛拉在审视自身的时候仍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点。阿黛拉在1816年除夕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费迪南德，我的所作所为、我的所思所想、我的生活是否都符合你的心意呢？”[26]自此以后，她以海因克为标准去衡量任何一个男人：“如果一个男人能够让我产生敬意，即在与海因克相比时他不至于沦为一个腹内空空的草包，只有这样我才会下决心。”（1817年3月4日）[27]又过了十年，即1823年8月她如此写道：“此刻我想起费迪南德，就如同想着自己的命运，就如同想着我对彼岸的期望，就如同想着上帝，没有心愿、没有怨悔、没有眼泪。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对它言听计从，而此时此刻它也走到了尽头。”[28]

坐在母亲家中的午餐桌旁，阿图尔·叔本华与那位在时代精神的潮流中畅游的盖尔斯滕贝尔克遭遇一处，对母亲毫无敬意，以极为不屑的口吻对拿破仑撤退之后在魏玛城中掀起的爱国主义情绪恶语中伤，在这样的情形下，阿黛拉陷入矛盾之中，不知该效忠于哪一方。一方面，以海因克为标准去衡量盖尔斯滕贝尔克，后者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夸夸其谈的家伙，他与母亲之间的友谊同样让她感到不舒服，日后当她不得不疑心母亲或许想把她和盖尔斯滕贝尔克撮合到一起时，阿黛拉简直“瞠目结舌”，简而言之：阿图尔对盖尔斯滕贝尔克的反感让她拍手称快。而另一方面，阿图尔针对那些所谓自由斗士而发表的言论使阿黛拉感到深受伤害，这些话无异于在亵渎她的偶像。然而有一点她却蒙在鼓里：盖尔斯滕贝尔克甚至将阿图尔的言行原原本本通报给了海因克。

这种不知该效忠于谁的矛盾冲突使阿黛拉深感痛苦，她觉得自己在对阵双方之间左右为难。当母亲与兄长之间的冲突激化之时，她的反应是既震惊又恐惧。归根结底，与同兄长的关系相比，她毕竟与母亲的关系更为贴近，于是她最终还是与母亲一样表示出愤慨之情。就在母子闹得不可开交的那几天，阿黛拉在给奥蒂莉娥的信中写道：“在母亲面前，家兄的言行举止实在不像话，就目前而言，母亲不愿见他。”[29]

排除仅存的几封书信不谈，在阿图尔从家中迁出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兄妹之间也断绝了关系。两年以后，阿黛拉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兄长一无所知。”[30]

[1] “圣迹”（Heilige Reliquien），在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中，圣人（Heilige）的遗骸、骨灰、生前的衣冠等都可以称为“圣迹”，这些物件都会被教会妥善保管并受到教徒们的膜拜。

[2] 转引自H.H.霍本《约翰娜·叔本华——魏玛当年》，第183页。

[3]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1卷，第128页，

[4] Jb.1973年，第175页。

[5] Jb.1973年，第175页。

[6]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264页。

[7]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125页。

[8]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124页。

[9]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125页。

[10] 参见文献索引。

[11]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128页。

[12]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126页。

[13] 皮克勒-穆斯考侯爵（Hermann Fürst von Pückler-Muskau，1785～1871），德国作家，园艺大师，以游记著称一时，代表作品是《一位死者的书简》。

[14] 转引自阿黛拉·叔本华《一位孤独者的日记》（H.H.霍本编），第XIV页。

[15] 卡尔·封·霍尔泰（Karl von Holtei，1798～1880），德国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戏剧、诗歌和小说，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方言诗《西里西亚诗集》，在当时他以朗诵家的身份名噪一时。

[16] 转引自阿黛拉·叔本华《一位孤独者的日记》（H.H.霍本编），第XV页。

[17] 转引自阿黛拉·叔本华《一位孤独者的日记》（H.H.霍本编），第XIX页。

[18] 费尔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Ritter von Feuerbach），法学家，（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之父），德国现代刑法的奠基人，提出了刑法的心理威慑理论，此外他还起草了巴伐利亚刑法典（1813），代表作为《自然法之批判》（1796），《反霍布斯》（1797）。

[19] 诗人歌德之子。

[20]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2卷，第46页。

[21] 转引自阿黛拉·叔本华《一位孤独者的日记》（H.H.霍本编），第132页。

[22] 转引自阿黛拉·叔本华《一位孤独者的日记》（H.H.霍本编），第98页。

[23]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2卷，第5页。

[24]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1卷，第148页。

[25] 阿黛拉·叔本华：《一位孤独者的日记》（H.H.霍本编），第290页。

[26]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1卷，第85页。

[27]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1卷，第93页。

[28] 阿黛拉·叔本华：《一位孤独者的日记》（H.H.霍本编），第49页。

[29] Jb.1977年，第133页。

[30] Jb.1977年，第134页。

第十三章

非凡聚首：歌德与叔本华——两位与黑暗的强势进行斗争的色彩学家——一段棘手关系的来龙去脉——歌德：“最终不免分道扬镳”

阿图尔·叔本华从1813年11月至1814年5月间居住在魏玛，就家事而言，这半年实在谈不上愉快。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幸运之星还是光顾了他，直到晚年时，当他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兴奋异常：那位迄今为止对年轻的叔本华采取漠视态度的歌德生平第一次开始关注他。

叔本华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寄给了歌德并题写了献词，后者居然阅读了这篇论文，在类似情形下他一般不会这样，或许最初的原因只是由于他觉得作为约翰娜·叔本华的朋友有义务这么做。可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令他产生好感的是，针对时代精神所推崇的理性反思，这位年轻的哲学家着重强调理智的直观的优先地位。对于在自己的《格言与感想》中教导人们“感官不欺人，欺人者判断也”[1]的歌德而言，这种观点必然使他觉得气味相投。

在晚年，叔本华总是充满自豪地反复对人讲述第一次与歌德会面时的情形。例如听众之一的大卫·阿舍（David Asher）就向我们报道了那次会面的情况。那次见面是在约翰娜主办的某次晚间沙龙上，歌德总是出席这些聚会。“某一天……当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走进来时他（指歌德——作者注）突然离席而起，一言不发地穿过身边站立着的人群向阿图尔迎面走去与之握手，并且对他的论文（指博士论文）表示赞赏，认为它意义非凡，并且说正是这篇论文使他一下子对这位年轻的学者产生了好感。”[2]这种欢迎方式颇让人受宠若惊，这次会晤必定是在叔本华刚刚抵达魏玛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因为就在1813年11月10日歌德便吩咐秘书里默尔邀请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到自己家中做客。就在叔本华首度拜访之后，歌德便于11月24日在给克内贝尔的信中写道：“从他的表现看来，这位小叔本华是一位奇特而有趣的年轻人。”[3]就在同一天，看来叔本华还完全沉浸在这次拜访给他留下的印象之中，他在给古典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沃尔夫的信中写道：“您的友人，我们伟大的歌德身体健康，开朗、乐群、亲切、友善，他的英名应永远受到人们的颂扬！”（B，7）

歌德偶尔会邀请叔本华参加一些规模较大的社交晚会，但一般情况下他则单独邀请叔本华到自己位于弗劳恩普兰的家中做客，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每周一次。到了1814年2月至4月间，这样的邀请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歌德与叔本华的往来并不是一种放松和消遣，他曾说过：“他与别人是在闲聊，而与这位年轻的阿图尔博士则是在玄思。”[4]只有当处于“极度严肃状态”之时他才会与叔本华会面，因此歌德请求叔本华只有在受到特别邀请时才能去拜访他。歌德与叔本华在一起时想的是工作。他觉得叔本华是一位很好的谈友，与这个人可以就他目前，其实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进行思辨：色彩学。

1810年5月16日，歌德那部包罗万象的《色彩学》以两卷八开本另附一卷四开本图册的形式出版。他花费了20年的时间写作这本书，当回顾这段岁月时，他将该书问世的那一天称为自己的“解放日”，此处含沙射影，颇有讥讽的意味，即对于他而言，战胜拿破仑的那一天都算不得什么解放日。当爱国主义激情汹涌澎湃之时，他正埋头思考“原始现象”光亮、黑暗以及两者间的混合——昏暗，作为色彩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眼睛里。“白昼在右，黑夜在左，万物就从两者的联系之中变化形成，其中也包括我们。”在他看来，他同时代的那些满脑子爱国主义的人们尤其“昏暗”，他不惮于与这些人唇枪舌剑。他禁止自己的儿子奥古斯都作为志愿者加入反拿破仑战争。他的那位大公[5]在战争结束末期匆忙与皇帝[6]脱离干系，这件事情让歌德十分不满。即便是在拿破仑落败之后，歌德仍然充满自豪地佩戴法国军团的十字勋章。作为《色彩学》的作者，歌德喜欢将自己与那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相提并论。他敬仰拿破仑，将这位皇帝视为光明的化身。一方面，后者不得不继承法国大革命黑暗的遗产并要使其焕发出光明；而另一方面，他又分得了另一笔同样黑暗的遗产，即“牛顿色彩学的谬误”，而这正是亟待澄清的东西。《色彩学》中有部分章节充满火药味，歌德深深地陶醉于战争的画面之中：“这里所谈论的并非某次旷日持久的围困或可疑的捍卫名誉之战。在那个世界第八大奇迹（牛顿的《色彩学》。——作者注）之中，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荒无人烟、摇摇欲坠的古代世界。我们立即着手拆除工作，从山墙和房顶开始，不费吹灰之力，于是阳光终于可以透进来，照射到老鼠和猫头鹰的巢穴之中。”[7]正如与提靼交战的惯有结局一样，最终所有的侏儒纠集在一起对抗提靼，后者不得不在前者面前败下阵来。就在拿破仑被彻底击败的那些日子里，歌德的愤怒和失望虽然与日俱增，但是他仍然在等待着自己的色彩学杰作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分娩之痛持续了20年之久，然而公众的反应就如同仅仅诞生了一只小老鼠。友人们对这部著作称颂有加，某些画家（尤其是隆格）从中受到启发。然而科学界却表示拒绝，《哥达学报》对此的评论简明扼要：“行家们不会从中找到什么新的东西。”文学界对于他们心目中的伟大代言人完全多余的不务正业之举深表遗憾。而政界中的人们此时正被其他的烦恼困扰着，这些人不禁问道，歌德为何不关注那些重大紧迫的问题，其中多少有一点责难的意味。

歌德认为拿破仑只不过是那些平庸之辈串通密谋的牺牲品而已，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他不会大声说出自己的这一观点。然而如今歌德自己（另一位提靼）以及他的《色彩学》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对此他要对每一个乐于倾听的人说：“如果在课堂里和书肆中有如此之多的魔鬼抵制我……那么他们就不应该阻止我大声地说出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牛顿在年轻时自欺欺人，而他毕生都在致力于稳固这一自欺欺人的东西，如果不允许我说出这一点，那么大家为之呐喊和叹息的言论自由又何在呢！”[8]

当然并没有哪一个人试图禁止他发表自己的作品。出版商虽然预料到这部书卖不出去几本，但是他对歌德仍然格外迁就。从外观上看，这本书美轮美奂，至少可以放在图书馆里装点装点门面，这一预期倒是兑现了。

歌德感到自己遭到了误解，而被误解的恰恰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刻，他请来了年轻的叔本华要听一听他的看法。歌德日后对艾克曼（Eckermann）说道：“对于我作为作家所做的一切，丝毫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扬扬自得。在我的身边曾有过杰出的作家，在我之前有过更加杰出的作家，在我身后也会有这样的作家出现。然而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纪里，在有关色彩这门复杂的科学中，我是唯一正确的人，对此我感到些许自豪，由此我意识到自己优于众多的人。”[9]

歌德深谙意味深长的导演策划之道，在这样四下里人们客客气气一言不发的情势下，他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角色：一门隐秘学问的守护者。歌德曾经说过，他必须“竭力劝诱他人改变信仰”。就在此时阿图尔·叔本华从天而降来到了魏玛，对于歌德而言，叔本华正是这样一位有可能“改变自身信仰的人”。

人们若要理解色彩学对于歌德的重要意义，那么就必须首先追溯他最初的动机，而不是其研究的结果，几十年来正是这些动机将他牢牢地拴在这项工作之上。

在意大利旅行期间（1786～1788），歌德焕发出不可遏止的精力投身于绘画。他要从主观感伤的洞穴之中逃脱出来，走到客观“直观”的阳光之下。他要用眼睛，而不是只用心灵进行文学创作。起先歌德估计自己在绘画方面有天赋之才，然而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他根本不具备这种决定性的天分。歌德十分懂得“当舍则舍”，他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一个想法，即首先必须穷究色彩的本质。他在意大利期间便坚信：“如果人们为了追求艺术而想要对色彩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站在自然这一面，将色彩作为物理现象来对待。”[10]因此，“以科学方法”对色彩进行研究这一想法的灵感来源于歌德的补偿心理。不过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

歌德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一直可以追溯到他定居魏玛的最初几年，而色彩则一直是他优先研究的对象。色彩现象本身以及他进行自然研究的方式将我们带进了歌德对自我和世界认识的中心地带。

尚在狂飙突进时期，歌德就认为“自然”是某种带有强烈主观情感的自我决断力的代名词。完全与卢梭的观点一致，“自然”站在习俗、社会规范的对立面上。在主观的本性为所欲为之际，人们同时也应该与客观的自然达成一致。人们若要让自身的“自然”得到发展，那么内在的本性与外在的自然就必须和谐共鸣。[11]如果有人放任“内在的”本性为所欲为，那么他的生活将难保没有危险。由自发性构成的巨浪会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跌得粉身碎骨。在来到魏玛的最初几年中，歌德与年轻的公爵一起自命天才任意驰骋，偶尔产生的摩擦还能够得到化解。自发性找到了一个受到权力庇护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自发性还能够在风险降低的情况下施展自己的拳脚。这在一段时间内还行，然而后来那些原本对歌德起着庇护作用的东西却越来越多地占用了他的时间：作为部长所担负的职责以及由于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声望将他带到了严酷的现实之中。冲突激化了，关系越来越紧张。歌德总是尽量避免冲突最终激化至悲剧性的结局，这一次他远走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学习如何去认可他人（物）。一个人应该在做一件事的同时不放弃另一件事情，应该同时献身于两个神——文学之神与现实之神，既不要让外在的生活受损于内心生活，也不要让内心生活因外在生活而受到损害。日后歌德为此找到了一条公式：对于他而言，真理就是“源自内心、在外部得到发展的某种启示……这是一种世界与精神之间的综合，这种综合达到了存在的永久和谐，它为人们提供了充满福祉的保证”。[12]

只有当人们能够自如地驾驭文学创作与现实存在之间的矛盾时，这种“和谐”才会存在。意大利之行帮助歌德获得了这一和谐，这一点可以从歌德创作的《托尔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之中看得出来。这部剧作构思于旅行之前，那时的歌德还没有找到世界与文学创作之间起着平衡作用的“中声部”。直到旅行结束之后，他才完成了这个剧本。虽然此时的塔索依然是那个痛苦的诗人，令他产生痛苦就是那个周遭的世界，然而与最初几稿中的描写不同，歌德在定稿中对此的解释是，这种痛苦完全是天才错误地估量现实所造成的后果，因为这个天才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以一种主观的、理想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歌德超越了塔索，对此他颇为自豪，他现在的生活纲领是：既当塔索（作家）又当安东尼奥[13]（世俗中人）。可是如果世界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没有诗意，那么诗人如何能够以世界为准绳呢？对于他而言，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没有诗意，这不仅仅表现在他日复一日地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要履行的职责上，而且首先表现在现代人对现实的认识上。在他看来，这种认识从范式上体现了分析方法所主导的自然科学正高奏凯歌，它对人们提出了许多非分的要求。这个时代具有将事物一分为二的强烈倾向，而歌德则意图在自己的身上将两者维系并结合在一起：分析性的理性与创造性的幻想，抽象的概念与感性的直观，人为设计的实验与亲身的体验，数学的估算与直觉。歌德的心中充满忧虑，他担心在真理的王国里文学创作会失去故园，“柔弱的基于经验的方法”有可能会被强悍的、没有同情心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驱逐出境。可是在这场他认为必须全力抵抗的保卫战中，歌德不愿意成为塔索，后者站在世俗人的对立面，因而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歌德不是在捍卫那条针对科学而设置的防线，他要做的是将诗意的精神传递到科学之中，他要对科学在自己地盘上的权力要求提出质疑。歌德要的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他要攻入对手的心脏地带。歌德在发动进攻，他之所以能够发动这场进攻完全是受到了某种灵感的启发，这一灵感便是他关于人格理想的精神本质：在歌德看来，任何知识，只要它无法与人的多方面追求和素质和谐一致，只要在这种知识之中“感性与理性、想象力与理智”无法构成一个“坚定的统一体”，那么它就是一种“有伤人的尊严”的知识，就只是为真理之理念所作的一幅漫画而已。对于歌德而言，真理应该服从于某种在一定程度上最基本的范围逻辑法则。只有当真理与人的躯体和生命，也就是说只有真理在人的感官和感性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内时，这种真理对于人而言才是有价值的。并非每一种好奇心都会获得人们的赞同。有这样一种好奇心，它将我们带走，使我们离开自身以及所生活的世界，它驱使我们去做一些与我们自身毫不相关的事情，其结果就是人“不断地耗费精力折磨”着自己，在此过程中人迷失了自己。歌德所追求的是一种听得到、看得见的真理。在歌德看来，自然脱胎于那些“原始现象”，即那些“原始形式”，随后千变万化，体态万千。歌德不愿意把这些“原始现象”理解为抽象的种类概念或类型，因为出于对经验材料进行归整的需要，类型和种类概念只能是“思考”的对象，而歌德心目中的“原始现象”必须是可以“直观”的。他认为，应该存在着某种“原始植物”，从这种原型中衍生出了一切植物变体。他甚至认为自己在意大利南部找到了这种“原始植物”。自然究竟是什么，自然在我们眼中何以能够如此“天真无邪”，这一切都完全展现在他的外表之中，这一外在的表现形式并没有必须通过以数学计算为基础的物理学或是某个人为设计的实验才能够挖掘出来的潜在意义。针对那些人为设计的实验，歌德直言不讳地说道：“自然备受折磨而一言不发。”而针对近代物理学带来的“灾难”，歌德斥责道：必须追回被物理学所窃取的东西，关键在于“将现象一劳永逸地从充满了隐晦、机械、教条气味的刑讯室之中”解放出来。[14]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曾试图改善自己与数学，尤其是与缺乏直观的代数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在耶拿期间上过代数课，可是从他不久后放弃这一学习计划的做法上表现出了他那从心所欲的生活艺术，正是这种艺术使歌德的奥林匹斯之神的形象日臻完备，因而深深受到当代和后世人的敬仰。对于中断代数研究这件事，他做了如下解释：“此事对我的天性不会有什么裨益。”[15]这是一种服从于生命旨意而采取的漠视态度，尼采对歌德这一超凡的态度大加赞赏。如果没有这种态度，那么歌德也就不会具备那么巨大的影响力了。这一影响力来源于这样一种人生信条：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将形态万千的各种元素聚合到一起达成某种平衡，某种幸福的平衡，毫不犹豫地将那些“欠缺无益”的东西拒之门外。比如说，歌德根本无法找到自己与死亡的什么瓜葛，而他周围的人也尊重他对此的看法。斯泰因夫人在遗嘱中要求一定要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弗劳恩普兰的房宅周围。克里斯蒂安娜临终之际，歌德的身体稍有不适，于是便回房休息。这正是某种将“欠缺无益”的东西拒之门外的举动，很难用“抑制”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一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在这一行为中看不到困窘、紧张、局促不安。这种行为与某个特定的生活空间密切相关，它给予这个空间以某种充满生机的同质性。之所以可以如此，原因在于举动本身具有可适应性，它在确定界限时不无反讽意味，而且这种拒之门外的行为本身也就意味着某种“放弃”，这隐含着某种清醒的意识，即自己认定某种生命法则，并接受后者的平和统治，明白自己该放弃什么。不过这种行为有时候显得有些滑稽，例如依据歌德的色彩理论，彩虹根本不该存在，于是他将这一现象视作某种“讨厌的恶作剧”，是大自然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又例如某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赠给他一台价值不菲的现代偏振仪，这台仪器恰可以证明牛顿关于光的起源的假说，因为它可以将光线分解为光谱色，而歌德则固执地拒绝使用这台仪器，这与两百年前的宗教裁判所不愿透过伽利略的望远镜遥望天空一模一样。对于那些借助知觉的假肢，而不是凭借我们自身健全的感官获得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歌德一概拒绝。例如歌德教导我们，在自然界中只存在着光，而没有什么光线，后者只有借助人为的、机械的手段才能够被捕捉到，这是对光施加暴力的行为。人们以这样的方式分解出光线并借此获得了关于光的认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认识无法切中光的本质。这正是歌德对牛顿的主要指责之一，因为后者的实验场所不是在无所遮蔽的大自然之中，而是强迫光透过一个小洞：“朋友们，远离这间黢黑的房间，有人要在这里用钳子把光夹紧让你们瞧。”[16]

歌德对自然的研究总是以人为本，在他看来，这种研究对于完美人生起着平衡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色彩的研究上，因为对于他而言，色彩是生命本身的最佳象征。对立与增长，这正是生命的法则，也正是这个法则创造了色彩。对立体现为光明与黑暗两者共存。必须将光明视作“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中最为简单、同质、不可分割的东西”，这番话是针对牛顿说的。也就是说，光乃是一种“原始现象”，人们无法对它再寻根溯源。与光明相对的是黑暗，两者不仅在物质上是实在的，而且也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实在性，它们之间相互对抗。一贯寻求平衡的歌德在此也不例外，他更倾向于将这种对立关系称为“相互作用”，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作用才产生了色彩。色彩就仿佛生命，“昏暗”这一混合体正是对立双方之间的某种积极平衡。歌德在日记中写道：“色彩学的观察和譬喻，爱和恨，希望和恐惧也只是我们昏暗内心之中的不同状态，透过内心，精神将视线投向光面或暗面。”[17]

对于歌德而言，色彩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在眼睛所担负的工作中体现出了某种对立性，正是这种对立性主宰着人的生命。“我们相信，在这里再一次发现了视网膜巨大的灵活性以及某种无言的矛盾，每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只要将它置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中，它就不得不将这种矛盾表现出来。因此吸气必须以呼气为前提，反之亦然，同理，心肌的收缩与舒张也是这样。这是生命亘古不变的公式，这一公式在这里也体现了出来。眼睛遭遇黑暗时，它便要索取光亮；如果遇着光亮，它便要索取黑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眼睛展示着它的活力。”[18]

歌德发现了在眼睛的特征与光的特征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和谐一致，他认为人们应该就此满足了：“因为就眼睛的感觉而言，色彩乃是某种合乎法则的自然存在，我们除了重复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19]

“就眼睛的感觉而言的合乎法则的自然存在”，这就是歌德归纳出来的公式，借助这一公式，歌德意图跨越色彩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鸿沟。正是在眼睛可以看到色彩这个“法则”之中体现出自然呈现出色彩这一“法则”。

对于年轻的叔本华而言，这一假想必然被他视作某种幼稚的现实主义观点，因为在不久前的博士论文中，他还将康德的先验论发挥到了极致。在与歌德的谈话中，他或许也有些大不敬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以后，他谈到了以下这段逸事：“可是这位歌德……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根本不愿承认，只有当对象被认识着的主体表象化时，对象才成其为对象而存在。他用那双朱庇特般的眼睛看着我，并对我说，难道只有当您去看的时候光才会存在吗？不，如果光看不到您的话，您就不会存在了。”（G，31）

的的确确是在这一场景中，歌德与叔本华之间的核心分歧暴露无遗。如果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出发点，这一分歧原本并不会让彼此觉得惊讶，因为在双方合作之前这一分歧就业已存在了。只不过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这一分歧被某种激发创造性的误解所遮蔽：歌德之所以欣赏叔本华乃是因为后者固守直观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一切认识的根本前提，可是歌德却忽视了后者极端地将这种直观的真理价值局限在我们表象化行为的边界之内。而另一方面，叔本华也被歌德的全才和果敢所折服，无论做什么事情，歌德都会凭借着这种果敢遵循他的那个直观原则。歌德的光辉使叔本华眩目，致使他无法看到歌德不仅是在概念的推演上使用这一原则，而且本人也身体力行地体现着这个原则（“朱庇特般的眼睛”）。歌德运用他的色彩理论细致入微地描述色彩在眼睛内形成的机制（色彩生理学），以此为基点，叔本华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纳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正是这些缘故，也出于哲学家叔本华的心领神会，双方的根本分歧有所削弱。

一连几个星期，双方围绕着色彩相互探讨并一起做了实验。随后歌德于1814年初写下了两行短句：“假如学生不是立即变成先生，我仍甘心情愿担负先生的责任。”这首小诗日后被他收录进了《讽刺格言诗集》[20]的补充版本。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谦虚本就不是叔本华的长处，而此刻的他正跃跃欲试地要充当先生。从歌德的色彩生理学出发，叔本华意图要发展出一套有关色彩如何在眼睛中形成的完整理论，而且他认为歌德虽然进行了足以说明问题的观察，然而却还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叔本华对此深信不疑。

直到离开魏玛后一年，叔本华才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将这一理论付诸笔端，为此他还中断了正在进行之中的宏大的哲学规划。而有关的想法正是产生于他与歌德交往的那几个月之中。歌德的色彩理论所涉及的是“光的作为与痛苦”，而叔本华的研究最终却完全不同，它所涉及的是“眼睛的作为与痛苦”。光是某种“原始现象”，在这一点上，叔本华赞同自己先生的看法，然而他却认为这无关紧要，因而一笔带过，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上，即眼睛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光这一无法进一步测定的现象作出反应的。叔本华凭借某种猜想展开论证，即变换的光线在投射到视网膜时后者对前者作出不同的反应，光现象正是这一反应的产物。视网膜有着某种“天然的冲动……要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地呈现出来”（Ⅲ，231）。既然每一束经过变换后射入的光线要求的只是视网膜本身所具备的工作潜力中的一部分，那么为了使自己的工作达到最优化，视网膜就会将那些缺省的工作“补充”进来，于是人们就产生了那些对互补色的印象，不过首先产生的还是某种奇特的感觉，即当互补色出现时人们便会感到和谐般配。叔本华在这里套用了音乐中的和声理论，后者同样是一种互补关系，是不同的声音振动之间构成的互补关系。

如同歌德一样，叔本华针对牛顿的观点尖锐地指出，色彩并非“光线被分解”后产生的现象，而是“视网膜的工作被分解”后所产生的现象（Ⅲ，239）。

叔本华有关色彩学的论著在1816年首次出版，他在表述自己与歌德的分歧点时表现得十分谨慎。虽然事实上这些分歧早就存在，然而直到1854年该著作再版时他才将这些分歧尖锐地表达出来。针对歌德将光明与黑暗视作一对“原始现象”这一观点，叔本华写道：“真正的、唯一的原始现象是视网膜所具备的能力，即它能够使视网膜上的神经在两个在质量上完全相对的、时而相同、时而不同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并且使这种作用渐渐显露出来。”（Ⅲ，275）

其实歌德是借色彩理论对自己的人生哲学和自然哲学作一番浓墨重彩的“表白”，因此其中也夹杂着他对伦理、美学和形而上学的大量反思。而叔本华则延续着博士论文的思路，他对色彩的兴趣其实是某种认识论上的兴趣，因此他将这篇论文命名为《论视觉与色彩》。在有关视觉的那一章中，他重申自己在博士论文中所做的工作并使之精确化：对“纯粹知性”的运作过程进行描述，在他看来，纯粹知性从躯体（此处便是视网膜）所受到的刺激出发，借助先天的因果性原则建构起一个以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世界。

如果不是遇见歌德，叔本华一定不会研究色彩问题。对于他而言，这一问题只是一个施展空间而已，他可以在这里推演自己在认识论方面的种种猜想。此刻的叔本华正准备要努力进入自己哲学规划的核心地带——意志哲学，也只是出于对歌德的崇拜才促使他中断计划投身于色彩学研究。为了接近这位心仪已久的大师，叔本华便在这场与牛顿的对抗中为歌德助阵，他相信自己拥有更好的证据。在这种关系中，叔本华扮演的是一个追求者的角色，然而他并不是歌德想听什么他说什么，也不愿讨人欢心。对于别人出于仰慕的追求，歌德一向避而远之。其他的那些追求者们，例如伦茨、克莱斯特等人都领教过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这让他们的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可是叔本华则不同，在他与歌德之间进行着某种特殊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叔本华显示了某种自信，虽然歌德的拒绝态度也曾让他感到痛苦，然而这种自信不会转变为怨恨。一方面，叔本华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自己进行哲学思考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他对这位大师的崇敬之情却丝毫不减，虽然后者采取退避态度。无论是对大师的崇敬，还是有时在贯彻自我时表现出局促不安，叔本华都没有迷失自我。

这场竞争始于1815年6月，此时身在德累斯顿的叔本华将写就的《论视觉与色彩》手稿寄给歌德。

此时相距双方分别已经一年有余了，一年前歌德写下了一句格言以示赠别：“如果你想扬扬自得于自己的价值，那么你就必须赋予这个世界以价值。”

这种既友好，又颇具警策意味的告别方式使阿图尔感到，自己仍旧有资格维系这种联系，虽然彼此在交往的那段时期已经出现了不和谐。因此他向歌德提出一个请求：作为对那段合作时光的纪念，为了表示对后者的敬意，他提出让歌德担当这部论著的出版人。

此刻的歌德正在旅途之中。他重返故乡法兰克福，叔本华论文的手稿和附信随之也被转递到了这里。歌德与自己的出版商科塔商议新全集的出版事宜。在这里歌德与斯泰因男爵邂逅，他随后便陪同后者沿莱茵河北上前往科隆，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21]也结伴同行。歌德在波恩逗留了几天，与莱茵诸省的部长和将军们盘桓在一处，在此期间，他还接受了沙皇的妹妹卡特琳娜、梅克伦堡大公、坎伯兰公爵等人的拜访。在威斯巴登，他被授予一个级别很高的勋章。《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绿蒂的原型、现寡居在家的凯斯特纳夫人派自己的儿子来拜望歌德。此外，歌德还忙里偷闲地继续创作《西东合集》并校订《意大利游记》。显然，歌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给叔本华回信。于是后者便于1815年9月3日写了一封信以示催促。叔本华在信中写道，他能够想象得到，在大世界里的四处游走必然使歌德觉得那部邮寄的手稿无足轻重，而于他本人而言，这部手稿却让他牵肠挂肚：“我从您本人那里知道，文学创作对于您一直不过是余事而已，而现实生活才是您的主业。而我则恰恰相反，对于我来说，那些我所思考的、诉诸笔端的东西才有价值，才是重要的；而我的亲身经历和遭遇则是次要的，是我嘲弄的对象。”（B，16）叔本华以催促的口吻请求歌德至少确认一下已经收到了手稿，如果不愿过问这件事的话就请将原稿寄还给他，“答不答复都可以”。叔本华在痛苦的等待中受着煎熬，他不知道论文是否会丢失或落到其他人手中，他请求歌德出于友情能够消除他的痛苦和疑虑。

叔本华原本指望歌德会认真研究他的论文或者充当该书的出版人，可是在经过数周的等待之后，叔本华显然放弃了希望。

可是就在1815年9月7日，歌德的回信到了，信写得很有分寸。他在信中写道，他“在兴致高的时候”收到了这部手稿，读过并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歌德有些言过其实，其实他只是将手稿浏览了一遍，因为他日后曾请求叔本华写一篇摘要以便他在自己的论文中可以引用叔本华的观点。

不管怎么样，当叔本华于9月7日收到这封来信的时候，他心中的希望重新燃起，尤其是歌德答应回到魏玛之后便写下具体的“意见，只要时间许可”。可是他并没有谈及充当出版人的问题。

叔本华于9月16日回信致谢，歌德答应对该论文发表意见使他“暂时宽心”。

接下来又过了一个多月，直到10月23日歌德才回信答复。可是在信中找不到歌德许诺过要发表的“意见”。虽然歌德强调自己在阅读手稿时心情“极为愉悦”，不仅赞扬文风“正派”，而且认为叔本华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人”。在说完了这番恭维的套话之后，歌德切入正题。他说由于论文中涉及诸多差别之处，而自己目前已经远离了色彩学，因此无法理出一个头绪。即便如此，他仍建议叔本华可以与泽贝克[22]教授谈一谈，在色彩学方面，后者可算作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如果叔本华同意的话，歌德愿意将论文手稿转交给泽贝克让他做鉴定。歌德在信中写道：“目前我正在进行着一次美妙的精神之旅（创作《西东合集》。——作者注），一路奔波，在我回来之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两人能够彼此接近，并能够共同协作。”这封信使阿图尔大失所望，他对此大为恼火。失望的原因在于，歌德既没有对论文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意见也没有提及充当出版人一事。恼火的原因在于，他觉得歌德让他与泽贝克合作其实是在草草地打发他。1815年11月11日，叔本华给歌德写了一封内容相近的回信。他虽然在信中压住了自己的怒火，可是他还是通过文学典故语含戏谑地将这种愤怒流露出来。歌德的建议让他想起了陶本海因牧师（毕尔格的叙事谣曲中的人物）的女儿：“这位姑娘希望得到仁慈的男主人的垂青，可是后者却把她指定给了他手下那位勇敢的猎手；让-雅克·卢梭的遭遇也是如此，他年轻时有一次去拜访一位女士，这位高贵的妇人请他留下来用餐，他事后才发现这位妇人的本意是让他和仆人们一起吃饭。”（B，22）

叔本华可不愿意被人当作主人桌边上的仆役。他充满自尊地回绝了歌德的建议，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词句上看，在11月11日的这封长信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这份自尊。叔本华恰恰是要将歌德逼人困境之中，他写道，既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那么错误不在自己这一边便是在歌德那一边，如果错误在自己这一边，那么“为何阁下既不让自己心满意足也不让我获得教益，您只需几句话便可以勾勒出一条界线，使我论文中的真伪泾渭分明”（B，19）。话到这里听起来还有几分恭敬，透着几分谦虚，可是叔本华接下来又写道：“可是开诚布公地说，我不认为可以勾勒出这样一条界线。我的理论是由某种独一无二的想法发展而来，这种想法无法进行分割，它要么必然是完全错误的，要么必然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理论就像是房屋的穹顶，如果从中抽取出一块砖石的话，它不可能不坍塌下来。”（B，19）叔本华认为歌德的色彩学则不同，它是“众多……形形色色的事实组合在一起构成的体系，在这—体系中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谬误。”

虽然叔本华在信中不乏恭维之词，但与此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大大贬低了歌德的色彩学理论。歌德曾写道：“在每一次对世界的注视中，我们都在进行理论思考。”歌德将自己的作品视作某种理论建构的新类型，难道说他的研究只有借助叔本华的这篇论文才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吗？叔本华的自我评价中充满了自尊，为了表现这一点，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我拿您的色彩学与金字塔相比的话，那么我的理论就是这座金字塔的塔尖，整个金字塔正是从这个数学上无法分割的点出发向下延伸展开，这个点是如此重要，没有它整个金字塔便不复存在，而与此相对，无论人们从塔基下抽取些什么，金字塔仍旧是金字塔……”（B，21）对于歌德而言，这个比喻实在算不上是什么恭维。叔本华清楚，歌德也了解亚里士多德，因此当然也就知道本质（理念）存在于事物（质料）形式的圆满实现之中。这个比喻所蕴含的建议就是，歌德应当将自己的作品视作“质料”，它只有在叔本华的精神的呼唤下才得以激活。

歌德委婉回避的态度激起了叔本华自我评价的登峰造极，他提笔继续写道：“我知道，我是自科学发端以来第一个提出正确的色彩理论的人，对此我确信无疑。”（B，20）

不要忘记的是，歌德认为他本人正是凭借了《色彩学》这部作品进入了世界的历史，在这部著作中，歌德感觉自己就像是精神王国里的拿破仑。而现在居然有这么一个年不满三十、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自称是他将这部著作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实在是太过分了，居然声称自己只是将色彩学（歌德将其视为扛鼎之作）当作自己理论的副产品。歌德将自己半生的心血倾注在这门学问上，而那位年仅27岁、刚刚完成一篇色彩学论文的作者竟敢厚着脸皮写道：“除了那几个星期以外，我一直只是将它（《论视觉与色彩》。——作者注）当作余事看待。现在我的脑子思考着色彩学之外的诸多其他理论问题。”（B，22）

在叔本华的信中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既有压制住的愤慨，也有过分的骄傲；既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又不乏真诚的敬仰之情。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样一封信，歌德在回信中表现出了一种亲切而镇静的态度，即使细细品味也看不出他因此受到了什么伤害，也察觉不出因为《色彩学》这部凝聚着自己毕生心血的作品受到叔本华这位年轻的哲学家的不高评价而恼火。歌德在信中一开始便安慰叔本华，泽贝克还没有见过论文手稿，而且他也不会违背作者的意愿将文稿交给后者。接下来歌德针对自己与叔本华之间的理论分歧作出自己的评判，其中不乏自信和讽喻的气味。歌德立足叔本华的先验哲学观点施以反讽，他由此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谬误亦有生存的权利，人生的智慧在于让不同的事物各走各的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各自的东西”。歌德写道：“一个乐于从主体出发去建构世界的人就不会否认这样的观点，即现象世界中的每个主体只是一个个体而已，因此为了保持其自身的独特性，主体自身就需要具有一定成分的真理和谬误。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两种成分按照不同的比例被混合在一起，也正因此人和人之间才具备了区别。”

这番话就是歌德对整个这件事作出的评判，除此什么也没有。叔本华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那么叔本华究竟在期待着什么呢？难道他期待的是歌德这样的话：一点不错，是您把我那些支离破碎的观察结果提升到了真正的理论高度，这真是令人惊讶，年轻人，您竟然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就为我那凝聚了毕生心血的作品添上了点睛之笔，我迫不及待地要将您的作品公之于众，正是您的作品让拙作熠熠生辉？

正是如此，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将歌德当作父亲的替身，他想得到的正是后者的赐福：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因你而欣喜，去吧[23]……叔本华想要得到这样祝福的话语，而这只能是徒劳无益的等待。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叔本华仍然祈求获得赐福，此时的他并没有贬低自己并在这位尊长的面前卑躬屈膝。一方面，他不带半点虚伪地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另一方面，他变本加厉地展示自己的自信。叔本华毫无顾忌地称赞自己，他要昂起头颅去迎接赐福。

可是歌德没有任何答复，于是叔本华放弃了希望。他在1816年1月23日的信中写道：“我最初的希望是您能多少参与到我的论文之中，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它为人所知，这个愿望始终是个未知数，现在渐渐破灭了。我原本抱着一线希望……在将近七个月的等待之后，这一丝希望也随之消失了。”（B，23）叔本华写信索回手稿，他又一次作出了出格的举动。儿子没有获得父亲的赐福，于是他便站在父亲面前胆大包天地宣告：你之所以在我面前退却，那是因为你认识到真理在我这一边，谬误在你那一边。如果你对我不友好，那只能说明你不够宽宏大量。叔本华写道：“坦率地说，我根本无法想象阁下居然不承认我的理论的正确性。因为我知道，正是通过我真理才开口说了话（在这件小事情上，日后在更大的事情上也会这样），而您又是一个按照规则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因此不可能不与我的想法产生共鸣。可是我也能够想象得到，由于我的某些原则与您的某些原则不完全一致，于是您主观上对此产生了反感，正是这种反感使得您没有兴趣研究我的理论，因此您总是把它搁置在一边并拖延下去，于是您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干脆保持沉默。”（B，23）

在叔本华看来，至少他自欺欺人地认为，歌德的沉默恰恰证明了他自己占了上风，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是这样。他将色彩学研究视作“小菜一碟”，这无形中刺伤了歌德。虽然并非出于故意，但叔本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做，这又是为什么呢？对于叔本华而言，他与歌德的私人关系显然要比对色彩问题的研究更加重要，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可是实际情况却是，这层私人关系恰恰是建立和维系在色彩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要使这层关系保持平衡的前提是，在“父亲”的强权面前，“儿子”至少能够有机会凭借自己在某个领域的优势获得某种补偿。叔本华要赢得歌德的赐福，于是他便要证明能够给予“父亲”某些东西。可是歌德却不愿充当父亲的角色，他怎么可能这么做呢？就连自己亲生的儿子，他也只是将其视作自己的秘书而已。不过歌德还是敬重叔本华这位“学生”，虽然后者现在以“老师”的面目出现在自己面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面对叔本华这种无礼之举，歌德早就与他断然绝交或根本不予理睬。

1816年1月28日，歌德将手稿寄回给叔本华，此外还附了一封信，信中语气颇为亲切。歌德说自己多么希望能够在冬日的夜晚和叔本华一起促膝而坐，互相辩论，“谈话……不见得一定总是一团和气”。这番话对于叔本华而言不啻为一种恭维。对于叔本华的自高自大，歌德虽然有所容忍，但是他在信的末尾处还是给了以集色彩学大成者自居的叔本华一记耳光。他说，叔本华最好将自己的“观点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这样歌德以后就可以时不时地引用一下这些观点。面对自以为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叔本华，歌德旁敲侧击、轻描淡写之举显示了他的宽宏大度。与此同时，他也借此将双方之间失衡的关系重新扶正。

叔本华给予了答复：面对如此遭遇，除非对方是歌德或者康德，换了别人，他不会就这么忍气吞声。

于是在没有歌德赐福的情况下，叔本华将色彩学专著交付印刷。他在1816年5月4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我请求您发表见解，但愿这次不致让我放弃希望……”（B，28）一个星期以后，歌德写信表示感谢，并友好地说：“望您能时常通些消息。”对于歌德而言，这只是一次无足轻重的告别，而对于叔本华而言，这种告别方式却令他心痛不已。

歌德日后在自己的《纪年》[24]中写道：“作为一位诚心实意的朋友，叔本华博士站在我的一边。我们在某些方面观点一致，可是最终不免分道扬镳。就像一对一直以来携手同行的好朋友一个要往北、一个要往南，于是他们便很快彼此毫不相干了。”[25]

[1] 歌德：《文集》，第12卷，第406页。

[2] G，26。

[3] G，28。

[4] G，27。

[5] 指魏玛公爵奥古斯都。

[6] 指拿破仑。

[7] 歌德：《文集》，第13卷，第318页。

[8] 转引自弗里登塔尔《歌德——生平与时代》，第456页。

[9] 转引自弗里登塔尔《歌德——生平与时代》，第455页。

[10] 歌德：《文集》，第14卷，第256页。

[11] 此处的“本性”“自然”在德语中同为Natur，在翻译时依据上下文有所区别。

[12] 转引自黑勒《剥夺了继承权的精神》，第56页。

[13] 《托尔夸多·塔索》中的人物，在剧中的身份是王国的国务秘书。

[14] 转引自黑勒《剥夺了继承权的精神》，第44页。

[15] 转引自布卢门贝格《世界之可读性》，第215页。

[16] 歌德：《文集》，第13卷，第614页。

[17] 歌德：《文集》，第13卷，第629页。

[18] 歌德：《文集》，第13卷，第337页。

[19] 歌德：《文集》，第13卷，第324页。

[20] 《讽刺格言诗集》（Xenien）是歌德和席勒在1795～1796年间创作的一组格言体短诗，对同时代的文学和艺术新倾向进行讽刺批评，这组诗后来发表在席勒主编的《缪斯年鉴》（1797）上，激起了轩然大波，对手们发表了大量充满火药味的讽刺短诗应战。

[21] 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鼓吹德国统一，1848年革命中曾任国民代表大会议员，代表作有《写给德国人的诗歌》《时代精神》。

[22] 泽贝克（Thomas Johann Seebeck，1770～1831），德国物理学家，歌德在撰写《色彩学》时曾求教于他。1810年，他发现了湿氯化银对色彩的敏感性（这一发现为日后彩色摄影奠定了理论基础），1818年发现了糖溶液中的光偏振现象，此外他在热电学上也有重大发明（例如泽贝克效应）。

[23] “去吧”（Gehe hin），此语当源于《圣经·新约》中《路加福音》（10，37）耶稣的话“去吧，就照这样做”（So gehe hin und tue desgleichen）。

[24] 系歌德的自传性作品，作于1817～1830年间，1830年出版第一版（科塔斯图加特版手订本）时冠名为《日日年年》（Tag-und Jahreshefte），在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文集中不乏以《纪年或日日年年》（Annalen oder Tag-und Jahreshefte）作标题者。

[25] 歌德：《全集》（魏玛版），第36卷，第112页。

第十四章

德累斯顿——阿图尔不与同行交往——“非凡构思”的时代——女管家：“您真是芬芳吐艳，博士先生”——稿本中的哲学独语——阿图尔为“优良意识”找到一种语言——发现了作为“自在之物”的意识

1814年春，外界充满了硝烟、喧嚣和尸体腐臭的大小战事已经向西线转移，而与此同时，阿图尔与母亲之间的争斗也达到了高潮。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一部巨著的创作，叔本华要寻觅一个新的落脚之处。他选择了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在当时被誉为“北方的佛罗伦萨”，叔本华此前曾数次到过这里。这里的气候、建筑风格、自然风光、环境气氛、汇聚在这里的众多艺术珍品、大图书馆、社交生活——所有的这一切都合他的心意。

德累斯顿没有大学，不过叔本华一向坚信，他从任何一位活着的哲学家那里都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因此这个缺憾未见得会影响他的选择。1814年4月24日，叔本华在一封写给卡尔·奥古斯都·伯蒂格（母亲茶会上的座上客，时任德累斯顿王家古代博物馆总监）[1]的信中写道：“我更好的、真正的生活是我的哲学研究，它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所有事物之上，这些东西只是点缀罢了。既然我可以选择，那么我就希望居住在一个自然风光优美、艺术品荟萃并能够为我提供丰富研究资料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也要让我能够获得必要的安宁。在我所去过的地方，除了德累斯顿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将这几点如此美妙地结合在一起。长久以来我就有这么一个愿望，希望能有那么一次机会在这里常住。因此，对于德累斯顿之行，我怀着巨大的兴趣。”（B，10）

阿图尔向伯蒂格打听战祸之后的德累斯顿是否依旧能够提供如此安逸的环境，因为他听说这座城市在最近的战争中破坏严重。伯蒂格打消了他的顾虑，于是叔本华便于1814年5月移居德累斯顿，这一住就是四年。

德累斯顿的确遭到了战火的摧残，战争的痕迹随处可见。一年以前，这座城市始终处于战火的中心地带。法国军队春季还驻扎在这里，萨克森国王似乎要永远成为拿破仑的附庸了。1813年5月初，在步步进逼的盟军面前，法国军队节节撤退，他们顺势炸毁了在当时就堪称珍迹的奥古斯都大桥。德累斯顿获得了“解放”，民众夹道欢迎胜利之师，诗人们献上欢迎的篇章，学生合唱团放声歌唱。可是“解放之师”只能在这里待上两个星期的时间，5月中旬法国军队就卷土重来，拿破仑曾短期将行营设在这座城市。于是又是民众夹道欢迎，诗人献诗，学生合唱团放声歌唱。1813年8月底，一场大战在德累斯顿周围展开。法军坚守德累斯顿，抵御盟军汹涌如潮的进攻。德累斯顿经历了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炮火洗礼。有两百多座房屋遭到破坏或彻底摧毁，在城外的战场上留下了数万具尸体。一位当时的人哀叹道，这场战争将德累斯顿人的“一切良好品行和道德”彻底埋葬了，他记录道：“那些平素被认为是值得尊敬、品行端正的妇人和小姐们，甚至有些还出自有教养的人家……与那些女人们混在一起，她们在横七竖八、面目全非的尸体间穿行，就像是在园子里的花丛中穿梭，声色犬马，令人发指。”[2]

虽然法军赢得了这场战斗，可是面临输掉整个战争的厄运，德累斯顿依然遭到围困。

这座城市得不到后方的任何援助，却又要承担驻军的负担，德累斯顿经历了最艰难的几个星期。饿死的马匹充斥街道，饿得半死的人逮着就吃。有人在面包店门前动刀子，伤寒迅速传播开来。每天都有近百人死在医院里，死在街头的人数也差不多。路德维希·里希特，一位擅长绘制“毕德迈耶”田园风光作品的画家在回忆起这段悲惨的日子时写道：“我们有一所……房子，每天都有赤身裸体的死尸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扔出，大栅栏马车都被塞满了，尸体堆得高高的。这种装尸体的方式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干瘦的胳膊、大腿、脑袋和躯体都僵硬住了，于是那些车夫便在上面胡乱踩踏，撸胳膊挽袖子地干，就仿佛他们脚下踩的是些柴火。”[3]

在叔本华于1814年春天抵达德累斯顿的时候，这座城市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粮食储备短缺，物价上涨是必然结果。一向以整洁和富庶繁华著称的德累斯顿如今肮脏不堪，公园破败，穷人和残疾人在街道上凄惨度日，到处是断壁残垣。一年多以后，这座城市才恢复过来。同样是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国王才结束了自己的“拿破仑冒险”挥师返回。1815年6月17日，他再一次进入德累斯顿，为了这一天，全城装扮一新。紧接着又是民众夹道欢迎，诗人献诗，学生合唱团放声歌唱。在政治忠诚方面，德累斯顿人显然慷慨大方得很。那些在政治上誓死效忠的同时代人对此颇为光火。斯泰因男爵称德累斯顿人是一些“紧守自家财产兜售好话的软骨头小商贩”，此外他还写道：“相对于自己的祖国受凌辱、遭不幸，倒是战争带来的种种不便……还有德累斯顿大桥遭毁坏更能触动他们，这真是令人作呕。”[4]

德累斯顿人的这种缺乏坚定政治信仰的性格或许正合阿图尔·叔本华的口味，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对于他而言，战争是“杀人的狂欢节”，在这种场合下拥护偏袒任何一方只能意味着人们以某种往往是致命的方式拿自己开玩笑。

叔本华的寓所在大麦森巷35号，距离“大黑门”不远，E.T.A.霍夫曼小说《金罐》中的安泽穆斯就是从这个门中奔逃而出，跌入了欢乐和痛苦之中。与半年之前移居柏林的霍夫曼不同的是，年轻的哲学家叔本华没有去参加闹哄哄的社交活动。虽然他频繁光顾戏院和歌剧院，但那里的人们惯常见到的是一位匆匆忙忙冲进剧场的年轻人，他往往迟到早退，对于别人所表现出的不满他满不在乎。他偏爱革新之后的意大利歌剧，罗西尼的作品尤其令他倾倒，对于那位鼓吹德国歌剧的新音乐总指挥卡尔·玛丽亚·封·韦伯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叔本华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的德国歌剧只是某种经过雄心勃勃的刻意修饰而成的小歌剧罢了。

叔本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之中，他在德累斯顿没有找到什么朋友。这里也不乏欣赏他的人，也有些人欣赏他是因为他与众不同或能从他那里获得启发，叔本华倒是颇喜欢与这些人来往。

创作的乐趣牢牢控制住了他，因此忍受寂寞不是件难事。可是在那些身心疲惫的时刻里，某种孤寂无助之感也会时不时地折磨着他。他要摆脱这种感觉，但是在摆脱孤寂感的同时不能够让自己感到迷失了自我。这位充满自信的年轻哲学家在社交场合生怕迷失自我，这一点着实让人感到惊讶。他在1814年的手稿本中写道：“与任何人相处和交谈的前提是，彼此间相互限制、自我克制，因此每次与人交谈都只能抱着断念的心态。”（HN Ⅰ，95）

叔本华在手稿本的另一处地方给他所遵循的“断念”原则下了一个定义：遏制参与的艺术（Kunst des gebremsten Mitmachens）。如果无法忍受寂寞，那就应该去社交，但是必须将两者——寂寞和社交——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社交场合也必须学会保持寂寞，不要把自己的全部想法都告诉别人，对于别人说的话不要太较真，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智识层面都不要对别人有太多的指望，对于别人的观点要无动于衷，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虽然身处其中，但不要完全归属其中。只有这样，才不会对他人要求过多……采取折中方式，绝不与他人有什么实质性的接触，总是始终采取某种‘保持距离的姿态’，这样自己既不会受到别人的伤害，也不会遭人羞辱，同时也能够容忍别人。由此看来，社交就好比是火，聪明人在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可以从中获得温暖，可是傻瓜就会伸手去抓，在烧伤自己之后只能逃遁到寂寞寒冷之中，而且还埋怨火会伤人”。（HN Ⅰ，113）

在与人交往之初就担心自己受到“伤害”和“羞辱”的人是不会很快交上朋友的。对于缺乏朋友这一点，叔本华并没有觉得恐惧不安。恰恰相反：他反复玩味着这一缺憾，直到他从中发现了优点：“人们往往以某个人朋友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他贡献和价值大小的佐证，这是一种最不了解人的做法，仿佛一个人是按照其自身贡献和价值的大小来分送自己的友谊似的！仿佛他们与小狗简直没有什么分别，因为狗儿们只爱那些抚摸或给予它们吃食的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烦！——那个善于抚摸它们（哪怕它们是最令人生厌的动物）的人，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

虽然叔本华将缺乏朋友视作某种优点，可是他在1814年的手稿本中却透露了某种观点用于审视自己，他将柏拉图的名言“只有同类才能辨认出同类”作了一番变换：“每个有价值的东西都情愿在属于自己的地方被获取……要赢得他人的友谊、爱情和对自己的亲近，那自己就必须付出友谊，去爱别人，与人亲近……要想知道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够获得多少幸福，那么他就要知道自己能够给予他人多少。”（HN Ⅰ，101）

叔本华不无骄傲地自认：“我没有朋友，因为没有人配得上我的友谊。”或许他只是想借此来回避这样一种认识，即他没有获得友谊的原因是他无法给予。“我究竟能够给予多少？”这个问题隐藏在这位独行客的坚强外表之下，它暴露了叔本华的弱点：缺乏勇气去信任他人。最终这种不信任感变得无法压制，因为它引向了某种循环式的自我确认之中：不信任感导致了距离，由于距离形成了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必然再一次引发不信任感。阿黛拉在1820年3月5日的日记中谈及了自己的兄长：“如果一个人从不去爱人，那么他就无法信任人。”

阿图尔·叔本华在德累斯顿并不是一个招人喜爱的角色，而是一个怪人，大多数情况下他受人尊敬，有时也会被人欣赏，可人们也经常对他心存畏惧。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叔本华“意图颠覆整个哲学”。究竟他打算给人们以什么样的教诲，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得那么清楚，在德累斯顿，人们暂时用谢林的《论世界之灵魂》（Weltseele）解除在哲学上的饥渴。在叔本华德累斯顿的熟人圈子里，没有人注意到他那篇业已出版的博士论文。他们并没有期待着从叔本华那里获得什么新的福音，可是人们要么惧怕他，要么钦佩他，这皆是源于他在论战中显示出的机敏词锋。叔本华在此期间结识了比登费尔德男爵（Freiherr von Biedenfeld，1788～1862），他日后竭力游说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出版叔本华的大作[5]，这位剧院经理兼作家评论道，叔本华“心直口快”，“不拐弯抹角，强硬而粗暴，在学术和文学问题上的看法极其坚定，无论是面对朋友还是敌手，他都直言不讳。喜欢开玩笑，时常玩笑开得有些肆无忌惮。有时候他的样子真是吓人，他的头发金黄，蓝褐色的眼睛放射出光芒，颧骨上的皱纹长及鼻梁两侧，说话的声音大得刺耳，双手还做出短促而强烈的动作”。

叔本华如此渴望“社交”，就仿佛他毫无社交似的。对于叔本华而言，那些可以满足他争辩欲的地方最能够对他产生吸引力。在一家名叫“齐亚波纳”的意大利饭馆里聚集了当时德累斯顿文学圈里呼风唤雨的人物，在他们的头顶上挂满了用炉烟熏制的色拉米香肠、松露香肠、帕尔马火腿。这些人来自《晚报》（Abendzeitung），因写消遣作品而全国闻名，他们是弗里德里希·劳恩、特奥多尔·黑尔、弗里德里希·金德（歌剧《魔弹射手》的编剧）、克劳伦。这个小团体自称为“组歌”，他们冒着风险干了一件大事：出版《晚报》。这份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读者是那些注重传统修养的人，他们在政治、哲学或文学方面追求不偏不倚，喜欢那些可供茶余饭后享受的东西。在这里，人的健康理智以一种特别的放纵方式维持着自身的健康。在这份刊物的第一期上引用了编者特奥多尔·黑尔的一首诗：“劳作完毕全身疲乏/趁着晚间好好休息/心中时常泛起一个愿望/将诗艺之花好好玩赏/多么想坐在那里阅读/那些歌手们的新作/深吸着它们的芬芳。”[6]

叔本华经常光顾这家餐馆，一来是因为他喜爱各色意大利香肠，二来是因为他知道这几位作家常客对他心存畏惧。他时常与这些德累斯顿的重要人物进行交锋，而且总能找到热心听众和观众，他趁这个机会在那些引领时尚的专家面前发泄自己的怨恨以获得内心的满足。比登费尔德写道：“他把晚报、年鉴、歌咏会[7]之类的组织称为文学小山头，他虽然坚决反对这些宗派及其成员……可是在那帮人经常消遣娱乐的公共场所内，他总是频频现身。在通常情况下，局面便会一下子紧张起来，在接下来的唇枪舌剑中，他凭借着自己那种不加掩饰的直来直去的方式往往扮演一个让人讨厌的角色，他那尖刻无比的讽刺挖苦就像是在咖啡里撒上了一把盐，他毫无忌惮、没遮没拦地抛出带刺的幽默，引用莎士比亚或歌德作品中那些最恶毒的语句羞臊人家，说话时总是跷着二郎腿坐在牌桌旁，于是对手不免接二连三地出臭牌……大家对他都心存畏惧，可是始终没有哪一个人敢还以颜色。”

叔本华在这群人当中挥剑劈刺，不过他却与“组歌”里的一位成员结成了某种近乎朋友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舒尔策，众所皆知的是他的笔名弗里德里希·劳恩[8]。直到晚年叔本华还念叨他“那位善良、可爱、忠诚的老友舒尔策”。舒尔策给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起了个雅号——“雷电朱庇特”，这个绰号一下子便流传开来。而且舒尔策还曾经将叔本华从某桩“风流韵事”中解救出来，但是个中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1816年12月，叔本华写信给童年的友人安蒂姆，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桩艳遇（他总是爱在安蒂姆面前吹嘘自己的风流韵事）。安蒂姆在1817年6月1日的回信中写道：“我亲爱的朋友，看起来你真的是深陷情网，于是难免情人眼里出西施。作为一个情场老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我很难相信你那位美人的忠诚能持续多久。因而对此你不要抱什么幻想。”或许此处所指的就是那位阿黛拉在1819年4月27日的日记中谈到的“德累斯顿姑娘”，此外她还提及这位姑娘“有喜了”。阿黛拉很震惊，因为这个姑娘出身低贱，结婚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阿黛拉写道，阿图尔“却认为自己做得合情合理，没什么错”。

阿图尔在德累斯顿的那些熟人没有留下什么关于他的记述。叔本华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在酝酿着什么，这些人对此知之甚少。画家路德维希·希吉斯蒙德·鲁尔[9]（那张叔本华年轻时期的肖像画就出自他之手）有时可以陪伴阿图尔一起散步，后者偶尔也会把鲁尔带到自己的书斋中，也就是那个最神圣的地方。鲁尔日后回忆道：“然后我们一起坐在你的房中……你以宣讲的口吻对我说这说那，谈到你希望自己的哲学能够获得成功。”在这几年当中，叔本华或许只向一个人稍稍敞开点心扉，这个人就是约翰·戈特洛布·匡特（1787～1859），此人因家境富裕而没有任何职业，但在艺术方面却是一位行家里手。匡特于1815年与约翰娜·叔本华结识并与阿黛拉结为好友，因此匡特总是让叔本华想起那让自己烦恼不已的家庭纠纷。他在别人面前谈及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时只是说那两个“蠢货”，可是与匡特交谈时他不仅仅是放开嗓门痛陈家事，而且还流露出心中的苦闷和所受的伤害。至少匡特的说法是：“我想我感受到了藏在他的内心深处的剧痛，一回忆起他生命中那段可怕的岁月，这种痛苦似乎便随之袭来。尽管他的陈述很隐晦，但是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对母亲的敬意（甚至是一种爱慕）随处可见。”

尽管如此，事实却是：叔本华的社会交往以及他在众人面前的表现隐藏了许多东西。正如比登费尔德记述的那样，叔本华的主要精力是在“书本和研究上……几乎是离群索居，生活相当单调”。离群索居的单调生活不啻为一座堡垒，叔本华掩身其后恰好可以从事他一生中的伟大冒险：从“构思之乐”直到最终完成那部巨作。

叔本华的女管家或许是唯一的见证人，她亲身经历了他有时近乎心醉神迷的内心生活的外在表现。有一天，叔本华从大回廊的暖厅[10]散步回到家中，外衣上别了一朵花。于是女管家说道：“您真是芬芳吐艳，博士先生。”“是的，”叔本华答道，“树木不开花怎能结出果实呢！”

在回首往事时，叔本华将生活在德累斯顿的这四个年头视作其一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优越的环境造就了绝好的时机，头脑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眼睛似乎想看哪里就能看到哪里，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启示。”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整个体系的建立“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并没有我的积极参与便建立起来……就仿佛水晶呈放射状地聚合在一起（融为一体），我那本代表作的第一卷就是这样迅速完成的”。1818年3月28日，他向出版商推荐此书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我的作品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它不是将已有的东西进行一番新的描述，而是一系列彼此间高度关联的想法，这些想法迄今为止还未在任何一个人的脑中出现过。”（B，29）他这几年里的手稿内容非常详尽，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一系列想法”在他的大脑中形成的轨迹。他的手稿不啻为其思想的另一种集合方式，是一种充满探寻、关注基本问题的思想运动，只不过这些思想此时尚未被调和、安抚到一个具有建设性的体系之中。著作要解决的是问题，而稿本则是要让这些问题的基本意义呈现出来。稿本中包含了那些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著作则是要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

如我们所知，叔本华将自己引入康德哲学之中，而与此同时，父亲（正是为了逃避他，阿图尔才进入哲学之中）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他。在处理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时，父亲采取的是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所倡导的孩童的恭顺态度，对于人们在哲学上任意妄为的危险举动，他总是心存不满。在康德的启示下，对于人们在哲学上对“绝对”所进行的种种概念建构，阿图尔·叔本华一概批判，在这一点上他颇有乃父之风。

正是基于这一批判，叔本华与谢林早期的哲学展开了交锋。他在柏林期间就曾研习过谢林的哲学，这时他再次对此展开研究。叔本华在稿本中写道：“谢林对待他那个‘绝对’的态度与所有那些虔诚的、顿悟的有神论者对待他们的那个上帝的态度别无二致。他们言说‘绝对’/上帝在逻辑上的种种不可能性，对于抽象的原理而言，它们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述。知性只是一种由感官世界所决定的能力，它只对感官世界有效，而我（顿悟的有神论者）则站在意识的更高层次之上。”（HN Ⅱ，326）

确实存在着某种超越知性的经验，叔本华对此表示认可，但是他警告人们不要赋予这种经验以某种知性上的合法性。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会两头不靠：知性在胡言乱语，经验也不会得到显露。正如我们所知，叔本华将那种难以与知性诸范畴调和在一起的经验称为“优良意识”。只是谈及此话题时必须小心谨慎，绝不可当街吆喝。叔本华的这一小心谨慎态度与维特根斯坦出于同一种原因，对于那些能够实实在在打动人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的末尾处作出了如下判断：“对于无法言说的东西，那就保持缄默。”阿图尔·叔本华想确切地知道缄默的起点在哪里，在何处语言（或许是某种业已变化了的语言）仍旧能够起作用。1814～1815年初的日记正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叔本华在寻找一种适合于表达“优良意识”的语言，为此他不惮于使用隐喻化的表达方式。他以球体作比，将这一图像做了一番变化。按照他的说法，以我们“依据理由律而形成的认识”，我们总是在球体表面转来转去，永远无法进入其中心地带。无论我们的知识有多么丰富，面积永远也无法变成体积。只有“优良意识”才开启了新的维度，平面由此变为空间，于是人们仿佛进入了球体的内部。从这幅图像中还可以得出其他各种解释。人们是如何由表入内的呢？答案就是：人必须沉重，因痛苦而沉重，只有这样才能够克服升力，这一升力来源于人贯彻自我的努力，正是它将人维系在表面之上。“为了使一个人在内心中获得崇高的信念……为了使优良意识在他身上充满活力，疼痛、痛苦和失败对于他而言是必需的，正如航船需要使之负重的压载，没有后者就无法达到一定的深度。”（HNⅠ，87）可是也不能让这艘船沉没，因此负载不能过重，与此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重量使船吃水达到一定的深度，这样就可以避免被风浪掀翻。叔本华描绘了一幅有关适合深度的图像，在这里“优良意识”仍然与“自持”密切相关。

与“优良意识”形成对照的是，它的对立面“经验性的意识”逐渐改变了其含义。与康德一样，叔本华过去对“经验性的意识”所下的定义是：这是一种只与某个“显现着的”、“显现”在他面前的这个世界相关联的意识。在“经验性的意识”面前，“存在”体现为“被表象化”。“经验性的意识”是某种知觉和认识样态（Wahrnehmungs-und Erkenntnismodus）。在康德看来，人必然地深受“显现着的世界”的影响，这绝不是某种虚假生活的标志。康德尤其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人们不必将“显现着的”世界理解为迷惑和欺骗人的纯粹幻象（bloβer Schein）。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幻觉（Illusion）”中，恰恰因为这种幻觉“不可阻挡”，因此它是我们人体基本构造中的组成部分，并且就功能而言，它已经嵌入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11]和我们打交道的仅仅是一个“显现着的”世界，在康德看来，就生活实践而言这一点不成问题。可是叔本华却不这么想，在他那里“经验性的意识”获得了双重含义。它一方面（与康德的看法如出一辙）意味着可以凭借先验哲学加以证明的我们在知觉和认识能力方面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我们被紧紧束缚在某种遭受欺骗的，因而是虚假的生活之中。就这一意义而言，叔本华将“显现着的”世界降格为“充斥着幻象”的世界，因而这是一个充满欺骗的世界。为了阐明这一点，叔本华继续引申他那个围绕着球体的隐喻。他在1814年的日记中写道，“经验性的意识”就好像一只“在滚轮中奔跑的松鼠”。“经验性的意识”曾一度被当作对球体表面的探索，而此刻叔本华把它与我们自身无法满足的欲望导致的运动等同起来，我们为这些欲望所迷惑，在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地漂泊。在叔本华的博士论文中，“经验性的意识”还仅仅是一个纯粹认识论方面的命题，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因而它丧失了其在先验哲学上的清白无辜，变成了某种生存意义上的愚蠢之举：“人们在理论问题上那么愚蠢，就像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当一个愿望满足时我们又忙不迭地萌生一个新的愿望，我们希望最终能够找到幸福。可是我们就没有一次走进内心深处，使自己摆脱欲求，固守在优良意识之中。”（HN Ⅰ，155）

在这篇写于1814年的日记中，叔本华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反命题：“优良意识”应当将人从“欲求”中拯救出来。经验乃是“意志”的显现——这一认识在此时还没有明确地表述出来。“意志”尚未成为用以解密这个世界的魔咒，然而此刻它业已成为那些一切阻挠人们生活在真理之中的敌对事物的代名词。在叔本华详细阐明其意志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s Willens）之前，其后果之一（即将“对意志的否定”作为拯救的手段）就已经昭然若揭了。首先，叔本华亲身体验的“意志”就是那些他在其中遭受痛苦并希望从中解脱出来的事物，然后他认识到意志就是“自在之物”，就是那个包罗万象的现实性，一切现象皆由此现实性而来。在其代表作中，叔本华发现了意志乃是世界之本质，并由此对意志加以否定；从根本上说，叔本华从对意志的否定（“优良意识”）出发得出以下观点：意志显现在一切现实的东西之中。叔本华以“优良意识”的名义试图摆脱“意志”，通过这种方式，他从中找到了全部存在的统一点。叔本华将敌对事物置于世界的核心，将亲身痛苦体验到的意志与“自在之物”等同起来，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就以这样的方式诞生了。1814年末或1815年初的某一天，他在手稿本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世界作为自在之物乃是一个巨大的意志，这个意志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因为它不知道什么，它只是想要，究其原因，意志就是意志，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HN Ⅰ，169）叔本华日后的思想由此发端。[12]

就此看来，叔本华并没有白白地信奉康德学说一遭，康德仍然是他在理论方面的主心骨，他不断地教导叔本华，我们绝不能将自己的认识和表象化能力理解为是某种“自在”（an sich）的东西，而是一种“为我们所用”（für uns）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与“自在之物”等同起来的这种“意志”绝不是那种被表象化的、被作为“客体”认识到的意志，即不是叔本华在博士论文中将之置于表象客体的四个层次之一的那个“意志”了。

既然叔本华坚持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教条，那么他怎么能够同时又宣称自己解开了“自在之物”这一谜团呢？他之所以可以克服这一难题，那是因为他很清楚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是如何在他面前展现自己的：它不是那个表象化了的、以推理方式可以得到认识并被他与“自在之物”等同起来的意志，而是那个能够在“内在经验”中、在自己的身体上感受到的意志。

对于叔本华而言，关键在于揭示这种“内在经验”的种类并明确地将其从表象化和知觉行为中剔除出去。他这一时期的笔记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

“我”之外的整个世界只是作为表象呈现在“我”面前。在叔本华看来，只有那么一个唯一的点使“我”能够进入这个世界而不是表象。这个点就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看着自己的身体，观察并解释它的一举一动，那么在这里知觉和认识到的一切仍然只是表象而已。可是与此同时，“我”在自己的身上感受到动力、欲望、痛苦，无论所有的一切在身体的种种举动中向“我”的表象和他人的表象呈现出些什么。只有在“我”自身之中，“我”才同时是那个在表象之中在“我”（和他人）面前呈现出来的，并引发“我”对其进行思索的东西。只有在“我”自身之中才存在着这样一个双重世界，其正面与反面仿佛。只有在“我”自身之中，“我”才能体验到世界除了作为表象呈现在“我”面前以外它还能是何物。对于“我”而言，“外在”的世界只有一个表象化了的“内在”，只有在“我”自身之中，“我”自己才是这个“内在”。“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内在一面。世界除了作为表象之外，它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人们走到外面去四处寻找，而不是回归自身内部，在这里无论什么样的谜团都可以解开。”（HN Ⅰ，154）

叔本华的这一认识使他夙愿得偿，“认识你藏在自己身上的真理……在那里天地相接”（HN Ⅰ，17），这是他在1812年写下的话。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认识”，也并非具有反思哲学风格的“自我认识”，后者乃是从主体之思（Denken des Subjektes）出发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整体。叔本华在自己的身上体验到了意志，他要将这一内在经验转化为理解整个世界的手段。因而叔本华在这里采取了双重行动：一重是沉浸于自身体验（并非沉浸于对自身的思考，反思哲学）的收缩（kontraktiv）行动，另一重是扩张（expansiv）行动，即按照这种内在经验的模式阐释世界之整体。

可是在叔本华提出“优良意识”之际便出现的那个问题现在又一次出现了：如果将（依据理由律原则的）分析性—对象化的思考排除在外，人们如何谈论这个内在被体验到的意志以及它与世界整体之间的同一性呢？叔本华当然无法求助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同一性体系并从中获取他所需要的表述方式，因为它们将统一点设置在进行思考的主体之内，而不是设置在那个充满欲求的主体之内。结果叔本华从古印度哲学那里获得了帮助和灵感，这让他自己也吃惊非小，他对这个新发现的精神大陆的了解也仅限于只言片语而已。

发现印度的精神王国，这首先应归功于浪漫派。赫尔德从事了开拓性的工作，而之前的康德也表明自己对此有那么丁点儿了解。他曾经嘲笑藏人对活佛的顶礼膜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信徒们竟然连喇嘛的粪便都吃。而赫尔德却对婆罗门教的深刻意义称赞有加，他将婆罗门教视为泛神论，而世界则是这个唯一的灵魂本质（婆罗门）的体现。身为教会中人的赫尔德所称赞的是此种没有上帝、没有彼岸、没有幼稚的赏罚体制的宗教虔诚。他把这种潜心冥想的艺术介绍给终日忙碌的中欧人。可是在他看来，这种沉静柔和的印度精神恰恰对欧洲的那些强奸犯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而对于人的自我实现而言，这种精神态度没有什么用处。

浪漫派的诸位人物，如施莱格尔兄弟、格雷斯[13]、巴德尔[14]、温迪施曼[15]、诺瓦利斯，他们要冲破那个肩负着肢解和分离任务的理性的界限，凡是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东西他们都拿来为我所用，于是他们便在赫尔德的指引之下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一时期又有一批原始文献出版，当然只是些译本，这些译本往往曲解文义。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于1801年出版的《奥义书》译本，这是一部佛教出现之前的婆罗门秘密教义的文献汇编。法国人安克蒂尔将集子命名为《奥普耐卡特》（即《奥义书》的梵文“邬波尼煞陀”变形后的发音）。这个拉丁语的译本堪称对原文的双重曲解，因为它的母本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波斯语译本。

叔本华于1813/1814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在魏玛听说了这部著作，那是在他母亲主办的一次沙龙上，叔本华结识了来自耶拿的学者、赫尔德的学生弗里德里希·马耶尔，他作为一名印度学家已经颇有些名气了。

1814年夏天，叔本华第一次研读这部著作，多年以后他对这本书仍旧津津乐道。叔本华在最后一部著作《附录和补遗》（1851）中说，“《奥普耐卡特》散发出何等的芬芳，它充满了天堂里圣洁的气息！那位译者通过勤奋的阅读从而对这部无与伦比的著作的波斯语和拉丁语驾轻就熟，他能够从内心的最深处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字里行间充满了坚定的、确实的、自始至终和谐一致的含义！……这里散发出来的是印度精神，它充满了原始的、贴近自然的生存状态。它在早期曾受到犹太教迷信的深刻影响，后者以及所有沉溺其中的哲学已经在这里扎根。这是世上最值得一阅、最振奋人心的读物（原文除外），它曾是我生命中的慰藉，它也会在我行将死亡时给予我安慰”（V，469）。

叔本华一下子成为印度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在德累斯顿的大迈森巷居住时，他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1815～1817）与另外一个同样默默无闻的哲学家比邻而居，这个人就是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泽（1781～1832）。克劳泽的思想与同时代的哲学主流不合，他试图将自己的思想与印度的哲理结合起来。他的命运比叔本华还要悲惨，因为他至死都没有获得认可，不过他的哲学思想却不可思议地墙外开花流传到了西班牙并由此进入了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他那种由印度的“同情伦理学”（Mitleidsethik）弱化而成的“团结伦理学”（Solidaritätsethik）在那里被人们称作“克劳泽主义”，这一思想成为当地社会自由进步运动的理论纲领。

与叔本华不同，克劳泽懂得梵文并且自己从事翻译。叔本华从这位对印度文化素有学养的邻居那里获得了专业方面的指导，向他借阅书籍，并与之经常往来。叔本华从克劳泽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有关沉思默想的技巧方面的知识，而克劳泽本人自己也做一些修炼，而且他还启发自己的学生通过“内在的体验、内在的修为”达到“本性的统一”这一境界。[16]一方面他像浪漫派一样将印度哲学和宗教的只言片语拿来为我所用，将之纳入自己的大胆思辨之中；另一方面他还试图将印度传统引入生存实践之中，在当时他很可能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

从1814年起，叔本华开始研读《奥义书》，定期阅读《亚洲杂志》上刊登的有关印度的论文，并且还搜罗他所能够找到的一切有关印度的文献资料。不过直到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以后他才开始认真研究佛教。

叔本华对印度的哲理如此推崇，人们自然会期待在他1814～1818年的日记中发现大量钻研印度哲学和宗教的痕迹。无论是否如此，叔本华在1816年的稿本中透露道：“此外我承认，如果事先不是《奥义书》、柏拉图和康德同时将他们的光辉投向一个人的心灵，我无法想象能够形成自己的学说。”（HN Ⅰ，422）

而实际上在稿本中只有很少的记录与印度宗教和哲学直接相关，可是这些仅有的记录却具有非同寻常的分量，因为在这些记录中印度哲学的特定元素与叔本华自己正在形成中的哲学的诸要点发生了正面接触。《奥义书》将世界的过去和未来以及其形态的千变万化称为“幻”（Maja），凡是体验到自己是个体并在其中寻求贯彻自己的东西，它们无一例外地被“幻”散发出的魔力所吸引。对此叔本华在1814年的日记中写道：“人……（陷于）迷妄之中，这一迷妄如同生命、如同感性世界本身一样现实，它简直就与之合为一体（印度人所说的幻）：我们所有的愿望和欲望都建立在这一迷妄之上，这些愿望和欲望只是生命的体现，正如生命只是迷惘的体现一样。”（HN Ⅰ，104）两年以后，叔本华简明扼要地写道：“《吠陀》中的‘幻’……康德的‘现象’是一回事，别无二致……”（HN Ⅰ，380）

叔本华认为自己在《奥义书》中也为那个藏在我们身上并同时作为“自在之物”隐藏在一切现象背后的“意志”找到了相应之物，那就是“梵”（Brahma），世界之灵魂。他在《奥义书》中读到这样的句子：“有这样一个东西，所有的生命从中发生，通过它，这些生命得以诞生、生存，它是这些生命寻求、追赶的方向，去找它，因为它就是梵。”读到这里，阿图尔评论道：“追求生命的意志是事物的源泉和本质。”（HN Ⅱ，396）

作为“幻”的世界和作为“梵”的世界，对于叔本华而言，这两者似乎是同一种东西，这正道出了他自己的构想：作为“表象”的世界和作为“意志”的世界。来自印度的拯救方式是，人从千变万化的形体世界之中解脱出来并潜沉入“虚无”之中，这似乎和叔本华所说的“对意志的否定”有共通之处。尤其吸引叔本华的是，除了上述世界的两个层面（幻、梵）外，在《奥义书》中找不到与西方文化中的造物主、彼岸、超验这些概念的对应物。叔本华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此时的叔本华正在寻找一种没有天国的形而上学，对于他而言，这似乎恰恰证明了他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除此之外，在其哲学体系逐渐形成的那些年里，阿图尔·叔本华没有从其他地方为自己找到如此的证明。他要找到一种自己的语言，他殚精竭虑，要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地平线上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他要让借助概念进行认识活动的人能够理解自己的两项发现：对自身意志进行“内在体验”的收缩行动和按照这种内在经验的模式阐释世界的扩张行动。因此叔本华反复强调，他的哲学虽然不是“由概念”所构成的，但其观点却是“借助概念”书写而成，因此他借助印度哲学中的语汇只是为了形象化地说明问题。叔本华日后在回顾自己哲学体系的形成期时写道：“我将自在之物、世界的内在本质以那个我们最为确知的东西来命名：意志。当然这是从主观的角度，即顾虑到认识主体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既然我们是在传达认识，那么这一顾虑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较之我将之命名为梵、梵天、世界之灵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意志一词要强百倍。”

叔本华所做的就是将世界理解（verstehen）为“意志”。这里所强调的是“理解”。理解不是解释（erklären），叔本华必须将两者明确无误地区别开来。解释就意味着我们要去探究原因，我们的知性必须起作用，叔本华在博士论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解释”属于表象化行为。我们依据因果关系将对象彼此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意志的行动也就变得可以“解释”。而且叔本华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明确指出动机如何推动意志产生行动。由此看来，此意志并非那个内在体验到的意志，而是众多对象中的一个对象。至于说“理解”，它并不意味着依据因果关系在这一“作为对象的意志”和其他的对象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理解探究的不是原因和后果，不是为什么，它要把握的是含义，它所追问的是：意志究竟为何物？我们在自己身上就可以独自体验到意志为何物，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遭遇的那个意志不仅仅是我们的表象的对象，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内部去体验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意志。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就必须理解我们自己。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并非对经验世界进行分析并借此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它是对存有进行释义的阐释学（Hermeneutik des Daseins）。它不是在解释存在物（das Seiende）彼此之间的因果关联，它是在追问何为存在。

为了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叔本华为这一阐释学勾画出轮廓，他在1816年的日记中写道：“迄今为止，人们将最简单物质的各种力当作最为熟知的事物，人们将此作为出发点，试图解释那些人们还不太熟悉的事物，这在自然科学上是一条正确的路……人们想就此解释个中的组织和人的认识与欲求，这样就会拥有完善的自然科学。人们于是顺应了这一方法，以种种‘隐秘属性’为出发点，放弃了对这些属性之来龙去脉的探究，因为人们只是想观察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对于这些属性的解释和说明人们不再抱什么希望……首先我走的道路与此完全相反。我也想以熟知的事物为出发点，就像那些人一样。他们将最一般的现象和最不完备（因而也就是最简单）的现象当作最为熟知的事物，虽然他们认识到自己对这些事物完全不熟悉；我可不是这样，对于我而言，最熟悉的事物是自然中的现象，它与我的认识最为贴近，同时又是一切能量中至高至善的，因此它最清楚、最完整地表现出了一切事物的本质。这个现象便是人的身体及其行动。那些人要将这些无机物自然界的各种力的隐秘属性解释为最终因素，而我则相反，我是从中去理解人的身体及其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我并不是遵循着因果律行事，这一法则根本不会揭示事物的本质，我是在直接观察这个世界中含义最丰富的现象：人。如果抛开它是我的表象这一点不谈，我觉得人是彻头彻尾的意志：意志就是其本质的自在（das Ansich seines Wesens），这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最直接地感受到，因为每个人本身都是意志。”（HN Ⅰ，365）

叔本华知道，当他跨出这一步时，他对“意志”这一概念的把握已经与人们通常对此的理解不一样了。无论是在哲学传统中还是在日常会话中，“意志”这一概念总是与“意图”“目的”“目标”这些字眼相连。我想要某物（Ich will etwas），我设想、想象、见到（诸如此类）这个“某物”。不管怎么说，在我自己将欲求付诸行动（Aktion）之前，这个“所欲之物”（das Gewollte）已经在我的精神之中。按照这种理解，“意志”被赋予了智性（intellektualisiert）。可是叔本华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恰恰有所不同。叔本华日后被人误解，他吃亏就吃亏在这个概念上。他改变了这个概念的含义并想借此阐明自己的新发现，可是人们仍是死守着那个习以为常的意志概念，因此他们没有发现其新颖之处，也就对此毫不留意。叔本华逆流而进，他试图战胜人们对“意志”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即兴联想，因为那个被赋予智性的意志只有作为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才能获得他的认可。意志可以与认识结伴而行，但对于他而言，这不是最重要的。意志是一种最基本的、充满生机活力的追求和运动，即使是在模棱两可的情形下，这一追求和运动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然后才是意识到某个目标、某个意图、某个目的。在这一点上要正确地理解叔本华，此事至关重要，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叔本华会采取意识哲学的方式将充满意图的意志（即精神）映射到自然之中。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叔本华并不想将自然精神化（vergeistigen），而是想将精神自然化（naturalisieren）。

对于在传达沟通方面将遭遇到的困难，叔本华已经事先预料到了。他在1816年的手稿本中写道：“我大大拓展了‘意志’这一概念……一般人只有在认识伴随着他而且动机决定其具体表现的地方才能辨认出意志。可是我却要说，每个运动、形态、追求、存在，所有这一切都是意志的现象和客观呈现。撇开世界是我们的表象这一点不谈，意志就是一切事物的自在，也就是世界上剩下来的那个东西。”（HN Ⅰ，353）

如果我们从我们自身的“自在”（就是那个被内在体验到的意志）出发，我们就可以抵达世界的“自在”。“只有把我做出某个举动时所发生的内心活动与动机导致这一行动的产生方式进行一番比较，按照类比方法，我才能够理解那些僵死的躯体是如何在诱因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以及它们的内在本质是什么……我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自己、我的身体是我唯一可以辨别出其另一面的东西，我将这一面称之为意志。”（HN Ⅰ，390）接下来是一段大胆的话：“斯宾诺莎说，假使那块受到撞击而发生移动的石头有意识的话，那么它会认为自己是出于自身的意志而发生移动。我要说的是，石头的想法或许颇有道理。”

我们是意志的体现，此外意志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仅仅是这一意识（而不是意志的存在）把我们与石头区别开来。

这一思想如何进一步发展，这将会在叔本华的代表作中得到体现。他在日记中主要是围绕着方法问题展开论述。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作为一名阐释者，叔本华摒弃了自然科学甚至是经验科学的分析方法。为了与哲学传统和当代的哲学同行区别开来，他花费了很大的气力阐明自己的思想。叔本华在1814年写道：“迄今为止一切哲学的主要失误与人们将哲学当作科学去寻找有关，这个失误就在于人们总是也在那些存在着直接认识的地方寻找间接的认识，即由种种理由构成的认识。譬如我的身体与我的意志之间存在着同一性，这便是一个直接的认识。”（HN Ⅰ，209）

康德之后的反思哲学就以直接性作为其出发点，而叔本华的这一直接性则与之大不相同。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中，康德谨慎地猜测道：“作为外在现象之根本的那个某物或许……同时就是思想的主体。”

随之康德尽一切努力阻止思想（认识的主体）从自身出发建构外部世界的内在元素（“自在之物”）。康德之后的哲学家们对“畏惧犯错本身就是错误”这一说法心存怀疑，他们正是沿着康德的这一谨慎猜测留下的足迹继续前行。费希特以及之后的谢林和黑格尔都决定“从意识及其先天的形式中寻找事物的根源，小到微不足道的草茎的构造，大至天体的运动”（费希特）。这就是反思哲学的直接性所在，它总是以思想的运动为出发点。人们必须去探究这一思想运动，认识的主体在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注视自身，（从某种程度上）应该站到自己的背后，费希特和谢林将之称为“智性直观”。一旦与思想的作坊有了私密的接触，那扇通向世界之奥秘的大门便在人们面前打开。这是一种在自身内部寻找解开世界之谜的方式，这也正是叔本华所宣称的解决方案。可是叔本华所理解的向内之途却有所不同，他的出发点不是认识的主体，而是欲求的主体，即出发点为理性的对立面。

叔本华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明白无误地提出，认识的主体根本无法认识自身，因为每当认识要认识自身（即将自身作为客体）之时，必然总是要以认识的主体为先决条件，最终人们要认识（erkennen）的是认识（Erkenntnis）本身。叔本华在博士论文中写道：“因为承担表象化任务的自我、认识的主体——既然它在一切表象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并且也是这些表象的决定者——是不能再成为表象或对象的。因此对认识进行认识（Erkennen des Erkennens）是不可能的。”（D，68）

叔本华对自己提出质疑，那就是他自己的认识论是否也是一种对认识进行认识的尝试呢，这个疑问是显而易见的。叔本华的回答是：他并不是通过（非客观的）自我反思，而是通过将对客体的认识的各种类型进行抽象化，从而获取知觉和认识能力的种种结构，也就是说，他不是俯身观察认识的主体，而是观察认识的潜在客体。

叔本华认为认识之认识只能是双重的徒劳无益，因此早在柏林期间他就已经从费希特的反思弯弯绕中挣脱出来。他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入口通向直接性，即将身体的直接性作为被体现的意志，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点。

反思哲学将“自在之物”置于“思”（Denken）之内，而叔本华却是在意志之中发现了“自在之物”。表象的背面不是那个在行动过程中仔细观察着的精神，而是自然。后者不是作为外在对象的自然，而是可以在我们自身内部体验到的本性。[17]

叔本华从反思哲学中抽出身来转向他所理解的自然（本性），这一转所产生的深远的后果是，他不再跟随历史哲学的现代步伐。

反思哲学从精神的种种结构中提取出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的整体。从费希特到黑格尔，反思哲学越来越强地赋予历史进程一个任务：让精神复苏。历史被解释为真理的发生，精神的运行。精神在发展，它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形体并在这一进程中产生异化，在概念和历史的作用下，精神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归自身。在此情形下，在那个被着重理解的历史进程中，审视历史被解释为是这一进程之中的进步元素，被解释为获取自我（Selbstaneignung）的元素。叔本华的观点与此迥然不同。在他看来，意志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它恰恰不是什么自我实现的精神，而是某种盲目的、泛滥的、毫无目标的、自我折磨的冲动，看不出这种冲动要表明什么，看不出其中含有什么意义丰富的东西。现实并非受理性，而是受到“意志”的全盘掌控。拿破仑摧毁了德累斯顿这座叔本华深爱着的城市，对于这位哲学家而言，这恰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其实波拿巴或许不比其他的人（并不是说绝大多数的人）坏多少，他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寻求自己的幸福时以他人为代价，这再寻常不过了。他之所以引人注目，那是因为他具有比别人更强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意志……正是由于他被赋予了这一世所罕见的力量，因此他才将人的意志中的邪恶展露无遗。而他这一时代所遭受的苦难正是这种意志的必然的另一面，这些苦难展现了那种与这一邪恶的意志密不可分的痛苦，而这个世界便是这种邪恶意志的整体现象。”（HN Ⅰ，202）

根本上的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希望不可能存在，能够做的就是摆脱意志，在哲学的思考之中、在艺术之中并最终在“优良意识”之中，后者在日后被称作“对意志的否定”。“优良意识”是一个让意志黯然失色的绚烂时刻，它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即那种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寻求和解的矛盾。辩证法思想对于叔本华来说是生疏的，他坚持“优良意识”和经验意识（即由意志所决定的意识）之间的“二重性”无法调和的观点。两者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就仿佛我们要将夏日里某个钟点移到冬日里一样，或者要将一片雪花保存在一间热烘烘的房间里，或者把美梦的一个片段带到现实中来，或者要让余音留下痕迹。”（HN Ⅰ，79）

当叔本华最终找到了其意志形而上学的关键概念的时候，“优良意识”这一表达才从他的笔记之中消失。

当然，消失的只是这一表达而已，而并非其所指。现在叔本华清楚地意识到，他所指的不过只是在程度上不同的东西而已：一方面，他所指的是那个内在世界的超验、那种迷醉状态——就意志形而上学而言——叔本华称之为“对意志的否定”；另一方面，这一表达所指的是哲学思考的态度——惊讶，正由于此不言而喻的东西才变得值得质疑。整个形而上学始于惊讶，而否定则是形而上学的结局。

“优良意识”将惊讶和否定联系在了一起，它就在作品之中，虽然以隐匿身份出场，然而却贯穿始终。

[1] 伯蒂格（Karl August Böttiger，1760～1835），作家，曾撰写大量有关语言文学、考古学、戏剧方面的文章。他最著名的《文学状况和同时代的人》在其去世后出版，该书是了解、研究魏玛古典文学的珍贵史料。

[2] 转引自黑内尔，E./卡尔克施密特，E.（主编）《历史上的德累斯顿》，第165页。

[3] 里希特：《一位德国画家的生平回忆》，第40页。

[4] 转引自黑内尔，E./卡尔克施密特，E.（主编）《历史上的德累斯顿》，第151页。

[5] 此处指《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6] 转引自黑内尔，E./卡尔克施密特，E.（主编）《历史上的德累斯顿》，第245页。

[7] 歌咏会（Liederkreis或Liederkranz）原本是一种自发的组织，出于共同的爱好，爱好歌咏的男子定期聚集在一起练习合唱歌曲，自19世纪初起，在德国西南部地区纷纷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它们对社会各个阶层开放，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交形式。

[8] 劳恩（Friedrich Laun，1770～1849），消遣文学作家，在当时拥有众多的读者，代表作为《里森斯泰因城堡》（1807），影响最大的当属他与阿佩尔共同创作的《鬼故事集》。

[9] 鲁尔（Ludwig Sigismund Ruhl，1794～1887），画家、艺术史家、小说家，创作过大量当代作家的肖像画以及为他们的作品（也包括莎士比亚戏剧和尼伯龙根传说）绘制插图。他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颇深，其小说《一桩怪事》卷首标明该作品献给叔本华。

[10] 回廊（Zwinger）原本是中世纪城堡内墙与外墙之间的空地，一般用于骑士演武、蓄养野兽或用作花园或耕地。德累斯顿著名的回廊就是在老城城郭之间的回廊旧址上兴建的巴洛克式花园（1711～1728），因规模宏大，雕塑精巧而著称于世。暖厅（Orangerie）又称花厅或橙园，是为橙子或其他热带植物越冬而建的暖房，是欧洲园林尤其是巴洛克花园中常见的建筑。

[11] 康德：《文集》，第3卷，第311页。

[12] 德语中名词“意志”（der Wille）、“欲求”（das Wollen）都源于动词“想（要）”（wollen），叔本华正是围绕着这几个同源词阐述其意志哲学的观点。

[13] 格雷斯（Johann Joseph von Götrres，1776～1848），德国政论家、学者，因其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数度与普鲁士政府发生冲突，他曾搜集整理德国民间文学，并致力于发掘和研究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

[14] 巴德尔（Franz Xaver von Baader，1765～1841），哲学家、天主教神学家，其思想深受伯麦（Jakob Böhme，1575～1624）、埃克哈特大师、诺斯替教派的影响，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认为人要为自己的理性划定界限，哲学必须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其思想对谢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 温迪施曼（Karl Josef Hieronymus Windischmann，1775～1818），医生、哲学家，在哲学上是谢林的追随者。

[16] 转引自格拉泽纳普《德国思想家的印度观》，第65页。

[17] 在德语中，Natur一词既可以理解为“自然”也可以理解为“本性”。

第十五章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阿图尔的没有天国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批判的弯路之必要性——不是对世界的解释，而是对世界的理解——对存有的阐释——接近真理——万物归——敌对的统一体——出路——艺术——以静观沉思的生活对抗劳作有为的世界精神

叔本华的代表作于1818年第一次出版，他用以下这段话作为其前言的结尾：“那么……我将……这本书奉献出来……安心认命，相信那种一向降临于真理的命运……也会充分地降临在它的身上。这种命运只赐予了真理一个短暂欢庆胜利的时刻，而在此前和此后的两段漫长时间内，真理却要被诅咒为不可理喻的和被贬低为微不足道的。”

的确如此：那时，绝对之物使形而上学焕然一新，那个在先验哲学上被搁置在外的“自在之物”充满了希望，希望让人无法沉静，人们相信通过反思工作和历史工作可以使这些希望付诸实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叔本华的哲学必然显得不可理喻。叔本华的同时代人从先验批判出发，进而通向超验：他们在存在（Sein）的根基处或在其目标点旁发现了某种意义（Sinn），某种透明之物，后者暗示着某种所想所指之物。“自在之物”想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它在意指（bedeuten）。哲学就是要解读这种意义，新动向在于，人们承认这种意义最终只能在自身之中寻找得到。叔本华同样从超验哲学起步，然而他却没有通向任何透明的超验性。在他看来，存在不过是“盲目的意志”而已，是某种精力充沛而又无法看透的东西，它根本暗示不了什么所想所指、所企图之物。它的意指在于它根本没有什么意指，它只是存在。生命的本质在于生命意志（Wille zum Leben）——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定律——因为意志就是生命，于是“生命意志”这个表达蕴含着一个语言上的重复使用。叔本华正沿着通向“自在之物”的道路前行，这条道路的终点是某种至为幽暗细密的内在性：能够在身体上感觉得到的意志。对于那些向着光明思考和劳作的人来说，这的确不可理喻。

如果这一观点不是出现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处才形成而是在起点处就被提出了的话，如果从受唯物主义的熏染的生物学观点出发将意志定义为形形色色的生命体从质料之中激发出来的某种力的话，如果不是依据那条运用过滥的“只不过”公式将生命体约减为化学、力学、物理学现象的话，那么叔本华的观点确实变得微不足道了。前者是某种不言自明的、因而是某种浅薄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内在性，可是这与阿图尔·叔本华所说的内在性没什么相干。叔本华所说的内在性回答的是某种形而上学的问题（什么是“自在之物”？），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内在性从一开始便与任何形而上学的问题一刀两断。叔本华的思考恰好抵达了这样的一个临界点，在此传统哲学将提出“现象世界之后隐藏着什么”的问题，并由此实现向超验的过渡。叔本华同样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踏上了那个原本只有上帝、绝对物、精神（等等）才能登台演出的那个舞台。只是从布景后面走上前台的不是那些赋予意义的显赫角色，而是“意志”：这种纯粹的内在性。虽然叔本华将旧形而上学消磨殆尽，可是在这个舞台上，他的“意志”仍然得扮演一个形而上学的角色，因为整出戏的幕后主导恰恰是对形而上学的好奇心。这出末代形而上学的舞台剧带给叔本华的遭遇是，人们认为他的观点微不足道，那是因为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

上承博士论文的思路，叔本华开始走先验哲学的路数：世界是“我”的表象。表象化的工作包含了两极：主体和客体。它们是一对彼此间相互关联的概念：不存在没有客体的主体，也不存在没有主体的客体。在这场先验哲学的序幕演出中，叔本华十分精心地准备着过渡到下一场次。他要指明一条道路，从先验哲学的封闭世界中摆脱出来，他要通往“自在之物”。同时代的哲学频频选择的两条出路他起初都弃而不用，这条道路既不越过主体，也不越过客体。为了指明这一点，那就要再一次彻底冷静地思考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叔本华指出，在这一关系内不存在某种逻辑上的孰先孰后：既不可能用客体来解释主体，也不可能用主体来解释客体。无论是提及二者中的哪一个，人们总是已经跟着想到了另一个并将其作为前提。当我确定自己是进行认识的主体时，我便拥有了客体。反之亦然，只有当我拥有客体时，我才能确定自己是主体。现在看来，那些骗人的出路只不过是些错误的尝试而已：要么是让客体的世界在主体中找到根源（以费希特的主观主义为代表），要么是从客体的世界出发来解释主体（例如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唯物论）。对主观主义的攻击，叔本华没有花费什么笔墨，然而他却一丝不苟地与唯物论客观主义划清界限：“它（唯物论。——作者注）肯定物质，与物质一起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无条件存在的，这就跳过了（这些东西）同主体的关系，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只存在于这关系之中的。然后，唯物论抓住因果律作为前进的线索，把因果律当作事物的现成秩序……这就跳过了知性，而因果性本是只在知性中，仅仅是为了知性而存在的。于是，唯物论就想找到物质最初的、最简单的状态，又从而演绎出其他一切状态；从单纯的机械性上升到化学作用，到磁性的两极化作用，到植物性，到动物性，等等。假定这些都做到了，可是还有这个链条最后的一环——动物的感性，即认识作用；于是这认识作用也只好作为物质状态的一种规定，作为由因果性产生的物质状态而出现。如果我们一直到这里都以直观的表象来追随唯物论的观点，那么在和唯物论一同达到它的顶点时，就会觉察到奥林匹斯诸天神突然发出的、收敛不住的笑声。因为我们如同从梦中觉醒一样，在刹那间，心里明亮了：原来唯物论这个几经艰难所获得的最后结果，这认识作用，在它最初的出发点，在纯物质时，就已被假定为不可少的条件了；并且当我们自以为是在同唯物论一道思维着的物质时，事实上这所思维着的并不是别的，反而是对这一物质进行表象化的主体，是看见这一物质的眼睛，是感触着这一物质的手，是认识着这一物质的知性……最后这一环忽然又表现为最初那一环所系的支点，这条长链也忽然表现为一个圆圈了，于是唯物论者就好像闵希豪森男爵[1]一样，骑着马在水中游泳，用腿夹着马，而自己却揪住搭在额前的辫子，意欲将自己和马一同从水中提起来。”在该书[2]的第三版中，叔本华补充写道：“由此看来，唯物论基本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从客体事物出发……事实上，一切客体事物，既已作客体论，就已是由于认识着的主体通过其‘认识’的诸形式从多方面加以规定了的，是早已假定这些形式为前提了的。因此，如果人们撇开主体，一切客体事物便完全消失。”（Ⅰ，61～63）

叔本华认为，若要走出这个圈子（走出主观主义也是一样），那就只有找到一个点，在这一个点上，我们拥有的这个世界不仅仅作为表象存在，不仅仅只存在于主客体关系之中。对这一怪圈的认识所导致的是，“不能再在表象的两个因素（主体和客体。——作者注）中的任何一个里面，而只能在完全不同于表象的东西中去寻求世界最内在的本质，寻求自在之物”。

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这正是对哲学好奇心的论证，它的前提是哲学思考的审慎缜密。指向同一方向的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基本的经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经验如此的基本，以至于在迄今为止的哲学思考中，它始终处于盲点之中。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叔本华较晚才体会到哲学的感召，他在哲学这一行当里没有什么根基，但是他却有足够的自信，无拘无束，因而才能将这一经验显现出来：如果世界此刻是“我”的表象，那么“我”平素与这个世界交往的经验告诉“我”，不仅仅是如此：世界不只是作为表象在我们（认识着的主体）身边经过，它还激起我们心中的某种“兴趣”，这一兴趣“足以吸引我们的全部本质”。（Ⅰ，151）哲学传统将人的本质纳入思考和认识之中，正由于此，曾经对世界的所有“兴趣”必然来源于认识。在斯宾诺莎那里，对对象的加工或者是行为仍然首先是某种形式的“认识”。根据这种解释，冲动的本性是一种被掩盖了的认识。人的形象便是从头脑里勾画出来的。一般来说，正是进行着思维的头脑使人——而这人正是它思维的对象——在思维中成为人。叔本华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兴趣”并非从认识之中迸发而出，而是先于认识，它不仅是在认识层面，而且还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层面上激励着我们。“这个直观的世界，除了它是我的表象之外，还是什么呢？”（Ⅰ，51）叔本华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且给出了回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一答案，那就是：意志。

意志是最确定的东西。“意志”就是对自己身体的自我体验。只有自己的身体才是某种实在性，它不仅作为表象为“我”所有，而且“我”本身就是它。对于自己的躯体，“我”也是采取表象化的姿态，既然如此，对于“我”而言，自己的身体“是以两种方式而存在的：一种是知性的直观中的表象，作为诸多客体中的一个客体……同时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即使每个人直接体验到的，即意志这个词所指的那个东西”（Ⅰ，157）。“我”可以对“我”的身体所做行为作出“解释”，也就是说，“我”可以依据理由律按照因果关系使其从其他客体之中凸现出来。可是只有在“我”自己的身体上，“我”才是——并且才能同时感觉到——某个“我”的表象化行为可以加以解释的东西。“我”可以使自己置身于客体的世界之中，可是与此同时，“我”还是“自在之物”。对自己身体的自我体验是唯一的那个点，在这里“我”可以体验到，世界除了是“我”的表象之外，它还是什么。

叔本华偶尔也会用一个术语来论证他所定义的这个意志，在经院哲学中人们用这个术语来说明上帝是万物中最确定者。他将这个在自己身体上体验到的“意志”称为“最实在者”（das Realissimum）[3]。正是对自己身体的这种自我体验使“我”有资格确信，“我”身外的这个世界不仅是而且也不同于纯粹的表象。“这个物体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表象中，如果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一种最大的实在性附置于这个物体世界之旁，那么我们就把那个每个人的身体所具有的那种实在性给它，因为身体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最实在的东西。”（Ⅰ，164）

在自己身体上体验到的意志是最实在的，叔本华由此过渡到外在世界。叔本华在这一复杂棘手的过渡中运用的是“类比”的方法：“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本质和作用……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所得到的认识……当作一把钥匙使用，以便探讨自然中任何一个现象的本质，并且所有的客体，只要它们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从而在我们的意识中也不是在双重方式下知道的，而只是作为单纯的表象，那么这些客体也要按照我们看待身体的方法来判断。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假定这些客体与身体一样也是表象，因而与身体是同类；另一方面，虽则它们是作为主体的表象而实存的，但如果人们把这一面放在一边，那么还剩下的那一面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和那个在我们的身上并被我们称之为意志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我们还能够将另一种实存或实在性附置于其余的物体世界之旁吗？到哪里去找我们构成这样一个世界的因素呢？除了意志和表象之外，根本没有我们可以知道、想象出的东西了。”（Ⅰ，149）

这一思想具有某种诱人的简洁。类比的结论存在于如下假设之中：如果人们不想将自然仅仅局限在我们的表象化能力一侧的话，人们必须给予整个自然以这种双重的存在方式（拥有一个表象化的世界并同时是意志）。如果说这话的不是一个持超级怀疑态度的哲学家的话，那么这一观点一定会被人说成是“疯话”（叔本华语）。

这一思想同样具有诱人的可信度，这得归功于它自始至终固守了先验哲学的原则。后者教导我们：所有一切被认识的、被知觉的世界乃是我们的表象。但是，既然我们所进行的表象化工作不能囊括一切，因此那些表象无法企及的东西（在康德那里便是“自在之物”）就必须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在那里，我们自己——首先只有我们自己——不仅是从事表象化的生灵，同时还是别的什么。

从尼采开始一直到今天（比如说盖伦[4]），人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指责：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本是可以避免走先验哲学这条弯路的。而事实却是：只有走先验哲学这条路才能够避免如下情况的发生，即人们在谈论“意志”时不由自主地就像是在谈论众多客体当中的一个客体。如果是这样，这便不再是叔本华所理解的“意志”了。在叔本华看来，在人们对意志进行表象化之前，他们自身就已经是意志了。就在存在的近旁，先验哲学将那个在表象、客体存在、因果性等范畴中无法呈现的东西牢牢圈住。对于叔本华而言，在这种不被表象化的存在（Sein ohne Vorgestelltsein）中潜藏着“意志”。如果将意志从这一领域中抽取出来，那么意志就变成了众多表象化客体中的一个表象化客体，于是在客体的因果链中，意志也就随之变成了一个解释性的环节。

叔本华不厌其烦地警告人们不要产生如此的误解。他强调，与意志的这层关联并不能解释什么东西，而只是指出：我们除了将世界作为某种（在自然科学上）亟待解释和可以解释的世界而进行表象化并加以应用之外，这个世界还能够是什么。“人们不去提出一个物理的解释，反而求助于意志的客体化或上帝的创造力，这都是不允许的。原来物理学要求的是原因，而意志可绝不是原因。意志对现象的关系完全不遵循理由律，而是就其自在的本身说是意志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作为表象而存在的，也即是现象。作为现象，它服从那些构成现象的形式的规律。”（Ⅰ，208）

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并不是解释性的自然科学的最理想的竞争者。因此，笔者将叔本华的方法（从那个被内在体验到的意志出发去理解世界）称为对存有进行释义的阐释学。叔本华决然地从表象转向意志，他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彻头彻尾地体现了阐释学的特征。在以下的这段引文中，笔者将阐释学的有关术语醒目地标示出来：“既然完全要指靠直观表象……特别关心的则是理解它本来的真正含义，理解平素里仅仅是感受到的那个含义。借助这种真正的含义，这些图景才不至于完全陌生地、不知所云地在我们面前掠过（不借助这种意义，那就必然如此），而是直接与我们攀谈，为我们所理解，并且使我们对其产生兴趣，这一兴趣要求我们全情投入。”（Ⅰ，137）

如果人们不认真对待在这一问题中所蕴含的阐释学因素，那么叔本华哲学中最出彩的地方之一便丧失了。出奇之处便在于：叔本华以一种寻觅含义（而不是寻觅解释）的姿态前行，随即便在阅读人生这部书的过程中体验到，世界并不指向任何一个在它之外的东西，而是回头指向他这个提问者本人：完完全全的内在性。

在这一瞥之下，世界会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呢？自身的内在物（das eigene Innere）在外界重新找到了一些例子说明这种直觉的、阐释学的直观方式：

如果我们以研究的眼光观察这些现象（无机世界。——作者注），当我们看到水以强大的不可阻挡的冲力流入深渊；磁针总是固执地指向北极；铁屑有向磁铁飞集的热情；电的两极激烈地要求再结合，并且和人的愿望相类似，激烈的程度是随阻碍的增加而增加的；当我们看到结晶体是那么迅速而突然地形成，它们在结构上又是那么合乎规律，而这个结构显然是完全固定的，精神规定的志向、不同方向的努力被僵化作用捉住而冻结了；当我们看到那些物体由于从固体到液体状态而解除了僵硬的羁绊，获得了自由时借以相互趋避离合的选择作用；最后当我们完全直接地感觉到我们身上负载的东西以其趋附地球的努力妨碍着我们挺直的身体，顺着它唯一的趋向毫不放松地对这身体施加压力；当我们看着所有这一切时，那就无须我们的想象力费多大的劲，即令有这么大的距离，还是可以识别出我们自己的本质。它是在认识的照明之下追求它的目的，而在这里（自然界）它是在最微弱的现象中盲目地、朦胧地、片面地、不变地向前奔的东西，正因为它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且是同一个东西，好比晨光曦微和正午的阳光共同有着日光这名字一样，那么在我们和在自然这一同一的东西也共同有着意志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标志着既是每一事物在世界中的存在自身，又是每一现象唯一的内核的那东西。（Ⅰ，180）

人们或许会完全彻底地误解这番话，如果他们将这些隐喻仅仅当作修辞上的修饰，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一种一丝不苟地与某种经验合拍的语言，而这一经验就是：在一切的存有中生活着同一的意志。

在另外一个例子中，涉及的则是对有机自然界的直观：

动物比人更质朴，正如植物比人更质朴一样，在动物身上比在人身上更能看到赤裸裸的生命意志，因为人是用许多知识包裹起来的，此外又是被虚伪的本领掩饰起来的，以至他的真正本质几乎只偶然地显露出来。完全赤裸裸的，不过也微弱得多，那是显出于植物的生命意志，那是没有目的和目标、盲目求生存的冲动。这是因为植物显示它全部的本质，是一览无余的，是完全天真无邪的。这种天真无邪，并不因一切禽兽的生殖器官都在隐蔽的部位，而植物却顶戴之以供观赏，便有所损失。植物的天真无邪基于它的无知无识。邪恶并不在欲求之中，而是在有知识陪伴的欲求之中。每一种植物在一开始便吐露了它的家乡所在，吐露这故乡的气候和它生长于其中的土壤的性质……此外每一种植物还表达了其种族的特殊意志并说出用其他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Ⅰ，230）

在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地方，叔本华更进了一步。他的表述颇为大胆，他试图说出植物对那个陶醉于观察它的人或许要“说”的话：“引人注目的是，植物世界尤其激起人们对其进行审美观察……人们要说，这种迎上来的邀请和下面的事实有关，即这些有机生物……需要别的有知性的个体助一臂之力，以便从盲目欲求的世界进入表象的世界……以便至少能够间接地获得他们无法直接得到的东西。”虽然叔本华要把这种“近乎陶醉的想法”搁置起来暂且不论，但是在日后的另一个版本中，他还是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这句话听上去与叔本华的想法颇为相似：“植物向知觉的感官展现出它们千奇百怪的形式，正是通过后者，这个世界形成了一种外形美观的可见构造。可是植物无法认识自身，显然，它们似乎是想为人所认识。”（Ⅰ，258）

正如叔本华援引奥古斯丁那样，将叔本华视作同道中人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也在日后与植物的无言交谈之中援引叔本华的观点。这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个著名段落，叙述者正如痴如醉地欣赏着一朵花，这时有种感觉挥之不去，他觉得这花有什么话要对他“说”。[5]在这一观赏和“倾听”的过程中，叙述者失去了对此时此地的意识，也意识不到他本人的存在。四处寻觅的祖父找到了他，并将他带回了寻常的世界。

叔本华也有过一次跟《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一样的经历。叔本华对一位前来拜访的人说起过自己在德累斯顿时期的一件逸事：“很久以前，在德累斯顿植物园的温室中闲逛，如痴如醉地观察着植物的形状。”他问自己，植物这种各不相同的外形与色彩源自何处呢？植物以其独特的形体要对我说些什么呢？或许叔本华大声地自言自语，而且还因为体态动作引起了守园人的注意。守园人很好奇，他想知道这位奇怪的先生是谁，在叔本华离开的时候还对他进行了盘问。对此叔本华答道：“好的，如果您能够告诉我我是谁，我会非常感谢您的。”

这种对自然界的观察不是解释性的，而是理解性的，这是一种静观沉思的态度。不过此种直观方式应该是来源于我们所知道的类比法，即将对意志的内在体验引申到外部世界。可是意志是一种摸不透的冲动、盲目的欲望、无意识的存在。意志可以由认识做伴，可是认识恰恰不是意志的实体。只要我们将自己作为“欲求的主体”来体验——如果我们追求在自身之中去把握现象世界的内核，我们就必须这样做——那么我们就距离忘我的、弃绝激情的静观沉思要多远有多远。如果将意志作为“最实在者”来体验，有了这个词就好比有了一个“符咒”，我们就应该能够揭露“自然界中每一事物的最内在本质”（Ⅰ，156）。可是在通过类比法进入外部世界的过渡中，这个“意志”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外部世界里，意志无处不对我们“说话”，可是显然只有在静观沉思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这些。对自己身体的体验促使我们去探寻世界的秘密，但是如果要洞悉意志千姿百态的表演，我们就必须摆脱与自己身体之间的联系，按照叔本华的说法，我们必须完完全全地变成“阅世之眼”。从意志的欲望到意志的表演，这绝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渡。叔本华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保持着平衡，从这一思想的运动中可以看出叔本华非凡的想象力，同时也能够看出他的内在动因。

叔本华关注的是某种体验，在这一体验中，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区分被扬弃了。不再设想进入存在之中。自康德起，这个遁点就有了一个名称：“自在之物。”在自己的身体上体验到意志，这向叔本华表明，体验本身就是一种“自在之物”，更确切地说，这种体验以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将自己强加于他人。的确如此：意志的这种最直接的自我体验使“我”下降到一个低于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的维度。这是一种对经验意识的贬低，经验意识总归还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东西，对于叔本华而言，这种贬低无法让他满意。人听凭欲望、冲动、渴望、身体上的痛苦的摆布。因此，眼下的“自在之物”便是：因为人就是它，所以人无法从外面看见它。眼睛没法看到它自己。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围绕的就是这一难题：从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出发，人能够看见意志，即看见“自在之物”，而自身不需要成为意志？立足点是这里的关键所在，正如意志本身一样，这个立足点同样也越过了个体的界限。因为如果想从纷繁的现象中挣脱出来，人就必须从个体中走出来。于是，这便有了叔本华那机灵的一转：欲求的主体是一种个体层次之下（unter-individuell）的“自在之物”，只有某种超个体之物（das Über-individuelle）才能直观得到它。这种超个体之物就是认识的纯粹主体，“纯粹”在此处的意思是：脱离了意志，并就此脱离了经验性的个体偏好。也就是说：对意志进行直观时不要带丝毫的意志。在个体层次之下和超个体之间形成了某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要纳入直观行为之中的是意志的形而上学魅力（意志超越空间、时间、因果），而不是意志的实体，意志的渴望、欲望、冲动。叔本华娴熟地摆弄着各种概念。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他是否能够成功地证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直观方式，而不是编织一个概念的幻想。问题不是能否设想此种直观的存在，问题在于此种直观是否确实存在。为了知道它是否存在，人们之前必须已经在自己的身上有所体验。叔本华体验到了，现在他要用概念来谈论它。他的整个哲学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在手稿中，叔本华将这种直观方式称为“优良意识”。这是一种退避（Entrückung）的状态：失去空间、失去时间、失去自我，沉浸于观察之中。人处于一种沉静的状态，被观察之物使人沉静下来。在世界中不去捍卫实现自我的利益，在某些时刻里从追求目标、掂量得失、行使权力中摆脱出来，只有这样人才能洞悉这个世界。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在这些时刻里，我们“从可鄙的意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我们欢庆这个安息日，在这一天里我们不再受意志的奴役，伊克西翁[6]之轮停止转动”（Ⅰ，280），在这些时刻里，我们享受着“抛却意志进行直观的欣喜”。（Ⅰ，283）这样的直观是可能的，每个人都能做到，只要他——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缘——在某些时刻能够从忙碌的生活的磨盘旁抽出身来，惊奇地揉着眼睛，并且问自己，所有的这一些原本应该怎样。这是一个真正的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时刻。不是什么概念性的工作，而且根本没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只有放弃、停歇、中断劳作才能够达到。叔本华曾说，哲学就是将人人知晓的东西转化为概念，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叔本华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短暂的停歇：“无论在什么地方，除了解释和说明现成的事物，除了把世界的本质具体地（in concreto），亦即作为人人所能体会的“感知”（Gefühl）纳入理性的明确而抽象的认识以外，哲学不能再有什么别的作为。”（Ⅰ，520）

摆脱了意识的认识，真正的形而上学思考，这简直就是一种审美姿态：将世界变成一出戏，以愉悦的心情观赏这出戏时不能带有丝毫的利益关切。艺术请求观察者采取这样的姿态，艺术，或更确切地说，这一姿态正是此种现实性体验方式的范式：“对一切美的事物的享受，艺术给予人的安慰，使艺术家忘却人生劳苦的那种热情……这一切都是由于……生命的自在本身，意志，生存自身就是不息的痛苦，一面可哀，一面又可怕。然而如果这一切只是作为表象、在纯粹直观之下或是由艺术复制出来并脱离了痛苦，它们就给我们演出了一出富有意味的戏剧。”（Ⅰ，372）

又过了一代，尼采向世人宣告了同样的想法，不过他摆出一副超越前人一切学说的姿态。他的名言是：人们在为这个世界进行辩解时只能将其作为一个审美的世界。这恰恰就是在说，只有将之变成审美现象，这个世界才能够为人所承受。虽然尼采与叔本华针锋相对，他大声疾呼人们赞同意志，但是他在此指涉的意志已经是一个转变成审美表演的意志了。尼采的“权力意志”“眨了一下眼睛”：他凝视着自己，同时又与自己保持着足够的距离，这样就能够好好欣赏自己。

在此之前没有哪个哲学家像叔本华那样赋予了审美以至高的哲学地位。他的哲学不是要解释这个世界，而是要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原本是怎样的以及它意味着什么。叔本华认为，这样的哲学来源于对世界的审美体验。关于这一点，手稿本比《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表达得更明确。在1814年的一则笔记中有这样的话：“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拿哲学做试探，却徒劳无益，因为人们总是在科学而不是艺术的道路上去寻找哲学。”（HN Ⅰ，154）

这一用哲学视角观察世界的眼光之所以具有审美意味，是因为它与意志剥离开了。这一脱离了意志的直观方式不仅将直观的客体变成了一出戏，而且还使那个被叔本华称作“意志的纯粹客体化”或“理念”的东西凸显出来。“理念”在这里不是“思想之物”，经过沉思默想，理念是这个直观世界的形体。“当科学追随着四类形态的根据和后果无休止、变动不尽的洪流前进的时候，在每次达到目的之后，总得又往前奔流而永无一个最后的目标，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满足，好比人们向前疾走以期达到云天和地平线相接的那一点似的。与此相反的是艺术，艺术在任何地方都到了其目的地。这是因为艺术已把关注的对象从世界历程的洪流中拔出来了，这对象孤立在它面前了。而这一个别的东西，在那洪流中本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涓滴，在艺术上却是总体的一个代表，是空间时间中无穷‘多’的一个对等物。因此艺术就在这里停下来了，守着这个个别的东西，艺术使时间的齿轮停顿了。就艺术来说，那些关系也消失了。只有本质的东西——理念——是艺术的对象。——因此，我们可以把艺术称为独立于理由律之外观察事物的方式，恰和遵循理由律的考察方式相对称，后者乃是经验和科学的道路。后一种考察方式可以比作一根无尽的、与地面平行的横线，而前一种可以比作在任意一点切断这根横线的垂直线。遵循理由律的是理性的考察方式，是在实际生活和科学中唯一有效而有益的考察方式。而撇开这定律的内容不管，则是……在艺术上唯一有效而有益的考察方式……前者好比大风暴，无来由、无目的地向前推进而摇撼着，吹弯了一切，把一切带走；后者好比宁静的阳光，穿透风暴行经的道路而完全不为所动。前者好比瀑布中无数的、有力地搅动着的水点，永远在变换着位置，一瞬也不停留；后者好比一道彩虹，它平静地悬于这汹涌的激流之上。”（Ⅰ，240）

这一切都是在谈论艺术，但是不必对此加以限制，它同样适用于叔本华所理解的哲学。哲学将这样的直观“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去：概念的语言。也恰恰由于此，叔本华将哲学视为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中介。哲学从美那里获取经验方式，从科学那里获取概念。哲学并非通过概念赢得了真理，而是将真理“用概念记录下来”。正是这一观点把叔本华与黑格尔以及之前与之后的哲学传统区分开来，在后者那里，概念性的东西居于首位，而在叔本华那里，居于首位的则是直观。在后者那里，艺术——不管怎么恭维抬高——顶多只是真理的一个非实在的表达方式；而在叔本华那里则恰恰相反：概念是真理的非实在的表达，而艺术却距离真理更近，因此，日后叔本华以艺术家兼哲学家的身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理查德·瓦格纳、托马斯·曼、马塞尔·普鲁斯特、弗朗茨·卡夫卡、萨缪尔·贝克特一直到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7]均深受其影响。

艺术和哲学，两者同样都基于某种能力，即“立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在直观中遗忘自己，而使原来服务于意志的认识现在摆脱这种劳役，即完全不在自己的兴趣、欲求和目的上着眼，从而一时完全撤销了自己的人格，于是剩下的便是一个纯粹的认识着的主体，明亮的阅世之眼”。（Ⅰ，266）

在叔本华那里，洞察使人感到幸福，但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人要从现实的维持生命的劳作和历史的劳作中解脱出来，要从感性的驱使折磨中摆脱出来。人们曾经将之称为“静观沉思之生活”（Vita contemplativa）。

这种生活方式有着令人尊敬的传统：只有退避才会有机会获得真理。

独立的真理曾经受人尊崇，然而到了19世纪初，其地位声望却一落千丈。这也实属必然，因为对于这个时代而言，政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宿命，政治开始相信，历史以及幸福都是可以被“创造”的。创造的精神也渗入了形而上学之中。

康德将“毫无利益关切的愉悦”置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人们可以在艺术中热身，为的是一个更高的任务，这一任务是实践理性所赋予的。绝对律令只会吓退那些抱着欣赏态度的无为者或者是那些沉思默想的隐者。

与此相对，浪漫派的艺术宗教将艺术置于人类精神力量的顶端。在他们看来，艺术不应该被“某种普遍的目的和功用”所吞噬（瓦肯罗德尔）。虽说艺术应该“不带有丝毫的利益关切”，可是艺术也获得了某种积极进取的姿态：艺术家就是一个小题大做的创造世界的建筑师。现实就在艺术家的梦境中做梦。艺术的创造力被视作某种范式，日后人们将其称为“不可异化的”生命活动（Lebenstätigkeit）。浪漫派的幻想不仅是救赎的空间和梦想，同时也是一种确保成事的试验规定。对于浪漫派人物而言，存在就是创造（Poiesis）。浪漫主义运动并不是要从行动的世界（die Welt des Handelns）中分离出去，而是将自身理解为具有某种先锋意味的事业，其追求就是在行动中实现自我。

形而上学还像在这个世纪之初那样渴望行动。从康德那里发源的反思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康德本人将他那套纷繁复杂的先验哲学理解为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能够实现的实践伦理学。然而对于他的那些后继者而言，康德还是太谨小慎微了。在他们看来，在康德那里，存在（Sein）和应当（Sollen）之间彼此没有什么关联。他们认为，应该打破应当和存在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被打破了的二元对立于是就变成了一种魔幻表达式——辩证法：存在不仅要应当，而且应当要存在。于是存在就成为自我的活动（Tätigkeit des lchs）（费希特），或者是精神化了的自然主体的活动（Tätigkeit des vergeistigten Subjekt）（谢林），或者是世界精神的活动（Tätigkeit des Weltgeistes）（黑格尔）。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勤勉的存在（das fleiβige Sein）基于自身的活力（辩证法）向前奔跑，而目标正是康德的律令所提出的要求。于是，获得和解并因此获得幸福的人类共同体不再仅仅是一个被赋予了将实践道德付诸实现的任务的调节性理念（regulative Idee），而是某种历史发展的内在视角。这一人类共同体就摆在了议事日程之上。上天亲吻了一下大地使之苏醒，于是大地便开始了劳作。今后，历史哲学将会把新教的劳作（Arbeit）概念保藏在神龛之中供奉。

与此相对，在叔本华的意志概念之中，劳作的精神被剔除出去。意志没有目标，它只是盲目的欲望，兜着圈子，无法给人带来什么希望。人们无法放心地把一项历史理性的事业交给意志去完成。意志总是使人处于运动之中，人们受其奴役并为之效劳。在意志的作坊里打造不出未来的幸福，因此更好的办法是去找寻遥远的东西，在那里人们可以无所作为，而且可以欣赏意志的表演。较之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种种精神主体，叔本华的“意志”要积极能动得多。不过，叔本华的这种能动主义是一种没有前景、没有预言的痛苦折磨。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与在那些渴望行动的哲学家那里相比，静观沉思之生活在此获得了某种完全不同的价值。

几乎就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的同时，黑格尔开始了他在柏林的讲座，主题是对双重真理的反思：“工作日”之真理和“星期日”之真理。“窘迫之旨趣”（Interesse der Not）属于工作日，此处关乎实际的应付生存的问题，在此人们不得不忍受这样的问题：“此种认识对我有何益处？”而在星期日，创世的主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休息去了，这是一个安逸而适合沉思遐想的日子。在此时，人们可以看看自己的工作究竟有了怎样的效果。星期日的哲学，传统上将其称为“永久的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在这里，人们不是拥有种种有益的真理，而是就置身于真理之中。星期日哲学的标志不是认识的益处，而是认识所带来的幸福。这是一种在星期日怡然自得的情境下产生的关于存在的理论，黑格尔谈及此处言语间不禁心驰神往。这一理论就是源于工作日的种种烦恼，其所关照也正在于此。但是黑格尔一刻也没有忘记，这种理论的乐趣是一种“需求”，而有这一需求的那些人则将自己的其他各种需求都消除了。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黑格尔将“永久的哲学”称为“无需求之需求”。

黑格尔在柏林的讲座中如是说：“钻研纯粹的思想，要满足人的这一需求，人类精神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在必要性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需求，是一种没有需求之后的需求，必须要达到这一步，人们才能钻研纯粹的思想，这是一种将质料……将追求、欲望、意志的具体利益抽象化的过程。”[8]叔本华获得了一笔遗产而衣食无忧，但黑格尔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不仅要为哲学而生，而且同时还得靠哲学生活。因此，黑格尔尝试着将工作日与星期日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他的历史哲学就是某种包含工作日和星期日的哲学，能够使他得到安慰的是：既然人是“创造自身幸福的工匠”，[9]于是历史的工作日通向历史的星期日。就在历史的星期日这天里，精神完成了“改造的工作”。精神将在己处落脚，并获得欣赏自身的自由（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在马克思那里，人每天早上去捕鱼、打猎……[10]）。世界精神此刻尚在“劳作”，但是在黑格尔的脑中，它已经到达了星期日在己处落脚的状态。这一状态恰好与另一桩事情同时发生，那就是黑格尔新近在柏林获得了薪俸颇丰的哲学教授职位。

黑格尔确信，历史的劳作就是一桩与真理相关的事件。如果人作为个体抽身退出，面对时间偷偷为自己保留下属于私人的星期天，那么他也就放弃了一切获取真理的机遇。哲学家的任务是，参与到世界精神的历史劳作之中，而在另一边，人们只能获得“臆想的深意”所结出的空心果实。

正如人们所知，在黑格尔看来，劳作中的世界精神呈现出越来越切实具体的形式。

费尔巴哈在实际的“火险和人身保险”中见到了世界精神的劳作。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1]则在火车的运行中发现了它，他写道：“这一现代的惊人成就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令人称奇的风驰电掣之中，人仿佛置身于梦境。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是感到，在自身原则与这样的发明创造之间有着如此内在的相似性。”[12]对于马克思而言，工业就是“一本翻开的、展现人类本质力量的书”。[13]但是，即使是在那些能动主义者看来，这样的情形有时候仍不免让人感到有些不舒服。施特劳斯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业已开始的新时代在最初可能有些令人不快。我们迄今为止在其中游刃有余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了。在挪亚时代洪水滔滔而来之时，那些飞禽走兽或许也有类似的感受吧。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就是……理论，我指的是自由的，而不是指向目的和需求的精神活动。现在，这样的精神活动已经不再可能了，而且今后甚至会遭到唾弃。”[14]

[1] 闵希豪森男爵（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Freiherr von Münchhausen，1720～1797），曾作为军官周游列国，参加过多次战争和冒险，解甲归田之后爱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的传奇冒险经历，多夸大其词。于是后人便将许多离奇夸张的冒险故事附会在他身上，成为后世民间故事中一个重要的题材，随着德国作家比尔格将这些故事编译为《吹牛大王历险记》，这一人物及其故事在德国家喻户晓，流传至今。

[2] 指《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3] 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附录《康德哲学批判》中，叔本华多次使用ens realissimum（最实在的存在者），而不是单独使用das Realissimum。

[4] 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

[5] 参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第185页。

[6] 伊克西翁（Ixion），希腊神话中拉庇泰国王，因为追求赫拉，被宙斯捆绑在永远旋转的车轮上受罚。

[7] 希尔德斯海默（Wolfgang Hildesheimer，1916～1991），德国小说家、戏剧家，剧作多具讽刺荒诞风格。

[8] 黑格尔：《全集》，第4卷，第23页。

[9]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244页。

[10] 此话当源自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中“历史”一节，其中提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不被固定的职业所束缚，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技能，原文中是“……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本书作者在引用时不甚准确。

[11] 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新教神学家，著《耶稣生平》闻名于世，以历史的眼光对宗教信仰进行批判，晚年完全背弃了基督教。

[12] 引自里德尔《黑格尔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第21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42页。

[14] 引自里德尔《黑格尔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第223页。

第十六章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身体的哲学：愉悦在此止步——自我实现与自我消解——利己主义的力量——国家与法——财产——同情之神奇统一——大大的“不”——音乐——否定的旁观者视角——次后和最后

“自由的而不是指向目的和需求的精神活动”（施特劳斯语）的确是叔本华哲学的“生存环境”。这是一种对世界的整体和生命的俯瞰与直观，这样一种全面的观察需要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年少时登山的经历就第一次给了叔本华这样的机会。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如此描述哲学的巅峰：“但在外来因素或内在情绪突然把我们从欲求的无尽之流中托出来，在认识甩掉了为意志服务的枷锁时，在注意力……把握事物……没有利益关切……完全委心于它们时……那么在欲求的第一条道路上永远寻求，而又永远无法企及的安宁就会在转眼之间自动地光临，而我们也就得到十足的怡悦了。这就是没有痛苦的心境，伊壁鸠鲁誉之为最高的善，为神的心境，原来我们在这样的瞬间从可鄙的意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我们欢庆这个安息日，在这一天里我们不再受意志的奴役，伊克西翁之轮停止转动。”（Ⅰ，280）

从“可鄙的意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的人获得了自由，可以全身心地观看意志的表演。而身体就是这出戏的主演。叔本华的哲学就是有关身体的哲学，它将传统的二元论（身体—精神）抛在一旁，而这一哲学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身体就是意志的体现，它成为叔本华整个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则。“意志的每一个真正的活动都立即而不可避免地也是他身体的动作……意志的活动和身体的活动……是同一事物，只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给予的而已：一种是完全直接给予的，另一种是在直观中给予知性的。”（Ⅰ，157）

意志的活动和身体的活动不是同一事物，这一命题正是传统的二元论（身体—精神）赖以成立的基础。自柏拉图以来，意志就被定义为是某种精神的、灵魂的元素，它主宰着人的身体。对于柏拉图而言，认识就是人摆脱身体的控制从而赢得自主独立。这样的认识主宰着身体，因而成为某种“纯粹”欲求的源泉。这种意志是瓦解身体的力量，而身体正是一种死亡的力量、非存在（Nicht-Sein）的力量。柏拉图将身体称为“墓穴”。在西方传统中充满了各种伟大的尝试，试图想象身体不存在。这就必须苦苦寻找到一个能够让身体服从其命令的精神—灵魂的指挥中心。这种想法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在那样的时代里，人毫无防范地把自己交给身体受其操纵主宰，人还无法真正地控制自己的身体，还不存在监护病房、医疗保险公司、口服免疫法。在这样的时代，至少人们必须通过想象来保护自己，使自己免受来自身体的攻击。宣称精神的至高无上表面看来如此光彩夺目，而实际上它却源于某种退守姿态。这种唯心主义并非像今天人们所怀疑的那样来源于对享乐的敌视，实际的根源在于对死亡、疼痛、疾病、瘟疫、久病不愈的恐惧。人依赖身体，因为人热爱生命。唯心主义的关于生殖能力的种种幻想就是在尝试赢得人对身体的主宰，因为身体被认为是死亡入侵的通道。“战争、暴动、争斗的起因不是别的，正是身体及其欲求”，柏拉图写道。对于保罗[1]而言，“肉体”臣服于“死亡法则”。他渴望获得救赎，这并非敌视身体，他向那些按照基督的精神改变自己的人许诺，他们将获得一个“新的身体”。

唯灵论就是想摆脱身体对人的控制，而犬儒派自然总是与此针锋相对。一般而言，犬儒派认为，人能够在自己的身体里找到家的感觉，身处其中人可以惬意自在。即便如此，犬儒派也得服从衰老的规律，身体上的痛苦日益增长，这时人便有摆脱身体的控制获得自主独立的需求。

人们发出肯定身体的呼声，这种闹哄哄的场面中总是充满火药味儿，这种肯定乃是对数世纪之久的唯心主义传统的批判性补充。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或许就是狂欢节，嬉笑促使人们从身体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在这短暂的爆发中世界颠倒了过来。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从对身体的肯定中寻找救赎和救治。这一方案一直为我们保留到了我们的这个世纪，尤其是最近的这十年。整整一代人在历史中寻觅渴望救治的主体，人们将弥赛亚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主体身上。就像过去同无产阶级联合团结那样，人们现在应该和自己的身体结成联盟。人们将会书写历史描绘身体的黄金时代，描绘它也许同样黄金般的未来，要教导人与受奴役的身体团结起来。人们发现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对抗双方是头脑和肚皮。[2]身体变成了承担秘密的载体，只要人们去倾听，它就会向你泄露天机。自此之后，人们便聆听它轻轻道出的隐晦言辞，将那个受医疗保险庇护的身体团团围住，对它进行种种阐释。“感觉”（spüren）变成了通向真理的黄金大道。在“自在之物”的发迹之路上，身体成为最新的变化（Metamorphose）。在这个“自在之物”中同样也蕴含了全部的预言。

叔本华如此卖力地将身体推向形而上学的中心，这并不是因为他要反对唯心主义的灵魂彼岸并建立一个新的此岸宗教，即有关身体的宗教，而是因为他要破除这样一种幻想，即人可以从身体的强势之中逃脱出来。叔本华并没有打算去爱那个主宰着人，也就是主宰着自己身体的那个东西。灵魂升入天国的幻想破灭了，叔本华并不想用另外的一种幻想（身体升入天国）去加以补偿。

意志（灵魂—精神）对身体发号施令，这一传统的构想被叔本华抛在一旁，他将意志的活动与纯粹智性的意志意图区分开来。“指向未来的意志决断只是理性对于人之所欲作出的考虑，原本不是什么意志活动。”（Ⅰ，158）通过理性作出的意志决断是否能够实现，这并非依赖于理性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这一意图能否激发起“我”的意志，而意志则体现在“我”的身体存在的整体之中。理性向意志指出动机，但是意志如何对这些动机作出反应，这就不在理性的力量范围内了。决定并不是在行动之前作出的（即在决定和行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而是和行动本身一同发生的。之前存在一个意图，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作决定。而只有在行动之中并且通过行动才下定决心。叔本华写道：“只有执行才算作出决定。”“我”是谁？“我”不能从“我”自己的意图中确定自己是谁，而只能从“我”的生命的现实的——同时也就是说——获得体现的形态中确定自己是谁。人无法逃避到现实世界之后的某个精神世界之中，寄望于这个精神世界能够赋予“我”的现实生命“更加深刻”的意义或者甚至是赦免。“我”生命中的所有作为就是一本打开的书，里面记录着“我”的身份。“我”之前的欲求造就了“我”现在的样子。意志就在“我”的内部，它不是什么“我”能够“造”出来的东西，意志，它就是“我”，它就这么发生了。叔本华反对传统的意志自由理论，对此他论证道：

这也就是说：在认识之光的照耀下，人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我则相反，我说：在有认识之前，人已是他自己的创造物，认识只是后来附加以照明这创造物的。因此，人不能作出决定要做这样一个人，要做那样一个人，也不能再变成另一个人。他既已是他，便永不更易，然后，逐次认识自己为何物。按旧说，人是要他所认识的东西；依我说，人是认识他所要的东西。（Ⅰ，403）

在叔本华看来，严格地说来，头脑也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因此，头脑的所思所想最终也只是意志的某种活动而已。我们完完全全就是意志，然而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意志以不同的强度、不同的可感知度表现出来。即便是我们身体内的植物性的生命组成部分也是意志，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察觉得到它，在此，我们通常只是在功能受阻的情况下（例如疼痛、不适等）察觉到这种意志的存在。在叔本华看来，人的认识能力无法将此种意志与自己身体上的意志的活动区分开来。叔本华将认识定义为意志的器官，通过它人体构造的种种缺陷才得以补偿。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相比，人的地位是怎样的，对此叔本华写道：“直到这里（在除人之外的自然界里。——作者注），意志是在黑暗里极准确无误地追随着它的冲动，到了现在这一级别（人类。——作者注），它却为自己点燃了一盏明灯。”（Ⅰ，223）这是必要的，为的是让“人，这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可塑性的、需求最多的、难免不受到无数伤害的生物”（Ⅰ，224）能够生存下去。就我们的认识能力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意志的束缚。“认识，从根本上看来，不管是理性的认识也好，或只是纯粹的直观的认识也好……本来就是命定为意志服务的，是为了达成意志的目的的，所以它也几乎始终是驯服而胜任的。”（Ⅰ，225）

叔本华写道：“面对大自然的呼啸咆哮，反省思维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Ⅰ，389）当描绘到精神遭遇身体的颠覆从而颜面扫地时，叔本华施展出了他那着实可观的讽刺才能，使其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大自然的呼啸咆哮，能够让精神颜面扫地的绝佳时机就是：性。还能是什么别的吗？叔本华将性器官称为“意志的真正焦点”。（Ⅰ，452）我们内在的自然（本性）固执地遵循着其种属的目的（繁殖），在我们的意识和感受面前，它把自己装扮成恋爱的感觉（Gefühl der Verliebtheit）。不同的性器官之间彼此寻找，而不同的灵魂之间则相信彼此找到了对方。人只能将自身作为个体来体验，因此出于种属的目的，他们必然受到蒙骗。身体上的性欲和精神上的恋爱是促成的因素。于是人们便在充满情欲的氛围中超越了个体之间的边界。性交之后的沮丧通常标志着人从这种混杂感受中走出来回归清醒。摩尔人的事情办完了，摩尔人可以走了。[3]在叔本华看来，在动物王国里，自然的表现方式更加“简单”：在交媾完成之后，雄性或被杀死，或者自杀。在人类世界中存在某种神话，即在爱和死亡之间有某种令人着迷的关联，此种关联的日常表现形式就是某种“婚姻家庭的折磨”。“自然……以它全部的力量在鞭策着人和动物去繁殖。在繁殖以后，自然与个体一起达到了其目的，之后自然对个体的死亡就完全不关心了。因为它和生命意志一样，所关心的只是种属的保存，个体对于它而言算不得什么。”（Ⅰ，452）

“认识为意志服务”，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性，性作为超越个体的力量能够让人焦心地等待守候。正因为性是“意志的焦点”，叔本华做了坏的打算，在那些人们猜测不到的、偏僻的生命地带中苦苦寻找那些隐秘的性冲动。叔本华的这些“心理学”观察为后来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工作做了前期的准备，这些勤奋的观察大量地散见于日后撰写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第二卷和《附录和补遗》之中。在第一卷中，叔本华只是一气勾勒出了他整个形而上学的轮廓，可是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搜集到足够的材料，因此无法对此展开逐一细致的研究。虽然在第一卷当中他只用了为数不多的几页纸来讨论性，但是性这一主题却具有核心意义。因为正如他所体验到的那样，对于他而言，性已经变成了某种让人备感折磨的意志行为的模式。正是从这里出发，叔本华对意志的判断便附加上了某种情绪。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之前叔本华谈及了巨石以及将巨石向中心点吸引的重力，而此时在谈到“无尽的追求”这一关键词时，他过渡到了无尽的繁殖这一话题上：“动物的生活过程也是这样的：生育是过程的顶点，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这一代的个体的生命就或快或慢地走下坡路，同时自然地，一个新个体便起而保证了这物种的继续生存且又重演这同一过程。”（Ⅰ，240）在注重代代传承的同时，单个的生命体受到漠视，无足轻重。由于人将自身作为个体来体验，因此他的不幸之处在于，他在自己身上能够意识到自然的这种无所谓的漠视态度。在性问题上，他可以体验到这一点，正是性把他突然抛到了动物王国之中。在性交的这一刻，他变成了隶属于某个属种的动物。叔本华很难承受这种“自下而上”的伤害，要知道他一贯“自上而下”、从“优良意识”出发嘲讽那种胆战心惊地死守个体化原理的行为。在他那秘不示人的手稿本中，叔本华这样写道：“想想那最美丽迷人的一对儿……就在它们享受情欲的那一瞬间，就在开始‘成事’的最初一刻，一切的玩笑、所有的温文尔雅顿时消失殆尽。这时优雅让位于某种深刻的严肃。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严肃呢？这是一种动物所具有的严肃。”（HN Ⅰ，42）对于叔本华而言，在这样的“严肃”时刻，愉悦停止了——这是一种情欲带来的愉悦，这是一种那个时代的自然哲学让人感到的愉悦，这种自然哲学以一种近乎情色的方式去体会自然。在手稿本中，叔本华将这些自然哲学家（指的是谢林、斯特芬斯、特洛克斯勒[4]之流）称为“一类特别的傻子”，他们对自己谈论的东西一窍不通。他们把自然变成了自己柏拉图式的恋人。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风险，他们只能通过自然寄托自己的相思。“试试看，让自己完全成为自然，一想起来就让人震惊：如果你下不了决心在紧急情况下毁灭自己，也就是说为了你毁灭所有的自然，那么你就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宁。”（HN Ⅰ，27）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以一幅出色的画面捕捉到了这种震惊：“正好像一个船夫，他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驾着一只小船，山一般的波涛在起伏咆哮，他却信赖这一叶扁舟。一个个安然端坐在充满痛苦的世界正中的人也就是这样信赖着个体化原理……无边的世界到处充满着痛苦，在过去无尽，在将来无穷，那是他体会不到的，在他看来甚至只是一个童话。他本人最终将消失，他的在场没有任何拓展的空间，他的快意稍纵即逝，然而在他看来，他这个人、他的在场、他的快意都是具有真实性……直到这一天到来之前，仅仅只是在他意识的最深处有那十分模糊的冥悟在活跃着，亦即悟到所有那些痛苦究竟并不是那么陌生的，而是与他有关联的。在这种关联之前，个体化原理也不能庇护他。所有的人……所共有的、无法消除的共同的恐怖就是从这种冥悟中产生的。人们如果由于某种偶然事件而在个体化原理上被弄昏了头脑……这种恐怖就会把人们摄住。”（Ⅰ，482）

在叔本华那里是令人“恐怖作呕”的东西，到了浪漫派的自然哲学家那里（人们总爱将叔本华归在他们一边）就变成了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比如说诺瓦利斯同样也描绘了一幅大海的画面，画面所描绘的情绪是日后被弗洛伊德称为自我消解的“海洋感”（ozeanisches Gefühl），这种感觉对于诺瓦利斯本人而言是某种充满诱惑的东西：“谁会不动心……大自然的内在生命完完全全地进入了他的心灵，于是心中跳动着喜悦！这种强烈的感觉——找不到比爱和情欲更好的词语来定义它——传遍了全身……在大自然晦暗的、充满诱惑的怀抱中，他处于甜蜜的恐惧之中。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快乐中，可怜的人将自己吞噬。除了那个无限生殖力的焦点、那个巨大海洋中吞噬一切的旋涡之外，一无所剩。”[5]

无论是在诺瓦利斯那里，还是在叔本华那里，在自然超越个体的强力碰撞面前，个体变成了“可怜的人”。尽管如此，浪漫派仍在冒险尝试，在把自己交给自然（“我不会将自己庇护起来”——艾辛多夫）的过程中获取快乐。这种自我消解具有某种诱惑力，这些不请自来的狄奥尼索斯式的旁观者充满幻想以致无法看清这一层，叔本华对此提出了批判。沿着我们自己的内在自然的足迹，我们根本无法抵达某个提供庇护的“母性王国”（Reich der Mütter）（歌德语）。在那里我们经历的不是慰藉，而是骚动。浪漫派人物斯特芬斯写道：“我们的大地依偎在我们的身上，它的一举一动都与我们的内心结伴。”[6]可是叔本华说，大地根本就不愿搭理我们，他以我们之死保存了我们这个种属的生存，不，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大地结为伙伴。虽然，我们完完全全就是自然——在这一点上，叔本华赞同浪漫派的说法——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听凭自己忍受它的绝情、纷争和分裂。“这样我们在自然界中就到处看到了争斗，斗争和胜败无常，转败为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此后还要更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意志有着本质上重要性的自我分裂……这种普遍的斗争在以植物为其营养的动物界中达到了最显著的程度。在动物界自身中，每一种动物又为另一种动物的俘虏和食料……每一种动物都只能通过不断取消异类的存在以维持它自己的存在。这样，生命意志就始终一贯是自己在啃着自己，在不同形态中自己为自己的食品，一直到了人类为止，因为人制服了其他一切物种，把自然看作供其使用的一种产品。然而就是在人这一物种中……人把那种斗争，那种意志的自我分裂暴露到最可怕的明显程度，而‘人对人，都成了狼’了。”（Ⅰ，218）

受到意识主宰的个体除了利己之外别无他法。因此按照霍布斯（正是他将“人对人，都成了狼”这句谚语作为其国家哲学的人类学基础）的看法，社会就是各种利己主义之间的潜在战场。在此，叔本华有了一个转变，那就是将个体的利己主义概念和他的先验哲学的基本观点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转变令人惊讶，但就其本身而言可以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是：虽然所有一切事物“就其本身”是意志，但是个体身兼欲求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双重身份，它在除己之外的其他一切事物中看到的意志仅仅是“表象”，只有在自己的身上，个体才体验到这个意志同时也是某种内在的实在性。也就是说，所有现象的基础，意志，“也就是真正的实在，它（意志[7]）只能直接在自己的内部找到”。（Ⅰ，454）叔本华继续写道，由此可以说明“每一个个体，尽管它在无边无际的世界里十分渺小，小到近于零，何以仍然要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何以在这一自然的立场上不惜为它的生存而牺牲一切，不惜为它自己这沧海一粟得以保存得更长久一点而毁灭这个世界。这种心理就是利己主义，而这是自然界中每一事物本质上的东西。不过也正由于这利己主义，意志和它自己的内在矛盾才得以可怕地公开展现……所以一面是每一个体自己都作为完整的意志和完整的表象化者而直接被知，另一面是其余的个体就得仅仅是作为它的表象而被知；因此对于这一个体，它自己的本质及其保存就要置于一切之上了。对于自己的死，人人都将之视为世界末日似的；对于他那些熟人的死……就只当作一件与己不甚相干的事情听听罢了。在已上升到最高度的意识里，在人的意识里，利己主义也必然和认识、苦乐一样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而以利己主义为前提的个体斗争也必然会以最可怕的形式出现。这一点是我们到处看在眼里的，是在大小事情中都看得到的。不过有时是在可怕的方面，在无道的暴君和恶人们的生平之中，在为祸全世界的战争中看到，有时又在滑稽的方面看到……不过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显著的是任何一群人在一旦解除了一切法律和秩序的约束时，那时立刻就会出现最明显不过的‘人自为战’（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作者注），霍布斯……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一场面。”（Ⅰ，45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叔本华依据霍布斯的学说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国家理论：国家给“肉食动物”戴上一只“嘴套”，它们虽不会因此变得善良些，但这样它们“就会像食草动物那样产生不了什么危害”。（Ⅰ，473）国家在总体上是一个防御性的强制性装置。每个人都想做非义之事，但没有哪个人愿意忍受非义。既然叔本华在人类学上的根本范畴不是道德而是意志，那么对于他而言，首先不存在什么正义感，而只存在人遭受非义时感到的痛苦。当自己的、从个体出发的意志空间（Willensphäre）受到侵犯、侮辱、伤害时，痛苦就产生了。每个个体随时准备着去侵犯其他个体的意志空间，可与此同时，在自己的意志空间里，他又必须使自身免受这种侵犯。对他人的侵犯必然把个体自己吓坏了，正是这种害怕将个体保护起来使其免受来自其他个体的侵犯。

叔本华明确地反对一切自康德之后形成的国家理论。这些理论要么期望国家能够使人向善，使人变得有道德（谢林、黑格尔），要么认为国家是一种更加高级的人类组织形式（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等人）。在叔本华看来，国家只能使人免受其自身的伤害，但无法使人向善。国家是一部社会机器，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能够将集体的利己主义和集体的求生愿望结合在一起。“国家……既不是根本反对一切利己主义，也不是反对利己主义的利己。而是相反，国家恰好是从总括起来的共同的自私中产生的，并且是专为这种利己主义服务而存在的，此中一切人有着自知之明而按办法办事，从片面立场走向普遍立场。国家是在纯粹道德性的不可期，亦即纯粹出于道德理由的正义行为不可期这一正确前提之下建立起来的，要不然国家本身也就是多余的了。所以国家不是为了反对利己主义，而是为了反对利己主义的那些有害的后果而建立的，亦即反对一众自私的个体彼此互施的伤害，保护他们受此损害的福利。”（Ⅰ，472）

叔本华所希望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这些目的，并用强大的权力手段装备起来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不应当仅仅是外在的权力。正因为叔本华没有赋予国家某种在道德方面的能力，所以国家与国民的内心无涉，也就无法对其发号施令：“国家根本一点也不理会单纯的意志和居心本身，而只关心实际行动……对国家而言，实际行动、事态是唯一的实在。而居心、意图之所以被探究，这只是为了从中可以看出实际行动的含义。因此，国家不会禁止任何人在他的思想中经常藏着谋害毒杀别人的祸心，只要国家已确知对于剑和轧轮的恐惧会不断阻止那祸心真正起作用。国家也没这么个愚蠢的计划，要消灭不法行为的心理倾向，消灭恶毒的居心，而且是在每一种可借以实现不法行为的动机旁边，总要在无可幸免的刑法中列上一个分量更重的、用以打消不法行为的动机。”（Ⅰ，470）

叔本华想要的是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而不是像浪漫派那样把国家作为一个承载生命意义的装置。叔本华的老师施莱尔马赫曾写道：“有谁将人所创造的最美的艺术作品（国家——作者注）……仅仅视作某种必要的坏东西……那么他必然感到这是一种限制，而国家则注定是他生命获得最高层次的有力保障。”[8]

而对于叔本华而言，国家的的确确是某种“必要的坏东西”。

本着荷尔德林的警告“如果人将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天国，那么他也就将国家变成了地狱”，叔本华想要的不是一个具有某种心灵的国家，因为这样它就有可能将手伸向国民的心灵。叔本华捍卫思想的自由，没有丝毫妥协。在这里，不允许存在维护国家这一准则。因此他把所有的嘲讽一股脑都倾泻到了黑格尔的头上，他揭露说，黑格尔以普鲁士国务部的指令和提纲为素材建立起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

与其国家理论相关，针对财产问题叔本华还提出了一些极为大胆的观点。叔本华问道，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如何保护财产。用他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个体要求获得财产，那么这份财产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个体的意志空间呢？叔本华坚定地从与身体紧密相连的意志的层面出发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财产只能是……他的（人的。——作者注）自立劳动的获得。所以如果拿走别人的财产就是从客体化于该人身体中的意志那里拿走这个人的体力，以使这份体力为在另一身体中客体化了的意志服务。”（Ⅰ，459）

简而言之：正如应该保护身体使之完好无损一样，财产也理应得到保护，财产就是作为“劳动的果实”而存在的。“道德的财产所有权”是“完完全全以劳动加工为根据的”。（Ⅰ，460）根据这种说法，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劳动而累积起来的财产就是偷窃。

可是不管怎么说，叔本华就是靠着父亲留下的遗产生活，他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戏剧性的冲突：当精神与利益迎面相撞时，丢脸的总是精神。平素叔本华就想过一种收入优厚、无须做什么事情的清闲生活，而他自己建立起来的财产理论则将他置于非义的境地。因此他必须修正自己的理论，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个位置。他只用了唯一的一句话（在他那里，即使是一个借口也要言不烦）就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正是这一句话使他那刚刚建立起来的财产所有权理论失去了所有的锋芒和极端：“在道德上有根据的所有权，如我们上面所引申的那样，在其本性上就赋予所有人以支配其所有物的无限权力，和这所有人对于他自己的身体有着无限的支配权一样，因而他可以用交换或赠与的方式把他的财产转让给别人，而别人便拥有了和他一样的道德的权利并占有这份财产。”（Ⅰ，461）

原来如此：他获得了父亲“转让”给他的遗产，他便因此被填入了父亲意志空间的权利之中，而且就财产而言他也与父亲一脉相承，因此对于那份投胎到他那里的财产他便拥有了合法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也正由于此，他日后将1848年革命视作痞子的暴动，这些痞子们正是冲着他的那些合法财产来的。

叔本华在对正义/非正义和国家进行相应分析时始终强调，他并不想制定什么规则和道德规范，而只是在进行纯粹的描写，只是在观察确实存在的东西。意志统治着世界，不存在什么道德能够有效地阻止意志的所作所为。因此自始至终，叔本华论证的出发点不是正义感，而是承受非义的人身上的不言自明的痛苦，人们可以将其解释为是对不自由的意志空间的伤害。对于叔本华而言，不存在某种可以与之相较的内在自明性（innere Evidenz）能够促使人从事正义的事情。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潜在的贪得无厌、无所顾忌的特性，对于他人的意志空间毫无敬意。人们害怕承受非义所带来的痛苦，正是这种害怕能够起到一种平衡作用以遏制自身意志的这种贪得无厌。有人一再声称存在这种内在的自明性（“良心”，“绝对律令”），在叔本华看来，这只不过是某种理想的抽象幻觉，这种理想把自己与现实混淆在了一起。

一直以来，人们不仅尝试着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共处状况，而且还要改善人本身。叔本华当然知道，此类尝试一次又一次蓬勃兴起，尤其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叔本华掩饰着自己的幸灾乐祸，他一贯指出，如果将人类比作病人，每一次所谓的“进步”只是在折磨这个病人，而不是使之痊愈。因此叔本华认为，如果乐观主义仅仅意味着自鸣得意，并且声称人类必须劳作几千年为的就是使当前的这一代人获得成功和幸福的话，那么这种乐观主义简直“卑鄙邪恶”，有时候也很“愚蠢”。鉴于最近这段残酷的历史，充满悲观主义的叔本华似乎站在了时代高点之上。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什么有目的性的计划行为，而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来观察——同类事件的盛大狂欢。叔本华认为，只要站在意志哲学的立场上就能够发现：“在人世正如在戈齐[9]的喜剧中一样，在所有那些剧本中出现的总是那些相同的人物，并且那些人物的企图和命运也总是相同的。尽管每一个剧本都有各自的主题和剧情，但剧情的精神总是那么一个，而且这一剧本中的人物也一点儿不知道另一剧本中的情节，虽然他们自己也是那一剧本中的人物。因此尽管有了此前各剧中的所经所历，但是剧中人物班达龙并没有变得敏捷些或者慷慨些，达塔格利亚也没有变得谨慎老实些，布瑞格娜没有变得胆壮些，而戈隆宾涅也没有变得规矩些。”（Ⅰ，263）

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意志随时随地将同一出戏搬上舞台，自持的智慧发出指令，不要过度地允许自己站到傻子一边，这太令人痛心了。在叔本华看来，在政治、国家、法律这些领域当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巧妙地与意志的强势周旋。政治的任务只能是：避免出现更坏的情况。

在这个时代里，有人（拿破仑）宣告政治就是“天命”；在这个时代里，整个的人意欲通过政治实现自我，而政治也反过来侵犯到整个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叔本华所主张的是一种高度精简的政治概念。

坦率地说，叔本华对历史、法律、政治的判断源于他那袖手旁观者的视角，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观察，一切才变成了狂欢。哲学家要最后一个才发笑，为的是不让人笑话他。他要提防着圣灰星期三[10]，为此他远远地避开狂欢。这就是叔本华关于幸福的策略。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前三卷汇集了对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的种种分析，这一切的灵感除了源自那个大大的“不”之外还能是什么呢？而这本书的第四卷，也就是结尾的那卷就是献给这个“不”的。

直至现在，叔本华向我们介绍的那个意志是一种无法逾越的现实力量。而现在又冒出了一个对意志的否定。这种否定从哪里来，又会引向何处呢？

这种对意志的否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在叔本华对艺术的论述中已经预先尝到了些滋味。按照叔本华的理解，在艺术家和那个让自己受艺术感染的人那里，艺术创造了一个意志丧失的瞬间。也就是说，在艺术诞生和人们观赏艺术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对意志进行否定的意味。可是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关于意志的形而上学，那么对意志的否定究竟有无可能呢？

意志是我们内在之中的“自在之物”，可是它并不能为我所用。叔本华教导我们，意志就是我们的存在，我们无法逾越它。不要忘记：叔本华无须费劲领会理解便已经对这种意志丧失条件下的心醉神迷状态了如指掌。因此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意志之否定所源出的认识既然是直观的，而不是抽象的，那么这种认识也不能在抽象概念中而只能在实际行动……中得到充分的表现。”（Ⅰ，521）

叔本华不想把对意志的否定作为可能的姿态从概念上予以魔法般的呈现，但是他却想使这种否定能够让人理解——在他那意志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之中。

如果叔本华守着这个框架，那么他就必须将意志之否定解释为某种意志事件本身，而不是某种独立于意志，甚至是凌驾于意志的认识所产生的效果。他的意志形而上学所具有的极端的内在性禁止任何更高的强力的干涉，如果他在别人那里发现了这种强力的干涉，那么他一定会对此嘲弄一番。叔本华其实不该说（可是他偶尔会这么做）什么意志被认识“斫伤”的话，而是一定要说：意志“熄灭了”，“转向了”，“回归了自身”，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某种心醉神迷的、否定性的世界认识。简而言之：叔本华要让人们理解意志之否定，但意志之否定首先是存在事件，而不是认识事件。因为意志就是一切，因此意志无法被他物否定，而只能被它自己否定。对于身为意志形而上学家的叔本华而言，对意志的否定只可能是意志的自我扬弃。

叔本华正在为过渡到意志之否定的概念玄思做着准备，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凭借的乃是他有关同情的理论。

对于叔本华而言，同情不是道德上的要求，而是某种伴随着强烈感受的体验。这种体验有时候仅仅是灵光一闪，这种体验就是：我身外的一切同样是意志，和我自己一样，它们也承受着所有的痛苦和折磨。对于那个能够感受到同情的人而言，“摩耶之幕已经是透明的了，个体化原理再也蒙骗不了他。他在任何生物中，从而也在受苦的生物中辨认出了他自己，他本身，他的意志”。（Ⅰ，508）同情是一种个体的、意志的自我体验，没有个体的、意志的自我贯彻参与其中。同情是一种能力，它可以使人在特定的时刻里将自己身上的意志体验的强度扩展到自己的身体边界之外。“我”内部的意志保存了所有的力量，但是这力量不再是在贯彻自我的前沿阵地上发挥作用。意志处于某种独特的弥散状态，它不再集中于自己的身体之中，而是四处发散开去，它无法区别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Tattwam asi！”（一切皆是你！）[11]。

叔本华借用这句古印度短语描述了同情的同一性体验，他以此为出发点过渡到了否定的玄思之中，这种玄思高于任何的理性，在聪明人看来愚蠢之至。

就是说如果摩耶之幕，个体化原理，在一个人眼前揭开了如此之宽的缝隙，以至这人不再自私地在他本人与别人之间作出区分……于是这样一个人，在一切事物中都看到自己最内在的、真实的自我，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一切有生之物的无穷痛苦看作自己的痛苦，也必然要把全世界的创痛作为自己所有的创痛。没有哪一种痛苦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他认识到了整体，体会了这整体的本质，发现这本质永在不断的生灭中、在无意义的冲动中、在内在的矛盾和挥之不去的痛苦之中。无论向哪里望去，他看到的都是受苦的人类、受苦的动物界和一个正在消逝之中的世界。但是他现在关心这一切，正如利己主义者只关心他本人一样。对于世界既然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怎么教他用不停的意志活动来肯定如此这般的生命，由此而更紧密地把自己束缚在这生命上，总是更紧紧地抱住这生命呢？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还被束缚在个体化原理和利己主义之中，只认识到个别事物和这些事物对于他本人的关系，于是这些事物就成为他欲求的动机，而这些动机总是不断地更新；那么相反的是，上述对于整体大全的认识，对于自在之物的本质的认识就会成为一切欲求的和每个欲求的镇静剂。意志从此便背弃生命：生命的享受现在使他战栗，他在这些享受中看到了对生命的肯定。此时，这个人便达到了自动克制欲求且与世无争的状态，达到了真正的泰然自若和完全的意志丧失状态。（Ⅰ，514）

这一过渡的中心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述，容易造成误解。

叔本华写道，“对于世界既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人应该怎样“用不停的意志活动来肯定如此这般的生命”呢？仿佛任何一种意志都可以从自身之中获得力量，似乎这种认识就可以剪碎那根将我们束缚住的绳索。叔本华的这番表述让人觉得，好像对意志的否定最终不过是这样一个问题似的，即人从理智上能否做到坚定不移。这几乎又回到了康德主义：“品德”被极端化后变成了否定此世的禁欲主义，而其源头正是某种充满德性的理性所具有的力量。叔本华写道：“对自身本质的充分认识”变成了“一切欲求的镇静剂”。为了防止重新陷入康德主义对理性的虔诚之中，叔本华提醒人们注意“抽象认识”和“直观认识”。一道鸿沟将两种认识分了开来。“直观认识”更多的是与灵感打交道而不是与概念性的理解打交道，更多的是在使人皈依而不是让人信服。在此，叔本华形象化地用克劳狄乌斯那充满虔诚的“复活”概念引证自己的观点。叔本华让人们注意圣徒和禁欲者，他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使这种否定成为现实。就是这样：否定根本就不一定要在某种特别的智性认识之中表达出来，它体现在行动和生活方式之中。每一个与此有关的讯息都是一种不完全的翻译，它使用的是一种时间的语言（Sprache der Zeit）：某人将一些教条纳入自己的理性之中，“依据那些教条”，这种否定性的姿态会对自身作出阐释，根据这说话人的身份不同（基督徒、无神论者、佛教徒等），阐释也会大不相同。这种教条主义的自我阐释就是为了“让理性得到满足”。（Ⅰ，520）可是否定本身并不是理性认识的工作。叔本华动用了“恩选”这个基督教的术语，为的是清楚地表明，否定之神秘并不是决心的产物，神秘之处在于这是一种际遇：人无法找到它，它会降临到某个人的头上。叔本华刻画了认识在否定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这种刻画一直摇摆不定，甚至自相矛盾。叔本华刚刚还这样写道：“因为如果已经有了生命意志，那么，生命意志作为唯一形而上之物，作为自在之物，就没有一种暴力能够打破它……至于它自身，除了通过认识，什么也无法取消它。”（Ⅰ，544）可是隔了几行，正如一贯的那样，这种认识所具有的力量又被解释为意志被扭转之后所具有的自然之力：“大自然正是把意志引向光明，因为意志只有在光明中才能得到救赎。”（Ⅰ，544）那么对意志的否定本身还是某种行动（一次最终的行动？），是这种意志在其自身发展历史上的一次行动。由此看来，对意志的否定并非战胜了生命意志，而是意志的自我扬弃，颇具神秘色彩。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翻来覆去的探究之后，叔本华在末尾处写道：“意志的某种自由行动最终起到了镇静剂的功效。”（Ⅰ，549）

如果一切都归于宁静，如果世界能够在不偏不倚的观察中映射出自己就像在清澈无澜的水面上映出自己的倒影一样，如果身体不再消磨我而只是一个“微弱的火花”，那么——叔本华喃喃自语——在消逝之中或许也就蕴藏着再一次辉煌的光临：“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存后面还隐藏着别的什么东西，只有摆脱了这世界才能接触到这个东西。”（Ⅰ，549）

叔本华的这部著作是以这番话作为结语的：“我们……坦率地承认：在彻底地取消意志之后所剩下来的，对于那些通身还是意志的人而言当然就是无。不过反过来看，对于那些意志已经倒戈而否定了自身的人而言，则我们这个非常真实的世界，包括所有的恒星和银河系在内，也就是——无。”（Ⅰ，558）

叔本华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吗？他既不是圣徒，也不是禁欲者。就算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也不是法兰克福的“菩萨”。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身体折磨成“微弱的火花”，相反他甚至近乎强迫症似地精心照料和保养着自己的身体。可是他也谈不上洁身自好，哪怕是对于性病的强烈恐惧也无法阻挡他寻欢作乐。他擅长否定，只要涉及的不是他本人的意志。他很善于让别人尊重他的意志，有时候甚至态度粗暴。这个发出敲打之声的幽灵[12]也有表现出“优良意识”的时候。但是他终其一生是一个醉心于否定的旁观者，他发誓要完成自己的功业。也正因为他始终是一个不请自来的旁观者，因此他尤其钟情于那个跨越界限的时刻，对于他而言，这就是艺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最动人的地方就是那些谈论音乐（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边缘现象）的段落。在音乐之中，“自在之物”，意志，作为一种纯粹的表演在场，它不体现象征着什么。所有的东西再一次汇聚在那里，就像是来参加告别，但是现象世界已经消失了：“那么音乐……完全不依赖于现象世界，简直是无视现象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令这世界全不存在，音乐却还是存在。”（Ⅰ，359）音乐就是整个世界，可是它没有实在的形体。音乐拿出来的是“事物的核心”，在音乐中，“我们本质中最深处的内在成分被表现了出来”。（Ⅰ，357）“自在之物”，它在音乐之中实实在在地引吭高歌。

如上所述，这一切都是旁观者的视角。意志没有被否定，它只是（在艺术中）暂时失去了压倒一切的强力。在艺术之中被直观的意志也上演了“富有意味的一出戏”——“脱离了痛苦”。（Ⅰ，372）

人不一定要在否定之中离去，如果——在艺术中——有这样的机会出现，让人在看世界的时候仿佛感觉自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他也可以留下来不走。

似是而非的生活，似是而非的否定：既不是禁欲者也不是圣徒的叔本华在两者之间保持着平衡。贪吃的叔本华在享用丰盛的午餐之间总要吹一个小时的笛子，罗西尼的《天籁之声》。叔本华的“优良意识”只能让他在短时间内心醉神迷。神圣感或者是长时间的心醉神迷他只能从身体上获得。很可惜，尼采没有从他身上学会这一点。因为叔本华要和最后，即否定同在，因此对于他而言，次后的音乐就变成了最后的。此外，身为哲学家，叔本华要谈论一切。这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让他留下来。毕竟叔本华还必须翘首等待，看看这部被送到世上的著作在读者那里的反响如何，看看他的这份关于否定的公告是否能够获得人们的肯定。

[1] 保罗（Paulus，？～60/62？），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保罗书信》的作者。

[2] 在德语中，头脑（Kopf）和肚皮（Bauch）分别象征着精神与肉体。

[3] 这句话出自席勒的戏剧《斐耶斯科的谋叛》第三幕第四场结尾处摩尔人（非洲黑人的旧称，剧中的这个摩尔人是斐耶斯科派出的密探）的一句台词。这句台词在现代德语中已经成为一句成语，意为“某人做了该做的一切后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感觉不平”。

[4] 特洛克斯勒（Ignaz Paul Vital Troxler，1780～1866），瑞士哲学家、医生、政治家，早年信奉谢林学说，之后在雅各比和瓦格纳的影响下走出了谢林哲学的影响。

[5] 诺瓦利斯：《文集》，第一卷，第227页。

[6] 斯特芬斯：《人之本质》，第14页。

[7] 原文括号中为“客体”，为本书作者所加。经比对叔本华原著，此处之代词“它”当指“意志”，就此订正。

[8] 施莱尔马赫：《独白》。

[9] 戈齐（Carlo Gozzi，1720～1806），意大利童话剧作家，其作品多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和意大利传奇故事，强调剧情的离奇和场面的华美，反对哥尔多尼的现实主义戏剧，其代表作有《三个橙子的爱情》《图兰朵》等。

[10] 圣灰星期三（Aschermittwoch），四旬节（斋期）的第一天，狂欢节结束，按习俗要把圣灰撒在忏悔者头上。

[11] 梵文“一切皆是你”的意思是，宇宙万物和每个人的灵魂皆是一体，都是同一材质构成。

[12] Poltergeist/Klopfgeist，民间迷信中的某种幽灵，他通过发出敲打之声引起人的注意，此处指叔本华。

第十七章

与布罗克豪斯的激烈争执——首次意大利之行——艳遇——格雷科咖啡馆内的争吵：“让我们把这家伙扔出去！”——返回德国——财务危机，家庭内的争吵——阿图尔和阿黛拉

1818年春天，修改初稿的工作尚未完成，叔本华通过比登费尔德男爵牵线搭桥与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建立了联系。就在一年以前，母亲约翰娜就在后者那里出版了自己的第四部书，《躲避到莱茵河畔》。可是由于家庭内部的纷争，叔本华不便利用母亲的关系。虽然这位进行哲学思考的儿子没什么名气，但是叔本华这个名字所享有的声誉还是为他打开了大门。仅凭那充满自信的“报盘”本身或许他尚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他在给布罗克豪斯的信中写道：“我的这部作品是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毫无虚言，说到新，它不在于将现成的东西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是一系列高度关联的思想，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这样的思想。”（B，29）对待前代和当代的哲学，他措辞激烈。照他的话说，这部书与“当代哲学的毫无意义的鼓噪喧嚣和前康德哲学的平庸之谈”（B，29）有着天壤之别，这部作品原本是无价之宝，因为其中倾注了他的整个生命。因此他向出版商提出要求，首先这部书的外观要有模有样：印刷要精良，校对要仔细，纸张要好。至于润笔费则“不值一提”：40杜卡特[1]付稿纸钱，40杜卡特则是整本书的稿酬。他认为，从长远看出版商不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本书……日后会成为其他千百本书创作的源泉和动因”。（B，29）

叔本华并没有事先拿出一些章节给人看看，于是布罗克豪斯只能在不知道内容的情况下购买书稿。但他还是买了。

弗里德里希·阿诺尔德·布罗克豪斯是一位果敢的商人，在短短几年间，他使出版社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百科全书》项目事后被证明是一座“金矿”，他花了少得可笑的钱从破产的出版家洛伊波尔特那里买断了这部书的版权，然后在自己的组织下于1811年将这一项目最终完成。布罗克豪斯是一位埋头实干的启蒙主义者，他也会遇上新闻检查的麻烦，冒一些风险。在拿破仑占领期间，也和那些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反对派保持联系。出版社还经营《德意志通讯》，它在1813～1814年成为反拿破仑联盟的半正式的机关刊物。当形势不再那么危险之后，布罗克豪斯又再版了《受奇耻大辱的德国》。多年前，书商帕尔姆就因印制这本宣传小册子被拿破仑下令枪决。布罗克豪斯所冒的风险都是事先掂量过的，他不是那种为了政治理想甘愿以身试法的人。他要涉足文艺的各个领域，比如口袋本的女性图书、游记、纯文学作品、学术论著。哲学的声誉对他颇具吸引力，可是在他出版的图书中哲学作品寥寥无几。于是，一位签约作家的哲学家儿子也在自家出书是个好主意。1818年3月13日，布罗克豪斯在给叔本华的信中写道：“阁下的垂询让我……受宠若惊。”（Bw，14，224）叔本华回信表示感谢，并且请求签一份正式的合同。他提醒对方，这本书可能会遭遇新闻检查方面的麻烦，因为他的这本著作与“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相矛盾，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本书有可能要在别处印刷和出版，也许是在梅尔瑟堡，那里显然要自由些。叔本华认为，这对于出版商而言，反正没什么坏处，“而且众所周知，一本书遭禁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情”。（B，32）

叔本华催促尽快出书。这本书要赶在秋季书市之前出版，之后他就要去意大利旅行了。叔本华在夏天如约交付了书稿，他焦急地等待着第一批校样。叔本华对出版社的内情不甚了解，仅仅过了两个星期，他就认为必须要给布罗克豪斯提个醒。又过了一个星期校样还没有到，于是叔本华便出言不逊。他说，布罗克豪斯不要盘算着像打发那些“《百科全书》的作者和类似的蹩脚多产作家”那样打发他，“除了凑巧大家都用笔墨写字之外”，他与那些人毫无共同之处。那位《百科全书》的出版人对这番侮辱之词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他寄出了第一页的清样，此外什么话也没有说。对于叔本华而言，这简直太少了，按照这样的速度，这本书根本无法在书市前出版。他非常恼火，提醒对方遵守约定的时间。“和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打交道，对于我而言，没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了。”（B，40）为了证明出版人对这件事情是当真的，他要求立即拿到稿酬，接下来的一句话使得叔本华和出版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彻底受损：“从多方面获悉，您总是拖延稿酬，而且您对此好像并不在意。”（B，41）布罗克豪斯的答复是：“您提到，您……听说我拖延稿酬，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要求：您至少说出一个作家的名字让他和我对质，如果您做不到，我就认为您不是一个正人君子。”（Bw 14，243）叔本华没有接这个茬，他在另一封信中又一次催促稿酬。布罗克豪斯中断了联系，他按照合同将书付印，可是从此再也不愿与这只“拴着链条的狗”（布罗克豪斯在别人面前这样称呼叔本华）打交道。他在1818年9月24日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关于您在前些时候的一封信中那句侮辱人的话，我曾……期望您给出证据或者撤回这句话，可是两者都没有，既然如此，我便依照此前的声明从此将不把您视为正人君子。因此，以后我们彼此之间便不再有书信往来，而且我也将不再接受您有可能的来信，因为您在信中表现出来的粗鲁和缺乏教养，让人觉得您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更像是一个车夫……我担心您的著作印出来只是一堆废纸，我只希望这个担心不会成为现实。”（Bw 14，244）

可以预见的是，这部书在书市之前是无法问世的了。于是叔本华放弃了等待，1818年10月他开始了计划已久的意大利之行。1819年初，当他在罗马的时候拿到了刚刚印刷出来的新书。

叔本华与布罗克豪斯之间的融洽关系之所以最终破裂，原因很简单：叔本华心中既焦急万分又十分害怕，他无法预料登台亮相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子。

在启程赴意大利之前，叔本华再一次写信给歌德，而后者的《意大利游记》恰在一年前问世。叔本华写道，他完成自己“每天的工作”，他再也不会使其“更好、内容更加充实”，现在他要去那个“柠檬开花”的国度，“在那里我听不到否定的声音、所有文艺报刊否定的声音”。叔本华请求歌德给予他此次的意大利之行一些“建议”和“指导”。正如叔本华在色彩学方面沿着这位“代父亲”的足迹前行一样，他作为一个旅行者也是如此。这样一个话题歌德必然烂熟于心，因为当他南游之际追寻的就是自己父亲的足迹。[2]

歌德的回信简短而友好，不过没有给予“建议”和“指导”。他写道，自己将拜读“这位值得尊敬的同代人”的大作。此外，他还附上了一封推荐信，收件人是拜伦勋爵。

拜伦勋爵此刻正在威尼斯逗留，阿图尔将于1818年11月初抵达那里。

拜伦正在写作亚美尼亚语—英语比较语法。这时的他正卷入一桩与圭齐奥利伯爵夫人之间的风流韵事，每日清早在海滩边纵马飞驰。叔本华就曾在那里见过他的身影。当时一位女士正陪伴着叔本华，当她看见那位策马扬鞭的唐璜时兴奋地发出尖叫。叔本华顿时心生忌妒，于是便放弃了凭借歌德的推荐信与那位爵爷见面的打算。可是日后他会很恼火，因为“女人们”又一次阻止了他去做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叔本华在威尼斯的第一个星期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日后在与人的一次谈话中讲述道，他在意大利“不仅仅是欣赏了美，而且还享受了众多的美人”。（G，133）这话不免有些夸大个人魅力之嫌，因为在另一次谈话中，叔本华在回顾意大利之游时犹豫再三之后还是最终承认：“您想想，30岁的年纪，生活正笑着看我。至于说到女人，我对她们保持友好的态度——若是她们想要我就好了。”（G，239）

那位陪伴她的女士是否“想要”他，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叔本华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最起码他肯定害怕拜伦勋爵这个竞争对手。虽然有这样的不安，阿图尔还是感觉不错。在给妹妹阿黛拉的信中，叔本华写道，威尼斯那种“绝好的柔美氛围”（Bw 14，249）向他扑面而来。

威尼斯之秋——歌德曾经描绘过“快乐的光彩”，彼时他正从“雾气沉沉的北方”一路行来：“骄阳当空，我乘着刚朵拉[3]穿过潟湖，靠在舷边，我注意观察穿着五颜六色的船夫摇着桨轻快地在潟湖上行驶，在蓝天碧水中画出美丽的图画，我认为眼前的画面正是威尼斯画派的最好、最新的画作。”[4]

威尼斯共和国已不复存在。圣马可广场立柱上插着翅膀的狮子不再庇护着共和国的元首，而是那位奥地利君主派来的总督梅特涅。因为对烧炭党人的阴谋（人们怀疑拜伦勋爵也卷入其中）心存疑虑，因此威尼斯到处是奥地利的密探。即便如此，这座城市还是保持了它的感性与欢快。圣马可广场上的咖啡馆座无虚席。威尼斯有八座剧院，比伦敦和巴黎还多。充满了世家子弟的自信，怀揣着歌德的推荐信，叔本华出入威尼斯城中的盛大社交聚会。刚刚走出德累斯顿的书斋陋室，面对这个新世界，叔本华还得重新适应。他在游记中写道，既然所有的一切都吸引着他的眼球，因此他也害怕引人注目。不过，不久之后他也就“融入其中”，他“不必再和自己较劲，完全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周围的环境之中”。他“通过客观、毫无偏见的观察，觉得与周遭的这些人相比自己高人一筹，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他们面前感到受压抑”。（HN Ⅲ，2）

阿图尔以开放的心态面对那些所经历的事情给他留下的种种印象，但是他头脑还是很清醒，清醒到在威尼斯的灯红酒绿之中仍在绞尽脑汁继续进行着他那关于否定的晦暗思辨。此时，威尼斯的狂欢节刚刚拉开帷幕，这幅画面表现了人们以五彩缤纷的形式肆意欢乐地肯定生命意志，表象的世界向生命意志施加压力。叔本华在游记中写道，否定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否定只能在“黑暗和沉默”（HN Ⅲ，2）之中表达出来，别无他路，对于否定而言，威尼斯实在是太明亮、太喧嚣了。于是他也参与到活动之中，不过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兴奋，总是想着不要丧失自己“高人一筹”之处。11月底，叔本华离开了威尼斯。到了博洛尼亚，他就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尽情享受威尼斯的幸福时光。在游记中，他将这一感受转化为对普遍的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正因为所有的幸福都是否定性的，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终于十分健康舒适的时候，我们无法真正地体会到，一切就这么轻轻柔柔地从我们的身边擦过，直到最终消失，对这种缺憾的肯定性感受表明幸福业已逝去。此时我们才发觉，我们错过了将幸福紧紧抓在手中的机会，由于失去了于是心生悔意。”（HN Ⅲ，3）

11月初，叔本华抵达罗马，在此逗留到1819年2月底。在这座被歌德称为“全世界的首都”的城市，叔本华的日程安排与一般游客相同：古代的建筑遗迹是一定要参观的，文艺复兴的艺术是一定要看的。对于歌德而言，他初次踏进罗马城的那一天是他的“第二个生日，真正的再生”。叔本华充满激情地四处观赏，但是丝毫没有获得“再生”的感觉。他在游记中抒发了自己对于绘画和古代建筑的思考，对于当代艺术的“摇摆不定和虚假”提出了批评。不过他在这里也算是度过了自己的“第二个生日”，因为如我们所知，他在罗马收到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本样书。2月，他从阿黛拉的来信中获悉歌德收到了他的书，而且“此刻”已经开始阅读。阿黛拉写道，奥蒂莉娥对她说：“父亲坐在那里看书，非常投入，她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投入。”据她讲，歌德还说：“整整一年里就是此时最开心，因为要从头到尾读完这本书，想着这大概要花不少时间。”（Bw 14，250）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即使是叔本华也不会让他改变一贯的做法：当代的作品只是读开头的几页。初看之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确让歌德感到颇为兴奋。他交给阿黛拉一张字条，对书中使他感到“非常愉快”的几处地方写了简单的评语。这几个随手挑出来的地方论述的是“预知”（Antizipation），即艺术家在心灵之中对美的预先推断。叔本华写道，艺术家让自然说话，而自然只是吞吞吐吐。这一关于预知的思想让艺术家受宠若惊，于是歌德便立即着手研究这一命题。几天以后，他在《年日记要》的第一篇中写道：“既然文学家是通过预知对世界作出预知判断……。”[5]

此刻的叔本华收到了自己作品的豪华本，手中拿着阿黛拉的来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至少你是第一个能够让歌德如此认真阅读的作家。”（Bw 14，151）叔本华感到飘飘然，进入了精神的厅堂，在这里天才们彼此颔首，进行着跨越千百年的对话。这样的感受需要借助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它源自我长久以来深深的痛苦/从我的内心深处蔓生而出/我费力试图将它紧紧抓住/可我知道，最终我获得了成功/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作品的生命你们无法伤及毫毛/你们可以阻止它，但永远无法将其毁灭/后世将会建立一座纪念碑。”（HN Ⅲ，9）

就在这几个星期里，叔本华沉醉于文字抒发之中。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充斥着关于“天才”这一主题的笔记。比如他写道：“学者是一个学了很多东西的人；而天才呢，人类都要从他那里学习那些他们迄今为止所不知道的东西。”（HN Ⅲ，5）可是叔本华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罗马居住着一批德国艺术家，叔本华与他们经常往来，可是这些人好像没有显露出要把他视作天才的意思。在这群人经常聚会的格雷科咖啡馆里，他们只是知道他是现如今某位知名的女作家的儿子，甚至现在连他与家庭闹纠纷的消息也传到了这里。格雷科咖啡馆里的一位常客在给家属的信中写道：“我与叔本华有不少来往……这里有不少针对他的偏见，涉及的是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此地的德国人就是这副德性。由于他那自相矛盾的怪论，他把这里的人都得罪光了。不断有人警告我不要与他再来往了。”（G，44）

这封信的作者是卡尔·维特（Karl Witte），叔本华在哥廷根时期的熟人。1800年出生的维特在哥廷根被人们叹为神童。他10岁时就进入大学学习数学，后来转学法律，16岁获得博士学位。一年以后，即1817年他在柏林争取大学执教资格受挫，原因是大学生们不给这位要给他们上课的毛孩子说话的机会。部里批准给予他一项奖学金，于是维特便来到了意大利。之前维特和叔本华之间的关系一定比较密切，有一张阿图尔写给维特的简短留言留存世间，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宝贝儿！郊游去不成了。4点半我来接你去银鼬（一家罗马的酒馆。——作者注）。”（B，42）叔本华坐在银鼬酒馆和格雷科咖啡馆里弄得大家火冒三丈。十年之后，费利克斯·门德尔松[6]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描绘了在这里嬉闹的艺术家们以及这咖啡馆本身：“坐在格雷科咖啡馆里看着这群人，他们真是糟糕极了……这是一个黑暗的小房间，大概就八步宽，在这房间的一头可以抽烟，而另一头则不允许。他们坐在长条凳上围成一圈，戴着宽边的帽子，身边跟着高大的屠夫犬，脖子、脸颊和整个脸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散发出可怕的气味……相互间讲着一些粗鲁的话，那些狗使得寄生虫滋生蔓延。系上衬领，穿着一身燕尾服就算是换了一身行头。胡子在脸上留下的唯一一块空地还让眼镜给占了。他们在那里喝着咖啡，谈论着提香[7]和波代诺内[8]，就仿佛他们俩也蓄着大胡子头戴铁胄坐在他们旁边似的。此外，在他们的画中，圣母病恹恹的、圣徒们身体虚弱、英雄们都成了奶油小生，让人真恨不得上前教训他们一顿。”[9]

这是一个拿撒勒人画派[10]画家群体，他们有强烈的德意志意识，钟情于圣母和奶油小生，这一群人必然让叔本华感到厌恶。某天晚上，他正在称颂希腊的多神信仰，认为奥林匹斯山上会聚了众神，这给予了艺术家广泛选择个性的机会。这样一种对异教的赞美让格雷科咖啡馆里的人大为恼火。他们中的某个人针锋相对地说：“可是我们也有十二门徒！”叔本华回敬道：“您和您那十二门徒给我离开耶路撒冷！”（G，46）

又有那么一次叔本华宣称，德意志民族是所有民族中最愚蠢的一个。对于坐在咖啡馆里的那些具有强烈思想倾向的听众而言，这番话实在太过分了。他们大声嚷嚷：“让我们把这家伙扔出去！”叔本华大概早就逃之夭夭了，回到家中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写道：“我总是抱着一丝幻想，将这帮阴险狡诈的混蛋视为我的同类。如果能够摆脱这种幻想，那我就解脱了。”（HN Ⅲ，8）

罗马的这群德国人可没因为叔本华有这么一丝幻想而受影响，他们才根本不把叔本华视为自己的同类。靠近叔本华时，大家惧怕他；可离得稍微远一点，大家便嘲笑他。一位格雷科咖啡馆的顾客在家信里写道：“在那些此后出场的德国旅游者当中，我注意到了叔本华，他是魏玛那位有学识并且写了不少书的……约翰娜·叔本华的儿子。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闹了这么多不愉快之后，叔本华干脆避开这些同胞，转而和那些有钱的英国游客交往。这些英国人舒舒服服地旅行，好几辆车子拖着行李，身边带着好酒，自带床具和夜壶。1819年3月，叔本华与他们结伴同行启程去南方，到那不勒斯。歌德在他的《意大利游记》中写道，像在罗马那样，人们在那不勒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在这里生活和恋爱。可是在这里叔本华并没有待多长时间，4月他又回到了罗马。在罗马逗留几日之后继续前往佛罗伦萨，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不勒斯，“爱神的神奇臂膀”又一次在他身上轻轻拂了一下。

政府高级顾问爱德华·克吕格尔是哲学家晚年在法兰克福时期的谈友，他曾记述道：“在佛罗伦萨期间，叔本华与一位家境良好的女子订过婚，可是当他听说那位女子有肺病之后便解除了婚约。”（G，197）日后叔本华也曾对喜剧作家格奥尔格·勒默尔（Georg Römer）提起过，他曾有过类似的结婚打算。他说，“若不是当时出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他就“结婚了……半是由于爱恋，半是出于责任感”，“虽然这件事当时让他十分痛苦，但现在看起来，这倒是一件幸事，‘因为女人不适合哲学家’”。（G，71）

不过这桩风流韵事是否真的发生在佛罗伦萨尚有疑问。不管怎么说，叔本华在一封给阿黛拉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一定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在信中必然描述了1818年11月在威尼斯的一次冒险，因为阿黛拉在1819年5月给兄长的回信中写道：“你在那里（指威尼斯。——作者注）的故事让我颇感兴趣，但愿故事有个幸福的结局——那位恋人富有，而且还是个有身份的人，不过你觉得她会跟你一起走吗？”（Jb.1977，160）

打算和一位富有且“有身份”的意大利女子结婚——这不可能是那位名叫特雷莎·福嘉（Teresa Fuga）的威尼斯女郎，叔本华初到威尼斯时便与她厮混在一处。1819年5月，他告诉她不日将回到威尼斯，她随后便给他回了一封信（收信人写成了阿图尔·沙伦豪斯），信中的建议颇为诱人：“亲爱的朋友！收到你的信，得知你还没有忘记我，而且还这么在意我，我是多么的高兴。相信我，亲爱的，我也没有把你忘记……我爱你，想见到你，来吧，我等着你，我要拥抱你，在一起过上几天。我已经有了朋友，可他总是出门在外，不在威尼斯，只是偶尔来我这里。星期天他肯定要去乡下，在那里待上15天到20天。你尽可以来，不用担心，我全心全意地等着你。我与那位‘经理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么久以来只和那一位朋友来往。那些英国人，他们从英国逃到这里，出于绝望来到威尼斯，我也不再和这些人有什么风流韵事了。”（Jb.1975，189）

在众多的风流韵事、英国人、经理人以及余下的那些朋友中间，特雷莎要给这位她连姓都记不清楚的阿图尔留一个空隙以便他能钻进来，就那么几天。假如叔本华将这个故事作为一桩严肃的婚事说给阿黛拉听的话，那么他这个牛皮可是吹大了，要么他就是产生了强烈的幻觉。

阿黛拉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或许没有一个人会像我爱别人那样来爱我。”她觉得自己具有某种特别的能力，能够区别出“肤浅”的和“深沉”的情欲。此外，她极度不相信男人，不过他的兄长是个例外。对于他的那些冒险，阿黛拉评论道：“当你和这些寻常女子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不要完全丧失了尊敬女人这一能力。有朝一日上天会将一位女子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感到某些比你现在的躁动更加深沉的东西……”（Jb.1977，160）1819年5月22日，她在给阿图尔的信中写道，她感到“有些痛心，你信中写到的两件风流事都与爱情无关，这一切都不是我希望你做的”。（Jb.1977，160）写信的阿黛拉的确像是一个妹妹，是兄长把她变成了一个可以交心的人。这不禁让人称奇，因为当阿图尔与母亲决裂并于1814年5月22日从魏玛出走之时兄妹之间的关系也被殃及。当时阿黛拉在给朋友奥蒂莉娥·封·歌德的信中写道：“兄长在母亲面前的举止令人羞耻。”（Jb.1977，133）不过叔本华可不想把妹妹也牵扯进来，没过多久他就又与之恢复了书信往来，不过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向自己的妹妹打开心扉——阿黛拉在1816年的日记中写道：“关于兄长我一无所知”[11]——而是为了把她从母亲的控制下拉出来。他似乎曾经一个劲地劝说妹妹结婚，好让她离开这个家。对于这样的建议，阿黛拉并不十分感到兴奋，她曾在1814年夏天对友人奥蒂莉娥抱怨道：“阿图尔写信给我……我不能结婚，还早着呢，或许，不，也许永远不。阿图尔在折磨我……”（Jb.1977，134）阿黛拉环顾左右寻找一位男子，可是没有合适的愿意上门。起初，对于兄长的忠告她迟迟不予答复，这丝毫也不奇怪。1815年夏，她对友人奥蒂莉娥坦言：“我早就该……答复这些信了……尤其是那封给阿图尔的回信，怎么也不想写。”（J.b.1977，134）

一年以后，阿黛拉有一个打算：她要去德累斯顿，搬到兄长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她此去不是为了获得帮助——阿黛拉很有自尊——而是为帮助兄长。她猜想兄长一定过着可怕的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感到自己必须将他从中拉出来，此外她还想促成母亲和兄长之间的和解。当然，她也想找个机会避开母亲的情人盖尔斯滕贝尔克一段时间。叔本华对这一计划不以为然，他虽然想把阿黛拉从母亲身边拉出来，但是却不想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他一定是写了一封粗暴生硬的回信，因为收到信后阿黛拉在自己的日记中绝望地写道：“答复令人火冒三丈。我控制不了自己，立即跑到奥蒂莉娥那里……唉，我对去德累斯顿的计划报以如此之多的希望。我辛辛苦苦准备的一切就这么泡汤了。”[12]

经历了这次失望之后，兄妹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断了数月之久。1816年10月，阿黛拉在旅行途中路经曼海姆，在当地观看戏剧时听到舞台上的人说了一句话：“你可以失去一切，所有的朋友——但是你的兄弟与你在一起。”这句话让她深有感触。她在日记中写道：“写给阿图尔的信宽容而温厚。”[13]

叔本华也回信答复，并告诉她自己的著作不久后将完成。他一定是向阿黛拉通报了书中的某些内容，仅仅这些内容就足以让阿黛拉产生恐惧：粗暴的阿图尔挑衅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庭，而且他现在还要向时代精神、宗教和道德的常规发出挑战。1818年夏，阿黛拉写信给奥蒂莉娥：“早上接到一封兄长的来信，他将在8月重返世间并出版他的书，这真让我感到死亡一般的恐惧……阿图尔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Jb.1977，137）

现在的叔本华完成了他的作品开始了意大利之游，沉浸在适于生活的温和气候之中，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在自己的妹妹面前表现得如此健谈。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因：在德累斯顿期间叔本华与一位婢女之间的风流事还是种下了后果，这位女子怀孕了。就在叔本华逗留意大利期间，她产下了一个女婴。对于叔本华而言，此时妹妹的帮助恰逢其时。他估计，在这件事上妹妹确实能够为他做些事情，于是他便将此事告诉阿黛拉并请她出些主意。这件事当发生在1819年春，因为阿黛拉在1819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那位在德累斯顿的姑娘怀孕了。这真让我震惊——他竟然逍遥自在。”[14]叔本华承认自己就是生父，并且允诺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可是阿黛拉对此却持怀疑态度，她警告自己的兄长：“不要从通常的狭义上去理解你的义务，你们这班坏家伙就会把自己的义务削减到这种程度——我真希望这孩子根本没有踏入人世，可是她已经来了，关心她吧。”（Jb.1977，157）

叔本华可能在暗示阿黛拉，他希望她不仅能够稍稍照顾一下孩子，而且也能照看一下年轻的母亲。阿黛拉在信中答复道：“如果我……能够为这个姑娘做些什么，请不妨直说。”（Jb.1977，137）她立即伸出援手，她可以让人把钱送给孩子的母亲，可是说到去探望，不，现在真的不行。听人说，这个女子现在正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如果阿图尔一定要勉为其难让她前去，那么他一定会有“绝妙的主意”。

1819年夏末，那孩子死了。阿黛拉写信通知阿图尔：“你的女儿死了，我很难过，如果她再长大些，一定会给你带来欢乐。”（Jb.1977，182）

上面这封信写于1819年9月8日，此时叔本华已经回到德国，他此刻就在德累斯顿。在此期间，对于叔本华一家而言，一个灾难从天而降。1819年5月，但泽的银行家穆尔停止向叔本华一家支付款项，并且请求债权人不要做出什么过激反应，接受调解，否则就面临彻底破产的危险。要知道，母亲和阿黛拉的全部家当，叔本华1/3的财产都存在那里。叔本华于5月底在威尼斯期间通过阿黛拉获悉此事。阿黛拉惊恐万分，她说“整个命运”将“彻底改变”。（Jb.1977，161）的确如此，阿黛拉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母亲在魏玛的那种生活方式导致日常开销很大，她的那一部分财产已经消耗了很多，而对于母女二人而言，目前阿黛拉的那部分财产已经成为她们共同生活的经济基础，而且今后也得靠它过活。看起来阿黛拉也不太可能通过婚姻使自己获得保障。盖尔斯滕贝尔克愿意提供帮助，可是叔本华一家不愿意接受。于是她们采取了紧急措施，辞掉了侍女、厨子和佣人。她们向人借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充当前往但泽的旅费，调解最好是亲自到场。阿黛拉从但泽给阿图尔写信，信中写道：“在这个大世界中，我感到痛苦，必须参加形形色色的社交活动……我脑子里总是在想，这是最后一刻了。前方是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将依靠剩下的那点财产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为了我的那些需求，我要自己挣钱，包括最后治病的钱。……最不济的时候，当然也只有在最不济的时候，我将离开自己的故国，到俄国去当家庭教师……我不能，也不愿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力量，能够让成千上万人低头的困难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而成千上万人能够承受的东西也能将我压垮。”（Jb.1977，164）阿黛拉尽力随时向阿图尔通报情况，虽然她对调解的细节讳莫如深，但是她还是暗示，穆尔私下里给予了母女二人特别的条件。她在9月8日的信中写道：“我的计划是，将来的某个时候，如果穆尔的经营状况好转了，我会重新拿回我现在损失的那部分钱。”此外，她还请求叔本华作为债权人要保持冷静，如果达成了正式的调解，她希望他能够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只有当债权人一方没有任何人反对调解时，调解才能达成。“你……尽管放心……你所得到的好处与我应得的好处相差无几。如果我实在无法为你做些什么了，我会尽力优先争取我的那份。你一定能够理解这一点。不过我向你保证，在我有可能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情之前，我一定把我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你就继续相信我吧。”

叔本华恰恰做不到这一点。有关特别条件的暗示让他产生了怀疑。

破产的威胁原本只是部分地牵连到了他，起初叔本华曾经一时冲动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说，他会把“自己剩下来的那部分”拿出来与母亲和妹妹一起用。这封写给妹妹的信中还附上了一封给母亲的信，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过其中夹杂了一些伤人的话：“您的丈夫、我的父亲，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在思念着他，可是您对他们的这份思念没有表现出敬意。”（Jb.1977，140）

阿黛拉试图将这封附信藏起来不让母亲看见，可是母亲还是看了，随后便“出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场面”，正如阿黛拉事后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阿黛拉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奥蒂莉娥：“她（指母亲。——作者注）谈起父亲时的那种方式简直令我心碎，而且针对阿图尔她也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并且说：‘他原本必须依靠着我才是。’”（Jb.1977，140）

阿黛拉想从这种充满敌对气氛的热锅中逃脱出来，她第一瞬间想到的就是从窗台跳下去。她在日记中写道：“死亡曾是与生命重负进行的抗争，可是就在我感觉到这一可怕冲动的时候，上帝给予了我信念和力量。”[15]

在这种状况下，叔本华的援助当然被拒绝了。他也没有再提这件事，相反他的疑虑越来越大。这种疑虑针对的是穆尔，叔本华理所当然地猜想，穆尔想通过调解保全自己。疑虑当然也针对母亲和妹妹，他相信，她们俩一定是想通过那些特别条件让他吃亏。而事实上，双方的确达成了某些特殊的协议。通过调解，约翰娜获得30%的债权，而且还得到了300帝国塔勒的终身养老金“作为补偿”（Jb.1977，142），正如1820年7月8日的一份与此有关的文书上所写的那样。此外她还得到了一幅保罗·韦罗内塞[16]早期的作品，她想将其出售，但未能如愿。

按照阿黛拉的理解，这样的协议并不是针对阿图尔的，在她看来，阿图尔根本就拿不到什么东西。她在信中不是曾写过这样的话吗：“如果我实在无法为你做些什么了，我会尽力优先争取我的那份。”

阿黛拉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阿图尔的不信任深深伤害了她。意大利来信中的亲切言语犹在耳边，她写道：“我不想一下子被人抬到天上，然后又受到诅咒，我终于想明白了自己是谁——如果不是，就放弃我吧。”（Jb.1977，173）

可不幸的是，阿黛拉要担负的任务是争取满腹狐疑的阿图尔同意调解结果。阿黛拉苦苦哀求：如果调解失败，所有的一切就都没了，难道他想让所有的人都完蛋吗，包括妹妹和母亲？对此叔本华表现得更加恼火，因为叔本华曾经当过商人，因此阿黛拉不知道的事情他一清二楚：这是在冒险，人要保持冷静。想进行调解的人就会以调解失败相威胁，穆尔就是这么做的。可是即便他叔本华不参与，这调解也能达成，穆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一定会这么做。叔本华想出了另外一个策略。他故意忽略穆尔在支付方面的困难，任由他终止汇款，就这么等着，等穆尔通过调解摆脱债务之后，叔本华再向他提出清偿债务的要求。他暂时不去反对调解，恰恰相反：达成调解对于他必然是有利的，因为调解之后穆尔又重新具备了支付能力。

这是一个复杂的格局：穆尔背着约翰娜和阿黛拉保全自己，而叔本华则看穿了穆尔的花招。正是由于母亲和妹妹丧失了3/4的财产，叔本华的那一部分财产才百分之百地获救。他在冒险，因为假如穆尔调解之后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话，叔本华就会失去所有存在那里的财产。他当然要冒这个险，因为如果他拒绝参加调解的话，这次调解就会流产，这样就会把母亲和妹妹也牵扯进来。叔本华不想让她们蒙受损失，可是他更要避免自己上当受骗，对此的恐惧要远远大于任何的家庭团结感。

所有的事情的确都像他预先估计的那样发展，这使他获得了强烈的满足。穆尔重新具备了支付能力。一年以后，1821年5月1日，叔本华展示了他的汇票并说了下面一番话：“假如你辩称自己不具备支付能力的话，我可以通过某种奇妙的推论方式向你证明事实正好相反。正是伟大的康德将这种推论方式引入哲学之中，为的是证明人具有道德上的自由，即从应当（Sollen）推理到能够（Können）。也就是说：如果您不乖乖地支付就会被起诉。您瞧，人可以当哲学家，但未必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傻子。”（B，69）

不，叔本华不是傻子，除了懂得“优良意识”之外，在“经验意识”方面他也很在行。

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从这次事件中走出来，但是却因此失去了他与阿黛拉之间短暂的亲密关系。2月19日，阿黛拉在日记中写道：“阿图尔的信终于到了，它使我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还无法答复他，可是我还是写了几句告别的话，因为我的心已经和他分道扬镳了。”[17]

[1] 杜卡特（Dukaten），一种在13～19世纪间通行于欧洲的金币。

[2] 歌德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1710～1782）曾在1740年游历意大利，大约在1762～1768年间用意大利语创作了书信体的《意大利游记》，生前未打算发表，此书直至1932/1933年间才在罗马出版，1986年译成德语在慕尼黑出版。

[3] 刚朵拉（Gondola），一种威尼斯特有的狭长的摇橹小船，穿行在城中纵横交织的河道里。

[4] 歌德：《文集》，第11卷，第87页。

[5] 转引自许伯舍尔《逆流而动的思想家——昨日、今日、明日之阿图尔·叔本华》，第78页。

[6] 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1809～1847），德国早期浪漫派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其作品和声简洁、章法严谨、曲式流利生动，代表作有《仲夏夜之梦》序曲、《赫布里底群岛》序曲、《美丽的梅路西娜》、《第三交响曲》（《苏格兰》）、《第四交响曲》（《意大利》）等。

[7] 提香（Tizian，1477～1576），本名Tiziano Vecelli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

[8] 波代诺内（Giovanni Antonio Pordenone，1486～1539），本名de’Sacchis，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画家。

[9] 转引自凯斯滕《咖啡馆中的文学家》，第316页。

[10] 拿撒勒人画派，19世纪初期德国浪漫派画家的一个派别，他们致力于在宗教的基础上对艺术进行革新。

[11]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1卷，第3页。

[12]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1卷，第12页。

[13]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1卷，第63页。

[14]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2卷，第20页。

[15]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2卷，第32页。

[16] 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1528～1588），意大利画家，以壁画见长，擅画神话和圣经题材的作品，作品充满世俗情趣，场面宏大华丽，代表作有《加纳家的婚礼》和《利未家的宴会》等。

[17]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2卷，第42页。

第十八章

在柏林当讲师——“复仇者”，没有人愿意听他的——第四个哲学场景：黑格尔的一系列胜利和毕德迈耶尔精神——阿图尔为何没有成功

阿图尔日后宣称，他当时之所以想争取当大学教师，那是因为他以为穆尔那桩灾难性的事件会导致他财产受损，因此必须靠教书弥补收入的不足。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困境，后来此事的结局远远好于他最初的预料。他说，在面临窘境的那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他想的是不仅要为了哲学生活，而且要依靠哲学过活。

而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意图。1819年12月，他写信给在柏林执教的利希滕施泰因教授，表达出想“回到……实际的生活中来”（B，44）的愿望。

他还委婉含蓄地表示出了另外一个意图：他现在想作为一名学院里的教师向哲学的时代精神发出挑战，杀杀它的威风。叔本华可不满足于仅仅对后世发挥作用，他还想影响同时代的人。也就是说，他感到自己就是海格立斯[1]，他的职责就是打扫当代哲学界这座奥基亚斯王的牛厩。叔本华在写给哥廷根的布卢门巴赫教授的信中，用谨慎的言辞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打算：“如今……求学和漫游时代结束了，我相信……现在会有那么几个人想从我这儿学点儿东西。”（B，43）1819年12月，叔本华从德累斯顿写信给柏林的利希滕施泰因和哥廷根的布卢门巴赫，其目的就是试图打探一下相关大学的情况。他曾在这两所大学学习，情况比较熟悉，对于今后的职业发展而言，他更倾向于选择这两所大学。1819年秋，他曾一度考虑过海德堡大学。从意大利回来后，1819年7月他曾在那里小住。

促使他去那里的原因不仅是海德堡周边的风景很优美，而且那里还有一个教授职位空缺：一年多以前，黑格尔就是离开那里应聘去柏林任教的。此外那里也可以有所依靠：叔本华在哥达中学的同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同学恩斯特·阿诺尔德·莱瓦尔特（Ernst Anton Lewald）现在已经当上了海德堡大学古典语文学的教授。可是海德堡的其他条件对叔本华不具吸引力。海德堡是浪漫派的老巢，自从科策比于1819年3月23日在邻近的曼海姆被学生社团成员桑德谋杀之后，城市里爱国主义激情空前高涨。城里和学生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就表现在粗野的排犹行动中。桑德在海德堡备受尊崇，多少年以后人们仍旧能够感受到这种尊崇。处决桑德的刽子手认为自己不得不杀死一个虔诚、高尚的人。他总是在想这件事以至于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了，于是他就用那绞刑架上的木板和架梁在海德堡附近山上的自家葡萄园里搭建了一座小房子，学生社团的成员们经常在那里秘密聚会。在海德堡城里，买卖这位“圣人”遗迹的生意很红火，人们争相购买沾上这位烈士鲜血的木头刨花。在这里还可以买到用桑德的画像装饰的烟斗和咖啡杯。

这一切都不合叔本华的口味，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之后便前往德累斯顿。途中，1819年8月19日至20日，他在魏玛稍事停留。他去拜会歌德，事先没有通报。他到歌德家的时候，歌德正在与另外一位客人交谈，他跟叔本华打了个招呼，并冷冷地问他“怎么突然就出现在面前，他估计他（叔本华。——译者注）还在意大利呢”。（G，35）歌德请他一个小时以后再来。叔本华没有料到自己会受到如此的接待，他还很清楚地记得阿黛拉曾经跟他说歌德如何很有兴致地读过他的书。一个小时以后，叔本华再一次来到歌德家里，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歌德一定是暖言暖语地与他达成了谅解，因为阿黛拉在信中写道：“收到了……一封兄长写来的信，信中描绘了他在魏玛逗留的情形，他受到了歌德的接待很兴奋，他隐隐地预感到什么能够给予他爱，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2]

他和歌德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叔本华讲述了自己的旅行和未来的打算。很快他们又回到了老话题，色彩学。歌德向叔本华演示了一些试验，在《年日记要》里回顾这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歌德言语间流露出和善和宽容：“叔本华博士来访，他常常遭人误解，但也确实很难真正了解他，这位年轻人很有本领，他让我感到兴奋激动，我们彼此都受到了教益。”（G，35）

1819年底叔本华重返德累斯顿，在这里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度过的那段极富创造力的时光，因此这让他感到幸福。他刚到没多久，他那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就死了，不过她的死没有让叔本华感到悲痛。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学术前途。对于他而言，哪里能够给他最好的机会呢？莱瓦尔特从海德堡来信说，叔本华去那里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只是人们对他的那部作品还一无所知。美丽的秋天意味着酿酒的葡萄有好收成，除去那些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外，现在那里很平静。

叔本华现在更倾向于哥廷根和柏林。布卢门巴赫在信中写道，哥廷根大学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或许也是世界第一大学”。（B，43）哥廷根大学主要还是依靠实证科学方面获得的成就而获得人们的承认，但是哲学思辨在这里有没有需求呢？他问布卢门巴赫，在这里能指望有听众吗？这位叔本华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导师回答道：叔本华在这里定能够受到同事们的善意接纳，但是他在这里能否找到听众，这实在很难说，根本没有人听说过“有人想听另外一种哲学讲座”。（Bw14，276）简单一句话：在哥廷根没有哲学创新的需求。利希滕施泰因来自柏林的答复振奋人心一些，虽然他也说：“关于您著作的公开评判我还没有遇见。”可他继续写道：“但是这里一定有人会认识到您的价值，您可以指望这一点。”（Bw14，272）

在给利希滕施泰因的回信中，叔本华一一指出了在他看来去柏林的利与弊。柏林这座大城市的“精神文化高度发达”，因此要找到听众并不难，而且听众不仅仅是学生。而且从德累斯顿迁往柏林要比迁往哥廷根和海德堡简单。柏林的弊端在于“居住昂贵”，并且“位于沙漠地带”。（B，45）叔本华最终还是决定去柏林，因为利希滕施泰因在回信中的一句评语颇具吸引力：“自从黑格尔到来以后，哲学研究似乎找到了更多的朋友。”（Bw14，272）叔本华偏向虎山行，他就要和这个大对头斗一斗。迄今为止，黑格尔还丝毫没有注意到过叔本华。还在德累斯顿、尚未通过执教资格答辩的叔本华就请求柏林大学的系主任在授课目录里预告他的课程内容，他要讲授“总体的哲学，即关于世界本质和人类精神的学说”，至于授课时间嘛，“最好是……与黑格尔教授先生的重点讲座安排在同一个时间段”。（B，55）

叔本华简直胆大包天，他低估了黑格尔思想精神的力量。一边是两百多个学生涌进黑格尔的课堂，另一边却只有区区5个充满热情的学生，他们要在自己来到柏林后的第一个学期里接受叔本华的教诲，听他讲“关于世界本质的学说”。在第一节课就宣布自己是“复仇者”，这对叔本华没有什么好处。他来到柏林，是为了将康德之后的哲学从那位虐待者的魔爪之下解放出来，这种哲学已经陷于“自相矛盾”，被一种野蛮晦涩的语言败坏了。学生们听着他的宣讲，可是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他们只相信黑格尔，而叔本华旗帜鲜明的复仇计划所针对的就是黑格尔。

在这种情形下，复仇者叔本华就像是一个反对邪教的布道者，他对抗的是如日中天的黑格尔主义教会。稍稍值得安慰的是，延续着执教资格答辩演讲中的话题，他在一次无关紧要的关于“动机”问题的小小辩论中证明了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要略胜一筹。

1818年春，黑格尔应聘填补自费希特去世后空缺达四年之久的哲学教席。

相比而言，普鲁士的教育部长阿尔滕施泰因是一个较为自由开明的政治家，他很钦佩黑格尔，因此力主将他延聘到柏林大学任教。阿尔滕施泰因对黑格尔的欣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也增添了他在听众当中的魅力，这些听众在经历了过去几年动荡岁月中的激情澎湃之后现在想要休息一下。黑格尔以他特有的方式消化吸收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种种现代化思潮，并将之与某种保守的、忠于国家的立场结合在一起。当1820年黑格尔的《法哲学》出版时，前言中赫然写着那句著名的话：“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合乎理性。”阿尔滕施泰因随即写信祝贺道：“在我看来，您赋予了……哲学唯一正确看待现实的立场。因此您也一定能够使您的听众免于陷入某种有害的傲慢之中，它的表现就是在没有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就否定现存的事物，尤其是在涉及国家的问题上，它任意提出一些内容空洞的理想并因此沾沾自喜。”[3]

黑格尔的哲学致力于现代性的事业，即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理性的维度上进行思考，而同时又反对“自命不凡的主体的任意性”。

例如，黑格尔就把那位受到国家当局迫害的哲学家、学生社团的成员称作“浮浅派的首领，他们还自命为哲学家”，他们竟敢把国家——这个历经“理性”数世纪的“劳作”才建构起来的大厦——和“心灵、友谊和热情”放在一起“熬成一锅粥”。[4]

黑格尔的论战受到权力的庇护，他的论点与他的某种信念很合拍。对于他而言，革命是“灿烂的日出”，是对“自由的最内在本质的伟大发现”。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每逢7月14日，他都要喝上一杯红葡萄酒以示对法国大革命的纪念，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1822年，就在黑格尔敦促普鲁士当局针对某份对其哲学提出批评的文艺刊物采取行动的同时，他还谈及了法国革命：“只要太阳屹立在天穹之上，只要行星还围绕着它转动，就从没有见到过人以头（也就是思想）立地并且以之为依据建构现实。”而另外一次黑格尔又承认，那只是一次由现代哲学所创造的革命，而主要就是他自己的哲学。

黑格尔否定的是个人的和社会团体的革命行动，他将革命的脉动带入了世界精神那跳动的心脏之中。世界精神履行着自己的工作，而无须哲学家本人卷入其中。他必须而且能够做的只是概念性的工作，即用概念详细地说明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那些无论如何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必要的、进步的历史进程，就是一段精神在社会生活的物质现实中回归自身的历史。这一切都是真理，因为这一切都会成为真理。在《法哲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将法哲学视作一门关于逝去的未来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vergangenen Zukunft）：“无论怎样，哲学总是迟了一步，以至于它无法教导人们这世界应当是怎样的。当现实已经完成了它的形成过程并完成了自身的创造之后，哲学才作为世界的思想显现在时间之中……如果哲学只是悲观地呈现这一进程，那么生命的形体就已经变老了，这种悲观的呈现无法让它变得年轻，而只能让它认识自己。密涅瓦[5]的猫头鹰只是到了夜幕降临之际才开始飞行。”对于黑格尔而言，历史的的确确是世界的裁判所。历史将会对一切幸存事物，对一切阻挠精神之自我实现的追求的事情提起诉讼。为此根本不需要野蛮的造反者、叛乱者、煽动者，根本不需要那个“主体的任意性”，这样的主体只会坚持顽固的、纯粹的个体利益，它是在毁灭自身，如果人们在这时候还能够再加一把劲儿的话，那一点儿也不值得可惜。黑格尔对于国家的忠诚也就来源于这一思想，而这个国家眼下正在将那些“煽动者”投入监狱。黑格尔在一封写给尼特哈默尔[6]的信中评论道：“我坚持的观点是，时代的世界精神发出了前进的命令，要听从这个命令。它就像用装甲防护、队形密集的步兵方阵一样一直向前，无可阻挡，与太阳的步伐相比，这一前进的运动不易察觉，穿越千难万险。无数抵御和支援的轻装部队围绕在这一方阵前后和两翼，大多数人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感觉到了迎头的撞击，就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敲打着他们。”[7]

黑格尔与世界精神合谋在一处，因此他无须像勇敢的费希特先前那样将自己卷入日常的纷争之中。黑格尔将费希特最本质的能动主义提高到了拿破仑的高度，他不再把精力分散在众多“小规模的战斗”上，他端坐在统帅指挥作战的高地上。当黑格尔创作完成《精神现象学》这部奠定其声誉的作品时，拿破仑就在附近，这并非偶然。

让我们回到1806年，黑格尔住在耶拿，他正在充满激情地加紧完成这部作品的写作。拿破仑正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和普鲁士作战，在耶拿人们在做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拿破仑的军队攻入耶拿。黑格尔此时正写到结尾的段落，他看着窗外的士兵，他们就在大街上支起帐篷宿营，用从集市商铺和肉肆里拆来的木板和木桩生起一大堆火。一阵阵的浓烟钻过窗子的缝隙进入房内，就在这天夜里，黑格尔完成了他的著作。他用以下这几句著名的话作为《精神现象学》的结束语：“目标、绝对知识，或知道自己是自己的精神，必须通过对各个精神形态进行回忆的道路……对那些……显现出来的存在方面来看，加以保存就是历史，从它们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组织方面来看，就是关于显现的知识的科学。两者会合在一起，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了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唯有——

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8]

就在这天夜里，耶拿城中燃起了大火。法国人放火烧了剧院，接下来便趁火打劫。黑格尔把书稿装进包里逃离住所。当他回来的时候，屋子里一片狼藉，衣服不见了，哪怕是一张没写过字的小纸片儿都找不到。可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瞧上罪魁祸首拿破仑一眼：“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骑着马穿过城市外出侦察地形。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一种巧妙的感受，就是这样一个个体，他集中在一点之上，坐在马背上，却能席卷和统治整个世界。”[9]

这一情景让人不禁想起亨利希·曼[10]作品中的臣仆迪德里希·赫斯林，后者受到一位严厉的少尉的深深伤害。可是他仍然自豪地说：“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黑格尔也是一样，虽然吃了这个“世界精神”的苦头，但是这还是无法阻止黑格尔钦佩他。

世界精神的原则是：哪儿要刨平，哪儿就会落刨屑。在耶拿，黑格尔就是其中的刨屑。[11]而在柏林，他却大大地接近了那些使刨刀的人。

黑格尔迷恋上了历史：“真理就是酒神节上的狂欢，身上没有一个部分不是醉了的。”[12]

这一迷恋始于黑格尔尚在图宾根神学院就读之时。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他随后便和同宿舍的室友谢林和荷尔德林来到内卡河畔的草地上，他们一起树立起一棵自由之树。进步的历史就此可以创造，对此的兴奋打破了康德针对形而上学所设下的樊篱。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意识和存在两者之间想象得如此泾渭分明，正如康德教导的那样。历史所具有的强大威力就是在内卡河畔的草地上想象出来的，这便导致了对存在的另外一种定义：对于精神而言，“存在”就是“他自己的”；在这几位充满革命信念的神学院学生看来，就像基督一样，精神也进入它自身的“领地”。黑格尔决定自己再加一把劲，让那些“他自己的东西”接纳他，接纳精神。把人钉上十字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荷尔德林在友人当中鼓吹，一定要废除判断之中的那种古老区分，即将思想和存在分离开来。这种寻求和解的动力想要的是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要能够在自己的另一面里，在自然和历史之中辨认出自己。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其刻画成为某种“掘开事物的一切内脏，打开其一切血管”，并能够“跳出事物以外”的理性。[13]

革命之后的1/4个世纪让那些原先激动万分的人多少感到有些失望，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最关键的在于以某种方式确定对历史理性的信念，让它从此不再令人失望。这位历史理性的爱人受到了欺骗，但是他却说自己知晓“理性的伎俩”并以此来安慰自己。黑格尔要设计一个绝不令人失望的历史理性的体系，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当革命转变为拿破仑专制后不久，黑格尔就于1802年写了一篇政论文，文中写道：“这篇论文当中包含的思想……就是，理解‘存在的事物’，由此使人们对此有一个比较平心静气的看法，并且促使人们在实际接触和言谈中能够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承受这种看法。除此之外，本文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也不会产生什么别的效果。并非存在的事物使我们狂暴和痛苦，而是那个事物显现的并非它应有的样子。如果我们认识到事物就是它必然的那样，也就是说，事物并非受任意性和偶然性的支配，那么我们也就认识到，事物就应当是那样。”[14]

这样，黑格尔又回到了自己那里：不要对现实提出什么要求，因为凡是合乎理性的就一定会发生。应当被存在吞噬了。每一次失望都使我们距离真理更近一步，它瓦解了纯粹的“意谓”（das Meinen），使我们变得成熟，可以和客观理性狼狈为奸。最终为了自己，黑格尔在柏林将这种“成熟”发展到了惬意的程度。

鲁道夫·海姆[15]直接见证了黑格尔在柏林的最后十年，他在回顾黑格尔这段生活时写道：“要知晓一个哲学体系在现实中具有怎样的统治地位和效力，人们就必须将自己召回到那个时代去。人们必然会回忆起……黑格尔主义者的激情和说服力，他们一丝不苟地讨论着一个问题：当黑格尔哲学中的世界精神冲破一切抵达了它的目的地、了解了它自身之后，那又是什么在构成世界历史的更进一步的内容呢？”[16]就在这样一种世界精神降临的惬意心绪中，黑格尔在柏林期间写下了他的几部大部头著作：《法哲学》、《哲学史》和《历史哲学》，修订了《逻辑学》和《哲学全书》。此时他过的是一种毕德迈耶尔式的生活。他总是说，哲学应当“留在讲台上”。那些与他有私下交往的人起初都会惊讶于黑格尔喜欢的娱乐活动，这些活动低级、寻常甚至有些拙劣乏味。海因里希·霍托[17]在19世纪20年代与黑格尔结识，他是这样描绘黑格尔的：“他未老先衰，有些驼背……他不修边幅，讲求舒适，一件黄灰色的睡袍就这么顺着肩膀经过收缩的腹部一直拖到地上。从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吸引人的高贵和优雅之处。紧接着人们可以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发现他透着一种老派市民阶层所具有的令人尊敬的正直坦率。”[18]

黑格尔并非一个妙趣横生的人，没有什么口才，说话很费劲，说出来的话带着浓重的施瓦本方言，几乎让人听不懂。人们猜谜似地琢磨“eppes”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最终才明白黑格尔要说的是那个举足轻重的哲学范畴“某物”（etwas）。而此前人们也还没有想象过世界精神的模样。不过一旦涉及反对天主教徒的话题，这位来自施瓦本、终其一生都是新教徒的黑格尔也能够表现出牙尖舌利的一面。黑格尔有一次在大课上讲了一个笑话：如果一只老鼠吃了圣饼，那么按照天主教的化体论，这只老鼠就接纳了上帝的身体，因此它就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在说了这番放肆的话之后，教会方面要求国家必须审查一下这样的行为是否合法。黑格尔为自己辩护，声称作为一名路德教徒他必须揭露天主教的偶像崇拜，在学生面前他也是这样解释的。一位坐在大教室里听课的神父助手用威胁的目光盯着教授，而黑格尔则以目光相对并说道：“您这样看着我并不会使我对您产生敬佩之情。”[19]

而作为一名哲学家，黑格尔则以一种官方的姿态出现。他于1826年创办《科学批评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the Kritik），原本打算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代表国家参与编辑工作，但是最终没有这么做。虽然如此，这个书评机构还是像政府机关一样运作，无怪乎伯尔纳[20]对此予以猛烈抨击，并且说，精神正受到国有化的威胁。

自1819年起德意志联邦全境展开了所谓的“围剿煽动者”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有一部分反对派被捕，而另外一些人，例如柏林的神学家德·维特（De Wette）被剥夺了职位。由于这一行动，在20年代，柏林在政治上风平浪静。学生社团遭到禁止。在这一时期，人们喝酒买醉，不问政治，埋头干活，无人骂娘。1824年，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没有哪个大学像这里一样，大家都在勤奋学习，对高层次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大学生的闹剧感兴趣，大家都在追求学问，安宁而静谧。其他的大学都是真正的酒馆，而这里则是学习的所在。

黑格尔的哲学将世界精神也作为某种劳作的精神呈现在世人面前，他的哲学与这样的氛围很合拍。劳作之后就是休闲。可是艺术的状况不佳，因为艺术不仅是工作之后休闲而已。

从政治的衰退中受益的是戏剧和歌剧。剧场是大规模社交聚会的场所，这两门艺术起到了阀门的作用。拉埃尔·法恩哈根·封·恩泽[21]曾写道：“对于我而言，一座城市若没有剧院，就好似一个人被蒙住了双眼，一个地方没有通风口和过道。在我们的时代和这些城市中，剧院是唯一一个汇聚了所有阶层的喜悦、精神、关怀并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公共场所。”[22]而伯恩斯托夫[23]部长则要言不烦：“总得给咬人的狗一块骨头啃啃！”[24]

人们对戏剧的热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里有其他地方没有的大辩论。《爽快人》——柏林一份拥有众多读者的娱乐报纸在柏林的街头设置了信箱，人们可以把剧评投进去，它们不久就在报纸上刊出。就连黑格尔也写过剧评。

人们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崇高的东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遇困境，人们热衷于轻松的东西。在1815～1834年间，柏林国家剧院上演了56出悲剧和292出喜剧。就在拿破仑让整个世界屏住呼吸的时候，在德国出现了一种命运悲剧。随着拿破仑轰然倒下，这种沉重的戏剧形式也就与那些英勇事迹和巨大不幸一起烟消云散了。在舞台上，那些轻松的东西越来越轻松，演员们扮成猴子庆祝胜利。可是舞台却越来越华丽。E.T.A.霍夫曼的歌剧《温婷娜》就得益于这一潮流，布景的设计者是申克尔[25]，然而日后上演韦伯[26]的《自由射手》（1821）时，舞台布景之华丽则更胜一筹。最厉害的要数斯蓬蒂尼[27]，他甚至让大象也登上了舞台，而且还让人在台上放炮。

热衷于轻松的东西，这也招来了腿脚轻快的人。当柏林人提及芭蕾舞演员范妮·埃尔斯勒[28]的时候总是说：“在她脚下跳出了世界历史。”[29]

通过这种方式，那个在黑格尔的课堂上舒服自在的世界精神显然也可以获得帮助渡过难关。

当叔本华抵达柏林时，这座城市正要休养生息，从过去30年的动荡中恢复过来。就像是中场休息时剧院大厅里的场面一样，柏林也是人声嘈杂，在这样的情形下，不久之前的激动转眼就衰退了，巨大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渐渐消退。这些事件曾经使人们处于惊恐不安之中，而现在都结束了。而黑格尔的哲学就像是对这些事件所作的全面的、赏心悦目的评论。现在是收获的季节，人们通观全局并将保管好自己的财物。这就是毕德迈耶尔时期。

可是时代精神比最初看上去更加狡黠。1815年之后的复辟政策想要将人们的生活带到早已被抛弃的18世纪的秩序之中，并做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可是还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在这种对持久的、代代相传的东西的信任感中含有某种勉强的成分，意图很明显。于是人们参与到既定的事情当中，但同时又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信念开始眨起了眼睛，道德则偷偷张望。人们逆来顺受，缩起了脑袋，只图自己快活。可是他们也喜欢“从自家的小房间”（艾辛多夫语）向外张望，那里充满了神秘，光线幽暗。在这些年里，霍夫曼的小说大行其道。沃尔法尔特[30]教授当街展示他的那些梦游者，就连叔本华也跑去凑热闹。

《文学报》（Literaturblatt）的一位评论家抱怨这个时代缺乏“质朴”、“深沉”和“英雄主义”。从20年代的视角出发，甚至连浪漫派的反讽都具有“英雄主义”精神，因为在浪漫派那里，毕竟一切还是围绕着整体，也就是围绕着强大自我的升天之旅。批评家写道，而现在这一切都被纯粹的技巧、哗众取宠和“荒唐无聊”所取代。

就连团结一致的尝试也富于技巧。过去浪漫派在迷失方向之中获得乐趣，而现在他们又对寻根发生了兴趣。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变成了天主教徒，霍夫曼也成了高等法院顾问，黑格尔则对国家忠心耿耿。人们踩着钢琴的踏板，现如今这种乐器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已经随处可见。

脚下的土地在晃动，但人们却若无其事，似乎它坚实平稳似的。大家都在空谈闲扯，从未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社交活动，人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写过和读过这么多东西。在柏林，俱乐部、协会、餐会、茶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不法聚会”，按照霍夫曼的说法，这个聚会除了“按照传统德意志方式吃顿午饭”之外别无他图。还有一个名叫“德国语言协会”的组织，牵头人是格拉赫兄弟[31]。霍夫曼和他那帮“谢拉皮翁兄弟”聚会。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则成立了一个“金龟子协会”，会员们坚持着尘世间的“想法和追求”。还有那么一个“爱艺者”同盟，他们的宗旨是将“灵魂从沉睡中唤醒”。而“难题辩论协会”的聚会地点则定在弗里德里希大街。

在这些聚会当中，有一部分含有隐蔽的政治倾向，公开场合里对舆论的牵制在这些聚会中得到一定的补偿。但是更多的则是为了一种身心的愉悦，在这里文学创造的是一种让人舒服的恐惧感或者是一种令人感动的不安定感。

柏林的文坛是一潭浑水。一帮大学生聚集在皇家咖啡馆里，他们共同创作，要把歌德的《浮士德》续写完毕。在晚间举行的各类娱乐活动中，那些主要人物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本领，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下，给个关键词他们就能作出诗来。有那么一个叫奥托·雅各比的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他赌咒发狠要写几十部剧本来展现自查里曼大帝以来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全史。可是一位名叫恩斯特·劳帕赫[32]的人抢先了一步，他在十年之间为柏林的舞台创作了五十部作品，这些剧作都是以施陶芬王朝的历史为题材的，它们尽数被搬上了舞台。那些出版妇女读物和文学年鉴的书商举办形形色色的作家大赛。沉迷于写作的作家数量虽然很多，但是读者的需求更大。而大学呢，正如年轻的费尔巴哈家书中写到的那样，是“工作的所在”。的确如此：与柏林大学的缔造者威廉·封·洪堡的设想不同，大学工作的中心是面向实际的职业培训。但是这种勤勉和进取的根基还不是很牢固，大家凭借着孜孜不倦、单纯的钻研精神想要弄明白事物的宏观和整体，要弄清楚一切事物从何而来，它们现在又是怎样。那些认定自己将来要做轮盘和螺钉的人，他们满怀新奇、激动不已，他们想要知道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处。人们虽然有如此的好奇心，但是人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许有一天好奇心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在这种好奇心中有一种逃避风险的心态，在黑格尔的课堂上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好奇心。因此形形色色的人涌进他的课堂，其中有兽医、保险经纪人、行政部门的公务员、歌剧演员、商社的职员等。人们或许无法很好地明白黑格尔所说的，但是只要明白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存在这么一个人，他什么都明白，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好的。当时人们的情绪和需求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因此叔本华的那一套训诫不受欢迎也就不足为怪了。

首先，叔本华的学说追溯到康德，而在当时人们认为康德的先验认识批判已经过时了。人们认为自己现在已经再次确切地知道现实之中的世界是什么，追求舒适自在的人也甘愿这样认为。此外让人们头晕目眩的历史现在也趋于平静。拿破仑曾如此令人信服地体现了某种鬼神之力，人们曾为之倾倒，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与此相同，人们对那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也不再心存敬意。除此之外，人们正昂首阔步开展对自然的经验性认识，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人们在这一领域获得的胜利使理性的忧虑显得越来越多余。这种混杂的精神状态，其中既有经验—实用主义的清醒，又有黑格尔式的思辨热情，而后者又和新教的正统观念结合在了一起。这一情势当然不会给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提供丝毫的机会，因为它是建立在极端化了的康德认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并且是彻头彻尾无神论的。

人们要么是理解了意志形而上学并恰恰因此而拒绝接受它；要么就是忽略了它，而这是因为人们对其产生误解并由于它的独树一帜而对其作出错误的评价。就让我们从后一种情况说起：叔本华著作最初那寥寥几篇书评都认为，意志形而上学是费希特哲学的一个新的翻版，也就是说他们把“意志”理解成某种精神力量、理性力量。这是天大的误解，叔本华在著作中明确地对此提出抗议。人们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理解“意志”：意志是理性的对立面。人们还期待着叔本华再谈谈冲动、自然之中的意志、我们自身之中的自然（本性），人们甚至愿意从中听出谢林式的“自然”。可是即便是谢林的“自然”仍然隐藏着精神—主体，隐藏着那种渴求、那种冲动，它要在精神之中、意识之中赢得它最高的、回归自我的形态。如果人们真正理解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那么在这样一个被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所吸引的时代里，叔本华的这一学说必然让人们觉得莫名其妙。按照叔本华的观点，理性只是一个附随现象，并非理性在推动着自然和历史，本质上的现实作为一种“自在之物”是某种非理性的东西。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

人们要么是对叔本华学说的独特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要么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却认为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不值得对此进行讨论。

黑格尔大力激发起了人们对历史性思维的热情，因此叔本华与泛逻辑主义的对抗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哲学界同人不同，叔本华拒绝而且也必须拒绝把历史解释为某种进步的真理事件。叔本华恶毒而大声地诅咒历史，将历史看作永远雷同的激情和信念凑在一起进行的狂欢和举办的化装舞会。在这个时代里，叔本华就像是一块产生于前现代的哲学化石。

其次，叔本华充满了悲观主义，而且他对世界的否定充满了神秘主义气息，或者说显得印度味太浓。这样的观点就算不是令人愤慨也是奇谈怪论，因此必然要吃闭门羹。从这些观点中显露了赤裸裸的无神论，单是这一点就足够让人抵触了。

在这一背景下，虽然叔本华的哲学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这对于叔本华甚至还有些好处。如果人们重视了他，那么他必定会因为挖苦讽刺宗教而受到惩罚，因为在那个复辟的年代里，哲学家要是这么做那可吃不消。国家和大学当局对此已经采取干预措施，其实那些事例远比叔本华的言论要无害得多。当然只有在这些玷污国教的言论为民众所注意时，国家才会有所动作。康德就领教过，之后的费希特也不例外。叔本华在柏林期间，爱德华·贝内克[33]就受到过严厉的训斥。有意思的是，后者曾写过一篇关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书评，遭到了叔本华恶毒的辱骂。

日后青年黑格尔派和左翼黑格尔派的成员几乎都被禁止在大学任教，就是因为有人指责他们宣扬无神论。

黑格尔将宗教历史化实际上为日后爆发的宗教批判浪潮提供了导火线。由于害怕被人指责宣扬无神论，黑格尔在这种情况下倍加谨慎。他在柏林有关“哲学和宗教”的讲课中说：“有人指责哲学将自己置于宗教之上。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指责是错误的……哲学只是将自己置于信仰的形式之上，而其内容都是一样的。”[34]尽管如此，柏林的正统路德宗的强硬派人物仍然对这位忠于国家的哲学家极度不信任。围绕在艾勒特主教[35]和亨斯滕贝格[36]周围的《教会报》的一些人在宫廷里说黑格尔的坏话，但是起初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叔本华宣称意志是唯一的实体，在这种意志形而上学中没有创世之神，没有告诉人们世界向何处去，这是一种纯粹的无神论。这一学说不为上述圈内人士所知，而且这一有关意志之否定的学说让人觉得印度气息颇浓、令人费解，因此就连那位耳目众多的艾勒特主教也没有对此产生警觉。艾勒特在一篇写于1819年、被主管大学事务的政客们奉为金科玉律的文章中大发雷霆，批评现代哲学的“怪僻的肆意妄为行径”。他说，现代哲学“自以为是地醉心于创新，它建构出一个体系然后再将之摧毁，在这一轻浮的、持续不断的变换之中，语言和概念被搞乱了”。[37]显然，叔本华的“怪僻的肆意妄为”此时尚不具备竞争力，因此也就不会招来别人的申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叔本华的学说不在艾勒特所说的那些“体系”之列，这些体系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们有可能会“越轨”并转化为“革命的政治运动”。[38]

此外，叔本华的艺术哲学也必然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1815年之后，浪漫派的艺术宗教时代已经过去了。艺术家的激情已经让位给立足现实的清醒态度。世纪之交的那些“狂野人物”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已经成为公务人员。人们现在的要求不高，他们希望艺术要有娱乐性。他们欣赏那些让人感到舒服的东西，而不是冒险经历。人们希望自己无须出发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人们可以在黑格尔那里学到，艺术只是精神在低级阶段上的再现，宗教和哲学都在艺术之上。不要忘了，艺术要按照客观精神的指令从事，而客观精神最终就是国家。在黑格尔那里，艺术也和宗教一样被吸进了相对主义的历史性思维的旋涡之中，艺术要接受拷问：在内在世界之中有什么用处，是否有道德感化的力量。即便是缪斯女神也应当在市民生活中并为了市民生活而劳作。简而言之：人们不再有那份热情和无忧无虑，愿意将艺术置于一切可能的目的序列之上。人们现在想要让艺术为人服务，它应该是点缀，应该有用。

而叔本华则不同，他既不用历史的方法对待艺术，也不按照现实性原则去掂量艺术是否有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叔本华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极端方式维护康德对艺术享受的定义：“没有利益关切的愉悦。”叔本华热爱艺术，他不是把艺术当作生活之中的装饰和休闲，而是用艺术来与生活对抗，叔本华渴求从生命意志带给人的痛苦和操劳中解脱出来，艺术正体现了这种解脱。在叔本华那里，艺术宗教的全部力量又回来了，但是它是以一种彻底无神论的艺术形而上学的面貌出现。日后的那些艺术家们（从理查德·瓦格纳到普鲁斯特和贝克特）都能够感觉到受到这一哲学的启发而获得升华。可是在这个时代，艺术创作只能是安分守己。艺术家不会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可是也不想在另一个极端中湮没自己。现在的口号是：留在原地。

叔本华哲学思考的风格也注定让他成为一个局外人。作品中自说自话的姿态过于强烈。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版中，叔本华对同时代哲学界的攻击还算是温和的，不友好甚至是敌意体现在叔本华高傲地故意忽略同行的学说。叔本华在书中引用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直至康德的经典著作。他介入了一场纵跨数千年的对话，并让人们明白：当代的哲学不值一提。他置身于日常的嘈杂和打斗之外，叔本华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一位孤军奋战、将所有的一切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一遍的哲学家。这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哲学体系，是他游离于学术界之外闭门造车的成果。无论它怎样具有学术性，他的哲学毕竟缺少学术圈里固有的气味。叔本华的语言清晰优美，不会让人绞尽脑汁，这种风格显然不同于教授们的言说方式。这种哲学甚至无法摆脱某种天真质朴、无忧无虑、赤心坦诚的成分。大家只要想一想，叔本华为自己在柏林大学第一学期课程做预告时所说的话：“阿图尔·叔本华要讲授总体的哲学，即关于世界本质和人类精神的学说。”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可以被人们称之为叔本华思想中的“最基本”特征的那个东西。在叔本华的“伦理学”，在他关于意志之否定的学说中，这种东西或许表现得最不明显。而恰恰是在这里，叔本华强调，“圣者”不是“哲学家”，“哲学家”也不是“圣者”。正如一位雕塑家可以展现“俊美的人”但不必本人也俊美一样，哲学顶多只能为“世界的本质”和这其中的真正生命给出一幅“反射出来的映像”。（Ⅰ，521）日后克尔凯郭尔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叔本华并不是按照自己教导的那样去生活。

与同时代的那些哲学家不同，叔本华的出发点完完全全是生存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把对世界的解释与对自己身体的体验联系在了一起，这种体验是真实的、无法混淆的、一次性的。或许今后还会有人设计出一幅展现意志的全景画面，告诉人们意志究竟是什么，但是只有每一个身体和精神达到同一的个体才能体验得到，即叔本华所说的欲求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在个体之中达到的同一性。世界是表象和意志，“我”或许知道这一点，但是只有在世界上唯一的一处，“我”才能够体验得到：这就是“我”自己。“我”可以想象别人的思想，作为表象的世界进入“我”之中，而对于别人而言，“我”自己也是表象。这样说来，“我”总是置身在外，在别人那里，在历史那里，诸如此类。但是“我”无法离开自己的身体，“我”无法进人任何一个别的身体之内。存在的整个密度就集中在这一身体的同一性之中，幸福也好、痛苦也罢。

在叔本华的周围，人们的哲学思考与他不同，在他们那里，存在是外在的：在事物和物体那里，在历史进程之中，在精神的发展之中。而最贴近的东西——自己的身体要么变成一个陌生的东西，人们怀着某种探究的心态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观察它并将之剖解得支离破碎；要么就变成了某种遥远的东西，要通过精神的诸范畴才能将其推演出来。于是精神就是某种必要的东西；而精神恰好在“我”的身体里落脚，这纯系偶然。虽然叔本华也可以在他的意志宇宙之中设想将个体排除在外，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恰恰是这个存在着的个体，正是它设想着将自己排除在外。在个体存在的尖顶之上，整个世界在寻求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此叔本华将个体之中欲求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同一性视作一个深不见底、最令人称奇的谜团，这就是“纯粹的”（I，161）哲学问题。

这就是叔本华在1820年夏季学期面对柏林大学教室里的那几个学生要阐明的问题。黑格尔就在隔壁那间座无虚席的大教室里讲课。到了接下来的冬季学期，叔本华已经可以收拾行囊了。没几个人对他的课感兴趣，因此无法开课，对于叔本华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灾难。他的哲学能够帮助他渡过难关吗？叔本华创造了一种哲学，可是这种哲学现在又能够给这位哲学家带来些什么呢？

[1] 海格立斯（Hercules），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宙斯之子，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

[2] 阿黛拉·叔本华：《日记》，第2卷，第35页。

[3] 古留加：《黑格尔传》，第167页。

[4] 古留加：《黑格尔传》，第163页。

[5] 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手工业、智慧和艺术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6] 尼特哈默尔（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1766～1848），德国哲学家、神学家，曾与费希特共同主编《哲学杂志》，代表作为《当代教育课程理论中的博爱主义和人文主义争论》。

[7]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2卷，第220页。

[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564页。

[9] 古留加：《黑格尔传》，第81页。

[10] 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兄长，文中提到的《臣仆》以及《垃圾教授》和《亨利四世》为其代表作品。

[11] 此处是德国的一句谚语，意为“在实施某些非常措施之时难免会无所顾忌，殃及无辜”。

[12] 转引自埃德曼《近代哲学》，第168页。

[13]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191页。

[14] 黑格尔：《全集》。（原书缺卷标和页码，经译者根据其他版本的黑格尔文集查对，这段文字当出自黑格尔早期作品《德国宪法》导言第6段）

[15] 海姆（Rudolf Haym，1821～1901），文学史家，以研究浪漫派著称，代表作为《黑格尔及其时代》和《浪漫派》。

[16] 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第4页。

[17] 霍托（Heinrich Gustav Hotho，1802～1873），艺术史家，在哲学上深受黑格尔影响，后者的《美学》就是由霍托整理出版的，代表作是《德国和荷兰绘画史》。

[18] 转引自古留加《黑格尔传》，第246页。

[19] 转引自古留加《黑格尔传》，第279页。

[20] 伯尔纳（Ludwig Börne，1786～1837），德国作家、评论家、政论家，因从事民主运动流亡巴黎，撰文抨击德国现状和时政，代表作为《巴黎书简》。

[21] 拉埃尔·法恩哈根·封·恩泽（Rahel Varnhagen von Ense，1771～1833），卡尔·奥古斯都·法恩哈根·封·恩泽（见第六章）之妻，柏林当时著名的沙龙女主人，那里成为浪漫派和青年德意志派文学家的聚会场所，她的日记和书信成为记录当时文坛状况的重要文献。

[22] 转引自伯《毕德迈耶尔》，第440页。

[23] 伯恩斯托夫（Christian Günther von Bernstorff，1769～1835），1818～1832年任普鲁士外交部部长。

[24] 转引自伯《毕德迈耶尔》，第440页。

[25] 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德国建筑家、画家，早期作品深受浪漫主义影响，日后发展为古典主义风格，今天柏林市内的许多历史建筑都出自他之手，1815年起任宫廷剧院的装饰总监，参与设计了众多的舞台布景。

[26]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l786～1826），德国作曲家，他创作的歌剧《自由射手》成为德国浪漫主义民族歌剧的先驱，此外，他创作的器乐作品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7] 斯蓬蒂尼（Gaspare Spontini，1774～1851），意大利作曲家，创作的歌剧代表作有《贞洁的修女》《费尔南·科尔泰》，1820～1840年间任普鲁士皇家剧院音乐总监。

[28] 埃尔斯勒（Fanny Elssler，1810～1884），奥地利著名芭蕾舞演员，足迹遍及欧美，是她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舞蹈家。

[29] 转引自伯《毕德迈耶尔》，第454页。

[30] 沃尔法尔特（Karl Christian Wolfart，1778～1832），德国医生，催眠疗法代表人物，曾在柏林开设一家诊所用催眠疗法治疗病人。

[31] 恩斯特·路德维希·封·格拉赫（Ernst Ludwig Gerlach，1795～1877），普鲁士政治家，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后任帝国议会议员；利奥波德·封·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1790～1861），曾任威廉四世的侍卫总长，是普鲁士国王“宫廷党”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32] 劳帕赫（Ernst Benjamin Raupach，1784～1852），德国剧作家，一生创作了117部剧本，是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擅长写历史剧和喜剧，代表作为《磨坊主和他的孩子》。

[33] 贝内克（Friedrich Eduard Beneke，1798～1854），德国哲学家，近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对后世的教育学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34] 黑格尔：《全集》，第16卷，第353页。

[35] 艾勒特（Rulemann Friedrich Eylert，1770～1852），自1817年起任新教主教，兼任普鲁士国家参议会委员和文教部成员，对威廉三世影响很大。

[36] 亨斯滕贝格（Ernst Wilhelm Hengstenberg，1802～1869），柏林大学神学教授，坚定的路德教徒，执掌《教会报》达四十年之久，这份报纸成为反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中心。

[37]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2卷第1分册，第118页。

[38]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2卷第1分册，第118页。

第十九章

对抗失望的哲学策略——对手稿本的修订——情人卡罗琳娜·梅冬——玛尔奎事件——再度游历意大利——患病——迷途——返回柏林——闹剧收场

1823年前后，叔本华在秘不示人的随笔《写给自己》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曾经感到不幸福，那么原因多半在于谬误，在于自己的糊涂。我把自己当作了另外一个人，他怨天尤人，其实这个人并不是我。有时候，这人是一个当不成教授，又没有听众的无薪俸讲师，或者不是遭到这个市侩的诋毁就是被咖啡馆的女招待飞短流长，或者身陷伤害赔偿官司，或者作为一往情深的情人遭到女孩的拒绝，或者疾病缠身不得不待在家中……这一切都不是我，这一切都只是材料而已，充其量是用它们来做一件上衣，我有时候把它穿在身上，有时候我又脱下来换上另一件。那么我究竟是谁呢？我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作者，是解答“存有”这一大问题的人……这个人才是我，在接下来的有生之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苦恼呢？（HN Ⅳ，2，109）

我们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一张清单，上面列着叔本华这些年里所经历的大灾小难：谋求大学教职受挫；因人身伤害被起诉而身陷赔偿官司；与裁缝女工玛尔奎之间的纠缠；与合唱兼舞蹈演员卡罗琳娜·里希特（Caroline Richter，自称梅冬）生出一段风流韵事，并最终不欢而散；患了神经方面的疾病，耳朵出了问题，致使他一年里足不出户。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说得俏皮些——叔本华对付这一切的策略。按照叔本华的说法，我遭遇这些事情，但遭遇事情的其实又并不是我，因为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是一部伟大哲学著作的作者。外面正上演着一出社会剧，角色戴着假面，是一出喜剧。如果在这一出戏中他扮演的是一个蹩脚的角色并且这让他感到不快，那么叔本华就抽身而出，回到那个作品之我（Werk-Ich）中去。作品之我，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根本就不再是“自我”了。叔本华先是说：我没有在那外面，我是我的作品。接下来他又说：我的作品——它不仅仅是我的自我，它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约在1825年前后，叔本华在手稿本中写道：“我的哲学命题之所以是真实的，因而是永恒的，那是因为它们不是我生造出来的，而是它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它们在我的心中生成，我并没有从旁协助，就在我心中的一切欲求似乎沉沉入睡的那些瞬间里，它们产生了……在这样的瞬间里只有纯粹的认识欲，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和见证人，我把在这些瞬间中于我心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记录下来，并将其用到我的作品之中。这确保了作品的真实性，这也使我在不受关注和不被认同的情况下不致丧失信心。”（HN Ⅲ，209）

黑格尔在谈到自己时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绝对精神在他的心中占据了一个位子。不过两人的区别在于，人们相信黑格尔的学说，而叔本华却孤独一人，虽然后者如此一意孤行，对自己确信无疑。叔本华必须将众多的思想汇聚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保持自信不致失望。幸好叔本华不缺奇思妙想，困顿使人产生创造力。除此之外，他的哲学给他提供了充足的论据，足以解释——或者也可以说是——剖析其哲学无法获得当代人的重视的缘由。

叔本华于1820年在手稿本中写道：“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我的学说无法发挥影响。这个时代只是一块土壤，站立其上的是我的躯体，然而这仅仅是我这个人身上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HN Ⅲ，14）这个“完整的”人超过了这个时代的高度。人们无法窥其全貌，就像在云层之上仅仅能够看见高山的尖顶一样。在叔本华那里总是流露出对当代人和同时代人的贬低。这并不是说当代不可能存在影响重大的人物，而是说他们的声音被每日里各种各样稍纵即逝的嘈杂之声掩盖住了，在这样一个人们越来越渴求写作和阅读的时代里，这些杂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持久不断的隆隆之声。先于加塞特[1]一个世纪，叔本华就诊断出了话语世界之中的“大众的反叛”。在叔本华看来，大众为自己创造了各种可能的表达方式并赢得关注，他们希望保全自己的生命，肯定生活并对生活充满幻想，对他们而言，只有对此有好处的东西才重要。普通人——叔本华称之为“工厂里的产品”或者是“两脚动物”（HN Ⅱ，73）——有恐惧，他想要进入一个比较安全的港湾，在这里某种世界观能够让他产生自信并能够使他平静下来。因此，尽管这样那样地遮掩，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依然存在，上帝照料着人们（或许贯穿人的一生），使一切向最好的一面发展，这上帝叫什么名字无所谓，无论它是叫“历史”、“绝对精神”、“自然”、“科学”或是稍后的“无产阶级”。而真正的哲学家则过着一种“充满危险，但自由”的生活：或新或旧、经过伪装的种种确定性无法为哲学家提供庇护。重要的是，人们要能够忍受那种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状态。这当然不对“公共舆论”的胃口，因为后者注重的是具体实在的东西。

所以，切不可把“公共舆论中闪动的鬼火”视作引导自己前行的“指路明灯”。（HN Ⅲ，71）

如果说某种哲学的认知只有在念念不忘与生命意志进行对抗的情形下才能获得，那么对于那些为了生命而索取知识的人（这些人当然是绝大多数）而言，这种哲学简直是对牛弹琴。叔本华各种各样的论证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要以此来消除因自己的哲学无人应和所造成的不快。这一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叔本华哲学的内部。也正由于此，叔本华对神秘异说颇有好感，因为后者给予他反过来解释的可能，他可以自豪地说：我言谈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忽略我的人。市场漠视我所掌握的真理，不过真理并不是为这市场而存在的。关于希腊秘密宗教仪式中那种对上帝的默默膜拜，叔本华在手稿本中大发了一段议论：“古人的那种秘密宗教膜拜仪式是一种杰出的发明创造，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想法的基础之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无法接触到全部真理的，于是就从他们中间选择一些人，告诉他们一定限度的真理，从这些人中间再选择一些人，向他们透露更多的内容，因为这些人能够理解更多的东西，以此类推。”（HN Ⅲ，211）

以一种神秘异说的姿态出现，其目的可能是达到某种效果，这很精明或者说显得很精明——看看18世纪末秘密社团的历史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这一姿态也有可能跟某种不同寻常的、前近代的真理概念有关。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将真理与“起作用”（在听众那里起作用，在历史之中起作用，驾驭自然，等等）以及“有用处”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如果否认经验性的成功标准或多数人的决定是真理标准，如果不顾及真理的用处而是孤注一掷地坚持认识本身所带来的幸福，那么这种否认和坚持就必然变成某种精神上的高贵姿态。在叔本华的身上就能够看到这一姿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尼采很欣赏叔本华并追随他，脸上带着那种绝顶聪明之人常有的会心笑容。

与尼采不同，叔本华的学说虽然带有神秘异说的气息和高贵的姿态，但是相比较而言，叔本华还是天真地坚持认为他曾用自己的哲学为“人类”服务：“我不得不将自己的精力抽出来，不让它为我个人服务，不让将它用于谋求个人的幸福，虽然这么做是违背一个人的天性和权利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将一己的精力奉献出来用于服务人类。我的智力不属于我本人，它属于这个世界。”（HN Ⅳ，2，107）

无论这种“为人类服务”的想法多么雄心勃勃，它毕竟同时也是为极其狭隘的、个人的目的服务的。比如说叔本华从这一崇高的想法中寻找根据，为自己在遗产问题上与家人发生纠纷时那固执的行为作辩解，他在1822年写下这样的话：“由于这个原因，我觉得自己有权利看管好父亲留给我的那部分遗产，它一直在支撑着我的生活，我希望在我年老的时候也还能这样，没有它世界上可能就没有我这个人了。”（HN Ⅳ，2，107）

19世纪20年代，叔本华在思考，为自己缺乏听众寻找理由，在自己的哲学之中寻找对抗失望的良方，他在咒骂听众并树立自信，不仅如此，他也在探究自身。他虽然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大事，但还是有众多的问题困扰着他，他想要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他将这些思考写进了日后出版的著作之中，尤其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卷。

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把“意志”和“自在之物”等量齐观，这毫无疑问是他哲学之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按照他的说法，“意志”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在之物”。叔本华于1824年在《文书袋》中写道：“认识自在之物——这本身就是悖论，因为所有的认识都是表象，而自在之物所指的恰恰是那个不是表象的东西。”（HN Ⅲ，778）

可是，“自在之物”就以下情况来看却又是“意志”：对于经验而言，“显现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意志活动”（HN Ⅲ，36）是一个关键点，在这里表象可以最清楚不过地把握现实的自在性，因为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我们去理解世界的本质——“自在之物”——的依据是，它要能够被我们体验到。“可是恰恰因为意志是自在之物最明白的显现，因此结果就是：假使自在之物的其他显现方式也能够使我们同样地接近自在之物，也就是说，对于它们的认识能够达到与意志同等明白和直接程度的话，那么它们就会像我们内在之中的意志那样将自身展现出来。”（HN Ⅲ，36）

叔本华继续刨根问底：“可是这意志到底从何而来？”（HN Ⅲ，68）他打断了自己的话头：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问题。意志的存在是无法追问的。某物所指的是何物，我们可以通过询问得知；可是此物的确存在，这是无法追问的。哲学迄今为止都是把精神或上帝［即本质（Essenz）］置于实存（Existenz）之前，而叔本华则将这一关系颠倒了过来：实存先于本质。关于这一问题他在手稿本中写下了这么一句果断的话：“世界之本质绝不是认识。”（HN Ⅲ，70）意志的存在就像是黑洞，它在吞噬认识之光。在叔本华看来，严格的哲学必须把“众多的问题”搁置在一边。他继续写道：“这类问题在索求解答，可是我们的思想无法给出任何形式的答案。”（HN Ⅲ，70）晚年的谢林也在苦苦思索这无法解答的问题，为这个由“的确”构成的谜团绞尽脑汁。

“我们浑浑噩噩地生活在混沌之中”，叔本华在问自己，应该因为这种“混沌”而抱怨吗？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它的根源在于某种错误观点所造成的幻觉，这种观点认为，事物的整体是以某种理智为出发点的，在事物的整体变成现实之前，表象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事物的整体来源于表象，它必须在表象面前毫无遮蔽并且任由表象穷究根底。而事实上，所有那些我们抱怨无法知晓的东西或许本身就是不可知晓的。一切的知识就在表象之中，而表象仅仅是存有的外在一面，只是某种附加进来的东西，对于维持事物和世界整体的存有而言，它不是必要的，它仅仅对于维持每一个被赋予了生命的个体而言是必要的。”（HN Ⅲ，183）简而言之：对于存在（Sein）而言，无论是被认识还是不被认识，这都是外在的。

对于认识而言，存在着区别、区分、个体差异。接下来的问题是：可是在存在自身之中，这一切都还是区别吗？就拿我们自己的存在为例吧：“每个人对于自己有怎样的认识呢？身体，感官直接就可以观察得到；然后就是内在之中他自己的欲求，欲求表现为一连串的意志活动，这些活动是在表象的触动下形成的。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就都在这里了。与此相对，欲求和认识的本质我们根本无法洞察，我们只能向外面看，而里面则是漆黑一片……依据我们认识到的那一部分，（我们知道）每个人和另一个人完全不同。可是难道我们就此便可以肯定，另外的那一部分也是同样的情形吗？难道每一个人自身对那一部分（其实是最本质的部分）就永远一无所知吗？依据那个可以被认识的部分（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区分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依据那个我们全然不知的部分，为什么所有一切事物的本质就不可能是统一和一致的呢？”（HN Ⅲ，283）

在我们自身存在的那躲避认识的一面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意志”。这一想法其实让叔本华感到很不舒服，他在1823年的手稿本中写下了这一感受：“一位乐观主义者让我睁开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有多么美丽，大山、植物、空气、动物等。这些东西看上去固然美丽，可是它们之存在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HN Ⅲ，172）

这就是叔本华的哲学激情：躲避存在，去看。

如果主体放弃作为意志存在，那么它就有机会去看这世界显露在外的秘密——意志的无处不在。正是在此处，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中有着某种令人棘手的过渡：将从内在体验到的意志这一“热区”作为出发点，然后进入某个被冷却了的意志宇宙，后者将自身呈献给某个审慎的（也就是说，至少是在某些瞬间里摆脱了意志的）认识。某个超越个体之物（“优良意识”）突然察觉到某个处于个体层次之下的东西（自然之中的意志）。在商社里学过手艺的叔本华经过一番估算有了一本明细账：意志在主体中消失，为的是让自身在客体的身上更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这边是亏的，那边就是赚的。

无意志的主体——难道人们不会就此抱怨主体在存在方面的匮乏吗？叔本华的回答是：“人最真实的本质是意志：表象是某种次要的、附加的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外在的东西。可是只有在意志从意识之中消失并仅仅剩下表象单独留在那里的时候，人才找到了自己的福祉。也就是说，应该将本质的东西搁置起来，留下来的是它的显现（表象）和附加在它身上的东西。对此应该多加思考。”（HN Ⅲ，236）

尼采对此进行了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将生命当作审美现象时，生命才找到其存在的根据。叔本华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再一次意识到他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如果认识真理需要某种摆脱了意志冲动的审慎态度的话，那么真理之中的存在就必须从欲求的劳作之中实现更加完善、更加持久的满足。真理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意志的生命强力的发展过程。叔本华构想出的真理是与生命对峙的，尼采与之遥相呼应，但是他将之颠倒了过来：因为真理是无法体验的，于是在哲学上给意志恢复名誉必然导致产生错觉，最终问题的实质不再是真理，而变成了强力，生命强力。

如果说叔本华探究到了纯粹的、从意志之中摆脱出来的“看”所带来的“真实福祉”的话，那么他一定清楚地知道，他想要摆脱的是谁：狄奥尼索斯。

尼采和叔本华正好颠倒过来。尼采一头扑进体现着情欲救赎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怀抱之中，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在意志之中可以最清楚不过地体验到“自在之物”，可是在哪里可以最清楚不过地体验到意志呢？叔本华答道：在性行为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说法如此直白。他在手稿本中写道：“如果有人问我，究竟在哪里可以获取关于世界之内在本质（那个自在之物，就是那个我称之为生命意志的东西）的最私密的认识，或者在哪里能够最清楚不过地意识到那个本质，或者说在哪里人的自我以最纯粹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么我就必须向他指出：在性交行为的乐趣之中。就是它！这是一切事物真实的本质和核心，是一切存有的目的和意图。”（HN Ⅲ，240）

叔本华是在1826年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截至此刻，他与合唱、戏剧兼舞蹈演员卡罗琳娜·里希特（自称梅冬）的关系已经维持了5个年头。

叔本华于1821年与她结识，那时她19岁。就在此时，他在密不示人的随笔《写给自己》中记下这样的话：“对于我而言，天才的构想已经完成，从现在开始，最适合我做的事情就是教书。既然如此，我就必须把我的生活公之于众，必须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像我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儿无法获得的支撑点。”（HN Ⅳ，2，106）

可是和卡罗琳娜·里希特在一起，叔本华是无法找到他说的那个“支撑点”的，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在柏林市郊的舞台上，她扮演的多是第二情妇的角色，作为补偿，她在现实生活中调转方向，与众多的情夫同时保持关系。她的美貌和戏剧界宽松的环境允许她如此行事。叔本华热衷于观看戏剧演出，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陷入了情网，可是之后不得不时常接受妒火中烧的煎熬。他于1822年5月起程第二次游历意大利，10个月之后卡罗琳娜把孩子带到了人世。叔本华直到生命的终结仍对卡罗琳娜念念不忘，甚至在遗嘱中也考虑到了她，可是他终生对于这个“导致双方忠诚破裂”的孩子心怀不满。在遗嘱关于遗产支配权的条款中，卡尔·路德维希·古斯塔夫·梅冬（这个1823年3月出生的孩子）被明确排除在外。1823年叔本华想同卡罗琳娜一起离开柏林，可是这个打算最终化为泡影，原因就在于卡罗琳娜想把孩子一起带走，可是叔本华却没有满足她这一心愿。于是叔本华独自一人迁居法兰克福，感到既失望又受伤。

卡罗琳娜1819年来到柏林，当时她只有17岁。大概是受到了某个地位颇髙的人物引荐，她受聘于国家剧院担任合唱演员。一个名叫路昜·梅冬的机要秘书使她有了身孕，于是她便于1820年初夏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在叔本华结识卡罗琳娜之前，这个孩子就死了。

日后她便用那个机要秘书的姓梅冬来称呼自己。

阿图尔写给卡罗琳娜的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此外也没有留下什么其他的文字记载这段毕竟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关系。人们只发现了为数不多的几封19世纪30年代初期卡罗琳娜写给叔本华的书信，而此时叔本华已经在法兰克福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在这几封信中，卡罗琳娜埋怨叔本华粗暴地拒绝接受她的儿子，她还表示自己当时是愿意跟叔本华一起迁居的，而叔本华的不信任使她受到了伤害。曾经在经济上资助过卡罗琳娜的叔本华可能说了一些指责的话，说她靠其他几个男人养活。她在回信中是这样答复的：“我过去不是个轻浮的人，为此你最好替我的债务提供担保。”[2]

卡罗琳娜的胸部时不时疼痛难当，因此她在20年代中期辞去了国家剧院的职位，只是不定期地在市郊的剧场里演出，不过有时候甚至可以充当主角。

卡罗琳娜的这一怪病把叔本华吓坏了。如果叔本华的话可信的话，他在意大利期间就曾因为遇见一位患肺病的女人而吓得逃之夭夭。

情人的健康状况让叔本华心中充满狐疑，为了打消他的疑虑，卡罗琳娜在1832年的信中写道：“我没有病，这位愿意结婚的男士就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3]这样的提示必然又会重新点燃妒火。

这样的事情来来回回多次。叔本华既害怕情人可能身患某种疾病，又忌妒吃醋；既害怕建立家庭之后失去自主，又怀疑卡罗琳娜不是一个适合家庭生活的女人。

在叔本华的手稿本中记录的不仅是这些年里的哲学思考，而且这些文字也展现了这段情事对叔本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可是结果不会是别的，它只能是：爱情带来的烦恼和喜悦都化成了哲学思考的质料。比如下面这段话：“每个新个体的首次出现其实就是在他的父母开始彼此相爱的那个时刻，即怀着某种完全属于个体的倾慕之情追求着对方。在这样一个时刻，在爱的目光彼此交会之际，一个新的个体其实就已经开始成形了：这就像是一个新的理念。就像所有的理念都以最剧烈的方式争取在现象之中显现出来，并且怀着某种渴望紧紧抓住因果法则分配给它们的质料一样，这个由某个个体的人所构成的特别理念也以最剧烈的方式争取自身的显现。这种剧烈的方式就是这两个未来父母彼此之间的激情。”（HN Ⅲ，138）

当叔本华于1822年写下这段话（它还会在日后的《性爱的形而上学》中再次出现）的时候，一个“由某个个体的人所构成的特别理念”正在争取在卡罗琳娜的身上“获得显现”。可是正如后来受到伤害的他所断定的那样，这个“理念”不是他的。

就在第二次游历意大利期间（1822～1823），他感到自责并为此而痛苦：是不是该将卡罗琳娜拴得更紧一些呢？他的忧虑甚至变成了诗句：“幸福将某物交到我们手上/我们的理智便愚蠢地烟消云散/看到此处真是万分痛苦。”（HN Ⅲ，159）

在南方的天空之下，他也会允许自己有一些通达的想法：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让她只和一个伴侣生活在一起，这真是一种非分的要求。叔本华在反复掂量，他对卡罗琳娜没有十足把握：“女人风光灿烂、才华尽显的时间本就短暂，让她在此期间只守着一个男人，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她要为这一个人守身如玉，但这样做对这个人毫无用处，而许多其他的人则对此钦羡不已。因为采取这种拒绝的态度，她自己也会感到缺乏活力。设身处地地想一想！”（HN Ⅲ，163）

按照叔本华的设想，一个女人应该同时拥有多个男人，而男人应该被允许先后拥有多个女人。“在单一伴侣关系中，男人会觉得一下子拥有太多，而时间一长又会觉得太少；而女人正好相反。”（HN Ⅲ，162）正因如此，“男人们半生是乱搞的公羊，半生是戴绿帽的王八”。

和卡罗琳娜在一起的时候，叔本华主要得扮演“戴绿帽的王八”这一角色。

作为情人会经常失去理智，对此叔本华深有体会，有一肚子苦水。正是由于失去理智，这导致叔本华陷入了一桩古怪的意外事件之中——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和一个女人有关。

1821年8月12日，叔本华在家中等待卡罗琳娜的光临。叔本华的邻居是一位47岁、名叫卡罗琳娜·玛尔奎的女裁缝，当天这位邻居和她的女友们占据了前厅，这样她们只会成为自己与女友幽会时充满好奇心的目击者，叔本华可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况且她无权使用前厅，因为前厅属于叔本华。而现在却有陌生人侵入了他的意志领地，因此必须将她们赶出去。叔本华命令三位女士离开这个房间，玛尔奎拒绝离开。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叔本华在这位女裁缝提起诉讼的庭审中提供了以下证词：

最后我威胁道，要把她扔出去。可是她仍然与我对抗，于是便发生了以下的事情。可是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我用双手卡住了她的脖子，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么做；而是我围抱着她的整个身体，当时的情形下也只能这样，把她向外拖，可是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反抗。她在门外大声喊叫，说要控告我，而且她还喊着要她的东西，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扔给她。可是还有一件我没看见的小东西留在屋内，于是这便成为她很快又一次陡然闯进前厅的借口。我再次把她推出去，她还是拼命反抗，声嘶力竭地喊叫，好像要把整幢房子里的人都惊动了。当我第二次把她推出房门时，她跌倒在地。我认为她是故意的，因为这就是这种人的手法：他们见自己积极的反抗达不到目的，于是便采取消极的方式，尽量让自己多受一些苦，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控诉。她在此之前喊叫要控告我，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现在我声明，她的陈述完全不符合事实，纯系杜撰。按照控方说法，我把她的便帽扯了下来，她随后完全不省人事，我用脚蹬她，用拳头打她。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凡是对我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都会先天地（a priori）相信：以我的性格、地位、教育，这样残酷的粗暴行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B，75）

可是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受理了玛尔奎赔偿诉讼的柏林高等法院都不愿相信，这位哲学家被指控的“粗暴行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由于“轻微的、没有造成明显伤害的殴打行为”，最高法院判定叔本华支付20塔勒罚金。可是玛尔奎对此并不满意。因为她自称“整个身体右半边麻痹，使用右臂非常吃力，而且可持续的时间很短”，当获悉叔本华有一笔财产之后，她向判决委员会提起新一轮上诉。她要求叔本华每年承担赡养费并支付康复疗养的费用。除此之外她还申请判处叔本华徒刑。这场诉讼自此变得可怕而复杂，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当叔本华外出旅行期间，他存在柏林银行的财产被没收了。此事发生在1825年，而这场官司已经持续了3年。为了拿回自己的财产并对判决提出申诉，叔本华急急忙忙赶回柏林。他成功了：申诉委员会驳回了支付赡养费的要求。玛尔奎再一次向高等法庭提出上诉，法庭又重新确认了她提出的要求。叔本华写信给司法部部长提出申诉，但没有成功。经过长达5年的诉讼，1827年5月4日作出了最终的判决：根据这一判决，只要玛尔奎的伤势（照这位女裁缝的说法，这伤是殴打和跌跤造成的）不见好转，叔本华就必须每季度支付给她15塔勒。玛尔奎又活了20年。有一回叔本华愤愤地说，玛尔奎“够聪明”，她“一直没有让自己的手臂停止过颤抖”。

叔本华是1820年来到柏林的。仅仅过了两年，他就已经讨厌这座城市了。虽说在这两年里他有了一位情人，但作为一位哲学教师却颇为失败，而且还缠上了一桩讨厌的官司。他在一封给阿黛拉的信（1822年1月15日）中提到自己打算迁居德累斯顿：“对于我那并不算高的需求而言，我的财产够用了。因此我有可能将会在德累斯顿生活，在那里度过此生余下的岁月，而我此生最大的一半已经过去了。在那里我仍会和从前一样从事研究、进行思考，直到有人来聘我执掌教席。”（B，79）究竟日后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此时他还害怕做出最终的决定。他不想完全放弃在柏林获取教席的打算，虽然现在他的讲座已无人问津，也只是还挂在课程目录上而已。他干脆将课程暂停，来个延期偿付：他再一次到意大利去旅行。他在一封写给弗里德里希·奥扎恩（魏玛时期的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在意大利既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赏识我，那我还知道是为什么；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德国，那我就必须先探究一下根源，就是那些东西在这里作祟，这些东西也正是让我不喜欢德国的原因。”（B，82）

叔本华于1822年5月27日起程，他让奥扎恩充当自己的“耳目”。在哲学家沐浴在南方的阳光之下无法阅读《耶拿文学汇报》时，奥扎恩作为“留在德国的忠实友人”要帮忙留意一下“在书籍、刊物、文艺报刊以及类似刊物中是否提到我”。（B，83）在这件事情上，奥扎恩没什么可做的，因为依旧毫无动静。

和第一次意大利之行不同，叔本华这次不想当一个“到处游走的匆匆游客”，而是要在仔细参观游览瑞士之后取道米兰前往佛罗伦萨，并在那里“静静地”住上一段时间。（B，84）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1822年的6月和7月叔本华是在瑞士度过的，8月17日抵达米兰，两个星期之后离开了这座城市，然后从1822年9月11日到1823年5月间住在佛罗伦萨——心旷神怡。1822年10月29日，他以一种对于他本人而言简直是十分欢快的语调写信给友人弗里德里希·奥扎恩：“又一次，那只大熊现在站在地平线深处；又一次，在静止不动的空气中，深绿色的树冠纹丝不动，它的轮廓与湛蓝天空之间的分界是如此明显，显得即深沉又忧郁；又一次，橄榄树、葡萄藤、五针松、柏树组成了一幅风景画，那些不计其数的小别墅仿佛就在这幅画中游泳；又一次，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它的砾石路面就像是某种彩石镶嵌画……又一次，我每天都走在美妙的、到处竖立着雕塑的广场之上。”一番描述之后他最后写道：“又一次，我生活在这个声名狼藉的民族之中。”可是他是如何理解自己这句充满诋毁的话的呢？他在同一封信中解释道：“在意大利生活，就像是和一个情人生活在一起，今天激烈争吵，明天又捧在手心——而生活在德国，就像是和一位家庭主妇生活在一起，没有冲天的怒火，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B，87）

叔本华在这段时间里具体做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对此的记载很少。日后和叔本华谈过话的卡尔·贝尔（Carl Bähr）只是告诉我们以下情况：“他只和贵族往来，平时除了读荷马史诗外什么事也不做。”（B，512）叔本华在给奥扎恩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一位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他俩曾一起在波波里花园里散步，在这位修士“哀叹修道院衰落”时在一旁附和赞同过。此外信中还提到过“一位英国女士别墅里烛光灿烂的大厅”，并且他曾向这位女士“献过殷勤”。（B，88）在佛罗伦萨期间，他热衷于观看戏剧、歌剧演出，并参观博物馆（他将之称为“在博物馆值班”）。他“很久以来都没有感到过如此幸福”了。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大家闺秀”，她们的“百无聊赖”让人吃不消。在这里，他“增长了阅历，加深了对人的认识”。

1824年5月21日，叔本华自慕尼黑写信给奥扎恩，信中写道：“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日后和朋友在一起时我定会时常回想起这些日子。”写此信时，他已经从意大利返回有一年了，这真是糟糕的一年。他在信中告诉奥扎恩：“一年以前我回到这里（慕尼黑——作者注），过了6个星期，我刚准备动身之时，一个病接着一个病地向我袭来，将我困在这里整整一个冬天无法脱身。瘘痔、痛风、伤寒接踵而至。整整一个冬天我都是在房间里度过的，受尽了苦。”（B，92）

在这一段简短的陈述之后隐藏的是叔本华生命中一次严重的危机，或许是他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他在意大利生活，无人知晓他的名字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回到了德国，他又猛然感受到了自己还是无人知晓，这简直就是一种强加在他身上的事实。在此期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对于公众而言，世上就根本不存在他这么一个哲学家。而对于他本人而言，那个在他进行“天才的构想”的岁月里创造出来的哲学现在只是以一种令人气闷的方式存在着。外界根本不知晓他的作品，这给他的心灵蒙上了阴影，甚至让他气馁。他有时收敛了锐气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我能实现的事情。他有这样的感觉，似乎他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

这几个星期里，他极度忧郁，在《文书袋》（Brieftasche）中有这样的话：“如果有人说，人生从头至尾就像是个一直在延续的教训，其结论往往是消极的，那么他的回答可能就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人们就让我待在充分虚无的宁静之中，在这里我既不需要什么教训，也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或者说这样的话：“谈论起生活的苦痛，人们用死亡来安慰自己；谈论到死亡，人们用生活的苦痛来安慰自己。这是一种不错的态度。”（HN Ⅲ，170）

经过了一个糟糕的冬天迎来了春天，可是仍然不见什么希望。双手一直还在颤抖，他几乎没有一天是心情愉快的。他感到右耳“完全失聪”了。1824年5月底，他强撑着病体前往加施泰因温泉疗养，在那里住了一个月。随后他不再返回慕尼黑，他对那里“地狱般的气候”心存恐惧。同样他对地处“沙漠”的柏林也心存畏惧，再说那里目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他，就连他的卡罗琳娜也不行，她现在又有了另一个人的孩子。

他想在曼海姆度过这个夏天，不过在此之前他曾小心翼翼地向奥扎恩打听，是否“女士们”（他指的是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也会到那里去，无论如何他要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正面遭遇”。想来奥扎恩一定是通报他没有敌情，因为1824年7月至8月间叔本华的确就住在曼海姆。他9月份动身前往德累斯顿，并在那里过冬。叔本华还是避免去柏林，这是他经历失败的战场。

他还是让人预告了一下冬季学期讲座的内容，不过这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因为他已经料到没有或者只有为数不多感兴趣的人会报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他现在正着手开展另一项新工作：他向布罗克豪斯提出重新翻译斯特恩的《项狄传》。布罗克豪斯拒绝了。此外他还想翻译休谟在宗教批判方面的通俗哲学著作，此项计划也没有得到认可。在德累斯顿的那几个月里，他已经着手写译本前言，并已经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译本最终还是胎死腹中了。从这些句子中能够看出，叔本华想借用休谟为他自己服务：“日后的人们会认识到，为什么我要试图通过这个新的译本引起同时代的人对大卫·休谟这位杰出人物的这些著作的关注。如果同时代的人对我的努力表示赞赏，这完全不必要。”（HN，177）没过多久，在第二次起草的前言中，他毫不掩饰地拿自己的无可奈何打趣：“至于说我的职业与这项小小的工作究竟有什么相干，个中的原因只能是：目前我有很多的闲情逸致，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将自己的思想进行加工整理向世人传播，因为经验已经证实了我过去预见到和预言过的东西，而我的东西在同时代人中找不到读者。”（HN，182）虽然叔本华的这几项翻译计划最终没有成功，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却步。在20年代末，他翻译了17世纪早期西班牙怀疑论者格拉西恩（Gracián）的《处世预言》（Lebensmaximen），但直到叔本华去世两年之后该译本才问世。

叔本华还有一个翻译计划，这无疑是最重要也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可是最终也夭折了。在《域外观察》（Foreign Review）上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文中要求应该将康德主要著作翻译成英语。叔本华立即作出了反应，他请求出版社与这位匿名作者取得联系，并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充当译者。此人自称名叫弗朗西斯·海伍德，他在回信中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他表示愿意由自己来翻译，校阅译文的工作可以由叔本华来做。叔本华感觉受到了侮辱，于是他直接和《域外观察》的出版人联系并告知他自己的打算，但最终还是没有下文。

叔本华从事翻译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能够获得一些反响，哪怕这种影响力非常之小。他在这方面仅获得了一次成功，那就是他亲自操刀将自己的《论视觉与色彩》翻译成拉丁文发表在论文集《眼科通讯》（Scriptores Ophthalmologici Minores，1830年出版）上。这件事多少增强了叔本华的自尊心，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那就是让·保尔在发表于1824年的《美学入门补记》（Kleinen Nachschule Zur Ästhetischen Vorschule）中对叔本华著作进行了简短的评论：“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一部天才哲学家的、大胆的、全面的著作，充满了睿智和深思。深不可测，让人陷入绝望，就好像是挪威那充满忧郁的湖泊，陡峭的岩石构成了一座高墙，将湖水紧紧围住，人从湖面上永远无法看见太阳，由于身在深处，在白天里也只能看见布满星斗的天空，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和一片云彩掠过。幸好我只能赞叹这本书，而无法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表示赞同。”[4]

下断语的是让·保尔，他是浪漫派的良师益友，不过浪漫派运动此时已经成为历史了。在1824～1825年间的这个冬天，叔本华在德累斯顿遇见了浪漫派的另一位人物路德维希·蒂克，并和他发生过争执。卡尔·封·霍尔泰（也是叔本华母亲家中的常客）当时就在场，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我非常谨慎避免告诉她（约翰娜·叔本华——作者注）这件事情：我曾经和她所指的这位怪人（阿图尔·叔本华。——作者注）一起在德累斯顿蒂克的家中聚会，他的举动着实让我震惊。他和蒂克正在进行讨论，关于各种哲学体系。谈着谈着越过有关雅各比（蒂克的挚爱）的话题渐渐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激烈争论。在辩论之中蒂克提到了上帝，叔本华就像是被毒蜘蛛蜇了一口似的惊跳了起来，就像陀螺一样原地转圈，夹杂着嘲讽的笑声重复道：‘什么？您需要一个上帝？’这句话让蒂克至死都无法忘怀。”（G，53）

1825年春，在离开了三年之后叔本华返回柏林。那桩让人厌烦的官司需要他出庭，或许卡罗琳娜·梅冬也是吸引他回去的原因，因为一到柏林他就重新跟她恢复了联系。依据日后掌管叔本华遗稿的威廉·葛文纳的说法，叔本华甚至再一次考虑过是否要跟卡罗琳娜结婚。

对于叔本华而言，柏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黑格尔依然如日中天，就连1827年奏凯而归的柏林自然研究者兼世界旅行家亚历山大·封·洪堡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洪堡反对一切形式的推测空想，有学识教养的中产阶级女性将这位收集研究植物的贵族奉为偶像（就连黑格尔的妻子也赶着去听洪堡的讲座，这让黑格尔颇为生气），就连这样一位人物竟然也对那位满口施瓦本方言的哲学国王表示敬意。虽然洪堡语含嘲讽地影射过“毫无真知和经验的形而上学”，[5]可是当这话传到黑格尔的耳中后，后者便通过法恩哈根·封·恩泽向洪堡询问此话作何理解，于是洪堡便差人将自己的演讲稿交给那位气势汹汹的哲学家，黑格尔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让人反感的东西。可是他哪里知道，狡猾的洪堡交给他的手稿不是真的。跟黑格尔唱对台戏是不受欢迎的，更不用说是叔本华了。过了两年他又在四处寻找一个新的安身之处。他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当教授的指望，虽然以往的经历让人沮丧。最近就连校役也对叔本华表现出恶劣的态度，按照叔本华向校方提交的申诉中的说法，校役的行为“明显恶劣”，致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一大清早头脑是否清醒”。

1827年9月，叔本华向弗里德里希·威廉·蒂尔施（Friedrich Wilhelm Thiersch）打听消息，蒂尔施是他在慕尼黑期间结识的一位巴伐利亚教育部门的高官。叔本华想知道在“南部德国”有哪个大学能够给他提供或者特设一个教席，“这样就可以对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想到的是维尔茨堡，他称赞那里“环境优美”，“天气晴朗，气候温和”。（B，105）

蒂尔施竭力为叔本华争取，并鼓动他提交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巴伐利亚教育部在收到申请书后便派人去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巴伐利亚派到柏林的专员在通报中写道，叔本华“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教师没有任何名声……据我所知，这位叔本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因此聘任他对于维尔茨堡大学不见得有多大的益处”。（B，516）他也到萨维尼那里询问过情况，后者提供的情况对叔本华也很不利：“您最后向我打听无俸讲师叔本华博士的情况。对于他的著作我无法评判，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至于说到这个人，我觉得他总是十分傲慢，而且我听别人谈起他时，说坏话的人比说好话的人多。”（B，516）

去维尔茨堡的计划成为泡影。叔本华还想到海德堡去碰碰运气，他在写给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罗依策（Georg Friedrich Creuzer，著名的古典学和神话学者）的信中说，他想“在市民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B，106），并询问在海德堡有没有可能性。克罗依策劝阻道：在海德堡人们对哲学的兴趣正在下降。而且他在信中透露出对叔本华的疑虑：不知道叔本华是不是那个能够打消这一疑虑的人。

在这几个月里，他的求职申请一一落空。痛苦愤懑的叔本华向结识不久的阿德尔贝特·封·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求助，让他提供一些建议。沙米索劝叔本华不要将魔鬼描得太黑，正灰色就够了。可是叔本华依然故我，他认为就是那些漆黑的魔鬼在合伙密谋跟他作对。

当然在这些年里他并没有放弃，他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被人们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接受。他已经强迫自己对所抱的期望持一些怀疑的态度，即便如此，他这些已经打了折扣的期望还是被证明过于乐观了。叔本华希望《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能够再版，他于1821年起草了第一份再版前言，落款的时间是1828年，他估计在这一年该书就需要再版了。事实证明，太早。就在这一年，叔本华向布罗克豪斯询问销量，后者通报道：第一版800册，目前库存150册；事实上究竟销售了多少册说不清楚，在几年前，数量可观的一批被拿去化浆生产新纸了。

听到这个消息，叔本华重新起草了一篇再版前言，落款日期是1836年。在这篇草稿中，他将读者斥为“愚钝的同代人”，并摆出一副骄傲的姿态，仿佛对于他而言这部著作被人们漠视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热爱真理并懂得享受真理的人不需要别人的鼓舞，可是别人的关注，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很容易产生误导”。（HN Ⅲ，524）第二版注定是留给后世的，而不是给“那群……猴子们”读的。到底谁可以被算作是“猴子”，叔本华在1830年起草的另一稿（或许是火气最大的一篇前言稿）中作了解释：就是那些被“浮浅之徒费希特”和“黑格尔笨拙的江湖骗术”（HN Ⅳ，Ⅰ，13）蒙蔽的人。他认为，自己的著作没有被他们接受，这可以被视作“褒奖”。

这一切听上去仿佛是某种充满自信的激愤之词，可是在这种不自然的表达方式之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不为人知、遭人误解的人心中多么痛苦，自尊心受到了多么深的伤害。然而献词《献给父亲的亡灵》（Den Manen meines Vaters）却充满了完全不同的情绪。叔本华想在第二版的前言之前加上这样一篇献词。第一稿写于1828年，就在这一年，叔本华最后一次争取教席的尝试失败了，他不得不直面自己著作令人沮丧的销量，而且即便是想充当译者也总是遭到拒绝，此时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他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工作在市民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之所以还生活在市民社会之中，那是因为父亲，他得感谢父亲使他可以为了哲学而生活，而不必为生计奔波。按照市民社会生活的尺度，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得以生存完全倚仗父亲遗产的庇护。因此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高贵卓越的英灵！我这个人，我的成就，这一切都得感谢你！你预先为我做好的周密安排支撑和庇护着我，不仅使我度过了无助的童年和粗率的青年时代，而且伴随着我成人并走到今天。因为当你把我这样的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安排好了，要让他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能够得到发展。你已经想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他或许并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奋斗打拼……你这位骄傲的共和主义者，你好像已经预见到你的儿子不会有（卑躬屈膝的）天分……为了获得那份应得的干净面包，在那些部长和委员面前奴颜婢膝，向他们乞求，或者向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平庸之辈溜须拍马，并与这些江湖骗子的随从们同流合污并恭顺地跟着一起为他们的主子大唱赞歌……因此我要将我的作品献给你，没有你的庇护它不可能产生，在此意义上，它也是你的作品……如果有人在阅读我这部作品时获得了喜悦、慰藉或者教益，那么他也应该知道你的名字。他应该知道，假如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不是那样一个人，阿图尔·叔本华早就垮掉一百次了……”（HN Ⅲ，380）之后叔本华用了几年时间给这篇献词修改润色，不过他后来删去了“阿图尔·叔本华早就垮掉一百次了”这句话，而最终他还是完全放弃了这篇献词。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使他有可能不靠哲学而是为了哲学而生活，在第二版（1844）和第三版（1859）的前言中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叔本华的柏林岁月以一出滑稽戏收场：在1831年8月为了躲避霍乱离开柏林之前，他向一位自己几乎不了解的17岁女孩求婚。这位女孩名叫弗洛拉·魏斯（Flora Weiβ），在一次乘船外出郊游的时候，叔本华送给这位姑娘一串葡萄。弗洛拉自述道：“可是我不想要，因为叔本华这个讨厌的老家伙用手摸过了，于是我悄悄把葡萄放在身后，顺手让葡萄滑落到水中。”（G，58）

叔本华上门向女孩的父亲提出求婚，后者惊讶万分：“可她还只是一个孩子！”他让未成年的女儿自己做出决定。叔本华并没有透露自己诱人的财产状况。根据女孩家人的说法，她“对叔本华十分反感，而她在叔本华身上注意到的种种小节更增加了她的厌恶，因此求婚的失败是不容置疑的”。（G，59）

在将近20年前，叔本华在自己的手稿本中写道：“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处理当前每一件表面上必然显得十分重要的事情，正是这种态度让我们每个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可笑之人。或许只有少数杰出人物才能够超越它，并从可笑之人变成发笑之人。”（HN Ⅰ，24）

[1] 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大众的反叛》。

[2] Jb.1974，第47页。

[3] Jb.1974，第47页。

[4] 转引自皮萨《叔本华——精神与感性》，第342页。

[5] 转引自古留加《黑格尔传》，第272页。

第二十章

从柏林出逃——叔本华敲打家具——法兰克福——对抗恐惧的仪式——生活方式与语言风格——母亲之死和阿黛拉的悲剧命运

在柏林生活的最后一年，叔本华曾经有一个梦。叔本华在手稿本中写道：“为了全面地尊重真实，至死不渝地坚持真实，我要把此事记下来。我在1830/1831年除夕之夜做了一个梦，梦预示着我将会在今年死去。从6岁到10岁之间，我有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总在一起玩耍，他与我同年，名叫哥特弗里德·耶尼什，他在我10岁那年死了，当时我正在法国。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我很少想到过他。但是就是在那一夜，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一群人站在田地上，其中有一个成年的、身材修长的男子，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向我介绍他就是那个哥特弗里德·耶尼什，此时这个人正向我表示欢迎。”（HN Ⅳ，Ⅰ，46）

此时霍乱正在柏林肆虐，叔本华将此梦视为一个警告：如果不逃离，他就会死去。他和卡罗琳娜·梅冬之间的反反复复延缓了他的行程，在与之告别之际，叔本华发现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梅冬，因此他还是想带着她一起走。到底逃到哪里去呢？他选择了法兰克福，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告诉他那里“没有霍乱流行”。

就在他到达法兰克福不久，1831年9月，他又做了第二个梦：“那是，我想那是我的父母。梦预示母亲会死在我前面。死去的父亲手里托着一盏灯。”（HN Ⅳ，Ⅰ，47）

没过几个星期他就病倒了，就此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冬天。叔本华与世隔绝地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住在美茵河下游岸边的一套房子里，家具是现成的。

他足不出户，也没有人到他这里来。死亡的恐惧侵袭着他，他在没有欢愉的寂寞之中生活。卡罗琳娜在他的脑中萦绕，他在写给柏林的同党封·洛夫佐夫的信中一个劲儿地问：那个女人现在怎么过日子，她现在靠哪个男人养活。他请求封·洛夫佐夫注意这个女人的动向。封·洛夫佐夫试图打消叔本华的疑虑，而且也没少开导他：如果无法努力让自己产生信任感，那只会让自己生活得很累，这完全没有必要，正是因为缺乏信任才毁了他和卡罗琳娜的关系。

叔本华突然产生了疑虑，他怀疑法兰克福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曼海姆是个好地方，1824年正是在那里，叔本华从重病和抑郁之中恢复过来。而且他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些人，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于是他决定再次迁居：1832年7月，他搬到曼海姆居住。

叔本华在那里住了一年。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和谐会”，这是由本地头面人物组成的一个社团，有自己的酒馆和图书馆。有时候他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充满愤怒，而晚间的聚会却无法平抑他胸中的怒火。他晚上很晚才回家，他住在鞋匠米夏埃尔·洛伊斯的家中，他到家后不时会弄醒左邻右舍：他用手杖敲打家具。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动静，叔本华答道：“我在传唤自己的灵魂。”（G，64）

1833年，究竟是继续待在曼海姆，还是回到法兰克福，叔本华在账本的封皮上列出去留的各种理由。他最终还是决定回法兰克福。起关键作用的原因是：“只有在偶然找到的，而不是你自己选择的社交聚会中，你才比较无拘无束，不太会觉得厌烦。这样你才拥有自由，断绝和避免与那些讨厌的人交往”；“更好的咖啡馆”“更多的英国人”“没有洪水”“手法高明的牙医，少一些蹩脚的医生”“气候宜人”“少有人注意”。[1]

在经过一年曼海姆的小插曲之后，叔本华于1833年7月6日回到法兰克福。之后除了短暂的（大多情况下只有一天）郊游，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直到1860年去世。

法兰克福原本是帝国直辖市，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宣告成为“自由市”，颁布了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主要事务还是由市政委员会（由城市贵族组成）决定，不过现在又多了两个与之分庭抗礼的机构：“市民联合会”，这个组织相当于“第二议院”；“立法团”，此机构一半的成员是通过市民自由选举产生的。

此外，法兰克福还是德意志联邦的联邦议会所在地，议员是那些领土全部或部分在德意志境内的君主派出的代表。代表们在这座共和体制的城市里无休无止地谈判交涉，在梅特涅的导演下，他们商讨的主题恰恰是如何镇压民主与共和运动。这里聚集了为数众多的诸侯特使，他们频繁涉足那些高档的宾馆和饭店（俾斯麦当时是普鲁士公使，他就常光顾“英吉利饭店”，这里也正是叔本华打发午间时光的主要去处），这使原本就充满上层市民气息的地方更增添了异样的光彩。当时的法兰克福大约有5万居民，其中有半数的居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城市贫民生活在老城区弯弯曲曲、不见天日的小巷子里。富裕的居民迁到了老城边缘的新区里，这里原有的老城墙被拆了，继而修建起了宽阔的公园、花园和林荫大道。

法兰克福不仅仅是德意志联邦的政治中心，此外它还是中欧的金融中心：罗特希尔德家族的根基就在法兰克福。海涅在提到阿姆舍尔·迈耶尔·封·罗特希尔德[2]时曾这样写道：“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而罗特希尔德就是他的先知。”[3]这位罗特希尔德先生每天身着燕尾服、站在自带的草垫上，在交易市场操控着证券行情。他自己住在蔡尔山上的豪华宫殿里，而他的母亲至死都住在犹太人巷（Judengasse）的小店面里。

在某次谈话中，叔本华曾说法兰克福是欧洲的中心，“所有的人都到法兰克福来，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在这里都能看见、听见”。（Jb 68，112）阿图尔·叔本华现在选择了稳定的生活方式，他不再需要去探访大千世界，在“英吉利饭店”里就可以让世界走到他身边来。法兰克福是一个展会城市，这里外国人云集，对于叔本华而言，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他对法兰克福本地人没什么好印象：“这是一群矮小、呆板、内心粗野、头脑简单的人，他们有一种乡下人似的骄傲，作为法兰克福人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不愿意和他们接近。”（Jb 68，112）

此时的法兰克福还没有大学，不过科学，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在这里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具有实干精神的现实意义受到人们的宠爱。这里有“物理协会”“地理学会”“历史博物馆”，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名叫“森肯贝克自然研究会”的团体，叔本华也是会员之一。这个学会建立了一座规模颇大的自然科学图书馆（叔本华在撰写《自然中的意志》（Der Wille in der Natur，1835）时充分利用了这里的藏书），并且拥有当时在德国境内或许是最重要的博物标本馆。对此叔本华评论道：“罕见的自然现象”“总是在法兰克福最先展出”。（Jb 68，112）

这座城市总是乐于接受现代的、新生的事物。这里最先铺上了沥青马路。城市规划设计师是一位“经验丰富、不可或缺”的官员，为了表示敬意，人们专门写了一首曲子献给他。新的水管铺设完成，一直可以通到顶层。就在同一年（1828），城市里开始安装汽灯。到了1845年宪法颁布纪念日那天，马路和高档商店的橱窗里被灯光照得通明。不过城市里的反差依然存在。在城内居住的农民居然连圈内喂养的方法都不用，他们赶着牲畜穿过街道去草场。在尼可莱教堂的外墙上还钉着风干的牛头，这还是上一次屠宰行会举行欢庆活动时留下来的。排水沟携着发臭的废水穿过街道，夜里依然能够听到守夜人大声刺耳的歌声。每当大雨如注之际，德意志联邦议会的议员们要蹚过深深的积水赶往开会地点。各位使节敦促市政委员会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清除街道上的垃圾，市政委员会建议那些向家庭提供洗浴用水的“流动洗浴商社”在回来的路上用用过的洗澡水冲洗街道。

在法兰克福的四周建立了不少工厂，但是在城里依然是行会在操控，它们控制手工作坊的数量并且注意保持传统的工艺技术。那些找不到作坊干活的帮工们怨声载道。在那些谈论政治问题的俱乐部里，人们在讨论从法国传过来的圣西门主义。在德意志联邦议会里，议员们抱怨城市里近来“世风日下”，法国七月革命（1830）之后几个星期，法兰克福市内的气氛也开始高涨。在传统欢庆采摘葡萄的“游行”上有射击比赛和焰火表演，然而今年却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其中有不少士兵受了伤，还有人对着某些公使馆扔大粪。1833年，有一小撮大学生占领了法兰克福警察总局，在那里高呼“德国的自由”，他们的呼喊声越来越弱，没有人听得见。最终他们被制服并遭逮捕。

关于这些“乌合之众”从事颠覆活动的消息让叔本华感到有些害怕，他恐怕自己的财产遭到不测，正是这笔财产保证他过着一种平静、独立的生活，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哲学思考。不过他还是想正视这一危险。他每天午饭过后在俱乐部的阅览室里阅读《法兰克福邮报》和《泰晤士报》，从中他可以了解到身边和世界上正在酝酿着哪些危机。他要密切注意、时刻提防，他对于自己的安全要求很高。如果在“英吉利饭店”里出现一位军官，那么平素里脾气糟糕的叔本华会变得很客气友好。

叔本华还是普鲁士的子民，他从来没有争取过享受法兰克福市民的权利。他作为一位“没有入籍的居民”没有选举权，但是他根本没有感到有什么缺憾。他作为一个“获得居住许可的居民”满足于赋予他的居住权，而且对于只需交纳极少的税费他也感到很高兴。在最初的几年里，他经常搬家，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有：老施莱辛格巷、施奈特瓦尔（美茵河下游岸边）、新美茵茨街、萨尔巷（一条狭长的小巷，一头是城门，另一头是大教堂背后的面包市场）。1843年他迁入了“美景”街17号，就在美茵河桥和车马巷拐角附近。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多年，一直到1859年。为了自己养的那条狗他和房东发生了争吵，于是他便搬到了隔壁的一栋房子里，“房间更大更漂亮”。一年之后，他便在那里去世了。他的家务常年以来都是交给女管家负责。自1849年起，玛格丽特·施奈普（Margarethe Schnepp）承担了这一任务，她的工作让叔本华感到“非常满意”，在叔本华的遗嘱中也对她做了安排。从定居法兰克福的最初几年起，叔本华便过着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一直到去世，他都严格遵守着这一秩序。早上的三个小时用于写作。他在规定自己的日程安排时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向大脑索取过多，那么思想就会失去光泽，缺少新意，失去文采。他提醒人们注意黑格尔，这位“满纸荒唐言”的家伙绞尽脑汁地思考他那庞大体系，每天超过十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功课之后，叔本华会拿起自己的笛子吹一个小时的“充满爱意”的曲子。叔本华在晚年几乎只吹奏罗西尼的乐曲，他将罗西尼全部作品中适合笛子演奏的曲目挑选了出来。他在外面用午餐，起先是去“天鹅饭店”和“俄罗斯饭店”，后来固定在马市南侧的“英吉利饭店”里用餐。这家饭店是由萨林·德·蒙福建造的，这是全城最高档的饭店。从饭厅高高的窗子向外望去可以俯瞰广场，这个广场堪称法兰克福市民生活的中心。“英吉利饭店”日后成为叔本华的仰慕者们和好奇的人们朝圣的地方，他们要么是想结识叔本华本人，或者只是想亲眼看看这位著名哲学家（此时他已经出名了）。

叔本华的胃口好得让人吃惊，让邻桌的人叹为观止。他用汤勺舀着盘子里很油腻的酱汁往嘴里送，有时候他还点上两份主食。他在吃饭的时候不希望别人打扰他，不过喝咖啡时却饶有兴致地和别人谈话，有时候会在那里坐到5点钟。他器重那些在吃饭时偶然结识的朋友，作家赫尔曼·罗莱特[4]就是这样一位。他是在1846年结识哲学家本人的，他对叔本华的描述是：“他体态匀称，始终衣冠楚楚（只是剪裁有些过时），中等身材，头上留着银白色的短发，两腮的胡子像军人那样向两边翘起，而面部其余地方则刮得很干净，面色红润，两只深蓝色的眼睛熠熠生辉，大多数时候自足地低垂着看着眼前的东西，充满了睿智。他的面庞并不是十分漂亮，但充满智慧，常常做出某种带着嘲讽的微笑表情。他通常给人一种内敛的印象，可是当他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他便显得古怪特别。大家在用餐时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内涵素养参差不齐，有一部分平常规矩本分的人也会变得目空一切，表现古怪的叔本华便为他们提供了谈资，成为他们讽刺的对象。他虽然常常显得有些滑稽、脾气不好，但其实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恶意的、善良的，只是有些不太客气的人。正因为他的这一性格，他成为那些讲究吃喝玩乐的有钱人经常嘲弄（当然并没有什么恶意）的对象，而这些人自己倒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G，88）

在法兰克福的最初几年里，叔本华在餐会的谈话中经常表现出不耐烦而不是泰然处之的态度，下面是音乐评论家克萨韦尔·施奈德·封·瓦尔腾希有关于此的一段记述，好像没有多少好感：叔本华经常夸耀自己的牙齿又好又多，他认为这是一种外在的征兆，表明他胜过那些“寻常之辈”。他对自然科学大加称赞，认为人们应该将以下这种抵抗性病的“杰出发明”归功于自然科学的成就：将一定剂量的氟化钙溶解于水中，在性交之后将阴茎放在溶液中浸泡，这样就可以防止传染性病。他在餐会时扯着喉咙向大家解释这一方法，不管在场的人想不想听。当他训斥自己的鬃毛狗时，将它唤作“你这个人”，然后便将恶狠狠的目光投向邻桌的人。施奈德还讲了一段小故事，描述他和哲学家之间是如何断绝来往的：“我们在一起争论一个有关音乐的问题，上菜的堂倌已经端着碗静候在叔本华旁边有一会儿了，他准备上的菜是牛肉，可是叔本华由于全心投入热烈的辩论之中，因此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我对他说：您用‘先天的’（a priori），这样我就可以用‘后天的’，（a posteriori）。叔本华眼中流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和蔑视，并对我嚷道：您正在使用的字眼是神圣的，您根本无法理解它们的重要性。”（G，62）自此以后，叔本华避开施奈德不和他闲谈，并让人将他的餐具放到长条桌的另一端，为的是避免和这样一些“无知的人”打交道。

午餐的时间拖得很长，饭后他去俱乐部（也位于马市）的阅览室读报，之后便是固定的散步时间，一般距离比较长。他的步幅很快，风雨无阻，不时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对身边的行人连看也不看，做伴的是他那条狗。到了城边可以眺望远景的地方，他会驻足很长时间。玩耍的孩子们觉得他很奇怪，有时会用球去砸他。

晚上他待在家里读书。他避免参加聚会，也不在这个时候接待来访者。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常去看戏剧、歌剧演出和听音乐会。叔本华是一位非常专注的听众，他曾向当时的乐队指挥兼剧院经理古尔（Guhr）提出请求，让他采取措施防止出现那些干扰序曲演奏的噪声（那些迟到的观众毫无顾忌地用劲关上包厢的门或者放下座椅的折叠坐垫）。如果无法强迫那些不守时的人的意志，那么院方应该在门和座椅的表面上安装上布垫。他在给剧院经理的信中写道：“缪斯和观众一定会为您采取的改进措施对您表示感谢的。”（B，218）

叔本华总是很容易受到日常生活中的噪声干扰，他自认为这正是他才智过人的表现。噪声会让人思想不集中，无论是发出噪声还是接纳噪声的人，这只能表明他们的头脑不适合安静、全神贯注地思考。日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卷中，他对噪声干扰展开了哲学思考：“我长久以来就持这样的观点，一个人可以轻松承受的噪声量与他的智力成反比，因此也可以将此视作衡量一个人智力的标准。一群狗在一幢房子的庭院中接连叫了几个小时，我听得心烦意乱。此时我就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些住户的智力水平了。那些不是用手带上房门而是使劲关上房门的人，或者是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人，他们不但没有教养，而且粗鲁、顽固……只有当我们的耳朵不再来者不拒，当我们不再赋予那些发出口哨、哭号、吼叫、敲击、鞭打的声响或者让狗发出叫声（诸如此类）的人这样的权利，让他们可以千百次地干扰、打断另一个正在进行思考的人的思绪，只有做到了这点，我们才是文明开化的人。”（Ⅱ，45）噪声的干扰对叔本华影响很深，决定了他的整个生存状态。

在他的作品世界中，叔本华相信已经将一切问题解释得澄明如白昼。而在那些他无法看透的地方，黑夜便降临了，这对于他根本不是什么诱惑，而是潜藏着某种让人恐惧的东西。不过可以宽慰的是，作品中的宇宙毕竟宽广无限。可是当他缩小范围面对作品周围的生活实际的时候，有限的日常生活一下子变成了黑夜里的丛林，其中潜伏着成千上万的危险。蒙田曾经说过：“为了能够独自生活，人必须将自己视作两者之一，要么是上帝，要么是动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叔本华就是上帝。可是他必须使出浑身的气力，同时不让自己也变成充满恐惧的动物。在秘不示人的随笔《写给自己》中，他袒露了心事：“大自然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那就是它将我的心灵隔离了开来。它同时赋予我的心灵以猜疑、敏感、暴躁、自尊，这种高度的混合与哲学家的气质几乎无法协调一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恐惧感，这正是我所诅咒的……并施展我全部的意志力与之抵抗。这种恐惧不时向我汹涌袭来，哪怕是些非常小的事情，有些不可想象的不幸仅仅是可能发生而已，而对我而言却是历历在目。而且可怕的幻想更加剧了这种恐惧，使它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我6岁那年，一天晚上散步回来的父母发现我陷于极端的绝望之中，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他们永远地将我抛弃了。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经常臆想自己得了什么病或与人发生了争斗，这种情形折磨着我。当我在柏林求学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身体孱弱。当1813年战争爆发时，被强征入伍的恐惧纠缠着我。对天花的恐惧迫使我离开那不勒斯，而离开柏林是因为霍乱。在维罗纳期间，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吸入了有毒的鼻烟。当我准备离开曼海姆的时候（1833年7月。——作者注），没有任何外在的缘由，但我却感到某种说不出来的恐惧。由于柏林那起意外事件导致的官司困扰了我好些年，我害怕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还害怕母亲对遗产的分配提出异议。如果夜里发出了什么响声，我便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去拿剑或者枪，我总是在枪膛里填充好火药。即便是没有什么特别会刺激我的事情，我也总是怀揣着小心，这份小心谨慎总是能让我看见或促使我去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危险。正是因为这种恐惧，一点小小的不愉快都会被无限放大，严重妨碍了我与别人的交往。”（HN Ⅳ，2，120）

由于叔本华随时都会产生恐惧，于是他便需要某种仪式，用以驯服难以掌控的日常生活。他向银行提出请求，要求在上门送利息的时候始终派同一个业务员办理此事。鞋匠必须严格按照他的规定要求制作鞋子。写字台上的东西摆放整齐，简直到了不能再严格的程度。如果女管家斗胆打破这一世界格局，那就等着瞧吧！在墨水瓶下面藏着几个金币，以备在危险时刻到来时可以救急。他所有的藏书都让人按照高8开本的规格装订整齐。他还为某些重要的物件找了藏身之处，比如说他把息票藏在旧书信和乐谱中，他在私人的笔记本上写上错误的标题，这样就可以误导那些好奇的目光。没有事先预约的拜访者一般会被拒之门外。对于他而言，去理发不啻超越自我。他可不知道，说不定理发师就会切断他的咽喉。他爱护那尊佛像就像是爱护自己的眼球，有一次他差一点就要把女管家扫地出门，就是因为她有一次胆敢擅自为佛像除尘。他喝酒适量，从不会让自己喝到走路摇晃的程度。

他的语言就和他的思想风格一样。黑格尔说过：“真实的东西就像是醉酒后蹒跚踉跄，此时身体上没有一个关节不是醉了的。”对此叔本华的回答是：当然是这样，如果真理是概念的神志昏迷状态的话。让叔本华引以为豪的是，他建构起的形而上学没有离开直观这一坚实的土壤。他认为，只能信任那些来源于直观、有坚实根基的并从其中抽象出来的概念。那些离开这一土壤的概念，比如说什么“绝对”“无时间性的存在”，等等这些概念，它们就像是纸币，它们究竟抵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卷中写道：“遇到了这样的概念，脚下坚实的土地似乎都发生了摇晃，而这土地却承载着我们的全部认识：直观之物。因此，虽然有些时候或者在危急关头哲学思考会引导人们产生这种认识，但是绝不能带着这些认识离开地面。”（Ⅱ，114）叔本华善于发挥语言含义的丰富性，他是19世纪哲学家中最杰出的修辞大家。不过他要驾驭、控制住这种丰富性，像尼采那样让语言恣意张扬，这不是叔本华的风格。他倾听语言，感觉语言自身的运动，但是他要把语言的能量牢牢抓住，让它在那些充满张力、精心编织起来的复句结构中表现出来。要让语言的暴力推动他的磨盘。世界是意志的喧嚣。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秩序可以涵盖一切，不存在什么时间动力推动人们朝着救赎和进步的方向运动，因此对于叔本华而言，建立秩序的语言具有持久的魔力，因此他认为关键在于：凡是可以认识的东西一定可以认识清楚；凡是可以言说的东西就一定可以说得清楚。

只有清楚明晰，意义才能明确。然而到了边缘地带，可以认识的东西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可以言说的东西渐渐变得无法言说：“无论我们点燃怎样的火把，无论火把在怎样的空间里发出光芒，我们的视野依然被深夜所包围。”（Ⅱ，240）

叔本华一直在努力巩固自己的生活秩序并为之划定一个界限。从柏林出逃之后他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这时他又开始与母亲和妹妹重新建立联系。他和妹妹的通信并没有完全中断，但是自18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和母亲通过信了。叔本华于1831年底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外在的缘由是一桩跟财产有关的事情。不过在信中他还是添加了一些关于自己近况的内容，因为母亲在1832年1月25日的回信中给了他一些善意的建议：“生活要有条理，注意预防感冒，当突然感到不适时，哪怕是再小的不适，也要卧床休养并喝甘菊茶……效果最好。”（Jb.76，112）她在1832年3月1日的信中写道：“两个月都待在房间里，一个人也不见，这样不好，我的儿子，这让我感到很难过，人不能，也不应该这样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Jb.76，114）

叔本华在信中一派就事论事的笔调，依然与母亲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谈论具体事务的文字中总是夹杂着一种嘲讽伤人的口气。叔本华要让母亲看清楚，最终只是在遗产事务上的抢夺较量将家庭成员捆绑在一起。在存世的唯一一封叔本华在30年代（1835年7月22日）写给母亲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你无疑已经得到了这个令人愉快的重大消息，我可以这么说，但泽的这桩事情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在此向全家表示祝贺，鞠躬致敬）。可是依我浮浅之见，我们还是不要操之过急，还是考虑周全的好。”（B，142）

此时母亲和阿黛拉已经不住在魏玛了，她们手头的钱已经不够维持一幢大房子了。她们对魏玛的社交圈子推说是出于健康原因才离开的：无法承受这里的气候。1829年，叔本华母女迁居莱茵河沿岸地区。她们夏日居住在温克尔乡间的一所房子里，冬天住在波恩。两处房子都是阿黛拉的一位家境富裕的朋友安排的，她叫希碧蕾·梅尔滕斯-沙夫豪森（Sybille Mertens-Schaaffhausen），是一位银行家夫人，业余喜爱考古和收藏。

此时作为作家的约翰娜·叔本华正处在事业的顶峰，1831年布罗克豪斯出版社推出了她24卷本的作品全集。写作成为她养家糊口的职业，一方面她生活开销很大，另一方面由于穆尔商行的困境导致了她自己财产的损失，于是不仅是她自己继承的那部分遗产，而且就连由她掌管的阿黛拉的那部分遗产也所剩无几了。尚未出嫁的阿黛拉未来的生计没有保障，而此刻的约翰娜已经对自己的收入、财产状况和债务情况完全没有概念。她知道自己正在欠自己女儿的债，而且也知道不应该去碰女儿继承的那部分遗产，因此她剥夺了阿图尔继承其遗产的权利，这样她仅能够剩下的那么点儿财产就可以悉数归阿黛拉所有。

到了30年代中期，女作家约翰娜·叔本华已经开始被人淡忘，经济方面的烦恼与日俱增。关于这一点，叔本华不是从母亲那里知道的，而是从妹妹那里了解到的。母亲生病了，阿黛拉在一旁服侍。魏玛并未完全跟叔本华一家断了联系，公爵恩准给予约翰娜·叔本华一笔数额不大的养老金。1837年秋，母亲带着女儿迁往耶拿居住。自此约翰娜开始写作她的回忆录，从自己的童年一直写到阿图尔的诞生，刚写到这里她就去世了，那一天是1838年4月16日。

在那些年里，阿黛拉的日子可谓苦不堪言。阿黛拉先是在母亲的严格控制下生活，然后母亲病了，她要照料母亲。

在30年代期间，希碧蕾的好友安内特·封·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5]有机会从近距离观察这两位叔本华女士。安内特在一封写给苏菲·封·哈克斯特豪森的信中（1837）对她们做了一番刻画，假如约翰娜见了这幅肖像恐怕心里不那么受用：“听着，苏菲，你的记性真像个筛子，否则你一定还能记得我对你说过有关阿黛拉的话：每个人都更喜欢那位母亲，而阿黛拉却让人觉得讨厌。她也的确令人讨厌，很久以来她都让我无法忍受。可是如果你对她们俩有长时间的、深刻的了解，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位母亲一点儿也不值得人们尊敬，而那位女儿却显得的确令人敬重。诚然，阿黛拉虚荣心颇强，有时候的确有些可笑，可是她绝不会去弄疼一个孩子，没有丝毫坏心思，而且能够做出最大的牺牲，她每天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丝毫没有夸耀自己的言行。只要是能够帮助一个可怜人或者一个朋友，她会不假思索地放弃一切期盼已久的娱乐，拿出自己长期以来为了实现她心中最大的愿望而积攒下来的钱。她的忍耐力让人感动万分，可是即便是在最好的朋友面前，她也从没有抱怨过自己那失去了理智的母亲。虽说这位母亲也可以让人感觉很舒服，可是……当一个人感到无聊、情绪糟糕得要死的时候，她便会带着女儿出去一整天。虽然她口口声声说女儿对她多么重要，可实际上她丝毫不关心女儿的心情如何。我就曾目睹过这样的情况：当她感到无聊至极时候，她经常会强迫正在发烧的女儿起床跟着她一起去参加社交聚会。她把女儿的财产（这些都是属于阿黛拉的）挥霍一空或者用来满足自己的享乐，她的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令人发指，如果有人当面向她指出这种行为不啻将阿黛拉陷于沿街乞讨的境地时，她的回答很冷酷：阿黛拉人见人爱，一定会找到想要娶她的人的。你的感受如何？阿黛拉默不吭声，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掩盖家庭的窘境，一千个人里都找不出一个像她这样的。正因为她具有这样的品性，人们就可以忽略她那一点点可怜的敏感气质和虚荣心，除此之外，她为人规矩正派，并不是天生那种让人一见倾心的人物，只是一个让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觉得有趣的人。不要认为是因为她向我表达了爱意这才打动我说出了上面这番话。”（Jb.78，114）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叔本华没有任何理由抱怨他的母亲。母亲的生命意志无法阻止他的行动，只不过是妨碍了他在父亲去世后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而阿黛拉却受到了强悍的母亲的压迫，这妨碍了她过自己的生活。兄长与母亲的交恶并没有给妹妹阿黛拉带来什么好处，作为兄长的阿图尔并没有给她提供什么援助，也没有帮着她去对抗母亲。

阿黛拉仍在寻找她生命中的男人，那位1813年的英雄海因克（曾经的突击队军官，现在的布雷斯劳市警察局局长）的影子已经渐渐淡去了。一位名叫施特洛迈耶尔（Stromeyer）的医学系学生向她献过些殷勤，于是她便立即将自己的一件珍藏送给了他：一本歌德送给她的《伊菲格涅》的精印本。这位日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施特洛迈耶尔将这件礼物放在行囊之中离开了此地，随后与另外一位女士结了婚。阿黛拉与哥特弗里德·奥扎恩（Gottfried Osann，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自然科学家，他的兄长弗里德里希与阿图尔·叔本华是朋友）保持了多年的关系，可是到了1826年还是黯然收场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是男方家长对此并不看好，但是也许这只是阿黛拉自己的担心而已。不管怎么说，两人还是分手了。或许是出于赌气，奥扎恩娶了一位女佣为妻。就在两人分手的那一年，阿黛拉在从耶拿前往魏玛的途中从马车上跌了下来。人们谣传，阿黛拉是想自杀。

叔本华在中断联系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于1831年写信给阿黛拉，阿黛拉立即回了信，她在信中向兄长详细地吐露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封写于1831年10月27日的信中她讲述了自己在过去几年中的所经所历：爱情的不幸福，经济的拮据，如何离开魏玛，在温克尔和波恩的生活，她的心灵在“癫狂和死亡”之间摇摆。现在她心中又获得了宁静，“没有什么充满激情的感受能打动我，没有希望，没有计划——几乎连一个愿望也没有，因为我所有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我已经习惯看着这些愿望飞来又飞走，就像是蓝天上的鸟儿一样。我没有兴致生活，害怕变老，害怕这种对我而言是确定无疑的寂寞生活，我不愿结婚，因为很难找到一个适合我的男人……我够坚强，可以承受这种孤寂，可是假如霍乱能够让我没有什么剧烈的痛楚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的话，那我真是要感谢它。”（Jb.78，133）阿黛拉隐藏在心中的这种转变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兄长，使他也产生了死亡的愿望。她对此感到很惊奇，她在信中写道，她不明白兄长何以如此留恋生活，为什么要怀着对霍乱的极端恐惧而逃之夭夭……

她继续写道：“几乎没有人了解我，因为我的心灵之外披着一件晚礼服，就像是威尼斯化装舞会上的面纱或面具，外人看不到我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要让大家感到无聊？他们想要听的仅仅是些肤浅的话，如果我不得不去参加社交聚会的话，那我就说些肤浅的话。”（Jb.78，134）

她在信中暗示希望兄长能够来找她并了解她藏在“晚礼服”后面的心灵。但是她并不想纠缠自己的兄长，如果兄长愿意，她便会去接近他并向他敞开自己的心灵。她不想催逼：“不用担心我会窥探你，你如果不愿意说自己的情况，我绝不会试图去无端猜测。”（Jb.78，134）

可是对于阿图尔·叔本华而言，这一切都超过了限度。对于妹妹的全部困苦，他并不想知道这些事情。他采取了守势，不愿意卷入妹妹那痛苦不堪的生活之中。这并不是铁石心肠，而是他害怕自己不得不由此产生怜悯，这会使他丧失活力，因为这会触动他自己也产生忧郁，因此他采取守势。如果不得不做出些姿态的话，那么怜悯往往会出现在那些阿黛拉用不着被怜悯的地方：比如说在阿黛拉写信告诉兄长牙疼病犯了的时候。阿黛拉在回信中颇感惊讶地写道：“我的牙疼竟然让你如此难受。”（Jb.78，136）可是她同时又感到失望，因为阿图尔并不想知道她其余的痛苦。

叔本华非常害怕阿黛拉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他不想为自己的妹妹承担任何责任。阿黛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打消兄长在这方面的疑虑：“母亲一定会在我之前死去，但是你绝不会碰上一个不知该如何是好、稀里糊涂的妹妹缠着你不放！我知道，我会比你穷得多，但是你放心，我会自己想法子，哪一天我在寂寞之中死去，剩下的那些我整理并悉心保存的东西全部归你。”（Jb.78，137）

阿黛拉开始向兄长敞开自己的心扉，而阿图尔却十分害怕，要求妹妹不要这么做，而且也不允许别人窥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书信往来仅限于讨论生意上的事情，叔本华在财产问题上给阿黛拉出谋划策。他毕竟给过妹妹一份自己遗嘱的密封抄件，阿黛拉几乎不敢相信，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她将这份文件寄还给了兄长。可是叔本华还是又一次把它寄给了阿黛拉。

1840年，阿黛拉在旅途中顺便看望自己的兄长，见面时的气氛很亲切，可是却有那么一种谁也不愿再次见面的味道。虽然双方约定好了下一次会面的时间，可是阿黛拉在回程的途中却没有履约。

阿黛拉生命中最后的十年是在波恩度过的，多亏了那位忠实照顾她的朋友希碧蕾为她提供的庇护。阿黛拉还和这位朋友一起在意大利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她尝试着进行文学创作。走在佛罗伦萨的街头，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嘲笑这位奇丑无比的老妇人举手投足竟然还像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社交聚会上人们虽对她嗤之以鼻，但还是颇为认可她，因为她有“思想”，而且还因为她曾是晚年歌德的“宠儿”……

阿黛拉悲惨的人生结束于1849年。在临终之前的几个星期，她在法兰克福见了兄长最后一面。就在去世的当天（1849年8月20日），她还给阿图尔写了一封信，这封纯粹事务性的信函读起来却让人很受感动：“如果我突然死了，请允许我委托我的朋友希碧蕾·梅尔滕斯将这些对你来说没有用的东西按照我的意愿（她知道我的意愿）分送给我年轻时的朋友们。即便将这些变卖了，你也无法从中获得多大的收益。”[6]

[1] 转引自葛文纳·威廉·封《叔本华生平》，第242页。

[2] 罗特希尔德（Amschel Meyer Rothschild，1773～1855），是家族银行创始人老罗特希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4～1812）的长子，他继承了父亲在法兰克福的产业，关于该家族的介绍参见第二章脚注。

[3] 转引自波特《法兰克福（美茵河畔）城市史》，第273页。

[4] 罗莱特（Hermann Rollett，1819～1904），奥地利诗人、戏剧家、艺术评论家，早期诗歌作品有很强的政治性，歌颂自由、共和，戏剧成名作是《托马斯·闵采尔》，文艺评论方面的代表作是《歌德肖像》。

[5]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1797～1848），德国著名女作家、诗人，描写自然的诗歌观察细致、风格写实而又充满意境，小说的代表作为《犹太人的山毛榉》。

[6] 阿黛拉·叔本华：《一位孤独者的日记》，第LⅪ页。

第二十一章

《论自然中的意志》——确认存在和忘却存在——第五个哲学场景：实践哲学——创造的哲学和现实的现实性哲学——三月革命前的时代精神：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竞相揭露

1835年4月30日，叔本华再一次向布罗克豪斯打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的销售情况，并询问是否有再版的可能性。“是的，说来你或许不太相信，我仍没有放弃希望，还能够亲身经历此书的再版，并且将我自1819年以来陆续记下来的想法扩充进去。”（B，141）

布罗克豪斯的答复是：在近期此书无人问津，因此大部分库存都已经拿去回收造浆了。

如此看来，根本不用去想再版的事情了。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叔本华决定将那些积攒在手稿本中的“许多想法”写成一本独立的著作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他没有将这部著作交给布罗克豪斯，一位法兰克福的书商承接了出版业务。叔本华必须支付印费，而且当然也必须放弃稿酬。这部著作于1836年出版，印数500册。它的标题是“论自然中的意志”（Überden Willen in der Natur），副标题是“对本书作者的哲学问世以来通过经验科学获得之证明的阐发”（Eine Eröterung der Bestätigungen，welche die Philosophie des Verfassers seit ihrem Auftreten durch die empirischen Wissenschaften erhaltenhat）。

叔本华一贯着重指出，他的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不是竞争关系，绝不能将“意志”这一概念用来修补有害的经验解释链（empirische Erklärungsketten）：“人们不去提出一个物理的解释，反而求助于意志的客体化或上帝的创造力，这都是不允许的。因为物理学要求的是原因，而意志可绝不是原因。”（Ⅰ，208）意志是对一切动因过程的内在审视，是对通过解释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材料的阐释，“自然的释因学（对原因的解释。——作者注）和自然的哲学绝不相互损害，而是从不同的观点来考察同一对象，并行不悖”。（Ⅰ，209）

叔本华认真地追踪了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在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确信对动物本能行为的观察和有机体功能关联的分析证实了他的种种阐释。为了说明有机体内生机勃勃的植物性过程的性质特征，某些研究者使用了“无意识的意志”这一概念，这使叔本华获得了内心上的满足。日后他还发现，生理学家波兰迪斯（Brandis）借用了他的观点而没有对公众说明情况。这使他很恼火，不仅是因为他感到遭到了剽窃，而且还因为这正是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经验科学从自身出发已经前进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里意志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彼此产生了接触。叔本华在《论自然中的意志》的导言中写道：“我的形而上学却由此证明了它是唯一真正和物理科学有着交会点的形而上学，物理科学用它自己的方法就在这一点上和我的形而上学相会，以至于它们[1]真的和我的形而上学相联系，相一致。”（Ⅲ，320）此时的叔本华还不需要用这部著作去冲击所谓的庸俗唯物主义，因为后者高举胜利的旗帜是50年代的事情了，那正是哲学的狂野年代走向终结的年代。庸俗唯物主义声名狼藉之处在于用“压力”（Druck）和“撞击”（Stoß）来解释世界，并给出了一个“人吃什么，他就是什么”[2]的生活经验。在《论自然中的意志》再版（1854）之际，叔本华在前言之中加入了自己的观点，他将那种时髦的唯物主义斥为“适合剃头匠的帮工和药店学徒的哲学”。

1836年——黑格尔的那只密涅瓦的猫头鹰仍在途中，虽然此时新一天的夜幕已经降临了——叔本华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和精神哲学周旋较量。他不仅从经验科学领域中寻找可以帮助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而且他还想再一次（“在沉默了17年之后”）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阐明自己的哲学原理。在“物理天文学”这一章中，他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如此清晰明确，以至于日后他自己也认为没有哪一篇文章能够比这段阐述更加鲜明了。这里涉及的是体验世界的两种视角：对对象的认识，这种认识询问的是因果性；内在的体验，它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就是意志，并且带着这种“自我意识”去照亮外在世界的内在内容。在叔本华看来，因果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无机体和植物体生命。在遇到其他的、“更高层次”的生命现象时，我们的知性必然假定某种因果性的存在（先天的），但是当遭遇动物体生命甚至是我们自身时，要想建立这种因果性关联就越发困难了。“但是……由外部指引的具有因果关系形式的知性之光随着不断增长的黑暗逐渐变弱，被归结为微弱的、闪烁的微光。但也正是在这里，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光线向我们迎来，这是一种来自我们内在自我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光明，通过偶然的机会，我们这些评判者在这里就是被评判的对象本身……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观察者从完全另一个方面，从自己内在的自我中获得了直接的教益，知悉在它们中的动因就是意志，正是这个意志，我们对它的认识比外部直观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更好、更深刻。只有这种认识才是哲学家在无意识的自然中洞察所有这一切过程的实质的钥匙，对此，因果解释——虽然在这里可以肯定，它会比在刚刚被观察到的这些过程中更加充分，而且离这些过程越远，自然过程的因果解释就越清晰——仍然留下了一个未知的X，而且永远都不可能完全照亮这一过程的内部，而且不能照亮由冲击推动或由重力吸引的物体的内部……这个X甚至在最低的等级上也存在，虽然只是刚刚能够察觉到；那么等级越高，它的覆盖面就越广、留下的阴影就越多；最后在最高的等级上，它给万物投上了阴影，以致最后发展到这样的一点：它在我们自己的现象存在中将自身作为意志展现给我们的意识。因此根据我们在这里已经进行的观察，必须认可这一X的同一性，这是无法回避的。我们认识中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来源，就是说内部的和外部的来源，必须在这一点上通过反思建立起关联。只有从这种关联之中才产生了我们对于自然的、对于我们自身的领悟；于是自然内部的那一面被展现给了我们的理智，而理智本身原本仅能进入自然的外部而已。这样，哲学如此长久以来努力去解决的秘密现在就公开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接着说：即使是在由最明显可知的原因所产生的结果的情况下，在这一过程中这个神秘的X，它的最深处的真正的核心，真正的动因，一切现象的本质……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体行为中作为意志而直接且内在地被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本质上是同一个……使得这种认识如此困难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是这么一种情况，即我们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认识因果关系和意志：因果关系完全是从外部、相当间接地通过知性来认识的；而意志完全是通过内部、相当直接地来认识的；因此在一种特定情况下对两者中的一个认识越清晰，对另外一个认识就越模糊。因此，因果关系最易把握的地方，亦是意志的本质最难解之处；而意志最明白无误之处，因果关系就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粗略之辈都敢于否认它的存在……我们所面对的事物中纯粹现象（也就是表象）的成分越多，表象的先天形式（也就是因果关系）表现得也就越清晰，这是在无生命的自然中的情况；相反，我们对于意志的认识越直接，表象的形式就越退回到幕后，这是在我们自身中的情况。这就是说，世界的一面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越看不见它的另一面”。（Ⅲ，414～418）

对于一切对象—解释性认识而言，叔本华所说的“那个X或者真正的内在内容”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残余问题，只有在充溢流淌着意志的生命体的最直接的自我意识中，我们才能够最清晰地感受得到它。它是确认存在的阿基米德支点，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之中多少人写了形形色色的论著就是在探寻确认存在这一问题。宗教信仰就是确认存在的一种形式。因此，一直以来“认识”不得不扮演一个“从属陪衬”的角色，因为信仰要高于认识，它是在参与存在。在这样的参与中，人们将存在体验为某种力量，任其存在（Seinlassen）和可能存在（Seinkönnen）的力量。存在是和创造相对的，存在是某种让人接受的东西，是一种让我们获得解脱的恩典。

到了近代，这一体验开始土崩瓦解。思维认为自己面临的任务是，从自身出发确认存在。自康德以来，没有哪种本体论不是以主体为出发点，而主体所“思”的正是这样的本体论。“被认识”成了存在的首要范畴。从这一视角出发，那些除此之外也属于我们生命体一部分的、可是模糊的、无法认识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存在，不是什么最基本的存在。因为人们想从自身出发创造一切，因此人们害怕那种任由其存在的东西。本体论变成了一间镜厅[3]：探寻存在这一问题的人到处都能碰见与自己一样的人，或者换句话说：提问的人发现，那个在他内心深处提问的东西同时也在回答。于是这些答案理所当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它们留在那个被叔本华称之为“表象化”的范围之内。

然而叔本华在心中仍然没有忘记确认存在原本指的是什么：不是那种可以被认识因而只是存在的那种存在，而是那种先于一切认识就已经存在的存在：镜子的背面在我们自身之中。这就是叔本华的思想转换，他转到了进行认识活动的存在和被认识的存在的背后对其发动攻势。我们正在进行认识活动，可是除此之外，而且首要的一点是：我们自身存在。我们周遭的世界、自然和人都在对我们发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们的确存在。只要愿意，我们可以扭转自己的身体，而它们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现实的，是正在对我们发生作用的现实。正如康德所言，它们是“现象”，或者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它们是“表象”。可是这并无法改变以下事实：我们自然而然地赋予了它们某种独立的现实性；我们认定，它们和我们自身一样是现实的——可是这仅仅是我们的认定而已。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我们是现实的，其他事物永远不可能让我们感到如此的现实。我们把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存在——叔本华称之为“最实在者”（das Realissimum）——套用到其他一切除我们之外的事物身上。叔本华的问题是：世界除了是我们的表象之外还能是什么？他自己作出的回答是：它是意志，就像我们自己也是意志一样。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问题涉及的首要问题不是某种附加的认识维度（认识总是表象），而是涉及某种不同于认识的东西，即确认存在。叔本华冲破了先验哲学的框架，因为这一框架只适合认识活动，他必须冲破这一认识活动的框架，因为他所关心的是让人们明白，我们一直以来就有的存在体验是怎样的，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够从这个世界被人所认识的（被表象化的）那一面里去理解它的存在，而它的存在也就是我们自身的存在。

人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惊讶，即总是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就在这样的惊讶之中潜藏着存在之问题。存在——这究竟是什么？我存在——这究竟是什么？在这样的问题还敢于提出的时候，那时便存在神秘主义，便存在形而上学所建构起来的那些华丽的大教堂。

近代以来逐渐成长起来的对事物的认识可以将对象切分到一个令人称奇的精确程度：凡是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切割成其自身最细小的组成部分，生命体正是由这些部分组成从而形成整体的。那种叔本华所说的“未知的X”似乎消失了，因为我们自身的能力已经强大到似乎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体（叔本华称之为“意志”）完全地客体化。从此以后，比方说，从水力学借用过来的心理分析的语言变成了某种隐秘的语言。

担负客体化任务的认识返回到认识的主体那里，并将主体变成了“众多事物中的一个事物”（福柯）。与此同时，创造的权力逐渐增强。原有的存在问题变成了可创造性问题。为什么存在某物而不是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已经无法使人产生触动人心的惊讶了。这一问题在文明进程之中获得了某种实用的意义，这一进程具有巨大的摧毁力。

因此，如果没有人理解存在原本是什么，这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在存在之问题中，存在一直被追问，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惊讶。同样，海德格尔哲学的必然出现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这一错综复杂、让人手足无措的哲学绞尽脑汁思考的不是什么其他的问题，仅仅是人们何以“忘却存在”这一问题。这一哲学没有什么别的企图，仅仅是试图重新让人们理解存在之问题的意义何在。

那个“未知的X”，那个藏在所有事物“背后”的东西，那个也是我们自身存在的东西，叔本华称之为“意志”。

在叔本华之后，即便没有这个“X”人们也能够过得去。可是在叔本华的那个年代，对存在的追问还很活跃，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正在丧失活力，而罪魁祸首正是它自己。康德之后的哲学认定这个“X”就是精神。人们不再将思维（das Denken）理解为存在的本质特征，而是反过来，将存在理解为思维的本质特征。我们可以在思维之中把握存在，因为存在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思维。与存在相关联的思维是存在的所有物。从这一意义出发，只有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庞大的、新形而上学的世界蓝图才是具有可能性的。但是因为两者的交点是在思维之中而不是在存在之中，因此这就已经是存在在被创造物之中消失的第一幕。形而上学向劳作着的精神让步，在创造自然和文化的过程中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存在之问题从本质上已经在生产技术的层面上被提了出来：精神（我们自己就是精神）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对精神的追问又回过头来指向了从事生产的人。如果某种形而上学同时被人识破，原来它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形而上学，那么它一定无法保存住自己。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而事实上后来也的确出现了。

1829年10月，黑格尔被选为柏林大学的校长。政府对他如此信任，以至于同时委任这位哲学家担任国家特命全权大学管理事务专员（这一职位是根据卡尔斯巴德决议[4]内容设立的）。在身兼数职的黑格尔身上体现了某种正反命题的“综合”：他既代表了大学精神的自治，同时又体现了打破这种自治的强权。

在黑格尔的任期内，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1830），这也是德国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起初一切都很平静。1830年8月3日，人们欢庆国主的生日，黑格尔发表了一篇演说。虽然法国那边发生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是还没有出现任何针对本国政府的倾向。法恩哈根写道：“8月3日……人们彻夜欢庆，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我们的观众，来自各个阶层，他们从法国人民的举动中深受鼓舞。他们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表现自己对普鲁士君主的敬意，似乎是出于上面这个原因。”[5]

在黑格尔担任校长期间（任期至1830年底）只有一个学生被警察局收押，原因是他佩戴了法国国徽。其他一些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至于引起人们的过分担忧：有12名学生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3名学生参加决斗，15名学生意欲参加斗殴，30名学生在酒馆里举止粗野——这一切背后都没有什么政治动机。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1830年的事件是莱茵河对岸的第二次大革命，其影响是深层次的。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从现在起人们开始不断地尝试将黑格尔颠倒过来，新的一代人、一种新的狂热激情将上一代形而上学的遗产投入到一个孕育着未来的尘世之中。

这种情势已经显现在日渐增加的政治辩论之中，对此黑格尔在1830年12月13日写给自己的学生格舍尔的一封信（去世前最后几封信之一）中抱怨道：“时下人们对政治非常感兴趣，这种兴趣把其他的一切都吞噬了。这里蕴藏着一种危机，在此种形势之下，一切曾经适用的东西现在似乎被打上了一个问号。”[6]的确如此，情况就是这样：过去曾经适用的东西，现在却成了问题，但是这种提出疑问的方法人们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搬过来的。黑格尔于1831年秋死于霍乱。

1830年夏，正在赫尔果兰岛（Helgoland）休假的海涅对法国发生的革命表示欢迎：“我根本无法睡觉，由于精神过度兴奋，稀奇古怪的梦接连不断。半梦半醒……简直叫人发疯……昨夜梦中，我走遍了德意志境内大大小小的国家，敲打朋友们的房门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还有一些肥胖的小市民正在令人生厌地打着呼噜，我重重地捅了他们一下，他们打着哈欠问道：‘现在几点了？’在巴黎，我亲爱的朋友，公鸡已经啼鸣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7]在此之后的15年里，公鸡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啼叫。在哲学界也是同样的情形。1844年，卡尔·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的结尾处写道：“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8]

1830年之后，不仅是在马克思那里，几乎整个文化领域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实化”。古茨科[9]、维恩巴尔格[10]、海涅、伯尔纳、蒙特[11]这些新一代的文人拼命使自己从“梦境的天国”中挣脱出来。他们说，浪漫派将现实诗化了，现在的任务是将诗现实化。哲学家们的说法是，迄今为止人们都只是在阐释这个世界，而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这个世界。古茨科是那个被人称作“青年德意志”的文化运动的发言人，他在自己的剧本《尼禄》中写道：“在那个充满诡辩、被梦幻迷惑的时代/有人用一张虚假的冥币/兑现了空洞的幻想/终于将他抛弃/构筑起一个真实、纯粹的/而且是更好的现实。”[12]

批判的焦点在于：在哲学和文学之中，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关于真理的梦想，我们现在必须将真理拉回到地面之上。我们梦想的那些东西，现在要我们去做。那些被贱价卖到天上的宝藏，我们必须把它们索要回来，让它们成为我们自己的财产。青年德意志运动知道，要想办到这些，我们必须明白三件事情。首先我们要明白，是我们自己在压迫自己，因此我们的格言是：解放肉身。特奥多尔·蒙特在《赤裸的维纳斯》（Nackte Venus）中写道：“我对人的身体充满了敬畏，因为灵魂就在其中。”[13]其次我们要明白，建立真正的人生这项事业既不能让某种传统为之担负责任也不能期许未来给予我们什么承诺，所有的一切都要在此时此刻做出决定。要的就是“现代”，这就是这一运动的旗帜。格拉斯布伦纳[14]曾写道：“旧事物已经死亡，真实的就是现代的。”而其他一些人则写道：“当下的状况令我们振奋”，“当前时机正在行使自己的权利。”1832年去世的歌德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已经厌烦了他那些要求人们“严守尺度”的呼吁，他们将歌德称作“寻求稳定的愚人”和“效忠君主的奴仆”。人本主义要求人们将自己培养塑造成一个“有个性的人”，这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够，因为要明白的最后一点就是：无法通过单打独斗实现解放，这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因此人们经常听到“运动文学”这一关键词。海涅在《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中略含嘲讽地写道：“我们这些运动中的男子汉。”到了40年代，运动越来越具有“党派意识”，人们彼此之间询问对方的“立场”，并喊出口号：“支持同党”，头脑要寻找运动的心脏。起初，这心脏就是“民众”，到了马克思那里就是“无产阶级”。德国在此期间的确出现了一个社会运动，具体的例子就是1832年的哈姆巴赫集会[15]和1844年的纺织工人起义[16]。可是另一方面，当毕希纳在《黑森快报》中号召农民起义反抗时，这些农民却跑到了离家最近的警察局报案……

在回首30年代时，40年代的那些行动家很看不起上一代那些在副刊上写文章的文人：那些人只是在酒杯里掀起一些波澜罢了，他们是一些虚荣、自高自大的家伙。弗赖利格拉特[17]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曾宣告：“与那些站在党派城垛的人相比/诗人站在更高的瞭望台上。”而赫尔维格[18]对此的回答是：“党派！党派！谁不支持自己的党派/它是一切胜利之母/一位诗人怎能蔑视这样一个字眼/一个生产出所有美妙事物的字眼/……/即便是奥林匹斯众神也要走下山来/在党派城垛上竞赛搏斗！”[19]

他们要避免“个人风格”，他们因此严厉地指责海涅，批评他自我欣赏、暗地里追求奇异的效果。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激辩的时代里，海涅还击道：“我可以划出漂亮的闪电/你们以为我就不能发出雷鸣/大错特错，因为我也一样拥有/奏响雷鸣的天赋。”

40年代，在这些激进分子之间也存在着竞争。那时盛行某种同义反复：“批判性批判”，而到了马克思那里又出现了“对批判性批判之批判”；实实在在的现实；真正的社会主义。竞争十分激烈，甚至到了极端神经过敏的程度，各党各派相互攻击。赫尔维格痛批弗赖利格拉特；恩格斯撰文批评海涅；海涅攻击伯尔纳，伯尔纳予以还击；费尔巴哈批判施特劳斯，鲍威尔[20]批判费尔巴哈，而施蒂纳[21]则要把他们都比下去，可是最终来了个马克思，他把这些人一网打尽，这张网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835年，叔本华完成了《论自然中的意志》的写作。就在这一年，不仅是纽伦堡至费尔特的铁路开通运行，而且在精神世界也出现了标志着现代性取得突破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情都跟揭露真相有关（难道还会是别的吗？），遮羞布被撕去，人们撞见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一件事情是古茨科的长篇小说《多疑女人瓦莉》（Wally，die Eweiflerin）出版，小说的主题是“肉体的解放”。瓦莉的情人对她说：“向我表明你在我面前没有任何秘密，一个秘密也没有，我们是一体的，我便一辈子拥有了尊严！”[22]瓦莉和作者竭力抗拒，最终两人都让步了。结果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一段文字描写瓦莉面对一群读书会的会员“裸露着”站在窗前的场景。对于作者这种淫荡无耻的行为，德意志联邦是不会原谅的，这部小说成为禁书。而且借着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所有那些所谓“青年德意志”作家的著作也被列入了名册。

禁止的理由不仅是这些不被许可的裸露场景的描写，而且瓦莉的那种怀疑倾向也是令人不快的。瓦莉不但是在刚才提到的这一场景中表明自己是自然派的党徒，而且在宗教问题上也是如此。她赞成一种心灵的宗教，反对教会信仰中那些流传下来的教条。作者让瓦莉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不会拥有一片新的天空和新的土地，但是跨越两者之间的桥梁必须重新建造，看来是这样。”[23]

第二件揭露性的事件则完全与宗教问题相关。1835年，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β）的《耶稣生平》（Das Leben Jesu）出版，其影响之大在19世纪几乎很难找到另外一本书可与之相比。

施特劳斯是黑格尔的学生（在大师临终前不久他还去拜访过），他从黑格尔的哲学出发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黑格尔曾教导过：哲学“只是将自己置于信仰的形式之上，而其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哲学思考对宗教的定位是：在历史中精神获得自我启示的某种特定形态。只有到了哲学当中，精神才脱去了其宗教形式的外衣，“纯粹”地回归自身。施特劳斯认真地对待这一宗教的历史化进程，并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而黑格尔本人却要考虑与现存的强权势力处好关系，因此并没有像施特劳斯那样做。自浪漫派运动之后发展起来了一种先进的文本考据方法，施特劳斯采用了这一方法，从《圣经》记载中抽出史实还原出一幅“现实”中的耶稣画像，并且他将这位可以考证出的历史人物耶稣与那个流传中的基督区分开来。他认为这个“基督”是个神话，不过这个神话也包含着真理。如果按照黑格尔的哲学去理解，这个真理就是：神话要讲述的是一个有关真实人类的理想，可是围绕着这个现实中的人物，这个理念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被结晶化了。施特劳斯进一步对这一神话进行了阐释：在基督的身上体现了关于人（作为“类”）的理想。这个“上帝变成了人，无尽的……精神被捐弃成为崇高者”。他既是上帝又是人，一个现实中的母亲将他带到人世，可是创造他的却是一个看不见的父亲，他正是精神和自然的综合体。基督所创造的奇迹正是以下事实的神话性表现：“精神越来越完整地将自然据为己有，而自然则委身于精神，乖乖地使自己成为精神的创造活动的质料。”基督是没有原罪的，这意味着，人类的“发展是无可挑剔的；不洁总是发生在个体身上，而且在‘类’及其发展之中被扬弃了”。[24]因此，基督的升天也纯粹是一种充满神话色彩的承诺，承诺人类的进步拥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耶稣生平》在一夜之间成为有文化的市民阶级家庭案头必备的书籍，这本书使他们增强了对自己尘世间未来的信念。此书出版后短短的几年里，销量超过了10万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这种影响基于两个因素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恰恰是这一时代的特征。其一是“揭露”的姿态：通过揭露触动了“现实的”内核，并且剥去了神话的外衣。其二是发现了某种“现实”，这种发现促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乐观：一种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想。从施特劳斯那里传递出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情绪，日后费尔巴哈将这一情绪用语言表述了出来：“彼岸的选民”最终将成为“尘世的大学生”。

施特劳斯建立起了一种相信尘世间进步的“宗教”，他的宗教批判正是以此为基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建立起来的这种宗教感到越来越满意。数十年之后，尼采对此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他将之称为“有体系的、被送上统治地位的市侩作风”。[25]众所周知，尼采要在世俗化的结果中品尝悲剧性的生命感受。施特劳斯可没有尼采这样的激情，他怀着某种“不动声色的泥腿子激情”[26]把家安在了一个他始终相信能够让他称心如意的世界之上。尼采还狠狠地讽刺挖苦了施特劳斯晚年的一句名言（或许他在年轻时就说过）：“我们要求人们对我们的宇宙也怀着同样的敬畏之心，就像老派的虔诚信徒敬畏他的上帝一样。”[27]

施特劳斯对宗教的批判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引发了黑格尔学派内部的分裂：保守的（或者是老派的）黑格尔信徒与左翼（或者是青年）黑格尔派针锋相对。后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代性工程之中，他们将宗教批判推向了极致，然后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向了对尘世的批判。

1840年，战鼓再度响起：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出版。施特劳斯在宗教中发现了将历史神化的进程，而费尔巴哈对此的阐释是，这是人将自身异化的过程。就这一点而言，费尔巴哈超越了施特劳斯。隐藏在自身之中最优秀的东西、愿望、对自身可能性的深切体验、潜在的充裕的本质力量，人将这一切都“投射”到了天国之中。人类以自身潜在的一切可能性为蓝本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神，然后甘愿让自己受这些神衹的统治。“能够”被异化为“应当”。神是人创造出的产品，然而这些产品却对它们的创造者行使权力。批判的任务在于揭露真相：宗教是一种“投射”。要重新建立起人的自我意识，要将那些贱卖到天国的宝藏重新拿回来。神学应该重新回到他的本质核心：人本学。费尔巴哈在对宗教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尝试着自己的“转换”方法：人变成造物主，上帝变成创造物。接下来费尔巴哈便使用这一方法对黑格尔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按照今天时髦的话说，他要进行“解构”。他奋力将黑格尔哲学中被打入深渊的那部分内容提升到表层上来，卢梭曾在这一层面上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颠倒过来，变成了“我在故我思”。而现在到了费尔巴哈那里，“我在”获得了新的含义：我是我的身体。

不过费尔巴哈所说的身体与叔本华所说的身体不同。在叔本华那里，身体和意志是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在内部体验到的身体性是意志的自我体验，是“最实在者”，它同时也让我们陷入整个意志宇宙的混沌之中，置身其中没有幸福、没有满足，只有无穷无尽、毫无目的的欲望和追求。因为我们是身体，因此我们就始终处于存在之悲剧的焦点之中。

费尔巴哈顺应时代精神将黑格尔颠倒过来，并通过一系列螺旋式的思考过渡到对身体之存在的感知，然后他将自己的这一努力（同样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作为献给尘世间的救赎展现给人们。在费尔巴哈那里，救赎的承诺就藏在身体之中，他将身体称作“形而上学的最高原理，造物的秘密……世界之根本”。[28]和叔本华一样，费尔巴哈批判将“思维着的我”绝对化的做法。与此相对，他强调“作为身体的我”也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借助思维我们去理解有可能存在的事物，思维与“可能存在”有关。可是究竟存在着什么，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感官去体验。感官本身只和当下的事物结合，排斥一切逃遁到想象之中的行为。感性赋予我们现实性，借助感性我们可以捕捉到现实之物，借助感性我们可以将现实之物呈现出来：“最深层的、最高的真理就潜藏在感知之中，即在日常的感知之中。因此爱就是我们头脑之外有对象存在的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明证，除了爱、感知，世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作为存在的明证。如果某物的存在给你带来喜悦，他的不存在让你痛苦，那么只有这个事物是存在的。”[29]

这个用整个身体体验到的爱保证了我们拥有身体界限之外的现实。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后者的精神现实性只不过是那个正在寂寞思维着的自我的一个长篇独白罢了。在黑格尔那里，一个特定的、日常的、本质的挑衅因素没有贯彻进入哲学体系之中：只有在自我与他的同类（众多其他的自我）打交道并且同时与完全的他者（“你”）发生交锋的地方，自我才存在。“单个的人在自己身上并不拥有人的本质，在自己身上，人既不是道德的本质，也不是思维的本质。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共同体之中，在人与人构成的统一体之中。我和你之间存在着区别，这个现实是统一体存在的唯一基础。”[30]

费尔巴哈要对付的是一个很难攻破的神话：在谈及“主体”时（仅凭语言对心灵的感应）就已经做出假定，所有的“主体”都是一致的。与此相对，费尔巴哈的想法很简单，但又是最根本的：对于“我”而言那个完全不同的“他者”属于其他众多的“我”的世界之中，这个“我”与他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区别。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区别（就像身体一样）完全是一种久远到人类无法忆及的区别，这种区别先于一切思维。

正如身体哲学一样，费尔巴哈的“你—哲学”引发了解放的激情：经历了“神秘化”“投射”“异化”之后，现在的任务是发现“现实”。这种发现有助于人们抵抗自我欺骗对人的阻碍并阐明现实。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并不想提出某种假设，而是对那些阻挠（人本学意义上的）现实真实地表达自身的教条和假设提出批判。

费尔巴哈在谈及自己时说道：“上帝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理性是第二个，而人是我第三个，也是最终的想法。”[31]对于他而言，这并不是幻想破灭的各个阶段。他教导我们，我们自身也隐藏着，连自己也看不见，于是我们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上帝，一个绝对的理性（等等），并屈从听命于它们。我们必须首先发现自己，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解放。我们害怕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陌生的东西。让我们占有自己的身体！我们害怕那个“他者”，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他者当作“你”，而是当作了我们自己的“我”的变异体加以体验。让我们明白，这个“你”给了我们一个冒险的机会：体验爱的奥秘，共同体的奥秘。

对于费尔巴哈而言，从上帝经过理性最终过渡到人的这一征程是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费尔巴哈带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激情谈及了他自己的至圣：身体、你、共同体。他以此向我们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这条从上帝到人的路途上重新折返：从人到神，更确切地说，从人到被神化的人。他将身体上的感官称作“绝对的器官”，在论及“你”和“共同体”的时候他写道：“孤独是有穷尽和有局限的，共同体是自由的、无穷无尽的。独自一个人是（通常意义上的）人，人与人在一起（我和你的统一体）是上帝。”[32]

接下来马克思登场了。他也属于历史上那个所谓“三月革命前奏”的运动思潮，这一运动在追寻现实的过程中将黑格尔颠倒过来，并且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便可以触及“实实在在的现实”。

正如费尔巴哈“发现了”身体、你、共同体，马克思也“发现了”社会的身体及其焦点：无产阶级。在这个政治上躁动不安的时代里有一种政治上的冲动。法国革命所倡导的自由权利在德国一直还没有实现，除此之外又加上了某种社会体验：城市中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贫困。马克思当时在柏林大学修读法律和哲学，这一现状瞒不过他的眼睛，而且这种状况在绝食抗议和毁坏机器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如此，他并不是从现实的贫困出发去研究哲学，而是正好相反：他从对哲学之贫困的批判出发去研究现实中的贫困。这是一种关注社会苦难的哲学激情，这是一种投身现实的思想。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马克思之所以为无产阶级所吸引，那是因为他为无产阶级确定了他们在哲学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他在谈及现实中的身体，而是让身体扮演一个哲学上的角色；同样，马克思关注的也不是什么现实中的无产阶级，而是一个长着许多腿脚的范畴。马克思那句名言针对的不仅仅是费尔巴哈，而是整个哲学传统：“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3]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改变也是一种哲学的延续，不过采取的是另外的手段，改变是最前卫的解释方式。“实践”是行动中的哲学，但它仍然是哲学。假如有人把马克思称作社会政治家的话，他本人只会将其理解为是对他的侮辱。

40年代期间的马克思正在全力将自己从黑格尔那里解放出来。他在那篇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中勾勒出了一幅哲学场景，并且给人传达出一种印象：这一场景此时正再度上演，而他本人则在其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在那些“柏拉图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自我膨胀为整体的哲学家们”[34]纷纷登台之后，其他的那些哲学家（比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也登场了，他们又重新用一些非常简单、最基本的问题向精神宇宙提出质问，并就此冲破了这个宇宙。这位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哲学家暗示——鉴于黑格尔的总体性特征——这个任务落到了他的肩头：必须回归最简单的源头，但这又是极其困难的：存在决定意识。

可是什么是存在？在马克思那里，存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着的人、在劳动中社会化的人。人在劳动中体现了他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他使自身和社会都得到了发展。可是劳动在发展中发生了“异化”，人尚处在必然王国之中，还没有通过努力进入自由王国，人创造的产品和在劳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统治着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在这里又回来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批判应该从对神圣异化的批判突破到对非神圣异化的批判之中：“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5]

在这样的批判之中贯穿着一种狂暴，这又一次展现了哲学狂野年代的整个激情。但是这种批判自认为是最后的批判：这是哲学的最后一次亮相，然后它就可以在现实的幸福之中消失了。在黑格尔那里，当现实的自我消解之后，密涅瓦的猫头鹰才被放出去飞行；而在马克思那里，密涅瓦的猫头鹰要迎着朝霞振翅飞翔。马克思说：“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36]

“新鲜的花朵”——这正是诺瓦利斯在梦中寻找的东西。而马克思则超过了浪漫派，他宣告：“对意识的改造只是在于，人们要将世界……从飘浮在自己头上的梦中唤醒，并向世界解释它自身的行为……然后就会看到，世界早就占有了某个事物的梦想，为了能够真正地占有它，世界只需占有这个事物的意识就可以了。”[37]

每个梦想都会被现实的占有所超越，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给人的承诺。这就是对人类自由的灿烂未来的神圣化。这声号角也传到了叔本华的耳中，但是这种“乐观主义”在他看来只是一种“肆无忌惮”的观点。1858年，叔本华在一次与法国哲学家莫林（Morin）的谈话中说道：“在某种哲学中，如果你听不到哭泣、号叫、咬牙切齿以及对立的双方之间在相互残杀时发出的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呼吼，那么这样的哲学根本不是什么哲学。”（G，325）

[1] 此处指前文中的“物理科学”（physikalische Wissenschaften），在叔本华的那个年代，德文physikalisch不仅是“物理学的”，而且也涵盖当今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学科，因此原文中用复数形式表明不仅是狭义的“物理学”而已，而是这些学科的总称。

[2] 这是费尔巴哈的著名观点。

[3] 在欧洲的不少宫殿中有镜厅，即在某一房间的四周墙壁上装饰着各式各样的镜子，无论置身何处都可以见到自己的影像。

[4] 在科策比遇刺身亡（参见第十八章）之后，1819年梅特涅召集德意志联邦各国部长在卡尔斯巴德（西波希米亚，今捷克境内）举行会议，商讨镇压争取自由和争取民族统一的运动，并形成多项决议，其中包括解散学生社团、追捕“煽动闹事者”、建立—个中央调查委员会监控大学和书刊等。卡尔斯巴德决议窒息了联邦各国的公共生活，1848年爆发了革命，决议被废止。

[5] 转引自伦茨《柏林大学史》，第2卷第1分册，第395页。

[6] 黑格尔：《书信集》，第3卷，第323页。

[7] 海涅：《全集》，第7卷，第5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1页。

[9] 古茨科（Karl Gutzkow，1811～1878），德国作家、评论家，“青年德意志”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文论、政论文笔辛辣，小说也以讽刺见长，代表作有《多疑女人瓦莉》《精神骑士》《罗马魔术师》。

[10] 维恩巴尔格（Ludolf Wienbarg，1802～1872），德国作家，因其在《美学进军》的题词中写道“将此文字献给青年德意志，而不是暮年德意志”，日后人们便将这一文化思潮称为“青年德意志”。他在此书中强调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这也是此运动的重要特征。其代表作为游记《1831年至1832年间的荷兰》。

[11] 蒙特（Theodor Mundt，1808～1861），德国小说家、文学史家、出版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为小说《决斗》、《托马斯·闵采尔》及《178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史》。

[12] 转引自齐格勒《十九世纪的精神和社会潮流》，第179页。

[13] 转引自赫尔曼德《青年德意志——文本和史料》，第185页。

[14] 格拉斯布伦纳（Adolf Glaβbrenner，1810～1876），德国作家，著名记者，其作品充满讽刺幽默，贴近民众，代表作为《新列那狐》和《柏林的民众生活》。

[15] 法国七月革命使德国争取民主、自由、统一的情绪重新高涨起来，1832年5月27日至30日，来自各界的大约3万民众在哈姆巴赫集会，他们提出了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的要求，并强调民众是担负这一任务的主体而不是各邦国的君主，此外他们还宣告与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波兰）的自由斗士们同仇敌忾。这次历史性的机会促使梅特涅领导下的德意志联邦各国加紧镇压民主运动，压制集会、言论、结社自由，集会的组织者遭逮捕或流亡国外。

[16] 德国开始工业化以后，手工业者对资本家和工厂主的依附关系日渐增强，后者对前者的剥削也越来越严重，加之英国廉价纺织品的竞争，使得以家庭手工作坊方式进行生产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受剥削的状况日益加剧。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进行反抗，于1844年6月4日举行起义，参加者有3000人之众，他们毁坏了资本家的机器，要求提高工资，3天之后起义遭到了普鲁士当局的血腥镇压。这是1848年革命之前德意志地区首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17] 弗赖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德国诗人、作家、翻译家，早年诗歌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影响，后期的诗歌政治性越来越强，歌颂自由和民主，并因此屡遭迫害，诗歌代表作为《沙漠和狮子的诗歌》《死者致生者》《信仰的自由》等。

[18] 赫尔维格（Georg Herwegh，1817～1875），德国诗人、作家，诗歌富于激情和雄辩，讴歌自由和祖国，其散文作品文笔犀利，曾积极参与1848年的巴登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诗歌代表作为《仇恨之歌》《最后的战斗》《号召》等。

[19] 转引自法森《复辟、三月革命前、1848年革命》，第174页。

[20] 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黑格尔派左翼哲学家，因对圣经的尖锐批判和将耶稣历史化而被剥夺教职，后来成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其著作《基督和罗马皇帝》对后世影响颇大。

[21] 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德国哲学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理论上接近无政府主义，发展出一套极端的个人主义体系，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22] 古茨科：《多疑女人瓦莉》，第114页。

[23] 古茨科：《多疑女人瓦莉》，第302页。

[24] 转引自齐格勒《十九世纪的精神和社会潮流》，第195页。

[25] 尼采：《文集》，第1卷，第143页。

[26] 尼采：《文集》，第1卷，第157页。

[27] 尼采：《文集》，第1卷，第163页。

[28] 费尔巴哈：《哲学的开端》，第152页。

[29] 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34。

[30] 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61。

[31] 转引自齐格勒《十九世纪的精神和社会潮流》，第203页。

[32] 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62。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遗》，第1卷，第267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6页。

第二十二章

第六个哲学场景：自由之神秘及这一神秘的由来——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个体化之痛苦和罪责——四八年革命期间的叔本华：食利者的命运

黑格尔在谈及哲学时曾说，哲学就是要用思想去把握这个时代。此举不仅给历史添上了哲学的光环，同时也赋予了时局判断以哲学的荣耀，而且还鼓励人们在政治动荡之中并且为了政治而进行哲学思考。因此他那句名言“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也产生了政治影响，不过褒贬不一。一方认为，这是对现存事物的合法化；而另一方（卢格、鲍威尔、恩格斯、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呼吁，人们要让那个只是现存的事物与“理性”协调一致，并以此将之转化为“现实”。对于一些人而言，这句话表述的是一种存在的状况；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它表述的是一种应当的状况。不过大家在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坚信，社会和历史展现了真理发生的一个重要维度。无论是试图克服还是超越黑格尔，人们仍然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行。

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一种哲学思考的新类型。在黑格尔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思考方式是将个体和整体直接对立起来：上帝和人，人和自然，人和存在。

在过去，复数形式的人（die Menschen）不是什么特别的范畴，只不过是那些总是能够在单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特征的累积总和罢了。而“人类”（die Menschheit）这一概念很少表示复数形式的、历史性的、动态的主体，人们在应用这一概念时想着的是“人性的”（das Menschliche），因此在18世纪的时候，人们还可以这样说：某人有责任呵护好自己内在的人性（Menschheit）。

至迟自黑格尔起，在个体和整体的这一对立体之间又挤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中间世界：社会和行动中的社会，也就是说，历史。这个中间世界在蚕食这个对立体中的成分：在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兴起中，旧的、关于整体和存在的形而上学正在消失，谈论个体变得毫无意义且没有了对象，因为个体似乎总是被社会和历史所决定。这个社会—历史构成的中间世界只允许一个唯一高于它的事物出现：与人相关的“自然”——人本学。人作为自然中的“类”当然更多的不是个体。此外，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历史概念占主导地位，就连“自然”也卷入其中。

自此之后，人既逃不出社会—历史构成的中间世界，也逃不出“自然”。于是人便被拴牢在襻带上，在自然的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之间来回摇摆。争论的焦点是，这两种必然性之间究竟哪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和之后的马克思相信社会必然性必然战胜自然的必然性。黑格尔曾谈到“回归自身的精神”，马克思曾说过“扬弃天真质朴”，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这是通往自由的途径。在他们那里，“自由”被理解为某种历史的社会产物。

与此相对，唯物主义者相信自然的必然性胜过社会必然性，但是他们通常会将旧形而上学的救赎承诺世俗化：他们将自然的进化史解释为从低到高的进步。对于处于机器时代开端的哲学思考而言，遗留下来的存在的两个层面（自然和社会）开始发生转变，变为某种形式的“机器”。人们可以将创造成功人生的愿望放心地交给这些“机器”，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功能要求。黑格尔说：“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洞察理解。”而《共产党宣言》中是这么说：“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资产阶级）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如果让历史法则的“机器”不受阻碍地运行，这个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所有阻碍因素必须被排除，因此必须有一个将这样一些宣言传播到民众中去的“政党”。

在当时，为了反对政治压迫和社会贫困，人们有一系列的“自由”要争取：将农民从半封建的租税重负中解放出来、将手工业帮工和工场工人从行会压迫中解放出来；取消扼杀市场的境内关税；言论自由；从国家的专制独裁中解放出来；可以组织和贯彻政治意志的自由；学术自由；自我决定道德生活的自由，等等。

人们估计完全达到这些要求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长期的斗争就要求有行动的策略：人们计划行动的步骤，盘算着结成联盟，对行动的发展走向做出预先判断。可以想见，所有这一切将使人受到具体事务的限制，因此这一情况强迫每位参与者要效忠于“远大目标”，绝不能因为自发行为而拿这些目标去冒险。自由运动要让社会这台“机器”为己所用，它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就要抨击那些可疑分子（比如说海涅），因此就要谴责捣毁机器的行为，因此就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攻击“立即自由派”理论家马克斯·施蒂纳和之后米夏尔·巴枯宁的事件。无论是谁，只要他将自由视为自己的目标，一切空间都向他敞开。

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意识先前还想给自由开辟出一条小径，而现在却在暗地里大规模地剥夺自由。意识想获得自由，可是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知道，那个想象中自由的、自发的行动受到社会和自然决定因素的束缚制约。这就是现代性：一方面要求获得自由，而同时又意识到必然性的存在（各门科学都在告诫我们）；天真质朴的自发性和排除了一切幻想的玩世不恭就这么混合在一起。在社会学和心理分析的钳形攻势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自由空间了，在对自我的阐释中，我们就像是一副在经济因素支配下的性格面具，一个社会角色，受本能支配的动物——对任何一种自由意识而言，这是一种无休无止的耻辱。即便如此，人们仍在不断地要求获得自由，恰恰也包括那些善于从社会学及心理分析学的角度对自己的自发行为发出“追问”的人们。原因或许在于，要求获得自由胜过了承担责任的勇气和能力。人想要得到自由，可以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为满足自己的需求开辟畅通无阻的道路，可是如果情况不好，如果要承担后果，这个时候话语性的剥夺自由便大行其道了。人们可以解释说，这是必然要来的，于是便没有什么责任了。“可以解释”成为一种文化，这一文化得到了发展，它在一个可疑的灰色区域内发生作用：从解释到辩解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人们甚至可以把事后的“可以解释”置于一次行动的开端，作为一种预先的赦免防备将来可能出现的坏局面。人们预先估计到了这一情况，并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当时不是那样的。”

这个由社会—历史构成的“中间世界”被赋予了新的哲学尊严。它一方面是真理发生（不断增长的自由）的现场，另一方面，当自由遇到灾难时，这里也是开脱和辩解的所在。如果有那么一个极端邪恶的人存在，今天的人们是不会那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比方说，对于希特勒这一现象必须做出解释：童年不幸、对尸体产生性冲动、小市民的恐惧、对资本产生兴趣、现代化给人带来的震惊等，鉴于他犯下的暴行，这一切解释最终或许还是能给人一些安慰……）。

开脱性的解释，这一文化现象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此之前的多少世纪里，形而上学的需求就乐于将存在之物归结为某种必然存在，归结为某种宇宙。早在人们理解现实秩序及其法则和必然性之前，某种对秩序的猜想就已经存在了。存在和混沌是无法放在一起进行思考的。即便是牛顿也花费了半生的时间用于反驳被维利科夫斯基（Velikowsky）重新炒热的流浪行星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完全采用自己发现的万有引力法则，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还是宁可相信上帝。狄德罗也不得不忍受最为猛烈的攻击，因为他居然胆敢将偶然性置于世界的心脏之中。或许人们宁可在其中看见鬼怪，因为以鬼怪的行为方式人们还可预见，有着某种必然性，行事前后一致（德·萨德向人们展现了某种“否定性”神学，让人印象深刻）。

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存在概念，对上帝的宗教性理解，两者都是必然性的科学概念的前身。今天和过去一样，人们都在对秩序进行预先的猜想，尤其是当人们还不能理解秩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时候，更是乐于这样去做。信仰被世俗化了，成为某种关于可解释性的假说。

在前现代时期，对秩序的猜想具有某种强力，以至于在当时“自由”成为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作为造物的人需要有自由的意志，这样世界中的恶势力就不会损害仁慈的造物主的作品；另一方面，造物是无法对造物主唱反调的，这样他就损害了造物主的无限权力。因此不能有自由意志存在，可是如果人执意要摆脱上帝的控制，那么上帝就必须为人做好计划安排。从奥古斯丁到莱布尼茨都在争论这一问题，往往还有火刑和拷打在一旁助阵。

保罗教导我们：“基督使你们从罪孽和死亡的法则中解放出来。”路德接受了这一阐释。人受制于自己的原罪，并非自愿地陷入了邪恶的魔掌，可是自从基督说可以宽恕赦免之后，人们便可以选择：不受任何阻碍地通过宗教并在宗教之中让自己获得自由。人虽然还被肉体的罪孽束缚着，但是精神却可以不受阻碍地寻求解放。没有哪一种自由是人们可以拿来据为己有的，但是却只有一种自由人们可以接受。自由不是我们可以作为的事情，自由是一种“任由发生”。人们可以拒绝接受恩赐的自由礼物，那么就必须为他自己由原罪所导致的不自由承担责任。将不自由和责任放在一起进行思考，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思考方式，与我们今天的想法简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自由和不承担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自担责任的形而上学发展到无法负责的体验，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自由问题曾经是最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对神学家，对于哲学家也是如此。正因为自由涉嫌给上帝造成麻烦，因此哲学家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哲学家隐藏着的某种怨气正好可以在此得到排遣，因为他们平时只是屈尊充当配角，而现在却可以冲上前去为那个遭遇危险的上帝排忧解难，或者落井下石，就看他们怎么做了。

斯宾诺莎把自由意识作为某种直接性幻想加以分析：人们自我感觉在自己的决定和行动中是自由的，原因以及前提是，人们固执地坚持这一直接性。“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欲求，但是决定自由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自由才存在。这种自由是一种自我欺骗。可是，发现原因也是自由，而且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在斯宾诺莎看来，这种自由正是从自我欺骗中解放出来后获得的自由。我们只有将自己从对自由的幻想中解放出来，我们才是自由的。我们通过对自由进行批判从而获得自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获得了那个崇高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整体。

涉及自由这一问题，笛卡儿也是左思右想、绞尽脑汁。他在自由行动和任意行动之间作出了区分。“任意”是人的一种情绪波动，不是受理性制约的，没有被理性赋予任何“理由”。因此，“任意”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没有什么理由的东西。没有理由的东西就是没有“必然性”的东西。我们的理智栖居在“必然”之中，因此“任意”是一种对理智施暴的外来者。因为理智是我们身上最具人性的成分（因为是神性的），所以“任意”必然危及人性本身。人们在“任意”之中丧失自律，变成某一桩事情的牺牲品，人们虽然并没有直接促成这一事件的发生，但是它会让人们遭罪吃苦，毫不留情。

哲学界就这样以近似的方式围绕着这个问题讨论了几百年。这确实很神秘：自由之问题。在这个炙热而又晦暗的地带，哲学讨论总是在原地转圈。

康德没有解决这个关于自由的问题，也没有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而是正好相反：他的功劳在于明确地让人们认识到，自由问题原则上是无法解决或者化解的。

康德认为，存在也必然存在着某种双重视角。如果我们把自身当作时间之中的生命去体验，那么每一个“现在”都是和一个时间序列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和之前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可是既然我总是存在于现在之中，而且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因此凡是那些被“我之现在”定义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它们也就根本无法在我目前的掌控之中。如前所述，只有在将自身体验为时间性的生命的时候，上面的解释才适用。可是我们知道，根据康德的观点，“时间”不属于“自在”的世界，而是我们（内在）感性的某种直观形式罢了。世界之“自在”和我们的自身是与时间无关的。不过这种“不受时间制约性（Zeitlosigkeit）”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们又能怎么想象呢？“时间”只是我们的想象力的一种直观方式，人们无法对它穷究根底。可是康德认为，在我们自身之中有一个唯一的触点，一种唯一的体验，它可以将我们从决定性的时间序列（只要它还附随在我们身后）中拉扯出来，并将我们与尚未存在或应该存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之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先前”决定的影响，可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体验到，“我们之现在”和某种“可能存在”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某种颠倒过来了的决定行为：我们愿意让自己成为什么，这是我们决定自身的基础。可是在康德看来，这种欲求之中不能掺进我们自身内部的欲望根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成了我们自身感性的牺牲品，我们会受到它的控制支配。因此这种欲求必然是一种应当。不应该用欲求的自然力量来充实应当，而是正好相反：应当要在与欲求的自然力量的对抗中脱颖而出，并从自身的力量中产生出欲求。你愿意，那是因为你应当。你应当愿意。而且应当也不必对“可能”有所顾忌，而且跟上面的情况一样，应当要证明自己的力量，从自身之中产生可能。康德不是从可能之中推导出应当，而是从应当之中推导出可能。“你应当做的事，你就可能做得到”，这就是良知的严厉律令。在良知之中（也只有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从必然王国之中解脱出来，在良知之中显露出了“自在之物”，它就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抓住了我们自身超验的实存（transzendente Existenz）的末端；在这里，我们体验到某种“自由的绝对自发性”（康德），它就是我们自己。

自由问题的秘密并没有就此解决，依然模糊不清，因为自我体验的双重视角并没有消失。一个人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良知采取行动，从经验性的视角来看，每一个这样的行动都基于先前的多种决定性的原因，它必然作为前面这些原因的后果出现，因此必然被理解为是非自由的行动。而且在经验性的视角下，“良知”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众多因果关系中的一种。即便如此，在每一个“现在”之中，“良知”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也可能做别的，因为我们应当做别的。某种悖论在这里起作用：良知使我们获得自由，因为它并没有宣告我们是自由的。反过来：因果性思维宣告我们是自由的，因为它让我们在必然性存在中沉沦。

康德将这种通过良知显露出来的存在称为“理智的”存在（intelligibles Sein）。对于康德而言，在我们经验性的存在和我们“理智的”存在之间有某种断裂性的紧张关系。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不能舒缓这种紧张关系，人为什么可以承受——要对这一切做出明白的解释，这就是康德整个先验哲学事业的目的所在。像康德那样在这一问题的尖端之处保持平衡，这既需要哲学的技艺也需要有生活的艺术。通常来说，他的后来者们无法保持这种平衡。他们从上面摔下来，抓住彼此间充满张力的两极中的一端并将自身固定其上：有的人抓住经验性存在，有的人守着“理智的”存在。最先登场的是“理智派”——主体形而上学家。

费希特（正如后来的萨特一样）的论证完全从“自由的绝对自发性”（康德）出发：“如果有谁意识到自己是自主的、不依赖于身外的事物——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人们不依赖于任何事物、完全通过自身的努力有所成就——那么他就不需要外物来支撑他的自我，他不能够用这些东西，因为它们会消灭他的自主性并将之变成空洞的假象。他所拥有的自我以及那个能够引起他兴趣的东西可以消灭那种对外物的信仰。”[2]

谢林和费希特的分道扬镳着实被感兴趣的公众大肆渲染了一番，1809年，谢林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正式出版。在康德那里，自由和必然性的孪生结构只适用于人类的体验，而谢林则将这一令人棘手的结构转到了存在问题的探讨上。就像在斯宾诺莎那里一样，存在和上帝是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可是和斯宾诺莎不同的是，在谢林那里存在不是由事物构成的宇宙，而是由进程、事件、行动构成的宇宙。事物相当于结晶现象，是对事件的凝固化。人们必须将物化过程消解掉，使事物还原到作为其根本的进程之中。通过这种方式，谢林完成了一个绝妙的转变，发展出了他的“无条件”概念。“那个无法被化作事物的东西就是无条件的。”[3]这句话在谢林早年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不过当时还深受费希特的影响——是针对“自我”说的。到了1809年这本论述自由的著作出版时，谢林已经超越了费希特。他在书中写道，这本书的任务是要揭示“一切现实之物（自然、由事物构成的世界）都是以行动、生命和自由为基础的……不仅仅自我性是一切，而且反过来也是一样，一切皆是自我性”。[4]

这个“一切”，整体的存在和（尤其是）“自然”，应该被理解为“自我”。谢林将这种整体与自我的类似性命名为“上帝”。于是这种人们在自身之中体验到的自由之神秘性就必然变成了存在本身之中、上帝之中的神秘性。于是自我体验之中的必然性和自由的孪生结构（康德）就变成了存在、上帝之中的包罗万象的矛盾结构。

谢林写道：“只有尝到过自由滋味的人才能够感受到有这样的要求，即把自由类推到所有的领域，把自由传播到整个宇宙。”这同样适用于对必然性的体验。这种体验如此显著，因此也要将其“传播到整个宇宙”。存在被约束在秩序、规则、规律中，也就是说，被约束在必然性之中，但是之所以有这种井然有序的秩序，自发性是最终的原因。这就是谢林的核心思想。井然有序的存在是绝对自发性（谢林称之为“上帝”）自我约束的结果。谢林写道，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表面现象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规则、秩序和形式。但是在底层之中仍然存在着无规则，仿佛一下子就会将一切秩序规则重新打破……这是实在性的基础，它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之中，难以把握。它是某种永远无法除尽的残余，哪怕是付出最大的努力也无法让它化解在理智之中，它永远存在于底层之中”。[5]

底层上的无规则性——也就是自由——是存在的深渊，这个深渊同时也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谢林这种追根溯源的形而上学思考的目的就在于对深不可测的自我进行反思。日后的弗洛伊德在探讨人深层中的本能的时候，他便会娓娓道来，讲述摩西、俄狄浦斯、埃莱科特拉以及其他那些著名的神话人物的故事。而谢林也一样，他也不厌其烦地讲述久远的事情而不能自拔。他向我们“讲述”上帝中的两种本质：既是上帝又是破坏分子。在他自己构建的秩序之中，一方面上帝提醒自己要遵守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反叛者，与那个循规蹈矩的自我进行对抗。

叔本华却提醒谢林要遵守秩序，在他那篇获奖的论文《论意志的自由》（1841）中，叔本华对谢林有关自由的著作进行了如下评论：“其主要内容是……一份关于上帝的详细报告，该文的作者先生透露他对这位上帝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甚至向我们描述了上帝是如何产生的，只有一点遗憾的是，他只字未提自己是如何结识这位上帝的。”（Ⅲ，609）

此话并不确切，谢林是通过与自身之中的深渊亲密接触后“结识”上帝之中、存在之中的深渊的。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大胆的著作，是因为它将在自我身上体验到的自由之神秘扩展成为有关混沌（世界之根本）的形而上学，并（在叔本华之前）对依据康德的观点从主体中发展出来的泛逻辑论表示异议。在发现了人之自然（本性）可能具有某种不可救药的摧毁力之后，谢林试图重新把握自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叔本华的同辈人之中，谢林是最接近叔本华的意志概念的人。谢林曾写道：“欲求是原始的存在，它的所有谓项（无需任何理由、永恒、独立于时间之外、自我肯定）都与这个原始的存在相匹配。”[6]

在谢林那里，意志不再是知性的一个功能，而是正好相反：知性是意志的一个功能。因此知性的秩序被制造混乱的意志所打破，但是更强的是“精神”（这是谢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观点），“爱”就是在“精神”中发挥作用。“爱是极致。在大地和（分开的）存在物出现之前，爱就存在了……”谢林又变换了一个方向。更深一层、在深渊之下有“爱”存在，这是“上帝之爱”，它承载着我们并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受到必然性的束缚，这是第一个层次；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自由，然而在自由之中同时又有一个混沌的深渊在威胁着我们，这是第二个层次。

再深入下去，我们有一种感觉：一切皆是一体，皆是善的。这种感觉承载着我们，并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第三个层次。

或者说：你必须——你可能——你可以。[7]

自由充满神秘。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谢林这部著作中，自由问题的模糊性再一次得到了精彩的展现。这或许就是谢林这部著作最大的成绩。

1838年，叔本华也开始关注自由这一问题。

1837年，他无意间在《哈雷文艺报》（Hallische Literatur-zeitung）上看到了挪威皇家科学学会（位于特隆德海姆）有奖征文的消息。到处都在喊着“自由的口号”（弗赖利格拉特），因此有奖征文的题目也正好顺应潮流：“人类意志的自由能从自我意识中得到证明吗？”

叔本华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任务之中，此外他刚刚经历的一次小小的成功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叔本华于1837年夏天给新版康德文集的主编（舒伯特、罗森克兰茨教授）写了一封详尽的信，请求他们采用第一版、未经删节的《理论理性批判》为底本。叔本华详细地指出了第二版（1787）中有明显的删节，删去了原来文本中一些极端的内容，而且第二版还刻意迎合宗教和共识。两位主编听从了叔本华的建议，而且在前言中还附上了这封信的主体部分。现在叔本华至少可以感到，自己作为一名研究康德的权威受到了别人的认可。这种认可一方面给了他勇气，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另外一则消息给他带来的不快。

1837年6月，《论自然中的意志》的出版商来信告诉他，该书目前的销量只有125册。带着某种被重新激起的创作欲，叔本华开始有奖征文的写作。在他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又听说了另一则有奖征文的消息，主题同样是与哲学伦理学有关。丹麦皇家科学协会向哲学界有奖征答，只是问题稍显啰唆：“道德的来源和基础可否在直接蕴含于意识（或良知）之中的德行的理念中和在对其他由此生发的道德基本概念的分析中探得，抑或可否在另一个认识根据中探得？”

叔本华于1838年底将第一篇应征论文寄出，1839年1月，叔本华的论文获得了一等奖。他获奖后兴奋得像一个孩子（霍恩施泰因语），焦急地等候颁发奖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差点把挪威驻法兰克福领馆的大门踏破了。在此期间，他投入了第二篇应征论文的创作。1839年春天，他将论文寄出。1839年7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尊敬的协会”（位于哥本哈根），在信中表现出胜利的自信：“我请求您将获奖的消息立即通过信函通知我，至于颁授给我的奖励，我则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送达。”（B，675）

可是位于哥本哈根的“尊敬的协会”却另有一番想法。协会认为叔本华的论文（唯一应征的论文）根本不值得获奖，而且还在评语中写道：“不可不提的是，好几个近代杰出哲学家竟以某种不得体的方式被提及，这理所当然地让人感到十分不快。”

1841年，叔本华将两篇论文合在一处交给法兰克福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标题是《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包含了两篇应征学院的有奖征文》（Dei beiden Grundprobleme der Ethik，behandelt in zwei akademischen Preisschriften）。叔本华在扉页的标题上做了明确的标示：第一篇，“获奖，特隆德海姆，1839年1月26日”，第二篇，“未获奖，哥本哈根，1840年1月30日”。这样做是为了给后者一记耳光。十年之后，叔本华声名鹊起，这时候他就可以借此给人留下印象了。

在这两篇论文中，叔本华不能够将其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作为立论的前提（因为提交论文必须是匿名的），因此叔本华采取了“归纳法”，即从问题出发形成自己的观点。对于挪威皇家学会提出的问题（“人类意志的自由能从自我意识中得到证明吗？”），叔本华是这样回答的：人们或许会在自我意识之中翻来覆去地寻找，可是在那里找不到任何自由，找到的只能是对自由产生的幻想。

他要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那就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自我意识”。毕竟人们得知道，究竟要在什么范围内去寻找自由意志的实存或非实存。

叔本华首先要给“自我意识”下定义：自我意识就是将“他物意识”（Bewusstsein von andern Dingen）排除之后剩余下来的那个意识。“他物意识”几乎将我们完全填满了，那么“剩余之物”又能包含着些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字眼本身告诉我们的那样：它是对固有的“自我”（只要它还不是一个“他物”）的意识。叔本华问道：“人是怎样直接感知他的固有的自我的？”对此他回答道：“完全是作为一个有欲求的人（Wollender）。”如果自我可以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意识不是“针对外部”的，那么这个自我就是一个“有欲求的”自我。人内在之中的“欲求”不会仅仅局限于那些即将付诸行动的意志活动和“正规的决定”之中，而且还包括了蕴含着一切“情绪和激情”的广大领域：“一切渴望、努力、愿望、要求、向往、希望、爱好、愉悦、欢呼等，以及不想要或反对、厌恶、逃跑、害怕、愤怒、憎恨、悲哀、痛苦。”（Ⅲ，529）无论这些意志的追求和激动是多么内在的，它们当然总是与外界的事物相关，不是以外物为目标就是受到外物的刺激。可是无论怎样，外在的东西无法进入自我意识的领地，而是归属于“他物意识”的范围之内。表面上看来，这不是一种学究气很浓、钻牛角尖式的区分方式。从对“自我意识”的严格含义（一种直接伴随着意志事件的意识）出发，叔本华可以这样解释自由之幻想：如果自我意识是一种对自身意志行为的直接意识，那么这也就仅仅局限于是一种可以内在体验到的行为。对于自我意识而言，从自身上体验到的意志是某种一开始就存在的东西，而且也必然是如此，因为对外物的意识在最初阶段是受阻的，在此之后外物才开始发生激发、促进作用并对意志产生刺激。

“每个人都可以在其内心中听见”自己的意志活动，而自我意识对这种意志活动的陈述则“源于其纯粹的内容”，这种陈述可以表达为：“我能做我想要的：如果我想要向左走，那我就向左走；如果我要向右走，那我就向右走。这完全取决于我的意志，我因而是自由的。”在叔本华看来，这完全是自欺欺人。因为谁也不清楚，我在自我意识之中体验到的那个一直发生活动的意志本身是否是自由的。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能够自由地做某些事情的话，那么我也可以自由地想要些什么吗？从直接自我意识这一视角出发，不可能有任何答案，因为对于自我意识而言，意志是某种一开始就存在的东西。正因为它一开始就存在，因此严格来说，人必须首先知道他在此之前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自己才能够知道，他现在想要什么。对自身意志的意识总是“滞后的”。

此刻意识本身是不是自由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是无法从自我意识之中获得的。自我意识只能把“我”引向那个“黑暗的内部世界”，我们心中的意志就生活在这里。要想得到答案，人们只有超越直接的自我意识，向着“外物意识”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人们要把自身看作众多事物之中的一个，从外部来观察。这样的话，局面就发生了变化。于是在“我”的周围就存在这么一个整体世界，这个世界由事物、人等构成，它们对“我”的意志产生影响，决定意志的情绪，给意志提供各种对象和动机。叔本华认为，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世界”和“我的意志”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看作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就像石头落地、植物有所反应一样，人的一举一动都必然源于特定的动机。动机是某种通过广义上的认识（也通过无意识的知觉）而产生的因果关系。如果特定的动机进入了意志的“视野”，意志就一定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产生反应。在对意志产生影响的动机和意志的动作之间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某种必然性，这就排除了自由的可能性。可是人可以“依靠他的思维能力想象他感受到的影响他意志的动机；任意的、交互重复地加以想象，以便让它们面对意志，这就叫作思考。人是有思考能力的，并依靠这种能力，有可能比动物做更广泛的选择。因此，他确实是相对自由的，即不受直观的、当前的、作为动机而作用于他的客体的直接的强制，而动物却是完全屈从于这种强制的；而他则相反，他独立于当前客体而作出决定，并依照他的动机的思想来做决定。这种相对的自由大致上就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然而并不进行深刻思考的人们所理解的自由，他们认为人显然就是拥有了这种自由而优于动物。”（Ⅲ，554）可是这种“思考能力”无法改变的是：“我”的意志和那个对其产生影响的最强动机相聚在一起，在这个动机和“我”的行动之间存在某种严格的因果关系，一种严格的必然性。

一方面，存在“我”的意志，它就是“我”自己。按照叔本华的说法，这就是“我”的“性格”。这种“性格”的真实性是无法从内部辨认出来的，但是它又是如此坚实、如此确定、如此无法改变，就像是一块石头的真实性一样。另一方面，存在一个整体世界，它对意志产生影响，并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意志产生活动，就像是一块石头，当它受力被抛出去之后就会划出一道确定的飞行轨迹并最终落到地上。石头被抛出去就必然会飞行，同理，如果“我”的意志受到特定动机的推动，“我”就必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产生欲求。

这就是叔本华为这个冷酷无情的必然性宇宙所描绘的图像，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从“外物意识”（即某种正在从事客体化活动的意识）的视角出发观察后得出的图像。

可是，叔本华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不畏艰难地又重新回到了直接自我意识这一问题上来。先前看上去还是自由之幻想的那个东西现在却获得了其真实性。叔本华在结尾篇章之前的过渡段落中写道：“现在，如果我们根据迄今为止的论述，完全放弃了人的行为的一切自由，并把人的行为看作完全服从于极其严格的必然性的，那么我们就达到了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能把握作为更高级别的、真正的道德自由。”（Ⅲ，618）和康德一样，叔本华依据的是一种“敢作敢当”的意识，是一种与此相连的责任感。这种感觉固守在自我意识之中，即便（而且恰恰）是在这种意识可以通过解释免除自身责任的时候。“由于这种意识，任何一个人——包括深信（迄今为止所讲到的）我们的行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的那些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即用这种必然性为自己的过错开脱，把罪责推到动机身上，凭借的理由是，动机出现时行为就无可避免。”（Ⅲ，618）叔本华当然知道，人总是试图为自己的过错开脱。他想要说的其实是：重负是无法卸除的，责任感最终是无法被驱赶掉的，无论这种责任感被怎样扭曲变形，它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叔本华以下的这句话充满了矛盾：“在行为中不可能看到的自由，必须寓于存在之中。”（Ⅲ，622）

这样，在考察行将结束之际，在考察之初被驳回的自由之幻想和为所欲为在此获得了某种合理性。在对直接自我意识的考察结果之中显现出了某种令人惊讶的真理：“任意和原初的意识不可否认地伴随着我们所有的行为（尽管它们是依附于动机的），依靠这种意识，行为才是我们的行为，因此这种意识不是虚妄的，但是其真正内容绝不只是行为，其发端也更高远，这是由于一切行为（在动机的推动下）都是以我们的存在和本质自身为出发点的，而事实上我们的存在和本质也就包含在这些行为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那种任意和原初的意识，以及伴随着我们行为的责任意识比作一根指针，它似乎正在指着一个距离较近的对象，而事实上它所指的是在同一指向上距离更远的某个对象。”（Ⅲ，623）

这种感觉要求我们承担责任，尽管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被事先确定了，但是这种感觉仍然让我们背负着某种罪责。可是这种感觉所指的究竟是哪个方向，叔本华在这篇论文中几乎无法给予我们什么暗示，否则他就必须将他那整个形而上学体系完全展开论述。于是他就只让我们窥见一些端倪：紧紧挨着这种充满矛盾的负罪感、充满矛盾的责任感的是某种个体化的罪责。这种罪责就是：自己就是那个人，通过自己的身份、通过自己纯粹的实存，成为意志宇宙中的一个微小粒子，这个内在分裂的意志宇宙在全面的挣扎中消耗着自己。人可以在自身之中同时体验到意志的这种冲动和消耗，直接自我意识中填满了这种自我体验，无论是在自由和责任感之中还是在悔恨感之中，直接自我意识都可以体察到这种罪责。

叔本华回归到直接自我意识之中并在那里揭开了隐藏在幻想背后的真理，此时他又在重新描写某种内在形而上学的怪圈，即便是在对体验的批判中，这种形而上学也不泄露体验究竟是什么。一种方式是通过解释（必然性的环环相扣）获得某种明确性（自由感和责任感），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自我意识获得明确性，叔本华在消解了前者之后回归了后者。无论怎样解释，自由感和责任感都明确地存在，不会消失，于是他便试图去理解这种明确性，他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有一种不愿休止的声音在宣告我们有罪，要我们自己承担自己的行为，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又存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通过解释获得安慰并从罪责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始终处于不安之中，无论怎样解释都会遗留下那个“未知的X”，因此要在理解之中将这个“未知的X”融合进来。叔本华通过解释渗入必然性存在之中，并借此将自由之幻想化解掉，然后又兜了一个圈子回到了这种必然性存在的存在（Sein dieses notwendigen Seins）之中。这种通过分析的方式被化解的最初体验现在要告诉我们的是：伴随着我并在我之中，这个存在总是重新发端。

在这种情形下，海德格尔会说“泰然处之”。而阿多诺则会说“非同一性”，这是对同一性强行进行具体化行为的抗拒。

叔本华的内在形而上学“从未完完全全地从体验之中挣脱出来，它始终只是对体验的纯粹阐发和诠释”。（Ⅱ，237）这就是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对自己的形而上学纲领所作的表述。

针对自由问题，他的观点是：解释向“我”展示的是，为什么“我”去做以及曾经做过某件事。而理解所提的问题是，做这件事情的“我”究竟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叔本华那里，自由也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东西。可是它同时又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因此急需一整套化解文化用以躲避这个谜团，比如说有关行动主体（社会/历史）的神话，我们可以将我们自身的责任转交给这个神话并从它那里索要种种自由，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掉我们自己的自由了。

叔本华在《论意志的自由》的结尾处提到了“真正的道德自由”。而“道德的基础”则是他第二篇应征论文的主题，只不过这篇论文“没有获奖”。

叔本华充满自信地在导言中写道，如果“有人已认识到迄今走过的道路都未能达到目的，那么他必将更愿意和我一起踏上一条与它们根本不同的路径——迄今为止，这条路径不是没有人注意，就是人们不屑一顾；也许就是因为它是条最自然的路径”。（Ⅲ，640）

叔本华首先回顾了一下那些无法通达目的地的路径，尤其是康德选择的路径。他对这些路径所作的批判可以被简化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高估理性在道德问题上的能力提出批判，二是对道德和利己主义暗中结盟提出批判。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长久以来，人们错误地在智性之中寻找道德的基础。在“人生的严峻时刻和欲望之中”（Ⅲ，670），没有人会理睬这种智性道德。面对强大的意志和激情，这样一种道德就像是“熊熊烈火之中的一枚灌肠注射器”一样无济于事。借助康德“实践理性”所建构的“先天的纸糊楼阁”什么也达不到，因为人天生就不可能“忽然产生念头，四下里去寻找某项能够让自己的意志甘心服从和效命的法则”。（Ⅲ，669）叔本华认为，康德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后者将自己杰出的理解力普遍化为我们每个人先天所具有的认识能力。理论理性的力量可以捕捉经验材料使之转化为各种范畴，康德错误地将这种力量也扩大到了道德领域。他建构起某种理性，它可以先天地作为某种道德理性统领实践行为，正如理论理性可以统领经验一样。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正如一般情形下的道德说教都或多或少地有伪饰成分一样——在理论上为利己主义进行辩护，这正是叔本华要批判的第二个方面。

利己主义根本就是我们的意志实存的自然强力。意志从自身而言就是利己的，它就是要掌握自身的“祸福命运”，不需要任何道德帮手。利己主义就是这么自然的事情。如果说某种道德为一己的利益服务，那么它就根本不是道德，而是披着道德外衣的利己主义。如果某人做善事是寄希望于得到彼岸的奖赏的话，那么他的这一行为也并非有道德的行为，而是利己的行为。那些信徒是在发放贷款，因为他在做投机买卖，他希望得到的是彼岸的高额利息。在叔本华看来，康德本人在反反复复地论证之后也是在给那些服从其“绝对道德律令”的人们以希望，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奖赏，因此他还是将道德建立在了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对道德假象的批判方面，叔本华和日后的尼采一样，是一位揭露人类心理的大师。他追踪利己主义在隐蔽的小路上留下的痕迹，揭开其面具和交替变化的伪装。他对“真正有道德价值”的行为所下的定义言简意赅：“自愿的公正行为、纯粹的仁爱行为以及真正的高尚行为。”（Ⅲ，726）就是那些与利己主义动机相对抗的行为，它们不是——哪怕间接的也不是——以谋求自我的幸福为目标。可是即便是这些行为也需要一个动机（对于叔本华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纯粹智性的“灌肠注射器”根本无法让这些行为发生。叔本华在导言中提到，道德有一个基础，人们忽略了这一点，因为这是最自然不过的，这个基础就是：同情。

同情也许很“自然”，但是对于叔本华而言还是很“神秘”，这种“神秘”一直伸入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核心之中。

在《论意志的自由》中，叔本华触及了个体化的罪责，而现在问题则围绕着个体化的痛苦。

同情就发生在意志本身的领域之中，并非发生在反思之中。“摩耶之幕”在同情之中被撕破，在看到他人的痛苦时，“我”也体验到“自我和非自我之间的障碍暂时得以打破”，“我”也在一同承受着别人的痛苦，正如“我”平素只“感受到我的痛苦”一样。（Ⅲ，763）

这一过程是“神秘的，因为针对这一过程，理性不能给以直接解释，而且它的起因在经验范围以外”。（Ⅲ，763）

在同情之中，“我”在与那个充满苦厄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时自己也感到痛苦。这就是叔本华对病情的描述：存在就是痛苦，因为它就是意志；在从个体的界限、从“我”的意志的利己的自我实现的界限中、从解脱出来的那些瞬间中，“我”获得了自由，可以加入那个正在承受着痛苦的存在之中。在发出同情之时，这种与存在的合一并不是某种凝神静观、普遍主义的理解把握，而是对单个“事件”的具体介入。要想有所行为，那么首先必须要体验过才行。同情是无法像教义那样宣传的，人要么同情，要么不同情。这是某种与存在发生关联的类型，它高于一切自我实现的理性。同情发生在意志的层面上。意志受到自身的折磨，当看到他人的痛苦的时候，意志暂时放弃了自怨自艾的欲求。

对于叔本华而言，同情是一种“原始现象，其界石只有形而上学的思辨才敢逾越一步”。（Ⅲ，741）

人们有理由将叔本华的同情伦理学称为某种“实践性的神秘主义”（吕特克豪斯语）。这种同情来源于对“个体化原理”在心灵上的超越，它并不是在期许盘算得到尘世或彼岸的奖赏。这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无私”，但首先它体现的是一种“置历史于不顾”的“休戚相关”：这种“同情”不把希望寄托在历史身上，不指望历史能够克服痛苦和困厄。在全面铺开的改良理论和零零星星的同情行为之间存在某种紧张的关系，人们对此很清楚。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非难这种同情行为，因为它前途渺茫，因为它会转移人们对“主要弊端”的视线，只有通过既有手段又有策略的“解放”行动才能消除这些弊端。从这一视角出发，同情只是一种面对“症状”而产生的感伤而已。人们要在“心灵的粥汤”中搅拌进某种能量，并将这种能量用于铲除病根的艰苦工作。日后霍克海默在对过度策略化、工具化的“解放”理性提出批判时又援引了叔本华的同情伦理学：“如果有人声称，人要么只能为宏大的整体提供帮助、要么就根本爱莫能助，那么对说这话的人一定要持怀疑态度。这就是那些人的谎言，他们事实上根本不愿提供帮助，要他们在具体情况下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就用宏大的理论来搪塞。他们将自己的毫无人道合理化了。”[8]

叔本华的同情伦理学是一种“尽管如此”之伦理学（Ethik des Trotzdem），它不需要精神哲学为其掩护和辩解，它以一种丝毫不能给人以慰藉的形而上学为依靠，为某种“自发性”进行申辩，因为后者至少愿意减轻人们没完没了的痛苦。这种伦理学激励人们去和痛苦进行抗争，可是它同时又宣布，消除痛苦是不可能的。吕特克豪斯（Lütkehaus）一语中的，他将这一伦理学称作“似是而非之实践哲学”（Praxisphilosophie des als ob）。

叔本华描绘的画卷展现了无边的痛苦，这些画卷不仅尺幅巨大，而且它们也清醒地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苦难。

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卷中，叔本华将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地狱，它比但丁笔下的那个地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这里，每一个人对于其他人而言都必然是魔鬼。”（Ⅱ，740）造就这一“地狱”的罪魁祸首就是“无边的利己主义”，或者根本就是某种存心故意的“恶毒”。叔本华在指出了“对黑人的奴役”之后接着说道：“根本就不用走那么远：5岁的孩子就进入了棉纺厂或者什么别的工厂，从此之后便坐在那里干活，起先是每天10个小时，然后是12个小时，最后加到14个小时，从事着相同的机械劳动，想喘一口气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可是这就是千百万人的命运，而别处的千百万人也有着类似的命运。”（Ⅱ，740）

在1848年这个革命之年里，社会上这一承受苦难的群体开始行动，变得叛逆起来，他们构筑街垒，在某些地方有些人还拿起了武器。叔本华怀着愤怒之情用浓墨重彩描绘着这些人物，在他的反应之中丝毫看不到同情，有的只是愤怒和恐惧。

3月，法兰克福城里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了社会和政治骚乱。

早在1847年底，普鲁士公使就向法兰克福市政府发出了警告：政治社团的数量增长迅猛，有人在挑动叛乱，人们对现存状况极其不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手工业者中传播，市民们也听信“那些煽动民主者”的宣传。警察局在回信中的答复是：在法兰克福这样一个繁荣富裕的城市里，不存在什么心存不满的无产阶级，那些贫困的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市民们团结友爱，忠实地遵守1816年通过的宪法；只要有城市的自由存在，那些“蛊惑民心者”就无机可乘。

可是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的，1848年3月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明证。

在整个德国，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样的呼声在法兰克福也高涨起来：要求新闻自由、集会自由，限制主要是由城市贵族所把持的市政府的权力，扩大市民联合会的权限，赋予犹太人同等权利，设立刑事陪审法庭。

各种社团遍地开花，例如什么“周一茶话会”“市民协会”等。体育协会现在更名为“劳动者协会”。“歌咏会”的成员现在戴上了黑、红、黄[9]三色的帽子。手工业者举行了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百万受害者抗议行业自由化的正式声明”，他们主张由行会来调节规范就业，反对资本家推行的“法国式的自由化”。此时奠定发言基调的还是那些“师傅们”，可是5月又出版了一份更加极端的《法兰克福劳动者报》（Frakfurter Arbeiterzeitung）。报纸的编辑们遭到了驱逐，因为他们破口大骂“自由主义的钱袋”。4月2日，在邻近的奥芬巴赫召开了“德国劳动者同盟”的全体大会，在会上决定发动革命，这一决议于次日传到法兰克福并引起了轰动：“德国的劳动者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不想对富人和私有财产宣战，他们只是要求工作，要求获得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以支付他们付出的辛苦和劳动，因此他们想得到的是和平。”[10]法兰克福的劳动者协会感受到了鼓舞，他们提出要求：应该准许劳动者代表进入保罗大教堂。他们将自己称为人民之中“最优秀、最正直、最忠诚、最有德行”的成员。言语之中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具有威吓性。在一张散布全市的传单上写着这样的话：“与诸侯们那些可怜的阴谋诡计作斗争，反对金钱贵族统治，反对资产阶级，反对一切人民之敌，无论他们叫什么名字。”在此期间，德国第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在法兰克福的保罗大教堂召开，商议讨论人权宪章。大门上的那句话引人注目：“祖国之伟大、祖国之幸福/将其亲手造就，将其归还人民。”

叔本华——正如他在7月11日写给弗劳恩施泰特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在1848年3月间“紧缩一切开支”。他削减了日常支出，取消了订购的书籍。此时必须要把财产守住，“暴风雨来临，就要把所有的帆篷都收起来”。（B，231）

此时保罗大教堂内的代表大会已经选出了一位摄政官，他就是大公爵约翰。对于叔本华而言，这一选举结果是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或许会重新恢复秩序。他在给弗劳恩施泰特的信中写道，他不得不承受这一糟糕的局面，“在这四个月当中，我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原因是恐惧和忧虑：我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的状况遭到了威胁！到了这把年纪，我还要受到如此严重的刺激——眼见着自己一辈子积攒下来并且保持了原有价值的财产岌岌可危。”（B，231）

叔本华对这场革命的厌恶与日俱增，其中的原因是多层次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时候他极度恐惧，害怕革命会夺去他的财产，正是这笔财产才让他能够为哲学而生。有时候这种厌恶会转而变成一种暴跳如雷，每当此时他都会成为“英吉利饭店”（保守派和立宪派首选的聚会地点）里其他人的笑料。这里的人们认为他“与民主派不共戴天”的言论有些过分。罗伯特·封·霍恩施泰因（Robert von Hornstein）写道，就连叔本华的那些“宠儿，那些在英吉利饭店与他同桌用餐的贵族派军官（叔本华对他们关心有加，称他们是社会的拯救者）也并不总是对他很礼貌”。叔本华举起酒杯对那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者“高贵的温迪什格莱茨侯爵”[11]表示敬意，而且扯着喉咙对他的“过于心慈手软”深表惋惜。叔本华还说，“不应该枪毙布鲁姆（一位极端民主派。——作者注），而应该对其施以绞刑”。（B，222）

1848年9月，法兰克福议会表决同意马尔默停火协议。此前普鲁士出兵征伐丹麦，因为后者对石勒苏益格提出领土要求。人们认为征伐之举是爱国行动，因此普鲁士撤军被视为背叛行为，而赞同停火被人们认为是议会昏庸和忘记民族尊严的明证。在社会和政治上对三月革命寄予厚望的民众十分失望，并由此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

1848年9月18日，所有的不满借助暴力喷发而出。一群愤怒的民众要冲进议会，马路上构筑起了街垒，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两位反对革命的著名代表人物（里西诺夫斯基侯爵和奥尔斯瓦尔德将军）被这群民众以残酷的方式结果了性命，一个人被砍掉了脑袋，另一个人被砍断了双臂，然后人们把他们当作靶子射击。年迈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哀叹道：“洪水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其中汇集了积蓄了一辈子的愚蠢、贪婪和统治欲，它终于决堤而出，带着来自最深处的泥浆和污垢浇灌在我们头上。”[12]

叔本华的运气不佳，就在风起云涌的这一天，他陷入了相互争斗的两派之间。他向警察局报告当天发生的事情，并且愿意指认叛乱者的身份：“就在今年9月18日大约12点半前后，我看见窗外有一大帮扛着粪叉、棍棒，还有一些手拿长枪的暴民经过，队伍前列有人举着一面红旗，他们从萨克森豪森方向来，经过大桥向前进发……大概有8到10个人装备了长枪……有一部分人留在大桥的入口处，有一部分人留在大桥中间的圆形碉楼里，他们躲在一辆翻倒在那里的马车后面，十分冷静而审慎地向巷子里射击，命中率很高。其中的一位射手身着一件灰色马甲，留着红色的大胡子，尤其卖力……”（Bw 16，164）

在这封写给弗劳恩施泰特的信中，叔本华描写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细节：“突然在我紧锁的房门之外有人说话，我想一定是那些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拿着棍棒聚集在我的门前。这时响起了危险的撞门声。终于我那位聪明伶俐的女管家开口说话了：‘只是些奥地利人！’于是我立即为这些珍贵的朋友们打开房门：20个穿着蓝色长裤的波希米亚士兵拥进房内，对着窗外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们射击。没过多久他们意识到，另外一幢房子地势更好。那位军官从二层楼向下看，侦察街垒背后的敌情，我赶紧递给他一副观看歌剧时使用的双筒大望远镜。”（B，234）

叔本华对那些“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充满愤恨，其实首先还是针对为这些人代言的知识分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厌恶之情有“哲学上的”根源，因为他将当下的情形与“改良世界的狂妄自负”和乐观主义的“无耻思想”联系起来。对于他而言，这些“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是一群被误导的暴徒，他们相信自己的悲惨生活应该由国家机关承担罪责，只要摧毁现存的国家并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这样就有可能获得幸福。在叔本华看来，这是一种顺应民众的左倾黑格尔主义思想。国家不是促进进步的机器，如果有人想把国家变成这样的机器，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将国家神圣化。叔本华一方面为强权国家辩护，另一方面又指出（按照今天的话来说）“集权主义”的危险。

在《道德的基础》（Moral-Schrift，1841）一书中，叔本华认为国家唯一的用途在于“保护它的庶民，个人方面互不侵犯，集体方面不受外敌侵犯。这一腐败时代的少数自诩为德国哲学家的人，确实希望把国家歪曲成发展道德、教育和陶冶教化的机构。但是背后……暗藏的目的却是，废除人身自由和个性发展，仅仅把人变成类似于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宗教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这就是过去导致宗教裁判所……导致宗教战争的途径”。（Ⅲ，750）

在观察街垒背后的“流氓”时，叔本华察觉到了人们正在将国家神圣化。而且他在那里还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第二个“病症”：庸俗的唯物主义。人们抱着这样一种幻想：只要能够满足物质上的需求，人就有指望从生存的困境之中摆脱出来。按照叔本华的话来说，这场运动的代言人其实是些“道德败坏的大学生”，确切来说是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完全堕落到从物质的观点出发看问题，导致的结论就是：吃吧，喝吧，死后便不再有享乐了。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点类同禽兽”。（Ⅱ，592）

虽说叔本华的厌恶之情有这些“哲学上的”原因，但是这一切还是不能解释他时而出现的恐惧和暴怒情绪。其实这里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叔本华害怕自己的财产受损。

恰恰是在爆发革命的这些日子里，他时时挂在心上的是如何维护和保全自己，这种心态使他变得对社会贫困和政治压迫所造成的痛苦麻木不仁，若在平常，在他的同情哲学之中总能够找到让人动容的言辞来表达这些痛苦。此时他则蜷缩在自己的房间（美景街17号）里，以自己的方式捍卫着他的“个体化原理”，若堂·吉诃德也能这么做定会赢得人们的赞叹。叔本华的财产的确毫发未损，没有人想对他下手。而他自己则吓得要命，紧紧守着自己的钱袋。

他需要钱袋，这样他就不必依靠哲学为生，不必看着哪个出版商、哪个部门以及掏钱的读者的脸色行事。只要有人愿意听，他都会解释给人听，哪怕是面对自己，他也是这样为自己辩解。此话虽说不错，但是还是掩盖了某种隐藏在深处的不真实。钱袋虽然使他保持独立，但是在这几个星期当中，钱袋至少阻碍了他按照自己的哲学见解（同情之哲学，“实践性的神秘主义”哲学）去生活。诚然，他的哲学并不主张人们同情革命，但是却要求人们对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动机进行深刻的理解。如果他能够理解这些动机，那么他就不该把自己“看歌剧用的望远镜”当作瞄准镜提供给他人。在爆发革命的那些日子里，叔本华蜷缩成一团，只想着如何维护自己。人们见到的是一位进行着哲学思考的食利者。

三年之后，同情心再度复苏。1852年6月26日，他在遗嘱中确定了单独继承人，这是一个“在柏林设立的基金，旨在资助那些在1848年和1849年骚乱和暴动期间为了维护和建立德国的法律秩序而伤残的普鲁士士兵以及在战斗中阵亡将士的遗属”。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4页。

[2] 费希特：《文集》，第433页。

[3] 谢林：《选集》，第1卷，第56页。

[4]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46页。

[5]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54页。

[6]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46页。

[7] 此处的可能（können）指的是“可能性”“具备某种能力”，而“可以”（dürfen）则是指“被许可”。

[8] 霍克海默：《晨昏时分——德国笔记》，第251页。

[9] 在其成为统一后的德国的国旗（一直沿用至今）的颜色之前，它是19世纪德国统一运动中经常被使用的颜色搭配。

[10] 转引自波特《法兰克福（美茵河畔）城市史》，第295页。

[11] 温迪什格莱茨（Alfred Windischgrätz，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在1848年革命中血腥镇压多处人民起义。

[12] 转引自波特《法兰克福（美茵河畔）城市史》，第296页。

第二十三章

大山向先知走来——门徒、传播福音者、广大的听众——叔本华“献给世界的哲学”：《人生智慧箴言》——唯实论的精神——“似乎”——为“不彻底”唱赞歌——第七个哲学场景：叔本华及其后果

叔本华在革命当中保住了自己的财产，而革命却消亡了。革命并不彻底，结果是颁布了一部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提议普鲁士国王自此继任由民众赐予的皇位。这一事件发生在1849年3月28日。普鲁士国王拒绝了这一动议，一方面是由于他忠实于上帝的恩赐，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哈布斯堡家族拥有皇权这一合法地位的尊重。对于普鲁士国王而言，国民议会授予的这顶用“污秽和泥巴”做成的皇冠不啻“套在狗脖子上的皮带，人们想用它把我和1848年的革命拴在一起”。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拒绝是出于现实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如果他接受这顶立宪制的新德意志帝国的皇冠，那么他就必须应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反抗，甚至要备战。不过对于他而言，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他不愿意与温和的自由主义革命有什么瓜葛。

在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皇位之后，议会的一部分成员放弃了初衷，不再致力于推行和贯彻已经形成决议的帝国宪法。立宪派人士离开了法兰克福，剩下了由左派组成的没有实权的光杆议会，它随后迁往斯图加特。1849年6月18日，符腾堡政府封锁了议会的会址，德国议会制的历史便随之暂时告终。就在这几个星期里，在所谓“保宪运动”的感召下某些地方再度发生了暴动。例如在德累斯顿，日后成为叔本华门徒的理查德·瓦格纳与巴枯宁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各地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动用严厉的军事手段，设立临时军事法庭，提起叛国罪诉讼，判处徒刑、死刑）重新恢复了平静和秩序。脑中酝酿着《尼伯龙根指环》的理查德·瓦格纳逃往瑞士。此时身处法兰克福的叔本华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美景街17号门前不再有那些“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吵嚷喧哗。叔本华继续过着与从前一样的生活：清晨写作，饭前吹笛，中午在“英吉利饭店”用餐，下午去俱乐部读报，然后是散步，晚上读书，临睡前对照《奥义书》凝神静想。哲学界的卡斯帕尔·豪泽尔仍隐而未出，不过出头之日已经指日可待了。

1844年3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印行了第二版，全书扩充至两卷。出版商起先表示反对，然而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不过叔本华要放弃稿酬。叔本华在前言中写道：“不是为了当代人，也不是为了举国同胞，而是为了人类，我才将这部今日终于大功告成的书献出来。”他和出版商预料到的局面还是出现了：他仍然无法战胜“这个迟钝的世界”对此书的“抵制”。针对这部著作只有唯一一篇有分量的评论，这篇由卡尔·福特拉格（Carl Fortlage）撰写的书评刊登在《耶拿文艺报》上。作者摆出一副施恩者的姿态称这部著作在康德和费希特之间起到了“承启补充”的作用。而哲学家叔本华自认为开启了哲学上的一个新时代，因此这番评论不会使他感到受宠若惊。

1846年叔本华询问此书的销量如何，布罗克豪斯的回答是：“（我只能）十分遗憾地告诉您，我因此做了一笔折本的生意，接下来的事情您就不必再说了。”（Bw 14，609）

可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叔本华的周围开始聚集起一伙能言善辩的坚定信众，叔本华把他们戏称为“福音传播者”和“门徒”。马格德堡地方高等法院参事弗里德里希·多尔古特（Friedrich Dorguth）堪称其中“元老级的福音传播者”，哲学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在华沙担任政府顾问，并与同样担任政府顾问的E.T.A.霍夫曼颇有些交情。他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既有批评“唯心主义”的，也有批评“唯实论”的。他的这些评论让公众的耳朵磨出了老茧，他们不愿再听他喋喋不休了。30年代末他发现了叔本华之后便开始夸夸其谈：“我不得不承认，在整个文学史中叔本华是第一个真正有体系的思想家。”[1]仅凭多尔古特这样的赞歌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接下来的一位“福音传播者”是在柏林教授哲学的无俸讲师尤里乌斯·弗劳恩施泰特（1813～1879）。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对叔本华一无所知，后来在翻阅一本哲学百科全书的时候看到了几行字，其中提到了“充满睿智、别具一格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于是他便买了这本书，深深为之吸引。1841年，他在《哈雷年鉴》中宣布：“据我所知，在当今的哲学家之中，能够建立起一套纯粹的、见识深刻、洞察敏锐的哲学的，叔本华是第一个。这一哲学迄今为止虽然还鲜有人或根本不为人所看重，但是正因此它的前途是确定无疑的，正如他本人对此确定无疑并充满自信一样。”[2]

1844年第二版问世之后，叔本华又赢得了两位年轻人：约翰·奥古斯都·贝克尔（Johann August Becker，1803～1881）和亚当·封·多斯（1820～1873），叔本华对他俩尤为钟爱。

两人都不在哲学圈子里，他们是法律界的人。贝克尔是美茵茨的一名律师，他于1844年写信向叔本华求教，他向叔本华展示了一些“两难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叔本华的著作有很深的了解，因此叔本华非常乐意通过书信方式与之进行详尽的探讨，叔本华本人唯一看重的就是与贝克尔之间进行的研讨。贝克尔不仅从叔本华那里学会了对问题的怀疑，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开始对康德之后的哲学表示不满，他也因此获得了叔本华的宠爱。贝克尔是唯一一个能够让叔本华离开法兰克福城的人，在天气晴朗的夏日，叔本华会乘坐火车去美茵茨看望贝克尔。不过让叔本华感到惋惜的是，贝克尔只是一个“门徒”而已，他终究无法振奋精神通过著述充当“传播福音的人”。

相形之下，亚当·封·多斯就要实干得多。

多斯在读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后，于1849年前往法兰克福朝圣，此时的他作为法律系的学生刚刚通过资格考试。叔本华接待了他，这位狂热的信徒让他感到深深的陶醉，他把多斯称作自己的“门徒约翰”[3]。他此时的信徒尚不多，为了鞭策激励他们，叔本华写信给弗劳恩施泰特，将自己接待的这次愉快的来访向后者作了通报：“他对于我所有的著作都了如指掌，而且确信我说的都是真理，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他还比不上你的话，那么至少跟你也是一样的：他所表现出的激情难以言表，让我非常欣慰……我要告诉您，他是一位狂热的信徒。”（B，240）

多斯虽然也不是一位“福音传播者”，但是作为“门徒”，他常给那些连他自己都未曾谋面的有学识的知名人士写信，告诉他们是到了该读一读叔本华著作的时候了……

在这群信徒之中，尤里乌斯·弗劳恩施泰特是最活跃的分子，虽说叔本华把他看作自己的“福音传播者”，可是实际上叔本华待他最不好。对于叔本华而言，弗劳恩施泰特是一位勇敢能干的助手，他拼命地发表文章，评论师傅的学说，与那些反对者作斗争。

他四下搜寻专著和期刊中有关叔本华的评论，并如实地向叔本华通报自己的发现。他为叔本华采集图书资料，有时候还向他提供证券市场行情方面的消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经常受到叔本华的无情训斥。弗劳恩施泰特生性多变、草率、过于激动，他的好奇心有余，然而理解力却不足，因此常常会产生形形色色的误解。比如说，他会将“意志”曲解为某种“超越经验的绝对之物”，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让神学家对这个概念产生兴趣。叔本华教训道：“亲爱的朋友，为了传播我的哲学，您着实作出了众多不小的功劳，我必须念及此事才能不让自己失去耐心和理智……我曾写信提醒您（却徒劳无益）：在‘云中的布谷鸟家园，[4]（犹太人的上帝就端坐在那里）中您是找不到自在之物的，而是要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之中去寻找，比方说在您写字的桌子之中，在您坐下的椅子之中……我的哲学从来不谈论‘云中的布谷鸟家园’，而是谈论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是内在性的，而不是超验性的。”（B，290）

有一回叔本华指责弗劳恩施泰特暗中喜欢上了“可憎的”唯物主义所宣扬的道德，这一次面对叔本华的粗暴态度，弗劳恩施泰特进行了自卫，结果叔本华中断了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可是弗劳恩施泰特依旧忠心耿耿，一直充当着“福音传播者”。几年之后——1859年叔本华向他表示感谢，并且让他继承自己的著作和遗稿。

在这个起初由门徒和“福音传播者”组成的小圈子里，叔本华享受着自己所扮演的“教主”角色。这是一个“少数派宗教”圈子，由叔本华和那些对哲学教条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组成，然而有时候他们也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方式严格维护自己的学说。叔本华很难忍受别人的批评，尤其是当这种批评来自内部的时候，此时他就要求他们“立即闭嘴”。当听说信徒们要聚会的时候，他就会说：“只要有两个人是以我的名义聚在一起，那么我就在他们中间。”（G，139）

在声名鹊起之前，叔本华精心维持着这种秘密结社聚会的交往形式，长时间以来的默默无闻使他养成了自负的坏脾气，因此这种交往方式让他感到颇为得意。一直到50年代初期，自负的叔本华还得承受公众那种让他心寒的排斥态度。

1850年，叔本华完成了耗时六年的《附录和补遗》。按照叔本华的话来说，这是一些“次要著作”和“剩下来的东西”，虽然“零散，不过这些对具体事物产生的思考是按照一定的体系组织在一起的”，这其中就有日后闻名遐迩的《人生智慧箴言》。

1850年7月26日，叔本华写信给布罗克豪斯联系出版事宜：“完成这部著作之后，我打算封笔，因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只会生出身体虚弱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仅会抱怨他们的父亲而且还会有损他的名声，我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B，242）他继续写道，这部著作“与此前的书相比要通俗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献给世界的哲学”。（B，244）布罗克豪斯不愿相信他说的话，拒绝出版此书。而且其他的出版社也对此不感兴趣。这时候弗劳恩施泰特自告奋勇，他说服了柏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此书。1851年11月，两卷本的《附录和补遗》问世。这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凭借着这本“献给世界的哲学”著作，叔本华终于取得了突破。不过这一突破依靠的并不仅仅是他的一人之力，转变了的时代精神与叔本华在途中不期而遇。于是两者终于走到了一起：叔本华和他的时代。

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在革命失败之后，世界之痛、失望之情、普遍的灰心丧气、悲观情绪统治了整个文化界，于是叔本华的伟大时代就此来临。这种观点根本不符合事实。

那些积极参与革命的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极端的分子）当然产生了失望、郁闷的情绪，他们感到所做的一切徒劳无益。叔本华的哲学在这些人那里当然找到了肥沃的土壤，赫尔维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赞颂“党派城垛”的歌手曾是一位武装斗争分子，在1848年4月间，他参加了巴登地区的武装暴动，革命失败流亡到瑞士之后，他一头扎进了叔本华的著作之中，而且他还使自己的朋友理查德·瓦格纳对这位哲学家产生了激情。

叔本华“献给世界的哲学”首先是在那些有学识的市民读者之中产生影响的，在他们那里察觉不到什么悲观情绪。恰恰相反，对进步的信仰依然十分普遍，甚至有增无减。不过信仰在形式上发生了转变，按照当时人的说法，这种信仰趋于“现实”。告别偏激之举，不再进行空洞的思辨，勉强、不自然的东西只会显得可笑。人们终于不再对现实提出过分的要求，要让自己有耐心。摒弃精神的主观倾向，现在强调的是事物和关系本身之中的“客观”倾向。从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在政治界、文学界、科学界，还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当然也包括哲学界在内，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回到事实的土地之上！自由派人士路德维希·奥古斯都·封·罗豪的著作《现实政治原理》（Grundsätze der Realpolitik）于1853年出版，他向这个时代贡献了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关键词——“现实政治”。为了让政治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改变，就要适应既定局面，因此这个关键词具体化之后就变成了：由普鲁士来解决“民族问题”。就连马克思也开始脚踏实地，以事实为落脚点，无产阶级拯救世界的想法退居幕后。他开始从事一些费力的细小工作，解剖社会这个躯体，发现其灵魂就是“资本”。于是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或许历史的创造者不是人，而是结构？

50年代之初，图书市场上充斥着一些庸俗唯物主义的畅销书：摩勒绍特[5]的《生命之循环》（Kreislauf des Lebens）、福格特[6]的《动物世界里的图像》（Bilder aus dem Tierleben）等，最重要的还是路德维希·毕希纳[7]的《力量和质料》。它们摆出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实依据，对形而上学和思辨思想进行攻击。这些书教导人们，思想与大脑之间的关系就仿佛是胆汁与肝脏或是尿液与肾脏之间的关系。

1855年，佐尔贝[8]在书中的一段话在一个更高的哲学水准上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这种怡然自得之态：“臆想出一个超感觉的世界来改造这个可以认识的世界，给人附加上某种超感觉的成分把人变成某种超越自然的生命体，这些都是……（某种）狂妄和虚荣的……明证。当然，对现象世界的不满是导致这种超感觉观念的深刻原因，但是这种原因毫无道德可言，而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9]

这一番思考最后落实到一句话：“满足于这个既定的世界吧。”[10]对于佐尔贝（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而言，存在某种合乎道德的义务：“唯实。”

此时就连冯塔纳[11]（以及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文学思潮）也将表现现实当作自己的职责。1848年革命期间他在一家剧院的道具室中弄到了一支木头火枪，没过几年他就写下了自己的美学纲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它的唯实倾向。医生们抛弃了一切推论和联想，他们想要的是体验；（所有党派的）政治家都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在现实的需求上，把那些精巧的模型锁在台板下面……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在艺术之中不仅获得了最坚定的反响，而且或许恰恰就是在这里（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领域相比）体现得最为明显……现实主义是一切陈词滥调和情感泛滥的死敌……它就是要将谎言和做作淘汰出局。”[12]

在哲学界，黑格尔已经过时了。在三月革命之前，人们就已经让黑格尔“自己管自己”了。人们曾想要挤进“现实性”之中，可是它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光芒，必须进行思辨才能进入其中。在费尔巴哈的“身体”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之中毕竟还藏着某种形而上学的增值部分。将思辨的道路倒过来走一遍，人们就发现了“现实性”，从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晚年的谢林那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思辨的遗产不可忽视，必须把它解决干净。这种“现实性”只是一种思慕的目标而已，绝不是“四八后哲学”中那种理所当然的现实性，后者在第一个阶段的交锋过后就会很快变得平庸无聊。

黑格尔彻底过时了，人们甚至都不必事先去消解他精心编制的文本就可以将他的著作抛在一边了。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3]1875年所下的断语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德意志概念浪漫主义的退化。”[14]

站在事实的土地上，人们想要获得成功、取得进步，无论是在哲学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科学上。首先是在科学上。化学家尤斯图斯·利比希[15]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做法：他在自己位于吉森的实验室里开垦了精确实验科学的新田地“有机化学”，通过一系列发现，他又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农业化学、合成肥料等。由于获得了实际的成果，这就使他敢于对医学教育中的自然哲学残余发起攻击，其锋芒无人可以匹敌。他把自然哲学称为“我们这个世纪的鼠疫”，并继续说道：“如果一个人因为自身的疯癫状态而杀害他人，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人关起来。今天人们居然还准许用自然哲学来培养我们的医生，并向他们传授自身所具有的疯癫状态，它使那些医生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按照这些原则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人。”[16]人们发现这是在秋后算账：太久以来，严密科学一直处于思辨知识的阴影之下，积蓄下来的怨气现在（在这个唯实的新时代）终于可以发泄出来了。

人们辛勤地翻耕着事实的土壤，为的是让现实性在此发育成长。

首先，人们必须通过体验确定事实的存在。在黑格尔那里，这根本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他看来，即便体验可以确保具体事物的存在，具体事物还是无法找到。必须在建构性的概念之中捕捉到具体事物，此时具体事物具有“现实性”。

其次，必须确保体验是真实可靠的。它必须是一种受到操控的体验，必须可以通过实验得到反复验证。也就是说，它必须具有共通性。这就是蕴含在经验科学内部的形式上的民主：在既定的（实验中给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体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在科学的经验中不存在精神上的贵族统治，每个人都只是研究过程中的成员，这是大势所趋。在经验科学的内部，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得到了部分实现。不仅是经验科学所取得的实际成果，而且它的体验结构必须时时牢记进步的观念。对此人们并不感到惊讶。

再次，人们必须将这些“事实”切分为一个个细小的部分，这样就可以知道，“事实”究竟是由哪些成分组成的，或许用那些新发现的元素又可以组成新的“事实”。

自从生理学发现细胞是最小的生命单位之后，人们现在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谈论“生命”这个宏大的、综合性的、包罗一切的概念了。这简直就是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复活，不过既然人们把有机体解释为细胞分裂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新的发现），也就不必再来援引莱布尼茨“先定和谐”（prästabilierte Harmonie）的观点了。同样是在一个小的单位中，人们找到了生命的敌对因素，侦察敌情后发现了元凶：细菌。医学开始向它宣战，这场战斗中的统帅就是鲁道夫·维尔绍夫[17]。

是什么决定人的生与死，现在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得到：这是一个与形而上学无关的自然现象，那种关于存在某种与心灵相通的“生命力”的设想已经大势已去。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冲击之下，一切残余的创世信仰也都同样大势已去。

达尔文的大作《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对于（在现实中）顺应现存事物的时代精神而言，这部著作为其提供了充分的养料。生命体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种种变异并因此在“生命的搏斗”中增大了存活的机会，达尔文将这一现象视作进化历史的推动力。适应者获得了继续存活下去的奖赏，因此，进化的历史完全可以被解释为物质进步的历史。不过这样的一种进步并没有为弱者着想，在这里折射出了英国当时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本来面目。后来人们把这种思想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历史主义是当时的另外一种潮流，它同样在促进“唯实论”的发展，具有破除神话的功效。历史主义对待真理的方式就像拿破仑的作风，一切“精神上的诸侯”都必须置于统一的王权之下。现在有的是五花八门的“哲学史”，而不是哲学；在一个文学贫乏的时代中，涌现出了众多宏大的“文学史”。兰克[18]的声誉甚至渗透到了中小学的阅读书目之中。

“唯实论”已经扩展到了文化的各个领域，着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其实是一轮新的世俗化运动，内里空洞冷漠。恰恰是在自然科学家那里，人们察觉到了这一点。1854年在哥廷根召开了自然研究者大会，会上出现了一次大论战。有一派科学家试图拯救“心灵”，然而他们不得不忍受别人指责他们“迷信”。

在唯物主义和自然论的燎原之势下，科学家们躲在“心灵”这一掩体的背后。这种情形正体现了人们的某种不满，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促使人们愿意去理解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人们在他的哲学中找到了一种思想，它很久以来就在与刚刚遭到人们摒弃的精神哲学对峙交锋，但是它又没有倒向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自然论一边。虽然人们也有可能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叔本华的哲学产生误解，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意志哲学与时代精神中粗莽的唯物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同的尺度。人们相信，在叔本华的哲学中可以发现某种潜藏着的活力论（Vitalismus），后者赋予那种经验性的、富于理性的“内在性”（这正是人们坚定拥护支持的）以某种深度，怀着不满情绪的人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深度。

人们发现，叔本华对冷静现实的头脑、唯物主义的解释方式持赞赏态度，此外，他也赞同人们承接康德的观点论证我们经验性的好奇心何以就必然在这样的轨道上起作用。此外，唯物主义的某些做法也可以从叔本华那里得到证实。不过与此同时，叔本华特别强调通向现实性的门径不止一个。而且以物质形态显现出的表象世界也仅仅是表象而已。叔本华带动了新一轮的康德复兴，并且同时开创了某种“似乎—唯物主义”的可能性。人们可以信赖严格的经验科学，以唯物主义精神为支柱，但又不必完全成为它的俘虏。人们仅仅是从物质层面上去理解把握内在性，而在叔本华那里，“彼岸”就是在自身上体验到的意志，人们借助它就可以与内在性抗衡。

与“似乎—唯物主义”相比，叔本华在自己那部“献给世界的哲学”著作中所创立的“似乎—伦理学”的影响力更大。1850年之后，叔本华的《人生智慧箴言》很快就成了那些有学识的市民家中必备的书籍。

我们知道，叔本华将自己“真正的”伦理学归结到了神秘的“同情”之中：与全部存有之痛苦合为一体，打破个体化原理的樊篱，在保存自我的战斗中削减自己的武装。当个体允许他人之痛苦进入自身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与某种否定性（对生命意志大声说不）私下里结为联盟。如果意志带着同情，那么这种意志就已经做好了“转变”的准备。如前所述，这一切是无法通过索取达到的，没有哪种人生的智慧命令我们这样做，要么同情，要么就不同情。利己思想使人紧张焦虑，而同情心则减轻了这种情绪，然而从维护自我的理性角度来衡量，同情是不理智的。同情伦理学与寻求自己的幸福毫不相干，叔本华在《人生智慧箴言》中谋划的“似乎—伦理学”有完全不同的幸福观。叔本华在书中要求人们主动适应“维护自我的原则”，要求人们能够过一种适度的“幸福”生活。可是叔本华也只能有所保留地指导人们如何幸福生活，他的“更高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的立场”是要引导人们否定生命，因此他在前言中再次提醒人们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在探讨这一切时都基于某种折中态度，前提是，这一探讨是从寻常经验的立场出发并记录下这一立场的错误。”（IV，375）

在这里，悲观主义的厚重底色有所弱化。苟活保命的智慧平素里遭到人们的非难，在叔本华那里，这种智慧平添了某种实用主义的价值：权当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那么为了从中获取可以企及的最大限度的幸福，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这就是叔本华在《人生智慧箴言》中要回答的问题。这是一部“献给世界的哲学”著作，它不想造就一次哲学上的轰动事件。在叔本华的其他著作中，对生命的否定充满玄机，然而在《人生智慧箴言》中这种否定被弱化转而变成了某种充满玄机的、有限度的肯定：如果我们无法避免随大溜，那么至少要持某种怀疑态度，要经得起失望，在博弈中将投入控制在最低限度，尽量少放贷。如果必须（或者愿意）参加表演，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那么至少要做到一点，即让自己“既是观众，同时又是演员”。（IV，525）

叔本华鼓励人们采取一种“似乎”态度，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你没有机会，但是要利用它！”

这是一种相对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从何而来呢？

叔本华给出了三个来源：它来自“人是什么”，来自“人有什么”，还来自“人给他人的形象如何”。在叔本华看来，寻求幸福的喜剧正是在这三个层面（自身的存在、占有、他人的评价）中上演。

正如斯多葛学派的作风，叔本华要依据可信度和可靠性进行权衡。别人可以从“我”这里夺去什么，“我”所依赖的是什么，在哪方面“我”的影响力最小？

“他人的评价”是“我”之实存在他人眼中产生的镜像，对此“我”可以施加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如果我们期望从这里获取幸福的话，那么我们不啻在最不牢靠的地基上盖房子。为了别人而决定自己的存在，这样很容易导致我们迷失自我。

我们所“占有”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提供舒适和庇护（这是叔本华的肺腑之言），但是这也很容易被他人夺走。而且“占有”具有某种反作用力：我们最终会被“占有”所占有。最佳的方式是：“占有，就似乎我们没有占有。”

叔本华号召人们“返璞归真”，缩短战线，尽量缩小可能受到攻击的区域。“返璞归真”所赢得的幸福就是“回归自身”。（Ⅳ，428）我们应当发现自己究竟是什么，我们或许无法与自己遭遇，但绝对不可能摆脱自己。理想是某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从自身之中，从精神气质、幻想、想象力之中，从自身的秉性之中获取享受，而且要获得这种享受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即通过有意识地摒弃个性、通过自我塑造对上述这一切施加有利的影响。当然这样就会与自身意志的权力产生矛盾，因为意志并非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意志是某种渴望，它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它会将“我”牵扯进占有物的世界，牵扯进他人的世界。要达到这种自给自足的境界，首先就要削弱自己的意志。某种深思熟虑的态度必须在此占主导地位，它不仅仅来源于某种恪守现实原则的人生智慧，而且其中还混合进了对意志的否定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叔本华将那个“更高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的立场”作为前提，而这其实正是他在此书中想排除在外的东西。

叔本华在此采取了存在主义的手法，把自我从所有物的“非真实”世界中、从他人的评价中剥离出来，为的是在《人生智慧箴言》中以主要篇幅来思考人与这个“外在的”世界所进行的抗争。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只有使劲地将自我剥离出来，我们才能够痛苦地感觉到我们与外界有千丝万缕的牵扯。叔本华自己也承认：在我们自身中存在他人的世界，后者好似“生在我们肉中作痛的刺”（Ⅳ，427），我们很难将它取出来。这一次与斯多葛学派的做法不同，叔本华承认社会因素的主导地位。但是他的观点依旧：并非通过社会，而是置社会于不顾而获得幸福。

身陷于社会之中的人如何从社会中争得自己那一点点幸福，叔本华正是要在这方面给人们提供些建议。叔本华用一幅画面形象地展示了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其他的建议都是从中引申出来的。叔本华将“社会比作一团火，聪明人与之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得以取暖；傻瓜则不是因为靠得太近而被灼伤，就是抱怨火的灼热而逃之夭夭，在孤寂寒冷之中哀号”（Ⅳ，514），叔本华早在40年前的手稿本中就已经捕捉到了这样的场景。

《附录和补遗》中那则关于豪猪的譬喻已经脍炙人口，叔本华第一次讲述这则寓言是在30年代初期，第一位听众是他当时正在追求的卡罗琳娜·亚格曼。这则寓言给我们的教诲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一群豪猪为免挨冻而挤在一起互相取暖。然而不久它们便感觉到了对方身上的刺，于是它们便彼此分开。可是相互取暖的需求又把它们聚在一起，接着又发生了同样的不快。于是它们不断地在刺痛和寒冷这两种痛苦之间徘徊，最终它们找到了彼此应该保持的恰当距离。”（V，765）叔本华提出的所有其他建议都与这一“保持适当距离”的人生艺术有关。人们应该将自己的寂寞也带到社会当中去。叔本华主张人们要“彬彬有礼”，他认为这是一种“默契”，即“对于人们可悲的缺点，无论是道德上的抑或是才智上的，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更不加任何谴责”。（Ⅳ，552）他还建议人们保守自己的秘密，因为有朝一日别人会利用这些秘密来跟你作对，哪怕是那些我们现在还爱着的人。他还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愚蠢的“民族自尊”，因为它“暴露出个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品质，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去与自己千百万的同胞们分享某些品质了”。（Ⅳ，429）

叔本华这些建议的前提是，社会是由种种潜在的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和彼此间的恶意组成的。爱情和友情虽然是友好亲善的两座堡垒，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它们很容易就会被平毁，比人们想象的要快。正确的做法是，把爱情和友情置于人应有的财富之下，就像没有它们一样。如果爱情被固定在婚姻之中，那么情况就更不妙了。叔本华愤愤地丢下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我并没有把妻室儿女包括在个人的所有物中，倒不如这么说，人是妻室儿女的所有物。”（Ⅳ，420）所以说，婚姻与适度的幸福没有关系。

叔本华在《人生智慧箴言》中不仅是在给人们提出建议，而且他还在为自己画像，当然是带着一种放松的心态，与自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在他写到人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人最大的财富）的时候。他告诉人们应当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他建议人们要审慎周密地管理好自己的财产，这样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他在思考人如何准备应付死亡；他长篇大论地阐述人对名声的贪恋和虚荣心。很长一段时间内，叔本华苦于不被人们认可，因此他对自己下面的这番话有深切的体会：“从人类幸福的观点来看，名声只不过是可以让我们的自尊和虚荣得到满足的一小口稀有、美味的食物。这种自尊和虚荣大量地存在于绝大多数人身上，虽然他们将其隐藏了起来，或许在那些追逐名声的人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清楚自己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一旦机遇出现，他们便让自己的价值接受考验并最终获得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认可。直到这一情形出现之前，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隐秘的不公正待遇。”（Ⅳ，475）

在临终之前，叔本华在书页的空白处又加上了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快乐在于得到别人的赏识。那些人——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缘由赏识我们——也不愿意立刻表现出他们的赏识。因此只有那个能够真诚地赏识自己的人——不管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才是最幸福的人。前提是，其他人不得去误导他。”（Ⅳ，475）

叔本华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最终获得别人的认可（主要是因为这本《人生智慧箴言》）之前，他始终孤芳自赏。

可为什么偏偏是这部著作呢？

在叔本华这部“献给世界的哲学”著作中，悲观主义打了个对折。虽然贯穿了全书的悲观主义构成了这部著作的基调，但是其中对生命的否定并不是完全彻底的。书中虽然隐隐指出了人生在世大有不惬意之事，但为了生命，将不惬意排除在外。为了取悦生命，叔本华给予人们某种人生指导，教人们如何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不去管其他的事情。毕竟叔本华自己就一直是我行我素。由此生发出来的是一种人生教诲，它要人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它教会人们一种智慧，如何在众多不快中选择最小的那个。“对幸福的思慕”受到了压抑，人们转而求其次：如何聪明地应付“不幸给人带来的忧虑”。（Ⅳ，523）

受到叔本华影响的是那些不想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交付给某项事业的人们。他们既不沮丧绝望，也不对进步充满信心，他们是一群循规蹈矩的人，脚踏实地，大部分人在人生中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人成为叔本华的第一批追随者。难道叔本华这一“献给世界的哲学”就因此是一种毕德迈耶尔式的哲学吗？确定无疑的是，如果拒绝从理论中得出极端的、实际的彻底结论，那么确实可以指责这种哲学是毕德迈耶尔式的。但笔者怀疑这种看法。尼采日后有一种观点：存在着一些真理，但是人们被告诫不要将这些真理“现实化”，而且对这些真理最好守口如瓶，千万不要彻底贯彻它们。为什么要彻底呢？

一般认为，思想在行动中产生，人应当始终如一，并以认识到的真理为依据生活。可是，这样的彻底性不是导致了自我约束的产生吗？最终人们只敢思考他们认为可能的生活方式。或者恰恰相反：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毁灭）去过一种生活，只是因为人们曾经思考过这样生活。人们一会儿思想不够极端，一会儿又为了某种纯粹的思想而采取各种各样的现实行动。为了使思想和行动获得各自的公正和真理，人们难道一定要将两者强行分开吗？斯宾诺莎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正因为不能事事都做，所以我可以事事思考。假定这样一种情况：必须保护极端的思想，使之在付诸行动时不接受任何妥协；同时也要保护妥协行动能够实施，使之不受极端思想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放弃彻底性。

存在两种真理，一种可以体验，一种无法体验。人们必须两者都坚持，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放弃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这一危险的幻想。要保持平衡非常困难，只有不会产生眩晕的人才敢于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深渊。只有具有坚定的生命意志的人才有勇气对深渊、对否定生命进行彻底思考。叔本华的哲学就是这样，在他那里，否定意志这一思想是不受意志干扰的。在这一否定行动中，叔本华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将其他人吸引到自己身旁一同旁观，这些人对当代文化日益不满。作为一名看客，人们不必担心被完全套牢。为了躲避肯定性，人们可以逃避到否定性之中，反过来也可以。“如此生活，就似乎”始终是一种使人免于狂热的最佳生活方式，它使人不会陷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囚牢之中，使人不会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规划之中，这些破釜沉舟的规划往往蕴含着灾难性的后果。

叔本华的哲学中含有某种歧义性：它一方面参与实际生活的谋划并指导人们如何维持个体生命，另一方面又解释说：“其实”不存在什么单纯的个体，“其实”不存在什么单纯的生命，一切皆为一体。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叔本华艺术哲学具有影响力，他的哲学中的这种歧义性对19世纪下半叶直至当今的艺术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歧义性涉及的是一种审美意义，是一种对人生的审美态度，它赋予严峻的生命以否定性基调。虽然每个人都必须“在人生这出场面宏大的木偶戏中参加演出”并且“感受到那根牵出他并使他做出动作的线索”（V，495），但是哲学却赐予他某种视角，让他可以看到整出戏。在这些瞬间里，他暂时停止充当演员，转而变成了观众。这是一个哲学的瞬间，而同时又是一个审美瞬间：置身事外的观看，不必认真，认真只能让人什么也看不见。托马斯·曼的反讽正是源于这种态度，他深知这一点，因此他感谢叔本华给予了自己一种视角，让他可以观察到世界“也可能是那样”。

正是从这一审美视角出发，叔本华描绘了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画面，《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正是以这幅画面为开端的：“在无尽的空间之中，不计其数的星球熠熠生辉，围绕着每一个这样的星球都有大约十几个更小的星球转动，它们接受着前者的光辉。这些小星球内部炙热，被一层凝固的、寒冷的外壳所覆盖，其上生长着一层霉菌，正是这层霉菌创造出了一群生活着的、认识着的生命。这就是经验性的真理、现实、世界。”（Ⅱ，11）

很显然，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观察一切，那么在谈及“霉菌层”上人们自以为是的忙忙碌碌时，只能采取一种嘲讽的态度，甚至是带着一种粗俗的诙谐口吻。乌尔里希·霍尔斯特曼（Ulrich Horstmann）将其称作“人类赋格曲式的思考”[19]（anthropofugales Denken），他推断其中含有某种消灭自我的兴致。

无处不与我们作对的严峻人生要向我们发起毁灭性的攻势，那么从审美视角出发宣布一切皆是虚无，是一种先发制人之举吗？或许恰恰相反，或许从审美宣布一切皆是虚无正可以使严峻的人生变得松弛，这样它就没有多少兴趣发起真正的毁灭性的进攻。

叔本华正是凭借这种“松弛”的方式发挥了影响。不仅仅是托马斯·曼的反讽笔调，19世纪下半叶德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威廉·布施[20]、特奥多尔·冯塔纳、威廉·拉贝[21]）的幽默文风都得益于叔本华。

在读完叔本华的著作之后，威廉·布施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幽默风格来源于某种反差：“理智端坐脑袋里，观察着下面的一举一动。它对意志说：‘老家伙！算了吧！这是自寻烦恼！’可是意志不听它的。失望，乐趣持续的时间很短，而烦恼却长久存在，衰老、疾病、死亡。这一切都无法把意志拖垮，它仍埋头继续。就算是无数次被撞得头破血流，它还是从头再来，不得不再次付出代价。”叔本华教会他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观察，而布施则大胆地采取这一视角审视大师本人：“克制节欲也是一种愉悦，是从我们无法得到的东西那里所获得的愉悦。”

冯塔纳从叔本华哲学的歧义性中获得启发，这还得归功于叔本华的“门徒”维希克。维希克是普劳恩的一位庄园主，他建了一所房子（就像是个小教堂）把叔本华供起来，每当后者的寿诞之日他都会宴请宾朋。1874年冯塔纳受邀出席，他记述道：“当在场的所有人都断定咖啡是赐予人类的最重要的礼物之后，大家才开始享用它。”[22]

冯塔纳在1888年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的态度：“人们也可以将他的悲观主义……转化为某种轻松愉快的情绪。不仅如此，人们确实可以重新变得愉快起来……最终人们在一切事物之中了解到一个法则，并且自己确信不可能出现别的情况，于是人们便在工作和尽义务之中获得了某种个人的满足。目光敏锐地直面对象，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可是渐渐人们不仅会习惯于此，而且还会从中赢得某种认识，哪怕理想因此而破灭，但是通过这种认识人们可以获得不小的满足。”[23]在写下这番话的时候，冯塔纳正在进行《施泰希林》（Stechlin）的创作。

施泰希林临终前曾说：“自我本身什么也不是，人们必须甘心知足。”小说中的一位伯爵夫人名叫美露西娜（传说中水妖的名字），水妖流落到人间，站在坚实的土地上，可是她终究还是得回到海洋中去。美露西娜伯爵夫人阻止乡警翁克在冻结的湖面上凿洞，她害怕会有一只手从洞中伸出来抓住她并把她拽下去。不，自我是靠不住的，某种强力就可以将它夺走。暮年的施泰希林对此已经很明智了，他对一切都泰然处之。意志就是一切，它始终循环往复。如果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发出了高卢雄鸡的鸣叫，那么从施泰希林湖底浮出水面的也会是意志。

大约在同一时期，威廉·拉贝正在创作《好吃懒做的人》（Stopfkuchen），他要借这部作品向那位生活在法兰克福的哲学家表达敬意。小说的主角名叫海因里希·绍曼，他躺在自家“红垒”庄园的“树丛下”保持着恰当的距离静观世事，袒露自己的肚皮晒太阳。从外面的“世界”来了一位过去的同学爱德华——拉贝赋予这位人物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符号——他在“充足理由律”的转轮里奔跑，这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那永远无法满足的追求使他跑遍了整个世界。海因里希·绍曼则留在原地，他与作者的观点一致：“是的，其实结局都是一样，无论你是待在自家的树丛下听人讲述世界中的冒险经历，或者自己……走出去，到……外面去寻求冒险经历。”这位“红垒”庄园里的菩萨躺在“树丛下”仰望星空，面对着“不计其数的星斗”，“人间的友谊”相形见绌。在这样的时刻里，他“惬意地蔑视这个世界”。

毫无疑问，在这些“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悲观主义的底色上散发出某种惬意的光泽。

然而叔本华的另一位（无疑是最重要的）弟子尼采却强烈抗议这种惬意的态度，他认为自己必须得保护叔本华，让他免受那种“泥腿子”悲观主义的污染。用尼采的话说，“道德高尚的气息，浮士德式的魅力，十字架、死亡和墓穴”，这些才是叔本华吸引他的地方。尼采是一位倔强的“不合时宜者”，一位精神上的贵族，他对那些有知识的贱民的时髦玩意儿不感兴趣。

叔本华将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极端化了，尼采对此感到巨大的鼓舞。如果如此狭隘和严格地界定认识的边界，那么哲学就只能够是某种用思想进行的文学创作。给予这只“胆怯的雄鹰”（罗斯语）以勇气的不仅仅是理查德·瓦格纳，还有叔本华，正是有了这份勇气，尼采才写出了《悲剧的诞生》（Geburt der Tragödie）向钻故纸堆的“雕虫小技”发出挑战。

尼采循着叔本华留下的足迹前行，他继承了前者的意志哲学并带着英雄般的激情将其变换为“强力意志”。面对叔本华的“否定”，尼采高声喊出了“肯定”的声音。斯洛特代克细致入微地体察到，这声“肯定”多么牵强，尼采必须得先说服自己，让自己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至于说到上帝之死，尼采发现叔本华已经悄无声息、顺理成章地埋葬了上帝，而尼采本人则大张旗鼓地宣告死讯。在尼采那里，上帝之死给人带来的痛楚与新上帝诞生之际的阵痛混合在一起，这个新上帝就是：查拉图斯特拉。这位上帝具有完美的内在性，永恒不变，循环往复。在尼采的著作《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中，尼采将之称作“上帝的永世轮回”。[24]

叔本华认为同情使人心灵相通，尼采摒弃了叔本华这种与酒神精神相悖的做法。对于尼采而言，塑造超人，克服可怜、分裂的自我，进入生命的汹涌洪流之中，这才是认识和存在的乐趣。由此看来，尼采和叔本华虽然站在两个不同的极端，但是他们有着一致的见解：存在，既不能把它设想为可怕的“自我”（主体），也不能设想为“木料”（客体），存在是“它”。

19世纪末，弗洛伊德以及他的后继者们将对“它”（本我）的本体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了些变换并进行了艰苦细致的研究。于是叔本华的哲学便融入了对心灵的自然科学研究之中，而后者在研究心灵时恰恰是摒弃一切形而上学因素的。在这一过程中，“本我”被具体化，成为众多客体中的一个，成为心理诊疗手段的对象。从内在体验到的意志那里，叔本华证实了存在，也就是说，他赢得了某种超越具体化经验的形而上学。然而今天的做法恰恰相反，人寻求与“他自己的”无意识进行对话。无意识一下子变得毫无顾忌、侃侃而谈，将别人以前教给他的那些无聊故事统统都说出来了。这又是一次破除魔力的行动。

叔本华对19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影响也另有奇特的一面，这与两个人的名字分不开：爱德华·封·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和菲利普·迈因兰德（Philipp Mainländer）。哈特曼是一名退役军官，叔本华关于意志之否定的论述无法让他信服。对于叔本华本人而言，“否定”其实充满了无法解释的神秘，只能在苦行僧和圣徒的身上得到体现。而在哈特曼看来，这一“否定”必须凭借有力的证据加以证实，并“有体系地加以实施”。为了获得这一体系性，他求助的不是别人，偏偏是黑格尔。就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综合之下便产生了一部怪异的著作《无意识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Unbewuβten，1869），哈特曼在其中精心描绘出了一个如何破除生命意志幻觉的三阶段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个体是无法亲手否定自己的生命意志的，人们只能将此任务交给历史进程（好一个黑格尔式的设想）。哈特曼盛赞“人类悲观主义意识所具有的力量”。他认为，悲观主义的世界精神现在还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当它将一切有关幸福的幻想（幻想着彼岸、来世、今生的幸福）统统扫清，然后将世界收归自有并最终消失之时，它就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哈特曼承认：“可是我们的认识太不完全……因此我们无法肯定地想象出这一进程的终点是个什么样子。”[25]

悲观主义的世界精神所具有的不懈的工作热情显得滑稽可笑，不仅如此，哈特曼在精确实施他那否定计划时表现出的对未来所抱的欢欣鼓舞态度也同样显得滑稽可笑。可是在这样一个核弹时代，今天的人们在接受他所提供的这一人类自我消灭的历史前景时不由得感到几分压抑。

迈因兰德建构起了一种死亡意志哲学，而他自己也的的确确是一位忧伤之人。在他看来，生命意志的存在就是为了自我消磨，直至化为乌有。显然，他是从刚刚被发现的熵定律那里受到了启发。

人们错误地认为只有那些高高悬挂的葡萄才要舍弃，为了使人摆脱这种错觉，迈因兰德设计出了一个让民众普遍获得幸福的方案，这一方案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生命的财富根本无足轻重。迈因兰德的著作《救赎之哲学》（Philosophie der Erlösung，1879）出版时正值社会民主党遭禁，这本书关心的正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给人们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那么他们必然会因为缺少某些东西而感到失望。这样他们自己就会确信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并最终与所有的一切一刀两断。

迈因兰德本人也不会等待多久，他选择了自杀。

在第二帝国建立初期人们的建设热情高涨之际，这些逐渐扩张的“否定的体系”如影随形，并如同这种高涨的建设热情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否定的呼声充满激情，听起来跃跃欲试。到了今天，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和疑虑。人们在问自己，哲学还是否能够应付奥斯威辛和广岛的体验。或许冈特·安德尔斯[26]的哲学能够做到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践哲学——虽然小心翼翼——仍然坚持着和解的乌托邦。尤其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他的脑中盘旋着某种“似乎之乌托邦设想”，这时他想到的不是黑格尔，而是叔本华。霍克海默写道：“这种理论上的悲观主义可以和某种并非不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一实践活动铭记着无处不在的灾祸并尽一切可能试图改善局面。”[27]

阿多诺对叔本华评价不高，不过却以另外一种奇特的方式与叔本华心心相印：在对音乐的思考上。阿多诺主要尝试在艺术之中，尤其是音乐之中理解社会之“真理”，领会过去有关人生的形而上学式的“真理”，而现在这样的人生真理已经萎缩殆尽，只剩下一些残片了。对于阿多诺而言，音乐描摹的就是存在于其自身内部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音乐在其自身的逻辑之中贯彻了历史瞬间的“逻辑”。按照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音乐不是对现象的描摹，在音乐内部起作用的是意志，是没有物质、没有现象、与外物没有关联的意志。音乐是没有物质的意志行为，因此音乐道出了“事物的心声”，它是能够发出声音的“自在之物”。音乐指涉的仅仅是自身而已，音乐完完全全是自己本身。阿多诺的说法是：“艺术作品摆脱了同一性的强迫，达成了与自身的一致。”[28]

正如阿多诺在音乐之中找寻整体的“真理”一样，叔本华对形而上学的好奇心也在音乐中得到了满足：“谁要是跟上了我而把握了我的思想方式，他就会觉得我在下面要说的话并不矛盾。我要说的是：假定我们能够充分正确地、完全地、细致入微地对音乐做出解释，也就是说，能够用概念原原本本地复述出音乐所要表达的东西，而且紧接着能够用概念充分地复述和解释这个世界……那么这将会是真正的哲学。”（Ⅰ，368）

对于叔本华（对于阿多诺也是一样）而言，对音乐的思考触及了世界的秘密，而且原因恰恰在于，音乐描摹的不是现象世界，音乐本身就直接是现象世界。

这样的音乐哲学简直让音乐家受宠若惊，叔本华在世之时，理查德·瓦格纳便充满激情地接受了这一思想。此外他还要“完善”叔本华的思想，他要用“爱”来拯救意志（谁会对此感到惊奇呢）。

较之瓦格纳，勋伯格（阿多诺总是援引他的观点）更加严格地继承了叔本华的音乐哲学，他的要求是，音乐必须放弃一切描摹之举。音乐的“真理”在于，它只是与自身有关。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属于20世纪之初维也纳这一圈子中的人物，他效仿叔本华的音乐哲学创立了自己的逻辑神秘主义，写下了《逻辑哲学论》。与叔本华一样，维特根斯坦从逻辑思维中截取出了某种“优良意志”；与叔本华一样，维特根斯坦要表明可言说之物与不可言说之物之间的界限。我们借助语言逻辑指涉语言逻辑之外的“事件”，然而语言逻辑本身也是“事件”。语言逻辑自我指涉，它自己耍着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之于维特根斯坦就等同于音乐之于叔本华。语言在指涉事物之时，它在“说明”着什么，而与此同时，语言也在展现自己，它把自己展现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创造出“意义”，而本身却不是“意义”。

音乐言说的是自己，语言言说的是自己。在它们各自言说自己的时候，那种不可言说的存在通过它们得到了贯彻。我们本身就一直是这种不可言说的存在，然而我们自己从来无法将之带到我们面前，因此我们也就从来无法看见，从来无法言说。如果我们让音乐言说音乐、让语言言说语言，我们或许就能够接近这个界限。

意志（叔本华称之为“最实在者”）在音乐中游戏，那么意志也正在游戏中消失吗？那么这场游戏不就是某种准备性的训练吗？意志准备进入在它看来是“虚无”的世界，然而反过来在“虚无”看来，一切是意志的东西也都是“虚无”。“对于无法言说的东西就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

[1] 转引自许伯舍尔《阿图尔·叔本华——生平事略》，第107页。

[2] 转引自许伯舍尔《阿图尔·叔本华——生平事略》，第107页。

[3] 约翰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又被称作“最受宠爱的门徒”，耶稣死后，他与彼得和雅各布在耶路撒冷传教。

[4] 这是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对有人提出按照几何规律进行城市规划所作的嘲讽，柏拉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数学法则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形式，人们感知到的物质世界并不遵循这些数学形式和法则，而是偏离了理想形式，它是依据本身的质料构成而自然形成的。

[5] 摩勒绍特（Jakob Moleschott，1822～1893），德国哲学家，经验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切认识都应该基于体验，基于对感官知觉的思维总结，代表作有《物质交换生理学》《生命之循环》《生命之统一体》。

[6] 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反对灵魂不死论，强调人的意识心理受到大脑生理功能的制约，代表作有《生理学书简》《宇宙创造之自然史》《迷信与科学》。

[7] 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24～1899），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认为自然科学是所有哲学的基础，反对区分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力量和质料是唯一的存在，代表作《力量和质料》《自然与精神》《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未来生命和现代科学》。

[8] 佐尔贝（Heinrich Czolbe，1819～1873），德国哲学家，曾任军医，是感觉论和自然论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观点是哲学认识应该放弃一切超感觉之物，而应该基于直观和经验性的东西，其代表作有《感觉论新说》《自我意识的形成》《人类认识的界限和起源》。

[9] 转引自朗格《唯物主义的历史》，第2卷，第557页。

[10] 转引自朗格《唯物主义的历史》，第2卷，第554页。

[11] 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作家、诗人，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小说作品如实地描绘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上层社会的生活画面，具有较强的批判性，代表作有《艾菲·布里斯特》《燕妮·特莱贝尔夫人》《施泰希林》，此外，他创作的《勃兰登堡游记》也享有盛誉。

[12] 转引自胡伊森《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第52页。

[13] 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德国哲学家、社会政治家，在其代表作《唯物主义的历史》中，他一方面肯定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其在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作用。此外，他认为宗教、形而上学、艺术的意义不在于传递真理而是对于人有实用价值，由此奠定了德国实用主义的基础。

[14] 朗格：《唯物主义的历史》，第2卷，第592页。

[15] 利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在有机化学领域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开创了有机化学元素分析的简单方法。此外，他还是农业化学的奠基者。

[16] 尼佩代：《德国史1800—1866》，第488页。

[17] 维尔绍夫（Rudolf Virchow，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显微病理解剖学的奠基人，其细胞病理学理论的影响一直延伸到20世纪。此外，他还是德国进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帝国议会议员。

[18]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说教，而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强调修史必须以原始材料为据并对其进行考证，不应用当下的眼光而应该从具体历史时期的语境中评价历史。其历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代表作有《普鲁士史》《英国史》《德国宗教改革史》《世界史》。

[19] 参见霍尔斯特曼《怪兽——为一种躲避人群的哲学剪影》。

[20] 布施（Wilhelm Busch，1832～1908），德国诗人、画家，以创作配诗连环画而著称于世，作品充满了讽刺意味，揭露了农民和小市民的种种陋习和性格缺陷，代表作有《马克斯和莫里茨》《汉斯·胡克拜因》《虔诚的海伦娜》等。

[21] 拉贝（Wilhelm Raabe，1831～1910），德国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以幽默的笔调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的现实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代表作有《雀巷春秋》《饥饿牧师》等。

[22] 转引自Jb.1970，第155页。

[23] 转引自Jb.1970，第158页。

[24] 尼采：《文集》，第3卷，第617页。

[25] 哈特曼：《无意识哲学》，第2卷，第222页。

[26] 安德尔斯（Günther Anders，1902～1992），奥地利哲学家、作家，曾师从卡西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学习哲学，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化和技术批判的散文作品（其中包括一系列反核、反越战的文章），代表作为《人的过时性》。

[27] Jb.1971，第6页。

[28] 阿多诺：《审美理论》，第190页。

第二十四章

“人类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他们将永世不忘的东西”——风烛残年——成名之喜剧——死亡：尼罗河流到了开罗

在临终前不久，叔本华曾说过这么一番话：“人类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他们将永世不忘的东西。”人们确实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却也忘了曾经从他那里学到过东西。叔本华作为一名哲学家经历了世俗化进程带来的阵痛，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庇护，失去了最原始的信任。在他的哲学中，没有“天空静静地亲吻了大地，在繁花映月之中，大地也定然梦想着天空”如此的美景，天空上一无所有。不过在他那里还是能够找到某种形而上学式的惊奇，生命意志不知彼岸为何物，它具有某种赤裸裸的内在性，叔本华对此感到震惊。就在人们纷纷开始逃避到那些新的、可行的“宗教”（自然理性、历史理性、唯物主义、实证主义）中的时候，叔本华正与这些顶替上帝的事物一刀两断。

他试图设想世界和人生的“整体”，却不指望这个“整体”能够救世。他的问题是：如果不存在预先设定的意义界限，不能保证意义一定存在，那么人怎样才能生活呢？于是他便试图过一种没有保障的生活，要懂得在众多不利情况下选择害处最小的一个。

叔本华对人类的狂妄自大进行了全盘、彻底的挖苦。

这些挖苦涉及以下各个方面。宇宙空间方面：我们的世界只是无尽空间中不计其数的星球中的一个，在这个星球上“生长着一层霉菌，它造就了一群生活着的、认识着的生命”；生物学方面：人只是动物中的一种，他缺乏本能，自身存在缺陷很难适应生存环境，因此人类的智力只不过是对这种缺陷的补偿而已；心理学方面：控制着我们自身的并不是那个有意识的自我。

叔本华将长久以来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哲学扭转了过来，这几乎比弗洛伊德早了近一个世纪。叔本华的哲学对意识和身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这还是第一次。存在决定意识，然而这种存在不同于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性的存在，而是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身体，身体把我们与所有生命体划为同类，但又使我们与所有生命体为敌。叔本华谈到了身体，谈到了意志，谈到了生命，就是没有谈到救世主。我们的身体不会拯救我们，我们的理性也不会。他明确地指出了理性在意志面前的软弱无能。然而正如托曼斯·曼所言，叔本华是“非理性哲学家中最理性的一个”。叔本华知道，人们必须站在弱者（理性）一边。释放意志这个巨人，任其为所欲为，对于这样一个愚蠢的行为，叔本华表示蔑视。他可不愿意让自己成为狗屁股后面的尾巴跟着摇摆。

叔本华还有另外一个梦想：或许理性能够暂时摆脱意志，以便让意志充分地自我表演，而理性则获得片刻放松并冷眼旁观。他在哲学、艺术，尤其是音乐之中做着这个梦。叔本华对音乐展开了哲学思考，其激动人心的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是他最大的梦想是：对意志的否定，意志的消亡。叔本华的梦想方式也可谓前无古人，他将西方的神秘主义传统与东方的智慧结合在了一起。在他自己的人生中也曾有短暂自我消失的经历，在这些时候，那个“优良意识”让叔本华感受到它的存在，而平时叔本华只能把它挂在嘴上或诉诸笔端。

叔本华想凭借自己的著作揭开“摩耶之幕”，然而通过这部著作他还是被拴在“个体化原理”之上。他闯进了一切可以不必说、不必听的领域之内，然而他本人却渴望别人听他言说。向前的这一步自相矛盾，他无法继续走下去。对于别人的沉默或发笑，他没有学会泰然处之。他没有变成法兰克福的菩萨。他无法承受周围人的沉默态度。他想得到回应，他在倾听有没有敲门的动静。当人们蜂拥而至的时候，他就可以撒手归天了。

叔本华不是菩萨，为了自身的幸福，他也不愿强迫自己成为菩萨。遵循自己的灵感和自己的见解生活是一种悲剧，他很聪明，避免这出悲剧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叔本华没有混淆自己和自己本身之间的区别。明确的、有力量的见解和灵感是某种活生生的东西，它会贯穿我们的心灵。这是一个未知数，没有人可以将其占为己有。如果明知如此还要尝试这么做的话，那么就只会出现勉强和做作，于是活生生的东西变得僵硬，人在不知不觉中便走向毁灭。如果人们相信自己的灵感并试图依此行事，如果人们试图“实现”“贯彻”“吸收”灵感，那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人们应该让其自然发生。任其自然发生，不要把它据为己有，这才是创造性的秘密所在，叔本华知道这一点。正由于此，虽然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总是那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造就了他哲学中的精华，然而他对此并不感到诧异和恐惧。叔本华在垂暮之年曾对弗劳恩施泰特说道：“您相信……一个人能够做到每时每刻都在总结自己做过的事情吗？有时候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所有的这些事情居然都让我做成了。寻常生活中的人与处于创作高峰时的人根本就是两样。”（G，124）

叔本华并不想让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步调一致，这只能是自寻烦恼，顺其自然对两者（“创造力”和“寻常生活”）都有好处。

他的寻常人生行将终结。在《附录和补遗》出版以及在《福斯报》上刊载了那篇英国人写的文章之后，叔本华突然间成为众人的焦点，人们的兴趣不仅仅局限于哲学方面。拜访者与日俱增，他们都想受到叔本华亲自接见。好奇的人们来到“英吉利饭店”，想一睹这位哲学家的风采。理查德·瓦格纳托人邀请叔本华做客苏黎世，他在瑞士政治避难无法回到德国。叔本华拒绝了邀请。瓦格纳将《尼伯龙根指环》的文本寄给叔本华并题写了献词，后者托人向瓦格纳转达了这样一番评论：“请您转告您的朋友，非常感谢他寄赠的尼伯龙根文稿，只是最好将音乐搁在一边，因为他更有文学天分！我叔本华还是忠实于罗西尼和莫扎特……。”（G，199）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也前来拜望叔本华，当着他的面，叔本华将自己的成名精彩地比喻为一出喜剧：“在如今的盛名之下，连我都觉得自己很奇怪。您一定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就像是在演出之前，剧场里灯光暗下来，幕布徐徐上升，那一位点灯人还站在舞台前忙着灯光，于是他急忙逃向后台，就在这个时候幕升起。我觉得自己就这么登场了，一个迟到者，一个剩余下来的人，而我的成名之喜剧才刚刚开幕。”（G，308）

有些事情的确滑稽。一位私淑弟子奥古斯都·基尔策（August Kilzer）四处搜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最初版本，为的是找到那些删掉的文字，他是第一位对叔本华著作进行文字考订的研究者。还有一个人买了三套叔本华的著作：一套供自己参悟，一套给儿子看，还有一套供别人借阅。有个人前往鲁道尔施塔特，在叔本华1813年住过的房间的窗玻璃上搜索到了他当年刻在上面的文字。上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庄园主维希克购得了叔本华的第一张肖像，并特别为此营造了一所房子。一位牧师给叔本华寄来了自己写的箴言诗以示敬意。一位造车的工匠希望叔本华给他推荐些读物。一位家住波希米亚的先生每天都用新的花冠装饰叔本华的画像。某所军校的学生整夜不睡觉，他们私下里反复阅读《性爱的形而上学》。来自临近的霍姆堡的某个协会的全体会员来到法兰克福拜会叔本华，这个协会以德国人的严谨方式投身于促进悲观主义的事业之中。甚至连哲学界的同行们如今也在一起聚会，他们知道叔本华的火气很大，在英吉利饭店里，他们坐在叔本华的邻桌，以隐姓埋名的方式参与谈话。有一位哲学教授斗胆深入虎穴，叔本华给他讲了一个有关蝎子的故事：当蝎子见到光又找不到遁入黑暗之中的出路时，它们就会把自己有毒的钳子刺进脑袋寻死。“亲爱的朋友，您瞧这支蜡烛，这就是我的哲学。蝎子们已经抓地很久了，现在既然逃不出光亮，它们就该拿出勇气自行消灭。”（G，181）黑格尔派分子罗森克兰茨不怀好意地称叔本华是“新当选的德国哲学皇帝”。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开始对叔本华的著作进行注解诠释。莱比锡大学哲学系组织了征文竞赛，题目是《对叔本华哲学的阐述和批判》。

而且让叔本华感到惊奇的是，他的著作受到了女士们的欢迎。一位西里西亚的姑娘写了一首诗献给他，标题是《祖国中的陌生人》。在英吉利饭店里，叔本华与几位女士畅谈数小时之久，她们是来自罗马的吉泽拉·尼克罗蒂（Gisella Niclotti）、来自汉堡的丽珂·封·哈瑟（Rike von Hasse）、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阿达·范·崔伦（Ada van Zuylen）。在这样的聚会中，叔本华谈到逻辑问题（比如同一性原理A=A）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处于热恋中的人。叔本华对女士的看法开始发生动摇。在与玛尔维达·封·迈森布克（Malwida von Meysenbug，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友）谈话时，叔本华说：“对于女性，我还没有下最后的定论。我认为，如果一位女性能够做到避开大众，或者能够使自身获得升华，那么她就能够不断地成长，并超过男性。”（G，376）对女性的欣赏在他身上复苏，因此伊丽莎白·奈伊的魅力一下子就感染了他，这位年轻的女雕塑家1859年10月来到法兰克福，为的是给他制作半身雕像。她在叔本华家住了四个星期，阿图尔如沐春风。他对一位访客说：“她整天都在我这里工作，我吃完饭回来，我们便在一起喝咖啡，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结了婚的人。”（G，225）

就算是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人们也能认出牵着那只形影不离的鬃毛犬散步的人就是叔本华。在法兰克福，人们开始纷纷效仿，竞相购买鬃毛犬。

1857年，叔本华在散步途中跌倒了，对于法兰克福报界而言这则消息很有新闻价值：“生活在本地的哲学家叔本华意外受伤，额部伤势不轻，不过（应读者询问，我们作出以下说明）一定能够在短期内痊愈。”

1860年4月末的一天，他午饭后在回家的路上感到呼吸困难和心悸，在随后几个月里这种情况反复出现。由于他不愿改变自己疾走的习惯，于是他便缩短了散步的距离。可是除此之外，他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没有放弃在美茵河里洗冷水澡的习惯。9月18日，再次出现强烈的窒息。威廉·葛文纳来访并与之交谈，这是叔本华生前最后一次谈话。他们谈到了神秘主义者雅各布·伯梅以及叔本华自己一生的成就。

“病魔不久就要将他的身体吞噬一尽，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当他想到自己的思想落到了那些‘哲学教授’手中的情景时不免担心害怕。”（G，394）

叔本华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段“天才构想”的岁月，他还自得地说，70岁时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所写的那些增补文字仍然显示出了“同样的鲜活”“同样的流畅”。谈着谈着天黑了，女管家点燃了一支蜡烛，叔本华神态逐渐柔和下来。葛文纳写道：“他的目光明亮，从中看不出疾病和衰老的迹象，对此我感到欣慰。他说，现在就死简直太不幸了，他还要为《附录和补遗》作重要的增补。”（G，395）葛文纳起身告辞，叔本华在与他告别时说：“对他来说，如果死后能够进入绝对的虚无状态倒是件好事情，可惜死亡让人看不到这一前景。老天想怎样就怎样，他‘至少有理智，问心无愧’……”（G，396）

三天之后，9月21日（和他出生那天一样是星期五），叔本华起床比平时稍晚一些。女管家打开窗户接纳初秋清晨的空气，随后便离开了。没过多久，医生来了，叔本华背靠在沙发角上，已经死了。面部没有任何异样，丝毫没有挣扎的迹象。

尼罗河流过了开罗，入海了。

[1] 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德国作家，以剧作著称于世，在戏剧创作中融入了心理描写，主题为人与世界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代表作为《玛丽亚·玛格达莱娜》《阿格尼斯·贝尔瑙厄》《吉格斯和他的指环》。

作品版本、参考文献、缩略语凡例

文集

《全集》（五卷本考订版）（编订者：沃尔夫冈·福莱海尔·冯·吕耐森）斯图加特/法兰克福——1986年重印法兰克福[1]（苏尔坎普-平装本）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 Ⅰ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二）》 Ⅱ

《短篇著作集》 Ⅲ

《附录和补遗》（一） Ⅳ

《附录和补遗》（二） Ⅴ

《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博士论文1813年，初稿）收于《全集》 D

（编者：佛尔克·施皮尔林）（第7卷）威斯巴登 1950年

《哲学讲义》（四卷）（编者：佛尔克·施皮尔林）慕尼黑/苏黎世1985（皮佩文库版）

讲座：总体表象、思维与认识之理 VTE

讲座：自然之形而上学 VMN

讲座：美之形而上学 VMSch

讲座：道德之形而上学 VMS

《遗稿》（五卷）（编者：A·许伯舍尔）法兰克福1966年后陆续出版——1985年重印（德国袖珍图书出版社）

《早年手稿（1804～1818）》 HN Ⅰ

《争鸣》（1809～1818》 HN Ⅱ

《柏林时期手稿（1818～1830）》 HN Ⅲ

《1830—1852稿本》 HN Ⅳ，l

《晚年手稿·格拉西恩〈处世预言〉》 HN Ⅳ，2

《读书批注》 HN Ⅴ

日记

《1803—1804旅行日记》（编者：夏洛蒂·冯·戈文内尔）莱比锡 RT 1923

书信

《书信集》（编者：A·许伯舍尔）波恩1978 B

《往来书函》（三卷）（编者：C·盖伯哈特/A·许伯舍尔）收于鲍尔·多伊森倡议编纂的《叔本华文集》1929年后陆续出版

《第一卷》（1799～1849） Bw 14

《第二卷》（1849～1860） Bw 15

《第三卷》（拾遗·注释） Bw 16

谈话录

《谈话录》（编者：A·许伯舍尔）斯图加特1971 G

年鉴

《叔本华研究会年鉴》（1912～1944），之后《叔本华年鉴》［主编：Jb（加出版鲍尔·多伊森等）法兰克福 年份］

参考文献

在所有参考文献中，我将下列文献着重列出，因为它们曾给予我特别的灵感：

安德尔斯·冈特：《人的过时性》，2卷本，慕尼黑1956/1980年版。

福柯·米歇尔：《物之秩序》[2]，法兰克福1974年版。

海德格尔·马丁：《论人本主义》，法兰克福1947年版。

亨里希·迪特：《自我关系》，斯图加特1982年版。

莱姆·斯坦尼斯拉夫：《索拉里斯星》，杜塞尔多夫1972年版。

马尔克瓦尔德·奥多：《告别原则性》，斯图加特1981年版。

萨特·让·保尔：《自我之超越》，莱因贝克-汉堡1982年版。

斯洛特代克·彼得：《舞台上的思想家——尼采之唯物论》，法兰克福1986年版。

文献索引

许伯舍尔·阿图尔：《叔本华文献索引》，斯图加特1981年版。

（补充部分定期刊登在《叔本华年鉴》上）

有关叔本华的著述

阿本德洛特·瓦尔特：《叔本华》，莱因贝克-汉堡1967年版。（罗沃尔特传记丛书版）

奥特鲁姆·汉斯约亨：《自然中的意志和当今生物学》，刊载于《叔本华年鉴》1969年。

巴尔·汉斯·迪特：《被束缚的责任感，论叔本华沉思美学之意识形态》，波恩1970年版。

贝克·阿洛伊斯：《叔本华与弗洛伊德——两者共同思想结构的历史和性格基础》，刊载于《叔本华年鉴》1971年。

波尔希·鲁道尔夫：《叔本华——自述、书信和记述中的生平》，柏林1941年版。

——：《在哥达期间的叔本华》，刊于《年鉴》1944年。

布勒金. W.：《叔本华与1848年9月18日的巷战》，刊于《年鉴》1922年。

布赫尔·埃瓦尔德（主编）《论叔本华的现实性》（A·许伯舍尔贺寿文集），法兰克福1972年版。

卡西尔·恩斯特：《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文集》第3卷，达姆施塔特1971年版。

迪默尔·阿尔文：《叔本华和现代生存哲学》，刊于《年鉴》1962年。

多尔古特·弗里德里希：《真实的叔本华》，马格德堡1845年版。

艾伯林·汉斯/吕特克豪斯·卢德格尔（主编）：《叔本华与马克思——贫困的哲学——哲学的贫困》，柯尼施泰因1980年版。

埃尔里希·瓦尔特：《康德和叔本华的自由概念》，柏林1920年版。

菲舍尔·库诺：《叔本华之生平、著作和学说》，海德堡1934年（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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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的宗教哲学》，法兰克福19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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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保尔·Th.：《叔本华与汉堡》，刊于《年鉴》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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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悲观主义》，刊于《年鉴》1977年。

——：《阿图尔·叔本华——世界观之传记》，莱比锡195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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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逸事》，法兰克福1981年版。

——：《叔本华与存在哲学》，刊于《年鉴》1962年。

——：《作为大学教师的叔本华》，刊于《年鉴》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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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曼·米夏埃尔：《今日之叔本华》，刊于《年鉴》1958年。

吕特克豪斯·卢德格尔：《叔本华——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和“社会”问题》，波恩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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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瓜尔达·约尔格：《伦理学思考——叔本华与康德的批判性对话以及当前的讨论》，刊于《年鉴》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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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马赫·沃尔夫冈（主编）《叔本华与尼采——当今理性批判的根源》，刊于《年鉴》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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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约翰娜：《她那双幸福的眼睛——童年回忆、日记、书信》（R·韦伯选编），（东）柏林1978年版。

——：《英格兰、苏格兰之游法兰克福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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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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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辩证法》，法兰克福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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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尔斯·冈特：《人的过时性》，2卷本，慕尼黑1956/1980年版。

阿伦特·迪特（主编）：《虚无主义的开端——从雅各比到尼采》，科隆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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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门贝格·汉斯：《神话研究》，法兰克福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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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狄乌斯·马蒂亚斯：《全集》（主编：H.盖格尔），柏林1972年版。

艾辛多夫·约瑟夫·冯：《文集》，慕尼黑1966年版。（汉瑟尔经典文库本）

埃德曼·约翰·爱德华：《近代哲学》，莱因贝克-汉堡1971年版（罗沃尔特百科知识文库本）。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文集》（W.沙芬豪尔主编），（东）柏林1971年版。

——：《未来哲学原理》，法兰克福1983年版（影印本）。

费希特·约翰·戈特利布：《文集》（主编：I.H.费希特），柏林1971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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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代尔·埃贡：《近代文化史》，慕尼黑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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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泽纳普·赫尔穆特·封：《德国思想家的印度观》，斯图加特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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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策尔·克劳斯：《浪漫派之王，诗人路德维希·蒂克的生平——书信、自述、记述汇编》，图宾根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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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伊森·A.（选编）：《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德国文学：文本和概述》第11卷），斯图加特1974年版。（雷克拉姆万有文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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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格·瓦尔特：《歌德时代之魏玛》，魏玛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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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特代克·彼得：《舞台上的思想家——尼采之唯物论》，法兰克福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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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佩曼·罗伯特/略夫·莱茵哈特：《究竟为何？》，慕尼黑/苏黎世1985年版。

德·斯泰尔·热尔梅娜（斯泰尔夫人）《论德国》，斯图加特1962年版（雷克拉姆万有文库版）。

斯特芬斯·亨利克：《人之本质》，第1卷，布雷斯劳1822年版。

斯特恩·阿道夫：《法国革命对德国精神生活的影响》，斯图加特/柏林1928年版。

B.施图特/H.奥尔森：《汉堡——一座城市的历史》，汉堡1951年版。

蒂克·路德维希：《文集》（四卷本）（M.塔尔曼主编），达姆施塔特1977年版。

蒂里希·保罗：《存在之勇气》，收录于（同作者）《存在与意义》，法兰克福1982年版。

《吠陀——印度人的神秘学说》（A.希勒布兰特选编），杜塞尔多福/科隆

1977年版（迪德里希黄皮书系列）。

费辛格·汉斯：《似乎之哲学》，柏林1913年版。

法恩哈根·冯·恩泽·卡尔·奥古斯都：《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事情》，柏林1922年版。

法森·弗罗里安（选编）：《复辟、三月革命前、1848年革命》（《德国文学：文本和概述》第10卷），斯图加特1975年版（雷克拉姆万有文库版）。

瓦肯罗德尔·威廉·亨利希：《文集》，莱因贝克-汉堡1968年版（罗沃尔特经典文库本）。

魏格尔斯豪斯·罗尔夫：《法兰克福学派》，慕尼黑1986年版。

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逻辑哲学论》，法兰克福1963年版。

齐格勒·特奥巴尔德：《19世纪的精神和社会潮流》，柏林1910年版。

齐默尔·海因里希：《印度之哲学与宗教》，法兰克福1973年版。

——：《摩耶——印度之神话》，法兰克福1978年版。

[1] 若非特别注明，均指美茵河畔之法兰克福。

[2] 中译本译作《词与物》。

[3] 中译本译作《性经验史》。

年表

1788年　2月22日：阿图尔·叔本华出生于但泽。父亲是巨商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母亲约翰娜·叔本华，娘家姓特罗西纳。

1793年　普鲁土占领但泽前夕，举家迁往汉堡。

1797年　阿黛拉·叔本华出生。

7月：阿图尔随父亲游历巴黎、勒阿弗尔。在勒阿弗尔，阿图尔寄居在格雷瓜尔·德·布莱希玛家，与其子安蒂姆成为好友。

1799年　8月：回到汉堡。入隆格私立学校，直至1803年。

1803年　3月：阿图尔决定放弃上高级文科中学日后成为学者的想法，依照父亲的意愿学商。作为对这一决定的褒奖，阿图尔获准陪同父母游历欧洲，途经荷兰、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

5月3日：启程。

1804年　8月25日：结束旅行。

9月：跟随但泽商人卡布隆学商（直至12月）。

1805年　跟随汉堡巨商耶尼什学商。

4月20日：父亲自杀（？）。

1806年　9月：商行解散后，母亲携带女儿阿黛拉移居魏玛。

10月：约翰娜与歌德的友谊从此开始。约翰娜创办茶会。

1807年　5月：在母亲的支持下，阿图尔中断学商，离开汉堡，求学于哥达高级文科中学，准备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12月：由于写讽刺诗，不得不离开学校。迁居魏玛，并未随母亲居住，接受私人授课。爱恋上卡洛琳娜·亚格曼。

1809年　完成中学课业。获得父亲的遗产，之前由母亲掌管。

1809～1811年　在哥廷根上大学，学习自然科学，接触柏拉图、康德哲学。

1811年　复活节：拜访魏玛，叔本华对维兰德说：“生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下定决心，用思考生命的方式度过一生。”

1811～1813年　在柏林求学。听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沃尔夫的课。

1813年　5月2日：阿图尔·叔本华逃离战前骚动不安的柏林，在魏玛短期逗留。与母亲发生争执，迁往邻近的鲁道尔施塔特。

7月至11月，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

11月5日：回到母亲家中。

1814年　4月：叔本华与母亲及母亲的朋友盖尔斯滕贝尔克的冲突达到高潮。

5月：与母亲决裂，叔本华离开魏玛。

1814～1818年　定居于德累斯顿。

1815年　《论视觉与色彩》构思并正式写作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稿。

1818年　4月：手稿完成。争取到布罗克豪斯为其出版该书。

秋季：开始意大利之行，游历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

1819年　1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

夏季：由于但泽穆尔商行的倒闭，全家陷入财政危机。因此叔本华返回德国，与母亲产生新的冲突，并与妹妹阿黛拉决裂。

8月25日：返回德累斯顿。

申请柏林大学教职，获准。

1820年　3月23日：开始授课，听众寥寥。

1821年　爱上女歌手卡罗琳娜·梅冬，陷入玛尔奎事件（与裁缝女工动武，身陷赔偿官司）。

1822年　5月27日：再赴意大利，游历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

1323年　5月：返回德国，到达慕尼黑。病情严重，忧郁症（在哲学界默默无闻）。

1824年　在加施泰因温泉、曼海姆、德累斯顿短期居住。

1825年　4月：回到柏林。再次尝试授课，无功而返。试作翻译，未果。

1831年　8月：因暴发流行性霍乱而逃离柏林，暂居法兰克福（美茵河畔）。

1832～1833年　暂居曼海姆（1832年7月至1833年6月）。

1833年　6月6日：叔本华定居于法兰克福，为期28年，直至去世。

1835年　《论自然中的意志》。

1838年　母亲去世。

1839年　参加有奖征文，以《论人类意志中的自由》而获奖。

1840年　参加有奖征文，《论道德的基础》未获奖。

1844年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扩充一卷，印行第二版。

1849年　妹妹阿黛拉去世。

1851年　《附录和补遗》。

1853年　叔本华声名渐起。

1859年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版问世。

1860年　9月21日，阿图尔·叔本华辞世。

索引

Adorno，Theodor W ［iesengrund］ 12，472，506 f

d’Alembert，Jean le Rond 135

Alexander Ⅰ. Pawlowitsch，Zar 119

Altenstein，Karl，Freiherr von Stein zum 376

Anders，Günther 506

Anna Amalia，Herzogin von Sachsen-Weimar 117，154

Anquetil-Duperron，Abraham Hyacinthe 302

Anselmus，Person in E.T.A.Hoffmanns »Der Goldene Topf« 290

Antonio，Person in »Torquato Tasso« von Goethe 271

Apoll，griechischer Gott 205

Aristoteles 282

Arndt，Ernst Moritz 279，479

Arnim，Achim von 131，150，223

Arnim，Bettina（Bettine）von 223

Asher，David 266

Astor，Johann Jakob 158

Astor，William Backhouse 158

Auerswald，Hans Jakob von 479

Augustin，Aurelius 322，458

Baader，Franz von 301

Bach，Johann Sebastian 165

Bähr，Carl 407

Bakunin，Michail Aleksandrowitsch 456，483

Bartels，Hamburger Familie 45

Basedow，Johann Bernhard 52 f

Bauer，Bruno 444，454

Becher，Johann August 485 f

Beckett，Samuel 328，390

Beneke，Eduard 388

Bernstorff，Christian Günther，Graf von 383

Bertuch，Friedrich Johann Justin 113，115，247

Biedenfeld，Freiherr von 292，295

Bismarck，Otto，Fürst von 418

Bloch，Ernst 174

Blum，Robert 478

Blumenbach，Johann Friedrich 156，159，372，374 f

Boeckh，August 222

Böhl，Doris 55

Böhl，Malchen 55

Böhl，Marianne 55

Böhme，Jakob 203，514

Börne，Ludwig 382，442，444

Böttiger，Karl August 248，287 f

Bonaparte，s.Napoleon

Bonaventura ［Pseud.］»Nachtwachen des B.«，Titel einer romantischen Erzählung 98

Brandis，Joachim Dietrich 435

Braun，Scharfrichter 373

Brentano，Bettina 150

Brentano，Clemens von 131，150，195，197，199，385

Brockes，Barthold Hinrich 44

Brockhaus，Friedrich Arnold 292，354-357，409，413，428，434，484，487 f

Brogi，Berliner Student 1806 187

Buddha，s.Gautama

Büchner，Georg 173，444

Büchner，Ludwig 489

Bürger，Gottfried August 214，281

Buff，Charlotte 118

Bunsen，Karl Josias von 157 f

Busch，Wilhelm 501

Byron，George Gordon Noel，Lord 357 f

Calderon de la Barca，Pedro 259

Campe，Joachim Heinrich 52

Carl August，Herzog von Sachsen-Weimar 119，154，268

Chamisso，Adelbert von 413

Chevalier，Mme 40，46

Claudius，Matthias 45，85，92-94，97 f；100-102，201，296，350

Clauren，Heinrich 293

Cook，James 73

Cotta，Johann Friedrich，Freiherr von 125，250，279

Couvray，Jean Baptiste Louvet de 61

Creuzer，Georg Friedrich 412

Crüger，Eduard 363

Czolbe，Heinrich 489

Dante Alighieri 476

Danton，Titelfigur von Georg Büchners Drama »Dantons Tod« 173

Danton，Georges 75

Darwin，Charles 492

Demokrit 451

Demosthenes 131

Descartes，René 155，163 f 169，448，459

De Wette，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217，382

Diderot，Denis 458

Dionysos，griechischer Gott 66，204 f，211，340，400

Doering，Theodor 136，140

Don Quichote，Titelheld eines Romans von Cervantes 481

Dorguth，Friedrich 484 f

Doß，Adam von 485 f

Droste-Hülshoff，Annette von 429

Eckermann，Johann Peter 269

Eckhart，Meister 203

Eichendorff，Josef，Freiherr von 204，340，384

Eichstädt，Heinrich Karl Abraham 239，247

Elektra 463

Elßler，Fanny 384

Emile，Titel eines Werkes von Jean-Jacques Rousseau 175

Engels，Friedrich 444，454，456

Epikur 162，333，451

Eylert，Rulemann Friedrich 388 f

Fahrenkrüger，Johann Anton 42

Falk，Johannes Daniel 152

Faublas，Chevalier，Titel eines Romans von Jean Baptiste Louvet de Couvray 61

Fernow，Karl Ludwig 109 f，127 ff，130-132，139，249，250

Feuerbach，Anselm von 259

Feuerbach，Ludwig 11，172，331，386，444，446-451，490

Fichte，Johann Gottlieb 11，101，155，162，172，183，186-199，213 ff，221，223，231，233，237，241，301，309 f，315，329 f，376，378，387 f，413，440，462，484

Fitz-James，Bauchredner 73

Flaubert，Gustave 209

Flohr，B.55

Fontane，Theodor 489，501 f

Fortlage，Carl 484

Foucault，Michel 101，170，208，440

Frauenstädt，Julius 56，146 f，185，478 f，485 ff，511

Freiligrath，Ferdinand 444

Freud，Sigmund 194，338，340，463，504

Friedrich Ⅱ.，König von Preußen（der Große）19 f，34，38

Friedrich Wilhelm Ⅲ.，König von Preußen 119，184，219

Friedrich Wilhelm Ⅳ.，König von Preußen 483

Friedrich，Caspar David 194

Fries，Jakob Friedrich 217，377

Frommann，Friedrich 247

Fuga，Teresa 364

Gabriele，Titel eines Romans von Johanna Schopenhauer 251

Galilei，Galileo 274

Gall，Franz Joseph 88

Gans，Josef 253，255

Gauß，Carl Friedrich 155

Gautama Buddha 67，70，511

Gehlen，Arnold 319

Gerlach，Ernst Ludwig，und Leopold von 385

Gerstenbergk，Georg Friedrich Conrad Ludwig Müller 248，249-251，253，255 f，258，264，365，367

Godeffroy，Hamburger Handelshaus 37

Godeffroy，Karl 55-57，61

Göchhausen，Louise von 120

Görres，Joseph von 301

Goeschel，K.Fr.442

Goethe，August von 116，125，260，268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23，27，44，108-113，115-119，122-126，131 f，140，144 f，147-149，150-153，159，183 f，194，222，238，246-249，251，260 f，266-273，276-286，293，341，357-359，373 f，385，443

Goethe，Ottilie von 260-264，360，365，369

Gontard，Susanne（Susette）76

Gozzi，Carlo 346

Gracián，Baltasar 133，409

Grégoires de Blésimaire，Familie 47-50，75

Grégoire，Anthime 47，49，52，55，75，89 f，106，131-133，137，294

Guhr，Karl Wilhelm Ferdinand 423

Guiccioli，Gräfin 357

Gutzkow，Karl Ferdinand 442，444

Gwinner，Wilhelm 255，411，514

Händel，Georg Friedrich 43

Haller，Albrecht von 155

Hamilton，Lady，geb.Lyon 59

Hardenberg，Friedrich von，s.Novalis

Hardenberg，Karl August，Fürst von 215

Hartmann，Eduard von 504 f

Hartung，Gottfried Lebrecht 189

Hasse，Rike von 513

Hauptmann，Lehrer 53

Hauser，Kaspar 17，484

Haxthausen，Sophie von 429

Haym，Rudolf 381

Haywood，Francis 410

Hebbel，Friedrich 512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1，101，162，172，194，200，204，233，239，241，301，309 f，327，329-331，343 f，372 f，375-389，392，394，411，413，421，426，434，436，440-442，445-452，454 f，490 f，505 f

Hegel，Marie，geb.Tucher von Simmelsdorf 237，411

Heidegger，Martin 244，440，472

Heine，Heinrich 40，157，178，418，442-444，456

Heinke，Ferdinand 259，262-264，430

Hell，Theodor 293

Helvétius，Claude Adrien 135，315

Hengstenberg，Ernst Wilhelm 388

Herder，Johann Gottfried 59，110，115-117，301 f

Herder，Karoline，geb.Flachsland 122

Herwegh，Georg 444，488

Herzlieb，Minnchen 150

Heßling，Dietrich，Person in Heinrich Manns Roman »Der Untertan« 379

Hildesheimer，Wolfgang 328

Hitler，Adolf 457

Hobbes，Thomas 341 f

Hölderlin，Friedrich 76 f，98，194 f，204 f，344，380

Hoffmann，Ernst Theodor Amadeus 88，150，290，383-385，485

Holbach，Paul-Henri Thiry d’315

Holtei，Karl von 259，410

Horkheimer，Max 475，506

Hornstein，Robert von 89，466，478

Horstmann，Ulrich 501

Hotho，Heinrich 381

Humboldt，Alexander von 150，411

Humboldt，Wilhelm von 117，150，186，386

Hume，David 165 f

Iffland，August Wilhelm 150，184，216

Iphigenie，Titel eines Schauspiels von J.W.von Goethe 261

Jacobi，Friedrich Heinrich 103，237，241，411

Jacobi，Otto 385

Jacobs，Friedrich 131，136

Jänisch，Gottfried 50 f，416

Jagemann，Caroline，spätere Gräfin von Heygendorff 116，154，207，497

Jameson 9

Jean Paul ［eigentl.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98，105，110，132 f，192，197，410

Jenisch，Hamburger Handelshaus（auch Martin johann Jenisch）37，61，63，65，85 f，90，107，130

Jesus Christus 380，446，458

Johann von Österreich，Erzherzog，Feldmarschall und Reichsverweser 478

John，Carl 140

Kabrun，Großkaufmann aus Danzig 85 f，247

Kafka，Franz 328

Kalckreuth，Friedrich Adolf，Grafvon 120

Kant，Immanuel 11，17，31，92，101，155，158 f，162 f，165-180，182，188-191，196，200-202，230，233-236，241 f，275，285，296，298-301，303 f，309，319，324，328 f，343，350，354，370，380，386-390，410，438 f，460-465，470，472 f，484，493，503

Karl der Große 385

Karl Ⅱ.，Wilhelm Ferdinand，Herzog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120

Katharina，Schwester des Zaren Alexanders Ⅰ.279

Kierkegaard，Sören 391

Kilzer，August 512

Kind，Friedrich 293

Klaatsch（Student）187

Kleistsche Korps 254

Kleist，Heinrich von 220，278

Klopstock，Friedrich 38 f，45，60

Knebel，Karl Ludwig 267

Knebel，Henriette von 124

Komarnicki，Jan 167

Kotzebue，August von 110，117，149，373

Krause，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303

Kühns，Weimarer Familie 122

Kühn，Johann Friedrich 122

Lachmann，Karl 158

Lafontaine，August Heinrich Julius 149

Lancester 73

Lange，Friedrich Albert 490

Laun，Friedrich ［eigentl.Friedrich August Schulze］ 293 f

Lear，König，Titelfigur eines Schauspiels von William Shakespeare 123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95 f，165，235，458

Lenz，Jakob Michael Reinhold 278

Lenz，Karl Gotthold 132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41-45

Leupold，F.A.355

Leverkühn，Adrian，Person in Thomas Manns »Doktor Faustus« 210

Lewald，Ernst Arnold 140，158，373 f

Lichnowsky，Felix Fürst 479

Lichtenberg，Georg Christoph 155

Lichtenstein，Martin Hinrich 183，372，375

Liebig，Justus 490

Locke，John 165，409

Lovell，William，Titelheld eines Romans von Ludwig Tieck，»Geschichte des Herrn William Lovell« 197

Lowtzow，von 417

Ludecus，Hofrätin 138，149

Ludwig ⅩⅣ.，König von Frankreich 79

Lüttkehaus，Ludger 475 f

Luise von Mecklenburg-Strelitz，Königin von Preußen 120

Luther，Martin 102，136，150，178，458

Mainländer，Philipp 504-506

Majer，Friedrich 302

Malsburg，Ernst von 259

Mann，Heinrich 379

Mann，Thomas 12，210，328，510

Marquet，Caroline 393，404 f，411

Marx，Karl 11，101，172，200，331，434，442 f，450 f，452，454 f，489，490，510

Medon，Carl Ludwig 401

Medon，s.Caroline Richter

Medon，Louis 401

Meißner，August Gottlieb 46

Melusine，Person in Fontanes »Stechlin« 502

Mendelssohn-Bartholdy，Felix 362

Mercier，Louis-Sébastien 75

Mertens-Schaafhausen，Sybille 428 f，433

Metternich，Klemens Wenzel Lothar，Fürst von 358，418

Meyer，Daniel Christoph 41，76

Meyer，Hans Heinrich 122

Meyer，Lorenz 46，53-57，61，74，76，110

Meysenbug，Malwida von 513

Moleschott，Jakob 489

Montaigne，Michel Eyquem de 165，424

Montfort，Salin de 421

Morin 453

Moses 463

Mozart，Wolfgang Amadeus 512

Müller von Gerstenbergk，s.Gerstenbergk

Münchhausen，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Freiherr von 316

Muhl，Bankhaus 367-369，372，428

Mundt，Theodor 442 f

Napoleon Bonaparte 36，48 f，58，71 f，75，102，118 f，121，123-125，152，186，215-217，221-223，232，246-248，253，262，264，267-269，288，311，347，355，378 f，383，386

Nelson，Horatio，Viscount 59 f，73

Newton，Sir Isaac 268 f，274，277，458

Ney，Elisabeth 513

Nicoletti，Gisella 513

Nicolovius，Georg Heinrich Ludwig 222

Niebuhr，Barthold Georg 217，222

Niethammer，Friedrich Immanuel 378

Nietzsche，Friedrich 194，204，229，273，319，326，338，353，396，399-401，447，474，499，503

Noah 331

Novalis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102，195，197-199，302，340，343，452

Ödipus 463

Ortega y Gasset，José 395

Osann，Friedrich Gotthilf 158，406-408，430

Osann，Gottfried 430

Palm，Johann Philipp 355

Pascal，Blaise 96，165

Passow，Franz Ludwig 146，151 f

Paulus 458

Pistor，Hermann Andreas 223

Platon 155，161，167 f，173，180-182，201，303，334

Pogwisch，Ottilie von，s.Ottilie von Goethe

Pordone，Giovanni Antonio ［eigentl.de Sacchi］ 362

Proust，Marcel 322，328，390

Pückler-Muskau，Hermann Ludwig Heinrich，Fürst von 259

Pütter，Johann Stephan 156

Quandt，Johann Gottlob 294 f

Raabe，Wilhelm 501-503

Ranke，Leopold von 493

Rauch，Christian Daniel 259

Raumer，Friedrich von 34，218

Raupach，Ernst 385

Reimarus，Gattin von Hermann Samuel 40

Reimarus，Hermann Samuel 41

Reimarus，Johann Albert Heinrich 45

Reinhard，Graf，Karl Friedrich，6

Reinhold，Carl Leonhard 247

Rembrandt，Harmeneszoon van Rijn 42

Reuß，Michael 417

Richardson，Samuel 59

Richter，Caroline，genannt Medon 393，400-403，408，411，416 f

Richter，Ludwig Adrian 289

Ridel 117

Ridels，Weimarer Familie 122

Riemer，Friedrich Wilhelm 124 f，152 f，267

Robespierre，Maximilien de 39，75

Rochau，Ludwig August von 489

Römer，Georg 363

Rollet，Hermann 422

Rosenkranz，Karl 465，513

Ross，Ludwig 503

Rossini，Gioacchino Antonio 290，421，512

Rothschilds 418

Rothschild，Amschel Meyer von（46），418

Rothschild，James Baron de 38

Rousseau，Jean-Jacques 20，62，75，168-170，175 f，193，270，281，448

Rubens，Peter Paul 42

Rückert，Friedrich 116 f

Ruge，Arnold 454

Ruhl，Ludwig Sigismund 294

Runge，Johann Heinrich Christian 52 f，54，58，61，268

Sade，（Louis）Donatien-Alphonse-François，Marquis de 458

Sand，Karl Ludwig 373

Sartre，Jean Paul 174，209，462

Savigny，Friedrich Carl von 223，412

Schardt，Louis von 250

Schaumann，Heinrich，Figur in Wilhelm Raabes »Stopfkuchen« 503

Schelling，Friedrich Joseph Wilhelm 11，155，159，162，172，194，197，204，233，237，239，241，292，296，301，309，329，339，380，387，398，462-465，490

Schiller，Friedrich von 110，117，132，150，152，155，177，196 f，222，343

Schinkel，Karl Friedrich 383

Schlegel，August Wilhelm 155 f，195，199，301

Schleiermacher，Friedrich Daniel Ernst 103，183，186-188，216，222，247，343 f

Schlözer，Ludwig 156

Schnepp，Margarethe 421

Schnyder von Wartensee，Xaver 422 f

Schönberg，Arnold 507

Schopenhauer，Adele 37，46，62，69，89，120 f，122 f，126，133，138，147，246，253，258-261，262-265，294，354，358，360，363-371，374，406，416，428-430

Schopenhauer，Heinrich Floris 17 f，20，22-25，29-31，34，36，38，46，60-62，67 f，76，85，86-89，91 f，126，160，173，184，209，252，256，296，430

Schopenhauer，Johanna，geb.Trosiener 17-31，39，41，45 f，50 f，55，59 f，62 f，66，68，73，85-91，107-110，116-129，132 f，135，137-139，142-155，183 f，232，246，248-257，259，261，264，266，295，363，365 f，369 f，410，416，429 f

Schrader，Prof.158

Schröders，Hamburger Familie 55

Schröder，Friedrich Ludwig 44

Schubert，Friedrich Wilhelm 465

Schücking，Levin 259

Schütze，Stefan（Stephan）110，124，127，148

Schulze，Christian Ferdinand 140

Schulze，Friedrich August，s.Friedrich Laun

Schulze，Gottlob Ernst，gen.Aenesidemus-Schulze 161，192，247

Seebeck，Thomas 281，283

Serlo 44

Shandy，Tristram，Titel eines Romans von Laurence Sterne 409

Shakespeare，William 43，73，214，293

Sieveking，Hamburger Handelshaus 37，45

Sieveking，Georg Heinrich 38

Sieveking，Hannchen 46

Sieyès，Emanuel Joseph 35

Sloterdijk，Peter 205，504

Smith，Adam 179

Solger，Karl Wilhelm Ferdinand 218 f，222 f

Sophie 120 f，147

Spinoza，Baruch de 165，308，317，459，462，499

Spontini，Gaspare ［Luigi Pacifico］ 384

Stael-Holstein，schwedischer Gesandter 39，46

Stael-Holstein，Anna Luise Germaine，Baronne de 39，150，186，199，250

»Stechlin«，Roman von Th.Fontane 502

Steffens，Heinrich（Henrik）195，339，341

Stein，Charlotte von 116，250，273

Stein，Heinrich Friedrich Karl，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215，279

Sterling，Charles 260

Sterne，Laurence 58，409

Stirner，Max 444，456

Strauß，David Friedrich 331，333，444-447

Stromeyer 430

Swedenborg，Emanuel 166 f.

Tasso，Torquato，Schauspiel von J.W.von Goethe 271 f

Tauler，Johannes 203

Thekla，Person in Schillers »Wallenstein« 154

Thiersch，Friedrich Wilhelm 412

Tieck，Johann Ludwig 98 f，104，132，145，195，197，200，259，410 f

Tischbein，Wilhelm 45，117

Tizian ［eigentl.Tiziano Vecelli（o）］ 362

Tocqueville，Alexis de 48

Trosinier，Christian Heinrich 21 f，29

Troxler，Ignaz Paul Vital 339

Uncke，Gendarm in Fontanes Roman »Der Stechlin« 502

Varnhagen von Ense，Karl-August 140，216，411

Varnhagen von Ense，Rahel 383

Velikowsky 458

Veronese，Paolo 369

Virchow，Rudolf 490

Voghts，Hamburger Familie 45

Voght，Caspar 45

Vogt 489

Voigt，Christian Gottlob 113

Voltaire，［eigentl.François-Marie Arouet］ 20，62，67，95

Voß，Heinrich 125

Vulpius，Christian August 110

Vulpius，Christiane（spätere Christiane Goethe）113，115 f，124-126，249，273

Wackenroder，Wilhelm Heinrich 98f，101-104，145，200，328

Wagner，Richard 102，328，390，483 f，488，503，507，512 f

Weber，Carl Maria von 290，384

Weiß，Flora 415

Werner，Zacharias 150 f

Werther，Roman von J.W.von Goethe 194，199

Westphalen，Hamburger Handelshaus 37

Westphalen，Johann E.F.36

Wette，s.De Wette

Wieland，Christoph Martin 110，116 f，128，160

Wienbarg，Ludolf ［Pseud.LudolfVineta］ 442

Wiesike，Gutsbesitzer in Th.Fontanes Roman »Der Stechlin« 502，512

Willinck 103

Windischmann，Karl Joseph Hieronymus 301

Witte，Karl 158，361

Wittgenstein，Ludwig 12，213，297，507 f

Wölfling 111，114 f

Wolf，Pius Alexander 249

Wolf，Friedrich August 183 f，186，223，247，267

Wolfart，Karl Christian 384

Wolff，Christian，Freiherr von 165

Yorck，Ludwig Graf 219

Zarathustra，Titel eines Werkes von Friedrich Nietzsche 504

Zuylen，Ada van 5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钦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4

书名原文：Schopenhauer und Die wilden Jahre der Philosophie

ISBN 978-7-5201-9155-5

Ⅰ.①叔… Ⅱ.①吕…②钦… Ⅲ.①叔本华（Schopenhauer，Arthur 1788-1860）-传记 Ⅳ.①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98060号

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

著者/〔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译者/钦文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8.5 字数：459千字

版次/2022年4月第1版 202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9155-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2-1089号

定价/118.00元

读者服务电话：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你最珍视的东西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Fryderyk Chopin

Fryderyk Chopin：A Life and Times

Copyright ©2018 by Alan Walker-Maps copyright ©2018 by Bridget Whittl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and Big Apple Agency，Inc.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为中文版《肖邦：生平与时代》作序，向中国读者介绍此书。毫无疑问，肖邦的音乐不需要过多介绍。如今有不少中国钢琴家活跃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很多在著名的钢琴比赛中折冠夺魁，包括最负盛名的华沙肖邦国际钢琴大赛。

很难想象肖邦会对此作何感想，他十分恐惧这样的大场面，尤其是登台演出，而钢琴比赛核心就是演出。但他也一定会被这些演奏者的极高水准所打动，这些顶尖的年轻钢琴家通过他们精湛的演奏体现了对肖邦音乐的深刻理解。最重要的是，如果肖邦发现他已被奉为乐界先贤，与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和勃拉姆斯等其他浪漫主义作曲家相提并论，他一定会十分惊讶。在肖邦的时代，这种情况似乎难以想象，但如今我们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说，每一本传记中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此话不假。我与肖邦音乐的渊源要追溯到我的童年时期。我在英格兰的一个工业小镇长大，从小学习钢琴，练习肖邦的玛祖卡和前奏曲，对于年幼的钢琴演奏者来说，有一些乐曲并不算难。接触到肖邦叙事曲和谐谑曲之后，我开始学习这些作品的演奏风格，对它们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渐渐地，肖邦的音乐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作为英国广播公司的音乐制作人，我有幸与许多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合作，包括威廉·巴克豪斯、舒拉·切尔卡斯基、路易斯·肯特纳、弗拉多·佩尔穆特和阿图尔·鲁宾斯坦等。在封闭的录音棚里聆听这些钢琴大师的演奏、与他们进行探讨，让我对钢琴演奏和音乐内涵有了更多感悟。尤其是鲁宾斯坦，他让我了解到演奏肖邦作品的理想标准。在那些遥远的岁月里，我学到的东西让我铭记至今。要想把肖邦的作品弹好，就必须要注意音色的美感、织体的清晰，演奏时忠于乐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我克制。对于多数钢琴家来说，最后这一点是最难的。演奏者是为作曲家服务的，而作曲家并不是为演奏者服务的。在最糟糕的演奏中，观众能记起的只有演奏者炫目的技巧。

关于音乐，就谈这么多了。本书是一部肖邦传记，讲述他的生平故事，希望我的序言能让更多中国读者关注此书。肖邦生活中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与他的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论是对于演奏者还是音乐爱好者来说，这些故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早期的肖邦传记中，事实经常被想象取代，为了讲述一个好故事，人们常常不惜牺牲真相。近些年来，一些波兰学者对肖邦的生平，尤其是肖邦在华沙度过的青少年岁月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颠覆性的新结论，您也可以在本书中了解到相关内容。肖邦的音乐能带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妙的世界。我希望读者能从本书中获益、受到启发，加深对肖邦音乐的理解。

艾伦·沃克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 致谢

- 肖邦家谱

- 序言

- 肖邦的家世

- 华沙：童年与少年时期，1810～1824

- 游历波兰：萨伐尼亚的假期，1824～1825

- 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1826

- 华沙音乐高中，1826～1828

- 第一次海外之旅：柏林和维也纳，1828～1829

- 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遥不可及的爱人，1829～1830

- 华沙起义，1830～1831

- 流亡巴黎，1831～1833

- 肖邦与键盘：钢琴界的拉斐尔

- 玛丽亚·沃津斯卡：“我的不幸”，1834～1837

- 英国插曲，1837年7月

- 诋毁与赞美，1833～1838

- 乔治·桑登场，1836～1838

- 马略卡岛上的冬天，1838～1839

- 在诺昂，1839

- 声名鹊起，1839～1843

- 米柯瓦伊·肖邦之死，1844

- 悲伤的结局，1845～1847

- 阴霾渐深，1847～1848

- 英国：日暮穷途，1848

- 肖邦之死，1849

- 尾声

- 附录

- 肖邦作品总目录

- 参考书目

- 索引

致谢

自我提笔撰写《肖邦：生平与时代》一书至今已十年有余。一路走来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无法一一感谢。但我要特别感谢以下这些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很有可能半路夭折、无法完成。

笔者多次造访华沙期间曾得到多位波兰学者的支持与鼓励，在此对他们致以谢意。感谢国家肖邦研究院和华沙肖邦博物馆的院长兼馆长阿图尔·什克莱纳博士允许我进入这两家机构进行研究。他的员工，尤其是马尔钦·孔尼克博士、伊沃纳·沃津斯卡，以及研究院图库的伊莎贝拉·布特凯维奇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他们总会耐心解答我咨询的问题，还会为我端上一杯香气宜人的热茶。我在肖邦博物馆也受到了类似的热情款待，该博物馆藏有许多永久展出的珍贵藏品。我也要感谢博物馆负责人马切伊·亚尼茨基允许我进入博物馆进行研究，感谢玛格达莱娜·库利格为我介绍了馆内档案——在这里我有充分的时间研究一系列珍贵文件，包括肖邦本人的日记、各类音乐手稿以及他14岁时创办并编辑的报纸《萨伐尼亚信使报》。我也不会忘记肖邦出生地热拉佐瓦沃拉纪念馆馆长马丽奥拉·沃伊特凯维奇给予我的慷慨帮助，她毫不吝啬地与我分享关于这栋建筑及周边庄园的历史信息，帮助我避免了一些错误，也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惑。波兰国家版肖邦作品集的副主编帕维乌·卡明斯基非常慷慨地解答了我的问题，也为我提供了一些肖邦乐谱编辑方面的有益见解。我们在华沙见面之前已多次通信，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他对我的作品表现出的兴趣让我心怀感激。我也要感谢弗罗茨瓦夫医学院的塔德乌什·多博什教授，2014年4月肖邦的心脏被从圣十字教堂安放处暂时移出时，他在现场见证了整个过程，他与我分享了他的一些所见所闻。

任何言语都不足以表达我对波兰著名肖邦学者彼得·梅斯瓦科夫斯基的感激之情。他是一个既博学又热心的人，从一开始便十分乐于与我分享肖邦在波兰时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我向他提出了无数个关于肖邦在波兰时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不论这些问题有多么生僻，他总是礼貌又友好地一一为我解答。不仅如此，他还带我造访了青少年时期的肖邦曾到访过的萨伐尼亚和桑尼基，以及华沙城内外与肖邦有关的地方，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波瓦茨基公墓——肖邦的所有直系亲属以及他的诸多好友、同行都长眠于此。最后我们还去了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的狩猎别墅安东宁，肖邦曾到这里做客，与擅长大提琴的亲王和他的家人共同演奏音乐。这些考察也与我经常提到的“传记地理学”的理念十分契合：一定要到自己所写的地方亲眼看一看，避免写出的东西缺乏真实感。

我也十分感谢马略卡岛巴尔德莫萨修道院的肖邦博物馆馆长加夫列尔·克格拉斯·奥林的热心帮助，他为我澄清了1838～1839年那个悲惨的冬天肖邦在马略卡岛上的一些复杂经历。此外，他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普莱耶尔从巴黎运来的那架钢琴的证明文件，我将相关内容写进了“马略卡岛上的冬天”一章。

自从肖邦离开之后，诺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肖邦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几乎已无处可寻。和肖邦决裂后，乔治·桑抹掉了很多他的印迹，剩下的也都被时间冲刷殆尽了。即便如此，对于有意来此探寻的人来说，诺昂依然飘荡着许多昔日的幽灵。走进与老宅一墙之隔的小教堂，看到坚硬的长椅上零星坐着几位做礼拜的人，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体验。过去，当地的工匠们带着家人来这里参加礼拜日的弥撒，他们在这里受洗、结婚，最终被埋葬在旁边的墓地里。1847年5月，正是在这间小教堂里，桑把她的女儿索朗热嫁给了雕塑家奥古斯特·克莱桑热，后来酿成了一场暴风雨。这场风波撕裂了她的家庭，也导致了桑和肖邦的决裂。在本书中，我们也为这个戏剧性的故事留出了篇幅。但在这里，我只想说这些建筑承载了昔日回忆，可能也见证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我对由井丽莎（Lisa Yui）尤其心怀感激。每当我向她求助时，她总能用渊博的学识解答我的问题。她从一开始就为此书做出了许多贡献，帮我解决了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推动着我找到答案，像对待自己的著作一样对待我的这本书。根据当代的研究按首字母顺序整理肖邦作品目录是份极为棘手的工作，在由井博士的帮助下，这份表格最终得以成形。由井博士也为我提供了一些关于卡米耶·普莱耶尔和钢琴家玛丽·莫克的婚姻以及婚姻破裂的最新研究，我将它们写进了“英国插曲”一章中。在撰书早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理查德·齐姆达斯教授和加博尔·切普赖吉教授给予我重要的支持，多年来他们的友好问候也不断地推动这一项目的进展。

肖邦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涉及的文本形式和语言多种多样。伊丽莎白·扎贝克和安娜·彼得罗夫斯卡帮我翻译了大量的波兰语文本，有些文本来自18世纪华沙的报纸，还有些来自认识肖邦的人所写的日记或回忆录。彼得罗夫斯卡女士在我撰书的早期阶段帮我查阅了各类波兰档案，为我解决了诸多问题。多米妮克·卡普利耶则为我查阅了散落在各类文献中的法语翻译，并在原译文欠佳时提出了改进意见。她也负责了大量的文案工作，阅读了全书的打印稿，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就提出了解决方案，展现出了过人的能力。我也要特别感谢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文献研究中心的布里奇特·惠特尔帮我编制家谱、地图、作品清单，并在撰写工作因我糟糕的电脑技术而几乎陷入停滞时帮了我大忙。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够进展下去，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感谢她的同事贝弗利·拜扎。在技术方面，我向来十分愚笨，有时问题积累得越来越严重，迫使我不得不找她帮忙，而她总能为我提供紧急的技术支持。本书中的谱例是由亚历克斯·伯特索斯（Alex Burtzos）嵌入的，他花了大量时间编辑谱例供出版使用。肖邦经常使用特殊的记谱方式，在复制肖邦谱例的过程中，亚历克斯·伯特索斯也从作曲家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工作中展现出了专业风范。

感谢伦敦大英图书馆手稿部的尼古拉斯·贝尔及其他馆员、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音乐部的戴维·普莱拉及其他馆员、纽约摩根图书馆的弗兰·巴鲁利奇及其他馆员、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莉拉·艾奇逊图书馆的简·戈特利布及其他馆员为我提供查看原始手稿的机会。多年来我曾多次造访这些图书馆，工作人员每次都对我和我的工作表现出了大力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

与其他传记作家相比，笔者在记叙肖邦1848年的英国之行，尤其是为期11周的苏格兰之行上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此行是由肖邦的苏格兰学生简·斯特林和她富有的姐姐凯瑟琳·厄斯金安排并资助的。为了探求苏格兰之行背后的更多细节，我前往了爱丁堡的总档案馆、苏格兰国家书馆以及格拉斯哥的米切尔图书馆，获得了馆员的慷慨帮助。我仔细研究了一些资料，包括简和凯瑟琳的遗嘱。遗嘱让我们看到了斯特林家所拥有的财富，也证明了她们确实能在肖邦最后的、贫穷的日子里为肖邦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在此我也要感谢威廉·怀特多年来给予我的支持，他以非比寻常的热情回答了我关于肖邦苏格兰之行的诸多晦涩问题，为我指明了一些很可能会被我忽略的信息来源。他曾多次将我带出常见的误区，引导我走上一条更为正确的道路。他成了我心目中的“苏格兰智者”——他肯定否认我给他起的这个外号，但从他对家乡的深入了解来看，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我也有幸遇到法勒、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arrar，Straus and Giroux）的副总裁依琳娜·史密斯——此书的编辑。她从看到草稿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出了对此书的兴趣，将我列为她的合作作者，并坚持亲自编辑此书。我们的合作进行得非常愉快，完全没有出现作者与编辑间常见的摩擦，她坚定而友好的建议也让我受益匪浅。有编辑如此，夫复何求？

艾伦·沃克

伦敦/华沙

2017年夏

肖邦家谱

序言

当亚历山大看到自己面前广阔的疆域时，他流泪了，因为再也没有能被他征服的地方了。

——普鲁塔克（Plutarch）[1]

I

虽然无法证明，但我可以断言，就在我写下这篇序言的时候，在半径为50公里的范围内，一定有人正在演奏着或者欣赏着肖邦的音乐。我现在正好位于多伦多附近，但不论我把地点换到哪里，这个说法都能成立。不论是纽约、伦敦、柏林、维也纳、莫斯科还是北京，不论在哪个时区里，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有肖邦的音乐。他的音乐让无数听众着迷；世界各地的电台播放着他的作品；即使其他作曲家的唱片销量下降，他的唱片销量也丝毫不受影响；“肖邦音乐会”依然深受人们喜爱，成了音乐厅的固定演出；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肖邦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他是波兰大地最著名的儿子。试问还有哪一个作曲家能够获得这样的称号呢？

音乐学的前浪不断被后浪吞噬。人们一度认为肖邦是一位“沙龙作曲家”，他写的都是玛祖卡、圆舞曲、夜曲这样优美动人的音乐小品，不足以被载入史册。我们的前辈不曾想到，一首只有几分钟长的乐曲（如第28号作品中的一些前奏曲），其音乐内涵竟然比博凯里尼（Boccherini）所有的弦乐四重奏加起来还要丰富。过去，只有创作交响乐、歌剧、清唱剧的作曲家才能被称为“伟大”。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但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II

据说，柏辽兹曾说过：“肖邦从生下来身体就每况愈下。”[2]今天我们依然能在文献资料中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们无法确定肖邦是什么时候感染上的肺结核，导致他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因此而丧命，但他应该很早就患上了这一疾病。他的妹妹埃米莉亚（Emilia）14岁时就因肺结核病逝，多年后他的父亲米柯瓦伊（Mikołaj）也死于这一疾病。肖邦的不少好友和合作伙伴同样被它夺去了生命，包括他的校友扬·马图辛斯基（Jan Matuszyński）和扬·比亚沃布沃茨基（Jan Białobłocki）。不必往远处说，就在肖邦的父母相识相爱并生下肖邦的热拉佐瓦沃拉（Żelazowa Wola），这座庄园的主人卢德维卡·斯卡尔贝克（Ludwika Skarbek）就因肺结核而殒命。在华沙经常与肖邦来往的一些文艺界人士也是如此，包括指挥家、管风琴家威廉·维费尔（Wilhelm Würfel）和诗人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19世纪头十年里，波兰的肺结核疫情十分严重。据估计，在肖邦生活的时代，中欧有1/5的人口患有肺结核，共有几十万人被它夺去了生命。

美国肺病专家埃斯蒙德·朗（Esmond Long）曾提出一个耐人寻味、如今仍不时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肖邦在课上咳嗽的时候，把肺结核传染给了多少个学生呢？”[3]他的学生中至少有两个因为“奔马痨”（这个词生动地描述出了肺结核晚期病情加重时病人的状态）而早逝。保罗·冈斯伯格（Paul Gunsberg）和卡罗伊·菲尔奇（Károly Filtsch）病逝时分别只有12岁和15岁——虽然无法证明他们的病和肖邦有直接联系。[4]但不管怎么说，交叉感染是常有的事。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米柯瓦伊·肖邦家的六个人中，有三人死于肺结核，而另外三人却平安无事呢？肖邦的母亲尤斯蒂娜（Justyna）、姐姐卢德维卡（Ludwika）和妹妹伊莎贝拉（Izabella）都没有出现过肺结核的症状。我们知道每个人对肺结核的抗病能力不同，她们的抵抗力可以长时间保护她们不受肺结核侵害。而且有些感染者可以存活很多年，几乎不表现出什么症状，而有些人则会很快死亡。肖邦和他的妹妹埃米莉亚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埃米莉亚出现肺结核症状后不到两年就病逝了，而肖邦却与病魔缠斗了二十多年。

乔治·桑（George Sand）和肖邦亲密无间地生活了八年，但她也没有患上肺结核。两人在马略卡岛以及后来前往桑在诺昂的乡间别墅短住期间，桑的孩子索朗热（Solange）和莫里斯（Maurice）在肖邦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和他朝夕相处，他们也没有得病。这些情况曾让医生们大惑不解，他们给出的诊断也各不相同。维多利亚女王的医生、1848年曾在英国给肖邦治疗过的詹姆斯·克拉克爵士（Sir James Clark）持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认为肺结核根本不是传染病，而是一种易生病的体质，不会传染给病人的接触者，在本书中我们也认为这是个难以理解的观点。相比之下，在肖邦1838年坎坷的马略卡之旅中为他治疗的几位西班牙医生坚信肺结核具有传染性。截然不同的观点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詹姆斯·克拉克爵士及其支持者主张患者应充分休息，去阳光充沛、气候干燥、空气新鲜的地方生活。他们的口头禅是“去南方”。而为肖邦治疗的西班牙医生做法则极为不同。他们向政府汇报了肖邦的病情，导致他的床褥被烧、家具被毁，由于人们害怕被传染，肖邦只能生活在一种近乎隔离的状态下。肖邦见过了各路医生，也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疗法，包括放血、医蛭、水泡、大杂烩一般的食谱和稀奇古怪的药材。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肖邦在短暂的一生中咨询过的医生足足有33位之多。[5]多年来，跟形形色色的医生打交道花掉了他不少积蓄，这可能也是肖邦有时会缺钱的原因。

那么肺结核对肖邦的创作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有时肺结核给他带来的仅仅是一些不便，他还有精力四处奔走，处理日常事务。但病情严重时，他的日常活动就会陷入停滞。长期乏力、持续咳嗽、喉咙发炎、呼吸不畅、神经疼痛导致他无法正常工作。乔治·桑告诉我们，在从马略卡岛返回西班牙本土的艰难旅途中，肖邦咳出了“一盆一盆的血”。这是他去世前十年的事情。而正是在这最后的十年里，肖邦写出了降b小调和b小调奏鸣曲、《f小调幻想曲》、《幻想波兰舞曲》及《船歌》这样的杰作，这着实令人惊叹。实际上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肖邦上下楼梯都需要男仆帮忙。医生让他服用的各类药物中有用于缓解症状的鸦片制剂，这些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可能也让他无心工作。简而言之，创作对于肖邦而言是件奢侈的事情。

但最终又是创作给他带来慰藉，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肖邦的创作过程通常是缓慢而痛苦的。从手稿上大量的修改痕迹就能看出他内心的激烈挣扎。为了找到合适的结构，有时他会把一个乐句反复修改五六次，结果常常又回到了最初的版本。但研究肖邦手稿时，哪怕是影印本，我们能体会到的那种快乐也是不可否认的。比起盯着冷冰冰的、号称更清晰易读的印刷版乐谱，研读手稿给人带来的满足感是无穷的。手稿体现的是个性。在更悠闲的年代曾被称为“笔迹书法”［比起近些年音乐学界常用的“五线谱笔迹学”（Rastrology）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新词，过去的说法显得文雅多了］的字迹之下隐藏着另一个世界。那里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情感——希望、欢乐、匆忙、闲适、痛苦甚至是狂喜，各种情绪从笔尖宣泄而出，争先恐后地出现在乐谱上，静静等候着诠释者的到来。简而言之，手稿是个好朋友。看到手稿时，我们看到的是作曲家生命的一部分，它在我们的脑海描绘出挥之不去的画面。肖邦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以钢琴为伴（他都是在钢琴键盘上创作的），常常在一页乐谱上花费几周时间，他来回踱着步，因沮丧而折断铅笔。肖邦修改乐谱时，一定要让别人看不出他最初的想法。对于多数作曲家来说，在有问题的地方画一条删除线就足够了，但肖邦不一样，他要把这几个小节都涂黑。

《升g小调前奏曲》（op.28，no.12）手稿

肖邦内心的挣扎无疑与摧残他的疾病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他对完美的追求，这是他一生不曾改变的特点，也是他的一个优秀品质。这个品质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如今肖邦的作品在音乐厅里仍备受欢迎，虽然他的作品总数较少，但他的知名作品的比例比其他作曲家都要高。

III

近些年肖邦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新进展，如果不能反映出这一点，那么就没有必要写这本肖邦传了。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在描述肖邦生平时，不能不参考的一份资料就是乔治·吕班（Georges Lubin）的乔治·桑书信集（共二十六卷），这部权威的资料完成于1995年，为我们厘清了乔治·桑与同时代人物，尤其是与肖邦之间的关系。最著名的乔治·桑传记作家柯蒂斯·凯特（Curtis Cate）的著作同样不能忽略，他细致地调查了几乎所有相关问题，为人们揭开了乔治·桑复杂个性的神秘面纱。在叙述桑和肖邦的恋情时，我引用了上述两位学者著作中的内容，同时也尝试探索这段关系中经常被匆忙敷衍过去的一些问题。除了家人以外，肖邦与桑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近。他与桑的相遇、两人在马略卡岛度过的“蜜月”、在诺昂和巴黎共度的八年时光，还有最终导致关系破裂的那场风波都被人们异常仔细地研究过。早期的乔治·桑传记作家安德烈·莫鲁瓦（André Maurois）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在传记作品中，“主角很容易被大量的文献资料所淹没”。尽管如此，引证出处仍十分重要，因为没有信息的来源，就无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桑生活中的大事件对肖邦的生活有着诸多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候，想要讲清楚肖邦的生平，就不能不提到乔治·桑。

至于肖邦早年在波兰的生活经历，这一研究领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对肖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进行更加完整、准确的梳理。彼得·梅斯瓦科夫斯基（Piotr Mysłakowski）和安杰伊·西科尔斯基（Andrzej Sikorski）的著作为我们了解作曲家早年在华沙的生活经历打开了全新的视野，指出很多人们曾信以为真的事迹不过是传闻和猜想。他们的著作《弗里德里克·肖邦：身世》（Fryderyk Chopin：The Origins，2010）为我们摒弃了不少错误的信息。两位学者对教堂保存的出生、婚姻和丧葬记录，以及财产抵押合同、银行账户、波兰和法国多个城镇乡村的地方档案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因此他们的著作对于肖邦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彼得·梅斯瓦科夫斯基后来的研究《肖邦的华沙》（The Chopins’ Warsaw，2013）也同样重要，它带我们走进了肖邦家庭核心成员的生活，让我们以一种全新视角窥见了肖邦一家人在波兰首都的日常生活。撰写肖邦传记时，几乎不可能不参考这些材料，本书的前几章也引用了其中的内容。

肖邦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很容易辨认，他们在所有正统的肖邦传记中都有出现。青少年时期的肖邦在波兰有很多朋友，其中包括华沙中学的同学扬·马图辛斯基、多米尼克（多穆希）·杰瓦诺夫斯基（Dominik Dziewanowski）、扬（亚希）·比亚沃布沃茨基、尤利安·丰塔纳（Julian Fontana）及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Tytus Woyciechowski）。肖邦早期的第二号作品《“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就是献给沃伊切霍夫斯基的。但我们对这些年轻人实际上又有多少了解呢？翻阅一本又一本的肖邦传记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他们来去匆匆，没能给我们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但对肖邦而言，他们都是极为重要的朋友。此外还有在华沙中学教过肖邦的老师，包括绘画老师齐格蒙特·沃格尔（Zygmunt Vogel）教授、化学老师约瑟夫·斯克罗茨基（Józef Skrodzki）教授、历史和古典文学老师瓦茨瓦夫·马切约夫斯基（Wacław Maciejowski），还有最重要的学校校长塞缪尔·林德（Samuel Linde）博士，他也是编纂了波兰第一本词典的著名语文学家。从华沙中学毕业后，肖邦进入了华沙音乐高中，这一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音乐高中创始人兼校长约瑟夫·埃尔斯纳（Józef Elsner）。他们都是肖邦传记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从肖邦后来的评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十分敬重这些老师，也感谢他们给予他的优质教育。但要真正了解这些人物，我们经常要对一些普通读者很难找到的、晦涩难懂的资料进行深入的挖掘。至于其他，所有历史都是传记。在本书中我尝试为其中的一些人物赋予他们自己的形象，写出他们的“短篇故事”，也许这样不仅能让他们的形象生动起来，也能将肖邦的形象衬托得更鲜明。

IV

肖邦的书信仍是我们了解他生平及作品的主要信息来源。实际上只有借助书信，我们才能理清肖邦日常活动的时间线。虽然肖邦不像舒曼和柏辽兹这两位专业音乐批评家那样在遣词造句上十分讲究，但他的书信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无法从别处获得的宝贵信息。肖邦不以文学家自居，也从没想过自己的书信会被全世界的读者阅读。他写信不是为了流芳百世（比如李斯特有时就会修改书信的草稿），而是尽其所能回复来信者提出的事宜。但他的书信风格十分有趣，能把我们带进他的世界。给家人或波兰朋友——沃伊切赫·格日马瓦（Woyciech Grzymała）、尤利安·丰塔纳、约瑟夫·埃尔斯纳等人——写信时，他会自然而然地使用波兰语。给其他人写信时，他会使用从少年时期就熟练掌握的法语。一个显著的例外是肖邦给父亲米柯瓦伊·肖邦写信时也用法语，虽然他们在家里说波兰语，法国出生的米柯瓦伊也会说波兰语，即便带有明显的口音。在华沙中学读书时，肖邦学习过意大利语、德语和英语，但他没有用后两种语言写过信。肖邦很乐于向亲密的朋友表达内心深处的感受。而面对其他人时，他则会有所防备，戴上礼貌客套的面具，很少表露真实想法。肖邦极具讽刺天赋，对于他不喜欢的人，或是在他看来虚伪的人，他总会毫不留情地挖苦一番。他也喜欢讽刺那些虚荣的大人物，有时他在书信边缘画的一些人物卡通速写比文字更有力地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肖邦也时常会展现出荒诞的幽默感。十四岁时他便模仿保守派的《华沙信使报》（Warsaw Courier）创办了自己的讽刺报纸《萨伐尼亚信使报》（Szafarnia Courier），报道自己在萨伐尼亚地区马佐夫舍村度假时的乡间生活，无拘无束的幽默语言和滑稽可笑的“新闻报道”让人难以相信它们出自一个少年之手。肖邦钟爱双关语，经常妙语连珠，即便在身体不适和面对死亡时也是如此。

这些第一手资料是那些从小就认识肖邦并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提供给我们的。在欧根纽什·斯克罗茨基（Eugeniusz Skrodzki）、欧斯塔黑·马里尔斯基（Eustachy Marylski）、约瑟夫·西科尔斯基（Józef Sikorski）的短文中，他们对肖邦及其家人的回忆是我们很难从别处找到的。肖邦的教父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Fryderyk Skarbek）写过一本重要的自传，书中他对肖邦家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宝贵的信息。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也大量参考了以上著作及其他波兰语资料，以便更全面地描绘出肖邦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肖邦不怎么喜欢写信。他的回信经常拖很久，有时一封信要写好几天。短的信只有一两行，用以确认这样或那样的预约及社交活动。肖邦现存最长的一封信有将近六千个单词，花了他一周的时间才写完。这封信是1848年8月中旬肖邦到达苏格兰不久后写给家人的，信中详述了他在英国列岛暂住的经历。他将这份旅行日志托付给身在巴黎的朋友沃伊切赫·格日马瓦，请他“像对待我最伟大的作品一样”对待它，并将其转寄给华沙的家人。[6]目前保存下来的肖邦书信大约有八百封，但这可能只是他所有书信中的一小部分。曾经在人们手中流传的肖邦书信很多都已下落不明，没能被保存下来成为学术资料。肖邦生活的时代正值欧洲革命，而且肖邦去世后许多掌握这些书信遗产的人对它们毫不重视，这些都导致了重要信件的遗失和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费迪南德·赫西克（Ferdynand Hoesick）在他的重要著作《肖邦书信汇编》（Chopiniana）的前言中提到了这个令人惋惜的情况：

奇怪的是，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和约阿希姆·勒莱韦尔（Joachim Lelewel）这些名人的书信都被当作重要遗迹或传家宝虔诚地保存着，肖邦的书信却未能得到人们的善待。拥有书信的人没有妥善保管它们，这些珍贵的信件被“借走”，却从来没被归还。最后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肖邦给托马什·涅德茨基（Tomasz Nidecki，肖邦在华沙中学的一位师兄）写了一系列的信，最后只有两封被保存了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他的信都被“借走”或送人了。[7]

赫西克没有说明可以由此得出什么令人沮丧的结论，那么我们来说明。写传记需要的重要资料很多都已遗失，因此很有可能我们根本无法写出一部权威详尽的肖邦传记。学术界最不喜欢的就是空白的领域，因此猜测、假说纷纷涌入以填补空白，从肖邦咽气的那一刻起，这便成了肖邦研究注定面临的命运。

迄今为止最完整且我们不得不依赖的一部肖邦书信集是三卷册的《弗里德里克·肖邦书信集》（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Chopin），由波兰学者布罗尼斯瓦夫·叙多（Bronisław Sydow）和他的合作者苏珊·谢奈（Suzanne Chainaye）及丹尼丝·谢奈（Denise Chainaye）编著，于1953～1960年出版。这部书信集实际上是肖邦波兰语信件的法语翻译，波兰语信件收录于叙多本人的两卷册《弗里德里克·肖邦的书信》（Korespondencja Fryderyka Chopina，1955）。出版之后的六十年里，虽然此书有着一些人们公认的缺点，但没有一个肖邦传记作家能绕过它。现在，这部书信集正逐渐被注释版波兰语书信集替代，它正在华沙大学的支持下由一系列杰出波兰学者编纂出版，主编为索非娅·赫尔曼（Zofia Helman）、兹比格涅夫·斯科夫龙（Zbigniew Skowron）和汉娜·弗鲁布莱夫斯卡-斯特劳斯（Hanna Wróblewska-Straus），完成后共三卷。撰写此书时，波兰语版书信集只出版了前两卷，涵盖了肖邦1816～1839年的书信。

V

肖邦的传记，或者说任何作曲家的传记，都为人们带来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研究一个人的生平对理解这个人的音乐有多大帮助呢？对此人们持有两种针锋相对、难以调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作曲家的生平和音乐作品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活，作曲家们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因此它们一定带着作曲家的生活印记，反映了他们的欢乐、悲伤、成功和不幸。所以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对于演奏者和听众都是如此。

另一种观点认为音乐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好坏与创作者没有关系。音乐如同数学方程式，不受世间万物的影响，与它的创造者毫无关联。我们不需要知道它的创造者是谁。抛开作者生平，音乐作品依然可以很好地展现其价值。因此，寻找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重建这种世俗的关系就显得徒劳无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乐成了一个无题之解。进一步说，传记成了一座通往虚无的桥。

我们很容易看出肖邦的情况验证了以上哪种观点。他的生活和音乐似乎在两个相互平行的平面上展开，完全没有交点。肖邦的练习曲、前奏曲、夜曲、玛祖卡和波兰舞曲似乎非凡尘之物，如此超凡脱俗。就连他的叙事曲——虽然这个名字让人感觉它一定是“关于”什么的——也未能透露任何让大多数人感到值得去了解的秘密。曾有很多人尝试将肖邦的乐曲与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史诗联系起来。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势必要对这些独一无二的音乐作品进行削足适履的解读，将乐曲生搬硬套地嵌入诗人碰巧编织出来的故事中去。

多数肖邦同时期的作曲家——如柏辽兹、李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都喜欢为他们的音乐配上画面、诗歌或有寓意的名字，试图向听众“解释”乐曲的内涵。那是个标题音乐大行其道的时代，艺术的统一成为当时的流行理念。相比之下，肖邦几乎可以被称为这段音乐史上的另类——他是一位言行一致的古典作曲家，在喧嚣的浪漫主义中踽踽独行。虽然这个说法与肖邦是“浪漫主义钢琴王子”的普遍观点不同，但它确实经得起推敲。肖邦对标题音乐十分不屑。罗伯特·舒曼曾就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一首第2号作品”）写过一篇著名的评论，从肖邦对这篇评论的反应就能看出他对标题音乐的态度，这篇评论不仅让肖邦出了名，也让肖邦笑出了声。[8]舒曼称他在这部作品中听出了音乐主题的出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第一段变奏讲述的是唐璜向迷人的泽林娜求爱，第二段是“一对情侣彼此追逐，一路欢笑”，而降b小调的慢板变奏在舒曼看来则代表了诱惑的场景。这些解读出乎了肖邦的意料，因为他在创作时并没有想到过这些画面。但此事的后续也值得一提，因为它为我们解开了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谜题。舒曼的文章见报后不久，肖邦就给他的朋友、这部作品的受题献者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写信说他收到了一篇关于变奏曲的乐评，让他捧腹大笑。

几天前我收到了一份十页的评论，是卡塞勒（Cassel）的一个德国人写的，评论里充满了赞美之词。在冗长的前言之后，作者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地对乐曲进行了分析，说它不是一首普通的变奏曲，而是一幅了不起的画卷。他说第二段变奏是唐璜和莱波雷洛到处游荡，第三段是他亲吻了泽林娜，左手表现出了马塞托的愤怒——他说柔板第五个小节里的降D代表唐璜亲吻泽林娜。普莱特（卢德维克伯爵）昨天问我这个降D在哪里，我要被这个德国人的想象力笑死了。[9]

人们曾认为这篇“分析”也是出自舒曼之手，因为它的风格和舒曼已发表的那一篇如出一辙。如今我们知道这位“卡塞勒的德国人”是弗雷德里希·维克（Friedrich Wieck），舒曼未来的岳父，当时他正好陪着天才女儿克拉拉路过华沙，享受着女儿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的首次巡演给他带来的荣耀。维克为这首变奏曲折服，把它加入了克拉拉的演出曲目中，还亲自把这篇评论寄给了肖邦。后来他蛮横无理地说这首乐曲是因为他女儿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才出了名。[10]因此，对于我们经常在文献资料中看到的“降D代表唐璜亲吻泽林娜”的说法，我们只需知道肖邦对这类评论的嘲讽态度以及对这种解读的反感，就知道这不过是个荒诞不经的说法。

VI

肖邦作为钢琴演奏家的声誉似乎很难说清。他一生只举行了不到20场公开演出，一般只演奏自己的作品，只有一两场除外。早年间他在华沙、维也纳、慕尼黑和巴黎举行过大型公演，后来也曾在爱丁堡、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演出。规模最大的一场是他去世之前几个月在曼彻斯特举行的演出，共有1200名观众到场听他演奏。但肖邦是个不愿登台的演奏家。他曾向李斯特承认：“我不适合办音乐会，我会怯场。人们的呼吸让我窒息，好奇的眼神让我动弹不得，陌生的面孔让我说不出话。”[11]

他演奏的声音微弱，无法撑起大型音乐厅的场面。但这绝不是他虚弱的身体状况造成的。肖邦对那个时代强力度的演奏家嗤之以鼻，经常说他们使用蛮力发出的粗暴声音像是愚蠢的犬吠。他天生喜欢声音的细腻变化和丰富色彩。海涅将他称为“钢琴界的拉斐尔”，恐怕没有比这更巧妙、恰当的说法了。音色清脆悦耳的普莱耶尔钢琴是他的画板，让他尽情挥洒出彩虹般绚烂的色彩。肖邦发现了普莱耶尔钢琴后，就再也没离开过它。肖邦在华沙和巴黎贵族家的沙龙里演奏时感到最自在，听众都是他熟悉的上流人士，他们围在钢琴旁陶醉地欣赏他的演奏。在回顾这样的场景时，李斯特略带讽刺地将其称为“肖邦教会”，把听众称为前来做礼拜的信徒。尽管如此，肖邦在一些场合的演奏被传为佳话，查尔斯·哈雷（Charles Hallé）、费迪南德·希勒（Ferdinand Hiller）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等著名音乐家也曾为肖邦的演奏深深迷醉。但并非所有人都为肖邦所折服。据说西吉斯蒙德·塔尔贝格（Sigismond Thalberg）听完肖邦的音乐会后，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叫嚷着他需要听一些噪音。他抱怨说自己一整晚听到的都是弱音，“现在，为了平衡，我需要一点强音”[12]。《法国通讯》（Le Courrier français）的乐评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肖邦］演奏的魅力是微观上的。只有坐在钢琴旁边的听众才能最好地欣赏到他的才华。”[13]

VII

肖邦对同时期音乐作品的冷漠态度经常引起人们的讨论。舒曼和门德尔松的音乐无法打动他，他认为这样的音乐还不如不存在。柏辽兹的音乐让他困惑。至于李斯特的音乐，肖邦几乎到了鄙视的地步，虽然他承认李斯特在钢琴演奏方面的绝对地位。他倒是十分尊敬贝多芬，但也从不像19世纪其他音乐家那样，对这位音乐大师赞不绝口。我们知道他曾演奏过贝多芬的第26号作品“葬礼”奏鸣曲，也在学生的要求下教授过他们一两首其他奏鸣曲。但他承认在19世纪30年代听到哈雷演奏《降E大调奏鸣曲》（op.31，no.3）之前，自己一直认为这部作品“非常庸俗”，这件事就可以充分说明他的态度。[14]1845年人们在德国波恩（Bonn）举行贝多芬像揭幕仪式来纪念这位作曲家75周年诞辰时（数百名音乐家出席了这一活动），肖邦也收到了邀请，但他对此事的唯一评论是：“你们猜我会不会去！”[15]肖邦最欣赏的两位作曲家是巴赫和莫扎特，肖邦对巴赫的作品究竟有多少了解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布莱特克普夫与黑特尔音乐出版社的巴赫作品集纪念版是肖邦去世之后才出版的，而且他在崇尚天主教的波兰可能从来没听过这位新教音乐大师所作的康塔塔和弥撒曲。但我们知道肖邦最熟悉的一部巴赫的作品是《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他在少年时代就熟练掌握了其中很多曲目，成年后还能背谱演奏。对此我们必须要感谢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他唯一的钢琴老师沃伊切赫·日维尼（Wojciech Żywny），另一位是后来他唯一的作曲老师约瑟夫·埃尔斯纳。肖邦对莫扎特的了解则是另一回事了。肖邦十分熟悉他的钢琴奏鸣曲和一些室内乐［尤其是《E大调钢琴三重奏》（K.542），他曾公开演奏过这部乐曲］，对他的歌剧的热爱也是无条件的。莫扎特的歌剧中，肖邦最喜欢的一部可能是他少年时代就听过的《唐璜》。他也喜欢《安魂曲》，在巴黎曾两次观看演出，包括1840年法国为拿破仑皇帝举行国葬时的公演。可能就在第二次听到《安魂曲》时，他产生了让人在自己的葬礼上演奏这部乐曲的愿望，最终他的朋友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肖邦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人们公认的。斯克里亚宾（Scriabin）、德彪西（Debussy）和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都承认受到过肖邦的启发。如果乐曲背景中没有“革命”练习曲的映衬，斯克里亚宾著名的第8号作品《升d小调练习曲》就会变得难以想象。而德彪西12首练习曲标题页上的正式题词（“以此纪念弗里德里克·肖邦”）也无法掩盖这些乐曲与肖邦音乐在织体上的相似性，这样的联系在乐曲中随处可见。普罗科菲耶夫承认在创作第三交响曲“火天使”（The Fiery Angel）中的谐谑曲时，他的直接灵感来源就是肖邦《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中的终曲。没有肖邦的先例，加布里埃尔·福莱（Gabriel Fauré）无法写出他的船歌、夜曲和叙事曲。拉威尔也对肖邦无比景仰，这一点从他为纪念肖邦100周年诞辰而写的颂文中就能看出。[16]我们也不应忘记还有无数作曲家为肖邦极强的个人魅力所折服，模仿大师的风格创作了他们自己的作品。其中的一位代表是费利克斯·布卢门菲尔德（Felix Blumenfeld）——海因里希·涅高兹（Heinrich Neuhaus）和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的老师，他的作品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因此被称为“俄国的肖邦”。

VIII

人们常说评论肖邦的音乐并非易事。阿图尔·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曾说，听肖邦的作品感觉就像回家一样——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似乎也让进一步的讨论变得毫无意义。尽管如此，现有的评论文章大体可以分成两派，两派都声称自己有着“正统”的血统，但他们的主张却大相径庭。“风花雪月”派历史悠久，吸引了不少著名作家加入，但并非所有评论者都具备音乐知识。不论诗歌多么优美，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作者的自述，基本属于作者对音乐魅力的有感而发——这种魅力也是它吸引人的主要原因。而大约一个世纪前由胡戈·莱希滕特里特（Hugo Leichtentritt）开创的“深入分析”派[17]近些年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如今该学派为专门创造出来的术语和无比复杂的图表所累，而这些东西与他们要描述的音乐有时也关系甚微。除此之外，任何试图通过解构来分析肖邦音乐美妙之处的做法都注定会失败，这跟拆开钟表了解时间的本质没什么区别。

由于众说纷纭，即便想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简单梳理，传记作家也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恰当地将肖邦的生平组织起来，使得叙述既反映出这个话题的复杂性，又能让普通读者读懂呢？也许我们可以借用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一句妙语：“传记写作有三条法则，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三条。”决定将“生平与时代”作为本书的主题后，我承认自己最终选择了一条不无问题的老路。但鉴于以往的肖邦传记很少涉及时代背景，因此这是个有待填补的空白。肖邦在波兰和法国生活时经历的政治、军事、社会动乱必然会对他产生影响。他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是1830～1831年他在异乡遥遥观望的波兰革命，另一次是1848年他亲历的法国革命。那时的欧洲战场上尸横遍野，报纸上充斥着大屠杀的新闻。霍乱的暴发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迫使幸存者大规模地逃离欧洲城市，包括巴黎。不论以何种标准而言，这些都是灾难性的大事，但在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净化版的肖邦传里，它们却频频被忽略。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肖邦享誉全球的音乐使人们对他的生平充满兴趣——这也是让传记作家笔耕不辍的最根本原因。当我们不断被他的叙事曲、谐谑曲、夜曲、波兰舞曲、玛祖卡以及他体裁多样的所有其他作品吸引时，便会自然而然地思考那些经久不衰的问题：这些音乐的创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和谁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样的环境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让它们被唤醒，又是什么让它们再次沉睡？人们需要答案，于是传记作家拿起了笔。对肖邦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他的作品和性格如此紧密地编织在了一起，成为彼此的延伸。没有了他的音乐，这个被剩下的躯壳将很难引起我们的关注。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以肖邦的生平事迹为切入点，由此引出对音乐的评论，尽管这样的取舍必然会让一些人感到些许遗憾。

[1] 《名人传》，第八卷。

[2] 这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可能是人们对他的一句话（“然而，肖邦已经在音乐界消失很久了”）的误读，原句出自他在1849年10月27日的《辩论杂志》（Journal des débats）上发表的肖邦讣告。

[3] LHT，p. 18.

[4] SHC，p. 152.

[5] 每位医生的姓名及大约的治疗日期详见SHC，pp. 153-54。

[6] CFC，vol. 3，p. 381；KFC，vol. 2，p. 262（所有肖邦的波兰语书信均出自此资料）。

[7] HFC，pp. iv-v.

[8] AmZ，1831年12月7日。

[9] CFC，vol. 2，p. 43；KFC，vol. 1，p. 201.

[10] 在发表之前，这篇评论曾被AmZ退稿。因此维克把它寄给了肖邦，无疑是想获得他的肯定。最后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凯西利亚：音乐世界杂志》（Caecilia：Eine Zeitschrift für die musikalische Welt，vol. 14，1832）上。当维克尝试把文章翻译成法语并在《音乐评论》上发表时，肖邦提出了反对意见，拒绝“为这个没头脑的德国人牺牲自己的音乐原则”。亨利·普莱曾茨（Henry Pleasants）在MWRS（pp. 17-18）中对这件事进行了精彩的概述。

[11] LC，p. 84.

[12] MMML，pp. 75-76.

[13] 1841年5月10日刊。

[14] HLL，p. 35.

[15] CFC，vol. 3，p. 201；KFC，vol. 2，p. 137.

[16] 《音乐通讯》，1910年1月1日。

[17] 《肖邦音乐作品分析》（Analyse von Chopin’schen Klavierwerke），第二卷，柏林，1921～1922。

肖邦的家世

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

——威廉·华兹华斯[1]

I

1787年，一个16岁的年轻人——尼古拉·肖邦（Nicolas Chopin）离开他的出生地法国，不远千里穿越欧洲，来到了波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在猜测他这样做的原因，直到近现代谜团才被解开。这个年轻人与自己的过去完全决裂，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也从未向自己的孩子们提起过法国那些出身卑微的亲戚。尼古拉·肖邦热情地拥抱波兰，将波兰视为自己的祖国。他对波兰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后来他的家庭正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感情的影响才会那样团结。我们现在知道尼古拉·肖邦1771年4月15日出生在法国洛林省（Lorraine）一个名叫马兰维尔（Marainville）的村庄。但如果不是因为他晚年从华沙炮兵与军事工程学院（School of Artillery and Military Engineering in Warsaw）的法语教授岗位上退休时，必须填写相关信息才能领取退休金，这些信息和与他卑微出身相关的细节我们可能都无从知晓。在申请表中，他不仅说明了自己出生于马兰维尔，也提到他的父亲是弗朗索瓦·肖邦（François Chopin，1738～1814），母亲是玛格丽特·德弗兰（Marguerite Deflin，1736～1794）。由于当时华沙被俄国统治，这份文件也一直隐藏在俄国的档案中，直到1925年才重见天日[2]。有了这些信息，只需要查阅马兰维尔的出生和死亡登记簿，就可以补全整个故事了。我们了解到尼古拉的父亲是一个车轮匠，除了尼古拉以外，他还有两个孩子——安妮（Anne，1769～1845）和玛格丽特（Marguerite，1775～1845），她们是弗里德里克·肖邦（Fryderyk Chopin）的姑姑。肖邦的家世背景中，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点就是，虽然后来肖邦在巴黎声名大噪，但与他相距不到300公里的两位老太太却对这位出名的侄子一无所知，而肖邦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两个姑姑。弗朗索瓦·肖邦退休后就不再做车轮生意了，而是成了一个葡萄酒酿造商。巧合的是，尼古拉·肖邦退休后也开始种植葡萄，虽然波兰的气候并不太适合葡萄生长。他还经常向已经出名的儿子炫耀他在新爱好方面有多么成功。

马兰维尔，这个尼古拉长大的地方，跟波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从1737年路易十五将洛林和巴尔公爵的头衔授予他的岳父，也就是被废黜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Stanisław Leszczyński），一大批波兰贵族带着他们的家人背井离乡，聚居在了洛林。1772年，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几个传统敌对国家第一次瓜分后，洛林的波兰人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很快，洛林就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波兰移民社区，在这里波兰的语言和风俗随处可见。1780年，马兰维尔庄园被米哈乌·扬·帕克（Michal Jan Pac）伯爵——一位波兰贵族——买下。就是在这里，10岁的尼古拉引起了庄园经理人亚当·韦德利赫（Adam Weydlich）的注意，这个波兰经理人有一位知书达理的妻子，名叫弗朗索瓦丝（Françoise），出生于巴黎的她对尼古拉悉心培养，教他待人接物，送他去学习长笛和小提琴，因此后来尼古拉可以相当熟练地演奏这两样乐器。尼古拉也研读伏尔泰的作品，晚年仍喜欢引用伏尔泰的名句。这些对于尼古拉来说都是十分优越的条件。他天性勤勉、忠诚、节俭，而这些品质也伴随了他一生。由于身边的人都说波兰语，尼古拉到了15岁左右可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波兰语。1787年帕克伯爵去世，庄园和周边的土地也被卖掉来偿还他的债务，而韦德利赫一家，也许是由于担心即将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乱，带着尼古拉回到了波兰。年轻的尼古拉在韦德利赫的哥哥弗朗齐歇克（Franciszek）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弗朗齐歇克是华沙一家所谓的骑士军官学校（Knights’ School）里的德语和拉丁语教师。以往人们认为，尼古拉刚到华沙的几年里曾在帕克伯爵生前所拥有的一家烟草厂做会计，因为以前韦德利赫经常让尼古拉处理帕克伯爵庄园里的事情，他掌握了记账和商业交易的相关知识，所以他从事这样的工作显然是合理的。但近些年来，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另一种记载得更为明确的说法。1788年2月，韦德利赫在《华沙公报》（Warsaw Gazette）上刊登了一则告示，称将开办一所寄宿女校，开设法语课程。我们了解到弗朗索瓦丝·韦德利赫夫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她看出尼古拉流利的法语是他的（也是他们的）巨大优势，认为17岁的尼古拉有成为法语教师的潜力。尼古拉最初的两个学生是亚当·韦德利赫的孩子——亨里卡（Henryka）和米哈乌（Michał）。不久后，10岁的扬·德凯尔特（Jan Dekert）也成了尼古拉的学生，而且尼古拉和他的家人建立起了深厚友谊。德凯尔特后来成为一位神父，在1844年5月尼古拉去世的时候，作为主教的扬·德凯尔特在葬礼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从他的致辞里我们也了解到了尼古拉刚到波兰时的一些重要经历。[3]

在1787年那个动荡不安的秋天，当尼古拉·肖邦走下公共马车时，迎接他的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英国旅行作家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e）曾对当时的华沙进行过一番生动的描述。这个城市里聚居着乌克兰人、立陶宛人、俄国人、犹太人，当然还有波兰人。考克斯对于这样一个仅有不到7万居民的城市里居然有着“如此之多的外国人”感到惊讶不已。这个由相互隔离的群体所构成的不稳定混合体被考克斯生动地称为“永不熔化的大熔炉”——总是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受到一点刺激就能爆发。而在华沙动荡的历史中，处处都存在着这样的导火索。考克斯写道：

整个城市都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富有和贫穷、奢侈和潦倒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个不幸的国家里随处可见。街道很宽敞，但是铺砌得坑坑洼洼；教堂和公共建筑宏伟壮观；贵族的官邸数不胜数、富丽堂皇；但是大多数的民居，尤其是郊区的民居，都是简陋寒酸的木屋。[4]

远在异国他乡的尼古拉也曾认真考虑过是否应该回到法国去，但他自己说当时疾病缠身，两次都没有成行。所以他留了下来，与韦德利赫一家生活在一起，在学校里教了四年法语。当时，波兰的时局愈发动乱，也正是在此时四年议会（Great Sejm）召开了，1791年颁布了著名的《五三宪法》，承诺给波兰人更多基本的自由权利，这部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1788年的美国宪法。在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大潮下，尼古拉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波兰语的米柯瓦伊（Mikołaj），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因此我们在叙述中也将使用这个名字。他之所以决定留在波兰，是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假如回到洛林，他可能会被法国军队征兵。在仅存的一封他写给父母的书信中，尼古拉/米柯瓦伊写道：“仅为了从军而离开这里，即便是为我的国家效忠，我仍会感到遗憾。”[5]写下这些文字时的他并不知道，仅仅三年后，他便加入了华沙的民兵组织，带领支队与波兰士兵并肩作战。

179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的俄国入侵波兰，镇压不断壮大的民族独立运动，并与普鲁士联手又一次瓜分了波兰，将波兰的新宪法撕了个粉碎。波兰人起义反抗压迫者，并在波兰民族英雄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将军的带领下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在马切约维采（Maciejowice）一场关键的战役中（1794年10月10日），柯斯丘什科受伤被俘。[6]波兰人打了几场断后战役之后，便撤退到华沙的郊区维斯瓦河（Vistula）右岸的普拉加区（Praga），在那里采取了守势。11月3日，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将军率领一支17000人的军队抵达了普拉加郊外，发起了猛烈的炮火攻击。这让波兰人以为苏沃洛夫准备进行旷日持久的围攻，但俄国人却在夜色的掩护下对波兰人发起了奇袭。普拉加战役就在次日，也就是11月4日的凌晨3点打响。就在俄国军队肆虐前夕，米柯瓦伊·肖邦和他的支队受命前往城中另一个位置驻守，因此躲过了之后的屠城。俄国军队无视苏沃洛夫将军的命令，在城里展开了暴虐行为，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至普拉加区沦陷时，有2万名男女老少惨遭屠杀。这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成为波兰历史上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正如苏沃洛夫将军后来所写的，“整个普拉加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7]。他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汇报战果时，仅用了三个词，即“全胜——普拉加——苏沃洛夫”。叶卡捷琳娜大帝以同样简洁的形式回复了他：“了不起，陆军元帅，叶卡捷琳娜。”苏沃洛夫因为这场在历史上被称为“普拉加大屠杀”的战役而被授予元帅军衔，这件事也成为他和他所指挥的俄国军队名誉上的污点。至此，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作为后来者，奥地利也分得了一杯羹）三面包围，这场起义难逃失败的命运。1795年，波兰被第三次瓜分，波兰这一主权国家在地图上消失了。直到1919年签订《凡尔赛条约》，波兰主权才得以重新建立。1807年，拿破仑对他的领土进行了一点调整，设立了华沙公国（Duchy of Warsaw），弗里德里克·肖邦就出生在这里。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战胜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了所谓的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Kingdom），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没有主权的附庸国。几年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封为波兰国王，会议王国完全落入了俄国的统治之下。波兰著名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将当时的波兰称为“上帝的游乐场”，这个令人感到绝望的描述恐怕再合适不过了。

II

波兰艰难坎坷的历史是这个民族难以忘怀的伤痛，有几十万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用鲜血浸染了这片土地。因此讲述肖邦的生平事迹时，不免要提到这动荡的年代。从肖邦的童年到青少年时期，他身边就有无数人在争取波兰主权的长期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少年轻人加入了拿破仑的波兰军团，并在1812年与他的大集团军并肩对抗俄军，肖邦从小就是听着这样的事迹长大的。拿破仑攻占莫斯科时，一共有98000名波兰士兵与法国人并肩作战。维斯瓦地区的波兰轻骑兵是拿破仑进入莫斯科的先锋队，同时是他被迫撤退时的断后军。波兰军团的98000人中，只有26000人最终回到了家乡。[8]战后的几代人时常能在华沙的街道上看到这些老兵——马切约维采、奥斯特罗文卡（Ostroleka）和博罗季诺（Borodino）战役中的幸存者——他们缺胳膊少腿，手上和脸上布满了刀疤，似乎是在不断提醒着人们波兰所遭受的苦难。正如这个年代的所有波兰儿童一样，小肖邦也对这样的景象十分熟悉。老兵中最著名的一位是约瑟夫·索文斯基（Józef Sowiński）将军，他在1812年的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后来安装了义肢帮助他走路。这位民族英雄被亲切地称为“木腿老兵”。他在1831年的波兰起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同年秋天的华沙保卫战中牺牲。肖邦在他的“斯图加特日记”中缅怀了索文斯基，将他称为“那位值得尊敬的爱国者”。

1795年波兰被第三次瓜分之后，所有不确定因素都被引燃。韦德利赫的学校关门之后，米柯瓦伊也不得不自食其力，四处奔波，在华沙给几个富裕的波兰家庭当法语家教，以维持生计。1797年，他搬到了卡利什（Kalisz）地区，他作为家庭教师的好名声开始流传开来。次年他搬到了马佐夫舍（Mazovia）地区的萨伐尼亚村（Szafarnia），在家境优渥、拥有大量地产的杰瓦诺夫斯基（Dziewanowski）家担任住家家教，并与这家人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多年之后弗里德里克·肖邦还同父亲一起去萨伐尼亚过暑假。）后来，米柯瓦伊又去了切尔涅沃（Czerniewo）庄园，在富有的翁钦斯基（Łączyński）家做家教。这家人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拿破仑的情妇、拿破仑之子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Alexandre Walewski）的母亲——玛丽·瓦莱夫斯卡（Marie Walewska）。1802年，米柯瓦伊在华沙西边约60公里的热拉佐瓦沃拉谋得了一个新职位，为卢德维卡·斯卡尔贝克伯爵夫人的五个孩子做家庭教师，至此，他的早期事业告一段落。

III

鉴于卢德维卡·斯卡尔贝克伯爵夫人（1765～1827）和她的孩子们对于肖邦一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有必要对这位夫人多介绍几句。卢德维卡·斯卡尔贝克出生在托伦（Toruń），父亲是当地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名叫雅各布·芬格（Jakub Fenger）。由于家境殷实，她受到了卡茨佩尔·斯卡尔贝克（Kacper Skarbek）伯爵的求婚。据记载，卡茨佩尔·斯卡尔贝克是一个游手好闲、一心想要攀龙附凤之人，他给卢德维卡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幸。卡茨佩尔出现的时候，就背负着不光彩的历史，债台高筑。还不到18岁时，他就诱拐了一名名叫尤斯蒂娜·东姆布斯卡（Justyna Dąmbska）的年轻姑娘并跟她结了婚，但婚后没几年便抛弃了她，给她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群堵着门的债主。大约在1789年，这场婚姻被宣告无效。[9]卡茨佩尔将卢德维卡视为他的救命稻草，而结果证明他找对了人。在1791年的大婚之日，卡茨佩尔的新岳父雅各布·芬格偿还了他的所有债务，拿出了一大笔钱作为嫁妆，并在波兰西部的莫泽罗沃（Modzerowo）买下两个庄园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们。而卡茨佩尔却劣习难改，他与卢德维卡又生了五个孩子，肆意挥霍得到的财富，过着“富贵而奢靡”的生活，后来他逃到海外躲债，在债主们追不到的波兹南大公国（Grand Duchy of Poznań）定居下来。[10]饱受煎熬的卢德维卡向新教教会申请了离婚（她从小就是路德宗信徒），1806年获得了批准。这时卢德维卡已经41岁。但她有着过人的聪明才干，也继承了父亲的商业头脑。1798年她的父亲去世后，为避免卡茨佩尔的债主上门追债，她开始以自己的名义购买庄园，其中包括在1799年买下的热拉佐瓦沃拉庄园。

卢德维卡的几个孩子刚搬到热拉佐瓦沃拉的新家时都才不到10岁，他们分别是：弗里德里克·弗洛里安（Fryderyk Florian，1792～1866）、安娜·埃米莉亚（Anna Emilia，1793～1873）、阿纳斯塔齐-特奥多（Anastazy-Teodor，1795～1812）、米乌哈（Michał，1796～1834）和卡齐米日（Kazimierz，约1800～1805）。米柯瓦伊·肖邦到来之后不久，他们就被这位身材瘦削、气质坚定、黑头发、深色眼眸、喜欢引用伏尔泰名句的法语家教折服。他沉着又权威，善于激发孩子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因此很快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在波兰语和法语的双语授课之后，米柯瓦伊时常会带着他们走出门，坐在宅子附近高大的栗子树下，给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波兰的历史故事。有时他们也会沿着穿过庄园的乌特拉塔河（Utrata）散步，探索当地的地理环境，记录附近的鸟类和植物。有时他们会在老水车旁边稍作停留，顺便讨论一下水力的奇妙之处，以及如何利用水力改善庄园的经济状况。

米柯瓦伊的话题从不会过于艰深，孩子们可以轻松地与这位年轻的老师一问一答地讨论。渐渐地，米柯瓦伊被视为斯卡尔贝克家中的一员；他会与伯爵夫人和孩子们一起用餐，成为庄园里受人爱戴的权威人士。他从不把自己的学生当作小孩子，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因此也受到了学生们的无限崇敬。米柯瓦伊与卢德维卡的长子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的情谊尤其深厚，米柯瓦伊培养了他的才智，后来他不仅成为一名学者、华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成为弗里德里克·肖邦的教父。

卢德维卡伯爵夫人喜欢邀请她华沙的朋友来热拉佐瓦沃拉参加周末的聚会。与波兰其他的大庄园一样，音乐会是斯卡尔贝克家中常见的消遣活动，在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之后，庄园主们会邀请朋友和邻居到家里来做客，为他们安排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也许就是受到了这样的邀请，1805年，当时刚成立的华沙中学（Warsaw Lyceum）的校长塞缪尔·博古米乌·林德（Samuel Bogumił Linde）博士出现在了热拉佐瓦沃拉，与米柯瓦伊·肖邦成为朋友，并看中了他的学生——当时还是青少年的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多年前卢德维卡伯爵夫人曾在托伦做过林德的学生，她自然也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够得到老师的教导。几个月后，在米柯瓦伊的帮助下，年轻的斯卡尔贝克通过了华沙中学的入学考试，成为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多年之后，当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回顾自己在热拉佐瓦沃拉度过的那段幸福安宁的日子时，也向曾经的导师表达了敬意，将他的人格魅力写进了回忆录里：

米柯瓦伊·肖邦成了我的老师，我搬进陌生的新家后一直承蒙他关照。在给我和弟弟们上了几年课之后，他被聘为华沙中学的法语教师，并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领取退休金。当时多数的法语家教都是移居法国的波兰人，或是放弃了神职的牧师，会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带上一条不适合波兰的教育道路。但肖邦不一样，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来到了波兰，曾在同乡开办的一家位于华沙的烟草工厂做文员或会计。[11]他既不崇尚共和党夸夸其谈的自由理念，也没有法国移民的固执偏见，更不是对君主和教堂有着偶像式崇拜的保皇派。他是一个高尚、正直的人，投身于波兰青年人的教育事业，从不试图将他们变成法国人或给他们灌输当时法国的主流价值观。他在波兰受到了热情款待，找到了合适的谋生之道，因此他对波兰人心怀尊敬和感激，致力于将波兰人的后代培养成有用之才，以此来报答他们。他在我们国家定居多年，与多个波兰家庭建立起了深厚情谊，特别是因为他娶了一位波兰姑娘，通过婚姻的纽带……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波兰人……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一直是我本人和我家人的挚友，直至他去世。在他的启蒙下，我产生了对知识的渴望，所以当我进入学校学习时，这种求知欲给我带来的心智上的整体发展比任何专业性的训练都要有益。[12]

1805年，卢德维卡5岁的儿子卡齐米日夭折，这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打击。而此时卢德维卡刚刚被卡茨佩尔·斯卡尔贝克抛弃，急需找一个人帮助她操持家业。当听说她的一个庄园里工作了多年的管理员雅各布·克日扎诺夫斯基（Jakub Krzyżanowski）去世并留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尤斯蒂娜时，卢德维卡为她提供了容身之所，让她来热拉佐瓦沃拉担任女管家，在这里尤斯蒂娜遇到了米柯瓦伊·肖邦。尤斯蒂娜·克日扎诺夫斯卡当时24岁，因为家中没有地产，所以（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被认为很难嫁出去。米柯瓦伊也已经35岁，是个彻头彻尾的单身汉，因此卢德维卡为尤斯蒂娜和米柯瓦伊做了媒，两人初次会面后不到一年便结婚了。

IV

肖邦的母亲特克拉·尤斯蒂娜·克日扎诺夫斯卡（Tekla Justyna Krzyżanowska）与卢德维卡一家关系并不一般，她被当作家人一样平等对待。因此人们猜测两家有些亲戚关系，但并无证据可以证明。一些波兰学者苦苦寻找证据，但并没有发现两家有这样的联系。与常见的说法不同，尤斯蒂娜家与斯卡尔贝克一家并无血缘关系。[13]只能说尤斯蒂娜身上体现出了很多传统美德，使得她在卢德维卡家颇受重视。她精打细算，性情温和慈爱，是一个出色的女管家。当代的一些研究者说她有着亚麻色头发、宝蓝色眼睛，长相属于典型的波兰人——从目前仅存的一幅绘制于她47岁的画像来看也确实如此。尤斯蒂娜颇具音乐天赋，歌声优美，可能钢琴弹得也不错，可以给米柯瓦伊的长笛伴奏。她的歌声应该是肖邦在婴儿时期最早听到的声音之一。她最爱的一首歌是波兰歌谣《月亮升起来了》（Już miesiąc zeszedł），这段旋律后来被肖邦用到了他青年时期的作品《波兰民歌幻想曲》（op.13）中。

尤斯蒂娜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教徒，会定期去教堂礼拜，这是她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指南，也不免对她的孩子产生了影响。她去 克拉科夫郊区（Krakowskie Przedmieście）的加尔默罗会天主教堂礼拜时经常会带上肖邦，让肖邦跪在她的长椅前“谦卑而虔诚地”[14]读祷告词。肖邦深爱着母亲。多年之后乔治·桑发现肖邦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就是尤斯蒂娜。据说在临终的几小时前他还呼唤着母亲。

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的婚礼于1806年6月28日[15]在热拉佐瓦沃拉教区布罗胡夫村（Brochów）的圣洛克和施洗者圣约翰罗马天主教堂（Roman Catholic Church of St. Roch and John the Baptist）举行。教堂的登记簿上有这样一条记录：

本人，伊格内修斯·马里扬斯基（Ignatius Maryański），教区助理神父，已在三个礼拜日的礼拜仪式上向会众宣读婚礼预告，并未在教规中发现有关禁止单身汉米柯瓦伊·肖邦先生——热拉佐瓦沃拉的家庭教师，与未婚女子尤斯蒂娜·克日扎诺夫斯卡（娘家姓）结婚的内容，因此根据本教堂的仪式，在弗朗齐歇克·格雷姆贝茨基（Franciszek Grembecki）先生和卡罗尔·亨克（Karol Henke）先生的见证下，合法宣布两人婚约成立，并祝福他们。

婚礼之后，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住进了庄园里一个简朴的小屋，这是卢德维卡为两人准备的。小屋类似一个平房，周围的绿树掩映着白墙。房子距离斯卡尔贝克的宅邸不远，这样尤斯蒂娜可以继续管理庄园的事务，米柯瓦伊也可以继续辅导斯卡尔贝克家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房屋里，1810年3月1日晚上6点，肖邦出生了。虽然肖邦只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前7个月，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国家级纪念馆。

肖邦在四年前他父母结婚的地方——布罗胡夫的圣洛克和施洗者圣约翰罗马天主教堂接受了洗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教区神父将肖邦的出生日期错误地写成了“2月22日”。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肖邦和他的家人都说他的生日是3月1日，也一直在这一天为他庆祝生日。我们也可以在他的书信中找到充分的证据。[16]受洗证明上写着：

1810年4月23日，本人，前文所述［布罗胡夫的助理神父约瑟夫·莫拉夫斯基（Józef Morawski）］，为用水（ex aqua）进行了洗礼的婴儿弗里德里克·弗朗齐歇克主持了洗礼仪式，孩子出生于2月22日，父母分别是法国人米柯瓦伊·肖彭（Choppen）［误］及其合法配偶尤斯蒂娜·克日扎诺夫斯卡（娘家姓）。教父和教母是：切普林内村（Ciepliny）的弗朗齐歇克·格雷姆贝茨基先生以及热拉佐瓦沃拉的未婚女伯爵安娜·斯卡尔贝克（Anna Skarbek）。

这里的拉丁语ex aqua值得我们注意，指的是在此之前家人曾用普通的水为婴儿进行了洗礼。这种“紧急洗礼”通常是当新生儿生命垂危，又无法及时找到神父洗礼而进行的。这样的仪式可以由任意一位基督徒进行，到教堂进行“正式洗礼”之前无须进行声明。对比肖邦的出生证明和受洗证明，可以看出正式洗礼被拖延了几周，可能意味着肖邦出生之后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卢德维卡伯爵夫人的两个孩子成了肖邦的教父和教母，再次体现了两家之间的亲密关系。肖邦的名字是以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的名字命名的，洗礼时弗里德里克身处巴黎，由弗朗齐歇克·格雷姆贝茨基代表出席，而肖邦的中间名也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肖邦的教母是斯卡尔贝克伯爵夫人17岁的女儿安娜·斯卡尔贝克。洗礼当天出具的出生证明上也再次出现了错误的出生日期。

热拉佐瓦沃拉的肖邦出生地；照片（约1932年）。房子前边的锥形建筑物是肖邦纪念碑，1894年在俄国作曲家米利·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的推动下揭幕

热拉佐瓦沃拉的肖邦出生地；照片（约1932年）。房子前边的锥形建筑物是肖邦纪念碑，1894年在俄国作曲家米利·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的推动下揭幕

1810年4月23日，下午3时。本人，布罗胡夫的教区神父、华沙行政区索哈切夫区（Sochaczew）布罗胡夫代理登记员特此证明，米柯瓦伊·肖宾（Chopyn）［误］，40岁，居住于热拉佐瓦沃拉，向我展示了一个男婴，该男婴于今年2月22日下午6时出生在家中，是他与28岁的配偶尤斯蒂娜·克日扎诺夫斯卡（娘家姓）的孩子，他希望给孩子起名为弗里德里克·弗朗齐歇克（Fryderyk Franciszek）。在热拉佐瓦沃拉居民、38岁的庄园管家约瑟夫·维日科夫斯基（Józef Wyrzykowski）和40岁的弗里德里克·格斯特（Fryderyk Geszt）的见证下，米柯瓦伊做出了上述陈述并向我展示了孩子。孩子的父亲和两位见证人在阅读本出生证明后声称他们具备读写能力。我们签署了该文件。

布罗胡夫教区神父、代理登记员扬·杜赫诺夫斯基（Jan Duchnowski）神父

父亲 米柯瓦伊·肖邦

米柯瓦伊·肖邦为什么会在出生日期错误的证明上签字仍是个未解之谜。有人认为米柯瓦伊签名的时候文件上的详细内容还没有写完整——不协调的签名位置也证明了这一点。米柯瓦伊的名字被写错了两次，出生证明上写的是“肖宾”，而洗礼记录上写的是“肖彭”，可见主持的神父多少有些马虎。[17]

V

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还有另外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卢德维卡·玛丽安娜（Ludwika Marianna，1807～1855）是肖邦家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她是以教母卢德维卡·斯卡尔贝克伯爵夫人的名字命名的。1807～1808年，正如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由于不断有军队经过，国家动荡不安”，斯卡尔贝克和肖邦两家人临时前往华沙避难，因此卢德维卡·玛丽安娜出生在华沙，而非热拉佐瓦沃拉。在几个孩子中，她的行为举止、逻辑表达与父亲最相似。卢德维卡最早在一所私立女校上学，这所学校由博古米瓦·维武茨卡（Bogumiła Wiłucka）女士开办，位于华沙的新斯维亚特街（Nowy Świat）。长大后她通晓多门外语，对艺术，尤其是诗歌和音乐，也有着高雅的品位。她将意大利语的《圣维罗尼卡传》（Life of Saint Veronika）译成了波兰语。她的著作《约齐奥的旅行》（Józio’s Journey）以斯卡尔贝克伯爵夫人孙女的视角记录了肖邦一家在杜什尼基-兹德鲁伊（Duszniki-Zdrój，德语为Bad Reinerz）小住的经历。这部游记也成了肖邦传记作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卢德维卡极具音乐天赋，她会弹钢琴，也会作曲。她18岁时就创作了一首让肖邦都为之折服的玛祖卡，肖邦认为这是“她的完美之作，华沙人很久没有听过这样的玛祖卡了，在玛祖卡中无出其右”[18]。肖邦与卢德维卡的感情最深。在肖邦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卢德维卡前往巴黎陪在他床边，悉心照料，直到他去世。后来也是卢德维卡将肖邦的心脏带回了华沙，最终这颗心脏被安放在圣十字教堂的柱子中。

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安布罗日·米罗斯谢夫斯基（Ambroży Mieroszewski）绘（约1829年）

卢德维卡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波兰爱国主义的熏陶。她是波兰女子慈善协会（Polish Ladies Benevolent Society）中的一位“同志”，该协会的会长之一就是卡塔日娜·索文斯卡（Katarzyna Sowińska，在1830～1831年起义期间保卫华沙的约瑟夫·索文斯基将军的妻子）。该协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为受沙皇压迫而流离失所、勉强维持温饱的人提供经济救助。但她们还有一个秘密使命，那就是让消极抵抗的星星之火继续燃烧下去。该协会位于华沙气派的克拉科夫郊区大街，据记载13岁的弗里德里克·肖邦也曾在这里参加过几次慈善“音乐晚会”。卢德维卡经常光顾卢什切夫斯基（Luszczewski）家的沙龙，当时首都华沙的文学精英经常在这里聚会，而他们热烈的讨论也总是离不开政治话题。

卢德维卡在1832年11月嫁给了约瑟夫·卡拉桑提·英德热耶维奇（Józef Kalasanty Jędrzejewicz，1803～1853）博士，此人是华沙玛丽蒙特农林研究所（Marymont’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的行政法学教授，婚礼的地点正是布罗胡夫的圣洛克教堂——她父母结婚以及肖邦受洗的地方。两人结合后生育了4个孩子，分别是亨里克（Henryk）、卢德维卡、弗里德里克和安东尼（Antoni）。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两人的婚姻并不美满。卡拉桑提对家庭生活的要求和他对学术的要求一样高。严谨的性格让他成为一名好律师，却没有成为一个好丈夫，而卢德维卡一直在苦苦挣扎着挽救这场婚姻。虽然并无太多证据可以证明，但似乎卡拉桑提把出名的肖邦一家视为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他似乎对肖邦这位有名的小舅子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在肖邦临终之际，他对妻子和肖邦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我们会在后边详细讲述。

肖邦家的第三个孩子尤斯蒂娜·伊莎贝拉（Justyna Izabella，1811～1881）是在肖邦一家定居华沙之后出生的。据肖邦自己说，尤斯蒂娜是几个姐妹中跟他长相最相似的一个。她成长在有名的姐姐和哥哥的阴影之下，因此很少引起肖邦研究者们的注意。我们认为她与姐姐上的是同一所学校，米柯瓦伊·肖邦聘请来给寄宿生上课的家教老师可能也教过她，其中有一位叫安东尼·巴钦斯基（Antoni Barciński，1803～1878），他原本是数学老师，后来成了督学，1834年与伊莎贝拉结了婚。两人结婚后没有生育子女。伊莎贝拉和姐姐卢德维卡一样是波兰女子慈善协会的成员，同时为华沙孤儿和贫困儿童慈善协会（Orphans and Poor Children of the Warsaw Charitable Society）工作，该协会主要为十一月起义失败后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帮助。伊莎贝拉对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836年她出版了一部关于手工艺人的两卷本著作，名为《沃伊切赫先生：作品与经济》（Mr. Wojciech，an Example of Work and Economy），是她与卢德维卡合作完成的。作为肖邦家几个孩子中最健康、最长寿的一位，伊莎贝拉从去世的家人手中获得了大量与肖邦有关的物品，到了晚年她也成了肖邦生平事迹资料的主要提供者。作为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伊莎贝拉合法继承了肖邦的遗产。她不辞辛劳地宣传着哥哥的作品，但拒绝从中获利。

卢德维卡·肖邦；安布罗日·米罗斯谢夫斯基绘制的油画（1829年）

埃米莉亚（Emilia，1812～1827）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她出生的时候非常虚弱，家人一度怀疑她可能活不下来。和哥哥一样，埃米莉亚在华沙出生后三周多，家人用普通的水为她进行了紧急洗礼。埃米莉亚挺了过来，但身体一直不太好。直到1815年6月14日，在两岁半的时候，她才在华沙的圣十字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Cross）接受了正式的洗礼。14岁时，她因肺结核去世。在肖邦家的几个孩子中，埃米莉亚似乎是最早熟的。据卡齐米日·沃依齐茨基（Kazimierz Wóycicki）回忆，埃米莉亚11岁时就抄写了伊格内修斯·胡姆尼茨基（Ignatius Humnicki）的悲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全书。我们发现两年后她还帮助卢德维卡翻译德语儿童作家克里斯蒂安·戈特蒂尔夫·扎尔茨曼（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的长篇小说。埃米莉亚从小就喜欢诗歌和其他文学，经常把自己的幻想编织成小故事和小短剧。小故事通常都采用寓言的形式，可见她受到了波兰著名儿童作家克莱门蒂娜·坦斯卡（Klementyna Tańska）的影响。在暖洋洋的夏日里，她会坚持走到花园，坐在花丛边，在微光闪烁的维斯瓦河畔给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读故事。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千零一夜》，但她的朗读经常被阵阵咳嗽打断，有时由于体力不支，她会被带回家休息，直到康复才能再次出门。她苍白的脸、“天使般明亮的双眸”、红红的高颧骨以及柔弱的身姿似乎都预示了她夭折的命运。他和弗里德里克以过家家的方式创办了“文学娱乐协会”，弗里德里克是会长，她是书记。他们的作品之一是用韵文写成的滑稽喜剧《误会：被当成了小丑》（The Mistake，or The Presumed Joker）。在1824年12月6日米柯瓦伊·肖邦的命名日，两人将这部剧作为惊喜礼物表演给父亲看。弗里德里克出人意料地表演了一个肥硕的市长，而埃米莉亚则演他幽灵般的女儿。肖邦研究者安德烈·克拉维耶（André Clavier）专门为埃米莉亚写了一本书，最后也毫不令人意外地将埃米莉亚称为“含苞待放的天才”。

伊莎贝拉·肖邦；安布罗日·米罗斯谢夫斯基绘制的油画（1829年）

说起肖邦家庭里其乐融融的气氛，没有什么比孩子们为父母准备的贺卡更能体现这一点了。他们在花边精美的羊皮纸上用铜版花体字认认真真地写上祝语，签好名字，在父母的生日和命名日送上祝福。6岁的肖邦为父亲命名日所写的贺卡尤其感人：

在您命名日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亲爱的爸爸，也让我送上我的祝福。愿上帝保佑您生活幸福，远离烦恼。这是我最真诚的祝愿。

F.肖邦

1816年12月6日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很多年，最精彩的一个生日祝福是1826年4月17日四个孩子在父亲55岁生日时献上的一首诗[19]。原诗是波兰语韵文，这里我们翻译成了散文。

埃米莉亚·肖邦：象牙片上的水彩画，佚名绘

亲爱的父亲：

等不到天明，等不到破晓，您的孩子们已热切地期待为您送上内心已掩藏不住的祝福。但是，亲爱的父亲，生日的祝福年复一年，今天又能有什么新奇的呢？感恩和学识会随着时间增长，但爱却是恒久不变的。让我们省去赘言，愿全能的上帝保佑您。

埃米莉亚·肖邦

伊莎贝拉·肖邦

弗里德里克·肖邦

卢德维卡·肖邦

每逢佳节，家庭音乐会是必不可少的，一家人会读读诗，演一出短剧，给孩子们一个展示才艺的机会——这几个孩子的才艺可真不少。圣诞节和新年是最热闹的，像所有波兰家庭一样，尤斯蒂娜会准备传统美食，全家人互送礼物，唱起颂歌。肖邦应该没有读过华兹华斯的名句——“我们幼小的时候，周围是天国祥云”，但他一定会对这句话产生强烈共鸣。在最后的岁月里，身在异乡之时，肖邦所有的精神慰藉都来自童年的回忆。

“亲爱的父亲”，6岁的肖邦在父亲命名日送上的祝福（1816年12月6日）

VI

1810年，肖邦出生后不久，我们发现塞缪尔·林德博士再次出现在了热拉佐瓦沃拉，这次他来是为了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华沙中学的法语讲师夏尔·马埃（Charles Mahé）一病不起，并且没有好转的迹象。新学年将近，林德急需找个人来接替他的职位。他想起了斯卡尔贝克家孩子们的法语家教，也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伯爵一直赞不绝口的导师。米柯瓦伊会同意接受这份工作吗？刚开始米柯瓦伊有些犹豫，因为他的孩子还小，不太想举家搬出热拉佐瓦沃拉这个熟悉的地方，尤其有传言说现任法语教员可能会康复起来。但当林德向他保证这是一个长期的职位，并承诺在中学所在地萨克森宫（Saxon Palace）给他们一家提供住所时，重返华沙这件事就成了一个难以抵挡的诱惑。米柯瓦伊离开波兰首都已经15年了（除了偶尔回去），他确实有些想念华沙。此外，他也知道华沙能给他的家人提供更好的条件。所以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花了整个夏天将家里的所有东西搬到了市中心。到了9月，一切都安顿了下来。

[1] 引自威廉·华兹华斯《不朽颂》（“Ode：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2] 由波兰学者斯坦尼斯瓦夫·佩斯维特-索乌坦（Stanisław Pereświet-Sołtan）发现。巴黎肖邦协会（Paris Chopin Society）会长爱德华·冈什（Édouard Ganche）在1927年1月15日的《波兰》（La Pologne）上发表了一些发现，人们才了解到这一信息。

[3] 德凯尔特的悼词手稿藏于华沙肖邦博物馆，索引号M/393。

[4] CTP，vol. 1，p. 150.

[5] CFC，vol. 1，p. xlix. 1790年9月15日书信。

[6] 他被囚禁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也许因为他是一名美国公民（因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而被授予的荣誉），同时也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他并没有被处决。他的伤口渐渐痊愈，并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死后，被叶卡捷琳娜的儿子沙皇保罗一世赦免。他回到美国，与托马斯·杰斐逊交往甚密。此后柯斯丘什科仍为波兰的事业奋斗，回到法国，并接受拿破仑的邀请参与策划对抗俄国的战役。1817年，柯斯丘什科去世后，他的遗体被送往克拉科夫，人们为他举行了民族英雄的葬礼，将他埋葬在克拉科夫大教堂波兰国王的墓地中。

[7] MRCG，p. 446.

[8] 由于波兰士兵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拿破仑曾说800个波兰士兵可以对抗8000个敌人。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上时，他留在身边的护卫都是波兰轻骑兵。

[9] 从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卡茨佩尔的长子、肖邦的教父）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这个姑娘的母亲难以接受女儿奉子成婚，许下了一个毒誓：“要是我踏进我女儿家一步，就让狗把我吃了吧。”而现实有时比小说还魔幻，她居然一语成谶。婚礼之后大约一年，这位母亲屈服了，同意去小两口家过复活节。在乘雪橇走在附近冰封的荒野上时，她得了重病，还没等到达两口子在伊兹比察（Izbica）的家，就死在了路上。她的遗体被放在了一个寒冷的客厅里，与复活节的食物放在了一起。当天半夜几只野狗被火腿的香味吸引，从窗户跳了进来，咬掉了她的脸颊。SPFS，p. 30，另见 MCW，p. 22。

[10] SPFS，p. 8.

[11] 米柯瓦伊·肖邦曾在烟草厂附近居住，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说，他并没在那里工作过。烟草厂是一间济贫院，也是一个监狱，里边的人“靠出卖劳动力赚钱”。MSFC，p. 160.

[12] KCOL，p. 6，另见SPFS，pp. 8-11，87-88。

[13] MSFC，p. 68.

[14] MSFC，p. 38.

[15] 正确，见MSFC，p. 166。

[16] 1833年，肖邦被选为巴黎波兰文学协会会员时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他声明自己出生于1810年3月1日（pp.235-36）。肖邦给F.-J.·费蒂斯提供的出生日期也是这一个，收录于费蒂斯的《音乐家传记词典》（1836年）中。肖邦的亲朋好友也给出过相关的确凿证据。肖邦去世后，简·斯特林曾在1851年3月1日给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有一天他跟我说：‘我的母亲，也就是说我的家人，女主人［乔治·桑］和你，都知道我的生日，而你记得我的生日。’”GSFC，p. 127.

[17] 也有人提出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这些文件是仪式举行完几个月后才录入教堂记录中的，也许布罗胡夫教堂是为了以此掩饰登记工作上的失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肖邦出生的年份就变成了1809年。关于肖邦真实的出生年份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玛里奥拉·沃伊特凯维奇（Mariola Wojtkiewicz）在WZW（pp.57-62）中详尽地汇总了各方资料。

[18] CFC，vol. 1，p. 44；KFC，vol. 1，p. 60.

[19] 米柯瓦伊认为他的生日是1770年4月17日，实际上是4月15日。

华沙：童年与少年时期，1810～1824

愿你心中常记民族性、民族性，还是民族性。

——斯特凡·维特维茨基致肖邦[1]

I

1810年10月1日，肖邦出生7个月后，米柯瓦伊开始在华沙中学担任法语助理教师。当时他们的公寓还没有准备好，因此一家人在克拉科夫郊区大街的扬·伯姆公馆（Jan Böhm House）住了一段时间。[2]1811年7月9日，伊莎贝拉在这里出生。直到1812年的夏天，肖邦一家才搬进萨克森宫。11月9日，肖邦最小的妹妹埃米莉亚出生了。为了补贴微薄的收入，养活家中不断增加的人口，米柯瓦伊开办了一所专收男生的寄宿学校，在公寓隔壁的房间为学生提供食宿，同时为他们进入华沙中学学习做准备。由于经营有道，寄宿学校的声名很快就传了出去。尽管住宿费高达每年4000兹罗提，比很多波兰家庭的年收入还要高[3]，波兰的贵族家庭还是争先恐后地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对于天资聪颖的学生，如果家长无法支付全部费用，学校也可以适当降低一些学费。寄宿学校的收入不是个小数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肖邦家能承担得起奢侈的海外之旅，到西里西亚的巴特·赖纳兹和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度假。肖邦离开波兰到海外定居之后，米柯瓦伊也能毫不费力地为肖邦提供大笔资金。他还把不少钱借给了家里的朋友，包括安东尼·沃津斯基（Antoni Wodziński）和米哈乌·斯卡尔贝克——两人后来都没有把钱还上，后者自杀的时候还欠着米柯瓦伊23000兹罗提，而且没在遗嘱里提到还钱的事。但不论按什么标准来说，肖邦一家都算是富裕的。

米柯瓦伊是个尽职尽责的老师，1814年6月1日他晋升为法语语言及文学正教授。此外，从1812年1月1日开始，他还担任了炮兵与工程军官学校的法语讲师。

华沙中学是由出生于普鲁士的塞缪尔·博古米乌·林德博士一手创办并经营的，1804年至1831年学校存续期间，他一直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林德是一位著名的字典编纂家，他编纂了第一部六卷册的国家级波兰语词典。林德来自托伦，从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zig）的神学专业毕业之后定居在了华沙。尽管林德完全成了一个波兰人，但他一直没能改掉普鲁士口音，常被他的波兰学生（一般是私下里）拿来开玩笑。华沙中学开设的课程十分全面，不仅有人文学科——以外语、历史和古典文学为主——还有理科及相关学科，如算术、几何、化学和植物学。在1822年的期末典礼上，他在讲话中强调学校的宗旨是“塑造人格与心灵”，并推崇教育“让人受益终生”的理念，因为“一个高尚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公民”。学校要求学生穿着军装风格的校服，长度及膝、腰部系带、有肩章装饰的浅蓝色长大衣，搭配饰有白色裤线的裤子，以及黑鞋和军帽。学生们穿着这种令他们看起来像木偶的制服，走在华沙的街上十分显眼。肖邦在校期间可能也曾穿过这种与他不太搭调的服装。

1817年，波兰军队的总司令康斯坦丁大公（Constantine Grand Duke）买下了萨克森宫，把这里改为总指挥部，并将宽敞的萨克森广场作为部队的阅兵场。因此华沙中学搬到了卡齐米日宫（Casimir Palace），这时学校已有600多名学生。肖邦家在宫殿的住宅区分到了一处住所，位于右侧配楼三层，并把寄宿生也带到了这里。肖邦家的寄宿生人数没有少过6个，最多的时候能到10个，其中有欧斯塔黑·马里尔斯基（Eustachy Marylski）、彼得·杰瓦诺夫斯基（Piotr Dziewanowski）、多米尼克（多穆希）·杰瓦诺夫斯基、尤利安·丰塔纳、扬（亚希）·比亚沃布沃茨基和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他们大多成了肖邦一生的挚友。在同一栋配楼里住着的有中学的教授、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家人，有些在附近另一栋配楼里新成立的华沙大学工作。约瑟夫·斯克罗茨基教授是肖邦家的一个近邻，他的儿子欧根纽什（笔名维利斯瓦夫）后来记录了与肖邦家相处时的温馨细节。在斯克罗茨基楼下，二楼住着林德校长、他的妻子卢德维卡和两个女儿。一楼住的是尤利乌什·科尔贝格博士一家。科尔贝格在华沙大学理学院教制图学和地形学，他的儿子威廉（威卢希）与肖邦成了好朋友，肖邦有一首早期的波兰舞曲就是献给他的。科尔贝格旁边住的是诗人卡齐米日·布罗津斯基（Kazimierz Brodziński）一家。欧根纽什·斯克罗茨基说在米柯瓦伊·肖邦教导下，学生能够培养出礼貌得体的举止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他相信一个品行不端的人获得再多奖章也无用。”[4]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也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一点，他说那些有幸在肖邦家寄宿的学生后来无一例外都有所成就，并且对米柯瓦伊心怀感激。

随着米柯瓦伊逐渐富裕起来，他买了一架布赫霍尔茨（Buchholtz）三角钢琴。肖邦在波兰生活时，这架钢琴一直是他的最爱。他少年时期的作品——从g小调、降B大调波兰舞曲到e小调和f小调钢琴协奏——都是在这架钢琴上创作的。最终这件乐器在1863年的起义中被俄国士兵损毁。

II

这时弗里德里克的钢琴演奏已经开始引人注目了。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总是乐于邀请邻居们参加家里的聚会，并让弗里德里克在聚会上展示才艺，因此他在卡齐米日宫就已经有了一群现成的观众。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肖邦大约在4岁的时候开始跟着母亲尤斯蒂娜学习钢琴。据说肖邦一听到钢琴的声音就大哭了起来——仿佛是在琴声里听到了祖国的声音——他也会在姐姐卢德维卡上钢琴课的时候央求着爬到琴凳上，与姐姐一起坐着，键盘发出的声音是如此令他着迷，引得他尝试着去触碰那些神奇的琴键。在肖邦的传记中总能看到这样动人的传说，有不少类似的故事在肖邦的家族里世代流传着。不论真实情况是否如此，肖邦确实很快就超过了卢德维卡。到了他6岁的时候，不论尤斯蒂娜准备教他什么，他都似乎早就学会了。这时候，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觉得应该给肖邦找一位专业的老师了。

他们选择了沃伊切赫（阿达尔伯特）·日维尼［Wojciech（Adalbert）Żywny］，一位60岁的波希米亚音乐家。日维尼早年间来到波兰，在卡齐米日·萨皮耶哈（Kazimierz Sapieha）亲王的宫廷里做小提琴乐师。萨皮耶哈宫廷日渐衰败，波兰第一次被瓜分之后，日维尼搬到了华沙，但由于学小提琴的学生不多，他也教起了钢琴来维持生计。他出现在肖邦的生活中时，已是一名颇受欢迎的音乐教师，受到了华沙众多上流家庭的尊敬。在此之前日维尼就会定期到肖邦家去，给卢德维卡上课，同时米柯瓦伊也聘请他给寄宿生上音乐课。[5]日维尼是巴赫的拥趸，强调用这位复调大师的作品为学生打下坚实基础。这样的练习让肖邦受益终生，巴赫的48首前奏曲与赋格也伴随了他一生。日维尼本人也许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演奏者，在小提琴和钢琴方面都是如此，但这一点被他的教学才能所弥补，他能够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年少的学生们。

日维尼是个古怪的人，文献资料中有很多故事体现了他的奇特。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对日维尼的描写中，欧根纽什·斯克罗茨基的人物速写大概是最好的，同时构成了其他版本的基础。欧根纽什·斯克罗茨基经常看到日维尼出入肖邦家。

日维尼是个典型的老传统，如今已经看不到这种人了。他的鼻子特别大，由于鼻烟吸得过多，从年轻时他的鼻子就是紫色的。日维尼对鼻烟很上瘾，以至于他的鼻子、下巴、白领带、马甲、大衣的领子上都落满了烟灰。甚至连他匈牙利款式的靴子上也都是鼻烟……烟灰还经常会落在钢琴键盘上。他学生的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被日维尼碰到过之后都会染上伯纳丁（Bernardine）廉价烟草的浓重气味。除了带着一个装着半斤鼻烟、盖子上绘着莫扎特或海顿画像的大鼻烟盒以外，日维尼还会随身带着一支铅笔，用来在乐谱上做标记，也常常用来敲学生的指关节……[6]

日维尼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黄色的假发时常半耷拉着，他走在华沙的鹅卵石街道上时一定非常显眼。有人说他最爱穿的颜色是绿色，不仅是外套，连裤子也是这种显眼的颜色。他也喜欢穿颜色各异的马甲，有传言说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后，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退位时他的财产被拍卖，这些马甲就是用国王的裤子改的。日维尼会为这样的装扮再配上一条颜色艳丽的大号手帕——如同视觉上的强音符号——每当被鼻烟刺激得打喷嚏时，他会抽出手帕，如同抽出一条彩虹。[7]

沃伊切赫·日维尼；油画，安布罗日·米罗斯谢夫斯基绘（1829年）

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形象会吓到肖邦家的孩子们。但实际上他们很喜欢日维尼，并将他视为家中的一员。日维尼也经常会在课后留下吃晚饭。这样的场景令人难忘，尤其是赶上命名日或生日的时候，尤斯蒂娜·肖邦会端上她做的拿手菜。日维尼喜欢坐在女主人的旁边，第一个品尝她准备的美味佳肴。但他的牙几乎都掉没了，因此看到他品尝肉丸、饺子，或是尤斯蒂娜最拿手的面包时，孩子们总会忍不住发出阵阵笑声。

日维尼是唯一正式教过肖邦的钢琴老师。6年之后，在肖邦12岁的时候，他们就不再上课了。从那之后肖邦开始在键盘上探索自己的道路，凭借着钢琴方面的过人天赋，19岁时他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演奏家，并已经开始创作《十二首练习曲》（op.10）中的第一首，以便给自己一些新的技术性挑战。作为老师，日维尼最出色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干预肖邦的发展，而是允许肖邦去探索自己的道路。日维尼自己也是一位作曲家，虽然他的作品没有一首流传至今，但他通过授课对一位作曲家的未来产生了影响。他通过胡梅尔（Hummel）、莫扎特、里斯（Ries）及贝多芬的早期作品让肖邦了解到了音乐是如何构建的。当时贝多芬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一些争议，但也开始在华沙流行起来。不论练习什么曲目，日维尼总会给肖邦介绍一些有益的历史背景和作曲家的生平。

III

在肖邦师从日维尼的这些年里，日维尼总是鼓励肖邦进行即兴演奏和创作。对于肖邦而言，这两者的区别不大，因为他的创作都是从即兴演奏开始的。他的创作也从未真正离开过钢琴。肖邦7岁时已经写出不少波兰舞曲和变奏曲。这些乐曲没能被保存下来，但我们可以从华沙的报纸上了解到它们的存在。肖邦在1817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一首g小调的波兰舞曲，题词中写着“致维克图瓦·斯卡贝克尔（Victoire Skarbek）伯爵夫人，弗里德里克·肖邦，8岁的音乐家”。优雅的法语题词和工整的手稿可能都出自日维尼之手。这位老师在游说伊齐多尔·西布尔斯基（Izydor Cybulski）神父的私人出版社印刷发行肖邦的作品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乐曲的受题献者是卢德维卡伯爵夫人的外甥女维多利亚·斯卡尔贝克（Wiktoria Skarbek）[8]。这首波兰舞曲和年少的作曲家受到了波兰报纸的赞美。

这首波兰舞曲的作者，一个年仅8岁的男孩，是华沙中学法语语言文学教师米柯瓦伊·肖邦先生的儿子，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天才。他不仅能够以高超的技艺、出色的理解力演奏难度极高的钢琴曲，而且已经创作了不少舞曲和变奏曲。他的作品引得音乐鉴赏家惊叹不已，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年纪还如此之小。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在德国或法国，他一定已经享誉各国了。希望这篇评论能够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的国家里也出现了天才，但由于缺少宣传，他们还未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9]

对于一个儿童而言，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实属不易，甚至可以与莫扎特这个年纪时的作品媲美。开篇的几个小节抓住了波兰舞曲庄严雄壮的特点。而在第五小节出现了一个连绵的琶音，横跨四个半八度，让钢琴广阔的音域在指尖下跃动。在这里儿童成了成人的父亲。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开篇主题的后半部分（最后五小节），右手大胆地越过了左手——横跨了三个八度——这一点无疑赢得了评论家们的赞叹。从这首早期的波兰舞曲中可以看出米哈乌·奥金斯基（Michał Ogiński，1765～1833）亲王对肖邦的影响，奥金斯基是一位战斗英雄，也热衷于在战场外进行音乐创作。战场上他与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将军并肩对抗俄军，其神勇表现致使叶卡捷琳娜大帝悬赏取他的性命。在肖邦这个年代的所有年轻人眼里，奥金斯基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创作了20多首为钢琴而作的波兰舞曲，包括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乐曲《向祖国告别》，肖邦音乐中的气质也和这首乐曲中的忧郁气质有异曲同工之妙。《g小调波兰舞曲》中左右手交错的演奏技巧可能也曾在奥金斯基的作品里出现过。

《g小调波兰舞曲》乐谱第一页（1817年）；由I.J.西布尔斯基（I.J.Cybulski）平版印刷

IV

肖邦作为钢琴演奏者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818年2月24日，当时他还不到8岁。日维尼急于将这位天才学生展示给华沙的权贵们，因此他可能也参与策划了这场音乐会。这是一场慈善音乐会，由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亲王的女儿索非娅·扎莫伊斯卡（Zofia Zamoyska）伯爵夫人赞助，地点设在拉齐维乌宫，邀请了不少华沙的名门望族参加。不久前这位伯爵夫人刚刚成立了华沙慈善协会（Warsaw Charitable Society），为拿破仑战争中受重伤或流离失所的数千名波兰人筹集并发放善款。[10]当时协会的主席是诗人及政界元老尤利安·乌尔森·聂姆策维奇（Julian Ursyn Niemcewicz），他也是波兰宪法的签署人之一。小肖邦演奏了阿达尔伯特·吉罗维茨（Adalbert Gyrowetz）的一首《e小调协奏曲》，这位作曲家与日维尼一样是波希米亚人，创作了30首歌剧、19首弥撒曲和60首交响乐——其中有一两首由于过于出色，常被误认为是海顿的作品。这首技巧华丽但略显肤浅的协奏曲非常符合当天听众的品味，能展示出演奏者的高超技巧，同时又不需要观众全神贯注地聆听。这位年幼的音乐大师演奏得如此镇定自若，他瞬间就成了华沙上流社会的“宠儿”。还有一些音乐家也参加了这场音乐会，但只有肖邦被历史铭记。据说尤斯蒂娜给弗里德里克置办了一身当时流行的英国男童装扮，短灯笼裤搭配白色蕾丝领子的黑天鹅绒礼服。弗里德里克回到家时，尤斯蒂娜问他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据说他的回答是：“我的领子，妈妈！”[11]姑且不论这个著名的轶事是真是假，但确实要承认这很符合我们对成年后的肖邦的了解。他对自己的外貌形象一丝不苟，甚至到了有些偏执的程度。演出前他总要找来裁缝、发型师、贴身男仆，满足所有要求后才能上台接受观众的检验。

首演成功之后，弗里德里克被华沙的报纸称为“波兰的莫扎特”，很多大门也向他敞开。波兰的名门望族，包括扎莫伊斯基（Zamoyski）、萨皮耶哈、切特维廷斯基（Czetwertyński）、拉齐维乌、恰尔托雷斯基、卢贝茨基（Lubecki）、沃利茨基（Wolicki）和普鲁萨克（Pruszak）等家族，都邀请这位音乐神童到他们的沙龙里演出。亚历山德拉·坦斯卡（Aleksandra Tańska）曾参加过这样的一场聚会，她在日记中写道：“格拉博夫斯卡（Grabowska）邀请我参加她的晚会——一场大型的聚会。其间小肖邦弹了钢琴——这个孩子还不到8岁，但据艺术鉴赏家说，他可能会取代莫扎特。”[12]肖邦也许没能“取代莫扎特”，但和这位被相提并论的奥地利神童一样，肖邦的艺术人格也是在贵族的豪华宅邸里形成的。小肖邦早期的演出经历都是在华沙的沙龙里给波兰的权贵和他们的朋友们弹琴。肖邦与切特维廷斯基和拉齐维乌家族关系最好。依达莉亚·切特维廷斯卡（Idalia Czetwertyńska）公主的两个儿子卡利克斯特（Kalikst）和博雷斯（Borys）后来成了肖邦在华沙中学的同学。肖邦与拉齐维乌家族关系更近，后来肖邦还多次到拉齐维乌家的安东宁庄园做客，在很多文献资料中都能找到相关记载。拿破仑战争的动荡过后，波兰会议王国在1815年成立，这时肖邦只有5岁。新秩序带来的稳定环境为波兰首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之后的15年里，贵族的沙龙成了华沙艺术生活的中心。喜剧、诗歌朗诵、艺术展、室内音乐会都在这些鎏金的宅邸中举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宅邸在首都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亚于波兰国家剧院（Polish National Theater）和华沙音乐学院（Warsaw Conservatory）。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华沙起义失败，之后所有活动都停止了。在这15年里肖邦成长为一名音乐家，1830年11月起义爆发前不久他离开祖国时已经羽翼丰满了。[13]

我们不知道小肖邦是否会怯场，但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似乎很享受人们给予他的高度关注。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与他成年后公开演出前所承受的痛苦形成了鲜明对比。肖邦从很早开始就不喜欢举办大型音乐会，这一点从1830年他在维也纳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就初见端倪。后来，肖邦在法国定居之后，乔治·桑也曾取笑过他不愿在公共场合演出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有一次肖邦同意了一场演出之后，完全陷入了惊慌失措的状态中，这被乔治·桑描述为“肖邦式梦魇”[14]。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在肖邦的童年时期出现过。在贵族的沙龙里，他的观众都是受人尊重的精英，他们能够欣赏他演奏中的细腻韵味，让他感到十分自在。这种私密的演奏环境是肖邦一生所钟爱的。他最后一次在巴黎登台演出时（1848年2月），卡米耶·普莱耶尔（Camille Pleyel）用鲜花和地毯装饰了他的三百人音乐厅，并在钢琴旁摆了半圈椅子，让肖邦最亲密的朋友坐在这里——再现了沙龙里的气氛，好让肖邦能更自在地演奏。

1818年10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母亲沙皇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Maria Feodorovna）到访华沙。当时俄国皇室正在访问波兰会议王国，其背后真正的政治企图是吞并波兰。由于访问行程包括视察新成立的波兰大学，沙皇皇后也顺便造访了附近的华沙中学。全校师生对她表示欢迎，当她来到米柯瓦伊·肖邦的班级时，米柯瓦伊向她介绍了弗里德里克，当时弗里德里克虽然还不是中学的学生，但被米柯瓦伊偷偷带进班里来见沙皇皇后。弗里德里克向她献上了自己的两份舞曲手稿。这次与皇室的接触多半是肖邦的父亲安排好的，10月6日的《通讯员公报》（Correspondents’ Gazette）也报道了此事。如今这两首舞曲已无迹可寻，它们如同肖邦少年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两首舞曲也未能引起皇后的注意。

与皇后见面后不久，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弗里德里克被召进波兰会议王国总督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Constantine Pavlovich Romanov）大公的住所布吕尔宫（Brühl Palace）演出。康斯坦丁是沙皇亚历山大的弟弟，小肖邦创作的一首军队进行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让人重新编曲，并让军乐团在他经常用以检阅部队的萨克森宫阅兵场上演奏。后来这首乐曲没有以肖邦的名字出版，如今也无迹可寻了。

布吕尔宫是俄国统治力量的所在地，康斯坦丁的政治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自从波兰会议王国成立并成为俄国的附属国之后，他就开始对波兰进行全权统治。

康斯坦丁通常被认为是个残暴的人，从扁平的脸庞就能看出他粗野的性格。他对波兰人的恶劣行径也让他招致不少骂名。一位作家将他形容为“古怪，甚至疯狂”。他情绪暴躁、喜怒无常，稍被激怒就会大发雷霆。作为波兰军队的统帅，他经常会24小时一刻不停地操练士兵，直到怒气平息，时常导致士兵和马匹的死亡。[15]因此，全军上下怨声载道，对他喜怒无常的指挥敢怒不敢言。康斯坦丁有时只是因为一时兴起就对普通士兵施以侮辱人格的惩罚，这直接导致了波兰士兵的高自杀率。[16]由于士兵的一点小错就公开处以鞭刑的例子不在少数，不禁让人好奇他的这种不健全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1825年，康斯坦丁大公在萨克森广场上集结部队悼念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逝世；扬·费利克斯·皮瓦斯基（Jan Feliks Piwarski）的平版印刷画（1829年）

V

其实我们从康斯坦丁的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身上就能找到答案，她为康斯坦丁的成长营造了一个不良的环境。我们也不妨简单了解一下康斯坦丁严酷的成长环境，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他后来会对波兰施以如此严酷的统治，而肖邦也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

康斯坦丁出生之后不久，就被祖母叶卡捷琳娜从摇篮中抱走了。尽管康斯坦丁父母——她的儿子保罗大公和还没有从生产中恢复过来的玛丽亚大公夫人——极力反对，她还是执意要亲自抚养康斯坦丁，一如她亲自抚养了康斯坦丁的哥哥——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叶卡捷琳娜的培养方式颇为严苛，甚至可以说是严酷。从婴儿时期，两个男孩就过上了斯达巴式的生活。他们用冷水洗澡，睡在硬板床上。饮食十分清淡，屋里的温度不允许超过15摄氏度。此外，室内不能同时点燃两支以上蜡烛，以免空气变得污浊。他们甚至还要学习在园中耕地，种植蔬菜。叶卡捷琳娜已经为康斯坦丁规划好了他的宏图伟业。他是要肩负重任的。一旦叶卡捷琳娜打赢了眼下这场与土耳其的战争并将克里米亚变成附属国之后，康斯坦丁的使命就是统治君士坦丁堡并重建拜占庭帝国，这是她梦想中的世界，而康斯坦丁在其中要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叶卡捷琳娜就已经为他起好了符合这远大宏图的名字。康斯坦丁有一个希腊保姆，是特地从纳克索斯岛（island of Naxos）找来的，为的是教他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因为如果未来拜占庭的皇帝不会说人民的语言，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康斯坦丁最爱的一项活动是玩玩具士兵。他会在屋里摆上颜色各异的玩具士兵，熟练地用教科书上训练部队的方法摆弄这些没有生命的小人，把他们从这里移动到那里。后来他操练真正的士兵，看着那些士兵因体力不支而倒下，这不过是他童年游戏的一种延伸。康斯坦丁实际的战绩并不出色，说明他缺乏作战的能力。

从孙子们的幼年一直到青少年时期，叶卡捷琳娜都在努力为他们物色合适的妻子，最好是跟她自己一样出身于德国上等贵族。这样不仅能保证罗曼诺夫微弱血脉的延续，也能加强她与欧洲的政治纽带。[17]康斯坦丁的新娘候选人最后落在了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家族的三名公主身上，她们被召集到莫斯科，并排站在年轻的康斯坦丁面前让他挑选。1796年2月，这场包办婚姻的婚礼在圣彼得堡举行时，新娘尤利亚妮（Juliane）公主14岁，康斯坦丁才17岁。1831年成为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也出席了婚礼，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了这场婚礼上的怪诞仪式，并尖锐地评论道：

［尤利亚妮］公主嫁给了一个刚刚成年、性格暴躁、喜怒无常的年轻人，他的性格已经引起了不少非议……这是个令人惋惜的场景，一个美丽端庄的小公主因为一个男人随随便便的选择来到异国他乡，皈依当地的宗教，而显然她的丈夫不会关心她幸福与否。

对此他又加上了一句揭露真相的评论：“［康斯坦丁］跟他的密友说起蜜月的时候，用极其粗鲁的语言谈论他的妻子。”[18]

忍受了三年煎熬之后，尤利亚妮逃离这场婚姻回到了德国，并拒绝接受任何人调解劝说。

VI

肖邦第一次踏进布吕尔宫时，迎接他的就是这样的景象。之后不久，事情就变得更离奇了。与尤利亚妮公主分居多年之后，康斯坦丁获得沙皇的批准与她离婚。1820年，他与波兰出生的乔安娜·格鲁津斯卡（Joanna Grudzińska）走进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乔安娜是沙皇皇室在波兰的典礼官亚当·布罗尼奇（Adam Bronic）的三个继女之一，他们一家住在皇家城堡里，几乎从康斯坦丁看到这位20岁金发少女的那一刻起，就决心让她先成为自己的情人，然后成为妻子。康斯坦丁对她十分着迷，为了能与乔安娜结婚，他将俄国王位让给了弟弟尼古拉。大婚之际，沙皇亚历山大给了乔安娜皇室头衔，将她封为沃维茨卡（Łowicka）王妃。乔安娜经常劝阻丈夫对波兰实施暴政，因此被称为“波兰的守护天使”，她在波兰人民眼中就是这样的形象。在私下里她经历了什么使得她和康斯坦丁永远地绑在了一起，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是他们的私事，而康斯坦丁也似乎越来越喜怒无常。

1822年，康斯坦丁和他的大批随从搬进了华沙郊区刚竣工不久的雄伟城堡贝尔维德宫（Belvedere Palace），在那里继续他的暴政。[19]来到贝尔维德宫的人们一定会对宫殿里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用人感到惊奇，这里有人高马大的退伍胸甲骑兵，也有穿着制服的侏儒，其中有一个是康斯坦丁从土耳其战役中带回来的。沃维茨卡王妃经常邀请肖邦来这里为康斯坦丁和宾客们演出。她相信这个男孩的演奏能够安抚她丈夫的不稳定情绪。有一次康斯坦丁发现小肖邦即兴演奏时眼睛注视着天花板，就问他是不是在那里“找到音符的”。也许大公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句话的深意，即便是在这个年纪，肖邦的灵感似乎就来源于钢琴键盘以外的地方。由于经常去城堡演出，肖邦和康斯坦丁的私生子保罗成了朋友。保罗是康斯坦丁与他之前的法国情妇约瑟芬·弗里德里希（Josephine Friedrichs）生下的孩子。康斯坦丁与乔安娜·格鲁津斯卡结婚时，将这个情妇嫁给了一个名叫古斯塔夫·韦斯（Gustav Weiss）的俄国上校，但把他心爱的儿子留在了身边。保罗只比肖邦大两岁，有时会在他的法语家教亚历山大·德·莫里奥罗勒（Alexandre de Moriolles）伯爵的陪伴下突然造访肖邦家，坐着俄式的四驾马车——四匹马并驾齐驱，最外面的两匹马上分别坐着一个哥萨克人（Cossack）——把肖邦接到贝尔维德宫。所有人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大公再次无端发怒，沃维茨卡王妃担心引发严重后果，于是叫小俄耳甫斯来施展魔力驱散宫殿里的恐怖气氛。

莫里奥罗勒伯爵有一个女儿，名叫亚历山德里娜（Alexandrine），肖邦为康斯坦丁演奏完，经常会与她和保罗一起跑到花园里玩耍。亚历山德里娜和肖邦互相怀有纯洁的爱慕之情，对于肖邦来说，这种情愫可能只是他青少年时期对一个更为成熟的女性产生的“迷恋”。亚历山德里娜比肖邦大9岁，并非如多数肖邦传记中所说是个孩子。肖邦用她的姓给她起了个亲切的外号，在书信中称她为“莫里奥罗卡”（Moriolka）。而她将肖邦称为“小魔鬼”，可能是因为他时常开玩笑地偷吻她。肖邦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与这位少女建立了正常情谊的人。生活在贝尔维德压抑气氛下的人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肖邦曾经教莫里奥罗卡弹钢琴，和她一起弹二重奏，这些都成了她与世隔绝的生活中的亮点。所以当她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肖邦《F大调玛祖卡舞曲型回旋曲》（op.5，1826）的题献页上时，她一定十分开心，她也因此被一些后人所铭记。亚历山德里娜也十分珍视这份友情。1830年3月22日，肖邦在华沙国家剧院为人数众多、品味高雅的观众演奏《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Krakowiak Rondo）和《f小调协奏曲》并大获成功后，亚历山德里娜送了肖邦一个大花环，祝贺他在音乐上征服了这个城市。

VII

1819年11月21日，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安洁丽卡·卡塔拉妮（Angelica Catalani）在华沙举行了观众们期待已久的演出。她是美声唱法界公认的明星，在市政厅举行了四场极其成功的音乐会。在此期间她住在亲戚康斯坦蒂·沃利茨基（Konstanty Wolicki）家，也正是在沃利茨基家高雅的沙龙里，小肖邦听到了卡塔拉妮的歌声，而她也请小肖邦弹了钢琴。她非常欣赏肖邦的演奏，送了肖邦一块金表，这块表被他作为珍贵的纪念品终身收藏。表上的题词写着：

卡塔拉妮夫人

赠予10岁的肖邦

于华沙

1820年1月3日

肖邦与华沙贵族的交往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个性。肖邦长大后展现出的文雅气质经常在巴黎和伦敦沙龙里为人称道，而这些都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无论面对多么显赫的人物，肖邦从来都镇定自若，他熟悉波兰贵族特有的官爵头衔和排场盛大、能追溯到18世纪或更早的古老习俗。在巴黎的沙龙里，尤其是在有期盼收复祖国的波兰流亡者参加的沙龙里，肖邦身上的这种气质总能受到人们的称赞。

1823年2月到3月，肖邦又为华沙慈善协会举行了两场演出，这次是在索非娅·扎莫伊斯卡（Zofia Zamoyska）伯爵夫人的宅邸里（由于屋顶的颜色而被称为“蓝宫”）。宅邸的配楼里住着很多艺术家和杰出的知识分子，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波兰的雅典”。2月24日，肖邦在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协奏下演出了费迪南德·里斯的一部钢琴协奏曲，由音乐学院教授约瑟夫·亚武雷克（Józef Jawurek）担任指挥。3月17日，协会又邀请他在第九届“音乐晚会”上演奏了几首独奏曲。这两场音乐会体现出弗里德里克是一位早成的艺术家，也成为他钢琴演奏事业的转折点。2月26日，《女性信使报》（Kurier dla Płci Pięknej）总结道：“可以确定地说，我们从未在首都见过这样一位演奏家，他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轻松演奏如此高难度的曲目，无与伦比的柔板展现了出色的表现力和准确度。”此外，为避免读者抓不住重点，《女性信使报》还将音乐会称为民族的骄傲：

在最近一期莱比锡《音乐广讯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中，一篇来自维也纳的文章报道称，有一位同样年轻的业余钢琴家利斯特（List）［误］在演奏胡梅尔的协奏曲时以其准确、自如及力度震惊了所有人。这次音乐晚会之后我们完全不必羡慕维也纳出了一位利斯特先生，因为我们的首都也有一位毫不逊色，甚至可能更出色的演奏者，他就是年轻的肖邦先生。[20]

据我们所知，这是李斯特和肖邦第一次被人们拿来对比，此后公众对于两人孰优孰劣的讨论就从没有停息过。

此时日维尼的课对于肖邦来说已经显得多余了。这个12岁的男孩已不能再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什么了。但两人的感情依然很深，尽管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日维尼仍是肖邦家中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用肖邦的话讲，他仍“给我们带来欢乐”[21]。肖邦再也没有跟别的老师正式学习过钢琴，这也许是他能给这位老师的最大赞美了。此前肖邦为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在一首《降A大调波兰舞曲》中致敬了日维尼，乐曲的题献词为：“献给A.日维尼先生，感谢他对弗里德里克·肖邦的栽培，于华沙，1821年4月23日。”4月23日是圣沃伊切赫的纪念日，即日维尼的命名日，这一天弗里德里克为老师演奏了他新作的曲目，让日维尼颇为惊喜。

VIII

1823年的夏天，肖邦到热拉佐瓦沃拉的斯卡尔贝克家做客，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经过几个月的用功学习，他通过了华沙中学的入学考试，被分到了四年级。为庆祝通过考试，肖邦和家人来到热拉佐瓦沃拉，呼吸波兰乡间清新宜人的空气，为新学年的紧张课程养精蓄锐。在肖邦一家离开后的十三年里，热拉佐瓦沃拉发生了很多变化。1814年，原本的庄园宅邸被大火烧毁（可能是拿破仑撤退时的一支分队造成的），只有右侧的配楼幸免于难。[22]卢德维卡伯爵夫人的大部分财产都被大火烧掉了，但她成功地重建家业，1818年她将庄园卖给了儿子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之后继续住在这里。在热拉佐瓦沃拉温暖的夏夜里，她让仆人把钢琴推到草坪上，请肖邦为全家人举行一场即兴的音乐会，音乐也总会引来当地村民的围观。如果不是因为俄国作曲家米利·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曾在1894年前往热拉佐瓦沃拉参加他本人推动举行的肖邦纪念碑揭幕仪式，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事。当时巴拉基列夫遇到了一位年迈的村民，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安东尼·克雷夏克（Antoni Krysiak）认识肖邦一家，他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

在一个星光璀璨的美好夜晚，庄园里的人把钢琴推到室外的云杉树下。弗里德里克先生经常在树下弹琴……他即兴的演奏让听者着迷，热泪盈眶。音乐声飘过果园，飘进村民们的耳朵里，他们也来到庄园，站在栅栏外听这位华沙来的小客人演奏……弗里德里克经常来斯卡尔贝克先生家过暑假。[23]

在遥远年代的亲历者当中，年事已高的克雷夏克是为数不多还健在的一位，因此组织者给了他一件带腰带的新长袍和一顶上好的羊皮帽，邀请他出席了揭幕仪式。如今我们还能找到他穿着这身衣服出席典礼的照片。[24]克雷夏克的回忆也不一定准确，因为巴拉基列夫说这位老村民有时会把斯卡尔贝克和肖邦弄混。此外，学者也经常指出在资料中只能找到两次肖邦回到出生地的准确记录：一次是在1825年12月24日，那时是初冬，他不太可能在室外演奏；另一次是1830年的夏天，在他永远地离开波兰之前不久，这和克雷夏克的回忆也不是非常吻合。但肖邦也可能经常回到出生地。热拉佐瓦沃拉距离华沙仅60公里，坐马车当日就可以往返。巴拉基列夫和安东尼·克雷夏克的相遇是毋庸置疑的，而关于肖邦造访热拉佐瓦沃拉的第一手证词也可以通过其他人的说法来证实。肖邦未婚妻玛丽亚·沃津斯卡（Maria Wodzińska）的妹妹约瑟法·科希切尔斯卡（Józefa Kościelska）在接受费迪南德·赫西克（Ferdynand Hoesick）采访时，说肖邦有时会在暑假去热拉佐瓦沃拉住一段时间，她也曾和肖邦一同去过那里。[25]

让我们再回到华沙，1823年9月15日，肖邦穿上了华沙中学规定的校服（并且穿了三年），走下分隔学校住宅区和教室的楼梯，踏进了卡齐米日宫一层的四年级教室。这是十几岁的肖邦第一次踏入正式课堂，在老师的监督下学习。此前他一直在家跟着父亲和辅导住宿生的家教上课，所以新环境可能会让他感到胆怯。但从肖邦坐下的那一刻起，他便发现身边都是自己的朋友。坐在同一组的有尤利安·丰塔纳、多米尼克·杰瓦诺夫斯基、扬·马图辛斯基和多米尼克·马格努谢夫斯基，都与他年龄相仿。而老师都是米柯瓦伊·肖邦的同事，有一些还是他的邻居。自华沙中学创立以来，校长塞缪尔·林德聚集了华沙知识阶层中的精英。他们在肖邦的各类传记中很少被提及，这里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瓦迪斯瓦夫·亚西辛斯基（Władysław Jasiński）教授数学，瓦茨瓦夫·马切约夫斯基教授古典文学，约瑟夫·斯克罗茨基教授化学和科学，托马什·杰孔斯基主讲波兰文学，塞巴斯蒂亚诺·钱皮（Sebastiano Ciampi）则教授古典语言学和希腊语。德高望重的画家齐格蒙特·沃格尔当时已经60岁，他是波兰最优秀的油画大师，在华沙中学教授绘画和透视法。这些导师为学生提供了波兰最好的教育，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沙中学纪律严明又不失慈爱。林德很受学生们欢迎，他总是透过无框眼镜凝视着学生，认真地听他们朗读作业，他把学生称为“我的孩子们”。

他经常为请病假的老师代课［米柯瓦伊家的一个小寄宿生欧斯塔黑·马里尔斯基这样写道］。一般他会讲解西塞罗（Cicero）的演讲……他的课是那么有趣，讲授的知识是如此丰富！……有时他给文学老师代课……我们会感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们意犹未尽。看到这种情况，如果课没有讲完，他会在休息日把我们叫到教室，再讲几个小时的课。上完他的课之后，其他老师的课都会显得索然无味！[26]

虽然我们很难整理出肖邦的课程表，但一般认为他学习了现代语言、波兰史、古典文学（包括一些拉丁语）、数学和绘画。尤其在绘画上，他展现出了过人的天分，在齐格蒙特·沃格尔的指导下，小肖邦的速写本很快就画满了从各个制高点俯瞰华沙和周边地区的铅笔画。小肖邦也擅长画人物，不仅经常画同学的漫画，有时也画教授。当塞缪尔·林德听说肖邦画了这样一幅肖像向他“致敬”时，他没收了这幅作品。但据说他又把画还给了肖邦，还称赞“画得不错！”，可见这幅画一定有些艺术价值。肖邦15岁时为林德绘制的一幅更为正式的粉笔画被保存了下来，如今藏于拉多姆市美术馆（Municipal Museum of Radom）。

恶作剧、漫画和波兰曲折历史中的英雄传说都是肖邦青少年时期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天的学习结束后，男孩们有时会围在肖邦家的钢琴旁，伴着肖邦的配乐，听波兰的历史传说，或在暮色中轮流讲鬼故事。欧斯塔黑·马里尔斯基曾回忆起这样的夜晚：“傍晚，当我们有一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时，我们会讲讲波兰的历史传说，比如瓦迪斯瓦夫三世（Warneńczyk）国王之死、若乌凯夫斯基（Zółkiewski）的事迹，或是统治者的征战，小肖邦会在钢琴上把故事演奏出来。有时他的音乐会让我们落泪，日维尼也为他的演奏所陶醉。很快弗里德里克就在华沙出名了。”[27]

据米柯瓦伊家的寄宿生卡齐米日·沃津斯基说，有一次孩子们疯闹起来，当天负责的数学老师安东尼·巴钦斯基无法控制住他们。弗里德里克进来看到了这个混乱的场面后，便将所有同学召集到钢琴旁，承诺给大家讲一个冒险故事，说的是一群强盗打算趁夜打劫一户人家，并用钢琴给这个情节剧配乐。强盗爬上梯子，正准备从窗户翻进屋里时，突然屋里传出了声响，他们被吓得赶快躲进草丛的阴影里。故事讲得很精彩，更不用说肖邦的配乐了，随着夜色渐深，孩子们被不知不觉地带入了梦乡。随后弗里德里克用一声巨响把孩子们叫醒了。很难想象这位后来成为“绝对音乐”领军者的作曲家会为一个故事即兴配乐，尤其是这样一个不太符合他风格的故事。这让传记作家尼克斯不得不在正式叙述肖邦生平之前承认：“那些认为绝对音乐领域之外再无救赎的人……会伤心地摇头。”[28]不管怎样，这件事让那些在“绝对音乐领域之外”的、坚持认为肖邦后来有一两部作品可能受到了某些未说明的主题影响的人获得了些许安慰。

塞缪尔·林德博士；肖邦绘制的粉笔画（约1825年）

弗里德里克也有着过人的模仿天赋。他能敏锐地观察到滑稽的事物，还能根据角色特点变化表情或把身体弯曲成几乎任何形状。弗里德里克小的时候身体非常灵活，可以把脚绕过脖子扮演小丑。他能让观众捧腹大笑，也能让他们动容落泪。有时，他还会扮演一些出人意料的角色吓观众一跳，如自负的讲师、谄媚的乞丐，或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仿佛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些角色可以随时表演。他也能根据角色的特点变换声音，时而洪亮，时而哀鸣，时而恳切，时而狡黠。如果肖邦没有成为音乐家，可能会成为一个演员。多年后肖邦在诺昂给乔治·桑的客人表演角色模仿时，乔治·桑也是这么说的。费迪南德·希勒（Ferdinand Hiller）从未忘记，那年在巴黎肖邦走进卢德维卡·普莱特（Ludwika Plater）伯爵夫人的沙龙，扮演成皮埃罗（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一个丑角），在他的波兰同胞身边蹦蹦跳跳了一个小时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29]

当时塞缪尔·林德的情况十分令人同情，他的妻子卢德维卡刚刚去世，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女儿，卢德卡和安娜。他一直希望能生个儿子继承家业，但是妻子怀孕五次都是死胎，而这时他已经51岁了。他仍不放弃，又娶了一个年纪只有他一半的姑娘路易莎·努斯鲍姆（Luiza Nussbaum），结果又生了四个女儿。林德的家庭生活和他越来越多的女儿成了学生间闲聊的话题。他的第二任妻子生下第一胎时，人们误把期待当作事实，误传他生了个男孩。“是个男的！”在写给扬·比亚沃布沃茨基的信中，弗里德里克用他仅会的几个拉丁语词宣布道：“林德，是的林德，有继承人了。”但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不得不因收到了新的消息而更正之前的说法。“抱歉！是个女的，不是男的。”[30]

IX

1824年，随着夏季的临近，弗里德里克虚弱的身体和消瘦的外表让家人担心了起来。他一整年都在辛勤地学习各类课程，包括一些没接触过的新课程。肖邦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希望每一科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父母请来家庭医生弗朗索瓦·吉拉尔多（François Girardot）给他开了一些增进食欲的药片，帮助他增加体重。吉拉尔多制定的食谱让肖邦难以忍受，他每天要喝半酒壶的草药茶、6杯烤橡子咖啡来促进消化，再抿几口甜酒（他不喜欢这种酒），吃大量成熟的水果。吉拉尔多是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曾经在拿破仑麾下的波兰轻骑兵团担任外科医生，在1814年与俄军作战时中弹失去了一条腿。华沙很多上流家庭都请他做家庭医生，因此他开出的这看似普通的药方其实不可小觑。

多米尼克·杰瓦诺夫斯基是弗里德里克在华沙中学的同班同学，他从1822年开始就在肖邦家寄宿。他的父母在华沙西北方向200公里外的马佐夫舍省萨伐尼亚村拥有大量地产。当多穆希邀请弗里德里克陪他一起回庄园度暑假时，尤斯蒂娜和米柯瓦伊非常支持，因为在乡间小住无疑有益于弗里德里克的身体健康。前文我们提到大约30年前，米柯瓦伊还没结婚的时候曾在萨伐尼亚给多米尼克的父亲尤利乌什做法语家教，正是通过这层关系，尤利乌什才把多穆希送进了华沙中学。米柯瓦伊很怀念萨伐尼亚，因此不久后他也前往萨伐尼亚与弗里德里克和杰瓦诺夫斯基一家相聚。

出发之前，弗里德里克先要完成学校的功课，并参加期末考试，为此他熬夜学习。期末典礼在7月24日举行，由卡利斯基（Kaliski）主教主持，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这一重要仪式。教育部部长也出席了典礼，发表了讲话，并宣读了优秀学生名单。获得表彰的学生包括多米尼克·杰瓦诺夫斯基、尤利安·丰塔纳和威廉·科尔贝格。两名学生获特等奖：弗里德里克·肖邦和扬·马图辛斯基。肖邦的奖品是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编写的《全国及各地区学校统计数据概要》——肖邦传记作家卡齐米尔·维申斯基（Casimir Wierzyński）曾幽默地称这个奖品“荣誉大于乐趣”。[31]

[1] CFC，vol. 1，p. 269；KFC，vol. 1，p. 179.

[2] MCW，p. 59.

[3] 米柯瓦伊成为正教授后，他的年薪也从没超过3000兹罗提。

[4] SRCY，Bluszcz （Ivy），no. 32，July 28 （August 8），1882.

[5] MFPC，pp. 19-20.

[6] SRCY，Bluszcz （Ivy），no. 33，August 4 （16），1882.

[7] 在1825年10月30日给朋友扬·比亚沃布沃茨基的信，15岁的肖邦对日维尼进行了一番充满爱意的描写。日维尼正在给一个名叫查耶坦·古尔斯基（Cajetan Górski）的寄宿生上课，后者“在钢琴边已经昏昏欲睡”。正在桌边给扬写信的肖邦决定活跃一下气氛，给日维尼读了一段他写的信，想展示一下他散文中的“音乐性”。日维尼听完之后十分高兴，他整了整假发，“拍拍手，吸了口鼻烟，擦了擦鼻子，把手帕卷成了小号的形状，然后放进了他那垫得厚厚的绿夹克里”。肖邦故意拼错了几个波兰语单体，以体现日维尼浓重的口音。小肖邦试着用语言模仿日维尼的笑声——从“哼，哼，呵，呵”渐强变成“嘻，嘻，嘻嘻嘻嘻”——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他的模仿天赋。CFC，vol. 1，p. 40；KFC，vol. 1，pp. 58-59.

[8] 并非如多数文献中所说是她的女儿。维多利亚的父母多年前就分开了，卢德维卡伯爵夫人在热拉佐瓦沃拉收留了母女俩，她们也因此结识了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肖邦。肖邦出生的时候，维多利亚（1791～1828）就住在热拉佐瓦沃拉，也许因此人们误以为她是卢德维卡的女儿。

[9] Pamiętnik Warszawski （Warsaw Album），vol.Ⅳ，bookⅩ，1818.

[10] 2月21日《华沙公报》上的一则公告写道：“音乐以柔和的旋律触动我们的灵魂，轻柔地激起我们的情感，无疑有助于缓解人类的痛苦。”公告将这位少年钢琴家的名字写成了“乔邦”（Schoppin），并补充说票价“同平常价格”——这是票价非常高的委婉说法。

[11] 肖邦的妹妹伊莎贝拉向卡拉索夫斯基讲述过许多诸如此类的家庭轶事，后者将这则轶事写进了其具有开创意义的肖邦传记里。KCLB，p. 19.

[12] 亚历山德拉·斯塔尔切夫斯卡（娘家姓坦斯卡），《我的生平故事》（Historia mego życie），华沙，1842，p. 243。亚历山德拉是肖邦姐妹们喜欢的波兰儿童故事作家克莱门蒂娜·坦斯卡的姐姐。

[13] 哈利娜·戈尔德贝格（Halina Goldberg）在GCW（pp. 147-76）对华沙沙龙里的艺术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14] CGS，vol. V，p. 283.

[15] NFC，vol. 1，p. 33. 阅兵每周进行一次。几百名步兵构成紧密的方阵，军官骑在马上——有些阅兵式是大公亲自编排的。小弗里德里克在卡齐米日宫的家中应该可以定期看到阅兵，但这件事可能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MFPC，pp. 19-20.

[16] CM，vol. 2，p. 309.

[17] 罗曼诺夫的血脉确实非常微弱。叶卡捷琳娜与他人串通刺杀了她的丈夫沙皇彼得三世并获得了皇位，篡夺了她儿子、未来的沙皇保罗一世的继承权。实际上，保罗是否能够有资格戴上罗曼诺夫的皇冠也并无定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可能是叶卡捷琳娜和情人谢尔盖·萨尔季科夫（Sergei Saltykov）的私生子，因为叶卡捷琳娜的先夫沙皇彼得三世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不举。叶卡捷琳娜之所以对她孙子的未来有着近乎偏执的规划，很大程度上与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有关：他们没有一丁点儿罗曼诺夫的血统。叶卡捷琳娜的死并没有她的人生那么辉煌。在一次与宫廷官员的会见之后，她去上厕所，坐在便桶上时突发严重的中风。由于身体被卡在了门后，侍从们很难移动她的身体。他们无法抬起她沉重的身躯，于是把她放在床垫上拖出了房间，她躺在床垫上昏迷了36个小时。叶卡捷琳娜的苏格兰医生约翰·罗杰森（John Rogerson）被传唤了进来，给她放了血，但最终没能救活她。每过几小时，侍从们就会战战兢兢地进入房间，查看她有没有生命迹象。最终在1796年11月17日晚9：45，叶卡捷琳娜被宣告死亡。

[18] CM，vol. 1，pp. 103-104.

[19] 与大多数资料里的说法不同，幼年时期的肖邦并没有在贝尔维德宫演出过。贝尔维德宫是沙皇亚历山大在1818年买下送给康斯坦丁的，但1818～1822年进行了翻修，当时康斯坦丁并没有住在里边。直到1822年肖邦才第一次到贝尔维德宫演出。MCW，pp. 74，76.

[20] 1822年12月1日，11岁的李斯特在维也纳演奏了胡梅尔的《a小调协奏曲》并引起了轰动。1823年1月的《综合广讯报》用夸张的语言将这位匈牙利的天才描述为“从云朵上跌落的演奏大师”以及“小赫拉克勒斯”。

[21] CFC，vol. 1，p. 81；KFC，vol. 1，p. 80.

[22] H-BZW.

[23] 亚历山大·波林斯基（Aleksander Poliński）《肖邦故居现在怎么样了？》（Co się dzieje z domkiem rodzinnym Chopina？），发表于《漫步者》（Wędrowiec），1891年11月，第101～102页。另见亚历山大·赖赫曼（Aleksander Rajchman）发表于《华沙音乐、戏剧及艺术回顾》（Warsaw’s Musical，Theatrical，and Artistic Echo）的文章《肖邦的摇篮》（Kolebka Chopina），1891年11月2日。

[24] 复印版照片请见KCOL，p.98；巴拉基列夫的回忆请见1949年10月10日的《苏联音乐》（Sovietskaya Muzyka）。

[25] HSC，Part Two，pp. 287-88.

[26] HSC，Part One，p. 91；KCOL，p. 64.

[27] HSC，Part One，p. 90；KCOL，p. 68.

[28] NFC，vol. 1，p. 50. 安德魯·卡里克·高（Andrew Carrick Gow）通过画作《肖邦的音乐故事》（A Musical Story by Chopin，1879年）纪念了这一场景，该画藏于伦敦的泰特美术馆。

[29] NFC，vol. 1，p. 256.

[30] CFC，vol. 1，pp. 56-57；KFC，vol. 1，p. 67.

[31] WLCD，p. 42.

游历波兰：萨伐尼亚的假期，1824～1825

目前为止我还没掉下过马背，因为马儿还没把我甩下去；不过要是哪天它想把我丢下去，我可能会摔得很惨。

——肖邦给威廉·科尔贝格的信[1]

I

毕业典礼之后的第二天，在多米尼克的姑姑卢德维卡的陪伴下，弗里德里克和多米尼克乘马车前往萨伐尼亚。杰瓦诺夫斯基家族在波兰很有名望，多米尼克的叔叔曾在拿破仑的轻骑兵部队里担任军官，作为将领的他在索莫谢拉山口（Somosierra Pass）的冲锋中牺牲。和他一同带领连队的军官以及连队中一半的士兵也英勇牺牲，但最终山口被拿下，一周后拿破仑占领了马德里。这一英雄事迹被波兰人广为传颂，杰瓦诺夫斯基一家也沾了光。杰瓦诺夫斯基家在萨伐尼亚的宅邸十分豪华，墙上挂着家族的族徽。多米尼克的父母尤利乌什和奥诺拉塔（Honorata）热情地欢迎了弗里德里克。[2]他们热爱音乐，喜欢钢琴，也早就听说了弗里德里克的过人天赋。尤斯蒂娜·肖邦按照吉拉尔多医生的要求，给奥诺拉塔提供了一份弗里德里克需要严格遵守的食谱。除了服用药片和药酒以外，吉拉尔多不允许肖邦吃当地人常吃的粗粮黑面包，要求他吃城里的细粮白面包，为此肖邦时常向父母抱怨。

II

弗里德里克早上7点起床。他每天练琴练到满足为止，见到喜欢的景色就画到速写本上，或是悠闲地在附近转一转，坐着杰瓦诺夫斯基家的马车神气地兜风，呼吸新鲜空气。弗里德里克也参加了不少体育活动，他会和多米尼克在萨伐尼亚的庄园里漫步，与房舍周围的奶牛和猪来个亲密接触（有时这些动物也会走进屋里），跟当地的居民闲聊，或是骑马兜风。有时这两个小伙伴会走得远一点，探访附近的索科沃沃（Sokołowo）、拉多明（Radomin）、罗德宗（Rodzone）、博切尼克（Bocheniec）等村庄。这是肖邦第一次亲身体验波兰的乡间生活，他感到十分开心。

8月10日，弗里德里克前往附近的索科沃沃，探望住在那里的朋友扬（亚希）·比亚沃布沃茨基。在索科沃沃，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这是肖邦现存的最早的一封书信。弗里德里克首先在信中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自嘲了自己第一次骑马的经历，他用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说：“我骑在法语动词‘connaître’（认识）的过去分词上。”［connaître的过去分词是connu，与波兰语中“koniu”（马）的发音相似。］然后他又回到关于黑面包以及能否让医生准许他吃黑面包这个重要的问题上。

索科沃沃

1824年8月10日，周二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最近食欲很好，胃口也变大了，为了满足我瘪瘪的肚子，我需要医生批准我吃乡下的面包。吉拉尔多不准我吃黑面包，但他说的只是华沙的黑面包，不是乡下的黑面包。他不让我吃是因为黑面包是酸的，但萨伐尼亚的面包一点儿也不酸。前者是黑色的，后者是白色的。前者是用粗面粉做的，后者是用细面粉做的。总之如果吉拉尔多能尝尝的话，他会发现这种面包比其他面包还好，一定会允许我吃一些的，毕竟医生总是让病人吃他们医生自己爱吃的东西……我想吃的东西，母亲怎么会不允许呢？难道我还没有表达清楚我想吃乡下的面包吗？如果吉拉尔多在华沙的话，我可以请杰瓦诺夫斯卡夫人给我一块面包装在小盒子里寄给他。他只要尝一口，就会允许我吃的。所以看在我这么坚持的份儿上，希望你们能批准（卢德维卡小姐和约瑟法小姐[3]也同意，她们也觉得你们会同意的，于是有一次给我吃了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再也不提这件事儿了……

我们迫切地期盼父亲的到来，我恳求父亲从布热齐纳［华沙的一位音乐商］那里购买［费迪南德·］里斯的《四手联弹摩尔民歌钢琴变奏曲》并带给我。[4]我希望能和杰瓦诺夫斯卡夫人一起演奏。另外也请父亲带上我的药方，或带一瓶药来，我今天算了一下，剩下的药只够吃27天。

最后想向卢德维卡问一下父亲和母亲的健康状况，此外没有其他事情了。相信父亲的肾已经不疼了吧。热情拥抱卢德维卡、伊莎贝拉、埃米莉亚、祖齐亚（Zuzia）、德凯尔特夫人和莱什琴斯卡（Leszczyńska）小姐。也向蚱蜢[5]和霍门托夫斯基（Chomentowski）问好。亲吻我挚爱的父母的手和脚。

你们的儿子，

F.肖邦[6]

III

关于弗里德里克在萨伐尼亚小住时的情况，他自创的讽刺报纸《萨伐尼亚信使报》是最好的信息来源。这份报纸讽刺性地模仿了波兰当时的主流报纸——保守派的《华沙信使报》。弗里德里克是报纸的主编，也是唯一的撰稿人，使用“肖邦”的变体词“皮洪先生”（Mr. Pichon）作为笔名。《华沙信使报》上的报道都要经过审查才能发表，因此《萨伐尼亚信使报》也得经过审查，而这一重任落在了多米尼克的姑姑卢德维卡·杰瓦诺夫斯卡的肩上。《萨伐尼亚信使报》和《华沙信使报》一样，分为两个栏目。“国内新闻”主要报道萨伐尼亚当地的事情，“国外新闻”则报道周边地区的事情。肖邦用假正经的语气描述萨伐尼亚及周边乡村的生活，从每一页纸上都能看出他滑稽又顽皮的幽默感。他再一次讲述了骑马时的失败经历、农场里猪和奶牛的纷争、听到的原生态波兰民歌，以及在附近乡间探险时的各种奇遇。弗里德里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华沙的家人寄去一份《萨伐尼亚信使报》，也许是以此代替给家人寄去的他们期盼已久、可能也更愿意看到的书信，但当他们看到弗里德里克以国家要闻的形式描写田园风光时，大概也会会心一笑。以下段落节选自仅存的四期《萨伐尼亚信使报》，肖邦一共写了六期，另外两期已无处可寻。[7]

国内新闻

1824年8月16日刊

8月11日。弗里德里克·肖邦先生每天都骑马，他的技术如此高超，经常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经L. D.审查）

8月12日。一只母鸡瘸了，一只公鸭与鹅打架的时候断了一条腿。一头奶牛病得很重，在花园里吃草……因此有关部门于本月14日颁布法令，禁止任何小猪仔进入花园，违者处以死刑。（经L. D.审查）

萨伐尼亚也有一些音乐之夜。晚饭结束后，大家会围坐在钢琴旁，举行一场即兴音乐会。肖邦有时会与杰瓦诺夫斯卡夫人一起演奏二重奏，但最精彩的还是肖邦的独奏。当时他新排练了一首卡尔克布雷纳的作品，这首难度很大的协奏曲让所有听众都为之折服。有时杰瓦诺夫斯基家里的一些音乐家客人也会参加音乐会，其中包括一位水平一般的柏林钢琴家赫尔·贝特尔（Herr Better），肖邦听了他的演奏后把他写进《萨伐尼亚信使报》嘲讽了一番。

8月13日。赫尔·贝特尔的钢琴演奏表现了他过人的才华。这位柏林演奏家的风格与赫尔·伯格（一位斯科利莫的钢琴家）相似。他以极快的速度超越了拉戈夫斯卡夫人（一位当地的钢琴家），他的演奏让人感觉每一个音符都发自他的大肚子，而非发自他的内心。（经L. D.审查）

肖邦可能很不喜欢这种与他自身风格不同的“做作”演奏。后来他在巴黎定居后，还经常滑稽地模仿这些人的演奏，逗得朋友们大笑。

8月15日。昨晚有一只猫潜入更衣室，打翻了一瓶果汁。一方面这只猫被抓获后理应被处以绞刑，但另一方面它也值得嘉奖，因为它打翻的是最小的一瓶果汁。（经L. D.审查）

国外新闻

1824年8月16日刊

8月16日。罗德宗村的一只狐狸咬死了两只无辜的公鹅。如有任何人抓获此肇事狐狸，请及时联系当地司法机关，有关部门将依照法律法规对狐狸严惩不贷。将肇事狐狸扭送至司法机关者将得到这两只公鹅作为奖励。

国内新闻

1824年8月27日刊

皮洪阁下饱受蚊子困扰……蚊子咬得他满身大包，但还好没有咬在鼻子上，否则鼻子就显得更大了。

8月25日。今天凌晨，公鸭先生偷偷溜出鸭舍，被发现时已溺死。公鸭的家人拒绝透露其自杀的原因。

国外新闻

1824年8月31日刊

8月29日。皮洪先生路过涅什扎瓦［肖邦可能指的是涅什科韦兹纳］时，碰到乡下的卡塔拉妮[8]坐在栅栏上扯着嗓子唱歌。他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仔细聆听歌曲的旋律和歌者的声音，但遗憾的是他竭尽全力也没有听懂歌词。他在栅栏边来回走了两趟，但仍是徒劳——一个字也没听懂。最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从兜里掏出三个格罗希（groszy），问歌者能否再唱一遍。一开始她噘着嘴严词拒绝了；但最终她屈服于三个格罗希的诱惑，下定决心又唱了一首短小的玛祖卡。本刊编辑在有关部门和审查员的批准下，将其中一小节引用如下：

看哪，狼在山的那边

为生命起舞；

看他有多伤心，

因为他没有媳妇。

在拉多明村，一只猫发疯了。所幸它没有咬到人。猫跑到一片田地里，在那里被杀掉了。直到这时它才停止狂暴的行为。（经L. D.审查）

国内新闻

1824年9月3日刊

9月1日。皮洪先生演奏《小犹太人》时，杰瓦诺夫斯基先生叫来犹太放牛人，并询问他对这位年轻的犹太演奏家有什么看法。这位年轻的摩西站在窗边，把他的鹰钩鼻探进屋里听演奏。听完，他询问皮洪先生是否愿意在犹太婚礼上演奏，他可以付至少十个弗罗林。这让皮洪先生想要马上开始走上这样的音乐道路，谁知道呢？也许以后他会以这类商业音乐演出维生。（经L. D.审查）

这里的《小犹太人》可能是肖邦《a小调玛祖卡》的一个早期版本，也是肖邦第一次提到这首乐曲。后来他对乐曲进行了润色补充，作为第17号作品中的第4首出版。[9]

一般认为，这首以响亮的、“民族性”的和声为特点的玛祖卡受到了肖邦在萨伐尼亚地区听到的犹太音乐的影响。不同寻常的开篇旋律（利底亚调式）在结尾复现，全曲最后以F大调的“错误”和弦渐弱结束。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来的一些让人感觉悬而未决、没有结尾的乐曲（如舒曼《童年景象》中的“央求的孩童”和李斯特的《灰色的云》），不禁让人怀疑这首年轻的玛祖卡是否开了这一先河。弗里德里克之所以荒唐地将自己称为“年轻的犹太演奏家”，大概和家里人经常开的一个玩笑有关。弗里德里克的鼻子很大，他自己也经常调侃这一点。

马佐夫舍地区（玛祖卡的发源地）的犹太人很多，其中不少都在萨伐尼亚这样的大庄园里工作。当地的牧民、牛奶工、屠夫可能也都是犹太人。做买卖的犹太人也经常到庄园来出售商品。在当时的波兰，犹太人被看作二等公民，因此肖邦觉得拿他们开玩笑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反犹太主义的语言在那个时代非常普遍，在肖邦后来的书信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这样的语言。

国外新闻

1824年8月27日刊

罗德宗村的一个佃户每晚都在庄园的玉米地里放牛。之前一直平安无事，但24日晚上牛犊被狼咬死了。庄园主看到这个喜欢占小便宜的犹太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很是高兴；不过这个犹太人大为恼火，声称谁要是能够抓获罪魁祸首，就把整只牛犊送给这个人。（经L. D.审查）

几天之后，14岁的肖邦又用黑色幽默讲述了另一个关于当地犹太人的故事。

国内新闻

1824年8月31日刊

8月29日，一辆运货马车载着一车犹太人行驶着。这一大家子人包括一位胖妈妈，三个成年人，两个青少年，还有六个小孩。他们像荷兰鲱鱼一样挤在一起。突然马车轧到了一块石头，车翻了，这些犹太人按照以下顺序躺在了地上：最底下是小孩，头冲哪的都有，大多四脚朝天地躺着，被胖妈妈压着，而胖妈妈被几个犹太男人压得喘不过气，混乱中无檐便帽掉了一地。（经L. D.审查）

《萨伐尼亚信使报》的最大意义是它让我们了解到了肖邦的性格。这么年轻的孩子能如此纯熟地运用讽刺手法实属不易，这可能也与他的模仿天分有关。

没过多久，米柯瓦伊·肖邦也来到萨伐尼亚，与杰瓦诺夫斯基一家度过了轻松愉快的几天。他的到来也没能逃过《萨伐尼亚信使报》编辑的细致观察，弗里德里克向读者抱怨父亲“每天吃四个面包，注：此外还要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和三道菜的夜宵”，以此影射自己受到的饮食限制。

从肖邦写给华沙中学的好友威廉（威卢希）·科尔贝格的信中也能看出这段日子的灿烂色彩，当时科尔贝格也在波兰的乡下过暑假。

萨伐尼亚，1824年8月19日

亲爱的威卢希！

谢谢你还记得我；但我很生气，你居然这么小气、过分，只写了这么几句话给我。你是要省纸、省笔、省墨吗？也可能你太忙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忙着开心地骑马，根本没空想起朋友。无论如何吧，我们拥抱一下就和解吧！

很高兴听你说在乡下玩得很开心，因为这才是去乡间度假的目的所在。我也玩得很开心，也和你一样骑了马。骑得怎么样就不说了，至少马慢慢走的时候，我能颤颤巍巍地坐在马背上，像一只骑在熊背上的猴子。目前为止我还没掉下过马背，因为马儿还没把我甩下去；不过要是哪天它想把我丢下去，我可能会摔得很惨……

我的琐事就说到这吧，我知道这些事会让你感到无聊。苍蝇总是落在我高挺的鼻梁上，不过没关系，这是它们的惯例了……你是不是已经觉得无聊了？如果没有的话，请回信给我，我可以给你详细讲讲。

让我以友谊，而非赞美，来结束这封信。保重，亲爱的威卢希，期待你的来信——但这次别只写几句话了。四周后见。热情拥抱你。

你真诚的朋友，

F. F.肖邦

也向你的爸爸妈妈问好，拥抱你的兄弟。[10]

暑假过后，弗里德里克向他的朋友们展示了他在萨伐尼亚创作的另一首玛祖卡，他后来将这首《降A大调玛祖卡》进行了修改，并作为第7号作品中的第4首出版。[11]乐曲中的和声让人难以相信它们出自一位少年之手，这些和声也再次体现了波兰乡间生活对肖邦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肖邦使用了六级音升高半音的多利亚调式，这种旋律不大可能是他在音乐学院里学习到的，多半是在马佐夫舍的村子里听到的。从肖邦的音乐里也能看出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主旋律在遥远的A大调上的大胆回归也十分引人注目。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它显得与整首玛祖卡格格不入，仿佛年轻的肖邦直接将远处传来的一段音乐写进了乐曲中，这个片段也许是流浪的克莱兹默乐队演奏的，似乎渐行渐远，正要消失。这时14岁的作曲家又通过一个突兀的和弦转回了主调降A大调。正是这首玛祖卡让保守派批评家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勃（Ludwig Rellstab）十分气愤。[12]

随着夏日的光照变短，萨伐尼亚最重要的丰收时节临近了。农民拿着镰刀在地垄间劳作，有节奏地割着麦子，时不时地唱首歌缓解一下疲劳。中午他们会停下来吃点东西，喝点水，找个阴凉处躲避烈日，然后继续工作，将割下来的麦子打成捆，之后再进行手工打谷。粮食储存在庄园宅邸附近，留够过冬的粮食后，剩下的一般会被卖掉。有一回，弗里德里克和多穆希碰到了一群购买余粮的犹太商人。肖邦为他们即兴演奏了一首犹太人婚礼上的舞曲《马尤费斯》（majufes），商人们高兴地围成了一圈跳起舞来。肖邦的演奏大受欢迎，还被邀请去参加附近的一个犹太婚礼，在婚礼上这位年轻的钢琴家沉浸在欢乐和音乐之中。肖邦像海绵一样吸收着这些经历带给他的音乐灵感，将它们加到伴随了他一生的音乐记忆素材库中。他很少承认自己作品中的民间音乐元素，也不会特意去追求这种风格——这一点和后世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artók）、科达伊（Kodály），以及英格兰作曲家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不同。但民族音乐无形中为他一系列的玛祖卡和波兰舞曲奠定了基调，为他的乐曲赋予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波兰气质”，而这种气质是无法仅靠引用一两首波兰民歌的旋律获得的。[13]

IV

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来到华沙，以波兰国王的身份召开第三届议会。军乐团在广场上演奏，国家剧院上演着晚会，贵族们灯火通明的宅邸里举办着盛大舞会。这些盛况都围绕着一个庄重的事件：全国议会于5月13日开幕。借着这个机会，当地一位名叫菲德利斯·布伦纳（Fidelis Brunner）的乐器制造商决定向人们展示他的一项新发明——风鸣梅洛迪孔琴（Aeolomelodikon）。这种乐器是华沙大学里的一位科学家、肖邦家的朋友雅各布·霍夫曼设计的。风鸣梅洛迪孔琴这个机械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复杂奇特。它结合了管风琴和钢琴两种乐器，通过铜管将声音放大，配有音栓和踏板，可以模仿各类吹奏及铜管乐器。所有音栓都打开时，听起来就像一个六十人的管弦乐团在演奏。

霍夫曼找到米柯瓦伊·肖邦，希望能请弗里德里克（“华沙首屈一指的钢琴家”）公开演奏这一乐器。刚开始米柯瓦伊可能也有些顾虑，但当他听说沙皇批准了布伦纳的请愿，想要亲自听听这件乐器时，他的所有顾虑都被打消了。御前演出被定在了有着宽大拱顶的福音教堂（霍夫曼和布伦纳都是该新教教堂的会众，华沙中学的校长塞缪尔·林德博士碰巧是他们的教友）。除了沙皇亚历山大及其随从外，拉齐维乌亲王和他的家人也随同波兰贵族一起出席了演奏会。弗里德里克穿着华沙学院的全套校服登台，向观众鞠躬行礼。这是15岁的肖邦见过的身份最为尊贵的观众。当年的纸质节目单已无处可寻，但我们了解到肖邦即兴演奏了一首自由幻想曲，将这件乐器的风采展现到了极致。沙皇亚历山大对肖邦的演奏大为赞赏，并分别奖赏弗里德里克和布伦纳一枚金戒指。《华沙信使报》也就此事刊登了一篇短评。[14]

但对于霍夫曼和布伦纳来说非常不幸的是，随后出现了一件类似的乐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抢走了两人的风头。这种新乐器（也是结合钢琴和管风琴的一个尝试）和风鸣梅洛迪孔琴有着一样不知所云的名字，名叫风鸣潘塔莱翁琴（Aeolopantaleon），是由华沙的一位家具匠约瑟夫·德乌戈什（Józef Długosz）在肖邦后来的作曲老师约瑟夫·埃尔斯纳（Józef Elsner）的资助下设计制作的。在5月27日音乐学院大厅里举办的一场慈善音乐会上，风鸣潘塔莱翁琴第一次公开亮相，由肖邦进行测试演奏。肖邦即兴演奏的自由幻想曲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随后他演奏了莫谢莱斯《g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也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音乐会最终以埃尔斯纳的康塔塔结束，该曲以圣歌《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为主题，非常应景。[15]由140余名表演者组成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参加了演出，拉齐维乌亲王也再次出现在了座无虚席的观众席上。由于演出大获成功，6月10日又加演了一场。这一次肖邦演奏了他的新作《c小调回旋曲》（op.1），这使他首次吸引了海外专业期刊的注意。这篇文章出现在莱比锡的《音乐广讯报》上，一般认为这位匿名的“华沙通讯员”就是埃尔斯纳本人。作者特别对肖邦的即兴演奏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肖邦的演奏“体现了丰富的乐思，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风鸣梅洛迪孔琴和风鸣潘塔莱翁琴最终都没有成功。这种“混合乐器”可能会受到一时的推崇，但无望流传于后世。

议会结束后，沙皇亚历山大在华沙停留了六周，于6月中旬离开华沙。从此波兰人再也没有见过他。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而这件事为波兰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V

这一学年结束后，肖邦在多穆希·杰瓦诺夫斯基的陪伴下迫不及待地回到萨伐尼亚过暑假。两人在7月中旬抵达了庄园的宅邸。这一次肖邦令人难以置信地开始把打猎和射击活动作为田园生活的消遣，他和大家一起去狩猎，回来时腰上挂着一只兔子和一对山鹑——都是他当天的“战利品”。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肖邦还做起了木匠活，很难想象身体虚弱的肖邦还能干这样的活计。他先设计制作了些棋子，然后做了几把木质长椅，这些椅子被放在了萨伐尼亚的公园里，在那里伫立了很多年。（1842年，卢德维卡·肖邦路过这里时曾写信告诉弟弟：“你在萨伐尼亚做的长椅已经没有了。只能找到人们为纪念你而制作的仿制品。”[17]）

《萨伐尼亚信使报》也停刊了，但是从肖邦写给朋友扬·比亚沃布沃茨基、扬·马图辛斯基和家人的信件中，我们能还原一些这里发生的故事。弗里德里克和多穆希在马佐夫舍游历的范围更广了，他们坐着杰瓦诺夫斯基家的马车，从新的视角了解这里的乡村生活。在一次短途旅行中，他们拜访了哥白尼的出生地托伦。弗里德里克被这座中世纪城市深深吸引，这里有着哥特式教堂、著名的托伦斜塔，市政厅的“窗户像一年中的日子那么多，大厅如一年中的月份那么多，房间如一年中的星期那么多”。当他看到哥白尼曾居住的房子已经弃置坍塌时，他感到义愤填膺。据说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出生的房间被“一帮狼吞虎咽吃着土豆，不时释放一些气体［放屁］的德国人”占据。“先不说哥白尼的事儿了，”弗里德里克在给扬·马图辛斯基的信中说，“我们说一说托伦的姜饼吧。托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姜饼了……没什么比姜饼更棒了！”在那个时代，托伦的姜饼已经和现在一样有名了。除了点心以外，一台运沙子的德国机器也让弗里德里克非常着迷，“德国人称之为沙机（Sandmaschine）”[18]。

肖邦在波兰的足迹：1815～1830

8月底，两个小伙伴回到萨伐尼亚，这一年的暑假再次以欢腾热闹的丰收节日结束。弗里德里克描述了他和多穆希在奥诺拉塔·杰瓦诺夫斯卡（Honorata Dziewanowska）夫人的陪同下去奥布罗沃（Obrowo）短途旅行，正当晚餐快要结束时，他们听到院子里传来了难听的歌声，便赶快跑出去看是谁在唱歌。一队老农妇正向房子走来，用鼻子哼唱着一个传统旋律。四个当地的姑娘戴着花冠，按照习俗捧着刚收割下来的庄稼走在最前面，用高半个音的尖锐嗓音伴着一把断了根弦的破小提琴唱歌。这个场景十分有趣。两个马倌藏在宅邸旁，等姑娘们踏过门槛时，就将一桶水泼在她们身上。热闹欢腾随即开始，人们载歌载舞，弗里德里克也参与其中。天色渐暗，人们拿来了蜡烛，摆在台阶上。提琴手即兴演奏着一首玛祖卡，但似乎快撑不下去了。为了让乐曲继续下去，弗里德里克抓了一把巴塞特拉（一种只有一根线的低音提琴），尽力演奏下去。他还一度抓住了个姑娘一起跳舞。当农民的队伍再次集合，准备前往下一个村庄重复这一套丰收仪式时，人群便散去了。[19]

VI

从萨伐尼亚回到华沙后不久，15岁的肖邦便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新任务。他被任命在华沙圣母显圣修女教堂（Church of the Nuns of the Visitation）每周日的礼拜仪式上演奏管风琴。该教堂位于华沙的克拉科夫郊区大街上，是华沙中学的官方教堂，学生和教职员工每周日都会到这里来参加弥撒。[20]我们推测肖邦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因为他不久前成功地为沙皇亚历山大演奏了簧钢琴，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肖邦写给亚希·比亚沃布沃茨基的信件中，他炫耀道：“我被任命为华沙中学的管风琴演奏者。哦，我的天哪，我居然成了一个如此重要的人——地位仅次于神父（Reverend the Priest）！我在圣母显圣修女教堂每周演奏一次，在别人唱歌的时候伴奏。”[21]华沙著名音乐期刊《音乐运动》（Ruch Muzyczny）的编辑约瑟夫·西科尔斯基曾在上学的时候参加过该教堂的礼拜仪式，他对当时的事记得很清楚。

华沙大学还在的时候，学校会在周日及重要节日的早上组织学生参加显圣教堂的礼拜仪式。由埃尔斯纳创办的音乐学院在校生和已毕业的学生组成的唱诗班在管风琴或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唱宗教歌曲。肖邦也经常来这个教堂，尤其是在他离开华沙前的最后一年里，他曾在这里演奏管风琴，有时弹早期音乐大师的赋格作品，有时弹他自己的即兴创作。对踏板的使用是管风琴演奏中的一个难点，但肖邦使用起踏板来却轻松又熟练……

有一次在弥撒间歇，唱诗班和管弦乐队刚演奏完，肖邦坐在管风琴前，拿出了知名管风琴演奏家的风范，以刚才的弥撒曲为主题开始即兴演奏。他展现出的乐思如此巧妙，华丽而流畅的旋律倾泻而出，所有围在他身边的人……都入神地听着，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以及来这里做什么。他们沉浸在音乐的遐思中，直到生气的教堂司事跑上楼冲他们喊：“你们以上帝的名义做什么呢？神父已经开始准备唱《愿主与你们同在》（Dominus vobiscum）了，圣坛上的侍者一直在摇铃，结果管风琴还一直停不下来。”老太太［修道院院长］确实生气了。[22]

欧根纽什·斯克罗茨基也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肖邦在该教堂管风琴楼厢里的经历。当时教堂的管风琴演奏者叫比亚韦茨基（Białecki），他的演奏水平很一般，他对乐器的控制力总有些不尽如人意。

有一次，在圣母显圣修女教堂里，肖邦与一位管风琴演奏者发生了一点摩擦。这个可敬的人名叫比亚韦茨基，他的演奏如同被拴在磨盘上的马。由于演奏过于机械，肖邦实在听不下去了，走到键盘前开始毫无顾忌地即兴演奏，甚至不在意主持弥撒的神父是否允许他这样做。不过显圣教堂的管风琴主管对他这一任性的举动并未深究。但另一次的情况更严重，在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弥撒仪式上，肖邦听到比亚韦茨基弹出了一个不和谐的音，或是不协和和弦里都没有的错音，他几乎是用蛮力将比亚韦茨基推开，自己坐在键盘前开始演奏。[23]

据斯克罗茨基回忆，弗里德里克也演奏了“早期音乐大师的赋格作品”，虽然他没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些乐曲。这些在管风琴楼厢演奏的经历对肖邦很有帮助。多年后，他受邀在法国马赛的圣母山教堂（Church of Notre-Dame-du-Mont）男高音歌唱家阿道夫·努利（Adolph Nourrit）的葬礼上演奏了管风琴。

VII

从萨伐尼亚回到华沙后的几个月里，肖邦一直在给亚希·比亚沃布沃茨基写信。除了给亚希更新华沙中学发生的各种琐事、分享家人和朋友的情况外，肖邦的书信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当时华沙的音乐生活。10月29日，肖邦在华沙剧院看了一场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由当地一个水平一般的艺术团表演。肖邦很喜欢其中的音乐，回到家后用歌剧的主题写了一首波兰舞曲。“我打算明天把它印出来。”他对亚希说。但据我们所知，最终这首舞曲并未被印出来，手稿据说也遗失了。肖邦以幽默的口吻描述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场演出，他写道：有两位业余女歌唱家，其中一位好像得了感冒，全程一直在打喷嚏，另一位穿着晨袍和拖鞋，“配着音乐打哈欠”。在肖邦写给亚希的信中有很多开玩笑的话，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亚希当时身患重病，时日无多，因此弗里德里克拼命地想要帮他振作起来。弗里德里克在萨伐尼亚过暑假时，特意绕道去了比亚沃布沃茨基家的索科沃沃庄园看望亚希，发现骨结核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亚希的脊柱，导致他已无法行走。[24]他之前刚在比绍夫斯韦达（Bischofswerda）接受了痛苦的热疗，但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年轻的亚希已经没法回华沙继续学业，因此医生建议他留在家里，尽可能让那不可避免的结果来得更晚一些。弗里德里克把他觉得所有有意思的琐事都写进了给亚希的信里。比如当时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伦比耶林斯基（Alexander Rembieliński）的钢琴家来到了华沙，他是当地教育部部长的侄子。伦比耶林斯基在巴黎留学了六年，肖邦对他的演奏大加赞赏。“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钢琴演奏，”肖邦告诉亚希，“你可以想象，对于我们这些从没听过真正出色的演奏的人来说，这是种莫大的享受。”肖邦对其他钢琴演奏者一般都持批判态度，因此他对伦比耶林斯基的评价可以说是很高了。他尤其欣赏伦比耶林斯基饱满流畅的演奏，以及他左手的力度“与右手一样有力”，肖邦觉得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25]

随着年底临近，冬雪初降，华沙城被白雪笼罩。斯卡尔贝克伯爵夫人邀请弗里德里克和卢德维卡到热拉佐瓦沃拉与她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两个孩子很高兴能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他们乘坐挂着铃铛的马拉雪橇在白雪覆盖的路上行驶了60公里，于12月24日到达了热拉佐瓦沃拉。在信仰天主教的波兰，圣诞节是个美好的节日，斯卡尔贝克家也和波兰所有的施拉赫塔（Szlachta）贵族一样，在他们的庄园里按照传统习俗过圣诞节。他们吃着传统美食，喝着传统饮料，围在火边唱圣诞颂歌，与家人交换祝福和礼物。在圣诞节前夜的晚餐之前，弗里德里克给亚希写了一封信：

1825年12月24日

我亲爱的亚希！

你肯定猜不到我在哪里给你写信！……你一定还以为我在卡齐米日宫配楼的三层吧？不对！那么应该是……或者是……别猜了！你肯定猜不到：我正在热拉佐瓦沃拉给你写信。

弗里德里克讲述了几天前华沙的一场庆祝活动。他和父亲受邀到华沙音乐学院的指挥教授、捷克音乐家约瑟夫·亚武雷克的家中参加晚宴。亚武雷克有着浓重的捷克口音，所以当他说晚饭会用“泻药”（lax）招待大家时，肖邦感到十分困惑。难道说男主人腹痛，想让大家和他一起腹痛？肖邦很疑惑。而当“泻药”端上来时，他发现亚武雷克说的实际上是一种专门从格但斯克进口的大鲑鱼（德语为Lachs）。晚宴上，音乐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天晚上一位刚从维也纳来到华沙的捷克钢琴家利奥波德·恰佩克（Leopold Czapek）为宾客演奏了钢琴曲，但肖邦只说“他的演奏没什么好说的”，便对这位钢琴家一笔带过。更让肖邦感兴趣的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单簧管演奏者，这个名叫扎克（Żak）的年轻人能用单簧管同时吹奏出两个音，这让所有人都倍感惊奇。肖邦也对这样一个能自己给自己伴奏的单簧管演奏者赞叹不已。但对于亚希来说，他的圣诞节过得十分凄惨，肖邦打趣的话语可能也无法让他的精神振奋起来。这封信的结尾很感人：

我发自内心地拥抱你，祝你身体健康。希望你每天都能好一些。这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尤其是

我，

你最真挚的朋友。

之后感性的肖邦又加上了一段令人唏嘘的附言：

我家里的所有人，如果他们知道我在给你写信，都会送上他们的问候。[26]

仅仅两年后，亚希就死于这场痛苦的疾病，他在索科沃沃的家中去世，年仅22岁。

[1] CFC，vol. 1，p. 13；KFC，vol. 1，p. 40.

[2] 奥诺拉塔是多米尼克的继母。多米尼克的父亲和母亲维多利亚（Wiktoria）于1817年离婚。顺带一提，杰瓦诺夫斯基一家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831年华沙起义失败后，尤利乌什因与波兰游击队合作，1833年被俄国人逮捕，囚禁于华沙。获释后他仍处于警察的监视下。1838年，他将萨伐尼亚庄园转让给了27岁的多米尼克，然后在附近的一个庄园里生活。而多米尼克也在起义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起义后被流放两年，1833年回到家乡。1848年因参与密谋反对俄国的革命活动而入狱。

[3] 多米尼克的两位姑姑。

[4] 当时费迪南德·里斯新出版了一部四手联弹变奏曲，该乐曲是基于爱尔兰作曲家托马斯·摩尔（1779～1852）的《爱尔兰传统民歌》创作的。少年时期的肖邦也基于这一主题创作了自己的四手联弹变奏曲，1965年人们发现了该作品的手稿。

[5] “蚱蜢”是一个昵称，但目前不知道指的是谁。

[6] CFC，vol. 1，pp. 6-9；KFC，vol. 1，pp. 37-38.

[7] 现存的四份《萨伐尼亚信使报》的复印件及其注释请见CKS。

[8] 指歌唱家安洁丽卡·卡塔拉妮，她在1820年曾送给弗里德里克一块金表。

[9] 人们习惯于将这首玛祖卡称为《小犹太人》，但当代的一些研究表明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被肖邦称为《小犹太人》的手稿已经遗失，学者们认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这首曲子可能和原作并无实质联系。CKS第43页里总结了正反两方的一些观点。

[10] CFC，vol. 1，pp. 12-14；KFC，vol. 1，pp. 40-41.

[11] 手稿上有威廉的哥哥奥斯卡·科尔贝格（Oskar Kolberg）的题词：“弗·肖邦，作于1824年。”

[12] “如果肖邦阁下将这首作品展示给一位大师看，想必那位大师一定会撕掉乐谱，丢到他的脚下，我们在这里只是象征性地做这件事。”《伊里斯》，柏林，1833年7月12日。

[13] 我们并没忘记肖邦的《为钢琴和交响乐队而作的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op.13），这是肖邦唯一“收录”了波兰主题的大型作品。

[14] 1825年6月7日刊。

[15] 我们可以从BFC第28页上找到一份难得的节目单。

[16] 1825年11月6日的《综合广讯报》上也有一篇对风鸣潘塔莱翁琴的描述。当天参加音乐会的还有一位来访的意大利歌唱家，节目单里只将她简单地称为“比安基夫人”（Mme Bianchi）。这个比安基夫人并非帕格尼尼的情人安东尼娅·比安基（Antonia Bianchi）——很多人都误认为这里说的是那位艺术家——她其实是男高音埃利奥多罗·比安基（Eliodoro Bianchi）的前妻卡罗莱娜·克雷斯皮·比安基（Carolina Crespi Bianchi）。在这场音乐会进行的时候，安东尼娅正和帕格尼尼住在巴勒莫（Palermo），已有了八个月的身孕，六周之后她生下了儿子阿基利（Achilli）。CPG，vol. 1，pp. 243-44.

[17] CFC，vol. 3，p. 116；KFC，vol. 2，p. 71.

[18] CFC，vol. 1，pp. 34-35；KFC，vol. 1，p. 52. 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还一直将科佩尔尼卡（Kopernika）和佩卡雷（Piekary）街角一栋破败的公寓楼误认为哥白尼出生的地方。所有的游客，包括肖邦在内，都曾到这里向哥白尼致敬。而这位天文学家实际上出生在附近的科佩尔尼卡街15号，这里如今成了尼古拉·哥白尼博物馆。

[19] 写给父母的信，1825年8月26日。KFC，vol. 1，pp. 53-55.

[20] 这栋建筑里有一块牌子上铭刻着：“以此纪念弗里德里克·肖邦，1825～1826年，他曾在这间教堂里以华沙中学学生的身份演奏管风琴。”

[21] CFC，vol. 1，pp. 44-45；KFC，vol. 1，pp. 60-61. 虽无可靠证据，但常有人认为肖邦当时曾跟捷克作曲家威廉·维费尔（Wilhelm Würfel）学习过管风琴。维费尔是肖邦家的朋友，他从1821年开始在华沙音乐学院教管风琴。但肖邦从没有上过他的课。

[22] 《纪念肖邦》，《华沙图书馆》（Biblioteka Warszawska），1849年12月。

[23] SRCY，Bluszcz （Ivy），no.36，1882年8月25日（9月6日）。

[24] 从肖邦回到华沙之后给亚希写的信中，我们得知他去探望了这位朋友。CFC，vol. 1，p. 36；KFC，vol. 1，p. 56.

[25] CFC，vol. 1，p. 42；KFC，vol. 1，p. 59.

[26] CFC，vol. 1，pp. 45-47；KFC，vol. 1，pp. 61-62.

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1826

沙皇尼古拉——波兰的苦难之源。

——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1]

I

弗里德里克和卢德维卡回到华沙后，发现全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1825年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地处偏远的塔甘罗格因斑疹伤寒去世，他最小的弟弟尼古拉继位。华沙进入了服丧期，但人们都暗暗为这位君主的驾崩而高兴。在这六周内，剧院被关停，音乐会被取消，人们的正常生活停滞了下来。而在圣彼得堡，一些持异见的俄国军官带领了约3000名士兵，于12月26日在元老院广场上集结，声称他们忠于尼古拉的哥哥康斯坦丁大公，拒绝效忠尼古拉。而由于康斯坦丁娶了乔安娜·格鲁津斯卡，按照规定，贵贱通婚的康斯坦丁和他的后代无法继承罗曼诺夫皇位，因此他已于五年前秘密宣布放弃皇位继承权。康斯坦丁可能会后悔当初没有将这个正式声明公之于众，导致俄国军队并不了解这一情况。此时谣言四起，有人称沙皇亚历山大是被谋杀的，现在他的棺材里躺着的是一个无名士兵的遗骸。[2]趁着皇室发生混乱，“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了。

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亲自出现在圣彼得堡与反叛军对峙，但他的调停人米哈伊尔·米罗拉多维奇（Mikhail Miloradovich）伯爵在发表演讲时被射杀。尼古拉下令骑兵发起进攻，但战马在广场结冰的鹅卵石地面上纷纷滑倒，导致溃散。尼古拉恼羞成怒，下令开炮攻击，反叛军受到重创，作鸟兽散，纷纷逃到了涅瓦河（Neva River）的冰面上。炮击追着他们打到了冰面上，不少士兵落入冰水中淹死。起义的领导人被逮捕，押送到冬宫审判，并被判处绞刑。支持这些军官的普通士兵被处以鞭刑，之后被拴上铁链流放到西伯利亚。

公开处决五名十二月党人的那个早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行刑时，几条绳子纷纷断掉，没能勒死几位起义者。围观的人们都认为应该暂缓或取消行刑，但尼古拉下令拿来新的绳子，重新施以绞刑。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很快传到了华沙，引起了公愤，整个西方世界也一片哗然。尼古拉想以此展示他的政治铁腕，并向波兰发出了警告。对沙皇的抗议在俄国内部引发了人们的爱国反抗，同时重新燃起了广大波兰人对俄国的不满情绪。华沙的咖啡厅里人人都在讨论反抗俄国的话题。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各种地下会议。这些活动都是在共济会、爱国协会等组织的掩护下进行的——根据波兰宪法，这些组织是完全合法的，但自从尼古拉成为沙皇，同时自动成为波兰国王之后，他们才开始参与反抗沙皇的活动。华沙有三个共济会，其中一个名为“金色烛台下”，成员包括米柯瓦伊·肖邦的几位同事，如约瑟夫·埃尔斯纳、卡齐米日·布罗津斯基（Kazimierz Brodziński）、尤利乌什·科尔贝格，以及国家歌剧团的指挥卡罗尔·库尔平斯基（Karol Kurpiński）。米柯瓦伊从没加入过共济会，但他深知“观其友而知其人”的道理，因此行事也十分谨慎。俄国的秘密警察为了清除异见者，几乎无孔不入。在臭名昭著的尼古拉·诺沃西利佐夫（Nikolai Novosiltsov）伯爵的领导下，秘密警察在深夜逮捕了上几百名爱国协会的成员，并将他们关在加尔默罗修道院（Carmelite Monastery）的地下墓室里。后来墓室容纳不下之后，诺沃西利佐夫又挪用了市政厅和布吕尔宫的地下室，在那里继续他的严酷审讯。而这些都发生在距卡齐米日宫肖邦家公寓不远的地方。

华沙人民发起了多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其中教堂举行的活动成效最为显著。全城的教堂都为布拉格区惨遭亚历山大·苏沃洛夫部队屠杀的死难者举行了纪念弥撒。虽然大屠杀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这段历史已经铭刻在了民族的记忆中，并且时刻可能重新点燃革命之火。1826年1月20日，波兰政治家斯坦尼斯瓦夫·施塔谢茨（Stanisław Staszic）逝世，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施塔谢茨是一位身份显赫的贵族，也是波兰国家科学院的创始人，他去世后将所有土地都留给了农民。一个月后，他的葬礼成了爱国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施塔谢茨的遗愿是死后被埋葬在华沙郊区别拉内（Bielany）的卡马多雷斯教堂（Camaldolese Church）墓地。在那个隆冬时节，大学生们抬着他的灵柩走了十公里，从圣十字教堂一路走到墓地，沿途有超过两万名吊唁者（几乎是1/5的华沙居民）为他送行。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在墓前发表了一篇演讲。[3]棺材下葬的时候，吊唁者们将他的墓布撕成小片收藏，作为对这一庄严场合的纪念。肖邦也拿到了一片，并把它当作神圣的遗物保存了起来。不久后他创作了《c小调葬礼进行曲》（在遗作中出版），以此悼念施塔谢茨。[4]

在这些慷慨激昂的日子里，正如肖邦在信中所说，他很少在凌晨2点前回家。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也不难预测。他虚弱的身体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导致了慢性喉炎，并伴有头痛和扁桃体肿大。家里给他请了一位新的家庭医生——弗里德里克·勒默尔（Fryderyk Roemer），他给肖邦戴上了一顶睡帽，并用医蛭从他的喉咙处吸血。[5]为了不让肖邦和他的父母过于担心，勒默尔只说肖邦患的是“黏膜炎”。而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肖邦的症状久久不见消退，我们现在看来这应该是肺结核的早期症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肖邦向别人抱怨了他的健康状况。

这些骚乱可能会给肖邦的学习带来负面影响，但我们却发现，随着期末的临近，肖邦更加心无旁骛地努力着，以期完成华沙中学高难度的课程。他下定决心要拿到毕业证书，否则他无法进入新成立的华沙大学附属音乐高中学习。肖邦经常学习到深夜，勤奋地学习各门必修课程，包括拉丁语、历史和数学。他有时会凌晨就起床修改早上要交的作业，或者偷偷摸摸地在钢琴上创作。家里的其他成员可能也会被他的夜间活动打扰，但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从没试图阻止过他。

II

弗里德里克不喜欢参加体育运动，只是偶尔和其他男生玩玩球。不过有一回，他享受了一次滑冰的乐趣——最后却以悲剧收场。冬天，圣十字教堂附近奥博兹纳街（Oboźna Street）上的喷泉池会被改为室外滑冰场。在1826年的元旦前后，15岁的弗里德里克与朋友欧根纽什·斯克罗茨基滑冰时不慎摔倒，头部受伤，鲜血直流。欧根纽什被吓得够呛。“他面色苍白，无法起身。我在他的伤口上敷了些雪。好在科兹沃夫斯基（Kozłowski）先生……不怎么出门，透过窗户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他赶快找人来帮忙，几分钟后医生就来了［弗里德里克·斯温茨基（Szwencki），一位住在附近的外科医生］。还好弗里德里克除了受点惊吓以外并无大碍，第二天就去上学了。”[6]由于肖邦扭伤了腿，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不得不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痊愈后，他便把拐杖送给了跛腿的同学安东尼·罗戈津斯基（Antoni Rogoziński）。[7]

冬去春来，在和煦的春夜里，华沙中学的学生经常在卡齐米日宫后边的植物园里散步，或坐在长椅上闲聊。欧根纽什对植物有着孩子般的好奇心，他喜欢在花园里搜寻动植物，把小虫子装进自己的标本集里。他注意到肖邦经常跟一个女孩在一起，显然肖邦对她很着迷。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但可能是华沙中学里一位教职员工的女儿。也许是为了讨好弗里德里克，欧根纽什也摘了点花送给她，弗里德里克从兜里掏出几块糖给了他。显然欧根纽什并非唯一发现了这个情况的人，因为他又说：“有一天肖邦教授来到花园里，用他清亮、坚定的声音询问我：‘告诉我，好孩子，你看见我的儿子弗里德里克了吗？’我犹豫了一下，从表情来看他可能因为弗里德里克来这里生气了，于是我回答道：‘没有，我没看见他。’‘但他确实来这里了。’肖邦教授坚持说。‘是的，’我回答道，‘但我刚才没看见他。’为了掩饰因说谎而羞红的脸，我转过身玩起球来。”几分钟之后，米柯瓦伊·肖邦放弃了搜寻，欧根纽什确定警报解除后，赶快跑去找到正在跟小姑娘聊天的弗里德里克，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你做得很好。”弗里德里克说。

卡齐米日宫的正面，1824年；拉萨尔（Lassalle）根据扬·费利克斯·皮瓦斯基的画作制作的版画。肖邦家的公寓位于右侧配楼的三层

然后他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了一块糖给欧根纽什。“我感到很困惑，”欧根纽什说，“我说了谎，他却因此表扬我。”[8]

III

转眼1826年的夏季临近，但肖邦仍然没有完全康复。更令一家人担忧的是埃米莉亚的身体每况愈下。13岁的埃米莉亚开始出现肺结核的症状。家里请来了专治肺结核病的威廉·马尔切（Wilhelm Malcz）医生，看来今年是不可能再让肖邦到萨伐尼亚村过暑假了。遵照马尔切的建议，尤斯蒂娜带几个孩子到西里西亚著名的温泉胜地杜什尼基-兹德鲁伊（旧称“赖纳茨温泉”）进行为期五周的“疗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含有矿物质的温暖泉水对身体虚弱的人大有裨益，因此赖纳茨温泉也吸引了不少有钱人来度假。与肖邦一家同行的还有斯卡尔贝克一家——包括卢德维卡·斯卡尔贝克伯爵夫人（她本人也是肺结核患者）、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伯爵和他的妻子普拉克塞达（Prakseda），以及他们的小儿子约瑟夫。斯卡尔贝克一家先和肖邦的姐妹卢德维卡及埃米莉亚乘坐私家马车前往杜什尼基-兹德鲁伊。肖邦要等华沙中学公布期末考试成绩，因此他和母亲晚了几天出发。7月27日，他得到了自己通过考试并被音乐高中录取的消息。这天晚上，他和朋友威卢希·科尔贝格一起在国家剧院观看了罗西尼的歌剧《偷东西的喜鹊》（La gazza ladra），庆祝取得好成绩。作为对演出的纪念，肖邦在他新创作的《降b小调波兰舞曲》三声中部加入了歌剧第一幕中的一段短抒情曲（“Vieni fra queste braccia”——到我怀里来），这段乐曲是科尔贝格的最爱。手稿上写着这样的话（可能出自科尔贝格的哥哥奥斯卡之手）：“再会！威廉·科尔贝格（出发前往赖纳茨的前夕）1826年。”

次日，7月28日，肖邦和尤斯蒂娜踏上了500公里的旅程，动身前往赖纳茨温泉。比格尔旅馆（Bürgel Hof）的登记簿显示，母子俩8月3日到达了目的地。[9]

赖纳茨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周边是景色秀美的绿地，纵横交错的小路两边种满了鲜花，远处能看到低矮起伏的小山。这是肖邦第一次见到山。一家人每天会在附近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路过颇具人气的大熊旅馆（Bear Inn）时也会偶尔停下吃些茶点。肖邦还爬上了一座附近的小山。在给威卢希·科尔贝格的信中，他夸耀说自己沿着100多级几乎是在峭壁上垂直凿出来的台阶爬上了隐居山（Einsiedelei Hill），山顶有座修道院，旁边有一个小教堂和菜园，菜园由一位独居教士打理，“那里的景色美极了”[10]。然而，爬山耗费了他全部体力，最后他不得不手脚并用地下了山。疗养的日程非常严格，肖邦每天要喝两杯矿泉水，早上6点喝第一杯，同时还要服用一些乳清。温泉水要从疗养院的井中打上来，每一个井口都设有一个木台，上面站着的女服务员在长绳上拴一个罐子，然后将绳子降到井下几英尺冒着热气的水面上，舀起满满一罐水交给病人。肖邦分到的井叫作“热泉”（Lau-Brunn），他每天跟大家一起排队领取自己的份额。温泉水的味道如同墨水，每个病人会分到一块姜汁饼干来盖掉苦涩的余味。喝完水之后是每天的例行散步，散步时还会有蹩脚的管乐乐队伴奏，他们跑调的演奏让肖邦十分厌烦，肖邦说他们是“一帮难以形容的漫画人物，领头的那位巴松演奏者形容枯槁，隆起的鼻子像是被鼻烟堵住了，把害怕马的女士们都吓跑了”[11]。一天，赖纳茨的平静生活被坏消息打破了，一位病人去世，留下的孩子们成了孤儿。弗里德里克同意举办一场慈善演奏会，并得到了疗养院里阔绰客人们的广泛支持。8月11日，音乐会在疗养院的主厅举行。8月16日又举行了另外一场。我们的小慈善家最终为孩子们筹集到了足够的善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让他们获得了当地政府福利机构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场演奏会是肖邦第一次在波兰国境以外演出。《华沙通讯》（Warsaw Courier）简短地报道了这两场演奏会，这篇报道可能出自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之手。[12]

肖邦逝世45年后，一本名为《音乐回声》（Echo Muzyczne）的期刊试图为肖邦的赖纳茨疗养之行添加一些浪漫色彩，为这两场演奏会加入了一些虚构的细节。1894年8月20日的杂志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肖邦少年时期的爱恋”的一些不实细节。文章写道，肖邦在“热泉”的服务员是一位美丽的捷克少女，名叫利布萨（Libusza）。肖邦对她非常着迷，还到女孩位于赖纳茨的家中拜访，见了她的父亲，一位当地铸铁厂的工人。几天之后女孩的父亲被铸铁厂的重型碾轧机压死，家里的孩子成了孤儿。肖邦挺身而出，举办演奏会为利布萨筹集去往布拉格姑姑家的路费。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但老一代的肖邦传记作家，甚至年轻一代的一些作家，经常不愿意舍弃这类动人的传说。

赖纳茨的田园生活中唯一的不足就是这里没有一架像样的钢琴可以让肖邦练习。在写给埃尔斯纳的信里，肖邦对小镇的美景赞不绝口，但抱怨说：“想象一下，这里连一架像样的钢琴都没有，我见过的钢琴给我带来的兴奋和失望一样多。幸好这样煎熬的时光不长了；很快我们就要告别赖纳茨，下月11日就准备启程回家了。”[13]如果这里的钢琴给肖邦“带来的兴奋和失望一样多”，我们不禁好奇他举行的音乐会究竟效果如何。此行的四年之后，卢德维卡·肖邦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约齐奥的旅行》（Józio’s Journey），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细节。卢德维卡以一行人中年纪最小的成员——7岁的约瑟夫·斯卡尔贝克的视角对这次旅行进行了自传式的描述。[14]虽然书中内容以寓言故事的形式呈现，且卢德维卡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她的文学偶像克莱门蒂娜·坦斯卡的写作风格，但其中也包含了卢德维卡自己的观察，因此是我们了解赖纳茨之行的一个重要依据。顺带一提，如今赖纳茨里的主要步行道被命名为“弗里德里克·肖邦大道”。

近些年来，有人指出华沙的医生让肖邦和埃米莉亚去赖纳茨疗养也许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每年夏天有几百名肺结核病人集聚到这里，交叉感染的风险非常高，尤其有些病人已经处于肺结核晚期。在疗养院去世的病人也不在少数。从“疗程”的效果来看，埃米莉亚在回到家后不到一年（即1827年4月）去世，卢德维卡·斯卡尔贝克也在仅仅八个月之后的1827年12月随她而去了。肖邦的身体则时好时坏，回到华沙之后，马尔切医生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建议肖邦明年再去“热泉”疗养一次。波兰的医学学者切斯瓦夫·谢尔卢日茨基（Czesław Sielużycki）在评价这次赖纳茨之行时黯然地写道：“如今赖纳茨仍以肖邦的造访而闻名，但对于肖邦一家而言，这却是个代价沉重的错误。”[15]

IV

斯卡尔贝克伯爵夫人带着她的孙子及肖邦家的两姐妹在9月的第一周回到了华沙。肖邦和他的母亲则比他们晚了几天，9月11日到达了华沙。两拨人都途经弗罗茨瓦夫（当时的布雷斯劳）到达了斯奇热沃村（Strzyżewo），探望了肖邦的教母安娜·斯卡尔贝克一家。当时安娜已经和斯特凡·维肖沃夫斯基（Stefan Wiesiołowski）结婚，居住在斯特凡继承的大庄园里。安娜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还有一个孩子也即将出世。刚在赖纳茨温泉经历了严格的治疗日程后，肖邦很享受安娜家轻松温馨的气氛。维肖沃夫斯基的庄园有樱桃果园环绕，附近还有一个果园和菜园。[16]庄园距离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的避暑狩猎别墅安东宁（Antonin）只有15公里远。当热爱音乐的拉齐维乌听说肖邦就在附近时，便邀请肖邦到他的别墅做客。拉齐维乌曾在华沙看过几次弗里德里克的演出，十分清楚他的音乐才华。16岁的肖邦为拉齐维乌和他的朋友们演奏时，公爵的女儿伊丽莎坐在后边为肖邦画了一幅铅笔画像，在所有现代的肖邦肖像集中几乎都能看到这幅画像。[17]

肖邦；伊丽莎·拉齐维乌小姐绘制的铅笔画（1826年）

虽然肖邦在斯奇热沃村和安东宁的停留很短暂，但它们对肖邦健康的积极影响可能比整个赖纳茨温泉的疗养还要显著，毕竟温泉疗养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在这里的短暂停留帮助肖邦为接下来返回华沙、进入音乐高中一年级跟随约瑟夫·埃尔斯纳学习做好了准备。

[1] CM，p. 124.

[2] 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虔诚的亚历山大由于未能阻止父亲沙皇保罗一世被谋杀而心怀愧疚，此后在西伯利亚的一个修道院里隐居，每日祈祷，以修道士的身份度过了余生。虽然有句格言说“推断屈服于真相”（Fictio cedit veritati），但真相也并非总会占据上风。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打开亚历山大的棺椁时，发现里边空无一物。

[3] 演讲全文刊登于《斯坦尼斯瓦夫·施塔谢茨葬礼演讲选集》（Zbior mow na obchodzie pogrzebowym X. Stanislawa Sztasica），克拉科夫（Kraków），1826年出版。他用华丽的辞藻将施塔谢茨描述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人民的朋友、民族的救星、让波兰起死回生的人”。我们也许可以肯定肖邦也读到了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并因此对斯卡尔贝克感到钦佩。

[4] 见扬·艾凯尔（Jan Ekier）的权威著作《波兰国家版肖邦作品全集解析》（Introduction to the Polish National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Fryderyk Chopin），第63页，华沙，1974年。文中推翻了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和尤利安·丰塔纳为这首作品赋予的较晚的创作日期。艾凯尔赞成这首进行曲是为纪念施塔谢茨而作的观点。

[5] CFC，vol. 1，p. 50；KFC，vol. 1，p. 63.

[6] SRCY，Bluszcz（Ivy），no. 33，August 4 （16），1882.

[7] CFC，vol. 1，p. 53；KFC，vol. 1，p. 65.

[8] SRCY，Bluszcz（Ivy），no. 33，August 4 （16），1882.

[9] KCOL，p. 109.“来自波兰华沙的肖邦夫人和她的儿子弗里德里克·肖邦刚刚［到达］进行疗养。下榻于比格尔先生的旅店。”

[10] CFC，vol. 1，p. 62；KFC，vol. 1，p. 70.

[11] CFC，vol. 1，p. 60；KFC，vol. 1，p. 69.

[12] 斯卡尔贝克和家人住在附近的库多瓦（Kudowa）温泉，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发出的报道。“这位年轻人经常在华沙演出，”斯卡尔贝克在介绍了这两场演奏会的悲惨背景后写道，“他的才华在华沙颇负盛名。”《华沙通讯》，1826年8月22日。

[13] CFC，vol. 1，pp. 64-65。这是肖邦第一封用法语写的信，影印版手稿请见KCOL，pp.110-111。

[14] 《约齐奥的旅行》，华沙，1830。

[15] SHC，p. 111.

[16] 卢德维卡·肖邦在《约齐奥的旅行》里对斯奇热沃村庄园之行进行了概述。在此逗留期间，斯卡尔贝克一家带着约齐奥去祖父卡茨佩尔·斯卡尔贝克的坟墓进行了缅怀，卡茨佩尔早年间为躲债远走他乡，后来回到了这里，在女儿安娜的陪伴下度过了晚年，于1823年去世。

[17] 波兰学者亨里克·诺瓦奇克（Henryk Nowaczyk）已对伊丽莎·拉齐维乌画作的绘制日期以及这幅画与肖邦1826年和1829年安东宁之行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清晰的阐述。详见NCGB，pp. 316-23。

华沙音乐高中，1826～1828

有日维尼和埃尔斯纳这样的老师，最笨的蠢驴也能学到东西。

——肖邦[1]

I

1826年9月底，肖邦开始了在华沙音乐高中的正式学习。要详细介绍肖邦的高中并非易事，但其主要情况如下。学校成立于1821年，是从原来的华沙音乐学院分出来的。几乎从一开始，华沙音乐学院的创校校长约瑟夫·埃尔斯纳和新任校长卡洛·索利瓦（Carlo Soliva）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学院内部分裂。卡洛·索利瓦是一位意大利声乐教授，被任命到音乐学院管理实践类课程。埃尔斯纳认为他平庸无能，后来两人关系破裂，埃尔斯纳因此离开了学院。最终两人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分别管理两所相互独立的教育机构。索利瓦领导重组后的音乐学院，教授实践课程；埃尔斯纳领导新成立的音乐高中，教授理论课程。音乐学院仍位于原来的圣伯纳丁女子修道院（Convent of Sisters of Saint Bernadine）旧址，而音乐高中成为华沙大学的附属高中，位于卡齐米日宫，也就是肖邦家所在地。索利瓦和埃尔斯纳的不和持续了多年，肖邦升入高中时争执仍处于最激烈的状态。肖邦选择了音乐高中而非音乐学院，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米柯瓦伊希望他能学习一些大学里的人文课程，而不仅仅是音乐。这时埃尔斯纳已成了华沙大学的作曲教授，肖邦入学之前已经跟着他上了几个月的非正式课程，入学后埃尔斯纳成了他主要的授课老师。

我们了解到埃尔斯纳非常宽待肖邦，经常会在肖邦身体不适时通融他请假。从肖邦的信件中我们得知他每周跟埃尔斯纳上六个小时的课，主要学习和声、对位法和作曲。他也继续学习了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虽然肖邦后来去了英国，但也没怎么说过英语。埃尔斯纳深知这个学生天分过人，因此在其他课程方面，他给了肖邦很多的自由选择。从肖邦入学后不久给亚希·比亚沃布沃茨基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虽然他的同龄人很多都选择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全日制大学深造，但他不打算选择这条道路。想要考入大学，高中生需要在最后一学年复习所有课程，而肖邦不愿意这么做。他写道：“把所有课程再上一遍实在荒唐，还不如在这一年内学点其他东西。”[2]肖邦很有远见，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学生不同的道路。音乐学院和音乐高中的课程也有不少的交集。索利瓦经常找肖邦为他的声乐课伴奏，肖邦也参加了音乐学院的多台演出。有一段时间，肖邦一边学习音乐，一边上一些非正式的大学课程，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他有时会去旁听波兰著名诗人卡齐米日·布罗津斯基讲授的波兰文学课，听老师讲解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史诗歌谣。肖邦也上了著名历史学家费利克斯·本特科夫斯基（Feliks Bentkowski）的一节波兰历史课。肖邦没上过钢琴演奏课，因为在这种课上他已经学不到什么新东西了。可以说肖邦的学习是有很大自由度的。他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作曲上，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埃尔斯纳起到了重要作用。埃尔斯纳还住在原来音乐学院的楼里，位于皇家城堡旁的马林什塔特街（Mariensztat Street）。由于当时音乐学院的学生还不太多，埃尔斯纳有时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是在卡齐米日宫正式的教室里，给肖邦和其他学生上课。[3]

埃尔斯纳与肖邦之前的老师日维尼有着天差地别。埃尔斯纳是一位作曲家、表演家、指挥家、管理者、教师，在经营学校方面，他能力全面，十分称职，他也对肖邦青少年时期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早年间埃尔斯纳曾到过巴黎、德累斯顿、维也纳等很多地方，建立了一些重要的人脉，培养了伴随他终生的广泛兴趣。埃尔斯纳于1769年出生在布雷斯劳（Breslau）附近的格罗特考（Grottkau），早年做过牧师，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职业，到维也纳学了一段时间的医学。正是在奥地利的首都，埃尔斯纳找到了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开始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学习中。他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曾就职于布吕恩（Brünn）的一个交响乐团，但他的音乐才华在指挥和作曲上展现得最为充分。他曾在伦贝格（利沃夫的德语旧称）做实习指挥，并在这里遇见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拉·阿布特（Klara Abt），但阿布特婚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1799年，埃尔斯纳获得了一个让他一举成名的职位——华沙歌剧团的首席指挥。仅仅几年内，他就将华沙歌剧团打造成了一个民族性的团体，将它从压制本土文化发展的普鲁士剧目中解放了出来。埃尔斯纳致力于打造用波兰语表演的波兰歌剧。这项民族事业也得到了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歌剧团副指挥卡罗尔·库尔平斯基（Karol Kurpiński）的支持。卡罗尔在1810年被埃尔斯纳任命为副指挥，最终在指挥台上接替了埃尔斯纳的工作。埃尔斯纳的第二任妻子是波兰出生的卡罗利娜·德罗兹多夫斯卡（Karolina Drozdowska），两人于1802年结婚。在之后几年里，埃尔斯纳的家庭完全被波兰化，他本人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

埃尔斯纳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27部波兰歌剧（多数是由国家歌剧团在他的指挥下演出的）、8部交响曲、6部弦乐四重奏以及无数的钢琴曲。他的很多作品是宗教或世俗颂歌，包括24首为拉丁弥撒经文所谱的乐曲和55首康塔塔。很多颂歌展示出了他精湛的对位技法，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说，“似乎体现了他对这种教条的曲式并不反感”[4]。埃尔斯纳的作品没能流传于世，也没能走出波兰国界，但让他获得了同行们的尊重。他的学生都极其崇拜他，肖邦尤为如此。

埃尔斯纳曾说过一些关于音乐和音乐家的至理名言，并在教学生涯中对这些理念身体力行。这些话体现了一位优秀导师的博学与智慧，让他完全脱离了当时狭隘的教学方法。埃尔斯纳深知“教育”（education）一词的拉丁语词根（educere）意味着“指引前进”。而他也确实指引着学生不光去探索身边的世界，也探索内心的世界。像他这样优秀的老师无意让学生成为自己或其他人的复制品。他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作用是要让学生不再需要自己，这也是所有老师都要做出的最大牺牲。他对肖邦的评价在文献资料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但这些评价不光让我们了解到了肖邦，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本人。有人批评年轻的肖邦不按规矩作曲时，埃尔斯纳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随他去吧。他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因为他的天赋不同寻常。”

埃尔斯纳的文章书信中散落着很多至理名言，比如以下这些：

1.没有被学生超越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2.不能只想着怎么弹钢琴。应该将演奏看作一个更加全面地了解音乐的方式。

3.学习作曲不应该受到太多狭隘规则的限制，尤其是对于天赋过人的学生来说。要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规则。

4.不应该只给学生讲一种方法或是一种观点。

5.学生的水平仅仅达到或超过老师的水平是不够的，学生应该发掘出自己的特点。

6.艺术家应该多去感受身边的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这样的影响，他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7.作品中的各部分应该有着相同的目标：它们属于同一个整体。否则作品的美感就会缺失，所有美感都是通过各部分结合在一起产生的。

最后一句话出自埃尔斯纳的《旋律与圣歌论文集》（Treatise on Melody and Chant），让我们看到埃尔斯纳对于音乐结构有着相当现代的理解。[5]我们可以看出“各部分结合”的理念与勋伯格的“基本形态”（Grundgestalt）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基本形态”是一个概括性的基本概念，指对立的主题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不知道埃尔斯纳是否和肖邦直接地讨论过这个概念，但如果从这个方面着手研究肖邦的大型作品——尤其是奏鸣曲、叙事曲和谐谑曲——我们都能得到有价值的结果。

有人说肖邦是埃尔斯纳最得意的门生，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肖邦的成绩不如托马什·涅德茨基（Tomasz Nidecki）和伊格纳齐·多布任斯基（Ignacy Dobrzyński）这两位年长一些的同学。他们的成绩都很好，也非常勤奋地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为拉丁语弥撒经文谱曲，创作三重奏、赋格和奏鸣曲等古典风格的乐曲，而肖邦则对此没什么兴趣，甚至可以说他完全把教学大纲抛在了一边。埃尔斯纳教授作曲时，让学生按照现有作品的框架——曲式、核心设计、主题对比、节奏等——一小节接一小节地创作自己的乐曲，这个方法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大型曲式，因此一直沿用至今。涅德茨基就是凭借根据这个方法创作的《管弦乐伴奏的四声部弥撒曲》（Mass for Four Voices，with Orchestral Accompaniment）获得了波兰政府的海外交流奖学金。一两年后肖邦申请类似的奖学金时被政府拒绝，可能因为他无法或者不愿意提交这样一部满足学术要求的作品。

II

在肖邦音乐高中的同学中，有几位曾是肖邦家的寄宿生，他们从华沙中学毕业后也进入音乐高中继续深造。尤利安·丰塔纳和卢德维克·涅德茨基（托马什的弟弟）与肖邦同岁，是肖邦的同班同学。伊格纳齐·多布任斯基（Ignacy Dobrzyński）当时读高二，后来成为一名受人景仰的交响乐作曲家。约瑟夫·斯特凡尼（Józef Stefani）和托马什·涅德茨基比他们几个年长些，水平也更高。斯特凡尼创作了多首知名的波兰舞曲和具有民族色彩的芭蕾舞剧，最终成为华沙国家剧院的芭蕾总监。托马什·涅德茨基是音乐高中里的明星学生，受到了其他同学的景仰。后来他去了维也纳，在莱奥波尔德施塔德剧院（Theater in der Leopoldstadt）担任总监，1838年回到华沙，接替库尔平斯基担任了国家剧院的总监。

这些学生获得的成就都要归功于约瑟夫·埃尔斯纳，没有他的亲切教导，这些学生的才华恐怕都还来不及绽放就枯萎了。埃尔斯纳经常请他的“孩子们”到家中参加即兴演奏会。他的女儿埃米莉亚有着十分优美的嗓音，也经常参与这些聚会。卢德维克·涅德茨基常为她伴奏，两人日久生情，后来结了婚。

肖邦师从埃尔斯纳期间完成的作品数量十分惊人。以下作品中，只有两部（协奏曲）是他在1829年7月从音乐高中毕业后完成的。其余都是在这三年间（1826～1829年）创作并在他19岁生日之前完成的。

1.E大调德国民歌引子与变奏曲（“瑞士少年”）（1826年）

2.F大调玛祖卡回旋曲，op.5（1826年）

3.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莫扎特“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op.2（1827年）

4.多首钢琴独奏曲，包括e小调夜曲，op.72，no.1（遗作）（1827年），以及几首少年时期的华尔兹、玛祖卡、波兰舞曲，这些作品直到肖邦去世后才出版

5.C大调双钢琴回旋曲，op.73（遗作）（1828年）

6.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A大调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op. 13（1828年）

7.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克拉科夫回旋曲，op. 14（1828年）

8.c小调第一奏鸣曲，op. 4（遗作），献给埃尔斯纳（1828年）

9.g小调钢琴三重奏，op. 8（1828～1829年）

10.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op. 21（1829～1830年）

11.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 11（1830年）

12.最早的波兰歌曲，包括为斯特凡·维特维茨基的两首诗歌《愿望》（“Życzenie”）和《她的爱》（“Gdzie lubi”）谱的曲

肖邦也跟埃尔斯纳学习了管弦乐编曲。以上这些作品中有五部都是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大型作品。这引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肖邦不擅长处理管弦乐作品，在为钢琴演奏添加重要的背景时，他并没有展现出很高的水平。这种说法作为一种观察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批评却缺乏说服力。陶西格（Tausig）和克林德沃特（Klindworth）都认为可以对这两部协奏曲进行重新编曲，对声音的平衡进行一些调整。但他们的版本也并没有为乐曲增色多少，任何一个敏锐的指挥家彩排一次也可以让乐队实现这样的效果。肖邦的版本里，钢琴和乐队伴奏的搭配是得当的，乐队为钢琴的演奏起到了恰到好处的衬托作用，使得钢琴演奏者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让我们沉醉于其中的精湛演奏。

III

肖邦也在米奥多瓦街上安杰伊·布热齐纳（Andrzej Brzezina）的音乐商店度过了不少时间，他经常到这里翻阅来自维也纳、巴黎、柏林的最新作品，并在店铺隔壁的琴房里视奏（prima vista）乐曲。通过这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肖邦了解到了波兰以外更广阔的音乐世界。可能就是在布热齐纳的商店里，年轻的肖邦接触到了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的夜曲集。这位爱尔兰作曲家用右手展现出美声唱法般的旋律（明显是受到人声的启发），左手用大跨度的琶音伴奏，展现出多种和声进行的方式，将肖邦深深地迷住了。受到了菲尔德影响的肖邦也许从中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了早期的《e小调夜曲》。但他认为这首乐曲不值得出版，手稿一直被存放在作品集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丰塔纳收录进了肖邦遗作中，以第72号作品第1首出版。

在这首乐曲中，所有肖邦成熟时期的音乐特点都已经体现了出来：右手歌唱般的旋律，左手彩虹般的琶音和弦，主旋律再现时的灵活变化，以及延音踏板给整个织体带来的丰富色彩。年轻的肖邦还在副题中加入了声乐中的“二重唱”（在遥远的B大调上），这种对比手法也成了他后期夜曲的标志性特点——在第27号作品第1首《升c小调夜曲》和第2首《D大调夜曲》中尤为显著。

近代波兰学者塔德乌什·杰林斯基（Tadeusz Zieliński）认为，鉴于乐曲中体现出的丰富情感（他认为不像是这么年轻的人就能具备的），以及上文所提到的一些标志性特点，这首乐曲的创作时间应该比1827年晚得多。[6]但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如所有天才一样，当时的肖邦已经具备了从未来汲取养分的超前能力。《e小调夜曲》体现了肖邦在青少年时期就能带着梦游者走入梦境般的笃定，走进他自己的未来。[7]顺带一提，肖邦与菲尔德的唯一一次相遇是在1832年的巴黎，当时这位爱尔兰钢琴家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欧洲巡演。两人对彼此都怀有深深的矛盾之情，可能与肖邦将这一体裁从创始人菲尔德那里“偷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不无关系，我们会在后文详细讲述此事。

IV

弗里德里克和埃米莉亚从赖纳茨回来后的一年里，两人的健康状况一直让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十分担忧。米柯瓦伊不断督促弗里德里克不时喝点红酒，作为一个在法国洛林葡萄园附近长大的法国人，他相信红酒有强身健体、“制造健康血液”的功效。但肖邦一生都不喜欢酒精，总是拒绝喝酒。家庭医生威廉·马尔切也给出了严格的医嘱，让肖邦叫苦不迭。他对亚希·比亚沃布沃茨基说：“我按照马尔切的要求，喝催吐剂，像匹马一样吃燕麦粥。”“我必须每天9点上床睡觉，”他懊恼地补充道，“所以一切晚会和舞会都与我无关了。”[8]马尔切也为埃米莉亚制定了严格的治疗安排，在埃米莉亚的食谱中加入了大量她不喜欢的羊奶。卢德维卡想尽办法哄劝妹妹，让她“为了爸爸”喝些羊奶，但到了1827年2月，埃米莉亚的情况直转急下，卧床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4月10日，悲剧降临，埃米莉亚死于肺结核。那一年她14岁。在这些令人痛苦的事情发生时，肖邦向亚希倾诉：

华沙，［1827年3月12日］

家中被疾病笼罩。埃米莉亚已经卧床四周了。她开始咳嗽吐血，妈妈吓坏了。马尔切医生决定进行放血治疗。她被放了一次血后，又放了第二次；然后医蛭、水泡、芥子泥、草药都用上了。毫无意义！整个过程中埃米莉亚水米未进，瘦到脱相；直到最近她才开始稍微有些恢复。你能猜到我们有多么煎熬。请你自己想象一下吧，因为我实在无法形容。[9]

肖邦的父母在前一年前请来了马尔切医生，取代了此前给埃米莉亚和弗里德里克治疗的两位医生——吉拉尔多和勒默尔。两位医生都曾使用医蛭从脖子上肿大的腺体中吸血，让两个孩子痛苦不堪，这种治疗不仅收效甚微，还导致了埃米莉亚的持续性出血。马尔切医生是华沙慈善协会的副会长，也是慈善界的名人。鉴于他的极高声誉，他提出的治疗方案让肖邦的父母难以拒绝。但可以说马尔切的治疗方法加速了埃米莉亚的死亡。反复的放血、通便、水泡、禁食虽然都出于治疗的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埃米莉亚很难活下来。曾有一位权威的医学人士将她接受的治疗称为“野蛮疗法”，这种说法让人很难否认。[10]17岁的肖邦目睹了这一切，亲眼看着妹妹咳嗽至死成为他青少年时期永久的阴影。

约瑟夫·斯克罗茨基教授和他的小儿子欧根纽什也参加了埃米莉亚的葬礼，瞻仰了她的遗容，后来欧根纽什写道：

一口白色的棺材被放在公寓门口用春花装饰的架子上。埃米莉亚似乎发着光，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在她憔悴苍白的脸上，人们仍旧能够看到她美丽的双颊、甜美的微笑和温柔的气质。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然后灵车开了过来，穿着黑袍的日姆斯基（Rzymski）神父戴上四角帽，为逝者吟诵圣歌。当送葬的队伍准备离开，我们听到埃米莉亚家人的痛哭时才意识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埃米莉亚了。

送葬的队伍一直从卡齐米日宫走到埋葬埃米莉亚的波瓦茨基公墓（Powązki Cemetery）。她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墓志铭：“埃米莉亚·肖邦在生命中的第十四个春天去世，她的一生如同绽放的花朵，本应结出美丽的硕果——1827年4月10日。”[11]

埃米莉亚的姐姐卢德维卡去世后也葬在了这个墓地，之后埃米莉亚的墓碑被移到这位更出名的姐姐身旁，所以她被埋葬的具体位置我们已不得而知。肖邦一家始终没能从小女儿的夭折中完全走出来，据说尤斯蒂娜余生都穿着黑色衣服度过。所以当肖邦一家从卡齐米日宫的公寓搬走时，他们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因为这里充满了关于病痛和死亡的痛苦回忆。后来大学扩张，肖邦家的公寓被改为教室。学校给肖邦一家分配了克拉辛斯基宫（Krasiński Palace）旁的新住处，一家人欣然接受，搬进了新家。

V

1827年7月，弗里德里克在音乐高中的一个学年结束了。虽然过去几个月来他一直承受着痛苦，但他依然勤奋地学习着，努力按照课程标准要求自己。在7月17日的学年评语中，埃尔斯纳以一贯简洁的评语表扬了弗里德里克：“作曲与对位法课程：一年级的弗里德里克·肖邦，才华出众。”葬礼过后，肖邦一家深陷埃米莉亚夭折的痛苦之中，因此当克萨韦里·兹博恩斯基（Ksawery Zboiński）伯爵邀请弗里德里克前往华沙西北100公里处的科瓦莱沃（Kowalewo）庄园做客时，全家人都很支持。兹博恩斯基是肖邦家的故交，也是埃米莉亚的教父，他可能在几周前的葬礼上就跟米柯瓦伊·肖邦讨论过邀请弗里德里克的事情。这样一来，弗里德里克也能免于在承受丧亲之痛的同时遭受搬家的折腾。他可以逃离华沙，呼吸乡间清新宜人的空气，再次享受游历波兰给他带来的乐趣。如今旅行已成为肖邦暑假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而这次的行程安排更加大胆，他将穿越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地区，一直到北方的港口城市格但斯克。

1827年7月6日，肖邦在兹博恩斯基伯爵的科瓦莱沃庄园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从信中我们了解到肖邦可能在音乐高中暑假正式开始之前几周就离开了华沙。在从科瓦莱沃出发的那天早上，他写信向家人描述了具体的行程。“现在是早上八点。空气清新，阳光灿烂，鸟儿歌唱……外边有个池塘，青蛙的叫声很宜人……我们首先前往普沃茨克（Płock），明天去罗希齐斯谢沃（Rościszewo），之后再去基库乌（Kikół），然后我们会在图尔兹诺（Turzno）和科兹沃沃（Kozłowo）分别停留几天，最后前往格但斯克。”[12]肖邦最终是否到达了通往波罗的海的门户城市格但斯克呢？这一点我们只能靠想象了，因为现存的肖邦书信中没有一封是描写这座城市的。[13]去往格但斯克的路途艰辛，还要跨越普鲁士的边界，这个年纪的肖邦不太可能独自踏上这样的旅程。安杰伊·布科夫斯基（Andrzej Bukowski）推测和肖邦同行的还有兹博恩斯基伯爵和他的两位表亲，他们在沿途城市有一些生意上的事情需要处理。[14]我们从“肖邦在波兰的足迹”这张地图（第94页）上可以看出兹博恩斯基一行人用了四周多的时间走了几百公里。我们了解到兹博恩斯基和他的两位表亲在8月9日到达了格但斯克，并在“三个摩尔人”（Drei Mohren）酒店住了5天。如果十几岁的肖邦也跟他们在一起，他应该用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以伯爵“家属”（nebst familie）的身份登记的。格但斯克有很多不错的景点可供游人参观，不难想象感性的小肖邦第一次看到波罗的海和海港中进进出出的轮船时，心情应该十分激动。肖邦很可能也像大多数游客一样参观了宏伟壮观、以15世纪的天文钟而闻名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他可能也去了奥利瓦（Oliwa）郊区的天主教堂，那里有一件乐器吸引了众多音乐家慕名前来：教堂里有世界最大的管风琴，它有83个音栓、5100个铜管、3个键盘，上边装饰有会动的小天使和吹小号的大天使，演奏时需要七个人同时鼓风。华沙中学校长塞缪尔·林德博士的哥哥约翰·林德牧师也住在格但斯克，他是圣三一新教教堂的牧师。因此肖邦不去托比亚斯街（Tobiasz Street）的牧师家拜访一下就离开格但斯克也是不太可能的。但这些都只是我们的猜测。如果肖邦确实去了格但斯克，他应该在8月15日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因为有证据表明在此后的几天里他到达了安东尼·谢拉科夫斯基（Antoni Sierakowski）伯爵家。这位热爱音乐的伯爵是兹博恩斯基的亲戚，他在距离格但斯克约100公里的瓦普莱沃（Waplewo）有一座宏伟的宫殿。在谢拉科夫斯基伯爵的孙子亚当为伯爵撰写的传记中，我们找到了肖邦曾到访瓦普莱沃的证据。作者写道，安东尼本人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创作了不少作品，之后他说：“著名作曲家肖邦是他的朋友，并曾经到瓦普莱沃做客。”[15]作者写道，在商业气息浓重的格但斯克地区，瓦普莱沃宫是这里的“文化绿洲”。

克拉辛斯基宫的肖邦家会客厅；安东尼·科尔贝格绘制的水彩画（1832年）。坐在桌边的是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肖邦夫妇及他们的女儿卢德维卡和伊莎贝拉。当时肖邦已经离开了华沙

之后肖邦从瓦普莱沃返程，在途中停留了几个地方后，于9月初回到华沙，住进了克拉辛斯基宫三层的新家。此时他已经离开家两个月了，新家里的一切都已收拾停当。连他心爱的布赫霍尔茨三角钢琴也已经被摆放在了会客厅的窗边。起居室上方有一个空着的阁楼，但没有上去的楼梯，于是一家人在卧室的储物间里搭了个楼梯，米柯瓦伊为肖邦准备了一架立式旧钢琴和一张桌子，方便他在阁楼里不受打扰地学习和工作。“这里将成为我的避风港。”肖邦写道。[16]肖邦家的会客厅也将在华沙音乐界扮演重要角色，肖邦将在这里举办演奏会，为华沙艺术界和文化界精英首演他的新曲目，包括两部钢琴协奏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肖邦一直住在克拉辛斯基宫，直到他在1830年11月2日永远地离开波兰。

VI

肖邦完成埃尔斯纳日常布置的和声和对位法练习后，还在悄悄地创作自己的作品，包括《玛祖卡回旋曲》（op.5）和早期的《“瑞士少年”变奏曲》。但将这位17岁钢琴大师的才华展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他根据莫扎特的歌剧《唐璜》选段《让我们携手同行》（“Là ci darem la mano”）创作的变奏曲。这部作品最开始可能只是埃尔斯纳在1827年初夏给肖邦留的一项期末作业，目的是鼓励他创作钢琴和管弦乐队演奏的大型作品。我们猜测在肖邦踏上前往格但斯克的漫长旅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部作品，一路上他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修改。即便是对于现代钢琴家而言，这部变奏曲也包含了不少技术难点。肖邦在20岁生日之前曾两次公开演奏这部作品，反响极佳，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成为一流的钢琴大师。肖邦是否看过《唐璜》的演出呢？1823年1月5日，华沙国家剧院在库尔平斯基指导下表演了《唐璜》，肖邦应该对这个版本很熟悉，因为它是用波兰语演唱的。《华沙公报》的记者写道：“在波兰歌剧院表演过的歌剧中，没有什么比《唐璜》的两首终曲以及唐璜和泽林娜的二重唱《让我们携手同行》更优秀、更恰到好处的了。”有趣的是，这篇报道还提到这首二重唱“经常由康斯坦奇娅小姐在法国的舞台上演唱”[17]——她就是我们将在“遥不可及的爱人”一章中提到的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Konstancja Gładkowska）。

《“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的设计非常简单，包括一个慢节奏的前奏、一个主题、五段由乐队间奏衔接的变奏，以及一个波兰舞曲风格的终曲。《让我们携手同行》（亦称《把手给我，哦亲爱的/轻声允诺》）是歌剧音乐里最著名的一段旋律。它出自歌剧的第一幕，是唐璜引诱泽林娜时两人的二重唱。莫扎特在这一场景里使用了A大调，而肖邦则升了半个调将其转为降B大调，可能是为了在钢琴键盘上演奏时更为舒适。

接下来的变奏带有明显的“华丽风格”（stile brillante），胡梅尔、克莱门蒂、莫谢莱斯、韦伯都是这一风格的代表，这些人都是肖邦在青少年时期创作钢琴和乐队演奏的乐曲时效仿的对象。（内涵更为深刻、乐队分量更重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当时还没流传到华沙，肖邦也是后来才接触到贝多芬的作品。）华丽的乐段、高超的技术以及需要手指灵活性（Fingerfertigkeit）才能完成的高难度演奏都是“华丽风格”的特点，而肖邦一直深受其影响，直到离开华沙之后才有所改变。第一段变奏中的“华丽风格”尤为明显，很有胡梅尔的风采，肖邦一年之后就在华沙见到了他。

第四段变奏让我们想起“肖邦”在华沙曾有“钢琴界的帕格尼尼”之美誉，《华沙信使报》的报道就曾使用过这个说法。帕格尼尼著名的跳音被肖邦用到了这段变奏中。后世的钢琴家很感激肖邦将这段旋律转成了降B大调，如果用原本的A大调，这个乐段演奏起来会更加困难。

第五段变奏带我们走进了弗雷德里希·维克的“幻想画卷”中。（我们在序言中提到了维克对乐曲的奇特解读，虽然这种解读为肖邦所不屑。）但不管怎么说，这部作品的确是受舞台上一个戏剧性的浪漫故事启发所作的歌剧音乐。第五段变奏之后，乐曲进入了标着“波兰”（Alla Polacca）的终曲，莫扎特歌剧中著名的旋律被升华，穿上了波兰舞曲的外衣。肖邦在这里出人意料地加入了民族元素多半是为了取悦埃尔斯纳，而这一点却激怒了肖邦的宿敌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勃（Ludwig Rellstab），他将这部作品称为“斯拉夫作曲家对莫扎特杰作进行的破坏性的创作”[18]。

肖邦最终将“暑假作业”提交给埃尔斯纳时，埃尔斯纳意识到了这部作品的卓越之处，于是将手稿寄给了维也纳的托比亚斯·哈斯林格（Tobias Haslinger），强烈建议他出版这部作品。后来，舒曼拿到印刷出来的乐谱时，给出了音乐批评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评论：“脱帽敬礼吧，先生们，这是个天才！”[19]

VII

肖邦在克拉辛斯基宫新家的第一场音乐会是在米柯瓦伊·肖邦的命名日12月6日举行的。会客厅里挤满了人，一家人还借来了椅子方便音乐高中和华沙大学的重要客人落座。这一天来观看演出的有埃尔斯纳、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雅各布·霍夫曼教授，以及肖邦家的常客斯克罗茨基一家。帮忙筹备了音乐会的沃伊切赫·日维尼骄傲地穿戴上了专为这个场合准备的新领巾、新马甲，十分显眼。演奏会以莫扎特、海顿、贝多芬的室内音乐开场，接着肖邦家的姐妹演奏了几首乐曲。随后肖邦便登台了。欧根纽什·斯克罗茨基不记得17岁的肖邦演奏了什么，但“记得肖邦演奏完人们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斯卡尔贝克……从椅子上跳起来，热情地拥抱肖邦，对他精彩的演出表示祝贺”[20]。

肖邦成功的演奏会过后仅三周，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的母亲卢德维卡伯爵夫人就于12月31日因喉结核在华沙病逝。这一哀讯也让肖邦一家十分悲痛，卢德维卡一直是肖邦家的精神灯塔，对于肖邦家的孩子来说她就像是祖母一样的存在。热拉佐瓦沃拉的庄园里承载着孩子们最欢乐的回忆。卢德维卡伯爵夫人的过世也为肖邦家带来了阴霾。她在卡茨佩尔·科齐茨基医生家病逝，很可能是因喉咙手术失败而死。[21]肖邦还没有从卢德维卡夫人的病逝中缓过劲来，就收到了亚希·比亚沃布沃茨基于3月31日死于骨髓结核病的消息。亚希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虽然并非在意料之外，但对于肖邦而言仍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结核病就从肖邦身边带走了三个亲朋好友，先是埃米莉亚，然后是卢德维卡伯爵夫人，现在又是亚希，似乎不断地提醒着肖邦它的威力。尽管医生使用的语言非常隐晦，但毫无疑问肖邦已经知道自己也患上了肺结核。

与此同时，他在工作学习里寻找解脱，在学校里加倍努力，创作了《c小调钢琴奏鸣曲》（op.4），并将这部乐曲献给了约瑟夫·埃尔斯纳。手稿标题页上用法语写着：

献给华沙皇家大学教授、

华沙慈善协会成员、

圣斯坦尼斯劳斯骑士约瑟夫·埃尔斯纳先生的

钢琴奏鸣曲，弗里德里克·肖邦作曲

埃尔斯纳也亲手将受献词写在了这一页上。埃尔斯纳显然对学生的作品非常满意，于是再次联系了维也纳的托比亚斯·哈斯林格，建议他出版这一作品。但哈斯林格没有理会，可能是担心出版一位不知名的少年作曲家的作品会让他亏本。多年后，肖邦出了名，这位狡猾的出版商给肖邦寄了几份校样，但肖邦拒绝校正，因为这位出版商并没有为他的手稿付过钱。哈斯林格可能私下里给奥地利和德国的音乐家寄过一些校样，因为肖邦曾在1839年告诉尤利安·丰塔纳：“我父亲写信说哈斯林格出版了我之前创作的奏鸣曲，受到了德国批评家的赞赏。”[22]但他的这句话说早了，因为后来是卡尔·哈斯林格（托比亚斯的儿子）在1851年，也就是肖邦去世之后，才出版了奏鸣曲的未授权版本，而且这一版本中没有肖邦给埃尔斯纳的献词。丰塔纳最终获得了这首乐曲的版权，将它收录进了我们熟悉的丰塔纳遗作中。

1828年春天，肖邦结识了约翰·内波穆克·胡梅尔，当时胡梅尔来到华沙，在4、5月举办了一系列音乐会。这时的胡梅尔已经55岁，名气正盛。他是“华丽风格”的代表人物，以精湛自如和机械般精准的演奏著称。肖邦认为他的演奏是高超技艺和古典规范的完美结合。也许胡梅尔没能让钢琴唱起歌来（毛雷齐·莫赫纳茨基在《华沙日报》上对胡梅尔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胡梅尔的演奏“太过德国”），但他能够轻松完成高难度的乐段，演奏稳如泰山，这一品质让肖邦十分钦佩，并努力效仿。胡梅尔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也是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性人物。胡梅尔从小在莫扎特家中寄宿，跟着莫扎特上课。之后他师从海顿，并接替海顿在匈牙利艾什泰哈齐（Esterházy）王子的宫廷乐队里担任队长。后来胡梅尔前往维也纳师从阿尔布雷希茨贝格（Albrechtsberger），并因此结识了贝多芬，与贝多芬建立了坎坷的友谊。贝多芬临终时，胡梅尔就站在他的床前，还作为贝多芬的扶柩者为他送行。胡梅尔登上华沙国家剧院的舞台时，人们仿佛看到了时代的缩影。尽管胡梅尔和肖邦年龄相差很大，但两人惺惺相惜。波兰起义后，肖邦在维也纳逗留期间，胡梅尔也没有忘记这位来自华沙的青年音乐家，他最先向肖邦伸出援手，并将肖邦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7月22日，肖邦顺利完成了音乐高中第二学年的课程，埃尔斯纳在这一学年的报告中又写了一句简短而隐晦的评语：“作曲指导。弗里德里克·肖邦：天赋异禀，第二年，在维持健康的路上走远了。”

VIII

实际上，肖邦在学期结束之前已经“走远了”。1828年的夏天，肖邦的同学、家境殷实的康斯坦蒂·普鲁萨克（Konstanty Pruszak）邀请他到马佐夫舍的桑尼基庄园过暑假。桑尼基位于华沙以西80公里处，是全省最豪华的宅邸之一，庄园里有一个剧院，经常有一些业余音乐家在此演出。普鲁萨克家族的历史可追溯到15世纪，家里挂着贵族族徽。两年后波兰起义爆发时，康斯坦蒂的父亲亚历山大·普鲁萨克向波兰军队资助了20000兹罗提，其富裕程度可见一斑。这也导致了俄国人对他的打击报复。后来他的庄园被洗劫一空，府邸几乎完全损毁。

肖邦在桑尼基认识了康斯坦蒂的妹妹奥莱西亚（Olesia），并给她上了几节钢琴课。肖邦觉得这个姑娘很有魅力，很适合介绍给他的朋友蒂图斯做妻子，但是蒂图斯却没有一点兴趣。肖邦与康斯坦蒂和奥莱西亚一起探访了周边几个村庄，再次接触到了波兰民间音乐。可能就是在桑尼基，肖邦创作了《g小调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他打算将这部作品献给拉齐维乌亲王。也是在这里，肖邦完成了《C大调回旋曲》（遗作第73号），他随即将这首乐曲修改为双钢琴曲，这也是他创作过的唯一一首双钢琴曲。后来他和好友毛雷齐·赫内曼在布赫霍尔茨钢琴厂试奏了这部作品，“效果很不错”。但《C大调回旋曲》一直没能得到肖邦的重视，因此肖邦将它称为“我的孤儿”。最后这部作品被尤利安·丰塔纳接手，“算是找到了一位继父”。[23]

桑尼基庄园是个非常舒适的地方，弗里德里克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弹钢琴、创作乐曲。这时他已经18岁了，喜欢跟普鲁萨克家的一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在桑尼基开阔的庭园里散步。两人的关系其实很单纯，但玛丽安娜·普鲁萨克伯爵夫人注意到了这两个年轻人每天都出去散步，最终导致了一场尴尬的误会。后来女家庭教师怀孕了，人们误以为肖邦就是孩子的父亲。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人们找到了真正的肇事者。但直到所有人都回到华沙后的三四个月，普鲁萨克一家也住回了他们在马尔沙尔科夫斯卡（Marszalkowska）大街上的宅子里时，这件事才被调查清楚，当时怀孕的姑娘已经开始显怀了。肖邦给蒂图斯写了封信解释他的窘境，信中他将孩子的父亲称为“N”。

华沙，1828年12月27日，星期六

N让马尔沙尔科夫斯卡街宅邸里的家庭女教师陷入了麻烦。这个姑娘怀孕了，但是女主人伯爵夫人拒绝与引诱者产生任何瓜葛。最糟的是整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前，人们怀疑我就是那个引诱者，因为我在桑尼基住的一个多月里经常跟这个姑娘在花园里散步。确实——散步——仅此而已。她并没什么魅力。我像个傻子一样，对她一点也不动心——还好没动心。[24]

真相查明之前，肖邦的父母还被叫去问话，这让肖邦倍感尴尬。由于家庭教师怀孕无法上课，肖邦的父母接受了普鲁萨克夫人的要求，让肖邦代替她完成教学任务。似乎这还不够，肖邦还成了这个私生子的教父。肖邦告诉我们他感到难以拒绝，因为这是姑娘亲自要求的！[25]孩子接受完洗礼后，普鲁萨克一家悄悄地把家庭教师打发到了格但斯克，把孩子送去领养了。

9月初肖邦从桑尼基回到华沙时，这件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刚回到华沙肖邦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米柯瓦伊的同事费利克斯·亚罗茨基（Feliks Jarocki）教授邀请肖邦一同前往柏林进行一次短途旅行，将在一周之内出发。

[1] CFC，vol. 1，p. 112；KFC，vol. 1，p. 96.

[2] CFC，vol. 1，pp. 67-68；KFC，vol. 1，p. 73.

[3] MCW，p. 117.

[4] NFC，vol. 1，p. 37.

[5] Ms. 2276. Biblioteka XX Czartoryskich，Kraków.

[6] ZFC，pp. 812-13.

[7] 第一个将这首夜曲的创作年份确定为1827年的人是尤利安·丰塔纳，他在肖邦遗作集中标注了这一日期。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在扬·艾凯尔编著的波兰国家版肖邦作品集中，这首乐曲的创作时间被标注为1828～1830年。

[8] CFC，vol. 1，p. 68；KFC，vol. 1，p. 73.

[9] CFC，vol. 1，pp. 73-74；KFC，vol. 1，p. 76.

[10] LHT，p. 5. 埃米莉亚经历过两次用手术刀切割的放血。这种治疗的目的是“让疾病流出”。医生在皮肤下垫一层布片，并在创口敷上欧亚瑞香（Daphne mezereum）防止创口愈合。埃米莉亚也接受了医蛭疗法；此外用热石灰在皮肤上烫出水泡也是治疗方法的一种；最后，医生还使用了含有毒素的狼毒乌头草，让病人通过口服或皮肤吸收。如果超剂量使用，乌头的毒素是致命的。这种药物常见的副作用包括出汗、恶心、呕吐，毒素还会入侵呼吸系统，干扰心肌，导致心脏骤停。目前没有发现针对这种毒素的解毒剂。

[11] SRCY，Bluszcz（Ivy），no. 32，July 28 （August 9），1882.

[12] 在叙多的肖邦通信集里，这封信的日期被错误地标注为“科瓦莱沃，周五［1825年］”，这一错误后来也出现在了多个文献里。正确的日期应该是1827年7月6日，人们经常把肖邦的格但斯克之行与1825年肖邦的托伦之行混淆，但实际上它们是两次不同的行程。正在修订的《肖邦书信集》（Korespondencja Fryderyka Chopina）第一卷第222页厘清了这几个事件的正确顺序。

[13] 我们最多只能说肖邦计划了这一行程，而且后来也没有出现让他放弃这一计划的原因。MSFC，p. 242.

[14] 《肖邦的波美拉尼亚之旅》（Pomorskie wojaze Chopina），格但斯克，1993。

[15] 安杰伊·布科夫斯基：《瓦普莱沃：波美拉尼亚地区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Zapomniana placówka kultury polskiej na Pomorzu Nadwiślańskim），p. 109。

[16] CFC，vol. 1，p. 93；KFC，vol. 1，p. 86.

[17] 1828年5月28日刊。

[18] 《伊里斯》，1830年11月5日刊。

[19] AmZ，1831年12月7日刊。变奏曲的原始手稿藏于摩根图书馆，索引号C549.L139。在手稿的最后两页，我们可以看到肖邦基于莫扎特的主题尝试了几个不同版本的“变奏”，他将日期标注为“1827年”。手稿里也有一段被删掉的变奏，其中使用了两手向相反方向移动的琶音，这段变奏原本被标为“变奏四”，但后来被删掉。值得一提的是，肖邦对待自己的手稿十分随意。没有合适的纸，他就拿手稿的最后一页当速写本。这份手稿上画着一座纪念碑，还有一个身着制服、军人模样的卡通形象，此人可能是一位将军或是海军上校，穿着高领制服，戴着肩章，头发向后梳着。我们猜测由于肖邦总是从生活中取材，纪念碑和军官可能都是他在前往格但斯克的途中见到的。

[20] SRCY，Bluszcz（Ivy），no. 33，August 4 （16），1882.

[21] MCW，p. 147.

[22] CFC，vol. 2，p. 349；KFC，vol. 1，p. 354.

[23] CFC，vol. 1，p. 93；KFC，vol. 1，p. 87.

[24] CFC，vol. 1，p. 92；KFC，vol. 1，p. 86. 为保护“N”的身份，这段话是肖邦用意大利语写下的（当时他和蒂图斯正在学习这门语言）。最后私生子的父亲被认定为肖邦的朋友兼同学约瑟夫·诺瓦科夫斯基（Józef Nowakowski，1800～1865），他和肖邦在音乐高中都是埃尔斯纳的学生。

[25] CFC，vol. 1，p. 162；KFC，vol. 1，p. 123.

第一次海外之旅：柏林和维也纳，1828～1829

弗里德里克·肖邦，三年级学生；天赋异禀，音乐天才。

——约瑟夫·埃尔斯纳[1]

I

1828年初夏，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发布皇家公告，宣布将于9月14日至29日在柏林大学举行为期两周的自然科学大会，由著名探险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担任主席。这一公告引起了德国内外的热烈反响，欧洲各地的杰出科学家都受到了邀请。华沙大学动物学教授、肖邦家的朋友费利克斯·亚罗茨基博士也收到了邀请函。亚罗茨基毕业于柏林大学，三年前他发表了一篇动物学方面的重要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当亚罗茨基提议带弗里德里克一起前往柏林时，米柯瓦伊欣然同意了。在目前这个重要阶段，年轻的肖邦需要一个更广阔的音乐舞台，而前往柏林，借此机会结识一些科学界、艺术界的重要人物无疑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此时的弗里德里克也成了父亲的一个经济负担。他仍住在家里，没有固定收入。就算是再有才，想要在华沙靠音乐家这份职业获得丰厚的收入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想法。米柯瓦伊看到儿子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可能也考虑了这些问题。于是柏林之行便敲定了。9月9日星期二，亚罗茨基教授和肖邦坐上了公共马车，启程前往普鲁士的首都。

经过了五天的旅行，“我们在周日下午3点左右乘公共马车到达了这座庞大的城市”，肖邦写道。[2]两人在王储旅店（Kronprinz Inn）登记入住之后，亚罗茨基带着肖邦去拜访了他曾经的导师——柏林大学的校长、自然科学大会秘书马丁·利希滕施泰因（Martin Lichtenstein）。之后利希滕施泰因又把肖邦引荐给了洪堡，但学术资料中关于这次会面的信息很少。实际上，肖邦对此次自然科学大会并没什么兴趣。他勉强参观了动物学展览中的13个宏伟的展厅，亚罗茨基还带他参加了科学家联谊晚宴。但肖邦感觉这些大人物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高深的学术讨论被肖邦称为“像漫画一样”，甚至还被他用漫画描绘了出来。

更让他感兴趣的是施莱辛格音乐商店和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上的基斯林钢琴厂。但令他失望的是，他没有找到一架能用于练习的钢琴，所以在柏林的日子里，他只好用王储旅店里的一架劣质钢琴练习。

到达柏林后的第二天，肖邦便开始探索这座城市，漂亮的建筑、宽阔的大道、施普雷河上的大桥都让他赞叹不已。他发现，与华沙相比柏林是如此之大，人口也很分散，他写信告诉家人说柏林完全可以容纳下当前人口的两倍。这个城市处处体现出的井然与整洁给肖邦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亚罗茨基的陪伴下，肖邦参观了宏伟的皇家图书馆，被馆内的丰富藏书所吸引。在图书馆里，他发现一位年轻人正在费力地逐字抄写着波兰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将军的书信原稿。此人正是柯斯丘什科的德国传记作者，27岁的卡尔·法尔肯施泰因（Karl Falkenstein）。当法尔肯施泰因发现身边站着的这两个人正是波兰人，能够轻松读懂他苦苦钻研的一段文本时，便请求亚罗茨基帮他翻译成德语，并逐字逐句地记在了笔记本上。

科学大会于9月18日星期四正式开幕，普鲁士王储出席了开幕式。亚罗茨基为弗里德里克求得了一张门票以及礼堂里的一个座位。肖邦发现加斯帕雷·斯蓬蒂尼（Gaspare Spontini）、卡尔·策尔特（Carl Zelter），以及颇负盛名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也出现在了现场，但是他没敢上前去接近他们。他请亚罗茨基允许自己不去参加仪式之后洪堡组织的私人晚宴。他对父母说自己感觉像个局外人，不想去“不属于自己的地方”[3]。由于肖邦的羞涩，他与门德尔松擦肩而过。门德尔松本可以帮肖邦敲开柏林的许多大门。但此时两人的命运没有交会。肖邦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歌剧院里。他观看了斯蓬蒂尼的《费尔南德·科尔特兹》（Fernando Cortez）、奇马罗萨（Cimarosa）的《秘婚记》（Il matrimonio segreto）、翁斯洛（Onslow）的《货郎》（Colporteur），还有韦伯的《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他认为这一版本的《魔弹射手》不如两年前在华沙看的那场。肖邦还去了维也纳声乐学院，听了卡尔·策尔特指挥的亨德尔的《圣塞西利亚日颂歌》（Ode for Saint Cecilia’s Day），对此赞叹不已。他写道：“这是最接近我理想中伟大音乐的演出了。”[4]

自然科学大会闭幕的前一天，主办方安排了最后一场宴会。肖邦为这些科学家居然能消耗掉如此之多的食品酒水而震惊，他们渐渐不再拘束，借着酒劲在策尔特的指挥下唱起歌来。街头巷尾的柏林人也拿当地啤酒突然变大的酒劲开起了玩笑，其中的一个笑话甚至被用在了皇家城市剧院（Königstadt Theatre）的喜剧舞台上。一位酒客问道：“为什么柏林的啤酒现在这么好喝？”另一位酒客回答说：“你不知道是因为城里来了不少科学家吗？”

II

9月28日，亚罗茨基和弗里德里克启程返回华沙。路过波兹南时，两人受邀去泰奥菲尔·沃利茨基（Teofil Wolicki）大主教的家中赴宴。途中公共马车需停靠在苏莱胡夫（Züllichau）小镇更换马匹。当马车在市集广场停下来时，他们才知道由于没有现成的马匹，乘客需要等待几个小时。就在这里发生了那件著名的轶事。弗里德里克发现隔壁房间里居然放着一架旧钢琴。虽然看起来很破旧，但钢琴的状态还不错，音都是准的。于是他便坐下开始即兴演奏。音乐吸引了同行的旅客，人们陆续走了进来，很快房间便成了演奏会现场。肖邦在他的即兴演奏中加入了一些波兰歌曲，随着驿站站长、站长妻子和他们的两个漂亮女儿的加入，观众又多了起来。波兰幻想曲徐徐展开，就连刚才在车上抽烟引得所有人厌恶的德国老烟枪也被深深陶醉，忘记了点烟。突然，美妙的音乐被隔壁洪亮的叫喊声打断：“先生们，马匹已经备好了！”引得正在兴头上的听众们纷纷发出抱怨。先是驿站站长请求肖邦继续演奏，但肖邦说他们已经来不及了，得尽快赶到波兹南。接着驿站站长的妻子恳求他再回到钢琴旁，最后连两个年轻的女儿也一起哀求了起来。驿站站长甚至承诺说只要肖邦能弹完曲子，一会儿再多给他配几匹马。肖邦同意了，波兰歌曲的旋律再一次从钢琴上流淌而出。演奏结束时，一位仆人端来几杯红酒，驿站站长向肖邦举杯道：“为波吕许谟尼亚的宠儿干杯！”听众里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肖邦刚开始演奏时他就走进了屋里，此时他难掩激动之情，走到肖邦跟前说道：“我虽然老了，但我是一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音乐家；我也是弹钢琴的。我能看出你的演奏技术非常精湛。如果莫扎特能听到你的演奏，他会紧紧握着你的手说‘好极了！’我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敢这样做。”有人猜测这个提到了莫扎特的人是苏莱胡夫教育学院的音乐老师坎托·弗雷德里希·克勒（Cantor Friedrich Kähler）。听到这样的赞美后，肖邦又演奏了一首玛祖卡，然后便重新启程了。驿站站长向肖邦道别时，说他会永远记住弗里德里克·肖邦这个名字。[5]肖邦在这架不知名的钢琴上即兴演奏了一首怎样的幻想曲呢？一个月之后，肖邦将这首乐曲改编成了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op.13）。

几小时后，弗里德里克和亚罗茨基到达了波兹南，两人在天主教堂旁沃利茨基大主教的宅邸住了两天。除了达成他们到波兹南的最初目的——参加宴会——以外，肖邦还借此机会拜访了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拉齐维乌亲王是普鲁士的波兹南总督，当时正和家人住在不远处的总督府里。拉齐维乌亲王热情地问候了肖邦，并邀请这位年轻的客人当晚到他家的沙龙里演奏乐曲。于是肖邦再次进行了即兴演奏，但这次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听众。1887年，艺术家亨里克·谢米拉兹基（Henryk Siemiradzki）在他著名的画作《肖邦在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沙龙里的演奏》中描绘了这一场景。画中的人物有拉齐维乌亲王（坐姿）、他的女儿伊丽莎公主（站在他身边）和万达公主（伊丽莎身后），还有拉齐维乌家及普鲁士上流社会的其他成员。画中最右边坐着的是亚历山大·冯·洪堡。虽然这个画面是画家想象出来的，但它向我们展示了演奏会当晚高雅的气氛，比任何语言描述都更加生动。

肖邦在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沙龙里演奏；亨里克·谢米拉兹基绘制的油画（1887年）

拉齐维乌亲王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肖邦的《g小调钢琴三重奏》（op.8）就是献给他的。肖邦造访波兹南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第一乐章，其余的三个乐章也在逐步成形的过程中。肖邦当时一定也跟亲王提到了这部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可能还为他演奏了几个段落。1829年初，四个乐章全部完成，同年晚些时候，肖邦将这部作品献给了拉齐维乌亲王。拉齐维乌亲王的热情回复如下：

安东宁，1829年11月4日

非常感谢你将三重奏惠赠于我。如果你能早点出版这部作品就更好了，这样你途经波兹南前往柏林时我便能有幸与你合奏了。我亲爱的肖邦，请收下我对你才华的不断关注，以及我对你的崇敬之情。

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6]

III

1829年4月，肖邦在音乐高中的学习接近尾声，为了让肖邦出国进修音乐，米柯瓦伊·肖邦向政府申请了资金。他的请求被送到了教育部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博夫斯基（Stanisław Grabowski）的手中。

阁下惠启！

本人在华沙中学任教已有20年，自信尽心竭力、恪尽职守，因此斗胆向阁下呈上一个谦卑的申请，请仁慈的阁下出面向政府提请。如蒙恩准，我会把它看成对我的最高奖赏。

我有一子，在音乐方面天赋过人，希望在此方面继续进修。他曾有幸为沙皇、波兰国王亚历山大陛下演奏，仁慈的先皇陛下亲授他一枚珍贵的戒指，以示对他的认可。总指挥大公阁下也多次听过他的演奏，由此也可证明他的才华。此外，众多备受尊敬的人士和专家也认为，如果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完成必要的学习，他很有可能在其选择的职业中为国争光。他已完成前期的学习，对此华沙音乐高中校长、华沙大学教授埃尔斯纳先生可以证明。现在他需要的就是访问外国，即德国、意大利、法国，以便让他按照最好的模式完善自己。

由于本人资源有限，仅依赖教师的工资收入无法为这次为期三年的游学支付所有费用，因此向部长阁下提出谦卑的请求，恳请政府从总督可支配的资金里拨款，供犬子出国学习之用。

阁下谦卑的公仆，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致上，

米柯瓦伊·肖邦，

华沙中学教授，

1829年4月13日，于华沙[7][8]

格拉博夫斯基部长批准了这份申请，同时给内政部部长塔德乌什·莫斯托夫斯基（Mostowski）公爵附了一条备注，要求每年拨款5000兹罗提。然而莫斯托夫斯基授意他的手下官员弗朗齐歇克·科塞茨基（Franciszek Kossecki）拒绝了这一请求。科塞茨基将军给米柯瓦伊的回复如下：

致华沙中学教授米柯瓦伊·肖邦先生

国家政务委员（Councillor Secretary of State）来函

兹回复米柯瓦伊·肖邦4月13日为儿子海外游学、提高钢琴演奏水平提出的奖学金申请，经委员会与内政部讨论，现按照国家政务委员会主席阁下的指示通知申请人，委员会未能接受该申请人的请求。

1829年6月10日

科塞茨基将军[9]

在这份文件的边缘，有一行用铅笔草草写下的文字：“给申请人否定答复。”如此一位家喻户晓的、波兰最伟大的音乐家，在申请经济资助时却被自己的国家拒绝，这在今天看来有点难以想象。莫斯托夫斯基在给科塞茨基将军的备忘录中写道：“公共资金不应用于［草稿中的原词是“浪费在”］这类艺术家身上。”在备忘录的页边空白处，有一行用铅笔草草写下的直白文字：“给申请人否定答复。”看来如果米柯瓦伊想要把儿子送出国，就只能自己出钱了。[10]

IV

与此同时，一系列异彩纷呈的演出正在华沙国家剧院轮番上演。5月17日，沙皇尼古拉到华沙举行波兰国王加冕典礼，整个皇室和王公贵族们也接踵而至。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和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也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华沙。突然之间，华沙因各类庆典和场面隆重的大型活动而变得热闹非凡，杰出的艺术家们也齐聚华沙。据估计，华沙当时的人口在一夜之间增长到了约20万。16岁的匈牙利音乐天才斯蒂芬·海勒（Stephen Heller）一年前在此举行首演时就曾引起轰动，此时他正按照父亲的安排进行着为期两年的艰苦巡演。[11]他在华沙率先举办了音乐会，再次引起了轰动。备受敬仰的波兰钢琴家玛丽亚·希马诺夫斯卡（Maria Szymanowska）也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波兰著名小提琴家卡罗尔·利平斯基（Karol Lipiński）被从伦贝格（利沃夫）请了回来，在壮大后的国家剧院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家。但当尼科罗·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5月21日到达华沙时，这些艺术家的光芒全部被掩盖了，整个城市都在侧耳倾听帕格尼尼的声音。这位意大利小提琴家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他将在华沙停留两个月，举办12场音乐会。5月23日，他在波兰首都进行了首演，登上国家剧院的舞台时，他所面对的是与他同样显赫的观众。当晚整个俄罗斯皇室都出席了音乐会。康斯坦丁大公、随行的高级军官及夫人，以及为出席加冕典礼而来的贵族都坐在观众席上。肖邦也观看了这场演出，并将帕格尼尼的演奏描述为“绝对完美”[12]。在肖邦听到的乐曲中，有一首是帕格尼尼刚刚出版的第10号作品——以意大利民歌《威尼斯狂欢节》为主题的著名变奏曲。肖邦听完便基于同样的旋律尝试创作了一组类似的变奏。就这样，一首包含91个小节的美妙乐曲诞生了。以悠扬起伏的主和弦及属和弦琶音为基础，肖邦用右手呈现了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变奏，多年之后他在著名的《摇篮曲》中采用了同样的设计。

这一设计思路在下面这段变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倾泻而出的音符背后隐藏着古老的意大利旋律。虽然最终呈现的音乐仍未能超越琐碎的主题，但它展现了这位19岁的作曲家在处理技术问题上的潜力。这样的尝试对于肖邦而言很有必要。当他攻克这样的乐段，并将其吸收内化后，它们都会成为肖邦厚积薄发的基础。

这些三度双音均来自帕格尼尼本人的变奏曲，这类音型在他的作品里十分常见。在这里，年轻的肖邦仿佛在说：“我也可以。”实际上，对比两人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下面这段变奏是肖邦基于帕格尼尼的第三段变奏创作的。

直到1881年，这首《纪念帕格尼尼》才在华沙期刊《音乐回声》的增刊中出版。如今它很少被人演奏，但对于肖邦发烧友和愿意研究肖邦成长历程的人来说，它仍是一首充满魅力的作品。

V

5月24日，在帕格尼尼首演后的第二天，沙皇尼古拉举行了他的加冕典礼。这场庄严的仪式在圣约翰大教堂举行，300人的唱诗班演唱了埃尔斯纳专门为加冕仪式创作的弥撒曲，由作曲家亲自指挥。接着，皇家城堡里举办了国宴和御前音乐会，帕格尼尼为130名受到特别邀请的波兰嘉宾演奏了乐曲。沙皇赏赐了帕格尼尼一枚钻石戒指，以示他对演出的认可。

加冕引发的敏感政治局面正好为波兰的年轻人提供了抒发爱国之情、表达不满情绪的机会。明明华沙就有同样出色的、土生土长的小提琴家，为什么还要从国外邀请帕格尼尼为沙皇演奏呢？此话中的小提琴家指的是卡罗尔·利平斯基，不少人把他看作帕格尼尼的劲敌。两位小提琴家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十年前，当时利平斯基到意大利找到帕格尼尼，在帕多瓦联袂举办了两场音乐会。这可能就是两人之间较量的开端，但需要补充的是，这场较量并没有任何公开的敌意。受到他的偶像路德维希·施波尔（Ludwig Spohr）的影响，利平斯基的音色圆润饱满，因此他也成了古典乐派的主要代表。（利平斯基后来成了约阿希姆和维尼亚夫斯基的老师。）而帕格尼尼并没有明显受到哪位前人的影响，因此自成一格，被归为“浪漫派”。

沙皇的加冕竟出人意料地引起了这样一场音乐冲突，而这场冲突对波兰人来说并非无足轻重。在整个加冕庆典期间，利平斯基一直担任着国家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所以当帕格尼尼在距他几步之遥的舞台上演奏高难度的乐曲时，他处于一个屈从的地位。对于利平斯基来说，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的名字位于加冕荣誉获得者之列，如今也获得了“俄国沙皇和波兰国王的第一提琴手”的伟大称号。正如帕格尼尼的主要传记作者所说，这一称号的分量不亚于帕格尼尼获得的钻戒，但利平斯基的支持者并不甘心。[13]这场论战甚至登上了媒体，人们催促利平斯基举办一场自己的音乐会，向帕格尼尼发起挑战，赢取舆论支持。但曾在意大利见过利平斯基并十分欣赏他的卡洛·索利瓦并不赞成这一想法。帕格尼尼自从到达华沙之后，几乎每晚都举办音乐会，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因此不如就此息事宁人。[14]如果放在平时，友好和善的利平斯基不会被激怒。但媒体爆出了一些蓄意煽动者的言论，传言说利平斯基实际上是帕格尼尼的学生，这一失实说法也得到了这位波兰小提琴家的否认。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利平斯基于是宣布将在6月5日举办独奏音乐会。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音乐会当天华沙突降雷雨，音乐厅里只坐了一半的观众，虽然帕格尼尼也在其中。演出获得了不错的评价，也有媒体对两位小提琴家进行了客观的比较，而非一味向着帕格尼尼说话。《大众杂志》（Dziennik Powszechny）就刊载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作者对帕格尼尼进行了批评，引起了一阵骚乱。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克雷斯滕·拉赫-希马（Krystyn Lach-Szyrma），他是华沙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波兰青年”运动的主要成员。

［帕格尼尼］只有在演奏他本人的作品时才能展现出出色水准……他的演奏具有特殊风格，因此演奏他人的作品时他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无论是高亢、有力的音色，果敢、热情的运弓，还是纯净如歌的演奏——总之，凡是需要展现出乐器自身之美的地方，他都只展现了技术上的灵活性……

而在此方面，利平斯基则与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严格遵守演奏的正统原则。他从不逾越优秀品味的标准，也反对所有花哨的装饰。如果说帕格尼尼是个浪漫主义者，那么利平斯基则称得上优秀的古典主义者。他的运弓远比帕格尼尼优秀，在音色力度和饱满度、音乐表现力、和声方面也优于帕格尼尼。在快速演奏上两人难分伯仲，但是在轻顿弓、从自然音色向和声的自然过渡以及左手拨弦方面，帕格尼尼则略胜一筹。[15]

这样偏袒的语言被认为是对帕格尼尼的中伤，进一步激起了媒体的论战，两位小提琴家各自的支持者纷纷发表对立观点。人们邀请帕格尼尼做出回应，但他对此置之不理，保持沉默。而另一方面，利平斯基则被卷入论战，恶意批评者对他公开嘲讽，要求他承认自己是帕格尼尼的学生，并说是他授意拉赫-希马写了这篇文章。对于这两件事情，利平斯基给出了优雅的回复。

我的音乐基础知识是父亲教的，我没有在任何大师门下或在音乐学院里学习过。如果我真的有幸接受过帕格尼尼的指导，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荣幸……1818年，我在意大利结识了帕格尼尼，并有幸被他称作“瓦伦特（Valente）的小提琴教授”。我们联袂举办了两场音乐会，我们的交集不过如此……

我从来没有被这样不实的事情羞辱过，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从没有被这样指责过，除了在我自己国家的首都，一个我第二次造访的地方。尽管我十分钦佩帕格尼尼的伟大才华，但我不能也不会让别人对我们进行比较，因为我选择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音乐体裁，我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努力完善自己，以期有一天我可以对我的同胞说——“我也是一名艺术家”（anch’io son pittore）。[16]

帕格尼尼在7月14日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出，这场音乐会是专为波兰音乐家的遗孀和孤儿举行的。作为给埃尔斯纳的献礼，他首次（显然也是最后一次）演奏了刚刚完成的《华沙奏鸣曲》，这首乐曲是他以埃尔斯纳的一首玛祖卡为主题创作的变奏曲。两天后，埃尔斯纳邀请这位小提琴家来到音乐高中，并将肖邦引荐给了他。帕格尼尼在他的红色笔记本中写道，他见到了“肖邦，年轻的钢琴家”。为了调和帕格尼尼和利平斯基的关系，埃尔斯纳为两人安排了一场践行宴。但不幸的是，利平斯基不得不提前离开华沙，于是埃尔斯纳用筹到的钱买了一个黄金鼻烟壶送给了帕格尼尼。埃尔斯纳告诉我们，他把礼物“以华沙的艺术家和音乐爱好者的名义送给了帕格尼尼，以纪念他的华沙之行，并在祝词与冒着气泡的香槟酒之间为他送别”[17]。

帕格尼尼于7月19日离开了华沙。第二天，肖邦参加了音乐高中的毕业考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肖邦的结业报告里，埃尔斯纳写道：“斯邦，弗里德里科［误］，三年级学生；天赋异禀，音乐天才。”

VI

肖邦到国外接受考验的时刻到来了。政府拒绝资助肖邦出国游学的事情让米柯瓦伊和埃尔斯纳耿耿于怀，但他们不能因此放弃远大的理想。肖邦一直在为他的首次欧洲音乐之旅做准备，在这次旅途中，他将先在维也纳取得在海外的第一场胜利，然后到布拉格和德累斯顿逗留几日。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一些都已准备就绪。米柯瓦伊自己提供了这次旅程所需的全部资金——他向来对儿子的发展给予慷慨的支持。7月22日周三的早上，肖邦和他的四位旅伴在华沙邮局旁坐上了公共马车，沿着古老的邮道前往华沙和维也纳之间的中点克拉科夫，踏上了旅途的第一程。除了肖邦以外，同行的还有他的四位同学——伊格纳齐·马切约夫斯基、马尔切利·采林斯基（Marceli Celiński）、米奇斯瓦夫·波托茨基和阿尔方斯·勃兰特。华沙大学的波兰史教授——26岁的罗穆亚尔德·胡贝（Romuald Hube）负责带领这支小队伍。马车日夜兼程，每40公里停靠一次驿站更换马匹，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到达了克拉科夫。

这是肖邦第一次见到这座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的古老建筑及其背后的悠久历史激发了几位年轻人心中的爱国之情，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逗留了近一个星期。7月26日，几人雇了一位农夫的马车，前往奥伊楚夫（Ojców）参观14世纪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的城堡废墟。参观结束时已是傍晚，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克拉科夫已经不大可能了，于是肖邦和伙伴们决定到佩斯科瓦·斯卡瓦（Pieskowa Skała）村因迪克（Indyk）家的旅馆暂住一晚，这间旅馆就位于城堡另一边的普龙德尼克河（Prądnik River）对岸。不幸的是车夫在暮色中走错了路，导致马车被卡在了湍急的河水中。几位年轻的探险家纷纷跳下马车，涉水走到了河对岸。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了，但他们仍需要爬上滑溜溜的岩石，在潮湿的草地里跋涉3公里才能到达因迪克家的旅馆。最终到那里时，他们从腿到脚全都湿透了。在一封写给家人的长信里，肖邦讲述了这次夜间历险。写到因迪克家的旅馆时，他专门给伊莎贝拉写了一段话：

伊莎贝拉！我们住在坦斯卡小姐[18]住过的旅馆里！好心的因迪克夫人给壁炉生上了火，我的朋友都脱掉了衣服围在壁炉旁烤火。我自己坐在墙角，膝盖以下全湿透了，考虑着是否也脱掉衣服烤火。突然！我看到因迪克小姐从房间里走出来拿被褥。我灵机一动，找到了不少克拉科夫的羊毛帽子。这些帽子都是双层加厚的，像睡帽一样。我用1兹罗提买了一顶，把它撕成两半，然后脱下鞋子，分别裹住两只脚。我又用绳子把它们固定了一下，这样我就不会感冒了。我坐到了壁炉旁，喝了一点红酒，跟我的好朋友们有说有笑地聊天，而此时因迪克夫人已经在地上帮我们铺好了床铺，我们在这里睡了个好觉。[19]

对于这次历险，肖邦总结道：“看到了奥伊楚夫的美景，湿透也值了。”第二天，一行人回到了克拉科夫，在城里又游览了两天后，他们再次启程，沿着邮路走走停停地前往奥地利。7月31日，肖邦第一次见到了奥地利帝国的首都。

VII

一到维也纳，肖邦便马上找到出版商托比亚斯·哈斯林格，并将埃尔斯纳的介绍信交给了他。哈斯林格的音乐商店位于维也纳最著名的格拉本（Graben）大街上。这里是维也纳音乐家们的一个重要社交场所，他们来此阅览书籍，在店里的钢琴上试演新作，甚至在商店出售音乐会的门票。贝多芬、海顿、莫扎特和格鲁克的半身像在墙边一字排开，为这个地方平添了些庄重感。一盏华丽的水晶灯照亮了整个主厅。前文提到，几个月前埃尔斯纳曾将两份肖邦的手稿——肖邦青年时期创作的《c小调奏鸣曲》和《“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寄给了哈斯林格，但没有收到回复，因此肖邦见到哈斯林格之前也有些忐忑。多亏有了埃尔斯纳的介绍信，哈斯林格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肖邦。对这位年轻的访客嘘寒问暖一番后，他为没在家的哈斯林格夫人表达了歉意，之后这位出版商给肖邦展示了一些新奇的小玩意，还坚持邀请肖邦听他儿子卡尔弹钢琴。哈斯林格最后终于谈到了重点，他向肖邦保证变奏曲一周之内就能在他著名的“音乐厅”（Odeon）系列里出版。“这我还真没想到。”肖邦兴高采烈地告诉父母。之后哈斯林格又提出了另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就让肖邦没那么高兴了。他说要向维也纳的观众展示这几首变奏曲，还有谁能比作曲者本人更合适呢？肖邦已经两周没有摸过钢琴了，因此感到有些为难。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肖邦结识了不少维也纳音乐界的知名人士，其中有些是在哈斯林格的商店里见到的。他们都鼓励肖邦举办演奏会，于是他便渐渐屈服了。通过引荐，肖邦依次见到了著名小提琴家、弦乐四重奏首席伊格纳茨·舒潘齐格（Ignaz Schuppanzigh），他也是贝多芬的一位故友；克恩滕大门剧院（Kärntnertor Theater）院长文策尔·加伦贝格（Wenzel Gallenberg）伯爵，他的妻子朱列塔·圭恰迪常被误认为是贝多芬“不朽的爱人”；知名记者约瑟夫·布拉赫特卡（Joseph Blahetka），他18岁的女儿莱奥波尔迪娜（Leopoldine）是车尔尼的学生，当时已是维也纳的著名钢琴家了；以及两位当地著名的钢琴制作商——马特乌斯·安德烈亚斯·施泰因（Matthäus Andreas Stein）和康拉德·格拉夫（Conrad Graf）。但最后让肖邦下定决心举办音乐会的人是威廉·维费尔，他曾是华沙音乐学院的老师，多次听过肖邦的演奏。维费尔此前是克恩滕大门剧院的首席指挥，最近刚刚退休，由于比较了解整个流程，他主动提出帮助肖邦安排这场演奏会。到达维也纳一周之后，肖邦告诉父母：“我已经下定决心［举办演奏会］了。布拉赫特卡说我是一位可以与莫谢莱斯、赫尔兹、卡尔克布雷纳相提并论的一流演奏家，一定会引起轰动。”肖邦很高兴听到维费尔将他介绍为“一位在大家的劝说下同意举办音乐会的年轻人”，维费尔还巧妙地加上了一句：“注意：是免费的！”[20]这无疑是为了取悦加伦贝格（Gallenberg）公爵，他对剧院预算的控制非常严格。接下来就需要肖邦选一架钢琴了。施泰因和格拉夫都为他提供了一些钢琴，并愿意让他免费使用。大家都建议肖邦选择在维也纳十分受欢迎的施泰因，但肖邦更喜欢格拉夫的钢琴，坚持要在音乐会上使用这一品牌。他向父母保证，为了不冒犯施泰因，他会亲自向这位钢琴商表示感谢，同时还煞有介事地说：“希望上帝与我同在——不要担心！”[21]

但实际上，需要担心的事情还是很多的。音乐会将在8月11日举行。肖邦只有两天的时间与指挥弗朗茨·拉赫纳（Franz Lachner）排练整套曲目，除了《“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以外，肖邦还决定再加上《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

克恩滕大门剧院

1829年8月11日，星期二

指挥：弗朗茨·拉赫纳

贝多芬：《普罗米修斯》序曲

肖邦：《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

罗西尼：《比安卡与法里埃洛》中的咏叹调

（夏洛特·费尔特海姆，女高音）

肖邦：《“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

瓦卡伊：变奏回旋曲及合唱，出自《彼得大帝》

（夏洛特·费尔特海姆）

幕间休息

《假面舞会》——两幕芭蕾喜剧

排练进行得很不顺利。赶时间印出来的《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乐谱中出现了大量的错误，引起了管弦乐团的抗议，导致肖邦差点放弃这场演出。但这时有人劝说肖邦发挥他的优势：进行即兴创作。他放弃了《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替换为一首两个主题的自由幻想曲：一个主题来自肖邦前一天晚上才第一次听到的布瓦尔迪厄（Boieldieu）的歌剧《白衣女郎》，另一个来自波兰传统祝酒歌《啤酒花》（Chmiel）。

肖邦走上克恩滕大门剧院的舞台时，这里已经见证了音乐史上的诸多伟大时刻。多年来，莫扎特、韦伯等维也纳的古典大师曾多次在此演出，使这座剧院成了音乐圣地。贝多芬的《费德里奥》（Fidelio）序曲和第九交响曲、韦伯的歌剧《尤瑞安特》（Euryanthe）、舒伯特的歌曲《魔王》（Erlkönig）都是在这里首演。剧院可容纳1650名观众，不算特别大，但它似乎将表演者和听众包裹了起来，拉近了双方的距离。这里可以说是肖邦维也纳首演的理想地点了。

演出当天剧院并没有坐满观众，但观众十分热情。他们甚至会在《“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中起分隔作用的乐队齐奏部分鼓掌，掌声压过了乐队的声音，让肖邦陷入了窘境。《啤酒花》即兴曲震惊了所有人，因为维也纳的观众很少听到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肖邦告诉父母：“我在观众席中安插的密探告诉我，观众们在他们的座位上随着音乐起舞。”[22]肖邦的旅伴马尔切利·采林斯基和罗穆亚尔德·胡贝都成了他的“密探”，他们坐在剧院里几个具有战略性的位置，以便偷听观众的评论。观众里有不少知名人士，包括贝多芬的朋友和资助人莫里茨·利赫诺夫斯基（Moritz Lichnowsky）伯爵、莫里茨·迪特里希施泰因（Moritz Dietrichstein）亲王——据说钢琴家西吉斯蒙德·塔尔贝格是他的私生子，以及指挥家、单簧管及钢琴演奏家康拉丁·克罗伊策。卡尔·车尔尼也出席了音乐会，并和所有人一道来到后台祝贺肖邦。迪特里希施泰因建议肖邦在维也纳过冬，巩固他在这里取得的成功。而肖邦则有些意外地发现，自己竟一战成名了。

自然也有些对肖邦的赞美是有所保留的。布拉赫特卡认为肖邦的演奏音量过小——肖邦一生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他发现评论家的话里总有个“但是”，不过他认为被人说弹奏得太轻总比被人说太响要好。一两天后，布拉赫特卡请肖邦听了莱奥波尔迪娜的演奏，肖邦写道：“她很漂亮——但她很吓人地砸钢琴。”[23]此外肖邦也听说观众里一位女士遗憾地说他在台上看起来有些普通。毫无疑问，观众们习惯看到表现更活跃的演奏者，而肖邦的平静让他们不太习惯。但肖邦依然能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这是他们能找出的唯一问题，那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24]他和车尔尼也更熟悉了起来，还被车尔尼邀请到家里一起演奏钢琴。“他是个好人，但仅限于此。”肖邦如此评价这位著名的钢琴教育家。此外，他又加上了一句透露内情的评论：“车尔尼先生本人比他的作品感情丰富多了。”[25]

在维也纳，肖邦也有机会听到了一些没听过的作品。他观看了罗西尼的《灰姑娘》（La Cenerentola）、《莫西在埃及》（Mosè in Egitto）以及梅耶贝尔的《十字军在埃及》（Il crociato in Egitto）；他也出席了舒潘齐格的门生、维也纳著名小提琴家约瑟夫·梅塞德（Joseph Mayseder）的两场演奏会。肖邦和李赫诺夫斯卡（Lichnowska）伯爵夫人喝了茶，见了指挥家冯·赛弗里德（von Seyfried）骑士，还与康拉丁·克罗伊策长谈了一番。他也和乐团指挥弗朗茨·拉赫纳有来往，两人肯定谈到了拉赫纳的朋友弗朗茨·舒伯特，后者在肖邦到达维也纳几个月前刚刚去世。当时舒伯特和贝多芬都被埋葬在韦灵公墓（Währing Cemetery）。没有证据显示肖邦去墓地凭吊过两位大师，但墓地就在肖邦的步行范围内，所以如果说他真的去了，那也没什么好意外的。实际上，不管肖邦走到哪里，他都会受到维也纳上流社会的欢迎，而要求他举办第二场音乐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受到第一场音乐会的鼓舞，以及在所有新朋友的催促下，他再一次妥协，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此肖邦有他自己的理由。

我不会再举办第三场了，我是在他们的坚持下才同意举办第二场的。此外，我想到华沙的人可能会说：“什么！他只开了一场音乐会就消失了！是不是反响不好？”[26]

第二场音乐会定在了8月18日。这次依然是在克恩滕大门剧院，肖邦也依然没收取费用。这次他决定演奏《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其中难以辨认的部分已经被肖邦的波兰同学托马什·涅德茨基重新翻印。涅德茨基在华沙音乐学院时是埃尔斯纳的得意门生，如今已在维也纳成名。目睹了第一次排练时的事故，涅德茨基出手相助，精心地修改了《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的乐谱。应所有人的呼声，肖邦同意再次演奏《“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

克恩滕大门剧院

1829年8月18日，星期二

指挥：弗朗茨·拉赫纳

林德帕因特纳：《山魔王》（Der Bergkönig）序曲

肖邦：《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

梅塞德：波兰舞曲

（约瑟夫·考伊尔，小提琴）

肖邦：《“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

幕间休息

芭蕾

肖邦的名声已经传开，人们说他是不容错过的钢琴家，因此有不少观众慕名前来。肖邦自己描述说，当他走上舞台时，迎接他的是三轮掌声，一次比一次响亮。《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大获成功，捷克作曲家阿达尔伯特·吉罗维茨（肖邦小时候在波兰就演奏过他的协奏曲）起立鼓掌，并大喊道：“了不起！”交响乐团也已经和钢琴旁的这位天才少年化解了矛盾，对肖邦报以热烈掌声。变奏曲再次取得成功，肖邦在维也纳乐坛的名声也得到了巩固。而所有这些，在肖邦看来，都是碰巧发生的。他本来没打算在维也纳演出，但当他准备离开奥地利首都时，他满意地得知自己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成功，此事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了几个月。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肖邦向他的新朋友和老朋友一一告别。舒潘齐格期待他早日归来，肖邦回答说他也愿意回到维也纳继续深造。对此，这位小提琴家给出了对肖邦的最高赞美，说他已经是一位完美的艺术家了。肖邦也与记者布拉赫特卡和他的女儿——“年轻漂亮的钢琴家”莱奥波尔迪娜告了别。莱奥波尔迪娜将自己的一部签名作品送给了肖邦，作为临别赠礼。布拉赫特卡也对肖邦能在华沙这样闭塞的地方学到如此之多而感到惊讶。肖邦的回答成了一句名言：“有日维尼和埃尔斯纳这样的老师，最笨的蠢驴也能学到东西。”[27]

而最初发起这一切活动的出版商托比亚斯·哈斯林格并没有兑现一周之内出版《“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的承诺。这部作品一直到第二年才被印刷出来。

VIII

8月20日晚上9点，肖邦和他的旅伴们坐上了公共马车，行驶了一整夜后，他们于次日中午到达了布拉格。一行人在黑马旅馆（Hotel zum schwarzen Roß）登记入住，在这里肖邦第一次尝试了波希米亚拉格啤酒。他拿着在维也纳获得的推荐信四处奔走，首先拜访了著名的捷克哲学家、布拉格国家博物馆馆长瓦茨拉夫·汉卡（Václav Hanka）。汉卡与很多波兰人都保持着通信联系，尤其是支持捷克独立的波兰人士。他也认识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听说肖邦是斯卡尔贝克的教子时他十分高兴。他还热情地邀请肖邦在博物馆的重要来宾签名册上题词。一开始，肖邦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所幸他的旅伴伊格纳齐·马切约夫斯基帮了大忙，写了一段四行诗，肖邦很快就为这首诗配上了一段玛祖卡。[28]随后汉卡还为肖邦及其旅伴们安排了城市观光的行程。他们游览了老城区的城堡山、圣维特大教堂，参观了城中的多处历史遗迹，包括1410年建成的古天文钟，还在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欣赏了风景。布拉格是莫扎特最喜欢的城市，肖邦在这里处处都能看到莫扎特的印记。

第二天他去了国家剧院，莫扎特曾在这里举行过几场成功的演出。肖邦将维费尔的推荐信交给了剧院总监约翰·斯蒂帕内克（Johann Stiepanek）和乐长弗里德里希·皮克西斯（Friedrich Pixis），后者是钢琴家约翰·皮克西斯（Johann Pixis）的哥哥［后来肖邦的《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op.13）就是献给这位钢琴家的］。他们都劝肖邦在布拉格办一场音乐会，但肖邦明智地拒绝了。考虑到连帕格尼尼都曾受到布拉格音乐批评家的奚落，肖邦并不打算冒这个险，因为一旦失败，他在维也纳取得的成功也将毁于一旦，“所以我选择沉默”[29]，肖邦如是说。皮克西斯邀请肖邦到家中详谈。在皮克西斯家的楼梯间里，他们碰见了德累斯顿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奥古斯特·克伦格尔（August Klengel），他在前往意大利演出的途中路过布拉格，因此前来拜访皮克西斯。克伦格尔在门外等了有一会儿了，于是皮克西斯安排两位钢琴家来了一场即兴演奏会，以此向克伦格尔致歉。肖邦婉拒了这一邀请，但他很快就后悔了，因为克伦格尔完整演奏了他仿照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而作的《48首卡农与赋格》，每个调上两首乐曲，肖邦不得不从头听到尾。单调乏味的演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其间肖邦一直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他弹得不错，”肖邦婉转地说，“但其实还可以更好——（嘘！）。”后来他和克伦格尔聊了很久，两人变得熟悉了起来。“我认为他比可怜的老车尔尼好多了——（嘘！）。”[30]

8月25日，肖邦启程前往德累斯顿。他先是路过了以温泉闻名的特普利茨（今天的特普利采），在此逗留期间他还去杜克斯（Dux）参观了瓦伦斯坦（Wallenstein）的城堡。他看到了这位杰出将领的一块头骨、将他刺死的长戟，以及一些其他遗迹。特普利茨有很多波兰人，其中卢德维克·韦姆皮茨基（Ludwik Łempicki）在华沙的时候就认识肖邦，他盛情邀请肖邦当晚和他一起去克拉里-阿尔德林根（Clary-Aldringen）亲王和王妃的庄园，这座豪华的大庄园将整个小城包围了起来。肖邦知道自己肯定会被邀请演奏钢琴，于是便换上晚礼服，戴上了在维也纳演出时佩戴的白手套。晚上8：30，他和韦姆皮茨基走进了亲王豪华的宅邸。这样的环境让肖邦感到十分自在。参加聚会的人不多，但都身份显赫。房间的一边站着几位有官衔的绅士，一位军官正和一位英国海军上校聊着天。还有一位名叫莱泽尔的萨克森将军，他的胸前挂满了徽章，脸上有一道刀疤。他们的身边摆着一架上好的格拉夫钢琴，静静地等待着演奏者。

肖邦在信中告诉家人：

用茶时我和亲王聊了许久，用茶过后亲王的母亲邀请我“赏光”演奏一曲（用一架上好的格拉夫钢琴）。于是我同意“赏光”，也请他们“赏光”给我一个即兴演奏的主题。听到此话，原本坐在大桌旁绣花、编织的女士们立刻小声讨论了起来：“找个主题！找个主题！”三位美丽的小公主把头凑在一起，然后其中的一位把讨论结果告诉了弗里切先生（我猜他可能是克拉里小王子的家庭教师），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他给了我一个罗西尼歌剧《摩西》的主题。[31]

肖邦的即兴演奏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公主央求他再多停留些日子，但肖邦急着启程。“我期盼能早日回到你们身边，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他写道，“我有好多有趣、奇妙的见闻和经历要讲给你们听！”莱泽尔将军听说肖邦返回华沙途中会经过德累斯顿，于是匆匆给萨克森国王的宫廷大臣弗里森（Friesen）男爵写了封推荐信，请他向德累斯顿的知名艺术家引荐肖邦。在法语写就的浮华的外交辞令之下，将军用德语匆匆写上了：“肖邦先生是我所见过最出色的一位钢琴家。”[32]

第二天，8月26日，肖邦和朋友们到达了德累斯顿，入住了柏林城市酒店（Hotel zur Stadt Berlin）。这是肖邦第一次看到这座被称为“易北河上的明珠”的城市。他参观了著名的美术馆，游览了城市中的历史建筑，并在8月28日去剧院观看了由爱德华·德弗里恩特（Eduard Devrient）主演的歌剧《浮士德》。当时正值歌德的80岁生日，德国举国上下都在举行庆祝活动。演出从晚上6点持续到11点，肖邦将其描述为“可怕又震撼的幻想之作”[33]。

IX

9月12日肖邦回到华沙时，迎接他的是一个令人不太愉悦的意外事件。波兰媒体拿到了一份维也纳报纸对肖邦的正面评价，但在翻译的时候出了问题。原文是“肖邦将他的音乐追求置于取悦听众之上”，但波兰媒体却报道说“他将取悦听众置于自己的音乐追求之上”，将意思完全颠倒了。直到维也纳记者亲自来到华沙，这件令人恼火的事才得以澄清。《艺术戏剧广讯报》（Allgemeine Theaterzeitung für Kunst）实际上很欣赏肖邦谦逊的态度以及他不愿为了单纯炫技而放弃音乐追求的做法。“这是一位有自己道路的年轻人，虽然他的风格与其他演奏家有很大差别，但他知道如何在自己的道路上获得他人的欣赏。”（1829年8月20日）《维也纳艺术杂志》（Wiener Zeitschrift für Kunst）特别谈到了《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中与众不同的半音体系，并补充道：“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体现了细致和深度。”（1829年8月29日）也许最让肖邦高兴的是《音乐广讯报》的评论，该报将他称为“一流的大师”（1829年11月）。

这一年早些时候帕格尼尼在华沙的演出，以及演出引发的波兰媒体对演奏技巧的激烈讨论仍是波兰音乐界的热门话题。肖邦对帕格尼尼的评价只有“绝对完美”四个字，但足以让我们看出帕格尼尼对肖邦产生的深远影响。尽管肖邦对1829年春夏之交这场音乐盛会的评论寥寥无几，但我们知道他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媒体上关于演奏技巧的论战。维也纳媒体对肖邦的评论被翻译发表之后，讨论变得更加激烈，学者们提出了下列问题：炫技的演奏对音乐本身造成多大的影响？狮子能和羔羊和平地共处一室吗？对于这个被帕格尼尼带起来的话题，19岁的肖邦在不久之后以令人赞叹的方式给出了答案。从这时起肖邦开始专注于创作一种新的音乐体裁，其主要功能就是展示各式各样的演奏技巧，这一体裁就是练习曲。在肖邦1829年10月20日写给朋友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的信中，他第一次提到了著名的第10号作品练习曲集，“我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写了一首重要的技巧练习曲，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会弹给你听”。这里说的就是第一首C大调练习曲。三周之后，在1829年11月14日另一封写给蒂图斯的信里，他又写道：“我已经写成了几段练习曲——如果你在我身边的话我会弹给你听。”[34]由于草稿已经丢失，肖邦此处说的是哪几首乐曲我们已不得而知。一些学者认为这几首早期的练习曲包括第8首F大调、第9首f小调、第10首降A大调和第11首降E大调练习曲的早期版本。[35]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手稿里的前两段“练习曲”就是后来的第10号作品中的第1首C大调和第2首a小调练习曲。这两首练习曲的署名日期为1830年11月2日，正是肖邦永远离开华沙的那一天——应该是他为这次漫长的海外之旅做最后准备而整理作品时写上的。[36]

X

从肖邦回到华沙的那一刻起，再进行一次更远大的海外之旅的想法就一直在他心头萦绕。这次更遥远的旅程可能要持续三年之久，涉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基本按照米柯瓦伊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申请政府资金时设计的路线进行。华沙对于肖邦来说已经没有可发展的空间了，显然如果肖邦想要在欧洲成名，就必须到海外谋求发展，获得一流大师的指导。肖邦一直在学习外语，他会说波兰语及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也在进步。米柯瓦伊也为这次旅行准备好了资金。但为什么肖邦总是犹豫不决、一再拖延呢？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着出发日期，行程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甚至有时只是因为一个闪念就又修改了日期。真相就是，这个年轻人恋爱了。用约瑟夫·埃尔斯纳后来的话说，他沉沦在了“一双美丽的双眸”之中。[37]

[1] 出自1829年7月20日埃尔斯纳给肖邦的毕业评语。复印版文件请见BC，abb. 27。

[2] CFC，vol. 1，p. 82；KFC，vol. 1，p. 81.

[3] CFC，vol. 1，p. 85；KFC，vol. 1，pp. 83-84.

[4] CFC，vol. 1，p. 87；KFC，vol. 1，p. 83.

[5] 虽然当代学者对这件并无记载的轶事的真实性表示了质疑，但我们猜测肖邦的家人可能听他讲述过此事，之后对故事进行了加工，并转达给了肖邦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莫里茨·卡拉索夫斯基。KCLB，pp. 54-55.

[6] CFC，vol. 1，p. 139；KFC，vol. 1，p. 111.

[7] CFC，vol. 1，pp. 95-96；KFC，vol. 1，pp. 87-88.

[8] 此书信译文参考了《肖邦通信集》，林洪亮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48页。——译者注

[9] KCOL，p. 262。波兰学者斯坦尼斯瓦夫·佩斯维特-索乌坦（Stanisław Pereświet-Soltan）对这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证，P-SCB，pp. 64-66。

[10] 格外讽刺的是，波兰起义失败后，当莫斯托夫斯基部长和他的家人于1831年逃亡到巴黎时，他们找到肖邦并请求他给女儿鲁扎（Róża）上钢琴课。肖邦将《四首玛祖卡》（op.33）献给了她。

[11] 然而事实证明这不是个明智的做法。年轻的海勒到达奥格斯堡后就因精神过度紧张而崩溃，放弃了巡演生涯。BSH，pp. 7-8.

[12] CPG，vol. 1，p. 342. 帕格尼尼的首场音乐会让他获得了10953弗罗林的高昂收入。帕格尼尼在华沙演奏的完整曲目可参考泽维尔·雷伊（Xavier Rey）的《尼科罗·帕格尼尼——浪漫的意大利人》（Niccolò Paganini—le romantique Italien），巴黎，1999，第327～328页。

[13] CPG，vol. 1，p. 337.

[14] 意大利出生的索利瓦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不能明确支持任何一边。帕格尼尼大多数时候住在他家，而且帕格尼尼在华沙逗留期间，索利瓦的妻子也一直在照顾他3岁的儿子阿希尔。这位小提琴家几乎和他的儿子形影不离，在欧洲巡演期间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年幼的孩子。

[15] 1829年6月13日刊。

[16] CPG，vol. 1，p. 340.“我也是一名艺术家！”这句话常被误认为是米开朗基罗的名言，实际上它是科雷吉欧（Correggio）第一次看到拉斐尔画的音乐守护神——圣塞西莉亚时发出的感叹。利平斯基的回复被刊登在了1829年6月20日的《华沙公报》上。

[17] 鼻烟盒上用意大利语刻着：“致尼科罗·帕格尼尼骑士。仰慕他才华的人敬上。华沙，1829年7月19日。”（Al Cav Niccolò Paganini. Gli ammiratori del suo talento. Varsovia 19 Luglio 1829.）1829年7月22日的《波兰公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18] 克莱门蒂娜·坦斯卡-霍夫曼（1798～1845），她是青少年期刊《儿童娱乐》的编辑，因其笔下的探险故事而享誉波兰。肖邦的这段话是写给伊莎贝拉的，伊莎贝拉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也由于受到坦斯卡-霍夫曼历险故事的影响，十分关注孤儿和被遗弃儿童的命运。

[19] CFC，vol. 1，pp. 98-99；KFC，vol. 1，p. 89.

[20] CFC，vol. 1，p. 104；KFC，vol. 1，p. 91.

[21] CFC，vol. 1，p. 104；KFC，vol. 1，p. 90.

[22] CFC，vol. 1，p. 106；KFC，vol. 1，p. 93. 肖邦即兴演奏这首让听众闻之起舞的祝酒歌时，它的旋律还从没被人用乐谱写下来过。乐曲最早由齐格蒙特·格洛格尔（Zygmunt Gloger）在他著名的波兰民歌曲集（1900～1903）里出版。这段肖邦熟悉的民歌旋律可能是这样的：
奥斯克·科尔贝格在1876年11月11日写给莫里茨卡·拉索夫斯基的信中回忆道，肖邦是以3/8拍演奏的这首古老民歌。
狂欢的歌词在农民之间世代相传，赞美在年轻人新婚之夜发挥作用的啤酒花。KK，vol. 62，pp. 661-62.

[23] CFC，vol. 1，p. 107；KFC，vol. 1，p. 93.

[24] CFC，vol. 1，p. 106；KFC，vol. 1，p. 93.

[25] CFC，vol. 1，p. 113；KFC，vol. 1，p. 96.

[26] CFC，vol. 1，p. 110；KFC，vol. 1，p. 95.

[27] CFC，vol. 1，p. 112；KFC，vol. 1，p. 96.

[28] 复印版签名页请见KCOL，p177，肖邦为马切约夫斯基的短诗谱了一首《G大调玛祖卡》。

[29] CFC，vol. 1，p. 116；KFC，vol. 1，p.99.

[30] CFC，vol. 1，p. 118；KFC，vol. 1，p. 100. 克伦格尔孜孜不倦地创作了120多首卡农与赋格，一首比一首难以理解。

[31] CFC，vol. 1，p. 120；KFC，vol. 1，p. 101.

[32] Herr Chopin ist selbst einer der vorzüglichsten Pianospieler，die ich bis jetzt kenne。CFC，vol. 1，p. 121；KFC，vol. 1，p. 101.

[33] CFC，vol. 1，p. 123；KFC，vol. 1，p. 102.

[34] CFC，vol. 1，pp. 139，143；KFC，vol. 1，pp. 111，113.

[35] 见莫里斯·布朗（Maurice Brown）的目录，第42条。

[36] 这些手稿都是誊清本，可能由卢德维卡·肖邦抄写，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手稿的最初版本就是一年前肖邦致蒂图斯的信中提到的乐曲。手稿藏于华沙的肖邦博物馆中，索引号M/190-91。

[37] CFC，vol. 2，p. 81；KFC，vol. 1，p. 221.

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遥不可及的爱人，1829～1830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梦中情人，六个月来我忠诚地爱着她，但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肖邦[1]

I

我们无法确定肖邦第一次见到年轻的歌唱家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具体是在什么时候，但可能是在1829年的早春。当时卡洛·索利瓦安排他华沙音乐学院的几位得意门生举办了一系列演唱会，肖邦也观看了这几场演出。与大多数文献中说法不同的是，康斯坦奇娅的父亲并非皇家城堡领主，而是华沙老城中一栋公寓楼的管理员。[2]她有着出色的女中音，立志要在歌剧舞台上有所成就。4月21日，她举办了自己的音乐会，肖邦先是被她的声音吸引，接着为她的女性魅力所折服。但由于极其不自信，肖邦不敢坦露自己的心迹，几个月来他一直默默地爱慕着康斯坦奇娅。康斯坦奇娅和另外五位索利瓦的女学生都住在音乐学院旁的旅馆里。索利瓦的死对头埃尔斯纳很看不惯索利瓦，因为他允许这些年轻漂亮的女生与俄国驻地军官一起演唱二重奏，甚至还允许（用埃尔斯纳的话说是“鼓励”）军官到旅馆来。1825年，索利瓦娶了他的女学生玛丽亚·克拉莱夫斯卡（Maria Kralewska），引得当地人议论纷纷，也遭到了埃尔斯纳的谴责。康斯坦奇娅是个很有魅力的人，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仰慕者。肖邦没有与其他仰慕者竞争的经验，于是掩藏了自己的感情，默默忍受着煎熬。康斯坦奇娅的父亲去世后，她在国家奖学金的支持下继续学习音乐。她的母亲——生活在拉多姆（Radom）的萨洛梅亚·格瓦德科夫斯卡（Salomea Gładkowska）夫人从此只有一个想法：为女儿找个有钱的丈夫，将她从歌剧舞台上解救出来，让她远离这个给未婚女性带来诸多是非的职业。萨洛梅亚经常到华沙看望女儿，我们猜想她可能也会透过长柄眼镜打量着华沙的青年，观察他们是否有潜力成为合适的女婿。

当时的华沙是个小城，这两位年轻人多半也在那一季的年度晚会和社交活动上注意到了彼此。当时肖邦已经是华沙的名人，康斯坦奇娅也了解他在乐坛的地位。但由于两人没有任何留存至今的书信，我们无法确定康斯坦奇娅是否知道肖邦对她的感情，更无法知晓她是否做出了回应。但肖邦的感情是强烈的，他正处于青春萌动的阶段。一个周日的早上，在所有音乐生都必须参加的教堂礼拜上，肖邦不经意地发现康斯坦奇娅瞥了他一眼，他吓了一跳，大脑一片空白地走出教堂，跌跌撞撞地走上了人行道。在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下，他碰见了帕里斯医生（一位家庭医生），只能搪塞说刚才有一只狗从他的两腿间跑了过去，导致他失去了平衡。“有时我真是疯疯癫癫的，想起来太糟糕了。”肖邦评论道。[3]还有一次，他在晚会上演奏施波尔的钢琴五重奏时，被一位很像康斯坦奇娅的年轻女士吸引了注意力，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那天晚上，肖邦感觉自己的心被永远地征服了。[4]关于肖邦对康斯坦奇娅的痴迷，最确凿的证据就是他在1829年10月3日写给挚友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的自白书。这封信构成了故事的重要部分，其中的内容经常被学者引用——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意中人，也许这是件不幸的事，六个月来我忠诚地爱着她，虽然没有跟她说过一句我对她的情感；我总是梦见她，她是我协奏曲柔板乐章的灵感，也是今早我寄给你的这首短小圆舞曲的灵感。除你以外，没人知道其中的含义。请注意标着“X”的那个乐段。我要是能弹给你听该多好，亲爱的蒂图斯！在这个三声中部（trio）里，低音的旋律必须要突出，直到第五小节中的高音降E出现。但是我何必多此一举告诉你呢，你自己就能体会出来。[5]

肖邦让蒂图斯理解和体会的是什么？如今我们已无法知晓。《降D大调圆舞曲》（遗作op.70，no.3）的中段一定是包含了某些私密的回忆，因为后来肖邦表示后悔将这个乐段寄给了蒂图斯，担心他的好朋友会生气。“我发誓我只想让你开心——因为我深爱着你。”[6]

II

蒂图斯在1824年秋天进入华沙中学学习，成了米柯瓦伊·肖邦的学生，肖邦因此与他结识，对他十分仰慕。蒂图斯比肖邦大两岁，身强体壮，性格自信。简而言之，他具备了肖邦所不具备的品质，肖邦没有兄长，于是将他看作自己的哥哥。从两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肖邦在情感上对蒂图斯十分依赖，渴望得到他的认可。“每场音乐会之后，你的目光比埃尔斯纳、库尔平斯基、索利瓦和其他所有人的表扬都重要。”[7]他用夸张的方式如此写道。蒂图斯是一个优秀的业余钢琴演奏者，虽然他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可能也在音乐学院上过几节课。1826年，他获得华沙中学的毕业证书，进入大学学习法律和管理。那时他已经成为肖邦的至交和知己，肖邦常向他倾诉内心最深处的想法。1828年，蒂图斯在父亲去世后放弃学业，回到位于华沙东南300多公里的波图任（Poturzyn），帮母亲管理他将来要继承的大庄园。这也就是为什么肖邦给蒂图斯写了一系列重要的信件，通信从蒂图斯离开波兰首都就开始了，正好与肖邦暗恋康斯坦奇娅的时期重合。

身边没有了蒂图斯，肖邦陷入一种混乱的心理状态，他开始将内心最深处的爱恋甚至欲望从“遥不可及的爱人”转移到了他最好的朋友身上。这便开启了一个宽泛的话题，不少肖邦传记作者都曾探索过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很明显肖邦不知道如何处理内心翻涌的这些感受，或者向谁去倾诉这些感受。结果，可能是怕被拒绝，他没有向康斯坦奇娅坦露心迹，而是转向了蒂图斯。这种心理上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的猜想，有学者认为对康斯坦奇娅爱而不得的感情愈演愈烈，导致肖邦出现了一些潜在的同性恋趋向。从他给蒂图斯写的信中就能看出这种奇怪的迹象，比如以下这些内容——

你不喜欢被亲吻。但今天请允许我亲吻你。[8]

我不想再继续写这些事情了。我只想爱抚你，跟你在一起。[9]

给我你的唇，我最亲爱的爱人。我坚信你还爱着我，我仍旧害怕你，像害怕暴君，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害怕你。[10]

我把你的信作保存着，像保存着爱人的丝带。我有丝带，所以写信给我，一周后我们就可以宠爱彼此了。[11]

我知道我对你的爱无可救药，我说这些废话，是为了让你更爱我……我对你的感情促使我寻找一些非同寻常的手段，好让你的心有所回应。[12]

这些情感显然表达给康斯坦奇娅更为合适，但肖邦却将它们表达给了蒂图斯。曾有人指出，在波兰语中男性之间夸张的说话方式可能会让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有些令人不适的暧昧。在过去那个强调骑士精神、称谓浮夸的时代尤为如此。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有些细微差别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被遗失。甚至也许我们可以将“给我你的唇，我最亲爱的爱人”理解成现代英语中的“让我拥抱你，我最亲爱的朋友”，但这样解释就会让原文失去一些诗意，也会失去一些真实。然而，对于以下这段不涉及任何语言学问题的文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现在，我要去洗漱了。现在不要拥抱我，我还没有洗好。但你呢？就算涂上拜占庭的芳香油，你也不会拥抱我——除非被磁力吸引。但自然界中确实有这种力量。今天你会梦到拥抱我的！你必须为昨晚让我做的噩梦付出代价！[13]

这段话带着露骨的情欲，因此正如一些传记作者所说，不免让人怀疑蒂图斯和肖邦之间是否有过一段短暂的同性之恋。我们倾向于否定这一观点，但由于蒂图斯写给肖邦的信没有一封被保存下来，我们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就算有，正如肖邦的信件中所体现的那样，蒂图斯也不是一个愿意接受直白示爱的人。更可能的情况是肖邦躲在克拉辛斯基宫隐蔽的房间里，怀着激动的心情让自己的笔信马由缰地写下他的青春幻想，才有了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段落。顺带一提，在华沙起义之后，蒂图斯从波兰军队退伍后和阿洛伊西娅·波莱蒂尼奥（Aloysia Poletyło）女伯爵（奇兹夫达尔纹章的拥有者）结了婚，生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弗里德里克就是以肖邦的名字命名的。[14]

如果1829年肖邦向蒂图斯的“坦白”确实如信中所说，那么同年早些时候他前往维也纳、布拉格和德累斯顿进行为期六周的旅行时，他也不太可能完全忘了康斯坦奇娅。1829年9月肖邦回到华沙时，已被维也纳的媒体称为“一流的钢琴家”，他的身份发生了改变。尽管多了些自信，但肖邦的私生活似乎依然如故，他还是没能鼓起勇气向康斯坦奇娅表白。

III

1829年秋，肖邦再次受邀到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的安东宁别墅做客。这栋狩猎别墅建在亲王的地产上，距波兹南公国的边界不远，以亲王自己的名字命名。肖邦上次造访这里还是在三年前。他先前往附近的斯奇热沃村看望了教母安娜·维索沃夫斯卡（Anna Wiesiołowska），然后到安东宁住下了。亲王非常喜欢与音乐家交往，他本人也因作曲和大提琴演奏方面的才华而广受赞誉。他的家中有常驻的弦乐四重奏乐队，有时自己也会加入，演奏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曲目。拉齐维乌热爱打猎，但由于波兹南的府邸不够大，无法邀请众多宾客与他一起参与夏季狩猎，于是他在1821年委托柏林的著名建筑师卡尔·申克尔（Karl Schinkel）设计了一些方案，花了五年的时间建成了安东宁别墅。当时的一篇文章描述说，别墅周围的森林里有野猪、红鹿、牡鹿、狼等动物自由地漫步，“无疑是个狩猎胜地”。

在一片被冷杉和橡树森林环绕的地方，伫立着一栋仿佛由魔法变出来的豪华建筑……它的外部装饰、造型、结构都与森林里寂静的野生环境相得益彰；这栋别墅并非由石头或砖块建造，而是全部由木头建成的，呈现出森林本来的色调。[15]

安东宁；拉齐维乌亲王的狩猎别墅

安东宁别墅的房间很多，装潢豪华。拉齐维乌一家的房间都在二层，楼上是客房。年轻的肖邦和拉齐维乌一家，尤其是亲王两个漂亮的女儿伊丽莎和万达度过了轻松惬意的八天。这两位公主是他1826年到访时认识的，他欣然同意给两人中年纪较小的万达公主上钢琴课，因为万达的青春魅力可以让他不去想康斯坦奇娅。“她很年轻，17岁［实际上是21岁］，而 且漂亮。”他写道。“她把小手放在琴键上时是那么可爱。”他对蒂图斯说。[16]一次钢琴课上，肖邦给她演奏了他的新作品《f小调波兰舞曲》（遗作op.71，no.3）。万达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首乐曲，每天都让肖邦弹给她听。当万达坚持要学习自己弹这首乐曲时，肖邦不得不让蒂图斯把乐谱尽快还给他（他把唯一的手稿寄给了蒂图斯），因为他担心凭记忆写出的乐谱会有错误。此外，他还为万达写了一首钢琴和大提琴合奏的《波兰风格》（Alla polacca），好让她和拉大提琴的父亲能一起演奏些有挑战的曲目。大提琴的部分包含了不少被肖邦鄙视为“浮夸装饰”的特殊技巧，如双音、装饰音跑句等，可能是他咨询了安东尼亲王的意见之后写下的。［这部作品后来作为《引子与华丽的波兰舞曲》（op.3）出版，献给了维也纳著名大提琴家约瑟夫·默克。］三个人排练这首乐曲时，25岁的伊丽莎公主像三年前一样，坐在后边又画了一幅铅笔画，日期为1829年11月4日。[17]也正是这一次，肖邦将他题有献词的新作《钢琴三重奏》（op.8）送给了拉齐维乌亲王，并收到了亲王亲切的受献词。接着，亲王开心地向肖邦展示了他的新作——歌剧《浮士德》的乐谱，其中包含了一些新颖的做法（包括将交响乐团置于舞台下、序曲之后没有停顿直接进入第一幕），被认为可以搬上柏林和波兹南的歌剧舞台。拉齐维乌早年间曾有幸见到过歌德，并与这位伟大的诗人讨论过这部文学巨著。最让肖邦感到惊奇的是魔鬼的那段咏叹调，靡菲斯特在玛格丽特的窗前唱着歌引诱她时，能听到附近教堂唱诗班的庄严圣歌，为这一段同时赋予了神圣和亵渎的意味。“我完全没想到［这样的东西］会出自一位总督之手。”他评论道。[18]拉齐维乌的妻子卢德维卡亲王妃的谦逊态度也使得肖邦在安东宁的小住更加愉快。“她知道决定一个人的并非出身，”他评论道，“她举止优雅，让人无法不爱她。”[19]

肖邦说他有意多停留一段时间，“直到被赶出天堂”，但由于一些“个人原因”他不得不离开了——暗指对康斯坦奇娅的思念驱使他回到华沙，更何况《f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终曲还没有写完。当他向“两位夏娃”，也就是两位公主告别时，没人能预料到这个修养颇高的家庭不久后将被不幸的阴霾所笼罩。肖邦离开后不到一年，安东尼亲王就因对波兰人表现出过多的同情而被免去了波兹南总督的职务，并在1833年去世。伊丽莎公主也在一年后追随他而去，年仅31岁。两年后，她的母亲卢德维卡亲王妃也投入了死神的怀抱。最后只剩万达公主孑然一身，但她嫁入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后不久也与世长辞，享年37岁。随着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躺进了教堂的坟墓，平日里的欢声笑语和艺术带来的纯粹喜悦消失不见，安东宁别墅被死寂笼罩，只剩鬼魂在这里游荡。

IV

后世对康斯坦奇娅是心怀感激的，肖邦以她为灵感创作了《f小调钢琴协奏曲》中的小广板（Larghetto）。这一乐章有着肖邦作品中最优美的旋律。它的表现力达到了如此高度，以至于起装饰作用的华彩经过句和装饰音与其原本要装饰的旋律融为了一体。如果这种水准的音乐确实是单相思的产物，那么我们只能惊叹于肖邦居然在他的青年时期就能够将情感升华并创作出如此深刻的作品。这部作品标志着肖邦彻底告别了此前作品中标志性的、较为肤浅的“华丽风格”。不仅如此，小广板乐章也称得上肖邦对声乐的致敬。

从安东宁回来之后的几周里，肖邦完成了这部协奏曲的收尾工作。1830年3月3日，肖邦在克拉辛斯基宫家中的会客厅里举行了半公开的排练，由库尔平斯基指挥一个小型乐队进行伴奏，观众只有几位受到特别邀请的朋友。我们了解到“埃尔斯纳喜上眉梢”，“日维尼热泪盈眶”。《华沙信使报》报道：“年轻的肖邦超越了所有华沙的钢琴家。他是‘钢琴界的帕格尼尼’。”[20]接下来就是将这部协奏曲展示给华沙的听众了。不到两周时间，音乐会就已准备就绪。3月17日，肖邦在国家剧院为800名观众演奏了这部作品。在音乐会的下半场，肖邦首次演奏了《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op.13）。然而他对自己的演奏并不满意，部分原因是他家里的钢琴（被专程运到了剧院）声音太弱，只有前几排观众能听清他的演奏。埃尔斯纳说钢琴的低音“模糊不清”。于是大家当场决定再举办一场音乐会。3月22日，肖邦再次回到国家剧院，用一架更响亮的维也纳三角钢琴进行了演奏，这架钢琴是热爱音乐的俄国将军彼得·迪亚科夫（Piotr Diakow）专门借给他在音乐会上使用的。他再次演奏了《f小调协奏曲》，但将幻想曲替换成了《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op.14），最后以流行民歌《风俗奇怪的小镇上》（In the Town They Have Queer Customs）为主题演奏了一首即兴曲。对于肖邦来说，音乐会十分成功，观众起立致以热烈掌声，高呼着“再来一场！”《女性杂志》（Ladies Journal）用一首十四行诗赞美了他，《大众日报》（General Daily News）称除莫扎特以外没人能和肖邦媲美。但这样的赞美引起了《官方公报》（Official Journal）的反对，它认为不宜使用这种过激的语言，并与《华沙公报》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论战，重新点燃了关于库尔平斯基和埃尔斯纳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音乐传统孰优孰劣的争论。这样的论战使肖邦的情绪有些低落，他在给蒂图斯的一封情绪化的信里（日期为“埃米莉亚的祭日”），写了下面的对句来安慰自己：

试问世间有谁，

所得只有赞美。

然而，有一篇评论也许会让肖邦感到欣慰。这篇文章刊载于《波兰信使报》（Polish Courier），作者将他的演出比作“优美的演说，这也正是他的音乐所处的自然环境”[21]。这篇评论的作者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沃伊切赫·格日马瓦。之前由于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他被沙皇尼古拉判处三年监禁，此时刚刚被释放。格日马瓦后来成了肖邦的挚友，也是未来肖邦在巴黎最坚定的支持者。

V

肖邦最早的几首“波兰歌曲”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这些乐曲经常被人们忽视，但如果我们结合肖邦的生平来看，就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了。当肖邦为波兰两位著名诗人的诗作谱上曲时，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心里想的是康斯坦奇娅了。

《愿望》（Życzenie）

（斯特凡·维特维茨基）（1829年）

如果我是天空中的太阳，我将只为你而闪耀……

如果我是灌木丛中的鸟儿，我不会在别处歌唱……

我永远在你的窗前，只为你而唱。

《痴迷》（Czary）

（斯特凡·维特维茨基）（1830年）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我总能看到她在我面前……

白天我的思绪里都是她，晚上的影子都是她的模样，

我的梦里和幻想里都是她。我很确定这是痴迷。

《离开我的视线！》（Precz z moich oczu！）

（亚当·密茨凯维奇）（1830年）

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

我们曾一起哭泣嬉戏的地方，

我将永远在你身边，天涯海角，直到永远。

虽然有些乐曲也曾被抄写并在私下里流通，但它们大多躺在肖邦的稿件里无人问津，直到肖邦去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乐曲也和他对康斯坦奇娅所压抑的情感不无相似之处——一直沉默无声，不被外界所知。

肖邦和康斯坦奇娅相遇的第一个证据出现在1830年4月10日他写给蒂图斯的信中。肖邦写道，他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副官弗雷德里希·菲利普斯（Friedrich Philippeus）上校家中参加了一场盛大的晚会，其间肖邦为卡洛·索利瓦和俄国军官格雷塞尔（Gresser）伴奏，两人演唱了罗西尼歌剧《意大利的土耳其人》（Il turco in Italia）中的二重唱。他对蒂图斯说：“格瓦德科夫斯卡夫人问起了你。”我们推测如果康斯坦奇娅的母亲在晚会现场，那么康斯坦奇娅可能也在那里。在1830年6月5日的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肖邦已经和康斯坦奇娅足够熟悉，开始帮她发展事业了。

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佚名铅笔画像，创作于肖邦离开华沙之后十年左右

这件事的起因也颇为有趣。当时俄国沙皇和贵族再次来到波兰首都参加波兰议会，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亨丽埃塔·桑塔格（Henrietta Sontag）也来到华沙，为王公贵族们举行了十一场音乐会。这位24岁的歌唱家当时已经享誉欧洲。七年前，韦伯专门为她量身打造了歌剧《欧丽安特》。次年，也就是1824年，贝多芬同意让她在《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的首演上献唱，她也从此被写进了史册。肖邦听了她的音乐会，对她的演唱赞不绝口，称赞桑塔格的音域如此之宽广：

肖邦在信中写道，她的渐弱表现十分完美，滑音也很精彩。她的音阶，尤其是半音阶，可谓无出其右。桑塔格的仰慕者称她为“天堂的使者”，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肖邦的认同。在拉齐维乌的介绍下，肖邦结识了桑塔格。拉齐维乌希望桑塔格在他的沙龙上演唱一首乌克兰民歌，请肖邦帮她改编乐曲。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因为桑塔格的家门前总是聚集着大群的仰慕者——“宫廷大臣、议员、地区总督、将军、副官等”，用肖邦的话说，所有人都望着她漂亮的眼睛，谈论着天气。而肖邦却越过了警卫，进入了桑塔格家的内室。“你想象不到能与她近距离接触我有多么高兴，”他写道，“就在她的房间里，和她并肩坐在沙发上。”凭借这一特权，他还顽皮地补充说，他发现穿着晨服的桑塔格比穿全套晚礼服时漂亮百万倍。

肖邦应该也听说过桑塔格的绯闻。1827年她与卡洛·罗西（Carlo Rossi）伯爵秘密结婚（她出身卑微），悄悄怀孕并生下了孩子；不久前普鲁士国王被她的歌声打动，赐予了她贵族身份，好让她与罗西伯爵公开地生活在海牙。但由于获得了这一头衔，身为伯爵夫人的桑塔格只能放弃歌剧舞台，仅参加专为贵族举办的“御前演出”，她此行来到华沙也只举办此类音乐会。沙皇尼古拉听完她的演唱，将她称为“夜莺”（Rossi-gnol）——对于更擅长跟将军而非诗人打交道的沙皇尼古拉来说，这个双关妙语多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肖邦被桑塔格的魅力所吸引，与她相处时也感到十分舒服，于是向她咨询如何才能让康斯坦奇娅的歌唱事业打开局面。我们猜测在肖邦（通过索利瓦）的安排下，桑塔格为康斯坦奇娅进行了试音。肖邦告诉我们6月初他旁听了这次试音。到达桑塔格的房间后，肖邦发现现场除了桑塔格，还有卡洛·索利瓦和他的两位得意门生：康斯坦奇娅和安娜·沃乌库夫（Anna Wołków）。两人演唱了一首索利瓦的二重唱，“但桑塔格小姐说她们的声音太紧张了”。她说：“虽然她们接受了良好的训练，但必须改变发声方式，否则两年内就会走到职业生涯的尽头。她说沃乌库夫有着很好的天赋，也能唱出不错的效果，但‘声音太过尖锐’。她邀请她们经常过来，以便尽可能向她们展示自己的发声方法。”[22]显然，桑塔格很愿意帮这两位姑娘准备她们在国家剧院的首演，此时距首演只有一个多月了。

沙皇尼古拉的到来也吸引了不少艺术家。普鲁士国王的御用钢琴师、16岁的西吉斯蒙德·沃利策（Sigismund Wörlitzer）和车尔尼才华横溢的学生安娜·德·贝尔维尔（Anna de Belleville）都来到了华沙。“她的演奏令人陶醉，”肖邦评论后者说，“触键异常轻盈，非常优雅。”而对于年轻的沃利策，肖邦只是敷衍地赞美了一句：“这个年轻人弹得不错，但远远配不上宫廷乐师这个头衔。”[23]沃利策的保留曲目是莫谢莱斯著名的《亚历山大变奏曲》，他凭借这首乐曲享誉欧洲。这一曲目是个政治上的正确选择，乐曲原本是莫谢莱斯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创作的，现在又被献给了亚历山大的弟弟沙皇尼古拉。6月，桑塔格、沃利策和贝尔维尔三位艺术家在皇家城堡为尼古拉献上了一场御前演出，但肖邦没有受到邀请。肖邦对此事的回应非常简短：“人们对于我的缺席倍感意外，但我不这么觉得。”[24]肖邦的爱国情怀已广为人知，可能也有人看到他出入华沙的咖啡馆里与年轻的激进人士交往。在政局动荡的年代，华沙的洞穴（Dziurka）、干森林（Suchy Las）、灰姑娘（Kopciuszek）等咖啡馆成了反抗运动的集结地。不管怎样，这件事很快就淡出了大众的视线。6月28日，沙皇宣布议会结束，随行的贵族们也一同离开了华沙。王公贵族们离开之后不久，7月8日肖邦就受邀到国家剧院参加歌唱家芭芭拉·玛耶洛娃（Barbara Majerowa）的慈善音乐会并演奏他新出版的作品《“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施莱辛格拖了一年多之后，终于完成了任务。布热齐纳的音乐商店里，乐谱的突然到货引发了一阵热潮，为这个乐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VI

7月10日，音乐会结束后仅两天，肖邦就踏上了300多公里的旅程前往波图任，并在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家的乡间宅邸住了近两周。两个年轻人已有一年多没见面，此时有聊不完的话题。他们在庄园里骑马，踏过被早秋染成金黄色的田野，而肖邦也再次沉浸在了波兰农民的歌声中。每天早上，肖邦会被卧室窗边哗哗作响的白桦树叫醒，后来他还在给蒂图斯的信中怀念了这一景象。肖邦甚至还学习了如何使用十字弩，但由于他的力气太小，不能很好地操作。很可能就是在这次造访中，肖邦将题有献词的《“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送给了蒂图斯，两人也许还在钢琴上一起演奏了这首乐曲。这份厚礼可以说是两人友谊的最佳见证。在波图任的田园生活中，两人可能也谈到了康斯坦奇娅，以及蒂图斯喜欢的一个无名女孩，这个话题引起了肖邦的兴趣。除此之外，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肖邦下一次的海外之旅——几个月来肖邦一直犹豫不决，消耗着蒂图斯的耐心。拖延症，这个时间的小偷，一直是肖邦性格中的弱点。它让肖邦失去决断力，有时会持续好几周。

当肖邦听说康斯坦奇娅7月24日就要在国家剧院首度登台亮相，演唱帕埃尔（Paër）的歌剧《阿涅塞》（Agnese）时，他马上结束了波图任的假期，匆忙赶回了华沙。“格瓦德科夫斯卡的演唱堪称完美，”他写信告诉蒂图斯，“她在歌剧舞台上比在音乐厅里的表现更出色。”为了展示康斯坦奇娅的特殊天赋，索利瓦专门为她写了一首咏叹调，放在了歌剧的第二幕。“效果非常好，”肖邦写道，“我知道效果会很好，但没想到会这么好。”[25]而《波兰信使报》却发表了一篇苛刻的评论，说她的声音是喊出来的。“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能发出声音，就把它称作歌唱，即使音是准的……也许格瓦德科夫斯卡小姐曾经有过出色的声音，但非常遗憾，现在她没有了。”这篇评论激怒了不少人，但《波兰信使报》又发表了第二篇评论，说康斯坦奇娅和安娜·沃乌库夫（后者也同时进行了个人首演，演唱了罗西尼的《意大利的土耳其人》）都不适合在歌剧舞台上发展，因为“她们的声音毫无魅力，而这种魅力才是歌唱的灵魂”[26]。这些匿名发表的刻薄文字实际上出自律师兼记者毛雷齐·莫赫纳茨基之手，由于文风尖锐，他被称为“辩论界的罗伯斯庇尔”。有人认为他写这样的文章是出于政治目的，他想要毁掉索利瓦在音乐学院里开设的声乐学校，为此不惜牺牲两位年轻女歌唱家的前途。不论是什么原因，他和肖邦之间原本热忱的友谊就此终结，他也从肖邦的朋友圈中消失了。此前莫赫纳茨基和肖邦经常在华沙的咖啡厅里与其他艺术家来往，但自从他公开诋毁康斯坦奇娅之后，肖邦便与他断绝了联系。

VII

转眼已是8月中旬，但肖邦仍未确定何时启程。由于他的家人都去热拉佐瓦沃拉短期度假了，于是肖邦决定去那里与他们会合。据我们所知，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出生地。在如此轻松的环境下，肖邦原本可以将康斯坦奇娅的事情倾诉给家人，但他没有这么做。有人认为是肖邦极强的自尊心阻碍了他，也许的确如此——这种自尊心以他人的赞美为养分，而且正如卢梭所说，通常我们只有在即将失去它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多年后乔治·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说：“肖邦很在意别人的看法。”[27]）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都是慈爱的家长，但米柯瓦伊是家中的权威，肖邦可能也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而且在肖邦即将出国的紧要关头，“暗恋”肯定是米柯瓦伊最不愿听到的事情。于是，肖邦按照他和姐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假装一切安好”。肖邦离开华沙之后，妹妹伊莎贝拉给他写了一封信，在这封透露了实情的信中她坦白道：“只要你不说，我也不会说。但我是知道此事的。”[28]也许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她的这句话代表了肖邦全家的态度。

肖邦出发前，让人愈发担忧的是欧洲各国出现了动乱，可能会影响到弗里德里克的行程。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经过三天街垒旁的肉搏战（光荣三日）后，查理十世的统治被推翻，曾经的奥尔良公爵、没有合法继承权的路易-菲利普被推举为国王。路易-菲利普是一位平民国王，在中产阶级的支持下登上了王位。沙皇尼古拉轻蔑地将他称为“杂货商之王”。动乱蔓延到了德国、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一些人担心华沙也会受到影响。学生们开始在咖啡馆和地下聚会场所密谋推翻俄国统治的计划。自从当局对官方报纸实施审查后，地下出版社便加班加点地工作，革命小册子在华沙流通，给人们带来外界的消息。另一方面诺沃西利采夫（Novosiltsev）的密探也在加紧工作，四处抓捕造反者。军队营房外墙上出现的涂鸦（“士兵们，做好准备保卫祖国吧！”）让贝尔韦德宫陷入了恐慌，康斯坦丁大公开始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操练军队。一群大胆的革命者还在贝尔韦德宫门前立了一块牌子，写着“公寓新年招租”。傍晚，人们时常能听到维斯瓦河一带的布拉格区传来步枪的射击声，那是反叛者头领被统一处决的声音。

在热拉佐瓦沃拉度假时，人们的话题也常常离不开动乱。在此期间肖邦还拜访了热爱音乐的彼得·谢姆贝克（Piotr Szembek）将军，当时这位将军正带领着他的波兰部队驻扎在索哈切夫附近。听说肖邦正在出生地度假时，谢姆贝克将军便派副官阿尔方斯·恰伊科夫斯基（Alfons Czaykowski）驾着四轮马车去接他。“谢姆贝克很喜欢音乐”，肖邦写道，“他小提琴拉得很好，之前师从罗德（Rode），是帕格尼尼坚定的拥趸。”谢姆贝克将军让他的乐队为肖邦演奏。“我听到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东西。”肖邦评论说。其中一位军号演奏者最让肖邦印象深刻，他能以极快的速度演奏半音阶，同时还能表现出很细微的强弱变化。营地有一架钢琴，将军让肖邦演奏了一首又一首，最后肖邦回到华沙已经很晚了。当晚剧院里正在上演罗西尼的《意大利的土耳其人》，但肖邦错过了大半部分。他在信中写道：“将军最喜欢《f小调协奏曲》中的柔板。”[29]

转眼9月来了又去，肖邦还没有启程。他写信对蒂图斯说：“我还没走。我没有勇气定一个日子。”但随后他就确定了日期，宣布将在“告别音乐会”后几天的10月16日离开华沙。他买了一个旅行箱，打包了一套新衣服，订了几块有他名字首字母的镶边手帕，校正装订了一些乐谱手稿，包括几首还未出版的练习曲和协奏曲。但他依然拖延着时间。出发日期被修改为10月20日，但到了这一天他还是没走。直到10月底，他才买了一张11月2日离开华沙的车票。

VIII

与此同时，肖邦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10月11日在国家剧院举行的“告别音乐会”上。他邀请格瓦德科夫斯卡和沃乌库夫在音乐会上献唱，请索利瓦担任指挥。索利瓦很乐意帮忙，但他说必须得到教育部部长审批，才能让这两位学生和女声合唱团参加演出。这些学生是国家出钱培养的，所以部长的审批是必要的。“你想象不到审批的过程有多麻烦。”[30]肖邦抱怨道。这次音乐会上，他将首次演奏新作《e小调协奏曲》（op.11，现在我们称之为“第一协奏曲”，因为它比前一部《f小调协奏曲》出版时间更早）和《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op.13）。9月25日，肖邦在一支小型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在家中进行了彩排，邀请了埃尔斯纳、库尔平斯基、日维尼、索利瓦、恰佩克、卡钦斯基（Kaczyński）、凯斯勒等一众华沙乐界精英来观看。肖邦暗自窃喜能够看到这些冤家对头们共处一室。库尔平斯基和索利瓦互相看不上眼，埃尔斯纳和索利瓦彼此也没什么好感。“这些先生面对面共处一室，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肖邦评论道，“而我家则有幸见证这一历史时刻。”[31]

彩排当天上午，肖邦去音乐学院借了些谱架和提琴弱音器。“没有这些东西，我的柔板［小广板］无法成功。”彩排后大家都认为协奏曲很出色，但最优秀的还是最后的回旋曲。索利瓦认为这一乐章最出色，库尔平斯基赞扬了其原创性，埃尔斯纳则肯定了乐曲的节奏。现在就看它是否也能赢得华沙听众的认可了。

华沙国家剧院

1830年10月11日

卡罗尔·戈尔纳：交响乐

肖邦：e小调钢琴协奏曲快板，op.11（作曲家本人演奏）

索利瓦：合唱团伴唱的咏叹调（安娜·沃乌库夫演唱）

肖邦：e小调钢琴协奏曲小广板和回旋曲，op.11（作曲家本人演奏）

幕间休息

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

罗西尼：《湖上少女》选段《哦，我为你流了多少眼泪》

（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演唱）

肖邦：《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op.13（作曲家本人演奏）

指挥：卡洛·索利瓦

施特赖歇尔钢琴

音乐会后的第二天，肖邦热情洋溢地向蒂图斯描述了这场演出。他说“告别音乐会”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现场座无虚席，观众掌声热烈，安娜·沃乌库夫“如同穿着蓝衣的天使”，她的演唱也非常迷人。康斯坦奇娅身着一袭白裙，头发上戴着玫瑰花，“衣服衬得肤色极美”。索利瓦将罗西尼《湖上少女》中的咏叹调降了一个调，好让乐曲更适合康斯坦奇娅的嗓音。在“我讨厌一切”（tuto detesto）这几个字上她流畅地转到低音B，以至于“杰林斯基说这一个音值千金”[32]。我们猜测也许就是在这场音乐会以及前期的排练中，康斯坦奇娅和肖邦第一次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首名为《哦，我为你流了多少眼泪》（O quante lagrime per te versai）的咏叹调在音乐会上的出现可能只是个巧合，但我们不禁猜测其背后的深意。让肖邦有些喜出望外的是，演出时他并不紧张，他告诉蒂图斯自己很自信，“和独自演奏时一样”。他在施特赖歇尔钢琴上演奏的协奏曲“如时钟般精准”。掌声经久不息，他谢幕了四次。索利瓦的指挥也令人印象深刻，“他帮了我很大忙，让我很难报答他”[33]。排练过程中，索利瓦发现肖邦的乐队部分有很多错误，于是把乐谱带回家，花了不少时间修改。

除了表面信息以外，这场“告别音乐会”暗含什么其他音乐上的深意吗？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肖邦将小广板乐章称为“浪漫曲”，据我们所知，这是他唯一一次使用这个词语。同时作为唯一一首被肖邦附上了文字标题的乐曲，他给出的说明也不容忽视。这一次，他依然将内心的想法告诉了蒂图斯：

新协奏曲的柔板是E大调。它要呈现的不是一种有力的效果；相反，它是一首浪漫曲，平静而忧伤，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人温柔地看向某处，便唤起了万千甜美回忆。如同美好的春夜里月光下的遐想。因此伴奏要轻；在小提琴的琴弦间夹上梳子（肖邦对小提琴弱音器的叫法），声音被包裹住，产生鼻音般的悦耳音色……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些想法，我放任自己沉沦其中，也许这是非常错误的。你肯定能明白我的意思。[34]

肖邦提到“月光下的遐想”和“唤起了万千甜美回忆”时，几乎是在暗示这个乐章承载了一个想象出来的爱情场景。作为一位很少对自己的音乐进行解释以保留音乐朦胧之美的作曲家来说，肖邦的这段注释值得我们注意。有没有可能音乐背后也隐藏着跟康斯坦奇娅有关的思绪呢？这段浪漫曲显然与前一部《f小调协奏曲》中的小广板如出一辙，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咏叹调般的旋律、模仿声乐的华彩经过句，以及贯穿全曲、如梦如幻的夜曲风格。弦乐的声音被全程弱化，这一点可能借鉴了莫扎特《C大调钢琴协奏曲》（K.467）中的行板乐章（被后世的一些听众通俗地称为“埃尔薇拉·马迪根”），弦乐的朦胧音响为钢琴主旋律回归时倾泻而出的音符营造了绝佳的氛围。

音乐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肖邦的协奏曲普遍受到了胡梅尔和莫谢莱斯的直接影响，但他的慢乐章就是个反例。随着浪漫曲的展开，乐曲呈现出了万花筒般的丰富色彩，让人耳目一新，在此前任何一部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乐曲中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相反，后来舒曼和格里格的协奏曲倒是有类似的效果，他们也会在慢节奏乐章中使用弦乐弱音器。

肖邦的协奏曲中鲜有比开篇主题再现前这几小节更引人入胜的乐段了。旋律围绕着“月光下的幻想”展开，如同上天的恩赐般美妙。它让人怀疑年轻的肖邦是不是穿越了时空，从德彪西的练习曲或是拉威尔的《镜子》里偷来了这几个无与伦比的小节，让琴键发出了光芒。

演出成功之后，康斯坦奇娅和肖邦交换了戒指，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交换代表着订婚。肖邦还请他的朋友、在大学里学医的扬·马图辛斯基帮忙，在他出国期间向康斯坦奇娅转交他的信件，马图辛斯基也同意了。两人的书信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安排足以证明两人的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肖邦后来回到了华沙，再续前缘也不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10月25日，“告别音乐会”两周后，康斯坦奇娅在肖邦的纪念册中写下的深情祝语就印证了这一点，这段话很可能是她在克拉辛斯基宫的肖邦家写下的。

你的命运如此多舛

但这也是一笔财富。

如今你即将远行，请铭记

波兰人民爱你。K.G.

在第2、3页之后康斯坦奇娅又加了几句，抒发了她的爱国之情：“在国外你也许会获得更多赞美与嘉奖，但他们不会比波兰人更爱你。”然而康斯坦奇娅没有机会看到，在肖邦离开波兰、她本人也结婚之后，肖邦用铅笔加上了一句：“哦他们会的！”

康斯坦奇娅后来怎么样了呢？1832年1月31日，她嫁给了约瑟夫·格拉博夫斯基（Józef Grabowski），约瑟夫家境优渥，在华沙拥有一栋宏伟宅邸——泰珀宫（Tepper Palace）。他曾在圣彼得堡的波兰公使馆工作，起义爆发后不久便回到了华沙。康斯坦奇娅的母亲看中了他，由于肖邦也已经出国，她很快就定下了婚约。婚礼后大约两年，伊莎贝拉因哥哥失去“遥不可及的爱人”安慰他时写道：“我跟你一样惊讶，她竟如此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显然那间宫殿对她的吸引力更大。”[35]婚礼之后，约瑟夫在彼得库夫地区的拉杜奇村（Raducz）附近买下了一个庄园，和他年轻的新娘过上了乡间生活。康斯坦奇娅如愿以偿告别舞台，全身心投入家庭，最终生了五个孩子。她从学生时期起就受到黄斑病变的困扰，后来眼疾恶化，即便到波兹南和巴黎看了最好的眼科医生，最终她还是失明了。她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痛苦。老年之后，当别人将卡拉索夫斯基写的肖邦传读给她听时，她表示十分惊讶，完全不知道青年时期的肖邦曾对自己有过这种感情，但她不后悔。“我不确定肖邦是否能像我真诚的约瑟夫那样成为一个好丈夫，”她说，“他是性情中人，充满幻想，不够可靠。”[36]在1889年12月去世之前，她烧掉了所有肖邦的信件和纪念品，将许多秘密带进了坟墓。

IX

肖邦准备离开华沙之际，朋友们为他举行了几场践行派对。其中一场在杰尔纳街（Dzielna Street）肖邦的同学约瑟夫·赖因施密特家里举行，后来赖因施密特回忆了当晚的事。米柯瓦伊·肖邦参加了派对，此外肖邦家的一位朋友、刚从巴黎学医归来的卢德维克·科勒博士也在现场。肖邦的同学，包括多穆希·马格努谢夫斯基（他帮约瑟夫组织了派对）、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维克托·海尔米茨基（Wiktor Chelmicki）、康斯坦蒂·加申斯基和尤利安·丰塔纳也都去了。晚饭过后，大家纷纷向肖邦献上祝词。首先是科勒博士，他祝愿肖邦在海外收获成功与名望，并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他离开的祖国和朋友”。丰塔纳坐在钢琴旁弹了几首波兰民歌，大家随着音乐载歌载舞起来。最后肖邦在大家的劝说下坐到了钢琴旁。“他的指尖流淌出了那么多动听的波兰旋律，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饱含热泪地聆听着。”[37]也是在这天晚上，他根据斯特凡·维特维茨基的诗作创作了祝酒歌《欢乐》（Hulanka）。

肖邦出发前一晚，他先去了科齐亚街（Kozia Street）上的卡塔日娜·布热津斯卡（Katarzyna Brzezińska）咖啡馆向一些朋友告别，然后去剧院度过了当晚剩下的时光。[38]第二天，11月2日，他启程前往维也纳。在沃拉区靠近城市边界的老驿站等公共马车时，他还收到了一份惊喜。埃尔斯纳带着音乐学院的一支小型男声合唱队，在吉他伴奏下为肖邦演唱了一首他专门为肖邦创作的送别康塔塔。乐曲的每一节都以下面的这段爱国主题诗句结尾：

今天你要离开祖国

但我们的心依然在一起，

你的才华我们永铭记，

让我们衷心祝福你：

“愿好运与你常相伴！”[39]

当我们想到不久后波兰遭遇的血雨腥风时，这样一份珍贵的心意更让人感到唏嘘。在这个时刻自然少不了离别的泪水。但好消息是蒂图斯最后一刻同意伴肖邦同行到维也纳，两人将在西里西亚边境的卡利什会合，这多少为肖邦减轻了一点离别之苦。肖邦坐上公共马车，车夫吹响了出发的号角，老驿站也渐渐消失在视野里。过去肖邦也曾有过这样的远行，但这次的远行与以往不同。肖邦并不知道，这次他将永远地离开祖国。

[1] CFC，vol. 1，p. 132；KFC，vol. 1，p. 107.

[2] MSFC，p. 257.

[3] CFC，vol. 1，p. 199；KFC，vol. 1，p. 142.

[4] CFC，vol. 1，p. 193；KFC，vol. 1，p. 139.

[5] CFC，vol. 1，p. 132；KFC，vol. 1，pp. 107-108.

[6] CFC，vol. 1，p. 135；KFC，vol. 1，p. 109.

[7] CFC，vol. 1，p. 145；KFC，vol. 1，p. 114.

[8] CFC，vol. 1，p. 94；KFC，vol. 1，p. 87.

[9] CFC，vol. 1，p. 144；KFC，vol. 1，p.114.

[10] CFC，vol. 1，p. 206；KFC，vol. 1，p. 146.

[11] CFC，vol. 1，p. 184；KFC，vol. 1，pp. 134-35.

[12] CFC，vol. 1，p. 194；KFC，vol. 1，p. 140.

[13] CFC，vol. 1，p. 189；KFC，vol. 1，p. 137. 在阿瑟·赫德利（Arthur Hedley）撰写的肖邦传记中，赫德利提醒英语读者在阅读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段落时（HC，p.17）不要只看字面意思，但后来他又将多数段落从他的《肖邦书信选集》中删去，留下的段落也被抹去了色情色彩。他写道：“一定要记住，一百年前斯拉夫人使用的被严重歪曲的语言对应的并不是那些会让西欧人感到羞耻或尴尬的事情。”对此皮埃尔·阿祖里（Pierre Azoury）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问道：为什么肖邦在给其他好友，如扬·比亚沃布沃茨基、扬·马图辛斯基写信时没有这么热情洋溢？他指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肖邦对蒂图斯的感情是不同的，而且他只对蒂图斯一人有这种感情。”ACC，p. 190.

[14] CFC，vol. 2，p. 351；KFC，vol. 1，p. 355.

[15] 《人民之友，即每周要闻》（Przyjacyel Ludu czyli Tygodnik Potrzebnych i Pożytecznych Wiadomości），vol. 3，no. 1，1836年7月2日。

[16] CFC，vol. 1，p. 141；KFC，vol. 1，p. 112.

[17] 1826年的铅笔画请见第113页。

[18] CFC，vol. 1，p. 140；KFC，vol. 1，p. 112.

[19] CFC，vol. 1，p. 140；KFC，vol. 1，p. 112.

[20] 1830年3月4日刊。

[21] 1830年3月26日刊。此外格日马瓦还敏锐地补充道，肖邦祖国也为他的音乐打上了烙印，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听到“田野、森林以及乡村民歌的回声”。

[22] CFC，vol. 1，p. 171；KFC，vol. 1，p. 128.

[23] CFC，vol. 1，p. 164；KFC，vol. 1，p. 124.

[24] CFC，vol. 1，p. 172；KFC，vol. 1，p. 128.

[25] CFC，vol. 1，p. 175；KFC，vol. 1，p. 130.

[26] 1830年7月31日及9月1日刊。

[27] CFC，vol. 2，p. 252；KFC，vol. 1，p. 324.

[28] CFC，vol. 2，p. 102；KFC，vol. 1，p. 231.

[29] CFC，vol. 1，pp. 181-82；KFC，vol. 1，p. 133.

[30] CFC，vol. 1，p. 202；KFC，vol. 1，p. 144.

[31] CFC，vol. 1，p. 197；KFC，vol. 1，p. 141.

[32] CFC，vol. 1，p. 208；KFC，vol. 1，p. 147. 福斯滕·杰林斯基是音乐学院的一位声乐教师，他指导合唱团为这场音乐会进行了排练。

[33] CFC，vol. 1，p. 208；KFC，vol. 1，p. 147.

[34] CFC，vol. 1，p. 166；KFC，vol. 1，p. 125.

[35] CFC，vol. 2，p. 102；KFC，vol. 1，p. 231.

[36] HFCZ，vol. 2，p. 68.

[37] 《肖邦的践行派对》，1934年6月16日第24期《铅锤》（Pion）刊登的约瑟夫·赖因施密特的回忆。

[38] 当晚国家剧院正在上演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见卡齐米日·瓦迪斯瓦夫·沃伊齐茨基（Kazimierz Wladyslaw Wojcicki）的《华沙文学咖啡（1829～1830）》（Kawa literacka w Warszawie（1829-1830），华沙，1873，第23页。

[39] 由《华沙信使报》编辑卢德维克·德穆谢夫斯基（Ludwik Dmuszewski）作词。一位有心人在沃拉驿站摆了块牌子提醒着我们：“1830年11月2日，肖邦的朋友们在这里向离开祖国波兰的肖邦永别。”

华沙起义，1830～1831

每一位波兰人都应终生为压迫或流亡做好准备。

——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1]

I

1830年11月29日晚，华沙起义爆发了。一群反对俄国的波兰军校学员冲进贝尔韦德宫，试图刺杀康斯坦丁大公。但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出了岔子。维斯瓦河附近的老啤酒厂燃起了照亮夜空的大火，这本应是起义开始的信号，但大火提前了30分钟，让俄国卫戍部队提早戒备了起来。密谋者冲进贝尔韦德宫之后，却发现大公的卧室空无一人。原来大公收到了警卫的消息，穿着睡衣从秘密通道进入了妻子乔安娜的房间。他的一位手下，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马特乌什·卢博维兹基（Mateusz Lubowidzki）少校，在军校学员试图破门进入卧室时截住了他们，但被刺刀刺死。与此同时，俄国少将亚历山大·冈德列（Alexander Gendre）从后门逃出，在宫殿外遇到了波兰起义者的埋伏并中弹身亡。混乱中，人们把他当成了康斯坦丁，于是喊道：“大公死了！”可能就是这一假警报让康斯坦丁赢得了时间，他回过神来，撤离了贝尔韦德宫，逃过了一场让他措手不及的大火。最终他在护卫和部队的保护下逃到城外驻扎下来，等待着他的弟弟沙皇尼古拉的指示。[2]

一场反抗俄国统治的史诗般的斗争由此展开，持续了十个月之久。在这一过程中，波兰人打了几场英勇的战役，但由于力量悬殊，波兰人一直处于被动，最终还是没能摆脱俄国的统治。

II

如我们所知，起义爆发三周之前，肖邦在蒂图斯的陪伴下于11月2日离开了华沙。一路上他们途经弗罗茨瓦夫、德累斯顿和布拉格。两人在弗罗茨瓦夫停留了四天。11月8日，在当地乐长约瑟夫·施纳贝尔（埃尔斯纳的一位老朋友）的坚持下，肖邦在“资源”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演奏了《e小调协奏曲》中的浪漫曲和回旋曲。肖邦原本没有举办音乐会的计划，这场演出纯属偶然。一天早上，施纳贝尔盛情邀请肖邦观看他的排练，乐团中有一位业余钢琴演奏者正准备在当晚演出莫谢莱斯的《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中间乐队休息的时候，施纳贝尔问肖邦是否愿意试试这架钢琴。肖邦已经几周没有练琴了，但他不想失礼，于是坐在钢琴旁，草草地弹了《“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中的几段。但这足以让乐团的钢琴独奏畏缩了，施纳贝尔临时找不到人，只能邀请肖邦做替补了。乐团里的德国演奏者们都被肖邦非同寻常的技艺惊呆了。“他的演奏如此轻柔！”（Was für ein leichtes Spiel hat er！）当晚演出时，观众们尤其喜欢他以奥柏《波尔蒂契的哑女》（La Muette de Portici）为主题即兴演奏的安可曲。但除此之外，这场音乐会如今已几乎被人们遗忘，肖邦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收入。

11月12日，肖邦和蒂图斯到达了德累斯顿，由于肖邦去年曾到过这里，不少人还记得他。他在这个萨克森王国的首都停留了一周，奔忙于社交和应酬之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条狗一样”。他每晚都去歌剧院，观看奥柏的《魔鬼兄弟》或是罗西尼的《湖上少女》。在德累斯顿期间，肖邦遇见了奥诺拉塔·科马尔伯爵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儿——德尔菲娜、卢德米拉和纳塔利娅。23岁的德尔菲娜以其惊人的美貌远近闻名，但当时她已和丈夫米奇斯瓦夫·波托茨基伯爵分居，后来科马尔一家移居巴黎之后，她也偶尔跟肖邦学习钢琴。早期的一些传记作者认为肖邦和德尔菲娜有过一段恋情，传闻还有一系列露骨的信件可以为两人炙热的爱情作证，这个话题我们将在本书的尾声中讨论。在旅途的最后一程布拉格，肖邦和蒂图斯吃了丰盛的一餐，等换完马匹，他们就登上了公共马车，进入奥地利的边境，向着首都前进。两人于11月23日到达维也纳，入住了高档的伦敦城市酒店，后来他们发现这家酒店太贵，于是很快搬到了莱奥波尔德施塔德区的金色羊羔酒店，在这里落脚之后再去寻找长期的住处。

仅仅五天后，他们便收到了华沙起义的消息。经过几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和痛苦的讨论之后，蒂图斯匆忙赶回华沙参加战斗。（他成了波兰的陆军少尉，并在战斗中获得了金十字英勇勋章。）肖邦很想和他一起回去，但家人写信劝他不要冒险回国，他也不敢贸然回家。即便如此，几小时后他还是冲动地打包了行李，赶下一班公共马车去追赶蒂图斯，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毫无意义，才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后来写道：“我诅咒离开［华沙］的那一刻。”[3]他发现，他的姐妹至少还可以为伤员包扎伤口，但他如果回去，只会成为父亲的负担。

此前肖邦和蒂图斯在老城中心找到了一套不错的三居室公寓，位于科尔市场（Kohlmarkt）里一栋楼的四层。但蒂图斯离开后，肖邦发现他负担不起一个月70弗罗林的房租。但他又不愿放弃这里，因为公寓的位置十分理想。阿特里亚、哈斯林格和梅切蒂（Mechetti）的音乐商店都在附近，克恩滕大门剧院也离得不远。正巧之前的租户（一位英国海军上将）有几位朋友想来看看房间，他们对房子非常满意，当场出价80弗罗林租下了整套公寓。肖邦的房东太太拉赫曼诺维奇男爵夫人有一些波兰亲戚，对肖邦也十分友好。她带肖邦看了五层一个宽敞的房间，价格是10弗罗林，肖邦欣然接受，高兴地调换了房间。“10弗罗林的房子住着和70弗罗林的一样好。”他写信告诉父母。[4]康拉德·格拉夫也帮了他大忙，免费帮肖邦把一架上好的格拉夫钢琴搬上了五楼。

肖邦对自己的住处和日常生活进行了清晰地描述。他的房间宽敞整洁，有三扇窗户，可以俯瞰科尔市场。他说，从窗户看向下面的街道，路上的行人就像小矮人一样。窗户之间的镜子让室内看起来更加宽敞明亮。他的床在窗户对面靠墙放着。床的一边是他的格拉夫钢琴，另一边摆着沙发，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大大的桃花心木桌子。楼里的用人每天早上把他叫醒，并端上咖啡。他会穿着晨袍一边弹钢琴，一边把咖啡晾凉。他的德语老师会在9：00左右来上课。天气好的话，他会围着老城区的城墙散步，到一家名叫伯米申·科申（Boemischen Koechin）的大众餐厅吃午饭，大学生也都喜欢到这里来用餐。下午他会去拜访朋友和同行，傍晚时分回到家，换上晚礼服，去参加派对或其他活动，一般在晚上10：00或之后回到家。“我回到家，弹会儿钢琴，大哭一场，看点东西，笑一会儿，上床躺下，吹灭蜡烛，然后总是梦见你们。”[5]

康斯坦奇娅也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这一点从他给扬·马图辛斯基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扬仍是两人之间正式的传信人）。“她还爱我吗？”肖邦直白地问道。他担心自己给康斯坦奇娅的信被人截住，导致她的名誉受损。在下一封给扬的信里，肖邦赞美康斯坦奇娅是为他“带来平静的天使”。他让扬告诉康斯坦奇娅：“把我的骨灰撒在她的脚下。”对于这样夸张的表达，康斯坦奇娅没有回复，以至于肖邦问他的传话人：“你把我的纸条传给她了吗？我今天后悔了。也许她在愚弄我，把我的话当成了笑话。”康斯坦奇娅身边的俄国军官让肖邦吃了醋，他轻蔑地将他们称为“戴肩章的”。有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一想到她可能会忘记我，就把头发都揪掉了！那些家伙！格雷塞尔！别佐布拉佐夫！皮萨热夫斯基！我受不了了。今天我感觉自己像是奥赛罗！”[6]这个比喻有些极端，但并不是肖邦凭空想出来的。肖邦刚刚在克恩滕大门剧院听了罗西尼的《奥赛罗》，扮演奥赛罗妻子苔丝德蒙娜的萨宾·海涅费特给肖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熟悉莎翁戏剧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场景。奥赛罗听信了谣言，认为苔丝德蒙娜与年轻的少尉卡西奥关系暧昧，对自己不忠，在愤怒中杀死了她。当他发现自己错怪了清白无辜的苔丝德蒙娜之后，便自杀了。肖邦说自己一离开华沙，就不太关心康斯坦奇娅的事了，但如果20岁的肖邦将自己看作奥赛罗，将康斯坦奇娅看作苔丝德蒙娜，将俄国“戴肩章的”看作卡西奥，那么显然他在说谎。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直没有摆脱对康斯坦奇娅的思念。

III

肖邦最早的一位访客是他之前的旅伴罗穆亚尔德·胡贝，当时胡贝结束了意大利的旅程正准备返回波兰，但由于无法入境，滞留在了维也纳。他在肖邦的公寓借宿了一段时间，并在肖邦感冒卧床期间照顾他。后来胡贝回忆说：“肖邦总在弹琴，通常是修改乐句，有时也会即兴演奏。”[7]另一位访客是胡梅尔，肖邦到达维也纳之后没几天胡梅尔就来拜访了他，肖邦为此感到十分荣幸。胡梅尔没有忘记两年前见到的这位华沙来的青年钢琴家。胡梅尔的儿子欧根也一起来了，从他为肖邦画的肖像中可以看出他很有绘画天分，他还画了一张关于肖邦房间的画，被肖邦收录到了纪念册中。还有一位每天不辞辛苦爬上楼的访客是肖邦的波兰朋友托马什·涅德茨基，他每天早上来练钢琴，立志要学会《e小调协奏曲》，跟肖邦弹二重奏。

过去给了肖邦不少帮助的威廉·维费尔此时已一病不起，没办法爬上五楼（此后不到两年他就因结核病去世了），因此肖邦去维费尔家拜访了他。在维费尔家，他认识了波希米亚小提琴家约瑟夫·斯拉维克（Josef Slavík），并对他的演奏大加赞赏。斯拉维克比肖邦年长四岁，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家，也是皇家乐团的首席。肖邦说他是第二个帕格尼尼，技艺惊人。“他能一弓拉出96个顿音。”肖邦惊叹道。[8]他们曾在一起排练，肖邦还一度考虑以贝多芬的某个主题作一首变奏曲，供两人在维也纳演出使用，但最后并没有付诸实践。斯拉维克带肖邦去了康斯坦奇娅·拜尔夫人家，虽然拜尔夫人已经与一位德累斯顿的波兰人结了婚，但她依然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年轻小提琴家的迷恋。两位音乐家为拜尔家的朋友们演奏了乐曲，甚至还在拜尔夫人的派对上跳了一曲玛祖卡。肖邦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又调皮了起来，他告诉我们，斯拉维克像只绵羊一样躺在地板上——这个姿势无疑是为了提醒大家舞蹈来自乡间。还有一个长鼻子、麻子脸的德国老伯爵妇人用指尖优雅地拉起裙摆，“就像古时候那样”，摇摆着她长长的、瘦瘦的腿，跳着华尔兹舞步。（是在玛祖卡的伴奏下！）为了配合舞伴，她把头保持在一个僵硬的角度，以至于她的颈骨清晰可见，吓坏了她身边的这些贵族朋友们。肖邦在信中津津有味地向父母描述了这个场景。肖邦在康斯坦奇娅·拜尔的派对上感觉很自在，但拜尔夫人的名字总给他带来些许伤感。“我喜欢去拜访她，因为她让我想起……”他对扬·马图辛斯基如是说，不忍写下遥不可及的爱人的名字。“她的乐谱、手帕、餐巾上都有她的名字。”

肖邦也遇见了西吉斯蒙德·塔尔贝格，看了他的一场音乐会，但并未感到印象深刻。

塔尔贝格很有名，但和我不是一类人。他比我年轻，很受女士们的欢迎。他以［奥柏的］《哑女》为主题写了一些大杂烩，用踏板而不是用手弹弱音，他弹十度音就和我弹八度音一样轻松，穿饰有钻石纽扣的衬衫。塔尔贝格不喜欢莫谢莱斯，难怪他只喜欢我协奏曲中的齐奏部分。他也写协奏曲。[9]

塔尔贝格的演奏就像他的钻石纽扣一样——华而不实。这位奥地利钢琴家对肖邦协奏曲的评价暗指只有钢琴不出声的时候，这首乐曲才能让人听得下去，肖邦以此进行了巧妙的回复。肖邦十分善用讽刺。当时法兰克福钢琴家、作曲家阿洛伊斯·席姆特（Aloys Schimdt）受到了维也纳媒体的猛烈抨击，肖邦听完此人的演奏后评论道：“他有40多岁，但创作的乐曲有80岁了。”[10]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收不到家里消息的肖邦陷入了深深的乡愁之中。圣诞节前夜，他闲逛着走进了圣斯蒂芬大教堂。参加传统耶稣诞生礼拜仪式的会众还没到，肖邦站在哥特式立柱旁的黑暗角落里，被壮观的教堂和无边的寂静所震撼，陷入了一种失神的状态。直到教堂司事走过来点燃圣坛深处的细蜡烛时，肖邦才被他的脚步声从阴沉的思绪里拉了回来。“脚下是坟墓，身后也是坟墓；现在只差头顶上的一个坟墓了，”他写道，“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忧郁的和谐——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独。”[11]人渐渐多了起来，灯光也亮了起来，仪式即将开始，肖邦竖起他的大衣领子抵御寒冷，跟着人群走向皇家礼拜堂，参加了圣诞节弥撒仪式。凌晨1：00，他回到家，瘫倒在床上，再次梦见了远在华沙的朋友和家人。

肖邦很快发现，1831年的维也纳已不是他两年前来过的维也纳了。11月的起义改变了公众的态度，人们对波兰人心怀疑忌。波兰上一次被瓜分时，不少波兰人就流亡到了奥地利。如果波兰人继续制造麻烦，奥地利就会和普鲁士及俄国这两位邻居统一战线。在一家意大利餐厅用圣诞节晚餐时，肖邦无意中听到了邻桌的对话，让他怒火中烧。其中一个人说：“上帝创造波兰人就是个错误！”另一个人回答道：“是的，波兰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这似乎和梅特涅（Metternich）那句名言如出一辙：“波兰一无是处。”（In Polen ist nichts zu holen）。[12]这两个洋洋得意的用餐者让肖邦大为恼火。“这些**也就现在能高兴一阵。”他断言道，放任自己写了一句脏话。那时没人能预料到，几个月后，华沙就遭遇了一场大屠杀。

IV

在这样沮丧的深渊中，《b小调谐谑曲》的初稿问世了。关于肖邦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该曲创作于1835年，也就是作品出版的那一年。但我们说这首乐曲与1830年圣诞节肖邦的孤寂情绪有关是有依据的。尼克斯将开场的和弦比作“绝望的嘶吼”，将随后的旋律比作一个灵魂不知所措地想要摆脱将它困住的处境，“却无力挣脱”。[13]

谐谑（scherzo）在意大利语中是“笑话”的意思。但肖邦的四首谐谑曲都没有什么幽默的意味，尤其是这一首。对于曲名和内容的反差，舒曼给出了一针见血的评论：“如果‘玩笑’披着这样的黑纱，那‘沉重’该穿什么呢？”[14]这首谐谑曲是“沉重”的拟人化，将沉重表现到了极致。音乐躁动不安，甚至充满愤怒。旋律如愤怒的急流般从钢琴中宣泄而出，直到三声中部出现（并非肖邦的说法）才平静下来，而在这一部分，乐曲和波兰的联系被彰显出来。肖邦重新演绎了波兰著名的圣诞颂歌《睡吧，圣婴》（Lulajże Jezuniu），这是一首波兰儿童耳熟能详的歌曲，其歌词也与耶稣降生有关。

睡吧，圣婴，我的掌上明珠，

睡吧，我最爱的宝贝。

睡吧，圣婴，睡吧，睡吧，

但是您，美丽的母亲，却含泪安抚着他

这是肖邦在异乡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颂歌让他想起了家的温暖。他所处的环境处处都能激起他对过往圣诞节的怀念之情。关于这段旋律，有几个变体版本流传至今，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的版本是这样的：

肖邦对这段旋律进行了精彩的重新演绎（而非只是引用），并将其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各处和声进行的方式被美化，右手摇篮似的来回摇摆。一位传记作家将重复出现的高音升F（在整个乐段中持续出现）比作耶稣诞生时天上闪烁的那颗星——这个比喻也说得通，还为我们理解这一晦涩难懂的乐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解释。

肖邦最后一次在波兰听到这首圣诞颂歌可能是一年前他去华沙圣伯纳丁教堂参加圣诞节礼拜的时候。这间教堂也叫圣安妮教堂，位于音乐学院旁，是包括康斯坦奇娅在内的声乐专业女生进行礼拜的场所。在圣诞节早上写给扬·马图辛斯基的书信最上方，肖邦写下一句话，表达了这些回忆给他带来的感伤。“维也纳。圣诞节（1830年），周日早上。去年此时我还在圣伯纳丁教堂。今天我穿着晨袍独自坐着，咬着戒指写着信。”[15]我们不知道这枚戒指是否就是康斯坦奇娅送给他的那一枚，但乐曲接下来的部分似乎暗示确实如此，有力地证明了肖邦还是忘不了她。随着圣诞颂歌的收束（cadence），一支新旋律出现了，而这支旋律有着不同的渊源。

这段旋律直接引用了肖邦前一年受康斯坦奇娅启发而作的歌曲《愿望》。（“如果我是天空中的太阳，我将只为你而闪耀。”）这一乐句重复了三次，每一句的起点都比上一句更高，盘旋上升后无法到达目的地，再次落回初始的位置，如同未能实现的愿望。随后颂歌再次出现，为这段美好的回忆赋予祝福，也为三声中段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摇篮曲的静谧氛围被突如其来的重击打破，谐谑曲开篇“绝望的嘶吼”再次出现。肖邦将再现的引子直接嵌入颂歌的结尾，抹掉了圣诞颂歌的痕迹。第一声重音没有完全消灭美好的遐思，但第二声重音让它烟消云散了。乐曲在这一刻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波兰小说家斯坦尼斯瓦夫·普日贝谢夫斯基（Stanisław Przybyszewski）第一次听到这里时，说这是备受折磨的“灵魂发自内心的嘶吼”[16]。

接着狂乱再次出现，谐谑曲的第一部分被完整再现。本曲最后的几个和弦应如何理解呢？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肖邦向扬·马图辛斯基透露说他在外边假装平静，“但回到家我会把怒火发泄在钢琴上”[17]。在这首情绪激动的乐曲中，他的怒火在最后一页上变得显而易见。fff力度的不协和和弦将骨骼和肌腱拉伸到极限，仿佛不仅是钢琴，连演奏者都要去承受肖邦压抑已久的狂乱情绪。

V

谐谑曲手稿还墨迹未干，肖邦就于1月25日收到消息，波兰的独立斗争迎来了重要转折点。几周以来与俄国的谈判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华沙议会投票废除了沙皇尼古拉波兰国王的头衔。只需要这一个理由，尼古拉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波兰宣战。沙皇确认他的哥哥康斯坦丁大公已安全离开华沙之后，集结了12万人的部队，在汉斯·冯·迪比奇（Hans von Diebitsch）的指挥下，于2月4日跨过波兰边境，向首都进发。而波兰凭借一支仅有3万人的部队，打了一系列英勇的守卫战，阻截了俄国人的进军。1831年2月14日，这场俄波战争的第一枪在斯托切克打响。约瑟夫·德韦尔尼茨基（Józef Dwernicki）将军带领一支波兰分队击溃了俄国人，阻断了他们的行军。这大大鼓舞了波兰人的士气，让人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接下来是一场又一场的胜利。2月25日的格罗胡夫（Grochów）战役中，俄国军队死伤了一万人，但波兰人也为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死伤七千人。在3月31日的大登贝（Dębe Wielke）战役中，波兰人趁着夜色横渡了维斯瓦河，奇袭并歼灭了整个俄国军团，俘虏了一万人，包括两名将军。战役又持续了两天，最后波兰大胜，缴获了俄国军队的武器和国旗。4月10日，另一个俄国军团也在伊加涅（Iganie）被击溃。

波兰人初期获得了这么多的胜利，为什么之后却无法保持这一势头，给了迪比奇将军重整旗鼓的机会呢？这是因为华沙的一些政治家主张与俄国和谈，导致国会内部出现了分歧。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是主张和谈的主要人物，甚至在这些早期的战役期间，他就派出使者前往巴黎、维也纳和伦敦，游说各国政府支持波兰与俄国进行和谈。但这些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因为执拗的沙皇尼古拉拒绝与任何人谈判。这一年早些时候，泽维尔·卢贝茨基-德鲁茨基（Xavier Lubecki-Drucki）亲王带着一整套正式和谈方案从华沙前往圣彼得堡，尼古拉不仅拒绝见他，还提出只有波兰会议王国无条件投降，才同意进行谈判——但如果波兰投降，就没有必要谈判了。而恰尔托雷斯基遭遇的另一个阻碍是已表现出和谈意愿的迪比奇将军死于霍乱。当时霍乱正在俄国军队中肆虐，导致俄军损失惨重。沙皇尼古拉派伊凡·帕斯克维奇（Ivan Paskevich）将军接替了迪比奇的职位。在俄国与南边邻居土耳其无休止的战争中，帕斯克维奇将军参与了多场战役，屡获战功。沙皇给帕斯克维奇下的命令很清楚：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波兰。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毁灭波兰。

VI

动荡不安的消息不断从波兰传来，但肖邦依然继续进行着创作。《四首玛祖卡》（op.6）和《五首玛祖卡》（op.7）都创作于他身处维也纳的时期。这些作品让玛祖卡首次成为一个高雅的、可以登上音乐会舞台的艺术体裁。肖邦本人写道：“这些乐曲不是用来跳舞的。”[18]为人们理解乐曲本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它们实际上是“关于玛祖卡的玛祖卡”，是肖邦对祖国的回忆，如果只解读成农民跳舞的音乐，其精髓就被破坏了。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肖邦一生共创作了60多首玛祖卡，而这两部作品就是这一漫长系列的开端。

玛祖卡贯穿了肖邦艺术创作的每一个阶段。肖邦其他的代表性体裁——包括波兰舞曲、夜曲、叙事曲和谐谑曲——都不具备这一特点。有些体裁肖邦可能时隔多年才创作一次，但玛祖卡不是这样，肖邦似乎把创作玛祖卡当作了他的终生事业。

《四首玛祖卡》op.6　　　《五首玛祖卡》op.7

No.1，升f小调　　　　　　No.1，降B大调

No.2，升c小调　　　　　　No.2，a小调

（对1824年版本的修改）

No.3，E大调　　　　　　　No.3，f小调

No.4，降e小调　　　　　　No.4，降A大调

（对1824年版本的修改）

No.5，C大调

这些乐曲虽不像原始的玛祖卡那样为农民创作，但也与它们的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每一页的乐谱上都可以明显看出肖邦对祖国的怀念之情。我们在这些乐曲中首次窥见了肖邦用波兰语“扎尔”（Żal）一词形容的情感世界。这个词代表渴望、悔恨、怀念、忧郁、悲伤，甚至包含了所有这些情感。肖邦的音乐充满了这种难以形容的气质，听过的人都能体会到，但要想仔细分析它却十分困难。第一首《升f小调玛祖卡》的开头几小节就展现出了这样的气质，这首乐曲是肖邦到达维也纳之后不久，首次意识到自己已远离祖国时创作的。

李斯特在他的肖邦传中曾经提到过“Żal”这个词。他和肖邦同在巴黎时，有一天晚上肖邦演奏完之后，在场一位贵族夫人被他的音乐深深打动，问肖邦音乐里的伤感是从哪里来的。他找不到合适的表达，只能用波兰语说：“Żal！”“他似乎很享受这个音节，”李斯特评论说，“不断地重复着，似乎在品味其中的含义……感受它表达出的深深忧伤。”[19]

《五首玛祖卡》（op.7）大约也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这几首“灵魂之歌”都是肖邦在他的格拉夫钢琴上创作的。其中的第一首，《降B大调玛祖卡》，很快在各地流传开，1832年出版后仅一两年，就成了人们的“最爱”，尤其在华沙颇负盛名。后来，卡尔克布雷纳以这首玛祖卡为主题创作了他的第120号作品——基于肖邦的一首玛祖卡创作的华丽钢琴变奏曲。

这首玛祖卡实在是太有名了，以至于我们经常忽略它的独创性。华兹华斯曾说诗歌是“在平静中回忆起的情感”，奇妙的是，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降B大调玛祖卡》这样的音乐。对比鲜明的中段正是这句话的绝佳体现。肖邦童年时期在马佐夫舍乡间度过的夏日时光似乎历历在目，在那些欢乐的岁月里听到的音乐激起了无限的回忆。左手模仿“风笛的持续低音”，右手不断重复固定调式旋律，这些都是肖邦直接从他对家乡的宝贵回忆中汲取而来的。

比起肖邦在信中向家人朋友倾诉的情感，这个乐段更能让我们了解肖邦的心境。语言有时会混淆真相，但音乐中交织的音符不需要翻译。

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富有感情的慢板》（Lento con gran espressione）也体现了同样的心境。11月华沙起义后，肖邦备感孤寂和思乡，便创作了这首乐曲。在波兰它有时也被叫作“回忆夜曲”（Reminiscence Nocturne），这是个非常恰当的名字。肖邦在乐曲中多次引用了此前的作品，使得它成了所有作品中最与众不同的一首。在给家人的信中，他随附了一份抄本，并题上了以下文字：“献给我的姐姐卢德维卡，把它作为学习我的第二协奏曲［《f小调钢琴协奏曲》］之前的练习。”在卢德维卡的肖邦作品列表中，她将这首乐曲描述为“带有夜曲风格的慢板”，并附上了一条备注——“从维也纳寄给我的”。撰写肖邦传记的第一位波兰作家马尔切利·安东尼·舒尔茨在1875年发现了手稿，并说服波兹南的莱特格贝尔（Leitgeber）出版社以《柔板》这个概括性的名字出版了乐曲。现代的版本都重新采用了卢德维卡的叫法，将其归为夜曲。《富有感情的慢板》可以说是肖邦人生经历的音乐写照。在肖邦的所有作品中，以这种方式写成的乐曲仅此一首。开篇四小节由简单反复曲调构成的引子与接下来夜曲般的旋律为唤醒回忆做好了铺垫。

接着四段自我引用以蒙太奇的形式出现：其中一段来自歌曲《愿望》，他在《b小调谐谑曲》也引用了这段旋律，其余三段来自《f小调钢琴协奏曲》的首尾两个乐章。肖邦对素材的运用如此娴熟，以至于这25个小节（12～46）好像就是专为这首乐曲而作的，完全听不出它们是从其他作品中搬过来的。第一个引用来自《f小调协奏曲》回旋曲的开头，以如下的形式呈现：

手稿上这个乐段原本的记谱方式十分有趣。旋律的节奏和协奏曲中的节奏一样，是3/4拍，但伴奏部分却是夜曲标志性的4/4拍。结果构成了一个开创性的复节奏型（bi-metrical），这在1830年非常少见，也预示了交错节奏将在肖邦后来的作品里起到重要的作用。

1836年肖邦请卢德维卡抄写了一份乐谱，以便将其收录在他送给未婚妻玛丽亚·沃津斯卡的作品集里。为了便于演奏，肖邦将这段改回了“正常的”节拍。[20]这段旋律里有两个小节引用了协奏曲第一乐章副题中的第41～42小节。

之后乐曲直接进入了歌曲《愿望》带来的回忆中。

歌曲无缝衔接上了协奏曲终曲的“乡村舞蹈”部分（145ff小节，标注着“诙谐地”），无疑也体现了肖邦对家乡的思念。在管弦乐队版本的夜曲中，这段的乡村气质更是被弓背击弦（col legno）的演奏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弓背击弦指的是用提琴的弓背而非弓毛击弦演奏。

要知道肖邦的“回忆”都来源于当时还未出版的作品，因此《富有感情的慢板》本质上是一部私人作品，首先它是为卢德维卡创作的，其次是给家人好友，也就是给那些能够辨别引用出处的人创作的。这首乐曲由米利·巴拉基列夫在1894年10月17日进行首演，当时正值肖邦逝世45周年之际，人们在热拉佐瓦沃拉的肖邦出生地举行了纪念碑揭牌仪式和一系列纪念活动。可以说这首乐曲是个非常应景的选择。当时乐曲中包含的回忆已广为人知，而在纪念活动上演奏《富有感情的慢板》可以看作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肖邦在祖国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VII

在维也纳，肖邦和约翰·马尔法蒂医生成了好朋友。马尔法蒂曾在贝多芬临终之际为这位作曲家治疗。他的不少病人都是宫廷里的贵族，妻子是波兰女伯爵海伦娜·奥斯特罗夫斯卡，因此他十分关心波兰人的境遇。他很照顾肖邦，经常和肖邦一起用餐，给他开各种药方。马尔法蒂对于肖邦来说是个慰藉，肖邦愿意向他吐露心声，称他是“无与伦比的马尔法蒂”。肖邦陷入悲伤和迷惘时，马尔法蒂能帮他重拾自信，振作精神。马尔法蒂认为（也许是在他和贝多芬的交往中领悟到的），伟大的艺术家属于全世界，而不是某一个国家，他鼓励肖邦摆脱波兰给他带来的痛苦，放眼全世界，但肖邦感到他无法接受这个建议。马尔法蒂在维也纳郊区席津（Hietzing）有一栋宽敞的别墅，5月初，肖邦和胡梅尔一同前往，和医生一家共度了一整天。

肖邦还去了帝国图书馆，图书馆里大量的音乐手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仔细查看架上的曲集时，发现其中一本赫然写着“肖邦”这个名字。拿下来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这是他的《“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原来是哈斯林格在肖邦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手稿提供给了图书馆。这个发现让他喜忧参半。一方面他很高兴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欧洲的重要图书馆收录，但另一方面哈斯林格没有付他一分钱，这让他的喜悦大打折扣。肖邦时常会受到这种私下交易的困扰，因此后来他对所有出版商，尤其是哈斯林格，都抱有爱恨交加的态度。

此时肖邦还靠着父亲汇给他的钱生活，他收到俄国卢布后还要以高昂的汇率兑换成奥地利弗罗林。到了6月，他的钱几乎都花光了，米柯瓦伊不得不再次帮忙。“我发现你已经把后边旅程需要用的钱花了，”米柯瓦伊写道，“所以我又寄了一小笔给你——本想多寄一点，但只能承担得起这么多了……只能靠你自己节俭了……尽量节省一些吧。没法多给你些钱，我心如刀绞。”[21]肖邦对父母说，虽然生活得很节俭，“我还是需要父亲给我再多一点钱，不然我［从维也纳］踏上旅程时钱包就空空如也了”[22]。父子之间的通信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虽然肖邦经常说他不想成为父亲的负担，但有需要时，他还是经常向父亲要钱。他一直没能掌握理财之道，定居巴黎之后，米柯瓦伊还会批评他花钱大手大脚。肖邦的个人资产不多，但有一枚沙皇亚历山大赏赐给他的钻戒，因此他让米柯瓦伊卖掉戒指，尽可能多汇些钱给他。

肖邦经常去普拉特游乐场闲逛，享受春日里的花香，参观画廊和剧院，但时不时仍会感到悲伤。难过的时候他会去拜访沙谢克（Szaszek）夫人，这位夫人是一个波兰移民，经常召集波兰朋友举办派对，在朋友的陪伴下，肖邦会感到精神振奋一些。他会在派对上给大家表演他所谓的“最新沙龙小把戏”，模仿维也纳的将军们，肖邦将这些身着制服、胸前挂满勋章、趾高气扬的将军们模仿得惟妙惟肖，逗得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会去维也纳的啤酒馆，听（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在晚餐时间演奏圆舞曲。施特劳斯在1825年组建了自己的管弦乐团，备受人们欢迎。每天有上百人坐在桌边，喝着啤酒，聊着天，听着施特劳斯演奏一首又一首的圆舞曲。施特劳斯将维也纳的圆舞曲带进了室内，将这种形式简单的奥地利田园舞蹈转化成了如今我们熟悉的舞会音乐。在这些演出的启发下，肖邦创作了他圆舞曲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首：《降E大调圆舞曲》（op.18）。这不是肖邦创作的第一首圆舞曲，却是第一首他同意出版的，出版时间为1834年。

从中不难发现施特劳斯的影响，尤其是插段的编排方式，不光有主题对比，还有调性上的对比。以下属调降A大调呈现的第一个插段不仅对演奏者的手指有极高要求，也需要钢琴具备出色的重复击弦能力，我们认为肖邦的格拉夫钢琴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

随着圆舞曲的展开，我们的耳朵一直沉浸在这种新奇的对比之中。在后边的一个插段中，肖邦在遥远的降b小调上模仿了“雪橇铃铛”的声音，这样的效果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也相当常见。在钢琴键盘上，这一手法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魅力，一连串的装饰音几乎喧宾夺主地挤掉了主旋律上的音符，营造出了一种出其不意的不协和效果。

VIII

对于通过举办音乐会来充实干瘪的钱包，肖邦早已不抱什么希望了。维也纳仿佛已经关上了大门，肖邦从前在这里取得的成就都已烟消云散了。肖邦1829年来到维也纳时，克恩滕大门剧院的经理加伦贝格伯爵十分赏识肖邦。而剧院的现任经理是精明的芭蕾总监路易·杜波特（Louis Duport），他决心扭转前任留下的亏损局面。杜波特愿意向肖邦敞开剧院的大门，但前提是肖邦必须承担所有成本，并且同意演出的所有收入归剧院所有。在一封写给约瑟夫·埃尔斯纳的信中，肖邦一反常态直白地说道：

我处处受阻，举步维艰。一场场平庸的钢琴音乐会几乎毁了这门艺术，观众都被吓跑了。华沙的局势也让我在维也纳的地位每况愈下，但也许去法国对我更为有利。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最终能一切顺利，希望在狂欢节［维也纳的节日］结束之前，我能演出我的第一首协奏曲，这首协奏曲也是维费尔的最爱。[23]

4月4日，肖邦与当地其他十名演奏者一起在雷杜滕大厅（Redoutensaal）参加了为加西亚-韦斯特里斯夫人举办的慈善音乐会，作为嘉宾演奏了曲目。在节目单上，他被简单地称为“钢琴演奏者”。这是一个不够尊重的描述，而且他也没有拿到报酬。眼看维也纳之行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肖邦决定6月11日在克恩滕大门剧院举办一场个人音乐会，演奏他的《e小调协奏曲》，请当地指挥家D.马蒂斯担任指挥。此时已临近夏季，这一年的乐季接近尾声，贵族家庭大多已经离开维也纳前往乡间别墅度假，城里的媒体评论家也所剩无几。四处潜伏的霍乱影响了演出的上座率。（如果因霍乱关停剧院，交响乐团就会失业，因此精明的杜波特仍不计后果让肖邦冒险演出。）演出的结果自然是花销大、收入少，导致肖邦亏了不少钱。[24]这也让米柯瓦伊更加上火，因为他给肖邦汇的钱都打了水漂。亏了钱又事事不顺的肖邦知道他必须要离开维也纳了，他在这里很快就没钱可赚了。

意大利一直是他的首选目的地。但这时意大利爆发了动乱，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影响。博洛尼亚、摩德纳、安科纳、帕尔马以及罗马都陷入动乱之中；烧炭党（Carbonari）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因此前往意大利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巴黎是个比较安全的选择，但俄国大使馆不太可能给肖邦签发法国签证，因为七月革命刚刚平息，法国对俄国充满了敌意，此时也接收了不少一心想要给俄国找麻烦的波兰流亡者。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再放行肖邦去法国呢？因此肖邦转而申请前往伦敦，在这个动乱的年代，伦敦是一座象征稳定的灯塔。但俄国人先是“漏掉”了肖邦的护照，导致他又被耽搁了一阵子。与此同时他还要办理健康证明，证明没有感染霍乱，否则他无法跨越奥地利国界。肖邦拿到签证时已经是7月底了，但这份签证最远只允许他到达慕尼黑。“没关系，”他说，“我去找法国大使迈松先生签字。”[25]这样他便拿到了签有“中转巴黎前往伦敦”的护照。肖邦永久定居巴黎后，经常拿护照上的这句话开玩笑说：“我在这里只是中转。”

7月20日，肖邦在阿尔方斯·库梅尔斯基（Alfons Kumelski）的陪同下前往慕尼黑，库梅尔斯基是一位波兰生物学家，刚刚完成学业准备返回华沙。他们途经林茨和萨尔茨堡，拜访了莫扎特的出生地。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库梅尔斯基说他们走下马车时正是6点，大主教宅邸屋顶上古老的大钟正在报时。但肖邦听到后感到很惊讶。钟声是一首有名的二重唱，出自奥柏新推出的歌剧《石匠》（Le Maçon）。这个年代久远、机械老旧的古钟怎么可能提前一个多世纪预测到奥柏的作品呢？难道是奥柏借鉴了古钟的旋律吗？肖邦打听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敲钟人是一位歌剧发烧友，他摸清了古钟的机械原理，常把自己喜欢的乐曲编排到大钟上。

由于父亲承诺寄给他的资金还没有到，肖邦只好在慕尼黑再多停留一阵子。为了省钱，他和库梅尔斯基在宫廷大提琴乐师卡尔·舍恩切（Carl Schönche）家中借宿，舍恩切的公寓位于市中心的布来涅大街（Briennerstrasse）。肖邦从维也纳带来了几封推荐信，滞留期间，他借助这些推荐信在这座巴伐利亚王国的首都发展了一些人脉。所以当他决定举办音乐会时，当地的音乐家纷纷前来支援。在爱乐协会的赞助下，肖邦的音乐会于8月28日中午在慕尼黑音乐厅剧院（Odeon Theater）举行，由四位歌剧院的歌唱家和一位单簧管演奏家助演。肖邦在小型乐队的伴奏下演出了《e小调协奏曲》和《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协奏曲分成了两部分，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之间，男高音歌唱家拜尔先生在单簧管和钢琴伴奏下演唱了一首抒情短曲（可能是舒伯特的那首）。音乐会得到了慕尼黑杂志《植物》（Flora）的好评，作者提到协奏曲的“演奏细腻动人”——但这一评论更多是对他的演奏而非作品的赞美。波兰幻想曲则更受欢迎（“这些斯拉夫民歌总能让听众兴奋起来”），作曲家和作品受到了“一致好评”。[26]

后来肖邦的资金终于到了，他在9月初离开了慕尼黑，途经斯图加特时，他入住了当地的一间旅馆。库梅尔斯基则留在了慕尼黑，没有与肖邦继续同行，因此肖邦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城市里孑然一身。坏消息从波兰传来，局势每况愈下。波兰人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目前正在华沙周围挖战壕，建起最后的防线，准备与俄国人背水一战。肖邦到了斯图加特之后，才了解到整场战役的惨烈情况，以及华沙被血洗的惨状。

IX

1831年6月中旬，伊凡·帕斯克维奇将军担任了俄军的指挥。他麾下有74个步兵营，100多个骑兵中队，50个哥萨克骑兵连和318门重机枪，共约20万人。而波兰有一支15万人的部队，但大多驻守在全国各地有危险的地方。

在华沙保卫战中，波兰人部署了一支4万人的部队和95门马拉大炮。不少平民也应召入伍，帮忙挖战壕、建堡垒，在华沙城周围建起了一道马蹄形的防御工事，士兵们埋伏好准备迎战俄军。俄军派出了8万人和390门大炮，包围了华沙城。最后的总攻在9月6日凌晨4：00打响。俄军集中火力攻击一个关键据点：位于沃拉区天主教堂墓地、重兵把守的54号堡垒。“木腿老兵”约瑟夫·索文斯基将军带领着一支约1300人的军团守卫这一据点。俄军派出了11个营的兵力进攻堡垒，索文斯基寡不敌众，自己也在这场战役中牺牲。在激烈的肉搏战中，为了扭转局势，一个波兰士兵抱着同归于尽的念头点燃了火药库，炸掉了整个堡垒，波俄双方损失惨重。教堂的墓地里埋葬多年的尸骨上盖满了新的遗骸。战斗很快蔓延至华沙城中心，但直到几小时后，索文斯基的遗体还被刺刀钉在沃拉墓地里的炮架上，“用木腿姿势诡异地站立着”[27]。9月7日到8日的午夜，华沙投降，郊区被火海淹没，大批难民逃离这座城市。

俄国当局对波兰的报复来得迅速而猛烈。帕斯克维奇受令严惩波兰人，于是他便在华沙城中大举肆虐。1万名波兰官员被革职，送往俄国服劳役。波兰军队中8万名将士被充军，发往高加索地区，到达离土耳其边境不远的达吉斯坦地区参加沙皇与沙米尔（Shamil）的战争。俄国对波兰平民的报复也极为残酷。800名因起义而失去父亲的“遗孤”在刺刀的胁迫下离开母亲，被送入俄国步兵团接受“再教育”。在华沙以外的地区，人们甚至受到了更严厉的惩罚。波多利亚（Podolia）有5000多户人家流离失所，被俄国当局剥夺了土地和财产后，他们被送到高加索地区，成了沙皇俄国统治下百万农奴中的一员。原本在家族中世代相传的雅致宅邸和庄园地产，如今都被当作战利品交给了俄国的将军和他们的朋友。

部队、法院、大学、政府部门，几乎所有波兰会议王国的残存机构都被废除，唯有教堂逃过一劫。[28]波兰被彻底从地图上抹去，并入俄罗斯帝国，接受俄国军事统治。帕斯克维奇获得了一个新封号——“华沙王子”，但波兰人称他为“莫吉廖夫的恶狗”，因为他的手下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总督在莫吉廖夫举行了公开集体绞刑。在沙皇尼古拉的坚持下，有着皇室血统的罗曼·桑古什科（Roman Sanguszko）亲王被判终身苦役，跟一群犯人拴在一起，历经3300公里的艰难险阻徒步走到西伯利亚，全程共花了10个月。（约瑟夫·康拉德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罗曼亲王》中描述了桑古什科亲王的经历。）剩下的波兰人被迫承受惩罚性的税收，为占领和统治波兰的大批军队埋单。由于财政部被废除，波兰的官方货币兹罗提也被俄国卢布取代。波兰不少家庭因此陷入了危机，他们的存款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肖邦家也一度面临着这个问题。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流亡海外，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波兰大移民潮”（The Great Emigration）的核心。人们纷纷逃往西欧避难，有些还去了美洲。崇尚自由的巴黎、伦敦、纽约坚决反对俄国对波兰的压迫，由此燃起的反俄情绪延续了整个世纪。[29]

俄国士兵绑架波兰儿童，1831年9月，尼古劳斯·莫林（Nicolaus Maurin）根据M.特瓦罗夫斯基（M.Twarowski）的画作制作的版画

华沙起义的领袖后来都怎样了呢？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和他的九位同僚被判斩首，另有350人被判绞刑。但大多数人逃过了抓捕，包括恰尔托雷斯基。在军队的帮助下，他逃到了加利西亚，最后定居在了巴黎。由于沙皇尼古拉拒绝谈判，一直寄希望于和谈的恰尔托雷斯基从一个被动的保守派转变成了一个积极的革命派。恰尔托雷斯基在回忆录中痛斥尼古拉，将他称为“波兰的苦难之源”[30]。

X

肖邦启程前往斯图加特时，波兰的惨剧才刚刚开始。在他的“斯图加特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痛苦与日俱增。这本纪念册原本是肖邦一年前在华沙收到的礼物，其中只有格瓦德科夫斯卡和日维尼的几句赠言，肖邦自己也很少翻开。但突然间，肖邦开始向这个小本子倾诉他躁动不安的思绪，他在这些纸页上吐露的心声也成了肖邦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身在斯图加特的肖邦，甚至在凝视旅馆房间里的那张床时都会陷入阴郁的思绪之中。

真奇怪！在今天我要睡的这张床上，曾躺过多少将死之人，但我却丝毫不觉得厌恶！毫无疑问，床上躺过的死人不止一个，而且谁知道它又躺了多久呢？但是我又比死人强多少呢？像个死人一样，我收不到父亲、母亲、姐妹、蒂图斯的消息。像个死人一样，我没有爱人。我没法与身边的人沟通。像个死人一样，我面色惨白、周身冰冷，对身边的一切漠不关心。死人放弃了生命，我也活够了。[31]

肖邦写下这些语句时，并不知道华沙已经沦陷了。俄国人9月8日占领华沙，十天后肖邦才看到关于华沙惨遭血洗的报道。[32]一般来说，人们对肖邦的印象大都是“讲究”“贵族气质”“冷漠”“高雅”等。但他向这本日记倾诉的话语却仿佛出自另一个人。

斯图加特。写下上面那些内容时，我并不知道敌人已经打到了我的家门口！华沙郊区被占领——被烧毁！亚希［马图辛斯基］，你在哪里？威卢希［科尔贝格］应该已经在保卫战中牺牲了吧。我仿佛看到马塞尔［采林斯基］被铁链拷着。英勇的爱国者索文斯基成了无耻流氓的阶下囚。上帝啊！你真的存在吗？你存在，却不为我们报仇雪恨。也许对你来说，俄国佬的罪恶还不够深重，或者你自己就是个俄国佬？

之后肖邦的思绪转到了家人身上：

我可怜的老父亲！他可能已经食不果腹。他是不是已经没有钱给妈妈买面包了？也许我的姐妹们已经被残暴的俄国佬践踏！帕斯克维奇，这个莫吉廖夫的恶狗，占领了欧洲最早的君主的宫殿！

莫斯科是不是统治全世界了？哦父亲，你何以在这种世道下颐养天年？母亲，苦命的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何只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啊，波瓦茨基的墓地！［埃米莉亚被埋葬的地方］是否能给安息者最后一点安宁，还是也被铁蹄践踏，盖满了层层叠叠的尸体？他们烧毁了华沙城！啊，为什么我一个俄国佬也杀不了！哦蒂图斯，蒂图斯！

关于康斯坦奇娅：

她怎么样了呢？她在哪里？可怜的姑娘。也许她已落入了俄国佬的手中。也许俄国佬正在毒打她、掐她的脖子、谋杀她、杀害她。啊，我心爱的人！我在这里，孤身一人。来我身边吧。我会擦干你的泪水。我会抚平你的伤口，一起回忆往昔——那时没有俄国佬，那时俄国佬努力讨你欢心，但你却因为爱我，而对他们嗤之以鼻——为了我，而不是为了格拉博夫斯基[33]！你的母亲还在吗？是的，你还有母亲，一位严厉的母亲。我的母亲是如此慈爱，但也许我现在已经没有母亲了。也许她被俄国佬杀了，被谋杀了。我的姐妹们，疯狂地抵抗着。我的父亲陷入绝望，束手无策。没人能救她。而我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两手空空，只能痛苦呻吟，只能向钢琴倾诉我的悲痛。我还能做什么呢？上帝啊，让大地颤抖吧，把我们这辈人都吞没。愿袖手旁观的法国人遭受最严厉的天谴。[34]

肖邦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发出了三个诅咒，分别是针对俄国人、法国人和上帝的。传说在这样的怒火下，他创作了“革命”练习曲（op.10，no.12），然而肖邦自己并没有确认过此事，而且练习曲的名字也不是他自己加上的。肖邦一直以温文尔雅的形象示人，但在斯图加特，他摘下了面具，在这一刻，我们窥见了放肆不羁、怒火迸发的肖邦。“斯图加特日记”让我们看到了肖邦复杂强烈、无法控制的情绪。其中有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对俄国的诅咒、对复仇的渴望；有对家人安危的深深担忧，也有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发自内心的懊悔。由于意识到自己无法拿起武器保卫祖国，肖邦产生了深深的自卑，以及一种他特有的自我厌恶。在肖邦的生命中，这样直白的情绪表露仅此一次，几天之后他又重新戴上了面具，世人再也没有见过这面具下隐藏的感情。日记的结尾说明了一切：“我的心已经死了……我的痛苦无法用文字表达。”这本日记第一次被公布时（1871年由克拉科夫大学的波兰文学教授斯坦尼斯瓦夫·塔尔诺夫斯基伯爵发表），其真实性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人们认为，温文尔雅的肖邦一贯很注意自己在人前的言谈举止，不太可能会写下如此粗暴的语句。但笔迹学证据表明，这本日记确实出自肖邦之手。从心理学角度看，斯图加特成了肖邦的转折点。日记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我……只能向钢琴倾诉我的悲痛。”当时肖邦是否意识到有一个更远大的使命在驱使着他前行，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这句话却十分有预见性。

肖邦的“斯图加特日记”片段，1831年9月“敌人已经打到了我的家门口”

肖邦在斯图加特停留了一周多，之后便重新振作精神，踏上了最后一段旅程。他坐上了邮政马车，经由斯特拉斯堡前往巴黎。这段艰辛的旅程共650公里，马车将在沿途驿站停留几次，十天后才能到达目的地。

[1] CM，vol. 2，p. 331.

[2] 关于起义刚开始几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各类文献说法不一。我们主要参考了DGP，vol. 1，pp. 318-19。康斯坦丁最终没有看到这场冲突的结局，他在1831年6月15日华沙沦陷之前就因霍乱而死。

[3] CFC，vol. 1，p. 237；KFC，vol. 1，p. 162.

[4] CFC，vol. 1，p. 233；KFC，vol. 1，p. 160.

[5] CFC，vol. 1，pp. 246-47；KFC，vol. 1，p. 166.

[6] CFC，vol. 1，p. 245；KFC，vol. 1，p. 166.

[7] HRP，p. xxv.

[8] CFC，vol. 1，p. 236；KFC，vol. 1，p. 161.

[9] CFC，vol. 1，p. 243；KFC，vol. 1，p. 165.

[10] CFC，vol. 1，p. 254；KFC，vol. 1，p. 172.

[11] CFC，vol. 1，p. 240；KFC，vol. 1，p. 163.

[12] CFC，vol. 1，pp. 242-43；KFC，vol. 1，p. 165.

[13] NFC，vol. 2，p. 257.

[14] NZfM，May 12，1835，p. 156.

[15] CFC，vol. 1，p. 236；KFC，vol. 1，p. 161.

[16] PPS，p. 102.

[17] CFC，vol. 1，p. 238；KFC，vol. 1，p. 162.

[18] CFC，vol. 1，p. 236；KFC，vol. 1，p. 161.

[19] LC，pp. 79-80.

[20] 肖邦复节奏型的复印版手稿请见KCOL，p.264。

[21] CFC，vol. 1，p. 286；KFC，vol. 1，p. 179.

[22] CFC，vol. 1，p. 275；KFC，vol. 1，p. 182.

[23] CFC，vol. 1，p.251；KFC，vol. 1，pp. 170-71.

[24] 1831年6月18日的《大众剧院报》简要地提到了这场鲜为人知的音乐会。

[25] CFC，vol. 1，p. 272；KFC，vol. 1，p. 181.

[26] 1831年8月30日刊。

[27] DGP，vol. 2，p. 238.

[28] 至于为何如此，教宗格列高利十六世向“波兰所有大主教和主教”发布的教宗通谕（1832年6月9日）给出了答案。通谕中含蓄地批评了华沙起义，呼吁人们摒弃暴力。“在我主脚下，我们流下了太多眼泪，”身处安全之处的罗马教宗哀悼道，“我们为一些教众的悲惨遭遇感到悲痛。悲痛过后，我们也祈求我主能够让你们的教区摆脱频繁激烈的斗争，重获和平，接受合法当局的统治。”毫无疑问，文中所说的“合法当局”指的就是沙皇俄国。

[29] DGP，vol. 2，pp. 232-45.

[30] CM，p. 124. 这里我们有必要多介绍一些关于恰尔托雷斯基的情况。在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从俄军手中死里逃生，并用“乔治·霍夫曼”的名字向梅特涅申请了一份假护照。由于巴黎政局仍不稳定，恰尔托雷斯基首先去了英国，希望得到英国议会的支持。1831年12月22日，他隐姓埋名到达伦敦，身上的衣服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一周后，他见到了英国外交部部长帕默斯顿勋爵。他发现帕默斯顿是个态度冷漠、小心谨慎的政治家，不太愿意与俄国对立。恰尔托雷斯基滞留伦敦期间，下议院举行了两场关键性的辩论。在6月28日第一场辩论中，俄国的行为受到了议员的一致谴责，沙皇尼古拉被描述为“罪大恶极”。帕默斯顿提出这种说法不适于在议会中使用，引起一些议员的争论，一些人进一步将沙皇贬低为“披着人皮的怪物”（CM，vol.2，p.336）。英国媒体十分同情波兰人（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1831年8月11日发行的《时代周刊》写道：“他们的事业是光荣的——波兰对自由的追求触动了所有英国人。”）恰尔托雷斯基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不久后也到达了伦敦，恰尔托雷斯基原本打算在伦敦定居，但最后去了巴黎，他本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妻子安娜亲王妃不适应英国的气候。

[31] SAC，p. 41.

[32] 9月18日，柏林和慕尼黑的报纸第一次对帕斯克维奇部队攻占华沙的事件进行了报道，因此肖邦应该是在此之后才得到了华沙沦陷的消息。关于这一日期，索非娅·赫尔曼和汉娜·弗鲁布莱夫斯卡-斯特劳斯在HW-S中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阐释。

[33] 约瑟夫·格拉博夫斯基，即康斯坦奇娅的未婚夫。这一点说明，肖邦在维也纳期间已经得知康斯坦奇娅即将结婚的消息。

[34] 见SAC，pp.43-44，这份文献资料对纪念册的历史进行了介绍，并包含两页“斯图加特日记”影印版手稿。纪念册在二战期间被损毁，但其影印版和写有“斯图加特日记”的几页目前保存在华沙肖邦博物馆，索引号为M.67-1953。

流亡巴黎，1831～1833

我必须想办法以钢琴家的身份在世界上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志向也许太过高远，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

——肖邦[1]

I

10月5日傍晚，从斯特拉斯堡始发、搭载着肖邦和其他旅客的马车停靠在了巴黎信使路（rue des Messageries）的客运大楼门口。[2]此时天色已晚，也没有人来迎接肖邦。旅客们四散而去，消失在普瓦索尼埃区（Poissonnière）迷宫般弯弯绕绕的中世纪小巷子中。普瓦索尼埃区位于巴黎老城，毗邻蒙马特高地。肖邦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旅行箱和厚厚的作品集找个地方落脚。中转的旅客一般会到贝热尔区（Cité Bergère）附近的一家小旅店暂住，肖邦在这里住了六周，直到找到合适的住处。

肖邦还不确定是否要一直待在巴黎。他在维也纳的俄国使馆申请到的签证只允许他途经巴黎前往伦敦。但巴黎却成了他的归宿。11月中旬，他在普瓦索尼埃大道27号六层找到了一间小公寓，公寓带一个小阳台，景色很好，一眼就能望到远处的先贤祠。搬入新家后不久，肖邦给此前与他从维也纳同行到慕尼黑，后来又去了柏林的生物学家阿尔方斯·库梅尔斯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描述了他对巴黎的第一印象。当时的巴黎已是一个拥挤的大都市，有着100万人口，面积是华沙的十倍，与肖邦去过的所有城市都不同。

1831年11月18日

这里有繁华盛况，也有破败景象；有最高尚的美德，也有最卑贱的恶行；每走几步就能看到治疗性病的小广告——到处都是吵闹、嘈杂、喧嚣和污秽，超乎你的想象。在这个天堂里，你很容易被淹没在人群中，从这个方面来说也十分方便：没有人关心你过得怎么样。冬天，你可以穿得像个流浪汉似的出入上流社会。前一天，你可能还在一家点着煤气灯、四周环绕着镜子和镀金造型装饰的餐厅里吃了一顿只要32苏的丰盛晚餐，第二天你可能就去了一个三倍价格，但菜量只够喂鸟的餐厅吃午饭……这里有如此多的慈善姐妹［指妓女］！他们追逐着男人，附近还有不少身强力壮的男子。很遗憾由于特雷莎送我的“纪念品”（虽然贝内迪克特给我治疗了，他说我的病不严重），我无法品尝禁果。我已经认识了几位当地的女歌唱家——这里的女士比蒂罗尔（Tyrol）的女士对“二重唱”更热衷。[3]

这里提到的“特雷莎”指的是肖邦在维也纳到慕尼黑途中遇见的一个妓女，显然这件事是他和库梅尔斯基路过奥地利蒂罗尔时发生的。特雷莎的“纪念品”指肖邦不幸染上性病，他接受了贝内迪克特的治疗，致使他暂时无法进行性行为——肖邦委婉地称之为“禁果”。这段信息非比寻常，因为肖邦从没在其他任何一封信件中提到过这类事情。我们只能说这可能是肖邦的第一次性体验，是旅途中值得一提的一段故事。肖邦提到这些“女歌唱家”时常在他住处附近出现，迫切希望表演“二重唱”，这个有趣的描述体现出他对这些妓女的求欢并不反感。

在六层楼的阳台上，肖邦能看到的远不止城市街道上熙熙攘攘的日常景象。当时巴黎的各党派正打得不可开交。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登基还不到六个月，虽然他声称自己代表着底层的贫苦人民，将他们称为“同志们”，但底层阶级已经开始反对这位“平民国王”了。对立党派狭路相逢，暴乱就在肖邦的窗台下爆发了。

其中有医学院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法国青年（Young France）组织，他们蓄着胡子，用特殊的方式扎着领巾——我要说明的是每个党派的穿着都不一样（我指的是极端主义者）：保皇党（Carlist）穿绿色马夹；共和党和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法国青年，穿红色马夹；圣西门主义者，即“新基督教徒”（这些人自创了一门宗教，已经有了大量的信徒——他们也推崇平等观念）则穿蓝色的，等等。[4]

当冲突升级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时，宪兵出现了，他们吹着哨子，试图维持秩序。还有一次，吉罗拉莫·拉莫里诺（Girolamo Ramorino）将军搬进肖邦家对面的公寓之后，一大群波兰侨民和支持者聚集到这个区域向他致敬，引起了一场骚动。这位将军是一位意大利军事冒险家，曾在拿破仑麾下战斗，后来在华沙起义中与波兰人并肩作战，被人们视为英雄。肖邦写道：“上千名政府反对者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涌来，举着三色旗向拉莫里诺致敬。”[5]即便楼下的人群不断欢呼着（“波兰万岁！”），但拉莫里诺始终没有露面，也许是不想引起路易-菲利普当局的不满。他派波兰副官蒂图斯·齐亚利斯基（Tytus Dzialyński）去安抚人群，副官向人们保证：“拉莫里诺将军改天会露面的。”这位行侠仗义的将军可能最终也没有露面，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肖邦写道，他站在阳台上可以远远看到人们在先贤祠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如雪崩般挺进着，逐渐壮大的人群沿着塞纳河左岸冲上新桥（Pont Neuf），向拉莫里诺将军的住处涌来。政府派出骑兵阻止游行的人群，不少示威者受伤或被捕。此时肖邦家楼下也聚集了一群人，等着与城市那边的示威者会合。当局派出一支步兵驱散人群，但效果甚微，于是轻骑兵和宪兵一齐上阵驱散人行道上的人群，逮捕了带头的示威者。（“而这些都是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发生的！”肖邦惊叹道。）商店都关了门，街上时常能看到巡逻的警卫，有士兵经过时，人们会向他们发出嘘声。示威者们并不知道，拉莫里诺将军已经本着“谨慎胜过逞强”的态度悄悄搬出了公寓。这场骚乱持续了12个小时，最后以民众高唱《马赛曲》收场。在普瓦索尼埃大道近距离目睹了整场暴乱后，肖邦写道：“你无法想象他们吓人的声音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6]肖邦向来不喜欢人群，尤其反感暴徒的极端思想，但很明显，身边这些革命运动也让他精神振奋了起来。

II

此时波兰“大移民潮”已全面展开，数千流离失所的波兰人移居法国。波兰的知识阶层大多会说法语，而且老一辈人对拿破仑和华沙公国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据估计1831年之后，流亡法国的波兰人有六七千人之多。其中有诗人、记者、画家、音乐家、贵族、政治家和将军。诗人有亚当·密茨凯维奇、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和西普里安·诺尔维特；画家包括泰奥菲尔·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和彼得·米哈沃夫斯基，后者画的一幅拿破仑骑在白马上的画像成为传世经典；流亡法国的将军有卡罗尔·克尼亚杰维奇、亨里克·登宾斯基和约瑟夫·贝姆，贝姆是一名出色的炮兵军官，后来被匈牙利部队招募入伍，参加了1848年匈牙利独立战争中的特兰西瓦尼亚战役，与奥地利人作战。贵族和政治家包括卢德维克·普莱特伯爵、瓦迪斯瓦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伯爵和卡齐米尔·卢博米尔斯基亲王。在音乐家中，肖邦少年时代的几位好朋友也在他到达后不久来到了巴黎，包括安东尼·奥尔沃夫斯基和尤利安·丰塔纳。丰塔纳后来成了深受肖邦信赖的书记官兼首席乐谱抄写员，也是肖邦遗作的编辑者。他在肖邦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和肖邦在绍塞-昂坦街的公寓同住了几年（1836～1838），最终给肖邦当起了不拿报酬的大管家。

在所有生活在巴黎的波兰人中，跟肖邦关系最近的要数沃伊切赫（阿尔贝特）·格日马瓦了。1832年底，个性张扬的格日马瓦与肖邦相识的时候，他的传奇经历已经可以写成小说了。他会说五种语言，包括波兰语、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对英语也略知一二——因为他的足迹遍及这些国家。格日马瓦的现代传记作者将他描述为“肖邦最信赖的密友”，我们很难否认这个说法。[7]肖邦给格日马瓦写了70多封信，比他给任何人写的都要多。格日马瓦也对肖邦忠心耿耿。他欣赏肖邦的音乐，也钦佩肖邦的为人。

格日马瓦曾参与推翻沙皇尼古拉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判三个月监禁。在施塔谢茨·斯坦尼斯瓦夫的葬礼上，他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又被报复心极强的尼古拉判了三年监禁，被丢进了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地牢里。回到华沙之后，36岁的格日马瓦被波兰政府任命为波兰银行董事，并在任职期间被派往英国，与英方谈判贷款和武器采购事宜，为波兰起义做准备。由于具备证券交易的相关知识，他在欧洲证券市场上赚了一笔钱，获得了财富自由。华沙起义爆发时，他身处英格兰，在那里公开支持反对派政府。后来在缺席审判中，他被俄国人判处死刑。1831年，格日马瓦随着波兰移民大军移居巴黎。在那里，他成了波兰银行董事会主席和拉弗尼耶海上保险公司董事长。他凭借着财富进入了上流社会，不论是在军官、政客的圈子，还是在贵族、文人的圈子，他都如鱼得水。长相英俊的格日马瓦是个万人迷，在华沙时他就娶了比他年轻很多的米哈利娜·克吕格尔（Michalina Krüger），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文岑蒂，出生于1820年，当时两人还未结婚），但除此之外，这段婚姻的其他情况鲜为人知。虽然结了婚，但他仍和不少女性交往甚密，其中包括乔治·桑。两人在1831年12月就相识了，当时乔治·桑将他称为“朋友和用餐伙伴”[8]。1836年，在肖邦和乔治·桑相识的过程中，格日马瓦作为两人的密友与参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格日马瓦是波兰文学协会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除了文学以外各个领域都涉足的政治组织），在这个名字的掩护下他建立起了一个活跃的革命组织，后来因此受到法国当局的严密监控。1848年革命爆发后，路易-菲利普国王被迫流亡异国他乡，他也不得不隐姓埋名藏了起来。

III

这些在波兰大革命之后无家可归的人被浪潮冲上了民主法国的岸边，但如果不是后来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来到法国，他们很可能会被历史遗忘。1832年夏天，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到达巴黎，成立了实际意义上的波兰流亡政府，为波兰侨民赋予了政治身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波兰侨民团结在这位优秀的领导人身边，不到一年，巴黎就成了波兰的新首都，恰尔托雷斯基也成了无冕之王。

肖邦的传记作者大多不愿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肖邦对波兰的革命事业到底有多热衷。他在信里几乎从未提及此事，所以答案我们也无从知晓。但肖邦在波兰侨民当中十分高调，这样的证据可以说比比皆是。1833年，他在波兰文学协会的邀请下骄傲地加入了这一组织。他经常在恰尔托雷斯基位于鲁勒市郊（Faubourg-du-Roule）的豪华宅邸里演出。后来，恰尔托雷斯基买下了塞纳河上圣路易岛尽头的兰伯特府邸，并将这栋豪华建筑作为波兰流亡政府的办公地址，肖邦也曾在此演出支持波兰的革命事业。肖邦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是恰尔托雷斯基的侄媳妇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亲王妃（娘家姓是拉齐维乌）——这也让肖邦在恰尔托雷斯基家族中享受到了特殊待遇。多年后，在肖邦1848年著名的英国之行中，他也受到了恰尔托雷斯基的两位代理人（卡罗尔·舒尔切夫斯基少将和莱昂纳德·涅季维兹基）的欢迎，两人帮肖邦安排行程、打点住处。肖邦与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联系不应被一笔带过，这也体现出肖邦与波兰流亡者的关系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密切。与此同时，巴黎的俄国大使馆是名副其实的情报部门，间谍监视着肖邦和所有侨民，并从旺多姆广场的总部向母国汇报消息。

肖邦在刚到巴黎的几个月里结识了一些非波兰籍的音乐家，包括李斯特、柏辽兹、希勒和门德尔松。在所有人里，跟他最亲密的要数大提琴家奥古斯特·弗朗肖姆，肖邦后来的《大提琴奏鸣曲》（op.65）就是献给他的。弗朗肖姆是为数不多的能让肖邦在相处时感到完全放松的人。安静、内敛、言谈得体的弗朗肖姆和肖邦有很多相似之处，肖邦也认为两人志趣相投。和弗朗肖姆在一起时，肖邦可以放心做自己，不必因顾及他人的感受而带上礼貌客套的面具。他们一起用餐，有时也相约去看戏剧或歌剧，有一次还一同前往昂吉安莱班（Enghien-les-Bains）泡温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经常一起演奏室内乐。弗朗肖姆欣赏肖邦富有神韵的演奏，将他视为完美搭档，两人的配合也十分默契。他们经常在彼此的公寓里即兴演奏，有时也邀请一些朋友来观看。1837年弗朗肖姆和阿梅莉·帕约（Amélie Paillot）结婚后，肖邦仍是两人家里的常客，肖邦很喜欢他们的孩子塞西尔、勒内和路易，三个孩子也很喜欢他。在波兰人以外的朋友里，除了他的学生阿道夫·古特曼（Adolf Gutmann）外，弗朗肖姆是唯一一个肖邦写信时用亲密的人称代词“你”（tu）称呼的人。在肖邦生命最后的黑暗时刻，弗朗肖姆给予了他情感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他也是肖邦葬礼上的扶柩者之一。

IV

肖邦来到巴黎时带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马尔法蒂医生给意大利歌剧总监费迪南多·帕尔（Ferdinando Paër）的信，另一封是埃尔斯纳写给德高望重的歌剧和清唱剧作家让-弗朗索瓦·勒·叙厄尔（Jean-François Le Sueur）的信，勒·叙厄尔在音乐学院教授作曲，他的学生明星云集，包括柏辽兹、安布鲁瓦兹·托马（Ambroise Thomas）和夏尔·古诺（Charles Gounod）等。给帕尔的信发挥了重要作用，肖邦就是在帕尔家遇见了罗西尼、亨利·赫尔茨和弗雷德里希·卡尔克布雷纳。卡尔克布雷纳是一位享誉欧洲的钢琴家，也是音乐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肖邦的早期支持对于肖邦来说非常重要。卡尔克布雷纳向肖邦介绍了他的商业伙伴卡米耶·普莱耶尔（Camille Pleyel），从此以后肖邦的名字就和这个钢琴品牌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肖邦与卡尔克雷伦纳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让人真想用摄像机录下来，或者哪怕只有麦克风也行。卡尔克布雷纳以其清晰精准的演奏闻名。他演奏音阶和跑句的速度让世人震惊。但不论速度多快，每个音符都如宝石般闪耀。上行和下行的琶音从键盘上倾泻而出，而演奏者仿佛毫不费力，只需稳稳坐在钢琴前，就能让钢琴顺从地演奏出每一个音符。帕尔将卡尔克布雷纳的演奏描述为“如台球一般闪亮”，他还曾用一个军事上的巧妙比喻说卡尔克布雷纳的“手指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而他就像坐镇后方的将军，冷静地观察着前线的战况。任凭前线激烈厮杀，他依然泰然自若。不论多难的曲子，他都能以一种高贵的姿态藐视一切困难，仿佛一位禅僧，镇定自若、超脱一切。

肖邦一直期盼能听到卡尔克布雷纳演奏，看看这位大师是否真的如传言中所说的那么神奇。结果他听完这位大师完美的演奏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肖邦的评论实际上也体现了他在钢琴演奏中追求的品质：“赫尔茨、李斯特、希勒，没人能跟卡尔克布雷纳媲美……我很难描述出他的镇静、优美的触键、无与伦比的平稳和体现在每个音符中的精湛技艺。他是个巨人，将赫尔茨、车尔尼踩在脚下，更不用说我了！”[9]肖邦后来可能会后悔自己的这番评论，但当时他的确是有感而发。卡尔克布雷纳也邀请肖邦来弹点什么，肖邦欣然接受，演奏了他的《e小调协奏曲》。卡尔克布雷纳听完问肖邦是否是菲尔德的学生，说他的演奏有克拉默的风格，但触键又像菲尔德。“这让我受宠若惊，”肖邦写道，“但更让我高兴的是卡尔克布雷纳也坐在了钢琴旁向我展示他的演奏，但被自己绕了进去，只好停下来。”卡尔克布雷纳很快从这个小失误中回过神来，肖邦补充道：“你应该听听他是如何处理反复乐段的——超乎我的想象。”此后两位音乐家几乎每天见面，友谊日渐深厚。随后卡尔克布雷纳提出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建议，让肖邦跟他学习三年钢琴，以便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肖邦不能公开演出，但三年后他会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就我们所知的肖邦此前取得的成就而言，这是个令人咋舌的提议。但这就是卡尔克布雷纳的典型个性，他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刚开始肖邦有些不确定，于是给家里写信寻求建议。米柯瓦伊·肖邦感到十分迷惑，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儿子要花三年时间给卡尔克布雷纳做学徒，以此打下“坚实的基础”。于是他向埃尔斯纳咨询，埃尔斯纳也强烈反对这个提议，他写道：“他们已经看出了弗里德里克的天分，担心被他超越，所以想在三年里控制他，限制他的自然发展。”[10]卢德维卡告诫肖邦不要理会这个提议，之后还更进一步，说她听闻波兰著名钢琴家玛丽亚·希马诺夫斯卡将卡尔克布雷纳称为“无赖”，他真正的目的是压制肖邦的天赋。实际上，肖邦并不需要这些出于好意的建议，他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走自己的道路。虽然肖邦拒绝了卡尔克布雷纳，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关系从此受到了影响。两人依然友好相处，还一起举办了音乐会。肖邦将他的《e小调钢琴协奏曲》献给了卡尔克布雷纳，使两人的早期关系得到了巩固。这部协奏曲是肖邦当时能给出的最好的礼物了。

V

一般在其他的肖邦传记中，卡尔克布雷纳至此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我们不妨多介绍一下此人的性格，以便了解如果肖邦真的接受了他的提议，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卡尔克布雷纳曾在1814年移居英格兰，在那里住了十年，通过出版音乐作品、他著名的《钢琴技法》（Piano Method）和推广“导轨”，积累了不少财富。“导轨”是一个与键盘等长的轨道，基础较差的学生把手腕放在上面，可以避免手臂的上下运动。[11]卡尔克布雷纳拿着从英格兰赚到的钱回到巴黎之后，入股了普莱耶尔钢琴公司，成为公司的董事，也帮着推广钢琴。此后，卡尔克布雷纳在普莱耶尔钢琴展厅的每一次演出都会体现在公司的股价上。

卡尔克布雷纳的极度自负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用尼克斯直白的话讲，构成了他性格的“核心”，他的其他品质全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形成的。[12]即便与老朋友相处，卡尔克布雷纳也喜欢教导他们在社会中应如何处事，以及如何提高餐桌礼仪。他可能刚刚纠正完学生弹钢琴的手型，转头就兴致勃勃地向一起用餐的人展示应该如何拿刀叉。他总是滔滔不绝地炫耀着国王赐予他的荣誉，以及他和贵族们的关系，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次成功都是理所应当的；相反，别人的成功从来得不到他的认可，除非他认为此人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的影响。他对精致、优雅、条理的追求到了偏执的地步，这是他性格上的特点，也是他音乐上的特点。一个人什么样，他的音乐便是什么样。

普莱耶尔大厅，卡代街9号，巴黎；当时的一幅版画

卡尔克布雷纳的虚荣心是出了名的强，有时他也会因此受到人们的嘲弄。在巴黎街头，人们时常能看到衣着华丽、穿着时尚的卡尔克布雷纳，他身上的礼服大衣、礼帽和手杖都是精心搭配过的。希勒对卡尔克布雷纳的回忆也十分有趣。希勒说，有一天，他和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在意大利大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门前叽叽喳喳地聊天。突然他们发现打扮精致的卡尔克布雷纳从远处走来。这几个不正经的小伙子知道卡尔克布雷纳容易在嘲讽之下失去风度，便在大街上围住他，吵闹地打趣他，见他被气得不行，便哈哈大笑。“男孩永远也长不大。”希勒为他们顽皮的行为辩解道。[13]路易·莫罗·戈特沙尔克（Louis Moreau Gottschalk）的回忆录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信息。虽然他描述的是十年后的卡尔克布雷纳，但他的说法证实了卡尔克布雷纳最后变成了一个滑稽的人。

他优雅的举止、过人的智慧和才华让他在社会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的极度虚荣远近闻名，让人难以忍受。他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他曾明确说过，大概像18世纪著名舞蹈家韦斯特里斯（Vestris）那样说道：“欧洲有三个伟人：伏尔泰、腓特烈［大帝］和我。”[1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卡尔克布雷纳的微笑，这个表情仿佛凝固在了脸上，表现出他无时无刻不对自己获得的成就感到满意。1843年，海涅听完卡尔克布雷纳的音乐会后揶揄道：“他的嘴唇流露出一种僵化的微笑，就像在博物馆里打开埃及法老的木乃伊时看到的那种微笑。”[15]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在一场音乐会中，当台上演奏起卡尔克布雷纳的六重奏时，她发现这位作曲家坐在前排，“甜美地微笑着，仿佛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极度满意。你看到他时，总觉得他好像在说：‘上帝啊，我和全人类都要感谢你创造出了像我这样的人类。’”[16]

VI

在刚开始的几周里，肖邦很不顺利，经费也所剩无几。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收到的父亲汇给他的钱也都花完了。此时肖邦的前途十分渺茫，在这个冬天也越过越凄惨。在卡尔克布雷纳的帮助下，肖邦在普莱耶尔大厅举行了巴黎的首演，这才迎来了转机。音乐会原定于1月15日举行，名字很响亮，叫作“由华沙的弗里德里克·肖邦举行的声乐及器乐宏大音乐会”。但节目单印好之后，卡尔克布雷纳突然生病，因此演出只好被推迟到了2月26日。肖邦在上半场演奏了他的《e小调协奏曲》，在下半场演奏了《“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几位音乐家也前来助阵，包括费迪南德·希勒、乔治·奥斯本、沃伊切赫·索文斯基、卡米耶·斯塔玛蒂（临时代替门德尔松）和卡尔克布雷纳本人。这些钢琴家共同演奏了一首声势浩大的钢琴六重奏，是卡尔克布雷纳专门为肖邦创作的，曲名也体现了乐曲的宏大气势，叫作《引子、进行曲与华丽的波兰舞曲》。

音乐会的上座率很低，肖邦赔了钱。乐评家弗朗索瓦-约瑟夫·费蒂斯（François-Joseph Fétis）也观看了演出，肖邦的演奏让他写下了一篇意义重大又极富远见的评论：

……这位年轻人放任自己肆意表达，不落窠臼，如果说他还没有找到钢琴音乐的新起点，但至少他窥见了我们苦苦追寻而无果的东西——大量的我们在别处不曾见到过的原创乐思。我们并不是说肖邦先生拥有贝多芬那样强大的组织能力，也不是说他的音乐中有贝多芬音乐中的伟大创思。贝多芬创作的是钢琴音乐，但我在这里讨论的是钢琴家的音乐，相比之下，我在肖邦先生的灵感中看到了后者，它象征着新体裁的出现，也许会适时地对这门艺术产生影响。[17]

肖邦的巴黎首演节目单，1832年2月26日（原定于1月15日举行）

这段评论可谓鞭辟入里。费蒂斯意识到肖邦正在创造一个新的音乐形式，即由钢琴产生的音乐，而不仅仅是用钢琴演奏的音乐。同时他提到这种新形式将对音乐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一点也很有预见性。当晚观众席里还有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演出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人就是22岁的弗朗茨·李斯特。多年后李斯特在他的《肖邦传》里回忆了当天的情景：“我们还记得他在普莱耶尔大厅里的首演，最热烈的掌声也无法表达我们的喜悦，这位天才开启了一个浪漫诗意的新阶段，让我们在他的音乐中看到了令我们欣喜的创新。”[18]

这里也许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观点，人们通常认为李斯特和肖邦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早期两人之间可能有一些情谊，就算如此，这段情谊也没有持续多久，两人最后以不和收场。实际上两人的友情只有几个外人提到过，我们不能将其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两人在音乐上的交往也不太深。李斯特确实欣赏肖邦的音乐，后来他在魏玛（Weimar）等地开设著名的大师课时，在课上也使用了肖邦的作品，演出时他也会演奏肖邦的乐曲，还就肖邦的作品讲过几节令人印象深刻的的分析课。但这种欣赏并不是双向的。肖邦认为李斯特的音乐都是空泛的炫技曲目，华丽且肤浅。他也对李斯特获得“大侯爵”（grand seigneur）这一称号颇有微词，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李斯特的巡回演出大获成功，他一路慷慨解囊，赢得了人们的热烈反响。李斯特的“成功盛况”让肖邦很受打击，也影响了两人之间的友谊。

VII

艺术上的成功是一回事，经济上的成功则是另一回事。米柯瓦伊·肖邦对儿子面临的阻碍感到十分担忧，他一次又一次地劝阻肖邦不要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必定会亏钱的音乐会上。“这些花销必定会让你陷入窘迫的境地。”他担忧地写道。[19]他又补充说家人身体还不错，还能吃得上饭，隐隐暗示了华沙被俄国人占领后家中的生活也有些艰难。也许就是因为这封信，肖邦一反常态，给巴黎音乐学院的音乐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申请参加他们赫赫有名的演出，希望挣些演出费。

1832年3月13日，巴黎

音乐会委员会的阁下，

本人特此提交申请，希望能有机会在贵委员会著名的音乐会上演出，期望您批准。本人无其他头衔可支持申请，相信贵委员会支持艺术家的发展，衷心希望您能接受我的请求。

如能为您效劳，我将深感荣幸。

F. 肖邦[20]

但他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信上有一条旁注，可能是秘书写的：“申请过晚——已回复。”这便是肖邦成名之路上的又一次挫折。

VIII

1832年4月，肖邦到达法国6个月后，巴黎暴发了霍乱，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城市。最严重的时候单日死亡人数达1000人，连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首相卡齐米尔·佩里耶也因这场瘟疫殒命。死亡人数攀升到18000人时，城里的棺材都售罄了，人们把尸体装进简陋的麻袋里，放在路边，等收尸的人用木质马车收走，然后马车再沿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把遗体送到当地的墓地去。当时巴黎市政厅共发放了1.2万份护照，但由于运送尸体的马车完全堵塞了巴黎的交通，很多人未能离开城市。海涅在《来自巴黎的报道》（Berichte aus Paris）中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景象。一天，海涅准备去看望一位朋友，到朋友家时正看见朋友的尸体被抬上马车。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跟着马车到了拉雪兹神父墓地。在这里，他发现自己被几百辆运送尸体的车辆包围了。一位车夫试图插队，因此引起了一场骚乱，宪兵前来维持秩序，亮出了锋利的军刀。在骚乱中有些马车翻倒在地，把车上恐怖的货物洒了一地。海涅写道：“我仿佛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场暴乱——死人的暴乱。”[21]

彼时肖邦已经从普瓦索尼埃大道上的公寓搬到了附近一个更宽敞的公寓，位于贝热尔住宅区4号的三层。这间公寓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再爬很高的楼梯了，但肖邦也在考虑自己能否承担得起房租。肖邦搬进来不久，批评家欧内斯特·勒古韦（Ernest Legouvé）就来拜访了他，对此勒古韦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描述。

我们走上了一间装修过的小公寓的三楼，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优雅、苍白、忧郁的年轻人，他有一点外国口音，棕色的眼睛里有着无比纯净和柔和的神情，他栗色的头发几乎像柏辽兹的头发一样长，前额的头发也是那样垂下来……可以说肖邦有着三位一体的魅力。他的性格、演奏、作品三者相得益彰，就像是一个人的多个侧面，不可分割。[22]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另一个来看望肖邦的人是他的波兰同胞安东尼·奥尔沃夫斯基，这位22岁的小提琴家曾是华沙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发现肖邦十分忧郁，两人甚至没说几句话。“他想家了，”奥尔沃夫斯基给华沙的家人写信时说，“但请不要告诉他的父母，他们会担心的。这里的情况不太好。很多艺术家都赚不到钱。由于害怕霍乱，富人们都逃到外省去了。”[23]1832年的春天，肖邦唯一一次公开演出是5月20日莫斯科瓦（Moskowa）亲王妃为帮助霍乱病人而举行的慈善音乐会，演出后他也没有拿演出费。此时的肖邦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十分担忧，因此他考虑离开法国。从6月28日米柯瓦伊写给肖邦的信里就能看出这一点。“我想提醒你尽量节省些，免得一分钱都不剩，尤其你还打算前往其他国家。”[24]

弗里德里克·肖邦；戈特弗里德·恩格尔曼根据皮埃尔-罗克·维涅龙绘制的肖像而制作的版画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安东尼·拉齐维乌亲王的弟弟瓦伦蒂·拉齐维乌亲王在一次偶然的会面中改变了肖邦的命运。据说瓦伦蒂听说肖邦打算离开法国，便决定帮他打消这个念头。他带肖邦去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家参加晚会，罗斯柴尔德是欧洲最有权势的金融家族，而男爵是家族中的族长。男爵夫人邀请肖邦演奏乐曲，肖邦精湛的技艺、优雅的演奏风格和钢琴上倾泻而出的美妙音乐立刻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由于在波兰时他也经常在这种场合演奏，培养出了近乎完美的优雅风度，因此他的风度也同样赢得了人们的赞美。有几位女士当场提出想跟他学习钢琴，还将推荐他给朋友的孩子们当老师。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确实了解到在1832年初冬，肖邦结识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此生活出现了转机。[25]正是得益于这些贵族，他的课时费稳定在了20法郎——这在当时属于很高的价格。到了年底，他的学生数量已经饱和，他也实现了经济独立。他雇了一辆马车和一位男仆，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在写给老同学多穆希·杰瓦诺夫斯基的一封信里，他罕见地自负起来，炫耀起了这突如其来的好运。

我已经成功跻身最上流的社会，与外交官、亲王、大臣们打交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奇迹降临在了我身上，因为我毫不费力就做到了这一点。但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们说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品位。如果你在英国大使馆或奥地利大使馆演奏过，你的才华就会得到更多认可。如果老蒙莫朗西家族最后的血脉沃德蒙（Vaudemont）亲王妃成了你的靠山，你的演奏水平也就更高……我到巴黎仅一年，就收获了艺术家们的友谊和尊重。证据就是：连最著名的音乐家都在我把作品献给他们之前就把他们的作品献给了我。

弗里德里克[26]

IX

1832年的圣诞节，夜曲这一体裁的开创者约翰·菲尔德在巴黎进行了首演，演出当天巴黎音乐学院音乐厅里座无虚席，约翰·菲尔德为观众献上了他的一系列作品。由于经常被拿来比较，肖邦很期待听到这位爱尔兰钢琴家的演奏。西欧的观众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他的演奏了。从1802年起菲尔德就一直生活在俄国，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演出大获成功后，他声名大噪，成了富人推崇的钢琴教师，以此赚了不少钱，生活方式也渐渐奢靡了起来。他最有名的学生格林卡（Glinka）曾说：“他的手指仿佛不是在击键，而是如同硕大的雨点倾泻在琴键上，像天鹅绒上散落的珍珠。”“天鹅绒上散落的珍珠”这个说法渐渐被人们接受，成了菲尔德的标签。菲尔德在伦敦爱乐协会举行了几场成功的演出，因此在他到达法国首都之前，人们已经期待好几周了。他被媒体称为“克莱门蒂最出色的学生”，代表了“一种仅存于我们记忆中的演奏流派”[27]，暗指巴黎当时流行的钢琴演奏风格过于聒噪。当天菲尔德的演出曲目包括他新创作的《c小调第七协奏曲》，乐曲难度很高，菲尔德直接照着手稿演奏。媒体对音乐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费蒂斯写道，观众“为之疯狂”，也照例提到了“菲尔德手指的非凡结构”[28]）。1833年1月20日和2月3日，菲尔德又在钢琴制造商让-亨利·帕普（Jean-Henri Pape）的音乐厅里举办了另外两场音乐会，但都不算成功。观众对会场颇为不满，音乐厅位于好孩子街（Rue des Bons-Enfants）19号，大厅宽敞但漏风严重，每当有观众开门进入，冷风就会灌入整个大厅，后来的观众“只好坐在前厅的衣帽间附近，痛苦不堪地与手杖和雨伞挤在一起”[29]。《音乐公报》（Gazette musicale）严肃地评价道：对于这个音乐厅，帕普先生无望获得任何赞美。尽管如此，菲尔德和帕普关系很好，他认为帕普的钢琴很顺手，在巴黎的音乐会上只用这一品牌的钢琴。肖邦也试过帕普的钢琴，但并不是十分满意。

帕普实际上是个机械天才，在钢琴设计方面获得了300多项专利。他设计的钢琴形状各异，尺寸多样。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他设计了方形、六边形、椭圆形的钢琴，还有键盘多延伸出了一个八度的钢琴，但这些设计都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他尤其善于改进钢琴的内部结构，通过复杂的平衡系统，不断试验音锤与音板的相对位置，尝试用毛毡、皮革等材料等包裹音锤，以得到更清透的声音。帕普最伟大的发明是交叉上弦的方法，在不影响音质的条件下缩小了钢琴尺寸，节省了空间；他制作的“立式小钢琴”只有一米多高。但帕普最出色的发明要数“炉式钢琴”了，演奏者在弹琴时，可以通过一个隐藏的加热装置做饭——都说厉害的钢琴家能让琴弦着火，这下演奏者们终于有希望梦想成真了。几个月前，帕普在伦敦办了一场钢琴展，塔尔贝格、莫谢莱斯等人都出席了他的展览，菲尔德可能就是在这里见到了帕普的新款钢琴，这款钢琴让帕普获得了“巴黎的布罗德伍德”称号。

肖邦听了菲尔德在巴黎举办的三场音乐会，但他认为这位爱尔兰钢琴家的演奏枯燥而苍白，令他倍感失望。菲尔德已经过了他的全盛时期。他在俄国奢侈的生活中染上了嗜烟酗酒的毛病，而这些恶习的危害此时已经开始显现。在圣彼得堡，人们鄙夷地称他为“醉鬼约翰”，据说他上课时经常睡着。菲尔德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修长身材，不久后就患上了绝症（直肠癌）。在次年的欧洲巡演中，他在那不勒斯病倒，在医院里住了九个月，并进行了瘘管手术。俄国的医生给他开了缓解症状的药物，但药效猛烈，加重了他身体的负担。安托万·马蒙泰尔（Antoine Marmontel）在巴黎求学时曾拜访过菲尔德。他后来回忆说，菲尔德坐在扶手椅里，吸着一个硕大烟斗，身边摆满了大杯子和空酒瓶，他脸色发红，显然醉得很厉害。他让马蒙泰尔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福斯塔夫。但即便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马蒙泰尔说他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响，演奏快节奏乐段时也无比轻盈”[30]。菲尔德的个性是出了名的愚钝，当他进入上流社会时，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回，他受邀到德卡兹（Descazes）公爵夫人家的晚会上演奏，他出现时衣着邋遢，肿胀的大脚上穿着过紧的鞋子。随着当晚的气氛逐渐热烈起来，菲尔德竟不管不顾地解开了衣服，脱掉了鞋子。就是在这样衣冠不整的状态下，在一群女士的嘲笑下，公爵夫人将菲尔德领到钢琴前，而他用自己的演奏征服了巴黎的上流社会。

菲尔德在巴黎一直待到了5月（可能是为了见到著名的法国外科医生纪尧姆·迪皮特朗男爵），但他没有见肖邦的打算，众所周知他将肖邦轻蔑地称为“病恹恹的天才”[31]。当时肖邦刚出版了《降E大调夜曲》（op.9，no.2），和菲尔德早年创作的名为“浪漫曲”的《降E大调夜曲》（no.1）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引起了他的不满。

菲尔德（1814年）

《降E大调夜曲》

肖邦（1833年）

《降E大调夜曲》（op.9，no.2）

肖邦在华沙上学时就听过菲尔德的“浪漫曲”，也很欣赏菲尔德的其他钢琴作品。肖邦的《三首夜曲》（op.9）（肖邦最早的几首夜曲，而在此之前这一体裁一直是菲尔德的专属）在巴黎经出版商施莱辛格之手出版时，正是菲尔德在巴黎演出并受到人们广泛赞扬的时候，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菲尔德会因此而生气。更让菲尔德难以接受的是，出版商施莱辛格在一本《钢琴家专辑：未出版作品》（Album de Pianistes：morceaux inédits）的曲集中，将肖邦的夜曲和菲尔德第11首夜曲——《降E大调夜曲》放在了一起，故意让人们对两位音乐家的作品进行对比。如今，人们常常会忽视菲尔德对肖邦的影响，但正如菲尔德的一位现代传记作者所说，两位作曲家的作品有着“极高的相似度”，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菲尔德开创了夜曲这一艺术形式，他对钢琴音乐的突出贡献毋庸置疑，毕竟是菲尔德探索出了夜曲风格中标志性的梦幻忧郁的意境。马蒙泰尔也将这些乐曲称为“微型的冥思”。而肖邦在菲尔德开创的音乐形式中加入了自己的特色，使夜曲发展成浪漫主义时期的一大重要体裁，这一点同样毋庸置疑。

X

菲尔德的事情过去约一周后，肖邦就获得了一份特殊的荣誉，这份荣誉比他此前在信中向多穆希·杰瓦诺夫斯基炫耀的事情还要珍贵：他收到巴黎波兰文学协会的来信，得知自己已被选为协会会员。尽管名字很隐晦，但波兰文学协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性团体，协会成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肖邦对确认函的回复洋溢着爱国之情：

致巴黎波兰文学协会主席

1833年1月16日，巴黎

我很荣幸于昨天，即15日，收到当选为文学协会会员的通知。

主席先生，恳请您向同胞们传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抬爱。加入协会将激励我继续为实现协会的目标而努力，我愿意为协会效力，贡献我的力量，随时听候协会调遣。

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我将永远是

您的忠仆，

F. F.肖邦

1810年3月1日出生于马佐夫舍省热拉佐瓦沃拉村[32]

到达巴黎仅14个月后，肖邦就成了波兰侨民中的名人，他的事业也开始腾飞。1833年4月25日，肖邦在巴黎市政厅著名的“雅典娜系列音乐会”上首次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反响，他在纳西斯·吉拉尔（Narcisse Girard）的指挥下演奏了《e小调钢琴协奏曲》中的小广板和回旋曲。一贯冷静谨慎的米柯瓦伊·肖邦没有被儿子的成功打动，而是责怪他对钱漠不关心。他写道：“我亲爱的儿子，听说你已经举行了音乐会，我很高兴，但这次的花销仍旧超过了收入，我依然认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便无法靠这个事业维生。不过如果你自己满意的话，那我们也支持。但我必须再次强调，虽然你很有才华，也得到了别人的奉承和赞美，但只要你还没有积攒起几千法郎，我便会认为你需要我的同情。赞美是如此虚无缥缈的东西，在贫困的时候，你不能靠赞美生活下去。”[33]

但肖邦显然对父亲的批评置若罔闻，1833年6月，他带着童年好友亚历山大·霍夫曼住进了绍塞-昂坦街5号一间更昂贵的公寓。霍夫曼从前一年的12月开始就借住在肖邦贝热尔住宅区的公寓里，此后一直跟肖邦同住了两年。霍夫曼在华沙中学时曾是米柯瓦伊·肖邦的学生，后来毕业于华沙大学医学系。此时他在巴黎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华沙起义时，霍夫曼在华沙部队里任军医并成为少校，起义失败后他随移民大潮来到法国避难。两人同住对肖邦来说是件好事，一方面可以分摊房租，另一方面霍夫曼也成了肖邦的“驻家医生”。霍夫曼和肖邦成为室友也让米柯瓦伊更放心，在年底的一封信里，米柯瓦伊对肖邦说：“向霍夫曼先生致以一千次的美好祝愿。你们在一起真是让我太高兴了。”[34]

XI

肖邦已经在职业发展方面下定了决心：他要为钢琴音乐带来一些新东西。由于他并不打算靠巡演成名，那么教授钢琴课就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同时这也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创作出大量流传于世的作品。肖邦走上这条道路之后，从来没有回过头。早在1831年12月初，肖邦就和约瑟夫·埃尔斯纳通过信件讨论过这个话题。埃尔斯纳认为，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成名，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波兰民族题材创作一部歌剧，并在欧洲主流剧院里演出。但刚刚独立起来的肖邦不这么认为。他礼貌但坚定地回复了埃尔斯纳，告诉恩师想要在巴黎制作一部歌剧有多么困难。“近二十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都在双手合十祈祷着有人能将他们的歌剧、交响乐、康塔塔搬上舞台，他们都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但只有凯鲁比尼和勒·叙厄尔看过他们的手稿。”之后，他提到了问题的关键：

1830年［肖邦离开华沙的那一年］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我也意识到自己和您所做出的典范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怀着雄心壮志对自己说：“我要朝着他的成就努力，哪怕只是接近一点点，就算我无法创作出他的《矮子国王》（Lokietek）那样的歌剧，也许能创作出一部《长腿国王》（Laskonogi）。”[35]但最终，我在这条路上失去了所有希望。因此，我必须想办法以钢琴家的身份在世界上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将您在信中提到的崇高的艺术追求放一放……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志向也许太过高远，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36]

“为自己创造一个新世界”，21岁的肖邦对老师说的话似乎有些雄心勃勃，却很有预见性。这句话指明了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也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方向走了下去。在写下此话之后的两年里，肖邦的事业取得了很大进展。他未出版的作品越来越多，包括《两首夜曲》（op.15）、《十二首练习曲》（op.10）、《b小调谐谑曲》（op.20）、《g小调叙事曲》（op.23），以及多首玛祖卡、圆舞曲等。这些作品的数量之多、沉默时间之久，着实令人惊讶。但这就是肖邦的意愿，他不愿出版任何一部自己不满意的作品。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肖邦已经摆脱了早期的“华丽风格”，不再按照胡梅尔和莫谢莱斯的模式创作，并已经开始探索他所说的新世界。肖邦已经开始向着实现自己许下的、与埃尔斯纳分享的诺言而努力，因此我们也必须说一说这个新世界了。

[1] CFC，vol. 2，pp. 52-53；KFC，vol. 1，p. 205.

[2] 肖邦到达巴黎的具体日期此前一直不为人知。直到近些年，巴黎警局的记录证实了肖邦到达的日期是10月5日。HW-S，pp. 100-101.

[3] CFC，vol. 2，pp. 15-16；KFC，vol. 1，pp. 186-87.

[4] CFC，vol. 2，p. 57；KFC，vol. 1，p. 208.

[5] CFC，vol. 2，p. 57；KFC，vol. 1，p. 208.

[6] CFC，vol. 2，p. 57；KFC，vol. 1，p. 208. 拉莫里诺的奇事在战争史上都是十分少见的。在诺瓦拉战役（1849年）中，他因作战不力及违抗军令被判枪决。他要求亲自指挥行刑队执行自己的死刑，最终也获得了这一特殊待遇。

[7] ACC，pp. 109-26.

[8] CGS，vol.Ⅱ，p. 195.

[9] CFC，vol. 2，p. 41；KFC，vol. 1，p. 199-200.

[10] CFC，vol. 2，p. 25；KFC，vol. 1，p. 192. 关于卡尔克布雷纳，斯蒂芬·海勒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肖邦为何会做此决定。1838年海勒到达巴黎之后，拜访了卡尔克布雷纳，给他弹了段曲子，上了他的一两节咨询课，之后就决定跟他断绝联系。且不说贫穷的海勒支付不起每年500法郎的高昂“学徒费”，卡尔克布雷纳还要求海勒跟他学习五年，每个月接受卡尔克布雷纳助理的辅导并参加考试，并且未经卡尔克布雷纳允许不得出版音乐作品，以免败坏老师的名声！BSH，p. 14.

[11] Méthode pour apprendre le piano-forte à l’aide du guide-mains（《使用导轨学习钢琴的方法》，op. 108.

[12] NFC，vol.Ⅰ，pp. 235-36.

[13] “Jugend hat keine Tugend.”HMBE，pp. 22-23.

[14] GNP，pp. 220-21. 卡尔克布雷纳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名叫阿瑟。他希望儿子能像自己一样成功。有一次卡尔克布雷纳向法国国王吹嘘自己8岁的儿子能够即兴演奏，国王表示愿意亲自看看。这让卡尔克布雷纳十分高兴，于是阿瑟坐在钢琴前开始演奏。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但突然间，音乐戛然而止。小男孩转向父亲，天真地说：“爸爸，我忘了……”“即兴演奏”也能忘谱，这可够让卡尔克布雷纳无地自容的了。阿瑟寡言少语的个性也让海涅再次嘲讽卡尔克布雷纳：“他的儿子很有前途，在谦虚这方面已经超越了他父亲。”HMB，p. 276.

[15] HMB，p. 276.

[16] 原话出自音乐商海因里希·普罗布斯特，克拉拉显然觉得他的话很有意思，于是引用到了自己的日记里。LCS，vol. 1，p. 303.

[17] 《音乐评论》（La Revue musicale），1832年3月3日。

[18] LC，p. 147.

[19] CFC，vol. 2，p. 64；KFC，vol. 1，p. 212.

[20] CFC，vol. 2，pp. 66-67；KFC，vol. 1，p. 213.

[21] HMB，vol. 4，p. 121.

[22] LSS，vol. 2，pp. 158-59.

[23] CFC，vol. 2，p. 70.

[24] CFC，vol. 2，p. 71. 我们发现五个月之后米柯瓦伊又提到了这个话题，并说希望肖邦能够通过出版作品赚到足够的钱，“让你实现明年春天前往英格兰的计划……”（CFC，vol. 2，p. 76；KFC，vol. 1，p. 218.）次年4月米柯瓦伊提醒肖邦：“你说要去英格兰。拿什么去？在那样的国家里，一切都很昂贵！”（CFC，vol. 2，p. 88；KFC，vol. 1，p. 225.）虽然一些现代的肖邦传记作家认为肖邦曾计划前往美洲，但并无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说法。

[25] 这个故事出自卡拉索夫斯基撰写的肖邦传记（1877），肖邦在巴黎时的波兰同行沃伊切赫·索文斯基提供了这些信息。

[26] CFC，vol. 2，pp. 82-83；KFC，vol. 1，pp. 222-23.

[27] 《音乐评论》，1832年11月24日。菲尔德年轻时曾在伦敦给穆齐奥·克莱门蒂当了七年的学徒，一边跟着这位意大利大师学琴，一边在他的钢琴厂做推销员，推广克莱门蒂的钢琴。

[28] 《音乐评论》，1832年12月29日。

[29] 《音乐评论》，1833年2月4日。

[30] MPC，pp. 98-99.

[31] “Un talent de chambre de malade.” GFF，p. 16.

[32] CFC，vol. 2，p. 86；KFC，vol. 1，p. 224.

[33] CFC，vol. 2，p.88；KFC，vol. 1，p.225. 在收到父亲1833年4月13日写于华沙的来信之前，肖邦已经在巴黎办了三场音乐会。米柯瓦伊在信中提到的可能是4月2日在意大利剧院为女演员哈丽雅特·史密森（Harriet Smithson）举办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一个月前，哈丽雅特在走下马车时摔倒，右脚脚踝以上两处骨折，完全无法行走。哈丽雅特的未婚夫埃克托尔·柏辽兹担心不已，请来众多热心的知名演员、歌唱家举办了这场音乐会，鲁比尼、坦布里尼、朱莉娅·格里西、李斯特、肖邦都参加了演出。据报道，肖邦和李斯特以四手联弹的形式演奏了乔治·翁斯洛第22号作品奏鸣曲。肖邦参加这场音乐会无疑是为了支持埃克托尔和哈丽雅特。音乐会最终为哈丽雅特筹集了6500法郎。远在华沙的米柯瓦伊也许不了解这些情况，只是看到肖邦又损失了钱，于是在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

[34] CFC，vol. 2，p. 99.

[35] 肖邦这里提到的是两位著名的波兰国王，分别是被称为“矮子国王”的斯坦尼斯劳斯四世（1260～1333）和被称为“长腿国王”的斯坦尼斯劳斯三世（1168～1231），埃尔斯纳曾经根据矮子国王的故事创作了一部歌剧。埃尔斯纳创作了很多波兰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就在1831年1月，华沙起义的六周前，他制作了一部名为《民族崛起》（Powstanie narodu）的歌剧，其主旨是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敌人。

[36] CFC，vol. 2，pp. 51-53；KFC，vol. 1，p.205.

肖邦与键盘：钢琴界的拉斐尔

掌握演奏的方法对你来说轻而易举。你的大脑比手指忙。如果别人需要成日与琴键缠斗，你通常只需不到一个小时。

——米柯瓦伊·肖邦写给儿子的信（1831）[1]

I

肖邦才到巴黎不到两年，人们就把他与当时的杰出钢琴家相提并论了。此时他只有23岁，基本属于自学成才，却创作出了一系列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我们可以在这个关键时期稍事停留，对他所说的为自己开辟的“新世界”进行一些探讨。

肖邦到达法国首都时，这座城市已吸引了众多作曲家兼钢琴家，他们炫奇争胜，无一不是为了在钢琴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人包括阿尔康、德赖肖克（Dreyschock）、赫尔茨（Herz）、欣滕（Hünten）、卡尔克布雷纳、李斯特、皮克西斯、奥斯本、索文斯基、施坦密蒂（Stamaty）、塔尔贝格、齐默尔曼等。他们要么住在巴黎，要么在巴黎精彩亮相。由于过分追求高超的演奏技巧，如今这些钢琴家被一些业内人士开玩笑地称作“空中飞人学派”。在这里，人们能听到卡尔克布雷纳珍珠般的经过句，德赖肖克强劲有力的八度，还有塔尔贝格如同三只手演奏的奇妙效果。这一潮流被《音乐评论与公报》（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称为“特技剧场”，此时正处于鼎盛时期。[2]肖邦到达巴黎后不久，就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了评价，并且他后来也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我真的不知道哪里还有比巴黎更多的钢琴家，在别处能找到这么多笨蛋和演奏家吗？两者有什么区别吗？”[3]

海因里希·海涅将巴黎的演奏家比作“蜂拥而至的蝗虫，要把巴黎吃干抹净”。当海涅用犀利的目光看着他心目中的“音乐马戏团”时，他不由得拿起笔，写了一系列《来自巴黎的音乐报道》（Musikalische Berichte aus Paris），对这些虚荣自大的炫技者进行抨击。他以讽刺为剑，以挖苦为棒。对于德赖肖克聒噪的演奏，海涅评论道：“他发出地狱般的喧嚣声，人们听到的不是德赖肖克（Dreyschock）一个人的演奏，而是三乘以六十个（drei Schock）钢琴家的演奏。”为避免读者没读懂他的双关语，海涅还给出了致命一击，进一步说道：“由于演唱会当晚刮的是西南风，你在奥格斯堡（Augsburg）就能听到他的演奏了。让弗朗茨·李斯特见鬼去吧。”卡尔克布雷纳则是被几句话一带而过：“他就像是一颗掉进泥巴里的糖果。本身没有错，但没人会去理会它。”至于皮克西斯的演奏，海涅评论说他漂亮的旋律如此简单，尤其受到金丝雀贩子的追捧，因为这些曲子一听就会，贩子们可以回去教给他们笼子里长满羽毛的朋友来取悦顾客。而亨利·赫尔茨则和卡尔克布雷纳、皮克西斯一样，被归入“音乐木乃伊”之列。海涅说：“他一直死气沉沉的，但最近结婚了。”暗指赫尔茨与法国交际花泰蕾兹·拉赫曼（Thérèse Lachmann）刚刚建立的、有重婚之嫌的婚外情。泰蕾兹虽然让赫尔茨的身体重焕生机，但她的挥霍无度后来也让赫尔茨陷入了经济困境。李斯特和塔尔贝格也被海涅灭了威风。对于传说中两位钢琴家在贝尔吉奥乔索（Belgiojoso）公主沙龙里进行的钢琴对决，海涅评论说这只不过是一场“令人悲伤的误会”。除钢琴家之外，作曲家和文学家也受到了海涅的不少戏谑。海涅听说梅耶贝尔害怕猫时，就评价道：“那是因为他前世的化身是只老鼠！”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曾经是乔治·桑的情人］被嫌弃是个“前途无亮的年轻人”[4]。然而，即便最痛恨海涅的人也不会愿意看到他生命最后几年中遭受的那种痛苦。海涅早年染上的梅毒发作，致使他瘫痪在床，他自嘲说只能躺在“坟墓般的床垫”里。但即便在那时，他仍旧谩骂着这个世界。海涅著名的诗里有一句话：“我的歌是有毒的”（Vergiftet sind meine Lieder）。这位文学巨匠终于从苦海中解脱之后，后世人铭记的正是他诗歌里的毒。但不管怎么说，海涅对那个时代的记录仍是最丰富多彩的，没有他的犀利文字，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的巴黎就会少了很多生动有趣的了解。

海涅公开批评过众多钢琴家和艺术家，但有一个人成了罕见的例外。肖邦一直是海涅最欣赏的钢琴家。肖邦精巧细腻的演奏，以及他在键盘上呈现出的变化无穷的音色，都受到了这位德国诗人的青睐。因此海涅将肖邦盛赞为“钢琴界的拉斐尔”。

他的演奏让所有钢琴家黯然失色，也让人忘记了技巧，沉浸在音乐带来的甜蜜深渊中，沉浸在他精致又深刻的作品带来的喜悦悲伤中。肖邦是一位伟大又亲切的诗人，善用甜美的声音，只有莫扎特、贝多芬或罗西尼能和他相提并论。[5]

肖邦和杂技派演奏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无意将技术本身作为演奏的目的，而这一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统的钢琴训练。他不属于任何流派，不遵从任何教义。他对钢琴演奏的理解都是自己探索出来的。当同时代的钢琴家们在音乐厅的舞台上如角斗士般相互厮杀时，肖邦却自成一格，创作了一系列开拓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专为钢琴而作，从此成了永恒经典。

II

肖邦的演奏技术在文献资料中是有据可查的。他主张在黑键上自由地使用拇指，还经常用拇指同时按下两个相邻的琴键，这是保守学派不能接受的；如果能弹出更好的连奏，他也不惮于用中指跨过食指以代替拇指；他主张用贴键的方法演奏出歌唱般的触键效果，也会借用管风琴中常见的同音换指来维持旋律线。当时不少演奏家喜欢坐高一点的琴凳，便于居高临下地猛击琴键，但肖邦则觉得矮一点的琴凳更舒服。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抖动踏板”（flutter pedaling）这一技法，肖邦通过保持延音踏板的持续抖动，为他演奏的乐曲赋予了一层温暖的光辉，与此同时又能保证声音异常清晰。当时欧洲的音乐学院中崇尚保守的训练方法，经过那种严格训练的学生不可能展现出这样的原创性。肖邦强烈反对车尔尼及其支持者主张的“手指平均”理念，他认为每个手指都有可以突出的优势，不能一概而论。肖邦会告诉学生：“3指是个很了不起的手指。”然后他会用以3指为主的指法把整个乐句弹一遍。他认为3指和4指是天生被韧带连在一起的“连体婴儿”，但与当时主流教学法不同的是，他不强调将两者刻意分开。直到肖邦去世时，他的《钢琴技法概述》（Sketches Toward a Piano Method）[6]也没有完成，但从仅存的几页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卖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

遗憾的是，肖邦没能像李斯特那样培养出几个优秀的学生来继承他的传统。他最有前途的学生可能是匈牙利神童卡罗伊·菲尔奇，但菲尔奇15岁时就去世了，大好前途也随之葬送。另一个学生是卡罗尔·米库利，他后来编辑了肖邦作品集，并对肖邦的演奏进行了有益的个人解读。此外还有阿道夫·古特曼，肖邦的《升c小调谐谑曲》就是献给他的，肖邦临终之际他也一直守在肖邦的床边。据说演奏风格最得肖邦真传的人是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亲王妃，但当时像她这种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无法成为一名公开演出的钢琴家。除了以上几位，肖邦大多数的学生都是法国贵族的子弟，他们的财富和才华并不成比例。因此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肖邦死后，他的音乐传统也从世上消失了。李斯特的情况就好一些。他教过的400多位学生中，有一些成了名，包括冯·比洛（von Bülow）、陶西格（Tausig）、罗森塔尔（Rosenthal）、弗里德海姆（Friedheim）、拉蒙（Lamond）和冯·绍尔（von Sauer）。其中有些人活到了20世纪并灌录了一些著名的唱片，以这种方式让李斯特的传统流传了下来。因此和同时代的其他钢琴家相比，李斯特是最幸运的。[7]

III

在讨论肖邦和键盘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肖邦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就是人声。肖邦对歌剧，尤其是意大利歌剧的热爱是无条件的。肖邦听过众多顶尖歌唱家的演唱，包括桑塔格、卡塔拉妮、施勒德-德弗里恩特（Schröder-Devrient）、马利夫兰（Malibran）、维亚尔多（Viardot）、努利（Nourrit）、拉布拉什（Lablache）等，他很欣赏这些人的演唱，因此他把这些优美的歌声写进自己的旋律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夜曲尤其体现了他对人声的热爱，夜曲的精髓就源自歌剧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比如《升F大调夜曲》（op.15，no.2）第18和20小节出现的“滑音”（portamento）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效果最早来源于歌唱家的喉咙，而不是钢琴家的手指和手指下的键盘。

滑音是指从一个音平滑地过渡到另一个音，但钢琴无法发出真正的滑音。肖邦虽然也不能摆脱键盘上平均分布的这十二个半音的限制，但他的模仿已经很接近声乐中这个精彩的表现技巧了。再加上他细致入微的演奏，他的滑音可以表现得很逼真。练习这个乐段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它唱出来。正如汉斯·冯·比洛所说，“不会唱歌的人（不管唱得好不好听）弹不好钢琴”[8]。

如果说想要演奏出优美的音乐，首先要会唱歌，那么所有乐器都应该追求歌唱性。而对于钢琴来说，这一点尤其困难，因为钢琴属于打击乐器，它的声音从发出的那一刻起就在变弱。因此想要演奏出歌唱的效果，需要想点其他办法。在这里就得深入讨论一下肖邦音乐中的“质感”了。指法、踏板、乐句划分、细节处理、急缓重音（agogic accent）、明暗色彩（不光是旋律中单个音符的色彩，也包括和弦中每个音符的色彩），都被用来模仿人声。同时，直到今天我们也依然能看到，每一位优秀的肖邦作品演绎者内心都藏着一个热爱歌唱的灵魂。

肖邦使用了各种手法模仿同时代的著名歌唱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出现在《B大调夜曲》（op.62，no.1）中。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用了颤音（trill）。这个装饰音自古以来就是用于修饰单个音符的。在此之前，可能除了歌剧院里的花腔歌唱家，还从来没有人用它修饰过一整段旋律。在开篇主题再现的部分，肖邦用一系列闪烁的颤音将整段旋律中的所有音符都环绕了起来。

著名歌唱家珍妮·林德和亨丽埃塔·桑塔格都很擅长演唱这样的乐句。此外，85年之后，拉威尔在《G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中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显然与肖邦的夜曲一脉相承，可以说是这位法国作曲家对波兰前辈的致敬。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抖动踏板”的运用，在一小节中七次使用踏板可以保持织体的清晰，避免颤音使旋律变得浑浊不清。

《B大调夜曲》（op.32）的最后几小节值得被载入音乐史册。这里的手法也来源于歌剧。几个带有预示性的“鼓点”将旋律引入了一段戏剧性的“宣叙调”（recitative），由男中音和女高音演唱，中间点缀着几个管弦乐团演奏的和弦。所有小节线都被去掉，直到最后才再次出现。这样的乐段很像是直接从贝利尼或多尼采蒂的悲剧中借来的——类似于（比如说）第二幕落幕之前、最后一幕即将开始的那几小节。此外还应注意肖邦对这首乐曲其他部分的编排，像极了根据歌剧总谱改编而成的钢琴曲。

这首夜曲是不是肖邦唯一一首以主音大调开始、以主音小调结尾的作品呢？在古典音乐史上这样的例子比较少见。我们马上能想到的是舒伯特的《E大调即兴曲》（op.90，no.2），这首乐曲就是以降e小调结尾的。再比如，勃拉姆斯的《降E大调狂想曲》（op.119，no.4）也是以降e小调结尾的。但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在《船歌》这首同样受声乐启发而作的乐曲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表情记号：sfogato（轻逸的）。这个意大利术语也来自花腔唱法。音乐词典对它的解释是“轻盈而轻松”，但实际上它还包含“放松”或“自由起来”这样的意思。在第78小节，肖邦告诉演奏者，要“甜美而轻逸”（dolce sfogato）。

这个特别的指示让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不禁发问：除了肖邦以外，还有其他作曲家在钢琴作品里用过这个词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据我们所知，除肖邦以外只有一人。几年后，李斯特在他的第14首《匈牙利狂想曲》中使用了这个词，要求演奏者在弗里斯卡（friska）乐段“轻逸”起来，逐渐进入乐曲的高潮。但无论如何，肖邦无疑是使用该词的第一人。

我们也不难看出，《升c小调夜曲》（op.27，no.1）开篇部分的灵感来自歌剧中的二重唱。在第20小节里，肖邦在女高音之外加入了女低音，在主题中添加了一个独立的部分构成复调。

理查德·瓦格纳曾轻蔑地将肖邦称为“右手作曲家”。但如果他认真思考一下，可能就会后悔说出这样的话了。因为正是肖邦的右手给钢琴演奏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变革，尤其是通过对人声的模仿，而且在这个例子中他对双声部进行了模仿。由于需要用一只手演奏出两套旋律，作曲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将所有音符分配到五个手指上，同时保留住两个声部各自的乐句。肖邦此处的指法设计堪称典范，虽然对于手小的演奏者不太友好，但也能看出肖邦费尽了心思，尽量在不过多使用踏板的情况下演奏出旋律。这里的踏板用于增添色彩，而不是用来掩饰演奏连奏时可能出现的瑕疵。

肖邦乐曲中的复调音乐比人们想象的要多。织体中隐藏着很多内在的声音，等着人们去发现、去表现。优秀的演奏者能找到这些复调旋律，并准确将他们表现出来。而有些演奏者则会无中生有，坚持在原本没有复调的地方演绎出复调。［各个时代的演奏者都曾说在《平静的行板》和《降A大调练习曲》（op.25，no.1，即“竖琴”练习曲）等曲目中找到过无数幽灵般若隐若现的复调旋律。］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甚至说，肖邦是莫扎特之后最伟大的复调作曲家。[9]我们虽很难反驳这个观点，但擅长创作赋格的门德尔松在这个名号的角逐中有着很大胜算，而肖邦除创作了几首初级的赋格练习曲之外对这一体裁并无过多涉猎。肖邦的长项在于将两个或多个旋律平衡地编织在一起，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及。而说到莫扎特，他隐忍克制的古典风范和热烈中透露出的冷静都是肖邦欣赏的品质。虽然肖邦的音乐有时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感性，但他的作品中也总是带着孤傲的贵族气质。

IV

肖邦未完成的《钢琴技法概述》体现了他钢琴演奏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肖邦认为演奏时最理想的位置是五指分别落在E、F#、G#、A#、B五个音上时。这个位置完全符合手的自然姿态，让演奏者感觉最舒服。

海因里希·涅高兹（李赫特、吉列尔斯等人的老师）认为这无疑是钢琴入门中最理想的手型。他曾对这个手型，也对肖邦，大加赞赏。他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

在键盘上，没有比它更自然的手型了……通过这个简单的练习，初学者能够马上对钢琴产生好感，会感到钢琴和键盘不是个陌生、可怕，甚至是带有敌意的机械，而是一个熟悉、友好的生灵，如果你温柔、大方地对待它，它也愿意和你做朋友，它渴望人手的亲近，就像花朵渴望蜜蜂的驻足，并愿意奉献出自己所有的花蜜。[10]

“渴望人手的亲近”这句充满诗意的表达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这是钢琴史上第一次将手的舒适度作为关注的重点。一般来说，初学者最先练习的是别扭的C大调音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这个音阶没有任何升降号。从C大调开始是视唱练耳教学中的一个普遍的传统，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的训练都是如此。而通过关注手在键盘上的自然形态，肖邦将自己从C大调的固定模式和不舒适中解放了出来。[11]这样的理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他创作了大量带有很多升降调号的作品。手“落”在键盘上的舒适度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当然这并不是他唯一的关注点。[12]

因此肖邦要求学生从B大调音阶开始练习，这个音阶的手型最简单，可以用到五个黑键。

当然在演奏下行音阶时，左手也处于非常自然的状态。下行和上行音阶就像左右手一样，是彼此的镜像。适合练音阶的调，同样也适合练琶音。肖邦曾从巴黎给华沙的外甥女卢德卡寄了一系列基础练习谱，其中包括以下琶音：

他说首先一定要练的是减七琶音，因为它最适合手的形状和琴键的位置。此外如果将琶音反过来，从高音开始演奏，也能形成左手的镜像练习。肖邦在《钢琴技法概述》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对于发明钢琴键盘的人，我们再怎么称赞他的才华也不为过，键盘和手的形状太契合了。还有比高出来的键（黑键）更精妙的设计吗？这些键专为长指设计，成为完美的支点。经常有一些对钢琴演奏一窍不通的人，不经思考就提议键盘应该设计成平的。但少了支点，手就会失去稳定性，进而导致在演奏升降调音阶时，大拇指的移动变得极为困难。[13]

之后他还辩论道，从逻辑上来说，那些想把键盘改成平面的人，应该准备好从每个手指上截掉一个关节，否则三度、六度以及所有连奏的演奏都会变得极为困难，甚至成了不可能。[14]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肖邦在《钢琴技法概述》中批评的唯一一位老师是卡尔克布雷纳——那个一度被肖邦看作完美钢琴家的人。卡尔克布雷纳坚信不管弹什么曲子都要用手腕发力，并发明了“导轨”以训练学生做到这一点。肖邦反对卡尔克布雷纳的观点，因此也等同于批评了他的器械。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肖邦发表了更深刻的见解。

长期以来，演奏者们一直在跟天性作对，试图通过训练让几个手指变得同样有力。但每个手指的构造不同，最好不要去试图破坏每个手指特有的触键效果，恰恰相反，应该让它们发挥各自的特色。每个手指的力度都是由其形态决定的：1指最宽、最短、最自由，因此也最有力；4指则在另一端；位于中间的3指是支点；然后是2指；4指，是最弱的那个，通过一根韧带与3指相连的连体婴儿，人们总想分开它们——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很遗憾地说，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有多少根手指，就能弹出多少不同的声音。[15]

肖邦的左手；奥古斯特·克莱桑热（Auguste Clésinger）制作的大理石手模（1849年）

在钢琴教学法中，从来没有人为手指赋予不同的“个性”。而肖邦指出，每个手指的触键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乍一看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天真，因为这等同于把演奏者变成了画家，把手指变成了油画刷。但对于肖邦来说，十指如同色彩丰富的调色板，让他演绎出多种多样的色彩。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曾说，肖邦的手指触碰琴键时，“琴键就像被天使的翅膀碰了一下”——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说法。

V

“肖邦手指触击琴键时”具体是什么样的，不少人曾费了不少笔墨来描述这个情景。众多听过肖邦演奏的人都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描述，经过一番仔细甄别后，基本可以确定肖邦的演奏中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当时的听众。这些证词不光来自舒曼、柏辽兹、李斯特、查尔斯·哈雷等知名音乐家，还来自费蒂斯、勒古韦、亨利·乔利（Henry Chorley）等资深评论家。肖邦的一些学生也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这些评论者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一，但说到肖邦的演奏，大家的看法却十分一致。当时钢琴界流行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的风格，将钢琴家变成了演奏机器。而肖邦对色彩、细节和断句的处理让他独具一格，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正是肖邦沉静、轻柔的声音吸引并征服了所有人，这个声音似乎要诉说些什么，在喧嚣的世界里显得遗世独立。当同时代的演奏家正敲击着键盘制造着缺少内涵的声音时，肖邦则轻抚着琴键诉说着自己的感情。如今的钢琴演奏家也分为这两种。肖邦曾毫不留情地批评过“砸钢琴者”的演奏，我们在前文中也看到过不止一个例子了。肖邦的学生卡罗尔·米库利说他曾把重击钢琴的声音比作狗吠。由于演奏不够细腻，他们无法用音乐去表达自己——毕竟重要的信息是从细微之处表达出来的。没有这样的细节处理，音乐的语言就不可避免地退化成了生命之初的样子，似乎成了新生儿含混不清的啼哭声。

肖邦应该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写出了《钢琴技法概述》：“我们用声音制造音乐，正如我们用词汇制造语言。”由于脑中回响着歌唱家的歌声，肖邦的演奏也有“呼吸点”，就像歌唱家会在某些地方吸一口气，再开始演唱下一句。每次肖邦听到乱七八糟的断句就会很生气，甚至对此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对米库利说：

就好像有人用自己听不懂的语言死记硬背地学会一篇演讲，背诵时不光不知道一个词有几个音节，而且还在词的中间停顿。这些冒牌音乐家都会在一个地方露怯，那就是断句。音乐不是他的母语，而是一种陌生的、他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就像前边说到的那个演讲者一样，他不要指望自己能给听众留下任何印象。[16]

在肖邦的时代，“手指平均”学派主导着钢琴界，这一学派主张把十个手指训练得同样有力。因此，市场上充斥着这样的练习曲目，以帮助钢琴学习者们实现“手指上的民主”。车尔尼是这一学派公认的权威，他的练习曲似乎要把人的手骨折断，如今仍是世界各地钢琴学习者的噩梦。他最有名的学生弗朗茨·李斯特似乎证明了车尔尼的训练方法就是走向辉煌的钥匙。很多钢琴家，如克拉默、克莱门蒂、斯塔玛蒂、斯蒂芬·黑勒等，也有着类似的追求，创作了自己的练习曲。但这些教学法一直受到一个关键问题的困扰，即如何让4指和3指分开，也就是让肖邦所说的“连体婴儿”分开。实际上，有很多演奏家都曾因为过分追求这一点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有名的受害者是罗伯特·舒曼。1829年，就在肖邦遇到他不久前，舒曼发明了一个“手指上刑器”。他将无名指固定在一个杠杆上，可单独活动，与此同时其他手指被束缚住。最后舒曼的右手部分瘫痪，不得不放弃了演奏生涯。

而肖邦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与其分开这对“连体婴儿”，为什么不索性让两者待在一起呢？简而言之，他选择遵从自然规律，而不是与之对抗。他关心的是另一个但多少有些相关的问题。为什么顶尖的钢琴大师能让钢琴发出那么丰富多彩、细致入微的声音呢？肖邦认为答案在于每个手指的不同色彩和特性。多年之后，下一代的音乐教育家，包括马赛伊（Matthay）、莱谢蒂茨基（Leschetizky）、布赖特豪普特（Breithaupt）等人才开始研究音色的问题，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但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肖邦的核心观点，即手指本身决定了它发出的声音的质量。虽然肖邦演奏的音量相对较小，但他能用钢琴演奏出千变万化的音色，如万花筒一般丰富，在这一方面很少有钢琴家能与他媲美。毕竟，正因如此，海涅才会将肖邦称为“钢琴界的拉斐尔”。

肖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演奏圆润而轻盈，在教学时，他也很注重这一点。他经常会让学生在正式弹琴之前按摩、屈伸手掌和手指，减少手部的僵硬感，以便在落键时保持轻松舒适。保持手指的柔软灵活是他的宗旨。阿道夫·古特曼曾做出一个有趣的评论，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肖邦的指法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确实，指法是推动一切的核心。尼克斯说肖邦的指法是“颠覆性”的，此言不假。对于所有练习肖邦乐曲的学生来说，肖邦的指法铺设了一条坦途，如果想更深入地探寻肖邦与琴键之间的特殊联系，这是一条必须要探索的路。

VI

肖邦会别出心裁地使用同音换指的方法来维持旋律的连续性，对此阿尔弗雷德·希普金斯（Alfred Hipkins）评论道：“他换指如管风琴演奏家一般频繁。”[17]比如《G大调前奏曲》中就有用2指和5指替换1指和4指的例子。[18]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少年时期的肖邦曾在教堂里演奏过管风琴。他在管风琴演奏中学到了许多技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管风琴演奏中的难点——用特殊的指法进行连奏。管风琴演奏者无法像钢琴大师一样将手臂高高扬起，靠右脚踩踏板来维持声音的连续性。管风琴演奏者的手指一离开键盘，声音就会断掉，因此只能靠特别的指法维持旋律线的完整。这个技巧也在肖邦的钢琴演奏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当时的描述来看，肖邦演奏钢琴时，手指从没有离开过键盘，手臂也很少有“炫技”的机会。《b小调前奏曲》中也有不少左手手指相互替换的例子，其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每次替换后，其余的手指就可以被空出来演奏接下来的旋律，确保了演奏的连贯和平稳。这在管风琴演奏中是十分常见的手法。

肖邦的指法也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肖邦告诉学生：“3指是个了不起的手指。”对于这一点，他自己提供了不少范例。在《g小调夜曲》（op.37，no.1）中，中指要连续奏出几个音符，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肖邦希望用这种打破常规的指法改变这几个音的音色，就像歌唱家让声音的色彩黯淡下来以便突出乐句中的某些元音一样。

在《c小调夜曲》（op.48，no.1）开头的坎蒂列那（cantilena）中，3指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里出现的“半声”（mezza voce）是肖邦最喜欢用的指示词之一。虽然钢琴演奏者可能会对这个词感到有些陌生，但没有一个歌唱家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它指的是在音量和音色上减半。

在《降E大调夜曲》（op.9，no.2）中，小指在演奏主旋律时担起了重任。乍一看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指法，很少有钢琴演奏者会这样演奏，那么肖邦这样的设计有何用意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在追求某一种音色，而5指最适合演奏这种音色。

在肖邦的时代，钢琴教学界对拇指的使用看法不一。人们通常认为用拇指弹黑键是离经叛道的做法，尤其是本可以用其他手指演奏的时候。肖邦却毫不犹豫地解放了拇指。他甚至写了一首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胆地让右手五个手指只弹黑键，拇指也不例外。这首练习曲是音乐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象征着与保守的钢琴演奏传统的决裂。

肖邦还通过很多其他方式解放了拇指。他经常用拇指弹奏出一系列连续的音符，在《三首新练习曲》中的《f小调练习曲》中都有这样的例子。

在《船歌》中，肖邦对拇指的使用尤为大胆：

肖邦认为拇指是五个手指里最有力的，因此最适合强有力的旋律。在《e小调练习曲》（op.25，no.5）的中段，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例子，旋律中的每一个音符（只有一个除外）都是用两手的拇指交替演奏的，营造出了一种“三只手”的效果。虽然塔尔贝格以这样的效果闻名，但也许肖邦在他之前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两只手在键盘中部交替演奏出旋律，被意大利钢琴家布索尼（Busoni）称为“至高无上的金子般的声音”。没有演奏旋律的那只手为演奏旋律的手伴奏，让人产生了三只手同时演奏的幻觉。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第81和83小节中巧妙的“替换”指法，左手的小指迅速跳到拇指的位置，好让拇指继续演奏下边的旋律。肖邦在这些细节上的精心设计让现代的钢琴演奏家都会感到迷惑又惊奇。

VII

“滑指”（finger sliding）也是肖邦的常用技巧。钢琴键盘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黑键，下层是白键。手指从黑键滑到旁边的白键上并非难事，但这种指法不被当时的纯粹主义者接受。肖邦的作品里不乏这种对正统观念的藐视。在《a小调圆舞曲》（op.34，no.2）中，他让拇指轻松地从升D滑到还原E。

另一个例子出现在《降b小调奏鸣曲》（op.35）的“葬礼进行曲”乐章中，在下边这个乐句中，3指和4指都要小心地从黑键滑到白键。

有时肖邦也会要求演奏者用一个手指同时按下两个相邻的琴键。在《c小调夜曲》（op.48，no.1）中，右手的拇指起到了两个手指的作用，同时按下C和D两个音。

为了弹出更好的连奏，有时肖邦也会让一个手指跨过另一个手指。比如在下边这个《摇篮曲》（Berceuse）的乐句中，右手的4指要跨过5指。

作为有幸最早听到肖邦演奏《摇篮曲》的人，肖邦的学生埃莉斯·佩鲁齐（Elise Peruzzi）曾回忆说，“他的‘极弱’（pianissimo）表现得十分出色。每个小音符都像铃铛一样，格外清晰。他的手指好像没有骨头一样，能够以极好的弹性表现出某些效果”。[19]演奏下边这段同样出自《摇篮曲》的乐句时，需要的正是这种弹性。3指和1指要同时跨过4指和5指。乍一看这样的指法似乎有些天马行空，但实际上其设计是很科学的，而且演奏起来也没有看上去那么难。两个旋律虽相互交织，只要手指有足够柔韧性并能按照肖邦的指法演奏，演奏者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维持两个旋律的独立性。而手指柔韧性不够的演奏者只能想些其他办法。

肖邦也很注重培养学生正确演奏连奏的能力。如果学生弹不好，就会受到他的严厉批评。据弗里德丽克·米勒-施特赖歇尔说，肖邦给出的最严厉的批评是“你连怎么将两个音连在一起都不知道”[20]，这样的批评很像卡洛·索利瓦上声乐课时说的话。

肖邦的乐曲中也经常出现两只手演奏不同节奏型的例子。我们经常能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不对称的节奏组合，有时是七对三，有时是九对四，还有《降b小调夜曲》（op.9，no.1）中的七对六。

这样的钢琴曲无疑颠覆了传统。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它们来源于肖邦的即兴演奏，之后他费劲地把演奏落在纸面上，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创作”。而《f小调叙事曲》（op.52）中还出现了更复杂的独立节奏，这次不仅左右两只手的节奏相互独立，在同一只手上也出现了两个相互独立的节奏型。谱面上是九（右）对六（左）的节奏，但在一连串的三连音中，每隔三个音又形成了一套高音旋律——在6/8拍的背景中又出现了一个5/8拍的旋律。

米库利曾评论说，肖邦的手腕非常灵活，因此他能相对轻松地让小指跨过拇指，例如《降A大调即兴曲》（op.29）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手腕内翻，5指“一跃”跨过1指，保证了旋律的连续性。

VIII

不少钢琴演奏者都认为，在肖邦所有作品中，《C大调练习曲》（op.10，no.1）是最难的一首。我们知道，这首乐曲是肖邦19岁时，也就是他离开华沙前一年左右创作的早期作品。尽管其中的琶音跨越了十度音程，但肖邦自己并不觉得这首练习曲难度很大，而且他也不认为演奏者需要有很大的手才能弹好它。在给弗里德丽克·米勒-施特赖歇尔上课时，他强调说只要手的柔韧性够好，就能把它弹好。他建议施特赖歇尔每天早上练习这首曲子，因为早上手最松弛，而且开始的时候要弹得很慢。他说：“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练习，这首曲子能帮你把手打开，还能练习到一系列的分解和弦，就像弓子划过琴弦那样。”但他略带调侃意味地提醒道：“不过遗憾的是，这首曲子不能教你怎么演奏和弦，而是只能教你怎么分解和弦。”[21]

肖邦的手也许不算大，但柔韧性很好。海涅惊奇地发现这双手的伸展能力极具迷惑性：“像蛇的嘴巴一样，能突然张开血盆大口吞下猎物。”米库利也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一双为钢琴而生的手，虽然不大但柔韧性极好，因此能演奏跨度很大的琶音和乐段，让这些从未有人尝试过的东西流行了起来；不管演奏什么，他似乎都毫不费力，令人愉悦的自由和轻盈成了他最突出的特点。”[22]肖邦使用的钢琴比较轻巧，不像现代的三角钢琴有着沉重的琴键，为演奏他的乐曲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当肖邦将这首琶音练习曲和音阶练习曲《a小调练习曲》（op.10，no.2）放在一起时，两者各自的难点被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更大的挑战。第一首练习曲要求演奏者将手伸展到极限，而第二首则反其道而行之，考验着演奏者的耐力，恐怕只有最坚韧的演奏家才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

“半音阶”练习曲里还有一个地方难倒了不少演奏者。右手的1指和2指同时负责半音阶的伴奏，而主旋律则是由力度最弱的两个手指——4指和5指演奏的。如果说肖邦有一首曲子是专为天生的“连体婴儿”写的，那么就是这首练习曲了。伊西多尔·菲利普（Isidore Philipp）称半音阶练习曲是“所有练习曲中最难的一首”，但我们认为肖邦可能不会认同这个有意思的说法。[23]尽管如此，需要补充的一点的是，肖邦的校正稿表明这是唯一一首他详细标注了指法的练习曲，可以看出他对演奏者的担忧。

肖邦要求学生弹琴时保持松弛和柔软，不禁让人好奇他自己是以什么姿态弹钢琴的呢？弹琴时的肖邦是平静的，几乎静止不动。有些演奏者喜欢使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比如前后摇晃身体，或将手臂毫无意义地高高扬起。而肖邦会尽量避免这些动作，他把这样的动作称为“逮鸽子”。他的自然坐姿十分简单。手肘与键盘齐平，双手稍向外展开（保持自然姿态），伸展手臂时无须刻意向左或向右倾斜身体便能触碰到所有的琴键。他的上身稍稍后倾，很少向前倾，唯一可以看到的只有手的动作和手在键盘上的横向移动。他的右脚一直放在延音踏板上，即使不踩踏板也会放在那里。

《a小调练习曲》（op.10，no.2）肖邦校正稿

肖邦坐在钢琴旁；雅各布·戈岑伯格（Jakob Goetzenberger）的铅笔画（1838年10月）

IX

前文我们提到过肖邦对踏板的使用。曾多次听过肖邦演奏的巴黎音乐学院钢琴元老安托万·马蒙泰尔曾写道：

在他之前没有一个钢琴家能将轮流和同时踩踏板的技巧使用得如此高超娴熟。这个时代多数演奏家对踏板连续、过度的使用成了他们的一个主要缺陷，发出的声响让耳朵敏感的人感到疲劳和不适。而肖邦却恰恰相反，虽然他也会频繁地使用踏板，但他能演奏出动人的和声、呢喃的旋律，让人迷醉和惊叹。[24]

马蒙泰尔提到肖邦有时会同时踩下两个踏板，但很遗憾肖邦从没在乐谱上做过这样的标注。尽管如此，这种用踏板演奏出的、直到肖邦去世后很久还让马蒙泰尔念念不忘的“动人和声”和“呢喃旋律”不在少数。比如《F大调前奏曲》结尾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不和谐降E，给人以一种悬而未决的感受，而这个奇妙的效果必须通过延音踏板来实现——这里演奏者需要一直踩着延音踏板，直至乐曲结束。

众所周知，当肖邦演奏四手联弹的乐曲时，他总是坚持演奏第二声部，而一般来说演奏第二声部的人能够获得踏板的控制权。不论他的搭档是李斯特、卡尔克布雷纳、莫谢莱斯、车尔尼，还是其他他合作过的钢琴家，情况都是如此。他的搭档总是演奏第一声部，而他负责踏板，即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所说的“钢琴的灵魂”。

如何处理《降D大调夜曲》（op.27，no.2）的结尾部分也难倒了不少演奏者。

现代的演奏者大多不敢按照肖邦乐谱上的标注那样，在最后三个小节一直踩着延音踏板（实际上肖邦没有注明在哪里抬起踏板），担心这样会使和声变得混乱。但在肖邦的时代，用普莱耶尔钢琴演奏这首夜曲的效果是非常迷人的。肖邦仿佛想让夜曲的旋律消失在夜色中，让这些交缠的和声在迷雾中留下一些若隐若现的痕迹。想要在现代钢琴上演奏出这种梦幻的效果，演奏者需要半踩踏板，稍稍放松琴弦上的制音器——这是个值得所有钢琴演奏者尝试的办法。

《b小调奏鸣曲》的慢乐章中也有类似的要求，演奏者需要连续四个小节一直踩着延音踏板。

如此长时间地踩着踏板实为罕见。踏板被完全踩下，直到第90小节第二拍的和弦出现之后才被松开，旋律因此被蒙上了一层“柔光”，而这正是《b小调奏鸣曲》的精髓所在。在这里半踩踏板恐怕并不是最佳的处理方法，它会让乐曲失去应有的光彩。

X

讨论了肖邦使用了哪些技巧，也要讨论一下他没有使用过的技巧。我们几乎翻遍他的作品也没有找到一个震音（tremolando）。这是肖邦同时代钢琴家最常用的，而且几乎被用滥了的技巧。震音是交响乐中常用的技法，钢琴本身无法自然地发出这样的声音，因此钢琴的震音听起来有些笨拙。众所周知，李斯特喜欢在他用歌剧和交响乐改编的钢琴曲中使用震音制造出华丽的效果。但即便是李斯特，他也曾提醒学生演奏震音时要小心谨慎，避免手指和手臂的过多动作，否则就成了“煎鸡蛋卷”。肖邦不需要这样的建议，他几乎不使用震音，可能是认为这种技巧太过庸俗。[25]

此外，我们也发现肖邦从没使用过李斯特代表性的、机关枪般的重复单音。1823年，塞巴斯蒂安·埃拉尔（Sébastien Érard）给钢琴加上了重复击弦（“双重擒纵”）装置之后，钢琴演奏者从此可以持续不断地弹奏一个音，仿佛这个音永远不会弱下去。在李斯特作品中，最经典的震音出现在《威尼斯与拿波里》组曲《塔兰泰拉舞曲》华丽的中段，李斯特在旋律中加入了一连串的震音，再现了他在意大利听到的纪尧姆·科特劳（Guillaume Cottrau）创作的“那不勒斯歌曲”。

而肖邦则在创作中避免使用震音。要让钢琴歌唱，他有别的办法。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技巧是李斯特尤其擅长的交替出现的八度，这一技巧甚至成了他的代表性技巧，被称为“李斯特八度”。两手拇指相扣，双手迅速地在键盘上来回移动，轮流演奏出八度。这样的演奏让我们的耳朵产生幻觉，仿佛八度双音的速度和力度都是正常八度的两倍。这种激流般的演奏让李斯特的观众深深为之叹服。他的第二首帕格尼尼练习曲是使用这一技巧的经典范例。

但肖邦从不使用这种技巧。至于李斯特常用的刮奏，在肖邦的所有作品中也找不到一个例子。

XI

肖邦很幸运能在创作的巅峰时期遇到了普莱耶尔钢琴。1831年年底，肖邦第一次触碰到普莱耶尔钢琴的琴键时，就知道自己找到了最理想的钢琴。1831年12月，肖邦在信中写道：“普莱耶尔钢琴是最完美的钢琴。”[26]现在我们知道了普莱耶尔钢琴的哪些品质吸引了肖邦。

普莱耶尔追求偏暗的音色，能表现出细微的色彩和力度变化。为了捕捉到软面音锤发出的最细微震动，普莱耶尔使用了薄音板和轻质、低矮的弦码。这样一来，他的钢琴可以发出最微弱的声音。有力的击弦机可以弥补软面音锤力度不足的缺陷——但这样的力度不是为了发出更大声音，而是为了保持含蓄而清晰的音色，而这正是普莱耶尔钢琴的最大特点。演奏时越用力，音锤内部的紧密木质层的作用就会越明显，发出声音也就越明亮……击弦机各个部分的减震都会给演奏者带来一种舒适感，能让他们安心地表现出每一个细微的神韵。最后，弱音踏板（una corda）也可以为轻柔的演奏增添更多丰富的色彩。[27]

但让我们感到惊叹的是，肖邦的多数乐曲都是在只有六个半八度的钢琴上创作的。仅用这78个音符，肖邦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如此异彩纷呈的世界！肖邦有一架七个八度的钢琴，但他很少使用[28]。现代音乐会上使用的三角钢琴有88个键，有些型号的琴键更多。但演奏肖邦的音乐不需要这么多琴键。“石墙不足以为监狱，铁栏不足以为牢房。”[29]肖邦与键盘的关系正是如此。肖邦在创作时很少用到这78个琴键以外的音符，他在这样的限制下所展现出的创造力不禁让我们钦佩。不过，我们也能在一些地方看出肖邦的挣扎。

例如，在《升c小调谐谑曲》中的第197小节，很明显肖邦需要一个左手的低音降B，虽然现代钢琴都有这个音，但他的钢琴没有。

《f小调幻想曲》第110～112小节的情况则更棘手，在第112小节，肖邦显然需要一个左手的八度降B（主音），但不得已只能放上一八度个降E（属音）：

从第277～279小节的主题再现（同时进行了移调）部分可以看出肖邦原本的想法。现代的钢琴演奏者们由于不再像肖邦一样受到键盘的限制，一般会在演奏时自行调整。

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为钢琴演奏者所熟知。比如在《降b小调谐谑曲》的三声中段（Trio），这次是右手部分的琴键不够用了。先来看第281～284小节中这个用于装饰旋律的上行琶音第一次出现：

当主题在第307～309小节以转调的形式再现时，肖邦的键盘不够用了，不得不突然缩短了修饰的部分。

但即便被普莱耶尔钢琴的键盘牢牢限制住，肖邦仍能出人意料地呈现出一段相当优美的旋律。我们不希望这样的音乐因现代三角钢琴的出现而被人遗忘，现代三角钢琴虽然键盘跨度更大，但无法让我们感受到乐曲的独特魅力。

XII

肖邦广受赞扬的创新和声是他在音乐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和他的其他创新一样，这些和声也在他和钢琴键盘朝夕相处中产生，他的手指将耳朵带进了全新的听觉世界。比如《升c小调玛祖卡》（op.30，no.4）中的这个乐段；

这里出现了一连串围绕自己解决的七度和弦，直到这一音型结束也没有在调性上得到解决。正是这样的设计让约瑟夫·布若夫斯基把肖邦称为“音乐界的哥白尼”[30]。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从肖邦的时代回溯300多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为后世打开了宇宙探索的新疆域，而肖邦则为他的后世开拓音乐世界的新领域。这个非凡的乐段问世70年后，勒内·勒诺尔芒在他的专题论文《现代和声研究》（Étude sur l’harmonie moderne）中充分地讨论了这些和声体现出的现代性。

肖邦的玛祖卡中包含了大量前卫的和声设计，每一个都被音乐理论学家们透彻地研究过。我们发现《升c小调玛祖卡》（op.50，no.3）高潮部分（第164～173小节）的和声与几十年后瓦格纳的《特里斯坦》（Tristan）前奏曲中的和声不谋而合。

据尼克斯称，他在撰写肖邦传记期间曾采访过晚年的李斯特，李斯特认为玛祖卡里有些乐段让他感到困惑，似乎这些乐段本不属于那里，而是被随意插入进去的。李斯特说肖邦的玛祖卡中“似乎有些不应出现的小节”。但也许是为了缓和批评的语气，他又补充说，让这些小节出现在那里，“也许除了肖邦没人能做到了”[31]。和声方面的成就只是肖邦的意外收获；但在开辟新天地的过程中，他的很多意外发现要经过甄选才会被收录到最终作品中，否则就会被抛弃。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作曲家肖邦对即兴演奏家肖邦是残酷无情的。”[32]在钢琴上随性表达的灵感都要经过严格考量、提炼、修改，才能被写进作品中。不够优秀的灵感会被抛弃，这是肖邦对自己最为严苛的惩罚。

《g小调叙事曲》结尾处不和谐的几小节在19世纪的听众看来一定是十分混乱的，因为即便是多次听过这首乐曲的现代听众，听到这里也会感到有些惊讶。

这些刺耳的不协和和声以增四度（魔鬼音程）开始，一路夹杂着七度、九度等各种“禁忌”音程，两只手用分解八度横扫着键盘相向而行。在这里，协和与不协和的传统界线被彻底打破。

XIII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创作技巧值得我们讨论，它们也是在肖邦和钢琴键盘的朝夕相处中产生的，从特征上看可能也来源于即兴创作。我们将第一个技巧叫作“主题升华”，即对简单的旋律进行改写，让它以“宏大壮阔”的形式回归。这种手法由贝多芬始创，比如在“合唱”交响曲的终曲中，主旋律在《欢乐颂》中迸发出来，此后它便成为浪漫主义的经典手法。我们在肖邦的叙事曲中能找到不少典型的例子。比如《g小调叙事曲》（op.23）中的第二主题，它第一次出现时是较为简单而直接的。

主题再现时，肖邦对它进行了升华，将它变化为这首叙事曲的一个宏大高潮。

另一个技巧是“展开性变奏”。这个术语最初由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提出，但那时这个创作技巧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展开性变奏”准确地描述了这个被肖邦使用出了个人特色的技巧：它指的是为原始旋律加上越来越丰富的装饰，最初可能也来源于歌剧舞台。在最优秀的展开性变奏中，每次旋律重复出现时都经历了更丰富的变化，与背景融合得越来越深入。肖邦的音乐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B大调夜曲》（op.9，no.3）中的一段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开篇旋律最初以基本形式出现，没有任何装饰。

第二次出现时，旋律加上了花腔歌唱家常用的装饰手法，但仍旧能听出装饰背后原始旋律的基本形态。

这个以旧推新的过程继续进行着。第三次出现时，肖邦将旋律与背景进行了更深入的融合，加入了更多变体，但始终没有和最初的旋律失去联系。

历史上使用过“展开性变奏”的音乐家有很多，在肖邦钟爱的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中就能找到丰富的例子。莫扎特的音乐，不论是器乐曲还是歌剧，都为“展开性变奏”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范例。[33]

XIV

到了1849年，“巴黎炫技派”由盛转衰，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几个代表性人物也已各奔东西。在著名的“钢琴对决”之后，李斯特和塔尔贝格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斯特以其出神入化的琴技征服了整个欧洲，而塔尔贝格则前往北美和南美进行马拉松式的长途巡演，因此成了百万富翁，他最终在意大利波西利波买下了一栋豪华别墅，晚年开始种植葡萄，过上了奢华而舒适的退休生活。卡尔克布雷纳在1849年暴发的霍乱中去世，而他最有名的学生斯塔玛蒂则由于持续受到肌肉问题（被描述为“风湿病”）的困扰，不得不停止公开演出，退居于音乐学院，成了一名受人尊重的教师，培养出了圣-桑、路易斯·戈特沙尔克等名徒。希勒回到老家法兰克福，成为下莱茵音乐节的音乐总监；而皮克西斯则放弃了舞台生涯，回到巴登-巴登（Baden-Baden）开办了自己的音乐教室。亨利·赫尔茨的命运尤其悲惨。他挥霍无度的妻子、交际花泰蕾兹·拉赫曼掌管家庭财政大权之后，将他本人和钢琴厂逼到了破产的边缘，他不得不前往美国重新积累财富。[34]与此同时，阿尔康也正准备开始长期隐居生活，后来连他的朋友和同行都找不到他。1888年，《吟游诗人》（Le Ménestrel）发布他的讣告时，甚至有人问：“阿尔康？谁是阿尔康？”而曾对这些钢琴家进行过犀利批评的海因里希·海涅如今也已瘫痪在“坟墓般的床垫里”，放下了手中的笔，看着自己狠毒的预言已成现实，享受着这份苦涩的胜利。19世纪30年代降临在法国首都的这群“蝗虫”确实将巴黎“吃干抹净”了，在他们离开之后，剩下的人已算不上一个学派了。“炫技派”安息之时，最适合主持这场葬礼的人恐怕就是海涅了。

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最后这个时代里被后世铭记的人居然是肖邦，就是那个“不属于任何学派、不遵从任何教义”的肖邦。肖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成了如今的经典，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却没几个能享受到这份殊荣。当我们翻开肖邦的作品时，它让我们以全新视角去审视钢琴世界、键盘的自身属性，以及键盘与双手之间的关系。肖邦的作品为演奏者提供了无限的探索机会，这是人们所公认的。但如果只是如此，肖邦也不会比他同时代的作曲家优秀太多。肖邦作品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有一种永恒的力量，能够将聆听者带入一个美好的世界。正如阿尔弗雷德·科尔托（Alfred Cortot）那句优美的名言所说：“音乐迫使人类去直视它的伟大。”

[1] CFC，vol. 2，p. 21；KFC，vol. 1，p. 189.

[2] 1832年11月24日刊。

[3] CFC，vol. 2，p. 39；KFC，vol. 1，p. 199.

[4] 海涅对当时的音乐和音乐家的尖刻评论详见HMB，vol. 9，pp. 275-86。

[5] HMB，vol. 9，p. 279.

[6] 手稿藏于纽约摩根图书馆，其内容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还要宽泛。全部手稿由让-雅克·艾格丁格出版（ECE，pp.190-97）。肖邦将这份文件遗赠给了作曲家夏尔-瓦朗坦·阿尔康。阿尔康是肖邦在奥尔良广场居住时的邻居及朋友，肖邦十分喜爱和欣赏这位朋友，与他讨论过手稿中的不少问题。

[7] 李斯特和肖邦的完整学生名单请分别详见LL和ECE。

[8] BAS，part 2，p. 275.

[9] RRG，p. 285.

[10] NAP，pp. 84-85.

[11] 让-雅克·艾格丁格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阐释，详见ECE，p.100。

[12] NAP，pp. 84-86. 涅高兹提到肖邦去世后很多年里，仍有不少C大调的练习曲出现，他曾对此表示过困惑。他补充说：“也许是人们偏爱象牙色做的白键，憎恶乌木做的黑键，除此之外很难为这种一边倒的现象找到合理的解释了。”

[13] ECE，p. 192.

[14] ECE，p. 195.

[15] ECE，pp. 32-33.

[16] MCPW，p. iii.

[17] HHCP，p. 5.

[18] 肖邦指法的出处十分广泛，有些来自他的学生（包括卡罗尔·米库利、简·斯特林、卡米耶·迪布瓦-奥米拉、弗里德丽克·米勒-施特赖歇尔等）使用过的乐谱，肖邦上课时会在乐谱上标记指法。但最主要的出处是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英德热耶维奇手上的乐谱，人们认为卢德维卡在肖邦去世后拿到了这些原本属于肖邦的乐谱。

[19] NFC，vol. 2，p. 339.

[20] NFC，vol.2，p. 341.

[21] NFC，vol. 2，p. 341.

[22] MCPW.

[23] 《肖邦的练习曲》，《音乐》第134期，巴黎，1913年11月，第216页。

[24] MPC，pp. 10-11.

[25] 我们能想到三个肖邦使用震音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第一个出现在肖邦青年时期创作的《葬礼进行曲》（1826年），其中有一段庄重的“鼓点声”，明显是在模仿当时军队中小军鼓的声音。另一个出现在《降e小调波兰舞曲》（op.26，no.2）中的第97小节，肖邦在左手上单独使用了一个很不显眼的震音。第三个出现在经常被人们忽略的《降e大调广板》中，这首只有16小节的乐曲在肖邦在世时一直没有出版，第13小节中有一处震音一闪而过，体现出肖邦对这一技巧的漠视。

[26] CFC，vol. 2，p. 48；KFC，vol. 1，p. 203.

[27] CSP，pp. 234-35.

[28] 在肖邦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普莱耶尔借给了他一架有82个琴键的钢琴（序列号14810），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架钢琴。肖邦死后，他的苏格兰学生简·斯特林将这架钢琴买下并送到了华沙，如今它被陈列在肖邦博物馆中。肖邦没有用这架钢琴创作过任何作品。

[29] 理查德·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这首深刻的诗歌并非为音乐而作。但接下来的两句却十分适合肖邦：“只要心灵纯净安宁，无处不为隐居。”普莱耶尔钢琴就是他的“隐居之地”，在这里他能获得心灵上的安宁。肖邦在马略卡岛使用的普莱耶尔立式钢琴只有78个键。

[30] BJT，p. 92.

[31] NFC，vol. 2，p. 231.

[32] 这条一语中的的评论出自乔恩·纽瑟姆（Jon Newsom），引自SCP，p.180。

[33] 莫扎特的《a小调回旋曲》（K.511）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主旋律每出现一次就是一次“展开性变奏”。肖邦对这首回旋曲十分熟悉，它可能也成了肖邦创作的范本。

[34] 1848年，赫尔茨到达新世界不久后，就举办了一系列他所谓的“音乐盛会”，这些音乐会能够让他赚到一大笔钱还清债务。有一次他举办了一场七架钢琴合奏的音乐盛会。由于只有六位演奏者，他从观众里找了一位完全不会弹钢琴的女士扮演钢琴家，让她模仿别人的动作，手指不要触碰琴键。但最后这个骗局还是被揭穿了，因为这位女士在乐曲长休止的段落还在进行着自己表演，引得观众哄堂大笑（HMVA，pp. 300-306）。还有一次赫尔茨宣传音乐会时声称将用一千支蜡烛点亮音乐厅。观众中有一位男士一根一根地数了蜡烛，发现只有992支，便向赫尔茨提出质疑。赫尔茨毫不畏缩，又买了八支蜡烛寄给了这个不高兴的观众（HMVA，pp. 123-250）。

玛丽亚·沃津斯卡：“我的不幸”，1834～1837

“圣母玛利亚！”

——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

I

当年在米柯瓦伊·肖邦开办的寄宿学校里，有三个学生——安东尼、卡齐米日和费利克斯——是沃津斯基家的三兄弟。他们的父亲文岑蒂·沃津斯基是一位富有的地主，在托伦的斯乌热沃（Służewo）拥有大量地产。肖邦和三兄弟是好朋友，也因此结识了他们的妹妹玛丽亚。玛丽亚比肖邦小九岁，每次她来华沙，肖邦都会给她上几节钢琴课。1831年年底，波兰起义失败后，沃津斯基一家离开了动荡的波兰。他们在日内瓦暂时安顿了下来，而与此同时玛丽亚的伯父、沃津斯基家的族长马切伊则在德累斯顿定居。1834年，沃津斯基一家就曾邀请肖邦到瑞士做客，但肖邦当时没能接受邀请。但肖邦给玛丽亚寄去了一份他新出版的《降E大调圆舞曲》（op.18），并题上了以下文字：“献给M. W.小姐，曾经的老师F. F.肖邦敬上，1834年7月18日。”[2]此前玛丽亚给肖邦寄去了她自己创作的变奏曲，这首乐曲不仅体现了她日益提高的音乐水平，也体现出了她对这位从前给她上过课、如今已闻名遐迩的老师的敬意。

但是当费迪南德·希勒邀请肖邦一起去德国亚琛（Aachen）参加1834年5月中旬的“下莱茵音乐节”时，肖邦感到十分心动，于是两人从巴黎出发前往莱茵兰（Rhineland）地区。到达亚琛后，两人直奔剧院，观看希勒负责的亨德尔清唱剧《德博拉》（Deborah）的排练。他们在楼厅包厢里一边看着总谱，一边听排练。排练结束后，两人在下楼时碰到了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肖邦上次见到门德尔松还是在两年前的巴黎。“［希勒］跟我撞了个满怀，高兴得差点把我掐死，”门德尔松写道，“肖邦提前结束了他的钢琴课和希勒一起来的，所以我们才得以重聚。”之后门德尔松继续写道：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弹琴，让我十分开心。他们的演奏水平都精进了，肖邦成了顶尖的钢琴家，颇有第二个帕格尼尼的风范，他的演奏如此美妙，超乎想象[3]。

三个好朋友开开心心地度过了三天的时光，门德尔松还在剧院租了一个私人包厢，三人风风光光地观看了这场清唱剧的演出。音乐节过后，他们乘坐蒸汽船沿着莱茵河从杜塞尔多夫前往科隆。到了科隆，门德尔松告别两位朋友返回了莱比锡，而肖邦和希勒则继续前往科布伦茨。上了蒸汽船之后，希勒给母亲雷吉娜写了一封信，肖邦还在信中加上了一段滑稽搞怪的附言，从中也可以看出莱茵河之旅给他带来的愉悦心情。

尊敬的夫人！今天我像船上的蒸汽一样在空中飘散。我感觉我的一部分飞向了我的祖国，另一部分飞向巴黎，飞到您的房间里向您致以问候及赞美……

您的仆人，

肖[4]

肖邦在巴黎的频繁演出被媒体广泛报道，远方的沃津斯基一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肖邦的消息。12月14日，有媒体报道肖邦在巴黎音乐学院的音乐会上演奏了《e小调协奏曲》中的小广板，由纳西斯·吉拉尔担任指挥。除此之外音乐会上的所有曲目都是柏辽兹的作品，包括《哈罗尔德在意大利》（Harold en Italie）和《秘密法庭的法官》（Francs-juges）序曲等大型作品，与这些宏大耀眼的交响乐相比，肖邦细腻的音乐可能会稍显逊色。但《音乐公报》认为这样的对比很精妙，将肖邦称赞为“心灵作曲家和无与伦比的钢琴家”。[5]到了圣诞节，肖邦的事业更加锦上添花。他参加了弗朗索瓦·斯托佩尔（François Stoepel）在格夫雷斯府邸举办的音乐晚会，众多知名歌唱家和演奏家都出席了这场晚会，包括李斯特，他和肖邦以四手联弹的形式演奏了莫谢莱斯的奏鸣曲。有报道称两人的演奏让观众“兴奋不已”，于是他们又演奏了李斯特基于门德尔松的一首乐曲新创作的变奏曲，受到了《音乐公报》和《时代》（Le Temps）的盛赞。肖邦也时时刻刻心系着波兰同胞，1835年4月4日，他在意大利剧院参加了一场为波兰难民举行的慈善音乐会，再次演奏了《e小调协奏曲》中的慢乐章。

II

这时沃津斯基一家已从日内瓦搬到了德累斯顿，与马切伊伯父会合。此时的德累斯顿已聚集了大量波兰侨民。安顿下来之后，沃津斯基一家再次邀请肖邦到德累斯顿度假，于是肖邦同意在1835年的夏末去拜访他们。正巧当时肖邦的父母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正准备进行第一次的海外旅行——去波希米亚地区的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的旧称）温泉度假。听闻父母就在附近，肖邦决定在前往德累斯顿的途中赶去与他们会合。从巴黎出发之前，为避免俄国当局的阻碍耽误行程，肖邦申请了法国旅行证件，并在1835年8月1日拿到了护照。[6]确保了能够在欧洲各国之间畅行无阻，他踏上了为期十天的旅程，于8月15日到达卡尔斯巴德。但当地有三十多家旅馆，而肖邦忘了告诉父母自己住的是哪一家，以至于他的父母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他。米柯瓦伊一家一家地问，终于在凌晨找到了还在睡梦中的肖邦，把肖邦带回了他和尤斯蒂娜下榻的金色玫瑰酒店。（米柯瓦伊直白地批评道：“你老是这么马马虎虎的。”）阔别了五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此行带着他们两岁的外孙——卢德维卡的儿子亨里克。卢德维卡两三周前刚生下第二个孩子，此时还在恢复中。[7]肖邦在父母身边待了整整一个月，他回忆着过去、逗逗小外甥、听着华沙动荡不安的消息（华沙大学和音乐学院都被关停了），也给父母讲述了他在巴黎的生活。米柯瓦伊可能也迫不及待地给儿子详细地讲述了几个月前在热拉佐瓦沃拉发生的悲剧，这件事让肖邦一家大为震惊。热拉佐瓦沃拉的新庄园主米哈乌·斯卡尔贝克，也就是肖邦的教父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的弟弟，在宅邸的一间屋子里上吊自杀了。他在自杀前两天写了一封遗书，将所有的财产留给了一个叫弗朗齐歇克·克维亚托夫斯基的人，但米哈乌生前曾向米柯瓦伊·肖邦借了一大笔钱，高达22762兹罗提，当时米柯瓦伊也没有要求他做任何担保。为了追回欠款，肖邦一家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最后新主人终于同意通过抵押的方式归还本金。大概就是因为有了这笔“失而复得”的钱，米柯瓦伊才安排了这样一次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旅行。[8]

一家人团聚之后，肖邦和父亲一起给华沙的两个妹妹写了封信，在信中表达了家人团聚的喜悦。

卡尔斯巴德，1835年8月16日

我亲爱的孩子们，

这是你们第一次收到由我和爸爸合写的信。我们的喜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没完没了地拥抱着彼此——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你们两个没来真是太遗憾了！小家伙［亨里克］很可爱。上帝对我们真是太好了。我语无伦次——今天什么也不要想了，好好享受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吧。我感觉今天是很特殊的一天。我们的父母看起来还和以前完全一样，只老了一点点。我和亲爱的妈妈手挽着手散步，聊着你们的事儿，学着小外甥生气的样子，互相倾诉思念之情。我们吃喝都在一起；我们温柔地抚摸着彼此，然后又大喊大叫。今天我幸福极了。我又看到了爸爸妈妈身上那些小癖好、小习惯，还有我很久未亲吻过的手。[9]

玛丽亚·沃津斯卡；自画像，未标注日期

肖邦一家人首先到当地的警局完成了登记，支付了强制性的“度假税”。警局记录显示米柯瓦伊将自己描述为“教授，生于法国南锡”［而非马兰维尔］；肖邦写的则是“来自巴黎的教授”。他们之所以要隐藏自己的波兰背景，可能是因为肖邦一家处于间谍的监视之下。卡尔斯巴德是波兰革命者的聚集地。这里到处都是梅特涅的间谍，稍后我们也会看到一些间接证据说明弗里德里克受到了监视。[10]在卡尔斯巴德享受了三周田园生活之后，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肖邦和父母一同前往距波兰边境不远的杰钦（捷克语为Děčín，德语为Tetschen），富有又温文尔雅的弗朗齐歇克·图恩-霍恩施泰因伯爵邀请他们到家中的城堡做客。伯爵有五个孩子，其中安娜、约瑟菲娜和贝德日赫曾在去年秋天跟肖邦学过钢琴，他们非常高兴能再见到这位名师。约瑟菲娜尤其喜欢肖邦，她在日记里对肖邦的到访进行了一番动人的描述。肖邦不仅为大家演奏钢琴，有时还会模仿说着蹩脚法语的英国人，这个人物可能是他在卡尔斯巴德温泉遇见的，他模仿得惟妙惟肖，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9月14日，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启程返回波兰，这段恬静愉快的日子也结束了。这是肖邦最后一次见到父母。分别时，尤斯蒂娜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们走后肖邦几乎一天都没有走出过他的房间。之后肖邦在杰钦又多停留了几天，9月15日，他抄写了一份《降A大调圆舞曲》（op.34，no.1），送给了约瑟菲娜女伯爵。9月19日，他在哥达城市旅店（Stadt Gotha Hotel）订好了房间，并和约瑟菲娜的哥哥一起踏上了前往德累斯顿的最后一段旅程。

III

肖邦很快就找到了沃津斯基一家。见到玛丽亚的那一刻，他一下就被吸引了。这个曾经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成了一位美貌出众的少女。诗人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在日内瓦的时候就爱上了玛丽亚，但他的爱未得到玛丽亚的回应，沃津斯基一家搬到德累斯顿后，他只能等这段单相思慢慢燃尽。[11]肖邦和玛丽亚相处得十分愉快，两人一起弹琴（那时她已经成了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者[12]）、聊天、长时间地散步，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在玛丽亚的母亲特雷莎的监护下进行的。德累斯顿是个很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这里有“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之美誉，文化底蕴丰厚，玛丽亚也很高兴地给肖邦当起了导游。白天，两人在河边漫步，参观美术馆、博物馆、当地著名的歌剧院，还去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圣母教堂（Frauenkirche），参观了教堂里的自鸣钟。晚上，他们会和家人一起到马切伊·沃津斯基伯父家做客，马切伊的宅邸位于热闹的拉姆皮舍大街（Rampische Strasse）上，能听到圣母教堂的钟声。沃津斯基家的这位族长失去了波兰的所有土地，但与其设法回到祖国生活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之下，他更愿意在萨克森国王的保护下以流亡者的身份度过余生。他热爱艺术，收藏了不少精美的印本和书籍，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些书籍的陪伴下度过。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礼节的人。马切伊应该也注意到了肖邦的才华，但很明显他不希望自己的侄女嫁给一个音乐家，因为音乐家不仅没有地产，而且还会消耗家族里所剩无几的资源。最终让肖邦希望破灭的就是马切伊和家族里的男性，但这是一年后的事情了。玛丽亚很快就俘获了肖邦的心，肖邦开始考虑建立起一段长久的关系。由于没有勇气直接表白，肖邦试着用音乐表达爱意。9月22日，他为玛丽亚抄写了《降E大调夜曲》（op.9，no.2）的前几小节，并在下边写上了“要开心”（Soyez heureuse）。[13]两天之后他为玛丽亚创作了（更准确地说是抄写了）著名的《降A大调圆舞曲》（op.69，no.1），并附上题词“献给玛丽亚小姐”（pour Mlle Marie）。手稿上标注的是“德累斯顿，1835年9月”。这首圆舞曲在肖邦生前一直没有出版，直到1855年尤利安·丰塔纳将其收录进了他编辑的遗作中。由于玛丽亚在手稿上写下了“告别”（L’Adieu）一词，后世给这首圆舞曲起了一个感性的名字，称之为“离别圆舞曲”，但这个名字可能不会得到肖邦的认可。[14]

肖邦没有在德累斯顿进行公开演出，但在沃津斯基一家的劝说下，他参加了一场沃津斯基家举办的晚会，不少著名的波兰侨民也应邀出席了这一活动。特雷莎很擅长与这些显赫的家族打交道，并作为高贵的女主人接待客人。但这次的晚会却出了岔子。当晚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也证明了肖邦确实处于政治监视之下。约瑟夫·克拉辛斯基是驻德累斯顿的波兰特使，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了解到，当晚肖邦弹了几首自己的乐曲之后，开始即兴演奏起了波兰传统爱国歌曲——《波兰没有灭亡》。这首歌曲的别名为“东布罗夫斯基玛祖卡”，它将听众带回到了波兰被第三次瓜分后，波兰军团在拿破仑的指挥下作战的岁月。歌中有一句歌词唱道：“那些侵略者掠夺走的/我们将用军刀取回”——这无异于一句战斗宣言。[15]听众当中有两位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克拉辛斯基在日记中将他们称为“礼貌但冷漠的外交官施勒德和他可恶的秘书里希特”。这件事激怒了俄国人，第二天早上克拉辛斯基被召唤到俄国使馆接受讯问。俄国人质问他为何纵容肖邦演奏这样一首具有煽动性的歌曲。克拉辛斯基给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他不知道肖邦会演奏什么，而且他也不能在别人家里命令一位音乐家即兴演奏什么曲子。“我永远不会忘记里希特的回答，”克拉辛斯基写道，“［他说：］如果你想成为沙皇忠诚的子民，不想像造反者一样永远居留在外国的土地上，那你当时就应该将肖邦（误写为Choppin）这样的煽动者赶出去，或至少制止他，然后离开那里。”[16]

克拉辛斯基说因为这件事，他后来申请护照延期时遭到了俄国当局的拒绝。而沃津斯基一家的情况更糟糕。他们的护照还在有效期内，却被告知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他们最好离开德累斯顿。如果克拉辛斯基对这一外交事件的描述属实，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正在和俄国当局协商归还波兰地产一事的文岑蒂·沃津斯基知道自己的女儿和俄国认定的“煽动者”谈婚论嫁时，内心会有多么不安。

IV

肖邦9月26日离开德累斯顿时，沃津斯基一家已计划前往马林巴德（Marienbad）疗养，肖邦也答应次年再去那里与他们重聚。肖邦离开后不久，玛丽亚就提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从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女孩不仅很想念他，而且已经爱上了他。肖邦读到这封信时，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不仅玛丽亚倾心于他，连沃津斯基一家都将他视为合格的追求者了。在信中他被称为家里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椅子成了“弗里德里克的角落”，被原封不动地留在了那里；他忘带走的铅笔成了纪念品；一家人在餐桌上也会给肖邦留出一个空位，以表达对他的思念。这位16岁少女的信是这样写的：

［德累斯顿，1835年9月］

……周六，你离开之后，我们都在客厅里踱步，想着几分钟前你还在这里。我们的眼里都是泪水。父亲不久后就到家了，由于没来得及与你告别，他心里很不好受。母亲总在伤心地回忆着你的小习惯，把你称为她的“第四个儿子弗里德里克”。费利克斯闷闷不乐，卡齐米尔试图开玩笑缓解气氛，但没有奏效，因为他表演时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爸爸嘲笑着我们，也大笑起来，但他的笑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11点，声乐老师来了，这节课上得很不顺利，因为我们都唱不出来。我们的所有话题都与你有关。费利克斯让我把那首圆舞曲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你最后演奏的并送给我们的乐曲）。他们喜欢听，我也喜欢弹，因为它让我们想起那位刚刚离开的兄弟。

我把这首圆舞曲［离别］拿去装订。那个德国装订工只看了一页，就无法移开他的视线了。（这个德国人并不知道是谁写的！）晚饭时大家都吃不下东西，一直盯着你的位置和“弗里德里克的角落”看——那把小椅子还在原地，可能直到我们离开的那一天都会如此……

然后她请求肖邦照顾她的哥哥安东尼，安东尼出发前往西班牙参加内战，计划在途经巴黎的时候到肖邦家借宿。“请不要对他置之不理，”玛丽亚祈求道，“能找到一位知心朋友，他会很高兴的。”最后她总结道——

我们一直很遗憾你的名字不是肖邦斯基，或至少是其他能体现你是波兰人的名字。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当我们骄傲地说你是我们的同胞时，就不会遭到法国人的质疑了。我写的这些可能让你感到无聊了。你的时间是如此宝贵，让你读这些乱七八糟的句子真是一种罪过。但我敢肯定你一定没有读完。你一定只读了几行就把小玛丽亚的信丢在一边了——所以我也不必为耽误你的时间而怪罪自己……[17]

最后一段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玛丽亚提到很遗憾肖邦的名字不是肖邦斯基，这是她受到家人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观点。玛丽亚平淡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在波兰，一些有着外国姓氏的家族为了融入波兰社会修改了姓氏的拼写。尤其是德国人，比如施米特（Schmidt）变成了斯米特（Szmit），施罗德（Schroeder）变成了什雷德（Szreder），舒尔策（Schulz）变成了舒尔茨（Szulc）。米柯瓦伊也完全融入了波兰社会，但他一直拒绝更改姓氏，不愿隐藏他的法国血统。弗里德里克经常被波兰媒体称为Choppen、Szoppen或Szopen，这些叫法让他感觉很有趣。而对于肖邦斯基这个称呼，玛丽亚一定知道肖邦对此不感兴趣。

但比起波兰名字这件事，肖邦和沃津斯基一家的关系还面临着一个更紧要的问题。沃津斯基一家最关心的是肖邦的健康状况。从信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特雷莎·沃津斯卡一开始是支持女儿和肖邦恋爱的。但她也知道，要想结婚，玛丽亚必须得到家族里男性成员的支持，包括马切伊伯父的支持，而这并非易事。所有人都知道肖邦身体不好，并且特雷莎一直在敦促肖邦好好照顾自己、按照她的嘱咐改善身体状况，由此可见特蕾莎可能已经猜到他患上了肺结核。

V

肖邦返回巴黎途中路过莱比锡，在门德尔松的陪伴下停留了两天。一年前在亚琛相遇时，两人就约定好了这次见面。两人一起演奏，门德尔松弹了几段他新创作的清唱剧《圣保罗》，在演奏的间隙，肖邦弹了第25号作品中的几首练习曲。门德尔松说，两人弹琴时，一群好事的莱比锡人偷偷溜进音乐教室偷看，只为以后向人炫耀他们见过了肖邦。门德尔松被肖邦“一首很新的夜曲”［可能是当时还没出版的《降D大调夜曲》（op.27，no.1）］深深迷住，为了弹给他的弟弟保罗听，他只用了几小时就基本上学会了这首乐曲。后来他对姐姐范妮·亨塞尔（Fanny Hensel）说：“他的演奏有一种非凡的原创性，与此同时又是如此的精湛，可以说他是一位极其完美的演奏家。”[18]第二天门德尔松带肖邦去位于格林大街（Grimmstrasse）的弗雷德里希·维克（Friedrich Wieck）家拜访。就是在这里，肖邦意外地见到了罗伯特·舒曼，此前两人从未谋面。四年前舒曼曾对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给予了盛赞，让肖邦受宠若惊。如今他是著名的《新音乐杂志》（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的编辑兼老板，仍十分欣赏肖邦的音乐。肖邦虽然与这两位同时期音乐家彬彬有礼地见了面，但隐藏在背后的事情却不容我们忽视。门德尔松和舒曼都对肖邦的音乐赞誉有加，但肖邦却对他们的音乐不屑一顾。此后不久舒曼和肖邦都将自己最伟大的作品献给了对方——肖邦将《F大调叙事曲》（op.38）题献给了舒曼，而舒曼则把他的《克莱斯勒偶记》（Kreisleriana）题献给了肖邦。虽然舒曼对肖邦的叙事曲大加赞赏，但肖邦认为《克莱斯勒偶记》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它的封面设计。维克还向肖邦介绍了他16岁的女儿——音乐天才克拉拉（后来成了舒曼的妻子）。克拉拉弹了几首她自己的曲子，然后演奏了舒曼题献给她的《升f小调钢琴奏鸣曲》。这场演奏原本让肖邦倍感无聊，但当他看到克拉拉把他的第10号作品中的两首练习曲弹得如此精彩时，肖邦被深深地打动了。后来肖邦说，克拉拉是德国唯一一位知道如何演奏他的作品的女性。

虽然肖邦一直在努力争取沃津斯卡小姐的欢心，但在返回巴黎的途中，他不幸在海德堡病倒，据他自己说是患上了“流感”。他本想到海德堡拜访他的学生阿道夫·古特曼的父母，但由于病得很厉害，他不得不卧床休息，在海德堡停留了近一个星期。为了不惊动沃津斯基一家，他没把生病的事告诉任何人。但没想到却因此出了岔子。从德国传出谣言说他已经病逝，最终他不得不出面辟谣。肖邦的父母承受了几个礼拜无谓的悲痛，直到1836年1月8日的《华沙信使报》发布了辟谣的声明，他们才如释重负。声明是这样写的：“谨此敬告杰出的演奏家弗里德里克·肖邦的朋友和崇拜者，过去几日里流传的肖邦死讯系毫无根据的谣言。”

但由于不知道肖邦的具体情况，肖邦的家人担心他仍未脱离生命危险，这样的担忧一直折磨着他的家人，直到肖邦来信说一切安好，他们才放下心来。肖邦的信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我们猜测这封信应该是在1月9日到达华沙的，也就是米柯瓦伊写了回信的那一天，他的回信一开头就抒发了强烈的情感，表达了他得知儿子安好的消息后是多么宽慰。他写道：“我们从未如此期盼过这样一封信，这封信让我们等得如此焦急。我们在圣诞节前收到了可怕的消息［弗里德里克的死讯］，你无法想象我们处于什么状态，也无法想象我们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米柯瓦伊对肖邦的批评不无道理。米柯瓦伊写道，一家人最后居然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他们的好朋友一直在安慰他们不会有事的。丰塔纳夫人亲自来家里告诉他们，儿子尤利安12月12日还在信中提到弗里德里克，并未看出有任何异常。后来福斯滕·杰林斯基（Faustyn Zieliński）在《辩论杂志》上读到肖邦将在巴黎绍塞-昂坦街的晚会上进行即兴演奏，就赶紧跑到卢德维卡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米柯瓦伊当时正和卢德维卡在一起，两人马上跑到卢瑟咖啡馆，好亲眼看看那篇文章。米柯瓦伊信中还提到了一条重要信息，能够解释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玛丽亚的父亲文岑蒂曾在圣诞节期间到访肖邦家，询问弗里德里克的情况。由于没有收到确切消息，米柯瓦伊无法给文岑蒂一个满意的答复。沃津斯基家中的分歧可能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出现的：家族里的男性坚决反对肖邦和玛丽亚的婚事。只有特雷莎继续支持女儿，但最后她也放弃了。

1835年10月的第三个星期，肖邦回到了巴黎，生活又恢复了常态：教课（仍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作曲，不分昼夜地去贵族家里社交，在那里即兴演奏，有时凌晨两三点才回到自己的公寓。沃津斯卡夫人肯定不会对这样的日程感到满意，她巴黎的朋友经常向她汇报肖邦的情况。1835年至1836年冬天，肖邦的日程表就如同《伯克贵族名谱》和《名人录》的结合体。他和卡尔克雷伦纳共进晚餐，参加法国前首相埃利·德卡兹公爵（Duke Élie Decazes）在小卢森堡宫（Petit-Luxembourg Palace）举办的晚会，并为宾客演奏了一首圆舞曲［可能是《降E大调圆舞曲》（op.18）］。在卡罗尔·克尼亚杰维奇将军（曾在拿破仑时代与俄军作战）家参加私人派对时，他发现自己就坐在波兰流亡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和政治家尤利安·聂姆策维奇（Julian Niemcewicz）的中间。他还到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家参加波兰庆典，也时常去著名银行家奥古斯特·莱奥（Auguste Léo）家做客。我们还注意到在李斯特举办的一场派对上，肖邦见到了著名作家、哲学家皮埃尔-西蒙·巴朗什（Pierre-Simon Ballanche）、作曲家贾科莫·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以及后来与他成为密友的画家欧仁·德拉克鲁瓦（Eugène Delacroix）。李斯特刚从瑞士来到巴黎，在埃拉尔音乐厅举行了两场令人瞩目的演奏会。在5月18日的音乐会上，他为巴黎观众演奏了贝多芬的“槌子键琴奏鸣曲”。当时在法国，还没有人敢演奏这首高难度的乐曲。柏辽兹当时也在现场，对照着乐谱听完演奏后，他称赞李斯特是“又一位解开司芬克斯之谜的俄狄浦斯”[20]。我们不知道如果肖邦听了这场演奏会，会有怎样的评价。但李斯特将柏辽兹的交响乐《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改编成钢琴曲时，肖邦表达过对这类音乐的反感，所以如果他在现场，我们也不难想象他的反应。

VI

在大部分时间里，肖邦一直惦记着去马林巴德见沃津斯基一家。1836年7月19日，他踏上长途旅程，一路经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和拜罗伊特，最终在7月28日到达了马林巴德。他入住了豪华的白天鹅酒店，因为沃津斯基一家就住在这里，这次他登记为“来自巴黎的庄园主”——我们认为他这样写同样也是为了避开俄国人的监视。肖邦在马林巴德和玛丽亚一家度过了愉快的三周。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和玛丽亚相爱了，肖邦也有理由相信沃津斯基一家是赞成他们的婚事的。8月底，肖邦和沃津斯基一家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顿。然而，他一直没有表明心意，直到临别前一晚，他才鼓足了勇气。1836年9月9日的黄昏时分[21]，肖邦终于向玛丽亚求婚，玛丽亚也答应了。特雷莎对两人的订婚表示了祝福，但要求肖邦暂时保密，好给她一些时间去说服她的丈夫。面对这个让他为难的请求，肖邦依然接受了。同时，他也要经历一段测试期，在此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将接受严密地观察。

肖邦返回巴黎的途中再次路过莱比锡，并于9月12日再次拜访了舒曼。“谁能想到进来的居然是肖邦！”舒曼惊叹道，“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昨天又庆祝了一回。”[22]这个庆祝指的是9月13日是克拉拉·维克的17岁生日。肖邦为舒曼演奏了他新出版的《g小调叙事曲》（op.23），舒曼评论道：“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珍贵，他还弹了不少练习曲、玛祖卡、夜曲，每一首都无与伦比。”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中讲述了肖邦的到访，并特别提到了肖邦演奏的《降A大调练习曲》（op.25，no.1）。

想象有一把音域宽广的风弦琴（Aeolian harp），被一位艺术家演奏出各种各样华丽的修饰音，但与此同时一直能听见一个低沉的低音和一个温柔地歌唱的高音，你就大概能想象出他的演奏了。听完他亲自演奏，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些乐曲。最值得一提的是《降A大调练习曲》，与其说它是一首练习曲，不如说它是一首诗。但是，如果你认为他把每一个小音符都弹得非常清楚，那你就错了。他的演奏更像是波涛般起伏的降A大调和弦，用踏板营造出了一种此起彼伏的效果。但在这些和声中间，能够听到一个一直持续的美妙的男高音，在进入柔美旋律后显得格外突出。[23]

克拉拉·维克当天也在场，演奏了几首她的新作，包括《音乐晚会》（op.6）和《钢琴协奏曲》（op.7）。舒曼不禁进行了一番比较，私下里评论道：“克拉拉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她演奏［肖邦的］作品时的表现力比肖邦自己还要丰富。”但他又补充道：“只是看他坐在钢琴旁，就够令人感动了。”[24]肖邦也通过舒曼认识了当地一位商人的妻子亨丽埃特·福格特（Henriette Voigt）。亨丽埃特是一位优秀的业余钢琴家，很喜欢邀请知名艺术家到她家的沙龙做客。她也把肖邦请到家里演奏，之后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一段描述：

肖邦昨天来了，在我的钢琴上弹了半小时。他进行了即兴演奏，也弹了他的新练习曲。他是个有趣的人，他的演奏能吸引听觉敏锐的听众，而我也确实屏住呼吸听着他的演奏。天鹅绒般的手指在键盘上滑过，或者说是掠过，轻盈得让人惊讶。我必须承认，他迷住了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最吸引我的是他自由的姿态和演奏。[25]

此前亨丽埃特从未听过肖邦的演奏，但那个难忘的下午过后，她马上跑去买来了所有能找到的肖邦作品。肖邦启程返回巴黎之前，还去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Józef Poniatowski）亲王的墓地敬献了花环，波尼亚托夫斯基是波兰的陆军元帅，曾为拿破仑作战，在莱比锡战役中英勇牺牲。这位亲王是当时波兰国王的哥哥，他的英雄事迹被波兰人广泛传颂，但肖邦敬献花环这件事在历史上却鲜为人知。肖邦从莱比锡出发后，途经卡塞勒（Cassel）时拜访了路德维希·施波尔，肖邦在华沙时经常演奏他的“钢琴五重奏”。路过法兰克福时，他顺道拜访了希勒和门德尔松。门德尔松不久前在这一年的杜塞尔多夫下莱茵音乐节上推出了清唱剧《圣保罗》的首演，大获成功，他刚刚和未来的妻子塞西尔·让勒诺（Cécile Jeanrenaud）订完婚，此时在法兰克福长住。

VII

9月底，肖邦回到巴黎绍塞-昂坦街的公寓后，再次病倒了。从德国乘公共马车回到法国需要18天，这样的长途跋涉让他疲惫不堪。他卧床不起，痰中带血，高烧不退。他的老朋友扬·马图辛斯基在家照顾他。马图辛斯基如今已成为一名医生，他一年前离开了华沙来到巴黎。当肖邦的前室友、两人共同的朋友亚历山大·霍夫曼医生搬走之后，他便搬来与肖邦同住。这样肖邦又有了一位“驻家医生”。没有人比马图辛斯基更适合给肖邦治疗了，从波兰来法国时，他也出现了肺结核的症状。六年后，年仅34岁的他就被这一疾病夺去了生命。华沙起义期间，马图辛斯基加入了波兰步枪兵团，获得了国家最高军事荣誉——军事十字勋章。在巴黎安顿下来后，马图辛斯基继续在当地的医院里做医生，在给波兰的妹夫写的一封信里，他描述了和肖邦在一起时的日常生活。

肖邦现在是巴黎首屈一指的钢琴家。他每天上很多钢琴课，但没有一节课的价格低于二十法郎。他也作了不少曲，他的作品备受追捧。我和他住在绍塞-昂坦街5号。这里离医学院和医院都比较远，但我仍有充分的理由住在这里——因为肖邦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们晚上有时去剧院、拜访朋友，或是在家享受安静的时光。[26]

虽然肖邦的健康状况很差，可能也是为了帮他恢复身体，1836年10月，他和马图辛斯基从绍塞-昂坦街5号搬到了38号——在同一条街上，但入口不同。这间公寓更为宽敞，阳光更充沛，如果马图辛斯基继续和肖邦同住的话，也会有更多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实际上，几周之后他就搬了出去，准备和一位法国骑兵军官的遗孀泰蕾兹·博凯（Thérèse Boquet）结婚。1836年12月21日，两人在圣-奥诺雷街上的圣洛克波兰教堂举行了婚礼，肖邦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与此同时，在英格兰住了一段时间的尤利安·丰塔纳又回到巴黎准备打拼一番事业，马图辛斯基搬走之后他便搬了进来。他和肖邦同住了两年，成了肖邦的秘书和抄写员。

VIII

肖邦告别沃津斯基一家之后不久，特雷莎就开始后悔没把订婚的事情跟肖邦谈清楚。她解释说，肖邦离开的那天，她牙痛得厉害，去拔了牙。“我十分不舒服，无法过多关注‘黄昏时分’的事，我们也没有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当时留了下来，我们第二天便可以更透彻地讨论这个问题……”[27]特雷莎已经开始担心秘密订下的婚约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她开始责怪肖邦不好好照顾自己，敦促他晚上11点睡觉，喝止咳糖浆（一种含有鸦片的芳香糖浆）。就在特蕾莎和玛丽亚返回波兰前，她给肖邦发出了明确的指示：“回到华沙后我会给你写信，但现在我必须强调：只要你照顾好身体，一切都不是问题。”她总是不忘说起那句标志性的话：“记住，现在是你的测试期。”[28]之后她啰唆地说给肖邦寄去了一双特制的拖鞋和几双玛丽亚给他织的羊毛袜，催促他穿上保护身体。肖邦向她郑重承诺自己会穿上这些鞋袜，但由于后来肖邦并没有在信中提到这些事，特雷莎认为自己的话被无视，于是指责肖邦说谎：“你郑重承诺遵从我的指令，但从你的信里我看出你没说实话，因为你只字未提拖鞋、羊毛袜，以及11点之前上床睡觉的事情。”[29]对此肖邦镇静地回复道：“我很尊敬您，我向您保证我没有说谎。我确实记得拖鞋的事，而且演奏的时候我会想着‘黄昏时分’。”[30]特蕾莎命令肖邦穿拖鞋和羊毛袜这一点可能会让现代人感到不解。根据当时的说法，“感冒”是通过人的足部进入身体的，因此足部保暖是预防疾病的最简单做法。[31]

肖邦拜访沃津斯基一家时，全家一直在期待一件事，和这件事比起来，玛丽亚的秘密订婚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很长时间以来，沃津斯基一家都在准备返回波兰，流亡异国他乡五年之后，他们终于要收回波兰的地产了。玛丽亚的父亲文岑蒂已经先行一步，回到华沙处理相关事宜。这样的计划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如果肖邦和玛丽亚正式订婚，那么肖邦自然也要一起回波兰，两人的通信也包含了很多这样的设想。启程回波兰前不久，玛丽亚还在信中说希望能在斯乌热沃听到肖邦用他寄来的新钢琴演奏。在最后一封从德累斯顿寄出的信中（10月2日），玛丽亚在结尾写道：“再见，5月或6月见。”[32]然而事实证明她过于乐观了。

玛丽亚是一个听话的女儿，很容易受父母的影响。至于特雷莎·沃津斯卡，有人曾把她称为“悍妇”[33]。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虽然有些刻薄，但不要忘记是特蕾莎一开始同意了她女儿和肖邦的婚事，后来又在破坏这桩婚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让肖邦承受了无谓的痛苦。沃津斯基一家一回到波兰，他们对肖邦的态度就立刻发生了改变。遥远的距离对这段感情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通信中的语言变得客气而正式，玛丽亚也不再单独给肖邦写信，只是在母亲的书信后面加上一段简短的附言。同时，特雷莎也没有告诉肖邦她改变主意了，而是让肖邦继续心存希望，以便让肖邦为她办事。我们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她卑鄙地对肖邦说，回到华沙后，她不会跟肖邦的父母说起这个“秘密”的婚约。她真的以为肖邦跟家人如此疏远，连这种消息都不告诉家里人吗？实际上肖邦的家人在订婚之后马上就知道了此事，他们认为肖邦会因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他感到高兴。而肖邦是如此的天真，用一位著名传记作家的话说，他一点没意识到自己被“占了便宜”。

沃津斯基一家收回斯乌热沃庄园之后，发现庄园已破败不堪。老房子里的钢琴已经坏得不能用了，因此特雷莎想到让肖邦寄一架普莱耶尔钢琴到波兰来，但她并没有说明费用将由谁承担。肖邦很乐意效劳，将钢琴寄到了格但斯克。从格但斯克到斯乌热沃还有180公里的路程，需要用马车把钢琴运过去。不久后，特雷莎又说自己在收集名人签名，让肖邦提供一些巴黎名人的签名，仿佛肖邦除了挨家挨户上门收集签名以外没有别的事儿可做一样。但这次他也同意了。他不仅收集了签名，还让卢德维卡抄写了他的七首波兰歌曲和《富有情感的慢板》（1830年）准备一起寄给玛丽亚。校对完所有乐谱后，肖邦将这些手稿用精美的红色皮革装订起来，封面用金色的字迹写上玛丽亚的名字，将曲集和签名寄到了斯乌热沃。但是他的用心换来的却不是感谢而是非难。1837年1月25日，特雷莎给肖邦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这封信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也一定让肖邦看到了他结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信很长，我们只节选其中重要的几段。

斯乌热沃，1837年1月25日

我的好弗雷采克，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上一封信还是在你寄来音乐包裹之后不久收到的，关于那个包裹，我必须要责怪你，而不是感谢你。还有那个“纪念品”［装订精美的纪念册］，多愚蠢啊！此外，你也没说钢琴总共需要寄多少钱，我们得提前知道才能把钱准备好。请告知我钢琴将会送达格但斯克的具体地址。我们想如果阿道夫知道钢琴的到货地点，可以安排一辆马车去接，那里离我们只有25里格［180公里］，春天之前我们就可以收到钢琴了。这里的生活很悲惨。自从我们从华沙回来，就没再踏出过大门，也没有请客人来过家里做客……（T.W.）

在这段没完没了的抱怨后边，玛丽亚加了一段附言：

妈妈责怪了你，可我要好好地感谢你，我们见面后，我更要好好地感谢你。你应该看得出来，我很懒得写信，因为我想等我们见面后再感谢你，那样我就不用把所有事情都写信告诉你了。妈妈已经描述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也没什么其他要说的了，唯一想再告诉你的是冰雪开始融化了——很重要的消息，是不是？——对你来说尤其重要。这里安静的生活很适合我，因此我也很喜欢——暂时如此，当然我也不想一直这样。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也只能苦中作乐了。我试着找些事情来做，打发时间。我正在读海涅的《德国》（Deutschland），简直太有意思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祝你安好。我想用不着重复我对你的感情。

你忠诚的秘书，

玛丽亚[34]

信里没有一个字是玛丽亚的真情实感，她的话大多是一些枯燥的陈词滥调。而特雷莎在末尾用了正式的署名“T.W.”。费迪南德·赫西克指出，这封信令人非常不快，它冷漠、毫无感情，有些地方甚至很无礼。[35]他补充说，肖邦当时已经是欧洲颇有声望的音乐家了，特雷莎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给谁写信。

IX

肖邦与玛丽亚·沃津斯卡结婚的希望很快破灭了，他因此日渐消沉。1837年2月，欧洲流感横行，肖邦也被感染，在家休养了几个星期。他不得不因此取消了一些计划，也没有参加4月9日李斯特在埃拉尔沙龙举行的音乐会。肖邦出现的症状包括高烧和频繁的出血，这一次他甚至患上了肺炎。他吞服碎冰缓解喉咙的炎症，却导致了慢性咳嗽和声音沙哑。[36]病痛中的他在27岁生日那天（3月1日）收到了一封母亲的来信，母亲说特雷莎·沃津斯卡联系了她，向她抱怨肖邦不遵守诺言，没有早睡早起、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听闻这多嘴之人居然向母亲尤斯蒂娜告状，肖邦一定倍感愤怒。特雷莎一直通过她的人脉打探肖邦在巴黎的生活状态，听说他生病之后，便利用这个消息拉远沃津斯基一家和肖邦家的距离。

从这封信里我们也发现肖邦去找过一位占卜师，可见他认为比起沃津斯卡夫人，占卜师更能就未来的事给他一些可靠的消息。这位占卜师就是著名的玛丽·勒诺尔芒小姐（Mlle Marie Lenormand），她住在巴黎最混乱的图尔农街（rue de Tournon）上。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她坐在一张老旧的皮革扶手椅上，脚边环绕着一只黑猫，面前的桌子上摊开一副她自己设计的卡牌。这些年来，不少名人曾找她算命，包括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惠灵顿公爵也曾找她算过有谁试图刺杀自己。勒诺尔芒曾被称为“圣日耳曼郊区的女预言家”，但肖邦去的时候，她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她说肖邦的未来不仅会很幸福，而且还十分光明。但对于了解肖邦生平的人来说，这个预言离谱得不能再离谱了。一两年前，玛丽·达古（Marie d’Agoult）跟李斯特私奔之前也曾向她求问，得到的也是这样充满希望的答案，仿佛让她看到了粉红色的浪漫未来。但达古很快就会发现勒诺尔芒的预言不仅不准，甚至还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尤斯蒂娜强烈反对肖邦去占卜，她劝告儿子：“向我保证，亲爱的弗里德里克，你不会再去见她了。”[37]但肖邦是否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有没有再花冤枉钱窥探未来，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未来似乎暗淡无光，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那就他患上的这一顽疾似乎是难以治愈的。

自从肖邦来到巴黎，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Marquis Astolphe de Custine）侯爵一直是他最热心的崇拜者。屈斯蒂纳是一位著作家兼旅行作家。据文献资料记载，他一直是肖邦忠诚的朋友，发自内心地担心肖邦的健康问题。屈斯蒂纳发现肖邦身体每况愈下后十分担忧，曾多次邀请并催促肖邦到他的别墅度假。他的别墅位于昂吉安湖畔的圣格拉蒂安，离巴黎不远，他说：“我认为这样的旅行对你的健康有好处……你病了。而且更糟糕的，这个病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你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的痛苦到达了极限。”即便肖邦一直在努力隐瞒，但屈斯蒂纳一定知道肖邦遇到了什么问题，因为他还说了下面这段切中要点的话：

为了保住你过去的成就——这些成就预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像生病的孩子一样接受治疗。你必须承认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健康。除了健康，其他问题都会自己解决。我是你的朋友，你可以跟我谈谈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你不肯离开巴黎是因为钱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借钱给你；你之后再还给我，但你必须休息三个月！如果爱情让你失望，让我们试试友情的力量。为你自己活着，也为我们活着。好起来之后，赚钱的日子还多着呢。[38]

但肖邦还是拒绝了屈斯蒂纳的盛情邀请，没有去德国休假三个月。据我们所知，他也没有接受屈斯蒂纳借给他的钱，但5月的一个周末，他确实去了位于圣格拉蒂安的别墅，屈斯蒂纳为他准备了一架普莱耶尔钢琴，还请了一些身份显赫、期待听他演奏的客人。屈斯蒂纳在附近的一家餐厅招待宾客享用了一桌盛宴，席间喝了不少香槟和勃艮第红酒，之后客人们回到别墅，听肖邦演奏了第25号作品中的两首练习曲和未完成的《F大调叙事曲》（op.38）中的第一部分。肖邦的校友约瑟夫·布若夫斯基当时也在巴黎常住，他和肖邦一起去了圣格拉蒂安，对当天的场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39]“肖邦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毋庸赘言。”布若夫斯基写道：

他演奏了新创作的《降A大调练习曲》、《第二首叙事曲》的开头，还有《f小调练习曲》。热情的观众还想再听一首玛祖卡。肖邦马上弹了一首他的爱国诗，然后，就像一位爱国诗人一样，他来了灵感，即兴演奏了一曲战歌。玛祖卡让观众们沉浸在了肖邦的乡愁中，而战歌响起后，雄壮的旋律和激昂的情绪触动了每一位正统的贵族，这首玛祖卡激起了他们心中的怀旧之情。演奏完毕，肖邦站起来后，在场的所有人也纷纷起身，上前围住了这位出色的演奏家；他们都有着正统的贵族血统，纷纷问肖邦他演奏的这首战歌叫什么名字。人们并不知道这首乐曲实际上是他即兴演奏的，所以肖邦说这是乌兰军团［波兹南著名的波兰轻骑兵］的军歌。在场的夫人们执意要求肖邦把这首乐曲改编成合唱曲，说她们想演唱这首歌。肖邦答应了，但用波兰语对我说：“明天她们就会忘了这回事。”由此可见肖邦十分清楚巴黎沙龙里的常客是什么样的人。[40]

肖邦到屈斯蒂纳的别墅做客这件事也很有意思。当时侯爵身陷同性恋丑闻的事已人尽皆知，他因此被巴黎“最上层”的社会排斥，但他仍喜欢与艺术圈的人交往。在他写给肖邦的信里，除了赞美，也不乏直白的示爱和委婉的暗示，但肖邦对这些视而不见。肖邦也一定见过与屈斯蒂纳同居的情人——爱德华·德·圣巴尔贝（Édouard de Sainte-Barbe），还有经常和屈斯蒂纳同床共枕的年轻波兰伯爵伊格纳齐·古罗夫斯基（Ignacy Gurowski）。肖邦在圣格拉蒂安还见到了一个同样以放荡的生活而闻名的人，此人就是英格兰人爱德华·休斯·鲍尔（Edward Hughes Ball）。鲍尔年轻时从姑妈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将他调侃地称为“黄金鲍尔”（Golden Ball）。除了把钱砸在赌场上，他还从英格兰国王手里买下了三座城堡，导致银行账户透支，不得不跑到法国躲债。到了法国，他以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为榜样，发明了黑领带，在时尚史中给自己找了一个位置。据说他跟众多情妇生下了至少六个孩子，同时又混迹于屈斯蒂纳的密友圈。伊格纳齐·古罗夫斯基伯爵在1831年从波兰流亡到法国，1835年成了屈斯蒂纳的情人。他的恣意挥霍和喜怒无常给屈斯蒂纳的私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后来古罗夫斯基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的侄女、19岁的伊莎贝拉·德·波旁（Isabella de Bourbon）公主私奔并秘密结婚，被法国驱逐出境。与公主私奔绝非易事，因为当时这位公主住在一间修道院里，由修士教育监护。据说古罗夫斯基雇了一辆去英格兰的马车，并在马车上草草举行了婚礼。两人婚后生了三个孩子，引来了不少流言蜚语。聚会后两周，布若夫斯基返回了波兰，把他的这些见闻讲给了波兰的朋友听。如果“观其友，知其人”这句话说得没错，那么我们也不难猜测沃津斯基一家对肖邦与这些人交往会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了。返回波兰之前，布若夫斯基陪肖邦去了昂吉安的温泉，以缓解肖邦呼吸困难和持续咳嗽的症状。这些症状已经困扰他几周之久，在早上尤为严重。

“我的不幸”；肖邦与玛丽亚·沃津斯卡的通信

1837年春天，肖邦又收到了一份邀请，但被他断然拒绝。沙皇尼古拉宣称将授予肖邦“俄罗斯帝国宫廷钢琴家”的称号。这一头衔来得很意外，是由俄国驻巴黎大使卡洛·波佐·迪·博尔戈伯爵（Count Carlo Pozzo di Borgo）向肖邦传达的，他解释说肖邦没有参加华沙起义，不被视为政治逃亡者，因此被授予了这一头衔，此外他还将享受一笔终身津贴。肖邦的外甥安东尼·英德热耶维奇说，肖邦直白地拒绝了这一邀请，他回复波佐·迪·博尔戈说：“虽然我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但我支持那些革命者。因此我认为自己是一位流亡者：这是我唯一愿意接受的荣誉。”[41]罗伯特·舒曼曾说肖邦的音乐是“花丛中的大炮”，其实他的话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更为合适，但后世的人们常常误会了他的意思。如果像舒曼所说，肖邦的音乐作品如同武器，那么具有军事头脑的沙皇尼古拉自然想把它们带到圣彼得堡，让它们为罗曼诺夫家族服务。[42]但肖邦拒绝了沙皇的邀请，表明了他和他的音乐都支持波兰的革命。

X

与此同时，沃津斯基一家把自己封闭在了斯乌热沃，玛丽亚也不再给肖邦写信了。玛丽亚和她的父母都没有展现出什么风度，既没有对肖邦的求婚表示感谢，也没有给出一个拒绝的理由。特雷莎还会时不时地给肖邦写信，但在信中对女儿的事只字不提。她最在意的是她的大儿子安东尼，经常为此找肖邦帮忙。长期以来特雷莎最担心的就是安东尼。他参加了华沙起义，逃离波兰后四处漂泊，到巴黎的时候还跟肖邦同住了一段时间。米柯瓦伊·肖邦提醒儿子不要借钱给安东尼，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米柯瓦伊之前借给他的钱大多有去无回。但肖邦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还是把钱借给了他。后来安东尼加入了一个波兰骑兵团，被派去参加西班牙内战，并在1837年5月24日的韦斯卡战役（Battle of Huesca）中负伤。特雷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快要急疯了，厚着脸皮向肖邦求助。她虽然不想让肖邦做自己的女婿，但有需要时她还是会找肖邦帮忙。肖邦从巴黎的波兰朋友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消息，6月18日将安东尼的伤势和战役的惨烈情况告诉了特雷莎。他说安东尼服役的波兰骑兵军团已全军覆没，但安东尼平安无事。[43]

1837年8月，肖邦与沃津斯基一家几乎完全没了联系，他知道自己与玛丽亚的这场注定失败的婚约也走到了终点。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他把玛丽亚的信捆在一起，装进了一个大信封，用丝带系起来，写上了“我的不幸”（Moja bieda）这几个字。肖邦去世后，这个包裹才在他巴黎的公寓里被发现。肖邦后来提到沃津斯基一家时，说他们“自私自利、不讲道德、无情无义”[44]。

但现在看来，我们认为肖邦没和玛丽亚结婚是件好事。玛丽亚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普通女孩。如果肖邦真的娶了沃津斯基家的女儿，他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他的艺术发展会受到制约，而我们也无法听到这些等待着人们去充分表现的音乐作品了。沃津斯基一家会要求肖邦回到波兰。离开巴黎的高雅生活回到波兰将意味着肖邦艺术之路的终结。没有了巴黎的学生，他也就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此外他也会失去沃津斯基一家对他的尊重，所有这些都会让他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对于他来说，家人、朋友和同行因仰慕他的才华而给予的无条件支持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支持肖邦无法成功。

XI

玛丽亚·沃津斯卡的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1840年，玛丽亚和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的儿子约瑟夫·斯卡尔贝克订婚，并于1841年7月24日结了婚。肖邦曾经的未婚妻嫁的这个人肖邦一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他们从小就和这家人关系非常好，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对此事愤愤不平，认为这是对他们一家的背叛。她在信中写道：“愿上帝宽恕他们。”[45]但显然上帝另有安排，两人的罗马天主教婚姻被宣告无效（nullum in radice）——这个暗含没有圆房的意思。按照天主教规定，玛丽亚等了两年之后再次结婚，嫁给了瓦迪斯瓦夫·奥尔皮谢夫斯基（Władysław Orpiszewski）。两人婚后生下一子，起名为塔德乌什，但4岁就夭折了。奥尔皮谢夫斯基一家最后搬到了佛罗伦萨，经常邀请当地的波兰艺术家和作家去他们位于阿泽利奥广场（Piazza d’Azeglio）的家里聚会。曾经窈窕美丽的玛丽亚后来也成了一个臃肿的老妇人。[46]1881年她的第二任丈夫死于肺结核之后（她自己应该也能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她回到波兰和侄女玛丽亚·奥尔皮谢夫斯基一起生活。玛丽亚在1896年去世，享年77岁。她比肖邦多活了近半个世纪，最终因为和肖邦未成的姻缘而被后人铭记。

[1] 出自斯沃瓦茨基的诗作《在瑞士》（W. Szwajcarii）。

[2] “Hommage à Mlle M. W. de la part de son ancien professeur F. F. Chopin. 18 jui. 1834.”从肖邦写给玛丽亚的哥哥费利克斯的信上，我们得知肖邦用法语写下的月份jui指的不是6月（juin），而是7月（juillet）。

[3] HMBE，p. 31.

[4] CFC，vol. 2，p. 114；KFC，vol. 1，p. 239.

[5] 1834年12月28日刊。

[6] SCP，p. 69.

[7] 卢德维卡1832年11月22日与律师卡拉桑提·英德热耶维奇在布罗胡夫教堂结婚，卢德维卡和肖邦都是在这个教堂里接受的洗礼。婚宴在热拉佐瓦沃拉举行，因为正如米柯瓦伊·肖邦所说，从华沙专程赶来的宾客很多，他甚至连让客人们喝上“一杯水”都困难。弗里德里克则为这对新婚夫妇送上了一首波兰舞曲和一首玛祖卡，“为了让你们快乐地跳舞并享受快乐的心情”。CFC，vol. 2，p. 75；KFC，vol. 1，p. 217提到了这两首作品，但信中没有写明是哪两首乐曲，原稿很可能已经丢失。

[8] 马丽奥拉·沃伊特凯维奇在《一笔债的历史》中详述了这件事，详见WZW，pp.90-95。

[9] CFC，vol. 2，pp. 147-48；KFC，vol. 1，pp. 260-61.

[10] 雅罗斯拉夫·普罗哈兹卡在《弗里德里克·肖邦在卡罗维发利》（Fryderyk Chopin v Karlovych-Varech）一书中讨论了这个猜想，该书于1951年出版于卡尔斯巴德。

[11] 斯沃瓦茨基曾为玛丽亚写下了他最浪漫的一首诗，名为《在瑞士》。这首诗创作于1835年，那时26岁的斯沃瓦茨基刚刚被迫与玛丽亚分离，这首热烈的情诗是这样开始的：“她像一个金色的梦，从她消失的那一天，我因痛苦而枯萎，因渴望而昏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灵魂的骨灰没有随着她的离去飞向天使，为什么没有被我爱的她救赎。”玛丽亚是否读过这首情诗呢？更重要的是，肖邦是否读过呢？《在瑞士》直到1839年才被出版，但肖邦很有可能在巴黎的波兰友人那里读到过这首诗。这首长诗里，斯沃瓦茨基将玛丽亚塑造成了一位真正的女神，后半段有两小节都以“圣母玛利亚！”结尾。

[12] 玛丽亚一直没有放弃钢琴演奏。华沙的报纸曾报道她在1843年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演奏了肖邦的叙事曲，并称赞她“技艺精湛、才华出众”。

[13] 肖邦似乎忘记了他这首最著名的夜曲是12/8拍的。他粗心地画错了小节线，导致这段旋律成了6/8拍！复印版手稿请见BFC，p.104。

[14] 这首圆舞曲的复本第一次出现在玛丽亚的侄子安东尼·沃津斯基所写的传记体小说《弗里德里克·肖邦的三个故事》（Les Trois Romans de Frédéric Chopin，1886）中。虽然作者是玛丽亚的侄子，但书中的内容大部分是虚构的。然而，后世不少肖邦的传记作家深陷在这杯毒酒中不能自拔。这首圆舞曲中第65至95小节右手旋律上出现了十二个有些不协调的重音降D，肖邦在此标注了tenuto（保持）。安东尼将这十二个重音解读为圣母教堂的午夜钟声，并认为第81～88小节代表肖邦乘坐马车离开了玛丽亚。这个解读完全是作者的主观想象。而且这个说法很难站住脚，因为十二个重音之后，又出现了四个没有规律的重音。人们对肖邦的音乐有过很多奇怪的解读，但这一个明显来自家族里的传说。作者写道肖邦和玛丽亚曾在斯乌热沃庄园周边手拉手散步，但实际上肖邦从未到过此地。他还说两人告别之后，玛丽亚曾到巴黎与肖邦重聚。玛丽亚第一次见到肖邦时只是个孩子，两人不可能那时就产生了感情。1836年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更别说在巴黎重聚了。玛丽亚去世之前，安东尼的小说已经出版了，但我们不知道她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看法。

[15] 1926年，这首歌正式成为波兰共和国国歌。

[16] GJK，附录I。

[17] CFC，vol. 2，pp. 150-52.

[18] CFC，vol. 2，p. 154；KFC，vol. 1，p. 264.

[19] CFC，vol. 2，pp. 164-65；KFC，vol. 1，p. 270.

[20] 《音乐公报》，1836年6月12日。

[21] 波兰语中的“灰色时分”（o szarej godzinie）指的就是人最感性且最不理性的日暮时刻。

[22] SBNF，pp. 77-78.

[23] NZfM，1837年12月22日。

[24] SBNF，p. 79.肖邦到访时，舒曼的《狂欢节》组曲正处于收尾阶段（1837年出版），组曲中包含了一首名为《肖邦》的乐曲。这首乐曲是世上第一首模仿肖邦音乐风格的作品。对于这样一首不仅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且明显带有他音乐“指纹”的乐曲，肖邦的反应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25] 沃尔夫冈·伯蒂歇尔（Wolfgang Boetticher）在《对罗伯特·舒曼生平与作品的进一步研究》（Weitere Forschungen）中发表了福格特的日记选段。BWF，pp. 53-55.

[26] HSCC，p. 123.

[27] CFC，vol. 2，p. 198；KFC，vol. 1，p. 286.

[28] CFC，vol. 2，p. 199；KFC，vol. 1，pp. 286-87.

[29] CFC，vol. 2，p. 203；KFC，vol. 1，p. 290.

[30] CFC，vol. 2，p. 207；KFC，vol. 1，p. 292.

[31] 当时的法国杂志《流行年鉴》（Almanach populaire）为读者提供了不少这类知识。这份杂志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占星术、金融投资、戒酒协会，还有治疗疾病的民间偏方等。

[32] CFC，vol. 2，p. 205；KFC，vol. 1，p. 291.

[33] HSLC，p. 323.

[34] CFC，vol. 2，pp. 210-12；KFC，vol. 1，pp. 294-95.

[35] HFCZ，vol. 2，p. 204.

[36] SHC，p. 118；BJT，p. 108.

[37] CFC，vol. 2，pp. 214-15；KFC，vol. 1，p. 296.

[38] CFC，vol. 2，pp. 220-21；KFC，vol. 1，p. 302.

[39] CJFC，pp. 223-27；另见BJT，p. 121。

[40] BJT，p. 121.

[41] HFCZ，vol. 2，p. 150.

[42] 人们对舒曼这句评论的理解常常脱离了上下文。舒曼说的其实是肖邦音乐的政治意义，而不是音乐中的诗意。他的原话是：“如果北方那个独裁的、权倾天下的君主知道有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仅凭几首简单的玛祖卡就能对他产生威胁，那毫无疑问他会下令禁止这些音乐。肖邦的作品就是花丛中的大炮。”NZfM，1836年4月22日。

[43] CFC，vol. 2，p. 222；KFC，vol. 1，pp. 303-304.

[44] CFC，vol. 2，p. 309；KFC，vol. 1，p. 340.

[45] CFC，vol. 3，pp. 40-41；KFC，vol. 2，p. 16. 本书前文提到卢德维卡曾以约瑟夫·斯卡尔贝克为主角，写了一本名为《约齐奥的旅行》的书，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卢德维卡认为他们遭到了背叛。1826年，肖邦一家和斯卡尔贝克一家在赖纳茨温泉度假，卢德维卡以7岁的约瑟夫·斯卡尔贝克为原型写了一本书，那时的卢德维卡不会想到，这个小男孩长大后和抛弃了他弟弟的女人结了婚。

[46] 从玛丽亚暮年的照片中就能看出这一点，见ECIB，p. 211。

英国插曲，1837年7月

他们这儿的东西都好大！厕所也大，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好好上厕所。

——肖邦写给丰塔纳的信[1]

I

沃津斯卡的事让肖邦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不少人向他伸出援手，希望帮他走出阴霾。但他不想打搅别人，更愿意待在巴黎静静疗伤。虽然他和约瑟夫·布若夫斯基拜访完屈斯蒂纳侯爵之后，6月去昂吉安温泉休养了三天，但他的精神仍旧很消沉，一直期盼着回绍塞-昂坦街上他和尤利安·丰塔纳同住的公寓里。后来卡米耶·普莱耶尔建议肖邦和他一起去伦敦旅行，他才同意前往。普莱耶尔自己也需要出去散散心。他年轻的妻子——钢琴家玛丽·普莱耶尔屡屡出轨，此时他刚刚痛下决心和妻子分开。1836年，玛丽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孩子的父亲很可能是她的新情人——德国汉堡商人乔治·帕里什），这让他的婚姻不堪重负。[2]

卡米耶·普莱耶尔的妻子原名为玛丽·莫克，她曾与柏辽兹订婚，解除婚约时也闹得满城风雨。1831年，她嫁给了卡米耶·普莱耶尔，但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有问题。玛丽比普莱耶尔小23岁，长期对丈夫不忠。对于这种事情，做丈夫的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我们从梅耶贝尔给妻子明娜的信中就能找到一些佐证，明娜早年曾跟玛丽·普莱耶尔学过钢琴，因此梅耶贝尔给妻子转述了这个丑闻中的一个戏剧性事件：“你曾经的钢琴老师卡米耶［玛丽］·莫克，也就是现在的普莱耶尔夫人，在自己家里被她的一个情人狠狠地打了一顿。出于嫉妒，这个情人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大街上。她的丈夫还一直以为这个轻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贤良的妻子，这下才看清了真相。全巴黎都在谈论着她不光彩的行为。”[3]从信中可知这件事发生在1835年，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玛丽怀孕了。同年晚些时候，卡米耶·普莱耶尔与玛丽正式分居，并从他的遗产继承人中删除了玛丽。

肖邦的法国护照，签发日期为1837年7月7日

自己的家事整天被人议论纷纷，显然普莱耶尔需要换换环境。肖邦一直想去伦敦，他欣然接受了普莱耶尔的提议，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匿名前往，不能让艺术界的朋友知道，也不能让沃津斯基一家知道。他认为只有匿名前往伦敦，躲开人们的视线，他才能享受旅游观光带来的纯粹快乐，忘掉沃津斯基一家带来的烦心事。肖邦申请了一份法国护照（签发日期为1837年7月7日），并在7月9日和普莱耶尔离开了巴黎。他们在法国布洛涅（Boulogne）登上渡轮，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多佛（Dover）。这是肖邦第一次看到广阔的外海。“我稍后会告诉你大海给我带来了哪些有趣的想法和不悦的感受。”他对丰塔纳说。[4]经过十八个小时的航行后，他们于7月10日到达了伦敦。

肖邦护照上的信息让我们对他的外貌特征有了一个准确的了解：

年龄：26岁　　　　　　　　　　　鼻子：正常

身高：1.70米　　　　　　　　　　嘴巴：正常

头发：亚麻色　　　　　　　　　　胡须：亚麻色

额头：正常　　　　　　　　　　　下巴：圆

眉毛：亚麻色　　　　　　　　　　脸型：椭圆

眼睛：灰蓝色　　　　　　　　　　肤色：白皙

两人入住了豪华的萨布洛尼埃酒店（Sablonnière Hotel），这家酒店位于克兰伯恩大街（Cranbourne Stree）和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拐角处。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瓦夫·埃格伯特·科伊米安（Stanisław Egbert Koźmian）是丰塔纳在华沙时就认识的老朋友，当时他正住在伦敦。丰塔纳提前联系了他，告诉他肖邦即将前往伦敦，并在信中说：“肖邦会在伦敦停留一周左右，最多十天，他不想见任何人……请你［对他的行程］保密。”[5]肖邦下定了决心要隐瞒身份，因此他化名为“弗里茨先生”[6]，知道他行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科伊米安全程接待了肖邦和普莱耶尔，还带他们游览了伦敦。之前丰塔纳曾告诉肖邦夏季的这段时间里，伦敦的天气会像意大利的天气一样好。但这个判断下得有些草率了。肖邦发现伦敦乌烟瘴气，几百个烟囱冒着黑烟，刺激着他的肺部。尽管如此，他对伦敦大加赞赏，说英格兰的女性、马匹、建筑、广场、宫殿、树木都让他印象深刻。英格兰的厕所尤其让他惊讶，他说厕所如同大理石宫殿，“让人没法好好地上厕所”[7]。有关这次英格兰之行的资料并不多，我们能找到最详细的描述出现在科伊米安给波兰的兄弟写的信中：

1837年7月25日

肖邦已经在伦敦隐姓埋名地待了两周。除了我以外，他谁也不认识，也不想认识任何人。我一整天都和他在一起，甚至有时整晚都在一起，比如昨晚。和他同行的是以钢琴和出轨的妻子闻名的普莱耶尔。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享受伦敦”（pour se régaler de Londres）。他们住在高级酒店里，雇了一辆马车。简而言之，他们就是来这儿花钱的。我们有一天去了温莎，还有一天去了布莱克沃尔，明天要去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其他的事儿我只能晚点再讲，因为和他们在一起聊天、听“撒拉弗”演奏让我很开心。[8]

II

为了满足“花钱”的要求，三人不仅乘坐雇来的马车去了里士满、汉普顿宫、布莱克沃尔（以“全鱼宴”闻名）和温莎，还去了更远的奇切斯特（Chichester）和阿伦德尔（Arundel）。他们在阿伦德尔遇见了波兰革命事业在英国的主要推动者达德利·斯图尔特（Dudley Stuart）勋爵，他当时正在参加议会选举，但遗憾落选。也是在这里，肖邦在马车顶上围观了喧嚣热闹的英格兰乡村选举（就像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中主人公在伊顿斯威镇见到的那种）。他们几乎每晚都会去歌剧院或戏院。女高音歌唱家朱迪塔·帕斯塔（Giuditta Pasta）当时正在国王剧院演出，每场都座无虚席，肖邦十分欣赏她演唱的凯鲁比尼（Cherubini）的《美狄亚》（Medea）和贝利尼（Bellini）的《凯普莱特与蒙泰基》（I Capuleti e i Montecchi）。他也听了施勒德-德弗里恩特演唱的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但似乎这场演出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此外，他也在特鲁里街皇家剧院看了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贝多芬纪念基金会赞助，著名钢琴家莫谢莱斯在乔治·斯马特（George Smart）爵士的指挥下演奏了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但这场演出同样没能打动肖邦，他也没有去后台与莫谢莱斯见面，认为他的演奏“极其的巴洛克”[9]。莫谢莱斯一直想认识肖邦，如果他知道肖邦当时就在伦敦，还听了他的演奏，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找到肖邦。肖邦虽然不愿公开露面，但最后还是暴露了身份。普莱耶尔受到英国钢琴商詹姆斯·舒迪·布罗德伍德（James Shudi Broadwood）的邀请，去他位于布莱恩斯顿广场的家中参加了一场晚会。他把肖邦也带去了，并向人介绍说这是“巴黎来的弗里茨先生”。肖邦原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晚宴后宾客们移步到音乐室时，有几位客人弹起了布罗德伍德的新款钢琴。他忍不住也上前试了试。刚弹了几个小节，人们就立刻被迷住了，识破了肖邦的真实身份。“只有肖邦是这样弹琴的。”肖邦和布罗德伍德就是这样相识的，并建立起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1848年他再次回到英国时，布罗德伍德也给予了他不少帮助。1848年，肖邦在所有重要的音乐会上演奏的都是布罗德伍德钢琴。

普莱耶尔在英格兰也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玛丽·莫克对他的背叛，以及私生女的出生，都使他再次成为流言蜚语的攻击对象。就连科伊米安也在之前给家人的那封信里不太友好地将他称为“以钢琴和出轨的妻子闻名的普莱耶尔”。根据法国当时的法律，普莱耶尔没法与妻子离婚，但他可以采取其他办法。可能就是这时，普莱耶尔遇见了21岁的英国女子艾玛·奥斯本（Emma Osborn），准备把她带回巴黎建立一段事实婚姻。我们发现肖邦在1839年1月22日给普莱耶尔的信中隐晦地提到了艾玛，问候她的健康情况，可见从伦敦回去后的十八个月里，艾玛已经住在了普莱耶尔的家里。应普莱耶尔的要求，艾玛将名字改成了艾玛·奥斯本·普莱耶尔。她成了肖邦的忠实粉丝。1855年普莱耶尔死后，一些与肖邦有关的重要物品归她所有，包括肖邦的手稿和个人物品，最终这些物品几经辗转又回到了英格兰。1906年，艾玛以90岁高龄去世，身后留下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关于肖邦的回忆。[10]

III

当时莫谢莱斯已经在伦敦住了几年，他在日记里用哀怨的语气提到了肖邦的到访：“肖邦在伦敦待了几天了，他是唯一一个谁也没见、也不想见任何人的外国艺术家，因为说话会加重他的肺病。他听了几场音乐会就消失了。”[11]肖邦离开伦敦三周后，门德尔松也来到了伦敦。听说和肖邦擦肩而过，他给两人共同的朋友费迪南德·希勒写了一封信：“据说肖邦两周之前突然到访伦敦，没拜访任何人，也没会客。有一天晚上他在布罗德伍德家精彩地弹了一曲，然后就匆匆离开了。人们说他仍然病得很重，看起来十分悲惨。”[12]

即便如此，他的演奏仍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1838年2月23日出版的《音乐世界》（The Musical World）回顾并评论了肖邦的这次演奏。

去年夏天他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有幸听到了他的即兴演奏。听过他演奏的人都会对此终生难忘。他可能是沙龙里最令人愉悦的出色钢琴家。他的动作如此轻柔，他精致而优雅、忧郁而温柔，演奏精准而有条理，整体效果堪称完美，体现了他精准的判断和高雅的品位，但在大型音乐厅或挤满了人的沙龙里，这样的演奏无法展现出其优势。

IV

关于肖邦第一次英格兰之行，我们能找到的官方记录只有以上这些。但我们也了解到，在这次短暂的旅行中，肖邦联系了他的英国出版商克里斯蒂安·韦塞尔（Christian Wessel）。韦塞尔的办公室位于弗里斯街（Frith Street），距肖邦的酒店不到一公里。7月20日，他和韦塞尔签署了几份合同。这时韦塞尔已出版了不少肖邦的作品，数量有几十首，因此在肖邦的事务中他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肖邦不怎么会说英语，这可能会让他感到孤立无援；但普莱耶尔愿意帮肖邦与韦塞尔交涉，还作为中间人一同签署了合同。[13]此外也有不少证据表明，肖邦去伦敦的时候带了一些手稿，而不是空手去的。1837年10月，肖邦离开伦敦两个月后，韦塞尔就出版了他的《降A大调即兴曲》（op.29）等。一个月后，他又出版了《四首玛祖卡》（op.30）、《降b小调谐谑曲》（op.31）和《两首夜曲》（op.32）。韦塞尔赶在莱比锡和巴黎的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和施莱辛格）之前出版了这些乐曲（即兴曲除外）。所有乐曲中，最耀眼的要数《十二首练习曲》（op.25），这部作品是韦塞尔在10月出版的，与布赖特科普夫和施莱辛格出版的时间大致相同。韦塞尔尤其擅长给肖邦的音乐加上描述性的标题，以吸引英国的演奏者。但他给《降b小调谐谑曲》起名为“沉思”（La Méditation），不禁让人怀疑他是否听了这部作品。两首夜曲被分别命名为“悲伤”（Il lamento）和“慰藉”（La consolazione）。因为韦塞尔知道，众多爱好弹钢琴的英国女士们正等着沉浸在《g小调夜曲》唤起的悲伤中，再被《降A大调夜曲》抚慰。后来他还将《F大调叙事曲》（op.38）起名为“优雅”（La Gracieuse），给《两首夜曲》（op.37）起名为“叹息”（Les Soupirs）。韦塞尔不顾肖邦的反对一意孤行，因为他担心以一般性的标题出版这些作品会让他亏钱。[14]

仅仅三周，肖邦的英格兰之行就结束了。忠诚的科伊米安陪肖邦一直同行到布莱顿（Brighton）[15]，他们在那里参观了刚刚竣工的浮华的皇家建筑英皇阁（Brighton Pavilion）。之后肖邦乘渡轮从多佛出发，跨越英吉利海峡，7月底回到了巴黎。伦敦的短期旅行让他振作了不少，虽然在此期间他收到了特雷莎·沃津斯卡的来信（现已遗失），告诉他婚约已经取消。此前他一直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但收到信后他终于可以从沃津斯基一家给他带来的痛苦中解脱了。普莱耶尔继续留在伦敦，为把艾玛·奥斯本带回巴黎生活做着准备。

[1] CFC，vol. 2，p. 225.

[2] 普莱耶尔死后，玛丽的女儿于1858年10月9日获得了合法的身份。玛丽的女儿也叫玛丽，后来成了一名歌唱家。详见FLSL，p. 984。

[3] GMB，vol. 2，p. 459.

[4] CFC，vol. 2，p. 225；KFC，vol. 1，p. 306.

[5] 丰塔纳这封信的日期为1837年7月3日。OFCL，p. 44.

[6] 肖邦的化名也很好理解。在德语里，“弗里茨”是“弗里德里克”的昵称，和波兰语中“弗里德里克”的昵称“弗里采克”（Frycek）发音相似，肖邦的家人和好朋友都叫他“弗里采克”。

[7] CFC，vol. 2，p. 225；KFC，vol. 1，p. 306.

[8] HFCZ，vol. 2，p. 145.

[9] 指7月20日的一场音乐会，乔治·斯马特爵士指挥爱乐乐团演奏了第九交响曲。当时一份英国报纸公开反对为贝多芬立纪念碑，说：“德国人从来没为英国名人立过纪念碑。”受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观看那场演出的观众寥寥无几，莫谢莱斯苦涩地说：“这场音乐会是给空座位演奏的。”MAML，vol. 2，pp. 23-24.

[10] 艾玛对肖邦的回忆可参见维克托·吉勒（Victor Gille）的《浪漫的回忆：艾玛·普莱耶尔夫人》（Souvenirs romantiques：Madame Emma Pleyel），巴黎，1954。19世纪60年代，艾玛·奥斯本曾在巴黎克莱芒·拉格里夫（Clément Lagriffe）照相馆拍摄过一张正式的照片（见CCPLS，p. 8），从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十分俊俏的女人。她去世后埋葬在了拉雪兹神父公墓，正对着普莱耶尔家的墓碑。她的墓碑是在卡米耶死后半个世纪左右制作的，上边写着“普莱耶尔遗孀之墓”。

[11] MAML，vol. 2，p. 20.

[12] HMBE，p. 90.

[13] WCB，p. 29.

[14] 从肖邦的信中可以看出，韦塞尔起的这些愚蠢的名字让他十分恼火，在1841年10月9日给尤利安·丰塔纳的信中，肖邦说：“说起韦塞尔，他就是个傻瓜和骗子……告诉他如果我的作品让他亏了钱，那一定是因为这些荒谬的标题。我已经禁止他附上这些标题，还跟斯特普尔顿先生［韦塞尔的合伙人］吵了几架，他还是不听。你还可以告诉他如果我凭良心做事，标题的事情过后，我不会再给他寄任何东西了。”（CFC，vol. 3，p. 86；KFC，vol. 2，p. 42.）肖邦和韦塞尔的合作一直不顺畅，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让我们不禁好奇这段合作最初是如何开始的。韦塞尔的公司后来被埃德温·阿什当（Edwin Ashdown）收购，阿什当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答案。他指出肖邦在世期间，英格兰很少有人能演奏他的音乐，他还说：“韦塞尔的合伙人弗里德里克·斯特普尔顿并不是很有音乐天赋，但在巴黎听了肖邦的演奏后，他很受震撼。他确信肖邦的音乐很有前景，并说服韦塞尔买下所有肖邦的作品。当时能演奏肖邦作品的人很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并不赚钱，于是后来就不再出版肖邦的作品了。之后肖邦的作品都是克拉默出版的。”《音乐先驱报》，1903年4月1日，第99～101页。

[15] HFCZ，vol. 2，p. 148.这份令人费解的信息已在各类文献中存在了100多年，最初是由费迪南德·霍西克提供的。如果科伊米安和肖邦在前往多佛的途中去了布莱顿，那么两人需要绕很远的一段路，会让肖邦的归途变得很不顺畅。当时多佛是前往法国的唯一港口。离布莱顿比较近的纽黑文（Newhaven）和福克斯通（Folkestone）港口在1837年都还没有开通跨海峡渡轮，虽然肖邦在1848年第二次造访伦敦时走的是福克斯通港口。

诋毁与赞美，1833～1838

他孜孜不倦地……写着刺耳的不协和旋律、生硬的过渡、突兀的转调，将旋律和节奏变得面目全非……

——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勃[1]

那种无与伦比的美妙，那种诗意和原创性，还有肖邦演奏中的完全自由和绝对清晰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完美的。

——查尔斯·哈雷[2]

I

虽然在感情上经历了挫折，但自从和玛丽亚·沃津斯卡分手之后，肖邦在音乐界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这时的肖邦已出版了丰富的作品，体现出了他的日益成熟与自信。肖邦不仅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还在这条路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此外，他与欧洲三大知名出版商建立起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包括巴黎的施莱辛格、莱比锡的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伦敦的韦塞尔。由于当时没有正规的版权法，肖邦可以将作品同时卖给这三大出版商，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通过出版作品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但需要注意的是，肖邦的作品在1833年之前并不出名。在此之前流传最广的只有《“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op.2）。虽然《c小调回旋曲》（op.1）和《玛祖卡回旋曲》（op.5）很早就在华沙出版了，但这些他青少年时期的作品并没有走出波兰国界。1832年2月26日肖邦在巴黎首演时，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波兰钢琴家”。直到1832年12月，肖邦把从波兰带来的《四首玛祖卡》（op.6）和《五首玛祖卡》（op.7）出版之后，他的作品才开始不断涌现出来。1833年6月之前，他出版了《三首夜曲》（op.9）、《三首夜曲》（op.15）和《e小调协奏曲》（op.11）。此后的两三年里，肖邦发现出版商开始争先恐后地出版他的作品，包括《f小调协奏曲》（op.21）、《b小调谐谑曲》（op.20）和《降b小调谐谑曲》（op.31）、两本练习曲集（op.10和op.25）、《两首夜曲》（op.27）、《两首波兰舞曲》（op.26）及《g小调叙事曲》（op.23）。

数量可观的作品让肖邦的声誉也提高了不少。正因如此，1836年，音乐理论家F.-J.费蒂斯决定把肖邦收录进他正在编纂的《音乐家传记词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usicians）。他给26岁的肖邦寄了一份问卷，希望肖邦提供一些关于工作和生活的一手资料。1836年3月27日，肖邦寄回了填好的问卷。在“出生日期”部分，他写的是“1810年3月1日”，再次证明布罗霍夫圣洛克教堂出具的受洗证明上，主持牧师写下的出生日期是错误的。

II

在这些作品中，最突出的当数第10号和第25号作品中的24首练习曲，它们在音乐史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通过这24首乐曲，肖邦让这种原本只属于琴房的音乐体裁登上了音乐会的舞台，并从此在这个舞台上占了一席之地。车尔尼、克莱门蒂、克拉默、德勒、胡梅尔、莫谢莱斯等人也写过很多练习曲，但他们的练习曲缺乏更高层次的音乐性，因此未能获此殊荣。相比之下，虽然肖邦练习曲的技术性也很强，但每首乐曲都如同一首精妙的小诗，以其纯粹的优美和精致俘获了所有听众的耳朵。肖邦的练习曲涵盖了各种钢琴演奏技巧，常被人评价为“全面”。但这一说法也不尽然，因为肖邦的练习曲中很少出现震音、颤音、大跳、快速重复音、换手演奏（“交叉手”）等技巧，而这些技巧常出现在其他用以达到某些训练目的的练习曲中。不少练习曲都热衷于键盘上的炫技，很难达到真正的教育目的。肖邦不想加入这样的潮流中，也不屑于为自己的曲集起一个像车尔尼的《速度流派》和克莱门蒂的《名手之道》那样的大标题。

《十二首练习曲》（op.10）　　　　　　　《十二首练习曲》（op.25）

献给弗朗茨·李斯特　　　　　　　　　　　献给玛丽·达古伯爵夫人

（1833年6月）　　　　　　　　　　　　　（1837年10月）

1.C大调　　　　　　　　　　　　　　　　1.降A大调

（“风弦琴”练习曲）

2.a小调　　　　　　　　　　　　　　　　2.f小调

3.E大调　　　　　　　　　　　　　　　　3.F大调

4.升c小调　　　　　　　　　　　　　　　4.a小调

5.降G大调（“黑键”练习曲）　　　　　　5.e小调

6.降e小调　　　　　　　　　　　　　　　6.升g小调

（“三度”练习曲）

7.C大调　　　　　　　　　　　　　　　　7.升c小调

8.F大调　　　　　　　　　　　　　　　　8.降D大调

（“六度”练习曲）

9.f小调　　　　　　　　　　　　　　　　9.降G大调

（“蝴蝶”练习曲）

10.降A大调　　　　　　　　　　　　　　10.b小调

（“八度”练习曲）

11.降E大调（“琶音”练习曲）　　　　　11.a小调

（“冬风”练习曲）

12.c小调（“革命”练习曲）　　　　　　12.c小调

（“海洋”练习曲）

演奏者可以完整地练习曲集中的所有乐曲（这种做法在肖邦的时代很罕见，在现代却很普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中几首练习。所有的练习曲一脉相承，因此演奏者也可以从两部曲集中选出相似的乐曲放在一起练习。有一些证据表明，从第10号作品中前六首乐曲的调性安排来看，肖邦可能原本打算按照两个一组的顺序编排乐曲（C大调/a小调，E大调/升c小调，降G大调/降e小调），每两首构成一对关系大小调——但第7首《C大调练习曲》的突然出现打破了这个模式，这首练习曲的创作时间较晚。实际上，这12首练习曲是在1829～1832年陆续创作的，肖邦1833年上半年在出版前夕才将它们整理了出来。乐曲创作顺序和编号顺序也相去甚远。前两首练习曲确实是最早完成的，创作于1829年11月。但其中最著名的第3首《E大调练习曲》可能是最后完成的，创作于1832年8月。肖邦曾经对乐曲的顺序进行过整体调整，最终才确定了现在的顺序。

第一部曲集由巴黎的施莱辛格出版于1833年6月8日，肖邦将它献给了弗朗茨·李斯特。仅仅两周之后，这些练习曲就出现在了李斯特的节目单上。6月20日，肖邦在给费迪南德·希勒的信中写下了几句著名的话：“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了，因为此时此刻李斯特正演奏着我的练习曲，让我无比嫉妒，我真希望能偷来他的技巧来演奏我自己的练习曲。”[3]李斯特带着这部曲集进行了欧洲巡演，在每个城市单独演奏其中的几首。1837年2月4日，当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巴黎之后，又在埃拉尔沙龙的音乐会上演奏了其中的第11首和第12首练习曲。仅仅两个月后的4月9日，他在同一间音乐厅里照着肖邦的手稿演奏了当时还未出版的第25号作品中的第1首和第2首。肖邦很可能没有出席这两场音乐会，因为1837年初他的身体状态一直不太好。玛丽·达古伯爵夫人用委婉的话说：“肖邦依然无比优雅地咳嗽着。”[4]

肖邦将第二部练习曲献给了李斯特的情妇玛丽·达古，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选择。后来达古和肖邦的情人乔治·桑反目成仇，使肖邦自己也受到了波及。今天我们知道肖邦原本打算把第二部练习曲也献给李斯特，但后来改了主意，将玛丽·达古的名字写在了标题页上。因此当身在意大利的李斯特写信给乔治·桑，请她向肖邦转达谢意时，不知他内心是什么感受。[5]

讲到这里就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练习曲中的亮点。我们已经在前边的章节里提到过一些内容，比如在“肖邦和键盘”一章中，我们讨论过第1首C大调和第2首a小调练习曲的特点分别是练习手的伸缩性。第3首E大调练习曲值得特别一提，因为它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名曲。试问还有其他“练习曲”获得过这样的殊荣吗？阿道夫·古特曼曾说，肖邦承认自己写过的所有旋律中，没有一个能和它媲美。而纯粹主义者对这首练习曲不屑一顾，认为其旋律老套，不值得推崇。但即使是好莱坞配上的俗气歌词（“离别曲”）也没能让这首乐曲失去光彩。相反，很多听众听了歌曲之后找到了肖邦的练习曲，希望感受这段旋律的原始魅力。

肖邦原本将这个主题标作“活泼的”（Vivace），仿佛他自己都没看出这段旋律的风格。在我们今天看来，乐曲的节奏无疑属于“慢板”（Lento），音乐界基本上也一致认可这个观点。肖邦注明开篇主题的节拍器速度是，节奏较快，但也由此看出肖邦预料到了人们会为这段旋律赋予过多的情感，于是加上了速度试图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不过，演奏乐曲中段时，确实需要用这种较快的节奏。中段出现的减七和弦是浪漫主义中的经典手法，但在肖邦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将它运用得像乐曲高潮部分一样出神入化。

说起肖邦的节拍器速度记号，他的每一首练习曲上都有这样的标记。除了一两首有争议的乐曲外，多数乐曲中的速度记号都很重要，需要演奏者严格遵守。1816年，梅尔策尔（Maelzel）制作了第一台节拍器，从此人们将这种机械称为梅尔策尔节拍器。1817年贝多芬在第一至第七交响曲中使用了速度记号之后，这一做法便在欧洲音乐家中流行了起来。肖邦在华沙时可能就有了一台早期的节拍器，在他早年创作的几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号。肖邦在巴黎期间的作品中也有节拍器速度记号，他一直使用到1836年，直到创作完《十二首练习曲》（op.25）和《两首夜曲》（op.27）。此后乐谱上所有的速度记号都是编辑标注的，不是肖邦自己标注的。即便如此，肖邦仍习惯在钢琴上摆一台节拍器。学生节奏不准时，他也会使用节拍器给学生打拍子。肖邦之所以不再使用节拍器速度记号，可能是想给演奏者一些自由度。对于标注了“慢板”（Lento）、“行板”（Andante）、“快板”（Allegro）、“急板”（Presto）的乐曲，我们不难判断它们的速度，从肖邦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些术语对应的速度。

有争议的一首乐曲是第4首《升c小调练习曲》。乐谱上标的是，但即便是对于急板而言，这个速度也有些过快了。长期以来，不少激进的演奏者为了达到这个速度，拼命地越弹越快，导致音乐失去了原本的光彩。这首乐曲和曲集中其他快节奏的练习曲一样，更适合用肖邦的普莱耶尔钢琴演奏。普莱耶尔的琴键更轻，不像现代的施坦威和贝希斯坦的琴键那么沉重。为了强调第3首和第4首练习曲之间的联系，肖邦在第3首练习曲手稿结尾处写道“与急板一起演奏”（attacca il presto con fuoco）——这里的“急板”说的就是第4首练习曲。[6]

《降e小调练习曲》（no.6）是一首放在夜曲集里也不会显得突兀的乐曲。它是一首沉郁至极的悲歌。不止一位评论家曾指出，这首曲子中的半音阶和声与多年之后瓦格纳创作的《特里斯坦》不谋而合。第二部练习曲集中也有这样深沉忧郁的乐曲，即《升c小调练习曲》（op.25，no.7），气质华丽而忧伤，旋律催人泪下，让人误以为它是一首夜曲。虽然最终出现在了不同的曲集中，但如果说这两首乐曲是肖邦同时创作的，我们也完全不会感到意外。肖邦在明朗轻快的练习曲中间插入了这两首乐曲，更突显出它们沉郁顿挫的风格。

汉斯·冯·比洛对《降A大调练习曲》（no.10）的评价最高，他写道：“能够完美演奏这首练习曲的人可以恭喜自己登上了钢琴界帕纳塞斯山的顶峰。”[7]这首练习曲是第10号作品中最具欺骗性的一首。在听众看来，乐曲似乎很直白。右手弹着动听的旋律，左手弹着琶音伴奏。但是在演奏者看来，这首乐曲一点也不直白。肖邦运用了大量的交错节奏（cross-rhythms）和切分音。旋律先是在三连音的背景上出现，随后背景变成了双连音。重音被突然切换，改变了乐句的重心，可以说每个音符的位置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关键性的最连音（legatissimo）之后是连续的断奏（staccato）。在降A大调上弹完这些之后，肖邦似乎是有意难为演奏者，又在A大调上重复了大部分内容，但在这个调上要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手型演奏。虽然其他手指也要弹得很弱，但左手不时出现的必须被保持的降E，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借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一句话（虽然他当时讨论的是其他的话题）就是：重点不是把它做好，能做到就很了不起了。

而“分解和弦”练习曲（no.11）则在和弦的广度上开辟了新天地，和弦在键盘上的分布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弹出琶音中的最高音，保持旋律的清晰完整，演奏者的手需要跨越十一度，还有一处甚至需要横跨十三度。

这首练习曲也让我们想起肖邦对钢琴演奏中各手指的作用有着独到见解。手在键盘上大跨度展开时，支撑指不一定总是中指，肖邦就经常鼓励学生使用食指支撑。在演奏这首练习曲中的琶音时，应将食指暂时作为手的“重心”。知道了手指的摆放位置，弹奏其他音符时就会容易多了。

第12首c小调“革命”练习曲给这部曲集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尾。如之前章节所述，这首乐曲是在华沙起义失败的政治背景下创作的。但它是否和1831年9月华沙起义失败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今传闻已和真相纠缠在一起，变得真假难辨。当时最早听到这首练习曲的人并没有将它和华沙起义联想起来，因为“革命”练习曲这个名字是在肖邦去世之后才被加上去的。库拉克（Kullak）对这首乐曲的评价非常到位，他说这是一首“为左手而写的最一流、最精彩的练习曲”。这一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因为它提醒了我们第10号作品中的练习曲大多侧重于右手的技巧练习，只有这首练习曲是个例外。

卡拉索夫斯基说这首乐曲让人联想到宙斯给人间降下雷火的场面。[8]这个说法很形象，但是对于缺乏经验、只会“暴击”钢琴的演奏者来说，这个比喻也很有误导性。在拙劣的演奏者手中，“革命”练习曲变成了战场，失去了艺术的美感。就连平时口若悬河的钢琴演奏家科尔托在评论这首乐曲时也谨慎地说它体现了“革命的激昂怒吼”，而且在这首“激荡着整个民族豪情”[9]的作品面前他似乎有些畏缩，不敢将自己平庸的准备性练习和指法编排运用于这首乐曲上。喧嚣狂乱的中段过后（汉斯·冯·比洛认为这里对等音的运用过于大胆，便在自己的版本里对记谱方式进行了简化），开篇激昂的主题再次出现（第50小节），被压抑的情感爆发最终在C大调上归于平静。乐曲最后的几小节（77ff）和贝多芬的《c小调奏鸣曲》（op.111）第一乐章的尾声部分（134ff）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贝多芬的这部作品也使用了相同的调性，表达了类似的情感。我们不知道肖邦在维也纳创作这首乐曲时是否听过贝多芬的奏鸣曲，但肖邦肯定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拿来与它进行比较。

III

虽然第二部练习曲集《十二首练习曲》（op.25）1837年10月才出版，但从逻辑上来说，它必须被看作第一部曲集的延续。其中有几首乐曲在第一部出版之前就完成了，但被收录进了第二部曲集。这些早期完成的作品可能是第4首到第10首练习曲中的几首，但实际的创作时间已无法查清。1836年，肖邦在莱比锡为罗伯特·舒曼演奏这部曲集中的第1首练习曲时，他的手稿还未付梓。舒曼说这首练习曲让人联想到“风弦琴”，仿佛和声从风中“翻涌而出”，因此后世将其称为“风弦琴”练习曲。

他回忆说肖邦的“和声中间”出现了一个男高音，从乐谱中可以看出，他的记忆是准确的。但这也让很多现代的编者费尽心机地去探索风弦琴和声下是否还埋藏着其他的旋律——那些可能肖邦自己都不知道的、并不是有意为之的旋律。而除此之外，能听出来的旋律无须在谱面上展现出来——这是音乐编辑的原则。

第3首《F大调练习曲》的巧妙结构曾引起过胡戈·莱希滕特里特（Hugo Leichtentritt）的注意。他指出乐曲中段使用了不同寻常的B大调，于是问道：“F调的曲子里为什么要用B大调呢？”由于 F-F′′这个八度被增四度F-B一分为二，如果从头开始的话，任何从F到B的转调都会再次变成从B到F的转调。因此在这个F-B-F的结构中，最后一部分的和声完全成了第一部分的映像。[10]

曲集中还有三首以音程为名的练习曲（“三度”“六度”“八度”），但这些乐曲也蕴藏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肖邦能将枯燥乏味的练习变成充满美感的音乐，这几首练习曲就是最好的范例。在“三度”练习曲中［《升g小调练习曲》（op.25，no.6）］，旋律如轻纱曼舞般轻盈，让人回味无穷。詹姆斯·赫尼克（James Huneker）曾精炼地评论说，这首练习曲最突出的首先是其音乐性，然后才是它的技巧性。可以说第25号作品中的所有练习曲都有这个有趣的特点。确实，正如肖邦在《钢琴技法概述》中所说，他认为没必要将3指和4指这对“连体婴儿”刻意分开。但他也通过用升g小调来写这首练习曲向演奏者做出了一点妥协。在其他调上分开3指和4指会更加困难。圣-桑有一句名言：“在艺术中，克服困难本身就是一种美。”

第8首《降D大调练习曲》，即“六度”练习曲，是这部曲集中最令人望而却步的一首。比洛认为这首练习曲是高级技巧训练中“不可或缺”的一首，虽然他承认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不足以体现乐曲的真正价值。但他又加了一个有益的补充：“这首练习曲可以解决演出前手指僵硬的问题，即使是技术最精湛的钢琴家也可以在上台前弹上六遍。”[11]

比洛的建议听上去有些残暴，其实则不然。“六度”练习曲只有36个小节，是曲集中最短的一首，弹一遍只需一分多钟。尽管如此，将这首音乐瑰宝作为其他乐曲的热身练习恐怕太过奢侈了。[12]而第10首《b小调练习曲》，即“八度”练习曲，则展示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八度练习。在雷鸣般的第一段中，演奏者要从肩膀开始发力，用最大力度演奏出左右手的八度双音（在肖邦的作品中很罕见），而到了平静的中段，右手独自用八度编织出浪漫的旋律，直到雷鸣再次出现。尼克斯借用《圣经》中的意象将乐曲描述为“真正的万魔殿；中间有一段较为神圣的声音介入，但最终被地狱打败”[13]。

在“冬风”练习曲（no.11）中，肖邦原本打算一开始就让乐曲坠入波澜壮阔的深渊。据说前边慢节奏的引子是他在亚历山大·霍夫曼医生的建议下后加的，霍夫曼1833～1834年曾在绍塞-昂坦街的公寓和肖邦同住，每天听肖邦弹琴创作。这个故事是霍夫曼年轻的遗孀埃米莉亚·博任茨卡（Emilia Borzęcka）告诉我们的。霍夫曼的钢琴弹得很好，进入大学学医之前，他曾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和肖邦在相同的艺术环境下受过熏陶。埃米莉亚告诉我们：“肖邦写完曲子之后不喜欢返工修改，只因为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开头，他就把这首练习曲一直放在那里。”很显然，肖邦一直在考虑给这首乐曲加个“引子”。埃米莉亚说：“这个念头纠缠了他好久，突然有一天晚上，他想到可以在练习曲前面加一段气质忧郁的引子，便从床上跳起来写下了这四小节。第二天肖邦把这段乐曲弹给我丈夫听，得到了他发自内心的称赞。就这样，曲集中倒数第二首的《a小调练习曲》有了开头的这四个小节。”[14]引子的效果很理想，让接下来“有活力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显得格外光彩夺目。

以荒凉的a小调创作的“冬风”练习曲可以说是第二部曲集中最难的一首。它引得一些人对第二部练习曲曲集的编排方式提出质疑：还有什么曲子能放在如此激烈的“冬风”练习曲之后呢？这个问题虽小，但是问得很有道理。“冬风”最后以跨越四个八度、力度为fff的快速上行音阶结束，仿佛暴风雨戛然而止。实际上，虽然第12首练习曲显然也是一首宏伟壮阔的乐曲，但它的光彩还是被“冬风”练习曲掩盖了。最后一首《c小调练习曲》旋律如波涛汹涌，连续的琶音在键盘上此起彼伏，因此通常被称为“海洋”练习曲。

在平庸的作曲家手中，这样的乐曲结构可能都会沦为我们前文提到的“枯燥乏味的练习”，成为那种古板无趣的耐力训练，被人遗忘在年代久远、封面暗黄掉色的练习曲集里。但肖邦通过丰富多彩的和声推动着旋律，为它们赋予了生命力。更神奇的一点是，从这样雄浑壮阔的旋律中，你还能若隐若现地听到一个素歌（plainchant）般的旋律，曾有不少人误认为它就是素歌。

乐曲最后以加长的辟卡迪三度（tierce de Picardie）结尾，力度为fff。唐纳德·托维（Donald Tovey）爵士盛赞这首乐曲是“最伟大的练习曲作曲家写的最伟大的练习曲”[15]，可能很多人会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要对此提出异议。虽然“海洋”练习曲波浪般的旋律有一种恢宏之感，但肖邦其他富有激情的练习曲也毫不逊色，这部曲集中就有几首激情澎湃的练习曲，在争夺“最伟大”这个头衔上可以与“海洋”练习曲媲美。

24首练习曲出版之后，肖邦在钢琴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稳固地位，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艺术家可以与他平分秋色，但无疑他从没从这个位置上走下来过。这些无与伦比的作品可以被看作走向肖邦音乐世界的大门。他所有作品中的技术难点几乎都在练习曲集中出现过，而且攻克难点的钥匙就藏在这些乐曲中。这些练习曲也让我们看到，肖邦在钢琴音乐和交响乐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分界线。不少作曲家同时涉猎这两个创作领域，但肖邦却很少跨界。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等人创作的钢琴作品和交响乐，通过一点调整就能相互转换。但肖邦拒绝这样的音乐。来自钢琴键盘的音乐，就应为钢琴而生。以改编交响乐为目的创作钢琴曲，最终只会弄巧成拙。

IV

肖邦的音乐开始风靡欧洲之时，一位柏林的音乐批评家却不断地将矛头指向肖邦，这个人就是《音乐界的伊里斯》（Iris im Gebiete der Tonkunst）杂志的老板兼编辑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勃（Ludwig Rellstab）。莱尔斯塔勃早年曾在普鲁士部队里担任军官，也是一位业余钢琴家、诗人，后来他在蓬勃发展的音乐批评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莱尔斯塔勃文风犀利，不少人对他避之不及。1827年，他因诽谤亨丽埃特·桑塔格被判入狱，在施潘道监狱服刑。1836年，他因恶意中伤柏林歌剧院（Berlin Opera）总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甚为青睐的斯蓬蒂尼而再次被判入狱。当肖邦的第一部练习曲曲集（op.10）被送到他的书桌上时，他发表了一篇评论，从此被载入音乐谩骂史史册。他说：“手指畸形的人可以通过弹奏这些练习曲得到矫正；手指正常的人最好不要演奏，或至少在冯·格拉夫先生或迪芬巴赫先生［两位著名的整形医生］的指导下演奏。”[16]当时的莱尔斯塔勃并不知道，有一天他会为自己的话而后悔。但那时一切都已覆水难收，他对肖邦的反感已众所周知。几个月前他就向肖邦宣战，刻薄地批评了《五首玛祖卡》（op.7），说乐曲中充斥着“刺耳的不谐和音”和“突兀的转调”。[17]此后他甚至变本加厉。所有人都知道约翰·菲尔德是夜曲的开创者，因此当肖邦出版第一部夜曲集（op.9）时，莱尔斯塔勃也不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将肖邦和约翰·菲尔德比较了一番来羞辱肖邦：

菲尔德微笑时，肖邦扮了个奸笑的鬼脸；菲尔德叹息时，肖邦发出拙劣的呻吟；菲尔德耸耸肩，肖邦像猫一样弓起了腰；菲尔德加了点调味料，肖邦抓起一把辣椒粉丢了进去……把菲尔德动人的浪漫曲放在哈哈镜前面，让每一处细致入微的表达都被夸张放大，就得到了肖邦的作品。[18]

莱尔斯塔勃对肖邦的诋毁持续了好几年，但肖邦对此置之不理，连他的朋友们都感到十分好奇。实际上莱尔斯塔勃也很好奇，他甚至不惜跨过行业底线，发表了一封据称是肖邦写给他的恐吓信，试图激起肖邦的还击，但现在一般认为这封信是莱尔斯塔勃自己伪造的。

你这个人简直坏透了，不配生活在上帝创造的大地上。普鲁士国王应该把你关进堡垒，这样世上就能少一个叛逆者、一个扰乱和平的人、一个全人类都唾弃的敌人，这样的人就应该呛血而死。我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作对，不光在柏林，在我去年艺术巡演过程中造访过的每座城市都有，尤其是在莱比锡这里，但我提醒你，也许未来有一天你会改变想法，所以不要这么不留情面。这是个非常非常差劲的行为，会让你走上穷途末路！你听明白了吗？你这个卑鄙小人，批评界里冷酷无情、有失公允的无耻之徒，音乐界里出言不逊之人，柏林的败类。

你最忠诚的仆人，

肖邦[19]

为了蒙蔽读者，莱尔斯塔勃在信的下方写下了这样的话：“这封信是否出自肖邦先生之手，我不知道，我也不会声称这封信就是他写的，我只是把信发表出来，是真是假就等着他来确认吧。”但肖邦依然没有理会。细想一下，就能知道这封据称来自莱比锡的信不可能出自肖邦之手。肖邦在1833～1834年没有去过莱比锡，1833年他也没有在德国进行过“艺术巡演”。这封信是用德语写的，而肖邦的德语并不好；信中恶狠狠的口气也不像是肖邦的风格。肖邦每出版一部作品，莱尔斯塔勃就会兴致勃勃地诋毁一番，把它们批评得一无是处。最后，他终于发现自己下不来台了，因为欧洲所有知名批评家几乎都站到了罗伯特·舒曼的队伍里，按照舒曼所说的，“脱帽敬礼吧，先生们，这是个天才”，莱尔斯塔勃可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摘下了帽子。1839年，他开始反悔。对于之前曾嘲讽过的《夜曲》（op.9，no.2），莱尔斯塔勃评论说：“这首乐曲装饰优美，充满了巧妙的和声效果……如果说它让这位著名作曲家更有名气，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承认要么是时代变了，要么是他自己变了；他强词夺理地说，不论是什么原因，现在他觉得肖邦的音乐十分优美。1843年莱尔斯塔勃到访巴黎时，他终于向肖邦低下了头。那时肖邦已成了欧洲的名人，莱尔斯塔勃不知道肖邦见到他时会是什么态度。他认为让李斯特写一封言辞委婉的介绍信可能会有所帮助，于是便拿着这样一封信去见了肖邦，试图与他和解。[20]但关于这次会面，两人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对于两人之间的云泥之别，恐怕只能借用一句孔子的话来概括：“当智者伸手指向月亮时，愚者却只看到智者的手指。”[21]

V

肖邦的崇拜者越来越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查尔斯·哈雷，他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肖邦的珍贵回忆。哈雷1836年秋天从德国来到巴黎，本想跟卡尔克布雷纳学习钢琴。但试奏结束后，他对这位钢琴巨匠倍感失望，因为卡尔克布雷纳不仅贬低了他的演奏，还建议他先跟自己的一位学生学习钢琴。几天之后，银行家路易斯-朱尔·马莱（Louis-Jules Mallet）邀请他参加晚宴，在宴会上他发现自己旁边坐着的就是肖邦。

1836年秋

当天晚上我听到了他的演奏，让我感觉妙不可言。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完全忘了卡尔克布雷纳的事情。我坐在那里，深深陶醉，惊叹不已，就算这时屋里突然出现一群仙子，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了。那种无与伦比的美妙，那种诗意和原创性，还有肖邦演奏中的完全自由和绝对清晰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完美的。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几个赞美的词。但看到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似乎很满意，然后弹了一首又一首，每一首都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美感，直到我五体投地，恨不得跪拜在他脚下。[22]

这次之后两人经常见面，成了朋友。哈雷一直住在巴黎，直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他才不得不搬到了英格兰。在这12年间，他曾多次听肖邦演奏新创作的乐曲。在他的回忆录（1896年）中，哈雷提到了很有趣的一点：虽然当时肖邦的作品已经成了每个女学生的必练曲目，“但没有一个人能弹出他指尖下的那种奇妙效果”。哈雷写道：“听肖邦演奏时，你会失去所有分析能力，仿佛在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歌中丧失了自我，只要音乐不停，你就会一直沉浸在它的魅力之中。”哈雷发现肖邦演奏中的自由节奏尤为奇妙。他始终记得有一次肖邦弹了一组玛祖卡，这些乐曲虽以3/4拍写成，但在肖邦的手中，它们听起来却像是4/4拍的。当哈雷提出质疑时，肖邦竭力否认。于是哈雷请他又弹了一遍，同时出声地每小节打四拍。肖邦笑了，说每小节第一拍的短暂延迟实际上是这个舞蹈的民族特色。哈雷说：“最神奇的是，你听到的是4/4拍，但感觉又像是3/4拍。”[23]哈雷最后说，肖邦能跟他讨论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对自己非常友善了。他说得没错。几年之后梅耶贝尔听肖邦弹玛祖卡时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结果两人大吵了一架，我们会在后边的章节里详述这件事。

VI

这时涌入法国的不只有波兰一个国家的避难者。意大利也开始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因此有大量意大利人流亡至巴黎寻求庇护。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巴黎，反抗当局统治、被剥夺财产或公民权利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随处可见。意大利人与波兰人不同，他们没有在巴黎建立流亡政府，大多数人聚集在那些愿意敞开大门、举办各式各样慈善活动支援难民的贵族身边。其中最显赫的一位贵族是十分活跃的克里斯蒂娜·贝尔吉奥乔索-特里武尔齐奥（Cristina Belgiojoso-Trivulzio）公主。特里武尔齐奥被人称为“革命公主”，她是加里波第（Garibaldi）和马志尼（Mazzini）的朋友，也支持两人领导的统一意大利的事业。被米兰的刑事法庭指控犯有叛国罪后，克里斯蒂娜流亡到了巴黎，在安茹街（rue d’Anjou）上买下了一栋富丽堂皇的宅邸，身边聚集了一众著名作曲家和作家，包括李斯特、贝利尼、梅耶贝尔、大仲马、缪塞、海涅等。后来，她认识了肖邦，因此肖邦也成了她家的常客。克里斯蒂娜是个歌剧爱好者。她曾跟贝利尼学习钢琴，早年也师从帕斯塔学习声乐。人们经常看见她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里，听着多尼采蒂、贝利尼歌剧中的咏叹调流泪，怀念着她回去不的祖国。

1837年3月31日，贝尔吉奥乔索公主在巴黎的宅邸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慈善活动，给不断增加的意大利难民筹集资金。不少艺术家参加了这一期间的活动，但人们最期待的是李斯特和西吉斯蒙德·塔尔贝格的钢琴对决。不久之前，塔尔贝格和李斯特分别在巴黎音乐学院和巴黎歌剧院登台亮相，赢得了各自支持者的盛赞，因此当时人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谁才是最伟大的钢琴家。为了得到答案，贝尔吉奥乔索公主安排的这场斗琴，成了那一年社交季的最大亮点。3月26日，《音乐公报》刊登了以下预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两位钢琴天才的同台竞技，他们的对决让整个音乐世界为之悸动，恐怕结果也会如同罗马和迦太基一样难分高下。利斯特［误］和塔尔贝格先生将先后登台演奏。”

两人“先后登台演奏”的盛况对观众的吸引力极大，最后贝尔吉奥乔索公主将票价卖到了40法郎。这场音乐盛会也邀请了朗贝尔·马萨尔（Lambert Massart）、克雷蒂安·乌尔汗（Chrétien Urhan）、皮埃雷（Pierret）、马蒂厄（Matthieux），以及歌唱家塔卡尼（Taccani）、演奏家皮热（Puget）等。但是这些大师可能会后悔参加了这场演出，因为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罗马”和“迦太基”的较量上。塔尔贝格率先上台，演奏了他的保留曲目“摩西”幻想曲。之后李斯特演奏了他的“尼俄伯”（Niobe）幻想曲。观看了这场对决的评论家朱尔·雅南在《辩论杂志》（Journal des débats）上对当晚的演奏进行了评述：

这是一场了不起的对决。在这个高贵的府邸里，所有人都凝神屏气地聆听着。观众都是声名显赫、才识过人的贵族，最终大家认为李斯特和塔尔贝格两人都是胜者。这样的对决恐怕只有在雅典阿勒奥珀格斯山上才能看到。两人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借用一句诗人的话：结果未见分晓（ET AD HUC SUB JUDICE LIS EST）。[24]

两人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贝尔吉奥乔索无法满足于这样的评判。当别人问起她的看法时，她的官方回答后来被载入音乐史册的评论：“塔尔贝格是世界第一的钢琴家——但李斯特是独一无二的。”[25]简而言之，李斯特是无可比拟的。

肖邦并没有观看这场对决，无疑他会认为在这种场合出现有失身份；不过，在对决之后的事情中，他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慈善活动几周之前，贝尔吉奥乔索公主委托几位作曲家、钢琴家以贝利尼歌剧《清教徒》中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吹响自由的号角》为主题共同创作一部变奏曲，旨在用这首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爱国主义歌曲向占领她家乡的奥地利当局抗议。

她将主题寄给了六位钢琴家，包括李斯特、塔尔贝格、皮克西斯、赫尔兹、车尔尼（当时正好在巴黎）和肖邦，并给这部作品起名为《“创世六日”变奏曲》（法语中Hexaméron是“六”的意思）。她的初衷是将作品出版，再通过出售乐谱赚更多的钱。李斯特负责整体把控，同时也负责创作引子、间奏和技巧华丽的终曲。显然，贝尔吉奥乔索公主希望六位钢琴家能同时出席演奏会，演奏各自的部分。因为这首乐曲的标题页上赫然写着——

创世六日

华丽的钢琴变奏曲

以贝利尼的《清教徒》进行曲

为主题

为贝尔吉奥乔索公主

援助难民的慈善音乐会而作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题词，再加上1837年3月21日《辩论杂志》的预告和《新音乐杂志》上一篇有误导性的报道，一些后世的研究者认为六位作曲家都出席了音乐会。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当时《“创世六日”变奏曲》没有如期完成，也就没有在音乐会上演出。肖邦没能按时完成自己的部分，因此李斯特也没法完成他的间奏。慈善活动结束两个月之后，在1837年6月4日写给李斯特的信中，贝尔吉奥乔索公主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仍未收到肖邦的消息。由于我自尊心太强，担心他嫌我唠叨，所以也不敢询问。如果是你问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因此能否请你帮我问问他柔板写得怎么样了？现在的进度真是一点也不快。再次请你帮一个忙，像以往一样，我将不胜感激。”[26]“进度真是一点也不快”这个有意思的评价是关于肖邦“广板”的最早记录，而最终肖邦的部分也成了这部作品的点睛之笔。

与其他部分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变奏不同，肖邦的变奏为“自由”赋予了梦幻色彩，体现了一种对远方祖国的向往。这种体会是肖邦独有的，因为在这几位作曲家中，只有肖邦知道流亡异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肖邦的变奏是以E大调——一个遥远、朦胧而朴素的下中音调创作的。其他人都沿用了贝利尼的原调，即降A大调，因此肖邦的变奏与其他部分构成了调性上的鲜明对比。这个巧妙的对比让人好奇它是怎么产生的。它不太可能出自李斯特之手，因为李斯特的任务是在各部分之间加上一些必要的过渡，但实际的情况我们也无从知晓了。

VII

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既然肖邦以《清教徒》进行曲为主题创作了《“创世六日”变奏曲》，那么贝利尼对肖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肖邦在华沙时从没听过贝利尼的歌剧，因为他的作品从没在华沙上演过，而肖邦到达巴黎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1832年，肖邦在巴黎歌剧院首次听到了贝利尼的歌剧《海盗》（Il pirata）和《梦游女》（La sonnambula），他可能在这两部作品中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两人的相似之处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对莫扎特和罗西尼歌剧的热爱，肖邦富有歌唱性的钢琴曲和贝利尼装饰华丽的咏叹调都受到了这些歌剧中坎蒂列那的启发。希勒提到，贝利尼的音乐曾深深地触动过肖邦。两人一起观看《诺玛》时，乔瓦尼·鲁比尼（Giovanni Rubini）演唱第二幕结尾那段著名的坎蒂列那曾让肖邦热泪盈眶。

1834年初，贝利尼和肖邦先后在贝尔吉奥乔索公主的沙龙和意大利声乐教师丽娜·弗雷帕（Lina Freppa）夫人家中见过两次面。贝利尼在那不勒斯的时候就认识了弗雷帕夫人。在她家的晚会上，肖邦弹了钢琴，而贝利尼则滔滔不绝地讨论着他的歌剧，并在钢琴上展示了他的构思。贝利尼的法语很差（海涅形容他“像刽子手一样把单词都砍碎了”），而且据说他的意大利语也带有浓重的西西里口音。但这并不妨碍他和肖邦在音乐上找到共鸣。两人的性情也不无相似之处，他们都会在创作过程中对细节反复推敲。贝利尼和肖邦一样，也喜欢出入上流社会。海涅（再次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生动的画面）在某个社交场合见到贝利尼时，说他“穿着轻便舞鞋和丝质长袜忧郁地叹着气”。贝利尼1831年时开始出现阿米巴性痢疾的症状，最终在1835年9月病逝，年仅33岁。[27]350名歌者和巴黎歌剧院的独唱家在巴黎荣军院为他演唱了安魂弥撒，之后他被埋葬在了拉雪兹神父公墓。一些皇室成员也出席了葬礼，可见他生前的声誉之高。四位著名歌剧作曲家焦阿基诺·罗西尼、费迪南多·帕尔、米歇尔·卡拉法（Michele Carafa）和年过七旬的路易吉·凯鲁比尼为他扶柩。蜿蜒的送葬队伍在倾盆大雨中走向墓地，巴黎大街两旁站满了送行的群众。灵柩到达墓地后，已经被雨浇透的罗西尼发表了墓边演讲。肖邦当时正在德累斯顿拜访沃津斯基一家，因此没有参加这些令人悲痛的悼念活动。据说多年后肖邦在临终之际想听一曲贝利尼的咏叹调，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至于肖邦要求死后被埋葬在贝利尼旁边，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说法是假的。众所周知，贝利尼只是临时被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去世之后他的声誉越来越高，意大利人一直希望能将他的墓迁回祖国。但由于意大利国内的政治动乱还未平息，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1876年，意大利人终于将贝利尼的遗体带回了他的出生地——西西里的卡塔尼亚（Catania），为他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仪式。

VIII

在那段时间里，肖邦经常出现在巴黎贵族家的宅邸和沙龙里。曾听过他演奏的有路易-菲利普国王的长子奥尔良公爵、法国银行业大亨阿道夫·艾希塔尔男爵、奥地利驻法国大使夫人泰蕾兹·达波尼等。富有的马莱兄弟（“富可敌国的银行家”路易斯-朱尔与阿道夫-雅克）和奥古斯特·莱奥（肖邦合作的银行家，有时也是他的代理人）也经常在晚宴后的聚会上为大家介绍这位“来自华沙的钢琴家”。与这些家族的交往提高了肖邦的社会地位，而他也将自己最好的作品题献给他们，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以这种直白的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在肖邦题献的名单里，有不少亲王、公爵、伯爵以及他们的配偶、兄弟姐妹、子女。如果不是因为出现在了肖邦作品的标题页上，他们的名字恐怕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们遗忘了。其中，《四首玛祖卡》（op.6）标题页上的波利娜·普莱特伯爵夫人，即卢德维克伯爵的女儿，有一件轶事最为出名，但也许不过是晚会上乐曲间隙好事之人口中一个无聊的谈资罢了：当波利娜被问起希勒、李斯特和肖邦这三位曾经在她的沙龙里演奏过的钢琴家分别有什么优点时，她回答说，如果要选择的话，她会选希勒做朋友，李斯特做情人，肖邦做丈夫。[28]

遗憾的是，关于肖邦在这些场合演奏了哪些曲目，我们并没有找到可靠的记录。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只弹自己的作品。有时肖邦也会乘着灵感的翅膀，弹上一段即兴曲，让宾客们陶醉良久。能听到肖邦即兴演奏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音乐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乔治·桑1838年5月给德拉克鲁瓦草草写就的一个便条中就可以看出，每次肖邦演奏之前，人们奔走相告时的喜悦和期盼之情：“肖邦要给几位密友弹钢琴了。请在午夜时分过来。”[29]对此柏辽兹抱怨道：“肖邦总是对人很疏远……如果你不是亲王、大臣或是大使，就别对听他的演奏抱太大希望。”[30]

IX

尽管柏辽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但1838年初，肖邦确实参加了几场备受瞩目的音乐会，虽然没有收到钱，但他因此获得了更高知名度和业界好评。2月16日，肖邦在杜伊勒里宫为皇室和宾客演奏。弹了几首自己的作品后，他用国王的妹妹阿德莱德公主给出的一个主题进行了即兴演奏，《辩论杂志》用外交辞令写道，肖邦的演奏“大获成功，获得了皇后和公主们的不断祝贺”[31]。国王赏赐了他一套黄金装饰的银质茶具，上面刻着“法兰西国王路易-菲利普赠予弗里德里克·肖邦”。仅仅两周之后，1838年3月3日，肖邦参加了一场为他的朋友夏尔-瓦朗坦·阿尔康举行的慈善音乐会。音乐会虽然在让-亨利·帕普漏风严重的演奏厅里举行，但仍吸引了不少观众。年仅24岁的阿尔康已经在钢琴演奏和音乐创作方面展现出了过人天赋，一些音乐家也积极登台献技，提携这位《音乐评论与公报》所说的“年轻的受益人”。其中包括小提琴家海因里希·恩斯特、大提琴家亚历山大·巴塔（Alexandre Batta）、歌唱家玛丽亚·阿利扎尔（Maria Alizard）和埃南（d’Hennin）小姐等。皇宫剧院的首席男高音皮埃尔·勒瓦索尔（Pierre Levassor）也参加了演出，以自己擅长的诙谐“小曲”给观众带来阵阵欢笑，为庄重的演出带来轻松的气氛。演出的重头戏是阿尔康当时还没有出版的《第三号室内协奏曲》，演奏者是阿尔康和他12岁的天才弟弟拿破仑，后者用另一架钢琴为阿尔康伴奏。之后阿尔康再次登台演奏了“几首他自己的精彩作品”[32]，包括两首独奏练习曲。最后压轴的是阿尔康亲自编排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中小快板和终曲乐章的八手联弹，由肖邦（他一直在侧台上等候着）、齐默尔曼、古特曼和阿尔康共同在两架钢琴上演奏。鉴于肖邦很少掩饰自己对贝多芬的反感，而且他对亨利·帕普的钢琴也没什么兴趣（更别说漏风严重的演奏厅了），因此可以说这次演出完全是他为了帮助阿尔康才参加的。

但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是肖邦3月12日在法国鲁昂为支持他的华沙校友、小提琴家安东尼·奥尔沃夫斯基而参加的一场义务演出。1835年，奥尔沃夫斯基从巴黎搬到了鲁昂，成了鲁昂爱乐乐团的首席。但他和乐团管理层不和，因此在筹备这场音乐会时，他需要一些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急于求成的他宣布举行一场大型音乐会，由大型管弦乐团演奏他亲自编排的舒伯特的交响曲和费迪南德·里斯的序曲，并请肖邦作为特邀嘉宾演奏《e小调协奏曲》（op.11）和《华丽的波兰舞曲》（op.22）。演出前，奥尔沃夫斯基组织了15场排练。他还租下了鲁昂市政厅的主厅作为演出地点，并将500张门票销售一空。但音乐会当天，他发现乐团里少了很多人。一位跟奥尔沃夫斯基作对的主管把乐手都调到艺术剧院参加阿莱维的歌剧《犹太少女》的演出。这一阴险的做法实在可气，《鲁昂日报》的一个专栏评论说：“虽然事先做了所有保证，但昨天［剧院管理层］推出了一部大型歌剧，导致了奥尔沃夫斯基先生乐团成员的缺席。”[33]没有管弦乐团，肖邦在弦乐伴奏下演奏了《e小调协奏曲》，并独奏了《华丽的波兰舞曲》。面对座无虚席的观众和被大幅删减的节目单，肖邦决心帮助奥尔沃夫斯基渡过难关，于是演奏了多首额外的乐曲，包括新出版的《降A大调即兴曲》（op.29）。

1838年2月4日，也就是演出五周之前，《法国音乐》刊登了一篇文章，对《降A大调即兴曲》进行了谩骂式的评论。文章嘲讽道：“对于这首即兴曲，我们最多只能说肖邦先生写了一些很好听的玛祖卡。”接着作者说肖邦为了抓住一个乐思，从各个大调追到各个小调，到最后也没有抓住，于是他便放弃了，用几个毫无新意的和弦草草收尾：“看！一首即兴曲就这么诞生了。”这篇评论是匿名发表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作者是亨利·赫尔茨，他跟这家杂志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赫尔茨的动机不难猜测，他自己也知道当时巴黎的沙龙里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塔尔贝格是国王，李斯特是先知，肖邦是诗人，而赫尔茨是推销员。”

鲁昂音乐会对于肖邦来说是一场胜利。一些评论家从巴黎追随他来到鲁昂，专程来听他的演奏。但唯一不幸的是奥尔沃夫斯基的光芒完全被肖邦掩盖，只被媒体称作“一位波兰的教授”。实际上，将聚光灯从奥尔沃夫斯基转到肖邦身上这件事基本上是由狡猾的出版商莫里斯·施莱辛格一手策划的。此前，施莱辛格将即兴曲作为《音乐公报》的增刊出版[34]，然后又派该杂志的评论家欧内斯特·勒古韦去报道这场音乐会。勒古韦将他职业生涯中最优秀的一篇评论献给了肖邦。他开篇写道：“这是一场在音乐界有着重要意义的演出。”勒古韦全面地论述了肖邦在演奏中最具代表性、最独特的细腻表现与精湛技术。在文章结尾，他随笔提到了去年李斯特和塔尔贝格的对决引发的争论，并敦促肖邦“终结这场让艺术家们产生分歧的大型辩论；如果有人问起谁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钢琴家，李斯特还是塔尔贝格？让全世界一起回答，就像那些听过你演奏的人说的那样——‘是肖邦’”。[35]

肖邦没有兴趣去争夺欧洲第一钢琴家的称号。虽然在鲁昂大获成功，但在此之后的三年里，他再也没有以钢琴家的身份在公开场合演出过。他的人生轨迹即将发生改变，他打消了所有关于举办音乐会的想法，他也将因此离开巴黎——至少会离开一段时间。为了更好地讲述接下来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将时间倒回几年前。

[1] 《音乐界的伊里斯》，1833年7月5日。

[2] HLL，pp. 31-32.

[3] CFC，vol. 2，p. 93；KFC，vol. 1，p. 227.

[4] CFC，vol. 2，p. 216.

[5] 这个故事来源于布赖特科普夫档案中的一系列信件（SDNL，pp. 167-80），这些资料目前藏于达姆施塔特大学图书馆（Hochschulbibliothek in Darmstadt），1997年由玛丽亚·埃克哈特首次出版。布赖特科普夫曾邀请李斯特参与肖邦作品选集（1878～1880）的编辑工作，让他负责前奏曲的部分。李斯特对布赖特科普夫说他更想负责练习曲的部分，“因为第一部是献给我的”。接着他补充道：“实际上（当时）第二部也是。”（LLB，vol. 2，p. 258.）布赖特科普夫不得不尴尬地告诉李斯特第二部练习曲已经分配给了李斯特的死对头、柏林音乐大学（Berlin Hochschule für Musik）的钢琴系主任恩斯特·鲁道夫（Ernst Rudorff）。李斯特很有风度地做出了让步，同意负责前奏曲的部分。但当年是什么让肖邦改变主意，把第25号作品题献给了别人呢？我们猜测这件事和李斯特的轻佻作风有关。两三年前李斯特曾与玛丽·普莱耶尔约会，后者当时仍是肖邦的朋友兼同行卡米耶·普莱耶尔的妻子，而且两人还在肖邦出城期间，未经允许在肖邦的房间里幽会。尼克斯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就此事采访了肖邦的学生薇拉·鲁比奥（Vera Rubio）夫人。采访的结果让他写下了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情况过于敏感，不宜详细叙述。”但他还是加了一些信息：“肖邦在房间里发现了些蛛丝马迹之后，毫不意外地被激怒了。”（NFC，vol. 2，p. 171.）尼克斯很有绅士风度，没有指出这件事的女主角是玛丽·普莱耶尔。但不需要尼克斯指出，因为李斯特自己就证实了女主角的身份。1839年，李斯特在维也纳遇到了普莱耶尔夫人，他对玛丽·达古讲述这次偶遇时说：“她问我记不记得在肖邦房间里发生的事……当然了，夫人，我怎么可能忘了？”（ACLA，vol. 2，p. 379.）肖邦也没有忘记这件事。他感觉被占了便宜，两人的友谊也再没有像以前那么深厚了。如果李斯特带到肖邦公寓里的是其他任何一个围在他身边的女性倾慕者，可能后果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肖邦最在意的是，玛丽是他的朋友、他的钢琴商普莱耶尔的妻子。在肖邦家的屋檐下，给普莱耶尔戴绿帽子的人也不是其他一般的钢琴家，而是弗朗茨·李斯特，普莱耶尔的竞争对手埃拉尔钢琴的主要推广人。这样看来，两派的竞争似乎从音乐厅延伸到了闺房。当然，在绍塞-昂坦街的那间屋子里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想象总是比现实还夸张。尼克斯从肖邦的学生威廉·冯·伦茨（Wilhelm von Lenz）那里得知，肖邦本人对于自己和李斯特的关系突变给出了一个很微妙的评论，他说：“我们是朋友，曾经也是好伙伴。”（NFC，vol. 2，p. 171.）

[6] 鉴于这些节拍器速度记号引起了诸多争议，我们有必要问：肖邦的节拍器到底准不准？阿瑟·赫德利曾经验证过这个问题，在1965年5月17日他给笔者写的信中，他确认说：“1936年8月我（在华沙）亲眼看见了并检查了肖邦的节拍器，节拍器相当准确。”（AWC，box 4，f.8.）然而该设备在二战中被损毁。对于有些练习曲中过快的节奏记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们属于练习时的建议速度，不一定适合在音乐会上演奏。

[7] 出自比洛版本练习曲的注解，BCS。

[8] KCLB，p. 201.

[9] 出自科尔托版本练习曲的注解，vol.1，p.78。

[10] LACK，vol. 2，pp. 165-67.

[11] BCS，p. 34.

[12] 比洛的一位学生——埃玛·格罗斯库特（Emma Grosskurth）在李斯特的魏玛大师班学习时，曾经一个音一个音地倒着弹这首乐曲，让李斯特和其他同学感到颇为有趣。这个故事出自卡尔·拉赫蒙德（Carl Lachmund），当时他也参加了那个大师班，他描述说倒着弹的效果有一种“现代幽默感”。我们一般认为格罗斯库特小姐这个有趣的想法是比洛教给她的。LL，p. 309.

[13] NFC，vol. 2，p. 254.

[14] 1900年，埃米莉亚·博任茨卡在接受费迪南德·霍西克的采访时提到了这段回忆，霍西克将这段长篇幅的访谈收录进了文章《关于肖邦的对话》（“Z rozmów o Chopinie”），见《国家》（Kraj）第32期第437～439页，及第33期第449～451页。另见HFCZ，vol. 2，pp. 56-57。

[15] TCM，p. 163.

[16] 《伊里斯》，1834年1月31日。

[17] 《伊里斯》，1833年7月5日。

[18] 《伊里斯》，1833年8月2日。

[19] 《伊里斯》，1834年1月31日。肖邦华沙的亲人听说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后，米柯瓦伊·肖邦写信建议道：“继续激怒这个佐伊勒斯吧，你会向他们证明艺术是没有界限的。”（CFC，vol. 2，p. 110.）肖邦应该不会反感父亲将莱尔斯塔勃比作“佐伊勒斯”。佐伊勒斯是一位希腊语法学家，专门和荷马作对，据说最后因为批评国王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20] CFC，vol. 3，pp. 128-29.李斯特这封信可以算得上外交辞令中的经典之作。开头李斯特写道：“你和莱尔斯塔勃的事情无须找中间人来调和。”在信的最后，他自作多情地写道：“我对你的喜爱和尊敬矢志不渝，作为你的朋友，我愿随时为你效劳。”这时李斯特和肖邦已经几年没见了。莱尔斯塔勃并不知道，两位作曲家早年间就算有过深厚情谊，至此也已烟消云散了，这一情况也降低了这封信的价值。

[21] 西方人大多认为这是一句孔子的名言。引言实际出自佛教经典和（明）瞿汝稷汇编的禅宗《指月录》。——译者注

[22] HLL，pp. 31-32.

[23] HLL，p. 34.

[24] 4月3日刊。这里的“诗人”指的是贺拉斯，原句是“众人激烈争论，结果未见分晓”。朱尔·雅南用这句诗卖弄文采无疑是为了恭维贝尔吉奥乔索公主，阿勒奥珀格斯山是古希腊议会元老聚集在一起对有争议的事情进行评判的地方。鉴于公主的民主政治倾向，她一定很愿意看到自己的豪宅被比作“阿勒奥珀格斯山”。

[25] LLF，p. 45.

[26] OAAL，pp. 135-36.

[27] 巴黎大学医学教授阿道夫·达尔马斯提供的尸检报告，详见WVB，pp. 415-16。虽然报告的结果很清楚，但多年来仍有谣言说贝利尼是被毒死的。达尔马斯在贝利尼的肝脏里发现了恶性肿瘤，这才是他最终的死因。

[28] RLKM，vol. 1，p. 229.

[29] CGS，vol. IV，pp. 407-408.

[30] 《辩论杂志》，1842年4月13日。

[31] 1838年2月19日刊。

[32] 《吟游诗人》（Le Ménestrel），1838年3月11日。

[33] 1838年3月13日刊。

[34] 1837年10月29日刊。《法国音乐》和施莱辛格的《音乐公报》之间的矛盾持续了很多年，最后施莱辛格和赫尔茨的一位学生进行了决斗，这件事成了双方对立的高潮。1834年4月29日，法庭对此事进行了判决，肖邦作为施莱辛格的证人被传唤，这让肖邦感到十分难堪。

[35] 1838年3月25日刊。

乔治·桑登场，1836～1838

迄今为止，我一直忠于我爱的人。

——乔治·桑[1]

［乔治·桑］用辞藻做外衣，将自己隐藏其中。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2]

I

1836年10月中旬，李斯特和玛丽·达古伯爵夫人的回归让巴黎再次沸腾了起来。十八个月前两人私奔到瑞士，生下了私生女布朗迪娜，引来了不少流言蜚语，此次两人回到巴黎打算恢复他们的声誉。这成了李斯特众多崇拜者密切关注的话题，更成了好事者的谈资，而李斯特本人更是在《音乐旅人》（Bachelor of Music）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详述了他和玛丽·达古在日内瓦和瑞士乡间小住的经历，并刊登在了施莱辛格的《音乐评论与公报》上供全世界赏读。同年夏天早些时候，乔治·桑曾带着她的随从到瑞士与李斯特会合。在她给家人寄去的“旅人的家书”中，有一封信讲述了一行人到沙莫尼山谷（Chamonix valley）和弗里堡（Fribourg）旅行的经历。众所周知，李斯特演奏了弗里堡教堂新安装的穆瑟管风琴，以莫扎特《安魂曲》中的“震怒之日”（Dies Irae）为主题即兴演奏了一首长篇幻想曲。乔治·桑将这件事写进了她的散文，并刊登在了《两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上。李斯特和乔治·桑的这些文章如今成了学者们广泛参阅的材料，如果有人希望更具体地了解这个在巴黎掀起了满城风雨的丑闻，那么这两篇文章更是必读材料了。

乔治·桑的家庭关系

这对从日内瓦回来的爱侣在拉菲特街23号奢华的法兰西酒店安顿了下来，猜测着人们会以什么样的态度迎接他们。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多位祝福者，包括罗西尼、梅耶贝尔、柏辽兹和肖邦本人，纷纷上门拜访，欢迎他们回到巴黎。玛丽举办了几场晚会，吸引了圣伯夫、巴尔扎克、海涅、维克多·雨果等文学界名流出席；很快，法兰西酒店就沉浸在了文化和艺术氛围中，变得热闹起来。当时乔治·桑已经回到了诺昂的乡间别墅，玛丽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邀请她来巴黎重聚。10月底，乔治·桑来到巴黎，在李斯特和玛丽的隔壁租下了一间套房。他们有时甚至合用一间客厅招待共同的朋友。乔治·桑曾在信中写道：“如果我的朋友中有你不喜欢的人，我会在楼梯的平台上接待他们。”[3]可能就是在10月底左右，乔治·桑与肖邦在法兰西酒店里偶遇过一两次。直到1836年11月19日，乔治·桑才在玛丽·达古的晚会上听到了肖邦的演奏，并深深地迷上了他。但这种感情并不是双向的。她的雪茄、男性化的装扮和张扬的举止都让肖邦反感。晚会之后，肖邦在回家路上对费迪南德·希勒说：“桑真是个讨厌的女人！她真的是个女人吗？我很怀疑。”[4]在给华沙家人的信中，他甚至更直接地说：“她身上有种东西使我厌恶。”[5]

桑意识到了当晚的进展不太顺利，于是想找个机会补救。在李斯特和达古伯爵夫人的暗中推动下，肖邦于12月13日在绍塞-昂坦街的公寓里举行了一场社交晚会。出席的名人包括海涅、欧仁·德拉克鲁瓦、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侯爵以及小说家欧仁·休（Eugène Sue）。音乐家有梅耶贝尔、费迪南德·希勒、约翰·皮克西斯，还有当时在巴黎歌剧院成功举行了几场演出的男高音歌唱家阿道夫·努利。一些波兰侨民也参加了晚会，包括亚当·密茨凯维奇（被李斯特称为“北方的但丁”）、阿尔贝特·格日马瓦、扬·马图辛斯基、贝纳德·波托茨基伯爵，还有1791年波兰宪法的发起人之一、年老体弱但备受尊重的尤利安·聂姆策维奇伯爵。肖邦这一阶段的主要“书记官”约瑟夫·布若夫斯基在日记里对当晚的情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6]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带着桑出现在了晚会上。迫切希望这次能留下一个好印象的乔治·桑穿着一条白色马裤配以红色腰带（波兰国旗的颜色）神气地登场了。这样的打扮让她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受到了波兰侨民们的欢迎。之后她安静地坐在壁炉旁的躺椅上，抽着她“富有诗意”的雪茄（几乎可以肯定掺了鸦片），听着努利在李斯特的伴奏下演唱舒伯特的《魔王》等歌曲。

李斯特曾说肖邦对于向外界打开自己的家门总有些逃避情绪，即便对很亲密的朋友也是如此。他说得没错。但当肖邦打开大门时，他举办的活动总是那么令人难忘，这次也不例外。多年后，李斯特在他的肖邦传中回忆了当晚的情景。文中没有提到具体日期，但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他说的就是这场晚会。[7]李斯特用诗意的语言描写了房间的尽头似乎延伸进了阴影之中，半明半暗下传来了普莱耶尔钢琴的琴声，但只闻琴声，不见钢琴，观众们坐在摇曳的烛光中被深深陶醉。直到肖邦从钢琴旁站起来，玛丽·达古给大家分发茶和冰激凌时，人们才回过神来。接下来是当天晚上的重头戏，肖邦和李斯特共同演奏了莫谢莱斯的《降E大调奏鸣曲》，肖邦弹第二声部，李斯特弹第一声部。皮克西斯帮两人翻谱，同时与大家交换着赞赏的目光，表达他的欣赏之情。就是在这些场合中，情愫的种子被悄无声息地埋下，不久便绽放出了19世纪最著名的一段爱情故事。肖邦和桑轰轰烈烈的爱情，在肖邦身上显现得如此缓慢，而在桑身上却出现得如此迅速。两人似乎如此不登对，连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颇为费解。虽然有些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但肖邦和桑的恋情从萌芽阶段就是由玛丽·达古怂恿和推动的，达古无疑希望将人们的视线从她自己身上移开，给巴黎的好事之人一个新的谈资。

之所以说两人不登对，是因为肖邦矜持、冷漠，行为举止有些女性化，穿着打扮一丝不苟，对外表非常讲究，乔治·桑则傲慢、张扬，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激进的政治观点，外表十分男性化，将穿着男性服装作为她追求两性平等的外在表现。此时她已写了一些社会观念超前的戏剧和小说，尤其创作了不少关于妇女解放的作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有过众多情人，包括作家朱尔·桑多（Jules Sandeau）、记者亨利·德·拉图什（Henri de Latouche）、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医生彼得罗·帕杰洛（Pietro Pagello）和律师米歇尔·德·布尔热（Michel de Bourges）等。1833年她出版的小说《莱丽亚》（Lélia）因“自由性爱”的理念为她招致了骂名，当时所有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认为它是乔治·桑本人的写照。比肖邦大6岁的乔治·桑最终将成为这段关系中的主导者。但那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了。此时的肖邦还身陷于与玛丽亚·沃津斯卡的秘密婚约中，结果尚不明了，而乔治·桑也没有和前任情人理清关系，这位情人就是剧作家费利西安·马勒菲耶（Félicien Mallefille），他当时是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的家教。

II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稍事停留，对这个即将与肖邦共同生活九年的女人的复杂性格多做一些介绍。有些传记作家认为乔治·桑对肖邦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但实际上她给肖邦提供了一个有利于他创作的家庭环境。在这段长长的恋情中，肖邦将创作出他最伟大的作品，而两人分手后，肖邦的创作源泉似乎也逐渐枯竭。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肖邦的身体逐渐被疾病侵蚀时，桑成了他最主要的照料者，多次陪伴他渡过难关。桑将对肖邦的生活产生诸多影响，如果就这样敷衍过去，仿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跟她没有一点关系，这样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要了解乔治·桑，她本人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信息来源。在乔治·桑的自传《我毕生的故事》（1850～1854）中，她滔滔不绝地自述一直奔涌了四卷才停下来。乔治·桑很擅长为生活赋予文学色彩，因此在阅读她的散文时，我们也需要谨慎对待。她曾跟几百位通信者写了数千封信，这些体量巨大的书信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她的复杂个性。但书信中也不乏亦真亦假的信息和虚构的事件，为阅读者设下了陷阱。有人说乔治·桑“用辞藻做外衣，将自己隐藏其中”[8]，这话说得没错。

III

桑的童年是在法国贝里地区的诺昂别墅度过的，她从寡居的祖母玛丽-奥萝尔·迪潘·德·弗朗屈埃（Marie-Aurore Dupin de Francueil）那里继承了这栋宅邸，后来这里成了她的家。桑的父亲莫里斯·迪潘（Maurice Dupin）的血统可以追溯到萨克森的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Friedrich-August），即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从小出生在富贵家庭的莫里斯·迪潘不满于在母亲的溺爱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心想要追求更刺激的人生。22岁时，他成了拿破仑部队中的一名中尉，被派驻到意大利给高级将领当副官。在这里，他被一位美丽但名声不太好的女子吸引，她就是乔治·桑未来的母亲索菲-维克图瓦·德拉博尔德（Sophie-Victoire Delaborde）——为了让故事更精彩，乔治·桑可能添加了一些虚构的内容。

乔治·桑形容母亲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索菲-维克图瓦出身贫寒，父亲曾是一位旅店老板兼养鸟人，家道中落后在巴黎码头以出售金丝雀为生。索菲-维克图瓦是个性感妩媚的女子，曾在巴黎剧院做舞蹈演员，后来未婚先孕生下一女，孩子的父亲就是她的情人之一。此后她成了一位法国将军的情妇，并跟着部队去了意大利。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这位将军的副官莫里斯·迪潘中尉。迪潘为她的魅力所倾倒，挖了将军的墙脚——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一两年间先后晋升为上尉和少校。迪潘·德·弗朗屈埃夫人看到自己的儿子竟痴迷于这样一个在她看来不比妓女强多少的女人，气得不能自已。当莫里斯试图把索菲-维克图瓦带回诺昂时，她更是将其拒之门外。于是莫里斯把他的情人安顿在附近的拉沙特尔（La Châtre），以此躲开家中的“暴风雨”。但不久之后“暴风雨”还是降临了。莫里斯被派驻到布洛涅之前不久，索菲-维克图瓦怀孕了，1804年6月6日，两人在巴黎秘密举行了民政婚礼，及时让腹中的孩子成了合法的婚生子女。不到一个月后，7月1日，两人的女儿阿曼蒂娜-露西尔-奥萝尔（Amantine-Lucile-Aurore）——也就是后来的乔治·桑——来到了这个世界。迪潘夫人听到此消息后，试图以没有神职人员在场为由宣告婚姻无效。这便是婆媳二人常年对立的开端，在此后的岁月里，迪潘夫人一直拒绝接受这个贫穷养鸟人的女儿成为家中的一员。

奥萝尔（桑喜欢让别人这样叫她）仅4岁时，她的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路易。莫里斯所在的部队正在为拿破仑攻打伊比利亚半岛，因此全家都被莫里斯带到了西班牙。奥萝尔坚信路易生病时，给他看病的西班牙医生出于对法国人的仇恨故意治瞎了他的眼睛。后来莫里斯获得部队准假，带家人返回诺昂，但途中路易感染天花不幸夭折。桑的父母将他埋葬在了诺昂花园里的一棵梨树下。但不到一周后，一场更惨痛的悲剧降临了。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莫里斯骑马从拉沙特尔返回诺昂，途中马受了惊，他被甩下马背摔断了脖子。人们把他的尸体送回家时，母亲痛苦的哭声给乔治·桑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五十年后的她仍能清晰地回想起这段痛苦的儿时经历。

当时屋里的景象仍历历在目，一切就发生在我现在住着的、写下这些痛苦回忆的房间里。母亲跌坐在床后边的椅子上。我还能看见她苍白的脸，她胸前散落的长长的黑发，还有我不断亲吻着的赤裸手臂。我还能听见她凄厉的哭声。她听不见我的哭声，对我的抚摸也无动于衷。德沙尔特［一位神父，奥萝尔的家教，正是他带来了这个噩耗］对她说：“看看这个孩子，为她活下去。”[9]

葬礼上，4岁的奥萝尔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人们告诉她这是因为她的父亲去世了。之后她说了一句让母亲极为痛苦的话：“我爸爸还死着呢吗？”乔治·桑说，她知道什么是死亡，但不知道死是永恒的。家里的仆人说，就在她试图安慰母亲的那个时候，人们看到一个鬼魂穿着他父亲的全套制服在诺昂的房间穿行，她对此将信将疑。父亲被埋葬在了离路易不远的地方。索菲-维克图瓦在这栋全是陌生人的房子里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又得不到她渴望的慰藉，于是回到了巴黎的家人和她的私生女卡罗琳身边。为了确保她不会再回来，迪潘夫人以每年1500法郎的赡养费为条件，换取了一份协议，获得了奥萝尔的合法监护权。因此奥萝尔幼年不是住在诺昂，就是住在祖母巴黎的奢华公寓里。

父亲死后不久，奥萝尔就得知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即伊波利特·沙蒂龙（Hippolyte Chatiron）。他是莫里斯·迪潘和迪潘夫人的女仆、一位当地木匠的女儿生下的私生子，比奥萝尔大5岁。伊波利特在贝里长大，后来成了诺昂的一位常客。虽然他和奥萝尔性格迥异，但两人的感情很好，并且这种感情因他们有着共同的父亲——一位很早就离他们而去的父亲——而更加深厚。

IV

奥萝尔的母亲和祖母经常就她的养育方式争吵不休。虽然之前签署的协议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但两人还是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奥萝尔把自己称为“祸端”。祖母坚持认为宗教教育更为优越，因此奥萝尔13岁时就被送进了修道院学习。“英国奥古斯丁女子修道院”虽然有着冷酷的名字和有些黑暗的历史（法国大革命后被用作监狱），但它是巴黎最好的一所寄宿学校。学校的经营者是一群英国修女，她们的教会在克伦威尔迫害天主教的时候逃到法国并开办了这所学校。奥萝尔在这里待了三年。她学习法语，按照规定穿修女们穿的紫色修女服，研读《圣人传》，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让这些“基督的新娘”打磨掉在乡间生活中养成的陋习，不久她便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奥萝尔在这样青涩的年纪就展现出了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文笔。她把身边的女生分为了三类：愚钝的、顺从的，以及邪恶的。她把自己划分到了最后一类里，作为“修女中的恶魔”，她经常制造混乱，以至于连修道院院长都说她是个“狂徒”。这让她在女生当中很受欢迎，大家给她起了个直白的绰号，叫“面包”，因为在法语里她的姓“迪潘”（Dupin）是“面包”的谐音。在修道院里，她唯一能见到的男性是两位教士：维莱勒（Villèle）神父和普雷莫德（Prémord）神父。后者负责听她的忏悔，并为她制定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贞洁是最重要的，任何试图玷污贞洁的人，“不论是谁，不论她有多么尊贵”，都必须被举报。如果有谁说了“邪恶的词语”，修女会让这种行为恶劣的女生跪下亲吻地板。这些十二三岁的女生生活在没有供暖的房间里，吃着粗茶淡饭。给家里写的信都要经过审查。有一次奥萝尔给祖母写的信被打开，修道院院长发现奥萝尔在信中把跟修道院有关的所有人都抱怨了一通，包括院长本人，最后直到迪潘夫人出面（在这件事上她支持了自己的孙女），奥萝尔才免受惩罚。成长在这种环境下，难怪奥萝尔后来变得如此叛逆。她背弃了教会，变成了自己笔下的雷丽亚以及审查制度的反对者。当她想扯下伪善者的面具，揭露其背后隐藏的不端行为时，她经常会从青少年时期的丰富记忆中汲取素材。[10]

摆脱了英国修道院的束缚后，奥萝尔回到了诺昂的祖母身边。她最担心的是家人给她包办婚姻，当时家境不错的女孩一般都要面临这样的命运。但迪潘夫人突发中风卧床不起，因此安排相亲也不是她能关心的事了。养病期间，祖孙俩亲密的交谈使两人的关系更亲近了，于是老夫人将奥萝尔指定为她的继承人。后来，迪潘夫人的中风再次发作，导致她全身瘫痪，于1821年12月26日去世。弥留之际，她对床边的奥萝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最好的朋友就要走了。”祖母死后，奥萝尔继承了诺昂别墅，而且她发现自己已经财务自由了。这时她才17岁。只拿到了一小笔赡养费的索菲-维克图瓦对遗嘱提出了异议，但律师否定了她的主张。从此以后，奥萝尔母女两人间永久性的隔阂也更深了。

V

很快，求婚者纷纷造访诺昂，但都被奥萝尔打发走了。索菲-维克图瓦也打发走了一两个，此时她开始干涉女儿的私事。最后奥萝尔不顾母亲的反对，可能也是为了摆脱她的控制，在1822年9月17日与27岁的卡西米尔·杜德旺（Casimir Dudevant）结婚。[11]她用十万法郎和诺昂别墅做嫁妆，在诺昂开始了新婚生活。奥萝尔说，她当时“天真得无可救药”，从没和男人同床共枕过的她发现这是一个愉快甚至是幸福的体验。不到一个月她就怀孕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卡西米尔每天都在诺昂附近的田野和森林里享受他最爱的消遣活动——打猎和射击。而奥萝尔则开始学做衣服，缝制些婴儿的衣物。后来针线活成了她的终身爱好，压力大的时候，她总喜欢做针线活来放松自己。

临产之际，夫妇俩去了巴黎，入住了佛罗伦萨酒店（Hôtel de Florence）。1823年6月30日，奥萝尔19岁生日的前一天，她生下一子，取名为莫里斯。但在这时，她才懂得了“草率结婚，后悔莫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如果说刚开始时这场婚姻的前景是无法预知的，那么现在已经十分清晰，因为两人的感情已走上了下坡路。在诺昂时，她发现自己刚逃出母亲的控制，就又落入了丈夫的控制中。卡西米尔是一位专横的丈夫，想做家里的主人——虽然宅子并不是他的。开始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但当奥萝尔在家里摆上了一架钢琴，想要重拾早年对音乐的热爱时，卡西米尔提出了反对意见。奥萝尔写道：“我看到你不喜欢音乐，于是我就不弹了。”一些传记作家称奥萝尔没有什么音乐天分，但事实恰恰相反。她小时候曾跟祖母迪潘夫人学习钢琴及和声的基础知识。因此后来她能把曾经在贝里听到的民歌写下来，“包括一首肖邦喜欢的布列舞曲”。她在自传里说：“美妙的音乐对我的影响和感染比其他任何艺术都要强烈。”[12]扼杀了奥萝尔的音乐爱好之后，卡西米尔也知道他给妻子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快。但这只是个开始。

卡西米尔是个花花公子，他每天晚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进入楼上仆人的宿舍，跟其中的两个姑娘——克莱尔和佩皮塔，享受云雨之欢。后来克莱尔怀孕了，但奥萝尔一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她丈夫还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波利特，因为克莱尔对这两个人都曾微笑过。但不管怎样，对于这种多人参与的婚姻，奥萝尔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件事。与此同时，奥萝尔也指责卡西米尔对庄园管理不力，还大肆挥霍她的家产。为此，她起草了一份旨在保护两人各自利益的法律协议，如果事情真的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她可以在这份协议的保护下宣布婚姻无效。协议中的条款让卡西米尔很不安，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自己无家可归的未来。两人经常在晚餐时大吵大闹起来，有时还当着客人的面，这时几杯酒下肚的卡西米尔就会破口大骂。有一次两人之间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吵，由于奥萝尔不肯让步，卡西米尔命令她离开房间。“这是我家。”她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提醒丈夫，拒绝妥协。[13]怒不可遏的卡西米尔抓起墙上挂着的来福猎枪，但还没等他在愤怒中扣动扳机，猎枪就被和他一起喝酒的朋友亚历克西斯·迪泰伊抢了下来。

VI

此外，一直让人们议论纷纷的是奥萝尔的女儿索朗热的身世。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卡西米尔，而是斯特凡纳·阿亚松·德·格朗萨涅（Stéphane Ajasson de Grandsagne）。两人的事情要追溯到几年之前，用安德烈·莫鲁瓦委婉的话说：“桑早就在她诺昂的房间里学会了情感上的解剖之术。”[14]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斯特凡纳还是一名医学学生，奥萝尔的家庭教师、年迈的弗朗索瓦·德沙尔特神父找他给奥萝尔上过几节解剖课，他甚至还让奥萝尔协助他做手术。在此期间，奥萝尔参与了几台截肢和尸检手术。这样的护理经验使她具备了急救能力，看到血也不会恐惧。[15]她还掌握了一些药学知识，当拉沙特尔的居民出现什么身体不适时，她总能提供一些用药建议。从那时起，斯特凡纳就爱上了奥萝尔，但奥萝尔年纪尚小，没有结婚的考虑。而且斯特凡纳出身于贫穷家庭，有九个兄弟姐妹，奥萝尔的祖母也不会允许她为这样一个人牺牲大好前途。

1827年秋天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斯特凡纳趁卡西米尔前往巴黎时来到了诺昂。斯特凡纳在贝里小住期间，两人形影不离，而且在当地居民面前他们对这种明显的恋爱关系也毫不避讳。斯特凡纳返回巴黎后，奥萝尔决定将这段关系继续下去。于是卡西米尔一回到诺昂，她就追随斯特凡纳去了首都。12月5日，她到达巴黎，入住了三年前她生下莫里斯时住的佛罗伦萨酒店。奥萝尔在巴黎停留了两周多，给卡西米尔的解释是她找了多位医生给自己看病。她的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由于斯特凡纳有医学界的人脉，当时最有名的几位医生对她进行了检查，包括萨尔佩特里厄尔医院（Salpêtrière Hospital）院长朗德雷-博韦（Landré-Beauvais）教授，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奥萝尔的病症更多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因为她的内心正经受着良心的拷问，原因很简单。如今我们知道当时她和斯特凡纳互写过一些亲密的情书。[16]所有书信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奥萝尔此行来到巴黎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将这段婚外情继续下去。当奥萝尔终于在12月20日左右回到诺昂时，她已经怀孕了。

索朗热出生在1828年9月13日。安德烈·莫鲁瓦曾细致地比较过谁是孩子父亲的可能性比较大。他推断奥萝尔是在索朗热出生前九个月，也就是1827年12月13日在巴黎怀孕的。当天，奥萝尔曾给卡西米尔写了一封信，异常直白地告诉他斯特凡纳现在就在她的住处，而且会在这里住几天。[17]年底她回到了诺昂，显然又重新开始和丈夫同房。但八个月之后索朗热就出生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奥萝尔坚持说索朗热之所以会提前出生，是因为伊波利特的小女儿莱昂蒂娜·沙蒂龙（Léontine Chatiron）从诺昂的楼梯上摔了下来，导致她受惊吓早产。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官方解释。但在《我毕生的故事》中，她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线索，指向了事情的真相。她记叙了9月初，也就是索朗热出生前两周发生的一件趣事。有一天早上，她曾经的追求者奥雷利安·德·塞兹（Aurélien de Sèze）突然到访诺昂，发现她在客厅摆弄着婴儿的衣服。塞兹问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呢？”“应该很明显吧，”她回答道，“我在争分夺秒地为某个可能会提早到来的人做准备。”[18]

索朗热来得是早是晚已经不是卡西米尔关心的事了。他和奥萝尔的关系已经到达了最低谷，奥萝尔甚至在生产时还无意中听到他和西班牙仆人佩皮塔在隔壁的亲密对话，证实了两人的婚外情。似乎这还不够，奥萝尔说，接着酩酊大醉的伊波利特踉踉跄跄地进了她的卧室，醉倒在了地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索朗热出生了。

如果以上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索朗热的生父是谁，我们也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证据。奥萝尔经常用亲昵的小名“斯特凡娜小姐”称呼索朗热。而斯特凡纳本人似乎也乐于承认自己的父亲身份。每当有朋友问他为什么要去诺昂时，他就会回答说：“还能为什么？去看我女儿呗。”[19]我们之所以对索朗热的身世进行如此细致的讨论，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后来索朗热和母亲，更重要的是和她的哥哥莫里斯发展到关系破裂的地步。我们并不知道年幼的索朗热具体知道些什么，以及她是何时知道的。但她一定听说过乔治·桑和她诺昂的情人们那些屡见不鲜的绯闻。每次斯特凡纳·阿亚松·德·格朗萨涅出现在诺昂，人们就会开始嚼舌根，而索朗热也一定注意到了，自己就是斯特凡纳最关心的那个人。后来，青少年时期的索朗热变得越来越叛逆，经常对他人，尤其是她哥哥恶言相向，最终导致母亲怒火爆发，把她赶出了家门，这个戏剧性的事件也导致了乔治·桑与肖邦的决裂。

卡西米尔之所以能接受这样的悲惨状况，原因也不难理解。他刚在一系列草率的投资中损失了25000法郎，这些都是他和乔治·桑的共同财产，这让他为自己的无能而倍感屈辱。一直在财务问题上顺从丈夫意愿的乔治·桑将怒火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指责卡西米尔糊涂愚蠢。“当一个人犯了大错时，咒骂和叹息是没有用的，自怨自艾只会害了你自己和所有人。有点男人样吧！”[20]卡西米尔不愿分居，他还能去哪儿呢？吉耶里（Guillery）的祖宅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名义上的母亲加布丽埃勒·杜德旺男爵夫人。这位男爵夫人拒绝让丈夫的私生子在吉耶里长大，也从不把他当作自己的骨肉对待，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于是卡西米尔只能像所有没出息的男人一样，在酒和女人身上寻找慰藉。忙碌的一天结束后，因糟蹋了妻子的钱而懊恼不已的卡西米尔会瘫倒在扶手椅上，打着鼾睡到天明。这场婚姻进入了休战期。卡西米尔离不开诺昂，离不开儿子，甚至离不开妻子，因为他需要物质保障。而对于奥萝尔来说，她现在掌握了有利局势。索朗热出生后，她便放弃了婚床，搬进了一层紧挨着孩子和保姆的房间，在这里卡西米尔没有接近她的机会。她整夜伏案写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时，她会躺在自己安置的小床上入睡，这个房间已成为她逃离丈夫和这场岌岌可危的婚姻的港湾。

但她仍需下定决心跟丈夫一刀两断。最后还是卡西米尔让她迈出了这一步，当时的场面就如同她小说里的情景那么富有戏剧性。有一天，奥萝尔趁卡西米尔外出打猎时在他的书桌里翻找欠条，因为她担心在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问题上卡西米尔没有跟她说实话。奥萝尔在丈夫的文件里发现了一封写给她的信，信封上写着：“等我死了再打开！”这是卡西米尔的遗嘱，但乔治·桑说，由于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她毫不犹豫地打开了信封。信中的内容让她崩溃。“这是什么遗嘱！”她写道，“全是诅咒！”卡西米尔将他对妻子的积怨和对她人格的鄙视全部写进了信里。她感到自己在做梦，因为她从没想到过卡西米尔竟如此看不起她。她说：“这封信让我彻底醒悟了。”[21]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对峙，但奥萝尔态度很强硬，甚至逼哭了卡西米尔。她亲自起草了分居协议中的条款，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奥萝尔告诉卡西米尔她要离开他，打算每年去巴黎生活几个月。她要求每月从诺昂庄园的收入中拨出一部分作为生活费，这一点在婚前协议中就有约定。此外，必须聘请一位驻家家庭教师给孩子们上课，教师的薪水由卡西米尔承担。最终的协议还需要等律师理清所有事项之后才能敲定，但卡西米尔知道奥萝尔已经给他下了逐客令。她打包了行李，拥抱了孩子们，坐上了去往巴黎的公共马车。1831年1月6日，她到达了巴黎。

等待她的是她此前在拉沙特尔认识的一位年轻人，有着一头金发的英俊男子朱尔·桑多（Jules Sandeau），和奥萝尔一样，他也怀揣着一个作家梦。没过几周，两人便开始了一段恋情，搬进了圣米歇尔码头（Quai Saint-Michel）的一个小公寓里同居。他们共同创作了一部名为《罗斯与布朗什》（Rose et Blanche，1831年）的小说，全书一共五卷，但最后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在此期间，奥萝尔不得不回到诺昂暂住几天，一方面是为了准备马上要和卡西米尔打的官司，两人在这场纠纷中很快就会撕破脸，另一方面是选几件家具运到巴黎的公寓。奥萝尔回到诺昂时，卡西米尔、伊波利特和母亲索菲-维克图瓦都在等她，劝她留在诺昂，放弃她刚刚获得的自由。这让她拿起笔，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向母亲阐述她的观点。

1831年5月31日

我的丈夫可以随心所欲做他喜欢的事。他找情人，或者不找情人，完全取决于他。他可以喝酒，也可以喝水，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存钱还是花钱也如他所愿。他可以盖房子、种花草树木、做买卖、经营房产和庄园，只要他认为合适……但是只有他给予我同样的自由才算公平。否则我会认为他可恨、可鄙——相信他也不希望这样。因此，我是完全独立的。我在他起床时睡觉，我可以去拉沙特尔，也可以去罗马，只要我愿意。我是半夜回家还是早上六点回家，都是我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22]

就这样，“雷丽亚”获得了独立。1832年末，她结束了和桑多的恋情，并带走了一个重要的纪念品：桑多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从此，“乔治·桑”成了她的笔名，她也以这个名字为世人所知。同时，也是以乔治·桑的身份，她背负着生命中所有感情上的重担，在1836年的秋天初识了肖邦，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生活中。

VII

12月13日肖邦在公寓里举办的晚会让桑十分难忘。她多次试图把肖邦引诱到诺昂（让玛丽·达古做中间人），但肖邦总能找到不去的理由。桑甚至让玛丽说：“告诉肖邦我崇拜他。”[23]从1837年2月起，玛丽·达古以客人的身份在诺昂住了大半年，李斯特也会在音乐会档期允许的情况下到访诺昂。其他一些客人也会偶尔出现在这栋古宅里，包括男高音歌唱家阿道夫·努利。桑举办了几场精彩的艺术歌曲音乐会，其间李斯特用桑专门为他准备的埃拉尔钢琴为演唱者伴奏。乔治·桑说：“弗朗茨一弹起钢琴，我就会感觉心头的负担轻了许多。”[24]但不论她如何盛情邀请，肖邦始终没有出现。5月，肖邦的借口是他要去德国见老朋友蒂图斯，但最后他并没有去。6月，他说自己正和布若夫斯基在昂吉安的温泉疗养。7月，他跟卡米耶·普莱耶尔结伴去了伦敦。桑一定以为，她的猎物——除此之外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在故意躲着她。但1838年4月她再次到访巴黎时，情况发生了转变。她在朋友夏洛特·马利亚尼（Charlotte Marliani）家听到了肖邦的演奏，再次为他的音乐所倾倒。她给肖邦递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我爱慕你”。（当时和她在一起的朋友女演员玛丽·多瓦尔加上了一句“我也是！”）这是桑第一次对肖邦示爱。肖邦死后，人们还在他的文件里发现了这张纸条。桑再次听到肖邦的演奏是在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家的晚会上（5月8日），朱尔·雅南和维克多·雨果也参加了这场活动。这次她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

肖邦似乎矜持得过久了，至少在桑看来是这样。在一封洋洋洒洒写了6000多字、铺满32页纸的长信里，她向两人共同的朋友阿尔贝特·格日马瓦倾诉了心中的想法，讨论了爱、忠诚、道德和情欲等问题。写这封信时，桑仍以为肖邦和玛丽亚·沃津斯卡还订着婚，并不知道婚约已经取消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肖邦没有告诉她。这封信篇幅过长，无法全文展示，但我们从中选取几个段落，就可以看出她对肖邦与日俱增的感情。她首先写道肖邦的风度仍令她念念不忘，之后讨论了与肖邦交往的利与弊。

1838年5月

迄今为止，我一直忠于我爱的人，非常忠诚……我不是个见异思迁的人。恰恰相反。我一贯对真心爱我的人投入专一的感情，我很难一见钟情，我习惯和那些不把我当女人看待的男人相处，因此肖邦对我的影响让我感到很困扰。但我仍旧无法忘记他给我带来的惊异，正当我的生活似乎趋于平静、将要永远地安定下来时，我放任自己的心爱上别人，如果我是个非常骄傲的人，我就会为此感到羞耻……但如果上天要我们对人世间的爱忠贞不渝，为什么又让迷路的天使与我们相遇呢？[25]

怪罪上天让她与天使相遇，为她带来困扰之后，桑谈到了问题的关键：是让精神和肉体屈服，还是回避这种欲望。

因此，爱这个伟大的问题再次浮现在我心中。我曾说：“没有忠贞，何谈爱情。”我要说的正是这个问题——我要和你讨论占有的问题。有人认为，忠贞和占有是分不开的。但我认为，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有些不忠，但当一个人允许自己的灵魂被入侵，在爱的驱使下允许别人轻轻地抚摸自己，这就构成了不忠，而接下来的事就没那么严重了，因为一个丢掉了心的人就丢掉了一切。相比之下，失身而不失心还算更好一些。因此，当两个人想要生活在一起时，他们不应以避免结合的方式来反抗自然规律和现实，而是应该被迫分开，最明智的做法——也是一种责任和真正的美德——就是回避。我此前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些事，但是如果他在巴黎开口要求了，我应该会顺从，屈服于我内心诚实的想法，因为诚实，我痛恨所有谨慎、拘束、偏见和狡诈的行为。

在这篇长篇大论中，她也试图为自己背叛现任情人费利西安·马勒菲耶这件事推卸道德责任。她先铺垫了主题，提到了烦恼的根本原因——肖邦。

既然我对你绝对坦诚，那么我必须承认肖邦身上有一点令我不太满意：他回避的借口很差劲。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如果他因为尊重我、害羞或是对旧爱的忠诚而回避，那么没关系。这些需要做出牺牲，因此需要魄力和真正的贞洁。

……我不记得他具体用的是哪个词了。我记得他说的是既定事实（certain facts）会毁了我们的回忆。这话不愚蠢吗？你觉得他真是这么想的吗？是哪个可恨的女人让他对肉体之爱产生了这种印象？是不是他有个辜负了他的情人？可怜的天使！我希望所有在男人眼中玷污了这件事的女人被绞死，这是生命中最可敬的事、万物间最神圣的事，是人类最重要的行为、最美妙的奥秘，也是整个生命世界中最壮美的事。就像磁铁吸引铁一样不可阻挡，动物也会遵从性的法则相互追求。就连植物都知道这样的吸引法则，而世间唯一受到上帝恩赐，能够感受动物、植物和矿物世界感受不到的美妙的男人，却将这种令人兴奋的吸引转变成了理智中的一种观念，以这种方式去感知、去理解，要我说，只有男人把这奇迹变成了一种肉体和灵魂上的负担，用鄙视、冷酷和不齿的眼光看待它！多么奇怪。就是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导致了修道院和妓院的出现。

这是一次惊人的情感爆发。此前桑首次提出与肖邦发生亲密关系，遭到肖邦的冷漠回绝，但桑可能因此觉得肖邦更有魅力了。显然这封信让她理清了思路，但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可怜的马勒菲耶，此时他还沉浸于无知的幸福当中，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被抛弃。桑一直声称她能够应付马勒菲耶，说他不过是一块“顺从的封蜡，被我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当我想换个名字时，只要我足够小心和耐心就能做到”[26]。为了多争取一些“换名字”的时间，她让“封蜡”陪着莫里斯到塞纳河下游旅行了两周，趁两人在鲁昂和勒阿弗尔（Le Havre）逗留期间，考虑如何在马勒菲耶回来之后不再让他进入自己的卧室。她决定对马勒菲耶进行一场说教，强调友谊胜过肉体之爱，并希望他能明白，他已从低级的情人上升到了最可贵、最重要的地位，享受纯洁的友谊和陪伴。桑应该也预想到了，这位剧作家看清了真相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让马勒菲耶倍感屈辱的是，他在一两周之前还不知道自己的情敌就是肖邦时，写了一篇动情的文章赞美了肖邦并发表在《音乐公报》上，这篇文章的题词写道：“致弗里德里克·肖邦先生，以表达我对您的喜爱和对您英雄祖国的同情。”[27]一夜之间，马勒菲耶成了人们的笑柄，也变成了一个危险人物。马勒菲耶连续几晚徘徊在肖邦绍塞-昂坦街的公寓附近，激动地挥舞着一把匕首，当他发现桑从肖邦的公寓里出来时，便在大街上追赶她，桑不得不拦住一辆路过的敞篷马车匆匆逃命。接着，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演变成了一场闹剧。马勒菲耶上楼猛砸肖邦的房门，试图伤害肖邦，多亏了身材魁梧的格日马瓦出面肖邦才得救。格日马瓦身高超过1.8米，马勒菲耶完全不是他的对手。马勒菲耶挑衅肖邦出来跟他决斗，但在桑的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放弃了这个荒谬的想法。当莫里斯的另一位家教亚历山大·雷伊直白地指出马勒菲耶的行为是多么荒唐时，被激怒的马勒菲耶要求跟雷伊决斗，直到两人都流了不少血之后场面才被控制住。最终马勒菲耶和此前无数被乔治·桑抛弃的情人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在床上躺了几周，被自怨自艾的情绪淹没。而最初将桑和肖邦撮合到一起的玛丽·达古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幸灾乐祸地写道：“我承认，这件事远比任何小说家能想象出来的故事都精彩。”[28]

VIII

1838年7月，肖邦和桑成了恋人。但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这次桑出奇地谨慎，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对肖邦的考虑。她在附近一家位于拉菲特街的酒店里租了一个小房间，用的是婚前的姓氏迪潘夫人（Mme Dupin）。在那些没有和肖邦共度的夜晚，她会按照日常惯例，在书桌前伏案工作到第二天早饭之前。8月，桑说服德拉克鲁瓦给她和肖邦画了一幅画像，后来这幅画成了肖邦最有名的肖像。他们在圣日耳曼玛莱街的画室里摆好姿势。桑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听肖邦用一台小型立式钢琴演奏。这幅画的大部分背景已经遗失，德拉克鲁瓦死后画布被切成了两半进行拍卖。安托万·马蒙泰尔得到了双人肖像中肖邦的部分，后来遗赠给了卢浮宫。

乔治·桑；德拉克鲁瓦的油画（1838年）

在德拉克鲁瓦9月前往乡下之前，桑告诉他：“我仍处于你离开前那种幸福的状态，我们晴朗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乌云。”[29]但现实仍充满了不确定性。肖邦担心着公众的舆论，而桑仍未摆脱马勒菲耶的威胁。她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平静的生活了，而现在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更是成了奢望。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持续困扰着她。她和卡西米尔·杜德旺在拉沙特尔法庭的官司已经持续了数月，耗费了她不少钱财。两人完全撕破了脸，以侮辱、同性恋、财产分割以及屡见不鲜的通奸等多种罪名指控对方。公开相互诋毁之后，两人接下来的交涉也让桑伤透了脑筋，不得安宁。但最终她从卡西米尔手中夺回了诺昂，赢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取得了两项重大胜利。我们不知道肖邦对这场纠纷了解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桑一定向他隐瞒了那些最丑陋的细节。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桑的朋友、西班牙领事的妻子夏洛特·马利亚尼（Charlotte Marliani）成了桑的坚强后盾。桑经常到马利亚尼家里共进晚餐，向她倾诉自己的烦心事。

肖邦；德拉克鲁瓦的油画（1838年）

随着1838年秋天临近，两人何去何从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肖邦的健康问题和持续不断的咳嗽让桑十分担心。她的儿子莫里斯也患有某种风湿病，和肖邦一样，更适合去气候温和的地方生活。因此，当夏洛特建议他们去西班牙属地马略卡岛旅行、享受地中海的温暖阳光时，桑马上就爱上了这个想法。她对这个岛屿知之甚少——当时很少有“开化的”欧洲人知道这个地方——但正因神秘，它才充满了魅力，而且这个想法一旦在她的头脑中成形，她就什么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了。

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次旅行实际上是一次蜜月之旅。马略卡岛远离巴黎，他们在那里可以免受流言蜚语的困扰，同时也可以避免两人的实质性关系让肖邦固守宗教思想的家人知道——至少可以先瞒上一段时间。他们绘制了地图，设计了路线：先经里昂和尼姆南下到达佩皮尼昂和旺德尔港，再从港口坐船前往巴塞罗那和马略卡岛。埃曼努埃尔·马利亚尼以西班牙外交官的身份为他们写了几封介绍信，后来派上了大用场。到了10月中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桑从寄宿学校接回了索朗热，从德拉克鲁瓦的画室接回了莫里斯（当时16岁的莫里斯刚开始跟这位大师学习绘画）。10月18日，她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巴黎，踏上了这段旅途的第一程。肖邦没有一起出发，他还需要多花几天把事情安排妥当。他请尤利安·丰塔纳照看同住的公寓，安排普莱耶尔将一架钢琴海运至马略卡岛，还向银行家奥古斯特·莱奥借了一笔钱作为旅费。所有事情安排好之后，他才沿着桑和孩子们的路线，南下前往佩皮尼昂。

[1] CGS，vol. Ⅳ，p. 435.

[2] IC，p. 344.

[3] CGS，vol. Ⅲ，p. 571.

[4] CFC，vol. 2，p. 208.

[5] CFC，vol. 2，p. 208.

[6] BJT，pp. 98-101.

[7] LC，pp. 90-93.

[8] IC，p. 344.

[9] SHV，vol. 1，p. 597.

[10] SHV，vol. 1，pp. 961ff.

[11] 有些文献中写道奥萝尔与卡西米尔结婚后获得了贵族头衔。卡西米尔是让-弗朗索瓦·杜德旺男爵和情人奥古斯蒂娜·苏莱的私生子，但他并没有贵族头衔。用奥萝尔的话说，她丈夫的头衔最多只相当于法国步兵中的少尉（SHV，vol. 1，p. 13），而且任何管她叫“侯爵夫人”的人都会遭到她的痛斥。多年后，1871年卡西米尔去世后，他们的儿子莫里斯·桑申请继承祖父的贵族头衔。因此，可能是莫里斯在母亲的墓碑上加上了“男爵夫人”这个头衔。不知道拥护共和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世袭传统的奥萝尔对此会作何感想。

[12] SHV，vol. 1，pp. 625-26.桑写过一部名为《孔苏埃洛》（Consuelo）的小说。从故事情节来看，这部小说只能是一个懂音乐的人写的。

[13] ML，p. 212.

[14] ML，p. 92.

[15] 在自传中，桑描述了她和斯特凡纳工作时的具体细节：“他带来了一些德沙尔特需要的头、手臂、腿，向我展示一些基本概念。”（SHV，vol. 1，p，1076.）她也拿到了一副年轻女性的骨架，挂在了诺昂的房间里，以便更好地了解人体结构。这些早期的医学经验后来派上了用场，毕竟不久之后桑就成了肖邦的主要照料者。

[16] 这些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归斯特凡纳的儿子保罗-埃米尔所有。见《一般观察》（Le Moniteur général），1900年1月6日刊。

[17] ML，pp. 467-69，“对索朗热·杜德旺-桑身世的说明”。

[18] SHV，vol. 2，p. 90.

[19] VGS，p. 122.

[20] CGS，vol.Ⅰ，p. 584.

[21] CGS，vol.Ⅰ，p. 737.

[22] CGS，vol.Ⅰ，p. 888.

[23] CGS，vol. Ⅲ，p. 765.

[24] SJI，pp. 45-46.

[25] 全文请见CGS，vol. Ⅳ，pp. 428-39。

[26] CGS，vol.Ⅳ，p. 430.

[27] 1838年9月9日刊。

[28] BRRS，p. 152.乔治·吕班在CGS，vol.Ⅳ，p. 487中简要提到了马勒菲耶和雷伊的决斗。柯蒂斯·凯特对决斗的详细描述请见CS，pp. 457-58。

[29] CGS，vol.Ⅳ，p. 482.

马略卡岛上的冬天，1838～1839

再在西班牙待一个月，我们就会死在那里，肖邦死于忧郁和厌恶，我死于狂怒和愤懑。

——乔治·桑[1]

I

10月27日，肖邦乘坐公共马车离开巴黎；11月1日，他在佩皮尼昂与乔治·桑和两个孩子会合。桑给夏洛特·马利亚尼写信时说：“肖邦在邮车上英勇地度过了四个夜晚，到达时看起来像玫瑰一样新鲜，像萝卜一样红润。”[2]一行人从旺德尔港坐蒸汽船沿加泰罗尼亚海岸前往巴塞罗那。到达之后他们却迟迟无法踏上下一段旅程，于是便入住了四国酒店，与此同时桑忙着想办法继续前往马略卡岛。这时西班牙正深陷内战之中。早在安排行程时，桑就知道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已经夺去了几万人的生命，此时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但她一直是个不管不顾的人，这次也同样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置肖邦和孩子的安危于不顾。有一次，他们骑着驴子在附近郊游时碰到了几支西班牙部队，这些士兵是克里斯蒂娜女王的支持者，刚打完仗准备返回巴塞罗那。[3]桑发现他们面容憔悴、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这样的情况很是危险。巴塞罗那城内也到处是堡垒和炮台，人们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限制。晚上时常能听到远处的枪声；城外的游击队四处游荡，在城市边界不断试探，引来哨兵不时开火。乔治·桑一行人在巴塞罗那滞留了五天，等待着出发的机会。在此期间，他们认识了一位法国领事，还在港口停靠的一艘法国双桅帆船上用了晚餐。在三个月后坎坷的回程途中，这位领事也帮了大忙。

II

11月7日夜幕刚刚降临后，乔治·桑一行人登上了一艘名为“马略卡人”（El Mallorquin）的小型明轮蒸汽船，这艘船每周往返于巴塞罗那和帕尔马之间两次。[4]在温暖宁静的海上航行了一整夜之后，他们第二天临近中午时分在蔚蓝的天空和炎炎烈日下到达了帕尔马港。

桑前去寻找住处时，肖邦和两个孩子在码头茫然地站着，引得当地人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几小时之后她空手而归。岛上的空房都被躲避战乱的西班牙本土人占满了。刚上岛就出师不利，岛民们的态度也没有帮上什么忙，无论她走到哪里，人们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最后她只能在通往码头的主干道、城里最混乱的马里纳街（Calle de la Marina）租下几个家具不全的房间。房间脏乱不堪，楼下就是一个铜器作坊，敲敲打打的声音吵得桑无法工作，于是不到一周他们就搬走了。[5]至于肖邦，他本来也无法工作，普莱耶尔的钢琴还没运到，而没有钢琴，他就无法创作。

肖邦和乔治·桑前往马略卡岛时乘坐的明轮蒸汽船“马略卡人号”；拉蒙·桑波尔·伊塞恩（Ramón Sampol Isern）绘制的水彩画

桑急需找个新的住处。虽然她拿着马利亚尼写给马略卡岛侯爵、富有的卡尼金融家族以及岛上其他权贵的介绍信，但似乎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我们从埃莱娜·舒萨·德·卡尼（Hélène Choussat de Canut）夫人的回忆录中找到了原因。[6]岛上的权贵不知道应该对桑和她的旅伴作何反应。她没有家庭，以写作为生，穿着裤子，抽着雪茄，更恐怖的是，这个女人签名时居然用的是个男人的名字——乔治·桑。她身边还跟着两个长发男孩、一个同样男装打扮的小女孩；这几个人也不去教堂，说明他们可能做着一些罪恶的事情。频频碰壁的桑向法国驻帕尔马领事皮埃尔-伊波利特·弗吕里（Pierre-Hippolyte Flury）[7]求助，后者帮她联系到了一位戈麦斯先生，这位先生在距帕尔马不远的埃斯塔夫利门茨（Establiments）有一栋景色宜人的别墅，名为“松万”（So’n Vent），在加泰罗尼亚语里是“风之屋”的意思。别墅里零星散落着一些家具，和马略卡岛上同类建筑一样，房子的窗户没有玻璃，是敞开式的，这样更有利于温暖宜人的海风在房间里流通。别墅里没有正式的壁炉，但每屋有一个火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生火用。桑和肖邦都对这个新住处很满意，11月15日他们搬了进去。这一天，肖邦兴奋地给丰塔纳写了一封信：

我现在在帕尔马，置身于棕榈、雪松、仙人掌、橄榄树、柑橘树、柠檬树、芦荟、无花果树、石榴树之间，全是只有在巴黎植物园温室里才能看到的植物。天空如绿松石，大海如天青石，山岭像翡翠，空气好得如同天堂一般。白天晴朗炎热，人们都穿着夏装；晚上能听见吉他声和歌声，几小时连绵不绝。这里有布满藤蔓的大阳台，也有阿拉伯人建造的古城墙。这里的一切，包括城市，都有着非洲特色。总而言之，生活很美妙！[8]

安顿下来之后，桑开始写作，肖邦则带着莫里斯在附近的乡间远足散步。这样的锻炼对肖邦很有益，他的健康状况一度好到让桑盛赞这座岛屿说：“这是片应许之地……超乎我的想象。”[9]但事实证明，她的话说得太早了。突然间，天堂急转直下变成了炼狱。一次肖邦散步回来赶上下雨，患上了支气管炎。别墅里十分阴冷，这时开敞式的窗户成了负担。火盆也很麻烦，烧火时烟很大，温度却不高。浓烟严重影响了肖邦的呼吸，桑不得不找工人给房子装上洛蒙德式壁炉，以便提高室温，减少烟雾。没过多久，冬雨倾盆袭来，墙壁因受潮起鼓。肖邦病得很重，咳嗽得无法控制，甚至开始咳血。桑找了位医生来给他做检查，这位医生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位同事。关于这三位专家，肖邦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描述：

近两周我病得很重。虽然气温仍有18摄氏度，处处都是玫瑰、柑橘树、棕榈树和无花果树，但我还是感冒了。岛上三位著名医生给我检查了身体。第一位闻了闻我吐出的东西，第二位拍了拍我吐的部位，第三位听了听我咳嗽的声音。第一位说我已奄奄一息，第二位说我已无药可救，第三位说我已经死了。但是，我感觉和平常差不多……为了不让他们给我放血，或用水泡和泄液线给我治疗，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10]

医生将肖邦的病诊断为肺结核，并上报给有关部门，这让桑十分气愤。西班牙的法律规定肺结核病例必须上报，但肖邦一行却因此遭了殃。戈麦斯先生把他们赶出了别墅，他烧掉所有的床褥，毁掉家具，重新粉刷了墙壁，还让桑承担所有费用。肖邦的病情传遍了帕尔马，人们像躲麻风病人一样躲着他们。商店店主拒绝向桑出售生活用品，两个孩子走在街上时也会被人扔石头。这时桑意识到他们必须离开帕尔马了。

一两周之前她到马略卡岛腹地远足时，在巴尔德莫萨村（Valldemosa）发现了一座被荒废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这座始建于14世纪的修道院如今已改作他用，由当地政府管理，房间可对外出租。房间的租金低得离谱，于是桑以年租金35法郎的价格租下了一个套间（包含三个相邻的隔间），当时她只想可以偶尔来这里安静地写作，但如今巴尔德莫萨成了她的救命稻草。肖邦和桑把行李装上了一辆手推车，在车夫的帮助下踏上了这段17公里的路程。这一天是12月15日，他们将在巴尔德莫萨度过59天。

III

巴尔德莫萨修道院坐落在半山腰，海拔300米左右，想上去并不容易，因为根本没有路。苦中作乐的肖邦说：“路由暴风雨开辟，由泥石流修缮。今天这边还不能走，因为到处都是沟壑，明天只有驴子能通过——真想让你看看当地的交通工具！”[11]但最终他们到达这个不一般的住处，从山上俯瞰附近的村庄时，都不禁为这般壮丽景色惊叹。桑说，谁看到这样的景色都会被折服，“因为它超乎期望，超乎想象。诗人和画家能想象到的，都已经被大自然创造出来了”[12]。他们的房间由三个相邻的隔间组成，屋里有一些简单的家具，包括折叠床、旧桌子、藤条椅，黏土地面上还散落着蒲席。桑从当地村子里雇了一个名叫玛丽亚·安东尼娅的女人帮忙打扫房间和做饭，还找了一个名叫卡塔利娜的女孩做家里的女仆。玛丽亚·安东尼娅住在隔壁的隔间里，在那里给全家人做饭。桑说她“手脚不干净”，抱怨她经常顺走自己的旧衣服和橱柜里的好东西。但玛丽亚·安东尼娅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她在村里有一些朋友，不管谁家要办什么喜事，她都会把大家邀请到她的隔间来。有一回当地农民拉斐尔·托雷斯结婚，她为两位新人举办了一场喧闹的结婚派对，当晚宾客们喝酒狂欢，在响板、小提琴和跑调的曼陀林组成的“小乐队”伴奏下，彻夜跳着当地的霍塔舞和凡丹戈舞。桑说他们隔壁还躺着一个需要休息的病人，却只能静静地忍受着噪音，因为当地的警察不会提供任何保护，没准还会加入这场狂欢。玛丽亚·安东尼娅制造的麻烦还不止这些。有天晚上正值当地的圣安东尼节，一支火把组成的可怕队伍沿着黑暗的回廊向玛丽亚·安东尼娅的房间走来。[13]被歌声和响板惊扰的桑打开隔壁的门（“一扇结实的对开橡木门保护着我们”），举起灯笼想让光照得更远，却看到了一个吓人的路西法，穿着黑衣，戴着魔鬼的角，脸被涂成了血红色。魔鬼的身边围着一群人，有戴着鸟头和马尾的小恶魔，也有身着粉白色衣服的童贞牧羊女。桑说这个诡异的场景犹如“一场丑陋的化装舞会”，当地未开化的村民就是以这种方式庆祝宗教节日的。当这位“别西卜国王”（King Beelzebub）用西班牙语跟她说话时，桑才发现他只是一位律师，名字也是再平常不过的海梅·普恩斯（Jaime Prohens）。[14]

肖邦说他的隔间有着高高的拱顶，像一个高大的、直立的棺材。这是一个很有预见性的比喻。那年冬天的马略卡岛一直阴雨连绵。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讲述白天发生的事，试图以此振奋精神。一次被雨淋透的乡间远足，与当地村民的偶遇，或是意外发现了某种不寻常的动植物都能成为被分享的内容，有时莫里斯也会难得地给大家看看他白天的画作。[15]聊天总是伴着附近峡谷里呼啸而过的风的声音，还有无情地拍打在窗户玻璃上的雨滴的声音。倾盆大雨停息之后，有时山间会降下浓雾，将修道院笼罩在冬日的阴冷之中。在浓雾的掩护下，天空中盘旋的山鹰和秃鹫有时会突然俯冲下来，一把抓住桑窗外石榴树上落着的麻雀。

对于肖邦来说，这样原始的生活环境可能会给他带来生命危险。12月中旬，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桑只好从帕尔马给他找来一位医生。到了这个时候，桑完全意识到她把肖邦带到马略卡岛导致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她说内疚感“像铅一样坠在我的心上”[16]。当医生说肖邦患上了肺结核时，她指责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桑的医术不比医生高明，但她断定肖邦只是患上了喉结核。她不顾一切地坚持说肖邦“患肺结核的概率不比我自己患病的概率大”。从这件事中我们也能看出桑固执的性格，1849年肖邦死于肺结核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但六年之后，也就是1855年，桑在出版修订版《马略卡岛的冬天》时仍然没有删去这些内容。[17]直到最后，她依然坚持肖邦患的是喉咙感染。这位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包括放血、饥饿疗法和食用奶制品，肖邦对此十分抗拒。医生警告桑，不放血肖邦就会死。但桑说直觉告诉她，如果放血肖邦才会死，于是她拒绝了医生的建议。

巴尔德莫萨修道院；莫里斯·桑绘制的水彩画（1839年）

他们试了一段时间饥饿疗法，但这并不适合肖邦，因此也被放弃了。肖邦确实试着遵照医嘱食用了一些奶制品，其间还发生了一些趣事。由于山上没有奶牛，桑辗转买到了一些羊奶。羊奶是用罐子送到山上的，桑断定送奶的孩子一定在路上偷喝来着。因为她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每次到了修道院，罐子里的奶似乎都比离开村子时还要满。用桑自己的话说，她决定打破这个“神迹”，直接买一只山羊，让玛丽亚·安东尼娅每天挤奶。除了这一个营养来源以外，她又买了一只能挤奶的长毛绵羊，让两只羊做伴。后来两只羊都挤不出奶的时候，她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玛丽亚·安东尼娅，并把羊锁了起来。

这时肖邦依然没有钢琴，无法创作。肖邦给普莱耶尔写信说：“我渴望音乐，但因为没有钢琴，我没法创作……从这个方面来说，这里是个原始的国度。”[18]离开帕尔马之前，他就曾给丰塔纳写信抱怨：

我得到的唯一消息就是钢琴已于12月1日在马赛装上了一艘商船。我猜测这艘船可能会在港口停靠一整个冬天，恐怕收到钢琴时我都准备回去了。这样除了要支付500法郎的关税以外，我还得把它打包寄回去，真是“令人欣慰”。与此同时，我的稿子在睡大觉，我却一点也睡不着。我一直咳嗽，敷着药膏，等着春天或者其他东西的来临。

帕尔马，1838年12月14日。[19]

12月底肖邦得知这台普莱耶尔立式钢琴不仅离开了马赛，而且已经在帕尔马海关停放一周了，支付完进口税（“这破玩意儿要花一大笔钱”[20]）后就可以清关了。最终海关放行之后，钢琴被拉上了巴尔德莫萨的山坡，搬进了肖邦的隔间里。有了台像样的钢琴之后，肖邦的状态好多了。在此之前他只能用当地的一台劣质钢琴将就，用桑的话说，那台钢琴给他带来的心烦意乱多于慰藉。肖邦很快完成了前奏曲的收尾工作，1月22日他把手稿寄给了丰塔纳，并让丰塔纳誊清一份给普莱耶尔。此前普莱耶尔同意以2000法郎的价格购买整套曲集。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两人的合作关系没过多久就破裂了。

IV

肖邦的前奏曲是一系列精美的小型作品，演奏时最短的只有40秒，长的有5分钟左右。其中有些乐曲如格言般短小精炼。它们更像是内心的呐喊或独白，在情绪色彩上有欢喜也有悲哀，有阳光也有阴霾。虽然《二十四首前奏曲》中的乐曲可以单独演奏——确实也经常被单独演奏——但作为一个整体来听效果最佳。显然这也是肖邦的初衷，因为这24首乐曲以上行五度的排列方式对应了24个大小调——每首小调都是前一首的关系小调——如果我们从这些精美的音乐小品中随意挑选乐曲来演奏，就看不出这样的特点了。

1.C大调　　　　　2.a小调

3.G大调　　　　　4.e小调

5.D大调　　　　　6.b小调

7.A大调　　　　　8.升f小调

9.E大调　　　　　10.升c小调

11.B大调　　　　 12.升g小调

13.升F大调　　　 14.降e小调

15.降D大调　　　 16.降b小调

17.降A大调　　　 18.f小调

19.降E大调　　　 20.c小调

21.降B大调　　　 22.g小调

23.F大调　　　 　24.d小调

有些前奏曲在巴黎就已经完成，肖邦把它们和正在创作的作品一起带到了马略卡岛。有些乐曲处于雏形阶段，只是一些基本的构思，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才能达到令肖邦满意的效果。剩下的几首（至少有4首）是在马略卡岛上创作的。[21]这些前奏曲将被题献给普莱耶尔，他已经向肖邦预付了500法郎，等到作品完成后再付余款，所以肖邦的首要任务就是按时交付作品。

后来当乔治·桑开始整理回忆，自述他们在巴尔德莫萨的生活时，她说肖邦是个“可憎的病人”[22]。身为小说家的乔治·桑难以克制自己的表达欲，用夸张的语言为读者描述了肖邦不时陷入低落和焦虑的样子。桑和孩子们喜欢在晚上探索这座荒废的修道院，借着月光或烛光在黑暗幽静的回廊里穿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探险。但据桑说，肖邦却认为修道院的回廊里鬼影重重，十分恐怖。晚上10点左右，桑和孩子们结束探险回到房间时，经常会发现肖邦处于一种近乎惊恐的状态，坐在钢琴前，“眼里充满了恐惧，吓得头发都立了起来”[23]。肖邦认出他们之后，就会继续弹起他刚刚创作的曲子——“在那段孤独、悲伤、害怕的时间里不知不觉占据他内心的恐惧和煎熬”。在阅读这些段落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乔治·桑写下这些内容时，马略卡岛之行已经过去了15年，那时肖邦也已经去世，无法对其中的任何内容进行反驳。桑甚至还试图在书中描述这些前奏曲是如何诞生的，其中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桑写道，有一次她和莫里斯去帕尔马采购日用品。那天大雨如注，崎岖的道路被雨水冲刷成泛滥的小河。他们半路被车夫抛弃，浑身湿透，鞋也丢了，回到修道院时天已经黑了。到家后他们发现肖邦以为他们死掉了，陷入了绝望中。他坐在钢琴前，被想象中的幽灵折磨着，还看见自己掉进湖里淹死了——“沉重冰冷的雨滴有节奏地落在他的胸前”。就这样，著名的“雨滴”前奏曲诞生了。桑说：“那天晚上他创作的乐曲里充满了雨滴声，和修道院瓦片上的雨滴声交相呼应。”[24]

乐曲中重复出现的降A（桑耳中的雨滴）到了中段变成了等音升G，为乐曲赋予了阴森、不祥之感。

当桑向肖邦指出，处于痛苦之中的他无意中将屋顶上的水滴声写进了乐曲后——桑称之为“模仿性的和声”——肖邦竭力否认这种幼稚的说法，拒绝承认自己的音乐是对自然的模仿。[25]尽管如此，每当这首乐曲响起时，人们还是会想起桑的故事，而非肖邦自己的否认。

李斯特一直主张“雨滴”这个标题更适合《升f小调前奏曲》。这个说法令人费解，很少得到肖邦研究者的支持。相比之下，依然是桑的生动描述更能引起后人的无限遐想，她说这首乐曲描绘的是巴尔德莫萨山巅上乘风飞翔、随时准备俯冲下来袭击猎物的山鹰和秃鹫。和以往一样，肖邦对这类问题没有任何评论，而选择让音乐自己去说话。

对前奏曲的讨论就算再简略，也不能忽视第二首《a小调前奏曲》。它是肖邦所有作品中最荒凉凄冷的一首。这首只有23小节的短曲以“错误”的e小调开始，接着慢慢地经过G大调和D大调，最后命中注定般地回到了冰冷的a小调。同时，左手伴奏中如此无休止的不谐和音在肖邦的作品中实属罕见。如果说音乐确实是作曲家心境的直接表达，那么这首前奏曲把肖邦在巴尔德莫萨修道院“棺材般的房间”里居住时时常陷入的阴暗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想要基于实际情况而非乔治·桑的叙述更真实地了解肖邦此时的心境，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他的信件。其实肖邦从未在信中提到过“幽灵和恐惧”，或是水滴这些事情。比起魔鬼，他担心的是更现实的问题。肖邦和普莱耶尔就前奏曲达成的商业合作关系开始破裂，这搅得他心神不宁。但在这个表象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肖邦拿不出马略卡岛上的生活费了。离开巴黎的前一天，他向银行家奥古斯特·莱奥借了1000法郎作为此行的旅费，但现在莱奥（通过丰塔纳）催着肖邦还款。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普莱耶尔把前奏曲的钱先给他，他再用这笔钱还给莱奥，但普莱耶尔不愿追加预付款，因为肖邦还没付钢琴的钱。这时的肖邦为了扭转局面可以说不择手段，并且让逆来顺受的丰塔纳去办这些苦差事。肖邦告诉丰塔纳，如果普莱耶尔继续拖款，就越过他把前奏曲交给其他出版商，包括海因里希·普罗布斯特（德国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的巴黎代理商）、法国的莫里斯·施莱辛格和英格兰的克里斯蒂安·韦塞尔。为了吸引施莱辛格，肖邦还承诺把未来几部乐曲都交给他出版，包括第二首叙事曲和《两首波兰舞曲》（op.40）。普莱耶尔、莱奥、施莱辛格这些事搅在一起让肖邦十分生气，以至于他说出了一些反犹太的尖锐言论：“莱奥是个犹太人！……我要［给他］寄一封公开信感谢他，从头到脚（或者随便到哪）地彻底感谢他。无赖！”之后，他提到施莱辛格和普罗布斯特时又说：“现在这些虱子不太来咬我了。”[26]直到两个月之后，他还在不停地发泄愤懑之情：“如果非要和犹太人打交道，至少找个正统的犹太教徒。”[27]在另一封给格日马瓦写的信中他继续抱怨道：“犹太人和德国佬都是本性难移——事实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我是迫不得已才跟他们打交道的。”[28]肖邦抱怨犹太出版商要割他的一磅肉，这样的反犹太形象和人们心目中不屑于被肮脏的金钱交易玷污双手的清高音乐家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29]

V

虽然没什么充分的理由，但人们常说马略卡岛之行是肖邦生命中最低产的一个时期。但实际上他不仅在这里完成了前奏曲，还完成了其他几部重要作品，包括《F大调叙事曲》（op.38，他给这首乐曲加了个新结尾）和《c小调波兰舞曲》（op.40，no.2）。[30]

肖邦在马略卡岛上创作的一首毋庸置疑的天才之作是第3首《升c小调谐谑曲》（op. 39），回到欧洲大陆后他又对这首乐曲进行了修改润色。也许是因为开篇强有力的八度乐段，肖邦将它献给了自己的学生阿道夫·古特曼——据说古特曼很擅长这种演奏技巧。除此之外，这首乐曲充满了奇妙之处。开头是无调的——可以说它的调性就是无调性（atonal）——似乎旋律在寻找着乐曲的主调。

主调找到之后，用作曲家艾伦·罗斯索恩（Alan Rawsthorne）话说，仿佛突然有人打开了灯。[31]

中段众赞歌（chorale）般的旋律让人联想到一群修道士在空无一人的修道院回廊上边走边唱。这段用键盘中音区演奏的圣咏每一句结尾都装饰着一连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音符——仿佛圣袍上镶嵌的碎钻。这一手法令人印象深刻，成了肖邦作品中的经典。

接下来还时不时地能听到素歌在回廊里飘荡，仿佛远处有一扇门被打开，让人们看到了里面正在做祷告的修道士。

肖邦奏鸣曲中的谐谑曲显然都是按照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交响曲中常用的传统小步舞曲加三声中部模式创作的。但另外四首独立的谐谑曲则可以说是对奏鸣曲这种音乐体裁的革新。肖邦的谐谑曲不再在内部结构上区分“小步舞曲”和“三声中部”，而是用类似于两者的呈示部和展开部来代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奏鸣曲式。《升c小调谐谑曲》的尾声有110小节，是全曲最长的一个段落，对此前出现的素材进行了总结，将乐曲推向了高潮。尾声部分最突出的特点是众赞歌部分的再现，通过升华的手法“让荣光照耀了进来”。

这段旋律（542～554的12小节）在格律上精准地对应了155～167这12小节的原始旋律，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构成了形式上的呼应。那些认为肖邦只是个音乐小品作家、无法驾驭大型曲式的说法在这里便不攻自破了。

VI

到了1839年2月的第一周，肖邦显然已经病得很重，不能在这样阴雨连绵、寒冷刺骨的环境里继续生活下去了，于是桑开始做返程的计划。她想在岛上多停留一段时间、找个安静的环境写作的梦想破灭了。2月12日，一行四人踏上了噩梦般的下山之路，在泥泞和碎石中艰难行进，这是下山前往帕尔马的唯一道路。村里人因为害怕被传染，没有一个人愿意把马车租给他们，因此肖邦不得不坐在一种被当地人叫作比洛丘（Birlocho）的驴车上前往帕尔马。这段艰险的旅程使他元气大伤，吐血严重。第二天，被雨淋得狼狈不堪的几人在帕尔马码头登上了“马略卡人号”蒸汽船，准备经历12个小时的航行前往巴塞罗那。[32]但上船之后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状况，他们不知道这艘船会定期往西班牙本土输送100多头猪，为了让它们呼吸新鲜空气，这些猪被赶到甲板上。猪是马略卡岛的主要农产品，因此在回程的路上，它们的地位比乘客还要高。“马略卡人号”的船长加夫列尔·梅迪纳（Gabriel Medina）要求桑和肖邦待在甲板下憋闷的船舱里。晚上，熏人的恶臭让肖邦难以入睡。桑描述说，肖邦开始“一盆盆地吐血”，让她非常害怕。她说大约午夜时分，他们被鞭子的噼啪声吵醒，船员正在赶猪，让它们奔跑起来。据说这样能防止猪晕船，避免把甲板弄得更脏。[33]甚至在到达巴塞罗那附近的浅水湾之后，乘客仍须待在船舱里，等所有猪都被赶下船之后，才能登上旁边等候的小船继续前往码头。最后直到那些“先生们”（借用桑讽刺的描述）都下了船，人类才能上岸。下船时桑和船长起了争执，船长坚持说肖邦睡过的床褥要被烧掉，让桑支付两倍的价格。讨价还价间，桑给一位路过的渔民掷了一枚硬币和一张纸条，请他到法国的双桅横帆战船“梅利埃格号”（Méléagre）送信，进港时她就发现这艘船正停靠在附近。接到她的求助后，“梅利埃格号”船长亲自过来将一行人转移到了自己的船上，这一绅士行为让桑十分感激。船上的外科医生马上对肖邦进行了治疗，成功止住了出血，用桑的话说是“救活了他”[34]。

回到西班牙本土后，他们又在巴塞罗那周边的乡村游玩了几天，甚至还去了一个名叫滨海阿雷尼斯（Arenys de Mar）的渔村远足，这次旅行让肖邦的身体开始逐渐转好。最后他们在2月21日登上了豪华的法国蒸汽船“腓尼基人号”（Le Phénicien）出发前往马赛。踏上甲板时，桑和孩子们不禁大声呼喊：“法国万岁！”

船从巴塞罗那出发后驶进了利翁湾（Gulf of Lion），经过36个小时剧烈颠簸的航行后，他们最终于2月25日到达了马赛。下船后桑赶快找来了马利亚尼的朋友弗朗索瓦·科维埃（François Cauvière）医生，后者对肖邦进行了检查和精心的治疗。科维埃说肖邦的病情十分严重，于是把肖邦接到他位于罗马路71号的家里休养了几天。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再加上科维埃医生在他的饮食里加入了大量奶制品，肖邦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桑给夏洛特·马利亚尼写信时说：“他真的好多了……不再吐血了，睡得也好，有些咳嗽但不厉害，最重要的是，他回到法国了！他睡过的床不会再被人烧掉，他伸出手时也没人再躲开了。”[35]

VII

桑和肖邦在马略卡岛上的经历成了她的痛苦回忆。桑唯一的排遣方法就是把这些事情写出来，邀请全世界的人分享她的痛苦。虽然这些痛苦很多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但她总会怪到别人身上。在《马略卡岛的冬天》这本书里，每一页都在表达一切都是马略卡岛岛民的错，而不是她自己的错。回首在岛上停留的十周，桑写道：“再在西班牙待一个月，我们就会死在那里，肖邦死于忧郁和厌恶，我死于狂怒和愤懑。他们刺中了我心中最敏感的地方，我看着他们去刺痛和伤害一个受苦的人。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如果我再写到他们，也将是充满怨恨的。”[36]她用笔蘸满了怨恨的毒液，以此报复岛民，说他们是“愚蠢、爱偷东西、顽固的一群人”。这本书的初稿是桑回到诺昂之后的几个月里写的。在书中她把16万岛民称为懦夫、伪善者、小偷，甚至将他们比作印度的猴子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桑还暗示巴尔德莫萨的村民很多都是早年间修道士和当地女子通奸生下的孩子。她故弄玄虚地问道：“从修道士不再干涉家庭私事到现在有二十年吗？”她发现岛民上的年轻人长相都很相似，自以为知道了答案。我们不知道桑是否在写作过程中把这本“血泪史”拿给肖邦看过，但当她在1841年1月的《两世界评论》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这部作品时，肖邦肯定读到了，并放心地看到文中没有一处提到他的名字，虽然他的密友都知道他跟谁去了哪里。[37]当时两人无疑将继续前往诺昂——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但肖邦太过虚弱，无法进行这样的旅行，而桑自己也不知道应如何向世人解释两人间的暧昧关系。他们在巴黎的朋友都很好奇这对从马略卡岛回来的情侣将如何出现在世人面前，并对此议论纷纷。于是桑暂且把“一家人”安顿在了马赛的博沃酒店（Hôtel de Beauvau），再思考接下来怎么办。与此同时她每天完成20页的书稿，一直工作到深夜。即便受到孩子们和闲杂人等的干扰，她还是把从马略卡岛上带回来的《雷丽亚》和《斯匹里底翁》（Spiridion）两部作品修改完了。桑照顾肖邦时，总有一些人围在门口看热闹，她说这些人是“闲着没事干、爱管闲事、真正游手好闲的人”。而肖邦自己则心情很好，因为他感到身体逐渐康复，借用桑的话说，他弹着酒店为他准备的钢琴，“打发无聊的时光，为小屋带来诗意”[38]。

肖邦去往马略卡岛前是否曾留下了一份遗嘱呢？他在博沃酒店给丰塔纳写的一封信让我们相信确有此事。信中肖邦让丰塔纳帮忙处理一些杂事，说如果自己决定不回巴黎的话，请丰塔纳帮忙处置家具，接着他说：“我之前跟你说过，在我的书桌靠门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只有你、格日马瓦或扬［马图辛斯基］可以打开。现在我请求你把信拿出来，不要打开，直接烧掉。看在我们友情的份上，请你务必这样做——这份现在已经没有用了。”[39]如今我们已无法得知信中的内容、写信的日期，在任何资料中都找不到这封信的踪迹，我们只能推测丰塔纳确实烧掉了它。但不管信中写的是什么内容，肖邦从马略卡岛回来了，它就失去了意义。这封信成了肖邦传记作者心中的又一个遗憾。

VIII

1839年3月的第二周，仍在马赛休养的肖邦收到消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阿道夫·努利从那不勒斯的巴尔巴耶酒店（Hotel Barbaie）三楼纵身一跃，自杀身亡。他只有37岁，留下了一个悲痛的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孩子，还有一个孩子即将出世。多年来，努利一直是巴黎歌剧院最优秀的男高音，也是肖邦最欣赏的歌唱家之一。另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吉尔贝-路易·杜普雷（Gilbert-Louis Duprez）进入巴黎歌剧院后，努利因不愿与他分享头把交椅而与歌剧院管理层发生了争执。1837年，努利搬到那不勒斯，进入圣·卡洛歌剧院，试图在那里继续发展歌唱事业，但此时他的声音出现了问题，导致他陷入了抑郁。可能是因为对酒精依赖过度，他的记性越来越差。3月8日清晨，由于担心前一天晚上他在慈善音乐会上的演唱受到人们的批评，他跳出窗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努利的遗体被运回法国，途经巴黎到达马赛。4月24日，人们在圣母山教堂为他举行了安魂弥撒。肖邦应努利夫人的邀请在葬礼上演奏了管风琴。在4月25日给丰塔纳的信中，肖邦写道：“昨天我为努利演奏了管风琴，可见我已经好多了……他的遗体途经巴黎回到了这里，举行了安魂弥撒，他的家人请我弹琴，所以我在举扬圣体仪式中弹了琴。”[40]

桑对这场安魂弥撒进行了一番挖苦。她说可能是因为努利的死因，主持弥撒的主教似乎心怀不满，而且桑怀疑唱诗班是受人指使故意唱跑调的。那架可怜的管风琴则被她描述为“差劲的、发出尖锐声音的乐器——除了跑调以外没有别的用处”。桑声称，肖邦为了演奏努利早年的拿手曲目——舒伯特的《星辰》（Die Gestirne），才同意演奏这架管风琴，但它却限制了肖邦，让他无法演奏出努利歌声中那种恢宏高贵的气质（乔治·桑语）。所以肖邦用不协和的音栓演奏出了“哀伤的声音，柔和得如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声”[41]。桑十分气愤，由于免收50生丁的入场费，教堂里聚集了大量专程来听肖邦演奏的会众，但管风琴微弱的声音让他们无法好好地欣赏肖邦的演奏，使得观众们大失所望。桑还抱怨说她和肖邦都坐在管风琴的楼厢里，无法被观众看见——仿佛人们是专程来看她和肖邦，而不是参加努利的葬礼的。

整个3月和4月，肖邦一直被资金问题困扰着，他给丰塔纳和格日马瓦写信时说的全是关于出售手稿的事。显然桑仍承担着两人大部分的花销，肖邦也希望能改变这一状况。安东尼·沃津斯基还没把之前向他借的钱还上，使他更加一筹莫展。在3月2日写给丰塔纳的信中，肖邦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安特克（Antek）要是再不还我钱，说明他要耍波兰人的心眼了——我指的是‘愚蠢’的波兰人的心眼——这话别跟他说。”[42]大约十天后，他又给丰塔纳写了一封信，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肖邦可能也给华沙的沃津斯基一家写信说了这件事。“安特克的父母一定非常健忘，居然让我俩之间发生这种事［指安东尼可能以婚约解除为由拒绝还钱］。我只跟你说，他没有还钱就跑了。多么差劲的一家人。他们真是无所顾忌、没有良心！”[43]

IX

多亏了马赛和煦的春光和科维埃医生的悉心照料，肖邦逐渐恢复了元气。到了5月初，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好到让桑又安排了一次去热那亚的短期旅行。肖邦一开始是拒绝的，担心如果再出现马略卡岛上的状况，他的身体会吃不消。但随着天气转暖，他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开始期待到从没去过的意大利看看，毕竟在华沙起义的动荡年代，他还曾考虑过去意大利定居。而桑则对意大利有一些怀念，1833年的秋天，她曾和旧爱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在热恋时去那里旅行过。5月3日，桑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和肖邦登上了明轮蒸汽船“法拉蒙德”（Pharomond），跨海到达了风景如画的意大利港口。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桑和孩子们在城市里四处探索，欣赏宫殿，参观画廊，研究名画与雕塑，享受着海岸线上的壮丽风景。肖邦可能没有参与这些需要体力的活动，但这次意大利的短期旅行让他的精神振奋了起来。

然而回程的旅途却不太顺利，5月16日他们跨海返回马赛途中遭遇了一场暴风雨。船在大浪中剧烈摇摆、艰难前行，几个人都晕船了。在海上行驶了近两天后，他们终于在5月18日靠岸。肖邦不得不在热心的科维埃医生家里又休息了几天，为此桑带有些许懊恼地写道：“我再也不喜欢旅行了；或者说，我现在的处境让我无法享受旅行了。”[44]这对马略卡岛回来的情侣终于在1839年5月的最后一周离开了马赛，缓慢地向诺昂前进。他们乘渡船沿罗讷河（Rhône River）行驶到阿尔勒（Arles），在那里换乘公共马车，“像一对老老实实的中产阶级伴侣一样在沿途的小旅馆里过夜”[45]。至此，两人的蜜月之行便结束了。

[1] CGS，vol.Ⅳ，p. 577.

[2] CGS，vol.Ⅳ，p. 512.

[3] 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马埃利亚战役（1838年10月1日）中的残兵，在这场战役中皇家军队损失了3000多人，乔治·桑遇见的就是部队返回巴塞罗那途中掉队的士兵。第一场“卡洛斯战争”持续了近六年，直到1839年才结束，总共死伤超过15万人。

[4] “马略卡人号”作为运送肖邦和乔治·桑往返于西班牙本土和马略卡岛之间的轮船而获得了一些知名度，因此我们也对这艘船多进行了一些了解。“马略卡人号”由阿伯丁的达弗斯公司（Duffus & Co.）制造，铜架木质船身，重400吨，长约45米，宽9米。该船由两个加起来可提供120马力的锅炉驱动，同时配有纵帆桅杆。1837年9月7日，“马略卡人号”被交付至帕尔马，经过一系列试航后，1837年10月6日，该船搭载了22名乘客、一些动物和当地的农产品进行了从帕尔马到巴塞罗那的首航。“马略卡人号”可在12小时内完成这220公里的航行，具体时间取决于当时的天气和地中海上的盛行风。在1838年11月8日的乘客名单中可以找到肖邦、乔治·桑、桑的两个孩子和厨娘阿梅莉的名字。

[5] SHM，p. 33.

[6] GVM，pp. 54-55；另见CHS，pp. 110-12。

[7] 很多文献中经常将她误称为“弗勒里”（Fleury）。

[8] CFC，vol. 2，pp. 265-66；KFC，vol. 1，pp. 327-28.

[9] CGS，vol.Ⅳ，p. 522.

[10] CFC，vol. 2，p. 274；KFC，vol. 1，p. 330.

[11] CFC，vol. 2，p. 283；KFC，vol. 1，p. 333.西班牙游记作家何塞·德·巴尔加斯·庞塞（José de Vargas Ponce）曾用更夸张的语言描写过马略卡岛上的路：“所谓的路都是无法通行的绝壁，可怜的旅行者从帕尔马走到加拉措山，每一步都冒着生命危险……”PDM，p. 38.

[12] SHM，p. 99.

[13] 桑在她的描述中说这是“忏悔星期二”的庆祝活动，她无疑是被村民们五颜六色的装扮误导了。每年1月17日的圣安东尼日是马略卡岛上最热闹的一个宗教节日。当天肖邦的一位波兰同胞卡罗尔·登博夫斯基（Karol Dembowski）到岛上拜访了他，登博夫斯基为了写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当时正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长途旅行，他在书中简要描述了这次见面（DDEP，p. 300）。乔治·吕班也曾详细地讨论过这次见面，详见CGS，vol. Ⅳ，p. 559。

[14] SHM，p. 112.

[15] 其中有些画作具有纪实意义，在肖邦的肖像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16] SHM，p. 149.

[17] 关于肖邦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桑在《马略卡岛的冬天》中这样直白地写道：“我们几乎能看到死神在头顶上盘旋，等着带走这个病人，我们手无寸铁地与死神搏斗着，努力让肖邦活下去。”SHM，pp. 148-49.

[18] CFC，vol. 2，p. 271.

[19] CFC，vol. 2，p. 278；KFC，vol. 1，p. 332.

[20] CFC，vol. 2，p. 285；KFC，vol. 1，p. 333.

[21] 学术界对这几首前奏曲的创作顺序一直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A大调前奏曲》早在1836年就已经完成，因为这一年肖邦在德尔菲娜·波托茨卡（Delfina Potocka）的一本纪念册里抄写了这首乐曲。此外《降A大调前奏曲》也在1837年之前就完成了，因为这一年肖邦让丰塔纳抄写一份曲谱交给路易·菲利普国王的侍卫官莱昂·德·佩尔蒂（Léon de Perthuis）伯爵。在莫里斯·布朗的“索引”中，有四首前奏曲被认为是在马略卡岛上完成的，即第2首a小调、第4首e小调、第10首升c小调和第21首降B大调。

[22] SHV，vol. 2，pp. 419-20.

[23] SHV，vol. 2，p. 419.

[24] SHV，vol. 2，p. 421.

[25] SHV，vol. 2，p. 421. 曾在马略卡岛上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翻译桑的作品时在此加了一个脚注，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格雷夫斯说，从修道院的建筑结构来看，桑最多只能听到“雨滴从屋檐落到花园里的声音”。SHM，p. 171.

[26] CFC，vol. 2，p. 284；KFC，vol. 1，p. 333.

[27] CFC，vol. 2，p. 307；KFC，vol. 1，p. 339.

[28] CFC，vol. 2，p. 309；KFC，vol. 1，p. 341.

[29] 想要捋顺这几首前奏曲复杂的出版情况绝非易事，我们得出的结论如下：最终乐曲在德国（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1839）、法国（阿道夫·卡特兰，1839）和英格兰（韦塞尔，1840）分别出版，这一局面对于肖邦而言十分有利。虽然法语和英语版本都题献给了普莱耶尔，但普莱耶尔把自己的所有权卖给了卡特兰，退出了这笔交易。扣除普莱耶尔的钢琴费用后，肖邦净赚了2500法郎。他给第二首叙事曲定下的价格是1000法郎，作品40号的两首波兰舞曲的总价是1500法郎。从1月22日他给普莱耶尔和丰塔纳写的两封信中可以找到相关细节（CFC，vol. 2，pp. 287-88）。德语版前奏曲题献给了肖邦在华沙时就认识并敬仰的钢琴家兼作曲家约瑟夫·凯斯勒。我们需要知道的是，1835年凯斯勒在米兰出版意大利版的《二十四首前奏曲》（op.31）时，将这部曲集题献给了肖邦。一般被认为肖邦的前奏曲就是按照凯斯勒的模式创作的，因为后者的前奏曲虽然顺序毫无规律，但也涵盖了全部大小调，每一首也都十分简短精悍。肖邦的乐曲和凯斯勒的《二十四首练习曲》（op.20，创作于1825年）相似度更高，后者的练习曲也涵盖了所有大调和关系小调，按照下行五度循环的顺序排列，与肖邦的前奏曲相反。1829年凯斯勒在华沙定居之后，肖邦曾到他家中参加过几场晚会，很可能就是那时听他演奏了这些练习曲。

[30] 肖邦将第40号作品中的第一首A大调和第二首c小调波兰舞曲题献给了尤利安·丰塔纳。肖邦在巴黎时已经完成了《A大调波兰舞曲》，原本打算题献给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但最后肖邦在两首乐曲前都写上了丰塔纳的名字。丰塔纳拿到手稿准备抄写付梓之前，曾大胆要求肖邦修改《c小调波兰舞曲》的中段。音乐风格成熟之后的肖邦很少会听从别人的意见，但这次他破例同意修改。“我会一直为你修改波兰舞曲的第二部分，直到我死的那一天。”肖邦动情地写道，以表达他对丰塔纳帮忙处理杂事的感激之情。“可能你也不会喜欢昨天的版本——虽然我在这段绞尽脑汁地想了大约80秒。”CFC，vol. 2，p. 371；KFC，vol. 1，p. 365.

[31] WFC，p. 69.

[32] CGS，vol.Ⅳ，p. 475. 这架肖邦在马略卡岛上使用的普莱耶尔钢琴后来的命运也值得一提，因为它的身世比小说还曲折。肖邦离开巴尔德莫萨修道院之后的50年里，人们不可避免地为这段悲惨的旅行故事赋予了浪漫色彩。桑和肖邦住过的房间成了忠实粉丝们的圣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肖邦音乐爱好者前来朝圣。1917年，巴尔托洛梅乌·费拉（Bartolomeu Ferrà）在2号房间设立了一间肖邦纪念馆，他先是租下了这个房间，后来又买下了这个房间，称肖邦曾经在这里住过，而房间里最重要的物件就是那架号称肖邦曾经用过的立式钢琴。由于当时所有当事人都已经去世，没有人能推翻他的说法。多年来，有上百万名游客参观过这个纪念馆，为进入“肖邦的房间”看“肖邦的钢琴”花了不少钱。有些人只是来静静地瞻仰，有些人在钢琴键盘上放上鲜花，还有些人——其中不乏一些著名钢琴家——专程来此想要弹一弹这架钢琴，感受肖邦当时的心境。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不仅来错了地方，而且连膜拜的东西都搞错了。2011年，这个房间和其中的钢琴都被帕尔马商业法庭认定为与肖邦无关，此前所有宣传都属于“虚假宣传”。法庭的判决中，有一个结论让音乐界哗然：2号房间里的钢琴是由一家名为“奥利弗与苏奥”（Oliver y Suau）的西班牙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肖邦死后生产的。那么这个诉讼是由谁提起的呢？诉讼目的又是什么呢？
肖邦一行人离开帕尔马几小时前，桑把这架普莱耶尔钢琴以1200法郎的高价卖给了银行家巴齐勒·卡努特，并用这笔钱还清了欠卡米耶·普莱耶尔的债。后来这架钢琴成了实业家加夫列尔·克格拉斯·阿门瓜尔的财产，他也是巴尔德莫萨修道院4号房间的所有者。这架钢琴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也不足为奇。自肖邦离开马略卡岛之后，钢琴已经传了三代人，很多文件也已不知去向。爱德华·冈什（Édouard Ganche）曾前往巴尔德莫萨修道院，试图确认肖邦的房间和钢琴的真伪。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他断定克格拉斯家的钢琴就是普莱耶尔寄给肖邦的那一架（钢琴上的序列号6668和普莱耶尔钢琴厂登记簿上的记录一致）。冈什将他的调查结果发表在了1932年6月至7月的《波兰》（La Pologne）双月刊上。同年加夫列尔·克格拉斯·阿门瓜尔设立了自己的肖邦纪念馆，跟费拉竞争。多年来两家一直为此事相持不下，但也许是因为费拉家的推销技能更胜一筹，珍藏的手稿也更多，人们还是蜂拥至费拉家的纪念馆。2010年肖邦200周年诞辰之际，克格拉斯家族终于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把费拉家告上了法庭。帕尔马第二商业法庭负责此案的卡塔利娜·穆纳尔法官亲自前往修道院进行调查。她研究了一系列文件，包括房东与乔治·桑关于房间和家具租赁的信件往来和莫里斯·桑的一些画作，因为从画作中的窗外风景来看，这幅画只可能是在肖邦的房间里绘制的。穆纳尔法官的结论是肖邦曾经居住过的是克格拉斯家的4号房间。她还指出2号房间里的钢琴，也就是人们认为诞生了前奏曲和第三首谐谑曲的那架钢琴，是“一台马略卡岛上生产的劣质钢琴”，从来没有被肖邦弹过。（判决书全文保存在帕尔马商业法庭的记录中，判决号00023/2011年1月31日。费拉家族提起了上诉，帕尔马三位上诉法官组成的三人合议庭维持了原判，判决号00332/2011年10月19日。）如果说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那就是：盲目追星入歧途，理智判断少破财。

[33] SHM，p. 26. 罗伯特·格雷夫斯对桑此处的描述再次提出了异议，他指出桑听到的只是船离开南部岬角后海浪敲击船舷的声音。

[34] 这位“复活了”肖邦的外科医生名叫雅克-于贝尔·科斯特（Jacques-Hubert Costa）。在马略卡岛上给肖邦看病的三位医生的名字今已无人知晓。

[35] CGS，vol. Ⅳ，p. 578.

[36] CGS，vol. Ⅳ，p. 578.

[37] 1842年，此书由伊波利特·苏弗兰（Hippolyte Souverain）公司首次出版。虽多次再版，但肖邦的名字从没在书中出现过。桑对肖邦身份最为接近的一个模糊描述是：“我家的一员，身体虚弱，患上了严重的喉咙感染。”（SHM，p. 46.）桑之所以如此小心地保护肖邦的身份，原因不难推测。我们知道两人去马略卡岛的部分原因是向世人隐瞒亲密关系，同时也为了避免让肖邦华沙的家人知道，因此现在如果让肖邦的家人了解到这场出了大乱子的“蜜月之旅”的细节，那么将非常尴尬。桑写《马略卡岛的冬天》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宣布肖邦成了她的新欢，而是纾解马略卡人给她带来的痛苦。但在这一点上她的做法可能有些过激。曾有一位长期居住在马略卡岛的知识分子唐·何塞·夸德拉多（Don José Quadrado）写过一篇名为《驳斥乔治·桑》的文章对桑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反驳，从各个角度驳斥了桑对马略卡岛的印象。这篇不太出名的文章被发表在了1841年5月5日出版的《帕尔马：历史文学周刊》上。与桑对马略卡岛和岛民不友好的印象相比，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视角，因此还是值得一读的。在这篇驳斥性的文章最后，夸德拉多写了一句话，但后来他似乎又后悔了，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担心这句同样尖酸刻薄的语言降低了他的可信度，他写道：“乔治·桑是最不道德的作家，杜德旺夫人是最下流的女人。”我们不知道桑是否看过这本不出名的杂志，但在她的再版书里她从没对这句话做出过回应。

[38] CGS，vol. Ⅳ，p. 625.

[39] CFC，vol. 2，p. 305；KFC，vol. 1，p. 337.

[40] CFC，vol. 2，pp. 328-29；KFC，vol. 2，p. 347.

[41] CGS，vol. Ⅳ，p. 645.

[42] CFC，vol. 2，p. 305；KFC，vol. 1，p. 337.

[43] CFC，vol. 2，pp. 308-309；KFC，vol. 1，p. 340.

[44] CGS，vol. Ⅳ，p. 655.

[45] CGS，vol. Ⅳ，p. 655.

在诺昂，1839

我仿佛置身于伊甸园之中。

——乔治·桑[1]

I

6月1日，肖邦和桑回到了诺昂。回家之后的桑十分愉悦，几小时内就把这栋古宅的所有角落都转了个遍，仿佛是在确认一切都和她七个月前离开时一样。诺昂承载着她最珍贵的回忆，处处让她忆起往事。她对摆着祖母旧家具的房间、窗外的庭院和花园、低矮的栗子树和远处的旷野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她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将诺昂的一切写进了自传里。

有些回忆太过沉重，无法以眼泪寄托哀思。桑的祖母长眠于一墙之隔的教堂墓地里，旁边躺着的是桑的父亲莫里斯·迪潘。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弟弟被埋葬在花园里，坟墓旁的梨树早已亭亭如盖。对于桑来说，诺昂不仅仅是一栋房子，它还是一座珍藏着回忆的有生命的宝库，赋予了她继续前行的力量。难怪才回家不到三天，桑就把诺昂比作了伊甸园。

她恢复了日常惯例，通宵写作到天明，然后在书桌旁的小床上小憩几个小时。她会在接近中午时起床，帮忙安排午饭，然后跟家人一起用餐。白天她有时会到拉沙特尔远足，在朝向花园的露台上来一次简单的野餐，或是到距庄园不到两公里的安德尔河边散步。桑也会抽出时间给两个孩子上课。在马略卡岛上，她就曾试着给孩子安排一套日课，但因为要照顾生病的肖邦就没有继续下去，她带去的几箱书也基本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在诺昂平静祥和的生活中，她重新开始了这项工程。为了准备每天的课程，她重温了希腊史和罗马史，还给孩子们讲了一些哲学和艺术导论。当时已经16岁的莫里斯是个很聪颖的学生，能够很快地吸收母亲教授的知识。而索朗热，用桑的话说，则“是另一码事了”。11岁的索朗热是个不听话的学生，开始出现叛逆的苗头，后来也变得越来越叛逆。而肖邦似乎能对索朗热起到安抚的作用，并开始教她弹钢琴，很快她就能和肖邦一起演奏一些四手联弹的乐曲了。诺昂的客厅里有一架钢琴，是两年前弗朗茨·李斯特和玛丽·达古来做客时桑专门为李斯特准备的。肖邦不喜欢这架钢琴，它最终被一架新的普莱耶尔钢琴取代。

刚开始，肖邦很享受诺昂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可以自由安排时间。晚上他很早就寝，在桑工作的时候睡觉。肖邦的房间在二楼，紧邻桑的房间，可以俯瞰整个花园。附近的草坪和花坛都能尽收眼底，应该也能看到桑早年种下的两棵名叫莫里斯和索朗热的雪松树，如今这两棵树已经长得比房子还高了。肖邦的早餐会被送到房间里，一般会有一杯热巧克力，洗漱更衣后，他会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写写曲子。下午，他很少跟桑和两个孩子到附近的乡间去探索，因为他很容易感到疲惫。如果要悠闲地“散步”的话，他也会坐在桑或孩子们牵着的驴子上。不散步的时候，他就坐在树下休息，或摘一些花，但他很快就会感到厌倦，于是便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接着写曲子。回到诺昂后，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一位附近的医生——27岁的古斯塔夫·帕佩（Gustave Papet）——给肖邦进行全面检查。帕佩的诊断让他们松了一口气。肖邦身体并无大碍，“只是有些轻微的慢性喉咙感染，不保证能治好，但无须过分担心”[2]。这份诊断不禁让人怀疑帕佩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他只说了些桑希望听到的话。毕竟当时肖邦已经十分虚弱，走几步就会气喘吁吁。

诺昂别墅；从花园拍摄的照片。肖邦的房间位于二层，左边数第三个窗户

晚餐一般安排在下午5点，用餐完毕后大家会进行些晚间娱乐活动。桑经常在诺昂接待客人，在晚饭后的闲适时光里，肖邦也会同意为宾客弹一段钢琴，甚至发挥他远近闻名的模仿才华博众宾客一笑。用优美的钢琴曲迷醉了听众之后，他也很乐意用滑稽的表演打破刚才的美好意境。他会对着镜子整一整领巾，拨乱头发，表演一些人物，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桑告诉我们，他会模仿“冷漠的英国人、无礼的老人、多愁善感的英国女士，或唯利是图的犹太人。虽然滑稽，但都是些可悲的角色。他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不断地赞叹他的才华”[3]。肖邦将哑剧和戏剧表演变成了诺昂的一个传统项目，大家可以随意加入，表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在这些娱乐活动的影响下，莫里斯·桑在诺昂建立了一个家庭木偶剧场，表演意大利假面喜剧（commedia dell’arte）中的固定角色，包括机灵鬼（Arlecchino）、守财奴（Pantalone）、假学究（Il Dottore）和小丑（Zanni）等。

II

这时乔治·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境地，而这件事也值得我们进行一番探讨。最开始策划马略卡岛的浪漫之旅时，桑无疑认为自己将由此踏上一段伟大的心灵之旅，与肖邦展开一段长久而热烈的恋情。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印证了这一点。她坚信如果治疗得当，肖邦会好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恋情开始后不到四个月，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她的角色逐渐开始从情人转变成照料者，她自己的形象也从一个有性吸引力的恋人变成了一个义务照顾病人的修女。桑无法从这段感情里轻易地脱身出来，就算她真有这个打算也做不到，人们会说她无情无义、精于算计，但她并不是这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一致认为，从1839年夏天肖邦和桑回到诺昂后的头几周开始，两人就不再发生性关系了。学者们认为，桑在卧室窗户左手边窗框刻下的日期——6月19日，他们回到诺昂后不到三周——就是她在以自己的方式纪念重获贞洁之日，可以说这一天她成了“自己卧室的女主人”。桑本人声称，从此以后她过得像个处女，“不论和他还是和其他人都是如此”[4]。多年后她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处境——

在即将承担的新责任面前，我感到一阵恐惧。我不再幻想热烈的爱。我对这位艺术家怀有一种母爱般的感情，非常温暖，非常真实，但完全无法与母爱媲美，因为母爱是世上唯一一种纯洁又热烈的情感。

我当时还足够年轻，也许还能和爱、和所谓的热情做斗争。我的年龄、境况以及女性艺术家的宿命，尤其是她们厌恶短暂分心时的不确定性让我感到恐慌，虽然我很坚定不论发生什么我都将注意力放在我的孩子们身上，但我和肖邦温柔的友情里依然存在着微小但仍可能出现的危险。

但仔细思考之后，这种危险就消失了，甚至具备了相反的特质——它可以帮我隔绝一些我不再感兴趣的感情。虽然我已肩负了太多的责任和繁重的任务，但再多一个责任对我来说似乎多了一个实现禁欲的机会，而我对这件事情有着宗教般的热情。[5]

桑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自我牺牲的楷模，一个努力将自己和对肉体的欲望隔绝开的人，以便于全身心地照顾孩子和这个命运托付给她的天才。以我们对桑的了解来看，逃脱婚姻的桎梏对她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在过往的所有恋情中，桑总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对此已经相当轻车熟路。现代传记作家柯蒂斯·凯特甚至直白地指出，桑认为与肖邦发生关系远不如听他的音乐更令人兴奋，因为他已形容枯槁，稍微动一动就会咳嗽不止。[6]这时的肖邦十分消瘦，体重还不到43公斤。没人知道关于这段新建立起的柏拉图式的恋情，肖邦和桑之间进行了什么样的讨论，但以桑的个性来看，两人之间肯定进行了一些探讨。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到了1839年夏天，热烈的爱情变成了同情。桑在这段感情中一直坚持着无性之爱，有时让肖邦都感到有负担。在诺昂期间，两人住在各自的卧室里，遵从不同的作息习惯——夜晚，她在他睡觉时写作；白天，他在她休息时创作。在共同的努力下，两人建立起了共生关系，从马略卡岛的痛苦经历中恢复了过来。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桑为肖邦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母亲般的关怀。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她对肖邦的奉献应该得到人们的认可。

在共同生活期间，肖邦创作了大量的乐曲，其中不乏一些佳作：

《十二首玛祖卡》，作品第50、56、59、63号

《六首夜曲》，作品第48、55、62号

《四首圆舞曲》，作品第42、64号

《降b小调奏鸣曲》，作品第35号

《b小调奏鸣曲》，作品第58号

《f小调幻想曲》，作品第49号

《降A大调叙事曲》，作品第47号

《f小调叙事曲》，作品第52号

《升f小调波兰舞曲》，作品第44号

《降A大调波兰舞曲》，作品第53号

《E大调谐谑曲》，作品第54号

《摇篮曲》，作品第57号

《船歌》，作品第60号

《波兰舞曲-幻想曲》，作品第61号

这些乐曲中，有很多是完全在诺昂创作的，有些则是部分在诺昂创作的，肖邦在此创作的乐曲还不止这些。与肖邦在诺昂共度的七个夏天也是桑最高产的时期，1839～1846年，她出版了12部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还有一部戏剧。因此唯一的结论就是这段恋情让两人相互扶持、共同进步，他们的作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III

关于肖邦的复杂个性，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最清晰的描述。她敏锐地发现肖邦“是个安常守故的人，不愿意接受丝毫的改变”。生活中的一点点惊扰，或是日常惯例的一点点调整都能让他心烦意乱好几天；但出现重大变故时，他却似乎无动于衷，仿佛把自己封闭了起来。桑用一句精练的话做出了总结：“情绪的起伏和事件的严重程度不成正比。”[7]肖邦也有阴暗的一面。谁要是想把他从钢琴边上拉开必定会遭殃，“通常会受到他的责难而非欢迎”，比如到了吃饭的时候，或者有不期而至的客人打乱了日常生活，他就会情绪很差，让人避之不及。“肖邦生起气来很可怕，他压抑住怒火的时候看起来就像要憋死了，比如在我面前就总是这样。”[8]

桑对肖邦创作过程的描写堪称经典——

他的创作是自发的、神奇的。仿佛无须寻找和酝酿他就能获得灵感。乐曲会突然地、完整地、令人惊叹地出现在钢琴上——有时会在散步时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时他会赶快扑到钢琴边，弹出来听一听。但这之后最艰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要努力地回想旋律中的一些细节，整个过程充满了犹豫不决和焦躁不安：他要反复推敲脑海中的整体构思，将其落于纸面，但由于难以完整复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会陷入一种绝望。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几天，哭泣、踱步、掰断笔，一个小节也要重复修改上百遍，经常写下又擦掉，第二天再以孤注一掷的韧劲一丝不苟地重新开始。有时打磨一页乐谱要花掉他六周的时间，最终写下的可能就是第一稿。[9]

IV

尽管桑给了肖邦母亲般无微不至的关怀，但诺昂的生活还是经常让肖邦感到不顺心。桑写道：“他对田园生活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下来。”她说肖邦在诺昂就想回巴黎，到了巴黎又想回诺昂。[10]桑有一些乡下的朋友喜欢不打招呼就来串门，这让肖邦难以忍受。桑同父异母的兄弟伊波利特·沙蒂龙是个酒鬼，肖邦觉得他十分粗野，缺乏教养。跟粗鲁的丈夫比起来，伊波利特的妻子埃米莉显得十分顺从，她胆小怕事的性格也没给肖邦留下好印象。桑用了一句反话来讽刺埃米莉的性格，说她“睡觉的时候”是个不错的朋友。[11]伊波利特经常不打招呼就带着三四个当地人出现在诺昂。享受完桑的款待之后，伊波利特会带着朋友到别的房间里去抽烟喝酒，吵闹地打着台球，然后兴尽而归。肖邦对这些活动没有一点兴趣，他更愿意回到自己的屋里，做自己擅长的事。1839年夏天，有一段时间他参与了巴黎版巴赫48首平均律的修订工作。他说他不仅要修改印刷错误，还要修改那些所谓的巴赫研究专家的错误。他说：“我并不是说自己更懂巴赫，但我确实认为有时我才能正中要点。你看看——我还是吹嘘上了！”[12]肖邦手头没有其他版本，他完全凭记忆做出了所有的修订——由此可见他对巴赫的平均律已经烂熟于心。

在诺昂待了五周后，肖邦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7月8日，他给巴黎的格日马瓦写了封信，恳求他放下手里的事情来诺昂做客。“先坐邮车到沙托鲁（Châteauroux），差不多第二天中午就能到。再从那里换乘公共马车，两个半小时到达拉沙特尔……我们热情地互相问候之后，晚饭也就备好了。”在这封信后桑加了一段附言：

看看！我出尔反尔的丈夫，我们等着你，你却没有来。你让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用虚无缥缈的希望哄骗我们。你真的一定要来，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你。小家伙的身体时好时坏。在我看来他需要的不是诺昂这种安静、孤单、规律的生活。谁知道呢？也许需要去巴黎走走。与其看他在忧郁中浪费才华，我已经准备好了做出任何牺牲。[13]

一段时间以来，桑和格日马瓦一直开玩笑般以“你亲爱的妻子”和“你亲爱的丈夫”相互称呼，并把肖邦叫作“小家伙”，认为他们对肖邦的健康负共同责任。也是从这时开始，桑开始提到她的“三个孩子”，并把肖邦称作她的“常任病人”（invalide ordinaire）——由此可以看出桑现在是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肖邦。这样的尝试无异于改变家庭结构，为两人之间的关系赋予新的性质，未来他们回到巴黎之后，就可以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激情燃尽之后，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描述两人的关系。肖邦似乎很乐于接受这个新身份，他也相应地找了一个模糊的词指代乔治·桑，在信中把桑称为“房子的女主人”或直接称“我的女主人”。1839年的整个夏天，桑和肖邦按照这个净化过的剧本进行着排练，等回到巴黎就正式上演。

格日马瓦于8月下旬到达诺昂，在这里住了两周。这可能是肖邦十个月以来第一次用母语聊天，他和格日马瓦用波兰语说了些亲密的话。两个孩子听着大段大段的斯拉夫语感觉非常好玩，跑过来坐在肖邦和格日马瓦的身边，学着他们的卷舌音“rrr”和颗粒性的“szczyn”，又因为学不好而笑得前仰后合。在诺昂期间，格日马瓦应该从桑那里得知了两人现在的新处境。实际上，正是格日马瓦承担了帮他们在巴黎找新公寓的任务，为两人重返巴黎社交舞台做准备。

索朗热和莫里斯·桑；南希·梅里耶纳（Nancy Mérienne）绘（1836年）

桑几乎和肖邦一样期盼回到巴黎去。她面临的经济问题日趋严峻。维持诺昂的正常运营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每个月要花掉她1500法郎。靠庄园的收入远远无法维持收支平衡。此外，根据最终的分居协议，她需要向卡西米尔支付10000法郎才能保住诺昂的所有权。她还向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波利特借了14000法郎，用以补上这些窟窿。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写作——她称之为“下蛋”。回到诺昂后，桑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她的剧作《科西马：由爱生恨》（Cosima：or Hatred Within Love）中，这部剧的灵感可能来自她和玛丽·达古破裂的友情，这位和李斯特私奔的伯爵夫人十八个月前生下的第二个女儿就叫科西马。如今这部剧寄托了桑的全部希望，如果能成功，她就可以还清全部债款了。她原先的出版商弗朗索瓦·比洛（François Buloz）刚刚被任命为法兰西喜剧院的经理，桑好说歹说地把他劝来诺昂讨论这个项目。比洛告诉桑这部剧可以在新年期间投入排练，1840年4月进行首演。这正是她急着回巴黎的最主要原因。她想见见演员，监督排练。

9月20日肖邦写给格日马瓦的信证实了两人已经决定回到巴黎之后不再同住，在信中肖邦敦促格日马瓦帮他们分别找一间公寓。桑的住处不能离肖邦的住处太远，这样两人可以享受一些亲密时光，同时又可以有各自的生活。

我亲爱的！

帮我租一间小公寓，但如果现在来不及的话，大的也可以——只要有一间给我就行。至于她的公寓，她觉得太贵了，我劝她说多花点钱总比跟其他租户挤在一起好，但她不听。[14]

桑在这封信上加了一段长长的附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肖邦的房间一定要朝南，阳光要充沛，还必须有一个单独的房间留给男仆。至于她的公寓，她说餐厅不需要太大，因为她最多也就同时招待十余位客人。孩子们的房间一定要有壁炉，但要距离她的卧室远一些。最后，公寓要干净整洁，这样到达巴黎之后他们只需要买些家具就可以入住了。

肖邦的传记作者似乎都对这些安排一笔带过，认为其中并未蕴含什么特殊含义。但如果把它放在马略卡岛之行的背景下，再结合两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经历的波动，可以看出此事是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让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很多，但对于肖邦而言，这种安排最大的（同时是两人心照不宣的）好处就是即便他决定公开自己和桑的暧昧关系，他华沙的家人也不会听到多少流言蜚语。

给格日马瓦的信寄出五天之后，肖邦又给丰塔纳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选购墙纸（带有深绿色镶边的鸽子灰色），购置些新家具，再把以前的旧家具（特别是他的书桌和床）搬出来。肖邦也让丰塔纳帮他雇一位男佣，最好是波兰人，工资不超过每月80法郎，不包伙食。这些费用都是肖邦用格日马瓦借给他的钱支付的。但他拿什么还格日马瓦呢？肖邦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让丰塔纳给伦敦的韦塞尔写信，说自己有六份新手稿，每份要价300法郎。任劳任怨的丰塔纳像以往一样英勇地承担了这些任务。到了10月，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肖邦将搬进马德莱娜教堂后边的特龙谢街（Tronchet）5号，桑和她的两个孩子则准备搬进不远处的皮加勒街（Pigalle）16号，也就是她所说的“花园尽头两栋相邻的小楼”。

V

虽然肖邦会时不时地抱怨诺昂的乡间生活，但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几部作品，包括《四首玛祖卡》（op.41）、《G大调夜曲》（op.3，no.2）、《升F大调即兴曲》（op.36）以及最著名的《降b小调奏鸣曲》（op.35）。从肖邦给丰塔纳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在1839年8月初，这部奏鸣曲的创作过程就已接近尾声：“我正在这里写一部降b小调奏鸣曲，其中包含了你知道的那首进行曲。这部奏鸣曲由快板、降e小调谐谑曲、那首进行曲，还有一个短小的终曲组成——终曲我大约写了三页。进行曲之后由左右手‘喋喋不休’（gossip in unison）地齐声合奏。”[15]

肖邦此处提到的“你知道的那首进行曲”指的就是著名的《葬礼进行曲》，他在两年前就完成了这首乐曲，现在把它用作了奏鸣曲中的慢乐章。1840年这首奏鸣曲出版后不久，罗伯特·舒曼批评该作品的乐章之间缺乏整体性，甚至说肖邦把这首乐曲称为“奏鸣曲”是“任性甚至极为放肆”的做法。他的评论后来成了音乐批评史上的一句名言，他说“肖邦把四个最不听话的孩子拴在了一起”，指责他把四首不相关的乐曲“放在了原本不属于它们的位置上”。[16]

开篇四小节的引子［“庄板”（Grave）］和紧接着的第一乐章都没有标注速度。肖邦只告诉我们后者要比前者“快一倍”（Doppio movimento），体现了两者间的紧密联系。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里的速度是个不解之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17]从肖邦给丰塔纳的信中我们得知他把呈示部构思成了快板（Allegro），由此可以判断出引子的速度。

标注为“激动地”（agitato）的主部主题为第一乐章奠定了动荡不安的基调，也为后边的展开部提供了大部分的素材。第一个主题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连接部，直接进入了副部。副部以主调的关系大调写成，其中包含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a）和（b）。

（a）

舒曼认为这部作品中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第一个主题，说它的延伸部分“就像是贝利尼写出来的”。接下来，乐曲通过一个副题再次回到了贯穿整个乐章的激动情绪中。

（b）

近年来，第一乐章呈示部的反复方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演奏者应该返回最开头四小节的“庄板”，还是跳过引子，只返回“快一倍”的地方呢？过去人们一直坚信第二种方法是正确的，多数出版社采纳的也是这一版本，只有一两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但唯一一份留存至今的手稿（由阿道夫·古特曼所有）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从这份手稿来看，似乎两种处理方法都说得通。在著名的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完整版肖邦作品集（1878～1880）中，勃拉姆斯负责奏鸣曲部分的编辑工作，一贯认真仔细的勃拉姆斯直接对照手稿进行编辑，他判断“快一倍”开头的终止线右侧没有两个点，因此并不是反复记号。近些年权威的波兰国家版（Polish National Edition）比勃拉姆斯更进一步，直接删掉了此处的双纵线，一并抹去了问题的根源，引发了人们的争议。虽然乐曲反复到哪里不是传记作者的关注重点，但这个问题对于演奏者来说无疑至关重要。毕竟过去几十年里，从灌录的唱片来看，钢琴家都未在反复时加上这段引子；加上开头四小节之后，这首19世纪钢琴名曲的主要特征就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在此附上了唯一一份现存手稿的副本，供各位读者揣测编辑认为肖邦是怎么想的。[18]

《降b小调奏鸣曲》（op.35）的开头几小节；阿道夫·古特曼版手稿

《降b小调奏鸣曲》（op.35）的开头几小节；阿道夫·古特曼版手稿

在展开部的高潮部分，肖邦将开篇引子的动机和主部主题结合了起来，并把副部副题（b）衍生出的三连音也糅合了进来。三股音乐同时展开（这里拆成了三行），让声音的织体显得格外强劲有力。

乐曲通过一个属持续音声部（第162～170小节）引入再现部时，我们本以为肖邦会按照第一维也纳乐派的悠久传统，从主部主题开始完整再现，但就在这里，肖邦展现出了他的独创性。在展开部中，主部主题被尽情展开之后（曾有位学者别出心裁地说这是段“催命般的”旋律[19]），再让它出现在再现部中就会略显累赘了。这一刻，肖邦对简练的追求成就了他，也成就了这首乐曲。展开部直接跳过人们预期的反复，省略掉了整个主部主题，直接从副部主题切入了再现部（第170小节）。呈示部有104小节，截短后的再现部只有60小节（除去尾声），然而这两部分却构成了完美的平衡，也再次证明了格式上的平衡和音乐上的平衡并不是一回事。据我们所知，这种删去主部主题，在结构上缩短乐章的做法是史无前例的，也使这一乐曲的再现部成了音乐分析中的经典。

后来肖邦还在《b小调奏鸣曲》（op.58）第一乐章［以及更后来的、经常被人忽视的《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op.65）第一乐章］中再次使用了同一手法，显然他认为这个手法不仅十分有效，可能还会对奏鸣曲这一体裁产生深远影响。三十多年后，我们确实再次见到了这一手法——在柴可夫斯基《f小调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展开部没有回到主题，而是直接从副题进行再现。如果说我们从肖邦开拓性的作品中得到了什么启示，那一定是当内容高于形式时，我们得以窥见未来；当形式高于内容时，我们只能囿于过去。

虽然肖邦的四首谐谑曲解放了谐谑曲这一体裁，将其发展为结构高度独立的单乐章音乐，但他奏鸣曲中的谐谑曲却大多十分传统。这些乐曲继承了贝多芬的谐谑曲传统，而贝多芬的谐谑曲则是由莫扎特和海顿奏鸣曲中古老的小步舞曲和三声中部发展而来。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个乐章一般都不太难。但相比之下，肖邦的这首谐谑曲却处处都是难点，是《降b小调奏鸣曲》中最难演奏的一个乐章，只有钢琴大师才能轻松驾驭。

乐曲以飞快的速度推进时，右手要完成跨度极大的四度双音（double fourths），左手则是三度双音（double thirds）。同时双手还要以相反的方向往键盘两头大跳，如果不集中精力，演奏者很容易在这里出错。

虽然该乐章的节奏是3/4拍，但肖邦在这个背景上加入了一些饶有趣味的对比，他会时不时地通过改变重音将小节“拆成”2/4拍，如第73～77小节所示——这也是贝多芬谐谑曲中的常用手法。

第三乐章《葬礼进行曲》在时间的考验下成为一首经典名曲，常被用在皇室成员、战斗英雄以及艺术家、科学家的葬礼上。《葬礼进行曲》超越了时间和地域，成了哀悼逝者的象征。从听到开篇庄严肃穆的和弦那一刻起，我们似乎就走进了一支宏大的队列，置身于一个气派而盛大的场合，感受到了现场的恢宏与壮丽。

然而肖邦在世期间，这首进行曲从没在葬礼上演奏过。更讽刺的是，这首乐曲第一次真正被用于悼念逝者正是在肖邦自己的葬礼上。他的葬礼于1849年10月30日在马德莱娜教堂举行，亨利·勒贝（Henri Reber）将乐曲改编成了管弦乐版本在现场演奏。1837年肖邦完成《葬礼进行曲》最后的收尾工作，把手稿放在一边等待它的最终归宿时，他并不知道刚刚完成的正是未来自己葬礼上演奏的音乐。从仅存的手稿上可以看到，肖邦在结尾几小节下方写下的日期是1837年11月28日，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20]这个日子正是华沙起义纪念日的前一天，也是生活在巴黎的波兰人纪念国难的日子。我们同意波兰学者米奇斯瓦夫·托马谢夫斯基（Mieczysław Tomaszewski）的说法，即《葬礼进行曲》原本是肖邦为祖国写下的挽歌，但当它被放进奏鸣曲之后这层含义就消失了。从某种角度上说，这首进行曲和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同样有名。我们很难理解舒曼为什么会认为这首乐曲“整体上令人反感”，还说如果改成“降D大调”的柔板也许效果会好很多[21]，这一评论体现了舒曼有时也是个墨守成规的人。舒曼指的自然是奏鸣曲中的四个乐章都写成了小调，这在古典奏鸣曲中十分罕见，在肖邦其他的作品中也没有出现过。但《葬礼进行曲》是这部奏鸣曲的核心，是整部作品的精髓。其他乐章要么是这一乐章的铺垫，要么是它的延伸。它不仅为整部作品奠定了阴沉的基调，与其他乐章也有主题上的联系，甚至可能促成了其他乐章的诞生。[22]由此可见，四个乐章绝非四个“不听话的孩子”，我们逐渐就会发现它们从来都是一家人。

标注为“急板”（Presto）的终曲无疑是肖邦写过的最不同寻常的一个乐章。这一部分只有75小节，演奏完差不多也只需75秒。不断回旋的八度齐奏紧跟在《葬礼进行曲》之后出现，让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联想到“夜风掠过墓地”，从此人们一谈到这首乐曲就会想到这个画面。舒曼认为终曲根本算不上音乐，批评它是一首“歪曲”，据说门德尔松也十分厌恶这首乐曲。[23]该乐章的一个特点就是视觉和听觉的二元性，我们所听到的和在谱子上所看见的完全不同，如果不演奏出来，你很难想象它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一乐章没有主旋律，几乎是无调的——全程用“很弱的声音”（sotto voce）演奏——直到最后乐曲回到降b小调，用一个极强（fortissimo）的和弦以最终的收束为全曲收尾。研究者也纷纷指出第一乐章的“庄板”引子里就已出现了这一乐思的轮廓。

在写给丰塔纳的信中，肖邦用自创的词语“ogadują”（“螃蟹”的意思）说的就是这里，两只手齐奏着，像螃蟹一样在键盘上并排移动。此处肖邦没有做踏板记号，他标注的“很弱的声音”（sotto voce）一般被理解为不带感情地演奏。但海因里希·涅高兹在他颇有见地的评论中告诉我们，要弹出墓地中呼啸的夜风是一定需要踏板的。他指出“喋喋不休的齐奏”背后隐藏着许多美妙的和声，它们需要踏板的帮助才能显现出来。他写道：“试着勾勒出这首精彩终曲的和声结构，你就能一眼看出来了。”[24]

当年批评过这首奏鸣曲的乐评家们去世很久之后，它的价值才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最后几页无调旋律的支持者一直寥寥无几，直到近代它才受到了先锋乐派的追捧。此外，肖邦在致敬传统和追求创新之间取得的精妙平衡在当时也没有获得人们的认可与理解。在发展的过程中，这部奏鸣曲也必然逃不过枯燥的学术研究。直到1960年，我们仍看到它被评价为“并非肖邦的一流之作”[25]。在所有批评的背后，是人们对肖邦在大型音乐作品控制力方面的误解。曾经所有奏鸣曲都必须用贝多芬和第一维也纳乐派建立的模式来评判。英国牧师雷金纳德·霍伊斯（Reginald Haweis）曾说：“他的小曲子成就很大，但大乐曲却格局很小。”[26]这句话之所以成为名言，无非因为它听起来很巧妙，容易被记住，但它却笼罩了肖邦的声誉多年，把他局限在了沙龙作曲家之流。如今这句评论成了始作俑者永远的遗憾。肖邦伟大、恢宏的构思将所有的批评踩在了脚下。今天，这部奏鸣曲成了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的代表之作，很可能会伴随钢琴艺术永世流传。

VI

乔治·桑一直坚持说从巴黎到诺昂的路很好走。但实际上，走这段路要花费30个小时，需要旅行者有一些耐力。载着邮件、货物和乘客的皇家邮政公司马车晚上7：00从巴黎出发，经过一整夜的行驶，第二天早上6：00到达奥尔良，让乘客在这里下车吃早饭。下午3：00到达维耶尔宗（Vierzon）后，乘客再吃一顿过了点的午饭，换马之后再坐另一辆马车前往沙托鲁。到了沙托鲁，去往诺昂的乘客需要再换乘小一点的马车踏上最后一段旅程，四小时后才能到达目的地。从诺昂返回巴黎的旅程更为艰辛，马车早上5：00出发，次日傍晚才能到达首都，旅客一般都没法睡个踏实觉。肖邦曾多次踏上这段艰辛的旅程。比如1844年的夏秋两季，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和丈夫来看望他时，肖邦在诺昂和巴黎之间足足往返了五次。宠物是可以带上马车的，这样的旅程会让人更不舒服，而且没人知道马车到达下一站时又会上来什么猫狗家禽。桑就曾带着她的两只狗匹斯托和莫普斯乘车，德拉克鲁瓦（很快也成了诺昂的常客）也曾把他的猫丘比特带上马车。

10月10日早上太阳就要升起的时候，肖邦和桑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诺昂，晚上他们在奥尔良停留了一下，第二天傍晚到达了巴黎。刚开始的几天里，莫里斯搬进了肖邦特龙谢街上的新公寓和他同住，桑和索朗热则住在马利亚尼家里，直到皮加勒街上的公寓准备好之后才搬了进去。10月中旬，桑和肖邦住在各自的公寓里，以便让外界认为他们过着相互独立的生活。虽然有格日马瓦和丰塔纳的精心照料，但他们还是很快就放弃了这样的起居安排。随着冬天的临近，肖邦的房间变得又湿又冷，导致他咳嗽加重。他总是面色苍白又憔悴地出现在桑的公寓门口。桑也发现两个公寓之间有一段距离，去照顾肖邦时经常需要来回奔波，十分麻烦。最终肖邦放弃了自己的公寓，租下了桑公寓楼中一个较小的公寓，这样他可以和桑一家吃晚饭，如果桑有兴致组织什么社交活动的话，他也可以随时参加，同时又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正如桑所说，这样的新局面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不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只隔着一道墙”[27]。

[1] CGS，vol. IV，p. 664.

[2] SHV，vol. 2，p. 425.

[3] SHV，vol. 2，p. 442.

[4] CGS，vol. Ⅶ，pp. 700-701.

[5] SHV，vol. 2，p. 433.

[6] CS，pp. 485-86.

[7] SHV，vol. 2，p. 422.

[8] SHV，vol. 2，p. 447.

[9] SHV，vol. 2，p. 446.

[10] SHV，vol. 2，p. 441.

[11] CGS，vol. I，p. 715.

[12] CFC，vol. 2，p. 349；KFC，vol. 1，pp. 353-54.

[13] CFC，vol. 2，pp. 345-46；KFC，vol. 1，pp. 351-52.

[14] CFC，vol. 2，p. 352；KFC，vol. 1，p. 355.

[15] CFC，vol. 2，p. 348；KFC，vol. 1，p. 353. 最后一句里，肖邦使用了一个自己创造的波兰语词“ogadują”（Lewa ręka unisono z prawą ogadują po marszu），这个词可能有多种含义，包括“怀有恶意地说闲话”以及“横向爬行或扯开”等。杰弗里·卡尔贝里（Jeffrey Kallberg）曾对这几个释义进行过颇有见地的辨析，见KCM，p. 4。

[16] NZfM，1841年2月1日。

[17] WFC，pp. 158-59.

[18] 手稿原本归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社所有，现藏于波兰国家图书馆，索引号MUS.22。阿道夫·古特曼的谱稿抄写自肖邦的原始手稿，后者已经遗失。1840年，这部奏鸣曲的三个版本几乎同时出版。莱比锡的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社使用的是古特曼的版本，巴黎的特鲁贝纳（Troupenas）和伦敦的韦塞尔使用的是肖邦的手稿。在这些早期版本中，只有布赖特科普夫的版本在“快一倍”的位置使用了反复记号，之后一个世纪里出版的乐谱大多沿用了这一版本，但勃拉姆斯参考古特曼的笔迹把反复记号改成了双纵线，因此只有布赖特科普夫的精选版（1878～1880）里没有反复记号。如需详细了解演奏时的处理方式，可参考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对反复到“庄板”引子的论述，见RRG，pp. 279-82。另外，也可以参考阿纳托尔·莱金对这一观点的反驳，见LRC，pp. 568-82。莱金提醒我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版商习惯性地不印出奏鸣曲快乐章引子之后的反复记号，认为反复到这里是理所当然的。

[19] ACMS，p. 59.

[20] 这部分手稿的照片出版于KCM，p.5。手稿可能曾经归阿瑟·赫德利所有，据说现已经遗失。

[21] NZfM，1841年2月1日。

[22] 部分内容可参见笔者之前写过的文章《肖邦和音乐结构》。WFC，pp. 245-47.

[23] NFC，vol. 2，p. 227.

[24] NAP，pp. 166-67.

[25] ACMS，p. 59.

[26] 《音乐与道德》（Music and Morals）（1872年），p. 262.

[27] CGS，vol. Ⅴ，p. 551.

声名鹊起，1839～1843

肖邦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钢琴家，他跟任何人都不一样。

——莱昂·埃斯屈迪耶[1]

I

在皮加勒街的公寓里安顿下来之后，桑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以期早日把《科西马》搬上舞台。但这部剧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问题。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很不配合，他们不喜欢这部剧，认为剧本十分业余，总想修改台词。桑执意要让自己的好朋友女演员玛丽·多瓦尔扮演科西马这个角色。但多瓦尔并不是这家国有剧院的演员，新上任的经理弗朗索瓦·比洛需要找内政部大臣查尔斯·迪沙泰尔（Charles Duchâtel）伯爵特批此事，耽误了不少时间。之后剧作再次遭遇挫折，主演之一约瑟夫·洛克鲁瓦（Joseph Lockroy）的退出让整部剧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1840年1月，桑已经山穷水尽。最初比洛说自己“十五天之内”就能把这部剧搬上舞台，但后来他也为自己夸下的海口后悔了。最终首演被推迟到了4月29日。与此同时，媒体也听到了风声，桑的死对头更是齐聚一堂准备看她出洋相。他们对剧中的老套情节嗤之以鼻，因为这部剧讲的是一位美丽的妻子与她冷酷无情的情人陷入了一场致命的恋情，最后被高尚的丈夫拯救的故事。这样一部归根结底在歌颂婚姻的戏剧，却出自一个在文字和行动上宣扬着“自由之爱”、嘲讽婚姻制度并因此震惊了世人的女性。因此《科西马》带着些许虚伪的意味。圣伯夫和巴尔扎克都读过她的剧本，两人也都提醒过她这部剧可能会遭遇失败，提前帮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部剧上演之前，就有一个名叫查尔斯·拉萨伊（Charles Lassailly）的人率先向桑开炮。拉萨伊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经常打扮得油头粉面，曾经给巴尔扎克做过秘书。拉萨伊是个狂热的教徒，他不光批评《科西马》，还抨击桑本人，说她是“双性的女人”，是个阴阳人，她的儿子打扮得像个女孩，女儿打扮得像个男孩。（写完“预评”后没几周，他就因精神失常被送进了埃斯普里·布朗什医生的精神病院。两年后在精神错乱中死去。）首演当晚剧院里坐满了桑的宿敌。当然也有一些支持者，包括李斯特、玛丽·达古、巴尔扎克和肖邦，但他们的出席只让桑的失败变得更加难堪。帷幕拉起后没几分钟，观众就喝起了倒彩。演员无法进入状态，频频出错。观众骚动起来，就连经验丰富的多瓦尔小姐也慌了神。首演之后桑想立刻撤掉这部剧。但比洛让团队演出了七个晚上，直到它被羞辱殆尽。最后《科西马》不仅没能解决桑的财务问题，还让她十个月的心血和10000法郎的制作费付之东流，从现在的经济状况来看，她还不如不写这部剧。1840年的夏天桑和肖邦没有回诺昂，原因之一就是这部剧的败北——待在巴黎更省钱。[2]

II

与此同时，肖邦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1840年早春，他把《降b小调奏鸣曲》卖给了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社，一同售出的还有《第三首谐谑曲》（op.39）、《四首玛祖卡》（op.41）、《两首夜曲》（op.37）以及《升F大调即兴曲》（op.36），每部作品500法郎，共赚得2500法郎。[3]这些重要作品的出版提高了他的知名度，时隔近一年再次回到巴黎，他也吸引了不少学生。有四五个学生每天都会到他特龙谢街上的小公寓来，用他新购置的普莱耶尔三角钢琴上课，每节课20法郎。他的很多学生都天赋欠佳，未能成名，但他们能承担得起这样的学费。学费通常以现金支付，学生会把钱小心翼翼地放在壁炉上。肖邦有时坐在学生旁边耐心聆听，有时会用旁边一台小型立式钢琴做示范。虽然冬季寒冷的天气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影响，但他在学生面前总是脾气很好。上课时学生经常看到他往额头上抹古龙水或小口喝着掺有鸦片的止咳糖浆来缓解喉咙的慢性炎症。

但也不是他的所有学生都天赋欠佳，有几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就值得一提。肖邦从诺昂回来没多久，23岁的弗里德丽克·米勒（Friederike Müller）就从维也纳专程来巴黎找肖邦上课。此前她师从车尔尼，技艺上已经相当成熟。几周前她曾在泰蕾兹·达波尼伯爵夫人家的日场音乐会上演出并大获成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位达波尼伯爵夫人被人称为“绝美的泰蕾兹”，肖邦的《两首夜曲》（op.27）就是题献给她的。弗里德丽克给肖邦递上了多封介绍信，说她此行来巴黎就是专程找肖邦学习他本人的乐曲的。但肖邦略带嘲讽地说：“如果没有我的指导，人们就没法弹好我的曲子，这不免有些悲哀。”弗里德丽克谦逊地回答说她并不是这样的人，但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肖邦被她一丝不苟的态度所打动，说道：“那弹段曲子给我听听吧。”于是他们移步到钢琴旁。“他的矜持一瞬间就消失了，”弗里德丽克写道，“他亲切又溺爱地帮我克服紧张情绪，问我坐着是否舒服，让我一直弹到完全冷静下来，然后他温和地指出我手腕僵硬的问题，夸奖了我对乐曲的正确理解，并同意收我做他的学生，每周安排两节课。”

弗里德丽克跟着肖邦学习了18个月，成了他最优秀的诠释者之一。她的回忆录是一份很宝贵的资料，让我们了解到了肖邦的教学方法。[4]肖邦给她布置了练习曲和前奏曲，可见她的钢琴造诣之高。1841年春天弗里德丽克的课程结束后，肖邦把难度极大的《音乐会快板》（op.46）题献给了她。正因如此，乐曲出版之后，李斯特把她称为“第46号作品小姐”。弗里德丽克让我们看到了肖邦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米库利曾说：“那时有一种神圣的艺术热情在他心中燃烧，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激人奋进、鼓舞人心。一节课通常要一口气连上几个小时，直到师生都精疲力竭。”我也曾有幸上过这样的课。有很多个周日，我在肖邦家从下午一点开始弹琴，直到四五点他才让我们下课。他有时也会弹，弹得是如此美妙；他不光弹自己的作品，也弹其他大师的作品，教学生如何演奏这些作品。有天早上他背谱演奏了14首巴赫的前奏曲和赋格，当我对这样了不起的演奏表达惊叹时，他回答说：“这种东西你永远忘不了。”

1840年12月20日，弗里德丽克刚上了几周课，肖邦便让她给“一大群人”（弗里德丽克语）演奏他新出版的作品《降b小调奏鸣曲》。这场社交活动在桑的公寓里举行，她的公寓比肖邦的宽敞得多。当天早上，弗里德丽克到达肖邦的住处，准备在演出前最后过一遍这首乐曲，但她非常紧张。肖邦问：“今天你弹得怎么没那么好了？”她回答说自己害怕。“怕什么？我认为你弹得很好。”肖邦安慰她说。“这些话让我镇静了下来。晚上表演时，肖邦对我的演奏很满意这个想法占据了我的大脑；我很高兴获得了肖邦的认可和观众的掌声。”在肖邦的鼓励下，弗里德丽克还演奏了《f小调协奏曲》中的小广板，“他在另一台钢琴上弹着美妙的伴奏”。大约在1841年4月5日他们上了最后一节课，肖邦将第10号作品中第3首和第4首练习曲的手稿送给了弗里德丽克，以示对她的欣赏。1849年，弗里德丽克嫁给了维也纳钢琴商约翰·巴蒂斯特·施特赖歇尔（Johann Baptiste Streicher），之后她按照当时的社会惯例放弃了职业钢琴家的道路。

像弗里德丽克这样优秀的学生并不多，但阿道夫·古特曼无疑是又一个例外，虽然他当时已经跟肖邦学了几年琴，但还是一直上着肖邦的课。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14岁的钢琴天才乔治·马蒂亚斯（Georges Mathias），马蒂亚斯从1840年开始跟肖邦学琴，后来在巴黎音乐学院执教了30多年。三四年后，肖邦又多了两位优秀的学生，一位是从挪威专程来到巴黎向他求学的托马斯·迪克·特勒夫森（Thomas Dyke Tellefsen），另一位是卡罗尔·米库利，后者花了多年心血编辑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肖邦作品集，以表达对恩师的敬意和怀念。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8岁的歌剧演唱家波利娜·加西亚，1839年至1840年的冬天，她经乔治·桑的引荐认识了肖邦。波利娜是著名声乐教师曼努埃尔·加西亚（Manuel García）的女儿，也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玛丽亚·马利夫兰的妹妹。波利娜立志成为职业钢琴家，当时已经跟着弗朗茨·李斯特学了两年钢琴，李斯特认为她很有前途。但她著名的歌唱家姐姐英年早逝后，波利娜的母亲——同是女高音歌唱家的华金纳·西切斯（Joaquína Sitchez）要求她放弃钢琴事业，继承家族的传统，发展歌唱事业。肖邦初次见到波利娜时，她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刚在伦敦出演了罗西尼的歌剧《奥赛罗》中苔丝德蒙娜的角色并引起了轰动。两人对歌剧和钢琴有着共同的热爱。波利娜为肖邦的音乐所倾倒，不仅成了肖邦的学生，跟他上了多年非正式的钢琴课，还成了他忠实的朋友。两人经常一起弹二重奏，波利娜还得到了肖邦的允许，把几首玛祖卡改编成了声乐曲，并带上了她的巡演之路。[5]1840年4月，波利娜嫁给了比她年长21岁的路易·维亚尔多，路易原是意大利剧院的总监，但婚后他便辞职，专心支持年轻妻子的事业。从此以后，她便成了著名的波利娜·维亚尔多。[6]

肖邦都让他的学生练习哪些乐曲呢？技术方面他会布置克拉默、莫谢莱斯和克莱门蒂的练习曲（他尤其推崇克莱门蒂的《名手之道》）。必练乐曲方面他最推荐巴赫的48首平均律和莫扎特的奏鸣曲。他也会根据学生的个人能力布置费尔德、胡梅尔、希勒、舒伯特和韦伯的曲子。偶尔他也会选一两首贝多芬的奏鸣曲，包括《月光》和《葬礼进行曲》，但贝多芬的其他乐曲都没能得到他的认可。肖邦从不让学生练习同时代作曲家李斯特和舒曼的曲子，门德尔松的也只挑少数几首。当然他自己的作品在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学生主动要求时。他会在学生的乐谱上标注指法、踏板、节奏，这些记号如今成了指引现代钢琴家进入肖邦钢琴世界的钥匙。

我们前文提到，肖邦对学生展现出的耐心堪称典范，他也会煞费苦心地确保学生掌握所有要点，但他的课并非总是风平浪静的。乔治·马蒂亚斯曾回忆说，肖邦偶尔也会被特别愚笨的学生逼到忍无可忍。有一回他控制不住怒火，抓起椅背，把椅子摔在了地上。[7]每天折磨着他的慢性病有时也会把他逼到极限，让他撕下儒雅的面具发起脾气来。

III

肖邦的名气越来越大，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王室也助了肖邦一臂之力。1839年秋天，肖邦从诺昂回到巴黎后不久，就受邀到皇家宅邸圣克卢（Saint-Cloud）为玛丽-阿梅莉（Marie-Amélie）王后和她的近侍演出。这件事要从肖邦和伊格纳茨·莫谢莱斯刚建立起的友谊说起，当时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的莫谢莱斯刚回到法国，和妻子夏洛特住在她叔叔的豪华宅邸中，这位叔叔正是银行家奥古斯特·莱奥。我们知道肖邦前往马略卡岛之前曾向莱奥借钱，回到巴黎后他也时常到莱奥家中做客。

莫谢莱斯一直希望能见见肖邦，所以很自然地，两位作曲家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莱奥家的一次晚会上，莫谢莱斯在日记中记录下了此事。他请肖邦弹了段曲子，听完之后他很高兴。“他给我弹了几首练习曲和他的新作‘前奏曲’。我也弹了几首自己的曲子。”一周之后他去了肖邦的公寓，听肖邦弹了《降A大调前奏曲》，“6/8拍的那首，不断出现的降A仿佛是管风琴的持续低音”。肖邦的学生古特曼也在场，他照着手稿演奏了肖邦刚完成的《升c小调谐谑曲》。随后肖邦给大家演奏了同样还没有出版的《降b小调奏鸣曲》。最让莫谢莱斯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在他手中显得“生硬、缺乏艺术感的转调”在肖邦手里却变得十分悦耳，“他精灵般的手指几乎不动声色地滑过去。轻柔的演奏如呼吸一般，不需要很大力度就能表现出理想的对比”。[8]一段可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当天在场的还有路易·菲利普国王的近侍官莱昂·德·佩尔蒂伯爵，他回去之后向王室提到了两位作曲家。没过几天，王室就邀请肖邦和莫谢莱斯于10月29日到圣克卢进行御前演出。演出当天晚上9点，佩尔蒂伯爵亲自接上两位作曲家驱车前往宫殿。这天下着倾盆大雨，一行人全都被淋湿了。莫谢莱斯给我们讲述了后续的故事。

王后问我们乐器——一架普莱耶尔钢琴——摆放得是否合适，照明是否满意，琴凳的高度如何，等等；她对我们这样关心，不愧为一位平民王后。首先肖邦演奏了几首夜曲和练习曲，像过去的宫廷宠儿般受到了大家的赞美与欣赏。接着我演奏了几首练习曲，有新创作的也有以前的，也获得了类似的掌声。随后我们一起坐到钢琴旁，他还是演奏低音声部，就像他一贯坚持的那样。这一小群观众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降E大调奏鸣曲》，中途不时能听到她们发出“太棒了！真好听！”这样的惊呼。行板演奏完之后，王后小声地问她的随从：“再让他们弹一遍会不会有些失礼？”这句话无异于命令；我们又演奏了一遍，这次更加地忘我，在终曲部分沉浸在了音乐带来的狂喜之中。[9]

莫谢莱斯补充说当晚他和肖邦的才华都得到了认可，两人像兄弟一样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彼此之间没有一点点的嫉妒”。他们离开皇宫时已是晚上11：30，雨已经停了，于是他们“这次沐浴着赞美”回家了。

故事还有一段无法证实的尾声。御前演出后不久，王室就派人联系莫谢莱斯，问他是否愿意接受皇家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据说这位钢琴家的回答是他更愿意接受一个“不那么平常”的荣誉。国王赏赐了他一只漂亮皮革旅行箱，肖邦开玩笑地说这是王室在暗示他离开巴黎。肖邦自己则得到了一个精美的压花铜底座塞夫勒瓷花瓶。

IV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谢莱斯邀请肖邦参与他正在编写的一部钢琴教材，名为《方法之方法》（Méthode des Méthodes）。这部精心编排的教材分为三部分，配有乐评家F.-J.费蒂斯撰写的详细注解及序言。第三部分包含20首为高水平演奏者准备的进阶练习曲（Études de perfectionnement），是由本尼迪克特、德勒、亨泽尔特（Henselt）、李斯特、梅罗（Méreaux）、罗森海姆（Rosenheim）、陶贝特（Taubert）、塔尔贝格、爱德华·沃尔夫（Édouard Wolff），当然还有莫谢莱斯本人创作。几乎所有钢琴的演奏技巧，不论有多么极端，都能在曲集里找到自己的归宿。其中有一两首甚至可以说是脚上的体操。肖邦的“三首新练习曲”从所有乐曲中脱颖而出。这部曲集中也只有肖邦的练习曲成了经典名曲（虽然李斯特的“Ab irato”——《愤怒》——近些年来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最让听众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这些乐曲虽为一部只关注技巧的曲集而作，但体现出了与炫技相反的特点。肖邦注重的不是手指的快速跑动、强有力的和弦，而是节奏和音色上的细节，不仅涉及两只手的配合，也涉及手指间的配合。例如，第一首《f小调练习曲》就以一个三对四的节奏型呈现：

而第二首《降A大调练习曲》则是三对二的节奏型。它也是三首练习曲中最知名的一首，其极富歌唱性的旋律线不仅能立刻吸引住演奏者，在广大听众听来也是很美妙的。

第三首《降D大调练习曲》（三首中看似简单实则最难的一首）是一个音色的对比练习，要单手同时弹出连奏和断奏，无疑是件难事。前两首练习曲要求左右手在节奏上各自独立，而第三首练习曲可以说是要求同一只手自我分裂，即在低音部分断奏，在高音部分连奏。虽然演奏者弹到这里都躲不过这个难点，但肖邦似乎还想特别引起演奏者的注意，在此标注了“la melodia sempre legato”（旋律一直保持连奏）。

莫谢莱斯说肖邦有“精灵般的手指”，在这里似乎带了另一层含义。右手的五个手指不光要独立弹奏，有时还要相互对立。据伊格纳茨·弗莱德曼（Ignaz Friedman）说，莫里兹·罗森塔尔弹这首练习曲时，只用拇指弹低音声部，给旋律部分留出了更多选择。唐纳德·托维爵士对这首练习曲的评价颇高，称它比第10号和第25号作品“两部伟大曲集中的几首精美小曲的水准高很多”。而提到右手上独特的技术难题，托维爵士指出：“肖邦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极端的形式将它系统化的重要作曲家。”[10]如果想了解肖邦的钢琴练习曲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练习曲有何不同，“三首新练习曲”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曲子马上就能让那些用蛮力而不是头脑弹琴的演奏者原形毕露。它们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精妙之处的世界，在这里那些有着镀铬铁手的演奏大师并无施展之地。肖邦为“进阶练习曲”赋予了全新的、出人意料的含义，在这里精湛技艺指的是能表现出乐曲核心的那种平静而细微的声音的能力。

虽然莫谢莱斯很欣赏肖邦的演奏，但他对肖邦的作曲水平却没有那么欣赏。从他对这个话题的零星评论可以看出，莫谢莱斯是一位保守的音乐家，未能摆脱时代和地域对他的限制。“在肖邦的作品中，他最优秀的乐思都是孤立的；它们支离破碎，没能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作品……我经常感觉他的乐段像是什么人在弹前奏，演奏者在每一个调和不同的谱号上浅尝辄止，似乎是在尝试某些旋律是否合适。”[11]这段写于1847年的评论说的虽然是当时刚出版的大提琴奏鸣曲，但也代表了莫谢莱斯对肖邦的整体看法。肖邦去世后不久，莫谢莱斯给了肖邦一个明褒实贬的赞美，他写道肖邦具备很多优秀且与众不同的品质，但“他算不上典范”[12]。

V

《科西马》惨败带来的伤痛还未褪去，桑就比以往更拼命地投入到新小说《贺拉斯》（Horace，1841年）的创作中。她的债务还没还清，只有靠写作赚够还债的钱。《贺拉斯》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小说，是桑用来复仇的工具。《科西马》首演当晚到现场“支持”桑并目睹了这场惨败的朋友中，有一个心怀鬼胎的人，这个人就是玛丽·达古，《科西马》这部剧正是以她和李斯特的私生女命名的。几个月来，玛丽一直对桑心怀不满，《科西马》的失败让她幸灾乐祸起来。三年前玛丽到诺昂做客时，还坚定地说桑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上帝在她心中点燃了圣火”[13]。如今玛丽却写信给她们的共同朋友，包括巴尔扎克、圣伯夫、夏洛特·马利亚尼等人，公然嘲讽桑，使用的贬损之词让马利亚尼看后建议桑与玛丽断绝关系。毫无疑问，玛丽嫉妒桑和肖邦看似顺利的情人关系，与此同时她和李斯特的关系已岌岌可危，她很可能面临着被李斯特抛弃、独自抚养三个私生子女的命运，因为她放任自己的笔宣泄愤懑。《科西马》首演前夕，她对李斯特说：“我看肖邦和桑很快就会分手，我们有些朋友认为他嫉妒心太强，他正在被自己的激情杀死，他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别人。［桑］十分恼火，但她怕自己离开肖邦就会死掉！”[14]

我们不确定达古是否知道从马略卡岛回来之后桑就让肖邦过上了禁欲的生活，但鉴于她们以前经常会聊一些私密的话题，达古可能也知道了这件事。达古说肖邦“被自己的激情杀死”，恐怕也只能这样解释。玛丽在好友间散布关于桑的流言，说她发现桑长胖了，之后漫不经心地提到不知桑是否怀了孕，如果真的怀了孕，那孩子的父亲又是谁呢？暗指既然桑不再让肖邦进入自己的卧室了，那他多半无法获此殊荣。[15]这个话题是否传到了肖邦的耳朵中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和达古的关系明显疏远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桑十分清楚她和肖邦的禁欲关系让肖邦难以忍受。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诺昂，每次肖邦发现桑身边围绕着众多异性仰慕者，向桑发出赞美或获得桑的赞美时，他就会变得沮丧而多疑。桑的传记作者认为桑可能曾把一两个仰慕者带进过卧室，她试着瞒着肖邦，但似乎没有逃过玛丽·达古的眼睛，后者便把此事当作攻击昔日好友的武器。

桑没有听从马利亚尼的建议立刻和达古绝交，因为她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她等待着时机出现，同时向巴尔扎克提议，如果他愿意讲一讲玛丽和李斯特私奔的事，没准能写成一个精彩的故事，而且故事的名字她都想好了，就叫“爱的船奴”。巴尔扎克帮了她这个忙，写了一部名为《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的小说，收录进了他著名的《人间喜剧》，在小说中桑被刻画成了圣人般的主角费利西泰·德·图什（Félicité des Touches），玛丽·达古则成了罗什居德（Rochegude）侯爵夫人贝娅特丽克丝，一个衣着华丽、发型优雅，却头脑空空、自命不凡的社会名流。这件事让玛丽怀恨在心，但桑的报复还没结束。看到巴尔扎克的故事奏效之后，桑自己写了一部小说，让玛丽成了《贺拉斯》中的主角——性格虚荣自负、一心想成为艺术赞助人的沙伊（Chailly）子爵夫人。这位夫人身材扁平，骨瘦如柴，牙齿也有明显的问题。就连她最引以为傲的金色长发也是女仆的功劳，出席社交场合前她的女仆总是要花上几个小时为她梳妆打扮。在沙龙里她总是假装自己对什么都略知一二，但聊天的内容总是很肤浅，都是当天或前天晚上现学来的。这样的描写十分不留情面，彻底摧毁了两人的友谊。

不论发生什么事，桑一直坚持着她的生活规律——在烛光下通宵写作，破晓时才起身离开书桌，巴尔扎克说她“如同从洞穴里出来的蝙蝠，被阳光晃得睁不开眼睛”。巴尔扎克经常到桑在皮加勒街上的公寓做客，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桑的居住环境：

乔治·桑住在皮加勒街16号，位于一个花园的尽头，楼下是面向大街的马车房和马厩。她有一间饭厅，里边摆着雕花的橡木家具。小小的会客厅装饰成了拿铁色，前厅摆着一只绝美的中国花瓶，里边插满了鲜花。屋里总是有一盆盛开的花。软装是绿色的。边桌上摆满了小摆件，墙上挂着一幅德拉克鲁瓦的画，还有卡拉马塔给她画的肖像……钢琴是大气的直立三角式，由檀木制成。在这里总能见到肖邦。她只抽雪茄，从来不抽其他香烟。一般她下午4点才起床，这时肖邦已经给学生上完课了。要进入她的房间，需要爬上一段逼仄陡峭的楼梯。卧室是棕色的。她睡在铺在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上，像土耳其人那样。看，这就是伯爵夫人的生活！[16]

肖邦几乎每天晚上都跟桑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吃饭。最后一个学生离开特龙谢街后，肖邦会乘坐出租马车走一小段路，到皮加勒街享受这样的家庭生活。每当桑召集一大群朋友来公寓里开派对时，肖邦也会接触到巴黎文化界各个领域的人物。路易·布朗、皮埃尔-西蒙·巴朗什、圣伯夫、巴尔扎克、欧仁·德拉克鲁瓦、玛丽·多瓦尔以及海涅都光顾过桑的沙龙。波兰小团体也经常出现，代表人物有格日马瓦，诗人斯特凡·维特维茨基（Stefan Witwicki）和亚当·密茨凯维奇，同为音乐家的尤利安·丰塔纳，以及政界元老尤利安·聂姆策维奇。在这些时候，桑的沙龙比波兰还要波兰。每当大家聊到意兴阑珊的时候，就会劝说肖邦弹些曲子。这时他会连着弹几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再做些即兴表演逗笑观众，随后桑送走所有客人，爬上陡直的楼梯，奋笔疾书直到天明。肖邦则会叫一辆马车回到特龙谢街的公寓，后来他搬进桑的公寓楼后，穿过连接两栋楼的花园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VI

1840年12月15日，为了给拿破仑一世举行国葬，整个巴黎陷入了停滞状态。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被英国人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直至去世，这次人们将他的遗体开棺取出后运回了法国。这位皇帝去世已经近二十年了，但法国人从没放弃把他的遗体带回祖国的想法。经过路易·菲利普国王和参事们多年的努力，法国立法机构终于在1840年春天通过了这项议案，同意拨款200万法郎为拿破仑举行国葬。同年7月，一艘名为“美丽少女号”（La Belle Poule）的护卫舰在另外两艘船的护送下从土伦（Toulon）出发，由国王的第三个儿子茹安维尔王子（一名职业海军军官）指挥，经过93天的航行到达了那座遥远的英国海岛，等待转移拿破仑的遗体。护卫舰的驾驶舱甲板上摆放着一个点着蜡烛的特制灵堂，上边挂着饰有拿破仑徽章的黑色天鹅绒布，中间有一个灵柩台，由四只镏金木质老鹰守护着。10月14日的午夜，人们借着火把的光，掘开了拿破仑的墓地。拿破仑的两位旧部下亨利-格拉蒂安·贝特朗（Henri-Gratien Bertrand）和加斯帕尔·古尔戈（Gaspard Gourgaud）随护卫舰一起来到了圣赫勒拿岛见证开棺，在场的还有一些拿破仑从前的侍从，包括随他一起流放到此地的贴身男仆路易·马尔尚伯爵。一队英国士兵将盖在墓地上的三块厚重石板移到一边，之后把棺椁抬到了地面上。桃花心木制成的棺椁被打开后，里面还有一个被封住的铅制棺材。人们拆掉内层棺材的螺丝，掀开棺材盖后，看到拿破仑的遗体完好无损地躺在里面，在场的人不禁纷纷动容。古尔戈将军、马尔尚伯爵和其他几位熟识拿破仑的人留下了眼泪。皇帝的头枕在一个垫子上，面容十分安详，嘴唇微张，能清楚地看到嘴里的几颗门牙。他穿着帝国护卫队上校的军装，佩戴着荣誉军团勋章，军帽摆放在大腿上。制服的扣子已经失去了光泽，军靴的缝线已经开裂，但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腐坏的痕迹。随舰医生雷米·吉亚尔（Rémy Guillard）检查完遗体之后，古尔戈将军下令将铅棺盖好，放进从法国带来的乌木棺椁，这个气势威严的棺椁是按照古罗马帝王的棺椁设计的，上边用铜鎏金字写着“拿破仑皇帝于1821年5月5日在圣赫勒拿逝世”（Napoléon Empereur mort à Sainte-Hélène le 05 Mai 1821）。

拿破仑遗体开棺的细节和遗体运回法国的消息吸引了全国的注意，不论是在大街上还是沙龙里，人们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媒体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波兰侨民尤其有理由缅怀拿破仑，他们有很多同胞都曾跟着拿破仑四处征战并奉献了生命；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公国仍是波兰的一个辉煌时期，肖邦也是在那时出生的。载着皇帝遗体的护卫舰于11月30日到达了瑟堡（Cherbourg），棺椁经由陆地被送上了一艘稍小些的船，从勒阿弗尔（Le Havre）沿塞纳河缓缓驶向巴黎。沿途有超过100万人来到塞纳河边目送这艘船。拿破仑应该会对这条路线很满意，他的遗愿就是被埋葬在塞纳河岸边，长眠于法国人民中间。但是政府已经决定在巴黎荣军院，即国家军事博物馆举行葬礼，并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圣热罗姆教堂（Chapel of Saint Jérôme）。维克多·雨果对香榭丽舍大街上送葬队伍的描写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大街上挤满为拿破仑送行的人，还有很多人站在屋顶上，以这种方式赴历史之约。随着送葬队伍走进视线，空中回荡着低沉的大炮声和荣军院15分钟一次的鸣枪声，雨果说这样的场面十分震撼。他写道，“鎏金的灵柩台十分壮观”，大约有10米高、5米宽，像“一座由4支队伍拉着的金山，每支队伍由4匹马组成……由层层叠叠的台阶构成金字塔状，下面有4个巨大的鎏金轮子支撑着。16匹马从头到脚披着金色的布，只露出眼睛，如同幽灵般的神兽”。国民警卫队护送着送葬队伍行进，拿破仑军团中的86位军官举着86支部队的旗帜。“队伍后边跟着全城的拥护者，如同火炬后边飘着的烟。”[17]

与此同时在荣军院里，150位来自巴黎音乐学院和巴黎歌剧院的一流歌唱家、演奏家正在弗朗索瓦·阿伯内克（François Habeneck）的指挥下共同演出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当乔治·桑听说波利娜·维亚尔多是四位独唱者之一时，她便请求这位年轻的朋友送她几张门票，以便和肖邦一起去听一场带妆彩排。她对维亚尔多说：“这两天肖邦一直在想办法去听你演唱，但我们不知道这场彩排的时间和地点。请记得告诉我，好让我听到当今最优秀的女歌唱家演唱过去最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18]最终桑了解到带妆彩排将于12月12日在巴黎音乐学院举行，她和肖邦都出现在了预定好的包厢里。桑也拿到了12月15日荣军院葬礼和另一场《安魂曲》演出的门票。但当天气温直降到零下14摄氏度，所以我们不确定肖邦是否听了这场演出。最后桑将多出来的一张票送给了德拉克鲁瓦。肖邦是否因为在这里听到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所以才立下著名的遗嘱，要求在他的葬礼上演奏这首乐曲，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了。但我们知道他的遗愿实现时，波利娜·维亚尔多再次担任了独唱。还有一件事情也引起了我们的猜测：前文我们说到12月20日，就在拿破仑葬礼后的第五天，肖邦组织了一场晚会，邀请了一众宾客，还请弗里德丽克·米勒演奏了他的“葬礼”奏鸣曲，这件事恐怕并非巧合。对于那天的听众来说，“夜风掠过墓地”般的终曲让这一年在阴沉的气氛中结束了。

VII

随着1841年新年的到来，巴黎推出了不少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1月，桑和肖邦开始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听亚当·密茨凯维奇主讲的斯拉夫语言文化史系列讲座。当时密茨凯维奇刚刚被任命为斯拉夫文学教授，于是他放弃了洛桑的工作机会搬到了法国首都。很多波兰人都来听他的课，支持这位民族诗人。1840年12月22日下午2点，著名的波兰史诗《塔杜斯先生》（Pan Tadeusz）的作者走上讲台发表了就职演说，台下座无虚席，观众中有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83岁高龄的尤利安·聂姆策维奇（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还有法兰西学会和众议院的成员。密茨凯维奇激情澎湃的演讲让不少观众心情十分激动。波兰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肖邦和桑也备受鼓舞，于是在1月5日和19日又听了两场讲座。坐在他们身边的有格日马瓦、维特维茨基，还有因参与克拉科夫的革命运动被华沙当局判处死刑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塞韦伦·戈什琴斯基（Seweryn Goszczyński）。在场的还有欧斯塔黑·雅努什凯维奇（Eustachy Januszkiewicz），他是一名记者，也是十一月起义的策划者之一。雅努什凯维奇写道：“来听密茨凯维奇讲课的人越来越多。他越来越自信，为我们展开了斯拉夫文化中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画卷。昨天他谈到了斯拉夫语……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乔治·桑夫人坐在他旁边，在她身边站着的是肖邦。”[19]历史学家奥尔特-迪梅尼（Ault-Dumesnil）写道：“［密茨凯维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我和桑女士一起听了他的讲座……她和著名钢琴家肖邦一起前来，听完又坐着他的马车离开。”[20]

法兰西公学院报告厅（1844年）

此外肖邦也参加了其他一些活动。2月7日，波利娜·维亚尔多在巴黎音乐学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肖邦听她演唱了几首亨德尔的咏叹调。虽然巴黎人认为亨德尔的音乐比较古板，但肖邦很喜欢他的作品。维亚尔多夫妇跟英国的女王陛下剧院（Her Majesty’s Theatre）签了一份报酬丰厚的演出合同，正准备前往伦敦。在桑的盛情邀请下，他们在出发之前承诺这年夏天会到诺昂去做客。3月，肖邦听了12岁的钢琴天才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的一场演奏会，但他对于这个男孩的演奏有何评论，历史上并无记录。十几年后安东·鲁宾斯坦成了肖邦音乐的主要推动者，不禁让人猜测其中的原因。

VIII

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和一次又一次的拖延后，肖邦终于同意于1841年4月26日在普莱耶尔音乐厅举办一场演奏会。随着演奏会的临近，肖邦陷入了紧张的情绪中，对此桑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描述。“令人震惊的消息是小肖肖要举办一场无——比盛大的音乐会。他的朋友们纠缠了他许久，最后他终于妥协了。”没过多久他就后悔了，想取消这场音乐会。但演奏会的正式公告还没发出，门票就已经卖出去了3/4。桑写道：“没有什么比看着我们战战兢兢、犹豫不决的小肖肖被迫履行承诺更有趣的事了。他不会参与海报和节目单的设计，也不想有太多观众，只想举办一场低调的音乐会。他担心得要命，所以我建议他办一场没有蜡烛、没有观众、用破钢琴演奏的音乐会。”[21]

肖邦喜欢在公开演出前弹巴赫的48首平均律为手指“热身”，这次也不例外，因为这些乐曲能让他的手指放松下来。当天的助演嘉宾有歌剧演唱家劳拉·钦蒂-达莫罗（罗西尼曾专门为她创作过几部歌剧）和小提琴家海因里希·恩斯特，但涌进音乐厅的尊贵观众都是专程来听肖邦演奏的。节目单里出现了几首他新出版的作品，包括《F大调叙事曲》（op.38）、《升c小调谐谑曲》（op.39）、《四首玛祖卡》（op.41）、《A大调波兰舞曲》（op.40，no.1）和几首前奏曲。这场演奏会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弗朗茨·李斯特在《音乐评论与公报》上对它进行了评论。李斯特当时暂停了自己的欧洲巡演，正好在巴黎听了这场音乐会。正常来说，这篇评论应该由《音乐评论与公报》的乐评家欧内斯特·勒古韦撰写，但李斯特找到了该期刊的出版商施莱辛格，说希望能有幸为自己的老朋友写一篇评论。当勒古韦提到李斯特将代替他撰写文章时，肖邦表达了些许担忧：“我更希望是你来写。”勒古韦回答说：“千万别这么想，我亲爱的朋友。让李斯特写这篇评论，对于公众和你来说都是件好事。你要相信他很欣赏你的才华。我保证他会为你开拓出一片美好的疆域。”“没错，”肖邦面色凝重地说，“但是在他的帝国里。”[22]

在这篇文章里，李斯特将他优美的文笔发挥到了极致。但在他的笔下，这场音乐会更像是一个社交活动，而非音乐盛会，因此引起了肖邦的不满。文章很长，我们只节选了部分内容。

上周一晚上8点，普莱耶尔先生的演奏厅灯火通明，楼梯上铺满了香气扑鼻的鲜花。从一辆辆马车上走下来的有最优雅的女士、最时尚的青年、最有名的艺术家，还有最富有的金融家和最显赫的贵族，以出众的家世、财富、才华、美貌闻名的社会名流和社会精英济济一堂。

舞台上矗立着一台打开的三角钢琴；观众们都找到了离舞台最近的位置落座。他们提醒自己，不要漏掉演奏者的任何一个和弦、一个音符，或是他提出的任何一个建议和想法。他们翘首期盼着，聚精会神，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因为他们等待的不只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演奏大师，也不只是一位知名艺术家：这些都不足以形容这位演奏者——他们等待的是肖邦！

十年前他来到巴黎时，这里已经涌现了一批钢琴家，但肖邦对坐上钢琴界的第一把交椅并无兴趣。多年来，无数钢琴演奏者为了生存陷入这场混战，但肖邦却能做到遗世独立……这位高雅细腻的艺术家从未受到任何攻击的干扰。批评者缄口不言，仿佛他们已听到了后世对肖邦的评价……从第一句的和弦响起的那一刻，这位艺术家就和观众建立起了一种最亲密的联系。他无须刻意制造悬念或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他是在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气氛下演奏的。每一个音符似乎都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两首练习曲和一首叙事曲是一定要安可的。如果不是担心音乐家苍白的脸上出现的疲惫，观众一定会要求每一首乐曲都加演一次。

肖邦的前奏曲是一组独特的作品。这些乐曲的实质和名字相去甚远，它们并不是什么的前奏，这些优美的前奏曲更像是当代伟大诗人的作品，轻柔地把灵魂带入了一个灿烂的梦幻世界，让灵魂升华到了理想的最高领域。前奏曲体现出的多样性令人折服，要想真正听懂这些音乐，你需要对其中的手法和乐思进行细致的研究。即便如此，它们听起来仍像有感而发的即兴作品，仿佛是不费吹灰之力写就的。如同所有天才的作品一样，它们有着自由的气质和无限的魅力。

至于玛祖卡，这些如此多样又如此精美的音乐小品，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在法国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有一位文学大师说过：“一首完美的十四行诗胜过一篇长诗。”对于肖邦的玛祖卡，甚至他的其他作品，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在我们看来，有些玛祖卡比某些极长的歌剧还有价值……

弗朗茨·李斯特[23]

在文章的最后李斯特为肖邦献上了赞美之词，他说：“艺术家能体验到最崇高、最合理的满足感难道不是那种超越自己的名声，高于自己的成就，甚至比自己的荣誉更伟大的存在感吗？”

这篇文章里其实没有什么冒犯肖邦的内容，却让肖邦十分恼火。李斯特的辞藻华丽浮夸，让肖邦感觉他拿出了高人一等的派头。他不需要李斯特的认可，尤其不想在法国知名音乐杂志上如此公开地获得这一“荣誉”。肖邦也可能认为说他身体虚弱的那句话有些多余。由于“苍白的脸上出现的疲惫”而无法加演，这样的评论似乎是在博取人们的同情。所有关于优雅的女士、著名的艺术家、富有的金融家纷至沓来的描述似乎让音乐会失去了严肃性，把它变成了一场时尚派对。这篇文章让肖邦更加相信，当时正在欧洲巡演并大获成功的李斯特已经成了一个追逐名利之人，竭力讨取达官显贵的欢心。[24]实际上，李斯特具备了音乐界令肖邦不齿的所有特点——浮夸的技巧、观众的追捧、媒体的大肆宣扬。这个叱咤欧洲乐坛的匈牙利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肖邦对此颇为不屑，给出了那句著名的评论：“有一天他会成为议员，甚至是阿比西尼亚或刚果的国王——但他作品中的主题将会和报道一起被人们遗忘……”[25]

肖邦告诉华沙的家人李斯特的文章让他很恼火时，米柯瓦伊·肖邦回复道：“我想知道一件事：这篇文章之后你见过李斯特吗？你还跟他保持着以往的友好关系吗？”[26]肖邦一定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因为这一年晚些时候米柯瓦伊又提到了这个话题：“所以你在晚宴上遇见了李斯特。我知道你会表现得多么得体。虽然他一直在吹嘘，但你没跟他完全绝交是非常正确的。你们曾经是朋友，现在跟他和平竞争是件好事。”[27]更能让肖邦满意的是《音乐法国》上的一篇评论，作者正确地将他称为钢琴演奏和音乐创作新流派的创始人。

肖邦是一位坚定的钢琴家。他为自己创作，也为自己演奏……可以说他开创了钢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新流派……实际上，这位艺术家展现出的轻盈和甜美无人能及，他用这些特点在钢琴上开了先河；他的作品富于独创性，非同凡响，气质优雅，没有任何乐曲可以与之媲美。肖邦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钢琴家，他跟任何人都不一样。

莱昂·埃斯屈迪耶[28]

虽然演出之前他倍感焦虑，但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场音乐会都可以说获得了圆满成功。肖邦不仅以此巩固了他在巴黎的名声，还赚到了一笔巨款。让桑难以释怀的是，“只举办了一场两个小时的音乐会，弹几个和弦，他就在观众的赞美、高呼的‘安可’和巴黎最动人的姑娘的前呼后拥中赚到了6000多法郎。这个无赖！”[29]她感叹道自己要在书桌旁勤勤恳恳工作三个月，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IX

6月中旬，肖邦和桑从巴黎回到了诺昂。上一次离开这里已是两年前了，桑很高兴再次回到她的“伊甸园”。肖邦也期待在乡下放松一段时间，在闲适的环境中创作。然而这个夏天从一开始就不太平。7月5日晚，贝里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连巴黎都有震感。老宅的地板和墙壁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摇晃着，墙上的画掉到了地上，厨房里的餐具也都打碎了。月朗星稀的夜空突然暗了下来，仿佛被蒙上了薄纱，村里的女人们说这一定是“恶魔搞的鬼”。桑的爱犬匹斯托开始狂吠，附近田野里伊波利特养的奶牛也害怕地叫了起来。后来桑告诉德拉克鲁瓦说，肖邦吓得要命，因为他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接着雷雨猛烈来袭，整个7月都很潮湿阴郁。由于家里的钢琴年久失修，肖邦没法工作。桑发现钢琴给肖邦带来了不少烦恼：“当原本驯服的马不听使唤时，他会狠狠地一拳砸在钢琴上，但可怜的钢琴根本不理会！”[30]8月9日普莱耶尔运来了一架新钢琴，肖邦也终于完成了几首曲子的收尾工作，包括《音乐会快板》（op.46）、《降A大调叙事曲》（op.47）、《两首夜曲》（op.48）和《f小调幻想曲》（op.49）。他把手稿寄给丰塔纳，让他抄写完寄给布赖特科普夫，四首作品总共要价2000法郎，没有商量的余地。忠犬般的丰塔纳再次忠诚地完成了任务，在此期间肖邦给他写信时照例用“骗子”“犹太人”“哈斯林格是个傻瓜”这些话贬损了出版商。[31]与此同时，路易和波利娜·维亚尔多在伦敦大获成功后，履行了他们的承诺来到诺昂做客，肖邦身边也终于有了些文化人的陪伴。夫妇俩在诺昂住了两周，不仅带来了英国音乐界的第一手消息，还透露了一件私密的事情。刚刚过完20岁生日的波利娜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路易丝，预产期在12月中旬。

在1841年这个漫长的夏天，桑和肖邦原本想在诺昂过一段宁静的生活，但除了地震和出版商带来的困扰之外，还有一件事让他们的计划再次遭遇挫折。回到诺昂后不久，肖邦就遭遇了一场个人危机，让桑窥见了这个和她一起生活的男人心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一年前肖邦把他35岁的学生玛丽·德·罗齐埃（Marie de Rozières）推荐给了桑，说她很适合做索朗热的钢琴老师。桑欣然同意，从此德·罗齐埃成了桑家中的一位常客，在巴黎和诺昂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桑把她纳入了自己的圈子，与她成了好朋友。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尤其是肖邦的预料。1841年夏天，德·罗齐埃与安东尼·沃津斯基陷入了热恋，此人正是肖邦曾经的未婚妻玛丽亚·沃津斯卡那位游手好闲的哥哥，这时他离开了西班牙的波兰骑兵军团，在返回波兰途中路过巴黎。肖邦从尤利安·丰塔纳那里听说这个消息后十分焦虑，他担心安东尼会把自己和沃津斯基一家的不合以及他和玛丽亚·沃津斯卡婚约的私密细节告诉德·罗齐埃，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段绯闻传到桑的耳朵里。气急败坏的肖邦在写给丰塔纳的信中把德·罗齐埃称为“不检点的女人”甚至是“荡妇”，无疑想通过诋毁传话的人来截断消息。

桑在这方面十分世故老成，从她和德·罗齐埃之间的通信来看，她对这件事并不在意，认为这只是不值一提的闲谈。她安慰德·罗齐埃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你一直是完美的，我们早就知道应该如何珍惜你。”肖邦却做不到这一点，当得知桑可能会考虑邀请德·罗齐埃和安东尼来诺昂做客时，他罕见地和桑争执了起来。桑写道：“我觉得他要发疯了，他想离家出走，说我让他看起来像个无理取闹、嫉妒心强的疯子……他还说都是因为我和你说他的闲话。”桑补充说：“前两天他一整天都没跟任何人说一句话。”实际上，肖邦一想到自己曾经的感情生活被人拿来说三道四，就会情绪激动，怒火中烧。（“沃津斯基一家根本不把我当钢琴家看。”[32]）好在这场危机在那年夏末就平息了，原因很简单，安东尼返回波兰前诱奸并抛弃了德·罗齐埃，她结婚的希望也就此破灭。肖邦看到德·罗齐埃被这个早就跟他断了友谊的人抛弃，更何况此人的妹妹还曾抛弃了自己，他的态度也缓和下来，跟德·罗齐埃重归于好。这件事让我们看到肖邦是多么重视自己的隐私，一旦发现自己的隐私被侵犯就会变得多么急躁。至于桑，她将两人之间发生争执的事情封存了起来，直到四年后才将这段回忆翻了出来，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Lucrezia Floriani），用虚构的故事向世界讲述了他们共同度过的岁月。

此时肖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新作品的出版工作上。丰塔纳圆满完成了所有任务，等到11月第一周桑和肖邦回到巴黎时，肖邦只需检查丰塔纳抄写的乐谱并确认给布赖特科普夫的最终回复，所有工作就完成了。

11月12日

先生们，

随附我的四份手稿：

音乐会快板，op.46

叙事曲，op.47

两首夜曲，op.48

幻想曲，op.49

收到后请尽快告知我。

您最真诚的，

F.肖邦

皮加勒街16号[33]

不到三周，肖邦就收到了布赖特科普夫发来的银行汇票（“感谢您的准时交付，请收下我的谢意”）。有了足够的钱，肖邦短期内不必再为财务问题发愁了。

X

1841年12月1日，肖邦在杜伊勒里宫北侧新翻修的马森厅（Pavillon de Marsan）参加了一场御前演出。马森厅是路易-菲利普国王的长子斐迪南-菲利普王子、奥尔良公爵的宅邸，据称它是当时全法国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比皇家宫殿圣克卢还要奢华。有500多位宾客受邀出席了这场音乐会，包括来自普鲁士、瑞典、萨克森使馆的外交官。路易-菲利普国王的前首相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众多知名艺术家，包括德拉克鲁瓦、德拉罗什（Delaroche）和阿里·谢弗（Ary Scheffer）等。路易-菲利普一世和玛丽-阿梅莉王后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在演出前到达了现场，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女王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后者被迫退位后来到法国寻求庇护。这是肖邦至此时为止见过的最尊贵的一群观众。朱莉娅·格里西、路易吉·拉布拉什和范妮·佩尔夏尼（Fanny Persiani）等著名歌唱家在雅克·阿莱维指挥的管弦乐团的伴奏下演唱了一系列多尼采蒂、梅尔卡丹特和罗西尼歌剧中的咏叹调。肖邦是在场唯一一位器乐演奏家，他以《降A大调叙事曲》（op.47）和一首较长即兴曲吸引了媒体的目光，用《音乐法国》中简单的话说，“王室成员对此惊叹不已”。这篇文章也指出，虽然钢琴家在公开场合演出时都习惯于使用新钢琴，但“肖邦毫不犹豫地演奏了宫廷五六年前购置的普莱耶尔三角钢琴，并用它奏出了格外纯净的音色——也证明了普莱耶尔钢琴的耐用性”[34]。肖邦演奏完之后，王后玛丽·阿梅莉亲自走到钢琴边向他表示祝贺，这一罕见的姿态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在演出后不久给肖邦写了一封信，从中我们得知肖邦当晚得到的报酬是一套昂贵的塞夫勒瓷器，而其他艺术家只收到了现金。这样的特殊待遇让卢德维卡很开心（“他们不敢给你钱……怕你不收”），但肖邦却不怎么高兴。[35]几天后，桑写信给她的哥哥伊波利特说：“肖肖前天打着白领结去宫廷里演出，但他不太高兴。”[36]肖邦可能更愿意用瓷器换路易吉·拉布拉什拿到的钱。

授课依然是肖邦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桑听说“有些优雅的女士认为皮加勒街离她们住的高档街区太远了”之后十分气愤。但这些高贵的女士们收到肖邦的回信时可能会感到很惊讶，信中写道：“女士们，我收20法郎在自己的公寓里用自己的钢琴上课，比收30法郎去学生家上课教得更好，此外还省去了你们安排马车来接我的麻烦，所以请您自己选择。”这样的回复肯定不是肖邦自己想出来的。桑承认：“是我建议的，我劝了半天他才同意。”[37]

XI

1841年至1842年的冬天，虽然肖邦照例生了几场病，但2月21日他还是坚持在普莱耶尔音乐厅举行了另外一场音乐会，邀请了波利娜·维亚尔多和奥古斯特·弗朗肖姆为他助演。这一次他赚到了5000法郎。上次极尽赞扬之词夸耀肖邦音乐会收入的桑这次也仅仅称之为“巴黎的罕见成就”。肖邦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包括三首玛祖卡、第25号作品中的三首练习曲、四首夜曲［包括新出版的《降A大调夜曲》（op.48，no.2）］、《降A大调叙事曲》（op.47），还有当时没有出版的《降G大调即兴曲》（op.51）。《音乐评论与公报》写道：“如果说音乐是声音筑成的建筑，那么肖邦……就是最优雅的建筑师。”[38]《音乐法国》也赞扬了肖邦的音乐会，对名流云集的“社交场面”进行了夸张的描述，“香气扑鼻、香肩摇曳的美丽女士们都是最上流的沙龙争相邀请的对象”。文章写道，桑在两个年轻女孩（索朗热和奥古斯蒂娜·布罗）的陪伴下出场，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换作别人，被所有人炯炯的目光盯着一定会感到不自在；但乔治·桑则满意地微笑着低下头。”[39]如今台下坐着的不再是普通的观众，他们已经成了肖邦的信徒，用李斯特的话说，他们来到这里参加“拜肖邦教”的礼拜。

然而上天似乎有意要剥夺肖邦成功的喜悦。几天后肖邦得知他的启蒙老师阿达尔伯特·日维尼在音乐会当晚去世，享年86岁。悲伤的情绪笼罩了肖邦，他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桑的身边再次出现了一个需要她每日照顾的病人。不久后她和肖邦的负担加重，肖邦的老朋友扬·马图辛斯基受肺结核折磨多年，现在进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被送到皮加勒街，以便得到更好的照顾。4月20日，在皮加勒街的公寓里，肖邦和桑看着他痛苦地死去了。这对于肖邦来说是段恐怖的经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朋友在剧烈的吐血和可怕的抽搐中死去。桑对波利娜·维亚尔多说：“他死在我们怀里，整个过程缓慢而痛苦，肖邦对此感同身受，十分难过……一切都结束后，他崩溃了。”[40]马图辛斯基的葬礼和安葬仪式在蒙马特公墓举行，肖邦全程情绪十分低落，看到好朋友的遗孀泰蕾兹·博凯站在坟墓旁边时，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桑深知她必须带肖邦离开皮加勒街，远离两间公寓上空笼罩着的死亡阴霾。不到两周，她便打理好了所有事情，准备和肖邦回到乡下多住一阵子。他们5月5日离开巴黎，次日到达了诺昂。虽然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他们还是在诺昂一直住到了9月底。

这年夏天他们在诺昂接待了不少客人，包括欧仁·德拉克鲁瓦（他定期来给莫里斯上绘画课）、律师米歇尔·德·布尔热、演员皮埃尔·博卡奇、诗人斯特凡·维特维茨基、路易和波利娜·维亚尔多夫妇，以及玛丽·德·罗齐埃，她跟安东尼·沃津斯基分手后再次回到了桑和肖邦的圈子里。帕佩医生也来给肖邦进行了检查，发现他肺部的情况良好。这个好消息一定让病人自己也感到喜出望外，肖邦每天早上都会咳出大量的痰，让他感到难以呼吸。7月19日，普莱耶尔借给他的三角钢琴终于被卸下车搬进屋里，肖邦的情绪好了一些。在这架钢琴上，他完成了三首名曲：《f小调叙事曲》（op.52）、《降A大调波兰舞曲》（op.53）和《E大调谐谑曲》（op.54）。在进行得顺利时，创作就是他的救赎。

XII

在《降A大调波兰舞曲》中，肖邦把他的笔变成了利剑。在他的所有作品中，这首乐曲中的爱国主义热情燃烧得最热烈。由于每一页都回荡着雄壮与激昂的旋律，后世为这首舞曲加了个副标题，称之为“英雄”波兰舞曲。你也许会认为这个标题有些言过其实，但先不要急着下定论。让我们先回到1842年3月，在这首波兰舞曲出版前夕，波兰杂志《文学周刊》（Tygodnik Literacki）对“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和肖邦进行了一番令人惊异的对比。文章指出，此前为波兰发声的人一直是密茨凯维奇，但“自从他砸掉了自己的提琴，成为一位深刻的思想者之后，肖邦便继承了这番事业，现在是他继续在我们心中点燃民族的圣火”[41]。密茨凯维奇被自己的同胞用不加掩饰的讽刺公开批评，同时肖邦被提升到了民族诗人的地位，着实令人感到惊讶。此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舆论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

继肖邦和桑年初参加的第一期讲座之后，1841年12月14日，密茨凯维奇在法兰西公学院开始了第二期斯拉夫文学课程，但这次却遭到了人们的批评。曾经他用以讲述斯拉夫人和他们艰辛历史的激昂话语，现在却带上了其他的意味。密茨凯维奇成了弥赛亚主义者，他相信只有救世主才能从敌人手中解救波兰，这一观点让他的很多追随者感到十分诧异，因为他们大多相信那句古老的谚语：“上帝只救自救之人。”3月7日，《文学周刊》与密茨凯维奇决裂，并宣称：“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肖邦的立场可能比任何人都值得嘉奖。”[42]由于密茨凯维奇“砸掉了自己的提琴”，他便不再是波兰人眼中宣扬民族史诗的吟游诗人了。现在替波兰发声的是肖邦的钢琴。

“民族的圣火”这个诗意的表达也很适合用来描述《降A大调波兰舞曲》的象征意义。激动人心的引子常被比作战斗的号令，第3～4小节和第7～8小节低沉的鼓点穿插其中，是肖邦作品中最接近拟声手法的一个乐段。

这段引子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它是以“错误”的降E大调写成的。一开始会让人误以为它就是乐曲的调性中心，但随着乐曲的展开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属持续音声部，将主调降A大调上的主旋律引了进来，仿佛石中剑被拔了出来。

肖邦不喜欢别人把这首波兰舞曲弹得太快，但演奏者们还是会经常忽略乐谱开头的“庄严地”（Maestoso）。查尔斯·哈雷回忆说有一次肖邦“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他很不开心，因为他听到这首华丽的《降A大调波兰舞曲》被弹得太快了（jouée vite）！破坏了这首伟大作品中所有雄壮、威严的气势。”[43]

李斯特有时会在魏玛大师班上讲解这首波兰舞曲，并根据回忆指导学生演奏。他的学生苏格兰钢琴家弗里德里克·拉蒙德曾回忆说，有节课上“一位演奏者充满热情地弹着肖邦的《降A大调波兰舞曲》。当他弹到左手上著名的八度乐段时，李斯特打断他说：‘我不想听你能把八度弹得多快。我想听到的是波兰骑兵加速冲锋、击溃敌人之前的马蹄声。’”[44]这个骑兵冲锋的画面十分生动，右手小号般的动机也让画面完整了起来。拉蒙德回忆的事情发生在1885年，但在《降A大调波兰舞曲》问世后的40多年里，这一直是人们公认的演奏方法。六个和弦将听众引入了这个以出乎意料又对比精彩的E大调写成的著名插段。

左手上的八度引起了人们一些大胆的猜测，有人认为这首乐曲可能和李斯特的“葬礼”（Funérailles）有一定联系，李斯特“葬礼”的题词中写着“1849年10月”——也就是肖邦去世的时间。有人指出这首乐曲是李斯特为纪念肖邦而作，肖邦的波兰舞曲和李斯特的“葬礼”中相似度极高的八度乐段就是证据。但实际上，“1849年10月”指的并不是肖邦去世的日子。1849年10月6日，十三位参加匈牙利独立战争（1848～1849）的将军被奥地利当局绞死，匈牙利首相包贾尼·拉约什（Lajos Batthyány）被枪决，这一天成了匈牙利起义纪念日，李斯特的“葬礼”也是为了纪念这些烈士而作。除此之外，李斯特手稿标题页上所写的“匈牙利人”（Magyar）也能消除有关此事的所有疑问。

第96～97小节是钢琴演奏上最为精彩的瞬间。按照键盘的布局，演奏左手上循环的E大调八度时，手需要在键盘上逆时针运动。随后肖邦突然转成了升D大调，让左手以相反的方向顺时针运动。这样的舞步设计十分引人注目，也成就了不少职业钢琴家。在一些版本中，包括伊格纳茨·弗莱德曼的版本，这里的升D大调被改成了等音降E大调（记谱方式发生了变化，但音高不变），好让乐谱读起来更简单。但肖邦的记谱方式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反映出他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这个调性。从手稿[45]中可以看出，肖邦在写这一段时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重升音符落在纸面上，仿佛是想从视觉和听觉上一起体现其中的挣扎。

在魏玛大师班上，李斯特曾说主题再现之前的过渡段（lead-back）应让人听到低沉持续的炮火声，“仿佛刚才经过的骑兵让我们想起了一场遥远的战役”——和他之前的描述构成了一幅连贯的画面。随后他坐在钢琴旁示范时，不光强调而且还稍稍延长了sf处的低音，并踩住踏板，演奏出了炮火低鸣的效果。李斯特的学生、美国钢琴家卡尔·拉赫蒙德（Carl Lachmund）写道：“他用加强的低音呈现出了独特的效果，开始是隔一段才出现一次，后来每小节都出现，让我们恍然大悟。”李斯特补充说他听肖邦这样演奏过，但并无记录表明他是何时听到的。[46]这一拟声效果究竟是肖邦的初衷，还是源于李斯特自己的理解，至今尚无定论，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说法有存在的可能。

在整首乐曲中，主旋律曾多次再现升华，在第二拍上变化出了一些颤音——有一点小军鼓的感觉，为乐曲赋予了华丽的气质。

《降A大调波兰舞曲》具备了世界名曲的一个基本特点：百听不厌。每次听完，总让人还想再听一遍。“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Vox populi，vox Dei），这句话放在此处恐怕再合适不过了。1945年10月肖邦的心脏被送回华沙时，波兰举行了一系列庄严肃穆的全国性的仪式，在这些场合《降A大调波兰舞曲》也毫不意外地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首乐曲是1842年夏天肖邦在诺昂完成的，次年出版时肖邦把它题献给了银行家奥古斯特·莱奥。

肖邦知道自己“替代”了密茨凯维奇成为波兰民族诗人之后有何反应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肖邦和桑，以及很多波兰侨民，都对密茨凯维奇感到既惊讶又失望。就在肖邦创作这首波兰舞曲时，密茨凯维奇开始迷信一位自称受到神启的波兰哲学家安杰伊·托维斯基（Andrzej Towiański），他怪异的观点让密茨凯维奇从弥赛亚主义者变成了通灵主义者，给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位“波兰民族诗人”是否真的相信圣母玛利亚曾向托维斯基显灵，指引他改变历史进程，寻求超自然力量的干涉来解放波兰，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答案。但他肯定知道托维斯基成立了一个“主的事业”（The Circle of God’s Cause）教会，并自封为教主，践行他漏洞百出的理念。不少人认为密茨凯维奇患上了妄想症，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毫不意外地，这位诗人因迷信托维斯基失去了他的公信力，他的讲座也在一个学期之后走到了终点。密茨凯维奇曾在他最有名的诗作中写道：“我的名字叫作千百万人。”[47]1842年之后，再说起代表千百万人的声音时，人们便会联想到肖邦和他的《降A大调波兰舞曲》。至于乔治·桑，从马略卡岛回来后不久她写了一篇赞美密茨凯维奇的文章，将他盛赞为波兰这个英勇无畏的民族的先知。此事发生之后，再看这篇文章令人唏嘘不已。从此以后，密茨凯维奇的名字便再也没出现在桑和肖邦的宾客名单里了。

XIII

如欧洲很多乡间别墅一样，来诺昂做客的人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在庄园里自由活动，无须被迫和他人一起行动。桑理想中的聚会类似于古希腊的哲学研讨会，最智慧的学者和最优秀的人士可以在此交流思想，或是静静地做自己的工作。肖邦向来无法忍受桑朋友中较为聒噪的尤其是抽烟酗酒的那些人，因此他会回到自己的房间躲开他们。不久前，为了肖邦的健康着想，桑放弃了雪茄，改抽香烟。

这年夏天，德拉克鲁瓦第一次到访诺昂，后来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在巴黎时他病得很重，喉炎久治不愈（后来被诊断为肺结核），于是他放下了为卢森堡宫图书馆绘制壁画的工作，准备遵照医嘱到乡间休养。这时桑帮了他大忙，邀请他去诺昂做客，也正是在这里他和肖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本来就认识，现在他们有机会就绘画和音乐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用“绘画的色调和音乐的声音”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德拉克鲁瓦惊喜地发现肖邦很愿意接受这个想法。他本来就喜欢肖邦的音乐，现在也开始喜欢上肖邦这个人。每天听着肖邦即兴演奏的音乐穿过古堡的墙壁飘进他的画室，他会感到自己被深深地感染。从桑的角度讲，她也希望德拉克鲁瓦能常来诺昂，因此两人商量着把庄园旁边的一个房子改成固定的画室，供他和莫里斯绘画使用。德拉克鲁瓦这样描述了1842年他在诺昂度过的那个夏天：

除了和大家一起用餐、打台球或散步之外，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屋里看书，或瘫在沙发上。时不时能听到微弱的音乐声飘进你的窗户、飘荡在花园里，那是肖邦在房间里创作，琴声混合着夜莺的歌声和玫瑰的芬芳……我和肖邦没完没了地聊着天，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是我见过最名副其实的艺术家，是为数不多值得敬重的人。[48]

有时桑可能会感觉自己不是在组织研讨会，而是开了一家旅店，招待着源源不断、来来往往的客人。她一如既往地热爱交际，但这也意味着她的收入刚到账没多久就又被花掉了。赚钱的一个办法无疑就是把过去几个月里她创作的小说《孔苏埃洛》写完，这部作品马上就要在她和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刚创办的月刊《独立评论》（La Revue indépendante）上连载。桑按照波利娜·维亚尔多的个性塑造了小说的主人公——一位名叫孔苏埃洛的西班牙歌唱家，讲述她以“道德纯洁战胜各种肉体上的诱惑”的故事。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孔苏埃洛的老师、音乐大师尼古拉·安东尼奥·波尔波拉，他鄙视浮夸的炫技，推崇纯粹的音乐性，这一人物特点可能来源于肖邦。后来这部小说大获成功，但它给桑带来的收入证明了桑并没有什么商业远见。仅仅几年之后，孔苏埃洛的人物原型波利娜·维亚尔多屈服于“肉体上的诱惑”，在她丈夫路易的眼皮底下，跟桑的儿子莫里斯展开了一段婚外恋，在诺昂掀起了一阵风波，我们会在后文说到这件事。后来波利娜在圣彼得堡演出时，煽动起了年轻的俄国小说家伊凡·屠格涅夫心中的欲火，屠格涅夫疯狂地爱上了波利娜，追随她回到法国，成了维亚尔多家中的“常驻小说家”——或者说，成了她住在家中的情人，没准就是她四个孩子中某一个的亲生父亲。

XIV

整个夏天经常困扰着桑的一个问题就是她和肖邦回巴黎之后应该住在哪里。她知道再回皮加勒街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里充满了关于扬·马图辛斯基的病痛和死亡的回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换一个环境，忘掉这些痛苦的回忆。夏洛特·马利亚尼再次帮上了忙，她提到新兴的高档街区奥尔良广场是个不错的选择，奥尔良广场位于巴黎九区，距离蒙马特不远。夏洛特不久前刚搬到这里，帮桑处理了一些房屋租赁的事情。奥尔良广场是仿照伦敦摄政公园住宅区的新古典风格设计的，出自英国建筑师爱德华·克雷西（Edward Cresy）之手。私密的门廊通向绿树成荫的庭院，古典风格的柱子装饰着白色石头筑成的公寓。中间的喷泉是19世纪50年代后加进去的。广场于1829年建成，以当时还是奥尔良公爵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命名，被人们称为“新雅典”。最早的住户有大仲马，后来也住过其他一些名人，包括作曲家夏尔-瓦朗坦·阿尔康和夏尔·古诺、巴黎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皮埃尔-约瑟夫·齐默尔曼、雕塑家让-皮埃尔·当唐、作家路易·埃诺（后来他写了一部著名的肖邦传记）、演员马尔斯夫人，还有芭蕾舞演员玛丽-索菲·塔廖尼。弗雷德里希·卡尔克布雷纳也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因此奥尔良广场可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名人堂。

1842年7月底，桑和肖邦从诺昂来到巴黎奥尔良广场看房时，他们立刻就爱上了这个地方。8月5日，他们签了两份单独的租赁协议，租金不菲。桑租下了较为宽敞的一间（5号），价格是一年3000法郎；肖邦租下了较小的一间（9号），一年600法郎，但他知道只要上几个星期的钢琴课就能赚够一年的房租了。夏洛特·马利亚尼住在中间的一间公寓里（7号）。肖邦家境富裕的学生一般都坐马车来，广场中间的庭院也方便他们停车。广场离戏院和歌剧院都不远，这对于肖邦来说是个意外惊喜。透过书房的窗户，肖邦可以看见桑的公寓，上完钢琴课之后他可以步行穿过庭院去桑的公寓吃饭，如果桑或者马利亚尼夫人在家里举办聚会，他也可以随时参加。这样的安排也很好地解决了两人如何保持情人关系以及如何展示给世人的问题。桑和肖邦在奥尔良广场可以享受亲密的家庭生活，同时又彼此独立。桑在自传里描述了这样的生活状态：

我们离开了皮加勒街的公寓，因为［肖邦］觉得不舒服，现在我们住进了奥尔良广场，做事利落的马利亚尼帮我们安排好了生活起居。她住在我们中间一间可爱的公寓［7号］里。要去彼此的公寓——有时去她那，有时来我这，或者肖邦想给我们弹琴时我们会去他那里——只需要穿过一个宽敞干净、铺满石子、有树木点缀的庭院。我们可以一起在马利亚尼家吃饭，一起分摊费用。这样的安排很划算，而且我可以在马利亚尼夫人家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可以跟更亲密的朋友去我家，或者在不想会客的时候工作。肖邦也很高兴自己能有一间漂亮、单独的会客厅，他可以在那里创作或休息。但他喜欢交际，除了上课以外很少回自己的公寓。[49]

签完各自的租赁协议一周后，桑和肖邦又回到诺昂继续招待客人。9月27日，他们才和维亚尔多夫妇一起回到巴黎，次日搬进了各自的公寓里。接下来的七年里，肖邦一直住在奥尔良广场，直到去世前几周才离开。

XV

搬到奥尔良广场后，肖邦对一些作品进行了修改润色，《f小调叙事曲》（op.52）就是其中之一。这部作品占据了一个特殊的高度。与同时期的“英雄”波兰舞曲（op.35）不同，这首叙事曲的魅力是逐渐展现出来的，但从未像“英雄”波兰舞曲一样受到过人们的追捧。尽管结尾部分洋溢着炽热的激情，但它一直是肖邦最私密的作品之一。然而，在肖邦的所有大型作品中，尤其在叙事曲中，这部作品最值得深入研究。肖邦对“主题升华”和“展开性变奏”技巧（均在前文中进行过充分讨论）的运用已成为他成熟时期的标志。但有趣的是，虽然肖邦在他创作的作品中常常使用这两种技巧，但两者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随着《f小调叙事曲》的问世，这一局面得以改变。在这部无与伦比的作品中，“主题升华”和“展开性变奏”成了肖邦大型音乐作品中的主要技巧，两者为同一个目的服务。它们让统一的整体变得丰富多彩，而这正是自作曲活动存在以来所有作曲家追求的目标。

这部叙事曲传承了巴赫和莫扎特的精神——不断交错出现的对位法（四声部的八度卡农一度呼之欲出）体现了巴赫的影响；而看似简单的主题则反映了莫扎特的风格，这样的主题出现在这位大师任意一部钢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中都不会显得违和。令人惊讶的是，这部最伟大的叙事曲竟等待了如此之久才被人们接受，而在此过程中专家们一如既往地起到了阻碍作用。一位权威人士曾说，这部叙事曲的曲式让人“难以理解”，而他也确实没能正确理解，将这部作品描述为奏鸣曲式的“巧妙畸变”[50]，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暂且不说这种说法中暗含的贬低意味，这种理解完全是错误的。《f小调叙事曲》满足了典型的回旋奏鸣曲式的所有特点，这种曲式与奏鸣曲式稍有不同。肖邦之所以没有直接以曲式命名，是因为《f小调叙事曲》超越了曲式的限制。也就是说，曲式成了背景，衬托出前景中展开的音乐。该曲式的所有典型特征都出现了，仔细聆听的话很容易就能捕捉到。第一主题出现了三次（均以主调f小调出现）；第二主题以对比调性呈现，不断地重复再现；接下来是展开部；全曲的引子和尾声相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有人说，音乐曲式和税务局的表格不同，并非填好就行，这话说得没错。

我们也必须对《f小调叙事曲》的现实背景进行些讨论。就在肖邦创作草稿的时候，他听说了昔日恩师阿达尔伯特·日维尼去世的消息，也目睹了老朋友扬·马图辛斯基死前的痛苦挣扎。两件事让他失去了与波兰童年时光的重要联系。我们无法知晓《f小调叙事曲》是否体现了这些经历，但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肖邦搬到奥尔良广场是为了摆脱这段痛苦的回忆，但搬家消耗了他的宝贵精力，扰乱了他的日常生活。在诺昂时，他的生活也常被桑的众多访客（包括她的旧情人米歇尔·德·布尔热）搅得鸡犬不宁，因此我们能在肖邦的音乐中找到各种各样的丰富情感。

叙事曲以引子为开头，听众很快会发现，从调性上来说，这个引子的作用是衔接之后的回旋曲主题。

所有音乐家（包括年轻一代的音乐家，他们似乎已经逐渐失去了肖邦时代作曲家对调性的关注）都知道，通过属调（C大调）进入f小调与直接进入f小调的听觉效果完全不同。试试跳过C大调的引子直接演奏这一乐段，你就能听出来有什么差别了。如果换一种比喻，那就是：有了相框，画面才更加完整。[51]

肖邦原本打算将乐曲写成6/4拍，这可能与《g小调第一叙事曲》形成呼应。对于听众来说，乐曲是6/4拍还是6/8拍听起来没有任何区别，但对于演奏者来说差异却十分明显：音符的时值越短，音符密度越大，通常越需要演奏者放慢速度演奏。难道这就是肖邦最终选择将乐曲写成6/8拍的原因吗？

威廉·冯·伦茨曾对卡尔·陶西格演奏的叙事曲进行过有益的描述。作为肖邦的波兰同胞，陶西格也许是除肖邦本人以外第一位举办肖邦演奏会的钢琴家。陶西格对乐句的处理以及他坚持让每一个乐句结尾“余音绕梁”的做法让冯·伦茨印象深刻。[52]当主题回到展开性变奏核心不加任何修饰的旋律时，旋律得到解脱，变得清晰明了。

极为不同的第二主题是一段田园般的旋律，如果出现在任何一首夜曲里都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它起到了一个传统的作用，即在主题之间以对比调性出现（注定一次次再现），每次出现都无一例外地凸显了主调f小调。到目前为止，乐曲中采取的都是常规手法。

而打破常规的是叙事曲中段突然出现的华彩乐段，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些深入探讨。这一华彩乐段在乐曲的结构上起到了一个功能性的作用。肖邦将其移植（确实没有更合适的词语了）在了引子巧妙的反复（展开部结尾的第129～134小节）和回旋曲主题最后一次再现之间。正如所有华彩乐段一样，乐曲的节奏和律动在这里陷入了停滞，但此处的停滞对于接下来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主题以多声部八度卡农的形式再现，如果没有这个看似随意的华彩乐段为其铺垫，这段卡农的对位效果也不会如此出彩。简而言之，肖邦将小节线的限制打破，使得接下来的复调音乐显得适得其所。

这首叙事曲也时常出现在李斯特的大师课上，因此李斯特也讨论过该作品的一些特点以及应如何诠释这些特点。他对华彩乐段的评论颇有见地，值得我们注意。“不要弹得太快，这样的演奏是缺乏品味的。”李斯特时常会通过讽刺的手法来强调某个观点，因此他补充道：“调音师会沉迷于展示精湛的技术，有才华的钢琴演奏者不应该这样做。”[53]炫技的琶音被说成调琴师收起工具、声称钢琴已经调好之前的试音，想必这是所有演奏者都唯恐避之不及的情景。

从第152小节开始，一切过往皆成为序章。再现部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这也是肖邦作品长期以来为人称道的一个特点。回旋曲主题被赋予了新的紧迫感，旋律轮廓被装饰起来，在表现力方面它可以与肖邦的任何作品匹敌，但无疑达到了其他作品未能超越的高度。

第二主题的再次出现是出人意料的。它不仅与回旋曲主题形成了对比，也与自身形成了对比。肖邦让平静表象下沉睡的火山在此爆发，引出了全曲最激昂的一段高潮。原先的第二主题（第84小节）与如今的第二主题（第177小节）构成对比，是肖邦大型曲式处理手法中的一个典范。这一手法可以说对回旋奏鸣曲式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拉赫马尼诺夫（Rachmaninov）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观点，即在结构精巧的作品中，应有一个高于一切的高潮。这个说法也许有待商榷，但放在《f小调叙事曲》这里却十分合适。从第198小节开始，一连串势不可挡的和弦将全曲推向了巅峰，让此前出现的小高潮黯然失色。如果再表现出肖邦标记的“加速”（stretto）和“渐强”（crescendo）——无疑为演奏者增加了技术上的负担——就可以获得更佳的效果。最后一个标为fff的和弦在肖邦的作品中也是罕见的。

有些时候，此处无声胜有声。据说莫扎特曾说过，音乐的意义不在于音符，而在于音符间的休止。这个深刻的评论也适用于《f小调叙事曲》。此处三个和弦后的延音记号（fermata）也应发挥这样的作用。优秀的钢琴家都能注意到它们并相应地做出停留。在不破坏乐曲连贯性的前提下，演奏者在这里休止得越久，就越能表现出后面下行和弦的缥缈之感，这些和弦很自然地引出了叙事曲令人望而却步的尾声部分。也许毋庸赘言的是，当时很多被认为十分优秀的演奏家在演奏叙事曲的尾声部分时都遭遇了滑铁卢。

大概是为了解释这首叙事曲的内在含义，世间流传着诸多关于它的传说，但这些说法都应该被摒弃。最糟糕的说法也许是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密茨凯维奇的史诗《三兄弟》（The Three Budrys），此诗讲述的是三位立陶宛兄弟在父亲的要求下出国寻找宝藏，但最终他们带回的不是世俗的财宝，而是波兰的新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说法，也有学者正确地指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论这个说法多么可笑，但由于它是阿尔弗雷德·科尔托提出的，而作为肖邦的诠释者，科尔托的声誉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很多人信以为真。科尔托是否相信他所推销的这个天方夜谭，或者他是否掌握了任何其他有价值的证据，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说法绝非来自肖邦本人。只有那些闲着没事儿干的人才会试图去证明它的真实性。《f小调叙事曲》是一部不需要外部解释的作品，它不需要任何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哪怕是十分出色的文学作品，这种做法只会减损它的风采。[54]

1842年年底前不久，肖邦给布莱特克普夫与黑特尔音乐出版社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出售他的最新作品，这封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对于还处于手稿阶段的《降A大调波兰舞曲》，肖邦要价500法郎。而对于《f小调叙事曲》，他要价600法郎。肖邦在信中说：“请在回信中回复我。”[55]如果说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表达，那么肖邦直白的要价说明了一切。这首叙事曲于次年出版，献给了肖邦家境优渥的学生贝蒂·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17岁的女儿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我们推测，这部作品是肖邦送给她的结婚礼物，1842年8月17日，这位少女嫁给了她英国出生的堂兄纳撒尼尔·德·罗斯柴尔德——就像她的母亲贝蒂男爵夫人嫁给了她自己的叔叔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通过族内通婚保证其金融财富的完整性。[56]

XVI

在奥尔良广场的新住所安顿下来之后，众多的访客让肖邦应接不暇。俄国外交官威廉·冯·伦茨是肖邦最早的访客之一，他后来成为肖邦的学生，并在回忆录中讲述了那天见面的情景：“他很年轻，不是很高——消瘦而憔悴，表情忧伤但很丰富，有着巴黎人的优雅举止。我很少见到气质如此迷人的人。”冯·伦茨告诉肖邦他曾跟李斯特学过几首玛祖卡，随后肖邦的反应一定出乎他的意料，肖邦问道：“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当时的气氛让人感觉会面还没正式开始就要结束了，但冯·伦茨展现出了他的外交才华，他说：“我希望能有幸跟您本人学习这些乐曲。我把您的玛祖卡看作文学。”此话一出，气氛马上就缓和了下来。肖邦从马甲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精美的小怀表，说道：“我还有几分钟——我要出门了——之后谁都进不来了——请你见谅。”冯·伦茨不想在客套上浪费更多时间，于是便走到了钢琴旁。

那是一架普莱耶尔钢琴；我听说肖邦从来不弹别的钢琴。普莱耶尔钢琴的击弦比其他巴黎制造商的钢琴都要轻。还没坐下我就弹出了一个和弦，以便感受触键的深度（“这么浅！”我叫道）。这个反应，还有我的姿态，似乎让肖邦很满意。他微笑起来，慵懒地倚靠在钢琴上，用犀利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看他，只偷偷瞄了他一眼，然后鼓起勇气抬起双手，弹起了《降B大调玛祖卡》——最具代表性的那首，李斯特教过我几个变体（variants）。[57]我弹得不错。两个八度的“过音”（volata）比以往任何时候弹得都好，这架钢琴的琴键也比我的埃拉尔钢琴轻。肖邦饶有兴趣地小声说：“那一小段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是他教给你的！什么事他都要插手！好吧，他有胆。他弹给几千人听，而我却弹给一个人听！非常好，我可以给你上课。但只能一周两次——我最多上这么多。想找出来45分钟已经很难了……但你一定要非常准时。一切都严格按照时间来——我这里就像鸽棚一样准时。”[58]

冯·伦茨课前总是会提前到肖邦家，在前厅里等待上课。他看到一位接一位的女士从肖邦的音乐教室里走出来，“一位比一位美丽”。其中一位是洛尔·迪佩雷小姐（维克托·迪佩雷上将的女儿），肖邦把1841年出版的《两首夜曲》（op.48）题献给了她。冯·伦茨评论说：“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像棕榈树一般高挑又挺拔。”她是肖邦当时最喜欢的一位学生。上完课后，肖邦常会展示出他的绅士风度，护送洛尔走到楼梯旁，在门厅跟她告别，这是其他人很少能享受到的待遇。冯·伦茨也经常看到13岁的匈牙利音乐天才卡罗伊（卡尔）·菲尔奇出入肖邦的公寓。大约一年前，弗里德丽克·米勒在维也纳听了几场卡尔轰动全城的演出之后，将这位天赋过人的少年引荐给了肖邦。肖邦拒绝教冯·伦茨演奏《降b小调谐谑曲》，说对他而言“太难了”，但允许年轻的菲尔奇弹这首曲子，这让冯·伦茨有些嫉妒。但肖邦也鼓励冯·伦茨旁听了一两节课，因此他“经常能听到这首伟大的乐曲被演奏到极致”。当时菲尔奇正在学习《e小调钢琴协奏曲》，肖邦说这个男孩弹得比他好。后边我们还会详细介绍菲尔奇，因为他是肖邦所有学生里才华最出众的一位。

冯·伦茨为我们讲述了肖邦和梅耶贝尔之间那次著名的争执，两人曾就“自由速度”发生了激烈争吵。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这件事，因为从中可以看出肖邦与同时期音乐家，甚至是最著名的音乐家，在音乐阐释方面有时也存在一些分歧。那天肖邦正在指导冯·伦茨演奏《C大调玛祖卡》（op.33，no.2），这时梅耶贝尔突然走了进来。肖邦请这位了不起的作曲家坐下，并示意冯·伦茨继续演奏。

“这是2/4拍的。”梅耶贝尔说。作为回应，肖邦让我再弹一遍，然后用铅笔敲着钢琴，大声地打着拍子。他的眼里有怒火在燃烧。“2/4拍。”梅耶贝尔轻轻地重复道。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肖邦发火。他苍白的脸颊出现了一抹绯红，看起来十分英俊。这个平时说话柔声细语的人大声说道：“是3/4拍的！”梅耶贝尔说：“让我用在我歌剧的芭蕾里，我展示给你看。”（他当时正在秘密地创作着《非洲女郎》）“是3/4拍的！”肖邦几乎喊了出来，然后他亲自弹了起来。他弹了一遍又一遍，大声地数着拍子，生气地跺着脚打拍子。但是没有用，梅耶贝尔始终坚持乐曲是2/4拍。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当时在场的我感到十分尴尬。肖邦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留下我一个人和梅耶贝尔坐在屋里。[59]

据说冯·伦茨是个说话喜欢添油加醋的人，他讲述的故事里也有很多有待澄清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故事本身听起来还是可信的。事后回想起这场争吵，他评论说：“肖邦是对的。虽然这首玛祖卡的第三拍总是一带而过，但它确实存在——但是我小心谨慎地没有与《新教徒》的作者就这个观点发生争执！”

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梅耶贝尔会把这一段听成2/4拍。柏辽兹曾回忆说肖邦从来不严格按照节拍演奏[60]，但这依然不能解开其中的疑问——肖邦的钢琴上总放着一台节拍器，如果学生演奏得太自由就会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在这一点上，李斯特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有用的信息。他曾多次听肖邦演奏，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细细体会的说法：“看那些树。风吹动着树叶，为他们赋予了生命。但树岿然不动。这就是肖邦的自由速度！”[61]对此唯一需要补充的就是，枝干不能随着树叶一起摇曳，否则整首曲子就要被吹跑了。

这一年年底，也就是1842年12月，肖邦收到了一封钢琴家安娜·德·贝尔维尔的来信。肖邦青少年时期就曾在华沙听过她的演奏，十分欣赏她演奏古典曲目时细致入微的表现。这时她已经嫁给了伦敦女王陛下剧院管弦乐团的小提琴家安东尼奥·乌里（Antonio Oury），想问问肖邦是否有什么新作品可以让她在伦敦演出时使用。肖邦回复说，自己的所有新作品都得交付给英国出版商韦塞尔。但作为补偿，他说自己有一首短小的圆舞曲，“是我有幸为您写的，但请您不要告诉别人。我不想将它公开”[62]。这首乐曲正是《f小调圆舞曲》（op.70，no.2），安娜可能以为它是肖邦专门为她创作的。但实际上，这也是一首肖邦抄写了多次，寄给了多位朋友的乐曲，“专为他们而作”——肖邦用这种省事的办法迎合朋友们的虚荣心。肖邦在世期间，至少有八份《f小调圆舞曲》的手稿在他的朋友间流传，大多是献给女士的，包括两年前他为德尔菲娜·波托茨卡纪念册抄写的那份。1855年，丰塔纳在他的肖邦钢琴曲遗作中编辑并出版了这首乐曲。

XVII

前文我们提到过卡尔·菲尔奇。鉴于他是肖邦所有学生中最特别的一位，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音乐天才多介绍几句。1841年11月底，这个11岁的男孩在他的哥哥兼旅伴约瑟夫的陪伴下从他们家乡——当时隶属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千里迢迢来到巴黎，出现在了肖邦家的门口。兄弟俩是索斯谢拜（Szászebes）小镇上一位牧师的儿子，两人都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但所有听过小卡尔演奏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天才。约瑟夫比卡尔大17岁，一直担任着父亲的角色照顾卡尔，他时常写信给父母汇报情况，下文有些信息也来自他的信件。多亏了匈牙利贵族的慷慨扶持，菲尔奇的才华才没有被埋没，他先去了维也纳，跟弗雷德里希·维克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推荐到巴黎向肖邦求师。

肖邦读完约瑟夫递上的推荐信后，让卡尔弹段曲子给他听。男孩走到钢琴边，投入地弹起了塔尔贝格的《唐璜幻想曲》（op.14），维克和塔尔贝格原来的老师奥古斯特·米塔格都教他弹过这首乐曲。开篇瀑布般的音符刚把乐曲引入主题，肖邦就打断了他，说道：“很棒，我的孩子。你的老师教得很好。”之后他离开了一小会儿，回来时带来了乔治·桑，她也请卡尔弹了段曲子。约瑟夫在信中写道，弹完之后，桑“热情地亲吻了卡尔，肖邦同意每隔一天的10点到11点给卡尔上课，我们便高兴地离开了”[63]。桑很喜欢这个孩子，经常邀请他到皮加勒街的公寓做客，后来搬到了奥尔良广场的新家后也是如此。菲尔奇兄弟俩当时住在德·拉·罗什富科（de la Rochefoucauld）家里，这位公爵是法国最显赫的德·拉·罗什富科家族的族长，卡尔经常带着他的好朋友——10岁的阿蒂尔·德·拉·罗什富科（Arthur de la Rochefoucauld），上完课两人会在桑的家里打一会儿台球。乔治·桑搬进奥尔良广场的公寓后马上就置办了一个台球桌，供客人们消遣。

菲尔奇跟肖邦学习了18个月（1841～1843年），肖邦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培养他。菲尔奇一周上三节课，比别的学生都要多，进步也很快。除了前文提到的《e小调钢琴协奏曲》和《降b小调谐谑曲》，菲尔奇还学习了肖邦新创作的《降A大调叙事曲》（op.47）、《两首夜曲》（op.48）以及当时还未出版的《降G大调即兴曲》（op.51）。此外，巴赫、贝多芬、塔尔贝格、莫谢莱斯和韦伯的作品也出现在了卡尔的练习曲目中。肖邦对卡尔的演奏十分满意，认为他是自己作品的最好诠释者，亲切地称他为“我的小朋友”。有一次肖邦听完他的演奏惊呼道：“我的上帝！这个孩子！从来没有人像这他这么了解我……他的演奏不是模仿，而是相同的情感流露，他有一种不假思索就能准确演奏的直觉。他几乎不用听我弹，不用一点点示范，就能演奏出我的所有作品……”[64]有些人担心卡尔会过度模仿肖邦——显然他很崇拜肖邦——导致他失去自己的艺术特色。但菲尔奇回答说他无法用别人的情感来演奏。

约瑟夫写信告诉父母：“连肖邦都被这个大胆又独特的回答惊呆了，他十分高兴。”[65]很多资料都提到卡尔在音乐方面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在课上听了肖邦演奏的《降G大调即兴曲》（op.51）后，他就能将整首乐曲复现出来。[66]但跟接下来的壮举比起来，这件事就不算什么了。几个月后，卡尔在伦敦准备公开演出肖邦的《e小调钢琴协奏曲》时，由于乐队部分的谱子没能及时准备好，于是他凭记忆把总谱写了出来——这件事被伦敦《泰晤士报》的乐评人J.W.戴维森（J. W. Davison）记录了下来。[67]

卡尔·菲尔奇；弗朗茨·艾布尔（Franz Eybl）绘制的版画（1841年）

肖邦和桑经常邀请客人们到奥尔良广场的公寓听卡尔演奏。有一次，卡尔为一群贵族的夫人小姐们演奏了那首著名的《c小调夜曲》（op.48，no.1）。演奏结束后，肖邦面向大家，把手放在卡尔的肩膀上说：“女士们，这，就叫作才华。”1842年夏天，肖邦和桑同往年一样回诺昂避暑，菲尔奇跟着李斯特上了几节课，当时李斯特刚刚从圣彼得堡凯旋。李斯特听了菲尔奇的演奏后，他在这位匈牙利天才身上看到了第二个自己。他宣称：“当这个年轻人开始巡演时，我就可以关门歇业了。”[68]作为同胞，李斯特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对卡尔十分照顾，还免费给他上课。后来李斯特重新启程前往科隆时，他给菲尔奇写了一封亲切的信，信中他称呼菲尔奇为“亲爱的、我最爱的魔术师”[69]。

菲尔奇是唯一一个跟肖邦学习了作曲的学生。在一份不知为何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小册子中，我们了解到肖邦曾指导卡尔以他十分熟悉的《降G大调即兴曲》为模板，创作自己的即兴曲。在这份草稿上可以看到肖邦的修改笔迹。卡尔去世后，约瑟夫·菲尔奇为了纪念早逝的弟弟，把他所有的手稿和信件编辑成了一份卷宗，其中就包含了这份乐谱。[70]

在肖邦身边学习的这18个月里，菲尔奇曾有过几次公开亮相。在这些场合，肖邦要么和他同台演出，要么坐在观众席上显眼的位置观看。肖邦的其他学生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他们至少同台了五次，其中有三次演奏的都是肖邦的《e小调钢琴协奏曲》，每次肖邦都会用另一架钢琴为他伴奏，这首协奏曲也成了菲尔奇的保留曲目。颅相学学会备受尊敬的会长埃曼努埃尔·德·拉斯卡斯伯爵在一场演出后检查了卡尔的头骨，称他是“一个有着过人智慧和坚定意志的孩子”。1843年1月中旬，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拉菲特街上的豪华府邸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音乐晚会，给了菲尔奇一个向更多人展示才华的机会。几周前，男爵夫人贝蒂在乔治·桑家里听了卡尔的演奏后，就决意要把这个男孩带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圈子里来。盛会当晚，这座著名的府邸里有着熠熠生辉的金银烛台和水晶器具、华丽的挂毯、价值连城的名画、光彩夺目的雕塑，身着制服的仆人们站在摆满了鲜花和冰块的桌子边，时刻准备为宾客们服务。当天有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500位宾客出席了晚会，众多杰出艺术家，包括歌唱家波利娜·维亚尔多、朱莉娅·格里西和路易吉·拉布拉什也参加了演出。但所有的人都将目光聚焦到了菲尔奇身上，他再次在肖邦的伴奏下演奏了《e小调钢琴协奏曲》。指挥家弗朗索瓦·阿伯内克听说了这次成功的演出后，又安排卡尔在巴黎音乐学院管弦乐团的协奏下再次演出了这部作品。

但最为轰动的是1843年4月24日菲尔奇在埃拉尔音乐厅举行的一场演出，他在观众的要求下多次返场。频繁的演出让他承受了过度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导致他积劳成疾。但当他坐在钢琴旁，看到人群中肖邦、桑和哥哥约瑟夫熟悉的面孔，卡尔还是振作起来，用尽全力演奏。虽然没有完整的记录，但他可能演奏了李斯特改编的《拉美莫尔的露西亚》（Lucia di Lammermoor）和塔尔贝格的《唐璜幻想曲》，引起了全场的热烈反响。《音乐世界》（Le Monde musicale）的乐评人写道：“这就是我们想象中莫扎特的演奏，让我们想起了20年前的李斯特。”[71]但最热烈的掌声是在卡尔演奏肖邦的练习曲和《c小调夜曲》（op.48）时出现的，在夜曲的中段他再次展现出了歌唱般的触键和雷鸣般的八度。卡尔在观众的热情欢呼下谢幕了几次才结束了这场音乐会，之后他跑下台与肖邦拥抱，肖邦再次说出了那几个简单的字：“真棒，我的孩子。”[72]

就像他的突然出现一样，卡尔·菲尔奇从肖邦的世界里离开得也很突然，那时他还不到13岁。1843年5月22日肖邦出发前往诺昂时，他满心以为自己秋天回到巴黎时，菲尔奇还会在那里等着他。但这位天才少年已经在英格兰取得了新的成就，从此肖邦再也没见到过他的“小朋友”。两年后，菲尔奇在维也纳准备登台演奏他的《音乐会曲》时突然病倒。后来他被匈牙利的资助人带到了威尼斯，在那里离开了人世，他的大好前程也随之葬送。

[1] 《音乐法国》，1841年5月2日。

[2] 桑通过出售精装本《科西马》的版权赚到了5000法郎，弥补了一些损失。

[3] 此前肖邦威胁布赖特科普夫说如果不满足他的条件，就停止与他们合作，他说：“低于这个条件我便不打算继续了。”CFC，vol. 2，p. 376.

[4] 这份回忆录实际上是弗里德丽克的日记节选，尼克斯拿到后将它收录进了NFC，vol. 2，pp. 340-43。

[5] 我们将在后文简要讨论这些精彩的改编乐曲，见本书“英国：日暮穷途”一章，第616页，脚注B。

[6] 桑在促成这段婚姻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她听说自己的旧情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疯狂地爱上了这位年轻的歌唱家，追求她并向她求了婚时，她感到事情不妙，于是把路易·维亚尔多介绍给了波利娜。

[7] GC，pp. 241-42.

[8] MAML，vol. 2，pp. 39-40.

[9] MAML，vol. 2，p. 44. 1839年10月31日的《音乐评论与公报》刊登了一篇音乐会的评论文章。

[10] TCM，p. 160.

[11] MAML，vol. 2，p. 171.

[12] MAML，vol. 2，p. 207.

[13] AM，p. 75.

[14] ACLA，vol. 1，pp. 412-13.

[15] 瑞士作家查尔斯·迪迪埃（Charles Didier）未出版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此事的信息。在肖邦出现之前，迪迪埃曾追求过桑，但被桑拒绝。他在1840年1月写道：“据说G. S.怀孕了，谁干的？”迪迪埃把这个传言告诉了玛丽·达古，十分确信她会再告诉别人。我们继续翻看迪迪埃的日记，就会发现一条很有讽刺意味的记录。迪迪埃暗示1842年1月30日的晚上，他和玛丽一起去剧院看戏之后，玛丽委身于他（VCA，vol. 2，p. 122，n. 179；SCD，p. 113）。如果这个被日记封存的秘密传到了桑的耳朵里，桑一定会在《贺拉斯》再版时把这个故事加进去。

[16] BLH，vol. I，p. 527.

[17] HCV，“皇帝的葬礼”（Funérailles de l’Empereur），pp. 98-112.

[18] CGS，vol. Ⅴ，p. 182.

[19] HFCZ，vol. 2，p. 358.

[20] MZM，vol. 3，p. 130，n. 54.

[21] CGS，vol. Ⅴ，p. 282.

[22] LSS，vol. 2，p. 161.

[23] 1841年5月2日刊。人们一度认为这篇文章是玛丽·达古替李斯特写的，老一辈的李斯特传记作者都极为推崇这个观点。但近些年的学者大多不赞同这个说法。WFL，vol. 2，pp. 368-96.

[24] 在此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肖邦对李斯特不满的深层次原因。李斯特已经在欧洲巡演了两年，全欧洲都为他折服。这时他已经是钢琴界最亮眼的星，大众媒体上充斥着对他的报道。李斯特的音乐会让人们歇斯底里，观众对他疯狂崇拜，收集与他有关的物品，但很多人认为这让音乐界蒙羞。“李斯特热”（出自海涅）横扫欧洲，乐迷对他的喜爱可以说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仰慕者蜂拥至他身边，争抢着他用过的丝绸手帕或天鹅绒手套，然后撕成碎片，［每人拿一片］作为纪念品。疯狂的女“乐迷”收集他的头发，有不少资料提到乐迷甚至收集李斯特吸过的雪茄烟蒂，把它放在自己的乳沟里，其中的性暗示显而易见。门德尔松、舒曼和希勒等理智的音乐家对这种粗俗的英雄式崇拜私下里感到十分惊讶，并对李斯特嗤之以鼻，这点从他们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出。此时李斯特的事业如日中天，几个月前他为祖国匈牙利举办了几场音乐会并大获成功，在莱奥·费斯特蒂奇（Leó Festetics）伯爵的牵头下，六位匈牙利权贵授予他一把著名的“荣誉之剑”。李斯特在匈牙利国家剧院演奏完《拉科奇进行曲》后（当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在当局的审查制度下这首乐曲被禁），人们举行了“荣誉之剑”授予仪式。用一位在场者的话说，接下来的喧嚣“几乎能把死人都吵醒”。剧院外聚集了5000多人，要求这位钢琴家从马车上下来，沿着火把照亮的路走回酒店。巴黎的报纸对此大做文章，公开嘲讽李斯特。报纸常用漫画把李斯特描绘成“钢琴骑兵”，画中李斯特骑在马上，身着匈牙利王袍，稀里糊涂地把荣誉之剑别在了身体的右侧——实际应该放在左边。甚至连音乐期刊也加入了嘲讽李斯特的行列。《两世界评论》（1840年10月刊）对李斯特和他的剑进行了一番嘲讽，引起了李斯特的激烈还击。此后期刊编辑不惜对李斯特进行人身攻击，说从他的法语文章里所有人都能看出他是匈牙利人（1840年11月刊）。而这场论战就发生在肖邦音乐会之前的六个月。
现在李斯特来到巴黎“休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人们没过多久就等到了答案。李斯特在巴黎停留了一个月，举办了几场音乐会。3月27日在埃拉尔音乐厅举办的一场最引人注目，当天他演奏了根据梅耶贝尔的歌剧《魔鬼罗勃》新创作的《回忆曲》，乐曲中充满了炫目的高超技巧，仿佛是为魔鬼本人创作的。演出让全场沸腾了。这首大师之作如此成功，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4月25日（肖邦音乐会的前一天），巴黎音乐学院为纪念贝多芬举办了一场慈善音乐会。节目单上安排的都是贝多芬的作品，以“皇帝”协奏曲为最大亮点，李斯特负责钢琴独奏，柏辽兹担任指挥。但这时“李斯特热”效应出现了。观众强烈要求李斯特加演《魔鬼罗勃》，在喧嚣声中音乐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李斯特只能顺从人们的意愿演奏乐曲，使得柏辽兹和乐队在台上无所事事地听着，纪念贝多芬的主题也暂时被抛在了一边。当时在巴黎靠音乐勉强糊口的理查德·瓦格纳在德累斯顿的《晚报》上发表评论，描述了李斯特引起的骚乱。在一场致敬贝多芬的音乐会上突然插入这样一首花哨的作品让瓦格纳很气愤，他讽刺道：“有朝一日天堂里的李斯特可能会受邀为天使们演奏他的魔鬼幻想曲。”（1841年5月5日刊）最重要的一点是肖邦也目睹了这场骚乱。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在普莱耶尔音乐厅举行音乐会的前一天，也正是这时他得知李斯特将代替勒古韦为他的音乐会撰写评论。

[25] CFC，vol. 3，p. 73；KFC，vol. 2，p. 34.

[26] CFC，vol. 3，p. 97；KFC，vol. 2，p. 50.

[27] CFC，vol. 3，p. 115；KFC，vol. 2，pp. 69-70.

[28] 1841年5月2日刊。

[29] CGS，vol. Ⅴ，pp. 290-91. 很多人并不赞同桑的看法，诗人斯特凡·维特维茨基就曾说：“试试读45分钟的诗，看看能不能赚到6000法郎！”

[30] CGS，vol. Ⅴ，p. 391. 肖邦给任劳任怨的丰塔纳寄了一封急信：“告诉［普莱耶尔］给我寄一架好一点的钢琴来，我的不好用。”CGS，vol. Ⅴ，p. 335，n.我们猜测肖邦说的就是两年前桑为李斯特准备的那架埃拉尔钢琴。

[31] 1841年肖邦给丰塔纳写的一系列的信件中，尤其是在9月和10月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出版商越来越不耐烦。9月13日的信是在“凌晨3点”写的，肖邦还在信中画上了星星的符号，由此可见肖邦因不得不让丰塔纳代为处理的这些事情而辗转难眠。CFC，vol. 3，pp. 72-91；KFC，vol. 2，pp. 34-48.

[32] CFC，vol. 3，p. 67.桑给德·罗齐埃写的信详见CFC，vol. 3，pp. 52-55，70-72，77-78。

[33] CFC，vol. 3，p. 92.

[34] 1841年12月5日刊。

[35] CFC，vol. 3，p. 95；KFC，vol. 2，p. 52.

[36] CGS，vol.Ⅴ，p. 522. 12月4日，肖邦在音乐会当天给父亲写的信中提到了演出的情况。虽然这封信已经遗失，但我们可以从米柯瓦伊12月30日的回信中推断出这封信的存在。米柯瓦伊写道：“你告诉我们你参加了晚会但却高兴不起来。”CFC，vol. 3，p. 96；KFC，vol. 2，p. 50.

[37] CGS，vol. Ⅴ，pp. 522-23.

[38] 1842年2月27日刊。

[39] 1842年2月27日刊。

[40] CGS，vol. Ⅴ，pp. 647-48.

[41] 1842年3月7日刊。

[42] 《文学周刊》出版于波兹南，当时波兹南是反抗普鲁士占领波兰西部的主要阵地，1848年起义期间这里发生了几场激烈的武装冲突。

[43] HLL，p. 34.

[44] LM，p. 68.

[45] 藏于摩根图书馆，索引号Heinemann MS 42。

[46] LL，p. 66.

[47] 出自诗剧《先人祭》（Forefathers’ Eve）第三部分第一幕。肖邦也为密茨凯维奇转而信奉弥赛亚主义感到很困扰，他曾给斯特凡·维特维茨基写信讨论此事：“还有比这更疯狂的事情吗？”CFC，vol. 3，pp. 191-92；KFC，vol. 2，pp. 130-31.

[48] LED，pp. 161，164.

[49] SHV，vol. 2，pp. 435-36.

[50] ACMS，p. 108.

[51] 唐纳德·托维爵士在一篇关于音乐调性的深刻文章里提到，要描述这一现象，最接近的词恐怕就是“透视法”了。虽然这个术语是从视觉艺术领域借用来的，但我们也很难找到更贴切的词语。人们不需要掌握几何原理，也可以欣赏绘画或建筑中的透视法。在音乐中也是如此。听众无须了解和声法则，也可以感受到对比调性的效果。用托维的话说，要求进一步解释只是听者“没有用心聆听的借口”。

[52] LPZ，p. 67.

[53] LL，pp. 274-75.奇怪的是，肖邦的华彩乐段是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话题，也许是因为它们总是藏在肖邦的音乐织体中，因此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这些乐段中藏着重要的信息。华彩乐段通常出现在协奏曲中，但肖邦的钢琴协奏曲中却没有华彩乐段。相反，它们出现在了协奏曲之外的几乎所有体裁中，在夜曲、练习曲和谐谑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升c小调前奏曲》（op.45）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肖邦写过的最长的一段华彩就出现在这部乐曲中，占据了全曲总篇幅的1/4。

[54] 和他之前的很多人一样，科尔托被罗伯特·舒曼一句漫不经心的评论误导了。舒曼说肖邦在创作《F大调叙事曲》（op.38）时受到了密茨凯维奇一些诗歌的启发——“灵感来自密茨凯维奇的一些诗歌”（durch einige Gedichte von Mickiewicz angeregt worden sei）（NZfM，no. 36，November 1841，p. 142）。据说此事是舒曼在肖邦说出此话五年后“回忆”起来的，就是这句不经意的评论引发了如今的混乱。科尔托不愿放弃这个故事，还在他著名的叙事曲版本中继续添油加醋，将密茨凯维奇的几首诗歌与四首叙事曲一一对应了起来。虽然他告诫演奏者们不要把这些联想当真（甚至说这些联想是幼稚的），但他已经造成了难以消除的影响。没有人会说聆听肖邦的叙事曲对理解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有所帮助，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说阅读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对理解叙事曲有所帮助呢？这样的说法只会将我们带入思想的迷雾中，往往会使得关于音乐本质的任何讨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55] CFC，vol. 3，p. 126.

[56] 在肖邦的学生中，夏洛特一直是个被忽视的人物，她一直跟随肖邦学习钢琴，直到肖邦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此后她仍与肖邦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她跟弗朗肖姆学习作曲，跟托马斯·特勒夫森（Thomas Tellefsen）学习钢琴。她每周都在圣奥诺雷市郊区路（Faubourg Saint-Honoré）的豪华宅邸举办音乐会，肖邦偶尔也会参加。她拥有几份肖邦的手稿，是作曲家本人送给她的，后来她将这些手稿捐赠给了巴黎音乐学院。除《f小调叙事曲》外，肖邦也将《升c小调圆舞曲》（op.64，no.2）献给了她。

[57] 冯·伦茨说的就是那首著名的《降B大调玛祖卡》（op.7，no.1），冯·伦茨提到的“过音”是李斯特加入的炫技手法，但这种奏法已经失传。

[58] LPZ，p. 35.

[59] LPZ，pp. 45-46.

[60] “肖邦不喜欢受节拍的约束……［他］就是没法严格按照节拍演奏。”BM，p. 436.

[61] LPZ，p. 47. 李斯特在他的肖邦传中提到了这个意象。肖邦的自由速度“如同风中摇曳的火苗，如同轻柔微风下荡漾的玉米田，如同在风的吹拂下不自觉地来回摇摆的树冠”（RGS，vol. 1，p. 82）。值得一提的是，肖邦是音乐史上第一位在乐谱上使用“自由速度”一词的作曲家。

[62] CFC，vol. 3，p. 125；KFC，vol. 2，pp. 75-76.

[63] GNCF，p. 172.

[64] 费迪南德·丹尼斯（Ferdinand Denis）在1843年2月的维也纳杂志《幽默主义者》（Der Humorist）上报道了此事。

[65] HSCC，p. 217.

[66] 莫里斯·布朗的《肖邦作品索引》和克雷斯蒂娜·科贝兰斯卡（Krystyna Kobylańska）的《肖邦作品手稿》（no.724）都提到了卡尔复写出即兴曲一事。

[67] NFC，vol. 2，p. 175.

[68] LPZ，p. 36.

[69] LLB，vol. 1，p. 47.

[70] 约瑟夫·菲尔奇的女儿伊雷妮·安德鲁斯（Irene Andrews）写过一本鲜为人知的30页的小册子，名为《一位肖邦钟爱的人》，于1923年在纽约由私人出版，文中提到了这份卷宗。卷宗不仅收录了即兴曲的草稿，还收录了一部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音乐会曲》（Konzertstück），充分证明了卡尔的创作天赋。2005年费迪南德·加耶夫斯基（Ferdinand Gajewski）编辑并出版了这部《音乐会曲》，并在《卡尔·菲尔奇手稿中的新肖邦风格作品》一文中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讨论（Studi musicali XI［1982］，pp. 171-77）。卷宗也包含了一系列卡尔和约瑟夫给父母写的信，我们在文中也引用了部分内容。阿瑟·赫德利在《弗里德里克·肖邦书信选集》中首次公布这些书信时，人们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如今这样的质疑依然存在。赫德利称他从约瑟夫·菲尔奇的一位后人——英格兰的弗朗西斯·格温-埃文斯爵士（歌唱家弗朗西斯·洛林）手中找到了这份卷宗，直接从卷宗上抄录了这些内容。由于卷宗已不属于公共领域，所以我们不知道赫德利是从手稿还是从打印稿上抄录的。虽然不排除文本有被菲尔奇家人“编辑”过的可能，但卷宗中的很多内容，以及其中体现出的肖邦和卡尔之间的特殊感情，基本上都可以被其他资料证实。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参考玛丽·克莱因（Marie Klein）为卡尔·菲尔奇写的传记《肖邦的匈牙利门徒卡罗伊·菲尔奇》（Chopin Magyar tanítványa Filtsch Károly）。

[71] LLB，vol. 1，p.28.

[72] LLB，vol. 1，p.28. 亨利·布朗夏尔（Henri Blanchard）在1843年4月30日的《音乐评论与公报》上对这场音乐会进行了评论。他写道：“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那些经验丰富、自诩为一流演奏者的钢琴家所不具备的品质。”

米柯瓦伊·肖邦之死，1844

品行不端的人获得再多奖章也无用。

——米柯瓦伊·肖邦[1]

I

1844年5月3日，久病不愈的米柯瓦伊·肖邦在女儿伊莎贝拉·巴钦斯卡家与世长辞，享年73岁。葬礼于5月6日举行，米柯瓦伊被埋葬在了波瓦茨基公墓，也就是肖邦的妹妹埃米莉亚长眠的地方。米柯瓦伊曾经的学生、肖邦家多年的老朋友扬·德凯尔特主教发表了墓边演讲。[2]次日，人们在米奥多瓦街（Miodowa Street）上的嘉布遣会教堂（Church of the Capuchins）里举行了安魂弥撒。不少华沙科学界和艺术界的精英都来到这里悼念米柯瓦伊。5月5日《华沙信使报》发表的讣告写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和丈夫，一位高尚的朋友。他身后留下了两个女儿和一个让全波兰引以为荣的儿子。”5月12日，《华沙信使报》发表了一篇颂文，以诗歌的形式歌颂了米柯瓦伊的美德，并说这份美德将由他著名的儿子传承下去。

高尚的肖邦与世长辞，但他为我们留下了

一位因才华而出名的儿子

他以伟大的品格

为我们的国家带来荣耀

在他的身上，一如在他的家庭里

父亲的美德将继续闪耀

三周后，弗里德里克才收到父亲离世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他深受打击。他把自己关在奥尔良广场的公寓里，拒绝见任何人。乔治·桑写道：“他一蹶不振，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安抚他日益严重的焦躁情绪。”她请求奥古斯特·弗朗肖姆过来陪陪肖邦。她说：“因为能帮到他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而您是其中之一。我自己也备受他的悲痛折磨，没有力气去安慰他。”[3]悲痛欲绝的肖邦没有力气振作起来给母亲写信，桑只好写一封委婉得甚至有些过于辞藻华丽的信给尤斯蒂娜，描述肖邦因父亲离世而承受着的悲痛。她向尤斯蒂娜保证肖邦没有生病，而且在这样悲痛的消息面前他展现出了勇气和顺从，她说他们很快就会回到乡下，“让他在这场可怕的危机过后得到休息”。接着她说：

［巴黎，1844年5月29日］

他只想您，想他的姐妹们和所有家人，他如此热烈地爱着你们，你们的悲痛让他感同身受、备受困扰。但至少对您来说，您不必担心他生活的外部环境。我无法寄希望于帮他摆脱这种深沉、长久、合情合理的悲伤，但至少我可以照顾他的身体，像您本人一样给予他尽可能多的爱护和悉心照料。我向来愿意承担起这个爱的责任，我保证一定不会食言，我也希望夫人您对我有这份信心。

我并不认识您正在哀悼的这位可敬的人，因此我不能说我对您的丧亲之痛感同身受。我的慰问，即便再真诚，也无法抚平您的伤痛；但我知道，如果告诉您我将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您的儿子，并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儿子，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能给您带来一些慰藉。正因如此我才冒昧给您写信，向我最亲爱的朋友所深爱的母亲表达我的忠心。

乔治·桑[4]

信中有几点让我们感到意外。五年来，桑和肖邦一直维持着人尽皆知的情人关系，但这一点在信中没有得到丝毫的体现。桑把肖邦称为“我最亲爱的朋友”，并说她把肖邦当作自己的儿子。尤斯蒂娜在回信中也用了类似的说法，婉转地使用了同样模糊的语言，将儿子托付给桑，让她给予他“母亲般的关怀”。她恳求桑担任肖邦的守护天使，“因为您就像我的安慰天使一样，请收下我们充满敬意的感激，请您相信它就像您宝贵的奉献和关怀一样多。”[5]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这封信是桑主动写的，而不是肖邦让她写的。众所周知，逆境中的肖邦经常十分无助，他会用沉默建起一堵墙把自己与外部残酷的世界隔离开，这一点在此时更是显露无遗。但在母亲最悲痛的时刻，他都没法给母亲写信，在第一时间去安慰她，这确实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II

肖邦联系了妹夫安东尼·巴钦斯基，请他详细讲述了父亲去世和葬礼之前几周的具体情况。从安东尼内容翔实的长信中我们了解到，巴钦斯基夫妇此前换了一套更为宽敞的房子，可以容下老两口同住，因此当时米柯瓦伊和尤斯蒂娜已从自己家搬到了巴钦斯基家。一家人住在新世界街（Nowy Świat）1255号，这里是华沙最高档的大街，街上都是新古典风格的建筑。房子有个花园，于是风烛残年的米柯瓦伊在这里种了些葡萄，自己酿酒，从事起了法国洛林祖先的老本行。困扰他多年的肺结核对他的消耗越来越大，米柯瓦伊的气力也越来越弱。在最后的几周里，伊莎贝拉帮忙护理着父亲，卢德维卡和丈夫卡拉桑提也每隔一天来看望一次。在最后这个煎熬的阶段，米柯瓦伊一直很平静，他说：“我感谢全能的上帝赐予我这样善良、仁爱、高尚的孩子们！”他不惧怕死亡，在疾病面前也展现出了坚韧的毅力。米柯瓦伊生前最后一晚，伊莎贝拉和安东尼都坐在他的床边。快到早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喊道：“安东尼，亲爱的安东尼，今天不要离开我。”于是安东尼一直守在床边。米柯瓦伊的目光经常扫过房间，落在肖邦的肖像和半身像上，以此寻求慰藉。之后，用安东尼的话说：“他睡去了，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如此，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过完一生，最后像他这样死去。”[6]

米柯瓦伊·肖邦的葬礼公告，华沙，1844年5月5日

迄今为止，这封信中最具启示性的一点是米柯瓦伊要求不要将他的遗体马上下葬，以免自己在坟墓里醒来。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深受波兰科学家约瑟夫·贝乌扎（Józef Bełza）教授的影响，后者是肖邦家的好朋友，曾在巴钦斯基家住过一段时间。安东尼对此事是这样描述的：

多年来，有一位十分博学、为人诚恳的人［贝乌扎］一直试图在华沙建立一个机构，以便让逝者在下葬之前被安放在这里停留几天。他十分了解这些事情，曾在父亲还很健康的时候给他讲述过一些毫无规律的假死案例。我们亲爱的父亲鼓励他去实施这个项目。也正因此——父亲的记性很好，在最后的日子里又想起这件事——他让我们在他死后把他的遗体开敞放置一段时间，避免他遭遇在坟墓中醒来这样可怕的事情，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曾经人们认为肖邦在临终之际写下了一张字条，要求自己的遗体放置一段时间再下葬，现在基本可以断定这张著名的字条实际出自米柯瓦伊之手。[7]多年来，人们就此事展开了激烈讨论，但安东尼·巴钦斯基的信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要求是米柯瓦伊在他去世不久前提出来的。这份书面的指示还能起到一个更实际的作用：如果宗教界、医学界、法律界人士因不支持贝乌扎为“未死之人”建立库房这样激进的想法并进行对他不利的审查，这张字条还可以保护贝乌扎。

米柯瓦伊·肖邦的遗言：“由于咳嗽会让我窒息，因此我恳请你［们］将我的遗体开敞放置，以免我被活埋。”

为了向肖邦保证父亲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此决定的，并且米柯瓦伊当时是头脑清醒的，巴钦斯基又补充了一些细节。

你知道父亲总是很有远见，思维极其活跃。当我向他指出他的病并不危险，而且——感谢上帝——我们还在像往常一样在花园里摆弄着葡萄架，他微笑着说道：“我亲爱的安东尼，我说的是最终的结局。如果我康复了，那么这次的谨慎就没有必要了。”我亲爱的弗里采克，请不要认为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身体上承受的痛苦（可能会让他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平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几年前他就跟我提到过这件事。不要想象是否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不要认为这样的要求来自他身体上的痛苦，或是认为他承受了比实际更严重的病痛，这样你就误会他了。一个公正的人，一个充满正义和正直、每天为他人的幸福而活着、为他人奉献了一生的人是不惧怕死亡的。我们的父亲没有感受到痛苦。他去世的时候很安详，他很安心，十分肯定自己的生命将在孩子们身上延续，因为他按照自己的心塑造了孩子们的心。他十分平静，内心充满了愉悦的自信，他知道家里人虽然不多，但是大家都非常坦诚，彼此之间的默契、亲情和相互的关爱让他确信大家一定都能获得幸福；这位可敬的父亲在日暮之年享受着我们的快乐和成功，因此他没有一点感到痛苦或忧伤的理由。每一天，他都会反复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比他更幸福的父亲了。他经常说，如果你们相亲相爱、尊重彼此，上帝会保佑你们的；注意身体，照顾好你们的母亲。因此，我亲爱的弗里采克，请相信我在信中所写的关于父亲的事情，他是一个如此值得尊敬的人。没有人比我更受他信任，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心中的秘密；正因如此，我可以确定地向你透露其中的真相，希望你可以从我肯定的话语中获得些许慰藉。

III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卢德维卡和丈夫卡拉桑提决定去法国看望肖邦。肖邦上次见到家人已是九年前的事了，他也有十四年没见到姐姐了，因此听说卢德维卡要来看他，肖邦欣喜若狂。他还从没见过卡拉桑提。桑也十分高兴，当时她和肖邦正在诺昂避暑，于是她邀请卢德维卡夫妇在她奥尔良广场的公寓里住几天，之后到诺昂做客。肖邦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姐姐，于是自己先回到巴黎，7月16日与卢德维卡团聚。

肖邦对德·罗齐埃小姐（她受托为卢德维卡和卡拉桑提准备公寓）说：“我要被快乐逼疯了，不知道你今天能不能看懂我写的法语。”[8]他喋喋不休地跟卢德维卡和卡拉桑提说着波兰语，急切地想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父亲临终和葬礼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十天里，肖邦为两位特别的客人当起了导游，带他们在城市里观光。肖邦把自己的波兰朋友介绍给他们，甚至在奥尔良广场的公寓里举办了一场欢迎派对。夫妇俩去了奥古斯特·莱奥、弗朗肖姆和马利亚尼家做客，还去歌剧院看了演出。卡拉桑提是个机械迷，他兴奋地奔走于各类展览之间，搜寻新奇的机械发明，而肖邦则带着姐姐坐马车兜风，让她舒舒服服地欣赏这座城市的著名建筑。在此期间，三人也没有忘记去蒙马特公墓，在扬·马图辛斯基的墓碑前放上鲜花。

十天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之后，肖邦已经精疲力竭。7月25日，他在姐姐和姐夫之前回到诺昂，以便为他们为期三周的到访做准备。他也想逃离巴黎，避开喧嚣的“光荣三日”纪念活动。1830年7月的这场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将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普推上了王位。卢德维卡和卡拉桑提不想错过这些激动人心的庆祝活动，于是留在了巴黎。为了特别款待两位客人，让姐姐和姐夫在最前排观看烟花表演，肖邦提前一两天请格日马瓦动用他宫廷里的人脉关系，买到了两张杜伊勒里宫窗边的票。格日马瓦未能同行，几天前他从公寓的楼梯上摔了下来，伤了尾椎骨，导致他行走不便。这时他正在昂吉安，每天把自己泡在矿物质温泉中缓解伤痛。

8月9日，卢德维卡和卡拉桑提到达诺昂，桑和肖邦以“主人”的身份热情欢迎并招待了夫妻俩。早上，卢德维卡经常和肖邦一起享用热巧克力早餐，坐在他卧室的沙发上闲谈，回忆他们在华沙度过的童年时光。桑把肖邦隔壁自己的房间空了出来，好让卢德维卡跟弟弟住得更近一些。卡拉桑提经常和莫里斯一起到周边的乡间探索，但他总是被恙螨（harvester bug）咬得很厉害。后来家里人常拿这件事开玩笑，第二年这些虫子的数量锐减，大家说都是卡拉桑提的缘故。肖邦冷淡地说：“他们喝了太多卡拉桑提的血，结果都死掉了。”以此调侃姐夫难以相处的性格。[9]一家人也欣赏了不少音乐。卢德维卡对贝里当地的民歌很感兴趣，于是肖邦草草写下了几段旋律，后来把手稿寄回了波兰（其中两首民歌被乔治·桑当作配乐用在了她的戏剧《弃儿弗朗索瓦》中，如今它们成了肖邦的G大调和A大调布列舞曲）。有一天晚上肖邦和16岁的索朗热为全家表演了四手联弹，之后在肖邦的劝说下，索朗热又演奏了一首肖邦教给她的贝多芬奏鸣曲。至于肖邦有没有给卢德维卡演奏过那年夏天他正在创作的杰作《b小调奏鸣曲》，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鉴于卢德维卡对弟弟的所有事都很关心，她可能也听过。不管怎么说，这部巅峰之作在肖邦指尖下逐渐成形时，卢德维卡应该隔着墙壁听到了其中的一些旋律。

IV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b小调奏鸣曲》的调性选择。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没有一部是b小调的，肖邦肯定知道这一点。但他可能不知道舒伯特也从来没写过b小调的钢琴奏鸣曲，更不用说杜塞克、胡梅尔和韦伯了，门德尔松和舒曼也都对这个调性避之不及——这一切使得肖邦的奏鸣曲格外引人注目。音乐学研究经常有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嫌，但在这里我们仍要问：为什么肖邦能够成为第一个用b小调写出多乐章大型钢琴作品的人？答案自然就在于他对键盘结构的不同理解。借用海因里希·涅高兹的话说，虽然b小调并不“适合人类的手型”，但它与那些适合人类手型的调性关系紧密——包括“贴键手型”的D大调、B大调、E大调和升F大调，这些都是奏鸣曲常用的调性。

第一乐章里包含了丰富的素材，足够再写两首奏鸣曲了。在六个相互对比的乐思中，我们列出了呈示部中的前两个。一个是英勇的、进行曲般的主部主题，以b小调为主调。

另一个是与前者构成了鲜明对比的副部主题，以关系大调D大调展开，堪称“没有歌词的咏叹调”。

副部主题虽然听起来很新鲜，但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发现连接段中的第23～24小节就出现了它的影子，肖邦引入了旋律的雏形，将它处理为高声部和中声部的八度卡农。这是个精妙的手法，为接下来的主题赋予了完整性。但奇怪的是，《b小调奏鸣曲》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主题间缺乏完整性。实际上，几乎从出版的那一刻起，它就受到了不少类似批评，尼克斯曾说《b小调奏鸣曲》的完整性“几乎和前几部作品一样难以辨认”[10]。这样的惋惜和莫里茨·卡拉索夫斯基（写了一本肖邦传的大提琴家）的苛刻评论不谋而合，卡拉索夫斯基写道：“作曲家似乎无法将他大量的想法协调地表达出来。”[11]汉斯立克（Hanslick）更是对肖邦驾驭奏鸣曲式的能力进行了全盘否定，用诗意的语言几乎给肖邦判了死刑，他说肖邦“把芬芳的花朵拆成一把一把的，但始终没能做成一个美丽的花环”[12]。对现代音乐学中所说的“接受史”感兴趣的人都不会忽略这样的评论，因为它让我们惊异于早期乐评家们对这部奏鸣曲发出的明枪暗箭，他们的观点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类似的说法。最后还是胡戈·莱希滕特里特向现代听众证明了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对织体稍微进行一点调整就可以把两者合在一起演奏。在分析中，他以下面这种形式呈现了两个主题[13]。

当我们把音乐的两个侧面——“分析”和“演奏”结合起来时，有时结果是很有启示性的。

在展开部的前半段，肖邦对主部主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开，用一连串高级的半音和声将其包裹了起来。尼克斯说这几页是“令人不适的浪费”，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乐段做出如此惊人的评价，显然他没有看出这个乐段的功能。如之前的《降b小调奏鸣曲》一样，主部主题已被展开到了极致，再出现在再现部中就会显得冗余，所以肖邦跳过了它。也就是说，奏鸣曲的前31小节被全部省略，直接从副部主题开始再现。这种天衣无缝的手法体现了肖邦在奏鸣曲式上继往开来的能力。简而言之，他为呈示部连接段的最后几小节（第31～41小节）赋予了新的功能，将它们放在了展开部的末尾（第142～151小节），把它们变成了一个再现前的过渡段。这样一来，乐曲不可避免地通过属持续音（升F）进入副部主题和主调B大调，完全绕开了主部主题。这样的结构压缩让德彪西惊叹道：“为什么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把同样的内容重复一次呢？‘让人牢牢记住它’有什么用呢？”德彪西的话是个反问句。但当我们听到肖邦是如何巧妙地压缩了主部主题，并通过引子进入副部主题时，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省去了31个小节后，再现部的长度只有呈示部的一半多；但与一些人给出的批评相反，这样大刀阔斧的删减并没有导致乐曲“缺乏对称性”。结构和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固然重要，但如果过分追求平衡，就会导致整体上的失衡。

人们经常用“门德尔松风格”来形容接下来这首速度飞快的谐谑曲，但实际上它与门德尔松的作品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相反，它更能让我们想到舒曼的那句话：“肖邦出版作品的时候不需要署名，反正人们一听就知道是他的作品。”[14]肖邦的个性就编织在这首谐谑曲中。正如此前《降b小调奏鸣曲》中的谐谑曲一样，这一乐章也采用了当时已有100年历史、从小步舞曲和三重奏发展而来的曲式。

同一曲式的乐曲形式相同，但结构各不相同。从谐谑曲与三声中部（虽然肖邦不这样叫）的衔接方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用八度重音的主音降E结束了谐谑曲之后，肖邦通过等音升D转入了B大调，使得三声中部的调性与谐谑曲的调性形成了对比。

“中介动机”（x）在三声中部的中段出现了两次，将它与谐谑曲紧紧联系了起来，提醒着听众两者是同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肖邦奏鸣曲中的乐章布局和贝多芬的布局十分不同，贝多芬一般会把慢乐章放在第二乐章，而肖邦的五部奏鸣曲（包括大提琴奏鸣曲和钢琴三重奏）中，慢乐章都被放在了第三乐章。在这部奏鸣曲里，标记为“广板”的慢乐章被赋予了夜曲的气质，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它就是一首夜曲，乐曲的首位评论者在《音乐广讯报》上就指出了这一点。[15]

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观点再进行一下延伸，这首广板实际上包含了两首“夜曲”，第二首（包含了一个以下属调E大调展开并形成了鲜明对比的中段）跟第一首比起来显得更加慵懒。我们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慵懒”这个词。演奏者的乐感越好，就会越害怕这段乐曲，库拉克说它是非常“自我”的，这话没错。它给人的印象是音乐悬浮在一个广袤、永恒的空间里。难点在于，演奏者不能沉浸于“自我”之中，而是要为永恒加上时间限制。这首广板的开头颇为庄严（gravitas），演奏者必须要小心，不能把奏鸣曲的重心从第一乐章改到第三乐章，因为整部作品的重心本应在第一乐章，而不是第三乐章。只要演奏者足够注意，就不会出现这一问题。在音乐诠释中，局部的问题大多会对整体产生影响。

关注乐谱细节的人都不会忽略肖邦在谱写这些音符时倾注的心血。正如威廉·布莱克所说，“细微之处方显伟大”。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肖邦要求演奏时右手每个音都要延长至下一个音出现之后，只有一两处例外。最终的效果就是一连串精致的重叠音，仅用手指，不用踏板就呈现出了最连音（legatissimo），如同晕染的色彩。钢琴演奏的世界里曾存在过很多这样的精妙技巧，但现在很多已经失传，没有人记得了。

标记为“激动的”（Agitato）的回旋曲终曲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乐章，演奏时要从头到尾保持充沛的活力，否则就失掉了乐曲的精髓。这一乐章对高超技巧的要求不言而喻。但有不少演奏者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肖邦的提醒：“Presto，non tanto”——“非常快，但不能过快”。开头熠熠生辉的经过段一定要清晰，不能被模糊不清的声音包裹住，否则就失去了意义。肖邦的作品要用头脑来演奏，在这里尤其如此。

相较于第一乐章中丰富的主题对比，终曲里的素材就简练了许多。如果说第一乐章的旋律多到一部奏鸣曲装不下，那么第四乐章里的旋律就少多了，但这些也足够。仅用了两个对比明显的乐思，肖邦就成功地写出了一篇精彩而丰满的奏鸣回旋曲。因此“少即是多”这句箴言经常被人们用来描述肖邦著名的精简能力。此外，终曲也是音乐史上为数不多的主旋律没有回到主调上的奏鸣回旋曲，再次体现了肖邦对古老曲式的创新能力。回旋曲开篇是一个八小节的引子，围绕属持续音展开，在一个戏剧性的停顿后，乐曲进入主旋律。

这个主题出现了三次，每一次肖邦都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可以说它是分阶段慢慢成形的。第一次出现时（第9小节），这个主题被包裹在右手的三连音中，很难辨认。我们第二次听到它时（在第100小节以出乎意料的e小调出现），这个主题置身于一个新的环境中，这次是以四连音为伴奏。

仿佛是想让旋律在乐谱上看起来更明显，第三次时这个主题直接单独出现，以六连音为伴奏。左手不断增加的音符——从三连音到四连音，再到六连音——展现出了一种越来越强的紧迫感，不断地提醒着演奏者肖邦在这一乐章开头标记的Agitato（“激动的”）。

在回旋曲主题出现的间隙，肖邦加入了一个对比鲜明的插部，最开始的几小节（52～54）为后边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肖邦在诺昂使用普莱耶尔钢琴创作的作品中，可能很少见到如尾声这样钻石般璀璨的乐段。据说维也纳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汉斯·施米特（Hans Schmidt）教授第一次听到这一乐章时，就把它列为肖邦所有作品中最难的一首。

《b小调奏鸣曲》一直未能像《降b小调奏鸣曲》那样受到人们的追捧，但如今有很多音乐家认为它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人们的态度正在慢慢发生转变。那个年代的批评者们听惯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海妖之歌，认为这部作品有许多不足之处。此外，演奏者演奏它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策略，再加上要表现出深厚的情感，因此这部作品几乎只有殿堂级的钢琴家才能驾驭。可惜的是，大多数肖邦诠释者们最关注的仍是技巧——这里一个美妙的自由节奏，那里一个不同寻常的踏板效果，或是另一处暴风骤雨般的高潮。但要把这部奏鸣曲弹好，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在肖邦的所有作品中，最可能因演奏者的局限而顿失光彩的就是这部奏鸣曲。

《b小调奏鸣曲》出版于1845年夏天，题献给了埃米莉·德·佩尔蒂伯爵夫人，在献词中肖邦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一个双关语，将伯爵夫人称为路易-菲利普国王近侍官莱昂-阿马布勒·德·佩尔蒂（Léon-Amable de Perthuis）伯爵“温柔的妻子”（amiable wife）。肖邦在世的时候，这部作品从来没有被公开演奏过。直到1866年1月，波兰钢琴家、作曲家亚历山大·扎日茨基（Aleksander Zarzycki）在华沙进行了乐曲的全球首演，才让世人重新了解到了这部奏鸣曲。[16]

V

肖邦为《b小调奏鸣曲》润色收尾时，桑正在每晚辛勤地耕耘着她的新小说《安吉堡的磨工》（Le Meunier d’Angibault）。她发现卢德维卡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因此第二天她总是乐于把新写完的段落读给她听。桑十分欣赏卢德维卡丰富的学识、周全得体的想法、优雅的法语，渐渐对她钦佩起来。桑后来承认这是她在诺昂度过的最快乐的一个夏天。她发现卢德维卡能对她弟弟的情绪起到稳定作用，在卢德维卡返回华沙之后，桑写信给她说：“可以说你是他最好的医生，只要一提到你，他就能重获生活的希望。”[17]

8月28日，肖邦陪卢德维卡和卡拉桑提返回了巴黎。桑坚持让他们乘坐家里舒适的马车到奥尔良，再从那里坐火车去巴黎。新开通的铁路将诺昂到巴黎的路程缩短了几个小时。再次在奥尔良广场安顿下来后，用肖邦自己的话说，他每天“一直陪姐姐四处奔走”。晚上他们去歌剧院听了梅耶贝尔的《新教徒》（Les Huguenots）和巴尔夫（Balfe）这一季早些时候推出的剧目《艾蒙的四个儿子》（Les Quatre Fils Aymon）。临别前不久，他们又挤出了点时间最后去了一次法兰西喜剧院，在那里看了肖邦一直很欣赏的著名女演员拉谢尔（Rachel）小姐扮演的经典角色。9月2日，夫妇俩在巴黎的最后一晚是在肖邦的公寓里听着他弹琴度过的。临别之际，肖邦和弗朗肖姆一起为好友们演奏了各式各样的室内音乐。这一夜大家都很晚才睡。肖邦在卢德维卡的纪念册里写下《春天》（Wiosna）这首歌曲时已是凌晨2：30。几小时后，在9月3日的清晨，卢德维卡和卡拉桑提踏上了返回华沙的漫漫长路。

VI

六周的忙碌过后，肖邦已精疲力竭，需要休息。再次回到诺昂后，他写信给卢德维卡说自己打算在这里待几周。这一年贝里地区出现了秋老虎天气，在落日悠长的傍晚，桑得以对老宅进行一些修缮，或是打理一下花园。她在这里自得其乐，并不着急回巴黎去。而肖邦看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在诺昂经常如此。他的学生还等着他回去上课，跟出版商也有几笔交易尚未完成。此前施莱辛格承诺以600法郎的价格购买《两首夜曲》（op.55）和《三首玛祖卡》（op.56），但他迟迟没有付款。肖邦让弗朗肖姆亲自去收取这笔钱，并从中拿走500法郎（肖邦为接待姐姐向这位大提琴家借了些钱，这笔钱显然是还给他的），把剩下100法郎留给自己。由于经常与出版商打交道，肖邦提醒弗朗肖姆说：“要跟他客气一点！”[18]11月13日，他写信给玛丽·德·罗齐埃说自己几天后就会回去，并告诉她：“请帮忙找人把我房间里的火生起来。”他总是很怕冷。

肖邦大约在11月29日回到了巴黎，赶上了那年冬天第一场暴风雪。他透过窗户看着奥尔良广场的庭院，写信告诉桑一切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他劝桑尽可能晚点回巴黎，“等到天气没有这么冷……大家都说这个冬天来得太突然了”。为了保暖，他甚至在裤子里边穿了三层法兰绒裤。由于公寓空了六个月，名叫扬的男仆花了几天才把屋子打扫干净，所以刚开始的一个多星期里肖邦一直到弗朗肖姆和德·罗齐埃小姐家吃饭。与此同时，桑从诺昂写信给肖邦让他帮忙处理各种各样的杂事，包括为她置办冬装。肖邦告诉桑：“你订的连衣裙是上等的黑色利凡廷里子绸（levantine）的，是我从十种面料里选出来的……裁缝考虑得很周到，她决心一定要让你满意。”这些琐碎的要求可能让肖邦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他还没有购置钢琴，很多学生也不知道他已经回到了巴黎，导致他的收入受到了损失。肖邦对桑说：“直到今天才有第一个可能上课的学生来找我。他们都会慢慢回来的，所以我并不着急。”[19]更让他担心的是他需要在桑回来之前找人清理她公寓里的烟囱，“他们来之前我不敢生很大的火”[20]。最后，这场早被预料到的寒冬还是击垮了肖邦，他患上了重感冒，止不住地咳嗽。12月中旬桑回到巴黎时，她发现自己又成了肖邦的照料者。

恶劣的天气迟迟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让肖邦感觉自己“老得像个木乃伊”[21]。他抱怨说巴黎人不知道如何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还将巴黎人随意的庆祝方式与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热烈的庆祝方式进行了对比。由于身体十分虚弱，他需要男仆扬把他抱到桑的公寓里去；出远门时，他需要别人的搀扶才能上下马车。但当弗朗肖姆、德拉克鲁瓦，尤其是格日马瓦等朋友来看望他时，他的精神就会振奋很多。格日马瓦的伤恢复得很好，现在“像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手舞足蹈的”[22]。学生的归来给肖邦的生活带来一些使命感，让他安排起了自己的日程。学生们从1845年1月5日《音乐公报》上的一则短讯了解到了肖邦的回归：“肖邦回到了巴黎，带来了一部宏大的新奏鸣曲和一些变体［误］。这些重要的新作品很快就会出版。”

VII

毫无疑问，“宏大的奏鸣曲”指的是肖邦刚刚完成的《b小调奏鸣曲》，但“变体”（variantes）是什么呢？这是肖邦对《摇篮曲》（op.57）的非正式叫法，从他的草稿中可以看出这个叫法是很合适的，因为全篇都是对同一个乐思的多种不同表达。肖邦勾勒出这些“变体”的雏形后，为它们编上号，按照1到14的顺序排列，整首乐曲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发展的，但是“变体”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出这首无与伦比的摇篮曲中装饰华丽的旋律。肖邦创作的这首摇篮曲让世上所有摇篮曲黯然失色。

肖邦并没有在书信中提到过这首摇篮曲是为哪个小婴儿而写的，但我们猜测他创作时脑中可能确实有一个具体的对象。1843年夏天，波利娜·维亚尔多因前往维也纳出演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罗西娜一角，把年幼的女儿路易丝交给乔治·桑，让她在巴黎和诺昂照看孩子。在此期间，桑给波利娜写过几封信，但1843年6月8日的一封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管你喜不喜欢，路易丝叫我‘妈妈’，她说‘小肖邦’的样子能让世上所有姓肖邦的人都缴械投降。”之后她补充道：“肖邦很喜欢她，总是亲吻她的手。”[23]1845年6月，也就是这首摇篮曲出版前的一个月，波利娜把路易丝带到了诺昂。需补充的一点是，波利娜后来获得了这首摇篮曲的一份草稿，一般认为是肖邦送给她的。遗憾的是肖邦将这首摇篮曲题献给了他的学生埃莉斯·加瓦尔小姐，终结了我们所有的猜想。但众所周知，肖邦的题词经常具有误导性。这首乐曲的题词只写着：“致埃莉斯·加瓦尔小姐——曾经的老师和朋友，F. F.肖邦。”

这首总长为70小节的乐曲由降D持续音贯穿始终，左手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主和弦和属和弦之间轻柔地来回摇摆，一直持续到乐曲的最后两小节。

有人说这是在模仿摇篮前后摇摆的动作。睡眠之神修普诺斯被召唤而来。左手“摇晃摇篮”的同时，右手引入了一个四小节的简单旋律，接着由它承担了一次又一次的“变体”——颤音、阿拉伯风格（arabesques）、装饰音、加花乐句（fioriture）层出不穷。肖邦没有使用草稿中的全部“变体”——可见在早期创作素材时，肖邦原本构想的摇篮曲比实际出版的版本要长一些。在所有倾泻而出的装饰乐句中，下面（a）和（b）两个“变体”最具代表性。

（a）

（b）

托维曾提到，变奏曲式有一个特殊的美学问题：变奏像轨道上的行星一样不断反复出现，这样的运动应该如何停止呢？每转一圈，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期待着它再次出现。简而言之，这个过程开始之后，要如何停下来才能让乐曲有个圆满的结尾呢？传统上有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贝多芬都使用过，而且肖邦也都知道。一是写个长一点的尾声，二是在最后一个变奏里加入赋格。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生硬而突兀的结尾，不会让人感到意犹未尽。但肖邦再次给出了教科书式的处理方法，堪称变奏曲中的典范。他在第55小节出人意料地插入了一个预示着转调的降C，可谓神来之笔。这个突如其来的音符持续了四个小节，似乎迟迟不愿结束。但最后它还是沉入了柔和的降G大调，营造出了一种慢慢“沉寂”的感觉。

不论此处是否暗示着孩子渐渐睡着，但乐曲最终以主调上不加修饰的开篇主题结束，让音乐落在了梦境之中，它传达出的就是孩子入睡的画面。

1844年2月2日，肖邦在奥尔良广场的公寓里亲自为一些波兰朋友首次演奏了这首乐曲，在场的有斯特凡·维特维茨基、约瑟夫·扎莱斯基（Józef Zaleski）和克莱门蒂娜·霍夫曼-坦斯卡等。当时这部作品还未完成，同年晚些时候肖邦将它和其他作品一起带到了诺昂进行了润色收尾。这首摇篮曲堪称钢琴艺术中的瑰宝，其魅力是任何分析都无法阐释的。也许就像那个寓言所说：一位中国皇帝想知道夜莺为何能唱出美妙的歌声，但他叫人打开夜莺的喉咙后，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肖邦也是如此，在这架音乐机器中，存在着一个连机器自己都不了解的幽灵。

VIII

肖邦仍旧每天上四到五节课，但到了1845年2月底，由于“哮喘”发作，他只得停课，请让·莫兰医生来为他治疗。随着复活节的到来，他的病情有所缓解，在巴黎参加了几场特殊的活动。在耶稣受难日（3月21日）这天，肖邦和桑去音乐学院听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在两天之后的复活节，他们和德拉克鲁瓦在同一地点听了海顿的《创世纪》。这两部著名的合唱曲被安排在这个基督教节日有着特殊的意义，两者一前一后的演出象征着死亡之后的重生，反映了基督教的教义。即便肖邦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应该也不会对此有过多的关注。多年来，他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彻底的不可知论主义者。

在1844～1845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桑也一直身体欠佳，睡眠很差。她抱怨道：“公寓里太暗，看不见天空，也没有光。”她很不喜欢“穿着精美的及踝靴子在街上的黑泥里跋涉”，尤其是她还患上了风湿病，在沙龙里染上了嗓子疼的毛病。在诺昂该有多好啊，可以穿着木鞋在乡下真正的泥巴里蹚水！[24]直到3月底，她还在抱怨巴黎的严寒还未退去，致使她无法出门。但在诺昂时她的身体状况也不比现在好，她在咖啡和香烟的支撑下用十天时间写了十一章的《孔苏埃洛》之后，就出现了偏头痛和视力下降的症状。点着蜡烛工作一整夜之后，当她从昏暗的书房里走出来时，就会发现自己难以忍受清晨明媚的阳光，必须戴上厚厚的蓝色眼镜挡住光线。眼镜让她的脸变了形，当地人看到后觉得很好笑，但桑不觉得好笑，她十分担心自己的视力。她的新作《安吉堡的磨工》也无法以精装本的形式出版，最后她不得不妥协，在自由主义党派的《改革报》（Réform）上以连载的方式刊登，这样不完美的解决方案让她在经济和精力上的投入都无法得到满意的回报。此外，肖邦年少的学生卡尔·菲尔奇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奥尔良广场再次被阴霾所笼罩，肖邦的悲伤也让桑受到了影响。

这段时间的生活中自然也有一些亮点，包括与莎翁戏剧演员威廉·麦克雷迪（William Macready）一次难忘的会面。麦克雷迪跨越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在意大利剧院经营的旺塔杜尔大厅为1200名观众演出了英语版的《麦克白》和《哈姆雷特》。桑写了一封辞藻华丽的信邀请麦克雷迪到奥尔良广场做客，麦克雷迪给她回了信并和著名的美国旅行家乔治·萨姆纳（George Sumner）一起赴约，这让桑十分开心，几个人兴致勃勃地讨论了戏剧、莎士比亚和英格兰等话题，就连平时沉默寡言的肖邦也不时加入这场热烈的交流。桑和肖邦还在兰伯特府邸参加了一两场恰尔托雷斯基家族举办的波兰舞会，其中一场在1845年3月24日举行，肖邦称之为“盛大的复活节宴会”。5月26日，他出席了一场同样盛大的活动并演奏了乐曲。5月29日，桑带着肖邦和孩子到剧院观看了从美国中西部来的一群印第安土著人出演的《艾奥瓦州的印第安人》（Les Indiens Ioways），为这一年的巴黎社交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是桑第一次接触北美“野蛮人”题材的故事，她把感受写进了《巴黎野蛮人之旅的故事》一文中。这篇文章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于1826年出版的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讨论的都是古老的、曾经骄傲地生活着的美洲土著人被所谓的“文明人”赶尽杀绝的故事。然而这些短暂的消遣并没有打消桑对巴黎的厌倦情绪，到了5月底，她终于受够了。“我在这里没有任何事可做，我很无聊。”[25]如果不是因为贝里地区爆发了斑疹伤寒，桑很想回到诺昂去。此外她也很缺钱，像往常一样，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困境，她加倍努力地挑灯夜战，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一部名为《泰韦里诺》（Teverino）的短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位驯马的吟游诗人与一对无趣的意大利情侣同行，一路上给他们带来欢声笑语的故事。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故事让桑赚到了一些钱来支付紧迫的账单。6月中旬，桑和肖邦终于可以离开奥尔良广场的公寓，出发前往诺昂了。在这个记忆中最阴暗漫长的冬天过去之后，两人都很高兴能够离开巴黎。

此前一两周，肖邦买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东西。“这位大师买了一辆车！”桑难以置信地惊呼道。6月12日，他们返回贝里时乘坐的正是肖邦的新马车。马车有四个座位，但这次车上坐了五个人：桑、莫里斯、索朗热、肖邦和波利娜·维亚尔多。波利娜再次受邀到诺昂做几天客，结果在那里住了三周。

[1] SRCY，no. 32，p. 249.

[2] 这篇墓边演讲提到了一些关于米柯瓦伊早年刚到波兰时的宝贵信息，手稿藏于华沙肖邦国家研究院，索引号F. 4528。

[3] CFC，vol. 3，p. 150. 桑的这封信写于1844年5月26日。从信中我们了解到肖邦直到5月25日才听到父亲的死讯，他们从剧院看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之后，桑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就在第二天，5月26日，桑告诉弗朗肖姆：“我们可怜的肖邦刚收到他父亲离世的消息。”5月29日，她给皮埃尔·博卡奇写信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告诉他肖邦正处于深深的悲伤中，然后她给尤斯蒂娜·肖邦写了一封慰问信。关于这个令人费解的信息延误，乔治·吕班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评论，详见CGS，vol. Ⅵ，p. 556。除了这位乔治·桑书信集的著名编辑者，也有不少人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4] CFC，vol. 3，pp. 150-51.

[5] CFC，vol. 3，p. 152。

[6] 巴钦斯基的信标注的日期和地点为“1844年6月于华沙”。CFC，vol. 3，pp. 152-58；KFC，vol. 2，pp. 93-98.

[7] 见下方图片。“Comme cette toux m’étouffera，je vous conjure de faire ouvrir mon corps pour［que］ je［ne］ sois pas enterré vif”（由于咳嗽会让我窒息，因此我恳请你［们］将我的遗体开敞放置，以免我被活埋）。米柯瓦伊支持约瑟夫·贝乌扎在华沙建立一个短期安放逝者遗体以避免假死情况发生的机构（CFC，vol. 3，p. 156；KFC，vol. 2，pp. 96-97）。这份文件和其他归卢德维卡所有的家族遗物一样，由她保管，最终由她的女儿卢德维卡·切霍姆斯卡（Ludwika Ciechomska）女士继承。并无证据显示这张字条来自法国。肖邦临终之际所有在他身边的人都没有提到过这张字条。如果不是因为1904年米奇斯瓦夫·卡尔沃维奇在华沙和巴黎出版的著作《弗里德里克·肖邦未公开的纪念物》（Souvenirs inédits de Frédéric Chopin）中附上了字条的复印版，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这张字条在二战中被损毁。

[8] CFC，vol. 3，p. 166.

[9] CFC，vol. 3，p. 210；KFC，vol. 2，p. 144.

[10] NFC，vol. 2，p. 228.

[11] KCLB，p. 362.

[12] HAC，p. 167.

[13] LACK，vol. 2，p. 249.

[14] NZfM，1841年11月2日。

[15] AmZ，1846年2月4日。评论者还指出这部奏鸣曲更适合小型沙龙，不适合在大型音乐会上演奏。这个观点被后来的事实推翻。

[16] 华沙的《音乐与戏剧公报》（1866年1月，no.17）对扎日茨基的演奏会进行了报道，当天扎日茨基还演奏了李斯特的一首狂想曲、舒曼的一首新事曲（novelette），还有亨泽尔特的一首练习曲。《音乐与戏剧公报》将奏鸣曲称为“这场音乐会上最伟大的作品”。

[17] CFC，vol. 3，p. 171.

[18] CFC，vol. 3，p. 172.

[19] CFC，vol. 3，p. 183.

[20] CFC，vol. 3，p. 181.

[21] CFC，vol. 3，p. 183.

[22] CFC，vol. 3，p. 192；KFC，vol. 2，p. 131.

[23] CGS，vol. Ⅵ，p. 163.

[24] DCSN，p. 140.

[25] CGS，vol. Ⅵ，p. 881.

悲伤的结局，1845～1847

肖邦让她［桑］中了邪，是她良知上的吸血鬼。

——亚当·密茨凯维奇[1]

要是他运气好一点，没有遇到乔治·桑这个荼毒了他一生的人，也许他能和凯鲁比尼一样长寿。

——沃伊切赫·格日马瓦[2]

I

1845年的夏天和秋天，肖邦和桑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裂痕，而且他也对诺昂的生活越来越不耐烦。这时困扰肖邦的有几件事。首先他不得不辞掉那位名叫扬的波兰男仆，因为桑的女仆苏珊与他不和。苏珊经常嘲笑扬浓重的波兰口音，而扬则用难听的法语回敬她。肖邦写道：“他会用很有趣的话骂人，比如‘丑得像头猪’‘脸长得像屁股’，甚至还有更精彩的话。”[3]而桑则说这个人“愚蠢又缺乏幽默感”。她不满意的一点是扬摇的开饭铃总是很吵，有时候能足足摇上一刻钟，最后她威胁这个可怜人说如果再不停下就要往他的头上泼水了。甚至连孩子们都不喜欢扬。在这样的一致反对下，肖邦只能解雇他。但肖邦并不想赶他走，因为扬是家里唯一一个能用波兰语跟他说话的人。另外让肖邦烦心的还有钢琴的事，在巴黎的六个月里这台钢琴被闲置，现在急需维护，却迟迟找不到修琴的人。钢琴调不好，肖邦就没法弹琴，也没法创作。除此之外，恶劣的天气也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肖邦和桑从巴黎出发时，原本以为诺昂的夏天会同往年一样温暖和煦。但迎接他们的却是瑟瑟的冷风和乌云低沉的天空，最终降下了如同《圣经》里描写的那般暴雨，将整个贝里地区淹没。安德尔河决堤后，田野、马路和农庄被洪水淹没，许多人无家可归。虽然诺昂得以幸免，但伊波利特·沙蒂龙的房子和附近的花园也都受灾了。看着附近的草地都变成了湖泊，桑写道：“在我们平静的乡下，没人见过这样的景象。”[4]对此，肖邦用他典型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补充道：“我不适合乡下的生活。”[5]波利娜·维亚尔多的丈夫路易试图把她从诺昂接回巴黎，但由于主干道桥梁被冲垮，湍急的河水难以逾越，他不得不半路折返。7月，夏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大自然似乎要把之前的阳光都补回来，天气变得酷热难耐，十分潮湿。洪水退去之后，被淹的庄稼开始在田里腐烂，到处弥漫着植物腐坏的味道。

由于道路被冲垮，波利娜·维亚尔多无法返回巴黎，在诺昂住了三周。肖邦很高兴能和这位让维也纳、柏林以及圣彼得堡的观众折服的著名女歌唱家一起演奏音乐。7月8日，肖邦写信给奥古斯特·莱奥说他的脑中一直回响着美妙的音乐，“因为维亚尔多夫人和我们在一起”[6]。波利娜早年曾师从李斯特，有着很高的钢琴造诣，这时她偶尔会接受肖邦的指导，肖邦也很好奇李斯特都教了她些什么。莫里斯一定在诺昂听到过两人的对话，他曾用一幅有趣的漫画描绘了“肖邦训斥波利娜·维亚尔多”的场景。

“这是李斯特兹［误］的弹法。伴奏不能这么弹。”莫里斯·桑绘制的墨水画（1844年6月）

很可能就是在诺昂，波利娜把几首肖邦的玛祖卡改编成了钢琴伴奏的声乐曲，以同时展示她作为歌唱家和钢琴演奏家的才华。肖邦鼓励她对乐曲进行改编，也没有反对她在巡演节目单中加入这些乐曲。1848年，肖邦邀请她一同参加伦敦法尔茅斯（Falmouth）勋爵家的演出时，她也当着肖邦的面演奏了一组玛祖卡改编的声乐曲。[7]

桑依然关心着肖邦的身体状况，她请来自己的内科医生帕佩给肖邦进行了全面检查。帕佩称肖邦“从各方面来看都十分健康，只是有一些疑病症的倾向”[8]。在肖邦确实患病的情况下却说他的病都是想象出来的，这让我们怀疑帕佩是否真的会看病；但桑对这个诊断很满意。至于肖邦，他陷入了倦怠的状态无法自拔。他的书桌上摆着未完成的手稿［包括《三首玛祖卡》（op.59）、《船歌》（op.60），还有《幻想波兰舞曲》（op.61）］，他知道回到巴黎就会开始不停地上课，没有时间创作，因此陷入焦虑之中。他每天躲在房间里，挣扎着想要把所有东西写下来，又不停地划掉写下的内容从头开始。写不出来时，他会丢掉手中的笔，在琐碎的小事上磨洋工，或是在房子里四处闲逛找事情做。有时他会走进去年8月卢德维卡和卡拉桑提住过的房间，试图重温昔日回忆。刚从寄宿学校回来的索朗热也会时不时地打扰他——给他端来一杯热巧克力，和他一起弹二重奏，或是邀请他到花园里散步，看园子里的人砍树。肖邦一般都会答应，虽然上午他总是会剧烈地咳嗽，不停地喝掺了鸦片的糖浆止咳。

II

索朗热马上就要17岁了，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漂亮的金发少女，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走在路上也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了。她很擅长卖弄风情，喜欢跟肖邦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肖邦也知道在她散发女性魅力时如何恰当地回应她，毕竟他在一个女性众多的家里长大。但桑不这么认为，当她看到索朗热当着客人的面和肖邦调情并以此为乐时，她就知道女儿踏在了一条微妙的界线上。有人说肖邦甚至可能对索朗热怀有些许的爱意，过去五年里桑强加于他的禁欲生活让他很容易受到这个姑娘的吸引。任性的索朗热铁了心要和母亲在各种事上作对，桑发现自己开始管不住她了。曾经温柔的小猫咪变成了攻击性极强的小野猫，一旦家人或仆人碍了她的事，她就会亮出锋利的爪子。索朗热叛逆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简单来说，索朗热的经历十分坎坷。三年前，她被送进巴黎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校长是费迪南德·巴斯坎（Ferdinand Bascans）。此前她被米歇尔·埃罗（Michelle Héreau）夫人的学校退学，因为这位夫人显然拿她没有办法。之前还有过一位瑞典家教卡罗琳·苏伊士（Caroline Suez）小姐，但这位小姐也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为了驯服叛逆的女儿，桑把她送到了巴斯坎的学校。索朗热在这里度过了愤恨的三年，她很少见到母亲，感觉被家人拒之门外。[9]这所学校的纪律尤为严格，巴斯坎尽心竭力地培养学生的心智和思想，但在索朗热身上却收效甚微。此外，在索朗热的课程安排方面，桑也常常有自己的想法，让他十分为难。在一封直言不讳的信中，桑对巴斯坎说：“索朗热远不像我希望的那样信奉上帝。”她让巴斯坎从女儿的日程中取消弥撒，“因为这是浪费时间，她只会借着这个机会嘲笑他人的虔诚”[10]。以前，桑会亲昵地把索朗热称为“小可爱”（Mignonne）。小姑娘亮出了利爪之后，桑将她称为“悍妇”，甚至“树懒女王”[11]，可见母女俩的关系直转急下。索朗热多半也从当地的流言蜚语中得知自己是母亲和情人的女儿。在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母亲的缺席让她心中的愤懑日益发酵（而莫里斯则一直在桑的身边），她感觉自己像个外人。1845年夏天，母女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莫里斯也因为向着母亲说话被卷了进来。肖邦很明智地避开了这场争吵。多数时候他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在安静的环境下工作。但毫无疑问索朗热会去找肖邦倾诉，向他寻求慰藉；这让桑十分恼火。

索朗热·桑；奥古斯特·克莱桑热绘（1847年春）

很难想象索朗热居然和她哥哥莫里斯的性格有着如此的天差地别。莫里斯天生内向，他和肖邦的关系从来没有索朗热和肖邦那样亲密。此时他已22岁，桑打算把他培养成“诺昂的主人”。已经展现出艺术天分的莫里斯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穿着比安德裤（biande，一种贝里地区常见的宽松裤）在画板上作画，天气好时也会背着画板去室外创作。他热爱诺昂，总是不愿离开。巴黎灯红酒绿的生活对他来说没什么吸引力，而索朗热却飞蛾扑火般地热爱巴黎。一到社交季，索朗热几乎每周都会参加晚宴派对，或者去听音乐会、看芭蕾舞、参观艺术展。身为知名作家，桑经常收到希望得到她提携的同行给的赠票，她会把这些票送给爱社交的女儿，因为她知道莫里斯一心想回诺昂，对这些活动没有兴趣。索朗热和莫里斯在一起时可以说应了那句老话：水火不相容。如果要强行把他们放在一起，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两人会突然争吵起来，搅得全家接连几天鸡犬不宁，把桑逼到崩溃的边缘。

1845年夏天，桑把19岁的奥古斯蒂娜·布罗（Augustine Brault）带到诺昂，让家里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也为之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奥古斯蒂娜出身于巴黎的一个贫困家庭，这家人和桑的母亲是远亲。她的父亲约瑟夫·布罗是一位贫穷的裁缝。在专横的母亲阿代勒的管教下，她度过了艰辛的童年。桑对奥古斯蒂娜这个年轻漂亮的棕发少女格外关照，多年来一直定期资助这家人。她甚至还在巴黎音乐学院为奥古斯蒂娜弄到了一个名额，送她去学习钢琴和声乐，她的声乐导师就是波利娜·维亚尔多的弟弟曼努埃尔·加西亚。但很显然奥古斯蒂娜缺乏足够的天赋让她走上音乐道路，于是阿代勒考虑让女儿去做演员。而在这方面，她天赋更欠佳。这时桑介入了进来，她知道如果连小角色都拿不到的话，这一行的年轻姑娘很容易走上风尘女子的道路。她提出收养奥古斯蒂娜，并给布罗家一些适当的补偿。阿代勒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答应了。于是桑让莫里斯去巴黎把奥古斯蒂娜接到了诺昂，从此“奥古斯蒂娜表亲”便成了家中的一员。桑对她的新女儿赞不绝口，“她具备一切优点，美貌、善良、年轻、诚实、温文尔雅、内心单纯”[12]。桑甚至考虑让奥古斯蒂娜成为莫里斯的妻子。她无疑是出于好心，但结果却是好心办了坏事。桑没有考虑到索朗热的感受。从奥古斯蒂娜踏进家门的那一刻起，索朗热就把她看作自己的竞争对手，下定决心要和她作对，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件事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如今家里又多了一口人。除了给奥古斯蒂娜提供食宿，桑还要每月付给她的父母50法郎。1845年夏天，为了养家糊口，桑埋头苦干，自称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写出了中篇小说《魔沼》（La Mare au diable）。这是她所有作品中最优美的一个故事，一个以贝里地区的乡间生活为背景的田园童话。从桑给德拉克鲁瓦的一封信中我们得知，她原本打算将这本书献给肖邦，但不知为何又改变了主意。[13]肖邦和桑没有一部作品是献给对方的，这是一件很有意思但很少受到人们关注的事。

那年夏天，有一件事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让诺昂又多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莫里斯疯狂地爱上了波利娜·维亚尔多。这是一件无论如何都要保密的敏感事件，尤其不能让波利娜的经理人丈夫知道。当时波利娜24岁，有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女儿。比他小两岁的莫里斯一年前就被她的魅力吸引，此时对她非常痴迷。原本这种情况本不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波利娜居然对他也有着同样的感情。多亏了乔治·吕班的细致调查，现在我们知道波利娜与这位苦恋情郎在她的乡间别墅私会之后，曾在1844年9月20日给乔治·桑写了一封几乎坦白了真相的信：“短途旅行归来的莫里斯怎么样？我们向彼此保证要勇敢……暂时我不能说太多……我对他的爱是认真的……期盼你的早日回信——如果可能的话请用双关语（double-entente）。”[14]这里“双关语”的意思是让桑用密语回信，避免引起路易·维亚尔多的怀疑。柯蒂斯·凯特（Curtis Cate）说这件事“比小说还令人震惊”[15]。现在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桑想让莫里斯跟奥古斯蒂娜·布罗结婚，以及为什么她几乎没有阻拦这位姑娘失身于莫里斯。（后来索朗热说是莫里斯让奥古斯蒂娜怀了孕。[16]）如果这段婚姻能成的话，她儿子和她最好的朋友的妻子之间的私通关系也会随之结束，因为奥古斯蒂娜肯定不会容忍这种事。这无疑让莫里斯十分为难，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波利娜。在无可奈何的选择面前，莫里斯将自己的情感以一种隽永的方式升华：他为这位著名的女歌唱家画了一幅油画，如今展示于巴黎的勒南-谢弗博物馆（Musée Renan-Scheffer）。这幅画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展示了他作为德拉克鲁瓦学生的出色才华。

肖邦也对这些事情有所察觉。1844年夏天，肖邦陪家人返回巴黎时，莫里斯坚持要和他们一起走，美其名曰在肖邦返回诺昂时与他做伴。但实际上，这个为爱痴狂的年轻人去了波利娜在布里附近的库恩塔韦内尔（Courtavenel）别墅，跟这位歌唱家厮混了一周多，与此同时肖邦自己返回了诺昂。肖邦告诉卢德维卡：“你记得我们离开这里时，我曾预测说我会自己坐马车回来，我们的整个旅程实际上是为了走个形式。”[17]

III

整体而言，1845年的夏天对肖邦来说收成惨淡。在诺昂的五个月里，他只完成了《三首玛祖卡》（op.59）。

No.1 a小调

No.2 降A大调

No.3 升f小调

这三首乐曲十分具有独创性，它们采用的都是简单的回旋曲式。肖邦很清楚回旋曲式需遵循严格的固定模式，但他以大胆而巧妙的方式对这一曲式进行了创新——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了他的巧妙，而忽略了他的大胆。他时而把乐曲的主题带回到“错误”的调上（no.1），时而让主题在键盘不同的音域再现（no.1和no.2），甚至时而将主题全部改写，以卡农的形式回归（no.3）。祖国的记忆从来没有走远。虽然这些乐曲是在诺昂写下的，但肖邦仿佛一直置身于马佐夫舍。曲中充满思乡之情，但背景中也闪烁着波兰人的诙谐幽默，一旦注意到这一点，你就会感觉到乐曲的层次更加丰富了。在第一首《a小调玛祖卡》中，虽然从开篇的主题中很难预料到后边的乐曲风格，但我们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严肃的外表下隐藏的幽默感。

人们常说肖邦在这段旋律结尾引入的转调是“任性的”，但通过这样的转调，肖邦巧妙地从一个调切换到另一个调，再从这里过渡回到主题。亨内克对这首玛祖卡的评价颇高，他用浮夸的语言将这段形容为“一个巧妙的转弯把我们带离了熟悉的道路，走进了一片有些陌生的林中空地，这里的鲜花有着别样的芬芳”[18]。我们暂且不论他的话夸张与否，但比起一个和弦一个和弦地分析乐曲的和声结构，这样的描述也许更能帮助听众理解音乐中的内容。

主题第三次再现时，肖邦打破了古典回旋曲式的规则，没有回到主调a小调，而是将旋律带到了遥远的升g小调。两者虽然只差半个音，但懂音乐的人都知道在调性上它们相去甚远。不具备绝对音感的人很容易忽略这个细节。

接下来肖邦对第13小节的素材进行了巧妙的改写，“修正”了调性（亨内克所说的“陌生的林中空地”），回到了主调a小调，在左手的低音区最后一次呈现了主题。这首玛祖卡完美地展示了肖邦作曲时绝不允许自己像即兴演奏时那么自由。

第二首《降A大调玛祖卡》是这部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首。应门德尔松之前的要求（“她最爱你写的作品”），肖邦为他的妻子塞西尔抄写了一份乐谱，寄到柏林，好让她放进纪念册里。[19]

这是一个堂吉诃德式异想天开的乐思。甚至当诺昂的这些人为过去和眼前的现实问题而争吵不休时，肖邦依然能遁入一个全然不同、永恒而超俗的世界。这首《降A大调玛祖卡》中有一个乐段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因为肖邦似乎在这里窥见了和声的未来。

它不禁让人好奇思想保守的门德尔松看到肖邦为塞西尔抄写的乐谱时有何感想。对和声进行单独的分析即可发现，肖邦采用的不是简单的模进手法，其中还有一些陷阱。它体现了让莫谢莱斯难以理解、弹起来磕磕绊绊的那种转调。就连李斯特都对这类乐段的突然出现感到困惑，听到肖邦本人的演奏之前，他认为这些乐段是毫无逻辑（non sequiturs）的。至于这部作品中的最后一首《升f小调玛祖卡》，我们惊奇地发现它最初被写成了g小调，降低半个调之前，这首乐曲和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颇为不同。这是不是唯一一首肖邦写了两个版本的作品呢？查阅未出版的g小调版本的手稿就会发现，虽然在主要的肖邦作品目录中它常被称为“草稿”，但乐曲的构思已相当完整。[20]

似乎直到1845年11月《三首玛祖卡》出版前不久，肖邦才最终决定采用升f小调。很难说肖邦是因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可能仅仅是为了弹起来更舒服。在升f小调上演奏时，这首玛祖卡正好落于手掌之下，尤其是乐曲中间那个升f大调的插部，可能肖邦考虑到的就是这一点。此外，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可以成为音乐分析的经典案例，不仅能让我们看出乐思可以如何与键盘的布局完美契合，也体现了键盘的布局有时决定了乐思。

回旋曲主题的最后一次再现打破了传统模式，出人意料地以八度卡农的方式呈现，提醒我们肖邦在诺昂时手边总会放着一本凯鲁比尼的《对位法》（Treatise on Counterpoint）。

在《升c小调玛祖卡》（op.63，no.3，一年后创作的乐曲）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手法，肖邦以严格的八度卡农再现了主题，让答句慢一拍跟在导句后面。[21]

IV

1845年11月28日，肖邦准备返回巴黎给学生上课。出发前不久，桑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于是再次请来帕佩医生给他进行全面的检查。这次帕佩医生用新潮的听诊器检查了肖邦的脉搏，触诊（或是说听诊）了身体的各处器官以寻找病征。帕佩称肖邦的各个器官都很健康，因此仍坚持之前的诊断，说他患的是疑病症。到了这时连桑都心生疑虑了。如果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其他安排，她可能会让肖邦晚几天再走。但第二天她要带着两个孩子和伊波利特·沙蒂龙一起离开诺昂，去表亲维尔纳夫（Villeneuve）家在图尔地区（Tours）附近的舍农索别墅（Chenonceau）做客。12月9日，当桑终于到达巴黎时，肖邦显然已经病得很重，全城蔓延的流感让他再次病倒了。他声音沙哑，几乎无法说话，因此不得不取消了一些钢琴课，包括贝蒂·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的课，这位夫人一般每节课给肖邦50法郎，是他正常课时费的两倍多。桑发现自己再次成了肖邦的照料者，天气越来越冷，但她经常要来来回回地在奥尔良广场穿行，以满足肖邦的需求。很快她就病了，嗓子也哑了。马利亚尼夫人也病倒了，无法帮忙。12月13日，桑给表亲阿波利娜·德·维尔纳夫（Apolline de Villeneuve）写信时咒骂这座城市说：“巴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黑暗、忧伤和阴郁。”[22]圣诞节前夜，全家人都在咳嗽、打喷嚏，桑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乎完全失语，这让她感到十分难受。肖邦对家中的悲惨境况总结道：

我问你，在新年前夕这个时候，怎样才能保持理智？门铃一直响个不停。今天他们都被感冒击垮了，我自己也咳嗽得很痛苦——这也没什么可意外的——但女主人的感冒很严重，她喉咙酸疼，无法走出房间，这让她十分烦恼。平时身体越健康的人，生起病来就越没耐心。对此并没有什么良药，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周整个巴黎都在咳嗽。昨晚来了一场暴风雪，电闪雷鸣，大雪裹挟着冰雹。塞纳河的河水十分汹涌。[23]

桑的病情十分严重，以至于两人的角色调换了过来，肖邦叫来了他的顺势疗法医生莫兰给桑看病。即便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这些干扰，肖邦还是成功出版了《三首玛祖卡》（op.59）。他将这部作品以600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柏林的施特恩（Stern），又将法语版本的出版权卖给了施莱辛格，多赚了300法郎。

到了圣诞节，肖邦的情绪陷入了低谷，于是他试图劝说母亲来巴黎小住几天。他说奥布列斯科夫一家去雅典看望女儿之后，在返程途中刚好路过华沙，母亲可以跟他们同行。尤斯蒂娜的回复不失母亲的关切，也一如既往地合情合理。她解释说由于风湿病，自己连短途旅行都无法完成，最多只能穿过华沙城去看望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

我愿意跟你一起过一整个冬天，但是你，我可怜的儿子，你会怎么做呢？我只会给你添麻烦，你天性善良，因此我也深知你会因我而感到不安，你会认为我待着无聊、不舒服，有一千个担忧。不，我亲爱的孩子，我不会去的，尤其是你身边还有无微不至照顾着你的人，对此我感激不尽。[24]

真正来探望了肖邦的一个人是弗朗茨·李斯特，当时他正在法国各地巡演，12月中旬突然造访奥尔良广场。这次的谈话肯定提到了这年8月李斯特在德国波恩取得的成功。李斯特拯救了为纪念贝多芬诞辰75周年而举行的铜像揭幕等一系列活动，成了欧洲的热点话题。他资助了大部分活动，还承担了铜像的费用，这尊铜像至今仍矗立在波恩。但这件事最终导致他破产，让他身心俱疲，还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25]这次法国巡演就是为了填补一些经济上的漏洞。肖邦和其他著名音乐家一样，也收到了揭幕式的邀请，但他没有参加。对于庆祝活动本身，肖邦给出的唯一评论就是：“李斯特让自己在波恩受到了拥戴。”[26]李斯特可能也发现肖邦对他不是特别亲切友好，两人已渐行渐远，奥尔良广场也被不安的气氛所笼罩。在过去这些年里，两人之间就算有任何残存的情谊，此时也已经消耗殆尽了。这是两位作曲家最后一次见面。

V

肖邦和桑努力维持着社交生活的表象，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看芭蕾舞和戏剧，和同样生着病的观众一起咳嗽、打喷嚏。12月12日两人看了一场芭蕾舞，不久之后又去看了迈克尔·巴尔夫（Michael Balfe）的新歌剧《塞维利亚的明星》（L’Étoile de Séville），这部歌剧让肖邦十分失望，但他很喜欢剧中的演唱。让他十分在意的是梅耶贝尔就坐在旁边的包厢里，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两部十分优秀的歌剧——《先知》和《非洲女郎》——但肖邦至今也没能买到其中一场的票。让桑和肖邦高兴的是，他们的朋友女演员玛丽·多瓦尔在阿道夫·德内里（Adolphe Dennery）的新剧《玛丽-让娜》中出演主角，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妇女被没出息的丈夫抛弃，不得不把挨饿的孩子送到福利院的故事。肖邦写道：“演得非常好，所有人都在抽泣抹泪，在剧院里到处都听到擤鼻涕的声音。”[27]寒冷的天气再加上这样的情节剧，在1845年这个阴郁的冬天，手帕一定卖得特别好。新年过后，肖邦的身体状况依旧没有多大起色，但他还是在1月和2月到兰伯特府邸参加了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举办的两场波兰舞会。到了3月，肖邦还在跟顽固的感冒做斗争，于是桑决定在诺昂安装一套中央供暖系统，她让莫里斯负责绘制房子的平面图，然后找一家巴黎的公司安装设备。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桑可能考虑到这样做确有必要，不仅能让肖邦舒服一些，也能让她自己轻松一些。

实际上1845～1846年这个冬天对于桑来说也十分艰难，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对这位她不得不照顾的“常任病人”公开表示出不耐烦，他频繁生病，对周遭的一切过分敏感，有时会突然发火，而且桑察觉到，只要肖邦看到经常在她身边转悠的那些男性——包括埃曼努埃尔·阿拉戈、皮埃尔·博卡奇、路易·布朗和28岁的维克托·博里（几乎可以肯定从1846年开始他和桑就成了情人，虽然是背着肖邦的）——跟她在一起时，他就会嫉妒发火。她告诉玛丽·德·罗齐埃：“我那天生气也是合情合理，我鼓起勇气跟他说了一些逆耳忠言，威胁他说我已经忍受到极限了。从那之后他就很讲理了。”[28]也许亚当·密茨凯维奇说得对。这位诗人一直主张桑和肖邦的关系正在慢慢地杀死她。他甚至说：“肖邦让她中了邪，是她良知上的吸血鬼，是她苦难的源头，肖邦折磨着她，也许她最后会因肖邦而死。”[29]如果说桑就是在这时找到了新小说的灵感，那也不足为奇。要把她和肖邦之间的事写成一部小说，桑从身边就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素材。1846年春天，她开始潜心工作，把自己从“雷丽亚”变成了“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新小说中这个人物形象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几乎不加掩饰的描述向世人展示她在肖邦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5月2日，肖邦在公寓里举办了一场成功的派对，有音乐、有鲜花，桑将其形容为“盛大的场面”。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和亲王妃，以及萨佩哈（Sapieha）公主都参加了派对，客人还包括德拉克鲁瓦、路易·布朗、埃曼努埃尔·阿拉戈以及路易和波利娜·维亚尔多。肖邦弹了钢琴，波利娜·维亚尔多演唱了歌曲。可以说肖邦为桑举办了一场最好的送行派对。三天后她带着未完成的《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手稿启程返回诺昂。肖邦的课程结束后，也在5月27日带着他自己未完成的手稿回到了诺昂。

VI

这时有一部作品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op.65），两年之后肖邦才把它完成。早在1845年深秋，肖邦就把这首奏鸣曲带到了巴黎跟奥古斯特·弗朗肖姆一起排练，但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在1845年12月12日～2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肖邦说：“我和弗朗肖姆一起试奏了大提琴奏鸣曲——效果不错。但不知道今年是否来得及出版。”[30]十个月后，这部作品仍存在问题，他不得不承认：“对于我的大提琴奏鸣曲，我时而满意，时而不满意。每次我把它丢到角落之后又会重新捡起来。”[31]直到1847年10月，弗朗肖姆给了一些技术性的建议后，这首奏鸣曲才算完成，肖邦也将乐曲题献给了他（“致我亲爱的朋友及最亲爱的奥古斯特·弗朗肖姆，F. F.肖邦”[32]）。留存至今的200多页手写草稿足以证明肖邦创作时内心的挣扎。过去人们习惯性地将它诟病为“大提琴伴奏下的钢琴奏鸣曲”，直到近些年情况才有所改变。诚然，只有高水平的演奏者才能将奏鸣曲中不朽的第一乐章完美呈现，但这一点可能让很多人忽略了它的真正意义。如果演奏时将呈示部完整反复，第一乐章足足有十五分钟，几乎和其他几个乐章加起来一样长。但实际上这首奏鸣曲是一部优秀的大提琴作品（为此我们要感谢弗朗肖姆，他也提供了乐曲中的指法和弓法），如今成了大提琴曲领域的重要作品。以下出自第一乐章展开部的乐段就十分典型，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说十分具有挑战性。但如果能克服这些挑战，演奏者就能展现出由声音构成的美丽织锦，让大提琴在肖邦风格的背景上进行热烈的主题变化。

这是肖邦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古典的奏鸣曲式［算上《g小调钢琴三重奏》（op.8）］，乐章的排列顺序也和前四首一致——快板、谐谑曲、广板和终曲——广板乐章仍被放在谐谑曲和终曲之间，显然他很喜欢这样的排列顺序，从没有改变过。

广板乐章如同一首夜曲风格的咏叹调，让人联想到美丽的秋色（也被描述为“马勒风格”），这一乐章值得我们进行一番研究。在两三年前，弗朗肖姆以25000法郎的高价购买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大提琴，该乐章宽广的旋律是否就受到了这把琴的启发呢？这把1711年的“迪波尔”斯特拉迪瓦里大提琴后来归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所有，在他的一些唱片中可以听到这把琴的声音。我们也许可以稍微允许这样的想法存在，即肖邦写下下面这段旋律时，脑中想象的就是这把琴标志性的音色。

弗朗肖姆的所有著名品质都体现在了这段旋律中，悠长如歌的乐句与他优雅的运弓完美契合。这一乐章以宽广的3/2拍写成（在肖邦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33]），让人以为演奏它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一乐章只有27小节，演奏只需4分多钟——两者间的矛盾再次提醒了我们音乐上的节拍不能用秒表来衡量。

VII

经常让音乐历史学家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作曲家还没来得及实现他们晚期作品中展现出的音乐理想就与世长辞了。正如格里帕策（Grillparzer）在舒伯特的墓志铭中写的那样：“音乐在这里不只埋葬了一个丰富的宝藏，也埋葬了更美好的希望。”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肖邦，如果肖邦能多活十年，几乎可以肯定他会留下更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非凡之作。这里我们所说的不只是已有作品的延续，虽然从这方面讲也一定相当可观，但我们更多指的是他可以对一些试验性的曲式进行完善，这些尝试当时已初见端倪，但由于英年早逝，肖邦未能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肖邦音乐语言的发展历程不是一件易事。他的音乐如此独特，以至于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经常被人们混淆。长期以来，贝多芬的作品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清晰的“阶段”，而对于肖邦的作品，我们却无法这样简单地处理。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证据显示，1841年之后肖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时他开始对大型曲式进行大胆革新。

《升f小调波兰舞曲》（op.44）是一个转折点，这首乐曲突破性地在中段（central espisode）加入了一首玛祖卡，在乐谱上被标记为“玛祖卡节奏”（Tempo di Mazurka）——波兰舞曲中出现这样的指示令人感到难以置信。仿佛舞者们前一秒还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下一秒就切换到了乡村广场。早在1841年8月，我们就看到肖邦给维也纳出版商彼得罗·梅切蒂（Pietro Mechetti）写信说：“目前我有一份手稿要交给你。这是一首以波兰舞曲曲式写成的幻想曲，我把它称为波兰舞曲。”肖邦将这封信附在了写给丰塔纳的信中：“我［给梅切蒂］提供了一份新手稿（类似波兰舞曲，但更像幻想曲）。”[34]最终肖邦还是给这首乐曲起名为波兰舞曲，但从他最初的犹豫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然在创作“幻想”波兰舞曲之前，这一体裁已在他的脑海中萦绕多年了。）这首《升f小调波兰舞曲》的主旋律与次年创作的第53号作品“英雄”波兰舞曲的主旋律如出一辙，两者都体现出了极强的创新性。

前文提到的从宴会厅到乡村广场的切换是肖邦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手法，两种体裁相互交叠，预示着新内容的出现。近些年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中间插段其实不是玛祖卡，只是一个标注了“玛祖卡节奏”的乐段。[35]这样的区分自然是毫无意义的。看一看华沙的肖邦国家研究院馆藏的手稿，这个说法就会不攻自破。从仅存30小节的草稿中可以看出，这一乐段最初被写成了一首单独的降E大调乐曲，已经有了玛祖卡的雏形，最后肖邦将它丰富完善后加入到了正在创作的波兰舞曲中。[36]

必须要提到的是“玛祖卡节奏”之前那个严肃、战斗般的乐段，肖邦此前的作品中很少出现这般张狂凶悍的风格——如同军队昂首阔步，越走越近。

这个乐段不甚协调，光秃秃的八度被不停地用力砸出，一直持续20个小节，中间只偶尔停下来回顾了前面的一个副题，然后再次以毫不缓和的力度持续16个小节。这个乐段也明显缺乏歌唱性。在这36个小节里，这位以优美旋律著称的作曲家没有写任何旋律。肖邦的其他作品大多旋律丰富，极少出现这种情况。

同时期创作的著名的《f小调幻想曲》（op.49）更为大胆地融合了不同体裁，已经不能算是幻想曲了。在这个具有梦幻感的名字背后隐藏着极为严谨的乐曲结构——乐曲采用了缩略的奏鸣曲式，包含一个徐缓的引子和完整丰满的快板呈示部。这部作品中还包含了另一个不太可能出现在“幻想曲”中的体裁——进行曲，不是一首而是两首，即引子（第1～43小节）中的慢节奏进行曲和第二主题（第127～142小节）中的快节奏进行曲。乐曲的结尾甚至用了宣叙调（第320～322小节），提醒着人们它与歌剧的联系。曲式和体裁的融合是肖邦创作晚期的主攻方向。[37]

1845年，肖邦在给华沙家人的信中说他正在创作一部新作品，“名字我还没有想好”[38]。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后来被命名为《幻想波兰舞曲》（op.61）的乐曲。从标题中就能看出，他将两个原本独立的体裁融合在了一部作品中。肖邦对作品名字表现出的迟疑让我们猜测他可能意外地发现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裁可以被放在一起。《幻想波兰舞曲》是肖邦所有作品中结构最复杂的一部，它完全摆脱了传统模式的束缚，是钢琴音乐世界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加上“幻想”这个限定词后，肖邦让波兰舞曲告别了过去的模式。乐曲中没有了波兰舞曲标志性的终止式结尾，这种第二拍为强拍的节奏原本来自舞会上的舞步。肖邦其他波兰舞曲中的三段式结构也消失不见，乐曲出人意料地没有“回到开头”再现主题。但肖邦还是保留了波兰舞曲中一些最基本的元素，包括最具代表性的，这一节奏型的反复闪现足以让我们辨认出乐曲的体裁。除此之外，《幻想波兰舞曲》也具有开创性意义。创作对于肖邦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部乐曲的草稿比肖邦其他钢琴独奏曲的草稿都要多，加起来共有8页，让我们看到这首《幻想波兰舞曲》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打磨才有了今天的样子，而且其中还体现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变化。乐曲原本以c小调开始，而不是降a小调——肖邦后来的选择让乐曲的色彩暗淡了下来，也让我们看到有时乐思出现时就带着它自己的调性，而肖邦最终也找到了处理它的办法。为开篇部分赋予了幻想曲风格的上行琶音是肖邦后来加上的。正是这些“后加”的元素成了这部作品的标签，也成就了肖邦作品中一个经典的踏板效果。踩下延音踏板，仿佛神灯中的精灵被释放了出来。

在一连串的泛音中，键盘从一端闪烁到另一端，中间夹杂着的不谐和音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未来感的梦幻效果。接下来幻想曲风格的旋律努力向波兰舞曲靠拢，其间给了我们一些线索，预示着后面队列主题的出现。这段引子如同一个微缩版的交响曲展开部，有些学者也讨论过它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和瓦格纳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进入波兰舞曲之后，首先出现的是舞步的节奏。

接下来波兰舞曲准备进入乐曲的主调，但直到第27小节，在乐曲开始近两分钟后，降A大调才姗姗来迟。

这是一个不太像波兰舞曲里会出现的乐段。此前肖邦波兰舞曲中盛大隆重和爱国主义的典型气质在这里都没有出现。相反，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从前奏曲或即兴曲里偷偷带出来的主题。可能正是这种体裁的混搭让最早的听众感到疑惑不解、出乎意料。慢节奏的中间插段也是如此，慵懒的气氛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与波兰舞曲格格不入的夜曲的世界中。

但正是在主题再现中，肖邦展示出了音乐大师的精湛技艺。看似平静的外表下藏着十足的爆发力，这种力量在非比寻常的高潮处爆发，在肖邦的作品中也很少见。通过从波兰舞曲的各个部分抽取主题，将它们再现升华为连贯的旋律，肖邦再次完成了一项创新。这自然不是他第一次对前面出现的主题进行升华（我们在前文讨论过《g小调叙事曲》和《升c小调谐谑曲》中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但这是他第一次将如此分散的主题集合起来，整个再现部一气呵成，展现出了比各部分加在一起还要出色的效果。在这里，波兰舞曲的开篇主题［“半声”（mezza voce）］穿上了华丽的外衣，成为通往再现部分的大门，如同一双铁拳伸进了一副天鹅绒手套。

接着旋律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中段主题［“稍慢”（poco più lento）］，升华后的旋律展现出了它的另一面，被赋予了英雄气概。

著名波兰作家、画家费利克斯·雅布沃琴斯基（Feliks Jabłczyński）甚至说：“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热情奏鸣曲》中都找不到如此热烈的段落。”虽然这话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我们必须承认肖邦的作品中很少能找到比这几页更加激昂的段落了。完成于1846年夏天的《幻想波兰舞曲》可以被看作肖邦的绝唱。疾病侵蚀着他的身体，让他的事业也停滞下来。诚然，他著名的《船歌》（op.60）和最后的《两首夜曲》（op.62）此时还没有完成，需要一段时间的打磨才会呈现出最终的样子。但这两部作品都不像《幻想波兰舞曲》那样需要耗费肖邦大量的精力。伏尔泰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完美是优秀的敌人。”当我们翻阅《幻想波兰舞曲》的草稿，在每一页上看到肖邦内心的挣扎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肖邦将他眼中的“优秀”打磨成“完美无瑕”的过程。

《幻想波兰舞曲》似乎指向了一种新体裁的诞生，但肖邦的早逝扼杀了这种可能。这部作品花了很多年才走到了肖邦作品的前排，它的“接受史”十分曲折，如果只看作品刚问世时人们对它的评价，我们就会误入歧途。在这方面，李斯特有一定的责任，他说这部《幻想波兰舞曲》“让人感到焦躁，甚至到了精神错乱的边缘”[39]。尼克斯也有样学样，指出《幻想波兰舞曲》是一部出格的作品，他告诉读者：“从病态的内容来看，这部作品不属于艺术的范畴。”这些评论让我们感到难以置信。[40]实际上，尼克斯无意中触犯了一个不成文的忌讳。“永远不要对你不喜欢的音乐进行价值评判。”纵观批评史，不喜欢通常代表着误解。从此两人便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奠定了基调。人们也经常把《幻想波兰舞曲》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尤其是将它与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塔杜斯先生》里的著名场景杨基耶尔的音乐会（由塔尔诺夫斯基指出）和斯沃瓦茨基的《里拉·维尼达》（Lilla Weneda）中的一些段落（由亚希梅茨基指出）联系起来；但这些说法似乎无法成立。演奏者比音乐学者更早领悟到这部作品的价值，在学术研究中被宣告死亡的同时，它的旋律仍活跃在音乐厅里。从传记作家的视角来看，肖邦能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写出这样的作品已是奇迹。

除了让他度日如年、难以工作的疾病之外，肖邦也渐渐发现（虽然还没说破）他和乔治·桑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很可能会破裂。这场已潜伏多时的危机很快就会浮出水面。在1845～1846年这个凄惨的冬天，“雷丽亚”正逐渐变成“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而这件事带来的后果也是乔治·桑不曾预料到的。5月28日肖邦返回诺昂见到桑时，她已经完成了转变，不久后肖邦就会发现自己成了这片陌生土地上的一位陌生人。

VIII

前一年的夏天有多么阴冷，1846年的夏天就有多么酷热。为了缓解不断升高的气温带来的燥热，桑把自己泡在安德尔河里，她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抽着香烟，让河水拍打着下巴。索朗热和奥古斯蒂娜也经常和她一起，用桑的话说，像一对小精灵或小鸭子在一旁玩水。肖邦则拒绝下水，他更愿意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热浪中，但如桑所说，当他开始出汗甚至散发出臭味时，他就会感到羞愧难耐。“看到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拒绝像平常人一样出汗，我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但是千万别告诉他，不然他肯定会生气。”肖邦把玛丽·德·罗齐埃给他买的一台小制冰机带到了诺昂，学会了制作冰激凌。桑对这个先进的机器赞叹不已，品尝了成品后惊呼道：“我的天！乡下的一切都如此美好，为什么非要在巴黎忍受魔鬼的折磨，把自己折磨死呢？”[41]

7月，诺昂因桑的老朋友、热爱音乐的查尔斯·迪韦内（Charles Duvernet）的到来变得欢腾起来，迪韦内是桑的邻居，就住在附近的拉沙特尔。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名叫埃莉萨·富尼耶（Elisa Fournier）的年轻女子，她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诺昂晚会上的情景。就在这天晚上，肖邦给大家弹了几个小时的钢琴，临近午夜才结束。富尼耶写道：“我从来没听到过如此才华横溢的演奏——如此简洁、温柔、随和而巧妙。肖邦首先为大家戏仿了贝利尼的歌剧，自己演唱了所有的角色。他的模仿非常细致入微，准确地抓住了作曲家的特点，逗得观众笑声连连。”随后他为苦难中的波兰同胞弹了一首祷告曲，让听众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接着他又演奏了一系列自己的作品，包括《葬礼进行曲》和一首“声音如警钟般的”练习曲。休息了一会儿后，在桑的提醒下（她哼唱出了开头的几个音符），肖邦用“这个地区十分常见的、旋律欢快的布列舞曲”即兴演奏。当晚最吸引大家的是肖邦的惊人绝技：他用钢琴模仿了一个坏掉的音乐盒。这段演奏如此出神入化，对细节的刻画如此精妙，以至于富尼耶写道：

如果不是身在现场，我们根本不能相信在肖邦手指下叮叮作响的是一架钢琴。潺潺的流水声和音筒转动时铁质音针发出的声音被模仿得惟妙惟肖，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几乎听不到的旋律，它反复出现，直到机械坏掉之后才停了下来。他弹的是一首民歌的旋律，感觉是一首提洛尔民歌，由于音筒上缺了一个音，所以每次到这个音的时候音筒都会被卡住一下。[42]

那天听了这场音乐的客人们都沉浸在诺昂表面的祥和气氛中，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个家庭正悄悄地分崩离析。这样的过程往往都是从小事开始的。格日马瓦来诺昂时，带来了一位肖邦家的老朋友，劳拉（洛尔卡）·乔斯诺夫斯卡［Laura （Lorka） Czosnowska］伯爵夫人。肖邦想当然地认为几个人足够熟悉，便邀请劳拉来诺昂做客，但桑对劳拉的态度却并不友好。桑很欢迎格日马瓦，对劳拉却不是这样。她抱怨说劳拉身上的麝香味很浓，裙子上镶满了花哨的装饰，衣着朴素的桑向来对这种女性化的饰品嗤之以鼻。更糟糕的是，她还带着自己的宠物狗莉莉，这只小狗口臭熏天，惊得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她的麝香味让人想起她的狗，她的狗又让人想起她，因此桑不可避免地拿她开起了不合时宜的玩笑。肖邦认为这些玩笑十分无礼，私下里为这位家里的朋友感到愤愤不平。[43]早在华沙的时候他就十分同情劳拉，由于怀疑她有外遇，她的丈夫在她面前饮弹身亡。在桑的圈子里，格日马瓦是唯一一个知情的人，劳拉也从没对谁说过，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肖邦的同胞约瑟夫·诺瓦科夫斯基也受到了类似的冷遇，约瑟夫在华沙音乐高中时也是埃尔斯纳的学生，本打算来诺昂和肖邦团聚。但桑拒绝接待他，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多余的卧室。肖邦之前被迫辞掉了自己的波兰男仆，现在又被剥夺了波兰朋友的陪伴，他开始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但即便“房间不够”，桑还是让莫里斯把他的朋友欧仁·朗贝尔（两人是德拉克鲁瓦画室的同学）带到诺昂避暑，一贯对这些事十分敏感的肖邦意识到他被降级到了家中的从属地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迹象也表明，桑和肖邦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问题。桑当着劳拉的面说，肖邦的姐姐比肖邦强一百倍。肖邦回答道：“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只有卢德维卡这么可爱的人才能给这里的所有人留下好印象。”[44]这句微妙的话为后来的事埋下了伏笔。对于无心之人，这样的对话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但当两人的关系走上了下坡路，说话的方式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因为平静的表面下经常暗藏着汹涌的波涛。

IX

桑对肖邦越来越不耐烦，而她对这种情绪的处理方式也没有太出乎人们的预料。何不让这段恋情发挥余热，把它写成一部小说呢？《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算得上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老套小说，以严重偏向桑的视角隐晦地描述了这些年她和肖邦之间的事情。卢克雷齐娅是一位著名而世故的女演员，她照顾着并爱上了一位体弱多病、有些神经质的年轻王子卡罗尔·德·罗斯瓦尔德。桑经常否认这个故事与她和肖邦存在任何联系，但这样的否认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微乎其微。两人初次相遇时，卢克雷齐娅30岁，卡罗尔王子24岁——桑与肖邦的年纪也相差6岁。卢克雷齐娅遇见卡罗尔王子时，她已经有过好几段情史，还和几个男人分别生下了孩子，在全欧洲已十分出名——和桑自己的情况十分相似。卢克雷齐娅给了卡罗尔无条件的爱，让他跟自己一起住在弗洛里亚尼别墅，在他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和肖邦在诺昂的情况类似——但对于这样全心全意的奉献，他却因她多年前的情史吃醋，以毫无依据的嫉妒每天折磨着她（“他变得不宽容，也让人难以忍受”）。最终卢克雷齐娅疲惫不堪，无法再承受这样的感情负担，过早死去了。桑为卢克雷齐娅赋予了她欣赏的所有优秀品质——她拥有孩子们的爱戴，能给予伴侣无条件的爱，鄙视好色的伪君子——桑不遗余力地为读者塑造出了理想中的自己。相比之下，卡罗尔王子性格内向，冷若冰霜，对卢克雷齐娅的主动表现得十分漠然——十年前肖邦无意中勾起桑的情欲时，他的这些品质给桑带来了不少痛苦。最后，卡罗尔王子来自“东欧”，有着波兰人的名字，这一点也是将肖邦与小说联系在一起的有力证据。书中有一段对卡罗尔的描写甚至和桑在自传中对肖邦的描写十分相似，但在小说中她可以写得更无拘无束。

他极其礼貌、内敛，没人能知道他头脑里在想什么。他越气愤，举止就越冷淡；人们只能从他礼貌行为中的冷酷程度判断他的愤怒程度。他很冷漠、拘谨、做作，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有那样一种气质，喜欢轻轻地刺痛别人，享受其中的快感，但他总会把人伤得很深。他似乎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他对每一个看法、每一个想法都不置可否。别人提议他参加什么消遣活动时，几乎可以肯定不管要说什么、不管说了什么，都会遭到他的鄙视。[45]

桑把卡罗尔刻画成了一只寄生虫，他吸食着卢克雷齐娅无限的爱，利用自己在弗洛里亚尼别墅的地位占尽了便宜，这样的描述尤为无情。1840年，甚至是在1844年，她都不可能写得出这样含沙射影的人身攻击，但到了1846年，这些话就已经倾泻而出了。书中刻画的肖邦形象哪怕有一点真实的成分，那么桑肯定已经在谎言中生活多年了。她不可能承认这一点，因此她在自传中竭力否认卡罗尔王子和肖邦有任何的联系。她提醒读者：

卡罗尔王子不是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个空想家，仅此而已。他不是个天才，没有特殊的天分。因此他绝非肖邦这样的伟大艺术家的写照。肖邦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但他每天阅读我书桌上的手稿时，丝毫没有在这个角色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尽管如此，有人告诉我从肖邦后来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想象成了卡罗尔。是和我作对的人——有些跟肖邦关系很近，他们称自己是肖邦的朋友，仿佛因此获得了让他痛苦的权力——让他以为小说展现的是他的性格。他的记忆力无疑在这时开始衰退；他忘了自己看过这本书。如果他能再读一遍就好了！[46]

桑的辩解毫无新意。李斯特坚信他知道这位卡罗尔是谁。在他的肖邦传里，李斯特想当然地认为卡罗尔代表肖邦，卢克雷齐娅代表桑，弗洛里亚尼别墅代表诺昂。在传记中，他不加删改地引用了桑对卡罗尔性格的描述，并将其理解为对肖邦的描述。桑开始写自传的时候，李斯特的肖邦传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因此桑知道自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她的回应可以简单概括成一句话：李斯特被误导了。“有些人认为他们在我的一部小说里看出了一些［肖邦的］性格，就说我在小说里详细地描述了他。他们错了……李斯特在《肖邦传》中被带入了歧途，这本书的文风虽过于热情洋溢，但书中也有不少非常好的内容和非常美的叙述。”[47]

对于这个自私自利的解释，我们还需补充的一点是，1846年初夏她在诺昂给《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收尾时，肖邦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创作《船歌》和《幻想波兰舞曲》。这部小说以连载的形式在1846年6月至8月的《法国邮报》（Le Courrier français）上发表，之后以精装本形式出版，为桑带来了12000法郎的丰厚收入。但这本书没能让桑的文学声誉提高多少，因为它不过是一部言情小说。正是书中的这种文笔，让福楼拜将桑称为“高产的奶牛”——这个诋毁她名声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但这部作品也曾受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赞扬，因为它体现了“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一当时在文化界大行其道的理念。[48]不管其文学价值如何，《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终归是一场背叛。桑把自己和肖邦的亲密关系展示给外界以换取眼前的利益。从一个方面来说她的说法是真实的，虽然算不上有力的辩驳。她告诉读者每天早上她从房间里出来，把晚上完成的十多页稿子放在楼下的桌子上留给肖邦阅读。她补充说，肖邦甚至还会夸奖她的稿子，完全没在文字中认出自己，认为这本书不过也是一部随随便便的小说。德拉克鲁瓦也证实了这一点，有一次桑当着几位朋友的面大声读着稿子，当时他和肖邦也在场。他在一旁听得十分尴尬，坐立不安，而肖邦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几乎不加掩饰地写进了书里。肖邦一直没有读书的习惯（除了报纸几乎什么也不看），因此他肯定没有耐心细细阅读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所以说到底，肖邦是否在小说中认出了自己其实并不重要，桑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问题的关键在于桑是不是把肖邦写进了角色，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引起了桑的朋友和同行的广泛兴趣，他们急切地翻阅着每一期的《法国邮报》，想要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当时正在特兰西瓦尼亚巡演的李斯特由于看不到最新一期的杂志尤为心急，还叫人给他寄了一份。桑是否通过这部小说告诉世人，她和肖邦之间人尽皆知的恋情已经开始走向终点了呢？所有人都在讨论着这个问题，但不久他们就会得到答案。真实情况比她能写出的任何小说情节更具有戏剧性。就在桑的小说出版过程中，诺昂真人秀的舞台已经布置好，这个故事甚至比《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还要精彩。

X

索朗热从寄宿学校回来后，桑就真切地体会到了歌德的那句名言：“撒种容易收获难。”索朗热叛逆的行为和尖酸的话语在家中频频掀起波澜。面对这个不断制造麻烦的女儿，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很多家庭解决这种问题的传统方法：把索朗热嫁掉，越快越好。这时索朗热已经有了一个追求者，他就是年轻但贫穷的费尔南·德·普雷奥克斯（Fernand de Preaulx）子爵。25岁的费尔南出身望族，但没什么前途。肖邦和桑都很喜欢他，这段关系有些进展后，桑写信给夏洛特·马利亚尼说她觉得索朗热应该也不会反感被人叫作“夫人”。为了推进这段关系，桑打破了惯例，让这对年轻人整晚在索朗热的房间里独处，但结果却出乎了桑的意料。索朗热与费尔南相处越久，就越不喜欢他。他缺乏修养，也不会聊天。桑从书房里拿了些经典读物借给他看，试图帮他弥补这些缺点，但只引来了索朗热异常尖刻的讥笑。于是他被屈辱地送回家了。

不久后，桑和索朗热在奥尔良广场马利亚尼夫人的公寓里参加了一场派对。客人中有一位退役的陆军上尉，名叫斯坦尼斯劳斯·达庞蒂尼（Stanislas d’Arpentigny），他带来了一个蓄着黑色胡须、长相如同墨菲斯托的男人，自从索朗热走进屋，他炙热的目光就没从她身上离开过。此人名叫奥古斯特·克莱桑热，是一位33岁的雕塑家，有着不光彩历史，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来意，想要认识著名作家乔治·桑。对话简短且直奔主题。母女俩必须到他的工作室去，让他为她们制作大理石半身像，完成后他会把雕像作为礼物送给她们。两人的虚荣心被激起，很快就掉进了陷阱。她们几乎每天都去克莱桑热的工作室，看着他敲敲打打，用大理石将她们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桑十分欣赏克莱桑热的才华，因此当他表现出对索朗热的兴趣时，桑感到自己没有理由阻拦，即便两人的年龄差了15岁。最初将克莱桑热引荐给桑的斯坦尼斯劳斯·达庞蒂尼看出事情的发展苗头后十分担忧，提醒桑提防可能出现的问题。克莱桑热是个挥霍无度的人，他债台高筑，经常酗酒，还在一位情人怀孕的时候殴打她并将她抛弃。桑对这些故事不置可否，认为这都是那些没有看到克莱桑热才华的人散播出来的——说得好像有才华的人就可以这样长期放纵自己、肆意而为似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年来她也听过不少关于自己的类似传闻，她深知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指责是一位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桑没有去质问克莱桑热，去扼杀他的热情，她认为可以先带索朗热回到诺昂，然后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但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是个让她后悔的错误决定。

XI

克莱桑热已在脑中形成了桑是个“有钱人”的印象，于是他决定对索朗热展开攻势。他先是用玫瑰花对索朗热狂轰滥炸，每天从巴黎寄来鲜花，引得当地人议论纷纷，之后这位雕塑家亲自来到了诺昂。桑写道，他“如恺撒”般出现，向索朗热求婚，盛气凌人地要她立刻给出答复。他下了最后通牒，想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回复，不然就撤销求婚。看到他如此坚定，桑的所有顾虑都被打消了。她的社交圈中很少有具备这种品质的男性，完全没有意识到克莱桑热是故意这样做给她看的。桑惊叹道：“这位克莱桑热做什么事都随心所欲，什么时候想做就去做，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接着她兴致勃勃地写道：“这样不知疲倦、从不松懈的意志力让我惊叹又欣赏。”[49]她不服管教的女儿终于吸引了一个男人的注意，这个人也许能镇住她，甚至可能在艺术领域有所作为。桑一度让自己相信这个男人也许会成为第二个米开朗基罗，会为她富有艺术气息的家庭增光添彩。但索朗热会接受他的求婚吗？让桑惊喜的是，她同意了，于是诺昂上上下下都开始为这场匆忙的婚礼忙碌了起来。匆忙是有原因的。索朗热担心自己已经怀上了克莱桑热的孩子，她开始洗冷水澡，跳进冰冷的溪水里，好让例假早点到来，桑也开始慌张起来。为了避免当地人说闲话，她让莫里斯（当时正在巴黎）联系卡西米尔·杜德旺，马上起草一份结婚协议。她写信告诉莫里斯：“我们的处境现在很糟糕，买一份特殊的结婚许可，让人寄来。”[50]索朗热当时还未成年，需要得到卡西米尔的同意才能结婚，很快他们就拿到了这份文件。看到家里不会出现令人生疑的孩子，桑放下心来，欣喜地期盼着婚礼的举行。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后来这段婚姻出现问题时，桑认为这都是别人的错而不是她自己的错。婚礼前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索朗热的嫁妆问题，这时克莱桑热了解到桑已经为索朗热准备好了50000法郎，并承诺后续还会追加，她也让索朗热成了她名下一处小房产的最终继承人，这处房产就是价值200000法郎的纳博讷公馆（位于拉丁区的哈珀街）。克莱桑热兴奋地返回了巴黎，满脑子都是如何帮他未来的丈母娘花钱的大计划。[51]

5月20日，索朗热和克莱桑热在诺昂的小教堂里结了婚。这期间还发生了一场闹剧。婚礼前一天晚上桑拉伤了腿上的一块肌腱，不得不被人抬着走上红毯，在剧痛中完成了观礼。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桑的前夫卡西米尔在婚礼前三天都住在诺昂，让桑的心情变得更糟。婚礼之后的宴会上，莫里斯喝了不少香槟，因妹妹结婚而自己却还单身掉下了“鳄鱼的眼泪”。在这样伤感的气氛下，莫里斯的父亲为了安慰他，便当着这对新人和所有宾客的面说他庆幸自己是个单身汉，这是年轻人最理想的状态，尤其是他看到了身边人的经历之后。卡西米尔的话源于他的个人经历，也源于他心头的些许不快。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婚礼的正式仪式上他的姓氏被略去，新娘仅被称为“索朗热·桑”。似乎这些还不够，婚宴上克莱桑热的弟弟兼伴郎喝得酩酊大醉，在伊波利特的怂恿下做出了一些粗鲁的事情。伊波利特平日里就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在索朗热的婚宴上自然也不能例外。如果桑在婚礼之前就知道期待着这笔横财的克莱桑热已经开始在巴黎大肆挥霍的话，可能她仅存的一点冷静也会被一扫而光。就在克莱桑热挽着索朗热走在结婚红毯上时，他已经欠下了高达24000法郎的债务。他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给新婚妻子置办珠宝首饰、雇马车上，还奢侈地雇了两位制服笔挺的仆人随时听候索朗热的差遣。桑听说了这些事情之后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她这才看清克莱桑热的本来面目：一个粗俗的逐利者。诺昂突然风云大变。婚礼后不到两周，在言语辱骂、肢体暴力，甚至是死亡威胁轮番上阵后，桑把这对新婚夫妇赶出了家门。桑后来写道：“婚礼后的情形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差点就割了彼此的喉咙。”[52]

XII

这期间发生的事情也构成了故事的主要部分。婚礼后没几天克莱桑热和索朗热就去巴黎度了个短暂的蜜月。被人催着还债的克莱桑热想通过抵押纳博讷公馆申请贷款但未成功，因为公馆虽是索朗热的嫁妆，但21岁之前她无权使用。大失所望的克莱桑热写信给桑，说他想回诺昂看看能不能将老宅抵押，作为桑承诺的嫁妆的首款。看了这封信后，桑如火山般爆发了。直到这时她才了解到克莱桑热一共欠下了多少债，以及这个女婿虚伪卑鄙的本质。克莱桑热和索朗热回到诺昂时，发现桑正怒气冲冲地等着他们。两人到诺昂之前，十几只装着克莱桑热雕塑工具和未完成作品的箱子就先到了，可见他们打算在诺昂常住下去，直到把嫁妆的问题解决。桑用彬彬有礼的冰冷态度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到房间，等待着第一枪的打响。这场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起因十分简单。索朗热想要出门骑马，专横跋扈地要求奥古斯蒂娜和她一起去。（如我们所知，奥古斯蒂娜·布罗是桑不久前收养的女儿，桑希望她能和莫里斯结婚。）奥古斯蒂娜佯装头疼，拒绝了邀请。索朗热压抑已久的嫉妒都在此时爆发了出来。她摆出了一副伯爵夫人的架势，抓起马鞭，坐上敞篷马车，命令一位仆人马上去把奥古斯蒂娜叫下楼，因为她没有耐心一直等着。奥古斯蒂娜再次拒绝了。听到庭院里的吵闹愈演愈烈时，桑打开窗户，冲索朗热喊道奥古斯蒂娜是不会跟她一起去的。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拉开了为期三天的战争的帷幕。桑备好了火药，克莱桑热帮她点燃了导火索。索朗热在晚餐时故意挑事，毫无缘由地指责奥古斯蒂娜（骂她是个荡妇）和莫里斯苟且并怀了他的孩子，由此战争正式爆发。[53]正当索朗热沉浸在攻击奥古斯蒂娜的喜悦中时，桑介入进来，严厉地责骂了索朗热的不当言辞。接着克莱桑热指责桑不尊重他的妻子，坚决要求她向索朗热道歉。桑回答说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永远地离开这个家。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双方开始动起手来。克莱桑热和莫里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位雕塑家站起身来，用木槌威胁莫里斯。桑冲到两人中间，扯着克莱桑热的头发，试图把他手中的木槌抢下来。作为回应，克莱桑热一拳打在了桑的胸口上。这让莫里斯失去了理智，跑出房间去拿枪。如果不是当地的助理牧师（这位两周前主持了结婚仪式的牧师现在亲眼看着美满婚姻的希望化作尘埃）招呼仆人一起阻拦，莫里斯可能当场就冲克莱桑热开枪了。这一切发生时，索朗热在一旁冷眼旁观，为自己制造的混乱沾沾自喜。

奥古斯特·克莱桑热；版画，日期未注明

这些生动的描述引自桑在婚礼后不到七周写给玛丽·德·罗齐埃的一封信，对于她这次的惨痛经历，桑补充道：“这对糟糕透顶的夫妇昨天晚上离开了，他们深陷债务，放肆无礼还洋洋得意，留下了一段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丑闻。三天来，我在自己的家里承受着被谋杀的风险。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也不会让他们踏进我的家门。他们太过分了。我的天哪，我从没做过什么坏事，怎么让我摊上这么个女儿啊！”[54]在信的末尾，桑让德·罗齐埃保管好她奥尔良广场公寓的钥匙，以免“这对糟糕透顶的夫妇”进入。

XIII

肖邦幸运地对诺昂发生的这些事一无所知。前一年11月他就离开了诺昂，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一直住在巴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再也回不去诺昂了。这时阻碍他返回诺昂的那场风波还没发生。1846年10月底，肖邦在桑的律师朋友埃曼努埃尔·阿拉戈的陪伴下试图返回巴黎，但卢瓦尔河地区的洪水十分严重，冲垮了附近的奥利韦桥，必须要从一架六米长的梯子下到卢瓦尔河的河岸上才能过河。很难想象身体羸弱的肖邦如何能跨越这样的险途。于是他等洪水退去之后，11月11日再次踏上了旅途。[55]这是桑第一次让肖邦独自一人返回巴黎，从这个耐人寻味的事情中也能看出两人的关系走上了下坡路。

桑一直没有把索朗热结婚的事告诉肖邦，直到最后一刻，也就是结婚预告公布时肖邦才获悉此事。那时已是1847年5月初，距婚礼只剩两周。有人说桑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肖邦当时的身体状况，肖邦因“哮喘”已病倒好几周，她是出于真心实意的关怀。桑说，既然肖邦的病让他无法回到诺昂参加婚礼，何必再告诉他更多细节徒增他的负担呢？但更有可能的是她不想向肖邦解释自己最近对克莱桑热产生的欣赏之情，以及因此接纳克莱桑热成了自己女婿的事情。毫无疑问，肖邦和桑大约同时认识了克莱桑热，但他一直不喜欢这个人。他为索朗热的幸福感到担忧，不赞成母女俩每天去这位雕塑家的工作室。他不喜欢克莱桑热专横跋扈的处事风格，也十分反感当时他在巴黎展出的最新作品——一个姿势有伤风化的裸女，“为了让人物的动作显得合理，他不得不在她的腿上缠了一条蛇。她扭曲的样子十分狰狞。这个雕塑刻画的是一位情妇，在巴黎十分有名”[56]。肖邦对于艺术中作品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特别古板拘谨。但如果这样的刻画显然是为了哗众取宠，肖邦就会十分反感。在给家人的信中，肖邦再次表露了自己对这场婚姻的看法，虽然他这时还没听说正在诺昂全面爆发的那场风波。肖邦的评论很有意思，让我们了解到了克莱桑热的家庭以及这家人对这位浪子是多么漠然。

巴黎，1847年6月8日

婚礼是在乡下举行的，在我生病的时候——说实话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悦，如果我去了不知道我还得忍受哪些面孔。至于那位年轻的丈夫，只有上帝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他父亲是贝桑松（Besançon）的一位雕塑家，只在当地有些名气。他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到了一些钱，现在都投资到当地的房产里了。他有一大家子人。这个儿子从小就受到了罗昂红衣主教（Cardinal de Rohan）的照顾，本来是要他从事神职工作的，但他干了六个月就放弃了，从事起了绘画和雕塑。从这时起他的人生轨迹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做了很多不正当的事——这种事做得太多了，以至于他经常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去了意大利——后来由于债务缠身，他不得不离开佛罗伦萨。他的父亲跟他断绝了关系，于是他参军加入了骑兵团，但在那也没待多久。两年前他制作了一尊农牧神的小雕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年他制作了一尊女性雕塑和一些出色的半身像。他还给阿瓜多家［一个西班牙的银行业家族］的孩子们雕刻过半身像，然后他跟索朗热结了婚！他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他的父亲也没出席婚礼。这位父亲只写了封信，桑夫人也从来没见过他。[57]

肖邦并不知道，写完这封信之后没过几天，他就被卷入了桑和她不正常的家庭所经历的混乱中。让肖邦预感不妙的第一个迹象是索朗热的一封急信，她向肖邦借用马车，以便和克莱桑热尽快离开诺昂。桑肯定是拒绝了让她使用马车。索朗热告诉肖邦：“我生病了，从布卢瓦坐公共马车会让我疲惫不堪。”（她怀孕了。）“我母亲大发脾气后，我就永远地离开了诺昂。请在巴黎等我。我必须马上见到你。”[58]对一切一无所知的肖邦自然没有反对索朗热使用他的马车，在给桑的信里附上了一张亲切的字条。鉴于桑刚刚经历过的事情，借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说，这封信在她看来无异于一巴掌打在了脸上。不幸的是，桑的回信已经遗失，但肖邦把这封信拿给德拉克鲁瓦看时，后者用“残忍”来形容这封信。[59]此时，桑担心索朗热在肖邦耳边说她的坏话，跟肖邦说桑之所以没让他这个夏天回诺昂，是因为她和到诺昂做客的记者维克托·博里有染。桑感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强迫肖邦表明立场，但从肖邦给桑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礼貌地拒绝了。

巴黎，1847年7月24日

我不需要跟你讨论克［莱桑热］先生的事。在你把你的女儿交给他之前，我并不熟悉克［莱桑热］先生这个名字。

至于她，我无法坐视不管。你应该记得，我经常替你的孩子们向你求情，不偏不倚，每次都如此，我相信永远爱他们是你的使命——因为这是世上唯一一种不会改变的爱。不幸可能会为这种感情带来阴影，但不会改变它的本质。

如果这种不幸让你不愿用心去听你女儿的事情，那么这种不幸一定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在她刚刚成为一个女人的时候，在她的身体状况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母亲的照顾的时候。面临如此重大的事情，涉及你最神圣的爱，关于我个人的事，我必须不予理会，不予置评。时间会解决一切。我会等待——一如既往。

你最忠诚的，

肖

向莫里斯致以问候[60]

肖邦的信表明了他认为桑的不幸都源于她自己。开头的几句话一定让她十分震惊。这种指出了赤裸现实的提醒是桑无法承受的。这是肖邦给桑写的最后一封信，她的回信为我们解释了原因。

诺昂，1847年7月28日

……很好，我的朋友，遵从心的指引，并把它当作你良知的声音。我完全理解。至于我的女儿，没必要比去年更担心她的病。我的热心、我的关注、我的要求，甚至我的祷告都没改变她的行为，她是个很享受让自己生病的人。

如果说她需要一位母亲的爱，那你就误会她了——她恨这位母亲，恶意中伤她，用最可怕的诽谤抹黑这位母亲最无辜的行为和家庭。你选择听她的倾诉，也许还相信她的话。我不想挑起一场这样的战争。我更愿意看到你站到敌人的阵营里，而不是在一个我亲生的、喝着我的乳汁长大的敌人面前为我辩护。

那么，既然你认为她是值得你奉献的人，请好好照顾她。我不会因此怪你，但你要理解我有权利做一个气愤的母亲，从此以后我不会容忍我的权威和尊严被轻视。我受够了被欺骗、被伤害。我原谅你，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说一句责备的话，因为你已经做出了真心实意的表态。这让我有些意外，但如果做出这样的表态让你的内心感到更自在、更坦然，我也不会纠结于这次奇怪的态度大转变。

别了，我的朋友。希望你早日摆脱所有疾病；希望你很快康复（我有理由相信）；我会感谢上帝让我们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结束这份持续了九年的特殊友谊。请让我偶尔听到你的消息。

其他的没必要再说了。[61]

这封回信令人震惊。肖邦给桑留了扇门，桑却用力地把它关上了。也许这封长信里最让人震惊的不是这位小说家如何用夸张的语言把索朗热描述为“我亲生的、喝着我的乳汁长大的敌人”，而是她指责肖邦投靠敌人的那句话。桑怒不可遏，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许诺昂的人提起索朗热的名字。桑通过这个惊人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个女儿对她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桑也开始清理肖邦居住过的所有痕迹。她打掉了自己和肖邦卧室之间的分隔墙，占据了他的房间；换掉了墙上的壁纸，把肖邦的钢琴给普莱耶尔送了回去。从这时起，她对肖邦的评论充满了怨恨，甚至让我们怀疑她是不是短暂地失去了理智。桑对肖邦最亲密的波兰朋友格日马瓦抱怨说：“他的心被紧紧地密封住了。”桑就此事给埃曼努埃尔·阿拉戈写了一封情绪激动的长信，在这封71页的信中她说：“九年来，虽然我充满活力，但我犹如行尸走肉。”[62]

[1] KGS，vol. 3，p. 189.

[2] CFC，vol. 3，p. 442；KFC，vol. 2，p. 324.

[3] CFC，vol. 3，p. 207；KFC，vol. 2，p. 141.

[4] CGS，vol. Ⅵ，p. 906.

[5] CFC，vol. 3，p. 200；KFC，vol. 2，p. 136.

[6] CFC，vol. 3，p. 197.

[7] 我们会在后文详述维亚尔多改编的乐曲；见本书“英国：日暮穷途”一章，第616页，脚注B。

[8] CGS，vol. Ⅶ，p. 159.

[9] RGSF，p. 51.

[10] CGS，vol. Ⅴ，pp. 617-19.

[11] CGS，vol. Ⅵ，p. 631.

[12] CGS，vol. Ⅶ，p. 149.

[13] Corr. générale d’Eugène Delacroix（vol. 1，p. 278），ed. André Joubin. Paris，2 vols.，1936-38. 桑最终只给肖邦在华沙的姐姐卢德维卡寄去了一本签了名字的书。

[14] CGS，vol. Ⅵ，p. 632.

[15] CS，p. 531.

[16] 后来奥古斯蒂娜的父亲约瑟夫·布罗由于没能从桑的手里拿到更多钱，也在一本名叫《乔治·桑其人及其阴谋》的小册子里中伤她，布罗不仅指责桑把他未出阁的女儿引诱到了莫里斯的卧室里，还暗示她本人是个同性恋。

[17] CFC，vol. 3，p. 170；KFC，vol. 2，p. 109.

[18] HCM，p. 367.

[19] 乐谱上写着“以F.肖邦的名义敬献给F.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夫人。1845年10月8日于巴黎”（原文为法语）塞西尔的纪念册保存在牛津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索引号“MSS. M. Deneke Mendelssohn b.2，item 42”。1844年圣诞节时，门德尔松明确提出请肖邦写点东西送给塞西尔，但肖邦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他开玩笑地写道：“我亲爱的朋友，请努力地把这封信想象成我刚收到信就立刻给你的回信。”CFC，vol. 3，p. 218.

[20] 藏于摩根图书馆，索引号114343。

[21]
玛祖卡是肖邦的作品中最具创新性的一个体裁。但随着后来这些乐曲的出现，很明显它还有极大潜力有待发掘。

[22] CGS，vol. Ⅶ，p. 208.

[23] CFC，vol. 3，p. 228；KFC，vol. 2，p. 156.

[24] CFC，vol. 3，p. 232；KFC，vol. 2，p. 158.

[25] 李斯特在这次贝多芬周年祭中承担的责任详见WFL，vol. I，pp. 417-28。

[26] CFC，vol. 3，p. 212；KFC，vol. 2，p. 145.

[27] CFC，vol. 3，p. 226；KFC，vol. 2，p. 155.

[28] CGS，vol. Ⅶ，p. 430.肖邦爆发的醋意由来已久，不少资料中都有记录。据乔治·吕班称，从1843年7月20日桑给博卡奇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桑已经告诉肖邦博卡奇曾是她的情人，她抱怨说自己用这样的“坦诚”换来的仅仅是肖邦的嫉妒。对此吕班加了一个冷冰冰的注释：“坦诚和犯罪一样，没什么值得感激的。”CGS，vol. Ⅵ，p. 202，n. 1.

[29] KGS，vol. 3，p. 189.

[30] CFC，vol. 3，p. 228；KFC，vol. 2，p. 157.

[31] CFC，vol. 3，p. 251；KFC，vol. 2，p. 175.

[32] “À mon ami chéri et bien chéri Aug. Franchomme，FF Chopin.”肖邦在其他作品的献词中从未表达过如此强烈的感情。

[33] 除非我们算上令人费解的《升F大调前奏曲》（op.28），肖邦将手稿中的6/4拍改成了3/2拍，但却没有修改乐谱，让演奏者迷惑不已。两种拍号在不同版本的乐谱中都能见到。

[34] CFC，vol. 3，p. 66；KFC，vol. 2，p. 32.

[35]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杰弗里·卡尔贝里具有开创意义的注解（KCLS，p. 269），卡尔贝里说这一乐段“从功能上说是特殊的”。

[36] 转成A大调之后，草稿中的乐曲首先试探性地出现在了波兰舞曲的第141～147小节，之后完整地出现在了第161～184小节。这份草稿2005年由肖邦国家研究院获得，索引号F.9904。我要感谢波兰国家版本的副编辑帕维乌·卡明斯基（Paweł Kamiński），是他让我注意到了这份草稿以及它在《升f小调波兰舞曲》中的出现。

[37] 波兰传记作家米奇斯瓦夫·托马谢夫斯基提出了几个值得读者研究的问题，他指出这首幻想曲“隐晦地引用了”卡罗尔·库尔平斯基的爱国主义歌曲《利特温卡》（Litwinka）中的旋律，这首歌创作于十一月起义期间，在巴黎的华沙侨民中间流传甚广，肖邦可能也很熟悉这首歌。幻想曲中有一两个主题确实跟这首歌曲惊人地相似，如需进一步了解，请参见TCSZ，pp. 218-20。

[38] CFC，vol. 3，p. 225；KFC，vol. 2，p. 155.

[39] LC，p. 62.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李斯特后来否定了自己的判断，而且是全盘否定。李斯特写下这句话的25年后，他承认自己当时犯了错误，没有领会到肖邦最后几部作品中的精妙之处，尤其是《幻想波兰舞曲》和《船歌》。“现在我十分欣赏这些作品。”LLB，vol. Ⅶ，p. 122.

[40] NFC，vol. 2，p. 248. 直到1965年，赫伯特·温斯托克（Herbert Weinstock）还将这首《幻想波兰舞曲》列入肖邦“有瑕疵的作品”中，认为应该将它“缩短24小节或30小节”，但并没有说明应该删掉哪24小节或30小节（WCMM，p. 282）。在近些年的传记作家中，吉姆·萨姆森（Jim Samson）为肖邦翻了案，他指出了这首乐曲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复合主题结构中的内部细节。SMC，pp. 200-211.

[41] CGS，vol. Ⅶ，pp. 370-71，392.

[42] LGSB，pp. 28-29.

[43] 劳拉在诺昂遭受冷遇之后，肖邦将次年出版的《三首玛祖卡》（op.63）献给了她，通过这种方式补偿了她。

[44] CFC，vol. 3，p. 246；KFC，vol. 2，p. 171.

[45] 桑，《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巴黎，1888，第249～250页。

[46] SHV，vol. 2，p. 444.

[47] SHV，vol. 2，p. 444.

[48] 詹姆斯曾就乔治·桑写过一篇影响深远的著名文章，见1913年12月8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49] CGS，vol. Ⅶ，p. 660. 1847年3月到5月，桑曾给十几个人写信，极尽赞美之词赞扬克莱桑热的美德，这些话没过多久就让她后悔了。

[50] CGS，vol. Ⅶ，pp. 671，690.

[51] CS，p. 553.

[52] ML，p. 314；CGS，vol. Ⅷ，p. 77.

[53] 这个为了攻击奥古斯蒂娜、顺带抹黑莫里斯的罪名最早出现在画家泰奥多尔·卢梭（Théodore Rousseau）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中，卢梭曾短暂地跟奥古斯蒂娜订过婚。卢梭读到这封信后，质问桑为什么要让自己娶一个“二手货”。他利用这封信向桑索要高额的嫁妆，只有这样他才愿意接手这个姑娘。最后桑把他打发走了，说他的要求是“胡言乱语”，并且取消了婚礼。索朗热知道自己骂奥古斯蒂娜是“荡妇”时一定会刺痛这个可怜的姑娘。奥古斯蒂娜不知道匿名信是谁写的，有人猜测这封信可能就出自克莱桑热夫妇之手。

[54] CGS，vol. Ⅷ，pp. 11-13.

[55] 莫里斯·桑用15幅画作描绘了1846年晚秋在卢瓦尔河谷泛滥的洪水，画面充满戏剧张力，比照片还要生动，为我们描绘了肖邦返回巴黎途中面临的现实阻碍。一辆公共马车出发后渐渐被上涨的洪水淹没；马车试图驶上地势较高的地方时有一个轮子掉了下来；一匹马摆脱缰绳跑走了，只留马车和车夫困在水中。影印版的部分画作可参见S-DMS，pp. 102-105。

[56] CFC，vol. 3，p. 284；KFC，vol. 2，p. 204.

[57] CFC，vol. 3，p. 288；KFC，vol. 2，p. 207.

[58] CFC，vol. 3，p. 294；KFC，vol. 2，p. 210.

[59] DJ，vol.1，p.236. 德拉克鲁瓦还提到信中可以看出桑的残忍、冲动和压抑已久的怒气。“作者时常羞辱那个女人（索朗热），信中愤怒的谴责仿佛是从某部小说或哲学论文中借来的。”

[60] CFC，vol. 3，pp. 295-96.

[61] CFC，vol. 3，pp. 296-97.

[62] CGS，vol. Ⅷ，p. 48.

阴霾渐深，1847～1848

你更加痛苦，也更富诗意了；你作品中的伤感如今更加深入人心。

——阿方斯·德·屈斯蒂纳侯爵[1]

I

这时肖邦进入了人生中最阴暗的阶段。与桑的决裂让他备受打击，但朋友们纷纷来到他身边，试着帮他振作起来。弗朗肖姆、德拉克鲁瓦和格日马瓦都是奥尔良广场的常客；维亚尔多夫妇、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和肖邦的其他波兰朋友也时常来慰问他。如今对索朗热和肖邦有关的一切都抱有偏见的桑只简单地把这一切归结为所有人都像肖邦一样“站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两人的绝交让波利娜·维亚尔多十分忧心，她写信恳请桑重新考虑此事。“你说肖邦现在和索朗热是一伙儿的，他认为索朗热是受害者，还说你的坏话。我发誓绝对不是这样的，至少就他而言不是。”[2]路易·维亚尔多在妻子的信里加的一段附言可能帮了倒忙。在回顾索朗热婚礼带来的一系列风波后，路易评论道：“我担心有人挑拨你们的关系。”随后他补充了一句肯定会让桑大为光火的话：“这位母亲，难道她就没有一点错吗？”桑不仅无视了这个问题，还跟维亚尔多夫妇也断绝了关系。

在巴黎，肖邦依然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参加。他与奥古斯特·莱奥和忠实好友德拉克鲁瓦一起出席晚宴，偶尔也会去看歌剧。也是在这个时期，肖邦和阿尔康的友谊更加深厚了。阿尔康当时还住在奥尔良广场，肖邦有时会去他的公寓一直待到晚上。10月初，肖邦还到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家富丽堂皇的府邸做客，在巴黎城外不远处的费里埃城堡住了几天。11月18日和20日，肖邦受邀到兰伯特府邸为恰尔托雷斯基一家和他们的朋友演出，与朋友相聚的喜悦和现场的波兰氛围让肖邦的精神振奋了起来。12月，肖邦收获了《新音乐杂志》对《三首玛祖卡》（op.63）和《三首圆舞曲》（op.64）的好评。肖邦将第64号作品中的第一首圆舞曲——《降D大调“小圆舞曲”》——题献给了德尔菲娜·波托茨卡，德尔菲娜当时回到了巴黎，再次短暂地出现在了肖邦的生命中。2月中旬，肖邦与德尔菲娜和她的客人共进晚餐，之后为他们演奏了乐曲。除此之外，在1847～1848年这个艰难的冬天里的大部分时间，虽然他的身体状况明显越来越差，但他还是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教了几个学生，也完成了《大提琴奏鸣曲》（op.65）的出版。从这时起，肖邦的经济情况开始出现困难。

肖邦的学生简·斯特林目睹了他经历的一切。桑一搬走，她马上就搬进了桑的公寓。过去四年里，斯特林和她富有的姐姐凯瑟琳·厄斯金（Katherine Erskine）一直活跃在肖邦的巴黎社交圈里。斯特林在1844年成了肖邦的学生，现在一周上三节课。姐妹俩经常拜访肖邦，努力帮他把生活变得更舒适些，两人逐渐成了肖邦社交圈的核心，帮肖邦处理了不少他不愿意做的杂事。斯特林已经爱上了肖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给肖邦提供了不少物质支持，几乎可以肯定是她将肖邦从贫困之中解救了出来。

II

肖邦终于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同意举办一场音乐会。在1848年2月10日肖邦写给卢德维卡的信中，他解释了这件事的原委。有一天早上，普莱耶尔、奥古斯特·莱奥、托马斯·阿尔布雷赫特和莱昂·德·佩尔蒂伯爵（路易·菲利普国王的音乐总监）来到了肖邦的公寓，开始温和地给他施压。他们保证说肖邦什么都不用做，只需坐下演奏，其他事情都有人安排。他们会预定2月16日的普莱耶尔音乐厅作为这次的演出场所，也会联系一些助演嘉宾，这些嘉宾肯定会帮忙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肖邦既没钱，也没精力独自撑起这场演出。肖邦感到盛情难却，最初的反对想法也开始动摇。除了弗朗肖姆是肖邦强烈要求的，其他助演嘉宾都由肖邦的“朋友委员会”选出。收到邀请的有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室内演奏家、教授、小提琴家让-德尔芬·阿拉尔（Jean-Delphin Alard），曾在梅耶贝尔的歌剧《先知》中扮演主角的男高音古斯塔夫-伊波利特·罗歇（Gustave-Hippolyte Roger），还有波利娜·维亚尔多年轻的侄女女中音安东尼娅·莫利纳·德·芒迪（Antonia Molina de Mendi）。

肖邦已经六年没有公开演出过了。当媒体上刊登了演出的暂定通知，让人们看到这位西尔芙（Sylph）可能愿意打破沉默，屈尊为大家演出时，咨询信如洪水般向普莱耶尔的办公室涌来。演出前两周，音乐会的日期才最终确定下来。几小时之内，300张票以每张20法郎的价格售罄。其中皇室预定了40张票。有600人被列入了候补名单，精明的普莱耶尔承诺他们3月10日还有另一场音乐会，但肖邦否定了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再演一场，这一场就让我受够了。”[3]这场音乐会确实让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将首次公开演奏三部新出版的作品：《船歌》《摇篮曲》《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奏鸣曲尤其费了他不少精力，几周前他还在不停地修改，直到出版前的最后一刻才完成。查尔斯·哈雷曾听肖邦和弗朗肖姆私下里排练过这部乐曲，亲眼见过这部作品给作曲家带来的麻烦。那天肖邦身体不适，哈雷说他走向钢琴的样子“像一只半开的折刀”，但当他开始演奏并熟悉了乐曲后，“精神就掌控了肉体”[4]。这时音乐会已经临近，人们抢购门票的热情让肖邦十分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开始认真地练习了，他说：“我感觉现在自己比什么时候弹得都差。”[5]让肖邦更苦恼的是，他再次被每年横行巴黎的流感击倒了。为了缓解肖邦的焦虑，普莱耶尔把他最好的钢琴，也就是音乐会上要使用的那一架钢琴送到了肖邦的公寓，让他先熟悉一下。普莱耶尔还承诺用鲜花装饰舞台，甚至在过道和舞台铺上地毯，以便营造出一个客厅的优雅氛围，让肖邦在舒适自在的环境下演奏。这样的安排，恐怕没有一位音乐家会不满意。

2月16日，周三晚上8：30，肖邦走上了普莱耶尔音乐厅的舞台，观众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身体虚弱，面色惨白，但走起路来依然腰板笔直。观众都是社会名流，其中不乏一些贵族。《音乐评论与公报》用浮夸的语言写道，观众中有“家世最显赫的贵族女子，穿着她们最优雅的服饰”。杂志提到，另一群精英也出席了音乐会：“艺术家和音乐爱好者中的精英们为他们抓住这次机会而欣喜，这位音乐界的西尔芙承诺再次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哪怕只有几小时。”[6]肖邦的朋友们，包括格日马瓦、屈斯蒂纳、恰尔托雷斯基、德拉克鲁瓦和简·斯特林，都围绕着钢琴坐在舞台上。

肖邦音乐会

于

普莱耶尔沙龙

1848年2月16日

上半场

莫扎特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

演奏者：肖邦、阿拉尔和弗朗肖姆先生

咏叹调，由安东尼娅·莫利纳·德·芒迪小姐演唱

咏叹调，由安东尼娅·莫利纳·德·芒迪小姐演唱

下半场

《g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中的谐谑曲、柔板和终曲

作曲：肖邦先生；演奏者：作曲家及弗朗肖姆先生

《魔鬼罗勃》中的一首新咏叹调，

作曲：梅耶贝尔先生；演唱者：罗歇先生

伴奏：阿拉里和加罗德先生

节目单上的第一首曲目——莫扎特三重奏，可能是肖邦最爱的那首E大调三重奏（K.542）。《音乐评论与公报》写道：“这首乐曲被演奏得如此出色，以至于人们感觉以后不可能再听到如此精彩的演奏了。”[7]但最吸引这些乐迷的是《船歌》。查尔斯·哈雷当时也观看了演出，肖邦对乐曲难点的处理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演奏了《船歌》的后半段，从那个需要使出全力的地方开始，使用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很弱（pianissimo）的力度，但他却处理得如此有韵味，让人怀疑这种新解读是不是比人们习惯的那种更合适。[8]

从哈雷的描述中我们推测他所说的是乐曲的尾声，由第92小节渐强（crescendo）引入，乐谱上标记着“很强”（fortissimo）和“更快地”（più mosso）。在此后的18个小节里，洪水的闸门被打开，键盘被强有力的声音淹没，这是当时的肖邦没有力气做到的。

此外，尾声部分最后几个小节背景中华丽的持续低音构成的丰富和声也成了钢琴史上的典范。

在音乐会的下半场，肖邦还需振作起来应对大提琴奏鸣曲中的挑战。从节目单中可以看出，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被跳过，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出于对肖邦身体状况的考虑，观众们只听到了谐谑曲、广板和终曲。（在接受尼克斯的采访时，肖邦的学生卡米耶·迪布瓦夫人说肖邦没有演奏第一乐章，是因为他排练给朋友们看时效果不佳，我们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可信。[9]）在音乐会的最后，肖邦演奏了一系列前奏曲、玛祖卡和圆舞曲，并以新出版的《降D大调“小圆舞曲”》（op.64，no.1）作为安可曲结束了这场演出。回到休息室时，肖邦几乎晕倒。

《公报》上各大专栏对他当晚表现的赞美之词几乎构成了一篇长长的颂文。

这位西尔芙信守了他的诺言，是如此成功，如此热情！比起描述、分析、揭示这地球上绝无仅有的演奏的奥秘，我们从观众的反应，从他燃起的热情中更能看出这一点……听懂了肖邦的音乐，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所有观看了周三演出的人都会对此深有体会。

介绍了肖邦演奏的曲目后，文章继续写道：

不要问他将这些或大或小的杰作演奏得如何。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不会尝试去细数这样一位技艺精湛的杰出天才在演奏中展现了多少精巧的细节。我们只能说他的魅力没有一刻不让观众沉醉，甚至在音乐会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让观众回味无穷。[10]

《吟游诗人》也不甘示弱，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了肖邦。文章将肖邦称为“妙不可言的艺术家，只通过一根手指的轻触与这个凡尘世界相连”，还将肖邦的演奏比作“花的叹息，云的耳语，星的呢喃”[11]。

音乐会后，肖邦收到的最诚挚的一封贺信来自他多年来的崇拜者德·屈斯蒂纳侯爵，他说：“你将观众变成了自己的朋友。”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几乎可以作为肖邦的墓志铭了。

置身于人群之中，却感觉是在和你独处；说话的不是钢琴，而是一个灵魂。多么伟大的灵魂啊！请为你的朋友们照顾好自己。能不时地听到你的琴声对我们来说是个慰藉，尤其是在黑暗即将到来的时候……

永远忠诚的，

A.德·屈斯蒂纳[12]

III

“黑暗即将到来。”不到一个星期，屈斯蒂纳的预言就应验了。2月22日，巴黎爆发了革命。人们厌倦了“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普。这位君主与法国世袭王位并无实质联系，1830年七月革命（“光荣三日”）后，共和国没能建立起来，路易-菲利普被意外地推上了王位。路易-菲利普想要讨好所有人。他喜欢手臂上挂着一把雨伞在巴黎街头漫步，将工人称为“我的朋友”，将警卫称为“我的同志”。但当大规模的失业和饥饿开始席卷全国时，法国人再也无法忍受这位傀儡君主的表演，决心推翻他。人们建起了街垒，开始了斗争。人群聚集在皇宫外彻夜不归，高唱着“马赛曲”呼吁改革。皇家军队对着人群猛烈开火，造成50位造反者死亡，多人受伤。当人们临时找来手推车运走尸体时，被派来维持秩序的国民警卫队因为看到了当时惨烈的场面，也加入了革命。这件事成了一个转折点。人们挖出上百万块鹅卵石、砍掉了4000多棵树，在全城建起了一道道街垒。不到48小时，国王的藏身之处圣克卢宫就被一大群怒吼着的暴民包围。为了避免引发内战，路易-菲利普被迫退位，和家人逃往英国。

肖邦在音乐会结束后就卧床了，这些骚乱没让他的内心产生一点波澜。他在床上躺了数日，深受流感的残余影响，对窗外的枪声和楼下激烈的肉搏战充耳不闻。大街上到处都发生着流血事件，没有停息的意思，因此3月10日的第二场音乐会也不可能再举行了。人们纷纷逃离城市，巴黎的艺术生活也陷入了停滞。肖邦写道：“商店开着，但没有顾客。手里握着护照的外国人等待着离开，但他们哪也去不了，只能等被破坏的铁路线被修好。”在这样的混乱中，肖邦听说索朗热生下了一个女婴，于是给她写了一封贺信。他说：“你可以想象，你女儿出生的消息比共和国成立还令我开心。”[13]

5月4日，肖邦感觉自己可以接受邀请去拜访夏洛特·马利亚尼和她的朋友了。和四处风流的丈夫分开后，夏洛特从奥尔良广场搬到了两公里外莱韦克城街（Ville-l’Évêque）18号的一间公寓。由于暴乱，街道上布满了大坑和碎石，让人们难以出门，因此肖邦必须乘马车跋涉过去。当天有一位客人是法国驻摩洛哥副领事埃德蒙·孔布（Edmond Combes）。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曾游历红海海岸，还在阿比西尼亚住了几年。他写过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书，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比西尼亚人”。肖邦第一次见到孔布就很喜欢这个人，当天晚上两人一起离开了马利亚尼夫人的公寓。

下楼的时候，他们在前厅意外地碰见了乔治·桑。这是个让桑和肖邦都避之不及的尴尬场面。肖邦问候了她，问她最近是否得到了索朗热的消息——“一周前，昨天，前天？”桑说没有。“那么请允许我通知你，你当外祖母了，”肖邦回答道，“索朗热生了个小女孩，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告诉你这件事的人。”他抬了抬帽子，继续走下楼去。到了楼下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忘了说母女平安这件重要的事。但由于无力再爬上楼，肖邦让孔布去传达了这条消息。桑下楼迫切地向肖邦询问关于女儿身体状况的更多细节，肖邦把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她。之后她询问了肖邦本人的健康状况。“我说我还好，把看门人叫来开了门，在阿比西尼亚人的陪伴下回到了奥尔良广场。”这些都可以从次日，也就是3月5日，肖邦写给索朗热的信中看到，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些内容，因为它们与七年后桑给出的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后桑和肖邦再也没有见过面。埃德蒙·孔布描述这次见面对肖邦的影响时说：“我把他送回了家，他非常伤心，非常抑郁。”[14]

在《我毕生的故事》中，桑也对这个场景进行了描述，但她的版本就是给别人看的。她写道：“1848年3月我见过他一次。我紧紧握住了他冰冷、颤抖的手。我想跟他说话，但他逃走了。现在轮到我说他不再爱我了。我为他省去了痛苦，把一切留给天意和未来。”[15]多年来她一直用这样的说法精心粉饰着事实，从未改变过。与肖邦偶遇之后仅15个月，当桑听说一位不太熟的朋友，格里耶·德·伯泽兰（Grille de Beuzelin）夫人，想要帮他们俩和解时，她就已经想好要如何描述这件事了。“他赶忙避开了我。我叫人去找他，他不情愿地回来了，不谈他自己，也不谈我，用他的态度和表情展示了气愤，甚至几乎是恨意。”[16]肖邦给索朗热的信直到近代才被出版，在此之前，桑的说法一直是人们能看到的唯一版本，但桑的话最好留给其他证言去推翻。

索朗热的孩子名叫让娜-加布丽埃勒，出生不到一周就死去了，5月7日被埋葬。刚给索朗热写完祝贺信没几天，肖邦就发现自己又要写一封慰问信。“你一定要坚强和冷静。为剩下的人照顾好你自己。”[17]也许这件憾事带来的唯一一个好结果就是它最终促成了索朗热和母亲的和解，不过那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IV

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被废黜后，桑就马上回到了巴黎，与她的左翼朋友们庆祝共和国即将成立。看到君主制被推翻，桑感到无比高兴，并自称共产主义者。她的一些老同行甚至被拉马丁（Lamartine）领导的临时政府任命，其中包括路易·布朗、埃曼努埃尔·阿拉戈，还有桑的老情人费利西安·马勒菲耶。肖邦难以置信地说：“想象一下！马勒菲耶管理着凡尔赛！路易·布朗成了劳工委员会的主席！而巴尔贝斯则掌管了卢森堡宫！”[18]肖邦的惊愕不无道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备管理经验，更别说掌管一个国家了。阿尔芒·巴尔贝斯（Armand Barbès）因参加1830年的七月革命被监禁了18年，这时刚被监狱释放。马勒菲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无法胜任管理凡尔赛的工作，甚至连为此事赋诗一首都做不到，仅身居高位三天就走人了。至于路易·布朗，他制订的公共事业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局。当时全国失业现象严重，这也正是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为此布朗想出了一个新奇的解决方案。他雇了5万名工人在战神广场挖沟，再雇另外5万人把沟填起来。最后他因不称职而被最初任命他的同僚们罢免，差点被愤怒的工人杀死，不得不逃到伦敦避难。毫无疑问，肖邦不是共和制度的支持者，看到君主制被推翻，他感到十分惋惜。多年来肖邦一直受到路易-菲利普皇室的照顾，与一直支持他的皇家近侍也有着深厚的情感。

弗里德里克·肖邦；路易-奥古斯特·比松拍摄的银版照片（1847年）[19]

1848年的革命也被称为“民族之春”。柏林、德累斯顿和维也纳的君主们惊恐地看着路易-菲利普的遭遇。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似乎也在提醒着他们命运的到来，书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号召人们：“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革命的大火烧遍了欧洲，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佩斯（Pest）和米兰的动乱共导致了几万人死亡。波兰从1831年起就成了一座坟场，它的命运似乎已尘埃落定，它还会再崛起吗？3月15日，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兹南爆发民间起义，消息传到巴黎时，波兰侨民们沸腾了。五天后，一支新成立的波兰军团准备进军大波兰地区（Greater Poland），这支军团可能是由普鲁士监狱大规模赦免的波兰人组成的。志愿者从欧洲各地涌来，为军团壮大力量。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从巴黎赶到克拉科夫指挥作战。波兰独立的夙愿被重新燃起，在巴黎尤为如此。5月15日，波兰独立斗争的支持者聚集在巴士底狱，高喊着“波兰万岁”的口号。人群行进到国民议会，要求政府就支持波兰发布正式声明。很多人认为左翼杂志《真正的共和国》（La Vraie République，乔治·桑也是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促成了这次的示威。桑也加入了示威，她感到自己梦想中长久的共和国已近在眼前。当人们冲进议会大楼，涌入辩论室时，桑也在现场。混乱持续了两个小时，直到国民警卫队向示威者亮出了刺刀，局面才被控制住。示威的领头人，包括桑的一些同伴，都被关了起来。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政治斗争中的耻辱。混乱中，桑看到一个女人从楼上的窗口向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当问到这人是谁时，有人告诉她：“这是乔治·桑。”她赶忙逃到诺昂，担心自己会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当她为同伴的命运和逝去的梦想哀悼时，她写道：“这愚蠢得多么无可救药！”[20]

当肖邦听说正在纽约的尤利安·丰塔纳打算回到欧洲参加起义时，他告诫这位老朋友说：“不管我们有多心急，让我们等到事态明朗，这样我们才不会白费力气，要把力气留到需要的时刻。这个时刻已经不远了，但还不是今天。也许还要一个月，也许还要一年。这里的所有人都相信，在秋天到来之前我们的事情就能见分晓。”[21]肖邦显然对欧洲的政治局势十分了解。他告诉丰塔纳报纸上全是谎言，波兹南还没有成立起共和国。他敏锐地补充说普鲁士的德国人肯定不会允许的，他们宁愿流血也不愿让自己成为大波兰版图的一部分。他对丰塔纳说：“如果你想做正确的事，就待在原地。”

肖邦虽然能给朋友理智的忠告，但自己却做不到这一点。《华沙信使报》在报道肖邦上个月举办的音乐会时，补充了一条似是而非的消息，说肖邦打算马上离开法国，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条消息让肖邦的家人看到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他们以为肖邦可能会返回波兰，尤其是如果波兹南起义能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的话。这样的可能让尤斯蒂娜非常高兴，因此在3月5日，也就是肖邦的命名日，她给肖邦写了一封信：

华沙，3月5日

你给我们写的信如同一份狂欢节礼物，几行直接来自你的字句比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间接传闻更能平息我们的担忧。尤其在流感肆虐你居住的地方时，这种担忧尤甚，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焦虑心情。《华沙信使报》报道说你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将尽快离开巴黎。当然我们会想：“他会去哪呢？”有人说“去荷兰”，有人说“去德国”，还有人说“去彼得堡”。而我们，渴望见到你的人，心想：“也许他会回这里来。”全家马上开始争论让你住在哪里。巴钦斯基夫妇已经准备好把他们的公寓让出来；卢德维卡也是。就好像一场幼稚的肥皂泡游戏。

你慈爱的母亲[22]

最终的结果确实成了“肥皂泡游戏”。这些虚无缥缈的希望，如肥皂泡一样随风飘荡，不久就破碎了，没留下一点痕迹。肖邦选择了面临重要抉择时他经常做的事情：他拖延着，等待命运逼迫他做出决定。

[1] CFC，vol. 3，p. 325.

[2] CFC，vol. 3，p. 305.

[3] CFC，vol. 3，p. 320；KFC，vol. 2，p. 228.

[4] HLL，p. 36.

[5] CFC，vol. 3，p. 322；KFC，vol. 2，p. 229.

[6] 1848年2月20日刊。

[7] 1848年2月20日刊。

[8] HLL，p. 36.

[9] NFC，vol. 2，p. 207.

[10] 1848年2月20日刊。

[11] 1848年2月20日刊。

[12] CFC，vol. 3，p. 325.

[13] CFC，vol. 3，p. 329.

[14] CFC，vol. 3，pp. 331-32。孔布与肖邦相遇后仅四个月就死了，这件事和他的旅行故事一样传奇。孔布刚到叙利亚担任外交官后没多久，他的女儿奥古丝塔就在距大马士革不远的马拉巴因霍乱而死。他和妻子在回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一群怀有敌意的狂热宗教分子（“穆斯林”）阻截，遭到他们的攻击，他最终因伤势过重在一个仓院里屈辱地死去了，但他的妻子幸存了下来。CGS，vol. IV，p. 899.

[15] SHV，p. 448.

[16] CFC，vol. 3，p. 427.

[17] CFC，vol. 3，p. 334. 1849年5月14日，索朗热告诉肖邦她又生了一个女孩，“上次的那个有多小，这个就有多大”（CFC，vol，3，p. 410）。为了纪念姐姐，这个孩子的名字也叫作让娜-加布丽埃勒。家里人都管她叫“妮妮”。索朗热与克莱桑热出现矛盾后，“妮妮”在诺昂和外祖母生活了两年。桑十分疼爱她的外孙女，很愿意把她当自己的孩子抚养。1854年春天，克莱桑热出现在了诺昂，从桑的手里抢走了孩子，目的就是给她们带来痛苦。“妮妮”6岁时死于猩红热，那时索朗热和克莱桑热已经分道扬镳了。

[18] CFC，vol. 3，pp. 329-30.

[19] 曾经人们认为这张著名的银板照片拍摄于1849年夏天，地点是肖邦的出版商莫里斯·施莱辛格的巴黎办公室，肖邦的主要肖像集都采用了这一日期。现在我们知道这张照片是比松在圣日耳曼洛克塞鲁瓦街（Saint-Germain l’Auxerrois）65号的工作室拍摄的，时间是1847年底，当时肖邦和乔治·桑刚分手不久。肖邦在世时，这张照片属于施莱辛格的个人收藏品，之后归莱比锡的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社所有。后来，华沙的肖邦国家研究院得到了这张照片。原版照片在二战中被损毁，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银板照片的照片，由贝内迪克特·耶日·多雷斯在1939年之前的某个时间拍摄。

[20] CGS，vol. Ⅷ，p. 457.

[21] CFC，vol. 3，p. 337；KFC，vol. 2，p. 239.

[22] CFC，vol. 3，p. 330；KFC，vol. 2，p. 235.

英国：日暮穷途，1848

他仿佛把观众当作知己，向他们轻诉着微风和月光，而不是暴雨和雷鸣。

——詹姆斯·黑德维克的日记[1]

I

随着革命动乱的爆发，巴黎的富裕人家不可避免地纷纷逃离了这座城市，带走了肖邦的许多学生。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收入微薄的境地，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弥补损失。此外，霍乱也在巴黎蔓延，剧场和歌剧院都关了门。朋友们劝他离开法国一段时间，于是他接受了他的苏格兰学生简·斯特林长期以来的邀请前往英国。在英国他能赚到丰厚的演出费，而且简·斯特林有一些上流社会的亲戚，可以介绍肖邦给他们上钢琴课。肖邦总共在英国住了七个月，这段相当长的时期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记载。他在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举办了重要的音乐会，被上流社会“接纳”，为英格兰和苏格兰贵族进行了无数次的私人演出。他被引荐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与惠灵顿公爵、阿尔弗雷德·德奥赛（Alfred d’Orsay）伯爵、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查尔斯·狄更斯、托马斯·卡莱尔、乔治·霍格思、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当时正在伦敦常住）等人来往。虽然这次英国之行对肖邦而言来得很是时候，但他在艺术上的成功是以健康为代价换来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次旅行加速了他的死亡。

II

经历了艰难的跨海航行之后，肖邦于4月20日的傍晚到达伦敦，住进了卡文迪什广场附近本廷克街10号的一个临时住处。[2]这个住处是简·斯特林和她的姐姐凯瑟琳·厄斯金为肖邦租下的，两位苏格兰女士费尽了心思，甚至给肖邦提供了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稿纸和他最爱的热巧克力，但房间并不合肖邦的心意。他甚至都没把巴黎运来的普莱耶尔三角钢琴的包装打开。这天是濯足节，随着复活节小长假的临近，伦敦的社交生活也逐渐停滞了下来。于是肖邦借着这个“无聊又安静”的机会离开了住处，驱车前往泰晤士河畔金斯敦（Kingston-upon-Thames）拜访流亡英国的法国皇室成员，但关于这次旅行的文献记录寥寥无几。[3]讨论的话题大多关于政治、巴黎的革命（当时已经蔓延到柏林，很快就会威胁到维也纳），以及最重要的“波兰问题”。英国政府同情波兰的命运，最近的波兹南起义燃起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激烈讨论。几周来，报纸上充斥着波兰人和普鲁士人为了一块曾经属于波兰的领土展开军事对抗的消息。导致了数百人伤亡的米沃斯瓦夫战役（4月30日）是波兰反普鲁士斗争中的一次阶段性胜利，引发了议会两院中不少人的激情演讲——最著名的要数达德利·斯图尔特勋爵的演说，他是波兰事业在英国的主要推动者。波兰起义失败后，又有新的一批波兰流亡者涌入西欧，加入了之前的流亡者队伍，其中有几百人定居在了英国——至少短期内将会停留在这里。因此肖邦刚踏上阿尔比恩的海岸，就意外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波兰民族主义的浪潮中。[4]

与此同时，他也找到了另外一个住处。在卡罗尔·舒尔切夫斯基少校（一位参加过1830年起义的老兵，他是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在伦敦的代理人）的帮助下，肖邦搬进了多佛街48号更宽敞的公寓里，在这个伦敦市中心的高档社区住了三个月。在这里，肖邦把他的普莱耶尔钢琴拆了箱，让布罗德伍德公司的工人安装了起来。此前肖邦同意在英国的所有演出中都使用布罗德伍德钢琴。实际上，肖邦最早接到的一个邀请就是到大普尔特尼街（Great Pulteney Street）33号布罗德伍德展厅挑选在此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巡演中使用的钢琴。[5]5月2日，布罗德伍德将一架三角钢琴送到了多佛街，放在了肖邦的会客厅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没几天，皮埃尔·埃拉尔也“急忙提供了他的服务”，于是肖邦在伦敦的公寓里有了三架上好的三角钢琴，分别来自欧洲最有名的三个钢琴商。[6]

受欧洲大陆革命局势的影响，伦敦聚集了很多跨越海峡来到英格兰寻求发展的音乐家。歌唱家里最著名的是珍妮·林德（Jenny Lind）和波利娜·维亚尔多，钢琴家包括查尔斯·哈雷、乔治·奥斯本、埃米尔·普吕当、弗雷德里希·卡尔克布雷纳，此外还有最著名的西吉斯蒙德·塔尔贝格，当时他已经和女王陛下剧院签订了下一乐季的十二场演出。柏辽兹也在伦敦。四个月之前，这个性格暴躁的法国人在指挥家路易·朱利安（Louis Jullien）的邀请下带着对丰厚收入的期望来到了伦敦。但现在他只能在英格兰消磨时间，由于巴黎的银行体系已经崩溃，他自己没法回国，也无法把赚到的钱带回巴黎。我们必须感谢柏辽兹滞留伦敦，因为他对英国首都的艺术生活进行了最诙谐的描述。面对突然间涌入伦敦的一大批艺术家——“一群群歌唱家”“不过四五千名一流钢琴家”——他颇为忧虑，担心自己的饭碗会被抢，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有趣。但整体而言他是对的。这时的伦敦有着全欧洲最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对于肖邦来说，这是最适合他的地方。

5月4日，肖邦在“瑞典夜莺”珍妮·林德的个人邀请下前往干草市场的女王陛下剧院，听她演唱贝利尼歌剧《梦游女》中的阿米娜一角，演出门票销售一空，维多利亚女王和惠灵顿公爵也观看了演出。肖邦告诉格日马瓦：

我刚从［干草市场］的意大利歌剧院回来。J.林德今年首次献唱，女王本人也是自宪章运动以来首次公开露面。[7]两人都引起了热烈反响。让我同样印象深刻的是老惠灵顿，他坐在皇家包厢的下方，像狗舍里君主的看门犬一样。我之前认识了J.林德，她彬彬有礼地送了我一张名片和一张位置绝佳的前排票。我的位置非常好，一切都听得很清楚。她是个无与伦比的瑞典人，不仅有着平常人的那种光芒，也如同北极光一样。她在《梦游女》中的表现十分出色。歌声自信而纯粹，弱音如发丝般柔滑。[8]

五天之后的5月9日，林德的竞争对手波利娜·维亚尔多在伦敦的科芬园剧场（Covent Garden Theatre）同样出演了《梦游女》中的阿米娜。肖邦没有出席，但听说维亚尔多把由他的玛祖卡改编的声乐曲带到了伦敦并打算唱给伦敦的观众时他很开心。5月12日，维亚尔多在科芬园演唱了一组玛祖卡，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还进行了加演。肖邦也没有出席。他当时正和珍妮·林德共进晚餐，“之后她给我唱了一些瑞典歌曲，直到深夜”[9]。

III

5月10日，肖邦以钢琴家的身份在肯辛顿的戈尔公馆（Gore House）进行了他的伦敦首演。戈尔公馆是玛格丽特·布莱辛顿（Margaret Blessington）夫人和阿尔弗雷德·德奥赛伯爵的宅邸，两人没有举行宗教婚礼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丝毫不受流言蜚语和世俗眼光的影响。[10]可能是因为还没适应布罗德伍德钢琴沉重的触键，肖邦找人将他的普莱耶尔钢琴搬到了戈尔公馆。这是目前所知肖邦在英国期间唯一一次没有使用布罗德伍德钢琴的公开演出，虽然他平时练习时仍使用普莱耶尔钢琴。

接着他接到了许多来自伦敦豪华宅邸的邀请。这些演出大多数是由简·斯特林促成的。斯特林在维尔贝克街附近有一处临时住所，她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坚持不懈地向人们宣传肖邦和他的音乐。肖邦受邀前往了安妮·安特罗伯斯夫人位于皮卡迪利的奢华宅邸（5月12日）、萨瑟兰公爵夫人的斯塔福德公馆（5月15日）、卡文迪什广场的盖恩斯伯勒伯爵夫人家（5月24日）、伊顿广场的阿德莱德·萨尔托里斯（Adelaide Sartoris）太太家[11]（6月23日）、公园巷的哈特·迪克太太家（6月29日）和圣詹姆斯广场的法尔茅斯伯爵家。肖邦在这些场合的演出通常以“平静的行板”开场，之后演奏《降b小调谐谑曲》（op.31），接下来他会弹几首练习曲、《船歌》（op.67），以及几首前奏曲、玛祖卡和圆舞曲。有人说肖邦由于身体虚弱只能演奏一些片段，但如此内容丰富的节目单推翻了这种说法。实际上，演奏能让他重获新生。

5月15日在萨瑟兰公爵夫人豪华宅邸举行的演出最为引人注目。斯塔福德（如今的兰开斯特）公馆以其富丽奢华而闻名，据说比女王的宫殿还要气派。这次的盛会为庆祝萨瑟兰公爵和公爵夫人小女儿的洗礼而举行，英国贵族中的精英人士纷纷出席。经人引荐，肖邦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亲王和拜伦夫人，还有惠灵顿公爵。他用严肃庄重的语气描述了这次会面。肖邦说拜伦夫人是“一个奇人——我完全可以想象她会让拜伦感到无聊”[12]。至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他只写了简短的三句话：“女王陛下平易近人，跟我说了两次话。阿尔伯特亲王走到了钢琴边。大家都说这很罕见。”至于铁公爵，肖邦只说他是“老惠灵顿”，同时说他身边的人“和他地位相同——虽然与他并不相似”[13]。颇具影响力的《伦敦新闻画刊》用一句话总结了肖邦在这场盛会上的表现：“周日，肖邦在斯塔福德公馆为女王陛下进行的钢琴演奏引起了轰动。”[14]演出获得成功后，肖邦被告知女王可能会邀请他到白金汉宫演出，但他最终也没有收到这份邀请。几天前，爱乐协会邀请肖邦在他们颇负盛名的音乐会上演奏一首钢琴协奏曲，但肖邦拒绝了邀请。这样的演出机会是很多音乐家求之不得的，因此肖邦的拒绝让一些跟宫廷音乐总监说得上话的音乐家感到十分不满。宫廷里的演出邀请一般是通过宫廷音乐总监发出的，这位总监认为肖邦既然拒绝了音乐会的演出邀请，可能也会拒绝白金汉宫的邀请。肖邦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了爱乐协会的邀请，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不想和协会的交响乐团只进行一次公开排练就去演出——“观众可以免费观看排练。这样还怎么一遍一遍反复地排练？”[15]因此肖邦选择放弃这场音乐会和相关的报酬。7月7日肖邦在圣詹姆斯广场法尔茅斯伯爵家的演出也值得一提。与其他的演出不同，这是一场吸引了200名观众的公开音乐会。《每日新闻》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观众人数众多，穿着入时，他们对这场演出十分满意。肖邦先生演奏了“平静的行板”、第31号作品中的谐谑曲、著名练习曲集中的一首精选之作、一首“夜曲与摇篮曲”，以及几首前奏曲、玛祖卡和圆舞曲。在这些各式各样的乐曲中，他以惊人的方式展现了他作曲家的出色才华和演奏家的非凡技艺。如历史上的所有大师一样，他的音乐带有强烈的个人特点。作品十分精美，和声新颖，处处体现了出色的对位技巧和精妙的设计；但我们又从未听过如此自然流露的音乐。这位演奏者似乎放任自己沉浸在遐想和感觉的冲动中——他沉溺于幻想中，又似乎是下意识地将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思绪和感受倾诉了出来……

肖邦先生不追求用响亮的声音和灵活的机械技巧来震惊观众。他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却是如此地举重若轻、平稳流畅，始终是如此细腻和优雅，以至于听众完全感受不到这些地方的实际难度。精巧的细节处理、流水般丰满而柔和的音色、珍珠般圆润清晰的快速乐段都是他的演奏特点；而他的音乐特点则是自由的思绪、多变的表达，以及这位艺术家忧伤浪漫的天然气质。[16]

肖邦在演出前最后一刻邀请了波利娜·维亚尔多为他助阵，维亚尔多再次演唱了一组由肖邦玛祖卡改编的声乐曲。两人虽有着多年的友谊，但肖邦在邀请维亚尔多之前还是犹豫了。实际上，在这一整个乐季里，维亚尔多在多场音乐会上演唱了这些改编的玛祖卡，包括科芬园剧院那场座无虚席的演出，每次都大获成功，因为这些乐曲展示了她歌唱、钢琴演奏和作曲三方面的才能。[17]然而，肖邦发现维亚尔多在节目单中将他的名字略去之后，他感到有些吃惊。肖邦写道：“节目单上不再是‘肖邦的玛祖卡’，只写着‘维亚尔多夫人编曲的玛祖卡’——似乎这样看起来更好。”之后他敏锐地补充道：“对我来说都一样；但这背后的心思有些狭隘了。她想成功，又怕某份报纸不喜欢我。那份报纸曾说她演唱了没人认识的‘某位肖邦先生’的曲子，还说她应该唱些别的曲子。”[18]

现在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肖邦邀请维亚尔多时会有些犹豫了。维亚尔多在科芬园演唱玛祖卡改编曲的第二天，J. W.戴维森就在他的杂志《音乐世界》上发表专栏文章对改编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大意如下：

她的歌声十分精巧，展现了最细腻的情感，她的钢琴伴奏也证明了她是一位成熟且技艺娴熟的钢琴演奏者。但是如果说人声可以被用作一种媒介，将难听而做作的钢琴音乐变得动听而迷人，这样的说法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在赞叹维亚尔多夫人能够对如此枯燥乏味的音乐进行改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质疑她选择这些乐曲的品味。[19]

1848年7月7日，肖邦在圣詹姆斯广场法尔茅斯勋爵家中举行的音乐会节目单

将玛祖卡说成“难听而做作的”乐曲，因维亚尔多在公演中演唱这些乐曲而质疑她的品味，戴维森让这位著名的歌剧天后陷入了两难选择，要么放弃这些乐曲，要么从节目单中删去肖邦的名字。维亚尔多选择了后者。她猜到既然除了这件事，戴维森对她所做的其他事情都赞扬有加，那么把肖邦的名字隐去，戴维森就不会再攻击她改编的乐曲了。事实证明的确如此。6月27日，维亚尔多在白金汉宫为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亲王和400名受到特别邀请的宾客演唱这些乐曲时，节目单上写的是“玛祖卡，演唱者：维亚尔多夫人，编曲：维亚尔多夫人”[20]。因此肖邦说维亚尔多讨好《泰晤士报》的心思有些狭隘。但不管怎么说，她同意在7月7日法尔茅斯勋爵家的音乐会上演唱之后，肖邦的名字又出现在了节目单上，从上页的传单上就能清晰看出这一点。

这场演出门票的价格是1几尼。扣除各项费用后，肖邦最终获得了约100几尼的丰厚报酬。

IV

J. W.戴维森与肖邦的对立为他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一片骂名，因此我们也不能对此事避之不谈。肖邦到达英国两年前，戴维森被任命为伦敦《泰晤士报》的首席乐评家之后（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坐了32年），便开始利用职位之便对音乐界的事情发表高谈阔论。由于他也在1836年创办了《音乐世界》并担任该周刊的编辑，此时他开始对伦敦的音乐界施加控制。肖邦在阿德莱德·萨尔托里斯家举行演奏会之后，戴维森就在《音乐世界》的专栏中用带有讽刺意味的赞美对肖邦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肖邦先生最近在萨尔托里斯夫人（曾经的阿德莱德·肯布尔小姐）的宅邸举行了两场钢琴音乐会，似乎让他的崇拜者十分高兴；出席了第一场演奏会的林德小姐似乎是这些崇拜者中最热情的一位。我们一场也没有去，因此就这个话题没什么好说的。女王万岁！[21]

早在1841年，戴维森就曾把肖邦说成“难听旋律的制造者”[22]，而且他也没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看着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肯定了肖邦的重要性，戴维森做出了一个奇特的回应。他禁止了所有与肖邦有关的话题。肖邦在英国列岛逗留期间，《泰晤士报》没有对他报道过一个字，就仿佛他从来没存在过。作为英格兰最知名的报纸，这样的遗漏令人震惊。

戴维森的保守是出了名的。他把自己看作传统的捍卫者。他给自己赋予的使命就是宣扬和保护贝多芬和门德尔松这两位音乐之神的声誉，任何与这两位主张相悖的作品都要受到批判——有时还会被视为劣作。（从戴维森把舒伯特称为“过誉的大老粗”，把威尔第称为“音乐史上最大的骗子，写的都是些垃圾”就能看出这一点。）尤其是门德尔松，他做的事永远都是对的。前一年11月这位作曲家突然去世后，戴维森更是将门德尔松从凡人提升到了圣人的高度，把自己封为英格兰“门德尔松教”的大祭司。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重要音乐家都在献给门德尔松遗孀塞西尔的纪念册上致了辞，当戴维森听说肖邦拒绝在纪念册上签字时，他勃然大怒。戴维森严厉地斥责了肖邦的行为，诋毁说肖邦在他眼里只是个弹钢琴的，不过写了几首钢琴回旋曲和舞蹈旋律而已。[23]但正如肖邦后来所解释的，他认为这是个礼节上的问题。这份献礼原本就是德国音乐家写给德国人看的。“怎么能让我一个波兰人去签名呢？”他问道。戴维森因其激烈言辞和对肖邦恶毒的指责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后，在《音乐世界》周刊上为自己辩护，用的是他最擅长的办法——继续攻击。

我上周关于肖邦先生和已故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恶毒评论招致了一些人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是不公正的。我的那些评论并非出于恶毒，而是出于对已故的大师的敬意。这位大师身上凝聚了音乐的所有精髓，他的离世可以说让今后一个世纪的艺术发展成为空白……如果不欣赏肖邦先生的音乐成了恶毒的证据，那就让我永远被人称作“恶毒”吧。[24]

我们无须引述戴维森这篇控诉的全文，但他的最后一句话——“门德尔松与肖邦相比，就像是太阳和打火匣里的小火花”——可以被收录进《音乐恶言大词典》中。

这些话写于1847年12月，即门德尔松死后仅五周，我们有必要留意这个日期。从几年前戴维森对肖邦的《四首玛祖卡》（op.41）的评论就能看出他的态度有多么恶劣。当时肖邦的英格兰出版商韦塞尔将这份乐谱冠以宽泛的标题“波兰的纪念品”并寄给了戴维森，戴维森说它“混杂着吵闹而夸张的声音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刺耳音响”。为了向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证明他的说法，戴维森不惜对肖邦进行人身攻击，下面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他职业生涯中的最低点。

目前来看，可怜的肖邦之所以会犯下这样的错是有原因的，他深陷大女巫乔治斯［误］·桑的魔咒之中无法自拔，这个女人的情史和情人的数量与优秀程度同样有名；我们也很疑惑这个曾经让伟大又糟糕的宗教和民主主义者拉梅内（Lammenais）动心的人怎么会满足于将她梦幻般的人生挥霍在肖邦这样一个艺术界的无名之辈身上。[25]

将肖邦的“错误”归结到他与乔治·桑的风流韵事上既毫无道理，又十分愚蠢，让肖邦无法辩驳。但把肖邦称为“艺术界的无名之辈”就十分荒谬了。在这个情况下，韦塞尔出面编辑了一本名人录，收录了二十几位著名音乐家——包括肖邦、李斯特、车尔尼、柏辽兹和无意中引起这场骚乱的门德尔松本人——以示对肖邦的肯定。戴维森就像遇到天敌的乌贼一样，只好喷出墨水作为障眼法。他写了一篇强词夺理的文章作为回应，其主旨大意是“当肖邦先生的地位被潮流抬高时，我们无法看清他的真实水准”。他说韦塞尔和斯特普尔顿的公司为音乐界做出了贡献，在祝愿他们一帆风顺之后，他请求他们谅解自己“刺破了几个泡沫”[26]。历史上有不少评论家因错误的评论被后世贻笑大方。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史无前例的。韦塞尔委托戴维森写了一份宣传册赞扬他刚刚贬低过的这位作曲家，名为《论弗里德里克·肖邦的作品》，出版于1843年。在这篇匿名的吹捧文章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虚伪的恶臭，文中的阿谀奉承推翻了戴维森本人此前曾散播的所有言论。从第一句就能看出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在一个音乐骗子横行的年代，伟大光芒的出现是一件值得所有善于思考的艺术爱好者关注的事件——对于那些有责任在大事件被遗忘之前将其载入史册的人，这件事不容忽视。”这一次，他说肖邦的音乐特点是“一种深刻而诗意的气质”，他最新的作品成了“过人智慧的产物”，而之前被说成不值一提的协奏曲现在却“只有伟大的贝多芬的协奏曲才能与之媲美”，等等。同时期的塔尔贝格、车尔尼、赫尔茨和德勒跟这位波兰人比起来，都是在浪费时间，创作着“新形式的无意义之作，一首比一首更加不值一提”。戴维森这篇长达18页的颂文最后以一个反问句结束：“除贝多芬和门德尔松以外，世上成就最高的钢琴作曲家［除了肖邦］还有谁呢？”[27]戴维森为何会出现如此惊人的态度转变？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钱。他收了别人的钱才写下了这样的懦弱之词。而且文章是匿名发表的，因此他也不需要向读者解释他为什么会令人匪夷所思地“转变立场”。[28]

至于肖邦是否知道或在意韦塞尔的宣传册是谁写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肖邦给家人的信中就看出他十分清楚戴维森是个什么样的人。开始在伦敦演出、受到人们关注并赚到了一些钱之后，肖邦给家人写信说：“关于我的日场演出，很多报纸都刊登了不错的短评——除了《泰晤士报》［没有刊登任何消息］，这份报纸的评论者是个叫戴维森的人（是已故的门德尔松的信徒），他不认识我，以为我是门德尔松的对手（别人告诉我的）。我不介意，但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总有不说实话的理由。”[29]

V

伦敦的生活成本十分高昂。肖邦多佛街公寓的房租为每星期10几尼，此外他还要向男仆和马夫支付薪水。肖邦告诉家人，在伦敦举行一场演出他能赚到20英镑。实际上他的出场费通常比这要高，他现在有了一些英格兰学生，以每节课1几尼的价格每天在家上几节课，收入足够他支付账单。尽管如此，肖邦肯定也会偶尔被英格兰贵族的态度惹恼。罗斯柴尔德老夫人询问过他的价格后说，虽然他琴弹得很好，但价格有些高得过分。还有一次来了位夫人，她的女儿当时正跟另一位钢琴家上课，每周两节课，每节课0.5几尼，但她还想给女儿安排几节肖邦的课。然而当她发现肖邦的课时费是另一位钢琴家的两倍时，她表现出了疑虑，并说对于她家孩子的音乐发展而言，一周一节课就足够了。还有一位学生跟着肖邦上了几节课之后，没付钱就直接消失了。肖邦十分了解这些客户的本质，多数人找他上课不过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肖邦积攒了一些与英格兰贵族相处时发生的精彩故事，等着回到巴黎讲给那些可能感兴趣的朋友听。

“哦，肖邦先生，您的费用是多少呢？”

“夫人，我收取25几尼。”

“哦，但我只想听一首短短的小曲子。”她双手交握，惊呼道。

“价格都是一样的。”

“哦，这么说您可以演奏很多曲子了！”

“两个小时都行，如果您喜欢。”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需要预付25几尼吗？”

“不，夫人，之后再付就行。”

“哦，那太好了！”[30]

伦敦的有钱人一般会在7月离开伦敦，因此首都各种形式的艺术生活也会随之停滞下来，导致肖邦的收入日渐减少。这时他便开始为著名的苏格兰之行做准备，简·斯特林已经先行一步到了那里，不知疲倦地奔走于苏格兰的名门望族之间，为肖邦的演出做准备。

VI

如今简·斯特林成了肖邦生活中每天都会出现的人，她也继续推动了之后许多事情的发展。简·斯特林的父亲约翰·斯特林是基彭戴维（Kippendavie）和基彭罗斯（Kippenross）两个庄园的地主，简·斯特林是十三个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个。1804年，简·斯特林出生于邓布兰（Dunblane）的基彭罗斯庄园，但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她的双亲都已去世，于是小姑娘搬到了年纪比她大得多的姐姐凯瑟琳家里。凯瑟琳是詹姆斯·厄斯金的遗孀，两人结婚后仅五年，詹姆斯·厄斯金就在1816年去世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斯特林家族借着东印度贸易的发展热潮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简的一些祖辈曾在牙买加开办甘蔗种植园，获得了财务自由。詹姆斯·厄斯金死后，他的弟弟托马斯成了厄斯金家族所有地产的管理者，也负责掌管大家族中许多成员的财务状况，包括简和凯瑟琳的。

简·斯特林；阿希尔·德韦里亚绘制的肖像（约1842年）[31]

这两位出身富贵的姐妹形影不离；为了学习艺术，两人四处游历。19世纪40年代初她们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简跟着肖邦的学生英格兰钢琴家林赛·斯洛珀学习钢琴。通过斯洛珀的介绍，简可能在1843年见到了肖邦。次年，她成了肖邦的学生。肖邦认为她的水平不错，曾说：“有一天你会弹得非常非常好。”[32]凯瑟琳有时会陪着简去上课，也是在这样的场合里她们遇见了索朗热，使得索朗热在她的回忆录里勾勒出了两姐妹的形象：“在这位大师家中的课上，你会经常看到两个身材高挑、有着苏格兰血统和身型的人，她们苗条、苍白，看不出实际年龄，面色严肃，穿着黑色衣服，不苟言笑。在这阴郁的外表下，隐藏着两颗高尚、慷慨、热忱的心。上课的这位名叫斯特林小姐，陪她一起来的是她的姐姐厄斯金夫人。”[33]

没过几个月，肖邦就把创作完成的《两首夜曲》（op.55）献给了简，这件事可以说象征着两人友谊的开始。对简来说，这份友谊很快发展成了深沉而长久的爱恋，但肖邦却无法回馈她的感情。在肖邦看来，他和简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友谊，而且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刚开始，肖邦并未对此事感到担忧。他很享受“两位苏格兰女士”对他给予的关注，也很感谢她们的慷慨和善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感到困扰，虽然两位女士只是想让肖邦过得更舒适些。最后肖邦到达苏格兰后，听到有传言说他和简正在谈恋爱，甚至考虑结婚，这件事便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他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剧变，在信中批评简和她的姐姐，甚至说了一些坏话，而对于这样辜负了她们好意的批评，两姐妹一无所知。早在6月初，肖邦曾给格日马瓦写信倾诉，从中就能看出他的真实感受：“我善良的苏格兰女士们对我很好。除了出门应酬，我总是和她们在一起。但她们总是四处奔走，坐在颠簸的马车里在伦敦转来转去，拿着名片社交。她们想让我去拜访她们的所有熟人，虽然我已经如同一具行尸走肉。”[34]

肖邦在英国的足迹：1848年4月～11月

到了7月中旬他几乎忍耐到了极限：“我的苏格兰女士们人很好……但她们烦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35]肖邦待在伦敦时还能掌控一些自己的事务。但一到了苏格兰，他就只能听任斯特林姐妹的摆布，而奇怪的是两姐妹并没有意识到她们给肖邦带来的压力。在给格日马瓦的信中，肖邦将他所处的困境表达得最为明确：“她们会出于礼貌地把我闷死，而我也会出于礼貌地让她们闷死我。”[36]肖邦的苏格兰之行就是在这样的尴尬处境下进行的。但直到11月21日，就在他离开英国返回法国的前一天，他才把他对简和凯瑟琳的冷酷控诉发泄了出来：“在这里再多待一天，我就是不死也会疯掉。我的苏格兰女士们太烦人了。愿上帝保佑她们！她们缠住了我，我也没法从她们身边挣脱开。”[37]

如果知道了肖邦对她的真实看法，简·斯特林一定会十分伤心。她给予了肖邦无止境的慷慨帮助，换来的不应是这样的冷漠回报。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看到肖邦在这个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国家每天都在承受着颠沛流离，因此也更能体会他陷入了无力应对的艰难处境。如果他的苏格兰女士能意识到，肖邦最需要的并非其他，而仅仅是一个温暖的房间、一架钢琴和充分的休息，那么他的苏格兰之行可能会更加顺利。但当肖邦跨过了英格兰的北境之后，简和凯瑟琳便下定决心向尽可能多的人炫耀她们这位著名的客人，让他陷入了最终可能加速了他死亡的繁忙日程当中。

VII

8月5日星期六上午9点，亨利·布罗德伍德的一位代表在伦敦尤斯顿（Euston）火车站为肖邦送行，他慷慨地买了三个头等座——一个给肖邦，对面的一个给肖邦放脚，还有一个给他新雇的男仆丹尼尔。布罗德伍德让缪尔·伍德给肖邦做旅伴兼翻译，他是一名音乐会推广商，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有自己的音乐商店。坐火车前往爱丁堡走的是新开通的西海岸线路，途经伯明翰和卡莱尔，全程650公里，历时12小时。布罗德伍德在爱丁堡当时最好的酒店——位于圣安德鲁斯广场的道格拉斯酒店为肖邦预订了房间，让他在长途旅行之后得到充分休息。第二天星期日，肖邦坐着斯特林姐妹的朋友为他提供的马车悠闲地探索这座城市，著名的古城堡和开阔的海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印有这些风景图片的信笺寄给了华沙的家人。他也去了滑铁卢广场12号缪尔·伍德的音乐商店，查看从伦敦用蒸汽船运来的布罗德伍德三角钢琴是否完好无损。[38]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大概也讨论了缪尔·伍德为肖邦安排的两场重要音乐会，一场在格拉斯哥，另一场在爱丁堡。谈话间，肖邦无意中听到一位盲人钢琴家正在弹他的一首玛祖卡，这人显然对曲子十分熟悉。刚踏上苏格兰的土地不到24小时，他听到的第一首乐曲就是自己的作品。

肖邦从爱丁堡出发，去了城外20公里处的科尔德庄园（Calder House），庄园的主人是简·斯特林的姐夫詹姆斯·托菲肯勋爵，一位78岁的鳏夫，他派了一辆马车把肖邦接到了家里。到了庄园，肖邦不仅发现这里有一架布罗德伍德的三角钢琴，还发现简·斯特林的普莱耶尔钢琴也在等着他，是简专程从伦敦运来供他使用的。主人给肖邦安排的房间能将花园的美景一览无余，花园被树木点缀着，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丘。这座古宅有着悠久的历史。300年前，肖邦楼上的房间里曾住过苏格兰宗教改革者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他曾在这里违抗罗马教宗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主持圣餐仪式。据说这栋房子里经常有个穿红色兜帽的幽灵出没，但它并未在肖邦暂住期间现身，让肖邦多少有些失望。古堡有些地方的墙壁厚达2.4米，让肖邦倍感惊奇。他在没有尽头的走廊里走着，看到墙上“挂满了祖先的画像，颜色一个比一个深，面孔一个比一个更具苏格兰特点”[39]。肖邦很喜欢与托菲肯勋爵相处，他曾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船长，能用磕磕巴巴的法语跟这位有名的客人聊天。肖邦的房间离别人的房间很远，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弹琴。他午餐之前很少露面，中午会和大家一起在餐桌旁用餐。下午，肖邦有时会跟斯特林姐妹坐马车兜风，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在屋里写信。

晚餐一般设在7点，长长的餐桌旁经常会坐20多位客人，享受托菲肯勋爵的款待，他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来去自由不受约束。肖邦有时甚至会在大家的劝说下弹些苏格兰歌曲，客人们也会随着音乐一起哼唱起来。肖邦在科尔德庄园一直待到了8月底。虽然简·斯特林和姐姐一直很关心他（“我的任何需要都会马上被满足”），他还是向弗朗肖姆抱怨说他感到不自在，一个像样的构思也没有，无法创作，感到十分烦躁。他写道：“我感觉自己脱离了正轨，像是一头出现在假面舞会上的驴子，又像一根被装在低音提琴上的小提琴E弦。”[40]肖邦说自己身处一个格格不入的世界，这样的奇特描述体现了他心中的疏离感，也使得时常笼罩在他身上的阴郁情绪更加浓重。这时尤利安·丰塔纳在返回美国的途中路过伦敦，他的来信让肖邦感到更加失落了。肖邦绝望地写道：“如果我没有病得这么厉害，我明天就要回到伦敦拥抱你。无疑我们很久都不会再见面了。我们像两台羽管键琴（cymbały）[41]，被时势弹出悲惨的小颤音。”丰塔纳的信让肖邦想起了许多逝去的同胞，他在信中提到了扬·马图辛斯基、安东尼·沃津斯基、斯特凡·维特维茨基和伊齐多尔·索班斯基。他继续用乐器的比喻写道：“我们的音板还完好无损，但琴弦已经断了，有几个弦轴也跳了出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独一无二的著名制琴师斯特拉迪瓦里的作品，而他已经去世，没有人能把我们修好了。”[42]

爱丁堡附近的科尔德庄园，简·斯特林的姐夫托菲肯勋爵的府邸；照片（约1930年）

在科尔德庄园暂住的三周里，肖邦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为8月2日曼彻斯特的音乐会做准备，这场演出将成为他英国之行的一个最大亮点。就算肖邦再不愿意举办这样的音乐会，60英镑的高额出场费也足够让他屈服。虽然这个活动是由亨利·布罗德伍德推动的，但实际上的出资人是富有的实业家萨利斯·施瓦贝（Salis Schwabe）。在施瓦贝家的奢华宅邸——位于曼彻斯特郊区米德尔顿（Middleton）的克伦普索尔庄园（Crumpsall House）里，肖邦以客人的身份受到了施瓦贝一家的款待。8月25日星期五早上，肖邦和丹尼尔乘公共马车从科尔德庄园出发，10：30在爱丁堡坐上了火车。8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新贝利街（New Bailey Street）的索尔福德（Salford）火车站。两人到达克伦普索尔庄园时已是傍晚，精疲力竭的肖邦被丹尼尔抱上了楼，卧床休息了24个小时。

VIII

萨利斯·施瓦贝是一位著名慈善家，也是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一位董事，肖邦音乐会筹集的资金将全部捐赠给这家医院。[43]演出当天，绅士音乐厅（Gentlemen’s Concert Hall）里座无虚席，部分原因在于玛丽埃塔·阿尔博尼（Marietta Alboni）、阿马利娅·科尔巴里（Amalia Corbari）和洛伦佐·萨尔维（Lorenzo Salvi）三位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也参加了演出，演唱罗西尼、威尔第和贝利尼歌剧中著名的咏叹调。超过1200名观众观看了音乐会，是肖邦所有演出中观众人数最多的一场。从宣传单上的注意事项就可以看出这场音乐会是一场高规格的社交活动：“所有男士需身着晚礼服，佩戴白色或黑色领巾，否则不允许入场。”马车车夫绕着音乐厅行驶到门口，等这些富有的音乐爱好者下车之后，还要排着队“让马车转向牛津街”，直到音乐会开始后有不少马车仍在排队。肖邦最厌烦的就是这样人满为患的公开演出。

从节目单可以看出，肖邦在上半场演奏了一首夜曲（具体编号不详）和《摇篮曲》（op.57），下半场演奏了一首玛祖卡、华尔兹和叙事曲（具体编号不详）。他不得不对演出的曲目做了些修改，我们很快就会说到其中的原因。[44]

肖邦在绅士音乐厅的演出，曼彻斯特，1848年8月28日；音乐会节目单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的报道抓住了当晚演出的精髓：

肖邦看上去大约30岁［实际上他已经38岁了］。他身形瘦削，步履蹒跚，神态虚弱，几乎带着一种痛苦的神情。但一坐在钢琴旁，这样的神态就消失了，他似乎全身心投入到了音乐之中。肖邦的音乐和演奏风格有着同样鲜明的特点——优雅多于活力，作品中精巧细腻多于简单全面——演奏中优雅流畅的触键多于对乐器有力而紧张的掌控。

他的作品和演奏都堪称室内乐中的完美之作——适合配合最典雅的乐器四重奏——但在设计的广度和明确性上还稍有缺陷，在大型音乐厅里的演奏效果也略显不足。以上就是我们在周一晚上第一次听肖邦先生演奏后产生的印象。当地最优秀的一些业余音乐爱好者对他报以热烈掌声，并要求他安可最后一首乐曲，其他四位伦敦艺术家也获得了同样的赞美。[45]

虽然受到了好评，但肖邦的朋友都能明显看出他生病了，而且他的演奏缺乏力度。查尔斯·哈雷后来评论肖邦的演奏时写道：“令人心痛又十分明显的是，他已时日无多了。”[46]出乎肖邦意料的是，他的一位旧相识、爱尔兰钢琴家乔治·奥斯本负责在这场音乐会上为歌唱家们伴奏。肖邦听闻此事后，恳求奥斯本在他演奏时离开音乐厅。“我不适合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演奏，我的作品也展现不出效果。你的在场对于你和我都是件痛苦的事。”尽管如此，奥斯本还是坐在大厅后边的一个肖邦看不见的角落远远地听了他的演奏。“我为他欢呼、鼓掌……但他的演奏太过细腻，无法引起人们的热烈反响，我真心为他感到遗憾。”[47]

《音乐世界》刊载了一篇评论，其中的观点与奥斯本不谋而合。了解这份杂志与肖邦的过节的人都不会为文中的负面论调感到意外。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戴维森，但肯定是个想讨好他的人。作为“门德尔松教”英国分会的大祭司，戴维森一定愿意看到肖邦名誉受损。作者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将肖邦称为“法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在这些领域是个新奇人物”，之后通篇对肖邦只字未提，直到文末才明褒暗贬地写道：

关于肖邦先生的钢琴演奏，我在此不宜多言，望诸位读者谅解。他没有让我感到惊讶，也没有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毫无疑问，他的演奏十分完美——也许有些过于完美，甚至称得上手段高明——他的细腻与表现力也毋庸置疑；但我认为他缺少了利奥波德·德·迈尔（Leopold de Meyer）的震撼力、塔尔贝格的活力、赫尔茨的气魄和斯滕戴尔·贝内特（Sterndale Bennet）的优雅。尽管如此，肖邦先生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钢琴家，他的演奏总是能让人感受到些许的愉悦。[48]

这篇文章也没对肖邦的作品进行任何评价。《兰开夏郡大众广告报》（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的评价就更正面一些，承认他的作品“非常具有原创性”。对肖邦赞誉有加的是《曼彻斯特信使报》（Manchester Courier），评论者说虽然肖邦不是塔尔贝格，但他的“演奏风格纯真而纯净”，而且“在出色的触键和细腻的表达方面”无人能及。《曼彻斯特信使报》还写道肖邦的夜曲、练习曲和摇篮曲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一首没有提到名字的安可曲“极具美感”。[49]

曼彻斯特的观众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就在音乐会的前几天，肖邦刚遭遇了一场车祸，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场车祸差点要了他的命。那天他和丹尼尔坐着双座轿式马车在科尔德庄园附近行驶，马车由两匹年轻的英格兰纯种马拉着。突然一匹马被绊了一下，受惊狂奔了起来，另一匹也跟着狂奔起来。两匹失去控制的马向坡下飞奔去，缰绳被挣断，车夫被甩到地上，摔得鼻青脸肿。丹尼尔从马车里跳了出去，但肖邦没有力气跳车。无人驾驶的马车踉踉跄跄地冲向了悬崖，如果不是因为勾住了一棵树，可能就掉下去了。两匹马被撞坏的车压住，也都受了伤。肖邦写道：“万幸的是我没受伤，只是车子颠簸时磕青了腿。”但他补充道：“想到可能摔断手脚我就后怕。如果成了瘸子我也活不下去了。”[50]

肖邦是否在曼彻斯特举办了两场演出呢？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肖邦传记作家贝纳德·加沃蒂（Bernard Gavoty）在1974年宣称他有一封肖邦写给索朗热的信，肖邦在信中讲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我给一些英国朋友演奏《降b小调奏鸣曲》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快板和谐谑曲演奏得很顺利，正当我准备演奏进行曲时，突然，我看到一些受诅咒的幽灵从琴箱里冒了出来，就是当年我在修道院那个阴森的夜晚看到的幽灵。我不得不走出房间冷静片刻，之后我继续弹琴，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51]

这封信如今已无迹可寻。加沃蒂说这封信是他在伦敦买到的，上面标注的日期是“1848年9月9日”，也就是说它是肖邦回到苏格兰后在约翰斯通城堡写的。加沃蒂说肖邦演奏《葬礼进行曲》这件事发生在“8月29日……曼彻斯特的一个沙龙里”，当时《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乐评家观看了演出，他“惊讶地记录下了这个小插曲”[52]。但一些传记作家提出这场演出最可能是在克伦普索尔庄园里进行的，当时肖邦就住在这里，萨利斯·施瓦贝也喜欢在这里举行私人音乐会。但不管怎么说，这封信中存在一些令人疑惑的地方。《曼彻斯特卫报》并没有提到这场演出，而加沃蒂却说报纸的评论家写了一篇评论。曼彻斯特当地的其他报刊也没报道这件事。更令人费解的是，肖邦当时身体极其虚弱，从房子的这头到那头都需要他的仆人帮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何能有足够力气演奏体力要求最高的一部作品。（有些报道提到在绅士音乐厅公演的前一天，肖邦需要男仆把他抱上和抱下舞台。）此外，苏格兰的那场车祸刚过去不到两周，他的淤青也没有痊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修改甚至放弃了一些演出的曲目，但加沃蒂却说他仍旧能够完整演奏这首又长又费力的奏鸣曲。最后，信中提到十年前曾在巴尔德莫萨修道院折磨过他的“受诅咒的幽灵”如今又在曼彻斯特出现，迫使他离开房间，在演奏《葬礼进行曲》之前让自己冷静下来，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实际上是乔治·桑，而非肖邦，在《我毕生的故事》中讲述马略卡岛之行时第一次提到了这些幽灵，但这本书在肖邦去世五年后才出版。尽管存在诸多疑点，但这封信还是让人们形成了甚至固化了一个印象，即肖邦在曼彻斯特演奏了他的《降b小调奏鸣曲》。除非还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否则我们不能仅凭借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就断定这样一场演出的存在。

IX

在克伦普索尔庄园休息了一两天之后，肖邦于9月1日回到了爱丁堡。他在科尔德庄园的家庭医生、出生在波兰的亚当·维什琴斯基（Adam Łyszczyński）的家里住了一晚，这位医生使用了多种顺势疗法为肖邦治疗，成了他在苏格兰期间主要的医学顾问。9月2日，肖邦继续前往格拉斯哥，住在了简·斯特林寡居的姐姐安妮·休斯顿（Anne Houston）的约翰斯通城堡里。[53]简的家人把肖邦照顾得无微不至，连他随口一提的事都要尽力满足（甚至让人从法国每天给他寄报纸），但他仍感到寂寞和沮丧。最初几天明媚的阳光被阴天替代后，潮湿的浓雾缭绕着古宅，掩盖了周边的乡间美景，让肖邦变得郁郁寡欢。他对格日马瓦说：“我不太好，心情压抑，人们对我的过分关注让我厌烦。我无法呼吸，也无法工作。”但在这封信的后边肖邦又展现出了他的幽默感，让现代的读者看了也会会心一笑。肖邦发现曾跟自己说过话的一位苏格兰夫人据说是玛丽·斯图尔特的第十三代表亲，此事是站在这位夫人身边的丈夫以极其严肃的神情向他透露的。肖邦对此表示惊讶之后继续写道：“他们似乎都是表亲，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来自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很有名，但在欧洲大陆却没人听说过。整个谈话都围绕着宗族关系，就像《圣经》里的福音书一样：谁生下了谁和谁，这个人又生了谁，他又是谁的父亲，能写整整两页，一直追溯到耶稣基督。”[54]

简·斯特林在她亲戚家各式各样的豪华宅邸中为肖邦安排了多场演出，包括米利肯庄园（Milliken House）、斯特拉赫庄园、基尔庄园、威肖庄园、加贡诺克庄园和汉密尔顿宫等，因此肖邦马不停蹄地奔波着，用他自己的话说，被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苏格兰这一年的社交季被一种特别的欢腾气氛所笼罩。9月初，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苏格兰珀斯郡，在他们新购置的巴尔莫勒尔城堡度了三周假。由于皇室的到来，苏格兰吸引了比平时更多的公爵、勋爵和夫人们，他们跟随着皇室离开伦敦，住进了这些安排了肖邦演出的贵族宅邸中。肖邦发现“每次有英格兰上流社会的人来苏格兰……午饭的餐桌上都能坐满三十人”。之后他又对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两人发表了评论：

这里也来了很多名媛（诺顿夫人几天前刚刚离开），还有不少公爵和勋爵。今年来的贵族比往年更多，因为女王到了苏格兰，昨天突然坐火车路过此地。她必须在某个日期前回到伦敦，但雾太大，她没有像来的时候那样坐船回去；虽然船员和随从都在等着她，但她还是在阿伯丁（Aberdeen）坐上了夜间火车，以这种寻常的方式返程。他们说阿尔伯特亲王一定很高兴，他总是晕船，而女王则像真正的海上霸主一样，从来不怕坐船。[55]

约翰斯通城堡的地理位置很方便不知疲倦的简·斯特林安排肖邦到她的亲戚家演出，近的地方有简的姐姐伊丽莎白和姐夫内皮尔上将居住的米利肯庄园，远的有她的哥哥詹姆斯·斯特林上校居住的格伦蒂安庄园（Glentyan House）。简最奢侈的愿望是把肖邦带到她的出生地——邓布兰附近的基彭罗斯庄园，但最终没有成行，省去了肖邦的奔波之苦。9月初，约翰·默里勋爵和玛丽·默里夫人邀请肖邦前往他们在阿盖尔郡（Argyllshire）的斯特拉赫庄园。默里勋爵是苏格兰的军法署署长，他的妻子玛丽曾在伦敦上过肖邦的钢琴课。肖邦将她称为“我的一位60岁的学生”，可见他对这位学生并不重视，但显然这位夫人对肖邦的事情十分热心。从地图（第574页）中可以看出，肖邦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旅途才能到达偏远的斯特拉赫村，1848年这个小村庄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和500名居民。路上的天气阴沉多雨、变化无常，而肖邦要乘坐蒸汽船横渡长湖（Loch Long）到达阿登廷尼（Ardentinny），再下船乘坐马车沿着崎岖的无名道路抵达庄园。这段路总共要花上四个多小时。斯特拉赫庄园坐落在法恩湖畔（Loch Fyne），坐拥苏格兰大地的壮丽景色，是肖邦到过最北边的地方。他在这里逗留了一周。除了具有音乐才华以外，默里夫人还是位优秀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者，对英国文学也颇有研究。她的法语也很流利，应该足够供她与肖邦聊天，肖邦在斯特拉赫庄园的晚宴上跟别人寒暄时，默里夫人也能够帮上不小的忙。[56]

X

让肖邦心神不宁的一件事是即将在格拉斯哥商人音乐厅举行的演出，此前缪尔·伍德已经发出公告称演出将于9月27日进行。节目单上写的是“日场音乐会”，来看的观众并不多。《格拉斯哥先驱报》写道，观众“虽不多，但是格外显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主办方“西苏格兰贵族绅士夫人联合会”异想天开地把门票价格定为了0.5几尼的高价。财富和官爵的关系就如同马车和马，但这样的组合通常会导致音乐厅的座位坐不满——后来简·斯特林就从此事中吸取了教训。

亚历山大·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和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亲王妃带着他们的小儿子马塞尔出席了音乐会。一两天前，他们突然来到爱丁堡。肖邦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忙从格拉斯哥坐火车去问候了他们。恰尔托雷斯基一家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肖邦的消沉情绪，而肖邦的演奏也让他们振奋了起来。受到革命动乱的影响，恰尔托雷斯基一家被迫放弃了维也纳的住所。奥地利和匈牙利双方已经展开了几场会战，维也纳也处于动乱之中，被革命者占领，虽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暴徒抓住了国防大臣拉图尔（Latour）伯爵后，将他绞死在了路灯灯柱上，皇帝斐迪南五世也带着亲眷逃离了即将被阿图尔·戈尔吉（Artúr Görgey）将军的部队占领的维也纳。不论什么级别的贵族，在帝国首都维也纳继续待下去都是不安全的。能在格拉斯哥听到肖邦的演奏对恰尔托雷斯基一家是个巨大的安慰，而后来肖邦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安慰是此时的十倍。从这时起到肖邦生命最后一刻，马塞利娜亲王妃成了肖邦生命中一个忠诚、令他安心的存在，也成了他的主要照料者。

在格拉斯哥的音乐会上，肖邦请来女高音歌唱家朱列塔·阿德拉西奥·德·玛格丽特（Giulietta Adelasio de Marguerittes）为他助演。[57]

肖邦先生音乐会节目单

商人音乐厅

1848年9月27日

肖邦　　　　　行板和即兴曲

古列尔米　　　浪漫曲：《山茶花》

朱列塔·阿德拉西奥·德·玛格丽特（女高音）

肖邦　　　　　练习曲

尼德迈耶　　　浪漫歌曲：《湖泊》，拉马丁创作的诗歌

阿德拉西奥夫人

肖邦　　　　　夜曲和摇篮曲

古列尔米　　　船歌：《夜色很美》

阿德拉西奥夫人

肖邦　　　　　前奏曲、叙事曲、玛祖卡、圆舞曲

两点半开始

门票：数量有限，每张0.2几尼

缪尔·伍德先生，布坎南街42号

节目单很不详细，模糊得令人心急。在过去的两周里，缪尔·伍德一直试图让肖邦给出音乐会的节目单，甚至追到苏格兰乡下，但始终没能得到一个准信。肖邦就是没法敲定演出的曲目。因此伍德只能用手上仅有的信息勉强应付，凑出了这样一张节目单。我们通过D. C.帕克先生拥有的一张带注释的节目单才了解到肖邦当天实际演奏了哪些乐曲。他演奏了《平静的行板》（op.22），接着是《升F大调即兴曲》（op.36）、第25号作品中的两首练习曲、《夜曲》（op.27）和《夜曲》（op.55）（后者是题献给简·斯特林的）、第7号作品中的一组玛祖卡、第64号作品中的一组圆舞曲。这场音乐会上难度最大的乐曲是《F大调叙事曲》（op.38）——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演奏这部作品时总会跳过最激烈的几个段落。

那天下午的音乐会让《格拉斯哥先驱报》的评论家感到十分困惑，他很快就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将肖邦称为“了不起的法国钢琴家”之后——这个描述一定让波兰读者感到很奇怪——作者继续写道：

我们很难以一种能让不严谨的音乐家听懂的方式评论肖邦的演奏和他的作曲风格。他风格独特，作品中使用了奇怪又新奇的和声，经常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在周三演奏的乐曲中，他在修饰主题时使用的怪异而独具创意的方式尤其让我们感到惊讶。他的主题经常只有几个音符，并不比音阶里常用的音符多多少。当天观看了演出的人可以从夜曲和摇篮曲看出这一点。简单的主题贯穿全曲，他在这个主题上堆积了大量我们能想象到的最诡异的和声、不协和和弦及转调。而在另一个主题里，曲调中一个简单音符以单调的脉动不断出现，如同一串奇诡的音乐装饰。现场观众都能明显看出的一点是肖邦的音乐中充斥着忧郁和伤感的情绪。确实，如果让我们用三个词来形容他的乐曲，那就是新奇、悲情和难以理解。肖邦先生显然是个身体虚弱的人，似乎饱受体弱和疾病的困扰。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脆弱的身体状况，他的音乐作品中才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忧郁情绪。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位大师的作品更适合在家中演奏，而非在音乐厅演奏；同时我们也深知这些作品具有一些技术上的特色，一定会让它们成为大量业余钢琴演奏者珍藏的作品。[58]

可惜的是，朱列塔却受到了冷遇。《格拉斯哥先驱报》的评论家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她的演唱缺乏激情，“没有一点吸引力”。

苏格兰旅行家、日记作家詹姆斯·黑德维克（James Hedderwick）对这场音乐会进行了更带有个人色彩的描述，也为我们更全面地展示了肖邦的形象。音乐会这天下午2点，黑德维克碰巧走到了商人音乐厅的大门外。一辆优雅的四驾马车在哈奇森大街（Hutcheson Street）音乐厅门外停了下来。这在当时的时间和地点是个罕见的情景，于是黑德维克上前询问执勤的警察这里在办什么活动。警察告诉他“有一位肖邦先生在办音乐会”。这位警察把肖邦的名字说得十分奇怪，在黑德维克听来很像苏格兰语里的液体容积单位。[59]接着他走进了音乐厅。

进门之后，我发现音乐厅里坐了大约1/3的人。观众都是贵族，其中有波兰爱国主义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此外还有汉密尔顿公爵家的几位代表，坐在不远处的是布兰泰尔勋爵和勋爵夫人，后者是位十分美丽的女人，不愧是女王最爱的萨瑟兰公爵夫人的女儿。附近其他的贵族和绅士也都在现场，我猜测这些夫人小姐中有很多都跟这位巴黎当红的伟大钢琴家上过高级的课程。

很明显观众中有一些肖邦先生的好友。我从没见过这位先生的肖像，也没读过或听说过对他的介绍，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一位看起来有些虚弱瘦小的人吸引了，他穿着浅灰色的套装，包括一件色调和质地相同的礼服大衣，在朋友当中走来走去，不时掏出表看看时间，似乎

身体只有郡吏手指上一颗玛瑙那么大。[60]

看到这个小小的灰色身影，我马上认出他就是大家都来一睹风采的那位音乐天才。他没有胡须，也无络腮胡，有着浅色的头发，脸庞苍白而消瘦，他的外表很特别，引人注目；当他最后掏出表看了一眼，走上舞台，坐在让他闻名于世的乐器旁的时候，他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将肖邦的细致和塔尔贝格、德勒以及李斯特的聒噪（“从狂热的键盘上撕下狂野的音乐之魂”）进行了对比后，黑德维克说肖邦的演奏带有一种“极致的甜美和轻逸”。用“回旋流动的音符，他编织出了珍珠花环”[61]。

音乐会结束后（肖邦净赚了90英镑），简·斯特林和休斯顿夫人把肖邦带回了约翰斯通城堡，并邀请恰尔托雷斯基一家、托菲肯勋爵、默里勋爵和勋爵夫人、缪尔·伍德和亚当·维什琴斯基夫妇一起共进晚餐。默里夫妇特地从150公里外的斯特拉赫赶来见肖邦，年过七旬的托菲肯勋爵也从科尔德庄园远道而来。也许这是肖邦来到英国后第一次感受到喜爱他的贵族朋友们对他的支持。晚宴上，显贵的宾客济济一堂，为了感谢大家，肖邦多停留了一会儿，用波兰语和法语与宾客们交谈。这一天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后来肖邦写信告诉格日马瓦，这场晚宴对他的帮助很大，让他重获新生。

之后肖邦在珀斯郡的基尔庄园（Keir House）住了几天，斯特林家这栋富丽堂皇的祖宅位于亚伦桥附近，是简的表亲、30岁的单身汉威廉·斯特林的宅邸。后来他继承了爵位，成了威廉·斯特林-马克斯韦尔爵士家族名义上的族长。肖邦很欣赏简的这位表亲，他酷爱艺术收藏，喜欢向客人展示他的各种无价之宝，包括穆里罗和其他西班牙大师的画作。

威廉·斯特林的书房藏书丰富，和这位有修养的、渊博的学者十分相称。几个月前，他刚出版了那部让他闻名于世的书籍：三卷本的《西班牙艺术家年鉴》（Annals of the Artists of Spain）。作为一名业余钢琴演奏者，威廉·斯特林很喜欢肖邦的音乐，据简说，他还曾模仿肖邦的演奏刻苦地练习《F大调叙事曲》。在基尔庄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妙语连珠的肖邦。他对苏格兰安息日的著名评论就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写出来的。“星期天——没有邮件，没有火车，也没有马车（想出去透透风都不行），没有船，甚至连可以吹口哨逗逗的狗都没有。”[62]

［肖邦告诉格日马瓦］我早上什么都干不下去，一直到下午两点，穿戴整齐之后，我就会感到很烦躁，喘着气一直到晚饭时间。用完晚饭后，我还得跟男人们坐在饭桌旁，听他们谈话，看他们喝酒。虽然已经无聊至极了（他们很有礼貌，用法语给我解释着桌上的谈话，但我还是心不在焉），可我还是得打起精神，因为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让我弹琴了。之后，善良的丹尼尔把我抱到楼上的卧室里（如你所知，英国宅子的卧室一般都在楼上），帮我更衣，扶我躺下，留一根蜡烛，之后我便可以自由地喘着气，做着梦，直到天明，然后一切又从头开始……[63]

XI

10月4日，肖邦在爱丁堡女王街的霍普顿大厅（Hopetoun Rooms）举行了他在苏格兰的最后一场公演。据说为了避免再出现上周在格拉斯哥演出时观众坐不满的情况，简·斯特林买了100张票分发给了亲朋好友，结果音乐厅座无虚席。这场音乐会恰逢苏格兰地区一年一度的社交盛会喀里多尼亚狂欢节（Caledonian Rout），在这一周的时间里贵族们白天参加赛马大会、打猎、射击等活动，晚上举办晚宴、猎人舞会及其他娱乐活动。简·斯特林以“娱乐活动”的名义发出了不少赠票，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出席肖邦音乐会的都是“上流人士”。由于肖邦没有精力准备新的曲目，于是他把最近在格拉斯哥演奏过的一些乐曲搬到了爱丁堡的音乐会上。

霍普顿大厅，女王街

肖邦先生的晚场音乐会

1848年10月4日

1.行板和即兴曲

2.练习曲

3.夜曲和《摇篮曲》（op.57）

4.华丽的大圆舞曲

5.广板和行板

6.前奏曲、叙事曲、玛祖卡和圆舞曲

八点半开始

门票：数量有限，每张0.5几尼

缪尔·伍德，滑铁卢广场12号

这场音乐会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是肖邦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场没有邀请助演嘉宾的演出。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小时，肖邦演奏了至少15首乐曲，还有一些安可曲。就算对于身体健康的钢琴家来说，能进行这样的演出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了。而对于身体极度虚弱的肖邦而言，这场演出可以说是英雄事迹了。当天早些时候，肖邦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魔鬼”一词，可见他走上舞台之前的焦虑心情。

据《爱丁堡广告报》（Edinburgh Advertiser）报道，多数爱丁堡的社会精英都出席了音乐会，“还有不在少数的陌生人”。这份报纸评价说肖邦优雅的演奏“对于听惯了现代乐派‘吵吵闹闹’的作品的人来说显得格外动听”。文章尤其对肖邦演奏的《摇篮曲》赞赏有加。《爱丁堡时事报》（Edinburgh Courant）则更进一步，将肖邦的作品誉为“钢琴音乐古典佳作的典范”之后，评论者说肖邦的演奏是“我们听过的最完美的演奏”。作者继续说，虽然肖邦明显缺乏门德尔松、塔尔贝格和李斯特的力度，但“作为室内钢琴家他是无与伦比的”[64]。

最后《苏格兰人》（The Scotsman）用一篇颂文将赞誉推向了高潮，成为肖邦整个英国之旅中获得的最高评价。

星期三晚上霍普顿大厅里坐满了来听这位著名钢琴家演奏的宾客。任何同意独自为观众演奏两个小时的钢琴家都必须非常善于长时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满足观众的期望。而肖邦先生在这两方面都很成功。他演奏了自己的音乐，这些作品堪称天才之作。他的演奏技艺从各方面讲都非常精湛……“电闪雷鸣”乐派的钢琴家——据我们所知这一乐派是从法国兴起的——让欧洲的年轻小姐们陷入了狂热的崇拜中，她们充满野心地、疯狂地效仿这种演奏风格。这种业余的尝试带来的后果令人惋惜，它几乎彻底毁掉了下一代人良好的、理性的演奏……肖邦先生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但这种魅力只有通过他细致入微的演奏才能展现出来。我们猜测他的作品旋律中的一些显著特点来自对波兰著名民歌的回忆——来源于对命运多舛的祖国的回忆，而动人表达则来自“眼泪所不能表达的深厚情感”。他演奏得无比精致和完美，再加上恰到好处的不时发力，都让我们惊异于这样一个看似瘦弱、轮廓鲜明的人身上原来蕴藏着如此过人的才华。[65]

XII

这时肖邦在苏格兰已经待了十一周，在此期间他进行了三场公演（算上曼彻斯特的那场），在十多个乡间别墅演奏过——其中有些他还去了好几次。肖邦已精疲力竭，随着秋季的寒冷天气席卷苏格兰大地，他的不适症状也愈发严重——咳嗽、痰中带血、持续性地感到疲倦乏力。爱丁堡音乐会之后的第二天，他被带回了科尔德庄园，继续过着前些天那种乏味的日常生活。他告诉阿道夫·古特曼：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从这个勋爵家到那个勋爵家，再从这个公爵家到那个公爵家。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除了极度友善和无限热情的主人，到处都是上好的钢琴、美丽的绘画、藏书丰富的书房；此外还有马匹、猎犬、无止境的晚宴以及我不怎么用得上的酒窖。你很难想象英国庄园里的这种极致奢华和舒适。[66]

对于刚举行的这场音乐会，肖邦一本正经地调侃道：“我在爱丁堡办了音乐会。当地的所有贵族都来听我演奏。他们都说很成功——一点点的成功，一点点的钱。”实际上肖邦已经无计可施了。他的“苏格兰女士们”再次掌控了他的生活，先是让他陪着她们去拜访了因弗拉里（Inverary）的阿盖尔（Argyll）公爵夫人，又去威肖见了贝尔哈文（Belhaven）夫人，最后拜访了汉密尔顿公爵，这位公爵的宏伟府邸汉密尔顿宫位于拉纳克郡（Lanarkshire），它可能是肖邦在苏格兰见过的最奢华的府邸。汉密尔顿宫不仅是当时苏格兰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据说也是西方世界第五大非皇家宅邸。[67]他们甚至还商量带肖邦去汉密尔顿公爵阿伦岛上的宅邸（该岛隶属于汉密尔顿家族），但最终没有成行。

在汉密尔顿宫做客期间，肖邦拿起笔，再次用讽刺的话语将心中的不满情绪宣泄了出来，他不得不陪着公爵们和夫人们消磨时间，在饭桌上心不在焉地听着没有实际内容的对话，身边这些有钱阶级似乎对音乐本身也不够尊重。让他无法接受的一点是，在英国，音乐不被看作一门艺术，而只是一门手艺——如同木工或瓦工一样，算不上一个正经职业。有一次他给宾客们演奏了几首曲子后，一位“重要的女士”（grande dame）拿出了一把六角手风琴，煞有介事地演奏起了极为难听的音乐，让肖邦十分诧异。还有一次一位女士在吉他伴奏下表演了吹口哨。肖邦总结道：“你能怎么办呢？在我看来似乎这些人都有点古怪。”但当她们过来请求他演奏“第二首叹息”［《G大调夜曲》（op.37，no.2）］[68]或是评价他的演奏说“我很喜欢你的铃声”，他还是表现得十分谦逊。每次演奏完，都会有人说他的演奏“如流水一般”。“我还从来没有给哪位英国女士弹完琴没有听到她说：‘如流水一般（Leik water）！’”接着他补充道：“她们都盯着自己的手，深情地弹着错音——上帝救救她们吧！”[69]在这封信里，他附上了两张人物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位戴着假领子、打着裹腿的勋爵——他是个结巴——另一幅画的是一位公爵，他穿着带马刺的红皮靴，外边罩着一件类似睡衣的长袍。”

有时虔诚的凯瑟琳·厄斯金还会拿出她的《圣经》，试图劝说肖邦皈依新教。她内心的幽默感隐藏得太深，很少能被她表现出来。她标记了几章《圣经》中的诗篇给肖邦阅读，热切地与他讨论关于灵魂和死后之事。[70]作为一个放弃了信仰的天主教徒，肖邦尚能应付这样的对话，但对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就有些不知所措了。简·斯特林经常在他身边（这时简已经把肖邦介绍给她的所有亲戚了），以至于有传言说他们就要结婚了。简爱上了肖邦这件事毋庸置疑，但她的感情只是单方面的。关于两人恋爱关系的传言肯定也跨越海峡传到了欧洲大陆，因为当格日马瓦小心翼翼地向老朋友打听此事时，肖邦直白地回复道：

这种事必须要有生理上的吸引。而未婚的那位［简］和我过于相似了。一个人怎么能跟自己亲吻呢？……友情就是友情，我曾经明确地说过，但不能以友情的名义做其他事。即便我爱上了一个人，她也如我所愿爱上了我，那我也不会结婚的，因为这样我们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地方住。而有钱的女人想找的是一个有钱的丈夫——就算她选择了一个没钱的男人，那他也得年轻力壮，而不是体弱多病。自己没有钱还说得过去，但两个人都没有钱那就是最大的悲哀了。我也许会在医院里死去，但我不能留下一个受苦的妻子。[71]

为了让格日马瓦抓住重点，肖邦补充道：“我离棺材比离婚床更近。”肖邦死后，斯特林将她的余生全部奉献给了对肖邦的缅怀，几乎把肖邦变成了一种信仰。简·韦尔什·卡莱尔（Jane Welsh Carlyle）曾在伦敦见到她面色苍白地为肖邦服丧，说她“如同肖邦的寡妇”，在斯特林生命最后的十年里，这就是她为自己赋予的角色。

在汉密尔顿宫暂住期间，肖邦患上了感冒，需要医生的治疗。因此，肖邦苏格兰之行的最后一周是在他的波兰同胞亚当·维什琴斯基医生家度过的，这位医生和他的苏格兰妻子伊丽莎白住在爱丁堡沃里斯顿新月街（Warriston Crescent）10号。维什琴斯基是科尔德庄园的家庭医生，用了些顺势疗法为肖邦治疗。因为当年的华沙起义，维什琴斯基被迫离开了祖国，流亡到了英国，最终在爱丁堡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定居在了这里。在爱丁堡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后，维什琴斯基把名字的拼写由“Łyszczyński”改成了更容易读的“Lischinski”，无疑是为了方便苏格兰朋友、邻居和病人称呼他。肖邦十分喜欢维什琴斯基家里的波兰气氛，也很高兴能够用波兰语和这位医生说话。为了让肖邦住得更舒适些，维什琴斯基一家把家里的儿童房空了出来，给这位著名的客人当作卧室，同时把隔壁的房间给了丹尼尔；在此期间，他们把孩子们交给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照看。伊丽莎白·维什琴斯基后来回忆说：“肖邦白天起床很晚，早上会在房间里喝汤。他的仆人每天为他卷头发，他的衬衫、靴子和其他东西都非常整洁——他其实是个小公子（petit-maître），比任何女人都更注重外表。”晚上用过饭后，他会坐在火炉边瑟瑟发抖。之后他会走到钢琴边，“弹琴暖暖身子”[72]。维什琴斯基医生的顺势疗法似乎对肖邦有所帮助，几天后他感觉自己有劲儿多了，可以坐长途火车返回伦敦了。

XIII

10月31日到达英国首都后，肖邦住进了圣詹姆斯广场4号舒尔切夫斯基少校为他找好的住处。他喜欢打开窗户好让呼吸更顺畅些，但又怕冷，因此他让丹尼尔升起火，穿着外套烤火。出门基本上是不可能了。伦敦的雾让他害怕，大雾里混杂着数千根烟囱排放的有毒气体，会让他止不住地咳嗽。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亲王妃住进了肖邦之前在多佛街上的公寓，承担起了照料他的工作。她请来了当地的顺势疗法医生亨利·马兰（Henry Malan），这位医生的妻子是盖恩斯伯勒夫人的一位侄女，在他的帮助下，肖邦的一些严重症状得到了缓解。马塞利娜亲王妃也找来宫廷医师、英国肺结核的一流专家詹姆斯·克拉克爵士给肖邦看病。[73]但这样的医学专家也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只给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建议：离开英国到气候更好的地方去。就是在这样严峻的病情之下，肖邦接受了一场演出邀请。11月16日，他在吉尔德大厅（Guild Hall）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波兰慈善音乐会和假面舞会上演奏了乐曲。

这场活动是由达德利·斯图尔特勋爵赞助的，目的是为波兰流亡者募集善款。肖邦知道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自己的同胞。如今他是波兰最有名的音乐家、最著名的波兰流亡者，现在之所以能住在伦敦，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感谢波兰朋友的帮助。他怎能拒绝这样的邀请呢？每天照顾他的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也是这场慈善舞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肖邦感觉有必要还这份人情。于是，在马兰医生的帮助下（“他给我开了点药，让我能上台演奏”[74]），肖邦从病床上起来，被抱进楼下等待他的马车里，前往伦敦另一头的吉尔德大厅，在那里将他仅剩的才华展示给有兴趣听他演奏的人。

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很多人似乎都不知道肖邦在这里的演出。他的演出设在老会议厅，隔壁就是跳着舞、吃吃喝喝的人群，还有参加假面舞会的人进进出出。布罗德伍德给肖邦准备了一台三角钢琴[75]，肖邦虽然身体十分虚弱，但也用尽了全力。演出结束后，肖邦没有留下来参加舞会，而是叫来了马车返回住处。《泰晤士报》就这次的活动发表了一则短评，但没有提到肖邦。没有一份印刷版节目单被保留下来，从现场朋友们的零星描述和另一篇报纸报道中我们得知肖邦可能演奏了几首练习曲和一些其他曲目。林赛·斯洛珀在这场音乐会上指挥了一支由演奏家和歌唱家组成的小乐队，他清晰地记得肖邦演奏了第25号作品中的降A大调和f小调练习曲。《太阳报》特别提到了这场演出的糟糕环境：

由于门口人群拥挤，我们未能在舒适的环境下欣赏这场演出……肖邦先生演奏了一系列钢琴练习曲，展现了优雅的技巧和细致入微的演奏风格。然而，如果能在一间安静的客厅里，而不是在这样一个嘈杂而浅薄的人群中听他的演奏，我们可能会更为满意。让肖邦展现出特殊魅力的那些品质是如此精巧而高深，是那些只热衷于物质享受的人无法欣赏的。[76]

恰尔托雷斯卡公主给巴黎的叔叔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写信时说肖邦“演奏时像个天使”，她没有提到音乐会的负面因素，但委婉地批评了那些狂欢者，说他们接受的“艺术教育有些问题”[77]。最终是住在伦敦的音乐评论家弗朗西斯·许弗（Francis Hueffer）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恰当的总结。这场演出过去很久之后，许弗采访了一些当时在场的人，评论这场遗憾的活动时他说：“让肖邦在这样一个地方演出是好心办了坏事。”[78]

XIV

11月23日，亨利·布罗德伍德开车把肖邦和丹尼尔送到了火车站，为这位作曲家送行。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和她的丈夫亚历山大亲王也带着他们的小儿子马塞尔在站台上跟肖邦告别。马塞利娜亲王妃带来了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另一位代理人莱昂纳德·涅季维兹基（Leonard Niedźwiedzki），让他做肖邦的旅伴。他上了车，坐在肖邦旁边。[79]火车刚开动，肖邦就突发急病，右侧肋骨下方出现了痉挛。涅季维兹基惊恐地看着，以为肖邦就要死了。肖邦解开了马夹和裤子上的扣子，开始给自己按摩。他解释说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等到一行人到达福克斯通时，他似乎就已经好了起来。三人在福克斯通吃了午饭，有汤、烤牛肉和红酒，并把酒“打包”，然后跨海前往布洛涅。[80]在布洛涅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后，肖邦和两位旅伴坐上了返回巴黎的火车。到了巴黎北站后，他们乘出租车回到奥尔良广场，格日马瓦、弗朗肖姆和玛丽·德·罗齐埃正在这里迎接他们。肖邦已经七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公寓了。由于担心要在这里过冬，肖邦坚持让格日马瓦在他回来前一周就把火生好，白天黑夜一直燃烧着，以便驱散房间里的潮气。格日马瓦也在客厅里放了一大束紫罗兰，用肖邦的话说，好让他经过客厅回到卧室时能感受到一点诗意，他说：“我知道我将会在那里躺上很久很久。”[81]

[1] HBG，p. 200.

[2] 简·斯特林写信给弗朗肖姆说：“跨海不太顺利，下了雨——他在驾驶室里……感谢上帝他似乎没有感冒。”MI，XL/13，pp. 36-37.

[3] 路易-菲利普退位之后和家人一起到英国避难，住进了维多利亚女王借给他的豪华宅邸克莱尔蒙特（Claremont），位于萨里郡（Surrey）的伊舍（Esher）附近，路易-菲利普流亡英国期间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850年8月26日去世。

[4] 虽然英国报纸开始对没完没了的“波兰问题”颇有微词，抱怨它让英国增加了国库开支，但总体来说这并不影响肖邦受到英国人民的热情欢迎。达德利·斯图尔特勋爵一直在推动着波兰的事业，他是波兰之友文学协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也是马里波恩（Marylebone）的议员。他以议员的身份推动英国财政部拨款几万英镑用以支持波兰的事业，管理着每年给生活在英国的波兰人发放的几百英镑生活补贴。斯图尔特勋爵于1848年5月16日和8月23日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讲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向波兰流亡者发放补贴这一做法，其中有些流亡者从1831年开始就一直生活在英国。另见SALA中他的重要演讲《致波兰人》。

[5] 肖邦就是在这时认识了年轻的调律师、钢琴技师A. J. 希普金斯。希普金斯毕生都在布罗德伍德的公司供职，晚年成了一位著名的乐器历史学家。但直到1899年，在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肖邦的51年之后，希普金斯才试着回忆并写下了他的所见所闻。虽然时隔如此之久，但他对肖邦演奏的描述出奇得详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他听到的是去世前不久的肖邦的演奏，当时肖邦的身体十分虚弱，以至于他在布罗德伍德展厅演奏时需要被人搀上台阶。但一坐在钢琴旁，肖邦就展现出了很多让他在钢琴教学史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演奏特点。希普金斯写道：“他的手肘很靠近身体，演奏时只用指尖，不用手臂的力量。他根据演奏的音阶和和弦使用简单、自然的手型，运用他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指法，哪怕这样的指法有悖常规。他会在一个同音上换指，就像管风琴演奏者那样频繁。”HHCP，p. 5.

[6] CFC，vol. 3，p. 341；KFC，vol. 2，p. 243.

[7] 一个多月来，由于宪章派在下议院门外进行游行示威，维多利亚女王一直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宪章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人阶级运动，多年来宪章派通过《人民宪章》要求议会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革，但不断被拒绝。4月10日，就在肖邦到达伦敦后不久，宪章运动的领导人组织了一场前往议会的游行。原本预计将有50万人在肯辛顿下议院集结，前往政府所在地。与此同时政府部署了几万名手持木棒的“特别警察”，阻止宪章派跨过泰晤士河大桥进入威斯敏斯特。结果那天下了雨，赴约前来的人很少，游行被取消。但不管怎样，受到持续的社会动乱和欧洲大陆暴力冲突蔓延的威胁，英国当权派十分担忧，皇室也暂时撤出了公众的视线。但珍妮·林德在观众中的呼声很高，因此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认为她的音乐会是皇室再次出现在臣民面前的最好时机。

[8] CFC，vol. 3，p. 342；KFC，vol. 2，p. 244. 在书信集里，这封信的日期大多被错误地写成了“5月11日”。珍妮·林德5月4日在女王陛下剧院（干草市场）举行了这场成功的回归演出。

[9] CFC，vol. 3，p. 344；KFC，vol. 2，p. 245.

[10] 德奥赛伯爵与布莱辛顿夫人15岁的继女结婚后，公开地与布莱辛顿夫人住在了一起。

[11] 这位就是歌唱家阿德莱德·肯布尔（Adelaide Kemble），著名演员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的妹妹。

[12] CFC，vol. 3，p. 370；KFC，vol. 2，p. 266.

[13] CFC，vol. 3，p. 367；KFC，vol. 2，p. 264. 萨瑟兰公爵夫人作为最早向肖邦发出邀请的人是十分合理的，她的丈夫萨瑟兰公爵是波兰之友文学协会的副会长，和达德利·斯图尔特一起致力于为波兰流亡者筹集资金。在前文提到的斯图尔特的演讲《致波兰人》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本协会促成的所有文娱活动中，最有趣或者说最成功的莫过于在萨瑟兰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奢华府邸斯塔福德公馆举行的日场音乐会。夫人对波兰事业的慷慨支持体现在多个方面，她热心于赈济难民，不遗余力地为宾客呈现了多场精彩的日场音乐会，为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们带来了益处；她的成功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她宏伟的宅邸云集了各界精英，以价格为2几尼的演出门票为协会筹集了大量的资金。”SALA，p. 31.

[14] 1848年5月20日刊。

[15] CFC，vol. 3，p. 368；KFC，vol. 2，p. 265.

[16] 1848年7月10日刊。从肖邦的信件中我们了解到这篇未署名的评论是乔治·霍格思写的。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肖邦说在最近见到的社会名流中，有一位是霍格思，“他是沃尔特·司各特的挚友。他在《每日新闻》（Delinius）上给我的第二场演奏会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CFC，vol. 3，p. 369；KFC，vol. 2，p. 265.

[17] 这些乐曲是在肖邦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改编的，维亚尔多在法尔茅斯伯爵家音乐会上的演唱也证明了肖邦对它们的认可。当时这些乐曲还没有出版，维亚尔多最终在1864年——也就是肖邦去世多年后——出版了前六首乐曲，从中可以看出她委托了一位当时不太出名的法国诗人路易·波梅（Louis Pomey）为这些乐曲填了词，标题分别为《十六岁！》（op.50，no.2）、《我的爱》（op.33，no.2）、《爱之痛》（op.6，no.1）、《妖艳女郎》（op.7，no.1）、《小鸟》（op.68，no.2）和《离别》（op.24，no.1）。1888年她出版了另外六首乐曲。维亚尔多对几首玛祖卡进行了变调，以便适应她的音域，甚至将肖邦题献中的人名换成了她自己的朋友和熟人。仔细研究维亚尔多的改编曲就会发现，尽管作为国际知名歌唱家的她工作十分繁忙，但维亚尔多的钢琴演奏水平依然不减当年。她不时用华彩和花腔乐段装饰声线，同时又能兼顾伴奏，这样全面的才华在歌唱家中是罕见的。

[18] HSCC，p. 322.

[19] 1848年5月13日刊，第312页。

[20] 《泰晤士报》，1848年6月28日。

[21] 1848年7月8日刊。戴维森用拉丁语写的这个祈使句“女王万岁！”（Vivat Regina！）具有双重含义。首先他表示尊重珍妮·林德（当时的“歌唱女王”）的观点，她的观点值得重视。另一方面他也以此模仿维多利亚女王，对于王国内她不支持但又无法控制的事情，女王通常会保持沉默。

[22] 《音乐世界》，1841年10月28日。肖邦辞世多年之后，戴维森写道肖邦跟柏辽兹相比是“怒吼着的狮子身边一直忧郁伤感的跳蚤”，这时他对肖邦的反感达到了极点。《音乐世界》，1877年11月17日。

[23] 《音乐世界》，1847年12月4日。纪念致辞上标注的是“巴黎，1847年11月28日”，多位旅居巴黎的德国音乐家，包括卡尔克布雷纳、黑勒、哈雷和皮克西斯等，都签了名字。

[24] 《音乐世界》，1847年12月11日。

[25] 《音乐世界》，1841年10月28日。

[26] 《音乐世界》，1841年11月4日，第293～295页。

[27] 这段话及戴维森其他虚伪美言的例子请见DEC，戴维森将肖邦的音乐称为“虔诚信徒的《古兰经》”。为避免读者不理解这个概念，他又补充说是“异教徒的犹太法典”。

[28] 从戴维森职业生涯后期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他的观点是可以被收买的。戴维森死后，接替他担任《泰晤士报》首席乐评家的弗朗西斯·许弗（Francis Hueffer）发现家门口的礼物堆成了山，这些礼物此前都是送给戴维森的。据《泰晤士报》官方资料记载，许弗不得不雇了一辆四轮手推车，把音乐家们送给他的礼物一一送还。戴维森的传记作家称他为“音乐恶棍”，这是个很难被否认的说法。RMM，pp. 3，75-77。

[29] CFC，vol. 3，p. 368；KFC，vol. 2，p. 265.

[30] HFCZ，vol. 3，p. 183.

[31] 简·斯特林身边站着的这个小女孩很少被人提到。她是弗朗西丝·安妮·布鲁斯，第七任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的小女儿，是简的外甥女。布鲁斯勋爵1841年在法国去世，之后简曾照顾过这个小姑娘一段时间。

[32] GSFC，p. 135.

[33] CFCS，p. 238.

[34] CFC，vol. 3，p. 348；KFC，vol. 2，p. 248.

[35] CFC，vol. 3，p. 354；KFC，vol. 2，p. 253.

[36] CFC，vol. 3，p. 390；KFC，vol. 2，p. 278.

[37] CFC，vol. 3，p. 403；KFC，vol. 2，p. 289.

[38] 这是一架编号为17001的布罗德伍德重复击弦专利钢琴。8月5日星期六上午，蒸汽船皇家威廉号从伦敦去往利斯和格拉斯哥方向的码头出发，将它运往苏格兰，以供肖邦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演出时使用。CCS，p. 25.

[39] CFC，vol. 3，p. 362；KFC，vol. 2，pp. 258-59.

[40] CFC，vol. 3，p. 361；KFC，vol. 2，p. 257.

[41] 双关语，波兰语中“cymbały”也有“傻瓜”或“笨蛋”的意思。

[42] CFC，vol. 3，pp. 363-64；KFC，vol. 2，pp. 259-60.

[43] 萨利斯·施瓦贝（1800～1853）出生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地区的奥尔登堡（Oldenburg），出生时家人给他起的名字是萨洛蒙·本·埃利亚斯（Salomon ben Elias），萨利斯（Salis）这个奇特的名字是由萨洛蒙和埃利亚斯这两个希伯来名字组合而来。受德国反犹太情绪影响，萨利斯17岁时就移居英国，这个自由的国度给他带来了诸多机遇，他便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萨利斯到达英国时，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他在英格兰北部看到了机遇，开了一家白棉布厂。1832年他搬到了曼彻斯特，在米德尔顿郊区罗德斯（Rhodes）租下并翻新了几年前在路德派骚乱中被烧毁的丹尼尔·伯顿制造厂，开设了施瓦贝棉布印花厂，最兴盛时占地面积有32000多平方米，有约750名工人。1846年，施瓦贝为他的工厂加上了最辉煌的一笔——一根高达109米的烟囱。烟囱由150万块砖构成，底部直径为6.7米，顶部直径为2.74米，是当时欧洲最高的烟囱（从曼彻斯特几英里外就能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罗德斯的巨物”）。修建历时8个月，耗费了施瓦贝5000英镑——在当时可以说是斥巨资。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些数字，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烟囱被拆掉时，技术团队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直接爆破可能会对附近的居民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工人只能一砖一瓦地、艰难地把它拆掉。
这根大烟囱给肖邦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写给格日马瓦的信中肖邦还提到了它。他补充说：“我现在住在我的好朋友施瓦贝家里，你可能在莱奥家见过他……他是个犹太人，或者说和莱奥一样是个新教徒。他的妻子特别和善。”（CFC，vol. 3，pp. 382-83；KFC，vol. 2，p. 273.）从这句不经意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肖邦在巴黎时已经和施瓦贝一家很熟悉了，这家人在香榭丽舍还有另外一栋宅邸。

[44] 肖邦上半场实际演奏了“平静的行板”和一首谐谑曲（可能是降b小调第二奏鸣曲中的那首，但经过了一些修改）；下半场他演奏了夜曲、一组练习曲（具体编号不详）和第57号作品《摇篮曲》。由此可知他跳过了叙事曲、玛祖卡和圆舞曲。完整的替代版节目单可参见BCM，pp. 22，25。

[45] 1848年8月30日刊。肖邦用的是一架布罗德伍德重复击弦三角钢琴（no.17047），是此前一个月肖邦在布罗德伍德的展厅选好的，被特地从伦敦运到了这里。肖邦的曼彻斯特公演及相关活动的详情请见BCM和WCMM。

[46] HLL，p. 37.

[47] ORFC，p. 101. 查尔斯·哈雷也和奥斯本一样失望。哈雷一定是回想起了肖邦早年间精彩绝伦的演出，因此对于这场音乐会，他只说了一句暗含深意的话：“这个……月，肖邦来了，弹了钢琴，但没有几个人能理解他。”HLL，p. 111.

[48] 1848年9月9日刊。

[49] 1848年8月30日刊。

[50] CFC，vol. 3，p. 386；KFC，vol. 2，p. 275.《曼彻斯特卫报》在音乐会的评论后边描述了这场意外。为了向读者解释为什么肖邦没有按照印好的节目单演奏，《曼彻斯特卫报》详尽地叙述了这场事故，并评论说：“除了几处挫伤以外，肖邦安然无恙。但他受到了惊吓，无法排练原本打算在曼彻斯特演出的新作品（我们听说他‘精神高度紧张’）。因此演出方案才出现了一些变化。”

[51] GC，p. 283.

[52] GC，p. 283.

[53] 巧合的是，约翰斯通城堡在二战期间成了波兰士兵的临时营舍，当时的波兰仍没能逃过血雨腥风，使得不少波兰人流落他乡。1956年，为修建住宅区，这座城堡被推倒，只有两个塔楼被留了下来。

[54] CFC，vol. 3，p. 384；KFC，vol. 2，p. 274.

[55] CFC，vol. 3，pp. 388-89；KFC，vol. 2，p. 277.

[56] 默里夫人曾向波兰钢琴家塞西莉娅·齐亚伦斯卡（Cecylia Dzialyńska，1836～1899）透露过关于肖邦教学方法的一些重要信息。此前齐亚伦斯卡在巴黎师从弗朗西斯·普朗泰（Francis Planté），1859年她前往斯特拉赫向当时已经71岁的默里夫人了解关于肖邦的一些往事。齐亚伦斯卡将这些信息连同她从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那里获取到的信息收录进了1882年出版的小册子里。1861年10月5日的《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刊载了一篇关于默里夫人的内容详尽的讣告。

[57] “朱列塔”即朱莉娅·格兰维尔，她的父亲是意大利移民，也是伦敦的一位著名医生（皇家学院院士奥古斯塔斯·博齐·格兰维尔），朱莉娅嫁给了阿德拉西奥·德·玛格丽特伯爵之后才以这个名字在舞台上出现。1848年革命爆发后，她的丈夫逃离了法国，此时几乎完全依赖妻子的收入。在英格兰逗留了一段时间后，这对入不敷出的夫妇去了美国定居，在那里，她继续靠演出和做记者养活丈夫。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后，拿破仑三世将玛格丽特伯爵召回法国，他抛弃了朱莉娅，朱莉娅也和他离了婚。肖邦似乎是在巴黎时认识的这对夫妇，几乎可以肯定，让这位“朱列塔”——当时在英国生活的流亡贵族中的一员——与肖邦同台演出是肖邦自己的主意。

[58] 9月28日刊。其他评论见《格拉斯哥信使报》（9月2日）和《格拉斯哥宪报》（Glasgow Constitutional，9月28日）。

[59] 在苏格兰，“chopin”是一种液体容积单位，相当于半品脱。

[60] 出自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四场。这是茂丘西奥形容春梦婆麦布女王（Queen Mab）的话，她是精灵们的稳婆，为熟睡的人类带来梦境。

[61] HBG，pp. 199-202.

[62] CFC，vol. 3，pp. 386-87；KFC，vol. 2，p. 276

[63] CFC，vol. 3，p. 389；KFC，vol. 2，p. 278.

[64] 1848年10月7日刊。在这场音乐会和之前的格拉斯哥音乐会上，肖邦演奏的都是布罗德伍德重复击弦专利三角钢琴，编号17001，我们在前文提到这架钢琴是从伦敦运来的，8月5日到达爱丁堡，由缪尔·伍德公司保管。音乐会之后，这架钢琴也一直由缪尔·伍德保管，直到1849年3月以30英镑的高价卖给了一位苏格兰客户。CCS，p. 34.

[65] 1848年10月7日刊。

[66] CFC，vol. 3，p. 393；KFC，vol. 2，p. 281.

[67] 由于担心附近煤矿的地下隧道导致宫殿地基不稳，20世纪上半叶这座宫殿被拆除。

[68] 肖邦的英国出版商韦塞尔给《两首夜曲》（op.37）起了个法语副标题——《叹息》（Les Soupirs）。

[69] CFC，vol. 2，p. 395；KFC，vol. 2，p. 283.

[70] 在肖邦的相关文献中，凯瑟琳·厄斯金经常被塑造成一个拿着《圣经》的古怪传教士，帮助和怂恿她的妹妹简追求肖邦。但了解了她的人生经历之后，我们也会对她产生一些恻隐之心。在她和詹姆斯·厄斯金短暂的婚姻中，凯瑟琳曾生下四个孩子，但都在出生后没几天就夭折了。凯瑟琳仅25岁时，詹姆斯也去世了，从此以后她便过上了极其漫长的寡居生活。凯瑟琳和詹姆斯被埋葬在邓迪（Dundee）附近的林勒森墓地（Linlathan Churchyard），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安和詹姆斯长眠在一起。另外两个孩子玛丽和凯瑟琳则被埋葬在了爱丁堡的灰衣修士教堂墓地（Greyfriars Churchyard）。
肖邦的最后一首圆舞曲——《B大调圆舞曲》，就是写给凯瑟琳·厄斯金的，手稿上写着“献给厄斯金夫人的圆舞曲/F.肖邦”，日期为“1848年10月12日”（原文均为法语）。因此我们猜测这首乐曲可能是肖邦在爱丁堡演出之后，前往贝尔哈文夫人的威肖庄园之前这段时间在科尔德庄园里创作的。20世纪50年代，阿瑟·赫德利在伦敦的一个私人收藏中发现了未出版的手稿，但现在已经遗失。对这部作品的概述请见科贝兰斯卡目录（Kobylańska Catalogue），no. 1245。

[71] CFC，vol. 3，p. 397；KFC，vol. 2，p. 284.

[72] NFC，vol. 2，p. 293.

[73] 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从维多利亚女王青年时期起就是她的私人医生。1837年18岁的女王登基后授予了他准男爵的头衔。詹姆斯爵士可能在1848年11月22日对肖邦进行了检查，但没有留下任何诊断记录。我们了解到这位女王的专属医师其实对肺结核有着非常错误的认识，他认为肺结核不具有传染性，而是“跟个人体质有关”，是一种只局限于病人本身的家族遗传病，不会传染给接触者。早些年詹姆斯爵士在意大利旅行时，曾在罗马的医院见到过肺结核病人的隔离病房，当时他还批评了这种做法（LHT，p. 27）。肖邦说他从詹姆斯爵士那里得到的只有“祝福”。

[74] CFC，vol. 3，p. 399；KFC，vol. 2，p. 286.

[75] 这架钢琴也是布罗德伍德重复击弦专利三角钢琴，编号17047。同年早些时候，肖邦在伦敦演出时使用的就是这架钢琴，之后它被运到曼彻斯特供肖邦使用。目前这架钢琴成了科布收藏（Cobbe Collection）中的藏品。CCS，pp. 20，56.

[76] 1848年11月17日刊。除此之外只有《伦敦新闻画报》提到了这场演出，文章只写道：“著名法国钢琴家［误］肖邦也出席了活动，他演奏了几首优美的作品，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11月18日）

[77] CB. 马塞利娜写给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的信，未出版，日期为1848年11月17日。

[78] HMS，p. 64.

[79] 莱昂纳德·涅季维兹基曾是波兰军队的一名军官，当时以流亡者的身份在伦敦定居，此后搬到了巴黎。后来他成了巴黎的波兰图书馆馆长。他在未出版的日记里记叙了与肖邦同行的经历。波兰科学院，库尔尼克（Kórnik），索引号2416。

[80] 1848年，从英国福克斯通前往法国布洛涅的跨海航行需要1小时45分钟。这一年年初到布洛涅的火车开通后，从伦敦到巴黎全程只需要12小时，而肖邦上一次去英格兰的时候则花了18个小时。每天有三班明轮蒸汽船搭载着邮件和乘客往返于英法港口之间，包括从福克斯通出发的“威廉·华莱士号”（William Wallace）和“埃默拉尔德号”（Emerald），以及从布洛涅出发的吨位为190吨的“布洛涅城号”（City of Boulogne）（BC-C，p. 110）。跨海的船上可能没有什么遮挡，11月的寒冷天气加上早期明轮蒸汽船的摇晃颠簸可能都对他造成了猝不及防的伤害。

[81] CFC，vol. 3，p. 403；KFC，vol. 3，p. 289.

肖邦之死，1849

他的生命不是缓缓流逝，而是突然消失的。

——沃伊切赫·格日马瓦[1]

I

肖邦还没来得及把行李打开，就听到了让·莫兰医生去世的消息。莫兰医生是肖邦在巴黎的顺势疗法医生，死于这年年初暴发的霍乱，肖邦也是因为这场霍乱才前往了英国。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莫兰从1843年就开始为肖邦治疗，他也是肖邦4月出发去英国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当时他为肖邦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给了他一些顺势疗法的建议，教他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旅途中照顾自己。肖邦很信任莫兰，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和其他医生之间少有的。

在肖邦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接受了三位法国著名医生的治疗。莫兰死后，他找到了一位肺结核的权威专家。皮埃尔·路易是巴黎一位十分有名的医生，他的著作《肺结核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hthisie）至今仍被看作该领域的奠基之作。他给肖邦的建议与他书中的观点相同：喝苔藓茶（一种草药茶）、止咳糖浆（缓解慢性咳嗽）、麻醉剂（缓解疼痛，让病人感觉舒适），保证充分的休息。路易医生这种温和的治疗方法遭到了当时不少医生的反对。受弗朗索瓦·布鲁赛（François Broussais）医生及其支持者的影响，这些医生建议患者采用更为激进的疗法，包括放血、医蛭、水泡以及几乎等同于绝食的饮食法。布鲁赛毫不留情地对患者进行放血治疗。“在巴黎的医院里，每天被放出来的血有几加仑。”[2]

第二位曾在这一时期为肖邦治疗的医生是路易医生请来的一位顾问。让·布拉什医生是巴黎科尚医院（Cochin Hospital）的一名主治医师，因在肺结核领域发表的论文而闻名。布拉什实际上是一名儿科医生，听说这件事后，重病中的肖邦也不禁开起了玩笑，说布拉什很适合给自己治疗。他幽默地评论道：“我是有点孩子气。”[3]

肖邦医疗团队里的第三位医生也是肖邦临终时唯一在场的医生。让-巴蒂斯特·克吕韦耶（Jean-Baptiste Cruveilhier）医生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是巴黎大学病理学教授，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病理解剖学家之一。塔列朗（Talleyrand）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都接受过他的治疗，他的病理学图册至今仍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

II

从英国回来后，肖邦的身体状况很差，只好完全放弃了教课。肖邦让几位想继续跟他上课的学生去找薇拉·德·科洛格里沃夫夫人（这时已是画家路易吉·鲁比奥的妻子）。她是一位高水平的钢琴演奏者，从1842年开始跟肖邦学习钢琴，1846年曾给肖邦当过助教。简·斯特林也在这些学生之中，但她还是会每周来看望肖邦。肖邦的朋友都很关心他，时常到奥尔良广场探望他。格日马瓦和弗朗肖姆一直都是肖邦家的常客。3月30日，德拉克鲁瓦在德尔菲娜·波托茨卡和玛丽亚·卡莱伊斯（Maria Kalergis）的陪伴下一起出现在肖邦家，给时日无多的肖邦带来了不少欢乐。

肖邦在奥尔良广场的邻居夏尔-瓦朗坦·阿尔康也来问候过他。肖邦喜欢跟阿尔康静静地讨论音乐，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将未完成的《钢琴技法》赠予了这位老朋友，也许是希望阿尔康能够将它利用起来。肖邦肯定听说了去年由于有人从中作梗，阿尔康没能被音乐学院评为教授的事。阿尔康与音乐学院院长丹尼尔·奥柏因此事发生的争执被搞得人尽皆知，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导致他后来关上了心门，隐居了40年之久。[4]德拉克鲁瓦有时会和肖邦一起吃晚饭，和他谈谈心，德拉克鲁瓦日记中的一些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作曲家糟糕的身体状况。比如4月14日他写道：“一晚上都在肖邦家。我发现他处于昏厥的边缘，几乎没有呼吸了。”[5]由于无法继续教课，肖邦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在英国赚到的钱所剩无几，而且由于无法创作，他面临着逐渐陷入贫穷的境地，但我们也将看到，肖邦的朋友绝不会袖手旁观。肖邦偶尔坚持出一两次门买点东西，但他会一直裹着保暖的披风坐在马车里，让售货员把东西拿给他。他稍微用点力气就会上气不接下气，需要男仆把他抱上或抱下楼梯。

1849年3月，霍乱和往年一样拜访了巴黎，但这次的疫情尤为严重，当月就以568人的死亡宣告它的到来。巴黎阴暗狭窄的街道自从中世纪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如今它们成了疾病和瘟疫的温床。一下雨，马路上就形成了混杂着人和动物排泄物的污水坑，霍乱病菌也能轻而易举地进入饮用水系统。4月，又有1896人死于霍乱。5月的死亡人数增长到4488人，而到了6月这个数字飙升到9149人。[6]6月去世的人中，最著名的是卡尔克布雷纳，虽然他逃到了附近的昂吉安莱班温泉，但终究没能幸免。两天后，歌唱家安洁丽卡·卡塔拉妮也被这场瘟疫夺去了性命。[7]

肖邦决定离开奥尔良广场的公寓，6月中旬，他搬到了巴黎远郊、塞纳河畔的夏乐区（Chaillot）避暑。肖邦在夏乐街74号一栋漂亮的别墅二楼租下了几个房间，这里可以远眺巴黎，景色很开阔。从窗户可以看到巴黎圣母院、荣军院和杜伊勒里宫。房租很高，要400法郎一个月，而且这时他还很缺钱。帮肖邦安排搬家的纳塔利娅·奥布列斯科夫公主没有告诉他真实价格，自己付了一半的房租。[8]肖邦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只要200法郎就可以住在这么美丽的地方。肖邦的好友们听说了他的困境后，纷纷借钱给他。弗朗肖姆给他寄了1000法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借给了他差不多的金额。在伦敦帮了肖邦不少忙的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亲王妃甚至为他找了一位名叫卡塔日娜·马图谢夫斯卡（Katarzyna Matuszewska）的波兰护工，并向她支付薪水。年迈的尤斯蒂娜·肖邦也在华沙听说了肖邦的糟糕处境，6月她给这位有名的儿子寄去了1000法郎，并告诉他如果需要钱，可以如何从波兰得到帮助。[9]

“厄斯金夫人留下了15000法郎。”肖邦的日记记录，1849年7月28日

但这些帮助与简·斯特林和她姐姐厄斯金夫人的厚礼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两人给肖邦匿名寄去了25000法郎。装着这笔钱的密封包裹3月就到了肖邦巴黎的公寓，但并没有到达肖邦手里。斯特林到夏乐街看望肖邦时发现他依然很缺钱，感到十分震惊，便小心翼翼地打探那些钱的去向。[10]她发现包裹被肖邦的看门人艾蒂安（Étienne）夫人私自拦截下来并“放在了别的地方”。至于包裹最后是怎么找到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十分离奇了。简·斯特林先是要求艾蒂安夫人回忆并她解释为什么没有把它交给肖邦。艾蒂安夫人回答说自己没有印象收到过这个包裹，于是简·斯特林找到了当时十分有名的透视通灵师亚历克西斯，此人以其通灵能力在巴黎富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11]亚历克西斯向斯特林保证他能够解开这个谜团，但首先他需要接触一些艾蒂安夫人的个人物品，比如她的衣服，或是一缕头发。肖邦撒了个小谎，拿到了艾蒂安夫人的头发，并把它送到了亚历克西斯那里。这位通灵师有些神通，否则也赚不到那么多钱。他断言装着钱的信封被藏在了艾蒂安夫人床边的一台挂钟后边，没有被打开。他补充说，艾蒂安夫人在等待“某些临近的事情”发生之后，再决定如何处理这个信封。这个委婉的说法指肖邦即将到来的死亡，此后他就用不上这笔钱了。简·斯特林找来了几周前送过包裹的那位信使与艾蒂安夫人对质，这位送信者准确说出了她把包裹放在了哪里，因此她不得不把东西拿了出来。包裹没有被打开过，钱也没被动过。最后这一点对艾蒂安夫人很有利，肖邦似乎因她受到怀疑而愤愤不平，坚持认为艾蒂安夫人只是记错了，并没有什么其他企图。当厄斯金夫人羞愧地出现，承认她和简·斯特林没跟肖邦说实话，作曲家突然开始怒斥她，用他的话说，送了她几条逆耳忠言。“除非这些钱是英格兰女王或库茨小姐［身价百万的银行家族继承人］给的，否则我不可能同意收下如此慷慨的赠礼。”[12]他还认为斯特林和厄斯金把这么一大笔钱交给一位他们不认识的送信人，甚至没有让他向艾蒂安夫人要一张收据是十分愚蠢的做法。肖邦评论说，面对这样的愚蠢行为，“我感到十分诧异，但也无能为力”。一开始他拒绝收下这份厚礼，但最终在两人的劝说下留下了一部分。[13]1849年7月28日，就在他跟厄斯金夫人对质的那天，他在日记里留下了一句简短的话：“厄斯金夫人留下了15000法郎。灵媒亚历克西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找到了这笔钱。”[14]

III

6月21日，肖邦经历了两次严重的吐血，腿上也开始出现浮肿。克吕韦耶医生被叫到夏乐街，从他的诊断来看，肖邦无疑已进入了肺结核的晚期，病情已不可逆转。从这时到肖邦病逝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肖邦一直在接受克吕韦耶的治疗。最近这次发病让他十分害怕，他给姐姐卢德维卡写了一封吐露心声的信，恳求姐姐来看望他。

1849年6月25日

我的生命，

如果你们［指卢德维卡和卡拉桑提］能来，请务必要来。我生病了，医生的治疗比不上你的陪伴。如果你缺钱，就借一些。等我好了，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钱还给借钱给你的人。[15]

由于卡拉桑提不愿意去法国，卢德维卡遇到了不少麻烦，但她没把这些事告诉肖邦。一个多月后，卢德维卡终于办下来了俄国当局签发的签证，卡拉桑提要求她向肖邦的母亲借钱支付旅费。后文我们还会说到这一连串的麻烦事，其中不乏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曲折。

拖延了六周之后，卢德维卡、卡拉桑提和他们14岁的女儿卢德卡（Ludka）终于在8月9日到达了夏乐街，住进了肖邦的公寓。肖邦无比开心，开始的几天里卢德维卡几乎在他身边寸步不离，用波兰语和他聊天，给他讲述家乡发生的大事。这时肖邦开始出现失眠的症状，因此卢德维卡会整夜陪在他身边。卢德维卡说：“他喜欢在深夜聊天，向我诉说他的忧伤，把苦恼倾诉给我这个爱他、理解他的人听……我忍住泪水，不让他知道我也会因他的痛苦而难过。”[16]而卡拉桑提很快失去了耐心，认为肖邦过分占用了他妻子的时间，而且他在夏乐街附近也没什么可做的，于是便试图说服妻子和他一起回华沙。卢德维卡表明了态度，说她要陪肖邦到最后一刻；于是卡拉桑提把妻子和女儿留在夏乐街，自己返回了波兰。

肖邦在夏乐街也有一些固定的访客。23岁的外交官查尔斯·加瓦尔（Charles Gavard）从巴黎来过这里几次，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在肖邦床边给他读书，陪伴他几小时之久。让他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肖邦总是会避免自己的绝望情绪影响到朋友。

这位病人回避任何会让我伤心的话题，为了打发时间，他一般会恳求我从书房拿本书读给他听。大多数时候，他会从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中选几页。他十分欣赏这种洗练的风格和凝练的语言，以及关于品味这一问题的清晰论断。例如我记得我给他读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与品味有关的。[17]

古特曼和弗朗肖姆也来夏乐街看望过肖邦，他们的出现让作曲家的精神振奋了起来。另一位让肖邦十分高兴的访客是珍妮·林德，她在短期造访巴黎期间突然来到夏乐街，为肖邦和他的好友们唱歌。忠诚的格日马瓦却不能如他和肖邦所愿经常出现，当时他因参加政治活动被警察监视，因为担心被捕，只能小心行事。他是波兰民主协会（Polish Democratic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该协会策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推翻路易-拿破仑国王新成立的政府，由于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他不得不转为地下活动。而雪上加霜的是，格日马瓦不久前在巴黎证券市场亏了一笔钱（原本也是他从证券市场上赚到的），现在的生活十分窘迫。普莱耶尔借给肖邦一架三角钢琴，并叫人送到了夏乐街，据说古特曼和弗朗肖姆都曾弹琴给肖邦听。此时的肖邦已经十分虚弱，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但他是否还能创作呢？对于肖邦什么时候创作了目前所知他的最后一部作品《g小调玛祖卡》（遗作Op.67，no.2），学者们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这首乐曲是在夏乐街完成的，时间不晚于1849年初夏。

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感性地称为“肖邦最后一首玛祖卡”和最后一部作品（这个称号是丰塔纳赋予它的）的《f小调玛祖卡》（遗作Op.68，no.4），实际上是奥古斯特·弗朗肖姆根据肖邦从这个阶段一直追溯到1846年的一些草稿“重组”而成，完成时间不晚于1852年6月。[18]

IV

到了8月中旬，巴黎的霍乱疫情有所平息，肖邦搬回了奥尔良广场。波兰诗人塞浦路斯·诺尔维特（Cyprian Norwid）来看望肖邦时记录下了他病逝前的样子，后来他也为肖邦写了一篇感人的讣闻。

我发现他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臃肿的腿脚上裹着袜子和便鞋。他姐姐的轮廓与他出奇地相似，正坐在他身边……他看起来十分优雅，在厚厚床帘的阴影里依靠在垫子上，裹着披肩。如以往一样，就连他最平常的动作里都透露出某些优雅与不朽……某种希腊文明最鼎盛时期的雅典贵族所崇尚的气质……他用不时被咳嗽和气喘打断的声音责备我最近没有来看他。他用最孩子气的方式嘲笑我奇怪的性情，这显然能让他开心，于是我马上就展示起来。我和他姐姐聊天时，他咳嗽得更厉害了。最后到了他要休息的时间了，于是我准备离开。他紧握着我的手，把头发从额头上甩开说：“我要离开这个……”然后就被咳嗽打断了。听到这里，我感觉必须要反驳他，于是我说起了人们常说的客套话，拥抱着他，向对一个健康人那样说道：“每年你都说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感谢上帝，你还活着！”但肖邦在咳嗽完之后继续说道：“我要离开这个公寓，搬到旺多姆广场去。”[19]

搬家是个需要慎重考虑的决定。1849年8月30日（据肖邦的日记记载），克吕韦耶和他的两位同事来到奥尔良广场肖邦的公寓，对作曲家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肖邦想要离开巴黎去一个气候更温暖的地方，而检查的目的就是确定这个想法是否可行。三位医生一致否定了这个想法。肖邦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都十分费力，在床上不倚靠着东西也无法坐起来。医生建议他找一间朝南的公寓。几个朋友一起帮肖邦找了个新住处，这个昂贵的公寓有五个房间，位于巴黎最高档的街区旺多姆广场12号的二楼，此前俄国大使馆就在这栋楼里。他们找来了肖邦的另一个朋友托马斯·阿尔布雷赫特（Thomas Albrecht）帮忙，阿尔布雷赫特是一名葡萄酒商，也是萨克森王国驻巴黎的领事，他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里。简·斯特林监督工人将肖邦的东西从奥尔良广场搬到这里，甚至还把普莱耶尔借给肖邦又被他留在夏乐街的红木三角钢琴也带了过来。有一些无法证实的证据表明她可能也为肖邦的新公寓支付了房租。肖邦在9月9日搬进了这间公寓，他继续卧床，再也没有离开这里。

V

想要重现肖邦病逝前几天令人心痛的状况并非易事，不是因为见证人太少，而恰恰是因为在场的人太多了。卢德维卡、格日马瓦、索朗热、阿道夫·古特曼、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亲王妃、波利娜·维亚尔多、德尔菲娜·波托茨卡和简·斯特林等人对肖邦生命的最后几天和临终前场景的“目击描述”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矛盾，本书作者不得不冒险从中摘取内容。有些描述——尤其是卢德维卡、格日马瓦、索朗热和恰尔托雷斯卡这些在场者的描述——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可靠的。而其他人的描述则需谨慎对待，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也对我们有所帮助，但有些是道听途说来的。尽管如此，有一件事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肖邦刚搬进旺多姆广场，就有谣言说他大限将至。波利娜·维亚尔多描述了当时不像话的场面，通往肖邦卧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吵着要看作曲家最后一眼，想听他说最后一句话，或是顺手带走一件纪念品。她用嘲讽的语气回忆道：“所有上流社会的尊贵女士都觉得自己有义务送肖邦一程，她们蜂拥至肖邦的卧室，但房间里已挤满了匆忙地给肖邦画像的艺术家。”[20]朱尔·雅南（Jules Janin）也同样批评道：“在他的前厅里，不知道有多少位公主、伯爵夫人、侯爵夫人，甚至还有几位资本家夫人，她们跪着祈祷，等待着他咽气。”[21]我们甚至听说有一位摄影师想把肖邦的床推到窗边，以便拍摄银版照片时获得更好的采光。最后古特曼把这些人都赶了出去。[22]

德尔菲娜·波托茨卡当时正在法国尼斯（Nice），她听说肖邦即将去世的消息后马上赶回了巴黎，并在10月15日，也就是肖邦去世前两天到达了巴黎旺多姆广场。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两人含泪重逢后，肖邦请德尔菲娜唱歌给她听。他向来热爱她的歌声。但这个场景往往被人们浪漫化，相关的说法有些混乱。李斯特和卡拉索夫斯基（两人均不在场）都说德尔菲娜唱了斯特拉代拉（Stradella）的《赞美诗》[23]和马尔切洛（Marcello）的《诗篇》。古特曼回忆说她唱的是马尔切洛的《诗篇》和佩尔戈莱西（Pergolesi）的一首咏叹调。弗朗肖姆则肯定地说她唱的是贝利尼《滕达的贝亚特里切》（Beatrice di Tenda）中的咏叹调，没有唱别的。格日马瓦说肖邦听到的是贝利尼和罗西尼的曲子，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但当时肖邦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喘不上气来，不禁让人怀疑肖邦是否真的在意她到底唱了什么。

在挤满卧室的人当中，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艺术家泰奥菲尔·克维亚特科夫斯基（Teofil Kwiatkowski），肖邦去世的几天前他就在这里支起了画板，描绘出了肖邦临终前的一系列生动画面。在任何一本肖邦肖像集中都能看到这些了不起的画作，它们比任何文字都更生动地传达出了肖邦弥留之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和肃穆景象。肖邦去世之后，简·斯特林看到了这些画作，便委托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创作一幅油画，把围在肖邦床边的一些人画出来。这幅画自然是画家凭借记忆绘制的，而且他行使了一些特权。肖邦、卢德维卡、马塞利娜、格日马瓦，甚至还有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本人都出现在了画面中。我们知道简·斯特林看到自己没在画中出现时感到十分失望。[24]

肖邦临终之际；泰奥菲尔·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绘制的油画（1849年10月）。站在床边的是马塞利娜亲王妃，在她右边坐着的是格日马瓦，后边站着的是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卢德维卡坐在左边，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圣器

最不受欢迎的客人是肖邦青年时期的波兰朋友亚历山大·耶沃维茨基（Aleksander Jełowicki），此时他已成了一位神父。耶沃维茨基坐在肖邦身边长达几个小时，催促他忏悔并接受临终圣礼，但被肖邦拒绝了。多年来他对天主教已疏于信奉，他认为到了绝望的时候才行圣礼是一种虚伪的做法。鲜为人知的一点是，肖邦对于宗教礼仪的态度十分冷淡。来到巴黎后，他从来没参加过弥撒或天主教集会，从来不去忏悔，他家里没有《圣经》，据人们所知他也没有再读过《圣经》。因此我们不难推测这时的他已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肖邦的时代还没有这个词，“不可知论”是在他死后才出现的（1861年由托马斯·赫胥黎提出），但他具备了无信仰者的所有特点。耶沃维茨基执意坚持，认为将这位著名的同胞从永恒的地狱中拯救出来是他的使命。病逝前的第四天，被疾病折磨得极其虚弱的肖邦允许了耶沃维茨基主持临终仪式，让耶沃维茨基将十字架放在了他的嘴唇上。在耶沃维茨基自私自利的描述中，他声称肖邦十分感激他主持的仪式，想要给他一大笔钱表示感谢，但被他拒绝了。据他所说，肖邦回答道：“钱不多，因为我所获得的是无价的！没有你，我的朋友，我会像一头猪一样死去。”[25]波利娜·维亚尔多听说之后十分气愤，她后来写道：“他像烈士一样死在神父的手里，他们花了整整六个小时强迫他亲吻十字架，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26]

比起宗教仪式，肖邦担心的是一些更世俗的事情。他多次表达遗愿，希望死后所有未出版的手稿都被烧掉。在去世前几小时，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同胞格日马瓦，后者向他们的朋友奥古斯特·莱奥汇报了自己接到的这一重任：

他告诉我：“人们会发现很多未完成的作品。以我们之间友情的名义，我请求你将它们都烧掉，除了一部［钢琴］技法的开头，我把它送给了阿尔康和勒贝，看看他们能不能用得上。其他的无一例外，都必须被烧掉，因为我向来非常尊敬公众，我出版的东西都要尽可能完美。我不希望冠有我名字的、会让大众失望的作品被四处传播。”[27]

幸运的是，最终承担这个重任的并不是格日马瓦或是肖邦任何一位朋友。作为他最亲密的家人，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获得了处置权，而她拒绝执行肖邦的遗嘱。假如当初她遵从了肖邦的遗愿，那么肖邦的很多作品我们今天就听不到了，包括《幻想即兴曲》、八首玛祖卡、五首圆舞曲、《e小调夜曲》、双钢琴回旋曲以及《十七首波兰歌曲》中的大部分乐曲。毫无疑问，肖邦是个完美主义者，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瑕疵。最终，肖邦的家人将这些手稿交给了作曲家的书记官尤利安·丰塔纳，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编辑并出版了自己的肖邦作品集。

VI

肖邦死于1849年10月17日凌晨2点，享年39岁。在他病床边的有卢德维卡、索朗热、克维亚特科夫斯基、耶沃维茨基、古特曼[28]，还有克吕韦耶医生。最后一刻即将到来时，克吕韦耶医生拿了一支蜡烛举在肖邦因窒息而变得灰暗的脸上方，发现他已经没了反应。他轻声问肖邦是否难受，肖邦低声说“不了”（Non plus）。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索朗热是看着他去世的，后来她写道：“他死去的时候眼睛盯着我，十分可怕。我能在黑暗中看见他那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哦，他的灵魂也已经死了。”[29]克吕韦耶医生对肖邦进行了局部解剖，按照肖邦的遗嘱摘除了心脏，将其放在一个水晶罐中用酒精保存起来，最后这颗心脏被卢德维卡带回了华沙，永远地安放在了圣十字教堂。肖邦的心脏在1863年的起义和二战中幸存了下来，至今仍长眠于此。克吕韦耶医生的解剖报告存放于市政厅档案馆，但在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中与其他档案一起被损毁。

已有多位传记作家对肖邦死后几小时发生的事情进行过梳理记录。但他们大多忽略了一个问题：克吕韦耶是在哪里进行的解剖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天中午他的遗体就已经被运走了。因为这时两名市政厅司法部的官员（欧仁·劳沃法官和他的秘书查尔斯-安托万·巴里）来到肖邦的公寓，依照法国法律对他的个人物品进行盘点，之后将公寓封了起来。整个过程历时七个多小时。他们进入肖邦的卧室后整理出一个详尽的清单，包括对家具、床帘、床单、衣物和肖邦躺过的床的描述，如果肖邦的遗体还在现场，这项工作恐怕很难完成。[30]人们曾认为克吕韦耶医生将肖邦的遗体搬到了他在国立医学科学院（Académie Nationale de Médecine）的研究所中，并于10月18日进行了解剖，将心脏移除，对其他部分进行防腐处理，然后等待遗体被运送至马德莱娜教堂。[31]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解剖和防腐处理都是肖邦去世的那天早上在他的公寓里进行的，之后劳沃法官才来盘点了他的遗物。克吕韦耶是一位技术高超的病理学家，有着丰富的解剖经验，而且移除心脏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手术。他的研究所位于巴黎六区，距离肖邦的公寓3公里多，将肖邦的遗体运过去解剖再送回旺多姆广场供人们瞻仰在运输方面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此外，克吕韦耶应该一定希望在血液凝固前尽快完成防腐处理。这个操作并不复杂，需要将防腐液注入动脉，同时将血液从附近的静脉抽出，这种常规操作克吕韦耶交给一位助理就可以完成。我们知道肖邦死后的第三天（10月19日），他的遗体已经“完成了防腐处理，穿戴整齐，被陈列在那里，周围摆满了鲜花，供朋友和访客最后一次瞻仰这位大师的遗容”[32]。这句话出自格日马瓦的信件，他当时去了旺多姆广场，回信向莱奥介绍肖邦辞世的情况。

沉重肃穆的葬礼开始之前，克莱桑热就进入存放着肖邦遗体的房间，借着烛光给肖邦的脸和手铸模。卢德维卡看到第一次完成的模型时，被它扭曲的样子吓了一跳，坚持要求这位雕塑家再试一次。于是克莱桑热又在肖邦的脸上涂了一层湿石膏，设法抹平了一些肖邦去世时痛苦挣扎的痕迹。这个美化后的“遗容模型”被收录进了很多肖邦肖像集里，但它和肖邦真实的遗容相去甚远。[33]也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纷纷前来献花。肖邦对鲜花的喜爱是众所周知的，人们敬献的鲜花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李斯特用这样富有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所躺的床和房间本身都消失在五颜六色的鲜花之下。他似乎安息在一个花园中。”[34]

肖邦去世前曾要求在葬礼上安排乐团演唱莫扎特的《安魂曲》。但要让女歌唱家在葬礼上演唱，必须先要得到巴黎大主教加斯帕尔·德格雷里（Gaspard Deguerry）神父的批准，因此葬礼被拖延了将近两周，直到10月30日才举行。在此期间，肖邦的遗体被安放在教堂的地下室里。上一次莫扎特的《安魂曲》在巴黎演出还是在1840年拿破仑的遗体被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进行国葬的时候，因此这一点吸引了不少人来参加葬礼。那天是个温暖和煦、几乎晴朗无云的星期二，早上11点，教堂外就聚集了大量的观众。大约有3000人在教堂内向肖邦的一生和他的作品致敬，巴黎艺术界的多数重要人物都派代表出席了葬礼。只有持印刷邀请函的人才能获准入内，卢德维卡仔细地亲自监督了整个检票过程。

肖邦葬礼邀请函

中午时分，马德莱娜教堂的大门被打开，四位扶柩者亚历山大·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奥古斯特·弗朗肖姆、阿道夫·古特曼和欧仁·德拉克鲁瓦[35]每人提着墓布的一条绶带，沿教堂正厅将肖邦的灵柩抬向圣坛。走在灵柩后边的是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和贾科莫·梅耶贝尔，之后是主要的家庭成员卢德维卡和她的女儿卢德卡，走在最后边的是作曲家的好友。灵柩被放在一个高出来的特制灵柩台上，灵柩台挂着黑色的墓布，占据了正厅和圣坛之间的弧形区域。这一切都是在《降b小调奏鸣曲》中《葬礼进行曲》的伴奏下进行的，乐曲由亨利·勒贝改编成了管弦乐作品。在接下来的仪式中，教堂的管风琴师勒费比尔-韦利（Lefébure-Wély）在管风琴上演奏了e小调和b小调前奏曲。与此同时，准备演出莫扎特《安魂曲》的大型合唱团和管弦乐团正在奋力处理一个特殊的问题。他们被安排在了教堂的尽头，被黑色的幕布挡着。演出开始时，幕布被拉开了一部分，只露出了男歌唱家，而女歌唱家则继续被帘幕遮挡着。当时女歌唱家在教堂里演出被认为是“不合教规”的，因此观众只能听到她们的声音，不能看到她们的样子。对于这个折中的安排，恐怕只有大主教会感到满意。四位著名的独唱者包括让娜·卡斯泰兰（女高音）、波利娜·维亚尔多（女低音）、亚历克西斯·杜邦（男高音）和路易吉·拉布拉什（男低音）。二十年前，拉布拉什也曾有幸在维也纳贝多芬的葬礼上作为独唱者演唱这首乐曲。管弦乐团和合唱团来自巴黎音乐学院，由纳西斯·吉拉尔担任指挥，他们的演出价格不菲，带来的账单金额为2000法郎。整场葬礼的总花销是这个价格的两倍多，由简·斯特林和厄斯金夫人承担。

环视恢宏的教堂内部，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被摄人心魄的美所震撼。他说在教堂之外，大自然沉浸在令人惊喜的宜人秋色中。突然，从马德莱娜教堂敞开的大门间，“一束金光欢喜地掠过正厅，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误入了一场葬礼”[36]。一时间灵柩台被照亮，仿佛带上了一丝欢愉的气氛。

英国乐评家、肖邦的宿敌J.W.戴维森也代表《音乐世界》出席了葬礼，并补充了一些现场的细节。

一进门，我们就发现这座恢宏的现代帕特农神庙里挤满了人。正厅和过道、唱诗席、装饰墙面的宏伟廊柱上方的走廊、廊柱之间和后方的间隙、风琴台、环绕唱诗席的走廊以及窗户底下都站满了来看弗里德里克·肖邦最后一眼的人……现场可能有超过4000人。正厅和唱诗席之间有一座高高的灵柩台，挂着黑色和银色的墓布，墓布上饰有“F.C.”的字样。[37]

仪式结束时，会众走进了灿烂的阳光之中，送葬队伍也开始了长达5公里的路程，从马德莱娜教堂走到肖邦最终被埋葬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和梅耶贝尔走在灵车的后边，扶柩者仍是亚历山大·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德拉克鲁瓦、弗朗肖姆和古特曼，这次还多了卡米耶·普莱耶尔。一些贵族老爷们让他们的马车先到墓地去，自己则与夫人和大家一起走在肃穆的队列中，用跟所有人一样的方式向肖邦表示敬意。按照肖邦的遗愿，墓地里没有举行仪式，没有音乐，也没有墓边演讲。灵柩下葬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把肖邦1831年从波兰带到法国来的土壤撒在他的墓地上。[38]现在看来，这个虚构的场景是从次年发生的真实事件中衍生出来的。

葬礼过后不久，肖邦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钱为肖邦建造纪念碑。牵头人有普莱耶尔、格日马瓦和德拉克鲁瓦，但他们经常意见不合，在猜测肖邦可能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时也总是各有各的想法。克莱桑热在还没有筹到钱、自己也还没被正式任命的时候就开始了设计工作，让人严重怀疑他的动机。[39]最终估算出的纪念碑造价是4500法郎，这样高昂的价格可能会导致项目流产。后来仍是简·斯特林出手相助，提供了这笔费用。1850年10月17日，肖邦逝世一周年之际，这块纪念碑终于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揭幕，造型出人意料地简单朴素。在揭幕仪式上，一把波兰的土壤被撒在了墓地上，这把土壤是肖邦的家人专门为了这个活动从波兰寄来的。卢德维卡没有出席揭幕仪式。在巴黎度过了艰难的五个月后，精疲力竭的她在1850年1月返回了华沙。

马德莱娜教堂，1849年10月30日这里举行了肖邦的葬礼

VII

人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肖邦去世后没多久，他的贵重物品就被散播到了各地？乍一看这是件很难理解的事情。比如，乔治·桑在诺昂逝世后，她的所有椅子、地毯、床帘、茶碟、水桶、油画都被完好保存，这些日常用品马上成了纪念她的圣物。巴尔扎克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比肖邦晚一年去世。一夜之间，他在巴黎的公寓就变成了一座博物馆，至今仍维持着原样。虽然肖邦去世的时候比这些人都有名，但他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肖邦家里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不愉快状况，在肖邦去世几周前就在静静酝酿，此时终于爆发。

肖邦病逝时没有立下遗嘱。按照法国法律规定，司法部官员需在肖邦去世后二十四小时内对他的财产进行全面盘点并查封房屋。只有确认相关税款都已缴纳、债务都已还清后，才能将物品解封交给他最近的亲属——对于肖邦来说就是他的母亲。卢德维卡是母亲的全权代表，她听从了肖邦许多朋友的建议，打算将一切保持原样，把公寓变成肖邦博物馆。这个计划在卢德维卡心目中非常重要，最后却未能实现。直到1968年，肖邦死后近120年，我们才了解到其中的原因。这一年，一份被称为《卢德维卡的自白》的重要文件得以公之于众。这是一封卢德维卡写给丈夫卡拉桑提·英德热耶维奇的谴责信，信中卢德维卡控诉了丈夫在肖邦临终之际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在肖邦财产清算中扮演的角色。这封信揭示了夫妻两人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在卢德维卡处理弟弟个人物品时，这种矛盾给她带来的艰难抉择，信中的内容令世人哗然。[40]

VIII

正如前文所说，卡拉桑提一开始不愿意离开华沙。后来他也不愿意出一家人的旅费，因此尤斯蒂娜·肖邦拿出了5000兹罗提，既没有要求他们还，也没有得到还款。申请护照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在此期间卡拉桑提一直定不下来如果他拿不到签证，就让谁或是不让谁跟卢德维卡一起去法国，让她备受煎熬。最终卡拉桑提拿到了签证，但他坚决要求肖邦的妹妹伊莎贝拉·巴钦斯基和肖邦夫人留在波兰照顾他们的三个孩子。没有带伊莎贝拉去法国这件事让卢德维卡抱憾终生。自从肖邦1830年离开波兰之后，伊莎贝拉就再也没见过这位哥哥，十分渴望能在他临终之际陪在他身边，这样也能为卢德维卡减轻不少负担。有一次，卡拉桑提在巴黎感觉无聊了，就开始埋怨卢德维卡在她弟弟的病床边花了太多时间。卢德维卡把故事补充了下去：

我们和弗［里德里克］在一起时，他似乎重获新生。但我注意到了你似乎对事事都不满意，一点也不体恤他的性情和习惯。你是否记得当我彻夜坐在他的床边时你有多生气？是否记得我因为他而睡眠不足时你如何责备我？也许你是出于关心——但这让他很痛苦，也让我备受煎熬。我来就是为了照顾他、护理他、安慰他，只要能给他带来一刻宽慰，什么困难我都能克服。他喜欢在深夜聊天，向我诉说他的忧伤，把苦恼倾诉给我这个爱他、理解他的人。直到最后我仍抱有缥缈的希望。

但卡拉桑提不是靠缥缈的希望活下去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嫉妒肖邦的名声，难以忍受人们对肖邦的吹捧奉承。没过多久他就对巴黎的情形失去了耐心，抛下了妻子和女儿返回了华沙，在华沙继续对卢德维卡施加影响。从“自白书”中可以看出卡拉桑提认为肖邦深陷债务。他听说了艾蒂安夫人的事，知道简·斯特林给了肖邦25000法郎，担心斯特林会让卢德维卡把没花的钱还给她。他在华沙散播谣言称肖邦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卢德维卡继续写道：

我知道他没有欠下你以为的那些债：钱都还清了。还有一笔没有还的钱，很快就会还上。弗［里德里克］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他十分担心，我不得不恳求他不要担心。这笔钱数目不大，很容易就能筹集到。他死后，我曾对他忠诚的朋友说，我把替他还钱看作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他们先是说肖邦没有欠他们的钱，然后请求我不要再考虑这件事，也不要再提这件事。

但在如何处理肖邦的个人物品这个问题上，卡拉桑提展现出了他最不友善的一面。听说卢德维卡想要建立一座肖邦博物馆时，他阻止了这个想法。显然，一座纪念他小舅子的博物馆是他根本不会考虑的。于是卢德维卡说她决定自己出资，把肖邦的个人物品运回华沙交给家人保管。卡拉桑提勃然大怒。用卢德维卡的话说：

为此我收到了人生中最令我痛心的一封信。你命令我卖掉所有东西，一件不留，还给我寄了一封所有人签名的授权信。你还说：“什么也不要留，一个破烂也不许带到我的房子里。”哦，我的心在滴血。

她恳求他不要这样，但收到的唯一回复仍是让她变卖所有东西的命令。在与卡拉桑提对峙的过程中，卢德维卡在一件事情上坚持了己见。肖邦去世的当晚，她和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进入了肖邦的卧室，趁法国当局查封房间之前，把所有手稿和信件装进手提箱并带回了自己的住处。她不想让任何机密性质的文件落入警察甚至俄国外交人员的手中，因为俄国人正想知道肖邦和巴黎的波兰侨民之间有哪些来往。她把自己的“不正当行为”透露给卡拉桑提后，卡拉桑提指责她无知又自私。[41]

在卢德维卡的要求下，肖邦个人物品的拍卖会于11月30日，也就是肖邦去世整整六周后，在青年街（rue des Jeûneurs）42号匿名举行。在肖邦的公寓里举行拍卖会原本可以更方便，但卢德维卡不忍看到肖邦的东西被大批的陌生人来回端详，她本人也拒绝在现场出现。只有肖邦的好朋友知道此事。仅存的一份报纸广告提到出售的商品有“上好的家具、银器、水晶、地毯、织物、一只金表、男性衣物、帘子等”，但没提到这些遗物的主人是谁。将名字省去也影响了拍卖会的收入。如果写上肖邦的名字，原本可以筹到更多的钱。扣除各项费用并完成结算后，卢德维卡拿到了不算多的6142.4法郎。她用婚前的名字“路易丝·肖邦”签署了收据。[42]简·斯特林买下了很多东西，包括阿里·谢弗画的肖像、一套塞夫勒产的瓷器、罗斯柴尔德男爵送给肖邦的珍贵的小箱子以及一些贵重的挂毯。事后她慷慨地让人把这些遗物连同其他一些物品运到华沙交给了肖邦的母亲。她把另外一批纪念品寄到了苏格兰。（1859年斯特林去世后，这些物品也被送到了肖邦夫人那里。）斯特林的另一个善举是以1500法郎的价格买下了普莱耶尔借给肖邦的钢琴，并把它作为礼物寄给了华沙的卢德维卡，随附的赠言是“致路易丝”。[43]1861年肖邦夫人去世时，这些珍贵的物品由肖邦的妹妹伊莎贝拉·巴钦斯基继承，此外，她也在1855年卢德维卡去世时继承了一系列肖邦和卢德维卡之间的重要书信。这时伊莎贝拉拥有的肖邦纪念品总价值是历史上所有私人收藏中最高的。1863年起义期间，俄国士兵洗劫了伊莎贝拉的公寓，导致这些极其重要的遗产被损毁。

这件事中骇人听闻的细节再次让我们看到肖邦的遗产总是如此命运多舛。1863年9月19日，华沙的俄国总督费奥多尔·贝格（Fyodor Berg）将军乘坐马车在一队士兵的护卫下经过巴钦斯基一家居住的扎莫伊斯基宫。突然从楼上的一扇窗户中飞出一颗炸弹，炸伤了将军的一位副官和两匹马。作为报复，贝格将军将楼里所有人赶到街上，逮捕了所有男性，并纵容士兵在大楼里进行掠夺。肖邦60岁的妹夫安东尼·巴钦斯基也被关进监狱，惨遭毒打。士兵进入巴钦斯基家后，打开窗户把所有东西扔到大街上——家书、手稿、家具，还有肖邦少年时期弹过的布赫霍尔茨钢琴——然后将所有东西付之一炬。伊莎贝拉家保存着肖邦的大量遗物，结果全都被烧毁。只有当时由肖邦的侄女卢德卡（当时已成了切霍姆斯基夫人）继承的普莱耶尔钢琴幸免于难，这架钢琴现在被华沙肖邦博物馆收藏。[44]

IX

卡拉桑提了解到拍卖的具体情况以及卢德维卡的处理方式之后，要求卢德维卡提供一份完整的核算单。卢德维卡告诉他她还要用这笔不算多的收入向商家和旺多姆广场公寓的装修承包商付款，以及支付肖邦葬礼请柬的印刷和邮寄费用。扣除完这些及其他杂项费用后，也就没有剩下多少钱了。卢德维卡想把在夏乐街照顾肖邦的波兰护士卡塔日娜·马图谢夫斯卡带回华沙，认为她也许可以给孩子们做家庭教师，教他们法语。但卡拉桑提拒绝让这个女人进他的家门，于是卢德维卡问她的母亲是否愿意雇她，肖邦夫人欣然同意，虽然家里也没有太多事要做。为了泄愤，卡拉桑提解雇了为他们工作了多年的德国女仆，故意给卢德维卡增加家务的负担。对此，卢德维卡在她的“自白书”中只写道：“你变得越来越小气，从朋友变成了暴君，而我，则从你的朋友变成了奴隶。”她痛苦地回忆道：“哪怕稍稍提到他你都会生气——因为你，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回忆。”

被这些烦心事折磨地身心俱疲的卢德维卡此时只想回到华沙。但更让她痛心的是，卡拉桑提几乎切断了与她家人的联系。卡拉桑提让她到波兰边境与他会合，于是1850年1月初，卢德维卡从巴黎出发了。这是一场噩梦般的旅程，当时正值隆冬，到处都是冰天雪地。她的行李里有许多肖邦的东西，还带着那个装着他心脏的水晶罐。一路上她要经过许多海关检查点，由于担心被扣押，她把水晶罐藏在裙子下面，因为一般海关不会对她进行搜查。她拿着一份俄国护照，在仅有卢德卡和马图谢夫斯卡的陪伴下走完了全程。恶劣天气导致行程延误，三人到达波兰边境时竟发现毫无耐心的卡拉桑提已经独自返回了华沙。这反而是件好事，卢德维卡得以先绕道巴钦斯基家，开心地与她的三个儿子、伊莎贝拉和母亲尤斯蒂娜团聚。当时天色已晚，但一家人迫切希望听到卢德维卡亲口讲述过去几周里发生的令人悲痛的事情，直到凌晨才睡去。由于卡拉桑提明确表态他不会雇用马图谢夫斯卡，她被留下照顾尤斯蒂娜。可以肯定卢德维卡也把不少肖邦遗物留给了巴钦斯基一家保管，包括装着他心脏的水晶罐，因为她大概不敢把这个罐子带回家。卡桑拉提的态度如此强硬，他最不愿意在自己家中看到的应该就是这样一个遗物，一个他和卢德维卡都清楚会受到万人景仰的遗物。因此肖邦的心脏暂时由伊莎贝拉和尤斯蒂娜保管，直到卡拉桑提去世后才被交还给卢德维卡。[45]实际上卡拉桑提对于卢德维卡没有提前告知他就去了巴钦斯基家这件事十分气愤，认为卢德维卡对他不诚恳，让他感觉受到了排斥——事实也确实如此。

卢德维卡的“自白书”是在卡拉桑提去世之后写的，因此他没有读过这封信。就两人当时的婚姻状况而言，如果卡桑拉提在世时看到这封言辞激烈的信，这场婚姻也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卡拉桑提于1853年去世，两年之后卢德维卡也随丈夫而去。[46]我们相信她不想伤害卡拉桑提。我们认为她是出于对天才弟弟永恒不变的爱，迫不得已才拿起了纸笔，给丈夫写了这样一封超越生死的信。她写下这样的叙述是受到良心的驱使。用这样一种本质上私密的方式将事实阐述清楚也许能帮助她在回忆的时候保持一些理智。人们曾在卡桑拉提去世后将他看作肖邦家一位正直的代表性人物，但在卢德维卡言辞激烈的抨击下，他的形象崩塌了。人们发现他是个不近人情的人，给卢德维卡的生活，以及伊莎贝拉和尤斯蒂娜的生活带来了悲痛。

X

卢德维卡从肖邦卧房里拿走了一系列来自乔治·桑的信件，并带着它们踏上了艰难的归途，这些信后来怎样了呢？载着卢德维卡和两位旅伴的火车停靠在波兰边境小镇梅斯沃维采（Mysłowice）时，卢德维卡担心这些信被俄国警察没收，如果被拿去翻译她自己也会被扣押，于是她将这些信交给了住在当地的S.库日尼茨基（S. Kużnicki）保管，此人是肖邦家的熟人，也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合伙人。后来库日尼茨基迟迟没有把信送到华沙去，因为他也担心信件会被俄国警察审查，导致他的货物被扣押。这个情况十分不妙。后来亚历山大·小仲马在梅斯沃维采暂住时碰巧看到了这些信，他幸灾乐祸地将其中的内容告诉了父亲亚历山大·大仲马，后者把这件事转告给了乔治·桑。小仲马读了这些信后，感觉自己发现了金矿。他告诉父亲：

梅斯沃维采

1851年5月15日

想象一下吧！现在我手里拿着她和肖邦十年间的所有信件！之前让你猜一猜我有没有把它们复制出来，这些信比塞维涅（Sévigné）夫人那些出了名的信还有意思！我给你寄了一个笔记本，里面都是信里的内容，因为不幸的是这些信只是借给我的。谁能想到，在梅斯沃维采，遥远的西里西亚腹地，居然能找到一堆来自贝里的信？[47]

从桑和大仲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疯狂地想要拿回这些信。她在这些信中表露了太多真实想法，而且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世人窥探她和肖邦这段长期关系中的私密细节。不到一年之后，小仲马迫于父亲的压力，将这些信从保管人的手中偷走，并在桑的迫切要求下找机会把信交给她。1851年6月3日，小仲马自以为是地告诉桑：“几天后我会到达法国，亲自把你想要的信交给你，不论英德热耶维奇夫人同意与否。”[48]后来桑听说小仲马在前往诺昂途中被索朗热留住时，她再次感到大事不妙。她不想让索朗热读到这些信，于是大惊失色，催促小仲马把包裹交给一位名叫加布里埃尔·法朗潘（Gabriel Falampin）的律师，让他把信捎给她。然而法朗潘没能尽职地完成任务，他不知道这些信的重要性，把包裹放在一边就不管了。最终小仲马找到了装着信的包裹，亲自把它带到了诺昂。桑读到自己和肖邦过去的信件时会有何感想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她回忆整理旧事时，想到所有证据都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她一定感到很欣慰。她将这些信丢进火里，看着它们烧成了灰烬。[49]

[1] CFC，vol. 3，p. 442；KFC，vol. 2，p. 462.

[2] LHT，p. 29.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882年，肺结核的根源肺结核杆菌才被罗伯特·科克（Robert Koch）医生发现。即便如此，科克也花了几年时间才研发出直接作用于肺结核杆菌的“结核菌素”疫苗。路易医生的温和疗法可能就是现代疗养运动的前身，这一运动由德国的赫尔曼·布雷默（Hermann Brehmer）医生和他的学生彼得·德特魏勒（Peter Dettweiler）在19世纪下半叶发起，很快就传遍了欧洲，甚至还传到了美国。和1849年的其他疗法相比，这种治疗虽然也令人不舒服，但必须承认它是肖邦能找到的最人道的治疗方法了。

[3] LHT，p. 30.

[4] 德拉克鲁瓦在1848年4月7日的一篇日记里提到了两人的不和（DJ，vol. 1，p. 283）。在钢琴系担任了30多年系主任的皮埃尔·齐默尔曼去世后，没有任命阿尔康接替他的职务，而是选择了被人公认造诣平庸的安托万-弗朗索瓦·马蒙泰尔（Antoine-François Marmontel）。1848年8月23日阿尔康给乔治·桑写信时说这是“最不可思议、最令人不齿的任命”，希望得到她的支持推翻决定。“请帮助我，夫人……”FCA，p. 17.

[5] DJ，vol. 1，p. 288.

[6] 从3月到10月，巴黎的死亡人数共计19615人。数据来源于《巴黎市和塞纳河各省统计研究》（Recherches statistiques sur la ville de Paris et le département de la Seine），1860年出版于巴黎。

[7] 这位就是1819年到华沙演出时给了少年肖邦一块金表的安洁丽卡·卡塔拉妮。后来她和一位法国外交官结了婚，住在巴黎。

[8] 奥布列斯科夫公主的女儿凯瑟琳·德·苏佐（Catherine de Souzzo）公主是肖邦的学生，肖邦的《f小调幻想曲》（op.49）就是献给苏佐公主的。

[9] KFC，vol. 2，p. 298.

[10] 按照1848年英镑和法郎之间的汇率计算，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钱。当时1英镑相当于25法郎，因此简给肖邦的25000法郎约合1000英镑。这些由英格兰银行提供的数字反驳了近些年出现的一种说法：有人提出简·斯特林不可能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给了肖邦大量的经济支持，因为她并没有那么多钱。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珍妮·林德才是这笔钱真正的出资者，她让简·斯特林为她“掩护”，但一直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对这个说法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JCSN，pp. 68-80。）简·斯特林的遗嘱证明了她完全有能力拿出这么多钱。她拥有苏格兰东北铁路公司、大西部铁路公司、苏格兰西部银行的股份，还有巨额的现金储蓄。贝尔哈文勋爵和埃尔金伯爵以房产为抵押向她借了数量可观的钱，并向她支付利息。简唯一的遗嘱执行人是她的姐姐凯瑟琳·厄斯金，她按照简的慷慨遗嘱将遗产赠予了众多亲戚朋友之后，继承了剩余的所有财产。简的遗嘱存放于苏格兰国家档案馆，索引号NASC70/4/63，5号文件夹。凯瑟琳·厄斯金比简还要富有，她的遗嘱也存放于苏格兰国家档案馆，索引号NASC70/4/116。

[11] 亚历克西斯·迪迪埃（Alexis Didier，1826～1886）自16岁起就开始做通灵透视的生意。他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有九个兄弟姐妹。亚历克西斯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通灵能力，但在1847年，也就是简·斯特林找到他的前两年，他突然在全国出了名。那时德·米尔维莱（de Mirville）侯爵决心向世人证明亚历克西斯是个骗子，但之后的事却引起了轰动。德·米尔维莱请来著名魔术师让·欧仁·罗伯特-乌丹（“现代魔术之父”）给亚历克西斯设下了一系列陷阱，包括复杂的纸牌游戏、描述远方一栋他从没见过的房子，或是蒙着眼睛读他从没读过的书。最后让罗伯特-乌丹相信亚历克西斯确实有通灵能力的是在他出牌之前，亚历克西斯就准确地说出了他要出的牌。当时的报道中说“罗伯特-乌丹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

[12] CFC，vol. 3，pp. 429-30；KFC，vol. 2，pp. 309-10.

[13] 肖邦对这件事的详细描述请参见1849年7月28日他写给格日马瓦的信（CFC，vol. 3，pp. 429-32；KFC，vol. 2，pp. 309-10）。后来索朗热在关于肖邦的回忆录中提供了另外一些佐证。CFCS，pp. 237-38.

[14] 肖邦1848～1849年的日记藏于华沙弗里德里克·肖邦博物馆，索引号M/380。

[15] CFC，vol. 3，p. 417；KFC，vol. 2，p. 301.

[16] 科贝兰斯卡：Ruch Muzyczny，no. 20，Warsaw，1968。

[17] JJ，vol. I，p. 601. 我们在前文提到伏尔泰是米柯瓦伊·肖邦最喜欢的一位作家，有趣的是他的儿子也对这位伟大的不可知论者有着类似的兴趣。顺带一提，查尔斯·加瓦尔是通过他的姐姐埃莉斯与肖邦认识的，埃莉斯是肖邦的学生，《摇篮曲》（op.57）就是献给她的。查尔斯被任命为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后，匆匆写下了《关于肖邦的回忆》（Souvenir de Chopin），其中包含了一些有益的内容。他先是把手稿借给了莫里茨·卡拉索夫斯基，后者在他的肖邦传第十二章中引用了手稿中的大量内容。后来这份文件归弗里德里克·尼克斯所有，他也经常引用其中的内容。

[18] 1852年6月18日，简·斯特林写信给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我寄给您……弗朗肖姆从肖邦在夏乐街写的最后一首玛祖卡中整理出来的内容，大家都觉得他的字迹无法辨认。”看一看被肖邦遗弃的手稿（保存在肖邦博物馆，索引号M. 236-1958）我们就能知道弗朗肖姆“整理”肖邦的乐谱时面临多大的困难了。

[19] GNCK，vol. Ⅴ，pp. 37-39.

[20] CFC，vol. 3，pp. 450-51；KFC，vol. 2，pp. 325-26.

[21] JJ，vol. I，p. 476.

[22] 除了维亚尔多和雅南，格日马瓦也讽刺道：“肖邦的崇拜者，不论是衣衫褴褛还是身着貂皮，连续四个日夜在这里跪着念祈祷文。”CFC，vol. 3，p. 443；KFC，vol. 2，p. 462.

[23] 斯特拉代拉著名的《圣母赞歌》（“Hymn to the Virgin”）据说具有神奇的特质，在1677年曾从杀手的手中救过这位作曲家一命。

[24] GSFC，p. 129. 她向卢德维卡坦言道：“我很遗憾自己没有出现在画中。”与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的想法不同，斯特林一直不愿公开展示这幅画，她在信里补充说：“我不想让人们看着画端详他临终时的场景。”她说如果这幅画还归自己所有的话，“我会在死的时候把它烧掉”。顺带一提，在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的一个早期版本中，耶沃维茨基神父被画在了卢德维卡的身后。我们猜测他可能是在简·斯特林的要求下将这位神父删去了。两幅画请见BFC，p.331。

[25] 这时肖邦已没有钱可以给他了。这段话引自耶沃维茨基给华沙的泽维尔·格罗霍尔斯卡（Xavier Grocholska）夫人写的一封内容详尽的信件，日期为1849年10月21日（CFC，vol. 3，pp. 445-50；KFC，vol. 2，pp. 318-21）。多年之后，耶沃维茨基基于这封信的内容撰写了文章《肖邦之死》（“Chopin’s Tod”），该文章1877年刊登于《德国瑰宝》（Deutschen Hausschatz）杂志上，同年耶沃维茨基去世。耶沃维茨基曾吹嘘自己在担任圣职后不久就得到了觐见罗马教宗的机会，但后来被证实这是个假消息，此事也进一步降低了他的可信度。

[26] CFC，vol. 3，p. 450；KFC，vol. 2，p. 325.

[27] CFC，vol. 3，p. 443；KFC，vol. 2，p. 324.

[28] 多年后肖邦的外甥女卢德卡·英德热耶维奇坚持称肖邦去世前古特曼没有在场，但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一直在肖邦身边并看着他去世的索朗热给出的说法就与之相反。卢德卡当时只有14岁，大人们不太可能让她一起守夜，目睹她舅舅痛苦的死亡。她的回忆录刊载于1882年8月9日的《华沙通讯》上，此时距肖邦去世已有33年，她的记忆也已经模糊。让人惊讶的是她怎么会忘了古特曼是她舅舅葬礼上的扶柩者之一。古特曼本人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两个月去世，不可能对此进行反驳。多年来他一直居住在佛罗伦萨，他放弃了钢琴，以绘画为主业。

[29] 《肖邦之死》。1852年的手稿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索引号Res.Vmc. ms. 23。（另见乔治·桑的《浪漫主义面孔》，no.349，p.83。）多年后索朗热详尽地回忆了肖邦弥留之际的景象。她不仅再次提到了肖邦离世时“失去光泽”的眼睛，还证实了作曲家死在古特曼的怀里（CFCS，p. 231）。汉娜·弗鲁布莱夫斯卡-斯特劳斯在《肖邦研究6》（Chopin Studies 6）第72页就这篇文章进行了有益的评论。

[30] MDD，Part I，p. 5.

[31] SHC，pp. 147-48.

[32] CFC，vol. 3，p. 444.

[33] 被卢德维卡拒绝的第一版模型的照片请见ECF，p. 199。

[34] LC，p. 180.

[35] 肖邦去世时德拉克鲁瓦正在法国鲁昂，三天后他才收到肖邦的死讯。在10月20日星期六的日记里，他写道：“午饭后我听说可怜的肖邦去世了。说来也怪，今天早上起床之前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以前我也曾有过几次这样的预感。太遗憾了！世间留下的都是无耻之徒，美好的灵魂都已逝去！”DJ，vol. 1，p. 325.

[36] 《新闻报》（La Presse），1849年11月5日。

[37] 《音乐世界》，1849年11月10日，第705～706页。

[38] 肖邦为何要在1830年11月离开波兰时带一罐波兰的土壤呢？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永远地离开家乡，在此之前的海外旅行中我们也没听说过他会随身带着波兰的土壤。只有在1830年波兰起义爆发后，他才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位流亡者。肖邦的早期传记作家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让他离开家乡时带上一把波兰的土壤，也有足够的远见让他一直保存了19年之久，在巴黎频繁搬家期间也没有将它抛弃，直到它最终完成使命。

[39] 克莱桑热在1849年夏天霍乱爆发期间带着索朗热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来到了巴黎。这个将一家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下的任性做法激怒了肖邦。但缺钱的克莱桑热来到巴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赚钱。为死后的肖邦制作面部模型，以及为这双享誉欧洲的手制作手模，这样的机会太过诱人，让他无法拒绝。在讨论过肖邦之死的众多作家中，只有著名的波兰诗人、散文家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有勇气公开说出了别人都不敢说的话，即：“克莱桑热盼着肖邦死去。”他等不及肖邦咽气，在肖邦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制作墓碑的模型。之后他将这个平庸之作展示给德拉克鲁瓦，后者虽然对这个设计大为不满，但还是在索朗热的劝说下同意让他为作曲家制作纪念碑。伊瓦什凯维奇说克莱桑热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他还借用波兰谚语犀利地指出：“他用灵床上的蜡烛给自己烤蛋糕！”（IC，p. 344.）简·斯特林在纪念碑竣工后向克莱桑热支付了4500法郎，还从他手中买下了肖邦脸部模型，在此之后简·斯特林一反往日的克制，评价说克莱桑热这样做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他恨肖邦。这话不是她随便说的。肖邦死后的几个月里，斯特林时常造访克莱桑热的工作室了解纪念碑的进展，她有大量的时间了解克莱桑热的品格，形成一些个人印象。肖邦一向对克莱桑热十分反感，如果他知道这个人从他的死亡中获取了丰厚的利益，肖邦一定会感到十分厌恶。

[40] 手稿藏于华沙肖邦国家研究院，索引号M.327。

[41] 卢德维卡知道肖邦去世的地方——旺多姆广场曾是俄国大使馆所在地。她也知道肖邦与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交往甚密，多年来曾多次在兰伯特府邸公开演出，最近和英国的波兰流亡者也有联系，早些年还被俄国当局拒签过护照，这些经历肯定也不会被那些想看到波兰流亡政府倒台的人忽略。卢德维卡之所以能够在法国当局到来之前带走肖邦的书信，是因为她成年后就一直生活在并且也即将回到俄国当局统治的波兰，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她有一种天然的警觉。卢德维卡没有说明过她从肖邦的卧房中拿走了哪些书信，但她足够敏锐，知道肖邦房间里随处散落的他与格日马瓦、丰塔纳以及其他波兰流亡者之间的书信不仅对这些人不利，也会对她华沙的家人不利。这一行为被卡拉桑提——一位每天深陷于俄国官僚体制中的波兰律师——称为“物质”。而肖邦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卢德维卡找到并保留下来的另外两份书信：一份被肖邦用纸包起来并标上“我的不幸”的著名包裹，里面装的是来自玛丽亚·沃津斯卡的旧书信，另一份是来自乔治·桑的宝贵信件。

[42] MDD，Part 3，p. 16. 这张收据详细地记录了肖邦的个人物品以及售出的价格，此外也记录了肖邦去世后每件物品的去向。显然肖邦旺多姆广场的公寓曾装饰奢华，不乏上好的家具与地毯。

[43] 这架编号为14810的普莱耶尔钢琴就是肖邦夏乐街公寓里的那架钢琴。这件乐器没有被公开拍卖，是简·斯特林在1849年12月11日直接向普莱耶尔购买的。

[44] 多年后，肖邦的外甥安东尼·英德热耶维奇告诉费迪南德·霍西克：“我记得在诸多箱子里，有两三个纸箱装着肖邦没有修改更正过的手稿，都是些——在他看来——不值得出版的草稿。我母亲去世后，这些资料都存放在巴钦斯基家里……1863年被大火烧掉了。”（HSC，Part One，pp. 254-55.）至于那一架见证了肖邦少年时期所有音乐灵感的布赫霍尔茨钢琴，塞浦路斯·诺尔维特在著名诗歌《肖邦的钢琴》中纪念了它的损毁。在描述这场大火时他写道“火焰烧得如圣十字教堂的钟楼一样高”，见MCW，pp. 190-91。

[45] 安东尼·英德热耶维奇（出生于1843年）回忆说，小时候曾在波德瓦莱街（Podwale）的家中见过这个装着心脏的罐子。

[46] 卢德维卡死于1855年冬天席卷华沙的那场霍乱。她去世几天后，华沙的报纸上便出现了歌颂她的悼文。这些文章尤其赞扬了她作为学者、爱国者和母亲展现出的美德。见1855年11月3日的《华沙公报》和1855年11月8日的《日报》（Gazeta Codzienna）。

[47] KGS，vol. 3，pp. 627-28.

[48] KGS，vol. 3，p. 629.

[49] 小仲马在1851年8月给桑写的一封信证明了这一系列事件。这封信没有出版，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n.a.fr. 24812，fol. 13。另见《浪漫主义面孔：乔治·桑》，第83页。

尾声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弗朗西斯·培根[1]

I

在卢德维卡生命中最后艰难的几年里，她最担心的就是肖邦未出版手稿的命运。她想将这些数量众多的作品出版，虽然肖邦的遗愿与之恰恰相反。卢德维卡会弹钢琴，是一位业余作曲家，她的音乐天赋也得到过肖邦的肯定。她应该就是在翻阅这些封存多年的手稿时被其中闪耀的才气所吸引，感到这些作品需要被人们看见。

那么应该委托谁来整理手稿、挑选出优秀作品并将其付梓呢？肖邦的家人找到了尤利安·丰塔纳，请他对肖邦未出版的作品进行尽可能完善的处理，以遗作形式出版。没有人比丰塔纳更熟悉肖邦的创作过程了，而且直到今天仍有肖邦研究者将肖邦和丰塔纳的笔迹混淆。丰塔纳有经商的背景，对法律也很熟悉，因此可以代表肖邦的家人与出版商沟通，处理相关的财务问题。

卢德维卡的担心不无道理。肖邦去世后没多久，市面上就出现了未经授权的肖邦未出版作品。1851年，肖邦的家人偶然发现了两首她们不曾见过的玛祖卡（G大调和降B大调），由华沙的鲁道夫·弗里德莱因（Rudolf Friedlein）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次年，在克拉科夫又出现了《b小调圆舞曲》（op. 69，no. 2）和《f小调圆舞曲》（op. 70，no. 2），是J.维尔特（J. Wildt）公司在同样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以《两首伤感的圆舞曲》（Deux Valses mélancoliques）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出版的。没过多久，英国的J. J.尤尔（J. J. Ewer）出版公司也盗用了这几首圆舞曲。丰塔纳写信告诉卢德维卡：“我们的曲集出版后，就要对他们采取法律手段了。”[2]卢德维卡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事情会愈演愈烈。她知道肖邦的很多手稿都在私下流通。多年来肖邦曾毫不吝啬地在朋友、学生、认识之人的签名册或留言本上写下他的乐谱，甚至在受到款待时留下整份手稿作为纪念。这些手稿在市场上很有销路。

这封信授权尤利安·丰塔纳为肖邦遗作的唯一编辑者，由肖邦的母亲尤斯蒂娜、姐姐卢德维卡和妹妹伊莎贝拉签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肖邦的家人起草了一封授权书，将肖邦正版作品的出版权授予了丰塔纳。

致巴黎的尤利安·丰塔纳先生：

我们许可您出版我们所拥有的已故的弗里德里克·肖邦手稿，同时我们——肖邦的家人，即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妹——迫切希望这些作品能以最完善的形式出版，避免伪造情况的发生。我们要求尤利安·丰塔纳先生——作曲家称职的评判者和朋友——对未出版的作品进行精选，将所有值得用以纪念逝者的作品出版，并以我们的名义认真负责他认为与此事相关的所有工作以及与出版商的交易，收取版税并告知收入。最后，我们将至此为止他所做的一切视为合法有效且具有法律约束力。

由于肖邦的家人有意通过丰塔纳先生作为中间人独家出版已故的弗里德里克·肖邦的作品，肖邦的家人要求他在每本分册或作品的标题页底部注明，此作品是他经肖邦家人合法授权挑选出版的精选集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没有授权保证的遗作作品都将被视为盗版。

尤斯蒂娜·肖邦

卢德维卡·英德热耶维奇（娘家姓肖邦）

伊莎贝拉·巴钦斯基（娘家姓肖邦）

华沙，1853年7月16日[3]

II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丰塔纳多介绍一两句。自1844年起，丰塔纳就从肖邦的生活中消失了。在此之前他作为肖邦的书记官，给予了肖邦巨大的帮助。据估计在1837年至1844年间，丰塔纳帮肖邦抄写了大约50份作品，从《练习曲集》（op. 25）到《f小调幻想曲》（op. 49）不一而足，法语、德语和英语版都是基于他抄写的乐谱发表的。在这些义务劳动中，丰塔纳没有收取任何酬劳。他做这些事情是出于友情，也是出于他对肖邦才华的仰慕。

我们提到丰塔纳后来就从肖邦的生活中“消失”了。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将永远生活在肖邦的阴影之下，最终感到这样的从属地位难以为继。肖邦越来越专横的要求也开始蚕食两人的友情，这些事情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生活，让他心力交瘁。除了抄写乐谱以外，作曲家的来信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从找公寓、挑选合适的墙纸、挑选帽子和马甲，到与出版商交涉、监督工人把他的普莱耶尔钢琴从巴黎运送至帕尔马等，无穷无尽。

丰塔纳给波兰的表亲写信时坦白道：“我一直期待我的一位好友能帮我发展事业，但他总是那么不真诚、虚伪、不友好。为了逃离他的影响，我离开了巴黎一段时间，这对我十分不利。回来之后我才开始创作。”[4]这位“朋友”显然就是肖邦。大约一个月前，丰塔纳就向伦敦的同行斯坦尼斯瓦夫·埃格伯特·科伊米亚（Stanisław Egbert Koźmian）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这些年来肖邦对我的道德支配就是我至今没有写出任何作品的原因。见他总是如此虚伪、有所企图，我便跟他断绝了关系，开始创作。”[5]这些尖锐的话语应该是丰塔纳极度痛苦时的情感宣泄。多年来他将肖邦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希望肖邦能有所表态，而不是对他的事业不闻不问。没能在巴黎成为一名钢琴家又深陷债务危机的丰塔纳说他打算移居到新大陆。1844年他突然离开法国，让肖邦感到十分震惊。从肖邦的角度看，他可能感觉自己被抛弃了。确实，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丰塔纳没有收到肖邦的一封信。

丰塔纳先是去了古巴，在哈瓦那有了些名气，一度成了哈瓦那爱乐协会的总监。后来他在纽约定居，和帕格尼尼的学生、小提琴家西沃里（Sivori）四处巡演。他在纽约举行了几场独奏音乐会，1846年10月15日在纽约阿波罗厅（Apollo Rooms）举行的那一场中他演奏了肖邦的《f小调幻想曲》（op. 49），是这部乐曲在美国的首演。在古巴期间，丰塔纳结识了家财万贯、在当地拥有大量地产的达尔库尔（Dalcour）家族，认识了这家人26岁女儿的卡米拉（Camila）。当时卡米拉已经嫁给了一位名叫斯蒂芬·卡特利·坦南特（Stephen Cattley Tennant）的英国商人，有了四个年幼的孩子。然而两三年后，丰塔纳在纽约定居之后，卡米拉却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再次进入了丰塔纳的生活。

III

1848年11月3日，卡米拉的丈夫斯蒂芬·坦南特在法恩伯勒（Farnborough）火车站因一场事故身亡。拜访完英格兰的亲戚之后，他跑上站台，在火车还没完全停稳时就试图打开车厢门，结果他滑倒并跌入了车轮和站台之间的狭小空隙中。车轮从他身上压了过去，导致他当场死亡。[6]

30岁的卡米拉成了一位带着五个孩子的寡妇。经济独立、有着财产继承权的她离开哈瓦那去了纽约，在那里找到了丰塔纳。这让丰塔纳十分惊讶。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答案。1844年丰塔纳在古巴的时候，两人曾有过一段秘密恋情，1845年5月卡米拉生下了她和丰塔纳的私生女费尔南达·莱奥卡迪亚（Fernanda Leokadia），并把她作为斯蒂芬·坦南特的孩子抚养，可能孩子的真实身世一直没人知道。坦南特突然亡故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几周后丰塔纳和卡米拉就在曼哈顿马尔伯里街（Mulberry Street）的圣帕特里克老天主教堂（St. Patrick’s Old Cathedral）结了婚。之后他们搬到了巴黎，在蒙日龙（Montgeron）置办了一个舒适的新家，距波兰桂冠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住处不远。1853年，卡米拉为丰塔纳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尤利安·卡米洛·亚当（Julian Camillo Adam），密茨凯维奇成了孩子的教父。这可能是丰塔纳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幸福总是短暂的，不到两年，卡米拉再次怀孕，但在生产时因肺炎去世，刚出生的女儿索非娅也没有活下来。悲痛万分的丰塔纳将妻女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后，踏上了前往英格兰的悲伤之旅，将继子的监护权交给了坦南特家。然而等待丰塔纳的残酷现实是卡米拉去世后，他的收入来源也逐渐干涸。丰塔纳曾几次前往美国和古巴试图获得卡米拉的遗产，但都无功而返。卡米拉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她在哈瓦那的兄弟获得了财产的控制权，几乎没给丰塔纳留下一分钱。于是他回到巴黎，偶尔上一些钢琴课，过上了看似体面、实则贫穷的生活。

就是在这样窘迫的境地下，丰塔纳完成了肖邦遗作的编辑工作，将其分为两部分出版。第一部分出版于1855年5月，也就是他妻子去世后的两个月，由钢琴独奏曲组成。第二部分出版于1859年，由十六首波兰歌曲组成。

尤利安·丰塔纳编辑的肖邦遗作

由尤利安·丰塔纳编号

I：钢琴作品（1855年由柏林施莱辛格和巴黎J. 梅索尼耶兄弟出版）

Op.66 升c小调幻想即兴曲（1834年）

Op.67 四首玛祖卡

no.1 G大调（1835年）

no.2 g小调（1848～1849年）

no.3 C大调（1835年）

no.4 a小调（1846年）

Op.68 四首玛祖卡

no.1 C大调（约1830年）

no.2 a小调（约1827年）

no.3 F大调（约1830年）

no.4 f小调（约1846年）

Op.69 两首圆舞曲

no.1 降A大调（1835年）

no.2 b小调（1829年）

Op.70 三首圆舞曲

no.1 降G大调（1832年）

no.2 f小调（1842年）

no.3 降D大调（1828年）

Op.71 三首波兰舞曲

no.1 D小调（1827～1828年）

no.2 降B大调（1828年）

no.3 f小调（1828年）

Op.72 e小调夜曲（约1828年）

c小调葬礼进行曲（1826年）

三个苏格兰人（1826年）

Op.73 C大调双钢琴回旋曲（1828年）

II：十六首波兰歌曲，op.74（1859年由施莱辛格出版）

no.1 愿望 （Życzenie，1829年）

no.2 春天 （Wiosna，1838年）

no.3 悲伤的河流 （Smutna rzeka，1831年）

no.4 祝酒歌 （Hulanka，1830年）

no.5 她的样子 （Gdzie lubi，1829年）

no.6 离开我的视线！（Precz z moich oczu！1827年）

no.7 信使 （Poseł，1831年）

no.8 英俊小伙 （Śliczny chłopiec，1841年）

no.9 旋律 （Melodya，1847年）

no.10 战士 （Wojak，1831年）

no.11 爱侣双折 （Dwojaki koneic，1845年）

no.12 我亲爱的（Moja pieszczotka，1837年）

no.13 已无所求 （Nie ma czego trzeba，1845年）

no.14 戒指 （Pierścień，1836年）

no.15 新郎 （Narzeczony，1831年）

no.16 立陶宛歌谣 （Piosnka litewska，1831年）

第十七首歌曲《来自坟墓的赞美诗》（Śpiew grobowy，1836年）在1872年被添加到了曲集里。

在第一部分的前言中，丰塔纳披露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他说：“我不仅在此期间多次听［肖邦］弹过所有的作品，也曾在他面前演奏过这些乐曲，从那之后我便记住了这些乐曲被肖邦创作出来时的样子，现在我将它们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他还提到他所掌握的手稿不止这些，只从中挑选了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乐曲发表出来。[7]

IV

完成这份工作后，丰塔纳拒绝收取任何酬劳。[8]他编辑的钢琴作品共有23首之多，包括著名的《幻想即兴曲》（op. 66）、《e小调夜曲》（op. 72，no.1）以及经久不衰的《降G大调圆舞曲》（op. 70，no.1）。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丰塔纳，这些作品可能就永远地被埋没了。尼克斯曾有失公允地说“肖邦不明智的朋友呈现给世人的大多是微不足道的残缺之作”，在这样的说法面前，我们更需铭记丰塔纳的功劳。[9]

1855年5月，卢德维卡在去世之前四个月欣慰地看到了第一部分的出版。丰塔纳按照授权书的要求在每一份作品的页脚加上了声明：“鉴于弗里德里克·肖邦的家人授权J.丰塔纳先生为中间人并按照他的选择独家印刷肖邦未出版的作品，任何在本曲集之外出版的肖邦遗作将被视为盗版，违者必究。”

1856年1月14日，为了推广这些作品，丰塔纳在普莱耶尔音乐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演奏了四首玛祖卡、两首圆舞曲（均未注明编号）和《幻想即兴曲》。除了《幻想即兴曲》以外，其他乐曲都是全球首演。《幻想即兴曲》的首演由肖邦的学生恰尔托雷斯卡公主于1855年3月在巴黎进行。德国男高音歌唱家赫尔·林道（Herr Lindau）在这场音乐会上用波兰语演唱了几首当时还未出版的波兰歌曲。亨利·布朗夏尔在《音乐评论与公报》中对音乐会进行了如下评论：“颇具才华又认真勤勉的肖邦演绎者丰塔纳先生用他悦耳的演奏让我们看到了肖邦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钢琴音乐作曲家，也是一位民族伤感歌曲作曲家。”[10]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丰塔纳举行了另外两场音乐会，演奏了其他一些乐曲。在1875年2月11日最后一场音乐会上，他和路易丝·沙伊贝尔（Louise Scheibel）小姐共同进行了《C大调双钢琴回旋曲》的首演。波利娜·维亚尔多也参加了演出，用她的响亮名声支持这一活动，以此纪念这位逝去的朋友和导师。她也用波兰语演唱了几首波兰歌曲，亨利·布朗夏尔评论她的演唱“带着亦喜亦悲的气质，在此之前她演唱了《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l’italiana in Algeri）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咏叹调”[11]。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丰塔纳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几乎让他提前感受到了死亡的滋味。但他依然笔耕不辍。他将《堂吉诃德》从西班牙语译成了波兰语，写了一本天文学通识读物和一篇关于波兰语正字法的论文。双耳失聪后，他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在不断加深的经济困境和无法演奏音乐的窘境之中，1869年12月23日，丰塔纳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2]自杀前他安排好了一切，把16岁的儿子尤利安连同亡妻卡米拉留下的一点财产托付给了老朋友奥古斯特·德·巴泰勒米（Auguste de Barthélemy）。后来小尤利安去了新奥尔良，和卡米拉的一位姐妹——洛利塔·奥利维尔（Lolita Olivier）姨妈生活在了一起。丰塔纳则被埋葬在了蒙马特公墓，和其他波兰侨民一同长眠于此。

现代音乐学家大多倾向于对丰塔纳避而不谈，认为他编辑的乐曲不具备学术研究的价值。事实果真如此吗？即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乐谱编辑都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声音与符号之间经常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不论是演奏者还是编辑者，都有可能跌入这个深渊。诚然，丰塔纳在肖邦的乐谱上添加力度、节奏、节拍和踏板记号时，他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有的只是他对作曲家工作模式的深入了解，但这一点就足够令人羡慕了。有数百万人听过并承认了这些乐曲，包括古今多数著名的肖邦音乐演奏者，他们全心全意地接纳这些乐曲，在演奏会上演奏这些乐曲，不带有任何偏见。四十多年前，波兰国家版肖邦作品集的主编、著名波兰学者扬·艾凯尔曾告诉我们，是时候为丰塔纳正名了。[13]我们非常愿意响应他的号召。

V

出版肖邦的遗作并不是唯一一件让卢德维卡忧心的事情。肖邦葬礼之后不到两周，她就收到了一封李斯特的来信，信中李斯特表示想出版“几页东西”来纪念肖邦。李斯特在信中随附了一份包含十二个问题的问卷请卢德维卡回答。

夫人，

我与令弟有着长久的友谊，我一直将他看作我们这门艺术中无上的荣耀，对他秉持着真诚而深厚的敬意，因此我深感自己有义务出版几页东西来纪念他。这些内容可能会以3到4个折页的小册子出版。为了确保内容尽可能准确，请允许我向您申明我与这位著名逝者的亲密关系，并向您呈递若干与撰写传记有关的问题。望您在空白处写下回答，对此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秘书贝洛尼先生有幸将这份问卷呈递给您，他也会尽快将您的回复带给我。

尊敬的夫人，请接受我最崇敬、最诚挚的问候。

F.李斯特

比尔森（Pilsen），1849年11月14日[14]

卢德维卡没有回复这封信。肖邦葬礼后两周就收到这样的信可能让她感到有些唐突。此外，问卷中也包含了一些关于肖邦和乔治·桑的问题，让卢德维卡感到颇不得体。直觉告诉她李斯特写不出一本像样的传记，后来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卢德维卡正因肖邦财产拍卖会忙得焦头烂额，于是她把信和问卷转交给了简·斯特林，斯特林尽其所能回答了问题。[15]但李斯特有没有看斯特林的回复呢？如果他真的看了，那么他几乎没有使用其中的任何内容。李斯特用以纪念肖邦的“几页东西”很快变成了一本极华而不实的小册子，充满了浮夸的溢美之词，让人难以卒读，这本书更能让我们看出李斯特的为人，而非肖邦的为人。对此我们必须责怪李斯特的新欢、波兰公主卡罗琳·冯·赛恩-维特根施泰因（Carolyne von Sayn-Wittgenstein），传记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她写的。该书遭到了人们的痛斥，被称为“文学上的巴别塔”[16]。

李斯特的肖邦传最早由埃斯屈迪耶先生的公司出版于1852年。一年之前，这些内容就在《法国音乐》（La France musicale，1851年2月9日至8月17日）杂志上分17期进行了连载。斯特林读到这本传记时大失所望，说了一些尖锐的话。她对卢德维卡说：“您一定不会喜欢新出的这本书。有一位非常可靠的人用了句俗话评价说：‘他往盘子里吐唾沫，毁了大家的胃口。’”斯特林尤为不满的是李斯特完全没有提到肖邦独特的演奏风格：“至于那优美而创新、将钢琴转变成了一种新乐器的演奏理念，他甚至一个字也没提，让我感到无比惊讶。难道他不懂吗？可能他就是故意不说。”在这封谴责信的最后，斯特林说：“他虚荣且狭隘，只想着自己。”[17]

格日马瓦或丰塔纳原本都可以写出更好的传记，而且在肖邦去世后的几周里两人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他们不仅与肖邦相识多年，而且都有跟他用波兰语说话和通信的优势。但丰塔纳听说李斯特写了肖邦传记后就泄气了，直接放弃了这个想法。“李斯特是要署名的，他的名字很有权威。如果我胆敢批评或评论［肖邦］，读者就会问：你是谁啊？如果我署上我的名字，人们会说我是‘无名之辈’（connais pas）！”丰塔纳说他整理完所有信件后，发现肖邦足足给他写过58封信。手握如此重要的资料库，丰塔纳完全可以写出一本优秀的传记，但李斯特“往盘子里吐了唾沫”，毁了丰塔纳的胃口。

此外，我不仅了解作为艺术家的肖邦，也了解他的为人。世人不知道他的圆通得体和过人的幽默感，但我十分了解，毕竟我已经认识他三十多年了。但如果我掀开帘幕，让人们看到与公众看法不尽相同的那一面，人们会说我是出于嫉妒和自私才这样做的。归根结底，要展示一个人私密的一面，又无法拿出证据，读者怎么能相信呢？因此，如果署名，我就会处于不利的立场；但如果匿名，整件事就缺乏了严肃性和责任感。[18]

至于格日马瓦，这时他开始用法语写一些内容详尽的草稿，当时正进展顺利。他掌握着大量的回忆，跟肖邦和乔治·桑两人都是好朋友，能从独特的视角让我们了解两人的复杂关系。此外，肖邦给他写的信比给任何人写的都要多。他声称自己要写“一部内容翔实、比他去世后报纸上的所有报道都真实的传记”，至于他有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已永远无法知道答案。[19]他最失策的一点是让简·斯特林看了他写的内容，斯特林不仅批评了他的写作风格，还将自己的疑虑写信告诉了卢德维卡。格日马瓦坚持了自己的想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原本可能对他最有帮助的两位女士的支持。更大的问题是后来他双目失明，最终没能完成这部传记。1854年格日马瓦移居瑞士时把草稿带到了那里，但如今草稿已经遗失。鉴于简·斯特林在保留肖邦遗迹方面做出的贡献，我们很难怪罪于她。但在寻找最合适的传记作者这件事情上，她确实造成了不少阻碍。格日马瓦未完成的传记原本可以为后世传记作家提供最可靠的信息来源。但结果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传记作家们完全迷失了方向。实际上斯特林将作为钢琴家的肖邦理想化了，她无法理性地看待作为普通人的肖邦，无法看到他身上的缺点。她希望把肖邦“树立成一座丰碑”。因此在她看来，任何没有怀着崇敬之情纪念肖邦的传记都是不可信的。

1871年格日马瓦去世后，肖邦传记作者的角逐再次展开。由于能和格日马瓦匹敌的唯一“对手”尤利安·丰塔纳已在两年前过世，此时已没有优势明显的候选人准备上场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空缺被华沙出生的大提琴家莫里茨·卡拉索夫斯基（Moritz Karasowski）填补上了，卡拉索夫斯基虽从没见过肖邦，但他认识肖邦的家人（英德热耶维奇家的孩子和巴钦斯基一家），从他们手中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所有未出版的信件和资料。卡拉索夫斯基似乎有能力写出一部内容权威的肖邦传。此前他已经完成了一部简短的乔治·翁斯洛传（1856年），后来还写了一本与波兰歌剧相关的著作（1859年），由于会说波兰语，他也比肖邦传记的其他竞争者更具优势。1877年，他的专著《弗里德里希·肖邦：生活、作品和书信》（Friedrich Chopin：Sein Leben，seine Werke und Briefe）以德语出版。卡拉索夫斯基曾在1862年10月的《华沙图书馆》（Biblioteka Warszawska）上发表过一篇有关肖邦少年时代的短文，他的肖邦传可能就是由这篇文章衍生而来。1863年波兰起义和随后的政治镇压发生后，卡拉索夫斯基离开华沙，定居在了德累斯顿，成为宫廷管弦乐团中的一名大提琴手。在这里，他开始正式撰写肖邦传。卡拉索夫斯基一直和肖邦的妹妹伊莎贝拉保持着联系，后者不断地为他提供资料和信息。尽管如此，他还是浪费了这个绝佳的资源。今天的学术界对他的著作十分失望，将他称为“传闻编造者”。这个罪名很容易被证实，翻阅他的著作就能发现当今文献中的很多传闻和传说就来自他的叙述，这些明显是肖邦家人多年来口口相传的内容被卡拉索夫斯基写进了书里。

但最终让卡拉索夫斯基名声尽毁的是他处理肖邦书信时的轻率态度。翻译错误随处可见，信件内容被歪曲。[20]卡拉索夫斯基甚至在肖邦的信件中凭空加入一些在他看来能够吸引读者的内容。我们只需看一个例子：在肖邦于“1828年9月16日，柏林”写给父母的信中，卡拉索夫斯基擅自加入了对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外貌描述，当时肖邦在柏林参加科学大会，洪堡是此次会议的主席。他写道：“［洪堡］不过中等身材，相貌算不上英俊，但从他宽阔高挺的额头和深邃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学者的过人智慧，他是一位人性方面的伟大学者，也是一位出色的旅行家。”[21]在肖邦的原文里根本找不到其中的任何一句话。卡拉索夫斯基之所以加上这段内容，可能是因为他的书将在德国出版，面向的是德国读者，因此对德国知名学者的赞美——尤其是来自一位波兰人的赞美——想必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卡拉索夫斯基1863年离开华沙之前并没有把伊莎贝拉借给他的信件复制下来。结果1863年巴钦斯基家被俄国人洗劫时，这些资料全部被损毁。卡拉索夫斯基对此给出的牵强解释是：“我把原信还给肖邦的家人时，完全没想到几个月后它们就被毁坏了……损失是巨大的、难以弥补的，因为这些来自巴黎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的信件数量无疑是十分可观的。”这段惋惜之词摘自卡拉索夫斯基肖邦传的初版前言，4年后，在1881年的再版本中，这段话就被删掉了。

弗里德里克·尼克斯（Frederick Niecks）的出现让肖邦传记摆脱了想象和传说，跨进了音乐学的领域。尼克斯1845年出身于杜塞尔多夫的一个音乐世家，曾师从莱奥波德·奥尔（Leopold Auer）和尤利乌斯·陶施（Julius Tausch）学习小提琴和钢琴。除此之外，他也颇具语言天赋，会说多门欧洲语言。同时精通音乐演奏和音乐学无疑成为他撰写肖邦传记的显著优势。1868年，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爵士邀请尼克斯担任爱丁堡四重奏乐团的中提琴手，于是他搬到苏格兰，加入了英国国籍。在此期间他也担任邓弗里斯（Dumfries）方济各会教堂（Greyfriars Church）的管风琴演奏者。1891年他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里德音乐学教授（Reid Professor of Music），这时他已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肖邦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这部《弗里德里克·肖邦其人其乐》（Frederick Chopin as Man and Musician）于1888年首次出版，成了这一领域的新标杆，经历了三次再版。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今尼克斯的肖邦传受到了不少现代学者的指摘。但他依据当时所掌握的信息尽了最大努力，而且直到二战之前，这部著作在英语学术界的突出地位一直是难以撼动的。尼克斯的一个巨大优势是他采访了很多熟识肖邦的人，其中包括费迪南德·希勒、阿道夫·古特曼、爱德华·沃尔夫、卡米耶·迪布瓦、查尔斯·哈雷爵士、奥古斯特·弗朗肖姆，还有曾在爱丁堡给肖邦治疗的苏格兰医生亚当·维什琴斯基。最重要的是尼克斯直接联系到了弗朗茨·李斯特，这位匈牙利作曲家为他提供了一些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几年的宝贵回忆。虽然有些人给了他一些错误的信息——尽管是出于好意——但他的调查方法在当时来说是极为公正和专业的。

没有人会因尼克斯不知道米柯瓦伊·肖邦的法国出身而责怪他，这件事被埋藏得太深，直到近些年才被人们发现（米柯瓦伊自己也隐瞒得很彻底，连他有名的儿子对此都毫不知情）。我们也不会责怪他标错了几封重要信件的日期，导致叙事的顺序出现了一些错位，因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出版并理清了这些信件的正确时间顺序。但尼克斯并不了解肖邦和乔治·桑分手的原委，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应该保持沉默，而不是妄加揣测，以至于直到1926年弗拉迪米尔·卡列宁（Wladimir Karénine）出版了四卷本大部头的乔治·桑传记之后，他错误的说法才被更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兰以外的肖邦学者很少有人听说过费迪南德·霍西克这个名字。而到了1941年他去世的时候，霍西克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让他站在了该领域的前沿。他的两本主要著作《肖邦：生平及作品》（Chopin：Życie i twórczość）（三卷本）和《肖邦书信汇编》体现了这位学者对肖邦研究做出的终身贡献。霍西克是一位出版商，也是一位职业记者，他从1928年起便开始担任波兰知名日报《华沙通讯》的总编辑。虽然后来繁忙的编辑工作让他脱不开身，但他还是将令人震惊的大量时间贡献给了他心目中的这位音乐伟人，不断地收集关于他的资料。霍西克的肖邦传出版于1910年，恰逢肖邦的百年诞辰，这部著作只能用不朽来形容。霍西克本人称是尼克斯的肖邦传促使他写下了这本书。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看到当时最优秀的肖邦传是由一位外国人撰写的，他感到十分惭愧，也感到自己有义务更正尼克斯著作中的各种错误，尤其是关于肖邦早年波兰生活经历的错误。[22]霍西克的作品一直没有被成功翻译成其他语言，因此受众并不广泛。虽然第一卷出版后没多久就有出版社筹备将它翻译成意大利语和德语，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件事被搁置，战后也没有重启。

多年来，有人对霍西克的著作大加赞赏，也有人说它过分详尽，读起来令人疲倦。有人曾用“啰唆”一词形容他滔滔不绝的叙述。奇怪的是霍西克作为报刊编辑的专业素养没有发挥作用，没有阻断他奔涌的文字。他事无巨细，将所有可信的零碎信息都收录了进去，不论有价值与否，因此近几年有一位肖邦传记作家说他是“波兰历史漫谈家中最有名的一位”[23]。尽管如此，没有一位肖邦研究者能绕过霍西克的传记。如今学者们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霍西克让人们注意到了一系列信件，当时霍西克认为它们是肖邦和德尔菲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之间的未出版通信，但后世研究者认为这些信是伪造的。霍西克说他尝试了很多办法，但始终没有找到这些信。他写道：“肖邦1833～1849年给德尔菲娜·波托茨卡写的很多信件据说都被保存了下来。”[24]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相信肖邦与德尔菲娜曾有过一段热烈的恋情，这些信就是证据。但人们发现这些信并不存在时，他已经去世了。现代学者将这份臭名昭著的信件称为“肖邦-波托茨卡的书信”，1945年它首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结果证明这份困扰了两代传记作家的信件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VI

我们需要插入一段内容才能说清这件事的原委。1825年，年仅18岁的德尔菲娜嫁给了米奇斯瓦夫·波托茨基（Mieczysław Potocki）伯爵，在这场不幸的婚姻中她生下了两个女儿，但她们都夭折了。1829年，她逃离了这场婚姻，搬到了巴黎。在这里，德尔菲娜因美貌吸引了众多著名的追求者。据说在19世纪30年代，她的情人包括奥古斯特·弗拉奥伯爵、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国王的儿子），还有蒙福尔公爵（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由于情人众多，人们将她称为“穿裙子的唐璜”。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巴尔扎克给他的波兰情人埃韦利娜·汉斯卡（Ewelina Hańska）写信说：“德尔菲娜·P.夫人……周日还去剧院看戏，周一就生了个孩子。”[25]虽然没人出面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但这个孩子显然不是波托茨基伯爵的。伯爵已与德尔菲娜分居多年，当时他正住在图利钦（Tulczyn）的庄园里。当伯爵的家人试图调和这对不般配的夫妻之间的矛盾时，德尔菲娜曾到图利钦匆匆地见了丈夫一面，但最终两人不欢而散。提起了离婚诉讼后，她永远地离开了波兰。

1830年肖邦到访德累斯顿时第一次见到了德尔菲娜。1831年，肖邦到达巴黎后最先拜访的几家人中就有德尔菲娜家。11月18日他写道：“今天我和科马尔一家吃了晚饭。昨天我和米奇斯瓦夫美丽的妻子［德尔菲娜·］波托茨卡夫人吃了晚饭。”[26]可见肖邦从19世纪30年代初就和德尔菲娜及其家人十分熟悉了。毫无疑问，肖邦很喜欢她，也很欣赏她的歌声，有时还会给她上钢琴课。德尔菲娜为获得丰厚的补偿而与丈夫协商离婚，肖邦也和她有所来往。至于两人之间是否存在性爱关系，所有的证据似乎都否定了这一点。那时德尔菲娜有很多其他的情人，因此人们从没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过。但1836年《f小调钢琴协奏曲》出版时，肖邦将这部原本打算献给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的作品转而献给了德尔菲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也不是毫无原因的。在此一年前，米柯瓦伊·肖邦给弗里德里克写信，委婉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把树和果实联系起来”。

1835年4月11日

我想可能是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你没有将乐曲献给原来的那个人，那么你想把它留给谁呢？让我意外的是，到目前为止你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机会把树和果实联系起来。其中一定有什么实实在在的阻碍。难道你无法克服吗？虽然你不太在意，但出版之后这种事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27]

米柯瓦伊提到“实实在在的阻碍”明显是在试探儿子，他显然知道肖邦的这部作品原本是打算献给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的。一些学者推测他可能听说了肖邦和德尔菲娜之间的朋友关系，而这一点也被后来的题献证实了。但肖邦没有回答父亲的问题。

德尔菲娜的一生挚爱不是肖邦，而是波兰诗人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Zygmunt Krasiński），1838年她前往那不勒斯看望母亲和姐妹卢德米拉、纳塔利娅时与这位诗人相识。对此霍西克给出了一句尖锐又精辟的评论：“克拉辛斯基不久后就走了财运，继承了他祖先因走财运而积累下来的财产。”[28]克拉辛斯基比德尔菲娜大六岁，他将德尔菲娜看作自己的缪斯，深深地爱上了她，不顾父亲的竭力反对要跟她结婚。克拉辛斯基的父亲早已为才华横溢的儿子安排了另一条道路，让他跟相貌平平的伊丽莎·布兰尼茨卡女伯爵结婚，和德尔菲娜比起来，这位女伯爵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绯闻。

肖邦辞世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开始嚼起舌根，说肖邦曾是德尔菲娜的一位情人。这个传闻的来源就不太可信。亚历山大·霍夫曼医生（1833～1834年曾寄宿在肖邦巴黎公寓里的波兰医生）年轻的遗孀在丈夫去世多年后称，她“想起”丈夫曾告诉她肖邦和德尔菲娜有过一段暧昧关系，而且他还在肖邦绍塞-昂坦街5号的公寓见到德尔菲娜在那里过夜。但千万别忘了，如果说肖邦和德尔菲娜之间真的有过一段风流韵事，那么这件事发生时埃米莉亚·博任茨卡·霍夫曼夫人还在襁褓之中，而且即便这么多年后她的记忆没有出错，此时也已经没人能证实她的说法了。尽管如此，半个世纪后她在接受费迪南德·霍西克的采访时还是说了这件事，霍西克将它收录进传记中，之后此事便流传开来。这时，唯一缺少的自然就是证据，没有证据这个故事无法成立。就在这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音乐教师——保利娜·切尔尼茨卡（Paulina Czernicka）出现了，她声称自己掌握着大量的证据。

肖邦-波托茨卡的书信都是由她提供的，她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件事要从1945年说起，切尔尼茨卡夫人上了一档波兹南的电台节目，在节目中她提到肖邦和德尔菲娜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书信，而且这些书信被保留至今。节目引起了一阵骚乱，华沙的肖邦学会要求查看信件手稿，并有意购买这些信件。切尔尼茨卡解释说手稿在她的一位亲戚手里，这位亲戚是德尔菲娜的娘家科马尔家族的一位远亲[29]，除此之外她一直闪烁其词。接着她发表了声称是从信件中摘录的一些打印出来的段落，其中的内容令人哗然。有些段落相当污秽，其中色情及带有性暗示的话语都是在肖邦已出版书信中不曾见到过的。此外信中也有对李斯特、舒曼和门德尔松等肖邦同时代音乐家的批评，这些内容和他在世时表达过的看法完全对不上号。尤其令人倍感惊奇的是信中提到了肖邦的创作和性生活之间的联系。下面的这两个段落就很有代表性：

我想再说说灵感和音乐创作方面的事，虽然这些事可能会让你厌烦，但你会发现它们和你有很大关系。我逐渐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只有我很久没拥抱女性时，我才会有乐思和灵感……解决办法很简单。不论创作者是谁，只要不让他接触女性，就可以让他身体里的精力涌入大脑，而不是阴茎和睾丸，这样也许可以激励他创作出最优秀的艺术作品。

想想吧，我最亲爱的芬德列奇科［Findeleczko，波兰语中将德尔菲娜的音节反过来形成的昵称］，毫无意义地冲撞你时，我损失了多少宝贵的液体和精力。我没让你怀孕，因此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永远地损失了多少优秀的灵感……也许是叙事曲和波兰舞曲，甚至还有一整首协奏曲，都永远地消失在了……[30]

这样的句子没必要再读下去了。这些文字发表后，保利娜·切尔尼茨卡一夜之间出了名，此外她还不时抛出一些其他段落来反驳质疑她的人。电台节目播出几个月后，她在一篇名为《肖邦与诗人们》（“Chopin i poeci”）的文章中公布了另外十一个波托茨卡信件中的段落。[31]需要注意的是，切尔尼茨卡从来没有公布过实际意义上的信件，都是些声称摘自未出版手稿的零散片段，而且谁也没见过这些信。切尔尼茨卡似乎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当罗伯特·舒曼的亲朋好友还没看出他会在1845年试图自杀并在恩德尼希精神病院度过最后岁月时，切尔尼茨卡笔下的肖邦就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个舒曼迟早会疯掉，我能预料到而且我保证他会疯的。”肖邦一生中只在路过莱比锡时见过舒曼两次。第一次在1835年10月，第二次在1836年9月。每次见面的时长不过几个小时。十八年后舒曼才被送进精神病院，在此期间两位作曲家也没有过更多接触。

VII

人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切尔尼茨卡夫人是一位穷困潦倒、没有工作的音乐家，她有一个智障的儿子，此时丈夫已经去世，她在贫穷和愈发严重的精神问题中挣扎着。切尔尼茨卡家有遗传的精神病，她的两个兄弟和母亲都死于自杀。考虑她的动机时，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背景。除了出名以外，她似乎也想从这件事里牟取些经济利益。随着人们要求她拿出书信手稿的呼声越来越高，切尔尼茨卡在多次回避推诿之后，终于接受了肖邦协会的邀请，同意把手上所有波托茨卡的信件带到华沙。但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她给出的唯一解释让人难以置信。她说自己在火车站等车时，有个德尔菲娜家的人从她手里抢走了这个宝贵的包裹，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这些信被公布出去。1949年9月，除了名声以外一贫如洗的切尔尼茨卡自杀了，将许多秘密带进了坟墓，这一年恰好也是肖邦的百年祭。这些“书信手稿”的下落至今仍无人知晓，因为切尔尼茨卡始终没有拿出过手稿。她公布的只有一些声称从大量书信中节选并打印出来的片段。

切尔尼茨卡死后，人们在她家里发现了一个纪念肖邦的圣坛，当时有人将其描述为“一间肖邦小教堂”。此外她在巴黎学习音乐学的经历也被发现是伪造的。人们在切尔尼茨卡的书房里找到了大量与肖邦相关的资料，发现她将真实书信中的一些句子勾了出来，并添油加醋地写进了伪造的片段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分类账本”，在本子上她用不同颜色的笔迹模仿肖邦的语言风格，这成了对她最不利的证据。本子上包含了104个书信片段，其中一些已被她打印并公布了出来，但还有不少新段落，显然是为了以后继续出版。[32]人们等着看书信手稿，她就必然要创造出手稿给人们看。此时的切尔尼茨卡家一定如同一家假冒文本的制造加工厂，一旦有人提出要求，她就会大刀阔斧地用剪刀和胶水攒出一封信。语文学证据表明，这些文本最有可能是在1926年至1945年期间伪造的，其中有些语言是19世纪30年代的波兰不曾使用过的，直到后来才流行起来的，通过这些用法就可以判断出造假的时间。

研究者很快就分成了两派。20世纪70年代，肖邦研究学界出现了大分裂，两派学者公开地，有时也指名道姓地展开了论战。这场论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马特乌什·格林斯基（Mateusz Gliński），他认为这些文本是真的。在《肖邦：给德尔菲娜的信》（Chopin：Listy do Delfiny）一书中，格林斯基从正反两面详尽地论证了此事。他的核心论点是，不能因为书信中的语言粗俗且带有色情意味就说它们不是肖邦写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和今天都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者。莫扎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虽然是个音乐天才，但给表亲玛丽亚·安娜·特克拉（Maria Anna Thekla）和其他家庭成员写信时，他却很喜欢用那个最不雅的词语，不惮于说些粗俗不堪的话。为什么肖邦就不能如此呢？在我们的心目中，肖邦一直是个文雅、敏感的人，他厌恶一切粗俗的事物，对女性十分尊敬，从没有给其他女性写过这样的信，但如果给德尔菲娜的信有悖于我们对肖邦的印象，那么该改变的是我们的印象。但格林斯基的观点被人轻而易举地驳倒了：只有信件的提供者能证明信是真的，而其他人只能证明信是假的。

这个说法是格林斯基的死对头阿瑟·赫德利提出来的。他在《弗里德里克·肖邦书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 of Fryderyk Chopin，1962年）的附录中对波托茨卡的信件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多年来这两位学者一直针锋相对。赫德利直接把他的观点带到了波兰，1961年10月，在涅博鲁夫（Nieborów）举行的一场专门讨论德尔菲娜信件真实性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这些信是假的，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后来他在上文提到的著作里公布了官方对他的支持，受到了广泛关注。[33]原本这件事可以就此了结，但令赫德利失望的是，在某些希望“保持开放的态度”的学者的坚持下，官方支持被撤回，导致双方的争论愈演愈烈。主张撤回的学者之一就是著名的肖邦书信编著者布罗尼斯瓦夫·E.叙多，他是肖邦学会时任秘书长。1949年肖邦百年祭期间他编著了一套完整的波托茨卡书信集，显然是想靠这部著作出名。[34]但问题是他还主编了一部内容详尽的《弗里德里克·肖邦书信集》，一共三册，当时也即将出版。那么问题来了：他会把饱受争议的波托茨卡书信收录进这部旨在成为业界权威的资料中吗？在第一卷的前言中，他讨论了这些信件的发现和由来，从中可以看出他确有此意。他也提到了两位合作者苏珊·谢奈和丹尼丝·谢奈与他看法不同，可见他的编辑团队中存在分歧。但叙多在书信集出版编辑过程中突然离世，意味着他的工作将由另外两位编辑接替。两人没有收录波托茨卡的书信，但把理由藏在了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第二卷的索引部分，在德尔菲娜·波托茨卡词条下方有一段500多字、用小号字体印刷的说明。

与此同时，肖邦的传记作家持有什么看法呢？你可能认为他们会紧跟该领域学者的步伐，但实际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卡齐米尔·维申斯基（Casimir Wierzyński）在他读者甚广的肖邦传里大量引用了波托茨卡书信中的内容，而且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这些信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只有在全书的最后，他简要地提到了这个话题曲折的历史，并相信“这些他获取到的段落正如表面所看到的那样”[35]。我们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在真相和精彩的故事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维申斯基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波兰诗人，他的书受众很广，被翻译成了几种语言，1971年以平装本再版时阿图尔·鲁宾斯坦为此书作了序。露丝·乔丹（Ruth Jordan）也在她的《夜曲：肖邦传》（1978年）中大量引用了波托茨卡书信中的内容，使得她的著作和维申斯基的书一样，无法成为传世经典。在前言中，她先是从正反两方面讨论了这个问题，然后表态说“赞成的人占多数”[36]，好像这个问题只需投票就能解决一般。

1969年赫德利去世后，波兰学者耶日·玛丽亚·斯莫特（Jerzy Maria Smoter）接过了他手中的火炬。斯莫特的著作《关于肖邦写给德尔菲娜·波托茨卡的“书信”之论战》（Spór o‘listy’ Chopina do Delfiny Potockiej）于1967年出版，不久后他对内容进行了扩充，再版了该书，这使他成了反方的主要发言人和格林斯基的主要对手。斯莫特花了多年时间搜集相关资料，他所有的文章都是旗帜鲜明的，他认为德尔菲娜的书信是伪造的。到了这时双方似乎陷入了僵局，各路辩论者也渐渐偃旗息鼓，退回到各自的阵营中。

1973年，六份声称是波托茨卡书信手稿复印件的图片被首次公布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关注此事的公众无须再依赖于见过打字稿的学者的描述，终于可以亲眼看到书信的样子了。波兰作曲家塔德乌什·塞利戈夫斯基（Tadeusz Szeligowski）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些图片，他的家人称这些信是切尔尼茨卡1947年给塞利戈夫斯基的。至于这些信件是谁制作的，又为什么被交给了塞利戈夫斯基，答案无人知晓，但很可能都是切尔尼茨卡伪造的。塞利戈夫斯基的一位亲戚亚当·哈拉索夫斯基（Adam Harasowski）将图片发表在了《音乐观点》（Musical Opinion）[37]杂志上，并且推断说“书信可能是真的”，这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有波兰的报纸称图片中的笔迹确实出自肖邦之手，报道流传开后又掀起了一阵风波。媒体论战似乎一触即发，学术界一片混乱。为了一举平息纷争，扬·艾凯尔请来华沙警察局的犯罪学专家对图片进行法学调查。理夏德·索萨尔斯基（Ryszard Soszalski）上尉和瓦迪斯瓦夫·武伊齐克（Władysław Wójcik）上校分别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可谓清晰明了。他们报告称图像被放大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后，可以明显看出一些字母被微调过，此外也能看出剪刀裁剪的痕迹，这无疑是个重要的证据。警官宣布：“由此可以推断出的唯一结论是这几封有争议的书信是拼接合成的结果。”也就是说，信件是伪造的。[38]

有不少人曾尝试对这一结果进行再调查，其中一位是美国著名笔迹学家奥德韦·希尔顿（Ordway Hilton）。20世纪70年代，希尔顿在肖邦传记作家乔治·马雷克（George Marek）和玛丽亚·戈登-史密斯（Maria Gordon-Smith）的邀请下进行了一次独立调查。[39]看不懂波兰语的希尔顿声称有一两份复印件存在是肖邦真迹的可能性，但没直接说这些图片就是真的。由于华沙方面已经给出了定论，而且他们的结论从来没被推翻过，希尔顿这个谨慎的说法如今也无人理会了。三代学者已经将这个问题研究得十分透彻，因此现在再去调查这件事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尽管如此，“肖邦-波托茨卡的风流韵事”仍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话题，仍不断出现在各类文献中。那么，19世纪30年代时肖邦和德尔菲娜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以至于霍西克如此关注，甚至可以说因此掀起了一阵风波呢？对于关注它的人来说，这个故事最大的魅力在于没人能证明它是假的。但只要我们承认这些“书信”是后来伪造的，是居心不良之人展示给我们看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了解肖邦生平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影响。这张拼图似乎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总有些学者想让它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但如今的结论似乎已足够清晰。这些资料全部由臆想狂保利娜·切尔尼茨卡伪造，我们应看清这些信件的本质：它们就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VIII

似乎伪造的肖邦书信还不够，所谓的肖邦“日记”也没少让传记作家烦心。这件事的原委同样十分曲折，要从一个世纪前说起。1907年1月3日，《新音乐报》（Neue Musik-Zeitung，编辑部位于莱比锡和斯图加特）出版了几段声称出自肖邦日记的文字，消息一出便掀起一阵风波。德语标题“Chopins Tagebuchblätter autorisierte Uebersetzung von Helene Wiesenthal”让人感觉这些文字大有来头，翻译出来的意思是“肖邦日记节选：海伦妮·维森塔尔获得授权的翻译”。至于维森塔尔夫人的这些内容是从哪种语言翻译出来的，谁“授权”她翻译的，甚至她最早从哪里拿到的原文，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人们无暇顾及这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直到后来才想起来去搜寻答案。这份文本似乎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也许能让我们了解到此前一直不为人知的肖邦和乔治·桑的私生活。

日记很快就在国际媒体上流传开，短短几个月后，一个名叫加斯顿·克诺斯普（Gaston Knosp）的人在《音乐指南》（Le Guide musical，1907年9月8日至15日）上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他把日记选段翻译成了法语，并加上了一个明确的标题《肖邦的日记》（Le Journal de Chopin）。文中写道：“这几页手写的日记在不久前刚刚被发现。这些内容是用波兰语写的，让我们对此前的一些传闻和猜想有了全新的认识。”德语版日记首次发表时，就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日记中有些内容，如日期和姓名，与真实情况不符。时间、人物和地点混淆严重。对于这些指控，克诺斯普先生进行了辩解，大意是我们只需修改一两处内容，其他就都对得上了。他还找了一些肖邦研究者来支持他的看法，他声称胡戈·莱希滕特里特也认为这份文本确实出自肖邦之手。克诺斯普先发制人，告诉读者日记是用肖邦的母语波兰语写的，虽然后来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实，但他得以暂时躲过了对手最尖锐的攻击。

我们从开头一条写于“巴黎，1837年10月10日”的记录就能看出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日记：

我又见了她三次。仿佛只是昨天的事。我弹琴时，她深情地凝望着我的眼睛。我选了一些较为伤感的乐曲……她靠在钢琴上。眼睛里充满了炽热。我的心被她俘获！……她爱我……奥萝尔［乔治·桑］，多么可爱的名字！如同晨光驱逐了黑暗。

暂且不说这里的语言多么毫无新意，1837年桑虽多次邀请肖邦去诺昂做客，但肖邦一直没有赴约。除了1月初在巴黎住了七天以外，那一年桑甚至没有到过巴黎。

马略卡，1838年11月16日

我们两人的灵魂在大海中央的这个岛屿上独处。晚上，我躺在床上听海浪冲击鹅卵石的声音。丽贝卡·斯特林来看望我们了。她带来了一些紫罗兰，英格兰的大紫罗兰。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潮湿的修道院房间中都弥漫着浓浓的花香。修道院十分阴冷，风从门的裂缝中吹进来，整晚门都在嘎吱作响。太冷了。

斯特林小姐从未去过马略卡岛，而且她也不可能在肖邦和桑的“海岛蜜月”期间来看望两人。1843年斯特林才与肖邦相识，而且她如何不远万里地将一束英格兰紫罗兰从英国带到马略卡岛又不让它凋谢，这个问题也没必要讨论了。此外所有人都知道斯特林的名字是简，肖邦为什么叫她“丽贝卡”呢？克诺斯普先生承认这一点有些奇怪，但他认为丽贝卡这个名字一定有什么象征意义，需要学者们花些时间去研究。还有一个细节也被人们忽略。肖邦和桑12月15日才到达巴尔德莫萨修道院。但在这封信里我们发现肖邦没见到修道院就开始抱怨房间漏风了。

最后一段可能是所有节选中最怪异的一段，写于一个叫作“斯特灵城堡”（Castle Stirling）的地方。

斯特灵城堡，1848年6月16日

我的灵魂无情地诅咒你、厌恶你！奥萝尔，你的吻像火一样灼烧我。我陷入了不安之中！何时才能得到安宁？我不久将长眠于波兰的土壤之下。银罐里有一把波兰的土壤。我可以把它握在手里！有着音乐之魂的亲爱的祖国！一把来自你富饶大地的土壤总是伴我左右。它们会被撒在我的坟墓上，我的胸口上——那死亡的、折磨着我的累赘。至于那颗燃烧跳动的心，他们必须把它完整地取出来，让它回到它的故土——亲爱的波兰！

6月16日肖邦在伦敦，这时他还没到过苏格兰。8月初他到达苏格兰后住在了科尔德庄园，而不是“斯特灵城堡”，斯特灵郡有一座居高临下的中世纪古堡，但也不叫这个名字，况且肖邦从未去过斯特灵。至于装着波兰土壤的银罐子，肖邦在世时从没提到过要把祖国的土壤撒在自己的坟墓上。正如我们所知，肖邦下葬一年之后，人们为了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举行肖邦纪念碑揭幕仪式，才觉得有必要从华沙找来一些波兰的土壤撒在他的坟墓上，这个仪式在肖邦去世两年后的1850年10月17日举行。

肖邦要是在1848年6月就知道自己的心脏会被摘除并送回华沙，恐怕他自己都会大吃一惊。这个遗愿是一年之后他在去世前不久提出来的——再次证明日记并非出自肖邦之手，是可疑之人在多年之后写的。至于“奥萝尔”这个称呼，桑肯定不喜欢别人用这个名字叫她。肖邦和桑的其他情人都没有这样称呼过她。写这份日记的人可能对肖邦主要的生平事迹有一些了解，足够让一般读者相信，但如果我们对日记进行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那么这份文件是谁伪造的呢？

人们将目光转向了海伦妮·维森塔尔夫人，当被逼问她从哪里得到的肖邦“日记”时，维森塔尔夫人回答说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南安普顿的美国小说家珍妮特·李（Jeannette Lee）给了她一份英文文本，德语版日记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这样很多事就说得通了，因为日记读起来确实像是言情小说里的内容。维森塔尔夫人大大方方地告诉采访者，她给这位作者翻译过许多类似的文章。显然，没人告诉过她肖邦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正是这一点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当采访者要求维森塔尔夫人多提供些关于这位“珍妮特·李”的信息时，她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给出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她已经和李小姐失去了联系，也找不到她的地址了——作为给同一位作者翻译过多篇文章的“授权翻译”，她居然联系不到这位作者了。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Nicolas Slonimsky）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总结了事件的始末，他将肖邦的“日记”称为“维森塔尔夫人的小作品”。[40]最初日记在《新音乐报》上公布后，最早对其提出质疑的人就有波兰钢琴家莫里兹·罗森塔尔（Moriz Rosenthal），他指出日记的文本和卡拉索夫斯基（前文提到的“传闻编造者”）的德语版肖邦传有一些相似之处。为此，《音乐》（Die Musik）杂志的编辑邀请费迪南德·霍西克发表他的看法，霍西克用一篇长达6000字的文章谴责了此事，说除了日记是伪造的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结论了。[41]加斯顿·克诺斯普也终于悔改，做了该做的事，在1909年4月15日的《音乐信使》（Le Mercure musical）杂志上发表文章，撤回了自己之前的主张。他哀叹道：“好吧，不管怎么说，这份‘日记’是伪造的。”

原本这件事到了今天也该成了过眼云烟，但即便已被公认为伪造品，这段文字还是不断地出现在文献资料中。就连肖邦和桑的著名传记作家也曾被它迷惑。乔治·桑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安德烈·莫鲁瓦（André Maurois）和路易丝·文森特（Louise Vincent）都曾因此误入歧途，塔德·舒尔茨（Tad Szulc）在撰写《肖邦在巴黎》（20世纪、21世纪之交时出版的一部著作）时也曾沦陷于这首海妖之歌。只要他们的著作还有人阅读和引用，“日记骗局”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在那些不切实际、将肖邦刻画成喷着香水的梦想家的传记里，这些单相思的话语总能找到它们的一席之地。但我们应该看清“肖邦日记”的真正归宿：它只能与毫无新意的庸俗文字为伍。

IX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曾用雄辩而诗意的语言提醒我们，时间的巨轮在黑暗中不断前行，但历史“是船尾的灯笼，只照耀在我们身后的波浪上”。这是个震撼人心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探索的航行永无止境。对于肖邦传记作家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在这篇尾声中不断看到的那样，传记作家们一直饱受矛盾和模糊信息的困扰。即便如此，我们进行本文这种回顾性的梳理时也必须一丝不苟，因为它让我们看到肖邦去世后发生的事往往比他在世时的经历还要精彩。

被“船尾的灯笼”照亮的大事件中，没有几个比2014年4月14日临近午夜时在华沙圣十字教堂里发生的事件更引人注目了。当最后一位礼拜者离开教堂后，几位受到特别邀请的参与者聚集在这里，见证肖邦的心脏被从石柱后方的安放处取出。见证者包括华沙大主教、文化部部长、肖邦国家研究院院长和两位法医学家。这是一个秘密举行的仪式，没有邀请任何媒体。几位见证者拍了很多照片，并用蜡油将装着心脏的罐子密封，以免罐中液体挥发。参加仪式的人都宣誓对此严格保密，外界对这场仪式毫不知情，直到五个月后的2014年9月，相关信息才被公布。结果可想而知，有些人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认为取出心脏的过程应由国际观察员见证，并由独立法医专家对心脏进行检查。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拿到了几张严格挑选过的心脏照片，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膨大的白色器官漂浮在水晶罐里琥珀色的液体（可能是科尼亚克白兰地）中。对照片内容进行图像检查后人们在心脏上发现了与肺结核有关的瓣膜囊肿。参加了心脏取出仪式的塔德乌什·多博什（Tadeusz Dobosz）医生确认了这个发现，并且他说这个仪式的意义更多是精神上的，而非科学上的。他对美联社的记者说：“当晚的精神是崇高的！”[42]心脏被放回原位之前，大主教进行了祷告，祈求上帝的保佑。到了第二天早上，仪式的所有痕迹都被抹去，教堂的参观者完全没有发现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

但为什么要举行这样一场仪式呢？多年来，一直有人向政府申请把肖邦的心脏取出来进行基因检测，以判断肖邦的准确死因，但政府一直没有同意。有些医学专家提出击垮肖邦的身体并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可能是囊性纤维化，而非肺结核。在肖邦的时代，人们还不知道有囊性纤维化这种病，其症状与肺结核相似，经常被当作肺结核治疗。如果能获取心脏的组织样本，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但取样有可能会破坏心脏。波兰人向来对肖邦怀有深厚的情感，因此公众舆论也不支持医学家去打扰这件圣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行为无异于亵渎。肖邦的遗体虽然在法国，但他的心脏现在在波兰，被庇护在圣十字教堂。虽然其间出现过一两个小插曲，但1880年2月的祝圣仪式之后，他的心脏就一直安息在这里。

我们有必要对这“一两个小插曲”进行详细叙述，因为它们具有重要意义，如今仍让人难以忘怀。心脏被卢德维卡带回华沙后，由她和母亲共同保管。后来可能是遵照卢德维卡在1855年去世前提出的要求，心脏被放在圣十字教堂的地下墓穴中，水晶罐上既没有牌子也没有铭文。1878年，一位名叫亚当·普乌戈（Adam Pług）的记者曾在这里看到盒子里的水晶罐，并在华沙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篇报道，让人们注意到了它。[43]他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点燃了公众的爱国热情。1880年2月29日星期天，肖邦的心脏被移到主教堂，并举行了正式的祝圣仪式。人们将心脏安放在教堂的一个廊柱中，柱子上挂着一块气派的大理石牌子用以纪念肖邦，在祝圣仪式一周后的3月5日，也就是肖邦的命名日，人们举行了牌匾的揭幕仪式。但肖邦的心脏并非一直在这里没有被移动过。

二战期间，当波兰的战火烧得最猛烈的时候，华沙因1944年的九月起义而遭到军事报复，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被毁灭的威胁。这时肖邦的心脏被一位热爱音乐的德国军官埃里希·冯·德姆·巴赫-泽莱夫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将军保管，然而在保护遗物的同时，这位将军还参与了杀害了20万名波兰人的大屠杀。这件事也是非常出人意料。让肖邦的心脏免于灭顶之灾的人竟是为这个城市带来灭顶之灾的人。圣十字教堂遭到破坏前不久，巴赫-泽莱夫斯基将军安排人将心脏交给华沙大主教安东尼·斯拉戈夫斯基（Antoni Szlagowski）保管，后者将它托付给了华沙郊区米拉努韦克（Milanówek）的圣黑德维希教堂（St. Hedwig’s Church）的牧师。肖邦的心脏一路由德国士兵护送，这件事还被记录在了纳粹的一部宣传片中。之后心脏一直被保存于此，直到战争结束。米拉努韦克正巧是后来肖邦书信集的编著者布罗尼斯瓦夫·叙多居住的地方，他为我们叙述了心脏当时的状况。叙多申请查看这件国宝，经允许后亲眼看到了水晶罐。他写道，在一个外表光滑的深色橡木盒中，放着一个有光泽的雕花乌木内匣。“匣盖上有一个心形银牌，刻着弗里德里克·肖邦的名字和他的生卒日期。匣子里有一个被密封的大水晶罐，心脏被完好地保存在透明的酒精里。心脏的大小让人有些意外，可能是疾病的缘故，这颗心脏对于一个中等身高的人来说有些过于大了。和肺结核一样，心脏疾病也是导致肖邦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44]战争结束后，叙多作为弗里德里克·肖邦学会的秘书长向华沙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申请举办一场仪式，把肖邦的心脏送回圣十字教堂。纳粹战败后，圣十字教堂已成为一片废墟，当时正在修复当中。新政府看出了这件事中的政治利益，于是安排了一条国家元首级别的路线，把心脏从米拉努韦克运回华沙圣十字教堂，让人们的爱国热情迸发出来。

利奥波德·彼奇克（Leopold Petrzyk）神父手捧肖邦的心脏走过仪仗队，走向热拉佐瓦沃拉的肖邦出生地，1945年10月17日

1945年10月17日，肖邦逝世96周年之际，他的心脏途经热拉佐瓦沃拉被送回波兰首都，这条迂回的路线共90多公里长，道路两旁站满了人，家家户户都插上了国旗。光是热拉佐瓦沃拉就聚集了上百名参加纪念活动的群众。由于没有公共交通，有人是走着来的，有人是骑车来的，还有人是坐着农用车来的。很多照片显示肖邦出生地的房前屋后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可见这场活动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当天早上7点，米拉努韦克的斯拉戈夫斯基大主教主持了一场弥撒，将盒子移交给圣十字教堂的牧区长利奥波德·彼奇克神父之前，大主教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说：“一年前我将这位波兰伟人的心脏从华沙的战火中带了出来……将它放回原位……愿它成为我们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的象征。Dixi[45]。”随后盒子被彼奇克神父放入车中，送往热拉佐瓦沃拉。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运送途中载着肖邦心脏的汽车被一列快速行驶的车队超过，车里坐的是国家元首。然而车队前进了一小段距离之后便停了下来，给肖邦的车子让路并一路跟着它开到了热拉佐瓦沃拉。在这里，一支波兰仪仗队已集结完毕，全体立正等待车队的到来。从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我们看到彼奇克神父手捧盒子走在通向房屋的马路上，身边是布罗尼斯瓦夫·叙多（左）和波兰钢琴家博莱斯瓦夫·沃伊托维奇（Bolesław Woytowicz）（见第730页）。

政府代表和外交使节都在小屋里等待见证接下来的仪式。小盒被放在了一个鲜花簇拥的底座上，后边摆着一幅肖邦的肖像作为背景。利奥波德·彼奇克神父代表斯拉戈夫斯基大主教将心脏呈交给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ław Bierut），后者发表简短的讲话后将遗物转交给了华沙市长。接着这些要员移步到另一个房间，观看波兰著名钢琴家亨里克·什托姆普卡（Henryk Sztompka）的钢琴演奏。什托姆普卡早年间曾师从帕德雷夫斯基，在这个小型演奏会上他演奏了《降A大调波兰舞曲》（op. 53）和《富有感情的慢板》（“回忆”夜曲）等曲目。

当天晚些时候，护送着肖邦心脏的车队出发前往华沙。下午，圣十字教堂里举行了纪念性的礼拜仪式，电视台对仪式进行了全国转播。参加仪式的人群中有波兰总统和总理以及各国代表，包括英美两国的外交使节。仪式由彼奇克神父主持，牧师兼音乐学家希耶罗宁·法伊希特（Hieronim Feicht）神父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演说。他指出：“肖邦的心脏不是宗教信仰的圣物，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它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国王的遗物，正如这位音乐大师的伟大不亚于甚至超越了国王的伟大。”[46]心脏被放回了原位，人们在石柱上重新挂上了一个大理石牌子。此后肖邦的心脏一直安息在这里，直到2014年4月14日被取出进行了前文所说的仪式。回归华沙的纪念仪式是肖邦去世之后的巅峰时刻。教堂、国家、军队和普通群众都在这一天向他表达了敬意。活动彰显出的爱国情怀仍对后世产生着影响，从每次有人提出检测心脏组织的申请都被政府否决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文化部部长波格丹·兹德罗耶夫斯基（Bogdan Zdrojewski）曾说过一句十分到位的话：“提取样本可能会让我们了解肖邦的死因，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打扰他心脏的理由。”[47]这句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波兰政府承诺将在五十年后——也就是2064年——再次对肖邦的心脏进行检查，到那时所有仪式的参与者应该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柯勒律治所说的“船尾的灯笼”会让我们看到更多这样的小故事，而它们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现出来。肖邦的身后事将在未来的未知领域中继续着这场“奥德赛之旅”，而与此同时他的音乐将继续为未来世世代代的人带来欢乐与慰藉。

[1] 《新工具论》（Novum Organum），卷一，箴言84。

[2] EJF，p. 41.

[3] BC，插页第109、110页。

[4] OFCL，pp. 94-95. 这封信写于“巴黎，1842年5月7日”。这位表亲是科内利亚·德·韦尔尼（Kornelia de Verny）子爵夫人，丰塔纳向她寻求经济帮助未果。

[5] OFCL，p. 91.

[6] 1848年11月6日的伦敦《观察家报》报道了这起事故。

[7] 卢德维卡也整理了一份肖邦未出版作品的列表，其中她尝试标注的创作年份与丰塔纳标注的年份不尽相同。这份目录被称为《卢德维卡的作品列表》，最早由米奇斯瓦夫·卡尔沃维奇（Mieczysław Karłowicz）出版于1904年。KSFC，pp. 210-12.

[8] “我拒绝了来自柏林和巴黎的付款，其中一部分是肖邦的家人提出要给我的，能看到我的名字与不朽的艺术家的名字放在一起我感到很荣幸，我也很愿意为拯救这位朋友和大师流散的财富做出贡献，除此之外我不希望也不接受任何奖励。”HFC，p. 442.

[9] NFC，vol. 2，p. 271.

[10] 1856年1月20日刊。

[11] 1857年2月15日刊。

[12] 丰塔纳的自杀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写道：“我极厌恶鲜血和被砸烂的大脑。不要发出声音，也不要引起骚乱。何必惊动邻居呢？两大盆煤炭就行。”丰塔纳信件全文见OFCL，p. 194。

[13] 艾凯尔写道：“不论它有何缺陷，丰塔纳编辑的肖邦遗作对当代编辑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EJF，p. 58.

[14] KSFC，p. 200.

[15] 为了让大家对肖邦的生平有更多了解，我们将李斯特的问卷和斯特林的回答放在了本书附录中。

[16] MAL，p. 179. 关于李斯特的写作水平和这本书的创作过程，笔者在《李斯特传》第二卷“魏玛的抄写员”一章中进行了更全面的探讨，具体内容请见第379～380页。

[17] W-SC，p. 140.

[18] OFCL，pp. 147-54. 节选自丰塔纳1861年6月6日写给波兰同胞斯坦尼斯瓦夫·埃格伯特·科伊米安（Stanisław Egbert Koźmian）的信件。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丰塔纳与肖邦亲密交往中许多私密而辛酸的回忆。

[19] CFC，vol. 3，p. 454.

[20] HSLC，pp. 67-77.

[21] KCLB，p. 44.

[22] HFCZ，vol. 1，pp. 14-15.

[23] ZCPR，p. 304.

[24] HFC，Preface，p. ⅳ.

[25] 这封信的日期是1835年3月11日。BLH，vol. 1，p. 236.

[26] CFC，vol. 2，p. 15；KFC，vol. 1，p. 187.

[27] CFC，vol. 2，p. 142；KFC，vol. 1，pp. 256-57.

[28] HFC，Preface，p. v.

[29] 至今没有发现切尔尼茨卡和科马尔家族存在任何血缘上的联系。

[30] SSCDP，p. 187.

[31] 首次发表于《科学与艺术》（Nauka i sztuka），1946年5月～6月刊。

[32] 这份足足有262页之多的账本可在华沙肖邦博物馆查阅到，索引号M. 418-1960.

[33] HSCC，p. 386. 虽然主办方多次承诺，但涅博鲁夫的会议记录一直没有公开出版。会议记录可在肖邦国家研究院查阅到，索引号Pr. 5660-64。

[34] MFC，pp. 49-73：“肖邦未出版书信节选”。在现知唯一一封德尔菲娜写给肖邦的真实信件中（日期为1849年7月16日，德尔菲娜到巴黎看望肖邦不久前从亚琛寄出），她表达了对肖邦身体状况的关心，同时这封信的措辞是十分正式的，不是恋人会使用的语气。这封信以“亲爱的肖邦先生”开头，落款是“D. 波托茨卡”。CFC，vol. 3，pp. 423-24；KFC，vol. 2，p. 306.

[35] WLDC，p. 422.

[36] JN，p. 12.

[37] 1973年5月刊，文章标题为《真迹还是赝品？》。

[38] 波兰学者沃伊切赫·诺维克（Wojciech Nowik）在《“肖邦”给德尔菲娜的书信：争议回顾与漫谈》（华沙，2001）一文中对此事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梳理，他写道：“可以下的一个定论就是‘给德尔菲娜的书信’是伪造的。”NCL，p. 189.

[39] 见《希尔顿的报告》，MC，pp. 264-67。

[40] 《音乐季刊》（The Musical Quarterly），1948年10月。

[41] 《所谓的肖邦日记》（Ein angebliches Tagebuch Chopin’s），《音乐》（Die Musik），第29卷，1908～1909。

[42] 美联社发布，2014年11月17日。

[43] 出自画报《耳朵》（Kłosy），1879年，第62页。“亚当·普乌戈”是该杂志编辑、著名作家安东尼·彼特凯维奇（Antoni Pietkiewicz）的笔名。两个月前，1878年11月7日《华沙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文中提到肖邦的心脏被放在“华沙的一个教堂里”。

[44] 叙多的报告由米奇斯瓦夫·伊奇科夫斯基（Mieczysław Idzikowski）收录进了他编纂的文献资料中，日期为1946年2月9日，藏于肖邦国家研究院，索引号6559。

[45] “Dixi-我说完了。”MDT.

[46] 《自由波兰》（Wolna Polska），1945年10月30日。

[47] 美联社发布，2014年11月17日。

附录

李斯特《肖邦传》问卷

1849年11月14日

致英德热耶维奇夫人，

婚前名卢德维卡·肖邦

肖邦去世后，李斯特给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寄了一份关于肖邦的问卷，当卢德维卡把填写问卷这个苦差事交给简·斯特林时，斯特林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她尽最大努力回答了所有问题，多年来这份文件也受到了一些关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试图向肖邦身边的人索要如此之多关于他的信息。

李斯特关于肖邦和桑关系的问题问得不甚明智，因为此时肖邦的葬礼才过去仅仅两周，而桑也还健在。李斯特认为他有权利问这个问题（正如他在问卷中所说），因为最早是他让肖邦和桑认识了彼此，他见证了两人关系的开始，也见证了他们的决裂。读完这份问卷，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李斯特和斯特林在某些问题上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李斯特通读过桑的小说《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他清楚地知道桑在书中用虚构故事作为掩饰讲述了她和肖邦破裂的感情。但他还是问道：“据说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与王子的爱情故事描述的就是他们俩的关系，这种说法可信吗？”同样读过这本书的斯特林知道书中的主要细节都是真实的，但她不打算把她的证词写给李斯特。她含糊其辞地写道：“［肖邦］在所有关系中都如此温柔而正直，我们很难从这些私密的文字中找到他的形象。”

斯特林的回答有些是有所保留的，有些则避重就轻，还有一两条略带敌意。例如，当李斯特漫不经心地问道肖邦是否要求穿着演出服下葬时，斯特林回答中的讽刺意味已十分明显。她回答说，只见过肖邦一次的人都知道，他不会在穿什么去见上帝这件事上多费心思。当李斯特问到肖邦音乐会的性质和数量时，斯特林还提醒李斯特说肖邦不愿意在“场面盛大的沙龙”里演出，不难看出这是对李斯特的讽刺，因为李斯特本人就非常喜欢参加这类演出。

从李斯特的《肖邦传》可以看出，他几乎没有使用斯特林回复的内容。但这份问卷依然十分有价值，因为其中的问题都至关重要。问卷原稿现已遗失。幸运的是斯特林抄写了一份寄给了波兰的卢德维卡，也许是希望得到她的认可。这份手稿由米奇斯瓦夫·卡尔沃维奇在华沙发现。1904年，他将问卷连同简·斯特林的回答一起发表[1]，手稿现藏于肖邦博物馆，索引号M/328。

问题1

肖邦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

问题2

他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是否有何童年轶事或情况可以体现他当时的品味与习惯？

回答1和2

前两个问题只能由他的母亲根据记忆来回答，他的母亲还健在。肖邦同辈的回忆不足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问题3

他的音乐才华最早是什么时候显露出来的？最早学的是什么曲子？对他来说难吗？他从小就会即兴创作吗？

回答3

肖邦在学琴之初已经显露出了过人的音乐才华。在学习和声原则时，与其说他是初次学习，不如说他回忆起了一项忘记了的技能。也许由于身体虚弱，对他来说即兴演奏比创作更轻松，创作时他总是精益求精，难以满足自己高雅品味的要求。

问题4

他上的是哪所学院或学校？你是否知道他最喜欢的同学的名字？他的音乐才华是否在那时就已经显现，受到了人们的欣赏？他朋友的父母是否被他的才华和思想所吸引，因而经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他是否在1824年前后经常光顾［卢德维卡］切特维廷斯卡公主家，因为他和公主的儿子们是同学？他是否光顾过华沙最有名的［乔安娜］沃维茨卡公主家的沙龙？

回答4

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受聘于华沙大学。在肖邦上学时，华沙大学聚集了许多出色的教授。得益于在家接受的教育，他在上学之前已经培养出了出色的能力。他深受同校学生们的喜爱。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过昔日的同学。后来在巴黎与他重逢的同学都可以证明，肖邦对他们十分热情，愿意继续与他们亲密交往，重温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他超常的天赋为他敲开了许多华沙权贵家的大门。康斯坦丁大公及其夫人也十分关注这个非凡少年的惊人发展。

问题5

他是否关心1830年的革命？1830年11月及次年他在哪里？他当时为何离开波兰？他是否将父母留在了波兰？此后还与父母保持着联系吗？离开波兰后他去了哪里，有何计划？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举行了几场音乐会，举行音乐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他的首次公开演出或是他首次举行音乐会吗？

回答5

他从未参与过祖国的任何政治活动。1830年11月他已经离开波兰，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是一个如此忠诚的波兰人，从未与流亡的同胞分离过。作为一个忠诚的儿子，与家人的分离让他痛苦。四年前［实际上是五年前］，死亡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悼念他，他含着从心底不断涌出的热泪怀念着家的温暖。之后，就像今天一样，他的姐姐卢德维卡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给予他无尽的关爱，旅途的疲惫没有让这样的关怀减少半分。

离开华沙之前，肖邦举行了几场音乐会，之后在维也纳和巴黎也举行了几场。即便音乐会大获成功，他依然不愿以这样的方式来挥霍自己的才华。他的天赋需要获得更多独立性，而不是去取悦没有特征的观众，通常这些观众的需求都是模糊的，带有先入为主的偏好。他们很难理解超越常规的东西，会把艺术家或诗人降低到他们的层次，而不是提高自己的层次。此外，肖邦给观众的印象不仅通过他细腻的音乐作品呈现，也通过他出色的演奏呈现，但它们禁不起场面盛大的沙龙中明亮灯光的照耀。

问题6

在巴黎期间，肖邦跟哪个波兰家族交往最多？去世之前他最喜欢和哪些朋友来往？

我和肖邦的关系十分亲密，因此也许有权利问一些关于他和桑夫人关系的问题。我也想了解一些关于马略卡岛之旅的细节以及他对这次旅行的印象。哪段生活给他留下了最甜蜜的回忆？在他临终之际，哪些人对他来说最重要？

简·斯特林抄写的李斯特问卷中的一页

回答6

所有生活在巴黎的波兰家族都很爱护他。不论是兰伯特府邸还是最普通的民宅，他走到哪里都备受人们的欢迎。在最后痛苦的三天里，这些家族的人都跪在他的床边，分享着他们的眼泪与哀伤。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死亡更能凸显出他生命的价值。

问题7

最后他和桑夫人的关系怎么样了？据说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与王子的爱情故事描述的就是他们俩的关系，这种说法可信吗？

回答7

肖邦的私生活对他来说是个私密的庇护所。他很少分享私生活中的细节，因此这些内容也不宜写进传记中。前往马略卡岛旅行期间他患上了重病，此后他的体力再也没有恢复。因此不可避免地，他曾经乐观的精神也日渐消沉。他太过高贵优雅，不会愿意承认小说《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中的王子形象影射的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在所有关系中都如此温柔而正直，我们很难从这些私密的文字中找到他的形象。

问题8

肖邦是否与桑夫人一样持有极端民主观念？他是否关心她支持的事业？他和路易·布朗、勒德吕洛兰以及桑夫人圈子中其他名人的关系如何？

回答8

他的政治观点与上述这些人的激进观点没有共同之处。他从不宣扬自己的观点，也不受任何观点的影响——毕竟两者没有区别。他有着清晰的头脑，不会被时代的弊端所影响；他有一颗伟大的心，让他对这些思想无动于衷；他有着充分的判断，不会让自己卷入这种政治动荡中。

问题9

1848年2月时他已经跟她［桑］断了联系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欢而散还是和平分手？他因此感到痛苦，还是泰然处之？他是否经常住在诺昂，是否喜欢在诺昂生活？

他最后一次见到桑夫人是在什么时候？是否是他要求见的？

他临终前是否提到了她，怀着什么样的感情？

回答9

桑夫人女儿［索朗热］的婚姻似乎让她那段时间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肖邦再在诺昂住下去就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肖邦去世时桑的女儿孝顺地守在他床前。她的母亲没在巴黎。临终之际他没有提到她。

问题10

他为什么在1848年前往伦敦？在那里停留了多久？后来为什么返回法国？据施莱辛格说，他给维多利亚女王上了几节钢琴课，由于他病得很重，是女王亲自来到肖邦的住处上课。此事是否属实？

回答10

他在一些朋友的劝说下前往了英格兰，在那里停留了八个月；但是英国的气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影响。英国上流社会对他十分友好，但除此之外他从没提到过与英国王室有什么特殊关系。

问题11

他从哪一年开始患上了胸部疾病？去世前他的精神怎么样？他的人生有遗憾吗？死亡来临时他是否感到恐惧？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了创作？他无法创作之后是否表达了希望继续创作的愿望？他是否留下了未完成的作品，是哪一类的？

回答11

尸检没有发现造成他死亡的根本原因。心脏的问题比胸的问题更严重。这是纯净灵魂的死亡，他顺从并信仰主。临终之际他丝毫没有被死亡的阴霾所笼罩。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相信信仰与爱。他明确指示要将他未出版的作品全部烧掉。

问题12

他临终时是什么样的？音乐杂志报道说他感到死亡临近时要求穿上音乐会的演出服。是否确有此事？

他接受临终圣礼了吗？他要求进行圣礼还是拒绝圣礼？临终时在他床边的是哪一位牧师？

回答12

只见过肖邦一次的人都知道，他不会在临终之际还关心自己穿什么衣服，他的心胸没有这么狭隘。他像忠诚的天主教徒一样接受了圣礼，在他的老朋友耶洛维茨基神父的引导和主持下完成了所有祷告。

[1] KSFC，pp. 200-203.

肖邦作品总目录

（按字母顺序排列）

肖邦作品的完整目录仍在不断完善中，学者们仍面临许多尚无定论的日期和有待填补的漏洞。最可靠的两个以主题目录分别是克里斯蒂娜·科贝兰斯卡（1979年德国版）和霍明斯基及图尔沃（1990年波兰版）的目录。笔者主要参考了霍明斯基-图尔沃的肖邦作品年表，但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一些微调。同时笔者也在研究中参考了莫里斯·布朗具有开创意义的《肖邦：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作品索引》。虽然其中的一些内容被后来出版的肖邦作品目录推翻，但它是唯一一份英文目录，包含了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信息，并且至今仍被广泛参考。我综合了三个目录中的内容，对于需要查询更多信息，而不是简单地以字母顺序检索作品的读者可能会有所帮助。

CT=霍明斯基-图尔沃[1]

KK=科贝兰斯卡[2]

MB=布朗[3]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2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3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4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5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6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7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8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9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0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1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2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3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4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5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6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7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8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19

肖邦作品总目录-续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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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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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nd Zeitung（Dresden），442n.　《晚报》（德累斯顿）

Adelasio de Marguerittes，Giulietta（née Granville）（1814-1866），588 and n.，591　阿德拉西奥·德·玛格丽特，朱列塔（娘家姓格兰维尔）

Agoult，Countess Marie-Sophie-Catherine d’（1805-1876），302，321-22 and n.，348，351，352，430-32　达古伯爵夫人，玛丽-索菲-凯瑟琳

Ajasson de Grandsagne，Stéphane（1802-1845），359-62　阿亚松·德·格朗萨涅，斯特凡纳

Alard，Jean-Delphin（1815-1888），544　阿拉尔，让-德尔芬

Alboni，Marietta（1826-1894），579　阿尔博尼，玛丽埃塔

Albrecht，Thomas（1803-1865），613　阿尔布雷赫特，托马斯

Albrechtsberger，Johann Georg（1736-1809），123　阿尔布雷希茨贝格，约翰·格奥尔格

Alexander Ⅰ，Tsar of Russia（1777-1825），57，60n.，82-84，93n.，199　亚历山大一世，俄国沙皇

Alkan，Charles-Valentin Morhange（1813-1888），243n.，277，344，458，543，605 and n.　阿尔康，夏尔-瓦伦坦·莫朗热

Napoléon-Alexandre（brother）（1826-1906），344　拿破仑-亚历山大（弟弟）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Leipzig），84，151，482　《音乐广讯报》（莱比锡）

Almanach populaire（Paris），298n.　《流行年鉴》（巴黎）

Antrobus，Lady Anne（c.1800-1885），561　安特罗伯斯夫人，安妮

Apponyi，Countess Thérèse d’（1790-1874），343，422　达波尼伯爵夫人，泰蕾兹

Arago，Emmanuel（1812-1896），536，541，552　阿拉戈，埃曼努埃尔

Arenys de Mar（Spain），391　滨海阿雷尼斯（西班牙）

Arles（France），397　阿尔勒（法国）

Arpentigny，Stanislas d’（1791-1864），530-31　达庞蒂尼·斯坦尼斯劳斯

Arundel（England），313　阿伦德尔（英格兰）

Ashdown，Edwin（1826-1912），317　阿什当，埃德温

Auber，Daniel-François-Esprit（1782-1871），605　奥柏，丹尼尔-弗朗索瓦-埃斯普里

Fra Diavolo，182　《魔鬼兄弟》

Le Maçon，203　《石匠》

La Muette de Portici，182　《波尔蒂契的哑女》

Auer，Leopold（1845-1930），650　奥尔，莱奥波德

Ault-Dumesnil，Édouard d’（1796-1870），437　奥尔特-迪梅尼，爱德华

Azoury，Pierre（1930-2014），158n.　阿祖里，皮埃尔

Bach，Johann Sebastian（1685-1750），16，465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

48 Preludes and Fugues，16，48，405，423，425，438，497　《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

Bach-Zelewski，General Erich von dem（1899-1972），668　巴赫-泽莱夫斯基将军，埃里希·冯·德姆

Bacon，Francis（1561-1626），635　培根，弗朗西斯

Balakirev，Mily Alexeyevich（1837-1910），64，197　巴拉基列夫，米利·阿列克谢耶维奇

Balfe，Michael William（1808-1870），487，511　巴尔夫，迈克尔·威廉

L’Étoile de Seville，511　《塞维利亚的明星》

Les Quatre Fils Aymon，487　《艾蒙的四个儿子》

Ball，Edward Hughes（1798-1863），304　鲍尔，爱德华·休斯

Ballanche，Pierre-Simon（1776-1847），293，433　巴朗什，皮埃尔-西蒙

Balzac，Honoré de（1799-1850），421，625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

Beatrix，432　《贝娅特丽克丝》

La Comédie humaine，432　《人间喜剧》

description of George Sand，432-33　对乔治·桑的描述

Barbès，Armand（1809-1870），552　巴尔贝斯，阿尔芒

Barcelona（Spain），372-73，391-92　巴塞罗那（西班牙）

Barciński，Antoni Feliks（1803-1878），67，472-75，629　巴钦斯基，安东尼·费利克斯

marriage to Izabella Chopin（q.v.）　与伊莎贝拉·肖邦结婚

Barthélemy，Auguste de（1807-1893），645　巴泰勒米，奥古斯特·德

Bartók，Béla（1881-1945），82　巴托克，贝洛

Bascans，Ferdinand（1801-1861），499　巴斯坎，费迪南德

Batta，Alexandre（1816-1902），344　巴塔，亚历山大

Batthyány，Lajos（1807-1849），453　包贾尼，拉约什

Bayer，Konstancja，185-86　拜尔，康斯坦奇娅

Bayzat，Beverly，ⅹⅹⅷ　拜扎·贝弗利

Beethoven，Ludwig van（1770-1827），145，323，465　贝多芬，路德维希·凡

Chopin and，16，328　肖邦和

Monument of（1845），511 and n.　纪念碑

WORKS　作品

Missa solemnis，op.123，166　《庄严弥撒》op.123

Overture：“Fidelio，” op.72，143　《费德里奥》序曲，op.72

Piano Concerto no.5，in E-flat major，op.73，（“Emperor”），313　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op.73（“皇帝”）

Sonatas：　奏鸣曲：

no.12，in A-flat major，op.26（“Funeral March，，），425　no.12，降A大调，op.26（“葬礼进行曲”）

no.14，in C-sharp minor，op.27，no.2（“Moonlight”），425　no.14，升c小调，op.27，no.2（“月光”）

no.18，in E-flat major，op.31，no.3，16　no.18，降E大调，op.31，no.3

no.23 in F minor，op.57（“Appassionata”），522　no.23，f小调，op.57（“热情”）

no.29，in B-flat major，op.106（“Hammerklavier”），293　no.29，降B大调，op.106（“槌子键琴”）

no.32，in C minor，op.111，328　no.32，c小调，op.111

Symphonies：

no.3，in E-flat major，op.55（“Eroica”），416，522　no.3，降E大调，op.55（“英雄”）

no.9，in D minor，op.125（“Choral”），143，166，274，313n.　no.9，d小调，op.125（“合唱”）

Belgiojoso-Trivulzio，Princess Cristina（1808-1871），337-40，341　贝尔吉奥乔索-特里武尔齐奥公主，克里斯蒂娜

Hexaméron Variations，338-41　《“创世六日”变奏曲》

Belhaven，Lady Hamilton（c.1790-1873），596　贝尔哈文夫人，汉密尔顿

Belleville，Anna-Caroline de（1808-1880），167，463　贝尔维尔，安娜-卡罗琳·德

Bellini，Vincenzo（1801-1835），245，341，411　贝利尼·温琴佐

death and funeral of，342 and n.　死亡与葬礼

Heine on，342　海涅对他的评价

WORKS　作品

Beatrice di Tenda，615　《滕达的贝亚特里切》

I Capuleti e i Montecchi，313　《凯普莱特与蒙泰基》

Norma，341　《诺玛》（又译诺尔玛）

Il pirate，341　《海盗》

I puritani，339，341　《清教徒》

La sonnambula，341，559　《梦游女》

Belloni，Gaëtano（1810-1887），646　贝洛尼，加埃塔诺

Bełza，Prof.Józef（1805-1888），473-74　贝乌扎教授，约瑟夫

Bem，General Józef Zachariasz（1795-1850），216　贝姆将军，约瑟夫·扎哈里亚什

Benedict，Sir Julius（1804-1885），428　本尼迪克特爵士，尤利乌斯

Bentkowski，Feliks（1781-1852），105　本特科夫斯基·费利克斯

Berg，General Fyodor（1793-1874），629　贝格将军，费奥多尔

Berlin（Germany）：　柏林（德国）：

Friedrichstrasse，127　腓特烈大街

Königstadt Theatre，128　皇家城市剧院

Kronprinz Inn，127　王储旅店

Spree River，127　施普雷河

Staatsbibliothek，127　国家图书馆

University，126　大学

Berlioz，Hector（1803-1869），4 and n.，10，13，236n.，293，343，462，559　柏辽兹，埃克托尔

Harriet（wife，née Smithson）（1800-1854），236n.　哈丽雅特（妻子，娘家姓史密森）

Les Francs-juges，281　《秘密法庭的法官》

Harold en Italie，281，293　《哈罗尔德在意大利》

Bertrand，General Henri-Gratien（1773-1844），434　贝特朗，亨利-格拉蒂安

Białobłocki，Jan（“Jasio”）（1805-1828），4，46，71，87，112，121　比亚沃布沃茨基，扬（亚希）

Bianchi，Eliodoro（1773-1848），84n.　比安基，埃利奥多罗

Carolina Crespi（wife），84n.　卡罗莱娜·克雷斯皮（妻子）

Bierut，President Bolesław（1892-1956），670　贝鲁特主席，博莱斯瓦夫

Bischofswerda（Germany），89　比绍夫斯韦达（德国）

Bisson，Louis-Auguste（1814-1876），553　比松，路易-奥古斯特

Blache，Dr.Jean（1798-1871），604　布拉什医生，让

Blackwall（England），313　布莱克沃尔（英格兰）

Blahetka，Joseph（1782-1857），142　布拉赫特卡，约瑟夫

Anne-Marie Leopoldine（daughter）（1809-1885），142，144-45　安妮-玛丽·莱奥波尔迪娜（女儿）

Blake，William（1757-1827），483　布莱克，威廉

Blanc，Louis（1811-1882），552　布朗，路易

Blanchard，Henri-Louis（1778-1858），468n.，644　布朗夏尔，亨利-路易

Blanche，Dr.Esprit（1796-1852），421　布朗什医生，埃斯普里

Blessington，Lady Marguerite（1789-1849），561　布莱辛顿夫人，玛格丽特

Blois（France），538　布卢瓦（法国）

Blumenfeld，Felix（1863-1931），18　布卢门菲尔德，费利克斯

Bocage，Pierre（1799-1862），450，470n.，512n.　博卡奇，皮埃尔

Boieldieu，François-Adrien（1775-1834），143　布瓦尔迪厄，弗朗索瓦-阿德里安

La Dame blanche，143　《白衣女郎》

Bonn（Germany），16，510　波恩（德国）

Borie，Victor（1818-1880），512，538　博里，维克托

Borodino，Battle of（September 7，1812），26　博罗季诺战役（1812年9月7日）

Bourges，Michel de（1797-1853），352，498　布尔热，米歇尔·德

Brahms，Johannes（1833-1897）：　勃拉姆斯，约翰内斯

as Chopin’s editor，411-12 and n.　作为肖邦的编辑

Rhapsody in E-flat major，op.119，no.4，246　降E大调狂想曲，op.119，no.4

Branicka，Countess Eliza（1820-1876），654　布兰尼茨卡女伯爵，伊丽莎

Brault，Augustine（1824-1905），501，534-35　布罗，奥古斯蒂娜

Adèle（mother），501　阿代勒（母亲）

Joseph（father），501，503n.　约瑟夫（父亲）

Brehmer，Dr.Hermann（1826-1899），604n.　布雷默医生，赫尔曼

Breithaupt，Rudolf Maria（1873-1945），254　布赖特豪普特，鲁道夫·马里亚

Breitkopf and Härtel（Leipzig），16，422n.504　布莱特克普夫与黑特尔（莱比锡）

Brighton Pavilion（England），317　英皇阁（英格兰）

Broadwood &amp；Co.（London），558-59，576n.，581n.，595，600n.　布罗德伍德公司（伦敦）卡斯泰兰，让娜·阿奈

Broadwood，James Shudi（1772-1851），314，315　布罗德伍德，詹姆斯·舒迪

Henry Fowler（son）（1811-1893），575-76，600　亨利·福勒（儿子）

Brochów（Poland），32　布罗胡夫（波兰）

Brodziński，Kazimierz（1791-1835），46，105　布罗津斯基，卡齐米日

Bronic，Adam（1765-1830），59　布罗尼奇，亚当

Broussais，Dr.François-Joseph-Victor（1772-1838），604　布鲁赛医生，弗朗索瓦-约瑟夫-维克托

Brown，Maurice John Edwin（1906-1975），152n.，382n.　布朗，莫里斯·约翰·埃德温

Bruce，Lord Thomas（1776-1841），572n.　布鲁斯勋爵，托马斯

Frances Anne（daughter）（1831-1894），572n.　弗朗西丝·安妮（女儿）

Brünn（Brno，Czech Republic），106　布吕恩（捷克布尔诺）

Brunner，August Fidelis（1787-after 1832），83　布伦纳，奥古斯特·菲德利斯

Brzezina，Andrzej（d.1831），110-11　布热齐纳·安杰伊

Brzezińska，Katarzyna，178　布热津斯卡，卡塔日娜

Brzowski，Józef（1805-1888），272，309，351，365　布若夫斯基，约瑟夫

on Chopin’s playing，303-304　对肖邦演奏的评价

Buchholtz，Fryderyk（1792-1837），47，117，124，630n.　布赫霍尔茨，弗里德里克

Bukowski，Andrzej，116　布科夫斯基·安杰伊

Bülow，Hans Guido von（1830-1894），244　比洛，汉斯·吉多·冯

as Chopin’s editor，325，327，330　作为肖邦的编辑

Buloz，François（1803-1877），408，420-21　比洛·弗朗索瓦

Busoni，Ferruccio（1866-1924），258　布索尼，费鲁乔

Calamatta，Luigi（1801-1869），432　卡拉马塔，路易吉

Canut，Bazile（1793-1844），390n.　卡努特，巴齐勒

Canut，Mme Hélène Choussat de（1810-1896），375　卡尼夫人，埃莱娜·舒萨·德

Caplier，Dominique（b.1965），ⅹⅹⅶ　卡普利耶，多米妮克

Carafa，Michele（1787-1872），342　卡拉法·米歇尔

Carlisle（England），576　卡莱尔（英格兰）

Carlsbad（Karlovy Vary，Czech Republic），45，282-84　卡尔斯巴德（捷克共和国卡罗维发利的旧称）

Carlyle，Thomas（1795-1881），557　卡莱尔，托马斯

Carlyle，Jane Welsh（1801-1866），598　卡莱尔，简·韦尔什

Castellan，Jeanne Anaïs（1819-after 1858），622　卡斯泰兰，让娜·阿奈

Catalani，Angelica（1780-1849），61，243，606 and n.　卡塔拉妮，安洁丽卡

Catania（Sicily），342　卡塔尼亚（西西里）

Cate，Curtis Wilson（1924-2006），8，368，402，503　凯特，柯蒂斯·威尔逊

Catelin，Adolphe-Étienne（1806-1875），386n.　卡特兰，阿道夫-艾蒂安

Catherine the Great，Empress of Russia（1729-1796），24-25，57-58 and n.　叶卡捷琳娜大帝，俄国女皇

Cauvière，Dr.François（1780-1858），392，397　科维埃医生，弗朗索瓦

Celiński，Marceli（1809-1842），139，144，208　采林斯基，马尔切利

Cervantes，Miguel de（1547-1616），645　塞万提斯，米格尔·德

Don Quixote，645　《堂吉诃德》

Chainaye，Denise（1898-1970），12，659　谢奈，丹尼丝

Chainaye，Suzanne（1897-1960），12，659　谢奈，苏珊

Chateaubriand，François-Réne de（1768-1848），604　夏多布里昂，弗朗索瓦-勒内·德

Châteauroux（France），418　沙托鲁（法国）

Chatiron，Hippolyte（Sand’s half brother）（1799-1848），355，405，496，509　沙蒂龙·伊波利特（桑同父异母的哥哥）

Émilie（wife），405　埃米莉（妻子）

Léontine（daughter），361　莱昂蒂娜（女儿）

Chenonceau（France），509　舍农索（法国）

Cherbourg（France），435　瑟堡（法国）

Cherubini，Luigi Carlo Zanobi Salvadore Maria（1760-1842），237，342，508　凯鲁比尼，路易吉·卡洛·扎诺比·萨尔 瓦多雷·马里亚

Medea，313　《美狄亚》

Chichester（England），313　奇切斯特（英格兰）

Cholera outbreaks：　霍乱暴发：

Vienna（1829），202　维也纳

Paris（1832），228　巴黎

Paris（1848-49），606　巴黎

Warsaw（1855），631n.　华沙

Chomiński，Józef Michal（1906-1994），679　霍明斯基，约瑟夫·米哈乌

Chopin family members：　肖邦的家人：

Mikołaj（father）（1771-1844），4，5，21-25，70，97，126-27，151，170，178，199，202，221，227，236，239，282-85，291-92，654　米柯瓦伊（父亲）

boarding school of，44-45　寄宿学校

character of，46-47　性格

death of，4，469-75　去世

Tekla Justyna（mother，née Krzyżanowska）（1782-1861），31-32，170，282-85，302，470-71，555，626　特克拉·尤斯蒂娜（母亲，娘家姓克日扎诺夫斯卡）

Ludwika Marianna（sister）（1807-1855），5，35-37，47，476-78，487，526，610，643n.　卢德维卡·玛丽安娜（姐姐）

marriage to Józef Jędrzejewicz（q.v.），282n.　与约瑟夫·英德热耶维奇的婚姻

Józio’s Journey，307-308n.　《约齐奥的旅行》

“Ludwika’s Confession，” 625-28　《卢德维卡的自白》

Justyna Izabella（sister）（1811-1881），5，37-39，177，626　尤斯蒂娜·伊莎贝拉（妹妹）

marriage to Antoni Barciński（q.v.），38　与安东尼·巴钦斯基的婚姻

Emilia（sister）（1812-1827），39-40，44　埃米莉亚（妹妹）

death of，4，5，112-14　去世

Anne（paternal aunt）（1769-1845），22　安妮（姑姑）

Marguerite（paternal aunt）（1775-1845），22　玛格丽特（姑姑）

François（paternal grandfather）（1738-1814），21　弗朗索瓦（爷爷）

Chopin，Fryderyk Franciszek（1810-1849）：accidents to：　肖邦，弗里德里克·弗朗齐歇克事件：

（1826），96

（1848），583 and n.

application for travel funds denied，131-33　申请游学资金被拒

anti-Semitic language of，385-86，444　反犹太言论

autopsy of，619　尸检

Bach and，48，405　巴赫和

Beethoven and，16，328　贝多芬和

Bellini and，341-42　贝利尼和

Berlioz and，16　柏辽兹和

birth and baptism of，32-35　出生和洗礼

correspondence of，11　信件

death and funeral of，618-25　去世和葬礼

descriptions of his piano playing：　对他的钢琴演奏的描述：

（1829），144，146　（1829）

（1832），226　（1832）

（1836），294-95　（1836）

（1841），443　（1841）

（1842），449　（1842）

（1848），595　（1848）

diary of，594，609　日记

Elsner and，105，108，115，139，147，237-38　埃尔斯纳和

Field and，111，220，231-35　费尔德和

funeral and burial of，618-23　葬礼与下葬

Hallé and，336-37，546-47　哈雷和

Heine on，241　海涅对他的评价

“hallucinations” of，383-84，584-85　幻象

improvisations of，60，64，82，83，88，129，143-44，149，163，343，525　即兴演奏

“journal” of，662-66　“日记”

Kalkbrenner and，219-24　卡尔克布雷纳和

Konstancja Gładkowska and，153-79，184，189-90，207，209　康斯坦奇娅·格瓦德科夫斯卡和

Liszt and，15-16，62-63，194，226-27，321，441-42 and n.，449，510-11　李斯特和

Maria Wodzińska and，279-308　玛丽亚·沃津斯卡和

Mendelssohn and，290，506 and n.　门德尔松和

Moscheles and，426-30　莫谢莱斯和

Mozart and，53-54，163，175　莫扎特和

metronome and，323-24 and n.　节拍器和

mimicry，talent for，68，199，401　模仿才华

money and，199，202，203，224，227，229 and n. 236，385-86，395-96，606　财务和

as organist，87-89，255，395　作为管风琴师

pupils of，422-26，448　的学生

religion and，31-32，615-17　宗教和

Rellstab and，333-36　莱尔斯塔勃和

Schumann and，14-15，416　舒曼和

sea-sickness and，310，602　晕船和

as teacher，230-31，422-25　作为老师

Thalberg and，186　塔尔贝格和

tuberculosis and，5-6　肺结核和

CHOPIN AND THE PIANO　肖邦和钢琴

fingerings，242，249-52，255-62　指法

pedalings，242，265-67　踏板使用

“Piano Method” of，242，248-51，253-54，605　《钢琴技法概述》

pianos，preferences for，142，219　偏好的钢琴品牌

tempo rubato，462-63 and n.　自由速度

COMPOSING TECHNIQUES　作曲技巧

“apotheosis of themes，” 274-75，389，521-22　“主题升华”

atonality，387　无调性

“developing variation，” 275-76　“展开性变奏”

harmonic innovations，272-74　和声创新

WORKS　作品

SOLO PIANO　钢琴独奏曲

Allegro de Concert，op.46，423，444　音乐会快板，op.46

Andante Spianato，op.22，247，561　平静的行板，op.22

Ballades：　叙事曲：

in G minor，op.23，238，274，294　g小调，op.23

in F major，op.38，291，303　F大调，op.38

in F minor，op.52，497-98，502-504，505n　f小调，op.52

in A-flat major，op.47，444，447　降A大调，op.47

Barcarolle，op.60，246-47，547　船歌，op.60

Berceuse，op.57，259-60，489-92，581　摇篮曲，op.57

Bourrées，in G and A major，477　布列舞曲，G大调和A大调

Fantaisie in F minor，op.49，270-71，640　f小调幻想曲，op.49

Funeral March in C minor，op.posth.，95n.　c小调葬礼进行曲，op.posth.，

Hexaméron variation，340　“创世六日”变奏曲

Impromptus：　即兴曲：

in A-flat major，op.29，262，345-46　降A大调，op.29

in G-flat major，op.51，466　降G大调，op.51

Lento con gran espressione，op.posth.，195-98，299，670　富有感情的慢板，op.posth

Largo（Hexaméron），340-41　广板（“创世六日”）

Largo in E-flat major，268n.　降E大调广板

Mazurkas：　玛祖卡：

in F-sharp minor，op.6，no.1，193　升f小调，op.6，no.1

in B-flat major，op.7，no.1，194-95，460n.　降B大调，op.7，no.1

in A-flat major，op.7，no.4，80-81　降A大调，op.7，no.4

in A minor，op.17，no.4，77-78 and n.　a小调，op.17，no.4

in C-sharp minor，op.30，no.4，272　升c小调，op.30，no.4

in C major，op.33，no.2，461-62　大调，op.33

4 Mazurkas，op.41，568　四首玛祖卡，op.41

in C-sharp minor，op.50，no，3，508　升c小调，op.50，no，3

3 Mazurkas，op.59，498，503-508　三首玛祖卡，op.59

3 Mazurkas，op.63，525n.　三首玛祖卡，op.63

in G minor，op.posth.67，no.2，611-12　g小调，op.posth.67，no.2

in F minor，op.posth.68，no.4，612　f小调，op.posth.68，no.4

“The Moon Has Risen，” 31　《月亮升起来了》

Nocturnes：　夜曲：

in B-flat minor，op.9，no.1，261　降b小调，op.9，no.1

in E-flat major，op.9，no.2，23，256-57，286　降E大调，op.9，no.2

in B major，op.9，no.3，275-76　B大调，op.9，no.3

in F-sharp major，op.15，no.2，244　升F大调，op.15，no.2

in C-sharp minor，op.27，no.1，247　升c小调，op.27，no.1

in D-flat major，op.27，no.2，266-67　降D大调，op.27，no.2

in B major，op.32，no.1，245-46　B大调，op.32，no.1

in G minor，op.37，no.1，256，316，597　g小调，op.37，no.1

in C minor，op.48，no.1，256，259，466，468　c小调，op.48，no.1

in B major，op.62，no.1，245　B大调，op.62，no.1

in E minor，op.posth.72，no.1，109，111-12　e小调，op.posth.72，no.1

Chopin，Fryderyk Franciszek（cont.）　肖邦，弗里德里克·弗朗齐歇克（续）

Polonaise-Fantaisie，op.61，498，519-23　幻想波兰舞曲，op.61

Polonaises：　波兰舞曲：

in G minor（1817），op.posth.，50-52　g小调，op.posth.

in A-flat major（1821）op.posth.，63　降A大调，op.posth.

in B-flat minor，op.posth.，98-99　降b小调，op.posth.

in A major，op.40，no.1，386n.　大调，op.40，no.1

in C minor，op.40，no.2，386n.　小调，op.40，no.2

in F-sharp minor，op.44，516-18　升f小调，op.44

in A-flat major，op.53（“Heroic”），451-55　降A大调，op.53（“英雄”）

24 Preludes，op.28，4，381-86　二十四首前奏曲，op.28

no.2，in A minor，384-85　no.2，a小调

no.3，in G major，255　no.3，G大调

no.6，in B minor，255-56　no.6，b小调

no.8，in F-sharp minor，384　no.8，升f小调

no.13，in F-sharp major，515n.　no.13，升F大调

no.15，in D-flat major（“Raindrop”），383-84　no.15，降D大调（“雨滴”）

no.17，in A-flat major，382n.　no.17，降A大调

no.23，in F major，266　no.23，F大调

Prelude in C-sharp minor，op.45.501n.　升c小调前奏曲，op.45

Rondo à la Mazur，op.5，61，109，319　玛祖卡舞曲型回旋曲，op.5

Rondo in C minor，op.1，84，319　c小调回旋曲，op.1

Rondo in C major，op.73（op.posth.），110，124　C大调回旋曲，op.73（op.posth.）

Scherzos：　谐谑曲：

in B minor，op.20，187-91，238，319　b小调，op.20

in B-flat minor，op.31，271-72，316，319，461　降b小调，op.31

in C-sharp minor，op.39，270，387-89，426　升c小调，op.39

in E major，op.54，450　E大调，op.54

Sonatas：　奏鸣曲：

in C minor，op.4，122，141　c小调，op.4

in B-flat minor，op.35（“Funeral March”），259，409-18，423-24，436，584-85，621　降b小调，op.35（“葬礼”）

in B minor，op.58，267，478-86　b小调，op.58

“Souvenir de Paganini，” 134-35　“纪念帕格尼尼”

12 Studies，op.10，50，151，238，319-22　十二首练习曲，op.10

no.1，in C major，151，262-63　no.1，C大调

no.2，in A minor，151，263-64　no.2，a小调

no.3，in E major，322-23　no.3，E大调

no.4，in C-sharp minor，324　no.4，升c小调

no.5，in G-flat major（“Black Keys”），257　no.5，降G大调（“黑键”）

no.6，in E-flat minor，325　no.6，降e小调

no.10，in A-flat major，325-26　no.10，降A大调

no.11，in E-flat major，326　no.11，降E大调

no.12，in C minor（“Revolutionary”），209，326-28　no.12，c小调（“革命”）

12 Studies，op.25，319-22　十二首练习曲，op.25

no.1，in A-flat major（“Aeolian Harp”），247，294，303，328　no.1，降A大调（“风弦琴”）

no.3，in F major，328-29　no.3，F大调

no.5，in E minor，258　no.5，e小调

no.6，in G-sharp minor（“Thirds”），329　no.6，升g小调（“三度”）

no.8，in D-flat major（“Sixths”），329-30　no.8，降D大调（“六度”）

no.10，in B minor（“Octaves”），330　no.10，b小调（“八度”）

no.11，in A minor（“Winter Wind”），330-31　no.11，a小调（“东风”）

no.12，in C minor（“Ocean”），332　no.12，c小调（“海洋”）

Trois Nouvelles Études，428-29　三首新练习曲

Waltzes：　圆舞曲：

in E-flat major，op.18，200-201，279-80　降E大调，op.18

in A-flat major，op.34，no.1，285　降A大调，op.34，no.1

in A minor，op.34.no.2，259　a小调，op.34.no.2

in D-flat major，op.64，no.3（“Minute”），543，547　降D大调，op.64，no.3（“小圆舞曲”）

in A-flat major（“L’Adieu”），op.posth.69，no.1，286，288　降A大调（“离别”），op.posth.69，no.1

in F minor，op.posth.70，no.2，463　f小调，op.posth.70，no.2

in D-flat major，op.posth.70，no.3，155　降D大调，op.posth.70，no.3

SONGS　歌曲

“Czary”（Enchantment），164-65　（痴迷）

“Precz z moich oczu！”（Out of my Sight！）164-65　（离开我的视线！）

“Wiosna”（Spring），487　（春天）

“Życzenie”（The Wish），110，164-65，190　（愿望）

PIANO AND ORCHESTRA　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乐曲

Concerto in E minor，op.11，110，172-76，185，203，224，236，281，345，466，467　e小调协奏曲，op.11

Concerto in F minor，op.21，110，162-64，171，319　f小调协奏曲，op.21

Grand Fantasia on Polish Airs，op.13，82n.，110，129，148，172，203　华丽的波兰民歌幻想曲，op.13

Krakowiak：Grand Concert Rondo in F major，op.14，61，110，143，146，151　克拉科维亚克F大调回旋曲，op.14

Variations on Mozart’s “Là ci darem la mano，” op.2，14-15，109，118-20，141，168，198，224，319　基于莫扎特的“让我们携手同行”创作的变奏曲，op.2

CHAMBER MUSIC　室内音乐

Introduction and Polonaise in C major for Cello and Piano，op.3，161　为大提琴和钢琴而作的C大调引子和波兰舞曲，op.3

Piano Trio in G minor，op.8，110，130-31　小调钢琴三重奏，op.8

Sonata in G minor for Cello and Piano，op.65，218，414，513-15，543，544-45，547　为大提琴和钢琴而作的g小调奏鸣曲

Chorley，Henry Fothergill（1808-1872），252　乔利，亨利·福瑟吉尔

Ciampi，Sebastiano（1769-1847），65　钱皮，塞巴斯蒂亚诺

Cicero（107 B.C-43 B.C.），66　西塞罗

Ciechomska，Ludwika Marianna（née Jędrzejewicz）（1835-1890），474　　切霍姆斯基，卢德维卡·玛丽安娜（娘家姓英德热耶维奇）

Cimarosa，Domenico（1749-1801），128　奇马罗萨，多米尼科

Il matrimonio sepreto，128　《秘婚记》

Cinti-Damoreau，Laure（1801-1863），438　钦蒂-达莫罗，劳拉

City of Boulogne（paddle steamer），602n.　布洛涅（明轮蒸汽船）

Clark，Sir James（1788-1870），5，599-600 and n.　克拉克爵士，詹姆斯

Clary-Aldringen，Prince Karl von（1777-1831），149　克拉里-阿尔德林根亲王，卡尔·冯

Clavier，André，40　克拉维耶，安德烈

Clementi，Muzio（1752-1832），232n.，320，425　克莱门蒂，穆齐奥

Gradus ad Parnassum，320，425　《名手之道》

Clésinger，Jean-Baptiste-Auguste（1814-1883），530-36，537，551n. 620，623 and n.　克莱桑热，让-巴蒂斯特-奥古斯特

Solange（wife，née Sand）（1828-1899）（q.v.）　索朗热（妻子，娘家姓桑）

Jeanne-Gabrielle（daughter）（1848-1848），550　让娜-加布丽埃勒（女儿）

Jeanne-Gabrielle（daughter）（1849-1855），551n.　让娜-加布丽埃勒（女儿）

Coleridge，Samuel Taylor（1771-1834），666，671　柯勒律治，塞缪尔·泰勒

Combes，Edmond（1812-1848），550-51 and n.　孔布，埃德蒙

commedia dell’arte，401　假面喜剧

Conrad，Joseph（1857-1924），205-206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

Constantine Pavlovich，Grand Duke（1779-1831），46，55-59，92，171，180　尤利亚妮（第一任妻子）

Juliane（first wife）（1781-1860），58-59　乔安娜·格鲁津斯卡（第二任妻子）

Joanna Grudzińska（second wife）（1791-1831），59-60，92，180

Josephine Friedrichs（mistress）（1778-1824），60　约瑟芬·弗里德里希（情妇）

Paul（illegitimate son）（1808-1857），60　保罗（私生子）

Constantinople（Turkey），57　君士坦丁堡（土耳其）

Cooper，James Fennimore（1789-1851），493　库珀，詹姆斯·费尼莫尔

Copernicus，Nicolaus（1473-1543），85-86，272　哥白尼，尼古劳斯

Corbari，Amalia（singer），579　科尔巴里，阿马利娅（歌唱家）

Correspondents’Gazette，55　《通讯员公报》

Cortot，Alfred-Denis（1877-1962），278，327，504 and n.　科尔托，阿尔弗雷德-丹尼斯

Coste，Dr.Jacques-Hubert，391n.　科斯特医生，雅克-于贝尔

Courrier français，Le（Paris），16，529　《法国通讯》（巴黎）

Coutts，Baroness Angela（1815-1907），608　库茨男爵夫人，安杰拉

Coxe，Reverend William（1748-1828），23-24　考克斯牧师，威廉

Cresy，Edward（1792-1858），458　克雷西，爱德华

Cristina，Queen Regent of Spain（1806-1878），373，447　克里斯蒂娜，西班牙摄政女王

Cromwell，Oliver（1599-1658），356　克伦威尔，奥利弗

Cruveilhier，Dr.Jean-Baptiste（1791-1874），604，609，613，619　克吕韦耶医生，让-巴蒂斯特

Custine，Marquis Astolphe-Louis-Léonor de（1790-1857），302-303，309，365，542，548　屈斯蒂纳侯爵，阿斯托尔夫-路易-莱奥诺尔·德

Cybulski，Izydor Józef，51　西布尔斯基，伊齐多尔·约瑟夫

Czapek，Leopold Eustachius（1792-1840），91　恰佩克，利奥波德·奥伊斯塔休斯

Czartoryska，Princess Marcelina（née Radziwiłł）（1817-1894），218，243，588，601，606，627　恰尔托雷斯卡亲王妃，马塞利娜（娘家姓拉齐维乌）

Aleksander Romuald（husband）（1811-1886），588　亚历山大·罗穆亚尔德（丈夫）

Marcel（son）（1841-1909），588　马塞尔（儿子）

Czartoryski，Prince Adam Jerzy（1770-1861），58，92，180，192，206-207 and n.，218，601，620　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亚当·耶日

Anna Sophia（née Sapieha）（wife）（1799-1864），207n.　安娜·索菲娅（娘家姓萨皮耶哈

Czaykowski，Adjutant Alfons，171　恰伊科夫斯基副官，阿尔方斯

Czernicka，Paulina（1897-1949），655-58　切尔尼茨卡，保利娜

Czerny，Carl（1791-1857），144，320，422　车尔尼，卡尔

School of Velocity，320　《速度流派》

Czetwertyńska，Princess Idalia（1782-1846），54　切特维廷斯卡公主，依达莉亚

Borys（son）（1808-1863），54　博雷斯（儿子）

Kalikst（son）（1809-1888），54　卡利克斯特（儿子）

Czosnowska，Countess Laura（1778-1846），525　乔斯诺夫斯卡伯爵夫人，劳拉

Count Janusz（husband）（d.1831），525　雅努什伯爵（丈夫）

Dagestan（Russia），205　达吉斯坦（俄国）

Daily News（London），563 and n.　《每日新闻》（伦敦）

Dalcour，Camila（1818-1855），640-42　达尔库尔，卡米拉

Dalmas，Dr.Adolphe（1799-1844），342n.　达尔马斯医生，阿道夫

Damascus（Syria），551n.　大马士革（叙利亚）

Dąmbska，Justyna（c.1765-1808），28　东姆布斯卡，尤斯蒂娜

Dantan，Jean-Pierre（1800-1869），458　当唐，让-皮埃尔

Davies，Norman（b.1939），25　戴维斯，诺曼

Davison，James William（1813-1885），466，564　戴维森，詹姆斯·威廉

description of Chopin’s funeral service，622　对肖邦葬礼的描述

“Essay on the Works of Frédéric Chopin，” 569　《论弗里德里克·肖邦的作品》

opposition to Chopin’s music，566-70 and n.　对肖邦音乐的批判

Debussy，Claude-Achille（1862-1918），16，176，480　德彪西，克劳德-阿希尔

Decazes，Duke Élie（1780-1860），292　德卡兹公爵，埃利

Deflin，Marguerite（1736-1794），22　德弗兰，玛格丽特

Deguerry，Abbé Gaspard（1797-1871），620　德格雷里神父，加斯帕尔

Dekert，Bishop Jan（1786-1861），23，469 and n.　德凯尔特主教，杨

Delaborde，Sophie-Victoire（Sand’s mother）（1773-1837），353-54，355　德拉博尔德，索菲-维克图瓦（桑的母亲）

Delacroix，Eugène（1799-1863），343，369，419，444，450，456，492，503，529，538 and n.，605，620 and n.　德拉克鲁瓦，欧仁

description of Nohant，457　对诺昂的描述

Delaroche，Paul（1797-1856），447　德拉罗什，保罗

Dembiński，General Henryk（1791-1864），216　登宾斯基将军，亨里克

Dembowski，Karol（1808-1863），378n.　登博夫斯基，卡罗尔

Dennery，Adolphe-Philippe（1811-1899），511　德内里，阿道夫-菲利普

Deschartres，“Abbé” Jean-François-Louis（1761-1828），355，359　德沙尔特“神父”，让-弗朗索瓦-路易

Dettweiler，Dr.Peter（1837-1904），604n.　德特魏勒医生，彼得

Diakow，General Piotr Nikolayevich（1788-1847），163　迪亚科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Dickens，Charles John Huffam（1812-1870），314，557　狄更斯，查尔斯·约翰·赫法姆

The Pickwick Papers，314　《匹克威克外传》

Didier，Alexis（1826-1886），607n.　迪迪埃，亚历克西斯

Didier，Charles Emmanuel（1805-1864），431n.　迪迪埃，查尔斯·埃曼努埃尔

Diebitsch，General Hans von（1785-1831），191-92　迪比奇将军，汉斯·冯

Dieffenbach，Johann Friedrich（1792-1847），333　迪芬巴赫，约翰·弗雷德里希

Dietrichstein，Prince Moritz（1775-1864），144　迪特里希施泰因亲王，莫里茨

Długosz，Józef（1778-1853），83　德乌戈什，约瑟夫

Dmuszewski，Ludwik Adam（1777-1847），179n.　徳穆谢夫斯基，卢德维克·亚当

Dobosz，Dr.Tadeusz（b.1948），ⅹⅹⅴ，667　多博什医生，塔德乌什

Dobrzyński，Ignacy Feliks（1807-1867），108-109　多布任斯基，伊格纳齐·费利克斯

Döhler，Theodor（1814-1856），320，428　德勒，泰奥多尔

Donizetti，Domenico Gaetano Maria（1797-1848），245　多尼采蒂，多梅尼科·加埃塔诺·马里亚

Dorval，Marie（1798-1849），365，420，433，511　多瓦尔，玛丽

Dover（England），317n.　多佛（英格兰）

Dresden（Germany），150，285，288　德累斯顿（德国）

Dreyschock，Alexander（1818-1869），254　德赖肖克，亚历山大

Heine on，240　海涅对他的评价

Dubois，Camille（née O’Meara）（1830-1907），547，651　迪布瓦，卡米耶（娘家姓奥米拉）

Duchâtel，Count Charles-Marie-Tanneguy（1803-1867），420　迪沙泰尔伯爵，查尔斯-瓦莱夫斯基-塔内吉

Duchnowski，Father Jan，34　杜赫诺夫斯基神父，扬

Dudevant，Baron Jean-François（1754-1826）　杜德旺男爵，让-弗朗索瓦

Baroness Gabrielle-Louise（wife）（1772-1837），362　加布丽埃勒-路易丝男爵夫人（妻子）

François-Casimir（illegitimate son）（1795-1871），357-59，362-63，370　弗朗索瓦-卡西米尔（私生子）

Duffus &amp；Co.（shipbuilders），373　达弗斯公司（造船公司）

Dumas，Alexandre，père（1802-1870），458，632　大仲马

Dumas，Alexandre，fils（1824-1895），632　小仲马

Dumfries（Scotland），650　邓弗里斯（苏格兰）

Dunblane（Scotland），571，587　邓布兰（苏格兰）

Duperré，Laure，461　迪佩雷，洛尔

Victor Guy，Admiral Duperré（father）（1775-1846），461　维克托·居伊·迪佩雷上将（父亲）

Dupin de Francueil，Mme Marie-Aurora（1748-1821），353，354，357　迪潘·德·弗朗屈埃夫人，玛丽-奥萝拉

Dupin，Maurice-François-Élisabeth（1778-1808），353-55，398　迪潘，莫里斯-弗朗索瓦-伊丽莎白

Sophie-Victoire（wife）（1773-1837），355　索菲-维克图瓦（妻子）

“Duport” Stradivarius（1711），515　“迪波尔”斯特拉迪瓦里大提琴

Duport，Louis（1781-1853），201-202　杜波特，路易

Duprez，Gilbert-Louis（1806-1896），394　杜普雷，吉尔贝-路易

Dupuytren，Baron Guillaume（1777-1835），234　迪皮特朗男爵，纪尧姆

Dussek，Jan Ladislav（1760-1812），478　杜赛克，扬·拉迪斯拉夫

Duteil，Alexis（1796-1852），359　迪泰伊，亚历克西斯

Duvernet，Charles-Benoist（1807-1874），524　迪韦内，查尔斯-伯努瓦

Dwernicki，General Józef（1799-1857），191　徳韦尔尼茨基将军，约瑟夫

Dzialyńska，Cecylia（1836-1899），587　齐亚伦斯卡，塞西莉娅

Dziekoński，Tomasz Sylwester（1790-1875），65　杰孔斯基，托马什·塞尔韦斯特

Dziewanowski，Dominik（“Domuś”）（1811-1881），9，27，46，69-70，178，231，235　杰瓦诺夫斯基，多米尼克（“多穆希”）

Juliusz（father）（1779-1854），70，72 and n.　尤利乌什（父亲）

Wiktoria（mother）（1789-1869），71n.　维多利亚（母亲）

Honorata（stepmother）（1803-1868），71 and n.，86　奥诺拉塔（继母）

Ludwika（aunt）（1775-1880），70，71　卢德维卡（姑姑）

East India Company，577　东印度公司

Echo Muzyczne，100，135　《音乐回声》

Edinburgh（Scotland）：　爱丁堡（苏格兰）

Calder House，576-77　科尔德庄园

Castle，576　城堡

Douglas Hotel，576　道格拉斯酒店

Hopetoun Rooms，593-94　霍普顿大厅

St.Andrew’s Square，576　圣安德鲁斯广场

University，650　大学

Waterloo Place，576　滑铁卢广场

Edinburgh Advertiser，594　《爱丁堡广告报》

Edinburgh Courant，595　《爱丁堡时事报》

Eichthal，Baron Adolphe d’（1805-1895），343　艾希塔尔男爵，阿道夫

Eigeldinger，Jean-Jacques（b.1940），242-43n.　艾格丁格，让-雅克

Ekier，Jan（1913-2014），95n，112n.，645 and n.，661　艾凯尔，扬

El Mallorquin（paddle steamer），373-74 and n.，389，391　“马略卡人号”（明轮蒸汽船）

Elba（Italy），26n.　厄尔巴（意大利）

Elbe River（Germany），285　易北河（德国）

Eisner，Józef Antoni Franciszek（1769-1854），9，83，100，103n.，104-108，122，126，141，151，153-54，201，221，237-38　埃尔斯纳，约瑟夫·安东尼·弗朗齐歇克

Klara Abt（first wife）（d.1797），106　克拉拉·阿布特（第一任妻子）

Karolina Drozdowska（second wife）（1785-1852），106　卡罗利娜·德罗兹多夫斯卡（第二任妻子）

Emilia（daughter）（c.1811-1864），109　埃米莉亚（女儿）

Coronation Mass，136　加冕弥撒

High School for Music，9，104-106，139　音乐高中

maxims of，107-108　至理名言

Emerson，Ralph Waldo（1803-1882），557　爱默生，拉尔夫·沃尔多

Emerald（paddle steamer），602n.　埃默拉尔德号（明轮蒸汽船）

Énault，Louis（1824-1900），458　埃诺，路易

Enghien-les-Bains（France），305，309，477　昂吉安莱班（法国）

Érard，Pierre（1796-1855），460，559　埃拉尔，皮埃尔

Sébastien（father）（1752-1831），268　塞巴斯蒂安（父亲）

Ernemann，Maurycy（1800-1866），124　赫内曼，毛雷齐

Ernst，Heinrich Wilhelm（1814-1865），344，438　恩斯特，海因里希·威廉

Erskine，Katherine（née Stirling）（1791-1868），ⅹⅹⅷ，543，572-73，597n.，622　厄斯金，凯瑟琳（娘家姓斯特林）

James（husband）（1787-1816），572，597n.　詹姆斯（丈夫）

children of，597n.　孩子

Escudier，Léon（1821-1881），420，443　埃斯屈迪耶，莱昂

Étienne，Mme，607-608，627　艾蒂安夫人

Ewer &amp；Co.（London publisher），636　尤尔出版公司（伦敦的出版公司）

Falampin，Jean-Gabriel（1803-1860），633　法朗潘，让-加布里埃尔

Falkenstein，Karl（1801-1855），128　法尔肯施泰因，卡尔

Falmouth，Lord George Henry Boscawen（1812-1897），498，563，565　法尔茅斯勋爵，乔治·亨利·博斯科恩

Farnborough（England），641　法恩伯勒（英格兰）

Fauré，Gabriel-Urbain（1845-1924），17　福莱，加布里埃尔-于尔班

Feicht，Father Hieronim（1894-1967），671　法伊希特神父，希耶罗宁

Fenger，Jakub（1729-1798），27，28　芬格，雅各布

Ferrà，Bartolomeu Juan（1893-1946），390n.　费拉，巴尔托洛梅乌·胡安

Festetics，Count Leó（1800-1884），441n.　费斯特蒂奇伯爵，莱奥

Fétis，François-Joseph（1784-1871），33n.，226，232，428　费蒂斯，弗朗索瓦-约瑟夫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usicians，319　《音乐家传记词典》

description of Chopin，226　对肖邦的描述

Field，John（1782-1837），111，220，231-35　菲尔德，约翰

Romance in E-flat major（1814），234　《降E大调浪漫曲》

Filtsch，Károly（Carl）（1830-1845），5，243，461，466，463-68　菲尔奇，卡罗伊（卡尔）

Josef（brother）（b.1813），464，466　约瑟夫（哥哥）

death in Venice，468，493　在威尼斯去世

Impromptu in G-flat major，467　降G大调即兴曲

Konzertstück，467n.，468　音乐会曲

Liszt and，466　李斯特和

Flahault de Billarderie，Count Auguste-Charles（1785-1870），653　弗拉奥·德·比亚尔德里伯爵，奥古斯特-查尔斯

Flaubert，Gustave（1821-1880），529　福楼拜，居斯塔夫

Flora journal（Munich），203　《植物杂志》（慕尼黑）

Flury，Pierre-Hippolyte，375　弗吕里，皮埃尔-伊波利特

Folkestone（England），602　福克斯通（英格兰）

Fontana，Julian Ignacy（1810-1869），9，46，122，178，216，297，312，371，380，386n.，554-55，635-38，639-45　丰塔纳，尤利安·伊格纳齐

Camila（née Dalcour）（wife）（1818-1855），640-42　卡米拉（娘家姓达尔库尔）

Julian Camillo Adam（son）（b.1853），641，645　尤利安·卡米洛·亚当（儿子）

Zofia（daughter）（1855-1855），641　索非娅（女儿）

Fernanda Leokadia（illegitimate daughter）（b.1845），641　费尔南达·莱奥卡迪亚（私生女）

Chopin’s letters to，375，376，380-81，395，410，444，516，555，577　肖邦写给他的信件

as editor of Chopin’s posthumous works，642-43，644　作为肖邦遗作的编辑者

Havana Philharmonic Society and，640　哈瓦那爱乐协会和

projected Chopin biography，647-48　对肖邦传记的预想

suicide of，645 and n.　自杀

Fournier，Elisa，524　富尼耶，埃莉萨

description of Chopin，525　对肖邦的描述

France musicale，La（Paris），443，447　《法国音乐》（巴黎）

Franchomme，Auguste-Joseph（1808-1884），218-19，470，487，513-15 and n.，606，612 and n.，620　弗朗肖姆，奥古斯特-约瑟夫

Amélie Paillot（wife），219　阿梅莉·帕约（妻子）

Freppa，Mme Lina，341　弗雷帕夫人，丽娜

Friedlein，Rudolf Fryderyk（1811-1873），636　弗里德莱因，鲁道夫·弗里德里克

Friedman，Ignaz（1882-1948），429，453　弗莱德曼，伊格纳茨

Friedrich Wilhelm Ⅲ，King of Prussia（1770-1840），126　腓特烈·威廉三世，普鲁士国王

Gainsborough，Countess Adelaide Harriet Augusta（1821-1867），561　盖恩斯伯勒伯爵夫人，阿德莱德·哈丽雅特·奥古丝塔

Gajewski，Ferdynand Jan（b.1941），467n.　加耶夫斯基，费迪南德·扬

Gallenberg，Count Wenzel Robert（1783-1839），142，201　加伦贝格伯爵，文策尔·罗伯特

Ganche，Édouard（1880-1945），22n.，390n.　冈什，爱德华

García，Manuel Patricio Rodriguez（1805-1906），424，501　加西亚，曼努埃尔·帕特里西奥·罗德 里格斯

Joaquína Sitchez（wife）（1780-1864），424　华金纳·西切斯（妻子）

Pauline Viardot-García（daughter）（q.v.）　波利娜·维亚尔多-加西亚（女儿）

García-Vestris（1797-1856），201　加西亚-韦斯特里斯

Gargunnock House（Scotland），586　加贡诺克庄园（苏格兰）

Garibaldi，Giuseppe（1807-1882），337　加里波第，朱塞佩

Gautier，Théophile（1811-1872），252，622　戈蒂耶，泰奥菲尔

Gavard，Charles（1826-1893），610　加瓦尔，查尔斯

Élise（sister）（1824-1900），490　埃莉斯（妹妹）

description of Chopin，610-11　对肖邦的描述

Gavoty，Bernard（1908-1981），583　加沃蒂，贝纳德

Gdańsk（Danzig，Poland），115-17，125，299　格但斯克（波兰但泽的旧称）

Gendre，Major-General Alexander Andreyevich（1776-1830），180　冈德列少将，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

Genoa（Italy），396　热那亚（意大利）

Gide，André（1869-1951），246　纪德，安德烈

Gilels，Emil（1916-1985），248　吉列尔斯，埃米尔

Girard，Narcisse（1797-1860），236，281，622　吉拉尔，纳西斯

Girardot，Baron（Dr.）François（1773-1831），69，72　吉拉尔多男爵（医生），弗朗索瓦

Gładkowska，Konstancja Salomea（1810-1889），118，153-79，184，189-90，207，209　格瓦德科夫斯卡，康斯坦奇娅·萨洛梅亚

Andrzej（father）（c.1763-c.1828），154　安杰伊（父亲）

Salomea（mother）（1790-1865），154　萨洛梅亚（母亲）

Aleksander Józef Grabowski（husband），（1803-1878），177，209　亚历山大·约瑟夫·格拉博夫斯基（丈夫）

Glasgow（Scotland）：　格拉斯哥（苏格兰）：

Glasgow Constitutional，The，591n.　《格拉斯哥宪报》

Glasgow Courier，The，591n.　《格拉斯哥信使报》

Glasgow Herald，The，587n.，590-91　《格拉斯哥先驱报》

Merchants’Hall，588　商人音乐厅

Glentyan House（Scotland），587　格伦蒂安庄园（苏格兰）

Glinka，Mikhail Ivanovich（1804-1857），231　格林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Gliński，Mateusz（1892-1976），658　格林斯基·马特乌什

Chopin Listy do Delfiny，658　《肖邦给德尔菲娜的信》

Gloger，Zygmunt（1845-1910），144n.　格洛格尔，齐格蒙特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749-1832），150，161，530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

Faust，150　《浮士德》

Goldberg，Halina（b.1961），54n.　戈尔德贝格·哈利娜

Gómez，Señor，375-76　戈麦斯先生

Görgey，General Artúr（1818-1916），588　戈尔吉将军，阿图尔

Goszczyński，Seweryn（1801-1876），437　戈什琴斯基，塞韦伦

Gottschalk，Louis Moreau（1829-1869），223，277　戈特沙尔克，路易·莫罗

Gounod，Charles（1818-1893），219　古诺，夏尔

Gourgaud，General Gaspard（1783-1852），434　古尔戈将军，加斯帕尔

Gow，Andrew Carrick（1848-1920），68n.　高，安德魯·卡里克

Grabowski，Count Stanisław（1780-1845），131-32　格拉博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伯爵

Graf，Conrad（1782-1851），142，183，200　格拉夫，康拉德

Gräfe，Karl Ferdinand von（1787-1840），333　格拉夫，卡尔·格雷弗·冯

Granville，Dr.Augustus Bozzi（1783-1872），588n.　格兰维尔医生，奥古斯塔斯·博齐

Graves，Robert Ranke（1895-1985），384n.，391n.　格雷夫斯，罗伯特·兰克

Gregory ⅩⅥ，Pope（1765-1846），205n.　格列高利十六世，教宗

Grembecki，Franciszek（c.1747-1827），34　格雷姆贝茨基，弗朗齐歇克

Grieg，Edvard Hagerup（1843-1907），175　格里格，爱德华·哈格吕普

Grillparzer，Franz（1791-1872），516　格里帕策，弗朗茨

Grisi，Giulia（1811-1869），447　格里西，朱莉娅

Grosskurth，Emma（1862-1935），330n.　格罗斯库特，艾玛

Grzymała，Wojciech（Albert）（1793-1870），161，216-17，351，365，368，406-408，489，525，579，602，603，617　格日马瓦，沃伊切赫（阿尔贝特）

Michelina Krüger（wife），217　米哈利娜·克吕格尔（妻子）

Wincenty（son）（b.1820），217　文岑蒂（儿子）

accident to，477　事件

projected Chopin biography，648-49　撰写肖邦传记的计划

Guicciardi，Giulietta（1782-1856），142　古列尔米，朱列塔

Gunsberg，Paul（d.1845？），5　冈斯伯格，保罗

Gurowski，Count Ignacy（1812-1888），304　古罗夫斯基伯爵，伊格纳齐

Gutmann，Adolf（1819-1882），218，243，254，291，322，344，387，412n.，424，426，596，611，618 and n.，620　古特曼，阿道夫

Gyrowetz，Adalbert（1763-1850），53　吉罗维茨，阿达尔伯特

Habeneck，François-Antoine（1781-1849），435，467　阿伯内克，弗朗索瓦-安托万

Halévy，Jacques-Fromental（1799-1862），447　阿莱维，雅克-弗罗芒塔尔

Hamilton，Duke William Alexander Archibald（1811-1863），596　汉密尔顿公爵，威廉·亚林山大·阿奇博尔德

Hallé，Sir Charles（1819-1895），318，582　哈雷爵士，查尔斯

on Chopin’s playing，16，318，544-45，546-47　对肖邦演奏的评论

Hamilton Palace（Scotland），586，596-97　汉密尔顿宫（苏格兰）

Handel，George Frideric（1685-1759），128，438　亨德尔，乔治·弗里德里希

Deborah，280　《德博拉》

Ode for Saint Cecilia’s Day，128　《圣塞西利亚日颂歌》

Hanka，Václav（1791-1861），147　汉卡，瓦茨拉夫

Hańska，Ewelina（1801-1882），653　汉斯卡，埃韦利娜

Harasowski，Adam Jerzy（1904-1996），661　哈拉索夫斯基，亚当·耶日

Hart Dyke，Mrs.Elizabeth（1802-1893），561　哈特·迪克太太，伊丽莎白

Haslinger，Tobias（1787-1842），120，141，146，198-99　哈斯林格，托比亚斯

Karl（son）（1816-1868），122，141　卡尔（儿子）

Havana（Cuba），640，641　哈瓦那（古巴）

Haweis，Reverend Hugh Reginald（1838-1901），418　霍伊斯牧师，休·雷金纳德

Haydn，Franz Joseph（1732-1809），53　海顿，弗朗茨·约瑟夫

The Creation（oratorio），492　《创世纪》（清唱剧）

Hedderwick，James（1814-1897），556，591-92　黑德维克，詹姆斯

Hedley，Arthur（1905-1969），158n.，324n.，416n.，467n.，598n.，658-59　赫德利，阿瑟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of Fryderyk Chopin，467n.，658　《弗里德里克·肖邦书信选集》

Heidelberg（Germany），291　海德堡（德国）

Heine，Heinrich（1799-1856），228，240-41，254，277，342　海涅，海因里希

and Chopin，15，241　和肖邦

Musikalische Berichte aus Paris，228，240　《来自巴黎的报道》

Heinefetter，Sabine（1809-1872），183　海涅费特，萨宾

Helman，Zofia，12，208n.　赫尔曼，索非娅

Heller，Stephen（1814-1888），133，221n.，253　海勒，斯蒂芬

Héreau，Mme Michelle（b.1793），499　埃罗夫人，米歇尔

Herz，Henri（1803-1888），219，277　赫尔茨，亨利

criticism of Chopin，346　对肖邦的批评

Heine on，240　海涅对他的评价

voyage to America，277n.　美国之旅

Hiller，Ferdinand（1811-1885），68，223，277，280，321，350　希勒，费迪南德

Régine（mother），280-81　雷吉娜（母亲）

Hilton，Ordway（1914-1998），661　希尔顿，奥德韦

Hipkins，Alfred James（1826-1903），255，558n.　希普金斯，阿尔弗雷德·詹姆斯

Hoesick，Ferdynand（1867-1941），11-12，65，300-301，317n.，331n.，629n，651-53，661，665　赫西克，费迪南德

Hoffman，Dr.Aleksander Julian（1805-1867），236-37，296，331，655　霍夫曼医生，亚历山大·尤利安

Emilia（wife，née Borzęcka）（1832-1911），331 and n.，655　埃米莉亚（娘家姓博任茨卡）

Hoffmann，Jakub Fryderyk（1758-1830），82，121　霍夫曼，雅各布·弗里德里克

Hogarth，George（1783-1870），563n.　霍格思，乔治

Horowitz，Vladimir（1903-1989），18　霍洛维茨，弗拉基米尔

Houston，Mrs.Ludovic（née Ann Stirling）（1783-1851），585　休斯顿太太，卢多维克（娘家姓安妮·斯特林）

Hube，Romuald（1803-1890），139，144，184-85　胡贝，罗穆亚尔德

Hueffer，Francis（1845-1889），601　许弗，弗朗西斯

Huesca，Battle of（May 24，1837），306　韦斯卡战役（1837年5月24日）

Hugo，Victor Marie（1802-1885），365　雨果，维克多·马里

description of Napoléon’s re-burial，435　对拿破仑葬礼的描述

Humboldt，Alexander von（1769-1859），126-27，130，650　洪堡，亚历山大·冯

Hummel，Johann Nepomuk（1778-1837），50，119，122-23，175，184，198，238，478　胡梅尔，约翰·内波穆克

Humnicki，Ignatius（1798-1864），39　胡姆尼茨基，伊格内修斯

Huneker，James Gibbons（1860-1921），329，504，505　赫尼克，詹姆斯·吉本斯

Hünten，Franz（1793-1878），239　欣滕，弗朗茨

Illustrated London News，562，601n.　《伦敦新闻画刊》

Indre River（France），399，496　安德尔河（法国）

Indyk family，140-41　因迪克家

Idzikowski，Mieczysław，669n.　伊奇科夫斯基，米奇斯瓦夫

Iwaszkiewicz，Jarosław（1894-1980），348　伊瓦什凯维奇，雅罗斯瓦夫

Jabłczyński，Feliks（1865-1928），522　雅布沃琴斯基，费利克斯

James，Henry（1843-1916），529　詹姆斯，亨利

Janin，Jules-Gabriel（1804-1874），365　雅南，朱尔-加布里埃尔

Januszkiewicz，Eustachy（1805-1874），437　雅努什凯维奇，欧斯塔黑

Jarocki，Feliks Paweł（1790-1865），126-27，130　亚罗茨基，费利克斯·帕维乌

Jasiński，Władysław Piotr（1790-1856），65　亚西辛斯基，瓦迪斯瓦夫·彼得

Jawurek，Józef（1756-1840），62，90　亚武雷克，约瑟夫

Jędrzejewicz，Józef Kalasanty（1803-1853），36-37，472，476，610　英德热耶维奇，约瑟夫·卡拉桑提

marriage to Ludwika Chopin（q.v.），36-37　与卢德维卡·肖邦的婚姻

Henryk Bronisław（son）（1833-1899），282　亨里克·布罗尼斯瓦夫（儿子）

Ludwika Magdalena（daughter）（1835-1890），610，618n.　卢德维卡·玛格达莱娜

Antoni Żelisław（son）（1843-1922），305，629n.　安东尼·热利斯瓦夫（儿子）

Jefferson，Thomas（1743-1826），25n.　杰斐逊·托马斯

Jełowicki，Abbé Aleksander（1804-1877），615-17 and n.　耶洛维茨基神父，亚历山大

Joachim，Joseph（1831-1907），136　约阿希姆，约瑟夫

Johnson，Dr.Samuel（1709-1784），325　约翰逊博士，塞缪尔

Johnstone Castle（Scotland），587　约翰斯通城堡（苏格兰）

Jordan，Ruth（1926-1994），660　乔丹，露丝

Journal de Rouen，345　《鲁昂日报》

Journal des débats（Paris），4n.　《辩论杂志》

Jullien，Louis-Antoine（1812-1860），559　朱利安，路易-安托万

Kähler，Friedrich（1781-1834），129　克勒，弗雷德里希

Kalisz（Poland），27，179　卡利什（波兰）

Kalergis，Countess Maria（née Nesselrode）（1822-1874），605　卡莱伊斯伯爵夫人，玛丽亚（娘家姓内塞尔罗德）

Kalkbrenner，Friedrich Wilhelm Michael（1788-1849），75，142，219-24，250-51，277，336，458，559，606　卡尔克布雷纳，弗雷德里希·威廉·迈克尔

Arthur（son）（1828-1869），223-24n.　阿瑟（儿子）

Heine on，240　海涅对他的评价

Kallberg，Jeffrey（b.1954），409n.，517n.　卡尔贝里，杰弗里

Kamiński，Paweł（b.1958），ⅹⅹⅴ，517n.　卡明斯基，帕维乌

Karasowski，Moritz（1823-1892），53n.，130n.，230n.，327，479，611n，649-50　卡拉索夫斯基，莫里茨

Karénine，Wladimir（pseud，of Mme V.D.Komarova）（1862-1943），651　卡列宁，弗拉迪米尔（V·D·科马罗娃夫人的笔名）

Karłowicz，Mieczysław（1876-1909），474n.，674　卡尔沃维奇·米奇斯瓦夫

Keir House（Scotland），586，592-93　基尔庄园（苏格兰）

Kemble，Frances Anne（“Fanny”）（1809-1893），561n.　肯布尔，弗朗西丝·安妮（“范妮”）

Kessler，Joseph Christoph（1800-1872），386n.　凯斯勒，约瑟夫·克里斯托

Kikół（Poland），115　基库乌（波兰）

Kingston-upon-Thames（England），557　泰晤士河畔金斯敦（英格兰）

Klengel，August Alexander（1783-1852），148-49 and n.　克伦格尔，奥古斯特·亚历山大

48 Canons and Fugues，148　《四十八首卡农与赋格》

Klindworth，Carl（1830-1916），110　克林德沃特，卡尔

Kniaziewicz，General Karol（1762-1842），216，292　克尼亚杰维奇将军，卡罗尔

Knosp，Gaston（1874-1942），662，663，665　克诺斯普，加斯顿

Knox，John（1514-1572），576　诺克斯，约翰

Kobylańska，Krystyna（1925-2009），598n.，610n.，679　科贝兰斯卡，克雷斯蒂娜

Koch，Dr.Robert（1843-1910），604n.　科克医生，罗伯特

Kodály，Zoltán（1882-1967），82　柯达伊·佐尔坦

Kolberg，Wilhelm Karol Adolf（“Wiluś”）（1807-1877），70，71，79-80，98，208　科尔贝格，威廉·卡罗尔·阿道夫（“威卢希”）

Juliusz（father）（1776-1831），46　尤利乌什（父亲）

Henryk Oskar（brother）（1814-1890），80n.，144n.　亨里克·奥斯卡（哥哥）

Köller（Koehler），Dr.Ludwik（1799-1871），178　科勒博士，卢德维克

Kościuszko，General Tadeusz（1746-1817），25 and n.，52，127　柯斯丘什科将军，塔德乌什

Kossecki，General Franciszek（1778-1857），133　科塞茨基将军，弗朗齐歇克

Koźmian，Stanisław Egbert（1811-1885），312-13，314，640，648n.　科伊米安，斯坦尼斯瓦夫·埃格伯特

Kraków（Poland），140-41，554　克拉科夫（波兰）

Krasiński，Zygmunt（1812-1859），216，654　克拉辛斯基，齐格蒙特

Krasiński，Józef Wawrzyniec（1783-1845），287　克拉辛斯基，约瑟夫·瓦夫日涅茨

Kreutzer，Conradin（1780-1849），144　克罗伊策，康拉丁

Krysiak，Antoni（c.1810-c.1900），64-65　克雷夏克，安东尼

Kulig，Magdalena，ⅹⅹⅴ　库利格，玛格达莱娜

Kullak，Theodor（1818-1882），327　库拉克，特奥多尔

Kumelski，Norbert Alfons（1802-1853），203，213　库梅尔斯基，诺伯特·阿尔方斯

Kurpiński，Karol Kazimierz（1785-1857），106，109，172，519n.　库尔平斯基，卡罗尔·卡齐米日

Kużnicki，S.，632　库津茨基，S.

Kwiatkowski，Teofil Antoni（1809-1891），615 and n.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泰奥菲尔·安东尼

La Châtre（France），354，370，524　拉沙特尔（法国）

Lablache，Luigi（1794-1858），243，447，467，622　拉布拉什，路易吉

Lachmann，Thérèse，240　拉赫曼，泰蕾兹

Lachmund，Carl Valentine（1853-1928），454　拉赫蒙德，卡尔·瓦伦丁

Lachner，Franz Paul（1803-1890），145　拉赫纳，弗朗茨·保罗

Lach-Szyrma，Prof.Krystyn（1790-1866），138　拉赫-希马教授，克雷斯滕

Lamartine，Alphonse-Marie-Louis de Prat de（1790-1869），552　拉马丁，阿方斯-马里-路易·德·普拉·德

Lambert，Louis-Eugène（1825-1900），526　朗贝尔，路易-欧仁

Lamond，Frederic Archibald（1868-1948），452　拉蒙德，弗里德里克·阿奇博尔德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The，583　《兰开夏郡大众广告报》

Landré-Beauvais，Augustin-Jacob（1772-1840），360　朗德雷-博韦，奥古斯丁-雅各布

Lanner，Joseph（1801-1843），199　兰纳，约瑟夫

Las Cases，Count Emmanuel de（1766-1842），467　拉斯卡斯伯爵，埃曼努埃尔·德

Lassailly，Charles（1806-1843），421　拉萨伊，查尔斯

Latouche，Henri de（1785-1851），352　拉图什，亨利·德

Latour，Count Theodor（1780-1848），588　拉图尔伯爵，特奥多尔

Lausanne（Switzerland），436　洛桑（瑞士）

La Vraie République（Paris），554　《真正的共和国》（巴黎）

Lefébure-Wély，Louis James Alfred（1817-1869），621　勒费比尔-韦利，路易·詹姆斯·阿尔弗雷德

Legouvé，Ernest（1807-1903），229，439　勒古韦，欧内斯特

description of Chopin，229，346　对肖邦的描述

Le Havre（France），367，435　勒阿弗尔（法国）

Leichtentritt，Hugo（1874-1951），18，328，479-80，663　莱希滕特里特，胡戈

Leikin，Anatole（b.1946），412n.　莱金，阿纳托

Leiser，General，149-50　莱泽尔将军

Lelewel，Joachim（1786-1861），12　勒莱韦尔，约阿希姆

Łempicki，Ludwik（1791-1871），149　韦姆皮茨基，卢德维克

Lenormand，Mlle Marie（1772-1843），301-302　勒诺尔芒小姐，玛丽

Lenormand，René（1882-1951），273　勒诺尔芒，勒内

Lenz，Wilhelm von（1809-1883），322n，500　伦茨，威廉·冯

first meeting with Chopin，460-62　第一次与肖邦见面

Léo，Auguste（1793-1859），292，343，371，455，496，544，617　莱奥，奥古斯特

Leroux，Pierre-Henri（1797-1871），457　勒鲁，皮埃尔-亨利

Leschetizky，Theodore（1830-1915），254　莱谢蒂茨基，特奥多尔

Le Sueur，Jean-François（1760-1837），219，237　勒·叙厄尔，让-弗朗索瓦

Lichnowsky，Count Moritz（1771-1837），144　利赫诺夫斯基伯爵，莫里茨

Lichtenstein，Prof.Martin Karl Heinrich（1780-1857），127　利希滕施泰因教授，马丁·卡尔·海因里希

Lind，Johanna Maria（“Jenny”）（1820-1887），245，559-60，566n.，607n.　林德，玛丽亚·约翰娜（“珍妮”）

Linde，Samuel Bogumił（1771-1847），8，29，45-46，65-67，68-69，83，116　林德，塞缪尔·博古米乌

Ludwika（first wife，née Bürger）（1786-1823），46　卢德维卡（第一任妻子，娘家姓布格尔）

Luiza Aleksandra（second wife，née Nussbaum）（1800-1836），69　路易莎·亚历山德拉（第二任妻子，娘家姓努斯鲍姆）

Johann Wilhelm（brother），116　约翰·威廉（哥哥）

Lipiński，Karol Józef（1790-1861），134-38　利平斯基，卡罗尔·约瑟夫

Liszt，Franz（1811-1886），13，62 and n.，292-93，348，364，399，448，454，506，522 and n.，501　李斯特，弗朗茨

Beethoven Monument（1845），510-11　贝多芬纪念碑

biography of Chopin，194，226，351，528，646-47，673-78　肖邦的传记

letter concerning Ludwig Rellstab，335-36n.　关于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勃的信件

“Lisztomania，” 441-42n.　“李斯特热”

review of Chopin’s concert（1841），439-43　对肖邦音乐会的评论

WORKS　作品

“Ab irato，” 428　“愤怒”

Funérailles，453　《葬礼》

Lucia di Lammermoor Paraphrase，468　对《拉美莫尔的露西亚》的改编

Nuages gris，78　《灰色的云》

“Paganini” Study，in E-flat major，268-69　降E大调“帕格尼尼”练习曲

Rákóczy March，441n.　拉科奇进行曲

Reminiscences on Meyerbeer’s Robert le Diable，442n.　根据《魔鬼罗勃》创作的《回忆曲》

Rhapsody no.14，in F minor，247　第14首f小调狂想曲

“Venezia e Napoli” Suite，268　《威尼斯与拿波里》组曲

Literary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Poland，558n.　波兰之友文学协会

Lives of the Saints，356　《圣人传》

Loch Fyne（Scotland），587　法恩湖（苏格兰）

Loch Long（Scotland），587　长湖（苏格兰）

Lockroy，Joseph-Philippe（1803-1891），420　洛克鲁瓦，约瑟夫-菲利普

London（England）：　伦敦（英格兰）：

Bentinck Street，557　本廷克街

Bryanston Square，314　布莱恩斯顿广场

Buckingham Palace，562，565　白金汉宫

Covent Garden，560，564　科芬园

Dover Street，558　多佛街

Eaton Place，561　伊顿广场

Euston Station，575　尤斯顿火车站

Gore House，561　戈尔公馆

Great Pulteney Street，558　大普尔特尼街

Guild Hall，600　吉尔德大厅

Her Majesty’s Theatre，438，463　女王陛下剧院

House of Commons，559n.　下议院

Sablonnière Hotel，312　萨布洛尼埃酒店

Stafford（now Lancaster）House，562　斯塔福德（今兰开斯特）公馆

Welbeck Street，561　维尔贝克街

Long，Dr.Esmond（1890-1979），4　朗医生，埃斯蒙德

Louis，Dr.Pierre-Charles-Alexandre（1787-1872），603　路易医生，皮埃尔-查尔斯-亚历山大

Louis-Philippe Ⅰ（1773-1850），King of the French，170，214，344，426　路易-菲利普一世，法国人的国王

Queen Marie-Amélie（wife）（1782-1866），344，426-27，447　玛丽-阿梅莉王后（妻子）

Princess Adélaïde（sister）（1777-1847），344　阿德莱德公主（妹妹）

abdication of，549　退位

Lovelace，Richard（1617-1657），270n.　洛夫莱斯·理查德

Lubecki-Drucki，Prince Xavier（1778-1846），192　卢贝茨基-德鲁茨基亲王，泽维尔

Lubin，Georges（1904-2000），8，368n.，378n.，470n.，512n.　吕班，乔治

Lubomirski，Prince Casimir（1813-1871），216　卢博米尔斯基亲王，卡齐米尔

Lubowidzki，Major Mateusz（1789-1874），180　卢博维兹基少校，马特乌什

Łyszczyński，Dr.Adam（1806-1893），585，592，598-99　维什琴斯基医生，亚当

Elizabeth（wife）（1821-1908），598-99　伊丽莎白（妻子）

Maciejowice，Battle of（October 10，1794），25　马切约维采战役（1794年10月10日）

Maciejowski，Wacław Aleksander（1793-1883），9，65　马切约夫斯基，瓦茨瓦夫·亚历山大

Ignacy（son），139　伊格纳齐（儿子）

Mackenzie，Sir Alexander Campbell（1847-1935），650　麦肯齐爵士，亚历山大

Macready，William Charles（1793-1873），493　麦克雷迪，威廉·查尔斯

Madrid（Spain），71　马德里（西班牙）

Maella，Battle of（October 1，1838），373n.　马埃利亚战役（1838年10月1日）

Maelzel，Johann Nepomuk（1772-1838），323　梅尔策尔，约翰·内波穆克

Magnuszewski，Dominik Alojzy Gonzaga（1810-1845），65　马格努谢夫斯基，多米尼克·阿洛伊齐·贡扎加

Mahé，Charles（d.1810），42　马埃，夏尔

Malan，Dr.Henry（c.1815-c.1890），599-600　马兰医生，亨利

Malcz，Dr.Jan Fryderyk Wilhelm（1795-1852），98，112-13　马尔切医生，扬·弗里德里克·威廉

Malfatti，Dr.Johann（1776-1859），198，219　马尔法蒂医生，约翰

Helena（wife，née Ostrowska）（1794-1826），198　海伦娜（妻子，娘家姓奥斯特罗夫斯卡）

Malibran-García，Maria Felicità（1808-1836），243，424　马利夫兰-加西亚，玛丽亚·费利西塔

Mallefille，Jean-Pierre-Félicien（1813-1868），352，366-68，552　马勒菲耶，让-皮埃尔-费利西安

Mallet，Adolphe-Jacques（1787-1868），343　马莱，阿道夫-雅克

Mallet，Louis-Jules（1789-1866），336，343　马莱，路易斯-朱尔

Manchester（England）：　曼彻斯特（英格兰）：

Crumpsall House，578　克伦普索尔庄园

Gentlemen’s Concert Hall，579，584　绅士音乐厅

Royal Infirmary，579　皇家医院

Salford railway station，578　索尔福德火车站

Manchester Courier，583　《曼彻斯特信使报》

Manchester Guardian，581，583n.，584　《曼彻斯特卫报》

Marainville（France），21-22　马兰维尔（法国）

Marcello，Benedetto（1686-1739），615　马尔切洛，贝内代托

Marchand，Count Louis-Joseph-Narcisse（1791-1876），434　马尔尚伯爵，路易-约瑟夫-纳西斯

Marek，George（1902-1987），661　马雷克，乔治

Marienbad（Mariánské Lázně，Czech Republic），293　马林巴德（捷克共和国玛丽亚温泉市的旧称）

Marliani，Charlotte（1790-1850），365，371，419，430，431，458，509，530　马利亚尼，夏洛特

Emmanuel（husband）（1795-1873），371　埃曼努埃尔（丈夫）

Marmontel，Antoine-François（1816-1898），233-34，369-70，605n.　马蒙泰尔，安托万-弗朗索瓦

on Chopin，265-66　对肖邦的评论

Mars，Mme（pseud，of Jeanne-Marguerite Salvetat）（1748-1838），458　马尔斯夫人（让娜-玛格丽特·萨尔韦塔的艺名）

Marseilles（France），89　马赛（法国）

Hôtel de Beauvau，393　博沃酒店

Notre-Dame-du-Mont，89　圣母山教堂

Marx，Karl（1818-1883），552　马克思，卡尔

Marylski，Eustachy（1804-1871），11，46　马里尔斯基，欧斯塔黑

Mathias，Georges-Amédée Saint-Clair（1826-1910），424，425　马蒂亚斯，乔治-阿梅代·圣-克莱尔

Matthay，Tobias Augustus（1858-1945），254　马赛伊，托比亚斯·奥古斯塔斯

Matuszewska，Katarzyna，606，630　马图谢夫斯卡，卡塔日娜

Matuszyński，Dr.Jan Edward Aleksander（1809-1842），4，9，186，189，208，296-97，351，478，498　马图辛斯基医生，扬·爱德华·亚历山大

Thérèse-Charlotte-Clothilde（wife，née Boquet）（1796-1878），296-97，449　泰蕾兹-夏洛特-克洛蒂尔德（妻子，娘家姓博凯）

death and burial of，449，458　去世与葬礼

description of Chopin，296　对肖邦的描述

Maugham，William Somerset（1874-1965），18　毛姆，威廉·萨默塞特

Maurois，André（pseud.of Emile Herzog）（1885-1967），8，359，666　莫鲁瓦，安德烈（埃米尔·埃尔佐格的笔名）

Mazzini，Giuseppe（1805-1872），337　马志尼，朱塞佩

Mechetti，Pietro（publisher）（1775-1850），183，516　梅切蒂，彼得罗（出版商）

Medina，Captain Gabriel，391　加夫列尔船长，梅迪纳

Méléagre（French brig-of-war），391　梅利埃格号（双桅横帆战船

Mendelssohn-Bartholdy，Felix（1809-1847），13，16，128，223，247，280，290，481，567-68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费利克斯

Cécile Charlotte（wife）（1817-1853），505 and n.，506，567　塞西尔·夏洛特（妻子）

St.Paul oratorio，290，295　清唱剧《圣保罗》

Mendi，Antonia Molina de（b.1827），544　芒迪，安东尼娅·莫利纳·德

Ménestrel，Le（Paris），277，548　《吟游诗人》（巴黎）

Mercadante，Saverio（1795-1870），447　梅尔卡丹特，萨韦里奥

Mercure musical，Le（Paris），665　《音乐信使》（巴黎）

Merk，Josef（1795-1852），161　默克，约瑟夫

Metternich，Prince Klemens Wenzel von（1773-1859），187，283　梅特涅侯爵，克莱门斯·文策尔·冯

Meyer，Leopold de（1816-1883），582　迈尔，利奥波德·德

Meyerbeer，Giacomo（1791-1864），310，337，461-62，621　梅耶贝尔，贾科莫

Heine on，240　海涅对他的评价

WORKS　作品

L’Africaine，462　《非洲女郎》

Il crociato in Egitto，145　《十字军在埃及》

Les Huguenots，462，487　《新教徒》

Le Prophète，544　《先知》

Robert le Diable，442n.　《魔鬼罗勃》

Mickiewicz，Adam Bernard（1798-1855），12，13，105，216，351，433，450，495，512，641，504　密茨凯维奇，亚当·贝纳德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1840-44），436-37，451　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

Messianism and，455-56　弥赛亚主义和

Pan Tadeusz，436，523　《塔杜斯先生》

Mieroszewski，Ambroży（1800-1879），35，37，38，49　米罗斯谢夫斯基，安布罗日

Mikuli，Karol（1819-1897），243　米库利，卡罗尔

on Chopin，252-53，261，263，423　对肖邦的评价

Milanówek（Poland），668　米拉努韦克（波兰）

Milliken House（Scotland），586，587　米利肯庄园（苏格兰）

Miloradovich，Count Mikhail（1771-1825），93　米罗拉多维奇伯爵，米哈伊尔

Miłosław，Battle of（April 30，1848），557　米沃斯瓦夫战役（1848年4月30日）

Mittag，August，（1795-1867），464　米塔格，奥古斯特

Mochnacki，Maurycy（1803-1834），122，169　莫赫纳茨基，毛雷齐

Moke，Marie-Félicité-Denise（1811-1875），309-10，314　莫克，玛丽-费利西泰-丹尼丝

Molin，Dr.Jean-Jacques（1797-1848），492，510，602　莫兰医生，让-雅克

Montfort，Duke Napoléon-Karol（1814-1847），653　蒙福尔公爵，拿破仑-卡罗尔

Moriolles，Alexandrine de（1801-1842），60-61　莫里奥罗勒，亚历山德里娜·德

Count Alexandre-Nicolas de（father）（1760-1845），60　亚历山大-尼古拉·德·莫里奥罗勒伯爵（父亲）

Moscheies，Ignaz（1794-1870），142，175，238，313-15，506　莫谢莱斯，伊格纳茨

Charlotte（wife，née Embden）（1805-1889），426　夏洛特（妻子，娘家姓恩贝登）

“Alexander” Variations，167　《“亚历山大”变奏曲》

Méthode des Méthodes，427-28　《方法之方法》

descriptions of Chopin，426-27，430　对肖邦的描述

Piano Concerto in E-flat major，181　《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

Piano Concerto in G minor，83　《g小调钢琴协奏曲》

Sonata in E-flat major（four hands），351　《降E大调奏鸣曲》（四手联弹）

Mostowski，Count Tadeusz（1766-1842），132-33　莫斯托夫斯基伯爵，塔德乌什

Róza（daughter）（1809-1864），133n.　鲁扎（女儿）

Mozart，Wolfgang Amadeus（1756-1791），50，54，123，129，248，276，341 497，503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

Don Giovanni，17，118　《唐璜》

Piano Concerto in C major，K.467，175　《C大调钢琴协奏曲》

Piano Trio in E major，K.542，17，546　《E大调钢琴三重奏》

Requiem，17，350，436-37，492，620，621-22　《安魂曲》

Rondo in A minor，K.511，276n.　《a小调回旋曲》

Müller-Streicher，Friederike（1816-1895），260-61，262，422-24，436，461　米勒-施特赖歇尔，弗里德丽克

Johann Baptiste Streicher（husband）（1761-1833），174，424　约翰·巴蒂斯特·施特赖歇尔（丈夫）

Munich（Germany），202-203　慕尼黑（德国）

Muravyov，Governor-General Mikhail（1796-1866），205　穆拉维约夫总督，米哈伊尔

Murray，Lord John Archibald（1778-1859），587　默里勋爵，约翰·阿奇博尔德

Mary（wife，née Rigby）（1788-1861），587 and n.　玛丽（妻子，娘家姓里格比）

Musical World，The（London），315，566，567，582，622　《音乐世界》（伦敦）

Musset，Alfred-Louis-Charles de（1810-1857），352，396，425n.　缪塞，阿尔弗雷德-路易-夏尔·德

Mysłakowski，Piotr（b.1944），ⅹⅹⅵ，9　梅斯瓦科夫斯基，彼得

Mysłowice（Poland），632　梅斯沃维米（波兰）

Naples（Italy），341，394　那不勒斯（意大利）

Hôtel Barbaie，394　巴尔巴耶酒店

San Carlo opera house，394　圣·卡洛歌剧院

Napoléon Bonaparte，Emperor of France（1769-1821），17，214，216　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

description of his re-burial，433-36　对他的国葬典礼的描述

Napoléon Ⅲ，Emperor of the French（1808-1873），589n.　拿破仑三世，法国人的皇帝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Leipzig），290，294，543　《新音乐杂志》（莱比锡）

Neuhaus，Heinrich Gustavovich（1888-1964），18，248-49 and n.，417，478　涅高兹，海因里希·古斯塔沃维奇

Neva River（Russia），93　涅瓦河（俄国）

Newhaven（England），317n.　纽黑文（英格兰）

Newsom，Jon，274n.　纽瑟姆，乔恩

New York（United States）：　纽约（美国）

Apollo Rooms，640　阿波罗厅

Morgan Library，120n.，242n.，453n.　摩根图书馆

St.Patrick’s Old Cathedral，641　圣帕特里克老天主教堂

Nicholas Ⅰ，Tsar of Russia（1796-1855），93，133，191-92，207 and n.，305　尼古拉一世，俄国沙皇

coronation of（1829），133，134，136　加冕

Nidecki，Ludwik（1810-1840），109　涅德茨基，卢德维克

Emilia（wife，née Eisner）（q.v.）　埃米莉亚（妻子，娘家姓埃尔斯纳）

Nidecki，Tomasz Napoléon（1800-1852），12，108，109，146，185　涅德茨基，托马什·拿破仑

Nieborów conference（Poland），659 and n.　涅博鲁夫会议（波兰）

Niecks，Frederick Maternus（1845-1924），68，254，273，330，423n.，480，523，547，650-51　尼克斯，弗里德里克·马特努斯

Frederick Chopin as Man and Musician，651　《弗里德里克·肖邦其人其乐》

Niedźwiedzki，Leonard（1810-1892），218，602 and n.　涅季维兹基，莱昂纳德

Niemcewicz，Julian Ursyn（1757-1841），53，292，351　聂姆策维奇，尤利安·乌尔森

Nohant（France），ⅹⅹⅶ，355，357，398-99　诺昂（法国）

Norwid，Cyprian Kamil（1821-1883），216，612　诺尔维特，西普里安·卡米尔

description of Chopin，612-13　对肖邦的描述

Nowik，Wojciech（b.1940），661n.　诺维克，沃伊切赫

Nourrit，Adolphe（1802-1839），89，243，351，364　努利，阿道夫

suicide and funeral of，394-95　自杀与葬礼

Novara，Battle of（March 22，1849），215n.　诺瓦拉战役（1849年3月22日）

Novosiltsev，Count Nikolai（1761-1836），94　诺沃西利采夫伯爵，尼古拉

Nowaczyk，Henryk（b.1941），103n.　诺瓦奇克，亨里克

Nowakowski，Józef（1800-1865），125n.，525-26　诺瓦科夫斯基，约瑟夫

Obreskoff，Princess Natalia（1795-1862），510，606 and n.　奥布列斯科夫公主，纳塔利娅

Obrowo（Poland），86　奥布罗沃（波兰）

Observer，The（London），641n.　《观察家报》（伦敦）

Ogiński，Prince Michał Kleofas（1765-1833），51-52　奥金斯基亲王，米哈乌·克莱奥法斯

“Farewell to the Fatherland，” 52　《向祖国告别》

Ojców（Poland），140　奥伊楚夫（波兰）

Oldenburg（Germany），579n.　奥尔登堡（德国）

Oliver y Suau（Spanish piano makers），390n.　奥利弗与苏奥（西班牙钢琴制造商）

Onslow，André-George-Louis（1784-1853），128，236n.，649　翁斯洛，安德烈-乔治-路易

Orléans（France），418　奥尔良（法国）

Orłowski，Antoni（1811-1861），229，354　奥尔沃夫斯基，安东尼

Orsay，Count Alfred-Guillaume-Gabriel-Grimod d’（1801-1852），557，561 and n.　德奥赛伯爵，阿尔弗雷德-纪尧姆-加布里埃尔-格里莫

Osborn，Emma（1816-1906），314 and n.　奥斯本，艾玛

Osborne，George Alexander（1806-1893），582　奥斯本，乔治·亚历山大

Ostrowski，Count Władysław（1790-1869），216　奥斯特洛夫斯基伯爵，瓦迪斯瓦夫

Oury，Antonio James（1800-1883），463　乌里，安东尼奥·詹姆斯

Oxford（England）：　牛津（英格兰）

Bodleian Library，505n.　波德林图书馆

Pac，Count Michał Jan（1730-1787），22-23　帕克公爵，米哈乌·扬

Paderewski，Ignacy Jan（1860-1941），188，670　帕代雷夫斯基，伊格纳奇·扬

Paër，Ferdinando（1771-1839），169，219-20，342　帕埃尔，费迪南多

Paganini，Niccolò（1782-1840），84n.，134-39，148，151，171　帕格尼尼，尼科罗

Achille Ciro Alessandro（son）（b.1825），137n.　阿希尔·奇罗·亚历山德罗（儿子）

Pagello，Dr.Pietro（1807-1898），352　帕杰洛医生，彼得罗

Palma（Majorca），373-77　帕尔马（马略卡）

Palmerston，Lord Henry John Temple（1784-1865），207n.　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Pape，Jean-Henri（1789-1875），232-33，344　帕普，让-亨利

Papet，Dr.Gustave（1812-1892），400，450，498，509　帕佩医生，古斯塔夫

Paris（France）：　巴黎（法国）

Boulevard Poissonnière，212，213，215，228　普瓦索尼埃大道

Chaillot（suburb），606，609-10　夏乐区（郊区）

Champs de Mars，552　战神广场

Champs Élysées，435　香榭丽舍

Chapel of St.Jérôme，435　圣热罗姆教堂

Cité Bergère，212，229，236　贝热尔住宅区

Collège de France，436，451，455　法兰西公学院

Comédie-Française，420，487　法兰西喜剧院

Conservatoire，231，237，338，435，501　音乐学院

Hôtel de France，350　法兰西酒店

Hôtel de Narbonne，532　纳博讷公馆

Hôtel de Ville，236　巴黎市政厅

Hôtel Lambert，218，493，512，543　兰伯特府邸

Les Invalides，436　巴黎荣军院

Île Saint-Louis，218　圣路易岛

Luxembourg Palace，456，552　卢森堡宫

Madeleine Church，409，415，619-24　马德莱娜教堂

Montmartre cemetery，449，476，645　蒙马特公墓

Palais-Royal Theatre，344　皇宫剧院

Paris（cont.）　巴黎（续）

Panthéon，215　先贤祠

Père Lachaise Cemetery，228，342，623，641，664　拉雪兹神父墓地

Place Vendôme，218，613，619，630　旺多姆广场

rue de la Chaussée d’Antin，216，236，292，296，309，322，331，351，368，655　绍塞-昂坦街

Rue des Messageries，212　信使路

Rue Pigalle，420，432　皮加勒街

Saint-Cloud，426-27　圣克卢

Salle Érard，442n.　埃拉尔音乐厅

Salle Pleyel，222，224，438，544　普莱耶尔大厅

Square d’Orléans，458-59，464，470，476，488，492，494，509，602　奥尔良广场

Théâtre-Italien，281，425，493　意大利剧院

Tuileries Palace，447　杜伊勒里宫

Parish，George（1807-1881），310　帕里什，乔治

Parker，Douglas Charles，589　帕克，道格拉斯·查尔斯

Parys，Dr.Józef，154　帕雷斯医生，约瑟夫

Paskevich，General Ivan Fyodorovich（1782-1856），192，204-205　帕斯克维奇将军，伊凡·费奥多罗维奇

Pasta，Giuditta Negri（1797-1865），313　帕斯塔，朱迪塔·内格里

Paul Ⅰ，Tsar of Russia（1754-1801），57　保罗一世，俄国沙皇

Tsarina Maria Feodorovna（1759-1828），55，57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沙皇皇后

Pereświet-Soltan，Stanisław（b.1866），22n.，133n.　佩斯维特-索乌坦，斯坦尼斯瓦夫

Pergolesi，Giovanni Battista（1710-1736），615　佩尔戈莱西，乔瓦尼·巴蒂斯塔

Périer，Jean Casimir（1777-1832），228　佩里耶，让-卡西米尔

Perpignan（France），371，372　佩皮尼昂（法国）

Persiani，Fanny（1818-1867），447　佩尔夏尼，范妮

Perthuis，Count Léon-Amable de（1795-1877），382n.，544　佩尔蒂伯爵，莱昂-阿马布勒·德

Émilie（wife）（1795-1877），486　埃米莉（妻子）

Peruzzi，Mme Élise，260　佩鲁齐夫人，埃莉斯

Petrzyk，Reverend Leopold（1889-1960），670，671　彼奇克神父，利奥波德

Phénicien，Le（passenger ship），391　腓尼基人号（客船）

Philharmonic Society（London），562　爱乐协会（伦敦）

Philipp，Isidor Edmond（1863-1958），264　菲利普，伊西多尔·埃德蒙

Philippeus，Colonel Teodor Friedrich，165　菲利普斯上校，特奥多尔·弗雷德里希

Pieskowa Skała（Poland），140　佩斯科瓦·斯卡瓦（波兰）

Pixis，Friedrich Wilhelm（1786-1842），148　皮克西斯，弗里德里希·威廉

Pixis，Johann Peter（1788-1874），148　皮克西斯，约翰·彼得

Planté，Francis（1839-1934），587n.　普朗泰，弗朗西斯

Plater，Count Ludwik（1774-1846），216　普莱特伯爵，卢德维克

Countess Pauline（daughter）（1813-1889），343　波利娜伯爵夫人（女儿）

Pleasants，Henry（1910-2000），15n.　普莱曾茨，亨利

Pleyel，Joseph-Étienne-Camille（1788-1855），222，309-10，382，623　普莱耶尔，约瑟夫-艾蒂安-卡米耶

Marie（wife，née Moke）（q.v.），309-10，314　玛丽（妻子，娘家姓莫克）

Salle Pleyel，222，224，438-39，544-45　普莱耶尔大厅

Pług，Adam（pseud. of Antoni Pietkiewicz）（1823-1903），668 and n.　普乌戈，亚当（安东尼·彼特凯维奇的笔名）

Plutarch（45 A.D-120 A.D.），3　普鲁塔克

Polish Constitution（May 3，1791），24　波兰宪法（1791年5月3日）

Polish Literary Society（Paris），235-36　波兰文学协会（巴黎）

Pomey，Louis（1831-1891），564n.　波梅，路易

Ponce，José de Vargas（1760-1821），377n.　庞塞，何塞·德·巴尔加斯

Poniatowski，Prince Józef（1763-1813），295　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约瑟夫

Porpora，Nicola Antonio（1686-1768），457　波尔波拉，尼古拉·安东尼奥

Posillipo（Italy），276　波西利波（意大利）

Potocka，Countess Delfina（née Komar）（1807-1877），182，382n.，463，543，605，614-15，653-54　波托茨卡伯爵夫人，德尔菲娜（娘家姓科马尔）

Count Mieczysław（husband）（1799-1878），182，653　米奇斯瓦夫伯爵（丈夫）

Chopin’s spurious letters to，652-62　伪造的肖邦信件

Potocki，Count Bernard（1800-1874），351　波托茨基伯爵，贝纳德

Poturzyn（Poland），156　波图任（波兰）

Poznań（Poland），129，554　波兹南（波兰）

Pozzo di Borgo，Count Carlo（1764-1842），305　波佐·迪·博尔戈伯爵，卡洛

Prądnik River（Poland），140　普龙德尼克河（波兰）

Prague（Czech Republic），147-48　布拉格（捷克）

National Museum，147　国家博物馆

Saint Vitus Cathedral，148　圣维特大教堂

Vltava River，148　伏尔塔瓦河

Preaulx，Viscount Fernand de，530　普雷奥克斯子爵，费尔南·德

Prémord，Abbé Charles-Léonard de（1760-1837），356　普雷莫德神父，夏尔-莱昂纳尔·德

Probst，Heinrich Albert（1791-1846），385　普罗布斯特，海因里希·阿尔贝特

Prokofiev，Sergei（1891-1953），17　普罗科菲耶夫，谢尔盖

Prudent，Émile-Racine-Gauthier（1817-1863），559　普吕当，埃米尔-拉辛-戈捷

Pruszak，Aleksander（1777-1847），123　普鲁萨克，亚历山大

Marianna（wife）（1789-1853），124-25　玛丽安娜（妻子）

Konstanty（“Kostuś”）（son）（1808-1852），123　康斯坦蒂（“科斯图希”）（儿子）

Weronika Alexandra（“Olesia”）（daughter）（1814-1868），123　韦罗尼卡·亚历山德拉（“奥莱西亚”）（女儿）

Przybyszewski，Stanisław（1868-1927），190　普日贝谢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

Quetglas family（Majorca）：　克格拉斯家族（马略卡岛）

Gabriel Quetglas Amengual（1892-1971），390n.　加夫列尔·克格拉斯·阿门瓜尔

Gabriel Quetglas Olin（b. 1968），ⅹⅹⅵ　加夫列尔·克格拉斯·奥林

Quodrado，Don José María（1819-1896），393n.　夸德拉多，唐·何塞·马里亚

Rachel（pseud. of Mlle Élisa Félix）（1821-1858），487　拉谢尔（埃莉萨·费利克斯小姐的艺名）

Rachmaninov，Sergei（1873-1943），502

拉赫马尼诺夫，谢尔盖

Radom（Poland），154　拉多姆（波兰）

Raducz（Poland），177　拉杜奇（波兰）

Radziwiłł，Prince Antoni Henryk（1775-1833），54，130-31，166　拉齐维乌亲王，安东尼·亨里克

Ludwika（wife）（1770-1836），161　卢德维卡（妻子）

Andrzej Walenty（brother）（1778-1838），229　安杰伊·瓦伦蒂（弟弟）

Eliza Fryderyka（daughter）（1803-1834），102-103，130，159，161　伊丽莎·弗里德丽卡（女儿）

Wanda Augusta Wilhelmina（daughter）（1808-1845），130，159　万达·奥古丝塔·威廉明娜（女儿）

Antonin hunting lodge，54，159-62　安东宁狩猎别墅

Faust（opera），161　《浮士德》（歌剧）

Ramorino，General Girolamo（1792-1849），214-15 and n.　拉莫里诺将军，吉罗拉莫

Ravel，Maurice（1875-1937），17，245　拉威尔，莫里斯

Miroirs，176　《镜子》

Rawsthorne，Alan（1905-1971），387　罗斯索恩，艾伦

Reber，Napoléon-Henri（1807-1880），415，621　勒贝，拿破仑-亨利

Reinerz（Duszniki-Zdrój，Poland），45，98-101　赖纳兹（波兰杜什尼基-兹德鲁伊的旧称）

Reinschmidt，Józef Marceli（1809-1873），178　赖因施密特，约瑟夫·马尔切利

Rellstab，Ludwig（1799-1860），81n.，120，318　莱尔斯塔勃，路德维希

Chopin and，333-36　肖邦和

Iris im Gebiete der Tonkunst，333　《音乐界的伊里斯》

Rembieliński，Alexander（1800-1828），89-90　伦比耶林斯基，亚历山大

Revue des deux mondes（Paris），393　《两大陆评论》（巴黎）

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La（Paris），281，344，348，368，439，449，547-48　《音乐评论与公报》（巴黎）

Revue indépendante，La（Paris），457　《独立评论》（巴黎）

Rey，Alexandre（1812-1904），368　雷伊，亚历山大

Rhône River（France），397　罗讷河（法国）

Richmond（England），313　里士满（英格兰）

Richter，Sviatoslav Teofilovich（1915-1997），248　李赫特，斯维亚托斯拉夫·捷奥菲洛维奇

Ries，Ferdinand（1784-1838），50，62，73n.，345　里斯，费迪南德

Robert-Houdin，Jean-Eugène（1805-1871），608n.　罗伯特-乌丹，让-欧仁

Rochefoucauld，Duke de la，464　罗什富科公爵，德·拉

Roemer，Dr.Fryderyk（1770-1829），95　勒默尔医生，弗里德里克

Roger，Gustave-Hippolyte（1815-1879），544　罗歇，古斯塔夫-伊波利特

Rogerson，Dr.John（1740-1828），58n.　罗杰森医生，约翰

Rogoziński，Antoni（1797-1835），96　罗戈津斯基，安东尼

Rosen，Charles Welles（1927-2012），247-48，412n.　罗森，查尔斯·韦尔斯

Rosenthal，Moriz（1862-1946），429，665　罗森塔尔，莫里兹

Rossini，Gioacchino Antonio（1792-1868），219，342，438　罗西尼，焦阿基诺·安东尼奥

Il barbiere di Siviglia，89，178n.，489　《塞维利亚理发师》

La cenerentola，145　《灰姑娘》

La donna del lago，182　《湖上少女》

La gazza ladra，98　《偷东西的喜鹊》

l’italiana in Algeri，645　《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

Mosè in Egitto，149　《莫西在埃及》

Otello，184，424　《奥赛罗》

Il turco in Italia，165　《意大利的土耳其人》

Rostropovich，Mstislav Leopoldovich（1927-2007），515　罗斯特罗波维奇，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

Rothschild，Baron James Mayer de （1792-1868），230，467，543，606，628　罗斯柴尔德男爵，詹姆斯·迈尔·德

Betty（wife）（1805-1886），467，509，505　贝蒂（妻子）

Rouen（France），345　鲁昂（法国）

Chopin’s concert（1838），345-46　肖邦的音乐会

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170　卢梭，让-雅克

Rousseau，Théodore（1812-1867），535n.　卢梭，泰奥多尔

Royal William（steamer），576n.　皇家威廉号（蒸汽船）

Rozières，Marie-Élisabeth-Épicharis de（1805-1865），445-46，450，487-88，512，524，536，602　罗齐埃，玛丽-伊丽莎白-埃皮卡里·德

Rubini，Giovanni Battista（1794-1854），341　鲁比尼，乔瓦尼·巴蒂斯塔

Rubinstein，Anton Grigorevich（1829-1894），266，438　鲁宾斯坦，安东·格里戈里耶维奇

Rubinstein，Arthur（1887-1982），18，660　鲁宾斯坦，阿图尔

Rubio，Luigi（1795-1882），605　鲁比奥，路易吉

Vera（wife，née de Kologrivoff）（1816-1880），322n.，605　薇拉（妻子，娘家姓德·科洛格里沃夫）

Rudorff，Ernst（1840-1916），322n.　鲁道夫，恩内斯特

Rzymski，Father（priest），114　日姆斯基神父

Saint Helena（Great Britain），433-34，620　圣赫勒拿岛（英国）

Saint Petersburg（Russia），92-93，192，466，496　圣彼得堡（俄国）

Sainte-Barbe，Édouard de（1794-1858），304　圣巴尔贝，爱德华·德

Sainte-Beuve，Charles-Augustin（1804-1869），421　圣伯夫，夏尔-奥古斯丁

Saint-Gratien（France），309　圣格拉蒂安（法国）

Saint-Saëns，Charles-Camille（1835-1921），329　圣-桑，夏尔-卡米耶

Salvi，Lorenzo（1810-1879），579　萨尔维，洛伦佐

Salzmann，Christian Gotthilf（1744-1811），39　扎尔茨曼，克里斯蒂安·戈特蒂尔夫

Samson，Jim（b.1946），523n.　萨姆森，吉姆

Sand，George（pseud.of Amantine-Lucile-Aurore Dupin）（1804-1876），5，6，343，348，353-59，632-33　桑，乔治（阿曼蒂娜-露西尔-奥萝尔·迪潘的笔名）

Maurice Dupin（father）（q.v.）　莫里斯·迪潘（父亲）

Sophie-Victoire（mother）（née Delaborde）（q.v.）　索菲-维克图瓦（母亲）（娘家姓德拉博尔德）

François-Casimir Dudevant（husband）（q.v.）　弗朗索瓦-卡西米尔·杜德旺（丈夫）

Maurice（son）（1823-1889），358，371，375，399，419，450，497，500-503　莫里斯（儿子）

Solange（daughter）（1828-1899），359-62，371，399，498-503，530-36，573，618 and n.　索朗热（女儿）

affairs of，352，512 and n.　暧昧关系

descriptions of Chopin，54-55，68，404-405，438，444，445-46，470，527　对肖邦的描述

judicial separation of，370-71　法定分局

money problems of，407-408，421　财务问题

political activities of，552，554　政治活动

rupture with Chopin，538-41　与肖邦的决裂

WORKS　作品

Consuelo，358n.，457，493　《孔苏埃洛》

Cosima，or Hatred Within Love，408，420-21　《科西马：由爱生恨》

François le Champi，477　《弃儿弗朗索瓦》

Histoire de ma vie，353，361，551，585　《我毕生的故事》

Un hiver à Majorque，392-93 and n.　《马略卡岛的冬天》

Horace，430　《贺拉斯》

Lélia，352，393　《雷丽亚》

Lucrezia Floriani，446，513，523，526-30，673　《卢克雷齐娅·弗洛里亚尼》

La Mare au diable，502　《魔沼》

Le Meunier d’Angibault，493　《安吉堡的磨工》

“Relation d’un voyage chez les sauvages de Paris，”493　《巴黎野蛮人之旅的故事》

Spiridion，393　《斯匹里底翁》

Teverino，494　《泰韦里诺》

Sandeau，Jules（1811-1883），352，363-64　桑多，朱尔

Rose et Blanche，363　《罗斯与布朗什》

Sanguszko，Prince Roman Adam Stanisław（1800-1881），205　桑古什科亲王，罗曼·亚当·斯坦尼斯瓦夫

Sanniki（Poland），123-24　桑尼基（波兰）

Sapieha，Prince Kazimierz Nestor（1757-1798），47　萨皮耶哈亲王，卡齐米日·内斯托

Sartoris，Mrs.Adelaide（Kemble）（1814-1879），561，566　萨尔托里斯太太，阿德莱德（肯布尔）

Sayn-Wittgenstein，Princess Carolyne Elisabeth Jeanne von（1819-1887），647　赛恩-维特根施泰因公主，卡罗琳·伊丽莎白·让娜·冯

Scheffer，Ary（1795-1858），447　谢弗，阿里

Scheibel，Louise（b.1836），644　沙伊贝尔，路易丝

Schinkel，Karl Friedrich（1781-1841），159　申克尔，卡尔·弗里德里希

Schlesinger，Maurice Adolf（1797-1871），321，346 and n.，385，487，553n.　施莱辛格，莫里斯·勒内

Schmidt，Hans（1854-1923），485　施米特，汉斯

Schnabel，Joseph Ignaz（1767-1831），181　施纳贝尔，约瑟夫·伊格纳茨

Schoenberg，Arnold（1874-1951），108　勋伯格，阿诺尔德

Schönche，Carl（1785-1861），203　舍恩切，卡尔

Schröder-Devrient，Wilhelmine（1804-1860），243，313　施勒德-德弗里恩特，威廉明妮

Schubert，Franz Peter（1797-1828），145，478，516　舒伯特，弗朗茨·彼得

Erlkönig，143，351　《魔王》

Die Gestirne，395　《星辰》

Impromptu in E-flat major，op.90，no.2，246　降E大调即兴曲，op.90，no.2

Schumann，Robert Alexander（1810-1856），10，13，14，175，188，254，290，305n.，410　舒曼，罗伯特·亚历山大

Clara（wife，née Wieck）（1819-1896），14-15，224，291　克拉拉（妻子，娘家姓维克）

description of Chopin，294　对肖邦的描述

Endenich asylum，656　恩德尼希精神病院

review of Chopin’s “Là ci darem” Variations，14　对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变奏曲》的评论

WORKS　作品

Carnaval，op.9，295n.　《狂欢节》，op.9

Kinderszenen，op.15，78　《童年景象》，op.15

Kreisleriana，op.16，291　《克莱斯勒偶记》，op.16

Sonata no.1，in F-sharp minor，op.11，291　升f小调第一奏鸣曲，op.11，

Schuppanzigh，Ignaz（1776-1830），142，145，147　舒潘齐格，伊格纳茨

Schwabe，Salis（Salomon ben Elias）（1800-1853），578-79 and n.　施瓦贝，萨利斯（萨洛蒙·本·埃利亚斯）

Scotland，National Archives of，607n.　苏格兰国家档案馆

Scotsman，The（Edinburgh），595　《苏格兰人》（爱丁堡）

Scott，Sir Walter（1771-1832），563n.　司各特爵士，沃尔特

Scriabin，Alexander（1871-1915），17　斯克里亚宾，亚历山大

Seine River（France），215，435，510　塞纳河（法国）

Sèvres（France），448　塞夫勒（法国）

Seyfried，Ignaz Xaver von（1776-1841），145　赛弗里德，伊格纳茨·克萨韦尔·冯

Sèze，Aurélien de（1799-1870），361　塞兹，奥雷利安·德

Shakespeare，William（1564-1616），592n.　莎士比亚，威廉

Sielużycki，Czesław（1921-2006），101　谢尔卢日茨基，切斯瓦夫

Siemiradzki，Henryk（1843-1902），130-31　亨里克，谢米拉兹基

Sierakowski，Count Antoni（1783-1842），116　谢拉科夫斯基伯爵，安东尼

Sikorski，Andrzej（b.1955），9　希科尔斯基，安杰伊

Sikorski，Józef（1815-1896），11　希科尔斯基，约瑟夫

Sivori，Ernesto Camillo（1815-1894），640　西沃里，埃内斯托·卡米洛

Skarbek，Count Fryderyk Florian（1792-1866），11，29-30，34，42，94，98，121，147　斯卡尔贝克伯爵，弗里德里克·弗洛里安

Kacper Melchior Baltazar（father）（1763-1823），27-28，102n.　卡茨佩尔·梅尔基奥尔·巴尔塔扎尔（父亲）

Ludwika（mother，née Fenger）（1765-1827），4，27-31，98，121　卢德维卡（母亲，娘家姓芬格）

Prakseda（wife），98　普拉克塞达（妻子）

Józef（son）（1819-1900），98　约瑟夫（儿子）

Anna Emilia（sister）（1793-1873），34　安娜·埃米莉亚（妹妹）

Michał（brother）（1796-1834），45　米哈乌（弟弟）

suicide of，45，282　自杀

Skarbek，Wiktoria（1791-1828），51 and n.　斯卡尔贝克，维多利亚

Skowron，Zbigniew，12　斯科夫龙，兹比格涅夫

Skrodzki，Józef Karol（1789-1832），9，11，46，　斯克罗茨基，约瑟夫·卡罗尔

Eugeniusz（son）（1821-1896），11，46，48，88，96-98，114　欧根纽什（儿子）

Slavík，Josef（1806-1833），185　斯拉维克，约瑟夫

Slonimsky，Nicolas（1894-1995），665　斯洛尼姆斯基，尼古拉

Sloper，Edward Hugh Lindsay（1826-1887），572-73，601　斯洛珀，爱德华·休斯·林赛

Słowacki，Juliusz（1809-1849），4，12，216，279，285 and n.，523　斯沃瓦茨基，尤利乌什

Służewo（Poland），279，298-99　斯乌热沃（波兰）

Smart，Sir George（1776-1867），313　斯马特爵士，乔治

Smoter，Jerzy Maria（1937-1975），660　斯莫特，耶日·玛丽亚

Sobański，Izydor（1791-1847），577　索班斯基，伊齐多尔

Sochaczew（Poland），171　索哈切夫区（波兰）

Sokołowo（Poland），72，89　索科沃沃（波兰）

Soliva，Carlo Evasio（1792-1853），104-105，137 and n.，153-54，165，167，172，261　索利瓦，卡洛·埃瓦西奥

Anna Marianna（wife，née Kralewska（b.1801），154　安娜·玛丽安娜（妻子，娘家姓克拉莱夫斯卡）

Somosierra Pass（Spain），71　索莫斯艾拉山口（西班牙）

Sontag，Henriette（1806-1854），166-67，243，333　桑塔格，亨丽埃特

Carlo Rossi（husband），166　卡洛，罗西（丈夫）

Sophocles（496 B.C-406 B.C.），470n.　索福克勒斯

Antigone，470n.　《安提戈涅》

Sowiński，General Józef（1777-1831），27，204-205，208　索文斯基将军，约瑟夫

Katarzyna Antonina（wife，née Schröder）（1776-1860），36　卡塔日娜·安东尼娜（妻子，娘家姓施勒德）

Sowiński，Wojciech（1805-1880），230n.　索文斯基，沃伊切赫

Spohr，Ludwig（1784-1859），136　施波尔，路德维希

Piano Quintet，154，295　钢琴五重奏

Spontini，Gaspare Luigi Pacifico（1774-1851），128　斯蓬蒂尼，加斯帕雷·路易吉·帕奇菲科

Stamaty，Camille-Marie（1811-1870），224　施坦密蒂，卡米耶-马里

Stapleton，Frederick（1817-c.1870），316n.　斯特普尔顿，弗雷德里克

Stanisław August Ⅱ，King of Poland（1732-1798），49　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二世，波兰国王

Staszic，Stanisław Wawrzyniec（1755-1826），94-95　施塔谢茨，斯坦尼斯瓦夫·瓦夫日涅茨

Stefani，Józef（1802-1876），109　斯特凡尼，约瑟夫

Stein，Mattäus Andreas（1776-1842），142　施泰因，马特乌斯·安德烈亚斯

Stiepanek，Johann Nepomuk（1783-1844），148　斯蒂帕内克，约翰·内波穆克

Stirling，Jane Wilhelmina（1804-1859），ⅹⅹⅷ，33n.，270n.，543，545，556，557 and n.，571-75，586，598，607-608 and n.，613，622，628-29，647　斯特林，简·威廉明娜

John（father）（1742-1816），Laird of Kippendavie and Kippenross，571　约翰（父亲）基彭戴维和基彭罗斯的庄园主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1818-1878），593　斯特林-马克斯韦尔爵士，威廉

Stoepel，François（1794-1836），281　斯托佩尔，弗朗索瓦

Strachur House（Scotland），586　斯特拉赫庄园（苏格兰）

Stradella，Alessandro（1639-1682），615 and n.　斯特拉代拉，亚历山德罗

Strasbourg（France），211，212　斯特拉斯堡（法国）

Strauss，Johann（1804-1849），199-200　施特劳斯，约翰

Strauss，Richard Georg（1864-1949），520　施特劳斯，理查德·乔治

Strzyżewo（Poland），102，159　斯奇热沃村（波兰）

Stuart，Lord Dudley Coutts（1803-1854），313，558 and n.，600　斯图尔特勋爵，达德利·库茨

“Address to the Poles，” 558n.，562n.　《致波兰人》

Stuart，Mary（1542-1587），585　斯图尔特，玛丽

Stuttgart（Germany），203　斯图加特（德国）

Chopin’s “Stuttgart Diary，” 27，207-11　肖邦的“斯图加特日记”

Sue，Joseph-Marie-Eugène（1804-1857），351　休，约瑟夫-马里-欧仁

Suez，Mlle Caroline，499　苏伊士小姐，罗琳

Sumner，George（1817-1863），493　萨姆纳，乔治

Sun，The（London），601　《太阳报》（伦敦）

Sutherland，Duchess Harriet Leveson-Gower（1806-1868），561-62　萨瑟兰公爵夫人，哈丽雅特·莱韦森-高尔

Suvorov，General Alexander（1729-1800），25，94　苏沃洛夫将军，亚历山大

Sydow，Bronisław Edward（1886-1952），12，659，668　叙多，布罗尼斯瓦夫·爱德华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Chopin，659　《弗里德里克·肖邦书信集》

Szafarnia（Poland），11，27，71-82　萨伐尼亚村（波兰）

Szafarnia Courier，11，74-79　《萨伐尼亚通讯》

Szászebes（Transylvania），464　索斯谢拜（特兰西瓦尼亚）

Szeligowski，Tadeusz（1896-1963），660-61　塞利戈夫斯基，塔德乌什

Szembek，General Piotr（1788-1866），171　谢姆贝克将军，彼得

Szklener，Dr.Artur（b.1972），ⅹⅹⅴ　什克莱纳博士，阿图尔

Szlagowski，Archbishop Antoni Władysław（1864-1956），668，670　斯拉戈夫斯基大主教，安东尼·瓦迪斯瓦夫

Sztompka，Henryk（1901-1964），670　什托姆普卡，亨里克

Szulc，Marceli Antoni（1818-1898），195　舒尔茨，马尔切利·安东尼

Szulc，Tad（1926-2001），666　舒尔茨，塔德

Szulczewski，Major Karol（1813-1884），218，558，599　舒尔切夫斯基少将，卡罗尔

Szwencki，Dr.Fryderyk（1774-1860），96　斯温茨基医生，弗里德里克

Szymanowska，Maria（1789-1831），134，221　希马诺夫斯卡，玛丽亚

Taganrog（Russia），92　塔甘罗格（俄国）

Taglioni，Marie-Sophie（1804-1884），458　塔廖尼，玛丽-索菲

Talleyrand-Périgord，Charles-Maurice de（1754-1838），604　塔列朗-佩里戈尔，夏尔·莫里斯·德

Tańska，Klementyna（1798-1845），54n.，140n，492　坦斯卡，克莱门蒂娜

Aleksandra（sister）（1793-1850），53-54 and n.　亚历山德拉（姐姐）

Tarnowski，Count Stanisław（1837-1917），210　塔尔诺夫斯基伯爵，斯坦尼斯瓦夫

Taubert，Wilhelm（1811-1891），428　陶贝特，威廉

Tausch，Julius（1827-1895），650　陶施，尤利乌斯

Tausig，Carl（1841-1871），110，500　陶西格，卡尔

Tetschen（Děčín，Czech Republic），284　杰钦（捷克共和国）

Tellefsen，Thomas Dyke Acland（1823-1874），424　特勒夫森，托马斯·迪克·阿克兰

Tennant，Stephen Cattley（1800-1848），640-41　坦南特，斯蒂芬·卡特利

Teplitz（Teplice，Czech Republic），149　特普利茨（捷克共和国特普利采的旧称）

Thackeray，William Makepeace（1811-1863），557　萨克雷，威廉·梅克皮斯

Thalberg，Sigismond（1812-1871），144，233，276，559　塔尔贝格，西吉斯蒙德

Chopin and，16，186　肖邦和

Don Giovanni Fantaisie，op.14，464　《唐璜幻想曲》（op.14）

Liszt and，338-39　李斯特和

Thames River（England），560n.　泰晤士河（英格兰）

Thekla，Maria Anna（1758-1841），658　特克拉，玛丽亚·安娜

Thiers，Adolphe（1797-1877），447　梯也尔，阿道夫

Thomas，Ambroise（1811-1896），219　托马，安布鲁瓦兹

Thun-Hohenstein，Count Franciszek，284　图恩-霍恩施泰因伯爵，弗朗齐歇克

Josefina（daughter）（1815-1895），284-85　约瑟菲娜（女儿）

Times，The（London），565n.，570 and n.，600　《泰晤士报》

Tomaszewski，Mieczysław（b.1921），416，519n.　托马谢夫斯基，米奇斯瓦夫

Torphichen，Lord James Sandilands（1770-1862），576-78，592　托菲肯勋爵，詹姆斯·桑迪兰兹

Toruń（Poland），27，45，85-86，279　托伦（波兰）

Tovey，Sir Donald Francis（1875-1940），332，429，499　托维爵士，唐纳德·弗朗西斯

Towiański，Andrzej Tomasz（1799-1878），455　托维斯基，安杰伊·托马什

Troupenas，Eugène（1798-1850），412n.　特鲁贝纳，欧仁

Turło，Teresa Dalila，（1931-2017），679　图尔沃，特雷莎·达莉拉

Urhan，Chrétien（1790-1845），338　乌尔汗，克雷蒂安

Vaccai，Nicola（1790-1848），143　瓦卡伊，尼古拉

Valldemosa（Majorca），376-81，585　巴尔德莫萨（马略卡岛）

Vaughan Williams，Ralph（1872-1958），82　沃恩·威廉斯，拉尔夫

Veltheim，Charlotte（1799-1873），143　费尔特海姆，夏洛特

Verdi，Giuseppe（1813-1901），567　威尔第，朱塞佩

Verny，Viscountess Kornelia de，640n.　韦尔尼子爵夫人，科内利亚·德

Versailles，Treaty of（1919），25　《凡尔赛条约》

Viardot-García，Pauline（1821-1910），424-25，435-36，438，444-45，489-90，497，502-503，614　维亚尔多-加西亚，波利娜

Louis Viardot（husband）（1800-1883），425 and n.，496，542-43　路易·维亚尔多（丈夫）

Louise（daughter）（1841-1918），445，489　路易丝（女儿）

arrangements of Chopin’s mazurkas，564，497-98，563-66　对肖邦玛祖卡的改编

Victoria，Queen of England（1819-1901），557，559 and n.，586，600n.　维多利亚，英格兰女王

Albert，Prince Consort（1819-1861），557，586　阿尔伯特，亲王

Vierzon（France），418　维耶尔宗（法国）

Vienna（Austria）：　维也纳（奥地利）：

Conservatory of Music，485　音乐学院

Hietzing，198　席津

Kärntnertor Theatre，142，201　克恩特纳托剧院

Prater，199　普拉特

St.Stephen’s Cathedral，186　圣斯蒂芬大教堂

Währing Cemetery，145　韦灵公墓

Villèle，Abbé Guillaume-Aubin de（1770-1841），356　维莱勒神父，纪尧姆-奥班·德

Villeneuve，René de（1777-1863），509　维尔纳夫，勒内·德

Vincent，Marie-Louise（1867-1929），666　文森特，玛丽-路易丝

Vogel，Zygmunt（1764-1826），8，65　沃格尔，齐格蒙特

Voigt，Henrietta（1808-1839），295　福格特，亨丽埃塔

description of Chopin，295　对肖邦的描述

Voltaire（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22，29，611n.　伏尔泰（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611　《哲学辞典》

Wagner，Wilhelm Richard（1813-1883），247，442n，520　瓦格纳，威廉·理查德

Tristan，273，325　《特里斯坦》

Walewska，Countess Marie（née Łączyńska（1786-1817），27　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玛丽（娘家姓翁钦斯卡）

Wallenstein，Albrecht von（1583-1634），149　瓦伦斯坦，阿尔布雷赫特·冯

Waplewo（Poland），116　瓦普莱沃（波兰）

Warsaw（Poland）：　华沙（波兰）：

Belvedere Palace，59-60，171，180　贝尔韦德宫

Brühl Palace，55　布吕尔宫

Brzezina’s music shop，110　布热齐纳的音乐商店

Casimir（Kazimierz）Palace，46，47，65，93，114　卡齐米日宫

Charitable Society，38，53，113　慈善协会

Church of the Capuchins，469　嘉布遣会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Cross，ⅹⅹⅴ，39，96，618，666，667　圣十字教堂

Church of the Visitation，87　显圣教堂

Coffee houses：　咖啡馆

Dziurka（Little Hole），168　洞穴

Kopciuszek（Cinderella），168　灰姑娘

Suchy Las（Dry Forest），168　干森林

Conservatory of Music，83，104-105，142，331　音乐学院

Dzielna Street，178　杰尔纳街

Evangelical Church，83　福音教堂

Freemasons，94　共济会

High School for Music，131　音乐高中

Jan Böhm House，44　扬·伯姆公馆

Krakowskie Przedmieście，32，44，47　克拉科夫郊区

Krasiński Palace，114，117-18，121，177　克拉辛斯基宫

Lyceum，29-30，42，44　中学

Miodowa Street，110，469　米奥多瓦街

National Theater，133，172-73　国家剧院

Nowy Świat Street，472　新斯维亚特街

Oboźna Street，96　奥博兹纳街

Powązki Cemetery，ⅹⅹⅴ，469　波瓦茨基公墓

Radziwiłł Palace，52　拉齐维乌宫

Royal Castle，83，136　皇家城堡

Saxon（Saski）Palace，42，44，55　萨克森宫

Tepper Palace，177　泰珀宫

Town Hall，94　市政厅

University，87，96　大学

Vistula River，171，191　维斯瓦河

Zamoyski Palace，629　扎莫伊斯基宫

Warsaw Courier，83，100 and n.，119，169，179n.，291，469，555，618n.，652　《华沙通讯》

Warsaw Daily，122　《华沙日报》

Warsaw Gazette，53n.，118，138n.，631n.　《华沙公报》

Waterloo，Battle of（June 18，1815），433　滑铁卢战役（1815年6月18日）

Weber，Carl Maria von（1786-1826），128，478　韦伯，卡尔·马里亚·冯

Euryanthe，143，166　《尤瑞安特》

Der Freischütz，128　《魔弹射手》

Weinstock，Herbert（1905-1971），523n.　温斯托克，赫伯特

Weiss，Colonel Gustav，60　韦斯上校，古斯塔夫

Wellington，Duke Arthur Wellesley（1769-1852），301，557，559-60，562　惠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

Wessel，Christian Rudolph（1797-1885），316，385，409，463，568-69，570　韦塞尔，克里斯蒂安·鲁道夫

Weydlich，Adam（1742-d.before 1815），22-23　韦德利赫，亚当

Françoise（wife），23　弗朗索瓦丝（妻子）

Franciszek（brother），23　弗朗齐歇克（哥哥）

Whittle，Bridget，ⅹⅹⅷ　惠特尔，布里奇特

Wieck，Friedrich（1785-1873），14-15，290，464　维克，弗雷德里希

Wieniawski，Henryk（1835-1880），136　维尼亚夫斯基，亨里克

Wierzyński，Casimir（1894-1969），70，659-60　维申斯基，卡齐米尔

Wiesenthal，Frau Helene，662　维森塔尔夫人，海伦妮

Chopin’s spurious “Journal，” 662　伪造的肖邦“日记”

Wiesiołowska，Anna（née Skarbek）（q.v.），102 and n.，159　维肖沃夫斯卡，安娜（娘家姓斯卡尔贝克）

Stefan（husband）（1791-1861），102　斯特凡（丈夫）

Wildt，J.（Kraków publisher），636　J·维尔特（克拉科夫）

William Wallace（paddle steamer），602n.　威廉·华莱士（明轮蒸汽船）

Windsor（England），313　温莎（英格兰）

Wishaw House（Scotland），586　威肖庄园（苏格兰）

Witwicki，Stefan（1801-1847），44，110，178，433，443n.，455n.，492　维特维茨基，斯特凡

Wodzińska，Maria（1819-1896），197，279-308，352，365　沃津斯卡，玛丽亚

Wincenty Szymon（father）（1784-1849），279　文岑蒂·希蒙（父亲）

Teresa（mother）（1784-1849），289　特雷莎（母亲）

letters to Chopin，297-300，306，317　给肖邦写的信

Antoni（brother）（1812-1847），279，286，289，306，445-46　安东尼（哥哥）

borrows money from Chopin，45，306，396　向肖邦借钱

Feliks Edmund（brother）（1815-1870），279　费利克斯·埃德蒙（哥哥）

Józefa（sister）（1824-1905），65　约瑟法（妹妹）

Kazimierz（brother）（1816-1875），67，279　卡齐米日（哥哥）

Antoni（nephew）（1849-1930），286n.　安东尼（侄子）

Maciej（uncle）（1781-1848），281，285　马切伊（伯父）

Józef Skarbek（first husband）（1819-1900），98，101，307 and n.　约瑟夫·斯卡尔贝克（第一任丈夫）

Władysław Orpiszewski（second husband）（1822-1881），308　瓦迪斯瓦夫·奥尔皮谢夫斯基（第二任丈夫）

Wojtkiewicz，Mariola（b. 1974），ⅹⅹⅴ，35n.，283　沃伊特凯维奇，马丽奥拉

Wolff，Eduard（1814-1880），428，651　沃尔夫，爱德华

Wolicki，Archbishop Teofil（1767-1829），129，130　沃利茨基大主教，泰奥菲尔

Wolicki，Konstanty Leon（1792-1860？），61　沃利茨基，康斯坦蒂·莱昂

Wołków，Anna（1811-1845），167，169，172　沃乌库夫，安娜

Wood，John Muir（1805-1892），576，589　伍德，约翰·缪尔

Wordsworth，William（1770-1850），21，42，194　华兹华斯·威廉

Wörlitzer，Sigismund 167　沃利策，西吉斯蒙德

Wóycicki，Kazimierz（1807-1879），39　沃依齐茨基，卡齐米日

Woyciechowski，Tytus Sylwester（1808-1879），14，46，124，151，155-58，165，168-69，172，174，178，179，182-83　沃伊切霍夫斯基，蒂图斯·塞尔韦斯特

Aloysia Marcjanna Poletyło（wife）（c.1815-1903），158　阿洛伊西娅·马尔齐安娜·波莱蒂尼奥（妻子）

Fryderyk（son）（b.1839），158　弗里德里克（儿子）

Woytowicz，Bolesław（1899-1980），670　沃伊托维奇，博莱斯瓦夫

Wright，William，ⅹⅹⅸ　怀特，威廉

Wróblewska-Straus，Hanna，12，208n.，618n.　弗鲁布莱夫斯卡-斯特劳斯，汉娜

Wrocław（Breslau，Poland），181　弗罗茨瓦夫（波兰布雷斯劳）

Würfel，Wilhelm（1790-1832），4，87n.，142　维费尔，威廉

Yui，Dr.Lisa，ⅹⅹⅶ　由井博士，丽莎

Zaleski，Józef Bohdan（1802-1886），492　扎莱斯基，约瑟夫·博赫丹

Zamoyska，Countess Zofia，（née Czartoryska）（1778-1837），52-53，62　扎莫伊斯卡伯爵夫人，索非娅（娘家姓恰尔托雷斯卡）

Zarzycki，Aleksander（1834-1895），486 and n.　扎日茨基，亚历山大

Zboiński，Count Ksawery（1795-1853），115-16　兹博恩斯基伯爵，克萨韦里

Zdrojewski，Bogdan Andrzej（b.1957），671　兹德耶夫斯基，波格丹·安杰伊

Żelazowa Wola（Poland），4，27，29，42，63-65，90，170，198，282，669-70　热拉佐瓦沃拉（波兰）

Zelter，Carl Friedrich（1758-1832），128　策尔特，卡尔·弗里德里希

Zieliński，Faustyn（1796-1867），173 and n.，292　杰林斯基，福斯滕

Zieliński，Tadeusz Andrzej（1931-2012），111　杰林斯基，塔德乌什·安杰伊

Zimmerman，Pierre-Joseph-Guillaume（1785-1853），344，605n.　齐默尔曼，皮埃尔-约瑟夫-纪尧姆

Zoilus，Greek grammarian（c.400-320 B.C.），335n.　佐伊勒斯，希腊语法学家

Züllichau（Sulechów，Poland），129　苏莱胡夫（波兰）

Żywny，Wojciech（Adalbert）（1756-1842），17，63，121，207，498　日维尼，沃伊切赫（阿达尔伯特）

as Chopin’s teacher，47-50　作为肖邦的老师

death of，449　去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邦：生平与时代/（英）艾伦·沃克（Alan Walker）著；胡韵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3

书名原文：Fryderyk Chopin：A Life and Times

ISBN 978-7-5201-9122-7

Ⅰ.①肖… Ⅱ.①艾…②胡… Ⅲ.①肖邦（Chopin，Fredreric Francois 1810-1849）-生平事迹 Ⅳ.①K835.13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00369号

肖邦：生平与时代

著者/〔英〕艾伦·沃克（Alan Walker）

译者/胡韵迪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许文文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5.875 字数：647千字

版次/2022年3月第1版 202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9122-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3324号

定价/1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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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TOU HIROBUMI KINDAI NIHON O TSUKUTTA OTOKO》

©Yukio Ito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偷渡英国的长州藩士，右上为伊藤博文

庆应元年，伊藤博文（右）跟随高杉晋作（中）去长崎公干

明治初年的维新志士伊藤博文

岩仓使节团（从左至右依次是木户孝允、山口尚方、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

木户孝允

岩仓具视

板垣退助

大隈重信

井上馨

“宪法草创之处”纪念碑（金子坚太郎书）

黑田清隆

山县有朋

松方正义

陆奥宗光

参加朴茨茅斯会议的小村全权大使、彼特全权大使等人

桂太郎

梅子

哈尔滨站，伊藤博文遇难30秒前

人物档案馆丛书序

斑驳的旧物埋藏着祖先的英勇事迹，典礼仪式上演的英雄故事传颂着古老的荣光。从司马迁的《史记》、普鲁塔克的名人合传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乃至今天风靡世界的传记电影和历史同人小说创作——我们不断切换视角、变换笔触，力图真切地理解当事者的生活时代，想象其秉性和际遇，勾勒更丰满的人物形象。无限还原的愿望与同样无限的想象力激烈碰撞，传记的魅力正蕴藏在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无穷张力之中。

今天我们仍然喜欢描写和阅读伟人的故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行为对社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塑造着历史潮流，其人生值得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传记”中延续下去并承载教化的功能；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情感、需求很大程度是相通的，传记从一些重要人物的人生际遇中折射普遍的人性，有让读者感同身受的能力。置身新时代，今人和前人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如何改变世界。过去与现在的鸿沟被不变的人之本性和深厚的思想传统跨越，这使历史可与当下类比。

索·恩人物档案馆丛书和已推出的历史图书馆丛书一道坚持深度阅读的理念，收录由权威研究者撰写的重要政治人物、思想家、艺术家传记。他们有的是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外交强人、科学奇才，有的则是悲情的君主，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哲学家……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不仅对所生活的社会，而且对后世及世界其他地方也造成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而，关于他们的优秀的传记作品应当包含丰富而扎实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帮助我们认识传主性格、功过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客观地理解个体映射的时代特征，以及一个人在其社会背景下的生活和行为逻辑，理解人与社会结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同时，这些作品当以前沿研究为基础，向读者介绍最新发现的档案、书信、日记等一手资料，且尤应善于审视不同阶段世人对传主的认识和评价，评述以往各种版本传记之优劣。这样的传记作品既能呈现过往时代的风貌，又见证着我们时代的认知和审美旨趣。人物档案馆丛书愿与读者共读人物传记，在历史书写中思考人类命运和当下现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恩编辑部

中译本导言 从下级武士到帝国政治家：伊藤博文和他的“明治幕府”

李永晶[1]

一 未竟的事业

1909年10月21日，卸任“韩国统监”不久的伊藤博文（1841～1909）从旅顺出发，乘火车一路北上。在漫长的旅途中，伊藤透过车窗，一路观望“满洲”的风景。中国东北平原秋天的苍茫、寥廓与萧瑟，或许让他回忆起了自己超过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政治人生。触景生情，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绝句：“万里平原南满洲，风光阔远一天秋。当年战迹留余愤，更使行人牵暗愁。”伊藤有写“汉诗”的爱好，这让我们多了一个观察他精神世界的窗口。

诗中所言的战事，是指爆发于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日本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勉强迫使俄国求和，双方在中国东北形成了新的均势。他此行去哈尔滨的目的，就是要和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商讨朝鲜半岛的问题。近代日本一直将俄国视为心腹大患，这应该是伊藤心怀“余愤”与“暗愁”的原因，但还有其他：日本的政治家们一直在盯着东亚大陆日渐动荡的局势。伊藤曾对身旁的人说，他打算明年“作为清国顾问去北京”（第615页）；此时他已经68周岁，在当时的日本已算是少有的高龄，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实，这里面也有不得已的因素：历史事实早已表明，东亚大陆权力结构的每一次变动，都足以在日本感到震动，甚至让其伤筋动骨。1850年代后江户幕府体制逐渐瓦解，实际上可视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造成的巨大冲击的结果。而此时日本已经上升为东亚世界大舞台的主要角色。他无法不为自己领导的明治建国事业感到担忧。

这首诗成了他的绝笔。25日晚7时，他抵达长春；在参加完中国道台为其准备的晚宴后，深夜，他登上火车继续北上，于翌日上午9点抵达哈尔滨站；此时，科科夫佐夫早已在月台守候。两人一同走下月台后，开始检阅俄国的守备队，然后与列国领事一一握手寒暄。9时30分，当他走到日本欢迎队列前时，军队侧后方冲出一个年轻人。他迅速接近伊藤，连开数枪。刺客是韩国人安重根，半个小时后，伊藤被宣告死亡。这位在1862年以暗杀国学者塙次郎——传言他正在奉幕府命令研究废除天皇一事——登上历史舞台的最下级武士，最终倒在了同样的暗杀当中。

或许是看多了维新志士和政治对手接二连三殒命的结局，伊藤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终局，为此他曾两度留下遗嘱。但与他此前的同志不同，此时倒下的伊藤早已经名满天下：明治维新的元勋、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创制者、先后四次组阁、主导“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出任韩国统监、获封贵族最高的“公爵”尊位……本书作者称他为“近代日本的奠基人”与“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之父”。如果作者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位帝国政治家的诞生”这样的说法，既接近事实，又更符合一般读者传奇故事的预期——伊藤本姓林，出身于当时地位卑下的农民家庭，因成为身份为“足轻”（江户时代武士级别中的最下级）的伊藤直右卫门的养子，他获得了武士的身份。

伊藤遭暗杀身亡，他领导创建的帝国失去了一位最稳健的舵手。首先，以山县有朋（1838～1922）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们进一步得势。山县与伊藤虽然同属于长州派，但晚年二人在政治上多处于对立状态。伊藤的离去使得山县成为对天皇、对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元老，他图谋侵略大陆的步伐陡然加速，为此后军国主义势力掌控日本政治蓄积了能量。在他的谋划下，1910年8月29日，日本正式吞并韩国。其次，明治天皇（1852～1912）因他最为倚重的老臣身亡，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据记载，他听到消息后，“好像突然间变成了老人”，二年后就驾崩了。“伊藤—天皇”的这种明治政治体制勉强经受住了“大正时代”的动荡后，一头扎进了“暗黑的昭和时代”。这是后话，且不掩如下事实的光辉：以他们君臣二人为核心的政治家，用了仅仅一代人的时光，就将日本从欧亚大陆的边缘带到了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心。那么，伊藤如何在个体和国家的两个层面上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耀眼事业？

作为政治家的伊藤博文，他主导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近代日本确立“立宪体制”，这无疑是最值得书写的功业。本书作者用意也在于此，在涉及这一体制确立的关键点上不惜笔墨。不过，我们今天重新阅读伊藤，显然不是要再次确认这种与我们平时感觉相去不远的结论；当然，我们也不会仅仅把本书视为“演义”去阅读，满足于历史剧本给我们带来的心灵波动。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伊藤博文何以取得了成功？假若他未命丧哈尔滨，而是得以成为“清国的顾问”，他会留下什么值得期待的功业吗？包括本书在内的历史叙事并不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但它们却是我们训练自身观察历史与现实时的眼光、格局与心灵的必不可少的材料。我们要盯紧几个关键的节点。

二 现实主义的智慧

1877年，维新元勋西乡隆盛（1827～1877）领导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遭到镇压后，明治维新政府消除了旧幕府体制留下的最后的障碍，中央集权的近代政治体制形式上得以完成。但新问题随之出现：在野的力量不满意以长州、萨摩二藩为主的藩阀政权，要求开设国会，确立立宪政体。时任参议山县有朋于1879年向天皇上奏了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提出了包括制定“国宪”、严格执行“行政、议政、司法”三权分立等内容在内的构想。当时实力派政治家，诸如右大臣岩仓具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黑田清隆等都相时而动，纷纷附议。1880年12月，伊藤向天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主张“政府需要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讲究轻重缓急，不急不躁，逐渐接近‘标准’状态”。不过，民间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1881年3月，参议大隈重信（1838～1922）秘密上奏的意见书，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采用英国模式，即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负责组织内阁，实现“君民共治”，并于1883年初开设国会。这个以英国为模板的激进立宪论，与当时执民间言论之牛耳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的主张几乎一致。

伊藤博文辗转看到这份上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大隈背叛了此前与自己达成的共识。本书作者伊藤之雄写道：“对于大隈来说，如果事态能像建议书那样发展，自己作为政府领导人之一，获得开设国会的主导权，与民权派进行合作，那么当选首相组阁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可以说是大隈对以伊藤为中心的藩阀政府的背叛”（第163页）。这里之所以要引述这段评论，是因为它在本书节奏舒缓的叙事中有强烈的异色：作者绝大多数时刻对政治家的内心都不动声色，更鲜少从这种旨在获取“权力”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描述本书登场的十数位主要政治人物。那他为何要插入这样一段说法？

这种评论当然得益于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1872年，在维新政府实施“废藩置县”后，出身于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就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1838～1877）、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土佐藩的板垣退助（1837～1919）共同成为“参议”，是当时大久保利通（1830～1878）体制下的核心人物。这四位参议代表当时的四个强藩，反映、代表了一种力量的均衡（伊藤之雄《元老》）。然而，当木户孝允病故、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长州藩的领导权转到被大隈重信视为后辈的伊藤博文手中。此前大隈追随木户孝允，且获得了萨摩一派的支持，但在权力结构的这次变化中，他的内心可能产生了一种被疏远的感觉。

意味深长的是，日本的历史叙事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大隈重信的这次行动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描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本书作者也蹈袭了诸如“政变”“背叛”的说法。这种做法不禁让人疑窦丛生：大隈只是在天皇的要求和催促下，提出了一份要求保密的意见书而已，何以就被扣上了“政变”的帽子？这里面可能包含着日本历史叙事者固有的认知——比如对政治权力斗争的某种厌恶之情等，因为大隈的意见书非常另类，无法不让人联想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说政治家没有任何“权力欲”或“政治野心”，这显然不符合真理，但在日本特殊的政治传统中，将它们显露出来，无疑会让人侧目。历史叙事的这种褶皱往往意味深长；处于权力中枢的大隈的这次行动，确实蕴含着挑战既存秩序的政治能量。

事实上，伊藤博文作为政治家的本领由此开始发挥了出来。首先，他充分利用了当时民间对政府的批判，运用政治手腕，与萨摩派联手展开了“驱逐”大隈的运动，最终迫使他离开了中央政府。其次，他反过来吸收了大隈展现的政治能量，将创制立宪政体纳入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议程当中。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伊藤“驱逐”大隈并不是出于权力政治的考量，而是要将他的建国事业最重要的任务，即创立立宪政体纳入自己设定的轨道上来——在欧洲君主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制定适用于日本政治和文化的宪法”。这次事件结束后，日本决定在九年后的1890年开设国会。

1882年3月，伊藤动身去欧洲进行宪法调查，第二年8月返回日本，期间他与德国宪法专家“探讨宪法的优劣得失，如入废寝忘食之境”（第187页）。从他书信中的这一说法中，我们可见伊藤是一个“为政治而生”（马克斯·韦伯语）的人。他在书信中尤其强调说，针对那些把“英美法自由过激论者的著述”当作“金科玉条”的人，他已经找到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所以“死而无憾”了（第191页）。1882年9月，他在给时任大藏卿松方正义的信中这样写道：“青年书生渐啃洋书，苦思书上之理论，将其视作万古不易之定论，若欲施行之于实地，则为浅薄浮浅之见，却置自国之国体历史于度外，无人之境地创立新政府，不过一般之陋见。”后来，他在回顾宪法制定的情境时还不忘说，“民间之政治家未能理解实际政治之责任，徒扬扬得意地心醉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兰西学者之痛快学说、奇巧言论；”“顺利运用宪法需要见识和气魄，如热爱言论自由，热爱议事公开，或如宽容反对自家的意见之精神，更积累几多经验后始得之也”（泷井一博《伊藤博文》，第二、三章）。他当时面临的来自民间的立宪论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伊藤的这次宪法调查的努力，最终结晶为1889年2月11日发布的钦定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翌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如约召开，宪法随之生效。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伊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渐进主义”多赞誉有加，他确实显现了出色的现实主义感觉。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后发国家，一举实现英国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这在言论市场中非常有竞争力。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自然会引发学者以及民权活动家的关注。然而，在必然是混浊的政治现实面前，理念的清澈与纯粹往往会成为持有者的盲点；政治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战争”的一种特定形态，它起因于人们对观念、利益必然不同的感知，以及基于各自感知的现实行动。

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在分析战后日本的言论状况时曾指出，在日本议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时，“用抽象的意识形态和图式先设框架再来考察现实问题”的做法非常危险；在面对混浊的现实时，仅仅抓住一个理念教条而不知变通，或者仅盯着现实的某个侧面而无视其他，实践中往往会产生荒谬的效果。他嘲讽说，有些人觉得“宛如只要高举出反共的大旗就是民主主义的象征！（若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弗兰克、东条英机乃至其亚流都是最大的民主主义者。）”丸山还进一步警告说，在日本“政治方向容易仅凭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国会讨论啦，街头演讲啦，或游行、学生运动、署名活动等来判断，在小范围的知识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这样会遭到现实的惨痛的报复”（《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伊藤博文在主导日本走向立宪体制时，就是要防止将小范围、特定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避免遭到现实的“报复”。那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什么是大范围、非特定阶层共有的倾向呢？伊藤在这里展现了他的洞察：日本要成为欧美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一员，成为近代文明的优等生；为此，日本必须实行立宪政体，而其要害不仅仅在于约束君主，更在于约束议会即国民代表的权力。这里面有着他对日本传统权力结构的理解。

三 开设国会与创造“天皇”

伊藤还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如何制定宪法和如何让国会政治运作起来，它们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部观念上、结构上再完备的宪法，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可能出现意外的问题，甚至引发“宪法危机”。为克服可能出现的危机，完成他的建国大业，伊藤事先做好了准备。

首先，他围绕“天皇”做足了功课。在中国传统的权力政治观念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任何有权力欲望的人的基本常识，它源于人们对“权威”作用的本能感知：“权威”有着加持或减损“权力”的巨大效果。伊藤博文对此当然了然于胸，而日本封建时代“天皇—将军”天然的政治结构，为他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发动明治维新的各路豪杰们以“王政复古”“尊王攘夷”为大义名分，尊重天皇的权威和潜在的权力，这其实构成了随后创制宪法的共识和底层逻辑。在这种共识面前，前面提到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中的大隈重信，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在政治感觉上甚至不如日本的普通民众。

天皇的这种潜在的角色，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伊藤目光如炬，他既要让这把利剑能随时展现锋芒，又要将其置于剑鞘当中，避免伤人；他主导制定的德国式立宪君主的宪法，就是这样的剑鞘。但新的问题是，如何让这把剑保持它的锋芒？本书作者描述了伊藤的想法：“伊藤在欧洲进行宪法调查时，学到的不仅是宪法知识，还有如何塑造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天皇）。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不是专制君主，而是一个平时尽可能不干涉政治、在需要时对藩阀（行政权）内部对立进行调停，并在组成议会的在野势力日趋成熟之后，能对内阁与议会的对立进行调停的天皇”（第227页）。

伊藤认为天皇必须接受宪法教育。为此，他先派遣天皇信赖的侍从藤波言忠亲自去德国学习宪法课程，时间长达两年多。1887年11月藤波回到日本，随即开始为天皇和皇后讲授宪法知识。同时，伊藤还邀请德国人莫尔夫妇，“让他们作为宫内省顾问，以德国等欧洲立宪君主国家为范本，对日本宫中仪式和制度进行改革。”事后看来，这是一种创造“天皇”的过程。

1888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枢密院”，这是专门为审议宪法、皇室典范等重要法律而创设的机构。伊藤为此辞去首相职务，出任枢密院的首任议长。5月8日，天皇莅临枢密院，举行开院仪式。然而，就在前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明治天皇感到盛怒的事件”：伊藤直到前一天才向天皇递交了天皇要朗读的敕语草稿，“这等于让35岁的天皇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即将颁布的敕语内容，仅仅是朗读伊藤的敕语草稿而已”。据说，天皇非常生气，宣布不出席开院仪式。这其实是明治天皇权力本能的反映。伊藤得知此事后，“诚惶诚恐立即进宫拜见天皇，并对自己未将敕语草稿详细上奏一事致歉，发誓今后绝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结局非常完美：“因为伊藤诚心道歉，天皇也消了气，并按原定计划出席了开院仪式”（第231页）。

如上所见，这个“事件”在传记中得到了异常生动的再现，但它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可不是“实录”一段插曲，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天皇必须出席枢密院的开院仪式，而他要扮演的角色也必须是宣读一份事先拟定的草稿！问题似乎出在“只是前一天”才拿到草稿的时间问题，这果然如伊藤宣称，是他自己疏忽吗？外人实在不得而知；不过，“诚心道歉”这种礼仪形式上最终解决了问题。经此一事，天皇对自己所接受的宪法教育，当获得了真实的感受。这或许是作为“立宪君主”的天皇的心智结构最终得以成立的瞬间：天皇亲政的冲动得到了驯化和转化。

在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时，伊藤对宪法草案的主旨进行了清晰的阐述。他说，欧洲的“宪法政治”在千余年前开始形成，人民并不陌生；但更重要的是，欧洲有宗教的存在，“宗教作为‘机轴’，深入人心、团结人心。然而日本的宗教力量相当薄弱，没有形成国家机轴。……在日本能成为‘机轴’的唯有‘皇室’”（第232页）。诚然，日本没有欧洲式的宗教的存在，但天皇的存在足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政治的智慧在于，为政者要基于既定的条件成就自己的事业，而不是抱怨条件的不足，或者全然不顾现实条件的约束而仅凭理念行动。

宪法生效后，伊藤将他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如何让国会政治健全展开的现实问题上；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面对藩阀政治家们几乎集体的反对，他毅然组建了自己的政党：1900年8月25日，他发表创建新党宣言；一个月后，他领导的“立宪政友会”宣布成立。伊藤期待为日本国民、为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等领导的在野党提供一种政党表率，让立宪政治健全地运作起来。伊藤的这一政治行动，得到了天皇的理解和支持；天皇甚至直接下赐巨额资金，供伊藤的新党使用。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明治政府的这种“伊藤—天皇”二元权力体制。

其实，从1890年第一届国会开始，在野党就充分利用了宪法赋予议会的法案审议权，尤其是对政府预算的审议权，展开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结果，藩阀政权不得不多次依据宪法规定，宣布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但长此以往，国会就将形同虚设，立宪政体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尽管明治宪法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议会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预算审议权，并在政治实践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明治宪法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宪法。政党方面时常表现出的不合作的态度，让藩阀政权的政治家们大为光火，甚至发出了“停止宪法”的威胁。伊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信念的力量：他确信议会政治为文明正道，不会容忍他的建国事业偏离这个正道。

在伊藤的政府或宪法陷入危机时刻，“伊藤—天皇”这种二元体制的重要性显现了出来，天皇开始扮演“调停君主”的关键角色。比如，1900年10月19日伊藤以政党的身份第四次组阁后，引发了山县有朋一系的政府官员和贵族院的反感。他们联合起来，在贵族院一再否定议会通过的增税法案。伊藤于是向天皇寻求帮助。天皇心领神会，向贵族院下诏，要求贵族院议员“庙谟翼赞”，也就是为政时要考虑帮助天皇。贵族院接到诏书，自然不好违背，顺利通过了相关法案（第485页）。天皇的这种角色，可以说完全是按照伊藤的建国剧本展开。

当然，天皇在明治宪法中的这种暧昧的地位，不能无弊：它为军人干政留下了通道。晚年，伊藤尝试将军部置于文官体系的控制之下，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军人的天职要在战场上展示出来，而越俎代庖，由他们来当政，难免荒腔走板。伊藤博文用一代人的时光建立了让世界感到惊艳的立宪政体，但他身后的政治家和军人们，也只是用了同样的时间，就将帝国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四 政治的真实品性

其实，追问伊藤博文何以成功，我们还间接回答了明治日本何以“成功”的问题。后者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重读明治时代的历史，我们多半还是会心生感慨：历史诚然有其自然运行的轨道，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行，而不可能发生长久的偏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确会给后世提供经验和教训。然而，如同我们在伊藤的传记中所见一样，历史舞台中的那些个体，往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心智结构，那是他们的激情、欲望和抱负自我实现的隐秘舞台。那么，这种历史人物心智结构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我们读史时抱有的获得普遍启示和意义的期待不合时宜？其实也并非如此。

伊藤博文得以成功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洞察到了日本历史运行的必然轨道，并能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热情投入其中。明治维新以“王政复古”为口号，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立宪制中央集权制政府，这就是近代国家、近代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高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们大都把握了这个文明的大势。但同样重要的是，维新政府事实上继承了此前幕府时代权力—权威的分配结构。在幕府时代，武士政治家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代理天皇进行统治；明治政治家能够迅速完成建国大业，名义上同样是执行天皇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伊藤博文主导创建的这个明治日本，还可称为“明治幕府”，而他自身俨然就是这一幕府的“将军”。因此，伊藤博文的明治建国事业之所以显得顺风顺水，成果斐然，其实深深得益于他所打破的那个日本传统政治结构。

另外，伊藤自身展现的独一无二的心智结构，成就了他个人“从边缘到中心”的跃迁。和他的同侪相比，伊藤展现了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格的全部属性。为政治而生，而不是靠政治而生，也就是说不谋求满足个人的私利私欲——无论是权力欲望还是物质利益，这其实是明治政治家群体的精神底色，但伊藤无疑表现得更胜一筹。如本书作者注意到的一样，伊藤对自己工作的公共属性，有着最高的自觉：他自始至终自觉自己是在为“天皇”效忠、为日本国家尽忠。在历史与政治认识上，反过来说或许更有启示意义：因为有了这个高度的“忠诚”观念，他才能获得超越当时派阀体系的支持，获得天皇近乎无限的信任，当然同时也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认同。

那什么是“忠诚”？宋代新儒学的伟大代表朱子言“尽己之谓忠”，言“诚者实也”，又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四书章句集注》）。这可以说是“忠诚”的本义：一个人将个体的生命能量纳入作为“天理之本然”的正道与事业当中；他能时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为私利私欲所左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也。如果说我们能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获得普遍性的启发和认知，那么，儒学文明本义上的这种“忠诚”的观念、潜能和现实的呈现，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动的原因。

李永晶

2021年8月26日

于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寓所

[1] 李永晶，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古典政治哲学、近代国际关系与现代社会理论。著有《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正眼看世界：国家、历史与文明新论》《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分身：新日本论》《变异：日本二千年》等。

前言 伊藤博文是肤浅草率的人吗？

两种评价

伊藤博文，天保十二年（1841）九月二日生于长州，是日本的第一位首相，而且曾四次出任首相。他还是日本第一位枢密院议长、第一位贵族院议长，曾担任许多重要职务。伊藤在任期间，领导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形态。他辞去首任韩国统监后，于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26日，因遭韩国民族主义者安重根暗杀离世，享年68岁（本书中提到的年龄均为足岁）。

近几年，我经常有机会以“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为题演讲，这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内容很感兴趣。曾询问到场观众是如何看待伊藤的，他们的回答大致可以归为两种。

一种看法认为，伊藤肤浅草率，没有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理念，不过是乖巧游走于长州出身的木户孝允、萨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和公家出身的岩仓具视等掌权者之间，一步步爬上去的。

伊藤虽然是起草德国式保守的明治宪法的中心人物，但那不过是因为当时佐贺出身的大隈重信等人要求尽快开设国会，并以英国式政党内阁制度相逼，所以伊藤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井上毅等法制官员在明治宪法起草一事上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伊藤。与井上毅相比，伊藤缺乏法律方面的知识。为制定宪法，伊藤在德国、奥地利等国进行了一年半左右的调查，不过镀了层金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

这种看法非常普遍，因为在历史学、政治学、宪法学等学术界，有许多著作对法制官员井上毅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伊藤的评价过低或是不确切。

另一种看法认为，伊藤是日本的第一位首相，是制定保守反动宪法的中心人物，制约了近代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在其就任韩国统监期间，镇压韩国民族运动，最后被安重根暗杀。几乎在所有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有类似的阐述。恐怕有许多初高中也就是按照这一评价来授课的。

在以上两种评价的基础上，还有不少人对其女性关系问题持批评态度。但是，很多被用作史料的依据并不都可信。有意思的是，追究政治家的女性关系，经常会与反权势思想重合。但我认为，女性问题应该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与反权势问题分开讨论。

为什么没有伊藤博文的正式传记？

伊藤博文，在日本是著名的历史人物。从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来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也大多听说过伊藤的名字，知道他的简单经历。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写过伊藤的一生。可以提及的也就是中村菊男的《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時事通信社、1958年）、冈义武的《初代首相伊藤博文》（「初代首相·伊藤博文」『近代日本の政治家』文藝春秋新社、1960年、岩波書店、1979年）。

上述两本著作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是伊藤相关人员所编纂的《伊藤博文传》（『伊藤博文伝』上·中·下巻、春畝公迫頌会編纂、1940年），以及二战前出版的传记、回忆录、政治评论等二手资料。

二战后，日本成立了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等近代文书馆，收集积累了许多与伊藤有关的书信、日记、文件等新史料，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而且，二战后也出现了大量使用一手史料的政治史、外交史研究，这些领域都与伊藤的生平相关。

尽管如此，仍然尚未出现运用这些新的一手史料和新研究成果，在确认事实的基础上创作的涵盖伊藤整个人生的著作。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年仅32岁的伊藤从1873年（明治六年）开始就任参议兼工部卿，成为太政官制内阁成员，直到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在68岁离世时，始终身居要职，处于政界中心。要书写伊藤的整个人生，就必须阅读各领域的大量史料，研究最新成果。由于近年，日本近代史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学者要单独完成以上所有工作，是十分困难的。

时代左右着对伊藤的评价

与上文提到的史料问题有关，不同时代对于伊藤博文的评价是不同的。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26日，伊藤遭暗杀之后，他在国民心中的地位高涨（见本书第二十四章）。其原因在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之后，批判藩阀当权者伊藤的那股势力，也由于日本成为立宪国家、政党势力抬头、日本获得日清战争[1]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开始对伊藤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时著名的《太阳》杂志，也出版了以“伊藤博文公”为题的临时增刊（第十五卷第十五号，1909年11月10日）。其中《伊藤公爵略传》认为伊藤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对他的死表示惋惜，评价他的一生与近代日本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

回顾当今为世人所公认的政治家——伊藤博文一生的事业，人们一定会想起那句古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略）伊藤坚信，只有摆脱自身的境遇，走上世界大舞台，吸引欧美列强的目光，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成为一股洪流的今日，就定能发挥“非凡的才能”。

在伊藤担任韩国统监时期，英国外交官也高度评价了他与列强协调的韩国统治（伊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第Ⅱ部第二章1·4節。水野直樹「植民地朝鮮における伊藤博文の記憶」），欧美列强对于伊藤的评价也相当高。

在大约20年后的昭和初期，日本迎来了政党政治时代，近代化发展迅猛，尤其是将形成立宪政治的明治时期和明治天皇理想化的“明治热潮”高涨。当时，哈尔滨还制作了伊藤铜像，首尔还创建了博文寺等，伊藤继续受到好评（奈良岡聰智「イギリスから見た伊藤博文統監と韓国統治」）。

过了几年，1931年（昭和六年）9月的满洲事变[2]后，军部势力大增，政党政治时代结束，议会势力衰退。于是，出现了一种动向，即通过彰显伊藤与明治天皇共同制定的宪法以及“宪法政治”来保护议会政治，希望多少能对军部无法无天的行径起到抑制作用。所以，由伊藤相关人员编纂的《伊藤博文传》（上、中、下三卷本）在1940年出版，也与当时的局势有关。马场恒吾撰写的《伊藤博文》（1942年出版）和铃木安藏撰写的《评传伊藤博文》（1944年出版），也基本出于相同的目的。

然而，1945年日本战败后，对于伊藤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因在于，1947年5月开始施行的日本新宪法强调主权在民，就要否定提倡“天皇主权”的明治宪法，后者被视为太平洋战争的起因之一。

例如，1953年出版的阿部慎之助的《伊藤博文》（『近代政治家評伝』），就对伊藤制定的明治宪法持否定意见，具体论述如下。

伊藤“被称为日本立宪之父”，人们认为他在日本民主化渐进提升的过程中，“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但其实他连做梦都不曾想过民主化”。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地保留“君主专制”。

他被派往海外，学习调查宪法制度，却对议会政治的鼻祖英国不屑一顾，一路直奔德国。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威廉一世的统治之下，是欧洲君权最为强大的国家，虽有国会，但形同虚设。伊藤想以德国为典范进行效仿，不知他的意图何在。

（第114～115页）

阿部在文中提到伊藤为制定明治宪法，前往欧洲进行了大约一年半的考察，却有意不提伊藤曾在英国考察两个月（见本书第九章）。阿部还对遭安重根暗杀的伊藤进行了严厉批评。

我们从未对韩国人成为伊藤统治的牺牲品进行过反思。“我们战败亡国之后，才真正知道无法独立的民族是多么不幸。”伊藤临死前说“你这个蠢货”，这个蠢货究竟是那个暗杀者，还是被征服欲望蒙蔽双眼的日本人呢？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

（同前，第100～101页）

于是，把伊藤定性为恶人的阿部认为，伊藤是一个为维护权势而“不辞辛劳”的人，他的“心中混杂着”“报效君国的至诚、保护自我的狡猾、爱惜伙伴的真情、打倒敌人的冷酷”，所以无法理解“伊藤究竟伟大在哪里”。阿部说他曾经偶遇伊藤任韩国统监时纳的一个“小妾”，从其口中听闻了不少有关伊藤的不知真伪的奇闻怪事，并以此为依据，认为“伊藤对女人下手极快，且不问美丑”，“还经常利用自己的高官权势”（同前，第95～99页）。

阿部笔下的伊藤，可以说是二战后形成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伊藤形象。

此后，中村菊男在其撰写的《伊藤博文》（1958）中提出，“从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所处的环境来考虑的话，能取得如此业绩的政治家绝对是最优秀的”。

但是，冈义武的《初代首相伊藤博文》基本沿用了阿部的笔调。二战后，阿部慎之助对于伊藤的评价成为主流。[3]

以此为源头，对于伊藤的评价又细分为前文所提到的两种普遍看法。

本书的目的

本书希望通过伊藤本人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政治家、家人之间的书信、日记、文件等一手史料，以及他们的回忆录、当时报纸杂志等的报道，让大家来认识并了解真正的伊藤博文。

相信在阅读过程中，一个具有政治理念、“刚强正直”的伊藤形象会越发清晰。“刚强正直”，这是从幕府末期就对伊藤多方关照的木户孝允，在明治六年（1873）对32岁的伊藤给予的评价。他具有高度的觉悟与坚定的信念，可以随时舍弃自己的地位和性命；他满腔热情为明治维新四处奔波，还肩负对壮志未酬却在途中倒下的同志们的责任。

1892年8月，年过半百的伊藤第二次组阁。从那时开始，其政治手腕更加成熟。但是由于就任第一代韩国统监，艰辛的工作令其折寿不少，而他始终坚持“刚强正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伊藤逝世百年之际，用这种方式来回顾伊藤的一生和那个时代，既可以让我们开阔视野、重新思考始于明治维新的日本近代巨变历程、现代改革；也可以通过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的伊藤博文这个人物，来切身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成长亲情、青春希望、成熟自信、高估错判，以及步步逼近的衰老，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

[1] 即甲午中日战争。——译者注

[2]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注

[3] 此外，美国学者乔治·秋田（George Akita）曾撰写《明治立宪政治与伊藤博文》（『明治立憲政と伊藤博文』1971年），还有佐佑木隆曾从情报战的角度撰写过《伊藤博文的情报战略》（『伊藤博文の情報戦略』、1999年），但都没有涵盖伊藤的整个人生，而且对伊藤的评价也不全面。

前言 伊藤博文是肤浅草率的人吗？

第一部 青春篇

- 第一章 幸遇伯乐木户孝允——从束荷、萩到京都、江户、英国

- 顽皮少年的成长历程

- 幸遇伯乐来原良藏

- 遇见松阴和木户

- 松阴的影响

- 来原良藏的自刃

- 听从井上馨之言偷渡英国

- 伦敦冲击

- 第二章 “外交”舞台大显身手——列强与萨摩藩

- 乘坐英国军舰回到长州藩

- 负责长州藩的外交

- 元治内乱的胜利

- 高杉、伊藤迷失方向，木户出山

- 在长崎成功购买武器与萨长联合

- 高杉、伊藤再次迷失

- 第一位妻子澄

- 与梅子相遇、与澄离婚

- 第三章 倒幕战争——不尽如人意的情报搜集

- 超越长州藩范围

- 侦察京摄

- 出差长崎

- 倒幕战争中无所事事

- 维新政权的诞生与神户事件

- 稳定新政府与列强的关系

第二部 飞翔篇

- 第四章 与列强的交涉、知性的飞跃——就任兵库县知事和大藏官员

- 就任兵库县知事

- 提议废藩置县

- 木户派新生代大藏官员

- 推进实务，代理木户

- 美国考察、建立自信

- 女儿病逝、移居东京

- 第五章 岩仓使节团特命全权副使——废藩置县与征韩论政变

- 废藩置县的局限性

- 绝望

- 木户的好意

- 岩仓使节团启程赴美

- 与木户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

- 与大久保和岩仓的关系

- 征韩论政变的开始

- “刚强正直”的伊藤大显身手

- 第六章 参议兼工部卿的实力——西南战争

- 32岁入阁

- 出兵台湾，木户盛怒

- 与木户逐渐疏远

- 回应大久保的信任

- 代理大久保兼任内务卿

- 大阪会议的事前沟通

- 对恩人木户感到失望

- 岛津久光和板垣退助的离去

- 拥有超越木户的权力

- 指挥西南战争

- 遭到怨恨

第三部 热斗篇

- 第七章 伊藤领导体制逐渐形成——大久保利通的接班人

- 就任参议兼内务卿

- 伊藤领导体制的形成

- 掌控陆军

- 设置冲绳县

- 取消参议与卿的兼任制度

- 阻止大隈发行国家外债

- 摸索立宪政体

- 伊藤的立宪政体构想

- 对元老院案的不信任

- 如何定位天皇大权？

- 体弱多病的夫人梅子和女儿生子

- 第八章 怒气直冲大隈重信——明治十四年政变

- 热海会议

- 大隈的背叛

- “震惊”

- 决意驱逐大隈

- 岩仓右大臣等人急于制定宪法

- 否定井上毅的意见

- 开拓使出售政府资产问题

- 形成对大隈的包围网

- 政变后伊藤领导体制趋于稳定

- 第九章 对宪法调查倾注的热情——日本的传统与欧化

- “宪法政治”的抱负与重压

- “神经衰弱”

- 柏林：辛劳与希望

- 与施泰因的相遇

- 对宪法构想充满信心

- 引进君主机构说

- 充满自信、回国复命

- 第十章 内治为先、日清协调——就任第一代内阁总理大臣

- 甲申政变

- 请愿作为特派全权大使前往清国

- 签订天津条约

- 慧眼识原敬

- 启动大改革

- 创建近代内阁制度

- 建立全新的官员制度

- 主导宫中改革

- 决定陆军改革框架

- 关注修订条约

- 修订条约谈判危机

- 第十一章 构建日本的国家形态——《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明治天皇

- 制定宪法草案

- 明治天皇心生疑虑

- 创造调停君主

- 就任第一代枢密院议长

- 枢密院审议

- 颁布“钦定”宪法

- 天皇对于君主机构说宪法的评价

- 津田梅子眼中的伊藤

- 宠爱“贞奴”

- 女儿生子和嗣子勇吉

第四部 成熟篇

- 第十二章 失算——大隈的条约修订问题

- 与大隈重信合作

- 爆发对大隈修订案的大批判

- 天皇十分信任伊藤

- 对大隈外相不再抱任何希望

- 期待山县回国

- 山县回国

- 优柔寡断的山县

- 肩负起倒阁之责

- 遭到黑田清隆等萨摩派的怨恨

- 天皇诏敕授予伊藤元勋待遇

- 第十三章 第一届议会的困惑——宪法运用与近代国家的完善

- 以“有序向前迈进”为目标

- 修订条约新体制

- 青木外相的自负

- 就任第一代贵族院议长

- 给予井上毅的温情和权力

- 阻止恢复神祇宫

- 第一届议会的准备工作

- 井上毅为伊藤倾尽全力

- 第一届议会免于解散

- 第十四章 维护明治宪法——第二次大选

- 青木外相逐渐不受信任

- 天皇对大津事件的迅速处理

- 支持天皇

- 天皇的决断

- 事件的结局

- 伊藤意欲组阁

- 政治责任感

- 担忧宪法中止

- 意欲执掌政权

- 坚守宪法

- 与山县“交恶”

- 关于修订条约的思考

- 家人患病

- 第十五章 与民党合作、修订条约——第二次伊藤内阁

- “元勋”内阁

- 首相临时代理井上馨不堪重负

- 疗养中的伊藤出手相助

- “和协”诏敕守卫宪法

- 别了，井上毅

- 伊藤、陆奥双人组启动条约修订谈判

- 修订条约危机

- 伊藤的国际观和“废除条约论”

- “我等之双肩肩负着日本之命运”

- 宪法中止危机

- 依靠美国还是依靠英国

- 伊藤的悔恨

- 第十六章 伊藤领导体制的巅峰——文官首相的日清战争

- 伊藤进入大本营参与军事决策

- 预料之中

- 摸索战后新体制

- 广岛之行

- 在陆奥和井上馨的支持之下领导作战

- 担心山县的病情

- 对旅顺大屠杀表示“愤怒”

- 救山县于困境

- 缔结《下关条约》

- 三国干涉

- 破例恩赏，关心陆奥

- 闵妃（明成皇后）遇害事件

- 震惊

- 制定日俄协商路线

- 联手自由党

- 确定日清战后大框架

- 给自由党的回报

- 陆奥启程

- 急流勇退

- 迁居和建房

- 大矶“沧浪阁”

- 两个亲儿子和夫人梅子

第五部 夕阳篇

- 第十七章 元老的自负——第三次伊藤内阁

- 漫游西日本，解乏散心

- 大失所望

- 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

- 伊藤回国、建造金泽别墅

- 天皇和藩阀官员对伊藤的期待

- 不喝酒，撑不住

- 第一元老的权力与极限

- 第三次伊藤内阁出师不利

- “宪法政治”危机

- 步子太快，精神疲惫

- 仅仅半年，深陷困境

- 倒阁、憔悴、错乱

- 决心开展宫中改革

- 10项宫中改革建议

- 伊藤领导体制的衰败

- 两封遗书

- 第十八章 休养与充电——漫游清国、游说西日本

- 隈板内阁成立、伊藤游历清国

- “宪法试验”取得“优异成果”

- 理想政党

- 创立政党的准备工作

- 再次提议宫中改革

- 日俄协商路线的动揺

- 义和团之乱、向山县内阁进言

- 第十九章 体力衰退与“宪法政治”理想——创建立宪政友会、第四次伊藤内阁

- 创建立宪政友会

- 创建政友会的目的

- 政党改造所面临的现实

- “敕许政党”政友会

- 山县首相辞职

- 第四次组阁执政

- 山县系官员的反感

- 元老制度、枢密院、贵族院的改革构想

- 财政方针的混乱

- 活跃的原敬递相

- 不愿合作的元老们

- 壮志未酬就倒阁

- 第二十章 国际协调、政府与议会的协调——避免日俄对立

- 日俄协商，还是日英同盟？

- 英国孤立，日本担忧

- 应最先考虑日俄协商

- 伊藤访欧，日英结盟

- 《日英同盟条约》的内容与效力

- 日俄协商的可能性

- 桂内阁“但求无事”

- 迫使政友会妥协

- 第二十一章 吾与陛下之事不容置喙——日俄战争

- 俄国不履行第二轮撤兵

- 默许强硬的日俄谈判

- 辞去政友会总裁

- 决策效率极低的俄国

- 断然决定向俄宣战

- 未能进入大本营

- 受命担任韩国特派大使

- “对韩方针”

- 伊藤未能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 见证西园寺公望内阁的成立

第六部 老境篇

- 第二十二章 统治韩国的理想——伊藤就任韩国统监

- 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

- 对韩国寄予厚望

- 就任第一代韩国统监

- 伊藤的统治构想

- 担忧满洲问题

- 统治韩国第一年的进展

- 目标在于“吞并韩国”？

- 使用“合并”的理由

- 建立李完用内阁，意在调和日韩关系

- 荣获臣子最高恩典

- 伊藤晩年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

- 晚年宠爱的艺妓

- 与井上馨的交情

- 晚年与山县、大隈、桂太郎的交往

- 追思前辈

- 第二十三章 “沧浪阁”之梦——韩国民众与大矶町的民众

- 海牙密使事件

- 签署《第三次日韩协约》

- 修改宪法体制以失败告终

- 韩国的宫中改革与皇太子留学日本

- 韩国的司法制度改革

- 与桂太郎联手

- 伊藤统监心怀辞意

- 韩国皇帝南北巡幸

- 同意吞并韩国，辞去统监职务

- 另一种吞并方式

- 为获得司法权的委任竭尽全力

- 与大矶町民众的交流

- 衣锦不归乡

- 思乡之情

- 前往京都祭扫木户孝允之墓

- 第二十四章 暗杀

- 关心远东问题与满洲行

- 满洲有感

- 10月26日上午的哈尔滨站

- 伊藤之死带来的冲击

- 国葬

- 伊藤遭到暗杀后的影响

尾声 伊藤博文与日本和东亚

后记

学术文库版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译后记

第一部 青春篇

第一章 幸遇伯乐木户孝允——从束荷、萩到京都、江户、英国

顽皮少年的成长历程

伊藤博文生于天保十二年（1841）九月初二，是周防国熊毛郡束荷村（现在的山口县光市）的林十藏（后更名为重藏）、琴（后更名为琴子）夫妇的长子。十藏夫妇婚后三年一直没有生育，后来琴去村里的天满宫求子，终于如愿。伊藤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幼名林利助（后更名为利介、利辅），生日换算成阳历是1841年10月16日。伊藤出生的时候，父亲24岁，母亲22岁。

父亲十藏的本家林惣左卫门是束荷村的庄屋[1]，十藏是其辅佐“畔头”。但十藏只有水田五段[2]、旱地二段、山林六段，生活并不富裕（『伊藤博文伝』上巻、5頁。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復刻版、12～13頁）。正如“五段（反）百姓”这一蔑称所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要想过得自在，至少需要五段的两倍，即一町的田地。

伊藤出生的前一年，英国与清国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在即将迎来1岁生日的时候，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落幕，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伊藤12岁生日的3个月前，佩里船队驶入浦贺。伊藤就成长在这西方列强进军远东的时代。

在伊藤出生前的约10年间，长州藩相继诞生了许多后来活跃在幕末维新时代的英杰：比伊藤大11岁的吉田松阴、大8岁的木户孝允、大6岁的井上馨、大3岁的山县有朋、大2岁的高杉晋作，还有大1岁的久坂玄瑞（后来成为禁门之变的总指挥，自刃而死）。领导明治维新及其后诞生的明治国家的人们年龄都十分接近，伊藤是其中最小的。

萩藩当时统治着包括长门、周防（现在的山口县）在内的三个支藩，但因为在本书的叙述中并无特别区分的必要，故而将其整体称为长州藩，将出生在那里的人统一称为长州人。

伊藤的父亲十藏，在弘化三年（1846）因为“引负”而破产。“引负”是指原本应作为年贡的糙米由于被挪用等原因而未能储存下来。十藏身体健壮、头脑灵活、处事果断、性格好胜。但“引负”的原因究竟是为了救助穷人，还是天灾不幸，又或是出手阔绰，就不得而知了。

破产后的十藏不甘屈辱，把妻儿留在束荷村妻子的娘家（秋山家），离开束荷村前往萩（现在的山口县萩市）谋生。那年伊藤5岁。

父亲十藏来到萩后，侍奉“足轻”[3]伊藤直右卫门，深得其信赖。3年后，十藏将妻儿从束荷村接到萩。年老的伊藤直右卫门即将迎来80虚岁寿辰，却后继无人。于是在嘉永七年（安政元年）元旦，十藏被伊藤直右卫门和元[4]夫妇收为养子，琴带着13岁的伊藤住到了伊藤直右卫门家。就这样，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伊藤博文，身份升为足轻（『伊藤博文伝』上巻、4～15頁。古谷久綱『藤公余影』20～32頁。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12～18頁）。

少年时代的伊藤，在束荷村、萩的生活如何，性格又是怎样的呢？

早伊藤9个月出生的林丑之助是伊藤儿时的玩伴。据他所说，在束荷村的时候，他们俩常常玩相扑、爬树、钓鱼、游泳。伊藤的体力比他好，相扑总能取胜。而且伊藤从小好胜心就很强，常常以武士自居，把捡来的木条、竹子插在腰间，和普通的农家子弟不太一样。

这或许是因为伊藤的身上流淌着祖先淡路太守林通起的血液，林通起是16世纪后期的武将。相传林通起承蒙毛利家家老的好意，成为“目代”，代管熊毛郡内束荷村等五个村落的事务。因为定居在束荷村，林家代代担任“庄屋”和“畔头”。

伊藤在回忆往事时曾谈及8岁随父母一同前往萩之前，在束荷村一直跟随书法老师三隅勘三郎习字。

他“十一二岁时”进入久保五郎左卫门的私塾，和其他长州藩子弟一起学习。久保塾当时有70～80位门生，伊藤成绩优异，但唯独比不过吉田稔麿（长州藩士雇［准士］的长子，池田屋事件后自刃）。吉田稔麿后来进入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学习，与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并称“松阴三秀”。

伊藤在回忆往事时说，塾长久保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虽然只教学生读书、诗文、习字，但非常认真用心，无疑对长州藩子弟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影响（『藤公余影』26～31、52～54頁）。

回顾伊藤的少年时代，其中有两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父亲的不幸破产。全家共同克服，由此改变了伊藤的命运。全家迁往萩，成为足轻子弟后的伊藤，才得以进入优秀的私塾，在学业方面崭露头角，这也为他后来作为长州藩士参与维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件大事，是前往萩谋生的父亲在3年后把妻儿都接了过去。这件事对于少年伊藤的人生观和性格的形成影响颇大，造就了他不畏困苦、不懈努力的乐观态度和相信他人的个性。伊藤原本是父母期盼已久终于降生的一棵独苗，必然从小就得到父母的宠爱。萩的新祖母元也非常喜欢伊藤。据说祖母担心伊藤瞌睡感冒，常常特意到起居室去探望。

对于伊藤来说，相信他人的乐观个性，是其作为政治家成就大业时的宝贵财富。后来，伊藤获得了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明治天皇等身份地位完全不同的人的信任。井上馨成为他的终生好友，陆奥宗光、西园寺公望、原敬等都是他的心腹。诚实守信、高瞻远瞩、灵活应变、信念坚定，伊藤所拥有的这些吸引人的魅力，将会在本书后文具体阐述。也正因为伊藤信念坚定，所以时而会有些大动作。同时，伊藤的用人不疑、刚柔相济也极具魅力。

幸遇伯乐来原良藏

嘉永六年（1853）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的舰队于浦贺入港。第二年，日美签署了《日美和亲条约》（中文通称《神奈川条约》），下田和箱馆（函馆）两港开埠。此后，幕府与英国、荷兰、俄国、法国签署了同样的条约。在此期间，幕府命令各藩加强江户湾内海、相模（现神奈川县）、房总（现千叶县）沿岸的警戒。

长州藩负责相模镰仓郡部分地区，以及整个三浦郡的警备。安政三年（1856）九月，14岁的伊藤作为“手付”被派往相模国宫田御备场，与同辈三十四五人，一同前往宫田赴任，造板屋安营扎寨。“手付”是身份低微的随从，主要跟从并侍奉上级官员。

安政四年（1857）二月，伊藤在那里遇到了“作事吟味役”来原良藏，成为来原的随从。来原发现伊藤聪颖能干，开始在值班室教他读书。

后来，伊藤在回忆往事，评价来原良藏时，称其“胆量过人、临危不惧”“克己奉公、学识渊博，真正称得上文武双全”，并说他的意志极其坚定，自己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比他意志更为坚定的人了。此外，伊藤在写给父亲十藏的书信中也提到自己近来热衷读书，跟从来原学习，胃口极好，身体康健，过得十分充实（『藤公余影』54～56頁，『孝子伊藤公』30～35頁）。

但是，伊藤在相模的任期仅有一年，安政四年秋就结束了。来原让伊藤回到萩之后去吉田松阴那里继续学习，并给他写了介绍信。伊藤回到萩之后，就顺利进入了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

遇见松阴和木户

松下村塾里有伊藤在久保塾的同窗——优等生吉田稔麿。稔麿每读完一本家藏书，就会把书送给伊藤。被父亲责问，稔麿却答道：我读一遍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读两遍，所以送书之举是用“无用之物”“帮助有用之才”（『伊藤博文伝』上巻、23頁）。这不仅是一个表现稔麿心胸宽广的逸事，同时也说明了稔麿和伊藤的关系极好。伊藤性格率真，对于比自己优秀的稔麿深怀敬意。

松下村塾开办于伊藤入塾的前一年，位于萩城下东部。由于松阴对于教育的热情、注重实践的姿态以及入塾不论身份的方针，松下村塾渐受好评。

伊藤入塾后的第二年，即安政五年（1858）七月，长州藩选派了六个年轻人前往京都学习“时势”。六人中的四人是由松阴从门生中选荐的，分别是伊藤博文、杉山松介（后在池田屋事件中受重伤而死）、伊藤传之辅和冈仙吉。松阴在评价自己的得意门生时说道，杉山松介有“才”，伊藤传之辅有“勇”，冈仙吉“沉着冷静”并有“志”（『吉田松陰全集』五巻、181頁）。

伊藤博文在进入松阴门下之后，又被选派去京都，成为受人瞩目的长州藩年轻人才。那么松阴是如何评价他的呢？

同年六月，松阴在给得意门生久坂玄瑞的书信中写道，“利介〔伊藤博文〕[5]又有进步了，今后定能成为‘周旋家’[6]”（同前、八巻、64～65頁）。

同年十月，松阴向轰木武兵卫介绍伊藤时说，“虽然才疏学浅，但耿直朴素，我非常喜欢这个弟子”（「轟木武兵衛に復す」同前、四巻、427～428頁）。

与同样被派往京都、较伊藤年长的杉山松介等人相比，16岁的伊藤被松阴认为才能略弱、尚未成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松阴极其喜欢伊藤耿直率真的性格，并发现他具有极强的交涉能力。[7]

安政五年（1858）七月到十月初，伊藤作为长州藩选派的六人之一，来到京都学习。他遇到了同样是长州藩选派的山县有朋（小介、狂介），初次见面两人就意气相投。山县比伊藤年长3岁，但不是松阴的门生。伊藤身高五尺三寸（约160.6厘米），虽然比当时的平均身高略高，但比高大的山县要矮10厘米。他对山县的印象是高大、认真、话不多。从此以后，直到伊藤离世，两人的友情持续了50多年。

从京都回到长州之后，伊藤作为随从，和约20位同僚一起跟随来原良藏前往长崎，在那里练兵、学习炮术，过着充实的生活，直到第二年即安政六年六月。

此后，来原将伊藤托付给自己妻子的哥哥木户孝允（桂小五郎），想让他去江户学习。同年九月，伊藤成为木户的随从，离开了萩，十月中旬开始与木户一起住在江户城里的长州藩邸。

木户孝允生于长州藩医（俸禄20石）之家，7岁前成为中级藩士桂九郎兵卫的养子。桂家原来每年有150石的俸禄，但为了将木户收为末期养子，被减少到90石。尽管如此，木户从小就获得了将来在长洲藩身居要职的机会。而且，木户“明辨是非”，又精通“和汉学问”（「木戸孝允」〔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30頁），非常顺利地走上出人头地之路。伊藤由于来原的介绍，受到木户的器重，他的未来之路也因此越发宽广了。

伊藤在江户还遇到了终身挚友井上馨（志道闻多），后者在伊藤人际关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不亚于木户。两人的这次相遇成为后来政治结盟的契机（『伊藤公直話』284頁）。井上馨比伊藤年长6岁，生于中级武士家庭，曾在藩校明伦馆学习，虽然两人原本都在萩，但来江户之前并不相识。

松阴的影响

安政六年（1859）十月二十七日，伊藤跟随木户来到江户还不足半月，吉田松阴就被幕府判为死罪，并于当日在江户小传马町（日本桥北边一点）的监狱内遭到处决。原因是他企图偷渡到外国，批评幕政等。

二十九日，伊藤跟随木户，与松阴的另外两个门生一起前往小冢原的回向院收尸。

棺椁里的松阴全身赤裸，尸首分离，头发凌乱，血流满面。伊藤等人见状悲愤不已，立即上前为松阴梳头结发，用清水洗去血迹，还想用勺柄将其尸首连接起来，但被官吏阻止。于是木户等人脱下自己的贴身衣物给松阴穿上，为他扎上伊藤的腰带，将其头部放在尸身之上一同收入瓮棺，暂时安葬在同月七日被处决的桥本左内（越前藩士）之墓的左边（『孝子伊藤公』57～58頁。『伊藤博文伝』上巻、31～32頁）。从松阴被斩首之后18岁伊藤的这些举动来看，他无疑对松阴无比敬重。

那么，伊藤博文究竟从吉田松阴那里学到了什么呢？由于伊藤对此没有多言，我们可以比较思考一下松阴与伊藤的思想和行动。

首先，为否定原有体制、进行变革，将藩主、天皇设定为某种绝对性的存在。

松阴建立起必须对藩主绝对“忠诚”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藩主毛利敬亲一味服从，而是让毛利敬亲醒悟，明白“尊王攘夷的大义”。松阴敌视“俗论派”，因为他们服从幕府，为了保全长州藩和自家而不顾藩主的意愿。与其说松阴具有近代性意识，不如说他的这种想法源于复古的封建意识。但是，松阴提出的“藩主—松阴”的直接“忠诚”与“俗论派”及“家臣团”的对立，和“天皇—松阴”与“幕府”的对立，在结构上是相同的（桐原健真「吉田松陰における『忠誠』の転回」）。

正如本书后文将述，伊藤偷渡到英国后，为西欧近代文明所倾倒，摈弃攘夷思想，逐渐开始与长州藩藩主、长州藩对立，将天皇作为“忠诚”的对象。他从明治初年就开始主张废藩置县，目标是建立立宪国家（即伊藤所说“宪法政治”）。伊藤摈弃攘夷，不是将藩主而是将天皇作为“忠诚”的对象。虽然伊藤在这一点上与松阴不同，但是正因为有了松阴，不将长州藩以及藩士自家的存续视为绝对之物的思想才得以在长州藩普及。因此当伊藤接触到西欧文明之后，由此出发，很快就摈弃了以藩为主的意识，开始形成创建立宪国家的想法。

伊藤从松阴那里学到的第二点，就是无需对天皇言听计从，而应教育天皇了解“世界大势”成为明君，并发掘天皇的明君潜质，与天皇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由此开展国家政治。

未曾直接体验西欧文明的松阴，主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大势”与藩主的关系。在幕末时期的长州藩，木户孝允等“有司”（官员）集团根据藩主的“意思”指导藩政（井上勝生『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180頁），除特殊情况以外，藩主并不积极表明自己的“意思”，实际由“有司”集团决定藩的方针。这反映了松阴思想，当然伊藤是知晓这一点的。

如果对于松阴思想一无所知，或是未曾经历“有司”集团的政治，伊藤博文在构想君主有限涉足政治的天皇制度，并将此反映到《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中去时，将会更为艰难。[8]

来原良藏的自刃

后来，伊藤在江户作为木户的随从与各地志士往来，交际甚广。回忆起那个时期时，伊藤说道，“我受到的待遇和普通随从不一样。木户公待我非常好，就像兄弟一样，甚至可以说比兄弟更好”（「木戸孝允」〔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14頁）。伊藤随木户去过京都两次，截至文久三年（1863）五月，他主要待在江户。

这时，伊藤想要去海外学习的想法越发强烈。万延元年十二月七日（1861年1月17日），他写信告知来原良藏“去年开始就想去英国学习”，文久元年（1861）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明确表达了想去英国的想法（『伊藤博文伝』上巻、84～86頁）。伊藤认为应该充分了解并学习攘夷对象国之后再进行攘夷。

文久二年（1862）三月，掌握萨摩藩实权的岛津久光率领约1000名将士离开鹿儿岛抵达京都。久光希望通过公武合体[9]建立一个全国体制。率兵进京之举，使日本国内的尊王攘夷论迅速升温（佐々木克『幕末政治と薩摩藩』第二章。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第二章·三章）。从那时候开始，伊藤用俊辅（春辅、舜辅）取代从小使用的利助（利介、利辅）之名。此外，他还经历了三件事，这些事与3年前松阴遭处决一样令他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其恩师来原良藏在江户藩邸的自己房间里自刃。原来，引领长州藩的长井雅乐（担任中老）一直主张公武合体、开放门户、武力扬威海外。来原也支持长井的这一政策。然而，长州藩的方针转为尊王攘夷之后，来原十分苦恼，这被认为是他自杀的原因。

有一次，伊藤对高杉晋作说，“为人处世，无人能比得过木户或是来原。但若要比较学识、见识、人格的话，来原远在木户之上”。后来，伊藤还曾表示，来原若是能保全天寿，维新之后“定会成为肩负国家重任的政治家”（「恩師来原良蔵」〔逸话〕、『伊藤公全集』三巻、8～11頁）。[10]伊藤将来原遗发送至萩后，向来原的内兄木户汇报了葬礼和入墓事宜（木戸孝允宛伊藤書状、文久二年閏八月二十一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文久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伊藤听说高杉晋作等人计划烧毁位于品川御殿山的英国公使馆，立即决定参加。就这样，伊藤获得了高杉的信任，高杉与木户一样具有进入藩政中枢的身份和能力。

第三件事发生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伊藤打探到幕府命令国学者塙次郎研究废帝事宜，于是与山尾庸三（长州藩士，后与伊藤一同偷渡到英国，后来成为工部省的长官）一起埋伏在塙次郎回家的路上并将其斩杀（小松緑宛田中光顕書状、一九三三年一月三一日、『伊藤博文伝』上巻、977～978頁）。

就如吉田松阴被处决导致第二年三月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遭到暗杀一样，流血事件频繁上演，不仅是长州藩的伊藤博文及其周围的人，而且整个日本都充满了血腥味，就连21岁的伊藤也亲手杀了人。

听从井上馨之言偷渡英国

文久三年（1863）三月二十日，伊藤因“通晓尊王攘夷的正义”并为此做出贡献而晋升为“准士雇”。“士雇”是为优待那些由于没有空缺而无法晋升为正式武士的人而特设的等级，只要一有空缺就可以得到晋升。伊藤的“准士雇”比士雇还要低一级，但伊藤从足轻向准武士的身份走近了一步。

在文久元年（1861）之后的两年，伊藤根据自己的尊王攘夷思想，开始给山县写信，告诉他江户的情况（『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90～93頁）。正如前文所述，文久二年（1862）十二月，伊藤参与的烧毁英国公使馆事件以及刺杀塙次郎事件，都是尊王攘夷思想的表现。同年十一月二日，幕府决定遵从攘夷敕旨，伊藤等人决心发起攘夷行动的热情越发高涨。

到了文久二年九月，长州藩为了攘夷，从英国公司手中购买了汽船，将其命名为“壬戌丸”。井上馨成为该船的一名士官，但船员们都不具备航海技术，他们连连遭遇失败。于是，井上馨和前一年一同在箱馆（函馆）进修英学的山尾庸三及井上胜（野村弥吉，后来成为日本铁道厅长官）一同向长州藩提出申请，希望前往英国学习海军知识。

由于幕府当时禁止日本人前往海外，所以文久三年四月十八日，长州藩内部决定以给予5年休假的形式批准他们的申请，由藩主毛利敬亲出钱，发给他们每人200两（『世外井上公伝』一巻、42～86頁）。这其实就是偷渡。

此前，井上馨也强烈劝说伊藤一起前往英国。但由于伊藤加入了攘夷行动志士团，他去与久坂玄瑞商量，结果被其阻止，说是唯有攘夷，别无他法。但是伊藤从吉田松阴被处决的1859年开始就一直希望能够偷渡到英国。四月十三日，他终于与井上馨约定一同前往（『伊藤博文伝』上巻、86頁。『伊藤公直話』122～124頁）。

此后，长州藩决定使用江户藩邸的资金，在横滨购买开展攘夷行动的武器。伊藤负责购买，被派往江户。但是他到横滨拜访外国商人，商人们都说要是不打仗就可以卖给他，但一旦打起仗来，武器就会被英国“抢走”，所以没有武器可买（木戸宛伊藤書状、文久三年五月二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另一方面，井上馨等人从英国商人那里听说一个人在英国待一年需要1000两，但三个人拿到的资金合起来也不过600两，还不够一人一年的花费，所以既吃惊又不知如何是好。

还有一个名叫远藤谨助（后来成为造币局局长）的人也非常想去英国。于是，井上馨从长州藩购买武器的资金中抽调了5000两，向包括伊藤在内的五人提议一同前往英国。伊藤同意，决定五月二日乘坐英国船出发。出发前一天，由井上馨提笔，五人联名向毛利登人等藩政中枢的四位要人写了告别书，告知此事经过。

伊藤还写了请愿书，讲述了和井上馨等人一同前往英国的事由，恳请得到藩主的许可。给父亲十藏的书信中则写到三年之内一定回国。因为事出紧急，伊藤出发时只带了一本日本人写的错误百出的英语辞典，以及他非常喜欢的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伊藤博文伝』上巻、94～104頁。『世外井上公伝』一巻、86～90頁。『伊藤公直話』122～128頁）。

伊藤等人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盗用公款”。但在幕末动荡的时代，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一是因为对藩政中枢四位要人之一木户孝允的信赖与期待，二是因为偷渡到英国这一行为本身要是被幕府知道，他们就是死罪。所以与头顶死罪相比，“盗用公款”就算不了什么了。

伊藤偷渡时带的那本英语辞典，是堀达之助（幕府洋书调所的老师）于前一年出版的日本第一本英语辞典。当时，日本的英学水平并不高。喜欢历史的伊藤还带了一本赖山阳的《日本政记》，可见他拥有一双识别历史重大变革的慧眼。伊藤的这些资质，再加上纵观历史的视角，对于他深入理解西欧的文明、政治和各类制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伦敦冲击

伊藤等一行五人从横滨港出发，航行数日后抵达上海。他们从甲板上看到了无数的军舰、蒸汽船、帆船等，井上馨认为攘夷是错误的。但伊藤并不赞同，觉得离开日本几天就改变攘夷之志是十分可耻的。

五个人从上海分乘两艘船前往伦敦。伊藤和井上馨乘坐的是一艘300吨左右的小帆船“飞马号”，可能因为不懂英语，他们被误认为是水手。最难堪的是，船上没有水手专用厕所。伊藤拉肚子，就只能双腿横跨在船侧的横木上。为防止伊藤被巨浪卷走，井上馨用绳子一头拴住伊藤，一头绑在船柱上。

文久三年（1863）九月二十三日，伊藤和井上馨终于抵达伦敦，和其他三人也顺利会合，他们分别寄宿在两户人家，先学习英语。伊藤、井上馨和远藤住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化学教授亚历山大·威廉姆逊家中。

伊藤等人在与英国学生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参观博物馆、美术馆，访问制造海军设备及船只的各种工厂。伊藤非常钦佩英国的先进文明和强大国力，很快就摈弃了攘夷思想。

根据帮助伊藤等人留英的英国商人休·麦迪逊所言，抵达英国的时候，五个人中只有井上胜能说一点英语。这是因为井上胜曾在箱馆稍微学过一点英语。

此外，据英国人米特福德（后来成为驻日英国公使馆书记官）的回忆，伊藤“精悍质朴，就像隼鸟”，喜欢冒险，性格十分开朗，工作时非常“精准”“机敏”（『伊藤博文伝』上巻、105～114頁。『世外井上公伝』一巻、90～99頁）。就像这样，伊藤很快就能与外国人打成一片，获得他们的信任。伊藤因其少年时代在日本的经历，养成了信赖对方的乐天派性格。21岁时的英国之旅，则使他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了不对外国人过度设防的态度。

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学生名单中，留有伊藤等五人的名字。他们主要学习数学、地质矿物学、土木工程、数理物理学等理科课程（宮地ゆう『密航留学生「長州ファイブ」を追って』17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学习海军方面的知识，可能还因为他们的英语能力尚且不够，无法听懂法律、政治学、历史学等文科课程。但是，即便他们五人无法完全理解英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只要看看眼前的建筑物、交通工具和机器，就很快会转变思想，认为攘夷是不可行的。

话说回来，伊藤等人从横滨出发前往英国的两天前，也就是文久三年（1863）五月十日，长州藩在下关炮击美国商船，开始依据攘夷敕旨行动。同年七月二日萨摩藩也开始在鹿儿岛湾与英国舰队开战，这是英国对上一年发生的“生麦事件”的报复行为。1862年，大名岛津久光一行途经生麦村（位于现神奈川县）时，负责守卫的萨摩藩士与闯入队伍的英国人发生冲突，造成英国人一死二伤。

时隔数月，伊藤等人才从寄宿的英国人那里听说此事，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伊藤与井上馨决定，让另外三人继续学业，他们两人迅速回国，阻止长州藩的攘夷行动。当然，他们是做好赴死的心理准备回国的。

就这样，伊藤和井上馨于元治元年（1864）三月中旬从伦敦出发，六月十日前后回到横滨。两人虽然只在英国待了半年，但基本的英语日常会话已经没有问题了（『伊藤博文伝』上巻、115～120頁。『世外井上公伝』一巻、99～120頁。『伊藤公直話』130～132頁）。

[1] 即村长。——译者注

[2] “段”又称“反”，是丈量土地面积的单位，1段（1反）=990平方米。——译者注

[3] 底层武士，平时务工务农，战时作为步兵出征。——译者注

[4] Moto，音译。——译者注

[5] 直接引文中的六角括号内的内容均为本书作者注。——译者注

[6] 即长于斡旋之人。——译者注

[7] 松阴在评价伊藤时使用了“周旋家”一词，说明松阴认为伊藤具备的并不是“英雄豪杰的资质”，而是“通情达理的政治家资质”，这种解释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馬場恒吾『伊藤博文』11頁）。究其原因，一是受著名评论家马场恒吾解释的影响，二是因为有关伊藤的著作非常少。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充分查找并阅读关于伊藤的一手史料。这里所说的“周旋家”含有受人爱戴、善于交涉的意思，与本书前言中提到的木户对于伊藤的评论“刚强正直”并不矛盾。从幕末到维新，以西乡、大久保、木户、岩仓等人为中心的志士们，打破了近代日本的古老体制。然而，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很多打破亚非旧体制的革命政府，但真正建立议会制度，并使之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少之又少。由此可见，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构建近代国家日本（即伊藤所说的“使宪法政治扎根于日本”）的中心人物，完成了比维新第一代人更加艰巨的工作。从这一意义来说，伊藤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8] 也有人认为，松阴虽然在理念上认为必须绝对服从天皇，但其实是将实际统治者天皇看作一个国家机构，他的天皇观与天皇机构说极其接近（川口雅昭「吉田松陰の天皇観」）。

[9] “公家”指京都的朝廷与天皇，“武家”指江户幕府，二者的联合称“公武合体”。——译者注

[10] 后来，伊藤将来原良藏和吉田松阴进行对比时说，“松阴还是很极端的，他让政府相当为难。似乎松阴并不清楚，其实政府一方知道他的某些所作所为”（「吉田松陰·長井雅楽」〔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43頁），可见他对松阴的评价并不高。但这并不是伊藤在松阴尚在人世时的想法，而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自己偷渡到英国、摈弃攘夷思想之后的想法。

第二章 “外交”舞台大显身手——列强与萨摩藩

乘坐英国军舰回到长州藩

元治元年（1864）六月十日前后，伊藤与井上馨从英国回到横滨的时候，英国公使阿礼国与美国、法国、荷兰的代表正在商讨准备发起四国联合行动，并于六月十九日签署了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联合备忘录。

伊藤和井上馨去见了英国公使阿礼国，告知公使他们将马上返回长州藩，并会将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包括他们看到的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向藩主汇报。两人确信一定能说服藩主不再采取排外政策，所以请求英国军舰尽可能将他们送到山口附近的港口。其实，英国等列强也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扩大通商。于是，阿礼国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六月十八日，伊藤和井上馨乘坐“巴罗萨号”军舰，并带了一艘炮舰从横滨出发，六月二十三日抵达国东半岛以北的姫岛（属于现大分县）。两人承诺回到山口之后12天之内拿到回复并返回。在这次航程中，伊藤与英国人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成了朋友。萨道义比伊藤小两岁，当时还是驻日英国公使馆的翻译生，日清战争[1]结束后成为驻日公使（萩原延壽『遠い崖』[2]一巻、90～147頁，二巻、118～136頁。『伊藤公直話』132～136頁、159頁。『伊藤博文伝』上巻、120～125頁）。伊藤能很快与外国人成为朋友，是因为他的才能，也可见他的为人。与伊藤年龄相仿的萨道义来日本一年左右，非常努力地学习日语。他的日语应该比伊藤的英语好得多。

六月二十四日傍晚，伊藤和井上馨抵达山口，二十五日被叫去政事堂。他们向家老等掌权者讲述了西方见闻，建议停止攘夷并通知英、美、法、荷四国公使。但是，藩方面的回答是，藩主只有在接到将军、天皇的命令之后才可行动，所以准备去京都面见天皇，希望四国的军事行动能延缓3个月。同时，其他藩士要求斩杀他们两人的呼声也逐渐高涨。

结果，伊藤和井上馨于七月五日回到姫岛，口头转述了长州藩的回答（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巻、138～141頁。『伊藤公直話』136～141頁）。

在此期间，七月二日，伊藤被命负责“应对外国舰队”，并因英国之行获得了10两犒赏（比伊藤身份高的井上馨则获得了15两犒赏）。伊藤将赏金随附书信寄给了母亲琴（「伊藤博文履歴」、『伊藤博文伝』下巻、1頁、同上巻、130～132頁）。

大约一个月前的六月五日，京都旅馆池田屋遭到新选组袭击，萨摩藩和长洲藩共有7名志士被杀、23名被捕。松阴门下的俊英、杉山松介也因此丧生。消息传到长州，藩中人人义愤填膺，纷纷叫嚷要起兵进京。在前一年八月十八日发生的政变中，由于萨摩和会津等公武合体派的运动，长州在京都的势力一落千丈，所以也想借此机会挽回劣势。六月十五日，长州藩开始向京都派兵，久坂玄瑞（义助）、入江九一（杉藏）等松阴门下的高徒也出发进京。

伊藤和井上馨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乘坐英国船回到长州藩的。所以，藩政府无法简单地撤回攘夷命令。尽管藩政府没有采纳两人的建议，但是命令伊藤负责“应对外国舰队”，并对两人的英国之行进行了犒赏，公开认可了他们的行动和立场，为今后与外国进行交涉打下了基础。这么一来，伊藤等人也没有被问“盗用公款”之罪。

但是对于伊藤来说，回了国却没有达到目的，他很是沮丧，于是给在京都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写了一封信。伊藤去英国之后，就没有与木户联系过，但从这封信来看，伊藤对木户是相当信任的。

我从海外归来，有许多事情想当面告诉您。但您在京都，我却没有完成回国的目的。并非没有遗憾，但也不想去死。如今就这么活着，虽有愧于世间体面，但尚有欲望，还不能绝世。

（木戸宛伊藤書状、元治元年七月十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七月十九日，抵达京都的长州藩兵围攻京都御所，在御所周围各个入口与支持幕府的会津、萨摩等藩的军队交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禁门之变。但由于兵力不足，长州藩大败，入江战死，久坂负伤自杀，原本就在京都的木户则逃到了但马（位于现兵库县北部）隐藏起来。同月二十四日，幕府得到讨伐长州的天皇敕命，向西南二十一藩下达了出兵命令。

负责长州藩的外交

禁门之变失败的消息传到萩不久，长州藩就接到了英法美荷联合舰队即将发起攻击的报告。于是，藩政府派伊藤等人与联合舰队方面进行交涉，以确保关门海峡的安全为条件，避免开战。但交涉破裂，未能如愿。

元治元年（1864）八月五日，四国联合舰队的17艘舰艇炮轰马关（下关），攻击长州藩炮台。八月六日战斗越发激烈，联合舰队派遣陆战队登陆，使用旧式武器战斗的长州藩节节败退，炮台被一一占领。

八月七日，藩政府决定派出议和使团，高杉晋作任议和使，另两名藩士为副使，伊藤和井上馨担任翻译。八日，高杉等人登上“欧律阿罗斯号”旗舰进行议和，提出将大炮作为战利品交给联合舰队等条件，议和成功。

其实，首先是伊藤一人先到“欧律阿罗斯号”，与此前将他从横滨送到姫岛的驻日英国公使馆翻译生萨道义见面，做好交涉的准备工作。而且，伊藤和萨道义在议和交涉中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翻译。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议和获得了成功（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巻、143～175頁。『伊藤公直話』159～161頁。『伊藤博文伝』上巻、153～160頁）。

八月十四日，四国联合舰队最终与长州藩签订了议和条约，内容如下：①要礼貌对待通过马关（下关）的外国船只；②外国船只可以购买煤炭、食物、木柴、水等物品；③允许外国船只上的人员在遭遇大风浪时上岸避难；④长州藩不可新设炮台，不得在旧炮台设置大炮；⑤长州藩从马关向外国舰艇开炮，但四国联军并没有行使烧毁马关的权利，所以日本方面必须向四国进行赔款并承担军队杂费，这一点将由江户幕府方面决定。除家老等人以外，高杉、伊藤也参加了谈判（井上馨没有参加）。

长州藩方面，尤其是高杉对赔款十分抵触，他认为：①攘夷行动是奉朝廷以及幕府之命，所以四国应向幕府方面要求赔款；②长州藩没有支付巨额赔款的财力，如果强行要求赔款，藩主恐怕也无法制止要去拼命的藩士。据说，伊藤将萨道义带到甲板角落，告诉他藩内的情况，希望四国去向幕府要求赔款（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巻、183～192頁。『伊藤博文伝』上巻、165～171頁）。

此后，长州藩向横滨派遣使节拜访四个国家的代表，请求减免赔款。正使由家老井原主计担任，伊藤是三名随从之一。所以，只要长州藩有外交需要，伊藤肯定就会出现。虽然伊藤的英语水平并不算好，但他与外国人的沟通能力极强。

萨道义在日记中记录了以下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八月二十七日，四国舰队的三位舰长为将家老井原等四位使节送到横滨一事造访马关，伊藤为招待萨道义吃一顿西餐费尽心思。“磨得无比锋利的长餐刀”让萨道义大吃一惊，烤鳗鱼和炖甲鱼则让萨道义吃得眉开眼笑。

另一件事发生在八月二十九日，萨道义想买东西，于是伊藤陪他逛马关。天色渐暗，萨道义正准备回去的时候，伊藤想留他住一晚再走。但萨道义约好了要回军舰吃晚饭，婉拒了伊藤的邀请（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巻、206～209頁）。

这两件事，让萨道义充分感受到了伊藤的心意。[3]

九月十日，家老井原正使和伊藤等人组成的使节团乘坐军舰抵达横滨的时候，四国已经决定要求幕府支付赔款，于是他们又马上乘坐军舰返回了马关。九月二十三日复命后，藩政府给了四人犒赏，伊藤得到了10两。九月二十二日，幕府签署了向四国赔偿300万美元的协定。

元治内乱的胜利

禁门之变大败，再加上败给四国联合舰队，长州藩内主张应该顺从幕府的“俗论派”逐渐得势。对此，元治元年（1864）九月六日，山县有朋（奇兵队军监，职位仅次于奇兵队总管）和奇兵队干部一同向藩政府递交了建议书，称如果顺从幕府，不仅会让周防、长门的志士失去方向，还会让全国的志士失去方向，提出应向幕府开战。

此事发生在伊藤等四人为赔款一事而启程前往横滨拜访四国代表的一天之后。其他队伍也都表态，支持山县有朋。

但是，藩政府逐渐被“俗论派”掌控。九月二十五日，山县等人所属的“正义派”代表周布政之助（麻田公辅），因一连串的政治事件而引咎自杀。

长州藩“正义派”原本属于尊王攘夷派，但伊藤、井上馨等人认为，如果顺从幕府，日本的变革就无法进行，所以厌恶“俗论派”。

于是，井上馨就计划，利用曾在四国联合舰队交战时指挥过的第四大队和力士队，夜袭“俗论派”。打击“俗论派”之后，“正义派”就可以重新夺回在藩政府内的主导权。但是，由于计划泄露，“俗论派”在九月二十五日夜晚，半路袭击了从政事堂回家的井上馨，井上馨身负重伤，命悬一线。井上馨对“俗论派”的反击以失败告终。

伊藤听说井上遭到了“暗杀”，立即赶往山口，此时“俗论派”宛若“蜂拥”。井上馨奄奄一息，告诉伊藤“我可能活不了了，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死了，长州就会陷入茫茫黑夜”，恳请伊藤不要久留，速回马关，至少要有一个人活着。伊藤觉得马关也存在危险，于是向藩政府的力士队借了约40人护送自己回到马关（『伊藤公直話』165～166頁）。

与此同时，幕府正在准备讨伐长州（第一次讨伐），决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向长州发兵。十一月十一日，长州藩为禁门之变向幕府谢罪，让三个家老切腹自杀，将四个参谋处斩。藩主毛利敬亲父子也搬出萩城蛰居，对幕府表示恭顺。

对此，十二月十五日深夜，高杉晋作在长府（现在的下关市长府）的功山寺利用奇兵队举兵，想逼迫长州藩改变方针。奇兵队是文久三年（1863）六月高杉应藩主父子的要求而编制设立的志士新部队。足轻、仲间组等武士阶层占了一半，来自农民、商人、渔民等阶层的也占到一半，一共几百人。除奇兵队以外，不拘泥于长州藩原来军事编制的新部队不断设立，总称“诸队”。此前，伊藤向山口借用的力士队就是诸队之一。

高杉十分器重山县有朋，所以让他担任奇兵队的军监。但是，奇兵队中也有很多人认为高杉起兵无法成功，就连山县也没有参加。但是，伊藤率领由他指挥的十几个力士队队员，立刻就表示参加。即便如此，一开始就参加的游击队、奇兵队的有志之士加起来也不过80人左右（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8～42頁）。

从英国回来的伊藤和井上馨主张停止攘夷，但孤立无援。那时候，高杉就支持井上馨，两人仰天长叹，推心置腹。立即响应高杉举兵的伊藤，也是性情中人，为朋友两肋插刀，不畏生死。

十二月十六日清晨，高杉、伊藤等人的军队进入马关（下关），占领藩会所，赶走官员。“俗论派”藩政府听闻高杉举兵，决定于十二月十九日，将前田孙右卫门等“正义派”要人斩首问罪。这件事激起了奇兵队等诸队对“俗论派”政府更加强烈的反抗。

元治二年（1865）一月五日，奇兵队的实际首领山县等人下定决心要同“俗论派”藩政府战斗到底。一月六日，在向萩进兵的途中，在秋吉台附近的绘同、大田（位于现山口县美祢市）等地，打败了人数占优的“俗论派”部队。

此后，奇兵队及诸队屡战屡胜，一月末罢免了“俗论派”所有官员的官职，二月初正式停战。三月中旬，长州藩一致决定，对内加强武装，对外向幕府表示顺从，并遵从“敕旨”。

这其实是与幕府进行交锋的方针。于是幕府在庆应元年（1865，元治二年更改年号）四月十三日，命令各藩再次讨伐长州。

高杉、伊藤迷失方向，木户出山

在此期间，“正义派”逐渐掌握藩政主导地位，高杉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高杉认为“功名富贵”非长久之计，叫上伊藤一同去留洋。于是两人前往长崎，借宿在英国领事馆。但以前就认识的英国外交官劝他们说，现在不是留洋的时候，应该为马关开港尽一份力。两人觉得有理，马上又回到马关。根据长崎代理领事加沃的报告，高杉和伊藤曾询问是否有办法让马关在不受幕府干涉的情况下，为开展海外贸易而开埠。

两人为促进马关开埠，与长府和清末两个支藩进行交涉，希望将两个支藩在马关拥有的领地全都编入萩藩，将隶属萩藩的其他土地与之交换。作为外国接待员驻在马关的井上馨也给两人帮忙。然而，长府和清末两个支藩的藩士却认为萩藩想独占马关利益，因此产生逆反情绪，甚至寻找机会刺杀高杉、伊藤、井上馨三人。

于是，高杉去了四国，井上馨隐藏在别府。伊藤原本想去对马躲躲，后来藏身于马关一名商人的家中。结果，面对幕府即将再次讨伐长州，萩藩政府为增进本藩与支藩之间的合作，于庆应元年（1865）四月二十二日宣布无意开放马关（『伊藤博文伝』上巻、194～200頁。『伊藤公直話』194頁。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巻、332～337頁）。

这段时间伊藤跟随高杉行动，虽并非出于本意，但其行为确实偏离正轨、有违初衷。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伊藤后来回忆时曾叙述道，“攘夷论再起，我们的想法无法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伊藤公直話』194頁）。虽然以高杉和伊藤为中心的志士们拼着性命扳倒了“俗论派”，成立了“正义派”掌握的反对政府，但获胜后的兴奋或许反而让“正义派”内的攘夷论调高涨起来。

而且前一年，伊藤和井上馨从英国回来以后，虽然希望中止攘夷的意见未被采纳，但藩政领袖对于他们的意见还是有所考虑的。然而那些领袖，有的因禁门之变引咎自杀，有的则被“俗论派”杀害，无人幸存。所以，无论伊藤还是井上馨，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高杉定然也是如此。

对于伊藤等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值得信赖的木户孝允回到长州，执掌藩政实权。伊藤知道木户潜伏在出石（现兵库县丰冈市），而且大村益次郎［村田藏六，后来担任兵部大辅（即次官）］、野村靖（靖之助，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等人已经去见了木户。

大村和野村在与木户取得联系的同时，确认藩政府方面的意向。伊藤请木户的侍从转告木户，希望他能回到长州藩。四月二十六日木户回到马关，次日伊藤就前往拜访。从出石回到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宛如“大旱望云霓”[4]，受到热烈欢迎。

五月十四日，木户在山口见到藩主，提出施政建议；二十七日，就任“政事堂内用挂”和“国政方用谈役心得”这两个要职（『松菊木戸公伝』上巻、「木戸孝允公年譜」〔其二〕、465～474頁。『伊藤公直話』182頁）。

在长崎成功购买武器与萨长联合

木户孝允执掌长州藩政后，庆应元年（1865）五月十二日，幕府任命纪州藩藩主为讨伐长州藩的先锋总督。所以，长州藩必须应对幕府对其再次发起的讨伐，而且这次真正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

木户先让支藩长府的藩士中计划暗杀伊藤的主谋去给伊藤赔罪，然后派人接回高杉和井上馨（『伊藤公直話』182～183頁）。就这样，木户将藩内的攘夷论压了下去。

此外，为迎战幕府方面军，闰五月二十七日，木户提拔掌握西洋军事学的大村益次郎，命其负责军事改革。长州藩花了一年时间开展军事改革，实现了用当时最新式的米涅步枪来武装部队（保谷徹『戊辰戦争』40～43頁）。

另一方面，脱离土佐藩的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等人，建议萨摩藩和长州藩联手。两个藩里都有不少他们的朋友。坂本走访鹿儿岛后，于闰五月五日见到了木户。

那时，伊藤向老朋友萨道义（驻日英国公使馆翻译官），打探幕府军方面的情况以及英国的态度。

萨道义在闰五月四日的信件中写道：五月十六日，德川方面的人员开始出动，但不过51000人，其中炮兵队约1000人，野炮也只是小型炮，不会起什么太大的作用。英国有一两艘军舰停泊在马关港，但不是为了帮助德川幕府，而是为了监视英国商船的武器买卖。英国不会出手帮助长州藩或是德川幕府任何一方。

伊藤认为一旦和幕府打起来，长州藩的步枪就会不够用，于是主动向前原一诚（彦太郎，政务座兼藏元役）提出自己去上海、香港买枪。六月二日，伊藤告诉木户，他与来京都的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商量，想借用其他藩的名义购买蒸汽船，山县有朋也同意。如果可行，龙马答应来马关为此事牵线（『伊藤博文伝』上巻、208～219頁。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元年六月二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伊藤早已见过坂本、中冈等知名志士，而且为负责武器采购到处奔波。那时，山县担任奇兵队军监，负责加强马关方面的军备。但是，因为没有与列强交涉的工作，伊藤就闲了下来。

七月十四日，伊藤和井上馨受命去长崎购买武器。月末，他们借用萨摩藩的名义，花费92400两购买了7300支步枪（其中4300支是新式步枪）。又在八月上旬，决定购买1艘商船和2艘炮舰。在萨摩家老小松带刀的好意相待之下，伊藤和井上馨扮作萨摩藩士，利用萨摩的船只将步枪运至马关。就这样，伊藤等人通过购买武器的方式，为长州的军事改革做出了贡献。但是到了七月末，萨摩藩也开始受到幕府方面的怀疑（木戸ら宛井上馨·伊藤書状、慶応元年七月一九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通〕、『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伊藤博文伝』上巻、220～239頁）。

这次长崎出差，伊藤还见到了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一藏）。而且，伊藤向外国公使介绍木户是“马关奉行”（官职名称）。因为见外国人的时候，每次都换人的话就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元年八月九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告诉外国人木户是马关奉行，目的是提高自己作为木户代理的威望以及外国人对于长州藩的信任。

伊藤偷渡英国的时候，还不怎么能说英语，而且主要看到的是物质层面的伦敦。回国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将在英国的经历和学到的英语运用到与外国人的交涉之中，逐渐掌握了西欧外交习惯。而且，由于伊藤和井上馨等人在长崎通过萨摩藩成功买到了武器，同年秋天，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合作逐渐水到渠成。庆应二年（1866）一月二十一日，木户与西乡隆盛（吉之助，萨摩藩士）秘密约定，萨摩藩在幕府再次讨伐长州藩的时候，不出手帮助幕府，对长州藩采取友好的态度，由此结成萨长同盟（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一部五章）。

高杉、伊藤再次迷失

此后，伊藤为购买步枪和船只，在长崎逗留期间，听英国商人哥拉巴说，萨摩藩邀请驻日英国公使巴夏礼访问鹿儿岛，将要举行萨英会盟。于是，庆应二年（1866）二月二十一日，伊藤给藩政掌权者木户写信，请求让高杉和他一同前往鹿儿岛，参加萨英会盟。二月二十七日，长州藩批准此事，任命高杉为正使、伊藤为副使，派他们前往萨摩。木户心里很清楚，萨摩藩让长州藩参加萨英会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理解伊藤他们希望出力的心情，而且如果事情顺利，就能皆大欢喜。

但是对于萨摩藩来说，长州藩提出的要求太突然了。三月下旬两人抵达长崎后，向当地萨摩藩邸留守居役递交藩主的亲笔书信和礼物之后，这件事就没有回音了。

在此期间，幕府方面也没有再次发兵讨伐长州的迹象。所以高杉向伊藤提议去海外考察，只在伦敦待了半年的伊藤就欣然同意了。这件事在三月十七日也获得了木户的同意（『伊藤博文伝』上巻、249～260頁。伊藤宛木戸書状、慶応二年三月十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对于高杉和伊藤来说，让长州藩参加萨英会盟和进行海外考察这两件事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他们想当然地觉得，要是能参加萨英会盟，结束后再去海外也可以，可谓是贸然行事、毫无计划。而且萨英会盟一事不过是从英国商人那里道听途说的，他们却即刻付诸行动，就算长州藩的情况非常糟糕，他们也实在是太心急了。

高杉和伊藤在与外国人进行外交谈判、通过其他藩购买武器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长州藩的对外交涉告一段落，开始进入全力准备与幕府军交战的阶段时，就没有能发挥他们特长的工作了。尤其是伊藤，身份虽低，但年仅22岁，就成为与四国联合舰队进行外交交涉的长州藩中心人物。他们两人的经历实在是太精彩、太丰富、充满刺激，所以普通工作对他们来说就索然无味了，这也是他们迷失的原因之一。另外，将在下一节具体讲述的伊藤于同年三月与第一位妻子澄[5]离婚的事情，也多少对伊藤的行动有所影响。

然而同年四月，幕府军开始出现向长州发起进攻的迹象。高杉和伊藤的海外考察计划便不了了之。

六月七日，幕府再次起兵，开始讨伐长州。各藩人马约有10万，是长州藩兵力的近10倍。尽管如此，幕府军队在各地连战连败。七月二十日将军德川家茂去世，幕府决定停止对长州的讨伐。幕府威望也一落千丈，很难继续维持原有统治。

那时，伊藤对一些有意思的信息做了分析。

首先，四月十八日，伊藤向木户和井上馨提议，战争开始之后，是否可以让英国船只帮忙护卫马关（木戸·井上馨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四月十八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如果这么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英国及其他列强加强对日本的干涉。

六月二十四日，木户在与驻日英国公使巴夏礼进行会谈时明确表示，长州藩非常自信，而且十分团结，所以不会求助于外国（萩原延壽『遠い崖』三巻、300～304頁）。木户作为执掌藩政的领袖，在与其他藩交流交涉方面的经验相当丰富。直觉告诉他，接受外国的支援会十分危险。但伊藤还年轻，没有意识到国与国外交层面的严酷，而且与萨道义等英国友人私交甚好，所以抱有幻想。

其次，六月十八日，伊藤分析认为，萨摩藩不会与幕府开战。这件事对长州藩十分不利，但可以说是幕府方面运筹得当的结果。从一桥庆喜（主导朝廷和幕府关系的核心，半年后成为第15代将军）的一贯言行来看，他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人物（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元年六月十八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由此可见，伊藤对英国的判断还很不成熟，但对国内局势的判断相当精准。

第一位妻子澄

在这里想讲讲伊藤的婚姻，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几年前。前文就曾提到，文久二年（1862）十二月，21岁的伊藤博文（俊辅）血气方刚，烧毁了在品川御殿山刚建成的英国公使馆，并刺杀了国学者塙次郎。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家里人开始为伊藤的婚事操心。父亲十藏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写给伊藤的书信中，问他什么时候回萩，是否有意娶妻。伊藤在文久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回复，短时间内还回不了家，至于娶妻一事，听从父母决定。

于是，父亲十藏和母亲琴，将入江九一的妹妹澄作为伊藤的妻子接进了家门。入江九一是吉田松阴门下的高徒，后来在元治元年（1864）七月的禁门之变中战死。

为了在江户等远方供职的儿子，父母先将儿媳迎进门，然后等儿子回来。这种现象在长州藩并不少见，叫作“御待受”。伊藤与澄的婚事也是“御待受”，孝子伊藤对此并无异议。

伊藤听到澄的名字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在文久三年（1863）三月二十二日的书信里告诉祖母和母亲，有什么事情叫澄做就好了，“祖母和母亲，你们早晚不要忙碌，多歇息”。虽然伊藤家和入江家都在萩，彼此直线距离不过800米，但伊藤本人可能完全不认识澄，即便多少听说过，也不知道该对澄说些什么。

伊藤连澄的面都没有见，就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和井上馨等人一同启程偷渡英国，原本计划去三年。伊藤在五月十一日（写给父亲）、五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写给父亲）的信中都没有提到澄。

为了阻止长州藩攘夷，元治元年六月，在伦敦仅仅待了半年的伊藤就和井上馨匆匆回国，前往山口去说服藩政干部和藩主父子。六月二十九日，接到藩政府的回复，说是现在无法改变攘夷方针。此后，为躲避攘夷主义者的追杀，伊藤听从井上馨的劝说，请了一天假回到萩。父亲十藏正巧去京都出差，伊藤见到母亲琴和祖母，告诉她们自己回国的始末。也就是这次，伊藤第一次见到了澄，而澄嫁进伊藤家已经一年半了。

此后，因为井上馨要去萩，七月十七日伊藤写了一封信让井上带给澄。伊藤在信中嘱咐澄，井上一直很照顾我，我们一起去了国外，回国之后也“情同手足”，你要准备好酒和鲜鱼“好好招待他”。

澄的哥哥入江九一在禁门之变中战死的消息传来之后，伊藤在七月二十七日写信给澄说，我知道你一定非常伤心，所以更要好好安慰你的母亲。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伊藤参加了功山寺的起兵，该事件后来发展为元治内乱。十二月二十三日伊藤写信告诉澄，自己平安无事（『伊藤博文伝』上巻、74～189頁。『孝子伊藤公』89～136頁）。

伊藤见到澄后过了半年，对她也没有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后来，伊藤想要离婚，但母亲琴始终不答应，可见澄与伊藤的父母处得非常好。总之，伊藤没有爱上澄。澄应该是一位很好的女子，勤于家务，又孝顺公婆，但是她过于克制自己的感情，对待伊藤太过拘谨，所以对于喜欢机智谈笑的伊藤来说，就显得十分无趣了。

与梅子相遇、与澄离婚

在这种情况下，伊藤遇到了梅子（梅）。前文讲到高杉、伊藤和井上馨为实现马关（下关）开埠，计划将所有土地都纳入本藩领地，结果遭到支藩长府藩士的追杀。庆应元年（1865）四五月，在危难之中帮助伊藤藏身的就是梅子。梅子生于嘉永元年（1848）十一月八日，比伊藤小7岁，当时年仅16岁。其亲生父亲是海岸仲仕（搬运货物的装船劳工），那时梅子已成为艺者屋的养女（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梅子夫人』3～6、10～11頁）。

伊藤遇到梅子之后，可能觉得有点对不住妻子澄。六月二十五日，伊藤给澄写信，提到给澄的姐姐寄了做腰带的布料。后来他又在十月二十日的信中，告诉澄给她寄了她想要的发簪。但这封书信写得枯燥乏味，结果成为伊藤写给澄的最后一封信（『孝子伊藤公』156～162頁）。

庆应二年（1866）三月十四日，伊藤在写给木户孝允的信中表达了想与澄离婚的意思，而且还和山县有朋（狂介）、片野十郎、林友幸（半七，后来担任枢密顾问官）等人商量离婚事宜。伊藤拜托木户直接听取山县等人的汇报，并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此外，他还请木户适当地帮忙劝说自己的父母（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因为澄是入江九一的妹妹，所以伊藤觉得必须得到木户、山县等人的理解之后才能离婚，而且还要木户亲自去劝说伊藤父母，说明伊藤父母非常不愿意让澄离开。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伊藤在写给木户的信中感谢木户接待自己的母亲前去拜访，平时也总是“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不仅体谅自己的“痴情”，还帮忙劝说安慰母亲（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而且，此事就发生在幕府即将再次讨伐长州之时，可见木户相当照顾伊藤。

伊藤的母亲，特别喜欢澄这个儿媳，不希望他们离婚。虽然木户亲自劝说，但伊藤母亲直到六月中旬才消了气（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六月十八日、同前、一巻）。但在六月七日，幕府军就已经开始攻打长州藩了。

起初，伊藤想得很简单，只要娶父母喜欢的女子为妻就能尽孝。后来，伊藤才真正意识到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离婚这件事对于澄来说是一种不幸，但伊藤得到了能理解自己的梅子，两人在漫长的人生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后来在明治维新初期，澄与一个姓长冈的在神户海关奉职的长州人结婚。据说这段姻缘，与伊藤暗地牵线有关（『孝子伊藤公』90頁）。

[1] 即甲午中日战争。——译者注

[2] 该书引用了萨道义的日记，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讲述日本幕末及明治维新的历史，很有价值。

[3] 此后，估计是在几年之内，伊藤在给梅子（幕末维新时期叫作“梅”）夫人的书信中写道：①我虽挂念梅子的病，但今晚受人之邀，得去“国龟”〔料理店？〕，你别担心；②明天有“异人”（外国人）要来，记得把房间收拾一下（梅子宛伊藤書状、年月未詳、二日、伊藤公資料館所蔵）。伊藤擅长待人接物，虽然多少有点任性，但不会让人生厌，从书信来看，他很早就开始请外国人到自己家来做客了。

[4] 仿佛大旱之时看到了彩虹，即降雨的征兆。——译者注

[5] Sumi，音译。——译者注

第三章 倒幕战争——不尽如人意的情报搜集

超越长州藩范围

庆应三年（1867）正月初五，伊藤给木户孝允写了一封饶有兴味的书信，内容大致如下（「年度別書翰集」山口県文書館所蔵）。

（1）京都现在如何，事态是否有变，伊藤颇为担心。两三天前，美利坚合众国的军舰在从兵库驶往长崎的途中经停马关（下关）一日，他去打探了“浪华风景”（大坂附近的情况）。听说德川庆喜宣称自己决不会辞职，希望“对日本的政体进行改革”，并传令各地大名进京，开会商讨之后再做决定。但只有三四个藩的大名进京，其他藩都没人去。德川庆喜觉得这样根本无法改革，说是必须由自己掌握“大权”执政。外国人的说法虽然不足为信，但伊藤觉得也有可能是事实。

（2）风传加贺藩率领大队人马抵达大坂附近，准备帮助幕府。虽说加贺藩原本就是弱藩，但天下人心向“勤王”（效忠天皇）者并不多，大家都根据各方的势力强弱来决定自己的方向。但面临国家“危急存亡之境”，看到（所有日本人）都那么优柔寡断、一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模样，伊藤感到十分“愤慨”。

（3）“美国独立”之时，与日本的现状不同。“美国人民”就连毫无“兵权”者（民兵）也都齐心协力，打倒了（英国等）强敌。这是因为每一个国民都拼着性命精忠报国、团结一致，这才造就了今日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4）与美国相比，日本人数千年以来承蒙“天子”恩惠，却忘此“大恩”，尽想着讨好（幕府等）。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就会让人觉得完全没有诚意。我们有何颜面面对那些被我们叫作“夷狭”（野蛮人）的美国人？如此下去，根本无法实现“王政复古”，木户您觉得呢？

（5）由此想象，长州人要做到“则天去私”非常困难。人们常说，若不把德川当作“仇敌”就不算长州人，但如今长州人不应口出此言。我认为“把关原之战以来，长州藩的仇恨联系起来”进行阐述，虽说可以使家臣与藩主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但也可能失去“公论”的支持。正因为现在天下人心向勤王者少，我们更要强调“公平至当之议论”，否则无法真正贡献“天朝”。

伊藤的这封书信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鸟羽、伏见的倒幕战争开始的一年以前，伊藤就已经摆脱了效忠长州藩和藩主的意识，认为应该创建以天皇为中心的现代国家（4）（5）。

第二，伊藤在信中列举了美利坚合众国独立革命的例子，感叹日本不存在美国那样的国家主义（2）（3）（4）。由此可见，在幕府末期，伊藤对美国的理解就如此深刻。而且，伊藤认为必须学习西欧的历史和现状，在日本推行改革，其前提就是要改变日本国民的意识，促使国民意识进入成熟阶段。伊藤后来的一贯态度，在庆应三年一月就已经出现了。

第三，从向美国军舰打探大坂方面的消息一事来看，伊藤不仅英语能力有所提高，而且毫不胆怯，主动接触外国人，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1）。伊藤能正确理解美国独立革命的本质，也与他这样不断与美国人等外国人进行接触有着很大的关系。

侦察京摄

庆应三年（1867）三月九日，由于伊藤自吉田松阴以来，明晓“尊王攘夷之正义”并不断坚持活动，由“准士雇”晋升为“士雇”。如此一来，还有一步他就能获得真正的武士身份了。伊藤和品川三郎（后来担任内务大臣）、野村靖（靖之助，入江九一的弟弟，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等四人同时晋级。

九天之后，伊藤受命前往京都，侦察京摄（京都、大坂、神户）方面的情报。

前一年春天，伊藤与梅子（梅）成婚。当年年末，女儿贞子出生，那时一家三人都住在马关。因为母亲琴生病，从庆应二年年末到三年正月，伊藤回萩照顾母亲。父亲十藏、母亲琴和祖母元都住在萩，但母亲的病后来也没有好转。三月二十五日，伊藤在给父亲十藏的信中写道，贞子健健康康的，请父亲放心；他一个月左右就回来（『孝子伊藤公』168～175頁）。

长州藩侦察的最主要目的，一是打探幕府的动向，二是确认萨摩藩是否会和长州藩联手倒幕，三是促使萨摩藩为倒幕开始行动。

伊藤在出发前，给长州藩的掌权者，也是伊藤的庇护人木户孝允写了一封信。可能他在信里写得过于意气风发，木户回信提醒他绝不可“鲁莽”行事。三月二十六日，伊藤回复木户时写道，自己绝不会鲁莽行事，请他放心（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木户很清楚伊藤干劲十足，但那时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三月二十七日，伊藤从马关出发，四月十三日抵达京都，住在前一年就潜伏在萨摩藩邸的品川弥二郎处。他在京都见了中冈慎太郎（土佐藩士）、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一藏）和黑田清隆（了介）等，探听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以及各大藩的动向，四月二十九日离开京都返回山口（『伊藤博文伝』上巻、294～295頁）。

四月十四日，伊藤还在京都的时候，一直把伊藤当作亲弟弟般疼爱的高杉晋作死于肺结核，年仅27岁。

关于那次在京都打探消息一事，后来伊藤回忆说，“品川弥二郎等人先去了京都，我是在他们之后去的”，“我只在京都待了几天就很快回去了。那时，与西乡等人见了面，我们一直在讨论开国，无论走到哪儿，讨论的都是这个话题”（『伊藤·井上二元老直話 維新風雲録』112頁）。

从京都之行未给伊藤留下深刻印象来看，他在京都并没有获得什么消息。那是因为萨摩藩不可能马上就举兵。他们考虑到将来不得不举兵之时需要长州藩的协助，所以采取暗地里与长州藩保持友好关系的态度。长州藩已经与幕府（德川家）开战，别无他路；而萨摩藩还可以选择不战，进行体制改革。

伊藤离开京都大约两个月之后，六月二十二日萨摩藩与土佐藩秘密结盟。其目的是迫使成为第15代将军的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如果他不答应，萨土就准备起兵。因为萨摩藩不想冒着失败的风险，与仍拥有强大军力的德川家开战（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第七章、八章）。

伊藤从山口到萩待了四五天，照顾生病的母亲，然后又回到马关继续负责应对外国人的工作。

出差长崎

庆应三年（1867）七月二十日，伊藤受命和木户一起去长崎侦察外国情况。此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和坂本龙马等人一起加强与萨摩藩的合作。八月七日，伊藤和木户从山口出发。两人在长崎见到了坂本龙马等人。

伊藤还见了几次与自己关系很好的萨道义（驻日英国公使馆翻译官）。萨道义在八月十五日到长崎之后待了一个月左右。萨道义曾试探木户和伊藤，提议他们建立萨摩、长州和土佐的三藩合作新体制。但木户十分慎重，回答从未想过要推翻幕府（萩原延壽『遠い崖』五巻、294～297頁）。伊藤通过萨道义了解到，英国支持萨、长、土三藩；同时通过木户对萨道义的回答学到了在肩负国家和藩政重任时，必须谨慎行事。

此外，八月中旬，萨摩藩的小松、西乡、大久保与长州藩的柏村数马（担任直目付一职）等人在京都会晤。萨摩藩决心政变，但并未明确言及倒幕事宜（佐々木克『幕末政治と薩摩藩』第六章三）。

九月三日，木户回到长州藩。由于京都局势吃紧，伊藤又被派去京都侦察。伊藤认识的英国人多，那时木户要求伊藤利用英国军舰来往于横滨、京摄和长崎，侦察幕府采取的对策和法国对幕府的支援程度，伊藤欣然答应。九月十三日，身在京都的伊藤，接到长州藩要求其登上英国军舰的命令。

此后，长州藩为了运送士兵，决定从外国购买或者租借船只。于是，伊藤被派往长崎执行任务，同时去英国军舰上探听外国内情。

九月二十六日，伊藤出发前往长崎。在此之前，他与坂本龙马见面，获得了土佐藩的消息，以及熊本藩倾向于支持幕府等情报（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但是，伊藤未能打探到长州藩最想要的萨摩藩、幕府和法国方面的情报，而且也没能获悉土佐藩有关大政奉还的动向。那时，伊藤还未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伊藤抵达长崎之后，与哥拉巴商会进行谈判。庆应三年十月四日，他们签署了为期两个月租借汽船一艘的合同（『伊藤博文伝』上巻、307～315頁）。伊藤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松了一口气。六日，他给夫人梅子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还随附了一条和服腰带（梅宛伊藤書状、慶応三年十月六日、伊藤公資料館所蔵）。

倒幕战争中无所事事

庆应三年（1867）九月下旬，长州藩想用萨摩藩的船只将奇兵队等诸队部分兵马运送到大坂方面。但是到了十月，萨摩的船只也没有出现；被认为会帮助长州藩的广岛藩也毫无动静。

十月十四日，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听取了前土佐藩藩主山内丰信（容堂）的建议，向朝廷提交了大政奉还的请求。因为这样不仅可以避开来自倒幕派的批判，德川庆喜还可以加入新政府掌握实权。对此，15岁的天皇（明治天皇）的祖父——作为公家中坚力量的中山忠能与岩仓具视商量之后，当天就对萨摩和长州两藩下达了倒幕“密诏”。

摄关等能够决定朝廷决策的重要人员都没有参与制定这份“密诏”。也就是说，这封“密诏”是岩仓和中山私造的假文书。这封假“密诏”只有萨摩和长州两藩的相关人员知晓，但足以煽动萨长两藩藩士倒幕了。

十一月十七日，岛津忠义（茂久，萨摩藩主）率领的萨摩藩兵终于进入三田尻港（位于现山口县防府市），与毛利敬亲父子会合。这样，两藩藩兵决定在西宫登陆。

十一月二十五日，长州藩的奇兵队等部分部队成为先遣队，近500人分乘7艘船装作广岛藩兵出发。长州藩的先遣队于二十九日抵达后，萨摩和长州的部队相继抵达。

上文提到那时在长崎的伊藤，在十月四日与哥拉巴商会签订了租借一艘汽船合同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干了。他遇到了医学学生芳川显正（贤吉，德岛藩士，后来成为内务大臣），伊藤的英语会话还不错，但阅读还不行，于是请芳川教授英语阅读。

后来，伊藤从长崎乘坐英国军舰航海，于十二月上旬到达兵库（『伊藤博文伝』上巻、315～323頁）。关于这次乘坐英国军舰的航海之旅，伊藤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在长崎遇到了英国海军司令，他说：“既然你没什么事情，那就来坐我们的军舰吧。”于是我就坐着军舰“从长崎到朝鲜的延坪岛，转了一圈之后靠近下关海岸，然后去了兵库”。

（『伊藤·井上二元老直話 維新風雲録』114頁）

可能对于一些细节的回忆并不完全准确，但毫无疑问，在京摄方面局势吃紧的情况下，伊藤却无所事事。

维新政权的诞生与神户事件

抵达兵库之后，伊藤想加入长州藩的诸队，却被队长拒绝了。恰巧，为成立三田尻英语学校，受邀来日的美国医生温迪尔到了兵库，于是伊藤就陪着他回到长州。所以，伊藤并没有亲身经历庆应四年（1868）一月三日到四日发生在鸟羽、伏见的战斗。

结果，伊藤听闻新政府军在鸟羽、伏见战斗中大获全胜的消息之后，一月十日搭乘英国军舰并于十二日抵达兵库（『伊藤博文伝』上巻、323～335頁）。伊藤到达兵库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十一日，日本人与外国人发生冲突，是为“神户事件”。冈山藩的家老日置带刀率领的部队奉新政府之命，负责西宫的警卫工作。队伍路过神户外国人居留地时，有一个法国人不听劝告强行通过，队伍中的泷善三郎就用枪[1]戳了那个法国人。

在场的外国人见状，就向日置的队伍开枪，日置部队应战。偶然路过此地的外国公使团认为这是对公使、公使馆以及国旗的攻击，就命令军队追击，占领神户，扣留了各藩船只。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日置前往京都，向新政府的参与[2]后藤象二郎报告此事；一月十四日，又以冈山藩藩主的名义向新政府递交了报告（鈴木由子「慶応四年神戸事件の意味」）。

伊藤抵达兵库后得知此事，就马不停蹄地去见了“交情甚好”的驻日英国公使巴夏礼。巴夏礼十分生气地说，本以为长州是朋友，却发生了此类事件，“所有日本人依旧还是持攘夷论”；而且说是结束了幕府统治，成立了新政府，却不见任何一位新政府成员来打招呼，简直太无礼了。

于是，伊藤向巴夏礼保证“三天之内解决此事”，立即前往大坂。伊藤向大坂负责调查外国事务的东久世通禧汇报了与巴夏礼见面的情况，建议首先要向各大国代表通告王政复古的事实，然后必须处理神户事件。东久世马上采纳了伊藤的建议，于次日即一月十三日就任命伊藤在新政府中负责外国事务（『伊藤公直話』200～202頁。『伊藤博文伝』上巻、335～337頁）。

就这样，新政府于一月十三日宣布，继续履行幕府与各国签订的各项条约（但落款日期为一月十日）。

伊藤认为，为了在戊辰战争中取胜，要打败德川军，就必须获得外国公使团对于新政府的支持（鈴木由子「慶応四年神戸事件の意味」）。木户也支持伊藤的这一方针（伊藤宛木戸書状、慶応四年一月十九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二月九日，新政府认可外交使节团的意见，承认是冈山藩的人员不当袭击了外国公使等外国人，并对此事道歉。当天，泷善三郎因此引咎切腹。

伊藤对于冈山藩士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意见，认为他们的行为与不愿改变幕府时代传统的“攘夷”行动毫无区别。但是，外国公使团采取的行动也让他认识到了现实的严酷。神户事件解决后不久的二月十五日又发生了堺事件，土佐藩兵与法国水兵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这两起事件发生后，与伊藤有着心灵相通的木户，在给伊藤的书信中这么写道：

虽说是“世界文明之国”，但还是有“粗鲁之人”。在发生非常事件的时候，政府如能迅速采取“至当之所致〔最为恰当的对策〕”，就能自扬国威，也能获得世人的信赖。

（伊藤宛木戸書状、慶応四年二月二十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无论如何，神户事件对于刚刚起步的新政府来说是一次危机，但伊藤在此事中处理得当，从而在新政府中有了立足之地。

稳定新政府与列强的关系

庆应四年（1868）一月二十五日，伊藤就任参与一职；同年二月二十日，成为拥有针士参与职位的外国事务局判事。新政府当时由三职（总裁、议定、参与）八局组成。外国事务局就是后来的外务省，有宫督（长官）、辅佐（次官）2～4人以及判事7～11人。伊藤在神户事件中处理得当、获得认可，由此担任新政府外交部门的要职。伊藤也参与了堺事件的处理。

按照国际惯例，国王等国家元首应在新的外国公使（大使）赴任之时，允许他们前来觐见，并接受国书。所以，新政权成立之后，作为元首的明治天皇，必须接受各国公使的觐见。

到那时为止，从来没有西欧人进入过御所（皇宫），更不要说西欧人觐见天皇了。所以，木户孝允（总裁局顾问）等人通过努力改变原有习惯，终于使之实现（伊藤宛木戸書状、慶応四年二月二十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终于，天皇定于二月三十日（农历）接见英国公使巴夏礼、法国公使罗什、荷兰公使博尔斯布罗克。由于天皇没有专属翻译，当天就命伊藤负责翻译。但是，英国公使巴夏礼在前往御所的途中，遭到攘夷派的袭击。幸好有后藤象二郎（土佐藩）、中井弘（弘三，萨摩藩）以及五代友厚（才助，萨摩藩）等人陪同，后藤与中井击退了袭击者。巴夏礼虽然没有受伤，但取消了觐见，并写了信想要将此事告知法国公使。

信使将巴夏礼的那封信交给伊藤，请他转交，伊藤思量之后，未将巴夏礼遇袭一事告诉已经进入御所的法国公使、荷兰公使，而是让他们先去觐见了天皇。天皇于三月三日重新接见了巴夏礼（『伊藤博文伝』上巻、363～368頁。『伊藤公直話』204～206頁）。

就这样，天皇顺利接见了三国公使，新政府获得了列强的认可，也减轻了天皇及其周围的公家们对于洋人的过度敏感。

伊藤在庆应四年一月至三月约两个月内开展的活动，不仅让他获得了木户的信赖，也确保其在新政府中站稳脚跟，并且为他于五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兵库县知事奠定了基础。兵库县知事是管辖神户开埠地的要职，这对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处理纠纷的伊藤来说，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1] 此处是指长柄的一端装有尖锐金属头的旧式兵器，与下文外国人使用的热兵器不同。——译者注

[2] 1967年12月王政复古后新设的三个职位之一，至翌年5月被废除。——译者注

第二部 飞翔篇

第四章 与列强的交涉、知性的飞跃——就任兵库县知事和大藏官员

就任兵库县知事

庆应四年（1868）四月十九日，伊藤被委派管辖神户开埠地的所有外国事务，即成为处理神户港所有外事关系的负责人，他得以运用其擅长的英语和高超的交际能力。

具体而言，例如管理各开埠地的贸易，根据日本政府与外国列强交涉的结果来确定日本的金银货币与洋银的换算等，都是他的工作。由于兵库被认定为全国模范港口，所以伊藤也要负责与其他港口负责人之间的联络工作（『伊藤博文伝』上巻、380～395頁）。

五月三日，伊藤又被任命为大阪府判事兼外国官判事，来往于兵库、神户两地。府判事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副知事。伊藤在担任原幕府领地大阪府副知事的同时，依旧负责兵库和神户两个开埠地的工作。

20天后，政府在原幕府领地设置了兵库县。五月二十三日，年仅26岁的伊藤被任命为兵库县知事。

当时的兵库县，只是以神户和兵库开埠地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并不像现在的兵库县那样包括当时的姫路藩、明石藩、赤穂藩等西部地区，也不包括尼崎藩等东部地区，以及福知山藩、出石藩、丰冈藩、宫津藩等北部地区。

但是，知事经常需要与外国列强接触，做出外交决策，所以是地方官员中最为重要的职务。其好友井上馨在给伊藤的信中写道，听说伊藤当上兵库县知事，非常羡慕，因为知事是“独任”职位，也可以开展民政等其他改革（伊藤宛井上馨書状、慶応四年七月二十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对于出身于足轻的伊藤来说，能就任与中小藩主同一级别、执掌实权的重要职位，其欣喜之情恐怕终生难忘。六月二十七日，伊藤在给父亲十藏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就任兵库县知事、加入“大臣之列”的欣喜，以及绝对不会忘记“朝廷”“高恩”的决心。早在一年半之前，伊藤的自我意识就已经超越了长州藩范畴（见本书第三章）。因此，他在这封信中表达忠诚的对象，并非仍然存在的长州藩藩主，而是朝廷。伊藤还随信给父亲寄去了100两（约为现在的500万日元）。

此前不久，在四月二十八日，疼爱伊藤的祖母元不幸亡故。伊藤与夫人梅子、女儿贞子一同生活在神户。贞子生于庆应二年（1866）年末，“活泼健康”，那时差不多一岁半（『孝子伊藤公』173、201頁）。同年八月四日，夫人梅子生下了第二个女儿生子。

伊藤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同时他作为兵库县知事，日理万机地处理着开埠地发生的各类事件。

提议废藩置县

庆应四年（1868）九月八日，日本改年号为明治，是时为明治元年九月八日。天皇在位期间不更改年号的规定，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那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烂醉如泥的美国商船船夫，不但用小刀刺伤神户港警卫德岛藩士，还闯入正在建设中的兵库县政府大楼，甚至反抗伊藤知事。美国商船船夫最后被制服，但那名德岛藩士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那时的中央政府位于京都。伊藤一边与政府外交部门的负责人（即外国官）联络，一边就如何处理美国船夫与美国领事、公使进行交涉。因为这是开埠以来发生的第一起外国人杀害日本人的犯罪事件，其处理方式会成为今后的先例。所以，伊藤希望将犯人处以死刑。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美国公使通知日本外国官，美国方面决定判处船夫一年徒刑并将其遣送回国。日本外国官进一步要求美国政府道歉，美国公使承诺道歉，但这件事就此了结（『伊藤博文伝』上巻、396～408頁）。

通过此事，伊藤深切地感受到所谓“文明国家”的列强的蛮横，并决心修改不平等条约。

在此事发生之前的庆应四年三月，伊藤写信给盟友井上馨（外国事务局判事）说：（日本）虽为小国，但秉承“公法”；如若列强采取与“公法”相悖的行动，则会不惜亡国与之战斗到底。伊藤十分愤怒，坦言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外夷”（伊藤宛井上馨書状、慶応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宛先不明、同年月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伊藤和井上馨，都对列强的蛮横感到非常愤怒。但是日本国力甚微，尤其毫无军力，完全无能为力。因此需要废除藩制，创建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将军事部门集中到政府手中。

明治二年（1869）四月十日是伊藤担任兵库县知事的最后一天。因为公家保守派的抵制，四月十二日，伊藤被降至辅佐公家知事的判事（副知事）。

在此期间，伊藤为贯彻改革思想，努力加强与以下两个派系的关系。

一派以岩仓具视为首。伊藤在担任大阪府判事兼外国官判事时，曾向岩仓具视（议定兼辅相）递交了“废除封建，设置郡县”（废藩置县）的书面建议。岩仓十分赏识伊藤，甚至写下“你如同我的兄长，是我真正的师长”的“过奖之言”（「岩倉具視」〔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6～7頁）。

另一派以长州藩要人木户孝允（参与）为首，包括井上馨、大隈重信（佐贺藩）、陆奥宗光（和歌山藩）等人。

伊藤与后一派系的关系日益密切，终于在明治元年十月十七日向东京的太政官办事处提议，将攻打会津、若松等北方地区后返乡的将士改编为朝廷的常备军队。

同年十一月，伊藤向太政官建议废藩置县，认为各藩应将土地和人民返还朝廷，挑选“强壮”的藩士成为朝廷士兵，挑选具有“为政才能”的人才担任朝廷官吏。伊藤还主张告知“天下列藩”（全国各藩）举行“一次大会”，根据“天下公论”来决定日本的根本大业（『伊藤博文伝』上巻、415～419頁）。伊藤很清楚，这一切肯定会遭到来自新政府内部的强烈反对，如前文所述，伊藤果然就因此事不得不辞去兵库县知事一职。

除伊藤的上述建议以外，木户派的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元年十月伊藤写给木户的信中提及“很难效仿欧洲以外的共和政治”（木戸宛伊藤書状、明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明治二年二月，井上馨在信中高度评价了伊藤提出的藩政归还朝廷的构想，认为与“英国之国势”基本相似（伊藤宛井上馨書状、明治二年二月十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伊藤等木户派在明治元年、明治二年这一阶段就已将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欧洲的共和政治列为日本近代化的参考模式。虽然伊藤等人完全没有立即把共和制、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引进日本的想法，但毫无疑问，他们是以高瞻远瞩的广阔视野来思考日本的未来。

木户派新生代大藏官员

此后，明治二年（1869）五月十八日，伊藤晋升为会计官权判事（相当于现在的大藏省局长级别），调任东京。伊藤和木户、井上馨等人一起从神户港出发经由横滨港，于五月二十九日抵达东京。

因为伊藤的工作是制定“商律”（商法），所以他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①指挥商人；②统计物价平均流通；③设立外币兑换处；④统计金银货币的流通，控制市价；⑤统计开埠地进出口贸易量，指挥各类物品的买卖；⑥监管船运；⑦监管商社和商税等与商业、贸易、运输相关的工作。（『伊藤博文伝』上巻、451頁，下巻「伊藤博文履暦」3～4頁）。

然而，伊藤最为关心的，并不是会计官权判事的工作，而是六月之后逐渐成为焦点的“版籍奉还”改革。“版籍奉还”就是各地藩主将“版”（土地）和“籍”（人民）奉还给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朝廷”（新政府）。“版籍奉还”之后，各地藩主究竟是按照传统世袭知事，还是由朝廷委派任命新知事，成为争论的中心。

伊藤在前一年就提出，“版籍奉还”之后应授予藩主爵位和俸禄，给予他们和公卿同等的贵族待遇，并学习外国列强的议会制度，让他们成为上议院议员，还要不拘一格地起用人才。

参与木户同意伊藤提出的激进意见，强烈反对藩主世袭知事，但同为参与的大久保利通（萨摩藩出身）、副岛种臣（佐贺藩出身）却觉得为时尚早，不同意木户的意见。结果在六月十二日的会议上，基本决定仍然采用世袭制，藩主则继续担任知藩事。

六月十三日，木户给伊藤写信表示“无比痛惜”，希望他能与鸟尾小弥太（长州藩出身，原奇兵队干部）一同去说服大久保、黑田清隆（萨摩藩，在戊辰战争中担任总督参谋）等人（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二年六月十三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伊藤接到信后，立即去见了木户，第二天即六月十四日，就递交了会计官权判事的辞呈，井上馨（造币局知事）也同样递交了辞呈。

岩仓和大久保大吃一惊，拜访木户进行协商妥协，决定去除“世袭”二字。各藩提出“版籍奉还”奏折，六月十七日以政府准奏的形式，任命各藩藩主262人为知藩事；同时，废除公卿和诸侯（藩主）的称呼，统称为华族。

就这样，同年七月八日，政府宣布开展政治体制大改革。新制度为二官六省的太政官制，将原来的“行政官”改为“太政官”，设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以及数位参议。国家的大致框架由三职（总裁、议定、参与）会议决定。太政官之下还新设了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其最高负责人为“卿”（长官）。神祇官与太政官同级，掌管神事、祭祀等。

木户为推动改革，提议让大隈重信担任参与（参议），结果未能实现，反而是木户不喜欢的前原一诚（长州藩出身，在戊辰战争中担任总督参谋，越后府判事）当上了参议。木户非常气愤，他本来就体弱多病，索性就称病要求休假（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二年七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结果，太政大臣和左大臣职位空缺，三条实美任右大臣，岩仓具视和德大寺实则任大纳言，木户讨厌的副岛和前原任参议。大久保、广泽真臣（长州藩出身，大总督参谋、民部官副知事）也相继于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被任命为参议。

被木户寄予厚望的大隈，在七月八日只被任命为大藏大辅（次官），七月二十二日转为民部大辅，八月十二日开始兼任大藏大辅。伊藤在七月十八日被任命为大藏少辅（次官级），八月十一日开始兼任民部少辅。

木户在七月七日曾向伊藤表达了“已经无能为力”的悲观情绪；但到了八月七日，又写信告诉伊藤，即便自己“愚昧老实”，也一定会庇护“正直”之人，让他们加入“我党”（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二年七月七日、八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八月上旬，木户情绪大好，因为有希望让大隈、伊藤就任大藏省、民部省这些最重要机构的中枢职位，负责财政和地方行政。而且木户想着早晚也要让井上馨身居要职。八月，井上馨被任命为“造币头”，十月就任民部大丞（局长）兼大藏大丞等要职。

木户早在跟随明治天皇迁居东京的明治元年九月，就已经向天皇建言，要开展公平的政治，就应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并推荐了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木戸孝允日記』明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就这样，木户将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和井上馨这三个心腹安排到最为重要的国家机关大藏省、民部省就任次官或局长等中枢职位。

而且，通过版籍奉还，木户对伊藤越发信赖并寄予厚望，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同前、明治二年七月～十一月）。木户对伊藤评价迅速提高的原因是伊藤对于日本的未来有非常具体的构想。明治二年八月上旬，木户与伊藤会面后给他写了一封信：

“听君一夜高论，实在是佩服之至。”若“人主（领袖）”安于以往“旧习”，不改变统治方策，那么在这万国林立的世界上，人民就无法日趋走向文明，日本就会摈弃文明，举国上下绝不可采取这样的态度。

然而，由于长年“旧弊”的存在，人民之中又很少有人能从中获得利益，所以万人之中几乎无人能够理解上述道理。

（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二年八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伊藤懂英语，又具有与欧美人进行交涉的能力，所以应该是当时日本人中对于欧美的政治和文明最具洞察力的一人。而且，通过实际工作，他也知晓日本政治和行政的现状。所以，木户十分佩服伊藤的思考深度，对他寄予厚望。木户与伊藤，两人对于将来立宪制度的引进和改革的目标意见一致，而且对于如何根据国民现有水平开展改革的想法也十分相近。

就这样，伊藤成了井上馨的上司。伊藤出身足轻，所以在幕末的长州藩，其地位始终处于出身中坚武士的井上馨之下。但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中，在参加维新的志士中，旧藩原有的等级秩序瓦解了。

大隈重信和伊藤的态度一致，认为应迅速开展改革，他不但具有政治行政能力，也比伊藤年长3岁半，又是维新之后佐贺藩的代表之一，所以地位比伊藤高许多。照理说，大隈在木户派中的地位应该仅次于木户。然而，伊藤不仅稳坐木户派第二把交椅，而且是木户最为信任的第一心腹。

推进实务，代理木户

伊藤在担任大藏少辅（次官级）兼民部少辅的明治二年（1869）八月到十月之间，先与造币头井上馨进行协商，对造币寮进行整改，兑换外国人持有的赝币，征收租税，还参与了大阪、河内、堺、奈良各府县的分离合并等工作。

然后，为推动实施在东京与横滨之间架设铁路的计划，明治三年（1870）六月一日，伊藤在伦敦与英国东洋银行成功签订了募集10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日本的488万两）外债的合同。合同规定，100英镑的票面实际支付98英镑，年利为9%，前三年暂缓偿还，后分十年还清。

七月一日，伊藤去关西出差，勉励地方官，并制定了土地征收计划，其中包括选定阪神之间的铁道路线、制定设置车站所需征用多少土地的计划。此外，他还与担任造币头的井上馨和技师长金德尔见面，协商修改《造币法》（『伊藤博文伝』上巻、482～511頁）。

其间，大隈（大藏大辅）和伊藤（大藏少辅兼民部少辅）两人跳过兼任两省卿（长官）的伊达宗城（原伊予和岛藩主）动用实权一事被视作不妥。因为这两个省是最为重要的国家机关，行政实权却基本掌握在大隈和伊藤的手中。

明治三年六月，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大纳言）和大久保（参议）就提拔大隈当参议，解除他在民部省和大藏省的兼任，也就是说，他们在实施“民藏分离”事宜上达成了一致。但是，木户（参议）的理想是让大隈在当参议的同时管辖民部和大藏两省，进一步加快改革的步伐。

然而，大久保、广泽真臣、副岛种臣和佐佐木高行四位参议表示不接受木户的想法。六月二十二日，四人同时提出辞呈，木户只能让步。结果七月十日，民部省和大藏省分离，大隈和伊藤专管大藏省。九月二日，大隈保持大藏大辅（次官）的身份，晋升为参议。

虽然“民藏分离”问题避开了伊藤这位少壮官员，最终由位于权力中枢的三职来决定；但大隈和伊藤作为木户手下的改革派新人，受到了政府中枢机构的瞩目。大约四年之后，围绕出兵台湾的问题，伊藤支持了主导政府的大久保利通。但在此时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大久保仍然有意阻碍木户派大隈和伊藤的改革。

其实，伊藤作为大藏省和民部省的少辅，不仅使用实权推动两省的行政改革，还参与了兵部省的人事安排等。兵部省就是后来的陆军、海军两省。在废藩置县之前，各藩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兵部省属下的陆军只有长州兵两个大队，工作就是护卫皇宫，所以算不上重要的国家机关。兵部省的实权掌握在公家岩仓具视（大纳言、兵部省御用挂）、长州派的木户、萨摩派（海军）的大久保这三个文官手中。

兵部卿一职由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等皇族担任，但具体由长州派的前原一诚兵部大辅统领。前文曾讲到，前原也兼任过参议，此前于庆应四年（1868）九月与木户交恶。木户派的山县有朋（长州藩出身，在戊辰战争中担任征讨军参谋），从明治二年（1869）六月到明治三年（1870）八月在欧美游学，前原是其继任。明治三年（1870）八月二十八日，山县被任命为兵部少辅（次官级）。前原于同年九月辞去兵部大辅一职（伊藤之雄『山県有朋』78～80頁）。

明治二年八月，木户告诉伊藤，他与前原交恶。明治三年二月，木户听说前原大为不悦，写信让伊藤去询问山田显义［长州藩出身，兵部大丞（相当于现在的局长）］等人的意见（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二年八月十五日、明治三年二月十五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另一方面，伊藤甚至向兵部省推荐人才。明治三年十月，伊藤请求木户为“三浦五郎”（三浦梧楼，长州藩出身，奇兵队干部）在兵部省谋个一官半职（木戸宛伊藤書状、明治三年十月九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不久，三浦以兵部权少丞（相当于现在的课长）的身份进入兵部省。

前文提到，伊藤在明治二年七月十八日就任大藏少辅。伊藤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使用“博文”之名的。“博文”最早出现在伊藤于明治二年八月十四日写给木户的书信中（出处同前）。伊藤与大隈一样，已经成为木户派内最有威望的实权人物，努力推动改革。可能是出于这一考虑，幕末之后一直使用的名字“俊辅（俊助、俊介）”，以及“春亩”的号都不太合适，所以改名为“博文”。

根据伊藤的回忆，“博文”这个名字是高杉晋作推荐的，选自《论语》中的“博文约礼”（「改名の事情」〔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167～168頁）。伊藤在明治二年夏季之前并没有使用“博文”之名，可能是觉得不太符合自己的年龄和实情。但是成为少壮官员之后，对于欧美的情况有了更为深入广泛的了解，开始根据日本的国情推动改革的时候，他发现“博文”这个名字十分贴切。

美国考察、建立自信

明治三年（1870）秋，日本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相当混乱，既有原幕府和各藩发行的各种货币，也有新政府当时为渡过难关而发行的多额不兑换货币等。同时，还有大量假币流入市场，导致物价涨落剧烈，对国民生活和对外贸易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伊藤大藏少辅已经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债偿还法及货币条例等进行了书面研究，认为其方法简单、逻辑清晰、十分可行，可以同时确保官民的“自身权利”（『伊藤博文伝』上巻、516～519頁）。幕末以来，伊藤的英语阅读能力与实务知识有了大幅提升，这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伊藤向政府提出前往美国考察的请求。目的是对美国理财相关的法令、国债、纸币，以及汇率、贸易、货币铸造等进行调研，为建立日本的财政制度提供参考。

这一请求很快就获得批准，闰十月三日，政府命伊藤前往美国考察。21名随行人员中有芳川显正（德岛藩出身，经伊藤的介绍进入大藏省工作，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等职）、福地源一郎（樱痴，后来经营《东京日日新闻》等官方新闻报刊）。伊藤等人于明治三年十一月二日从横滨乘坐美国汽船“美国号”出发，于第二年五月九日回国。

伊藤在美期间就向大藏省递交了调查结果和意见方案，其中包括采纳金本位制度的建议；又在回国后于六月二十三日之前，向大藏省提出了职务编制改革方案，目的在于进一步扩大大藏省的作用，大力推动日本近代化发展。

该方案内容包括：大藏省应该管理全国财政，统一支出政府各部门经费，开展内外税法改革，决定金银货币的质量，募集公债，发展农业，鼓励商业，并使日本成为不受他国支配的独立政体，监管国家所有基础“财政”。

那时，大藏卿一职空缺，但内部有木户派的大隈大辅、井上馨少辅、涩泽荣一权大丞（局长级）等支持伊藤改革的实力派官员。

此外，伊藤在美国考察期间，还在华盛顿购买了有关美国制定宪法方面的书籍。书中讲到，美国独立后，有三个人协助华盛顿总统制定宪法，他们是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三位都是一流的学者，为使美国成为共和制国家，查阅了古今内外共和政府的宪法。

然而，共和制以前仅在小范围内实行，并未曾在美国那样的大国付诸实施。共和制在美国“那样的大国”成功施行，打破了原有的惯例。“这要归功于那些人的非凡策略”（「憲法立案の経過と其の理論と概説」〔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181～182頁）。

伊藤此次访美的初衷是调查与大藏省实务相关的工作，以及大藏省的职务编制改革。同时，他还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进行了研究，不仅了解到用宪法来决定国家基本形态的艰难过程，还知晓了美国这一成功案例。

伊藤此次美国考察，不仅为大藏省的改革提供了参考方案，还让他对日本的近代化发展充满信心。这些可以从明治四年（1871）六月二十日，伊藤写给木户的信中看出。

信的开头提到前几日拜访的时候，由于“各种讨论非常激烈”而使木户动怒，他对此深表歉意。然后伊藤写道，因为知道木户具有接纳他人不同意见的度量和选择良物的慧眼，所以就“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真实意见。而且，各人想法不同乃天之所赐，“现今文明各邦”提倡不勉强迁就，应各抒己见（『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木户与伊藤激烈争论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可能与废藩置县及其后的制度改革，或是将来引进立宪制度有关。伊藤的思维跳跃得过快，被木户制止，于是导致了伊藤的“争论”。这不仅与伊藤“刚强正直”的性格（木户对伊藤的评价）有关，还与他开始对改革充满信心有关。

女儿病逝、移居东京

明治二年（1869）七月，伊藤就任大藏少辅，仕途一帆风顺，家里却发生了不幸。

八月七日，与夫人梅子和母亲琴子一起住在神户的大女儿贞子病逝。贞子那时只有两岁半。贞子一直非常活泼健康，而二女儿生来体弱多病，所以据说伊藤得知女儿病逝的消息时，还以为说的是二女儿生子。

木户派的陆奥宗光（和歌山藩出身，兵库县知事）平时就对伊藤的家人照顾有加，贞子病逝的消息也是他写信告诉伊藤的。

九月末，伊藤去了神户，一是为贞子扫墓，二是为举家搬迁，他把母亲琴子、夫人梅子和女儿生子带回了东京。那时，伊藤住在筑地本愿寺别院附近。

伊藤原本想把父亲十藏也接到东京来，但是父亲需要时间收拾萩的家宅，没能一起来。后来，父亲在年内也搬到了东京（『孝子伊藤公』199～201頁。『伊藤博文伝』上巻、475～477、491～492頁）。

父亲十藏来到东京后，与妻子琴子、儿子伊藤、儿媳梅子以及孙女生子一起住在筑地。后来，十藏和琴子借住到今户的一个小别墅去了。

伊藤在前往美国考察的时候，让夫人梅子、女儿生子以及十藏夫妇搬进在高轮南町购置的家宅。高轮的宅院非常宽敞，伊藤回国后在宅院里为十藏夫妇建了一个小小的隐居之所。十藏原本就喜欢务农，于是在院子里打理田地，安享晚年（『孝子伊藤公』203～204頁）。

伊藤就任大藏少辅，身份地位有所提高，也更为自信，所以将双亲、夫人以及女儿接来同住。但是，因为伊藤荣升高官，生活方式也开始欧化，所以十藏夫妇与伊藤夫妇的生活节奏就出现了不同。在自己的宅院内给双亲另建房屋分开居住，可以看出伊藤对于双亲和夫人梅子的良苦用心。

此后，伊藤家又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伊藤将井上馨兄长的儿子勇吉（后来改名为博邦，继承了伊藤家业）收为养子。勇吉出生在山口，1873（明治六年）1月6日，梅子夫人将他带到东京，21日邀请井上馨夫妇来家中做客，并举行了庆贺仪式（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37年1月22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那时，伊藤正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全权副使访问欧洲（见本书第五章）。

勇吉生于明治三年（1870）二月二日，被伊藤家收作养子的时候才2岁半，伊藤的女儿生子那时4岁。

勇吉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由井上馨的母亲，也就是勇吉的祖母照看，但祖母也病逝了。收为养子的事情，是因为井上馨的母亲生前曾托付梅子夫人照顾勇吉。这件事在明治五年（1872）八月十九日伊藤的书信中有所提及（『孝子伊藤公』211～215頁），说明这事发生在更早些时候。

伊藤收到夫人梅子的来信，得知夫人已经将勇吉从山口接到了自己家里，回信叮嘱夫人要好好照料勇吉，就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教育他（梅子夫人宛伊藤書状、1873年1月29日、同前、223～224頁）。[1]

收勇吉为养子一事，源于井上馨的母亲很喜欢梅子夫人，于是将孙子托付给她。可见梅子夫人性情温和，待人亲切。多年后，勇吉为维护伊藤和井上馨在政治上的合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伊藤并不是因为眼前的得失而把勇吉收为养子的。勇吉被接到伊藤家的时候，井上馨（大藏大辅）因被木户孝允嫌弃，认为“即使被抛弃也无可奈何”，正处于绝望和孤立之中（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73年1月22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而且，井上馨在同年五月不得不辞去了大藏大辅之职。

尽管井上馨处境相当艰难，伊藤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将勇吉收为养子。就这样，井上馨为伊藤的人品和仁义所感动，后来两人结成了终生的政治同盟。

此后，1874（明治七年）6月末7月初，伊藤的儿子诞生了，但遗憾的是不久就夭折了（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74年7月8日、伊藤宛木戸書状、1874年7月1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四巻）。从井上馨和木户体谅伊藤的心情来看，儿子应该是夫人梅子所生。前一年10月，伊藤就任参议兼工部卿，成为太政官制度下的内阁成员，可谓官场得意（见本书第六章）。然而，期盼已久的儿子不幸夭折，失意难过的他终日忙于工作。

[1] 那时，伊藤在写给夫人梅子的书信中大多使用假名，汉字用得很少。这是伊藤考虑到夫人梅子的阅读能力。但从1882年4月开始，伊藤在信中使用的汉字多了起来，和写给其他人的信差不多。由此可见，梅子夫人十分努力好学（同前、174～272頁）。

第五章 岩仓使节团特命全权副使——废藩置县与征韩论政变

废藩置县的局限性

第四章讲到，明治三年（1870）十月二十八日，伊藤大藏少辅为建立日本的财政制度，向政府提出希望赴美考察的建议。

此前的九月，大久保利通（萨摩藩出身，参议）为执行废藩，先是获得了公家实力派人物岩仓具视（大纳言）的同意，然后又取得了三条实美（右大臣）的许可。由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大久保也不得不考虑废藩。木户孝允（长州藩出身，参议）根据伊藤的提议，在一年前版籍奉还的时候就认为必须废藩，所以持赞成意见。

要成功废藩，有两点十分必要：第一，必须把已经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叫来东京；第二，以萨摩和长州为中心的强藩必须保持精诚团结。为把西乡叫来东京，政府于十月十四日让其弟弟西乡从道（信吾，兵部大丞）返回鹿儿岛。伊藤是在看到这些状况之后，向政府提出访美要求的。他希望根据在美国获得的新知识和见闻，将大藏省转变为废藩后中央政府的轴心。

明治四年（1871）五月九日，伊藤回到日本的时候，废藩准备工作的框架都已基本完成。六月中旬，约8000名从萨摩、长州和土佐三个藩抽调的兵士集结在东京，组成御亲兵。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是政府的核心。

当时，公家的三条是右大臣、岩仓是大纳言，原藩士中的大久保、木户、大隈重信等六人是参议。这些人组成了太政官制度下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三职（内阁）。

当时，明治天皇不过18岁，政府的决策由内阁会议决定，除了与天皇有关的宫中事宜，通常默认天皇自动批准内阁的决定。

六月二十四日，伊藤作为新币铸造的总监，出差前往位于大阪的造币寮。为使大藏省在废藩之后成为政府的中心，进一步推动近代化改革，伊藤在出发之前，向大藏省递交了职务编制改革方案（见本书第四章）。

从六月末到七月中旬，为执行废藩改革，以木户孝允为首，井上馨（民部少辅）、山县有朋（兵部少辅）、鸟尾小弥太［前奇兵队干部、兵部省出仕（即后来的将官级别）］等木户派，为进行最后的意见调整，与西乡、大久保等萨摩的实力派进行了交涉。但在大阪出差的伊藤对于此事仅持观望态度。

七月十四日，天皇发布了废藩立县的诏书。十五日，200多名藩知事（原藩主）被免职。由于有来自萨摩、长州以及土佐的御亲兵作为军事后盾，废藩置县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混乱。

七月末的人事情况如下：三条担任太政大臣，岩仓担任外务卿（十月八日就任右大臣），木户、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和大隈担任参议。起先，大隈兼任大藏大辅。但到了六月二十七日，大久保利通就任大藏卿。大隈参议原本兼任的大藏大辅一职，于七月二十七日由井上馨担任（伊藤之雄『山県有朋』80～89頁）。

不让萨摩的大人物大久保就任参议，而让其担任大藏卿，是为了牵制大藏省内快速推动近代化的木户派，包括大隈大辅、伊藤少辅、涩泽荣一权大丞等人。

对于伊藤来说，看着自己的“废藩”心愿逐步实现，他无比高兴。但他亲自去美国考察，希望建立能推动日本近代化的大藏省体制，却遭到了来自新大藏卿大久保的极力阻碍。对此，他非常生气。大久保就任大藏卿那天，盟友井上馨从大藏少辅被调任民部少辅。

东京有人提出让大隈大藏大辅辞职，岩仓有点动摇，此事在政府内外传得沸沸扬扬，后来在井上馨等人的努力之下终于被压了下去。在大阪出差的伊藤是七月十三日从山田显义（长州藩出身，兵部大丞）那里听说此事的。

伊藤在给井上馨的信中写道，大隈进入政府工作已有四年，经常与自己热烈讨论“国事”，共同肩负“危急”关头的国家重任，其（大隈）是忠是奸、有无才能在这四年里难道还无法判断吗？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伊藤最后写道，本来大隈若留在大藏省，定会开展制度改革，自己也不会草率地离开现在的职位。但（若大隈被迫辞职）制度改革就很难推动，事已至此，希望自己能直接转到造币寮任职。此外，伊藤还拜托井上向木户转达书信所写内容（井上馨宛伊藤書状、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井上馨文書』）。

造币头的级别比大藏少辅略低，可见伊藤想要对大藏省进行制度改革的希望逐渐暗淡，甚至快要熄灭，他通过井上馨请求木户的帮助。

绝望

然而，伊藤的愿望没有实现。大隈离开了大藏省，专任参议。明治四年（1871）七月二十七日，井上馨调任大藏大辅。井上馨虽是盟友，且同为木户派，但在推进改革的力度和能力上明显低于大隈。而且同一天，伊藤大藏少辅被命兼任租税头，这显然就是降职。

大约一年前，大藏省的中枢由大隈大辅、伊藤少辅和井上馨大丞等组成。明治三年（1870）一月，井上馨升任与伊藤同级的少辅职位。显然，大藏省是由正在访美的伊藤与大隈一同领导的，但现在伊藤被降到井上馨大藏大辅之下。当然，伊藤与井上馨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他的怒气都对准了大久保大藏卿。

正在大阪造币局出差的伊藤，收到了七月二十七日发布的大藏省制度改革通知。八月二日，伊藤在写给大隈参议、井上馨大藏大辅和涩泽大藏权大丞的信中，强烈批评了该项改革措施。

“通知中有一条与我大藏省的创立有关。十分惊讶的是，该条款与我的意见相去甚远，我定要对此进行反驳。”七月二十七日发布的改革通知决定废除大藏省内的监督司，新设统计司，这与六月下旬我起草的《大藏省创立概略》，以及与各位协商的内容完全不同。而且，我在大阪造币局出差时，就已经根据《大藏省创立概略》草案制作了大藏省内需要使用的簿册类，部分已经开始制版〔印刷的准备工作〕。如此制度改革，就会浪费这些簿册，为此所付出经费和“心力”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恳请将此信上呈“庙堂”〔内阁〕，讨论大藏省创立法的是非，尽快给我回复。

（大隈·井上馨·渋沢栄一宛伊藤書状、明治四年八月二日、「井上馨文書」）

这是写给大隈等三人的信，但没有“读后请立即焚毁”一文，也就是说没有请勿告知他人的语句，所以矛头明显直指大久保大藏卿。虽说伊藤的个性一直很强，但这次可能是因为绝望而过于感情用事了。

更糟糕的是，八月五日，伊藤被命暂时兼任造币头一职。七月十四日伊藤怀着逆反情绪给井上馨写信说希望就任造币头一职，竟然变成了现实。

木户的好意

伊藤是木户的心腹，木户十分担心他，于是在明治四年（1871）八月十五日给他写信说明政府内情。对于这次改革，木户认为人事方面也需要进行调整，曾向大藏省提出委以伊藤“全权”的建议。但是暗地里出现了各种反对意见，情况相当复杂，无法在信中一一写明。此外，木户还认为无论如何伊藤都应私下回一次东京，并征求其意见。但他又写道，考虑到大阪的工作很多，希望伊藤在大阪待一段时间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他也希望伊藤能认真负责租税头和造币头的工作（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四年八月十五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木户希望由伊藤来执掌大藏省“全权”的意思估计是让大久保当参议，伊藤任大藏卿，大藏大辅井上馨作为伊藤的部下，以此来推动改革。但是，这个设想遭到了大久保等人的反对，因而并未实现。于是，木户为将伊藤调任大藏大辅，提出将井上馨调任新设的工部省大辅，但也因遭到大久保大藏卿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井上馨宛木戸書状、明治四年八月十御五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反对伊藤的势力比预想的要强大得多。实在是不得已，木户努力将伊藤调任到工部任大辅，后者于九月二十日就任。工部省是为开展殖产兴业政策而新设的政府部门，工部卿一职空缺，因而伊藤就成为最高负责人，姑且在面子上过得去。[1]

山县担任兵部省大辅，也因为卿一职空缺，实为兵部省最高负责人。废藩置县后过了两个月，伊藤、山县和井上馨分别就任工部省、兵部省和大藏省（大久保为卿）的大辅，无论卿空缺与否，从政府机构的重要性来看，三人地位基本相同。但是，从废藩置县前的明治四年六月来看，三人之中伊藤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伊藤动作过快，大久保等当权者对他产生了反感。

两年前，伊藤在版籍奉还时就希望废藩。这次他原想乘着废藩置县的机会，迅速推动大藏省的制度改革，并想以大藏省为轴心迅速推行近代化政策。当时，他期待木户的政治斡旋以及大隈、井上馨等木户派官员的帮助。但是这些设想都遭到了大久保等人的阻碍。估计伊藤已经考虑到，必须让大久保理解什么是近代化，否则就无法迅速推动改革。于是，通过参加岩仓使节团，伊藤开始与大久保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岩仓使节团启程赴美

废藩置县进入改革正轨之后，明治四年（1871）九月，日本国内开始要求向欧美派遣全权大使以便修改条约的提议渐多。安政五年（1858）幕府与美国签署的《修好通商条约》等为不平等条约，存在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日本没有关税自主权等。明治五年，条约修订时机成熟。

此前，在美国考察的伊藤大藏少辅等人，就曾强烈督促政府做好修订条约的准备。但是，日本并不存在欧美那样的既定法律，所以没有缔结有利新条约的环境。

于是，为对条约进行修订，政府决定派遣使节团与欧美各国进行协商。根据岩仓使节团的“事由书”，日本计划向欧美各国毫无隐瞒地报告日本的现状和问题，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关国家改革方针和方法的建议。可见当时的日本政府还相当稚嫩，依赖欧美各国。包括伊藤在内，当时的日本政要还不具备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冷静交涉的外交策略（高橋秀直「廃藩政府論」。瀧井一博『文明史の中の明治憲法』20～25頁）。

使节团的中心人物应该是岩仓具视外务卿。伊藤是这样回忆当时情况的：

〔政府有意让岩仓作为特派大使前往欧美时〕，公〔岩仓〕先找我谈了一次，恳请我在他巡游欧美的时候作为副使与他同行。因为他觉得，就他一个人的话什么都做不了。我当然非常乐意。但是，考虑到考察结果的执行，我认为需要更多的政府内部实力派人物同行，于是进言推荐了木户和大久保。公立即就同意了（中略）〔岩仓使节团回国后〕公对我始终非常信任，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岩倉具視」〔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8～9頁）

伊藤的这段回忆包含两个重点。一个是在废藩置县时，围绕大藏省的改革问题，尽管伊藤对政府（大藏省）提出了极其强烈的批评，但从明治元年（1868）向岩仓书面提交废藩建议以来，岩仓就一直对伊藤信赖有加，而且这种信赖关系在他们回国之后更加牢固，其具体情况会在后文阐述，如发生征韩论政变时岩仓作为太政大臣代理所采取的行动，以及1881年（明治十四年）授权伊藤制定宪法等。

另一个重点是，伊藤不仅向岩仓推荐了木户，还推荐了在废藩置县时妨碍伊藤开展大藏省改革的大久保。伊藤通过大藏省改革的失败经验，对自己的自负进行了反思。而且，他希望大久保能在亲自考察欧美之后有所转变，并希望借此机会与大久保进一步沟通。所以，伊藤对于岩仓使节团成员的建议，并不是只安排了改革派和好友，而是考虑到了今后改革的执行。由此可以看到伊藤的成长和他对于维新改革的责任感。

然而，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及参议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人表示反对。因为在国内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就让木户、大久保等实权派人物离开日本，不甚稳妥。但大久保很想参加使节团，于是在九月十七日请岩仓去说服西乡和板垣（岩倉宛大久保書状、明治四年九月十七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木户（参议）最晚也在九月十九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使节团的主要成员由岩仓、木户、大久保（大藏卿）、伊藤（工部大辅）、山口尚方（佐贺藩出身，外务少辅）组成，希望听取伊藤的意见，如果伊藤同意的话便请他转告岩仓（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四年九月十九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

最终，主要成员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岩仓可能考虑到，如果由自己和伊藤决定大致人选的话，木户会不高兴，于是先去征求木户的意见，然后逐步确定人选。而且，板垣直到九月二十七日还对木户出国一事表示不满。但木户、大久保、伊藤等人按计划行事（伊藤之雄『山県有朋』95頁）。

十月八日，政府正式决定，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而派遣使节团前往欧美。团长即特命全权大使由当日升至右大臣的岩仓担任，特命全权副使则由木户、大久保、伊藤和山口担任。岩仓、木户和大久保三位不懂外语；山口懂英语、荷兰语；伊藤不仅懂英语，而且拥有与木户、岩仓等人良好的人际关系，还具有官员的实务经验。所以，可以想象使节团的主导权，实际掌握在伊藤的手中。

此外，还有7名理事官受命随团出访，包括佐佐木高行（土佐藩出身，司法大辅，后来升任侍辅，成为天皇亲信）、侍从长东久世通禧（公家）、山田显义（长州藩出身，陆军少将）等人。安排公家的侍从长随团出访，是为了加快宫中的改革步伐；安排木户派的山田，是为了引进征兵制度，开展军事制度改革。

木户、伊藤系的大隈（参议）、井上馨（大藏大辅）和山县有朋（兵部大辅）等人留在日本。目的是为了监视留守政府，并与木户等人保持联络。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1点，岩仓使节团一行48人，同行留学生54人乘坐“美国号”轮船，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旧金山。留学生中有5个女学生，其中一个名叫津田梅子，时年仅6岁。11年后，津田结束留美生活回到日本，曾住在伊藤家教授英语（见本书第十一章）。

与木户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

明治四年十二月六日（1872年1月15日），岩仓使节团一行抵达旧金山，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他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分别停留了半年、四个月、两个月、一个月、半个月，一共花了约一年半的时间考察了欧美各国。

抵达旧金山时，只有团长岩仓梳着丁髷发髻、身着和服（羽织和袴），但在美国待了大约一个月后，他也换上了洋装。1872年1月17日的《纽约时报》是这样评价伊藤的：“虽然只有30岁左右，但思想进步开明，是一位前途似锦的政治家”（田中彰『岩倉使節団の歴史的研究』43頁）。

明治五年（1872）一月二十一日，使节团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月三日，就修订条约开始正式谈判。但是，美国国务卿指出使节团没有日本政府的全权委任状，于是大久保和伊藤为取委任状返回日本，六月十七日，两人携带委任状再次抵达华盛顿（瀧井一博『文明史の中の明治憲法』27～46頁）。

在两人为取委任状返回日本期间，岩仓和木户等人得知，美国有意在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方面稍微做出让步，以换取允许美国人在日本国内自由旅行、与日本人进行商贸交易，以及购买不动产等更多的权利。此外他们还得知，根据原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如果日本与美国缔结新条约，也会自动赋予欧洲列强相同的权利（石井孝『明治初期の国際関係』38、50頁）。

对此，岩仓使节团向美国方面提出在欧洲邀请所有列强代表开会，共同商讨修订条约事宜，但未得到美方应允。于是，在大久保和伊藤返回华盛顿那天，使节团向美国提出中断谈判，交涉因此止步（『木戸孝允日記』明治五年六月十七日）。

这一连串情况，使木户对组织条约修订交涉的中心人物伊藤和森有礼［中办务使（代理公使）］产生了不信任感，对推崇美国习俗、贬低日本的森有礼尤其反感（同前、明治五年二月十八日、三月八日）。

而且，木户对和伊藤一起回日本去取委任状的大久保也深感不满，觉得他办事不力，让使节团在美国等了四个多月，与当初的约定大相径庭。此外，木户还对让大久保和伊藤往返遥远的日本和美国，六月十七日却向美国提出中断谈判这些事情感到非常失望，认为这“百余日苦心”都“化作泡影”；同时，他也自我反省，觉得为国家办事一开始就必须“极其谨慎”“考虑周全”。

此后，木户越发自责。例如，他在同年七月二日写给杉孙七郎［长州藩出身，秋田县令（知事）］的信中讲道，原本他们就是在“陌生无知”的情况下接受大任，实在是难以推卸责任，正如俗话所说“一知半解吃大亏”。他还在九月十四日给井上馨（大藏大辅）的信中写道，欧美各国的确十分先进，但那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成就的，其根源相当深厚，所以日本所谓的“开化”，大多不过是“表皮”而已。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木戸孝允関係文書』四巻）。

让木户更为抑郁的原因是他不懂外语。明治五年（1872）二月，他在信中写道，从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开始，他就因为不懂“洋语”而无法了解各地的详细情况，感到什么都不如意，心虽有志却力不从心。他还认为自己成为使节一事是其“一生之误”，“事到如今，无比后悔”（杉山孝敏宛木戸書状、明治五年二月十一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四巻）。

生性认真的木户，在压抑的精神状态下，无法适应海外生活。

这些也令原本关系极好的木户与伊藤之间出现了微妙的裂痕。伊藤回忆道，“我从日本再次抵达美国，又从美国前往欧洲，去见了木户公。但是发现木户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木戸孝允」〔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15～17頁）。

明治五年（1872）九月十四日，围绕大藏省的工作等事宜，木户的怒火甚至蔓延到留守日本的井上馨（大藏大辅）身上。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井上馨在给盟友伊藤的信中写道，如果被木户先生“离弃”，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也不想辩解，虽然无奈但也接受（见本书第四章）。

与大久保和岩仓的关系

大久保和木户一样也不懂外语，但他对于自己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在海外的经历，态度十分积极。这从以下书信的内容就可看出，这封信是大久保于1873年（明治六年）1月从巴黎写给正在俄国留学的西德二郎（萨摩藩出身，后来担任外务大臣）的。

我也获得了出访欧美的机会，去了许多地方，看了不少东西，收获丰厚。但是无论到哪里“我就像一个木头人，听不懂，看不懂，也不会说话”，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中略）麻烦你帮我调查并用日语介绍一下俄国的政体以及地方官员制度。我们需要广泛收集英、美、法等国的信息，但“它们的近代化领先好几个阶段，日本怎么追也追不上，很难进行参考”。所以，我认为德、俄两国，定有不少能成为我们的参考“标准”，所以特别留意这两个国家。

（西宛大久保書状、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大久保利通文書』四巻）

伊藤认为大久保是一个“沉着冷静、忍耐力强”的人。伊藤回忆说，“就是从明治四年一同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出访外国时开始对大久保感到放心的。后来直到大久保去世，几乎所有事情都会与他商量”（「大久保利通」〔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31～40頁）。

对于伊藤在出国前未能察觉委任状一事，大久保的意见与木户不同，他认为这是由于明治时期日本的整体水平低下。所以，他并没有对伊藤生气也没有感到自卑。而且，这是大久保第一次出国，游走欧美各国见闻颇多，不仅摈弃了原有的保守思想，还希望效仿德国、俄国模式。就这样，大久保和伊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从偷渡英国，到以大藏官员的身份在美国调研半年，伊藤虽然有过出国经历，但在英国的时候他年纪还小、时间也短，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又比英、法等国要落后一些。所以，这次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出访，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广泛深入地了解欧美。此次出访，再次给他带来震撼和冲击，让他重新感受到日本与欧美差距之大。直到几十年后，由他负责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时，就决定以德国的保守风格为轴心。

关于岩仓具视，伊藤评价他是一个“豪迈果断”“贤德知理”“明鉴是非得失”的人。岩仓也在经历使节团出访之后，与伊藤的关系更为密切（「岩倉具視」〔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8～9頁）。岩仓和大久保一样，冷静地面对使节团的各类情况，与伊藤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深厚。

通过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伊藤和木户、大久保、岩仓都感到日本与欧美的差距比想象的更大。[2]而且，他们都清晰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外交官、政治家从表面上来看对日本十分友好，但是暗地里都在为本国的利益考虑。[3]要与欧美列强抗衡，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地努力实现近代化。

对于伊藤来说，虽然在海外考察期间对木户的感情用事多少有些不解，但获得了对他一直反感的大久保的信任，还加深了与岩仓的关系。1873年（明治六年）9月13日，伊藤与岩仓大使等人一同回到横滨港。

征韩论政变的开始

1873年（明治六年）1月19日，留守政府命令岩仓使节团的副使木户孝允（参议）和大久保利通（大藏卿）两人回国。因为在日本国内，不仅井上馨大藏大辅领导的大藏省和其他省矛盾不断，还有与俄国的库页岛（日本称桦太岛）领土纠纷，中国台湾、朝鲜等地的问题也逐渐突出。

大久保于同年5月26日、木户于7月23日回到日本。留守政府认为朝鲜不回应打开国门的要求，是对日本的侮辱。就在大久保和木户回到日本的时候，利用军事威慑力进行交涉的意见高涨。

那时，留守政府的内阁会议基本赞成西乡隆盛的意见，即先向朝鲜派遣全权使节说服朝鲜开国，如果朝方不同意，就将“其罪”告知天下，征讨朝鲜。

木户回国后，太政官制度下的内阁会议成员共有9名：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左大臣（空缺），右大臣岩仓具视（正在访欧），参议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土佐藩出身）、大木乔任（佐贺藩出身）和江藤新平（佐贺藩出身）。大久保虽然担任大藏卿这一要职，但因为不是参议，所以并非内阁会议成员。

此后，根据西乡的决定，三条于8月17日召开内阁会议，以岩仓回国后重新讨论为条件，暂定向朝鲜派遣使节。此外，他还前去箱根拜见了天皇，天皇在8月23日前批准了内阁会议的决定（高橋秀直「征韓論政変の政治過程」）。

如前文所述，9月13日，岩仓和伊藤等人一同回到日本。岩仓、木户和大久保都认为应该先根据使节团的出访体验优先开展日本的内政改革，反对向朝鲜派遣使节，而且朝鲜当时是清国的属国，这么做可能导致日本与清国开战。伊藤也持相同的意见。

但是，岩仓、木户、大久保三人都明白，要改变内阁会议决定是极其困难的。参议木户称病不出席内阁会议，而大久保则不愿就任参议，可能是因为他不想与同乡西乡隆盛发生正面冲突。

“刚强正直”的伊藤大显身手

1873年（明治六年）9月22日，伊藤拜访了大久保，23日表示愿意与岩仓联手改变事态的发展（岩倉宛伊藤書状、1873年9月23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同月24日，伊藤拜访了卧病在床的木户，黑田清隆（萨摩藩出身，开拓次官）也见到了岩仓。黑田告诉伊藤，让大久保再和西乡隆盛好好商量，也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性（木戸宛伊藤書状、1873年9月25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就这样，伊藤和岩仓最为积极地采取行动，最终促使大久保做出决断（下文将述）。直到这次政变结束，两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岩仓认为，必须首先说动大久保就任参议来改变局势。9月25日，伊藤获得了黑田的帮助，正式开始行动。9月27日，岩仓与伊藤商量之后，决定将目标定为让大久保就任参议，但他也告诉伊藤，万一不成功，就让西乡从道当参议（伊藤宛岩倉書状、1873年9月2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从征韩论政变的始末可以知晓，岩仓、伊藤和黑田对于西乡从道非常信赖。西乡从道是西乡隆盛的弟弟，和大久保的关系相当好，三人将希望寄托在从道身上。

10月10日，大久保终于同意就任参议，并于12日赴任。这件事让木户很高兴（『大久保利通文書』五巻、5～35頁）。

10月14日，内阁会议召开。除了卧病在床的木户以外，所有大臣和参议都出席了会议。西乡主张派遣使节，但岩仓和大久保表示反对，双方僵持不下。第二天，会议继续召开，西乡和木户两人缺席。大久保的意见和前一天相同，主张派遣使节一事必须延期，但其他参议表示应该遵从西乡的意思行事。结果，三条太政大臣为避免西乡隆盛提出辞职，决定按照西乡的建议，立即向朝鲜派遣使节。大久保决定退出，并辞去参议一职。

10月17日，大久保向政府递交了参议辞呈，并奉还品秩（外史宛大久保書状、1873年10月17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右大臣岩仓也递交辞呈，参议木户也表示了辞职的意思。“胆小”的太政大臣三条再次动摇，18日一早，就派人拜托岩仓上奏天皇提出辞呈，但此后就突患疾病昏迷不醒了。

得知此事后，岩仓于18日写信通知伊藤，请他今晩或明晨7点前来见他，若是今晩哪怕10点之后都可以（伊藤宛岩倉書状、1873年10月18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由此可见，岩仓在采取行动前将伊藤看作最为重要的商量对象。

其后，估计岩仓是通过大久保，于19日请黑田通过吉井友实［萨摩藩出身，宫内少辅（次官级）］，再让吉井通过德大寺实则宫内卿（公家）去说服明治天皇，让岩仓就任太政大臣代理。天皇当时年仅20岁，只能听从岩仓和大久保的计策。

同一天，伊藤也向参议大隈重信进行了大致的说明，获得了大隈的支持。伊藤确认天皇也支持他们之后，在给木户的信中写道，“即便是火，也要跳入”（木戸宛伊藤書状、1873年10月19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第二天，天皇行幸三条家，又突然去了岩仓家，并对岩仓下旨，要求其代理生病的三条辅佐自己（伊藤之雄『明治天皇』148～149頁。「勅語」〔写〕1873年10月20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同一天，木户向岩仓推荐“刚强正直”的伊藤就任参议（『大久保利通文書』五巻、82頁）。由此可见，岩仓使节团出访海外时，木户对伊藤产生的不信任感已完全消失。

10月21日，伊藤拜访了岩仓，据说言辞相当激烈。当天，好脾气的岩仓也认为伊藤的想法“过于短浅”。但很快岩仓就意识到那是伊藤为了避免自己犯错而在“深思熟虑”之后表现的“忠情”，于是第二天立即要求与伊藤见面。两人见面后，岩仓告诉伊藤一定不会辜负他一直以来的“良苦用心”，坚持“一步不让”（伊藤宛岩倉書状、1873年10月22日の二通、『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

10月23日，岩仓拜见天皇并向其汇报了内阁会议的经过和结论；同时也呈上自己亲笔写的有关朝鲜问题的“奏闻书”。他向天皇陈述，如果现在向朝鲜派遣使节，就有可能在内政未稳之时卷入战争，所以反对派遣使节。

岩仓以太政大臣代理的身份来否定内阁会议的决定，此举极其大胆，而且可能有违制度。此举定是伊藤的主意。

10月24日，岩仓根据前一天天皇下达的命令，上午9时进宫，获赐天皇亲笔谕旨。谕旨的内容是，为期永久成功，调整国政、滋养民力，准许岩仓的奏请（『明治天皇纪』三巻、150頁。「宸翰」〔写〕1873年10月24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10月23日，西乡隆盛就已经称病提出辞官。24日，板垣、江藤、后藤、副岛4位参议也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

就这样，在征韩论政变中，由于岩仓的刚毅和韧性，以及与岩仓拥有同等激情的伊藤的帮助，岩仓、大久保、木户等人虽是少数派，但最终取得了胜利。[4]

此外，在西乡提出辞职意向约20天后，11月12日，伊藤参议写信询问大久保参议，后来是否与“西乡先生”联系过（大久保宛伊藤書状、1873年11月12日、『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立〉一巻）。由此可见，伊藤并没想到此次政变结束后，西乡隆盛仍然会对他们持敌对态度，所以要求岩仓采取了强硬态度，但事实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反。

[1] 关于伊藤就任工部大辅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①明治四年八月以后，工部省内产生对立，为解决这一问题（笠原英彦『明治国家と官僚制』96頁）；②由于井上馨与三井财阀等政商关系紧密，对官营企业产生了兴趣，于是后藤象二郎工部大辅（土佐藩出身）就被长州派调到左院任议长（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168頁）；③民部省与大藏省分离后，技术官员山尾庸三等人被寄予厚望（中西洋『日本近代化の基礎過程』中巻）；④后藤象二郎工部大辅同意兵部省希望接管横须贺造船所的要求，与技术官员山尾等人发生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后藤被调离工部省（柏原宏紀『工部省の研究』92～96頁）。以上这些将伊藤就任工部省大辅的原因都归结为工部省内部出现的问题。但其实是因为伊藤未能如愿就任大藏省要职，木户、伊藤等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随意找了工部大辅这一职位的。①③④发生的时间凑巧，但都是次要原因。

[2] 伊藤在随岩仓使节团访问期间，购买了大量有助于实务的西方书籍。根据外务少辅山口尚芳在1875年4月的书信，伊藤向好友芳川显正（德岛藩出身，大藏省、工部省官员，后来担任内务大臣）赠送了540册洋书。此外，除了已经寄给正院、外务省的书籍以外，还有不少与外国事务相关的书籍留在伊藤手中（芳川顕正宛伊藤書状、年月日未詳、「芳川顕正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通过阅读西方书籍，伊藤对所见所闻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成为其思考欧美的源泉。

[3] 岩仓使节团回国后，1873年10月到1879年9月期间，霍乱在东京大肆流行，根据规定，从地方来航的船只必须在长浦（现在的横须贺市）停留10天，确认船上是否有患者。然而，驻日英国公使巴夏礼要求缩短停留时间。伊藤认为要是因为英国公使的压力而缩短规定停留时间，日本政府就会丧失“威权”。于是，他告知寺岛宗则外务卿，准备向神奈川县警视局发出通知，如果航海途中没有患者，检疫医生也确认安全，只要船只停泊5天以上，就可以放行（寺島宛伊藤書状、年未詳、七月八日、「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伊藤切身感受到列强的飞扬跋扈，即便日本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欧美列强也不会遵守，就连旧知巴夏礼公使也利用英国强大的国力在日本为所欲为。

[4] 关于征韩论政变，出现了一种“新见解”。具体而言，西乡隆盛虽然希望向朝鲜派遣使节，但其实并未考虑征伐朝鲜，而且大久保和西乡都没有坚决反对派遣使节。此事后来变成大政变，是由于长州派因为山城屋和助事件、尾去泽铜山事件等而遭到江藤新平（佐贺藩出身，参议兼司法卿）和司法省的追究而陷入困境。木户和伊藤等人为打倒江藤和司法省，利用了朝鲜使节问题，将其变为征韩问题（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の研究』、同『明治六年政変』）。高桥秀直在《征韩论政变的政治过程》一文中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再次确认派遣朝鲜使节与征韩是结合在一起的，毛利敏彦的新见解由此遭到否定。本书会在后文讲到，即便是萨摩派中没有因征韩论政变而下野的那些人，在出兵台湾、江华岛事件、壬午事变、甲申事变等事情上，始终主张对朝鲜和清国采取强硬态度。毛利敏彦剥离这些背景，把这次政变看作当时相关人员围绕征韩论的对立，这一“新见解”十分牵强。另外，本书明确阐述了伊藤在政变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六章 参议兼工部卿的实力——西南战争

32岁入阁

由于征韩论政变，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5位参议辞职，1873年（明治六年）10月25日，工部大辅伊藤就任参议兼工部卿，海军大辅胜海舟（安芳，幕臣）就任参议兼海军卿。28日，驻英公使寺岛宗则（萨摩藩出身）就任参议兼外务卿，成为太政官制度下的内阁成员。

三人原本都是次官级别的大辅或公使（当时的日本还是无法交换大使的小国，公使相当于现在的大使），比卿要低一级。伊藤尤其是参议的第一人选，他在征韩论政变中推动岩仓采取行动，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保持联络，在政变的幕后发挥了实质性的领导作用。

但是，从6月起就担任陆军卿的山县有朋却没有当上参议。征韩论政变之后，除了陆军卿山县与负责宫中事务的宫内卿以外，各省长官（卿）全都兼任参议。唯有陆军卿没有兼任参议，不仅对山县而且对整个陆军省来说，都显得有些不自然。

这是因为山县为了表示一直对自己照顾有加的西乡隆盛的尊敬，在征韩论政变时，没有协助木户等人积极采取行动。所以木户反对提拔山县当参议。山县虽然没有当成参议，但获得了大久保、岩仓及伊藤的支持，稳坐陆军卿的这个位置一直到翌年2月。木户身体不佳，在此期间其工作基本都由伊藤代理。因此，西乡隆盛等人辞职后，针对动荡不安的陆军人事情况，也是伊藤与木户商量之后决定的（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10～116頁）。

和歌山藩出身的陆奥宗光属于木户派，和伊藤的关系也很好。他在担任大藏省租税头（局长）之后，于1873年6月17日被任命为大藏少辅。但由于大藏省的人际关系问题，陆奥在1874年1月初就决心辞职。伊藤觉得“失去如此优秀的人才非常遗憾”，就拜托木户给他找一个合适的职位。

木户请大久保帮忙，希望能把陆奥调到司法省去，但是遭到参议兼司法卿大木乔任（佐贺藩出身）的反对（木戸宛伊藤書状、1874年1月7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伊藤宛木戸書状、1874年1月19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结果，1月15日陆奥辞去了大藏省的职务。

伊藤用人不问出身，只要对方是有才能和胆识的改革派。后来，陆奥虽然曾因参与西南战争而入狱数年，但出狱后就在伊藤和井上馨手下工作。在经历了日清战争的第二次伊藤内阁中，井上馨任内务大臣，陆奥则任外务大臣，两人均为支持首相伊藤的核心阁僚。

陆奥离开大藏省约半个月后，心怀不满的士族（原来的武士阶层）等于2月1日在佐贺袭击了银行小野组佐贺办事处，佐贺之乱由此开始。2月3日，内务省接到了佐贺局势不稳的电报，大久保利通内务卿立即着手处理。

大久保与三条和岩仓两位大臣以及参议木户商量，并主动请缨前往九州。9日，大久保接到了批准他前往九州的命令，次日就被授予镇圧、赏罚的全权。

管辖佐贺军队的是熊本镇台，司令是谷干城少将（土佐藩出身）。2月10日，伊藤在给大久保的信中写道，谷干城肯定会叛变，但不知道镇台的军队究竟会跟政府走还是跟叛军走，于是建议下令让谷干城返回东京，大久保带一名将军（野津镇雄少，萨摩藩出身）一起去佐贺，这样就可以在熊本镇台与谷干城进行交接。伊藤还担心，从大阪镇台仅调集一个大队比较危险，建议派两个大队前去支援。此外，他还希望大久保略微控制一下自己“只身闯入”战区的冲动，请他为国家好好“保重”自己（大久保宛伊藤書状、1874年2月10日、『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立〉一巻）。

伊藤对谷将军极不信任，但其实谷干城并没有参与叛乱，只是伊藤和他气场不合而已。19世纪80年代，围绕陆军军政改革和条约修订，两人依旧处于对立状态。

虽然伊藤对谷干城叛变的判断有误，大久保还是听取了伊藤的建议。12日，大久保向大阪镇台下达了组编大队的出兵命令，并向熊本、广岛、大阪三个镇台下达了临时召集准备令。大久保根据陆军大辅西乡从道（陆军卿空缺）和伊藤的建议，与被派往熊本镇台的野津少将等人商量后，14日从东京出发。

2月19日，大久保带领大阪镇台的两个大队从福冈登陆，安营扎寨。约有一万多人参与了叛乱，政府军则以大久保为中心进攻佐贺，3月1日夺回佐贺城。4月13日，江藤新平（前参议兼司法卿）和其他首谋一同被处以死刑。在大久保内务卿的领导下，佐贺之乱被“文官统帅”镇压下去，文官伊藤也通过大久保对作战施加了影响。

顺便一提，明治四年（1871）九月，伊藤虽在废藩置县后就任工部大辅（卿空缺），但由于岩仓使节团的派遣计划很快成形，十一月就作为副使前往欧美，基本没有参与工部省的工作。

过了大约两年，征韩论政变结束，伊藤就任参议兼工部卿后，根据工部省技术系官员的方针，带领工部省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伊藤上任后追加认可了架设东京和长崎之间第三条电信线路的工程，启动生野矿山新道的建设工程等，工作开展得较以往更为顺利（柏原宏紀『工部省の研究』198～212頁）。

如前文所述，伊藤的工作并不局限在工部卿范畴之内，他还要代替身体不佳的木户管理陆军的工作及人事、处理佐贺之乱等，其工作范围甚广。在工部省内，伊藤尊重技术系官员的专家意见，进行合理判断。

出兵台湾，木户盛怒

对于明治政府来说，比佐贺之乱更为棘手的是出兵台湾问题。事情的起因是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54名琉球渔民漂流到台湾后，被当地住民杀害。日本希望与清国政府签订条约，规定琉球为日本所有，并划定国界线，所以不能对琉球渔民被杀一事置之不理。

对此，清国官员表示，台湾当地住民乃化外之民。因此，在征韩论的讨论告一段落的1874年（明治七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一边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一边出兵台湾、讨伐当地住民头领。

反对征韩的岩仓、大久保和伊藤等人，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决定出兵台湾，是因为担心发生类似佐贺之乱的事变，然后引发全国性的士族叛乱。但是，参议木户2月6日没有出席决定出兵台湾的内阁会议，他担心这会导致与清国开战，反对出兵台湾。

此后，英国和美国也对日本出兵台湾提出了抗议。所以，政府向在长崎准备出兵的西乡从道司令官（台湾蕃地事务都督、陆军中将）发出了延期出兵的命令。但是5月2日，西乡从道擅自命令约千名将士乘坐军舰向台湾进发。西乡从道做出如此决断的理由是，如果强行延缓出兵，就有可能导致比佐贺之乱更为严重的问题，所以用出兵的方式倒逼日本政府认可。

对西乡都督（司令官）此举感到最为愤怒的是参议兼文部卿木户。木户原本就反对出兵台湾，4月18日以生病为由递交辞呈，5月13日获得认可。但是，他继续负责宫内省事务，在出席宫廷等举行的仪式时排列的席次也不变。大久保、右大臣岩仓和太政大臣三条等人，拼命挽留长州派领袖木户。

参议兼文部卿木户的辞呈获得批准之后，井上馨写信问伊藤今后打算如何“进退”，并承诺保守秘密（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74年5月18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井上馨在前一年的5月被迫辞去大藏大辅一职，离开了政府，所以对于政府的内情并不知晓，以为跟随木户的伊藤也有可能辞职。

与木户逐渐疏远

虽然伊藤、山县有朋（近卫都督、前陆军卿）对西乡从道擅自率队出兵台湾表示反对，但其后二人为了支持大久保，迫不得已对出兵这一事实采取了追认的态度（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19～121頁）。伊藤在参加岩仓使节团出访海外时，就因为木户对自己和井上馨过于感情用事而感到十分失望；山县也因为在征韩论政变后触怒木户而差点被踢出陆军。所以两人都开始认为木户不适合领导国政。

所以，木户提出辞呈后，伊藤仅向他转达了三条的担忧，自己并没有向其表达全力挽留的意思（木戸宛伊藤書状、1874年4月22日〔二通〕、25日、5月14日、24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这是因为伊藤与木户相识已久，知晓他的脾气。如果不停止出兵台湾，仅仅劝说几句，木户是不会撤回辞呈的。而且，与木户逐渐疏远的伊藤，开始期待岩仓、大久保等人能领导国政。

日军出兵台湾后，1874年（明治七年）6月上旬就基本结束了讨伐。其间，清国曾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日本侵犯了清国的主权，要求日本撤兵。

然而，就在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尚不明了之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肇因是4月27日岛津久光（手握原萨摩藩实权之人）出任原本空缺的左大臣一职。

5月23日，久光提出八条建言，否定了大久保和岩仓等人的近代化路线，其中包括恢复租税（反对地租改革）、否定征兵令等内容。同时，他还要求让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官复原职，罢免曾有“非行”的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将参议兼工部卿伊藤降至大藏大辅。

久光提出，如果大久保反对，那就罢免大久保；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他自己就辞职。在佐贺之乱发生时，是久光去劝说西乡隆盛保持冷静的。所以，从防止原萨摩藩士叛乱的角度来说，上策是尽可能让久光与政府保持关系。但是久光的建言实在让大久保、岩仓及伊藤无法接受。

25日，大久保与久光会面，告知其意见不妥。但久光根本听不进去，还向大久保提出了辞呈。对此，最支持大久保并果断采取行动的是担任参议的伊藤。5月27日，伊藤与山县近卫都督一同，为寻求久光建言对策召开了“集会”。他们明确表示，如果大久保的意志无法贯彻，天下事就无法解决，所以无法接受久光的建言。

最终，久光做出妥协，决定等出兵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再看政府如何处理。6月6日，大久保官复原职，久光问题也暂时搁置。经历此事，伊藤和山县的友情更为深厚，大久保也更为信赖伊藤，而且也开始信任山县。

即便遭到木户反对，大久保仍坚决重新起用山县（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21～123頁）。当然，伊藤对此毫无异议，并获得了长州派军人的同意（大久保宛伊藤書状、1874年6月22日、29日、『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立〉一巻）。获得大久保和伊藤支援的山县于6月30日重新就任陆军卿。

回应大久保的信任

1874年（明治七年）6月上旬，日本对台湾当地住民的讨伐告一段落。接下来，日本政府必须做出决定，究竟是立即从台湾撤兵还是继续驻兵。由于清国已经对日本出兵台湾提出了抗议，如果继续驻兵很有可能引发日清战争。

伊藤极力主张撤兵，因为无论是否与清国开战，暂时撤兵都能消除清国的忧虑，可以对应“万一之无事”（即没有引发战争）。但是，三条实美太政大臣等人反对撤兵。因为一旦撤兵，清国就可能乘虚而入，所以他们最终决定与清国谈判结束后再撤兵（木戸宛伊藤書状、1874年8月13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此外，大久保也征询了山县陆军卿等8位军官有关日清开战的意见，包括山县在内的6人都认为兵备尚未完成，反对开战。

然而，7月8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为应对与清国的谈判决裂而开始备战，并于9日决定了宣战程序。大久保为避免开战，于7月13日主动向三条请缨前往清国谈判。但是，三条、岩仓以日本国内局势不稳定为由拒绝。然而，日本驻清国公使柳原前光与清国的谈判没有任何进展。7月17日，清国通过重臣李鸿章再次向柳原提出日军撤出台湾的要求。

大久保感到危机四伏，26日之后又向三条和岩仓提出派自己前往清国的请求，但到29日傍晚两人也未同意。因为三条和岩仓预定30日一早与伊藤商量此事，所以大久保提前给伊藤写信，恳请他说服两人。

去年10月〔征韩论政变〕之后，国内外诸多事宜我无不与你商量，至今始终“患难”与共。即便我们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但都是为了国家，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所以写信给你〔希望你能说服三条和岩仓派我去与清国政府谈判〕。

（伊藤宛大久保書状、1874年7月30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大久保希望利用岩仓对伊藤的高度信赖，而且他本人也对伊藤抱有极大的期望和信任。另外，三条和岩仓就是否派遣大久保一事找伊藤商量，则说明在木户离开政府的情况下，伊藤在长州派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木户了。

7月30日一早，三条、岩仓和伊藤进行了会谈，估计是伊藤力主让大久保去清国谈判，于是当天举行的会议决定派大久保前往清国。8月1日大久保被任命为与清国谈判的“全权辩理大臣”。

代理大久保兼任内务卿

1874年（明治七年）8月2日，为填补木户辞职后的参议空缺，以及在征韩论政变中辞职的参议空缺，山县以及萨摩派的黑田清隆被任命为参议。伊藤受大久保之托，说服山县就任参议。

包括长州的山县在内的三个参议缺补人选，并没有与木户进行商量，而是以大久保和伊藤为主，再加上三条和岩仓做出的实质性决定。而且8月1日，伊藤在大久保前往清国出差期间，还兼任内务卿。由此可见，伊藤深受大久保的信任，得以不断巩固作为大久保接班人的地位（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25～126頁）。

半年之后，伊藤在大久保的住处喝得烂醉（大久保宛伊藤書状、1875年1月27日、『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立〉一巻）。他们一个是长州人，一个是萨摩人，出身不同，两人也已不算年轻，通常是不会在他人面前醉酒失态的，所以可见他们两人之间的信任非同寻常。

1874年9月14日，大久保在北京就台湾问题与清国开始谈判；10月31日，终于达成一致。清国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事出有因，并同意向日本政府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给琉球渔民的补偿。这样的结果不仅避免了与清国开战，也使日本保足了面子。所以上到明治天皇及参议等阁僚，下到普通老百姓都相当满意。

可以说，无论是强烈主张从台湾撤兵、避免与清国开战，还是说服三条和岩仓派大久保去谈判，伊藤的决断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月15日，伊藤将大久保谈判成功的喜讯告知木户。伊藤在信中写道，此事非常出乎意料，但无疑是最好的结果，是“国家之大幸”。大久保也为此煞费苦心，终于消除了“启衅之忧”（与清国发生战争的忧虑），可谓立了“大功”。此外，伊藤还特意拜托木户，请他顺便给大久保写一封信，“盛赞”他这次的“特殊功勋”，同时希望木户向大久保坦言今后的希望，这对彼此都有好处（木戸宛伊藤書状、1874年11月15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台湾问题终于没有发展成战争，下一部分将会讲到三条、岩仓和大久保等人也希望木户尽快回到政府工作，所以伊藤也积极配合。虽然伊藤与木户疏远已经有些时日，但是他深得岩仓和大久保的信任，回到政府任职的木户也依靠他。所以，伊藤身处一个相当理想的环境。由于以上原因，伊藤能够抗衡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以及全国各地的不满士族，并能创建更为脚踏实地、推动改革的政府。

大阪会议的事前沟通

因征韩论政变下野的板垣退助（土佐藩出身）、后藤象二郎（土佐藩出身）、副岛种臣（佐贺藩出身）等人，于1874年（明治七年）1月17日，向负责立法的左院递交了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4月10日，板垣等人在高知成立了自由民权运动政治团体“立志社”。

在野派的这个动作相当大，但政府方面为处理出兵台湾一事竭尽全力，所以无暇顾及。10月31日，由于大久保的努力，日清之间签订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条约。11月开始，政府内外对立宪政体的关注度逐渐增加。

同年7月，木户回到下关，也开始对立宪政体产生兴趣。11月1日，木户接到伊藤口信，说三条太政大臣希望木户能回到东京（松尾正人『木戸孝允』175～180頁）。

12月19日，伊藤在给木户的信中写道：由于距离上次下关会见时日尚浅，如果自己再次前往下关，定会遭到他人怀疑，所以会派人去见木户。伊藤还告诉木户，他与从清国回国的大久保进行了会谈，听取了其对于政治的基本构想，觉得与木户的“宿论”（一贯观点）并无差异，而且大久保也很迫切地想与木户见面，深入交换意见。

伊藤在信中还写道：大久保原想到三田尻（现为山口县防府市）附近与木户见面，但这反而有可能出问题。所幸木户也希望前往京阪神地区，所以想商讨以偶遇的形式安排两人在大阪附近见面。12月23日大久保从水路进入大阪，等候木户（木戸宛伊藤書状、1874年12月19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

伊藤与大久保商量决定，为使木户回到政府任职，想安排大久保与木户在大阪进行会谈。伊藤认为大久保所持观点与木户的“宿论”相同，多少有点夸张，目的还是请木户出山。

11月到12月，井上馨也积极配合伊藤，协助木户前往大阪并助推木户复职；同时，还想方设法让板垣退助前往大阪（木戸宛井上馨書状、1874年12月1日、5日、18日、同前、一巻）。

1875年1月5日，木户进入神户港后，大久保就在黑田清隆等人的陪同下前往迎接，大阪会议就此拉开了序幕。1月7～8日，大久保与木户进行了会谈，但木户的态度并无太大变化。

23日，从东京抵达大阪的伊藤与木户见面。27日，木户与伊藤继续进行了会谈。29日，大久保、木户和伊藤三人进行了会谈，似乎就是在这天，木户同意前往东京。

1月30日，木户与板垣等人见面，就将来的“立法会议”等事宜进行了协商，虽然意见多少有些不同，但基本达成一致。随后，木户与伊藤在神户见面。2月4日，伊藤向大久保说明了木户与板垣达成的共识，大久保对此没有异议。木户从伊藤那里得知大久保的意见后，于2月9日与伊藤一同拜访了大久保，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即成立“民会”等，逐渐打造“国会基石”，大久保对此表示同意。

2月10日，木户和板垣等人在井上馨府上会谈。伊藤向大久保和木户阐述了自己的构想，即设立类似上议院的元老院，类似下议院的地方官会议以及大审院（现在的最高法院），这成为木户和板垣达成共识的基本框架。

2月11日，木户在料理店“加贺伊”宴请大久保和板垣，伊藤和井上馨也同席。这是征韩论政变之后，大久保与板垣首次相见。就这样，木户和板垣两人决定再次出山，就任参议。

木户和板垣分别于3月8日、3月12日重新就任参议。尽管想要立即将政体转变为英式立宪制的板垣与大久保、木户之间的意见相差甚远，但4月14日，逐步确立立宪政体的诏书颁布，决定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召开地方官会议（松尾正人『木戸孝允』179～185頁）。

就这样，在伊藤的尽力安排之下，大阪会议基本成功。而且，元老院及地方官会议也由官选成员组成。提出这一构想的伊藤，在参加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之后，强烈意识到日本与西欧国民状况的差距，对于快速建立民选组织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

对恩人木户感到失望

如上所述，1875年（明治八年）的日本政治是从大阪会议开始的。根据大阪会议的成果，即逐步确立立宪政体的诏书，6月20～28日召开了地方官会议。参议木户作为政府代表担任议长。地方官会议没有采纳民权派的要求，府县和（东京、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区议员并非普通公选，而决定由区长、户长组成。木户负责领导这一工作，支持渐进论的伊藤也表示赞成。

废除太政官左院和右院后，相当于上议院的元老院成立。4月25日，元老院任命了13位议官，其中包括板垣推荐的后藤象二郎（土佐藩出身）等3人，木户推荐的三浦梧楼（长州藩出身，陆军少将）、陆奥宗光等3人。

5月30日，元老院方面要求增补新章程：未经元老院通过的决议，不可作为法律实施。对此，大久保和伊藤要求删除这一增补案，板垣则表示反对。三条太政大臣没有表态。虽然存在章程的增补问题，但元老院还是在7月5日迎来了开院典礼。

从设立地方官会议、元老院来看，政府多少采纳了民权派的意见。但另一方面，6月28日，政府制定了有关报纸的条例，目的在于控制民权派对政府的批判。

有关元老院的权限问题，后来也无法顺利解决。虽然木户对于板垣采取的行动持批评态度，但更让他后悔的是在大阪会议期间充当板垣与大久保之间的中介人，这让他处境艰难。木户对于大久保和伊藤等人违背大阪会议共识，袖手旁观地让自己一个人背负难题的态度感到十分失望（松尾正人『木戸孝允』185～196頁）。

木户希望伊藤能够理解自己处于激进派板垣和渐进派大久保之间的艰难处境并且能够采取措施（伊藤宛木戸書状、1875年7月21日、8月1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巻）。但是，伊藤原本就决心与大久保保持一致。

此外，木户前一年身患大病之后，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始终为“脑病”所困扰，这也是9月27日木户向伊藤提出希望辞去参议一职的原因之一（植村正直宛木戸書状、1875年9月24日、伊藤宛木戸書状、1875年9月27日、9月29日、『木戸孝允文書』六巻）。

虽说有疾病的影响，但伊藤没有想到木户变得如此怯懦，因而感到无比失望。但是，政府内部发生了左大臣岛津久光的问题，又出现了江华岛事件等许多棘手的问题。因此，政府无法同意木户就这么辞职。这些在后文将会详细叙述。结果直到第二年，即1876年3月28日，木户提出辞去参议一职的请求才得到批准（但此后木户就任内阁顾问）。

岛津久光和板垣退助的离去

话说左大臣岛津久光一直对政府表示不满。1875年（明治八年）8月下旬，中山忠能（公家、明治天皇的祖父）、伊达宗城［原宇和岛藩主、前外国官知事（长官）］等8人协同岛津久光，想就时事问题上奏天皇。他们在幕府末期、维新初期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后来被调任闲职而感到愤愤不平。久光问题不仅与萨摩的动向有关，还有可能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此外，9月20日，日本的一艘军舰在接近朝鲜汉城附近的江华岛炮台时，因船员乘坐的小艇遭到炮击，便于次日占领了炮台。这就是江华岛事件（“云扬号”事件）。如果此事处理不当，日本出兵朝鲜的话，就很有可能引发日清战争。无论是征韩论政变，还是出兵台湾谈判，日本一直努力避免与清国开战。

然而，板垣态度强硬，开始要求内阁与各省分离，认为参议不应兼任各省长官，因为这是大阪会议决定参议复职的合意条件。于是10月19日，江华岛事件发生约一个月之后，明治天皇召集大臣参议会议，希望按照以往惯例进行决策。天皇的这一判断是根据三条和岩仓两位大臣，以及木户、大久保、伊藤、大隈等参议的意见。

但是，尽管天皇已经做出“宸断”（天皇圣裁），但久光依旧在当天向天皇呈上封缄书信。他在信中批评三条大臣，认为如果三条不退，日本就会成为西洋各国的奴隶。

22日，天皇召见久光，否决了其建言。结果，久光和板垣分别提出了辞呈。25日内阁会议决定，同意久光和板垣的辞职。经天皇批准后，两人于27日正式辞职（伊藤之雄『明治天皇』168～177頁）。

关于江华岛事件，10月27日，在三条府邸举行的大臣参议会议决定向朝鲜派遣使节，对其“暴行”进行质问。12月，黑田清隆（萨摩藩出身，参议兼陆军中将）和井上馨（长州藩出身，元老院议官）分别被任命为正副使节。在决定由黑田担任正使的内阁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这样会导致开战，但木户持反对意见。其实，就连正使黑田清隆也认为很有可能爆发战争（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29頁）。

木户期待，即便正使黑田倾向开战，副使井上馨也要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他还拜托井上馨将他的这一愿望告知伊藤和山县（伊藤宛木戸書状、1875年12月30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142～143頁）。虽然伊藤和山县或许也认为避免战争为好，但考虑到国内不平士族等不稳定局势，没有像木户那样否定得那么彻底。

1876年1月18日，黑田抵达釜山，发现当地局势并不稳定，于是发电报要求派遣两大队兵马。大久保与伊藤和山县商量后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派两个大队前往朝鲜，反而有可能引发战争。木户也同意他们的想法，后来他们的方针获得了内阁会议的追认。

结果2月27日，黑田动用军舰进行威慑，迫使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成功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就这样，日朝没有开战，再次避免了日清战争的爆发（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30頁）。

伊藤、井上馨和山县等人，虽然在以和平方式解决江华岛事件的方针上与木户保持一致，但就连曾为木户心腹的伊藤和井上馨也开始对打算离开政府的木户感到棘手。1876年1月，井上馨在向伊藤确认木户辞职一事有何着落之后，在信中写道，“恐怕其心中早已决定末路”。所以，下次“有变之时”（即木户提出希望离开政府的要求时），就让木户出差，最后认可其辞职，让其“疗养”为好（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76年1月1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因为伊藤和井上馨是盟友，所以才能这样谈论如何处置老上司木户。

3月，伊藤和井上馨两人商量后，决定由伊藤去劝说木户，但伊藤直到最后也下不了决心。井上馨对此也表示理解（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76年3月18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3月28日，木户辞去了参议一职，开始担任内阁顾问。

拥有超越木户的权力

木户辞任参议之后，伊藤和大久保的关系比以往更为密切。就在这时，井上馨奉命出访欧美。1876年（明治九年）6月，井上馨出发前往美利坚合众国。因为井上馨非常看好伊藤，所以特意从旧金山写信忠告他：

伊藤你与大久保关系很好，但若是“依靠”他，双方都超越一个度的时候，弊就有可能大于利。所以，每一件事你都要深思熟虑。如果不注意处理好与大久保的关系，你就会失去“让世人倾倒”的“英气”。切记谨慎再谨慎。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76年7月1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而且，井上馨在出发前夕与伊藤商量决定，如果长州派分裂为木户和伊藤两派就会产生诸多问题，所以由井上向木户提出请他自重的忠告。

但直到7月中旬，井上馨也没有向木户提出忠告。7月24日，木户给岩仓写信，要求免去他内阁顾问的职务，派自己出访海外（岩倉宛木戸書状、1876年7月24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但由于健康问题，木户表示9月不出访海外。于是，井上馨从英国写信忠告木户，希望木户不要与伊藤出现“两立之机”（即长州派分裂为木户和伊藤两派）（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76年7月17日、8月28日、9月20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木戸宛伊藤書状、1876年7月2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巻。木戸宛伊藤書状、1876年7月29日、井上馨宛木戸書状、1876年9月3日、『木戸孝允文書』七巻）。

1876年，伊藤开始在长州派中拥有超越木户的权力，成为团结长州派的核心人物。

指挥西南战争

同年秋，即1876年（明治九年）10月24日，熊本的保守派士族神风连发动叛乱，27日福冈爆发秋月之乱，28日爆发了前原一诚（前兵部大辅）领导的萩之乱。实权者大久保参议兼内务卿与山县参议兼陆军卿联手指挥平乱。为了不延误镇压内乱，山县向伊藤提出亲往战地的请求。11月5日，前原一诚在岛根县被捕，内乱由此趋于平息。12月3日，前原被处决。

在此期间，11月7日木户写信向大久保、伊藤和山县表示了与他们一样尽忠报国的心愿，并写道，目前改革大方向基本确定，自己由于患病等原因，希望辞去政府公务（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32～133頁）。木户人品极佳，也是为了避免长州派出现两派之分的混乱状况，认真思考了9月井上馨提出的忠告。在士族叛乱告一段落的时候，他正式开始考虑自己隐退的事情。

此后，从11月末到12月，在茨城县、三重县、爱知县、岐阜县、堺县（现在属于大阪府），由于地租改革、赋税加重，爆发了农民起义，日本国内局势摇摆不定。于是，大久保建议减轻地租。从第二年1877年1月4日起，地租从政府最初设定的地价的3%减至2.5%。

同年1877年1月29日夜，拥护西乡隆盛的部分“私学校派”人士在鹿儿岛袭击了鹿儿岛陆军省火药库。私学校方面在夺取弹药后势力大增，甚至连西乡也无法控制他们。2月12日，西乡隆盛与桐野利秋（陆军少将）、筱原国干（陆军少将）三人联合签署了举兵文书，旨在质问政府，率领愿意同行的老兵出发。2月14日至17日，他们率领约16000人从鹿儿岛向熊本进发。

这时，伊藤为出席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10周年祭祀，以及京都神户铁道开通仪式，与三条实美（太政大臣）、木户孝允（内阁顾问）以及山县有朋（参议兼陆军卿、陆军中将）等人一起陪同明治天皇抵达京阪神地区。

2月12日，山县向早已待命的近卫、东京镇台、大阪镇台等下达出兵命令。2月18日，伊藤与三条、大久保、木户以及山县在京都开会，其实就是内阁会议。会议决定了讨伐方针，将西乡等人定性为暴徒。19日，获得天皇批准后，“讨伐暴徒令”正式颁布。

同日，征讨总督大本营在大阪设立，以大久保和伊藤两位参议为中心决定了军队的动员、编制，以及整体战略。

有栖川宫炽仁担任征讨总督，山县和川村纯义（萨摩藩出身，海军大辅、海军中将）分别就任参军，负责陆军和海军的现场作战指挥。

有关战地动向以及所有重要军事情报，山县参军都要报告大久保和伊藤两位参议。身在大阪的大久保和伊藤虽为文官，却发挥了在后来的战争中由陆军参谋本部主导的大本营的作用。

西南战争中，西乡军包围了熊本城，并在北部田原坂顽强抵抗南下的政府军，双方发生激战。大本营为此进行了个别战略部署，编制别动第二旅团在熊本南部登陆，从身后包抄西乡军。

大久保通过与山县参军同样出身于长州的伊藤、鸟尾小弥太中将与山县商讨这一战略，于3月5日获得了山县的同意。此外，让山县交出别动第二旅团的指挥权，并将其实际委托给黑田清隆（参议兼开拓长官、陆军中将）一事，也是大久保与伊藤通力合作，命鸟尾中将与山县商量后决定的。3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任命黑田为征讨参军。就这样，伊藤与大久保联手指挥西南战争的人事安排和作战框架。

3月18日到22日，黑田麾下的别动第二旅团从熊本南部八代（现在的熊本县八代市）附近登陆，北上击退西乡军。4月15日，黑田率领的部队主力攻入熊本城，西乡军开始败退。16日政府军从北面攻入熊本城。

此后，西乡军在九州各地继续抵抗，最后只剩一小部分回到鹿儿岛，在城山守城不出。9月24日，政府军发动总攻，西乡隆盛自杀身亡，西南战争由此结束（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五章。小川原正道『西南战争』）。

战争期间，5月26日，木户因患胃病去世，享年43岁。当时正值西南战争最为激烈之时，伊藤无暇悲伤。

即便如此，伊藤为联络感情，在写给山县参军的书信中也提到了“木户之死实在令人痛惜至极”，并说在举行葬礼的时候，自己会代替身在战地的山县，以山县和品川弥二郎（长州藩出身，内务大书记官）两人的名义在佛前供奉祭品（山県宛伊藤書状、1877年6月5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

由此可见，在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伊藤在执行重要政务的同时，也努力协助木户家处理“家事”（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77年10月6日、「井上馨文書」）。

伊藤对于木户之死感到无比难过。虽然明知是不得已，但也对自己在恩人晩年之时的失礼言行感到懊悔，所以尽力帮忙组织葬礼、协助处理“家事”。

遭到怨恨

西南战争造成政府军和西乡军一共有约11800人阵亡、约19200人受伤，伤亡总数约为31000人。双方在战争中共花费了约4292万日元（约为现在的15000亿日元）。这导致后来发生了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困难。尤其对于萨摩来说，同乡自相残杀，还失去了西乡隆盛、桐野利秋、筱原国干、别府晋介等诸多人才，遭到了几乎难以恢复的沉重打击。

西乡隆盛在城山自杀身亡之后，出身于萨摩的人们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战争？与其日本人之间、萨摩人之间自相残杀，还不如去讨伐朝鲜，或是与清国开战。这种强烈感情的爆发很正常，其实就连政府中枢机构也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那种怨恨开始指向伊藤。1877年（明治十年）9月29日，三条太政大臣写给岩仓右大臣的书信中就有这样的内容（「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①本想请您来我处商讨“枢要一事”，您似乎无法前来，所以我就提笔写信给您。

②这件事绝非易事，所以我想先与黑田参议进行“内谈”。

③关于把伊藤降为大辅一事，估计他本人绝不会表示不满，反而如其所愿。然而木户去世后，继承木户长州派地位的就是伊藤。而且，让山县当参议，却把伊藤降为“次官”，这不太合理。而且伊藤如果不是内阁成员，今后有关“枢密”的事宜，都有可能产生问题。

④第一希望是让大久保升任“右大臣等职”。但因为不知世人的感情和时势会做何反应，我还无法做出决断。

⑤由于都是极其重大的决策性问题，为此这两天我寝食难安。明日我整日都会在家中，希望您能有时间来陋宅商议。

这封书信的内容极具冲击性，提及要将与大久保并肩指挥西南战争的伊藤降为次官。而且从字里行间可以知晓，三条无法决断是否要将伊藤降为大辅，岩仓也没有积极劝说三条执行之意。由此可见，提议将伊藤贬官的并不是三条，也不是岩仓。

可以判断，能向三条、岩仓提出如此重大建议的实力派人物只有大久保。而且，三条在信中写道，希望能先与在萨摩位居大久保之下的第二号人物黑田进行“内谈”，这也佐证了此事是由大久保提起的。

恐怕是因为西乡隆盛之死和西南战争终结之时，包括大久保在内的萨摩人，开始感到为之付出的牺牲实在太巨大了，想要找到制造战争起因的人问罪。大久保、黑田以及西乡从道都十分清楚，伊藤在征韩论政变时积极活动，把岩仓推到前面。所以他们认为伊藤是导致政府一分为二的罪魁祸首，理所当然地把他当作怨恨的箭靶子。

大久保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但在萨摩派感情用事的战争责任追讨声之中，在西乡隆盛之死的打击之下，可能是一时间头脑发昏，提出了这个建议。关于伊藤降职一事，岩仓没有参与，大久保心中的伤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愈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部 热斗篇

第七章 伊藤领导体制逐渐形成——大久保利通的接班人

就任参议兼内务卿

1878年（明治十一年）5月14日，西南战争结束8个月后，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萨摩藩出身）在前往太政官的出勤途中，在东京麹町纪尾井坂下遭到石川县士族6人袭击身亡，享年47岁。

大久保惨遭杀害的原因是人们对藩阀“专制”的不满。根据犯人供述，其行凶的首要理由是目前日本的法令并非出于天皇意向或是人民“公议”，而是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吏的独断专行。

继大久保之后，伊藤博文成为政府的中心人物。至此为止，伊藤曾于1874年（明治七年）在大久保为解决出兵台湾一事前往北京谈判时兼任内务卿代理；西南战争时，与大久保一同部署人事和战略。就这样，伊藤在大久保政府中拥有仅次于大久保的稳固地位（见本书第六章）。

伊藤参议，在大久保遭到暗杀的次日即5月15日辞去了工部卿一职，开始接手原由大久保担任的内务卿。年仅36岁的伊藤，由此成为执掌藩阀政府实权的领袖。

由于大久保被杀，伊藤希望补充一位萨摩出身的参议，于是与岩仓具视右大臣商量。5月24日，西乡从道被任命为参议兼文部卿（伊藤宛岩倉書状、1878年5月16日、三条実美宛岩倉書状、1878年5月20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岩倉宛伊藤書状、1878年5月16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西乡从道曾经是陆军中心人物之一，但因为独断发兵台湾，与山县有朋不合。在获得大久保的认可之后，他被左迁，担任费城万国博览会事务副总裁（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30～131頁）；西南战争期间回到陆军，但于第二年4月受命担任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公使，再次离开陆军。

黑田清隆参议，是萨摩派中仅次于大久保的第二号人物，他认为提拔西乡从道为时过早，但伊藤和岩仓决定起用西乡。1885年（明治十八年）12月，西乡从道成为日本第一位海军大臣，统领海军，以萨摩派长老的身份协助伊藤。

伊藤辞职后空缺的工部卿由谁接替也成问题。因为当时各省卿同时兼任参议，如果成为工部卿，就意味着作为参议进入太政官制下的内阁。

明治天皇两度催促三条实美太政大臣，想让负责“君德辅导”的侍辅佐佐木高行（土佐藩出身）就任工部卿，但内阁无动于衷。大久保遭暗杀之后，佐佐木等宫中亲信，希望以天皇亲政、要求内阁进行政治改革为契机，让天皇更为实质性地参与政治。

所以，如果让佐佐木入阁，毫无疑问，天皇亲政势力就会增强。出于这个原因，伊藤和岩仓等人拒绝佐佐木就任工部卿（入阁）（伊藤之雄『明治天皇』221～226頁）。

伊藤领导体制的形成

伊藤希望盟友井上馨（元老院议官、前大藏大辅）担任工部卿，目的是大力推动日本近代化。

但是，听说井上要入阁，佐佐木侍辅等宫中亲信就开始阻挠。不仅向三条、岩仓谏言，甚至还上奏天皇。天皇因为自己提议的佐佐木这一人选遭到内阁无视而情绪不佳。所以，井上获得任命的希望也变得渺茫，伊藤陷入困境。

于是，伊藤拜托大隈重信参议兼大藏卿，于1878年（明治十一年）7月19日上奏天皇提议任命井上；同时，也恳请山县有朋参议兼陆军卿、三条和岩仓协助，并根据情况考虑请山县直接上奏天皇（山県宛伊藤書状、1878年7月19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

结果，三条和岩仓两位大臣都上奏天皇要求任命井上。7月29日，井上就任参议兼工部卿，进入内阁。伊藤在大久保死后约两个半月内，就击退了侍辅等发动的天皇亲政运动，基本巩固了走向近代化的权力基础。

就这样，大久保遭到暗杀之后，以伊藤博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开始逐渐形成。其中的一根支柱是伊藤与岩仓右大臣的联手。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伊藤因提出相当于废藩置县的“置郡县”过激言论而与岩仓不谋而合。从那时开始，岩仓就十分器重伊藤。明治四年（1871）岩仓使节团出访海外时，据说岩仓一开始就考虑让伊藤担任副使（见本书第五章）。但是，岩仓生于文政八年（1825），比伊藤年长16岁，那时已经52岁了，开始步入暮年，经常生病。

另外一大支柱就是伊藤与盟友井上馨及山县组成的长州派。井上就任参议兼工部卿，对于伊藤权力基础的形成极其重要。大约一年后的9月，井上升任更为重要的参议兼外务卿。而且，伊藤对内务省、山县对陆军都拥有直接影响力，基本掌控了国内的行政和治安。

大隈重信参议兼大藏卿，虽然协助伊藤等人让井上入阁，但后来与伊藤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1881年10月，大隈因发动明治十四年政变，被政府流放。由于大隈在这次政变中攻击了萨摩的一号人物黑田清隆参议，所以政变之后，伊藤与西乡从道、松方正义等萨摩出身的参议的关系更为密切，伊藤领导体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就这样，伊藤领导体制基本稳定。

此外，1881年7月至10月，明治天皇曾在巡幸奥州和北海道的途中批评黑田、西乡从道、井上馨等参议，认为唯有伊藤参议值得信赖（『保古飛呂比』十巻、1881年10月20日）。1885年夏天之前，天皇虽然也因对自己参政方式的误解而对伊藤发过怒，但随后不久就对伊藤深信不疑。这也是伊藤的一个强大后盾。

在后面各章中也可以看到，在伊藤领导体制之下，伊藤不仅影响了宪法的制定、人事调动[1]，而且对军事、外交、财政等诸多领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反对伊藤的势力也不少。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时之间要求“伊藤下台”的呼声相当高。但是，从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到1896年第二次伊藤内阁总辞职为止，伊藤领导体制持续了十多年。伊藤努力有序渐进地推动近代化进程，使“宪法政治”（立宪政治）在日本逐渐扎根。

掌控陆军

伊藤继大久保之后担任参议兼内务卿约三个月的时候，1878年（明治十一年）8月3日，发生了竹桥骚动。驻屯在皇居大门之一竹桥门内的近卫炮兵大队士兵发生叛乱。三名军官遇害身亡，叛军前往明治天皇居住的赤坂临时皇居强行申诉，数小时后就被镇压。

事件的起因是西南战争结束后财政恶化，兵卒待遇不佳，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并没有获得西南战争的犒赏。

山县参议兼陆军卿是陆军最高责任人，负责制定西南战争犒赏制度，因此被追究承担竹桥骚动的责任。9月之后，山县由于精神压力太大而患上自律神经失调症，被迫疗养。

11月7日，山县终于重新回到陆军省。14日，伊藤参议和岩仓右大臣就陆军问题进行了对话，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将参议西乡从道从文部卿调任陆军卿，让山县担任陆军参谋局局长，这样就能让山县免遭批评。

执掌内阁实权的伊藤和岩仓认为统领陆军绝非易事，所以在竹桥骚动发生后，仍然让山县继续担任陆军卿。伊藤希望尽可能采取不让山县受到伤害的方式平息此事。此前，参谋局局长一职由次官级的鸟尾小弥太中将担任，要是让参议山县去当参谋局局长不太合适。于是，伊藤想辞去自己担任的内务卿，让工部卿井上馨就任内务卿，让山县就任空缺出来的工部卿或者原本由西乡从道担任的文部卿。

但是，关于伊藤辞去内务卿一事，三条太政大臣和岩仓都觉得事关重大，无法妄下决断。

其实几个月前，陆军军官就开始呼吁扩大参谋局。因为反思西南战争，大家都认为需要负责作战和战略的专门机构。同年6月，岩仓右大臣就已经向大隈（参议兼大藏卿）提出增加陆军参谋局定额经费的要求，大隈很为难，没有同意（伊藤宛岩倉書状、1879年6月、「岩倉具視文書」〈対岳〉）。估计此事伊藤和岩仓是商量过的，由岩仓向大隈提出。

再加上山县危机发生，这时代替患病的山县兼任陆军卿的西乡从道，再次提出了增加参谋局经费的建议。因为这些经费在和平时期可以用来调查地理、政情，以备战时使用；在战争时期，则可用于制定战略、作战方案等。当然，这对山县来说是一个正中下怀的提案。而且这时，伊藤也得到大藏省的回复，获得了大隈在财政上的保证。

伊藤作为政府一把手，在山县危难之时，仍然坚持与他一同创建近代国家，并全力支持山县。而且，从此事可以看出，伊藤对于陆军的人事问题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大约在11月中旬之后，伊藤、井上、岩仓和三条达成一致，希望将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出去，并由山县担任第一任本部长。内阁会议采纳了扩充参谋局的建议并决定，除原定的经费8万日元以外，再增加25万日元，用以让参谋局独立。

为什么伊藤等掌权派要在财政吃紧的时期，积极推动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呢？

因为在当时的太政官制之下，陆军卿的人事是由伊藤、岩仓等文官参议和大臣等决定的，所以新设的参谋本部长人选，也是文官说了算。当时，内阁文官实力派对陆军重要人事具有发言权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伊藤对山县一直都非常信任。

此外，西南战争期间，伊藤就和大久保一起在大阪负责指挥、制订战略计划、配备人员物资等。所以，军队需要一个正式机构来负责战略和作战。这一点对于理性主义者伊藤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也有人对参谋本部的独立提出异议。那就是26岁的明治天皇，因为他担心将来陆军省有可能与参谋本部产生对立。

对于伊藤、岩仓来说，因为受到佐佐木等人发动的天皇亲政运动影响，年轻、尚不成熟的天皇居然会对内阁会议的决定提出异议，实在是不可理喻。对此，岩仓、伊藤和西乡从道（参议兼文部卿，内定为下一任陆军卿）等人决定，为消除天皇的忧虑，让预定就任参谋本部长的山县作为参议留在内阁。

12月5日，废止参谋局、成立参谋本部的条例出台。7日，与山县意气相投的大山岩中将（萨摩藩出身）就任参谋本部次长。24日，山县辞去陆军卿，在继续兼任参议的同时，成为首任参谋本部长。陆军卿一职，按照预定计划，由参议西乡从道中将辞去文部卿后就任。

就这样，伊藤在山县陆军卿危难之时出手相救，由此通过山县等人实现了对于陆军的掌控（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70～183頁）。[2]

设置冲绳县

江户时代，琉球在受到日本萨摩藩支配的同时，也维持着向清国朝贡的臣下之礼。当时的琉球，处于既属于日本又属于清国的两属关系。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明治五年（1872）将琉球王国改为琉球藩，国王尚泰则为藩王，将琉球编入日本版图。台湾发生杀害琉球渔民事件之后，1874年，清国政府同意向日本赔款，所以在琉球的归属问题上，日本占据了有利地位。

然而，由于琉球希望保持日中两属关系，所以日本无法对琉球实施废藩置县。1875年，日本政府聘请法国人布瓦索纳德（Gustave É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让他提交有关日本领有琉球的建议书等，开始为废藩置县做准备（「琉球島見込案」「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官至内务卿的伊藤，同时在事实上掌控了陆军，所以他希望将琉球的所属问题确定下来。1878年（明治十一年）12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废除琉球藩，设置琉球县，内务大书记官松田道之担任使节。

松田的工作就是前往琉球，向藩主尚泰交付“由于要废藩置县，请移居东京”的政府通知，并在一星期之内获得尚泰的从命回信。

伊藤内务卿告诉前往琉球的使节松田，基本期限为一星期，如果藩主请求延长，也可以放宽。岩仓右大臣也认为，应该尽可能获得藩主的理解。大隈大藏卿的态度最为强硬，他主张一星期一过，一个小时也不可以拖延（伊藤宛松田道之書状、1879年1月3日、1月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七巻）。

1879年1月26日，松田向藩王尚泰代理交付了政府通知。但2月3日，藩王表示拒绝。松田于次日启程离开琉球，13日回到东京复命。

3月11日，天皇颁布诏书，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尚泰移居东京，列入华族。3月25日，松田带领160多名警官、半个步兵大队，共600余人抵达那覇。

藩主尚泰以生病为由拒绝前往东京。松田就让军队以迎候的方式，施压催促。5月27日，尚泰终于走出首里，6月9日抵达东京，17日进宫。此前的4月4日，锅岛直彬（佐贺藩藩主锅岛家支系）就已经被任命为冲绳县县令，琉球问题就此解决。

看到琉球问题即将解决，4月17日，伊藤在给山县中将（参谋本部长）的信中写道，直至今日“未砍一人头，未流一滴血，实为大幸”（山県宛伊藤書状、1879年4月17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

就这样，伊藤以其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态度，不流一滴血就成功设置冲绳县，也暂时解决了与清国之间的国界问题。

取消参议与卿的兼任制度

伊藤和大隈，虽然一个是长州人，一个是肥前（佐贺）人，但在维新之后，两人跟随木户及大久保一同推动改革，彼此关系一直不错。

然而，1874年（明治七年），左大臣岛津久光认为，参议兼大藏卿的大隈有“不当行为”，要求将其罢免。此外，参议板垣退助和久光也要求各省长官不再兼任参议，将内阁和各省分离。

这是因为大隈身兼大藏卿和参议两职，一人执掌财政大权，对各省影响力太大，从而引发了反抗。板垣和久光等人的要求，因为岩仓等大臣和参议的主流派意见，以及江华岛危机的发生，被天皇“圣断”否决。结果，板垣和久光辞职（伊藤之雄『明治天皇』160～177頁）。

然而此后，要求内阁与各省分离的呼声依旧不断，大隈兼任参议和大藏卿，遭到众人反感。因此，成为藩阀政府中心人物的伊藤，也不得不开始面对这个问题。

伊藤将参议山县从陆军卿调任参谋本部长，以这样的形式化解了山县危机，估计就在此后的1879年12月，他着手解决参议和卿的兼任问题。[3]

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伊藤也是与岩仓右大臣及井上馨参议兼外务卿联手推动的（伊藤·井上馨宛岩倉書状、1880年2月10日、伊藤宛岩倉書状、1880年2月18日、20日、26日、2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明治天皇紀』五巻、25～28頁）。

1880年2月28日，宣布取消参议兼任各省卿的制度。松方正义（萨摩藩出身，前大藏大辅）受命就任内务卿，佐野常民（前元老院议官）受命就任大藏卿。由于修改条约等外交问题关系重大，最后唯有井上馨一人兼任参议和外务卿。

此外3月3日，参议的工作开始被分配到法制部、会计部、军事部、内务部、司法部、外务部共六个部。大隈作为太政官会计部主管参议，依旧对大藏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阻止大隈发行国家外债

1880年（明治十三年）5月，为解决因西南战争增发的不兑换纸币引发的问题，大隈发行了5000万日元的外债。发行外债是一项积极举措，这非常符合乐天派大隈的做法。但是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十分脆弱，如果经济重建失败，列强要来取担保，日本就很有可能沦为殖民地，所以这项政策的危险性相当大。

黑田清隆、西乡从道、川村纯义等萨摩出身的参议支持大隈。但执掌大权的参议伊藤表示反对，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告诉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即便是政府全力支持做出了决定，也恕难从命”（三条宛伊藤書状、1880年5月21日、「三条家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为此，包括伊藤在内，岩仓右大臣、三条太政大臣、有栖川宫炽仁左大臣、山县、井上、大木乔任、山田显义8人表示反对。以伊藤为中心的领导体制核心成员伊藤、岩仓、山县、井上均反对此事。

此外，在天皇亲政运动中，与伊藤等内阁成员对立的佐佐木高行（宫内省御用挂）、侍讲元田永孚等天皇亲信也反对发行外债，并于5月29日上奏天皇。这对伊藤相当有利。

6月2日，政府内阁将大臣、参议以及各省卿的意见详细上奏天皇，恳请27岁的天皇“宸断”。次日，天皇下令，不许发行外债（『明治天皇紀』五巻、70～75頁）。

但是，年轻天皇做出的“宸断”并不能完全平息此事。于是6月6日，伊藤和岩仓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伊藤宛岩倉書状、1880年6月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

7日，伊藤对天皇私下通过有栖川宫询问他的问题做出了回答，内容和他与山县的对话一致。6月8日，天皇通过有栖川宫要求内阁停止发行外债，制定“勤俭为本”的经济政策；并要求经过内阁及诸省的充分审议之后上奏，随附报告书。那时，在有栖川宫递交的资料中，有天皇命令大隈、寺岛宗则、伊藤（都是负责会计部门的参议）和佐野常民（大藏卿）调查经济政策的记载。伊藤将前一日告诉山县的大致内容回复天皇。10日上午，岩仓拜访了伊藤，问他会计方面是否稳妥，伊藤回复必须尊重负责人的意向；同时根据大致推算，除财政支出以外，每年还能有100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3600多亿日元）的盈余（山県宛伊藤書状、1880年6月10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虽然不清楚伊藤与山县之间的具体对话内容，但可以知晓两人之间的意见交换十分频繁。

7日，有栖川宫去拜见天皇时，天皇对经济问题非常担忧，但到了9日，天皇已经放下了心。岩仓告诉伊藤能“贯彻初志”，他也感到很高兴（伊藤宛岩倉書状、1880年6月9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

就这样，大隈发行外债的问题得以解决。从这件事情的始末可以知晓，伊藤与岩仓携手，并得到了山县、井上的协助，主导了整件事情的发展方向。天皇尚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协调能力，由于威信不足，所以还只能根据伊藤、岩仓等内阁主流意见行事。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因为外债受阻而产生的大隈的情绪问题。执掌实权的财政通大隈，在1880年2月省卿分离之际辞去了大藏卿之前，担任参议兼大藏卿长达六年零四个月，拥有极强的自尊心。

岩仓右大臣也十分担心大隈，6月7日，他在给伊藤的信中写道，知其“遗憾万千”，但此事也是万不得已。知道要让大隈消气绝非“朝夕”之事，但希望伊藤也能尽量帮忙（伊藤宛岩倉書状、1880年6月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巻）。

此后，内阁中的伊藤系参议，希望将大隈调离中央的意见越发强烈。1880年8月，井上馨告诉伊藤，其他参议提出是否可以派大隈担任驻俄国公使。伊藤将此事告知岩仓，并征询岩仓意见，看看是否可以让黑田把开拓使长官一职让出来给大隈（岩倉宛伊藤書状、1880年8月29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估计岩仓不同意，结果都不了了之。

然而，发行外债失败以后，大隈本人在伊藤、岩仓、山县、井上等人主导的藩阀政府中感受的疏离感越发强烈。结果，9个月后，大隈为早日开设国会提出建议，这导致藩阀政府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动摇（见本书第八章）。

摸索立宪政体

在野人士发起的开设国会运动，除士族以外，由于实力派农民和商人也纷纷加入，势力大增，1879年（明治十二年）发展为全国规模。11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了第一届大会，决定向天皇请愿要求开设国会。

对此，参议山县有朋中将于12月向天皇上奏了关于立宪政体的建议书。其基本构想包括：①制定“国宪”（宪法）；②严格执行“行政、议政、司法”三权分立；③从皇族、官吏组成的元老院和府县议员中挑选能人成立“特选议会”，审议“国宪”条件并组织立法；④“特选议会”的召集和解散在刚开始时应由政府决定，但会议决定的内容并非必须落实等。

岩仓右大臣和三条太政大臣上奏天皇，要求所有参议递交各自意见，由天皇进行取舍，加快制定宪法的步伐，天皇准奏。

主要参议的意见如下。

1880年2月，黑田参议认为开设国会为时尚早。

7月，井上馨参议上奏，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①首先制定民法及其他各类法律法规，制定宪法、开设国会；②民法等法律的编纂和宪法的制定，应从内阁挑选部分委员进行调整，交“上议院”决议；③废除元老院，成立“上议院”，从华族、士族中挑选100人，但部分为公选、部分为敕选，学术优异或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平民也有可能得到敕选，这些人组成“上议院”；④“上议院”审议的范围包括国家财政预算、财政支出以及各类制度和法律。

包括山县在内的这些人提出的建议，与接下来要介绍的伊藤提出的建议相比，几乎没有关于当时日欧情况的对比和认识。他们对于欧洲情况只有少量听闻，却没有深入的思考（山县、井上馨），或是没有具体提案，就得出为时尚早的结论（黑田）。当时日本与欧洲相比，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要在对此有一个清醒认识的前提下对日本进行改革，其程度如何、具体怎么改？这些需要深入思考并尽快解决的问题，都没有在他们的建议书中体现。本书第四章就曾提到，明治四年（1871），伊藤就已经购买美利坚合众国采取的共和制、宪法制定等方面的西方书籍，开始研究基于各国历史的关于宪法制定的制度设计。伊藤的英语能力和近10年的研究，使他的建议与其他参议的建议有着明显区别。[4]

伊藤的立宪政体构想

伊藤参议让井上毅（太政官大书记官）起草立宪政体相关建议书，并于1880年（明治十三年）11月19日，让其送交草案。此后，伊藤与井上毅进行讨论修改（伊藤宛井上毅書状、1880年11月19日、29日、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80年11月22日、『井上毅伝 史料編』四巻、五巻）。12月14日，伊藤将完成的建议书上奏天皇。

伊藤在建议书的开头写道，日本还未能培养出具有独立自主思想的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引进法国革命后形成的欧洲政体新说，结果导致了不少奇怪现象的出现：①士族争先恐后地“谈论政治”，平民也受其影响；②大约100年前爆发的法国革命，影响了欧洲所有的国家，甚至部分国家至今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当然也有出现明君或是贤臣的国家，他们在混乱发生之前就确保了国家的稳定；③无论哪种情况，所有国家无可避免地要废除专制、与人民分享政治权利；④如今，欧洲的文化产物不断进入日本，政体新说也开始在民间传播，无法进行压制，甚至有人故意散布容易产生歧义的言论，“轻躁妄作”却不知天皇之意究竟如何；⑤所以，政府需要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讲究轻重缓急，不急不躁，逐渐接近“标准”状态。

总而言之，伊藤首先提出，必须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进行有序发展，进而实现近代化。

伊藤的具体构想如下。

第一，设立“国会”、形成“君民共治”大局虽是众望所归，但“变更国体”是史无前例的大事，绝不可在混乱的状态下急于行事，也不应立即开设国会。这是因为伊藤还没有完全把握天皇与国会之间的关系、宪法（国家）中天皇的政治作用。这也是伊藤认为开设国会必须慎之又慎的重要原因。[5]

第二，“欧洲立宪制国家”采取的是上、下两院形式。就如同两个车轮，互相制衡；而“帝王制国家”则需设立“元老院”（上院）来确保平衡，这十分重要。伊藤清楚地知道，如果日本要成为立宪政体，就必须设立上、下两院。

第三，伊藤认为在开设国会之前，需要对现在的元老院进行扩充，使其逐渐名副其实。计划从“华族和士族”中公选元老院议官，挑选对国家有功之人、学识渊博之士，名额为100人，规定任期、支付酬劳。元老院的工作就是审议法律文案。

从“华族和士族”中公选元老院议官，是因为明治二年（1869）版籍奉还之后，原来的公家和大名改为华族，而伊藤、黑田清隆、山县有朋等维新功臣仍为士族，所以公选以这两个群体为对象。

扩充后的元老院，可以说是为后来的贵族院做准备。

第四，设置公选检察官。从府县议员中挑选公选检察官，使其作为检察院员外官负责审计。公选检察官为将来对财政进行“公议”开了一个口子，是立宪政体的初步尝试，但不允许他们参与财政政策的制定。设置公选检察官的目的在于为今后设立下院做准备。

第五，伊藤认为，为实现以上构想需要天皇“圣裁”。直到大约9年后，《大日本帝国宪法》即钦定宪法（由天皇制定的宪法，未经民选机构审议的宪法）终于完成。伊藤的这一想法贯彻始终。

对元老院案的不信任

然而，1876年（明治九年）之后，与大久保、伊藤、岩仓等政府领导人的想法不同，元老院审议了相当于日本宪法草案的国宪案。元老院的成员与大臣和参议（卿）等政府成员相比地位较低，不属于主流派。

1880年7月，就是在伊藤递交建议书的5个月前，元老院完成了国宪第三份草案。这照理说应该成为元老院的最终方案，但并未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该草案是根据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四个国家以及奥地利、西班牙、丹麦等国的宪法条文编撰而成的。有人评价这部宪法草案在天皇大权、议会组织与权限、财政、宪法修改、皇室制度等方面，与后来制定的明治宪法相比，民主主义色彩更为浓郁（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巻、332頁）。

但问题在于这部草案从始至终都带有被参考国家原有的体系性，并不适合在当时的日本施行。

伊藤在回忆此事时说道，元老院案“翻译了各国宪法，其实不过是评价各国宪法的好坏，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此外，他对日本人写的类似宪法的草案也进行了全面调查，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草案。

伊藤认为，“原来〔日本国民也〕希望实现宪法政治，提出了所谓的建议书。但是，他们要求的宪法政治和在欧洲实际产生的宪法政治完全不同。在日本嚷嚷着希望实行宪法政治的人，其实连宪法政治究竟是什么都没有弄明白。要是明白的话，就应该开展更为深入的讨论。尽是些不顾日本国情甚至根本不了解欧洲宪法的人”。由此可见，伊藤并不信任元老院和在野人士展开的讨论（「憲法立案の経過と其の理論との概説」〔直話〕、『伊藤公全集』181～188頁）。

如何定位天皇大权？

伊藤认为，日本的“宪法政治”不仅与欧洲的宪法论完全不同，具体情况也不一样。其中之一就在于君主大权。“如何充分运用不可分割的主权，其答案是通过委任方式发挥主权作用，所以设置立法部让其参与立法。这里所说的参与，具体参与的是什么？参与的是天皇的大权。行政如此，司法亦然。当然，这些都是从主权派生出来的权力，所以主权是可以剥夺这些权力的。但是规定不允许肆意剥夺这些权力的，就是宪法。”（「憲法立案の経過と其の理論との概説」〔直話〕、『伊藤公全集』194頁）

伊藤认为，应制定制约君主权的宪法。在宪法中规定，主权在于君主，以委任方式分权给立法部、行政部、司法部。君主不得取消委任。

伊藤认为，主权应掌握在君主手中。因为若是“主权在民”，国民就可以随意废除君主；但若主权在于君主的话，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同前，第192～193页）。制约君主权，从如何定位君主权这一角度来看，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君主机构说”在功能上几乎相同。君主机构说认为：主权在于国家，君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君主权由国家来制约。

其实，1880年（明治十三年）元老院提出国宪案时，伊藤对于日本宪法与君主权的关系、与欧洲君主权的比较，还未形成上述明确的想法。但是，伊藤那时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也清楚地知道，待在日本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第二年，发生了明治十四年政变。1880年决定开设国会之后，伊藤就为学习和制定日本宪法的基础而前往欧洲开展宪法调查。1880年12月21日，伊藤批评元老院的国宪案不过是对西方各国宪法的收集、整理、模仿，完全没有考虑日本自身的国情和国民情绪等问题，并向岩仓提出回国请求。

岩仓的想法与伊藤是相同的，所以他将元老院的国宪案进行了形式性的上奏，但实际上他与三条已经决定不采纳这一方案。就这样，元老院的国宪案被否决了，元老院国宪调查局也于第二年即1881年3月23日正式关闭（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巻、333～337頁）。

体弱多病的夫人梅子和女儿生子

1873年（明治六年），伊藤完成岩仓使节团工作回国，后来又经历了西南战争。来看一下1873年到1880年之间伊藤的家庭生活。

1877年西南战争发生时，正如前文所述，伊藤协助大久保在大阪负责与战争相关的人事安排和战略制定等，并指挥战斗。那时，夫人梅子和女儿生子也都住在京都。梅子夫人的眼病虽早在明治五年（1872）就已确诊，却未见好转。由于主治医生是宫内省的御医，跟随天皇行幸京都，所以梅子夫人也到京都看病。

末松谦澄在1875年年末就见过伊藤，并开始在政府工作，大约13年后娶生子为妻。1877年6月中旬，他奉命前往战地，途经京都。据说那时，梅子夫人端坐在如同暗室的屋子里，两眼缠着绷带。梅子夫人和生子较伊藤晚一步，于8月从神户乘船回到了东京。

此后，两人因为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在1879年后的四五年里，每年都前往热海避寒疗养。就这样，伊藤与梅子夫人分居东京和热海的时间开始增多。1880年1月，生子也患上了眼病（末松謙澄 『孝子伊藤公』248～251、415～416頁）。

1878年5月，伊藤成为继大久保之后藩阀政治的第一领袖。但三十多岁的夫人梅子和十几岁的爱女生子体弱多病，让他烦恼不已。

然而，1876年（明治九年）2月，伊藤的私生子朝子诞生。那时，伊藤通过支持萨摩实权者大久保利通逐渐确立了自己作为长州领袖、大久保政权接班人的地位。

朝子从出生到7岁是怎么度过的，一直是个谜。但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津田梅子证实，7岁的朝子和15岁的生子一起生活在伊藤家。1883年年末到1884年夏天，津田梅子作为梅子夫人和孩子们的英语家庭教师兼翻译就住在伊藤家（大庭美奈子『津田梅子』139～147頁），但她完全没有察觉到生子和朝子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朝子和生子一样在伊藤家长大，但同为伊藤私生子的两个男孩——文吉（1885年出生）和真一（1890年7月1日出生）直到日俄战争发生前都一直没能进伊藤家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朝子是伊藤和夫人以外的女性发生关系后诞生的第一个孩子，夫人梅子实在是没办法，就收留了她。但若再收留文吉，这种事情就会没完没了，估计夫人梅子拒绝了，具体依据可以从书信往来中看出。伊藤在写给梅子的信中经常出现生子、养嗣子勇吉（井上馨的外甥）的名字，但朝子的名字直到1894年9月才第一次出现（『孝子伊藤公』319頁）。那时，朝子已经是外交官西源四郎的妻子了。恐怕是因为伊藤顾忌夫人梅子的情绪而不敢提起。

文吉和真一无法进伊藤家门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让亲儿子进门，就有可能产生动摇养嗣子勇吉地位的误解。伊藤与井上馨结为政治同盟，所以必须避免危机的出现。此外，也有可能是梅子夫人开口，促使伊藤克制。

[1] 正如这里以及后文所述，伊藤对内阁级别的人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大木乔任参议兼司法卿（佐贺藩出身）向伊藤参议兼内务卿建议，让小野梓兼任法制局事务，伊藤欣然同意（大木宛伊藤書状、年月未詳、30日、「大木喬任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由此可见，伊藤对于官员的人事任免具有跨部门的强大影响力。

[2] 关于参谋本部独立、山县就任参谋本部长，一直以来都有以下论点：①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迅速发展及竹桥事件，山县等人担心军队内部也会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希望把军人和政治分开；②文官伊藤让参谋本部长成为新内阁成员，目的在于“让非职业军人优先使用兵权”（藤田嗣雄『明治軍制〔一〕』144～160頁。梅渓昇「『増補版 明治前期政治史の研究』補論〔二〕」）。笔者关于这方面的见解，请参考伊藤之雄『山県有朋』178～179頁。

[3] 《明治天皇纪》第五卷中载，伊藤“认同参议应与各省卿分离，去年〔1879〕就开始与各位大臣和参议商议此事”（第26页）。

[4] 稲田正次的《明治宪法成立史》（上下卷）是一本具有实证性的优秀研究书籍，但在评价立宪政体提议和宪法案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等民主宪法为基准，对与其宗旨相接近的理想提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例如，书中对于山县参议的评价如下，“当时，山县作为藩阀政治家提出了较为进步的意见，这与他后来所持意见不同”（上卷，第427页）。虽然山县在上奏建议书中提到要严格执行三权分立，但他认为从府县议员中挑选组成的“特选议会”的召集和解散在刚开始时应由政府决定，而且会议决定的内容并非必须落实等。由此可见，他并未充分理解三权分立的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对“行政、议政、司法”三权与君主权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进行思考，虽然明确了由元老院与“特选议会”制定宪法，却没有明确宪法与君主权的关系。

[5] 关于伊藤的立宪政体建议书有以下疑问：究竟是伊藤因为公务繁忙，所以指示井上毅起草大致框架，具体由伊藤和井上讨论后调整的；还是伊藤因知识方面的欠缺，而在井上立案后加入自己的意见制作完成的？这在考虑伊藤与井上毅此后的关系上十分重要。但稲田正次的《明治宪法成立史》中只提到了井上毅参与起草，并没有明确主导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上卷，第430～431页）。
关于这份草案，井上在给伊藤的信中写道：①因为时间仓促，所以还很不完善；②此类重要文书，希望进行反复的修改，但先请伊藤过目；③如果大体可以或是基本符合伊藤的意思，井上将于翌日早上前往伊藤府上请教修改指示，制作新稿（伊藤宛井上毅書状、1880年11月19日、『井上毅伝 史料編』四巻）。对于井上的草案，伊藤建议加入“起草宪法、开设民选议院的时期以及方法，都必须由天皇圣裁，并以敕书的形式公示国民”（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80年11月22日、同前、五巻）。这也是因为伊藤觉得国民的自觉和自立尚不充分，所以需要通过“圣裁”来决定，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姿态必须贯彻始终。由此可见，有关立宪政体的伊藤建议书，主导权掌握在伊藤手中，反映的也是他本人的意见。

第八章 怒气直冲大隈重信——明治十四年政变

热海会议

正如前文所述，1880年（明治十三年）12月14日，伊藤上奏立宪政体相关建议书，希望在开设国会之前，先扩充元老院，设置公选检察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在野势力参与政治的要求，避免政府与在野势力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可以给政府和在野势力一个开设国会的练习机会。

伊藤认为，在野势力提出的尽快开设国会的设想并不现实，只会引发混乱。但若依照萨摩实力派黑田清隆参议所提意见，因为为时尚早，所以什么都不做，将该问题搁置下去也不是回事。这时候，大隈还没有递交建议书。

1881年1月2日，伊藤一到热海就请大隈和井上馨两位参议过来，黑田也已经抵达热海。从中旬到下旬，他们四个人就立宪政体进行了讨论。但这次热海会议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大隈·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81年1月5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早〉一巻。『伊藤博文伝』中巻、202頁）。

原因之一是大隈已经开始接受早日开设国会这一激进的立宪政体构想，却没有与持渐进论的伊藤和井上讲清楚，只是敷衍了事。

福泽谕吉以门下弟子的名义，从1879年7月到8月在《邮便报知新闻》报上发表了十篇国会论，掀起了在野势力关于国会开设讨论的热潮（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五巻、645～648頁）。

根据福泽在1881年10月写给井上和伊藤书信中的回忆，1880年12月下旬到1881年1月，文章是大隈、井上馨以及伊藤请福泽在报刊上发表的。此外，1881年1月，井上馨告知福泽，在关于“开设国会”目标的问题上，伊藤、大隈和井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2月，从热海回到东京的大隈和井上馨都对福泽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井上馨·伊藤博文宛福沢書状、1881年10月14日、同前、十七巻）。

然而，与上述福泽八九个月后在书信中的辩解不同，从同一时期井上馨与伊藤的书信往来看，井上是在伊藤认可的前提下，不仅与福泽谕吉接触，也与发行政府方报刊的福地源一郎有所接触。井上馨也和大隈说过这件事（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81年1月1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对于福泽在书信中的辩解，井上馨承认报刊发行一事的经过基本属实，但他否认曾以早日开设国会论为前提拜托过福泽（福沢宛井上馨書状、1881年10月16日、『福沢諭吉全集』一七巻）。

也就是说，福泽辩解的从1880年12月下旬到1881年2月伊藤、井上馨、大隈、福泽之间达成了早日开设国会的共识，这一点并不符合事实。伊藤和井上馨认为，在开设国会之前，应以渐进的方式思考政治改革。而大隈在与他们两人接触时，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想要早日开设国会的想法。福泽则与大隈联手，为推动早日开设国会开展政治活动，希望参与政治。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可以明白这种想法与伊藤在1880年12月递交的建议书及对于元老院宪法草案的批评之间的关系了。[1]

大隈的背叛

1881年（明治十四年）3月10日，福泽以“时事小言”为题，将自己的国会论寄给大隈参议并在书信中写道，大部分内容与大隈的意见没有“龃龉”（大隈宛福沢書状、1881年3月10日、『福沢諭吉全集』一七巻）。

但是，由于大隈没有递交有关立宪政体的建议书，明治天皇让有栖川宫炽仁左大臣去催他。于是，大隈于同年3月，以不给其他大臣、参议阅读为条件，通过有栖川宫将建议书上奏天皇。

其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①英国因为开设了国会，政府与议院之争消失了，政党之争只出现在议院；②日本也应采用立宪政体，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党首，应受天皇之命组织内阁（并没有区分上议院和下议院）；③官吏应分为“政党官”和“永久官”两种，政党官包括参议，各省卿、辅，以及各局长、侍讲、侍从长等，“上之政党官”基本都可作为议员列席上下院（大多以英国为例）；④“永久官”包括各官厅的奏任官以及属官等中层以下的职位，“中立永久官”则包括“三大臣”“军官、警视官和法官”等维护“公平国益”的职位，不参与政党；⑤宪法制定采取钦定宪法样式，应迅速着手选定内阁委员；⑥希望今年（1881年）制定钦定宪法，今年年末或1882年公布，1882年年末召集议员，1883年年初开设国会等（『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230～246頁）。大隈在建议书中提出将英国制度引进日本，却完全没有考虑日英两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且，天皇的权力和作用也不明确，只可命令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党首组阁。这让人感觉议会甚至有权更替天皇。

而且，考虑到宪法、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贵族院令等相关法律、新内阁制度以及官员制度的制定、推广及实施都需要时间，两年后开设国会的这个时间目标也不太现实。

但是，对于大隈来说，如果事态能像建议书那样发展，自己作为政府领导人之一，获得开设国会的主导权，与民权派进行合作，那么当选首相组阁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可以说是大隈对以伊藤为中心的藩阀政府的背叛。

伊藤看到大隈的建议书后勃然大怒，同时觉得自己至今与大隈在热海等地的多次谈话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但是，伊藤并不知道大隈是3月递交的建议书，所以他在3月写给岩仓右大臣的信函中抱怨大隈不积极协助立宪政体构想（大隈宛岩倉書状、1881年3月14日、31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

“震惊”

有栖川宫炽仁左大臣没有遵守与大隈的约定，而是秘密地将大隈于1881年（明治十四年）3月提出的早日开设国会的建议书给三条太政大臣和岩仓看了。岩仓看后觉得其内容和其他参议提出的立宪政体构想有重大分歧，于是与大隈见面确认其真意，但大隈回复说，其建议构想与伊藤的并没有什么差异。

大隈建言提出三个多月后，三条与岩仓商量，为了不出现异议，决定将这份准备上奏天皇的大隈建议书先给伊藤参议一人过目。

7月2日，三条去见岩仓，告诉他伊藤看后的反应。伊藤逐字逐句、仔细阅读大隈建议之后，表示非常“震惊”。至今为止，自己有什么事情都会和大隈商量，包括元老院提出的建议，两人也都互通意见。但大隈这份建议在未与同僚商讨的情况下，就要直接上奏天皇，伊藤觉得极其不妥。据三条说，伊藤称病不处理公务，看来是准备辞职了（「岩倉具視日記」、1881年7月15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

7月1日，伊藤在给三条的信中表达了对大隈的不信任。他怀疑大隈的建议并不是大隈一个人的想法。这样下去的话，他将不得不提出辞呈（三条宛伊藤書状、1881年7月1日、「三条家文書」）。大隈建言提出三个多月后的6月下旬，伊藤才得知其内容，所以对大隈的所作所为极其愤怒，并且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

7月3日，伊藤拜访了岩仓。岩仓请伊藤暂缓提出辞呈，他会去见大隈并确认他的意见。岩仓随后与三条联络，并于4日拜访了大隈，劝他去向伊藤解释。

于是，大隈立即前去拜访了伊藤，然后又特意去了岩仓家，告诉岩仓，伊藤已经消除了对他的怀疑。岩仓从三条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内容（「岩倉具視日記」、1881年7月15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

关于7月4日，大隈拜访伊藤时两人之间的对话，伊藤在三个月后是这么回忆的。①大隈仅对此次粗暴行事表示了歉意。②大久保遭到暗杀时，大隈曾向伊藤发誓，说是“至死”也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伊藤。姑且不谈建议的内容，因为伊藤对大隈最生气的并不是建议的内容，而是大隈在提出建议之前，没有和他商量过一个字。③对此，大隈仅仅恳请伊藤原谅，表示自己并无意让自己的个人意见通行天下，说完就走了（『保古飛呂比』十巻、1881年10月4日）。

决意驱逐大隈

次日，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5日，伊藤前往政府上班，告诉大隈：①大隈的建议是要将诸省卿官员以及“君主高官”的任命都变为民选，也就是将君权改为民权，他无法同意；②由于自己与大隈的构想差异太大，请大隈行天下事，他本人没有插手的余地；③大隈此事做得实在太过愚蠢，与其平日为人大相径庭，即便所有内阁成员均无异议，也无法令人放心；④大隈身为参议要职，却如同“福泽的代理”，实在可笑，福泽的宪法私案与大隈的建议如出一辙。

对此，大隈解释说，自己提出建议的目的并非实施，而仅仅是想向天皇上奏个人意见，他能够理解伊藤对此事的怀疑，但自己并没有与福泽商量过。

伊藤对大隈的辩解感到十分“愤怒”，但考虑到如果进行反驳，就会导致关系“破裂”，让“内阁出丑”，于是闭口不言（『保古飛呂比』十巻、1881年10月4日）。

次日，伊藤也命井上毅告知岩仓，他在7月4日与大隈谈话后，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岩倉宛井上毅書状、1881年7月5日、『井上毅伝 史料編』四巻）。

岩仓希望化解伊藤与大隈之间的对立，以为7月4日伊藤与大隈已经和解。但其实，伊藤内心并没有原谅大隈，而仅仅是给一直帮助自己的前辈岩仓面子。[2]

伊藤认为大隈不与自己商量，准备早日开设国会、提出政党内阁制的建议，都与福泽等在野势力有关。至此为止，伊藤事事都与大隈商量，两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正因如此，伊藤对大隈的背叛感到彻底绝望。于是他觉得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大隈未曾察觉之时，找准机会，形成支持自己的井上馨、山县等长州派，岩仓与三条等大臣派，以及萨摩派等合作关系网络。7月8日，伊藤又开始上班了。

岩仓右大臣等人急于制定宪法

1881年（明治十四年）6月，岩仓具视右大臣命精通法律的井上毅（太政官大书记官）撰写有关宪法制定的建议书。岩仓根据井上毅的建议书，与三条实美太政大臣、有栖川宫炽仁左大臣等人商讨宪法制定的准备工作。6月下旬，井上毅向岩仓提议将此事告知伊藤，28日岩仓回复同意他的建议（井上毅宛岩倉書状、1881年6月19日、28日、岩倉宛井上毅書状、1881年6月14日、16日、22日、『井上毅伝 史料編』五巻、四巻）。

岩仓等三位大臣突然开始商讨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是为了对抗大隈于3月提出的主张早日开设国会、实施英国式政党政治的建议书。

6月28日，在获得岩仓同意后，井上毅立即将自己起草的宪法制定建议书呈送伊藤。大致内容是，即便开设民选议会，也不应学习在阁僚人事、征税权等方面为议会所左右的英国式议会，而应开设由国王执掌大权的德国式议会。

伊藤通读井上毅建议书之后，觉得与自己的想法基本相同，但由于还无法决定究竟何时开设国会，希望详细听听井上毅的意见。于是，伊藤告诉井上，他明天一天都在家，请他方便的时候过来（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81年6月29日、井上毅「憲法制定意見」1881年6月、『井上毅伝 史料編』五巻、一巻）。

否定井上毅的意见

但是，伊藤与井上毅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变化。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4日，井上以“个人原因”为由，向岩仓提出了辞呈。7月5日，井上毅去见了伊藤，告知辞职一事。伊藤认为，如此重大的问题不是“书记官级别”的人可以参与的，井上毅辞去这种涉密工作是正确的决断（岩倉宛井上毅書状、1881年7月5日、『井上毅伝 史料編』四巻）。

其间，三条给伊藤看了大隈于3月递交的建议书，此事虽然引起伊藤对大隈的强烈不满，但并不是他辞退井上毅的直接动机。

伊藤不想让井上毅参与宪法制定最主要的原因是，井上毅对制定宪法操之过急。伊藤认为，“开设国会比维新创业更为艰难”（伊藤博文「民権を以て皇室の尊厳を傷つけざるべき意見書」、「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与伊藤的态度不同，井上毅在7月2日给伊藤书信中写道：①有关宪法调查的大事，希望能由伊藤负责，但负责人原本应从三条、有栖川宫、岩仓三位大臣中选任；②如果第一种方法不合适，则希望在（政府）以外，秘密“私拟宪法草案”上奏天皇；③上述两种方法之中必须实施一种。如果伊藤今日优柔寡断，大业始于他人之手，（井上毅等人）就失去了可以期待的对象。再加上此前就为病痛所扰，所以希望辞职返回熊本，与同志团结合作，报效国家（『井上毅伝 史料編』四巻）。

伊藤是藩阀政府中的掌权人物，大书记官（现在的局长级）井上毅在未被要求的情况下就自发提案，这种做法非常失礼。精通法律的井上毅原本希望通过伊藤在制定宪法中发挥自身作用，但操之过急了。

伊藤否定井上毅的第二个原因是，虽然井上毅对宪法的理解在当时的日本人中已经属于最高水平，但还远远未能达到伊藤的要求。

井上毅除了在1881年6月中旬向伊藤递交宪法制定建议书以外，还留下了《钦定宪法考》等至少八种宪法相关建议书，估计是为了交给岩仓等三位大臣（『井上毅伝 史料編』一巻）。

然而，那些建议书都只介绍了英国国制（宪法）和政治制度、德国宪法和政治制度的概要，最终得出日本不应效仿英国，而应效仿德国的肤浅结论。这与从效仿德国开始的伊藤思维框架基本一致，当然从知识性的角度来讲，多少也有值得伊藤参考的部分。但是，伊藤的目标是要在参考欧洲君主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制定适用于日本政治和文化的宪法。井上毅还仅仅停留在急于制定宪法的水平上，与伊藤的目标相去甚远。[3]

例如，关于君主政治权力，井上毅认为英国国王受制于议会多数制，就如同风中旗帜。虽然国王与议会分享主权，但实际主权完全掌控在议会手中，国王拥有的不过是无用的“虚器”。

与此相反，德国国王与议会分享立法权，但行政权基本都掌控在国王手中。所以无论议会政党席位多少，国王都可以任命“执政宰相”（首相及阁僚）。然而实际上，国王基本会任命议会方面所要求的人选，但从权力范畴来看，国王并没有对议会政党唯命是从。

由此可见，井上毅对德国的君主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日本近代天皇的实际情况并非如井上毅所言。与德国国王不同，天皇并没有对三位大臣、参议等内阁成员进行实质性的任命。当然，日本也与英国不同，并非由议会来决定内阁成员。

伊藤在欧洲对君主、行政、议会、司法等实际情况有了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必须制定符合日本国情的宪法。但井上毅连这些都没有理解，就急功近利地把宪法制定工作往伊藤身上推。制定适合日本的宪法，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井上毅连这一点都不明白，所以伊藤将其辞退，并中断了岩仓等三位大臣的宪法制定准备工作。

开拓使出售政府资产问题

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21日，参议兼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申请出售开拓使管辖范围内的北海道政府资产。这一申请于7月30日获得天皇的批准，8月1日正式公布。但从7月26日起，自由民权派报纸《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就发文指责黑田开拓使想利用职权，以不当低价，将政府资产出售给其同乡——萨摩藩出身的政商五代友厚。到了9月，批判政府的舆论四起。

在藩阀内部，与福泽谕吉、三菱的岩崎弥太郎交好的大隈参议，被怀疑想趁开拓使出售政府资产问题之机，利用民权运动掌握政府主导权。

伊藤为了保密，先派井上毅前往盟友、参议兼外务卿井上馨所在的广岛县宫岛。从井上馨7月末写的书信“那位先生〔大隈重信〕至今为止都是为了赢得声望”来看，他也对大隈重信抱有强烈的不满。不知是否受到井上毅的影响，井上馨也主张根据目前局势，尽快学习德国宪法，制定“周密”的法律制度，开设下议院（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81年7月2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对此，8月6日伊藤告诉井上馨：①由于自己3月阻止大隈上奏天皇一事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此事绝不可泄露给他人；②如发生特殊情况，他决心成为“保护皇室的城墙”，即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81年8月6日、「井上馨文書」）。这意味着伊藤要采取强硬行动，将大隈赶出政府。[4]此外，伊藤并没有听从井上馨加快制定宪法步伐的建议。

在此期间，大隈向伊藤提出要募集5000万日元公债，设立大中央银行，并联名提议对纸币进行整改。该提议于8月1日获得批准（『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475～482頁）。伊藤让其提议通过并不是为了与大隈联手合作，而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关于大中央银行的构想，也因两个月后大隈被赶出政府而被中止。

伊藤性格耿直，对背叛自己的大隈采取这样的行动，应该是毫不犹豫的。从伊藤写给井上馨的书信中也能看出，伊藤的这种果决也正是他的长处。

形成对大隈的包围网

由于出售政府资产问题，遭到《东京横滨每日新闻》抨击的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原本是大久保利通去世后萨摩派的一把手。但后来，萨摩派的实力人物，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伊藤身边。1881年（明治十四年）8月2日，内务卿松方正义写道，关于宪法调查一事，伊藤、松方、黑田、西乡从道参议达成一致（井上毅宛松方書状、1881年8月2日、『井上毅伝 史料編』五巻）。大局已经从对大隈建议的批判转为制定德国式的宪法，这对伊藤十分有利。

此时关键在于实力派人物岩仓具视右大臣的动向。由于头痛的老毛病时常发作，岩仓告假，7月6日从东京出发前往京都养病。太政大臣三条担心时局，于8月下旬和9月上旬写了两封信，催促岩仓返回东京。

为了解岩仓动向，三条派山田显义参议（长州藩出身）前往京都。9月18日，山田与岩仓见面（「岩倉具視日記」1881年9月18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三条宛岩倉書状、1881年9月27日、『岩倉具視関係文書』七巻）。

两人在会面中就以下内容进行了交流。第一，强调大隈与福泽互相勾结。山田告诉岩仓，大隈提拔了自己的心腹矢野文雄（统计院干事兼太政官大书记官、福泽门生、原庆应义塾分校校长），并且矢野在暑期休假时到九州进行巡回演说，宣传由于日本还未完全开放，所以目前天皇暂时还是一个“方便的摆设”。山田还说，开设统计院的目的就是为开设国会进行调查。从以上动向可以推断，大隈与福泽之间的联系已经密切到如此地步，而且大隈为求辩解而拜访伊藤家一事，翌日就被刊登在《东京横滨每日新闻》上，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作为例证。

第二，山田告诉岩仓，内阁团结在三条太政大臣的周围，无需担心，而且针对大隈的包围网已经形成。

但是，岩仓并没有立即答应驱逐大隈，而是说会在天皇结束巡幸回京的10月11日前回去，并会与伊藤商量后决定。7月30日到10月11日，天皇前往东北地区和北海道巡幸，大隈以及有栖川宫左大臣、黑田参议、松方内务卿等人随天皇出行。

围绕驱逐大隈一事，伊藤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留守东京的伊藤等参议决心继续出售开拓使政府资产；而跟随天皇巡幸的有栖川宫左大臣，以及大隈和大木乔任两位参议，即便辞职也要阻止此事。因为这个问题，内阁意见出现分歧，岩仓也感到十分担心（「岩倉具視日記」1881年9月24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前揭、三条宛岩倉書状、1881年9月27日）。

可能是因为萨摩与长州之间关系微妙，伊藤为确保获得萨摩派参议的支持，而决心继续出售政府资产，但前提是要得到岩仓和有栖川宫两位大臣的同意。

到了10月初，伊藤开始与松方内务卿、西乡从道等萨摩派参议，以及黑田协调中止出售政府资产一事。他也获得了盟友井上馨（参议兼外务卿）、山县有朋（参议兼参谋本部长）的协助（伊藤宛松方書状、1881年10月3日、5日、7日，、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81年10月5日、伊藤宛山県書状、1881年10月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七巻、一巻、八巻。三条宛伊藤書状、1881年10月5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

10月6日，岩仓返回东京，7日与伊藤见面。岩仓也不得不同意让大隈辞职。关于出售开拓使政府资产事宜，黑田虽未同意由自己提出取消，但到了8日，说是服从天皇的命令，其实就是对中止出售表示同意（「岩倉具視日記」1881年10月6～7日、同前、四巻）。就这样，驱逐大隈的计划终于完成。

与此同时，政府中枢对开设国会一事达成了基本共识。伊藤向岩仓右大臣提议，开设国会的时机不用去计较一年两年，可以暂定“明治二十三年”（1890），“不急不缓正合适”（岩倉宛伊藤書状、1881年10月8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对于国会一事，伊藤始终保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那么，大隈方面对于即将遭到驱逐一事，究竟把握了多少？从9月末到10月初，大隈方面还并没有获得伊藤及萨摩派等人将向大隈发起攻击的消息（「小野梓意見書」1881年9月29日、大隈宛北畠治房書状、1881年10月3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

从继续同意大隈提出的发行公债、创建大中央银行等构想来看，伊藤在包括情报战在内的战略、战术方面比大隈高明许多。

政变后伊藤领导体制趋于稳定

明治天皇对于政府内部已经就驱逐大隈参议一事达成一致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觉得，如果大隈不同意出售开拓使政府资产顶多遭受参议们的“攻击”罢了，于是在10月11日按原定计划返回了皇居。

天皇一回京，大臣和参议们就上奏天皇，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并罢免大隈。对于罢免大隈官职，天皇态度消极，但由于是内阁的意见，也都认可了。伊藤受命前去劝告大隈辞职，西乡从道与其同行。大隈接受劝告，同意提出辞职。所有事宜均获得了天皇的许可（『保古飛呂比』十巻、1881年10月13日）。

10月12日，政府宣布中止出售开拓使政府资产、明治二十三年（1890）开设国会，以及承认大隈辞职。此外，宪法由政府中枢机构负责制定，经天皇亲自裁定后作为天皇的钦定宪法发布，此事也是心照不宣的结果。

10月13日，为表示对罢免大隈的抗议，矢野文雄、犬养毅（统计院权少书记官，毕业于庆应义塾）、尾崎行雄（统计院权少书记官，毕业于庆应义塾）、小野梓（会计检查院一等检查官）等大隈派官员纷纷辞职。有人并未提出辞呈，但因与小野梓等人有关，也被革职。由此可见伊藤影响力之大（岩倉宛伊藤書状、1881年〔11月？〕4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10月21日，松方正义（萨摩藩出身，兼任大藏卿）、大山岩（萨摩藩出身，兼任陆军卿）、佐佐木高行（土佐藩出身，兼任工部卿）、福冈孝弟（土佐藩出身，兼任文部卿）四人被任命为新参议。就任参议兼大藏卿这一要职的松方正义虽是萨摩藩人，但说服了黑田在中止出售开拓使政府资产问题上妥协，倾尽所能协助伊藤。就任参议兼陆军卿的大山岩，曾与山县合作统率陆军。

此外，因开拓使政府资产出售问题而遭到民权派等人攻击的黑田，于次年1882年1月11日辞去参议兼开拓长官，就任闲职内阁顾问。

就这样，明治十四年的政变，从1881年3月大隈参议提出早日开设国会和政党内阁的建议书开始，到10月以大隈被免职、次年1月黑田辞去参议兼开拓长官而告终。在这次政变过程中，伊藤在政体构想上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理念，在驱逐大隈一事上决策慎重、行事果断。由此，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大久保去世后形成的伊藤领导体制趋于稳定。

一方面，有可能成为伊藤竞争对手的出身其他藩的实力派人物，如大隈（佐贺藩出身）和黑田（萨摩藩出身）不是下台就是遭到重创。当然，从伊藤的性格来看，在1881年上半年这一时间点上，他并不希望他们下台，反而希望与他们合作对抗民权派，以有序的方式建立立宪国家。

另一方面，在政变过程中，萨摩出身的西乡从道参议、松方正义等人受伊藤所托积极活动，相当于伊藤派系的官员。如前文所述，大久保遭到暗杀之后，伊藤力挺西乡从道就任参议，并于1878年12月在设置陆军参谋本部时，考虑到作为少数派的萨摩海军而与西乡从道商讨并采取了具体行动（岩倉宛伊藤書状、1878年11月15日〔二通〕、12月4日、5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伊藤做事公平，并具有领导才干，这些都为他赢得了西乡从道等萨摩派官员的信任。

伊藤获得萨摩派的信任，与大久保获得伊藤、山县等长州派人物的信任类似。伊藤的权力横跨萨摩与长州两大势力。

伊藤保持与实力派人物岩仓右大臣的合作，并稳固与盟友井上馨（参议兼外务卿）、山县（参议兼参谋本部长）等长州派官员的关系，通过西乡从道、松方等人将影响力扩展到了萨摩派。

尽管如此，由于萨摩与长州的对抗意识根深蒂固，如果在日清战争之前发生什么变故，导致伊藤伤及萨摩实力派人物，萨摩派就会立刻拥立黑田为盟主，团结一致，对抗伊藤。

[1] 坂本一登在《伊藤博文与明治国家的形成》一书中认为，福泽书信中回忆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事实。因为有“伊藤、大隈、井上这三位开明派参议”的参与，伊藤在热海“十分积极，想取得国会论的主导权”，但因无法获得黑田等萨摩派的让步，而以失败告终（第38～47页）。但是，在热海会议前后，可以证实伊藤、井上馨与大隈和福泽等人对于国会开设论是志同道合的史料，只有1881年10月14日的福泽书信。而且这封信是福泽在10月1日大隈参议因发动政变而被罢免后写给井上和伊藤的，他辩解自己并没有参与大隈的阴谋，而是同时受到井上和伊藤之托才参与国会开设一事的。

[2] 坂本一登在《伊藤博文与明治国家的形成》中阐述，从1880年到1881年，“‘宫中’开始成为独立于内阁的政策决定中心”。而且，“天皇不再是形式上的决策者，而是事实上的决策者。宫中派也作为天皇的非正式顾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坂本一登还将岩仓右大臣作为“宫中”的代表人物，强调了岩仓等人与“大隈、伊藤、井上馨”的对立（第41～57页）。但是，大久保遭到暗杀后，佐佐木高行等人发动的天皇亲政运动被大臣和参议等内阁方压制，从1879年秋到1881年逐渐停息（笠原英彦『天皇親政』）。经历天皇亲政运动之后，二十七八岁的明治天皇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但其影响力仅局限于宫内卿的人事以及仪式、勋章等天皇身边的宫中事务，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几乎为零。所以1885年，天皇甚至曾拒绝处理政务，以示不满。直到1889年制定明治宪法前夕，天皇才开始参与国家政治，而且参与原则是以内阁等决策困难时的调停为主，日常基本不进行干涉。这是伊藤根据德国学者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主张，形成的日本近代天皇政治行为方式（伊藤之雄『明治天皇』221～430頁）。由于坂本一登未用长远眼光来考证近代天皇权力，仅从细微琐事进行判断，结果夸大了天皇在1881年前后的权力。
此外，坂本一登将大臣、参议内阁成员之一的岩仓大臣视作“宫中”代表人物，也是错误的。伊藤与岩仓在立宪政体问题、引进外债问题、天皇亲政问题等重大问题上，始终都保持联手合作。坂本一登根据他们之间在一些琐碎小事上的分歧就推断伊藤与岩仓彼此对立，这是不正确的。

[3] 1881年6月前后，从伊藤与井上毅之间的往来书信可以看出，井上毅正在尝试对近代宪法进行初步的基础性解释。很多宪法学家、历史学家都认为“伊藤当时对宪法的认识水平还相当低”（清水伸『明治憲法制定史』上巻、254頁等），井上毅在宪法制定方面比伊藤更高明。他们觉得在1881年前后，以井上毅为代表的日本人对于宪法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所以对于第二年伊藤率领大宪法调查团访问欧洲之举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因为那些学者没有根据一手史料，充分把握近代天皇政治功能的实际情况，与井上毅一样，仅从表面来探讨宪法和制度。亚洲第一部近代宪法——《奥斯曼帝国宪法》（米德哈特宪法）的制定几乎没有花费什么时间和人力，但在1876年12月公布之后，仅仅施行了14个月就被废除了。伊藤没有特别提及《奥斯曼帝国宪法》，就是因为他担心那样草率地制定宪法会引发混乱。
伊藤认为，单纯地将欧洲的法律和制度进行翻译后就直接为日本所用，既无法适应当时的日本政治，也无法真正在日本扎根。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欧洲，对其功能进行实地考察，再结合日本国情进行修改，制定真正属于日本的宪法。当时，能站在这一高度进行思考的，唯有伊藤。

[4] 坂本一登在《伊藤博文与明治国家的形成》中写道，从1881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井上毅希望早日制定德式宪法的想法仍与伊藤对立。坂本认为，这是因为尽管伊藤不同意大隈提出的引进英国国家体制的观点，但对于政党内阁制的敌意没有井上毅那么强烈。书中还写道，“伊藤与井上毅都想争取参议们的支持，竞争十分激烈”（第57～59页）。
藩阀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伊藤与局长级的井上毅之间竞争激烈——这种思维本身就缺乏历史感和政治现实感。而且该书认为伊藤对政党内阁制没有敌意的阐述也与事实不符。

第九章 对宪法调查倾注的热情——日本的传统与欧化

“宪法政治”的抱负与重压

明治十四年政变的结果是，日本决定在九年后的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开设国会。为此，不仅要制定宪法，还要制定其他各类法令。制定作为基本大法的宪法，必须要对欧洲君主国家的政治现状进行实际考察，思考政治与法令之间的关系，确立一个大致框架，决定如何来改变日本的国家结构。否则，制定出来的宪法到运作阶段就会举步维艰。

为考察宪法，伊藤于1882年（明治十五年）3月14日出发前往欧洲，次年8月3日回国。对于那次调查，他是这样回顾的。

明治十五年，为研究立宪政体的策划实施，同时进行包含31个课题的研究项目，我受君命出访海外。使命重大，不知自己能否不负圣恩，惶恐不安。但君命已出，我决心竭尽全力回报君命。

（「憲法立案の経過と其の理論と概説」〔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179～180頁）

如前文所述，包括大隈在内的大臣、参议，甚至连精通法律的井上毅等人都认为制定宪法并非难事，因为他们不像伊藤那样考虑到，要将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宪法引进日本，其难点不仅在于制定阶段，而且在于实际运作阶段。正因为伊藤对于西欧文化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他才知晓制定宪法之难。伊藤对于宪法的思考包括制定和运作两个方面，他希望“宪法政治”[1]在日本扎根生长。

其实，前往欧洲开展宪法调查一事并非伊藤主动提出的。而且，关于由伊藤负责宪法调查一事，政府内部意见也并不一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将考察其来龙去脉。

“神经衰弱”

伊藤被派往欧洲的直接起因是1881年（明治十四年）11月6日寺岛宗则（元老院议长）向岩仓右大臣提出的建议（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巻、565～566頁）。

关于伊藤访欧开展宪法调查一事，当时参议中持怀疑、反对意见的不少，如佐佐木高行、山田显义、大木乔任三人。岩仓右大臣一开始的态度也非常消极。可以推测，在这种情况之下，伊藤访欧得以实现，是因为井上馨参议努力说服了山县、大山、西乡从道等参议。

根据佐佐木高行的日记，11月23日，井上馨请佐佐木、大木、福冈孝弟三位参议到其官宅说明情况，请他们同意伊藤访欧。

设立“国会”，最重要的就是“立宪政体”。所有人都关注并认为这是“美事”，但其实我也听闻有不少弊端。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派伊藤前往欧洲一年，对宪法进行充分研究，回国后制定各类规范章程。我〔井上馨〕也因为吉田〔清成〕公使回国，被任命担任美国公使。我也会尽可能地〔对美国的制度〕进行研究探讨，希望能〔对宪法制定〕起到参考作用。而且，“最近伊藤也因思虑过度而引发神经衰弱，连日彻夜不眠，要饮酒一升，方能就寝”。这种“状态”相当不好，索性“借此机会”让其访欧一年进行疗养。

由此可见，甚至连伊藤的盟友井上馨，也没有从宪法调查本身的必要性出发，而是希望将伊藤访欧为自己驻美所用，并让伊藤静养治疗“神经衰弱”。

对伊藤为开展宪法调查访欧一事持怀疑态度的还有官方的《东京日日新闻》、在野派的《东京横滨每日新闻》《朝野新闻》《邮便报知新闻》等拥有影响力的报纸（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171～173頁）。

根据本书描述的史实，可以对伊藤这一时期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明治十四年政变将大隈逐出政府。伊藤将当时这个大问题解决之后，很快就在调查与制定宪法、如何让“宪法政治”在日本扎根这些问题上感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且，这次调查不是以英语圈为主，而是以德语圈为主。伊藤不懂德语，而且包括盟友井上馨在内，所有人都没有认识到宪法调查的重要性，伊藤自己也没有相应的知识能力向他们解释其意义所在。

种种压力让平日坚强的伊藤也患上了“神经衰弱”，开始酗酒。所以，伊藤首先失去了自己主动提出开展宪法调查的机会。

1882年3月3日，天皇命令伊藤对欧洲立宪国家的组织和实际情况开展调查。调查项目共有31项，包括宪法及其运作、皇室制度、内阁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地方制度等，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并十分注重各组织之间的关系等具体运作。这些内容可以说是伊藤提出的，调查项目反映的是其本人意见。

3月14日，伊藤乘坐英国“格里克号”轮船从横滨港出发。山崎直胤（太政官大书记官）、伊东巳代治（参事院议官辅）、河岛醇（大藏权大书记官）等人作为随从同行。

其中还有32岁的西园寺公望，他后来成为伊藤的接班人、伊藤创设的真正政党——立宪政友会的第二代总裁。西园寺在巴黎大学等大学学习生活了九年半，精通法国法律，大约一年半前回国。明治十四年政变发生后，他成为为开设国会而设立的参事院议官辅，在伊藤的推荐，三条、岩仓的同意之下，刚刚开始在政府工作。介绍西园寺和伊藤认识的是岩仓具视（伊藤之雄『元老 西園寺公望』第二、三章。岩倉宛三条書状、1881年11月2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与西园寺拥有同等资格的岩仓右大臣的嗣子具定（后任宫内大臣），也是伊藤的随行人员之一。此外，岩仓的女婿户田氏共也自费随行，可见伊藤对于岩仓的感情。伊藤临行前几日，岩仓带着美酒佳肴到伊藤的高轮府邸为他饯行。后来，岩仓还特意前往横滨港送伊藤出发（「岩倉具視」〔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巻、9頁）。但未料岩仓在伊藤回国两星期前去世，这一别就成了永别。

柏林：辛劳与希望

1882年（明治十五年）5月5日，伊藤一行抵达那不勒斯，16日抵达柏林。他们三天后见到了柏林大学的教授格耐斯特（Rudolf von Gneist），就宪法学习开了一个碰头会。格耐斯特将此事全权委托给其弟子莫斯（Albert Mosse）。宪法课程从5月2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9日。

德国首相俾斯麦就在柏林，当时正因烟草专卖法与议会产生对立。伊藤感觉与其和公务繁忙的俾斯麦等政治家见面，不如与学识渊博的老师们闲聊收获更多，所以在柏林待了近两个月，都没有与俾斯麦首相会谈。这让青木周藏公使十分担忧（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82年7月5日、「井上馨文書」）。

但是，由于伊藤不懂德语，也没有学过与德国相关的知识（德国学），所以一开始还是相当艰难的。他在写给盟友井上馨的信中曾坦言，他在对德国宪法和行政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技术性”用语很多，让他们用英语解释后才能明白，感觉非常困难。

尽管如此，伊藤在信中还写道，“探讨宪法的优劣得失，如入废寝忘食之境”。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兴奋与喜悦。关于条文，伊藤觉得可以基本理解其文意，但无法完全领会宪法的“精神和实施”。如果仅仅做学术分析研究，而不深入探讨其“〔实际〕事项”，就只能停留在表面理解上，而他希望能真正“入其骨”“究其源”，为“〔日本制定宪法〕获得启迪”。

由于格耐斯特教授8月上旬要到奥地利温泉避暑。于是，伊藤也与他一同前往奥地利，拜访并请教了维也纳大学的著名教授施泰因（同前）。

尽管伊藤因不懂德语和德国学而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他在短期内就开始取得成果，其原因如下。第一，至此为止，他在内务省、工部省、大藏省等各部门任职，从中层到上层，拥有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所以，虽然德国与日本在制度上存在差异，但对于熟悉政治和行政的伊藤来说，解决这一点并非难事。

第二，伊藤曾利用英语学习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宪法制定史、英国国制（宪法）形成史等，所以能够把握法律和行政在学术方面的重点。

第三，明治十四年政变前，伊藤对于井上毅的宪法意见、民间宪法草案等各种私拟宪法案进行过探讨，并研究过分歧焦点。这些都对理解德国宪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和伊藤一同开展宪法调查的随行人员中，也有人并不理解伊藤的宪法调查目的。所以，宪法调查团本身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177～179頁）。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中没有人能像伊藤那样对于宪法调查的使命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伊藤自己为理解德国法和德国学倾注了全部心血，所以无暇顾及随从的教育问题，没有对他们进行指导。

然而，伊藤从宪法调查的随行人员中发现了西园寺公望、伊东巳代治等人才，并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他们后来辅佐伊藤开展制定宪法等工作，并成为伊藤的心腹。这可以说是伊藤宪法调查的意外收获。

与施泰因的相遇

1882年（明治十五年）8月8日，伊藤抵达维也纳，并于当日与施泰因见面。

伊藤听了施泰因学说后感触颇深，次日就立即写信给岩仓具视，但这封信没有寄出（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巻、583～584頁）。

信的主要内容是：①英国人认为政府（行政）是由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首领负责，法国人认为政府是国会多数意见的侍从，德国人则认为政府虽采纳多数意见，但拥有“独立行为权”；②（德国）君主亲自掌握立法行政大权，没有一个法律可以不通过君主的认可，没有一个“设施”可以不获得君主的许可；③由此可见，“邦国”即“君主”，“君主”即“邦国”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这种政治不是（君主）专制。“立宪君主国家”需要立法组织（议员）、行政组织（各大臣的配合）以及所有“政治”遵从一定的“组织纪律”开展工作。

伊藤在与施泰因教授进行的对话中感触最深的是：

第一，尽管德国是君主专制国家，但也采纳国会的多数意见，国会与政府发生对立时，最终决定权在君主手中，伊藤对德国的政治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有了体系性的了解（①和②）；

第二，在此基础上，他将德国案例一般化，理解了君主国家也可以不是君主专制，立宪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纪律”，实施包括君主在内的立法、行政等所有“政治”（③）。

也就是说，君主是受国家制约的一个机构，君主可以受到立法府、行政府的制约（君主不可以完全无视立法府、行政府的意见而自由行动）。这种想法否定了君权神授、君主专制的思维方式，是当时欧洲君主制中最为先进的学说——君主机构说。

伊藤通过与施泰因的会谈，理解了这一学说的精髓。他为终于找到制定符合日本国情宪法的突破口而深感喜悦。因为日本天皇自古就不亲政（即非天皇专制）。[2]

对宪法构想充满信心

1882年（明治十五年）8月11日，伊藤将之前写给岩仓右大臣的书信寄出（『伊藤博文伝』中巻、294～299頁）。伊藤在这封信中表现出了信心。首先，他在德国师从著名的格耐斯特、施泰因学习，对国家组织有了一个大体上的了解，并基本上对稳固皇室基础、确保（天皇）大权不减这个最重要的目标心里有数。他还在信中写道，针对那些把“英美法自由过激论者的著述”当作“金科玉条”，盲目相信、企图颠覆国家的人，他已经找到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所以“死而无憾”了。

其次，伊藤在8月9日写给岩仓但未寄出的信中写到“君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不同”，他没有加入容易引起误解的词句，而是强调“君位、君权建立在立法之上”。

伊藤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强调政府的行政权。一旦政府与议会发生对立，新法即便在议会决议中通过，如果无法获得政府认可，君主也不会允许发布，该法律就不会成立。这十分符合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讲，这是行政权对君主权的制约，但在此信中没有明确表示。

此外，信中还强调了君主权，认为君主的地位自古至今已经从历史角度得以确保，不需要通过制定宪法、创设国会来进行认可。

最后，伊藤提出对因西南战争入狱的陆奥宗光等人减刑的建议。陆奥和伊藤交好，两人在明治维新之后常与大隈、井上馨等人出入木户孝允府邸，他们胸怀大志，一同讨论未来。提出早日开设国会和政党内阁制的大隈离开后，伊藤十分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人和他一同建设近代国家。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力量。

正如泷井在书中所写，伊藤见到施泰因后，完全为其学说倾倒。19天后，他给山田显义参议兼内务卿（长州藩出身）写信，希望能邀请施泰因访日。

8月28日，伊藤在柏林陪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进餐；8月30日，与被派参加俄国皇帝即位仪式的有栖川宫炽仁左大臣在巴黎见面；9月18日，听施泰因讲课。这时，伊藤已经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延长在欧洲停留的时间（山県有朋宛伊藤書状、1882年9月23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由此可见，施泰因对伊藤产生的影响之大。

伊藤推荐有栖川宫等人一同听施泰因讲课，栖川宫从10月开始和伊藤一起听课。11月，伊藤邀请施泰因访日，但施泰因以年事已高为由谢绝（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175～182頁）。11月5日，伊藤离开维也纳，14日开始在柏林听莫斯授课。

引进君主机构说

伊藤在欧洲进行的宪法调查，受施泰因的影响最大。施泰因的主要观点有：①虽然行政权应占优，但最好将行政权、君主权和议会权限这三权保持紧张制衡（三权都很重要，反而君主权应受到限制）；②宪法应反映该国固有的历史；③历史在变化，所以宪法运作和制度的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

据此，伊藤将以宪法为依据、对君主权进行限制的想法引进了日本。这就是19世纪上半叶，受欧洲革命影响后出现的宪法理论中最先进的学说——君主机构说（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第五章、補論。瀧井一博『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第二章）。大约30年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学科宪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构说”，也可以说是这一学说的延续。

出访德国之前，伊藤原想以德国宪法为范本，然后按照日本国情进行调整。在见到施泰因之后，伊藤对于原先的想法有了确信。如前所述，伊藤认为，宪法规定君主拥有主权，但该权力委任给各个机构，且无法随意剥夺。他希望根据日本的这一传统进行说明，限制君主权。所以，从限制君主权的意义来说，伊藤将真正的君主机构说引进了日本。

与施泰因的相遇，使伊藤在德国、奥地利开展的宪法调查收获颇多。宪法调查原定为期一年，伊藤提出的延长申请获得批准，政府允许其在1883年（明治十六年）6月中旬前回国。

1883年2月19日，伊藤离开德国，途径比利时的布鲁塞尔；3月3日，抵达伦敦，在那里停留了约两个月，对英国的宪政运作开展了研究（『伊藤博文伝』中巻、332～355頁）。

关于在英国停留的日子，伊藤写信告诉盟友井上馨参议兼外务卿，这两个月基本上天天都在调查。关键的地方应该是“彻底”理清了，但感觉“宪法政治”越学越“难”（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83年4月27日、「井上馨文書」）伊藤认为，英国宪政模式十分重要，未来的日本政治应以此为蓝本。

如前文所述，明治四年（1871年）伊藤开始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以及近代历史中首个共和制国家产生兴趣，阅读了大量英语著作。与井上毅等其他德国宪法论者相比，伊藤的整体优势在于，他不仅对德国宪法和德国宪政进行研究，而且并不排斥与之几乎相对的英国国制（宪法）和宪政，对其进行研究、探讨，由此获得了同等的理解。

也就是说，在1882年到1883年对宪法进行调查时，伊藤就考虑到将来日本宪政时机成熟时，可以像英国宪政那样运用即将开始制定的日本宪法。具体而言，就是对天皇（君主）的政治参与进行控制，行政部门以尊重立法部门意见的方式，形成政党内阁制，天皇对此进行认可即可。

后文将会讲到，伊藤在日清战争之后提出与政党合作。大约18年后，伊藤创立其理想中的政党——立宪政友会，希望完成“宪法政治”。这并不是伊藤的失误，而是为实现其理想而迈出的第一步。

充满自信、回国复命

1882～1883年，伊藤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宪法调查告一段落之后，开始访问德国各地，考察欧洲局势。

伊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英国统治埃及，法国统治越南，欧洲各国重新开始扩张殖民地。无论表里，其实没有任何国家真正同情日本。他认为，这与是不是基督教国家有关。因此，日本为保持国家独立，必须扩充军备，绝不可放松防范警戒（松方正義宛伊藤書状、1883年1月8日、『伊藤博文伝』中巻、334～339頁）。在那个阶段，伊藤的外交认识还未成熟，认为是基督教将西欧团结在了一起。

1883年（明治十六年）1月30日，伊藤会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关于修订条约，俾斯麦首相向日本表示了友好的姿态，还亲自斡旋替代施泰因赴日的恰当人选（井上馨宛伊藤電報、1883年1月30日、『伊藤博文伝』中巻、348～349頁）。

此外，在伊藤和驻德公使青木周藏的努力之下，德国默默地为日本修订条约进行斡旋，向各国发出了通知（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83年1月8日、4月27日、「井上馨文書」）。

欧洲此行，伊藤不仅掌握了有关宪法制定及其运作的基本思想，还亲身体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列强对亚洲各国的冷酷态度。尽管如此，伊藤在其访欧的最后阶段明白了无论是不是基督教国家，只要根据本国发展国情，开展合理耐心的交涉，也有例如俾斯麦首相那样对日本友好的国家领导人。

也就是说，伊藤知道欧洲列强之间也存在矛盾，充分理解并按照它们的行动规则开展合理的交涉，就有可能开辟新路，这使伊藤信心大增。

1883年8月4日，伊藤及随行人员乘坐的“泰纳伊斯号”法国轮船驶入横滨港。在离开中转港上海之后，尽管风浪渐强，但伊藤的“气力越发旺盛”（『東京日日新聞』1883年8月6日）。但遗憾的是，始终支持伊藤的岩仓右大臣，在两星期前离世。

明治天皇特意命人给伊藤送去了大桶美酒和精美料理，以犒其劳。8月6日，伊藤前往皇宫，参见天皇，汇报访欧见闻等，并与三条实美太政大臣、有栖川宫左大臣、山县参议、福冈孝弟参议等人一同享用天皇所赐的午餐（『明治天皇紀』六巻、94頁）。

就在同一天，官方报刊猜测，伊藤将位居参议上席，执掌“Prime Minister”（首相）实权，不知其施政方略会与德国首相俾斯麦相似，还是会与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相似（『東京日日新聞』1883年8月6日）。官方报刊对于伊藤的期望很高。如前文所述，伊藤希望将来日本能成为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国家，但目前先对德国范本加以修改，建立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虽然这个想法还十分模糊，但看来获得了认可。

8月下旬，出狱后的陆奥宗光（前大藏省租税头、元老院副议长）拜访伊藤，两人畅谈。伊藤后来回访陆奥（『東京日日新聞』1883年8月23日、24日）。就这样，为实现“宪法政治”，伊藤与陆奥再次携手。

[1] 伊藤从《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10周年的1899年前后开始经常使用“宪法政治”一词，如日本终于通过了“宪法政治”的考试等。伊藤前往欧洲开展宪法调查，1882年8月师从施泰因教授学习宪法之后信心倍增。他认为，宪法是大体之事，无需太过劳费心力，但“施治”（宪法的运作实施）和“经济”两点事关国家兴亡；同时指出，要实现“宪法政治”，“帝家之法”（宪法）、“政府组织”和“立法府组织”不可或缺（伊藤博文「国会及憲法に対する意見主簡案」、「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宪法政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伊藤所写书信之中。例如，1882年11月30日写给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的书信（『伊藤博文伝』中巻、332頁），1883年4月27日写给井上馨的书信（「井上馨文書」）。

[2] 坂野润治在引用伊藤这封书信时，只引用了①的部分，他对“（伊藤）究竟为研究什么而去欧洲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结论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前井上毅、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人的宪法论争时就已经十分明确了”，并认为“伊藤去欧洲当地学习宪法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日本歴史大系』四巻、612～613頁）。
其实，伊藤从施泰因那里学到的最为重要的是第③点，即君主机构说。政治并非君主专制，而是在立宪君主国家，立法、行政以及所有政治都遵从一定的“组织纪律”。还有一点，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8月11日伊藤在给岩仓右大臣信中提及的想法：君主的地位已经为历史所确保，与宪法制定和国会无关。然而1882年4～5月，一份由井上毅起草的宪法私案，寄到了访德的伊藤手中。这份宪法私案包括“内阁应由天皇御临、亲裁万机”（第33条）等强烈要求天皇亲政的条款；但皇位继承（第23～24条）、设置摄政（第26～27条）都需要通过“内阁发议”“元老院〔上院〕决议”。这就意味着皇位继承排斥臣民干涉的皇室自律原则不复存在（大石眞「井上の憲法私案について」、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栄一編『新編 明治前期の憲法構想』461～467頁）。由于井上毅的宪法私案缺乏伊藤从施泰因那里学到的精髓，所以完全无法让伊藤满意。关于井上毅、福泽、中江等人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前的宪法讨论，我与坂野持不同观点，因为他们那时不可能知晓伊藤从施泰因那里学到的理论。

第十章 内治为先、日清协调——就任第一代内阁总理大臣

甲申政变

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日本与传统大国清国之间曾围绕琉球的国界等问题产生对立，如前文所述，1879年（明治十二年），在伊藤参议兼内务卿的主导之下，琉球作为冲绳县被划入日本领土（见本书第七章）。

到了19世纪80年代，日本为促进朝鲜的近代化而积极采取措施。这是因为朝鲜身为清国属国但国力甚弱，日本为防止俄国向南侵略，试图在朝鲜培养亲日派。

就这样，朝鲜的高宗王妃闵妃（明成皇后）家族，在日本的支持下开始推动近代化改革。其中包括兵制改革，但1882年（明治十五年）7月23日对改革心怀不满的旧军队士兵发生哗变，并与开国之后生活窘困的民众联合袭击了位于首都汉城（现在的首尔）的日本公使馆等地，这就是“壬午兵变”。

此事发生时，伊藤正在欧洲进行宪法调查。由于岩仓具视右大臣身体状况欠佳，主要由井上馨参议（外务卿）和山县有朋（参事院议长）负责处理此事。两人否定了黑田清隆等萨摩派的强硬路线，于8月30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避免了与清国开战的危机（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29～74頁），也就是说伊藤领导体制的中坚力量解决了此事。

1884年（明治十七年）12月4日，也就是壬午兵变28个月后，金玉均等朝鲜激进开化派在汉城与竹添进一郎公使和日本驻屯军联合发起政变，“甲申政变”由此开始。金玉均等人拥立国王一时夺取了政权，但6日就遭到与清军联手的朝鲜亲清派的反击而惨败。在这场混乱之中，30多名日本侨民被杀，日本公使馆也被烧毁，金玉均等人逃亡日本。

12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今后方针：委派井上馨参议作为特派全权大使出访朝鲜。但为了避免与清国开战，对朝鲜的干预只能采取消极态度。井上馨的意见与伊藤一致，避免与清国交战，推动宪法制定等日本近代化进程。

和壬午兵变发生时相同，萨摩派一把手、担任内阁顾问闲职的黑田清隆，在萨摩派对清强硬论者的支持下，希望成为朝鲜特使，但被伊藤和井上馨强行压下，结果由井上馨出任特使。

井上馨在两个大队（约1200名将士）的护卫之下进入汉城。次年，1885年（明治十八年）1月9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包括，朝鲜方面向日本道歉，并赔偿日方的损失等（同前、142～162頁）。

请愿作为特派全权大使前往清国

虽然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但汉城仍被控制在清军手中。朝鲜虽为清国属国，但只是向清国朝贡等，从属关系比较疏松。然而，如果清国在汉城继续驻兵，清国就会对朝鲜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为此，日清之间必须进行交涉。

与甲申政变发生时相同，伊藤和井上馨两位参议都希望避免与清国开战；但萨摩派的将军们主张开战，西乡从道参议兼农商务卿（前陆军卿）、川村纯义参议（海军卿）也受其影响。同时，福泽谕吉开办的《时事新报》也发现了政府内部的这一对立，支持对清开战论，这使萨摩派的主战派势力大增。

1885年（明治十八年）1月中旬，身居闲职的黑田清隆请愿作为特使派往清国。1月末，伊藤和萨摩派、长州派的参议为此事开会讨论，并协调想请黑田参加（黒田宛伊藤書状、1885年1月29日、「黒田清隆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但黑田的请愿再次遭到拒绝，令其颜面尽失。由于黑田本人以及萨摩派都无法如愿，结果只能派掌权的伊藤前往清国。

2月7日的内阁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做出了派遣伊藤前往清国的决定，并向清国提出撤军并处罚引发日清两军冲突的清国将领。32岁的明治天皇也莅临这次内阁会议，并发布“与清国之事必须和平解决”的诏令，此举可谓特例。由此可见，天皇也希望避免与清国开战（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163～172頁）。

这可能是因为伊藤、井上馨获得了长州派的山县、山田显义，以及天皇亲信、亲政论者佐佐木高行参议等人的支持。而且也有可能与松方正义（大藏卿）、山县以及大山岩（陆军卿）等萨摩派参议不是主战派有关。

其实，伊藤和井上馨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权限将此事强压下去，但他们的目标是制定宪法、创设近代内阁制度，需要解决许多内政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希望在解决清国问题时与萨摩派结仇。如前文所述，甲申政变原本是因为日本方面利用朝鲜激进开化派政变计划才发生的。但内阁会议决定向清国要求处罚导致日清两军冲突的清国将领，这可能是为了安抚萨摩派主战派将军，以及受其影响的参议。

2月24日，伊藤作为特派全权大使前往清国。另外，天皇还下诏让西乡从道参议与其同行（『明治天皇紀』六巻、366～369頁）。

关于由伊藤担任全权大使、西乡同行一事，井上馨、山县以及西乡从道等人也都商量过（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85年2月15日、1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西乡从道属于萨摩派，与伊藤关系很好。如前文所述，大久保死后推荐他做参议的并不是成为萨摩一把手的黑田，而是伊藤和岩仓。3月6日清晨，伊藤出发前往清国，途中经过长崎的时候，他写信给内阁成员，表示担心清国会拒绝从朝鲜撤兵（内閣諸公宛伊藤書状、1885年3月6日、「三条家文書」）。让西乡从道同行，也是考虑到万一与清国谈判不顺，避免萨摩派记恨伊藤。派伊藤前往清国一事，可以说是由伊藤领导体制的中枢主导的。

签订天津条约

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14日，伊藤抵达天津，随后进入北京；从4月3日开始，与清国政府中的实力派大臣李鸿章（北洋大臣）进行谈判。驻日英国公使普伦基特（Francis Richard Plunkett）向日方转达了清国同意撤兵的意向，这个消息似乎也传到了伊藤那里。所以伊藤在谈判的时候，提出原定方案、强烈要求清国处罚将领和赔偿。当然，这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

4月7日，举行第三次会议时，谈判濒临破裂。9日，伊藤给井上馨发了电报，告诉他如果李鸿章坚决拒绝的话，谈判就会破裂（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176頁）。

大约10年半以前，大久保利通参议曾因出兵台湾问题，做好了与清国决裂的心理准备，并进行了十分艰难的交涉，最后迫使清国让步并赔偿。这样既避免了与清国开战又保存了日本的体面，还暂时性地修复了藩阀政府内部的裂痕。伊藤定是希望效仿大久保当年的胸怀与魄力。

在伊藤的强硬要求之下，清国方面虽然坚持不对本国将领进行处罚，但在赔偿方面做出了妥协，同意由朝鲜支付“抚恤金”（实际费用由清国承担）。驻清英国代理公使也为了避免日清谈判破裂，提出设置调查两军冲突事件委员会的妥协方案。同时，日本政府方面以井上馨外务卿的名义发来电报，要求伊藤努力和平解决此事。

4月18日，伊藤与李鸿章终于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日清两国需从朝鲜撤兵，如要再次派兵，事前必须彼此通告。有关清国将领处罚以及赔偿问题，李鸿章保证，如果调查结果表明是清国士兵不法行为所致，会对负责将领进行处罚（同前、176～177頁）。

伊藤此行的目的，一是避免与清国开战，二是条约内容不会引起国内不满、不被萨摩派怨恨。从这两点来看，伊藤的清国之行大获成功。

慧眼识原敬

此次清国之行，伊藤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发现了一个人才——29岁的天津领事原敬。原敬当时已经与中井弘（滋贺县县令）之女贞子结婚。中井虽是萨摩人，但并不喜欢萨摩派，和伊藤、井上馨等人关系不错。因为原敬是好友中井的女婿，伊藤至少应该听过其名字。

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14日，伊藤一行抵达天津。除3月17日到4月2日去了北京以外，他们其他时间都住在天津领事馆。4月19日，伊藤离开天津回国。所以，伊藤在此期间有20天左右与原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原敬日記』1885年3月17日～4月19日）。

不仅如此，3月24日，原敬奉驻清公使榎本武扬之命，会见李鸿章，巧妙地否定了日本要与清国开战的流言。榎本公使对原敬的报告十分满意，并让伊藤阅读报告（山本四郎『評伝原敬』上巻、160～165頁）。原敬为成功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年8月10日，伊藤随天皇行幸去了神户。正好从天津回国、与老丈人滋贺县县令中井弘一家去大津等地旅游的原敬，连续两天去神户面见伊藤（『原敬日記』1885年8月10～11日）。藩阀中最高实力参议连续两天接受一个领事的访问，可见伊藤对于原敬这个人才的认可程度之高。

后来，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完成宪法制定工作，想让原敬担任自己的秘书。但那时，原敬在农商务省任职，出于对井上馨大臣的情义而没有答应（『原敬日記』1890年1月13日）。

启动大改革

1883年（明治十六年）8月，结束宪法调查的伊藤回到日本，主要面临着三大任务。

第一，制定规定日本宪政的宪法、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贵族院令等宪法附属法律，以及规定皇室制度框架的基本法（后来的皇室典范）。

第二，创立符合新宪法的近代内阁制度、官员组织以及作为上院成员的贵族（后来的华族），还需要将内阁与宫廷进行分离。

第三，对宫中制度仪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宪法，以及同时制定的皇室基本法。[1]

在制定宪法和皇室典范之前，日本政府以伊藤为中心，先着手解决第二、三项大任务。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

结束宪法调查的次年3月17日，伊藤为制定宪法设立了制度调查局，并亲自兼任长官。他从宪法调查随员中挑选了伊东巳代治（参事院议官辅）和岩仓具定（参事院议官辅）两人到制度调查局兼任，还让井上毅（参事院议官）等15人兼职负责调查局工作。伊藤特别委派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太政官权大书记官，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专业）负责宪法调查。

因为井上毅自以为是德国宪法通，喜欢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可能是因为伊藤对他有点头疼，担心他会自作主张，就没有让他参加欧洲宪法调查。

回国之后，宪法制定工作正式进入准备阶段，伊藤任用精通法律、文采极佳的井上毅，宪法调查团中对德国法、德国学理解得最为透彻的伊东巳代治，以及精通英语、熟悉英美法政治的金子坚太郎。他们三人各有所长、风格迥异，可谓最佳组合。

由于伊藤本人也学习并掌握了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第一个近代共和制国家的历史和宪法制定过程，以及英国的国制（宪法）、历史等知识，所以能够抓其本质，制定以德国为范本的日本宪法，实现“宪法政治”，而且从他任命的三个负责宪法制定准备工作的人选也能看出他的志向。在广泛理解海外文化的同时，努力制定与日本传统相和谐、符合日本国情的宪法和政治制度，这是伊藤的不同寻常之处。

伊藤参议担任制度调查局长官，还希望兼任宫内卿。因为他希望在创设近代内阁制度的同时，正式着手宫中改革。

但由于至此为止，从没有大臣、参议等内阁成员兼任宫内卿的先例，所以许多人都表示“惊讶”万分，宫内省也对其保持怀疑态度。天皇虽然赏识伊藤的“才干”，但担心他“喜好洋风，把洋风灌输到宫中”，所以起初对于任命一事较为消极。

当然，伊藤不会为兼任宫内卿而自己去活动，他让盟友井上馨参议（兼任外务卿）帮忙。最后，天皇也同意了。伊藤在兼任制度调查局长官4天之后，于3月21日受命兼任宫内卿（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84年3月19日、「井上馨文書」。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84年3月19日、『伊藤博文文書』一巻。『明治天皇紀』六巻、184頁）。

创建近代内阁制度

在伊藤参议的指挥之下，制度调查局制定了《华族令》，并于1884年（明治十七年）7月7日正式颁布。7月中旬之前，政府公布了授予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爵位的504人的名单。最高爵位的公爵、侯爵授予公家、德川家、原实力藩主。伊藤和同为长州藩出身的山县、井上馨，萨摩藩出身的黑田、松方、大山岩等人都被授予伯爵爵位，与原中坚藩主同一级别。爵位的选定工作，是伊藤与萨摩派的黑田清隆等人商量，并与三条实美太政大臣联手进行的（三条宛伊藤書状、1884年7月7日、14日、「三条家文書」）。伊藤由此开始真正执掌实权。

制定了华族制度之后，就是如何将太政官制下的旧内阁制度转变为以首相为核心的近代内阁制度。这件事最晚是在1885年2月初开始启动的。伊藤和井上馨先取得了山县的同意，然后获得了萨摩派的西乡从道等参议、三条太政大臣的认可（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85年2月2日。伊藤宛山県書状、1885年2月8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八巻）。

如前文所述，那时政府正在讨论甲申政变后的善后工作、清军从汉城撤兵的问题。萨摩派的将军中主张与清国开战的人较多，也有萨摩派的参议受此影响。

伊藤、井上馨、山县等长州派参议与萨摩派的西乡从道参议，最终决定通过缔结《天津条约》，避免与清国开战，坚持以内政改革为主的路线。这一系列动作，以及制定近代内阁制度的举动，都是从伊藤领导体制中枢开始的。

11月14日，伊藤准备正式创设近代内阁制度，提议让萨摩派的一把手、位处闲职的黑田清隆担任右大臣。这样一来既可以填补岩仓死后的空缺，也可以缓解黑田的不满情绪。这个方案获得了三条实美太政大臣的同意后，奏请天皇并获得了批准。但由于黑田本人坚决拒绝就任右大臣之职，这个方案被撤回。

黑田拒绝出任右大臣，近代内阁制度建立后，由伊藤出任第一任首相，这些其实在伊藤等人结束宪法调查回国后，官方报刊就已经推测评论过，所以说都在意料之中。

就这样，12月22日太政官制被废除，以伊藤等萨摩、长州参议为主创建的新内阁制度正式启动。

伊藤博文就任第一任首相，山县有朋任内务大臣（即内相），井上馨任外务大臣（即外相），松方正义任大藏大臣（即藏相），大山岩任陆军大臣（即陆相），山田显义任司法大臣（即法相），太政官制下的参议兼卿基本就任相同官职。仅次于黑田清隆的萨摩派二把手西乡从道（前农商务卿）出任海军大臣（即海相），也受到了关注。文部大臣（即文相）由森有礼（前驻英公使）出任，他是伊藤特别提拔的，肩负教育近代化的重任。

伊藤内阁主要由伊藤领导体制的中心人物——长州派的井上馨、山县有朋，萨摩派的西乡从道、松方正义、大山岩，以及伊藤的心腹森有礼组成。

同时，由于原本统率陆军的西乡从道（前陆军卿）调任负责海军，陆军则由山县和大山负责。因为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两人在大久保内阁时期略有不和（伊藤之雄『山县有朋』132～132、200頁），这样一来，山县和西乡彼此分工明确，减少了伊藤领导体制内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参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空缺）等职也被废除。三条太政大臣就任新设的内大臣一职，辅佐天皇；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就任参谋本部长。两人与伊藤领导体制存在一定的距离，制度上的权限有所减少，也进一步失去了影响力。

宫内省与近代内阁制度剥离，宫中、府中（政府）区分开来。但总理大臣伊藤依旧兼任宫内大臣（即宫相），这有点微妙。这是因为宫中改革尚未完成，伊藤不拘泥于形式，更注重现实。

建立全新的官员制度

新内阁起步4天后，伊藤首相召开了内阁会议，对各省事务整改纲领做了指示。主要内容包括：①各省需向内阁会议提出各省内的“局”“课”设置、限定官吏人数、节减开支、削减官吏数量的建议，形成一省一组织；②由于官吏选拔任命方式尚未决定，存在私情任命现象，所以需要制定相应法律，并对录用和升职进行试点；③对于颁布的法律需要添加必需的说明，以消除疑问；设定公文受理、回复期限，制定局课会议的决议等文书的阅览方法，提高办事效率；④削减各省不必要的人工费，节省开支；⑤整顿官吏纪律等。

伊藤不仅创设了近代内阁制度，还决定将支撑内阁的官员组织从藩阀私情决策变更为以法律、规定以及考核制度为依据的近代高效人事制度。

为实现这一目标，伊藤决定培养掌握专业知识的高级官员，以替代以往的藩阀官员。于是，次年1886年（明治十九年）3月2日，政府发布帝国大学令，对东京大学进行改组扩充，设立帝国大学。1887年7月，制定了官吏任用法《文官考试试补生和见习生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文官考试分为高等考试（高等官员录用）与普通考试（判任官员录用）两种。合格者分别作为试补生和见习生录用。从事三年的事务工作后，试补生就任奏任官，见习生就任判任官。当时，还没有奏任官的上级官吏敕任官的相关规定，但已经基本形成了由奏任官升任敕任官的官员录用、晋升的大致框架制度（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252～254頁。清水唯一朗『政党と官僚の近代』24～29頁）。

大约过了20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帝国大学毕业的官员逐渐升任各省次官、局长以及敕任官，慢慢取代了藩阀官员。

就在近代内阁制度形成的前后，明治天皇行幸访问了各位参议（阁僚）的府邸。他首先访问的就是位于高轮的伊藤博文家（1885年7月7日），随后去了麹町富士见町的山县有朋家（同年10月19日）、三田四国町的黑田清隆家（同年11月27日）、麻布鸟居坂的井上馨家（1887年4月26日）、芝三田纲坂的松方正义家（同年10月14日）（『明治天皇紀』六巻、436～827頁）。

天皇的这一行幸计划，肯定与首相兼宫相的伊藤有关。目的在于，通过天皇亲访以伊藤为首的山县、黑田、井上、松方家宅，突出这五人的特殊性，也就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他们与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拥有同等地位，让新内阁威信大增。

同时，这也显示了藩阀内部从上至下的序列依次为：伊藤、山县、黑田、井上和松方。西乡从道受天皇亲访的时间，照理不应该在黑田与井上馨之间，而应与井上馨相同，但由于其兄西乡隆盛之死，他很早就婉拒了此事。

天皇行幸伊藤家宅时举行了晚宴。共有包括皇族、三条太政大臣、参议等27人陪同进餐，伊藤的父亲十藏也受到天皇召见，并被赐予酒杯（同前、六巻、437頁）。这对于孝子伊藤博文来说，是一个忘却多年辛劳、倍感欣慰的瞬间。

主导宫中改革

1886年（明治十九年）2月4日，首相兼宫相伊藤主导制定了宫内省官制。

宫内省从此与其他官厅一样，在宫内大臣以下设置了次官、书记官、秘书官（奏任官以上）和属（判任官）。此外，还设置了二课（内事课、外事课）、五职（侍从职、式部职等）、六寮［内藏寮（财务）、主殿寮（宫殿维护、安全管理）等］、四局［御料局（管理皇室财产）、侍医局等］以及执行皇族家事的皇族职员。

其中，五职、六寮、四局中，设定相当于各省局长的长官职务。例如式部职的长官就是式部长官；负责财政的内藏寮长官叫“内藏头”。所有部和局的名称仍沿用宫中传统的称呼，目的在于避免激进式改革引发反感，同时让宫内省向其他省较为合理的组织结构靠拢。

然而，从1885年到1886年7月，陆军突然提出了激进的军备扩张计划，政府对其进行了可行性的修改。另外，陆军方面虽然以德国陆军为蓝本开展了近代化改革，但又与德国不同，而是按照日本原有习惯，构建以陆相为中心的组织框架，作为文官的伊藤首相也参与了这一重大改革。

决定陆军改革框架

19世纪80年代前期，萨摩派的大山岩和长州派的山县有朋两位参议分别担任陆军卿和参谋本部长。两人为日本陆军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日本陆军的战斗能力逐步接近英、法等欧洲列强。

1884年（明治十七年）2月到次年1月，以大山陆军卿为首的军事考察团被派往欧州。伊藤对于派遣大山军事考察团访欧非常支持（三条実美宛伊藤書状、1883年11月29日、12月4日、「三条家文書」）。1885年5月，军事考察团回国后发布了《镇台条例》，计划到1889年，战时陆军兵力翻倍，增至8万人。

然而，没有相应的预算来实现这一计划。于是1885年8月，伊藤与其他参议以及三条太政大臣就此事进行了商讨。伊藤的盟友井上馨参议（外务卿）作为代表，去说服陆军代表山县参议（当时担任内务卿兼任参谋本部长）。山县对此表示理解，同意支持伊藤领导体制，与其他参议基本采取相同行动。

长州派的伊藤、井上馨、山县和萨摩派的西乡从道、大山等人进行协商后，同年8月末，山县辞去了参谋本部长一职，目的是避免山县成为陆军内部批判的众矢之的。而且，10月以前，参议们经过讨论也找到了妥协方案。陆军原先的扩张计划目标是从1885年度到1888年度建成6个师团和近卫师团。后来，他们将时间延长到1893年。

从1885年到次年8月，围绕陆军的组织结构，陆军内部出现了甚至将天皇也卷入其中的尖锐对立。事情经过如下。①1885年，《镇台条例》修改发布的同一天，《监军本部条例》也进行了修改，决定在全国部署三个天皇直属的监军部。各监军平时对军队进行检阅并对军官的晋升进行评价，战时则作为军团长率领两个师团作战等。②1885年3月，德国少佐梅克尔（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来到日本，他提出的日本陆军军制改革方案包括：日本全国设置一个监军部和一位监军，军官等人事调动重要事项在提请天皇许可之前，须经陆相、参谋本部长、监军三人讨论。

支持①的是与山县、大山等陆军主流对立的三浦梧楼中将（东京镇台司令长官）等人和明治天皇。1886年7月，表示支持②的是有栖川宫炽仁参谋本部长（大将）、曾我祐准参谋次长等人，以及山县辞职后的参谋本部，天皇对此也表示赞成。

而山县、大山等陆军主流同时反对①和②。因为对希望统率整个陆军省中心的陆军卿（陆相）山县等人来说，①会让三浦等非主流派人物成为监军，他们会插手军官晋升等人事事务；②会使原本陆相掌握的重要人事权限与参谋本部长、监军分享，使权限降至三分之一，这不合理。

结果，①中提到的监军没有被任命。1886年7月，山县、大山等人支持的《陆军检阅条例》等两个条例获得批准。获批条例否定了②提出的重要人事要由陆相、参谋本部长、监军三人讨论的方案，明确人事权由陆相做主。此外，作为向明治天皇的妥协方案，决定设置一个监军部（一个监军）。但是，监军由山县和大山交替兼任，不任命专人担任监军。

此事虽然涉及天皇，但山县和大山等人仍然态度强硬，坚持陆军主流派意见。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伊藤和内阁的支持。太政官制下，与陆海军相关的重要人事，也要由文官占据多数的内阁（大臣和参议）会议实质性决策后，再奏请天皇批准，正式决定。按照这一传统，直到日清战争结束，对于陆海军人事相关问题，文官方面的掌控力度相对要大很多（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七章‘）。

与海军相比，在具有优势的陆军统制方面，伊藤领导体制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关注修订条约

伊藤始终对条约的修订非常关注。1876年（明治九年），政府聘用的英国法律专家回国时，伊藤让其顺便对埃及最新的“立会审判”（与外国人相关的审判）开展调查，还给寺岛宗则参议兼外务卿寄送了报告（寺島宛伊藤書状、1877年12月28日、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如前文所述，1878年7月，伊藤让井上馨参议兼任工部卿，1879年9月10日解除其工部卿职务，让其兼任外务卿。他希望盟友井上能实现条约修订。1880年7月，井上外务卿向列强送发了条约修订方案，并通知他们在东京进行交涉。然而一年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1881年6月前后，伊藤参议等人为听取英国政府的意见，召集了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并提出交涉（藤原明久『日本条約改正史の研究』47頁）。但同年7月，英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条约修订方案。

从1882年1月25日到7月27日，东京的外务省与列强代表举行了12次有关条约修订的预备会议。

3月5日，日本政府决定了甲乙两个方案。

甲案根据山田显义参议的提案制定。主要内容是：如果外国人承诺完全遵守日本的法律，就允许其（在日本国内）享有与日本人同等的居住权、营业权和通商权，也就是希望以开放日本内地为条件，废除治外法权。

与此相比，伊藤参议提出的乙案就显得较没有底气，主要内容是：如果恢复日本对行政规则、警察违警罪的审判权，以及所有民事审判权，就允许外国人在内地通商。这个方案在未恢复所有法权的前提下，就允许外国人在内地通商，是一种纵容列强的绥靖主义（『明治天皇紀』五巻、656～658頁）。可能这是因为伊藤对于日本与列强之间的近代化差距最为了解，希望大家将注意力都集中到宪法制定工作上，所以对修订条约没有进行过多的考虑。

在3月8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伊藤提出的乙案获得通过。但是，山田和大木两位参议仍对乙案持反对意见。大木认为即便是“宸断”，也只能“勉强”从之，因为不知道会因此掀起怎样的舆论风波。山田则认为，即便经过“宸断”，这样的方案也会误国，所以拒绝继续承担修订条约的责任。岩仓右大臣认为，伊藤和井上馨（外务卿）两位参议以及精通法律的井上毅（内阁书记长官）的意见与大木、山田、佐佐木高行参议的想法差异甚大。而且岩仓认为，如果山田离开内阁，到社会上去宣扬什么“百年国害”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比明治十四年政变更为严重的事件。于是，他向非内阁成员、前外务卿寺岛宗则求助（寺島宛岩倉書状、1882年3月10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伊藤虽然与外务卿井上馨联手对条约修订施加影响力，但由于天皇权威尚缺，要获得内阁一致通过非常困难。

同月14日，伊藤启程前往欧洲进行宪法调查。伊藤访欧期间，井上馨外务卿为谋求内阁和谐，根据山田的甲案制定了一个新方案，终于获得了山县、大木、山田的同意（伊藤宛岩倉書状、1882年6月12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6月1日，井上馨外务卿在与列强举行的第11次修订条约预备会议上，提出了只要能恢复日本的审判权，就向外国人开放日本全国的新方案。他还提议，在审判外国人时，任用外国法官，设置由日本人和外国人两位法官组成的混合型法院。但7月17日，驻日英国公使巴夏礼对日本的这一提案提出反对，会议于27日结束。

任用外国法官的井上馨提案，后来在日本国内也遭到了批评，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提案，英国也无法接受。正如伊藤判断，日本与列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修订条约谈判危机

1884年（明治十七年）4月，新任驻日英国公使普伦基特就任后，英国的对日方针有所缓和，较以往更加友好。8月4日，井上馨外务卿向列强公使递送了有关修订条约的备忘录，希望以此作为修订条约的基础。然而，东京外务省与列强代表正式举行修订条约会议，是在两年后的1886年5月1日，直到1887年7月18日，一共召开了27次会议（藤原明久『日本条約改正史の研究』121～355頁）。

在此期间，作为参议、首相的伊藤并没有积极参与条约修订工作，而是将此事全部交给井上馨参议兼外务卿（后任外相）负责。由于有些条约内容非常专业，不投入大量时间就无法充分理解。当时，估计伊藤把精力都集中到宪法制定和宫中改革上了。井上馨也没有向伊藤以及其他阁僚汇报情况，主要由自己和外务省进行判断和交涉。

出于这个原因，大家对于井上馨修订条约一事的批评声高涨。1887年7月23日，伊藤首相拜见天皇后，将天皇的讲话转达给井上馨。

我深知外务大臣公务繁忙难以得闲，但除机密以外的事宜，还是尽可能地告知内阁成员为好。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87年7月23日、「井上馨文書」）

两年半后，伊藤在谈及井上馨性格时说他“性情急躁”，和那些优柔寡断的人共事让他非常痛苦（末松謙澄宛伊藤書状、1889年12月7日、「伊藤博文書状」萩博物館所蔵）。可见井上馨的强硬外交交涉与他的急性子有关。

1887年5月上旬，对井上馨外相的批评声也传到了首相伊藤的耳朵里。内阁聘用的法律顾问法国人布瓦索纳德，对于以任命外国法官、编纂西洋式法律为条件的新条约感到不安，发起了反对运动。井上毅（内阁书记长官）也持相同意见。6月开始，元老院和鸟尾小弥太、三浦梧楼、曾我祐准等将军也加入了反对井上馨的队伍。对于首相伊藤兼任宫相的批评声也越发强烈，甚至出现了萨摩、长州两派遭到离间的危机。5月29日，伊藤提出辞呈，但被天皇否决。

于是，伊藤向天皇请假，从6月1日开始携带“紧要文件”到近郊静所认真阅读、缜密思考（三条宛伊藤書状、1887年6月1日、「三条家文書」）。估计伊藤当时对修订条约相关文件进行了详细调查。

然而，危机并未因此平息。6月23日，谷干城（农商相）从欧洲考察回国后，7月3日向内阁提出了反对修订条约的建议书。就这样，内阁和宫中都被卷入修订条约的旋涡之中。当然，对于一直与井上馨外相保持一致的伊藤的批评声也越来越大。伊藤则批评谷干城是“民权论者”，与萨摩派一把手黑田清隆（内阁顾问）互通意见，希望能渡过难关（黒田宛伊藤書状、1887年7月5日、『伊藤博文文書』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但是，伊藤首相在重压之下，于7月18日说服井上外相，决定将修订条约会议延至12月。

结果，7月25日谷干城被免职，29日修订条约会议无限延期的通告发布。条约修订问题终于降温，其实就是取消了对条约的修订（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208～218頁）。

此事背后不仅有条约问题，还有萨摩派、政府内部以及非主流派对伊藤掌权的不满。9月17日，井上馨辞去外相之职，伊藤则于同日先辞去遭到批评的宫相之职，然后暂时兼任外相。

伊藤兼任外相，是为了让大隈重信进入内阁担任外相。这样不仅能怀柔大隈系的在野势力，还能继续条约修订工作。次年2月1日，伊藤不顾内相山县有朋的反对，让大隈入阁担任外相（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23～226頁）。

伊藤曾在1881年3月因大隈提出的早日开设国会建议书而大怒。但是从后来的局势发展来看，国民对立宪制的认识逐渐提高。而且在经过欧洲宪法调查之行后，伊藤也将制定日本宪法纳入计划之中，所以对于大隈的怒气早已化作乌有，伊藤请他再次进入内阁，共商日本近代化之大计。

让大隈入阁，伊藤的这个目的达成了。大隈的改进党虽主张扩大政治参与，但在政策方面对政府有所让步（五百旗頭薫『大隈重信と政党政治』74～95頁）。

[1] 在欧洲进行宪法调查的伊藤，也十分关心宫中改革的调查。1883年1月，伊藤与新驻日德国公使登霍夫（Otto Graf von Dönhoff）伯爵夫妇见了两三次面。因为他们对德国的宫中例典等非常熟悉。所以，伊藤告诉岩仓右大臣等人，他们是日本宫中改革最佳的咨询人选（岩倉·井上馨·徳大寺実則宛伊藤書状、1883年1月28日、「三条家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第十一章 构建日本的国家形态——《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明治天皇

制定宪法草案

1886年（明治十九年）5月前后，近代内阁制度的创设和官制改革告一段落。伊藤向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三人明确了钦定宪法、两院制议会等宪法草案原则。1887年3月下旬，规范皇室制度的皇室典范草案成形；4月下旬到5月，甲、乙两个宪法草案完成；9月上旬和中旬，议院法和贵族院令草案相继完成。

6月到8月，伊藤等人首先在神奈川县的夏岛，对宪法草案进行集中讨论，形成夏岛草案；10月，在东京高轮的伊藤家，再次进行深入讨论；次年1888年4月27日，最终确定上奏天皇的宪法草案（大石眞『日本憲法史』第二版、117～177頁）。

这一系列的立法工作集中在1887年5月到9月。当时，伊藤首相由于兼任宫相而遭到攻击，井上馨外相也因条约修订问题遭到批评，他们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尽管如此，伊藤仍能集中精力开展立法工作，可见伊藤的意志十分坚定。

在宪法草案制定工作中，贡献最大的莫属井上毅了。但是，在德国等地开展过宪法深入调查的伊藤并没有全盘赞同井上毅的意见，而是对井上毅制定的甲、乙两个草案提了不少建议。

1887年5月23日，井上毅写信给伊藤，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一点（『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伊藤在参考了法律顾问勒斯勒尔（Karl Friedrich Hermann Roesler）的草案等之后，对甲案进行了修改。同年8月，甲案确定为夏岛草案（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巻、65～213頁）。

关于当时宪法草案制定的情况，伊东巳代治回忆道：

当时在夏岛，伊藤公和我们一起学习讨论，真的非同寻常。

每天早上9点，井上君从旅馆过来，我们四个到齐之后就开始讨论。经常不吃午饭，一直讨论到晚上。晚上大概也要讨论到12点……从正面反对伊藤公的意见，也不是一次两次。

（同前、下巻、132頁）

三人中最年长的井上毅（宫内省图书头）也不过是个局长级别的小官，能够对首相伊藤如此直言不讳，是因为“伊藤公下令，人人必须畅所欲言”。

在上述过程之中，伊藤主要对有关保持君主权和行政权优势的方向性问题进行了修改讨论。

1887年2月，伊藤告诉新闻记者，直到此时也无法预测国会究竟会如何。“如果国会只会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或是爆发激烈的党派斗争，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政府就可能不得不做出解散国会的决断。解散可能一时看来如同骚乱，但政府必须断然应对这种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这也是“政府的正当工作”（同前、下巻、455～456頁）。

由此可见，伊藤认为国会开设之后，可能会出现众多旧民权派系政党议员聚集的现象，所以对议会表示出强烈的怀疑。[1]

在制定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伊藤始终采取保守姿态，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先规定强大的君主权，今后在野势力不再过激之后，以君主权委任的形式，可以用行政权或立法权来牵制君主权。

明治天皇心生疑虑

伊藤在欧洲进行宪法调查时，学到的不仅是宪法知识，还有如何塑造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天皇）。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不是专制君主，而是一个平时尽可能不干涉政治、在需要的时候对藩阀（行政权）内部对立进行调停，并在组成议会的在野势力日趋成熟之后，能对内阁与议会的对立进行调停的天皇。

这个理论的背后就是主张君主应受政府、议会等国家机构制约的君主机构说。伊藤想利用天皇委任大政的日本传统思维方式来真正实现君主机构说。伊藤想运用在欧洲学到的施泰因等人的学说，将维新之后基本没有实权、非专制君主的天皇理论化。

然而，明治天皇实际接受的一直是“总揽万机”的教育，所以对于自己年过三十却还没被赋予政治实权开始心怀不满。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当作一个装饰性的摆设，对伊藤参议等内阁成员产生了猜忌。

所以，到了1884～1885年，也就是明治天皇32～33岁时，他就称病不去御座所上朝。即便上朝，时间也非常短。内阁成员有国事上奏，也经常无法见到天皇，出现了天皇躲避政务的情况。后来在伊藤的劝说之下，天皇终于又开始对政务表现出兴趣。伊藤认为，有必要让天皇认真学习施泰因宪法学的精髓，充分理解君主的作用（伊藤之雄『明治天皇』221～255頁）。

创造调停君主

于是，伊藤让天皇信赖的侍从藤波言忠（公家出身）前往欧洲学习施泰因宪法，后者的年龄与天皇相仿，而且从小侍奉天皇。

1885年（明治十八年）8月，藤波带着随从兼翻译新山庄辅前往欧洲。伊藤给施泰因写信，请他为藤波讲课。虽然藤波最精通的是与马相关的知识，完全不懂宪法和外语，但伊藤认为向天皇进言的最佳人选就是藤波（堀口修『侍従藤波言忠とシュタイン講義』。『「明治天皇紀」談話記録集成』478～480頁）。

受伊藤之托，施泰因在维也纳十分用心地给藤波和翻译新山用英文讲课，就像面对明治天皇一样。内容不仅包括宪法，还涉及政治、教育、宗教、产业等诸多领域，以及立宪国家君主心得、皇室的作用等（堀口修編著『明治立憲君主制とシュタイン講義』129～359頁）。

1887年11月，藤波和新山听完施泰因的课程，时隔两年三个月回到日本。藤波很快就开始给明治天皇和皇后讲授自己从施泰因那里学到的知识。每两三天讲一次，从晚上9点半到10点半前后。

天皇和皇后都听得非常认真，天皇不理解的时候就向藤波提问。藤波的课程长达33个小时，直到1888年才结束。毫无疑问，天皇掌握了君主机构说，明白自己应该尽可能不干涉宫廷以外的行政部、立法部工作。就这样，伊藤培养了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天皇），也可以说，颁布宪法的准备工作又前进了一大步。

此外，在伊藤首相辞去兼任的宫相之职（1887年9月）的四个月前，德国人奥特马尔·冯·莫尔（Ottmar von Mohl）夫妇受伊藤之邀来到日本。他们作为宫内省顾问，以德国等欧洲立宪君主国家为范本，对日本宫中仪式和制度进行改革。

从1887年5月到1889年3月的约两年里，莫尔夫妇为日本宫中改革尽心尽力。对新年朝拜仪式、勋章佩戴方式、宴席配膳方法、皇族谒见仪式、晩餐及午餐的接待方式等进行了改革，奠定了昭和初期宫中仪式和制度的基础（伊藤之雄『明治天皇』262～264頁）。

这些改革都涉及如何对待外国人，也就是出于外交需要而进行的表层的宫中改革。但对于不涉及外国人的日本传统仪式，伊藤并没有插手。这既能避免激起宫中的强烈反抗，同时也反映出伊藤注重日本自身个性的思想。

就任第一代枢密院议长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4月30日，为对宪法、皇室典范等重要法令进行审议，政府设立了枢密院。伊藤辞去首相之职，就任第一代枢密院议长。萨摩派一把手黑田清隆接任伊藤的首相之职，所有内阁成员留任。而且，伊藤作为班列大臣（现在的无任所大臣）可以继续参加内阁会议。

对于伊藤拥有的强大权力，包括在野势力、萨摩派、反主流派等在内的批评声愈加高涨，所以他适时辞任。而且，伊藤不仅能参加内阁会议，三个月后盟友井上馨作为农商相入阁，山县也依旧担任内相。萨摩的松方正义（藏相）和西乡从道（海相）等人也都留在内阁，所以伊藤领导体制仍然存在。正如将在下一章具体阐述的，大隈外相修订条约一事最后其实是由伊藤决定中止的，这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由于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实现了将宪法制定负责到底的愿望。协助伊藤制定宪法草案的井上毅，就任枢密院书记官长（兼任法制局长官），晋升为次官。伊东巳代治和金子坚太郎就任枢密院书记官，兼任议长秘书官。5月8日，天皇莅临枢密院，举行了开院仪式。

然而，就在举行开院仪式的前一天，发生了让明治天皇盛怒的事件。伊藤枢密院议长直到前一天才通过土方久元宫相向天皇递交了在开院仪式上朗读的敕语草稿。这等同于让35岁的天皇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即将颁布的敕语内容，仅仅是朗读伊藤的敕语草稿而已。

天皇相当生气，甚至宣称不出席开院仪式了，把敕语草稿还给伊藤。伊藤从土方宫相那里听说此事，诚惶诚恐立即进宫拜见天皇，并对自己未将敕语草稿详细上奏一事致歉，发誓今后绝不会出现此类事情。因为伊藤诚心道歉，天皇也消了气，并按原定计划出席了开院仪式。后来天皇对伊藤的信任，再也没有动摇过（『明治天皇紀』七巻、61～62頁）。

枢密院审议

从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5月25日起，枢密院开始对皇室典范草案进行审议，6月15日结束。对宪法草案的审议从6月18日开始，到7月13日结束。6月18日，宪法草案进入一读程序，由枢密院议长伊藤对起草的草案大意进行了阐述（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巻、567～568頁）。

第一，欧洲的“宪法政治”在“千余年”前开始形成。“人民”不仅熟悉制度，还因为“宗教”的存在，宗教作为“机轴”，深入人心、团结人心。然而日本的宗教力量相当薄弱，没有形成国家机轴，这是日本与欧洲的不同之处。伊藤强调，日本并不拥有施行“宪法政治”的有利条件。

第二，在日本能成为“机轴”的唯有“皇室”。宪法草案中的“尊重君权，尽可不以束缚”，意思是要以天皇为机轴、团结人心，就应尽可能不制约天皇的权力。

第三，有人担忧君权非常强大时有可能被滥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宰相”（首相）应负起责任。也不是没有其他防止君权滥用的方式，但仅仅出于担忧就要“缩小君权范围”，是没有道理的。

枢密顾问官中的保守派担忧天皇大权会受宪法的制约。所以伊藤议长的此番发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他们的担忧，防止他们对自己产生反感，并希望证明枢密院的审议具有实际成果。而且，伊藤对那些不了解欧洲实情和历史、只谈理想的在野势力的不信任感越发强烈，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在众议院取得众多席位，所以伊藤对他们心存戒备。

伊藤认为，宪法应尽可能先规定强大的皇权，根据情况以皇权委托给其他机构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因为日本原本就是由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内阁成员执掌实权的，天皇没有滥用过权力。而且，明治天皇已经掌握了施泰因的君主机构说，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目前最令人担心的反而是众议院可能会“滥用权力”。

君主权受到行政权和议会权限的制约，伊藤的君主机构说主张在枢密院审议时也已经得到认可。

6月18日，山田显义法相（长州藩出身）等人，针对宪法草案第四条“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根据该宪法条款予以施行”，提出删除“国家元首”“根据该宪法条款予以施行”的意见。

对此，伊藤进行了反驳：如果没有“施行宪法政治时，不得不限制君主权”这一条，宪法就会丧失“核心”。结果，24票赞成，2票反对，宪法草案通过。从君主必须遵守宪法这一点来说，伊藤遵守了“用宪法来限制君主权”这一基本原则。

同一天，围绕草案第五条“天皇经帝国议会承认后施行立法权”中的“承认”一词，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以前发起过天皇亲政运动的元田永孚认为，“承认”的字义是下对上求得许可的意思，这种用法使天皇与议会的地位倒置。

“承认”一词也用于其他条款，所以每次都会发生相同的争论，伊藤只能寻求妥协。经井上毅的再次调查后，决定在宪法中统一使用“协赞”（同意）一词来削弱议会的权限。

但是，伊藤认为无论使用“承认”还是“协赞”，如果法案无法在议会通过，天皇也就无法行使“立法权”，所以并不存在权限的差异。由此可见，伊藤完全没有想把议会当作摆设的意图。

此外，在6月22日的审议中，寺岛宗则枢密院副议长（萨摩藩出身，前参议兼外务卿）提出，条约的缔结应该经过国会审议。但伊藤认为，条约属于“君权”，否定了寺岛的提议（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巻、588～623頁）。这是因为当时在野势力想要参与修订不平等条约，伊藤对此非常反感。

颁布“钦定”宪法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7月13日，枢密院终于完成了对宪法草案的审议工作。在对皇室典范、宪法进行审议之后，枢密院从1888年9月中旬开始对议院法、会计法等宪法附属法案进行了审议。

从1888年年末到1889年年初，伊藤和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对草案再次进行了综合性的探讨。1889年1月，枢密院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巻、798～849頁）。

明治天皇出席了枢密院审议的所有会议，虽然没有发言，但要求呈上所有红笔修改后的条款，如有无法理解之处，则让枢密院议长伊藤进行说明。明治天皇在接受君主机构说的同时，充分关注并理解新宪法的制定。因为对于天皇来说，明治宪法就是“钦定宪法”。

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正式颁布，《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会计法》《贵族院令》等宪法附属法令同时颁布。同一天，还制定了《皇室典范》（但没有经过公布手续）。

天皇对于君主机构说宪法的评价

《大日本帝国宪法》反映了伊藤从施泰因那里学习的君主机构说，正如伊藤在枢密院审议时的讲话所言，明文规定了对天皇权限的制约。

例如，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第一条），但天皇的统治应根据宪法条款执行（第四条），这一点在枢密院审议过程中也曾引发争论。

当然，《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有不少著名条款保障天皇的政治参与。例如，天皇裁可法律，命令法律的颁布、执行（第六条）；决定行政官制、文武官俸禄，任免文武官（第十条）；天皇统率陆海军（第十一条）；决定陆海军编制和常备兵额（第十二条）；宣战、讲和、缔结条约（第十三条）等。

但是，宪法也规定，议会对天皇的行为进行制约。例如：天皇需经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帝国议会的协赞后，行使立法权（第五条、第三十三条）；所有法律都必须经帝国议会的协赞（第三十七条）；每年预算都需经帝国议会协赞（第六十四条）；帝国议会每年召集召开（第四十一条）等。

此外，各国务大臣还肩负辅弼天皇的责任，所有法律、敕令、国务相关的诏敕（天皇命令）也都需要国务大臣署名（在天皇署名的左侧署名）（第五十五条），国务大臣也对天皇的行为进行制约。

司法方面，由于司法权是在天皇的名义下根据法律在法院行使的（第五十七条），所以天皇完全没有插手的余地。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的条款非常有名，但其含义是天皇不会在法律上或是政治上受到问责，而非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地插手各项事务（伊藤之雄『明治天皇』270～271頁）。

此外，伊藤采取立宪君主制，在宪法中规定强大的天皇大权，也是因为当时大权实际已经委托给政府（行政部）行使，随着“宪法政治”的渗透，在野势力逐渐成熟，对众议院（立法部）的授权会逐步增加。[2]

伊藤制定的是制约君主权的君主机构说宪法，但后来为何没有受到宪法学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家的正当评价呢？那是因为：首先，制定宪法的时候，为了避免引起保守派的反感，伊藤没有使用“君主机构说”这个词语，而是用“主权在于天皇，天皇委任大权”进行说明；其次，后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将“君主机构说”换作“天皇机关说”的形式对宪法学进行体系化之际，没有提到伊藤的功绩。

与后来的宪法学家对伊藤的评价不同，通过宪法的制定，明治天皇对伊藤的信赖和评价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在颁布宪法等法律的同一天，明治天皇将新制定的“旭日桐花大绶章”仅授予了伊藤一人。在此之前，天皇授予臣下的最高勋章是“旭日大绶章”。这枚新“旭日桐花大绶章”，要比“旭日大绶章”更高一级。

内大臣三条实美及赏勋局总裁柳原前光曾奏请天皇，为考虑萨摩和长州的平衡，希望“旭日桐花大绶章”授予伊藤和黑田两人。然而，明治天皇认为黑田的功勋根本无法与伊藤相比，如要授予黑田，那么山县也应授勋，授予山县，那么西乡从道也应授勋，这样就会丧失制定新勋章的意义，于是驳回了他们的上奏。

对于伊藤来说，1889年2月到4月的这几个月，可以说是伊藤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之一。因为1881年（明治十四年）以来的辛劳结晶——宪法终于完成。而且当年4月，从小体弱多病、年芳20的女儿生子，与自己的心腹末松谦澄（内务省县治局局长）成婚。伊藤当时47岁。从当时来看，这年龄可以说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但伊藤依旧精神矍铄。

津田梅子眼中的伊藤

如前所述，津田梅子于1882年（明治十五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受邀住在伊藤家里。从1883年年末开始大约半年间（见本书第七章），她担任夫人梅子和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兼翻译。

津田梅子对于在伊藤家的生活相当满意。她在给兰曼（Lanman）夫人（在美国养育津田11年）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借住的这座房子又大又优雅。能与许多侍者和宽容的朋友们一起度过非常美好的时光，我很开心。像我这么年轻的人被当作老师受到尊重，会不会受之有愧呢？”

但是，在评价伊藤的女性关系时，津田在给兰曼夫人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本人思想欧化，但行为并不道德。家在东京，他住在小洋房的二楼。虽然我对小洋房不太清楚，但他经常晚上不回家……他始终认为男子即便结了婚有了妻室，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也是很正常的，但这对我来说是无法容忍的。”[3]（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133～151頁）。

后来，津田梅子创办了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阅历丰富的她在40多岁时对于伊藤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伊藤遭暗杀后，她曾这样回忆：

伊藤公十分注重人性。无论对方身份高低，只要所言有理，他都会侧耳倾听。不管是佣人，还是女子或是孩童……他曾说，“对于我来说，生和死是相同的。无论今后会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畏惧”。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知怎么说才好，他相信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可能就是生命的力量）。他的许多言行常会带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信仰的巨大神力。

（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152～153頁）

宠爱“贞奴”

那时，一个名叫“奴”的女子深受伊藤的宠爱。后来，她嫁给了日本新派剧的创始人川上音二郎，改名为“川上贞奴”。经历了夫妻两人到欧洲巡演等事，她后来成为日本舞台剧的头号女演员。奴（原名“贞”，当艺妓学徒时叫“小奴”）生于明治四年（1871）七月十八日，家在东京日本桥。父亲做的是货币兑换生意，但由于事业失败，奴被送到东京芳町艺妓置屋“浜田屋”，成为龟吉（原名“龟”）的养女。1883年冬，12岁的奴成为浜田屋的“半玉”（艺妓学徒）（山口玲子『女優貞奴』17～18、25～26頁。レズリー·ダウナー『マダム貞奴』41～42頁。藤井宗哲編『自伝音二郎·貞奴』11、21頁）。

半玉小奴皮肤白皙、鼻梁挺拔、眉清目秀。长相和传统的日本人不太一样，还十分好强（『自伝音二郎·貞奴』12～16頁）。

1884年7月，正好是伊藤结束宪法调查回到日本一年左右。百忙之中，他开始筹备制定宪法，改革政治制度和官僚制度。或许正是因为当时伊藤充满自信，才会被才气四溢、争强好胜的小奴深深地吸引。

其实那时伊藤和一个礼仪见习生之间生了一个儿子叫作“文吉”。于是，夫人梅子和他定下规矩，今后不许和“素人”女性[4]发生任何关系。后来，伊藤的周围真的就没有出现过“素人”女性。[5]

四年后，即1887年，伊藤为半玉小奴“水扬”[6]，“小奴”由此成为艺妓“奴”。当时，伊藤是首相，小奴年仅16岁（也有说法认为当时是1886年）。奴获得伊藤宠爱的那年，伊藤正在夏岛的别墅与井上毅等人集中讨论宪法草案。

奴也常去神奈川县的夏岛别墅，还下海游泳，这在当时的女性之中相当少见。虽说已有伊藤包养，但奴平时依旧做艺妓，只要伊藤找她的时候去就可以。而且，因为她是由伊藤“水扬”的，所以更是出名。井上馨、黑田清隆、西园寺公望、井上毅等名流都成为奴的座上客（『女優貞奴』29～32頁）。

“水扬”三年后，伊藤给了奴自由。奴此后又被数人包养，最终与川上音二郎结婚。成为舞台剧女演员的“贞奴”，前往美国、欧洲巡演。伊藤晩年，贞奴想在大阪市北浜成立大阪帝国座，最支持她的就是伊藤。但遗憾的是，大阪帝国座举行落成典礼时，已是伊藤遭到暗杀而身亡的四个多月以后了（『マダム貞奴』60～292頁）。伊藤不仅具备领袖的魅力，而且心胸宽广，因此深得艺妓们的喜爱。

女儿生子和嗣子勇吉

1882年（明治十五年）3月，伊藤前往欧洲开始宪法调查后，与夫人梅子互通书信、诉说近况。同年4月1日，伊藤在给梅子的书信写道，让梅子告诉孩子们要注意身体，“好好学习”（梅子宛伊藤書状、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257～258頁）。他十分关心13岁的生子和刚满12岁的勇吉（井上馨哥哥的儿子），惦记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学习情况。

5月7日，伊藤收到了生子写的日记。伊藤非常喜欢生子的这篇日记。6月6日，他给夫人梅子写信，说是让勇吉也写日记。7月5日他在信中也写道，“让生子、勇吉继续写日记寄给我”。

伊藤在8月3日的信中写道，从梅子6月4日的来信得知生子病了，他十分担心。9月13日、10月27日，他收到生子和勇吉写的日记，知道两人身体健康、努力学习，感到非常高兴。

10月27日，伊藤告诉梅子，托人给生子寄了文库纸、给勇吉带了绘画工具。12月1日，告诉梅子，他给生子和勇吉两人各寄了一块金表。同月26日，信中还写了自己想象生子和勇吉在收到金表的晚上定会开心得睡不着觉的情形。其间11月15日，他还在信中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之情：“以为还会收到生子的其他照片，但没有，甚失望。”（同前、258～270頁）

前文曾提到1876年（明治九年）12月，伊藤与其他女子生有女儿朝子（后来与外交官西源四郎结婚）。朝子那时候应该有六七岁了，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但伊藤的家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她。

伊藤在欧洲进行宪法调查期间，夫人梅子没得什么大病，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常常生病。津田梅子作为英语家庭教师兼翻译住在伊藤家，她在1884年2月11日给兰曼夫人的信中写道，“我还在热海。伊藤夫人还有孩子们〔勇吉和朝子〕、伊藤的女儿〔生子〕一个接一个地病倒了。夫人的病情尤其严重，风湿导致整个脸肿得厉害……夫人的脸肿得几乎连眼睛都看不见了”。信中还写了两三天前，伊藤和医生来了，夫人的病情有所好转。

关于伊藤和夫人梅子以及孩子们的关系，津田梅子在2月26日的信中写道：

伊藤夫人对孩子们很好，是一位好母亲。他们的家庭幸福美满，孩子们很听母亲的话，那个小女孩〔朝子〕直率得可能连美国孩子都比不上。……他们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话就像是法律，但父亲即便有错或是不道德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关于生子，津田梅子觉得她有点被宠坏了，“就像一只危险的小老鼠，很任性，佣人们可辛苦了。佣人们绞尽脑汁让她高兴满意，她却拿佣人们取笑开心”（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136～137、146～147頁）。

可能是因为夫人梅子对伊藤十分尊敬，所以孩子们也就把他的话当作“法律”。另一方面，伊藤由于平时常不在家，觉得愧对孩子，对生子尤为宠爱，甚至从没骂过一句。因此，在津田梅子看来，生子十分任性，对佣人们也毫不客气。

[1] 伊藤的盟友井上馨因条约修订方案遭到批评，于1887年9月辞去外相之职。从那时开始，井上馨就为开设国会做准备。为对抗旧民权派，他召集工商业主和稳健的地主阶层，组织自治党，并期待陆奥宗光能成为中心成员（坂野潤治『明治憲法体制の確立』10～12頁。御厨貴『明治国家形成と地方経営』179～182、195～200頁）。井上馨希望陆奥成为众议院议长，控制早期议会（井上馨宛陸奥書状、1889年3月2日、「井上馨文書」）。井上馨的这些举动，都是出于对旧民权派系的怀疑，这与伊藤的想法相同。

[2] 从这一点来看，伊藤认为，如果不从武官中选任陆、海军大臣，保持“立宪君主体”“大权下移”，“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兵权”就会被“议会或是政党所左右”。所以出于对专业人士（武官）的期待和对政党势力的怀疑，伊藤支持陆、海军大臣武官制（伊藤博文「陸海軍大臣の資格に関する意見書」「伊藤博文文書」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3] 津田梅子当时才19岁，还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在美国生活的11年里，她一直住在兰曼家。兰曼夫妇家在美国东部，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中产家庭，他们的朋友当中恐怕没有像伊藤那样“不道德”的人。其实，即便在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社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约翰·肯尼迪总统等人，作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总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他们拥有许多情人的事也世人皆知。

[4] 指不是艺妓的女子。——译者注

[5] 小报称，1887年4月20日，伊藤首相在官邸主办的化装舞会上强奸了岩仓具视的女儿——户田氏共伯爵夫人。此类小报就像现在的大众周刊一样，经常发布一些坊间传闻。
前田爱的《幻景明治》（『幻景の明治』）等书将“伊藤强奸户田夫人事件”描写得有模有样（第111～136页）。除当时的报刊记事以外，前田拿出了以下依据：①密探5月3日在给三岛通庸警视总监的报告中称，伊藤强奸了“无官职”“书记官”的女儿；②密探向三岛警视总监的报告还称，犬养毅也听闻此事，还证实说不是强奸，而是以前就和户田夫人私通；③密探给三岛警视总监的报告称，华族已经发起讨论，认为如果伊藤与户田伯爵夫人私通之事属实，就应该上书天皇，鸟尾、曾我、三浦三位中将对此表示强烈支持；④户田伯爵于5月4日，从四等奏任官的公使馆参事官晋升为二等敕任官的辩理公使；6月4日，作为驻奥地利全权公使前往海外赴任。这个“特殊荣升”，就是对掩盖伊藤事件的回报。前田是以密探向三岛警视总监的报告（『三岛通庸文書』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具有可信性为前提来进行推断的。但这份报告和那些刊登坊间传闻的小报并无什么区别，而且从没有受过审查这一点来说就很可疑。估计这不过是三岛警视总监收集社会传闻，用以了解社会对当权者反感程度的材料。例如，①那份5月3日报告中还有“此前薨逝的久宫〔静子内亲王。明治天皇的第五位皇女，1886年2月10日出生，1887年4月4日死亡，母亲是园祥子〕其实就是伊藤伯爵的亲生孩子实子，绝不是天皇血脉。久宫生母在宫中负责圣上入浴时，一度受到宠幸，伊藤乘机将其子乱作天皇之子”，“伊藤还曾玷污皇太后〔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正室〕”等许多无稽之谈。关于伊藤的此类报告，其他还有（『三岛通庸文書』537―15、16、30）。这些不过是因为伊藤权力过大而引起的反感。前川提到的②犬养毅所言，是民权派系对伊藤的反感；③鸟尾、曾我、三浦三位中将所言，是政府内反主流派对伊藤的反感。至于④，公使馆参事官户田不是“四等奏任官”，而是“一等奏任官”。他于5月4日晋升为辩理公使，不过官升一级，成为“二等敕任官”而已（『官報』1886年4月27日、1887年5月6日）。德国公使品川弥二郎（长州藩出身）前一年就因身体不适而要求回国（伊藤宛品川書状、1886年12月1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五巻），品川回国后担任宫中顾问官。6月4日，奥地利公使西园寺公望被任命为德国公使，户田氏共被任命为奥地利公使，并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因为要任命其为全权公使，所以将户田从二等敕任官升为一等敕任官。如前文所述，西园寺是伊藤欧洲宪法调查团的随从之一，户田则是自费随行（见本书第九章）。他们两人都是伊藤寄予厚望的人才。更何况，户田是伊藤恩人岩仓具视的女婿。

[6] 获得初夜并成为唯一包养者。——译者注

第四部 成熟篇

第十二章 失算——大隈的条约修订问题

与大隈重信合作

如前文所述，伊藤将修订不平等条约一事交给好友井上馨负责，但由于任用外国法官问题，井上不得不辞去了外相之职。首相伊藤从1887年（明治二十年）9月17日起兼任外相，但他要负责更为重要的工作——制定宪法。

同年10月，反对井上修订条约的所有势力发起了大同团结运动，提出减轻地租、言论集会自由、改革外交（反对对日本不利的条约修订）三个要求。12月，来自全国的各县代表带着包括这三个要求在内的请愿书聚集到东京。

12月25日，伊藤内阁在山县内相的主持下，颁布并施行了保安条例，出动警察和宪兵，将大同团结运动压了下去。

27日，伊藤首相请萨摩派一把手黑田清隆和自己一起去见了大隈重信。1888年1月中旬前，三人进行了一两次谈话。伊藤首相请大隈入阁，因为自己今后也打算将政权让给黑田。山县直到1月25日才知道这件事，表示强烈反对，但伊藤根本不听。

如前文所述，伊藤在欧洲开展宪法调查的过程中，学习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历史，知道大同团结运动那样的民主化运动是时代的必然产物，继续镇压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想从与改进党的实质党首大隈合作入手，瓦解大同团结运动势力之一的改进党；同时，也考虑让大隈就任外相，重新启动停滞的条约修订交涉工作（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八章）。

1888年2月1日，大隈进入伊藤内阁担任外相。4月30日，伊藤辞去首相一职。黑田清隆内阁起步，内阁成员基本不变。伊藤将修改条约重任交给大隈，自己作为枢密院议长全身心地投入宪法以及皇室典范等重要法令的审议工作（见本书第十一章）。

大隈外相在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此前的条约修订方案的基础上，开始制定大隈条约修订案。在制定过程中，大隈外相也与伊藤、井上以及黑田首相进行了商讨。同年秋天，大隈修订案完成，主要内容有：日本为新增关税、废除治外法权而完善法典，在审理外国人为被告的案件时，大审院（现在的最高法院）任用外国法官。11月26日，大隈将修订案亲手交给了第一个谈判国——德国的驻日代理公使（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35～40頁）。

随后，在1889年，黑田内阁利用大隈案分别于2月20日和6月11日与美利坚合众国及德国成功签订了修订后的通商航海条约。为敦促其他列强签署修订条约，大隈外相考虑做出让步，向已经签订条约的国家开放日本内地，任用外国法官以废除治外法权等。已签订修订条约的国家的国民可以在日本内地通商；反之，未签订修订条约的国家的国民和以往一样，只能在规定的外国人居留地通商，条件极其不利。此外，为进一步敦促列强修订条约，日本政府向美国和德国提出，只要仍有旧关税国，就不实施更高的新关税。大隈外相就是这样通过单独交涉来推动与列强各国修订条约的，如果仍然有国家不同意修订，他甚至考虑采取威胁废除条约等强硬手段（同前、40～42頁）。

爆发对大隈修订案的大批判

围绕大隈条约修订案中大审院任用外国法官的问题，大隈修订案遭到了强烈的抨击。首先，提出批评的是井上毅法制局长官。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6月6日，井上毅指出宪法规定官员必须是日本人，这与大审院任用外国法官相矛盾。

随后，山田显义法相也发现了大隈修订案的问题点。他在7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制定《归化法》，让大审院任用的外国法官取得日本国籍。在井上毅以及与他关系甚好的天皇心腹元田永孚（枢密顾问官）等人的力推之下，藩阀内最具影响力的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井上馨也同意制定《归化法》，并要求已经签署大隈修订案的美德两国撤回公文。伊藤和井上馨对修订案中的问题非常理解，所以决心即便困难重重，也定要修订。26日，两人说服了大隈外相。山田法相则提议就此事召开内阁会议。

据此，8月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通过了以下应对方案（大石一男『条約修改交渉史』81～82、123～126頁。『明治天皇紀』七巻、321～322頁）：

（1）制定《归化法》，大审院任用的外国人必须取得日本国籍；

（2）向已经签署大隈修订案的美国和德国进行说明，谋求理解；

（3）向还未签署修订案的各国发送公文，撤回此前发送的修订案；

（4）明年2月，或者在大隈修订案制定的新条约施行的半年内，如有国家不承认新条约，将对是否废除现行条约进行审议。

由于伊藤枢密院议长兼任班列大臣，所以也参加了8月2日的内阁会议，向大隈外相提出了延期（中止）条约实施的要求。如前文所述，伊藤和井上馨与大隈一同制定并同意大隈修订案，但在发现问题后要求大隈就条约修订重新进行交涉。

大隈外相接受制定《归化法》，让外国法官取得日本国籍，但不同意条约修订交涉的延期。大隈因为有黑田首相这一后盾，强行领导内阁会议。大隈得出的结论是，对于那些不签署新条约的列强，应采取包括废除现行条约等强硬手段。

参加此次内阁会议的成员们，也产生了以下各种疑问和批评。

（1）已经签署新条约的美德两国，是否接受让大审院任用的外国法官取得日本国籍的追加条件？

（2）还未签署的英、法等国，是否会接受增加新条件的大隈修订案？

（3）新条约中允许外国人拥有日本国内的土地、矿山等内地开放（内地杂居）条款，根据现行条约中的最恵国待遇，是否也适用于还未签署新条约的国家？

（4）如果适用（3），日本将来进一步谋求修订条约，交涉更有利于本国的无条件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权等谈判时，就会失去与列强交涉的重要回报条件。

（5）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对于还未签署新条约的列强，日本如果单方面宣布废除原有条约，就有可能遭到列强发起战争的要挟，但日本并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军事力量。

（6）新条约的施行期限是1890年2月11日，从新条约施行之日起两年内要完成法典的编纂和颁布，时间太短，无法完成。

（7）如果无法在新条约施行之日起的两年内完成法典的编纂和颁布，从颁布之日起的三年内，治外法权的废除就要延期。这样一来，日本虽给予了列强开放内地的特权，却无法废除以大审院任用外国法官为条件的治外法权。

由此可见，大隈修订案中问题重重。大隈本来就性格倔强，那时更是着急，牛脾气爆发。他认为不惜威胁列强废除条约，也要让他们签署由他提出的修订案。

天皇十分信任伊藤

井上馨农商相对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8月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非常失望。次日，井上写信给枢密院议长伊藤，说在昨天的内阁会议上，黑田首相既不发表意见也没得出结论，觉得自己真的太傻，现在才知道吃惊。井上决定以生病为由辞去农商相之职，但如果与伊藤同时辞职的话会让人“生疑”，所以想在伊藤就反对条约修订一事上奏天皇之前提出辞呈，于是询问伊藤何时上奏天皇（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89年8月3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关于条约修订一事，天皇召见伊藤。7月24日上午10点过后，伊藤觐见天皇，阐述意见，直到12点结束（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状、1889年7月24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巻）。在条约修订一事上，天皇也对伊藤非常信任。

然而，伊藤在参加8月2日的内阁会议后，并没有像井上馨那样立即反对大隈外相，采取提出上奏和辞呈等强硬措施，而是希望尽可能等待大隈外相自己来修改方针。因为自己和井上至今一直支持大隈外相。而且，黑田首相是萨摩派一把手，如果被长州派的伊藤和井上强行推翻，就容易引发今后萨摩派和长州派之间的各种矛盾，会对今后的政权运作产生重大影响。

8月8日，大隈外相与俄国成功签署了新条约，但与英国的谈判并未成功。英国是列强中与日本贸易额最高、利害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大隈向天皇上奏，提出如果英国不同意日本提出的修订要求，就只能采取废除现行条约的手段。天皇认为大隈外相的手段过激，感到非常担忧。这一“最高机密”通过吉井友实宫内次官告知了伊藤。

对大隈外相不再抱任何希望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8月18日，伊藤在给井上农商相的信中提到，如果废除条约之事泄露，就可能引发英国政府的“不快”，“担忧”本可成功之事会失败。伊藤“忧国”，无法“用寻常方式将国家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唯有默默关注局势发展，希望日本不要“陷入”困境。伊藤对大隈废除条约的主张感到极其不安，但又对于无所适从的现状感到无奈。伊藤在信中还写道，松方正义大藏大臣也对此“非常担忧”，正在想方设法地制定政府新方针，以防英国不同意签署新条约（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89年8月18日、「井上馨文書」）。

伊藤知道大隈是真的一心要废除条约后，就不再对他抱任何希望了。[1]萨摩派的松方也对此表示非常担忧。天皇也与他们两人一样感到不安。

8月中旬之后，大同俱乐部等在野势力开始提出条约修订中止论。谷干城（前农商相）、三浦梧楼（学习院院长、前东京镇台司令长官）等阁僚级人物，也加入了中止条约修订的运动。黑田内阁中最先采取强硬态度的是井上馨农商相。9月1日，井上以疗养之名，前往山口县三田尻，表示对内阁的批判。

那时，伊藤为每天清晨的腹痛而烦恼（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89年9月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对于修订条约问题的忧虑，使体魄强健的伊藤也出现了状况。

然而，9月18日黑田首相写信告知松方藏相：①关于修订条约问题，内阁会议已经充分讨论，唯等天皇“英断”之后，自己立刻辞职；②无论如何，除伊藤枢密院议长“勇进”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对策（松方正義宛黒田清隆書状、1889年9月18日〔元田永孚宛伊藤書状、1889年9月23日同封〕、『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这件事情，伊藤最晚应该是在9月23日就知道了。在此之前，伊藤也很明确，如果利用修订条约问题推翻黑田内阁，自己就必须出来善后，所以态度十分谨慎。在了解黑田首相的心思之后，伊藤就更加确信了。为了不被萨摩一把手黑田记恨，就必须采取等待的姿态，等待大隈外相自己提出辞呈、中止修订条约。

但9月20日，天皇因对条约修订问题过于担忧，在向大隈外相确认条约修订现状的同时，派元田永孚到小田原去询问伊藤条约修订的情况。伊藤回复说，大审院任用外国法官的新条约告知公文，由于即使制定《归化法》等法律也会与宪法产生矛盾，所以应该撤回已向列强发出的告知公文，并延期施行条约。伊藤还表示，自己并不希望提出反对意见或辞职来推翻内阁，但如果黑田首相和大隈外相能主动辞任，就能渡过眼下的难关，也有可能找到修订条约的对策。第二天，元田觐见天皇，转达了伊藤的回答（『明治天皇紀』七巻、351～354頁）。

伊藤虽然提议撤回告知公文，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应该如何做。天皇仍然忧心忡忡。

期待山县回国

天皇觉得内阁成员人数有限，无法充分发表意见，于是想向枢密顾问官咨询条约修改事宜，其结果则由天皇告知黑田首相。天皇命令担任枢密顾问官的元田征询伊藤枢密院议长的意见，询问枢密顾问官此事是否妥当。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9月23日，伊藤写信回复元田，有关天皇希望内阁成员与枢密顾问官同席商讨修改条约事宜，他仔细考虑之后，觉得事关重大，无法预测结果，所以无法做出明确回复。而且，如果内阁成员与枢密顾问官同席讨论，很有可能出现分歧，所以还是先由内阁讨论为妥。天皇又通过德大寺实则侍从长，再次询问伊藤同样的问题，伊藤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元田宛伊藤書状、1889年9月23日、24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9月22日，元田去见了三条实美内大臣，告诉他自己奉天皇之命拜访伊藤之事，以及应取消告知公文，中止修订条约，考虑其他的交涉方式。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内阁成员辞职的情况，届时三条暂时担任首相，其后由伊藤再次就任首相。三条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状、1889年9月22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巻）。元田是天皇的贴身侍从，说明天皇也考虑到黑田内阁倒台之后，最后还是要由伊藤来善后。

天皇对修订条约一事忧心忡忡。在这危急关头，他也表示出了对伊藤的绝对信任。但是，伊藤想尽可能地避免因自己的关系而迫使黑田内阁倒台。

9月23日，伊藤与大隈外相见面，认为修订条约的谈判和局势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目前局势令人“颇为忧虑”，大隈外相处于进退两难的状态。但伊藤在24日傍晚就回到了小田原的别墅。他虽然在信中说自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动作（元田永孚宛伊藤書状、1889年9月24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他在等待山县有朋回国。

同一天，天皇派德大寺侍从长命令黑田首相，内阁会议应对新条约告知公文的取消、《归化法》和法院《构成法》中有关外国法官条款的矛盾、与英国谈判的进展等进行充分审议，并将结果告知天皇。9月24日，元田觐见天皇复命。他告诉天皇，黑田首相认为修订条约有希望，大隈外相则觉得告知公文事宜很“简单”，与英国进行条约修订谈判也不难。

元田告诉天皇，告知公文与新宪法相矛盾会引起天下大问题，但不知为什么，大隈外相却觉得很“简单”，这令他非常惊讶。

9月25日，元田将上述内容写信告知伊藤，并说在山县回国之前就只能“无所事事”了（伊藤宛元田書状、1889年9月25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山县回国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12月，山县启程离开日本、第二次出访欧美；1889年10月2日，回到横滨港。由于无法找到解决修订条约问题的办法，大家都非常期待山县回国后能够找到突破口。9月26日，娶了山县的养女为妻的品川弥二郎（枢密顾问官、前德国公使，与山县为同乡）在给山县的信中写道：①由于目前修订条约的问题就等山县“一言定胜负”了，所以希望他能做好思想准备；②伊藤和井上都陷于“刀折矢尽，无一言半句”的境地；③黑田的继任者唯有山县的说法已经在政府内外传开。

10月2日，山县一到横滨，主张中止修订条约的松方藏相和西乡从道海相（都是萨摩出身），以及山田显义法相（长州出身）就去见了他。松方和西乡希望山县能成为首相执政，替代同为萨摩派的黑田。

2日傍晚，山县回到东京就住进了“椿山荘”，除了5～6日去横滨以外，一直到7日傍晚都待在“椿山荘”。其间，他于3日觐见天皇，汇报旅欧工作，还与品川、野村靖（枢密顾问官、前递信次官，与山县是同乡发小）、井上毅法制局长官等人见面，听取修订条约的情况。

对于山县的回国，伊藤也是“望穿秋水”。伊藤以为山县在神奈川县大矶的别墅“小淘庵”休养，以消除旅途劳累，于10月4日特意从自己的小田原别墅前往大矶拜访山县，却因为山县在东京而没能见到。于是伊藤写信告诉山县，自己一直在等他回国，希望在他有空的时候登门拜访（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八章）。

优柔寡断的山县

去拜访山县之前，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0月4日，伊藤与天皇共进午餐。那天，除伊藤以外，天皇还召见了黑田首相、大隈外相、土方久元宫相、德大寺侍从长、吉井友实宫内次官等人。但黑田以“拉肚子”为由，没有参加（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状、1889年10月4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巻；『明治天皇紀』七巻、372頁）。天皇召见众人共进午餐的目的在于，希望以山县回国为契机，催促伊藤、黑田、大隈等人尽快解决条约修订问题。土方、德大寺、吉井等宫中相关人物都在天皇中止修订条约的授意下，通过元田枢密顾问官等人尽力协调此事。由于黑田首相没有来，目的无法达成，伊藤顿时感到了天皇的不安及其对自己的信任，同时也深感肩负重任。

不料，山县并没有主动给伊藤回信。从10月7日开始，山县就一直待在大矶的“小淘庵”别墅里（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八章）。山县的态度比伊藤预想的要谨慎得多。

由于山县回国之后事态仍没有发展，天皇又是派使者，又是让黑田首相尽快与伊藤协商、召开内阁会议等（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状、1889年10月10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巻）。但山县回国之后没有任何积极动作。结果，大家对打破僵局的期待又从山县转移到了伊藤身上。

黑田首相也因天皇几次三番的催促，派西乡海相作为自己的代理，前往小田原拜访伊藤。

伊藤与黑田首相、大隈外相就修订条约一事协商过多次，但他们始终态度强硬，并对谈判保持乐观，而且山县回国之后，也没有主动承担责任的积极行动，所以伊藤认为，再与黑田、大隈等人谈话不过是浪费时间，不会有任何结果。

肩负起倒阁之责

伊藤决定辞去枢密院议长之职。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0月11日，他前去拜访了山县。山县反对伊藤立即提出辞呈，劝说伊藤应该先和黑田首相商量，但伊藤不听，直接向黑田提出了辞呈（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6～17頁）。因为实在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打开局面，伊藤决定牺牲自己，即便被萨摩一把手黑田记恨，也一定要让修订条约的谈判延期（中止）。

黑田首相大惊失色，让大隈外相去说服伊藤收回辞呈。12日，大隈去见了伊藤，但没什么效果。大隈和伊藤一起到大矶拜访了山县，大隈和山县都劝伊藤不要辞职，但伊藤决心已定（『明治天皇紀』七巻、378～380頁）。

于是，黑田首相上奏天皇，请他不要批准伊藤的辞呈，自己则亲自前往小田原，登门拜访劝说伊藤。在天皇莅临的15日内阁会议上，大隈外相就条约修订的经过进行说明后，后藤象二郎递相[2]对此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详细反驳，双方论战十分激烈（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89年10月1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情况已经相当糟糕，天皇越发期待伊藤的意见，并希望他来收拾残局。

10月15日，伊藤提出辞呈已过四天，但天皇仍然希望能想办法留住伊藤。当天傍晚，了解天皇心意的元田永孚，代替伊藤说明了无法留任的原因，以及最后提出让山县执政的建议：

①因为伊藤知道，如果自己辞去枢密院议长，黑田首相就无法坚持修订条约，并会辞去首相；②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就让黑田首相走人，其实并非伊藤本意，所以自己也决心辞职；③所以，无论天皇怎样挽留，伊藤都不会接受；④大幅更替内阁大臣之后，伊藤应该会在恰当的时候重回政府执政；⑤这次，由于伊藤、黑田、大隈出现对立，三人辞职后，山县或三条内大臣会当一段时间的首相，三条随时愿意把首相的位子让给山县，就看天皇您的意思了；⑥如果继续坚持修订条约，就会导致人心“动荡”甚至“内乱”，内阁倒台，大臣们也“自身难保”，发生重大“危乱”。

（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状、1889年10月17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巻）

元田对于伊藤不会留任枢密院议长的判断非常正确，天皇也不得不同意了。

伊藤提出辞呈，对条约修订谈判和政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那时，井上馨农商相也从山口县的三田尻向自己的部下寄送了辞呈，还发了电报，命其迅速通知伊藤、山县内相、松方藏相和山田法相等人（井上的辞呈于21日交予黑田首相）。

10月18日，山县内相也向黑田首相递交了要求延长条约修订谈判的建议书。同一天，一个反对修订条约的男子向大隈外相扔了炸弹，大隈身负重伤。

19日，山县、山田、西乡、大山岩（陆相）、松方五位大臣决定让条约修订谈判延期（中止），如果黑田首相不听，就集体辞职。于是，黑田首相与山县内相一同上奏天皇，请求让修订条约的谈判延期（中止）；10月22日，向天皇呈上自己与其他阁僚的辞呈（大隈外相伤势恢复之后，于12月14日提出辞呈）。就这样，黑田内阁拉下了帷幕。

遭到黑田清隆等萨摩派的怨恨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0月21日，天皇派使者去征询黑田首相、松方藏相、大山陆相三位萨摩派掌权者的总辞职意向。三人都回复辞职是没有办法的，山县最适合当首相接班人。结果和天皇预想的完全一致。22日，黑田首相上奏天皇，递交了全体内阁成员的辞呈，并推荐山县继任首相。黑田于次日拜访山县请他就任首相。

但是，山县不愿出任首相。24日，松方、山田、大山等内阁成员也都去劝山县继任首相，山县依旧不答应（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八章）。

正如伊藤在9月就已预料的那样，自己的辞职决断导致黑田内阁垮台，黑田首相等萨摩派因此记恨在心。所以，大家都寄希望于山县来出任首相。

然而，山县不愿自己组阁。结果，10月25日，天皇只能让三条实美内大臣兼任首相，内阁其他成员保持不变。新内阁起步，其实不过是临时内阁。12月24日，第一次山县内阁成立，山县兼任内相，外相由山县的心腹青木周藏（长州藩出身，前外务次官）担任，其他成员基本与黑田内阁相同。

为中止极其危险的大隈条约修订谈判，伊藤不惜亲自火中取栗，不仅招致萨摩派的怨恨，还无法自己组阁。伊藤性格好强，一定非常希望亲自掌控在自己辛辛苦苦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及附属法律的基础上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和议会，但这个机会被山县夺走了。

天皇诏敕授予伊藤元勋待遇

天皇十分理解伊藤的失意和黑田前首相的怨念，于1889（明治二十二年）11月1日，向伊藤和黑田颁发同文诏敕。

以此大臣令，向朕宫中顾问官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颁给黑田的诏敕是“枢密顾问官陆军中将从二位勋一等伯爵黑田清隆”〕授予元勋待遇。

（『官報』号外、1889年11月1日）

这份诏敕后来成为元老的法律依据。元老不是由宪法或法令规定的机构，而是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候选人、就实质性决定等重要国务问题回答天皇咨询的惯例机构。当时，这份诏敕并没有将两人定为元老的意思（伊藤之雄『元老の形成と変遷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

所以，元勋待遇的诏敕，无法平息背负条约修订失败“污名”、被人从首相位置上拉下来的黑田的愤恨。12月15日，酩酊大醉的黑田突然跑到井上馨家，狂喊乱叫“我今天就是来诛杀明治政府奸贼的”。幸好井上不在家。据说黑田酒醒之后后悔不已，但这件事并没有因为黑田“酒醉”而不了了之。井上对他表示了强烈抗议（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89年12月17日、伊藤博文宛末松謙澄文相、1889年12月17日、18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五巻）。其实，黑田撒酒疯的对象不应该是井上馨，而是伊藤博文，但是黑田只能向井上撒气，他实在是不敢面对藩阀最高掌权者、耿直的伊藤。

大约在同一时期，三条内阁于12月13日向已经与日本签署新条约的美国、德国和俄国三国发出通告，以来不及准备为由，延期实施条约。伊藤挺身而出充当挡箭牌，推倒黑田内阁，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三条内阁的最后一天，政府也做出了让伊藤失望的政治决定。12月24日，修改内阁官制后，首相位列内阁大臣“首席”，但不再从法令上拥有内阁制度制定当时那样的强大权限。

伊藤的理想是“宰相”主义，就是希望由像德国首相俾斯麦那样拥有强大权限的首相领导内阁、支持君主，为此制定的内阁职权规定，首相“总督”各大臣，与责任大臣共同“副署”（在天皇签字的左侧署名）所有法律和敕令文书。首相如拒绝副署，其影响力将波及陆海军省等各省。

首相的权限被削弱，其原因可能是，大权在握的黑田首相支持大隈外相，不听取其他内阁成员的意见，导致条约修订问题无法解决。伊藤和井上的注意力被修订条约引发的混乱吸引，并没有认识到这次的官制修改会对军队的自立产生巨大影响。他们以为陆军有山县、大山岩，海军有西乡从道控制，通过这些军中长老便可控制军队，今后对于陆相、海相的人事安排可以和以往一样有发言权（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七章、第八章）。

[1] 大石一男的《条约修订交涉史》，是对日本国内外有关大隈条约修订的第一手史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优秀著作。但书中对1889年8月18日伊藤写给井上馨的书信的理解有误。大石得出“伊藤并没有像井上馨那样担忧废除条约手段之‘无谋’”（第82页）的结论，并据此认为，“大隈等人成功明示了该策略〔大隈的废除条约论〕的有效性”（第99页）。其实早在1889年4月，伊藤就告知大隈绝不应采取废除条约那样的“错误手段”（大隈宛伊藤書状、1889年4月18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早〉一巻）。而且，由于大隈主张废除条约，不仅长州派的井上馨、伊藤，就连萨摩派的松方，都开始不对他抱希望了。这些事实都说明大隈的废弃条约论是导致其走向失败的根源。9月初，井上馨甚至怀疑，大隈是为掩盖其条约修订失败而提出废除条约论的，想以遭到内阁反对、批评内阁没有胆量为借口辞职（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89年9月4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所以，“大隈等人成功明示了该策略的有效性”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2] 递信省长官，相当于邮政大臣。——译者注

第十三章 第一届议会的困惑——宪法运用与近代国家的完善

以“有序向前迈进”为目标

如前文所述，第一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举行首次大选和帝国议会的大方向也基本确定。然而，伊藤在山县内阁成立后不到20天，就在给好友井上馨的信中表达了不满，认为更替地方官员等举措表面上“看似果断”，但人选不当（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0年1月12日、「井上馨文書」）。

山县内阁在组阁当天，以及两天后的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2月26日，更替了警视总监和知事约20人。其中，田中光显出任警视总监，白根专一出任爱知县知事等，首相兼内相的山县安排自己的亲信就任要职，目的是为大选做准备。伊藤在给井上馨的同一封信中表示对山县内阁不抱希望。他认为如果无法确保内政外务不出错，肯定会再出麻烦。由此可见，伊藤对山县执政不满意，对自己没能组阁耿耿于怀。

伊藤与山县的作风，究竟有哪些不同呢？1890年2月，为开设议会，有关议院书记官事宜，伊藤告诉部下井上毅法制局长官，不能一下子“欧化”，必须“有序向前迈进”（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90年2月12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巻）。在伊藤看来，山县非常保守，限制了有序前进的速度。

而且，明治天皇对于修订条约和开设帝国议会也十分担忧。天皇更为信任伊藤博文，而不是山县首相。

山县首相心里都清楚这些，所以奏请天皇，希望在青木周藏外相就日本政府备忘录上奏天皇时，召见伊藤征询意见。于是1890年1月29日，天皇召见伊藤听取意见。1月31日，天皇命令青木外相与伊藤商讨修订条约事宜后，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

山县感到伊藤对其组阁不满，同年春天以自己无法胜任极其繁忙的首相一职为由，要求请伊藤担任首相。但伊藤认为山县并非出于真心，就没有同意。于是山县上奏天皇，请示让伊藤当首相。

未能看透山县真意的天皇，同意了他的提案，5月14日下诏让伊藤组阁。天皇在敕语中讲到，维新以来，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奠定了明治政府的基础，但两人都已去世，唯有伊藤一人位于枢机“十年有余”，功不可没，对伊藤给予了和木户、大久保同等的评价。出于这个原因，天皇命令伊藤组阁“翼赞”[1]天皇。但是伊藤没有采取行动，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结果，伊藤和天皇都认可山县内阁继续执政（徳大寺実則書取の詔書、1890年5月14日、「伊藤博文遺書」伊藤博雅氏所蔵。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46～248頁）。

7月1日，山县内阁以“不偏不党”主义为口号，举行了第一次大选，没有出现大的混乱。那时，当选者所属党派是流动性的，全部300个议席中，旧自由党系的三派占了大约100席，立宪改进党占了约50席，还有对政府持批判意见的议员当选。政府向议会递交的预算案、法案究竟能否在议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形势并不明朗。

7月25日，为控制政党活动，山县内阁颁布了《集会及政社法》，根据议会开设对原有的集会条例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有：简化举办政治集会、结社的申请手续等，放宽监管，但增加了帝国议会召开时禁止在距离议院3里（约12公里）以内召集室内集会和游行等新规定。此外，禁止“政社”（政党）设立支社、禁止与其他“政社”结党，这些内容与旧集会条例相同。

对于山县内阁颁布的《集会及政社法》，伊藤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大选之后，改进党等民党系报纸在谈论伊藤和山县的关系时，故意刊登了挑拨离间的报道（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0年7月18日、8月3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伊藤可能是为了不与山县对立，而没有对《集会及政社法》发表意见。但其实可能因为伊藤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第一届议会会如何开展，所以对于提前制定相关管理法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修订条约新体制

如前文所述，修订条约是伊藤最为重视的任务之一。因为伊藤要全身心地投入制定宪法和皇室典范、完善立宪国家和宫中制度的工作，所以就将修订条约的工作交给了井上馨及其后的大隈重信，但两者都举步艰难。这里，我们再回到大隈修订条约之后，来看一下事态是如何发展的。

大隈修订条约失败后，三条实美首相让井上馨农商相负责重新制定修订条约的方针；同时，在伊藤博文（宫中顾问官）的协助下，与内定为继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内相等人协商后，在内阁会议上确定了方针。这份被称为《将来外交政略》的方针，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2月10日在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次日获得天皇许可。其主要内容是：

（1）大审院也不任用外国法官；

（2）不承诺早日编纂并颁布法典；

（3）在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未能撤销前，外国人不可享有不动产所有权；

（4）关于如何处理外国人问题，在经济或法律的某种情况下设置“特殊限制”

（青木周蔵外相「条約改正記事」、「陸奥宗光文書」九二-6、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1）是出于舆论对大隈修订条约案的反感、与宪法统一性的考虑；（2）是出于民法、商法等法典编纂困难程度的考虑；（3）是出于如果不完全废除治外法权，就不给予列强土地所有权这一最大回报的考虑；（4）对外国人设置“特殊制限”，是出于在完全恢复关税主权交涉时，能有交换条件的考虑。从大隈修订条约的失败吸取经验，伊藤、井上馨、山县首相和阁僚的目标设定更加慎重、更为明确。

青木外相的自负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2月24日，山县内阁成立。同一天，青木周藏（前外务次官）就任外相。天皇当天就亲手将《将来外交政略》交予青木，命其在该政略范围内着手修订条约。12月27日，青木外相立即在外务省与英国公使弗雷泽（Hugh Fraser）就修订条约开会进行谈判（青木周蔵「条約改正記事」）。

1890年1月，青木外相向内阁会议递交了修订条约的方针——“（青木）备忘录”。其中包括“若干”为获得即将开设的帝国议会支持的实施条约修正案。该备忘录在经内阁会议修改，征询五六位实力派人士的意见后，送交英国公使，并进行了数次谈判（青木周蔵「条約改正記事」）。这五六位被征询意见的实力派人士一定包括伊藤博文。

其间，山县首相奏请天皇召见伊藤。1月29日，伊藤觐见天皇，就条约修订内容详细阐述了意见。1月31日，德大寺实则侍从长奉天皇之命拜访青木外相，转告其修订条约一事要与伊藤商量后，在内阁会议上进行充分的讨论（『明治天皇紀』七巻、466～468頁）。

伊藤在辞去枢密院议长之职后，就任宫中顾问官。这个职位并没有规定与国家政治相关的明确权限，说明伊藤即便没有要职头衔，在重大政策方面的影响力也高于主要阁僚，也就是后来的“元老”地位。因为明治天皇对伊藤极其信任，所以伊藤可以从特殊立场深入参与青木外相的条约修订事宜。而青木外相由于长期在外务省任职，曾担任驻德国公使、外务次官等，对于完成条约修订充满信心，而对于伊藤插手此事感到不快。后文“大津事件”中也会讲到，青木外相对于伊藤在京都插手此事的处理十分不满，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可以知道，在修订条约问题上，青木对伊藤抱有抵触情绪。

就任第一代贵族院议长

首届议会开始之前，山县首相以及阁僚们都觉得，伊藤只担任宫中顾问官这个闲职不太合适。于是，山县恳请伊藤就任贵族院议长，但伊藤没有同意。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7月1日，明治天皇知道此事之后，劝说伊藤如果不愿意当贵族院议长，就当枢密院议长，但伊藤仍然没有答应（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49～250頁）。

此后，由于天皇一再要求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7月4日，伊藤去拜访黑田，就天皇和两三位阁僚希望他就任枢密院议长或贵族院议长一事，征求黑田的意见。黑田劝伊藤听从天皇的意见。次日，黑田特意前往伊藤所在的小田原别墅拜访，再次劝说他听从圣意，但伊藤觉得这不是黑田的真心话（元田永孚宛伊藤博文書状、1890年7月6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黑田对于伊藤的怨恨不会完全消失。他没有明确答复黑田是否就任，因为他觉得在面对国内外危机面前，重要的不是自己是否身居要职，而是所有肩负国家重任的人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没有必要像“小壮辈”那样争夺什么眼前“功名”。

尽管伊藤再三推辞，山县仍然不能放任伊藤身居闲职。在得到天皇的大力支持后，山县终于让伊藤同意出任贵族院议长。就这样，伊藤于10月24日就任第一代贵族院议长。

帝国议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两院组成。预算虽然首先要递交众议院，但预算和法案必须在两院都获得通过才能成立。所以，两院处于同等地位。虽然众议院对于被选举人和选举人（拥有选举权的人）有纳税额方面的限制，但需要经过投票选举，所以具有国民代表的性质，对藩阀政府持批判态度。与此相对，贵族院由华族和藩阀官员代表组成，会明显支持藩阀政府（小林和幸『明治立憲政治と貴族院』、内藤一成『貴族院と立憲政治』）。

对于藩阀政府来说，贵族院在阻碍众议院法案通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因被藩阀势力所掌控，贵族院议长之职并没有首相、枢密院议长那么重要。因为大家希望伊藤有个职位，所以他就选了一个责任较轻的贵族院议长，这样也不太会引发黑田等萨摩派的反感。

给予井上毅的温情和权力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6月，伊藤的心腹井上毅法制局长官的结核病越发严重，井上甚至已经做好治不好的打算，于7月11日向伊藤提出请求，希望去其他地方静养，辞去法制局长官之职，而且宪法施行方面的残局也基本解决（伊藤博文宛井上毅書状、1890年7月11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伊藤是7月16日知道井上毅提出辞呈的。第二天，伊藤在同意井上辞职后，给德大寺实则侍从长以及在宫中具有影响力的元田永孚枢密顾问官写信，希望井上能作为枢密顾问官或宫中顾问官，被任命为贵族院敕选议员，将来定会发挥作用。

伊藤在信中对井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因而推荐他就任上述职位。他写道：①从1875年（明治八年）以来，井上毅不仅受到岩仓具视（右大臣）、大久保利通（参议兼内务卿）的信赖，始终负责“枢机事务”“十年有余”，其中“军国大计”机密文案的70%～80%都是井上起草的；②大久保、岩仓去世后，虽由伊藤继承后业，但井上协助伊藤工作的事例数不胜数；③尤其是“立宪组织”计划以及宪法立案等重要工作，井上倾尽全身“热血”逐字逐句斟酌修改；④当然天皇对于井上的功绩也早已知晓（徳大寺実則·元田永孚宛伊藤博文書状、1890年7月17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伊藤对于在起草法律、文书等方面为日本、为自己尽心尽力的井上毅给予了公正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伊藤对于部下的温情。

就这样，7月19日井上毅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并兼任法制局长官（辞职没有获批）。井上的法制局长官辞呈是7月13日由内阁上奏天皇的，由于天皇没有批准，所以井上继续担任法制局长官。18日，山县内阁上奏天皇，让井上兼任枢密顾问官，天皇也同意了。19日，正式发布命令（伊藤博文宛元田永孚書状、1890年7月19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可能内阁在13日向天皇递交井上法制局长官辞呈时，就恳请天皇不要批准。所以，天皇没有按照伊藤和井上的心愿批准井上辞职。这就是天皇根据内阁意向所采取的具有君主机构说性质的行动。

但是，根据伊藤之意，山县内阁推荐井上担任枢密顾问官，井上顺利得到任命。法制局长官的级别是敕任官，而枢密顾问官的级别是亲任官，与阁僚同级。这样，井上的“功绩”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由此可见，伊藤即便没有担任要职，其政治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

阻止恢复神祇宫

伊藤影响力之大还表现在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0月上旬的神祇官恢复问题上。神祇官是明治初年设置的执掌祭祀和行政的机构。由于是祭政合一的复古主义的象征，于明治四年（1871）八月被废止。

然而，山田显义法相（长州藩出身）、吉井友实枢密顾问官（萨摩藩出身，兼任宫内次官）、佐野常民枢密顾问官（佐贺藩出身）、海江田信义贵族院议员（萨摩藩出身）等人提出请愿，希望在开设国会之前恢复神祇官，其目的在于将日本全国的神官、敬神党的人心聚集到皇室和藩阀方面。

1890年10月2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内部决定”，但土方久元宫相（伊藤系）持有异议，上奏天皇希望听取伊藤的意见。10月3日，元田写信征求伊藤的意见。由于元田自己就赞成恢复神祇官，所以在信中请求伊藤尽快给予赞成的“明确答复”（伊藤博文宛元田永孚書状、1890年10月3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然而次日，伊藤在给元田的回信中写道，有关神祇官的恢复，他已回复土方宫相、吉井次官，因为官职制定已经有内阁会议决定的“当局御原议”，我一个“局外之小臣”不应插什么嘴（元田永孚宛伊藤博文書状、1890年10月4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其实，伊藤拒绝回复土方宫相、吉井宫内次官。因为尊崇神祇官是理所当然的，自己没有必要说什么“愚见”，而应经内阁“深议”后，请天皇“宸断”（土方·吉井宛伊藤書状、1890年10月4日、「吉井友実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伊藤以不作答的方式，对恢复神祇官表示反对。结果，虽然此事在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但神祇官的恢复没能落实。

第一届议会的准备工作

日本最初的议会，即第一届帝国议会于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1月25日召集，11月29日迎来了开院仪式。因为亚洲原本没有议会制度，所以可以说，这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以伊藤为中心推进的宪法制定工作的一个大汇总。

宪法的颁布日和施行日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是1946年11月3日颁布，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的，5月3日成为宪法纪念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如前所述，是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天皇“上谕”中写明，从1890年帝国议会召集召开起，“宪法开始生效”，所以明治宪法的施行日就是举行帝国议会开院仪式的11月29日。

帝国议会，是宪法施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伊藤十分重视预算等重要法案在第一届议会上得到充分审议、获得通过。因为日本的第一届议会，也是向欧美人展示日本人具有充分的宪法和议会运作能力的重要机会。如果议会以混乱告终，甚至会影响到与各国的条约修订问题。伊藤等藩阀人士，以及许多众议院议员对此都有所考虑。

问题在于藩阀方面与民党方面能互相让步多少，找到彼此要求的妥协点。后文会讲到，藩阀方面的想法是，伊藤认为藩阀与民党拥有日本独立和近代化的共同理念，所以希望尽可能避免解散议会、干涉选举，不采取高压手段。

同时，伊藤不仅寻求与民党共享理念，还尽可能地消除会引发藩阀与民党对立的因素。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认真探讨对宪法第六十七条等的解释。伊藤让精通法律的井上毅法制局长官、伊东巳代治（贵族院议员）开展调查并进行讨论。

宪法第六十七条，是为了防止政党方面为减轻地租、获取财源，在众议院将官员俸禄等从预算案中删除。规定如下，官员俸禄等作为“宪法大权”、“法律结果”以及“法律上属于政府义务的支出”，未经政府同意，帝国议会不得“废除或削减”。

第六十七条 宪法大权规定的既定岁出，以及属于法律结果或法律上属于政府义务的支出，未经政府同意，帝国议会不得将其废除或削减。

（伊藤博文『憲法義解』131頁）

问题在于，假设政党方面在众议院将官员俸禄等“宪法大权”规定的项目从预算中删去，政府方面不予同意，那么除去这部分的预算是否能通过？（佐々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31～47頁）。必须事先确保有一个能说服政党方面的明确解释。否则，预算审议会陷入“混乱”，导致议会解散（伊藤博文宛井上毅書状、1890年2月2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就在议会开会期间，1891年2月中旬，伊东巳代治向伊藤汇报，政府同意与否不会影响整个预算的通过。

伊藤的第二个准备工作就是掌握政党的动向，在万一之时能有通融之路。伊藤拥有伊藤系官员陆奥宗光农商相，以及井上毅和伊东巳代治这两条途径。

陆奥是和歌山藩出身，维新后曾任神奈川县令、大藏省租税头等职务，因为不是藩阀出身而心怀不满，所以参加了西南战争，最终服刑5年。出狱后，没有参加民权运动。在伊藤和井上馨等人的鼎力相助下，1883年到1886年前往欧美游学。回国后，进入外务省协助伊藤和井上。1888年，被任命为驻美特命全权公使（现在的驻美大使）。

陆奥在美国游学期间，实地考察过政党政治，为参加第一次大选，在和歌山县为稳固自家地盘打好了基础。陆奥是从和歌山县选出的、唯一在众议院拥有议席的内阁成员。此外，包括陆奥在内的5位从和歌山县选出的众议院议员联合起来形成了陆奥派（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第二部第一章）。

除陆奥派以外，自由党干部星亨也为陆奥的政治背景锦上添花。星亨是陆奥的学生，为开设议会做准备，曾在欧美游学考察了一年半，1890年10月5日回国，24日加入了重建的立宪自由党（有泉貞夫『星亨』147～148頁）。

井上毅为伊藤倾尽全力

在议会开院仪式的一个半月前后，井上毅的结核病进一步恶化。他以前只是感到左肺绞痛，但后来右肺也开始疼了起来，感觉自己的健康状况无法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而且神经也越发“敏感”，经常失眠。他向山县首相吐露，自己忧愤交加，甚至踢枕“狂叫”，请求让他休养一段时日（山県有朋宛井上毅書状、1890年10月10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但是，山县首相没有批准井上“休养”，伊藤也和7月的态度不同，没有提议让他“休养”。因为第一届议会马上就要召开，完全没有喘息的余地。

井上毅尽管身体不适，但仍然对伊藤十分忠诚。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1月到3月，井上主动向伊藤汇报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解释，以及政党各派的动向。虽然是和伊东巳代治联名写的信，但井上毅起了主要作用（伊藤博文宛井上毅書状、1891年1～3月、『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411～414頁）。

由于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解释有可能成为议会讨论的焦点，井上毅法制局长官向天皇秘密上奏了解释。尽管精通法律的井上毅向明治天皇进行了解释，但天皇仍然担心，于1891年2月19日派土方久元宫相向伊藤博文确认。伊藤秘密回复天皇，井上的解释和自己的想法没有丝毫差异（井上毅宛伊藤博文書状、1891年2月19日、『井上毅伝 史料編』五巻）。

井上毅作为法律专家的才能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但天皇想要的不仅仅是对法律本质的理解，还需要听取能考虑藩阀和政党势力动向，进行综合判断的意见。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伊藤博文。

由井上毅立案、伊藤支持的第六十七条解释，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来看一下伊藤和井上毅所考虑的第六十七条的前提条件。

（1）与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共和国不同，立宪君主国的官制组织属于“君主大权”，所以议会不可介入。

（2）议会在进行预算审议时，如全部废除预算，或过度削减预算，就表示议会不信任政府。这种“胁迫政府的手段”在欧洲历史上十分常见，如今有学者著书对其开展讨论。

（3）但是近来几乎很少看到欧洲“文明各国”，用否决预算的手段来胁迫政府，可见这种手法已经成为“历史”。

（4）原因在于各国宪法上的道义渐渐达到了“高尚”水准，各国逐步富强，每年的收入都会超过支出。

（5）但是，首次施行宪法的国家、国力还未富强的国家，经常会发生削减“预算”所需定额，以此“胁迫”政府的现象。

（6）所以，用宪法第六十七条来明确预算审议的规定，防止激发冲突。

（7）如果，立宪基础“稳固”，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习惯逐步形成，即便没有第六十七条，议会也能事先与政府委员进行协商，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再进行决议。

（伊東巳代治自筆「憲法第六十七条に関する井上毅子の意見」[2]『井上毅伝 史料編』二巻、333～337頁）

如前文所述，伊藤通过欧洲宪法调查，掌握了施泰因的宪法观。因为历史总在发生变化，所以宪法运用和制度随之发生变化也是常理。井上毅就是根据这个大前提立案的。井上毅作为法律专家，与其说是伊藤在法律方面的师长，不如说是根据伊藤搭建的大框架，对个别条款进行细节调整的好帮手。

井上毅在建议书中，对第六十七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8）议会由于受宪法第六十七条约束，无法进行“自由决议”，所以通过对第六十七条进行解释，以削弱其效力，这样就会出现“变相手法”。

（9）议会为削弱第六十七条的效力，会将征询政府同意的环节置后，先在众议院和贵族院对预算自由进行废除或削减，决议获得通过后，上奏天皇，再交给政府判断同意或不同意。

（10）如果政府不同意废除或削减预算，天皇也不同意的话，那么所有预算都无法获得通过，这样一来，就要依据第七十一条，执行上一年度的预算，那么第六十七条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1）第六十七条的目的在于，要事先征得政府同意之后，才可以进行预算的废除或削减，在做出确切的决定之前，一定要先与政府商量。

（前掲、伊東巳代治自筆「憲法第六十七条 に関する井上毅子の意見」）

也就是说，伊藤与井上毅主张，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解释，各院在决议预算的废除或削减之前，必须与政府进行协商。这一解释在此后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上实际也获得了多数议员的认可。如前文所述，该条款的制定与解释，并非藩阀政府否决议会预算意见的手段，而是希望藩阀政府与议会方面展开讨论，加深相互理解，逐步形成使预算案成立的惯例。伊藤天生乐观，并相信即便意见对立，也可以通过交涉进行沟通。而且从西欧“文明国家”的发展史来看，他确信一定能够形成这样的习惯。井上毅也正是跟随这样的伊藤一路走来。

伊东巳代治虽然就宪法解释和修改条约事宜向伊藤汇报了山县首相、井上馨以及内阁的动向。但议会开始之后，他与政党的关系也并不紧密。然而，从1891年1月前后开始，伊东开始向伊藤和井上馨汇报政党的动向（伊藤博文宛糸巳代治書状、1891年3月2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井上馨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1年1月14日、「井上馨文書」）。

第一届议会免于解散

山县内阁在第一届议会上提出的预算案为：收入约83204000日元（较上一年度减少约1956000日元），支出约83075000日元（较上一年度减少约1827000日元）。里面包括了扩张陆海军的费用，但没有包括民党（在野党）方面期待的减轻地租。

对此，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2月27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制定了削减约806万日元（约1成）的评估方案。其中包括裁减官员在内，同时削减田地地租的5%，将地价定为2%（削减0.5%）。山县首相和内阁对于这份要求裁减官员的评估方案表示反对，估计伊藤也持相同意见（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第一部第一章）。

其实在四个多月以前，山县首相就收买了自由党系过激派议员，想顺利通过第一届议会。众议院从1月中旬开始，支持评估方案的人开始增加。1月18日，山县就开始通过为对付政党而入阁的陆奥宗光农商相，以及和自由党党首板垣退助交好的竹内纲（从高知县选出），与板垣取得联系（大江卓宛竹内綱書状、1891年1月19日、「大江卓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1月中旬，伊藤认为山县内阁应该在议会上发表演讲，告诉他们虽然目前为了完成日本独立和近代化大业无法减轻地租，但将来找到替代性财源之后是可以做到的。伊藤觉得这样做能在众议院获得更多对政府的支持，但山县首相和松方藏相不为所动。这件事拉大了伊藤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佐々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102～104頁）。

伊藤认为，在保持日本独立和实现近代化这一点上，政府与民党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所以不主张像山县那样过度注重战术，而是觉得应提出共同理念来谋求理解。

2月，有关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解释成为众议院争论的焦点。针对削减官员俸禄等“宪法大权”规定的既定岁出，何时征求政府同意的解释，究竟是在获得众议院、贵族院通过决议之后，再征求政府同意；还是在议会决议之前，先征求政府同意。民党等评估方案支持派支持前者，但山县首相等支持后者。前者是对提高议会权限的解释，因为两院通过之后，政府不同意的话，就说不过去了。

同时，2月之后，山县内阁开始隐约展现出不惜解散议会的强硬姿态。于是，山县的发小、主张解散议会的强硬派野村靖枢密顾问官（长州藩出身，前递信次官）到小田原拜访了正在疗养的伊藤，试探伊藤对解散议会的意向。伊藤不想与山县发生直接冲突，但因为山县首相没有明确表态，所以伊藤回答自己也没法表态。

2月7日，山县首相拜访了可能会散布解散论的松方藏相，要求松方自重。由此可见，尽管内阁内部强硬论调有所抬头，但山县本人并不希望解散议会，而是与政党妥协。

原因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如果与民党对峙，政府没有自信让藩阀团结一致。尤其是无法确定藩阀中最有影响力的伊藤、伊藤心腹井上馨（前农商相）等人是否支持山县内阁想要推行的强硬路线。

第二，由于考虑到修订条约等问题，希望向欧美列强展现日本具备议会运行的能力。同为长州出身的井上馨和品川弥二郎枢密顾问官（前德国公使），也希望第一届议会能顺利结束（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第一部第一章）。

对于解散议会感到忐忑的山县首相来说，伊藤的不表态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从2月19日到20日，事态开始明朗。2月20日，在众议院正式会议上，针对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解释，对支持政府主张、谋求与政府和解进行了表决。137票赞成，108票反对，该决议获得通过。投赞成票的主要是大成会等协助政府的党派以及立宪自由党的24名议员。他们都尊奉土佐出身的板垣退助为盟主，领头的大多都是土佐人，所以很快就被称为“土佐派”。山县首相通过陆奥农商相与板垣等人进行接触，颇有成效。

这件事被叫作“土佐派的背叛”，直接原因是山县内阁用资金收买人心。但就连相当激进的民权派植木枝盛也积极参与了这次“背叛”，说明有不少民党系议员其实也都希望第一届议会能顺利结束。

随后，政府和众议院达成了削减651万日元的妥协方案。预算案在3月2日以157票赞成、125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3月6日，政府预算在贵族院也获得通过。就这样，针对议会方面一开始提出的削减约806万日元的要求，山县内阁同意削减其中的651万日元，相当于81%，说明政府方面让步的幅度相当大。

就这样，山县首相十分谨慎地对待第一届议会，而且由于伊藤没有对解散议会表态，山县采取了与伊藤相同的妥协方针。3月8日，第一届议会终于顺利闭幕。

[1] 即辅佐。——译者注

[2] 井上毅的上述建议书进行若干修改后，作为《宪法第六十七条意见》（1891年2月20日）以井上毅的名义印刷发行（『井上毅伝 史料編』二巻、329～333頁）。因此，这份建议书就是伊藤于2月19日向天皇秘密上奏时所说的和自己的想法没有丝毫差异的井上的解释。

第十四章 维护明治宪法——第二次大选

青木外相逐渐不受信任

第一次山县有朋内阁时期，青木周藏外相开始依据“（青木）备忘录”，与英国开展修订条约的谈判。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9月，英国政府的提案出台。根据青木的建议，9月16日西乡从道内相和后藤象二郎递相（土佐藩出身，前自由党领袖）被任命为修订条约全权委员（青木周蔵「条約改正記事」。「陸奥宗光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这样，由青木、西乡和后藤负责修订条约，伊藤和井上馨不再参与此事。英国政府的提案，作为修订条约的基础方案，被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由于异议颇多，10月内阁决议反对。

那时，伊藤最为关心的是如何让第一届议会顺利结束，没有心思直接参与条约的修订工作，山县内阁的情况也一样。1891年3月2日，众议院通过了预算。第二天，青木的修订条约谈判问题就成为内阁会议讨论的重点。

青木在3月中旬，向英国公使送达的修订条约案主要内容如下：

（1）以大审院也不任用外国法官为前提，废除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意在条约施行后，设定6年的宽限期；

（2）虽然关税自主权无法恢复，但从价税率由0.5个百分点提高到平均从价1.1个百分点；

（3）原定以日本新法典实施1年作为条约实施的条件，现将其删去；

（4）在废除治外法权前，签发英国人到日本内地的12个月有效旅行签证。

（青木周蔵「条約改正記事」）

3月24日，弗雷泽公使对青木外相的新条约案提出了几点要求，增加“几点永久有效的内容”，并保留新法典实施1年后条约实施的条件。如果接受弗雷泽公使的提案，日本就可以恢复治外法权，但是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受限于没有关税自主权。而且当时，日本还没有实施民法、商法，如果这些法律的实施延迟，新条约的实施有可能再次延迟1年以上。

因为上述问题，青木外相与英国继续进行艰难的谈判，但与大隈相比，在治外法权问题上有所收获。英国能向日本做出这些让步，有以下两点原因：①防止德国拿出新方针来主导对日谈判；②日本设立并召开了议会，政府因此受到牵制，就可以避免现行条约被日本政府宣布废除等（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164～170頁）。

也就是说，英国为了获得与日本开展贸易的利益，决定做出一定的让步。正如前文所说的，弗雷泽公使想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日本不享有关税自主权的新条约，这也佐证了上述结论。

但是，伊藤的盟友井上馨在5月2日写信给伊藤，认为应该停止青木修订条约的谈判。井上还向同为长州人的山田显义法相、野村靖驻法公使（巴黎赴任前），以及即将执政的松方正义表达了同样的意见。这是因为青木外相在4月4日内阁会议确定方案之前，就已经自说自话地与弗雷泽公使进行谈判，井上认为青木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很危险（坂根義久『明治外交と青木周蔵』146～148頁）。

陆奥农商相、井上毅、伊东巳代治等人应该已经将山县内阁修订条约的谈判情况告知了伊藤和井上馨。当然，伊藤和井上馨知道，弗雷泽公使提出要在新条约中增加“几点永久有效的内容”，所以很担心青木外相会不同意。如果谈不成的话，彻底修订条约的机会就会遥遥无期了。

天皇对大津事件的迅速处理

山县首相决定在第一届议会结束后辞职。他当首相不过1年3个月，但第一届议会平安结束，该做的都做了。山县也因此确立了自己藩阀二把手的地位，仅次于伊藤。

山县首相和明治天皇都希望伊藤（贵族院议长）能继任首相，但伊藤没有答应。后文将会详细叙述，伊藤并不是不想执政，而是因为他和井上馨一起批评大隈的条约修订案，导致黑田内阁垮台，所以出于不想与萨摩派对立的考虑，希望萨摩派的人担任下一任首相。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6日，萨摩藩的松方正义（前藏相）就任首相，第一次松方内阁成立。山县内阁的阁僚暂且全部留任，但因为不是藩阀中最有影响力的伊藤、山县（长州藩）、黑田（萨摩藩）来组阁，大家都对松方的领导能力抱有疑虑。

4月27日，来日本旅游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抵达长崎。5月9日傍晚时分，尼古拉皇太子已到达京都，整个京都城都洋溢着热烈欢迎的气氛，尤其是尼古拉皇太子下榻的常盘酒店（现在的京都大仓酒店处）附近，为一睹皇太子的风貌，万人空巷，十分拥挤。京都还特意为尼古拉皇太子在东山点燃了“大”文字，在其他山点起了“妙”“法”“船”“左”等文字模样的火焰（『大阪朝日新聞』1891年5月12日）。

5月11日下午1点半过后，正在大津町（现在的滋贺县大津市）游览的尼古拉皇太子，遭到负责警卫的津田三藏巡查的袭击，被其军刀砍伤。这就是“大津事件”。尼古拉皇太子立即返回京都的常盘酒店，接受治疗。

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就一直担心俄国会途经朝鲜侵略自己。所以，大津事件发生后，对尼古拉皇太子的热烈欢迎突然变为一种恐慌，从明治天皇、政府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开始担忧俄国会借机与日本开战。当时的日本，完全没有与强大的俄国交战的能力。

所以，这份紧急电报一送到皇宫，天皇就派侍从职干事岩仓具定公爵（前右大臣岩仓具视之子）前往小田原的“沧浪阁”别墅宣召伊藤进宫，但伊藤当时正在箱根的塔泽温泉，后来听说大津事件和召见之命，就立即赶往东京。

事件发生后，松方首相、西乡从道内相、青木周藏外相等人立即进宫。天皇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于次日12日清晨6点30分，乘坐从新桥出发的专列赶往京都，还发了电报慰问尼古拉皇太子（『明治天皇紀』七巻、810～814頁。「土方久元日記」1891年5月11日、首都大学東京·図書情報センター所蔵）。

支持天皇

12日凌晨1点，伊藤到达新桥车站后，立即坐上宫中派来的马车，前往皇宫参见天皇，天皇那时已经就寝，但听说伊藤到了，立即把伊藤叫到自己的寝宫，听取他的意见。伊藤退出寝宫与阁僚们商量对策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清晨6点，伊藤送天皇到新桥车站，天皇在火车即将出发前，让土方久元宫相告诉伊藤乘坐下一班火车速来京都（『明治天皇紀』七巻、815～816頁）。由此可见，天皇在处理大津事件时非常重视伊藤的意见。

伊藤与黑田清隆（前首相）一同赶往松方首相官邸，和阁僚们一同商量如何处置犯人津田。当时，日本的刑法并没有与伤害外国皇族相关的犯罪判罚特别规定。如果仅仅是伤到他人，最严厉的判罚就是无期徒刑了。但伊藤和内阁成员们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也要避免与俄国开战，所以想以刑法规定的伤害日本皇室的犯罪行为论处，判处犯人津田死刑。伊藤甚至宣称，如果社会上多有异议，就发布戒严令压下去（須賀博志「大津事件という『神話』」。『明治天皇紀』七巻、815～816頁）。

其实，法官中有不少人认为，日本既然是法治国家，就应该遵守法律规定，很难以皇室罪论处。这不仅与法律问题相关，还因为法官们多持有幕末攘夷思想和对外强硬思想的传统，并受到民族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的影响。而现实主义者伊藤，将避免与俄国开战作为首要任务，考虑如何让该事件的处理原则与法治国家原则保持一致。所以，伊藤希望准用皇室罪的法律来进行解释，解决此事。[1]

帝国主义时代，国际政治容易受到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要修订条约，日本就必须给列强留下一个法治国家的印象（須賀博志「大津事件という『神話』」）。伊藤就是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做出的决断。后文将会讲到，明治天皇也支持伊藤的这一判断。

言归正传，伊藤到品川车站乘车前往京都之前，先去拜访了递相后藤象二郎和农商相陆奥宗光。两人表示法官们都对适用皇室罪面露难色，建议能否暗杀津田，假称其病死，因为俄国经常用这种方式。但是伊藤反问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目无法纪的方式处理？（『明治天皇紀』七巻、816頁）伊藤希望在法律适用范围内判处津田死刑，强烈反对暗杀这种不合法的手段，认为正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在法律适用方面丧失道德，就根本无法把国家建设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伊藤因与黑田及阁僚们商讨对策，比明治天皇晚了5个半小时，于正午时分乘坐从品川车站始发的火车离开东京，前往京都。

天皇的决断

尼古拉皇太子的伤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而且天皇仅仅花了15个小时就赶往京都，连夜探望尼古拉皇太子，这展现出的诚意也获得了俄国方面的认可。

伊藤陪同黑田清隆一起，于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13日清晨6点抵达京都，比明治天皇晚到了大约9个小时。他寄宿在祇园的中村楼，吃好早饭后，就立即与俄国公使会面，前往京都御所拜见天皇。天皇随后前往常盘酒店探望，12点前便已返回（松方正義宛伊藤博文書状、1891年5月17日、我部政男他編纂『大津事件関係史料集』上巻、358～361頁）。伊藤和黑田也被叫到天皇与尼古拉见面的屋子里参与了会见（『大阪朝日新聞』1891年5月14日）。

从当时“人生五十年”的说法来看，49岁的伊藤将要步入老年时期了。但是，他从前天开始就几乎没有合过眼，还花了18个小时赶往京都，会见俄国公使、拜见天皇，随后又跟随天皇探望尼古拉皇太子，可以说相当拼命了。

然而，青木周藏外相却对伊藤似身兼外务、内务两大臣之职，在京都插手处理大津事件感到十分不满。青木外相、西乡从道内相觉得自己毫无权限，彼此甚至商量在处理完此事之后就辞职（坂根義久校注『青木周蔵自伝』259頁）。一直保持着藩阀一把手地位的伊藤，不过是受天皇之命，采取了类似后来“元老”的行动而已。

尼古拉皇太子改变了原定行程，5月19日启程返回俄国，当天中午，尼古拉皇太子邀请天皇登上俄国军舰“阿佐巴号”（Pamiat Azova）。

在御所听说天皇受邀一事的伊藤、黑田、西乡内相、青木外相等都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因为在大约7年前的甲申事变后，清国将领将韩国的大院君带上船送去了清国，所以大家都担心天皇会被绑架。停泊在神户港的“阿佐巴号”军舰吨位为6000吨，日本当时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军舰。

但是天皇听说尼古拉皇太子的邀请后，毫不犹豫地回答“去”。听到天皇的决断，德大寺实则侍从长，以及在侍从长屋子里等候的土方宫相等人诚惶诚恐，都激动得泣不成声（『「明治天皇紀」談話記録集成』二巻、95～97頁）。伊藤呕心沥血将明治天皇培养成符合明治宪法运作的君主，想必他听闻此事后的感动程度会远远超出德大寺、土方等人。

19日，天皇前往“阿佐巴号”，在和谐的气氛之中与尼古拉皇太子共进午餐之后，回到京都。尼古拉皇太子乘坐的“阿佐巴号”于当天傍晚启程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2]。这一难总算过去了。

21日，天皇乘坐上午9时30分发车的列车，离开京都，回到东京。伊藤、黑田、西乡内相等人也同车返回（『大阪朝日新聞』1891年5月22日）。

事件的结局

其间，伊藤与黑田、井上馨等藩阀掌权人物，以及松方首相等阁僚，也都出于万一的考虑，赞同依据皇室罪判处津田死刑，天皇也支持他们的想法。于是，从5月12日开始，松方首相、西乡内相、山田法相等人，向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等法官直接施加压力，要求判处津田死刑（山川雄巳編注『児島惟謙 大津事件手記』15～20、29～35、74～86頁）。

5月16日，伊藤听说俄国公使要求将犯人处以死刑（前掲、松方宛伊藤書状、1891年5月17日），十分担心如果犯人津田未被判处死刑，俄国方面会做如何反应。但是，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等法官没有改变立场，仍然反对适用皇室罪。

5月25日，大津地方法院的大审院开始公开审判。27日，犯人津田三藏未被适用皇室罪，而是依据刑法中杀人未遂的最高刑被判处无期徒刑。

天皇对于判决十分惊讶，因为他以为津田会被判死刑。俄国皇帝也对津田未被判处死刑的结果感到十分意外，虽略有微词，但也没有继续追究（井上馨宛杉孫七郎書状、1891年5月30日、「井上馨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明治天皇紀』七巻、836～850頁）。

从儿岛等人的这一判决没有引起俄国方面采取特别行动来看，儿岛等人守卫“独立司法权”的行为是正确的。

儿岛等人在5月19日向松方首相、山田法相递交的建议书中写道，“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歪曲法律之害，会比受俄国暴力入侵之害更为严重”（山川雄巳編注『児島惟謙 大津事件手記』55～58頁）。他们是从对外强硬思想、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考虑到“独立司法权”而做出如此举动的。尽管当时是帝国主义时代，他们却没有充分考虑到俄方皇太子受伤的程度和俄国方面的动向。

伊藤等藩阀方面的态度是希望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尽可能地降低战争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政府领导人的伊藤等人的考虑也是正确的。

伊藤意欲组阁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25日，大津事件公开审判开始那天，人在山口县的井上馨给伊藤写了一封长信。这是推定伊藤当时心理的重要史料，在此对其要点做一简单介绍。

（1）伊藤返回东京之后，毫无疑问，更换松方内阁的问题迫在眉睫。让松方首相就这样辞职绝非“上策”，所以先从更换西乡从道内相和青木周藏外相入手比较好。

（2）虽然5月24日收到迅速回京的电报，但觉得自己与伊藤联手组阁对内对外都非良策。

（3）详情已经请野村靖〔长州藩出身，驻法公使〕转达，想必你也已经知道。我〔井上〕因为内外树敌较多，所以担心这会使你〔伊藤〕更加为难。

（4）即便与黑田清隆一起组阁，也不知对方的真意，因为感觉“萨连”也就是西乡〔从道、内相〕、松方等人始终对伊藤敬而远之。

（5）我思前想后，觉得可以先让“萨人”〔萨摩派〕尽情执政，当他们以失败告终的时候，再实施“半戒严令”，要进行缜密计划，花10年左右“让内政依据法律行事”，否则组阁不过是一时爽快的事情罢了。

（6）当“萨人”执政失败、无计可施的时候，如果“内阁各省”以及宫内省等，还没有建立培养“继承人”〔伊藤、井上等维新一代的继承人〕的体制，〔近代〕“国家”就无法维持下去。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91年5月25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

从这封书信来看，第一，如果松方内阁因大津事件引咎辞职，伊藤希望自己组阁，井上馨会是重要阁僚。但是，井上认为伊藤重新组阁为时尚早，而且知道萨摩派对自己比较反感，所以觉得不合适（1）（2）（3）。

关于井上在内阁的职位，如后文所述，因为在第一次山县内阁、松方内阁时期，井上与伊藤一起探讨修订条约问题，所以有可能任外相。但是，由于井上修订条约曾经失败了一次，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不佳，所以他也有可能就任主管内政、治安等的内相，同时作为强有力的阁僚参与修订条约的工作。

第二，伊藤和井上为了缓和与萨摩派的关系，考虑让萨摩派的一把手黑田入阁，但井上感觉西乡从道和松方正义不会积极配合伊藤内阁（4）。由于黑田内阁是因伊藤、井上而倒台的，所以一年半的时间无法完全解开这个结，这成为影响伊藤领导体制的一个硬伤。

第三，井上认为目前先让萨摩派执政，直到他们出现重大失误之后，再建立法令与内政彼此相符的近代国家，由伊藤等长州派人物为中心长期执政（5）（6）。

法令与内政不相符的国家状态，就是指在由萨摩派当权的海军内，即便没有专业知识，仅因为是萨摩人就能当上军官或高级将领，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伊藤和井上希望，在帝国大学学习以掌握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官员，以及从陆海军军官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能超越藩阀意识，成为维新一代的“继承人”。

伊藤认为有可能组阁，但其好友井上认为目前为时尚早。两人的这种意识差距是因为伊藤比较乐观，他自负在继大久保之后始终公正地引领国政，而且天皇对自己也非常信任，藩阀之中虽然多少有点对立，但最终大家总是表态支持。然而，由于大同团结运动高涨等因素，政党逐渐崛起，1888年之后，伊藤与山县及萨摩派之间开始围绕如何应对政党的问题产生分歧。大隈修订条约问题也导致伊藤与萨摩派的分歧扩大。井上对于这些情况的判断比伊藤更为正确。由此也可以看出伊藤不太对人猜忌的性格带来的负面作用。

由于连井上也不支持伊藤重新组阁，所以希望伊藤组阁的呼声不高，松方内阁继续执政。

6月1日，担任贵族院议长的伊藤被任命为枢密院议长。由于伊藤在大津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藩阀一把手却没有身居要职，显得不太合适。7月21日，伊藤辞去贵族院议员及议长之职。

就任枢密院议长之后，伊藤仍对组阁念念不忘。6月6日，他在给井上馨信中批评松方内阁的施政，认为“政府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政党和那些政治狂热分子一天比一天“危险”，尤其是大津事件之后，感觉人心多少带着点“杀气”，治安尤其令人担忧。而且伊藤认为，自由、改进两党觉得藩阀政府差不多命数已尽，绝不会错失良机，所以首当其冲的会是自己。这也显示了伊藤的自负（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1年6月6日、「井上馨文書」）。

在松方内阁中，5月29日青木外相（长州人）因大津事件引咎辞职，榎本武扬（幕臣、前文相）继任外相。6月1日，井上认为本就该辞职的西乡内相（萨摩人）和山田显义法相（长州人）、芳川显正文相（德岛人）一同辞任，再加上大山岩（萨摩人）也早已于5月17日辞职。这样一来，原本首相松方自己就不是藩阀一把手，现在就连阁僚中也没有萨摩、长州的实权者，松方内阁沦为二流内阁。

政治责任感

如前文所述，青木辞职的决定性原因是大津事件，伊藤和井上在后面也推了一把，迫使青木辞职。但是，萨摩一把手黑田清隆对于伊藤的怨恨依旧没有消失，所以伊藤未能组阁。

另一方面，围绕第一次山县内阁末期、第一次松方内阁初期的条约修订问题，以及大津事件的处理问题，虽同为长州人，但伊藤和青木的关系由此恶化，青木进一步接近山县。这是因为青木从德国留学回来以后，与德国女子结婚，思想上开始德国化。伊藤的目标是有序向前迈进，但第一次议会召开之后，伊藤与青木在思想方面的对立越发明显。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松方内阁成立，伊藤的心腹陆奥农商相留任内阁。伊藤要做的是：第一，以陆奥为中心，引导松方内阁向政党方面适度妥协，推动伊藤提出的有序向前迈进的目标实现；第二，与黑田和解，与萨摩派搞好关系。这样一来，他就能集结萨摩和长州两大势力，在不远的将来组成强有力的第二次伊藤内阁，完成“宪法政治”（立宪政治）、修订条约等工作。这也是伊藤觉得自己对整个日本以及明治天皇肩负的责任。

8月前后，伊藤将修订条约一事交给了伊东巳代治，让他起草建议书。伊东同时也接受了井上馨的委托，两人的意见基本一致（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文書、1891年8月29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

来看一下同年8月井上馨提出的修改条约建议书，要点如下。

（1）根据国际法，一国内政组织如发生重大变化，与条约缔结当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可以废除条约。

（2）因此，在英、美、德等大国同意日本提出的废除条约的要求后，实行“和平废除”条约，达成日本希望的条约修订目标。

（3）废除条约后施行必要的法律，不要使列强觉得不便；如果有国家发起示威运动，必须要有不辞战火的决心。

（4）但也要相信不会因废除条约而引起战乱。

井上馨以凛然的态度，主张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权（但需设定特别约定），实现条约的修订（井上馨「条約改正に関する意見」、「井上馨文書」）。

井上虽然也使用了“废除条约”一词，但其前提是先取得英、美、德等主要国家的同意。而大隈当时对英国采取了威胁的手段来迫使其废除条约。由此可见，伊藤与井上的方针与大隈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外，在完成立宪政治这一点上，伊藤、井上馨、山县以及松方首相等有影响力的阁僚，同意设立一个首相直辖的新组织——政务部。因为预想在第二届议会召开时，民党会向政府发起猛攻，这个新组织的工作就是对各种政略开展调查和讨论，调整阁僚答辩方案，集中管理机密费，对官方报道机构进行统一管理（佐々木隆『藩阀政府と立憲政治』157～169頁）。

如伊藤、井上所愿，陆奥农商相被任命为政务部部长。但是，阁僚及相关省厅，尤其是内务省，根本不配合政务部移交业务，所以政务部的工作止步不前。结果9月16日，陆奥辞去了政务部部长一职，只担任农商相。10月末，陆奥对于维护山县保守思想的品川弥二郎内相的不满爆发，决定不再为松方内阁卖命开展什么政党、议会对策工作（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文書、1891年10月28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

11月中旬，陆奥拜访了伊藤，但伊藤在给井上的信中写道，陆奥往日的“锐气”丝毫不见，希望井上好好劝劝陆奥（井上馨宛伊藤博文書状、1891年11月14日、「井上馨文書」）。伊藤担心陆奥会影响己方与山县、松方等人之间的关系，感觉他的急性子有点棘手。

10月下旬到11月，井上馨与松方首相联络，转达伊藤想与松方、山县、黑田进行沟通之意。井上告诫伊藤，与他们三人见面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平稳”的举动（伊藤博文宛井上馨文書、1891年10月21日、11月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然而，正如下文将要叙述的那样，由于受到第二届议会解散和第二次大选混乱的巨大冲击，伊藤和井上的希望几近破灭。

担忧宪法中止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11月14日，伊藤离开小田原的“沧浪阁”前往山口县，对外的理由是受邀参加纪念旧藩主的活动。东京的政局，由担任伊藤枢密院议长书记长官的伊东巳代治汇报，井上毅进行补充。53天之后，1892年1月6日伊藤回到了小田原。伊藤在故乡山口县停留那么长的时间，虽说是为了静养，但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执掌下一届政府而暂时远离政治中心，等待松方内阁倒台。

其间，11月21日第二届议会召集召开。松方内阁已经做好准备与自由党、改进党等众议院民党（在野党）正面交锋。针对民党方面提出的扩大政治参与和削减经费等要求，政府决定不再与其妥协，并向议会递交了将上一届议会削减预算所剩的650万日元基本用于军费的预算案。

如前文所述，民党方面为向列强显示日本具有组织议会的能力而避免第一届议会遭到解散，所以他们觉得应在第二届议会上好好展现自身实力。12月25日，众议院对政府预算案进行了大幅削减，松方内阁立即解散了议会。

明治天皇对松方内阁和民党之间的对立十分忧虑，12月26日让德大寺侍从长给在山口的伊藤写信，告知情况：

（1）第二届议会被解散了，但遗憾的是，伊藤身在远方，天皇无法向他征询意见；

（2）天皇十分担忧议员再次当选后，会反复出现解散议会的不祥后果，所以多次提醒松方首相，也命令各地方长官提高警惕，希望将来议会能由“良民”议员组成；

（3）希望伊藤能上奏天皇，对于这些事宜进行汇报。

天皇非常担忧，三番五次地解散议会不但会使议会无法召开，而且就连宪法的实施也会止步不前（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85～86頁）。

12月27日，品川弥二郎内相在给同为长州人的杉孙七郎宫内省内藏头的信中写道，“虽然不希望三番五次地解散议会，但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表示他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会竭尽全力实现藩阀领袖们希望建立的理想社会（杉宛品川書状、1891年12月27日、「杉孫七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品川误解了天皇的真意，期待宫中（天皇）配合他，并自以为伊藤也赞同他的行动，误以为伊藤与山县的对立没有那么严重。

如前文所述，1892年1月6日伊藤一回到小田原，天皇就于次日派德大寺侍从长就大选事宜再次征询他的意见（『明治天皇紀』八巻、3頁）。

伊藤做出了以下回答。

（1）如果自己辞去枢密院议长一职，组建政党，应该可以获得与大隈改进党差不多的议员议席数量，由此开展运动的话，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

（2）如果此事无法得到天皇的许可，则希望能派他出访欧美，就修订条约一事与各国政府进行谈判。

（3）或者任命他担任驻清国大使或公使，趁李鸿章还在世，与他协商东洋问题以及朝鲜国独立等问题。

（4）如果这也不能获准，则希望担任宫内次官。

（5）如果以上都无法获准，则希望告老还乡，度过余生。

伊藤从松方首相那里听说，山县、黑田希望与井上馨和他开碰头会，不知其意向如何。所以他想在开会的时候，一个个地拿出这些预案，在与他们协商之后，请求天皇的许可（「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892年1月16日、早稲田大学図書館所蔵）。

（1）～（4）的目的分别是：完成“宪法政治”，修订条约，解决朝鲜问题并稳定日清关系，建立近代宫中制度。这些都是伊藤一直在思考并希望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他按照问题的紧迫性进行了排序。

关于（4）希望担任宫内次官一事，让伊藤那样的大人物就任宫内次官这样一个小官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伊藤实际想表达的意思是，不希望以内大臣那样的身份进入宫中。内大臣这个职位是在制定近代内阁制度的时候，原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就任的高级职位，是辅佐天皇的要职。但是，三条就任内大臣一职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内大臣原则上不直接干涉政府政治的惯例。

1891年2月18日三条去世后，内大臣一职空缺，具体工作由德大寺实则侍从长负责。伊藤不希望自己被萨摩派等对立派强行戴上内大臣的帽子推入宫中。

伊藤通过使者德大寺侍从长，向天皇提出了这五点意见，天皇则命土方宫相将此秘密告知了松方首相。这是因为天皇反对伊藤组建政党，而且也不希望伊藤突然将这些方案拿到松方、黑田、井上馨、山县等藩阀人物面前，令松方狼狈不堪，防止其采取不恰当的对策（佐佐木高行「佐佐木高行日記」〔写〕、1892年3月19日、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892年1月16日）。

1月22日，伊藤从山口县回京后参见天皇，再次奏请希望获得许可以组建政党，协助内阁（『明治天皇紀』八巻、10～11頁）。同日，伊藤探访了患病的松方首相，告知自己向天皇提出的请求（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89頁）。

意欲执掌政权

伊藤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辞去枢密院议长、组建政党呢？其实这个著名事件一直被看作约8年8个月后伊藤正式组建政党“立宪政友会”的前奏。

然而，从至此为止伊藤的言行来看，他的这一举动是为了组建能够与藩阀内阁合作的政党，如果松方内阁迅速倒台，他就能在政党的支持下组建第二次伊藤内阁。这样一来，大选之后的第三届议会就能平稳召开，不仅能完成“宪法政治”，还能集中精力修订条约，将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清理干净。

第二届议会解散当天，众议院议员共有300人，其中各党派所属议员人数分别为：自由党（弥生倶乐部）92人，改进党（议员集会所）43人，这两个政党是最主要的在野党（也就是民党）；大成会46人，自由倶乐部33人（其前身就是在第一届议会时与政府妥协的旧自由党土佐派），这两个政党支持政府的可能性较大。

3月中旬，据天皇所述，伊藤“希望集结大成会等来组建新的政党”协助内阁，与大成会的干部元田肇进行了联络（「佐佐木高行日記」〔写〕1892年3月19日）。伊藤的心腹伊东巳代治（枢密院书记长官）2月下旬在其经营的报刊上报道，板垣退助将根据伊藤组建新党的内容发表赞成或反对意见，虽然要根据具体内容再决定，但这说明自由党方面对伊藤抱有好感。此外，自由党干部星亨与陆奥宗光关系甚好，星亨从第一届议会开始，就表现出了只要藩阀政府向自由党靠拢就同意合作的随和姿态。

从这些情况来看，伊藤十分期待大成会、和歌山县的陆奥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加入其将要组建的新党。如果这四五十人加入伊藤的新党，大选之后，他们再与自由党、自由倶乐部（土佐派）合作的话，就有可能在众议院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所以，伊藤希望获得藩阀、众议院政党以及贵族院的支持，组建强有力的第二次伊藤内阁。

如前所述，明治天皇对于伊藤组建政党持反对意见，再加上品川内相干预第二届议会大选，所以伊藤的组阁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品川的干预不仅会威胁到伊藤构想的实现，更会动摇“宪法政治”的根基，所以伊藤不会视而不见。1月28日，以整治社会秩序、取缔捣乱分子为目的颁布的《予戒令》开始施行，但内务省居然打算将《予戒令》适用于大选中的普通县议会议员、村议会议员。伊藤一提出反对，品川内相就情绪激动地说，如果伊藤组建政党、出现“激烈言论”的话，也会对伊藤执行《予戒令》，这一下激怒了伊藤（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57頁）。

内务省从1月底开始，对包括自由党在内的民党候选人采取高压手段，高知县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25人死亡，388人受伤。品川内相已经做好思想准备，认为至少可以连续解散众议院三次，这其实也反映了山县的意见（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60～261頁）。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藤期待陆奥能成为同志，于是在2月1日写信约见，希望能“吐露心声”（陸奥宛伊藤書状、1892年2月1日、「陸奥宗光文書」）。

松方首相察觉到伊藤的怒气，于是告知伊藤，他想在2月4日之前让品川内相辞职，待时机成熟就让井上馨当内相，这得到了伊藤的同意（松方正義宛伊藤博文書状、1892年2月4日、「松方家文書」、「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所収）。

然而，藩阀之内几乎无人赞成伊藤组建政党。2月4日，就连井上馨也跟陆奥农商相说他不赞成伊藤建党。此外，山县、黑田、松方首相，以及与自由党有关系的后藤象二郎递相也反对。支持伊藤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其心腹陆奥，以及西乡从道。

2月15日大选结果发布，民党仍然牢牢占据优势。17日，伊藤向松方首相提出申请，希望辞去枢密院议长一职，组建政党，此事已经取得了西乡的同意，陆奥也会积极配合。松方首相为了听取藩阀内其他人的意见，23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会议。出席者共有7人：萨摩派的松方首相、大山岩、黑田、西乡，长州派的伊藤、井上馨、山县，其中内阁成员只有松方首相一人。世人称此次会议为“元勋会议”。

会议上，除了西乡的态度与伊藤相近以外，无人支持伊藤。当天，伊藤称病，向天皇递交了辞去枢密院议长一职的辞呈。天皇认为伊藤是因为组建政党的方案未能得到藩阀方面的支持，“赌气提出辞呈的”。其实，伊藤提出辞呈并非赌气，而是有更加深远的考虑（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89～90頁）。

坚守宪法

伊藤为实现“宪法政治”、完成条约修订，有序推动内政外交，并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对于执政充满了自信。

那时，估计是陆奥农商相或其副手，将在农商务省的纸笺上写下的文书交给松方首相，批评松方内阁与民党势力产生对立，甚至出现“中止宪法”论调，认为藩阀政府应改变“独裁命令式攻略”，采取“和谐商议式方针”（「松方正義文書」五十二冊の八、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伊藤提出组建政党，也是因为藩阀势力与民党的融合构想没有任何进展。由于这个建议被其他领导人以及天皇否定，伊藤十分担忧议会被三番五次地解散，使明治宪法处于实际停止运作的状态。因此，提出辞去枢密院议长一职，是其能打的最后一张牌。

伊藤深感明治天皇对他的信任，也确信天皇是不会批准自己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的，而且认为如果处于宪法中止的分岔路口，藩阀好友井上馨也定会跟随自己。

但是，令伊藤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给松方内阁带来了沉重打击，一直以来精心维持的与黑田清隆等萨摩派融合的策略前功尽弃，而且与支持品川内相的山县有朋的关系也明显恶化。

大约在2年4个月前，即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0月，大隈修订条约问题发生时，从欧洲回到日本的山县违背了大家的期待，没有采取任何动作。所以伊藤通过自己辞去枢密院议长一职的强硬手段，制造中断条约修订谈判的机会，推倒了黑田内阁，但他也因此与人结怨，失去了执政的机会。

那么这次，伊藤为了守卫宪法，难道又不得不扮演不讨好的角色？2月23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元勋会议”之前，伊藤有可能就曾如此自问自答，做出决断。关于此事，伊藤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甚至包括好友井上馨。日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他高瞻远瞩、逻辑思考之后得出了结论，然后就目不斜视地勇往直前——这就是伊藤的气概与自负。

2月24日，也就是伊藤在提出辞呈的次日，天皇因感冒而没有接受松方首相的觐见。天皇的这次感冒直到3月6日才好。但是在2月25日，松方就已得到天皇的命令，天皇表示不同意伊藤提出的辞呈，让伊藤从即日起尽力开展修订条约的工作。天皇为此事着实苦恼了一番（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90頁）。虽然天皇24日感冒一事的确属实（『明治天皇紀』八巻、24頁），但他不接受松方的觐见，其实是希望能有一天的时间来好好考虑如何回复伊藤提出辞呈一事。

2月26日，德大寺实则侍从长奉天皇之命，前往小田原的“沧浪阁”，将辞呈还给了伊藤。27日，黑田拜访伊藤，告诉他天皇十分心痛，劝他不要辞职。伊藤没有表态是否会再次提出辞呈，但告诉黑田，他希望后藤象二郎递相和陆奥农商相不要去要求品川内相辞职，让品川干到议会结束，然后再让井上馨当内相，这样会比较顺畅，同时希望把此意见也转告松方首相。

伊藤关于品川内相辞职的说辞，应该不是出自他的真心。因为黑田和松方首相认为是伊藤煽动陆奥、后藤来动摇政府内阁的。而且品川内相的问题，有可能引发伊藤与山县的对立。于是，伊藤向黑田和松方传递否定陆奥、后藤行动的信息，希望在获得松方首相支持的情况下，迫使品川辞职，逐步缓和藩阀政府与议会的关系，有序推动藩阀内部改革。伊藤和井上馨实际上并没有积极阻止陆奥和后藤的行动，这其实也证明了伊藤言行的真意（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90～91頁）。

伊藤的举动，受到了民党和实业界的支持。例如，主要读者为大阪实业家阶层的大报《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就在2月28日的报道中要求政府和民党双方对此前的议会和选举进行反省，并认为日本迟早会实现政党内阁，但目前民党或民党系政治家的实力不足，如果伊藤组建政党定能有助于日本形成政党内阁。

在藩阀内部最反对伊藤的就是品川内相（长州藩出身）、桦山资纪海相（萨摩藩出身）、高岛鞆之助陆相（萨摩藩出身）等人，他们的地位基本与藩阀最有影响力的“元勋”同级（同前、93～94頁）。

但是3月1日，松方首相向伊藤表示了辞职意向，但伊藤劝他坚持到夏天议会结束（井上馨宛伊藤博文書状、1892年3月1日、「井上馨文書」）。于是两人就此决定，松方首相和黑田在3月4日前让品川内相自己辞职，任命井上馨为内相，松方与伊藤、井上馨等人合作，共渡难关。

但是，桦山海相告诉品川内相，他认为应该抱着停止议会的决心，两次甚至三次强行解散议会。然而山县让品川坚持担任内相直到第三届议会召开，并不支持三番五次地解散议会。

结果，3月2日品川内相辞职。同一天，伊藤受天皇敕谕，撤回枢密院议长的辞呈。这份敕谕的下达是井上馨、山县、黑田以及松方首相努力的结果，文采颇好的井上毅拟定草稿，根据天皇之意，这份敕谕不由他亲笔书写，而是让德大寺侍从长代笔，以“宸翰”[3]的形式下达（「佐佐木高行日記」〔写〕、1892年3月20日）。天皇虽然希望伊藤留任，但并不理解伊藤的举动，所以用让人代笔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此外，尽管伊藤、松方首相以及井上馨力劝陆奥留任，陆奥却于3月14日辞去了农商相一职。伊藤原本希望能在藩阀内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组建下一届内阁，陆奥此举显然让其不快，但他也理解其立场。因为陆奥不是藩阀中人、与自由党等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自己组建新党的时候，陆奥定会发挥重要作用。出于这些考虑，伊藤就没有追究此事，后来也一直重用陆奥，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

总之，伊藤做好了思想准备，即便会与萨摩派及山县产生分歧，并因此在组阁之际让自己陷入不利之境，也仍然以提出枢密院议长辞呈的方式将日本从宪法中止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与山县“交恶”

在伊藤提出枢密院议长辞职的过程中，松方首相曾向伊藤表示过辞意，但因伊藤劝其坚持到夏季议会结束而留任。所以，松方内阁的命运不会长久。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5月2日第三次议会召开，尽管大选受到阻挠，但自由党、改进党等民党势力获得了130个议席，十分接近300个众议院席位的半数。此外，受陆奥影响的新会派、独立倶乐部也获得了25个议席。由此，自由、改进两党和独立倶乐部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批判干预选举的松方内阁。第三届议会顺利召开，松方内阁的气数将尽。

但是，对于希望与政党合作、组建藩阀全员内阁的伊藤来说，还存在两个大问题。

第一，伊藤与松方首相、黑田等萨摩派的关系恶化。3月20日，土方宫相告诉佐佐木高行，以往松方什么事情都会与伊藤商量，所以萨摩人管松方叫“伊藤味噌”；但最近，松方和伊藤两人关系恶化，伊藤认为“松方是个笨蛋，什么都不懂”，而松方觉得“伊藤是个胆小鬼，紧要关头根本就没用”（「佐佐木高行日記」〔写〕、1892年3月20日）。

由于伊藤递交了枢密院议长辞呈，松方内阁命运将尽，伊藤与松方首相的关系严重恶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萨摩派的重要人物黑田清隆（前首相）出手帮了松方一把。也可以说，因为松方内阁已无多少前途，伊藤与黑田之间多少有所缓和的关系，也因此倒退到原来的状况。

第二，更为糟糕的是伊藤与山县的关系恶化。山县在第一届议会召开时，避开与伊藤的正面交锋，但品川内相因干预选举而辞职，导致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恶化。1892年6月，伊藤好友井上馨忠告伊藤，应该注意与山县的关系。两人面对面地辩论，不会产生太大的“反感”，但是如果在与“手下”或是其他人谈笑时讲到对方的缺点，就很容易被人家添油加醋地误传，所以切不可口无遮拦。考虑到“30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井上馨告诫伊藤，今后事事都应与山县共同协商（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62～263頁）。

伊藤和山县交恶的原因在于，两人对于政党等时势的评估存在差异。同时，在大隈修订条约、品川内相干预选举等问题的处理上，由于山县的原因，伊藤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而且山县担任首相期间，第一届议会顺利闭幕，因为有此成绩而增添了不少自信，对伊藤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开始与其平起平坐了。

伊藤由于在大久保利通死后一直作为藩阀的一把手领导国政，所以相当自负；而且多次对陷入困境的山县伸手相助，所以也有一定的优越感。因此，对于山县擅作主张想要妨碍建设立宪国家的行为，伊藤感到十分气愤，在和他人的对话中，随口说了山县的坏话。结果传到山县的耳朵里，两人的关系一落千丈。

关于修订条约的思考

青木周藏外相因大津事件辞职之后，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29日，榎本武场就任外相。榎本原本是幕府大臣，投降官军之后进入明治政府任职，曾经出任俄国公使、清国公使等职务，还就任递相、文相等要职，对于修订条约也十分积极。榎本原本想在青木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交涉。

然而，松方首相却对重启条约谈判态度消极。前文也曾提到，比起伊藤、黑田、山县内阁，松方内阁的实力相对较弱。对于松方首相来说，光是要挺过议会这一关就很艰难，根本就没有余地去谈修订条约。

尽管如此，榎本外相在品川内相辞职问题告一段落之后，于1892年4月12日成立了由阁僚和枢密顾问官组成的修订条约案调查委员会。作为枢密院议长的伊藤，也成为七人成员之一。但是委员会只召开了一次会议，5月底就停止工作了（稲生典太郎『条約改正論の歴史的展開』464頁）。

其间，伊藤在3月5日和5月6日分别递交的《关于修订条约案的第一议》和《关于废除条约的事宜》中，提到了以下谈判战略：

（1）与欧美各国进行单独谈判，缔结高“对等”性的条约；

（2）主要大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故而与主要大国协商达成妥协，但为防范小国抵抗，保留废除条约的手段。

（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212～213頁）

在松方内阁执政的最后阶段，为什么伊藤会那么热衷于修订条约呢？因为伊藤考虑到接下来自己作为首相执政时，要与外相联手实现条约修订。伊藤的这一构想与前一年8月井上馨提出的修订条约构想类似（都是由伊东巳代治起草的）。伊藤希望先与涉及日本重大利害关系的英国等强国进行交涉，就缔结高“对等”性的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一鼓作气地完成条约修订。这与前文提到的大隈危险战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大隈是想对英国等强国也采取威胁废除条约的方式来实现修订条约。

家人患病

从大隈外相修订条约的问题产生后，到伊藤组建第二次内阁之前，也就是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夏到1892年夏期间，伊藤的私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

1890年，伊藤在小田原建造了别墅。因可以远眺太平洋的惊涛骇浪而取名为“沧浪阁”。在此之前，自1878年以来，伊藤把家安在东京高轮，另外在神奈川县的夏岛拥有别墅。后来，生活中心转移到了小田原的“沧浪阁”。可能是因为完成了宪法制定和实施这一大业，伊藤也终于放下心来，移居到气候温暖、风光秀丽的小田原。

这个时期，除了前文提到的那些政治斗争让伊藤头疼以外，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也让他十分烦恼。

首先，是嗣子勇吉（井上馨的外甥，后来继承伊藤家业成为伊藤博邦公爵）患病。1889年7月16日夜，正值大隈修订条约案与宪法发生冲突、问题颇多之时，伊藤得知正在欧洲留学的勇吉身患“肺疾”，7月14日乘坐日本邮船从马赛出发返回日本，当时虽没有什么危险，但听从医师劝告离开了欧洲。那时夫人梅子正在病中，伊藤觉得要是夫人得知此事定会“大惊失色”、担心不已，所以拜托女婿末松谦澄（内务省县治局局长）婉转地告诉夫人（末松謙澄宛伊藤書状、1889年7月17日、萩博物館所蔵）。

1889年8月22日前后，勇吉平安抵达神户港，就留在神户疗养。伊藤由于公务繁忙，无法抽身去神户看望勇吉。10月11日伊藤写信告诉勇吉，为反对大隈修订条约，他将提出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的辞呈，辞呈被批准之后，就有时间去神户探望勇吉（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89年8月22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伊藤勇吉宛伊藤博文書状、1889年10月15日、「伊藤博文書状」伊藤公資料館所蔵）。

勇吉回国后数月，说是病情有所好转，几次提出想回东京。伊藤想让他先坐船回小田原，让桥本军医总监等人给他看病，希望勇吉身体恢复后再去欧洲继续留学（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0年1月12日、「井上馨書状」）。

未料勇吉的病情并没有恢复，无法回小田原，结果继续留在神户疗养。直到那年12月，井上馨去探望，说他看起来“气色不错”（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90年12月7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又过了5年半，勇吉的身体似乎也没有完全恢复。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8月，娶了伊藤女儿的末松谦澄（法制局长官）写信给伊藤，说勇吉来东京了，他“心情非常好”，觉得天气不错，也不太热，所以希望“允许”勇吉再待一两天。此外，末松还请求伊藤能“安排”“令夫人”（梅子）到东京来接勇吉（伊藤宛末松書状、1896年8月2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五巻）。从伊藤心腹末松的书信就可以知晓，伊藤相当关心勇吉，并且始终维持着一家之主的威信。

然后，伊藤的女儿生子患病。1890年6月前后，嫁给末松的生子发病，这让心疼女儿的伊藤“万分担心”。据说生子患的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据末松说，生子可能是因为不谙“世事”，相当任性，但“内心”还是十分坚强的。而且，末松觉得生子的任性多少也是因为夫妻关系好，相信时间长了就会没事的，生子也绝没有其他什么杂念，所以请伊藤放心。伊藤也拜托夫人梅子去末松家探望生子的病情（伊藤宛末松書状、1890年6月、『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五巻）。因为妻子生子生病，末松觉得十分对不住老丈人伊藤。

到了8月，平日精神饱满的伊藤自己也倒下了。8月12日，有人去拜访伊东巳代治，告诉他伊藤一两天前身患“重疾”（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0年8月12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在此之前，伊藤一直患有“胃病”。1892年3月下旬，伊藤在信中写道，因“胃病”感到“稍有不适”，取消了前往东京的行程，在家休养了几日（伊東巳代治宛伊藤博文書状、1892年3月25日、「伊東巳代治文書」）。

前文提到在1889年7月得知嗣子勇吉因病从欧洲回国的时候，梅子夫人自己也在病中。末松也觉得梅子夫人“体质虚弱”（前掲、伊藤宛末松書状、1890年6月）。同年12月梅子患病，气管出血，井上馨劝其到马关（下关）等温暖的地方去疗养。次年8月，梅子的眼病再次复发（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90年12月7日、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1年8月13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二巻）。梅子夫人从明治五年开始一直罹患眼病。

1889年夏到1892年夏，对于伊藤来说是政治生涯中最为忙碌、压力也最大的时期，他也因为儿子勇吉、女儿生子、夫人梅子以及自己的“胃病”而感到困扰。但是，伊藤作为政治家并没有因此表现出丝毫憔悴软弱。从当时“人生五十年”的说法来看，47～50岁的伊藤已经渐渐步入老年时期，但他依旧精力充沛，公务和个人生活都十分充实。

[1] 如前文所述，在制定明治宪法时，伊藤十分重视“体系和理论的严谨”。但同时，伊藤也反感不注重现实，过度拘泥于法律这一点。除了大津事件以外，在日清战争中，帝国议会只能在天皇身处的大本营所在地广岛召开，伊藤也指出事出无奈，不可能“百事都墨守成规”（黒田清隆宛伊藤書状、1894年9月16日、「黒田清隆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2] 原名海参崴，1860年被割让给俄国后改为现名。——译者注

[3] 指君主的墨迹，一般指君主亲笔手诏、御札之类。——译者注

第十五章 与民党合作、修订条约——第二次伊藤内阁

“元勋”内阁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6月，松方正义内阁的气数已尽。首相的第一候选人就是伊藤。但问题是，品川内相干预选举导致枢密院议长伊藤提出辞呈，这使伊藤与松方首相等萨摩派，以及山县等人之间再次出现隔阂，分歧进一步扩大。为此，伊藤让心腹伊东巳代治枢密顾问官和女婿末松谦澄（众议院议员）收集信息、负责联络，努力组建全部由藩阀“元勋”组成的内阁。好友井上馨也协助伊藤，帮他协调与山县（同为长州人）的关系等（『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二·五巻。「井上馨文書」等）。伊藤希望组建强有力的内阁，完成立宪国家建设以及条约修订等。

然而，“元勋”们并没有充分理解伊藤的愿望。6月29日，在松方首相官邸召开的“元勋”会议上，山县虽然力主所有“元勋”都应该进入伊藤组建的内阁，但认为自己入阁反而会对政府不利，拒绝入阁。4天之后，山县稍有妥协，告诉井上馨，他可以入阁，但几个月后会辞职，总之不是特别愿意。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让伊藤十分担忧。

7月31日，伊藤告诉井上馨，如果现在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用不了两三年，藩阀政权定会垮台，一发不可收拾。伊藤还认为，目前藩阀政治家只顾“偏守”各自的“小城池”，彼此猜忌，不要说防患“外忧”（外交问题）了，就连“帷幕”（藩阀内部）的敌我都无法判断。所以，首要任务就是消除这些忧患，然后再去解决其他问题，从大局出发，藩阀内部保持团结，最为重要（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06～107頁）。

就在前一天，与松方同为萨摩人的高岛陆相、桦山海相因对松方施政不满，提出辞职，由于无人继任，松方首相再次提出辞呈。

8月8日，第二次伊藤内阁成立。内阁成员有长州派的山县有朋（法相）、井上馨（内相），萨摩派的黑田清隆（递相）、大山岩（陆相），由此组成了“元勋内阁”。没有入阁的“元勋”只有前首相松方和西乡从道两人。

从开春时就一直协助伊藤进行组阁准备的井上馨，可以说相当于副总理级别。伊藤还让心腹陆奥宗光担任外相，负责修订条约。陆奥一方面有自己的陆奥派，另一方面与自由党干部星亨关系密切，所在政党对策方面具有优势。伊藤让土佐人后藤象二郎担任农商相，后藤属于旧民权派，对自由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此外，虽然没有入阁，伊藤让心腹伊东巳代治担任内阁书记长官，让女婿末松谦澄就任法制局长官。这一方面是对他们一直以来工作的肯定，另一方面是需要他们今后继续在信息收集、联络沟通、立案立法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在法律起草等方面，井上毅是伊藤心腹中最有才能的，伊藤没有让他就任新职位，而是让其继续担任枢密顾问官兼文事秘书官长。在此前一个月，松方首相就想让井上毅出任法相，但后者以生病为由拒绝了。

除了生病这个理由以外，其实井上毅还觉得松方内阁成员中有人与其想法不一致，即便自己入阁也无法放手开展工作（伊藤·山県·井上馨宛井上毅書状、1892年8月29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伊藤对井上毅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十分了解他的心情，但考虑到松方的面子，以及藩阀团结的大局，没有让一个月前拒绝担任松方内阁法相的井上毅进入第二次伊藤内阁。

那时，伊藤与井上毅的关系很好，经常交换意见。例如8月1日到2日，伊藤接到组阁命令之后，井上毅就立即给伊藤写信，“您这次终于要接受明治政府的负面债务”，定会“感到为难”（伊藤宛井上毅書状、1892年8月2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对此，伊藤在8月8日组阁之后给井上毅的信函中写道，自松方再次提出辞呈以来，一时“纷扰”至极，现在终于也告一段落了。组阁一事，伊藤知道自己终究是逃不过去的，总是抽到“不讨好”的下下签（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92年8月8日、『井上毅伝 史料編』五巻）。

如前文所述，伊藤原本希望在黑田内阁之后组阁执政，亲自组织第一次大选和开设第一届议会的，但为应对大隈修订条约问题和品川内相干预选举问题，组阁的基石出现了裂缝，在努力修复的过程中，松方内阁政治却越发混乱。所以，井上毅在信中充分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伊藤十分开心。7个月后，尽管井上毅因结核病还在疗养，伊藤还是任命他为文相，感谢井上至此做出的贡献。

首相临时代理井上馨不堪重负

让与自由党关系密切的人入阁、批评干预选举的伊藤组阁执政。民党是如何看待第二次伊藤内阁的呢？

民党第一大党自由党，察觉藩阀势力在第二次大选之后出现了动摇，加强了攻势。同时，板垣退助党首以及星亨等干部决定，如果第二次伊藤内阁给足自由党面子，能大幅让步的话，就与政府进行妥协甚至合作。这也是星亨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年底就开始主张执行的路线。星亨在1889年前往欧美进行了一年半的考察，他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印象颇深，回国之后对自己的想法更有信心了（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3～14、32～34、107～108頁）。

此外，同为民党的改进党，在众议院的议席仅为自由党的40%，勉强算作众议院的第三个政党派别。第一届议会召开之后，改进党认为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影响力，采取了对藩阀内阁的强硬姿态。所以，对于第二次伊藤内阁，以自由党和改进党为中心组成了民党联盟，希望在第四届议会上，向广大国民和藩阀势力彰显自我实力（同前、21～31、43～44、108頁）。

但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11月27日，就在第四届议会召开的两天前，伊藤首相因马车事故身负重伤，到大矶疗养。所以从次日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6日，井上馨内相担任首相临时代理。

幸好在伊藤出事前，内阁会议就已经决定了预算和施政方针。井上首相代理在议会上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讲中讲到，应考虑“长远利益”，培养国力，为应对列强军备扩张，增强军备尤其是海军军力，寻求“自卫之路”。

松方内阁的财政方针是，避免增加赋税、在财政剩余范围内，开展小规模的军备补充和治水项目。这反映了兼任藏相的财政家松方首相倡导的财政健全路线。

第二次伊藤内阁的财政方针与其完全不同，不仅主动增税，还为基本满足海军的要求，提出了总额高达2000万日元的庞大舰队建设计划。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增加治水项目经费，举办全国博览会，充实预防作物歉收的准备资金、发生水灾后的土木工程经费补助等，积极施行振兴产业、灾后救助的政策（室山義正『近代日本の軍事と財政』185～186頁）。伊藤内阁的财政政策框架，反映了伊藤首相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井上馨内相的意向。

伊藤相当自信。可能伊藤认为，星亨在自由党内的强大影响力、陆奥外相对自由党的影响力、后藤农商相的影响力与藩阀系国民协会的力量合在一起，就连众议院也会支持伊藤内阁。

所以，伊藤内阁向议会递交的预算案，对于民党来说有一定的压力。政府向自由党方面的让步措施只有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地租减税效果的地价修正法案。第二次伊藤内阁在原本的军舰建造费之上新增了两艘战舰的费用，地租减少的部分也通过增加酒税、烟草税、所得税来弥补。世界上最先进的几艘战舰于数年后建成，包括后来日俄战争中的主力舰“富士号”等。

这个高压预算案对民党没有任何好处，结果连自由党也站到了反对政府的队列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认为，应削减战舰建造费等费用，将政府提出的8375万日元预算案削减了约11%，即减去900万日元。1893年1月12日，众议院大会也支持并通过了这个预算案（有泉貞夫『星亨』178～179頁）。

疗养中的伊藤出手相助

其间，正在养伤的伊藤看到众议院的预算修正案马上就要获得通过，于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1月8日给山县、黑田以及井上馨首相代理写信，信中提出的观点应当被予以重视。伊藤一方面支持政府在预算案问题上采取不妥协的姿态，另一方面在《报刊条例》方面提出了回报民党的方案，即废除禁止报刊发行的条例，将处罚报刊的最严厉措施定为停刊两周。

《报刊条例》是取缔批评政府、皇室等报刊的法令，于1875年（明治八年）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而制定（见本书第六章）。这个条例后来进行了修改，规定执掌行政权的内务大臣和执掌司法权的司法大臣可以禁止或停止报刊的发行，民党方面也从第一届议会开始就呼吁废除或放宽该条例。

在第四届议会召开的约一年之后，自由党最高干部提出的要求也不过是废除禁刊、停刊时间为一周的要求。《报刊条例》直到日清战争之后的1897年（明治三十年）才开始放宽规定，废除了政府通过行政权禁刊和停刊的权力。与此相比，伊藤提出的废除禁刊、停刊时间为两周的提案，从藩阀角度来看是相当大的让步。

伊藤在1月8日的信中还提到民党的态度存在许多问题，但藩阀势力如果只考虑对抗民党而忘记国民是万万不可的，所以主张政府应与民党靠拢。

由此可见伊藤希望与民党妥协的姿态，并可以知道伊藤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为完成建设立宪国家这一大业，他可以提出崭新的妥协方案。

然而，尽管伊藤提出了这些方案，但政府内部完全没有重新讨论《报刊条例》的迹象。其实伊藤也知道，井上馨首相代理虽然是内相，但他没有能力去说服保守派的山县和黑田，并不顾内务官员的反对放宽对报刊的管制。

由于政府方面没有向民党方面提出类似放宽报刊管制等具体回报政策，1月16日，井上首相代理发表声明表示不同意众议院的预算修正案，民党方面的态度更加强硬。18日，井上在给伊藤的信函中写道，伊藤受伤之后，政府和众议院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自己无才，无法完成首相代理的使命，知道伊藤定会对自己不满意（伊藤宛 井上馨書状、1893年1月18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第二届议会之后，民党开始对藩阀发起了正式挑战，不仅是松方，就连坚强的井上馨都感到相当棘手。前文也曾提到，井上馨是个急性子。

伊藤在收到井上来信的当天就回信鼓励井上，政府反对党的意图在于推翻政府，所以政府再怎么让步，也不可能达到“和衷协同”，所以政府唯有相信自己，维护国家（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3年1月18日、「井上馨文書」）。伊藤觉得，因为自己受伤，让好友井上担任首相代理受苦，无论他做得好坏，都应该支持鼓励。正因为伊藤是一个极其重情义的人，所以即便有时会受到他正面的严厉批评，井上馨等许多人依旧对伊藤十分信服。

“和协”诏敕守卫宪法

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1月23日，由民党三派中的河野广中（自由党）、犬养毅（改进党）等3人提议、142人联名的上奏案即将在众议院进行表决。民党在其中对政府提出批判，即因为政府不同意众议院的预算修正，所以立法与行政的“和衷协同”无法实现。

有意思的是，1月18日伊藤写给井上的信函，以及23日众议院的上奏案中，都出现了“和衷协同”（衷心和睦、齐心协力）这个词。意思是，虽然当时伊藤政府和民党方面在目标和妥协点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只要双方愿意靠近，妥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针对那份上奏案，以井上馨为首相代理的内阁发布命令，到2月6日为止，议会停开15天。内阁方面坚持原先的预算案，陆奥外相对其下属的众议院议员纪州组（5名）等做工作，以对抗民党。但这仍然无法改变众议院的大趋势。2月7日，众议院重开之后进行了表决，结果上奏案以181票赞成、103票反对的绝对优势获得通过。8日，众议院议长星亨觐见天皇。星亨本人希望民党尤其是自由党能与藩阀政府妥协，但由于藩阀方面没有明确的让步，他也无计可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2月6日伊藤首相回归。早在1月22日，井上毅在写给伊藤的信中就表示希望伊藤早日回归。

（1）现在虽逢“治乱之机”，但既是“非常之坏机会”，也是“非常之好机会”。

（2）如果能有非常之英断来挽回大局，最为重要的就是伊藤回京，觐见天皇，向“公众”展现自己“身体健康”，能亲自“料理国家大事”。

（3）我〔井上毅〕虽“愚拙”，但愿意为伊藤效“犬马之劳”。

（4）如果政府仅仅袖手旁观、痛失良机，使大业中途而废，那么我将告老还乡，回家务农。

（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93年1月22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大约一年前，品川内相干预选举问题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井上毅就曾写信建议伊藤请天皇发布敕谕。具体内容是，天皇认为国防不可怠慢一日，亲自节减宫廷费用，今后10年，将帝室费用的1/10补贴国库，用于国防计划财源。井上毅希望通过敕谕团结民心，让人们知晓国家的当务之急，不再支持减轻地租等论调（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92年3月8日、同前、一巻）。虽然当时伊藤并未采纳井上毅的这个建议，但他始终记在心里，将此作为藩阀和民党互不让步、矛盾激化时候的对策备案。

由井上馨作为首相代理主持的内阁，在1893年1月下旬只准备了三个方案：①认可众议院提出的修正案；②内阁急流勇退；③解散众议院（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3年1月21日、同前、二巻）。也就是说，内阁在民党的猛攻之下，只考虑到二选一的抉择，要么完全屈服（①②），要么冒着中止宪法的危险采取强硬措施（③）。

伤愈后的伊藤，重新开始了首相的工作。2月7日，伊藤先与山县法相商量民党对策，山县甚至说要把政权让给民党。2月8日，伊藤写信给山县说，他认为把政权让给民党或是解散众议院这两个方案都不现实。可能山县也不是真的要把政权让给民党，但除此之外就是解散众议院了，其实是在暗示伊藤解散众议院。伊藤表示反对。

9日，伊藤首相奏请天皇，请天皇决断，究竟是给予众议院敕答，让其与政府“和协”议事，还是命令即刻解散众议院（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1～22頁）。因为明治宪法是由伊藤和明治天皇制定的，所以他们是对宪法最有感情也最感到自豪的日本人。天皇应该也对一年前伊藤的言行记忆犹新。所以，伊藤认为天皇十分了解解散众议院有可能带来宪法中止的危险。所以，伊藤为了避免让山县等人产生不满，而请天皇做出决断。

2月10日，天皇发布诏敕，决定连续6年从内廷费中抽出30万日元（内廷费的10%）和官吏俸禄的10%作为军舰建造的补贴，希望议会与内阁走“和协”之路。前文提到，这个想法的原型是井上毅一年前提出的。2月9日，井上毅写信向伊藤汇报，已经把此前的方案告诉了土方宫内大臣（伊藤宛井上毅書状、1893年2月9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井上毅与伊藤共同为这份“和协”诏敕的实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月13日，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通过了遵从诏敕的奉答文。26日，在原预算案基础上增加43万余日元岁入、减少262万日元岁出的妥协预算案得以通过。伊藤内阁根据这一妥协，承诺到第五届议会为止，整顿行政，节减行政费用，重点对海军进行大改革。

第四届议会延长至3月1日平安闭幕。前一天晚上，井上毅在给伊藤的信中写道，多亏伊藤的精心安排，这件事在今天“终于告一段落”（『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和协诏敕”之所以能够颁布，是因为伊藤首相采纳了井上毅的提议，并且与明治天皇通力合作。这样一来，伊藤终于解决了上一年遗留下来的问题，避免了宪法中止的危机。

别了，井上毅

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3月7日，第四届议会闭幕一星期后，井上毅被任命为文相。井上当时49岁。前文曾提到，伊藤为完成立宪政治、实现产业振兴，十分注重培养精通法律的官员和具有工商业专业知识的实业家，所以他认为以帝国大学、专业学校为主的高等教育非常重要，不提倡观念性国家主义、复古式教育。因此，文相会在教育制度设计、引进新型教育思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担任第一次伊藤内阁文相的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森有礼。森有礼是萨摩人，曾历任驻英公使等外务省要职，是一位视野广阔的少壮外交官。伊藤这次将文部行政大任交给井上毅，不仅是为了感谢他此前为“和协诏敕”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多次尽力帮助伊藤，而且期待井上能在危机发生之时，不局限于文相这一立场，鼎力协助自己渡过难关。

然而，看到民党在1891年12月的第二届议会上发起的攻势，井上毅在给山县有朋的信中写道，去年还是“内阁民权家”（法制局长官）的井上毅，今日突然变成了“王权家”，“世间真是无奇不有”，可笑至极（山県宛井上毅書状、1891年12月13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说明从那时开始，井上毅就已经对民党失望了。就任文相之后，井上毅对民党越发感到绝望。

例如1893年3月13日，井上毅在给伊藤的信中写道：①“回顾去年至今，净是些毫无意义的政党之争”；②政府提倡的实业教育、培养海军实力等措施为何进展迟缓、不见成效？③如此看来，人心已散，难以挽回大局（伊藤宛井上毅書状、1893年3月13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也就是说，井上毅虽然努力避免解散第四届议会，渡过了宪法中止的危机，但已对民党完全失望了。伊藤不可能没有察觉到井上毅的这一变化。

就在这时，原本就不愿意入阁的山县于3月11日辞去了司法大臣一职。山县也对民党和伊藤首相在第四届议会上的表现持批评态度。井上毅到了晩年，在思想方面非常接近山县。

1893年8月25日，井上毅文相告知伊藤，由于目前师范学校用于讲授“宪法大意”的教科书不合适，他和穗积八束（东京帝大法科教授）商量之后制作了新的教科书。井上毅认为穗积写的理论可信，在“大主义”方面不会有错，所以将来如能在中学等广泛推行，定会有利于国家发展（伊藤宛井上毅書状、1893年8月25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伊藤曾去欧州考察，学习的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宪法学说——君主机构说。井上毅也对此十分了解，并协助伊藤制定了明治宪法（见本书第九章、第十一章）。然而，尽管穗积八束是在伊藤之后去欧洲留学的，他学习的、信奉的却是比君主机构说更早的君主主权说。

伊藤对于井上毅的这一变化感到失望又同情，因为想到以前木户孝允的情况，觉得井上毅这种优秀人才是因为结核病恶化，才会情绪不稳定的。于是，伊藤不再和井上毅讨论重要事项，也不再重视井上毅的提议。就这样，伊藤和井上毅的关系逐渐疏远了。

1892年11月，日本军舰“千岛号”和英国船只相撞沉没，日本起诉要求英国赔偿损失，但1893年10月25日，上海的英国高等法院判日本败诉。于是，日本准备向英国的枢密院提出上诉。

“千岛号”事件虽然是日本海军方面的问题，但与国际法相关，所以井上毅文相希望参与此事。同年11月8日，井上向伊藤首相提出建议，9日也向伊藤递交了建议书。井上不希望天皇作为原告在英国枢密院接受英国女王名义上的判决（伊藤宛井上毅書状、1893年11月9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四巻）。井上毅的这种态度，与其转信“君主主权说”有着很大的关系。

11月10日，伊藤回信的语气十分冷淡，他请井上直接与海军负责人西乡从道海相“商量”与审判相关的“意见”，因为觉得由自己来传话有可能无法完全说清楚；还说可以根据情况，跟海相打招呼，让井上与柯克伍德（Kirkwood）[1]“面谈”（井上毅宛伊藤書状、1893年11月10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巻）。伊藤甚至拒绝将井上毅的建议转告西乡海相。

井上毅当天也给伊藤写了回信：①觉得自己“啰啰唆唆写了许多”，给伊藤添了麻烦，非常过意不去；②明白“耕种他人田地”是古人之忌，所以今后不会参与“千岛号”事件的处理，也请先不要和海相讲这件事（伊藤宛井上毅書状、1893年11月10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关于“千岛号”事件，伊藤首相其实在收到井上毅建议之前，就已经向陆奥外相下达了指示。具体内容包括，外相与海相彼此配合，与金子坚太郎（贵族院议员、法律通）商量，决定是否要向英国枢密院提出上诉（陸奥宛伊藤書状、1893年11月6日、「陸奥宗光文書」）。由此可见，井上毅那时已经不再是伊藤法律相关事务的核心智囊，被排除在伊藤决策小组之外。

尽管长久以来，井上毅功不可没，但还未过10个月，伊藤对井上毅的态度就急转而下。排除与自己的理念不相吻合的人——这既是伊藤的严厉之处，也是他对于创建近代国家的信念和热情，是山县所不具备的。

就这样，伊藤虽让井上毅担任第二次伊藤内阁的文相，但在1893年秋天，其实就以委婉的方式向其告别。后来，井上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第二年8月29日辞去文相之职，半年后的1895年3月，离开了人世。

同年9月19日，英国枢密院对“千岛号”事件做出了判决，日本胜诉。

伊藤、陆奥双人组启动条约修订谈判

如前文所述，伊藤在第二次内阁组阁之前，就强烈希望修订条约，所以寄希望于陆奥宗光，让他担任外相。但是，伊藤首相在第四届议会召开前夕身负重伤，再加上民党方面的强烈攻势，完全无暇准备修订条约。

然而，日、朝之间的“防谷令事件”长期以来都是争论的焦点。“防谷令事件”是朝鲜方面以歉收为由，发布了禁止向日本出口谷物的“防谷令”。对此，日本方面要求朝鲜撤销“防谷令”并赔偿日本商人的损失。

第四届议会召开之后的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5月，在清国的协助之下，大约三年半前发生的这一事件以对日本有利的方式解决，日本获得了11万日元（约合现在的30亿日元）的赔偿金。伊藤内阁根据1885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保持日清协调路线（高橋秀直「防穀令事件と伊藤内閣」）。

同年7月5日，陆奥外相向内阁会议递交了修订条约的方针，并于19日获得了天皇的批准。方针主要内容如下：

（1）废除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签订基于“相互对等原则”的通商航海条约。

（2）有关新进口税目、实施期限、外国人居留地的事项，另行协商签署议定书。

（3）条约签署之后，经过一定年限的准备后施行。

（4）谈判先从英、德、美开始，然后为俄、法等国。

（大山梓·稲生典太郎編『条約改正調書集成』下巻、5～31頁）

该方针虽能废除治外法权，但很难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所以为了缓解来自日本国内的对外强硬派的批评，根据对等原则制定条约正文，向列强妥协的方面用议定书的方式进行规定。在关税方面，与以往青木、榎本外相提出的两个修订方案相比，该方针更加注重保护国内产业，按照个别品目制定税率，可以选择对己方有利的商品。最为重要的是，青木方案提出让英国对新条约拥有永续性，但新方针明确规定在一定期限之后，缔结完全对等的条约。[2]这一点继承了伊藤、井上馨修订条约的构想。该方案也是在获得伊藤和井上馨的认可之后，向内阁会议递交的。

德国公使青木周藏在担任外相的时候曾与英国进行谈判，所以7月25日，陆奥外相写信给青木，命他打探英国方面的意向。陆奥在写这封信前，与伊藤首相、井上馨内相商量，并获得了山县有朋枢密院议长的同意。就这样，条约修订事宜也是由伊藤领导体制的中枢——伊藤、井上馨、山县和陆奥外相把握大局、负责推动的。

此后，德国和美国没有积极回应日本提出的修订条约谈判。于是，从1893年9月开始，日本与英国进行了预备谈判。11月下旬，日本政府决定只与英国开展正式谈判（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271～274頁）。

修订条约危机

然而，日本国内出现了威胁到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修订条约的事态。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10月1日，对外强硬派成立了跨组织的大日本协会。而且，在大日本协会中最为活跃的，竟然是国民协会的众议院议员。他们以往一直支持藩阀政府，甚至被称为“吏党”。这与此前的干预选举问题有关，国民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品川弥二郎（前内相）与伊藤首相的关系因此恶化。

而且从10月前后开始，国民协会与改进党联合提出“条约励行论”，要求政府在日本国内严格遵守并执行条约。例如，条约规定外国人只能居住在外国人居留地以内，但也有外国人觉得居留地狭小，搬到居留地以外的地区居住。“条约励行论”要求严格执行条约规定，让外国人感到不便，以此作为修订条约的切入点（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強運動の研究』48～53頁。佐々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340～346頁）。

但对外强硬派的这种方式有可能导致列强抗议，延缓条约修订谈判的进程。不仅如此，它还从根本上威胁到了伊藤首相提出的针对议会的战略：通过星亨和陆奥外相与自由党建立合作，利用“吏党”国民协会在众议院取得多数席位。

第五届议会召开。11月29日，伊藤内阁向众议院递交了预算案，预计岁入90675000日元（较前年增加2629000日元），岁出85472000日元（较前年增加3624000日元）。虽然政府承诺整顿行政，减少俸禄及其他支出共170万日元，但这与自由党和改进党提出的整顿行政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11月下旬，发生了英国人遭到日本人施暴的事件，就在附近的警察却视而不见。此事给在日外国女性造成了恐慌。英、德、法等国家公使向日本外务省发函询问日方将如何处理此事。伊藤首相认为此事件相当严重，11月29日向天皇汇报，并奏请天皇根据保安条例进行处分（伊藤宛陸奥書状、1893年11月25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七巻。『明治天皇紀』八巻、323～324頁）。

另外，议会之争的焦点并不在于预算案，矛头最先指向的是众议院议长星亨，星亨是伊藤内阁与自由党合作的中心人物。攻击他的材料包括，怀疑星亨作为律师在处理相马家的家族纠纷时有不正当行为，以及收受股票交易所的贿赂以促成法案通过。结果，12月3日，星亨不得不脱离自由党，13日被众议院除名。

在此期间，国民协会与改进党等于12月8日向众议院递交了现行条约励行建议案。陆奥外相认为该建议案将成为阻挠条约修订谈判的巨大障碍，于是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在该建议案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当日，下令众议院停会，等到停会结束日，由内阁宣布撤回建议案，如果众议院不同意，就奏请解散议会（『明治天皇紀』八巻、339～341頁）。

考虑到星亨下台后自由党的情况，如果此时解散众议院，就有可能导致再次甚至三次解散众议院的情况，从而导致宪法中止。伊藤首相让陆奥外相在完成立宪国家建设和修订条约这两大目标中选择一个，并和陆奥进行了多次讨论，但似乎也没能做出决断。也可能受到伊藤的影响，内阁会议无法做出停会、解散的强硬决断。12月11日，陆奥外相向伊藤首相提出了辞呈。

伊藤与陆奥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没有礼节上的套话，内容简短扼要、直戳要点。一方面可能是体弱的陆奥无法写长信，另一方面也说明两人之间彼此十分信赖，沟通顺畅。当时，伊藤其实已经失去了井上毅，绝不能再失去陆奥了。

当天，伊藤回信要求陆奥收回辞呈并告诉他，如果“短虑性急”，就无法决断当今大计，这一点是他们此前已经多次详细讨论过的（陸奥宛伊藤書状、1893年12月11日、「陸奥宗光文書」）。

几天后，伊藤上奏天皇，汇报了议会现状以及陆奥的提案。天皇也对议会的状况十分担忧。12月19日，在国民协会、改进党等占据众议院多数议席的对外强硬派六个派别等的支持下，条约励行建议案被提上议事日程，天皇根据伊藤的奏请，命令众议院停会10天。

但强硬六派不同意撤回建议案，天皇根据伊藤内阁的方针，在12月29日再次下令停会14天；12月30日又宣布解散众议院。就这样，伊藤内阁面临条约修订和宪法中止的双重危机。

伊藤的国际观和“废除条约论”

尽管解散了众议院，伊藤内阁仍必须提出对抗条约励行建议案的理论依据。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1月7日和11日，由伊东巳代治（内阁书记长官）经营的《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反驳“条约励行论”的文章，“与其励行不全不正的条约，不如将其改正或断然废除”，强调既做好废除条约的准备，也应对条约进行修订。

1月13日，陆奥外相写信给伊藤首相，请示是否按照伊东提出的申请支付费用（伊藤宛陸奥書状、1894年1月13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七巻）。这说明这篇文章是在伊藤和陆奥同意的基础上刊登的。但这不过是面向日本国内的宣传，并不意味着伊藤、陆奥采取“废除条约战术”。

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得以增强，是4年多以前大隈修订条约时无法比拟的。大隈修订条约时，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只有3650吨的“浪速号”和“高千穗号”两艘巡航舰。而此时，日本已经拥有搭载一门巨炮的最先进巡航舰“严岛号”（4280吨，1891年9月竣工）、“松岛号”（与“严岛号”同型，1892年4月竣工），以及世界上最新型的快速舰“吉野号”（4160吨，1893年9月竣工）。此外，“桥立号”（与“严岛号”同型，1894年6月竣工）、“秋津洲号”（3150吨，1894年3月竣工）即将进入舰队服役。

与日本进行条约谈判的英国当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有所了解。1894年1月12日，英国外务次官助理巴蒂（Barty）在其备忘录中写道，如果日本真的废除条约，从整个地区的情况来看，英国无法强行要求拥有现行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日本海军目前已经可以与清国匹敌，并已基本完成海岸防卫，拥有7万名装备精良的陆军士兵（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286～287頁）。

当然，对于上述英国方面的情报，伊藤首相、陆奥外相以及负责与英国进行谈判的驻德公使青木周藏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即便伊藤偶然得到上述情报，他应该也不会实施“废除条约”的方针。因为如果日本“废除条约”，即便英国一国无法应对，但只要与德国、法国、俄国等联手，日本定会屈服。其实就在一年之后，日本在日清战争中获胜，清国割让辽东半岛。但俄国、德国和法国三国对此进行干预，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返还清国，日本也接受了。

然而，出于对内宣传的目的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废除条约论”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伊藤、陆奥的预料。英国方面看到这篇文章，认为日本通过散布“废除条约论”来“威慑”英国。1894年4月2日举行的日英第一次正式谈判中，英方就提及此事并质问青木公使。这明显受到了英国驻日代理公使本森（Bunsen）2月14日向本国递交的文件的影响。所以，英国方面认为，陆奥外相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失去了与英国谈判的希望，要么寻求与他国谈判，要么为争取日本固有权利而采取其他手段，即“废除条约论”（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292～294、299頁）。

伊藤首相听说英国指责日本的“废除条约论”后，大惊失色，立刻与陆奥确认情况。陆奥虽然因病卧床，但于4月6日就写回信告诉伊藤，“本森对我所说的废除条约之事肯定有误解”，有关此事，会尽快派林董（外务次官）去调查本森公使的所有记录（伊藤宛陸奥書状、1894年4月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七巻）。

如果伊藤和陆奥原本就计划在与英国谈判时使用“废除条约论”战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书信内容了。[3]如前文所述，伊藤国际观的前提是，不管日本愿意还是不愿意，以列强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因此，日本即便打破规则在短期内获得某些好处，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所以对日本来说，那种行为终究对日本是有害的。从这一现实主义理论来看，伊藤等人也绝不可能采用“废除条约战术”。

4月16日，陆奥外相让青木公使转达英方，是本森误解了陆奥的意思。17日，日本政府向弗雷泽公使寄送了“照会”，表示日本不会使用现行条约中未“明文规定”的方法对条约进行修订，这件事终于得以解决。日本政府做出如此决断的理由在于，即便在这种问题上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据理力争、导致条约修订进程停滞，日本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我等之双肩肩负着日本之命运”

就这样，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7月16日，日本在原先的目标范围内，在英国外务省与英国成功签署了新条约。如前文所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1）废除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

（2）根据包括附属议定书的规定在内，关税税率基准改为5%，个别品目为5%～15%（此外，锌板、铁板等税率极低）。这一条款的修改，使日本赢得了作为独立国家的自尊，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产业。

（3）虽然不允许外国人持有不动产，但不再对外国人在日本国内的居住地、旅行等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允许外国人与日本人杂居。这既是各列强作为平等国家相互许可的内容，也是为实现（1）和（2）的交换条件。

（4）新条约的有效期限为12年，从实施日开始计算。

3年多以前，青木外相与英国谈判时，英国希望新条约永久有效。尽管这次没有实现陆奥外相当初设想的7年，但与青木外相那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这与日本军事力量的大幅增强有着很大的关联。

此外，日本方面还做出了几点让步。例如：在新条约12年的有效期之内，以单务性[4]的方式允许英国在日本沿海开展贸易；在新条约实施之前，向英国人签发到日本内地旅游的12个月有效签证等。

根据当时日本的国力，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对于这份新条约应该是相当满意了。就在新条约签署的两天前的夜晚，伊藤首相在给陆奥外相的信里写道，距离新条约的签署还有16个小时，相当于已经走到了百里之路的最后一里。如果没有什么“变数”，新条约就能顺利缔结了。“我等之双肩肩负着日本之命运”（陸奥宛伊藤書状、1894年7月14日、「陸奥宗光文書」）。

那时，朝鲜半岛爆发了农民起义，史称“甲午农民战争”，6月日本已经出兵朝鲜，所以伊藤首相绝不会放走修订条约这条大鱼。

7月16日，新条约按照预定计划顺利签署。17日，日本国内收到了青木公使发来的电报，电报被上奏天皇后，天皇也十分高兴。此后，青木公使在征得英国外交大臣同意的情况下，将条约复件送发驻英德国大使和驻英美国大使。20日，日本政府又收到青木发来的电报，说驻英美国大使向日本表示祝贺，认为日本取得了满意的成果（中田敬義編「日英条約改正記事」、大山梓·稲生典太郎編『条約改正調書集成』下巻、333～343頁）。

驻英美国大使对日英新条约表示祝贺，日本也更有希望与美国等其他列强进行条约修订的谈判了。伊藤首相收到青木电报后，写信向陆奥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我“终于放下了心”，“一步步的成功”是国家之大幸（陸奥宛伊藤書状、1894年7月20日、「陸奥宗光文書」）。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主张完全修订条约的强硬派理解了。另外，要同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谈判，签署与英国同样的新条约。

宪法中止危机

如前文所述，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12月，条约励行建议案被提到众议院议事日程上的时候，伊藤首相奏请天皇解散了众议院。这是为了优先完成与英国进行的修订条约谈判而冒了宪法中止的风险。伊藤首相决定解散议会，一是不愿失去陆奥外相，二是希望拖延时间来考虑解决良策。

1894年3月1日，第三届众议院大选结果公布，自由党的议席大幅增加到约40%。用“条约励行论”攻击伊藤内阁的强硬六派中的国民协会，所占议席几乎减半，与改进党合起来也只占到众议院的约30%。

在5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议会上，陆奥外相和伊东巳代治内阁书记官一边利用人脉关系活动，一边尝试以参与铁道建设来收买、诱惑议员等，希望能够培养政府派，差一点就成功了。由于他们的失败，5月31日，强硬六派提出的批评伊藤内阁的上奏案在众议院投票中以153票赞成，139票反对（自由党等投了反对票）的结果通过。

6月1日，众议院议长向天皇呈递上奏案。第二天，天皇通过宫相，发表了不同意该上奏案的口头答复。同日，众议院再次被解散。

伊藤首相事先早已准备好如何应对众议院通过批判政府上奏案一事。山口县知事原保太郎（京都府出身）看到众议院的这种情况，6月1日特意写信给井上馨内相，提议如果众议院没法治了，就请“陛下发布敕谕，命令中止宪法，直到明治五十年〔1917〕”，希望“维新政府”在宪法中止期间积累政绩，到明治五十年再次施行宪法（井上馨宛原保太郎書状、1894年6月1日、「井上馨文書」）。原保太郎曾经留学美国，并非山县、品川身边的亲信藩阀官员。所以，就连原保太郎都如此考虑，可见藩阀官员对于第六届议会绝望至极。日本宪法面临着严重危机。

然而，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等人的危机感，并没有原知事那么强烈。因为他们想利用朝鲜问题来渡过宪法危机，无论日本是否真的要与清国开战。正巧那时，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开始强烈要求日本干预朝鲜问题。

3月28日，朝鲜亲日派领导人金玉均在上海遭到暗杀，关于其遗体回国一事，日本与朝鲜，以及朝鲜背后的清国产生了对立。4月26日，东学党和农民在白山起义，甲午农民战争（东学党起义）爆发（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44～151頁）。

依靠美国还是依靠英国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定向朝鲜派遣混编旅团（兵力数千），5日出兵。那时，陆奥外相已经考虑与清国对决，但伊藤首相仍然希望与清国维持自签订《天津条约》以来近10年的协调关系（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317～336頁）。

对于日本出兵朝鲜，6月10日，清国向日本发出通告，强调朝鲜是清国的属国，而日本外相陆奥回复朝鲜是独立国家，不认可清国的主张。11日，伊藤首相与山县枢密院议长见面，商议当时的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测。伊藤和山县都认为，今后日清之间有可能出现问题（井上馨宛芳川顕正書状、1894年6月12日、「井上馨文書」）。

6月15日，伊藤内阁决定，无论清国是否同意，日本都将独自对朝鲜进行改革。今后，如果清国对于日本干预朝鲜一事袖手旁观，日本和清国就不会开战，反之则会开战。伊藤内阁决定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然而实际上，伊藤首相对于清国会做何反应，列强又会如何行动并无把握。6月下旬，陆奥外相问伊藤，万一“有事”（与清国开战），日本究竟该依靠哪个国家？6月27日夜，伊藤回复陆奥，第一选择应该是美国，并对陆奥未雨“绸缪”的周到用心佩服不已。伊藤认为，应避开英国和俄国，因为这两个国家“意见迥异”，是“两个极端”。如果陆奥觉得美国不合适，那么第二选择是德国，没有必要考虑其他国家（陸奥宛伊藤書状、1894年6月27日、「陸奥宗光文書」）。

从这封信来看，虽然日本出兵朝鲜已有近一个月了，但伊藤依旧还不清楚日本是否会与清国开战。而且，日本正在与英国进行修订条约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所以伊藤将朝鲜问题和远东国际政治分开考虑。

当时，运输、通信手段都并不发达，远东国际政治为驻北京列强公使的意见所左右。次日，伊藤告诉陆奥，有必要打探一下驻北京美国公使的消息（陸奥宛伊藤書状、1894年6月28日、同前）。

结果，“思量”驻北京日本公使馆发来的电报之后，伊藤首相于6月30日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依靠”英国也并非下策（陸奥宛伊藤書状、1894年6月30日、同前）。

7月1日，伊藤首相向陆奥外相提议，向英国方面提出，请停留在横滨的英国舰队不要按照预定计划返回函馆，尽可能地靠近朝鲜近海航行，或是依旧在横滨停留。伊藤很欣赏的萨摩人川上操六参谋次长（陆军中将），也多次向伊藤提过相同的建议。第二天，伊藤还提醒陆奥，千万不要给俄国公使抓到批评日本的口实（陸奥宛伊藤書状、1894年7月1日、2日、同前）。

7月初，日清开战的时候，日本依靠英国来警戒俄国，这是伊藤首相、陆奥外相和军部之间早已商议好的事情。就这样，无论是修订条约，还是远东国际政治方针，日本都决定依靠英国。

伊藤和陆奥在内阁面临宪法危机之时，认为日本国力增强可以战胜清国，而且因为有英国的支持，不会影响与其他列强的关系，所以做出了走上战争之路的决定。

伊藤的悔恨

对于日清开战的这一抉择，伊藤虽然一直安慰自己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结果，但同时心里也很清楚，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并没有充分的正当性。直到7月中旬，伊藤依旧对日本强行将局势引到日清开战这条路上来感到犹豫和不安。

7月，对于日本的行为，清国向驻清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发出了“照会”，陆奥外相发给小村的回复有诱使日清开战之嫌。小村答复陆奥，因为目前日清两国并非交战国，无法遵命。

7月16日，知晓此事的伊藤首相委婉地催促陆奥重新考虑，如果陆奥有更好的方案，他不会固执己见（陸奥宛伊藤書状、1894年7月16日、「陸奥宗光文書」）。

7月19日，日本政府获得清国向朝鲜增派兵力的消息，于是给联合舰队和混编旅团下达命令，如果清军增兵，就将其打败。这是向清国宣战的重大决策。

其实，陆奥外相和在当地负责指挥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计划包围朝鲜王宫的方案，没有得到内阁会议的通过。因为伊藤首相和明治天皇还是想留下与清国谈判、避免战争的后路。其他内阁成员也都支持伊藤的这个方针。

但是，大鸟公使和被派到朝鲜的混编旅团团长大岛义昌少将（长州藩出身）独断专行，指挥军队于7月23日清晨占领了汉城王宫，控制了朝鲜的行政中枢机构（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349～357、426～443頁。檜山幸夫「明治天皇と日清開戦」）。紧接着在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击沉了作为增援部队向汉城运送清兵的船只和护卫舰。就这样，日清战争[5]爆发了。

[1] 日本司法省聘用的英国顾问。——译者注

[2] 关于陆奥的这个方案，有人认为大隈、伊藤、陆奥对于废除条约的考虑相同。“与大隈外相在1889年8月2日内阁会议上的发言相同，要根据具体情况、对方反应来判断是否废除条约。与伊藤的想法相比，〔陆奥〕的发言更加谨慎，其实并没有放弃废除条约这个选项”（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269～271頁）。但这是过于拘泥于“废除条约”一词而得出的结论。如前文所述，大隈外相原想以废除条约来威胁列强进行谈判，由此导致伊藤和井上馨对他完全失望（见本书第十二章）。
陆奥外相在1893年7月8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也就此发言：“虽然主张废除条约的人并不少，但目前日本无法废除条约。原因在于，从至今为止的事实来看，外国方面并无异议，异议来自日本国内。……今后，如果外国否定日本的提案，内阁会议做出废除条约的决定，才能宣布废除现行条约。所以现在完全没有必要提什么废除论。”伊藤首相也对此发表意见，“从根本上来说，目前主张废弃条约完全是无稽之谈。没有单方面的炮火攻击，就不会挑起战端。只有在我们尽力商议之后仍无法达成一致时，才应提出废除条约论”（中田敬義記「条約改正事件日記」第一冊、「陸奥宗光文書」）。这表明伊藤希望实现谈判的坚定决心，他认为将废除条约论作为修订条约的手段是“无稽之谈”，并认为只有在尽力谈判之后仍未能与对方达成妥协之时，才可能出现废除条约论。

[3] 大石一男认为，伊藤和陆奥利用“废除条约战术”与英国进行谈判（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291～299頁）。但本书认为，从大隈修订条约谈判之后伊藤的态度来看，伊藤一贯反对“废除条约论”。而且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出现能证明伊藤、陆奥等政府中枢就利用“废除条约战术”达成一致的史料。

[4] 法律用语，指一方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另一方只负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译者注

[5] 即甲午中日战争。——译者注

第十六章 伊藤领导体制的巅峰——文官首相的日清战争

伊藤进入大本营参与军事决策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也就是日本向朝鲜派遣混编旅团的当天，统率出兵将士的最高作战指挥部“大本营”在参谋本部成立。

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明治维新后最大的一场战争——西南战争时期，有关军事的各种命令均从京都御所的行宫发出。征讨总督大本营设在大阪，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两人负责军队的动员、编制、重要人事以及整体战略。不久，征讨总督大本营搬到九州，大久保和伊藤仍在大阪主导重大战略的制定和重要人事的安排（见本书第六章）。

所以，这是首次将大本营设在参谋本部。根据1893年5月公布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参谋总长为幕僚之长。在以前太政官制时期，由大臣、参议组成的内阁会议是作战指挥中心。西南战争时，大久保和伊藤虽为文官，却在指挥实际战斗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但根据明治宪法第十一条“天皇统率陆海军”的规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

7月17日召开的大本营第一次会议，是天皇莅临的御前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陆相大山岩、海相西乡从道等陆海军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陆军长老——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枢密院议长等武官。

此后，与清国开战的局势越发吃紧，天皇让伊藤首相参加7月27日上午召开的大本营会议，并指示伊藤今后要列席大本营会议。因为天皇考虑到让伊藤首相详细了解出兵经费、军事作战等内容，有利于政府进行外交方面的交涉。7月26日，伊藤接受了天皇的命令（伊藤宛徳大寺実則書状、1894年7月26日〔二通〕、『明治天皇紀』八巻、469頁）。伊藤是藩阀势力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深得天皇的信赖，所以虽然他是文官，但天皇允许他参与作战指挥。

从明治宪法的条文来看，天皇的这一决定似乎有些违背常理。但回顾历史，19世纪80年代以前，伊藤和井上馨等文官也参与了军备计划、军部人事等重大决策。明治宪法颁布后，1893年3月，关于仁礼景范海相（萨摩藩出身）的继任问题，伊藤首相（文官）、山县法相（陆军大将）、黑田清隆前首相（文官）、井上馨内相（文官）、大山陆相（陆军大将）等萨摩和长州的文官也参与了决策，最终决定由西乡从道（萨摩藩出身）担任海相（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六章·七章）。

所以，伊藤列席大本营会议，可以说是遵从了维新之后文官参与军事的惯例。而且，文官之中，也只有伊藤一人被允许列席会议，说明伊藤在大津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再次得到了认可；同时也说明宪法颁布后，文官逐渐无法参与军事问题的决策了。

预料之中

日清战争中，日军与清军之间的第一次军事冲突是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大约在7月27日傍晚到28日傍晚之间，日本海军在这场海战中获胜的捷报传到了大本营。大本营同时收到的消息称，被击沉的运输船上有两个举着英国国旗的英国人，伊藤首相立即让西乡从道海相确认消息（西郷従道〔山本権兵衛〕宛伊藤書状、1894年7月28日、「山本権兵衛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伊藤首相始终将军事行动与外交联系起来，从大局出发，运筹帷幄。

7月29日，日本陆军占领成欢，30日占领牙山。8月1日，日本正式向清国宣战。这些捷报，天天占据各家报纸头版。

此前，7月16日，日本在伦敦签署了新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等不平等内容。8月20日，条约正文文本以及附属议定书送达日本。24日，新条约经枢密院审查后通过。25日，陆奥外相和英国公使在外务省交换了批准后的新条约。27日，新条约正式公布。针对新条约，对外强硬派虽然多少有些不满，但并没有出现反对条约的运动。这与开战后日本捷报频传密不可分。

在军事作战等重大事项方面，明治天皇依旧十分注重文官伊藤首相的意见。例如，有关第三师团出兵朝鲜的问题。8月13日，大本营决定，继第五师团之后，向朝鲜增派第三师团。

这一决定上奏天皇之后，天皇却认为，目前第五师团的兵力已经足够。他命令伊藤首相告知川上操六中将（参谋次长，萨摩藩出身），即便今后会派第三师团出兵，目前也应节省经费，按兵不动（伊藤宛徳大寺実則書状、1894年8月23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六巻）。根据当时的制度，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统率陆、海两军，川上是负责陆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官。

因为这场战争是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后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所以天皇当时有点忐忑不安。然而天皇此举似乎已经超出君主机构说所规定的天皇权限范围。君主机构说规定，君主只有在政府无法做出决断的困难情况下，才可以用调停的方式参与政治。天皇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没有以大元帅的身份直接向川上参谋次长下达命令，而是向首相伊藤下令。

伊藤迟迟没有回复，8月23日，天皇让德大寺侍从长催问伊藤（同前）。首相伊藤究竟是如何回答的，我们不得所知。但可以推测，伊藤认为天皇的举动已经超出君主机构说的范畴，自己与川上参谋次长私交不错，可以转达天皇的意思，但没有必要改变作战计划。

大本营按原定计划作战，第三师团的支队于8月下旬从朝鲜东北部的元山登陆，第三师团的大部队则于9月中旬从汉城附近的仁川登陆。此前，大本营决定将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编为第一军。8月30日，天皇任命山县有朋大将为第一军总司令。

此后，日本陆海军分别在9月15～16日的平壤战役、17日的黄海海战中大获全胜。日本的胜利已成定局。而且，由于日本在大型战役中获得了巨大胜利，日本国内洋溢着支持战争、支持政府的氛围。条约修订得以实现，宪法危机得以消除。这些都在伊藤首相的预料之中（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72～173頁）。

摸索战后新体制

如前文所述，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9月中旬，日军在平壤战役、黄海海战中获胜。日本获得战争胜利基本已成定局，天皇也终于放下了心。伊藤首相以及陆奥外相、渡边国武藏相等人，在处理外交、经济问题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调整战后的国内外秩序。

8月29日，井上毅以病重为由，辞去了文相职务。文相由山县的心腹——芳川显正法相兼任。伊藤首相希望在内阁起用年轻人，而且他认为，日本“将来一定会迎来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时代”，所以尤其重视作为领头羊的文相之职。

于是，伊藤同副总理级别的内相、盟友井上馨商量。伊藤认为，驻俄公使西德二郎（萨摩藩出身）是教育方面的最佳人选，但由于现在还在进行条约修订的谈判，而且日清战争使得与俄国的交涉尤为重要，所以无法让西德二郎回国。于是，他提议让西园寺公望（公家，枢密顾问官，前德国公使）担任文相（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4年9月24日、「井上馨文書」）。

西园寺公望时年44岁，比西德二郎小2岁。伊藤第一次在太政官制下成为参议即内阁成员时，年仅32岁。在近代内阁制度成立后，伊藤就任第一任首相时也才44岁。所以，从年龄上来说，西园寺入阁并不算早。伊藤等人和略年轻于他们的后辈长期占据阁僚要职，整个内阁开始出现老龄化。所以伊藤希望起用年轻人，在几年或十年之内，在自己这一代人引退之时，能顺利完成交接班。始终远望未来，思考几年或十年之后的事情，这就是伊藤出类拔萃之处。

二三十岁的时候，西园寺曾在法国留学大约9年半，学习法律。回国后，被伊藤看中，作为伊藤宪法调查团的一员访问欧洲，后来长期在欧洲担任外交官（伊藤之雄『元老西园寺公望』第二章·三章）。西德二郎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曾在俄国留学，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法政科，长期在欧洲担任外交官。伊藤擅长英语，自己也曾（偷渡）留学英国。他们彼此拥有类似的经历，也都希望日本社会渐进有序地发展。

在这一时期，“改革朝鲜”也是伊藤首相对未来的构想的一部分。为维护宪法、完成立宪国家，抵御针对修订条约的批判，伊藤和陆奥利用了偶然发生的朝鲜问题（见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日清开战，日本政府向欧美列强提出的“借口”是“改革朝鲜”。所以伊藤考虑到，若是在这方面不取得“几分”“成绩”的话，就会丧失“国家之威信”。

当时的驻朝鲜公使是大鸟圭介（兼任清国公使）。伊藤的女婿兼心腹——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前往朝鲜了解实情后发现，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几乎什么都做不成。于是，伊藤首相向井上馨内相诉苦，觉得大鸟公使的后任太难选（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4年9月24日、「井上馨文書」）。其实，伊藤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井上馨内务大臣官降一级，出任朝鲜公使。这样，就可以由首相级别的大人物来担任公使，对朝鲜进行改革了。

伊藤认为朝鲜的现状相当严峻。无论目前朝鲜政府承诺什么，将来都是靠不住的。军国机务处和大院君两方对立。在地方上，要执行一个命令都困难至极（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4年10月12日、「井上馨文書」），所以这时候需要井上馨这个能干的大人物出马。

10月15日，井上馨辞去内相职务，就任驻朝鲜公使。三天后，陆奥外相写信给井上公使，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瞩目的“舞台剧本”，“高级演员”将会发挥其高超的技艺，还说各国公使也都十分关注井上（井上馨宛陸奥宗光書状、1894年10月18日、「井上馨文書」）。伊藤首相大胆的人事决策看似成功。井上公使准备以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历程为模板，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森山茂徳『近代日韓関係史研究』23～52頁）。

前文曾提到，在军队方面，伊藤得到文官井上馨的帮助，与同为长州人的山县有朋联手统率陆军。海军的作用在于辅助陆军。山县可以说是统治军队的核心人物。

日清开战的时候，山县大将已经56岁了。在“人生五十年”的当时，可以说他已经步入了老年时期。而且，他还身患胃病、支气管炎、痔疮等各种疾病。

然而，日清战争爆发后，山县主动请愿出征朝鲜。8月8日，他获得出任第一军总司令的内部命令，30日得到正式任命。伊藤对于山县请缨奔赴战场一事无比感动，特意写信给山县，信中还随附了中国古诗“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虽然老去的面容就像古旧园圃疏淡的秋色，但晚年的气节正如寒花绽放时散发的清香）。大隈修订条约之后，两人关系恶化，但这次终于和好如初。9月4日，山县率领第一军司令部离开东京前往广岛，伊藤一直将其送到神奈川县的国府津（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71～273頁）。

广岛之行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9月13日，大本营设在距离战场更近的广岛，这里也是主力部队的出发地。同一天，天皇乘坐火车从东京出发，15日傍晚抵达广岛大本营。

从伊藤写给夫人梅子的书信可以得知，伊藤首相是13日与天皇乘坐同一列火车前往广岛的。但是伊藤在车上吃了不少大山岩陆相和西乡从道海相带来的西式便当，又吃了一点日式便当，中午过后开始觉得身体不适。到达名古屋的时候，觉得有点发烧，在下榻的地方量了下体温，居然有38.6℃。伊藤原以为喝两三杯酒就会没事的，但深夜突然发起了39.9℃的高烧。伊藤那时还不到53岁，生病倒下之前食欲旺盛，觉得生病喝点酒就能好。

天皇在名古屋听闻此事，立即让侍医局局长去给伊藤看病，并让他休假，留在名古屋疗养。伊藤的病很快就好了，不过德国医生贝尔兹受皇后之命，于14日从东京赶到名古屋。经贝尔兹医生诊断并确认身体康复之后，伊藤于16日从名古屋出发，18日抵达广岛，19日参见天皇（『伊藤博文伝』89～91頁。『明治天皇紀』八巻、501～521頁）。伊藤心里十分明白，自己生病一事让天皇和皇后十分担忧，他们对自己关照有加。

9月16日夜，大本营收到了平壤战役的捷报；20日凌晨1点过后，又收到了黄海海战胜利的捷报。伊藤心情大好。

在陆奥和井上馨的支持之下领导作战

在战时外交方面，伊藤首相尤其器重陆奥外相和驻朝鲜公使井上馨。伊藤内阁的中枢其实就是他们三个人。

例如，井上在前往朝鲜赴任之前，英国就向日本提议调停日本与清国的关系。陆奥外相与伊藤首相经过几次讨论之后，决定谢绝英国。因此伊藤将这件事交给陆奥，并让他转达井上。10月26日，陆奥写信给井上，并随附了自己写给伊藤信函的副本（井上馨宛陸奥宗光書状、1894年10月26日、「井上馨文書」）。

六天之后，伊藤首相也写信告知井上公使，对于英国的动向，欧洲其他各“大国”都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会参与调停，所以英国此时也只能“在夜晚独自流泪”。伊藤认为，清国不会轻易求和，所以必须攻陷旅顺，向天津发起猛攻，并说很快会将此告知“军务”负责人。最后还说，自己已经指示陆奥外相，有关朝鲜问题的事宜，一定要最先与井上商量（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4年11月1日、「井上馨文書」）。

由此可见，伊藤首相的战时外交是在陆奥和井上馨的支持下开展的。此外，虽然日本与英国成功签订了新条约，也决定依靠英国（见本书第十五章）。但如果日本给了英国可乘之机，英国定会为谋求更大的利益而行动。所以，伊藤始终对英国保持警惕。而且，由此可知，列席大本营会议的伊藤，对军事战略也有发言权，这一点很有意思。

陆奥在此前的书信中还告诉井上公使，山县有朋大将（第一军总司令）曾因外交谈判而“烦恼”不已。所以，如果井上有机会给山县写信，可以告诉他日本与英国交涉的大致情况（井上馨宛陸奥宗光書状、1894年10月26日、「井上馨文書」）。伊藤、陆奥和井上馨这三人中枢集团与山县在有关外交的重要机密方面保持着信息共享的合作关系。对于伊藤和井上馨来说，山县是自己人。山县不但在统率军队方面靠得住，而且在说服萨摩派关键人物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担心山县的病情

山县作为第一军总司令前往朝鲜，从仁川登陆后，经汉城进入平壤。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10月下旬，第一军渡过了作为朝鲜与清国国界的鸭绿江，山县也“进入”清国国境。

然而，山县在仁川登陆后不久，支气管炎和肠胃病发作。11月初，胃病进一步恶化，身体越发虚弱。秋末冬初，朝鲜和南满洲寒冷的气候以及颠簸的路途让56岁的山县苦不堪言。

伊藤首相十分担心山县的病情，向明治天皇奏请让山县回国。11月29日，天皇下旨。12月8日，山县在鸭绿江畔的朝鲜义州接到了天皇敕语。第二天，山县就将第一军的指挥大任交给了野津道贯中将（第五师团师团长），出发返回天皇所在的广岛大本营。

山县对于回国一事相当不满。在山县回国路上途径仁川时，井上馨公使去见了他。井上觉察到山县的不满后向伊藤提议，让山县回国后担任大本营御用挂，请天皇下令让他辅佐有栖川宫炽仁参谋总长。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山县就会以被解除第一军总司令之职为由，决心从陆军引退（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73～279頁）。

12月16日，山县抵达宇品港（现在的广岛港）。伊藤首相和土方宫相，以及陆海军将军等人一同乘坐小型蒸汽船去海上迎接山县（『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2月20日）。由此可见，伊藤十分在意山县。

同一天，伊藤在给井上馨驻朝鲜公使的信中写道，自己因为要为帝国议会做准备，这一两天之内就必须回东京，但是山县的职位不定下来就无法放心，所以可能不得不推迟出发（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4年12月16日、「井上馨文書」）。可见，伊藤首相和井上公使都为山县的前途着想，准备干预军部人事。

对旅顺大屠杀表示“愤怒”

在这封信中，伊藤还提到了第二军的第一师团在占领旅顺时残忍屠杀清兵俘虏和旅顺居民的事件。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12月12日，美国的《纽约世界报》报道了此事，引起欧美各国的注意。同月17日、18日，陆奥外相在美国各大报刊刊登辩解书之后，欧美对于日本的谴责逐渐平息下去（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第二部第四章）。伊藤告诉井上馨，“旅顺屠杀事件”让列强感到极为不快，所以正竭尽全力动用资金为日本辩护。

日本攻陷旅顺之后，美国提出可以协助调停清国和日本的和谈，陆奥外相开始与伊藤首相讨论获得辽东半岛等议和条件（伊藤宛陸奥書状、1894年11月2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七巻）。伊藤和陆奥都对列强尤其是美国对该事件的报道十分关注。

此后，有关旅顺大屠杀事件，大本营认为对第二军的行径进行质问是“万不得已的下策”，所以决定不再追究（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5年2月15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伊藤首相认为，必须时刻注意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规范。一方面，他对于陆军欠考虑的态度表示“愤怒”；但另一方面，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努力向欧美进行说明。

救山县于困境

山县回国之后，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12月18日，天皇“下诏”免去其枢密院议长和第一军总司令职务，任命其为监军。监军其实是陆军中的闲职，这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12月20日，天皇诏敕，山县第二次荣获了“元勋待遇”。这个待遇连伊藤和黑田也只获得过一次。可见，伊藤首相和明治天皇对山县特别照顾（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79～280頁）。

12月18日上午，伊藤首相乘坐11点50分的火车，离开广岛返回东京（『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2月19日）。伊藤应该是在安排好山县的职务等事之后才离开广岛的。

山县回国后想继续出席大本营的军事会议。但是，他与川上操六参谋次长（陆军中将，萨摩藩出身）等后辈之间的关系不太好。这也是因为在日清战争中，山县作为第一军总司令却没有严格执行川上等人从大本营发出的作战指令。

1895年1月15日，皇族有栖川宫炽仁参谋总长病故（正式发表的死亡日期是1月24日）。当时，参谋总长的地位在参谋次长（陆军）和军令部部长（海军）之上，统率陆海两军作战。对于山县来说，这个职位最适合不过了。

首相伊藤和驻朝鲜公使井上馨联手，想让山县就任参谋总长。然而，川上参谋次长和桦山资纪军令部部长（海军中将，萨摩藩出身）表面上同意伊藤的想法，内心却打算只要山县当上参谋总长，两人就一起辞职。因为他们觉得山县就任后的情况会与皇族之人就任参谋总长的情况截然不同，山县会强制推行自己的想法。

于是，伊藤于1月25日决定让小松宫彰仁亲王（陆军大将）担任参谋总长，让山县就任之前由西乡从道海相兼任的陆相一职。在战争时期，陆相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职位，没有第一军、第二军总司令，以及参谋总长的名号那么响亮、重要。

伊藤很清楚，没当上参谋总长的山县会觉得没面子，心里一定很难过。于是，伊藤给山县寄去自己以前写的一首咏梅七言绝句，还随附一枝寒梅。

3月7日，山县就任陆相，并兼任监军。山县觉得自己当上陆相就是“复职”，所以非常高兴，同时也一定感受到了伊藤的友情（伊藤之雄『山県有朋』280～283頁）。

缔结《下关条约》[1]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1月27日，山县的职位问题尚未解决，御前会议就开始审议日清战争的讲和条件了。出席会议的人有：明治天皇、伊藤首相、陆奥外相、山县大将（监军）、西乡从道海相兼陆相、桦山资纪海军军令部部长，以及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会议之前，陆奥外相与伊藤首相商量后起草了讲和的基本方案。陆奥提议，讲和条件包括朝鲜独立、清国割让辽东半岛、赔偿军事费用等，出席者均无异议，这些条件也获得了天皇的认可。然而，天皇认为，不应该一开始就提出割让辽东半岛（『佐佐木高行日記·かざしの桜』1895年7月29日）。

2月2日，日军占领了清国最强大的海军——北洋海军的基地，即位于山东半岛的威海卫。3月20日，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作为日方全权代表，与清国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清国全权代表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的春帆楼开会议和。四天后，李鸿章遭到狙击受伤。受此影响，清国方面不接受日本的讲和条件。

其实，伊藤最为担心的是俄国方面的动向。3月中旬，伊藤接到情报说，俄国很可能会单独干涉日清谈判（陸奥宗光宛伊藤書状、1895年3月19日、「陸奥宗光文書」）。

讲和条约签署的两天前，俄国明确表示，不同意清国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不同意分割大陆。而且，伊藤还接到密报称，俄国计划与法国海军联手，阻碍日本占领澎湖列岛。英国则看似袖手旁观。所以关于朝鲜问题，俄国毫无疑问会采取行动。

虽然国际局势十分严峻，但伊藤还是准备坚持基本讲和条件。但那时，陆奥病情恶化，伊藤只好一人处理这些问题（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5年4月15日、「井上馨文書」）。

《下关条约》的最终方案是以伊藤首相为中心制定，由陆奥外相最后确认的（陸奥宛伊藤書状、1895年4月16日、「陸奥宗光文書」）。

4月17日，日清在下关签署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并赔偿2亿两白银（约3亿1000万日元）。日方原先的方案是要求清国赔偿3亿两白银（约4亿6500万日元）。虽然最后达成合意的金额有所减少，但其实与日清战争中产生的不到2亿日元的军费相比，日本实际获得了约1.5倍的赔偿。

4月19日，伊藤在给陆奥的信中表示，成功签署条约，应归功于“您〔陆奥〕的良苦用心”和“尽力”，陆奥为国家效力之事是他绝不会忘怀的。此外，听说陆奥前一天晚上开始发烧，伊藤在信中让他好好休养（陸奥宛伊藤書状、1895年4月19日、「陸奥宗光文書」）。

对于签署《下关条约》，伊藤应该是相当满意的，但需警惕俄国等列强插手干预，所以没有像与英国成功签署新条约那样开怀欣喜。此外，伊藤自己没有邀功，而是对身患结核病，却在日清战争和签订讲和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陆奥外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见，伊藤虽然是一个自负的人，但对于心腹的功劳心怀感激，并能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不仅对山县这样，伊藤对待井上毅也同样如此。

三国干涉

得知《下关条约》的内容之后，俄国就联合德国、法国，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23日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清国。俄国也想联合英国，但遭到英国的拒绝。

从日清战争爆发开始，直到日本打败清国，俄国并没有制定有关朝鲜，以及清国东北部的满洲地区的积极政策。这是因为俄国当时对于自身在东亚地区的陆军力量还没有信心。1886年前后，俄国向远东地区派遣的陆军不过15000人，而且基本都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但是，清国败给日本之后，俄国进入满洲的野心开始膨胀（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辽东半岛的旅顺等地是俄国垂涎三尺的不冻港候选地。如果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就会阻碍俄国的扩张。

英国则从日清战争中看到了日本的国力，想法有所转变，考虑到如果远东发生战乱，能联手维护英国利益的国家不是清国，而是日本，所以就没有答应俄国方面提出的要求（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然而，尤其考虑到海军实力，日本已经没有余力来与三国作战了。所以，针对三国提出的要求，伊藤首相表示会重视山县陆相和陆奥外相的意见（伊東巳代治宛伊藤書状、1895年4月25日、「伊東巳代治文書」）。伊藤认为，俄国即便单干，也绝不会罢手（陸奥宛伊藤書状、1895年5月3日、「陸奥宗光文書」）。5月4日，内阁会议决定，接受三国要求，放弃辽东半岛。

8天之后，伊藤给在东京的夫人梅子写信。信中写道，如果现在再战，就会有数万人丧生，所以将获得的土地还给清国为好，而且天皇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此外，他还写道，日本有不少人不懂装懂，说这说那的，但他认为这个决定对于日本来说是最为正确的，请夫人放心（『伊藤博文伝』下巻、229～230頁）。

对于伊藤来说，屈服于三国的干涉实在是事出无奈。但由于日本当时国力有限，又必须警惕俄国，日本别无选择。这封信真实反映了伊藤内心的感叹。

破例恩赏，关心陆奥

根据《下关条约》，清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派遣近卫师团进入台湾。该师团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6月7日攻陷台北等地，逐步占领台湾。就这样，日清战争的战后处理终于告一段落。8月5日，第一次战争恩赏名单公布。

文官伊藤首相被授予大勋位菊花大绶章。这一绶章此前仅授予过日本皇族、旧公家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中山忠能，以及萨摩藩掌权人岛津久光。像伊藤这样出身于底层武士“足轻”的人能够获此殊荣，还是第一次。

长州派和萨摩派的将领山县有朋（第一军总司令，后任陆相）、大山岩（第二军总司令）、西乡从道（海相兼陆相）被授予武官最高奖赏——功二级金鵄勋章［年金1000日元（约为现在的2000万日元）］以及旭日桐花大绶章。伊藤已经在明治宪法颁布时荣获了旭日桐花大绶章。

同时，伊藤与山县、西乡、大山都从伯爵晋升为侯爵。举行仪式时的宫中席位序列，基本根据现任职务和勋章决定，而非只根据爵位排序。伊藤被授予的大勋位菊花大绶章，在序列上比现任最高职位的首相都要高一级。所以，在所有仪式和公务场合，伊藤在大臣中均位列第一。

此外，天皇特旨赏赐伊藤1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20多亿日元），赏赐山县、西乡、大山三人各3万日元。山县等三人虽然已经获得金鵄勋章的年金1000日元，但从奖赏金额来看，伊藤得到的完全是破格的待遇。

向藩阀领导人下赐勋章，通常都是明治天皇听从首相及其他藩阀领导人的意见后决定的。按照这一惯例，应该是身为首相、藩阀一把手，同时又深得天皇信任的伊藤，通过向天皇进言的方式掌握授勋的实权。然而这次，因为事关伊藤以及其他藩阀领导人的授勋，所以天皇就没有与伊藤等人商量，而是与宫相及侍从长等宫中相关人士商量后决定的。伊藤首相在给陆奥的信中谈及此事，“恩赏之事，小生也被列入初期名单，实在是受宠若惊，已经谢绝”（陸奥宛伊藤書状、1895年8月7日、「陸奥宗光文書」）。

伊藤谢绝恩典，但是天皇不答应。恩典下赐当天，伊藤虽然以生病为由递交了缺席申请，但因为“种种事情”，不得不去参见天皇（同前）。

伊藤在信中还写道，陆奥对于自己在后期才被列入恩典名单“定会觉得不快”，这是因为自己的发言未被转达，造成了时间上的差异，这种不周之处还请陆奥谅解（同前）。

由于伊藤坚持不接受恩典，8月9日、10日天皇分别向土方久元宫相和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下旨，让他们去劝说伊藤接受恩典。14日，天皇还特别召伊藤进宫，直接劝说他。土方宫相还向伊藤出示了表达天皇意愿的《御沙汰书》，因为伊藤在“日清交涉”等方面功绩卓著，应该被授予勋章、晋升爵位，不得谢绝。就这样，伊藤终于接受了天皇恩典（『明治天皇紀』八巻、875～876頁）。

伊藤坚持谢绝恩典，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顾虑陆奥的感受。正如伊藤在写给陆奥的信中所说，8月5日发表的第一次恩赏名单中，不仅有伊藤、山县、大山、西乡等大人物，还包括了桦山资纪大将（军令部部长、台湾总督）、川上操六中将（参谋次长）等人，却没有陆奥。伊藤认为，陆奥的功绩应该得到与自己相同的评价。他也知道陆奥自负，所以担心陆奥会因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而伤心。

8月20日，陆奥的名字出现在第二次恩赏名单上，他被授予旭日大绶章，从子爵晋升为伯爵，并获得了2万日元的奖赏。

伊藤如此在意陆奥，是因为他对于陆奥作为外相始终支持自己心存感激，认为应该对他的功绩给予公正的评价。由此可见，伊藤并不是一个只想着自己邀功的人，而具有公正评价他人的善心和气度。这次事件中或许也包含着伊藤的心愿，他希望今后能继续与陆奥一起巩固“宪法政治”，一边遵从国际规范，一边开展能够促进日本发展的外交。

闵妃（明成皇后）遇害事件

三国干涉条约之后，法国公使甚至提议，希望日本与俄国联手解决朝鲜问题。于是，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6月3日，陆奥宗光外相向伊藤首相提议，应该重新考虑日本的对朝政策。因为那时日本单独对朝鲜内政进行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所以需要探讨日本此后究竟是继续保持单独对朝鲜进行干涉的政策，还是减少干涉。但是，内阁会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政策决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挽回在朝鲜的立场，日本政府于8月17日将三浦梧楼任命为井上馨的继任者，即新的驻朝鲜公使。三浦生于1847年，是原长州藩藩士之子，参加过奇兵队；明治维新之后曾升任东京镇台司令（陆军中将），但与山县在陆军改革问题上对立，遭到排挤，后退出陆军；在历任学习院院长、贵族院议员等职务后引退。

三浦接到公使任命之后，曾向政府递交过征询朝鲜政策方针的意见书，但在没有获得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就到朝鲜赴任了。因为伊藤内阁没有充分把握俄国和英国等列强的动向，无法决定朝鲜政策。

三浦赴任之后，由明成皇后（闵妃）掌握实权的李朝方面，要求日方解除由日本将领训练的军队等武装力量，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于是，三浦公使决定拥立国王之父大院君，发动政变。

10月7日夜晚到8日清晨，受三浦公使之意，由训练队护卫大院君，加上日本守备队，以及部分武装起来的公使馆成员、领事馆成员，发动政变。参加政变的日本人身着朝鲜服装，冲入汉城景福宫，杀害了明成皇后等人。当时正在王宫的俄国人和美国人目睹此事发生。天亮之后，也有朝鲜百姓看到行色可疑的日本人离开王宫。所以，明成皇后被日本人杀害一事为世人所知（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92～194頁）。

震惊

近年，在韩国出现了明成皇后遇害一事与伊藤首相和内阁成员有关的说法，但这是对史料的误读引发的误解。

此事的真相，可以从事件结束日，即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10月8日，伊藤首相写给井上馨的书信中知晓。10月8日清晨6点32分，新纳时亮少佐从汉城向桦山资纪军令部部长发电报，称训练队拥立大院君闯入王宫。伊藤从电报中获知此事，觉得“与日本士官训练相关的兵队侵犯大阙〔王宫大门〕，事关重大”，于是立即征求井上馨的意见（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5年10月8日、「井上馨文書」）。这封信在写的时候并不是要公开的，而是一封写给好友的书信。所以非常明确，伊藤对此事全然不知。

明成皇后遇害事件发生13天后，伊藤首相就此事写下上奏意见书。意见书内容包括，伊藤认为三浦公使等人犯下的罪行“证据确凿”，但日本绝对不能被列强指责无视朝鲜的独立。而且，当时伊藤正想让井上公使回国，顺便让他前往俄国告知俄方日本的对朝方针以及撤兵等其他措施，不料出了这种事件。伊藤还在意见书中讲到，此事发生后，日本在朝鲜的“地位会再次翻转”（「伊東伯爵家文書·朝鮮王妃事件関係資料」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这份上奏意见书也证明伊藤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2]

此事发生后，三浦公使被免职，公使馆其他相关人员受到停职等处分。广岛法庭对此事做出的判决是，由于证据不足，所有人员均被判无罪。伊藤首相对于此事非常愤怒，认为违反了列强规定的国际准则。而且，伊藤的心腹——西园寺公望外相临时代理也在10天后写给陆奥宗光的信中认为，“朝鲜一事”将成“大狱”（伊藤之雄『元老西园寺公望』90頁）。然而，伊藤并没有严厉惩处相关人员，可能是因为藩阀内部不做处罚的呼声相当强烈。

伊藤首相清楚地知道绝不能再让类似事件发生。例如第二年，1896年5月5日，《中央新闻》就以“朝鲜即将政变”为题，刊登了亲日派“开化党”势力基本恢复，即可实现政变的报道。伊藤立即指示陆奥外相发电报询问小村驻朝公使，是否听闻什么其他“报道”。伊藤十分担心“令人震惊”的事件再次发生（陸奥宛伊藤書状、1896年5月5日、「陸奥宗光文書」）。由此可见，伊藤害怕再次出现类似杀害明成皇后那样的政变计划。

制定日俄协商路线

明成皇后（闵妃）遇害事件发生之后，朝鲜成立了亲日内阁，但此事引起了朝鲜民众的强烈反感，反对亲日内阁的呼声遍及朝鲜全国，甚至出现了主张抵制日本干涉朝鲜的游击队活动。而且，李王高宗也对日本没有好感，担心日本对自己下手。

所以，俄国的韦伯公使利用这一局势，从俄国军舰上派出约110人组成的部队，进入汉城，并与原明成皇后派的亲俄宫臣合谋，于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2月11日，将李王及其世子（皇太子）带入俄国公使馆。李王等人成立了亲俄派新政府。此后一年左右，李王及世子一直在俄国公使馆处理政务。朝鲜原本是清国的属国，但日本通过日清战争赶走了清国，让朝鲜独立，借此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战胜后，成功签署了《下关条约》，这看似达成了目的，但日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朝鲜国王住进俄国公使馆半个月后，伊藤内阁仍未能决定究竟是将朝鲜划入日本单独的势力范围，与列强协商一同应对朝鲜局势，还是与利害关系最为密切的俄国签订日俄协定（『日本外交文書』二十九巻、745頁）。

当年5月，俄国将举行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其实在前一年的11月，伊藤首相就想将首相职位让给同为长州人的山县大将，或者萨摩派的黑田清隆或松方正义，自己去出席加冕典礼，访问欧洲。他同时也想就朝鲜等问题，与俄国及其他列强首脑进行对话，协商解决。

然而，明治天皇不同意伊藤的欧洲之行申请。陆奥外相也表示反对，山县、西园寺公望（外相临时代理）听到陆奥的意见后也表示反对。井上馨则觉得，伊藤并不是真想去俄国，所以也反对（伊藤之雄『元老西园寺公望』91～92頁）。

这是因为从1895年12月到次年3月将召开第九届议会，届时将对日清战争之后的军备扩张、战后经济政策等问题做出重大决策。日清战争爆发之前，自由党、改进党等政党势力就已在众议院发展壮大。日清战争结束后，为使国家运营所需预算在议会获得通过，伊藤内阁需要获得与其有深厚关系的自由党的合作。如此一来，伊藤内阁才能继续维持下去（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95～196頁）。

但是，就在第九届议会召开的时候，出现了朝鲜国王住进俄国公使馆的状况。伊藤首相开始强烈希望自己能作为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全权大使陪同皇族参加。在朝鲜国王进入俄国公使馆的约一星期以前，众议院大会就已经通过战后经营预算，可以预计第九届议会将会圆满落下帷幕。

虽然议会结束之后政府也面临相当大的执政困难，但是如果在与俄国方面交涉时，俄方非常强势，日本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充满自信的伊藤总是会选择最为困难的工作。无论是处理大隈修订条约的问题，还是解决品川内相干涉选举的问题，他都不畏困难，所以这次也一样。

可是，陆奥外相以及其他元老都表示反对。于是，天皇莅临的1896年2月20日内阁会议将对此事做出决定，气氛显得有些凝重。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山县大将考虑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觉得与其作为全权大使前往俄国，不如由自己组阁，让伊藤作为全权大使前往俄国。但在内阁会议上，伊藤没有表示坚持要去俄国的意思。结果，决定由皇族的伏见宫贞爱亲王和山县担任全权大使（山県宛伊藤書状、1896年2月29日、「井上馨文書」）。

这个结果让山县非常不满，伊藤后来才得知此事。这说明伊藤与山县之间事先没有沟通好。伊藤本来已经做好准备，由自己来背负苦难，但被山县误以为是在逃避，伊藤的怒气爆发了。2月29日，伊藤写信给山县说，“这个结果与自己的本意完全相反”，自己愿意接受被派往俄国的任务。他还十分激动地在信中写道，希望山县明白，自己早已做好打算，如果无法如愿，就辞去公职，一句话也不会多说，把国家的未来都交给山县及其他元老（同前）。

这封信会被留在井上馨那里，肯定是因为山县收到信件后大吃一惊，前去找伊藤的好友井上馨商量此事。一定是井上作为中间人安抚了伊藤的情绪。就这样，伊藤继续担任首相，山县则在3月中旬作为全权大使前往俄国。

就在朝鲜李王等人进入俄国公使馆时，日本曾试探列强的意思，但包括英国在内，各国都没有表态支持日本介入。与此同时，俄国驻日公使则向伊藤首相、西园寺外相临时代理提出了日俄协商路线。于是，日本决定按照这一路线与俄国进行谈判。6月9日，日俄秉承政治对等的宗旨，就朝鲜问题签订了《罗拔诺甫-山县协议》。该协议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日俄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但基本上是汉城以北归俄国，汉城以南归日本（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96～199頁）。

日俄协商路线，是伊藤首相和内阁成员，以及山县全权大使联手合作促成的。伊藤对日俄关系相当重视，原本打算自己去啃硬骨头，亲自与俄国进行交涉，但出乎意料的是，谈判相当顺利。这是因为俄国的远东政策没有计划性，也没有一贯的方针，俄国最关心的是巴尔干等欧洲地区。

联手自由党

第七届临时议会（1894年10月）和第八届议会（1894年12月～1895年3月）均在日清战争期间召开。众议院方面相当配合政府，军事相关预算案以及相关法案都是全会一致通过，1895年的年度预算也基本没有被修改就获得通过。

然而，日清签署《下关条约》，三国对此进行干涉。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5月4日，也就是政府决定接受三国提出的条件的当天，包括自由党在内，各政党就出现了准备追究伊藤内阁责任的迹象。其中心人物就是尾崎行雄等改进党一系的众议院议员，他们成立了由9个政派组成的对外强硬派团体。

伊藤首相认为，不能让对外强硬派进一步扩大势力，因为这可能导致日本出现不必要的排外现象。于是，对于因三国干涉问题、提出追究内阁责任的41家报刊，政府做出了从5月15日到25日的停刊处分。6月19日，禁止9个对外强硬派结社。此后，还强行解散了对外强硬派集会等，坚决打压他们。

与此同时，伊藤让在日清战争中担任内阁书记长官的心腹伊东巳代治与自由党土佐派干部林有造接触，加强内阁与众议院第一党自由党之间的合作。所以，虽然对外强硬派主张要追究政府在处理三国干涉问题上的责任，但自由党本身并没有做出积极响应。

1895年6月，自由党干部林有造按照伊东书记长官的要求，起草了自由党方针。林有造向伊东建议，如果反对党攻击自由党，伊藤内阁也不要取缔反对党的集会和演说，让政党之间互相竞争为好。伊藤首相命令野村靖内相（长州藩出身，山县的发小）处理此事（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77～185頁）。伊藤首相吩咐心腹伊东书记长官，不仅要培养支持内阁的政党——自由党，还应听取自由党的意见，不要过度强压，而要关注政党的健康发展。

此后，内阁继续与自由党开展合作。11月22日，自由党提出，希望与伊藤内阁发表合作宣言。作为对自由党方面的回报，伊藤内阁决定：①议会结束后，让自由党党首板垣退助进入内阁，并在执政方面采纳自由党的建议；②出资补贴自由党的机关报；③扩大政治自由度等。

在交涉过程中，据说自由党还提出了要求首相加入自由党等条件。伊藤首相也提高了警惕，不能让自由党方面提过多过高的条件（同前、186～189頁）。如前文所述，日俄在朝鲜问题上矛盾加剧，伊藤首相必须获得山县大将等藩阀内保守派的支持，以确定日本的方针。在审议日清战后经营预算的第九届议会上，对于伊藤来说，虽然促使支持内阁的多数派形成和促进政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但他也绝不能失去山县等人的支持。

确定日清战后大框架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11月12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向第九届议会递交的预算案。伊藤首相提出，希望在神奈川县大矶的别墅“沧浪阁”疗养一段时间。内阁会议结束后，伊藤觐见天皇，提出辞职之意。第二天就前往大矶，大约待了一个月，直到12月15日才返回东京。

伊藤在觐见天皇的时候，提出山县有朋、松方正义适合继任首相。但是，天皇不希望伊藤辞职。于是，11月16日，天皇召见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和山县大将。21日，命人通知伊藤不同意他辞职，让他休养到第九届议会开会。伊藤也回复说，会留任到第九届议会闭会。

伊藤首相预计第九届议会将困难重重，所以在开会前表达辞意，由此确认藩阀官员内部是否支持伊藤内阁。

其实，伊藤在日清战争前后执政三年多，身体状况不佳的确是事实。三个月后，伊藤的老毛病逐步恶化。他写信告诉陆奥，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希望恢复了（陸奥宛伊藤書状、1896年2月17日、「陸奥宗光文書」）。

1895年12月25日，第九届议会召开。伊藤内阁向众议院递交了1896年年度预算，岁入约为1亿3800万日元（为上一年度的1.5倍），岁出约为1亿5200万日元（为上一年度的1.7倍）。其目的在于扩充军备、对抗俄国，还包括实业发展奖励预算。众议院对此进行了大幅修改，改进党等对外强硬派的5个政派提出了削减一成的行政费、陆军扩张费减半、海军扩张费翻倍等要求。

由于自由党和藩阀系的国民协会表示赞成，政府预算案基本以原案通过。这是因为自由党发表了与伊藤内阁合作的宣言，国民协会则是因为山县的关系，表态支持伊藤内阁。3月5日，贵族院也通过了经众议院修改后的预算案。就这样，伊藤内阁不仅成功制定日俄协商路线，还确定了日清战后国家运作的大框架。

就在伊藤首相与自由党开展合作的同时，萨摩派的松方正义（前首相）与大隈重信（前外相）的合作也有所发展。松方曾在伊藤内阁担任藏相。但是，主张健全财政的松方，与不太拘泥于财政健全的伊藤首相不和。1895年8月27日，松方辞去藏相一职（室山義正『近代日本の軍事と財政』224～248頁）。1896年3月1日，以改进党为中心的对外强硬政派联合组成了进步党，共有99名议员参加，人数基本与第一大党自由党相当。

给自由党的回报

对于自由党来说，在第九届议会上帮助伊藤内阁通过预算案，由此能得到怎样的回报十分重要。议会结束后，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4月14日，自由党党首板垣退助就任内相。同为土佐派的两人被任命为高级官员，一位担任县治局局长，另一位则任内相秘书官。

关于板垣就任内相一事，伊藤首相与伊东巳代治内阁书记长官进行了慎重的讨论。4月，知道此事的也只有伊藤的好友井上馨、心腹陆奥宗光外相，以及萨摩派的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班列大臣）几个人。山县因为前往欧洲参加俄国皇帝的加冕典礼，所以没有得到通知。

伊藤内阁与自由党合作，以及松方与大隈合作将原来的改进党等重组为进步党，引起了藩阀官员们的强烈不满。所以，从1895年11月到第二年，他们开始期待山县能成为盟主，形成了以内务省官员为主的山县系（坂野潤治『明治憲法体制の確立』125頁。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188頁）。

但是，对于伊藤首相来说，需尽快解决的问题，既不是进步党，也不是山县系的形成，而是自由党方面并不满足板垣就任内相等回报，反而要求获得更多的官职。在板垣入阁三个月后的7月下旬，作为对自由党的回报，政府面临更换知事的重大问题。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以前，知事属于内务官员，实质性人事权掌握在内相手中。

对此，板垣内相、林有造等人与伊东内阁书记长官进行了交涉。8月，自由党成员就任群马县知事。伊藤首相认为，过于依赖自由党，就会让自由党要求官职的欲望膨胀，不是一件好事情。[3]

陆奥启程

陆奥外相的结核病继续恶化，于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5月30日辞职。其实早在前一年的8月，陆奥就已经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但伊藤竭力挽留。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借口，其实陆奥是因为判断伊藤内阁无法维持而提出辞呈的（『原敬日記』1895年8月26日）。伊藤在给陆奥的信中提到，自己之所以同意陆奥辞职，是希望他身体恢复之后，能继续为国家效力；同时还告诉陆奥，近日原敬外务次官将会被任命为公使并前往朝鲜赴任，请陆奥全面协助（陸奥宛伊藤書状、1896年6月4日、「陸奥宗光文書」）。

陆奥辞职，伊藤首相感到有点失落，但他希望陆奥无论是否担任外相也能继续协助自己。而且，明成皇后遇害事件发生后，朝鲜局势一直让伊藤首相非常紧张，他不希望再次出现此类事件。可能是伊藤对于小村寿太郎公使不太放心，所以让陆奥的心腹原敬就任公使。伊藤是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知道原敬的，对他赞赏有加，甚至在其担任枢密院议长时，想让原敬当自己的秘书官（『原敬日記』1890年1月13日）。原敬就任朝鲜公使4年半之后，受伊藤之邀，加入了伊藤创立的立宪政友会，成为党干部。又过了18年，原敬成为政友会内阁的总理大臣。

陆奥在主治医生贝尔兹的建议下，于6月26日出发前往夏威夷，去海边疗养；略有恢复后，于8月16日返回日本。那时，陆奥的心腹原敬等人认为，陆奥作为外相阁僚协助伊藤的阶段已经结束。原敬等人开始考虑，陆奥应该以掌握自由党、成为首相、夺取政权为目标，把与伊藤合作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陆奥自己应该也是这样想的。陆奥和原敬，甚至已经对伊藤作为长州派成员感到不舒服了。尽管伊藤对陆奥和原敬寄予厚望，但在伊藤不知情的状况下，他们已经启程走向独立了。

急流勇退

伊藤内阁的辞职序曲是从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7月下旬开始的。松方辞去藏相之后，就任藏相的渡边国武（前大藏次官）不是松方那样的大人物，在银行等实业界没有人气，无法募集到国债。因此，制定下一年度预算案时就相当艰难，渡边藏相提出辞呈。于是，伊藤首相听取了井上馨的建议，同意让大隈就任外相，松方就任藏相，以此强化内阁。

伊藤相当自负。因为他希望亲自领导由藩阀势力、自由党系、改进党系等主要政党领袖组成的强大内阁，让“宪法政治”在日本扎根，同时确立外交路线。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大隈的进步党与板垣、林有造的自由党相互竞争，由此阻碍自由党人加官晋爵。如此一来，他也能获得山县以及山县系官员的信赖。

8月17日，伊藤首相邀请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班列大臣）、大山岩（陆相）、西乡从道（海相）等四位萨摩派阁僚，以及板垣内相到他在东京市伊皿子的家中，讨论内阁的进退问题。其结果是：①除板垣以外，其他阁僚都赞成让松方和大隈入阁；②板垣赞成松方入阁，但表示如果大隈入阁，他就辞职。同一天，松方表示，如果大隈入阁，自己就入阁。然而，板垣内相与松方、大隈的入阁问题最终无法协调。8月27日，伊藤首相提出辞呈，31日获得了天皇的批准。日清战争前后，伊藤担任首相四年有余。正如前文提到的，伊藤的疾病不断恶化，所以是时候急流勇退了（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14頁）。

迁居和建房

末松谦澄是在1875年（明治八年）与伊藤认识的；1889年，与伊藤的女儿生子结婚。所以，末松对于伊藤的为人和私生活比较了解（伊藤宛末松書状、1876年1月16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五巻。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276、415頁）。末松回忆说，由于伊藤经常搬家、建新房，所以有人认为伊藤喜欢住新房。但是，伊藤对新房有一个必须的要求，那就是房子要造得快，他对于选什么材料、做工是否精细什么的并不在意（『孝子伊藤公』396頁）。正如下文即将叙述的那样，伊藤多次搬家，他的很多家宅都朴素无华。

明治四年（1871），伊藤把家安在东京高轮，但1874年（明治七年）秋天就将住宅卖出。不久，在芝区赤羽的小山町建了新居，1876年将其卖出之后，在灵南坂下的政府宿舍里临时住过一段时间。1878年秋，又把以前住过的高轮宅子买了回来。其后十多年，伊藤的家人主要居住在高轮，伊藤则是在政府宿舍和高轮家宅里两头住。父母则住进伊藤高轮家宅里的一栋小宅里，就这样，全家团圆，一家人都住在了一起（同前、249～250頁）。

1886年（明治十九年），伊藤在神奈川县的夏岛建了一栋别墅。但是，因为1889年夏岛开始建造炮台，所以同年夏天，将夏岛的别墅完整搬迁到小田原的绿町。10月建成之后，伊藤就让父亲十藏住在那里。同年12月开始，小田原就成为伊藤的主要居住地。第二年，他在小田原的十字町建造家宅，取名“沧浪阁”；1892年，又在神户的诹访山置了小别墅（同前、277～278頁）。诹访山不仅可以眺望整个神户港，而且距离14世纪著名武将楠木正成的归宿之地凑川很近，而伊藤很崇拜楠木正成。

此外，1889年，伊藤把高轮的宅子卖给了岩崎；1892年，又在伊皿子购置了宅院；还在高轮附近借了一个宅子，给父母居住。父亲十藏（1896年3月19日去世，享年79岁）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同前、327頁）。

大矶“沧浪阁”

伊藤在往返于东京和小田原的途中，常去神奈川县大矶车站附近的旅馆招仙阁、群鹤楼歇脚。伊藤觉得大矶气候温和、交通便捷，决定在那里建造家宅。日清战争结束后，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5月13日，大矶宅院竣工。5月24日，皇太子嘉仁亲王亲临伊藤家宅（『伊藤博文伝』下巻、291～292頁）。伊藤也给这个宅子起名为“沧浪阁”，把整个家从小田原搬到了大矶。夫人梅子和伊藤的母亲琴子也都住到了大矶的“沧浪阁”里（古谷久綱『藤公余影』239～240頁）。1897年10月，伊藤将户籍也从东京迁到了大矶，“沧浪阁”成为伊藤名副其实的本宅。同年冬天，伊藤卖掉了位于东京伊皿子的宅院（『孝子伊藤公』333頁）。

大矶“沧浪阁”相当大，占地五反四亩二十九步（约5500平方米）。里面有一栋茅葺日式平房用于起居，还有一栋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洋房，分别占地87坪（约287平方米）和70坪（约231平方米）。

德富苏峰曾评论说，“沧浪阁”看上去就像乡政府或警察署（徳富蘇峰『東西史論』100頁）。由此可见伊藤质朴实在的性格。“沧浪阁”的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南边是与海岸相连的沙地丘陵。从“沧浪阁”往东走，依次是大隈的别墅、陆奥的别墅，以及山县的别墅“小淘庵”。最早在这里建造别墅的是山县（1887年），然后是陆奥（1894年12月）。

日清战争结束后，因受三国干涉，日本对朝政策举棋不定。因为别墅彼此相邻，所以伊藤首相、陆奥外相和山县有朋就在大矶商讨国事。

也是因为伊藤的介绍，1899年2月，西园寺公望在“沧浪阁”的西侧建了别墅。陆奥去世后，西园寺成为伊藤最得力的心腹。从别墅相邻，就可以知道两人的关系了（伊藤之雄『元老西园寺公望』102～104頁）。

其实，伊藤将“沧浪阁”从小田原搬到大矶的另一个原因是大矶交通方便。此外，由于连续四年执掌国政，其间又经历了日清战争，伊藤疲惫不堪，把“沧浪阁”作为本宅，在那里生活起居，就能在大海之滨好好休养。

然而，后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伊藤已经渐入老境，但也无法长期在大矶悠闲生活，这在下一章中也会提到。所以，伊藤有时住在东京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宫内省的灵南坂官舍，有时住在鸟居坂租借的房子，有时下榻帝国饭店。除了因病长期休养以外，伊藤只能抽空回大矶家（古谷久綱『藤公余影』240～242頁）。

大矶“沧浪阁”是伊藤的本宅兼别墅。1896年年末开始，伊藤又在神奈川县的金泽建造新的别墅，第二年1月落成（『孝子伊藤公』333頁）。

在那个时期，伊藤又是搬家又是建别墅，而那时正是大久保利通遭到暗杀之后，伊藤开始构建自己的领导体制，领导日本进入近代化的时期。可能是为了释放政治上的压力，只要有中意的地方，伊藤就在那里买房、造别墅。

1897年1月，神奈川县的金泽别墅建成之后，伊藤就不再像以往那样频繁建房了。他主要待在大矶的“沧浪阁”里静心调整，养精蓄锐。可以说，伊藤在搬家、建房方面，也进入了老境。

两个亲儿子和夫人梅子

伊藤博文没有儿子，所以将盟友井上馨的外甥勇吉（就是后来继承伊藤家业的博邦）收为养子。但是，伊藤44岁的时候，也就是1885年（明治十八年）12月15日，亲儿子文吉诞生了。文吉的生母不是正妻梅子，而是一个家在东京多摩、为学习礼仪而到伊藤家中帮忙的女子（「伊藤文吉」『吉野信次』所収。伊藤真一「父·博文を語る」『日本文化を考える〈村松剛対談集〉』30～32頁）。

文吉出生后，就被送到梅子的哥哥木田几三郎（前山口藩士）家抚养。所以文吉在家谱上是木田的儿子，后来被伊藤收为养子。

文吉第一次和亲生父亲伊藤博文见面，是在《下关条约》谈判时期。据说，有人带着文吉，去下关的春帆楼找了伊藤（『伊藤博文君を偲ぶ』17頁）。那时，博文53岁，文吉9岁。估计伊藤很想把这个可爱的男孩带在身边教育，但文吉后来一直被留在夫人梅子的娘家长大。

文吉非常优秀，从旧制山口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后来进入农商务省工作。梅子一直给文吉寄生活费和学费。

考虑到夫人梅子的心情，伊藤不把文吉接回家，也没有去见文吉。而梅子把文吉放在自己娘家养育，并一直给他寄钱，直到他长大成人，这反映了梅子在对伊藤的体贴和自己的自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直到30多岁，文吉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生母的信。她说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冈山县一家农学校的校长，她随儿子一起赴任（「伊藤文吉」『吉野信次』所収）。估计是生母希望在有生之年见文吉一次，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两人究竟是否见面，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见文吉的生母在离开文吉多年之后还一直惦记着他。从书信内容来看，生母后来结婚，有了儿子，儿子成为农学校的校长，应该生活得还不错。不知文吉生母的娘家是否富裕，如果并不富裕，梅子让哥哥收下文吉养大成人，也是对伊藤的良苦用心。

文吉之后，在1890年7月1日，伊藤的第二个亲儿子真一诞生了。真一的生母是新桥一位名叫“歌”的艺妓。后来，歌嫁给了堀某，堀某是宫内省高官杉孙七郎［长州藩出身，皇太后宫大夫（局长）］的“家扶”[4]，真一由他们夫妇养育成人。真一也十分优秀，考入当时东京第一名校——府立第一中学校。因为伊藤强烈推荐他去考旧制高中最难考的第一高中，所以真一去参加了考试，但落榜了。真一后来进入第二高中（仙台），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伊藤真一「父·博文を語る」『日本文化を考える〈村松剛対談集〉』30～46頁）。

除了与梅子所生的女儿生子等以外，传闻伊藤博文有许多私生子。真一87岁的时候也曾回忆说，“父亲博文有许多孩子，不是养子，就是和艺妓或女佣生的孩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当时真一年事已高，记忆不太可靠。确认是伊藤亲生儿女的只有他与夫人梅子所生的贞子（幼时死亡）和生子，以及与其他女子所生的朝子、文吉、真一和泽子（作为末松谦澄、生子夫妇的养女被抚养成人）。

如前文所述，伊藤和其他女子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朝子，直到7岁左右，才被梅子接进家门。后来的两个男孩，都是在别处长大的。所以，日俄战争前，文吉和真一都不是在伊藤家长大的，但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这与重视教育的伊藤和贤内助梅子有很大的关系。

女儿朝子后来与出身长府（现在的山口县下关市）的外交官西源四郎结婚。

此外，据伊藤之子伊藤真一、伊藤外孙女清子（西源四郎和朝子的女儿）两人回忆，泽子和伊藤及其夫人梅子都比较疏远，据说是因为泽子小时候非常调皮，又是踢被子，又是坐到柜子上（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夫人梅子』42、57、175頁）。泽子后来在文吉的关照下，于1920年5月与大藏省的官员大竹虎雄（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结婚（『京都日出新聞』1920年5月21日）。伊藤死后，伊藤的威信让其子孙受益匪浅。

[1] 即《马关条约》，又称《日清讲和条约》。——译者注

[2] 2005年10月6日，韩国主流媒体《朝鲜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伊藤博文与明成皇后（闵妃）遇害有关。这篇文章（Digital Chosunilbo，Japanese Edition）提到，1895年6月20日，芳川显正司法大臣向（山县有朋和）陆奥宗光外相寄送的书信。该文指出：①“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发现了可证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及内阁成员与1895年明成皇后遇害有关的史料”；②芳川告诉井上馨驻朝公使，“〔向伊藤总理〕强烈建议彻底放弃权宜之计，采取具有决定性的行动方针”；③“芳川在信中写道，‘揣摩〔井上的〕心思，井上没有表示反对，所以觉得可以按照他们所希望的行动’”。此外，该文还引用了首尔大学教授李泰镇的观点，“从该史料来看，杀害明成皇后一事是日本内阁层面商量后做出的决定”，以及汉阳大学名誉教授崔文衡的观点，“这份资料明确暗示了伊藤与杀害明成皇后事件有关”。
芳川显正的这封信就收录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的《陆奥宗光文书》中，并且连目录都有，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发现”。1895年6月20日这封信中谈到的“行动方针”，已经在拙著《立宪国家的确立与伊藤博文》中得到阐明，其实指的是日本放弃原先单独对朝鲜进行干涉的政策方针，转变为与俄国联手干涉。明成皇后遇害事件是在该信发出后过了4个月才发生的。如果阅读其他史料，将这封信放到当时的政治外交动向中进行考察，就很容易知道“行动方针”指的并不是杀害明成皇后一事。而且那时伊藤最关心的也不是外交政策的大转换，而是如何对付松方正义藏相，因为松方藏相想以财政政策对立为由推倒伊藤内阁（陸奥宛伊藤書状、1895年6月17日、「陸奥宗光文書」）。此外，韩国报刊对于6月20日书信原文的解释存在理解错误。书信原文如下：“与春亩伯〔伊藤博文〕见面谈话时，强烈建议彻底放弃权宜之计，采取具有决定性的行动方针。〔芳川与井上〕反复谈及此事，〔井上〕委婉认可。〔芳川〕探察其真意，由于未见〔井上〕表示不同意，所以推测他应该会按照您所期待的去做”。也就是说，芳川估计井上会按照山县、陆奥所希望的去做伊藤的思想工作，这只不过是芳川对于井上将如何行动的一个乐观推测而已。但是《朝鲜日报》的文章将此解释为“会按照他们的希望行动”，认为这暗示着日本政府内部达成了一致。很显然，这种解释是错误的。而且，这篇文章的作者以为芳川的信只是写给陆奥的，却把更为重要的收件人山县有朋给遗漏了，这可能是因为不会读或不知道“含雪将军”是谁，含雪是山县有朋的号。

[3] 从第九届议会开始，伊藤就坚持在与自由党合作的问题上，不同意“以牺牲行政权为条件，扰乱宪法政治基础”，也不同意让自由党员担任地方官员。但是，“只要适才适用，没有其他问题”，而且合作条件中并不包括任命自由党成员为知事这一内容，所以伊藤觉得如果只任命一个知事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野村靖宛伊藤書状、1896年1月29日、「野村靖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但是，对于自由党成员究竟能否公正地行使行政权，伊藤依旧无法放心。

[4] 在皇族或华族的家中负责家务和会计的人。——译者注

第五部 夕阳篇

第十七章 元老的自负——第三次伊藤内阁

漫游西日本，解乏散心

有关第二次伊藤内阁之后的首相人选，明治天皇征求了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和松方正义的意向。他们也都是除伊藤以外，萨摩派和长州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相当于进步党党首的大隈重信已经与松方合作，工商界和媒体方面强烈希望大隈或是松方当首相。所以，依照民意，决定由松方当首相。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9月18日，第二次松方内阁成立。

内阁成员除首相松方兼任藏相、大隈任外相以外，还包括萨摩派三人、山县系三人，另外两人没有所属，伊藤系的官员一个也没有入阁（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14～216頁）。伊藤暂时离开政府充电，静候良机。

问题是，板垣就任内相不过4个半月，伊藤就辞职了，所以，自由党内对此极为不满。1896年10月，伊藤通过伊东巳代治向自由党提供了相当大的一笔活动资金（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6年10月20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伊藤十分重视与自由党的合作，也是为下一次执政做准备。

11月10日，伊藤启程离开大矶，开始了西日本之旅。在伊藤出发前的10月25日，《二十六世纪》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宫内大臣论》的文章攻击伊藤，说他自1885年兼任宫相以来，利用继任土方久元宫相等人，专横跋扈，蔑视天皇（野村治一良『米寿閑話』179～198頁）。土方宫相向松方首相、内相和法相寄送文书，要求对该媒体进行处分。内阁会议上众人产生分歧，但清浦奎吾法相、田中光显宫内次官等山县系官员都支持土方宫相，认为应该处分。11月14日，《二十六世纪》杂志以及11月9日转载该文的报刊《日本》，分别受到禁止发行和停刊的处罚（山県宛清浦書状、1896年11月14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二巻）。虽然受到攻击的是伊藤，但他正处于旅途之中，应该没有太多参与此事。

伊藤一路游历奈良、舞子、广岛、宫岛、下关，12月23日抵达福冈县的三池时接到报告，听说住在东京的老藩主病重，就立即返回了东京。关于他这次旅行的情况，可以从伊藤写给陆奥宗光的书信中知晓。

在神户附近逗留的时候，老友来访，伊藤还见到了山县。11月29日夜，他乘火车去了广岛，在广岛受到地方官员和军人们的热烈欢迎，饮酒谈笑，度过一夜。次日，伊藤去了宫岛（严岛）小住几日，寻访弘法大师足迹，游览风景名胜（陸奥宛伊藤書状、1896年12月5日、「陸奥宗光文書」）。

12月11日，伊藤受西乡从道海相之邀，一同出席了广岛县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军官的机构）的毕业典礼。当天晚上，与西乡一起返回广岛，和以往一样在“酩酊大醉”中听闻了不少事情（陸奥宛伊藤書状、1896年12月15日、「陸奥宗光文書」）。那时伊藤年满55岁，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前文曾经提到，日清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伊藤在随天皇前往大本营所在的广岛途中，吃了点西餐和两份日式便当后感到身体不适。由此可见，伊藤虽然已经50多岁了，但食欲和酒量都相当不错。

12月15日，伊藤写信给陆奥，说“云烟千里外，梦寝恍惚间，唯有见尊容”。但那时，陆奥已经瞒着伊藤开始为自立而采取行动了。伊藤并未察觉此事，依旧十分关心陆奥，并对他寄予厚望。

伊藤面对列强时冷静敏锐，但对于盟友和心腹信而不疑。这既是伊藤的弱点，也是他的魅力所在。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伊藤就以这种态度待人接物，从而赢得了明治天皇以及许多人的信赖。这与多疑、猜忌的山县有朋截然不同。

伊藤养精蓄锐之后，返回东京，准备与陆奥一同培养政党，继续对日本进行改造。

大失所望

1897年（明治三十年）2月20日，伊藤又给陆奥写信。在信的开头，伊藤问候陆奥最近如何，天气寒冷，身体可好？自己有点感冒，引发了咽炎。然后又问，东京局势如何？他觉得应该和新闻报道的没有多大差异，但如果听到什么消息，请一定告诉他。还问，听说陆奥与河野广中（自由党前最高干部）见了面，应该不是事实吧？等等（陸奥宛伊藤書状、1897年2月20日、「陸奥宗光文書」）。

伊藤家和陆奥家都在大矶，只隔着三户人家，但从这封信来看，两人的沟通并不顺畅。而且，伊藤十分在意陆奥与原自由党最高干部接触这个传闻，因为这件事他自己完全不知情。

2月15日以前，包括干部河野广中在内的15名众议院议员脱离了自由党，这在自由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因为与伊东巳代治合作的林有造等土佐派拥立板垣为党首，压制河野等自由党人的改革运动。所以自由党改革运动的推动者们认为，如果政策和条件谈得拢，希望与第二次松方内阁，以及执政党进步党合作。

此后，由于要对党内发生的混乱负责，板垣和林有造等土佐派在2月下旬丧失了自由党内的领导权；松田正久则成为自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为重建自由党，3月9日，自由党方面邀请陆奥加入自由党并就任党首。陆奥立即让自己的心腹和好友，即众议院议员冈崎邦辅（和歌山县陆奥派中心人物、陆奥的表弟）和贵族院敕选议员中岛信行（前自由党干部、陆奥在幕末海援队结识的好友）两人入党，为自己入党做准备（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18～223頁）。此外，陆奥的另一个心腹——自由党关东派领导人之一星亨，当时作为驻美公使正在美国学习政党政治和公共事业，如有需要可以立即回国，支持陆奥。

结核病不断恶化的陆奥，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希望自己在死前能作为党首率领自由党组阁执政。但是，伊藤定不会同意由陆奥组阁。伊藤可以接受的，最多就是为了伊藤今后能成为政党总裁而让陆奥先加入自由党。陆奥已经下定决心，不想再唯伊藤之命是从了。

关于加入自由党一事，陆奥与西园寺公望（前外相、前文相）商量过。据说，陆奥对西园寺说，如果不能成为政党党首，就没有人会再支持自己，他很想确认一下，如果自己不做党首了，是否还会有人跟随他（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四巻、399～400頁）。陆奥比西园寺年长5岁，两人是10多年的好友。西园寺在陆奥生病时曾任外相临时代理，陆奥给过他许多建议和帮助。所以，西园寺非常崇敬陆奥，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同时，西园寺也是伊藤的心腹，对伊藤也十分崇敬（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三章·四章）。估计陆奥也想让西园寺入党、成为自由党的干部。没有迹象表明，陆奥将此事告诉了伊藤，但很有可能西园寺告诉了伊藤。

此外，让板垣引退、由陆奥担任自由党党首的这一幕后动作被《大阪朝日新闻》（3月16日）、《国民新闻》（3月19日）等媒体曝光，所以伊藤肯定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伊藤把陆奥当作心腹，对他寄予厚望，并认为如能以政界改革为目的来创设政党，期待陆奥能在自由党系方面发挥中心作用。而且，从伊藤对后辈的评价来看，陆奥名列第一。可以说，只要他的健康没问题，陆奥应该是继承伊藤衣钵的第一候选人。然而，陆奥在没有与自己商量的情况下，就自说自话地准备当自由党的党首，伊藤定然感到非常失望。从这时开始直到陆奥去世大约有5个月，伊藤与陆奥之间没有留下任何书信往来，从这一点可以想象伊藤心情低落之极。

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

1897年（明治三十年）4月22日，明治天皇命令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出席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并给亲王发了3万日元（约合现在的6亿日元）的津贴。有栖川宫觉得此行责任重大，恳请天皇允许伊藤随他同行，以增威信。天皇不愿意伊藤远离东京，一直没有答应，直到5月4日才许可此事。5月7日，天皇赐予伊藤2万银元，一行人从横滨出发。对于伊藤来说，这是第4次欧洲之行，距离上一次为了宪法调查而访欧已经过了10多年。他应该非常想看一看欧洲的现状，也想散散心，从对陆奥的失望中走出来。

伊藤一行出发之后，天皇于5月25日下令让伊藤在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之后，不用再跟随有栖川宫，而是前往法国、德国、俄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访问，并赐予伊藤特别津贴3万银元，与此前的津贴加在一起共有5万银元。这是因为大隈外相上奏天皇，说是让伊藤单独历访欧洲各国有利于日本的外交，而且在伊藤再次执政之时，也会发挥作用（『明治天皇紀』258頁）。估计大隈是为了自己能主导松方内阁才提出建议，尽可能延长伊藤在欧洲的逗留时间。

伊藤途径美国，于6月6日抵达巴黎，然后前往英国。6月12日是庆典第一天，伊藤跟随有栖川宫前往白金汉宫拜见了维多利亚女王，当晚还参加了正式晚宴。28日，庆典活动结束后，伊藤随有栖川宫前往巴黎；7月13日亲王回国。

此后，伊藤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四个国家。正准备继续访问德国、俄国的时候，伊藤收到日本国内政局有变、需要他即刻回国的信息。于是，伊藤8月7日启程回国，9月5日抵达日本，7日进宫向天皇汇报了跟随有栖川宫参加庆典的事宜以及欧洲局势（『伊藤博文伝』下巻、303～312頁）。

请伊藤即刻回国的消息是伊东巳代治发出的，具体内容如下。

（1）第二次松方内阁不受欢迎，松方首相兼藏相和大隈外相都已经疲惫不堪。

（2）临行前，岩崎弥之助男爵曾说，归根结底，“国务唯有交给”伊藤、大隈和松方等人才放心。伊藤没有拒绝，告诉伊东巳代治他非常希望实现“大融和”。

（3）6月28日，井上馨与大隈外相秘密见面，强烈希望组成由“一流政治家”构成的“最强内阁”，一定要对财政和外交进行改革。

（4）伊东巳代治与板垣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重大问题上板垣也会与伊东商量。

（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7年7月8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

根据伊东发来的消息，伊藤决定回国之后组成举国团结一心的内阁，发展“宪法政治”，确定外交政策，内阁成员则由藩阀官员、自由党、进步党等构成。这背后也有福泽谕吉的参与。与明治十四年政变前夕相同，福泽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大阪朝日新聞』1897年9月8日）。

伊藤回国、建造金泽别墅

就在伊藤返回日本的途中，1897年（明治三十年）8月24日，陆奥去世，享年53岁。伊藤与陆奥之间的情义已经淡薄，伊藤无暇为陆奥之死过度悲伤，而是雄心勃勃地准备重新执政。

9月5日，伊藤从欧洲返回日本，决心集结一流政治家，成立包括自由党系、进步党系在内的“最强内阁”，创造政策新气象。同年10月，伊藤购买了位于神奈川县金泽野岛的2122坪（约7002平方米）山林，年内就建成了拥有5栋茅葺平房（104坪5合，约343平方米）的金泽别墅，1906年又增购了约6788坪（约22400平方米）的土地。皇太子嘉仁（后来的大正天皇）和皇太子妃等日本皇族、韩国皇太子李垠也都访问过伊藤的金泽别墅（楠山永雄『伊藤博文公と金澤別邸』49～54頁）。从金泽别墅眺望大海，右手方可以看见他们在制定宪法草案时曾经待过的夏岛。夏岛设置陆军炮台之后，伊藤也常常眺望夏岛，或许又重新燃起了完成“宪法政治”的斗志。

然而，伊藤回国之后开始注意到，如果藩阀官员、自由党、进步党开展合作，有可能出现大问题。原因在于，尽管伊东巳代治和岩崎弥之助男爵已经尽力开展情报分析，但事与愿违，大隈外相对于帮助伊藤内阁执政的态度十分消极。

天皇和藩阀官员对伊藤的期待

第二次松方内阁为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希望加征地租。但由于加征地租会导致农民的强烈反对，对选举不利，所以很难获得进步党方面的支持。于是，为收买进步党的人心，1897年（明治三十年）松方内阁给了进步党11个官职，包括大隈外相以及局长、知事等职位，从数量上来看，是第二次伊藤内阁给自由党人4个官职的约3倍。

即便如此，进步党仍不满足。大隈等进步党方面，认为松方首相、萨摩派对于进步党的示好还不足够，反对松方内阁加征地租，并于1897年10月31日拒绝与松方内阁继续合作。

尽管伊藤希望能获得藩阀以及自由党、进步党两大政党的支持，成立强有力的内阁，但自由党和进步党相互对立。9月中旬，板垣催促伊藤组阁，并且对增税表示支持，但对伊藤与松方、大隈的合作心存警惕，伊藤也因此无法做出积极回应。

伊藤放弃了对德国和俄国的访问，提前回国，意气风发地准备执政。但由于政党情况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伊藤在失望的同时，也只能继续观望。

松方内阁在遭到进步党拒绝之后，开始与自由党进行合作交涉。自由党提出，让星亨就任大臣，将众议院议员人数增至500人（即增加200人）等要求，但松方内阁无法同意，11月下旬，双方放弃继续交涉。

就这样到了11月下旬，松方内阁在无法得到众议院两大政党进步党和自由党支持的情况下，必须想方设法熬过第十一届议会。而且，政府财政困难，如要实施军备扩张等计划，就必须使加征地租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

而在同年10月，韩国（10月16日，朝鲜将国号改为大韩帝国）希望聘用俄国军官训练韩国士兵一事逐渐明确，这让松方内阁和藩阀内部十分紧张。因为大约一年半以前签订《罗拔诺甫-山县协议》时，日方山县大将等人未曾同意这一事项，决定他日协商。如果俄国方面单方派遣军官前往韩国，日俄两国之间的协商体制就有可能崩溃。

此外，11月14日德国占领胶州湾，12月15日俄国舰队进入旅顺港，列强开始瓜分中国。藩阀内部，尤其是山县系官员感到危机重重。12月23日，山县的亲信平田东助（枢密院书记长官）认为列强有可能将日本排除在外，向山县提出推翻松方内阁的建议。

12月21日，第十一届议会召开。25日，进步党、自由党等提出了内阁不信任案。松方内阁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松方首相上奏天皇要求解散众议院，并提出了辞呈（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16～217、226～230頁）。

就这样，众议院被解散。可以预想进步党、自由党会在大选中获得大多数席位。天皇和藩阀内部都期待下一届政府能集结藩阀之力，与两党或者至少一党开展合作。能担得起如此重任的，唯有伊藤博文。

不喝酒，撑不住

明治天皇向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询问新内阁事宜，1897年（明治三十年）12月27日，黑田回复天皇，可以选择伊藤或山县。当夜，天皇就命土方宫相发电报给在大矶“沧浪阁”的伊藤，让他明日进宫。

伊藤觉得，自他前一年辞职之来，国内外局势不佳，于是以患眼病为由，请天皇允许他延迟几日（『明治天皇紀』九巻、361～363頁）。从伊藤的性格来看，他从不逃避困难，而是希望对严峻的局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在构思新体制的同时，确认能获得藩阀中哪些重要人物的支持。

此后，天皇派黑田枢密院议长前往大矶，催促伊藤进宫觐见。29日上午，伊藤从大矶出发，下榻帝国饭店，下午3点前后进宫觐见天皇，天皇命他组阁。伊藤恳请天皇给他一两天考虑的时间（「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897年12月29日），天皇准许。地位仅次于伊藤的黑田、山县也都得知此事。31日，黑田拜访了山县及其亲信芳川显正（前法相），说服他们同意让伊藤出山。由于首相一直定不下来，天皇十分焦急（『明治天皇紀』九巻、363～365頁）。就这样，伊藤确认了黑田对他的支持，也迫使山县支持自己。

然而，那时候伊藤的精神状况算不上最佳。好友井上馨非常担心伊藤的眼病和感冒，劝他少喝酒，并说“作为朋友，我不能视而不见”（伊藤宛井上馨書状、1897年12月31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政党毫不自律，只知道追求权势官职，这让以实现“宪法政治”为理想的伊藤非常不痛快，所以不喝酒，怎么撑得下去呢？

第一元老的权力与极限

1897年（明治三十年）12月31日，伊藤在松方提出辞呈后第二次觐见天皇。伊藤向天皇就组阁设想、与阁僚候选人交涉的进展等进行了汇报，并接受组阁之命。

伊藤设想的内阁成员是：陆相由桂太郎中将（山县系）出任；海相由山本权兵卫少将（萨摩藩出身）出任，但由于山本拒绝，伊藤正在与西乡海相进行交涉，希望西乡能继续留任；藏相由渡边国武（伊藤系）或芳川显正（山县系）出任；法相由板垣退助出任（板垣断然拒绝）；农商相由大隈重信出任（大隈断然拒绝）；文相由末松谦澄（伊藤系、伊藤长女生子之夫）出任；递相由伊东巳代治（伊藤系）出任；内相由芳川显正（山县系）出任；外相由西德二郎（萨摩藩出身）或西园寺公望（伊藤系）出任。此外，他还提及由儿玉源太郎中将出任台湾总督。虽然宫相不是内阁成员，但伊藤也提出了建议，希望让井上馨代替土方久元。对此，天皇没有接受，认为“参谋本部和宫内省”的人事不用着急（「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897年12月31日）。

伊藤的这一组阁设想有三个特征。

第一，内阁成员没有包括进入第二次伊藤内阁的山县、井上、黑田、大山等长州、萨摩元老级人物，而是不论长州还是萨摩，均提拔少壮人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相人选，山本权兵卫只不过是少将，担任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山本深得西乡海相信赖，虽然在工作上已经开始发挥海相的作用，但这个人选出乎大家的意料。

第二，希望让自由党和进步党的实际党首，即板垣和大隈分别担任较为轻松的法相和农商相，以此获得两党的支持。

第三，伊藤考虑的不仅仅是内阁成员，还包括了宫内省、陆军、海军、台湾总督等人事安排，可见伊藤有意对宫中、军队甚至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土方宫相本来就是伊藤系的，而伊藤想让更具影响力的盟友井上馨就任宫相，可见他对宫中改革的热情。

因为伊藤认为，由《皇室典范》规定大致框架的宫中改革，应该与宪法规定的政治改革相符并产生联动。

然而，伊藤的这一设想存在漏洞。自从征韩论政变以来，伊藤成为最年轻的参议并兼任工部卿，其后仕途基本一帆风顺，所以他无法充分理解始终支持自己的盟友，以及位居伊藤之下的前辈们的心情。伊藤觉得自己是一心为了日本的发展而无私奋斗，理所当然地认为盟友和其他人都应该理解他、跟随他。

例如，从年龄上来考虑，井上馨若是就任宫相，就几乎没有成为首相、留名后世的机会了。井上馨由始至终一直支持伊藤，与他一同建设近代国家，是藩阀内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即使伊藤拜托他就任驻朝公使，他也毫无怨言。但是，从井上的角度来看，资历不如自己的松方正义（萨摩藩出身）都两度就任首相了，所以他希望能与伊藤换个位置，给他一次当首相的机会。井上的这个心思具体会在后文讲到。

大隈和板垣都比伊藤年长，而且比伊藤早两三年当上参议，可以说是前辈。两人在日清战争结束后，分别担任外相和内相等重要职位，而且在众议院引领两大政党，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党员们的关注。如果他们没有在政府内阁中被委以重任，就有可能在党内失去威信。所以，即便伊藤是为了避免藩阀内部的反对而想委以两人农商相和法相这两个不算最重要的职位，也实在是太欠考虑了，没有为他们两人的立场和心情着想。[1]

第三次伊藤内阁出师不利

然而，大隈和板垣都不接受妥协方案。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月12日，第三次伊藤内阁在未获得众议院两大政党合作的情况下成立了。伊藤首相以外的内阁成员如下：陆相由桂太郎（山县系，与最初方案相同）担任，海相由西乡从道（萨摩藩出身，最初方案是山本）担任，藏相由伊藤的盟友井上馨（因为天皇发话，伊藤放弃了由井上担任宫相的方案）担任，法相由曾祢荒助（长州藩出身，与伊藤和山县两方面关系都不错）担任，农商相由伊东巳代治（伊藤系）担任，文相由西园寺公望（伊藤系）担任，递相由末松谦澄（伊藤系）担任，内相由芳川显正（山县系）担任，外相由西德二郎（萨摩藩出身，外交官）担任。除曾祢法相以外，内阁成员中有五人（包括伊藤本人在内）来自伊藤系，两人来自山县系（负责陆军的陆相和负责治安等的内相），还有一人来自萨摩派（西乡）。但这不过是一个以伊藤系官员为中心的内阁，与伊藤希望组建的同政党合作、举国一致的内阁相距甚远。

组阁过程中，在确定无法获得进步党和自由党的支持之后，伊藤奏请召开御前会议。出席1月10日御前会议的人员有所增加，人选也是伊藤定的。根据伊藤的奏请，天皇要求以下人员出席：长州派的伊藤、山县、井上馨，萨摩派的西乡从道、黑田、大山，共六位元老。萨摩派的松方也可以说是元老，但由于刚刚辞任首相，未被召集参会。自1892年夏第二次伊藤内阁成立以来，天皇自己确定元老的人选，咨询善后措施，所以元老人选的主导权一直握在天皇手中。但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会议的元老人选是由伊藤决定的（伊藤之雄「元老制度再考」）。

然而，即便在御前召开元老会议，由于元老们无法控制政党动向，伊藤内阁的前途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在1月10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伊藤谈及前一年巡游欧洲时与英国的索尔兹伯里首相、法国外相就远东局势进行会谈的内容。俄国从满洲入手，想要占领清国的辽东半岛（包括大连、旅顺），法国的目标是云南地区，英国的目标是长江河口，德国则对胶州湾、山东省虎视眈眈。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动向，伊藤感到危机重重。

接下来，伊藤谈到英国军舰停泊在韩国仁川港，如果英国与俄国之间发生冲突，日本究竟是支持英国，与俄、法、德三国为敌，还是支持俄国，“远离”英国？目前还无法做出判断。最后，伊藤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日本国内不仅兵备不足，财政也相当困难，所以应该避免与强敌发生正面冲突，唯有站在局外保持中立，才能确保国家安全。

山县等元老和天皇，都对伊藤的见解没有异议（「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898年1月10日）。伊藤深知列强奉行的国际规则，所以认为“守”才能确保日本的安全。考虑到列强瓜分中国会逐渐演变成列强在远东地区的争霸，国际规范也会被打破，日本无法应对。当时，伊藤对日本的国力没有信心。

“宪法政治”危机

第三次伊藤内阁成立的三天后，即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月15日，俄国驻日公使向西德二郎外相提出了缔结新日俄协议的请求。俄国在朝鲜半岛扩大影响力的企图虽然失败，但英国无意在清国北方问题上出手干涉，所以日本必须自行与俄国方面进行谈判。

伊藤首相、西德二郎外相等都对谈判表示支持。4月25日，伊藤内阁与俄国签订了《罗森-西协议》，重新确认了《罗拔诺甫-山县协议》中的既定内容，即日俄两国在韩国政治问题上的对等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俄国认可且承诺不妨碍日本在韩国发展工商业的内容（第三条）。这是俄国对于日本默许其3月27日租借清国的旅顺、大连的回报。

1898年4月24日，伊藤内阁与清国缔结协议，让清国承诺不将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割让给他国。这是因为日本在日清战争中获得的台湾就在福建省的对岸。帝国主义时代，列强瓜分中国，不断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并从中获益。日本也必须分一杯羮。不仅藩阀领导人有这种想法，当时许多日本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包括山县和山县系官员在内的藩阀官员，都对《罗森-西协议》以及清国承诺不割让福建省表示满意。因为在东亚地区，日本的国力（军事力量）与列强，尤其与俄国相比，显得较为薄弱（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32～234頁）。从外交层面上来说，第三次伊藤内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于松方内阁在集体辞职之前解散了众议院，3月15日举行了议会大选。这次选举是自第一届大选以来最为平静的一次（『国民新聞』1898年3月6日）。因为伊藤内阁根据敕令，禁止选举人员携带有可能伤人的凶器。

民权运动开展之后，日本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壮士”，他们持刀或将凶器藏在手杖里，在与反对派或政府的争斗中充当打手。伊藤首相待时机成熟之后，开始削弱选举运动中的武士性质，使选举向“文明国家”靠拢。这反映了伊藤希望自由党、进步党成为理性政党的心愿。

但是，最为关键的还是大选结果能否如伊藤所愿。真正当选的是不是那些能对现实进行合理判断的议员？政党的性质能否得到改变？

结果，各党派在第十二届特别议会中获得的议席如下：自由党98人，进步党91人，山下俱乐部54人，国民协会（藩阀系）26人等。自由党的议席数增加了1.2倍，进步党的议席略有减少。可是，即便与藩阀系的国民协会联手，与伊藤关系颇深的自由党获得的议席也没有过半。

尽管如此，自由党干部林有造（土佐派）没有与进步党合作，而是选择以土佐派为中心，与伊藤内阁合作的惯常路线。3月末，林有造向伊藤首相提出让板垣入阁的请求，但伊藤没有积极响应。4月中旬，林有造再次催促伊藤。4月15日，伊藤明确拒绝了板垣入阁的请求。18日，自由党与内阁决裂（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36～237頁）。

4月14日，伊藤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对政党现状进行了批判：自从宪法颁布以来，自己为宪法的“正常运作”费尽苦心，但目前的“政党局势”太让人“忧虑”（山県宛芳川書状、1898年4月16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三巻）。热衷于当官求利的自由党、进步党让伊藤心烦意乱。

伊藤首相甚至在会议上提出，索性把政权让给板垣等人，让他们尝试自由“执政”。

对此，山县系的芳川内相认为，要么就把政权交给政党，要么在政府每次与议会发生冲突时就解散议会，一直坚持到底。当天，黑田枢密院议长也向芳川表示，根据情况，甚至可以“暂时中止宪法”，集中精力“建设国家”（同前）。

在政党只知道当官求利的情况下，藩阀领导人再次提出了宪法停止论。伊藤对此感到非常愤慨，因为从他率领宪法调查团访欧至此，十几年过去了，“宪法政治”的前途仍然渺茫。情绪激动之下，伊藤甚至提出索性把政权交给政党，让他们实际体验一下执政究竟有多难。

藩阀官员几乎无人支持伊藤的这一建议。但从伊藤在内阁会议上说出这样的话来看，他在精神上已经极其疲惫了。其实伊藤的此番发言倒也有一半出自真心。因为4月中旬签订《罗森-西协议》基本已成定局，东亚局势危机暂时得以缓解。

步子太快，精神疲惫

大选之后的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5月14日，第十二届特别议会召开。伊藤内阁向众议院递交了加征地租法案，将地租从地价的2.5%提高到3.7%。

因为第十二届议会是特别议会，加征地租法案其实也可以在此后的第十三届议会上递交。井上馨藏相曾向伊藤首相建议，不要在特别议会上递交这一法案。但伊藤向所有内阁成员明确表示，也在枢密院公开表态，如果该法案无法通过，就解散议会，根据情况甚至可以“部分中止宪法”（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部分中止宪法”的表态与伊藤一贯的立场完全不同。当时，伊藤因为政党方面毫无责任的主张而十分烦躁。政党方面因三国干涉受到的屈辱感应该和政府相差无几，而且在第九届议会上，自由党和进步党也都提出了军备扩张。军备扩张需要财源，没有财源，却反对加征地租，还拿不出替代方案。所以，伊藤因政党方面的无理取闹而心情烦躁。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伊藤无心说出了“部分中止宪法”。而且，在众议院并无有力政党支持的情况下，仍然急于在特别议会上递交难度极大的加征地租法案，这种做法本身就相当异常了，可见伊藤已经无法理性地对待政党了。此时的伊藤，与两年前第二次执政时判若两人，精神上已经疲惫不堪。

所幸，山县和山县系的官员，以及萨摩派的黑田、松方也都赞成加征地租法案。这个法案让藩阀内阁和藩阀官员团结起来。

伊藤在特别议会上还递交了另一个重要法案，即众议院选举法修改法案。日清战争结束后，日本工业革命发展迅猛，工商业者以及城市地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选举法修改法案的目的就是扩大这部分人员的参政权，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

该法案将所有的市都划为独立选区，由于城市地区主要以城市工商业者为基础，所以该法案试图将这部分议员的比例从目前不足5.7%骤增到23.9%；同时，修改公民享有选举权的条件，所有年满25岁的男性（与现行法相同），只要地租纳税额满5日元（现行法规定为15日元）、所得税或营业税满3日元即可成为选举人。如此一来，具有选举权的人数就可以一下子增加5倍以上。此外，选区由小选区制变为大选区制（郡部为府县单位的大选区制），投票方式改为一人一票的无记名制。

加征地租法案和选举法修改法案，反映了伊藤首相急于改革体制的意图。这些举措的目的在于，顺应工业革命的发展，通过加大对农业的征税、扩大城市工商业者的参政权，将日本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商业国家。

如果这两个法案得以通过，从农业获得收益的地主们在进行再投资的时候，就不会只投农业，而是率先考虑工商业。而且，以往政党的根基是地主，通过增加来自城市工商业的议员，也可以改变政党的性质和立法方向。

遗憾的是，伊藤内阁在提出选举法修改法案的时候，工商业者还没有强烈意识到这个问题。伊藤的构想走在时代的前面（伊藤之雄「立憲政友会創立期の議会」）。

然而，山县系的官员对于伊藤提出的这个选举法修改法案大惊失色。因为大幅扩大选举权之后，基本就相当于普选了。

自由党和进步党对于扩大选举权并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但对于增加城市议员数量的态度消极。这是因为两党议员大多来自地主阶层，政党领袖对于新时代也没有明确的构想（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38～240頁）。

所以，选举法修改法案并没有对推动加征地租法案发挥作用，也没有像加征地租法案那样受到关注。伊藤领导体制改革的构想落空，而且同时推出两个重要法案导致精力分散，伊藤无法将全部精力集中到加征地租法案上去。

为使众议院通过加征地租法案，伊藤内阁打算利用近畿、中国地区等农业先进区域日渐高涨的修改地价呼声。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实施的地租修改项目，在决定征税基准的固定地价时，将东北等农业生产力较低地区的地价设定得较低。然而，随着农业技术的提升，地价低的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也得到提高。而近畿、中国地区等原本地价高的地区，开始对相对地价过高表示不满，要求降低地价。

伊藤内阁期待，如果政府同意修改地价，就会出现不少同意加征地租的议员。这样的话，就能瓦解加征地租反对派，用修改地价来交换加征地租。但是，政府对此并没有胜算。

仅仅半年，深陷困境

对于伊藤内阁提出的加征地租法案，进步党和自由党表示反对。于是，伊藤首相决定让众议院从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6月7日到9日停会三天。6月10日，在重新召开的众议院正式会议上，针对是否将修改地价建议案提上议程进行投票，最终以127票赞成、165票反对的结果被否决。许多修改地价派的议员非常失望，转而反对加征地租，结果加征地租法案以27票赞成、247票反对的悬殊票数遭到否决。伊藤首相由于错误判断了众议院的动向，结果不得不解散众议院。若是按照伊藤以往的一贯做法，他当时不会提出选举法修改法案，而会将全部精力投入修改地价和加征地租法案，结局就会发生大逆转。

此后，伊藤首相在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等大工商业者的支持下，计划集结藩阀系的国民协会、要求修改地价的议员以及工商业者组成新的政党，为大选之后的特别议会做准备。

6月13日，为获得内阁对其组织政党的认可，伊藤请元老山县有朋元帅也出席了内阁会议。但是，山县、盟友井上馨藏相以及其他元老都不支持伊藤建党。井上劝伊藤暂时将政权让给政党，等到国民对政党执政失望的时候，再组阁也不迟。

山县及其心腹平田东助（枢密院书记长官）等人，也都反对藩阀一把手伊藤首相成为政党党首，并让内阁成员加入政党，组成政党内阁。山县十分担心这会使日本重蹈西班牙和希腊的覆辙。

6月15日，平田走访了国民协会最高干部，批评政党内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伊藤的新党。而且，工商业中最具实力的三井和三菱都表态不参加伊藤的新党，大仓则犹豫不决。结果，只有几十人参加了在帝国饭店召开的第一次组织协商会议。

继1892年2月之后，伊藤的建党计划再次遭遇挫折。伊藤大失所望，在奏请天皇召集元老询问善后对策后，于19日离开东京，回到大矶（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6月7日，自由党就开始接近进步党。10日，众议院解散之后，两党动作加快。6月22日，自由党与进步党合并，创建了新党——宪政党。

宪政党的党首究竟应该让自由党系的板垣来当，还是让进步党系的大隈来当，这一问题无法解决，于是就不设党首。而且由于筹建新党仅用了两个星期，而自由党系和进步党系的对立由来已久，甚至在经济等重大政策方面也没有达成基本一致。但很明显，宪政党会在下一届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41～247頁）。

针对这种情况，藩阀方面可以采取两种对策：第一，团结一致，反复解散议会，引导众议院支持藩阀；第二，将大权交给宪政党的板垣和大隈。

倒阁、憔悴、错乱

天皇十分忧虑事态的发展，于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6月24日下令召见伊藤、黑田、山县、西乡从道、井上馨、大山岩等元老，商量对策。松方正义由于无法按时从兵库县御影的别墅返回东京，未能出席会议。

伊藤在此次御前会议上表示，如果元老中没有任何人愿意执政，就只能让宪政党的大隈、板垣组阁了。山县反对成立政党内阁，认为只有组成元老内阁才能渡过难关。但是，西乡和大山赞成伊藤的建议。于是，山县提议休会，等松方来了之后再做决定。结果，伊藤首相不得不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8年6月25日、「井上馨文書」）。

山县在回忆这次会议时谈到，围绕成立政党内阁的讨论相当激烈，无论自己如何反对，“伊藤一概不听”，几乎“不等别人发言结束就开始反驳”。山县不过是坚持一贯的意见，不料伊藤却扔出一句“你既然这么说，那就请你自己来试试”（原敬「山県侯爵との対話筆記」1898年6月28日、『原敬関係文書』六巻）。

伊藤认为，要维护宪法政治，只有把政权让给大隈、板垣，别无他法。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伊藤只是觉得身居政府要职20多年、已经56岁的山县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想法，因而对他感到十分失望，情急之下说出了那样的话。

会议结束后，天皇召见伊藤，在未确定继任首相的情况下，伊藤就提出了辞呈。此后，天皇再次召见伊藤，确认是否能将政权单独交给自由党。伊藤回答说，除了让大隈、板垣两人担负起政权而外别无他法（井上馨宛伊藤書状、1898年6月25日、「井上馨文書」）。

但是，根据平田枢密院书记长官的回忆，其实天皇误解了伊藤的意思，以为是由伊藤担任首相负责组阁，让大隈和板垣成为内阁成员。在24日下午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还发出了圣裁，命大隈、板垣入阁（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同「山県内閣」〔未定稿〕）。

伊藤以为由大隈和板垣两人执政一事已经获得了天皇的准许，听闻此事不知做何感想？当天，伊藤在觐见天皇之后遇见了松方。松方回忆说，自己当时看到伊藤的样子，感到十分惊讶。

伊藤脸色憔悴，毫无生气，……我说无论如何，你应该赶快回到大矶好好休养。伊藤却反复说要穿袈裟当和尚。我笑着说，你呀心不在焉，即便穿上了袈裟也成不了和尚。虽在说笑，但总觉得伊藤心神不定，于是又劝他赶快回大矶休息。

（原敬「松方伯との対話要概」1898年7月2日、『原敬関係文書』六巻）

然而，伊藤并没有因为继任内阁人选如己所愿而感到满意，他深感疲惫，心事重重。所以，松方觉得伊藤的精神状态有点反常。

其实，此事让伊藤颇感屈辱，因为宪政党建党一事完全出乎意料，自己的内阁仅仅维持了5个半月，可以说是最短命的内阁。同时伊藤也感到极度忧虑，因为他至此一直在为实现“宪法政治”而努力，大隈和板垣究竟能否继承他的精神，顺利执政呢？万一宪法中止，万一与列强发生什么重大冲突……伊藤说出要去当和尚的话，可见他的精神沮丧已经到了极限。

第二天，即6月25日，天皇派岩仓具定侍从职干事拜访伊藤之后才惊觉自己理解错误，于是立即召见伊藤等元老进行讨论，委托山县组阁。天皇在这件事上过于狼狈，甚至开始采取有悖于君主机构说原则的行动。

然而此前，伊藤已经秘密地将御前会议的结果，以及天皇“同意”大隈和板垣组阁一事告诉了大隈和板垣。山县认为，如果自己组阁，就会给政党方面留下口实，攻击他欺瞒天皇执掌政权，甚至可能连累天皇，所以拒绝组阁。就这样，终于如伊藤所愿，天皇命令大隈和板垣组建内阁。

决心开展宫中改革

前文提到，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秋，《二十六世纪》杂志刊文批评元老伊藤博文和土方久元宫内大臣控制皇室。松方内阁的清浦法相和田中宫内次官等山县系官员与土方宫相联手，由内阁对《二十六世纪》杂志等媒体做出了停刊处分。

虽然清浦法相等人在《二十六世纪》事件中对杂志等媒体做出了停刊处分，但由于宫内省内部也并非不存在腐败，所以土方宫相也认为应该在恰当时机整顿宫中，并将此事与萨摩派元老西乡从道（海相）商量，并希望元老山县能有所行动（伊藤之雄「山県系官僚閥と天皇·元老·宫中」）。

1897年5月，伊藤开始与山县商讨宫中改革一事，井上馨也参与进来（井上馨宛伊東巳代治書状、1897年5月5日、「井上馨文書」）。[2]那时，元老伊藤和井上希望与山县联手，通过伊藤领导体制开展宫中改革。

前文已经提到，伊藤宫中改革构想的基础是让盟友元老井上馨担任宫相。在向天皇汇报第三次内阁组阁人选的时候，伊藤就提及此事，但天皇认为宫内省和参谋本部的人事问题不用着急，实则否定了伊藤的提议。结果，井上就任藏相，没能成为宫中改革的主要候选人。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2月9日，也就是第三次伊藤内阁成立大约一个月后，宫内省高层进行了人事变动，但未能形成推动大改革的新体制。主要的人事变动如下：①被认为是伊藤系、遭受攻击的土方宫相于2月9日辞职；同一天，山县系官员田中光显宫内次官升任宫相；②与山县系无关的堤正谊（前宫内省内匠头）继任宫内次官；③负责财政的重要职位——内藏头由伊藤系的渡边千秋留任。

10项宫中改革建议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2月9日，伊藤首相向明治天皇递交了包括10项改革内容在内的意见书（『明治天皇紀』九巻、390～394頁）。

主要内容如下：①皇族“婚嫁”对象必须出身于皇族、华族中“门阀、血统”地位最高的家族；②皇族只与上流阶层交际，不参与“民间普通事业”；③在经济财政方面，皇族避免拥有民间企业股票等，所有资产转换并集中到国家公债和自家不动产两种；④即便有来自神社寺院等的请愿恩赐钱财，皇室也应根据维新“国家原则”，立足于宗教之外，尽可能不介入宗教事务，给予国民宗教信仰自由等。

这些内容规定了皇室、皇族要在民间企业和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维护皇家威信。

⑤由于财源有限，对教育、美术领域的奖励以及灾害救助等需按照一定标准行事；⑥如对皇族和“功勋”官员进行奖励，或命令内阁举行国葬，费用由国库而非内廷负担；⑦叙爵（授予爵位）和升爵（提升爵位）为宫内省专管事项，内阁不得介入；⑧对各国外交官等在宴会、游园会享受的待遇做出规定，涉外交际需要宫相和外相进行充分协商，重要内容则需首相参与确认。

这些内容的目的在于限制内阁、宫相、宫内官员等介入皇室和皇族活动。

此外，伊藤还提议：⑨如皇太子体弱多病，无法进行正常学习，则尽可能用“简便”之法，让其通晓政治和军事。为此，在皇族、臣下中设一定数量的“伺候”，从陆海军中选拔数名将士兼任宫内省东宫职务，向皇太子传授知识。

这个建议是为了根据皇太子的实际情况，用简便实际的方式，让皇太子掌握政治军事方面的要点。

伊藤还提议：⑩由于所有皇室经济财政以及宫相事务一直由帝室经济会进行统管，所以希望创设新机构，将皇室皇族的冠婚丧祭、皇族待遇、皇族以及“勋臣”奖赏、国葬、叙爵、升爵等也纳入其管辖范围。

也就是说，原本都是伊藤等元老来指导宫相等人应对宫中事务，但今后希望尽可能根据制度规定，由专门机构来负责。伊藤作为第一元老，为实现并维护“宪法政治”，积极参与各类事务。但为使“宪法政治”逐步成熟，他着手调整制度，减少元老的介入。

然而，伊藤提出的这10项宫中改革建议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落实。一是因为伊藤作为首相忙于应对加征地租问题和修改选举法，二是因为宫内省没有执行能力强的领袖来推动此事。前文提到，伊藤想要同时解决加征地租和修改选举法这两大重要问题，本身就是在冒险，再加上宫中改革，可以说伊藤过于自负，已经无法把握政策实现的可能性和方式方法了。

在伊藤提出的10项建议中，最具可行性的就是有关皇太子教育的组织改革。建议提出9天之后，中山孝麿侯爵（前东宫侍从长）就被任命为东宫大夫，负责皇太子教育事务；元老大山岩元帅就任“东宫监督”这一新设的职位。一个月后，3月22日，天皇任命有栖川宫威仁为皇太子“宾友”，元老伊藤、松方、前宫相土方久元则被任命为皇太子“伺候”，皇太子住在赤坂离宫时，必须每周进宫参见天皇两次。根据伊藤的建议，宫中设置了“宾友”和“伺候”两个新职务。但是，皇太子的各项学习进度依旧一拖再拖。结果，伊藤改革10项建议中唯一被采纳的这项建议只发挥了一年的作用。第二年5月，东宫监督和东宫伺候都被废除了（伊藤之雄『明治天皇』369～370頁）。

伊藤领导体制的衰败

前文提到，从1878年（明治二年）大久保利通遭暗杀之后，到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第二次伊藤内阁倒台为止，伊藤始终通过伊藤领导体制主导政府，使“宪法政治”（立宪政治）扎根日本。伊藤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的前提条件有：①性格开朗，能够获得明治天皇的信任，甚至能够协调萨摩派的领导人；②具有高超的英语能力，对法律、经济、历史等方面及作为其底蕴的中国、日本古典文化具有极强的洞察能力，并且能够理解西欧国家的规范；③具备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处理内政、外交问题的实务能力，以及“刚强正直”的政治判断能力等。

然而，仅仅5个半月，第三次伊藤内阁就倒台了。这说明伊藤领导体制已经不再有效。持续了近20年的伊藤领导体制为何会衰败呢？

第一个原因是，政党的崛起。

伊藤的目标“宪法政治”，是让教育惠及更多国民、提高国民自觉性、逐步扩大国民的政治参与。伊藤希望，政府（行政府）与议会（立法府）通过反复的合理讨论之后，决定能反映广大国民意志的国家政策。伊藤认为其理想中的这一政府议会和谐体制，不仅能增强国力，还能向西方列强展示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并有利于修订条约等外交谈判。

从第一届议会开始，伊藤就一直对日本的政党状况表示不满，但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他也与政党（议会）方面进行妥协，并尽可能地接受他们的要求，还阻止政府以暴力手段压制政党。

政党由此茁壮成长，日清战争之后，自由党以及进步党逐渐成为执政党，两党党首板垣退助、大隈重信都进入内阁，党员就任政府高官。自由、进步两大政党自信大增之后，开始提高与藩阀政府合作的回报条件，由此脱离了伊藤的控制。

此外，原为伊藤心腹的陆奥宗光，一开始是在精神上摆脱伊藤，后来随着其病情的恶化，政党崛起一发不可收拾了。

伊藤领导体制衰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围绕如何应对政党崛起问题，藩阀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开始各行其是。

其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就是日清战争结束后形成了以山县有朋为领袖的山县系官员。

19世纪80年代以前，山县在同为长州派的伊藤、井上馨的支持下，与萨摩派的大山岩联合统率陆军，谋求军事近代化。但山县的目的在于让陆军作为专家集团在尽可能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立。由于取得了日清战争的胜利，陆军威信大增。结果日清战争之后，就连伊藤也无法参与陆军人事等重要问题的决策了。

除此之外，议会设立初期，藩阀政府与政党发生对立时，伊藤谋求与政党合作的态度也推动了山县系官员派的形成。1892年第二届大选时发生的品川内相干涉选举事件，以及第二次伊藤内阁在日清战争结束后与自由党的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导致内务官员都聚集到山县的周围。

不仅如此，甚至连萨摩派也开始摆脱伊藤。

由于伊藤追究品川内相干涉选举的责任，萨摩派阁僚居多的松方正义内阁倒台，松方等萨摩派领导人与伊藤逐渐疏远。例如，以前松方正义对伊藤言听计从，甚至被萨摩派自己人称为“伊藤味噌”。但是，松方在第一次内阁被推翻之后，就开始逐渐摆脱伊藤；在第二次伊藤内阁就任藏相时，就因在财政问题上与伊藤意见冲突，仅5个多月就辞职了；此后，与大隈重信合作，没有接受伊藤让其再次入阁的邀请，而是以松隈内阁的形式成立了第二次松方内阁。

此外，大久保身亡之后，萨摩派的一把手黑田清隆原本也与伊藤保持着良好关系。但1889年，由于伊藤中止大隈修订条约，黑田内阁倒台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而且，黑田始终对政党持否定意见。所以，能站在伊藤一边的萨摩派领导人也只有统率海军的西乡从道了。

甚至连伊藤的盟友井上馨，也开始向伊藤表达自己的强烈主张，这也可以看作他摆脱伊藤、谋求自立的开始。1898年1月，井上在进入第三次伊藤内阁时就与伊藤发生了矛盾，为此伊藤还写信给山县有朋求其帮忙（山県宛伊藤書状、1898年1月5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井上虽然是作为藏相进入内阁的，但其职位实际相当于副总理，由于以前板垣曾耍手段想让井上下台，所以井上一直与板垣不和。同年4月，两人之间的对立开始表面化，所以井上坚决表示如果让板垣入阁，自己就辞去藏相一职（伊藤之雄「日清戦後の自由党の改革と星亨」）。

到那时为止，藩阀领导人基本都就任过首相，有过组阁经验。唯一没有就任过首相的，除了因为兄长西乡隆盛的关系而始终退让的西乡从道以外，就只有井上馨一人了。从年龄上考虑，井上觉得也应该轮到自己当一次首相了。所以尽管自己作为重要内阁成员入阁，但不过是协助伊藤而已，井上馨不再有以前那样的干劲了。

如上所述，伊藤权力减弱，也就是伊藤领导体制已经开始衰败，而伊藤本人却对此毫无知觉，依旧试图利用第三次伊藤内阁推行强硬的执政路线，结果导致伊藤领导体制的衰败进一步加速。

伊藤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使“宪法政治”在日本扎根，他对于现状的分析和对未来的洞察甚至可以说太过透彻了。所以，他一心想着要改变现状，却没有深入考虑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实现构想。伊藤当时已渐入老境，体力不如从前，也容易疲劳，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刚强正直”的个性让其不愿服输，结果适得其反，判断频频失误。

总之，由于伊藤领导体制衰败，伊藤想要既立足于藩阀势力又让政党追随自己，由此让“宪法政治”在日本扎根的目标已经很难实现了。所以，要实现“宪法政治”，就必须从创立政党开始打基础。对于此时的伊藤来说，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明白这一道理。

两封遗书

如前文所述，第三次伊藤内阁失败的原因并不一定是伊藤过于自信，也是因为他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方式。这可以从伊藤在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2月13日写下的遗书中看到。那时伊藤56岁，渐入老境，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开始安排身后事。

伊藤的遗嘱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份遗书是关于财产分割的。

（1）面额为1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20亿日元〕的军事公债证书。当时放在毛利家理财，合同是每年8%的利息，1年就有8000日元〔约为现在的1亿6000万日元〕的利息收入。本金加利息，为夫人梅子终生所有并任其自由赠予和分配给亲属。

（2）十五银行股票200股，小野田水泥公司股票400股，日本铁道公司股票旧股183股、新股28股，均转让给继承人勇吉〔后来的博邦〕，并为其本人所有。

（3）将4万日元公债中的3万〔约为现在的6亿日元〕留给生子，为其本人所有；1万日元〔约为现在的2亿日元〕赠予朝子。

此外，存款由亲属商量之后，根据家事需要听从夫人梅子的指示进行分配。

（「伊藤博文遺書」伊藤博昭氏所蔵）

这份遗书的重点在于，伊藤家仅公债资产就有14万日元（约为现在的28亿日元）。伊藤将这些财产主要分配给夫人梅子，以及嗣子勇吉（27岁）、生子（29岁）和朝子（22岁）等人。生子可以继承的公债是朝子的三倍，原因在于生子是伊藤与夫人梅子所生，伊藤从小宠爱生子；而朝子是伊藤与其他女性所生。文吉和真一没有分得财产，估计是因为还未成年。可能是因为伊藤与夫人梅子心心相印、彼此信赖，伊藤认为夫人梅子会在两个儿子成年之后，将自己所得遗产中分出部分给他们，金额应该不会少于留给朝子的份额。

伊藤的另一份遗书是他在1907年（明治四十年）7月1日作为统监前往韩国赴任的途中写给勇吉的。[3]

伊藤在信中告知勇吉：①万一自己出了意外，要他给母亲（夫人梅子）1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13亿日元）的隐居费，因为梅子多年照料祖父母（伊藤的父亲十藏和母亲琴子）“尽赡养之孝，且坚贞不渝，作为贤内助支持自己，同舟共济”；②可能现在讲此事还为时过早，但是出于万一的考虑，请勇吉谅解；③这件事情以前就与母亲（夫人梅子）讲过，再次强调是希望不要产生误解。最后，伊藤在信中让勇吉代他向“玉子〔勇吉之妻〕和婴儿们〔勇吉的孩子们〕”问好。

这封书信的开头空白处，伊藤追加的这几句话非常重要：“这封信也可给末松看，万事皆可与末松商量。”其实伊藤就是委婉地告诉勇吉，让他把这封信给生子的丈夫，也就是伊藤的心腹末松谦澄看并与他商量（「伊藤博文遺書」伊藤博昭氏所蔵）。

伊藤在1898年2月的遗书中，已经提到要分给夫人梅子面额为1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由于已经过了近10年，伊藤家的财政状况有所变化，所以他再次提醒勇吉，在他过世后，一定要给母亲（夫人梅子）10万日元，并想让末松做担保人。从这份遗书可以看出，伊藤深爱着夫人梅子，并对她极其信任。

此外，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伊藤做好意外死亡的心理准备，主要原因并不是自己的健康问题，而是在对待海牙密使事件上，日本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韩政策，所以韩方有可能进行反抗，自己会被殃及，这一点具体将在后文阐述。在这封信寄出的一个多月前，也就是5月22日，伊藤得知韩国皇帝高宗背地里支付了巨额的活动资金，为了让列强认定《日韩保护条约》无效而向荷兰海牙的和平会议派遣了密使（见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

1901年5月，伊藤委托杉孙七郎子爵（长州藩出身，枢密顾问官）处理自己名下的中山道公债，用以偿还日本银行的贷款（杉孫七郎宛伊藤書状、1901年5月24日、「伊藤博文書状」萩博物館所蔵）。杉孙七郎曾担任宫内省的内藏头（局长）等职务。内藏头负责宫中财政运营，可以从大藏省等处获得最新的经济信息。宫内高管和原高官也都可以获得相应的信息。所以，伊藤家族的金融资产运作十分稳定。

[1] 自由党要求让板垣担任内相，而进步党要求让大隈担任内相，而且进步党还想要除陆相、海相以外的三个大臣职位（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四巻、743～745頁）。《大日本宪政史》是1927年出版的有关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书籍。作者大津淳一郎在1897年年末成为进步党众议院议员，后来就任宪政会干部。
政党崛起之后，态度也开始强硬。1897年年末，进步党和自由党都提出了与第三次伊藤内阁合作的条件，进步党的要求尤其强硬。自由党方面，1898年1月8日，板垣向伊藤提出了让1～2名成员进入内阁，或者由伊藤首相兼任内相、林有造担任次官的妥协方案（山県宛芳川書状、1898年1月8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三巻）。根据这一方案，伊藤认为，如果让大隈任外相、板垣任内相，两党就有可能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控制官职数量的要求。此外，即便无法与大隈及进步党达成妥协，也依然有可能与自由党合作。

[2] 根据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的《井上馨相关文书目录》，该书信的年份被推定为“1898年”，但实际应为1897年（伊藤之雄「山県系官僚閥と天皇·元老·宫中」）。

[3] 这封书信没有记载年份，推定是伊藤在1907年写的理由是，信中提到“我刚刚赴任就公务繁忙，尤其是我不在的时候，韩国发生了宫廷纠纷，并有两个地方出现暴动”，甚至到现在都没有平息。这些描述与伊藤1907年3月20日返回汉城任职期间的经历相符：从1906年秋到第二年，韩国国内到处出现“抗日游击队”的起义，并且伊藤还面临如何处理韩国宫廷（高宗）海牙密使事件的问题。

第十八章 休养与充电——漫游清国、游说西日本

隈板内阁成立、伊藤游历清国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6月25日夜，伊藤请大隈重信（原进步党系）和板垣退助（原自由党系）到首相官邸，告知两人他已经向明治天皇推荐由两人负责继任内阁，天皇下令之后就请组阁。6月27日，天皇命令大隈和板垣两人组阁。6月30日，第一次大隈内阁（隈板内阁）成立。

第一次大隈内阁，除了陆军和海军大臣以外，其他所有阁僚都是宪政党员。因为宪政党在众议院中占大半议席，所以大隈内阁是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内阁成员如下：原进步党系的有大隈首相兼外相、尾崎行雄文相等四人，原自由党系的有板垣内相、松田正久藏相和林有造递相三人。原进步党系要比原自由党系多一个人。

由于板垣不太精通外交礼仪，所以有关大隈和板垣两人谁任首相并没有什么分歧。问题出在其他官员的职务分配上，例如大隈兼任的外相一职，以及次官、局长、知事和道府县的各级干部、郡长等。宪政党员的当官热骤升，原进步党和原自由党对各个级别的官职都垂涎三尺，互不相让。

不过，这个问题在组阁之时还没有表面化，直到7月才开始显现，但宪政党完善了其地方组织，在37个道府县设立了39个支部和2个出差基地（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43～249頁）。

伊藤辞去首相一职后就回到了大矶，吹吹海风，听听海浪，休养生息。无论遭受再大的打击，伊藤也不会一直消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很快就可以调整好。这是伊藤性格中最可圈可点之处。起先，伊藤还相当担心大隈内阁的运行，但7月看到宪政党在地方支部建设方面有条不紊，也就放心了。

7月13日，伊藤从大矶出发，返回东京下榻帝国饭店，与大隈首相见面，第二天与板垣内相也见了面。此外，伊藤还告诉记者，自己准备游历清国，从北部南下到长江流域（『東京日日新聞』1898年7月15日）。

伊藤游历清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想对被列强分割的清国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清国内政动向。6月11日，清国年轻的光绪皇帝颁布变法自强的诏书，国政重大改革由此启动。二是为了写诗，汉诗是伊藤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想行走在中国大地上，为下一次执政养精蓄锐。跟随伊藤前往清国的人员很少，精通中文和英语的翻译各一人，汉诗诗人森泰二郎（泰次郎、槐南）也与他结伴而行。森夫人曾回忆说，从1885年伊藤第一次就任首相之后，森泰二郎就经常陪伴在伊藤左右（『東京日日新聞』1909年10月28日）。

7月26日，伊藤从大矶出发，经京阪地区，于8月16日抵达神户港上船。18日到达长崎，经过韩国仁川后，25日进入汉城（『伊藤博文伝』下巻、394～395頁）。

其间，伊藤还游览了避暑胜地——岐阜县的养老溪谷，以及京都的宇治、岚山等著名景点。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伊藤在给夫人梅子的信中写道，感觉比他两年前去台湾时更热。他到长崎后，在邮政公司的安排下，观摩了新船的试运行，结束后还参加了一个规模在50人左右的宴会。

韩国方面特意派了一位皇族在仁川迎接伊藤，又在汉城日夜举办酒宴盛情款待。伊藤在给夫人梅子的信中写道，韩国也非常热，“汗如雨下，所幸不感疲乏，天天到处走”；又是招待会又是晚宴，韩国国王和韩国政府对他的款待可谓是此前其他人从未享受过的（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345～348頁）。

伊藤在各地受到的欢迎和款待满足了他的自尊心，让他逐渐忘却政变之辱，心情也开始好了起来。

9月8日，伊藤从韩国仁川出发，11日抵达清国的天津，14日进入北京。29日离开北京，10月5日抵达上海，巡游汉口、南京之后，22日又回到上海。

在天津，伊藤也受到了清国上上下下的欢迎和款待，其盛情“难以用笔墨写尽”。日日夜夜，宴会不断，来拜访的中国人也络绎不绝，纷纷恳请伊藤尽力帮助中国。

在北京，9月20日伊藤获准觐见光绪皇帝，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友好待遇。然而21日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掌权，下台的李鸿章又回到了权力中枢。后来，伊藤还受邀参加了英国公使馆与清国政府举办的晚宴。

在上海，拜访和宴请伊藤的不仅有清国官吏，还有不少学者和商人。伊藤将这些情况以及清国的政治状况都写入了给夫人梅子的信中（同前、348～354頁）。

由此可见，伊藤领导体制虽然在日本国内已经崩溃，但是他作为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国家改革领袖以及日本领导人已经名扬天下，所以清国、韩国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在汉城的酷暑之中，伊藤日夜享受宴会之乐，可见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和自信。此外，伊藤在写给夫人梅子的信中还谈及政务，可见他并没有把梅子仅仅当作料理家务的妻子，而是作为深层心灵沟通的伙伴来对待。

然而，在第一次大隈内阁（隈板内阁）中，执政党宪政党内部的原进步党系和原自由党系的矛盾激化。原自由党系的星亨递交了辞去驻美大使的辞呈，8月中旬回国，与板垣退助内相等人联合，率领原自由党系于10月上旬开始了倒阁行动。

星亨的目标是与山县系官员合作，成立山县内阁，原自由党系成为执政党，由此革新原自由党系政党并扩大势力范围。星亨认为，与其同原进步党系联手维持一个不完善的政党内阁，不如成立山县内阁，反倒可以早日实现政党政治。先是板垣等原自由党系阁僚提出了辞呈，10月31日大隈首相以及原进步党系阁僚也不得不提出了辞呈（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246～259頁）。

10月末，由于大隈内阁、宪政党内的矛盾愈演愈烈，天皇命令德大寺侍从长发电报给在上海的伊藤，让其尽快回国。伊藤接到电报后，就立即从上海启程返回日本。

“宪法试验”取得“优异成果”

大隈首相等人提出辞呈后，天皇向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询问善后之策。黑田、松方正义、西乡从道、大山岩这四大元老都希望由山县有朋来组阁。他们担心伊藤回国后对此有异议，所以希望天皇能迅速下令让山县组阁。

天皇也清楚元老等藩阀官员对于山县的期待，不等伊藤回国，就于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1月5日命令山县组阁。11月7日，伊藤虽已到达长崎，但对此也无计可施。在伊藤的强硬提议之下诞生的第一次大隈内阁，在没有任何成果的情况下仅维持了4个月就因内部矛盾倒台了。所以伊藤对于下任首相人选的发言权大幅缩减。

11月8日，60岁的山县完成了第二次内阁的组阁。新内阁成员主要有：元老山县（首相，长州藩出身）、松方（藏相，萨摩藩出身）、西乡（内相，萨摩藩出身），山县系官员桂太郎（留任陆相，长州藩出身）、清浦奎吾（法相）、青木周藏（外相，长州藩出身）等五人，以及藩阀官员山本权兵卫（海相，萨摩藩出身）等人。

星亨率领原自由党系创立了全新的宪政党，11月29日宣布与山县内阁开展合作。从美国回到日本的星亨表现出新的志向，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要求进入内阁，而是提出了铁道国有化、扩大选举权等政策性要求。

山县内阁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作为政府财源的地租增征法案在11月7日召集召开的第十三届议会（1899年3月闭会）上获得通过。众议院各党派议员中，拥有131名议员的第一大党宪政本党（原进步党系）为在野党，执政党包括宪政党（原自由党系）的113名议员和国民协会（藩阀系）的18名议员等，执政党在人数上占优。

起先，山县内阁提出要将地租从地价的2.5%提升到4%（1.6倍）。但是，如果赞成这个突然的增税计划，有可能引发以地主阶层为首的选区的农民反抗，就连宪政党内部对此都无法统一意见。于是，宪政党干部提出将地租从地价的2.5%提升到3.3%（1.32倍），并将增税时间限定在1899年到1903年的5年内，党内意见终于得到了统一。

就这样，1898年12月20日，加征地租法案在宪政党、国民协会以及无所属议员的推动下，以155票赞成、15票反对的结果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宪政本党退场，没有参加表决）。该法案于12月27日在藩阀系居多的贵族院也获得通过，由此正式生效（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30～34頁）。

加征地租法案之所以能够获得通过，一是因为半年前伊藤提出把政权交给大隈和板垣，隈板内阁得以成立。由于隈板内阁倒台，以及进步党与自由党未能成功合并为宪政党，原自由党系决定不再与原进步党系合作。从首届议会之后，政府与自由党、改进党（后来的进步党）一直摸索的民党（政党）联合路线已经不切实际了。

二是因为与伊藤相比，山县首相对自己的能力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所以认真对待议会讨论，并为回报加征地租法案获得通过，努力实现宪政党要求的地方制度改革。地方选举制度原为复选制，享有府县议员、郡议员选举权的只有市会、町会、村会等议员，市町村民不享有；而且，规定1/3的郡议员要由拥有地价1万日元以上的大地主互选产生。通过改革，府县议员和郡议员选举变为直接选举（伊藤之雄『山県有朋』308～309頁）。

就在第十三届议会召开的1899年2月11日，举行了宪法颁布10周年的庆典。伊藤在帝国饭店举行的庆典演讲中特别赞赏了山县首相，他说第一届议会和这届议会召开时，都是山县担任首相，“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已经没有解散议会的必要，山县首相履行了职责”。

伊藤还说，从1889年至此的整整10年可谓“宪法试验”的时期，并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宪法试验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对“宪法政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伊藤公演説全集』334～335頁）。这是因为，在宪政党（原自由党系）的合作之下，加征地租法案在第十三届议会上获得了通过。

由于第十二届特別议会导致伊藤的第三次内阁倒台，伊藤曾对政党极其失望，并对宪法政治的前途感到极度不安。在自己的任期内未能获得通过的加征地租法案，却借由山县之手轻松实现。对此，伊藤并没有妒忌，而是为“宪法政治”的真正扎根感到欣喜。

除此以外，5年前与英国缔结的新条约于1899年7月17日正式开始施行。建立立宪国家、修订条约并施行，这些明治维新后的目标得以逐步实现，伊藤感到非常高兴。

理想政党

伊藤真心为第二次山县内阁加征地租法案的通过和实施而感到高兴。这是因为他切身感受到宪政党的变化为实现宪法政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条约的正式施行，使日本可以有资格与列强并驾齐驱。接下来，要完成宪法政治目标，就要组建自己理想的政党。

第三次伊藤内阁倒台时，伊藤的心腹之一西园寺公望文相，就曾向他强烈提议希望将来能一起组建新党。正在神奈川县的叶山静养的西园寺，得知伊藤内阁倒台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认为伊藤的决定是“卓见”，反对派惊慌失色的样子反而可笑。

有人力推伊藤与板垣（原自由党系）、大隈（旧改进党系、进步党）组成三角同盟，但西园寺认为这完全没有考虑的价值，并在信中写道，伊藤一直抱有将“勋位显爵〔勋章、位階、爵位〕”返还给天皇的愿望，这会在日本国民中产生极大的反响，虽然困难重重，但希望他一定要付诸实践（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101頁）。

天皇把臣子中的最高勋章等许多恩典给了伊藤。伊藤曾告诉西园寺，自己想把这些恩典全部奉还，变为一介“平民”，组织新党。由伊藤率领新党参加大选，如能组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日本的宪政面貌。

因倒阁而失意万分的伊藤，收到西园寺正中下怀的提议，定是感慨万分。

就在第二次山县内阁成立那天，西园寺给刚从清国游历回国的伊藤写信，告知原自由党系和原进步党系希望能由伊藤统率，但两派是否能遵从伊藤的政策目前尚且不得而知。然而，遇难成祥，虽有不顺，但大势所趋，“有条有理、经纶天下”的内阁定会受到欢迎，他期待能出现适合伊藤建党执政的良好环境（同前、102～103頁）。

如前文所述，伊藤在宪法颁布10周年庆典上的演讲背后，是西园寺和伊藤所期待的环境逐渐形成，伊藤也确信时机已到。

就在伊藤发表演讲的同一天，宪政党领袖星亨在宪政党祝贺会上公开表示，希望组建政党内阁。星亨领导下的宪政党关东团的准机关报也委婉呼吁伊藤加入宪政党，为政党改革尽力，也欢迎贵族院议员、工商业者入党（『日刊人民』1899年3月16日、17日、19日、5月27日）。

2月底，伊藤在横滨偶遇西园寺，于是邀请西园寺去大矶“沧浪阁”，西园寺当晚就住在伊藤家。57岁的伊藤与49岁的西园寺一下子关系密切了起来。此后，在伊藤的介绍下，西园寺在“沧浪阁”隔壁购买了土地，11月别墅竣工（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103頁）。

前文曾经提到，两年前，陆奥在精神上摆脱伊藤的数月之后病死，此事让伊藤非常难过失望。就像填补陆奥的空白一样，陆奥的心腹之一西园寺与伊藤迅速接近，并成为伊藤衣钵的第一继承人。

创立政党的准备工作

加征地租法案获得通过后，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2月，第二次山县内阁向第十三届议会递交了选举法修改法案，其内容与第三次伊藤内阁向第十二届议会递交的选举法修改法案基本相同。

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山县以及山县系官员并不乐意实施的内容，如大幅扩大选举权（将拥有选举权的条件由原来的应缴地租15日元以上降低至5日元以上），大幅增加城市选区议员名额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7%增加到22%）等。

山县首相等人为了避免与伊藤博文等人发生正面冲突，将该法案先递交贵族院进行修改后再递交众议院。贵族院委员会由山县系会派领导，他们做出了比较保守的修改，即将拥有选举权的资格改为应缴地租10日元以上，并将城市选区议员名额所占比例调整为14.3%（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34～36頁）。

但是，这种修改对于计划创立新党、改良政党的伊藤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3月9日召开的贵族院大会上，平时不出席会议的侯爵议员伊藤，也以一介议员的身份参加，并发表了拥护政府方案的演讲。

伊藤在演讲中强调，日本虽有4000多万人口，但拥有参政权的不过40余万，由此可见，众议院无法充分发挥国民代表的作用。所以，如将地租资格限制降至5日元，拥有选举权的人将增至170万～180万。而且，要与列强为伍，就必须增加工商业界代表的人数。演讲之后，通过伊藤心腹末松谦澄（前递相、伊藤女儿生子的丈夫）等人的努力，大家纷纷提出恢复政府原案的要求，最终，与政府原案内容相近的修正案在贵族院大会上获得通过（『帝国議会貴族院議事速記録』十五巻下、714～716頁）。

虽然山县系官员的势力在贵族院不断发展，但提出合理建议的伊藤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伊藤对于在贵族院取得的这一成果应该颇为满意。

然而，众议院没有通过贵族院的修改案，选举法修改法案没能成立。虽然政党方面有很多人都赞成扩大选举权，但大多数议员都是以农村为基础才得以当选的，所以自然反对增加城市选区议员名额的比例。

第十三届议会一结束，同年4月10日，伊藤就前往长野市，发表了创立新政党的演讲，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游说。6月前，伊藤就走访了大阪、神户、下关、大分、福冈、山口、广岛、名古屋等各大城市，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两方面的热烈欢迎，并就经济、外交、教育等领域问题发表了20多次演讲。伊藤在各大城市大受欢迎的原因在于，伊藤向大家展现了重视城市地区工商业者的新姿态。

再次提议宫中改革

伊藤为创设新政党而到处游说，他也清楚地知道，要真正实现“宪法政治”，就必须加大力度进行宫中改革。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皇太子（东宫）嘉仁亲王的教育进展缓慢，几乎样样都有所延迟。

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4月23日，皇太子的宾友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召集伊藤博文等皇太子伺候，商量皇太子的教育方法问题。伊藤认为，教育必须保持统一，即便是天皇也应该尽可能地不去介入皇太子的教育问题，把权限全部交给负责人。伊藤还推荐了有栖川宫作为负责人。所有人都对伊藤的建议表示同意（『明治天皇紀』九巻、641～645頁）。

明治天皇平时几乎不与皇太子接触，却非常想由自己来掌控皇太子的教育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天皇对从小体弱多病的儿子的宠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天皇的责任感，他觉得在臣子面前要自制，避免父子之间的接触（伊藤之雄『明治天皇』362～369頁）。

天皇并没有理解和采纳伊藤的建议，直到有栖川宫催促，才表示了同意。5月8日，东宫监督和东宫伺候这两个为皇太子教育而设立的职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原为东宫宾友的有栖川宫被任命为东宫辅导，成为皇太子教育的最高负责人。除了星期日，有栖川宫每天都必须到东宫御所工作。

此外，伊藤、大山岩元帅、土方久元（前宫相，伊藤系）、田中光显宫相等五人被任命为东宫辅导顾问。

天皇在做出这些决定之前，派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到大矶，将决定告知与有栖川宫在一起的伊藤，并再三强调要让伊藤和以往一样给皇太子上好政治课（『明治天皇紀』九巻、641～644頁）。

皇太子等皇室子女的教育，虽然具有公务性质，但也是天皇家族的内部问题，所以天皇频频介入，这不是君主机构说的行动规范能够完全制约的。在立宪君主制比日本发达的英国，君主对于皇室内部问题的介入同样也比外部问题多（伊藤之雄『明治天皇』242～244、273～280、362～371、422～426頁）。

出于对这些情况的考虑，天皇对伊藤的信赖以及两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已超越了天皇与元老、体面与立场，倒是与友情更为接近。为了提高天皇作为明君的威信，伊藤的言外之意是天皇对皇太子教育问题的干涉往往很突然、没有系统性，反而产生副作用，所以应该控制自己，把皇太子的教育全部交给有栖川宫等人。能够对天皇提出如此建议的，也只有伊藤了。

8月24日，天皇下令在宫中设立帝室制度调查局，对朝仪典礼，皇族、皇室财产，以及其他皇室相关事项开展调查和审议。同时，任命伊藤就任调查局总裁，并规定了12个调查项目。29日，伊藤觐见天皇奏请批准副总裁等人选。

9月5日，土方久元被任命为副总裁，伊东巳代治（前农商相、伊藤心腹）被任命为御用挂。

9月9日，帝室制度调查局在位于赤坂灵南坂的伊藤办公地宫内省官舍内正式启动。帝室制度调查局的设置，是基于前一年（1898）2月伊藤提出的宫中改革10项意见书，以及伊藤12月从清国游历回国后对意见书再次进行修改后形成的设置调查机构的建议（『明治天皇紀』九巻、695頁。『伊藤博文伝』下巻、417～426頁）。虽然《皇室典范》与明治宪法同时制定完成，但内容仅停留在大纲程度。所以，调查局的任务就是要对12个调查项目进行探讨，明确细节。

日俄战争结束后，帝室制度调查局希望制定一个称为《公式令》的法令，让首相代理行使宪法条文规定的天皇主要权限。伊藤想通过这个法令来控制日俄战争结束后的陆海军，尤其是陆军势力的崛起和自立。但在1899年这一时间点上，此类项目并没有单独立项。这些都将在后文进行具体阐述。

日俄协商路线的动揺

正当伊藤为组建新党而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游说，并因皇太子教育体制不完善而再次建议改革之时，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5月，俄国海军开始企图在朝鲜半岛南岸的马山浦建立基地。1898年10月，巴普洛夫就任俄国驻韩公使之后，就开始为扩大俄国的势力范围，以马山浦、木浦等朝鲜半岛南岸的优良港口为目标开展活动。即使从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准来看，巴普洛夫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硬派阴谋家。

巴普洛夫的行为，对日俄在韩国保持政治关系对等的《罗森-西协议》精神构成了威胁。6月，田村怡与造大佐（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从陆军作战计划部门负责人的立场出发，表示相当担忧俄国占领马山浦一事，因为日本对此无计可施。田村真正担心的是，如果日俄战争爆发，被俄国占领的马山浦会成为日军在朝鲜半岛登陆作战时的障碍（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pp.60-61）。

同年10月11日，山县首相也递交了相同的意见书，认为不可无视这一情况。山县的意见书认为，应重新考虑日清战争结束后伊藤与山县等人联手建立的日俄协商路线，根据情况甚至可以与俄国对决。然而，伊藤希望能继续维持日俄协商路线，其意见与山县不同（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254～255頁）。

陆海军和外务省高官中，有不少人对俄国的不信任感比山县更为强烈，他们认为俄国一直企图南下，想要从中国满洲对朝鲜半岛进行控制。然而，现实主义者伊藤却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他认为不用对一些琐事反应过度，当事情具体化之后，再与当事国俄国进行协商也不迟，如果无法和平解决，到时候再做最后决断。

义和团之乱、向山县内阁进言

从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开始，清国山东省的义和团势力逐渐扩大；1900年6月，甚至发展到将北京孤立，切断其与天津、保定等地联系的程度。6月20日，义和团杀了德国公使，并与清兵一起攻击滞留北京城内的列强各国公使馆员、士兵和外国侨民。由各国公使馆卫兵和外国侨民组成的义勇兵总共也不到500人。

列强都决定向清国派送援兵，但远水救不了近火，时间和人员都不够。7月5日，英国驻日代理公使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受索尔兹伯里首相之命请求日本向清国派遣救援部队，而且其他列强也都不反对（『日本外交文書』三十三巻、716～718頁）。

元老伊藤认为事态非同小可，召集山县首相、西乡内相、松方藏相三位元老，以及青木外相、桂陆相、山本海相等主要内阁成员，在首相官邸开会讨论。伊藤认为，由于目前局势还不明朗，所以不应消耗国力，走过场即可。各位大臣也都同意。尤其山本海相对事情的经过进行了详细介绍，并认为伊藤的意见符合事实，应该全面支持（伊藤博文「清国事件に関し大命を奉したる以来の事歴」）。

伊藤虽是元老之一，但并没有身居山县内阁阁僚或枢密院议长等特定要职。但这次，伊藤召集并主持了由主要内阁成员参加的会议，目的是让他们理解必须慎重对待义和团问题。虽然伊藤领导体制已经崩溃，但明治天皇对他的信任丝毫不变，所以伊藤依旧享有第一元老的特殊地位。

义和团运动，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清国秩序及西方列强在清国的势力范围。7月5日清晨，山县觐见明治天皇，天皇命他与元老伊藤商讨清国问题。随后，天皇召伊藤进宫，傍晚5点伊藤觐见天皇，天皇就如何解决清国问题征询伊藤的意见，并命令他向阁僚提出建议（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48頁）。

日本派出了由22000人组成的军队，数量为列强之首；俄国位列第二，派出了4000名士兵，此外又有其他派遣，8月起从北方开始占领满洲。8月14日，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实现了联军出兵的目标。除满洲地区以外，日本派遣的兵力为列强之首，存在感骤增。

看到联军占领了北京，8月22日伊藤认为出兵目的已经完成，建议山县首相和青木外相率先撤兵。伊藤指出，出兵清国的日军在形式上受德国总指挥调配，这种统率方式存在问题（伊藤博文「清国事件に関し大命を奉したる以来の事歴」）。可以说，伊藤强调统率方式的问题，是为了敦促神经质的山县首相尽快撤兵。

山县、青木在表面上看似接受了伊藤的劝告，但实际到31日也没有付诸行动，结果反倒是俄国方面首先提出了从北京撤兵的建议。而且，山县内阁对俄方建议也没有立即做出答复。伊藤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日本不仅失去了作为撤兵建议人的地位和名誉，甚至没有做到及时答复撤兵，于是上奏天皇说明情况并且致歉（伊藤博文「清国事件に関し大命を奉したる以来の事歴」）。

山县首相等人所考虑的是，在北京周边驻兵，不仅可以增加日本的发言权，甚至有机会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虽有天皇之命，但伊藤对山县等人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伊藤尝到了现实的严峻滋味。

7月中旬，俄国驻日公使伊兹沃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Извольский）、俄国驻韩公使巴普洛夫向元老伊藤和日本驻韩公使建议，如果义和团运动波及满洲地区和韩国，日俄需要在韩国国内划分势力范围。对此，伊藤和井上馨两位元老想与俄方进行交涉，但是山县首相的目标是用满洲换取韩国，将整个韩国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反对在韩国划分日俄势力范围。青木外相则更为强硬，甚至提出不惜与俄国开战。结果，因为义和团运动没有扩大到韩国，所以日俄在韩国划分势力范围一事也就没有进展（小林道彦『日本の大陸政策』36～37頁）。

8月下旬还发生了厦门事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山县系官员、陆军军人）等人策划乘义和团运动之乱，烧毁位于台湾对岸的厦门日本本愿寺布教所，企图以此为由占领厦门。因为台湾与福建之间的人员和物资均可自由往来，所以儿玉等人认为，为稳定对台湾的统治，有必要将台湾对岸的福建也收入囊中。

伊藤起先完全不知此事真相，估计山县首相也一样。山县内阁一开始并没有想将事态扩大化，但当儿玉提出出兵请求后，山县内阁批准占领厦门，并决定派遣一个步兵大队（数百人）的较小兵力。此事也获得了天皇的许可，日本派两支海军陆战队登陆厦门。

然而，英国等列强要求日军从厦门撤兵。儿玉等人坚持占领厦门，但得知事件真相后的伊藤强烈要求撤兵。山县内阁以及军部中央也做出了回应，同意撤兵（斎藤聖二『北清事変と日本軍』第五章）。

与对待义和团运动时的情况不同，这次伊藤与山县的意见达成一致，所以日本得以迅速撤兵。与伊藤相比，山县在协调列强关系、处理清国问题上显得较为薄弱，但他尽可能避免与列强产生重大分歧。这一点让伊藤松了一口气，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山县内阁无法与列强协调，创造东亚新秩序。

第十九章 体力衰退与“宪法政治”理想——创建立宪政友会、第四次伊藤内阁

创建立宪政友会

回过头来看日本的国内问题。在星亨的领导下，原自由党系的宪政党与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保持了一年多的合作。为回报宪政党支持加征地租法案的通过，政府废除了复选制、大地主议员，并在府县选举和郡选举制度方面扩大了参政权（见本书第十八章）。同时，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秋，宪政党通过府县议会扩大了势力范围，巩固了政党的基础。

但是，星亨等人作为宪政党的领导人与山县内阁合作，是其实现政党政治的一个步骤，如果自己的党员无人进入内阁，这种合作是无法继续的。而且，1900年5月19日，山县内阁决定对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官制进行修改，陆军和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大将或中将。其实从来就没有军部大臣是从文官中诞生的，但这次官制改革从法律层面对此进行了明文规定，也可以说是对宪政党的一种挑战。

1900年5月31日，星亨等人向山县首相提出，让山县内阁的阁僚加入宪政党，或是让宪政党员进入内阁。星亨等人想要决定今后的方向，要么迫使山县做出大幅让步来保持合作，要么请伊藤出任宪政党党首。

山县在担任首相期间取得了不少成果，觉得差不多是时候急流勇退了。5月24日，山县向天皇表示希望辞去首相职务。当然，讨厌政党的山县是不会答应星亨要求的（伊藤之雄『山県有朋』319～325頁）。

6月1日，星亨等人拜访伊藤，请他出任宪政党党首，伊藤却告诉他们自己想成立新党。自一年多以前，星亨就希望能与伊藤联手实现政党内阁，一听伊藤这个提议欣然答应加入伊藤的新党。就这样，伊藤创建新党立宪政友会（后文简称政友会）的构想一下子具体化。

伊藤也征求了山县等人的意见，山县既没有强烈反对，也没有积极支持。其实，山县是反对伊藤创建新党的，但没有明确表示。

对此，伊藤也是知晓的。7月，伊藤与心腹伊东巳代治、星亨等人商量新党的组织关系。为使政府和商界人士易于加入新党，伊藤希望形成类似俱乐部那样本部与地方组织之间较为松散的组织关系，但是星亨和伊东表示反对，认为那样无法管理，最终将其定为较为紧密的总部和支部关系。

1893年4月，根据天皇发布的《和协诏敕》，《集会及政社法》经过修改后施行，政社（政党）因此可以设置支社（支部）。原自由党系和原改进党系都据此重组支部，党员人数也大幅增加。向拥有政党支部活动经验的人建议不设支部，可见伊藤对时局的判断能力有所下降。

8月25日，伊藤在东京芝公园的“红叶馆”召集西园寺公望等13人，发表了创建新党的宗旨和纲领，并设立了建党委员会。但是，伊东巳代治认为伊藤对自己不够器重，渐生嫌隙，于是没有参加建党委员会。

大约2年8个月前，第三次伊藤内阁组阁之际，伊东巳代治也曾令伊藤大怒，两人差一点断绝关系。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伊藤在组阁时征询伊东意见，提出让他当递信大臣，但实际伊东接到任命时才发现是农商务大臣的职位，结果拒绝入阁。

这一次，伊藤年纪大了，情绪更不稳定，结果伊东巳代治从政友会筹备时就离开了（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512、106頁。升味準之助『日本政党史論』二巻、345～358頁。山本四郎『初期政友会の研究』29～57頁）。

9月13日，宪政党解散，所有党员自动加入新党政友会。两天后的9月15日，政友会在帝国饭店举行了建党仪式，共有1400多人出席，伊藤就任总裁。帝国饭店是伊藤离开大矶前往东京时固定下榻的地方。

创建政友会的目的

伊藤创建政友会的目的，可以从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8月25日伊藤发表的创建新党的宗旨演讲，以及9月15日的建党仪式上的演讲中知晓。

第一，以政友会为媒介，让更多地方上重要人物的意见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实现立宪政府（“宪法政治”）（8月25日的演讲）。

第二，伊藤认为政党发展尚不成熟，应尽量避免让政党参与内阁成员的任免和内阁政策的决策。为此，伊藤制定了赋予总裁强权的政友会会则（党章）。

会则没有明确总裁的任免和任期，但规定总裁拥有最高干部总务委员、负责庶务会计的干事长、干事等党内重要领导人的任免权。会则还规定，由总裁决定总务委员的人数，每年在东京召集召开一次党大会，议会开会期间根据需要也可以召集召开议员大会。

此外，伊藤还强调要避免让有武斗行径的无产者入党，要建立有秩序有纪律的政党（8月25日的演讲）。

由此可见，伊藤希望创建具有政策立案和执政能力的真正近代政党。伊藤早在1899年2月就曾发表演说，要以英国“党派政府”（政党内阁）花了七八百年取得的政治变革成果为目标（「欧州選挙法の変遷と我が改正案」『伊藤公全集』二巻）。估计伊藤是想先创立政友会来作为政党的范例，然后将来再创立另外一个近代政党，形成类似英国的两大政党制度。

第三，伊藤期待政友会能熟悉列强的国际规范，成为他至此一手建立起来的协调外交、与国防相应的产业振兴等政策的支柱。[1]

在政友会的九条纲领之中有一条是关于外交的：“重视外交，增进友邦之谊，以文明之政让远人倚安〔安心依靠〕，使法治国家名副其实。”意思是倡导与列强合作、遵守条约。还有一条提到了“完备国防”，“确保维护国权国利，始终与国力发展相伴而行”，强调要发展与国力相适应的国防。

政党改造所面临的现实

伊藤总裁亲点了辅佐自己的13位总务委员作为党的最高干部，包括西园寺公望（前外相、前文相）、末松谦澄（前递相，伊藤女儿生子的丈夫）、金子坚太郎（前农商相）等7名伊藤系官员，后来成为第四次伊藤内阁倒阁导火索的渡边国武（前藏相、前递相）也在其中；政党方面有宪政党（原自由党）系的星亨（前驻美公使）、松田正久（前藏相）、林有造（前递相）3人，以及尾崎行雄（前文相、原改进党、进步党系）等人。从党内决策效率来看，13人这个人数过多，但为了尽可能地召集重要人物、创建强有力的政党，这也是无奈之举。

此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原敬（前外务次官、驻朝公使），他在政友会创建大约一年后成为政友会领导人。原敬在陆奥死后，也与伊藤、井上馨保持联络，在两人的劝说下准备入党（『原敬日記』1914年9月17日），但由于他辞去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之后的交接工作未能按预定时间结束，所以无法参加政友会的建党仪式。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11月下旬，原敬终于从大阪每日新闻社退职，12月19日就任总务委员兼干事长（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54～57頁）。

当时干事长的地位并不高，无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自民党等政党的干事长相比。第四次伊藤内阁已经成立，但原敬无法入阁，原敬因此对伊藤非常不满（伊藤之雄「日本政党政治研究の課題」）。其实不看能力和自信，原敬在入党时就没有阁僚经历，而且他在伊藤系官员中也处于最低级别，所以伊藤只能这样安排。

此外，由于原宪政党员（原自由党系）自动加入政友会，要改造政党，就需要吸收原宪政党员以外的人员入党。于是，从8月26日开始，在举行建党仪式之前，政友会向许多重要人士广泛发送了入党邀请函。例如：无党派议员、无党派前议员，市长、市长助理、市参事会员、市议员，商业会议所所长、副所长，各大公司［公司资本在5万日元以上（约为现在的7亿5000万日元）］社长、高额纳税人，府县议员、郡议员，律师，银行（资本在10万日元以上）行长，以及各府县的名门望族。

政友会还向除皇族以外的贵族院议员也寄送了政友会宗旨，委婉表达了邀请入党之意。

宪政本党（原改进党、进步党系）与政友会并列成为众议院两大政党，政友会没有向其党员发送入党邀请函。因为如果请与宪政党对立的宪政本党党员加入宪政党，就会形成对宪政党核心党员的挑衅。

其实，伊藤为小范围瓦解宪政本党，也暗地里活动。他给宪政本党干部尾崎行雄1万日元（约为现在的1亿5000万日元）（伊東巳代治『翠雨荘日記』1901年10月6日），让他带领一批宪政本党党员加入政友会，但结果只有尾崎一人入党。

然而，坐拥山县系官员，与伊藤平起平坐的山县有朋在内心里是反对伊藤创建政党的。所以，三井、三菱、住友等大公司，为了不被卷入政治斗争，在伊藤和山县两者之间保持中立，几乎无人参加政友会。贵族院方面加入的人也很少，只有西园寺公望、金子坚太郎等几位伊藤系官员。

9月15日，政友会建党时共有152名众议院议员为政友会党员。这样政友会一党就在众议院300个议席中获得了超过半数的议席。但是，这152名众议院议员中的约73%，即111人来自原宪政党人。所以，政友会的核心可谓自由党到宪政党的延伸。

以和歌山市为例，地方城市的重要工商业者，由于选举法的修改，对伊藤重视工商业和城市的姿态产生共鸣，所以期待积极发展公共事业，大量加入政友会。与其他许多地方相同，和歌山县既没有贯穿本县的铁路，也没有真正的公路，和歌山港甚至没有像样的港口，所以各地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十分强烈（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57～59頁、第二部第二章）。将政党的基础从地主阶层转变为实力工商业主，从这一点来看，伊藤的政党改造计划部分得以实现。

“敕许政党”政友会

立宪政友会的创建以及运营资金究竟是从哪里获得呢？

为创建政友会并就任总裁，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9月2日，伊藤提出了辞去帝室制度调査局总裁、东宫辅导顾问等皇室相关职务的辞呈，14日得到批准。明治天皇赐予伊藤2万日元（约为现在的3亿日元）和红白缩缅绸缎各一匹（『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900年9月11日）。

据负责天皇下赐事务的责任人田中光显宫相说，如果组建政党的费用来自天皇赏赐一事泄露，宫内省的政治中立性就会遭到怀疑，甚至可能连累皇室。所以，对外界公布的下赐理由是“优待功臣”。然而伊藤似乎对此毫不介意，甚至公然向政友会会员表示，今后如果有需要，无论要多少，宫内省都会出钱支持，暗示政友会受到天皇的期待，并对宫内省彰显自身的实力（伊東巳代治『伊東巳代治日記·記録未刊翠雨荘日記憲政史編纂会旧蔵』1901年10月6日）。

田中宫相虽是山县系官员，却背着山县采取这样的措施，完全是因为天皇对伊藤创建新党的理解。隈板内阁成立前夕，伊藤表示想组建政党时，天皇持反对意见；直到1898年6月，天皇一直反对藩阀官员组建政党。但这次，47岁的顽固天皇终于被伊藤说服了。

而且，由于创建新党对伊藤来说也是首次尝试，所以一向强势的伊藤也颇感不安。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大家入党，他甚至公开表示无论多少钱宫内省都会出，反倒说明了伊藤的焦虑。即便我们理解伊藤的这种心理，也可以看出伊藤领导体制的衰败和其近59岁的高龄，以及长年居于权力中心的地位让伊藤身心疲惫。

根据在政友会创建时负责与元老井上馨、星亨以及原敬联络的野崎广太所言，在财界人缘颇好的井上馨筹来了3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45亿日元）作为创建政友会的资金（野崎広太『らくがき』184頁）。

伊藤建党约一个月后，即第四次伊藤内阁成立之后，天皇又赐予伊藤更多的政治资金。根据田中宫相所言，下赐金额为2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30亿日元）。伊藤给了星亨1万日元、尾崎行雄1万日元，渡边国武出国游历的费用为1万5000日元，用于政友会的不到3万日元。内阁倒台的时候，伊藤手头还留有约15万日元（伊東巳代治『伊東巳代治日記·記録未刊翠雨荘日記憲政史編纂会旧蔵』1901年10月6日）。

从明治天皇为伊藤创建新党、引领第四次伊藤内阁提供资金援助来看，政友会是具有“敕许”（天皇许可）性质的政党（伊藤之雄『立憲政友会創立期の議会』）。

山县首相辞职

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8月末到9月初，清国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日本国内政友会正在筹备建党。就在那时，山县首相向伊藤表示自己想辞去首相职务，请他继任。但是，伊藤没有答应。山县看到伊藤正在筹备新党，打算在其准备稳妥之前将执政大权让出来，这样就可以让第四次伊藤内阁和新党遭遇失败。

这倒不是因为山县个人想要权力、打击伊藤，而是因为他认为强有力的政党对国家有害。伊藤则认为，要让“宪法政治”（立宪政治）健全发展，就需要具有真正意义的近代政党，所以亲自组建新党，避开山县拐弯抹角的攻击，想在认真做好筹备工作之后执掌政权（伊藤之雄『山県有朋』324～326頁）。第三次伊藤内阁只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一向自负的伊藤绝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天皇也猜透了伊藤的心思。山县首相执政近两年，解决了加征地租问题和义和团运动等问题之后，表示想要辞职。天皇也不可能一直挽留山县，而且由于义和团运动，俄国出兵满洲并继续驻兵，让伊藤当首相组阁的话，天皇对于外交事务的处理也更放心。总之，伊藤和山县两位大元老的想法发生了正面冲突。在元老制度无法正常运作的时候，天皇就不得不亲自决策了。

9月24日，天皇下令让松方正义、井上馨两元老去说服伊藤继山县之后担任首相。26日，山县听说井上去拜访伊藤之后，提出了辞呈。然而，伊藤依旧推辞组阁。天皇又让井上、岩仓具定侍从职干事（公爵，岩仓具视家的继承人）、松方等人去说服伊藤。10月6日，伊藤终于答应组阁，出任首相。所以，伊藤是在还未充分掌握政友会、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得已组阁的。

第四次组阁执政

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10月19日，第四次伊藤内阁成立。陆相、海相及外相通常由专家担任，而不是政党党员，这基本已经形成惯例。内阁成员如下：首相伊藤、陆相桂太郎（留任）、海相山本权兵卫（留任）、外相加藤高明（前驻英公使、陆奥宗光的心腹）；政党方面进入内阁的有3人，即从原自由党进入宪政党的文相松田正久、农商相林有造、递相星亨。

加藤高明其实与大隈重信的关系更好，年仅40岁就被提拔担任外相这一要职，完全是出于伊藤的意思。伊藤十分看重加藤的耿直和外交手腕（奈良岡聰智『加藤高明と政党政治』36～62頁）。因为伊藤认为日本的政治已经成熟，是时候引进英国模式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喜欢英国的加藤刚好合适。

伊藤系的内阁成员有4人：藏相渡边国武、内相末松谦澄（伊藤女儿生子的丈夫）、法相金子坚太郎，以及班列大臣西园寺公望。伊藤没有让西园寺就任特定阁僚职务，是出于培养他成为自己继承人的考虑。伊藤在组阁前就身体不适，10月27日让西园寺担任首相临时代理，第二天28日就回大矶休养，11月3日去了热海温泉。由于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去世，西园寺在就任首相临时代理的同时，还兼任枢密院议长。

第四次伊藤内阁是藩阀官员中的一把手伊藤组建新党后成立的内阁，除陆相、海相、外相之外，阁僚均为政友会党员，所以从形式上来看，可以说是政党内阁。而且，内阁成立后，原宪政党员、伊藤系官员及其下属14名政友会党员分别担任中央要职，如内阁书记长官（现在的内阁官房长官）、总务长官（次官）、官房长、大臣秘书官。这与第一次大隈内阁时期共有42名党员分别就任中央要职、知事及地方长官相比，人数上要少得多（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60～61頁）。

然而，由于伊藤是在政友会创建不久后就无奈组阁，在组阁过程中就出现了党内不团结的问题。伊藤想让盟友井上馨出任藏相，但政友会创立委员长渡边国武（前藏相）以伊藤被星亨等人操控为由想要退党，并把此事泄露给了报纸。渡边这样做是为了当藏相。伊藤忠告渡边，“立宪要诀〔最为重要的〕在于让步”，如果不能团结一致，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渡辺宛伊藤書状、1900年10月15日、「渡辺国武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尽管政友会其他干部也都对渡边的乱来感到气愤，但伊藤在无奈的情况下还是让渡边当了藏相。他不希望在新党创建后不久，最高干部层就有人退党。然而，渡边的问题给伊藤内阁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山本四郎『初期政友会の研究』80～90頁）。

山县系官员的反感

由于伊藤是首任贵族院议长，直到创建政友会之前，他在贵族院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伊藤这次以政党为背景进行组阁，不仅引起山县系官员的反感，甚至让贵族院对伊藤、伊藤内阁以及政友会的抵触情绪也越来越大。

贵族院攻击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原宪政党系领导人——递信大臣星亨。此前就传闻星亨在横滨围海造田项目中受贿，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12月，东京市议会贪污事件曝光，于是执掌市议会实权的星亨的嫌疑顿时增大。

就在第十五届议会召集之前的12月17日，在山县系会派的领导下，贵族院核心六个会派的干部向伊藤首相提出了以下忠告：①如果让星亨继续担任递相，就很难确保内阁的威信，请伊藤采取对策；②慎重选任官吏、严肃官纪；③不要将国务和党务混同；等等。结果，12月22日，星亨辞去递相一职，由原敬继任。

伊藤很看重原敬的能力，但是自己的内阁成员（星亨）被贵族院逼迫辞任，他感到十分耻辱。于是，1901年1月28日，伊藤在政友会议员大会上公开表示要对行政和财政进行整改，2月13日在贵族院也发表了内容同样的演讲。

伊藤在演讲中表示：①至此为止，在1885年冬到1886年期间进行过行政方面的大调整，后来只有枝枝叶叶方面的小调整，所以应该是时候进行根本性的大调整了；②从前一年就开始进行细致的调查，为行政改革做准备，希望能用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完成改革，请各位鼎力协助；③同样，也希望进行财政改革等。

前文提到，伊藤曾在1898年计划对1890年制定的选举法进行大幅修改，同时也希望对1885～1886年制定的官员制度进行大改革。

伊藤考虑将财政改革交给盟友井上馨，行政改革则交给心腹伊东巳代治（枢密顾问官）。但由于伊藤内阁后来只持续了三个月，所以其行政和财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就无法知晓了。然而同年6月，井上馨在第一次桂太郎内阁成立前后，就写了有关行政和财政整改的意见书（「井上伯財政整理意見」「井上馨文書」）。因此，可以从井上的这份意见书来大致了解伊藤当初的构想。

第一，井上认为通过对行政和财政进行整改，将剩余资金与原定的增税税金加在一起，用于修建铁路等积极政策，也就是说，不用依靠公债或新税。

第二，为此必须打破省与省之间、省内各局之间的本位主义，减少文官和武官数量，精心选才，切实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将军队相关工厂下放民营或是与民营企业合并，兵役缩短至3年，逐渐减少宪兵数量、废除地方上的幼童军校。对陆海军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对内务、司法、文部、外务、递信、农商务省等各省的组织制度进行改革。

对于伊藤的这一姿态，山县系官员似乎在伊藤1901年1月底公开表示要对财政和行政进行整改之前就已经察觉了。1900年12月22日，山县的心腹清浦奎吾（贵族院议员、前法相）就写信给山县说他觉得伊藤可能会采取行动修改《文官任用令》和《分限令》[2]，并扩大人才的录用范围。

山县系官员和贵族院对伊藤及伊藤内阁的反感，从对星亨的攻击开始，发展到对北清事变（义和团运动）处理费预算的攻击。伊藤内阁从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中临时抽调了约29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4350亿日元）用于北清事变。为弥补这些费用，在第十五届议会上提出了增加酒类税、海关税等税额的各类增税法案。这些法案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2月25日遭到贵族院特别委员会的否决。因为预计这些法案有可能在贵族院大会上被否决，所以内阁决定从2月27日到3月8日停止议会，后来停会又延长至13日。

停会期间，伊藤首相委托山县、松方、西乡、井上等元老协助调停，但并不奏效。于是，伊藤首相和其他元老决定请天皇颁诏来渡过难关。3月12日，天皇向贵族院下诏，“庙谟翼赞”（请诸位协助朝廷施政以助天皇）。此后，3月16日，贵族院终于通过了已在众议院通过的增税等各类法案（山本四郎『初期政友会の研究』96～134頁。『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901年2月27日～3月14日）。

元老制度、枢密院、贵族院的改革构想

由于贵族院接连不断的无理取闹，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3月2日，伊藤向其他元老表示了要对贵族院进行改革的决心。伊藤起草了上奏天皇的草案，并得到了许多内阁成员的赞成。

伊藤的草案如下：①将枢密顾问官数量增至原来的2倍，达到50人左右，从贵族院议员中选任，仅在类似内阁更迭那样的大问题上征询枢密院的意见；②贵族院中有爵位的议员不变动，但对于100人左右的敕选议员人数以及任期做出规定，废除敕选议员终身制等（『原敬日記』1901年2月26日、3月11日）。

据说，伊藤在其第二次内阁倒台后，就在天皇征询其继任首相人选时提出了想要将枢密顾问官增至原定人数2倍的50人。而且，伊藤从1899年11月到1900年7月前后，就计划要削减贵族院议员的特权，修改《贵族院令》了（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45～46、108頁）。

这次贵族院的无理取闹，使枢密院、贵族院改革构想更为具体化，由此构成了对1889年及其后几年间形成的宪法体制进行大幅修订的契机。

第一，原来由元老负责的继任首相推荐工作，交由权限增强的枢密院执行，也就是要将作为惯例的元老制度法制化。

第二，继任首相不再由元老（最多7人）推荐决定，而是扩大到包括元老在内的50人决定，意在或多或少地接近英国议院内阁制下的继任首相选出制度。而且，通过限定枢密院功能，就可以相对提高议会的地位。这里面包含了伊藤的意愿，即让其创建的政友会成为理想的政党，在以众议院为中心的帝国议会中牢牢扎根。

第三，规定敕选议员的任期，不仅能加强内阁对敕选议员的控制，还可以防止山县系敕选议员集团对贵族院的控制。

敕选议员之所以在贵族院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他们由于任官的“功绩”，许多人都拥有伯、子、男等爵位，同时也拥有爵位相应的对贵族院议员选举的投票权。非敕选议员的伯、子、男三个爵位的拥有者，如果要成为贵族院议员，就需要参加所属爵位的选举才能当选。

所以，对于有爵位的议员来说，那些不用亲自出马参加贵族院议员选举的敕选议员的爵位所对应的选票非常重要，这也成为敕选议员集团对贵族院影响力增加的原因之一。

伊藤首相及不少内阁成员提出对贵族院进行改革的构想，与增税等法案的通过有关，这让贵族院里的山县系官员压力倍增。从3月12日天皇下诏，到16日增税案在贵族院获得通过来看，贵族院实际上向伊藤内阁屈服了。

但是，山县系官员十分警惕伊藤内阁的动向，并已察觉伊藤有可能对《文官任用令》《分限令》等进行行政改革。同样，伊藤提出的贵族院改革构想，使山县及山县系官员对其内阁的反感更为强烈，不合作的姿态更为鲜明。所以，在内阁内部产生意见分歧时，这些都将成为倒阁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除了修改选举法、开展行政改革以外，还要对贵族院进行改革，伊藤想要对自1885年到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从最初的政治体制仅为一种摸索尝试、工业革命浪潮袭来，以及日清战争结束后形成的新局势等情况来考虑，伊藤的这一构想是具有时代眼光的合理构想。但是，在权力基础尚未牢固、召集支持者压倒反对派的准备工作尚不充分等情况下，一下子提出如此之多、困难重重、明显会招致反对的改革构想，反而削弱了伊藤的权力基础。当时，人们常说“人生五十年”，所以已经59岁的伊藤可谓年事已高，而且长年处于国家权力中枢，身心已经相当疲惫，最终他出于自负，急于完成“宪法政治”的理想而没有考虑后果。

财政方针的混乱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3月24日，第十五届议会顺利闭幕。虽然第二次山县内阁通过的加征地租法案从1899年度开始实施，但1900年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税收减少，政府陷入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

伊藤首相上奏天皇，除了已经提出的行政和财政整改之外，还考虑最晚在1900年12月引进外债。伊藤设想，派遣精通财政的元老松方正义和井上馨前往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协商外债事宜（『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900年12月14日）。但是，募集外债的措施未能具体化。

1901年4月9日，伊藤首相写信向山县诉苦，即便取消铁路、炼铁厂、电话等各类项目，削减2000万日元，依旧有75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1兆1250亿日元）的缺口，又无法募集公债，感觉内阁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他还计划与松方、西乡、井上三位元老商量此事（『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11日，伊藤首相告诉山县等元老，除了向北清派遣军队的军事费用等以外，国内外仍有30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4500亿日元）的财政缺口（伊東巳代治『翠雨荘日記』1901年4月12日）。

此外，第十五届议会结束之后，渡边国武藏相向伊藤首相递交了取消1901年度以公债为财源的政府项目的意见书。进入政友会的许多党员，都非常期待政府实施公共土木工程等积极政策，渡边藏相的这份意见书与他们的意见完全相反。

然而，伊藤首相的继承人只有西园寺公望（班列大臣）一人，伊藤认为可以让井上馨替代渡边就任藏相（『原敬日記』1901年4月6日），却没有采取明确的行动来否定渡边的意见。

伊藤对渡边的意见书采取了看似默认的态度，首先是因为他虽然提出了振兴公共事业的新理念来减少党员当官的现象，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公共事业对于政友会发展的重要性。

可能是因为应对第十五届议会的疲劳，伊藤的健康状态不太好。山本海相希望伊藤能亲自就任行政整改委员会的总裁，但伊藤以“力不从心”为由拒绝（同前、1901年4月9日）。如果是几年前全盛期的伊藤，就算在议会期间辛苦疲惫，也不可能不理解政友会的要求、不亲自负责重要项目。由于衰老，伊藤倾听政友会主要干部意见的日常意见报告、锁定目标、迅速应对的能力已经大幅下降。而且，即便能够采取行动，伊藤由于长期位居国家政治领导地位，自负也阻碍了其发展。

其次，因为在第十五届议会上，贵族院反对因北清事变增税，元老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力挺伊藤。结果，伊藤在募集外债等财政问题上完全丧失了自信。

伊藤在自身体力衰退的情况下，没能调节好内心的自负与不安。

活跃的原敬递相

批评渡边国武藏相的中心人物，是伊藤系官员原敬递信大臣。前文曾提到，前一年12月政党方面的领袖星亨辞去递相，原敬继任。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4月7日，内阁会议讨论倾向于取消公债项目，原敬为避免项目被取消，甚至暗示辞职，结果达成妥协，决定将该项目推迟到下一年度（『原敬日記』1901年4月5日、7日）。

4月9日，伊藤首相向元老山县请求帮助，希望能与他商量如何确保国家存续，但山县没有积极回应。此后，由于财政困难，伊藤为了获得各位元老的协助，于4月2日请山县、井上、松方召开了元老会议。伊藤对政府财政困难进行了说明，并明确表示如果元老们无法分担国家重任的话，他也只能放弃内阁了。然而，无人积极响应（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72～73頁）。

伊藤失望至极。因此，4月中旬之后，对于究竟是顺应政友会干部的提议、通过募集外债在下一年度继续公共事业，还是采用渡边藏相的意见、取消下一年度的公债项目，伊藤开始举棋不定。

4月7日，内阁会议召开之后，渡边藏相向伊藤首相递交了否定1902年度公债项目的意见书，这是对推迟项目这一妥协决定的反对。4月15日，伊藤在内阁会议开会前，叫来原敬，告诉他应该和其他阁僚一起反驳渡边的方针，可见当时伊藤对渡边采取的是批评态度。内阁会议上，由于伊藤首相反对渡边的意见，渡边撤回了意见书。然而，原敬对于渡边书面撤回意见书并不满意，还在会议上批评渡边藏相的财政方针暧昧，结果双方争得不可开交。

其间，政友会党内一些议员认为，应召开议员总会，就1901年度项目事业费是否推迟进行表决，这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是，4月13日，伊藤召开了党内最高干部会议总务委员会，决定由内阁会议开展调查，不召开总会。伊藤十分艰难地维持了其在党内的统率作用（『原敬日記』1901年4月15日。『中央新聞』1901年4月16日。『政友』1901年5月10日）。

伊藤与其继承人西园寺公望（班列大臣）、原敬以及非内阁成员的星亨保持合作。但是，渡边藏相再次向伊藤首相递交了取消1902年度公债项目的意见书。4月25日，原敬递相拜访伊藤首相时，伊藤认为不得不取消1902年度的公债项目，原敬立即表示反对，并在当天傍晚与西园寺、星亨见面，讨论决定，如果渡边不接受原敬等人的意见，他们宁可内阁总辞职也绝不让步。26日之后，原敬等人获得了松田文相、加藤外相、林农商相、末松内相等人的支持，在内阁孤立渡边（『原敬日記』1901年4月16日～4月30日）。

此外，伊藤首相想让伊东巳代治出任行政改革总裁一事在内阁会议上遭到反对，于是4月下旬伊藤决定自己出任总裁，并让奥田义人法制局长官负责计划立案。伊藤在4月27日前曾就行政改革、财政改革事宜多次上奏天皇。奥田很快就向伊藤首相递交了行政和财政整改方案。内容包括：改革陆海军政，节约军费支出；对《文官任用令》和《分限令》进行适当删除和修改等（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73～74頁）。山县方面对奥田的行政改革方案究竟知道多少不得而知，但这一方案显然对山县及山县系官员形成了挑战。

具体哪月哪日不清楚，但伊藤曾向山县讲过在进行行政改革的时候，将对《文官任用令》《分限令》等进行修改。当时，山县并没有反对，但伊藤知道山县其实并不同意（『原敬日記』1901年5月21日）。伊藤如果要求山县等元老在募集外债、行政和财政改革方面进行协助的话，就不应该同时提出那么多的体制改革内容。

5月2日，伊藤首相将阁僚的辞呈汇总后，以内阁意见不统一为由，向天皇递交了辞呈。但其实，如果仅仅是内阁意见不统一，只需要求渡边藏相辞职就可以了。伊藤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辞职来获得其他元老的支持，重新组建伊藤内阁。

不愿合作的元老们

伊藤首相递交辞呈之后，明治天皇表示，1901年度预算已经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延迟，上奏之后也已经批准，所以执行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关于1902年度预算计划，所谓的阁僚意见不统一，也就是渡边藏相一个人反对，只需免去渡边的职务，让其他人继任就可，如果没有合适人选，就让井上馨担任。对此，伊藤回答，因为井上不是政友会党员，所以不适合继任，这让天皇感到很奇怪。

于是，天皇终于明白伊藤辞职其实并非本意。伊藤暗自期待召开元老会议，因为无人继任首相，山县等所有元老都会主动提出帮助自己。这比天皇挽留自己，勉强维持内阁要好得多。所以，伊藤以不成理由的理由提出辞职，并谢绝了让井上就任藏相的“天皇好意”。

5月4日，天皇任命枢密院议长（班列大臣）西园寺担任临时首相代理，就继任首相事宜征询山县、松方、井上馨、西乡从道四位元老的意见。天皇知道山县等元老与伊藤的关系比较微妙，但为了能让伊藤的意见也能在元老会议上得以反映，于是让不是元老的西园寺以准元老的资格参加了这次元老会议。

5月5日，元老们与西园寺在宫中参加了元老会议，决定劝说伊藤留任。但是，伊藤向使者表示绝不留任。

5月8日，元老们和西园寺出席了在西乡从道府上召开的元老会议。除了井上馨言语闪烁地委婉表示可以出任首相之外，没有其他元老主动提出继任首相。他们对于伊藤辞职的真意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在没有确认伊藤意图之前，无法做出决定。

于是，西园寺将从其兄长德大寺实则侍从长兼内大臣（由于德大寺的资格还不够，无法正式出任内大臣）那里听来的情况告知元老们。那是德大寺以“个人身份”写信询问伊藤意见，如果他在任首相期间无法参加元老会议，辞职后是否可以请他参加。伊藤回信说，如果是天皇之意，自己可以参加元老们有关善后措施的审议。

山县听后认为，这不过是德大寺的“个人行为”，伊藤却将此当作天皇的“内敕”，山县对德大寺的独断专行表示不满。井上馨则对伊藤参加元老会议表示非常担忧，因为觉得伊藤可能会与山县发生很大的冲突（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117～120頁）。

这里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最为理解伊藤，也一直帮助伊藤的井上，委婉表示想出任首相。当时，除去因兄长西乡隆盛的问题一直拒绝出任首相的西乡从道外，藩阀领导人中只有井上一人没有担任过首相。出于年龄的考虑，井上觉得这次恐怕是自己可以组阁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自己应该得到这次机会，因而几乎没有站在伊藤那一边。

此外，德大寺侍从长写信一事，其实很明显是天皇的意思，但山县对德大寺此举十分不满。可见，山县非常不愿意让伊藤继续担任首相。山县对于伊藤组建政友会，开展行政和财政改革，想要削弱陆军、内务官员等山县系官员力量的举动相当警惕。

天皇依旧非常期待伊藤重新组阁，派德大寺5月2日拜访山县、14日拜访松方，言外之意就是催促他们尽快召开元老会议，向天皇建议让伊藤重新组阁。

然而，元老会议没有表现出请伊藤重新组阁的一致姿态，反而推荐井上馨继任首相。16日，井上接到天皇命其组阁的命令，但由于无法获得他所期待的内阁成员，23日拒绝组阁。

壮志未酬就倒阁

于是，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5月25日，元老会议决定推荐山县系官员桂太郎大将继任首相。桂太郎从1898年1月开始经历了4次内阁，担任过近3年的陆相，可以被看作山县的继承人。5月26日，天皇命令桂太郎组阁（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120頁）。

元老们力推桂太郎，也是为了完全消除伊藤重新组阁的可能性。此后，桂太郎也请求伊藤再次组阁，但由于不是元老们联合一致的请求，伊藤无法接受。就这样，5月30日，天皇再次命令桂太郎组阁。6月2日，第一次桂内阁正式成立。

桂内阁是以山县系官员为主的内阁。原敬在日记中写道，“山县、伊藤两个派系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原敬日記』1901年6月2日）。

主要内阁成员是：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9月21日就任，前驻清公使）、藏相曾弥荒助（山县系，也与伊藤关系密切）、陆相儿玉源太郎（山县系）、海相山本权兵卫（萨摩派）、法相清浦奎吾（山县系）等。在10位内阁成员中，山县系占了7人，比第二次山县内阁还要多1人。

伊藤为实现“宪法政治”而满怀热情地创设政友会，然而第四次伊藤内阁在没有取得太大成果的情况下就不得不画上了句号。伊藤壮志未酬，极度沮丧。

[1] 伊藤非常重视产业振兴，他认为只要“宪法政治”发展成熟，就能制定合理的政策，有利于产业振兴。伊藤所说的“宪法政治”这个词，基本与“立宪政治”同义，但含义更为广泛，包括合理的政治制度改革、产业振兴等内容。伊藤对修改选举法的热情就是其中一例。
此外，第二次伊藤内阁有关设立官营八幡制铁所的预算在第九届议会上通过。1896年3月29日，宣布了制铁所官制（4月1日开始施行）。此后，伊藤在竣工前夕视察了八幡制铁所，并与干部们在第一高炉前合影留念（照片上的日期是1900年11月30日）。伊藤还挥毫写下了抒发制定宪法之感的汉诗“万机献替廿余年，典宪编成奏御前”，装裱成挂轴后赠予八幡制铁所（新日铁住金高见倶乐部所藏）。由此可见，“宪法政治”与“产业振兴”之间的关联。

[2] 为保障普通文官身份和职务的敕令。——译者注

第二十章 国际协调、政府与议会的协调——避免日俄对立

日俄协商，还是日英同盟？

前文曾提到，日清战争之后，当时担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外相临时代理西园寺公望）以及大将山县有朋等人齐心协力，制定了以日俄协商为中心的协商外交路线（见本书第十六章）。

第四次伊藤内阁期间，在义和团运动（北清事变）平息之后，负责外交的加藤高明外相，认为应该与清国以可能的条件签订议定书，日本与列强迅速撤兵，以避免清国的混乱和分割，伊藤首相对此表示赞同（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75～82頁）。

但问题出在俄国的满洲撤兵上。因为义和团运动爆发，俄国在西伯利亚铁道（1891年开始施工）支线和正在施工的东清铁道上有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东清铁道是西伯利亚铁道的一条分支，南下满洲，直到旅顺。

帝国主义时代，列强之间对在他国遭受损失时如何处理形成了一种“惯例”。那就是从该国获得领土、利权或赔款，并得到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态的保证之后撤兵，或者获得一定的驻兵权。

俄国为了得到驻兵权，向清国政府施加压力，清国则向其他列强提出干预请求，让俄国收回要求。俄清谈判未有结果，俄国继续在满洲驻兵。

截至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2月，针对俄国驻兵满洲一事，日本带头联合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告诫清国不要接受俄国的要求。这其实是对俄国的间接性抗议，但俄国无动于衷。有关俄国驻兵满洲一事，日本与列强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

这是因为对于英国、德国和美国来说，俄国占领满洲一事没有造成明显的利益冲突，而日本却不同，如果日本默许俄国占领满洲，俄国就有可能统治韩国，进而威胁到日本。

所以，日本从同年3月到4月，针对俄国想与清国签订俄清条约一事单独提出了两次抗议。该条约内容主要包括，清国允许俄国军队以保护铁路为主要目的，在满洲维持治安并拥有新的铁道权益，限制清国在满洲赋予俄国以外国家的权益，实质上就是确保俄国在满洲的实际统治。

结果，就在日本提出第二次抗议的前一天，俄国在其官方报纸上宣布撤回俄清条约，并在三天后通知了日本。这是因为俄国外相拉姆兹道尔夫（Vladimir Nikolaevich Lamzdorf）和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Yulyevich Witte）担心会因此引发与日本的战争。尽管不了解俄国做出这一决定的内情，但俄国能够撤回条约，伊藤首相和明治天皇都感到十分满意。然而，俄国依旧在满洲驻兵。

1901年开春之后，日本国内开始就应采取怎样的日俄外交政策开展了广泛的讨论：究竟是按照以往的日俄协商路线与俄国进行谈判，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还是与英国等国结盟共同对抗俄国，以求确保日本的安全。

如果采取日俄协商路线，那么在谈判的时候，俄国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俄国是否会从满洲出发，经由韩国继续南下？如果通过日俄协商，双方能达成妥协，确保势力均衡，就能避免日俄开战。元老伊藤和井上馨支持这个想法。而且，众议院第一大党政友会也对此表示理解。

俄国是一个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利害关系的讲理的外交国家——伊藤等人的日俄外交构想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而且直觉告诉他们，满洲对于英国、德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具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地区，所以如果日俄开战，日本也很难真正获得英德等国的支援，有可能付出巨大的牺牲、产生沉重的负担。第四次伊藤内阁开展的外交活动，使伊藤等人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认为应该抛弃日俄协商路线，不惜与俄国开战也必须缔结日英同盟的人，对俄国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认定俄国志在南下，所以必须抛弃协商路线。日清战争刚结束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力微弱，英国根本就没有回应日本想要结成同盟的愿望。后来，日本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在远东甚至可与俄国抗衡，所以有人期待英国开始考虑与日本结盟了。领导第一次桂太郎内阁外交工作的桂首相、小村寿太郎外相、山县有朋等元老（不包括伊藤和井上），以及陆海军将领都支持这种想法。

也就是说，围绕财政问题，山县等元老的不合作、政友会内部的不统一导致伊藤内阁倒台、桂太郎内阁成立，由此形成了日本外交路线从“日俄协商”向“日英同盟”转变的基础（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75～130頁）。

英国孤立，日本担忧

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英国的殖民地南非爆发了布尔战争，令英国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和代价。因此，英国国内开始担忧并讨论是否应该改变以往的不结盟孤立政策。当时，英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从其国力相对衰退的现状来看，如果这样下去，有可能继续发生对英国造成巨大打击的事态。

1900年2月，兰斯道恩侯爵（Henry Petty-Fitzmaurice，5th Marquess of Lansdowne）就任英国外交大臣后，开始探讨究竟是与德国还是俄国协商或结盟。那时，德国在欧洲与英国对立，俄国在伊朗和印度与英国对立。如果能缓和与其中一国的紧张关系，就能比较容易地维护英国本土和殖民地的安全。

但是，对于英国提出的协商同盟谈判，俄、德两国态度并不积极，没有获得什么进展。于是，1901年8月末，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道恩侯爵决定同意日本方面于1901年春提出的日英同盟谈判。

与英俄、英德协商或同盟相比，日英同盟的弱势在于如果英国遭遇欧洲危机或是伊朗、印度危机，日本无法发挥直接的作用。但是，日英结盟之后，通过与日本海军的合作，英国就可以沿用传统政策，维持足以与俄德两国海军抗衡的强大海军力量。这不仅在远东地区，甚至在更为重要的欧洲，都可以增强英国的地位。然而英国对于满洲毫不关心，无意在日英结盟后为迫使俄国从满洲撤兵采取行动（Keith Neilson，Britain and the Lost Tsar，pp.205-219）。

因此，对于英国来说，日英同盟是无法达成英俄或英德协商、同盟时的次优选择。英国不想在远东地区卷入不必要的日俄之争。但英国方面的真正意图，包括伊藤在内，日本方面谁都没有料到。

1901年2月，德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代理公使）埃卡德施泰因（Baron Hermann von Eckardstein）向日本驻英国公使馆馆员表示，英国有意与日本结成同盟，如果此事成功，德国也想加入。这其实是埃卡德施泰因的个人行为，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完全不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驻英公使林董对此表示出兴趣。

同年4月中旬，第四次伊藤内阁的加藤高明外相也命令林董公使在其个人责任范围内，向英国外相交大臣斯道恩侯爵等人确认英国的意向。而且，山县有朋元帅也对此事兴致勃勃，于4月下旬写信给伊藤，提议为防止俄国南下、避免开战，与英国、德国结成同盟为好。

此后，伊藤内阁倒台，桂太郎内阁成立。桂首相将缔结日英同盟的方针作为内阁重要支柱之一。8月4日，元老伊藤前往叶山拜访桂太郎首相，两人听取了结成日英同盟的经过说明，并进行了讨论。两人对于日英之间签订协议，在“立场”上达成一致（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93～95、122～130頁）。

应最先考虑日俄协商

无论是修订条约还是与日清战争有关的外交指示，从伊藤一直以来的态度看，如果能与英国合作，他都不会反对（见本书第十五、十六章）。

第四次内阁倒台之后，伊藤的精神状况还不错，与其继承人西园寺公望（枢密院议长）、原敬等人一同管理政友会的党务。井上馨推荐原敬去大阪担任北浜银行行长，伊藤担心原敬去了大阪就不回来了，所以不太高兴。原敬知道此事后，前往大矶探望伊藤，告诉伊藤他希望能与银行谈妥，以时常去大阪出差的方式留在东京。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6月21日下午3点前后，星亨遭人暗杀身亡。前一天，伊藤刚去了朋友在川崎的别墅，听到消息后，傍晚就立即赶到星亨家吊唁，并在26日的葬礼上致了悼词（『原敬日記』1901年6月21、22日）。

第四次伊藤内阁时期，原敬一马当先批评渡边藏相的财政政策，甚至与首相伊藤也产生对立。但是，伊藤对作为政友会干部的原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原敬任外交官的时候开始，伊藤就十分器重他。伊藤执政后期出现了渡边藏相问题，原敬以政友会发展理念为依据，领导全党发展。所以，对于既具备恪守外交规范的理念又拥有政党领袖才干的原敬，伊藤寄予其与西园寺相同的厚望。

美国耶鲁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向各国著名人士赠予名誉博士称号。伊藤入选并受邀参加庆典活动。由此可见，伊藤在日本政治家中表现突出，享誉欧美。当时，人们都认为在舒适的季节乘船旅行、呼吸大海的空气有利于健康，所以伊藤决定借此机会游访美国。

井上馨听说此事后，于8月26日和桂首相一同前往大矶“沧浪阁”拜访伊藤，劝他不如放弃美国之行，改访俄国，举行首脑会谈。当天，桂太郎先走一步，井上留下来与伊藤继续讨论。傍晚，井上给桂太郎写信。

主要内容是：①目前得到的是日英德三国同盟的消息，但英国态度暧昧；②现在时机恰好，让日本高层访问俄国，互相了解彼此意向；③伊藤应该取消美国之行，不去耶鲁大学参加名誉学位的赠予仪式，而应从欧洲进入西伯利亚，以游历的名义前往俄国，并与俄国方面进行会谈；④政府必须在伊藤出发前决定方向，下月7、8日前后想办法让山县返回东京（「桂太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1901年1月，俄国外相拉姆兹道尔夫受财政大臣（事实上的首相）维特委托，通过俄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提议，希望通过列强联合保障，使韩国中立化。元老伊藤首相、井上馨等人对这个提议表示欢迎（森山茂徳『近代日韓関係史研究』127～130頁），因为两人都以现实主义为外交方针，认为“首先应该与问题当事国进行交涉”。

由此可见，1901年8月下旬，井上提出应该优先考虑日俄交涉的意见其实反映的是伊藤的意向。围绕满洲地区和韩国问题，日俄矛盾加深。在未与俄国进行充分交涉的情况下，就急于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英国结盟，这让伊藤也感到担忧。

伊藤访欧，日英结盟

桂太郎首相表面上向井上馨表示，既不赞同日英同盟，也不赞同日俄协商。伊藤也得知桂太郎的态度。于是，伊藤决定从美国进入欧洲，然后游历俄国。除了外交事务，伊藤还想探讨外债问题。然而，与桂太郎关系密切的儿玉源太郎陆相（长州人、山县系官员）告诉山县元帅，桂首相希望伊藤美欧之行的目的仅限于外债问题。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9月13日，桂首相在自家私宅设宴为伊藤践行。但在宴席上，山县和桂太郎告诫伊藤在海外千万不要独断专行，伊藤听后十分不悦，结果井上馨不得不出来圆场。

其实两天前，伊藤与桂太郎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日本应该获得参与韩国政治的行动自由和专权。但是，其中究竟是否包括军事性的权利，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究竟可以扩大到怎样的程度，等等，这些有关日俄交涉的基本条件却没有确定下来。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连伊藤此次美欧之行的作用也没有明确。山县和桂太郎希望模糊伊藤发挥的作用，通过外务省途径来推动日英同盟。

9月18日，伊藤在都筑馨六（前外务次官，其夫人是井上馨的女儿）的陪同下，乘坐“加贺丸号”从横滨港出发；10月2日到达西雅图；20日抵达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23日出席了耶鲁大学建校200周年庆典，并被授予名誉法学博士称号；11月4日进入法国，与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部长举行了会谈。

14日，伊藤在巴黎听取了驻英公使林董有关日英同盟交涉经过的说明。此后，伊藤前往俄国，抵达圣彼得堡，28日觐见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2月2日和4日，伊藤会见了外相拉姆兹道尔夫，3日会见了财政大臣维特。伊藤在会谈时向俄方表示，在遵守不用作军事战略目的等若干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希望将韩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日方同意俄国为维护东清铁道安全驻军满洲，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在满洲的权益。就在伊藤认为日俄协商有成功可能的时候，日英同盟谈判在10月之后进展迅速。11月28日，桂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了日本方面的修改方案，并获得了山县、西乡从道、松方等元老的同意。就这样，11月30日，小村寿太郎外相向驻日英国公使馆传达了日本在英国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小幅修改后表示同意的消息。伊藤听说此事后颇为不满，觉得桂内阁“过于心急，结盟为时尚早”。

井上馨没有对日英同盟表态，但在12月7日召开的元老会议上，接受了山县、松方、西乡等元老以及桂首相、小村外相所提出的促进日英同盟的观点。

然而就在第二天，12月8日，日本方面收到了伊藤从柏林发来的电报。内容包括：①在不将韩国用作“军事战略目的”的条件下，俄国有可能允许日本在韩国“工业、商业、政治以及军事上”采取独占性自由行动（但是，军事性行动仅限于平息叛乱、骚乱）；②俄国方面要求在满洲可以实际采取自由行动；③日英同盟的缔结，应在确认能与俄国协调并且不会损害与德国的关系之后再决定。

12月9日，天皇认可了7日元老会议的决定，但为了谨慎起见，命令桂首相就伊藤电报再次召开元老会议征询意见。10日，松方、井上、桂首相、小村外相聚集到松方家，就伊藤电报一事召开了小元老会议，但结论与7日的元老会议相同。山县、西乡两位元老没有参加，可能是因为非常赞成原定的日英同盟。就这样，日英缔结同盟一事就完全确定下来。

12月14日，伊藤在柏林从俄国驻德国大使那里收到了俄国外相拉姆兹道尔夫发来的有关日俄协商的书信。伊藤确信，只要启动日俄协商谈判，日本就可以得到包括细节在内的满意协定。12月17日，伊藤给桂太郎首相发去电报汇报了此事。然而12月28日，伊藤在伦敦接到桂首相发来的电报，要求中断日俄交涉，日俄交涉因此取消。

就这样，伊藤力推的日俄协商交涉未见成果就结束了。由于英国对于日俄联手十分警惕，结果反而促成了日英同盟。

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署。2月12日，除个别条款以外，通告各国（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131～142頁）。

《日英同盟条约》的内容与效力

《日英同盟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日英两国的利益和防卫，日英任何一方如与列强发生战争，另一方必须严守中立；如有他国加入对同盟国作战时，其他同盟国应出手援助、协同作战（第二条、第三条）。意思就是，英国方面不愿被卷入在远东发生的战斗，日俄如果交战，英国没有义务参战。但该条款可以对于法国等国出手援助俄国起到威慑作用。

第二，根据英国政府的要求，同等对待韩国与清国，维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让各国工商业获得均等的机会（前文）。

第三，由于英国主要在清国、日本则在清国以及韩国的“政治、商业以及工业上拥有特别的利益”，所以如果列强采取侵略性行动，清国或韩国国内发生骚乱，日英两国允许对方采取必要的措施（第一条）。也就是说，英国承认韩国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韩国的权益维持现状，其中还包括出兵权。而且，日本无须担心被卷入英国在欧洲、印度等地的战争。

俄国方面完全没有察觉日英同盟交涉，当收到日英同盟通告时，俄国外相拉姆兹道尔夫“大惊失色”。此后，由于日英同盟的压力，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4月8日，俄国签署了从满洲撤兵的俄清条约[1]。

然而，俄国方面在第一轮撤兵之后，却没有实施第二轮和第三轮撤兵。所以，迫使俄国从满洲撤兵，确保韩国被纳入日本势力范围这一日英同盟最主要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此外，为了避免日俄开战，日俄在1903年8月之后也进行了交涉。但俄国的态度基本与1901年12月财政大臣维特、外相拉姆兹道尔夫与伊藤开始交涉时一样强硬。所以，日英同盟对于日俄交涉并无效果（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139～146頁）。

日俄协商的可能性

后文将提到，两年之后，日本与俄国之间发生了一对一的战争，日本虽然勉强获胜，但是损失极其惨重。而且，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经济萧条，背负着庞大的外债，濒临破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如获“天助”。

如果以日俄必有一战为前提来考虑，日英同盟是打赢战争的必要条件。但事实表明，俄国政府既傲慢又低效（不会主动发起进攻）。日俄战争其实是日本以为俄国会挑起战端而先发制人发动的战争。

如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为条件，将满洲划归俄国的势力范围；同样，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将韩国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日俄能像伊藤希望的这样协商成功，就有可能避免日俄战争。而且，俄军当时在欧洲与德军对峙，在印度和伊朗与英军对峙。如果日俄能达成协议，日本只要在远东地区保持与俄军抗衡的兵力，俄国就不太可能将军力全部调动到远东，发起日俄战争。

由此可见，元老伊藤和井上馨希望实现的日俄协商路线被看作历史上的错误判断，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根据当时的国际规范，与争端当事国直接面对面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他们的这种姿态与方式应该得到高度评价。所以应该将这一事件看作伊藤为了作为元老公平行事而失去了国内领导权导致的失败。

从日英结盟的过程来看，英国方面老奸巨猾，先是与争端当事国谋求协商或结盟，在得知无法成功之后，才开始同意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日本提出的同盟请求。所以，伊藤和井上的外交姿态，可以说与英国的正统派外交更为接近。

桂内阁“但求无事”

再回到桂太郎内阁成立那年的内政问题。桂内阁为缓解财政困难，让藏相曾弥荒助负责行政和财政整改。第四次伊藤内阁的方案非常积极，提出对《文官任用令》《分限令》进行修订，但曾弥提出的方案不过是削减350万日元的支出，却仍然遭到各省官员的反对，甚至引起了山县系内阁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失败而告终。同样，桂内阁也像第四次伊藤内阁那样希望发行外债，并试探能否在美国发行58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8700亿日元）。结果，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11月，募集外债的举措也失败了。

1901年9月，由于行政和财政整改失败，外债募集也没有进展，桂太郎内阁陷入困境，于是决定推迟建设项目，利用在义和团运动中与清国签订《辛丑条约》获得的5000万日元赔款。桂内阁将这笔赔款债券以面额80%的价格卖给了大藏省存款部，由此获得3800万日元，制定了1902年度预算（国家岁入为2亿7835万日元，岁出为2亿7575万日元）（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146～155頁）。

桂内阁应对财政困难的对策，其实并不比第四次伊藤内阁高明多少，不过是推迟建设项目，利用北清事变赔款，勉强完成了预算的制定。如果伊藤在1901年5月不放弃执政，仅仅罢免渡边藏相的话，是可以将内阁维持下去的，而且也有可能达成新的日俄协商路线。

看到桂内阁在行政和财政整改、外债募集方面节节失败，原敬在伊藤总裁美欧之旅临行前夕，与伊藤和西园寺商讨推倒桂内阁，成立政友会内阁。那时，原敬已经和党人派的松田正久一起开始领导政友会了。

伊藤向原敬和松田表示，希望第十六届议会能够“平安无事”。但是，原敬等人表示：①如果行政和财政没有整改改革，就只能反对；②从上一次解散议会到翌年1902年正好4年，将举行议会大选，强调成立政友会内阁是上策（『原敬日記』1901年9月17日）。虽然第四次内阁以失败告终，但伊藤站在第一元老的立场上，还是对桂内阁表示体谅，希望原敬等人稳妥行事。

然而，伊藤一离开日本，政友会就在第十六届议会上围绕利用北清事变赔款制定预算等问题与桂内阁产生了对立。对此，伊东巳代治带领部分政友会议员，与桂内阁达成妥协，使预算在议会获得通过。桂内阁承诺一定会在翌年对行政和财政进行整改，但是原敬认为政友会在这次预算攻防战中完全失败（井上馨宛原敬書状、1901年12月26日、「井上馨文書」）。伊东巳代治的这次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伊藤、井上馨两位元老反对倒阁。

就这样，桂太郎内阁不仅缔结了日英同盟，还顺利通过了第十六届议会，威信大增。

迫使政友会妥协

第十六届议会时，桂内阁与政友会的妥协条件是对行政和财政进行整改。于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3月15日，桂内阁为进行行政整改，设立了政务调查委员会。桂首相亲自挂帅指挥，负责立案的中心人物是法制局长官奥田义人。

同年7月上旬，奥田提出了方案，计划大幅削减官员人数，甚至连天皇统帅权、陆海军省组织都被列入了整改项目，还包括放宽《文官任用令》限制，等等。

但是，奥田的这个方案遭到了桂太郎内阁成员的强烈反对。8月，桂首相放弃了奥田方案。

在此期间，也就是同年5月中旬，桂首相为确保海军扩张计划的财政来源，想要将原本为期5年，即原定1903年结束的加征地税政策延长到1904年度之后。

同年9月，日本政府在伦敦成功发行了面额为50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7500亿日元）的公债，暂时解决了财政的燃眉之急。

然而，桂内阁几乎没有履行在上届议会上承诺的行政和财政整改，却想在下一届议会上递交延长加征地租的法案，同年9月就遭到来自政友会的强烈批评。而且，政友会已经在8月10日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了半数以上的议席。

10月末，伊藤总裁和原敬对政友会在下一届议会上的方针达成了一致：由于桂内阁没有充分履行整顿行政和财政的承诺，所以反对继续加征地租，并反对以此为财源的第三期海军扩张计划。

10月下旬，掌管海军的山本权兵卫海相确认，元老山县有朋也赞成海军扩张计划（桂宛山本権兵衛書状、1902年10月29日、「桂太郎文書」）。

11月末，众议院第二大党宪政本党（原进步党、大隈重信为实际党首）向政友会保证反对桂内阁，保持决议一致。

但是，由于日俄关系持续紧张，伊藤和政友会、大隈以及宪政本党其实都不反对海军扩张计划本身。尽管如此，众议院（立法府）与内阁（行政府）发生如此正面冲突，绝非伊藤总裁理想中的“宪法政治”。在帝国主义时代，也是出于避免日俄开战的考虑，伊藤希望通过确保一定的军备迫使俄国做出让步。

为实现第三期海军扩张计划，伊藤总裁再次开始寻找妥协之路。1902年12月16日，众议院委员会否决继续加征地租法案之后，受桂首相之托，伊藤安排桂首相、山本海相、曾弥藏相于1902年12月25日与政友会的原敬、松田，以及宪政本党的犬养毅、大石正巳见面。桂内阁提出了继续加征地租的妥协方案，即将地租从地价的3.3%下调至3%（如果不继续加征地租，地租就将恢复到地价的2.5%），但遭到政党方面的拒绝（児玉源太郎宛伊藤書状、1902年12月24日、「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原敬日記』1902年12月22～25日）。

政友会一直以来的口号就是进行行政和财政整改，其中他们又最为注重行政整改，政府却在没有拿出整改方针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加征地租，所以即便是总裁伊藤也无法妥协。12月28日，众议院被解散。

1903年1月2日，伊藤在叶山行宫拜见了皇太子之后，前往就在附近的桂太郎别墅，就妥协进行协商。1月末之后，山县也开始参与妥协交涉。直到2月24日，伊藤与桂内阁之间的妥协密约完成了。主要内容包括：①桂内阁将在下一届临时议会上递交继续加征地租的法案，但会根据情况撤回；②行政整改后出现的6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900亿日元）余款将用于扩大海军，铁道建设费用则将通过募集公债筹集（『徳大寺実則日記』〔写〕1903年2月24日）。

伊藤甚至没有将这些内容告诉政友会干部。3月1日大选之后，就在特别议会召开前夕的4月25日，伊藤才将妥协条件含含糊糊地告诉了政友会最高干部——总务委员，说是内阁不会坚持继续加征地租，也不会提出新税，会用其他方法获得海军扩张的财源。26日，总务委员们决定接受妥协方案。这是因为党员干部认为，政友会需要伊藤总裁成为下一届首相候选人。

5月20日，政友会决定与桂内阁妥协。妥协内容是，不继续加征地租来获取海军扩张财源，而是主要从铁路相关财源方面筹集，如将约450万日元的铁道建设计划延期、将铁道经费中的550万日元用于海军等。

根据这个妥协方案，政府的行政整改只不过调集约100万日元，却要政友会积极行动，从必需的铁道财源中抽调约10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1500亿日元），政友会方面向桂内阁做出的让步过大。因此，政友会内部反对妥协的气氛浓郁，从5月19日开始的紧张状态一直继续。

桂首相甚至怀疑伊藤在政友会的统率能力，考虑如果妥协方案破裂就再次解散议会（山県宛桂太郎書状、1903年5月19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再次解散议会，就可能造成连续解散议会的事态，因此可以说桂太郎甚至要考虑停止议会（宪法）。

伊藤总裁在迫使政友会接受妥协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5月21日，伊藤向党员暗示自己要辞去总裁一职，将反对妥协的势头压了下去。负责领导议会的原敬也不得不顺应伊藤之意，让政友会接受妥协。就这样，在5月24日召开的议员大会上，妥协案得以通过。

第二天，桂首相暗中恳请明治天皇，赏赐为妥协费心尽力的伊藤1万日元（约为现在的1亿5000万日元）。天皇在赏赐伊藤的同时，还传旨让他待在东京为国家尽力。

这笔赏赐中应该包含了为达成妥协而做议员工作的费用。因此，政友会与桂内阁的妥协也是天皇的意思。

然而，这次妥协降低了伊藤在政友会党内的威信，政友会不再由伊藤控制，而是由原敬和松田正久，尤其是原敬所掌握（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177～178頁）。其实这次，伊藤并没有站在政友会总裁的立场上，而是根据自己第一元老的身份采取了行动。虽然达成了妥协，但实际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1] 即《交收东三省条约》。——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吾与陛下之事不容置喙——日俄战争

俄国不履行第二轮撤兵

上一章讲到，围绕第三次海军扩张计划的预算，桂太郎内阁与政友会僵持不下。这时候，俄国方面则在重新讨论远东策略。沙皇尼古拉二世疑心重重，担心被人暗杀、被人夺权。他对财政大臣维特的得势感到不安，于是开始重用别佐布拉佐夫（Aleksandr Mikhailovich Bezobrazov）来压制维特。

维特是主张对日退让的，别佐布拉佐夫却抱有将满洲和朝鲜半岛一体化的野心（Andrew Malosemoff，Rossian Far Eastern Policy，1881-1904，pp.182-207；Dominic Lieven，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pp.141-145）。所以，俄国没有在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4月8日如期履行第二轮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限制清国在满洲的行政权以及其他国家在满洲的进出权等新要求。5月，俄国还收购了中国与韩国国境线上鸭绿江的韩方河口土地，并着手整地建房，出现准备在韩国设立据点的迹象。

对此，4月21日，元老山县、伊藤博文、桂太郎首相（陆军大将）、小村寿太郎外相四人聚集到山县有朋在京都的别墅“无隣庵”，商讨对俄方针。这次会议并没有决定要对俄开战，与日俄战争结束后加油添醋写成的《桂太郎自传》中的描述完全不同。会议仅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俄国不从满洲撤兵，则由日本提出交涉；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要让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特权等。

直到4月末，桂首相、寺内正毅陆相、大山岩参谋总长、山本权兵卫海相以及陆海军将领等都对开战持谨慎的态度（海军中的长老级人物、元老西乡从道于1902年7月去世）。日本海军虽然在远东配备上较俄国海军略有优势，但如果将俄国在欧洲的舰队也算进去的话，俄国的兵力约为日本的近两倍，日本海军就会完全处于劣势。所以，对俄开战的话，日本几乎看不到什么胜算。

此后，俄国方面依旧没有撤兵的迹象。于是6月17日，桂首相前往大矶“沧浪阁”拜访伊藤，就日俄交涉的备忘录听取伊藤的意见。伊藤提议应该先召开由元老和内阁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125～127、172～174頁。『伊藤博文伝』下巻、583～589頁）。

那时，在负责陆军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部的部长级军人（上至少将下至大佐）中对俄主战论高涨。大山岩参谋总长原本也对开战的态度十分消极，但就在御前会议召开的前一天，6月22日，大山参谋总长以自己的名义向内阁递交了一份意见，说是现在日本正处于战略优势，是解决韩国问题的好时机。

默许强硬的日俄谈判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6月23日，召开了御前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伊藤、山县、大山、松方正义、井上馨五位元老，以及桂首相、小村外相、寺内陆相、山本海相四位内阁主要成员。

小村外相事前与桂首相商量之后，在御前会议上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看似基于“满（州）韩（国）利益交换”的立场，实则将俄国在满洲的利益限定为铁道经营，而日本拥有对韩国内政改革的“专权”，其实质是纯粹强调日本在韩国的“优势利益”；第二，日本希望在满洲南部发展经济，要求俄国不得妨碍日本将朝鲜铁道延伸到满洲南部，与东清铁道、山海关—牛庄线相接等。

尽管外交谈判通常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桂太郎和小村等人提出的方案过于强势，完全脱离了“满韩利益交换”的方针。

然而，除了井上提出理论上的异议以外，无人反对。这个方案居然在23日的御前会议上“顺利通过”了（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205～207頁）。

1901年12月，伊藤在建议日俄协商时提出的方案是，规定日本在韩国拥有有限的势力范围，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则限定在铁道权益以及几个新项目上。但为什么仅一年半之后，伊藤会默许如此强硬的谈判方案呢？

估计是在政友会与桂内阁妥协的问题上，伊藤未料到自己会无法掌控政友会，由此威信大失，让他一时间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所以，在日俄谈判过程中，伊藤仅仅是向内阁建议妥协，暂时把问题搁置了。

此后，内阁会议基本完全通过了御前会议的方案。1903年8月12日，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正式向俄方提出了桂内阁的谈判基本条件。为进一步加强日本在韩国的占有权，这份来自日方的第一次建议，较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进一步强调了以下两点。

第一点，明确了日本为协助韩国开展“改革”和“善政”而提供建议和援助的“专权”也包括“军事性援助”。

第二点，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删除“两国互相保证，为使朝鲜海峡保持完全自由的通航，必须拆除韩国沿岸有可能成为障碍的军事设施”这一条款。然而，这个条件对于俄国方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可以确保俄国方面的船只从旅顺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的最短航程。于是，俄国外相拉姆兹道尔夫向栗野公使提出，如果日方想设定条件的话，就必须把这条加进去（『日本外交文書』三十六巻第一冊、2～14頁）。

由此可见，桂首相、小村外相在日俄开始谈判之前，就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态度，这让俄方感到非常不安，开始考虑如何避免日俄冲突。

辞去政友会总裁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6月23日的御前会议，确定了日俄谈判条件的大体框架。8月12日，日方向俄方提出了较之更为强硬的方案。而在此期间，对于伊藤个人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那就是，他不得不辞去政友会总裁一职。

前文曾提到，在伊藤的帮助之下，桂太郎首相与政友会实现妥协，顺利通过了第十八届议会。不料6月初，以桂首相为首，山县系官员及他们的盟主山县有朋开始秘密行动，想方设法要让伊藤辞去政友会总裁之职，瓦解政友会。

伊藤在6月23日御前会议召开前夕得知了他们的这一动作。那天，桂首相向伊藤提出希望第二天能与他见面，但伊藤断然拒绝，并怒斥说，自己早就知道他们的阴谋了，“绝不会上当的”。山县在隔壁房间见到伊藤时也劝他说，不过是见个面，就见见吧。但伊藤根本不听，走出了房间。受桂首相之命，山本权兵卫海相也请求与伊藤见面，但伊藤明确告诉山本，自己绝不会如桂太郎所愿退出政友会（井上馨宛都筑馨六書状、1903年6月25日、「井上馨文書」）。

结果，以山县和山本海相在场见证为条件，伊藤终于答应与桂首相见面。第二天，6月24日，两人在首相官邸举行了会谈。桂首相向伊藤表示，由于贵族院的态度，自己与伊藤的对立不利于内阁在众议院的处境，自己准备放弃执政。那时，桂太郎还没有明确表示他放弃执政的条件是伊藤退出政友会。

对此，伊藤和山县两人认为，桂太郎不存在辞职的理由，所以不同意，会议在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结束了。实际上桂太郎知道由于之前的妥协问题，伊藤在政友会中威信降低、阵脚不稳，看准伊藤不会接受组阁执政之邀，因而故意摆出自己想要辞任的姿态。

6月30日，元老山县在觐见天皇时说，虽然桂内阁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确存在困难，但预计伊藤不会取而代之组阁执政，因为伊藤或许希望天皇下谕旨任命他为枢密院议长。如果伊藤被任命为枢密院议长，按照以往惯例，他就必须辞去政友会总裁之职。对于桂首相和山县来说，这是瓦解政友会的一个好机会。

7月1日，桂首相以生病为由，向天皇提出辞呈，其他阁僚继续任职。由于伊藤与山县这两位顶级元老产生对立，元老会议无法正常运作，这样下去的话，就需要明治天皇亲自判断了。

7月2日，天皇认为，国家正处于准备同俄国围绕满洲和韩国问题进行谈判的困难时期，就没有批准桂首相的辞呈，而让其静养，也没有批准其他内阁成员的辞呈。

估计，山县是在7月2日前上奏天皇，请求让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的。7月3日，德大寺实则侍从长在给山县的书信中写道，天皇正在为是否要把伊藤与政友会分离犹豫不决。为实现“宪法政治”，伊藤倾尽全力创建并培养政友会。天皇心里非常清楚伊藤对于政友会的感情。

但是7月4日，山县向德大寺侍从长施加压力，说是如果天皇不迅速决断就会失去良机，有可能导致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德大寺侍从长当天就劝说天皇做出决定，天皇终于点头同意了。

7月5日是星期天，所以伊藤是7月6日接到天皇召见命令的。天皇告知伊藤：①马上就要开始与俄国就满洲和韩国问题进行交涉，接下去的谈判事关重大；②所以想任命伊藤担任枢密院议长，以便征询意见。伊藤恳请天皇给他几天时间好好考虑之后再做回复。

伊藤非常担心政友会的前途，所以并不想当枢密院议长。走出皇宫之后，伊藤“深陷忧虑”，只与接班人西园寺公望商量了此事。西园寺劝他推辞就任枢密院议长。从西园寺那里听说此事的原敬，在7日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然而7月8日，伊藤以桂内阁不再提出辞呈为条件，非正式地同意就任枢密院议长。围绕这一问题，陆海军、元老松方正义、元老山县、桂首相、山县系官员等人与元老伊藤、井上馨、原敬以及政友会方面形成了两大对立势力。伊藤之所以接受枢密院议长之职，是因为天皇出于多方考虑，希望伊藤执掌枢密院。

“吾与陛下之事不容置喙”，伊藤拒绝听从松方和盟友井上馨两位元老有关此事的意见。

7月13日，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同一天，山县、松方两位元老也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形式上位居伊藤之下。7月8日天皇给伊藤下达敕语（谕旨），13日给山县和松方两人下达敕语，相较而言后者的内容要简略许多。对于不得不辞去政友会总裁、就任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天皇希望能尽可能地给予他心灵安慰。

7月15日，在伊藤的推荐之下，西园寺公望就任第二代政友会总裁。出乎桂首相和山县等人预想的是，在7月20日前后，政友会因为伊藤辞去总裁一事而解体的可能性基本消除了（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180～185頁）。

决策效率极低的俄国

再回过头来看日俄谈判。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8月12日，日方提出强硬的第一次提案时，俄国的别佐布拉佐夫和维特都在8月下台了。这是因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猜疑心重，总是担心自己的部下会拥有超过自己的权力，所以说换人就换人。

其实，尼古拉二世是希望实现“满韩利益交换”的。也就是说，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利益。但是，俄国不希望向日本示弱。

所以，日方的第一次提案，使俄方感到十分愤怒。但俄方直到50天后才回复日方，倒并非故意拖延时间，南下韩国为战争做准备，而是因为俄国办事效率实在太低，做出决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一直等到9月末，就连一向慎重的山县有朋也沉不住气了，对于日俄谈判开始持悲观态度。

10月3日，驻日俄国公使终于向日方做出了第一次答复，但与日方的第一次提案要求相距甚远。俄国希望将满洲置于日俄谈判范围之外，而且只承认日本在韩国民政上的指导权；此外，还要求把韩国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划为中立地带，让其脱离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对于俄方的这一答复非常不满意。

然而，对于俄方的这一答复，伊藤并没有马上与山县等人商量对策，而是于10月5日离开了东京，回到大矶“沧浪阁”。其理由是他在9月10日之后一直待在东京，希望能有四五天的时间回到大矶（山県有朋宛伊藤書状、1903年10月5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巻）。其实那时，伊藤的母亲琴子病情恶化，于10月7日去世，享年84岁。伊藤为服丧又继续在大矶待了一段时间。从伊藤不急不躁的样子来看，他对于日俄关系并不悲观。

另一方面，小村外相和驻日俄国公使进行会谈之后，桂首相认为日方如果只提有关韩国的条件，就有可能达成妥协。10月30日，日本第二次向俄方提案，同意放弃有关发展满洲南部经济的要求，希望俄方承认日本对于韩国拥有军事和民生两方面的支配权。

俄方的第二次答复依旧非常缓慢，经过日方数次催促之后，才于12月11日做出了答复。俄方的态度加重了日方的疑心，认定俄国是故意拖延时间，为战争做准备。但实际原因是皇后生病，俄国政府方面无法向心念家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口讲此事，结果导致俄方决策效率低下。

俄国方面的第二次答复，内容与第一次基本相同，但把“满洲及其沿岸地区不属于日本利益范围”这条十分强势的内容删除了。由此可见，尼古拉二世及俄方政府第一次显示出了让步，他们开始担心日本真的会与俄国开战。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道恩侯爵注意到了俄方的这一变化。

断然决定向俄宣战

然而，桂首相以及伊藤等元老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俄国方面的这一让步，反而大失所望。因为日本无法摆脱与大国俄国开战的危机感。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12月16日，元老以及主要内阁成员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会议。桂首相、小村外相等人认为，先请俄国重新考虑，如果不行的话用“满韩利益交换”来进行最后的交涉。山县元帅则认为，如果最后交涉也不能成功的话，就必须开战了。

在桂首相、小村外相与山县之间协调意见的是伊藤。12月20日，伊藤给山县写信说，儿玉源太郎参谋本部次长（长州藩出身）希望在与俄国断交之前，争取时间为战争做准备，所以日本可以假装犹豫不决，在陆海军联手准备稳妥之后，立即开始行动。

明治天皇一直对日俄开战持慎重的态度，此后的日俄谈判也都由桂首相和小村外相主导负责。12月23日，日本第三次向俄国提案。1904年1月6日，俄国方面对此做出答复，与第二次相同，要求在韩国北部广大地区设置中立地带。对此，日本于当日做出了最后一次提案，再次要求俄国承认整个韩国都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其实那时，日本并没有取胜的自信。

但是，俄国对此一直不做答复。2月4日，伊藤等五位元老，以及桂首相、小村外相等主要阁僚聚集，天皇莅临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2月5日，日本下达了战时动员命令，8日开始进攻，10日正式向俄国宣战（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207～226頁。同『山県有朋』336～343頁）。

俄国认定日本会对俄发动战争，也逐渐感受到日本开始为战争做准备的紧张气氛。于是，原本就不希望打仗的尼古拉二世和内阁的态度开始软化。

1904年1月28日，俄国决定了第四次答复内容，删除设立中立地带，只要求日本不将韩国领土用作军事目的。这样一来，就基本可以满足日方所要求的“满韩利益交换”。但是，驻日俄国公使接到尼古拉二世批准的这个答复时已经是2月7日了。8日，战斗已经打响，结果俄方的这一答复没能交到日方手上。

如果日本能在2月4日的御前会议前得到俄国方面的第四次答复，伊藤和井上馨两位元老定会主张接受，元老山县也会支持。即便桂首相、小村外相等人以不信任俄国为由主张开战，明治天皇的决定也很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224～226頁。同『山県有朋』342～343頁）。

如果这样，日本只需维持在远东与俄国抗衡的军力，在没有日俄战争的情况下，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日俄战争中，日军伤亡惨重，8.4万人死亡，44万人受伤。而且由于战争疲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经济低迷，被迫偿还外债，濒临破产。

在考虑这些情况的时候，伊藤没有过于不信任俄国，而是认为通过交涉俄国有可能让步。而且，从现实主义外交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先与近邻对立国家达成协议，避免战争。所以今日回头来看，在缔结日英同盟之前，伊藤努力尝试与俄国协商一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未能进入大本营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2月4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后，伊藤叫来心腹、贵族院议员金子坚太郎（前农商相、前法相），让他前往美国活动，让美国舆论支持日本。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与金子是哈佛大学的同窗。

同时，伊藤也让自己的另一个心腹、贵族院议员末松谦澄（前递相、前内相、伊藤的女婿）前往英国、法国活动。末松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金子和末松的任务，是要消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散布的“黄祸论”（松村正義『日露戦争と金子堅太郎』。同『ポーツマスへの道』）。“黄祸论”认为，将来黄色人种国家会联合起来，对白色人种国家造成威胁。

金子和末松对此进行了反驳：日本人如能将清国人“教育”成“文明之民”，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对在远东地区拥有利益的西方各国也有利。通过他们的努力，1905年4月初前后，“黄祸论”基本失去了影响力（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250～252頁）。清国、韩国在日本的“帮助”下走向现代化，贸易往来增加，对于日本和西方列强都有利，这其实也是伊藤的想法。

2月12日，日本设置作为日俄战争最高指挥部的大本营，成员均为军人：参谋总长、陆相、海军军令部部长、海相等。与日清战争时不同，文官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这次未能进入大本营。因为日本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了统帅权的独立原则，陆军、海军拥有独立的统帅权。

受命担任韩国特派大使

伊藤虽未能进入对俄作战的大本营，但另有任务：让韩国理解日本的方针，协助日本采取行动。

韩国方面的情况如下。首先，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2月9日，驻韩公使林权助使韩国政府同意让日本的军队进入韩国。然后，同月23日，林公使与韩国政府签订了《日韩议定书》。内容表面上是日本确保韩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实质目的是允许日本在与俄国发生战争时，为达到军事目的而征用韩国土地。

3月7日，伊藤受命就任慰问韩国皇室的特派大使；13日，伊藤从东京出发，抵达神户后乘坐伪装巡洋舰“香港丸”，17日从仁川进入汉城；18日和20日，觐见了韩国皇帝（高宗李煕）。

伊藤向高宗阐述了以下几点：①维护东洋和平的意义，就在于自立主义，日本和清国、韩国三个国家，应该发展各自的“文明”，与欧美各国走相同的道路；②维护东洋和平、确保自立，并非排除不同人种和宗教、同种合并，并非与“欧美文明对立”；③要实现国家存立，即便是各自原有的“风俗习惯”对国家存立有害，也应“改良”或是摈弃；④日本在这“30余年”间奠定了自立的基础；⑤清国、韩国两国如果与日本同样谋求自立，就不应与欧美文明对立，而应互相帮助、协调并立，走“自强之路”，使“东洋人民”生存下去；⑥如果违背上述道理，坚持把“固有的顽固排外主义”作为国家方针，那么无论隶属东洋还是西洋，都会亡国（『伊藤博文伝』下巻、639～643頁）。

伊藤向韩国高宗建议，实施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开展的近代化改革和日本援助方案，这样韩国和清国都能保持独立；而且强调，不应狭义地以人种、宗教的不同来排除异己，不应与欧美文明对立。

伊藤的观点并非日本吞并韩国，将日本文明强加于韩国，而是在尊重韩国、清国两国人种、宗教的同时，实施已经在日本经过实践的西欧近代化模式。

估计伊藤的理想是以日本为主导，与步入近代化的韩国、清国开展联合。但这种联合并不排除与西欧诸国开展贸易等，是一种松散的地区联合。

此外，伊藤还暗示，如果韩国否定日本的提案，不走近代化道路，国家将会走向灭亡。因为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如果不发展近代化，就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吞并。

韩国高宗李煕表面上接纳了伊藤的提案，并为感谢伊藤远道而来授予其大勋位金尺大绶章。3月26日，伊藤离开汉城，从仁川再次乘坐“香港丸”，29日抵达佐世保，视察了日本海军重要军事基地之一的佐世保镇守府。4月1日返回东京后，伊藤立即进宫觐见明治天皇，汇报了觐见韩国高宗的事宜。

“对韩方针”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5月1日，日军渡过韩国与中国在满洲（中国东北）的国境线鸭绿江，占领了九连城。这一胜利在海外被报道之后，日本终于可以在英国发行外债了。日本初战告捷，原因在前文已经提到，其实是因为俄国方面并没有想到日俄战争会成为现实，未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此后，8月10日日本获得黄海海战的胜利，9月4日占领辽阳，10月10日到14日取得沙河会战胜利。1904年12月中旬，日军从陆上向驻留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发起炮击，俄军遭到重创。1905年1月1日，旅顺俄军宣布投降。至此，一定程度上可以预估，日本将会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

其间，日本方面于1904年5月30日召开了由伊藤等人参加的元老会议，31日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了“对韩方针”。方针开头就明确了日本对韩国在政治及军事上拥有“保护实权”，在经济上应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利权”。

此外，方针还阐述了韩国政治和人心已经腐败，“很明显终究无法永远维持其独立”；并认为，日本由于韩国问题与俄国开战，是为了确立日本在韩国的地位，杜绝将来再次发生纠纷而不得不采取的“自卫手段”（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巻、「文書」224～225頁）。[1]

根据“对韩方针”，日本与韩国于1904年8月22日签署了《第一次日韩协约》。韩国政府雇佣一名由日本政府推荐的日本人担任财务顾问、一名由日本政府推荐的外国人担任外交顾问。财务顾问目贺田种太郎（大藏省主税局局长）于10月走马上任。

在缔结日英同盟时，日本就希望在军事方面也能将整个韩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桂内阁将韩国列为保护国的方针可以说是这一点的扩展。

这个方针也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美国一直主张满洲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所以最晚在6月下旬，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考虑日本无需拘泥于战前的要求，而是可以将整个韩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8月正式承认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Raymond A.Esthus，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pp.42-46）。

伊藤未能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11月，伊藤考虑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让满洲中立。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希望满洲中立，由在列强指导下的清国人总督统治满洲。但是，到了7月，小村外相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反对满洲中立，认为应把重点放在扩张满洲利权之上。

1905年3月1日到10日的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陆地战。虽然以日军的胜利告终，但是日本也无力追击败走的俄军，给予其致命的打击。参谋总长、元老山县有朋，以及满洲军总司令官大山岩等最高军事将领认为应该结束战争，枢密院议长、第一元老伊藤也向桂首相和小村外相建议讲和。

于是4月17日，桂首相、小村外相、山本海相、寺内陆相商量了讲和条件之后，于19日再请伊藤、山县等四位元老一同开会审议。21日，内阁会议通过讲和方案之后，获得了天皇的许可。

讲和的必要条件包括日本原来就提出的获得韩国自由处置权、获得辽东半岛租借权、俄军从满洲撤军三点，再加上俄国将东清铁道哈尔滨支线让给日本这一点（其实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哈尔滨到长春的铁路并没有被让给日本）。此外，如果可能，日本还希望俄方赔偿日方军费、割让库页岛等。

3月奉天会战的胜利，瞬间使日方手握有力的讲和条件，元老伊藤也无法再坚持以前主张的满洲中立了。而且，从决定讲和条件的过程来看，主导权掌握在以桂首相、小村外相为中心的四位内阁成员手中。

但是，俄国方面并不希望立即进入和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寄予厚望的波罗的海舰队，从印度洋穿越新加坡海域，向日本方向驶来。5月27日到28日，日本海军与波罗的海舰队在日本海交战。日方没有损失一艘主力舰，而俄军八艘主力战舰不是被日军击沉就是被擒获，日本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大胜。

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后，日俄迅速进入了讲和进程。6月，俄国方面接受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介入讲和。决定在美国东海岸的朴次茅斯召开讲和会议之后，桂首相等人希望伊藤能作为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出席，但遭到了政友会实权者原敬的反对。因为即便伊藤去参加会议，讲和条件也不会非常有利于日本。而且，即便讲和条件不利，政友会也不得不赞成由政友会前总裁伊藤缔结的讲和条约，这样一来，政友会就会失去与桂内阁交易的重要筹码。结果，元老们和主要内阁成员提议由伊藤和小村外相两人担任全权大使，但伊藤没有答应。于是6月20日，政府决定派遣小村一人作为全权大使前往美国。估计伊藤也感觉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于是听从原敬的决策，期待战后政友会的成长，而拒绝担任全权大使。此外，日俄战争在外交上是由桂首相、小村外相掌握主导权的，所以伊藤也心存必须由他们负责到底的念头（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247～261頁）。7月3日，外相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被正式任命为讲和条约的全权大使。

9月5日，日俄在朴次茅斯签订了《日俄讲和条约》（即《朴次茅斯和约》），10月15日获得批准，于次日公布。根据条约，日本获得了韩国的保护权、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地区、东清铁道长春—旅顺口一段、沿海州的渔业权等，基本满足了元老伊藤以及日本政府首脑所希望的条件。

见证西园寺公望内阁的成立

前文曾提到，日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场以大国俄国为对手的苦战。从与俄国和列强的关系来看，日本即便获胜，也很有可能无法获得国民所希望的赔偿金等讲和条件，而且桂内阁也有可能失去对日本政权的掌控。

所以，就在日军即将歼灭驻留旅顺的俄国舰队，取得较大程度的获胜可能之时，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12月8日，桂首相与众议院第一大党政友会领导人原敬、松田正久、西园寺公望总裁之间秘密约定，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将政权让与西园寺。作为回报，政友会必须支持当时执政的桂内阁。这个秘密约定，其他政友会干部不得而知，桂内阁方面也只有桂首相、曾弥藏相和山本海相三人知道，并没有告诉桂内阁的后援元老山县有朋。

但是，政友会的原敬在12月就把这个密约告诉了元老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目的是防止桂太郎毁约。

由于桂内阁和政友会最高干部之间缔结了这一密约，第二十一届议会进行得非常顺利，17日就一次通过了增税案和政府预算。

就在朴次茅斯召开日俄讲和会议期间，1905年8月14日，桂首相会见原敬并与其约定，作为让西园寺继任首相的交换条件，无论讲和内容如何，讲和条约缔结之后，政友会必须率先表示赞成。8月22日，桂首相告知原敬，他已经在为西园寺内阁做准备，与山县系官员和内阁进行协调。

《朴次茅斯和约》的内容发表之后，9月5日到6日，东京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反对讲和的暴动，政府实施戒严令之后才平息了此次骚乱。从8月31日开始的约一个月内，日本各地举行的反对讲和集会多达165次。日本国民只知道战胜报道，却不知日本的艰苦内情，所以对于讲和条件给予了过高的期望。众议院第二大党宪政本党（原改进党、进步党系）积极参与了这次反对讲和运动，但众议院第一大党政友会的最高干部姿态克制，所以政友会没有积极参与。

结果，在没有召开元老会议的情况下，由西园寺组阁一事就已决定下来。1906年1月7日，西园寺内阁正式成立。

在第一次西园寺内阁中，政友会方面有三人入阁，分别为西园寺（首相）、原敬（内相）和松田正久（法相）。在伊藤的推荐下，阪谷芳郎（前大藏次官）入阁担任藏相这一重要职位。寺内正毅（山县系官员）留任陆相，在山本权兵卫的推荐下，斋藤实就任海相。考虑元老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方面，其他阁僚则根据桂太郎的推荐逐一决定（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264～267頁）。

西园寺内阁的成立，意味着以政友会为中心的内阁诞生，实权者原敬就任内相这一要职也意义重大。就这样，政友会离开伊藤，实现了真正的自立。

[1] 传统观点认为，日本当时根据这一“对韩方针”，决定吞并韩国（山辺健太郎『日韩併合小史』等）。而且，这也是现在韩国大众的普通想法。但实际上，“对韩方针”中的内容仅限于上文提到的那些。日本接下来有两种选择：①将韩国作为保护国，对其自立加以限制，但依旧维持其独立；②为吞并韩国开始做准备。而且，即便决定选择①，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发现行不通的话，则也有可能变为②。总之，日本并非以该“对韩方针”为依据，在1904年5月决定吞并韩国的。韩国人方光锡撰写的《明治政府的韩国支配政策与伊藤博文》，可以反映目前韩国学术界的通说。文中认为，就任韩国统监后的伊藤博文所采取的对韩政策，并没有脱离日本政府的方针，始终存在吞并韩国的可能。

第六部 老境篇

第二十二章 统治韩国的理想——伊藤就任韩国统监

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

上一章讲到，在美国、英国等国事实承认日本成为韩国的宗主国之后，根据《朴次茅斯和约》，俄国也认可了日本对韩国拥有保护国的权力。

因此，日本需要与韩国签署有关这一内容的条约。外相小村寿太郎等人前往大矶“沧浪阁”拜访伊藤，请他就任韩国特派大使，伊藤爽快地答应了。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11月5日，伊藤出发前往汉城。就在出发当日清晨，伊藤写信给元老松方正义，告诉他有关韩国事宜，只要自己能尽其微力，都会尽量“平稳处理”，因为韩国政情不稳，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那时会与元老和政府商量（松方宛伊藤書状、1905年11月5日、「牧野伸顕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伊藤希望日韩能平稳缔结条约，在韩国近代化问题上尽可能不与韩国人产生对立，但同时也考虑到了事与愿违、最为糟糕的情况。

11月10日，伊藤抵达汉城；11日、15日，觐见了韩国皇帝（高宗）；15日，递交了《第二次日韩协约》草案，要求将韩国的外交权委任给日本。

高宗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把外交权交给日本，日韩关系就会像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关系（奥地利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一样，或者等同于欧洲列强与非洲的关系，韩国就会沦为最劣等国家。对此，伊藤反驳说，日韩两国各有君主，保持各自独立，韩国与被奥地利吞并的匈牙利、沦为列强殖民地的非洲是不同的。

而且，伊藤认为韩国人十分“幼稚”，不懂外交，不知“世界大势”，一部分人煽动国民对日本进行无益的反抗，虽未点破这部分人包括皇帝，却对韩国的现状进行了批评（『伊藤博文伝』下巻、680～690頁）。伊藤接受并遵循那个时代的国际外交规范，以保存本国独立、谋求国家富强为信念。所以从伊藤的标准来看，他认为包括皇帝在内的韩国人，行为都相当幼稚。[1]

当天，韩国方面决定延期签署新协约。11月17日，日本方面开始对韩国施加压力。伊藤随同韩国驻屯军司令长谷川好道一起进宫参见高宗，努力劝说韩国大臣与日本签约。结果，伊藤认可了韩方提出的条件，在条约中加入：日本保证维护韩国皇室的“安泰与尊严”，以及在该文之前加入“直到确认韩国实现富强之时”，以示条约期限。就这样，伊藤于18日半夜0点20分退出皇宫后，于当日凌晨1点和日本驻韩特命全权公使林权助一同，与韩国外务大臣朴齐纯签署了《第二次日韩协约》。

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韩国外交交由东京的日本外务省负责，日本的公使、领事等负责保护在外国的韩国人及其利益等，韩国的外交权由日本行使（第一条、第二条）。

第二，在韩国设置一名日方代表“统监”（Resident General），统监“专管外交事务”，驻在汉城，有权非正式地谒见韩国皇帝。在韩国各开埠地以及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的地区设置理事官（Resident），理事官行使以往日本驻韩领事职能（第三条）。

此外，该协约还包括了韩国政府所要求的确保维护“韩国皇室的安泰与尊严”的内容（第五条）。

对韩国寄予厚望

《第二次日韩协约》的内容以日本行使韩国外交权为主。但其实，条文同时还规定了统监也可以管辖外交以外的事务。

日韩签署条约之后的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11月22日，伊藤在游猎水原八达山的归途中所乘坐的火车遭到投石，玻璃窗被砸坏，伊藤身负轻伤。可见，韩国人对《第二次日韩协约》相当反感（『伊藤博文伝』下巻、702頁）。

同月28日，伊藤在出席汉城、仁川的日本人官民欢迎会上致辞，解释并强调了日韩协约的精神：①虽然韩国人“尚未开化”，但日本人不得侮辱、“欺瞒”前者，因为这与天皇“大御心”相悖；②日本人应该指导韩国人，让其奋发图强，由于“列强各国均瞩目日韩”，所以一旦出现侮辱韩国人的行径，将会立即有损日本“国威”，对日本非常不利；③自己对于新条约的实施毫不迟疑，但与此同时，对于韩国人的境遇心存“万斛”之泪（『伊藤公演説全集』277～278頁）。

所以，可以认为在那时，伊藤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出任第一代韩国统监了。伊藤那时64岁，前文也曾提到，他的身体从几年前就开始逐渐衰弱。虽然伊藤年事已高，但枢密院议长一职也是可以胜任的荣耀之职，而且与前往冬季寒冷的韩国相比，留在日本对他来说其实更加轻松舒服。但是，估计伊藤认为唯有自己才能实现上述理想，而不是山县系官员等陆军军人。

11月29日，伊藤离开汉城，从仁川乘坐军舰回国；12月3日抵达下关，出席了当地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就日韩关系发表了演讲。

演讲内容与此前在汉城、仁川欢迎会的内容相同，伊藤对于将“外交权和国防权”交与日本、韩国独立有名无实以及韩国国民的心情表示了同情。此外，他还强调不应将韩国人与非洲的黑人、美国的“原住民”、“南洋马来人种”等同等看待，因为韩国拥有“三千年来”的文化，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他还希望马关（下关）市民能亲切对待韩国民众，与其友好往来，“共同发展，共享文明的恩泽”（同前、278～281頁）。由于这次演讲是伊藤访韩回国之后首次发表的演讲，所以他知道各大报刊会刊载演讲内容并传遍全国。

次日，伊藤离开下关，5日返回大矶，8日进宫觐见天皇，详细汇报了情况。

就任第一代韩国统监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12月21日，伊藤就任第一代韩国统监。第二年1月14日，明治天皇召见寺内正毅陆相和大山岩参谋总长，亲手将谕旨交给寺内和大山。因为要把韩国守备军的使用权限交给统监，所以天皇命令两人在制定国防用兵计划时不要产生矛盾（『明治天皇紀』二巻、435～461頁）。对于陆军要听命于文官统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内都出现了不满的声音。天皇此举也是为了压制这些不和谐之音。

由此可见，天皇积极地协助统监伊藤治理韩国。

本书前文曾提到，在以往的太政官制下，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两位文官参议曾经在西南战争中制定作战计划。明治宪法制定后一直到日清战争期间，伊藤也都列席战争指挥中心大本营会议，并参与军部主要人事决策（见第六章至第十六章）。这一方面是来自天皇的绝对信任，另一方面是伊藤希望利用自己的特殊立场实现理想，履行职责，治理韩国。

伊藤作为统监，被授予驻韩国日本陆军的命令权，[2]所以平时就可以从驻韩宪兵队那里获得治安方面的情报。1908年2月之后，伊藤不在韩国的时候，统监代理收到的治安情报也都转送到伊藤手中（古谷久綱宛明石元二郎書状、1908年2月18日、「古谷久綱文書」東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付属近代日本法政史料センター原資料部所蔵）。

关于伊藤统监的权力，在韩国的日本报刊曾这样报道，即便伊藤不在韩国，副统监及下属也都要发电报给伊藤报批，否则什么事情都决定不了（『朝鮮新報』1908年4月16日、9月14日）。由此可见，伊藤在统监府内拥有绝对的权力。

伊藤的统治构想

就在政友会作为执政党、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起步约两个月后的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3月2日，伊藤作为韩国统监抵达汉城。伊藤已经在以下两个场合中宣布了统治韩国的大体框架：①1905年11月18日，觐见韩国皇帝时；②就任统监后首次面向日本媒体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此外，伊藤到汉城赴任后，又多次进行阐述，分别是在：③3月9日，觐见韩国高宗时；④3月13日，召集韩国阁僚举行的统监与大臣会议上（关于韩国施政的第一次协议会）；⑤3月21日，统监与大臣会议上（关于韩国施政的第二次协议会）（『日韓外交資料集成』六巻上、121～162頁）。

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日本在韩国驻扎军队需要经费，对韩国进行“施政改善”也需要经费，所以应该尽可能由韩国自己承担这些费用（②）。第二，伊藤认为，作为应急措施，需要用相当数额的贷款来解决目前的资金问题（③），他估算约需10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1300亿日元）贷款。伊藤统监和财政顾问目贺田种太郎考虑用韩国的关税收入作为贷款担保，同时也做好了即便担保额度不足，也要对韩贷款（④）。

伊藤希望韩国人为实现本国的近代化自行负担费用，但是，他也考虑到了当前需要的资金还是应由日本负责解决。伊藤为确保统治韩国的财源，在1907年度预算确定之前，让书记官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东京拜访藏相阪谷芳郎给其施加压力，信中写道：书记官会向您说明韩国统治的预算情况，请多多关照（阪谷宛伊藤書状、1906年10月6日、「阪谷芳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就这样，第一元老伊藤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确保了统治韩国所需的财政来源。

然而到了1906年11月，为确保税收，需要对在韩外国人征税，但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政府无法对在韩外国人征税。于是，1907年入秋之后，伊藤就积极对韩国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治外法权也是改革目标之一。这也意味着在韩国的日本人也将不再享有特权。

第三，伊藤认为，贷款资金应最先用于改善农业、建设道路、排水、灌溉、植树造林等方面，以提高农业生产力，让农民获利。由于韩国工业尚未进入成熟阶段，所以应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农业方面，这样会更加有效（④）。

第四，贷款资金应该用于初级教育（②）。伊藤认为，教育必须从幼年开始实施，但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费。所以当务之急，必须在大村落建设学校，这样一来，就需要建设费、师资以及教科书等。然而目前韩国还无法像日本那样，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民众联合负担教育相关费用，所以只能先由政府出资建设学校，然后逐步推广。伊藤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让孩子们从小理解为什么国民必须缴纳税金（④）。

从第三点和第四点可以看出，伊藤认为在韩国应该最先发展农业和初级教育，而不是工业和高等教育。

第五，扩充警力，维护治安。伊藤认为日本军队主要负责国防，平时应注重训练以备不测；而日常社会治安，应由警察负责。[3]

第六，修改治外法权下的领事裁判制度和监狱制度，在减轻韩国负担的同时，向西方列强的司法制度靠近。例如，以往有关日本领事裁判的上诉申请，必须向长崎控诉院（现在的高等法院）提出。《第二次日韩协约》签订后，领事制度不复存在。伊藤设想修改制度，如要对取代领事裁判的理事厅判决提出上诉，应向设在汉城的统监府法务院提交申请（④）。要建立近代司法制度和监狱制度，就必须废除治外法权。可见伊藤从一开始就将废除治外法权纳入了视野范围。[4]

此外，伊藤还主张要区别韩国皇室和政府，明确地方官员权限，将地方官员俸禄调整到正常水平，严格规定官吏纪律（①⑤）。19世纪80年代，伊藤在日本建立了将宫中（皇室）和府中（政府）区分开来的制度，并对明治天皇开展了君主机构说的教育，颇见成效（见本书第九章至第十一章）。所以，伊藤希望能在韩国实施宫中制度，对高宗的权力进行限制。

伊藤还想对韩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城市开展城市改造，实现近代化。例如，对作为汉城贸易港的仁川实施水道改建工程，力求发展卫生事业和工商业。因为城市是行政和流通的中心，所以如果霍乱等传染性疾病流行，就有可能使整个城市功能瘫痪。

伊藤非常清楚，对于以上近代化事业，定会有韩国人心存不满。但他坚信，三年至五年之后，当实际效果显现之时，他们也定会明白（④）。

1907年5月30日，伊藤面向李完用新内阁的演讲，非常直接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于韩国近代化所持的理念与自己的心境。

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为他国提供本国财力和国民生命。如果提供的话，其首要目的是本国，其次才是他国。如果一个国家自己没有想要独立的要素，而一味地想要依赖他国，这个国家是无法存续下去的。就如同今日，韩国如果继续这么走下去，那么使韩国灭亡的不是他国，而是韩国自身。

（林外相宛伊藤統監通報、1907年6月4日、『日本外交文書』四十巻第一冊、563頁）

这段话的意思是，关于韩国的近代化，伊藤首先考虑的是对日本有利，但他也坚信这会对韩国有利。他很清楚韩国人的反对，但决定坚持下去（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

担忧满洲问题

日俄战争之后，朴次茅斯和谈结束后的第二年，日本陆军依旧占领清国领土南满洲。考虑到与列强和清国的关系，伊藤对于此事一直放心不下。

于是，就在他被任命为统监后，准备离开大矶前往汉城的四天前，即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2月16日，伊藤在百忙之中邀请山县、井上馨两位元老，西园寺首相、加藤高明外相、大山岩元帅（前满洲军总司令官）、儿玉源太郎大将（前满洲军总参谋长）聚到大矶“沧浪阁”家中，商讨南满洲的驻军问题。

3月31日，驻日英国大使向伊藤统监反映，南满洲的日本驻军对欧美人采取了比俄国占领满洲时更为严格的封锁行动，要求伊藤妥善解决。那时，伊藤正在汉城召开有关韩国施政的协议会等会议，探讨韩国近代化的具体政策。清国方面也对日本继续驻军表示强烈不满（栗原健編著『対満蒙政策史の一面』12～14頁）。

4月30日，预定在青山练兵场举行陆军凯旋大阅兵。明治天皇特别召见伊藤统监让他陪同自己阅兵。阅兵仪式十分盛大，共有3万多名将士参加（『明治天皇紀』二巻、538～541頁）。估计天皇一方面是想慰劳并感谢年事已高的伊藤身为统监为韩国尽心效力，另一方面也想提高伊藤在军队中的威信。

伊藤为出席阅兵仪式，于4月21日离开汉城，从仁川乘坐军舰“浪速号”抵达神户，24日返回大矶。

伊藤一回到日本，就立即命令外务省起草解决满洲问题的方案。5月22日，元老伊藤统监让西园寺首相召集召开了“有关满洲问题的讨论会”。共有13人出席会议：伊藤、西园寺，元老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大山岩元帅，寺内正毅陆相、斋藤实海相、阪谷芳郎藏相、林董外相、桂太郎大将（前首相）、儿玉源太郎参谋总长以及海军长老山本权兵卫（前海相）。

伊藤在此次会议上，发挥了比西园寺首相更强的主导作用。会议决定，将南满洲的军政中心关东总督改为平时性机构，然后废除军政署等。西园寺内阁借助元老伊藤等人的力量，废除了南满洲的军政体制，缓和了来自列强和清国方面的不满。

6月20日，伊藤统监离开大矶，23日抵达汉城后，在韩国待了5个月。此后，为了在日本过新年，11月21日离开汉城返回日本。下面，我们将看看伊藤在就任统监的第一年是如何具体统治韩国的。

统治韩国第一年的进展

统监府让韩国与日本兴业银行缔结了1000万日元（约为现在的13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一半贷款立即到账，另一半则在他日需要之时贷给韩国政府。除去利息之外，到手的约为900万日元。此外，韩国政府于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向第一银行和日本政府发行了650万日元的国债。加上从日本兴业银行贷款获得的一半金额500万日元，1906年年末，韩国的国债总额高达1150万日元。这个金额十分庞大，相当于1906年韩国政府入账租税（地租、关税等）560万日元的约2倍（度支部「韓国財政概況」〔1908年2月1日調査〕、「勝田家文書」70冊、財務省財務史室所蔵）。

1906年，韩国仅使用了其中的约125万日元。主要用于补助农工银行约100万日元、充实学校教育约10万日元、建设仁川水道约10万日元。尽管伊藤统监意气风发，但第一年虽有财源，却无法利用国债开展实际业务。因为要开展工作，就必须进行现状调查、制订计划等，所需时间要比设想的更多。

1907年，政府则动用了约291万日元，为1906年的两三倍。主要用于：治理仁川水道约45万日元、补助农工银行约43万日元、道路工程约35万日元、扩大教育约35万日元等。1906年8月颁布了《普通学校〔即韩国的小学〕令》等，在教育上投入50万日元，其中34万日元计划用于新建、改建小学。伊藤十分重视的初级教育改革由此启动。

提高警力方面，第一期从1906年6月开始。日本韩国统监在13个道观察府所在地开设警务顾问支部、配备警视，在全国开设26个分遣所、122个分派所，配备日本警官；韩国方面，除了在13个道设置警务署以外，还设了26个警务分署、122个分派所。

但即便如此，韩国全国平均约20平方里[5]只有一个日本巡查、4平方里一个韩国巡检。1906年秋义兵起义爆发，警力就明显不足了（『日韓外交資料集成』八巻、137～139、176～177頁。松田利彦『日本の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警察』第一部第一章）。

区分皇室和政府方面，高宗听从排日主义儒者的建议，令伊藤统监非常不快。于是，1906年7月7日，伊藤颁布了宫禁令，在皇宫六宫配备日本巡查，控制人员出入。同年12月，日本人宫内府顾问开始对韩国皇室财产和国有财产、宫内府冗员进行调查整理（『日韓外交資料集成』六巻上、242～244頁，同八巻、123～133頁）。

地方制度方面，1906年韩国政府听从伊藤统监的指示和日本警视的建议，制定了改革方案，于10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官僚制度。新制度的特色是，拥有观察使（全国共设13个道，相当于日本知事）任命权的主体由皇帝变为内阁会议，拥有郡守（全国共设333个郡）任命权的主体则由内阁会议变为内部大臣。其目的在于削弱专制君主皇帝的权限，将政府变为责任内阁制，增强政府的监督权。

此外，伊藤还提高了观察使、郡守的俸禄。韩国的观察使不仅拥有行政权，还拥有审判权，同样郡守在拥有行政权的同时也拥有一定程度的审判权，所以拥有审判权是产生“腐败”的原因。

征税，一直都是郡守的任务，郡守手下有20～60名世袭制的征税承包人。1906年10月，租税征收规定颁布后，郡守不再负责征税，税要向日本通信管理局所管的邮局缴付。那些失去工作的各郡征税承包人，怒斥日本人把韩国人的税金都拿到日本去了，这多少助长了“排日思想”（韓国駐箚軍司令部「韓国暴動ノ景況」1908年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蔵）。

1906年11月16日，伊藤统监返回日本之前，召开了第十二次施政改善协议会，强调不应满足目前的成绩，应该进一步开展税制改革、增加税收、提高关税收入、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伊藤展现了改革的决心，认为韩国的近代化发展所需的财源必须尽快由韩国自身解决。

目标在于“吞并韩国”？

1907年（明治四十年）3月20日，伊藤统监在日本过完新年之后，时隔4个月回到了汉城。很快，伊藤就知道韩国政情发生了变化。

韩国团体自强会、教育会、青年会、西友会，以及两三家韩语报刊、英国人主办的《大韩每日新闻》等，在各处攻击韩国内阁。他们借攻击政府之名，开展排日运动（『日本外交文書』四十巻第一冊、556～561頁）。

为返还伊藤统监筹措的国债，国债报偿会在各地开展募捐活动（李盛煥「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ナショナリズム」）。

伊藤返回日本期间，韩国国内出现（抗日）义兵，但只要派十几名日本警察过去，他们就会立即四散逃走，所以不过是些“盗财穷民”“小野心家”在“模仿政治运动”，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伊藤也知道韩国是一个长期独立的国家，国家观念强、国民“猜疑心重”，很多人都怀疑日本企图吞并韩国（『朝鮮新報』1907年2月2日、7日、8日）。

伊藤对于韩国的统治，需要建立在韩国人信任伊藤、理解他的设想和计划、主动合作的基础上。但是，这个基础没有建立起来，排日气氛反而越发浓郁，这令伊藤感到非常不安。后文也将提到，伊藤因此也开始考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吞并手段。

那时，第一次日俄协商谈判刚刚开始。4月13日，伊藤给林外相发送电报指出，在谈及日本与韩国“未来发展”时，明确使用包括“合并”在内的用语会对日本“最为有利”。而且他还建议，按照韩国目前的局势来看，时间拖得越长，就越难实施“合并”。所以，现在就应该表明日本政府的态度，早日获得俄国方面的认可（『日本外交文書』四十巻第一冊、124頁）。

这份电报也可以被解释为伊藤对于日本吞并韩国的态度积极。[6]但是，直到两年后的1909年4月10日，伊藤才同意桂首相、小村外相提出的吞并韩国（见本书第二十三章）。至今为止，并没有发现在1909年4月之前反映伊藤对于吞并韩国态度积极的史料。

使用“合并”的理由

从伊藤使用“合并”这个词来看，他已经对韩国国内情况甚为担忧，所以与以往相比，认为日本吞并韩国的可能性更高了。但是，在此后的两年里，伊藤一直没有点头同意，可见伊藤并没有把吞并韩国定为必须实现的目标。[7]

那么，伊藤究竟为什么要指示外相要使用“合并”一词，并要事前取得俄国的认可呢？其目的是想把陆军以及驻英大使小村寿太郎（前外相）等人的视线锁定在韩国以及满洲南部地区。

陆军和小村大使等人认为，如果日本同意把蒙古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就可以迫使俄国同意将整个满洲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是，俄国方面希望把日本的势力范围限定在满洲南部和韩国。在指出“合并”这一用语的该电报中，伊藤提出，对于日本来说“当务之急是彻底解决韩国问题”，建议“蒙古问题应尽可能地迎合俄国方面的要求”。

伊藤是为了压制日本领导人根深蒂固的大陆膨胀欲望，维持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平衡，避免与其对决，才要求在表述韩国时使用“合并”一词的（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建立李完用内阁，意在调和日韩关系

前文曾提到，1907年（明治四十年）开春之后，韩国国内反政府、排日的气氛越发浓郁，朴齐纯参政（首相）三番五次地向伊藤统监提出辞职。于是，伊藤决定起用学部大臣李完用组阁，并与以韩国人为主的亲日团体一进会合作，推动前一年开始的“施政改善”。

李完用学部大臣，在1905年11月伊藤作为大使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伊藤提出的将韩国外交权交与日本的要求。此后，伊藤就将李完用视作韩国方面的合作对象。

同时，伊藤考虑以韩国原有的精英层“两班”为中心，获得广泛的儒教阶层的支持；而且，他不希望让新兴派别一进会的代表立即入阁。

然而，期待成为参政（首相）的李完用却向伊藤提出，让一进会的会长的宋秉畯当农商工部大臣。

伊藤没有同意，并于5月22日上奏高宗，提出让李完用担任首相，但高宗拒绝了。于是，伊藤翻出底牌，指出高宗在背后动用重金，派人前往荷兰海牙，想在和平会议上开展恢复韩国国权的运动，这明显违反了日韩协约，并威胁要追究其责任。高宗显得“颇为狼狈”，努力辩解，最终同意由李完用组阁。

但是，由于宋秉畯将被任命为农商工部大臣的传言已经广为人知。伊藤考虑到宋秉畯和一进会的面子，也就不得不同意其进入内阁。5月25日，李完用内阁正式启动（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5月30日，伊藤请李完用新内阁的成员到统监官舍，发表了演讲。讲话内容如下。

第一，“正如今日，韩国如不进步，终究会自我毁灭”，暗示韩国存在被吞并的危险。并强调，为使韩国继续存在，目前最为紧要的方针就是要诚心诚意地与日本保持友好，决心与日本共存亡。

第二，“只要自己不欺骗任何人，就不会被任何人欺骗”，伊藤强调了自己的诚实，言外之意是对高宗两面派行为的强烈批评。

第三，在韩日本人中如有人形迹恶劣，则让其离开韩国或是进行处罚，表达了公平处置的决心。伊藤还警告农商工部相宋秉畯，绝不允许他利用一进会的势力，采取威胁内阁的任何行动（『日本外交文書』四十巻第一冊、561～565頁）。

从伊藤的这些发言和姿态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将吞并韩国作为目的或前提，而是希望韩国人能自发地努力合作，尽可能减少日本的经费支出，有效地实现韩国的近代化。因为伊藤坚信，这么做首先有利于日本，然后也有利于韩国。

荣获臣子最高恩典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4月1日，伊藤博文统监（长州藩出身）与山县有朋元帅（长州藩出身）、大山岩元帅（萨摩藩出身）一同被授予了大勋位菊花章颈饰。这是天皇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授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列强元首，以及1900年5月10日授予即将成婚的皇太子嘉仁亲王（后来的大正天皇）的最高勋章，这次是首次授予臣子。

1907年9月21日，伊藤还与山县、大山两位元帅一起晋升为公爵。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表彰他们三人为日俄战争所做的贡献。1904年3月，伊藤作为特派大使前往韩国，第二年11月，成功签署了《第二次日韩协约》，所以以上措施也是对其在日俄战争之后的扫尾工作、统治韩国方面所做功绩的褒奖。

早在1895年8月，伊藤就被授予了大勋位菊花大绶章，比山县、大山等人早了近7年，而且他出自身份卑微的底层武士阶层，是“足轻”中首位获此殊荣者。伊藤在1895年8月5日与山县、大山等人同时被授予侯爵爵位。举行仪式时的宫中席位序列，需要根据勋章决定。所以，伊藤的宫中席位序列始终在山县和大山之上（伊藤之雄「山県系官僚閥と天皇·元老·宮中」）。

但从勋章来看，日俄战争之后，伊藤的荣耀被山县和大山追了上来。山县权势大增，1900年前后就开始与伊藤基本持平了。而且，日清战争之后，陆海军也开始独立于内阁。大久保利通死后，与萨摩派相比，长州派始终占有优势。但萨摩派执掌海军，并在陆军中也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天皇也必须考虑到萨摩派的感受。这些都反映在大山岩荣获的恩典之中，同时也说明了伊藤体制的崩溃。

伊藤晩年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

伊藤体魄强健，但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前后，肠胃不佳，开始出现脑贫血（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42頁）。

伊藤原本相当嗜酒，尤其喜欢喝日本酒，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开始控制酒量。1899年5月，伊藤在旅行途中给夫人梅子写信报告说，到此为止自己还没有喝过一滴日本酒。尽管如此，从1901年秋到第二年3月，与伊藤同行前往欧洲探寻日俄协商可能性的医生，从伦敦发来报告说，伊藤虽然目前没有生病，但与三四年前相比没什么精神（同前、340～341、355頁）。

在60岁前夕，伊藤的整体健康状况不如从前了。前文曾提到，1898年第三次伊藤内阁之后，伊藤政治能力衰退，原因之一就是健康问题。

尽管存在健康问题，但要让伊藤戒日本酒实在是难上加难。根据伊藤在日俄战争之前就开始宠幸的大阪艺妓小吉回忆，伊藤洋酒、日本酒都喝，但主要还是喝日本酒；吃的方面，洋食喜欢吃“口味重的”，日本料理则喜欢吃鳗鱼（樋田千穂〔小吉〕『草もみぢ』71頁）。

然而，伊藤在自己家中吃得相当简单，最喜欢番茶和梅子干，还爱吃放了盐的茶泡饭。伊藤常说，自己再穷也不会苦恼吃什么。晩年，伊藤肠胃不佳，经常以茶泡饭代替米粥，还爱吃汤豆腐[8]、“鲫鱼背越”。“背越”是一种烹饪法，指将新鲜的鲫鱼等斜切成片，加酱油、醋、味淋[9]调味。根据伊藤家以前的厨师说，家里也常做西餐，伊藤尤其喜欢吃法餐。

此外，伊藤家总是门庭若市，无论公务私事，访客络绎不绝，晚年尤其多。也有不少人被拒绝会面，但伊藤见的人非常多，以普通人的体力和气力根本是坚持不下去的。据伊藤女儿生子的丈夫末松谦澄（前内相）回忆，尽管相当辛苦，但伊藤还是欣然与人见面、侃侃而谈（『孝子伊藤公』333、409～410頁。『東京日日新聞』1909年10月29日）。

与山县不同，伊藤在生命的最后10年，尽管身体衰弱，体力消耗也大，但一直坚持与许多来访者见面。60多岁的他在家里吃得简单、清淡，但在外面也爱吃“重口”的食物。

日俄战争结束后，1906年伊藤前往韩国就任统监，梅子夫人经常写信告诉他家中的情况，伊藤也常在百忙之中抽空给夫人回信。

例如，在1906年，梅子在进入9月后的18天内就给伊藤写了3封信。伊藤也在9月18～27日的10天之内，给梅子写了3封信。梅子在信中告诉伊藤一些家里的琐事，比如真一（伊藤与新桥艺妓歌所生的儿子）在学校的顺利生活，以及寄洋梨的事情等。

1907年4月26日，伊藤给梅子写信，提到了朝鲜局势及自己对朝鲜的失望，“朝鲜总是一片混乱，常有暗杀骚动，弄得人心惶惶，这是这个国家的老毛病，真没办法”，还告诉梅子他托人带了一点紫花地丁给她，不知是否收到（『孝子伊藤公』380～383頁）。

有一次，伊藤心腹小松绿（历任统监府书记官、同外务部外国课课长等）问伊藤，在当代的人物中他最敬重谁，伊藤立即回答说“当然是天子”。小松绿又问，除了天子以外最敬重谁呢？伊藤沉思片刻后说，“应该就是夫人了”，“除了她以外，现在没有其他值得敬重的人了”（小松緑『春畝公と含雪公』29～31頁）。

由此可见，伊藤和梅子两人直到晩年感情也相当好，互为对方的精神寄托。

其实，伊藤在家（“沧浪阁”）的时候住的是洋馆，而夫人梅子住在另外一栋日式房子里，两人是分开住的。这不仅是由于梅子体弱多病，还因为伊藤的日常起居极其没有规则。

日俄战争期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文吉（伊藤与礼仪见习生的儿子）回忆说，梅子曾经抱怨，伊藤是不管时间、地点，随时都可以倒头就睡的，但是“家里人”做不到，很是为难。伊藤的睡眠时间极其不规律，几乎每天都睡得很晚，经常弄到凌晨两三点，但早上又起得非常早，而且也不困（伊藤文吉「父博文の私生活」『中央公論』617号、1939年2月号）。

文吉和真一，都不是在大矶的伊藤家长大的，直到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才跨进伊藤家门（伊藤真一「父·博文を語る」『日本文化を考える〈村松剛対談集〉』30～39頁）。后来，两人也参加了1908年11月举办的梅子夫人六十大寿的寿宴，并与伊藤所有家人一起拍了团圆照（『伊藤博文伝』下巻、写真50）。由此可见，伊藤和其他女子生的儿子得以跨进伊藤家门，是因为梅子点头同意。

1907年1月17日，明治天皇将原临时皇宫的御会食所建筑和2.1万日元的移建费赐予伊藤。枢密院对于宪法制定的审议工作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所以对于天皇和伊藤来说，这栋建筑充满了往昔的回忆。为迎接皇太子的入住，赤坂皇居正好在改建，于是天皇就将其中的这一栋赐给了伊藤。

伊藤在东京大井村[10]（位于现在的品川区）购置了土地，将原御会食所移建到那里，取名为“恩赐馆”，并且修建了包括“恩赐馆”在内的住宅，作为自己和嗣子博邦（勇吉）的别邸（稲協和也「伊藤博文の大井別邸について」）。“恩赐馆”曾经举办过不少庆祝活动，如1908年2月的宪法颁布20周年宴会（『孝子伊藤公』418～420頁），同年11月梅子夫人的六十大寿寿宴。

后来，博邦在1917年6月将“恩赐馆”捐赠给明治神宫奉赞会，作为宪法纪念馆[11]。别邸则于2001年移建到萩市（萩市歴史まちづくり部文化財保護課柏元秋生「伊藤博文別邸移築に係る経緯」。稲協和也「伊藤博文の大井別邸について」）。

晚年宠爱的艺妓

日俄战争前后，伊藤已经65岁左右了，有几个宠爱的艺妓：大阪的小吉（生于1878年）、文公（安藤照述『お鲤物語』中的文香），以及广岛的光菊等。

小吉比伊藤小37岁。伊藤也曾把小吉带回“沧浪阁”，甚至让她见夫人梅子。梅子笑着向小吉行礼，说“官人公务繁忙、十分辛劳，你来就是最好的安慰，能让他好好休息。官人非常喜欢你，你要经常来啊”。这让小吉受宠若惊。

小吉住在“沧浪阁”的时候，基本不会与梅子夫人打照面，她也知道夫人一直非常关心照顾她。但这反而让年轻的小吉感到压力，拜访“沧浪阁”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自在。

每次小吉要回去的时候，梅子夫人总会来送她，向她道谢，还会送点礼物。小吉第一次去“沧浪阁”的时候，梅子夫人送给她一个雕有水仙的金色腰带扣，小吉一直珍爱如宝。

几十年后，小吉在回忆伊藤的时候说，“那时，他身着黑色和服，外套家纹羽织，下面穿的是仙台平绢织袴，手里夹着卷烟，温柔地看着我。每次想到他，我总会产生错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与‘官人’相依相伴”（樋田千穂『草もみぢ』65～71頁）。

与井上馨的交情

在伊藤的一生里，与他相处时间最长、关系最好的就数井上馨了。井上比伊藤年长近6岁。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8月末，伊藤听说井上病情突然恶化，就立即赶往静冈县兴津，十几天一直待在那里照顾井上。看到井上有所好转之后，他才离开。第二年5月，井上在自家东京市内田山举行康复游园会，伊藤在致辞的时候回顾了自己与井上的交情：

我与井上50年前〔安政六年〕就认识了，那时我18岁〔虚岁19岁〕，刚来江户。这50年间，尝尽世事变迁、世态炎凉，但我们两人之间的情谊丝毫没有变化。

偷渡伦敦回国后，我接到“井上被砍死了”的急报后，立即“日以继夜”地从下关〔马关〕赶到山口。井上身受重伤、奄奄一息，但他对我说“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死了，长州就会陷入茫茫黑夜。所以你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山口太危险了，刻不容缓，你赶快回马关”。

这50年，井上和我之间不知道大吵过多少次，甚至也考虑过绝交。但是，那都是出于对国政的意见分歧，而我们两人私下一直是“亲密无间的好友”。

去年，井上身患重病，就连医生都说没希望了。今天，能在这里看到他康复，我的喜悦无以言表。与我自己的生死相比，能在这里听到他一如既往的声音、看到他一如既往的模样，我感到“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伊藤说到这里就停下了，席间静谧无声。此时，大家发现伊藤哽咽了，一行泪水顺着他的脸颊落下（伊藤博文述『伊藤公直話』283～288頁）。5个月后，伊藤遭暗杀身亡。

晚年与山县、大隈、桂太郎的交往

山县有朋和大隈重信（佐贺藩出身）都比伊藤年长3岁。前文曾经提到，伊藤曾3次救山县于危难之中。

伊藤是文官，在借助井上馨力量的同时，通过山县等人统制陆军，由此形成了伊藤领导体制。然而，从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2月伊藤让大隈重信就任外相进入内阁开始，围绕政党问题，伊藤和山县的关系出现了裂缝。自第一届议会召开的1890年以后，两人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

但是，山县性格诚实，对于曾经多次救自己于危难的伊藤深怀感激，所以两人从来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也没有互相仇恨。

伊藤的生日换算成阳历应该是10月16日，但每年的寿宴都在10月下旬举行。1902年10月25日，伊藤在“沧浪阁”庆祝六十大寿，也邀请山县参加，山县还在寿宴上致了贺词，对伊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说，伊藤在英国听闻长州藩与列强炮火相交，立即与井上馨一起赶回日本，论述“世界大局”，主张“不可轻举妄动”，为日后开国奠定了基础，可谓“功不可没”。他还说，伊藤在起草宪法、修订条约、日清战争等方面也功绩卓著，几十年来为皇室和国家倾尽全力（『伊藤博文伝』下巻、567～570頁）。

尽管山县与伊藤有时也会发生矛盾，但他对于伊藤在日本的近代化发展、与列强抗衡等方面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认为如果没有伊藤，维新难以实现。

伊藤和大隈重信两人晚年的关系颇有意思。前文曾经提及，伊藤与大隈从明治初年就开始支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积极推动近代化发展。大隈来自佐贺，比伊藤年长3岁，也先于伊藤当上参议，所以一开始大隈的地位在伊藤之上。然而，从1875年前后开始，伊藤开始作为大久保的代理，并替代生病的木户成为长州派的一把手，其权力开始超过大隈。

1881年，大隈在没有与伊藤商量的情况下，就擅自上奏天皇，提出应在两年后开设国会、采取政党内阁制的建议书。伊藤得知此事之后，认为大隈背叛了自己，将大隈及其一派赶出了政府。这就是明治十四年的政变。大约6年之后，伊藤让大隈就任外相进入内阁，负责修订条约，并希望以此怀柔大隈派的在野势力。黑田内阁的时候，大隈也作为外相为修订条约竭尽全力。但是，由于大隈提出的修订条约方案存在诸多问题，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伊藤和井上馨也忠告大隈应该中止进行修订条约的谈判。不料，大隈外相将忠告当作耳旁风，甚至采取了以废除条约威胁列强的危险手段，想强行继续谈判。于是，伊藤提出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导致大隈不得不辞职，黑田内阁倒台，修订条约的谈判由此中止。

经历这两次激烈冲突之后，伊藤是否一直对大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呢？其实并非如此。例如，1898年6月，在问及后继首相人选的时候，伊藤向天皇推荐了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两人，第一次大隈内阁因此成立。

此外，东京专门学校改名为早稻田大学[12]，并于1902年10月19日举行开学仪式的时候，伊藤就受邀出席并发表了演讲，对于该校20年来在没有接受政府任何补助的情况下自食其力、发展壮大的历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伊藤博文伝』下巻、559～566頁）。

伊藤在去世50天前，曾经接受记者野依秀一的采访。野依问及大隈，伊藤答道：“你是说大隈吗？他可是个人物啊！其实也用不着我来说，大隈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听他说话可有意思了。”可见，伊藤对大隈评价还不错（野依秀一『単刀直入録』143頁）。伊藤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对大隈的改革构想提出过批评，但对其构想还是持赞成意见的。

伊藤死后大约两个月后，大隈在谈及伊藤的时候略带批评之意。

他指出，“要干大事，先要定规矩正道理，秩序井然之后开始。但是，从开始到结束，是否能始终坚持原定的大道呢？伊藤有时也会在云中迷失方向，不知所措”（「我輩の伊藤井上両友比較論」『実業の日本』。『大隈重信は語る――古今東西人物評論』86～87頁）。

由于在明治十四年的政变中遭到罢免，努力推动的条约修订又被中止等，伊藤留给大隈不少痛苦的回忆。所以，大隈对于伊藤的评价，就没有伊藤对他的评价那么率直。

对于桂太郎，伊藤心存余悸。伊藤在第四次组阁时，雄心勃勃地想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体制改革，结果因为元老们的不合作，被后来者桂太郎夺走了内阁。1902年12月到1903年5月，在伊藤的努力下，政友会与桂内阁达成了妥协；但到了1903年7月，桂首相就联合山县，让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令他不得不辞去了政友会总裁之职（见本书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

然而，本章前面提到，日俄战争之后，伊藤就任韩国统监，桂太郎作为首相和陆军长老为求自立，不再依靠山县元帅，而是接近伊藤并协助他统治韩国。

桂太郎有一个爱妾名叫小鲤，住在东京的榎坂。伊藤的做法独特又奇妙，既去拜访桂太郎，又常去找小鲤。

先是新桥的两三个年轻艺妓给小鲤打电话，说是“昨晩伊藤先生来我们这里玩了，明天去你那里玩，他让我们也一起去，可好啊？”小鲤原本就是新桥的艺妓，但伊藤本人既没有通知桂太郎，也没有通知小鲤。

第二天，小鲤早早地做好了准备。不久，伊藤带着一大帮艺妓来到小鲤家。桂太郎和小鲤到门口迎接，伊藤却故作姿态地说：“我没说过要到你家啊，这是怎么回事呀？”桂太郎回答“是我的鼻子灵光啊”，小鲤出来圆场道，“没有提前打招呼的客人，那就请多多包涵我们的准备不周。来来，先请进屋吧”。

“要是提前打招呼的话，就会有个姓桂的老爷跑出来，那多没意思”，伊藤还没进门就开始开桂太郎玩笑，进门坐下之后又问“哎，洗澡水有没有烧好啊？”（安藤照述『お鲤物語』454～456頁）

就这样，装模作样地小小刁难桂太郎和小鲤，是伊藤的一大乐事。可能伊藤就是用这种方法寻求心理平衡，淡化与桂太郎之间的过节。

追思前辈

从维新到明治前半期，伊藤对于自己曾经跟随并一同为国效力的四位前辈——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深怀敬仰和感激之情。尤其对木户和大久保两人的“伟大人格”尤为敬重。古谷久纲从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开始就跟随伊藤，在近10年里历任伊藤首相秘书、韩国统监秘书、枢密院议长秘书等职务。据他回忆，伊藤认为“自己终究无法与木户和大久保前辈相提并论，所以唯有竭尽微薄之力，努力不违背两位的遗志”。

古谷认为伊藤十分伟大，因为他从来不去指责前辈的弱点，而是一直赞美他们的优点，并谦逊地认为自己远远不及他们（古谷久綱『藤公余影』169～170頁）。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性情急躁的伊藤在近60岁的时候，开始深刻理解在明治维新前后时局动荡的年代，前辈们所经历的辛劳和隐忍，所以能发自内心地赞扬他们。可能伊藤自身经历的第三次、第四次内阁的失败和其他挫折，也使伊藤颇有感悟。

同为长州人的木户，可以说是伊藤的恩人，由于在向台湾出兵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离开了政府。伊藤也因此与暮年的木户产生了隔阂，开始跟随萨摩派的大久保。这是因为直率的伊藤认为，坚持留在政府中忍辱负重的大久保的做法正确。也正是伊藤的这一判断，建立了其大久保继承人的地位，并在1878年5月大久保遭暗杀后，成为政府的核心（见本书第五章至第七章）。

然而，伊藤在其生命的最后10年，反倒觉得木户更为亲切，可能是因为对自己在木户暮年接近大久保的做法感到一丝悔意。

据古谷秘书回忆，自从跟随伊藤之后，伊藤每次去京都，都会先去祭扫位于东山的木户墓，祭拜木户夫人松子（以前当过艺妓，名叫“几松”）之墓，然后下坡，祭扫久坂玄瑞等在明治维新前死于京都的几十位长州藩友人之墓。

大概是1902年7月到10月间，伊藤在大矶家中作了这么一首诗（末松謙澄『増補 藤公詩存』）。

醉中天地阔，世事且相忘。

不问沧浪水，功名梦一场。

那时，日英缔结同盟，4月俄国与清国签订了从东三省（满洲）撤军的条约，日俄关系有所缓解。从这首诗来看，伊藤对于“宪法政治”的逐步实现感到十分欣慰，并如梦般地回忆了往事，这也说明伊藤确已步入老境。

伊藤在“沧浪阁”中的洋馆起居，起初三条、岩仓、木户和大久保的肖像是挂在客厅里的。1903年，伊藤在“沧浪阁”靠海一边的庭院东部梅林中，特意建造了一座“四贤堂”，堂内东西两面高高悬挂着四位贤人的肖像，南面则高悬皇太子嘉仁亲王所书的匾额“四贤堂”。

四贤堂里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摆放着花瓶，用来供奉榊枝（红淡比），每月1日和15日换上新叶。伊藤住在“沧浪阁”的时候，经常手里夹着一支烟走入堂内，悠然地坐在椅子上，面朝四贤像，陷入沉思。

伊藤死后，梅子夫人在位于东京市大井家宅的四贤堂内，祭祀伊藤之灵，早晚供奉神馔。这样，加上伊藤，四贤堂变成了五贤堂（古谷久綱『藤公余影』203～208頁）。

[1] 此处作者是从伊藤的立场出发进行的论述，有为侵略、殖民辩解之嫌。——译者注

[2] 在韩国南岸的镇海湾开设军港之后，斋藤实海相向伊藤统监确认，能否让宫冈直记少将兼任镇海防备队司令官。伊藤向宫冈本人征询意见，宫冈说听从斋藤海相调配。1907年6月8日，伊藤写信回复斋藤海相，任命宫冈“恰当至极”，请随时实施（斎藤宛伊藤書状、1907年6月9日、「斎藤実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同年9月9日，宫冈被任命为司令官。由此可见，只要事关韩国，伊藤统监也参与海军人事的决策。

[3] 有关统监府时期到殖民地时期警察方面的研究，近年成果丰硕。其中，松田利彦撰写的《1905～1945年日本的朝鲜殖民地支配和警察》（『日本の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警察1950～1945年』）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成果之一。

[4] 有关统监府时期的韩国司法制度改革和治外法权废除的研究，近年也获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有：浅野豊美·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構造』第Ⅲ部、李英美『韓国司法制度と梅謙二郎』、浅野豊美『帝国日本の植民地法制――法域統合と帝国秩序』第Ⅱ編、伊藤之雄·李盛焕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初代韓国統監をめぐる百年目の検証』第Ⅱ部，等等。

[5] 又作“方里”，是指一里见方的面积。里是东亚地区传统的长度单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代指的具体长度均有不同。——译者注

[6]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106～108、121～131頁）、海野福寿『伊藤博文と日韓併合』（103、106、173～174頁）、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の韓国併合構造と第三次日韓協約体制の形成」等。森山茂德认为，伊藤虽然在1907年4月决定吞并韩国，但未能取得俄国方面的同意；同年7月，在签署掌握整个韩国内政的《第三次日韩协约》时，放弃了“吞并这一形式性目标”。但森山认为该协约表明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韩国“实质性的吞并”（『日韓併合』140頁）。
持这一观点的人，完全没有对1909年4月10日之前，桂首相和小村外相认为伊藤反对吞并韩国一事做出任何解释。1908年，伊藤和桂太郎两人在韩国统治问题上保持良好合作，经常沟通（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日韓併合』）。小村外相也掌握着外务省的情报。如果伊藤真的在1907年4月就决心吞并韩国，那么桂太郎和小村误解伊藤真意一事就会显得很不自然。此外，如果伊藤在1907年4月就已经决定吞并韩国，那他为什么没有执行？关于这一点的说明并不充分。森山的解释是因为未能获得俄国方面的同意，小川原的解释是因为会增加日本的财政负担。但是，后来在1909年4月，伊藤同意了桂首相等人提出的吞并韩国的方针，那时日本依旧没有获得俄国方面的同意，日本的财政状况也没有特别好转。对此，森山和小川原两位都没有进行说明。可以这么说，伊藤不希望吞并韩国的最主要原因，并非如他们两位的解释那样，而是由于其他条件无法实现之后，伊藤才同意吞并韩国的。这里所谓的其他条件，就是本书所提到的伊藤对于韩国民众的期待，他期待韩国人能逐渐理解自己的设想和计划，自发性地支持他。

[7] 这一章节是在我2009年撰写的论文《伊藤博文的韩国统治》的基础上写成的。我在该文中提到，小川原宏幸认为，伊藤博文虽在1907年4月前后就决心吞并韩国，但由于担心增加日本的财政负担而没有立即实施（请参照上一小节内容）。对此，小川原进行了反驳，“伊藤之雄认为我〔小川原〕仅将避免增加日本财政负担作为伊藤博文在1907年没有吞并韩国的理由”，“这是非常明显的误读。我〔小川原〕早就指出过，伊藤在重视财政自立的同时，也很注重获得朝鲜社会对于日本统治的支持”（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朝鮮社会――皇帝巡幸をめぐって」）。但是，我仔细阅读了小川原的论文《伊藤博文的日韩合并构想与第三次日韩协约体制的形成》，文中并没有出现伊藤并未实施吞并韩国的重要原因是“伊藤注重获得朝鲜社会对于日本统治的支持”或类似词句。反而，小川原在其论文中强调，“伊藤尤为在意的是吞并韩国会给日本增加负担”（89頁），“伊藤吞并韩国构想的意义，是为实现财政健全化的‘过渡性’统治，也就是说保护国这个定位不过是一个为实现吞并的过渡阶段”（同前、91頁）。小川原在其论文最后的“结语”中，再次强调了财政独立（财政负担）问题：“正如本文所探讨的，该体制〔第三次日韩协约体制〕提出的日韩合并方针，旨在基于财政独立的实现，将来形成自治殖民地，实现日本帝国吞并韩国。‘财政独立’，就是其中重要的政策支柱……”小川原在2005年发表的该论文中特别强调了财政负担问题，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开始出现“注重获得朝鲜社会对于日本统治的支持”等语句。2009年，我对小川原2005年发表的论文提出了异议，但小川原在其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批评我漏掉了他的观点，而那个观点是他第一次在该文（2010年论文）中提出的，所以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他在我的论文和书籍发表出版之后，再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改，并在自己的论文中批评我“明显误读”，把自己的观点正当化，这种行径违背了研究者应有的品格。本书将在下文具体阐述，伊藤在1909年4月之前并不赞成吞并韩国。

[8] 将豆腐与海带等一起炖煮的菜式。——译者注

[9] 又叫“甜日本酒”“日式甜煮酒”等，属于料酒的一种，以米为主原料，加上糖、盐等的发酵调味料。——译者注

[10] 伊藤的女婿末松谦澄撰写的《孝子伊藤公》中，将“恩赐馆”的移建地写作“大森”（第420页）。也有报刊将“恩赐馆”所在地写为“大森”的（『報知新聞』1909年8月29日）。可见，当时也存在这种通称。

[11] 现为明治纪念馆。——译者注

[12] 大隈重信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译者注

第二十三章 “沧浪阁”之梦——韩国民众与大矶町的民众

海牙密使事件

1907年（明治四十年）6月下旬，韩国皇帝高宗派遣密使前往荷兰，企图在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上让欧美列强认定《日韩保护条约》无效。但是，会议主办方拒绝承认密使为韩国的正式代表。7月2日，日本外务省将此事告知了伊藤统监。

其实伊藤早就知道高宗派遣密使的计划（见本书第二十二章），并曾经警告高宗，但高宗仍然将其付诸行动。伊藤因此变得相当情绪化。7月3日，伊藤在发给林董外相的电报中提议，如果高宗亲命密使前往海牙的情况属实，就可以借此机会夺取韩国的税权、兵权以及裁判权。

此后，密使公开宣布持有高宗的委任状，并在报刊上批评日本对韩国采取的行动。伊藤在7月7日给西园寺首相的信中写道，与内政有关的所有权利转让、缔约等事宜都要与元老和大臣们商量，在获得明治天皇认可之后，将训示寄送给他。伊藤当时也开始考虑让高宗让位。

根据伊藤的要求，7月10日，山县元帅等元老和准元老桂太郎，以及西园寺公望首相、原敬内相、林外相、寺内正毅陆相等重要的内阁成员一起举行了会议。

根据原内相回忆，会议决定：①让日本掌握朝鲜内政实权；②如果无法实现，让日本人进入内阁，或者内阁成员任免事宜均需经统监同意；③其他事宜均交给伊藤根据基本方针具体行事。

原敬认为，如有必要可以让高宗让位，“最终目的在韩国成为日本保护国时就已经决定”，用此暧昧措辞来强调应将此事完全交与伊藤处理。原敬此话可以被解读为吞并韩国是获得一致同意的，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史料依据，所以应该将其解读为一种帮伊藤说话的修饰性措辞。

山县和寺内陆相认为，应该让韩国皇帝将皇位让给日本天皇，但目前无法立即执行（『原敬日記』1907年7月10日）。由此可见，山县和山县系的官员已经在考虑吞并韩国的具体措施，但对伊藤仍有所顾忌。

高宗让位一事在韩国内阁中审议通过后，7月16日李完用首相亲自将此事上奏高宗。高宗没有立即接受，直到19日终于同意让位。

根据小川平吉（对外强硬派众议院议员）回忆说，就在高宗让位的次日，7月20日他与伊藤见了面，两人当时谈话内容大致如下。

小川对吞并韩国态度坚决，但伊藤认为“如果一定要吞并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如今与各国列强关系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倒是可以执行，而且让韩国把主权全部交给日本，也并非难事。但是说起来容易，一旦真要执行，首先面临的就是大量经费问题”。此外，伊藤还说，朝鲜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如果操之过急、做法极端，很有可能埋下祸根”。

（小川平吉文書研究会編『小川平吉関係文書』一巻、555頁）

从该史料来看，不实施吞并的话，日本的国库支出就可以少很多，但也可以解读为这是伊藤不主张吞并韩国的理由。

然而，1909年4月，伊藤对桂首相和小村外相提出的吞并方针表示同意时，日本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好转。所以，以小川与伊藤的对话为依据，认为伊藤虽然已经下定决心，但因财政负担过重而不愿吞并的推断并不正确。

伊藤不希望吞并韩国的真正目的在于降低统治成本，但为了避免与主张吞并的小川等人发生对立，他故意提出了上述借口。

签署《第三次日韩协约》

为处理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明治四十年）7月24日，在伊藤博文统监的推动下，日韩签署了《第三次日韩协约》。主要内容是：①皇帝诏书需提前咨询统监意见；②需在统监的指导下开展“施政改革”；③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重要的行政处理决策，需提前获得统监的“认可”；④将司法事务与普通行政事务进行区分；⑤官员的任免，须经统监“同意”；⑥任命统监推荐的日本人在韩国为官；⑦未经统监同意，不得擅自“聘用”外国人；等等。此外，在有关该协约规定执行的备忘录中，还决定解散韩国军队。

这些内容不仅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内政权，而且削弱了韩国皇帝的权力，以便韩国在伊藤的强力领导下完成司法和行政分离等“施政改革”的任务。

就在海牙密使事件发生前，伊藤向小川平吉坦白，“直至今日，才知道自己当初的想法是错误的”（『小川平吉関係文書』一巻、550頁）。

高宗让位后，其子纯宗（李坧）即位。但《第三次日韩协约》签署之后，伊藤依旧焦躁不安。7月29日，伊藤在京城日本人倶乐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对韩国的儒者表示不满，他说：“世人吹捧我是总监，但要在韩国施政，绝非易事。所以我也觉得差不多可以告辞了。”（『伊藤公演説全集』223頁）

从高宗让位、8月1日韩国军队解散开始，韩国各地爆发了抗日游击战，也就是“义兵运动”，这让伊藤伤透了脑筋。对于究竟应如何统治韩国，伊藤越发焦虑了。8月30日，伊藤在元老和西园寺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上发表了韩国统治策略，他认为应充实韩国政府的财政来源，将日韩两国的财政区分开（「韓国経営二関スル元老大臣会議二於ケル伊藤統監演説要領」『牧野伸伸顕文書』）。

此后，义兵运动大约持续了近一年，1908年7月达至顶峰。在日本军队和警察的强力镇压下，到了1909年年初，抗日游击队基本只在全罗南北道、京畿道、黄海道等特定区域活动，同年年中基本平息（韓国駐箚憲兵隊「賊徒ノ近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蔵）。

修改宪法体制以失败告终

伊藤身为韩国统监，为统治韩国、加强日本与列强间的关系“尽心尽力”，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却有一件事让他十分担忧。那就是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尤其是陆军在日清战争结束后就开始出现希望独立于内阁的倾向，日俄战争结束后这种倾向越发明显。关于从满洲撤军一事，伊藤早就催促过西园寺公望首相，但直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5月，政府才召开了“满洲问题协议会”，终于结束了军政体制（见本书第二十二章）。

估计伊藤最希望的就是修改宪法，将陆军和海军置于内阁的掌控之下。前文曾提到，1900年前后，伊藤曾慎重措辞，提出在无法改变君主（天皇）系统这一点上，日本与英国是不同的，但言外之意则表现出他对英国政党政治十分感兴趣（见本书第十九章）。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七十三条是关于改宪的规定。根据这条规定，要修改宪法，首先需要天皇下令将宪法修改议案提交帝国议会审议；然后，必须在参众两院均有2/3以上议员出席的情况下召开议会，并需在两院获得出席会议议员2/3以上的赞成票才可修宪。

在伊藤博文的指导下，明治天皇对君主机构说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在宪法制定后也依据君主机构说行事。因此，仅靠天皇的个人意愿，是不可能将修改宪法议案提交帝国议会的。由于日俄战争结束后，政党开始崛起。如要以此为由修改宪法，首先要由伊藤等一位或多位元老向天皇提议修宪。然后，天皇就此事咨询元老，由当时还在世的五位元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松方正义和大山岩进行讨论，汇总修宪意见后再上奏天皇。如果所有元老意见一致，提出修宪方案，天皇就可以将此交与帝国议会讨论。这是修改宪法的预想流程。

然而，日俄战争结束后，元老之首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自1900年前后起地位与伊藤基本相同）对于政党、陆军、海军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问题，暗地里出现了矛盾。所以，修改宪法一事在元老会议上很难获得一致意见，这样天皇也就无法将修宪一事交与帝国议会讨论。而且，即便修宪方案在众议院获得2/3以上议员的赞成，也很难在由山县系官员主导的贵族院获得2/3以上的赞成票。所以，日俄战争结束后的这一时期，要修宪是不现实的。

于是，伊藤想通过制定新的法令对宪法进行补充，以增强首相的权限。这样一来，即便是以政党为背景的内阁，也可以加强对陆海军，尤其是受山县系官员控制的陆军的管理。

伊藤同时还担任帝室制度调查局的总裁，所以他命令副总裁伊东巳代治准备制定规定“敕令”文书格式的《公式令》。“敕令”是为对帝国议会已经通过的法律进行补充，由天皇下令颁布的法令。《公式令》于1907年2月1日颁布。

根据《公式令》的规定，以往敕令只需要天皇署名、负责的大臣进行“副署”（签在天皇署名的左边）即可，而此后变更为还需要首相进行副署。这样一来，陆海军方面的相关敕令，也需要首相签名。所以即便首相是文官，也可以用拒绝署名的威胁方式来加强对陆海军的控制。在日清战争结束前，日本文官对陆海军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这次则是对文官掌控陆海军的再次肯定。

《公式令》经明治天皇许可后颁布，而且对于此事，天皇没有特别征求山县等军部相关人员的意见。可以说，天皇十分清楚伊藤的意图并默默地支持他。

不可思议的是，一开始元老山县有朋元帅、寺内正毅陆相等山县系官员都没有意识到《公式令》的真正目的。直到颁布3个月之后，也就是5月中旬左右，山县才向寺内陆相提出，首相不应在军令性质的敕令上署名，如果首相也要署名，则很有可能导致统帅系统错乱，彻底破坏军政基础。

于是，山县等人另行制定了代替军事相关敕令的“军令”。“军令”无需首相副署，只需负责大臣（陆相或海相）副署即可。《公式令》的颁布反而导致矛盾产生，这令天皇也十分心痛。然而，伊藤和山县这两大元老发生对立，天皇也不便介入，唯有双方达成妥协才可解决。天皇就这一问题询问了伊藤和山县两位元老的意见。

9月2日，伊藤与山县见面之后，两人基本达成了妥协。山县让寺内陆相负责处理有关军令的具体细节。同年9月12日，颁布了第一号军令。军令制度的形成，导致让首相也可掌控军事的《公式令》有名无实。

前文提到，身为韩国统监的伊藤，以海牙密使事件为由逼高宗退位，签署《第三次日韩协约》后，抗日义兵运动四起，令其甚为烦恼。8月2日，伊藤离开汉城，16日回到大矶，但9月又必须回韩国继续工作（9月26日从大矶出发，10月3日回到汉城）。

因为镇压义兵运动离不开山县元帅和陆军的全面合作。估计因此伊藤才在《公式令》问题上向山县及陆军方面做出让步、认可军令（伊藤之雄『山県有朋』357～358頁）。如果没有发生海牙密使事件，如果伊藤不是韩国统监，恐怕军令系统就无法形成，首相就可以通过《公式令》加强对陆海军的掌控，形成新明治宪法体制。

韩国的宫中改革与皇太子留学日本

根据《第三次日韩协约》，伊藤制定了统监专制体制，对韩国的宫中（皇室）和府中（政府）进行区分，同时正式开始对宫中进行改革以缩小其规模。第一步，1907年（明治四十年）12月1日，通过宫内府官制改革，韩国人官吏中除敕任18人、奏任81人留任以外，共罢免了4400人（「李王職財産整理大要」1925年、「斎藤実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任用10名日本人为高等官员。日本人高等官员的人数规定为25名，所以之后还会逐步增加。

与此同时，伊藤还设立了帝室财产整理局，任命2名日本人对韩国帝室财产进行整理。12月，还将1899年以来由宫内府管辖的“开城人参专卖”（年均收入为22万多日元）移交政府管辖。次年1908年6月，将帝室财产中的宫殿、大庙、陵墓等中心部分以外的建筑（价值约2700多万日元）移交给政府。此外，将原本每年宫中举行的1500～1600次仪式减少到300次左右，还对祭祀等仪式进行了简化，削减祭官5000余人。

1907年11月13日，让皇帝纯宗和皇太子（李垠）迁至昌德宫，昌德宫同样也在汉城市内，但可以远离住在庆运宫（后改称德寿宫）的太皇帝（高宗）。伊藤还以新旧两位皇帝分开居住为契机，规定了太皇帝每年经费限额为30万日元。通过这些举措，伊藤削弱了太皇帝的影响力，将国家财政和宫中财政区分开来，并大幅削减了宫中财政支出。

此外，伊藤统监还在获得韩国纯宗皇帝和日本天皇的许可下，于1907年10月成功安排了日本皇太子嘉仁亲王（后来的大正天皇）的韩国访问。伊藤统监为迎接嘉仁亲王做准备，于1907年9月26日从大矶的自己家出发，10月3日回到汉城。

当时抗日义兵运动十分活跃，不知何时就会有炸弹飞到嘉仁亲王头上。可以说，伊藤迎接嘉仁亲王访问韩国，是一件脑袋悬在刀子上的大事。此举也表达了伊藤希望获得更多韩国民众的支持，实现韩国近代化的强烈愿望。

10月10日，嘉仁亲王从东京出发，在宇品港（广岛市）乘坐“香取号”军舰，16日抵达仁川，下榻汉城的统监官舍。陪同皇太子访韩的有深受天皇信赖的有栖川宫威仁亲王（「金子子爵謹話」『「明治天皇紀」談話記録集成』四巻、26頁），以及桂太郎大将、日本海海战英雄东乡平八郎大将等。17日，嘉仁亲王觐见了韩国皇帝纯宗、皇后以及皇太子（李垠），并与他们共进午餐。嘉仁亲王还去觐见了太皇帝（高宗）。嘉仁亲王结束在汉城访问之后，20日离开韩国，乘坐“香取号”于24日抵达长崎，随后视察了鹿儿岛、宫崎、大分和高知四县，11月14日平安返回东京。皇太子出访海外，这在日本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是因为伊藤深得明治天皇的信任才得以实现的（『伊藤博文伝』下巻、772～778頁）。

嘉仁亲王访问韩国，与韩国皇太子李垠留学日本也有关系。同年春天，伊藤就开始考虑让李垠到日本留学。就在嘉仁亲王离开汉城约一个月后的11月19日，韩国皇帝纯宗就任命伊藤担任辅导皇太子的太子太师。

伊藤就任统监之后，为了避开韩国的严冬，回日本过正月，开春之后再回汉城。这不仅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也是由于正值帝国议会召开期间，伊藤如能待在日本，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伊藤就任统监的第一年就是这样做的，第二年则于1907年12月5日离开了汉城。

这次，由于是陪同韩国皇太子李垠来到日本，伊藤乘坐了军舰“满洲丸”。伊藤认为，前任皇帝高宗的所作所为是日本对韩国进行统治的巨大障碍，所以希望李垠访日能成为日韩合作的象征。根据伊藤和明治天皇的指示，韩国皇太子李垠在日本受到的礼遇与日本皇太子嘉仁同级。

陪同李垠来到日本后，伊藤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在韩国虽然做了坏事，但日本的皇太子访问了韩国，因此可以将韩国理解为日本的“分家”（『報知新聞』1907年12月24日）。日本的亲属关系中有“本家”和“分家”之分，“本家”的地位高于“分家”，并具有领导权，“分家”有服从“本家”的义务，但“分家”是独立的。而且，“本家”负有在“分家”没落时出手相助的义务，“本家”是不可能将“分家”强行收为己有的（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韩国的司法制度改革

《第三次日韩协约》对司法和行政的区分进行了明文规定，伊藤统监对韩国内政的干涉权限得以增强，在实施宫中改革、让皇太子李垠留学日本的同时，还加快了韩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速度。其实，伊藤统监早在前一年的6月25日召开的第6次施政改善协议会上，就向韩方介绍了担任统监府法律顾问的梅谦次郎博士，梅博士负责法典的编纂准备工作（李英美『韓国司法制度と梅謙次郎』第一章～第三章）。

1907年（明治四十年）9月，东京控诉院检事长仓富勇三郎就任韩国法部次官。完善法典、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废除治外法权，都是《第三次日韩协约》签订后，新体制下的内阁目标（浅野豊美『帝国日本の植民地法制』第Ⅱ編）。

1907年12月，颁布了《法院构成法》《法院施行法》《法院设置法》，1908年1月开始施行，韩国的司法制度框架基本成形。韩国的法院制度大致以日本为范本，由大审院（现在的最高法院）、控诉院（现在的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以及区法院构成。但是，《法院构成法》等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大审院、控诉院、所有地方法院以及112家区法院中的16家，直到同年8月1日才开始正式办公（李英美『韓国司法制度と梅謙次郎』104～131頁）。

20年后，法部次官仓富回忆说，当时伊藤统监为改善韩国司法事务向日本政府要求大量经费，阪谷芳郎藏相虽然觉得无此必要，但后来还是同意了伊藤的要求（「倉富勇三郎日記」1928年8月6日、「倉富勇三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伊藤向西园寺内阁的阪谷藏相要求获得用于韩国司法制度改革的经费，其目的是废除治外法权，让外国人也纳税，这样就能为韩国近代化增加一定的财政来源。西园寺首相是伊藤的继承人，元老伊藤是西园寺内阁最大的支持者，估计是这个原因使阪谷点头同意。

此外，前文也曾提到，伊藤在就任韩国统监之后，一直非常重视增加韩国政府的租税收入。1907年的租税收入为894万日元，是1906年的1.6倍，增加了334万日元（度支部「韓国財政概況」〔1908年2月1日調査〕、「勝田家文書」70冊、財務省財務史室所蔵）。由此可见，伊藤在增加韩国租税方面的计划有所进展。

但最令伊藤头疼的问题是许多韩国民众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不支持他的改革。

与桂太郎联手

海牙密使事件后，元老山县元帅和寺内陆相对吞并韩国持支持意见。伊藤统监对此虽不否定，但还是希望能不吞并就尽可能不要吞并。

伊藤深受明治天皇的信赖，也有西园寺首相、原敬内相等政友会方面的支持，但不清楚西园寺内阁究竟能坚持多久。所以，他必须在日本寻求政友会以外的支持。而且那时，尽管伊藤拥有日本驻韩国军队的特别指挥权，但是对内地陆军中枢机构的影响力几乎为零。

与此同时，山县系官员桂太郎大将的地位和实力上升，基本与山县有朋平起平坐了。但是，围绕如何应对日俄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情况，桂太郎对山县的不满越发强烈，与山县的关系也逐渐恶化。1907年（明治四十年）5月，他甚至向原敬内相发泄对山县的不满（『原敬日記』1907年5月26日。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十二章。小林道彦『桂太郎』第五章）。

桂太郎也开始考虑获得元老伊藤以及政友会的支援，提高自己在山县系官员里的地位。西园寺内阁之后，桂太郎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组阁的候选人，如果能获得伊藤以及政友会的支持，自己组阁一事基本就成为定局。伊藤统监认为如能加强与桂太郎的合作，就可以在财政等方面获得日本政府的稳定支持，这会对统治韩国十分有利；而且他还期待通过桂太郎对陆军的影响力，让陆军方面提供合作。就这样，1908年伊藤与桂太郎也开始联手统治韩国。

第一步，设立拓殖会社（东洋拓殖会社的前身）。该公司设立的目的在于开发韩国农业等。

因为桂太郎也是东洋协会会长，设立拓殖会社是由他提出的。1907年10月，在陪同皇太子嘉仁亲王访问韩国的时候，桂太郎就向伊藤统监提了这件事，但当时伊藤不置可否，只是说应该需要吧。此后12月，大藏省提出方案。1908年1月10日，伊藤向日本政府要求，该公司的出资人、董事中也要有韩国人，由日韩两国颁布《东拓法》，公司由日韩共同管理。这是因为伊藤认为，如果无法获得韩国政府以及韩国普通民众的“同情与合作”，公司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黒瀬郁二『東洋拓殖会社』17～50頁）。曾弥荒助副统监也认为，拓殖会社应该根据韩国法律设立。

桂太郎接受了伊藤和曾弥的大部分意见，将以下内容汇总成备忘录后递交大藏省：①副总裁应由日本和韩国各出1人；②理事人数为日本2人、韩国1人；③5名监事中，应有2名韩国人；④资本金由日韩双方筹集，允许韩国用土地出资；等等。

同年2月，创立调查委员会根据反映伊藤等人要求的桂太郎备忘录意见，撰写了报告。该报告提出让韩国人也能积极参与公司运营，可见伊藤统监强大的个人权力。然而制定大藏省方案的并不是山县系官员，而是帝国大学毕业的普通官员，他们在制定方案时不可能对韩国和韩国人多加考虑。1907年年末，日本国内蔑视韩国和韩国人的情况有所加重（「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1908年3月，东拓法案递交帝国议会审议。伊藤对于修改后的方案也不满意。3月10日，他向桂太郎提出了以下三点：①该法案未将韩国政府和韩国民众放在眼里；②该法案实际不会给韩国民众带去利益；③日韩两国在政治关系上与其他国家不同，但在土地所有权（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上没有不同，所以如果仅允许日本人拥有土地所有权，他国民众如果提出相同的要求，该如何处理？（桂太郎宛伊藤書状、1908年3月10日、「桂太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但是法案没有如伊藤所愿，经稍许修改后就获得了议会的通过，8月《东拓法》正式颁布。根据伊藤等人的要求，当初的大藏省方案已经做了大幅修改。伊藤统监虽有权势，但也要考虑与桂太郎和西园寺内阁的合作，如果强行要求继续修改，就很有可能破坏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伊藤已入老境，前一年12月回到日本之后就病倒了，恢复缓慢，一直处于静养状态，所以没有足够的精神和体力在政界活动、修改法案。

那时，在伊藤的要求下，贝尔兹（前东京帝大医科教授）医生时隔两年半来日本给皇太子嘉仁亲王看病。根据贝尔兹回忆，1908年3月26日他见到了伊藤，对于伊藤的变化相当吃惊。“伊藤公明显老了许多，尤其说话时发音不清，就像完全没牙的人，很难听清楚。”（『ベルツ日本再訪/日記篇』1907年3月15日、1908年3月26日）

1908年11月1日，东洋拓殖会社开始招股。12月举行了创立大会，陆军预备役中将宇佐川一正（长州人、山县系官员）就任第一任总裁。曾弥副统监与桂太郎关系甚好，他向桂太郎首相推荐了吉原三郎（前内务次官），吉原就任副总裁（桂宛曾禰書状、1908年10月27日、「桂太郎文書」）。

此外，在镇压抗日义兵方面，由于伊藤统监与桂首相（大将）联手应对，增强并维持了兵力，这一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与伊藤统监关系不太好的韩国驻扎军司令官（山县系官员）长谷川好道，则于1908年12月21日被解任。对于后任司令官的人选问题，桂太郎也亲自参与，并尊重伊藤意见，选择不具“威压”的人担任新司令官（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伊藤统监心怀辞意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6月12日，伊藤统监在招待韩国驻扎军陆军军官的宴席上发表了演讲，主要内容是：①“韩国暴徒”绝非内乱，不过是地方性“骚乱”，所以镇压的时候，不得加害于“良民”；②“普通国民”的“脑子里多少留有排日思想，但不会拿起武器反抗日本”；③“要爱护良民，让他们心悦诚服，我们有责任让他们感受到陛下的恩德”（「陸軍将校招待席上伊藤統監演説要領筆記」1908年6月12日、「倉富勇三郎文書」）。

伊藤就任韩国统监已有两年之久，但普通韩国民众仍然留有排日思想。对于这一点，伊藤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认为他们会逐渐变得对日本友好。

同年7月5日前后，伊藤统监突然对韩国驻扎军司令官长谷川表达了辞职意向，并希望让曾弥副统监接替他。长谷川立即将此事向寺内陆相汇报，寺内又迅速告知山县元帅。伊藤想辞任的理由有二：一是同年冬天到春天身体一直不适，往返奔波于日本与韩国的生活，使年老的伊藤感到无法再支撑下去；二是同年7月之后，抗日义兵运动逐渐平息，伊藤觉得自己是时候引退了。

1908年夏秋，伊藤在回国期间（7月21日～11月14日）提出了辞去韩国统监职务的请求。但是，萨摩派的山本权兵卫（前海相）首先表示反对，桂首相和小村外相也希望伊藤留任。此外，山县也希望伊藤留任，他提出如果伊藤辞去统监返回日本，就将枢密院议长之职让出来给伊藤。于是伊藤在没有撤回辞职申请的情况下，又回到韩国继续工作。

从伊藤此后采取的行动来看，他辞职并不是因为不想统治韩国。因为即便辞去统监之职，伊藤依旧是元老，深得明治天皇的信任，并会与桂太郎和西园寺等人合作一同支持下一任统监，他希望能切实实施自己一直为之努力的韩国统治政策。

同年11月25日，伊藤回到汉城后集中精力工作，在一个月内出席了4次施政改善协议会，还对韩国内阁成员进行指导等。在12月8日召开的第63次施政改善协议会上，伊藤提出了逐步减少日本警察、增加韩国巡查（警员）的方针。

这是因为从日本调派警察，就需要增加工资和津贴等经费，“三年后日本如果不再提供补助”，韩国将会深陷财政危机。针对韩国巡查有可能“迫害人民”的担忧，伊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当铁路、通信、邮政等发达之后，无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只要出现违规行为马上就会为众人所知（『日韓外交資料集成』六巻下、129～223頁）。

韩国皇帝南北巡幸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元旦，伊藤博文在汉城迎来了新年，这是伊藤就任统监后第一次在韩国过年。年老体衰的伊藤没有在温暖的大矶与家人共迎新年，却选择在极其寒冷的汉城度过正月。这是因为当时抗日义兵运动已基本平息，伊藤希望韩国人能转而支持他提出的韩国统治政策，而且期待韩国纯宗皇帝能带头发挥作用。

1909年1月2日，伊藤统监请李完用首相来府上议事，他提到日本天皇曾在明治初年巡幸全国，所以希望纯宗皇帝能效仿，前往韩国各地巡幸，他自己也会一路陪同。李完用觉得伊藤的提议不错，于是奏请纯宗皇帝，皇帝也同意了。于是1月4日，皇帝颁布了巡幸诏敕。

皇帝巡幸的第一站是南韩地区，从1月7日到13日，皇帝一行从汉城出发，途径大邱、釜山、马山等地时，分别约有5万人、7万人、3万人夹道欢迎，附近还有数千人奉迎。

皇帝本人已经剪短头发，而且纯宗向大田的文人领导阶层两班贵族等发出过敕谕，伊藤统监对此也有过训戒，所以剪短发者颇多。韩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担忧纯宗皇帝会去日本，也有一部分人对史无前例的皇帝巡幸持批评意见。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没有特别突出的反日迹象（「南韓巡幸の部」、松田利彦監修『韓国「併合」期警察資料』）。

伊藤统监因此心情大好，于是又奏请皇帝前往北韩（西韩）巡幸，并获得了批准。第二站巡幸时间为1月27日到2月3日。在此前的1月25日，伊藤在给桂首相的信中写道：韩国皇帝精力充沛、气色红润，与以前大不相同。他很高兴，说是可以从气色上看出皇帝对于日本的真正信赖，尽管还不十分清楚此次南北巡幸的效果，但是“希望韩国南北民众都能知晓，除了信赖我们日本以外别无他法”，期待能有更多的韩国民众支持他的政策（「桂太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其实，也有日本人对纯宗南北巡幸持批评态度，例如，亲日团体一进会的顾问内田良平（统监府签约雇员）。由于一进会遭到韩国普通民众的厌恶，伊藤统监在1908年12月就想将其解散，并通知了内田（杉山茂丸宛内田良平書状、1908年12月9日、『内田良平関係文書』一巻）。所以对于内田来说，不依靠一进会却依靠韩国人来巩固并扩大社会基础的南北巡幸非常无趣。

内田在给一名支持者的信中写道：民众在大邱迎接皇帝和统监的时候都大呼万岁；但在欢送的时候，只听到大家欢呼“皇帝万岁”，而无人欢呼“统监万岁”（杉山茂丸宛内田良平書状、1909年1月20日、『内田良平関係文書』一巻）。

北韩巡幸期间，皇帝访问平壤、新义州、开城等地。尽管戒备森严，但出现了炸弹爆炸骚乱、企图暗杀伊藤统监等抗日运动。而且，统监府下达指示，让学生们拿着日韩两国国旗夹道欢迎，但也有不少地方出现韩国人不拿日本国旗、日本人不拿韩国国旗的情况；皇帝行幸过后，韩国人只把韩国国旗带回家，却把日本国旗扔在地上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西韓巡幸の部」、「公立普通学校教監の西南韓巡幸二対スル民情及教育二対スル影響調査」、松田利彦監修『韓国「併合」期警察資料』）。

从北韩巡幸多少可以看出韩国人对于日本统治的反感。与南韩巡幸相比，北韩巡幸时局势不稳，这在韩国的日文报刊中都有所报道。伊藤统监陪同皇帝巡幸北韩之后，于2月10日离开汉城，17日回到大矶。估计是因为北韩巡幸，伊藤再次感到韩国民众对其统治的抵触情绪，而不得不考虑吞并韩国（「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同意吞并韩国，辞去统监职务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3月30日，小村寿太郎外相向桂太郎首相递交了有关吞并韩国的方针。4月10日，桂首相与小村外相前去拜访伊藤统监，向其征求有关吞并韩国的意见，“出乎意料的是”伊藤居然没有提出异议。如果伊藤同意吞并韩国，就会与他以往的言论发生矛盾，所以他必须辞去统监之职。

伊藤最晚是在4月14日之前再次向桂首相提出了辞去统监职务的请求。桂首相同意，并告诉伊藤，他觉得寺内陆相是最合适的继任人选，但寺内是内阁成员中唯一能与自己商量事情的人，所以无法放手让寺内去韩国（『原敬日記』1909年4月14日）。

就在10月伊藤遭到暗杀之前，桂太郎首相的地位和权力已经完全与山县不相上下了。寺内虽是山县的心腹，但也对权势日益强大的桂太郎毕恭毕敬，因此获得了桂太郎的信任。

桂首相在获得寺内陆相、小村外相等人同意之后，4月17日就吞并韩国、伊藤辞去统监之职、曾弥继任统监等事宜与山县商量。第二天，山县写信回复桂太郎，他认为伊藤辞职理所当然，并同意曾弥继任（桂太郎宛山県書状、1909年4月18日、「桂太郎文書」）。

在桂首相的支持下，包括山县在内，大家都同意了伊藤自前一年7月以来提出让曾弥继任的建议。两个月后，也就是6月14日，伊藤辞任统监，曾弥副统监升任统监。只要伊藤与桂太郎联手，在大多普通政务方面，山县是无法与他们两人抗衡的。

伊藤在韩国担任统监大约三年半，就连原先围绕韩国统治与伊藤持不同观点的大隈重信派系报刊都从各方面对伊藤表示了肯定。例如，韩国没有像殖民地台湾那样出现官员腐败现象（『報知新聞』1909年7月17日）。这是因为伊藤不仅严于律己，也对统监府的官员要求甚严。7月6日，桂太郎内阁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吞并韩国的方针，并于当天获得了明治天皇的同意。

方针主要内容包括：在时机成熟时“坚决吞并韩国”；在时机成熟之前，要根据“吞并方针”，充分掌控“保护国实权”，增强实力等。方针有关吞并的时间和方式表述暧昧，没有明确究竟是尽快强行吞并（实际吞并时间是1910年8月），还是做好充分准备，给韩国人一定程度的“自治”之后再吞并。这其实是由于伊藤和山县两大巨头存在意见分歧，具体情况将在下文详细叙述。

另一种吞并方式

日本吞并韩国的方针确定之后，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8月19日，伊藤在山形市发表演讲时指出，如今朝鲜[1]已全然与日本亲和，如同“一家”（『伊藤公演説全集』317頁）。伊藤个性直白，保持韩国独立的言辞已不复存在。

尽管伊藤同意吞并，但并不说明他放弃了此前自己对统治韩国的所有理想。以吞并韩国为前提，伊藤提出了以下统治新构想：①从韩国8道各选出10位议员，组成“众议院”；②文武两班贵族用互选方式选出50名“元老”，组成“上院”；③“韩国政府大臣”由韩国人自行决定，组成“责任内阁”；④政府隶属于“副王”（『公刊明治天皇御紀編修委員会史料·末松子爵家所蔵文書』下巻、389頁）。

此后，伊藤还指出了以吞并韩国为前提的三项内容：“完全吞并后，就无需协商，宣言足矣”；“应如何处理韩国皇室”；“应如何对待各国反应”。

④中的“副王”是指由日本人担任的“总督”。这是因为伊藤擅长英语，对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相当了解，在参考英国对印度统治等先例之后，将总督称为副王。这份演讲内容以吞并为前提，所以应是1909年4月之后写成的。[2]

同意吞并韩国之后，伊藤仍然希望能给韩国一定的地方“自治权”，如由其自行成立“责任内阁”、设置殖民地议会等，尽可能地缓和韩国人对吞并的反感。

伊藤的这一想法，与其在任统监时的构想基本一致。当时，他就希望在不吞并的前提下，获得韩国国民的主动合作。伊藤认为吞并之后，需要花时间筹备建立类似殖民地议会、韩国人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制度，所以1910年8月的迅速吞并，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直到十几年后的20世纪20年代前期，朝鲜总督府的内务局局长大冢常三郎开始探讨是否可以在朝鲜施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大冢提议有必要设置殖民地议会即朝鲜议会，但由于担心出现英国爱尔兰人团结建党之后要求独立的现象，决定不给朝鲜人参政权（大塚内務局長私案「朝鮮議会（参議院）要綱」、「斎藤実文書」）。

估计伊藤的设想是，先给予朝鲜地方自治的参政权，然后再给予国政参政权。伊藤对于英国历史、爱尔兰等殖民地的情况也相当了解，所以在日本他是最早具体考虑尽快设置朝鲜殖民地议会的人，他甚至有可能设想过将来让朝鲜人参与日本国政。然而，伊藤遇刺身亡之后，朝鲜就连殖民地议会都没有实现。

为获得司法权的委任竭尽全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6月14日，元老伊藤辞任统监之后，山县把枢密院议长的位子让给了他，自己则降级为普通的枢密顾问官。然而，伊藤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枢密院。

伊藤开始为把韩国的司法权交给日本到处活动。日本政府想要代替韩国行使司法权，但从韩国方面来看，日本要把自己的司法权夺走。伊藤原本希望让韩国制定其自身的法典，但1909年2月回国之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就是前文所讲，伊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吞并韩国。

7月3日，伊藤告诉桂首相和小村外相，他估计韩国政府不会轻易将司法权委托给日本。而且，万一韩国拖拖拉拉一直不回答，就以宣言的方式告知韩国无论他们是否答应，日本都会坚决执行（桂·小村宛伊藤書状、1909年7月3日、「桂太郎文書」）。

大约两个星期后，也就是7月17日，伊藤对日本记者说，韩国如将司法权委托给日本，就能顺理成章地废除治外法权。

伊藤虽然同意吞并韩国，但他最为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韩国与列强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会持续很长时间。吞并之后，要以伊藤所希望的方式来管理韩国殖民地，就需要大量的费用。所以为确保这一财政来源，韩国（日韩合并后更名为“朝鲜”）就应尽快废除治外法权，向在韩国的外国人征税。

韩国如果不实现司法制度的近代化，以强行废除治外法权的方式通知列强的话，就会导致关系恶化。如要使日本的司法制度也适用于居住在韩国的外国人，就必须加速完善法院制度、培养懂法的司法人员等。

为此，伊藤相当焦急。因为必须使用更为强硬的手段尽快完善韩国司法制度，获得列强的认可。

以交接统监工作为名，7月4日伊藤从下关出发，第二天抵达汉城。7月12日，伊藤成功地使统监府与韩国政府签订了《有关韩国司法及监狱事务委托的备忘录》。韩国的司法权由此交与日本代为执行。

当时，汉城正值盛夏，伊藤不顾酷暑到处活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邀请，就韩国发展发表各类演说。其中有一两次，伊藤提及自己与曾弥统监的关系就像是“养父与养子”（『報知新聞』1909年7月17日），也就是公开表示他今后也将继续关心韩国事务。7月14日，伊藤离开汉城，返回日本。

根据伊藤心腹小松绿的书信，伊藤回到日本之后，如同“大风之后，平静无事”。尤其是外务部事务告一段落，“闲散至极”（古谷久綱宛小松書状、1909年8月16日、「古谷久綱文書」東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付属近代日本法政史料センター原資料部所蔵）。

伊藤回到日本之后，不顾酷暑炎热，8月1日到23日一直陪同韩国皇太子李垠等人考察日本东北地区和北海道。这不仅是为了开阔李垠的眼界，也是通过伊藤这位深受明治天皇信赖的政界大人物热情接待韩国皇太子，向日本各地国民展现吞并韩国之后日韩相处融洽。

李垠受到了基本与日本皇太子嘉仁亲王级别相同的待遇。例如，1909年10月李垠12岁生日时，皇太子嘉仁亲王和皇室成员等都前往李垠下榻的东京市鸟居坂庆贺。餐厅里生日宴席的座次也相当讲究，皇太子嘉仁位居中央，李垠就坐在仅次于嘉仁的左边，接下来才是东久迩宫、竹田宫。朝香宫、北白川宫则依次坐在皇太子嘉仁的右边（『報知新聞』1909年10月21日）。

与大矶町民众的交流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伊藤首相在陆奥外相的推荐下，在大矶西端的小矶开始建造别墅，第二年竣工。伊藤将清国大臣李鸿章题赠的、原来放在小田原的“沧浪阁”三字匾额移到了新别墅，将新家命名为“沧浪阁”。5月13日，他大摆宴席庆祝新别墅落成，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伊藤将“沧浪阁”作为主要生活的新家（正宅）（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332～333頁）。

1897年10月1日，伊藤将户籍从东京迁到了大矶町，并告诉町长宫代谦吉，他今后会为大矶町尽心出力，今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進藤玄敬『明治の元勲伊藤博文公と我大磯』10頁）。13个月前，伊藤就已经辞去第二次内阁首相之职。56岁的他，希望今后能在气候宜人的大矶舒心生活、静心参政。

后来，大矶小学要从北本町迁到东小矶町，并进行扩建，需要大笔资金。大矶町缺钱，宫代町长就去找伊藤商量，伊藤第一个在捐款芳名簿上签名，带头捐了500日元（约为现在的800万日元），还亲自拜访居住在大矶的名人雅士，请他们也帮忙。别墅区的人都捐了不少钱，例如三井、三菱各捐赠了1000日元。就这样，1901年大矶小学建成了当时日本可堪模范的漂亮的二层校舍。

从大矶站通往“沧浪阁”所在的小矶海岸的道路狭窄不便，在伊藤的努力之下，道路也得以拓宽。宫代町长将这条路命名为“统监道”，至今依旧车来人往。此外，伊藤还为大矶町的公共事业捐赠了大笔钱款。

1904年5月，当时日俄战争还未结束，伊藤觉得应该培养孩子们的储蓄习惯，就给大矶小学的全校学生每人做了一本邮政储蓄存折，每本里面存有10钱（约为现在的1500日元），他亲自拿到学校送给学生们。后来，凡是自己遇到什么可喜可贺的事情，伊藤也多次向学校捐款。

大矶小学的学生们也会到伊藤的“沧浪阁”参观交流。每年4月前后，小学低年级学生就会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访问“沧浪阁”。学生们穿过挂有“沧浪阁”细长匾额的大门，可以从屋外参观伊藤的起居室，看到室内摆放的武士甲胄、明治天皇赐与伊藤的八幡太郎义家攻打奥州的移门画。

此外，伊藤每次获得天皇或皇族赏赐的贺酒，就会邀请大矶的一些重要人物来“沧浪阁”，与夫人梅子一起款待大家。每次小矶过传统节日的时候，伊藤总会拿出四斗樽好酒请来当地民众，与聚到家门口松树林的小矶渔夫们一同敲开酒樽，开怀畅饮，夫人梅子也会加入其中，与渔夫们一起唱歌舞蹈，欢声笑语不断（『明治の元勲伊藤博文公と我大磯』11～12頁。高橋光『ふるさと大磯探訪』95～98頁。古谷久綱『藤公余影』251～253頁）。

这些与大矶当地民众的交流，多少让伊藤缓解了一些在国家政治中的种种愤懑、韩国民众不支持他统治的焦虑。“沧浪阁”里有夫人梅子相伴，有庭园美景，还可望见平静的太平洋。所以可以想象，伊藤在回到大矶的瞬间，心情就会无比舒畅。

然而，伊藤遭到暗杀身亡后，梅子夫人继续在“沧浪阁”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沧浪阁”被赠送给李王世子（李垠）（『東京朝日新聞』1924年4月16日）。此举是因为夫人根据伊藤遗志，希望韩国皇太子李垠能成为日韩融洽的象征。

由于“沧浪阁”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受损严重，1924李垠对其进行了重新修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沧浪阁”为王子酒店所有，1992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还使用了伊藤时代的木材（美泽荣三谈话）。

衣锦不归乡

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回到出生地束荷村，是庆应元年（1865），他成为长州本藩派往岩国支藩的使者，途中在母亲琴子的娘家（秋山家）住了一晚。当时伊藤23岁，因为两年前就已经获得了与“准士”相近的身份，骑着马得意扬扬地返回家乡。当晚，村里人都聚到伊藤外婆家，想听他讲讲西洋的事情，于是伊藤就给大家讲了伦敦动物园饲养狮子的事情。

嘉永二年（1849）三月，7岁的伊藤离开了第二故乡萩，后来也仅在维新之后回去过两次左右（『藤公余影』36～38頁。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夫人梅子』19～20、78頁）。

根据伊藤的回忆，一次是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他为创建新政党（就是后来的立宪政友会），到全国各地游说，曾于6月2日到萩町参加欢迎会并发表过演说；更早的一次就是明治维新之后，为建造毛利忠正公（毛利敬亲的谥号）铜像回去过（『伊藤公演説全集』794頁）。

伊藤成为国家最高政治领袖之后，为什么不返回这两个故乡呢？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①忙于实现日本的近代化；②维新之后，由于萩发生了前原一诚领导的叛乱，反中央政府和撰夷气氛浓郁，如果回去，不仅会心神不安，甚至会有生命危险；③伊藤本来身份就不高，维新之后即便回到故里也不会受到尊重，没什么意思。

①是事实，伊藤自己也在距离萩町和出生地束荷村最近的柳井津欢迎会上提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去下关或山口等地的时候，顺路回家乡看看，其实并不件难事。关于②，19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近代化指日可待，也基本不存在什么撰夷了。原本由于废藩置县，士族阶层逐渐没落，当地人多少还留有怨念。直到最近，仍然有人以家人或先祖参加过“萩之乱”而引以为豪。但是，在公开场合当地人还是非常欢迎伊藤的，所以这并不能充分解释伊藤一生与故乡缘分淡薄的原因。

关于③，伊藤出身低微这件事，全国世人皆知，但他在日本各地都享有极高的威信。山口县也绝非例外。例如，德山藩下级士族出身的仲小路廉（后来成为山县系官员，曾任农商务大臣），在虚岁10～11岁的时候（1875～1876年前后）就常听母亲教导，说伊藤原本也“出身低微”，但就在和他差不多年龄的时候，就立志发奋图强（仲小路廉『新旧一新』410～411頁）。可见，35岁前后就成为参议进入内阁的伊藤，是当地人崇拜的偶像。

1899年6月9日，在山口县德山町举行的欢迎会上，伊藤表示因为日本还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自己“完全没有衣锦还乡的感觉”，但是“各位的盛情款待就如同给自己披上了漂亮的锦衣”，以表对当地的感谢。同一天，伊藤在柳井津举行的欢迎会上，也对“三郡有识之士”发表了演讲，“因为我就生于这三郡之一，所以对这三郡的人们感到最为亲切”（『伊藤公演説全集』806～817頁）。

明治维新，是一个以下克上的时代，以家庭地位论高低的想法在那时已经被认为落伍了。维新之后，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伊藤没有返回故里的真正原因，恐怕是担心中央政府内部仍然存在长州派与萨摩派的对立，民权派和政党方面会对萨摩、长州藩阀进行批判。如果伊藤频繁返回束荷村、萩町这两个故乡，就会进一步增强其为长州派成员的印象，而这正是伊藤想竭力避免的。他希望尽可能地消除长州与萨摩以及藩阀之间的区别，共同努力创建全新的近代国家。1893年，伊藤在其第二次组阁后颁布了《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这可谓其想法的实践。如果要升任高级官员奏任官，就必须通过这项考试，这样一来就完全切断了利用藩阀等人脉关系来延续自身派系的道路。

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萨摩派势力逐渐衰退，政党开始崛起，藩阀问题也就相对小了很多。伊藤当时也已接近60，开始步入老境。包括日清战争在内，伊藤内阁坚持了4年，完成了许多工作，也有了不少成就感，思乡之情因此越发强烈起来了。

思乡之情

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3]9月12日，伊藤写信给同村的亲戚林文太郎，告诉他同意在出生地束荷村购买老宅院的条件。林文太郎受伊藤之托，帮其购买宅子（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422～423頁）。

1899年，伊藤顺道去了萩，为把父亲十藏收为养子的伊藤直右卫门夫妇及其子女重新修了墓。直右卫门夫妇的墓原本位于萩町报恩寺墓地里面，重修后被移到了大殿左前方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墓碑也换得更气派了（伊藤博文公記念事業執行委員会事務局萩市企画科「伊藤博文公没後100年記念伊藤公建立の伊藤家先祖の墓碑の修復について」）。

1906年2月，伊藤在作为统监第一次前往韩国赴任途中，就在位于出生地束荷村以东约12公里处的柳井津站看到当地的小学生列队整齐为他送行。伊藤给了校长一张面值为100日元的纸币，让他用作孩子们的储蓄基金（『藤公余影』188～191頁）。可见，伊藤心里一直思念着家乡。

1909年，伊藤陪同韩国皇帝巡幸南北之后，2月17日一回到大矶就病倒了，复命之后，得假静养。3月2日，离开大矶前往爱媛县的道后温泉，在那里待了大约20天，其间寻访祖先河野氏的遗迹并有所收获（『伊藤博文伝』下巻、813頁）。河野氏是伊藤祖上林淡路守通起的先祖。67岁的伊藤，一边忙于统治韩国的些许遗留工作，一边还惦记着自己的先祖。

同年3月1日，伊藤在出生地束荷村及其周边开始动工兴建占地面积为44坪（约145平方米）的两层西洋建筑。伊藤在此处兴建别邸，是因为1910年正值远祖林淡路守通起逝世300周年，这个宅子可以用作林氏家族和伊藤家族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的场所，而在30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则可被用于当地的图书馆等公共设施。

两位设计师根据伊藤的构想进行设计，山口县知事渡边融等人负责监督工程。清水店（现在的清水建设公司）负责施工，总工费约21300日元（约为现在的3亿3000万日元）。1909年10月23日，举行了上梁仪式。但三天之后，伊藤就在哈尔滨遭到暗杀（山口県熊毛郡大和町『旧伊藤博文邸保存修理工事報告書』1～2、101頁）。

日俄战争结束后，在帝国大学学习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官员开始取代藩阀官员，逐渐升任各省的局长、次官，藩阀势力更为有限，所以伊藤加深与乡里的关系，也不会有人认为他是为了长州派。也正是考虑到以上情况，伊藤才会在晩年将自己的思乡之情，以纪念先祖林淡路守逝世300周年的方式具体化。

如果伊藤没有遭到暗杀，能再活10年的话，可能他与束荷村、萩町，以及山口县的关系就能与大矶町一样深厚了。

伊藤遭到暗杀身亡之后，其嗣子伊藤博邦（勇吉）继承了他的遗志，别邸于1910年5月竣工，11月13日举行了林淡路守逝世300周年纪念活动。

此后，1912年1月13日，博邦将别邸的土地和建筑都捐赠给山口县。如今，那里作为伊藤博文故居向公众开放。同样位于石城山县立自然公园内的，还有1919年复原的伊藤博文诞生地等。

前往京都祭扫木户孝允之墓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5月26日，位于东京的木户孝正公爵府举行了木户孝允逝世33周年纪念活动。在此前的4月下旬，木户家人已经在京都市东山灵山的木户墓举行了墓前祭扫活动。

但是，伊藤、井上馨、杉孙七郎（长州藩出身，枢密顾问官）等人没有出席东京的纪念活动，而是在同一天前往京都灵山给木户扫墓。井上馨身着日本传统黑色羽织袴，脚穿白色分趾鞋袜；与此相对，伊藤则身着统监正装，佩戴日韩勋章，在古谷秘书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木户墓前。

本愿寺的僧人诵经之后，伊藤等人分别在木户墓前烧香祭拜。结束后，他们一行三三两两来到在禁门之变中身亡的旧友入江九一、久坂玄瑞、寺岛忠三郎、有吉熊次郎等人墓前，一一恭敬祭拜。当天，木户家人借用高台寺方丈的房间作为祭拜者休息室，还拿出木户孝允的遗物等给大家看（『京都日出新聞』1909年5月14日、26日、27日）。

如前文所述，伊藤4月10日同意吞并韩国之后，6月14日就辞去了统监之职。他这次特意身着统监正装并佩戴日韩勋章来到木户墓前，其目的是告诉木户他在韩国进行统治的情况，希望木户在天之灵能保佑他。

[1] 日本吞并韩国后设立朝鲜总督府，故而吞并后韩国再次改称朝鲜，直到1945年9月9日朝鲜总督府签署投降文书为止。——译者注

[2] 海野福寿的《伊藤博文与日韩合并》（第173～174页）、小川原宏幸的《伊藤博文的日韩合并构想与第三次日韩协约体制的形成》都认为伊藤同意吞并韩国的时间较早，为1907年4月到7月前后，所以推断该史料应该是1907年12月至1908年4月伊藤临时回国时或1907年7月前后写成的，比本书所推测的时间要早1年至1年9个月左右。但正如本书所论证的，伊藤是在1909年4月才同意吞并朝鲜的，所以海野福寿和小川原宏幸的推断并不正确。
针对该史料的真实性，甚至有人论述该史料为杜撰的可能性极高，因为其中所述完全不像伊藤的“构想”，令人十分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伊藤所写（水野直樹「伊藤博文の『メモ』は『韓国統治構想』といえるものか——伊藤之雄氏の所説への疑問」『日本史研究』602号、2012年10月）。对此，我进行了详细反驳（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メモ』は真筆の『メモ』の翻刻だ——水野直樹氏の所説への反論」『日本史研究』611号、2013年7月）。

[3] 《孝子伊藤公》中所引用的9月12日伊藤写给林文太郎的书信中没有年份。但文中提到“我上个月末承蒙圣上许可辞去了官职，无所事事，闲散至极”，可以推测时间应该是1896年8月31日第二次内阁总辞职之后。

第二十四章 暗杀

关心远东问题与满洲行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8月，桂太郎内阁的后藤新平递相向伊藤建议，如果能去游访欧洲、与相关列强领导人会晤，就能使他们了解日本的真意。而且此前，后藤也曾向伊藤建议，希望他能会见俄国东洋事务主管，即俄国最为重要的内阁成员——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向其提前暗示日本对于远东问题尤其是韩国问题的处理方针。

伊藤表示同意，于是后藤通过外务省进行协调，决定10月下旬伊藤与科科夫佐夫在哈尔滨进行会谈。9月底，伊藤也征得了桂首相、小村外相等人的同意。

10月11日，伊藤去灵南坂山县有朋元帅府上拜访，两人谈及后事。那天晚上，在桂太郎首相主持的晩餐会上，伊藤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回答：①无论何时自己都有生命危险；②以前是完全不惜性命，现在是生命所剩无几，任何时候都能喜于为国捐躯；③放心不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韩国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能解决自己也就放心了（『伊藤博文伝』下巻、855～864頁）。

伊藤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韩国问题。因为伊藤为实现“宪法政治”（立宪政治）这一目标倾尽全力，为实现理想而创建的政党立宪政友会曾多次遭遇危机，但也都化险为夷，并在总裁西园寺公望、执掌党务的原敬等人的领导下顺利发展。日俄战争结束后，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执政时间长达两年半以上。继任的第二次桂太郎内阁，虽然是以山县系官员为背景的内阁，但认可政友会的实力，与政友会联手执政。

由此可见，“宪法政治”已逐渐在日本扎根。1909年10月，除了需要制定掌控军部的法律制度以外，没有什么特别麻烦的问题。因此对于伊藤来说，内政方面并没有值得特别担忧的。伊藤说他担心韩国问题，最后一直担任伊藤秘书的古谷久纲回忆说，如果伊藤不被人暗杀，能有数月性命，“相信他的下一个计划一定是要去北京了”（古谷久綱『藤公余影』277頁）。伊藤也曾对亲信室田义文说过，“明年，会作为清国顾问去北京”，还让他一起去（『室田義文翁譚』257頁）。

推测伊藤想去北京的原因如下。因为同年8月28日，伊藤在自家大井町（现在的品川区）的“恩赐馆”设午宴为清国的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送行。李家驹结束了在日本的宪政调查，即将回国。枢密顾问官伊东巳代治、穗积八束博士（东京帝大法科教授）、有贺长雄博士等人作为伊藤的代理，协助李家驹进行了宪政调查（『報知新聞』1909年8月29日）。

在日俄战争进入议和阶段的1905年7月，清国就为引进立宪制度向海外派遣了考察团。1905年12月，以载泽为首的海外政府考察团来到日本。1906年1月4日，伊藤与团长载泽进行了会谈。

伊藤告诉载泽，虽然日本天皇拥有大权，但实际行政责任在于内阁，他还建议清国应该与日本一样，先让君主降低君主权，建设拥有强大行政权的国家。而且，清国的政治考察大臣们都抱有10～15年后建立立宪国家的设想。

由此可见，就在伊藤担任韩国统监的时候，清国开始关心如何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型。伊藤原本计划到1910年让伊东巳代治和自己一起去清国的（曽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29～86頁）。

出席李家驹送别午宴的，除了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穗积八束、有贺长雄以外，还有桂太郎首相、寺内陆相、小村外相。在伊藤致辞之后，李家驹对伊藤在宪法方面对他的指导等表示了感谢。

送别午宴结束后，伊藤请李家驹到别室说话，桂首相与伊东巳代治在一旁列席。伊藤讲了许多清国在实施宪政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李家驹对伊藤的细心提醒，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報知新聞』1909年8月29日）。

同年8月19日和20日，伊藤发表演说时谈及清国出现的“改革论”和“立宪政体论”，他认为清国过于庞大，交通、税收、地方自治等尚不发达，如果发生“内攻内乱”，整个世界都会受其影响，所以前途不容乐观。伊藤还强调，日本不可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但不能让列强产生怀疑，以为日本无视他们的利益（『伊藤公演説全集』316～325頁）。

大约两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朝灭亡。

伊藤曾经考虑介入清朝的宪政改革；在同意吞并韩国后希望能在那里成立“责任内阁”和殖民地议会。

但是，在介入清国内政时必须谨慎行事，否则有可能招致列强的怀疑。于是，伊藤计划前往欧洲，与相关列强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并说明情况。

满洲有感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14日，元老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与室田义文（贵族院议员）、村田惇中将（筑城本部长、前韩国统监府付）、古谷久纲（枢密院议长秘书），以及医师小山善、汉诗诗人森槐南（泰二郎，宫内大臣秘书）等人一同乘坐火车从大矶出发，15日抵达马关（下关）下榻春帆楼，第二天16日在门司（现在的北九州市门司）乘船（『伊藤博文伝』下巻、864頁。『藤公余影』280頁）。

18日，一行人抵达大连。这是伊藤第一次来到满洲。第二天19日，伊藤在大连的官民欢迎会上发表演说：

最近清国终于启动“锐意文明之治”。我“热切希望清国的各种改革获得成功”。如果不幸以失败而告终，“将会对远东的和平产生巨大的影响”。日本政府如果无法直接协助清国成功改革，也应该提供间接性的帮助。

（『伊藤公演説全集』867～868頁）

伊藤在抵达满洲之后，再次表达了希望协助清国引进立宪制度、进行改革的愿望。

20日，伊藤前往旅顺走访战争遗迹，有感而发，作了三首汉诗（『藤公余影』283頁）。一首以日俄战争中发生激战的“二百三高地”[1]为题。

久闻二百三高地，一万八千埋骨山。

今日登临无限感，空看岭上白云还。

伊藤的这首诗充满了对为攻占203高地而捐躯的18000位日本将士的哀思。

另一首诗是关于曾发生激战的“二龙山”的，“残壁犹存攻守迹，血痕和土土斑斑”。第三首诗咏的是，向“俄国忠魂碑”献花，他想到数万不知名的俄国将士在日俄战争中阵亡而不禁落泪，表达了伊藤对战争的虚无、对日本将士以及敌方俄国将士的牺牲感到万分悲痛。

当天，伊藤出席了旅顺官民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如果战争频繁发生，不仅不利于国家，也无益于人道。他还强调，在和平时期，最应努力的就是为“国家昌盛”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世界上虽然在讲和平，但实际在开展军备竞赛以求“国运发达”，这样就无法避免“武装性的和平”，国民也将会负担“大笔军事资金”（『伊藤公演説全集』868頁）。

10月21日，伊藤从旅顺乘车出发，途经辽阳、奉天、抚顺之后，于25日晚上7点抵达长春。那天，伊藤透过车窗观望满洲一路风景，写下了这首成其绝笔的汉诗。

万里平原南满洲，风光阔远一天秋。

当年战迹留余愤，更使行人牵暗愁。

因为第二天伊藤就要会见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所以那天伊藤也想到了日俄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希望不再重蹈覆辙。

10月26日上午的哈尔滨站

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比伊藤早一些，在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24日就抵达了哈尔滨。26日上午9点，当伊藤乘坐的火车到达哈尔滨站时，科科夫佐夫立即就上车迎接伊藤，两人初次见面，互致问候。

随后，两人下车走到站台。根据科科夫佐夫的安排，伊藤一行先检阅了俄国军守备队，然后与排好队列的各国领事一一握手（『伊藤博文伝』下巻、870～872頁）。接下去，伊藤等人就要走到日本队列前，看到军队和欢迎人群在他们的右手方，就往前走了两三步，但只有走在最前面的伊藤一人转头走了回来。

就在那时，上午9点30分，军队一侧的后方突然冲出一个年轻人，他迅速接近伊藤，连开数枪。那人就是安重根。[2]三颗子弹从右侧击中伊藤，随行秘书森泰二郎、总领事川上俊彦以及满铁理事田中清二郎三人从左侧各中了一枪。伊藤立即被抬入火车，主治医生小山善与到车站迎接的俄国医生一起对其进行了紧急抢救。但是，有两颗致命的子弹穿透了伊藤的肺部。上午10点，伊藤死亡，[3]享年68。

其他三人仅仅是手腕、肩部和腿部中枪，没有生命危险（小山善談「臨終の光景」『伊藤公全集』三巻、292～293頁。古谷久綱『藤公余影』288～294頁）。

俄国警察对犯人进行审讯之后，科科夫佐夫向古谷久纲秘书报告了以下情况。①“犯人”（安重根）“行凶”的目的是，伊藤使“韩国政治名誉受损”，所以杀死伊藤多少可以恢复韩国名誉。②犯人个人对伊藤没有任何“怨恨”，但其朋友中有数人因伊藤而被判重刑。③“犯人”说自己与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暗杀完全是自己的个人行为，没有与他人合谋，但此话并不可信。昨夜晚间接到报告说，在距离当地以南几里地的蔡家沟站，抓到两名韩国人，他们身上均带有“手枪”。④“犯人”是“天主教徒”，身上戴有十字架，将他拉到检察官前的时候，他跪了下来，说是目的达到，要感谢“上帝”（桂太郎首相宛古谷久綱電報〔写〕、1909年10月26日午後5点50分長春発、「故枢密院議長公爵伊藤博文国葬書類」下、1909年、国立公文書館所蔵）。由此可见，安重根在暗杀伊藤之后十分冷静，可以说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确信犯罪者[4]。

此外，科科夫佐夫报告中还称，“犯人”的国籍明确为韩国，应该经由日本引渡给韩国，并告诉古谷该报告会转给日本的总领事（同前）。

伊藤之死带来的冲击

10月26日上午10点，伊藤的随行秘书古谷久纲，向桂太郎首相和住在大矶的伊藤夫人梅子发送了电报，内容是伊藤在哈尔滨站身中韩国人所开数枪，“无生命迹象”；然后又在上午10点30分，向桂首相发送电报，告知伊藤10点死亡、一行人立即返回长春等事宜；给伊藤夫人梅子发送电报，只告知伊藤死亡和返回事宜（古谷久綱『藤公余影』284～285頁）。

梅子夫人在一个月前，因全身的皮肤病而卧病在床20多日，非常痛苦，就在病情终于好转的时候，告知伊藤死讯的电报送到了大矶“沧浪阁”。当时，为探望母亲梅子，嫁给末松谦澄的女儿生子正好也在“沧浪阁”。据说梅子夫人在接到伊藤被暗杀的第一封电报时顿时不知所措。

但据医生岩井祯三回忆，晚上7点多，他和西源四郎（伊藤女儿朝子的丈夫）一起抵达“沧浪阁”的时候，看见梅子夫人镇定自若地与前来吊唁的元老井上馨等人商讨后事。岩井对夫人那种“比男子还要坚强的气概”敬佩不已，甚至都没有给梅子夫人把脉。

伊藤的嗣子博邦（勇吉、宫内省式部次长）与夫人玉子、儿子博精（10岁）等6个孩子，住在东京大井町的“恩赐馆”，但博邦因宫中事务前往欧洲出差，刚刚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

伊藤的另一个儿子文吉，前一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在农商务省工作，与桂太郎首相的女儿寿满子订婚（『報知新聞』1909年10月27日、28日）。

10月26日，伊藤被授予从一位[5]。27日，政府决定为伊藤举行国葬。伊藤死后，地位与从一位的岩仓具视（前右大臣）、长州藩藩主毛利元德公爵相同。在伊藤之前举行国葬的，首先是岩仓具视，然后是有栖川宫炽仁、北白川宫能久、小松宫彰仁、三条实美（前太政大臣）、岛津久光（前左大臣）、毛利元德公爵等人，他们都是皇室、最高级别的贵族，以及萨摩、长州的诸侯。作为侍奉诸侯的陪臣，伊藤是第一个破格享受国葬待遇的人。这恐怕与明治天皇对伊藤的评价极高有关。而且，桂太郎首相虽为山县系官员，但与伊藤关系很好，也对伊藤非常崇敬，这也是决定为他举行国葬的原因。

伊藤之死，令桂太郎深受打击，他甚至在回答新闻记者提问时说自己会继承伊藤的遗志（『報知新聞』1909年10月31日、「桂侯の宣言」）。这个发言使山县对桂太郎加强了戒心。

伊藤的遗体用特别专列运到大连后，由军舰“秋津洲号”于11月1日运抵横须贺港。不仅末松谦澄（前内相、伊藤女婿）、伊藤文吉、西源四郎等与伊藤关系亲近之人到横须贺港迎接，就连桂太郎首相、斋藤海相等阁僚也亲自相迎。

当天，明治天皇和皇后还为表彰伊藤生前功勋，在让嗣子博邦继承公爵爵位之前，特别授予文吉男爵爵位。

国葬

伊藤的国葬定于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1月4日在日比谷公园举行，由国库拨款45000日元（约为现在的5亿9000万日元）。葬礼执行委员长是同为长州出身的伊藤好友——枢密院顾问官杉孙七郎（「故枢密院議長伊藤博文国葬書類」上、1909年）。由于嗣子博邦无法赶回日本，丧主由文吉代替。前一天（11月3日）是明治天皇的生日“天长节”。万里无云、秋高气爽，老天爷为天皇庆祝57岁的生日。然而，11月4日一大早就乌云密布，风吟寂寥，仿佛老天爷也在为伊藤之死而悲伤。

上午9点，载有伊藤棺柩的灵车，从灵南坂宫内省官邸出发。陆海军军乐队、近卫步兵一连队、第一师团步兵二连队、海军枪队二大队等陆海军数千人，有的在灵车前后随行，有的在中途列队送行。10点过后，灵车列队开始进入日比谷公园。

当写有“枢密院议长从一位公爵伊藤公柩”的14字铭旗来到在葬礼会场等候的遗族面前时，伊藤的女儿末松生子泪如雨下，始终用手绢捂着眼睛；伊藤夫人梅子面不改色，双唇紧闭，毅然站立（『報知新聞』1909年11月5日）。伊藤最为疼爱的女儿生子，想到无法再次见到亲爱的父亲，悲痛欲绝。

随后，灵柩由50名舆丁缓缓抬入，生子无法控制情绪、掩面痛哭，梅子夫人也落泪不已。嗣子博邦的夫人玉子、伊藤的另一个女儿西朝子也泪流满面。

11点10分，葬礼正式开始。明治天皇派侍从作为敕使前往葬礼现场，皇后也派其宫内官员代为拜祭并献上玉串。12点10分，葬礼结束。顷刻间，瓢泼大雨就从云间落了下来（同前）。

根据伊藤之子真一的回忆，许多出席葬礼的人和围观群众都争先恐后地逃到附近的帐篷或屋檐下，身着军装的乃木希典大将却一动不动地屹立在大雨之中，他那严肃真挚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仿若“军神”（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夫人梅子』77頁）。推崇近代化与理性主义的伊藤，其思想与乃木大将大相径庭，然而伊藤那强大的精神魅力也令乃木敬佩。

下午1点，灵柩从日比谷公园出发，2点40分抵达大井町谷垂墓地（占地面积4600多平方米）。诵经之后，家属们与伊藤做了最后的告别，灵柩下葬。傍晚4点，葬礼结束。

东京市民对伊藤葬礼的关切程度相当高。例如，从灵柩出发地灵南坂官邸到榎坂、溜池、葵桥方向，早上5点前后人群就开始聚集，人山人海，相当混乱，甚至有评论说其混乱程度超出了日俄战争的“大凯旋”。从日比谷公园到大井町的墓地，一路上中小学学生、大学生、职校学生、消防队、居委会等列队相送。墓地内摆满了民众赠送的无数鲜花、假花。沿道各处小店兜售伊藤画像明信片，上午10点前就都卖得一张不剩了（『報知新聞』1909年11月5日。『東京日日新聞』1909年11月5日）。

从伊藤的葬礼可以看出，伊藤不仅深得天皇、高官等的信赖与敬重，而且是一位深受日本国民喜爱的政治家。正如本书前言所述，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各界对伊藤的评价越来越高。

伊藤遭到暗杀后的影响

受伊藤之死影响最大的，就是日本吞并朝鲜的方式和时间。

就在伊藤遭暗杀的一个半月前，桂太郎首相、杉山茂丸、一进会顾问内田良平就开始协商亲日团体一进会、大韩协会、西北学会这三个韩国政派的联合。但是，各人各政派都有各自的想法，三派联合并不意味着与“屯并”“合邦”直接挂钩。而且，桂太郎虽然属于山县系，但正在采取行动谋求自立。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26日，伊藤被暗杀身亡。大约一个月后，一进会想向日本政府提出日韩“合邦”的请愿书，这件事导致其与同为韩国政派的大韩协会、西北学会的矛盾激化。利用这个机会，李完用内阁从维持现状的立场出发，决定进一步压制一进会。由副统监升任统监的曾弥荒助，出于一进会在韩国声誉不佳的考虑，也没有帮其说话。

对此，一进会顾问内田良平等人，向元老山县有朋元帅提出支持一进会的请求。山县向曾弥统监发出指示，让其与山县系官员寺内正毅陆相合作，支持一进会的“合邦”请愿。12月3日，曾弥接到了山县的指示，但是他与想从山县系独立出来的桂太郎首相联手，试图避开山县的指示。曾弥在获得桂首相“拒绝一进会请愿”的许可之后，让李完用内阁出面拒绝了请愿。

在伊藤生前，山县因为对伊藤心存顾忌，所以没有直接干涉韩国的统治政策。伊藤与山县之间虽然没有就吞并韩国的统治政策框架达成一致，但他与桂首相等合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然而，伊藤被暗杀之后，山县加强了对寺内的指示。寺内也放弃了原来保持在山县与桂太郎之间的中立态度，开始听从山县的指示。这样一来，围绕一进会提出的日韩“合邦”请愿，日本领导层内部关于韩国统治政策产生了对立，一方是山县、寺内陆相，另一方是桂首相、曾弥统监。

于是，山县决定在1909年12月10日前，以获得寺内陆相的支持为前提，协助一进会提出的日韩“合邦”，甚至提出根据情况可以让曾弥统监辞职。那时，韩国政策的主导权已经开始由山县和寺内掌握了。

因此，伊藤原本对于日韩合并之后的构想——设置朝鲜公选制殖民地议会，承认朝鲜人拥有一定的“自治”权，由朝鲜人自行组织“责任内阁”，日本进行间接性统治等——不可能实现了。山县等人强势推动高压性快速吞并路线。

1910年1月初，山县元帅与寺内陆相决定，日韩合并无需特别考虑一进会等韩国政派或居住在韩国的日本人意见，日本政府应根据韩国现状采取单独判断并执行；同时，还决定了尽可能解散一进会等韩国政派以及汉城日本记者团等方针（大久保春野宛寺内正毅書状、1909年1月3日〔推定〕、「寺内正毅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県政資料室所蔵。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桂首相和曾弥统监对山县-寺内路线表示不满，希望能获得明治天皇的帮助以对抗他们。

由于希望快速吞并韩国，从1910年1月到2月，山县元帅与寺内陆相十分关注韩国局势。另一方面，从入冬到开春，曾弥统监的病情恶化，这成为桂太郎-曾弥路线的决定性败因。

4月，山县指示更换统监。5月30日，寺内就任统监（兼任陆相），山县的养嗣子、前递相山县伊三郎就任副统监。在这一全新领导体制之下，8月29日，日本吞并了朝鲜。朝鲜总督府仅通过官僚机构对朝鲜殖民地进行统治，这与伊藤的构想完全不同（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受伊藤之死影响较大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伊藤晚年所考虑的协助清国引进“宪法政治”、稳定远东秩序、维护和平。假设伊藤没有被暗杀，而是亲自前往北京或指示派遣日本顾问团向清国提供建议，那么又会有什么不同呢？由于清国过于巨大，无法彻底转变，两年后可能依旧会爆发辛亥革命，导致清朝灭亡。然而，有关清国（中国）的发展方向，如果伊藤能够推动清国与相关列强加强对话，辛亥革命之后，日本也能对中国的政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话，那么从一战爆发到一战结束，日中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可能会更加良好。

此外，由于生活起居习惯等原因，明治天皇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身体一直不佳。再加上伊藤被暗杀身亡，天皇情绪十分低落，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伊藤之雄『明治天皇』第七章）。1912年7月29日夜（官方发布时间为7月30日）明治天皇因尿毒症引发心肌梗死驾崩，享年59岁，比伊藤去世时还小9岁。

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的伊藤和明治天皇都驾鹤西去，也就无人能推动修宪了。此外，由于日本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获胜，明治天皇死后，由其颁布的伟大宪法的权威性进一步增强，如果有谁想修改宪法，政治性灾难就会降临。

伊藤意识到明治宪法存在缺陷，所以想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用《公式令》来增强首相的权限，压制陆海军大臣（见本书第二十三章）。但是，在明治宪法与其他法令未能得到修改的情况下，日本就进入了昭和时代。

日本宪法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也是导致满洲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伊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第一部）。

[1] 即大连203高地。——译者注

[2] 关于暗杀伊藤，也有说法是现场有安重根以外的枪手射杀伊藤。根据随行室田义文的回忆，他看到有一把法国马枪从车站二楼食堂伸出、朝斜下方射击（『室田義文翁譚』）。此外，上垣外宪一认为，暗杀主谋是反对伊藤与列强采取协调政策的右翼分子杉山茂丸和明石元二郎（韩国驻扎军参谋长）等人，寺内正毅陆相、田中义一大佐（陆军省军事课长）等人也知道此事（『暗殺·伊藤博文』）。大野芳则认为，杉山茂丸与后藤新平是暗杀主谋（『伊藤博文暗殺事件』）。对于这些观点，海野福寿认为，上垣外和大野所著的两本书，从日本的权力犯罪角度，为揭开双重狙击事实真相提供了线索，“因为能从伊藤之死获得好处的是山县、桂太郎、寺内、明石等日韩合并推进派和大陆侵略派”（『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日韓併合』144頁）。
“有一名小个子男人〔安重根〕，就像是从俄国大兵的两腿之间钻了出来一样，拿出手枪”，“向伊藤开枪的不是这个小个子男人，而是一把从车站二楼食堂向斜下方伸出方射击的法兰西马枪。那才是暗杀伊藤的真凶”（『室田義文翁譚』270～271頁）。上述几种说法，都不过是以室田义文近30年后回忆整理而成的《室田义文翁谭》为前提，根据室田所说的子弹射入角度倾斜的证词（1909年11月20日，事件发生近一个月后）为依据，寻找安重根以外的“真凶”罢了。事件发生后，当天下午6点，伊藤的随行秘书古谷就给桂太郎首相发了电报，内容是小山医师的诊断和古谷对事件的证词。据此可知，一青年接近伊藤开枪射击，子弹水平射入伊藤体内（『藤公余影』287～294頁）。伊藤随行医师小山和随行秘书古谷在事件刚发生后所做的报告，要比室田的回忆可信得多。而且，射入伊藤体内的子弹看似不是来自同一方向，是因为伊藤中弹倒下的时候姿势发生了变化。提出凶犯为数人观点的人完全没有理解本书阐述的日本权力结构图：①伊藤与桂太郎彼此合作；②伊藤虽然与山县在日韩合并问题上意见有所分歧，但伊藤曾三次出手救山县于危难，山县是一个认真的人，就算与伊藤有分歧，彼此之间也仍然是理解互补的关系；③所以，山县或桂太郎身边的人，是绝不会去暗杀伊藤的。而且万一失败，他们自己将失去一切，因此完全不可能制订这样的计划。提出这些说法的人，眼睛只盯着韩国问题来寻找暗杀伊藤的“真凶”，却没有认真阅读查证伊藤与山县、桂太郎、寺内等人之间的书信等一手史料。

[3] 伊藤博文遭到暗杀时穿着的带血衬衣和日式内衣现在都还保存在山口县立山口博物馆。由于放置这些衣物的木箱盖子内侧有室田义文书写的“1936年7月”，导致有人误解这原本属于室田。其实，这些衣物原本为伊藤之子文吉所有，他是伊藤葬礼时的代理丧主。文吉去世大约一年之后，1952年3月22日，在山口县知事田中龙夫等人的协调下，伊藤家将这些衣物捐赠给了山口博物馆（伊藤博昭谈话、山口县立山口博物馆的藏品名录）。

[4] 确信犯又叫信仰犯，是指基于道德、宗教、政治上的信仰而实行的犯罪。——译者注

[5] 日本官制品秩之一。——译者注

尾声 伊藤博文与日本和东亚

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之父

正如本书前言所述，日本二战战败之后，伊藤博文成为批判的对象。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由他制定的德国式宪法是战争起因之一；还认为他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因为他是第一代韩国统监。

其实，早在庆应三年（1867）年初，伊藤就已经摈弃了藩阀意识。在第二年也就是明治元年（1868），最早提出了废藩置县的建议。而且，他在明治初年就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共和制表示出强烈的关注。所以说当时，伊藤是对欧美社会最为了解的日本人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伊藤曾偷渡英国，在伦敦待了大约半年，后来又作为大藏省的官员于明治三年（1870）秋到第二年春，到美国出差大约半年。这两次海外之行加起来不过一年，对于想要透彻地理解欧美来说，时间并不算长。但其间，伊藤与帕克斯公使、萨道义等英国公使馆官员，以及哥拉巴等商人交往密切。

而且，从偷渡英国到明治四年（1871）春从美国回到日本，包括阅读能力在内，伊藤的英语水平大增。

然而，伊藤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从明治四年十一月起访问西欧，对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有了清晰的认识。1880年前后，他就认为如果只是对西欧宪法条款进行表面效仿，那种宪法在日本也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事实表明，至今谁都没有认识到，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伊藤是唯一注意到这一点的日本人。

让伊藤感到气愤的是，不仅是一味推崇英国式宪法的大隈重信、福泽谕吉和民权派，甚至连推崇德国式宪法的岩仓具视、法制官员井上毅等人，也像要求两年后就开设国会的大隈重信那样，觉得制定宪法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

伊藤认为，不仅要制定宪法的条款，而且要让宪法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就需要同时提高国民意识，对官员制度、教育制度、地方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而且他不仅意识到了制定制度的困难，还意识到了实际运作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尤其需要谨慎探讨天皇在宪法中扮演何种角色，因为天皇肩负着日本的历史与传统。

1881年发生了明治十四年政变，伊藤政府不得不承诺在1890年开设国会。于是，从1882年到1883年，伊藤前往德国等地对宪法进行了大约一年半的考察。伊藤主要在奥地利向施泰因学习了控制君主权的君主机构说，此后又前往英国开展了两个月的调查。所以说，伊藤并没有一味坚持议会权限较弱的德国模式，而是将议会权限较强的英国模式也纳入将来的考虑范围。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正式颁布。伊藤与理解他的明治天皇一起努力，多次挽救宪法停止危机，使宪法正常运转。1899年，伊藤所希望的“宪法政治”（立宪政治）终于迎来了实施10周年纪念。于是，伊藤在第二年创立了他理想中的政党立宪政友会。在宪法颁布20周年后，政府由伊藤衣钵的继承人西园寺公望、政友会、山县系的桂太郎（长州藩人）以及山县系官员交替执政。政友会势力不断增强，“宪法政治”也得以不断发展。

就连德国也一度停止宪法，所以英国等西欧各国对伊藤的评价一直很高。

从学习到创造国际秩序

从本书可以得知，对于国际秩序，伊藤不仅持有现实主义外交观，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十七八岁的时候，伊藤就开始对欧美感兴趣。万延元年（1860）十二月，他在写给恩师——长州藩士来原良藏的信中表示，自己去年开始就“希望学习英国方面的知识”。21岁时偷渡英国，在伦敦待了半年回国。伊藤原来是一个攘夷主义者，但他看到了英国无比强大的国力之后，为了说服长州藩摈弃攘夷论，拼命赶回了日本。

但是，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后的几年，伊藤的列强观、外交观并不成熟。例如在幕府末期，他曾向木户孝允（桂小五郎）提议，如果幕府要第二次征讨长州，可以让英国军舰镇守马关（即下关）。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让列强介入幕府与长州之战的危险性。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伊藤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被派往西欧，他们这些西欧通一开始也都幼稚地认为，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很久就会有结果。

通过岩仓使节团的这一段经历，包括伊藤在内的日本政府要人，不仅认识到日本与西欧各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国力差距，也懂得了与列强进行外交谈判绝非易事。

佩里舰队来到日本后，日本人一开始觉得欧洲列强很可怕，但后来在与西欧各国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西欧有“万国公法”（国际法），觉得只要以正确的方式与西欧各国打交道，“万国公法”是会保护日本的。甚至岩仓使节团也曾希望美国能在修订条约方面帮助日本。日本方面当时完全没有察觉，欧美列强想让日本尽可能长时间地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由此可以从贸易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

1881年，发生了明治十四年政变。从1882年3月到1883年8月，伊藤前往德国等国开展宪法调查。其间，他不仅对欧洲宪法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认识到西欧虽然信仰基督教，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想统治不属于基督教世界的东亚，由此消除了参加岩仓使节团后对列强产生的不信任感。

从伊藤偷渡英国，到他终于认识到只有在完善法制、实现日本近代化的基础上，遵守欧美列强的规则、与他们进行耐心合理的谈判，才有可能实现修订条约这个道理，花了近2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就连精通英语又善于与西欧人打交道的伊藤，真正理解西欧的国际规则，也需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此外，伊藤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将修订条约事宜交给盟友井上馨参议（曾任外务卿、外相，长州藩人）、大隈重信外相（佐贺藩人）等人负责，但在任用外国法官问题上，遭到了在野党以及来自政府内部的攻击，两次都自行退让。

伊藤第二次组阁后，将修订条约谈判事宜交给心腹陆奥宗光外相（和歌山藩人）。就在1894年日清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成功修订了与英国签订的条约，废除治外法权，增加关税。在处理日清战争、三国干预等问题上，伊藤与陆奥外相紧密合作，以现实主义手法开展外交工作。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在列强的认可下成为韩国的保护国。于是，伊藤主动请缨并被任命为第一代韩国统监。从当时“人生五十年”的说法来看，64岁的伊藤年事已高，但他为什么要求去冬季严寒的韩国赴任，统治其他民族，选择这么一条无比艰辛的道路呢？

由于各国列强在韩国都设有公使馆，伊藤为了防止山县系陆军军人和官员无视国际规则，在韩国与列强发生利害冲突，同时为保护日本的利益、谋求与韩国的共同利益，主动请缨前往韩国，用他所希望的方式实施统治。伊藤坚定地认为，即便利用武力使领土得以扩张，也不过是一时之事，因为如果无法获得列强的认可，就无法长久保有得到的领土。

伊藤希望对日本在韩国驻扎的军队进行有效控制。日清战争结束后，文官就无法担任军队统帅，也无法参与军队人事了，唯有伊藤统监被赋予了日本在韩国的驻军的指挥权。

伊藤希望韩国能有序地走上近代化之路。但由于日韩文化差异、彼此难以理解，许多韩国人对伊藤十分警惕，甚至非常反感，因为他们认为伊藤对韩国的统治，是日本为吞并韩国所下的一步棋。结果，一直希望避免吞并韩国的伊藤，也于1909年4月同意吞并，并于6月辞去统监之职。

尽管如此，伊藤仍然希望在吞并之后，在殖民地朝鲜建立朝鲜人内阁和地方议会（殖民地议会）。

然而，10月26日，伊藤在哈尔滨遭安重根暗杀致死，导致日本将吞并朝鲜的时间提前到了1910年8月。日本殖民地朝鲜，由山县系军人和官员等下令新设的总督府直接统治。

此前伊藤第一次访问满洲，在前往哈尔滨的途中，就对两国在日俄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思考必须摆脱当时欧美列强之间的“武装和平”，希望清国等国也能实现“宪法政治”、迈向近代化，与俄罗斯建立起真正的和平。这其实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和平思想相仿。

此外，伊藤之所以能推动上文提到的政治改革，并在学习国际规范后成功修订条约，与1881～1896年连续15年的伊藤领导体制，即伊藤掌权，密不可分。而且伊藤为发展“宪法政治”，在明知会降低自己在藩阀官员中威信和权力的情况，认可政党的崛起与发展。

“刚强正直”的一生

本书否定了“圆滑肤浅”这一世人对伊藤博文的普遍看法，肯定了木户孝允对伊藤所做的评价——“刚强正直”。

伊藤性格刚强，实际事例数不胜数。例如，他好不容易偷渡到伦敦，但为了阻止长州藩攘夷，与井上馨一同从伦敦冒着杀头的危险赶回日本；为了打倒“俗论派”，他第一个响应高杉晋作举兵的呼吁；他甚至不顾被长州藩自己人反对，明治元年（1868）最早提出“废藩”建议；明治四年，他强烈要求进行大藏省改革，结果与大久保利通反目；征韩论政变时，他为了阻止向朝鲜派遣使节，直接顶撞一向以倔强出名的岩仓具视，强制执行后，岩仓反过来感谢他；没有追随因出兵台湾而辞去参议的木户；1881年，政府内外都认为应该迅速制定宪法，唯有他坚持认为制定宪法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伊藤这种与生俱来的刚强可能与他儿时的经历有关，父亲破产后一步步努力走出深渊给了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得到严师来原良藏的锤炼，亲历吉田松阴被幕府处斩的悲愤，尝尽偷渡英国的苦难。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伊藤在海外的经历以及在日本与西方人的接触，使他对自己的理想和现实构想充满信心。

此外，伊藤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完成起那些在明治维新中倒下的志士们的心愿。1889年，明治宪法正式颁布。在宪法制定遇到困难的时候，伊藤总会提及一定要继承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果，意思就是要继承志士们的遗愿。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提及。

伊藤博文与安重根

对于评价伊藤的著作，即便列举的都是经过考证的事实，仍然会有许多韩国人心存怀疑。被安重根暗杀的伊藤，一直被当作率先推动吞并韩国的殖民主义者而受到批判。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等于贬低韩国独立运动的英雄、韩国民族主义的基石——安重根。

于是，韩国人满足于颂扬安重根、批判伊藤博文，而许多日本人则因伊藤和日本近代历史遭受韩国人的批判而感到不满。同时，韩国人认为日本人对安重根这么一个崇尚“东洋和平”、富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感到不满。

重要的是，即便安重根是在没有充分理解伊藤理想目标的情况下对伊藤实施暗杀，也不会使其作为独立运动活动家的评价下降。通常，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独立运动活动家安重根，无法理解统治国最高掌权者伊藤的想法和个性，这是很正常的。

关于安重根暗杀伊藤的动机，“是为了报复因统监府之令被打压、被处决的国人”等，这种报道相对客观。但有关安重根的描述，报刊常用“凶汉”等来做标题（『東京日日新聞』1909年10月28日、11月1～3日、5日ぉど）。

我认为在2009年伊藤逝世100周年之际，尽可能以史料为依据，对包括其殖民地统治在内的一生，进行实证性的整体描述；然后在2010年安重根逝世100周年之际，对其进行同样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日韩两国国民应该加深对伊藤博文和安重根的理解，思考两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的人生意义。

有意思的是，我在撰写伊藤传记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安重根的为人，发现尽管彼此立场不同，但他其实是一个富有正义感、意志坚强的人，这些特征与伊藤颇为相似。所以，我甚至对暗杀伊藤的安重根有了些许亲近感，因为他与伊藤博文一样，都是为信念而生的人。

希望本书能使大家对伊藤博文和日本近代化历程有所了解，也希望能有助于日韩以及东亚地区的相互理解与长久合作。

后记

我是从20年前开始对伊藤博文感兴趣的。此前的一两年，我正好着手研究一个新主题，内容包括从第一届议会到日俄战争时期政党的发展和议会政治的逐步稳定，以及与之相关的近代外交。当时已有的研究资料中，没有那个时期有关伊藤的明确描述。我觉得很奇怪，伊藤分明是主角，却被赶到了一个配角位置，而且关于伊藤这个大政治家，居然没有一本运用一手史料撰写的正式传记。

1994年，我从名古屋大学文学系（负责日本近代史）转到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负责日本政治外交史）执教，因此有机会与宪法学等法律专业的老师们进行交流，自己也进一步深入学习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等法律。这就是我本身想写有关伊藤的传记并且答应撰写的理由之一。

此后，我每年都会在法学部的课程中，将伊藤博文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来讲解。而且，在研究生院的教学中，我会列举各类文字资料，讲述伊藤的生平、以其为中心的明治国家从诞生到战败的历史，以及改革，等等。此外，我将当时还未出版的《山县有朋相关文书》，以及现在仍未出版的《桂太郎相关文书》《寺内正毅相关文书》《陆奥宗光相关文书》等行草体书信讲给研究生院的同学们听，与他们一同探讨伊藤和明治国家的课题。泷井一博（现在担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准教授）就是当时的第一批学生，他后来发表了许多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伊藤博文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我还前往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各地的文书馆，收集与伊藤博文相关的史料。几年后，虽然出版了与上述新内容相关的研究书籍，但一想到伊藤的人生无比丰富、波澜起伏，总是无法下定决心撰写伊藤传记。

那时，我参加了京都大学的同事——宪法学教授大石真先生在京都发起的“宪法史研究会”，在与大家讨论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渐有信心来讲述伊藤是如何制定宪法的。

同一时期，我的好友高桥秀直（时任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助教授）开始不断发表有关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研究著作。通过与他的讨论，我也逐渐熟悉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但非常遗憾的是，高桥因病于2006年1月22日去世，年仅51岁。

对其遗著《幕末维新的政治与天皇》（『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吉川弘文館、2007年）的整理工作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当时我在大学里的本职工作极其繁重，为能赶在高桥一周年忌日前完成该书的整理，那些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心力交瘁。然而，在对高桥大作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也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逐渐对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有了自己的见解。

另外，我也回想起自己30岁左右的时候，曾与坂野润治先生（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御厨贵先生（现任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三谷博先生（现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等人，就明治前期政治史开展的讨论。

幸运的是，我获得了2006～2008年度的科学研究经费，与韩国的李盛焕先生（韩国启明大学校国际学部教授）一同，围绕“伊藤博文与韩国统治”开展了为期3年的合作研究，并出版了合著的研究成果（『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年），这也成为我鼓起勇气撰写伊藤传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负责部分研究并兼管研究会秘书处事务的奈良冈聪智先生（现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准教授）也广泛收集了与伊藤相关的史料，并为我提供了他个人收集的部分史料。

此外，饭冢一幸先生（现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准教授）转任大阪大学后，重新参加了“吉田清成相关文书研究会”，也为本书做了不少贡献。通过与饭冢教授对明治前期政治史的讨论，自己对伊藤博文所做判断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综上所述，本书的准备时间相当长。然而，一提笔开始写作，却遇到了许多与写作毫无关系、莫名其妙的问题。当时，最能够鼓励我坚持下去的人，正是通过阅读史料在我心中形成的伊藤博文。

由于明治十四年政变，伊藤不得不向国民承诺：在1890年之前制定宪法、开设国会。这使得“刚强正直”的伊藤，在去欧洲对宪法进行调查之前十分焦虑，患上了神经衰弱。

这是由于只有伊藤一个人认识到，日本与西欧的历史文化完全不同，要让西欧式的宪法真正扎根于日本会无比艰难。推崇英国式宪法的大隈重信、福泽谕吉等人，推崇德国式宪法的岩仓具视、盟友井上毅等人，都以为只要完成宪法制定，依据宪法执政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孤独无助的感觉和强烈的责任心几乎压垮了伊藤。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觉得自己所遭遇的困难算不了什么，决心走出困境，坚持写下去。

伊藤具有的领袖资质：①学识扎实，高瞻远瞩；②对日本当时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有清醒的认识；③不畏艰难，乐观向上，以坚强的决心和意志，用现实可行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回顾伊藤博文的人生与日本近代的发展，当代日本政治家等领袖人物以及我们这些普通人，在面对严峻局势、开展改革的过程中，可以从中获得不少人生启迪。

最后，我要向讲谈社和精心编辑此书的阿佐信一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从最近出版的传记来看，本书部头不小，讲谈社在写作上给予了我很大的自由。另外，我也要向妻子表示由衷的感谢，她经常帮助解读我的手写稿，24小时全天候地支持我，直到本书成形。

2009年9月

沉浸于萩市“纪念伊藤博文逝世100年论坛”余韵之中

伊藤之雄

学术文库版后记

首先，我想对2009年2月这本《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出版后，日韩两国对于伊藤博文的评价以及世人对于伊藤博文看法的变化，联系本书相关部分，进行一下回顾。

拙作属于传记，描述了伊藤的整个人生轨迹，包括其制定宪法、对于外交和内政的构想、政治活动以及个人生活。而泷井一博于2010年4月出版的专著《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伊藤博文——知の政治家』中公新書），主要从制定宪法、《公式令》等角度来论述伊藤在奠定日本近代基础方面的作为。我以伊藤的“知性”为前提，更加重视其“刚强正直”的个性；而泷井则强调伊藤作为“知性政治家”的一面。

泷井是我在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里最早的一个学生，《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出版后，他升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泷井就与我一同探寻真正的伊藤博文形象，我们对伊藤的基本评价也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也能读一下泷井的著作。

2010年，还有一件与伊藤有关的喜事。我和李盛焕编纂的《伊藤博文与韩国统治》一书的韩文版被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选为优秀学术图书，这是包括泷井在内的10名日本学者和5名韩国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分，为了向韩国读者讲述伊藤博文的理想和他的一生，我开始提笔撰写新的伊藤博文传记。这本《伊藤博文》由此前的研究会中心成员李盛焕教授翻译成韩文，于2014年12月由韩国的先仁出版社出版。

此外，围绕我与泷井提出的全新伊藤博文论，我们与研究韩国统治的部分日本殖民地史研究者之间发生了争论。对于他们的观点，请参考我撰写的《围绕伊藤博文的日韩关系——韩国统治的梦想与挫折1905～1921》（『伊藤博文をめぐる日韓関係——韓国統治の夢と挫折 1905～1921』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年）以及《伊藤博文的“笔记”是其“真迹”的翻刻——针对水野直树所言之反驳》（「伊藤博文の『メモ』は真筆の『メモ』の翻刻だ――水野直樹氏の所説への反論」『日本史研究』611号、2013年7月）。

在此期间，司马辽太郎创作的《坂上之云》（『坂の上の雲』）被日本放送协会（NHK）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剧中由加藤刚饰演的伊藤博文，为避免日俄战争，呕心沥血地与俄国进行谈判。在以往的电视剧中，伊藤博文大多以肤浅草率的形象出现，然而这部由NHK精心制作的历史大片，间接地吸取了我们心中的伊藤形象，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最后，我想讲一下伊藤夙愿——“宪法政治”的后话。1909年伊藤遭暗杀身亡，他的外交、内政理想都未能实现。但是，原敬继承了他的遗志，于1918年正式组建了政党内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原敬将原来以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为准则的国际协调外交调整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此外，以原敬为首相的内阁，实现了英国式的立宪政治，控制了包括陆军、宫中及宫内省在内的政治和行政，并顺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开展了内政改革。我围绕原敬的一生，以及他与伊藤博文的关系撰写的传记（『原敬――外交と政治の理想』上·下巻、講談社選書メチエ）于2014年12月正式出版。

这次，在此书文库版出版之际，我又追加了一些内容，回想在此书首次出版以来的种种经历，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为伊藤博文传记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了。

2015年1月

伊藤之雄

主要参考文献

史料

（『日本外交文書』や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おょび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図書館所蔵史料など、私の著書や論文で使用し、本書で直接言及しなかつたものもある）

【未出版的史料】

青木周蔵外相「条約改正記事」（「陸奥宗光関係文書」〔本文中では、以下の「関係文書」の「関係」を省略して表記〕所収）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伊東伯爵家文書·朝鮮王妃事件関係資料」（「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所収）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伊藤博文「清国事件に関し大命を奉したる以来の事歴」（「伊藤博文関係文書」所収）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伊藤博文遺書」一八九八年、伊藤博昭氏所蔵

「伊藤博文遺書」一九〇七年、伊藤博雅氏所蔵

「伊藤博文書状」伊藤公資料館所蔵

「伊藤博文書状」萩博物館所蔵

「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伊東巳代治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井上馨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井上伯財政整理意見」（「井上馨関係文書」所収）

「岩倉具視関係文書」（写）〈川崎本〉マイクロフイルム、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岩倉具視関係文書」（写）〈岩倉公旧蹟保存会対岳文庫所蔵〉マイクロフイルム、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本文中では、「岩倉具視文書」〈対岳〉と省略〕

「大江卓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大木喬任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大山巌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寄託

「桂太郎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韓国駐箚軍司令部「韓国暴動ノ景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夕ー史料室所蔵

韓国駐劄憲兵隊「賊徒ノ近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蔵

「倉富勇三郎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黒田清隆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故枢密院議長公爵伊藤博文国葬書類」上·下、国立公文書館所蔵

「斎藤実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阪谷芳郎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佐佐木高行「佐佐木高行日記」（写）（「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所収）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三条家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杉孫七郎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寺内正毅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寺島宗則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徳大寺実則日記」（写）〈旧渡辺文庫所蔵〉早稲田大学図書館所蔵

度支部「韓国財政概況」（「勝田家文書」所収）財務省財政史室所蔵

中田敬義記「条約改正事件日記」第一冊（「陸奥宗光関係文書」所収）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年度別書翰集」山口県文書館所蔵

「野村靖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ママ）迭事情」（未定稿）（「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所収の「平田東助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平田東助「山県内閣」（未定稿）（「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所収の「平田東助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古谷久綱文書」東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付属近代日本法政史料センター原資料部所蔵

「牧野伸顕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松方家文書」（「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所収）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松方正義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三島通庸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陸奥宗光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山本権兵衛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吉井友実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芳川顕正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渡辺国武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已出版的史料】

安在邦夫·望月雅士編『佐佐木高行日記·かざしの桜』（北泉社、二〇〇三年）

伊藤博邦監修、平塚篤編『続伊藤博文秘録』（原書房、一九八二年）〔原本は春秋社、一九三〇年〕

伊藤博文編『秘書類纂·兵政関係資料』（原書房、一九七〇年）

伊藤博文関係文書研究会編『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全九巻（塙書房、一九七三～一九八一年）

伊東巳代治著、広瀬順晧監修·編『伊東巳代治日記·記録　未刊翠雨荘日記　憲政史編纂会旧蔵』全七巻（ゆまに書房、一九九九年）

伊東巳代治自筆「憲法第六十七条に関する井上毅子の意見」（『井上毅伝 史料篇』二巻、三三三～三三七頁）

伊東文書を読む会「『伊東巳代治関係文書』所収伊藤博文書翰翻刻」上·下（『参考書誌研究』四七·四八号、一九九七年三月·一〇月）

井上馨関係文書講読会「『井上馨関係文書』所収伊藤博文書翰翻刻——明治一五年三月から明治二六年四月まで」正·続（『参考書誌研究』五六·六八号、二〇〇二年三月·二〇〇八年三月）

井上馨談話·末松謙澄編『伊藤井上二元老直話　維新風雲録』（哲学書院、一九〇〇年）〔復刻は、マツノ書店、一九九四年〕

井上毅伝記編纂委員会『井上毅伝　史料篇』四·五巻（国学院大学図書館、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

内田良平文書研究会編『内田良平関係文書』一巻（芙蓉書房、一九九四年）

エルヴィン·ベルツ著、若林操子監修·池上弘子訳『ベルツ日本再訪——草津·ビーテイハイム遺稿/日記篇』（東海大学出版会、二〇〇〇年）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一九六六年）

大山梓·稲生典太郎編『条約改正調書集成』上·下（原書房、一九九一年）

小川平吉文書研究会編『小川平吉関係文書』一巻（みすず書房、一九七三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原書房、一九六五年）

我部政男他編『大津事件関係史料集』上·下（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一九九五、一九九九年）

神川彦松監修·金正明編『日韓外交資料集成』六巻上·中·下、八巻（巖南堂書店、一九六四～一九六七年）

木戸孝允関係文書研究会『木戸孝允関係文書』一～四巻（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五～二〇〇九年）〔本文中では、『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と省略〕

木戸公伝記編纂所編『木戸孝允日記』全三巻（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

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全二一巻（岩波書店、一九五八～一九六四年）

小林龍夫編『翠雨荘日記』（原書房、一九六六年）

坂根義久校注『青木周蔵自伝」（平凡社、一九七〇年）尚友俱楽部山県有朋関係文書編纂委員会『山県有朋関係文書』全三巻（山川出版社、二〇〇五～二〇〇八年）

末松謙澄『増補　藤公詩存』（博文館、一九一一年）

妻木忠太編『木戸孝允文書』全八巻（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保古飛呂比——佐佐木高行日記』四～一二巻（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三～一九七九年）

日本史籍協会編『大久保利通日記』全二巻（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二七年）

日本史籍協会編『大久保利通文書』全一〇巻（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

日本史籍協会編『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巻（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三四年）

沼田哲·元田竹彦編『元田永孚関係文書』（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野村治一良『米寿閑話——言論の自由と「二十六世紀」事件』（私家本、一九六三年）

原奎一郎（貢）編『原敬日記』全六巻（福村出版、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

原敬「山県侯爵との対話筆記」、「松方伯との対話要概」（原敬文書研究会『原敬関係文書』六巻、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八六年）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全九巻（岩波書店、一九五〇～一九五六年）

堀口修監修·編集『「明治天皇紀」談話記録集成』全九巻（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三年）

堀口修·西川誠監修·編集『公刊明治天皇御紀編修委員会史料·末松子爵家所蔵文書』下（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三年）

松田利彦監修『松井茂博士記念文庫旧蔵　韓国「併合」期警察資料』3·5·8巻（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五年）

山川雄巳編注『児島惟謙　大津事件手記』（関西大学出版部、二〇〇三年）

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全一一巻（大和書房、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

立教大学日本史研究室編『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全五巻（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五～一九七一年）〔本文中では、『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立〉と省略〕

早稲田大学大学史資料センター編『大隈重信関係文書』一～五巻（みすず書房、二〇〇四～二〇〇九年）〔本文中では、『大隈重信関係文書』〈早〉と省略〕

【报纸杂志】

『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時事新報』/『京都日出新聞』·『日出新聞』/『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報知新聞』/『東京横浜毎日新聞』/『官報』/『国民新聞』/『日刊人民』/『中央新聞』/『朝鮮新報』/『朝鮮日報』/『実業の日本』/『太陽』/『中央公論』/『二十六世紀』/『日本』

与伊藤博文直接相关的文献

阿部眞之助「伊藤博文」（同『近代政治家評伝』文藝春秋新社、一九五三年）

「伊藤博文公」（『太陽』臨時増刊号一五巻一五号、一九〇九年一一月一〇日）

岡義武「初代首相·伊藤博文」（同『近代日本の政治家』旧版、文藝春秋新社、一九六〇年、新版は岩波書店、一九七九年、所収）

伊藤真一『父逝いて五十年』（伊藤博文追頌会、一九五九年）

伊藤真一「父·博文を語る」（村松剛他『日本文化を考える〈村松剛対談集〉』日本教文社、一九七九年）

内藤憲輔編『伊藤公演説全集』（博文館、一九一〇年）伊藤博文述、小松緑編『伊藤公直話』（千倉書房、一九三六年）

伊藤文吉「父博文の私生活」（『中央公論』一九三九年二月号）

金子堅太郎述『伊藤公を語る』（興文社、一九三九年）小松緑編『伊藤公全集』全三巻（昭和出版社、一九二八年）

春畝公追頌会編『伊藤博文伝』上·中·下巻（同会、一九四〇年）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復刻版、マツノ書店、一九九七年、初版は、博文館、一九一一年）

鈴木安蔵『評伝伊藤博文』（昭和刊行会、一九四四年）

中村菊男『伊藤博文』（時事通信社、一九五八年）

馬場恒吾『伊藤博文』（潮文閣、一九四二年）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民友社、一九一〇年）

单行本

浅野豊美『帝国日本の植民地法制——法域統合と帝国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八年）

浅野豊美·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構造』（信山社、二〇〇四年）

有泉貞夫『星亨』（朝日新聞社、一九八三年）

安藤照述、小久江成子稿『お鯉物語』（福永書店、一九二七年）

李英美『韓国司法制度と梅謙次郎』（法政大学出版局、二〇〇五年）

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栄一編『新編 明治前期の憲法構想』（福村出版、二〇〇五年）

五百旗頭薰『大隈重信と政党政治——複数政党制の起源 明治十四年～大正三年』（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三年）

石井孝『明治初期の国際関係』（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七年）

伊藤博文『憲法義解』（丸善、一八八九年）

「伊藤文吉」（吉野信次追悼録刊行会『吉野信次』同会、一九七四年）

『伊藤文吉君を偲ぶ』（日本鉱業株式会社、一九五二年）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内政と外交一八八九～一八九八』（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外交と内政一八九八～一九〇五』（木鐸社、二〇〇〇年）

伊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睦仁·嘉仁から裕仁へ』（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五年）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むら雲を吹く秋風にはれそめて』（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六年）

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古希からの挑戦』（文春新書、二〇〇七年）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愚直な権力者の生涯』（文春新書、二〇〇九年）

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初代韓国統監をめぐる百年目の検証』（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九年）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下巻（有斐閣、一九六〇～一九六二年）

稲生典太郎『条約改正論の歴史的展開』（小峯書店、一九七六年）

井上馨侯伝記編纂会『世外井上公伝』全五巻（内外書籍、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

井上勝生『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日本近代国家の生成について』（塙書房、一九九四年）

井上光貞他編『日本歴史大系』四巻（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海原徹『高杉晋作』（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七年）

梅渓昇『増補版 明治前期政治史の研究——明治軍隊の成立と明治国家の完成』（未来社、一九七八年）

海野福寿『伊藤博文と韓国併合』（青木書店、二〇〇四年）

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 一八八七～一八九四』（思文閣出版、二〇〇八年）

大石眞『日本憲法史 第2版』（有斐閣、二〇〇五年）

大磯町教育委員会『伊藤博文と大磯町（逝去五十年に当って）』（大磯町教育委員会、一九五九年）

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研文出版、一九九四年）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全一〇巻（宝文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大野芳『伊藤博文暗殺事件』（新潮社、二〇〇三年）

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朝日新聞社、一九九〇年）

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三一書房、一九九三年）

小川原正道『西南戦争』（中公新書、二〇〇七年）

笠原英彦『天皇親政——佐々木高行日記にみる明治政府と宮廷』（中公新書、一九九五年）

笠原英彦『明治国家と官僚制』（芦書房、一九九一年）

柏原宏紀『工部省の研究——明治初年の技術官僚と殖産興業政策』（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九年）

桂太郎著、宇野俊一校注『桂太郎自伝』（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九三年）

上垣外憲一『暗殺·伊藤博文』（ちくま新書、二〇〇〇年）

木戸公伝記編纂所編『松菊木戸公伝』上·下巻（明治書院、一九二七年）

木村毅監修『大隈重信は語る——古今東西人物評論』（早稲田大学出版部、一九六九年）

楠山永雄『伊藤博文公と金沢別邸』（金沢郷土史愛好会、二〇〇九年）

宮内庁編『明治天皇紀』全一三冊（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八～一九七七年）

栗原健編著『対満蒙政策史の一面』（原書房、一九六六年）

黒瀬郁二『東洋拓殖会社——日本帝国主義とアジア太平洋』（日本経済評論社、二〇〇三年）

小林和幸『明治立憲政治と貴族院』（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二年）

小林道彦『日本の大陸政策 一八九五～一九一四——桂太郎と後藤新平』（南窓社、一九九六年）

小林道彦『桂太郎——予が生命は政治である』（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六年）

小松緑『春畝公と含雪公』（学而書院、一九三四年）財団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会編『山口県指定有形文化財 旧伊藤博文邸 保存修理工事報告書』（山口県熊毛郡大和町、二〇〇四年）

斎藤聖二『北清事変と日本軍』（芙蓉書房出版、二〇〇六年）

坂根義久『明治外交と青木周蔵』（刀水書房、一九八五年）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年）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

佐々木克『幕末政治と薩摩藩』（吉川弘文館、二〇〇四年）

佐々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佐々木隆『伊藤博文の情報戦略』（中公新書、一九九九年）

清水伸『明治憲法制定史』上·中·下（原書房、一九七一～一九七四年）

清水唯一朗『政党と官僚の近代——日本における立憲統治構造の相克』（藤原書店、二〇〇七年）

ジョージ·アキタ『明治立憲政と伊藤博文』（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一年）

進藤玄敬『明治の元勲伊藤博文公と我大磯』（私家本、一九三八年）

曽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明治憲政と近代中国』（思文閣出版、二〇〇九年）

高橋光『ふるさと大磯探訪』（郷土史研究会、一九九一年）

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創元社、一九九五年）

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七年）

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シユタイン国家学の軌跡』（ミネルヴァ書房、一九九九年）

瀧井一博『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この国のかたちと西洋体験』（講談社、二〇〇三年）

田中彰『岩倉使節団の歴史的研究』（岩波書店、二〇〇二年）

田谷広吉·山野辺義智編『室田義文翁譚』（常陽明治記念会東京支部、一九三八年）

徳富蘇峰『東西史論』（民友社、一九三三年）

内藤一成『貴族院と立憲政治』（思文閣出版、二〇〇五年）

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梅子夫人』（亀山八幡宮社務所、一九九六年）

仲小路廉『新旧一新』（紅陽社、一九一九年）

中西洋『日本近代化の基礎過程——長崎造船所とその労資関係一八五五～一九〇〇年』中（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三年）

中原邦平『井上伯伝』全三巻（マツノ書店、一九九四年）〔原本は著者刊行、一九〇七年〕

奈良岡聰智『加藤高明と政党政治——二大政党制への道』（山川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野崎広太『らくがき』（宝文館、一九三一年）

野依秀一『短刀直入録』（実業之世界社、一九一〇年）萩原延壽『遠い崖——ァーネスト·サトゥ日記抄』一～六巻（朝日新聞社、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

坂野潤治『明治憲法体制の確立——富国強兵と民力休養』（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一年）

樋田千穂（小吉）『草もみぢ』（生活百科刊行会、一九五四年）

藤井宗哲編『自伝音二郎·貞奴』（三一書房、一九八四年）

藤田嗣雄『明治軍制（一）』（藤田嗣雄、一九六七年）

藤原明久『日本条約改正史の研究——井上·大隈の改正交渉と欧米列国』（雄松堂出版、二〇〇四年）

保谷徹『戊辰戦争』（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七年）

堀口修編著『明治立憲君主制とシュタィン講義——天皇、政府、議会をめぐる論議』（慈学社出版、二〇〇七年）

前田愛『幻景の明治』（朝日選書、一九七八年）

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全七巻（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五～一九八〇年）

松尾正人『木戸孝允』（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七年）

松田利彦『日本の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警察 一九〇五～一九四五年』（校倉書房、二〇〇九年）

松村正義『日露戦争と金子堅太郎——広報外交の研究』（新有堂、一九八〇年）

松村正義『ポーッマスへの道』（原書房、一九八七年）

御厨貴『明治国家をつくる地方経営と首都計画』（藤原書店、二〇〇七年）〔原本は、同『明治国家形成と地方経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〇年〕

宮地ゆぅ『密航留学生「長州ファィブ」を追って』（萩ものがたり、二〇〇五年）

室山義正『近代日本の軍事と財政——海軍拡張をめぐる政策形成過程』（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四年）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の研究』（有斐閣、一九七八年）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中公新書、一九七九年）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森山茂徳『近代日韓関係史研究——朝鮮植民地化と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七年）

山口玲子『女優貞奴』（新潮社、一九八二年）

山辺健太郎『日韓合小史』（岩波新書、一九六六年）

山本四郎『初期政友会の研究——伊藤総裁時代』（清文堂出版、一九七五年）

山本四郎『評伝原敬』上·下（東京創元社、一九九七年）

レズリー·ダウナー『マダム貞奴世界に舞った芸者』（集英社、二〇〇七年）

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1881-1904，Octagon Books，New York，1977

Dominic Lieven，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Longman，1985

Keith Neilson，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British Policy and Russia，1894-1917，Oxford，1995

Raymond A.Esthus，Thsdore Roosevelt and Japa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

论文、小册子

李盛煥「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ナショナリズム——愛国啓蒙運動と伊藤の挫折」（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九年）

伊藤博文公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事務局萩市企画課「伊藤博文公没後一〇〇年記念 伊藤公建立の伊藤家先祖の墓碑の修復について」（二〇〇九年九月）

伊藤之雄「元老の形成と変遷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史林』六〇巻二号、一九七七年三月）

伊藤之雄「立憲政友会創立期の議会」（古屋哲夫他編『日本議会史録』第一巻、第一法規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

伊藤之雄「日清戦後の自由党の改革と星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39』一一六号、一九九三年三月）

伊藤之雄「元老制度再考——伊藤博文·明治天皇·桂太郎」（『史林』七七巻一号、一九九四年一月）

伊藤之雄「山県系官僚閥と天皇·元老·宮中——近代君主制の日英比較」（『法学論叢』一四〇巻一·二号、一九九六年一一月）

伊藤之雄「韓国と伊藤博文」（『日本文化研究』一七輯、二〇〇六年一月〔韓国〕）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ハーグ密使事件以降」（『法学論叢』一六四巻一～六号、二〇〇九年三月）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ハーグ密使事件以前」（前掲、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メモ』は真筆の『メモ』の翻刻だ——水野直樹氏の所説への反論」（『日本史研究』六一一号、二〇一三年七月）

稲葉和也「伊藤博文公の大井別邸について」（萩市役所所蔵）

大石眞「井上の憲法私案について」（『国学院法学』一九巻二号、一九八一年九月）

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の韓国併合構想と第三次日韓協約体制の形成」（『青丘学術論集』二五集、二〇〇五年三月）

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朝鮮社会——皇帝巡行をめぐって」（『思想』一〇二九号、二〇一〇年一月）

川口雅昭「吉田松陰の天皇観」（『藝林』五八巻一号、二〇〇九年四月）

桐原健真「吉田松陰における『忠誠』の転回——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家国』秩序の超克」（『日本思想史研究』三三号、二〇〇一年三月）

須賀博志「大津事件といぅ『神話』」（一）·二）（『法学論叢』一四二巻三号、一四四巻一号、一九九七年一二月、一九九八年一〇月）

鈴木由子「慶応四年神戸事件の意味——備前藩と新政府」（『日本歴史』七三三号、二〇〇九年六月）

高橋秀直「廃藩政府論——クーデターから使節団へ」（『日本史研究』三五六号、一九九二年四月）

高橋秀直「征韓論政変の政治過程」（『史林』七六巻五号、一九九三年九月）

高橋秀直「防榖令事件と伊藤内閣」（朝尾直弘教授退官記念会編『日本国家の史的特質　近世·近代』思文閣出版、一九九五年）

奈良岡聰智「イギリスから見た伊藤博文統監と韓国統治」（前掲、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

萩市歴史まちづくり部文化財保護課柏本秋生「伊藤博文別邸移築に係る経緯」（二〇〇九年六月）

方光錫「明治政府の韓国支配政策と伊藤博文」（前掲、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

檜山幸夫「明治天皇と日清開戦」（『日本歴史』五三九号、一九九三年四月）

堀口修「侍従藤波言忠とシュ夕イン講義——明治天皇への進講に関連して」（『書陵部紀要』四六号、一九九四年）

水野直樹「植民地期朝鮮における伊藤博文の記憶」（前掲、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

水野直樹「伊藤博文の『メモ』は『韓国統治構想』といえるものか——伊藤之雄氏の所説への疑問」（『日本史研究』六〇二号、二〇一二年一〇月）

人名索引

（索引内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ぁ行

青木周蔵 207，216，281，285，288，289，305-307，309，312，313，315，318，319，335，357，358，363-367，462，473-475

明石元二郎 625，626

有栖川宮威仁 423，424，449，469，470，591

有栖川宮熾仁 97，149，167，168，183，185，189，191，197，212，213，217，229，234，374，377，384，387，629

有賀長雄 619，620

安重根（アンジュングン） 3，4，8，625-627，641，643，644

李垠（イウン） 426，590-592，608，609，611

板垣退助 106，113，114，122，126，128，134，139-145，165，166，302，304，326，344，404，406，407，409，410，418，421，422，425，427，430-432，436，437，442-446，451，453，458，459，461，463，465，576

李坧（イチョク） →純宗（スンジョン）

伊藤（西）朝子 179，180，260，261，415，416，455，628，631

伊藤（末松）生子 87，101，102，178，179，254，259-261，338-340，410，415，455，456，468，481，488，534，569，572，628-630

伊藤梅子 55，68，70，74，77，87，101-104，178-180，257，259-261，337-340，381，391，412，414-416，454-456，460，461，568-573，581，610，611，628，630

伊藤琴子（琴） 30-32，50，66-68，74，101，412，456，530，611

伊藤貞子（貞） 74，87，101，223，415

伊藤澤子 415，416

伊藤十蔵（重蔵） 30-32，35，45，66，67，74，87，101，102，231，411，456，614

伊藤真一 179，180，414-416，455，569，571，631

伊藤すみ 64，66-70

伊藤直右衛門 31，32，615

伊藤博邦 →伊藤勇吉

伊藤文吉 179，180，257，414-416，455，570，571，627，629，630

伊東巳代治 206，208，225，226，241，242，247，251，295-297，301，307，320，322，326，336，339，341，342，362，368，403，404，406，407，418，421，424-426，430，433，471，478，479，490，498，517，588，619，620

伊藤もと 32，33，66，67，74，87

伊藤勇吉（博邦） 102，103，179，180，259-261，337-340，414，455，456，571，572，616，628-630

犬養毅 199，258，348，519

井上馨（志道聞多） 31，34，38，43-46，48-53，55-60，62，65-68，87-90，92-95，99，102-104，106-111，114，117，118，121，129，133，140，141，145-148，158，159，161，162，166，167，169-171，179-183，188，194-196，198，201，204，205，207，212，214，218-224，226-228，231，233，235-241，243，244，247，257，259，264-267，269-272，275，279，282-284，287，288，296，301，303，305，307，308，314-322，324，325，328-332，334，336-339，341，342，344-350，357-359，368，375，378，380-385，387，395-398，400，402，407，409，414，418，425，429-431，433，438，441，443，446，447，451，453，475，482，485，487，488，490，491，495，497，499-501，505，508-512，515，517，524，528，533，542，556，557，573-576，587，617，628，640，642，648

井上毅 3，4，172，173，188-195，203，208，210，211，214，225，226，236，239，241，242，247，250，251，257，266，276，284，291，292，295-301，307，322，332，342-344，349-356，361，378，390，637，648

井上勝（野村弥吉） 44，46，47

入江九一（杉蔵） 51，52，66-69，73，617

岩倉具定 206，225，309，445，487

岩倉具視 3，33，36，78，89，92，96，102，105-107，112-116，118，120，122-126，128-130，132-134，136-139，144，147，152，153，156-164，166-170，175，177，185，186，188-193，196-198，201，204，206，209，211，212，217，218，222，225，228，231，236，249，257，259，291，392，487，579，581，629，637，642，648

岩崎弥之助 424，426

李完用（イワンヨン） 555，564，565，583，600，632，633

ヴィッテ 504，510，511，514，522，529

植木枝盛 304

宇佐川一正 597

内田良平 601，632

江藤新平 122，126，131

榎本武揚 224，318，335，357

遠藤謹助 45，46

大木喬任 122，129，160，167，197，204，236，237

大久保利通（一蔵） 3，33，36，62，74，76，91，92，96，105-124，126，128-150，152，153，156-158，160，162，165，175，178，179，187，188，196，200，201，222，223，229，231，249，285，291，317，335，374，413，450，452，550，567，576，579-581，642

大隈重信 3，92-97，99，106-109，111，114，122，124，134，144，158，159，161，162，164-169，181-188，191，194-200，203，205，212，240，247，264-280，283，287，288，306，308，318，321，324，330，334，336，337，343，357，358，363，365，381，401，406，407，409，410，412，418，424-427，430-432，442-446，451，452，458，459，461-463，465，487，519，575-577，603，637，640，648

大倉喜八郎 441，442

大塚常三郎 606

大鳥圭介 372，380

大村益次郎（村田蔵六） 59，60

大山巌 163，200，204，221，227-229，232-234，280，283，319，328，342，374，375，382，392-394，410，430，433，443，449，451，462，470，523，524，539，550，556，557，566，567，587

小川平吉 583-585

奥田義人 498，518

尾崎行雄 199，403，458，482，483，485

小野梓 160，199

か行

桂太郎 430，433，462，473，487，490，501，502，505-513，516-533，538-543，557，561，562，575，577-579，582，584，591，594-599，601-604，607，618-620，626，628，629，632-634，638

加藤高明 487，488，498，503，507，556

金子堅太郎 225，226，241，247，251，355，481，483，488，533，534

樺山資紀 332，342，387，388，394，396

川上音二郎 256，257

川上貞奴 256，257

川上操六 371，377，387，388，394

河島醇 206

川村純義 149，167，220

木戸孝允（桂小五郎） 3，10，31，33，35-42，45，51，52，58-63，65，69，71，74，76，81-83，89-97，100，103-126，128-133，135，137-152，165，212，231，285，354，576，579-581，617，638，642，647

金玉均（キムオッキュン） 219，369

清浦奎吾 419，446，462，491，502

桐野利秋 149，151

久坂玄瑞（義助） 31，33，36，44，51，52，580，617

グナイスト 206，207，211

久保五郎左衛門 32，33，35

倉富勇三郎 593

グラバー 63，77，78，636

来原良蔵 34，35，37，38，41，42，638，642

黒田清隆（了介） 74，91，123，124，137，140，145，150，152，153，157，159，167，169-171，174，181，183，194，196-198，200，201，218-220，222，227，228，231，239，247，254，257，264，265，267，269，270，272-283，290，291，308，309，311-314，316，317，319，322，324，325，328，330-335，342，343，346，347，375，386，394，400，405，407，410，418，428-430，433，437，439，443，452，462，488，576

河野広中 348，421，615

小吉 →樋田千穂

ココーフツォフ 618，624，627

児島惟謙 314

髙宗（コジョン） 218，399，456，457，535，536，546，547，551，554，559，565，566，582，583，585，589-592

五代友厚（才助） 82，194

児玉源太郎 430，475，476，502，510，531，556，557

後藤象二郎 80，82，111，122，126，139，142，278，305，311，328，331，342，345

後藤新平 618，625

小松帯刀 62，76

小松緑 570，608

小村寿太郎 372，399，408，502，505，512，522，524，525，530-533，539-541，546，561，562，564，584，599，602，603，607，618，620

小山善 621，625，626

さ行

西園寺公望 34，206，208，257，259，379，399，400，402，412，422，430，433，465-467，479，481，483，488，495，498，500，503，508，509，517，528，529，541-543，551，556，557，582，586，593-595，597，599，619

西郷隆盛（吉之助） 36，63，75，76，105，106，113，122-124，126，128，129，134，139，149-151，153，453，501

西郷従道（信吾） 105，132，133，153，156，157，159，161，163，167，196，198-201，204，220-222，227-229，231，233，247，254，276，277，280，283，305，309，312-317，319，328，342，355，374-376，382，387，388，392-394，410，419，430，433，443，446，452，453，462，473，491，495，500，501，512，523

斎藤実 543，551，557，629

阪谷芳郎 543，552，557，593，594

坂本龍馬 61，76，77

佐佐木高行 96，114，157，158，163，167，188，200，204，221，236，333

負奴 →川上貞奴

サトウ，アーネスト 49，50，53，54，61，76，636

佐野常民 166，168，293

三条実美 92，96，105，106，113，122，124，125，130，132，133，135-139，144，145，149，152，153，156-158，161，162，167，170，177，185，186，188，189，191，196，197，203，206，217，227-229，231，233，254，274，279，281，282，287，325，392，579，581，629

品川弥二郎 73-75，151，259，275，276，303，321，323，327，328，330-332，334，335，341，343，350，359，368，401，452

篠原国幹 149，151

渋沢栄一 99，107，108，441

島津忠義（茂久） 78

島津久光 41，48，134，135，143-145，165，166，392，629

シュタイン 189，203，207，209-214，216，244-246，249，252，299，637

尚泰（琉球国王） 164，165

末松生子 →伊藤生子

末松謙澄 178，259，338，339，342，380，410，415，430，433，456，468，488，498，534，569，572，628，629

杉孫七郎 117，323，415，457，617，630

杉山松介 35，36，51

周布政之助（麻田公輔） 55

純宗（スンジョン） 585，590，591，600，601

副島種臣 91，92，96，126，139

ソールズベリー 434，473

曾我祐準 234，239，258

曾禰荒助 433，502，516，519，541，595-598，603，608，632-634

宋秉畯（ソンビヨンジュン） 565

た行

大正天皇（嘉仁親王） 412，426，448-450，469，470，520，566，590-592，595，597，609

高島鞆之助 332，342

高杉晋作 31，33，42，52，53，56-60，63，64，68，98，642

瀧善三郎 80，81

伊達宗城 95，144

田中光顕 284，419，446，470，484，485

谷干城 130，239，272

津田梅子 115，179，254，255，260，261

大院君（テウオングン） 313，380，395，396

寺内正毅 523，524，539，543，550，557，583，588，589，594，599，603，620，625，626，632-634

寺島忠三郎 617

寺島宗則 121，128，168，204，235，236，250

徳川（一橋）慶喜 65，71，75，77

徳大寺実則 92，124，274，276，277，289，291，313，323-325，331，332，377，462，470，500，501，527，528

戸田氏共 206，258，259

ド·ブンセン 364，365

鳥尾小弥太 91，106，150，161，239，258

な行

中井弘（弘三） 82，223，224

中岡慎太郎 61，74

中山忠能 78，144，392

鍋島直彬 165

新山荘輔 245，246

ニコライ（二世） 308，309，312，313，400，401，511，522，529，531，532，540

西朝子 →伊藤朝子

西源四郎 180，260，416，628，629

西徳二郎 118，378，379，430，433，435，437，472

乃木希典 631

野村靖（靖之助） 60，73，276，303，307，316，404

は行

パークス 63，65，80，82，83，121，237，636

朴齊純（パクゼスン） 547，564

長谷川好道 547，598，599

塙次郎 43，66

パブロフ 472，475

林淡路守通起 32，615，616

林権助 535，547

林董 364，507，511，557，561，582，583

林有造 403，404，407，409，421，432，436，458，482，487，498

原敬 34，223，224，408，409，482，485，490，496-498，502，508，509，517-519，521，528，540-543，583，594，595，619，650，651

原保太郎 368，369

東久世通禧 80，114

土方久元 247，248，276，277，293，298，309，313，325，333，351，385，394，419，428，430，431，446，447，449，470，471

ビスマルク 207，216，217，283

樋田千穂（小吉） 568，572，573

一橋慶喜 →徳川慶喜

平田東助 428，442，444

広沢真臣 92，96

福岡孝弟 200，204，217

福沢諭吉 182，183，187，188，194，196，210，211，220，369，425，637，648

福地源一郎（桜痴） 99，182

プランケット 222，237

古谷久綱 579，580，617，621，626-628

フレーザー 288，306，307，365

日置帯刀 79，80

ベゾブラーゾフ 522，529

ベルツ 382，405，409，597

ボアソナード 164，239

星亨 297，327，342，344，345，349，360，361，422，427，461，463，466，467，477，478，481，485，487-491，496，498，508

穂積八束 353，354，619，620

ま行

前原一誠（孝太郎） 92，97，148，612

松方正義 159，166，196-198，200，201，221，227-229，231，247，271，272，276，279，280，302，303，307-309，314-319，321-326，328-336，341-343，345，348，398，400，405-407，409，410，418，419，421，424，426-428，430，431，433，435，439，443-446，449，452，462，473，487，491，495，497，500，501，512，524，528，529，543，546，557，587

松田正久 421，458，482，487，498，517，519，521，541，542

三浦梧楼 97，142，234，239，258，272，395-398

三島通庸 258

美濃部達吉 213，253

明成（ミョンスン）皇后 →閔妃（ミンビ）

閔妃（ミンビ） 218，395-400，408

陸奥宗光 34，89，101，129，142，212，217，243，296，297，302，304，307，319，321，327-329，331-333，342，345，349，355-372，376，378-380，382-386，388-395，397-401，405，407-409，412，419-423，425，451，467，482，487，503，609，640

室田義文 619，621，625-627

明治天皇 7，33，78，82，83，93，106，122，124，125，138，144，145，149，157-160，162，166-170，178，183，189，194，197-199，217，221，224，226-228，230，231，233，234，236，238，239，244-251，253，254，258，266，269-281，285，288-293，297-299，307-309，311-314，317，320，323-332，349-352，354，357，360，362，367，368，372，374-378，381，382，384，386-388，391，393，394，400，401，405，410，418-420，423，428-430，433，434，443-447，449，450，458，462，469-471，474-476，478，484-487，492，498-502，504，512，521，527-529，532，533，536，539，548，550，554，556，571，576，582，583，587-592，594，599，600，604，608，610，620，629-632，634，635，637

目賀田種太郎 538，552

毛利敬親（忠正） 39，44，56，78，612

モッセ 207，213

元田永孚 167，250，266，273-275，277，279，291-293

森有礼 116，228，229，352

森泰二郎（泰次郎，槐南） 459，621，625

や行

柳原前光 136，254

矢野文雄 197，199

山内豊信（容堂） 77

山尾庸三 43，44，111

山県有朋（小介，狂介） 31，37，43，55，57，61，69，97，106，110，114，128，129，133-137，145，146，148-152，157-163，165-171，174，188，198，200，201，204，217，221，227-229，231-234，237，240，247，254，264，273-281，283-290，292，297，301-305，307，308，317-319，321，323-325，327，328，330-335，341，342，346，347，350，351，353，355，359，368，369，375，378，381，383-388，391-395，397，398，400-402，404-407，409，412，418-420，427-430，433-435，437，439-447，451-453，461-468，472-478，483，485-487，489，491，493-495，497-503，505-507，509-512，516，519，520，522，524，526-531，533，539，542，543，549，556，557，566，567，569，575，578，582，583，587-589，594-599，603，604，607，613，618，619，626，629，632-634，638，640，641

山県伊三郎 634

山口尚芳 114，120

山田顕義 97，107，114，167，196，197，204，212，221，228，236，237，250，266，276，279，280，293，307，314，319

山本権兵衛 430，433，462，473，487，496，502，519，523，524，526，539，541，543，557，599

吉井友実 124，270，276，277，293

芳川顕正（賢吉） 78，99，120，378，397，398，429，430，433，437

吉田松陰 31，33，35，36，38-44，66，73，642

吉田稔麿 33，35

嘉仁親王 →大正天皇

ら·わ行

ラムズドルフ 504，510-512，514，525

ランズダウン 506，507，531

李家駒 619，620

李鴻章 136，222-224，324，388，461，609

ロエスレエル 242

ローズヴェルト，セオドア 511，533，538-540

渡辺国武 378，409，430，481，485，488，489，495-499，508，516

译后记

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我对伊藤博文了解不多，仅知道他是日本第一位首相，代表日本与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后在哈尔滨遇刺身亡。关于他早年的一些知识则来自一部电影《长州五杰》。

2006年，家住山口县的绫目义一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张电影票，说《长州五杰》是一部由他们当地企业和民众大力支持制作的一部电影，正好在东京上映，让我去看看。

电影讲述的是1853年佩里率领的美国黑船舰队进入浦贺，打破了江户三百年的太平。10年后的1863年，长州藩秘密派遣五位二十出头的藩士——井上闻多（馨）、伊藤俊辅（博文）、野村弥吉（井上胜）、远藤谨助、山尾庸三前往英国留学。江户幕府锁国，出国就是死罪。伊藤的恩师吉田松阴就是因此被斩首的，最后由伊藤等人为其收尸。杀异人、放火烧使馆的攘夷方式，是否能救得了面临亡国之危的日本？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要攘夷就必须知夷，冒死也要偷渡。五人下定决心，断发舍弃武士身份，立志掌握先进技术，把自己铸炼成“活机器”。

从横滨出海、途经上海偷渡英国的海上长路无比艰辛。经历数月颠簸抵达英国之后，五人被英国发达的工业、军事、金融所震撼，摈弃了攘夷思想，如海绵吸水般拼命学习各类知识。半年后，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英国听说日本国内发生的攘夷等冲突事件。为阻止日本与英法美荷四国联军开战，他俩于1864年冒死紧急回国调停，其他三人则多留了几年。回国后，这五个与死神多次擦肩而过的留学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为日本的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被后人称为“长州五杰”。本书的中心人物——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首相，领导制定了日本第一部宪法。井上馨、远藤谨助、山尾庸三、井上胜则分别成为日本外交、造币、工学、铁道领域的领袖。

伊藤博文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1841年，成长在科学技术、东西方文明、体制思想、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日本如何面对列强？弱小的日本为什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崛起？君主制是如何转变为君主立宪制的？制定宪法、建立议会为什么会那么艰难？日本为什么要出兵台湾、吞并朝鲜？伊藤博文的本意究竟是什么？非名门出身的伊藤博文为什么能成为日本第一位首相？他的个人生活、家人又是怎样的？如果伊藤未遭暗杀，亚洲局势是否会发生些许改变？……

带着这些问号，在查阅资料、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时不时地会感叹世界太广阔，历史太复杂。不同时期、不同立场，正史野史、传记传闻，看到的会是历史人物的不同侧面。十分敬佩本书作者伊藤之雄的严谨态度，他查证了大量书信、日记、文书等一手史料，为大家展现了一个全面、立体、饱满的伊藤博文。

出于个人兴趣和工作关系，在翻译此书期间，我走访了与幕末明治时代相关的横滨外国人墓地、横滨开港资料馆、胜海舟纪念馆、德富苏峰纪念馆等。

此外，去年前往横滨野岛取景的时候，发现了一座与八景岛海岛乐园高44米的云霄飞车隔海相望大海的日式传统建筑，原来是建于1898年的伊藤博文金泽别墅。大正天皇、韩国皇太子等也都曾到访此地。伊藤博文选择金泽建别墅与其1887年在金泽洲崎的“东屋”旅馆起草明治宪法有关，现在距离别墅不远处还立有“明治宪法草创之碑”。

可能是冥冥之中的机缘，也是去年，与朋友走访东京大森的马込文士村（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尾崎士郎、川端康成、萩原朔太郎、室生犀星、小林古径、川端龙子等文学艺术家聚集居住区）。信步闲游，路过一个小学，名叫伊藤小学，校门附近的告示牌上写道，校名源自伊藤博文。该校学生每年都会去清扫伊藤墓所。除小学以外，附近还有伊藤保育园、伊藤幼稚园、伊藤中学等。伊藤博文曾在附近，即现品川区西大井三丁目居住，其墓地就在六丁目。于是，我立刻循着地图去找。伊藤博文墓所入口用的是原伊藤博文公宅的门柱和大门，墓前设有鸟居和水舍。伊藤墓高约2米，为日本古典“神式”圆形坟墓，旁边就是其夫人梅子的墓。伊藤博文墓所平日大门紧闭，每年只有10月26日伊藤忌日和11月数日开放。

本书也提到，伊藤特别喜欢买地建房，除横滨金泽、东京大井以外，晚年最主要的居住地是1896年建于神奈川大矶的“沧浪阁”。1887年之后，随着东海道线、横须贺线等主要铁路干线的开通，各界名人纷纷在风景秀丽、气候温暖的相模湾沿岸地区建造宅院、别墅，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原敬、大隈重信、西园寺公望、加藤高明、寺内正毅、吉田茂等八位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林董、陆奥宗光，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池田成彬，浅野总一郎、岩崎弥之助、三井高栋、古河市兵卫、根津嘉一郎、安田善次郎等商界巨头，以及画家安田靫彦、作家岛崎藤村等文化人士。

“沧浪阁”在伊藤死后转让给了朝鲜李王家，但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倒塌，于1926年再建。二战后通过增建，长期作为宾馆餐厅使用，直到2007年停业。2018年，明治改元150周年之际，包括“沧浪阁”在内的一大片宅院、园林绿地作为“明治纪念大矶邸园”开始整修，预定2024年全面完工，目前只开放部分庭院。

今年是伊藤博文诞辰180周年，计划这个月先去“明治纪念大矶邸园”看一看。希望在疫情平息之后，走访山口县萩市的伊藤博文老宅、松下村塾，光市的伊藤公资料馆等。

张颖

2021年6月11日横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日）伊藤之雄著；张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9

ISBN 978-7-5201-8246-1

Ⅰ.①伊… Ⅱ.①伊…②张… Ⅲ.①伊藤博文（Ito Hirobumi 1841-1909）-传记 Ⅳ.①K833.1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67221号

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

著者/〔日〕伊藤之雄

译者/张颖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沈艺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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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5 插页：1 字数：532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246-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2560号

定价/1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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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同席勒一起进入德意志精神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

Rüdiger Safranski

Schiller：oder Die Erfi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2012，Carl Hanser Verlag GmbH & Co. KG，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Germany.

人物档案馆丛书序

斑驳的旧物埋藏着祖先的英勇事迹，典礼仪式上演的英雄故事传颂着古老的荣光。从司马迁的《史记》、普鲁塔克的名人合传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乃至今天风靡世界的传记电影和历史同人小说创作——我们不断切换视角、变换笔触，力图真切地理解当事者的生活时代，想象其秉性和际遇，勾勒更丰满的人物形象。无限还原的愿望与同样无限的想象力激烈碰撞，传记的魅力正蕴藏在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无穷张力之中。

今天我们仍然喜欢描写和阅读伟人的故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行为对社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塑造着历史潮流，其人生值得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传记”中延续下去并承载教化的功能；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情感、需求很大程度是相通的，传记从一些重要人物的人生际遇中折射普遍的人性，有让读者感同身受的能力。置身新时代，今人和前人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如何改变世界。过去与现在的鸿沟被不变的人之本性和深厚的思想传统跨越，这使历史可与当下类比。

索·恩人物档案馆丛书和已推出的历史图书馆丛书一道坚持深度阅读的理念，收录由权威研究者撰写的重要政治人物、思想家、艺术家传记。他们有的是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外交强人、科学奇才，有的则是悲情的君主，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哲学家……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不仅对所生活的社会，而且对后世及世界其他地方也造成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而，关于他们的优秀的传记作品应当包含丰富而扎实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帮助我们认识传主性格、功过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客观地理解个体映射的时代特征，以及一个人在其社会背景下的生活和行为逻辑，理解人与社会结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同时，这些作品当以前沿研究为基础，向读者介绍最新发现的档案、书信、日记等一手资料，且尤应善于审视不同阶段世人对传主的认识和评价，评述以往各种版本传记之优劣。这样的传记作品既能呈现过往时代的风貌，又见证着我们时代的认知和审美旨趣。人物档案馆丛书愿与读者共读人物传记，在历史书写中思考人类命运和当下现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恩编辑部

就连美也必须死亡！它征服人与诸神，

却无法打动冥府宙斯铁一般的胸膛。

只有一次，爱曾让阴影的主宰心软，

可他却在门槛边严酷地收回了礼物。

即便是阿芙洛狄忒也止不住美少年的伤，

那伤是野猪凶恶地扎在他柔美的身段上。

即便永生的母亲也救不回神一般的英雄，

当他在特洛伊西城门前倒下如命中注定。

但她与涅柔斯的所有女儿都从海中升起，

一同放声哀叹，为她已得荣耀的儿子哭泣。

看那！每一位神祇都潸然泪下，无论男女，

一同痛哭美竟会消逝，完满竟要死去。

成为爱人口中的一首挽歌也无限美好，

因为平庸之物只会无声息地坠落阴曹。

——弗里德里希·席勒：《挽歌》

- 序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席勒年表

- 参考文献

- 注释

- 席勒作品索引

- 人名索引

- 译后记

序

1805年5月9日，席勒英年早逝。人们在他死后解剖了遗体，才发现他的肺已“坏死溃烂，成了糊状，彻彻底底的一团糟”，他的心脏“没有肌肉物质”，他的胆囊和脾脏已肿大得极不自然，而肾“就其本质而言已彻底瓦解，完全畸形”。魏玛公爵的御医胡施克（Dr. Huschke）[1]在尸检报告的最后简短地补充了一句：“在此种情形下，人们不得不感到诧异，这可怜的人究竟是如何活到了这个年纪。”[2]可席勒自己不是曾说过，是精神为自己塑造肉体吗？[3]在他身上，这句箴言显然得到了实现。他充满创造力的热情在身体腐坏的期限之外保住了他的生命。在席勒临终前一直陪伴着他的海因里希·福斯（Heinrich Voß）[4]写道：“只有他那无穷的精神可以解释，他为何竟活了如此长久。”[5]

从席勒的尸检报告中可以读出理想主义的第一重定义：理想主义就是人们凭借精神振奋的力量，活得比肉体所允许的时间更为长久。这是受启发而澄明的意志的胜利。

在席勒身上，意志就是自由的器官。若要问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席勒的回答毫不含糊：意志每时每刻都开启一片新的视野，包含着触手可及的无尽可能——这样的意志怎么可能是不自由的？人们眼前所拥有的可能性虽有限制，但到底是无穷尽的。因此，自由便是开放的时间。

只是与自由意志相关的不仅仅是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更重要的是自由充满创造性的那一面。人们可以依照理念、目的或纲要的规定，影响事物、他人或自我。创造性的自由将某种缺了它便不会存在的东西引入了世界，因此总是在“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但自由又是毁灭的力量，同时可以抵御种种负面的作用，例如肉体病痛的袭扰。对于自然、对于自己身体的本性，席勒总是持一种针锋相对的战斗姿态。身体就是那害你的刺客！因此席勒认为，我们“完全不应将自己受到自然制约的物理状态当作我们的自我，而必须将其视为外在的、陌生的东西”。[6]

关于这一点，席勒最大的对手与最好的朋友歌德（Goethe）[7]却不敢苟同。他将之称为席勒的“自由福音”，却表示他自己“不愿意看见自然的权利遭到克扣”[8]。

歌德的观点反过来又让席勒觉得不妥。对他而言，自然本身已足够强大，不需其他帮助；人们倒是应该援助岌岌可危的精神权利，确保自由的力量。席勒酷爱自由的冒险，也因此成为18世纪晚期的萨特（Sartre）[9]。席勒的理想主义意味着坚信人可支配万物，而非为万物所支配。他像后来的萨特一样宣布：重要的是从人既有的状态中，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来。

熟悉他的人曾众口一词地说，席勒几乎总是集中注意力、神经紧绷、忙个不停，好奇而警醒，近乎多疑。妻子夏洛蒂说：“现实的一切总叫他惴惴不安。”[10]与歌德不同，席勒对这世界并没有宁静而淡然的信任。他并不觉得有某种仁慈的自然支撑着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得由自己亲手创造！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意志麾下的健将，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里。

难道他的生命从一开始便伴着不幸？他的命运并没有那么糟糕。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位聚少离多的父亲；小市民的环境，倒也并非穷困潦倒。童年的世界几乎像一曲田园牧歌。然而，他之后却进入了卡尔学校（Karlsschule），落入一位时常独断专行的公爵手中。他爱自己的生父，却惧怕像父亲一样盯着他到寝室的君主——直到他公然起来反抗。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长得太快，满脸痘疹，四肢僵硬，迟钝笨拙，穿着学校的制服就好像稻草人一般。但他并不囿于他的身体，也不喜欢自己的外表，只是在内心涌起莫名的冲动，四下里横冲直撞。他感到自己被掷入大千世界，便用一幅幅蓝图回应；他总是有各式各样的计划，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勉强忍受。他常遇困扰，停滞不前，却倏然挣脱束缚，开始演说，语速迅捷、毫无征兆、滔滔不绝。他的听众很快就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他的思绪飘到哪儿去了。

席勒的激情源自对生活的厌恶。他不得不反复克服这种厌恶，后来又在《强盗》（Die Räuber）中将之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出来。这部天才的作品像一种自然现象，闯入德国既有的戏剧世界；席勒在这出剧中追溯了恶之起源的种种痕迹：他发现了自然的丑闻，即它偏爱一方而亏待另一方，毫无意义、罔顾公正。人们于是被卷入种种不幸与意外，有充足的理由去怀疑生活。这就会产生一种有毒的怨恨。为了那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席勒坚决与之斗争。因此，他对自由的热情也就意味着一张自己开具的解毒药方。在与歌德的交往中，席勒将会特别需要这剂解药。同歌德的友谊与合作——德国文化史之亮点与大幸——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席勒已认识到：“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致歌德，1796年7月2日）[11]

席勒并不怯于将个体与人类等同起来，而是公开地将爱宣布为世界性的力量。他在年轻时就发展了一种爱的哲学，将古已有之的博爱母题“存在巨链”[12]续写了下去。席勒是自我暗示的大师，他可以自我激励，升入这句“亿万生民，一起相拥”[13]的诗里去；然而，他也会为自己泼一泼冷水，甚至陷入虚无主义的恐惧僵化之中。他清楚无意义的深渊，这也是为何在他世间万民皆兄弟的愿景中，总还能体会到一丝新教徒式的“尽管如此”的无奈。坊间传有席勒式的赌注：我们倒要看看，究竟是精神胜过肉体，还是肉体胜过精神！

席勒将要证明，人们所承受的不止一种命运，还有另一种，也就是人自己。他不能不注意到，自身命运之强力是多么吸引人、多么具有传染力。因此才有他结交朋友的天赋，才有他的卡里斯玛（Charisma）[14]。甚至歌德也被席勒的热情裹挟。最终，席勒让一整个时代变得激昂澎湃。这种激情及其中所诞生出的，特别是在哲学领域，就在之后被称为“德意志理想主义”[15]，而贝多芬则将其谱成音符：“欢乐女神，圣洁美丽……”[16]

本书将要描绘席勒是如何打磨自己，把他的人生活成了一部戏、一场演出。在他成名之后，他成了公开的灵魂。他的危机、转向和变化，一幕幕都上演在观众眼前，而他们则满怀景仰与惊异欣赏着这一出生命的大戏。歌德之后甚至将好友身上这种不断精进的特质加以神话：“他当真是一位奇妙而伟大的人。每过一周，他就像是换了个样，变得更加完满。”[17]

席勒的作品就是这一生命之作的游戏形式。他坚守着自己所订立的原则：“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18]艺术的游戏是自由的显现。席勒本也可像尼采（Nietzsche）[19]一样说：正因我们有艺术，才不致在生活中坠入深渊。

从席勒的角度出发，理想主义才重获光彩。若是人们像席勒一样去理解，“理想主义”之上其实并无多少过时的东西：为自由开辟道路；由精神为自己创造肉体。这样，席勒也就成了18世纪晚期哲学的重要启发。他决定性地参与了介于康德（Kant）[20]与黑格尔（Hegel）[21]之间的跨时代的哲学事件。我们将会叙述他如何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中发挥作用；他如何竟能与歌德一起成为德意志精神生活中的那颗位居核心的恒星。席勒——一座源源不断产出启迪的发电厂。对于他的敌手而言，也同样如此。浪漫派需要与他划清界限，才能找到自己。他们想要摆脱席勒，却因此更不能离开他须臾。

一出精神的伟大歌剧就这样诞生了：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创造力分布的密度史无前例，歌德、赫尔德[22]、维兰德[23]、莫里茨[24]、诺瓦利斯[25]、荷尔德林[26]、谢林[27]、施莱格尔兄弟[28]、费希特[29]、黑格尔、蒂克[30]，竟同时登上了同一个舞台。而在他们中间就站着席勒，这位玻璃球游戏的大师[31]。

席勒开创了一个时代。人们因此得以跟随他的足迹，翻开古典与浪漫时代的传记。背景则是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开场的政治大戏。

海涅（Heine）有一次曾说，德国人只在“梦里的空中王国”里闹过自己的革命[32]。

或许理想主义不过是一场幻梦。而真正的革命呢？或许不过是一场更可怕的梦。当席勒于1798年终于收到迟到了5年、由丹东（Danton）[33]等人所签发的法国荣誉公民证书时，丹东他们早已上了断头台，而席勒也与歌德观点一致：人们给他送来了一份来自“死者之国”的公民权（致歌德，1798年3月3日）。

同席勒一起，人们进入过去的另一个阴影之国：进入了德意志精神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那是神奇的岁月，它帮助人们保留住感知人生中那些真正重要而充满精神之物的能力。

[1] 威廉·恩斯特·克里斯蒂安·胡施克（Wilhelm Ernst Christian Huschke，1760～1828），魏玛宫中御医兼枢密顾问。席勒死后，是他命人制作了死者的石膏面型，也是他主刀解剖了席勒的遗体。

[2] Oellers 1996，S. 11. 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原书作者在书后以缩略方式标注出部分引文出处，译者注中一一照录，读者可参阅后附参考文献及引文说明。

[3] MA Ⅱ，S. 472.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三幕第十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88页，有改动。

[4] 海因里希·福斯（1779～1822），荷马史诗译者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ß，1751～1826）英年早逝的次子，与其父同为古典语文学家。

[5] Biedermann 1974，S. 369.

[6] MA V，S. 502.语出席勒的论文《关于崇高》（Vom Erhabenen），作于1793年。

[7] 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1749～1832），德国文豪，与挚友席勒共同开创了魏玛古典主义文学，著有《浮士德》（Faust，1832）等不朽名篇。德语姓名中表示贵族的“von”本书统一译作“封”，以体现贵族头衔乃是册封的结果。

[8] Petersen 1904，Bd. 3，S. 20.

[9] 让-保罗·萨特（1905～1980），20世纪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1943）等哲学著作。

[10] Petersen 1904，Bd. 3，S. 64.

[11] 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张荣昌、张玉书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第89页。席勒这里使用的是德语中形容词作名词的特殊现象：形容词“杰出的”的第三格形式作为名词“dem Vortrefflichen”既可以作中性解（das Vortreffliche），指代“杰出之物”，又可以作阳性名词解（der Vortreffliche），指代某位“杰出的男性”。席勒在信中不仅赞美歌德的作品《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又展露了心迹，要“配得上您‘朋友’的称号”，因此这里的“杰出”既指作品又指诗人，故作此翻译。参见本书第二十一章。

[12] “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德语为“Die große Kette der Wesen”，肇始于古希腊哲学、发展于中世纪神学、兴盛于启蒙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万物被分为不同层级，上帝居首，以下依次为天使、人类、动物、植物与矿物。关于这一思想史概念，可参见〔美〕阿瑟·O.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张传有、高秉江译，商务印书馆，2015。

[13] MA Ⅰ，S. 133. 两句诗出自席勒的名诗《欢乐颂》（Ode an die Freude）。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在第九交响曲“合唱”（9. Symphonie-Choral）的第四乐章引入人声合唱，以席勒的《欢乐颂》为唱词。此处两句诗及后文“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两句便出自于此。

[14] “卡里斯玛”又译“超凡魅力”，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论“权威的三种纯粹类型”之一，即“基于对某个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天性以及对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忠诚”。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22页。

[15] 关于“Idealismus”的译法，请参本书译后记。

[16] MA Ⅰ，S. 133.

[17] Zit. n. Wiese 1959，S. 527.

[18] MA Ⅴ，S. 618. 语出席勒的名篇《审美教育书简》（Briefe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第15封信。参见〔德〕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288页。

[19]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著作兼具诗意与哲思，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以及其中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对后世的现代派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又因为其中所隐含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思想而引发诸多争议。

[20]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著有包括《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等“三大批判”在内的一系列哲学经典。

[21]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体系哲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6）等。

[22] 戈特弗里德·赫尔德（Gottfried Herder，1774～1803），德国诗人、哲学家，“狂飙突进”的理论奠基人之一，著有《人类历史哲学随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4）等作品。

[23] 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73～1813），德国作家，著有奠定德语修养小说传统的《阿迦通》（Die Geschichte des Agathon，1766）等作品。歌德、赫尔德、维兰德与席勒共称魏玛四杰，关于席勒与赫尔德和维兰德的结交往来可参见本书第十三章。

[24]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1756～1793），德国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安东·莱瑟》（Anton Reiser，1785～1790）等，并首次提出了“艺术自律”（Die Autonomie der Kunst）的美学思想。关于席勒与莫里茨的见面，可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25] 诺瓦利斯，原名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德国浪漫派代表作家，其最著名的小说《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遗憾未能完成，由友人蒂克在1802年整理出版；小说中的“蓝花”意象成为浪漫派的象征。

[26]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其诗作《致命运女神》（An die Parzen，1799）、《莱茵河》（Der Rhein，1808）等均是德语诗歌的杰作，另有小说残篇《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1797/1799）。关于席勒与荷尔德林，可参见本书第十八章。

[27]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著有《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1800）等经典，其自然哲学对浪漫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8] 施莱格尔兄弟即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与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兄弟二人均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理论家，提出了浪漫（Das Romantische）以及作为其最主要文学形式的“渐进的总汇诗”（Die progressive Universalpoesie）的概念；由二人参与主编的《雅典娜神殿》杂志（Athenaeum）成为浪漫派的阵地。关于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的合作与不睦，参见本书第十八章至第二十章。

[29] 约翰·戈特利卜·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著有《全部知识学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1794）等经典，其中所阐发的自我哲学（Ich-Philosophie）成为浪漫派思潮的启发。关于席勒与费希特，请参见本书第十八章至第二十章。

[30] 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的喜剧《穿靴子的猫》（Der gestiefelte Kater，1797）与小说《弗朗茨·施特恩巴尔德游记》（Franz Sternbalds Wanderungen，1798）分别成为浪漫派文学在戏剧与叙事领域的经典作品。

[31] “玻璃球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典出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的同名小说，后成为艺术活动的隐喻。

[32]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重要诗人，“前三月”派（Vormärz）代表，其代表作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 Wintermärchen，1844）脍炙人口。此处“梦里的空中王国”（Das Luftreich des Traumes）即典出于此。这里引冯至先生译本，参见《冯至文集》（第九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93页。

[33] 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 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之一，虽曾策划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Massacres de Septembre），但后来因反对革命恐怖而被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送上断头台。

第一章

出身——传奇的表亲——父亲的冒险——洛尔希的牧歌——棍棒——尊重父亲、超越父亲——母亲的哀伤——路德维希堡的洛可可——公爵“人生的纵马年华”——“你傻了吗，弗里茨？”

弗里德里希·席勒，这位《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作者，差一点儿就降生在一座军营之中。

父亲约翰·卡斯帕尔·席勒（Johann Kaspar Schiller）是服役于符腾堡公国军中的一名上尉。部队正集结在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备战“七年战争”（Siebenjähriger Krieg）[1]中史称“黑森战事”的军事行动。当时，符腾堡公爵的部队站在法国一边对抗自诩新教守护者的普鲁士，着实让信仰新教的施瓦本地区（Schwaben）颇为不满。

母亲和大女儿住在马尔巴赫（Marbach）的祖父母家中。从马尔巴赫出发，她可以经常去距此不远的路德维希堡探望丈夫。当第一波产痛袭来时，她恰好在军队的营帐中，于是人们立刻将她送回马尔巴赫。1759年11月10日，她在那里产下了第二个孩子。人们给他施洗，起了约翰·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的名字。

父亲的家族中曾出过一个约翰·弗里德里希，他被当作孩子的榜样，因为这位“表亲”念过大学，周游世界，写过书，也搞过翻译，天天折腾些项目，闲不下来，还是个花花公子。据家中传言，他甚至给“几个政府”出谋划策过。据说，他曾向卡尔·欧根公爵（Karl Eugen）[2]建议，把所有多余的教堂大钟都给回炉熔化，重炼成火炮。他对财政和教育懂得很透，制订了几个计划，要增加人民的福祉并从根本上消除人间疾苦。但当这位“表亲”日后竟无法保证自己的温饱时，他在家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据说他在英国曾和玫瑰十字会[3]一起研究炼金术；当他从英国回来后，便在美因茨（Mainz）开了一家出版社，印了不少道德哲学与经济方面值得一读的著作。但读者却兴趣寥寥，于是这批出版物就砸在了这位精力旺盛之人的手里。他被关入债务监狱[4]，那点少得可怜的财产则被拍卖。于是他又受雇于人，当起了语言教师，并在80年代从家族的视野中消失。弗里德里希·席勒虽只是通过传奇故事认识了这位“表亲”，但对他却始终很好奇。1783年7月，他想要拜访“表亲”，但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也许他是想为自己省去一场失望。

席勒出生的第二天，人们就匆匆给他施洗。因为这孩子是如此虚弱，让人不由得担心他恐怕会就此夭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下了很大功夫，把施洗办得像是一场婚礼。教父的名册证实了家族的名望。名册上除了那位可疑的“表亲”外，还有以下几位：父亲所在军团的指挥官封·德·加贝伦茨上校（Oberst von der Gabelentz）；马尔巴赫及附近的维欣根（Vaihingen）两市市长；让众人惊讶的是，教父的名单上居然还有令人又敬又怕的里格上校（Oberst Rieger）。这位全公国上下都畏惧的人显然对席勒的父亲颇多好感。

里格上校是公爵的心腹谋臣。他能通过残酷的征兵手段，凭空变出一支6000人的部队，因此成了公爵身边必不可少之人。里格有不受限制的强制征召权，而仅在1757年，就在他的指挥下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抓壮丁行动。被抓来充军的包括农民、小手工业者和短工。征兵所用的伎俩，里格是从普鲁士的征兵官那里学来的。他们去酒馆、教堂落成仪式或其他舞会上，趁人喝得醉醺醺时将其掳走，把人长时间地关押起来，不给饮食，直到他们“自愿”领了新兵津贴去充壮丁。如此强征来卖命的部队自然不堪一击。1757年，符腾堡大军第一次引人瞩目的军事行动，就是兵士的一场大溃逃。于是朝廷立刻颁布了一道“捉拿弃旗逃散者令”，从布道台上照本宣科地念将下来，允诺赏给任何揭发逃兵者18古尔登[5]。这赏金便导致了一场狂热的大搜捕，而里格上校则巧妙地将之引入规划好了的轨道。一旦点到某个疑犯的名字，便钟声大作，催人去围猎；各条道路上均设了关卡，桥梁也被占据，人们反复捅刺茅草堆来搜寻逃兵。里格就这样给自己挣得了“扒人皮者”、“赏金猎人”和“奴隶贩子”的名声。小席勒受洗之时，教父里格正处于其权势的巅峰。然而三年之后他就倒了台。席勒将会在《命运的游戏》（Spiel des Schicksals）[6]这篇小说中讲述一段故事，仿佛就是符腾堡暴政的翻版；幸而他自己此时已从中脱身。即便是“狂飙突进”运动（Sturm-und-Drang）中一个反叛的头脑，也无法将这则故事构思得更加精妙。

里格上校之倒台，罪魁祸首是那些宫廷中妒忌他的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领导公爵内阁的蒙马丁伯爵（Graf Montmartin）。此人通过伪造的信件，谎称里格想要谋反，并将其乱心公之于众。上校被捕时，正身着习以为常的华服，在一群廷臣和传令兵的簇拥下检阅卫兵。随后，他未经审判，便被打入霍恩特维尔（Hohentwiel）的大牢中囚禁了四年。刑满释放后，他便离开了公国，6年之后才回到故乡。公爵仁慈地接纳了他，并任命他为霍恩阿斯佩尔格（Hohenasperg）监狱的指挥官。这样一来，原先的囚徒就负责看守另一位重要的囚徒，即诗人和政论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达尼尔·舒巴特（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7]。舒巴特也是未经审判就被关入监狱，因为他竟胆敢将公爵的专制钉在文学的耻辱柱上。1781年，里格为他的教子席勒创造了拜访这位他所崇敬的狱囚的机会。此后，席勒便以更温和的眼光看待这位上校。一年之后，一位遭他虐待的士兵对他的反抗使他过于激动，竟因此中风而死。席勒为逝者的葬礼作了一首诗：“比你君王的笑容更高/（哎！不少人就为此锱铢必较！）/对你而言，那永恒者比之更高。”[8]当舒巴特之子[9]于1788年在魏玛拜访席勒时，他再一次想起了里格的故事。随后，他便写下了那篇《命运的游戏》。

席勒的父亲虽颇受上级的重视，却并非卑躬屈膝之徒。他凭借着无限的能量与务实的头脑才一步步获得晋升。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数都归功于自己，因而他对此不无骄傲。他始终好学，灵活但又坚守原则。他过得并不轻松，但世界在他眼中却显得秩序井然、安排公正。他信仰的上帝会照顾人类，只要人类有勇气照顾自己。天上的圣父、世间的君主和家中的父亲——这就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在他看来，这种秩序根基坚实但也算不上僵化，因为能干的个人总有上升的可能。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弗里德里希·席勒有一次曾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他的父亲既然已成为符腾堡各处园林设施的总管和督察，必然可以升得更高。父亲自己倒是对取得的成就很满意，尤其是他在晚年还能因为他儿子的鼎鼎大名而倍感骄傲。在去世前不久，他写下了一段感恩祈祷，其中就有：“而你，一切存在之存在，我在我独子降生后曾向你祈祷，请你将我因为缺乏教育而无法企及的精神强健，加诸他的身上，而你听见了我的祈祷。感谢你，善良的存在，感谢你在意终有一死者的祈祷。”[10]

席勒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生于1723年，来自一个居住在雷姆斯河谷（Remstal）下游地区的面包师和种植葡萄的农户家族。世代以来，村长一职仿佛已成了这个家族的世袭之物。

约翰·卡斯帕尔天资聪颖，被允许去上拉丁文课程。但由于他的父亲早逝，留下8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个大男孩就被派去干农活。但他却想着逃跑。他跟着一个修道院的理发师学了外科医生的手艺。随后，他就“带着简单几件换洗衣服”开始了漫游。他的精神让他追逐更高，他练习击剑、学习法语。1745年，他在诺德林根（Nördlingen）加入了行军至此的一支巴伐利亚骠骑兵团。军团内并没有军医的空缺，但他行事巧妙，于是不久后便被允许做些外科小手术。人们准他治疗皮肉伤和牙病，也准他为人放血。军团开赴荷兰，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Österreisischer Erbfolgekrieg）[11]中和哈布斯堡皇朝结盟，与法国部队作战。约翰·卡斯帕尔很快就升任正式军医，在抵御传染病方面技术尤为精湛。由于士兵们更多的是为性病而非敌军所伤，约翰·卡斯帕尔就专攻所谓的“殷勤疗法”[12]。他收入不错，拿着攒下的钱买了一匹好马，在比利时、法国北部与荷兰四处奔波。他甚至得以陪同军团指挥官访问英国。那是多么传奇的年代。他受过伤，被敌军当作间谍俘虏，又设法逃脱，东躲西藏，最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部队。他认识了“先进”的世界、宏大的城市，参观了新式工厂和石煤矿，看到人们是如何围海造田，如何用机器切割大理石。弗里德里希·席勒之后在《尼德兰联省脱离西班牙统治史》（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后简称《尼德兰独立史》）一书中所描绘的荷兰勤于工商的瞩目景象，或许就是受到父亲讲述的启发。对于父亲而言，尼德兰就是那应许之地。

带着一小笔辛苦积攒下的财富，带着拔牙放血、理发剃须的工具，带着一副匈牙利的马鞍和8本书，几本陶冶情操，几本有关医学，带着几道已经愈合的伤疤和坚韧的经历，约翰·卡斯帕尔于1749年回到了家乡，作为外科医生在马尔巴赫落了脚，娶了客栈老板16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多萝蒂亚·科德魏斯（Elisabeth Dorothea Kodweiß）为妻。

新娘来自马尔巴赫的一个显赫家庭。岳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科德魏斯（Georg Friedrich Kodweiß）是“金狮”旅店的主人，也是当地的木材监察，负责监管公爵领地内的木筏生产。但约翰·卡斯帕尔不知道的是：他的岳父已经在木材投机中亏得一干二净，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于是，约翰·卡斯帕尔这个上进的人就落入了一个正不断丧失社会地位的家庭。起初，他仍尝试拿自己辛苦攒下的钱来帮一把，然而于事无补。旅店被拍卖了，老板成了乞丐，领受了守卫城门的岗位并把它当作别人施舍的面包，将紧挨着城门的一间小屋当作栖身之所。

约翰·卡斯帕尔不愿意继续目睹这个家庭的衰败，也不愿继续在马尔巴赫城里生活。幸而他有足够的决断力去尝试新的开始。命运再一次把他引向了军队。1753年，他到一支新组建的符腾堡军团报到；军医的岗位已被别人捷足先登，于是他便接受了一个后勤参谋部书记官的低级职位。但没过多久，他就再次出人头地。当符腾堡大军与奥地利并肩向普鲁士开战时，约翰·卡斯帕尔再一次成为军团医生，参加了在波希米亚的战斗。对于符腾堡的将士而言，这一系列战役打得并不光彩，因为一大半士兵都临阵脱逃了。可约翰·卡斯帕尔却坚守团旗，为了提振部队低沉的士气，他甚至在军中布道——随军牧师早已当了逃兵、去了远方。为了嘉奖他的多面才干，于1759年，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席勒出生的那一年，他被提拔为少尉，又在两年后的1761年晋升为上尉。

他跟随自己的军团从一个兵营迁到另一个兵营，过不了宁静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跟随丈夫的调动。1763年，老席勒被任命为征兵官，调至施瓦本的格蒙德（Schwäbisch Gmünd）。结束了漫游岁月，席勒一家终于可以过上温馨的家庭生活了。约翰·卡斯帕尔操办起募兵事务来比他先前的恩人里格上校要诚实得多，但成果也因此减去不少。由于给他和助手的军饷迟迟不来，他只能动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他手下下级军官的酬劳，并艰难地支撑起整个家庭。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们搬去临近的小镇洛尔希（Lorch）。假以时日，弗里德里希·席勒将会像怀念童年已逝的天堂一样回忆起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地形狭长的村庄，坐落在雷姆斯河畔，大约步行一个半钟头可以到达施瓦本的格蒙德。河水蜿蜒穿过草地，草甸的边缘是连绵起伏的长满杉树的山丘。曾经有一条重要的商路从这里经过，因此这儿成了被城堡拱卫的地方。一讲起这片童年的山水，席勒便进入了幻梦。在他去世之后，妻子夏洛蒂在她撰写的席勒生平中记叙道：“这个男孩最爱的漫步，便是登上那一座山，山顶矗立着一座小教堂，虔诚而热情的基督徒们为了象征性地重现基督受难路上的十二个阶段，怀着忏悔走向这座教堂。另一座山顶的修道院保护着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13]家族的陵墓。男孩的心灵就在这些宗教与骑士之力的图景下收获了最初的印象。”[14]或许正是对洛尔希山顶的霍亨施陶芬之墓，以及对这个传奇的皇室家族之回忆，让席勒有了创作一部关于最后一个施陶芬皇帝康拉丁（Konradin）的戏剧的念头；只是这个想法到底未能得到实现。

留在席勒记忆中的，还有他在洛尔希的莫泽尔神父（Pfarrer Moser）[15]那里上的拉丁语课。神父性格温和，富有学识，心性虔诚而平易近人。在《强盗》一剧中，席勒为他立起了一座丰碑：塑造了一位与之同名的神父，犀利的言辞句句直击恬不知耻的弗朗茨的良心[16]。或许也正是莫泽尔神父激起了少年席勒想要成为一名牧师的愿望。姐姐克里斯多芬娜（Christophine Schiller）回忆道：“他自己时常就这样开始布道，站上一把椅子，让姐姐为他挂上黑色的围裙来代替教堂的长袍。随后，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必须保持安静，虔诚肃穆，聆听他的讲道；此外，他是如此热衷于此，以至于常跑得不见踪影，回来之后通常就接着来一顿训诫的布道。尽管这些讲话仍然稚气未脱，但总有正确的思想；他很巧妙地把若干格言编排在一起，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强调的语气宣读出来。此外，他的布道还有分段结构，这也是他从神父先生那里默记下来的。”[17]

克里斯多芬娜还讲了另一桩逸事，可以说明弗里德里希和他父亲间的关系。一位邻居曾请刚刚放学回家的少年进屋里来，她想让孩子尝尝他最爱吃的“土耳其大麦”粥[18]。就在这时，席勒的父亲恰好路过，但没有看见他。男孩一下子冲了出去，对着父亲说：“亲爱的父亲，我一定不再这样做了！”父亲并没有发现任何应该批评的地方，就让他回了家。“他搁下玉米粥，伴着撕心裂肺的哭诉，一刻不停地赶回家里，急切地请求母亲在父亲回家之前责罚自己，还亲手给她递上了棍棒。母亲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只顾哭喊，说不出一个字来——于是就带着母亲的温柔轻轻地罚了他。”[19]

父亲是权威，但并非暴君。他的父权统治着这个家。他评价一切的唯一标准就是义务。正如他认为自己对君主或上帝负有义务一样，家庭成员也应在他身上找到自己义务的尺度。他始终忠诚地为公爵服务，即便他并非不清楚公爵经常滥用一国之君的权利而忽略一国之君的义务。但这得由他上头的君主与上帝算清楚，他自己作为臣属，只能尽力保持正直。作为征兵士官，人们不能指责他使用了任何可怕的募兵手段或有任何违背忠诚的行径。而他也期待妻子和孩子们能在举手投足间同样牢记自身的义务。他们应听从他的智慧，即便他自己也承认偶尔会犯些错误。他要求他们相信自己为他们好的本意。他像园丁一样，把家庭看作培育正直的苗圃，于是最后自己真的成了园丁。孩子们必须受到保护和照料，但也必须被修剪整齐。他的言谈举止并非出自专横，而是由严格的秩序精神所决定的。

于是少年席勒就把父权的世界秩序牢记于心。当他创作《强盗》时，这幅世界图景在他心中依旧栩栩如生，以致他在剧中展现了父权秩序的崩溃，并由此引出了悲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对父权秩序的信仰，逸事中提到的年幼席勒才无法理解父亲的宽容，才会要求受到惩罚，以使惯常的秩序能够重回正轨。这个孩子已经学会在不得已时亲手递上那根抽打自己的棍子。即便人们会在这个父权的世界中受苦，它到底给予人们一种安全和踏实之感。弗里德里希当然畏惧他的父亲，但因为他也爱着父亲，畏惧便成了敬畏。席勒年轻时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Friedrich Wilhelm von Hoven）[20]曾说：“对他父亲的敬畏让他首先臻于勤奋。”[21]

当弗里德里希进入卡尔学校之后，他在公爵的暴政下陷得多深，父亲的形象就变得多么神圣。公爵原本希望让天资聪颖的弗里德里希进入他的“军事育才学校”（Militär-Pflanzschule），但也恰恰是父亲于1773年1月向公爵表达了儿子不同的心愿。他的儿子更想要学习神学，而这在卡尔学校却无法实现。父亲两次面见公爵，最终却未能成功。为了避免打击报复，他只得将儿子送到了公爵的手里。在孩子眼中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形：父亲的力量守在他身前，想要抵挡公爵大得多的权力。因为父亲曾想保护他，儿子一生都保持着对父亲几乎是孩子气的尊敬。

当好朋友霍文的弟弟不幸去世时，席勒也恰处于暂时性的深度抑郁之中，脑海中总是有死亡的念头。在1780年6月19日致他姐姐的信中，席勒写到了他仍然勉强继续活着的原因：“我比千万人幸运，因为我有这受之有愧的福祉，竟有全天下最好的父亲。”

不久的将来，在他逃离斯图加特（Stuttgart）之后，他就会想要向这位“最好的父亲”证明，他身上所蕴含的远不止一个军医那么简单。他将会投奔剧团——并与父亲的意志相左，因为父亲建议他留在公爵为他规划好的人生轨道之内。因此，他将会被负罪感所困扰。在1785年9月28日致姐姐的信中，席勒写道：“我当时坚持着一股内心的力量，对于我父亲而言，这股力量既是头一回听说，又像是凭空幻想；而我也得红着脸承认，时至今日，我也欠他一份远大目标业已实现的证明。如果我像他当初计划的那样，在默默无名但安宁的平庸中吃着祖国给我的面包，他可能会更加满意。”

但是他在信中继续写道，让他走上另一个方向的“加速力”和“雄心”又是从何而来？它们来自父亲，因为父亲也曾有雄心壮志。父亲已登上高处，而儿子想要爬得更高。父亲已成了少校和公爵的园林总管，而儿子则要登九天以摘星辰。因此得感谢父亲亲自做了榜样，教会孩子要有更大的成就。假如父亲曾另作他想，“他就不应该承认……我的雄心正不断发展，他就应该让我永远无法认清我自己的本来天性”。

席勒请求父亲多一些耐心：父亲肯定能在儿子身上看到，他在儿子心中培育的那种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将结出累累硕果。“请告诉我们的父母，”席勒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他们从现在起就不用再为我而操心。他们对我所有的期待和安排，将远远低于……我幸福的命运。”

席勒尊敬他的父亲，而正因如此，他才想要更胜过他一筹。他想要在这个由父亲说了算的世界中取得胜利。

母亲则是一位温和、虔诚、充满爱意的女性；处理家务事时稳当而果断，但在外面的世界中却很犹豫、羞怯乃至害怕。她的丈夫让她受了不少苦——1796年4月28日，她在丈夫病重时给儿子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说到底，我的好儿子啊，我得向你敞开心扉，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这样坦诚。哎，要是我的痛苦也能马上结束，我该有多么幸福！你爸从来没有什么温柔的想法，要是他能好起来，重回他的苗圃，他就能在24个小时之内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妻子能给他做的，一个女仆就能给他安排妥当。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家人的态度已经很冷淡，更看重的是将脑海中的想法付诸实施的热情和欲望，而不是自己家人的健康。”

我们并不知道席勒是如何回复母亲的这封信的。保存下来的只有1796年5月9日致姐姐克里斯多芬娜的信，他在信中谈到了母亲的自白：“她向我打开心扉，给我多大的触动；而我竟不能立刻给她安慰、让她宽心，又让我多么心疼。我们亲爱家人的处境真的可怕极了。”

母亲的命运就是当时母亲的普遍情况：辛劳工作，生育众多。她一共把一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带到了人世，其中两个在降生不久后便不幸夭折。她本希望姑娘们能受到更高的教育，能参与社会生活；但在她丈夫看来，这简直是耸人听闻，而且得花一大笔钱。和其他时候一样，母亲也几乎没有违背父亲而坚持己见的机会。她接受了这一切，任劳任怨地干活，只是在闲暇时读一读歌谣和宗教歌曲。直到许多年后，当父亲将不久于人世时，她才能和孩子们讲起自己的命运。

从1764年初至1766年末，席勒在洛尔希生活了三年。1766年12月，父亲调回了驻扎在路德维希堡的自己的连队。三年没有收到一分钱军饷，变卖了马尔巴赫的酒庄后再也拿不出钱来，他恭顺而强烈地要求支付欠他的饷银，并要求调回路德维希堡。人们满足了他的愿望，但短他的钱直到若干年后才终于补上。

路德维希堡。当席勒一家到来时，这座城市正在成为欧洲洛可可的大都会。公爵后来将这段时光称为“人生的纵马年华”。他榨干了全国，在欧洲各地大肆举债——连伏尔泰（Voltaire）[22]也曾借给他26万古尔登——只是为了建起前所未有的金碧辉煌。路德维希堡当真成了第二个凡尔赛，京城的美名传遍天下，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显贵都有地位、名声和足够挥霍的金钱。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在小说《巴里·林登的好运》[23]中塑造的同名主人公是个到处碰运气的冒险家，在法国大革命前夜游荡在金光闪闪却已显露腐朽的宫廷世界，也曾在路德维希堡停留。萨克雷所描述的，正是少年席勒像隔着栅栏的观众那样体验到的世界。

“欧洲再没有哪个宫廷”，萨克雷让他笔下的巴里·林登汇报说，“能比X公爵的高贵宫廷更欢迎陌生人。在那里，人们想尽办法寻欢，同时恣意放荡作乐。这位亲王不居住在他的首都S城，而是在各方面模仿凡尔赛宫廷的礼仪，在离首都数英里外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宫殿，并且在宫殿周围建造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城镇，其中居住的全部都是他豪奢宫廷的贵族和军官们。为了供应他的奢华生活，人民受尽奴役。因为殿下的领地很小，他明智地选择远离他们，并过着一种奇异的隐居生活……除法国之外，数那里的歌剧最为精彩，而在盛大和豪华方面，那里的芭蕾舞无人能及。作为一个热爱音乐和舞蹈的人，这位殿下在这些东西上投入的金币数量令人咋舌。也许是因为那时的我太年轻，但我认为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绝世美人一同会集在宫廷的歌剧院舞台上，表演当时极为流行的神话芭蕾剧。”[24]

就这样，这个孩子从田园般远离尘嚣的乡村来到了城市，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刻着宫廷世界的印记。从自然到文明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同样在路德维希堡长大的尤斯廷努斯·科尔纳（Justinus Kerner）曾描绘过，人们在宽阔的大路，在菩提树或栗树的林荫路上，总能见到宫廷贵族“穿着丝绸做的燕尾服，戴着假发套，佩着剑”，在集市边的拱廊下愉悦地散步[25]。夏日晚间，人们还会点燃烟火。宫廷日夜寻欢作乐，也乐意让人看见。歌剧、音乐会、舞会和狩猎交替着；在城堡的游廊里摆着七十张牌桌，牌局一直不断。来此寻欢作乐的人群像是进了一座巨大的水族馆。最著名的要数冬季的庆典。借此良机，公爵命人将公园的一部分用玻璃墙和拱顶环绕起来，炉火散发着温暖，千百盏水晶灯在穹顶变幻出一片绚丽的星空。随后，人们漫步在种满葡萄的酒庄，踏入遍是古代雕塑复制品的橘树林。在这座魔幻的花园中还有戏剧和芭蕾演出。有一个夏天，公爵命人在索里图德（Solitude）至路德维希堡的林荫大道上洒满盐，以便组织一场雪橇滑行。公爵和他的随从驾着由四头鹿拉着的雪橇，呼啸着经过耸立的橘树和目瞪口呆的人群。

部队士官及其家人能免费观赏宫廷剧院的演出。在这里，弗里德里希欣赏了他人生中最初几次歌剧和戏剧演出。公爵为了签下全欧洲最好的歌手与演员不惜任何代价：他为了世界知名的舞者维斯特里[26]支付了12000古尔登，却仍然无法阻止后者在几周后就因为一份来自米兰的更加诱人的合同不辞而别，根本不履行他的义务。在看过几场演出之后，弗里德里希就用硬纸板剪出了一些人物，将它们穿在线上活动，又把全家和几个朋友叫来客厅，把几条旧裙子挂在一根绳子上，就这样上演了一出自己写的小戏剧。席勒在那个时候就不是个好的演说家。“他的生动热情把一切都夸张得过度了。”[27]姐姐克里斯多芬娜讲述道。

弗里德里希第一次见到公爵，是公爵在威尼斯挥金如土数月之后，于1767年7月11日带着全体朝臣回国之时。人们在路德维希堡夹道欢迎国君，却不曾想到他竟是因为债台高筑而从威尼斯仓皇出逃。为了回国，他不得不抵押了他家藏的首饰。

当时，公爵的统治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卡尔·欧根16岁就继位掌权；在此之前，他在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28]那里接受了教育。在他临行前，腓特烈大帝嘱咐他说：“您不要以为符腾堡这片土地是专为您而创造；您更应该想到上天让您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让这些人民幸福。您要始终把人民的福祉放在您个人享受之前。”[29]然而公爵并没有把这些教诲听进心里。为了支付铺张的宫廷开支，他不惜贩卖士兵，先是卖给法国国王，后来又卖给英格兰以用于海外作战。席勒将会在《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的一段著名场景中隐射此事[30]。公爵违背公国议会的意志强加税赋、强征徭役，但公国宪法根本不允许他如此行事。公国议会的法律代表、在整个德国都享有盛名的约翰·雅各布·莫泽尔（Johann Jakob Moser）[31]领导了对这种独断专横的反抗，但公爵竟将他打入大牢，监禁五年之久。因为他对法律的肆意践踏，维也纳的帝国法院还有一场待审的官司，拖了几年之后终于在1770年有了判决。公爵不得单方面新征税款，有义务将他从议会手中掠夺的一切交还。公爵不得不低头，他的疯狂岁月到了尽头，他野够了。不再有情妇，也不再有对美丽的施瓦本姑娘们的掳掠，他爱上了日后的霍恩海姆女伯爵弗兰琦斯卡·封·贝内尔丁（Franziska von Bernerdin）[32]的美丽灵魂，而她则开始在卡尔·欧根身上发挥舒缓温和的影响。公爵就这样突然有了建造一座小小的人之花园的念头。1771年，一座部队孤儿院摇身一变，成了索里图德的“军事育才学校”，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了“卡尔高等学校”（Hohe Karlsschule）。而这所学校正是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求学与受苦的地方。

在路德维希堡，席勒一家起初与另一个军人家庭，封·霍文一家，一道租住在宫廷印书商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科塔（Christoph Friedrich Cotta）[33]的宅院中。弗里德里希很快便与封·霍文上尉的两个儿子结成好友。弟弟奥古斯特于1780年不幸早逝，而哥哥弗里德里希·威廉则成为席勒一生的好友。他们一起上了路德维希堡的拉丁语学校，在那里，席勒一共四次在学年结束时通过了公国的考试，这也是之后进入图宾根神学院的前提条件之一。弗里德里希应该也愿意成为新教牧师。在他行坚信礼[34]的前一天，母亲发现弗里德里希兴奋地在街上四下游荡，便告诫他要拿出恰当的严肃态度准备神圣的仪式。随后，小男孩就创作了他的第一首诗。此诗并未流传下来，但它一定是极富感情的虔诚流露，因为父亲在读过这首诗之后，只说了一句：“你傻了吗，弗里茨？”[35]

[1]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普鲁士、英国及其盟国与萨克森公国、哈布斯堡奥地利、法国和俄国联军之间的一场战争。1756年8月，普鲁士军队进占萨克森并击败奥地利援军，导致七年战争爆发。

[2] 卡尔·欧根（1728～1793），符腾堡公爵，自1744年起执政。

[3] “玫瑰十字会”（Rosenkreuzer）是17世纪德国新教内部的秘教社团，宣扬非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相对立。

[4] “债务监狱”（Schuldengefängnis）始见于欧洲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是专门收监无力偿还债务者的监狱。这一机构直到1868年才在德国废除。1963年，《欧洲人权公约》第四议定书修正案正式禁止因债务而剥夺人的自由。

[5] 古尔登（Gulden），旧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货币。

[6] 《命运的游戏》是席勒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作于1788年。见MA Ⅴ，S. 36～47。

[7]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达尼尔·舒巴特（1739～1791），德国诗人与政论家，因撰写针砭符腾堡公爵腐朽统治的文字而屡次入狱。原书作者遗漏“Daniel”，已补全。

[8] MA Ⅰ，S. 114.

[9] 路德维希·舒巴特（Ludwig Schubart，1765～1811），德国作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达尼尔·舒巴特之子，席勒年轻时的好友。

[10] Petersen 1904，Bd. 1，S. 19.

[11]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是欧洲各国围绕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ia）是否有资格继承其父卡尔六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而引发的战争。普鲁士声称奥地利可用经济大省西里西亚为代价换取其对玛利亚·特蕾莎继承权的保护，在遭到拒绝后便出兵侵占了西里西亚。

[12] “殷勤疗法”（Die Galanteriekuren）即针对所谓“殷勤病”（即性病）的治疗，以缓解症状为主，无法除病根。

[13] 霍亨施陶芬家族曾是施瓦本地区的世袭伯爵，后通过联姻于12世纪登上德意志王座。著名的“红胡子”（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 Barbarossa，约1122～1190）即出自此家族。

[14] Biedermann 1974，S. 11.

[15] 菲利普·乌尔里希·莫泽尔（Philipp Ulrich Moser，1720～1792），洛尔希镇的神父，席勒与其子克里斯多夫·费迪南·莫泽尔（Christoph Ferdinand Moser，1759～1802）是童年好友。

[16] 语出席勒处女作《强盗》第五幕第一场，参见MA Ⅱ，S. 602～606，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80～186页，译名有改动。

[17] Biedermann 1974，S. 7.

[18] “土耳其大麦”（Türkischer Weizen）即玉米。

[19] Biedermann 1974，S. 7.

[20] 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1759～1838），德国军医，席勒挚友。

[21] Petersen 1911，S. 10.

[22] 伏尔泰（1694～1778），法国著名启蒙哲学家，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座上宾，著有一系列宣传启蒙哲学的《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

[23] 威廉·萨克雷（1811～1863），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作家，其代表作《名利场》（Vanity Fair，1847/1848）早已成为文学经典。《巴里·林登的好运》（The Luck of Barry Lyndon）是他于1844年出版的一部讽刺小说，讲述了穷困潦倒的爱尔兰青年雷德蒙·巴里假装贵族身份，混迹于欧洲上流社会的故事。

[24] Thackeray，S. 180.

[25] Kerner，S. 14. 尤斯廷努斯·科尔纳（1786～1862），德国医生兼作家，作为医生于1817年首次描述了肉毒杆菌中毒的症状。

[26] 奥古斯特·维斯特里（Auguste Vestris，1760～1842），法国舞蹈家、编舞家，被称为“舞蹈之神”。

[27] Biedermann 1974，S. 9.

[28] 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1712～1786）。

[29] Zit. n. Wagner 2001，S. 17.

[30] 即《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二场，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41页。

[31] 约翰·雅各布·莫泽尔（1701～1785），18世纪德国著名国家法学家、符腾堡议会顾问。

[32] 弗兰琦斯卡·特蕾莎·封·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Franziska Theresia Reichsgräfin von Hohenheim，1748～1811），闺名贝内尔丁女爵（Freiin von Bernerdin），1772年成为卡尔·欧根公开的情人，1785年成为其第二任夫人，并最终于1790年成为符腾堡公爵夫人。原书作者误作“Bernardin”，已更正。

[33] 原书作者误作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科塔（Christian Friedrich Cotta），已更正。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科塔（1730～1807），经营着符腾堡宫廷御用印坊，他是日后席勒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之父。

[34] 坚信礼（Konfirmation）为基督教仪式，儿童13岁时接受宗教教育并通过教义问答后施坚信礼，标志着主动接纳基督教信仰，并可领受圣餐。

[35] Biedermann 1974，S. 12.

第二章

父母的虔诚——小小布道家——卡尔学校——公爵教育——少年和权力——沙芬施坦：理想的朋友和现实的朋友——克洛卜施托克——席勒的第一批诗：阅读的结果——忠于年轻时的梦

父亲说儿子“傻乎乎的”，因为儿子忽然变得如此虔诚。在宗教方面，这不合父亲的胃口。对于他而言，宗教是对社会秩序的认可；准时而认真地坚守秩序，在他看来就完全算得上虔诚。但母亲却乐意置身于宗教的温柔情绪之中。她阅读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Johann Albrecht Bengel）[1]的虔敬派祈祷书，喜欢哼唱背下来的宗教歌曲。宗教中善感而诗意的部分吸引着她，而她也在孩子们的心中激发起对此的意识。“有一次，”克里斯多芬娜讲述道，“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次曾跟着母亲前往亲爱的外祖父母那里。从路德维希堡到马尔巴赫，她带我们走的路要翻过一座山。那是一个美好的复活节星期一，母亲在路上给我们讲了耶稣两个门徒的故事，他们在去往以马忤斯（Emmaus）的漫游路上曾与耶稣同行。她的话语和讲述越来越激动，当我们登上山顶时，都已被深深打动，以至于我们跪下开始祷告。这座山就成了我们的他泊山（Tabor）。”[2]父亲教给孩子们一种理智的宗教，而母亲则教给孩子们一种心灵的宗教；这是两种不同的虔诚，在符腾堡分别有不同的机构表现形式与之相符。

一方面，那里有新教教会，与城市和贵族一样属于邦国议会。邦国议会必须共同抵抗公爵的恣意妄为，以保护征税权和自治权。这是议会合乎宪法与符腾堡古老传统的权力。教会将自身理解为维持秩序的政治力量，但其正统教条却已缩水成行为准则，其中的精神性已干涸。灵魂和心灵在这里得不到什么满足。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不得不在坚信礼前的课程上经历这一切，因为当时他的教会教师竟用棍棒来惩罚背诵教义问答时犯错误的学生。一位学校的同学曾描述过，每个人是如何“怕得发抖”，战战兢兢地背出他那句教义格言。若是一切正确，也有奖励。有一回，弗里德里希和他的伙伴得了四枚十字币作为奖励，于是两人便带着这笔现钱徒步出了城，去了颇受欢迎的郊游去处哈特内卡小城堡（Hartenecker Schlößle），想要在那里吃顿点心。可是正确背诵教义问答换来的小钱居然还买不起一块奶酪面包。二人继续走到了临近的村子涅卡维茵恩（Neckarweihingen），在问询多次无果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间客栈，用这笔小钱换了一些牛奶和面包。这位同学接着讲道，席勒“登上一座小丘，我们可以在山顶看见涅卡维茵恩和哈特内卡，他在上面祝福了我俩刚用过餐的小酒馆，用如此诗意而像先知一般的激情，狠狠诅咒了哈特内卡和其他所有的酒馆，以至于我现在也能在脑海中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3]

教会作为不近人情的惩戒权力，最多只与理智交流；但在教会之外，还有一种私人化的虔敬主义已蓬勃兴起，人们可以在那里诉说内心的声音。在这些圈子中，人们既鄙夷公爵奢华的宫廷生活，也对国家教会的僵化信仰嗤之以鼻。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这位施瓦本虔敬主义的精神之父，还曾经历过卡尔·欧根最初几年的统治（本格尔于1752年去世）。他以《旧约》式的怒火激烈抨击了宫廷：“骄奢淫乱已到了最高的地步：卖淫竟然不被当作罪孽……正义和仁爱奄奄一息：一切都充斥着暴力、利益、阴谋和虚伪。”而关于教会中的基督徒，他则说道，上帝“首先要的不是眼睛、耳朵、嘴巴或手足，他要的是心”。[4]

当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行坚信礼的前夜写下了那首在父亲看来“傻乎乎”的诗时，必定有一种内心的倾诉，但他却用如此严格的格律形式加以束缚。根据同学们的说法，席勒在少年时就懂得巧妙地运用诗词格律。他曾用拉丁语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校长创作了一首答谢诗，运用了古典格律和众多取自维吉尔和奥维德的典故，大放异彩，赢得赞叹无数。

毋庸置疑，对诗歌的热情已逐渐在弗里德里希心中醒来，并与宗教情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男孩很早就尝试过布道牧师的角色，人们只消回忆一下小弗里德里希穿着黑色围裙，站在厨房的椅子上扮演神父的那个场景就行。他的诗歌习作也是慷慨激昂，就是为了在全班或朋友面前大声朗诵。这是一个公共的灵魂在作诗意的表达：并非青春期的对镜自怜，而是心灵的激动，使用了固定的格式，只为用在公开的场合。

他原本瞄准的是宗教职位，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布道。可是1773年1月16日，弗里德里希却不得不将他的心愿埋葬，服从公爵的命令进入索里图德的“军事育才学校”。根据医疗报告，这个孩子入校时“头上起了疹子，脚底有些冻伤”[5]，而他成为牧师的发展道路也被暂时封死。1774年，当公爵要求学生们撰写一份关于个人和同学的报告时，弗里德里希就向公爵坦承了他的不满：“您早已知道，我是怀着多大的欢愉学习法学；您也知道，如果我将来能够以此服务国君、报效祖国，我会把自己看得多么幸福；但倘若我能作为神父侍君报国，我会觉得自己幸福得多……”[6]

等待着这个孩子的是纪律严格、处处监视的军营生活，以及军事化的统一着装：蓝色的制服上衣、白色的及膝裤、白色的绑腿，在带辫假发套上戴着三角帽。每天的作息都有固定安排：夏天早上5点、冬天早上6点起床，检阅，汇报，早餐，7～11点上课，整理着装并接受公爵检阅，12点午餐。然后在监督下分组散步，14～18点上课，18～19点休息，检阅，汇报。21点熄灯。严格的作息规定表露出这种教育的专制精神。若违反规定，就会收到所谓的“惩罚票”，其后果包括禁足、杖责、禁食或禁闭。最初几年，年轻的席勒收到过成堆的罚单，有时是因为“不整洁”，另有一次是因为他让人从校外准备饮食，“让一个清洁女工”为他煮咖啡。偷偷阅读最新的文学作品，例如格尔斯腾贝格的《乌格利努》（Ugolino）[7]、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8]或维兰德的情色小说，也会遭到惩罚。原本风流倜傥的公爵，现在倒对外装出一副严守道德的模样，把维兰德的情色故事一禁了之。就学校的官方思想而言，人们根本不愿意看到学生们去钻研什么“美丽文学”。但有些教师，例如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Jakob Friedrich Abel）[9]和巴尔塔萨·豪格（Balthasar Haug）[10]，却偏偏在学生心中激起并促进了对美丽文学的热情，即便在教学大纲中并没有这类安排。

尽管学校并非像公爵的死敌舒巴特所称的那样是一座“奴隶种植园”[11]，但公爵的管理确实极其严格，让人毫不怀疑他根本不重视当时正时兴的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的自由教育原则[12]。服从和纪律是决定性的。公爵并不信任卢梭那种让自然天性生长发展的理念，因为他不相信人性中有多少优点——他在这一点上和年轻时的导师弗里德里希大王所见略同。在服从和纪律之外还有第三样规矩：竞争。公爵让学生们互相竞争，以此刺激他们的好胜心。对学习成果的公开奖励被视为提升成绩的动力。每学年末都有颁奖大会，卡尔·欧根和全体朝臣都会出席，而得奖的学生则会获得一块印着公爵头像的金币。教师们每个月都必须公布所教科目的学生排名，这些所谓的“总排名榜”会在午餐时宣读，每科头名会得到一根红黄相间的肩绶带。只要弗里德里希还在怨天尤人，沉溺于牧师的美梦，他在学习上就很挣扎，得不了任何奖励。但当他于1776年转去学医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从此时起，他开始收集各种奖杯和奖励。

卡尔学校的低年级课程类似于文科高中，但从入学的第一年起，就要在拉丁语、语法和数学等一般学科外修习一门将来所修专业的预科课程。学生们可以在军事科学、林学、法学和财政学当中选择。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公爵估计到信奉新教的议会恐起疑心，他特意确保学校定期开设新教宗教课。“自由精神和反宗教的原则”[13]，即便是他自己所属意的，也不得公开传播——尽管对他而言，哲学课程比宗教更加重要。因为在无拘无束的“人生纵马年华”结束之后，他开始对“自由精神”兴致盎然：启蒙思想及其自然科学且实践的、实用主义的倾向让他对此颇为倾心。在卡尔学校应讲授一种实用的、非形而上的哲学，但在公开场合不得表现为无神论。为此目的，人们从图宾根找来了几位前途无量的青年文科硕士，其中就有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收到聘书时，阿贝尔年仅21岁，却很快从这批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席勒对这位年轻教授很敬佩，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启发。通过阿贝尔，席勒了解到了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14]、休谟（Hume）[15]和弗格森（Ferguson）[16]等人的英国启蒙哲学；也正是阿贝尔将席勒引向了莎士比亚（Shakespeare）[17]。阿贝尔影响了席勒的文学和哲学品味，而席勒也因此终生对他充满感激。将来，他会将《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18]题献给这位年轻时候的导师。

公爵将卡尔学校视为“他的”学校，每天都在校内度过数个小时。他认识每一位学生，在心情好时还将他们称为“最亲爱的儿子们”。他命人每天向他汇报学校内发生的一切，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医务室或寝室，管理课堂，也定期出现在考场。而就餐时的情景究竟如何，曾在游历德国时参观过卡尔学校的弗里德里希·尼可莱（Friedrich Nicolai）对此做了如下描述：“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听口令面向餐桌列队。伴随着响亮的合掌声，所有人双手并拢，开始祷告；随后每个人抓过椅子，同时坐下，同时发出响声，像是一个营同时开火齐射——就差所有人按照节奏拿勺子舀汤了。但是，开始用餐的号令却是公爵下的。他通常站在骑士的桌旁，环顾四周，直到每个人都已就座。然后他大呼一声‘先生们开餐！’[19]，学生们听令，深鞠一躬。就餐时不允许大声交谈。六个学生共享一大碗（食物），一人负责给其他人盛菜：这项职责每天轮换。卡尔·欧根始终不离开饭堂。他穿着红色的燕尾服，手中把玩着一根小棍，穿梭在排列成行的餐桌之间，像父亲一样与学生们交谈，给他们应得的褒奖或批评。为了让这个大家庭的画面更加完整，霍恩海姆伯爵夫人也常出现在饭堂。”[20]

学生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由公爵本人亲自监督。学校的全部建制都是为了松动学生与出身和家乡的联系。因此才有严格的探访规章，除母亲外禁止所有女性入校，只有紧急情况下才会准假，且禁止与学校外有任何社会来往。学生应紧紧地和公爵联结在一起，仿佛他是他们的第二个父亲。在某次期末的节日祝词中，公爵将学习称为学生们的“第二次出生”，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可用之材。“我们是工具，”他说，“你们是材料。”[21]

在无处不在的公爵面前，所有学生一律平等。出身等级上的差异并不扮演任何角色，唯一重要的只有成绩。公爵曾公开宣布：“一个值得尊敬的骑士之子与另一个年轻人之间并不因出生的偶然而区分，而是因为勤奋与进取心。”[22]学生父母所必须签下的“保证书”则展现了公爵是如何强行收养他的“儿子们”的。父母们必须同意如下原则，即学生“完全献身于服务符腾堡公爵家族”，“若无公爵开恩特许，不得擅自脱离”。[23]

卡尔高等学校也本应像一个大家庭——至少公爵是这样希望的。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极其强势的父亲形象，而学生们的感受也是如此。这给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他而言，权力甚至国家之巅，并非什么抽象之物；他曾与之眼对眼、面对面，在一个人身上经历过这一切，而这个人甚至能盯着他到卧室。这种权力在双重意义上是私密的：人们服从它像是服从一家之主，又必须在直接而私人的交往中在它面前站稳脚跟。可即便起初脆弱而无力，人们到底和它在同一个舞台上相对而立。最终，这就导向了政治权力与道德制衡的平等这一理念。席勒在1784年所作的《一座优秀的常设剧院究竟能起什么作用？》（Was kann eine gute stehende Schaubühne eigentlich wirken？）一文中这样写道：“世俗的法律力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24]

因为1782年擅自逃亡曼海姆（Mannheim），席勒不得不抵御心中背叛“他的”公爵所导致的负罪感。这也属于他和权力之间私人关系的一部分。当席勒在他的剧中把暴君钉上耻辱柱时，总是混杂着个人的因素。他不仅要控诉权力，还要拷问权力的良心，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波萨侯爵（Marquis Posa）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Philipp Ⅱ）之间的对话[25]。同时，席勒还想要诉诸法国大革命领导者的良心，为的是不让他们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正当他还在计划前往巴黎的旅行时，就传来了国王掉脑袋的新闻。

即使是作为诗人，席勒之后也喜欢将自己置于社会高处，用语词的力量平等地回应力量的语词。席勒希望能在广大观众面前上演一出诗人和权力间的小剧，而这也正是他在和公爵的斗争中所学到的——尽管他在晚年还是将其称为“我的公爵”。

这种在权力面前令人侧目的勇气，其实很早就有征兆。“我是否能斗胆，”15岁的席勒在给公爵的信中写道，“向我最仁慈的公爵的高贵的心倾诉我的思绪？”他在信中写道，他的父母依赖于公爵的恩典，因此亲生父亲并非他真正的父亲。是公爵吗？人们本应爱自己的父亲，但人可能去爱这样一位父亲之上的父亲吗？“我看着他，不由得叹气。”对他而言，公爵能比他的父母更“珍贵”吗？这样是否会颠倒了自然的秩序？他一再保证对公爵的爱与尊敬，但在这种应尽义务似的承诺背后，问题却正在萌芽：“请您按我自己所言，来判断我究竟是否爱您、尊敬您、崇拜您；或者我甚至应该发誓尊敬我的国君？”[26]

卡尔学校既是军营，又是修道院和大学。在这里，所有一切都密集地拥挤到一起：公爵、教师、督学、学生。不少类似于兄弟会的小团体在此生发，但即便在完全的监控之中也有孤独。有人自杀，一些学生不得不带着身体或心理上的疾病提前离开学校。坚持到最后的人一般都成了一生的挚友。席勒也和之前的同学保持友谊关系，例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小舒巴特、约翰·威廉·彼得森（Johann Wilhelm Petersen）[27]。不过，他和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沙芬施坦（Georg Friedrich Scharffenstein）[28]的友谊却比较曲折。

沙芬施坦出生于当时仍属符腾堡的法语区莫佩尔加德（Mömpelgard）[29]，他是士官律师，头脑冷静、说话带刺，却同样被席勒周围推崇克洛卜施托克（Klopstock）的朋友圈中的文学热情所裹挟，也投身于文学创作。他报告说，人们当时处于“成为作者的甜美幻想”之中，举办起像模像样的比赛，还想要奖励最佳的作品。一个照着《维特》的路数写了一部小说，另一个则按格明恩男爵[30]的方式写了一部催人泪下的戏剧，因为后者的感伤剧（Rührstück）在当时统治着舞台，而席勒自己则尝试以莎士比亚的风格创作一部悲剧。诗，所有人都写。回想当年，沙芬施坦说，自己当时交出了一部“可怜的东西，里面除了按葛茨·封·贝利欣根的语调瞎模仿的一堆空话之外，什么也找不到”。但他认为，其他人的诗意流露也不过是“瞎模仿的一堆空话”，席勒的习作也不例外[31]。一位年长的同学对这个多愁善感的朋友圈子说了几句风凉话，沙芬施坦感到自己也受了嘲讽，像是蓦然从梦中惊醒：沉迷文学在他眼中忽然就变得一文不值，看起来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他们在感伤的诗中歌颂友谊，但难道和席勒的这种友谊不也是些模仿克洛卜施托克格调的华丽辞藻？在某个“真心的时刻”，沙芬施坦指责他的朋友不过只炮制了些词语，并没有真正交心。

这一批评让年轻的席勒怒不可遏。他在一封大约写于1776年年底的信中做出了回应。这封信详细地谈论了生活和文学在彼此边界上微妙的往来。“的确，”席勒在信中写道，“我在诗里把你称颂得有些太过了。”但这是阿谀奉承吗？非也！他的本意是真诚的，出自内心、来自梦境、来自想象，于是便成了某种理想的形象。可是现在却发现这位朋友是一幅和诗中理想“不尽相同的临摹”。当理想与现实陷入冲突时，应得出什么结论？人们绝不能为了平庸的现实而放弃“更高的”理想世界。在我们身外有一种生活，在我们心内还有另一种生活，两者之间则是机缘的游戏：内心生活之所以燃烧，是因为外在生活，也就是因为恰有机缘巧合——但若不是辅以理想的热情，就绝无法从这种内外共情中产生友谊。对于年轻的席勒而言，一切的关键都在于用充满热情的理想之光观照现实，因为人们只有这样才能不离事物本真。在信中，席勒将理想化描述为平凡世界在“我心如此渴求的更高世界之眼中”的一种投影。但是，这“更高世界”是由什么物质所构成？并非普通的感觉和想法，而是由艺术的语词所引发的升华和激昂。这些语词令其所描述之物发生变化，在其中加入情感，而这些情感也只有在语词中才能有真正的家乡。年轻的席勒已然明白，艺术的语词并不单单临摹现实，更是创造现实。对于友谊而言也同样如此：它是从诗中生长出来的。

朋友的批评既伤了席勒的心，也对他提出了挑战：它向席勒揭露了“文学之真诚”这一宛如深渊的问题。例如，一种情感如果只是被克洛卜施托克的一首诗所唤起，是否就不那么真诚？自然，席勒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他身上有很多东西要归功于克洛卜施托克，但情感“却深深沉入我的灵魂，成为我的切肤之感、我的私产，这才是事实，是在死亡中可以宽慰我的东西”！

所读可以化为所感，不同的领域相互交织，语词之热情化成一股生命之力，时不时地将平凡的生活像渐弱音那样从身边推开，正如席勒为了忠于友谊的理想，将现实中的朋友沙芬施坦一把推开。“看，我发现一眼泉水，能将我的心填满，给我祝福：那就是一位如此伟大而美好的朋友”；可这位朋友却并不是现实中的沙芬施坦。他“必须得转过脸去”不看沙芬施坦才行，因为他无法承受生活之平淡对理想的挑战。那存于想象中的理想化了的好友，实在远胜现实中的好友，而席勒正是借此与后者道别。

事实上，席勒也的确与沙芬施坦渐行渐远。不过，只要他们都还在学院学习，就免不了外在的接触。在席勒当军医的那段时间，两人又互相走近，却没有了早先的友谊中那种炽热的精神。再往后，沙芬施坦失掉了对席勒的任何意义。但他却留心追踪这位当年好友所向披靡的人生道路，其中不乏哀怨和隐隐的恨意。他在回忆录中虽然说了席勒几句好话，但他矮化并修剪席勒形象的意图也同样明显。比如他说席勒“只在很短一段时间里按照内心生活，之后更多的是为了桂冠活着”；又比如他略有些不怀好意地强调，席勒举手投足间“有些僵硬”，“一丁点儿优雅”都没有，而他的声音则“尖锐刺耳，并不动听”。[32]

当年友谊破裂之时，还有个捣乱的第三者插足其中，此人便是同样来自莫佩尔加德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博伊吉尔（Georg Friedrich Boigeol）。博伊吉尔也指责席勒听任好友奉承地将自己吹捧成诗人。席勒更不留情地打发了他。“我是用更优等的材料造出的青年”[33]——席勒用这句话结束了和他的其他任何来往。

年轻的席勒把他对克洛卜施托克的热情传染给了他的朋友圈。当时，克洛卜施托克是位居德语文坛中央的璀璨明星。在歌德与赫尔德登台之前若干年，也在那场以克林格尔的戏剧命名的“狂飙突进”运动兴起之前[34]，克洛卜施托克就于1756年凭借他发表的《弥赛亚》（Messias）前十歌，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35]。这是一部被作者自称为“神圣之诗”的作品[36]。在《弥赛亚》的前言中，克洛卜施托克发问：诗人是否能不以谦卑的接受者的姿态接近天启，是否能将想象力与崇高的素材结合起来？的确，克洛卜施托克之前有诸多前辈，例如创作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37]的弥尔顿，他们已开始将《圣经》故事变换为诗意的创作。但这一切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加以辩护。克洛卜施托克用如下提醒给出了辩词：宗教的生命力，要在它帮助诗人的幻想高飞、助他思想富足时才能自证。自然，诗人也必须证明他配得上自己的素材。所要求的乃是“天才”和“心灵”，这两种特质从此之后便成了真正诗歌的标志。“天才”被视为人们得以接近崇高之物的神秘力量。而若说“天才”强调的是对宗教天启中客观之物的分享，那么“心灵”所描绘的则是其中的主观内容：“想象力的所有图像全都苏醒，”克洛卜施托克写道，“所有思绪都想得更加宏大。”[38]只有心灵的天才才被允许像荷马讲述古希腊英雄和天神之伟业一样，讲述弥赛亚的拯救。

因此，诗和宗教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免不了要被颠倒。原本宗教应是内涵，而诗歌不过是形式。因此即便是在那些通常远离文人墨客之作品的小圈子中，也有人在读克洛卜施托克。舒巴特在一封致克洛卜施托克的信中写道，在路德维希堡已经有手工匠人把《弥赛亚》当作祈祷书来用，且在《圣经》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基督教书籍而只认《弥赛亚》。然而没过多久，就从基督教的虔诚中生出一种对诗的虔诚。宗教的内容成了诗的内容，而诗则反过来有了宗教的神圣。宗教内容中的崇高转移到了诗上，使得诗歌与诗人的地位大幅提高。克洛卜施托克开启了一个诗人更加自信的时代。难道真正的诗人身上不也有一些先知的气息，难道他不也有权凭借他的天才，作为福音书四位作者的年轻弟兄与之并立？随着这一过程，本属于市民阶层的诗人开始在公共意识中平步青云。在《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中，歌德正是以克洛卜施托克为例描述了这段历史进程：“诗歌对象的威严提振了诗人对自身个性的感知……克洛卜施托克便完全有权将自己视为一位被圣化了的人物，他也因此在言谈举止中力求最细致的纯洁。”[39]

当时，年轻的席勒自视为“克洛卜施托克的奴隶”[40]，正享受着诗人地位的提升，因为这一切也在他自己的诗作上投下一束余晖。阅读克洛卜施托克甚至激起了本已冷淡下来的宗教情感。“克洛卜施托克的诗，”同窗好友彼得森说，“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强，以至于宗教情感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他的情绪。”[41]甚至连早年想要成为牧师的愿望，竟也重新回来了。

歌德的感受也与席勒类似。在谈到他初读克洛卜施托克时，歌德说：“一个少年灵魂中所有属于神的、天使的和人性的一切，在这里都被调动了起来。”[42]但他们在读克洛卜施托克时不仅怀着热情，更带有技巧上的好奇。彼得森说：“这是一种日复一日且认真严肃的关注、感受、观察、比较、研究、领会。”[43]年轻的席勒也想一窥宏大情感的幕后秘诀，艺术家的好奇已被激起，即便感觉的印象仍旧强烈。在《弥赛亚》之外，还有克洛卜施托克的几首颂歌让他爱不释手，尤其是《春祭》（Die Frühlingsfeier）。在给沙芬施坦的告别信中，席勒通过以下一句明白无误地引用了这首颂诗：“那么现在就当着那临近者的面听好。”“临近者”在这首诗中是上帝的名字。上帝不仅在电闪雷鸣中、在复苏万物的春雨中，而且也在阵雨后的宁静中显露：“万物在你面前沉静，临近者啊。”[44]

克洛卜施托克的颂诗《春祭》在当时几乎像谚语一样知名。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人们只消提一提诗名就能描绘这种情绪。在歌德的《维特》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维特和绿蒂在舞会上相遇，外面春天的暴雨正倾盆而下，绿蒂向窗外望去，“我见她眼里噙满泪花，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克洛卜施托克呵！’她叹道”。[45]

《春祭》中最吸引席勒的，就是克洛卜施托克独特的寰宇之想象，从宇宙空间的深处远眺地球，“我不愿沉入/世界上所有的海洋/……/我只愿围绕桶沿的一滴，/只围绕着地球，飘荡”。[46]近与远，以及那非比寻常的空间，在其中渺小的生命迷失了自己，却被神一样的精神托起——年轻的席勒正是在这样的意象空间中生活、翱翔，而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歌《傍晚》（Der Abend）正是打上了这种烙印。席勒的这首诗于1776年[47]发表于卡尔学校的教师巴尔塔萨·豪格所编辑的《施瓦本杂志》（Schwäbisches Magazin）上，诗中也是从极高处俯视一切，整个世界的喧嚣在夕阳下显出金色，静躺在下方深处，而“诗人的才气”则遨游于其上，“把我向天空众天体之上高举，/怀抱着一种崇高的感情”。高处是宇宙远方的“银波”，低处则是微小的众生：“叶子上蠕动着一只毛虫，/虫体里也有一条生命，/千百条河流奔涌在其中，/那里又游着若干幼虫，/各有一个灵魂在活动。”[48]

克洛卜施托克在由小及大的过渡中的那种庄严崇高，在当时常常为人所模仿，甚至青年歌德都在《维特》中写道：“我感觉到叶茎间有个扰攘的小小世界——这数不尽也说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小虫子、小蛾子——离我的心更近了，于是我感受到按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存在。”[49]

但年轻的席勒不再是维特。在他的幻景中，书页沙沙作响，里面尽是他从克洛卜施托克、盖勒特（Gellert）[50]、哈勒（Haller）[51]和伊瓦尔德·封·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52]那里读来的东西。席勒的诗还不是照着自然写就的。好友彼得森的评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一片风景的诗意描写给他留下的印象，要比亲眼看见自然更深。”[53]

1777年发表的第二首诗《征服者》（Der Eroberer），则是以《弥赛亚》中魔鬼一场的风格写成的狂想。席勒让意欲摧毁一切造物的阴影之君登场：“之后在最高的王座，耶和华曾于此伫立，/向着天界的废墟，向着破碎的/天体俯冲而下——/哦这一切只有征服者才能感受！”[54]这首诗沉醉于狂怒的图像，是一场与虚无、毁灭，以及造物的“美好晴天”的最后胜利进行的修辞游戏。这首诗是按克洛卜施托克的腔调所做的与邪恶的游戏。席勒和年轻时的歌德一样，为之深深吸引。在《诗与真》中，歌德描述了当理发师正给他父亲抹剃须膏时，他和妹妹躲在壁炉后面的角落里，轮流诵读着克洛卜施托克描写魔鬼的场景。当念到“哦，我已被压得何等破碎！”一句时，理发师惊吓之下竟把肥皂水倒在了父亲胸口上。歌德接着写道：“孩子和群众总习惯把伟大而崇高之物变成一场游戏，甚至一场闹剧；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坚持着忍受这一切。”[55]席勒年轻时的这首《征服者》肯定也是场闹剧，尽管这并非作者本意。

对青年席勒而言，克洛卜施托克自然不是唯一的文学榜样——还有歌德、莎士比亚、格尔斯腾贝格和其他人——但克洛卜施托克的影响一开始最为强烈。

随着在卡尔学校求学岁月的结束，席勒的克洛卜施托克时代也一并告一段落。卡尔·菲利普·孔茨（Karl Philipp Conz）[56]，席勒在洛尔希时的玩伴，讲述了他1782年在斯图加特拜访席勒的场景：“一次，我在他的书桌上看见了……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集……当我翻开书时，却不无惊诧地发现，有数量可观的诗已被粗野地用钢笔完全划掉，斜着打上了大叉。当我笑着问他，这其中有何深意时，他说：这些诗我不喜欢。”[57]但还有一些诗让他一如既往地倾心，以至于1782年9月22日，也就是他逃离斯图加特的那天早上，他在打包书籍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集，便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甚至提笔开始创作一首呼应之作，而与他一起出逃的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Andreas Streicher）[58]则已是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口催促席勒快点儿动身。在这个瞬间，席勒沉浸在年轻时的梦境之中，必须靠施特莱歇尔把他拉回现实中来。

多年以后，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一文中，席勒再一次忆及克洛卜施托克，将自己年轻时的幻梦归功于他：“只有当人的心情狂热到极端时，才会去寻找他、感受他，因此他也就成了青年人的偶像，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年轻人总是想超越现实生活，逃避一切形式，觉得任何界限都过于狭窄，所以他们在这位作家展现给他们的无限空间里就感到爱之炽烈，乐之融融。可是，当青年人变成了成年人，当他们从理念王国又返回到经验的范围之内时，那种狂热的爱已经失去很多，而且是非常之多。但是人们对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对这样一种非凡的天才……所应有的特别尊重却一点也没有减少。”[59]

对年轻时的梦，席勒始终坚守着忠诚。

[1] 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687～1752），新教路德宗神学家，施瓦本虔敬主义代表。

[2] Petersen 1904，Bd. 1，S. 82. 以马忤斯与他泊山均是《圣经》中的地名。根据《圣经·新约》记载，复活的耶稣曾在以马忤斯向他的两个门徒显圣（《新约·路加福音》24章13节），而《新约·马可福音》（9章2～10节）所记载的耶稣登山显荣，相传便是在他泊山。

[3] Biedermann 1974，S. 13.

[4] Zit. n. Wiese 1959，S. 58.

[5] Biedermann 1974，S. 15.

[6] MA Ⅴ，S. 240.

[7] 海因里希·威廉·格尔斯腾贝格（Heinrich Wilhelm Gerstenberg，1737～1823），德国作家，其1768年匿名发表的剧作《乌格利努》取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神曲》（Comedia，1321），讲述的是乌格利努伯爵与其子身陷囹圄，最终饥饿而死的故事。剧中激烈的情绪表达预示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到来。

[8] 歌德的成名作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1774）同样是匿名发表，描述的是青年维特爱上已有婚约的绿蒂，因不堪社会的约束又无法释放情感，最终选择自尽的悲剧故事。作品一俟发表便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维特风”，并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

[9] 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1751～1829），德国哲学家，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导师，其关于“天才”（Das Genie）的论述对席勒影响颇深，见本书第三章。

[10] 巴尔塔萨·豪格（1731～1792），德国作家、思想家，研究古今文学史，是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导师。

[11] Zit. n. Wagner 2001，S. 153.

[12] 让-雅克·卢梭（1712～1778），生于日内瓦，18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之一。其社会学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1755）与《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1762）宣扬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为法国大革命奠定思想基础。卢梭视作为人造物的“文化”为人类天性腐化的原因，因此提出“回归自然！”（Retour à la nature！）的口号，对“狂飙突进”运动影响极大。而这种自然天性观也是其教育理念的基础，参见他的著作《爱弥儿：论教育》（Émile ou De l’éducation，1762）。

[13] Zit. n. Wagner 2001，S. 156.“自由精神”（Freigeist）在18世纪的语境中指无神论思想。

[14]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Anthony Ashley-Cooper，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英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注重情感与伦理，其主要哲思收录于三卷本的《人类、礼节、观念、世代之特征》（Characteristicks of Men，Manners，Opinions，Times，1711）。他将“崇高”（the Sublime）阐释为一种美学概念，对康德与席勒的“崇高”（Das Erhabene）观念之建构有很大启发。

[15]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启蒙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道德哲学、知识论和历史方面均有建树，作为经验主义者反思了认识过程中的因果律等原则，并强调道德判断中的情感要素。著有《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人类理智新论》（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以及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1754～1762）。

[16]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苏格兰启蒙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崇尚古苏格兰高地传统社会中的道德与伦理，批判现代文明对人的腐化。著有《市民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767）等。

[17] 威廉·莎士比亚（Wil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文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其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1597）、《哈姆雷特》（Hamlet，1604）均是世界文学经典。

[18] 关于席勒的第二部剧作《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Die Verschwörung des Fiesko zu Genua，1783），参见本书第八章。该剧的扉页写着：“献给斯图加特的阿贝尔教授先生”（Dem Herrn Professor Abel zu Stuttgart gewidmet）。

[19] 原文为法语：“Dinez messieurs！”

[20] Zit. n. Wagner 2001，S. 172. 弗里德里希·尼可莱（1733～1811），柏林启蒙主义哲学代表、出版商，莱辛（Lessing）与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好友。除了哲学与美学著作外，他最著名的无疑是对拒斥礼俗的“狂飙突进”运动的批判，尤以他于1775年针对歌德所作的《少年维特之欢愉》（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1775）为典型。

[21] Zit. n. Wiese 1959，S. 17.

[22] Zit. n. Wagner 2001，S. 154.

[23] Zit. n. Wagner 2001，S. 154.

[24] MA Ⅴ，S. 823. 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5页。关于这篇演说，参见本书第十章。此处原作者遗漏“stehende”与“eigentlich”两词，已更正。

[25] 这里所指的是席勒在《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中所描绘的两位主角的对话，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81～201页。参见本书第十二章。

[26] MA Ⅴ，S. 239.

[27] 约翰·威廉·彼得森（1758～1815），席勒好友，后任符腾堡公国公立图书馆（Herzogliche Öffentliche Bibliothek）馆长，并任卡尔学校文献学教授。

[28]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沙芬施坦（1760～1817），席勒好友。1782年9月，正是在斯图加特城门值守的沙芬施坦放席勒出逃符腾堡，前往曼海姆；参见本书第七章末。沙芬施坦日后在符腾堡公国军中平步青云，升任海尔布隆（Heilbronn）总督、乌尔姆（Ulm）总督。

[29] 莫佩尔加德（Mömpelgard）即今天法国勃艮第-弗朗谢-孔泰（Bourgogne-Franche-Comté）大区的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

[30] 奥托·海因里希·封·格明恩帝国男爵（Otto Heinrich Reichsfreiherr von Gemmingen，1755～1836），18世纪德国通俗剧作家，代表作《德国的家庭父亲》（Der deutsche Hausvater，1779）讲述了贵族与市民间的一场爱情悲剧，鞭笞了等级制度与贵族特权，为席勒之后创作《阴谋与爱情》提供了灵感。

[31] Biedermann 1974，S. 30.

[32] Biedermann 1974，S. 30，S. 52.

[33] Biedermann 1974，S. 10.

[34] “狂飙突进”（Sturm-und-Drang）运动是指自1770年开始以歌德为代表的青年作家通过文学宣扬打破一切束缚的反叛精神并争取自我实现与个人自由的运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强盗》等作品都是这一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作品。“狂飙突进”之名来源于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1752～1831）发表于1777年的同名戏剧。

[35] 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卜·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18世纪德国著名诗人，尤擅无韵古风颂歌；长诗《弥赛亚》（1748～1773）大气磅礴，情感丰沛，开一代风气，而《苏黎世湖》（Der Zürcher See，1750）、《春祭》（Die Frühlingsfeier，1759）等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名诗。《弥赛亚》前三歌于1748年发表，甫一面世就震撼文坛；之后，克洛卜施托克再接再厉，于1755年出版含第一至五歌的第一卷，1756年又出版了第二卷（第六至十歌），但直到1773年才最终完成全书二十歌的创作。原文作者在此处将1756年误作1755年，已更正。

[36] Klopstock，Bd. 2，S. 997.

[37]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著名诗人，其代表作《失乐园》取材于《圣经》，描述了天使路西法（Lucifer）的堕落、亚当夏娃遭魔鬼诱惑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

[38] Klopstock，Bd. 2，S. 1004.

[39] Goethe MA 16，S. 430.《我的自传——诗与真》（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或译《虚构与真实》，是歌德最重要的自传体著作，讲述的是他1749～1775年的经历。前三卷于1811～1814年陆续出版，但第四卷的创作因为顾及部分当事者的感情而时断时续，直到歌德去世后的1833年才最终收入其文集中。

[40] Biedermann 1974，S. 46.

[41] Biedermann 1974，S. 22.

[42] Goethe MA 16，S. 430.

[43]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166.

[44] Klopstock，Bd. 1，S. 91.

[45] Goethe MA 1.2，S. 215. 汉译参见〔德〕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歌德文集》（第六卷），刘思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22页。

[46] Klopstock，Bd. 1，S. 89.

[47] 原书作者误作1778，已更正。

[48] MA I，S. 9. 汉译参考《席勒文集》（第一卷），第6页，有改动。

[49] Goethe MA 1.2，S. 199. 此处引用的是维特5月10日的信，译文参考《歌德文集》（第六卷），第3页。

[50] 克里斯蒂安·弗尔西特哥特·盖勒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1715～1769），德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代表，其感伤剧为后来的市民悲剧（Das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奠定了基础。主要作品包括戏剧《多情温柔的姐妹们》（Die zärtlichen Schwestern，1747），以及若干诗歌与寓言。

[51] 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瑞士诗人、医学家、植物学家，教育诗（Das Lehrgedicht）这一体裁的代表作家，长诗《阿尔卑斯山》（Die Alpen，1729）是德语启蒙主义自然诗的杰作。

[52] 伊瓦尔德·封·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1715～1759），既是诗人又是普鲁士军官，代表作是长诗《春天》（Der Frühling，1748）。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一文中，席勒还会在论述“悲情文学”（Elegische Dichtung）时谈到克洛卜施托克、哈勒和伊瓦尔德·封·克莱斯特，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75～486页。

[53] Biedermann 1974，S. 54.

[54] MA I，S. 13.

[55] Goethe MA 16，S. 88.

[56] 卡尔·菲利普·孔茨（1762～1827），德国诗人，席勒好友，曾任图宾根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

[57] Biedermann 1974，S. 46.

[58] 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1761～1833），钢琴家、制琴师，席勒好友。曾与席勒一起从斯图加特出逃曼海姆，将原本要去汉堡学习的旅费赠予席勒。后在维也纳立足。他的回忆录《席勒出逃斯图加特与在曼海姆的逗留，1782～1785》（Schiller’s Flucht von Stuttgart und Aufenthalt in Mannheim von 1782～1785）是了解青年席勒经历的重要文献。

[59] MA Ⅴ，736f. 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84～485页。

第三章

1776年——时间和地点的变动——“狂飙突进”的精神——赫尔德及其后果——卡尔学校的一场新年联欢——重大激励：阿贝尔关于“天才”的演说——阅读莎士比亚

1776年，青年席勒的生命中出现了若干重要变动。

军事学院从路德维希堡的索里图德搬迁至斯图加特，校址原先是几栋军营大楼，就坐落在新城堡后面。迁校于1775年11月18日启动。学生们身着制服，像军队一样列队，和督学与教师们一起，由公爵亲自率领，伴着节日的音乐和飘扬的旗帜浩浩荡荡地迁入斯图加特的新校区，民众则立在大路两旁夹道欢迎。这是一件大事：斯图加特有了一座属于公爵的高校，城市因此赢得了不少名望。先前学生不得与外界交往的禁令，现在也开始松动；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像大学生，可以大展一番拳脚，也开始参与城市的文化生活。整个生活的氛围都在改变。

而席勒的学习处境也在变化。卡尔学校现在可以自称为“卡尔高等学校”，并且又增加了一个医学院。因为公爵担心无法为所有学习法律的学生提供职位，就敦促其中一些人转学医学。对于席勒而言，这实在是个放弃不喜欢的法律而开始学医的好机会。但让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实践的医疗技术，而是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知识。由于他的创作热情此时已经兴起，他向自己承诺，在医学人类学中定能发现对文学的益处。

他的学业成绩尽管在1775年末曾有大幅退步，但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好。他开始精力十足地研究专业知识，不出几个月就在全系名列前茅。一种对思索的强烈兴趣代替了诗意的沉醉。他的性格中有了一些果敢和攻击性。他练习自我约束，有时生硬地与别人划清界限。人们都惊讶于他行为举止中的明显变化。“这段时间结束后，”彼得森说，“席勒就成了和起初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之前的他孤独、自闭、惴惴不安，现在的他则感受到在增强、在驱使的力量，随意取乐、捉弄别人，而且时常粗俗而伤人。”[1]

对这种“不断增强着、不断驱使着的力量”的全新感受，席勒尤其要归功于他的老师，1776年复活节起接手医学院哲学课程的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教授。

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1751年生于恩茨河畔的维欣根，其父是一位高级管理官员。施瓦本地区的神学学生通常所走的教育道路，他也全走了一遍：首先是登肯多夫（Denkendorf）和茅尔布隆（Maulbronn）的修道院学校，然后是图宾根神学院，但神学并不能让他着迷。他急切地接受了法国唯物主义——霍尔巴赫[2]和爱尔维修[3]——以及英国经验主义——洛克[4]和休谟——的哲学启发。他为沙夫茨伯里的哲学感到振奋，因为被这种哲学视为榜样的，不是道德上无可指摘之人，而是在美学上被塑造成型的人。在学习期间，阿贝尔也受到了“狂飙突进”之启航精神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和青年赫尔德。这些狂放不羁的年轻人身上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给了他启发，于是结束学业后去某个乡村牧师身边当个副手的愿景对他而言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阿贝尔是幸运的。

当时，公爵正在为他的学校搜罗教师。他要求图宾根神学院的高层告诉他学校最优秀的硕士的名字。阿贝尔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但公爵某次到访图宾根时与他认识，对他颇为赏识，便问起为何他没有被提名。人们回答公爵，阿贝尔个子太矮，不适合去军校。于是公爵简短地表示，人们在图宾根不是拿尺子来测量一个教授是否称职。1772年11月，阿贝尔被聘至卡尔学校。在回忆录中，他描述了如何发现自己“从神学院里昏暗的修道院砖墙中出来，一下子就到了王侯们寻欢作乐的行宫”。[5]公园，从索里图德城堡远眺符腾堡王国的景致，以及给他当作住处的亭阁，这一切都给这位21岁的青年留下了印象，他仿佛中了魔法一般，置身于一座“仙女的城堡”中，兴奋得竟在地上翻滚。年轻的硕士很快就进入了他的新角色。为了不在廷臣面前缩手缩脚，他回想起他读过的关于宫廷的书籍，回想起时下法国文学和狂飙突进派——伦茨[6]、克林格尔和莱泽维茨[7]——对宫廷的嘲弄。他就这样鼓起勇气，满怀自信，甚至有些莽撞地登场亮相。他的心中充满着当时兴起的教育改革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人具有无穷的可塑性，只需要发现个体的禀赋并让其发展，而不应对他指手画脚。更应当做的是唤起人的好奇心，也就是那种崇高的欲念：不想囫囵吞枣，而是要亲身经历一些东西。阿贝尔很快就在教授当中赢得了领导地位，很受公爵器重，并以对课堂教学改革的建议崭露头角。他认为在课堂上应练习独立思考而非机械记忆。个性化的阅读，包括阅读美文，也应被允许；在此之前，这一点绝非理所当然的事。但首要任务是要把哲学树立为整个教学的核心学科。阿贝尔为此发展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哲学概念：哲学应同等地包含对心灵和理智的教育，应成为所有科学领域的预科，最重要的是哲学应指导一种聪慧的生活之道。在呈给公爵的一份纲要中，阿贝尔陈述了这一整体性的计划。纲要的标题不言自明：“普遍科学或曰健康理智的哲学用于教育审美、心灵及理性之草案”。[8]至于每节课的安排，阿贝尔则遵照英国经验主义教科书的结构。人们由此可以发现，这个年轻人甫一踏出书斋，就直接进入了“教育省”（Pädagogische Provinz）[9]。学生们从物理世界的法则起步，向上学到心理学，再到感觉与思维的法则；同时也安排了郊游一样的美文欣赏，因为文学使得通往优雅灵魂和关于上帝与永生的终极之问的过渡成为可能。阿贝尔并未在此驻足太久，而是很快又回到了实践人类学上。他那不同寻常的归纳法让学生大开眼界。因为当时通常的做法是从高一级的普遍概念出发，向下推演到现实世界。这种经院式的枯燥做派让一届又一届学生叫苦不迭。但与之相比，阿贝尔的方法则让人眼前一亮：他让学生记录下与每一门学科有关的日常观察。这些观察会被汇总、整理，大家随后在课堂讨论中得出若干结论，并由此发展出概念。阿贝尔所遵循的原则是：人们真正了解的，只有自己亲手做出的成果。

阿贝尔想要在课堂上创造一种工作和对话的氛围，他避免上讲台，在教室中来回快步走动。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小逍遥子”[10]，都喜欢他。常常有几个学生在课前跑到学院大门口等他到来，陪他走到讲堂，同时还想和他交流关于科学、政治和个人的种种事情。阿贝尔回忆说，学生们把他“当作朋友来问意见”。席勒特别“勤快地”利用这些机会，与他探讨“关于人的认识”。[11]

对于阿贝尔和他的学生们而言，1776年12月14日是个大日子。在学院的年末庆典上，阿贝尔从公爵那里接下了一项光荣的职责，在都城新城堡的白厅中，在珠光宝气的宫廷成员、全体教师、城市名流、图宾根大学代表团、集合起来的学生和家长面前作庆典发言。这场演讲在席勒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题目是公爵亲自拟定的，像是考察了在这个“狂飙突进”正发端的时代，空气中弥漫着的究竟是什么。阿贝尔应谈一谈“天才”（Das Genie），具体说来谈一谈以下问题：“伟大精神是天生的还是培养的以及他们均有何种特征？”

当阿贝尔在花团锦簇的讲台上谈论“天才”时，“天才”这个概念对于自视甚高的青年而言是一项内心的事务，几乎像是当时精神领域斗争中的冲锋号，年轻人虽身处远方，但依旧参与战斗。沙夫茨伯里曾说，天才诗人就是第二次创世的“普罗米修斯”[12]（Prometheus），天才将全新的、“原生的”东西带入世界的光亮之中；对于这些青年而言，沙夫茨伯里的话就像有翼飞翔的话语。天才不光发现，更要发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更好也更符合一个真正天才的莫过于，发现一块在发明的天才将其从不可见的大洋中举起之前都不存在的大陆。一说起天才，1770年前后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莎士比亚：他把一整个世界、把独一无二的人间百态搬上了只存于想象之中的舞台（因为当时莎剧仍很少上演）。莎士比亚被视为创造力天才的代表。舒巴特一如既往地语气夸张，将莎士比亚称为“可见之神”。而歌德则在他的《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一文中写道：“他与普罗米修斯比赛，一点儿一点儿地学着他去塑造人类。只是他所塑造的人都无比伟大。”[13]莎士比亚从自身的“自然”中创造，而他的“自然”足够宽广，能容下一整个世界。他并不拘泥于规则，而是由自身创造性的自然出发订立规则。往后，康德会为这一思想找到简明扼要的概述：通过天才，“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14]

整整一代人通过天才的形象表达了他们全新苏醒的自我意识，反对等级森严、僵化狭隘的传统世界。小市民的唯命是从，对传统的顺从，局限于职业、官位和营生的眼光，人们在社会的整体机制中不过是小小的齿轮和螺丝，此外还有一种干瘪枯燥的理性主义，不允许留下任何一丝秘密——倾心于自由精神特别是美丽精神的年轻人感受到这一切，却怀着这种向往撞上了司空见惯的困境阻碍：“人类天性中真正伟大的驱动力已经瘫痪”——赫尔德写道。歌德也同样附议，他又把目光转向了莎士比亚，宣称莎翁运用了自由权利，吹起号角“让一切高贵的心灵”远离“所谓高雅趣味的乐土”，因为它们在那儿不过是“在无聊的黄昏中……游荡着，打着哈欠消磨它们那影子般的生命”。[15]

但这种针对传统和习俗的激情冲击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它当然有一段人们可以依凭的长远历史，始于柏拉图（Plato）关于激情的哲学[16]。是维兰德提请注意到这一点。古人，维兰德说，只能将诗人和先知的激情解释为有神居于其灵魂之中，但他补充说，古人还建议小心行事，因为此类热情也可能转变为疯狂。上帝刚刚还借疯人之口演说，可忽然就只剩下毫无规律的呓语，人们不知道现在是在理性之上还是已跌入理性以下。但这些疑虑的异议并无助益，人们并不愿在激情无重力的飞翔中动摇，这是一种灵动，想要与沉重的思想和笨拙的现实游戏。赫尔德写道：对于激情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轻，它裹挟着所有能听能看的人，直到他再也听不见、看不见。人们诉诸传统，却没有谦卑。一种想要重新建构、重新定义生命力的意志大胆地攻击旧事物，只为从其中做出些东西来。重要的是亲自上手。

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日期，这种轻快的精神在那一天或许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兴奋。这就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厌倦了里加（Riga）令人窒息的生活状况，匆匆忙忙像逃难一样启程乘船前往法国的那个瞬间。哥伦布之后的两个半世纪，这种驶向大海、启程前往现实存在之无尽的愿望，终于也在哲学家和美学家心中激起。无论如何，这位哲学航海家的海上旅行带着狂飙突进的烙印。据说赫尔德一辈子都靠那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闪过他脑海中的理念过活。记录下这些理念的日记——18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及哲学文本之一——直到1846年才作为遗稿以《1769年我的旅行日记》（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e 1769）为题出版，故而暂时无法作为文本发挥效用。但撰写日记的人却在结束旅行后，于1771年在斯特拉斯堡遇见了一位叫歌德的年轻人。他被这场理念的暴风雪深深吸引，对其中很多内容做了重新表述和继续发挥。可以说，赫尔德在1769年听从了内心的呼唤。当尼采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提出那著名的口号时，又回忆了这呼唤：“上船吧，你们这些哲学家！”[17]

向着大海航行意味着变换生命的元素，从坚实转向流动，从确定转向未知，意味着赢得距离和广远，而其中也蕴藏着新起点的激情。那“满是纸张和书籍……只属于书斋的文件柜”被留在了岸上，现在该怀着期望向远方启程，以此发现自我。那“被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ta）是不断变动着的水之沙漠，而“具有创造力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则是人类自身。[18]外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供临摹：描绘波涛永恒的轮回恐怕并不是一项友善的工作。当下的空间虽在运动，却空空如也；过去的空间，即书斋，是仅从书上读来的教育的冥府，静躺在影影绰绰的远方。在畅行无阻的大海上，赫尔德让自己跟随思维的风暴。他自称为“床上的哲学家”，无论内心的还是外在的世界，在他眼中都是无穷无尽。“一艘在天际与海面之间漂荡的船，给了多么辽阔的空间来思考！这儿的一切都为思想插上翅膀，赋予它运动和广阔的天空！在陆地上，人们被钉在一个僵死的点上，被锁在狭窄的圈子里动弹不得……灵魂呵，若你踏出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感觉？……这个世界在你眼前消散——消失在你脚下！这是怎样新的思维方式……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将学到的一切在心中摧毁，只为自己创造我所思、所学、所信仰的东西！”[19]

但赫尔德当时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对于他之后的生活，对于整个“狂飙突进”时代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以下这个念头：重要的，赫尔德宣布说，是去把握那股推动从岩石到意识、从自然史到人类史之有机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推动力并不能被辨认，而只能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生命力被感知；只有当它被感知、被体会过后，才能被理解。在所有有生命的物体中都有一种不可把握的偶然性在发挥作用。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免于某事”的自由，而是自由地创造。理智将创造理解为必然；理智必须如此判断，因为它只能借助因果概念来理解生命，也就是说无法理解。为什么？因为创造的过程并非某个因的果，而是蕴含着一种谜一样的随意。具有因果的过程是可预见的，创造性的进程则不可预期。赫尔德因此要求“有生命力的概念”，也就是与生命的神秘灵动相结合的概念。所有经验、知识和行动的领域——从诗歌到政治，从动物性到民族志，从矿物到神灵——都应与这些有生命力的概念一并加以重新理解。在那条摇曳的船上，赫尔德就活在这些宏大的计划之中。他的“海上之梦”在他眼前魔术似地变幻出了新的生命、新的科学，同时还有一种新的道德以及新的社会理论。这一新理论认为：个体生活应这样加以社会化组织，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发展其个体的生命萌芽。社会是为了在发展这种生命萌芽的过程中的相互帮助而结成的联系。个人的发展是社会的核心意义，即便这些个人最终会融合为集体化的个体，即“民族”，也就是社会意义的承载者。但是：重要的始终是个体的发展。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天才（的潜质），但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天才（的潜质）会遭扼杀，正如叔本华之后所言，从中只产生出“类同工业制品的人”。[20]赫尔德勾勒了一种教育纲要，思考了重要机构的改革。他写道，建立某种天才的“育才所”应当是可能的，但前提却是认识到一般教育方式的谬误，因为其阻碍了成长和发展。人们必须学会阻碍这种阻碍，不去干扰这种“具有创造力的自然”。

这些理念“在时代的洪流中生动地涌向”航海者赫尔德，而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歌德，也由此获得了启发。如果说人们之前只是理性而机械地理解自然，那么他们现在则将自然作为一种有机体去体验、去思索。

甚至连“理性”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

用笛卡尔[21]的话说，理性已抬起了她骄傲的头颅，她已经解放自身，以至于上帝也必须在其法官的宝座前为自己辩护。但这却是“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22]的理性，一种计算着、建构着的理性。在莱布尼茨[23]和随后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24]那里，上帝和世界被作为整体巧妙地合并到了一起；理性管理着天界与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Die beste aller möglichen Welten）之间的跨界交往。所有的一切说到底都是合乎理性的连续，自然绝不做跳跃，在自然中原本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事，而“微知觉”（perceptions petites）[25]——即无意识的知觉——和微积分则负责由明向暗的过渡。正是如此：莱布尼茨教会他的世纪如何计算无穷，而他则有音乐数学大师巴赫[26]的天才支持，后者将“普遍数学”上升为上帝面前的悦耳祈祷。

随着“狂飙突进”，理性不再试图以计算展现其天才。计算的艺术连接万物，是最为普遍、跨主体间亦成立的东西。而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理性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原创、独特、个性之物上。不错，只有一种理性，但它却只存在于多样性之中，亦即存在于不同个体形象的统一性里。也就是说，有多少个体、民族、历史阶段和宗教，就有多少种理性的形式。

个性化的理性这一概念完全可以作为理性解放史的延续来理解：理性首先从上帝和自然——即笛卡尔所称的“广延物”（res extensa）[27]——之中解放自身，随后从自身的普遍形式中解放并变为个体化；而正是通过个体化，理性进入了存在具有生命力的元素，进入了无意识、非理性、随意性——换言之，进入了自由的神秘领域。为何神秘？因为说到底，只能体会自由而不能思考自由；因为思考会陷于因果性，但用因果性的概念却无法把握自由。“狂飙突进”发展了一种与自由的激情联系。对随性的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发现事物和个人的个体权利。所有的一切都有自己不可混淆的含义，个体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在整体中的功能，而是由其自身决定。自然的整体在那些不愿成为齿轮或螺丝的人看来，也是如此构造，让生命在每个元素中都能自主自立，所有一切均蕴含其中。“狂飙突进”让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样，歌德笔下的维特才能高声呼喊：“我发现到处都是生命，没有别的，只有生命……”[28]；而天才也不是别的，只是生命，足够强大，不会允许旁人干扰他的生长、外溢、表达和发展。天才是自然成功的目的论。天才一旦苏醒就会自助，但人们有时需得先将其唤醒。天才作为一种禀赋，沉睡于每个人体内，而“狂飙突进”的精神想要成为每一位天才的助产士。

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中，艺术家是更受偏爱的天才样式。在英国，人们则更倾向于把新式自然科学的英雄，例如牛顿[29]或培根[30]，也归入天才的行列。此外，英国人只认行动的天才，例如伟大的将领或政治家。而这些人在德国却只扮演小得多的角色。一代人以后，整个欧洲关于天才的讨论将会以拿破仑[31]为典范。人们将会在他身上研究，一个主体自身的天才之力究竟可以发展到何种可怕的程度。不过，人们暂时还是先从普鲁塔克（Plutarch）[32]那里发现全部天才；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发现了天才行动的原型：西塞罗（Cicero）、恺撒、亚历山大、加图。[33]

与艺术天才不同，在对政治天才的思考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度：这就是之后人们所称的“卡里斯玛”。在当时的政治思考中扮演着统治性角色的，是理性的契约理论和权利与法律的问题。与之相比，天才的主题则更适合将权力的来源确定到另一个位置，即权力在个人身上光芒四射的现象。其关涉的是环绕着个人的流体，某种放射着光芒却不能被理解为职位威严之结果的东西。人们发现了以集中的意志感染社会的现象；发现了个人聚拢其能量的独特吸引力；还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坚毅，它能在别人身上起到袒露心扉的作用，让他们敞开自己，置身于它的影响之下。

就在这几年间，人们开始对深藏不露的细微的灵魂之力产生兴趣。并非偶然的是，往后被称为“生物磁场”的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猜想及一种社会心理学，乃至医学技术正是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开始大行其道。1734年生于博登湖畔的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34]开创了磁性天才的范例。他先是在维也纳后又到巴黎行医；在大革命前夜的巴黎，整个宫廷社会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从那里开始，磁场催眠术化身时尚，也传到了德国。梅斯梅尔很快就被织入一张谣言和幻想的大网，被当作游弋在灵魂、身体和政治权力交界地带的魔术师。就“卡里斯玛”的效用而言，他也算得上是个天才。他教导说，在活动的身体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联结”；他将心理的紧张和能量想象为精巧的物质或“流体”，视之为一种电流。梅斯梅尔也引用牛顿，谈论“动物性的重力”（gravitas animalis），也就是一种具有活力的重力。这个时代已不再在炼金术中寻找魔法石，而是期盼一种包治百病的良药。因此，梅斯梅尔想要控制身体——魅力性的力量并将之用作治疗方法，也并不令人奇怪。他相信这种力量或是在无意间，或是在强大的意志力的作用下，可以聚集到特定的身体中，通过接触转移到他人的身体内。他创造了一整套此类接触仪式的体系，直到他忽然意识到，其实根本不需要接触便可以远程起效。催眠、心理暗示、梦游——他将这些人所熟知的现象与磁场催眠联系到了一起。对于一位磁场催眠师而言，光是精通理论当然远远不够；作为一位治疗师，他还必须有自然的天赋，必须是一位自然天才。与其他天才一样，在磁场催眠师身上，也是由自然给定法则。

再过一代人的时间，磁场催眠论将会在哲学、文学和实践上让浪漫派深深着迷。但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人们已经将其理解为一个“卡里斯玛”式个体所具有的社会影响魔力之模型。当席勒在小说《招魂唤鬼者》（Der Geistseher）及之后在华伦施坦（Wallenstein）身上探索并表现那种“卡里斯玛”式的天才之力时，他将会沉浸到磁场催眠术的领域。

那些只能在梦里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文人和艺术家，乐意沉溺于那种想象：以为个体可以通过其创作的作品如此发散光芒，以至于个体最终比作品更加闪耀，到最后艺术家自己成了艺术作品。这一想象来源于“狂飙突进”运动所特有的想法，即创造力的可能性要优先于其实现后的形象。与创造的潜能相比，每一次实现都是一种削减。就艺术家而言，可能性相较于现实性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可做如下解释，即个体性作为创造力之可能性的化身，比作品更为重要。因此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以艺术家为中心的个人崇拜。新式的戏剧天才希望超然于作品（偶尔则完全没有作品）而表现自我。按当时的说法，必须把人都“神秘化”才行。

在回顾当年的喧嚣嘈杂时，歌德在《诗与真》中很不客气地将“天才”描述为那个“名声斐然或声名狼藉的文学年代”的“普遍口号”[35]；“那个时候，一大群年轻的天才怀着全部的勇气和自负”[36]涌现出来，只为在“无边无际”[37]之中迷失自我。歌德和他的朋友们的确在这段天才岁月中折腾得有些过头。在他于1776年搬去魏玛之后，歌德将这座安逸的缪斯之城变成了天才的第二座大本营。他带来了伦茨、克林格尔、考夫曼[38]以及当时还没有那么虔诚的施托尔贝格兄弟[39]，像彗星带着彗尾。魏玛的小市民们几十年后还在讲述当年的种种欢宴庆典。“当时在种种活动之外，”伯蒂格[40]说，“还有一场天才的大狂欢，一开始就把所有玻璃杯通通扔出窗外，从邻村一座古老的坟丘中挖出几只脏兮兮的烟灰罐当作大酒杯。”人们竞相做着各类出格的举动。伦茨扮成疯人，克林格尔吃下一块生马肉来博人眼球，考夫曼则在公爵的宴席上袒露胸脯、披头散发，还举着一根硕大的多节拐杖。歌德的“天才之举”则包括在一次与好友魏玛公爵[41]骑马旅行时，和公爵互换服装去寻花问柳。“到了斯图加特，”伯蒂格说，“他们突发奇想，要进宫去。于是所有裁缝就必须立即就位，没日没夜地裁剪宫廷服饰。”[42]

距阿贝尔的讲演已过去三年，在同一个场合，即学院的年终庆典上，两位周游列国的天才，魏玛公爵和他的朋友歌德作为贵宾站在卡尔·欧根身旁，从楼廊上温柔地居高临下，欣赏一场颁奖典礼。在典礼中，席勒也获得了几项嘉奖。

阿贝尔关于天才的演讲过去三年之后，真正的天才出现了。

阿贝尔的演讲之所以如此值得关注，之所以对年轻的席勒产生了如此不可磨灭的影响，就是因为其中吹拂着一个启航时代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阿贝尔是以怎样的勇气在公爵面前控诉暴政乃是天才禀赋发展的严重阻碍；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阿贝尔不仅讨论了政治和文学大舞台上的天才，还给了年轻学生们若干标准，让他们可以发现自己身上是否蕴含着某些天才的因素。他提醒施教者和权威，不要用墨守成规和对常态毫无想象力的维护来扼杀天才的新芽。阿贝尔为了青年的权利发声，支持他们试炼自我，即便可能会导致谬误、失态或违规。自己也仍是个年轻人的阿贝尔，想要增加他的学生们的自尊自信。

讲演伊始，人们可以观察这个身材矮小而纤细的男人先是如何完成在公爵面前应尽的尊崇义务，但他说得如此夸张，听起来几乎像是讽刺：“他教导世上的大人物，只把智慧当作其宝座的支柱。”[43]在僵硬的开场白之后，他逐渐进入了恰当的情绪。他说，人们只能带着“热情”去接近这一演讲的主题。只有相似之物才能认出其中相似。

对第一个问题“伟大精神是天生的还是培养的”之回答，被他用来当作对暴政的第一波攻击。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原初的力量，因此是天生的，但其只能在有利的环境下发展。最差的环境是天才所处的社会在“迷信的枷锁”和“窒息灵魂的暴政”下受苦。要是柏拉图没有一座“自由的雅典”作为其发挥影响的场所，他恐怕就成不了什么人物。阿贝尔大胆地特意对“共和国”大加赞颂，因为共和国特别有利于“大人物”[44]。席勒大概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在1783年将自己的“共和主义悲剧”《斐耶斯科》[45]题献给自己先前的老师。

在论证天才的自然禀赋时，阿贝尔的温和唯物主义得以显露，因为他指出天才的“大脑系统”中具有特殊构造；但他加上了限定，即生理因素尚不足以决定，而必须加上教育、环境、联系，以及最重要的自由决断：谁要是想成为天才，就必须也要有当一个天才的意志。

总的说来，阿贝尔并没有在天才的前提条件上逗留太久：不能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好像天才可以通过因果关系完全解释清楚。天才应作为原创的、出人意料而不可预测之物出现，作为一种结果，却找不出它的充足理由[46]。崇高不能被平凡化，伟大不能被矮化。从他对“天才有何特征”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就能发现阿贝尔被时代的天才精神所裹挟。按他那个年代的天才论争来衡量，他所讲的并不是很独特，但在僵化的庆典集会中却显得格格不入，刺激着心高气傲、心中不止有一条规矩的职业发展路径的年轻人。阿贝尔围绕着当时已成口号的想法：天才打破规则，为自己创造新的规则。“没有天赋的人软弱而无力，永远不能离开规则和法律的拐杖前行一步；无力而可怜，永远不能跨越既定的路径或带着英雄豪情将其击碎，以便创造性地为自己发现一条新的道路。因此，他就那样沉默而木讷地像一头负着重担的懒散牲畜，在划定的轨道中小心迈步。”[47]“负重牲畜”的比喻对席勒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还将其用在了《华伦斯坦的军营》（Wallensteins Lager）中军曹的台词里：“市民百姓，蠢笨而又懒散，/就像染坊的马，成天绕着染缸打转。”[48]

为了抗衡牲畜懒散的踱步，阿贝尔引入了天才的振翅高飞：“天才充盈着对自身力量的感知，充盈着高贵的骄傲，将可耻的枷锁一把丢开，嘲讽着尘世常人受苦受难的逼仄囚室，怀着满满的英雄豪情奋力挣脱，像百鸟之王雄鹰一样高飞在渺小低矮的地球之上，漫步在阳光之中。你们咒骂他不守成规，逃出了智慧和美德的框架——虫豸呵！他飞向的是太阳。”[49]

现在阿贝尔开始谈论那些天才的标志，它们在人的成长中很早就被发现，但并不被教师和权威理解为天才。例如有选择的注意力。具备天才禀赋的人怀着激情与忘我执着于特定的对象，他所有的力量都在这里发挥效用，因此他在其他方面的概念和感知就会变得“无力而艰难。现在天才是如此愚笨，因为他在别处是如此聪慧”。[50]具有天才禀赋的男孩臣服于情绪的波动，人们不应在他们身上期待“不间断的勤奋”或“只知道埋头苦学、按部就班”的上进心。他很少能成为模范学生，而教师和家长恐怕也不会为他欢呼雀跃。

阿贝尔的演讲怀有热情，但他还是努力形成一种体系。他勾勒了一种天才心理学，一一列举了其中的成分：敏捷、善感、活泼、多样。但最重要的还是激情与忘我。在天才身上，种种力量处于原初之和谐，他有一种成功的本能，一种梦游似的确定不移。20年后，席勒会重新回溯到这一性格描写。在证明其论点“每个真正的天才必然是质朴的，否则他就不是天才”时，席勒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中写道：“仅仅接受自然或本能这位守护天使的指导，天才就能镇定自若、坚定稳妥地穿越错误趣味设下的所有圈套。”[51]

阿贝尔的演说包含着某些秘密的眼神，告诉学生他和他们私下乃是同一阵营——共同反抗某些上级的排挤与不理解。谁要是在军官群体中浑身不自在，谁要是觉得不被人理解却又满是力量，谁要是觉得自己孤单一人但保持骄傲，他就会像年轻的席勒一样，觉得阿贝尔在庆典演说最后所宣告的就是在说自己：“天才的概念和情感是如此生动、深沉而富有成果，以至于他竟在自己身上发现行动的源泉，而所有外在的对象尽数消失不见。天才因此逃避世界，因为世界给他新的对象，剥夺他灵魂所钟爱的幻象。因此社会和所有朋友的嘈杂让他觉得恶心，因此他怀着渴望寻找孤独。你们看，那儿有一位少年，孤独地四处游荡，厌恶你们的玩笑，嘲弄你们的欢乐，只躲进自己那里，但一整个世界的思想正在他的灵魂中工作——他便是个天才。”[52]

正如“狂飙突进”运动之精神所建议的，阿贝尔也几次谈到莎士比亚。“天才与大胆而宏大的想法游戏，正如海格力斯与狮子游戏[53]。莎士比亚什么苦难没有受过？它们在他脚下叫喊嘶啸，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依旧伫立，头颅高耸入云。”[54]

阿贝尔已在课上让年轻的席勒熟悉了这头“狮子”。为了令心理学概念更加生动形象，他习惯从文学中选些段落加以说明。例如，他有一次用《奥赛罗》（Othello）为例阐释义务和激情间的冲突，并朗诵了维兰德译本的片段。或许席勒正是借此机会，第一次听到了莎翁的作品。在回忆录中，阿贝尔如此描述这一场景：“席勒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所有的表情都表达出充盈在他内心中的情感；朗诵刚一结束，他便向我要这本书，从此带着不间断的热情加以研习。”[55]他怀着这样的热情学习莎士比亚，以至于把饭食让给另一个学生，只为能把从后者那里借来的几册莎士比亚多留一些时间。1790年，席勒告诉他的丹麦好友巴格森[56]，他在卡尔学校就读期间前后读了16遍《李尔王》（King Lear）。有几部莎剧他已能完整背诵。当他于1785年从曼海姆启程前往莱比锡时，他的一位相识建议他带些路上的读物。这他用不着，席勒说，“如果觉得无聊了，我就默写莎剧中的几幕，读它就行了”。[57]

席勒在莎士比亚那里发现了宏大的世界舞台，发现了人类命运和冲突的喧哗与骚动。他对人类的最初认识都来源于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在莎士比亚那里学会了戏剧的艺术，正如他之后在《强盗》一剧的前言中所写：“在灵魂最隐秘的活动中捕捉灵魂。”[58]

对于年轻的席勒而言，莎士比亚的影响几乎是压倒性的。他感到自己陷入人世的混乱而没有安全的依靠，他寻找可以给他安全感的作者，却无从把握莎士比亚。回顾过去，席勒写道：“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种第一手的自然，我只能承受经过知性思考、用规律梳理过的自然的画像。”[59]席勒希望能在作品中发现作者，希望能与其“内心”相遇，“与他一起反思其对象”，但作者却隐而不见，消失在作品的无尽世界之中。这对于年轻的席勒而言还是太多了。他还承受不了如此之多的“自然”。年轻时的歌德则不一样。他在初次接触莎士比亚之后大声呼喊：“这是自然！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为自然了。”[60]

[1] Biedermann 1974，S. 24.

[2] 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Henri d’Holbach，1723～1789），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80）编者，著有《自然的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1770）等著作。

[3] 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唯物论者，著有《论精神》（De l’esprit，1758）等著作。

[4]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医生。坚持经验主义、契约论，同时被视为自由主义之父。著有《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1690），以及政治哲学经典《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89）。

[5]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185.

[6] 雅各布·米夏埃尔·莱因霍尔德·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1751～1792），德国“狂飙突进”时期剧作家，歌德之友，代表作包括讽刺喜剧《士兵们》（Die Soldaten，1776）。伦茨一生颠沛流离，晚年罹患精神疾病，其不幸遭遇被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艺术加工，成为德语短篇小说经典《伦茨》（Lenz，1839）。

[7] 约翰·安东·莱泽维茨（Johann Anton Leisewitz，1752～1806），德国“狂飙突进”时代剧作家，代表作《尤里乌斯·封·塔伦特》（Julius von Tarent，1776）处理的是兄弟反目的主题，成为席勒创作《强盗》一剧时的文学史参考。

[8] Zit. n. Wagner 2001，S. 180.

[9] “教育省”，典出歌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1821/1829）第二卷，指小说中一处如世外桃源般的教育场所，学童可以在此自由发挥天性。对其描写参见《歌德文集》（第二卷），第148页及以下（《歌德文集》中将主人公之名译作“维廉”）。

[10] “小逍遥子”，原文为Peripatetiker，直译为“帕里帕托学派成员”，来自希腊语“Paripatos”（即游廊，亦有散步之义）。相传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喜欢在游廊中一边踱步，一边为学生讲学，因此后世将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为“帕里帕托学派”。由于亚氏与学生一边哲思，一边漫步，颇为逍遥，故作此引申。

[11] Biedermann 1974，S. 31.

[12] 根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在为人类盗取火种之前，首先用陶土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在“狂飙突进”者眼中，艺术家作为“另一个上帝”（alter deus），在其自身想象力空间中扮演创世的上帝角色。因此歌德作于“狂飙突进”时期的颂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1774）就以天神的第一人称描述了造人的过程：“我就坐在这里，按照/我的模样造人，造出/一个跟我一样的种族。”参见《歌德文集》（第八卷），第79页。

[13] Goethe MA 1.2，S. 414. 汉译参见〔德〕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主编，范大灿、安书祉、黄燎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3～19页，此处引文出自第18页。《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Zum Shakespears-Tag，1772）是青年歌德的一篇关于戏剧艺术的论文，他在其中旗帜鲜明地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例反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要求时间、地点与情节统一的“三一律”，而是如卢梭一样高呼“自然”：“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为自然了。”

[14] Kant，Bd. 10，S. 242. 典出《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第46节；汉译参考〔德〕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第150页。

[15] Goethe MA 1.2，S. 414. 汉译参考《歌德论文学艺术》，第19页，有改动。

[16] 柏拉图（约前428/427-前348/347），古希腊哲学家，名著《理想国》（Politeia，约前375年）是西方哲学毋庸置疑的经典。这里所指关于激情的哲学即出自《理想国》第四卷（439D～442E），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165～170页。

[17] Nietzsche，Bd. 3，S. 530.

[18] “具有创造力的自然”和“被创造的自然”是中世纪对“自然”（Natur）这一观念所做的区分，前者指的是创造自然的上帝，后者指的是被上帝创造的自然。

[19] Herder 1984，Bd. 1，S. 359～360.

[20]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偏寂静主义与悲观主义，对尼采影响颇深。“类同工业制品的人”（Die Fabrikware Mensch）这一表述出自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9/1859）第三卷第36节。

[21]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其杰作《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中对人类认识过程的反思——“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奠定了以“思”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根基。

[22] 普遍数学是由笛卡尔与莱布尼茨提出的设想，即以数学表达和逻辑演绎阐释宇宙中的一切秩序。

[23]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早期启蒙主义时代的哲学家、数学家，不仅写作了《神正论》（Essais de Théodicée，1710），在其中以理性主义的乐观构建了世界秩序并为上帝辩护，同时还与牛顿同时互相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后文“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即出自《神正论》，指人类目前所处的世界；这是为了回应因世上层出不穷的罪恶而对上帝之全知全能全善产生的怀疑，莱布尼茨认为眼前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理想的那一个，其中的不完善性为人类自我完善提供了可能。但这一世界图景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后遭到了冲击，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Candidé，1759）中对此做了辛辣的讽刺。

[24]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宣扬理性主义，以德语写作、授课，将德语提升为一种哲学语言；同时研究孔子，曾于1721年发表演讲《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Rede über die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der Chinesen）。

[25] “微知觉”，语出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1703～1705），用来描述人无法察觉但确实存在的对外在世界的微小感知。在此书序言的第7～12节中，莱布尼茨阐发了“微知觉”的概念，认为正是“微知觉”构成了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作为记忆的组成部分确保了时间的延续性与人的同一性，更可借此窥见“前定和谐”（Prädestinierte Harmonie）：“可以说，由于这些微知觉的结果，现在孕育着未来，并且满载着过去，一切都在协同并发……只要有上帝那样能看透一切的眼光，就能在最微末的实体中看出宇宙间事物的整个序列。”参见〔德〕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0页。

[26]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95～1750），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作有《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ische Konzerte，BWV 1046～1051）、《马太受难曲》（Matthäus-Passion，BWV 244），以及大量的康塔塔（Cantata）、赋格曲（Fuge）等钢琴乐，并完善了作曲中的对位法（Kontrapunkt）。这里所提的普遍数学与音乐应当首先指的是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Das Wohltemperierte Klavier，BWV 846～893）。所谓平均律，即将八度的音程等分成12个半音，各个半音的频率呈等比数列，后一音是前一音频率的2的12次方根倍，在音乐中充分体现了数学美。

[27] “广延物”的概念出自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第二沉思中；笛卡尔在沉思中以蜂蜡为例，区分了客观世界中具有广延的实体以及这一实体在精神中的概念，即“思维物”（res cognitans）：即便一块原本具有广延的蜂蜡熔化，我们思维中对于那一块蜡块的概念作为“思维物”依旧存在。因此，对于事物的真正认识并非感知广延的感官，而是通过“心里的理智功能”。“广延物”与“思维物”的区分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必然推论。参见［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29～33页。

[28] 遗憾的是，译者遍查《少年维特之烦恼》并未发现此句，原书作者也未说明出处。

[29] 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1643～1727），英国自然科学家，皇家学会会长，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中提出了著名的牛顿三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

[30]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著名哲学家，经验主义鼻祖，他在代表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中批判了阻碍人类获得新知的四种“假象”（Idol），并建立了科学归纳的方法。

[31]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生于科西嘉岛（Corsica），在法国大革命中平步青云，于1799年11月9日通过“雾月十八日政变”（Staatsstreich des 18. Brumaire）夺取法国政权，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兰西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他颁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成为欧洲各国民法典的标杆；作为统帅，他率法军横扫欧洲大陆，直到1812年进攻俄国失利。他于1813年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Völkerschlacht bei Leipzig）中被击败，1814年被放逐，1815年卷土重来，建立“百日王朝”，却在6月18日的滑铁卢会战（Schlacht bei Waterloo）中再度失利，终于被流放至圣赫勒拿（St. Helena）岛，于1821年病逝。

[32] 普鲁塔克（46～约119），希腊哲学家、传记作家，后成为罗马公民；其代表作《希腊罗马名人传》（Vitae parallelae）将古希腊与古罗马英雄人物一一对照，写成双人传记，共有22篇传世，包括亚历山大大帝与恺撒、西塞罗以及加图等人的传记。

[33]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演说家。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前100～前44）罗马共和国晚期军事家、政治家，于公元前44年初被选为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事实上导致古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于同年3月15日被布鲁图斯（Brutus）等人刺杀，此事也成为后世“谋刺暴君”（Tyrannnenmord）这一政治之举的原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ße，前365～前323），古希腊马其顿王国国王，率军南征北战，横扫埃及、波斯与印度，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同时师从亚里士多德，重视文化，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城中建立起图书馆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加图可能指小加图（Cato Minor），即马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95～前46），古罗马政治家，斯托噶主义者，以其坚韧与清廉闻名，坚决反对恺撒的独裁企图，因不愿生活在恺撒统治之下而自杀。

[34] 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1734～1815），德国医生，首创“生物磁场”（Animalischer Magnetismus）理论，认为神经与肌肉的活动是因为人体内存在着磁力，治疗师可引导这种磁力在人体内的循环并以此治愈疾病。梅斯梅尔在此基础上开创了催眠疗法，在当时又被称为“梅斯梅尔疗法”（Mesmerisieren）。

[35] Goethe，MA 16，S. 802.

[36] Goethe，MA 16，S. 554.

[37] Goethe，MA 16，S. 803.

[38] 克里斯多夫·考夫曼（Christoph Kaufmann，1753～1795），瑞士哲学家，因出格的言行颇有“狂飙突进”的意味而被称为“天才时代的使徒”（Apostel der Geniezeit）。

[39] 施托尔贝格兄弟即克里斯蒂安·施托尔贝格伯爵（Christian Graf zu Stolberg，1748～1821）与弗里德里希·列奥波德·施托尔贝格伯爵（Friedrich Leopold Graf zu Stolberg，1750～1819），两位“狂飙突进”时代的德语诗人。1774年，兄弟二人曾与歌德一道周游瑞士，但在后期偏向宗教团体。小施托尔贝格著有15卷本《基督教史》（Geschichte der Religion Jesu Christi，1806～1818）。

[40] 卡尔·奥古斯特·伯蒂格（Karl August Böttiger，1760～1835），18世纪德国学者、作家、教育家，曾任魏玛文理中学督学，歌德好友。

[41] 卡尔·奥古斯特·封·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爵（Karl August Herzog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757～1828），1815年升任大公爵。正是他将维兰德、歌德、赫尔德和席勒等人依次召来魏玛，一手开创了魏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的时代。

[42] Böttiger 1998，S. 75.

[43] Abel o. J. S. 30.

[44] Abel o. J. S. 14

[45] 《斐耶斯科》的副标题是“一部共和主义悲剧”（Ein republikanisches Trauerspiel）。

[46] “充足理由律”（Satz vom zureichenden Grund）是莱布尼茨在《单子论》（La Monadologie，1714）中提出的逻辑原则，即一切事物之发生都须以使之得以发生的“充足理由”为前提。

[47] Abel o. J. S. 31.

[48] MA Ⅱ，S. 290. 参见《华伦斯坦的军营》第七场，汉译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385页。

[49] Abel o. J. S. 31.

[50] Abel o. J. S. 30.

[51] MA Ⅴ，S. 704. 汉译参考《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47页，有改动。

[52] Abel o. J. S. 43.

[53] 海格力斯（Herkules）是古希腊神话中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kles）之名的拉丁文写法。相传赫拉克勒斯要完成12桩伟业，其中之一就是击杀涅默亚雄狮（Der Nemeische Löwe）。赫拉克勒斯成功后剥下狮皮裹身，而狮皮也成为绘画艺术中赫拉克勒斯形象的标志之一。

[54] Abel o. J. S. 39.

[55] Biedermann 1974，S. 33.

[56] 延斯·巴格森（Jens Baggasen，1764～1826），丹麦作家，也用德语写作，在1790年到访魏玛，结识了维兰德和席勒等人，被称为“丹麦的维兰德”。

[57]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230.

[58] MA Ⅰ，S. 484.

[59] MA Ⅴ，S. 713. 语出席勒的《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42页。

[60] Goethe MA 1.2，S. 413. 语出歌德的《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汉译参见《歌德论文学艺术》，第18页。

第四章

大众哲学——人类学转向——经验主义的盛行——在“精神的朝堂”将生命付诸语言：沙夫茨伯里、卢梭、赫尔德——夹在中间的席勒——席勒在弗格森与加尔弗那里学习——“头颅尚未切开”

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让年轻的席勒倾心于哲学。他虽未失去对美文的兴趣，但对他而言，文学却已退居后台。他也继续读他的莎士比亚，但现在已并不仅仅因为其中天才创世的魔力，更是为了扩展自己关于人类的知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开始钻研哲学。那里仍有许多东西等待他发现，因为自18世纪中期以来，哲学在德国经历了一种人类学—经验主义之转向。阿贝尔像一块海绵一样将新观点尽数吸收，并施展浑身解数，将这些理念带给他的听众。

一种新的精神进入了哲学。人们之后称为“大众哲学”的，实际上是一种深刻变革的后果：哲学希望踏出学院，步入世界。约翰·奥古斯特·埃内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1]在他作于1754年、如今却已被人遗忘的纲领性小册子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但这本小册子仿佛尚不能说服自己似的，是用拉丁文撰写的：《论大众哲学》（De philosophie populari）。“大众”（populär）意味着教育。哲学认识应该服务于生活，理性不应被理解为不可辩驳的知识内容，而是一种能量、一种力量，只有在运用与发挥效用时才能被正确地理解。因此在教育宣传之外的第二项原则就是“自主思考”，正如第一批启蒙主义者之一的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2]所说的那样。他用德语讲演、上课，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他并不重视思想是否与体系相容，而更重视思想是否能独自成立，是否具有洞察力，能否普遍地激发思考。对他而言，一个好想法并不是要融入某个体系，而是要能进入生活当中。因此，“独立思考”意味着运用人人均能接触到的可理解的经验作为评判标准。思想的可信度应能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加以验证；人们应根据这句格言行事：检查一切，只留最好！谁若是一如既往地注重系统的闭合性，谁就会鄙夷地将上面那种态度称为“折中主义”。但这却阻挡不了经验满满的务实思维开始崛起，并最终大获成功。直到18世纪中期，沃尔夫学派的理性形而上学一直统治着大学，但现在却出现了对它的质疑。实践经验被用来对抗唯理论建构和形而上学的空想；而法国怀疑论和英国启蒙哲学不断增长的影响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人类，而医学学生席勒则落入了这种新式的经验主义人类形象的影响范围当中。

当然，先前几个世纪的哲学也对人类做过反思，但之前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在一个等级化的存在秩序中所处的位置。这种存在秩序是由空想的理性从神学概念当中恣意引申出来的。但现在，沃尔夫的科班哲学已僵化在其演绎式的经院推论当中。经验、观察和归纳现在成了引领性的概念，而洛克与牛顿则成为年青一代的指路星。

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全新哲学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人们不再追问人的精神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上帝精神的镜子；笛卡尔在精神之中所发现的那种不容置疑之物，现在被解读为具体的存在。应当从身体出发，也就是“自下而上”地理解人类，而不是从精神出发的“自上而下”。无论是否有灵魂，种种形体在空间中碰撞，互相发生作用，构建起特殊的情状，并决定了存在的秩序。笛卡尔将形体世界定义为“广延物”，亦即机械学与数学可施展效用的领域。哲学的转向就从这里开始。

人们尝试运用“广延物”的原理去理解精神。从“广延”的形体世界所撷取的特性被运用于精神之上。人们建构了一门意识机械学，一种理念联结与接续的合法则性。由此得出了一种联想心理学，意识被当作某种空间，在其中思维、冲动与动机仿佛互为空间中的元素。机械力学的方法论原则在外部经验世界的理论中欢庆其胜利，现在被运用于解读内心过程。斯宾诺莎毫不含糊地声明认同这种方法，并在《伦理学》（Ehtik）第三部分的开头承诺，要用“几何方法”（more geometrico）[3]研究人类内在与外在的行为以及人类的欲望，仿佛他谈论的不过是线条、平面或立体。虽然笛卡尔也将冲动与激情归入“广延物”并因此构建了一种情感运动力学，但他还是将“思想”这一“思维物”（res cogitans）与之分离。然而现在思想自身竟也被当作有形的过程，通过机械力学的原理加以阐释。对于“何谓思想”这一问题，人们的回答是：思想也不过是一种机械的过程，一种对于联想心理学的特殊运用。

在英格兰，主要是培根与霍布斯[4]将精神之物扯入了物理领域。他们草创了一门灵魂与精神的自然科学，也就勾勒了人类学唯物主义的轮廓。这种唯物主义将精神活动置于其对身体功能的依赖性中来理解。他们将上帝、彼岸与不死留给神学和宗教仪式。这种对神学与精神性的狡黠区分让他们得以将精神自然化而不至于激起正统的不满。人们并不想与教会或世俗权威产生任何争执。

之后几代人也停留在首先由培根和霍布斯发现的知识与信仰的和平共存。与法国不同，英国经验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多数是自然神论者，承认灵魂应在神学上有一席之地。虽然上帝被赶出了可认知的世界，但人们仍然准许上帝出现在教堂和道德中。

这种经验主义与唯物主义认为，认识的源泉在经验而非思想之中，而思想则表现为二次加工的一种形式：它规整并联结起感性为其提供的质料。洛克解释说，理性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先经过了感性。若是像洛克一样强调思想在其从属功能之框架内的角色，那么就是一种包含理性元素的经验主义；而若是像霍布斯或培根一样，在感性经验面前把思维的角色降得更低，经验主义就会发展为感觉主义。如果思维成了“附带现象”（Epiphänomen）[5]，如果人们只将其理解为质料的功效，那么经验主义就会变成那种在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大行其道的机械唯物主义。

无论如何，思维学会了自我怀疑。人们把从思维中夺取的东西给了经验。这种发展始于培根。培根批判一种将自身抬高至物质现实之上，因此成了谬误之根源的思维。他说，平常的思维喜欢将目的与意图——也就是一种目的论——放到事物当中。但这是错误的。只有人才有意图，而自然没有意图。思维的批判揭露了其所投射出的倾向。除此之外，培根说，思维在一般情况下受制于广为流传的意见，即“市场假象”，而经验就是这样被歪曲的。不是感官，而是社会化的理智将我们带入歧途，因此重要的是通过可直观的实验将理智从其谬误的迷宫中领出来。所谓的“洞穴假象”[6]也属于这些谬误之一。它指的是由个人禀赋与利益所导致的思维定式。所以说，人们有时得通过清除附着的错误思维，才能颇为艰苦地重回经验。因此，这种怀疑论并非与值得尊敬的柏拉图主义传统相同，它瞄准的不是感性经验，而是理智。然而最后，还是需要理智来摧毁它自己的幻象，才能让感性不受蒙蔽地发挥作用。

这种经验主义，无论是感觉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或是唯物主义的，都必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人类学与道德哲学。

与提高感性经验之价值相符合的是对身体欲望（例如饥饿、生殖、自保）的全新评价。人们先前就了解这些欲望具有极大的决定力，但现在更将其宣布为人原本的核心。难道理念在和欲望的冲突中不是每一次都颜面尽失吗？欲望被视为道德与社会现实的基本元素，而道德与社会学说则与一种欲望物理学或欲望机械力学相去不远。社会与政治生活是从人的“自然”出发来计算的。

但这种“自然”究竟是什么？霍布斯认为，人性“自然”的基本特征在于自保的欲望。所有的利益都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保存或促进个人的肉体存在。自保是意志的唯一对象。不受束缚的自保之欲必将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导致暴力的无政府化。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人们必须在“个人”这个社会原子身上进行某种原子裂变。从个体的自保欲望中，必须分裂出一部分用于建立一种国家暴力来代表集体自保的意志。这样，霍布斯就完成了他的杰作，即在不必预设利他主义的前提下思考社会和国家。他在人的自然天性中本来也找不到利他主义倾向。众所周知，霍布斯这幅冷酷的国家与社会图景的背景是他在17世纪英国激烈内战中的经历。[7]这一经历让他把人视为某种危险的爆炸物，必须将其拆除。霍布斯经验主义的人类观是由他个人的经验所决定的。

经验主义无论预设了个人利己主义（霍布斯）还是利他主义（洛克）的欲望本性，都难以思考人类的自由。这一困境在“自由意志”领域尤为突出。如果真的存在某种强制性的欲望在我们体内活动，那意志还怎么可能是自由的？

不那么明显但细看起来却举足轻重的是“自由”在认识与感知领域的困境。认识若是像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此直截了当地紧随感官知觉之后，那么认识在感官印象的强制性显现面前是否还有任何行动的自由？我们在认识时究竟有多自由？是感官经验在强迫我们，还是说与感官经验为我们所开启的空间相比，我们在思维中所拥有的空间更广阔？我们又有何种自由施展的空间？经验主义虽然承认思维可能误入歧途，也就是说思维至少有犯错的自由，但是这样一来自由所剩无几，只能让我们偏离对现实的认识。于是人们就会陷入悖论：我们只有处于谬误时，才是自由的。

洛克创造了“精神的朝堂”[8]这一漂亮的说法，感官印象就在此处面圣。但是谁在那里高踞王位，迎候来自边疆的各位使臣？“精神”在他的朝堂之上自由吗？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谈论“认识的自由”是否真的有意义？感官印象是不由自主的，它们的出现有时甚至带来痛苦，它们支配着我们，如此显明，不可辩驳。在“精神的朝堂”上端坐龙椅的国王，我们暂且称之为“理智”，但他并不能将感官的使节拒之门外，他必须允许他们汇报所带来的消息。他真的必须如此吗？只要他们不是逼得太紧，他偶尔倒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其置之不理，沉迷于“幻象”（培根语）。至少他还拥有这点儿自由。但这不过是犯一阵子迷糊的自由。无论时间长短，他终究还是得关注使节的报告。他们会逼着他这样做的。自由的活动空间狭小得可怜，而且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一种负担。

和感觉主义一样，理性主义的经验论也无法设想认识过程中的自由。那儿坐着一位理智的国王，知道自己——根据几何方法——受到正确思维之法则的约束。他绝非独断专行、大权在握，而不过是个立宪君主。他实行的法律并非由他所立。那么是谁立的法？如果不是上帝，那就是使臣，也就是现实本身是唯物主义者让国王在“精神的朝堂”上被彻彻底底地夺了权。现在只有感官的使臣，即便是自以为不同的国王，实际上也不过是个传话的。国王以为自己做出了什么决定，可其实不过是有个使臣在他体内活动。因为对于激进的唯物主义者而言，认识乃是感官刺激，是一种身体性的过程。头脑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因而在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切，乃是按照身体的法则完成的。在我们体内进行思考的并非精神，而是大脑的物理和生理，也就是一场神经元的暴风雨。

拉·梅特里（La Mettrie）[9]与霍尔巴赫一派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完成了身体过程与意识过程两者间的短路联结。因此，认识就成为对物理刺激必然的物理反应。其独特之处自然在于，这种物理反应是作为一种意识现象被体验的。

然而正是在此，即“内在体验到的意识”这里，意识恰恰有可能逃离唯物主义。因为如果某种物理现象能作为意识被体验，会意味着什么？斯宾诺莎就曾为这个奇怪的现象伤透脑筋，特别是当他说：如果一块落下的石头有思想的话，它一定以为自己是自愿掉落的。拉·梅特里则拿自己做这种思想实验，并自问这书的作者究竟是他自己，还是他体内的一种生理过程。他的答案——是身体，更确切地说是他体内血液的温度写了这本书：“为什么我一探究某个抽象的想法，我的血液就燥热起来？”[10]拉·梅特里一翻手，就把一种伴随性的身体状态变成了根源性的状态，以至于得出结论：不是“我”在写书，而是身体的“本我”——燥热的血液——写了这本书。

这类思想，无论是理性主义的、感觉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都怀着鄙夷俯视着前几个世纪所谓沉溺在梦中的虚幻世界图景。他们说，那些年代不过都是“童年”罢了，把愿望当作现实，把自己对思想和意义的幻想投影到世界。人们终究得成长，冷静地看待这个世界的原本面貌，不带任何愚蠢的恐惧或感伤的希望。这种思维方式与对坚强、冷酷和清醒的激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理性的建构，压力与反弹、体液与力量、刺激与反射之间毫无灵魂的机械运动——这一切导致了一个世界，在其中自由、情感、灵魂和精神竟几无立锥之地。

什么东西若是这样被改造为对象，就必然显得符合因果、机械而具有形体。但对于现实世界的祛魅却还有一种补偿。这就是从臆想出来的宗教恐惧中获得解放，以及对自然不断增长的掌控，但其代价却是形而上学充满意义的秩序遭到消解而被“中和”。新的知识展示了自然如何运转，却说不出自然应当如何。当然，人们还在继续探索道德与生命正道的问题，而即便有量化、测量与计算的方法，人们还会继续感受生命的质量，体验自由。但知识与思想却再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显而易见的是，活着的与思考着的并不相同。生命的本来意义在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思想中仍没有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

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感到，对思考之物与生命之物所做的区分实在不尽如人意。人们希望理解整个的人以及他在世界中的存在。人们激情饱满地从经验出发，加以研究分析，并为自己绘制了一幅现实的图像——关于现实如何进入我们视野，以及关于我们如何与现实关联——却到达了一个拐点，鲜活的经验在此不再能通过分析重新辨认出自己。

英国有沙夫茨伯里，法国有卢梭，德国则有赫尔德，他们三人虽仍站在新的经验主义的领地上，却对经验主义式的简化提出抗议，因为真正活过的生活所具有的丰富、随性、情感质量与创造性的力量在这种简化中被提及得太少。因此这一批判仍然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因为其并非演绎地从“更高级”的概念出发来论证，而是归纳地从经验出发，只不过是一种更为丰富而生动的经验。这些温柔且宽容的经验主义者都是也必须都是语言艺术家。因为谁若是想要将经验中的伟大，将感性与思维、知觉与想象的和谐付诸语言，就必须掌握纷繁意义与中间音符的语言目录。理解未被割裂的生活，单凭分析的严格远远不够，必须再添上诗意的造型力与表现力。

关于沙夫茨伯里：在他看来，感知、认识与道德都扎根于同一种基础情感之中——情感让我们与世界联结，而我们则在自我感觉中体验我们自身。感知、思考与道德行动正是以这种感觉为媒介，完全包藏于其中而实现的。沙夫茨伯里的真知灼见之后将会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1]那里再次出现：情绪是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情感是一种共鸣现象。情绪没有对象，而是自然与周遭世界之共同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在沙夫茨伯里那里，“共情”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他不能像霍布斯一样将利己主义视为自然之人的唯一特征；对于他而言，这种被他称为“共通感”（Sensus Communis）的共情也同样是人之基础。利他主义恐怕是对此的一种误解表达，因为这里所关涉的并非道德责任，而是切身感受到的人类共存，一种社会调和一致的情绪。在沙夫茨伯里那里，情绪与情感是构建统一性的原则：个体正是因此与自身、社会、自然相联结，而也正是情感将身体与灵魂、质料与精神相互结合，这些范畴只是在分析时被人为地分割开来，但人们却能在情感中体验到它们之间的和谐。谁若能理解情绪，就能理解自己是如何与所有的一切相辅相依。

而卢梭也在情感中发现了统一性的原则。感官知觉与思考在情感中得以结合。一个纯粹感性的存在，正如卢梭所解释的，无法理解其所见与所触摸的同一物体的内在一致性。对他而言，所见与所触摸的东西将会断裂为两个不同的“对象”。而只有“自我”才将它们重新组合到一起。自我的统一性确保了外部对象的统一性。卢梭更进一步：他比较了“自我之感”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得出结论，只有当“感知”进入“自我之感”时，我才能对外部世界有所知觉。而因为感知为我呈现外部的存在，但只存在于自我之感的媒介中，因此没有自我之感便没有存在。或者反过来说：自我之感创造了存在。然而这种自我之感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感受到的确信：我存在。这里，卢梭反对笛卡尔，并将后者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很经验主义地反了过来：“我在故我思。”与他的前辈相比，卢梭将会更加丰富地把“我在”作为工具加以运用。所有属于身体、灵魂与精神存在的一切都蕴含其中：对于身体的知觉、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想象力、回忆，最后——作为众多契机之一——还有思想与遵循逻辑规则的认识，但这一切都统合在自我之感当中。

为了将这句看似不言自明的“我在”从细碎繁复的思想纠葛中抽离出来，着实得花费不少脑力。然而人们只要尝试理解这种自我意识与自我之感是从何处奋力挣脱，才得以在哲学上诞生，而它们的降生又伴着怎样兴奋而炽热的情感，就能明了这番智识上的苦工。因为还原的经验主义、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引领了一种思维方式：在人类目睹机器被强行加入某种既定的精神秩序之后，这种思维方式将人类归入物的秩序。无论是作为万物中的一物，还是作为既定的形而上秩序中的人——两种情况下占统治性的基本特征都是客观主义与命定论，在前者中被理解为物质秩序，而在后者中则被理解为精神秩序。可是因为沙夫茨伯里、卢梭与赫尔德，作为自我而存在的欲望获得了一种鲜活生动的语言。显然，看似简单的事竟是如此困难，人们必须走完漫漫长路，才能回归自身。人们只有回想起先前自我是如何深藏，才能理解到达时的欢呼雀跃。思考、信仰、感知都曾是无主体的行为，是一桩物质或客观精神层面的事件。思维在被思考之物中消失，感知在被感觉之物中消失，意志在被意欲之物中消失，信仰在被信仰之物中消失。主体像在施法似的，将“消失”这位复仇女神幻化成种种形象，并让其在当中持存。然而现在“自我”开始以全新的方式发现自己。它在“自我之感”中听见了自然的声音与人类世界的多重声调。“自我”发现了令它振奋的确信：对它而言，“自我之感”的统一性就是外在世界之统一的一面镜子。

赫尔德还在这一自我感的发现中增添了表达—事件（Ausdrucks-Geschehen）的维度。也正是因此，他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话语领袖与重要启发者。与沙夫茨伯里和卢梭一样，赫尔德也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反对启蒙主义的人类学，反对其中将人类理智分割为不同能力的惯常做法，反对分裂身体与灵魂、感觉与意志。

赫尔德试图理解的那种统一性，是所有生命表达之创造性基底的统一性。几乎没有人像赫尔德一样为生命的认识增加了有机体的维度，并揭示出仅凭机械力学的概念无法把握有机物的内在目的论。正如之前已经提到的，赫尔德将从胚芽到开花至结果的发展过程解读为表达的姿态，并将其与人类的行为、感知与思考进行类比。在他看来，统一性在“创造”的活力中实现自身。所有生命对他而言是一种创造，种种个性化的胚芽和力量在此过程中显现出来。在自然与人类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与他者相似。不存在普遍，只有个性。他由此推导出他那著名的伦理与美学要求，即每个个体的生命胚芽都应当能够生发，能够在表达的姿态中展露其个体的真实。在这一视角下，世界和自然就成了个体表达的实验室。统治世界的不再是“逻格斯”（Logos），而是“波意俄希斯”（Poiesis）[12]。普遍的表达事件让现实亦表现为生命之洪流，而人正身处其中，不知道被何种力量推动。但也许这样挺好，因为在酝酿与萌芽之悸动中的生命是可怖的，远非狭小的意识之屋所能承受。赫尔德和之后的尼采一样，常谈起生命的“深渊”，人们无法向下望而不同时丧失理智。“妙的是……我们灵魂最深的深渊叫人用夜给遮盖上了！我们可怜的思想姑娘肯定做不到不怀着惊慌与恐惧、带着所有害怕与胆小者的预防措施，去谛听世界大洋卷起黑暗的波涛发出呼啸巨响。于是船舵从她手中滑落。于是自然母亲使一切不能依附于她清晰意志的东西，通通从她身边远离……她不知道自己正站在无尽的深渊边上；正是因为这种幸福的无知，她才站得那么稳当而坚定。”[13]

这就是当时精神的处境。而此时的席勒正是在阿贝尔的课堂上，在从学院大门到讲堂的路上与他的对话中开始了解这一切。他的确学到了很多；阿贝尔按照自己的喜好，主要让学生接触了英国经验主义者，包括霍布斯、洛克和休谟，同时也没有忽略法国唯物主义者，尽管后者因为其无神论在卡尔学校的官方层面并没有什么好名声。但那几位讨论善意、伟大情感和表达事件的哲学家，沙夫茨伯里、卢梭和赫尔德，也同样在教学大纲上。

席勒被牵扯进了对立思潮之间的紧张关系。理智与心灵都被同样提及，但并不能调和其中的矛盾。这体现在席勒1779年与1780年的两篇医学哲学的毕业论文中。我们能在论文中发现两者：一方面是几乎唯物主义式的对理智的解构，以及试图在生理学过程中确证自由与随性；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心灵的激情，而善良与爱则构成了它的宇宙准则。

但在我们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再看一眼一部由阿贝尔推荐给席勒、席勒经常阅读研习的哲学著作：亚当·弗格森于1775年首次译为德语出版的《道德哲学原理》（Institutes of moral philosophy）。阿贝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席勒早年教育的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部著作。对于席勒而言，重要的不单单是这部著作，还有书末极为详尽的后记，由译者克里斯蒂安·加尔弗（Christian Garve）[14]撰写。加尔弗是当时声名远播的启蒙作家，只是很快便遭人遗忘。作为译者与英法大众哲学的传播者，他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席勒之后谈起他时，只会满怀敬意；在第一时间邀请他参加《季节女神》（Die Horen）[15]的编辑工作。“请您将我，”他在1794年10月1日致加尔弗的信中写道，“视为一位前往真理路上的多年旅伴；在这条路上人们绝不会嫌旅伴太多，却时常连一个都找不到。”在《赠辞》（Xenien）[16]这场文学宰牲大宴上，加尔弗和莱辛与康德一道，是为数不多的几位未遭批判与嘲讽的人。在听说他不幸失明后，席勒将这两句诗献给他青年时代的哲学之星：“当我听见你，尊贵的受苦的人呵，在谈论忍耐时，/ 哦这群假意虔诚的空谈家让我多么厌恶。”[17]常读常新，弗格森的著作与加尔弗的注疏给席勒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多年后仍能大段背诵其中段落。

亚当·弗格森属于人称“苏格兰学派”的经验主义者。他们在沙夫茨伯里的启发下，为原初情感经验的概念增加了“常识”（common sense）这一理念。人们将“常识”理解为通过社会与日常实践所保留下来的健康理性之机制。这种“常识”应削弱那种纯粹理论性的且被夸大了的对现实内容的怀疑。只要我们的认识在实践中得到证实，作为其基础的经验就足够明显，人们不应再用挖空心思构想出来的怀疑加以破坏。而自由则是另一项在实践中显明的原则。弗格森的导师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8]解释说，或许人们并不能完全严密地论证出自由意志，但在生活实践中也不需要这种证明就能确信，我们影响着自己的意志决定及行为。

此类“令人豁然开朗的真理”虽然在根上未必能得到证明，但仍然应被视作可信。而一种基本利他主义的理念也属于这一范畴。霍布斯的利己主义理论遭到拒斥。弗格森宣称，还有另外一系列的冲动，而“社交冲动”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所有的冲动都有双重指向。弗格森以“自尊”为例做了说明。在“自尊”中个人虽然指向自身，但他之所以能感受到要求自尊的冲动，是因为还有其他人赋予或拒绝给他尊重。人因此感受到自己既是个体，亦是社会存在。作为个体，他要将一切纳入自身、为己所用。在利己主义的孤独中，他是一头“野兽”，但他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的，适宜市民生活”。[19]从“社会性的野兽”这条公理出发，弗格森发展出一套介于暗色调与暖色调之间的人类学。

因为弗格森以挑衅式的清晰强调了人类野蛮而自私的一面，因为他不带幻想地将人类原初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引发的斗争与对斗争的遏制推入人们的视野，因为他不粉饰现实，而是经验地把握现实，因此，在他让人性光明的一面出现在这片阴暗的背景上时，就更能让席勒觉得信服。“善意”与“爱”：它们也和自私的冲动一样被视为作用于人的自然法则。故而即便在“爱”的主题上，弗格森也保持冷静与距离，正如在谈论“法则”所应当的那样。他写道：“人所拥有的最大的善，是对他人的爱。这一法则的推论包括：（一）社会或人类最好的东西，同时也是个人最好的东西。（二）……不存在有害于整体的部分幸福。”[20]

我们将在席勒的医学哲学毕业论文中再次见到这种关于爱的冷静哲学，不过这一次却是以热情洋溢的高音呈现出的。

在弗格森那里，爱与善是一种感知和行动，只要没有哪种起反作用的原因——亦即其他冲动或不利的情况——过于强大，就会带着自然的必然性出现。但这就意味着：自由对于弗格森而言并非明确的主题。加尔弗在注疏中也批评了这一点。这一缺憾促使加尔弗阐述了自己对自由问题的思考，给席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之后影响了席勒自己的自由理念。

我们的自由，加尔弗写道，带有独特的“不可探究性”[21]，因为它将人带入无原因的无底深处。可我们的认识却寻找原因。认知者若是观察其自身的行为，就会在自己身上发现若干想法，驱使他做出特定的行为。这些想法却并非自由地在他体内发展，而是由外在刺激赋予他的。然而加尔弗问，若是行为与想法相连、而想法又必然与刺激相连，那么自由又该在何处寻得？看起来，人似乎并非自身行为的发起者。至少概念的认知会得出这一结论。但还有“另一种感受”告诉“我”：“我自己就是我行为的发起者；而只有当我是我所行的善的发起者时，我才是有道德的。而只有当我的行为不依赖任何外在之物时，我才是行为的发起者；故而行为也不能依赖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归根结底，想法自身也依赖于外在于我的事物。”[22]如果“我”往回看，要把握“我”行为的缘由，便在哪里都找不到自由，而只有因果律。然而若是向前看，撸起袖子准备做些什么，就不能不感到自己实在是自由的。当“我”要认识自由时，自由便离“我”而去；但“我”需行动时，却不会脱离自由。在行动中，“我”可任由美德的理念引导；而当“我”之后分析时，或许也会发现，决定“我”行动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缘由。加尔弗这样表述此种矛盾：“我不知道自己有多自由，却知道我应如何变得更完美。”[23]之后，康德会将这一矛盾称为“自由的二律背反”（Antinomie der Freiheit）[24]。

加尔弗清晰地展现了自由的二律背反，而自由难题也将一直困扰席勒。当人们行动时，当他们要选定一种道德生活的理想时（暂且不管其定义究竟如何），他们都的确感受到了自由。可若是人们冒险换一种眼光，窥探身体的过程，是否还能把握住这切身感受到的自由？——这个问题之所以拷问着青年席勒，首先就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医学学习中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自1777年起，席勒开始充满动力地勤奋修习医学，而这门学科迫使他运用生理学的、与身体相关的视角。他无法避开医学唯物主义，而他的哲学导师阿贝尔则鼓励他勇于面对挑战。

当时，学院的年度考核仪式包括挑选若干学生，令他们用自己的论据公开阐述并捍卫各自教授的论点。1776年年末，席勒要为阿贝尔的“论点”做辩护。阿贝尔从身体的角度讨论了自由的难题，其中一条论断是：“灵魂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理念以及理念的所有类型都取决于身体。”而这一洞见则“由于对于唯物主义灵魂学说的某种恐慌性担忧”而遭遇极强的阻力。[25]

我们不知道年轻的席勒当时是如何为阿贝尔的论据做的辩护，但能在他的几篇毕业论文中观察到，席勒本人在三年之后是如何探索这个问题的。他会在论文中做细致的尝试，力求在生理学的过程中发现自由。而当他在文中为自由一辩时，并非通过形而上学的臆断，而是——阿贝尔的影响竟如此深远——通过观察。当然，表达的姿态、精神的奔流、热情、兴奋，这一切对他而言都很重要，单是因为它们让诗意语言的那种修辞澎湃得以可能，他就不愿将之抛下。但表达的热烈不应削弱拉开分析距离的力量。灵魂自然可以自我表达，但不应畏惧“经验灵魂探究”（Erfahrungsseelenkunde）[26]这门学科——这是阿贝尔从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那里接受的名词。在灵魂问题上，必须学习解剖尸体的席勒成了不断剖析、不断实验的心理学家。他于1777年开始写作《强盗》，而创作工作正是服务于这种对灵魂的探索。

对于医学生席勒而言，文学创作不仅是表达或修辞的姿态；他希望证明自己是“对精神认识最透彻的专家”[27]，力图“在灵魂最隐秘的行动中将其捕获”[28]。或许——这一结论涌上医学生心头——这些“最隐秘的行动”一直向下延展，直至身体的阴影之境，比一个要求独立的骄傲灵魂所乐见的要探得更深。或许弗朗茨·莫尔（Franz Moor）是因为觉得自己被弃入一个丑陋的躯壳，才成了恶人？难道他不是因为自然对他如此不仁，才被迫向人类复仇？席勒在其中练习将文学形式用作实验装置，以了解身体的命运如何塑造灵魂，而灵魂反过来又是在何种界限内统治着身体。难道人类真的像他让弗朗茨·莫尔所说的那样，从“泥淖中出生的，在污泥中蹚了一阵，制造污泥，在污泥中又继续发酵，直到最后污泥肮脏地一直粘在他曾孙的鞋底上面”？[29]

在席勒写下这段话的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起草了一份尸体解剖报告。报告中写道：“切开胸腔时，一大股黄色的血浆喷涌而出……肠道中含有黄色的硬物。肝脏底层呈蓝黑色，上层则呈蓝色与红色的大理石纹理……心房刚一切开，就有一大股血浆喷涌而出……左胸上半部分有脓状物。”[30]

报告的最后一句是：“头颅尚未切开。”

在讨论“身体—灵魂”问题的毕业论文中，席勒将会尝试运用分析的手术刀切开人类的头颅，去探索其中是否真有君王的宝座。是这位哲思的医学生，最先接近“精神的朝堂”。

[1] 约翰·奥古斯特·埃内斯蒂（1707～1781），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

[2] 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1655～1728），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被称为“德语启蒙之父”。1687年10月31日（宗教改革纪念日），他在莱比锡大学作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与行为中应模仿法国人的那些形象”（Discours Welcher Gestalt man denen Frantzosen in gemeinem Leben und Wandel nachahmen solle？）的演讲，这是德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场公开德语讲演课。

[3] 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神学家，犹太人；因为修习拉丁语、研究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并对犹太教教义产生怀疑，他被逐出犹太人社区，只能以磨镜片为生，但依旧坚持哲学思考。他的泛神论观点（Pantheismus）——上帝蕴于其造物之中——对德国启蒙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中的自然礼赞影响颇深。他的理性主义立场以及对“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研究，在他的伦理学著作中可见一斑。他的遗作《伦理学》的副标题就是“根据几何学方法论证”（Ethica，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e，posthum 1677）。他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写道，他要“努力用几何方法来研究人们的缺陷和愚昧”，并且“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参见〔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97页。

[4]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其名著《利维坦》（Leviathan，1651）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互为豺狼（homo homini lupus）的混乱的自然状态，因此需要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个如《圣经》中所描述的巨大海兽“利维坦”一般强大的国家，以保证生存与安全。

[5] 所谓“附带现象”又译“副现象”，即虽由因果事件产生，自身却无显著的因果效应，而只是附带出现而已。在18世纪的心灵哲学中，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思维不过是生理活动的“附带现象”，即外在刺激引发机体的反应（如痛觉等），此时虽在大脑中形成了相应的知觉，但这种知觉并不是身体行为的原因，只是外在刺激—身体反应这一因果链的伴随现象而已。

[6] 培根在《新工具》中批判了阻碍人类认知的四种假象：族类假象（Idola Tribus）、洞穴假象（Idola Specus）、市场假象（Idola Fori）、剧场假象（Idola Theatri），分别指形成错误认知时的人类天性因素、个体因素、语言因素和哲学体系因素。参见〔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20～44页。

[7] 原书作者此处误作“法国内战”。实际上，霍布斯创作《利维坦》（1651）的背景是1641～1651年的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即导致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上台、查理一世（Charles Ⅰ）于1649年被送上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覆灭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霍布斯正是在身为护国公（Lord Protector）、集大权于一身的克伦威尔身上看到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才撰写了宣扬主权者之绝对权力的《利维坦》。原书之所以有此笔误，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霍布斯正流亡法国。

[8] Locke，Bd. 1，S. 130.“精神的朝堂”（The Mind’s Presence-Room），语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上册），所谓“Presence-Room”即国王会见访客或群臣的大厅。也就是说，洛克认为精神（Mind）乃是君王，感官质料不过是臣属，听从君王差遣调派。有汉译作“脑中的客厅”（见〔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86页），似欠妥。

[9] 朱利安·奥弗雷·德·拉·梅特里（Julian Offray de La Mettrie，1709～1751），法国激进启蒙主义者、机械论者，否定意志与灵魂，著有引起极大争议的《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1748）。原书作者将其名字写作“Lamettrie”，已更正。

[10] Lamettrie 2001，S. 74.

[11]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着力于现象学、本体论和阐释学，著有《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

[12] “逻格斯”即语词逻辑，而“波意俄希斯”则指的是制作或艺术创作的技艺，在现代理论中特指艺术家或艺术派别的创作手法。

[13] Herder 1991，Bd. 4，S. 345. 之所以说“思想姑娘”（Denkerin），是因为从事“思”的“理性”（Vernunft）为阴性词。

[14] 克里斯蒂安·加尔弗（1742～1798），德国哲学家，翻译了大量外国哲学著作，对德语启蒙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5] 《季节女神》是席勒1795～1797年主编出版的杂志，得名于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Zeus）与大地女神忒弥斯（Themis）的三个女儿，掌时间与季节的“时序三女神”（Horai，又译“荷赖”）。这本杂志是18世纪末德国知识界最重要的刊物，歌德、费希特、威廉·封·洪堡等多位知名人物均是杂志的撰稿人。席勒在杂志上发表了其分量最重的两篇理论文章，即《审美教育书简》及《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关于《季节女神》，可参见本书第二十章。

[16] “赠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即以古希腊式的六音步双行诗（Distichon）构成的讽刺短诗。关于席勒与歌德的《赠辞》，请参见本书第二十章。

[17] MA Ⅰ，S. 274.

[18] 托马斯·里德（1710～1796），英国哲学家，“苏格兰常识学派”的奠基人。

[19] Furgeson 1787，S. 12.

[20] Ferguson 1787，S. 103.

[21] Ferguson 1787，S. 202.

[22] Ferguson 1787，S. 200.

[23] Ferguson 1787，S. 202.

[24] “自由的二律背反”（Antinomie der Freiheit）指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组二律背反的第三组，即因果律之必然性与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445/B473。

[25]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206.

[26] “经验灵魂探究”是现代心理学的雏形，即通过如书信、谈话等第一手资料研究人的心理，得名于莫里茨自1783年编纂的《经验灵魂探究杂志》（Magazin für Erfahrungs-Seelenkunde）。莫里茨在导言中提出，这门学科实际上是一种“灵魂病理学”（Seelenkrankheitslehre），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体异常状态的经验观察描述灵魂“病症”的特质，发现心灵活动的机理，并对症下药，实现道德上的改善与进步。最重要的方法是“对看似细微之处的注意”（Aufmerksamkeit aufs Kleinscheinende），这就要求虔敬主义式的自我观察与剖析，将“我自己视为我自身观察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人类心灵的真切认知。参见Karl Philipp Moritz：Vorschlag zu einem Magazin einer Erfahrungs-Seelenkunde. In：Ders.：Dichtung und Schriften zur Erfahrungsseelenkunde，Hg. von Heide Hollmer und Albert Meier. Frankfurt a. M. 2006，S. 793～809。席勒在小说《受侮辱的罪犯》（Verbrecher aus Infamie，1786）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类学者应从人的“种种迷误”中“取得某些经验收入他们的心理学说并加以整理，使之成为生活的道德准则”。MA V，S. 13. 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307页。

[27] MA Ⅰ，S. 484. 原书作者误将“最透彻的”（durchdringendster）写为“透彻的”（durchdringender），遗漏最高级，已相应更正。

[28] MA Ⅰ，S. 484. 语出《强盗》的前言。

[29] MA Ⅰ，S，557.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40页。

[30] MA Ⅴ，S. 241f.

第五章

选择医学——关于身体与灵魂的临界交往——席勒的三篇毕业论文——“爱”在宇宙间的权力——“伟大的存在巨链”——物质到精神的神秘过渡——神经生理学的迷宫——大脑究竟有多自由？——注意力的光芒——忧伤的情绪——格拉蒙事件——施特莱歇尔见到席勒

1777年秋，席勒最终决定严肃地对待他的医学学习。由于一心想成为神父，席勒在卡尔学校的最初几年还曾怨天尤人，因为命运逼他念了他毫不喜欢的法学。他在文学中找到了慰藉，对哲学的激情也在随后兴起。在此期间，席勒转入医学。转专业倒是很迎合他的兴趣，因为在医学院，实践的治疗术教得少，理论背景则谈得多，还能让学生对人的“自然”做些哲学思考。然而在1777年的秋天，席勒第一次正视“医生”这一职业未来。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这门学科，其决绝让同学们惊讶不已。他的决心仿佛会传染一般，也带动了他的好友霍文。在他的回忆录中，霍文描述了先前交换诗作的二人，现在却是如何将干扰他们职业准备的一切都撇到了一旁。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也有类似讲述：“起初耗费的克制力有多么巨大，席勒并不在乎。他始终怀着如此的坚毅追寻这一目标，以不间断的热情研习种种医学著作……他不准自己有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享受，即便只是一段鼓劲的对话。这种超乎常人的努力虽然不利于他的身体，却让他对这门学科烂熟于心，以至于他现在轻轻松松便能过渡到医学在不同专业及在保健中的运用。”[1]

霍文与施特莱歇尔所报告的这种新的学术热情，却仍让席勒留有时间去从事若干文学项目。他计划按照歌德《葛茨》[2]的模板，写一部关于舍特林·封·布尔腾巴赫（Schertlin von Burtenbach）[3]的骑士剧，又为他的诗学教授巴尔塔萨·豪格编纂的《施瓦本杂志》写了几首诗，但最重要的是继续创作《强盗》。无论如何，就他的内心感受而言，席勒已经转移了内在的重心：他想要一个转折，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向自己和朋友们证明，他在医学领域也能取得成功。

在那些年，得益于启蒙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医学与哲学得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精神中搜寻身体之物的哲学家们，与想要在身体中发现精神性的医学家们不谋而合。于是在身体与精神之间的道路上，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诚然，伟大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莱顿（Leiden）的布尔哈夫[4]曾警告医学家切勿有哲学的放纵：“研究形而上学的最后原因以及生理学的最初原因，对于医生而言既非必要，亦非有益，更不可能。”[5]布尔哈夫是一整代医生的榜样，也是伏尔泰、拉·梅特里等著名哲学家的对话伙伴。但恰恰是在生理与形而上学之间构建起联结这一雄心壮志，驱使着当时杰出的医生们。

一方面是声名远播的“哲人医生”，例如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约翰·格奥尔格·齐默尔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6]以及恩斯特·普拉特纳（Ernst Platner）[7]。他们坚持的观点是，人们只有通过对身体的认识才能深入探究精神的秘密。与他们相呼应的包括狄德罗（Diderot）[8]等哲学家，他们明确宣称，“没有解剖学与生理学，就不能好好研究形而上学和道德”[9]。歌德在回顾往事时写道，医学家的“自然”在当时被喊成了“普遍的口号”[10]。由于布尔哈夫与哈勒以他们关于体液和神经对于精神及灵魂事件之影响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发现，完成了“难以置信”的成就，人们便觉得有权“从他们的学生和后继者那里要求更多”。到处充满着高昂兴奋的情绪，人们相信，身体与精神之间的隐秘联结现在终于被揭开，“道路已经开辟”。但是，歌德接着写道，希望却落了空：“正如被船头劈开的水，在船尾又立刻聚集；同样的，当一流的头脑将谬误赶到边上，为自己腾出了地方，谬误便自然很快在其身后重新聚集。”[11]歌德毫无遮掩地指出，神经理论家让他心烦，而新式身体理论的“机械本质”在他看来也不值一提。布尔哈夫就坚持身体的“机械本质”，但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富有直觉和魅力的医生。他有过成功的治疗，却完全不将其归功于自己的理论。通过他的范例可以发现，治疗术与医学理论归根结底还是分属不同的领域。在布尔哈夫的学派中盛行身体物质主义的决定论；而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来自哈勒（Halle）的医生格奥尔格·恩斯特·施塔尔（Georg Ernst Stahl）[12]的信徒。施塔尔所持的是一种唯灵论（Animismus）的构想，即灵魂支配身体，而躯体病症因此也必须主要归咎于灵魂的病因。

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医学教师倾向于物质主义的观点。施塔尔的泛灵论对他们而言太过类似理论臆测。在众多医学教授中，约翰·弗里德里希·康斯布鲁赫（Johann Friedrich Consbruch）[13]最为著名。他教给学生最新的、由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14]和约翰·戈特弗里德·布兰德尔（Johann Gottfried Brendel）[15]发展的神经生理学。与布尔哈夫的体液学说不同，这里的处理更加微观。神经现象是如此精细，可以置于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之间的边界上。神经被视为物质化的灵魂。当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成功地测量了不同身体部分之中神经的应激性之后，人们以为终于发现了身体与精神之间那仍属物质却已入灵魂的连接环节，正像先前寻找“哲人石”（Stein der Weise）一样，人们现在希冀找到不仅在形而上学上，而且在实际上将身体与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现在已无争议。但人们想要查明，这种相互作用究竟是通过何种连接环节实现的，而又应当如何具体想象从物质性现实到精神性现实之间的过渡。莱布尼茨教导说，自然界绝无跳跃，因此必须得找到什么东西，允许人们设想从身体到灵魂既无断裂又无跳跃的平滑过渡。第一代神经生理学者虽然仍未明确地将自己视为“哲人医生”（Philosophischer Arzt），但他们确信自己首次严格且科学地探究了这一领域，而不是像哲学家一样仅凭理论猜想。过去曾经是哲学的地方，现在应当换成神经生理学了。在康斯布鲁赫于席勒求学的年代所发表著作的标题中，就能读出一位灵魂生理学家的极大自信：《论躯体健康对灵魂力量的影响》（Von dem Einfluß der Gesundheit des Körpers auf die Seelen Kräfte）、《优秀记忆力取决于良好的身体状态》（Daß die Stärke des Gedächtnisses von dem guten Zustand des Körpers abhänge）、《论脑组织对天才的影响》（Von dem Einfluß der Organisation des Hirns auf das Genie）、《论体育对培养灵魂力量的影响》（Von dem Einfluß der physikalischen Erziehung auf die Bildung der Seelenkräfte）。

席勒于1779年10月提交了他的毕业论文《生理哲学》（Philosophie der Physiologie）[16]，意图借此介入仍在进行之中的对身体与灵魂之合谋的调查。这篇论文中洋溢着一种骄傲而自信的语调，以及一种高亢的修辞。在评审专家看来，这篇论文太过花哨、太过自满。他们怪罪这学生，竟含沙射影地嘲弄攻击本学科中受人尊敬的权威。当论及神经问题时，席勒写道：“我所在的领域，曾经有过、现在仍然有不少医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在四处游荡嬉闹。”[17]对于哈勒，他特别写道：“但哈勒为何竟这般飘荡在表面，着实让我不能理解。”[18]而他对夏尔·邦纳（Charles Bonnet）[19]的批判最为严厉，但恰恰是这位科学家，启发了席勒关于注意力的理论——之后还会详谈这一点。“带着不可原谅的轻浮，”席勒写道，“这法国的江湖骗子轻轻一跃，就跳过了最困难的一点，把不能证明的东西当作基础，从中得出除了法国人则无人敢下的结论。他的理论大概会让他的祖国开心，但迟钝的德国人则会怒气冲天，因为他们一旦吹散金色的灰尘，在底下除了空气什么也看不见。”[20]

专家评审克莱因（Klein）、罗伊斯（Reiß）和康斯布鲁赫将这篇论文拒之门外。克莱因，这位没有理论野心的实践家，评价道：“这篇冗长而令人疲倦的论文我读了两遍，却猜不出作者的意思。他的精神有些太过高傲，附着了太多对新理论的偏见和自以为是的危险倾向，在如此阴暗高深的荒野中游荡；我绝不敢跟随他步入其中。”[21]话里话外带着讽刺，因为“如此阴暗高深的荒野”隐射的是席勒所说的“我个人本性的内在迷宫”[22]，以及他只有在“整体的链条”必然的要求之下才敢于一探心理学的究竟。他要深入“迷宫”的内部，而在他的批判者看来，他陷得太深了。康斯布鲁赫也批评过于图像化的语言、对公认的研究观点的不恰当态度以及其中的情绪变动；它虽然巧妙，但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却显得格格不入。

毕业论文遭到拒绝的结果是席勒不得不在卡尔学校多留一年。公爵在关于此问题的指示中写道：“因此我以为，再留校一年对他很有好处，能在校园中再淡化一些他的烈性，这样一来，如果他勤奋地继续学习，就必能成为一个相当伟大的个体。”[23]

但是公爵不过是把对论文的负面评价当作幌子，因为在此期间已经出现医学毕业生也无法顺利安排职业工作的情况。于是到最后即便是顺利通过毕业论文评审的学生，也不得不暂时先留在学校。但他对席勒论文的真正看法，曾在一位汉诺威使臣面前有所吐露。公爵将论文交给他阅读，并附言说，使臣“将会从中发现这个年轻人的优异天才”。[24]

一年之后，席勒交上了第二篇以拉丁文撰写的论文：《试论感染性发热与斑疹伤寒之间的区别》（De disriminie febrium inflammatoriarum et putridarum）。这篇论文也因为专业上的不足遭到拒绝。只有几周后完成的第三篇论文《试论人类之动物性与精神性之关联》（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tierischen Natur des Menschen mit seiner geistigen）才终于获得评审们的通过。

席勒的第三篇论文继续第一篇的主题，甚至更加强调其中的哲学角度。因此获得通过实在更令人诧异。席勒以此为契机，特别感谢了公爵：“一名医生，若是其视野仅仅围绕着机器的历史知识，对这座充满灵魂的钟表中较为粗糙的齿轮只知道其名字与位置，或许能在病榻前施展回春妙手，被乌合之众奉为神明——然而公爵大人将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25]的技艺从一种只为混口饭吃的机械科学的狭窄领域解放出来，提升到哲学教义的更高地位。”[26]

只是“哲人医生”席勒在病榻前却并没有“回春妙手”。在担任军团医生的那些年，他因为常下猛药而名声不佳。必须得有一位上级医师检查席勒开出的药方，以保护病人身体无恙性命无忧。其中一位主任医师到底还是相当仁慈地私下修改了席勒的治疗方案，让这位脑海中想着其他事情的军医得以避免被人戳穿而丢脸。

而席勒之后对费希特所说的一番话，也可用于他的三篇毕业论文：“若是著作的价值仅在于它们为知性所包含的结论”，就会“在知性对结果漠不关心，或是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就能得出结论时……随之变得多余。与之相反的是那些不依赖于其逻辑内涵而发挥效用的著作，在其中有一个主体生动地表达自身：它们永远不会多余，其中所含的是一种不可磨灭的生命原则。而这正是因为每个个体乃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1795年8月4日）。

第一篇与第三篇论文唤起了这种对个人的兴趣，它穿过实质的内容显露于表象。而席勒之后的另一则评论对于理解论文的哲学内容也十分重要。1788年4月15日，他在给科尔纳[27]的信中回顾了他曾经的医学—哲学激情：“我从哲学著作中……从来只取那些感觉像是诗、可以作为诗来处理的东西。因此这一内容作为理智和想象力最感激的素材，很快便成为我最爱的对象。”

第一篇论文《生理哲学》只有开头一节存世。这是一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誊写稿，存于席勒年轻时的好友孔茨的遗物中。论文一共五节，其结构显出席勒敢于构建一个完整的人类学体系。第一节，也是唯一流传下来的章节，其标题是“精神的生命”；接着是“哺育的生命”“生育”“以上三体系的关联”，最末一章则是“睡眠与死亡”。在这一结构中，人们可以发现作者阅读弗格森的痕迹，因为后者也将人类的自然类似地划分成这三种基本功能：哺育、生殖和睡眠。这三种基本功能构成动物性的功能，并与灵魂—精神性的“冲动”相关联。弗格森从“底部”，亦即从“动物性”开始他的阐述，而席勒则从“顶部”，即精神性的生命出发。

这一节研究的问题是：从身体的刺激中如何产生意识现实的种种现象？其所致力的是从生理学到心理学之转化过程的分析。但这一与当时神经生理学相关联的专题研究，却有一场宏大的理论大戏做铺垫。席勒为思想搭建了一座舞台，而在这种环境下，思想不可避免地涉及崇高之物：他以大胆的笔触和洋溢的热情，勾勒出一整套“爱”的哲学作为宇宙定理。这又是为了什么？

正如诗人常在作品开头呼唤缪斯[28]一样，席勒在踏入生理学世界的“迷宫”之前，也同样先召唤了一种爱的哲学来给他引导，让他不至于被所有善良的精灵抛弃，像弗朗茨·莫尔一样陷入身体的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生命不过是一摊“泥淖”罢了。[29]席勒建立起他的爱的哲学，以对抗一种源自粗鄙的身体唯物质论的虚无主义之威胁。我们将会看到，在唯物质论的医者犬儒主义笼罩下，席勒对这种威胁的感触有多么强烈。这一“爱”的哲学带有决断论甚至是自我暗示的特征，针对的也是他自己让幻想破灭的诘难。后文还将叙述这种诘难的历史，它在理论和文学著作中都留下了痕迹。一直到18世纪80年代，在他因为与科尔纳友谊的幸福而无比兴奋，写下“亿万生民，一起相拥，/ 这一吻给全世界！”[30]的那一刻，席勒还会坚守这种“爱”的哲学来抵抗虚无主义的唯物质论。爱的哲学在毕业论文中、在1780年1月为庆祝霍恩海姆公爵夫人生日时所做的论“美德”的演讲中、在1782年发表的致“劳拉”的组诗中、在同年创作并收入《哲学通信》（Philosophische Briefe）[31]里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Theosophie des Julius）中都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到了18世纪80年代末，这一哲学又在小说《招魂唤鬼者》（Der Geisterseher）附录的哲学对话中重新出现，直到18世纪90年代初才随着对康德的研习逐渐消散。从那时起，就有了对过往的感伤回望，回想那个一吻便能在本体论中发挥作用的时代。“爱”失去了它在宇宙间的授权，若仍要在哲学上使之高贵，只能说，“爱”看上去不过只是热情为了生命所做的虚构。换句话说：席勒从“爱”的本体论出发，最终到达的却是一种“爱”的“仿佛哲学”。

第一篇毕业论文以呼唤作为宇宙间权柄的“爱”开篇。一方面，这是在坦陈极为私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席勒跟随着沙夫茨伯里和赫尔德所构想出的。而在另一方面，呼唤“爱”也在专业学术的论证中起到了三重具体的作用。

首先，“爱”将灵魂的原则引入了身体世界的“机器”之中。

其次，“爱”还是确保物质与精神间存在平滑过渡的原则。因为不能存在“断裂”[32]，就必须找到能让二者间不间断的过渡显得可能之物。而“爱”正是这种过渡的原则。

最后，“爱”还是一种真理原则。它克服了认识的现实与被认识到了的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爱”确保了被认识的“现实”的确现实地存在着。“因此，‘爱’是人类灵魂中最美也最高贵的冲动，是正在感知的自然之伟大链条；它不是别的，正是我之自身与身旁的人之本质的交融。”但人们应当补充说，“爱”也是与整个自然之本质的交融。我们可能在具体问题上暂时性地犯错，但这不能改变我们从原则上说已足够地向世界开放，能够与这个世界的真实本质相吻合。认识者进入被认识之物。于是“认识”归根结底是一场“爱”的行动，只要我们爱着，就有能力发现真实。

席勒多次在突出位置使用了同一个意象，它像是音乐中的主导动机一样，让人能听出他爱的哲学的直观印象：“感知着的众多存在之间的伟大链条。”（Die große Kette der empfindenden Wesen.）这是一个关于自然界全方面之关联的比喻，也是一个保证整个论争相互关联的比喻；最重要的是，这个比喻是由一个伟大的传统递到席勒手里的。阿瑟·O.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33]讲述了这个比喻的历史，同时揭示了它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从柏拉图到浪漫派，再到19世纪的进化论，尤其是在18世纪的乐观主义启蒙哲学之中。伏尔泰讲述了这个意象让他多么着迷：“当我第一次读柏拉图，在书中遇到从原子延伸至最高存在的‘存在巨链’的想法时，心中洋溢着钦佩。”然而他之后所经历的却和席勒一样：这个比喻的魔力只持续了短短一阵。“但当我仔细端详，”伏尔泰继续写道，“这美丽的幻象便消失不见，就像先前所有鬼神的幻影都在雄鸡打鸣时消散一样。”[34]

“存在巨链”的意象自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ios）起，就包含着认为世界产生于上帝之满溢的设想。世界并非像造物一样被创造，而是上帝之丰饶的“流溢”。[35]上帝并非自在平和、自我完满的绝对存在，而是一种发酵着的、孕育着世界的创造性原则。世界是上帝的赠予和奉献。而存在巨链既从上至下垂落，又从下至上攀登；降落和拔高，两者皆在发生。而存在则同时转向两者，转向光和影，转向清醒与睡眠。

“存在巨链”又能让人想到一个世界，在其中“多样性”不再是威胁，而是作为丰饶被人体会。有多少个体的存在，就有多少种不同；但没有一种差异无法跨域。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不仅为人类所经历，更会为人类所认识。所有的存在都在“存在巨链”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人类知道他的位置，同时可以纵览整个链条。在这一知识中，他发现了自我完善的原则。因为在这个思想图景中，完善意味着在自身内部映射人们所从属的世界之整体。在这“巨链”中，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一切在其中都变得明亮，而世界的整体则得以显现为“永远—华饰”[36]。

“存在巨链”的思维图景意味着对此世的圣化，完全没有对逃向彼岸的偏爱。思维和感知仍是经验性的，但幻想尚未破灭，仍然“在欢乐中沉醉”。对多样性和富足的感知开始苏醒，但支撑它的却是对宏伟的“一”的感受；认识被视为“爱”的行动而显得高贵，得以从怀疑中解放。而在想象力的世界中，人们可能像是身处监狱一样，与真正的自然彻底隔绝。

席勒在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那里，更重要的是在弗格森那里发现了“存在巨链”的思想契机。当席勒将认识到巨链之间的关联称为最高的幸福时，他着重强调了弗格森这位“本世纪的智者”[37]。

对于席勒而言，正是“爱”确保了“存在巨链”内在的关联。第一篇毕业论文不过是蜻蜓点水似地提及了“巨链”的思想契机，但这一概念在1780年的“美德”演讲中，更在《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中起到了更丰富的作用。在毕业论文里，席勒写道：“一种美丽而智慧的法则……将整体之完善与个体之幸福，将人与人，甚至人类与动物通过普遍之爱的联结联系在了一起。”[38]在《就其结果论美德》（Tugend in ihren Folgen betrachtet）的演讲中，这种“智慧的法则”被阐释为牛顿万有引力法则的精神对照：“若是‘爱’在造物的周遭逝去……存在的联结很快就会断裂，深不可测的精神世界很快就会沸腾起无政府的暴乱，就仿佛物体世界的整个基础会轰然崩塌，自然的全部齿轮都会静止不动，倘若引力的强大法则不再生效。”[39]

“爱”就像一种灵魂的重力，在元素之亲和、化学反应与合成、物质交换中，也在构筑那种通过与其他有机体的交互实现自我保存与发展的有机结构中，“爱”确保了存在之间的相互关联。人们所称的“弱肉强食”，在“爱”的视域中成了“给予和接受”，成为《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一文中所说的“存在之融合”[40]。在那篇文章中，“爱”的原则在热情的顶峰还得以进一步提升，化为那带着神圣的战栗——“我可以说出来吗？”——所表达的思想，即两个人之间具有自我意识的爱能够让我们“创造上帝”[41]。从基督教的角度看，这分明是一个渎神的念头，但它也属于“存在巨链”的思想契机。如果说上帝因为爱而让整个存在巨链从自己内部诞生，以至于爱从此在巨链中循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帝无法满足自身，必须超脱自身，只有在尘世间的富足中才能回归自身。在这一远景中，并没有预设一个居于彼岸而自我完满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并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有尘世丰饶的神性，在认识世界的爱中聚拢成整体，又因为积极的爱被带入创造的过程之中。因此，在自然之外别无他物，而自然则是“无限分化了的上帝”[42]。在精神与自身的肉体中感受着爱、将其提高到指导行动的意识，这一过程恰恰意味着创造上帝，创造那个作为统一的力量在人类之间、在人与自然之间发挥作用的上帝。真正的无神论因此否认的并非彼岸的上帝，而是僵化的利己主义，它撕裂了“存在巨链”，只想要证明自己。“一个只爱自己的精神，乃是深不可测的空洞空间中的一小颗游荡的原子。”[43]此话虽然针对的是自私自利的个体，但对于彼岸的上帝也同样成立。和人一样，上帝也必须先进入世界，才能在爱中体验到作为神性之物的自身：“这位伟大的世界大师没有朋友；/感受到缺憾，于是创造了精灵……从整个存在王国的圣杯中/无限为他泛起波澜。”[44]《哲学通信》中的这几行诗将会给黑格尔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结尾引用了两行作为全书的精髓[45]。

席勒的“爱”之哲学并没有遐想一个虚构的彼岸，而是面向此世；并不愿成为理论推测，而是希望具有彻底的经验性。因为其所关涉的是一种每个人均可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爱。人们不必信仰它，也不需要思考得十分清楚。它是生气勃勃的事物与充满生机的关联可以感受到的力量。它只在有限的生命中证明自己。《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一文明确驳回了对彼岸奖赏的信仰：它不是别的，不过是披上了宗教外衣的“自私”[46]，只回应奖励与惩罚。而“爱”的奖赏就在其自身内部，并不需要等待彼岸的补偿。而个人永生的问题也只对利己主义有意义。相爱的灵魂并不必然要求自己继续存在，而是要求宇宙间爱的事件可以继续；只要灵魂醒着，能够分享，就能参与爱的事件。不是单个的灵魂，而是“爱”本身应当永不停歇。

让我们回到第一篇毕业论文。论文并没有罗列爱之哲学所有的索引，只是大略提到了生理学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内容。其中所涉及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三个方面，爱的哲学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为生理学研究打下基础、指引方向：“爱”将赋予灵魂的原则引入身体世界的“机器”之中。它确保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过渡。同时，爱让真理成为可能，只要认识被视为爱的行动来理解。

但恰恰是在这个瞬间，恰恰是当席勒离开了宇宙间爱的场景，开始对精神与物质过程间的关联进行具体的生理学研究之时，立刻就能发现，爱的哲学不过是铺垫了一种整体性的氛围，并不能让人真正理解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忽然之间，那句“自然界无跳跃”就仿佛成了空话。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有一处跳跃，甚至可能是一处深渊；先前的理论必定让精神或物质这两极之一消失，才能跨越这道深渊。唯物质论者谈论起会思考的物质，于是摆脱了精神；而唯灵论者则谈起物质具象化的精神，于是摆脱了物质。

席勒在此所遇到的问题，直至今日也未得解决。尽管对神经生理学过程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人们已了解神经接合与联结的系统，发现了大脑不同区域在功能上的关联，但一个可测量的物质性过程究竟如何得以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被体验为“意识”，却仍然是个谜。“我”所感觉到的不是神经元的接合，而是意识。毫无疑问，每一个精神性的过程都有其物质性的对照；当“我”思考时，在大脑中肯定发生了什么生理学进程。但思考和感知作为体验，与其在神经生理学维度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人们也无法断言神经生理学进程就是思考和感知的原因，否则就意味着对因果律的错误运用。意识与生理这两个过程更像一块硬币的正反面。同样的东西，在正面是意识，在反面则是生理学进程，而这一进程反过来又可在正面，即通过意识来把握。力图解开意识之谜的神经生理学，其自身不过只是“意识”的一个构想。硬币的正反面并非凭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人们更多地恐怕要像斯宾诺莎一样说：这东西有两面，一枚硬币上的徽章和数字之间并非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当然，并不是大脑中所有的生理学现象都在意识中有所表现。但这不是问题。真正成谜的是当生理学现象作为意识被体验之时所发生的维度变换。这一维度变换在因果律的构想中始终晦暗。

席勒起初也跟随他那个时代的生理学与神经学的足迹，接受了因果律的构想，其后果便是不得不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添上一种“中继力”（Mittelkraft）。他写道，必须“存在一种力量，能够介入精神与物质之间并连接二者”。[47]在他看来，这种“中继力”是神经束中的一种物质，介于感官（眼、耳、口、鼻与皮肤）的神经末梢与大脑之间；感官接收刺激，而大脑则处理刺激并使之最终成为意识现象。席勒将这种中继物质称为“神经之灵”。但这种“神经之灵”还是物质性的吗？抑或已是精神性之物？若它还是物质性的，那么人们在物质到精神的过渡问题上便依旧没有前进一步，只不过是发现了一种额外的物质因素，将物质性的边界又向外拓展了而已。而反过来，若是“神经之灵”已经是某种精神之物，那么人们便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物质，不过是将精神性的边界向外拓展。但在两个维度的边界上，却依旧什么也没有发生；调和与过渡也并未实现。然而席勒现在宣称，这种“神经之灵”应是二者兼而有之，既具物质性又有精神性。但这样一来，人们在这种令人难以信服的“中继力”上又有了原本想依靠此“中继力”解决的同样的问题。席勒自己也评注道，单凭“中继力”的假说无法继续论证。这样一种“部分精神、部分物质”的中继力，席勒写道，人们是否真的能够设想？他自问自答：“肯定不能！”[48]可尽管人们无法设想，它却必然存在，因为一方面物质和精神的关联确实存在，而另一方面，“不可参透”的物质和“可参透”的精神却不能直接相互作用，因此二者中间必须有中继之物。席勒斩钉截铁地宣布：必然存在某种“中继力”，因为经验“已将其证实——理论又如何能驳斥？”[49]但一种“中继力”若是不能实现它所承诺的中继功能，要它又有何用？可它的确什么也不能居中调和，因为它必然或是仍属物质或是已属精神，因此无论如何不属于这“中继”的位置。而席勒也坦率地承认，这种“中继”根本无法设想。

因此，专家评审驳回了席勒的“中继力”假说，就毫不令人诧异了。康斯布鲁赫批评道，席勒在尝试思考那不可思之物时想得太多，臆测得太多；若是能更多地专注于经验领域，本会好得多。由于这种“中继力”无法证实，就必须另辟蹊径，来理解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之间的互动。

席勒却死守着“中继力”不放，因为他的“爱”的哲学要求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某种连续。平滑过渡的观念导致了构造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的缺乏将意味着“世界与精神之间的裂缝”[50]，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当席勒试图弥合一处“裂缝”时，却在另一处撕开了一道新的缝隙。他在那里所陷入的困境，依旧是当今学界面临的问题。席勒用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说出了这一困境：“一条永恒的法则令神经之灵的变化成为变化了的力量之符号。”[51]

这就意味着：外在的刺激导致了神经物质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会被某种可能存在于大脑中的机制当作符号接收并“解读”，从这一符号推导出其所指称，即外在世界的事件。符号并不包含现实，只不过是现实的符号。因此在符号与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道裂缝，甚至在符号与大脑中的“解读”机制之间亦是如此。

这种符号理论认为在符号与指称之间并不存在相似性，而外在世界绝非在符号之中表达自身；这一理论可追溯到洛克，而席勒则是在弗格森那里发现的。“对事物的感知，”弗格森写道，“在我们身上通过一种中间因实现，这种中间因与第一因或感知的对象截然不同。”[52]弗格森称为“中间因”的是感官中的变化，即所谓的“感觉”（Sensation）——席勒将会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以及“对其作为符号的阐释”。因此就能得出这一序列：外在世界刺激感官—感官内部发生变化（“感觉”）—感觉作为符号发生作用—符号被理智解读并阐释。但这种符号理论在物质现实与意识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席勒将在1786年的《哲学通信》中再次明确地表述这一困境。“我们最纯粹的概念，”他在文中写道，“并非事物的图像，而仅仅是它们必然确定且与之共存的符号。无论是上帝、人类灵魂还是世界，都并非我们所以为的样子。”[53]于是裂缝就这样产生了。

在《哲学通信》中，席勒用大胆的转折弥合了这道缝隙：我们的大脑“阅读”自然，但它本身便是自然，因此人们可以假定，符号通过某种合适的方式将我们与现实世界连接在一起。尽管没有符号与其所指称的对象存在相似性——亦即感官接收的刺激并不表达现实世界的任何客观性状——但处理符号的“思维之力的法则”[54]却可以创造出以某种方式契合于外在现实的东西。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的大脑属于这个星球，因此我们概念的用语也同样如此。”[55]我们脑海中的世界应当是正确的世界，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大脑存在于这个世界。由于精神也是自然，便不会误读自然。“存在巨链”不可断裂，即便是在“认识”的事务上，这乃是宇宙间爱的哲学所要求的。

只是这一哲学还有其他要求：为“机器”赋予灵魂。这意味着在生理中必须为随性与自由创造出空间。在早期的医学与哲学论文中，决定席勒之后思想发展的真正核心就在此处。为了在生理的“机器”中拯救自由，席勒发展出了一套“注意力”的理论。但这并非原创，他只是在当时的论述中发现了这一理论，并从中生发出许多内容。借助注意力理论的帮助，生理学家席勒变成了思考自由的哲学家。

席勒的出发点是加尔弗在他的弗格森评注中揭示的决定论构想：如果说外部刺激产生表象，而表象又决定了思维和行动，那么从表面上看，仿佛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因果律排列，仿佛自由已经消失不见。但注意力的力量就运用在这里。它仿佛是一道可以移动的光束，由一个意向引领，探索着感觉的全部领域，在那儿固定住什么，在这里又略过些什么。这道光束有所选择，引导着思维的过程，激起联结，一句话：灵魂积极地影响着思维的器官。之所以存在这种影响，正是因为灵魂是注意力的行动主体。当然存在来自外缘的具有强制力的印象，但反之也能从中心出发，以自由的意志选择某些感觉并创造理念的联结。这里就有一种神秘的自由运动，而这样一来，席勒写道，“就基本决定了何谓自由”。[56]

席勒将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智慧完全置于注意力之中；此时的席勒虽尚未研读康德，但他所赋予注意力的功能却恰与康德之后赋予想象力的功能相一致。在分析注意力的奇迹时，极其复杂甚至偶显僵硬的生理学论证中终于有了运动。席勒更将道德与自由的注意力相关联，因为道德预设了决断的自由。他这样概括从注意力中诞生的自由：“通过注意力，我们才能幻想，才能思考，才能区分与创作，才能欲求。它是灵魂对思维器官的积极影响，正是它完成了这一切。”[57]

第三篇毕业论文放弃了令人生疑的“中继力”。这篇论文几乎不涉及生理学的论证，但自由注意力的理论在此处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席勒对其功能做了限定。他写道，自然已经确保所有生存所必需的“感觉”能够作为刺激信号，从身体的外缘传达到精神，即便注意力起到相反的作用。预警机制必须不受损害。为了生物性与精神性的自保，完全有必要将“灵魂引入躯体的利益”。[58]注意力可以削弱或强化饥饿、干渴、睡眠或性欲等身体需求，或是疼痛与快感等感觉，却无法将之完全去除。如果饥饿与干渴过于强大，自由的注意力就会彻底消失，而人“则会做出为人类所震惊的事，他会违背意志成为叛徒和凶手，他会成为食人族”。“动物性的感受”正是这样影响着精神；而在它背后，身体正为“机器的保存”而工作[59]。

从根本上说，第三篇论文更侧重于自然的阴暗面与强制力，席勒也因此赞同地引用哈勒，将人称为“介于动物与天使之间的不祥的中间产物”。[60]与第一篇毕业论文不同，席勒在这里更多的是从下向上而非从上向下地观察人类。他在引言中写道：“但因为人们通常在这里犯错，把精神力想象成独立于身体，把太多东西记在前者名下而损害了后者，所以本文将更多地致力于探究身体对于灵魂行动的独特贡献，把动物性的感知系统对精神的影响置于更清晰的光线之下。”[61]

这并不意味着爱的哲学会完全消失，但它却不敢再太过冒进。怀疑的声音变得更大。例如，论文研究了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在那个瞬间，仿佛“灵魂从它与物质的一切关联性中”[62]被剥离了出来。席勒将这种“非比寻常的快乐”称为“心怀恶意”，因为它虚构了一种健康状态，而实际上却只是已凋零的神经不再传送痛感的刺激。身体将灵魂带入它的死亡，而灵魂却以为它已胜过了身体。生命就在这种虚幻的舒适中终结。意识被想象环绕，再也意识不到它的结束。

某种情绪的低落显现了出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写作第一篇论文与第三篇论文相隔的这一年里，弗里德里希·席勒身上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能做的事情太少了。他不得不在学院里留级一年，尽管他的理论教育已经完成。他不知所措，只能修了一门意大利语课，又听了一遍阿贝尔的心理学讲座，旁听了纳斯特（Nast）教授论荷马（Homer）[63]、杜尔克（Dürk）教授论维吉尔（Vergil）[64]的课程。这是等待的时间，几乎无事可做。因此公爵也下令，让完成学业的医学生作为护工参与实践工作。席勒希望把这一年至少用在他的《强盗》上，于是自告奋勇接受调派，因为他在安静的病房中能有时间创作。但他却很可能被自己的文字所裹挟，举手投足如此狂野，眼珠不断转动，以至于本应由他照顾的病患反倒担心起看护人的精神健康。无处不在的公爵可能会因此突然出现在病房，于是他必须立马把手稿藏到某卷医学著作底下。

1780年6月11日，席勒正在病房里当值，他的同学约瑟夫·弗里德里希·格拉蒙特（Joseph Friedrich Grammont）[65]前来找他，请他给自己一杯安眠水。席勒在给学校主管封·西格[66]的信中写道：“他可怕而安详的表情、变了调的声音，以及不同寻常的手势，都让我感到害怕，让我意识到情况不对。我微笑着问他：为什么要安眠水？用不着我问，这就是他的回答……最终，我从他身上探出了那个不幸的秘密，他向我承认，经过深思熟虑，他已经决定离开这个无法让自己幸福的世界。”（1780年7月23日）

格拉蒙特要席勒严守秘密，才告诉他自己想要自杀的企图。但席勒却确信这一念头足够严肃，于是告知了学校主管。在此期间，格拉蒙特已表现出严重抑郁的症状，被转移到了病区。学院管理层决定对病人暂先观察。几位医学生就被安排了监管格拉蒙特并定期撰写报告的工作，这其中就有席勒。从此时起，病人每日每夜都处于看管之下。若是他真的自杀，那学院的大好声名便岌岌可危了。外面的名医被请了过来，又是起草专家建议又是安排营养食疗；病患应该通过泡温泉和散步多多运动，应当读些消遣的书来转移注意力。人们送他去疗养，费用由公爵承担。当格拉蒙特躺在学院的病床上时，公爵每天都来探望，询问他的状况。病人不能告诉公爵，正是卡尔学校僵化死板的管理让他得了病，逼得他陷入抑郁。席勒不必找很久就能发现病痛的根源，他自己对此实在是太清楚了。于是席勒在他的报告中如此迫切地描绘了格拉蒙特离开学院的愿望，以至于上级到最后心生疑虑，开始怀疑席勒是病人的共犯。现在护工自己也遭到监视，而人们也给格拉蒙特使了个眼色，告诉他不能轻易相信席勒。于是席勒给学校主管封·西格上校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原则以打消人们对他违规乃至同谋的怀疑：“只有使用病人自己的语言，才能赢得他的信任，而这条基本法则也是我们行事的准绳。”[67]席勒就这样为自己探讨格拉蒙特逃离学院的愿望辩护。但若格拉蒙特真的逃离，席勒是否确愿助人一臂之力，我们已无从知晓。

从1780年6月中旬到7月末，席勒一共起草了七份关于格拉蒙特的报告。“身体与灵魂间的精确联结，”他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让确定病症的最初原因变得极为困难，不知道究竟应首先在身体中还是在灵魂中寻找。”[68]席勒选择了灵魂；具体地说，他将忧郁阐释为之前的宗教世界观之瓦解。在席勒看来，格拉蒙特陷入了“虔敬主义的痴狂”，不是心灵而是良心的痴狂。格拉蒙特曾对一切“美德的对象”都特别“敏感”，但随后有一种批判的哲学让“一切真理”在他眼中变得可疑，于是他便陷入另一个极端，陷入了“冥思苦想”[69]。这让他开始质疑真理，最终感到绝望。据此，席勒将忧郁阐释为由于虚无主义的侵入而导致的精神世界观之崩裂。他之所以能够理解这一过程，是因为他曾有过同样的感受。他了解自己“爱”的哲学为什么痴狂，知道自己之所以发展出这种哲学，是为了不落入被意义所抛弃了的自然那冷冰冰的“机器”之中；他知道，这热情的反面世界是多么容易发生故障，而他又需要多少自我暗示的力量，才能让这个世界存在下去；他还知道，这个世界随时可能坍塌。在《哲学通信》中，他借尤里乌斯之口谈论这热情的“爱”之哲学：“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攻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70]

而格拉蒙特狂热的虔诚也正是被哲学反思所摧毁；这样一来，席勒写道，“就铺好了通往可怕忧郁的道路”。最终，忧郁也开始攻击身体：“消化系统紊乱、乏力和头疼。”[71]格拉蒙特自己也知道，他必须先保证精神健康，才能重回身体健康；但这要在学院之内实现，对他而言却绝无可能。他希望能有“乡间生活的宁静”，以便“为了研究真理而聚集新的力量”。席勒带着移情，甚至怀着同情描写了病人的心愿，或许还帮他坚定了信念。事实上，格拉蒙特的状况也的确直到他1780年12月中旬退学离校之后才逐渐好转。他隐居在位于勃艮第但属于符腾堡的莫佩尔加德的家中，这样过了三年，才终于康复。

就在这段时间，正当席勒被牵扯进他同学的悲伤命运中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忧伤的事。1780年6月13日，在第一次和想要自杀的格拉蒙特交谈后两天，席勒好友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的弟弟，奥古斯特·封·霍文（August von Hoven），不幸去世。席勒曾在之前几日被唤到病人床边，现在又和死者的哥哥与母亲一起为他守灵。

在路德维希堡时，席勒家与霍文家曾租住在同一栋楼内，席勒也因此熟识他好友的父亲霍文上尉。在给上尉的信中，个人痛苦的吐露突然间打断了惯常的哀悼之词。“千百次，”席勒在这封1780年6月15日的信中写道，“我千百次地羡慕您儿子与死神搏斗的方式，我多么想以自己就寝时的那种安详，用我的生命代替他的生命。我还不到21岁，但可以向您坦承，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已没有任何吸引力。我并不期待世界。几年之前，离开学院的那一天对我而言或许还会是一个节日，现在却无法引起任何一丝快乐的笑容。随着年岁的逐步增长，我越来越失去了我的满足；越是接近成熟的年纪，我越希望在孩童时代就一死了之。”

四天之后的1780年6月19日，席勒给姐姐克里斯多芬娜写了另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信中也同样充满了忧郁和灰色的暗示。很有可能，席勒在信中写道，“你们无法经历看着我从学院毕业的快乐……我不再期待这个世界，若是能在大限到来之前离开世界，我就赢得了一切。如果真的发生了，亲爱的姐姐啊，我请你一定要聪明，要安慰自己，也要安慰你的爸妈。”

姐姐肯定会因为这种暗示而紧张。但当她读到心灰意冷的弟弟在信的最后请她寄些袜子、羽毛笔和睡衣时，或许会长舒一口气吧。

父母和姐姐将会在1780年12月15日感受到那种看着儿子（原文如此）“从学院毕业”的快乐。前一天晚上举行了毕业口试和学校创立纪念日活动。席勒最后一次辩护了某位教授的论点。

就在这个场合，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这位斯图加特的年轻音乐家，第一次见到了他将来的好友弗里德里希·席勒，并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席勒的“一头红发、并拢的双膝、当他生动地反驳时那双闪亮的眼睛、说话时常挂在脸上的微笑，尤其是他形状漂亮的鼻子，以及深邃而勇敢的眼神，在十分饱满、宽广而圆润的额头下发出光芒。”[72]

庆典过后，人们聚集到长桌前共享丰盛的晚餐。施特莱歇尔注意到，公爵是如何“最仁慈地与席勒交谈，把手搭在他的椅子上，以这种姿势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席勒带着同样的微笑、同样闪亮的眼睛面对他的君主，就和他在一小时之前面对他反驳的教授一样”。[73]

显而易见，席勒已从忧郁的情绪中走了出来，重新激起自己大胆的自信。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在此期间，他已经写就了关于反叛的伟大戏剧《强盗》的第一稿。他已预感到，自己在其中创造了多么大的成就。

[1] Streicher 1959，S. 65.

[2] 指歌德在“狂飙突进”时期的名剧《铁手骑士葛茨·封·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 mit der eisernen Hand，1773）。历史上的葛茨·封·贝利欣根（1480～1562）曾在德国农民战争（Der deutsche Bauernkrieg）中短暂地作为奥登瓦尔德农民义军领袖与施瓦本联盟（Der Schwäbische Bund）作战，但临阵脱逃。歌德的戏剧则并不完全依照历史细节，而是将葛茨的形象做了艺术加工，让其战败被俘却在狱中不曾屈服，将之塑造成了为争取自由而与教权斗争的战士。

[3] 指塞巴斯蒂安·舍特林·封·布尔腾巴赫（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1496～1577），16世纪施瓦本地区著名的雇佣兵头领，曾任神圣罗马帝国步军统帅，但在宗教改革之后爆发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discher Krieg）中站在新教邦君一边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被皇帝剥夺法律保护，流亡法国。晚年与皇帝和解，终得归隐家乡。

[4] 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1668～1738），荷兰医学家、植物学家，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临床医学家之一。他任教于莱顿大学，是哈勒的老师，曾发现“布尔哈夫综合征”，即因为暴食导致食管压力陡增而破裂。

[5] Ritter 1971，Bd. 5，S. 990.

[6] 约翰·格奥尔格·齐默尔曼（1728～1795），瑞士医生、哲学家、哈勒的传记作者，在代表作《论孤独》（Über Einsamkeit，1784/1785）中研究了当时时兴的“忧郁”（Melancholie）问题。

[7] 恩斯特·普拉特纳（1744～1818），德国医生、生理学家，研究人类学，曾任莱比锡大学校长。

[8]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艺术批评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80）的倡导者与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9] Zit. n. Kondylis 1981，S. 285.

[10] Goethe MA 16，S. 700f.

[11] Goethe MA 16，S. 700f.

[12] 格奥尔格·恩斯特·施塔尔（1659～1734），德国医学家、唯灵论者，认为布尔哈夫学派对人类身体的机械理解不足以解释生理现象，肌肉、神经与体液本身并不导致生命，而必须有灵魂（Anima）的引导。

[13] 约翰·弗里德里希·康斯布鲁赫（1736～1810），德国医学家，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导师。

[14]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哈勒还是杰出的解剖学家，他在其任职的哥廷根大学建立了解剖剧场（Anatomisches Theater）——目的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同时观察解剖的过程——通过动物解剖实验证明了神经与肌肉系统具有独立的应激性，也就是说：灵魂并非身体活动的根因，肌肉可以在动物已无生命的情况下继续活动。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正是因此，拉·梅特里才将他的小册子《人是机器》题献给哈勒。

[15] 约翰·戈特弗里德·布兰德尔（1712～1758），德国医学家，哥廷根大学教授。

[16] MA V，S. 250～268.

[17] MA V，S. 255.

[18] MA V，S. 265.

[19] 夏尔·邦纳（1720～1793），生于日内瓦，启蒙时代的医学家、哲学家，发现了“邦纳症候群”（Charles-Bonnet-Syndrome），即视力受损的人所产生的幻觉。

[20] MA Ⅴ，S. 262

[21] Zit. n. Alt 2000，S. 165.

[22] MA Ⅴ，S. 252.

[23]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249.

[24]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249.

[25] 希波克拉底（约460～370），医学之父；如今，医生在行医前都会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立志以救死扶伤为己任。

[26] MA Ⅴ，S. 288.

[27] 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Christian Gottfried Körner，1756～1831），德国诗人、法学家，席勒的挚友与赞助人。关于席勒与科尔纳的友谊，请参见本书第十章末及第十一章。

[28] 缪斯（Muse），古希腊神话中的艺术女神。根据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谱》（Theogonie），缪斯共有九位，分别主管历史书写、诗歌、悲剧、情诗、舞蹈、星相学、喜剧、音乐及叙事文学。

[29] MA Ⅰ，S. 577.

[30] MA Ⅰ，S. 133.

[31] 席勒于18世纪80年代初开始构思《哲学通信》，希望用尤里乌斯与拉斐尔两个角色的对话探讨形而上学问题。但最终并未完成，而是于1786年将残篇发表于《塔利亚》（Thalia）杂志上。

[32] MA Ⅴ，S. 253.

[33] 阿瑟·O.洛夫乔伊（1873～1962），德裔美国学者，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学科的创始人。关于“存在巨链”这一概念，可参见〔美〕阿瑟·O.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张传有、高秉江译，商务印书馆，2015。

[34] Zit. n. Lovejoy 1985，S. 303.

[35] “流溢”说（Emanation）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的学说，认为一切均是从太一（Das Eine）中满溢而出，经历了精神、世界灵魂与物质等层级。

[36] 语出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四幕“深夜”一场中的“守塔人之歌”：“万象真美观，永远一华饰。”在希腊语中，表示“万象”“宇宙”的词“Kosmos”本义即为“秩序”“装饰”。参见《歌德文集》（第一卷），第423、521页。

[37] MA Ⅴ，S. 250.

[38] MA Ⅴ，S. 251.

[39] MA Ⅴ，S. 283.

[40] MA Ⅴ，S. 348.

[41] MA Ⅴ，S. 353.

[42] MA Ⅴ，S. 352.

[43] MA Ⅴ，S. 351.

[44] MA Ⅴ，S. 353. 在发表《哲学通信》之前，席勒就已将这几行诗题名《友谊——出自尤里乌斯致拉斐尔的信，一部尚未刊印的小说》（Die Freundschaft，aus den Briefen Julius’ an Raphael，einem noch ungedruckten Roman），发表于自己主编的《一七八二年诗集》（Anthologie auf das Jahr 1782）中，参见MA I，S. 91～93。不过，全诗最后两句“从整个存在王国的圣杯中/无限为他泛起波澜”（Aus dem Kelch des ganzen Wesenreiches/schäumt ihm die Unendlichkeit），在《一七八二年诗集》中作“整个灵魂王国的圣杯中/无限——为他泛起波澜”（Aus dem Kelch des ganzen Seelenreiches/Schäumt ihm - die Unendlichkeit）。

[45] 黑格尔在其名著《精神现象学》的末尾化用了“从整个灵魂王国的圣杯中/无限为他泛起波澜”这两句诗作为全书的终章，不过他未提作者的名字，并将诗句改为：“从整个精神王国的圣杯中/他的无限性为他泛起波澜”（Aus dem Kelche des ganzen Geisterreiches/schäumt ihm seine Unendlichkeit）。席勒原诗中的“他”指“伟大的世界大师”，即上帝；而黑格尔文中的“他”则指的是“绝对精神”——因为这一概念的德语“der absolute Geist”为阳性名词。参见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Frankfurt a. M. 1973，S. 59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著作集》（第三卷），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503页。

[46] MA Ⅴ，S. 350.

[47] MA Ⅴ，S. 253.

[48] MA Ⅴ，S. 253.

[49] MA Ⅴ，S. 254.

[50] MA Ⅴ，S. 253.

[51] MA Ⅴ，S. 256.

[52] Ferguson 1787，S. 52.

[53] MA Ⅴ，S. 355.

[54] MA Ⅴ，S. 356.

[55] MA Ⅴ，S. 355.

[56] MA Ⅴ，S. 266.

[57] MA Ⅴ，S. 267.

[58] MA Ⅴ，S. 294.

[59] MA Ⅴ，S. 297.

[60] MA Ⅴ，S. 296. 席勒的这一论断引自哈勒的哲理诗《关于理性、迷信与无信仰的哲思》（Gedanken über Vernunft，Aberglaube und Unglaube，1729）。

[61] MA Ⅴ，S. 290f.

[62] MA Ⅴ，S. 315.

[63] 荷马，古希腊盲诗人，其史诗《伊利亚特》（Ilias）与《奥德赛》（Odyssey）记述了特洛伊战争（Der trojanische Krieg）以及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deysseus）在战后历经漂泊终得返乡的故事，是整个西方文学的起点。

[64]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其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s）记叙了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在特洛伊战争后流落拉丁姆（Latium），即今天的意大利中部，并在此处建立罗马城（Roma）的故事。

[65] 约瑟夫·弗里德里希·格拉蒙特（1759～1819），法国—符腾堡公国教育家，席勒同学与好友，在结束于卡尔学校的学习后，曾在法国、瑞士、俄国从事教育事业，与瑞士著名教育家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1746～1827）结下友谊，最后回到斯图加特，任斯图加特高等文理中学法语教授、校长。

[66] 克里斯多夫·狄奥尼索斯·封·西格男爵（Christoph Dionysius Freiherr von Seeger，1740～1808），曾向卡尔·欧根公爵倡议建立卡尔学校，并任校长；后被提升为上校。

[67] MA Ⅴ，S. 279.

[68] MA Ⅴ，S. 269.

[69] MA Ⅴ，S. 269.

[70] MA Ⅴ，S. 344.

[71] MA Ⅴ，S. 269.

[72] Zit. n. Berger 1924，Bd. 1，S. 125.

[73] Zit. n. Berger 1924，Bd. 1，S. 125.

第六章

席勒回顾《强盗》岁月——殉道者舒巴特——愤怒与缺乏经验——强盗世界与《强盗》：哲学理念和极端个性的实验场——理念戏剧与激情艺术——“美也终会消亡”——戏剧天空下的幸福时刻

1785年，在《莱茵塔利亚》（Rheinische Thalia）[1]杂志的发刊词中，席勒回顾了在卡尔高等学校度过的岁月，描绘了《强盗》一剧诞生的种种情状。正是这部剧让席勒一夜成名。“我的热情与军事纪律斗争了整整八年，但对于文艺的激情却如火焰一般强大，仿佛是人的初恋。原本要叫它熄灭的东西，却让它燃烧得更加猛烈。为了逃离那对我而言已成酷刑的境遇，我的心在一个理想世界中徜徉——却不了解真实的世界，因为一道铁栅栏将之与我隔开——不了解真正的人，因为我周围的这400人，是用同一个模具忠实地浇铸而成，而生动的自然早已庄严地与这模具分道扬镳——不了解自由而独立之存在的喜好……不了解女性之美——只有在女性变得有趣之前或是不再有趣之后，这所学院的大门才向她们打开——对人类与人的命运一无所知，我的笔必然会错过位于天使与魔鬼中间的那条线，必然会造出一个怪物，幸而世界上并无此类。我之所以愿这怪物能长生不死，是为了使‘服从’与‘天才’二者那违背自然的交媾所诞下的产物能够永恒——我指的是《强盗》。”[2]

席勒写下这几句话时，已经逃离了公爵的统治疆域。他可以更加明确地谈论卡尔学校中的悲惨，但或许还不能太清楚，因为父亲还在为公爵效力。

在校期间，席勒服从了军事化的秩序，只是滑稽地、时常是讽刺地流露出他的不满。督学带着诧异一一做了记录，但正如弗里德里希·封·霍文所描述的，“他的同学们却更能理解”。学生们互相在题词册中写下诗句或格言；此时，他们就可以冒险采用不加遮掩的语言。同学们的题词册中留下了席勒的手迹。有一回，他模仿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写道：“哦奴役，/是耳中的雷声，/是理智的黑夜和思想的蹒跚，/是折磨心灵的感受！”[3]而另一行符腾堡圣歌集中的诗句，则被他改编为：“某人得病静养休息/病床满是奢侈黄金/装饰如同王公贵族，/可他到底厌恶浮华/于是他在夜里整晚/过着一种悲惨生活/心里数着每个钟点/叹息期盼美好明天。”（1779年3月4日）

用不着学什么政治理论，就能体会到惩罚体系、日复一日的监管、扼杀精神的纪律之中所含的压抑。但当席勒通过阅读弗格森、卢梭和普鲁塔克的作品，熟悉了共和与人权思想的世界后，他学会了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学校的情况，于是感到义愤填膺。他在弗格森对暴政体制的描述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剥夺人之权利的宪法，或是……认为人民只能通过强制和对刑罚的恐惧才能统治的法律，其后果就是在君主中引发暴政和狂妄，在臣民中造成奴隶精神和低贱下作：用苍白遮盖每一个脸庞，用懦弱和嫉妒填满每一个心灵。”[4]

这种暴政究竟能恣意妄为到何种程度，年轻的席勒可以从政论家舒巴特的例子中近距离感受。他在路德维希堡就结识了舒巴特，当时的舒巴特还是教堂合唱领队兼管风琴师。10岁的席勒亲身经历了人们是如何把这位颇受年轻人敬仰的人驱逐出城的。人们指责他生活不检点、铺张浪费、在文学上“毫无廉耻”。而他自己则在晚年回首那段岁月时坦陈，他对“道德和宗教”越来越“冷淡”，读的尽是“无神论者、讽刺宗教者、鄙夷道德之徒和窑子里的写手”所著之书，又把吸入的“毒药”传染给了别人。[5]无论如何，舒巴特讨人喜欢的管风琴演奏已经在教会高层那里引起了非议，因为他在曲子中掺杂了骑士风流歌剧的主题。据说他还曾经醉醺醺地坐到管风琴凳子上。在酒馆里数他嗓门最大，尤其是谈到政治、政府的丑行和部长们的腐败时。当这位放肆的合唱主事又添了一位情妇时，一场针对他的纪律监察终于开始了。人们在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了针对宫廷显贵的讽刺诗。于是公爵下了逐客令。当时正是1773年。舒巴特先是在帝国自由市奥格斯堡（Augsburg）找到了栖身之所。他开始编纂《德意志编年史》（Deutsche Chronik），一份带有共和主义倾向的政治杂志。不久，舒巴特就成了闻名德国的政治传单作家、揭露黑幕的记者，以及政治斗争诗人，让一些人害怕，又让另一些人敬佩。正因为如此，奥格斯堡也容不下他。市长宣称：“一个流浪汉偷偷溜进了我们的城市，想给他无可救药的刊物求一帽子英国式的自由。他一个胡桃核的自由都得不到！”[6]

舒巴特于1775年动身前往乌尔姆（Ulm），在那儿继续出版《德意志编年史》。到处都有人阅读这份报纸，甚至是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这大大增强了他的自信，他的语言也越来越狂妄。尤其遭他针对的是把他驱离出境的卡尔·欧根公爵。他嘲讽公爵具有道德布道和包养情妇的双重天赋，不怀好意地对公爵家族不孕不育说三道四，把弗兰琦斯卡·霍恩海姆描绘成讽刺漫画中的老处女形象，将她称作“邋遢太太”[7]，又把她比作“一个灯饰，又亮又臭”；他公开谴责把三千符腾堡子弟兵卖给英国参加殖民战争的行为，把卡尔高等学校描绘成“奴隶种植园”。当一首关于公爵的格言诗见报，诗里写道：“当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8]/不得不停止/当一个暴君/他就成了小校长”——于是卡尔·欧根终于出手。他命人用虚伪的承诺将舒巴特从帝国城市乌尔姆引诱到符腾堡境内，并将他逮捕。当舒巴特1777年2月被打入霍恩阿斯佩尔格的大牢时，公爵和他的弗兰琦斯卡就在现场，二人绝不想错过这场好戏。没有庭审，没有判决，只是恣意决断而罔顾权利与法律。舒巴特做了九年卡尔·欧根个人的阶下囚。典狱长就是声名狼藉的里格上尉，席勒的教父、公爵座前曾经的红人。舒巴特被关押在城堡地基中一个污浊的拱顶地窖里，起初不能读书，不能写字，多年不许外人探视。

这位被关押的诗人和政论家的声名却在不断增长。他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殉道者，成了君主暴政牺牲品的代表。荷尔德林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男人的朋友”，而赫尔德则在他的《促进人性之通信》（Briefe zur 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中为舒巴特在自由与人性的斗士们的英雄画廊中留出了一席之地。

1779年末，魏玛公爵和他的好友歌德出席了卡尔高等学校的年终庆典。人们建议他们不要和符腾堡公爵提起舒巴特的案子。显而易见，斯图加特的人们把歌德视为囚犯的同情者，而对思想自由的魏玛大公也并非完全信任。

舒巴特在卡尔学校的学生中尤其受到尊敬，特别是其子路德维希根据官方说法全靠“公爵开恩”才得以进入此校。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对霍恩阿斯佩尔格狱中囚徒的命运了解得一清二楚。

舒巴特一案的后果，就是公爵对于文学的疑心越来越大。舒巴特被当作美好精神之腐坏的警示典型，人们说，从这儿毕竟可以看出，研究文学和诗歌会导致怎样的叛逆和放纵。学生们被再次警告克制他们共同的爱好，而没有公爵允许不能擅自出版“文学作品”的规定再次得到强化。当席勒在《塔利亚》（Thalia）的发刊词中写到“在我受教育的那个学院，对文学的喜好侮辱了它的法则，也否定了其创立者的计划”[9]时，他指的正是这种限制。

席勒把卡尔学校的生活准则称为“臣服”（Subordination）。对于他而言，公爵让他在论文第一稿遭到驳回之后再留学院一年，这种令人愤怒的命令就是一种臣服。席勒之所以十分牵挂舒巴特的命运，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同样是公爵的私刑囚犯，特别是在他不得不留校的最后这一年。

正是在这一年中，他创作了《强盗》，这部在《塔利亚》发刊词中被称为“臣服与天才之交媾”的产物。关于“臣服”的主题，该说的都已说了。人们很理解席勒的怒火与怨恨是如何积攒起来的。但在回望过往时，更让席勒感到压抑的是经历的匮乏，这是学生在校不得不接受的判决。他在《塔利亚》中写道，自己始终“不了解人类和人类的命运”。他认为在臣服与经验之匮乏间存在关联：他被命令和规矩关在栅栏后面，与其余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经历的范围就彻底缩水，其后果就是在《强盗》中只能描绘一个想象出来的现实，不是贴近生活的人物，而是“怪物”——无论是善还是恶。

但在生活中，一切真的都必须这般守规矩，只能从生活到思想、从经验到理论、从对人的认识到“人”的概念？至少席勒是一个擅抢先机的人。假使缺乏经验，还可以推测经验，就好像拿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豪赌一样。推测在这里意味着经验的赊账，经验的事先借用。换句话说：先构思一些情景，或许它们之后就成了经验。但若是人们超前于自身经验，万事便会显得影影绰绰，甚至连人们自己也会如此。于是人就得选用花哨的颜色、刺耳的声调，摆出令人讶异的姿态。人在年轻时如果看到“天才”在自己眼前摆弄出什么幻象，最感兴趣的不是自己本来的模样，而是一心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最主要的还是变得与众不同，于是人们把自由定义为那种允许人与自身有别的力量。自由的人就是“区别”的化身。只是在人性的中间区域，所有的不同都显得太勉强、太细微。只有极端才能吸引人。在寻觅不同的道路上，自由始终追求着极限。“强盗”卡尔·莫尔（Karl Moor）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逻辑：“法律还没有造就过一个伟人，但是自由已经培育出伟岸宏大异乎寻常的人才。”[10]幻想自己化身强盗就意味着：在社会的边缘或深渊中想象自己的位置。

毫无疑问，这个强盗的世界是一个浪漫化的、与18世纪末的社会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尤其是在南德和施瓦本地区，当时的盗匪团伙是国家真正的祸害。在官方的小偷与流浪汉花名册中，仅在18世纪80年代的南德地区就有近4万人记录在案。多个规模庞大、分支庞杂而令人畏惧的团伙兴风作浪，我们今天称之为“有组织犯罪”。一个个村庄被胆大妄为的突然袭击所击溃，狂徒敲诈保护费、入室盗窃、抢劫，甚至干起买凶杀人的勾当，而走私更是大行其道。在强盗团伙的骨干和正常世界中间还有相当可观的中间地带，包括知情人、零星的共谋者、小盗贼、流浪汉和其他居无定所的人。被这个强盗和流寇的世界拉下水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丢掉工作的仆役、没有职位的文人、自甘堕落的学生、居无定所的工匠学徒和退伍的兵丁。其中有不少臭名昭著的头领，例如黑森林的汉尼克尔（Hannikel）、埃尔茨山脉中的施笃尔普内尔（Stülpner）、普法尔茨地区的“剥皮汉斯”（Schinderhannes）和施瓦本的“太阳酒保”（Sonnenwirt）。关于这最后一位，席勒从他的老师阿贝尔那里得知了许多细节，因为阿贝尔的父亲作为地方长官抓获了“太阳酒保”，审问了此人并做了详细记录，直到把他送上断头台。将来，席勒会在《失掉名誉的罪犯》（Verbrecher aus der verlorenen Ehre）[11]这部小说中讲述这个声名在外的强盗头子的故事；而小说中提到的若干罪行，也的确取材于真实故事，至少也是基于人们在卡尔学校虽然心怀畏惧却依旧乐此不疲地讲述的那些传闻。

席勒当然明白要将浪漫化的强盗图像与社会现实区分开来。卡尔·莫尔告诫柯辛斯基：“你的家庭教师把罗宾汉的故事塞到你的手里……这篇故事激起了你的孩子气的想象力，并且把对伟大人物的疯狂渴望传染给了你？”[12]但席勒却同样被绿林好汉的故事深深吸引。在对这部剧作的自评中，席勒反思道：“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其中的共犯越少，我们就越热烈地对他产生同情；为什么我们竟为那个被世界驱逐至沙漠之人落泪；为什么我们宁愿与鲁滨孙（Robinson）一起在荒岛上安营，也不愿与旁人在世间压抑的纷乱中同游。至少因为这一点，才让我们与面前这部剧中道德如此败坏的强盗团伙联系得如此紧密。”[13]席勒知道，他之所以选择《强盗》，也是因为自己在好好先生们的封闭社会中没有立锥之地的恐惧。

我们并不清楚席勒具体何时开始创作这部戏剧。1775～1777年，席勒尝试了多部戏剧。受报纸上关于某个学生自杀的消息和《维特》的启发，他构思了一部题为《拿骚的学生》（Der Student von Nassau）的剧本。据传这部剧讲的是一个颇具天赋的学生却落入种种歧途，而这个主题之后在卡尔·莫尔的人生命运中再次出现。这部剧作并未流传下来，而接下来的创作计划《科西莫·封·美第奇》（Cosmus von Medici）也同样如此。根据席勒学生时代的好友彼得森的记载，剧本的准备工作已颇具规模，原本想要以莱泽维茨《尤利乌斯·封·塔伦特》（Julius von Tarent）为模板，讲述兄弟反目与父爱伟大的故事——这是“狂飙突进”一代尤为喜爱的主题。据说席勒强烈地感到自己离他的榜样还差得很远，于是销毁了手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戏剧，转而模仿起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

正是在戏剧试作的第一个阶段，席勒获得了创作《强盗》的启发。就在1775年，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封·霍文让他关注舒巴特在《施瓦本杂志》上发表的一则逸事。舒巴特讲述这个故事的意图很明确，就是给小说家或剧作家提供灵感，因为必须得证明在德国也有这样的好汉。“一腔热血，并以此行事；就像法国人或英国人一样”，舒巴特写道。[14]这个故事据说确有其事：一个贵族有两个性格迥异的儿子。弗朗茨天性虔诚，热衷名誉，胆小怕事，精打细算，没有什么游历世界的喜好。卡尔则与他相反，无忧无虑、热情洋溢，充满好奇且容易冲动。他是父亲的爱子。求学期间，美酒与佳人是他最爱的消遣；他嗜赌，欠了债，与人陷入种种纠纷，不得不趁着夜色和迷雾逃离学院。他想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中寻找容身之地，在一场战斗中受了伤。在战地医院，他终于醒悟，决心痛改前非。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袒露了他的悔恨并承诺改正。但这封信却被他的兄弟截获，导致卡尔并没有收到回信。于是他隐姓埋名，化装成一个仆役混入父亲的乡间城堡。有一天在砍柴时，他目击了父亲遭人袭击，英勇地挺身而出救下父亲。随后，他终于揭下了面纱。真相很快便水落石出：弗朗茨为了尽早继承遗产，雇用了杀手。于是弗朗茨被逐出家门，而卡尔这位回头的浪子、父亲的救命恩人则得以重新为自己正名。在故事的结尾，舒巴特评论道：“何时才能有一位哲学家，去探究人类内心的深处，追寻每一个行为的萌发，关注每一个借口，写就一部人类心灵的历史，抹去伪君子脸上虚伪的表情，坚守诚实心灵的权利。”[15]

席勒借用了故事架构和两兄弟的性格以及部分情节要素，例如卡尔在大学期间的放纵，他的出逃、悔恨，他的迷途知返、回到父亲身边，揭露兄弟的阴谋等。但恰恰当弗朗茨截获了兄弟的悔信，而卡尔没有得到父亲的宽恕，只能老老实实地假扮仆役以求栖身——恰恰是在故事的这个节骨眼上，席勒让他笔下的卡尔开始了强盗的生涯。与故事中的卡尔不同，席勒的卡尔要向整个人类复仇。他无法阻止兄弟杀人的行径，于是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一场捍卫“诚实心灵的权利”、反抗整个世界的“伪君子”的斗争当中。席勒赋予了原先故事中的形象一抹丰碑般的色彩，不管对于恶人弗朗茨还是卡尔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即便是“怪物”，席勒仍然像舒巴特所要求的一样，作为“哲学家”深入了“人类内心的深处”。

整部剧以弗朗茨·莫尔的罪行开场。卡尔因为与人决斗以及其他种种学生式的胡闹，被开除出学院；但弗朗茨不仅截下了他充满悔意的信，还捏造了一封假信，在其中大肆渲染兄长的过错。于是轻信的父亲诅咒了儿子，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卡尔因为这一举动陷入绝望，听凭他所身处的这个不三不四的群体把自己选为强盗首领，借着这一身份让自己个人对铁石心肠的父亲的愤懑变成对整个人类的普遍怨恨。与此同时，弗朗茨则试图在父亲的府邸攫取控制权：他散布长兄已死的谣言，试图让哥哥的未婚妻阿玛莉亚（Amalia）屈服于自己的暴力，更命人把因为震惊、绝望与悔恨而昏倒的父亲活埋了事。卡尔受够了强盗的生活，却又被效忠的誓言所制约；他隐姓埋名回到父亲的宅邸，面对的是其弟的罪行与未婚妻一直延续的爱。整部剧的结尾令人恐惧：弗朗茨自杀；在坟墓中侥幸活下来的父亲却在卡尔自白身份之时，因为惊骇而一命呜呼；阿玛莉亚死于卡尔之手，因为他身陷对阿玛莉亚的爱与对团伙的忠诚之间的冲突，找不到另外的出路。牺牲阿玛莉亚让卡尔解脱了对团伙的义务，终于向法警自首。

1782年的首演结束后，席勒立即写了一篇自评，批判自己剧中的人物缺乏与现实的贴近。他们并非按照自然，而是按照作者的阅读勾勒出来的。无论是强盗卡尔·莫尔，还是恶人弗朗茨·莫尔，都是按“莎士比亚的风格”[16]构思的；对于卡尔而言，其基本的个性还有一些是从普鲁塔克与塞万提斯[17]那里借来的；至于阿玛莉亚的形象，就必须考虑到作者读了太多的克洛卜施托克。但若接受作者“跳过了人类”这一前提，那么他笔下的人物自始至终到底还是“与自我完全一致”。[18]

的确，为了以极端情况开展实验，常见的凡人是被“跳过”了。这部剧就是这样一场为极端性格所设置的实验：他们虽然极其片面，却前后连贯地将他们的存在原则发挥到极致，直到最后的灾难。从这个意义看，他们的确保持了“与自我完全一致”。

卡尔·莫尔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伟大灵魂——具有一切可以出人头地的天赋，却带着一切天赋沉沦”。[19]而弗朗茨·莫尔则是一个会思考的恶人，“以心灵为代价雕琢他的理智”。[20]

强盗卡尔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怀着内心的热情相信一个善良的、充满父爱的世界秩序；但他的自恋只要被伤害到一丁点儿，就能在他心中激起向破败的世界秩序复仇的狂躁。

弗朗茨则是个物质主义者。既然自然待他不公，那他又为何还要相信自然的善意？他感到自己被丢入一个冰冷的宇宙，所以他要运用冰冷的理智，只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而他的利益则瞄着权力和控制：“我要把我周围限制我、使我无法成为主人的一切全部铲除干净。”[21]

一个人报复他寄予厚望的世界，另一个人则在他一无所获、也无法要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世界中肆虐。两个走极端的人：一个是挣脱束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毫无顾忌的物质主义者。《强盗》就是一位医生杰出的思想产物，他用文学的方式试验了哲学的理念。但作者也借《强盗》向自己和旁人证明，他不仅能将理念引入文学人物形象，更能以之征服读者和观众。

席勒的戏剧处女作可以从医学、哲学、文学和效果美学四个角度来阐释。

人们可以从作者贴近身体、时而露骨的比喻，以及从一种形成于解剖台上的自然主义中发现作者的医生身份。在第一幕第三场，弗朗茨想要在阿玛莉亚面前诋毁他的长兄卡尔。他暗示说，卡尔的放荡生活很可能让他感染上某种性病，然后绘声绘色地给阿玛莉亚描绘了一个身体腐烂的可怕景象：“但愿至少有一层面纱把这面目可憎的罪恶遮盖一下，免得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它！透过黄色的铅灰色的眼圈看人，真是可怕——脸色像死人一样灰白，面颊深陷，骨头凸出，丑恶不堪……从额头面颊嘴巴和身体各处迸发出脓液刺鼻的泡沫，发展成恶心的癞疮疥藓，令人憎恶地牢牢地扎在兽性耻辱的沟壑之中。”[22]

阿玛莉亚还会爱这具腐烂的躯壳吗——弗朗茨问。毕竟，在爱情中是灵魂寻找着灵魂，但若是灵魂陷于身体的“泥潭”之中，还能证明其天堂般的力量吗？弗朗茨在令人作呕的图景中愉悦地翻掘着：“人是从泥淖中出生的，在污泥中蹚了一阵，制造污泥，在污泥中又继续发酵，直到最后污泥肮脏地一直粘在他曾孙的鞋底上。”[23]

这些玩世不恭的冷漠句子不仅揭露了作者的医生身份，也展示了席勒赋予弗朗茨·莫尔的身心二元论知识。当然，弗朗茨用心险恶，并没有将之用于救人，而是拿来作为酷刑的手段。他要谋杀父亲，但不愿亲自动手。“我愿意做的事和聪明的大夫一样，只不过正好相反而已。——不是横插一杠，阻止大自然的道路，而是顺应自然，加速它自己的进程……哲学家和医学家教导我，精神的情绪如何出色地和肉体的机械运动相协调……从精神出发来毁掉这躯体——哈！真是独创性的作品！”[24]该如何下手？必须在父亲心中引发情绪和冲动，例如悲哀、恐惧、忧愁和绝望，这些情感会侵蚀身体的健康。必须得在精神中引入些能消弭身体的东西，必须以此“为死神打开一条通向生命之宫的未经开启的道路”，这样一来，“解剖者的刀”就找不到凶嫌的任何痕迹。[25]

虽然父亲暂时在这场通过心理的密道所实施的暗杀中幸免于难，但最终却依然因为灵魂的痛苦而离世。而弗朗茨这位反向的医生还和身体联手，密谋攻击其敌的灵魂，证明自己的确是席勒在学医期间了解到的那些观点的好学生。席勒把医学运用于文学，而反过来又把文学运用于医学。在毕业论文中，他化名引用了自己作品的选段，假称是引自某个名叫“克雷格”（Krake）的人所著的悲剧《莫尔生平》（Life of Moor）。[26]选段描绘了噩梦是如何从衰败了的躯体潜入父亲的脑海之中。席勒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创作《强盗》；在这里引用《强盗》，是为了展示精神与身体之间那充满不幸的联结，更具体地说是为了展示由于精神而腐坏的身体又是如何导致精神的进一步衰败。

至于席勒在这部剧的实验中所引入的哲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大爱”的哲学，“存在巨链”的理念要在这里经历考验。

席勒在一封致曼海姆剧院总管赫里贝特·封·达尔贝格[27]的信中，特别将弗朗茨称为一个“思考着的”恶人；对于舞台而言，他想的实在太多了。此人显然了解其存在的运转秘密，在全剧的第一场中就抖擞得一干二净。大自然的偶然亏待了他，他是第二个“爬出娘胎”的——这一命运让他失去了继承权。自然又让他背负了丑陋的重担：“为什么偏偏让我长了这么一个拉普兰人的塌鼻子？偏偏给我这么一张摩尔人的宽嘴巴？这么一双霍屯督族人的小眼睛？”[28]如此亏待他的自然绝不可能是公正的自然。这是一场“生命的博彩”，就算自然不至于太过恶意，它至少也是以一种闻所未闻的冷漠态度对待那些被它牵扯入生命，到头来又被它丢弃回最初的泥淖的存在。人的心头绝不可能挂念这样一种自然，“以爱联结的存在巨链”——这是怎样的谎言与苛求！自然抛弃它的子孙，听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们面对自然也就没有半分义务：“它什么也没赋予我；我想把我塑造成什么，那是我自己的事。”[29]而人又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呢？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而只是“满足兽性欲望的兽性过程”[30]。难道这其中能产生父母之爱吗？只不过是因为父母在满足情欲的同时也生育了孩子，人们就要为此感激涕零吗？难道人不是连问都不问就被带入了这个世界的吗？如果人们不带分毫幻想地观察生命，“神圣的浓雾”[31]就会褪去，现实才会显现，而在这种现实中，支配一切的不是爱，而是丛林法则。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既然已成了噩运的牺牲品，凭什么缩手缩脚地担心自己成为他人的噩运。生命是一场糟糕的活动，人凭什么要在里面扮演一个乖巧的角色？

或许真实生活中的确没有这般冷血且精于算计的恶人，但文学中却有，而席勒也在其中找到了此类形象，例如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理查三世（Richard Ⅲ）也是一个以恶毒向亏待了他的自然复仇之人：“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我残缺不全……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先前的闲情逸致了。”[32]

文学享有特权，可以展现人类所可能成为的极端情形，而莎士比亚和席勒则频繁地运用这种特权。席勒之后没过几年，萨德侯爵[33]就会把报复不公的自然这一逻辑展现得更加清晰。他和弗朗茨一样，在一种冷酷的怨怒中控诉残忍而漠然的自然。他在《卧房里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中写道，正是自然的责任，才导致“这个唤作‘人’的可怜个体未经同意，就被抛弃到这个荒凉的宇宙当中”。人生苦短，人们为何还要再给自己添上道德和良心谴责的负担？人们在这样一种自然面前没有任何义务，有权把一切“都奉献给情欲”。在这个过程中，萨德解释道，人们不能混淆爱情和欲望。爱情产生义务，而自由的享乐则要求对象的更替和交换。归根结底，必须是“对象”而不是“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必须是人，但在享乐的瞬间被物化成了对象。爱情及其整套机制，包括忠诚、照顾和温柔，欺骗人失去了情欲最宝贵的瞬间：“只要性爱仍然持续，就不用怀疑，我需要那个对象的参与；但当性爱满足之后，我和他之间还留下些什么？”[34]什么也没有，萨德回答。弗朗茨也会有同样的回答。

但席勒尚不敢像萨德侯爵一样，把弗朗茨推入无休止的交欢的纵欲狂躁中去。在萨德侯爵那里，“存在巨链”是由交媾与插入打造而成；但弗朗茨的眼中只有阿玛莉亚一个女人。他尝试强暴她，想要占有她却不爱她；而弗朗茨所欲求的，与其说是她的身体，不如说是一种想象：剥夺他哥哥所欲求的身体而占为己有。他想要强逼已经委身卡尔的阿玛莉亚“从心里发誓嫁给我，我要疯狂地爬上你处女的眠床，以更加强烈的傲气战胜你那高傲的羞耻”。[35]

然而与莎士比亚和萨德侯爵笔下的形象不同，恶人并未经受住考验，到最后竟被地狱的恐惧逼上了自杀的绝路（在为剧院所做的修订版中，恐惧甚至让他无力自杀）。弗朗茨不再是宏伟的恶人，像他开场时那样——席勒相信，邪恶的缩水是他欠世界之良序的。末了，世界之良序总归要以某种方式获得胜利。

现在再来说说卡尔，这位挣脱了束缚的理想主义者。他之所以成为理想主义者，是因为他在现实的背面或者上方追寻一种精神性的秩序，也就是联系一切之大爱的精神联结。席勒赋予他的卡尔·莫尔的，正是我们在其第一篇毕业论文及《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中所接触到的爱之哲学。对于卡尔而言，以爱所联结的“存在巨链”就是一个如父亲般安排好了的世界：“全世界都是一个家庭，那天国高处有个父亲。”[36]

但在兄弟的一系列诡计之下，卡尔必然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离他远去。对他而言，存在的秩序便就此轰然崩塌：“只有我一个人遭到摒弃，只有我一个人被淘汰出纯洁者的行列。”[37]他对父亲的世界备感失望，希望回到“娘胎里去”，而恰在此时，他的同伙正在寻找一位强盗首领。于是他逃回的不是娘胎，而是强盗团伙的怀抱。绝望的理想主义者卡尔·莫尔想要与撒旦（Satan）和阿德拉梅莱克（Adramelech）比肩，后者既是堕天使，也是憎恨整个宇宙的阴郁英雄。看得出，他熟读弥尔顿和克洛卜施托克。[38]在更早的一个版本中，卡尔明确引用了弥尔顿的《失乐园》[39]，而席勒大概是因为这一段太过直白，才将之删去。

因为卡尔·莫尔觉得自己被排斥出了“纯洁者的行列”，他便不再畏惧沾染上污点。他将会成为罗宾汉那样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团伙中的一人说：“他不像我们那样为了抢劫而谋财害命——只要他能够得手，他似乎不再过问钱的问题，甚至按照规矩，他应该得到的战利品中的三分之一，他也拿来赠送给没爹没妈的孤儿，或者借此供给有前途的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学习。但是如果要他收拾一个盘剥农民像驱赶牲口一样的乡间贵族，如果有个身穿镶金边的衣裳、篡改法律、蒙蔽法庭的无赖，或者其他什么流氓恶少落到他的手里——小子！那他可就得其所哉，像魔鬼一样出手凶狠，就仿佛他身上每段纤维都是复仇之神。”[40]

即便这位“绿林好汉”把自己标榜为丧失继承权者的复仇者、穷人与孤儿的保护者，他到底做出了一些必然成为暴行的举动，因为这些行径在惩奸除恶的同时也伤及了无辜。例如，他曾一把火烧毁了整座城市，只为从断头台上救下一位亲密的伙伴。他为自己辩护，把自己的行为比作一场极端天气，其毁灭性的力量也不会区分有罪之人和无辜之人。可是卡尔心知肚明，把自己与盲目的自然之力相提并论，不过是托词而已。在绝望的时刻，他看清自己已成了“怪物”，“被杀人凶手团团围住——被毒蛇凶蟒重重包围——用沉重的铁链牢牢地拴在罪恶之上，——在罪恶的摇曳不定的芦苇秆上摇晃，一直摇到毁灭的坟墓之中”。[41]

他在这场诗意般的忧郁场景中唤起了孩童时候的幸福——这一场戏让荷尔德林如痴如醉——随后就陷入了最深的绝望。存在巨链已然断裂，他也像弗朗茨一样发现，在世界进程和自然中只有一种残酷的冷漠在发挥作用。在那个瞬间，兄弟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靠得很近：侵扰他们的是同一种虚无主义。

卡尔和弗朗茨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陷入幻灭，而后者则是以幻灭为起点；前者为虚无主义所困扰，而后者则从虚无主义中发展出了一套道德准则。当卡尔在剧末怀着极大的激情说出“两个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摧毁道德世界的整个大厦”[42]时，他终于发现并且承认了自己与兄弟在思想上灾难性的相近。的确有这样的两个人，如果卡尔是其一，那么弗朗茨就是其二。两人均被复仇的狂怒所驱使，一个是因为对世界秩序的信仰破碎，另一个则是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信仰。一个人怀着炽热的绝望，另一个人带着冰冷的愠怒，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恣意肆虐。

到头来，两兄弟都接近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弗朗茨自杀，卡尔最后到底还是不敢下手。在那个瞬间，当他以为存在巨链已不可逆转地断裂，他其实已经准备要自绝于世了：“世界的法则已变成掷骰子的游戏，天性的纽带已经断裂。”[43]但恰恰是在这种绝望中，卡尔的胸中却升起不可抑制的高傲，因为他发现了自由的秘密。自由之所以秘密，是因为它抗争着被阐释了的世界（die gedeutete Welt）之崩塌，抗争着善意之消散。对于卡尔而言，这个世界已成为一片可怕的荒野；而那种对拯救的或惩罚的彼岸之期盼，也被他斥为孩童般的天真而拒绝接受：“而幻想，那感官的戏弄人的猴子，在我们的轻信面前幻化出罕见的幻影。”[44]在这片荒野上，卡尔找不到苟活的理由。可就在这个瞬间，自由与骄傲的意识开始觉醒。“难道竟要让我在苦难面前束手就擒吗？——不！我要忍受着苦难！”于是他把手枪丢开，说道：“让苦难碰上我的傲气无所作为！我要遍尝这一苦难。”[45]

在这一关联中，自由意味着什么？如果卡尔被绝望所驱使、被苦难所逼迫，竟一死了之，就算不得自由。这种死亡正是因此算不得自由的死亡。[46]自由只存在于骄傲对于苦难的胜利中。这场胜利没有超验世界之证明。卡尔·莫尔和席勒在这里完全不需要上帝的世界秩序。“你想怎样便怎样吧，无名的彼岸——只要我的这个自我忠于我自己。”[47]当自我与其自身合而为一时，便是自由。这个在此初次闪现的想法，席勒将用他的一生去探究，并把它描绘得精彩绝伦。

谁若是像卡尔一样发现了自己的自由，就已最终准备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自由与责任相辅相成。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重建破败的世界秩序。事实上，在戏剧的最后一幕中没有什么得以重建。父亲惊恐而死，阿玛莉亚被卡尔所杀。强盗团伙并未解散，很可能会继续犯罪的行径；而卡尔虽然向司法体系自首，但我们先前已通过他控诉的演讲了解了这种司法的腐败。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宽恕与和解，而只有“忠于自己”的卡尔身上那股骄傲的自由之胜利。正是带着这种自由的激情而非重建秩序的热情，这部剧落下了帷幕。

至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人们评论道，这部戏既非一气呵成，也没有雕琢完善的大纲打底。相比情节的纠葛，作者显然对形象的哲学勾勒更感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条情节支线并行，没有互相联系。尽管“兄弟反目”的主题按照该隐（Kain）和亚伯（Abel）的模板[48]理应要求弗朗茨和卡尔间产生直接的冲突，但剧情却并未如此发展（除了剧场修订版中二人曾短暂见面）。对于卡尔而言，他的爱人阿玛莉亚起初似乎并不重要，他只在一个简短的从句中提到了她。为了在卡尔的信中重新激起对阿玛莉亚的回忆，席勒不得不引入柯辛斯基这个角色，让他讲述一个用心险恶的王侯是如何夺走了他的未婚妻。只有通过这个故事，卡尔心中回乡的想法才会成熟，在中间两幕中近乎倦怠的情节才又重新动了起来。除了最后一幕，在舞台上表现出的情节相当有限，施皮格尔贝格（Spiegelberg）攻占修女院、解救同伙罗勒（Roller）以及团伙的其他暴行等戏剧情节仅仅是叙述而非表演出来的。这就给了全剧一种叙事的特征，并不能让席勒满意。他虽然在未刊印的第一稿序言中曾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本想创作一部“戏剧化的小说”[49]，但当曼海姆剧院表达了对剧本的兴趣之后，他便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剧本在舞台上的缺陷，于是花费了好一番精力加以改进。

但他无法改进、不得不将之视为全剧最大之缺憾的，是反派弗朗茨的行为缺乏足够的动机铺垫。对于他而言，这当中包含了太多的哲学。席勒在自评中写道，人既然已经持这样一种唯物质论的世界观，若还要假定他会如此强烈地为外物所影响，也未免太不熟悉生活了。坚持可鄙的世界观是一码事，而真正犯下罪行却是另一码事。二者之间隔着若干个世界。理论与实践中间存在一道无法轻易越过的深渊，并非如剧中反派弗朗茨这个人物的构想：“让我们对这个骨子里的恶人义愤填膺的，并非其行径，也并非那种令人作呕的哲学——而是这种哲学令他犯下罪行的那种不假思索之轻易。”[50]

伴随着这一自我批评，席勒批判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全剧的结构性原则，即按照哲学原理构建人物。席勒本来也可以这样批评卡尔的形象，因为这个挣脱束缚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根据一个具体原则构建的：他是“存在巨链”哲学的热情拥护者。卡尔在其世界图景崩塌之后竟在谋财害命的狂暴中堕落，其实也和虚无主义者弗朗茨冷冰冰的怒火一样，无法令人信服。席勒事后才意识到，他本应当让人物的发展扎根于一个生活的世界，而不是某个理念原则之中。于是他撰写了那篇戏剧自评，我们之前也已引用了其中的段落。

在《强盗》于1783年1月13日首演过后没几个星期，席勒便创作了这篇自我批评，并匿名发表于由他主编的杂志《符腾堡文学索引》（Wirtembergisches Repertorium der Litteratur）上。[51]在之后的作品，特别是在《唐·卡洛斯》（Don Karlos）中，席勒还会运用公开的自我评价与自我批评这种手段。显然，他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从哲学理论的框架中发展出的自我完善之理念。他毫无顾忌，比批评家们更清楚地指出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学习。他想要在读者眼前完成作为作者的成长。其中当然也掺杂着自傲，因为他想借此证明，自己即便是在批判性的评价上也不必担心与他人做比较。在批评上，他也不愿让人超过。至少在社会上，当人们了解到这篇针对《强盗》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书评竟出自作者本人之手时，着实引发了一番讶异与敬佩。

作家席勒之所以如此轻松地成为自己在公开场合的批评者，也是因为对于他而言，文学创作并不是一个私密的表达过程，最好留在隐秘之处，而是一份有意识的工作和试验。席勒的眼中一直都有公共空间，因为这是他的作品产生影响之处。他早年便是如此。同学们说，席勒很喜欢朗读自己的诗歌，并不害怕批评。而早期诗歌中的修辞学风格也十分引人注目。效果之意图始终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小弗里茨就已经穿着黑色的围裙，站在椅子上给他的玩伴们布道。出了名的还有斯图加特城外森林中的那个场景：席勒在一片隐秘的林间空地上，怀着激情与叛逆者的姿态，为他的朋友们朗读正在创作的《强盗》中的片段。据说，他曾对着沙芬施坦说：“我们要搞一本必定会被剥皮人烧掉的书”[52]——这句话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了剧中一个强盗的台词。席勒想要激怒那个“舞文弄墨的世纪”，心满意足地畅想他的笔下充满力量的天才如何像强盗一样，闯入流行的感伤剧的慈父般世界。他起初并不敢期待这个念头竟能实现，但当它真的实现的那个刹那，就仿佛美梦成真一样。

《强盗》出版两年之后，席勒在《斐耶斯科》的一场演出后首次谈到了曾驱使他的“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只有那种想要将观众掌握在手心的戏剧家才会熟悉。“剧院中那个安静而宏大的瞬间总是如此神圣而庄严，当千百颗心仿佛听从着一根魔杖威力无穷的敲击跟随着诗人的想象而震颤……我能用缰绳驾驭观众的灵魂，像皮球一样任凭我的喜好被扔向天堂或是地狱。在这个瞬间，可以赢得或是失去千万颗心；若是错过这一瞬间，不啻对天才、对人性的大逆不道。”[53]

有些作家创作一部作品，交到公众手中，然后便淡然地听之任之；但席勒并不属于这一类。他始终工作在作品可能产生影响的第一线。作品的效果始终决定着他如何创作作品。席勒不是那种由内向外的作家，他恰好相反，是由外向内。对他而言，效果就是一切，而表达内涵、创作方式和理念内容都必须居于其下。“我站在这儿，我别无他法”[54]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他。只要能取得更大的效果，他就有别的办法。他起初以为，若要提升作品效果，就必须“破门而入”，因此——正如席勒之后在自评中所批判的——弗朗茨就作为一个已然成型的恶人登场，在这里并不存在任何发展：弗朗茨思考了他作恶的缘由，但这些缘由却并未展现在观众眼前。而在卡尔那里，这种“开门见山”甚至导致了作品架构上的失误。卡尔在第一段独白中就显得无比激烈，痛斥这个“阉人世纪”，说起话来仿佛是一个已与一切割断联系的人，尽管他才刚刚写完那封给父亲的信，现在正等待着作为“迷途浪子”被父亲带着温柔的父爱重新接纳。虽然二者并不融洽，却产生了极强的效果。对于席勒而言，戏剧乃是一种激发情绪的艺术，重点完全在于巧妙安排观众的情感。剧院——一台创造伟大情感的机器。

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席勒难道不也把他的《强盗》视为哲学理念的试验安排吗？然而谁若是试验，就证明他在自身思想面前仍然保持着自由：他尝试这些思想，与之游戏，测试其效力。

人们自然不能一谈“效果”就只想到戏剧对于观众的效果。席勒所测试的还有其思想与表达作用于他本人的效果。正如他始终关注着外在的剧场，席勒也同样在内心的舞台上工作。舞台的特征属于他内在的架构。席勒在成为他人的公共灵魂前，就已在内心中公开了自己的灵魂。

多年以后，歌德将会在二人成为知心密友之后，惊讶于席勒创作过程中的清晰意识。他自己追求的是晦暗，歌德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歌德倾向于对正在成形的作品闭口不谈。他犹豫着，不愿将之交付给如白昼般清晰的意识。但席勒却截然不同。他可以也必须无止境地谈论作品。创作被浸入意识的闪耀光线中，但这种意识却也能把握住人类之可能的阴暗面。席勒的创作始终在其意识的明亮舞台上进行着；而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发展出一套美学理论，其澄明之力在美学思想史上独一无二。

可以说，席勒在其文学实验室中测试了所有材料的效果，包括感情、想象和思想。他并未成为理念的信徒，因为实际上是理念依附于他，而他则给各个理念分配其应在他想象力的宇宙中扮演的角色。在他致威廉·封·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55]的最后一封信中，席勒给自己的理想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说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别人在我们身后议论，说什么是事物造就了我们而非我们造就了事物，我俩必然会羞愧难当。”（1805年4月2日）

人们也必须把理念归于“事物”之下。人要造就理念，在理念面前保有充满创造力的自由；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理解作为理念诗人的席勒是如何处理他的理念的。对于席勒而言，理性的自主是一种创造性的自主；他对此是如此坚信，以至于之后竟拒绝将理性强行纳入过于细致、思考得过于周密的康德体系中去。席勒视理念为一场大戏的角色，可以转移，可以调换，也可以被重新发明：在这场大戏之终末，重要的不是“真”，而是“美”。但“美”恰恰是一种抵抗混沌和现实之熵的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就连美也必须死亡！……/看哪！每一位神祇都潸然泪下，无论男女，/一同痛哭美竟会消逝，完满竟要死去。”[56]

席勒开始这场想象力的大戏时，意识到了美之易逝与其宝贵的脆弱。因此，他才会把错过这个能在剧场中赢得“千万颗心”、将之“像个皮球一样往天堂或者地狱抛去”的瞬间，称为“对人性的大逆不道”。

但他现在还没走到这一步。《强盗》虽然已经完成，但还需要被搬上舞台；除此之外，席勒还在犹豫，不知道是否要把他的一生献给文学与戏剧。

[1] 《莱茵塔利亚》是席勒于1784年开始着手编辑出版的一份文学杂志，首期于1785年出版，题献给了魏玛大公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 von Sachsen-Weimar），从1786年的第二期开始改名为《塔利亚》（Thalia）。

[2] MA Ⅴ，S. 855f.

[3] MA Ⅰ，S. 159.

[4] Furgeson 1787，S. 191.

[5] Zit. n. Wagner 2001，S，214.

[6] Zit. n. Wagner 2001，S. 217.

[7] 原文为施瓦本方言“Donna Schmergalina”。

[8] 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os I. von Syrakus，前430～前367），古希腊西西里岛叙拉古地区的僭主，又称老狄奥尼索斯，早年仅为小卒，在叙拉古与迦太基（Karthago）的常年战争中不断晋升，公元前405年通过政变攫取权力，开始其暴虐的统治，成为欧洲暴政统治者的雏形。

[9] MA Ⅴ，S. 855.

[10] MA Ⅰ，S. 504.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23页。

[11] 《失掉名誉的罪犯》是席勒的短篇小说之一，1786年初次登载于《塔利亚》杂志上时题名《受侮辱的罪犯，一个真实的故事》（Verbrecher aus Infamie，eine wahre Geschichte），1792年修订后收入文集《短小散文著述》（Kleinere prosaische Schriften）第一卷中。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诨号“太阳酒保”（Sonnenwirt）的强盗约翰·弗里德里希·施万（Johann Friedrich Schwan，1729～1760）。

[12] MA Ⅰ，S. 565. 语出《强盗》第三幕第二场，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22页。柯辛斯基（Kosinsky）为剧中人物，罗宾汉（Robin Hood）则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侠盗。

[13] MA Ⅰ，S. 622. 鲁滨孙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经典小说《鲁滨孙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of York，Mariner，1719）中的主人公，因海难流落荒岛28年。

[14] Kluge 1988，S. 904.

[15] Kluge 1988，S. 909.

[16] MA Ⅰ，S. 264.

[17]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1605）讲述了痴迷于骑士小说的潦倒乡绅试图在生活中重现骑士小说的世界，自命堂·吉诃德骑士，并将日常场景想象为小说情节的故事。

[18] MA Ⅰ，S. 627.

[19] MA Ⅰ，S. 489.

[20] MA Ⅰ，S. 485.

[21] MA Ⅰ，S. 502.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20页。

[22] MA Ⅰ，S. 518.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5页。

[23] MA Ⅰ，S. 577.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40页。

[24] MA Ⅰ，S. 521f. 语出《强盗》第二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50页。

[25] MA Ⅰ，S. 521f. 语出《强盗》第二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51页。

[26] MA Ⅴ，S. 309.

[27] 沃尔夫冈·赫里贝特·封·达尔贝格男爵（Wolfgang Heribert Freiherr von Dalberg，1750～1806），自1778年起任曼海姆民族剧院（Nationaltheater Mannheim）总监，席勒的《强盗》正是于1782年在这里首演并大获成功。关于席勒与曼海姆和达尔贝格之间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七至十章。直到现在，曼海姆民族剧院每两年还会举办一次盛大的“席勒国际戏剧节”（Internationale Schiller-Tage）。

[28] MA Ⅰ，S. 500.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8页。

[29] MA Ⅰ，S. 500.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8页。

[30] MA Ⅰ，S. 502.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20页。

[31] MA Ⅰ，S. 502.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20页。

[32] 语出莎剧《理查三世》（The Tragedy of King Richard the Third，1597）第一幕第一场，汉译参见〔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93～94页。

[33] 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1740～1814）侯爵，法国贵族，生性放浪，其小说——例如《索多玛的一百二十日》（Les cent-vingt jours de Sodome，1785）——中充斥暴力的性幻想与对上帝的否定，后世以其名命名性虐癖（Sadismus）。《卧房里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是他作于1795年的一部情色小说，其中将性欲与暴力宣扬为自我解放的途径。

[34] Sade，S. 7.

[35] MA Ⅰ，S. 558. 语出《强盗》第三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09页。

[36] MA Ⅰ，S. 561. 语出《强盗》第三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14页。

[37] MA Ⅰ，S. 561. 语出《强盗》第三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14～115页。

[38] 席勒在《强盗》第一版的序言中曾用阿德拉梅莱克与撒旦的形象为自己在文学中塑造“恶”辩护：“克洛卜施托克的阿德拉梅莱克在我们心中激起一种崇敬与厌恶在其中交融的情感。我们怀着毛骨悚然的惊异跟随着弥尔顿的撒旦经历那难以穿行的混乱……如果我要展现一个个整体的人，就必须同时附着他们的完善性，哪怕是最邪恶之人，身上也不会完全缺乏这种完善。”（MA I，S. 487.）阿德拉梅莱克（Adramelech）是克洛卜施托克的宗教长诗《弥赛亚》中的一个恶魔，在中世纪恶魔学中常被刻画为人身驴首孔雀羽，是撒旦手下一员得力干将。在《弥赛亚》第二歌中，克洛卜施托克将阿德拉梅莱克形容为“比撒旦更歹毒”的恶魔（第301诗行），在撒旦起事之前就蠢蠢欲动，要与上帝为敌。参见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Der Messias. In：Ders.：Ausgewählte Werke. Hg. von Karl August Schleiden. München 1962，S. 226f。撒旦则是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角色。

[39] 此处指的是所谓“被压下的B页纸”（Unterdrückter Bogen B），即《强盗》第一幕第二场初稿中卡尔·莫尔对同伙莫里茨·施皮格尔贝格（Moritz Spiegelberg）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莫里茨你读过弥尔顿没有——那个不愿忍受还有人在他之上，甚至大胆挑着剑尖挑战全能之神的家伙，难道他不是个天才？”（MA I，S. 957.）

[40] MA Ⅰ，S. 540f. 语出《强盗》第二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80～81页。

[41] MA Ⅰ，S. 562. 语出《强盗》第二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15页，略有改动。

[42] MA Ⅰ，S. 617. 语出《强盗》第五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202页。

[43] MA Ⅰ，S. 596.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69页。

[44] MA Ⅰ，S. 591.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63页。

[45] MA Ⅰ，S. 592.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63页，有改动。

[46] 在德语中，自尽一词“Freitod”是由“自由的”（frei）与“死亡”（Tod）两部分构成。

[47] MA Ⅰ，S. 592.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63页，略有改动。

[48] 该隐与亚伯两兄弟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同为人类始祖亚当（Adam）与夏娃（Eva）之子，根据经上所记，该隐因嫉妒祭品更受上帝青睐的亚伯而将其击杀。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三节至第八节。

[49] MA Ⅰ，S. 482. 语出《强盗》“被压下的前言”（Unterdrückte Vorrede）。

[50] MA Ⅰ，S. 626.

[51] 《符腾堡文学索引》是席勒与好友彼德森共同编辑出版的一份文学杂志，1782年3月出版创刊号，但仅出三期后便不得不停刊。

[52] Biedermann 1974，S. 48.

[53] MA Ⅰ，S. 754. 语出《斐耶斯科》1784年1月11日于曼海姆首演前张贴并散发的由作者起草的布告《给观众的提醒》（Erinnerung an das Publikum）。

[54] “我站在这儿，我别无他法”（Hier stehe ich und kann nicht anders）是马丁·路德于1521年4月17日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Reichstag zu Worms）上面对教会对其宗教改革学说的攻击所说的名言。

[55] 威廉·封·洪堡（1767～1835），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歌德与席勒的好友，曾与施泰因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和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一同推动了普鲁士改革（Preußische Reform），担纲教育与文化事务，推动教育改革，创立了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即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56] MA Ⅰ，S. 242. 笔者汉译参见本书卷首；钱春绮先生另有译本，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22页。《挽歌》是席勒初次发表于1800年的诗歌，使用了哀歌双行体（Elegische Distischen），而诗名“Nänie”（拉丁语写作naenia）指古罗马人出殡时所唱的悼歌。

第七章

斯图加特的军医生涯——绝望的大丈夫气——诗中的劳拉与现实的劳拉——施瓦本的文学战——《强盗》上演——斯图加特的悲惨——逃往曼海姆

席勒为他的朋友们朗诵了他正在创作的《强盗》，他们都很挂念这部戏的工作进度。既然对于席勒而言，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不只是一件私事，他便将朋友们也牵扯进这部剧之后的命运当中。1780年，《强盗》的初稿完成，必须找到一条将其引入公众视野的道路。

1780年11月末，席勒请求他的同学约翰·威廉·彼得森帮他找一位出版商。彼得森在结束了法学学业后，比席勒早一年离开学院。他很有文学野心，之后会成为席勒的《一七八二年诗集》（Anthologie auf das Jahr 1782）[1]的合著者，并与席勒合作编辑他于1781年创刊的杂志《符腾堡文学索引》。在此期间，彼得森已经在斯图加特公爵图书馆中找到了一个低级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因此席勒相信，这位朋友一定和文学界有着不错的联系。

在他给彼得森的信中，席勒列举了三个理由来阐明他为何一心想要尽快发表这部作品。

首先，他需要钱，而且他已经听说和他同年的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陶德林（Gotthold Friedrich Stäudlin）[2]单凭几行诗就从一个图宾根出版商手中得了不少杜卡特金币[3]。一年之后，席勒正是与这个施陶德林进行了他的第一场文学论战。为什么他不能也凭他的《强盗》赚个盆满钵满呢？席勒要求彼得森做他的文学经纪人，承诺给他一大笔佣金。因为学院的学生在没有公爵的允许下不得发表任何文学作品，席勒敦促他的朋友严守他假名的秘密。他甚至考虑过借用彼得森的名义，但到底不愿意对好友提这般过分的要求。他稍带卖弄地写道，借彼得森之名，可能“把我的作品想得太好了”。彼得森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和出版商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Christian Friedrich Schwan）[4]以及曼海姆剧院总监赫里贝特·封·达尔贝格建立起的联系，并没有通过彼得森。

席勒欲将作品尽早付梓的第二个理由，是他对“世界的评价”的好奇。到目前为止，他只听到过朋友的评价，很有可能已被这些甜言蜜语腐蚀。但若是要知道“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作者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就不能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面前胆怯退却。

而这第二个原因却又被他提出的第三个原因所削弱。说实话，他写道，他并不把自己视为未来的文学作家。他的职业是“生理学”和“哲学”。他想要在这两门学科中开展研究、发表成果，并以此有益于大众，或许还能当上教授。“诗歌和悲剧等领域”的作品只会让他分心；但既然已经动笔，就应该坚持到底。他之所以要出版这部文学作品，不过是为了将之“清除出去”，为自己医学—哲学的研究扫清道路。

在这封信的结尾，席勒用当时在朋友之间流行的大丈夫口气写道：“哥几个给我听着！这事儿要是成了，老子就灌它几瓶勃艮第的好酒来尝尝。”

席勒是在离开学院几周之前写下这封信的。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可没过多久便经历了一场极大的失落：他被派遣到驻扎在斯图加特的奥杰（Augé）掷弹兵团去当军医，而此团却因为军纪败坏而臭名昭著。公爵曾向他许诺过要“优待”，可他现在却发现自己又几乎身处军队等级的最下层。他不过是一个军医助理，也就是他父亲作为理发师助手用不着经过学院学习便能胜任的岗位。区区18个古尔登的月饷是如此可悲，几乎不可能靠这点儿钱生活，以至于席勒不得不依赖父亲的资助。但又不允许对这一任命提出反对意见。父子俩甚至得礼节性地拜访公爵，表达谢意。

席勒和他之前的一位同学一起，搬进了他旧日师长、学院教授巴尔塔萨·豪格宅子底层的一个小房间。他的二房东是路易丝·多萝蒂亚·费舍尔（Luise Dorothea Vischer），一位上尉的遗孀。不久之后，她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席勒在“劳拉”颂歌中歌颂的对象。没有将军的允许，席勒不能离开城市；即便是去索里图德探望父母，他也必须申请许可。席勒父亲请求准许他的儿子在空闲时间着便服行医，也遭到公爵的否决。让席勒深恶痛绝的军服令依旧继续存在。在第一场军医也需参加的卫兵游行中，席勒与昔日亲密无间的好友沙芬施坦重逢；后者已然是一位潇洒的少尉了。穿着制服的席勒显得并不好看，沙芬施坦形容道：“可我的席勒看起来多么可笑！整个人被挤压进了这套当时还是按老样式裁剪的军服，特别是军团的医护兵看着尤其僵硬而无趣！军服左右两边都有三处用石膏固定住的僵硬线团；小小的军帽几乎遮不住头顶的发旋，而一根又厚又长的假辫子就梳在这个区域；修长的脖颈被一条用马鬃做成的极窄领结扼得紧紧的；鞋尤为奇怪；垫在白色绑腿下的毛毡让他的双腿看上去像是两根直径可观的圆柱，比被挤入窄小裤子中的两条大腿更加粗壮。绑腿本来就被鞋油搞得脏兮兮的，他就穿着绑腿，不能正常地屈膝，只能像鹤一样走动。这套装束与席勒的理念反差如此之大，之后常常成为我们小圈子里的笑料。”[5]

席勒在很久之后才能对此付之一笑；他的第一感受是深深的屈辱。虽然他还不曾想到，自己将在几个月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但在他体内毕竟有一种力量和天才的预感，而他也因此觉得自己在这些衣衫褴褛、经常烂醉如泥的伤兵当中显得格格不入。野战医院的职责、被迫与堕落之徒为伍、交往中的粗鄙语调、从属的地位、少得可怜的报酬、可悲的军服，这一切都让席勒感到失去了尊严。自尊与这种外在处境之间的对立不能更尖锐了。一位曾亲眼看着席勒的军团参加城堡前卫兵游行的同时代人，也谈到了他所观察到的种种“蔑视人性”、令人义愤填膺的场景。[6]

几个星期之后，席勒就意识到自己在奥杰将军的军团中坚持不了多久。但他同时也知道，对他而言，眼下并没有作为哲学医生开启学术生涯的转折希望。心灰意冷却又不知何去何从的席勒，就暂时沾染上了他那个阶层的粗俗的行为方式。有几次，人们不得不把酩酊大醉的席勒从某场狂欢的酒席上抬回家里。席勒成了酒鬼的谣言已经传了开来。即便有在席勒离开学院之后仍与他保持友谊的阿贝尔教授出来辟谣，却依旧收效甚微。传言经久不散，甚至在席勒因为《强盗》而名声大噪之后，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席勒常去的“公牛酒馆”（Zum Ochsen）有一张账单保存至今；从账单上可见，席勒每天喝的到底很有限，一般也就是两杯葡萄酒。人们到“公牛酒馆”来，夏天玩九柱球，冬天打牌。从席勒某次空等一群好友之后留下的纸条上，可以见证这儿盛行的腔调：“你们可都是我的好哥们。我到了，结果没有彼得森，没有莱辛巴赫。见了鬼了！……叫魔鬼把你们全收了！要是你们还想叫我，老子已经到家了。不送，席勒。”[7]这个时期的信件也同样夹杂着激烈的表达。他在致弗里德里希·封·霍文的信中写道：“你倒是想一想这桩比圣事重要千百倍的大计！我等你的回音和钱已经等了14天了……”（1781年2月4日）钱的确不够用了，席勒不得不在“公牛酒店”赊账，而住所看上去也是出奇地贫穷和破败。沙夫豪森描绘道，此地就是一个“一股烟味、臭气熏天的窑洞”，内部的装饰只有一张大桌子、两把长椅、一个床架、一排用钉子做的挂衣钩，一个角落里搁着一摞书，另一个角落则是一堆土豆、餐具和酒瓶。[8]席勒鄙视自己的住处，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受人轻贱；所以当他晚上回家却找不到钥匙的时候，他就会一脚把门踹开。当然，其中也有所谓的“天才活动”在作祟。年轻人想用这种狂野的举止吓唬“市侩庸人”。席勒高声喧闹、不服管教，还总是吹嘘炫耀。他曾经的同学、来自洛尔希的孔茨准备成为神学家。当他有一次来探访席勒时，席勒当着他的面宣称幸亏自己没有走上教会的道路；否则，他接着说，否则我现在除了是个“图宾根的小硕士”之外，还能成什么气候。[9]

这一时期关于席勒的传言，不仅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鬼，还说他和“轻佻”的女人过从甚密。朋友们都激烈地予以驳斥。沙芬施坦说：“在我和席勒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他并不痴迷感官，从根本上说根本不好女色……他最神圣的情欲描写，都是他胸中的预言。除了和一群人一起[10]同几个士兵的女人唱唱跳跳之外，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放荡之处（Debauche）。”[11]

法语的“Debauche”是当时表示放纵的词语，而“胸中的预言”则指的是他致“劳拉”的颂歌。席勒与他的二房东路易丝·费舍尔结成了好友，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玩，而她则为他弹奏钢琴。这是一段无伤大雅的关系，否则他就不会把这位女性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带进他父母的家中。费舍尔太太比他年长几岁，非常热爱生活，也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她很享受年轻人在她这儿来往，也参与他们的谈话。彼得森拿席勒与这位女士的交往作为例子，证明席勒当时“对身体的美”还没有什么概念，因为费舍尔太太“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姿色上都已完全衰落，真的是一尊木乃伊”。[12]但这一断言与流传下来的她的肖像并不吻合，也不符合另几位认识她的朋友们的描述。沙芬施坦通常对女性评价很低，却称费舍尔太太是个“好女人，尽管一点儿也不漂亮，更不聪明，却善良、迷人而又有吸引力。在缺少其他女性的情况下，她就成了劳拉。席勒必定是真诚地燃起又亲自结束了这段本就短暂的柏拉图式的翱翔”。[13]

阿贝尔也反驳了有关的谣言：“他当然爱过一个人，他的诗歌艺术赋予她的优点，要远多于她实际上所拥有的……但他们中间必然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声讨的事情。”[14]

明娜·科尔纳[15]在之后记录了席勒本人对这段插曲的回应：“那位劳拉，他说，我曾经自称是他的彼得拉克[16]；她是一位上尉的遗孀，我曾在她那里租住过，她更多的是通过她的善良吸引我，而非她的思想，更不是她的美貌。她钢琴弹得很好，也懂得调一杯出众的潘趣酒（Punsch）。她自己从来不曾想到，我竟会选她做我的‘劳拉’，更在迷狂中歌颂她……但我也以为，人们肯定从我的诗中看出它们并不严肃，因为单靠这种‘洋溢的热情’，是不会有哪个头脑清醒的姑娘——更不用提一个施瓦本姑娘——委身于我的。”[17]不过，这个头脑清醒的施瓦本姑娘也足够大胆，在这段逸事过后几年又点燃了另一位卡尔学校毕业生心中的激情。

席勒当时创作的劳拉颂歌，的确充斥着难以忍受的过度热情，没有一处显现出一个真实女性的模样。这都是思想的诗歌，其中只有一个按照传统格式被顶礼膜拜的爱人，形象苍白，只为地狱般或天堂般的情绪宣泄提供了契机。此外，这些诗歌不过是韵脚、节奏和诗歌惯用语的练习曲。一切都冰冷僵硬、咯咯作响，只是偶尔——像席勒自我批评的那样——才“在柏拉图式的矫揉造作之下掩盖着某个情欲放荡的段落”。[18]

被席勒视为“放荡的段落”的，可能就是他并未收入洁净版“劳拉”组诗的那几节诗行：“而我们两人——已经接近众神——/在极乐的陡峭尖顶上攀登——/欲仙欲死——摇曳飞升。//难道，劳拉，这情欲的分秒/不是窃自那神圣的时间？/不是曾穿透我们的狂喜？/难道互相交融震颤的自然，/哎，不过是虚弱的痕迹？”[19]

在“劳拉”组诗里的《似曾相识的奥秘》一诗中，这种迷狂贯穿所有26段诗行，直到最后说这两位已幸福地融为一体的爱人“纯洁地互相交融”。在这首诗之后的版本中，26段诗虽然只保留了12段，但依旧足够矫揉、足够冗长。“永远僵硬地贴在你的唇上，/谁能解释这炽热的渴望？（在第一稿中作：愤怒的渴望）/谁能解释这情欲，饮用你的呼吸，/当一个眼神召唤，/便沉入你的存在，然后死去？”[20]

在“劳拉”组诗中自然也有冷静的瞬间。因为爱人一句略带嘲讽的反驳，诗中的“我”退到一旁，怀疑地倾听自己狂躁的语词。在一首题为《责备——致劳拉》（Vorwurf. An Laura）的诗中，席勒写道：“姑娘，你等等——你这任性的丫头要把我怎样？/我还是那个骄傲的男人吗？那个伟大的男人/姑娘，这样好吗？……你摘下了我的花瓣，/把所有闪耀的幻象全部吹散……”[21]

席勒把这些和其他被吹散了的“闪耀的幻象”收集起来，以填满打算在1782年出版的诗集。他想用这部诗集挑战那位四处活动的施陶德林，因为后者凭借其于1781年9月出版的《一七八二年施瓦本缪斯年鉴》（Schwäbischer Musenalmanach auf das Jahr 1782）赚了不少名声。施陶德林自视为施瓦本诗歌的庇护人，正如他在这部缪斯年鉴的前言中所写，他想要证明“天才的美好树苗”也能在“可怜的施瓦本人”那里繁荣生长。[22]

在整个德国，各处都涌现出一批带着新诗的青年才俊，他们各自找到了活跃积极而善于营销的编纂人。这些编纂人想要采撷几朵诗意之花编成精选，将之投入最近燃起的各地诗歌之争中去。1770年在萨克森出现了第一部以法国为模板的德语缪斯年鉴，在读者当中获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功。当时，上流圈子的夫人小姐们正争相把装帧精致的小书放入闺房或是置于手袋。对于出版商而言，这些缪斯年鉴是一笔很划得来的买卖。于是年复一年，总有新的精选、年鉴和诗集进入市场。

施瓦本在诗歌领域还是发展中地区；人们想抓住这次繁荣的契机，证明能在这块土地上繁荣的不仅有勤奋、虔诚和诚信，更有文学。约翰·路德维希·胡博（Johann Ludwig Huber）[23]，艾伯哈特·封·格明恩[24]以及席勒在卡尔学校的美学教师巴尔塔萨·豪格，是第一批关照诗坛后起之秀的人。他们指出了中世纪施瓦本宫廷抒情诗人的光辉传统，骄傲地说出了兼具声誉与名望的维兰德的名字，也提及了受难的诗人舒巴特。

在此期间，诗歌的精神开始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年轻人中间生根发芽。这些年轻人厌倦了“经院哲学的荆棘丛”，举手投足间像维特和克洛卜施托克一样诗意。但教授们却公开流露出他们的痛心疾首，因为符腾堡的“聪明头脑都成了沉醉于感性的神父，他们用歌谣娱乐社会”，而不是劝诫人虔敬地生活。[25]

与席勒同岁的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陶德林也曾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是那批组织起一支施瓦本诗歌连队的出品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施陶德林自己17岁时就凭借着诗歌出人头地，舒巴特将他称为“在世的符腾堡人中最出色的诗歌天才”。[26]一首敬献给刚刚离世的瑞士学者、诗人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的赞歌，为他带来了伯尔尼（Bern）市议会的丰厚赏赐以及出版商的优渥酬劳，这让听闻此消息的席勒眼红不已。而当席勒于1781年在一份由巴尔塔萨·豪格所编辑的杂志中评论施陶德林的《〈埃涅阿斯纪〉德语试译及其他诗作》（Probben einer teutschen Aeneis nebst lyrischen Gedichten）时[27]，他也毫不客气地大加批评。他写道，施陶德林的诗歌表现出“许多诗人的热情”，但首先暴露的却是他“丰富的阅读”。[28]诗人缺少创新，却不乏“追求吟游诗人盛名的瘾”。席勒还像赞助人一样施舍了几句好话，但恐怕施陶德林并不会因此高兴。

在评价施陶德林时，席勒写道，“这个诗人把我们架在天才的火焰上炙烤，尝起来到底有些像食人一族”；或者是“在他的诗中，一切都在灼烧——震颤——旋转”。[29]但施陶德林可以轻易地调转枪头，嘲讽席勒诗歌中的一切都在“旋转、掺混、雷鸣、呼啸”。

虽然席勒对施陶德林评价不高，但他为了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觉得给后者的年鉴也贡献几篇诗稿才比较明智。然而施陶德林只将其中一首，即《为劳拉着迷》（Entzückung an Laura）收入诗集，甚至自作主张地删减修订。这让席勒怒不可遏。必须严惩施陶德林，把他打回原形。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席勒立马在几个星期之内就编纂出了一部自己的诗集，誓要把对手“碾得粉碎”。但和施陶德林相比，席勒投入战场的诗歌突击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一大半的诗都需要席勒亲自操刀。为了造成参与者众多的假象，席勒用代号给自己的诗歌署名，不过施陶德林却看穿了这套捉迷藏的把戏，并公开加以嘲讽。

诗集并未取得席勒自己所期待的那种商业成功。他甚至为此背上了债务，于是更加怒火中烧地对施陶德林的年鉴口诛笔伐。席勒写道，人们必须把这种诗歌集子的潮流叫作“瘟疫”，后来却又收回了这一说法：他大概是想到自己也曾参与过这种潮流吧。这些年鉴有什么用，他问，它们除了是“把缪斯消化不良的产物灌输到读者鼻尖的肮脏通道”[30]之外，还能是什么？人们再次注意到，写下这段话的是个医学家。尽管席勒居高临下地赞赏了少数几首诗，却给大多数诗下了逐客令。施陶德林所谓“天才的美好树苗”，都被埋葬在“庸才的高谈阔论和韵脚的蛙鸣聒噪”底下。年鉴正文前有一幅铜版题图，展现的是“施瓦本地区旭日初升”，这就让席勒有机可乘，他尖刻地说：“开创时代的人可得小心，别叫清晨旭日的火红光芒给照得睁不开眼，在黑暗中踉跄摸索，撞到了批评的枪尖。”[31]

施陶德林在之后一期名为《施瓦本花集》（Schwäbische Blumenlese）的诗集中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在前言中将席勒称为“出版业的叫卖贩子”，把他的诗句称为对每一位编者的折磨。在一首隐射席勒给第一期诗集投稿一事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拆开了第二封信的封蜡——呵！/一场颂歌的风暴——它如何向我呼啸！/到处都是堆砌的胡话/和可怕的词语巨浪——”[32]

于是席勒又挑衅式地评价了一次施陶德林，但随着他逃离斯图加特，他对这场施瓦本文学之争的兴趣也荡然无存。受了委屈的施陶德林留了下来，又继续攻击了这位“文学界的强盗莫尔”几年，但席勒对此却不再关注。最终，施陶德林克服了他对席勒的怨恨，能够不带苦涩地崇敬他。当席勒于1793年秋天到访施瓦本时，施陶德林重新与席勒建立起了联系，而也正是他让席勒与年轻的荷尔德林相识。施陶德林很早就发现了荷尔德林的诗歌天赋，将他的几首作品发表在自己的缪斯年鉴上，以此提携。只是被荷尔德林称为“美好的人”[33]的施陶德林，结局却十分悲伤。他同情法国大革命，即便是在激进的革命后期；这让他在施瓦本地区陷入了困境。他没有职位，穷困潦倒，居无定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流浪汉”一样。在几次重整旗鼓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之后，他最终于1796年自沉于斯特拉斯堡的莱茵河中。

在这场与施陶德林的文学之争硝烟弥漫之后，《强盗》终于面世，首先于1781年5月匿名出版，但《埃尔福特学者报》（Erfurtische gelehrte Zeitung）在10月就公开宣布席勒乃是此剧作者。于是席勒便可以携“《强盗》作者”的威名投入文学战斗。

席勒在1780年深秋写给彼得森的那封信中，曾请求朋友帮助他寻找一位出版商。而自那之后，为文稿找个下家的种种努力，暂时都没能成功。因此席勒决定自费出版这部戏剧。印刷工作于3月开始，也许是经过出版商梅茨勒（Metzler）[34]的介绍，但并不是在他的出版社出版。席勒不得不举债支付总共140古尔登的费用，因为利息，这笔债务越滚越大，还会让席勒在之后的几年背上沉重的负担。

1781年3月，席勒拿到了前言与头两幕的第一批共七大张清样，他将之寄给了曼海姆的出版商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显然，最后一刻他还是担心自费出版的风险。施万在本地的名声不错。他在曼海姆经营着一家生意兴隆的出版社书店，在社交生活中也总是宾客盈门。文学界的大人物，例如莱辛、舒巴特和歌德都曾到访他府上。施万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翻译法国戏剧，也写些关于美学主题的小文章。在公国国界之外，他也因为与当时德国首屈一指的曼海姆剧院的良好关系而为人所知。也许席勒正是因此才求助于施万。

席勒致施万的第一封信以及施万表示拒绝的回信，都未能保留下来。施万之后声称，他在读第一遍时就发现剧中“有如此多适合搬上舞台的内涵”，于是就把这部剧推荐给了曼海姆剧院总监达尔贝格。但这部剧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必须先擦干净身上的“污垢”。但他却拒绝为自己的出版社“花钱买下”这个剧本，因为要将其中的某些场景“卖给品行正派、教养得体的读者”，施万写道，“我作为一个书商觉得很不合适”。[35]

书还在印刷期间，席勒就撤回了前言和头两幕的清样，重新创作了一个版本。席勒的这一举动是因为施万的回复，还是与此无关，单纯是因为他有些顾忌，我们不得而知。但必定有极重要的缘由，才会让他如此破费。

人们若是比较被撤回的和发表的两版前言，在内容上发现不了什么差别。两稿都阐明了这部剧本来不适合被搬上舞台，部分是因为那些只对表面印象有反应的观众会将这部剧误解为“为罪恶辩护”，但这种误解在安静的阅读中就不会发生；另外则是因为作为一部“戏剧小说”，这部剧将会给实际的舞台实践造成很大困难。两篇前言都为对“恶”的艺术塑造做了同样的道德辩护。被撤回的前言偶尔话锋更加激进。它不仅劝阻戏剧的上演，更认为这部戏将不可避免地“永远无法获得剧院中的公民权”。[36]

或许就在他求助于施万，也就因此间接地求助于曼海姆剧院的瞬间，席勒开始怀疑，将剧作无法上演当作一桩板上钉钉的事实是否真的明智。在正式发表的前言中，席勒的行文就更加谨慎：“因此，我若是贸然把这部戏搬上舞台，恐怕就给自己出了个馊主意。”[37]而被撤回的前言关于对“恶”的必要移情之论述，也更加激进。例如其中的那句“人们将会崇敬乃至热爱我笔下的杀人放火之徒”，就并未出现在发表的前言之中。显然，任何即便从远处看都像是在助长他正“为罪恶辩护”这种嫌疑的表述，席勒都要尽力避免。

但也有一种猜测，认为席勒将第一版前言撤回可能是因为其中隐射了维兰德的一篇讽刺小文章——文中大肆嘲笑了剧院观众的肤浅。维兰德的讽刺几年前曾在曼海姆引发众怒，因为人们认为文中所指的正是本地的情况。这篇讽刺描述了观众如何因为演员的发型和服饰而情绪激动，却对一部戏剧的内涵冷淡无感。席勒用更加粗鄙化的倾向隐射了此段讽刺，他将这种类型的观众称为“群氓”。在正式发表的前言中虽然还保留了“群氓”的说法，但其他关于维兰德讽刺的隐射都被删去。于是留下的是对观众的羞辱，但和曼海姆的观众没有任何关联。

撤回第一版前言的种种可能原因都表明，席勒直到最后一刻都想要为他的剧作登上舞台铺平道路。

而关于第一幕第二场的更换——这一场说的是卡尔·莫尔及其同伴的首次登场——是因为其中有一处可做政治解读，并可联系到卡尔·欧根身上；在第二版中就没有了这一段。在此时的席勒眼中可能还是太过冒险的段落，出现在卡尔·莫尔反对暴政的慷慨陈词中：“为何要有暴君？为何要千千万万人因为一个胃的情绪卑躬屈膝，听命于它的胀气？”[38]

1781年5月末，《强盗》面世，不仅匿名，还伪造了出版地。席勒立刻给施万寄去了一本样书，而施万则再次与剧院总监达尔贝格讨论了此剧。7月初，席勒从达尔贝格处收到了委托，要他为曼海姆剧院改定《强盗》的剧本。达尔贝格应当是向席勒许诺了要在将来继续合作，因为席勒在回信中不过是稍带几分含蓄，就请求达尔贝格从资金上帮助他到访曼海姆，以便通过“眼前鲜活的景象”研究当地剧院的情况。席勒写道，这对于改编《强盗》和将来的合作都是必要的。虽然席勒既没有获得邀请，也没有得到旅行的经费，但收到了几处修改的建议。

在此期间，第一份书评已于7月24日刊登在《埃尔福特学者报》上。席勒在这篇书评中可以读到这样谄媚的句子：“如果我们曾期待一位德国的莎士比亚，那就是他了。”[39]现在，席勒可以带着更坚实的自信与达尔贝格谈判了。为了避免不受欢迎的政治暗示，达尔贝格希望将情节转换至颇受《铁手骑士葛茨·封·贝利欣根》一类骑士剧所青睐的16世纪。席勒非常反对：“所有的角色都设计得太过启蒙、太过现代，以至于如果改变剧情上演的年代，就会完全毁掉整部剧。”（致达尔贝格，1781年11月3日）但席勒的抗议并未奏效。他还必须接受其他对剧本的修改、删减、缓和，而他自己操刀的改编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工作完成之后，”他在10月6日[40]致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我可以向您保证，相比再经历一遍已完成的工作，我用更少的脑力，而且肯定怀着更大的快乐，就能写出一部新剧甚至是一部名剧。”

1782年1月初，作者、总监和演员的所有工作都已就绪：1月13日晚17时，《强盗》在曼海姆剧院首演，由伊弗兰[41]饰演弗朗茨·莫尔。剧场中笼罩着一种紧张而期待的气氛。观众从远近各处接踵而至。许多观众从下午1点起就占好了位置。没有许可不能离开斯图加特的席勒，也和好友彼得森一起悄悄到了曼海姆。途中，两人在施维青根（Schwetzingen）镇上一家酒馆的女服务生那儿耽搁了一点时间，以至于差点儿错过演出的开始部分。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戏剧之夜；整场演出持续了5个小时。一位在场的观众描述说：“整座剧院就像一个疯人院似的，转动的眼珠，攥紧的拳头，用力的跺脚，沙哑的呼喊，这一切都发生在观众席中！陌生人抽泣着互相拥抱，快要晕倒的女士们跌跌撞撞地扶门而出。这像是一场在混沌中的普遍消融，但从当中的云雾里将喷涌出新的创造！”[42]一位来自曼海姆的年轻医生似乎特别容易受大男子汉式的修辞影响，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看着这部剧，我的朋友，人类的血液必定凝固，演员和观众的神经必定冻结，只要他们的祖先不是用不开窍的木头做的。”[43]

席勒带着满足和自豪亲历了自己作品的首演。四天之后，他致信达尔贝格：“我相信，德国若是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位戏剧作家，就必须从上周起计算这一时代。”（1782年1月17日）然而，他并未让自己被兴奋和不绝于耳的称赞冲昏头脑，而是保持着对自己作品的冷静目光，正如在首演结束后不久所做的自我批评证实的那样。

演出结束后，还有一场与演员、剧院总监、施万和市里的其他头面人物一起出席的盛宴，而席勒从剧场财务那儿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以补偿他旅途的开销。达尔贝格也细化了继续合作的提议。他将席勒引向了《斐耶斯科》的素材，建议他为曼海姆的剧院改编《铁手骑士葛茨》。席勒意气风发地回到了斯图加特；熟悉的工作现在更显得不幸。而等待着他的，还有一场恶意的突然袭击。

皇帝约瑟夫二世在12月授予卡尔学校以大学的等级。皇帝对前来领受这一决定的公爵特使说，公爵肯定一整天都在培养博士。的确如此。公爵要求卡尔学校迄今为止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再写一篇额外的论文，以便授予他们为其他大学所认可的博士头衔。

正因为作家身份而情绪高昂的席勒，现在却要重新回到医学中去。1782年4月1日，席勒带着一丝悔恨写信给达尔贝格，坦承他对戏剧的“倾心”造就了他“在此世的幸福”中的绝大部分，但他却不能跟随心之所向，因为他又被重新驱赶回那门“手艺科学”的领域中去了。他要求达尔贝格给他更加确定的承诺，看他若是摆脱了斯图加特的处境，到底能否期待在曼海姆谋得一个剧院作家的职位。达尔贝格却语焉不详，让席勒捉摸不透。于是席勒便全身心地投入《斐耶斯科》的创作中，因为他始终相信，在《强盗》大获成功之后，他的未来不是医学，而是戏剧。至少，他没有为通过额外的博士考试做任何努力。

5月底，公爵动身前往维也纳，以便亲自向皇帝表达感谢，感谢他将卡尔学校提升为大学。席勒利用了这个机会，再次未经允许，偷偷前往曼海姆。他恳求达尔贝格，在他计划在场的两天——即5月27日与28日——安排一场《强盗》的演出。人们同意了。于是他便于5月25日动身。陪伴他的是他的劳拉，即费舍尔太太，以及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Henriette von Wolzogen），卡尔学校中一位同学的母亲。

封·沃尔措根太太是迈宁根（Meiningen）的一位女爵，有四个儿子就读于卡尔学校，因此她一年当中有一部分时间在斯图加特度过，而在剩余的日子里，这位善于交际的女士不是在旅行，就是住在她位于迈宁根附近的鲍尔巴赫（Bauerbach）镇上的家族庄园。她的大儿子，威廉·封·沃尔措根（Wilhem von Wolzogen）[44]，将来会娶席勒的妻姐卡洛琳娜为妻，成为席勒的连襟；他比席勒年长三岁，学习财政学，但因为专业不同、年纪又有差距，不属于席勒的密友圈子。威廉·封·沃尔措根对文学很感兴趣，也非常崇敬这位声名鹊起的旧日同窗。当《强盗》面世时，一本本油墨未干的书就在学院中流传开来，这儿的人们当然清楚究竟是谁隐藏在匿名背后。在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沃尔措根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关于作者的话：“人们在其中完全可以看见他年轻、火热而未经雕琢的天才；可以成为德意志最美的头脑之一，如果他还不是的话。您肯定没有读过任何一部德国人写的剧，竟如此神似被神话的莎士比亚；可惜的是，在几场戏中有几处不甚雅观的内容，尽管安排得很得当，但毕竟不太雅观。”[45]

在他学识渊博的母亲面前，威廉·封·沃尔措根热烈地谈起这颗在文学天际冉冉升起的新星，让她心生好奇，主动寻求认识席勒。很快，她就成了席勒慈母般的好友。虽然她为了自己在卡尔学校求学的几个孩子，不得不注意和公爵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她却在席勒与公爵的冲突激化之时依旧支持席勒。她承诺，若是席勒陷入困境，可到鲍尔巴赫的农庄避避风头。席勒很快就会寻求这一帮助，而这位勇敢的女士也将会施以援手。

5月末，她陪伴席勒第二次悄悄前往曼海姆。可令到访者失望的是，只因有几位演员正在度假，他们期待的《强盗》未能如期上演。但是席勒却感觉整个旅行并非毫无收获，因为达尔贝格在一场私下交谈中，握着手向席勒承诺，他将竭尽全力，从公爵那儿获得让席勒迁居曼海姆的许可。也许正是在这一场谈话中，达尔贝格第一次让席勒注意到了《唐·卡洛斯》的素材。

在这次拜访中，席勒受到了曼海姆剧院上下充满敬意的对待；因此尽管染上了感冒，他还是信心十足，起初甚至步履轻快地回到了斯图加特——却更加屈辱地感到这儿的生存环境与曼海姆截然相反。终于，他不得不寻找一条逃离斯图加特之痛苦的出路。此前，他在达尔贝格面前几乎总是卑躬屈膝，但现在他却逼迫后者给个明确的说法。在写于6月4日的信中，他从非常私人的角度描述了自己在斯图加特难以忍受的处境，和达尔贝格推心置腹，向他展示了应如何说服公爵同意自己迁居曼海姆的详细计划。席勒证明，自己的确懂得拨动他人情绪的心弦。例如，他建议达尔贝格给公爵写一封信，在信里说“您将我视作他的孩子，我是通过他才受了教育，在他的学院里才成长起来，这样就等于通过他的教育机构给了他最重要的称赞，就好像这个机构的产物被真正的行家里手赏识追求一样”。人们首先得通过这种方式恭维公爵，随后才能将请求和盘托出，请他恩准将自己天才的学生席勒租给曼海姆一段时间。人们得告诉公爵一个可以预期的期限，“在此期限过后，我又属于我的公爵”。另外，指出在曼海姆也有让席勒作为医生领取俸禄的可能，同样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人们就不会打着为我着想的旗号来折磨我，不让我离开”。

这封信提出的建议，是一套精心雕琢、冷静计算过的策略，其中充满着自豪与自信——“我有足够的自信，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命运。”而偶有抛弃自我的祈求语调，并非谦卑，而是要将乐于抽身离去的剧院总监引入其责任当中。“优秀的男人啊，我能够投入您的怀抱吗？”

达尔贝格虽然很和蔼，意志却不甚坚定；席勒逼得他越紧，他就越想要后退。他什么也不想承诺，也不想坏了他和公爵的关系。他不信任席勒建议的策略，因此什么也没有做。

当席勒还在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达尔贝格的一个信号、一个动作、一个回音时，从维也纳回来的公爵听说了席勒未经允许的私自旅行。不知是费舍尔太太还是沃尔措根夫人，两位同行的女士中肯定有一个说漏了嘴。公爵命令席勒到霍恩海姆（Hohenheim）面见自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并开始寻找知情不报者。席勒的确曾经向他的一位长官，封·豪上尉（Oberst von Rau），透露过他的旅行计划；席勒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却坚决否认上司知情，以保护他免受公爵怒火的波及。众所周知，席勒对待他的军医工作总是马马虎虎，而且也没有做什么工作来按照命令通过额外的博士考试。这就是玩忽职守。但未经允许擅离职守，进入“别国”，这在公爵看来就和逃兵无异。他惩罚席勒拘禁14天且立即执行，同时禁止他和外国再有任何来往。

直到6月中旬，席勒一直被关押在总警备处的监狱中，一边创作《斐耶斯科》，一边回顾他迄今的生活和将来的前景。一踏出牢房，他就给达尔贝格写了一封急信，恳求他加强在公爵那儿的活动。若是最近再没有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他在7月15日给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您：若是我在这段时间之内不幸未能到您身边，不出几个月，我就会丧失所有在您身边生活的前景。我将被迫踏出一步，让自己再无可能留在曼海姆。”席勒在信中暗示了自己将要逃离斯图加特，不过他此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逃亡者，在邻国躲不过公爵的追捕，因此必须在远方找一处藏身之所。他考虑的或许正是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提议。

达尔贝格没有回应，席勒只能继续等待。他的情绪越发消沉。在这些日子里，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给了他巨大的帮助。这就是比席勒小两岁的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一位音乐家，他在1781年6月通过约翰·鲁道夫·祖姆施蒂格（Johann Rudolf Zumsteeg）[46]的介绍认识了席勒。施特莱歇尔此前只是因为席勒的创作知道他，但就是在这个瞬间，他认出席勒正是当年在卡尔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让他眼前一亮、曾给他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象”的那个人。

施特莱歇尔的母亲是一位手工匠人的遗孀，他跟着母亲长大，从小生活艰辛，很早就投身于音乐，也很快就在钢琴上小有成就，以至于他的母亲倾其所有积蓄，让这个颇有天赋的孩子到汉堡，跟着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47]继续学业。他原本定于1783年迁往汉堡，旅行已近在眼前；而席勒也将他此时正在构思的出逃计划透露给了这位新朋友。施特莱歇尔承诺，若是席勒真的出逃，他不仅会陪伴着自己的朋友，还会用自己前往汉堡求学的钱来支持席勒。席勒仍在犹豫。然而到了8月，却又出现了一个让人心烦的新变化。

在卡尔学校令人厌恶的校监当中，有一个名叫库普利（Kuplie）。这个人来自瑞士格劳宾登（Graubünden）。《强盗》中施皮格尔贝格的一段吹牛，就是照着此人写的——施皮格尔贝格说，恶人也不能没有头脑：“可是要造就一个坏蛋就得有灵气——另外还要有一种独特的民族天才，某种像我说的，坏蛋气候，那我就劝你旅行到格劳宾登的国度去，那儿可是今天坏蛋的雅典。”[48]

一个住在汉堡的威斯特法伦人弗雷多（Wredow）觉得受到了这段讽刺的伤害，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愤然抗议。这份报纸声明和其他几封由真正的格劳宾登人起草的情绪激动、怒气冲冲的信件，都落到了路德维希堡园林督察约翰·雅各布·瓦尔特（Johann Jakob Walter）手里。此人妒忌席勒父亲在公爵面前享有的声望，将这些材料交给了公爵，而后者则从中整出了一场政治风波。

8月末，席勒再度被传唤到公爵面前。公爵禁止他再有任何与医学无关的创作，否则就要剥夺他的职位或是把他送入大牢。如此一来，席勒就再无可能留在斯图加特了。但在他踏上逃亡之路以前，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想要让公爵回心转意。9月1日，他给公爵写了一封信，语气虽然谦恭，但事实上却依旧自豪。他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辩护，说公爵给他的俸饷太过微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创作赚些额外的收入。此外，他已经小有名望，对卡尔学校也是一件好事。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他的尊敬甚至要归到“我的教育的发起人”，也就是公爵身上。席勒的策略：把自己的优点说成公爵的成就，以此吹捧奉承。但公爵却拒绝收下这封信。

现在，席勒终于决定逃离斯图加特。因为担心受制于公爵的父亲，他犹豫了很久。他必须考虑到，公爵可能会因为儿子的反叛而惩罚父亲。为了让父亲日后可以问心无愧地宣称自己对儿子的计划一无所知，席勒并未向他透露分毫。只有姐姐克里斯托芬娜知道实情。

就在席勒决心逃离的那个瞬间，他又重新有了活力和欢愉。他夜以继日地创作《斐耶斯科》，想要在出逃前就写完，以便在曼海姆推出这部剧。施特莱歇尔描绘了逃离前最后几周的那种创作激情：“当他说起自己又向前推进了多少，说起自己已开始期待，完成这部悲剧的时间能比提笔时所预想的提前很多，他因为日夜不眠而充血的眼睛是多么闪亮！外在的世界越是喧嚣，他就越沉浸在自己的内心，对当时每个人都热衷的稀罕事儿完全无动于衷。”[49]

当时每个人都热衷的稀罕事儿，是一场盛大欢宴的准备工作——迎接当时的俄国大公、日后的沙皇保罗一世（Paul Ⅰ）和他的夫人，公爵的一个侄女。[50]当年宫廷聚会的奢华壮丽就要再次绽放。人们从法兰克福和斯特拉斯堡的银行家那儿借了天文数字般的钱款。高贵的客人从整个欧洲前来，杂耍艺人、赌徒、青楼女子、宵小之辈与游手好闲之徒，也都成群结队地到了。整个上流和风流社会，全聚集到了斯图加特及其周边地区。这场喧哗的盛宴据说要持续整整六天六夜。据说，庆典高潮是一场宫廷狩猎，规模之大，人们在德国还从来没有见过。

沉浸在《斐耶斯科》之中的席勒密切关注着这个“喧嚣的外在世界”，根据庆典计划来安排自己的逃跑计划。他将出逃定在9月22日这一天。当天晚上，所有的客人和半个斯图加特的人都会出门，去索里图德欣赏盛大的灯会，以及为当晚庆典锦上添花的焰火盛宴。这就是个悄悄出走的好机会。

确定出走日期的前几天，达尔贝格作为庆典嘉宾到了斯图加特。席勒简短而正式地拜访了他，但并未将秘密告诉他。到这个时候，席勒已经很了解达尔贝格，知道如果让他知道内情，只会把他吓着。

与此同时，逃跑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继续。衣物、书籍、手稿等都被不引人注目地搬到了施特莱歇尔的家中。席勒与他一起最后一次探访了父母。父亲因为庆典兴高采烈，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儿子便得以悄悄地与母亲退到内室。席勒也向母亲透露了近在眼前的逃离，她哭了，却并未试图留下他。逃跑当天早上8点，席勒值完最后一班岗，从战地医院回到住处。行囊已经装车，施特莱歇尔的钢琴也搬了上去。施特莱歇尔来接席勒，可他却还没收拾完。他在整理书籍的时候发现了一卷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集，不收拾行李，却读得入神，然后竟开始创作一首和应的颂歌。“不顾任何催促、任何驱赶”，施特莱歇尔说，自己还是不得不“先听颂诗，再听和诗……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诗人才从他的对象中回过神来，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回到今天，回到正在流逝的一分一秒”。[51]施特莱歇尔又帮他的朋友收拾了一会儿，然后便走了。晚上9点，席勒终于来到施特莱歇尔家中。他很得意地展示了藏在夹克下的两把旧手枪。其中一把缺了打火石，另一把扳机坏了。毕竟，这不过是一个戏剧人的武器。

逃亡的路首先通向艾斯林城门（Das Eßlinger Tor），最后一刻得知逃亡计划的沙芬施坦上尉在那儿指挥着守城的兵士。二人就这样顺利通过了检查。在通往路德维希堡的笔直大道上，他们看见了烟火盛会映出的红光。在远处能望见索里图德。天空在焰火的衬托下如此明亮，席勒甚至可以把自己父母家的轮廓指给朋友看。凌晨两点，当二人第一次休息的时候，席勒抽出一本舒巴特尚未出版的诗集，借着烛光给朋友朗诵了《帝王陵墓》（Die Fürstengruft）那首诗[52]。这是对符腾堡土地上那位暴君的强烈声讨，而他们刚刚将符腾堡抛在了身后。

11年之后，席勒还会再次回到这里，最后一次探访他的故乡，他在1782年9月23日夜里伴着火红的烟花离开的故乡。

[1] 《一七八二年诗集》（Anthologie auf das Jahr 1782）是由席勒主编的一部诗集，收录了席勒本人及部分卡尔学校同学的诗歌习作，包括席勒的“劳拉”组诗（Laura-Gedichte）等。

[2] 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陶德林（1758～1796），施瓦本地区诗人。席勒在这里隐射的应当是施陶德林于1780年在图宾根的赫尔布兰特（J. F. Herrbrandt）出版社出版的诗作《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一首三歌长诗》（Albrecht von Haller. Ein Gedicht in drei Gesängen），见后文。一年后，施陶德林在1781年秋出版诗集《一七八二年施瓦本缪斯年鉴》（Schwäbischer Musenalmach auf das Jahr 1782），与席勒的《一七八二年诗集》形成直接竞争。席勒在《符腾堡文学索引》中对这部诗集——以及施陶德林的其他作品——曾有极为尖刻的批判。日后，施陶德林曾提携过同来自施瓦本地区的荷尔德林。1796年，因为穷困潦倒，他在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投莱茵河自尽。

[3] 杜卡特金币（Dukat），16～19世纪欧洲的一种通行金币。

[4]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1733～1815），德国出版商。席勒的前三部戏剧《强盗》、《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和《阴谋与爱情》均是在施万出版社付梓。

[5] Biedermann 1974，S. 47.

[6]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313.

[7] Zit. n. Berger 1924，Bd. 1，S. 133.

[8] Biedermann 1974，S. 49.

[9] Biedermann 1974，S. 47.

[10] 原文为法语“en compagnie”。

[11] Petersen 1904，Bd. 1，S. 28.

[12] Biedermann 1974，S. 54.

[13] Biedermann 1974，S. 50.

[14] Biedermann 1974，S. 43.

[15] 安娜·明娜·科尔纳，娘家姓施托克（Anna Minna Körner，geb. Stock，1762～1843），席勒好友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的妻子。

[16] 弗兰齐斯科·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ca，1304～1374），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曾为其爱慕的少女劳拉（Laura）写作了一系列诗歌，表达了相思之苦与所爱之人去世后的悲伤，收入其《歌集》（Canzoniere）之中。彼得拉克的情诗脱离了中世纪骑士爱情诗（Minnesang）的俗套，将个人情感置于诗歌的中心，同时确立了十四行诗（Sonnet）的经典形式，即两个四行诗节（Quartett）与两个三行诗节（Terzett）所组成的诗歌，因此成为后世欧洲诗歌的典范。

[17] Petersen 1904，Bd. 1，S.39.

[18] MA Ⅰ，S. 905.

[19] MA Ⅰ，S. 89f. 语出席勒的《似曾相识的奥秘——致劳拉》（Das Geheimnis der Reminiszenz. An Laura.），作于1781年，首次发表于《一七八二年诗集》中，后经过大量修订，收入1803年出版的《诗集》（Gedichte）第二卷。

[20] MA Ⅰ，S. 86.

[21] MA Ⅰ，S. 75.《责备——致劳拉》一诗同样作于1781年，首次发表于《一七八二年诗集》中。

[22] Zit. n. Kurscheidt 1992，S. 805.

[23] 约翰·路德维希·胡博（1723～1800），德国诗人、政治家，曾任图宾根（Tübingen）市参议员，反对卡尔·欧根公爵的征税计划与高额军事支出，因此被公爵打入霍恩阿斯佩尔格的监狱，但在民众心中赢得极大的好感。出狱后投身诗歌创作，与艾伯哈特·封·格明恩男爵是挚友。

[24] 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封·格明恩男爵（Eberhard Friedrich Reichsfreiherr von Gemmingen，1726～1791），符腾堡公国政治家、诗人，自1767年起出任符腾堡公国政府总理（Regierungspräsident），有若干诗歌流传。

[25] Zit. n. Berger 1924，Bd. 1，S. 197.

[26] Zit. n. Berger 1924，Bd. 1，S. 197.

[27] 参见MA Ⅴ，S. 907～915。席勒的评论发表于豪格所编的《施瓦本科学与艺术现状》（Zustand der Wissenschaft und Künste in Schwaben）1781年第2期。

[28] MA Ⅴ，S. 913.

[29] MA Ⅴ，S. 914f.

[30] MA Ⅴ，S. 915. 席勒对施陶德林《一七八二年缪斯年鉴》的书评（MA Ⅴ，S. 915～917）发表在他的《施瓦本文学索引》1782年第1期（即创刊号）上。

[31] MA Ⅴ，S. 917.

[32] Zit. n. Kurscheidt 1992，S. 808.

[33] Zit. n. Berger 1924，Bd. 1，S. 198.

[34] 这里指的应当是小约翰·本尼迪克特·梅茨勒（Johann Benedikt Metzler der Jüngere，1727～1797），其家族在斯图加特经营着著名的梅茨勒出版社（J. B. Metzler Verlag）。

[35] Zit. n. Kluge 1988，S. 942.

[36] MA Ⅰ，S. 481.

[37] MA Ⅰ，S. 487.

[38] MA Ⅰ，S. 957.

[39] Zit. n. Kluge 1988，S. 950.

[40] 原书作者误作10月8日，已更正。

[41] 奥古斯特·威廉·伊弗兰（August Wilhelm Iffland，1759～1814），德国知名演员、导演，也创作戏剧。18岁时为了学习表演而从学校出逃，1779年加入曼海姆剧院，在1782年席勒《强盗》的首演中大放异彩，逐渐成为德国最知名的演员之一。1796年前往柏林，成为御林军广场（Gendarmenmarkt）上的王家民族剧院（Königliches National-Theater）总监，席勒的《华伦斯坦》等多部戏剧都在此首演。

[42] Zit. n. Kluge 1988，S. 965.

[43] Zit. n. Kluge 1988，S. 966.

[44] 威廉·封·沃尔措根（1762～1809），符腾堡外交官，席勒好友、连襟，曾作为符腾堡派驻法国使节亲历大革命，后服务于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Großherzogtum Sachsen-Weimar-Eisenach），成功出使俄国，替魏玛大公之子定下与沙皇保罗一世（Paul Ⅰ）之女的婚约，并晋升为魏玛枢密顾问。

[45] Zit. n. Kluge 1988，S. 893.

[46] 约翰·鲁道夫·祖姆施蒂格（1760～1802），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曾就读于卡尔学校，是席勒的同学。毕业后在斯图加特宫廷乐团任职，后回到卡尔高等学校担任音乐教授。

[47] 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尔·巴赫（1714～1788），德国音乐家，塞巴斯蒂安·巴赫之子。

[48] MA Ⅰ，S. 538. 语出《强盗》第二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77页，有改动。

[49] Streicher 1959，S. 140.

[50] 保罗一世（1754～1801），俄国沙皇，他于1776年迎娶第二任妻子索菲·多萝蒂·封·符腾堡公主（Prinzessin Sophie Dorothee von Württemberg，1759～1828）。

[51] Streicher 1959，S. 110.

[52] 《帝王陵墓》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达尼尔·舒巴特1779年在霍恩阿斯佩尔格的监狱中写下的声讨暴政的檄文。机缘巧合，诗歌竟然通过了文字审查得以发表，并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与共鸣。

第八章

曼海姆——新生活——勇于拥有勇气——失败的《斐耶斯科》朗诵会——热忱与冷淡——戏剧诞生——谋叛的假面游戏——开放的结尾——不可预知的自由——逃离曼海姆——在法兰克福的绝望——奥格斯海姆——施特莱歇尔弹奏钢琴——踏上前往鲍尔巴赫的路

9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的那个晚上，两位朋友一直在赶路，终于在清晨抵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黄金国（El Dorado）”[1]，也就是普法尔茨选帝侯（Kurfürst von Pfalz）领地的边界。“您看呵，”席勒高声喊道，“界桩和栅栏都被涂上了多么友好的蓝白色！”[2]他们进入的是巴伐利亚的领土，因为1777年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er）家族的巴伐利亚支脉绝嗣之后，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蒂奥多尔（Karl Theodor）大公就同时成了巴伐利亚大公。[3]宫廷事务迁到了慕尼黑，但曼海姆却保留了一座皇城所有的文化设施，尤其是大剧院。普法尔茨选侯领—巴伐利亚是政治上的强国，因此席勒期望能暂时躲过卡尔·欧根公爵的爪牙。但他绝不能自以为已完全安全，因此在熟人圈子之外，他和施特莱歇尔用的都是假名。

因为曼海姆的城门在晚间不对新来的外乡人开放，二人就在施维青根过了一夜，在1782年9月24日一早进了城。他们换上了最好的衣服，“以便装出富裕的样子来博取旁人的尊敬”。[4]首先，他们拜见了剧院导演威廉·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迈尔（Wilhelm Christian Dietrich Meyer）[5]。作为斯图加特盛典的宾客，剧院总监达尔贝格还没有回来。看见席勒突然出现在眼前，迈尔着实大吃一惊，他还以为席勒也在斯图加特的庆典上。虽然曾听说过席勒在斯图加特的悲惨生活，但迈尔不曾料到他竟然孤注一掷地逃了出来。被牵扯进一桩违法的事情之中，让迈尔浑身不自在。他建议席勒再向公爵求一次情，并且向他暗示，达尔贝格总监肯定也会在政治纠葛面前却步。

席勒对这场会面原本有完全不同的设想，迈尔的顾虑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自己关在一间侧屋，开始分别给公爵和自己的两位上司——奥杰将军和卡尔学校的主管齐格上校写信。

给公爵的信又是在语气上谦卑恭敬，在内容上却坚决而自信。席勒写道，他不得不逃离符腾堡，因为如果他胆敢再向公爵请求免除创作的禁令，人们就威胁要把他投入监狱。但他必须得坚持这一要求，因为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确保自己的生活开销（他也借此间接地抱怨了军医的那点儿少得可怜的薪水），而也只有通过写作，他才能为自己，同时也为他的公爵“挣得名声”。这和他在9月1日请求公爵取消他写作禁令的信中的论点一模一样。但现在却从一个请求中发展出了三项明确的要求：首先，公爵应取消对席勒的写作禁令；其次要允许席勒用写作的收入前往外国游学；最后要允许席勒作为医生“着便服”，也就是在军队之外行医。若是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他愿意“从一个陌生的国度赶回我的公爵、我的祖国身边”。（1782年9月24日）

席勒可曾真的认为公爵将会让步？或许没有。但他的确想要淡化出逃这桩大事，所以才会与公爵讨价还价，尤其是考虑到他父亲的职位还依附于公爵。他写道，自己只是为了能提出合理的要求而不被立马打入大牢，才不得不前往外国。席勒给他的出走赋予了一种策略性的、因此显得危害更小的措辞，尽管对于军团医生而言，这种出走原本就如同临阵脱逃。他在1782年11月6日给好友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雅各比（Christian Friedrich Jacobi）的信中写道，这封致公爵的信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保护我的家庭的安全，同时把我这一激烈的举动尽可能解释成合法的行为”。

几周之前，席勒正因为决意出逃而情绪高涨，迷狂般地继续创作他的《斐耶斯科》。然而在曼海姆，迈尔心存疑虑、缩手缩脚的举止，以及众人看见那个被捧上天的《强盗》作者现在竟成了难民出现在眼前时脸上所流露出的惊恐，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清醒过来，重又鼓起了勇气。从现在起，就要为了名誉放手一搏了。如果公爵让步，那好，他就会回国，但是要作为得到了辩护的胜者。他绝对不会匍匐着回去。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不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想象成他笔下的强盗世界中反叛的一员，他的心中洋溢着伟大的谋叛者斐耶斯科的激情，而他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创作这部戏剧。他知道自己还亏欠着自己的梦想些什么。现在岌岌可危的，已经不只是自尊，也不单单是对自己行为的忠诚。他知道自己已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他出逃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就在斯图加特内外传开。没过多久，整个德国文学界都听说了此事。因此，他更不能毁了自己的名声。席勒感到，捍卫自己在公众生活中所成为的那个形象，已成为一种责任。他必须继续表现出他自己所构想的样子。出逃是一桩追求自由的举动，然而在这一桩自由之举面前，他却没有了自由。行动不只是理念，理念可以收回，但行动却不行；人只能背叛自己的行动。可席勒却不愿意这样做。他鼓起全部的力量、勇气，誓要实现自己曾经定下的目标。

最艰难的是与家庭的要求所做的斗争。席勒知道父亲期待着他迷途知返，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在之后的一年里，他将会多次听到家里的情况。当他的期待在曼海姆如此决绝的破灭，当父母以为儿子已彻底失败，再一次明确要求他回家时，席勒在1784年给姐姐克里斯多芬娜的信中写道：“此事若是操之过急，将会给你弟弟的幸福造成永远的打击。德国的一大部分已知道我和你们公爵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清楚我为何对公爵敬而远之。人们对我的兴趣损害了公爵的利益。读者对我的尊敬（毕竟是读者决定了我未来的全部命运）和我的尊严将会如何可怕地降至谷底，一旦人们怀疑我竟在找机会回国！怀疑是我的处境强迫我反悔先前迈出的脚步，怀疑我竟要再次回到祖国去找寻大千世界无法提供的酬劳！倘若我坚持不了，我凭借决绝的逃离所展示出的公开而高尚的胆量，就会被冠以‘幼稚的冲动’或是‘愚蠢的粗暴’这类称呼。”（1784年1月1日）

在之后踏出的每一步中，席勒都将拼尽一切来捍卫迈出第一步时的“胆量”。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假如父亲继续恳求公爵允许自己的儿子回国且不受惩罚，公爵当然会拒绝，那么他席勒就有胆量敢“用对公爵的公开讽刺”来报复“自己受到的侮辱”。但这一招肯定不符合父亲的利益，因为他完全依赖于和公爵的良好关系。所以父亲也得考虑到自己儿子的胆大妄为，别再试图在他和公爵中间协调出一种腐坏的和平。

席勒已经笃定心思，决不回国，除非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这意味着：作为一名作家，不用再小心翼翼地向他人征求写作的许可。直到与斯图加特的悲惨生活拉开了距离，席勒才真正意识到公爵的暴政有多么可怕。现在的他确信，说到底，不能允许任何人干涉他人施展自身的才华。阻挠他人完善自我是一桩罪行。对席勒而言，为了这一信念而工作就成了他的使命，仿佛宗教一般神圣。对他百般阻挠的公爵亵渎了人类的圣物，亵渎了个体将自身的丰富带向世界的权利。

当曼海姆的困苦和轻视压得席勒抬不起头时，他就凭着这个念头重新站起身来：他之所以反抗公爵，绝不是为了今天被日常的悲惨征服。在失败与挫折的情绪中，他总想到卡尔·莫尔的那句话：“让苦难碰上我的傲气无所作为！”[6]出逃这一高傲的行动就成了为他自己的新生活奠基的神话。

1782年9月底至10月底，奥杰将军（受公爵的委托）先后四次催促席勒回国，语焉不详地承诺会对他“开恩”。但席勒不要什么“开恩”，只要他的权利，因此他毫不理会回国的要求，直到1782年10月31日，他被打上“逃役”的标签，从斯图加特部队花名录中划去，被正式宣布成了一名逃兵。

逃离之后的几周，席勒的遭遇确实非常悲惨。在他逃难的行李中，就有几乎已完成的《斐耶斯科》文稿。他要在迈尔家中把这部剧念给一众演员听。那是9月27日下午4点，席勒开始了他的朗读。整个剧团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施特莱歇尔对这一场景的描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朗读第一幕时“虽然安静之至，却没有半点鼓掌的迹象”。人们借着幕间的短暂休息谈论着当天的新鲜事，甚至当席勒已开始朗读第二幕时，谈论也没有立马停止。随后就渐渐安静，太安静了，没有赞许或鼓掌的迹象。最后，人们互相传递着茶点、水果，开始闲聊，其中一位演员甚至提议到花园里玩一场“射弩”。一刻钟后，所有人都走散了，只有主人迈尔和伊弗兰留了下来。人们顾左右而言他，却小心谨慎地避免谈起刚刚朗读的戏剧。出门时，迈尔把施特莱歇尔拉到一旁，问道：“请您现在诚实地告诉我，您是否确实地知道，真的是席勒写了《强盗》？”为了向满脸惊愕的施特莱歇尔说明这么问的缘由，他补充道：“因为《斐耶斯科》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差劲的剧本，写出《强盗》的席勒绝不可能弄出这么平庸、这么可悲的东西。”[7]

施特莱歇尔把席勒的手稿给了迈尔，迈尔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他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您是对的，”他对施特莱歇尔说，“《斐耶斯科》是一部杰作，比《强盗》创作得更加完善！”这部作品在他第一次听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不佳，要归咎于席勒的“施瓦本口音”，以及席勒“那种激昂地朗诵每一个字的令人厌恶的方式！他用同一种高昂的语调诵读一切，无论是‘他关上了门’这样的旁白，还是涉及他笔下英雄的重要段落”。[8]

事实上，席勒的朗诵风格的确风评不佳。尚在卡尔学校时，他有一回曾在歌德的《克拉维戈》[9]一剧中出场，但他来回滚动的眼珠、狂放不羁的肢体语言和喊叫，让观众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可是他并未以此为戒，而是毫不动摇地继续把自己当作一个优秀的演员。在迈尔家灾难性的朗诵会后，席勒根本不曾想过这种糟糕的印象或许和他的朗诵风格有些关联。恰恰相反。他抱怨演员们的不理解，更在施特莱歇尔面前咬牙切齿地说，要是为剧院写作得不到成功，他就要作为演员登台亮相，因为“毕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慷慨激昂地朗诵台词”。[10]

由于迈尔修正了他对《斐耶斯科》的评价，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虽然还得等待剧院总监的评判，但认为根本不必考虑剧作还会被退稿这种可能性。当孔茨这位学校的老友来拜访他时，席勒对他说：“我的强盗可以毁灭！我的斐耶斯科将会留存。”[11]而阿贝尔则描述了席勒有一回是如何冲进他的房间，满怀激情地朗读了正在创作的剧本中的一幕，即斐耶斯科站在画家罗马诺（Romano）的画作之前，用崇高的行动来衡量艺术表现的崇高的那一幕。他是这样说的：“你在没有生气的画布上绘出冒牌的生机，花费微乎其微的力气使伟大的事业永世长存，就因为这样，你便站在这儿，显出这么自以为是的样子……哼，你的油画是骗人的把戏——假象应当由行动来代替……我已经完成了——你只是画出来的事业。”[12]

这是值得关注的一场戏，因为作者在此用艺术的手段贬低了艺术的梦想。席勒幻想着自己成了行动着的角色，从那儿带着鄙夷，轻蔑地看着语词织成的网，而行动的梦正是从这张网中诞生。他在写作时常有此感。想象力的激昂一把将他从语词中拽离，让他仿佛置身于现实，直到他忘记自己不过是在舞文弄墨而已。语词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他就成了自己笔下的人物。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如此迅速地从热烈的激情转换到冷静的观察，还能清醒地权衡作品的技术细节。他曾在如痴如醉地朗诵完一段场景后对阿贝尔说，他的目标是使这部剧臻于人们在德国舞台上还从未见过的完美；《强盗》曾沾染的种种错误，不会有任何一个再来使这部剧走样；凭借这部剧，他才能奠定自己作为戏剧诗人的名声。

他本想在正式出版之前把这部剧送给莱辛、维兰德和歌德评阅，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还没来得及给莱辛寄去手稿，莱辛就去世了；此外，他还听说维兰德和歌德对他的《强盗》评价不高，因此犹豫着是否将新作交给他们。或许席勒听说了维兰德致维特斯[13]的信，其中写道：“对那个涅卡河畔被人称为天才的满脑子怒火的人，歌德和我一样厌恶至极。”[14]多年之后，席勒早已去世，在歌德的记忆中已近乎神圣；而歌德则带着某种愉悦讲述道，他曾经在马林巴德（Marienbad）[15]听某位大公谈论起席勒的《强盗》。“倘若我是上帝，”这位大公说，“正要创造世界，却在这个瞬间预见到席勒将要在其中写出《强盗》，我肯定不会创造这个世界。”[16]在席勒还觉得自己是个“大男子汉”的年代，若是听到这样一句出自王公贵族之口的评价，肯定会让他倍感奉承。

在《强盗》上演之后，席勒就开始了创作《斐耶斯科》的工作。但实际上，他在写作第三篇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在着手研究斐耶斯科的形象。论文中提到了花天酒地的斐耶斯科，这是为了证明精神力与性欲可以共存，同时驳斥认为纵欲会削弱精神的通行观点。

斐耶斯科在历史记载中是个强壮而狡猾的美男子，颇受女人欢迎，出身于高傲的贵族家庭，充满不可抑制的政治抱负。他是16世纪中期一场针对当时热那亚共和国的统治者、多里阿（Doria）家族的政治阴谋的核心。[17]斐耶斯科在历史中的形象并不清晰。人们不确定他究竟是想将共和国从王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还是想要自立为王。无论如何，他和他的对手安德里亚·多里阿（Andreas Doria）都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无法用善恶来衡量。他身上的吸引力来自他的宏大，但这种宏大究竟源自道德还是罪行，倒可以不必深究。席勒或许是在卢梭那里第一次被引向了这个人物，而卢梭自己对此问题也难下定论。他举“斐耶斯科伯爵”的例子，证明动乱的共和国正是伟大人物的温床，正如人们在普鲁塔克那里便可学到的那样。这些人物或有着伟大的美德，或犯下崇高的罪行，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风平浪静”的国家罕有英雄，其中充斥着“半桶水式的人物”，根本配不上艺术家的“画笔”[18]。

席勒和卢梭一样，都是普鲁塔克笔下那些伟大人物的崇拜者。对于他而言，当然存在着一种价值秩序，而强有力的美德自然位居榜首。但居于次席的却是强有力的恶人，并非道德正确所要求的那种软弱的善人，这类人在席勒那里只能接受第三的位置。而既邪恶又软弱的则属于人类的浮渣，例如《斐耶斯科》中的廷臣洛梅利诺（Lomellino），或是《阴谋与爱情》中的内廷总监封·卡尔普（Hofmarschall von Kalb），这类人值得毫无保留的蔑视。至于从每个角度看都普普通通的人，叔本华之后会将其称为“类同工业制品的人”；他们虽然乌泱泱成群，但至少对剧作家而言并不重要。起码可以确定，平庸之物并不适合戏剧创作。

因此，斐耶斯科身上的不确定性所关涉的，必定只是价值层级的头两位：他究竟是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楷模，还是一个强有力的凶神恶煞——这才是此处的问题。席勒还没有敲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开始了这部戏剧的创作。倘若当时他心意已决，就肯定会清楚应当给这部戏以怎样的结尾。但他并不清楚。直到全剧就差最后两场没有写完时，他也依旧没有确定。不过，当他于1782年9月27日下午在曼海姆的导演迈尔家中朗读这部剧的选段却收效相当不佳时，《斐耶斯科》已接近完成了。

为了了解1547年那场密谋的“政治机器结构”与地方特色，席勒一头扎进了历史著作中，详细考察了不少商贸数据，研究了当时的日常风俗。他做这一切并非为了发掘历史真相，而是为了给他的戏剧人物实验赋予一种贴近历史真实的背景。对他来说，贴近真实所带来的舞台效果要比历史真相更加重要。谁要是还提醒要忠实于历史档案，席勒就用剧本舞台版的后记中的一句话回答他们：“我敢说自己马上就能搞定历史，因为我不是［给斐耶斯科］写历史的。在我看来，只要能通过大胆的虚构在我的观众胸中激起哪怕一次情绪大迸发，就远胜过最严谨的历史精确。”[19]

要做到“历史精确”，就要求让斐耶斯科死于一场意外。因为斐耶斯科事实上正是在谋反者的战斗中落水溺亡，当时的他正在港口急匆匆地翻过护板，要登上船去，让蠢蠢欲动的划桨奴隶们恢复秩序。按席勒的话说，这么一种可怜的“意外”绝对不能在一部历史人物剧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主角要么死于反派之手，要么因为自身的原因失败。脚下一滑却不是什么失败。因此席勒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用不着什么历史真实。《斐耶斯科》必须另觅结尾；而他则希望能顺着剧本内在的动力——他称之为“机器”——来发现恰当的结尾方式。

在全剧的开头，贵族反对安德里亚·多里阿，特别是反对他那“粗野自负”、专断蛮横的侄子加纳迪诺（Gianettino）；但贵族的叛乱还群龙无首，除了如钢铁般坚韧的共和主义者凡里纳（Verrina），只有几个主要追求一己私利的“心怀不满者”：其中一人想要借起义强夺女人，另一个则是为了摆脱债务，还有一个是为了迎娶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凡里纳的女儿。斐耶斯科的举止让反叛者捉摸不清，不知道他究竟是否也是一路人。诡计多端的加纳迪诺有个妹妹，也是声名狼藉，可斐耶斯科却向她大献殷勤，一举一动完全就像个毫无原则的登徒子。甚至连斐耶斯科的妻子莱奥诺蕾（Leonore）也不知道自己在丈夫心中还有没有位置。只有加纳迪诺没有上当。因为他在斐耶斯科享乐之徒的面具后面猜到了他谋叛者的真面目，所以始终提防着他，想要将他除掉。加纳迪诺在仇恨中坚持的，恰恰是席勒在别处为爱情所立下的原则：他曾经在给莱因瓦尔德[20]的信中（1783年4月14日）写道，人们所爱的不是他人现在的样子，而是他人将会成为的样子。加纳迪诺就是这样恨着斐耶斯科：不是因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可能做出的事。谋刺斐耶斯科的行动却被那个摩尔人刺客抖搂了出来，而斐耶斯科就这样把此人握在手心，在他的帮助下开始了自己针锋相对的密谋。现在，就到了斐耶斯科向其他的密谋者展示自己悄悄进行的叛乱准备工作的时候了。人们立刻就认他作了叛乱的首领。只有凡里纳仍有疑心，担心斐耶斯科追求的不是共和国，而是公爵的头衔。凡里纳对一同起事的众人说：热那亚解放之日，就是斐耶斯科的忌日。[21]

于是我们就见证了三重谋叛：加纳迪诺正在谋划篡位，要夺叔叔安德里亚的大权，清剿参与的共和主义者；围绕着斐耶斯科的谋叛者要推翻多里阿；而凡里纳则要在谋反事成之后刺杀斐耶斯科。

和如此复杂的机械结构相比，《强盗》的剧情架构就显得简单粗暴：这儿是两个极端的人物平行登场，各自恣意妄为，也没有直接的交集；而《斐耶斯科》则是环环相扣、错综复杂，让人难以洞察。《强盗》中充斥着极端而热烈的情感，在《斐耶斯科》中则是精密而冷酷的算计。席勒在这部剧的前言中写道：“我在《强盗》中将一种汹涌情感的牺牲品当作我的主题——而在这里所尝试的却完全相反，即表现艺术与阴谋的牺牲品。”[22]

一谈到艺术和阴谋，关键的问题就变成：究竟是谁控制谁，是谁在牵动绳索，又是谁不过是提线木偶？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即布戈尼诺（Bourgognino）、卡尔卡尼奥（Calcagno）、萨科（Sacco），其动机一目了然，都被其清晰定义了的利益紧紧束缚。这些人的行动都可以预计。人们一旦将其看透——看透他们其实也简单——就能任意摆布他们。甚至连顽固的共和主义者凡里纳也有明确的动机，但斐耶斯科却低估了凡里纳的刚正不阿，于是他的灵活反倒给自己带来了厄运。斐耶斯科——织成这张“艺术与阴谋”大网的蜘蛛，却喜欢面具和假面游戏。

席勒想把一个不可捉摸的人物搬上舞台。斐耶斯科所扮演的角色光彩照人却不可捉摸。在创作这个形象时，席勒也展露了他隐秘的执念，因为他自己也深爱假面。当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学年庆典上作为演讲者歌颂公爵和他情人的美德，难道不是一场假面游戏？在1779年1月10日那一天的演讲中，他用这样的句子结尾：“卡尔庆祝的是弗兰琦斯卡的节日！——究竟是谁更伟大，是那个践行美德的人，还是那个嘉奖美德的人？——二人都以上帝为榜样！——我应沉默。”[23]但他并未沉默，而是在参加庆典的众人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人们日后探访公爵与他的伯爵夫人时的画面——当二人已经作古之时。席勒将自己化装成称颂者与悼唁者——这出谜题一定让听众困扰不已。公爵自己还再次通读了一遍讲稿，只为了搞明白席勒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也没有头绪，只能满足于照搬席勒对破折号通货膨胀式的运用。但在几年之后给当年的同学威廉·封·沃尔措根的信中，席勒透露，在庆典上给公爵唱赞歌简直令他作呕。他在信中谈到欢乐“轻声而又简单的表达”，并将其与“某些您和我都熟悉的庆典活动”相比照：“它们通过一种丑陋的联想，污染了未来与之相似的其他庆典。”（1783年5月25日）当时的场景让他惧怕，只有通过假面游戏才可勉强忍受。

流传下来的还有一个场景。公爵在某次召见席勒时，要求他扮演老师的角色，大胆地把公爵当作学生对待，狠狠教育他一顿。公爵颇为入戏，显然没有什么不满，至少没有流露出来。《强盗》的写作也是一场独特的假面游戏。偷偷创作一部“必定会被剥皮人烧掉的书”[24]，显然让席勒非常享受。那些在林中空地听他朗诵其中选段的朋友们，大概会和他一起觉得自己成了谋反者。席勒充分享受了这个秘密社团的刺激。多年以后，阿贝尔教授隐讳地暗示了“某种存在于少数教师和诸多优秀学生之间的秘密联系”，而人们知道，他当时是共济会的一员。席勒当然属于那些优秀学生之列。阿贝尔回忆说，这一结社的目的是暗中通过“有益的影响”和隐秘的督导来改善“道德品质”。[25]显然，在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又建立起了第二个非正式的教育体系，带有其独特的等级架构，以及看不透的驾驭和控制之网。

这种秘社文化非常符合青年席勒的口味，正如阿贝尔所描写的，席勒在其中还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他就是编织这张网的蜘蛛。这就是人们所认识的卡尔学校时期的席勒：在真正的戏剧中是一名差劲的演员，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却是角色扮演的大师。在与公爵那场命运攸关的对话之后，当公爵因为席勒未经批准就前往曼海姆而将其大骂了一顿后，席勒摆出一张不可捉摸的扑克脸，就这样泰然自若地去了九柱球场，令他的朋友们都惊讶不已。这是好的谋叛之道。而席勒恰恰选择大放焰火的那个晚上出逃，从谋叛的视角出发也有特殊的意义。必须正确地审视那种不可声张的姿态。出逃就应该发生在最华丽的聚光灯下。当整片天空都被火光染成红色时，席勒知道，那个恰当的瞬间已经到了。而施特莱歇尔在出逃前一个小时撞见席勒正在创作一首和应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或许也是一场角色游戏？难道这不是一场表演，来证明诗歌是如何胜过了慌乱？然后还有在出逃之后的假面戏。席勒当然有充足的理由使用假名，但在众多假名中，他偏偏就选中了“里特博士”（Dr. Ritter），以此告诉旁人，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出英雄剧中的人物。[26]他当然也有同样充足的理由在给家人的信中掺杂些故意误导的陈述，因为他必须考虑到，读这些信的恐怕不仅仅是收信人。但人们发现，席勒在这些谜语般的信件中居然如此异想天开，以至于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有这样的印象：写这些信的人一定是特别热衷也特别擅长这类角色游戏。比方说，他曾从奥格斯海姆（Oggersheim）给他的朋友雅各比写信说：“现在我正在前往柏林的路上。”（1782年11月6日）他接着写道，雅各比不必对这个消息有任何怀疑，即便他之前的消息全是假的；那都是“政治策略”，因为他毕竟不能透露自己真正的逗留之处。但现在这条信息却是千真万确。承认说谎的同时又说了一个谎。他继续玩着这场混乱的游戏，甚至把遥远的圣彼得堡说成自己旅行的可能目的地。在另一封信中，他甚至开始考虑移民美国。

在讨论下述场景的时候，人们必须考虑到席勒热衷于假面游戏，也热衷于装出一副密谋者的表情。当斐耶斯科向其他谋反者坦白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时，热情但天真的布戈尼诺接过话茬说：“在我们分别以前，让我们通过拥抱来立誓结成一往无前的同盟吧！（他们交叉双臂携手围成一圈）这儿有五颗无比伟大的热那亚赤心融合在一起，它将决定热那亚无比伟大的命运。（彼此更加紧密地靠拢）即使这座天地大厦分崩离析，即使法庭的判决隔断血缘和爱情的纽带，这五位连成一体的英雄依然团结如一人。（彼此分开）”[27]

这类誓言、联盟和谋反的痕迹，在席勒一生的著作中都能寻到，从《强盗》到《唐·卡洛斯》再到《威廉·退尔》（Wilhelm Tell）。但与其他剧作不同，对《斐耶斯科》中结盟的描写却只带着冷冰冰的装饰。不仅对于斐耶斯科，而且对于作者本人而言，那些赤诚之心不过是冷静计算过的游戏的材料罢了。

谁若是热衷于面具，那么摘下面具、揭露真容、展示真相的瞬间就会带给他特别的享受。戏剧家席勒着迷于那个念头，即在某个假名背后蓦然显现出一个天才的伟大。全剧整个前半部分的戏剧紧张，都来源于情节向着揭示出“一个伟大人物”的真正伟大而发展。在该剧舞台版的《给观众的提醒》中，席勒说：“斐耶斯科，一个伟大而可怕的头脑，在柔弱的伊壁鸠鲁[28]式的游手好闲这一副掩人耳目的皮囊背后，躲藏在静谧而无声的黑暗中，就像在混沌之上孕育万有的精神，孤独而悄无声息地孵化出一个世界，以一个游手好闲之徒的空洞假笑欺骗众人。与此同时，宏伟的蓝图和痴狂的愿望正在他熊熊燃烧的胸膛中酝酿——斐耶斯科，他已被人误解了足够长的时间，终于像天神一样走上前台，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呈上成熟而完满的大作，如同观众般气定神闲，看着这座伟大机器的齿轮分毫不差地转向他所期待的目标。”[29]

当席勒让他的斐耶斯科“像天神一样”摘下面具的伪装，他就是在品尝那征服一切之权力的瞬间；当作者让作品中已完成的“机器”开始作用于观众身上时，他所感受到的正是这同一种天主显灵般的权力。斐耶斯科有权力意志，而作者亦是如此。席勒在《给观众的提醒》中也坦然承认，并且写道：“剧院中那个安静而宏伟的瞬间总是神圣而庄严……在剧院中，我能用缰绳驾驭观众的灵魂，像皮球一样任凭我的喜好扔向天堂或是地狱。”[30]席勒钟情于假面伪装与揭露真面目的游戏，也同样喜爱不可预见的自由，无论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

谁若是严肃地对待自由这个未解之谜，对他而言就不存在可以预测的人物。在剧院作家和各类决定论者中盛行着这种观念：人们只要选取一个固定的角色并将之置于情景之中，就必定能从中算出他的举止与决断。必然性的幻象就这样产生了。然后人们就可以事后诸葛亮式地断言：所发生的正是必然要发生的。寻常的作家都会这样安排一切，以便让人产生那种必然性的印象。但席勒却非比寻常。他热心于自由，而他对自由之可怕的探究，也远远超过他的前辈。

《斐耶斯科》在这个意义上乃是席勒的第一部伟大杰作，因为在剧中，自由行动的不可预见性成了问题。如果一个作家竟称自己不知这部剧该如何收尾，他难道还能在自由问题上陷得更深吗？斐耶斯科不知道他应当如何行动，而席勒也不知道他该让斐耶斯科如何行动。斐耶斯科举棋不定，而席勒亦是如此。

这部剧所涉及的自由不仅困住了主角，更困住了作者。席勒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犹豫踌躇的斐耶斯科，他不知道是应当利用叛乱登上统治者的宝座，还是借此保卫共和国。他不确定的性格足以让两种决定都成为可能。

席勒已经意识到，充分定义的性格不过是一种虚构，在真实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并没有充分的定义。在每个真实的人当中都留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可以将他卷入自由的冒险。自我决断只存在于不充分定义的背景下。自由的谜团恰恰就位于这一空白之处，位于这一充足定论之链的空当。席勒在斐耶斯科那段著名的独白中提到了这一自由之谜，也正是这段独白展现了斐耶斯科在两种行为可能之间的摇摆不定：“这儿是悬崖绝壁，是美德的边界，是上天堂下地狱的交叉路口。”[31]

斐耶斯科探寻着自己行动的可能，望向内心就像望着深渊。他在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面前头晕目眩：“我心潮澎湃！隐蔽的念头此起彼伏——如同准备作案的黑道团伙蹑手蹑脚、小心翼翼……万千幻影在我心头掠过。”[32]

良心不是问题。要问的不是应当如何行动，而是究竟想要采取哪一种行动。要问的不是人应当欲求什么，而是人想要欲求什么。可一个人究竟该如何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只有当他行动之后才会发现。人必须先决断、先行动，才能了解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没有任何关于自我身份的认知能先于行动。我是谁，无从提前知晓，只能在行动之后了解。席勒对斐耶斯科这一形象的勾勒之所以如此大胆，正是因为他否认通常那种“行动出自自我认识”的观念。斐耶斯科只有在行动后才会发现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感受到了那种逼迫他决断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只是在他做出决定之时，才让他得以认识自己。

席勒对自由的理解如此激进，就如后世的萨特。他在笔下主人公的自由困境当中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让他的人物如何行事。他在前往曼海姆之前，已经完成了几乎整部作品，只有结尾例外。而这出戏之所以是一部杰作，正是因为根据情节的走向，存在着两种开放的可能：斐耶斯科可以篡权成为独裁者，然后——在最后成书的版本中——被凡里纳所杀；但他也可以——如舞台版中一样——夺取权力，只为了将之交还到共和国手中。在成书的版本中，斐耶斯科的独白也包含了另一种结局的可能性：“夺取冠冕是伟大的，舍弃冠冕是神圣的。”[33]而在舞台版中，斐耶斯科折断独裁的权杖、宣布热那亚的自由时，所说的正是这同样的一句话。

这样一来，斐耶斯科的自由就和作者的自由纠缠在了一起。在戏剧的两个版本中，斐耶斯科行为虽然不同，但两种可能都可自圆其说，两次都是“源自自由的因果性”（康德语）[34]。而当作者前往曼海姆时，他仍旧因剧本应如何收尾而举棋不定。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他的角色而言，自由都是一个跃动的点，从作者跳跃到他的角色，又从角色跳跃回作者，直到最后一瞬间都无法预测。

然而对席勒来说，同样无法预测的还有他的逃离。这场自由的实践究竟何去何从，究竟将如何收尾？

剧院导演迈尔的夫人从斯图加特回来，谈起在当地广为散播的传言——公爵将要求曼海姆交出逃犯。为了躲过这种危险，席勒和施特莱歇尔决定到法兰克福（Frankfurt）暂避风头。法兰克福就在前往施特莱歇尔原本的目的地汉堡的路上。而对席勒而言，法兰克福也是一处暂时可以提供若干安全感的地方。

席勒身无分文。他本来希望能通过《斐耶斯科》预支一笔钱。但原本可为他支取这笔钱的达尔贝格，却还没有从斯图加特回来。两位好友只得以施特莱歇尔的旅费拮据度日。

搭乘邮政马车花销太高。于是两人在1782年10月3日步行踏上了前往法兰克福的旅途。在路上，席勒默默地酝酿着一部新剧，取名《路易丝·米勒琳》（Louise Millerin）——也就是之后的《阴谋与爱情》。两天之后，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和法兰克福之间，席勒筋疲力尽，支撑不住，在森林边缘的一处灌木丛中睡下。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守护他安睡。一个普鲁士征兵官悄悄靠近，想要捉住二人，但施特莱歇尔成功地将其赶跑。10月5日晚，他们终于到达法兰克福。次日，席勒便给达尔贝格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自己悲惨的经济状况：“向您吐露这些心声，真叫我羞愧得脸红，但我知道，这不会把我打趴下。”席勒如是写道，同时恳求预支《斐耶斯科》的稿酬，并承诺在三周后呈上该剧适合舞台演出的版本。

施特莱歇尔讲述道，席勒写下这封信时，“是怀着压抑的心情，而且双眼绝不是干的”。[35]尤其让席勒抬不起头的，是谈及他所欠的债务。但债务也正是他最为沉重的负担。这些还是当时为了印刷《强盗》和《年鉴》所欠下的旧债；而由于朋友和熟人为他作了担保，席勒不得不开始担心在他逃离斯图加特以后，他们会遭到债主的逼迫和骚扰。“我要向您承认，”席勒在给达尔贝格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债务时写道，“我担心他们要远胜于担心自己如何在这个世上苟且。直到在这一方面了结干净之前，我永远都得不到平静。”（1782年10月6日）

席勒想要留在法兰克福，直到他收到达尔贝格的消息。于是他和朋友便在城内无休止地漫步，以打发漫长的等待时间。席勒夫人日后写道，席勒有一回在萨克森豪瑟桥上竟动了纵身跃入河中的念头。他试图把自己的诗《魔鬼爱神》（Teufel Amor）[36]卖给一位书商，开价25古尔登。对方出价18古尔登，但席勒却不愿贱卖。在另一位书商那里，他才听说《强盗》卖得出奇地好。席勒在书商面前没有吐露真名，但这个消息又让他稍稍振作。直到10月9日，他终于等来了曼海姆的消息。

达尔贝格小心翼翼地避免和流亡的席勒有任何私人接触。他让迈尔转达：《斐耶斯科》目前的版本无法演出，必须再做修改，因此无法预支稿酬。

施特莱歇尔记录下了这条“打击人的消息”对席勒的影响：“他的自傲所受的最大侮辱，就是他竟白白坦诚了自己的悲惨处境；这段描述使他任由他人的专断摆布，而他曾理所当然地盼着从此人那儿获得支持。”[37]

在这样的处境中，施特莱歇尔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他先前又收到了一笔去往汉堡的旅费，却一刻也不曾犹豫，不仅将之赠给自己的朋友任凭他取用，还和他一起重新回到距离曼海姆不远的奥格斯海姆。迈尔已在那里安排了住处，让流亡者可以在此不引人注目地生活与工作一段时间。

施特莱歇尔决定留在朋友身边并将钱财供他使用，他这是在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他的熟人因此对他颇有微词，但施特莱歇尔在回信中却这样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便踏出这一步对我自己的命运造成了如此致命的后果，我也必须为席勒一辩……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命运。如此之不幸中必有某种伟大。伟人的命运正与他们的精神和心灵相称。君王的不幸与臣仆的不幸绝非一致。这里便是如此。”[38]

10月13日，二人抵达奥格斯海姆，在“牧庄”（Viehhof）旅社要了一间屋子，睡在同一张床上。施特莱歇尔带上逃亡之路的钢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席勒仍对《斐耶斯科》的结尾犹豫不决，现在又开始着手创作《路易丝·米勒琳》。入夜时分，他请求朋友为他弹奏一曲。根据施特莱歇尔的讲述，席勒听着音乐便“不能自已”，进入了忘我的情绪，摆脱了步步紧逼的现实。音乐将他带入正在诞生的新作的世界之中。“当黄昏降临，他听一首钢琴曲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他就在只有月光照亮的屋里来回踱步，一连好几个小时，时常发出含混不清却热烈激动的声音。”[39]

在奥格斯海姆的那几周是孤独的。某几天晚上，席勒会步行前往曼海姆，小心谨慎地避免被人发现，以便去拜访迈尔，有几回还在那儿过夜。而在奥格斯海姆，他们只和一位受过教育的商人雅各布·德莱因（Jakob Derain）有交往。此人是一个正直友爱、有些特别的启蒙主义者。他有一份小小的家业，因此有本钱在他的店里从早到晚地阅读，绝不受门铃的打扰。顾客们得求着他把东西卖给自己。他对国人健康的热情已到了如此程度，居然言之凿凿地为那些想要在他那儿买些糖、咖啡和调味品之类的顾客阐明这些东西的坏处，劝他们别买，尽管他正是因为这些商品收入不菲。此外，他还为顾客讲述提高农田和果园产出的方法，给他们推荐相关文献。他也乐意从他馆藏丰富的图书馆中借书给他人。他的铺子就像某种大众启蒙的传教所。席勒很喜欢与这个人谈天说地，但即便在他面前也没有透露自己真实的身份。德莱因却是个十足的启蒙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现了真实的情况。对这一发现起了很大帮助的，是那些被当作垃圾扔掉的笔记和草稿。客店老板娘预感到其中有些意义特别的东西，就把这些笔记带给了德莱因。德莱因于是询问了一位喜欢读文学作品的贵族小姐，她则对施特莱歇尔大献殷勤，直到他最终吐露了施密特博士也就是席勒的秘密。德莱因感谢命运竟送来这样一位人物与他短暂地做几天邻居。于是两人间发展出一种真挚而充满信赖的关系。席勒之后将会乐意想起德莱因。这是那个深秋在奥格斯海姆“牧庄”酒店阴雨的几周中小小的一丝光亮。

1782年11月初，席勒结束了对《斐耶斯科》的修改，终于给了这部剧一个结尾。在这第一版中，斐耶斯科选择了公爵的荣耀，于是被共和主义者凡里纳一把推入了水里。在之后的舞台版修改中，席勒又尝试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斐耶斯科与凡里纳在新成立的热那亚共和国的庆典上相互拥抱。他对施特莱歇尔说，最后几场戏“耗费的思考远远多过”剩下的整部戏剧。[40]现在，他就静候达尔贝格的回应。两周之后，席勒终于提醒达尔贝格给自己一个答复。达尔贝格依旧避免与流亡者直接谈判，而是让迈尔转达，说现在这个改编版的《斐耶斯科》还是不能用，因此不会被接纳，也不会有报酬。

这样一来，席勒的一切希望就都破灭了。为解燃眉之急，席勒不得不当掉了他的手表。他好歹成功地将《斐耶斯科》的手稿卖给了出版商施万，得来的钱除了还清在“牧庄”赊的账外，还有一小部分还给了施特莱歇尔。施特莱歇尔前往汉堡的旅费已经花完，无法再去那里跟随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尔·巴赫，而只能在法兰克福教几节钢琴课赚几个小钱糊口。他虽然自己生活困苦，却依旧仰慕席勒在困苦中的高傲。

对席勒而言还有一个去处：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愿意接他到自己在鲍尔巴赫的农庄小住一段时间。席勒仍然可以接受她的建议。他还在犹豫。但就在此时，曼海姆突然出现了一个符腾堡的中尉，到处询问席勒的踪迹。人们不由地警觉了起来。当此人叩响迈尔家大门时，席勒正在里面做客，于是人们立马将他藏到了衣橱当中。当晚，施特莱歇尔和席勒就在巴登男爵（Freiherr von Baden）空无一人的房子中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人们从当地部门得知，那个军官身上显然没有公务文件，没有听说任何逮捕令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军官原来是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同学。）但席勒的朋友和熟人却很不安，建议席勒另找别处藏身。同一天，伊弗兰的建议，即给席勒未被接纳的《斐耶斯科》八个路易金币[41]的报酬，也因为达尔贝格从中作梗而被驳回。现在，除了接受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邀请，席勒再也看不见别的出路。1782年11月30日，他终于动身，踏上了前往图林根鲍尔巴赫的旅途。

施特莱歇尔和迈尔陪着他走完了第一段前往沃尔姆斯（Worms）的旅途。现在天已渐寒，席勒冻得瑟瑟发抖，却没有钱购置冬装。他时而步行，时而搭乘邮政马车，终于在七天之后，于12月7日抵达了大雪纷飞的鲍尔巴赫。

[1] “黄金国”，西班牙语，传说中位于南美内陆印加（Inka）帝国中一处遍布黄金的圣地。

[2] Streicher 1959，S. 114.

[3] 普法尔茨选帝侯是神圣罗马帝国七位选帝侯（即可经选举成为皇帝的王侯）之一，其领地莱茵河畔普法尔茨伯爵选帝侯领（Kurfürst liche Pfalzgrafschaft bei Rhein）以曼海姆与海德堡（Heidelberg）为首府，纹章由蓝白相间的条纹与狮子组成。1214年，来自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继1180年取得巴伐利亚之后，又被授予了普法尔茨的统治权，但其子嗣也因此分为巴伐利亚与普法尔茨两支。卡尔·蒂奥多尔·封·普法尔茨（Karl Theodor von der Pfalz，1724～1799）生于慕尼黑，因1777年去世的慕尼黑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Maximilian Ⅲ Joseph von Bayern，1727～1777）膝下无子而得以继承其领土，同时统治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并于1778年迁都慕尼黑。卡尔·蒂奥多尔热爱文化与艺术，在曼海姆建立了普法尔茨选帝侯科学院（Kurpfälz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同时决定在迁都后依旧保留曼海姆的剧院，使得新建成的曼海姆民族剧院能够在达尔贝格的领导下于1779年开始运营。但是，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两个选侯领的合并让奥地利虎视眈眈，希望通过领土交换获得巴伐利亚，而奥地利的野心又遭到普鲁士的反对，巴伐利亚继承战争（Der bayerische Erbfolgekrieg）因此于1778年爆发。

[4] Streicher 1959，S. 115.

[5] 威廉·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迈尔（1749～1783），曼海姆剧院导演兼艺术总监。

[6] MA Ⅰ，S. 592.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63页。

[7] Streicher 1959，S. 125.

[8] Streicher 1959，S. 125.

[9] 《克拉维戈》（Clavigo）是歌德作于1774年的一部戏剧，讲述了西班牙作家、皇家档案馆馆长何塞·克拉维戈·伊·法哈多（José Clavijo y Fajardo，1730～1806）因不守与女友玛丽的婚约导致后者死亡，而被玛丽长兄、法国剧作家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1732～1799）刺死的故事。情节取材于真人真事，部分对话甚至直接取材于博马舍本人的备忘录（Mémoires，1773～1774），只不过博马舍在现实中并未犯下谋杀罪，而是凭借雄辩告倒了背信弃义的克拉维戈。

[10] Streicher 1959，S. 124.

[11] Biedermann 1974，S. 55.

[12] MA Ⅰ，S. 692. 语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第二幕第十七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298页。

[13]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莱门斯·维特斯（Friedrich August Clemens Werthes，1748～1817），德国作家，与维兰德过从甚密。

[14] Kluge 1988，S. 960. Werthes. Quelle.

[15] 马林巴德（捷克语写作Mariánské Lázně），即今天捷克的玛丽安温泉镇，是18世纪波希米亚地区著名的疗养胜地。1821年，年过七旬的歌德正是在这里遇见了17岁的少女乌尔莉克·封·莱韦措（Ulrike von Levetzow），并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她。在求婚遭到拒绝后，歌德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马林巴德哀歌》（Marienbader Elegie，1824）。

[16] Goethe MA 19，S. 189.

[17] 乔万尼·路易吉·德·菲耶斯齐（Giovanni Luigi de Fieschi，1524/1525～1547），人称“斐耶斯科”（Fiesco，德语写作Fiesko），意大利热那亚（Genua）政治家，曾于1547年1月1日晚在法国与教宗的支持下领导了一场针对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Karl Ⅴ）结盟的热那亚总督安德里亚·多里阿（Andrea Doria，其名德语写作Andreas，1466～1560）的叛乱；叛军一度取得上风，占领了城门和港口并杀死了安德里亚的侄子加纳提诺（Gianettino），但斐耶斯科却在登上一艘战舰时因为盔甲过重跌落水中不幸溺亡，叛乱遂被镇压。

[18] Zit. n. Kluge 1988，S. 1150.

[19] MA Ⅰ，S. 753.

[20] 威廉·弗里德里希·赫尔曼·莱因瓦尔德（Wilhelm Friedrich Hermann Reinwald，1737～1815），德国语言学家、诗人、图书馆学家，任职于迈宁根（Meiningen）图书馆，席勒好友，1786年娶席勒姐姐克里斯多芬娜为妻。曾受魏玛公爵之托整理公爵藏书及艺术珍品。关于莱因瓦尔德与席勒的友谊，参见本书第九章。

[21] MA Ⅰ，S. 718. 语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344页，有改动。

[22] MA Ⅰ，S. 640.

[23] MA Ⅴ，S. 249.

[24] Biedermann 1974，S. 48.

[25] Biedermann 1974，S. 35.

[26] 席勒出逃曼海姆时用了“里特博士”的假名，而“Ritter”是德语“骑士”的意思。

[27] MA Ⅰ，S. 694. 语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第二幕第十八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301页。

[28] 伊壁鸠鲁（Epikouros，德语作Epikur，约前314～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其学说认为情欲与享乐乃是人生之核心。

[29] MA Ⅰ，S. 752f. 原文作者误将《给观众的提醒》写作《后记》（Nachwort），已更正。

[30] MA Ⅰ，S. 754.

[31] MA Ⅰ，S. 695. 语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第二幕第十九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301～302页。

[32] MA Ⅰ，S. 695. 语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第二幕第十九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301页。

[33] MA Ⅰ，S. 695. 语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第二幕第十九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302页。

[34] Kant，Bd. 4，S. 506.

[35] Streicher 1959，S. 131.

[36] 《魔鬼爱神》是席勒一首散佚的诗，作于1782年。在被书商拒绝后，席勒愤怒地将诗稿丢弃，只有诗的前两句因施特莱歇尔的记录得以传世：“甜蜜的爱神请你留步/在旋律优美的飞翔中”（Süßer Amor verweile/Im melodischen Flug）。此诗未收入慕尼黑版《席勒文集》，而收入法兰克福版《席勒文集》的诗歌卷中（Friedrich Schiller：Gedichte. Hg. von Georg Kurscheidt. Frankfurt a. M. 2008，S. 725.）本诗的标题意味着爱神乃是魔鬼，恐怕是情伤之人的哀叹；原书作者误将标题写作《魔鬼的爱神》（Teufels Amor），已更正。

[37] Streicher 1959，S. 140.

[38] Streicher 1959，S. 8.

[39] Streicher 1959，S. 147.

[40] Streicher 1959，S. 151.

[41] 路易金币（Lousd’or）是17～18世纪欧洲通行的一种金币，于1640年由路易十三引入。一个路易金币在18世纪末约等于9个古尔登金币。

第九章

与莱因瓦尔德的友谊——捉迷藏的信——追求夏洛蒂·封·沃尔措根——被召回曼海姆——《阴谋与爱情》——遭到考验的爱之哲学——恶的社会机器

鲍尔巴赫，一座距离迈宁根城不远的小镇，坐落于森林之中。沃尔措根家族在17世纪末买下的那座古老的庄园已经破败，亨莉埃特为自己和孩子们又买下一座农庄，让人重新修缮一番，成了简约而舒适的住处。附近的居民大约有300人，一半是需交地租的佃户，一半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交了保证金，得以在此生活，做些小生意。

当席勒1782年12月7日到达鲍尔巴赫时，冬天已经来临。雪积得很厚，整个村庄和周围断绝了交通。席勒被一片宏大的寂静所笼罩，就好像“一艘沉没了的船上的乘客，拼尽全力才从波浪中爬上岸”。（致施万，1782年12月8日）所有的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屋子已经收拾干净，壁炉里燃起了火，床上已铺好了床单，食品间也堆得满满当当。

鲍尔巴赫的避难所让席勒得以回归自己的内心。甫一到达，他就在1782年12月8日给施万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正处于感受自己灵魂的状态，一定会好好利用。”在这个孤寂的冬天，他与世隔绝，决定“只做一个诗人”。同一天，他在给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的信中也写道：“没有需求能再让我害怕，没有外在的干扰能侵搅我诗意的梦、我理想的幻景。”

他用“里特博士”的假名在这儿住下，但村里的人很快就发现，这人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他的身上隐藏着什么秘密，让人想要一探究竟，也有些许传言，但总的来说，村民们对他很友好，也乐于给予他帮助。但人们看得很清楚，他的灯一直到深夜都还亮着，也看见他大清早就在花园里忙碌，走来走去。让农人们觉得奇怪的是，一到打雷下雨，这人就常常离开家，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就好像一点儿都不害怕闪电和雷鸣似的。他向周围的人详细询问当地的故事和传说。人们也能在礼拜时遇见他。没过几个星期，他就迫切地向教区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原来的赞美诗集应当换掉，改用收录更多盖勒特诗歌的新版本。

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一开始将席勒引介给了迈宁根的图书管理员，威廉·弗里德里希·赫尔曼·莱因瓦尔德，请他为席勒提供书籍、把他介绍给有趣的人认识。很可能正是因为二人的性情完全相反，席勒很快便与这位长自己22岁、忧郁多疑的老学究成了好友。莱因瓦尔德是一个具有文学修养，但在其他方面却无可救药的胆小鬼。他做了多年抄写员的底层工作，终于混到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职位，成了迈宁根公爵图书馆的秘书。他像勤劳的工蜂，认认真真地将图书馆的馆藏整理归类，但他的付出却没有获得回报：当他理出了图书馆的秩序之后，人们就把管理的职位交给了一位年轻的硕士，而莱因瓦尔德只能继续当他的秘书。这个愤愤不平的男人身上的确有些可怜之处，但他通晓书籍世界，通过给杂志写些书评也略微参与一点文学生活，他还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诗意情调、小说、书信和杂记》（Poetische Laune，Erzählungen，Briefe und Miszellaneen），甚至钻研各种语言。

和席勒的交往却让这个上了年纪又郁郁寡欢的单身汉焕发了第二春。他是这样活泼而愉快，先前认识他的人几乎认不出他现在的模样。一年之后，他甚至鼓起勇气向席勒的姐姐克里斯多芬娜求婚，并且居然一举成功。席勒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想要给姐姐找个不那么干瘪积灰，而是更加开朗的丈夫。

但对于鲍尔巴赫的孤寂而言，莱因瓦尔德却是正确的人选。他定期从迈宁根过来做客。有时候，两人甚至在半路上的马斯菲尔德（Maßfeld）不期而遇，于是一同继续走回其中一人的家里。在冬天，这条路要穿越积着厚雪的森林，而在早春，土地又是如此泥泞，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暂停相互拜访。席勒让他的新朋友也参与他的计划和项目，为他朗读自己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创作的新剧《路易丝·米勒琳》中的场景。而当席勒于1783年春开始创作《唐·卡洛斯》时，莱因瓦尔德又为他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文献。席勒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莱因瓦尔德的建议和批评，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真心而充满信赖的联系。而年长的莱因瓦尔德也在席勒身上再度感受到自己的青春。若是席勒周六晚上在迈宁根过夜，他就会在周日一大早从迈宁根动身离开，因为他周日“没刮胡子、没穿白色的衣服就不想出门”。（致莱因瓦尔德，1783年5月11日）这段友谊大概充满了兄弟义气，席勒也还没有完全消除斯图加特时期那种“野小子”的脾气。两人之间常用那种真诚但粗野的语调，席勒有一回这样预告他即将对莱因瓦尔德的拜访：“我要利用今天的大好时机，开始我的围攻。”（1782年12月17日）

头几个星期，席勒很享受孤独，《路易丝·米勒琳》的工作稳步前进。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并不习惯一人独处太久。在卡尔学校，他生活在同学当中；而在斯图加特，他又是和朋友合租屋子。在逃离之后，施特莱歇尔始终陪伴在他左右。可现在在鲍尔巴赫，孤独有时竟让他感到害怕。于是他请求莱因瓦尔德给他寄来报纸，因为“倘若我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名字，就能知道自己还活着”。（1783年2月14日）比报纸更好的是拜访，席勒现在也越发迫切地请求莱因瓦尔德前来做客。他在3月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您前天的到访对我起到了非常美妙的效用。我加倍地感受到了自己，更温暖的生命注入了我的每一根神经。在这孤独中，我的状况给我的灵魂带去了一潭死水般的命运。如果不时常有些起伏，这潭水恐怕就会腐烂。”

但莱因瓦尔德不是唯一一位贴近他心灵的相识——他还有一桩情事。

临近新年的时候，席勒的贵人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和她的女儿夏洛蒂一起到达了鲍尔巴赫。席勒被这个16岁的姑娘迷住了。他陪伴着母女二人去往临近的瓦尔多夫（Walldorf），亨莉埃特的兄弟、高级森林官迪特里希·马沙尔克·封·奥斯特海姆（Dietrich Marschalk von Ostheim）就住在那里。1783年1月4日，他步行回到了鲍尔巴赫，当晚就从这里给亨莉埃特写了一封信，但他汹涌的情感更多的是给女儿而非母亲。“自从您离我而去，我就丢失了自己。我们当时怀着强烈而生动的喜悦，就像那个曾长久注视着太阳之人一样。太阳仿佛仍在他面前，即便他早已转过了双眼。从此，他再也看不见任何稍弱一些的光线。”席勒把这次拜访描述为一份感情的春天，就这样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与之相对的是，他注意到，过去几个月自己身上积累了多少“对人类的恨”。“我带着最炽热的情感拥抱了半个世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怀里只有一块寒冷的冰块。”他在夜里写了信，第二天一早就又出发前往瓦尔多夫。现在的他忍受不了孤身一人。他在瓦尔多夫住了四天，想要在那里做梦、在那里沉醉，但现实却又把他拉了回来。

亨莉埃特请他给自己写封信，可以拿到斯图加特用来掩盖他的行踪。因为她的保护者欧根公爵绝不能得知她竟把逃亡的席勒藏在自己家里。于是在逗留瓦尔多夫期间，席勒又写了一封捉迷藏的信，虚构了一种虽不存在但很有可能的真实。他在1783年1月8日写道，他故意散布自己身处鲍尔巴赫的谣言，但事实上却已在前往柏林的路上；他怀揣着宏伟的蓝图，想要一睹新世界的模样：“当美国实现自由，我就非去那儿不可。在我的血管里有些东西正在沸腾——我想要在这个满是坑洼的世界中跳上几下，让后人都来讲述我的飞跃。”

在他血管里“沸腾”的，不单单是新世界的自由之梦，还有自由发泄出内心倾诉的梦。因为在现实中，席勒不得不隐藏他对夏洛蒂的情感，他知道亨莉埃特期待给她的女儿寻一份门当户对的贵族亲事。但他这个先前的军医、现在正在逃亡路上而身无分文的诗人，肯定不能自以为和夏洛蒂门当户对。不光是在美国，现在在鲍尔巴赫他就想要“跳上几下”，让他可以越过贵族阶级的界限。

爱的精神在等级社会中到底无法自由徜徉，这正是席勒此时在《路易丝·米勒琳》中用文学手法所要处理的问题。而自从爱上夏洛蒂之后，他自己的整个存在也卷入其中。于是，在他1783年献给亨莉埃特之女的一首婚礼诗中，席勒不仅抒发了自己坠入爱河的情感，还引人注目地在一首致出身市民阶级、也嫁入市民阶级的新娘的诗中，夹杂了对阶级差异与偏见的义愤：“得怎样艰难地越过等级和先祖/受苦的自然找寻着自己的路！”[1]

1月末，亨莉埃特和女儿再次前往斯图加特，情感的风暴得以暂时平息。但当亨莉埃特3月宣布，自己此次将在一位年轻的封·文克尔曼先生的陪同下回来时，席勒的情感再度被点燃了。他怀疑这个封·文克尔曼可能就是夏洛蒂未婚夫的候选人。他把嫉妒隐藏在假称顾虑背后，托词说卡尔·菲利普·封·文克尔曼（Carl Philipp von Winkelmann）原先也是卡尔学校的毕业生，认得他本人，因此可能揭露他隐姓埋名。他在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写道，如果她不能放弃文克尔曼的陪同，他就得离开鲍尔巴赫。当亨莉埃特告诉他，自己将和女儿一起——没有文克尔曼的陪同——回到鲍尔巴赫，席勒终于稍稍出了一口气。为了迎接二人的到来，他在5月20日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庭院入口用鲜花布置了一道荣誉之门，给村口到农庄的大路上的每一棵树都挂上了小旗，清扫了教堂，又用花环彩带装点了整间屋子。

亨莉埃特和夏洛蒂大受感动，但当席勒听说人们还是在期待文克尔曼的光临时，心中不免又泛起阵阵醋意。亨莉埃特就好像压根儿没注意到席勒的情感似的，还来征求他的建议，问他是否应该把女儿嫁给文克尔曼。人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告诉陷入爱河的人，他的追求恐怕要白费力气。在母亲的鼓动下，夏洛蒂的哥哥威廉·封·沃尔措根也来向席勒请教他妹妹的终身大事。席勒应该提提建议，这样就不用想着为自己的事儿操心了。而席勒还能怎么建议？自然是委婉又含混。他在1783年5月25日给沃尔措根的信中写道：“我认识这位封·文克尔曼先生，他并非配不上您的妹妹。一个很优秀也很高贵的人，虽然有些缺点，有些叫人侧目的缺点……我真心欣赏他，虽然我现在也不能算作他的朋友。”席勒忙不迭地指出，只有他才能牵动夏洛蒂的灵魂。虽然这儿谈的只是监督她的教育——应夏洛蒂哥哥的请求——但席勒却在这一语境中掺杂了一份警告：“请您信任我对她教育的细致，我之所以几乎不敢负责她的教育，是因为从景仰与热烈的关怀到其他情感的转变，总是来得太快。”（1783年5月25日）

5月27日，母女二人前往迈宁根，去拜见戈塔公爵夫人（Herzogin von Gotha），是她一直支付着夏洛蒂在希尔德布格豪森（Hildburghausen）的一所寄宿学校内的教育费用。夏洛蒂在那儿并不开心，想要离开，但那儿的人却不想失去公爵夫人的资助。谈判极为棘手，而席勒一句半是玩笑的建议又让此事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复杂。他给亨莉埃特写道：“倘若您完全拒绝寄宿学校，我要不了多久就能再写出一部悲剧，题目就叫《给洛蒂的悲剧》。”（1783年5月28日）

和公爵夫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席勒紧张地等待着消息。这几日来，他的爱意已蜕变成了真正的激情。他无法工作，不安地在森林里漫步，只能通过和村里的人一起玩九柱球来转移注意力。他不敢向夏洛蒂表露真心，始终还是借道她的母亲：“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您充满爱意的鼓励，远近四方也没有一个人能对我破碎而狂野的想象施以援手……我甚至害怕信中的自己。要么在信里说得太少，要么说得太多，多过了您所应听到的，也多过了我所能负责的。”他在1783年5月30日如此写道。

对自己信件的害怕并不是毫无根据：他尝试着克制自己的激情，可激情却总是将他穿透，甚至在他特别提醒自己要慎言的信中。他自问：诗人的荣耀对他还有什么价值？什么也不剩了，他回答道，引用了《斐耶斯科》中莱奥诺蕾的爱情之梦来隐射：“让我们躲开吧……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自夸而空虚的废物都扔到尘土里去吧，让我们在美景如画的原野上完完全全为爱情而生活吧！”[2]他想要，席勒写道，在亨莉埃特家里“长久地”建立起自己的幸福。他将会克服一切阻挠。在通读刚刚写下的字句时，席勒意识到，他说得又比自己所能负责的要多，于是在结尾处写道：“这是一封疯狂的信。但请您原谅，如果我在言语上就是个傻瓜，那么写到纸上恐怕也不会聪明多少。”（1783年5月30日）亨莉埃特与公爵夫人的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女贵人撤回了她给夏洛蒂的资助。最后，夏洛蒂被托付给了附近的一位官员夫人，以便学习家务经济。

在此期间，夏洛蒂和文克尔曼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年轻的军官一定是发表了什么让母女二人颇为受伤的评论。对席勒而言，“这位年轻先生的厚颜无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现在他就能畅想给他的情敌来个“有力的回应”；此外，他更可以期待在夏洛蒂“心里还有一块可观的地界尚不属于那个异教偶像可以继承的私产”。[3]

夏洛蒂和文克尔曼之间的关系渐渐淡了下来。之后，文克尔曼加入了尼德兰东印度公司，前往锡兰（Ceylon）和爪哇（Java）[4]，再未留下任何痕迹。

但文克尔曼的离开并没有导致席勒坐享渔利。人们不清楚具体情况，不知道是夏洛蒂太过矜持，始终不能决定，还是她的母亲明确拒绝了席勒对她女儿的追求。无论如何，席勒先回曼海姆暂过几周的决定——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计划的——的确受到了追求心上人时的种种挫折经历的影响。他想要在曼海姆探索自己的职业机遇，同时看一看空间上的距离是否会增加在鲍尔巴赫的爱情机遇。

现在先回曼海姆吧。席勒前往鲍尔巴赫的初衷是能有一段时间完全投身于创作。在《斐耶斯科》的惨败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长久地作为剧院写手、作为作家生存下去。他并没有排除重拾医生这个糊口的行当，回到他的“手艺”。而他的新剧《路易丝·米勒琳》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自我试炼。他想要测试一下自己在“催人泪下的”市民悲剧这一剧院需求量极大的新式体裁中的技巧。用施特莱歇尔的话说，他想要弄清“他是否也能屈尊下降到市民的领域”。[5]

在曼海姆的惨痛经历之后，席勒根本没有想过这部戏能在那儿上演。他将触手伸向了戈塔（Gotha）和魏玛，希望能在别处找到有意的出版人和剧团。但1784年初，他再次听到了曼海姆的“塞壬之声”[6]，“让他的神经如此兴奋，竟无法抵抗它的召唤”。[7]达尔贝格再度和他联系，友好地询问他的工作进展，问他最近是否又完成了一部新剧。达尔贝格之所以踏出这一步，是因为曼海姆剧院在这个冬天的演出季并不成功，剧院总监需要新的闪光点。而鉴于人们又从斯图加特听说席勒现在不必再担心公爵的追捕，于是小心谨慎的达尔贝格便又和席勒取得联系，也不必担心因此在宫廷圈子里出什么洋相。

席勒谨慎而自信地回复了达尔贝格的询问。他让达尔贝格明白，自己并不想再被当成傻子耍一次。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他描绘了新剧的几处特色。这些特点在他看来突出了新剧的质量，但可能会被剧院总监视为剧本的缺陷：“除了角色众多、情节曲折、讽刺过于自由，以及对贵族蠢货和恶霸的嘲弄之外，这部悲剧还有一个缺陷，即可笑与可悲、任性与惊吓的交替。”席勒在1783年4月3日致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

达尔贝格并未被吓退。他奉承作者，把信中提到的“缺点”称为“舞台美德”，请求他寄来为舞台修订好的剧本，但没有邀请席勒前往曼海姆。整个夏天，席勒都忙于为剧院改编《路易丝·米勒琳》，而当他完成时，莱因瓦尔德和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都向他推荐魏玛或柏林，作为他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但席勒却不顾二人的建议，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曼海姆的旅程，不是为了长住，而是到现场去谈他新剧的上演。

当他踏上旅途时，剧本已经完成了。人们无从得知，他究竟在这上面花费了多少时间。我们从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得知，席勒在多年之后是这样描述的：他在1782年6月末至7月中旬的14天禁闭惩罚中，构思了全剧的大纲，草拟了其中的若干场戏。在这两周时间里，他一定倍加觉得自己是公爵专横暴政的牺牲品，而这种感觉也恰好与全剧的理念相契合，因为该剧讲的同样也是君主的权力、腐败的官僚、任意的监禁和僵化的等级制度。不过，当时形成的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大纲梗概和场景草稿，因为这段时间他主要还是在创作《斐耶斯科》。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描述了席勒是如何在从曼海姆到法兰克福的徒步旅行中酝酿了《路易丝·米勒琳》的提纲。和被关禁闭一样，决定这一场景的也同样是遭公爵权力逼迫的窘境。

在他匿名躲藏的奥格斯海姆，席勒继续创作着这部剧。当他到达鲍尔巴赫时，他想要在两周内完成剧本。但工作时间不断延长，部分也是因为他开始被唐·卡洛斯的素材吸引；于是，《路易丝·米勒琳》被搁置了几个星期，直到达尔贝格的询问信寄到。

在公爵治下的糟心经历，在1782年夏的禁闭与1783年在鲍尔巴赫的夏天之间的那段时间还未淡去——毕竟，每当他又请求亨莉埃特再写一封捉迷藏的信，以便在斯图加特四处展示、洗脱他的嫌疑时，他就会想起这一切。至于等级偏见，席勒在对夏洛蒂至今无果的追求中，不断地积累起新的负面经验。同时，他还得继续面对贵族的傲慢和君主的专横，因此，这些相应的经历在新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毫不令人诧异了。但他们却并不决定这部戏真正的内涵，而只不过属于布景，属于总体的社会条件。

若是米尔福特夫人（Lady Milford）的侍女把公爵称颂为“整个国家里的第一美男子——第一有情人——第一智多星”[8]，而紧接着的宫廷内侍一场中，说得却是这个美男子、有情人和智多星把他的臣民当作士兵卖到美国；若是谈起公爵“让国内的清泉冲天直喷，弯成豪雨一样的拱形或者拿臣属的辛勤所得挥金如土”[9]，那当时的人们就会注意到其中对喜好奢华、一掷千金的卡尔·欧根的隐射。当米尔福特夫人说起她是如何制止情妇经济的病态泛滥，如何阻止公爵随意把农村少女和市民妇人拉来侍寝——“我往羔羊和猛虎中间一站”；当她高傲地谈起自己——“暴君纵情欢乐，在我的拥抱中瘫软如泥，我就从他手里取过缰绳”[10]，那么当时的世人便会想起霍恩海姆女爵，正是她成功地驯服了卡尔·欧根。还有那些阿谀奉承、残忍暴虐的宫廷群像，也让人想起符腾堡的真实模板。人们尤其清楚地记得那位遭人痛恨的宫中红人蒙马丁，他扳倒了同样遭人痛恨的里格上校。施特莱歇尔描绘道，此类隐射实在太过显眼，以至于席勒在剧本上演前还试图再做修改，让剧情背景和人物不至于被人一眼认出。但尽管如此，1792年斯图加特的宫廷圈子还是在抱怨某部上演的戏剧“过多地带着他们的痕迹”。[11]于是公爵对剧院总监发出警告，禁止该剧再度上演。不过，把贩卖人口钉上耻辱柱的宫廷内侍那一场戏，在席勒有生之年的大多数演出中总归是被整个儿删掉的。

席勒的剧本展现了社会政治的地方色彩——羞辱、控诉和揭露——但对公爵权力带有个人情感的愤恨却渐渐冷静了下来，因为有另外一些方面占据了前台。

在奥格斯海姆完善的剧本大纲，也考虑到了曼海姆剧院安排演出计划的政策，有些主要角色甚至是为那儿的演员量身定制的。为了照顾曼海姆观众的偏好，剧本的控诉姿态被换成了煽情的家庭剧形式。帝国男爵封·格明恩的剧本《德国的家庭父亲》（Der deutsche Hausvater）曾在曼海姆大获成功，而席勒也曾在致达尔贝格的一封信中专门称赞了此剧。当时淹没德国舞台的，正是以这部戏为模板的无数粗制滥造的类似作品。在格明恩的戏里，贵族家庭的孩子惹出的种种问题——名誉危机、赌债、诱拐市民阶级的少女、意外怀孕等——最后都通过父亲的智慧和孩子的信任得以解决。在这个室内剧场的幸福世界，虽然也存在等级冲突，也不乏贵族混蛋，但最终胜利的总是家庭的秩序和等级世界的公正。席勒从格明恩那里继承了若干情节动机和人物组合。和席勒一样，格明恩笔下的贵族父亲也有一个叫作费迪南的儿子。尽管他的父亲给他规定了从军的严酷道路，可这个费迪南却也有着柔软而热情的天性。另一个儿子则爱上了一位市民家庭的少女，而她的父亲也和席勒剧中的乐师米勒（Musikus Miller）一样，不愿意把他的闺女嫁给超越自身等级界限的贵族青年。但与格明恩之剧本的共同点却让二者的差异凸显得更加明显：《德国的家庭父亲》的尾声是皆大欢喜，而席勒的戏剧却以一场悲剧结束。

既然要参考家庭情感剧，那就可以选择一个比《德国的家庭父亲》更加伟大的榜样。十年之前，莱辛的《爱米丽亚·迦洛蒂》[12]征服了德国的舞台。这部划时代的剧作展现了一位王侯专横的罪行，他的淫欲不惧怕市民道德，最后甚至不惜暗中谋杀。这也是一部适合室内小剧场的戏：一个幸福而充满家庭气息的内部空间，竟被外来的贵族强力蹂躏破坏。为了挽救女儿的名誉，正直的父亲不得不在她被放浪的贵族诱拐之前，亲手把她杀死。莱辛在这里重拾的戏剧主题，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13]：品行端庄的年轻罗马姑娘维吉尼娅被她共和派的父亲亲手杀死，因为父亲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她免遭一个好色贵族的跟踪与骚扰。于是维吉尼娅的死便成为一场反对贵族飞扬跋扈的群众起义之契机。[14]不过，莱辛尽量避免了维吉尼娅这个母题中的共和与反叛倾向；他认为，英雄化地塑造一个被父亲以市民道德的纯洁要求之名而牺牲掉的女儿就够了。从此之后，赶在外部暴力强加于己之前先顺从地在自己身上实践这种暴力，竟成了一种英雄行为。女儿属于父亲的自我，当父亲杀死女儿时，他就牺牲了其自我的一部分：这种无节制的市民家庭道德很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当然只是在舞台上。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幻想着享受市民道德受虐狂似地战胜贵族的罪恶。从莱辛开始，批判贵族堕落与赞美市民道德的结合，就成了戏剧中的定式。

和格明恩的《德国的家庭父亲》一样，莱辛的《爱米丽亚·迦洛蒂》也引来了不少模仿者。莱辛笔下的奥多阿尔多·迦洛蒂（Odoardo Galotti）率领着长长一溜言辞激烈粗鄙但总体上值得尊敬的父亲形象——就像席勒的乐师米勒；奥多阿尔多的夫人，柔弱的克劳蒂亚（Claudia Galotti），则是许多头脑单纯的母亲的前辈，她们很想使自己的女儿能在更好的圈子中飞黄腾达——就像路易丝的母亲；激情似火的玛乌德（Marwood）和高傲的奥尔希娜（Orsina）则成了数不胜数的懂得权势又老于世故的女性的标杆，她们想要从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那里夺走一位摇摆不定的男士——就像席勒的米尔福特夫人。[15]

席勒从莱辛的《爱米丽亚·迦洛蒂》与格明恩的《德国的家庭父亲》这两部剧中都获得了灵感，但他却借此写出了特别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费迪南（Ferdinand），一个贵族青年，是一个小公国贪污腐败且罪行累累的首相之子。他爱上了一位市民阶级的少女，路易丝·米勒（Louise Miller），一位宫廷乐师的女儿。他爱她爱得正直而热烈。他不是玩弄感情的狡猾的诱惑者，而是被自身的情感所控制。路易丝也全身心地爱着，但她的爱更现实：她害怕无法冲破二人间等级的界限，而她的父亲也强化了这种担忧。于是她只能梦想在彼岸的真正结合。

爱情就说到这儿，现在来看阴谋。

首相想让他的儿子娶了被公爵抛弃的情妇米尔福特夫人，以便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于是和帮手乌尔姆（Wurm）一道试图破坏费迪南和路易丝的这段感情。他一开始来硬的，谎称路易丝是个骗子、一个风尘女子，因而要把她投入大牢。费迪南威胁要把自己父亲见不得人的过去全都抖搂出来，这才暂时阻止了这一切。但拆散费迪南和路易丝的第二次尝试竟成功了。乌尔姆的想法是，必须在费迪南心里激起对路易丝的怀疑，以便从内部破坏这段爱情。他们把路易丝的父亲掳作人质，胁迫她给一个廷臣写一封不存在的情书，然后再让这封情书落到费迪南的手里。根据乌尔姆的算计，嫉妒必会将二人拆散。但如意算盘却落了空。虽然他们成功地使爱情分裂，但其引起的链式反应却证明是不可控的。费迪南暴跳如雷。最终，他给自己和爱人都下了毒。在这一场悲剧后，首相和他的帮凶虽然被交给了世俗的法庭审判，但这不过是从表面上重建的秩序罢了。

“当然，首相大权在握，”费迪南在他尝试保护乐师一家免遭首相侵扰的那场戏中说道，“可是只有爱情才能上刀山、下火海。”[16]席勒的戏展现了一场残忍的爱情实验：这部剧试图发现，人们究竟能把爱情逼到多远，而此时的爱情又会陷入何种内在（不单单是外在）的矛盾。爱情所要面对的只是外在的阻力和障碍，还是说它也受到其自身、受到它对绝对之要求的威胁——这就是在揭开一种激情的内在结构时贯穿始终的疑问。席勒在这部剧中将自己关于爱的哲学送上了试验台。爱情的力量与无力才是真正的主题。问题不仅是一个腐败的世界是否会击碎爱情，而且同时也是：当爱情要求一种对他人的排他性占有，是否也促成了世界的腐败？

总之，费迪南深陷爱河。他不是诱惑者，而是被他自己的爱情所诱惑。他是如何爱的？爱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

就在首相毁灭性的登场前不久，费迪南自己曾用他那种豪迈的方式对路易丝说：“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拉开这两只手的瞬间，也就扯断了我和一切造物间的纽带。”[17]

对他而言，爱情就是最根本的形而上学原则，连接着他和一切造物。瞧，“存在巨链”又出现了。与所爱之人间的联系，使得整个存在巨链得以维持；若是它在这里断开，就会导致整条链的断裂。人不能爱整体，只能爱某个个体，但在这个个体中，人爱着的又是整体。如果对个体的爱遭到破坏，人们原本得以借之感受作为某种可以爱之物的整体所需的媒介，就一并消失了。不是说全体的爱汇入个体的爱，而是恰恰相反，对个体的爱扩展到了整体。不是整体承载爱，而是爱承载着整体；倘若它在单个人身上看走了眼，整体就会轰然倒塌。对个人的爱必须成为全部，爱才能将自身全体化。

费迪南要求的，就是二人互相成为对方的全部。

这就首先意味着：完全的透明。“我看透你的灵魂，”费迪南说，“就像看透这颗清泉般的宝石一样……没有什么想法能逃得过我这双眼睛，出现在这张脸庞上。”[18]他人不再是某种晦暗、阻碍或隐藏之物。他变得透明。不再有令人陌生的外在。爱之注意力的光芒不会因任何介质而转向或折射，它穿过外表，直接深入内心。两个人的内心就这样融为一体，或不如说：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就相互映照，没有横亘其中的外物的异化。这就是爱情，它是最伟大的沟通，让两个人一条心、一个灵魂，肝胆相照。

完全的透明，就如费迪南向路易丝所要求的那样，让他者身上令人不安的秘密消失殆尽。但爱情难道不也正是依赖于被爱之人的神秘与不可捉摸吗？当人们完全看穿一个人后，还能爱他吗？自然，人们可以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直到索然无味。但若是所爱的人不再带来任何惊喜，还算是爱情吗？至少费迪南为他的爱情要求那个彻底透明的“你”。但这样透明的“你”就不再是“你”，因为每一个“你”都意味着一个提出挑战的不同世界，人不可能与之毫无界限地合为一体。这种“合一”的要求消解了他人的现实性，将他与“我”等同，哪怕只是在我的体验中。这样或许能坚持一段时间，但过不了太久，他人就会因其不同，更加决绝地要求摆脱因“我”对“合一”的要求而给他强行套上的形象。于是就导致了那种在伟大的交融与激烈的敌视之间、在融为一体的热切与无止境的怀疑之间的循环往复。

早在这对情侣的第一场戏中，费迪南就起了疑心。路易丝提醒他，自己不过是市民出身。这让费迪南气不打一处来。她怎么能对这种庸俗而外在的东西顾虑重重？对于爱情来说，除了爱情，只有——爱情。“要是你对我一片真心，哪里还有时间去比高低呢？……可是你除了情意以外难道还另有掂量一番的心计吗？”[19]爱情之外不应再有任何生命的力量，这便是爱的绝对要求。在爱的魔力场域中，剩下的世界都应当消散，不可有任何掂量与比较，不可对其他物或其他人多望一眼，不可顾虑日常世界——人们毕竟借助爱情提升超越了这个世界。费迪南所梦想的爱情是自我完满的，因此没有世界：这种爱情不需要余下的世界。

当费迪南预感到已无法长久地保护他的爱情免遭父亲的阴谋暗算时，便试图说动路易丝与他一起逃亡。还有什么能让我们留在这里，他问她，难道我们拥有自己不就足够？只要带上我们的爱情，难道我们不能走到天涯海角？“你，路易丝，与我和爱情！——整个天地不就在这三而合一的乾坤里面吗？还是说你还要第四个？”[20]路易丝却用一个简单的问句来反驳爱的专制：“除了爱情之外，你就别无应尽的本分了吗？”[21]至少她还有别的责任。她有一位深爱着的父亲，若是她和费迪南远走高飞，首相的报复很可能就会落到她父亲的头上。自然，她爱费迪南超过一切，却不至于为了他而使“市民社会四分五裂”。[22]对于费迪南而言，爱情就是此世的彼岸，就是此世的无世界。然而对路易丝来说，对费迪南的爱虽然也很热烈深沉，可考虑到社会的阻挠，她只能在此世之外、在宗教的彼岸幻想这份爱情的真正实现。“今生今世我只好放弃他。”[23]

路易丝固守着传统与宗教中对此世与彼岸的区分，将爱情的实现置于那早已为人所熟知的彼岸；但费迪南的爱却是一种尝试，要在此世就实现彼岸：这便是他世俗化了的爱的宗教。这种“宗教”却和原来的宗教一样严酷、一样绝对：它绝不能容下另外的神明。正因如此，当路易丝顾及自己其他的责任，不愿一起远走时，费迪南便再度起了疑心：“毒蛇，你在撒谎！你是移情他处了。”[24]

于是人们发现，费迪南虽爱着路易丝，却不了解她；这种爱情觉得自己不必再劳心劳力地去了解对方、让对方做自己。路易丝身上有些东西与他格格不入，而正是这种东西立刻成了怀疑的源泉。这便是绝对的爱情要求所做的敌我辩证法。

阴谋家乌尔姆看穿了这种爱情的弱点，可以将之玩弄于股掌之间，并让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您要使他对那个姑娘产生疑心，”乌尔姆对首相说，“其实一丁点儿酵母便能把整团面粉发酵得不可收拾。”[25]

一封人们强迫路易丝给宫中弄臣、内廷总监封·卡尔普写的虚构情书将会成为那导致“不可收拾”的发酵的酵母。让所有心理学预期大跌眼镜的是，费迪南的疑心大增，以至于他竟没有看穿这场诡计。这个廷臣是个十足的可怜虫，倘若费迪南真了解他的路易丝的话，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瞬间相信此二人之间有什么情愫。正因为费迪南要求爱人间的完全坦诚，才会被盲目完全击中。他的爱情远远算不得什么上天的力量，只不过是真正掌权之人阴谋算计中的玩具罢了。他的爱情想要自足，却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在现实的灌木乱丛中，他和他的爱情再也无法理清头绪。

可是费迪南曾宣告：“只有爱情才能上刀山、下火海”[26]，而他也的确把自己和爱人逼上了绝路：先是要完全地占有她、与她一起超脱于平庸的现实之上，然后爱情又让他跌入谷底：既然他做不了她的天使，就要成为她的恶魔。怒不可遏的费迪南摆出一副要报复一个失败造物的架势。怀疑撕碎了他心中的存在巨链，现在他的眼中不再有万物的秩序，只有充斥着“大千世界的畸形作品”的深渊。路易丝心如死水，却依然平静。她如此评判费迪南爱情的僭越，认为这不过是假道他人的自恋：“他宁可攻讦上帝，也不愿承认自己操之过急。”[27]

而当路易丝的父亲阻止她轻生时，她对父亲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费迪南：“柔情逼人比暴君的怒火还要蛮不讲理。”[28]

在伊弗兰的建议下，这部剧的标题后来改成了《阴谋与爱情》。它当然是一部关于君主专断与等级偏见的戏剧，但更是一部批判爱情的专制与暴政的戏剧。

费迪南将会成为谋杀路易丝的凶手，尽管他曾在开篇热情洋溢地宣告过自己世俗化的爱情福音：“我的路易丝注定要倚在这条胳膊上欢度一生。当上苍重新得到你的时候，你一定比他当初让你来到人世的时候更加美丽，他一定会怀着惊异承认，是爱情将灵魂最后塑造成型。”[29]

但与他在爱情的高昂情绪中所设想的完全不同，费迪南在剧末真的会对爱人的灵魂下手。他不仅会与路易丝共赴黄泉，还在死前带着绝望的玩世不恭戏谑路易丝的父亲，仿佛是要用钱把他女儿买下来似的。席勒让这场戏落幕的方式，充满了残酷的讽刺。

费迪南并不属于自莱辛的《爱米丽亚·迦洛蒂》以降那些诱惑少女、声名败坏的贵族，他只是沉溺于自己爱情密教的痴情人。对他而言，两个灵魂交融在一起的那个瞬间，大可以将余下的世界付之一炬。但只要有任何东西阻挠灵魂的交融，他就会毁了自己身后连接世界的桥梁而成为凶手。这种阻碍可以是外在之物，比如一场阴谋、一种等级偏见、一个权力的命令。但它也可以是、更首先是他者的不同。如果爱情不仅仅是一场以自我为中心的痴迷，不仅仅是将他人作为镜子与契机的自恋，就必须将这种不同带入其中。

费迪南并不理解他爱的路易丝。但路易丝身上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她和费迪南一样，读了那些宣扬新式爱情福音的书。她对父亲说，自己“再也不能虔诚地祈祷了”。她因为对费迪南的爱情怠慢了上帝。可她紧接着说：“如果我对上帝杰作的喜爱使我忽视了他自己，不是一定也会使上帝高兴吗？”[30]

这就像从书里读来的格言：我们不是在教堂里，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敬爱上帝——父亲立马就起了疑心：“果然！这是目无上帝的读物带来的后果。”[31]费迪南却能明白，这话很合他的口味。但路易丝却不像费迪南一样，把爱的神学推广得如此之远。对她而言，还有市民与家庭义务的上帝。当费迪南要求成为她的一切时，路易丝的耳中听到了些许干扰的杂音。这一要求中藏着某种权威，她在费迪南的爱情专制中发现了贵族专制的痕迹。因此她才对费迪南说：“你的心属于你的门第。”[32]她不是要指责，只是提醒费迪南，他的想法是多么受制于他的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她又要如何相信一个在一切社会约束之外的爱情的世外桃源？她很相信死后那个古老而伟大的彼岸，但无法相信费迪南所梦想的新式的此世彼岸。她虽然能理解，但觉得这个此世彼岸美得太不真实。于是她一方面保留着传统的宗教虔诚，另一方面又很现实。“我的责任要我留下逆来顺受”，她说，而费迪南却怒不可遏地回答道：“冰冷的责任取代了火热的爱情！”[33]

自然，小市民的规范的确束缚着路易丝，她限制了自己的生命——但她的心灵和想法却绝不会因此而冷冰冰。她或许有些畏惧，但她害怕失去根基，害怕成为漂萍，这难道就毫无道理吗？若是她跟了费迪南，就不得不与她迄今为止生命中的一切割断联系；她将会任由费迪南的暴力摆布，即便这是爱的暴力。但她已经明白：这种爱也可以傲慢无礼，也可以如暴君般专横跋扈。

路易丝谈论的不是自由，而是她的责任。看上去就好像费迪南要把她从约束中拯救出来似的。他不单单是作为热烈的爱人，更是作为解放者出现在路易丝面前。然而费迪南的内心却并不自由。他虽然反抗父亲、抵制他的计划，并在这个意义上与他的出身决裂，但怀疑的复仇女神却始终紧咬他不放。他不是自己行动的主人，而是爱之专制的牺牲品，早已走火入魔，毫无自由，所以才会任凭其他那些懂得他的疑心的势力摆布。他就是后来黑格尔所称的那种“抽象性格”。[34]与他相比，路易丝则更加具象，但也因此更加局限。这种局限性当然也是她的问题。超越门第界限去体验她的爱情，的确困难重重，但路易丝不仅是在面对这种困难时想得很现实，她还缺乏不顾一切的激情和勇气。她还没有不理智到要和费迪南私奔的地步。费迪南提出，带上她的父亲一起逃亡。可她却担心这样一来，首相的诅咒就会落到他们头上，爱情的结合得不到祝福。她说，他们会像“幽灵”一样被人“从一个大海追赶到另一个大海”。[35]路易丝的现实主义，也包括她对自己牢牢扎根于一个“普遍之下永恒不变的秩序”的感受；[36]若是一场爱情会让她陷入与这一秩序的矛盾，甚至导致秩序在她心中瓦解，那么这场爱情便是在剥夺她内心的每一丝自由，也在剥夺她爱的能力。她的拒绝并不只是屈服于外在的责任，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人格。她也因此感受到自己正被另一种力量召唤：不是一走了之的力量，而是为了她自己而选择留下与放弃的力量。“若是只有越界才能把你留在我身边，那么我总还是有失去你的力量。”[37]

首相的秘书乌尔姆曾让路易丝发誓，绝不能透露伪造情书的诡计。即便是对恶人许下的诺言，她竟也觉得自己应受之约束。这是因为在上帝面前做的每个承诺都约束着她，不论承诺的对象究竟是谁。她也因此不能自由地在起了疑心的费迪南面前揭露这场阴谋的真相。严苛的道德感让她不得不屈服于男人们的阴谋诡计。秘书乌尔姆对此一清二楚。当首相反驳说强迫的誓言结不出什么果子时，乌尔姆回答道：“大人！我们的誓言什么用也没有，可这一类人的誓言却价值连城。”[38]

“这一类人”正是臣民，而路易丝同样属于其中。席勒就是这样描绘她的，当然，也带上了一切能引起人们对她同情的特征。

在这部剧中，没有一个角色是自主或自由的。《阴谋与爱情》的世界就像一部社会机器，激情与思想仿佛齿轮般紧紧咬合；由它们所推动的社会命运的机械装置，导致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果。席勒将这一社会过程搬上了舞台，诸多角色在其中发挥作用，可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能有意识地掌舵全局。

对这台机器把控得最熟练的是秘书乌尔姆，他是邪恶的化身。不过他也未能得偿所愿，即便用了各种压迫的手段也无法赢得路易丝，到头来还是落入法网。但他却像弹奏钢琴一般，娴熟地玩弄他人的弱点，懂得以此控制旁人，将之作为工具为己所用。乌尔姆清楚地知道如何对待那些人物才是操纵他们的最好办法。他的统治艺术关涉的是人类心中种种不自由的方面，他对这些不自由如何运作早已了如指掌。他意识到相对于费迪南，路易丝与她的父亲更加亲密，而她也绝不会背弃自己的誓言。他发现费迪南的爱情专制很容易受到怀疑的攻击，还发现费迪南不是个贵族登徒子，而是在爱情中像市民阶级一样要求纯洁，即要求所爱的姑娘珍惜声誉、未受玷污。所以只要给那个姑娘泼点脏水，就能搞定费迪南。他也能向父亲建议该如何对待儿子。他对首相说，像费迪南那样的性格，“永远不能把他视为心腹，也永远不能使他成为敌人”。[39]但既然现在首相已把他儿子牵扯进自己这桩阴暗的密谋中来了，就别无选择，必须防止费迪南与自己为敌。若是首相摆出父亲的架势，乌尔姆说，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他必须得换一种策略。乌尔姆建议他结合父亲的温柔与宫廷的权谋。通过这种手段，首相也曾短暂地在他儿子身上获得了成功。

也就是说，全剧的反派正是乌尔姆这个卑鄙小人。他是操控社会机器的大师，熟知整个齿轮传动的结构，更知道应该给哪儿上点润滑油。

在悲剧降临的最后一幕，每个人都试图推卸自己的罪责。费迪南不愿成为唯一的凶手，所以指控他的父亲——首相。首相则把责任推给了乌尔姆。但在最后的瞬间，乌尔姆却展现出E. T. A.霍夫曼[40]之后所创造的真正恶魔的形象。

整部剧就这样作为对由爱情串联起的存在巨链的悲剧戏仿而落幕。所有人都在罪责的关系网中相互联结，而最后一环则是乌尔姆。他“恶毒地”放声大笑：“我要把重重黑幕抖搂出来，听到的人们都会起鸡皮疙瘩。”[41]于是在这座象征世界的舞台上便清晰地展露出：这个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充满着不详，而爱情则是权力游戏中的玩物。

席勒正是把这样一部剧作装入行囊，于1783年7月27日抵达了曼海姆。

[1] MA Ⅰ，S. 117.

[2] MA Ⅰ，S. 732. 语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第四幕第十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366页。

[3] Zit. n. Berger 1924，Bd. Ⅰ，S. 317.

[4] 尼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缩写VOC），是17世纪初尼德兰商人为了开拓东南亚与南亚市场而成立的垄断组织，由尼德兰政府背书并授予特权，在从事商贸之外进行殖民活动。主要港口为以尼德兰的拉丁语名命名的“巴塔维亚”（Batavia）城，即今天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首都雅加达（Jakarta）。锡兰（Ceylon）即今天的斯里兰卡（Sri Lanka），爪哇（Java）则是印度尼西亚四岛之一。

[5] Streicher 1959，S. 70.

[6] 塞壬（Sirene）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鸟的女妖，通过其动人的歌声迷惑过往的船夫，使船倾覆，船夫丧命，与德国传说中的罗蕾莱（Loreley）类似。后世用“塞壬的歌声”（Die Stimme der Sirenen）形容危险的诱惑。荷马在其名著《奥德赛》第十二卷中就描述了塞壬的歌声：“你首先将会见到塞壬们，她们迷惑/所有来到她们那里的过往行人。”参见〔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220页。

[7] Streicher 1959，S. 177.

[8] MA Ⅰ，S. 778.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37页。

[9] MA Ⅰ，S. 778.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38页。

[10] MA Ⅰ，S. 787.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51页。

[11] Klug 1988，S. 1351.

[12] 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Gottholf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典范，不仅是杰出的剧作家、剧评家，更是启蒙主义美学的理论家，创作了不少寓言来宣传启蒙主义思想。其代表作包括讨论艺术体裁的《拉奥孔，或曰画与诗的界限》（Laokoon，oder über die Grenzen der Malerei und Poesie，1766）、提出18世纪最重要的戏剧美学概念之一“同情”（Mitleid）的《汉堡剧评》（Hamburgische Dramaturgie，1767～1769）、开创“市民悲剧”（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这一体裁的《萨拉·桑普森小姐》（Miß Sara Sampson，1755）、批判战争与僵化荣誉观的喜剧《明娜·封·巴尔海姆，或军人之福》（Minna von Barnhelm oder das Soldatenglück，1767），以及其最著名的两部戏剧：批判荒淫的贵族统治与独断的家长制的市民悲剧《爱米丽亚·迦洛蒂》（Emilia Galotti，1772），以及宣扬宗教宽容理念的戏剧诗（Dramatisches Gedicht）《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1779）。

[13]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约前59-17），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巨制《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14] 李维在《罗马史》第三卷中记叙了约发生于公元前448年的维吉尼娅（Verginia）的故事。时任罗马最高立法机构“十人委员会”（Decemviri）——即于公元前450年颁布《十二铜表法》（lex duodecim tabularum）的机构——成员之一的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克拉苏斯（Appius Claudius Crassus）试图霸占年轻貌美的维吉尼娅；其父卢修斯·维吉尼乌斯（Lucius Verginius）为了保护爱女荣誉，只能狠心将她刺死；罗马民众得知后，出于对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克拉苏斯的愤怒，起义推翻了十人委员会的统治，重新建立了共和国。

[15] 奥多阿尔多·迦洛蒂、克劳蒂亚·迦洛蒂和奥尔希娜均是《爱米丽亚·迦洛蒂》一剧中的角色；而玛乌德则是《萨拉·桑普森小姐》剧中的人物。

[16] MA Ⅰ，S. 793.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61页，有改动。

[17] MA Ⅰ，S. 793.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61页，有改动。

[18] MA Ⅰ，S. 766.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20页，有改动。

[19] MA Ⅰ，S. 766.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20页。

[20] MA Ⅰ，S. 807f.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4页，有改动。

[21] MA Ⅰ，S. 808.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5页，有改动。

[22] MA Ⅰ，S. 80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有改动。

[23] MA Ⅰ，S. 765.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18页。

[24] MA Ⅰ，S. 810.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7页。

[25] MA Ⅰ，S. 800.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已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73页。

[26] MA Ⅰ，S. 793.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61页，有改动。

[27] MA Ⅰ，S. 853.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五幕第七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551页，有改动。

[28] MA Ⅰ，S. 83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五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531页，有改动。

[29] MA Ⅰ，S. 767.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22页，有改动。

[30] MA Ⅰ，S. 764.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16页，有改动。

[31] MA Ⅰ，S. 764.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16页，有改动。

[32] MA Ⅰ，S. 80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有改动。

[33] MA Ⅰ，S. 810.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一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7页，有改动。

[34] 原书作者并未给出黑格尔原文的来源；这里可能是化用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第三章《艺术美，或理想》（Das Kunstschöne oder das Ideal）关于人物性格（“Der Charakter”）这一节中论述性格需具有“丰富性”这一特点时所举的反例：“如果人物性格没有见出这样的完满性和主体性，而只是抽象的，任某一种情欲去支配的（abstrakt，nur einer Leidenschaft preisgegeben），它就会显得不是什么性格，或是乖戾反常，软弱无力的性格。”参见〔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377～378页。

[35] MA Ⅰ，S. 808.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席勒在这里化用了传说中永世不得安生的幽灵船“飞翔的荷兰人”（Der fliegende Holländer）的传说。

[36] MA Ⅰ，S. 80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

[37] MA Ⅰ，S. 80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86页。

[38] MA Ⅰ，S. 802.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73页，有改动。

[39] MA Ⅰ，S. 799. 语出《阴谋与爱情》第三幕第一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70页。

[40] 恩斯特·特奥多尔·阿玛德乌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德国浪漫派小说家，著有《金罐》（Der goldene Topf，1814）、《胡桃夹子与老鼠王》（Nußknacker und Mäuserkönig，1816）、《斯居德里小姐》（Fräulein Scuderi，1819）等中短篇小说及童话。霍夫曼偏爱“双影人”（Doppelgänger）母题，在小说中故意混淆现实与魔幻之间的界限，并着力构造阴森可怖的氛围，故也被视为“黑暗浪漫主义”（Schwarze Romantik）的典型代表。

[41] MA Ⅰ，S. 858. 语出《阴谋与爱情》末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559页。

第十章

回到曼海姆——剧院里的阴谋——政治上可疑——辞退——被辞退的剧院作家争取舞台的审判权——“喜欢夸张的不幸倾向”——债台高筑——莱比锡来信——伟大友谊的预感——夏洛蒂·封·卡尔普

奇怪的是，席勒并没有把自己回到曼海姆的事告诉他的好友施特莱歇尔。当施特莱歇尔再次拜访迈尔家时，吃惊地看到席勒也在场。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在他面前这个表情活泼、气色极好的人，竟然真的是人们以为尚远在千里之外的席勒”。[1]

剧院总监达尔贝格又一次不在曼海姆。彼时，他正在荷兰，直到两周之后的1783年8月10日才重新回到曼海姆。席勒在剧院见到了他，受到了他极为热情的欢迎。显然，达尔贝格是要让席勒忘掉之前不愉快的回忆。第二天，他就表达了希望席勒长留曼海姆的愿望，并且向席勒承诺要上演他的《斐耶斯科》。8月13日，达尔贝格举办了盛大的聚会，试排《路易丝·米勒琳》。剧作反响不错，人们对作者说，这部戏将会产生“宏大的效果”。众人称赞戏剧情节的交织、主角之间的多次直接交锋，以及立体的形象；他们说，这部剧激起了恐惧与同情。

席勒本可以心满意足，但他却仍有所怀疑，因为他现在已经看清了达尔贝格。“此人火热得很，”他在1783年8月11日或12日给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信中写道，“但可惜这只是火药，一点就着，一吹就散。”

亨莉埃特也建议他要谨慎，所以席勒在给她的信中保证：“世上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束缚住我。”但为了向她暗示，对他而言另有更重要的儿女情长的纽带，席勒请求亨莉埃特转告她的女儿夏洛蒂：“给她的信，我已经开了头，却又撕了个粉碎，因为我没办法给她写一封冷冰冰的信，而那位公务员夫人（夏洛蒂就寄宿在她家中）又不想看见任何热情洋溢的书信。”

没过多久，亨莉埃特就从鲍尔巴赫来信说，文克尔曼先生又会来拜访沃尔措根一家并小住一段时间。这对准备接受达尔贝格提议的席勒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从9月1日开始，席勒将作为剧院诗人工作一年，职责是写出三部能够上演的戏剧，包括《斐耶斯科》《路易丝·米勒琳》以及一部新戏。他一年的酬劳是300古尔登，外加每演一场戏的门票收入。他还得参加剧院委员会的工作，也就是说，评审其他剧本并共同敲定演出计划。作为回报，他被允许在曼海姆之外的地方度过炎热的夏季。“请您和我一起感谢上帝，”他在1783年9月11日至12日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在这里给我开辟了一条出路，通过改善我的处境将我拽出了债台高筑的困境，让我得以继续做个诚信的人。”

随着他决定留在曼海姆，席勒可能也停止了对夏洛蒂的追求。在一封信的附言中，他请求亨莉埃特向她女儿确保他“永远的友谊”，并且加上了这一句苦涩而讽刺的评论：“文克尔曼现在大概就在您身边，却没有人想起远在天边的可怜人S。”他虽然会在1784年6月再次写信给亨莉埃特，诉说他多么希望能找到一个“懂我心意”的姑娘，又是多么梦想成为她的女婿，但几天之后，他便将这个愿望称为“愚蠢的期望”和“傻瓜的念头”。这段单相思就这样翻了篇。

在索里图德的父母家中却是一片欢腾，因为游子终于回到了家乡近旁，并且显然前途一片光明。但父亲还是有些担心。他虽然称赞儿子的剧作，在信中写道，若是在英国，席勒将会拥有“梦幻般的幸运”，但在德国却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逃出某个王侯的追捕”。[2]席勒尝试去安抚他，想把现在让自己意气风发的那种乐观情绪也传递给父亲。在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席勒写道，他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将在未来10个月内尘埃落定。他将会把剧本改编得适合舞台演出，也预感它们将会大获成功；他将会完成他的《唐·卡洛斯》，期望能以此剧一举胜过自己先前的所有作品。他心情愉悦，幻想着要把曼海姆打造成德意志戏剧的重镇。在鲍尔巴赫的孤寂中，他显然收获了信心。

眼下，他感到自由而不受拘束。有一天，一个游历至此的共济会成员特意前来拜访并告诉席勒，在多份共济会成员的名单中都已经有他的名字；听了这话，席勒很受用。他将之视为一种赞美，虽然他很可能没有加入共济会社团。而人们对他青眼有加，也让他心中洋溢着满足感，因为这说明人们把他算进了当地精英的行列。

现在他才真正认识了剧院的运作与曼海姆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生活。在这座先前的都城中，有些东西让他想到了路德维希堡。1722年，挥霍无度而又笃信天主教的卡尔·菲利普大公出于对海德堡（Heidelberg）新教徒的愤怒，将他奢华的宫廷从海德堡城堡搬到了曼海姆。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战争中本已衰败的小城，被重建得极为华丽。在卡尔·菲利普的继任者卡尔·特奥多尔治下，雄伟的都城城堡便成了统治整座城市的中心：南北向的街道在此会合，其他的街道则有规律地排成了四方形。在重要的交会点，一座座宏伟的新建筑拔地而起，包括一座耶稣会教堂、一个商场与一个军械库。还有数不胜数的艺术与博物收藏、一座绘画与雕塑学院、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众多自然标本博物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古典之屋”[3]——展出了当时最著名的古希腊罗马雕塑的石膏浇铸件。所有人都来这里朝圣：歌德、莱辛、海因瑟[4]、施莱格尔兄弟、温克尔曼[5]和克洛卜施托克。这里才是18世纪末对古典世界的新热情的真正诞生之处。席勒关于古典艺术的第一篇文章，《一位丹麦旅人的信札》[6]，正是将古典之屋作为故事的发生地。

当席勒在曼海姆逗留时，这座城市早已摆脱了小城市的阴影。卡尔·特奥多尔命人建造了一座专门上演意大利歌剧和法国喜剧的奢华建筑。当时，宫廷的文化与品位还是法式的，而上层市民阶级也依样画起了葫芦。1773年，舒巴特还评论说，人们“既可以将曼海姆当作法国人的殖民地，又可以把它当成德国乡下人的地盘”。[7]但现在，情况却有了变化。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德国的文化自信也传到了曼海姆。在此过程中，席勒的赞助人与出版商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可谓居功至伟。这个积极活跃也见过世面的人致力于维护德语，出版《黑板》（Schreibtafel）杂志，资助德语戏剧——正是他把《强盗》带到了曼海姆——更在家中办了一个“知识外商处”，专门摆放国内外的书报杂志。而建立普法尔茨选帝领“德意志协会”[8]同样也是为了促进德国文化。这个组织半是科学院，半是名人汇，专门致力于保护语言和文化；当席勒1784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时，他足以为此感到荣幸。

在曼海姆的文化史上，1778年9月1日是一个重要的日期。为了“增添城市与市民阶层的精神食粮”（这是选帝侯官方文件的原话），曼海姆“民族剧院”就在这一天揭幕，达尔贝格男爵出任剧院总监。他将德国当时最著名的演员都请到了曼海姆：伊弗兰、贝克[9]、拜尔[10]。在席勒刚开始工作的头几个月，他曾多次称赞曼海姆剧院是当时全德国最好的剧院。但当他不得不经历几次和演员、观众及演出安排的不愉快后，席勒收回了他的评价。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剧场依旧声名斐然，若是一位剧作家能在这里上演他的作品，是很可以骄傲一番的。

达尔贝格用启蒙改良主义的精神来管理剧院。他公开宣布，自己工作的目标是改善品位、使道德高尚并培养理智。他要让剧院受人尊敬，认为应避免宫廷的淫欲和市民的粗鄙。在剧院总监的领导下，剧院委员会讨论并选出适合上演的戏剧。让演员们倍感折磨的是，人们还开设研讨课，讨论诸如“何谓舞台上的真正自然？”，“何谓舞台上的得体？”，“法国悲苦剧是否能在德国舞台上为人喜爱，又应如何排演？”等问题。

日后，席勒将会在自己的戏剧理论著作中，继承这种受戈特舍德[11]影响的曼海姆传统。自打戏剧表演从漫游剧团那种如赶大集般千奇百怪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后，到处都有戏剧哲学家和剧场立法者出来活动。达尔贝格的专长是反对自然主义的僭越。比方说，当演员博克（Böck）为了表演受了伤的伊阿古[12]，竟要拿真血抹在肚皮上的时候，达尔贝格就插手其中：他要在舞台上杜绝此类“悲剧里的滑稽戏”。“得体”问题始终挂在他的心头。放肆不羁、蔑视传统的天才，在他眼中都很可疑。他之所以接纳了席勒的《强盗》，还得归功于他巧妙地估计到了这部戏可能引发的轰动与让人眼花缭乱的效果。但这部戏并不是他的心头肉。相比起张狂，达尔贝格总是偏爱井井有条的搭配，这也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他首先不是个商人，而是一个热衷于剧院的贵族。他虽然很注意剧院的收支平衡，却可以为了戏台，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7000古尔登。他允许自己为喜好小小破费，甚至敢于做些戏剧实验，即便它们不合自己的口味。对他而言，席勒就是这样一场实验；他之所以愿意一试，就是因为觉察到此人日后必成大器。

现在，席勒的兜里揣着合同，浑身充满干劲。1783年8月31日，《强盗》在座无虚席的剧院中上演，以向他致敬。但第二天，他就被“低烧”击倒——这是当时人们对疟疾的称呼。这是因为1783年那个夏天异常炎热，环绕整座城市的护城河中充斥着淤泥和污水，酷暑导致空气污浊，才引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当席勒也感染上疟疾的时候，城中20万居民中已几乎有三分之一病倒了。

席勒是自己的医生。他给自己开了一副让人畏惧的药方：用过量的金鸡纳对抗高烧，严格控制饮食，几乎把胃给毁了。直到10月底，席勒一直拿自己的病灶做实验，没有活力，无精打采，很是抑郁。

到了11月，他再次拿起《斐耶斯科》，想要将之改编得适合舞台演出，于是又一次因为结尾想破了脑袋。到最后，他还是给了全剧一个乐观的转折。斐耶斯科放弃了公爵头衔，与凡里纳握手言和，莱奥诺蕾仍在人世，甚至连贝塔与尤丽亚的情节都有明显的缓和。这部剧更讨人喜欢了：显然，12月阴冷潮湿的日子要求晴朗与敞亮。达尔贝格也再三提醒他，一定要考虑观众的口味。

而几段小小的暧昧也有助于让日子变得明亮。首先是和女演员卡塔琳娜·鲍曼（Katharina Baumann）。在斯图加特甚至有传言说二人马上就要成婚。谣言甚至传到了父亲耳中：他质问儿子，儿子则把此事说得无足轻重。但他对另一位女演员卡洛琳娜·齐格勒（Karoline Ziegler）的倾慕则更加认真。这个芳龄十八、家境殷实的金发少女，不顾父母的反对加入了剧院。相比起她的才华，席勒更敬佩她的勇气。但她应该对席勒的爱意少有回应，因为她在1784年与演员贝克结了婚。对卡洛琳娜的父母而言，这桩婚事就把丑闻推向了顶峰。因为贝克不单是个演员，还是个新教徒。严守天主教戒律的一家人暴跳如雷，而神父们则从旁煽风点火。席勒很关注这一系列事情，因为卡洛琳娜与贝克不得不忍受的种种敌意与阻挠，让他想到了自己剧中路易丝与费迪南所要经历的内心斗争。

在《阴谋与爱情》1784年4月15日于曼海姆的首演中，卡洛琳娜饰演路易丝一角。她最擅长饰演温柔却要承受痛苦的富于美德的角色。她懂得展现出充满灵魂的和谐，不仅是在舞台上，更在家中；在这儿，安静的她就是社交生活的中心。席勒常去她家做客，剧院的其他成员也乐意经常过来串门。有时候别的客人都走了，只留下席勒一个人还在那儿。卡洛琳娜准备好葡萄酒与咖啡，而诗人则泼墨挥毫，写了一整个晚上，直到晨光熹微。她偶尔发现席勒就在扶手椅上睡着了。有一次她问席勒，这样不停地写一整晚，想法会不会用完。“可不嘛，”席勒带着浓重的施瓦本口音回答说，“但您瞧，要是想法用完了，我就画几匹小马。”在他的手稿中还真有几页，潦草地画满了小马驹和小人儿。若是席勒的文字中有几处让卡洛琳娜不太满意，她就开玩笑似地问席勒：“您这儿大概画了小马吧？”[13]但她无法一直问下去，因为这个年轻的姑娘于1784年7月便不幸早逝，让留在世间的丈夫贝克悲痛欲绝。席勒与贝克一直保持着友谊，即便他后来对演员“这类容易激动的人”评价并不高。回首往事，贝克把他和席勒共同度过的岁月称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783年末，《斐耶斯科》终于改编到能上舞台的程度了。由于作家显然因为剧本而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收尾，在演员中间已经有人开始嘲讽他了。当《斐耶斯科》于1784年1月11日首演时，曼海姆剧院的气氛相当压抑。因为莱茵河结冰造成的巨大损失，曼海姆人根本没有进剧院消遣的心情，所以台下的观众寥寥无几。同时，这部戏对于当地的戏剧品位而言也太过政治化。席勒在之后给莱因瓦尔德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曼海姆观众的反应：“观众根本不懂斐耶斯科。共和的自由在这个国家就是个没有意义的回声，一个空洞的名字罢了——在普法尔茨人的血管中流淌的不是罗马的血液。”（1784年5月5日）没过多久，《斐耶斯科》便在法兰克福与柏林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政治上已经觉醒的观众群体，自然会喜欢一部关于密谋、颠覆和保卫共和自由的戏剧。

曼海姆的人们期待着《强盗》的作者再写出的是一部配乐独白剧式的震撼，而不是冷冰冰的阴谋、政治倾轧或共和主义激情。上演两次之后，《斐耶斯科》就被排除出了演出计划，而达尔贝格也在剧院委员会中发泄了他的尖锐批评。他宣称，这部剧太长，语言太激动，主题太牵强。他也让人明白，自己对作者拖拖拉拉的工作方式非常不满。这就促使席勒立刻开始着手改编舞台版的《路易丝·米勒琳》。

和《斐耶斯科》不同，这一次的结尾就没有那么多反复。改编工作很顺利。伊弗兰提议把题目改成《阴谋与爱情》，席勒不仅接受了建议，作为回报，还给伊弗兰的新剧起了个夺人眼球的名字：《沽名钓誉的犯罪》。[14]

伊弗兰的戏也是一部市民悲剧，先于席勒的戏登台，一上演便在观众当中大获成功。这部戏很讨巧，没有什么政治上碍眼的内容，人物角色也都性情温和。席勒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剧在和伊弗兰的直接竞争中败下阵来，在曼海姆观众中取得的效果恐怕要差得多。但《阴谋与爱情》4月15日在曼海姆的第一次上演（两天前全剧已在法兰克福首演）就取得了巨大成功：每一幕结束后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全剧终了，席勒从他的包厢中站起身来，向观众鞠躬致意。

然而，尽管成功首演，这部戏在当年只加演了一次。席勒和演员们的不睦在排练时就已经初露苗头，现在更显出影响。有一次，席勒大声地对拜尔饰演乐师米勒时的那股粗俗气表示非常不满，感到受了侮辱的演员则在一场戏中把下场太快的米勒太太给叫了回来，并且说：“按照作者的指示，我还得在您屁股上狠狠踢一脚。”[15]同样让席勒火冒三丈的还有演员们背诵台词时的漫不经心：他们毫无顾忌地删减、即兴发挥、说些陈词滥调。可演员们却不吃席勒这一套，反而抱怨剧本太矫情、太做作，就算诚心诚意地花大力气也背不下来。他们说，和作家合作实在太难，他总是太把自己的作品当回事，不懂作品为演员服务而不是演员为作品服务的道理。

于是在演员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反对席勒的小团体。既是演员又是作者的伊弗兰也站在演员这边，在剧院总监面前说席勒的不是，指责他对演员要求过高，忘了他们每晚都要登台，因此无法按单独一个作家的心情去表演。“必须照顾到演员的体力，”伊弗兰在给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我不是在夸张，但如果要在一场狂欢节中饰演弗朗茨·莫尔和凡里纳，我不可能不彻底告别我的健康或者作为艺术家的感觉。”[16]

演员们认为席勒的举动简直是蹬鼻子上脸。所有人的不满终于在1784年夏天找到了发泄口。人们趁着剧院总监与席勒不在曼海姆的大好机会，于8月3日上演了一出由高特[17]创作的两幕滑稽剧《黑人》。这部剧当中有个丑角叫卜丁化[18]，也是个可怜的剧院诗人。这个填不饱肚子的家伙倒是很懂得骂人和赊账，却写不完他的剧本草稿。最主要的是，他从来找不到合适的结尾。“这第五幕啊，”他高喊道，“你这该死的第五幕！你是我那些不幸遭了海难的同事的悬崖峭壁，难道我竟也要栽在你的手里？——我的面前有两条路。要么让阴谋大白于天下——皇帝战胜了自己——逆贼得到宽恕……不成！这么着就和另外20部剧太相似了。我可不偷不抢。我是原创。我得让美德失败。越不道德，就越恐怖。”[19]

这本应是一段针对“狂飙突进”（Sturm-und-Drang）时期那些“强力天才”（Kraft-Genie）的讽刺，可是人们却添油加醋，明摆着要针对席勒。谁都知道他处理起自己剧本的结尾来有多挣扎。排演《强盗》与《斐耶斯科》这两部戏时，演员们曾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在上演的这出滑稽戏中，还有其他影射席勒的地方；而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发现这段讽刺究竟针对的是谁，伊弗兰在饰演卜丁化一角的时候，还刻意模仿席勒的动作、手势和姿态。

曼海姆剧院就这样嘲弄着在这儿有个固定职位的剧场作家。整个阴谋的幕后黑手伊弗兰在不久后给达尔贝格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后悔：“我们从来就不该去演（《黑人》）那出戏，出于对席勒的尊重就更不该了。我们在观众眼皮底下（他们本来就不能完全理解席勒）冲着他丢了第一块石头……于是席勒不再‘永不出错’，不再如伟人般不可侵犯。他现在又该如何带着他的作品出现在台前？”[20]

伊弗兰的悔意不过是装装样子，只不过是为了铺垫他给达尔贝格的建议：在下个演出季完全放弃席勒的剧本。

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夏天，还有续签席勒合同的问题。合同8月就要到期，单是出于经济原因，席勒肯定希望能续约。他原本期待着达尔贝格主动提出再给他一个职位，但他也清楚，自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满足别人对他的期望。这一年的成果并不乐观。因为疾病，席勒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应当交出的三部剧作中，只有两部被搬上了舞台：《斐耶斯科》没能成功，《阴谋与爱情》没能延续首演的成功；第三部剧《唐·卡洛斯》的完工还遥遥无期；他和演员关系紧张，在后者面前，作家丢了不少颜面。席勒觉得自己得主动出击才行。于是，他在7月向达尔贝格提交了一份《曼海姆剧评》的撰写计划，给的理由也很讨好剧院总监：莱辛的《汉堡剧评》所开启的工作，只有在曼海姆才能继续完成。可是达尔贝格不仅无动于衷，还通过剧院医生、宫廷顾问迈伊（Mai）向席勒建议，还是转回医学为好。席勒一开始还没听明白，其实这个建议就意味着解除他在剧院的职务。他还以为，如果他在剧院工作之外要完善自己的医学训练，达尔贝格就会间接地支持他。席勒以为，达尔贝格虽然还想把他留在剧院，但建议他通过行医来确保额外的收入。在危机四伏的那几周，这也正是席勒眼中所看到的出路。因此他才在拜访过宫廷顾问迈伊之后，于1784年6月末给达尔贝格写道：“大人，您昨日让宫廷顾问迈伊对我说的那番话，再次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您这样一位杰出男性最温暖、最真挚的敬仰，因为您是如此宽宏地关注我的命运。即便回归我的主专业早已不是我内心中的唯一愿望，但单是您高贵灵魂如此之美的举动，就要求我必须不加思考地服从。然而我的内心也早已在吸引我往那里去；我并不是在杞人忧天，而是真的担心了很久，如果诗艺竟成了我的饭碗，我对它的热情之火早晚就会熄灭，但反过来，一旦我只是把诗艺当作消遣、只把最纯洁的瞬间奉献给它，它就必然又会对我产生新的刺激。只有那时，我才能带着全部的力量，怀着永远活跃的热忱做个诗人——只有那时，我才能期望这一生中都延续着对于艺术的激情与能力。请您评价看看，我是多么欢迎您使的这个眼色，允许我在您面前吐露心扉！”

他请求达尔贝格给他些经济资助。他希望能再次到海德堡学习一年医学，通过一场整个世界都承认的博士考试，然后再回到曼海姆，扎根做个医生，并作为作家为剧院出一分力。他请求达尔贝格能为这一年的学业给他一份奖学金。

但达尔贝格可不愿给他什么钱，只想把他一脚踢开。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警告过他的好友，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达尔贝格身上，别给他写信，别向他袒露自己的困境，因为人们只能收到一份“打着官腔、推三阻四的回复”。在施特莱歇尔看来，当别人需要帮助时，此人总是抽身而去。可惜席勒并没有听朋友的劝。“他那高贵而纯洁的心，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评价他人。”施特莱歇尔说。[21]

当席勒还在期盼着回复时，人们在幕后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达尔贝格并不想和席勒做赔钱的买卖；席勒并没有证明自己是吸引票房的磁石。《强盗》一开始的成功或许给人以过高的期待。演员们也对驻场作家百般抱怨。达尔贝格需要的，是一个笔头极快，而且一写就能有舞台效果的作家；他很可以期待，终于找到了三年写成三部热门大戏的伊弗兰这样一位写手。而达尔贝格愿意倾听的那些戏剧圈内人，早已在他的耳边讲了不少对席勒的怨言。弗里德里希·威廉·高特这个来自戈塔的流行剧作家，曾给达尔贝格写信说，他会“在‘恐怖’这个门类中”给席勒的戏剧颁个大奖；他生怕收信人没读懂这个提议的讽刺之处，还特意加上一句：“但求老天保佑我们，别再有更多这个门类的作品了。”[22]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施罗德[23]，汉堡和维也纳的剧院总监，曾在1784年致达尔贝格的信中提到《强盗》和《斐耶斯科》：“皇帝不要什么狂飙突进的戏，他是对的……可惜了席勒的才华，他选的发展道路，正是德意志戏剧的废墟。后果很清楚。要是人人都喜欢这种狂飙突进剧，那么一出戏如果不像个万花筒似的，每隔五分钟就变个花样，就没有一个观众会看……我也厌恶这种毫无规则的戏剧，它们会毁了艺术和品位。我厌恶席勒，因为他又重新开启了那条本已被风吹散了的道路。”[24]

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场政治阴谋。18世纪80年代初，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出现了一场针对“光照派”（Illuminatenorden）这一共济会（Freimauerei）干训学校的运动。[25]这场运动的背后是慕尼黑宫廷中的天主教圈子，他们要求强有力地镇压国内的启蒙运动和反教士运动，以此回应1773年取缔耶稣会的决议。[26]1784年6月24日，一道敕令禁止了巴伐利亚及普法尔茨境内所有的光照派分会。就在这个夏天，当席勒正为了继续得到剧院作家的任命而奋斗时，曼海姆城内笼罩着一股疑神疑鬼的风气。什么东西只要和“启蒙”或者“狂飙突进”沾上一点边，就被扣上“光照主义”的帽子，被斥为革命与颠覆。整个戏剧圈子都遭到怀疑，甚至有传言说，达尔贝格也属于某个光照派分会。很可能是为了自证清白，也为了使他的剧院免遭怀疑，达尔贝格决定暂时与席勒断绝联系，因为在上头看来，席勒在政治上颇为可疑。

正是这个夏天，就在人们背地里准备要辞退席勒的时候，他在“普法尔茨选帝侯德意志协会”做了一场题为《一座优秀的常设剧院究竟能起什么作用？》的演说——之后刊印时将题目改为《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Die Schaubühne als eine moralische Anstalt betrachtet）。[27]他研究了戏剧在道德上、审美上与政治上的伟大未来，尽管就在此时，连他自己在剧场的未来都已岌岌可危。然而正因如此，他更要为自己的职位奋斗，为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名望奋斗，更是为了他在“德意志协会”这个会聚着来自市民与贵族阶层的名人、以改善道德与纯洁语言为目标的小圈子当中的声誉而奋斗。席勒觉得自己十拿九稳，能当上这个协会的秘书。这事一旦成了，就会是一份报酬丰厚的副业；此外，他还能在这个岗位上确保“协会”致力于剧院事业。这样一来，他就能在要求更高的那部分观众那儿为剧场争取到更强有力的后盾。席勒知道，对于“协会”的多数成员而言，纯文学、艺术和戏剧不过意味着一桩令人愉悦但无关紧要的事罢了。他们喜欢看戏，但只把戏当作纯粹的消遣，而绝不会将之视为严肃之人的严肃活动。

席勒想要把这个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协会”争取过来，让它致力于维护“作为一种道德机关”的剧院。“协会”受启蒙精神的熏陶，想要“改善”——无论是人、习俗、语言，还是社会机构。因此他必须在那些先生们面前清晰地说明，剧院有益社会、有益启蒙。整篇演说的目标就在于此，只可惜好事做过了头。从来没有人怀着如此高涨的热情与决心强调过舞台的社会政治作用与道德作用。

剧院被奉为社会生活中除国家与宗教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半年之后给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的一封信中，席勒将会谈起他“喜欢夸张的不幸倾向”，以及“只要有一点儿苗头，就常常能让我的期待神往到九霄云外”（1785年2月10日）。在“德意志协会”的演讲中，席勒在描述剧院的社会角色时就试演了他热衷夸张的倾向，令人印象深刻，人们还可以从旁观察到，他是如何被自己的激情所裹挟的。

席勒展现了对剧院效力的无限信任。还有什么是舞台不能做或做不到的呢！它揭示罪恶并激起观众的义愤；它让愚蠢受到讥笑嘲讽；它令观众了解到其灵魂的迷宫；它揭露了恶人的伎俩，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我；它教导观众设身处地地体会不同人物、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权利——也就是在实践中练习宽容与正义。

席勒要为了剧院争取“协会”中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并为自己争得一个秘书的职位。但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多么放任自己“喜爱夸张的倾向”，只消与两年前的旧文《论当前的德意志戏剧》（Über das gegenwärtige teutsche Theater）做个对比，就能看得特别明显。

两年前，他关注的也是剧院使道德高尚的力量，却不带幻想地得出结论：观众首先得改善自身，剧院才能改善观众。“在观众为了舞台受到教育之前，舞台恐怕难以教育它的观众。”[28]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观众们私底下享受的，恰恰是理应让他们感到愤怒的事。譬如说在舞台上，淫欲胜过了道德，那么观众通常将自己代入的不是道德，而是淫欲。淫欲就在剧场前排就座，而演员们也懂得挑逗之——即便他们饰演的是富于美德的角色。“淫欲的牺牲品”由“淫欲的女儿”出演，而痛苦、恐惧与害怕的场景，最终只不过是为了“在市场上吆喝女演员修长的身姿、精巧的小脚和举手投足间的妩媚”。剧院作家可不能自作多情，以为“我们这一大群甜蜜的游手好闲之徒”真心想要“智慧的泡沫”和“情感的纸钱”。[29]几个小时愉悦的情绪、激动与头脑游戏，然后人们就会重新回归日常的营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可谁若是能被舞台上的情节打动得更深，就证明他已经是个更好的人，为了改善他的道德，其实已根本用不着剧院了。

在这篇作于1782年的论文中，席勒不认为作为道德机关的剧院能有什么大用。他仅仅是提出了几个改善作家与演员技艺的想法。这种技艺应处处参照自然与生活之真实的尺度。即便剧院不能改善人类，至少也应该好好建设。但要是剧院搞得好，艺术便能够保有其尊严，而这或许能对观众产生积极的影响：“一种高贵而纯粹的心绪在舞台前捕捉到充满生机的新温暖——即便是在更粗鄙的大众那里，至少也有一根被忽视的人性心弦会孤独地跟着鸣响。”[30]论证的逻辑是，人不能对效果期待太高，因为也不应首先关注道德目的；作者反而应该全身心地投入作品中，以作品自身为目的，只关注艺术之美。其他的一切，无论是效果还是真理，都会水到渠成。至于道德，人们只有在不瞄着它的时候，才能最准确地触动它。

两年之后，席勒在“德意志协会”所做的演讲就是完全另一套论述。现在他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但这些经验却不可能让人对戏剧作用于观众道德的可能性有更乐观的估计。然而席勒却大胆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剧院是条公共的运河，智慧的光芒从人民当中相对更好也会思考的那部分出发，注入这条运河，再从运河化为更柔和的光线扩散全国。更为正确的概念，更为精炼的原则，更为纯净的感觉都从这里流入人民的大小血管；野蛮和迷信的浓雾逐渐消散，在凯旋的光明面前，黑夜远遁。”[31]

与第一篇论文相比，这里对于剧院道德作用的假设为何如此夸张？自然，他想要说服“德意志协会”的众位先生。但借着这个机会，他还瞄准了更高的目标：“谁若是不可辩驳地证明，剧院能实现人类与民族的教化，就决定了剧院与国家的头等机构平起平坐。”[32]

这位正为自己职位而斗争的剧院作家，力图抬高剧院在公共生活中的等级：剧院应能够在国家之外、与国家相对地要求独立的权威，因此席勒才要证明剧院对“人类与民族的教化”之贡献。他再度会聚起了这个世纪为了给剧院辩护所提出的一切论据。

自卢梭发表《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书》（Brief an d‘Alembert）[33]并在其中公开斥责舞台败坏道德——席勒将这部作品称为“最犀利的攻击”[34]——以来，在法国和德国兴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表面上，这是一场美学与道德论战，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政治斗争。而席勒也在捍卫剧院的同时抒发了政治诉求：他的表述毫不含糊，今天已成了一句经典：“世俗的法律力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倘若有权有势的人的恶行公然嘲笑正义软弱无力，……那么剧院便拿起宝剑和天平，把恶人揪到一个可怕的法官座前。”[35]

剧院是一种美学与道德的制衡力量；为了强调其政治要求，席勒不顾个人经验，夸大了舞台的道德功用。他把根本不听自己指挥的军团派上了战场。但在这场振奋人心、激情四射的演说中，席勒的现实主义偶尔也会绊他自己一脚。正当他描绘剧院“巨大的作用范围”时，心中却升起怀疑：“我自己也认为……强盗卡尔·莫尔的不幸故事也不会使大路变得更加安全。”[36]于是他只能低声地重申自己的论证，即剧院虽然“没有消除也没有减少恶行”，但至少让我们认清了罪行的真面目。[37]可是新信息量有限，因为人们必定早已在其他场合对罪恶有了足够多的了解。而席勒的断言，即人们能通过舞台对罪行的“侵袭”有所准备并更好地保护自己，恐怕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

试图证明剧院的道德益处，的确有些牵强。但直到演讲尾声，语言解放的瞬间才最终到来——当席勒描述的不再是道德和政治状态，而是真正的审美状态之时。席勒在这里阐述了他没过几年便将大放异彩的美学理论：“老是不间断地受着日常事务的折磨，这是人的天性所难以忍受的；感官的刺激一得到餍足便死去……剧院是一所娱乐和教育相结合、休息和紧张相结合、消遣和修养相结合的机关，在这里没有一种心灵的力量紧张起来却损及其他的心灵力量……我们神游在这虚构的世界里，忘却真实世界，我们的天性又得以复萌，我们的感觉又重新复苏，起死回生的激情摇醒我们沉睡的天性，驱使我们周身的血液奔腾得更加迅猛。”[38]

这里所论的不再是道德作用、启蒙和教导，而是在描写另一种状态，亦即审美经验的状态。此时的精神不再服务于现实原则，能自由地尝试，自由地被诱惑。挥动指挥棒的不再是为了自立于世的自私，而行动试水的空间也得以开启，人们还能在舞台的虚构中探究极端的情感，没有危险地在人性可能的边缘进行实验。也就是说，人在此时与他的种种能力游戏，并且意识到，只有游戏时，他才真正成为人。

席勒把艺术作为放松的终极练习推荐给“德意志协会”中那些一本正经的先生们：按席勒在演说结尾热情洋溢的说法，他们应当“抛弃各种矫揉和时髦的桎梏”，从日常俗务的逼迫中抽身，并切身感受到，他们在游戏中通过一种“包容一切的同情心联合成了兄弟”。席勒就差要求他们往前一步、握起手来跳轮舞了。究竟什么是审美状态？就是那令人醉心的感受，“成为一个人”。[39]

席勒还用一种愿景吸引着“德意志协会”的众位先生们：只要有了一座“民族剧院”——不如就在曼海姆？——“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民族”。[40]但协会的先生们却不为所动。他们并没有和剧院合作，也没有给席勒任何支持。1784年8月末，他的合同到期，未获延长。他不得不认定，自己已被辞退。

席勒被辞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斯图加特。他的债主们闻风而动，要求席勒即刻偿还所有欠款。待清偿的还是席勒于1781和1782年为了能自费印刷《强盗》和《一七八二年诗集》[41]所借的钱。这笔钱还没有还上。一位下士的妻子曾为席勒介绍了一笔借款，并为他担保，现在却在债主的逼迫下不得不逃到曼海姆。在斯图加特，还有传言说席勒帮她伪造了外汇。席勒的处境着实令人绝望。他的父亲也同样为他担保，现在也有被卷入这桩丑事的危险。父亲给他支援了一笔钱，却是杯水车薪。他给儿子写了许多充满责备与苦涩的信。“没有到手的薪水必定会出意外或事故，只要你还在寅吃卯粮，就会一直有麻烦缠身。”[42]儿子抱怨他倒霉的命运，但父亲却回了他一顿批评：“我亲爱的儿子，你还没有真正和自己斗争过，把你的不情愿归咎于学校的教育，实在是太没有礼貌，大错特错。”满是怨言的父亲让儿子好好反思：“如果你留在这儿，就根本不会陷入任何窘境；倘若你当初更多地留在中庸的道路上，而不是想要做划时代的英雄，肯定会更快乐，对自己更满意，也会对世界更有用。”[43]

即便再有心，父亲也帮不上忙了，他已经给出了最后一分钱。最终帮了席勒一把的，是他的房东水泥师傅安东·霍尔策尔（Anton Hölzel）夫妇。席勒曾医治过他们的儿子，将他从重病中救了回来。二人给了席勒一笔钱，使他得以先稳住最难缠的几个债主。逃到曼海姆的下士太太终于可以重回斯图加特了。

在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那里，席勒也欠下了不少债。她为席勒在鲍尔巴赫的逗留以及返回曼海姆的旅程预支了一些钱。又因为这些钱不够用，她还在一个放贷人那儿为席勒作了担保。但此人一听说席勒的困境，就去纠缠亨莉埃特，而她现在也友好但坚决地要求席勒偿还债务。席勒又羞愧又绝望，不敢动笔给这位好友写信，承认自己生活困难。直到几个星期之后，到1784年10月8日，他才向她坦白了自己绝望的处境：“不幸的命运还是摧毁了我们的友谊，还是强迫我在您眼中成了不知感恩的卑鄙小人；我从来不是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人……对您的想念曾经总是给我快乐，可它如今却在提醒我的无能，成为折磨的源泉。您的模样在我的灵魂中一出现，我的眼前就浮现出我不幸命运的全部画面。我害怕给您写信，因为我能给您写的不是别的，始终不是别的，只有永远的那句：请您对我有耐心。”亨莉埃特的确在耐心等待，她成功地让那个鲍尔巴赫的放贷人暂时消停了下来，尽管她自己也依赖于他。

就在百般困厄中，席勒于1784年5月末收到了一份来自莱比锡的匿名包裹。四位陌生的朋友，两男两女，聚到了一起，匿名寄了自己的肖像，更在一封信中表露了对诗人发自内心的崇敬。席勒后来才得知四人的名字：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德累斯顿高等教会监理会（Oberkonsistorium）顾问；他的未婚妻明娜·施托克（Minna Stock）；她的姐姐朵拉[44]；以及朵拉的未婚夫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Ludwig Ferdinand Huber）[45]。科尔纳附上了为《强盗》中阿玛莉亚唱的歌所谱的曲子，而明娜则添上了一个亲手缝制的钱袋。他们在信中写道：“在这个时代，艺术越来越自甘堕落，成为有钱有势的登徒子可以买来的女奴；但有一位伟人就在此时挺身而出，将人类现在还能做到的展示出来，使人倍感欣慰。”

正如席勒在日后给科尔纳的信中写的那样，他当时倍感羞愧。种种困境已将他的自信压抑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配得上这份尊敬。当他在收到包裹半年之后，于1784年12月7日终于鼓起勇气，提笔回一封感谢信时，他为自己的沉默表示道歉，并写道：“收到您的信时……我的心正陷于最悲伤的情绪……我当时的心绪，并不适合第一次出现在像您这样的贵人面前。您对我的赏识当然只是一场愉悦的幻想……因此，我最亲爱的几位呵，我才想要等到一个状态更好的时刻再给你们回信——等到我的灵感到访，等到我在命运的眷顾下拥有更美好的情感之时。”他继续写道，他诅咒诗人的行当，怀疑自己以至于绝望。在这种情绪下，他既不能也不愿提笔写信。

1785年初，自信与力量又重新回到了席勒身上。这也是因为在经过重重屈辱之后，席勒终于能再度体验成功的美好。

亨莉埃特有一位亲戚是路易丝·封·梅克伦堡公主宫中的嬷嬷。1784年圣诞，席勒在她的推荐下，被邀请去了达姆施塔特的宫中，当时，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正在那里做客。人们让席勒从他正在创作的新剧《唐·卡洛斯》中朗读几段。朗诵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席勒已经学会如何更有舞台效果地朗读自己的剧本。第二天，他又和魏玛公爵长谈了一次，在席勒的请求之下，大公“非常愉快”地为他授予了魏玛公国顾问的头衔。又是一个只要有“一点儿苗头”就开始“神往”最宏伟的希望的契机。要不干脆离开曼海姆剧院这个不知感恩、只会给他羞辱的地方，前往魏玛？或许他可以在那儿重新开始，再做个作家、做个剧院作家，而且他反正也学过一点儿法律，说不定还能在那儿的宫廷中找个管事的职位，也许这个新鲜出炉、有名无实的顾问，会变成真正的顾问，就在枢密顾问歌德的近旁……

无论如何，1785年2月的席勒又充满了自信。2月10日，他在给莱比锡朋友们的信中写道，他现在已经从他的“蠢事”中得出结论，“自然对他有特殊的安排……”

关于莱比锡的伙伴们，他还知之甚少；但用他自己信里的话说，他“带着急不可耐的神情”一下子投入了友谊的怀抱，尽管这段友谊暂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呵，在你们面前，我绝不会有任何粉饰；这种冰冷之心的可悲的庇护所，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还没见面，但也不是非见面不可，能够互相想象就足够了，而想象告诉他：“这些人属于你，你也属于这些人。”这段前路未卜的友情，这种汹涌满溢的真挚，竟然全建立在臆测与想象之上，难道不是有些疯狂吗？或许吧。但这个热衷于友谊的人却觉得自己不同寻常，他在上文已引过的那封2月10号的信中骄傲而自信地宣布：“自然为部分人拆毁了‘时髦’那无趣的樊篱……”这一句话中凸显的主题，半年之后，将在席勒为他与科尔纳牢不可破的友谊而创作的《欢乐颂》（An die Freude）中强有力地回响：“你的魔力，重新联结/时髦之剑分开的一切”（在第二版中改作“你的魔力，重新联结/时髦无情分开的一切”）。[46]

他继续写道，如果朋友们忽然被一股“忧愁”的情绪袭扰，那他们可以确信，就在这个瞬间，一定是“席勒在想念他们”。忧愁？当然，他们是应该再读一遍卡尔·莫尔在多瑙河畔的哀诉了：“你们瞧，所有的人都出来，沐浴在春天和平的阳光之中……所有的人都如此幸福，通过和平的精神互相成为兄弟姐妹！——全世界都是一个家庭……只有我一个人遭到摒弃……永远不配获得恋人充满缠绵柔情的目光——永远永远不会得到知心朋友的拥抱！”[47]

2月10日的那封信结束得很突然。搁置了几乎两个星期，席勒才又一次提笔，像是吹响了冲锋号。他说，他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开启了我生命的新时代”。他不能也不愿意再留在曼海姆：“12天来，我把这个念头藏在心底，就好像这是与世界诀别的决定。人群、关系、土地和天空都叫我反感。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填补我内心的灵魂，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男是女。”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莱比锡找这几位朋友。只有那儿，他们身边，才是他真正的家乡。一旦他去到他们那儿，就能重新找回自己。“我诗意的血管已经堵塞，正如对我先前的那些圈子，我的心早已干涸。您必须重新温暖它们。在您身边，我将两倍、三倍地找回过去的自我，甚至还不止，我亲爱的朋友们呵，我将会幸福……我还从来没有幸福过，因为名声、尊崇和所有其他伴随着作家这个行当出现的事物，都比不上友谊与爱情带来的一个瞬间。”热情裹挟着他，把他带向朋友们。席勒对科尔纳、胡博和两位施托克家的姑娘还没有印象，他将会在莱比锡认识他们四人。

但在2月22日的信中，席勒隐晦地提到了一桩情事，这件情事既让他留在曼海姆，又迫使他远离曼海姆：“那些或许会让我心心念念的人和事，习俗与境遇却逼迫我与之分离。”席勒在此隐射的，是他和夏洛蒂·封·卡尔普[48]的故事。

夏洛蒂是个奇女子，整天沉醉于她的梦境与幻想。她是亨莉埃特的远房表亲，婚前是马沙尔克·封·奥斯特海姆女爵（Freiin Marschalk von Ostheim）。她很早便成了孤儿，和她的兄弟姐妹一样被寄养在亲戚家里，生活在城堡或庄园中，孤独而喜欢一个人沉思。她有些忧郁的情绪。在她的回忆录中，这位当时已上了年纪、双目失明的老妪谈起过她的祖母，据说后者在她出生时曾大喊：“你不该来这世上。”这句话决定了她的一辈子，她写道。的确，她不得不忍受多次命运的打击：她景仰也爱慕的哥哥在哥廷根求学时忽然暴毙；她的姐姐爱上了一个平民男子，却嫁给了一个贵族，婚后很快就因相思之苦而离世；另一个姐姐则被逼与被解职了的魏玛宫廷总务丞相封·卡尔普[49]成婚。接任此职的歌德曾评价此人说，他是个平庸的商人，政治头脑差劲，却是个可怕的人。夏洛蒂则被许配给了卡尔普的弟弟。这个海因里希·封·卡尔普[50]刚刚从北美回来，他在那儿作为军官为法国效力并与英国作战，现在被派到了兰道（Landau），而夏洛蒂则从兰道来到了临近的曼海姆，以便拜访她崇敬的席勒。她早已多次读过席勒的作品，一口气买了6本《斐耶斯科》，对这本书和这位作者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法军军官的夫人们通常不被允许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军营城市中，夏洛蒂便得以在1784年夏在曼海姆租了一间住处，来到了席勒的近旁。当她于9月产下第一个儿子，却在第二天出现了种种并发症时，正是席勒在她身边，确保她有医生照料。从这天起，夏洛蒂就视席勒为她儿子的救星。后来，在席勒的介绍下，她的儿子被交给了家庭教师荷尔德林照管。

在她分娩后的几个星期，席勒几乎每天都去探望她。我们不知道二人之间是否真的有一段风流韵事。夏洛蒂在回忆录中有所暗指，但她的回忆录并不十分可靠。当席勒在5年后找到另一个夏洛蒂时，夏洛蒂·封·卡尔普将会经历一场灵魂的崩溃。她这样迷狂而爱幻想的人，很可能真的期待过与她最爱的诗人共度余生。席勒将会在15年后给她写信，回忆二人当年在曼海姆共同度过的时光：“当时，您把我精神的命运放在您那友好的心上，尊重我那尚未完全发展、仍在犹犹豫豫地与质料斗争的才华。您之所以看重我，不是因为我当时如何，也不是因为我事实上有些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将来或许会成为的样子、或许会完成的事业。若是我今天已将您当年对我的期望变成了现实，没有辜负您对我的关怀，我就绝不会忘记自己有多么亏欠那段美好而纯真的关系。”（1799年4月20日）

在1784年的这个秋天，当席勒与夏洛蒂这段棘手的友情开始之时，他曾写下一首诗，题为《激情的自由思想》（Freigeisterei der Liebe）[51]。诗中描绘了道德和来自有夫之妇的诱惑之间的冲突。诗中写道，“美德”无法平息“心中烈焰的驱使”。一生道德高尚的承诺，这个自由思想者已不愿再遵守：“收回去吧，让我犯罪。”于是之后四节就详细描述了要如何“犯罪”。这倒是很有道德的情欲高潮，还要仔仔细细地确保自己有放纵的权利。难道这个姑娘不是被逼入了一桩糟糕的婚事，被逼入了一个“让羞红的自然后悔”的结合吗？屈服于这种违背自然的事情，难道还是美德吗？要求这种屈服的美德，难道不就是暴君，不就是“尼禄”（Nero）吗？诗中坠入爱河的无神论者为了平息情欲的索求，竟与整个道德世界的秩序开战。这个特立独行的浪子不仅扑向爱欲的床笫，更同时冲向神学的战场。到最后，对女性的爱情几乎已被忘却，只剩下慷慨激昂否认上帝的姿态：“哦，在这个上帝面前，让我们紧锁神殿，/没有一首赞歌将他颂扬，/没有欢喜的泪水为他继续流淌，/他永远失去了他的报偿！”[52]

这首诗的构架是对一个有夫之妇的爱，若是席勒真的与夏洛蒂·封·卡尔普有一段风流韵事，这首诗倒的确很契合。人们通常也是这样解读的，把它视为诗歌形式的自白。但也不是非这样不可。人们还可以把它当作一首角色诗，一首无神论者写的诗，对这个人而言，神学论证看上去几乎比他所爱的女人更加重要。无论如何，作者席勒还是认为诗中有不少情欲的冲动，故而第一次发表该诗时（《塔利亚》杂志1786年第二卷），添上了一段评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人们不应“将一个虚构的爱人之绝望”看作“诗人在表明信仰”。在此诗后来的一个版本（即《斗争》（Der Kampf）一诗）中，所有易被误解的对某位已婚女性的隐射都被尽数删去，而否认上帝的语调也得到了缓和。另一首作于同一时期的诗歌题为《断念》。在二十节的长诗中，情感被诗意地颠倒，发生了变换：“我也曾生在阿尔卡狄亚……/可是短促的春天只给了我眼泪。”[53]这是一段对承诺很多却实现寥寥之生活的怨言，形象生动而又滔滔不绝。1784年最后几周的情绪，一定便是如此。

1785年初，席勒终于在心里和曼海姆剧院做了个了结。1月18日，他又经历了一场《阴谋与爱情》的糟糕演出，差得让人上火。这部剧就这样被毫无感情地从头演到尾，演员们忘了词，开始随意即兴发挥。席勒愤然给剧院总监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人们由此可以看出，他现在已无所顾忌。“我们这儿的演员先生们，”席勒写道，“为了自己方便，用优秀的表演拔高差劲的对白，又用差劲的表演糟蹋优秀的对白。”这摆明了是针对演员偏爱伊弗兰的剧本而糟践自己的剧本。“《阴谋与爱情》因为漫不经心的排练……被扯成了破烂。”（1785年1月19日）

当席勒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他基本上已经下了决心，要去莱比锡寻找他的新朋友了。最终下决心前往莱比锡的决定则是在2月底做出的。他又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4月初，他与熟人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一一告别。出版商施万那个芳龄十六的女儿，席勒曾几次歌颂过她的动人可爱；她为席勒缝制了一个信袋，眼里噙着泪水，在离别时塞到了他的手中。这让席勒感慨万千。这个很快就拿定主意的男人从莱比锡向她提了亲，然而却被姑娘的父亲给回绝了。

在曼海姆的最后几天，席勒是和他忠实的朋友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一起度过的。1785年4月8日，二人推杯换盏，长谈至午夜。他们制订了一系列计划：施特莱歇尔要重新开始学习作曲，而席勒也再次坚定了他的目标，即“只有在最兴奋激动的时候才迎接缪斯的拜访；怀着全部的热情再度投身于法律学习中去，他期待能凭借法律挣得一种富足无忧的生活状态”。[54]只可惜这不过是大醉时的计划，席勒再也没有想起过它。但在这最后一晚，两位朋友却为此干杯，用一个拥抱给它盖上印章，“谁也不给对方写信，直到一人成了部长，或是另一人成了乐团指挥”。[55]

两位挚友就此别过。他们再也不曾重逢。

[1] Streicher 1959，S. 181.

[2] Kluge 1988，S. 1349.

[3] “古典之屋”（Antikenkabinett）又称“曼海姆古典厅”（Mannheimer Antikensaal），于1767年由卡尔·特奥多尔选帝侯下令作为绘画学院的一部分建成，但当卡尔·特奥多尔于1778年迁都慕尼黑时，他将“古典厅”中的雕塑石膏件尽数带走。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得以逐步重建曼海姆古典厅。

[4] 威廉·海因瑟（Wilhelm Heinse，1746～1803），德国作家，对艺术颇有造诣，代表作是书信体小说《阿丁盖罗》（Ardinghello，1787）。

[5]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艺术史学家与考古学家，首次将古希腊雕塑艺术作为艺术之美的典范。并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1755）中提出了古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Stille Größe）这两个美学标杆（参见〔德〕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7页）。此后，他还出版了《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1764），开创了艺术史这一学科。

[6] MA Ⅰ，S. 879-884. 席勒于1784年4月10日参观了古典厅，并作《一位丹麦旅人的信札》（Brief eines reisenden Dänen），其中对艺术作品的描写流露出温克尔曼美学思想的影响。参见MA Ⅰ，S. 1281。关于席勒对古希腊艺术的接受，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7] Zit. n. Berger 1924，Bd. 1，S. 327.

[8] 普法尔茨选帝领德意志协会（Kurpfälzische Deutsche Gesellschaft）于1755年由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建立，以著名的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为模板，旨在弘扬德语语言与艺术。当时的德国境内已有多个类似机构，如1727年由戈特舍德（Gottsched）在莱比锡建立的德意志协会，其宗旨是构建一种不受外来词或地区方言口语影响的统一德语。

[9] 海因里希·贝克（Heinrich Beck，1760～1803），18世纪德国知名演员、导演。

[10] 约翰·大卫·拜尔（Johann David Beil，1754～1794），18世纪德国知名演员。

[11] 约翰·克里斯多夫·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德国作家、戏剧家、理论家，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法国古典主义（Klassizismus）为标杆，坚持“三一律”，并根据理性主义系统哲学原则为文学制定了一系列规范，被称为“规范诗学”（Regelpoetik），其理论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Versuch einer critischen Dichtkunst vor die Deutschen，1730）即为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

[12]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Othello）中的角色。

[13] Biedermann 1974，S. 107.

[14] 《沽名钓誉的犯罪》（Verbrechen aus Ehrsucht）是奥古斯特·威廉·伊弗兰于1784年首演并发表的剧作；席勒建议的标题与他在1786年发表的小说《受侮辱的罪犯》的初版标题“Verbrecher aus Infamie”有异曲同工之妙。

[15] Zit. n. Berger 1924，Bd. 1，S. 395.

[16] Zit. n. Berger 1924，Bd.1，S. 397.

[17] 弗里德里希·威廉·高特（Friedrich Wilhelm Gotter，1746～1797），德国剧作家、诗人；《黑人》（Der schwarze Mann. Eine Posse in zwey Akten）是他作于1784年的一部讽刺短剧。

[18] “卜丁化”原文为“Flickwort”，由德语中的“补丁”（Flicken）以及“词语”（Wort）两个词新造而成，故译为“补丁话”的谐音，意在讽刺“狂飙突进”戏剧作品中的人物情绪激烈的表达，通常只呼喊几个词，而不是逻辑连贯地说出整个句子，从这里引用的“卜丁化”的台词中便可见一斑。

[19] Zit. n. Berger 1924，Bd.1，S. 396.

[20]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425.

[21] Streicher 1959，S. 212.

[22] Zit. nn. Berger 1924，Bd. 1，S. 393.

[23]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施罗德（Friedrich Ludwig Schröder，1744～1816），德国演员、导演、剧院总监，自1771年起主理汉堡剧院，曾于1781年短暂地执掌维也纳宫廷剧院（Hoftheater）。施罗德本人是共济会成员。

[24] Zit. n. Berger 1924，Bd. 1，S. 393.

[25] “光照派”是德国的一个秘密组织，1776年由亚当·魏斯豪普特（Adam Weißhaupt，1748～1830）在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建立，它反对天主教会，宗旨是通过启蒙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普遍自由，消灭剥削与统治关系；其名中“光”的意象正与“启蒙”（Aufklärung）“照亮”的本意相呼应。光照派试图用其理念影响诸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其目标，为此提倡会众进入现行统治体系担任职务，暗中为实现启蒙运动的政治目标做好准备。但结社内部却等级森严，会众相互监视，而会长独揽大权。18世纪晚期盛行多种与光照派相关的阴谋论，甚至有传言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光照派策划的。当时有不少名人，包括歌德与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等，或似乎加入了光照派，或是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有不少同时又是共济会成员。随着“光照派”秘密活动愈演愈烈，也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1784年，新近继承巴伐利亚公爵头衔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发布敕令，禁止一切未经授权的结社，“光照派”也在取缔之列。

[26] 1773年，教宗克勉十四世（Clemens ⅪⅤ，1705～1774）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压力下，宣布取缔建于15世纪的天主教团体耶稣会（Jesuitenorden，拉丁语称Societas Jesu）。耶稣会致力于传播天主教——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便是耶稣会士——并宣扬对教廷的效忠，反对宗教改革并试图对新教诸侯施加影响，使之皈依天主教，并根据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中“教随国定”的原则扩大教廷的势力范围。为达此目的，耶稣会不惜煽动混乱，散播谣言，以此削弱世俗君主的权力，故在启蒙时代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不过，庇护七世（Pius Ⅶ，1742～1823）在1814年撤销了取缔耶稣会的敕令。

[27] 席勒于1784年6月26日做了这场演讲，并在1785年《莱茵塔利亚》第一期上全文刊载了演讲（未改标题）。直到1802年编著《短小散文著述》第四卷时，席勒才更改了题目，并做了大幅修订，删去了整个导言部分，以及关于莎士比亚与自己的戏剧《强盗》相关的若干段落。参见MA 5，S. 1266。

[28] MA Ⅴ，S. 813.

[29] MA Ⅴ，S. 813.

[30] MA Ⅴ，S. 818.

[31] MA Ⅴ，S. 828.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12页，有改动。《席勒文集》选译的是1802年修订后的版本。

[32] MA Ⅴ，S. 819.

[33] 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物理学家、启蒙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主编之一。1757年，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第七卷中发表了词条“日内瓦”（Genevé），提议在城中设立一座剧院作为其政治昌荣的点睛之笔。但卢梭却表示坚决反对，在1758年作《致达朗贝尔的信》（Lettre à d’Alembert）回应，认为剧院耗费财政，同时戏剧情节有违伦常，戏子污浊风气、败坏道德，因此戏剧不可能“有改变人的感情和社会风尚的功能”。参见［法］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33页。

[34] MA Ⅴ，S. 820.

[35] MA Ⅴ，S. 823.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5页。

[36] MA Ⅴ，S. 826.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9页。

[37] MA Ⅴ，S. 826.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9页。

[38] MA Ⅴ，S. 826.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15页。

[39] MA Ⅴ，S. 831.

[40] MA Ⅴ，S. 830.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13页。

[41] 原文作者此处误作“《年鉴》”，已更正。

[42] Zit. n. Berger 1924，Bd. 1，S. 487.

[43] Zit. n. Berger 1924，Bd. 1，S. 408.

[44] 此处原作者误将科尔纳的未婚妻说成朵拉·施托克，而将明娜的未婚夫说成胡博，已更正。

[45] 朵拉·施托克（Dora Stock，1759～1832），德国女画家，明娜·科尔纳的姐姐。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1764～1804），德国作家、翻译家，席勒好友，法国大革命坚定的支持者，曾与朵拉·施托克订婚，但在1792年法国占领美因茨后，与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等德国雅各宾派（Deutsche Jakobiner）共同建立持激进政治立场的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爱上了福斯特的妻子特蕾莎（Therese Forster，1764～1829）并因此取消了与朵拉·施托克的婚约。

[46] MA Ⅰ，S. 133. 这两句诗，汉语较为熟悉的翻译是“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

[47] MA Ⅰ，S. 561. 语出《强盗》第三幕第二场，《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13～114页。

[48] 夏洛蒂·封·卡尔普（Charlotte von Kalb，1761～1849），德国女作家，于1784年在曼海姆认识席勒，二人很快发展出一段亲密关系，但席勒最终与她分手。夏洛蒂命运多舛，其夫其子相继离世，最后双目失明，在柏林孤独离世。

[49] 约翰·奥古斯特·封·卡尔普（Johann August von Kalb，1747～1814），魏玛贵族，1776～1782年任魏玛宫廷总务丞相，席勒在《阴谋与爱情》中便以他为模板塑造了“内廷总监封·卡尔普”的讽刺形象。

[50] 海因里希·封·卡尔普（Heinrich von Kalb，1752～1806），在驻美洲的法军中任职的德国军人，与夏洛蒂奉父母之命成婚，并不幸福。在法国大革命后失去职务与收入，其后家庭状况每况愈下。他于1806年在慕尼黑自杀身亡。

[51] MA 1，S. 127～129. 全诗标题为《激情的自由思想——当劳拉于1782年成婚时》，是席勒的“劳拉”组诗之一，很明显地以他与夏洛蒂·封·卡尔普的情事为素材。“自由思想”（Freigeisterei）在18世纪指离经叛道的思想，既可指偏离宗教教义（即无神论），又可指无视道德规范。1800年，席勒将此诗做了删改，重题为《斗争》（Der Kampf），收入《诗集》第一卷。

[52] MA 1，S. 129. 这四行诗并未收入第二稿（即《斗争》）中。

[53] MA 1，S. 130. 全诗标题为《断念——一段幻想》（Resignation. Eine Phantasie）。

[54] Streicher 1959，S. 229.

[55] Streicher 1959，S. 229.

第十一章

去莱比锡——科尔纳——胡博——《莱茵塔利亚》——友谊的热情——“亿万生民，一起相拥！”——哲学书信体小说——再论爱的哲学——物质主义的冷水——热情认识现实——重生

席勒正在前往莱比锡拜访他的新朋友的路上。他预感到这将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远方就像未来一样，”他在1785年致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的信中写道，“一个闪烁着晨光的巨大整体横亘在我们灵魂的前面，我们的知觉在其中渐渐模糊，可当彼处已成为此地时，却发现一切照旧，而我们的心仍渴求着错过的甘泉。”

事实就是如此，也将会是如此。他满怀希望地前往莱比锡，走向这“闪烁着晨光的整体”。而当他两年之后迁往魏玛时，回首与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就仿佛是在莱比锡错过了那眼甘泉。在与科尔纳和他的朋友们共度的两年时光的尾声，席勒将会从魏玛写信向留在莱比锡的朋友们坦白：“若是我在离开你们之前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精神的退化，我永远也不会与你们分别。”[1]（1789年3月9日）

但在这种“退化”的体验之前，还有过激动、兴奋与热情的瞬间。在莱比锡、戈利斯（Gohlis）、德累斯顿（Dresden）和洛施维茨（Loschwitz）度过的两年是文学上多产的两年：《哲学通信》得以收尾，《唐·卡洛斯》顺利完成，席勒还创作了诗歌《欢乐颂》，开始动笔写作小说《招魂唤鬼者》；但在回顾往事时，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不是创作，而是友谊的幸福。他在1787年8月8日从魏玛寄出的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没有哪一种幸福能比完全享受我们俩的友谊，能比我们俩的存在、欢乐与痛苦那种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融合更确定、更高级。”莱比锡的两年如何开始，就如何结束：一头一尾都是一曲对友谊的赞歌。

1785年2月10日，在马上就要动身离开曼海姆前往莱比锡之际，席勒给科尔纳写了一封信：“名声、尊崇和所有其他伴随着作家这个行当出现的事物，都比不上友谊与爱情带来的一个瞬间——因为心在挨饿。”席勒迫切地奔向那段友谊，尽管它眼下只是期待，尚不是现实。他决定前往莱比锡，尽管直到此时，他对科尔纳和胡博的认识仍只是区区两封信。但这两封信就足以让他对他们产生信赖。科尔纳在1785年1月11日写道：“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您的一切，已经足以让我们在收到您的信后，就向您呈上我们全部的友谊；但您还不太了解我们。所以请您尽快亲自前来。这样，有些现在不能写下的话，就可以当面倾诉了。”

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比席勒年长三岁，出生于莱比锡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圣多马教堂（Thomaskirche）的主事与牧师，是一个严格的路德宗信徒，反对儿子对艺术的偏爱，不愿意在自己家招待《强盗》的作者。父亲于1785年逝世，这对儿子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父亲也反对他和“铜板雕刻匠家里的小姐”明娜·施托克的婚事。因此二人只得等到父亲过世后，才于1785年8月成了婚。对父亲等级执念的反抗，又更加点燃了这对新人对《阴谋与爱情》作者的热望。

除此之外，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还在他父亲严苛的教育原则之下吃了不少苦头。他本应当去读神学，却拒不从命，启蒙的哲学——他听过加尔弗和普拉特纳的课——让他对父亲的信仰越来越陌生。这个年轻学生找不到方向，从一个专业换到另一个专业，学过古代语言、哲学、自然科学、数学和法学，也投身于国民经济和行政管理学。他劲头十足地深入钻研各种不同学科，但也未曾忽视实践运用。他想成为有用之才。在第一封致席勒的详尽长信中，科尔纳写道：“拓展科学的领域，以此扩大人类支配其周围事物的力量，为人类打开新的幸福之源——这个念头当中确实有些壮美的东西。”（1785年5月2日）作为哲学硕士、法学博士，他于1779年在故乡莱比锡的大学取得教授资格，并立刻被任命为公证人和法官。同年，他又得到大好机会，可以陪同一位年轻的萨克森公爵在欧洲壮游[2]。他游历了荷兰、英格兰、法国与瑞士，就这样有了某种圆滑世故。1783年5月，科尔纳被调往德累斯顿，获任高等教会监理会顾问，兼任农业经济代表团成员。与此同时，他对艺术、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却有增无减。在父母家里和他的职业圈子中，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消遣，但他却想要将之推入生活的中心。对他而言，艺术就是“一种方法，让一个更好的灵魂生动地呈现在他人眼前，将它们引向高处、引向自身，在他们心中唤醒伟大与善良的种子，一句话：让一切靠近它的，都变得高尚”。[3]科尔纳对鉴赏懂得足够多，知道自己谱曲与诗歌创作的尝试算不得数。但他却天性善感，能够全身心地深入钻研别人的作品，歌德称他为“接受的天才”。与艺术和艺术家交游是他生命的必需。若干年后，他在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我就这样欣赏着你精神的健康和充沛力量……你的存在，在我眼中就是这样，而当我试图把握它时，便感到我自己的存在也更加丰富、更加美丽。”（1801年9月22日）

如果说科尔纳懂得将热情与踏实结合到一起，那么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则太过沉溺于幻想，缺乏使之平衡的脚踏实地。胡博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则是一个醉心法国文化的巴伐利亚文人，把狄德罗算作他的朋友。他从小浸淫在文学世界中，读过各种重要的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作家的作品。这个早熟而极具语言天赋的年轻人十分自信，活在对自己将来伟大的预感当中。但现在他却依靠做些翻译工作的稿酬度日，也尝试当个剧院诗人。席勒将会在《塔利亚》杂志中刊登他的一部剧作《秘密法庭》（Das heimliche Gericht）。[4]这部剧曾在曼海姆上演，未获成功。席勒非常欣赏这位小他5岁的朋友的天赋，但同时也注意到了他的弱点。胡博的性格中有些不安分、不稳定的因素，他固然很有才华，然而却有胡乱发展的倾向。正如席勒在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所写，他希望“能帮着引导他精神的各个时期”（1785年7月3日）。首要的是得帮助他找到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位。人们想要安排他去当外交事务部门的秘书，却因为胡博不愿工作而不了了之。胡博与明娜的姐姐朵拉·施托克订了婚，但始终没有成婚，他在这桩人生大事上也缺乏说到做到的决心。他自己虽然始终需要别人的鼓励，却很善于站在朋友们的立场上为他们鼓劲。席勒很珍视他那种极具感染力的鼓舞能力。有一回，席勒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谈起《唐·卡洛斯》的创作，字里行间满是绝望：“为什么我……一仰视莎士比亚，就总觉得头晕目眩。”（1785年10月5日）10月11日，胡博回信说：“别在英国人莎士比亚面前晕眩——德意志的席勒！”

这就是胡博，有一些高傲自负，总在过分热情与懒散倦怠之间徘徊，只要心情好，就巴不得和每个人都掏心窝。

起初与席勒过从甚密的，也是胡博。还在曼海姆时，席勒便首先向他袒露了自己经济上的困难。他请求胡博借他一些钱，好让他还清在曼海姆的欠款，同时能留下些旅费。胡博和科尔纳把席勒介绍给了格奥尔格·约阿希姆·葛勋[5]，科尔纳是葛勋在莱比锡新成立的出版社的隐名合伙人。席勒以他的新杂志《莱茵塔利亚》作为担保；杂志的第一期已于1785年3月在他迁居莱比锡之前不久付梓面世。席勒给他的朋友们算出了一个他所期望的数。虽然葛勋并不太看好这个出版计划，但因为有科尔纳的资金保障，他还是同意从第二期开始由自己的出版社发行这份刊物。席勒所请求的300塔勒，作为预支款汇给了他。

把未来的收入寄希望于一份杂志，是非常冒险的事。席勒相信能给自己的杂志争取到500份左右的订阅量——可事实很快就证明这不过是虚幻的希望。席勒的种种杂志计划，在经济上总是不太幸运。还在斯图加特时，他和朋友彼得森以及老师阿贝尔共同编辑的《符腾堡文学索引》只给他带来了一屁股债。但他却希冀着以此确保收入来源。席勒对内容的要求也同样高远。他的目标不是别的，是从根本上革新文学批评。他要创造一种新的书评文体。席勒在《符腾堡文学索引》发刊词中写道：“一个作家，要是更在意平常报纸上瞎写的赞美，而不是他作品的有用性和内在完善，他在我们眼中就是个活该遭鄙视的人，阿波罗和所有的缪斯就该把他从他们的国度驱逐出去。”[6]

在《符腾堡文学索引》失败之后，席勒想要借助《莱茵塔利亚》最终实现他的宏大目标。这一回，他也同样要狠狠地敲打在“平常报纸上瞎写”的那群人的乱象，以及某些高估自己的文人的自负。这个项目也同样不光是在财务上雄心勃勃。

《莱茵塔利亚》诞生于一个折戟的计划：席勒原本是要按照莱辛的模板，为曼海姆的舞台编纂一部名为《曼海姆剧评》的剧场纪事。席勒本来想要争取达尔贝格，但后者却始终对此兴趣寥寥。在从曼海姆离职之后，席勒积极地开始自费出版这场冒险，单枪匹马也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在宣告杂志涉及的主题领域时，他的野心就已经可见一斑：“非凡之人及其壮举的画卷……积极生活之哲学……普法尔茨之美景与艺术……德意志戏剧……诗歌与狂想曲，戏剧断篇……我的自白……通信。”[7]

这份作于1784年秋的《莱茵塔利亚》发刊词，无疑是德国杂志史上一份值得注意的文献。还从来没有一位主编是用坦陈自己心路历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自己。正是在这篇发刊词中，席勒第一次透露了自己在卡尔学校的命运；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详尽地与他的公爵对簿公堂：“他育人的学校为数百人创造了幸福，却恰恰辜负了我的幸福。”同样是在这里，他写下了那句精辟的话，作为对早期作品的自我批评：“因为不了解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我的笔必然找不准天使与魔鬼中间的那条线。”[8]他向他的读者开诚布公，甚至涉及私密话题，就仿佛要和读者结为秘密联盟。他奔向读者的怀抱，并且宣布：“读者现在是我的全部，是我的研究、我的主宰、我的知己。我现在只属于他一人。我只服从于这唯一一个法庭。我只敬畏也只尊敬这个法庭。除了世界的评判，不忍受其他任何枷锁——除了人类的灵魂，不祈求任何其他的王座：一想到这里，我就忽然感受到一种伟大的情绪。”[9]

短短几个月后，席勒正是带着同样的姿态投入了莱比锡的朋友们的怀抱。只不过现在这还是一个匿名的群体，因为读者有多重面孔，或者完全没有面孔，而席勒会在之后将之称为一个“怪物”。

曼海姆剧院让他失望，达尔贝格给他羞辱，于是席勒带着他的杂志计划逃向了前方，这就意味着：逃向了读者，逃向了一个自由作家对市场好恶的依赖。

席勒总拿极端情况做试验，这一次也不例外；这样，他才能发动自己振奋精神的力量，才会开始夸张，才会使转向读者几乎成了一段爱的表白。席勒在发刊词结尾大声疾呼，创办这份杂志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在读者与我本人之间连接起友谊的纽带”。[10]

同样属于这段友谊的还包括，席勒带着些许激情宣布自己已做好准备，要在读者眼前完成一段学习的过程。他要让他的读者一窥自己创作的工坊，读者可以见证一部作品是如何逐步完善的。因此，席勒在《莱茵塔利亚》的第一期中刊印了《唐·卡洛斯》的第一幕，这也是他彼时正在撰写的剧本。一直到1787年春，他在另外三期杂志中记录了剧本创作的进展。一位作家把他正在创作的剧本像连载小说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当席勒于1787年初真把他的《招魂唤鬼者》作为连载小说出版，将一种新的体裁引入德国，就一点儿也不让人惊讶了。

《莱茵塔利亚》与席勒十年之后的杂志《季节女神》完全不同。《季节女神》更多的是培育一种循循善诱、要为人师的文风，而前者则是在铺垫友情的精神。于是刚刚与读者订立友谊同盟的席勒，现在便急匆匆地赶往莱比锡，要投入真正的朋友们的怀抱。

席勒于4月17日星期天抵达莱比锡。他下榻在“蓝天使”（Blauer Engel）客栈，从那儿请人给胡博送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到达。他“被一场对我来说史无前例的旅行摧残得筋疲力尽，因为通往你们的道路，我亲爱的朋友们，路况差得可怜，就好像人们传说中通往天国的道路似的”（1785年4月17日）。

科尔纳当时正在德累斯顿，但他的未婚妻明娜和明娜的姐姐朵拉在莱比锡。第二天一早，席勒就被请进了她们位于阁楼的住处。在两位女士的想象中，席勒应当是另一副模样，如明娜日后描述的，应该“像波希米亚森林中的卡尔·莫尔，炮筒靴、厚马刺，腰间系着长穗的佩剑”。可看到站在眼前的是个“金发碧眼、有些腼腆的年轻人”，“眼中噙着泪水”，几乎不敢向二人问好，她们不由地感到诧异。[11]但席勒很快就不再拘谨，到最后，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仿佛已是故交旧识一般。

胡博为席勒租下了一间朴素的学生房。让席勒尤为高兴的是，他在同一栋楼里碰见了在法兰克福短暂逗留期间结识的女演员索菲·阿尔布莱希特（Sophie Albrecht）。有传言说他们二人有一腿，但若是读一读索菲·阿尔布莱希特日后对这位诗人的描述，就会发现这种风言风语毫无根据。“席勒日常的服装，”她写道，“不过是一件简陋的灰大衣，配饰无论从质地还是搭配上看，连审美眼光的最基本要求都根本满足不了。除了不会打扮之外，他的身材也不吸引人，常抽西班牙烟又使他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12]

到目前为止，除了在法兰克福的短暂停留，席勒只在王侯的都城中见识过城市生活，来到这座萨克森重要的商业中心和大学城，就好像踏入了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当时的人们把莱比锡称作“小巴黎”，因为在广场上，在宽阔的街道上，在数不尽的商店和咖啡馆里，在城市郊外的大花园中，到处上演着活力四射、多姿多彩的生活。席勒之前就听说过“里希特的咖啡屋”（Richters Kaffeehaus），知道能在这儿遇见各种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交际花，不一而足。他在这儿才意识到，自己现在也算是个名人了。《强盗》的作者就像奇禽异兽一样被人围观。在给施万的一封信中，席勒嘲讽了“要了命的乌泱乌泱一大群”好奇之徒，“就好像粪堆里的苍蝇似的绕着作家嗡嗡作响”，“因为几张沾满墨水的稿纸就想和他高攀成同行”（1785年4月24日）。

不出几个星期，席勒就受够了城里的喧嚣，和胡博、葛勋及另外几位新认识的朋友一同迁到了临近的戈利斯村，这是莱比锡人青睐的郊游目的地，坐落在秀美的玫瑰山谷（Rosental）之中。歌德在莱比锡时，就常爱来此远足。

席勒在村口的一栋农家小屋中找到了一个简朴的住处：一个低矮的阁楼小房间，只有两扇小窗、几把椅子和一张小书桌，边上就是卧室。他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夏天，一直到1785年9月10日。他一边创作《唐·卡洛斯》，一边享受与熟人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有些好事者专程前来，就为了看一眼席勒。

7月的一个晚上，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出现在了戈利斯。他曾在书评中把《阴谋与爱情》贬得一无是处，说席勒触碰过的地方，都会“在他的手中变成浮沫与气泡”。[13]放松的气氛与夏日的悠闲，让这个尖锐的批评家也得到了友好的招待。虽然莫里茨还是遭到了席勒的当面质疑，但他勇敢地为自己辩护，以至于席勒甚至承认他在某些方面的确说得有理。二人一直交谈讨论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席勒朗读了《唐·卡洛斯》中的几幕戏。莫里茨非常激动，临别时还拥抱了诗人。尽管没有收回对《阴谋与爱情》的负面评价——后来，他依旧表示“剧中没有一丝诗意的火花”[14]——但他越发热烈地称颂《唐·卡洛斯》。在戈利斯的那个夏夜，席勒为自己赢得了这个几乎只欣赏歌德的严肃男人。

事实上，要想免受热情似火的席勒的影响，的确不容易。在戈利斯度过几周时光的出版商葛勋，就曾这样描述心情好的时候的席勒：“他一开口就引人入胜，滔滔不绝，眼中饱含着泪水，一遍又一遍地刺激着朋友们，每个人都得在自己的领域用上所有的气力，只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世界所不愿失去的那种英才。”[15]在给弗里德里希·尤斯廷·贝尔图赫（Friedrich Justin Bertuch）[16]的一封信中，葛勋写道：“我简直无法向您描述他面对每一条批评时是多么谦恭、多么感恩，他是如何努力地完善道德，他又有多么热衷于不间断的思考。我知道莫里茨给他写的书评……很不客气，但尽管如此，当莫里茨来这儿的时候，他还是带着尊敬、友好和殷勤接待了莫里茨，以至于……莫里茨在临走时……向他承诺要做一辈子的朋友。”[17]

席勒通常昼伏夜出，但在戈利斯却把自己的作息颠倒过来。他每天都早早起床，有时四点就起来，穿着睡衣走过田野。房东的一个帮工得拿着水壶和玻璃杯在他身后跟着。这个带着水壶的年轻人描述道，在一次这样的散步后，他透过窗户看见诗人趴在地上，身体在剧烈地颤抖。他大惊失色，连忙冲到他身边，问他是不是哪儿磕碰了？但席勒只不过喊了一句：您别管我！过了一段时间，筋疲力尽的诗人走到他面前，告诉他自己刚刚拟定了《唐·卡洛斯》中一幕的大纲。[18]

现在席勒已经和胡博成了知心朋友，但科尔纳还在德累斯顿，暂时脱不开身。二人互通书信，语调是如此真挚而衷心，以至于年长一些的科尔纳最终向朋友提议以“你”互称。这是为了回应席勒5月7日那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我曾经只能作为诗人隐隐预感到的，觉得如今已在我俩身上真正实现。——让精神成为兄弟，乃是通往真理那不可或缺的钥匙。我们单个人成不了气候……欢欣雀跃吧，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是如此幸运，能在平常人与人的纽带断裂的地方开始。从现在起，您不必再为这段友谊感到害怕，它将会永远持续。”他提醒朋友要提防考验的时刻，提防“冷漠的侵袭”。那种亲密的情感有可能表现得像“幻想”。但这不是幻想，席勒写道，“或者说，幻想至少是在享受我们未来伟大的提前爆发，而我绝不愿意拿这样一个瞬间去交换冰冷理性的最高胜利”（1785年5月7日）。

他们不仅在情感中沉醉、互相保证对对方的一片忠心。席勒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但还鼓不起勇气开诚布公，这一切，科尔纳都看在眼里。他考虑得足够周全，没有干等着席勒来找他、求他支持。他想为席勒省去这种尴尬，因此在信中写道：“我知道，只要你打算为了面包而工作，就肯定有能力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但请至少给我一年的快乐，把你从挣面包的必要中解放出来。”（1785年7月8日）席勒承认了自己的“顾虑”，在信中道歉说：“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泛起羞红，而我的哲学却对此无能为力。”然后他立马从哲学上论证：为自己的窘迫感到羞愧，的确是不明智的。因为人们对此无能为力，无论是像科尔纳一样继承了一份遗产，还是像席勒一样，出生的时候就两手空空。一个人的价值绝不是由他所拥有的金钱价值决定的。而友情如果不是互相帮助，如果不是使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得到发展，那它还能是什么？因此，友谊便是一段成功人生的“圣殿”。席勒对于自己将来的成就自信满满，在给他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我成为我现在所梦想的那个样子——还有谁会比你更加幸运？”（1785年7月11日）

凭借着这几行字，席勒为他的科尔纳引入了二人友谊的基本旋律：他们都会致力于激发一个更好的、更成熟的作家席勒。这完全不是自私，因为席勒感到自己的灵魂属于大众：对他而言，让自己有所成就乃是某种任务。于是友谊便是在为共同塑造那客观上有效之物服务。

小村博尔纳（Borna）坐落于莱比锡与德累斯顿之间。1785年7月1日，席勒与科尔纳终于在博尔纳的卡恩斯多夫农庄（Gut Kahnsdorf）第一次见到彼此。整个朋友圈，胡博、葛勋、施托克姐妹和其他人都在场，这一大群人让两位朋友无法深入交谈。第二天，胡博、葛勋和席勒再度动身前往戈利斯，在路上的一家酒馆稍做休整。这一天阳光明媚，他们点了些酒，情绪渐渐高涨，开始谈论起将来，每个人都必须起誓，要忠于自己所选定的目标。一种无可比拟的兴奋笼罩着整张酒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席勒是这样描述给他的朋友科尔纳的：“直到现在，还没有提到你一个字，但我却在胡博的眼中读到了你的名字——不由自主地将它说出了口。我们的目光交会，而我们神圣的目标就在神圣的友谊中交融……哦，我的朋友！只有我们最紧密的联结，我必须再这样称呼它一次，唯独我们最亲密的友谊，才能让我们伟大、善良而幸福……我们将来所实现的完美不能也不应建基于另外的支柱，除了我们的友谊。”（1785年7月3日）

席勒将来还会多次让朋友想起或自己回忆起这个瞬间，他曾三次称这个瞬间是“神圣”的，对他而言，其意义不亚于“一场圣餐礼的开始”。但这不是为了准备献出生命或忍受苦难，而是预示着轻盈自由的人生。在这段友谊中，即便是重负也很轻，而席勒正是在这里实现了他之后用文字所描绘的愿景：“你要架着她的翅膀高高飞扬，/就要把尘世的忧苦摆脱，/从狭隘、阴沉的现实生活中逃亡，/进入那座理想的王国！”[19]

夏天过去了。当秋天来临时，席勒已搬到了科尔纳在德累斯顿的住处，头几周先是住在城外，就在科尔纳坐落于洛施维茨的葡萄庄园的一栋房子里。科尔纳已和明娜成亲，组建了新的家庭。几个人再一次沐浴在秋日金色的阳光中，在花园里的一棵核桃树下坐到了一起。他们喝着酒，席勒大声说，要为这快乐的相聚干杯。“酒杯相碰，”明娜讲述道，“发出清亮的响声，但席勒却在高昂的情绪下如此用力地与我碰杯，以至于我的杯子竟碎成了碎片。红葡萄酒洒满了第一次铺上的锦缎布，让我惊恐万分。席勒大喊：这是对天神的祭酒！让我们把杯中酒倒尽……随后，他抓过所有倒空了的酒杯，一把掷出院墙，落到外面的石子路上，让它们通通碎了一地，同时充满激情地呼喊：不要分离，不要孤独！愿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20]

就是在这种情绪下，诞生了那一首后来因为贝多芬的谱曲而如此闻名于世的《欢乐颂》。席勒虽然因为这首诗创作的那个瞬间而喜爱它、珍视它，但当他在一段时间后以更冷静、更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时，就觉得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因此一开始并不愿意将这首诗收入他的诗集中。但在最后一版诗集中，这首颂歌经过修改，终于蒙恩，当之无愧地被收录在内。“亿万生民，一起相拥！/这一吻给全世界！/兄弟们呵——星空之上/必有慈父居苍穹。/谁能拥有，如此大幸，/成为朋友的朋友；/谁能迎娶，一位贤妻，/就来加入这欢唱！/谁只要有，一个灵魂，/可在世间称知己！/谁若不能，就请快走，/哭着离开这团圆！”[21]

正是这些炽热友谊的瞬间，让席勒回想起他在《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中阐发的爱之哲学。用两位好友间的书信形式撰写一部哲学小书的计划，又被他重新拾起。席勒真的考虑过由自己扮演尤里乌斯，而让科尔纳扮演书中拉斐尔（Raphael）的角色。然而，小说终究还是没有写成。席勒于1786年在《塔利亚》中发表的，只有尤里乌斯的两封信、拉斐尔的回信，以及尤里乌斯的一篇长文。因为科尔纳没能完成，拉斐尔的回信是席勒自己写的；而尤里乌斯的长文中则包含了1780年就已成文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整个文本的结尾是尤里乌斯的后记，现在的他已冷静了下来。两年之后的1788年4月，科尔纳终于以拉斐尔的口吻写成了一封信，席勒虽在《塔利亚》第七卷中将之发表，但他早已疏远了这项计划。

当席勒收到科尔纳的来稿时，他向好友承认，哲学思辨着实让他伤神，他也因此放弃了原先的书信体哲学小说的计划。“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完全放弃，因为这个问题的的确确在某些瞬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但如果你想一想，关于这些内容我读得有多么少，而相关的杰作又已经有那么多，以至于人们要想不叫人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读过，脸上就不得不羞得通红。这样一看，你就会相信我说的，写一封尤里乌斯的信，总是比创作最好的一幕戏剧还要困难得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而且你得承认，这种感觉傻透了——只有在写作这类文章的时候，才最强烈地侵扰着我。”（1788年11月14日）但是，他为什么在1786年重又拾起了这项“困难得多”的工作，特别是当时他还得迫切地写完《唐·卡洛斯》？这是因为，正像他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当时他的脑海中又有一阵“理念的无政府”，又有一种“思辨与热烈、想象与天才、冰冷与热情”的混杂。他在80年代初写作医学哲学论文、研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时所冒出的那些困境，又再次浮现，要求得到解答。这主要也是因为精通哲学也热衷于此的科尔纳常常把二人的谈话引向这个领域。

科尔纳当时正着手研习新近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对他来说，康德乃是伟大的精神导师，而他也曾几次三番地鼓动席勒与自己一起研读康德。但席勒却有些犹豫。为什么？他在1788年4月15日致科尔纳的信中给出了答案：“我从（自己曾读过的那寥寥几本）哲学著作中，只取那些富有诗意感觉也能用诗去处理的内容。”但对他而言，康德的哲学暂时只是“对人类认识的枯燥研究”，因此也就不适合让人“富有诗意感觉，同时也能用诗去处理”。

然而，人们可以从《哲学通信》，尤其是导读的《前言》（Vorerinnerung）之中察觉到，作为德国哲学之理论良心的康德，已开始在席勒背后发挥影响。

1784年12月5日，《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刊登了康德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ärung？）。[22]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的公开讨论，远远超出哲学圈；而定期阅读《柏林月刊》的席勒，若说没有读到这篇纲领性的短文，恐怕也不太可能。

康德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3]和他一样，席勒也在“启程”的比喻意义上运用“启蒙”概念。他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承认无知的幸运断念已开始为一种半桶水的启蒙腾出地方，只有极少数人停留在出生的偶然给他们规定的位置。”[24]如果康德要求人们自己寻找一条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出路，同时还要“运用自己的理智”，那么席勒则是要与这一号召相呼应，但他却力图描绘每一个发现了运用理性之乐趣与痛苦的人，究竟是什么处境，他们又得走怎样的弯路、陷入怎样的迷宫。他要一边反思自己迄今为止的精神发展，一边讲述理性自身的种种命运。“理性，”《哲学通信》的开头写道，“和心灵一样，有自己的时代与命运，但它的历史却罕有人记叙。”理性自身的命运——对席勒而言，这就是那种既可以思考，亦可以让人“富有诗意感觉，同时也能用诗去处理”的哲学视角。康德要求理性启程上路，而席勒则想在他的书信小说中，讲述理性在路上所遭遇的种种命运。

尤里乌斯与拉斐尔是一对好友，但二人间的关系却并不对称。拉斐尔更年长，是导师，也是心理疏导者，他引导年轻的尤里乌斯，在不经意间便将其引入了一场教育大计。这里就显露出席勒日后不再认同的共济会精神。科尔纳所作的拉斐尔的回信于1788年姗姗来迟，信中批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认为这是生命中那个热衷抽象推论、太过于激动的阶段所必然犯下的错误。席勒对这封信却回应说，“知道真理在人世间也有潮起潮落……知道人在这儿和你们共济会的社团一样，第一第二级可以相信乃至应当相信的事，第三第四级会将之当作没用的外壳给剥去”，对他算不得什么“宽慰”（1788年4月15日）。这些话，席勒是在完成《唐·卡洛斯》后写下的，那时的他已借由波萨侯爵与唐·卡洛斯的关系，理解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意志去操控一颗善感之心的灵魂，究竟会造成怎样的问题。

在1786年的文章中，尤里乌斯是个年轻人，经历了“思想之革命与时代”的三重发展阶段。他曾有一段“天堂般的时光”，感觉让他眼前的世界栩栩如生，一种信仰为万物赋予了意义；这是安逸的封闭空间。这时，拉斐尔出现了。他教会尤里乌斯“思考”，教会他康德的sapera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25]他本已准备好把自己托付给理性，却发现还年轻的理性尚没有那么可靠。理性首先将他引向或不如说诱惑他进入一种热烈的抽象思考：作为这一时期的见证，尤里乌斯与拉斐尔分享了他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这篇文章的确是青年席勒在卡尔学校时的哲学自白，在《哲学通信》的背景下由席勒自己首次发表，反映了他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思想。尤里乌斯将这些思想的展露与一段评论联系在一起：“我研究着精神的法则——将自己提升到无限，却忘了证明精神确实存在。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攻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26]

在“骄傲兴奋”的幸福时光后，作为第三阶段的“冷静”便紧跟着到来。但这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冷静，不是理性通过证明自身的界限理智地限制自身（科尔纳在他姗姗来迟的拉斐尔的信中才会提到这一点）。这种冷静是由席勒在卡尔高等学校时就已熟悉的医学生理物质主义所引发的。在他当时写作《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一文的时候，就曾不得不应对物质主义的批评。

和尤里乌斯不同，在席勒自己的精神发展历程中，热烈的爱情哲学与物质主义的冷静并不是相继而至，而是同时到来。这两种思维方式互相角力，热情与冷静的思想作为两种相反的心境，在席勒身上交替出现。矛盾的同时性让席勒的精神生平有别于尤里乌斯。后者只是忧郁地回顾他的热情，就像在回望某种完全“逝去之物”。但在席勒那里，正因为爱情哲学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生理物质主义泼的冷水，它才成为一种经得住批判的选项。这种爱情哲学绝不会彻底消失，只是会失掉它迷狂的幼稚。

让我们再一次回忆尤里乌斯在他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中所阐述的这种热情的爱之哲学的原则。

宇宙是上帝的一个念头。自然饱含意义，自然现象是符号，可为人类精神所解读。自然的意义并非如康德所言，只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投射，而是从自身出发，向人类精神展现出一种意义。在“整个自然中”，没有一处缺乏意义的“荒野”。[27]

自然回答着人类关于起源、方向与目的的问题。

自然可以像一件内在完满的艺术品一样被人阅读。所谓内在完满的艺术品，是指其内部就蕴含了所有的合目的性。或许在表面还有些许不和谐或是差异——还有邪恶、腐坏、死亡与弱肉强食——但在更深的层面上，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协调，是一种和谐。如果目光钻研得足够深，深入这个宇宙的存在，各个世界的和谐就会显现。从意识的角度出发，这种和谐会被发现，但从存在的角度出发，是这种和谐展露自身。于是就导致了伟大的合一。因此认知是交融的行动，也就是爱的行动。谁若是深入探究这种存在，就会发生一种变形：他自身的状态就会趋近于整体的和谐。变形的瞬间便是理念实现的瞬间。“我坚信，在理念的幸运时刻，艺术家、哲学家与诗人就会真正成为他们所描绘的那些伟人与善人。”[28]

被解读为爱之行动的认知，并不寻求把握一个对象以便控制它，而是为了——让其存在。被认知的客体应能在认知主体的眼前展露自身。在认知的意识与其对象之间，有一种善意在游戏。人们怀着善意望向世界，而世界则同样怀着善意回望。在主客体两边都发生了力的解放。爱着的人有了新知，而求索的人也感到自己被人所爱。在给予和索取之间就有了一种坦诚。

这样一来，关于起源、方向与目的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

起源？

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爱，因为作为上帝思想的宇宙是出自爱的创造：“伟大的世界主宰，/没有朋友，深感缺憾，/为此造了不少精灵，/作为他极乐的极乐之镜。/最高的本质，不曾找到/任何东西和他品级相若，/从整个存在王国的圣杯中/无限为他泛起波澜。”[29]这个远景影响确实很大，毕竟黑格尔日后也将用出自《尤里乌斯的神智学》的这几行诗来为他的《精神现象学》收尾。

方向？

所有的一切都已内在完满，但人类精神却肩负任务，要通过认知和爱同整体融合，以实现自我完满，也就因此有意识地与整体相契合。但正是这种发自个人意识与意愿而实现的契合与自我完善，是世界向有意识且有自信的存在所要求的特殊成果。这样一来，第三个关于目的的问题便也得到了回答。

目的？

人类之外的存在在宏图中有各自的角色，但它们既缺乏意图，又毫无计划，便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它们而言，不存在仍需争取的完满。它们就是它们之所是，已然完满，是其之所应是的表达。而只有人才需要实现这种作为自我完善的完满——通过他的行动。自我创造被当作任务摆在了人的面前。于是他的目的便是：成为他能成为的样子，而他将通过自我完善，实现这个目标。

这个愿景是精神性的，却并不需要一个彼岸。神性在创世之后便完全内在于世界，在爱的游戏中发生。这种游戏包括了认知与行动，在其中实现了不同存在之间的互相坦诚，而意识也因此可以体验作为存在巨链的世界整体。谁若是相信爱的力量，就不再需要超然于世的上帝。如果相爱的“精神间的引力”已足够强大，甚至可以“造出一个神来”。[30]这便是在合一之力中展露自身的上帝。因此人们不需要超验的上帝，更不需要那种把信仰当交易的上帝，比如：我之所以虔诚也有道德，是为了有朝一日在天堂获得回报。爱，以及由爱而生的美德，其本身就已经是回报。生命在任何时候都能成功，人们不必等待彼岸的奖赏。生命可以借助爱而成功。因此诅咒并不来源于某个彼岸的审判，无爱之人现在便是在遭受惩罚。他与世隔绝、冥顽不化，只是像守财奴似地守着他可怜而渺小的自我，成了它的囚犯。他就在利己主义的监狱里蹲大牢。“利己主义将其中心设定在自身之内；爱却将中心向外播种在永恒整体的轴线上……爱就仿佛一个欣欣向荣的自由国度中共同执政的公民，而利己主义则像荒芜世界中的一个独裁暴君。”[31]

暂且不论席勒是否有意，但他的这一设想的确接受了乔达诺·布鲁诺[32]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33]思想中的若干主题。我们不知道席勒是否研习过这两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但他一定曾在阿贝尔的课上听闻过两人的大名。布鲁诺将爱理解为具有创造力的宇宙之力，而米兰多拉则阐释了人类充满创造力的未完成性这一概念：人的任务，就在于发扬自身的潜力。米兰多拉写道，我们并非由自然所规定：“我们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34]自我完善是创造力的作品，而人正是由此模仿伟大的创世者。在尤里乌斯的幻想中，他将爱的宇宙合一之力与自我完善的创造之力这两种思想合二为一。

尤里乌斯几乎是带着羞怯，展示了他以“人类智慧织成的泛泛蛛网”[35]。在坚持康德思想的科尔纳所要扮演的拉斐尔面前，他不得不担心自己要出洋相。

尽管席勒在若干年之后才会开始细致地研习康德，但他毕竟对这个“碾碎一切的人”（门德尔松[36]语）有所了解，知道康德要给“思考”一点儿教训，精确地给它算清楚：它在什么情况下、受什么刺激的诱惑，会不管不顾地脱缰越界，在与之无关的土地上四处偷猎，尽管那儿本是可使人幸福的原野。席勒也知道，这位来自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哲学家给“思考”圈定了地界，给了形而上学空想的高烧好一顿痛打；知道康德用他如枯骨般干瘪的思辨，手把手地将那些空想家和热心人引向他们那些虚幻图景的隐蔽作坊。对于此时的席勒而言，康德仍是一位思想警察，声称自己已不可辩驳地证明哪些东西是完全行不通的。他预感到，这样一种形而上的爱之哲学很有可能也行不通。而科尔纳于1788年迟来的信则证实了席勒的预感。科尔纳在信中写道：“自负的理性的确想要通过各种杂耍和花招避免丢面子，承认在其知识的扩展中确实不能超越人类自然的边界。”[37]

十年之后的席勒将会目睹谢林试图超越康德的努力，而谢林在此所回归的自然哲学，与他自己在《尤里乌斯的神智学》时期的那种自然哲学颇有些相似之处。席勒还将会看到人们是如何一一扫除康德的顾虑的。但现在的他还是感受到，康德的巨大阴影是如何笼罩着自己的每一次尝试。只是现在威胁着要撕碎他空想之“蛛网”的还不是康德的先验怀疑，而是那场能够摧毁他全部“创造”的“大胆攻击”。这种威胁来源于席勒长久以来已很熟悉的生理物质主义。

作为生理学家的席勒，关注的并不是认知在精神层面的边界，而是其在身体维度的界限。对于认知而言，身体是最大的挑战，或者说是它的命运。冷静下来的尤里乌斯将精神与身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称为“自然不幸的矛盾——这自由地向上求索的精神竟被束缚在不免一死的身体那僵化不变的钟表装置当中”。[38]此处响起的并不是柏拉图式的古老哀诉，认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监狱；这里更多的是在严肃地谈论精神生理学，它将精神认定为身体的一部分，并以此为之祛魅。如果精神不过是“在我的大脑里搭建起它的王座”，那么它的威严就不过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幻象。“我大脑里只要有一根断裂的经脉”[39]，整个精神世界就像鬼魂一样消失无踪。

这里讨论的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认知的先验界限，而是精神与大脑的关系——被泼了一盆冷水的尤里乌斯就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而席勒也曾在他的医学哲学论文中对此做过思考。“是精神为自己塑造肉体”，《华伦斯坦之死》（Wallensteins Tod）剧中有言。[40]但是“大脑”又该作何解——这里是否也能用个类比：是人的精神在运用大脑？是说精神这种存在，虽然其位置居于大脑当中，但其他时候都是随心所欲地流转游走——还是说精神不过是大脑的一个产品，某种分泌物，随着大脑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的所思所想，是我们想要思考的，还是我们的头脑“想要”让我们思考的？思想究竟有多自由？如果思想不过是大脑的产物，那它还有什么效力？难道精神的生理学起源不会减损其效力吗？

就是这些问题，让尤里乌斯心烦意乱、哀叹连连：“若是这件乐器的琴弦在我生命的关键时期让人校错了音——若是我的信念和我的脉搏一样摇摆不定，我就完了！”[41]

人们不能宣称上述问题在《哲学通信》中得到了完全的解答。其实又怎么可能有解，毕竟这是席勒自他的医学哲学论文起就一直未能弄明白的开放问题。他就好像在一个旋转舞台上：一会儿在精神中看见大脑的作用，一会儿又在大脑里发现精神的效果。在文章最后，尤里乌斯用这些忧郁的语词评论了他的神智学：“我在这里所描绘的世界，或许不在别处，而只有在你尤里乌斯的脑海中才是真实的。”[42]

然而，问题并不曾就这样盖棺论定。生理学的内在性使得精神无法再振翅高飞，但尤里乌斯居然还想到一招，能将自己从这种内在性中解放出来。就算伟大的真理与精神的愿景真的只是一个或许已陷入混乱的大脑的畸形产物，大脑也还属于自然；这样说来，就是自然在这个大脑中生成了它自己所特有的镜像。“大脑的每一个产物……都在造物这层更大的意义上具有不可辩驳的公民权利。”[43]尤里乌斯想要在一种苦心营造的三段论里找到庇护：所有现实的都是真理的。热情的爱之思想——作为思想——也是现实。因而它亦属于真理。

可这种三段论太过牵强，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给了所有思想甚至是最荒谬的念头以一种真理的价值。虽然救得了热情的神智学，但代价却是也同时救了每一种胡思乱想。

席勒自己却从他的神智学中以另一种方式——务实的方式——保留了另外的东西。他从爱的宇宙哲学中摘取了较为实用的自我激励，鼓励自己与他人结成真正的友谊，于是也将友谊尊奉为充满创造力的——因此是最高级的——生命形式。这位刚刚用“亿万生民，一起相拥！/这一吻给全世界！”的诗句歌颂过友谊之盟的诗人，有资本让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产生效力，即便带着些许揶揄以保持距离。“谁能拥有，如此大幸，/成为朋友的朋友”，尤里乌斯的神智学对他而言便不是什么困扰，他很可以听着形而上学的高调而自得其乐，因为赞颂友谊的调门永远都不嫌高。“至少，”席勒在1785年10月5日给胡博的信中写道，“我们得肩并肩、手牵手，直闯到死亡的活板门前。”

热情有它伟大的瞬间，但我们不能忘记：瞬间也会消散。席勒在10月5日的那封信中，用一幅美妙的图景描绘了热情之易逝：“热情是把弹珠掷向空中的大胆而有力的一投，但如果有人期待这颗弹珠永远沿同样的方向、永远以同样的速度飞行，只能说他是个傻子。弹珠会划出一道抛物线，因为它在空中会失去力道。但在理想主义分娩的甜蜜瞬间，我们常常只想着推动力，而忽略了重力，也忽略了物质的阻力。”

友情也是如此。它也是一道抛物线，眼看着就要坠落。1786年春，在徜徉于他和科尔纳及胡博的同盟一年之后，席勒终于开始露出疲态。“我现在几乎无所事事，”席勒在1786年5月1日给胡博的信中写道，“为什么？我很难说得上来。我总觉得闷，而且很不满意。再没有之前兴奋的脉搏。我的心已经缩到了一起，我想象力的灯火已经尽数熄灭。真是怪事，几乎每一次苏醒、每一次躺下，都让我更接近一场革命、一个决心……我需要一场危机——大自然准备着毁灭，是为了再度新生。”

科尔纳也听到过类似的抱怨。席勒当然不觉得朋友们厌烦，但他们已无法再使他回到初结友谊的头一年中的那种高昂的情绪中去了。平凡的辛劳开始了。席勒往后得从自己的创作中寻找激情。《唐·卡洛斯》曾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席勒现在又重新将之拾起，而在闲暇时则追寻着另一个念头：他开始创作小说《招魂唤鬼者》。

他就这样渐渐找回了活力。1786年10月，他志得意满地向出版商葛勋宣布，《唐·卡洛斯》年底就能完成。

显而易见，他成功“再度新生”。

[1] Zit. n. Berger 1924，Bd. 1，S. 487.

[2] “壮游”即德语“Kavalierstour”或英语“Grand Tour”，指的是18世纪欧洲贵族家庭的青年在成年后需游历整个欧洲，扩展社交联系并增长人生阅历的旅行。译名典出杜甫的诗歌《壮游》。

[3] Zit. n. Berger 1924，Bd. 1，S. 487.

[4] 《塔利亚》杂志的第5期（1790年）匿名登载了胡博于同年同样匿名发表的戏剧《秘密法庭》（Das heimliche Gericht）的片段。席勒为之撰写了一段导言，参见MA 5，S. 862。

[5] 格奥尔格·约阿希姆·葛勋（Georg Joachim Göschen，1752～1828），德国出版人，1785年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了魏玛古典主义文学的多部作品，包括歌德的第一部八卷本文集（1786～1790年）。

[6] MA Ⅴ，S. 854.

[7] MA Ⅴ，S. 857.

[8] MA Ⅴ，S. 856.

[9] MA Ⅴ，S. 856.

[10] MA Ⅴ，S. 860.

[11] Biedermann 1974，S. 129.

[12] Biedermann 1974，S. 133.

[13] Kluge 1988，S. 1378.

[14] Kluge 1988，S. 1381.

[15] Zit. n. Berger 1024，Bd. 1，S. 451.

[16] 弗里德里希·尤斯廷·贝尔图赫（1747～1822），德国作家、出版人，长居魏玛，于1785年与维兰德等人合作创立了德国最重要也最权威的文学评论杂志《文学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又于1786年创办了欧洲最早的画报之一《奢侈品与时尚杂志》（Journal des Luxus und der Moden）。

[17] Biedermann 1974，S. 139.

[18] Petersen 1911，S. 127.

[19] MA Ⅰ，S. 201. 语出席勒的名诗《理想与生活》（Das Ideal und das Leben，1804），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59页。

[20] Biedermann 1974，S. 137.

[21] MA 1，S. 133. 此段由译者自译。

[22] 《柏林月刊》是由约翰·埃里希·比斯特（Johann Erich Biester，1749～1816）和弗里德里希·戈蒂克（Friedrich Gedike，1754～1803）共同编纂的杂志，于1783～1796年间出版。1783年，《柏林月刊》刊登了新教牧师约翰·弗里德里希·佐尔纳（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1753～1804）的一篇文章《缔结婚约时不再通过宗教确认，是否明智？》（Ist es rathsam，das Ehebündniß nicht ferner durch die Religion zu sanciren？），其中有一段挑衅式的脚注：“何谓启蒙？这个问题几乎与‘何谓真理’同样重要，理应在人们开始启蒙之前先得到回答！但我还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对它的回答！”作为回应，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于1784年9月在《柏林月刊》上发表了文章《关于这个问题：何谓启蒙？》（Ueber die Frage：Was heißt aufklären？）；同年（原文误作1783年，已修正）12月，康德也同样在《柏林月刊》上发表了他的名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23] 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2页。

[24] MA Ⅴ，S. 336.

[25] 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3页，有改动。

[26] MA Ⅴ，S. 344.

[27] MA Ⅴ，S. 345.

[28] MA Ⅴ，S. 347.

[29] MA Ⅴ，S. 353.

[30] MA Ⅴ，S. 353.

[31] MA Ⅴ，S. 351.

[32] 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坚定支持日心说，认为宇宙是开放的、无限的；同时坚持泛神论，批判教会僵化的教条，于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宣布为异端、施以火刑而死。其经典著作包括《论无限、宇宙和众世界》（De l’infinito，universo e mondi，1584）。

[33] 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曾有著名演讲《论人类的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作为遗稿于1496年发表。后引文即出自这一名篇。

[34] Mirandola 1940，S. 53.

[35] MA Ⅴ，S. 357.

[36] 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德国著名启蒙主义哲学家，犹太人，莱辛至交，曾著有美学著作《论情感的通信》（Briefe über die Empfindungen，1755），在其中探讨悲剧的心理学效应；此外还著有柏拉图风格的哲学对话《菲多，或论灵魂不死》（Phädon oder über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1767）等。门德尔松同时是柏林犹太启蒙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37] MA Ⅴ，S. 1180.

[38] MA Ⅴ，S. 341.

[39] MA Ⅴ，S. 340.

[40] MA Ⅱ，S. 472.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三幕第十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688页，有改动。

[41] MA Ⅴ，S. 340.

[42] MA Ⅴ，S. 355.

[43] MA Ⅴ，S. 357.

第十二章

《唐·卡洛斯》的诞生——行动的阻碍与人类的激情——波萨侯爵发迹史——粉墨登场前的踌躇——转向小说《招魂唤鬼者》——从左派阴谋到右派阴谋——密谋家、秘密结社和卡里斯玛——波萨侯爵与启蒙辩证法

《唐·卡洛斯》——席勒是1782年夏天从达尔贝格那里获得的灵感。达尔贝格把德·圣·雷亚尔神父[1]1691年版的《唐·卡洛斯秘史》（Histoire de Dom Carlos）留给席勒作读物，提示他说，从中很可以写出些适合剧院的东西。达尔贝格了解他的观众，知道催人泪下的古装家庭剧一定很受欢迎。例如，约瑟夫·奥古斯特·封·托林伯爵（Joseph August Graf von Toerring）的《阿格尼斯·贝尔瑙厄琳》（Agnes Bernauerin）在曼海姆的演出就大获成功。[2]达尔贝格相信，将费利佩二世之子的悲伤故事改编成戏剧，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圣·雷亚尔的叙述更像小说，基本不太注意史实的准确。费利佩二世的第三个妻子、瓦卢瓦（Valois）家族的伊丽莎白（Elisabeth），原本是被许配给了储君唐·卡洛斯。[3]这位法国作家想要让她的形象更加光明，于是把费利佩塑造成了恶人，而唐·卡洛斯则是无辜的牺牲品。圣·雷亚尔将王子与王后的情事推到了故事的中心，尽管历史上对此并无确凿记载。到最后，妒火中烧的费利佩让宗教裁判所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又让王后中毒身亡。这也是史料中所没有的。至少根据官方说法，宗教裁判所并没有什么动作。唐·卡洛斯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又因其举止狂躁易怒甚至有虐待倾向，而遭到监视，最终死于肠道感染。但当时人们便怀疑王子也和三个月后离世的王后一样，都是被人下了毒而死的。

圣·雷亚尔始终是席勒主要的素材来源，尽管他之后还使用过其他一切更忠于史实的历史书籍，例如罗伯特·沃特森（Robert Watson）《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执政史》（Geschichte der Regierung Philipps des Zweyten，König von Spanien）1778年的德语译本[4]，以及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皇帝查理五世执政史，及欧洲社会生活自罗马帝国覆灭至十六世纪初之兴盛与发展概况》（Geschichte der Regierung Kaiser Carls V. Nebst einem Abrisse vom Wachstume und Fortgang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 in Europa，vom Umsturz des römischen Kaisertums an，bis auf den Anfang des sechzehnten Jahrhunderts）1771年的德语译本[5]。若干年后，席勒还将为了他的《尼德兰独立史》（Abfall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6]这部历史巨著而参考这几部作品。

席勒之所以能毫无顾忌地以圣·雷亚尔为基础，是因为他所在意的并非历史真实，而是心理上的可能事件以及强有力的戏剧效果。至于他和历史真实的关系，席勒已在《斐耶斯科》的后记中把该说的都说了：“我敢说自己马上就能搞定历史，因为我不是……写历史的。在我看来，只要能通过大胆的虚构在我的观众胸中激起哪怕一次情绪大迸发，就远胜过最严谨的历史精确。”[7]

而他在圣·雷亚尔那里发现的历史，不仅会在“观众胸中”产生影响，更是首先让席勒自己的“情绪大迸发”。他在这儿也发现了在前几部作品中就深深吸引他的母题：父子冲突、阴谋诡计，以及一场致命的爱情。还有一个他在《强盗》中只是一笔提过的主题也能在此展开：宗教裁判所。它被视为邪恶的代名词，被时代的启蒙精神钉上了耻辱柱。今天的人们相信自己已克服了那段黑暗的时代，但他们之所以依旧回忆起早已不复存在的宗教裁判所，是为了作为警醒，在记忆中唤起那黑暗时代的反面图像。“此外我还要在这部剧中给自己立下义务，通过对宗教裁判所的描写为被逼为娼的人类复仇，将它的耻辱污点令人畏惧地钉在耻辱柱上。”（致莱因瓦尔德，1783年4月14日）

在创作《斐耶斯科》时，席勒已经认识到，政治行为只有“出自人心”，才适合搬上舞台；而他也在剧作前言中断言，作为市民作家的自己尤其有资格将政治心理化、内在化。“我和市民世界的关系也让我更了解人心而不是内廷，或许这种政治弱点已转变为文学美德。”[8]

1783年春在鲍尔巴赫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席勒极其用心地关注了不幸爱上继母的卡洛斯。他对待卡洛斯就像对待情人一样，席勒在给莱因瓦尔德的信中写道：“我和他一起，徜徉在鲍尔巴赫近郊。”（致莱因瓦尔德，1783年4月14日）

很可能正是在鲍尔巴赫的这个春天，当席勒漫步在鲍尔巴赫附近还浸着雨露的草地、还很松软的小路的时候，诞生了阿兰胡埃斯（Aranjuez）御花园中第一场戏的那几行诗。多明各（Domingo）对卡洛斯：“最美的春日——欢悦的花园——/周围是一片花海的田野——/甚至天空也与大地争艳，/艺术与自然斗奇——只为了博您开心。”[9]

席勒在鲍尔巴赫勾勒了剧本的大纲。他要用“五步”[10]给这段危险的爱情系个死结，到最后解开时导致灾难。同样深爱着唐·卡洛斯的艾伯莉公主（Prinzessin Eboli）促成了一系列误会，一场针对王子的宫廷阴谋拉开了帷幕。妒心极盛的费利佩“决定了其子的毁灭”。波萨侯爵也已在大纲中出现，他为了保护朋友卡洛斯，将秘恋王后的嫌疑引到自己身上。但在第一份草稿中，这一设计并无后续，波萨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国王依旧怀疑他的儿子。王子和王后放弃了他们的爱情。或许席勒在初稿中就已考虑到，要用某种方式把宫中的爱情故事和佛兰德（Flandern）[11]的起义联系到一起。在第四幕的笔记中有这么一句：“国王发现了王子的一场叛乱。”宫廷与宗教裁判所必须在剧末经历一场大失败。卡洛斯虽然死了，但控诉他的人却被揭穿，显露出罪犯的嘴脸。整部剧应当以“被欺骗的国王之悲痛”及对欺君之“始作俑者的复仇”结尾。也就是说，没有旧势力的胜利，但也没有新势力令人瞩目的登场。波萨侯爵的伟大密谋和自由之“暴政”的问题，虽然之后会成为全剧的思想核心，但在这里还未显现。

1784年夏，当席勒正为了曼海姆剧院的续聘而斗争的时候，他在达尔贝格面前如此夸赞自己这部初露雏形的新戏：“《卡洛斯》肯定不会是一部政治剧——说到底，这是一出帝王世家中的家庭戏。”（1784年6月7日）这标志着席勒有意讨好剧院总监的口味和他对待政治的谨慎，因为政治维度——“王子的一场叛乱”——本来是在全剧最初构思时就有的。

在和曼海姆剧院分道扬镳之后，席勒把精力集中到了《唐·卡洛斯》的创作中。他不再受义务的约束，有时间，还需要钱。他希望尽快把剧本写完，给自己定下不切实际的期限。1784年秋，他决定不同于自己之前的剧本，要用抑扬格（Jambus）来写这出新剧。这与他先前几个月在剧场中所经历的屈辱有直接关联。他之所以选抑扬格的诗歌形式，是有意要抬高格调，将之作为对风格的打磨，并以此从剧院阴谋的泥潭中抽身而出。现在他考虑的不再是使他觉得自己抬不起头的现实剧院，而是一个想象的剧院；他要用诗行赋予文字以新的珍贵与精致，并让它们在剧院中鸣响。施特莱歇尔描绘了席勒一开始下了多大的功夫，到最后又从中收获了多大的喜悦。“为了让抑扬格诗行流畅，他不得不尝试按着韵律去思考。但只要一场戏披挂上了这种格律，他自己便发现这不仅是最适合戏剧的形式，而且因为抑扬格甚至还能强调平庸的想法，就更会令遣词造句中的崇高与美感愈显高雅。大功告成之时，他的欢乐与享受便提高了他对生命与工作的乐趣。”[12]

但席勒所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这种新的乐趣，更有一种责任。维兰德于1784年在《德意志水星》杂志（Der Teutsche Merkur）[13]上给剧院诗人的建议，给席勒很大启发。维兰德说，剧院诗人得学会运用诗行，才能在德国戏剧与法国戏剧的比较中，赋予德国戏剧更高贵的名誉。

在动身前往莱比锡之前，席勒笔耕不倦，怀着兴致勤奋地创作他的剧本。又有新的主题从他的生活中进入了作品。当他将命运与科尔纳和胡博的友谊联结起来之后，他构思了唐·卡洛斯与波萨侯爵之间那几出伟大的戏，而友谊的主题也赢得了远超最开始计划的重要意义。

直到1787年动身前往魏玛之前，席勒在莱比锡、戈利斯与德累斯顿度过的两年总是断断续续地继续着创作；而当他最终完成时，剧本篇幅早已超出了所有德语戏剧艺术迄至当时为止的体量。在完工前的最后几周，作品就像磁石一样，有那么多的想法在吸引着他。他其实可以一直写下去。1787年4月22日，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另外，你可以发现，我不得不放弃许多绝妙的想法……《卡洛斯》现在已经装得太满，而这些其他的种子只会在臻于完善的收尾关头发出芽来，让我措手不及。”

席勒这些年来学到了很多，也变了很多。这些都会在剧本中显现。当他开始创作时，席勒还对自己非常好奇。没错，他是会写出一部作品，但这部作品又会把他变成什么样子？

1787年夏，在完成《唐·卡洛斯》、告别德累斯顿之后，席勒曾在魏玛城堡花园与赫尔德的一次交谈中说，自己“在漫长的文艺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让他倍感特别；而鉴于他始终在“进步”，于是“在这样一部作品收尾时的思想与感受，就会与刚开始时完全不同”（致科尔纳，1787年8月8日）。

构思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波萨侯爵强有力的出场，甚至将主角唐·卡洛斯挤到一边。席勒在1788年发表的《〈唐·卡洛斯〉通信》（Briefe über Don Karlos）[14]中回应了对他作品的批评，就这一点也做了说明：“与此同时，涌入我脑海的新念头取代了原来的构想；即便是卡洛斯也不再叫我喜欢”，而正是波萨“取代了他的位置”。[15]我们可以很精确地确定发生这一转变的日期。四期《塔利亚》杂志——1785年3月、1786年2月、1786年4月、1787年1月——陆续刊登了剧本的若干场景，就到国王与波萨侯爵在第三幕的那场影响深远的会面之前。

当席勒于晚秋将手头已写完的戏交去付梓的时候，国王与波萨的这一场戏（书中的第三幕第十场）还尚未完成。正是在这几个星期，席勒再度搁置了《唐·卡洛斯》的写作，开始新的工作，即小说《招魂唤鬼者》——整个过程颇为奇怪。我们还是先详细考察一下在波萨侯爵与国王费利佩二世的那场伟大对话之前的情节与人物之发展吧。

唐·卡洛斯爱着他父亲的妻子伊丽莎白。这不是乱伦的冲动，因为伊丽莎白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姑娘，首先被许配给他，随后却因为王室联姻的考虑，被卡洛斯的父亲娶作（第三任）王后。但是这份爱在他自己和他父亲眼中——如果被父亲察觉的话——却是一种罪孽，因为儿子不得侵入父亲的权力范围，而女人正属于其中。唐·卡洛斯必须有所伪装，藏起自己的情感。他的爱不能公开，王子必须谨言慎行，因为他活在无数圈套之间，活在怀疑与假面的环境中；这是宫廷的世界，所有人都得小心翼翼，尤其是王子。“我知道，”卡洛斯在阿兰胡埃斯的花园中对多明各说，“有千万双眼睛拿了钱来监视我。”[16]

危险的情感和宫廷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王子内心与外部的困境在戏中变得越发尖锐。外在的形式——例如王子拜见继母都必须先由国王批准——以及语言习俗还能控制住欲望，而如果欲望还是得到了表达，那也是含蓄而隐晦的。重要的东西只能点到为止。

席勒在《斐耶斯科》中呈现了一台化装舞会，主人公像君主一样，兴致勃勃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然而这里的假面却是出于强制与恐惧。由于内心活动找不到恰当的表达，卡洛斯胸中的紧张与日俱增，每个瞬间都有可能爆发。在第一场戏中就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卡洛斯情绪激动地对多明各神父说：“你说母亲？/哦苍天啊，让我忘记那个/把她变成我母亲的男人！”[17]王子的选词掂量得不够小心，也没有意识到神父是要诱使他不由自主地承认心中禁忌的情感。卡洛斯演得还不够好，也不知道人们和他玩的究竟是哪一出。害怕“‘疑心’这条毒蛇的啃咬”[18]让他无法行动。或许席勒曾借助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的《智慧书》（Handorakel）[19]研究过西班牙宫廷社会中作为行为准则的“冷漠”。毕竟这是他老师阿贝尔所喜爱的书籍。但至少卡洛斯还没有熟谙此道。他想要真诚，想要热心，他的内心就像18世纪晚期的一位多愁善感的市民。然而他却必须隐藏他的情感，而他的行动也因此受阻。行动的障碍，让他看上去仿佛是哈姆雷特（Hamlet）的兄弟。

他的朋友波萨侯爵的登场则大不相同。和他一对比，卡洛斯便怀着羞怯与忧郁意识到了自身的拘束、停滞与碌碌无为：“一条隐蔽的虫/正啃食着这株骄傲灌木的心，/于是它永远无法生长。”[20]在《塔利亚》断篇中，一时还分不清楚波萨侯爵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剧中自然有真心的友谊，二人在回忆中沉醉；但波萨还是保持了距离，他在王子眼中看到的是未来的统治者。卡洛斯向他承认了对王后的爱，波萨大惊失色，警告朋友：“请您照顾/您父亲的安宁！”[21]这是波萨的一个念头，但他立刻就准备好为王子与王后的见面牵线。波萨侯爵想要帮王子一把，将他对王后的无望激情转移到政治行动上来。波萨要为佛兰德的自由斗争赢得自己的朋友。

《塔利亚》版本里只是暗示了波萨侯爵的计划，但在成书的版本中却能清晰地看出，波萨是在组织一场真正的密谋以解放尼德兰。卡洛斯应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他对王后的爱应当转化为对全人类的爱，并应当以大爱之名，成为尼德兰自由斗争的领袖。波萨只把这个计划透露给了王后，要求她也升华自己的爱。这对王后而言不那么困难，因为她爱得不那么激烈。但侯爵还没有为这个计划争取到卡洛斯。王子还在自己情感的监牢中酝酿着他的爱情，被宫廷的势力监视着一言一行。

在第二次见面时，卡洛斯向朋友提议两人以“你”相称，侯爵则提醒说，等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他们分隔。卡洛斯呼唤超越一切等级限制与宫廷礼俗、联结起所有人类的“心”。侯爵最终同意了，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互相立下忠诚的誓言。王子向上天的权柄呼喊：“这里相拥，/这里相吻，在你的面前，/两位青年，充满梦想的勇气，/……/在下界/人们总叫他们君王与臣子，/但在天上却称为兄弟。”[22]

侯爵敬佩王子的热情，却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请善意地低头/朝这美丽的幻象微笑吧，/崇高的命运。”只在那短短的一瞬，卡洛斯才决心将友谊的热情引向更宏大的政治：“和你手挽着手——/我要挑战我的世纪！”[23]

卡洛斯是个感性的人，侯爵则是个策略大师，始终紧盯着将来；王子却听凭一时情绪的摆布。正是出于一时兴起，卡洛斯向父王要求已交给阿尔巴公爵（Herzog von Alba）的佛兰德军队的指挥权，但未能成功。在短暂踏足政治却失望而归之后，王子再度成为其爱意情感的牺牲品，最终导致了他在同样爱着王子的艾伯莉公主面前的致命误解。她约王子前去幽会，可王子却以为邀请他的是王后。当他在约定的地点没有见到王后，只看见公主时，无法再掩饰脸上的失望。艾伯莉被深深地伤到了。从现在起，她就要为自己受了伤的爱情复仇。

就这样，卡洛斯又重新落入了爱情的喧嚣，侯爵试图将他带离的种种努力，也全是白费力气。侯爵告诫王子，他表面上爱的是王后，其实爱的不过是他自己，他不应再这样下去，而应该将他的爱扩展到整个人类。为了普遍的自由，他要完成一份公共的使命，不应把珍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前途的激情之上。侯爵提醒王子毋忘他的公共义务，伟大的使命不给儿女情长留任何时间，而侯爵则作为这使命的代管人登场：“不是作为少年卡洛斯的游伴，站在这里——我是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在拥抱您，/是佛兰德各省/扑在您的胸前哭泣。”[24]侯爵就这样敲打着他忧郁的朋友的良心：“是的，/从前情况完全不同。你那时如此富有，/如此温暖，如此富足！你那广阔的胸怀/包容整个世界。这一切现在全都/荡然无存，为一种激情，/一种渺小的自私心所吞噬净尽。/你的心已经死灭。对于佛兰德各省/极端痛苦的命运你已没有眼泪可流，/你对此连一滴眼泪也没有！——啊，卡尔，/你变得多么贫穷，贫穷得像个乞丐，/自从你除了自己谁也不爱以来！”[25]

波萨侯爵现在该拿卡洛斯怎么办呢？情况很不乐观。侯爵料到受了羞辱的艾伯莉会将王子对王后的爱偷偷告诉国王，她一定会为自己报仇。多明各神父和阿尔巴也早已让国王起了疑心，他们为了扳倒卡洛斯并确保自己的权力，会更加强国王的妒意。国王不知如何是好，更不知道是否应当相信这些指责。《塔利亚》断篇最后几幕之一，就包含了国王的一长段独白：“现在请赐给我一个人，善良的命运。”[26]他翻阅着档案——诺瓦利斯曾称之为“国家的记忆”——一眼就看到了波萨侯爵的名字。档案上记载着不少他的光辉业绩，但他却甚少在宫廷中露面。他为什么不来向国王讨一声感谢？“我的上帝，在我统治的众多王国之中，/无求于我的，就他独自一人！”[27]此人必然一身正气。可以向他询问，可以委以重任，国王想。

《塔利亚》断篇的场景就到百官觐见国王为止。在这个过程中，波萨侯爵的名字被点到。但在波萨入殿之前，断篇便戛然而止了。

1786年夏末，《唐·卡洛斯》就发展到这里。现在，有新的东西开始浮出水面。现在饰演主角的不再是卡洛斯，而是波萨侯爵。现在，人类热情的深渊将会显现，追求自由的意志将会展露其专横的一面。“暴政”[28]——在他的《〈唐·卡洛斯〉通信》中，席勒将会用这个词代指波萨侯爵。

席勒将会用波萨侯爵这个形象去摸索历史的隐蔽心房。在波萨侯爵的矛盾中，他预料到了一种启蒙的辩证：理性向人类幸福之暴政的转变。不久之后，这种辩证就在法国大革命中化作了现实。

但席勒还在犹豫：他发现眼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想要深入思考启蒙辩证法和革命之困境：革命希望解放个体，但同时却将其消耗殆尽。他在《〈唐·卡洛斯〉通信》中写道，为了继续写下去，自己需要“一颗完全不同的心”。[29]他知道全剧的中心将会从唐·卡洛斯转移到波萨侯爵。必须得找到一种过渡方式，使重心的偏移在戏剧上成为可能。可是要怎么找？

他必须把侯爵塑造成行动的载体；为此，波萨需要赢得费利佩的信任。“但全剧的结构只允许我用唯一一场戏，”席勒写道，“去实现这超乎寻常的效果。”[30]至少有一点他很清楚：这场戏也将有超乎寻常的分量；他必须成功地让这个热心于自由的人，这个革命家，这个冷静的策略大师以一种能施展其全部魔力的方式登场。必须令人信服地让国王也对他刮目相看。但国王之后还应继续代表旧势力的精神。在理念的高原，革命的精神与专制的精神必须相互碰撞。换言之：必须把18世纪末欧洲对于自由与秩序的话语聚拢到一起，这里所要求的是一出理念的大戏，是政治—哲学上的种种矛盾的一场搏击表演。但席勒不可能知道：这一切所发生的历史时期，恰恰是大革命的前夜。

席勒之所以在一开始被这项工程吓退，正是因为预感到它会对自己提出何种苛求。因此他先用一个新计划暂作回避，开始创作小说《招魂唤鬼者》。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场阴谋，即耶稣会——或许是玫瑰十字会——秘社导致一位新教的王位继承人改宗的密谋。席勒一个猛子扎入秘密结社、共济会分舵和阴谋诡计的那个含混不清且神神秘秘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半真实，一半幻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吊起了整个欧洲舆论的胃口。

席勒中断《唐·卡洛斯》的创作是为了赢得与作品的距离、获取新的力量。可他从一部关于左翼共和派之谋反的戏剧中缓过神来的方式，却是埋头创作一部关于右翼阴谋的小说。

由于席勒暂时放下了《唐·卡洛斯》的创作，我们也暂停一下对这部戏剧的分析，像席勒一样转向《招魂唤鬼者》。

当《招魂唤鬼者》在《塔利亚》上连载两期、席勒被出版商和读者催着更新之后，他给科尔纳写信说：“这该死的《招魂唤鬼者》让我到现在都提不起兴趣；究竟是哪个魔鬼给了我这个题材！”（1788年3月6日）

这个在1786年夏天给了席勒这部小说灵感的魔鬼，出自一种时代精神正在翻涌的情绪。这一年中发生的几桩事情，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法国的“钻石项链丑闻”[31]、原形毕露的卡廖斯特罗及其倒台[32]；反“光照派”运动及其秘密仪式的曝光；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86年8月17日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Ⅱ）[33]继承普鲁士王位，他的蒙昧主义倾向天下皆知，人们纷纷担心启蒙的时代将会在他手上终结。空气中笼罩着一种将要变天的预感。

尤其是卡廖斯特罗的得势与倒台，更让人觉得是世界将要分崩离析的征兆。关于这场发生在1785年冬至1786年初的“钻石项链丑闻”，歌德曾在《法兰西战纪》（Campagne in Frankreich）中写道：“项链的故事在1785年就已经像戈耳工的头颅[34]一样，把我吓得不轻。我眼睁睁地看着国王的尊严正是因为这一闻所未闻的恶劣行径降到了谷底、在革命之前就被消灭，而从这一天起，事态的所有发展不幸都证实了这可怕的预想。”[35]

对于卡廖斯特罗现象，席勒起初表现得很冷静。1781年夏，他为《斯图加特实用及消遣新闻报》（Stuttgarter Nachrichten zum Nutzen und Vergnügen）撰写了一篇题为《卡缪斯特罗——无事生非》（Caglistro-viel Lärm um Nichts）[36]的报道，其中写道：“不管他是谁，只要人们把迄今所报道过的一切综合起来，就可以确定，此人远远算不上什么能让盲人复明、让瘫痪者重新行走……或是让已半截入土的人重获生机的圣徒式的人物。”[37]尽管心存疑虑，但他还是怀着浓厚的兴趣追踪着“钻石项链丑闻”的发展，这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

卡廖斯特罗原名朱塞佩·巴尔萨摩，来自西西里岛的一个穷人家庭，通过魔法招魂、炼金实验和神秘预言让他的观众尤其是来自贵族阶层的观众极为着迷，而他自己也借此得以出入法国国王的宫廷。他受主教罗昂委托，要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38]置办一条钻石项链，但到了交付的时候，这条珍贵的项链却不翼而飞，而用于购置项链的钱也不见了。人们怀疑卡廖斯特罗从中做了手脚，尽管不能证明他有罪，还是将他驱逐出境。这桩丑闻揭露了王室腐败、轻率与奢侈的深渊。不只是歌德一个人将这一事件视为欧洲贵族日后命运的不祥之兆。

关于卡廖斯特罗，歌德早在1781年致拉瓦特[39]的一封信中写道：“相信我吧，我们的道德与政治世界就像一个大城市常有的那样，底下早已挖了各种暗道、地窖和阴沟，没有人想到或者考虑……它们之间的关联。”[40]在“钻石项链丑闻”大白于天下之后，席勒也将卡廖斯特罗的得势与倒台视为一个地底被挖空的世界陨落前的征兆。

1786年5月，席勒在《柏林月刊》这份启蒙运动的核心刊物上，读到了女作家伊丽莎·封·德·雷克（Elisa von der Recke）[41]撰写的一篇揭露真相的报道，其中描写了她在自己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叶尔加瓦城中的庄园与卡廖斯特罗见面的场景。女爵曾一度被这个江湖术士蒙蔽，希望从他那儿得到医学诊疗，并一起召唤鬼神。但她现在已破除了幻想，将卡廖斯特罗形容为一个骗子，描述了他的若干把戏，得出结论：即便是已启蒙的人，也并不总能免于陷入“占了上风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招魂唤鬼以及其他秘术”的危险。[42]

伊丽莎·封·德·雷克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卡廖斯特罗在“钻石项链丑闻”的审判中，将伊丽莎的父亲搬了出来，作为自己名誉的担保。在女爵拜访德累斯顿的科尔纳夫妇时，席勒得以认识了她本人，并由此了解到更多她与卡廖斯特罗接触的经历。此人虽然是个骗子，但是——席勒在同女爵的对话中至少会意识到这一点——此人一定是个天才的骗子。他肯定不能施什么魔法，却能让人像着了魔一样。不仅仅是力图揭露真相的启蒙精神，更多的是出于对这种不祥的卡里斯玛的着迷，席勒才让他小说中的那个神秘的亚美尼亚人作为人类捕手而非单纯的江湖骗子登场。席勒同样被这种神秘所触动。就连他也不能免俗。

对秘密的兴趣当时风头正劲。启蒙之光暂时失去了辉煌，它本来也没有下沉到普通民众中；而在贵族圈子中，人们也只是和理性玩玩游戏，实际上都在练习“桌灵转”（Tischrücken）的招魂术[43]。到18世纪末，“神异”（Das Wunderliche）又得以大摇大摆地作为“奇妙”（Das Wunderbare）登堂入室。先前被关在劳教所的“神医”现在又跑来露头，城市里的人们又聚集到一起听所谓先知宣扬世界末日或者救世主降临的布道。在萨克森和图灵根，驱鬼者伽斯纳（Gaßner）又开始兴风作浪，而莱比锡的酒店老板施莱普菲尔（Schrepfer）又作为招魂人短暂地出了一阵风头。社会的风气变了，人们又开始喜欢神秘的东西，对透明性与世界的可预期性的信仰变弱了。对神秘与奇异事物的兴趣也同样出现在世纪末的文学文化中，预示着日后浪漫派精神的爆发。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卡廖斯特罗这一类骗子凭着命运和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竟成了神话一般的人物。他们如同彗星划过天际，人们可以在社会的天空短暂地发现他们的身影。

由于今天对恐怖主义的过度敏感、对阴谋论的过度热衷，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时对于秘密结社与密谋的臆测令公众的不安达到了何种程度。但这种氛围却对一种文学体裁相当有利，这便是秘社小说——席勒的《招魂唤鬼者》也属于这一类。此类小说用吸引人的恐怖语气讲述神秘组织及其行事，在18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接近二百部叫得上名的作品。尽管其中大多数只属于通俗读物，却对文学高峰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就有神秘的“塔社”（Turmgesellschaft）[44]；让·保尔（Jean Paul）的《提坦》（Titan）[45]、阿希姆·封·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的《皇冠守卫者》（Die Kronenwächter）[46]或是蒂克的《威廉·洛维尔》（William Lovell）[47]则均受秘社小说传统的影响。

一般认为，席勒是秘社小说的开山鼻祖，而此类小说亦有其惯常套路：一个平凡人陷入了种种神秘的阴谋诡计之中，被人追踪，到处遇见对他知根知底的人；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某个不可见的组织的罗网中。经常有一个美貌的女人作为诱饵：甜蜜的幽会成了危险的秘密。或许主人公能打入秘社，甚至踏足其最核心的地牢，阴暗的黑洞摇曳着微弱的烛光，他只能看见一副副苍白的面孔。有时候，他能得悉某种神秘知识或隐秘安排中的玄妙，认识秘社的领袖，但绝不会见到最高首领。让他大吃一惊的是，那些向他揭露自己真实身份的人，往往是他早已熟识却只在另一种环境下见过的人。这些故事中时不时会出现正邪两派的秘社，而如果叙述二者的争斗，整个故事就彻底变得复杂，根本看不清其中脉络；到处充斥着双面间谍，几乎没有一间屋子不带着夹层地板、双层柜或是暗门。人们也不会穿越一条街巷而不被某个长脸薄唇密使搭话。

这些故事——包括席勒的小说——与现实的共同点，就在于不同秘社的交织或对立：耶稣会、共济会、光照派或者玫瑰十字会。耶稣会于1773年被禁，但人们怀疑它现已改变目标，要通过秘密行动鼓动将要继位的新教王储改宗天主教。坊间流传着各种这类可怕故事，其中有一些让席勒特别感兴趣：在符腾堡公爵家族中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改宗——卡尔·欧根的父亲改宗天主教，而他的侄子没过多久也改宗天主教。

在伊丽莎·封·德·雷克关于卡廖斯特罗的报道见报后不久，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欧根王子[48]也在《柏林月报》上发声，坦诚自己与女爵刚好相反，非常相信可以“与更高的精灵交流”，因为教会曾经教导：我们必朽的身体内住着不朽的灵魂；那为什么一个有形的精神不能与无形的精神产生联系？到目前为止，符腾堡王子还一直算是启蒙人士，难道是最近被引入了蒙昧的阵营？或许幕后黑手正是耶稣会？

在启蒙的柏林，人们就是这样想、这样揣测的，席勒对此也有所听闻。或许他正因此起了念头，想要描述一场意图蛊惑王子改宗的耶稣会秘社阴谋。《招魂唤鬼者》就是这样一部关于落入阴谋网的王子的小说。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秘社活动的模板都是共济会。到了18世纪末，先前被视为启蒙藏宝室的共济会分舵中，神秘主义的倾向渐渐占了上风。例如，“苏格兰共济会”就建立了一套精密的礼制，即分级透露本社秘密的硕大的等级制度。最内部的秘密不是别的，不过是一套满是幻想的起源神话。“苏格兰共济会”的基础是所谓的圣殿骑士传说：据说，圣殿骑士团在中世纪惨遭血腥镇压后，有少数幸存的圣殿骑士在暗中继续活动，将他们的教义与技艺的秘密传给后世。但他们所传授的究竟是哪些教义与技艺，却无从得知。席勒将会在1790年所做的《摩西之使命》（Die Sendung Moses）的讲座中，将圣殿骑士传说的神秘传统追溯到古埃及的教士。在席勒看来，这一传说的核心秘密，在于对发明一神论的叙述。席勒的论点是，如果人们要信仰这个独一无二的神，那就必须掩盖这个神起初是出于道德目的被发明出来的事实。席勒认为，圣殿骑士团的核心秘密实际上是启蒙的，尽管当时人们的想象总揣测其中有些介于犹太秘术与炼金术之间的东西。

这种被阴谋论怀疑刺激到的想象力，正是历史哲学庸俗的早期形式。人们想要发现历史进展的秘密，想要握住引导历史的那只“无形的手”。当时最热门的秘社小说，是在席勒的《招魂唤鬼者》之后没几年出版的卡尔·格罗瑟（Carl Grosse）的小说《天才》（Der Genius）。[49]小说开头就是纲领性的一句话：“在所有表面的意外纠葛中，都探出一只无形的手，它或许正飘荡在我们中某些人的脚下。”[50]

到18世纪末，这种想象陷入了普遍政治化的泥淖。人们觉得到处都是阴谋，对它的揣测与“揭露”牢牢占据了公众的视线。为了反对那些据称与革命共谋的秘密社团，就有另一些捍卫现存秩序的秘密社团开始行动。在耶稣会之外最著名的就是玫瑰十字会。正是在席勒创作《招魂唤鬼者》的那一年，玫瑰十字会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宫廷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据说当时的文化大臣约翰·克里斯多夫·沃尔纳（Johann Christoph Wöllner）[51]就是玫瑰十字会成员，他誓言要与启蒙这条“九头蛇”斗争到底。1788年后，朝中连续下了几道谕旨，先是要求教士，再要求全体公职人员信奉严格的新教正统教义，另外还加强了出版审查。当席勒让他笔下的波萨侯爵要求“思想自由”时[52]，也是在批判普鲁士的反动政府。

人们猜测，在所有反动派和敌视启蒙者的背后，都是同样有着严格教规的玫瑰十字会。这样一来，整个政治领域就变得神神鬼鬼的了。人们以为到处都是不可见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让各种千奇百怪的揣测都有了由头。这就导致新闻出版界一片骚动，也给热衷秘社与怀疑的精神所导致的臆想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但事实上，这些秘社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今天知道，共济会成员聚集到一起，是为了共同阅读塞内卡[53]、阿里奥斯托[54]、普鲁塔克与维兰德。这些“密谋者”们偶尔也鼓起勇气阅读些禁书，例如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等。

然而，“光照派”这个秘社中的秘社，行事却更加激进。他们踏上一场征服各级机构的大行军，梦想着夺权。为了能够测量“道德上的进步”、选择候选人、赋予成员恰当的等级，他们把共济会式的逐步净化道德的理念变成了一套相互监视的系统。光照派的一份内部命令如是写道：“请您关注您的每一个下级，观察他在有机会成为与他之所应是（的人）不同的人时的表现：这个瞬间就能展现出他进步了多少。”[55]借助这样一个监视体系，确实可以在组织中心积累起对某些人极为危险的知识，因为这些信息都牵涉他人的隐私。组织不仅可以向自己人，也可以向其所监视的外人施压，施加影响。在查禁“光照派”后，对这个组织的怀疑由于其内部文件的出版而愈演愈烈。就在席勒创作《招魂唤鬼者》的当口，人们对光照派的猜想开始泛滥。没过几年，就有人声称，法国大革命事实上是从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操纵的，而亚当·魏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56]正是在此城创立了光照派。庸俗的头脑就是这样幻想着那些创造历史的秘密工坊。

无论是对于创建秘社的人，还是对于那些沉溺于预感、揣测与想象的人，向往秘密的意志都是一种驱动力。谁参与了这行当——不管站在哪一边——其举止都像是诺瓦里斯此后不久站在浪漫主义空想精神的高原上——自然不带有政治目的——所要求的那样：“当我赋予平凡之物以高远的意义，赋予日常之物以神秘的模样，赋予熟悉之物以未知之物的尊严，赋予有限之物以无限的表象，我就是在将世界浪漫化。”[57]

席勒的《招魂唤鬼者》就是一部先于时代的浪漫派小说。

属于浪漫派的，还有对故事发生地威尼斯的特别兴趣。自古以来，这座城市就一直激起人的幻想。人们把威尼斯想象得和卡纳莱托（Canaletto）[58]的画里一样：古典、无瑕、澄明的天空下如大理石般洁白。但同样知名的还有狂欢节期间狄奥尼索斯式的躁动。威尼斯就是疯狂的假面之城。再加上席勒年轻时曾在路德维希堡听说过一个传言：卡尔·欧根公爵曾经在威尼斯狂欢节上栽了一个大跟头，因为欠债太多，不得不飞也似地逃出了城。席勒或许是第一个用文学手法如此引人入胜地描述这座城市可怕之处的作家。他将威尼斯塑造成了一桩交织着秘密、阴谋与纠葛的故事的背景。席勒的《招魂唤鬼者》开启了“死于威尼斯”的母题。[59]威廉·海因瑟的艺术家小说《阿丁盖罗》（Ardinghello）[60]续写了这一母题，威尼斯在小说中则彻底成了爱情、死亡与欲望的都城。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作家若是想要笔下的主人公学会狄奥尼索斯式的生之艺术与生之痛苦，就让他们到威尼斯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今天的威尼斯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文学圣地，但当席勒将之作为其小说的发生地时，威尼斯还没有如此出名。他的朋友胡博帮了他大忙。二人在那个夏天共同构思了一卷《最奇特的叛乱与阴谋故事》（Geschichte der merkwürdigsten Rebellionen und Verschwörungen）合订本的出版计划。胡博提供了《1618年贝德玛侯爵颠覆威尼斯共和国》（Verschwörung des Marquis von Bedemar gegen die Republik Venedig im Jahre 1618）的文稿，席勒因此掌握了他无法亲眼看到的城市风貌。但想象力有时却比记忆画得更好，阅读经验可能比生活体验更加深刻。人们或许根本不必看过这座城市，就能像席勒一样将其描绘得如此形象。

为1787年1月第四期《塔利亚》准备的第一部分稿子，席勒像玩儿似的写得很轻松。一年之后发表于1788年4月的第二部分，则已经给他添了些困难。他在1788年3月1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他不知道有什么工作“能像胡乱炮制这篇小说一样，让我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罪恶地浪费着时间”。准备第三部分时，他给科尔纳写信说，“在一桩毫无计划的事情中加入计划，把那么多断开的线头重新接上”，对他而言无异于痛苦的拉大车活计（1788年5月17日）。而1789年的最后两部分则又写得很轻松。所收到的优渥稿酬更使工作成了他的一桩开心事。然而，当席勒于1789年末决定停笔，不顾读者的要求让小说戛然而止时，依旧让他如释重负。他曾把自己与读者带入迷宫，到头来自己也认不得出路，于是终于想要逃离。他于1789年底将未完成的小说修订后以书的形式出版，成了他当时经济上的最大成功。到处都有这部残本小说的盗版，其他作家则自行创作了各种奇异的续集。出版商多次询问席勒是否想要将小说写完，但席勒一一拒绝。他很庆幸能够从他招来的鬼神手中抽身而去。

正如席勒自己承认的，当他动笔创作时，其实并没有计划，只有关于阴谋与秘社的大概想法，确定了故事的地点、氛围与若干角色：主要是一位东宫太子，还有神秘的亚美尼亚人。但并没有详细的情节规划。这部关于秘密的小说对他本人也成了一个秘密。这让席勒很兴奋，所以他才会在不知道情节后续如何发展的情况下就动笔开始创作。他获得了素材，但私底下却希望被素材征服。他想要被某种自己开启的东西推动。小说的精灵得帮他的想象力一把。

起初明确的只有这些：王子性格内向、忧郁、接受过新教教育，却落入了一个富有魅力的亚美尼亚人之手。此人有无数帮手，可以指挥一场复杂的假面舞会。王子应被劝诱改宗、失掉内心的自由、性格大变，而这一切都应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大革命前风雨欲来的那几年，席勒构思了这个充满未知期待的故事。而他之所以完全失去了将小说写下去的兴趣，或许正是因为大革命这场起初净化天地的暴雨，居然真的发生了。

整个故事首先是从在威尼斯狂欢节期间陪伴在王子身边的封·O.伯爵的视角讲述的。席勒一上来先为王子画了一幅肖像：他“正当35岁的盛年，却抵挡住了一个荒淫放浪的城市的百般诱惑。”[61]他离群索居，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因此在现实世界成了一个“怪人”。他做梦，却不能想象现实世界究竟有多么梦幻、可怕而充满诱惑。由于他的目光总向着内心，就看不清世界。他的原则并不是通过经验与学习得出，因此在其中找不到坚实的基础，而只是半梦半醒地顺从着。甚至他的感觉也缺乏明晰的形象，他听凭自己被间或迷狂的情感牵着鼻子走。游移不定的性格最终将让他厄运临头。“没有人生来就受制于人。”[62]

封·O.伯爵与王子在圣马可广场散着步，跻身于众多假面之间。有一个假面却紧跟着他们，即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甩不开。伯爵和王子找了一张偏僻处的长椅坐下，但没过多久，这个假面就现身了，自然而然地坐到了王子身边。二人刚惊愕地起身，却听这陌生的假面下传出声音：“您该庆幸自己交了好运，王子……他在九点钟死了。”[63]

二人之后得知，执政的大公于当日九点去世，而王子正是他的继承人。而这个带着亚美尼亚人假面的陌生人究竟如何得知死讯，作者却语焉不详。由此开始，这个亚美尼亚人就在小说中到处作祟。但小说中还有很多地方和他一样神秘。心神不宁的王子开始和他的随从一起找寻此人。他们穿过了众多广场，探访了大小酒肆，却哪儿也找不到他。此人行踪难觅，只在想露面时现身，就这样在人群中陡然出现在王子面前，对他耳语道，王子将从参议院收获一项殊荣。他又是从哪儿知道的？王子忽然觉得，一张监视与操纵的无形大网正在他身边越收越紧。在一个赌场里就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个相当粗鄙的威尼斯人挡住了王子，不让他上牌桌。王子不从，其他人就一拥而上对付他，他不得不担心自己将遭不测。突然，赌场里出现了国家宗教裁判所的几个衙役。他们将王子和伯爵领入了一间挂着黑幕帘的屋子，一大群身着黑衣的男子显然正在等待二人的到来。那个威尼斯莽汉被带上前来，人们宣判了他的死刑，立刻将之斩首。还有些其他的怪事，眼色、暗示、阴影、被抹去的痕迹。随后是一场在布伦塔河（Brenta）上的乘船出游。

正是在这长舒一口气的平静瞬间，席勒为他从未见过的风景描绘了一幅明快的画卷：“这次河上泛舟令人心旷神怡。布伦塔河两岸风景如画，引人入胜，而且仿佛每过一道河湾都更增一分美丽，更添一层异彩……无数迷人的花园和幽静的别墅散落在河两岸的山水之间，我们背后便是那威严、壮丽的威尼斯城，千百个塔楼和桅杆兀立在水面——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这世界的光辉灿烂的景象。”[64]

人们下了游船。在岸上是乡间的盛会，人们载歌载舞，各显神通，人群熙熙攘攘。可是所有花式繁多的活动都像特意为王子安排的一样，仿佛人们在期待他大驾光临。而一个西西里人邀请郊游的众人去欣赏一场招魂表演，则更加深了这种印象。王子现在才注意到一位样貌不同寻常的俄国军官：“在我一生当中，我从未见到过如此丰富的表情和如此贫乏的个性，如此令人景慕的古道热肠和如此令人反感的严酷冷漠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在这张脸上，一时仿佛全部激情不可抑制地涌现出来，而随之又全然消失，留下来的只是那一双洞察一切的深沉目光，这是老练的识人者的目光，不论谁的眼睛碰上它都会给吓得悄然避开。”[65]

事情一下子就清楚了：这就是亚美尼亚假面后的那个人。招魂开始了。王子试图保持怀疑，像是要嘲讽这一切似的，要求看一看他死去的法国战友。房间已经布置得当：黑色的幕帘、一部喀尔迪亚《圣经》（Chaldäische Bibel）[66]、祭坛上的骷髅、蜡烛、厚重的烟雾、浓烈的香气。死去的朋友先是出现在墙上，随后他的身形又出现在房间中。所有人都愕然了。魔术师朝鬼魂开了一枪，可子弹却打偏了。王子向这个形象提问，它的回答却全是些隐晦的暗示。鬼魂消失了，人们打开百叶窗，天早已亮了。在整个招魂过程中不知所踪的俄国军官忽然走到魔术师面前，冲他说：“变戏法的，你再也不能招魂唤鬼了。”[67]西西里人一看见俄国军官，就惊愕地倒在了地上。

席勒到这里便中断了叙述。他在《塔利亚》杂志上连载的小说的第一部分，的确是一系列恐怖浪漫主义的场景，而人们也很能体会为何读者强烈要求他更新续集。一期接一期，读者不断地催他继续写下去。十年之后，席勒终于可以在《赠辞》中讽刺：“劳烦德尔斐的天神，也是值得的，/只要他告诉你，我的朋友，谁是那个亚美尼亚人。”[68]

谁是亚美尼亚人、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究竟如何行事、王子又会怎么样——席勒暂时把这些问题全搁在一旁，重新回到了《唐·卡洛斯》，回到了波萨侯爵的那次伟大登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波萨侯爵在全剧的第二部分也是亚美尼亚人，故而转回创作戏剧对席勒而言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决定。因为波萨侯爵也把自己包裹在重重秘密之中，像棋子一样摆布着王后与他的朋友卡洛斯。对一个人命运的秘密与公开操纵这一母题，就是席勒从小说《招魂唤鬼者》回归他这部剧的桥梁。和王子一样，唐·卡洛斯也不过是更高精神手中的一件工具，而波萨侯爵这个光辉的形象，就像藏在暗处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想要扮演不可见的手这一角色。

在完成《唐·卡洛斯》之后，席勒还会有一些关于《招魂唤鬼者》的灵感。一看到亚美尼亚人就崩溃了的西西里魔术师，将会坦白自己是他手里的傀儡。一开始王子还能看穿针对他的阴谋，但读者能知道王子所不知道的事：这一切都是亚美尼亚人安排好的，就是要让王子看穿，这样他才能仗着自己的理性，以为自己高枕无忧。这其中的算盘是：要让王子学会相信自己的理性，然后要让理性离开王子，因为他高估了它。王子要成为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根本不吃神秘主义这一套，但眼中也不再有任何神圣之物。亚美尼亚人要解放王子的天性，使他自由，但要像个奴隶一样自由，逃跑时戴着脚镣，所以可以轻松地再抓回来，用作其他目的。王子一开始可以在狂野的聚会与感官的享受中声色犬马，可以欠一大笔赌债，而一旦他的灵魂已千疮百孔，精神上不再有依靠，他就羸弱得想要抓住教会强有力的臂膀。“您还记得那个去年曾弄得我们晕头转向的亚美尼亚人吗？亲王投身到他的怀抱中去了，五天以前，他已经听过第一次弥撒了。”[69]

小说成书的版本就到此结束。按照计划，王子会在接下去的故事中犯下一桩谋杀罪行，并作为一个优秀的天主教徒登上王位。但席勒为自己省去了这一切。在他看来，王子这个形象的可能性已然穷尽。他展现了一个人物的自身发展与遭人摆布，描绘了他从多愁善感的忧郁者到怀疑者，接着成为无神论者、纨绔子弟，直到深陷于阴谋魔咒，最终回到教会的怀抱。从晨昏晦暗的状态到虚假的光明，最后又坠入黑暗。整段发展过程，王子虽亲身经历却并不能理解，因为这一切都是亚美尼亚人操纵的（正如歌德笔下的威廉·麦斯特自始至终受到塔社的引导）。这是一个关于自觉自由却并不自由之人的故事。小说原有一段哲学对话，但为了不让王子有过多清醒的认识，席勒在小说后来成书的版本中又将之删去。在这段对话中，席勒让王子坦言：“我就像个信使，把一封封了漆的信送到它的目的地。”[70]但他并不知道这封信究竟是什么内容。因为他不了解自己，才会对自己、对自身命运无能为力。狡兔死，走狗烹：他为人所用，最后依旧被人抛弃。

现在，同样的命运正威胁着落入波萨侯爵之手的唐·卡洛斯。

让我们回到《唐·卡洛斯》。席勒将之暂搁一边时，马上就要写到著名的第三幕第十场。现在就来谈谈这一场国王与波萨侯爵之间的伟大对话。

侯爵被国王召见入宫。国王苦于统治者的孤独，周围尽是些谋求私利的廷臣，因此并不相信阿尔巴公爵、多明各神父和艾伯莉公主在他耳边所说、试图让他对卡洛斯起疑的那些话。国王想要知道卡洛斯与王后之间关系的真相。

侯爵并不曾料到这次谒见。他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虽然鼓动卡洛斯向国王要求佛兰德军队的指挥权，但王子的尝试却未能成功。现在轮到侯爵自己奉诏入宫。他身上的政治家气质立刻让他觉察到，自己必须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或许能够“向专制君王的心理/大胆地投入真理的火光一缕”。[71]国王受困于妒心的窘境，正要寻求帮助，他想要找“一个人”，觉得侯爵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君臣二人都陷入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假面游戏。国王想要和波萨套近乎，而波萨则要为了自己宏伟的政治目标利用这种亲近。他们一个寻求个人的真实，而另一个则想要帮助一种政治真理冲破束缚。

侯爵之强，是因为国王要拉拢他。波萨一直对国王避而不见，拒绝因为过去的英雄事迹领受奖赏。他就这样确保自己的独立。而习惯了他人之臣服的国王在这里要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骄傲与自信。这向他提出了挑战。他给侯爵提供任何他想要的官职，但后者却什么官都不想做：“我不能充当君王的奴仆！”[72]官职会把他变成一台大机器中的工具，但他却不想成为某个更高意志的执行者，而是要做自己行为的主人。

他享有“国王的特权”，即享有未被分割的自主。他不想成为他人目的的工具：“在我本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地方，我却只能降低身份去当一把凿子？”[73]波萨要求的是君王的主权，因为每个人都应是自己生命的君王。对于波萨而言，这种自主正是历史的目的。在国王面前，他践行了自己为全人类所要求的自由：“请您允许/思想自由！”[74]

在席勒那个年代，“思想自由”这种说法还不常见。德语区内首先是赫尔德受英法启蒙运动的启发，在概念的意义上运用这个词。但正是席勒通过波萨侯爵的形象，赋予这一概念以丰富而极具纲领性的意义。思想自由意味着：在宗教、道德、国家与科学，也就是在生活中一切重要的领域都能够自由地运用个体的理性。这里所设想的理性存在于每个个体，只要教育得当就能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自由不是别的，就是个体通过自身的理性实现自主。

这种对思想自由的理解所要求的，自然远比像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的开明君主所打算给予的要多得多。众所周知，弗里德里希二世曾有一句名言：“你们爱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但要听话。”与之相比，“思想自由”要求的不仅仅是自由的思考，还有出于理性原因的实践自决。正如艺术家决定其作品，并在作品中实现他的目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自主决断，在他赋予自己生命的形式中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头脑中的理性渐趋成熟，每个人都应当只服从自己，并只在他人的命令与自身理性的声音相一致时才服从他人。

这一理想的前提是一副积极正面的人类形象。“人不只是您想象的那样”[75]，波萨说，而国王则回答他：“我知道，/您若一旦像我一样认识人，您的看法也会改变。”[76]国王的论述和霍布斯如出一辙。人性本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没有一个君主统御他们，人与人之间永远不会有宁静与和平。君主管控人群，给予安全，人在安全的守护下可以过上好日子：“请您在朕的西班牙环顾四周。/在这里，市民的幸福繁荣/滋长于毫无阴霾的和平环境。”[77]并非如此，波萨回答道，这样一种和平不过是“坟墓般的宁静而已！”[78]这正是卢梭反驳霍布斯的论据。

在这场争辩中，国王几次让人意识到，他根本无需反驳。他知道辩论意味着自我辩护。但谁要是在他的臣属面前辩解，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王权。然而，国王也不免被侯爵的魅力所折服。“我要作为老人，不是作为国王/来反驳这个鲁莽冒失的年轻人。/我想要这样，因为我愿意。”[79]

他作为普通人加入了争论，即便作为国王的他没有丝毫论辩的义务。他所代表的权力领域中的游戏规则，并不承认更好论据的力量。费利佩之所以反驳，是因为他开始喜欢这个热情似火的侯爵了。费利佩的论据就是瞄着侯爵这个人：如果人人都像波萨一样，自然可以准许他们自主。但侯爵不是普通人。人们不能从他身上得出人类的普遍性质。因此必须坚持把安全与和平的原则摆在自由与自主的危险原则之前。故而宗教裁判所，也就是对思想自由的禁止，就是必要的，而费利佩只能建议侯爵：“避开我的宗教法庭。——不然我会/抱憾终生”。[80]

波萨则用这个理念反对国王消极的人类观：人只有在运用自由时才能学会正确地使用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幻景中，人们才能学会利他主义与为了大众福祉牺牲小我这两种美德，而此二者是捍卫自由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共和主义的美德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生根发芽，这是孟德斯鸠的论据。[81]只有自由的文化才能为自己的存在创造精神与道德的前提。因此始终必须考虑到，将会有一段危险的学习过渡时期。虽然无法避免这种风险，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把人的自我还给人，也就是使他自由，这样才能让“自由的崇高、骄傲的美德繁荣生长”。[82]

这里关涉的是自由能力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席勒将会在自己的美学论文中详细地处理这个问题。他将会在论文中阐明，革命虽解放了人类，但人的内心却依旧不自由，也就是不具有自由的能力。这就导致了暴民统治，无论是在社会底层还是在社会顶层。有那么一个瞬间，波萨侯爵看上去似乎也同样怀疑被压迫者的自由能力：“这个世纪还未成熟，不能接受我的理想。/我生而为即将到来的一代人中的市民。”[83]但侯爵只是策略性地运用这种怀疑。当他注意到自己对费利佩的吸引力有多大时，便立马请求国王即刻解放佛兰德各省。.

波萨侯爵沉浸于自己热烈的豪言壮语，以为自己能像引导领袖一样指挥国王。他的思想已翱翔至国家大政。国王却被妒忌所侵扰，因此要求侯爵助他一臂之力。想要解放佛兰德的侯爵，居然要放弃自己的尊严，去当国王的眼线：“请您接近我的儿子，/研究王后的心。”[84]

刚刚还陶醉于自己的政治野心的波萨侯爵，就这样被牵扯进了国王阴谋的泥潭中。他会如何行事？他可以拒绝国王的强人所难，坦承自己和卡洛斯的友谊；这样当然诚实，但考虑到他的政治目标，这么做却不明智，所以他表面上应下国王的要求。可如此一来，他既背叛了国王，又背叛了他的朋友卡洛斯，因为他没有向其透露新情况，反而试图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操纵卡洛斯。即便是在帮他的时候，波萨也在骗他：“为什么要让沉睡的人/看他头上悬着的乌云浓密？”[85]尽管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他到底让那些信任他的人降格成了实现他目的与计划的工具。

他的最高目标是一份“充满热情的方案，要创造人类社会可以企及的最幸福状态”。[86]所有一切都要服从这一目标，无论是与卡洛斯的友谊、对王后的尊敬，还是国王对侯爵的信任。侯爵对待他的朋友就像对待一个懵懂的少年：不仅得防止他伤到自己——事实上，波萨为了保护他，也的确把他关进了监狱——还得向他“解释”对王后的爱[87]，将他的情感引向为了自由的斗争。而王后对卡洛斯的温柔情感，也同样被用于政治，心凉了一大半的王后抗议：“您大概没有考虑到，倘若我们/用这种名字来美化我们的激情，/将有多大的风险，威胁着我们的心？”[88]至于国王的信任，波萨两三句话就打发了：“我对国王/又能有什么用处？——在这僵硬的土地上/我的玫瑰花已经不再生长。”[89]

侯爵以为自己算准了一切：要怎么保护王子免遭其父的怀疑；如何争取王后，让她令卡洛斯泛起爱情、燃起对自由的热情；还有如何帮助王子奔向佛兰德。这些计划都失败了；从中作梗的有意外、误解，以及生命与激情人尽皆知的晦涩不清：“谁竟那样自不量力忘乎所以，/妄想把命运沉重的船舵驾驭，/而自己并非全知的上帝？”[90]

到最后，侯爵只能牺牲自己：他将与王后私通的怀疑引向自己，以换取卡洛斯的清白。然而，为卡洛斯前往佛兰德铺路的信件被人发现。王子被交到了宗教法庭大法官手里，波萨白白牺牲了。最终胜利的是传统势力，他们一开始就监视着侯爵，只等时机一到，就把精心织成的反叛之网撕个粉碎。与革命的密谋相比，宗教裁判所证明自己才是更强的那个秘社。宗教法庭大法官谈起波萨侯爵时说：“他扑腾在绳子一端，/这根绳子很长，可是撕扯不断。”[91]

借助波萨侯爵这个角色，席勒在大革命爆发三年之前，就揭示了革命道德的深渊。

波萨爱着人类，也为自己那些服务于人类幸福的行动而倍感振奋。他自然也爱他的朋友卡洛斯，但把卡洛斯当作全体的代表：“在我的卡洛斯的灵魂里/我为千百万人创造了一个天堂。”[92]对人类的爱吞噬了对个体的爱。这就导致侯爵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干涉他人的自由，置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于不顾，行事还时常任意专横。”[93]

革命道德在个体身上出卖的，正是它力图为全人类所争取的：自由。一方面，革命道德要求人自为目的，而另一方面却将之作为实现自己大计的工具。“暴力”、“秘密”与“统治欲”[94]时常隐藏在自由斗争的面具后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席勒在他的《〈唐·卡洛斯〉通信》中特别提到了光照派的阴谋实践。没过多久，罗伯斯庇尔[95]就会以理性与自由的名义让真正的人头落地。波萨侯爵的战略行动中，便已预示了革命恐怖。普遍理性想要“抄捷径，把任务简单化，将零落而迷惘的个体性转化为一般性”[96]，而侯爵没能经受住诱惑。“抄捷径”意味着：利用人类；谁要使人类幸福，就不能在芸芸众生面前止步不前。而将个体性“转化为一般性”则意味着：牺牲个体。然而侯爵连牺牲自我也毫无畏惧，这彰显了他人性的高贵，更以悲剧的方式重塑了原初的友谊。尽管如此，侯爵的自我牺牲依旧让人有所怀疑，正如王后对他说的：“是您自己投身到这个您称之为/崇高的事情。您不要否认！/我了解您，您早就渴望做这件事情，/——哪怕千百颗心为之破碎，这和您有什么相干，/只要您的高傲得到满足就行。”[97]

席勒探讨了道德与超道德之间的棘手关系。他揭示出，与个体的具象的人际交往相关联的自然道德直觉，要比空想出的关涉整体的道德原则可靠得多。

人类幸福的梦想，当然生发于卡洛斯与波萨亲密无间的友情；侯爵在自己牺牲前不久，让王后转达给朋友的话，是多么美妙：“请您告诉他，如果想做一个大丈夫，/应该尊重他青年时代的梦境。”[98]不放弃梦想，但也不忘记每个有血有肉的个人——这就是波萨侯爵未尽的人的任务。

这部宏伟之作所展现的“无论如何铭记都不为过的经验”，席勒在《〈唐·卡洛斯〉通信》中是这样表述的：“为了在道德事物中上升到一般抽象而远离自然的实践情感，不可能毫无风险；人们信任心灵触动或是眼下已有的个体的正义感，要比信任人为构想出的普遍理性观念之引导更加安全——因为不自然之物绝不会导向善。”[99]

这里就预示着席勒之后对康德的批判。

[1] 塞萨·维查德·德·圣·雷亚尔（César Vichard de Saint-Réal，1639～1692），法国作家、历史学家，其作品并非严格的历史著作，而是包含着文学虚构，在当时广受欢迎。席勒在创作《唐·卡洛斯》时曾参考了他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之子唐·卡洛斯秘史》（Histoire de Dom Carlos，Fils de Philippe Ⅱ Roy d’Espagne，1672）（1691年版），参见Friedrich Schiller：Don Karlos. Hg. von Gerhard Kluge，Frankfurt a. M. 2009，S. 1050。

[2] 约瑟夫·奥古斯特·封·托林伯爵（1753～1826），巴伐利亚政治家、剧作家，巴伐利亚科学院成员，著有《阿格尼斯·贝尔瑙厄琳》（1780）。

[3] 1559年，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Felipe Ⅱ，又译腓力二世，1527～1598）与出身瓦卢瓦家族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i Ⅱ，1519～1559）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1533～1603）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结束了法西两国自1459年以来为了争夺在意大利的霸权而发动的意大利战争。为了确保和约的履行，亨利二世将时年14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德·瓦卢瓦（Elisabeth de Valois，1545～1568）许配给费利佩二世，尽管她之前已与卡洛斯（Carlos de Austria，1545～1568）订婚。卡洛斯同情信仰新教的西属尼德兰的起义，本期待父王任命他为尼德兰总督并和平地平息动乱，但费利佩二世拒绝，并委任阿尔巴公爵镇压尼德兰起义。卡洛斯因此与其父不合，性情乖张，最终被剥夺继承权并遭软禁，在因叛国罪受审前离世。

[4] 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特·沃特森（1730～1781）于1771年出版了其著作《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执政史》，1778年被译为德语。

[5] 威廉·罗伯逊（1721～1793），苏格兰历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其著作《皇帝查理五世执政史，及欧洲社会生活自罗马帝国覆灭至十六世纪初之兴盛与发展概况》于1769年在伦敦出版，1771年被译为德语。

[6] 席勒于1788年出版了其历史著作《尼德兰联省脱离西班牙统治独立史》（Geschichte da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第一卷（一般简称为《尼德兰独立史》），参见本书第十三章。遗憾的是，席勒未将这部历史巨作写完。

[7] MA Ⅰ，753. 语出席勒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在曼海姆的演出而作的宣传材料《给观众的提醒》。

[8] MA Ⅰ，S. 641

[9] MA Ⅱ，S. 1101. 这几行诗是席勒发表于《塔利亚》杂志上的断篇，并未收入定本。

[10] MA Ⅱ，S. 1099f.

[11] 佛兰德（荷兰语Vlannderen）泛指尼德兰地区，也包括今天比利时的弗莱芒地区。

[12] Streicher 1959，S. 214.

[13] 《德意志水星》是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及几位同僚于1773～1789年编纂出版的文学评论杂志，一开始为季刊，自1785年起改为月刊。

[14] 《〈唐·卡洛斯〉通信》是席勒于1788年发表于《德意志水星》上的一系列阐释自己剧作的信件，共12封，分别发表于1788年第三期（7月出版，含第1～4封信）与第四期（12月出版，含第5～12封信）。

[15] MA Ⅱ，S. 226.

[16] MA Ⅱ，S. 1108. 语出《唐·卡洛斯》载于《塔利亚》杂志上的断篇，未收入定稿。

[17] MA Ⅱ，S. 1104. 语出《唐·卡洛斯》载于《塔利亚》杂志上的断篇，未收入定稿。

[18] MA Ⅱ，S. 13. 语出《唐·卡洛斯》第一幕第一场，第12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2页，有改动。

[19]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1601～1658），西班牙作家、耶稣会士，其名著《智慧书》（Oráculo manual y arte de prudencia，1647）收集了三百余条人生箴言，对后世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20] MA Ⅱ，S. 1112. 语出《唐·卡洛斯》载于《塔利亚》杂志上的断篇，未收入定稿。

[21] MA Ⅱ，S. 1116. 语出《唐·卡洛斯》载于《塔利亚》杂志上的断篇，未收入定稿。

[22] MA Ⅱ，S. 1139. 语出《唐·卡洛斯》载于《塔利亚》杂志上的断篇，未收入定稿。

[23] MA Ⅱ，S. 1139. 亦见MA Ⅱ，44. 语出《唐·卡洛斯》第一幕第九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63页。

[24] MA Ⅱ，S. 1111. 亦见MA Ⅱ，S. 14. 语出《唐·卡洛斯》第一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4页。

[25] MA Ⅱ，S. 1204f. 亦见MA Ⅱ，S. 96. 语出《唐·卡洛斯》第二幕第十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44页。

[26] MA Ⅱ，S. 1222. 亦见MA Ⅱ，S. 111.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69页，有改动。

[27] MA Ⅱ，S. 1223. 亦见MA Ⅱ，S. 112.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71页。

[28] MA Ⅱ，S. 262.

[29] MA Ⅱ，S. 226.

[30] MA Ⅱ，S. 227.

[31] “钻石项链丑闻”（法语l’affaire du collier de la reine，德语称Halsbandaffäre）是1785～1786年发生在巴黎的一桩惊天骗局。落魄贵族德·拉·莫特伯爵夫人（Comtesse de La Motte）欺骗想要讨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的红衣主教德·罗昂（Cardinal Louis-René de Rohan，1734～1803），谎称王后想要一条名贵的钻石项链。主教立刻向两位珠宝商人订购并承诺分期付款。伯爵夫人伪造了王后的签名并骗走了项链，将之拆分后出售，中饱私囊；当主教无力支付款项时，珠宝商设法面见王后，这才了解到其中的骗局。尽管后世多数史家认为王后并不知情，但当时种种传言认为德·拉·莫特伯爵夫人是王后同谋，陷害罗昂主教，让大骗子卡廖斯特罗盗走了项链。“钻石项链丑闻”沉重打击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使得王室的声誉一落千丈。

[32] 阿莱山德罗·卡廖斯特罗伯爵（Alessandro Conte di Cagliostro，1743～1795），原名朱塞佩·巴尔萨摩（Giuseppe Balsamo），意大利冒险家，自称是埃及共济会成员，声称懂得招魂术与炼金术，游走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宫廷，因为深陷“钻石项链丑闻”而遭逮捕，最终死于狱中。

[33]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744～1797），1786年登基成为普鲁士国王。他厌恶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于1788年重新引入了书报审查制度并收紧了宗教自由，禁止除新教改革宗与路德宗之外的宗教团体传教，同时禁止宣讲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内容，遭到广泛的抵制与反对。

[34] 戈耳工（Gorgone），古希腊传说中的蛇发女妖，共有三个，分别是斯希娜（Stheno）、尤瑞艾莉（Euryale）和美杜莎（Medusa）。根据神话，人只要看一眼戈耳工三姐妹的头，就会立刻被石化。

[35] MA 14，S. 510.《法兰西战纪》是歌德自传性的散文，记录了他于1792年跟随魏玛公爵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中参加瓦尔密炮战（Kanonade von Valmy）的经历，于1822年出版。

[36] 席勒在这里化用了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Much adoe about nothing，德语译为Viel Lärm um Nichts，1600）的标题。

[37] MA Ⅴ，S. 849.

[38] 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莎之女，法国王后，1793年10月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39] 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1741～1801），瑞士教士、作家，歌德好友，开创了面相学（Physiognomie），即从人的面部特征推断其性格。

[40] Goethes Brief，Bd. 1，S. 365.

[41] 伊丽莎·封·德·雷克（1754～1813），生于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于1779年发表了《关于臭名昭著的卡廖斯特罗1779年在米陶之逗留及其魔术伎俩的消息》（Nachricht von des berüchtigten Cagliostro Aufenthalt in Mitau im Jahre 1779 und dessen magischen Operationen），揭穿了卡廖斯特罗的真面目。米陶（Mitau）即今天拉脱维亚的叶尔加瓦（Jelgava）。

[42] Dann 2002，S. 1021.

[43] 所谓“桌灵转”是一种流行于18世纪的招魂术：一群人围坐在一张圆桌边，将手置于桌上，共同发挥精神力，使得桌子开始转动，此时逝者的灵魂便将显灵并说出有关生者的预言。

[44] “塔社”，典出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小说中对威廉的成长轨迹施加过影响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塔社”这一神秘社团的成员，威廉的学习时代是“塔社”一手安排的结果，见《学习时代》第七卷第九章。参见《歌德文集》（第二卷），第464～469页。

[45] 让·保尔（1763～1825），原名弗里德里希·里希特（Friedrich Richter），因崇敬让-雅克·卢梭而改名，代表作小说《提坦》讲述了年轻人阿尔班诺（Albano）的成长故事。

[46] 阿希姆·封·阿尔尼姆（1781～1813），德国浪漫派作家，与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antano）共同搜集了德国民歌并编成了《男童的神秘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5）。《皇冠守卫者》是其发表于1817年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47] 《威廉·洛维尔》是路德维希·蒂克于1795～1796年发表的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原书作者误将小说标题写作“Wilhelm Lovell”，已更正。

[48] 卡尔·亚历山大·封·符腾堡公爵（Karl Alexander von Württemberg，1684～1737）因曾服役于哈布斯堡皇室的军队，于1712年改宗天主教。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欧根·封·符腾堡王子（Prinz Friedrich Heinrich Eugen von Württemberg，1758～1822），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侄子，笃信玫瑰十字会、共济会与神秘主义，他成为席勒小说《招魂唤鬼者》的原型。

[49] 卡尔·格罗瑟（1768～1847），德国通俗作家，代表作四卷本小说《天才——出自C**·封·G**侯爵手稿》（Der Genius. Aus den Papieren des Marquis C** von G**，1790～1794）为后世惊悚小说与哥特式小说（Gothic Novel）提供了启发与素材。

[50] Grosse S. 7.

[51] 约翰·克里斯多夫·沃尔纳（1732～1800），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治下普鲁士政治家，于1788年升任政务及司法部长并掌管宗教部门，极力促使国王于1788年7月9日颁布了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法令（Religionsedikt von 9. Juli 1788），又于12月19日颁布了出版审查令（Zensuredikt vom 19. Dezember 1788）。

[52] MA Ⅱ，S. 126.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4页。

[53] 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1～65），古罗马斯多葛派（Stoa）哲学家、文学家，著有若干悲剧及关于道德哲学的《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因被古罗马暴君尼禄（Nero，37～68）怀疑卷入针对他的行刺事件而被迫自尽。

[54] 路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代表作《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1516）是一部以中世纪骑士史诗《罗兰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约作于12世纪初）为蓝本的诗化小说。

[55] Zit. n. Lennhoff 1930，S. 40.

[56] 亚当·魏斯豪普特（1748～1830），德国教会法学家，于1776年在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创立了“光照派”。关于“光照派”，可参见本书第十章注释部分。

[57] Novalis Bd. 2，S. 334.

[58] 卡纳莱托（1697～1768），意大利画家，尤擅威尼斯风景画。

[59] 关于“死于威尼斯”的母题，可参考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经典小说《死于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1911），汉译参见〔德〕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黄燎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0] 《阿丁盖罗》是威廉·海因瑟于1787年发表的书信体小说。海因瑟对艺术颇有造诣，曾于1780年周游意大利，并将见闻写入此书，在歌德《意大利游记》（Italienische Reise）发表30年前就展现了藏于意大利的古希腊罗马艺术世界。

[61] MA Ⅴ，S. 49. 语出《招魂唤鬼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344页。

[62] MA Ⅴ，S. 49. 语出《招魂唤鬼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344页，有改动。

[63] MA Ⅴ，S. 50. 语出《招魂唤鬼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345页，有改动。

[64] MA Ⅴ，S. 55. 语出《招魂唤鬼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350页。

[65] MA Ⅴ，S. 56. 语出《招魂唤鬼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352页。

[66] 喀尔迪亚人（Chaldaoi）是一支生活在阿纳托利亚（Anatolien）高原北部及亚美尼亚的古代近东民族，信仰喀尔迪（Chaldi，或作Haldi）神。

[67] MA Ⅴ，S. 65. 语出《招魂唤鬼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363页。

[68] MA Ⅰ，S. 272.“德尔斐的天神”指太阳神阿波罗（Apollo）。阿波罗在德尔斐的圣庙是古希腊著名的神谕与预言之所。

[69] MA Ⅴ，S. 160. 语出《招魂唤鬼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453页。

[70] MA Ⅴ，S. 167. 语出《招魂唤鬼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421页，有改动。

[71] MA Ⅱ，S. 117.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2967～296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81页。

[72] MA Ⅱ，S. 120.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020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84页。

[73] MA Ⅱ，S. 120.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034～3035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84页。

[74] MA Ⅱ，S. 126.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213～321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4页。

[75] MA Ⅱ，S. 125.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18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3页。

[76] MA Ⅱ，S. 128.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290～329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7页。

[77] MA Ⅱ，S. 124.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157～315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0页。

[78] MA Ⅱ，S. 124.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160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2页。

[79] MA Ⅱ，S. 127f.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263～3265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6页，有改动。

[80] MA Ⅱ，S. 128.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268～3269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6页。

[81] 夏尔-路易·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5～1755），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x，1748）中分析了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等三种政治组织形式，认为美德乃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参见《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民主政体的原则”及第五章第二节“在政治的国家中品德的意义”，汉译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

[82] MA Ⅱ，S. 127.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24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83] MA Ⅱ，S. 121.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076～307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87页。

[84] MA Ⅱ，S. 130.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345～334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00页。

[85] MA Ⅱ，S. 144.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六场，第3646～364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25页。

[86] MA Ⅱ，S. 253.

[87] MA Ⅱ，S. 175.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340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5页。

[88] MA Ⅱ，S. 175.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346～434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5页。

[89] MA Ⅱ，S. 174.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315～431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4页。

[90] MA Ⅱ，S. 170.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222～422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69页。

[91] MA Ⅱ，S. 210. 语出《唐·卡洛斯》第五幕第十场，第5256～525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334页。

[92] MA Ⅱ，S. 172.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257～425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1页，有改动。

[93] MA Ⅱ，S.261.

[94] MA Ⅱ，S.261.

[95]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lien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曾积极主张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而在1793年进入“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后更是以捍卫美德之名推行血腥的“恐怖统治”（La Terreur），直到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被推翻并被处以极刑。

[96] MA Ⅱ，S. 261.

[97] MA Ⅱ，S. 176.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380～438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7页。

[98] MA Ⅱ，S. 173.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287～4289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3页。

[99] MA Ⅱ，S. 262.

第十三章

来自汉堡的邀约——爱情喜剧——告别挚友——魏玛：著名的蜗牛壳内的世界——魏玛众神——维兰德、赫尔德和其他人——第一次读康德——《尼德兰独立史》——为何写历史？

在经历了曼海姆剧院的种种失望后，为了创作《唐·卡洛斯》，席勒只能设想自己的剧作不是为剧院，而是为读者所写的。而为了找到恰当的情绪，他绝不能幻想剧本有任何上演的可能。必须把难堪的回忆与糟糕的情感挡得远远的。在《塔利亚》杂志上发表的《唐·卡洛斯》残篇上，有这样一则脚注：“几乎不用再说明，《唐·卡洛斯》不会成为一部戏剧。作者大胆地越过了剧院的界限，因此也不再受剧院尺度的评判。”[1]

他把全剧称为一场“行动的对话”，只有在不受“剧场之法则”的限制时，才能发挥出最大效果。但当全剧的尾声已近在眼前时，他还是允许自己设想一场可能的演出。他在1786年夏天请求他的出版商葛勋，接洽一下维也纳的城堡剧院。他从曼海姆演员贝克那儿得知，汉堡的剧院总监施罗德很赏识《塔利亚》上发表的残篇，于是立马给他写信。席勒不知道的是，施罗德早先曾警告过曼海姆的剧院总监达尔贝格要小心席勒，可现在他的确对席勒的评价更加正面。施罗德颇具名望，对当时的剧院生活也是一言九鼎。因此席勒毕恭毕敬地和他套近乎：“我向您承认，我早就在心中幻想最欢愉的希望，即能结识整个德国唯一能将我所有的艺术理想化作现实的人。”（1786年10月12日）他接着写道，由于人们在舞台上对自己的剧本“极为失当的处理”，自己在曼海姆“几乎失去了所有对戏剧的热情”。他希望情况能通过施罗德的影响得到改善。与施罗德合作最能实现浮现在他眼前的舞台艺术理想，因此“我所有的剧作都应当为了您的舞台而创作”。他请施罗德关注《唐·卡洛斯》，同时还预告明年自己会有一部新戏《愤世嫉俗者》（Menschenfeind）[2]。他用一段自白着重强调了这一提议：“我怀着急不可耐的憧憬，一直向往着那种舞台，能允许自己的想象力稍稍大胆，不必目睹感觉的自由飞行竟遭到如此惊人的阻碍。对于环绕舞台的木墙以及剧场法则中的其他必要事项为诗人所框定的界限，我现在也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但渺小的精神和贫乏的艺术家还给自己设立了更狭窄的限制，而伟大的演员和艺术家的天才则必须将之超越。我希望能免于此类限制。”

施罗德很快就回了信。他说，他自己也非常希望能与《唐·卡洛斯》的作者建立起联系。他不仅表示了对作品的兴趣，更邀请诗人前往汉堡，因为在他看来，一位戏剧诗人必须身处舞台所在的地方。我们不清楚施罗德所设想的是一个固定职位，还是较为自由的合作。能得到施罗德的青睐，起初让席勒觉得颇受奉承。但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决定不迁居汉堡。

最重要的理由是席勒认为，离真正的剧院太近反而会妨碍他的创作。他现在已很了解自己艺术创造力的条件。“此外也请您相信，”席勒在1786年12月18日给施罗德的信中写道，“如能保有一种幸福的幻想，我对表演艺术的热情就会有很大收获。但只要幕布和纸墙在我工作时让我想起我的界限，这种幻想就会立马消散。首先做完全自由而大胆的尝试，等到整理与修订时再来考虑剧场的限制和惯例，这样始终是更好的选择。”他还在信中承诺明年到访汉堡。

事实上，当席勒于1787年7月20日动身前往魏玛时，原本的目的地的确是汉堡。他只是想在去汉堡的路上经过魏玛歇歇脚。1787年8月29日，《唐·卡洛斯》在汉堡首演，正如一位观众所言，演出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3]不过施罗德本人却没有那么激动。或许他还在因为席勒不来汉堡而闷闷不乐。他在1787年11月14日致席勒的信中表示，他至少没有吝惜“苦功夫或是开销”，此外还希望“全剧的时长或许能缩减一个小时”。

施罗德在1786年秋的招徕，促使席勒重新思考了他现在在德累斯顿的状况。是什么还让他留在德累斯顿？当然，他的朋友，特别是科尔纳。但日复一日，起初的热情也在习以为常中慢慢消散。席勒感到自己停滞不前。“你看，”他在魏玛写信给科尔纳，回顾德累斯顿的时光，“从此之后——对咱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事情做得很少，享受的却很多。”（1787年9月22日）之后，他对德累斯顿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看得更加清楚。1789年3月9日，还是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们为什么得相互分开生活？若是我在离开你们之前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精神的退化，我永远也不会与你们分别。”

比起友谊，德累斯顿本身就更不可能留住席勒。他在最初几个月已享受过这座城市的建筑之美与艺术珍宝，但城市的文化生活却让他大失所望。“那儿一片精神的荒漠……德累斯顿人完全是一群肤浅、萎靡、叫人无法忍受的乌合之众，和他们在一起从来不会让人舒心。他们整天就关心自己那点儿私利，一个自由而高贵的人会彻底迷失在众多饥饿的国民之中。”［致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Charlotte von Lengefeld）与卡洛琳娜·封·伦格费尔德（Karoline von Lengefeld）[4]，1788年12月4日］

德累斯顿早已失去了强者奥古斯特（August der Starke）[5]时代的那种社会与宫廷的辉煌。王室已经出于政治原因改宗天主教，盲目虔诚与假正经之风盛行。剧院审查越发严格。例如，《唐·卡洛斯》必须做大量删减才能在德累斯顿上演，主要是那些针对宗教裁判所的文字成了文字审查的牺牲品。整个社会生活都停摆了。当席勒在魏玛被人问起，为何离开了美丽的“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他回答说：“平庸的交流造成的损害，比最美的风景和最有品位的画廊所能补偿的要更多。”[6]

1787年春天，发生了一件让他开心不起来的绯闻，完全毁了他在德累斯顿的最后几个月。席勒于1787年2月在一场假面舞会上结识了19岁的亨莉埃特·封·阿尔尼姆（Henriette von Arnim）。这个姑娘全城闻名，有不少条件不错的追求者，而且美貌动人：黑色的卷发，雪白的肌肤，还有一双棕色的眼睛。她选了一套吉卜赛女郎的装束。席勒被她选中，欣然应允，与她跳了一整个晚上。他恋爱了。科尔纳警醒席勒，亨莉埃特的母亲要给她安排一桩更好的婚事，却依旧无法把他劝住。他追求她，少女很享受，但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其他爱慕者。亨莉埃特与席勒商定，她的窗边若是燃起一根蜡烛，就表示当晚无法与席勒见面。可明娜·科尔纳却声称，她发现这个暗号只是为了打发走席勒，好诱惑更受她青睐的情敌。

席勒的激情与嫉妒共同增长。这段关系一直持续了两个月，直到科尔纳说服自己的朋友，暂且先去附近的小镇塔兰特（Tharant）住上一段时间，以便不受干扰地写完《唐·卡洛斯》。4月的天气相当糟糕，席勒在旅店一家供暖不足的房间里，觉得自己就像被丢在了一座“荒芜的孤岛”（1787年4月18日）。他完全没有“诗兴”，拿爱情折磨着自己，不能写作，只能拿英国啤酒消愁，请求德累斯顿的朋友们给他一点读物来对付“可怕的空洞时光”。明娜·科尔纳找到了恰当的东西。她给席勒寄去了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Gefährliche Liebschaften）[7]。席勒似乎并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警告，觉得这本书“写得真是太棒了”（1787年4月22日）。

亨莉埃特致席勒的书信，有两封保留到了今天。在1787年4月28日的信中，这个19岁的少女形容自己已经历了种种失望，因此决定不再去爱，而只让别人坠入爱河：“我想像大多数男人一样薄情，让自己免于会激起情感的一切，却还要在我周围聚集起一支追求者的大部队。”可她说，席勒完全打乱了她的计划；在他面前，她再也不能保护她的心“免于遭逢爱情”[8]。

席勒给亨莉埃特的回信没能流传下来，但从她5月5日的第二封信里可以推想，席勒显然没有把她的第一封信当作爱的表白，而是将其视为承认自己的风流，于是拿她先前的情史去责怪她。但她的回应很自信：“您说这是我的罪过，但您本来也可以批判您自己。”她觉得席勒的举动是一种僭越，因此在信中抗议：“您信中的每一处都向我证明，在您心中，爱情还太过于屈从自傲。”[9]

二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互相猜疑，却又离不开对方。5月2日，席勒给她送去了一首诗，把眼前情感的困扰归咎于二人初次靠近的那场假面舞会。“这段生命的一幅惟妙肖像，/一场假面舞会，让你成为我的女友。/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欺骗。/但我们的缘分，在说笑中结下，/有心灵的共通作见证。/……/我们友谊的开始不过是——假象！/接下去的应当是真实。”[10]

但真实却无从寻找。一切都是那么混乱，特别是背后还有亨莉埃特的母亲插手这段感情。她虽然欣赏席勒这位知名的诗人，但并不认为他便是自己日后的乘龙快婿。席勒有所察觉，却始终不愿相信。他折磨着自己，即便是德累斯顿朋友们的鼓舞与命令也于事无补。“打起精神来，该死的！”胡博在5月2日写道，“快把你自己哄回你力量的白昼。不过，国家本来是该给单相思的可怜人一点儿补助。”

5月底，席勒终于找回了力气，结束了这段痛苦的感情。他避免公开分手，甚至还在信中保留着一点对亨莉埃特的友情。没过多久，她便按照等级要求，远嫁东普鲁士，在一座庄园中生活，丈夫死后才重回德累斯顿，直到1847年方去世，非常高寿。她十分珍重年轻时那段爱情的回忆，总是骄傲地向访客展示席勒的画像。这幅被常青藤环绕的画像就挂在她的墙上。

1787年7月20日，在用《唐·卡洛斯》的书稿与汉堡剧院版本的稿酬偿还了部分债务后，席勒动身前往魏玛。之所以去魏玛，也是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依旧不保险。他期待着几年前授予他顾问头衔的魏玛公爵能赏他一口饭吃——要么是像歌德或赫尔德一样有份差事，要么是像克尼贝尔[11]一样挂个闲职——让他可以投身于写作而不必以此为生。

可是他刚到魏玛，这种希望便破灭了。他在瑙姆堡（Naumburg）听说公爵已经在同一家驿站换了马，要继续前往波茨坦。也就是说，他暂时不会在魏玛见到公爵，依旧得靠写作维持生计，必须续写稿费优渥的《招魂唤鬼者》这部小说。此外，他还有一部关于尼德兰独立史的著作，刚写了开头几页。席勒原本计划只写一篇关于尼德兰独立的文章，收入《最奇特的叛乱与阴谋故事》的合集中；但他感觉到，从中可以有更大的收获。他于1787年7月21日傍晚到达魏玛，行囊中就有这两份书稿。

谁不曾被魏玛的文学光芒迷住了眼，那么他快到魏玛的时候就会恼怒地发现，不管从哪个方向来，都得离开方便通行马车的大路而拐上小路。这个德国文化的秘密首都完全处于交通上的死角。通往魏玛的最后一段路，路况差得可怜。席勒在“太子客栈”（Erbprinz）落脚时，全身脏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在车里摇晃得都快散架了。他在当地唯一的熟人就是夏洛蒂·封·卡尔普。他几乎每天都去见她，而她则把席勒引入了城里的文化生活。

当时住在魏玛的一共约有6000人。虽然在文化上声名斐然，但这里依旧没有失去乡村小镇的风貌。穿着丝绸长袜的剧院观众还能在街上碰见猪群，在陵园的草地上还放牧着牛群。各家门口的粪堆也是市景的一部分，在夏天吸引着成群的蚊虫，因此条件更好的市民才会逃向周边的温泉小镇。

这些“条件更好的市民”都围绕着公爵的宫廷：首先是宫中官员、大臣、内廷顾问、宫女、有头衔的教士，然后还包括政府与警察等部门的公务员，宫廷乐团及剧院成员，教师、医生、药剂师、律师——他们有别于手工业者、农民和短工。无论社会分层如何细致，对一个带着很高期望踏入这座著名城市的外人而言，原先的大世界倏然缩水成了乏味的小地方。“在魏玛，”一份当时的游记写道，“人们徒劳地寻找一座都城中应有的欢快纷繁或是喧闹的感官之乐；这儿喜爱闲暇的人太少，家境殷实、可以在无用的消遣中自我放纵的人也太少；根本不需要警察，更不需要什么秘密警察，整座城市之小，以及惯常的生活方式，就把每个人都置于宫廷的监管之下……只求享乐之徒很容易把魏玛视为一个悲伤的地方。人们白天都在工作，即便是那些不用干活的少部分人，也羞于被当作游手好闲之徒……一到六点，人人都赶去剧院；称之为一场大家族的聚会，倒是很恰当……演出大概九点结束；可以想见，到十点钟，每个酒馆老板都已睡得很深，至少也是在他的四面墙内安安静静地度过整晚。”[12]

只有当魏玛在定期举办的集市中回归它的乡村本真，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才会活跃起来。其中著名的有洋葱集市，还有席勒初到不久便赶上的丰收节。人们用绿叶装点屋子，畅饮美酒，在街上载歌载舞，到处都能闻到大葱和芹菜的味道。而木材集市也办得很热闹。来的甚至还有富有的荷兰造船厂主——对于正在创作《尼德兰独立史》的席勒而言，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会面。每个月都会在雅各教堂门前举办一场猪集，让住在边上的高等教会监理会顾问赫尔德很是恼火。

但席勒才刚到魏玛不久，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在这些定期举办的乡村欢庆集会的间歇，魏玛从近处看就是一个“蜗牛壳内的世界”。贵族的小团体为其社会地位而骄傲，不与旁人来往；市民与小市民的圈子亦是如此。人们到处炫耀荣誉，这些荣誉或许是因为表现听话或者在要求之前就服从，从社会的上空像雨一样掉下来的。对头衔的癖好和乱封顾问的现象，魏玛比别处更加严重。“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访客说，“始终只听见宫廷顾问维兰德、枢密顾问歌德、副首相赫尔德。”[13]幸好，席勒现在也可自称“顾问”了。

精神的世界就夹在宫廷与市民世界之间——而即便是这里，也有蜗牛壳、党争和派系。到处都树起了旗帜，同一派的就在旗下集合。维兰德与赫尔德分别是两派的头目，二人互不来往。只有仍在意大利的歌德，遨游在所有人上方：克内贝尔是他的代理人，定期把朋友们聚集到歌德的花园别墅中来纪念他。维兰德则总向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14]献殷勤。

通过夏洛蒂·封·卡尔普，席勒在最初几天就结识了好几位伯爵、内廷大臣和宫中贵妇，其中就包括封·伊姆霍夫夫人[15]，她是封·施泰因夫人[16]的妹妹。伊姆霍夫夫人为席勒介绍了一个住处。他和夏洛蒂一起游走于魏玛的上流社会。在7月2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自己像“晕头转向”了一样：“我不得不把整个人分散到这么多人际关系中，在每一段关系中还都必须完全在场；这些关系吓跑了我的勇气，让我感到自己本质的限制。”

当他终于见到“魏玛众神和偶像崇拜者”时，也像初次登台一样忐忑不安。“我拜访了维兰德，”他在7月24日的信中写道，“穿过一群可爱的孩子和小不点，才能见到他。我们初次见面就仿佛早已相识。一个瞬间就决定了一切。我们得慢慢开始，维兰德说，我们要多花些时间，成为对方需要的人。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中，就为我画好了我们未来关系的走向；而让我高兴的是，他不是将之作为短暂的相识，而是一段为了将来而延续并成熟的关系。我们二人直到现在才认识，让他觉得非常幸运。我们要这样做，他对我说，谈话要互相诚实而坦率，就像人和他的守护神的交流。”

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与他的大家庭一起生活在魏玛附近的奥斯曼施泰特（Oßmannstedt）镇上的一座庄园里。他是温和的一家之主，总戴着一顶天鹅绒小帽。他膝下子女众多，而当他情绪不错或是谈话的主题吸引他时，他自己也表现出些无忧无虑的孩子气。他对席勒说，他俩的年纪也没差太多：席勒比实际年龄要成熟10岁，而他则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维兰德的情绪变化无常，这也是孩子气的一部分。他可以几乎带着哭腔抱怨，人们在他“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忘记他了。席勒不得不安慰他，让他想起他的重要意义一直持续至今。维兰德毫不羞怯地坦承自身弱点与自我怀疑。尽管他有时也会惊诧、否认乃至自傲，但他的调侃缓和了这一切。这是一种友好的而非恶意的讽刺。维兰德说话还带着些施瓦本口音，让席勒听着很舒心。

席勒自打学生时代起就崇敬维兰德。这位诗人、杂志主编、记者、翻译家、檄文作者和太子太傅为德语文学带来了广度，教会它法国的优雅与精神、古典的造型与生活艺术。他可以一边轻浮，一边又具有教育意义。他不理会精神上的分工，用哲学方式对待文学，用文学方式对待哲学。正是他的著名译本，才让莎士比亚在德国真正家喻户晓。他不害怕命运与性格的黑暗深渊，但接近它们之时却带着轻松淡然的意识，就好像一个懂得传播光明的人，不介意偶尔被人批评肤浅。他憎恨蒙昧主义，厌恶任何一种局限，颇为自信地称自己是个“世界主义者”。他是个优雅的启蒙者。他不允许宗教教条主义者或粗鄙的物质主义者破坏他的自由理念。他喜爱可以亲身体验的真理，因此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才会在1772年将此时已声名远播的教育小说《阿迦通》（Agathon）的作者召至魏玛，辅导太子学业。于是他便在魏玛为接着到来的伟大精神——尤其是歌德与赫尔德——铺好了路。维兰德才是古典主义魏玛的真正奠基人。他领着一笔可观的终身年俸，是公爵出于对他的感激与尊重而首肯的。这位充满智慧与善良的老人在魏玛社会的活动畅通无阻，甚至能被允许在公爵夫人的沙发上酣然入睡。

看到这位来自比贝拉赫（Biberach）的前市政文员显然已登上了德国精神生活的奥林匹斯山巅，卡尔学校的学生们自然充满了同乡的自豪。维兰德就是他们的英雄、他们的榜样。对于席勒亦是如此。他曾将《强盗》寄给维兰德，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他从旁人口中听说，维兰德觉得这部剧很差，但作者却很有才华。至于之后的作品，席勒同样非常重视维兰德的评价。因此，他才会怀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盼望着与维兰德的见面。于是他现在便能亲身体会维兰德是如何平等地对待他。他骄傲地对科尔纳说，“与魏玛巨人们的深入交往”甚至改善了他对自己的评价（1787年7月28日）。而另一个帮助他改善自我感觉的巨人，正是赫尔德。

赫尔德初次接待他时就没有说那么多好话。“他招待我，”席勒在1787年7月24日的信里说，“就完全像在招待一个只略曾听闻过的人一样。我估计他自己还没读过我的作品。”

赫尔德很有礼貌，不久更是相当热心。不过，他还是维持他的尊严，注意与人保持距离。他的谈吐很有思想，说起话来是这样流畅而美妙，就如同他的行文。人们可以发现，他也爱听自己说话。即便是在某个瞬间的灵光一闪，他即兴发挥的意见，听着也像是经过深思熟虑一样。他的知识多得令人惊讶，但绝非半瓶子醋。他把一切相互关联起来的能力堪称大师，尽管这种联系更多的是音乐性而非系统性的。让他感兴趣的是事物间的共鸣而非逻辑推导。席勒承认能一连几个小时听这个男人滔滔不绝。

令人讶异的是，这个通晓一切的人，这个共情的天才，这个言外之意的阐释者，居然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中是如此的极端。“他的感情，”席勒写道，“只有恨或爱。”（1787年7月24日）他“以一种近乎神话的方式”爱着歌德这位斯特拉斯堡时代的好友。

当时是1770年的秋天，两人在“精神之家”（Zum Geist）客栈的楼梯间偶然相遇。歌德之后会在《诗与真》中描述，此人的头发扑满了粉，用别针一直别到发髻，看上去仿佛一位教士；他登楼梯的样子相当优雅，潇洒地把黑色丝绸大衣的下摆塞在裤兜里。[17]彼时的歌德还是听讲者，是学生。在这个长他5岁的人面前，他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他。但是这并没有让歌德感到不快，因为赫尔德举手投足间充满智慧，并没有好为人师，而是热情洋溢，甚至有些过度激动。正是赫尔德为天才正名，鼓励人们更多地追随“自然”而非规则。赫尔德对语言的爱极富感染力，在与歌德共登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时，这两位朋友萌生了出版文集《论德意志的特色与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18]的念头。后来，这部作品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奠基文本。

时任比克堡（Bückeburg）宫廷牧师的赫尔德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于是歌德在1776年将他聘到魏玛，担任首席牧师。歌德以为自己给他找了份闲差，但事实上，首席牧师的工作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赫尔德要负责公爵领地内的牧师、教师、掘墓人、唱诗班领唱和管风琴手。他是学校教学计划的最高监督，人们期待他的视察、监督和检查。他是行政管理者，是精神导师，是牧师，却更想成为一位作家、哲学家、神学家、考古学家、诗人和批评家。他的确也喜欢与他的职位和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但他更爱思想的权力与雄辩的魔法。于是，他整个人就渐渐地被烦闷的阴影所笼罩。

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在席勒面前唉声叹气，抱怨自己的糟糕处境。他有一回曾说，教会的人觉得他思想太过自由，而有思想的人却觉得他太像个教士。他没法让任何人满意。他爱歌德，但也嫉妒他。歌德才用不着为这么多小事烦心，而且如果工作真的太辛苦，他还能跑去卡尔斯巴德，或者就像现在一样跑到意大利。赫尔德敬佩歌德敢踏出如此大胆的一步，同时也很生气。他自以为歌德离了他不行，可现在歌德居然把他一个人丢下。当歌德于1788年夏从意大利返回魏玛时，赫尔德做好了安排，自己也立马动身前往意大利了。他非得和朋友扯平不可。

无论如何，赫尔德都爱着歌德——同时厌恶康德。这一点，席勒在二人第一次见面时也同样注意到了。

赫尔德曾跟着康德学习，起初也是他的好友。只要前批判时期的康德讲授的是关于宇宙起源、太阳系和地球的宇宙学猜想，以及人类学、民族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赫尔德就觉得自己与他精神相通。可是当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开始为知性划定界限、降低直觉的意义，二人便逐渐分道扬镳。康德严肃地捍卫理性的原则，赫尔德则青睐直观的富足，让他的直觉引导自己。康德要求、也给出了严格的概念，赫尔德则沉醉于譬喻和类比。在赫尔德那里是语言的盛典，而康德则尖刻地扯碎了招魂唤鬼者的幻梦。

二人的差别在70年代中期就已可见。当时正值赫尔德的著作《人类最早的文献》（Älteste Urkunde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出版。正如他自述的那样，他在书中是作为一个“神学浪荡子”出场的。他相信自己在《圣经》的起源中找到了流传下来的一种更古老的神话秘符。它强有力地将赫尔德引向了历史记载的起源。而康德则对此不屑一顾，他在一封致哈曼[19]的信中以略带讽刺的谦虚写道，哈曼得给他解释一下，他的朋友赫尔德究竟想的是什么。“但如果可能，请用人类的语言。我这个可怜人，”康德继续说，“还没有按照直观理性的神性语言准备好。人们按照逻辑规则、用平庸的概念给我一个词一个词拼写出来的东西，我大概还能理解。”[20]

但赫尔德不会就此停止在人类历史的伟大叙事中参考“直观理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没过几年，赫尔德就发表了《人类历史哲学随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21]当席勒于1787年见到赫尔德时，这部巨著的前三部分已经出版。它开启了德国的历史哲学，立刻引发了极大轰动。现在，赫尔德与康德之间的对立就彻底明朗了。赫尔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只读出了“空洞的辞藻”或“警察式的禁令”。与一代人之后的黑格尔一样，他也批评康德，害怕错误本身也是一种错误。他不想被认识论的先决条件束缚住手脚，而是直接面对“事物”。在他看来，“事物”就是：人类自动物界的进化，通过躯体结构阐明精神，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文化，以及人类生活与表达方式的多样化。认识的器官，对赫尔德而言是直观、直觉和语言，而康德则认为是经过规整的知性之范畴以及理性之原则——被认识的世界正是凭借这些范畴与原则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席勒见到赫尔德前不久，康德发表了对赫尔德《片论》第一部分的批判。康德的批评言辞讽刺，内容更是毁灭性的。在康德看来，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写道，书里谈到“完全超乎可观测的自然学说”的自然力[22]；赫尔德不如观察一下“定义概念时的逻辑准确性”，给他的“想象力”套上缰绳[23]，对不可思议的事就别用更不可思议的方式去解释。康德认为，赫尔德没有理解哲学的真正任务，即“剪除而不是催生过于繁茂的小树苗”。[24]

因此，席勒在记叙他拜访高等教会监理会时才会说：“赫尔德憎恨康德。”（1787年7月24日）就对历史的理解而言，席勒更偏向于赫尔德这边。但这并不会阻止他研习康德，并从中为自己的历史著作汲取理念。

在席勒初到魏玛的头几周，主要是妇女们追问他《招魂唤鬼者》的后续，可他眼下却没什么兴趣接着写下去。写作《尼德兰独立史》这部历史书籍倒很对他的胃口。到了1788年10月，写好的文稿就已如此丰富，以至于他建议出版商克鲁休斯[25]干脆出个单行本。

历史让他着迷。不只是尼德兰独立这段历史，更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经济动机，一个是心理动机。科尔纳劝他别写历史，催促他回归文学；但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对此做了说明。

心理动机：早在创作《唐·卡洛斯》时，席勒就曾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即便是在最好的土地上，野蔷薇也结不出梨子，但梨树在空荡荡的土壤中同样无法生长。我们的灵魂不过是培养瓶，天地元素必须先往其中加入物质，才能让这种物质生长出饱满多汁的绿叶。”而这种物质便是他每天都越加珍视的“历史”。之所以选择历史，是因为它为席勒提供可以依赖的“事实”；他已经注意到，“我们想象力的虚构远远不具有权威、得不到我们的信任，因此无法提供……长久的坚实基础”（1788年1月7日）。

为了创作《唐·卡洛斯》，他详细学习了历史，但到头来还是得依靠自己的想象。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历史里找不到，只能自己幻想。这让他筋疲力尽。“现在的我，是我经常性不自然地绷紧自身力量的结果。每天的工作都很沉重——因为我写得多。我的产出与接收到的不成比例。这样下去，我有把自己写到油枯灯灭的危险。”（致科尔纳，1788年1月18日）

写完《唐·卡洛斯》以后，席勒觉得自己被掏空了。他一开始不愿相信，因为新生活、新环境和魏玛的“众神与偶像崇拜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让他兴奋。“首先，”他在1788年1月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真的越来越少关注自己，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当他终于意识到已经把自己“写空了”的时候，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能使产出与接收之间、想象与接受之间、思考与学习之间的比例更为协调。所以他才选择写历史：“有些工作，学习占一半，思考占一半——写一部戏剧我用不着书，却需要我的整个灵魂和全部的时间；而写一部历史作品，书籍就贡献了一半的材料。我为这两者投入的时间几乎一样多，但写完一部历史作品，我能扩展既有理念，接收新理念；写完一部剧，却要失去不少。”（1788年1月18日）

经济动机：因为他要一边写作一边学习，就必须注意“让学习本身也帮我赚些钱”。故而他得想出一部历史作品，能吸引更大的读者群体。到目前为止，整个德国还没有这样的书籍。于是席勒便创立了一种文学上高要求、学术上又富有内涵的历史书写方式。席勒在《尼德兰独立史》的前言中写道：“只要我的这次尝试能让一部分读者相信，一段历史可以写得既忠于史实又不必考验读者的耐心，只要它能让旁人相信，历史既能从一门相关的艺术中获得借鉴又不必因此变成小说，就可算是非常成功了。”[26]

科尔纳担心，席勒会因为与现实过于紧密的联系而无法再度诗意地振翅飞翔。但席勒十分自信地回应道：“在一个伟大的头脑中，每一种对象都能够变得宏伟。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头脑，就能在历史学中实现伟大。”（1788年1月18日）

1787年10月24日，席勒在夏洛蒂·封·卡尔普家中朗诵了手稿的选段。维兰德也在场。10月26日，席勒在给胡博的信中写道：“他被书稿深深吸引，断言我生来就是写历史的。他热情地拥抱了我，宣布在历史的体裁中没人在我前头。”

维兰德的热情给了席勒一针强心剂，也证实了他的预感，即或许能借助这项工程完成一桩大事。他不假装谦虚，在给胡博的信中点明了自己作品的优点：文笔“优美而高贵的风格”，整理材料时“像驴一样勤恳”，对发挥作用的历史之力的“清晰分析”——以及“哲学阐述”。

这的确是席勒历史作品独一无二的特征。关于“优美而高贵的风格”：在席勒之前，还没有人用这种文学大师的笔调写过历史。他把《唐·卡洛斯》的诗行中那种对韵律的感觉带入了散文之中，只要读一读下面这段关于尼德兰人民的句子就能发现：“这个民族在富足的幸福闲暇摆脱了需求缩手缩脚的小圈，学会了追求更高的满足。”[27]说《尼德兰独立史》是德语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一点儿也不为过。

这本书的写成，得感谢“驴一样勤奋”地对当时可以取得的资料的彻底整理，即便席勒理所当然地参考过先前的著作。他在前言中写道，自己自然乐意从“一手材料”中得出一切，“重新创作”这段历史，“独立于那些有思想的前辈将之流传至今的形式”。[28]但这样一来，他要花在上面的就不是短短几年光阴，而是整个生命。席勒想要讲述的是自由在过去的胜利；但他不想做个编年史家，成为历史的奴隶。

而关于“清晰分析”，席勒以古典时期的历史写作，尤其是修昔底德（Thukydides）[29]作为标杆。像修昔底德一样，席勒也将历史之趋势与动力浓缩到若干突出人物身上，为他们作了精彩的肖像画。正是这些人物间的对话展现了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角力。

但最令席勒得意的还是“哲学阐述”。之所以具有哲学性，是因为他以理念之光阐释历史。这些理念中有一部分是他在历史中发现的，另一些则是他在时代精神的启发下创造的。

席勒的历史哲学野心让他身处众多志同道合者之中。自从维柯[30]、培尔[31]、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最近的赫尔德与康德以降，历史已经得到了哲学的升华。虽然在一代人之后，浪漫派将会声称启蒙运动对历史没有任何概念。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对。当席勒着手对尼德兰独立史作“哲学阐释”时，可以依靠一种历史哲学思考的传统。这一传统有两种基本倾向，最近在德国表现为赫尔德与康德之间的矛盾。

其中之一，即赫尔德的倾向，是从人类的自然天性出发；而康德所代表的另一种倾向则将理性，也就是自由置于中心。但二者均在历史中看到一种发展，只不过一种是人类的自然史，而另一种是人类的理性史。

在卡尔学校求学的岁月，作为医科学生以及弗格森读者的席勒首先接触的是人类自然史的理念。其出发点是坚信人类乃是一种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本能更弱、意识更明朗。自我保存的冲动、与自然交换和斗争的必要，都将人类等同于其他生命体。但在人类身上，自我保存的斗争发展了他的意识的自然基础。他变得富有创造力，成了一个会制作工具的动物，能够改变自己、改变自然，同时塑造他的文化。人学会了用社交的形式约束并优化自我保存的天然冲动。正因为他不再被本能牵着鼻子、在生命的实现中来回绕圈，人就有了历史，就开始创造历史。创造他的历史与他创造的历史——二者共同形成了人类的自然史。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自然史？年轻的席勒在他的毕业论文中，用短短几句有力的话做了描述：“一种内在而积极的自然冲动，以及对母性环境的需求，教会我们的祖先想得更大胆，帮他们发明了房屋……这儿又是新事物、新危险、新需求、精神的新奋斗。动物冲动的碰撞让部族与部族反目，将生铁打造成刀剑，诞生了冒险家、英雄和暴君。城市得到加固、国家得以建立，随着国家又产生了市民的义务与权利，产生了艺术、数字、法律、狡猾的牧师——和神灵。”[32]

自然史—物质主义的方法教会席勒，在撰写尼德兰历史时同样要关注气候、地理、经济、文化与政治事件的相互交织。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为主线来阐释历史，也是赫尔德的方法。因此席勒才会在二人初次见面时，就感受到他们之间有“共同点”（致科尔纳，1787年8月8日）。

赫尔德认为人类是一种动物，而自然或上帝——二者在赫尔德看来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则赋予了人类任务：“你从天性中能创造出那些高贵与杰出之物，就创造吧；我不能借助奇迹为你撑腰，因为我已将你作为人的命运交到你作为人的双手之中。但我所有神圣而永恒的自然法则却会助你一臂之力。”[33]成为人的任务是作为自然的升华而得以实现的。对赫尔德而言，人性就是真正的自然性，是人类亲自开启的一场进化的成果。在这里，人类的整个历史不过是宏大的自然史中的一章，或许是胜利的终章。

当然，这种“人性”的思想还很模糊。赫尔德谈的都是“自行起作用的自然”、“自由行动的范围”、“可理解性”、“恰当”与“优雅”。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幅各种力量和谐共生的有机图像。而正是康德在他对赫尔德《片论》的书评中，批判性地指出这种将人性理解为有机体的表述。康德写道：“人类灵魂的精神性质、它的持久性以及趋向完善的进步，都应从与物质的自然构造尤其是与它们的机体进行类比而得到证明。”[34]

赫尔德对人性的有机理解，席勒并不陌生。创作《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书信时期的爱之哲学，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但在初次见到赫尔德后不久，席勒就读了康德本人的历史哲学纲要，即《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Ideen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35]。维兰德的女婿卡尔·莱恩哈特·莱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36]是耶拿著名的康德哲学传播者。当席勒告知他自己正在专攻历史时，正是莱因霍尔德让席勒注意到了康德的这部作品。

这篇历史哲学论文是第一部对席勒产生长远影响的康德著作。或许他是在读了这第一部康德的著作后，才体会到了把一篇历史论文写成一部大书的兴趣和挑战。康德的作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对席勒意义重大。

第一，人类历史的“自然意图”，乃是人类将其自然禀赋发展成理性与自由。

第二个思想则是：理性的自由只能在自私自利的“对抗”中实现。“感谢自然，”康德写道，“感谢其中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是大自然却更懂得是什么东西才会对他们的物种有好处；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37]

即便“纷争不和”有利于理性的自然禀赋之发展，历史中理性与自由的实现也并不就因此板上钉钉。这是因为“到头来，这种对于我们的种属如此之自然的纷争”，可能会导致“一座万恶的地狱”或是“野蛮的破坏”。[38]所以人们不能完全信赖“自然意图”，而是——这是康德的第三个思想——要坚持自由的理念，这本身也是自由在历史中得以实现的前提。康德将之称为“千年福祉王国学说”。[39]

我们从最后一个理念说起。席勒在作品中运用了“千年福祉王国”的概念，将尼德兰的自由之战塑造成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尼德兰人民揭竿而起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并不曾消失；只要那个时代重返，同样的缘由呼唤我们做出同样的举动，当初为他们的冒险加冕的那种幸运成功，也定不会辜负吾辈”。[40]

这段话写于法国大革命发生前两年。此时，大革命的阴影已经投射在传单、辩论、阴谋、党争和零星的动乱之中了。在1801年的新版中，已经对大革命的进程感到失望的席勒删去了这句话。现在的他觉得这句话实在太过乐观了。

康德的核心论点是：自由的逐步实现乃是历史的“自然意图”。这就证明了席勒的看法，即他借助对尼德兰从西班牙之暴政中争取独立的描写，展现了人类自我解放的漫长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点为文章赋予了独特的激情，而其中所描述的当地事件也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成了“自由”之全球史中的一个篇章。

最后，认为人类解放之实现是通过种种自私与僵化的利益间的“对抗”，认为只有历经斗争的“纷争不和”才能实现统一：这样的观点给了席勒越发深入地钻研当时的复杂斗争的契机。

但这么做就有相应的后果。

全书导言处理的还是邪恶暴君与良善的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一边是“独裁者的臂膀”，另一边则是“勇敢的抵抗”，但随着叙事的进程，这种二元对立的表现方式便被放弃了，就仿佛历史的复杂性摆了作者一道。科尔纳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在1788年11月底给席勒的信中写道：“对尼德兰人民的兴趣被弱化了，因为你不允许自己为他们举止中的愚蠢与卑劣开脱。”有时读者甚至想要“站在费利佩这一边”——对科尔纳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愤怒的无理要求。

事实上，这段历史在某些地方读起来，的确像是在描述争取自由的运动是如何因为腐败与阴谋而走向衰亡。“乞丐军”（Geusen）[41]中的密谋者看上去都是虚伪的骑墙派，明面上向国王宣誓效忠，私底下在煽动动乱，到了危急时刻却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席勒描述了导致反叛者分裂的狂热仇恨：路德教徒与加尔文教徒相争，贵族与市民相争，一省与另一省相争，追求虚名与自私自利互相矛盾。他将“捣毁圣像派”（Bilderstürmer）[42]形容成“数不胜数的粗野大众，是一群来自最底层的乌合之众，因为遭到牲畜一样的对待，行事也如牲畜一样野蛮”。他们的动机：“狂热导致暴行的产生，但最终犯下暴行的，却是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满足的低级冲动。”[43]

那些伟大的主角，哀格蒙特[44]、霍尔恩[45]、布雷德罗德[46]，都达不到历史进程的高度——可能只有威廉·封·奥兰治（Wilhelm von Oranien）[47]是个例外。他们有性格却无洞见，没有长远的目光，总在黑暗中摸索，行动受到限制，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引导历史，却总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而他们的对手，费利佩二世、格拉维勒大主教[48]、阿尔巴公爵[49]，则显得器宇轩昂，令人畏惧，坚定果断。那种几个世纪以来的惯性所凝结成的权力，与他们融为一体。热心自由的席勒，却出乎意料地很能体会权力的灵魂。

“在我们看他如何行动之前，必须先浮光掠影地瞥一眼他的灵魂”——席勒为费利佩二世所做的精彩肖像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从来不是个为人着想的人，因为他从自我出发，只会向上攀登，而不会向下体恤众生。他的信仰既残忍又阴暗，因为他信奉的神是个可怖的存在。他从神那里什么也得不到，然而却要敬畏神……他越是不能屈尊下降到众多类属与个体，就越是得心惊胆战地遵守普遍的规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相比于千篇一律的信仰与法律，费利佩二世没有更高的追求，因为他没有这两样就无法统治。”[50]

尽管如此，争取自由的斗争最终必将获胜，但这场胜利却不是某一个人所安排的。“但人们不能以为，在这场行动之前对各种力量曾有过如此精密的测算，或是这些力量在踏足这片未知的大洋前就知道他们未来将会靠岸的海滩。”[51]

历史的迷雾就在于，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以行动者的目的为转移。对此，康德曾写过：“个别的人，甚至于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在为他们自己也不自知的、作为主线的自然意图……而工作。”[52]

席勒将康德笔下的“自然意图”称为“不可见的手”。这个引导历史并赋予意义的权威不为人知、令人生疑且不受支配。席勒认为，将之视为偶然或是一个“更高级的理性”在插手，是我们的自由。

但这样一来，逐步但不间断地在历史中实现自由的愿景，难道不会蒙上一层阴影吗？

席勒在导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时代带来的那块原石，人们加工、平整、塑形；瞬间与地点属于人类，但世界历史却是偶然所驱动的。”[53]

对每个人而言，在属于他的那个瞬间、那个地点践行自由，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由此产生的结果却要听从一个任何历史主体都无法参透的过程。

当然，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可是人类却无法按照计划控制或引导历史。但席勒在意的是，即便人类不是历史的主人，也要这样去描写，仿佛自由是可能的——不单单是个人的自由，更是作为人类的历史使命的自由：这种信念知道无法依赖号称客观的历史进程，而必须将其富有活力的契机带入历史，才能使自己成真。追求自由的意识没有成功的保证，最多只能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发挥作用。然而，它也可能遭遇可怕的抵抗。

席勒用阴暗的笔调形容了宗教裁判所的残暴。宗教审判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任意动用暴力，而且在于它毒害了整个社会的机体。“（宗教法庭）将它违背自然的裁判力一直扩展到人最隐秘的思想领域。每一种激情都被它收买；它懂得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友谊、正直的爱与自然的一切冲动；它的圈套遍布生命的每一种欢愉。而它的耳目所不能及之处，就用恐惧确保良心的服从，一种认为它无处不在的模糊想法束缚住了意志的自由，即便是在灵魂深处也不例外。”[54]

席勒将宗教裁判所描述成这样一个机构：不光毒害社会，更诱发出在社会机体内循环的种种下作与丑恶。它搜集着毒药，将之与宗教混合，就这样织成了一张恐怖的大网。它从卑鄙与崇高的结合中创造了可怕。

在极权主义于欧洲得势的一个半世纪前，席勒就借助宗教裁判所的例子预见了极权统治的本质。但这样一种直抵“灵魂深处”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它正是来自“灵魂的深处”？席勒在《尼德兰独立史》中触及了这个将会困扰他一生的问题。他最伟大的戏剧《华伦斯坦》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席勒原本想要将这部历史著作分为六卷，但在1788年10月出版了第一卷之后，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在他停笔时，阿尔巴的恐怖统治即将开始，哀格蒙特被捕入狱，威廉·封·奥兰治仓皇出逃，宗教裁判所正在肆虐。尼德兰的自由跌落在谷底。全书就这样以阴暗的前景暂告一段落。

但是人们清楚，至少这段历史会有一个还算好的结局。

[1] MA Ⅱ，S. 224.

[2] 即席勒未完成的戏剧断篇《和解了的愤世嫉俗者》（Der versöhnte Menschenfeind），参见席勒年表。

[3] Kluge 1989，S. 1136.

[4] 关于卡洛琳娜与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姐妹，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Ⅰ，1670～1733），又称“强者奥古斯特”，于1670年登基成为萨克森选帝侯。他大兴土木，改建了茨温格宫（Zwinger）、建造了历代大师画廊（Gemäldegalerie alter Meister），并组织能工巧匠仿制瓷器，将德累斯顿打造成“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

[6] Kluge 1989，S. 1089.

[7] 肖德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法国作家，其代表作《危险的关系》（1782）是一部描述巴黎上层贵族情爱的书信体小说，被视为18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情色文学之一，汉译参见［法］拉克洛《危险的关系》，叶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8] Gleichen-Rußwurm o. J. 132.

[9] Gleichen-Rußwurm o. J. 134.

[10] MA Ⅰ，S. 149.

[11] 卡尔·路德维希·封·克尼贝尔（Karl Ludwig von Knebel，1744～1834），德国诗人、翻译家，歌德好友，曾于1774～1780年任魏玛公爵之子的教师，随后短暂离开。在1784年重回魏玛时他被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任命为少校，但并不承担任何实际工作，得以潜心创作与翻译。

[12] Pleticha 1983，S. 18.

[13] Pleticha 1983，S. 18.

[14] 安娜·阿玛利亚·封·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Anna Amalia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739～1807），魏玛公爵夫人，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母亲，热爱文学与艺术。她改建了魏玛的图书馆，并促使其对公众开放，使之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文化珍藏之一。今天的图书馆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为“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Herzogin-Anna-Amalia-Bibliothek）。

[15] 路易丝·弗兰琦斯卡·索菲亚·封·伊姆霍夫，娘家姓封·夏尔特（Louise Francisca Sophia von Imhoff，geb. von Schardt，1750～1803），歌德女友施泰因夫人（Frau von Stein）最小的妹妹。席勒于1787年7月自德累斯顿到达魏玛时，首先便是在伊姆霍夫家落脚。原书作者将其夫家姓拼作“Imhof”，这是较少见的写法。

[16] 夏洛蒂·封·施泰因，娘家姓封·夏尔特（Charlotte von Stein，geb. von Schardt，1742～1827），魏玛大公夫人安娜·阿玛莉亚宫中贵妇，曾是歌德女友，与歌德书信频仍，但在歌德于1786年不辞而别前往意大利、又爱上出生市民家庭的少女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Christiane Vulpius）之后，二人关系破裂。

[17] 相关描述见歌德《诗与真》第二卷第十章，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四卷），第413页及以下。

[18] 《论德意志的特色与艺术——若干松散的纸页》（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 Einige fligende Blätter）是赫尔德与歌德于1773年匿名出版的一册文论集，收录的文章包括赫尔德的《论莪葙及古老民族之歌谣的通信片段》（Auszug aus einem Briefwechsel über Ossian und die Lieder alter Völker）、《莎士比亚》（Shakespear），以及歌德以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为例所写的《论德意志建筑艺术》（Von deutscher Baukunst）。这本小册子从文学与艺术的层面强调德意志性，将莎士比亚而非法国古典主义视为戏剧的典范，将哥特式建筑视为德意志典型，提倡搜集原生的德意志民歌，这一切都促使德国文学完成了从强调普世性的启蒙主义到强调民族特点的“狂飙突进”与浪漫派的范式转换。

[19]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德国作家、哲学家，一生大多数时间均在故乡柯尼斯堡（Königsberg）度过。他歌颂作为神之创造的语言，鼓励按照“自然”生活与创作，因此常被视为“狂飙突进”运动的思想先驱。

[20] Zit. n. Vorländer 1962，S. 234.

[21]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于1781年出版，而赫尔德的四卷本《人类历史哲学随想》第一卷则于1784年出版。他的另一部著作《人类最早的文献》则已在十年之前于1774年付梓。

[22] Kant，Bd. 12，S. 792.

[23] Kant，Bd. 12，S. 781.

[24] Kant，Bd. 12，S. 793. 康德对赫尔德的批判可参见其《评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一文，载于〔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32～58页。

[25] 西格弗里特·雷布莱希特·克鲁休斯（Siegfried Leberecht Crusius，1738～1824），德国著名出版商，不仅于1788年出版了席勒的《尼德兰独立史》，更在1800年、1803年分别出版席勒的两卷本《诗集》（Gedichte），后又在1804年及1805年刊印经席勒再度校订的第二版两卷本《诗集》。

[26] MA Ⅳ，S. 31.

[27] MA Ⅳ，S. 35.

[28] MA Ⅳ，S. 31.

[29] 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古希腊史学家，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以史料翔实、视角中立而被视为历史学的开端之作。

[30] 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其著作《新科学》（Scienza Nuova，1725）考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31] 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哲学家、怀疑论者，倾向无神论，坚持信仰自由，在其主要著作《历史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1697）中为每一个词条附上了正反两面史料与论据，被视为历史研究方法的先行者之一。

[32] MA Ⅴ，S，303f.

[33] Herder 1984，Bd. 3，S. 583.

[34] Kant，Bd. 12，S. 790. 汉译参见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 41页。

[35] 《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是康德于1784年发表的论文，汉译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21页。何兆武先生将标题译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可能是误将德语“Absicht”（意图）看作“Ansicht”（观点）。

[36] 卡尔·莱恩哈特·莱因霍尔德（1757～1823），德国哲学家，耶拿大学哲学教授，是德国最早系统性地讲授康德哲学的学者。关于席勒与莱因霍尔德，参见本书第十五章。

[37] Kant，Bd. 11，S. 38. 语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汉译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7页。

[38] 语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汉译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3页。

[39] Kant，Bd. 11，S. 45. 语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汉译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3页。所谓“千年福祉王国学说”（Chiliasmus，从希腊语表示一千的“Chilia”一词而来）是指在基督教中对耶稣基督再度降临并在人世间建立起如天堂般美好的千年王国（Tausendjähriges Reich）的信仰。

[40] MA Ⅳ，S. 1022.

[41] 1564年，信奉新教的尼德兰贵族上书西班牙总督玛格丽特·封·帕尔马（Margarethe von Parma，1522～1586），要求取消宗教裁判所并停止迫害新教徒。玛格丽特·封·帕尔马身边的侍从轻蔑地将他们称为一群乞丐。上书者得知后，便提议以“乞丐”（Geusen，荷兰语作geuzen）自称，并改着乞丐常穿的灰布衣。在之后爆发的尼德兰联省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中，义军也延续了“乞丐军”的称呼。

[42] 自宗教改革（Reformation）以来，信奉“唯独圣言”（solo verbo）的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教徒视天主教教堂中的圣像画为洪水猛兽。一方面，圣像违背了“摩西十诫”（Zehn Gebote）中的第一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另一方面，圣像也是教会骄奢淫逸的体现之一：对《圣经》人物形象的描绘凸显了人的肉体性，同时这些艺术作品也花费了教会大量钱财。1566年，“捣毁圣像运动”（Bildersturm）席卷尼德兰，而在教堂中打砸艺术品的狂热信徒便被称为“捣毁圣像派”。

[43] MA Ⅳ，S. 215.

[44] 拉莫拉尔·凡·哀格蒙特伯爵（Lamoraal van Egmont，1522～1568），尼德兰贵族，虽被视为尼德兰联省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却并未真正投身革命，于1568年被新任总督阿尔巴公爵以叛国罪名逮捕，并于同年6月5在布鲁塞尔遇害。歌德在悲剧《哀格蒙特》（Egmont，1788）中以文学化的手法重塑了他的形象。

[45] 菲利普斯·德·蒙莫伦希·凡·霍尔恩伯爵（Filips van Montmorency，graaf van Hoorn，1524？～1568），尼德兰贵族，致力于尼德兰独立运动，同哀格蒙特一起于1568年被阿尔巴公爵处死。

[46] 亨德里克·凡·布雷德罗德伯爵（Hendrik van Brederode，1531～1568），尼德兰贵族，曾为尼德兰宗教自由而斗争，“乞丐军”之名正是由他提出。

[47] 威廉·封·奥兰治，荷兰语作威廉·凡·奥兰治（Willem van Oranje，1533～1584），又称“沉默者威廉”（Willem de Zwijger），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领袖，被尊为尼德兰国父，在1584年即将加冕为尼德兰国王威廉一世前两天遇刺身亡。

[48] 安托万·皮埃诺·德·格拉维勒大主教（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1517～1586，其名有时亦作“Granvella”，如席勒在其著作中的拼法），费利佩二世宠臣，曾任西班牙属尼德兰联省总理，积极镇压新教徒起义。

[49] 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阿尔巴大公爵（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 Gran Duque de Alba，1507～1582），费利佩二世麾下大将，于1567至1573年任尼德兰总督，血腥镇压尼德兰独立运动。

[50] MA Ⅳ，S. 77～79.

[51] MA Ⅳ，S. 44.

[52] Kant，Bd. 11，S. 34. 语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汉译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页，有改动。

[53] MA Ⅳ，S. 44f.

[54] MA Ⅳ，S. 1024.

第十四章

一位艺术家的困扰——想象力的危险——自我鼓励——古典之梦——《希腊的群神》——重新赢回的自信：《艺术家》——坠入爱河的鲁多尔施塔特之夏——夏洛蒂与卡洛琳娜姐妹——与歌德的序曲

在写作他的历史著作时，席勒有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做的是件有用的事。人们需要学习历史；无论如何阐释，历史始终属于关涉人类所在的现实世界的必要知识，为世间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指引。历史事实虽然偶尔晦暗不明，但毕竟比想象力创造出的一切都更加可靠。历史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谁沉浸其中，不必总是给予，还能有所收获，更能在所谓的客观事物中找到依靠。

为了他的新作，席勒每晚都写到深夜，在工作的重压下叹息。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在历史中总归也得到了休息，因为历史在他眼中是一份踏实的工作，不光是经济上，更是心理上的踏实。历史给了他素材和坚实的基础，而他感觉到自己是多么需要这些东西，因为他当时正处于一场危机当中。“你不知道，”他在1788年1月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的内心是多么荒芜，我的大脑是多么昏暗——这一切不光是因为外在的命运，因为就这个方面而言，我在这儿过得真的不错；还因为我的情感内在的过度劳累。”

他不光觉得作为作家的自己被“写空了”；对艺术之于生活的功用的怀疑，也悄然侵袭着他。诗人除了“给你端上些你可以省去的美好”，又能做些什么？美是一种富足，难道不也因此多余？

但若是人们能用美来装点某种必要与有用的东西，例如对历史的认识与传承，那就没什么可以指摘的了。这就像是人们在必经之路上发现了一张“舒适的长凳”。正因为它能为必须之事助力，才比位于“人们可以从旁经过的大花园”中的一张同样舒适的长凳更受人欢迎。处于艺术自留地中的“美”避开了生命的艰苦，因此算不得有什么本事。难道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一条歧路？难道它不是在浪费力气？难道人们不应优先去做那些“在人们以为只能收获辛劳的地方播撒享受”的事？那将会是这样一种艺术，即谦卑地将自己限定于从属性、服务性的角色，不逃避必然，而是装点必然，将之变得讨人喜欢。

科尔纳被席勒突如其来的怯懦情绪震惊了。他在1月13日的回信中写道：“难道你要将自己降格为满足俗人低级需求的小工，尽管你的天职是统御精神？”

这里所涉及的是市民生活之庸俗对诗人的烦扰。当席勒写作一部文学作品时，因为有创作氛围的保护，几乎不会受外人观点的影响。热情让他免遭对艺术之意义的怀疑。但在工作间隙，当创作的红线断开、想象力不再令他痴迷，债务的重压迫使他不得不四处搜寻赚些钱的机会时，怀疑便到来了。他为什么没有找一份稳定的市民工作？比如说，做个医生，他或许能收入不菲，也不会怀疑工作的益处。可是艺术呢？它被周围的市民社会所承认的用处，不过在于装饰，以及在收工后的放松。一位对自己有所期待的艺术家是无法满足于此的。艺术家虽然也得把作品搬到市场上出售，但他的自尊却要求他捍卫自身想象力之创作的尊严与意义。人只要活在艺术中，就只是在为艺术的美与艺术的理念服务。但在自我怀疑与怯懦逃避的瞬间，艺术之“美”就必须得为自身辩护。

然而，还有一种更险恶的攻击，来自想象力本身。艺术创作同它的模板——上帝创世一样，都是“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因此必须面对自身特有的消极性。由于“无中生有”一方面意味着从虚无中产生存在，这是对创世的正面解读，即“生有”的意识。然而还有“无”——这样一来，每一次创造中都同时蕴含着对虚无与空洞的体验。每一位面对一字未写的白纸时首先感到恐惧的作家，都熟悉这种体验。人会感觉被此种“虚无”所威胁——特别是当他毫无头绪或是忽然觉得自己的创作一文不值的时候。席勒偶尔就有此感，尤其是在最初几年。在鲍尔巴赫的那个冬天，他甚至一度觉得自己的作品被一场悄无声息降下的柔和大雪所覆盖。洁白的柩衣覆盖着那“舞文弄墨的世纪”。[1]

对空荡与虚无的预感就潜伏在创作的激情中。在热情里就有恐惧的暗流，害怕清醒，害怕这如同梦游般的安全感终将结束。谁依赖想象力，就必须预计到会被它抛弃。这是想象力真正的深渊。当席勒在1788年春天觉得筋疲力尽，已经把自己“写空了”的时候，就经历了这个深渊。于是他才会寻找自己所书写的历史“事实”的保护。谁书写“关于”某物的内容，就有依靠，有支撑。而需要创作的人则不然。他冒险与“虚无”来一场约会。因此，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在人为地造就海伦娜的形象前，必须降入“母亲的国度”[2]，沉入内在的冥府，进入无形阴影的世界：在那里，海伦娜的形象介于存在与虚无之间，摇摆不定，无法辨别。而这种虚无与无意义渗入作品，成为怀疑、自我怀疑和恐惧。艺术家在他的音调、语句和虚构中间，听见背景声中那空荡荡的噪声。诞生于想象力之虚无中的艺术，可能会重归这种虚无。一种毁灭与自我毁灭的潜能在其内部形成。人们于是谈起叙事的危机，谈起刻意的残篇，谈起形式的消解。怀疑艺术的形象不单在社会意义上存疑，更在内部阴影重重而没有实质——这便是内在于想象力的消极性，正是它剥夺了艺术对自身的信赖。

但现在却发生了一桩怪事：当席勒怀疑艺术的价值与想象力的可靠性时，他在那个瞬间竟然开始梦想这样一种古希腊的古典：据说在那儿，“美”和想象的力量能够不战而胜。1788年春天，他创作了诗歌《希腊的群神》（Die Götter Griechenlandes），开头四行便是：“当你们还统治着美丽的世界，/用欢愉的轻快牵绳，/领着更幸福的一代人，/神话世界的美丽天神！”[3]

像席勒一样回溯到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自从温克尔曼划时代的巨作《关于在绘画和雕塑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于1755年发表以来，人们就开始思考并效仿其中提出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种艺术理想。[4]自温克尔曼以降，德国再度开始争论起古希腊以及——略逊一筹的——古罗马的典范作用。这是17世纪末在法国思想界发生的那场“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5]的延续，讨论的问题是：与古典相比，“现代”艺术与文学是呈现为进步，还是仍需以伟大的过去为师。在法国，这场论战主要还是以自信的“现代派”获胜而告终。然而，当争论在半个世纪后于德国重燃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却成了“古典派”。

“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句名言，在法国的论争中就已出现大意类似的表达。但温克尔曼却超越了一种艺术风格的形式，试图用它来把握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风格。他在意的是对希腊生活作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察，将希腊人视为被“血统”、“气候”与“教育”所眷顾的人种；在人类历史中，也正是古希腊人第一个为自己争得并享受了自由的果实。对温克尔曼而言，古希腊的古典就是一种在类似的社会前提条件下可以重现的模板。他认为，只要把具有创造力的自由之理想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要复兴这种曾在雕塑、诗歌、悲剧、哲学与政治艺术中目睹过这般完美作品的文化，其实也并非不可能。

这种“自由”体现在何处？例如在“拉奥孔”（Laokoon）群像[6]中。这组雕塑群像所表现的，是一位特洛伊祭司与他的两个儿子被一条深海怪蛇所缠绕，眼看着就要窒息而死。但这组形象不单是“美”的。“正如海水表面无论多么波涛汹涌，但深处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的面容，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显现出一个伟大而平和的灵魂。”[7]温克尔曼认为，痛苦中的淡然与灵魂的宁静，正是一颗苦难不能移的心灵所具有的自由。这心灵正因淡然而美丽。“身体感受到的痛苦和心灵的伟大仿佛经过平衡，按同等的力度分散在雕像的整个结构……拉奥孔的悲痛触动我们的灵魂；但我们也希望能像这位伟大人物一样承受得住苦难。”[8]

按照这一理解，“美”不是对超感官之物的提前享受，不是绝对之物反射出的光芒，而是淡然地与可怕乃至死亡和解。“就连美也必须死亡！”席勒那首攫取人心的《挽歌》就是这样起的头。而在温克尔曼那里，重要的则是在“美中死去”这门艺术。这只能通过对先绽放再凋零的身体的认同才能够实现。

温克尔曼所构想的图景，是“美的灵魂”与“美的身体”之和谐，是那种身处极端情况却仍能与自身及世界协调一致地生活着的人。他那句“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是照着拉奥孔群像说的。身体与灵魂、自我与世界之和谐的理想，并不意味着某种安抚或讨好，而是意味着在痛楚的撕裂中所获得的统一。拉奥孔与一种终将胜过他的自然与命运之力斗争，并在斗争中与之化为一体。他将会死去，却得以保存自己的尊严。

在温克尔曼之后，莱辛、歌德与赫尔德也把这组塑像当作了思想的试金石。最后则是青年席勒。借着参观曼海姆古典之屋的契机，他在1783年创作了《一位丹麦旅人的信札》，其中写道：“这般剧烈的疼痛就显现在他的眼中与唇边，正在用力喘息的胸部高耸——在这个瞬间、这种状态下，自然本来很容易忘了自己，很容易退化成可憎的模样，但在这里却依然如此真实、如此柔美。”[9]

这一段描述让席勒留在了温克尔曼走过的道路上。他和温克尔曼一样，在拉奥孔群像中看见的是一种被“柔美”地呈现出的可怕痛苦。对他而言，这是美对可怕真实的胜利，是一种文化特有的表现形式。正如席勒所描述的，人们在这种文化中“绝望”地哲思、信仰，而追求美的意志也正因此在阳光与气候的促进下变得无比强大。即便是悲剧、毁灭和痛苦——也都是美的。英雄与神灵亦是如此。因此席勒认为，对希腊人而言，美乃是天与地、神与人的合一点。

1783年草稿的最后，是席勒在《希腊的群神》一诗中重新拾起并生发为一首对逝去世界状态之哀歌的思想。“希腊人，”他在1783年写道，“将他们的神绘作更高贵的人的模样，并使人亦更趋近于神。这是同一个家族的孩子。”[10]而现在，《希腊的群神》中几乎有一模一样的诗句：“因为那时的神还更具人性，/人才更像是神。”[11]

为什么这首诗能成为一剂对抗忧郁的良药，去应对1788年春兴起的对艺术的怀疑？为什么诗人能借此一扫被科尔纳批评过的那种暂时的怯懦？

他在诗中探寻了艺术家自我怀疑的根源，又为此目的尝试将现代与传说中的古典世界对立起来。他认为古希腊的古典烙印着一种美学的世界关联。艺术、舞蹈、音乐，乃至感官可体验的每一种美都是文化的生命要素。对艺术的质疑在此没有立锥之地。审美位列一切可能的目的序列之首，无须在任何上级机关面前为自己辩护。而在现代则并非如此：占统治地位的是理性科学、物质主义和有用性。世界成了一座劳改工厂，艺术在其中只能扮演一个漂亮却无关紧要的角色。

席勒当然知道，古希腊的现实与审美世界的幻景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在意的也不是具体描写一个已不可挽回地消逝了的历史时期，而是一种别样的世界理解之基本模型，与现代形成对立。他想象了古希腊的“童话世界”来扩展思考的空间。这里所涉及的是面对自身时代之强迫时的自由，因此才必须要勾勒一种不一样的选择，一种人类之可能的其他选项。近一个世纪后，尼采同样是在回望古希腊时曾这样描述：“只有作为美学现象，存在与世界才是永恒称义的。”[12]

人们只有从尼采的话出发才能理解，席勒在《希腊的群神》中所做的是怎样一种大胆的尝试。

和他之后的尼采一样，席勒考察了不同的文化在面对可怕之事时如何成功地安排生活，并以此视角为起点，发展出了一种类型学。研究的问题是：每个文化分别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应对生命过程之不可抗力的隔断系统之上的？这里关涉的是文化运转的机密。人们如何坚守生命，如何提振生命，如何保护生命免遭破坏与自我毁灭的影响？在文化史中已有过不同模型的尝试。古典时代选择了艺术之美的面纱；基督教文化污蔑感性，祛魅世界，选择了一种道德严肃的一神教；现代则借助一个新神继续推进世界的祛魅：科学理性。

古希腊的美学模型催生了奥林匹斯众神的世界。这不是身居彼岸的苍白的神，而是升华了的人。他们并未超越身上的人性、情欲与激情，而是使之变得高尚。他们赋予自然以灵魂，活在爱与痛的宏大情感之中，在艺术家的热情里发挥作用：“如天堂般永恒的火焰，/在品达骄傲的颂歌中流淌，/落入阿里翁的七弦琴，/浇筑进菲迪亚斯的石雕。”[13]

自然，这些神明也不过就是想象力的虚构，却深入人类对生活的构建，帮助他们拥有一种不服命运的乐观情绪。这是因为席勒也清楚：美的体验为事物、人类与命运戴上了一层舒适的面纱。在他看来，希腊人的情绪既欢乐又悲伤。“希腊人，”他在《一位丹麦旅人的信札》中写道，“绝望地哲思，更加绝望地信仰，而行动——绝不比我们少一分高尚。”[14]希腊众神无论有何寓意，都还是深色背景上的光辉形象。人们最好在音乐、舞蹈和迷狂中接近这些神明。他们是狄奥尼索斯式的生命之感的表达：“酒神杖挥舞者的欢呼歌唱，/拉着华丽的神车前来的文豹，/报告伟大欢乐使者的来到，/羊人和林神在前面蹒跚开道；/酒神狂女在四周跳个不停，/用舞蹈赞美他的葡萄美酒，/红光满面的主人就邀请来宾/喝它一个大醉方休。”[15]

希腊众神世界的诞生得感谢神话意识。神话直观且极富形象地赋予原本无意义之物以意义。一再对意识塑造神话的潜能提出挑战的，是世界的同质化。人们不愿想象一个无法有那种“与我相关”之感的世界。认识着世界的人也希望能被认识，不单是被旁人，更能被一个充满意义的宇宙发现。人虽属于自然，却因其意志与自然产生了距离，期待着在身外的自然中能有某种与他的意识相类似的类意识。人不愿孤零零地只与他的意识为伴。他希望自然能给他回应。神话便是开启与自然对话的尝试。对于神话意识而言，自然的过程就有了意义。

正是席勒这首关于希腊群神的诗，在十年后启发荷尔德林试图复兴神话意识的尝试。荷尔德林将跟随席勒的脚步，为神话体验寻找一种诗意的语言，满怀哀伤地悲叹：我们已失去了这种体验的轻巧与不言自明；他同时认为，神话体验对古希腊人而言必定曾是一种日常经历。在荷尔德林看来，这种损失会导致一整个维度消散，而真实恰恰是在这个维度里才真正显露在人的视野与体验之中。所以人们才“看不见”土地，“听不见”鸟鸣，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也“枯萎了”。荷尔德林将这种状态称为“神之夜”，并告诫人们要警惕那种将神话主题与名字滥用作纯粹的杂耍游戏的“虚伪神圣”。[16]

在席勒召唤古希腊众神世界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忽视其中的炫技特征。通读全诗，有不少段落就像古希腊神界的人物大全。人们时不时地发现，作者似乎详尽运用了当时通行的索引文献，即本雅明·赫德李希（Benjamin Hederich）的《神话大百科全书》（Gründliches mythologisches Lexikon）[17]，以至于人们现在为了理解诗歌的细节，自己也得去查阅这部辞书。科尔纳就已经批评过这首诗在刻意掉书袋；而歌德则觉得这诗虽然能打动读者，但还是太冗长、太烦琐。

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冗长，要归功于席勒追寻神话意识之生命力时的全身心的痴迷。这首诗的真正主题并非强作古典的学究气，而是后世的尼采所称的“狄奥尼索斯式”的世界构想。这里所涉及的，是那种将节庆的丰饶重新赋予存在的生命力。在席勒看来，若要在自然的冷淡之中创造一块富有意义的区域，最有效果的方式就是诗意精神。诗意能将不冷漠带入人际交往，带入团结、信任，也带入组织人际间有意义之关联的规则与机制。诗意精神与想象力在席勒看来是同一回事，二者共同克服了世间的冷漠，让人类及其所有感知力在这个世界如在故乡。但先是在基督教时代，随后是在世俗化的现代，这一切都不复存在；而席勒关注的正是这种反差。被荷尔德林称为“神之夜”的，席勒是这样描写的：“群神悠闲地回到诗歌世界，/尘世的凡人不再需要他们，/世人已长大，不再靠神的引导，/可以自己保持平衡。”[18]

世界的新状态、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其突出特点是宏大的祛魅：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的一神论；与之相关的另一方面则是理性主义与物质主义冷冰冰的理性。

希腊众神生活在一个可以感知的现实中，基督教的上帝却抽身返回了不可见之中。上帝不再从自然中发生，不再直接与感官相连，只在内心与良知的深洞中发挥作用。试图找到这个隐秘之神的人，可用两句诗形容：“在理念之国我辛劳地搜寻，/在感官世界我一无所获。”[19]

在创作这首诗时，席勒在自己正阅读的沙夫茨伯里的《一封论激情的信》（A Letter concerning Enthusiasm）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令他开始怀疑基督教的上帝：“我们不光要有一般的好心情，更要有最好的心情，必须要对世界有着最愉悦、最温柔的情绪，才能正确地想象，我们赋予神性的性质之中究竟蕴含着什么。”[20]席勒所强调的基督教上帝的性质，并不是源自好心情，而是源自恐惧、嫉妒，以及对感觉的敌视。这是一个孤独的神，孤僻地以自我为中心，煽动人类也陷入那种没有结果的自我中心，令他们过于内向，从而同样孤独。“没有朋友，没有兄弟和同伴，/没有女神，没有尘世的儿子，/另一个神就在以太的国度统治，/端坐在萨图恩未被推翻的宝座。/极乐，却没有生命围绕他欢颜，/极乐，只能在无人的原野，/他在时光的长河中，/永远只能看见——他自己的模样。”[21]

这个神不屑于同人类为伍，除非是残忍地要求人类献祭其子。他攫取人心靠的不是世间的欢乐，而是负罪感。为了隐射这个严厉的神所能够做到的，或不如说，人们可利用它实现的，席勒提到了宗教裁判所的歹毒：希腊众神虽然偶尔也很残忍，却从未施行过宗教审判。这是对思想的窥探与奴役，是在将形而上学转变为酷刑工具。这些可怕的侍神之人，行事完全依据一个充满恶意又心怀妒忌的神所立下的灾难性的法则——他们不是“神圣的蛮人”，还能是什么……

这个神不是生命之友，不是爱之友，不会像希腊众神一样将尘世的享受分享给人类；不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毕竟是恐惧与负罪感的畸形产物。他不是希腊众神那样的迷狂的生命欢愉之神：“那在造物胸中流淌的愉悦，/造物主曾离它更近。”[22]人们若要遵从那个有碍观瞻的神，就得告别欢乐的感官世界：“我到了哪儿？这悲伤的寂静/它在向我宣告造物主的到来？/他的面纱和他一样黑暗，/能颂扬他的只有——我的断念。”[23]

因此，批评家们将这首诗贬得一无是处，就并不让人奇怪了。施托尔贝格伯爵等批评家指责作者心怀亵渎神明的无神论——他们倒也没有说错，因为过于激烈的基督徒信奉的那个愠怒的上帝并不符合席勒的口味。

席勒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在基督教一神论与抽象理性在现代世界的统治之间存在关联。基督教一神论将上帝置于一个不可见的彼岸及一个同样不可见的内心世界，就这样让世界变得冰冷。只需再迈一小步，就能从这个一神论、没有灵魂、祛了魅的宇宙跨越到现代的科学祛魅。世界一开始是上帝的作品，然后就成了计算着的理性的质料。太阳神赫里奥斯与山之女神、俄瑞阿得斯诸仙女（Oreanden）曾在天际闪耀过的地方，现在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火球在没有灵魂地转动”。无论科学的目光投向哪里，最终都只能发现一副“骨架”。不管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科学的神，都可以说：“北方凛冬寒风的呼啸/尽数吹落那些花朵。/为了让众神之一富足，/整个神界都得毁灭。”[24]

这首诗描绘的是神话意识与现代意识之间那场巨人之战；这也曾是《哲学通信》的主题，不过当时所处理的是爱之哲学与物质主义怀疑论之间的冲突。我们回想一下热情的尤里乌斯那时的哀叹：“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攻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25]投射在古希腊古典之中的神话意识，其处境与爱之哲学如出一辙。它同样遭到了毁灭——一开始是因为基督教的一神论，随后又是现代的理性主义。

然而，尽管有哀歌悲诉——神话意识却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可以在诗歌中重返。如果希腊众神返回的是“诗歌世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诗歌的语言中重生？为什么不能用诗歌的再度神化来回应自然的巨大沉默？为什么诗歌不能为那已变得过于道德、过于劳碌的生活开启对庆典的感受？为什么诗歌就要终止赋予无意义之物以意义的尝试？

也就是说，席勒考虑的是在诗歌的边界中复兴神话意识；他拒绝接受理性化以及资产阶级式的毫无感情的经济思维对世界的“祛魅”与“夺魂”。他悲叹他的时代没有神话，期望神话能在艺术中归来。当时，艺术在经济盈利与“有用”的狭隘思维的压迫下，已开始成为美丽却无足轻重的小事；可席勒却依旧在为了艺术的地位而抗争，要将之重新抬高到生命中所有可能目的之序列的顶端。

我们不能忘记：在创作这首诗时，席勒正深陷于自我怀疑；在艺术的高远目标前，他已变得怯懦。这首诗是热情的自我暗示，而他也借此转入了一种新的情绪，允许他让“美”再度胜过“善”、“真”与“有用”。

半年之后，从1788年秋至1789年初，诞生了第二首长诗《艺术家》（Die Künstler）。诗中延续了“美”胜过“善”、“真”与“有用”的思想，但这一次不再是通过投射回希腊古典，而是将之作为人类种属之历史的丰富呈现。席勒在1789年2月9日致科尔纳的信中，表达了这首“哲学诗”的基本思想。他颇为自豪地说，之前还从未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首先要从哲学与历史的角度阐明这个思想，即艺术是科学与道德文化的铺垫，然后再说明后一种文化并非目标，而是通向目标的第二级阶梯，尽管研究者与思想家总是急不可耐地先抢占王冠，把低自己一等的位置指定给艺术家：因为人类之完善，必须要等到科学与道德文化重新融于美中之时才能实现。”

与《希腊的群神》不同，《艺术家》这首诗并没有将当下描绘成祛魅而无灵魂的样子。从后来的诗歌中可以发现，先前对现代的描写为了突出对比，过多强调了其中的负面因素。但人们现在注意到，席勒对现代的评价还远不止如此。或许的确是冰冷的异化规定了当今世界，但在席勒看来，这种异化不过是解放的背面。不断增长的自由将人从旧秩序中解救出来，催促他重新施展自己的力量，而在这个视角下，对自然的评价就会更为积极。席勒将之解读为过渡的时代。难道说，自由之所以先将人引向异化与孤立，是为了使一种新的、自由的统一最终在更高的阶段成为可能？而它要如何达到这一更高的阶段？席勒在《艺术家》这首诗中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审美意识的提高。

这首诗的开头——用席勒几乎是在向科尔纳道歉的话说——是从这个世界“较好的那一面”做的热情描摹。“多美啊，人呵，你带着棕榈的桂冠/矗立在世纪的尾声，/……/自然之主，它爱你给的锁链，/在千百场斗争里试炼你的力量，/在你麾下骄傲地走出野蛮！”[26]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半年，席勒写道，当今世界已迈出了赢得启蒙与自由的重要步伐，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高度。但这是如何做到的？文化发展并不是从理性，而是从审美意识起步；而当今世界若要保存这种自由的意识，就必须将审美意识视为自身的本质，始终铭记将它带到如此高度的力量。因为正是审美意识在道德上驯服了人类并使之高尚，同时引导着人的好奇与研究欲。当前的知识与道德文化中本就有许多东西应归功于审美意识，因此只有继续将之纳入审美文化，才能保留人类的尺度。人类游戏着成为人，一旦停止游戏便会退化。这是在对现时代的所有赞美中隐藏着的批判。这样一来，《艺术家》一诗便接上了《希腊的群神》中对当下的荒芜与失魂之哭诉。但《艺术家》却并未哀伤地回溯过往，而是鼓励现代去克服自身在审美上的自我遗忘。

这种鼓励之所以显得那样急迫，是因为急需这种鼓励的，恰恰是席勒自己。

《艺术家》这首诗承载着相当分量的思想，其中更有对人类审美教育的初步研究。几年之后，席勒将会以极大的手笔着手探究审美教育的工作。

然而，席勒的1788年并不仅仅献给了《希腊的群神》与《艺术家》这两首诗，更是献给了两位触动席勒心灵的女性。

1787年12月，席勒动身前往迈宁根拜访姐姐和老朋友、现在已经是他姐夫的莱因瓦尔德，在临近的鲍尔巴赫还见到了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满脑子都是《唐·卡洛斯》的席勒在雪后的森林里漫步；现在，他希望重新寻回当时的灵魂之景，却再也找不到了。他已经变了很多，感到自己已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剧院的琐事不再叫他担忧、给他羞辱，他不再需要逃离对他心存恶意的君主，也不再爱着亨莉埃特的女儿。这一切和那五年一样，都已被他远远地抛在身后。“那种魔力，”他在1787年12月8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就像是被吹散了一样。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所有那些当时让我的寂寞变得有趣的地方，现在没有一处在对我说话。一切都失去了说给我听的语言。”

在亨莉埃特位于鲍尔巴赫的家中，席勒见到了她的儿子威廉·封·沃尔措根。他带着席勒一起前往鲁多尔施塔特（Rudolstadt）郊游。那儿住着沃尔措根一家的远亲——伦格费尔德家族：守寡的母亲是鲁多尔施塔特宫廷中的贵妇，她的两个女儿分别是与博尔维茨（Beulwitz）先生有一段不幸婚姻的卡洛琳娜[27]，以及待字闺中的22岁少女夏洛蒂[28]。

“11月的一个阴天，”卡洛琳娜多年后这样描绘当时那场值得怀念的相遇，“大路上来了两位披着风衣的骑士。我们认出了堂兄威廉·封·沃尔措根，他开玩笑似地用风衣遮住了半张脸；但另一位骑士我们却不认得，让我们很是好奇。”[29]

之后，席勒和夏洛蒂将会互相坦承，他们在见面的第一晚围坐在壁炉前的时候，就已经互生情愫。席勒在告别时表达了希望下个夏天能在伦格费尔德一家府上或邻处小住几周的愿望。两姐妹听了，自然满心欢喜。

伦格费尔德家族属于古老的帝国贵族。汉斯·克里斯多夫·伦格费尔德（Hans Christoph Lengefeld）曾任林区总管，是当时业内的著名人物，曾极其有效地制止了毫无计划的乱砍滥伐，以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想将他任命为全国森林的最高监管。但伦格费尔德却谢绝了。他于1775年撒手人寰，留下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卡洛琳娜生于1763年，更活泼、更有激情。她的偶像是当时柏林沙龙中那些参与社会精神生活的自信妇女，例如亨莉埃特·赫尔兹（Henriette Herz），也在远方加入了赫尔兹的“美德联盟”（Tugendbund）。[30]她与卡洛琳娜·封·达赫霍登[31]是好友，后者将来会成为威廉·封·洪堡的妻子。正是卡洛琳娜让席勒结识了洪堡。在妻子卡洛琳娜去世后，洪堡写信给伦格费尔德家的卡洛琳娜：“在您身上……美丽而深刻的女性特征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独特形象。但这种形象，或至少是它在您身上的那种完美表现，也会随着您而陨落。我认为，我能有幸与这个形象如此接近，能这样去把握它，的确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事。”[32]

洪堡在他的文章《论男性与女性之形式》（Über die männliche und weibliche Form）[33]中描绘了女性的优点。当时的人们就猜测，给他当模特的不仅是夫人卡洛琳娜，还有卡洛琳娜·封·伦格费尔德。

卡洛琳娜是性情中人，足够冲动、直接和大胆，有时敢于无视社会定下的规范。她不愿将自己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当我想起，”她在1789年6月3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生活是被怎样一张琐碎小事的大网所笼罩，这张网又如何经常使人失去最好最高贵的享受，我就愤愤不平，不能自已。而这却是我们女性生活的常态。”

她的梦想是像柏林的姐妹们一样开一个充满智慧的沙龙。当她与博尔维茨离婚并嫁给远房堂兄威廉·封·沃尔措根之后，她将会在魏玛实现这个梦想。有一回，沃尔措根在动身开启一次长途旅行前，将家人托付给一位朋友照料。在给朋友的信中，沃尔措根写道：“内人是我在生命中遇见过的最美好的女性之一——这样多的思想，这样无尽的温柔；这样多发自内心的爱，这样积极地追寻更高的事物；如此单纯得让人无法理解，却又如此全面；她是个好主妇，温和的母亲，但她美丽的幻想却在这样的和谐中创造了诸多世界。亲爱的朋友，我无法向您描述和这位万里挑一的女性所度过的岁月，我是多么幸福。”[34]

之所以要稍稍描述一下这位“万里挑一的女性”，是因为人们不清楚在1788年夏开启的那段情事中，席勒更倾心的究竟是卡洛琳娜还是更矜持的夏洛蒂。有时候，他暗诉衷肠的亲密信件是同时写给姐妹二人的，而她们则得从字里行间找出线索，看看信中说的究竟是谁。席勒与二女的关系让科尔纳心生疑虑。席勒则将他的模棱两可解释为一种策略：“我通过这样的二分法减弱了我的情感，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就能处于亲密而理性的友谊的界限之内。”（1788年11月14日）而即便是席勒的示爱越发明显，也依旧是同时对着姐妹二人说的。

1789年末，这段关系已持续了快两年，夏洛蒂有些按捺不住了。她终究要从席勒那儿知道，他更喜欢的究竟是姐妹中的哪一个。她让席勒清楚，自己并没有姐姐那样光彩夺目的品质，若是迫不得已，她也懂得放手。席勒的回答将让她一时无法忘记：“卡洛琳娜与我的年纪相当，我们俩情绪和思想的形态也因此几乎相同。亲爱的洛蒂，与你相比，她让我把心中更多的情感化作语言——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种状况有任何变化，不愿看着你变成另一个模样。卡洛琳娜胜过你的东西，你必须从我这里得到；你的灵魂必须在我的爱中释放，你必须成为我的造物，你的花朵必须在我爱情的春天中飘落。若我们相遇得更晚，你就会剥夺我这种美好的快乐，即看着你为我而绽放。”（1789年11月15日）

席勒显然认为：向他追求的少女宣布，要把她当作自己的“造物”，显然是一种爱的证明。夏洛蒂并不觉得被冒犯；她之后寄给席勒的信中，流淌着温柔与关爱。

即便席勒的模棱两可让姐妹俩陷入相互竞争，二人之间也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声音。“没有人像您一样，”卡洛琳娜在1788年11月18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懂得触动我最内在的天性——我近乎落泪，一想到您是如何温柔地在那些阴暗的瞬间抚慰和支撑我的灵魂。——我多么需要活在这种希望之中！”卡洛琳娜或许会为了席勒与她不爱的博尔维茨离婚。但她却让妹妹先来。在席勒迎娶夏洛蒂之后，她才与丈夫分道扬镳。

卡洛琳娜喜爱玩乐，热衷表演，想要给她的生活增添一抹浪漫的色彩，也的确创作了一部小说。席勒将会把这部题为《艾格尼斯·封·莉莉恩》（Agnes von Lilien）的小说匿名登载在他的杂志《季节女神》上。包括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内，当时有许多人对小说评价颇高，甚至以为这是歌德的作品。

在回顾生命中那段生活在席勒近旁的岁月时，64岁的卡洛琳娜在日记中写道：“但尘世享乐的诱惑引诱我堕落；头脑里的小聪明、求知欲，甚至在更高、更好的事物中玩想象力的游戏，这种按我的心意指挥一切的冲动搅乱了我的灵魂。”上了年纪的卡洛琳娜变得虔诚。她为自己挑选的墓志铭是：“她迷惘过、痛苦过、爱过，在对基督、对宽恕之爱的信仰中离开了人世。”[35]

现在来看妹妹夏洛蒂。卡洛琳娜总是口若悬河，而她则羞涩而矜持。她读书很多，诚实地将自己的想法记录在一个草稿本上，日后把它交给席勒阅读。她最爱的书之一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Reiches）[36]，还曾将其中几章译成德语。她的忧郁性格使得她不仅喜爱衰亡的故事，也喜爱秋天。英雄传奇吸引着她，但只有当人性的强大结合了秀美，才能叫她敬佩。这是另一个她喜爱的作家沙夫茨伯里教会她的；她能整页整页地背诵沙氏的作品。夏洛蒂的母亲本想将她送入宫中，但对于这个名利场，她必须离得远远的才能勉强忍受。她在1788年11月26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相比于亲自和宫里的人搅和在一起，从远处看着他们才更有人性；因为人如果能发现人类所有的渺小之处，他对人类的炽热情感恐怕就会被扼杀。我在自己的闺房中过得宁静而平和，能和自己打交道就让我觉得很高兴了。”她期待着两个人的孤独，“因为我其实并不想让所有人都能享受您的陪伴”。她与自然对话，觉得自己像自然的一部分，不直接表达她的情感，而是描绘一处风景，让它代诉心声。1788年末到1789年初的寒冬，她曾对二人关系的未来有过怀疑；冬天过去后，她在信中写道：“我被寒冷完全击倒了，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朵被霜打落的花，仿佛只有一半的生气……今天，我头一次重新见到自然，觉得开心极了。我走在水坝上，萨尔河（Die Saale）是这样美，大块的冰靠在河岸边，山又蓝了，而太阳也照耀得这样可爱；我觉得仿佛到了春天，花骨朵已经显出红色；我的胸中如此宽广，如此远大，我的灵魂仿佛更加自由……”[37]

夏洛蒂是施泰因夫人的教女。施泰因夫人曾给她写信说：“就算我真的变成一块石头，我心中属于我忠实的洛蒂的火花也绝不会熄灭。”[38]歌德也很喜欢这个他在施泰因夫人家中时常见到的小姑娘。当夏洛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曾和她一起玩耍。夏洛蒂将会巧妙地安排席勒和歌德的初次见面；席勒与歌德之所以能逐步相互靠近，也要算她一份功劳。

在1787年11月于鲁多尔施塔特初次见面后，席勒与夏洛蒂开始频繁地互通书信。夏洛蒂很真诚，却依旧矜持。她说起友情，而席勒却让她明白，自己并不满足于友情。他认为友情最多也只是“种子”，“一旦春日的阳光照耀在上面，我们就能看见它究竟会开出怎样的花朵”（致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1788年4月5日）。他沉浸在对夏天的向往和愉悦中，在脑海里畅想着二人将如何漫步在鲁多尔施塔特，一起阅读，在花园里闲聊。“我为这个夏天想象出多么美妙的梦，而您可以让这些梦一一成真。”但一想到“尊贵的小姐”可能在这段对他意味着“至高幸福”的感情中只发现“暂时的乐趣”，他就感到不安。因此席勒尝试将夏洛蒂从她的矜持中引出来。可她却依旧那么规矩得体，即便席勒殷勤地奉承：“我的幻想应当永不停歇地在我眼前描绘出您的模样，就好像它在我将之交给缪斯的八年中，始终只在练习这一幅画像。”（1788年4月5日）

夏洛蒂忠实地向他描述了日常琐事，以及她看着春天里苏醒的自然时的情感。席勒能把这些解读成她对自己的春日之情吗？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她，说他希望能在鲁多尔施塔特的乡间宁静中重新寻回他在魏玛的社交与工作中间或失掉的“自己的内心”（1788年5月2日）。

夏洛蒂很谨慎。但席勒的书信偶尔也让人觉得，他要找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能让他感到充实、意气风发的处境。面对心存疑虑的科尔纳，席勒毫不遮掩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我需要一种媒介，”他在1788年1月7日写道，“才能由此享受其他的乐趣。只要有一系列精致、舒适而又温馨的情绪不间断地让我准备好迎接欢乐，重新温暖我僵化的内心，友谊、品位、真理和美就会对我产生更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一直是个孤独的异乡人，在自然中迷了路，也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我所依赖的一切，都有某些比我更宝贵的东西，这叫我的心如何是好。我渴望能有个市民一样的家庭，这也是我现在唯一的期待。”

他希望自己所找的那位女性能给他那种“家”的眷恋。只有“家”才能为精神之欢愉赋予坚实的基础和“市民”式的团结。当然，“心”也要参与其中。不愿将好友拱手让给一个女人的科尔纳警告说：如果席勒要为家长里短操心，就会失去他作为作家的独立。他或许出于财政原因不得不做些妥协，为当时流行的读者口味服务。但如果能找到一位“有钱的姑娘”，就可以“算一算富足带给你的好处，是否抵得过你可能失去的家庭欢乐”（1788年1月13日）。

夏洛蒂并不是“有钱的姑娘”。她虽然出身良好的家庭，但伦格费尔德一家并不是大户，因此对母亲而言，把女儿许配给同等级的贵族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席勒知道，这事从理性的角度看遂不了他的愿。但他自然不光在算，更在幻想。

4月初，他收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怪异提议：有人从施韦因富尔特（Schweinfurt）向他提供了“一个报酬优渥的市议员职位，附加一位有数千塔勒财产的女性”。席勒把这件事当作对择偶时的权衡与算计的讽刺，告诉了先前要他在此类事情上保持冷静的朋友科尔纳（1788年4月25日）。

1788年5月18日，席勒动身前往鲁多尔施塔特。让席勒住在伦格费尔德一家府上并不妥当，因此夏洛蒂在临近的福尔克施泰特（Volkstädt）村的教堂唱诗班领唱乌比豪恩（Unbehauen）家中为客人安排了住处：一间带卧室的整洁而安静的小屋，可以远眺美丽的风景。一条小路沿着萨尔河顺流而下，经过花园、玉米地和古树，一直通到鲁多尔施塔特的新街。伦格费尔德和博尔维茨两家人就在这条街上比邻而居。夜幕初降，席勒沿着小路漫步，这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有时，他还能在半路上碰见伦格费尔德姐妹。姐妹俩穿着洁白的长裙站在那座小桥上，向他招手，把他簇拥到中间，三人就这样一起走完到伦格费尔德家的最后一段路。人们就在客厅或花园里稍坐。家中有客时，席勒若是对惯常的闲谈感到无聊，还能回到夏洛蒂的房间，因为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要在这个夏天写完他的历史著作，此外还有《〈唐·卡洛斯〉通信》以及《招魂唤鬼者》的最后一部分。他刚写到纸上的东西立马就朗诵，人们喝着茶或饮着酒，对文章发表评论。席勒在这里发现了让他舒适的东西：“我很乐意谈谈严肃的事物，谈谈精神的杰作，谈谈情感——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还可以轻轻松松地就跳转到玩笑上去。”他在1788年7月2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如此写道。如果天气不好，或是感冒与牙疼折磨着他——这种情况更加常见——就有一位女邮差带着信来回穿行。他们一起读了福斯[39]翻译的荷马，尝试他的风格作为游戏。就像参与其中的人日后所回忆的，这是他们的“荷马之夏”。席勒致洛蒂：“您今晚在您那张精致的小床上睡得怎样？甜美的睡眠是否到访了您可爱而妩媚的眼睑？请您用几行漂亮的诗告诉我吧！”（8月末）洛蒂致席勒：“在破晓的初晨带着玫瑰色的玉指醒来时，我希望您还依然安睡。”（1788年9月）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席勒甚至被允许用夏洛蒂在家里的小名“小洛洛”称呼她。

关于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夏天，卡洛琳娜在多年之后这样写道：“一颗开放而纯洁之心的高尚严肃与它优美且充满智慧的轻快，在和席勒的交往中总是那样充满生机……人们和他交谈时，就像在天空中不变的星辰与泥土上的花朵之间穿行。我们觉得自己就是有福之人，我们的精神摆脱了大地的束缚，在‘自由’那更纯洁、更轻盈的环境中欢庆相互间的完全理解。”[40]

而在席勒未能到来的晚上，夏洛蒂便一个人穿过草地，坐在河岸边背诵着《希腊的群神》。有一天夜里，她甚至梦见了威廉·封·奥兰治，于是第二天立马将梦写进信里，配上一束刚刚从田野里采摘的鲜花，寄给她在福尔克施泰特的诗人。他高兴地看见自己的幻想与她的想象交织在了一起，觉得很幸福。他1788年5月26日写信给夏洛蒂，说他觉得自己“像是歌德《伊菲革涅亚》（Iphigenie）中的俄瑞斯特（Orest）……您将会代替善良的女神，保护我免遭阴间邪恶势力的袭扰。”[41]

就在席勒为自己发现希腊古典这一年，他在鲁多尔施塔特还着手翻译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42]。他读了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原本是想为之写篇书评。歌德离他很近。自打席勒在年轻时读了《维特》，又在当年卡尔学校的结业晚会上看见歌德就在卡尔·欧根和魏玛公爵身旁，一同站在装饰华丽的楼廊上之后，歌德的形象便始终浮现在他眼前。初到魏玛的头几个月，没有一场社交活动不谈到歌德。赫尔德在一次共同的郊游中曾说歌德像“上帝一样”。但他也不得不听些关于歌德的风凉话。有人说，歌德忽略了公职，作为诗人没有耐心；他的意大利之旅实际上就是在逃避；他不要脸地抛弃了施泰因夫人，就是为了在南方过上放荡的生活；他不负责任、反复无常，人们总是把他看得太重。

不过在此期间，歌德已于1788年6月18日从意大利回到魏玛，而席勒则紧张地期待着最终见到歌德本人。现在的他已有了足够的自信——“但我已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天才”，他在1788年7月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可以毫无羞怯地走到这个伟人的面前。当歌德于9月6日前往封·施泰因夫人位于魏玛附近科赫贝格（Kochberg）的府上做客时，机会来了。夏洛蒂拜访了她的教母，成功地说服众人到鲁多尔施塔特待上一天。可是席勒急迫的愿望却未能实现。这次相遇并没有在两人间建立起私人联系。

当时的歌德情绪低落。在呼吸过意大利的“生命的自由空气”之后，他回到了魏玛狭隘局促的环境中。日后，他如此描述自己在重新适应魏玛的头几个月的感受：“我被人从多姿多彩的意大利赶回了形式全无的德国，把晴朗换成了阴天；朋友们不仅不安慰我、不重新接纳我，还让我陷于绝望。我对最为遥远、几乎无人所知之物的醉心，对已逝时代的痛苦与哀诉，仿佛是对他们的侮辱，我找不到任何一丝关怀，没有人懂我的语言。身处这种尴尬的境地，我找不到自己。”[43]

在从意大利返回德国的途中，歌德在马车上给自己将来的行事定了几条规矩：“隐瞒——当前的状态……不谈任何关于意大利的东西。”可即使他的心情已如此糟糕，但为了至少表现得不至于太不近人情，歌德不得不在鲁多尔施塔特的伦格费尔德家中把话题引向了意大利。“他乐于谈起意大利，说话时总带着激动的回忆”，席勒在1788年9月12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他在信中详尽描述了与歌德共同度过的这一天。二人没能面对面交谈，这让席勒倍感遗憾。他在信中也做了说明：“当然，整个聚会人数太多，而且所有人都为了和他说上话而在那里争风吃醋；这让我没办法和他独处，更没有办法和他探讨一些日常的鸡毛蒜皮之外的事情。”

席勒没弄明白，或者故意不愿明白，妨碍他的不仅仅是其他客人带来的干扰，还因为歌德在二人的第一次会面中避免和席勒真正相见。后来，歌德解释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惊愕于席勒在公众舆论中所享有的盛名。但在他眼中，席勒还只是《强盗》那部叫他“痛恨”的剧的作者。他认为席勒是一个“充满力量但尚不成熟的人才”，正在“用奔涌的洪流向祖国大地上倾泻那些我试图从自己身上洗去的道德上与戏剧上的悖论”。[44]他太让歌德想起自己当年在“狂飙突进”时期做过的傻事，而席勒后来的发展，歌德还没有去了解。但他现在不能不注意到，即便是在自己的朋友那儿，席勒的名声也在与日俱增。甚至克尼贝尔也在他耳边絮叨着称赞席勒；而在出于其他原因成了他的累赘的封·施泰因夫人那里，他也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个不讨他喜欢的作家的好话。

所以说，在歌德礼貌的冷淡中，藏着比席勒想的更多的刻意。但或许席勒真的有所察觉，因为在他对这值得纪念却又令人失望的一天的记述中，还是能读出些许不快。这一点，在他描写歌德的外貌时就起了头：“人们告诉我，他的外表英俊而富有魅力；可第一眼看到他，就让我的高昂情绪瞬间跌到了谷底。他不过是中等身材，穿着僵硬，走起路来也一样；他的脸上眉头紧锁。”

席勒对这场初次见面的结论很冷静：“我怀疑我们俩是否真有一天能够那么接近。现在让我感兴趣、让我期待与希冀的很多东西，在他身上都已经过时；他远远在我前头（年龄还在其次，更多的是他的生活经验与自我发展），以至于我们在人生路上永远不会碰面；他整个人的天性从一开始就和我不一样；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们想象的方式似乎有着本质区别。不过，从这样一次见面中也得不出什么确定翔实的结论。时间会告诉我们余下的一切。”（1788年9月12日）

第一次见面的失望一直影响到了后来。当席勒从鲁多尔施塔特回来，见到真的把歌德当作圣人崇拜的卡尔·菲利普·莫里茨时，他气不打一处来。他嘲笑歌德崇拜者的“宗派”，进而渐渐地产生了怨恨。1789年2月2日，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常在歌德身边恐怕会使我不幸；即便是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也不会有倾诉内心的时刻，他让别人无从把握；我的确相信他是个非同寻常的自我主义者。他有牢牢吸引别人的才华……但他却懂得保持自己的自由。他大发慈悲地告知众人他的生活，但是像神一样，不会交出自己……人不应让自己周遭出现这样一种存在。因此我才厌恶他，尽管我发自内心地爱他的思想，认为他很伟大。我就当他是个高傲而做作的大小姐，得把她肚子搞大，才能在整个世界面前羞辱她。”

这是一种“爱与恨的奇异混合”，令他无法离开歌德。在他的想象中，他自视为一个追求者，而歌德则是他要“搞大肚子”的女人。他就像那个恶人弗朗茨·莫尔一样怨恨自然亏待了他，抱怨自己不像卡尔一样受到自然的照顾。席勒了解由此产生的恨意——他毕竟曾在《强盗》中描述过这种恨的后果。但这里不仅有恨，而且有爱，所以才让这段关系如此复杂。多年之后那句令他与歌德之间的真正友谊得以可能的奇妙话语，他还尚未找到。这句话出自他1796年7月2日写给歌德的信：“我多么生动地体会到……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爱，没有别的自由。”

但席勒眼下还没有那么自由。虽然已经有了爱，但恨却依然在，还有由此产生的怨念。他不得不始终拿歌德同自己相比，必须在脑海中将自己的作品送到歌德那里审阅。歌德会喜欢吗？他扪心自问。当听说歌德对《希腊的群神》评价不错时，他感到由衷的喜悦；而在创作长诗《艺术家》时，他则把歌德想象成将来的读者。于是后者也产生了“许多影响”，让席勒“想要把诗写到真正完美”。

一个月之后，席勒的情绪有了变化。他觉得《艺术家》已经相当成功，可以对先前给朋友的信中写的东西报以一笑。他在1789年3月9日写信给科尔纳，告诉他不必反感他的“弱点”：“我很乐意让你了解我现在过得怎样。”那么，现在的他究竟如何？他觉得自己就是被命运亏待的人，已经学会了抗争，要从造物主给他的那些微不足道之物中创造出最好。可是，他前一秒还能笑对自己的怨言，后一秒想到歌德，就立马再度怒火中烧：“这个人，这个歌德，现在挡了我的路。他总是在提醒我，命运待我是多么严酷。他的天才被他的命运托举着，是多么轻巧，而我却不得不奋斗到这一分钟！……但我还有勇气，相信未来会有一场幸运的革命！”（1789年3月9日）

事实上，他的生活状态的确在经历一场革命，而歌德并没有袖手旁观。正是歌德不断地支持着将席勒作为历史学教授聘请到耶拿的努力。这件事的契机，是席勒通过其历史著作《尼德兰独立史》新近赢得的名声。与他交好的枢密顾问福格特[45]是魏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宫廷官员，早在1788年12月就和席勒通了通气。这份动议让席勒倍感光荣，他表现得很高兴，于是很快点头同意——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或许同意得太快了。当他发现这个职位没有俸禄，自己只能依赖少得可怜的课时费生活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科尔纳建议席勒拒绝；毕竟，他始终致力于帮助作为诗人的朋友抵抗其他所有诱惑和义务。但席勒在一番踌躇之后，还是接受了聘书，期待着能有好事从中产生，比如一个薪酬更高、教学义务更少的教职，或者在宫中的一个名誉职位，又或者是其他某个可以确保他经济独立的闲职。但他确定的是，他绝不会为了学术而牺牲艺术。“我必须全身心地做个艺术家，否则我就不愿再活着。”（致科尔纳，1789年3月9日）

作为艺术家，他还会继续以歌德为标杆，但要同时确保能够发挥自身的力量。他也将在歌德面前展现出不再拘束的自信，最终甚至能和他平起平坐、真心往来。而歌德则将会钦佩这位朋友，向他学习。他将会评价席勒，说没有一个人曾像他那样在自己的生命中产生过“划时代”的影响。

但现在还未曾到这般境地。关于歌德，卡洛琳娜曾建议席勒耐心等待；但在搬去耶拿前不久，席勒在给她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将来几年的生活构想：“倘若我和他（歌德）孤零零地在一座荒岛或同一条船上，我一定不怕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要解开他性格的谜团。但鉴于我并不是只和这唯一的一个人捆绑在一起，鉴于这世上的每个人，像哈姆雷特说的那样，都有自己的事做，因此我也有自己的事业；说真的，人真正的生命实在太短，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解读一个难以解读之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能懂的语言，说的是：运用你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用其力量发挥作用，就不会消失在他人面前。这就是我的计划。既然我的处境让我能够发挥我的全部力量，他和其他人就能够认识我，就像我现在认识他的精神一样。”（1789年2月25日）

于是席勒将暂时先孤身一人走自己的路，静静地等待着，仿佛只从远方眺望歌德。

[1]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21页。

[2] 典出《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皇帝的行宫”中“阴暗的走廊”一场，参见《歌德文集》（第一卷），第257～261页。

[3] MA 1，S. 163.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有改动。

[4] 关于温克尔曼这篇杰作及两个划时代的美学范畴，汉译参见〔德〕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7页。

[5] “古今之争”是发生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法国的一场大论战，核心问题是古典文学是否依旧是当今文学的典范。1687年1月，著名的童话作者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为庆贺“太阳王”（Roi Soleil）路易十四（Louis ⅪⅤ. 1638～1715）大病初愈，在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作诗《路易大帝的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将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与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前14）时代相提并论，认为古典时代的人“虽伟大，这不假，但毕竟也是人，和我们一样”（Ils sont grands，il est vray，mais hommes comme nous）。这一对比质疑了古希腊罗马的典范性作用，引起了推崇古典主义诗学并著有《诗艺》（L’Art poétique，1674）的尼古拉·布洛瓦（Nicolas Boileau，1636～1711）的反对。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就此揭幕。

[6]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拉奥孔是特洛伊（Troja）城的祭司，因为曾警告特洛伊人提防希腊人的木马，连同两个儿子被雅典娜派出的两条巨蛇杀死。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可能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拉奥孔群像被视为古希腊雕塑的经典，也激发了后世艺术史学家与美学家的研究兴趣。除了温克尔曼，同样著名的还有莱辛讨论诗画界限的名著《拉奥孔》（Laokoon，1766）。

[7] 语出温克尔曼的《关于在绘画和雕塑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汉译参见〔德〕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第17页，有改动。

[8] 语出温克尔曼的《关于在绘画和雕塑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汉译参见〔德〕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第17页，有改动。

[9] MA Ⅴ，S. 881.

[10] MA Ⅴ，S. 883.

[11] MA 1，S. 169. 语出《希腊的群神》第一稿，在汉译《席勒文集》所参照的修订稿（即席勒于1800年发表的《诗集》第一卷）中被删去。

[12] Nietzsche，Bd. 1，S. 47. 语出尼采《悲剧自音乐精神中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1872）第五节。“称义”的德语原文为“gerechtfertigt”，直译是“得到了辩护”，在基督教语境中指的是人如何才能在背负原罪的情况下作为“义人”出现在上帝面前——路德的“因信称义”就是一种解答。

[13] MA Ⅰ，S. 164. 语出《希腊的群神》第一稿，在修订稿中被删去。品达（Pindar，约前518～前483），古希腊诗人，尤以“合唱颂歌”（Dithyrambus）见长；阿里翁（Arion），传说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将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所唱的合唱颂歌发展成一门完善的艺术形式，而古希腊悲剧便是从中产生；菲迪亚斯（Phidias，约前480～前430），古希腊最杰出的雕塑家，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雅典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中的雅典娜（Athena）雕像等杰作。

[14] MA Ⅴ，S. 883.

[15] MA 1，S. 165.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41页。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16] 原书作者并未指明出处，可能典出荷尔德林作于1798年前后的诗《虚伪神圣的诗人》（Die scheinheiligen Dichter）：“你们冷冰冰的伪君子，休提众神之名！/你们有理智！你们不信赫里奥斯，/不信雷神与海神。”参见Friedrich Hölderlin：Werke und Briefe. Bd. 1. Hg. von Friedrich Beißner und Jochen Schmidt. Frankfurt a. M. 1969，第39页。赫里奥斯（Helios）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雷神（Donnerer）指主神宙斯（Zeus），海神（Meeresgott）指波塞冬（Poseido）。

[17] 本雅明·赫德李希（1675～1748），德国学者、辞书作者，于1724年首次出版了《神话大百科全书》。

[18] MA Ⅰ，S. 165. 语出《希腊的群神》，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44页。

[19] MA Ⅰ，S. 165. 语出《希腊的群神》第一稿，在修订稿中被删去。

[20] Shaftesbury 1990，S. 27.《一封论激情的信》是沙夫茨伯里伯爵于1708年发表的文章。

[21] MA Ⅰ，S. 168. 语出《希腊的群神》第一稿，在修订稿中被删去。萨图恩（Saturnus），古罗马神话中主播种的天神，对应古希腊神话中的克诺罗斯（Kronos），在神话中夺取其父之权后吞噬了自己的孩子，直到被其子主神朱庇特（Jupiter）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Zeus）推翻。

[22] MA Ⅰ，S. 165. 语出《希腊的群神》第一稿，在修订稿中被删去。

[23] MA Ⅰ，S. 166. 语出《希腊的群神》第一稿，在修订稿中被删去。

[24] MA Ⅰ，S. 168. 语出《希腊的群神》，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43页，有改动。

[25] MA Ⅴ，S. 344.

[26] MA Ⅰ，S. 173.

[27] 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娘家姓伦格费尔德（Karoline von Wolzogen，geb. von Lengefeld，1763～1847），德国女作家，席勒妻姐，1794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嫁给了席勒同学威廉·封·沃尔措根，改为夫姓。其小说《艾格尼斯·封·莉莉恩》（Agnes von Lilien，1798）出版时颇受好评，甚至被人认为是歌德的作品；而她撰写的《席勒生平》（Schillers Leben，1830）是席勒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28] 夏洛蒂·封·席勒，娘家姓封·伦格费尔德（Charlotte von Schiller，geb. Von Lengefeld，1766～1826），席勒之妻；二人于1790年成婚，共养育了四个孩子。

[29] Petersen 1911，S. 141.

[30] 亨莉埃特·赫尔兹（1764～1847），德国女作家，她在柏林举办的文学沙龙是当时文化界最重要的思想交流场所之一，早期浪漫派的代表如施莱格尔等都是她沙龙的座上宾。“美德联盟”是赫尔兹与同样热爱文学艺术的女性们共同组织的小型聚会。

[31] 卡洛琳娜·封·洪堡，娘家姓封·达赫霍登（Caroline von Humboldt，geb. von Dächeroden），1791年与威廉·封·洪堡成婚，共养育了8个孩子。

[32] Zit. n. Buchwald 1956，Bd. 2，S. 103.

[33] 《论男性与女性之形式》是洪堡在1795年发表于席勒主编的《季节女神》第三期的文章。原书作者遗漏书名中的定冠词“die”，已补上。

[34] Zit. n. Buchwald 1956，Bd. 2，S. 104.

[35] Zit. n. Buchwald 1956，Bd. 2，S. 104.

[36]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4～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巨制《罗马帝国衰亡史》，记叙了罗马帝国（包括拜占庭帝国）从2世纪中期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千余年历史。

[37] 原书作者并未给出信的出处。“今天”以下应出自夏洛蒂于1789年1月26日给席勒的信。

[38] Zit. n. Berger 1924，Bd. 1，S. 555.

[39] 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1751～1826），德国古典语文学家、翻译家，曾将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部史诗译为德语。

[40] Petersen 1911，S. 144.

[41]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Iphigenie auf Tauris）是歌德发表于1787年的剧作，讲述了阿伽门农（Agamemnon）之女、侥幸逃脱其父献祭而流落陶里斯岛的伊菲革涅亚，在国王托阿斯（Thoas）面前反对杀死异乡人的法律，以保护因弑母而落难至此的哥哥俄瑞斯特。

[42] 欧里庇得斯（约前480～前406），古希腊三大戏剧家之一，其名作《在陶里人中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 bei den Tauriern）是歌德《伊菲革涅亚》一剧的模板。

[43] Goethe MA 12，S. 69.

[44] Goethe MA 12，S. 86.

[45] 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卜·封·福格特（Christian Gottlob von Voigt，1743～1819），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首相，枢密顾问，同时也是歌德的同僚。

第十五章

耶拿——城市与其精神——“学生之壮举”——伟大的登场：就职讲座——乐观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招魂唤鬼者》中的撤回——“仿佛”的目的论——封了漆的信——《摩西的使命》——发明一神论——《塞伊斯的蒙面像》背后的虚无——祛魅之后：美学宗教

席勒之所以接受了耶拿的聘任，是因为他在1787年8月初次到访时，对这座城市有过相当不错的印象。他在当时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自己还从来没有觉得那么舒心过。特别是自由的大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耶拿大学并不只属于一位君主，而是由四个小公国共同资助建立的。这四位所谓的“哺育人”包括魏玛、科尔堡（Colburg）、戈塔和迈宁根四地的公爵。由于所有决定都需要四人的一致同意，教授们一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席勒觉得耶拿大学就像一个“自由而安定的共和国，压迫在其中难以施行”（致科尔纳，1787年8月29日）。

这里的基调是由学生和教授们定下的。在这座萨尔河畔小城的高墙内，生活着约5000个居民，还有800个学生。50年前，学生的比例还要更高：1750年前后，耶拿大学甚至吸引了3000名学生，直到周边国家开始花更大力气将本国学生留在本土大学后，学生数量才有所回落。但其人数之多，依然足以主导城里的生活。“人们第一眼就能发现，”席勒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学生们在这儿说得上话；甚至即使人们闭上眼睛，也能分辨出自己走在学生丛中，因为他们走起路来的步伐就像一个从未被征服过的人。”说到底，“这群学生先生们的粗鄙”实在引人注目：他们戴着大圆帽，见到教授也绝不摘下；他们当街抽烟；他们在酒馆里争执吵闹、大声喧哗；晚上有时会在街巷中响起“当心脑袋！”的喊声，因为学生们伏在窗户上，往街上倾倒他们的夜壶。吓一吓听话的市民，就是学生们的乐趣。

1789年之后，学生们的斗殴与暴力便带上了政治色彩。当学生们因为还不起欠下的酒钱和房租而被丢进监狱时，就爆发了抗议游行。1792年夏天，动乱到达了顶峰。学生要求建立自己的法庭，规范其荣誉纠葛和债务丑闻；当局自然不愿让步，反而增加了驻军。学生们觉得这是对其学术自由的侵犯，于是在1792年7月19日决议抵制。超过2/3的学生聚集到萨尔河畔的草地，共有600余人；他们组织起同乡会，伴着音乐和旗帜向城里进发，威胁要转学去埃尔福特（Erfurt）。这下可叫耶拿市民慌了神。没有学生和教授，这座城市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政府派了密使去追赶学生。当队伍行进到附近的诺拉（Nohra）村时，双方展开了谈判。政府承诺不施加纪律处分，学生们凯旋，回到耶拿，得到市民高呼“万岁”的迎接。歌德的同僚福格特松了一口气，向魏玛公爵汇报：“我们耶拿的这些雅各宾派终于安分了。”当费希特在两年后惹恼学生“骑士团”时，将会再一次引发冲突。有几个学生做得太过，以至于费希特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匆忙逃亡到临近的奥斯曼施泰特。

席勒并不欣赏这种“学生的壮举”；不过，在这座“知识的市集之城”，还是有些东西可以补偿他。虽然这里没有剧院，文化生活也完全局限于学术，但城市确定在学术这个方面发展得相当出色。除了藏书5万册的大学图书馆，还有7个分类齐全的书店；集市边上就是福格特的学术阅览所，收藏有国内外近百种杂志。各处的政治新闻汇聚于此，立马就得到讨论。在教授们的住处，也有活跃的社交生活。俱乐部、茶话会、室内乐之夜、众多酒馆中时常满座的定期聚会——娱乐和消遣的途径相当充足。和魏玛相比，人们在这儿的交往更加自在。甚至连歌德从魏玛到这里来时，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他在魏玛更加死板、更摆架子；在这儿混迹于学生和教授之中，他就随性多了。到了冬天，这儿的人们可以看他如何在结冰的河上滑冰。

城里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许茨（Christian Gottfried Schütz）[1]的家，全德首屈一指的书评报刊《文学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就在这里出版。关于他自己的首次到访，席勒说：“在耶拿，这栋房子干脆就叫文学，造得很漂亮、很舒适。我让人领着参观了办公室，发现里面放着数不尽的出版社样书，按照出版商姓名排列，静候他的判决。说实话，书评社是个残忍而可笑的机构，我得向你坦承，我很想要搞一场针对它的阴谋。”（致科尔纳的信，1787年8月29日）

但《文学汇报》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席勒日后不得不与之合作。他将会乖乖写他的书评，怀着紧张的期待读《文学汇报》上关于他作品的评论。没什么阴谋，除非算上几年之后席勒在出版自己的杂志《季节女神》时和《文学汇报》达成的约定。根据这项约定，《季节女神》的出版商科塔[2]将为《文学汇报》对这份新杂志的正面评价支付印刷费用。

此时的耶拿还不是德国哲学的秘密首都；但自从卡尔·莱恩哈特·莱因霍尔德这位最知名的康德哲学传播者于1787年被聘到耶拿、开办有300名学生听讲的课程后，耶拿大学的哲学声望日趋见涨。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一个接一个到此任教。最终，耶拿成了德意志唯心论的诞生地。

莱因霍尔德曾是耶稣会士，后来半路出逃，成了共济会和光照派教徒，同时也是维兰德的女婿。此人引发了席勒的好奇心。他借描绘头一回登门拜访维兰德的契机，给这位业已闻名的大教授“画”了一幅肖像，其中蕴含着作为对照的自我性格分析：“莱因霍尔德绝不会成为我的朋友，我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尽管他开始以为会是如此。我们俩的性格非常对立。他有着冷冰冰但看得很清楚的深刻理智，这是我所没有也无法欣赏的；但他的想象力贫乏且狭隘，他的头脑比我的头脑更加受限。他在与一切美和道德事物打交道之时丰富而铺张地散播开的生动情感，是从一个几乎被榨干的脑袋和心中不自然地挤压出来的。他必须四下寻找然后聚拢起来的情绪，实在叫人疲倦。对他而言，想象力的国度就是一片陌生的领域，他在其中找不到方向。与我相比，他的道德更加胆小怕事，而他的智慧看上去时常与软弱和怯懦没什么两样。不论是大胆的善事还是罪行，无论是在理念里还是在现实中，他都永远做不到，这其实很糟糕。一个人要是不能办到其中一样或者两样，我可当不了他的朋友。”（致科尔纳，1787年8月29日）

耶拿大学最近的上升势头就是随着莱因霍尔德的到来开始的。与哈勒和哥廷根不同，萨克森的“哺育者”们财力有限，只能付得起较低的薪水，因此只得依赖后起之秀。后来证明，这样做大有益处。当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施莱格尔兄弟等人来到耶拿时，他们的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甚至对于席勒而言也同样如此。这个已经举国闻名的作家到底还是个新手教师，不拿工资，看起来得全靠学生听课费那点微薄收入。但他毕竟从写作中赚了相当可观的稿费，因此处境不同于许多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教授。他们跟着聘书来到耶拿，却不知道该拿什么钱生活。这样一个没有收入的青年才俊就会，比方说，在公告栏上贴张布告，宣称自己准备开一门康德批判哲学的讲授课，只要有人愿意把原著借他一用。大学只有很少几间上大课的教室，那些知名又有财力的大教授——例如远近闻名的医学家施塔克[3]或者神学家格里斯巴赫[4]——在各自家中就有自己的教室，可以出租给同事。格里斯巴赫家的讲堂是全城最大的一个。谁在这儿站上讲台，便可以觉得自己成了明星。席勒现在还不敢这么想。

1789年5月11日，席勒到达耶拿，在施拉姆（Schramm）姐妹专为学生和教授开的膳食公寓“施拉姆之家”租下了三间屋子。这三间屋子，席勒在5月1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第一次让他有了“市民生活”的感觉。这是三间宽敞的屋子，层高很高，墙纸颜色明亮，窗户不少，还有“为数众多的漂亮”家具，牌桌、3个大斗橱、18把带着红色长绒坐垫的椅子——他也可以在这间屋子里上研讨课。让他尤其喜欢的是那张按照他的要求定制的书桌。这件“最为重要”的家具让他头一次能够引以为豪。他每天花两个格罗申[5]在自己屋内用午餐，比魏玛要便宜一半。他最近接下了编辑《历史回忆录全集》（Allgemeine Sammlung Historischer Memoires）的工作，这将会为他带来400塔勒的收入；他希望能用这笔钱在耶拿立足，把其余的收入拿去偿还剩下的债务。

席勒带着些许自信展望着未来，但对即将面对的事情却感到相当紧张。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席勒的就职讲座了。这场讲座将在耶拿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席勒按部就班地着手准备：首先认识了当地的名人，接待了到访的学生。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并不是说不觉得当众演讲会很尴尬；但为了彻底克服它，我想要更多地熟悉这些面孔，免得第一次讲课时面对的全是陌生人。”（1789年5月13日）

5月26日晚6～7点就是席勒的就职讲座时间。之后，席勒为这次讲座起名《何谓及人们为何学习普遍历史》（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他选了莱因霍尔德的讲堂，却发现地方太小。于是就出现了那已被讲述过无数次的场景。用席勒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完全不期待有很多人，也不想初次登场就用最大的讲堂，这种谦逊却以一种极给我脸上添光的方式得到了回报……才到5点半，讲堂就坐满了。我在莱因霍尔德的窗外看见一群群听众顺着大街走上来，根本看不到头。尽管我不免有些害怕，但还是因为不断增长的人数而感到开心，终于鼓起了勇气。总的来说，我用一种坚决让自己硬气起来，而对此贡献良多的是这两个念头：我根本不怕别人拿我的讲座去和在其他任何一个耶拿的讲台上做的报告比较；而我的听众都承认我比他们高出一筹。可是人越来越多，以至于讲堂、走廊和台阶上都挤满了人，有几群来了又走。就在此时，我身边有一个人忽然问我，是不是还能给这场讲座换一个礼堂。格里斯巴赫的女婿正巧在学生当中，于是我让人向他提议在格里斯巴赫的讲堂上课，他欣然接受。现在就是一出最有趣的戏。所有人都冲了出去，仿佛一条长龙顺着约翰尼斯街向下；学生像是种子似的，洒满了这条耶拿最长的街之一。为了在格里斯巴赫的讲堂抢个好位子，他们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所以整条街就像敲响了警钟，所有人都扑到了窗边。到处都在问：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然后人们喊道：新来的教授要讲课了……我过了一会儿才在莱因霍尔德的陪伴下跟上大部队，感觉像穿过了整座城市被游街了一样……”（致科尔纳，1789年5月28日）连格里斯巴赫的讲堂也挤满了人：学生们挤作一团，坐在前厅和走廊里；5月的夜晚很暖和，所以讲堂开着窗，于是在街上也聚集了不少听众。席勒仿佛是凯旋的将领，在诸多大学中有头有脸的人物的簇拥下，从众人中间穿过。他“在雷鸣般的敲打声中登上讲台——敲打声在这儿就是掌声——只见自己身处人山人海的环形剧场……在语气坚定地说出前十个词后，我就完全淡定了下来，用一种有力而稳健的声音讲完了课，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这场讲座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城里整个晚上都能听见对讲座的讨论。学生们弹奏了一首夜曲，高呼万岁，而第二天的讲堂同样人满为患。在临近的魏玛，席勒的一炮而红也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而在一周之后，人们甚至在汉堡、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维也纳谈起他来。不过，对于他公开亮相的效果，席勒自己却心存疑虑，害怕激起同僚的“嫉妒心”。他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几周之后，历史系的讲席教授就以官方名义禁止同事席勒挂上“历史教授”的头衔，理由是这个新教授“只是”聘来教哲学的。但与这些冷遇相比，更让席勒焦虑的是他对自己是否真能打动众多听众的怀疑。即便学生们围满了讲台，他还是能清楚地感觉到一种“难以逾越的界限。人们把语词和思想投进去，却不知道也几乎不敢奢望它们能在某处有所收获，几乎要相信它们被400只耳朵误解了400次，而且这些误解时常还很怪异，不存在像在对话中那样迁就对方理解力的可能。在我身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因为我很难也不习惯降格到那种平淡的清楚”（致科尔纳，1789年5月28日）。

在5月里的这个和煦的晚上，席勒用并不平淡却很清楚的话语触动了学生们的良心。他首先区分了“挣面包的学究”和怀着“热情”追寻“真理”的“哲学头脑”。[6]讲座的开场就像一场让人觉醒皈依的布道。现在的席勒作为教师，在青年学生面前侃侃而谈，一定会想到自己年轻时热爱且尊重的老师阿贝尔。当年的阿贝尔也是以平庸的头脑与有天赋的头脑之区分开始他关于“天才”的演讲。与阿贝尔一样，席勒也希望激励他的听众，鼓动他们更加大胆：他们应当发现自己体内蕴含的力量，不该让自己被驯服成可以被到处差遣、任劳任怨的工作动物。席勒传的道是为了真理的热情。但追求的是何种真理？暂时还没有提及。这里所说的首先是一种姿态，一种内心的态度。

“挣面包的学究”和热情的哲学头脑有何区别？对于挣面包的学者，用知识赚来的金钱、职位和名望有多少，知识就值多少钱。他不愿意为了科学生活，而是以科学谋生，缺乏献身精神。他颠倒了价值的秩序：他不认为精神力量的发展是他的目的，而仅仅是赢得“金钱、报章吹捧和王公青睐”的手段。[7]

席勒在讲座一开始就勾勒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学术道德纲领。他将以此在这里开创一个传统。因为当费希特于1794年、谢林于1799年在耶拿做入职讲座时，都回顾了席勒的讲演。他们也将和席勒一样，要反对“小商贩的灵魂”而捍卫学术的精神和对真理的热爱。他们也将会使用席勒在讲座中第一次如此铿锵有力地奏出的高昂语调：“可悲可叹的人啊，他们用着科学与艺术这两种最高贵的工具，所追求与所实现的，却不比拿着最劣质工具的短工更高半分！他们身处最完美自由的国度，却带着一个奴隶的灵魂！”[8]

挣面包的学究会注意确保他的知识保有流通价值，因此科研进步便成了他眼中的洪水猛兽，要拼命阻止。因此，挣面包的学者对“知识国度中有益革命的进展”怀有敌意。他在自己的学派体系周围垒起路障，把自己封锁在其中，就像在城堡之内。他必然会成为教条主义者，只有在阻挠发展与进步时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但“哲学头脑”则更爱真理而非体系，愿意自我质疑，总是重新开始。他热爱的是提问，而不是经过证明、使人安心的答案。挣面包的学者害怕竞争，想要守住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而热衷思考的头脑则追寻“各种精神财富的紧密的共同体”，因为一个人“在真理的国度所收获的，也是所有人的收获”。[9]

席勒直到讲座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天晚上——才谈到他真正的主题“普遍历史”。作为过渡，他提出，只有一个哲学的头脑才能把握研习普遍历史的意义与价值。这是由于人们若是从挣面包的学问的立场出发，就会因为观察普遍历史的实际好处和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处而失望。必须得让眺望广远的天际成为一个人的需求，人必须先被这样的问题折磨：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

卢梭对此的回答是，自然的生活环境才是乐园，却已被我们抛在身后，而文明的历史则是从完美衰落到腐败的历史。席勒读过卢梭，但他早已抛弃了卢梭的答案。没有理由理想化人类的过去。人们只要想一想欧洲航海家在遥远的国度所做的发现：“他们为我们展示了多个民族，它们……像不同年纪的孩子围绕着一个成人，用它们的例子让他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模样与原先的起点。”那些民族展现出的我们童年的样子，让人“羞于面对”。[10]席勒与卢梭针锋相对地断言：人最初是“可鄙的”。本能和粗俗的欲望统治着他，非理性的恐惧困扰着他，敌意是他对待陌生事物的第一反应。早期的人类是毫无防备地听凭他的恐惧与敌意摆布。他的聪慧是由阴谋诡计起的头。只有在强迫下，人才学会了社交与顾及彼此的美德。席勒与后来的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1]一样，勾勒了文明缓慢而悠长的进程。文明的进程把受外部控制的人转变为由内在驱动的人，让他学会信赖自身，并将形成道德所必要的强制内在化。“当强制义务离人而去，道德就会把他接过。任何惩罚都吓不退、任何良心都拦不住的人，现在则有礼节与荣誉的法则来约束他。”[12]

人与人间的原初平等之梦，也是将自然视为“失乐园”之理念的一部分。在席勒看来，这种平等事实上只属于动物世界。人们的理性一旦苏醒，就会发现各人间的区别。更有甚者，他的虚荣感就在于与众不同。这里指的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的不同。文化就是区别的意志。平等的意志恐怕根本不会让文化产生。因此，一个文明化的社会必须丧失原初平等，但它却能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赢回失掉的东西，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无损于各人在其他各个领域的不平等。“人通过明智的法律，重新得到他踏入社会时失去的平等。”[13]

1789年5月末，正当席勒做他的讲座时，人们在耶拿也可以听闻法国纷至沓来的可怕政治发展。3月，法国举行了三级会议的选举，控诉与改革建议如潮水一般从外省涌向首都巴黎。饥荒导致的起义让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在三级会议开幕后，巴黎城内开始暗潮涌动，到处飞舞着传单，广场上遍是群众集会的演说人，咖啡馆和俱乐部里尽是阴谋家。第三等级先是称自己为“公社”，随后又于6月17日自行组建国民议会。时代将要变天的预感影响到了远方，甚至在耶拿也能察觉。人们意识到：惊天壮举正在酝酿，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席勒的就职讲座也同样被一种独特的激昂情感所支配。他说，人类已经有许多成就，我们正身处巅峰。“甚至我们在这一瞬间共聚于此，怀着这种程度的民族文化，带着这样的语言、这样的习俗、这一种市民生活的优势、这一种良心自由的尺度聚集在此，或许是先前所有世界性事件的结果：至少可以说，需要整个世界历史，才能解释这一个瞬间。”[14]

我们走得很远，席勒说，因此我们还会走得更远。历史是人类广袤无垠的工作场所。谁要是从这个角度观察世界历史，他的眼前就会浮现“一幅关于时代与民族的伟大画卷”，他将会离开纯粹私人的幸福生活的洞穴，从“自私自利的有限判断”中解放自身；他的眼光将会超越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短暂期限，看到自己的命运与宏大的历史相连接；他将“悄无声息地把个体引向种属之中”。[15]

席勒用激情洋溢的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讲座：“一种高贵的追求必须在我们胸中燃起：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的真理、道德与自由的丰厚遗赠，必须要从自己的财富中再添上一份，使之更加丰厚再交给后代；我们必须就这样将自己飘忽易逝的存在牢牢固定在穿越所有人类世代的不朽链条上。”[16]

在着手修订他的就职讲座前不久，席勒为倒数第二期《招魂唤鬼者》小说的连载创作了那篇伟大的《哲学对话》（Das Philosophische Gespräch）。借着这个契机，他头一次感到写这部小说为他带来了真正的享受，并且视这篇《哲学对话》为自己目前为止最好的哲学作品。他虽然有所保留，表示这种哲学不能完全算到他的账上，而是必须被视为一个小说人物的想法，但他还是如此心满意足地看到人们不由得觉得他认同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在1789年3月9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请把这种哲学与尤里乌斯的哲学（出自《哲学通信》）做个对比。你肯定会发现它要更成熟、更全面。”

然而，小说《招魂唤鬼者》里《哲学对话》中的观点，却与入职讲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入职讲座呈现的是席勒对历史的理解中光明而热情的一面，而《招魂唤鬼者》中的对话体现的则是阴暗、怀疑甚至绝望的一面。与席勒的生理—哲学论著一样，这里也再次出现了双重视角：当时是生理学的物质主义与热情的爱之哲学的对立；而现在，正面是热情的启蒙式的进步观念，背面则是一个被所有善良天使抛弃了的世界的幻景。两种思维方式在争斗：温暖与冰冷，光明与阴暗，热情与怀疑。

就职讲座将生命时间展开成了世界时间，历史精神通过“视觉的欺骗”将短暂的人生“铺展在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中”。但《招魂唤鬼者》的哲学对话却锁闭了这个空间。“冥思苦想的理性”[17]让人意识到只有“当下”，我们也只能把握“当下”；我们只有在“当下”的范畴内才拥有实存，一切超越其外的，不过是想象罢了。

与就职讲座中关于空间宽广的世界历史之哲学相反，《招魂唤鬼者》里的对话强调的则是“当下”的哲学。历史哲学欺骗性地在人眼前展示出一段长久的时间，可这段时间人们根本无从体验。我们设想自己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直到感受到一种其实并不存在的坚实与可靠；我们觉得自己是一种在某个历史平面上展开的存在，掠过历史的大洋，却忘了自己不过是“大风在海面上吹起的波痕”[18]。历史的整体并不是可体验的现实，只不过是思维的建构或是幻象。人只生活在“现实之当下”这条位于“过去”与“将来”这两种可怕的非现实之间的狭窄山脊上。

但不可否认，毕竟存在着过去与将来？当然。只是当我们想要把握过去与将来时，它们却离我们远去。——但毕竟存在过去的痕迹，今天的结果毕竟指向过去的原因？当然。可是这痕迹只在当下，而这段痕迹的源头却已消逝，成为过往。痕迹是当下的符号，但它与每一种符号一样，都不包含其所指，而只是指向它。作为符号的当下就是这样指向着一个已不存在的过去。当人们谈起历史中的“原因”与“结果”时，也会发现这种关联。（过去的）原因消散在（现在的）结果中，而未来的结果只能在现在的原因中把握。这样看来，还是只有“当下”存在。它与前后的联结只存在于思维与想象之中。正是历史思维在历史的空间中联结起体验到的瞬间；它将事件之线编织成一张大毯中的花纹，然而这张毯子却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的历史图景的想象纹路，很容易就再度消散，只留下那些被撕开的瞬间，无论是在回忆中还是在眼前。整体四分五裂，无法再被理解，人们甚至还不能握住那一个瞬间，尽管它只有一个瞬间那么长。

就职讲座将历史描绘成一个连续体、一幅全景图像；而在《招魂唤鬼者》的对话中，“冥思苦想的理性”就像一把“锋利的镰刀”，它伴随着思维的每一个新动作，“割下我的幸福的一根新枝芽”。[19]个体发觉其自身与历史及过去充满意义的联系已被割断，他自己碎裂得如原子一般。他的苦想已把意义之关联糟蹋成了幻象。席勒在一幅宏伟图像中描述了这个棘手的困境：“在我之前发生的以及紧跟在我之后发生的，我将之看作两块无法穿透的黑色罩布，悬挂在人生命的两端，还不曾有一个活着的人揭开过它们……许多人看到自己的影子与自己激情的形象被放大在‘未来’的幕布上活动，于是惊恐地在他们自己的样子前吓破了胆……一种深沉的静谧笼罩在这块罩布背后，没有一个曾到过后面的人从后面应过一声；人们所能听见的，不过是问题的空洞回响，就仿佛是朝着墓穴呼喊一样。”[20]

人们必须正确理解此处所表达的恐惧：这里涉及的不光是人之易逝，不光是个体生命如戏剧般的有限性，更不光是关于过去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是对某种无意义的体验：过去与现在以及现在与将来之间有意识的因此也是有意义的联系已然断裂。换句话说：在历史中不再有目的论，便不再有可以统摄一切的意图，不再有“目的因”，只有无视目标的“动力因”。[21]文章继续写道，悬挂着的幕布愚弄着人类：他要在后面寻找深刻的秘密，却几乎无法抵御那种怀疑，即“幕布后面空空如也”。

这就导致了两个结论。其一：作为体验过与生活过的整体逃离了我们，只留下关于它的建构与幻象。

其二：人们试图依旧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理解整体时，得不到目的论，而只能把握原因与效果的一种“盲目”的相继。

当然也存在单个有明确意图的行为；但起决定性意义的是，这些行动全都相互交织、相互打乱，其必然导致的总的结果是所有参与者都不曾预想到的。在有限的内部关系中存在着意向性，但是支配大环境的却是无意图的“原因—效果”原则。《招魂唤鬼者》的对话明确反对将原因与效果曲解为“手段”与“目的”；而入职讲座却明确拥护这种解读。席勒在讲座中提到，历史研究者必须尝试“将他视为原因与效果而相互关联之物，连接成手段与目的”[22]，就好像作为整体的历史在追寻若干“目的”，而人则被“用于”这些目的。然而，《招魂唤鬼者》却认为并非如此：整体不是别的，不过是决定一切的“无情的必然性”[23]之化身。人类并非被一个更高的目的所利用，而是被这种无情的必然所耗尽。这一想法在下述问题中变得更为尖锐：“难道说整体已死而部分还活着？难道说目的如此卑贱而手段如此高贵？”[24]而就职讲座则恰好相反：整体在这里是真实与生动之物，会运用低级的动因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入职讲座表述了那条原则：“自私之人虽可以追逐其庸俗的目的，却在不知不觉间推动着高尚的目的。”[25]黑格尔将会把这一理想主义纲领称为“理性的诡计”（List der Vernunft）[26]。但《招魂唤鬼者》却揭示出，诡计多端的理性说到底还是上当受骗的理性。面对“无情的必然性”，它什么也做不了。唯一成立的是：即便是高尚的人，也只能推动整体的无意义。

然而，《招魂唤鬼者》和就职讲座的作者，一个是怀疑论者，一个热情洋溢，但他们却并不居住在理论的平行宇宙，而是相互影响。尤其是当席勒在就职讲座中阐发历史目的论原则的方法时，人们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席勒在讲座中说，符合目的论的并非历史本身。认为历史合乎目的论的论断太强，我们要它成为真理，却无法实现这种要求。不如说，这种目的论原则是我们从自己身上得出的，我们让真实在“借来的理智之光”中披挂上“更加欢快的形象”[27]；我们在“万物的秩序”中播撒自身的“和谐”。原因何在？我们由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更高的满足”，驱使我们为实现历史的所谓更高目的添砖加瓦。

在由《招魂唤鬼者》发展而来的“无情的必然性”的阴暗背景下，就职讲座所呈现的目的论就不过是一种“仿佛”的目的论罢了。人无法成为“目的的知情者”，了解“自然要通过他实现的目的”。[28]但只要他能幻想这种知情就够了。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想象力赋予人在实践中的信心。人们从黑暗中来，又要进到黑暗中去，在这一片阴暗中，信心才是那闪着亮光的天使。尽管有这两种黑暗，人们还是始终可以尝试如此行事，就好像有上帝或者历史在善意地对待我们。

这样一种行事方式——无论在个体身上发挥何种作用：效果的链条不可预见，因此也无法对此负责——其自身就蕴含着奖赏。席勒在《招魂唤鬼者》中为之找到了一幅美妙的图像：“我就像是个信使，要将一封封了漆的信带到指定的地点。信中的内容对他无关紧要——他能挣的只有作为信使的工钱。”[29]

对于就职讲座而言，普遍历史是一场大型活动，一封封“封了漆的信”在其中传递，而这场活动也因为信件的流通而不曾停歇。那里满是信使，急匆匆地到处赶路，给整个活动赋予了一种混乱而神秘的观感。然而，那儿还有少数几个历史的案犯，拆开了某些信件的封漆，他们相信自己懂得这儿上演的是什么戏，而且也有一些信息要让一无所知的信使替他们传递。

《摩西的使命》（Die Sendung Moses）[30]也是那个夏天的一场讲座。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席勒对它是如此自豪，以至于立刻将之发表在《塔利亚》杂志上，之后又将其收录在自己的散文选集中。

这篇文章所谈及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神论在埃及的发明以及这一奥秘如何经过摩西这个男人传到希伯来人那里。希伯来人的世界历史意义，恰恰在于违背其自身的意愿，用基督教包装这一使命并寄往整个世界。可以说，文章是要揭示一种经历了曲折道路才大获成功的宗教的运作秘密。

要传达极为重要的信息但自己却对信息一无所知的信使——这幅肖像很适合席勒笔下描绘的希伯来人的世界历史角色。他们从摩西那儿学到了一神论，这是一种相较多神论更为启蒙的宗教，可以用理性把握，甚至可以被创造。但希伯来人对一神论的理解并不纯粹，而是掺杂了迷信和愚蠢的仪式；在席勒看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理性地把握其宗教，而只能“盲目”地信仰。他们用错误的器官接受了真理，不是用理性，而是用信仰，于是无法真正地理解真理。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一种福音的信使，却不懂福音的整个意义。尽管如此，席勒写道：“希伯来民族在我们眼中必然是一个重要的普遍历史民族；人们通常指摘这个民族的种种罪恶，自作聪明的头脑试图矮化他们的种种努力，这都不会阻止我们公正地对待希伯来人。”[31]

所以说，福音是理性的一神论。认为摩西并非通过天启，而是从埃及的祭司那里接纳了作为秘术的一神论，这样的论断肯定是对大多数读者的挑衅。但共济会和光照派对此却并不陌生。席勒自己则是从他耶拿的同事，同时也是光照派成员的卡尔·莱恩哈特·莱因霍尔德那里吸取了这一观点。一年前，莱因霍尔德出版了他的著作《希伯来之谜或最古老的宗教共济会》（Die hebräischen Mysterien oder die älteste religiöse Freimaurerei）。尽管成功的出版商葛勋对这本书照顾有加，它却始终未能超出会众弟兄的小圈子。莱因霍尔德想影响更大范围的读者，但这部薄薄的小册子还是过于深奥。莱因霍尔德自己所依据的是古埃及学的研究与揣测，尤其是约翰·斯宾塞（John Spencer）[32]与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33]。但还是席勒通过发表他的讲座文章，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这个神秘而充满挑衅意味的主题。

当席勒发表他的讲座文章时，知识界的公共舆论还对斯宾诺莎主义之争记忆犹新。1785年8月，歌德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34]让人出版了他的文章《论斯宾诺莎的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信》（Über die Lehre des Spinoza in Briefen an den Herrn Moses Mendelssohn）。文章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是因为雅各比在其中公开了莱辛对斯宾诺莎的认同。当时，斯宾诺莎还因为他的“神即自然”（deus sive natura）原则而被认为是个秘密的无神论者。难道莱辛也是个秘密的无神论者？至少雅各比是这样暗示的。他引用了一段对话，声称莱辛当时是这么说的：“关于神性的正统概念对我来说一无是处；我可无法享受它们。一即一切（Hen Kai Pan）！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35]

把神理解为“一即一切”或“一与一切”，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作为人格化的现实与世界对立的上帝，不存在外于世界并与之相对的上帝。上帝不再是某个受人朝拜、可仁慈可冷酷的权威。很简单，他是所有存在之物的化身，通过因果律在万物与人类间发挥作用。这个斯宾诺莎主义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席勒所称的“无情的必然性”。

摩西·门德尔松立刻也写了一篇文章，捍卫他的朋友莱辛，反驳雅各比的无神论质疑，但还没能看见文章出版就不幸撒手人寰。人们当时说，门德尔松是被愤怒和忧愁逼死的，他的死要算到雅各比头上。不过事实上，门德尔松是在1月将手稿交给出版商时不幸患了一场感冒，因此才去世的。

席勒的《摩西的使命》一文的挑衅之处在于：古埃及秘术中的上帝观念，据说被摩西原封不动地传递给了希伯来人，但与斯宾诺莎式的无神论中的上帝有令人生疑的共同点。席勒引用了一尊古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雕像上的文字：“我是存在的万物。”（Ich bin，was da ist）[36]这句话与旧约式的句子“我是我之所是”（Ich bin，der ich bin）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后一句中，上帝作为人格、作为“我”被认知。而在前一句中，上帝则消融在存在的万物之中。在后一句中，上帝与世界相对；而在前一句中，上帝就是世界。正如席勒所写，这个古埃及秘教中的上帝不是别的，恰是“万物的普遍关联”[37]。重点在于“关联”。上帝是存在秩序中的必然，因此既是“统一”又是“全能”的原则。人无法求助于这个上帝，而只能求助于自己的理性，用它来研究万物间的关联。运用理性才是真正的礼拜。

席勒勾勒了一段简短的宗教社会学，以阐释这样一种斯宾诺莎式的“宗教”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在古埃及产生。他写道，这是一个社会分工相当完善的文明，祭司们——他们是“操心神圣事物”的专家——利用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也正是他们实现了“对自然之物理结构的更明晰的探究”；理性必须“最终胜过那种粗俗的谬误，而对于最高存在的想象也必须自我升华”。[38]但原本要管理国定的多神教的祭司们心里清楚，人民更愿意盲目地信仰而不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因此不能强行将这些更清晰的见解灌输给他们。因此，古埃及的斯宾诺莎主义才始终是祭司内部的秘教。

席勒之后的一个世纪，古埃及学试图解开法老埃赫那吞[39]身上的秘密。埃赫那吞显然试图强迫他的国家改信某种太阳神一神教，而扬·阿斯曼（Jan Assmann）[40]指出，这种宗教与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有若干相似之处。法老的尝试以悲剧告终。一场内战爆发了，埃赫那吞的宗教被镇压，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去。以这一历史研究为依据，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egmund Freud）将会把摩西塑造成一个被迫害的埃赫那吞派信徒。[41]在当时的混乱中，埃及的国家秩序几乎分崩离析。席勒虽然对埃赫那吞灾难性的实验一无所知，却描述了一种能被设想的可能性，而这恰恰是当年的现实：人们如果推翻了多神教，“也就同时推倒了支撑整个国家建筑的所有梁柱；而取而代之的新宗教是否能够立马结实稳固地立起，以支撑那座建筑，还很不好说”。[42]

所以说，祭司们将其学说保护成秘密，而摩西则从他们那里学到手，并在犹太民族面前将之用作政治工具。他要领导他的人民脱离埃及的囚禁，因此必须赋予他们信心与自信。他必须给他们一个神。但摩西很快意识到，这个神不能是他从祭司那里学到的理性神。因为这样一个神虽然“独一无二并无所不能”，但不是人格化的。这个神既是一又是一切，存在并活动在万物之中；但也正因如此，他不再是个对一个特定民族尤为仁慈的神，不再是一个有所偏爱的上帝。“他必须赋予他向他们宣告的那个真正的上帝以他们孱弱的头脑既可以接受也值得推荐的特质。”[43]在席勒看来，摩西的神来之笔就在于，一方面教会希伯来人把其他民族的神看作虚幻的空想之物——古埃及的秘密启蒙，他只允许他们了解到这里——另一方面却用“异教的华服”让希伯来人喜欢上他的神。而这种异教的华服，就是他给希伯来人带去的“天选之族”的信仰。一个普遍而非人格化的神却有着私人的偏爱——这是摩西影响深远的天才创造。这就是他的普遍历史使命。但对后世而言，重要的是把私人偏爱和“天选”的幻想这两种异教的添加物从这个斯宾诺莎式的普遍之神——“我是存在的万物”——身上洗净。

而席勒的神又是怎样的？他笔下摩西的使命，是否也传递到了他的肩上？他相信自己和他所依据的莱因霍尔德一样，已经洞悉：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不过是为了迁就希伯来人有限的想象力。自从童年结束后，他就不再能接受一个人格化的神。对于诗歌中——例如克洛卜施托克的作品里——的神，他只能偶尔产生些兴趣。但这早已不是基督教的上帝。美学之神并非唯一，而是为数众多。准确地说，在自然、社会生活和自我关系中有多少真挚情感的瞬间，就有多少个神明显现。席勒在《希腊的群神》中清晰地表示，只有多神论才是真正的美学宗教。这种宗教居于此岸，如此丰富、如此多样，就像现实世界一样，只承认强度造就的神圣。在《希腊的群神》中，对于《摩西的使命》中所描写的那种人格化的神没有半句好话：“为了要抬高一位唯一的神，/这个多神世界只得消灭。/……/我在树林里，我在水上唤你，/却听不到任何回音！”[44]人格化的一神教——上帝在其中不是万物而是唯一——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大祛魅的第一幕戏。

如果说神性从这个世界抽身离去，只留下这唯一的一个神，如果说这就是一神教的隐秘含义，那么一神教对席勒而言就不过是某种在审美上了无品位的愚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席勒认为埃及的隐秘之神与斯宾诺莎式的“神即自然”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埃及的神究竟是神，还是说他不过是无所不包的自然关联的一个崇高概念，这一点依旧无法确定。席勒或许会喜欢这种神的概念。如果这就是摩西传达的真正信息，席勒就能确认已经收讫。

然而众所周知，即便是面对“神性的”自然关联，席勒也有其困境。如此理解下的自然在他眼中就仿佛一幅多重像：人们一会儿在其中看见“无情的必然性”，一会儿又看见“鲜活而充满爱意的联系”，这完全取决于人在接近自然奥秘时的心情。

五年之后，席勒将在他的诗歌《赛伊斯的蒙面像》（Das verschleierte Bild zu Sais）中再次探访冥府中的埃及。凭借《摩西的使命》，他也出了一份力，使得埃及与其古老的神话在90年代成了热门话题。

在《赛伊斯的蒙面像》中，半埃及半斯宾诺莎式的一神教上帝再一次遭遇了考验。追寻真理的少年站在蒙着面纱的塑像前，祭司声称，塑像后就藏着“真理”。可真理为何蒙着面纱？“‘请你去和神讨论’，圣师/回答说，‘任何凡人，神说，不能/移动这面纱，除非我亲自揭起。/谁要是用他亵渎的、有罪的手/预先揭起这禁止移动的圣物，那么他，神说’——‘怎么？’——就看到真理。”[45]

可为什么人们追寻的真理却同时是一种惩罚？或许是因为：在内部契合整个世界的真理，人不能展示也不能揭露。如果人们不能抵御好奇心，就会看到他揭开的真理与惩罚几无二致。至少诗中的少年在见到真理真容后没能再活下去。难道有两种不同的真理：一种是它表现出的模样，而另一种则只有在人揭示它的时候才会显现？不，它们是同一种真理，只不过有着两副面容，取决于人是接受真理还是强行获取真理。同一种真理——是哪一种？和《摩西的使命》一样，这还是“神即自然”的真理。但取决于我们把握它的态度，或者自然呈现神性，或者神性不过是自然——用席勒的话说，就是“无情的必然性”或“鲜活而充满爱意的联系”。

有些美德的报偿就在其自身之中，而有些罪恶用不着惩罚，因为其自身便是惩罚。同样的，也有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是自我惩罚。作为医生的席勒明白：人们要是解剖开肉体，不会找到灵魂；要是切开头颅，也不会找到思想。

让我们回到《摩西的使命》和《赛伊斯的蒙面像》：世界运行的秘密究竟是上帝还是自然，最终是由人面对世界的态度所决定的。我们对真理的追问，只能得到我们应得的回答。而赛伊斯的那位少年在强行揭开雕像的面纱后，看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或可揣测一二，因为席勒已在《招魂唤鬼者》的《哲学对话》中给了我们些许提示：在世界之秘密的遮盖后面，文中写道，很可能——什么也没有藏着。或许赛伊斯的少年所发现的正是它——无足轻重——于是因此惊惶而死。

这就意味着：人不应想着揭开伟大的真理，否则真理将会把人推向平庸；人们更应该怀着激情与热爱将真理付诸行动，因为真理只有这样才会变得富足而美丽。

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美学宗教。

[1] 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许茨（1747～1832），德国学者，于1779年出任耶拿大学诗学教授，与维兰德和贝尔图赫一起创立了《文学汇报》。

[2] 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Johann Friedrich Cotta，1764～1832），德国著名出版商，出版了魏玛古典主义及浪漫派多位作家的作品。除了《季节女神》，席勒的《华伦斯坦》《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1802）等戏剧，以及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十二卷《文集》（Sämtliche Werke in 12 Bänden）也由科塔出版。关于科塔，请参见本书第十八章。

[3] 约翰·克里斯多夫·施塔克（Johann Christian Stark，1753～1811），德国医学家，自1784年起任耶拿大学医学教授，是公爵夫人安娜·阿玛莉亚及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御医，也是席勒的家庭医生。

[4] 约翰·雅各布·格里斯巴赫（Johann Jakob Griesbach，1745～1812），德国神学家，自1775年起任耶拿大学新教神学教授，1796年出任耶拿大学校长。

[5] 格罗申（Groschen），18世纪德国通行的一种辅币。

[6] MA Ⅳ，S. 750.

[7] MA Ⅳ，S. 751.

[8] MA Ⅳ，S. 751.

[9] MA Ⅳ，S. 753.

[10] MA Ⅳ，S. 754.

[11] 诺伯特·埃利亚斯（1897～199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著有《论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1939），将文明的演进作为动态过程加以考察。

[12] MA Ⅳ，S. 757.

[13] MA Ⅳ，S. 756.

[14] MA Ⅳ，S. 758f.

[15] MA Ⅳ，S. 765

[16] MA Ⅳ，S. 767.

[17] MA Ⅴ，S. 125.

[18] MA Ⅴ，S. 161.

[19] MA Ⅴ，S. 125.

[20] MA Ⅴ，S. 166.

[21]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384～322）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因果律共有四种，分别为事物之所以如此的本原，即“形式因”（causa formalis，德语作Form-Ursache）；事物的质料，即“质料因”（causa materialis，德语作Mateiral-Ursache）；事物构成的动力即“动力因”（cause efficiens，德语作Wirk-Ursache）；事物所意图的目的即“目的因”（cause finalis，德语作Zweck-Ursache或End-Ursache）。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可参见Met. A.3，983a25～30，汉译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页。

[22] MA Ⅳ，S. 764.

[23] MA Ⅴ，S. 181.

[24] MA Ⅴ，S. 162.

[25] MA Ⅳ，S. 766.

[26]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的导论部分提出了“理性的诡计”这一概念：“正是‘特殊’（das Besondere）在相互斗争中精疲力竭，其中一部分甚至遭到毁灭。踏入对立与斗争、踏入危险的并不是普遍理念（die allgemeine Idee）；它不受攻讦、不受损害地居于后台。这可以称为理性的诡计（Die List der Vernunft），理性让激情为之活动，而它借之得以成为实存的东西，却遭到损害与破坏……多数情况下，‘特殊’比起‘普遍’都太过渺小，个人会被牺牲，会被放弃。”参见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Hg. von Theodor Litt，Stuttgart 2002，第 78页。

[27] MA Ⅳ，S. 764.

[28] MA Ⅴ，S. 165.

[29] MA Ⅴ，S. 167.

[30] 原书作者在这里利用了德语“Sendung”一词的多义性：既指“使命”，又指“信件”。席勒将这场于1789年夏所做的演讲，于1790年发表在《塔利亚》杂志第10期上，又在1792年一字未改地收入了文集《短小散文著述》中。

[31] MA Ⅳ，S. 784.

[32] 约翰·斯宾塞（1630～1693），英国宗教学家，其著作《论犹太律法》（De Legibus Hebraeorum，1685）被视为比较宗教学的先驱之作。

[33] 威廉·沃伯顿（1698～1779），英国宗教学家，其著作《摩西的神圣使命》（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1738）在18世纪中期被翻译为德语出版，参见MAⅠⅤ，第1057页。

[34]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1743～1819），德国哲学家、作家，与歌德、莱辛、克洛卜施托克等18世纪德国重要作家保持着友谊与通信。他在1785年发表的《论斯宾诺莎的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信》激起了一场被后世称为“泛神论之争”（Pantheismusstreit）的论战。为了捍卫莱辛，门德尔松撰写了《致莱辛的朋友们》（An die Freunde Lessings，1786）一文，但在此文出版前不幸溘然长辞。

[35] Jacobi，S. 22.

[36] MA Ⅳ，S. 792.

[37] MA Ⅳ，S. 790.

[38] MA Ⅳ，S. 790.

[39] 埃赫那吞（Echnaton，或作Akhenaten），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Ⅳ），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试图树立独尊太阳神阿顿（Aton）的一神论新宗教，以取代古埃及其他神明，但宗教改革未获成功，反而导致其国内的动荡。

[40] 扬·阿斯曼（1938-），德国埃及学专家、文化史学家，在从事古埃及研究之外，也探讨“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与“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等主题。

[41]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开创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这一学科，深入探究人的潜意识（Unterbewusstsein）、无意识（Unbewusstsein）与“本我”（Das Es）。曾提出人类心理所共有的“弑父娶母”这一“俄狄浦斯情结”（Ödipus-Komplex），认为人的行为均是由欲望驱动。著有《梦的解析》（Traumdeutung，1900）、《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1913）等名著。弗洛伊德的最后一部著作《摩西其人及一神教》（Der Mann Moses und die monotheistische Religion，1939）作于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书中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生活在埃赫那吞统治时期，将全新的太阳神“阿顿”教传授给了世代在埃及为奴的闪米特族。

[42] MA Ⅳ，S. 790.

[43] MA Ⅳ，S. 803f.

[44] MA Ⅰ，S. 168.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43页。

[45] MA Ⅰ，S. 224.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72页，有改动。

第十六章

作为当代神话的革命——席勒的谨慎——“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人之海洋上的榛子壳中——人民之春和爱情之春——订婚——结婚——太过丰富的理念——嫉妒的夏洛蒂·封·卡尔普——《三十年战争》有多现实？——席勒：德意志的普鲁塔克——高昂情感——病骨支离——将死——新生

1789年夏天，当席勒正在讲授普遍历史和一神教之史前史的时候，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当时的人们立刻意识到，这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直到后世还将引起惊愕与崇敬。它们在发生的那一瞬间就已闪耀着神话的光芒，被解读为新时代诞生的原初场景。这些事件甫一发生，就在各地，包括遥远的耶拿被视为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6月20日的“网球场誓言”（Ballhausschwur），第三等级的代表组建国民议会（Nationalversammlung），宣誓要为了新宪法的颁布而团结在一起[1]；自由派的财政总监内克尔[2]于7月11日遭到解职，这是反革命的第一枪；紧接着是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狱（Bastille）；暴民私刑泛滥；第一批贵族被吊上路灯；国民卫队（Nationalgarde）的组建；7月17日国王第一次投降，他向国民卫队屈服，佩戴上了三色帽花[3]；革命的风暴席卷法国全境，国家权力在各省崩溃，农民动乱、城市起义；让全国喘不过气来的“大恐慌”[4]；贵族开始流亡。旧日法国的“荣光”纷纷踏上逃亡都灵的路，走在这浩浩荡荡近千人队伍最前头的是国王的两个兄弟；8月3日至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国民议会沉醉于自身的勇气，用无数激情洋溢的政令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古老封建体制击个粉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Erklärung der Menschen-und Bürgerrechte）于8月26日的盛大宣布[5]；10月5日巴黎第二次大起义：请愿的市场女贩迫使国王和国民议会从凡尔赛宫迁往巴黎市内。[6]

伴随着这场革命，在法国及其周边国家仿佛一夜间出现了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政治原本只是宫廷的特权，现在却可被理解成一件能被人们时刻记在心上的运动。对这场政治大爆炸所造成的重大转折，人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先前向宗教提出的意义之问，从现在开始就提给了政治；这是一种世俗化的推动，将所谓“终极之问”变成了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政治解答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并不否认其宗教来源。罗伯斯庇尔将来会上演一场政治理性的宗教礼拜。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历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是命运，它像是瘟疫或自然灾害，就这样给个人降下灭顶之灾。只有到了1789年，种种事件方才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大体上理解了历史进程的感觉；而与政治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加速化。横扫欧洲的革命军队不仅给传统的内阁与雇佣军战争画上了句号；除此之外，作为全副武装的民族之化身的人民军队更意味着，历史从现在起也可以征募小人物来共同干一番事业。

席勒懂得如何将历史时刻的激情用于他的讲座，但他却避免直接谈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即使是在信件中也只有寥寥几句隐射的话。有一次，他在给夏洛蒂和卡洛琳娜的信中讲了几桩从一个巴黎游客那儿听来的逸事。“你们可以借此在宫中行好运”（1789年10月30日），他这样评论道。席勒描述了国王在列队前来的国民卫队面前是如何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三色徽章想要回应革命军队的掌声，却发现腾不开手，只好把徽章塞进嘴里，戴上帽子，最终得以轻松地用力鼓起掌来。或是另外一幕：当请愿的巴黎妇女到达凡尔赛宫时，廷臣们是如何惊慌失措，以至于忘了国王的御膳，最后只能给饥肠辘辘的国王端上一小杯酸葡萄酒和一块黑面包。夏洛蒂听到的故事更加可怕：人们传说有几个巴黎的女商贩“聚集在一个禁卫军士兵的尸体周围，剜出了他的心脏，用酒杯接了他的血狂饮”。[7]

席勒详细地追踪着历史的发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每一份报道巴黎事件的报纸；他现在的心情还没有像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那样；到那时，他会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十四天来我无法再读法文报纸，我讨厌这些卑鄙的刽子手。”（1793年2月8日）

席勒耐心等待着。他不像赫尔德、福斯特[8]、维兰德、克洛卜施托克等人那样，头脑一热就公开地为革命拍手叫好；他不像克洛卜施托克，克洛卜施托克为法国自由写了一首颂歌：“高卢为自己/戴上了公民的桂冠，前无古人”[9]；他也不像毕尔格[10]，毕尔格给封建秩序的灭亡写了一首叙事谣曲。他也不像荷尔德林、谢林或者黑格尔那样，在图宾根涅卡（Neckar）河畔的草地上种下自由之树。他自然心怀同情地关注着革命的最初几步，例如“网球场誓言”、米拉波伯爵[11]极富激情的演说、封建体制的取消以及人权宣言；席勒意识到，波萨侯爵的若干梦想已在此实现，因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心情振奋。将来，卡洛琳娜会把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比作订婚时那种扬帆起航的心情。她说，人们同时经历了爱的春天与人民的春天。

然而——席勒依旧保持着谨慎。法国大地发生了强震，先前存在的一切尽数倒塌，但现在却必须有个定论，看看启蒙思想是否已强大到足以掌控那像原始的自然之力一样决堤迸涌的自由。席勒之所以缄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关心，而是因为他正屏着呼吸，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进程；理性与自由之后的命运，就全由这些事件决定了。

在这个紧张期待的瞬间，也就是1789年11月，席勒为自己主编的《历史回忆录全集》撰写了一篇关于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导读。他一开始很抗拒这项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任务，闷闷不乐地提笔开写，却忽然一下有了灵感，叫他自己也十分惊讶。他一口气写成这篇文章，兴奋的情绪还未消退，就向卡洛琳娜汇报：“我还没有完成过有这等价值的作品……我从来没有把如此多的思想内容与这样出色的形式结合起来，从来没有通过想象力如此美妙地助了理智一臂之力……我从来没有这样生动地意识到，现在的整个德意志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写出我刚刚写下的文章。”（1789年11月3日）

这种成功的幸福感源于席勒相信，自己对“哪些中世纪的前提条件促使了宗教改革的成功”这一问题有了激动人心的想法，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当前革命的困境。根据席勒的想法，中世纪一方面存在着有机活力之发展的不同时性，这种种活力以想象力、热情、牺牲精神和自由意志等形式表达自身；而另一方面则有理性与启蒙的力量。在席勒看来，十字军东征让整个欧洲的精英动身参加了一场热情的冒险，这正是文明无穷的活力的证明；但这种活力却没有理性的引导，缺乏启蒙的照亮。因此之后的世纪就会面临如下困难：是否能够长久保留这种自由的活力，直到发展得更为缓慢的启蒙能够接纳它为止。席勒认为，这一点决定一切：“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12]

这句表达，席勒用起来就像在运用一段历史法则。它关涉的是不同时性的问题：一方面是基本的活力（席勒在这个语境下称其为“自由”）；另一方面则是理性。在二者发展的不同时性中蕴藏着风险：基本的力量没有经过理性的教诲，可能在混乱中消亡；或是发展成熟的理性姗姗来迟，只能发现一段已释放完其全部力量的生命。这将会是颓废的时代。而在席勒看来，宗教改革恰恰是幸运事件，因为启蒙了的头脑还能找到强健的心灵，而思维方式的革命打动了有力而坚韧的族群。曾在十字军东征的迷信冒险中消耗殆尽的力量，在宗教改革启迪头脑之时依旧活着，因此可以为一个基督徒的全新自由而斗争。生命保留了它激情的力量，能在之后的战斗中将之投入理性这一边。而宗教改革是理性的胜利，这在席勒看来则是不言自明的；但胜利的是一种与强烈情感结盟的理性，这些情感比任何理性都更加深刻。席勒正是因此才会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

两年之后，在《为尼特哈默尔编写的维托所著之〈马耳他骑士团史〉而作的前言》（Vorrede zu Niethammers Bearbeitung der Geschichte des Malteserordens von Vertot）[13]一文中，席勒再次借机回顾了关于理性与活力不同时性的想法；而这一次则与他眼前上演的这部世界历史大戏有着更清晰的联系。“中世纪的英雄们为了一个被他们错当成智慧的空想——正因其对他们而言是智慧——而献出了鲜血、生命和财产；尽管他们的理性所受的教导相当糟糕，但他们对其最高法则的服从则充满英雄气概——而作为他们更臻完善的子孙，我们是否能夸耀自己为了我们的智慧所做的大胆投入，有他们为他们的愚昧投入的一半多？”[14]

在这篇文章中，席勒也同样没有明确地谈到法国大革命，但他探索革命前景的疑问却与之前完全相同：“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

更进一步说，“早来的自由”意味着服务于不自私的目标的坚强意志与坚强信仰，即便这些目标与迷信相关联；意味着以人性的质料塑造的强有力性格，这样“晚到的理性”才能从中搞出些名堂。

一段时间之后，席勒将会得出结论：在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的“晚到的理性”，不再或还没有发现自由而强有力的人类。在那封1793年7月13日致奥古斯腾堡公爵[15]的著名信件中，席勒写道：“当时恰逢最有利的时刻，但这一时刻却只发现了一个配不上它的衰败世代”；这“不容置疑”地证明，“人类还离不开监护人式的权力……一个离人性自由都还差得如此之远的人，还没有成熟到可拥有公民自由”。

所以说，人性自由不仅意味着受理性之引导，还意味着强有力的性格。

在公开场合，席勒暂时还倾向于只是间接地谈论革命，因为他不信任下得太快的结论。他清楚，自己对革命事件还了解得太少。像维兰德那样仿佛了解革命的真正秘密似地立刻给出他的判断，让席勒觉得很可笑。他讨厌这类迫不及待的断言以及以通晓内情自居的嘴脸。歌德也和他一样，充满厌恶地评论说，革命一下子把守规矩的人都变成了“好谈政治的家伙”。在巴士底狱被攻占后的那几天，歌德给他的第二首《罗马哀歌》添上了这样几行诗：“还有别的人也给我三五成群走开吧，/你们几乎经常令我大失所望。/各种无聊的政治见解翻来覆去，/在整个欧洲狂热地缠住这个流浪人。”[16]

成为伟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乃至见证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些历史事件触及个人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又应该发生些什么？难道人们不是该先改变自身，才能配得上这些大事？难道人们不是得先褪去自己日常的一面？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愚蠢的论断，难道不正是因为人们仅仅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就去接近崇高之物，不再能正确地区分公共与私人？

这些问题，席勒在1788年11月收到朋友沃尔措根从巴黎给他写的信时，就已经在问自己了。他在1788年11月27日给卡洛琳娜的一封信中对这些纷繁杂乱的信件评论说，人们首先得把内心提升到宏伟对象的高度。谁要是做不到，就请让出历史的位置。他不是为此而生的。不是人人都能出现在伟大的地方，与大事相伴。“谁对宏伟的人类世界有意识又有兴趣，就必须忍受这宽广而伟大的元素；与之相反，我们的市民生活与政治处境是多么狭小与可怜！……人类要是能齐心协力发挥作用，就会始终是一种伟大的存在……但我是个安静的小人物，从我的榛子壳中观察宏大的政治社会，差不多就和一条在人身上蠕动的小毛虫看人一样。我对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宽广的人之海洋有着无穷的尊敬，但我在自己的榛子壳中倒也觉得舒坦。”

席勒明白自己的视角受限，一刻都没有忘记他不曾一个猛子扎入“人之海洋”，而是坐在干爽的地方，也就是“施拉姆之家”里的书房；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只能设想，却不能直接体会同心协力发挥作用的人这个“伟大的存在”。因此他很谨慎，避免态度强烈的争辩和观点层出不穷的无休止论战。

另外，在这几个月中还有另外一件事让他的内心更加牵挂：席勒与夏洛蒂在1789年8月订婚、1790年2月成婚。

在1788年他们于鲁多尔施塔特共同度过的那个长长的夏天之后，卡洛琳娜、夏洛蒂和席勒之间的书信就连续不断。他们互相事无巨细地诉说当天发生的新鲜事，席勒更在这些信中试验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里的想法和表达。他允许她们一窥自己的工坊：“历史全然不过是我想象力的库房，历史对象必须接受它们在我手中变成的模样。”（1788年12月10日）席勒从未在别处如此清晰地表达过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与夏洛蒂和卡洛琳娜的交往刺激着他的想象力，鼓动他产生更大胆的念头。有一回，他像玩儿似的轻轻松松就勾勒出一种天才的自然哲学的轮廓：“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灵魂面对所有造物的世界是多么自由——毕竟它能给自己的很少很少，全是从灵魂那里获得一切。”（1789年9月10日）如果我们不曾把我们的情感借给自然，自然不过就是“其现象的永恒单调”以及“对自身的永恒模仿”。他写道，自然就像太阳的火球，曾被不同的人观察过“千百万次”，但在这无数视角的焦点中，它却始终未曾变化。“它当然可以休憩，因为人类的精神正在替它活动——我们周围的一切就是这般死寂，活着的没有他物，只有我们的灵魂。”但“自然固守的千篇一律”又是多么令人舒适。我们迷惘地四下游荡，总是有迷失自我的危险；我们回归自然，而自然则让我们回想起我们先前置于其中的情感。我们把善变的自我放在自然之中保存，而在我们即将迷失的那个瞬间，又从自然那里仁慈地重获自我。“我们这些不得不节俭地将过去的欢乐也一并划入个人私产的人类，如果不能将这些易逝的财富安置在这位恒久不变的友人那里，将会多么不幸！我们整个人格都得感谢自然，因为如果它明天换了个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其中就再找不到昨天的自我。”（1789年9月10日）

在写作中，席勒方意识到，自己刚刚的想法有多了不得：“对你们的回忆把我引向一切，因为一切又让我回想起你们。而且，我还从来没能这般自由而大胆地在思想的世界中徜徉，因为我的灵魂有了它的私产，再也没有迷失自身的危险。我知道去哪儿能再找回我自己。”（1789年9月10日）可惜的是，席勒并没有继续发展他关于作为保险柜的自然与重寻自我的理念。但爱情不懂节俭，它挥霍着、浪费着，因此有些书信中的遐想才能躲过会计式的利用。

卡洛琳娜同样在信中表现得很有想法，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反思，而夏洛蒂则练习着形容自然给她留下的印象。无论是夏洛蒂还是卡洛琳娜，二人都很爱描述聊天、见面、剧院演出、散步郊游，偶尔还有社会上的八卦，时不时地再次保证是多么想念席勒；他们陶醉在上个夏天的回忆之中，互相发誓与对方是多么亲近，又与现在周围的人们有多么陌生。席勒写道：“我就像个流落在异乡海岸的人，不懂得这个国家的语言。”（1789年7月24日）而夏洛蒂立刻回信说：“我在这些家伙中间总是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是这样孤单，就像身处一座荒岛；我的心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1789年7月27日）

然而，他们二人还没有给相互间真正的心事找到清晰的语言。尽管席勒自当上教授之后就下了决心要追求洛蒂，却还没有勇气向她吐露心迹。而洛蒂自然也有些动情，却同样没有勇气坦承。席勒之所以踟蹰，也是由于他明白二人间的等级差距，又已经很了解夏洛蒂的母亲，知道她很在意给小女儿找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这种种阻挠能被克服吗？席勒在信心与担忧之间摇摆不定。他也不确定洛蒂的情绪，不知那是爱还是友谊，更不知道如果他向她表白爱意，会不会毁了这段友情。至少席勒之后是这样向他的新娘解释自己长久的犹豫。

1789年夏天，他两次尝试向夏洛蒂表明心意。他6月去鲁多尔施塔特待了几天，谈了很多，却在关键问题上沉默不语。而当两姐妹于7月10日到耶拿短暂探访他时，也是一样。在这之后，他写信给洛蒂：“我从来不曾想要向您倾诉如此之多，但也从来不曾比当时说得更少。有些话我不得不藏在心头，这使我沮丧，即便是见到您也不能让我开心。”（1789年7月24日）可席勒非但没有把不敢亲口说出的话写到信里，反而引用了他从《唐·卡洛斯》中删去的两行诗：“糟糕……灵魂需得化作声响，/才能出现在灵魂之前。”他再一次以意味深长的方式沉默了。

到了8月2日，在两姐妹度假休养的劳赫施泰特（Lauchstädt），终于迎来了解脱般的倾诉衷肠。可是这一回席勒依旧不是和夏洛蒂，而是和卡洛琳娜坦陈了内心的想法。她其实也很希望听到席勒对自己的表白，却不得不替这个担心害怕的男人鼓起向自己妹妹求婚的勇气。卡洛琳娜暗示席勒，洛蒂也爱着他，并且愿意与他白头偕老，但还是得谨慎行事，首先做好母亲的工作。暂时不能把意图告诉母亲，席勒得先改善他的职业前景，人们或许可以替他在魏玛公爵那儿谋一份更丰厚的俸禄，或是在科堡王太子那里安排一个宫廷顾问的职位。卡洛琳娜想得非常实际，而8月2日的倾诉谈的也不单是爱情，还有这些实际问题。直到离开劳赫施泰特时，席勒也没有和洛蒂谈起这一切。但他现在知道，自己可以向她表白而不会被她拒绝。于是他第二天便提笔给她写信：“这是真的吗，最亲爱的洛蒂？我能希冀卡洛琳娜读懂了您的灵魂，从您的内心回答了我不敢承认的问题？”（1789年8月3日）

席勒正在前往莱比锡的路上，他会在那里遇见朋友科尔纳。到目前为止，他还对科尔纳只字未提；而当席勒现在向他坦承一切的时候，科尔纳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半年之前席勒还给他写信说：“你要是能在一年之内给我找个身价12000塔勒的女人……就让耶拿大学舔我的屁股去吧。”（1789年3月9日）而在5月28日，当席勒已决意要向洛蒂求婚时，他还在科尔纳这儿问：“另外，你要是知道一门优渥的亲事，一定要给我写信。”两位朋友间的不和将会持续到1790年席勒大婚后的一段时间。在科尔纳看来，这是对信任的背叛，而他肯定也有些嫉妒：他太想要独占这位朋友了。

但在这件事上，席勒却没什么负罪感，因为他还没有忘记1788年初科尔纳是怎么劝他不要结婚，即便他已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此事上的灵魂的苦楚。席勒当时曾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得有个人在身边，一个属于我的人，一个我能够且必须使之幸福的人，我的存在能因为她的存在焕然一新。你不知道，我的精神是多么荒芜，我的头脑是多么昏暗——而这一切……全是因为我的情感在内心过于操劳。如果我不能在自己的存在中织入希望……我就算完了。”（1788年1月7日）

科尔纳没有或者不愿听懂席勒求救的呼声，因此席勒干巴巴地宣布：如果他再在信中写到结婚的事，“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我所做的决定”（致胡博，1788年1月20日）。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直到1789年8月，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席勒才把实情告诉他的朋友。

在母亲面前的保密工作渐渐松懈了；又因为席勒的职业处境眼见一时半会儿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也就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再保守订婚的秘密。1789年12月15日，夏洛蒂和卡洛琳娜向母亲坦白了这个秘密，而席勒则在三天之后给封·伦格费尔德夫人写了一封信，正式请求她将女儿许配给自己。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同意了，但也少不了担忧地追问：“请您原谅一位母亲的关心与义务：不是非要光彩夺目的幸福，但除了您温柔的爱情之外，您还能给小洛洛一份足够温饱的收入吗？”（1789年12月21日）

席勒能告诉她母亲的收入前景，暂时还很有限：公爵承诺给他200塔勒的薪俸；作为教授的他能期待从学生那儿收入一些听课费；此外还有隐约的希望：美因茨的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17]，也就是曼海姆剧院总监的兄弟，或许能在美因茨给席勒一份报酬颇丰的教授岗位。这年年底，他还和葛勋签下了一份为《女士历史日历》（Historischer Kalender für Damen）供稿的合同。合同约定的稿酬有400塔勒，这可是相当高的数字；与之相比，歌德的八卷版文集才收到1000塔勒。在之后的三年，从这篇稿子中将会诞生席勒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历史著作：《三十年战争史》（Die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18]。席勒之所以接受了这项任务，起初并不是因为主题，而是因为丰厚的稿酬，刚结婚的他很需要这笔钱。

1790年2月22日，婚礼在耶拿城门外的小耶拿（Wenigenjena）乡村教堂中悄无声息地举行，到场的只有作为证婚人的卡洛琳娜和姐妹俩的母亲。学生们若是来贺喜，恐怕既吵闹又混乱，一家人对此避之不及。

封·伦格费尔德夫人给新婚夫妇赠送了衣物、餐具、家具；但他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在“施拉姆之家”多租了几间房。洛蒂请了一位女佣，而席勒则雇了个跟班。施拉姆姐妹继续为他们提供饭食。

“家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席勒曾用陶醉的词语这样描述过家庭生活的理想场景：“不间断地温柔练习着几个人的欢愉，它为生命创造了多么美丽的基础和底色，对一个始终在动脑劳心的人而言，是多么治愈，又是多么不可或缺。”（致胡博，1788年1月20日）

婚礼前不久的平静只有两次被打破。席勒在他多年的女友夏洛蒂·封·卡尔普面前隐瞒了他与洛蒂订婚的事，甚至在她于1789年9月底告诉席勒，她希望能在赫尔德的帮助下实现离婚的时候，席勒依旧对她三缄其口。她甚至暗示，在离婚后就可以与席勒结为连理；最迟在这个当口，席勒本应该告诉她自己的婚约。夏洛蒂·封·卡尔普有所察觉。1789年12月底，在魏玛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她让洛蒂极为难堪。她用很不文明的词语咒骂不在场的席勒，连公爵过来干涉时也不停止。直到2月8日，也就是婚礼两周之前，席勒才给曾经的女友写了封信。两天之后，两位夏洛蒂就再次在魏玛撞了个照面。又是令人难堪的一幕。夏洛蒂·封·卡尔普本来就因为戏很多而为人所知，名声又不好，这一次就“像是个发了疯的人，一阵爆发之后如此筋疲力尽，整个人仿佛全毁了……她坐在我们当中，就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幽灵……”[19]这是洛蒂的描述，毫不遮掩胜利者的语气。

洛蒂当然也有理由把这个性情激烈的女人视为威胁。夏洛蒂·封·卡尔普退让了，有一段时间避免与席勒有任何联系。她要求他退回她的书信，也把他寄来的尽数销毁。40年之后，已经双目失明、一贫如洗的夏洛蒂·封·卡尔普这样总结她的爱情经历：“人们想要和一个人、一个存在共同生活：这是最大的谬误。”她熬过了这段失意，爱上了让·保尔，还将为荷尔德林燃起爱意。她也还会再次接近席勒，甚至成功地与他结下一段不那么紧张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席勒去世。回顾往事，她把自己叫作“一个忠诚的德意志女性”，从没有停止“去爱席勒”。[20]

在“家庭幸福”的第一年里，席勒忙个不停，几乎是狂热地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给自己添了太多重担。每天都要上课，但他还没有现成的课程资源；他必须现学现卖，把自己刚刚学会或读到的内容教给学生；他必须监督《历史回忆录全集》的出版工作，为之撰写长篇导读。但最主要的还是写作那本关于三十年战争的书。这项工作越来越花时间。即便他对材料的研习不像当年写《尼德兰独立史》时那样细致，还是得通读大量文献。春天来了，又到了郊游与花园宴会的时节。可席勒却枯坐家中，面前的书堆得像山一样高。而洛蒂和正在耶拿小住的卡洛琳娜，只能自己约着出游玩乐。起初，《三十年战争史》应该是一本简短的通俗读物，专为女性读者所作，因此写起来应当不费什么劲儿。然而事与愿违。作品在席勒手中不断生长，因为这一话题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他。

席勒在1786年春天第一次研究了三十年战争。在读完一部法语的相关著作以后，席勒给科尔纳写道：“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期竟恰是人类力量最光辉的时期！从这个黑夜里走出多少伟人！”（1786年4月15日）

准备了几周之后，席勒就开始动笔写作。在1790年酷夏的某些天里，他要在手稿上花15个小时。“运气不错”，他对一位访客说，因为他问席勒为什么晚上很少能在屋外看见他。这正是他两年前在写作《尼德兰独立史》时已经体验过一次的幸运。当时，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历史是我能够运用自己全部力量的领域。”（1788年3月17日）

有几件事情碰巧凑到了一起：席勒在工作中再度感受到自己叙事的天才——他还在科尔纳面前骄傲地夸耀自己是“德意志的普鲁塔克”（1790年11月26日）——那些属于黑夜的英雄，华伦斯坦[21]、曼斯菲尔德伯爵（Graf Mansfeld）[22]、古斯塔夫·阿道夫[23]，都让他屏息凝神，而那段逝去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

关于现实意义，席勒很明确地表示，指引他把目光转向历史的不是“爱国”情怀，而是“世界历史”兴趣。他在1789年10月1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们新时代人的手中握有一种兴趣，不仅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不曾见识过的，也是爱国的兴趣远远及不上的。后者只是对不成熟的民族、对世界的青年时期来说才是重要的……为一个民族写作，不过是一个可怜而渺小的理想；哲学精神完全不能忍受这种限制。他绝不能止步于这样一种如此多变、偶然且任意的人类组织形式，止步于这种断篇之前（即便是最重要的民族，不是断篇又是什么？）。只有当一个民族或其历史作为人类进步的条件对他而言意义重大时，他才会对此产生热情。如果一段历史……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能够与作为种属的人类相关联，那它就有了足够多的道具，能在哲学家手中变得有趣起来。”

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突出了普遍历史兴趣的三个连接点。

首先，这场浩大的毁灭性战争同时也是现代欧洲国家联合的助产士。众多欧洲国家的彼此为敌、互相破坏，共同摧毁了他们相互间敌对行动的历史舞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便这样产生了。在这场大战之中——也作为这场战争的后果——欧洲“首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国家性社会”。[24]这一点再次验证：作为万物之父的战争，同样处于一种欧洲共同意识的开端。到了战争结束时，满目疮痍的欧洲将其学习的过程编纂总结，就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älischer Frieden）。它订立了维护和平的规则，虽然不能阻止每一场战争，但保证了冲突规模有限，不会再度导致如此可怕的生灵涂炭的局面。至少在席勒开始写作的那个历史节点，情况依旧如此。再次使欧洲成为一片废墟的革命战争尚未打响。而当1792年战争真正开始时，席勒正写到作品的关键章节。他本来计划详细地赞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再也没有将之付诸笔下。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在150年后轰然解体之时，席勒也不再有耐心去把最初构想的对这部和约的神化改写为对逝去之物的哀歌。

其次，在“三十年战争”中，有一种全新的激情登上了政治舞台：“宗教热忱”。[25]大众与政治的惯常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大众对政治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相当害怕；他们像面对某种自然力似的，对政治逆来顺受，通常是政治的对象或是牺牲品。但现在政治却成了大众心头牵挂的事，这是因为政治已成为宗教事务。尽管这对于王公贵族并不成立——对他们而言，宗教依旧是一种权力政治的工具；但对于人民来说却是如此。“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和诸侯的利益而战，而若是为了宗教，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均会乐意拿起武器。为国家和诸侯，人们就连极少的一点儿捐税都不愿出，而为了宗教，人们甘愿献出财富和鲜血乃至放弃尘世间的所有希望。”[26]

通过宗教热忱，现代大众的政治得以实现；而随着法国大革命及其在德国激发的热潮，这种政治化也达到了一个全新阶段。席勒看到了17世纪的宗教热情与眼前刚刚苏醒的民主热情之间的关联。一开始是宗教转化为政治，而现在则是政治转化为了宗教。

但席勒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认同这种发展。毫无疑问，热情是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可以激发不只会小心翼翼地算计着自保利益的强有力的个体。热情让人敢于牺牲，让人意识到“生命不是人生最高的财富”[27]；但如果没有理性的指引，热情也会堕落成盲目的狂热。解放的民主热情也是一样：在这里，席勒同样观察到了向着狂热的堕落。理性被夺权之后，解放的热情就成了盲目的狂人；而当解放的冲动只向外在而不向内心发挥作用时，理性就被剥夺了权力。在席勒看来，打着自由旗号的狂热分子，是个内心不自由的人。

再次，在“三十年战争”的“黑夜中”涌现出了不少伟人。席勒将之理解为一段教诲。指明未来的就是华伦斯坦如彗星般的大起大落：他从一个波希米亚的伯爵一跃而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掌权者，摆布皇帝、羞辱帝国王公，凭空就召唤出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庞大的军队。正当性的系统性危机，就是一无所有之人平步青云的好时机。当历史的土地被耕种过后，人们就必须想到，其中会生长出人类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可怕作物。历史的黑夜将诞下庞然大物。当席勒写到关于华伦斯坦的段落时，他预感到在革命的法国也将会诞生这种现代的怪物。当他在五年之后着手创作《华伦斯坦》三部曲时，正值拿破仑开始扶摇直上；而他搁笔时，拿破仑已大权在握。

1790年9月，席勒写完了《三十年战争史》的头两卷（最终一共是五卷），感觉像完成了一桩大事。他在1790年11月26日给科尔纳的信里写道：“要是我认真起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说我成不了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作家。”而他已经是第一了。同样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封·穆勒（Johannes von Müller）[28]也在技高一筹的席勒面前甘拜下风，在一篇书评中将他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穆勒写道，席勒所描写的历史不是写给女士们，而是写给整个民族，并且将激情与客观结合到一起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穆勒认为，席勒的文风值得赞叹，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一个在文学地位上与他旗鼓相当的历史作家。穆勒说对了。单就叙事的文学光芒而言，至今还无人可赶得上史家席勒。

这部作品销路极好，短短几周就卖出了近7000册，葛勋不得不赶忙加印。在重印数版之后，这本书能在每一户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家中找到。这是席勒第一本成为德国家庭读物的作品。当席勒的父亲从施瓦本给他来信，说斯图加特人都在读《三十年战争史》时，席勒带着心满意足的骄傲回答说：“之所以在历史学科上的名声对我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全是因为公爵。最终也得让他听见，我在国外可没给他丢脸。”（1790年12月29日）

席勒就这样怀着高昂的情绪，轻松愉快地在年底前往埃尔福特（Erfurt）拜会卡尔·封·达尔贝格——美因茨的助理主教，也是美因茨选帝侯内定的继承者。他给席勒展示了若干颇具诱惑力的职业前景。席勒被人领着依次介绍给了埃尔福特的上流社会成员，更在一场盛大的会议中作为历史学家被接纳进入了“选帝侯实用知识科学院”（Kurfürstliche Akadamie nützlicher Wissenschaft）。然而随后灾难就发生了。

1791年1月3日，在一场为美因茨选帝侯庆生的奢华音乐会上，席勒忽然开始发高烧，像抽搐似的不住咳嗽。他瘫倒在地，暂时失去了意识，被担架抬回了住处。这是疾病的第一次爆发。当时的人们把这种病称为“伴随着干性胸膜炎的格鲁布肺炎（kruppöse Pneumonie）”。在经受了病痛的长久折磨之后，席勒将会在14年后因此病离世，可1791年1月3日的他就已经快撑不住了。但他康复了，在魏玛的封·施泰因夫人那儿停留了一天，然后回到了耶拿。1月14日，他再次高烧、吐血、咳嗽化脓、呼吸不畅、打冷战、胃痉挛，整整六天无法进食，因而是如此虚弱，只要稍稍一动就会昏厥。

席勒快不行了。学生们为他守夜。其中一个就是19岁的诺瓦利斯，他上了席勒关于“摩西的使命”与“十字军东征”的两门课程，发自内心地喜爱他的教授，也热烈地崇敬着他。他在席勒的床边守了几个晚上，为他擦去额头的汗水。席勒是他青年时代的偶像。几个月后，诺瓦利斯将会在给莱因霍尔德的信中提到他：“哎！只要我一说起席勒的名字，就会有一大堆情感在我心中苏醒……而每当我被那折磨人的念头烦扰，想到他，席勒，这个千百万寻常之人都及不上的席勒，竟曾如此接近毁灭……我就不由自主地因为自己还活在世上而震颤，我的双唇间挤出一声叹息，叹息中刻印着对那只提着线的更高的手的所有信仰，以及对人类的全部爱意与同情……即便他从不曾和我说话，从未关心过我，从未注意到我，我对他的心意也依然会是如此；因为我在他身上认出了统御着几个世纪的更高的天才……令他喜欢，为他服务，让他对我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兴趣，就是我白天的创作与思考，也是我的意识在夜里消弭时的最后一个念头。”[29]

两周之后，直到1月底，高烧终于退去了，席勒终于开始缓慢恢复。1791年2月11日，他向出版商葛勋保证会写完《三十年战争史》。2月22日，他又给科尔纳写了一封长信。他在1月12日的上一封信里还说：“我现在再一次觉得好极了”；六个星期之后，席勒冷静地实事求是，不忌讳令人反胃的细节，像专家一样描述了他的情况。他给自己做了诊断，认为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但病灶还藏在他体内。他将带着病活下去，必须从病症那里夺过他的生命。深呼吸时，他能感觉到刺疼，咳嗽与胸闷又复发了。他在1791年4月10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告诉这儿的任何人，我对这种状况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自己仿佛得把这些牢骚留在自己心里……我的情绪挺乐观，就算最坏的事降临到我头上，我也不会缺乏勇气。”

4月，席勒和洛蒂在鲁多尔施塔特住了一段时间以恢复体力。他又可以重新享受社交生活，也开始骑马外出。但1791年5月8日，出现了第三次、也是目前为止最严重的一次症状：他每呼吸一口气就觉得肺像是要爆炸了，高热寒战，四肢冰冷，几乎摸不到脉搏。耶拿著名的医生施塔克被请了过来，他给席勒开了鸦片。他的诊断：横膈膜化脓，小腹也有脓液，或许是肺穿孔导致的。两天之后又是一次发作。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还以为自己熬不过今天；呼吸时费劲得可怕，我每时每刻都担心自己要因此而死去；我已经失声了，只能颤抖着写下自己还很想说的话……但我的精神还算乐观。”（1791年5月24日）根据当时在场的卡洛琳娜的报告，席勒写下了这句话：“照看好你们的健康，人没了它可过不了好日子。”当他又能发出声音时，他开始和卡洛琳娜讨论起旅行计划。他希望能最终探访北极的遥远国度：“那里的人们为了生存要和一切自然元素斗争。”还有一次，卡洛琳娜按他的愿望，给他朗读了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中暗示灵魂不死的一段话。[30]

在席勒缓缓恢复的同时，德国国内四处流传着他已经去世的谣言。6月底，谣言甚至传到了哥本哈根。以延斯·巴格森和丹麦首相恩斯特·封·席莫尔曼（Ernst von Schimmelmann）[31]为首的席勒崇拜者们当时正想要在哥本哈根为他们最爱的诗人办一场盛会，以表达对席勒的敬意。于是喜事成了丧事。众人朗诵了《欢乐颂》，巴格森为之加入了一段告别的诗行：“我们逝去的朋友，万岁！/所有朋友齐声呼喊！/他的精神将把我们萦绕，/就在这希腊的天国之林。”[32]

当丹麦的朋友们听说席勒还在人世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像死而复生了一样。这几位朋友，特别是首相席莫尔曼和奥古斯腾堡公爵，将会在这不幸的一年行将过去之际，于12月13日在一封动情的书信中给久病的诗人送去一份慷慨的提议：“两位朋友，因为世界公民意识而紧密相连，共同给您寄出了这封信，高尚的人啊！他们俩您都不认识，但他们都尊敬您、爱着您。他们都敬仰您的天才的高昂飞翔，它将您近年来的几部作品都标记成人类一切目的中最崇高的那一种……您的健康因为太过频繁的劳累与工作已受了损害，人们告诉我，若要使之恢复并预防威胁您生命的危险，您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只是您的处境和您命运的情况让您不能有片刻平静。您是否愿意赐我们一份快乐，准许我们使您更轻松地享受这种宁静？为此，我们将向您提供为期三年、每年1000塔勒的赠礼。”席勒很受触动，感激不已地接受了提议。一份如此高尚地呈敬的礼物，不会令受赠者感到自卑。

当席勒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时，他定下了假使再次逃过一劫就要实践的计划与目标。而正是这份厚礼给了他将之变为现实的自由。

[1] “网球场誓言”（Serment du Jeu de paume），即1789年6月20日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因无处集会，便在凡尔赛一处无人的网球场上召开会议，宣誓在成功制定一部宪法前永不分裂。

[2] 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1732～1804），瑞士银行家，在1776～1781年的第一段任期后于1788年9月再度出任财政部部长，试图通过改革避免激进的革命。因向第三等级做了若干妥协，王室视其为引发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将之罢免并命令他限期离境。其女即著名的斯塔尔夫人。

[3] 在巴黎起义者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巴黎市政当局。7月17日，路易十六及整个宫廷扈从从凡尔赛前往巴黎向新产生的巴黎市政府表示效忠，并戴上了红白蓝三色帽花，以象征认可革命的有效性。

[4] “大恐慌”（Grande Peur），指1789年夏因有传言贵族将镇压革命，而在法国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起义者反对地主与贵族的特权。正因如此，贵族代表于8月3日至4日晚间承诺放弃其土地特权、司法权以及对农奴的人身控制，而仅保留作为法国人的平等权利；国民议会于4日午夜通过决议，废除了包括王室年金、贵族免税权与封建特权在内的所有封建制度，后又在5日至11日陆续通过法令，废除所有形式的农奴制、狩猎权、领主司法权及其他封建特权。

[5]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1789年8月26日由国民议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共有17条，确立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政治原则，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6] 1789年10月5日，由于巴黎面包供应紧张，巴黎市民在一群妇女的带领下进军凡尔赛，要求国王解决温饱问题；路易十六在压力下被迫同意接受《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承诺提供凡尔赛库存的面包并前往巴黎，事实上成为革命的囚徒。

[7] Gleichen-Rußwurm 1908，S. 362.

[8] 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德国博物学家、作家、政治家，曾随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 James Cook，1728～1779）环球航行并探访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原住民。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思想激进，作为德国雅各宾派的一员活跃于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受命出使巴黎以期将美因茨并入法国，但不得不目睹革命转向恐怖，于1794年在巴黎去世。关于福斯特，请参见本书第十七章。

[9] 语出克洛卜施托克作于1788年、发表于1789年的颂歌《三级会议》（Die Etats Généraux），参见Friedrich Klopstock：Ausgewählte Werke. Hg. von Karl August Schleiden. München 1962，第 140页。

[10] 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毕尔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德国诗人，尤擅形式通俗的谣曲。席勒曾于1791年发表《论毕尔格的诗》（Über Bürgers Gedichte），批判其流于“大众化”而忽视了诗人“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真正目标（参见MA V，第 970～985页；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567～590页）。原文作者并未明确说明这里提及的是毕尔格的哪一首叙事谣曲，但应当指的是《农民致暴君殿下》（Der Bauer an seinen durchlauchtigen Tyrannen）这首作于1773年、收录于1789年出版的毕尔格诗集中的诗。关于席勒与毕尔格，参见本书第十七章。

[11]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德·里克蒂·米拉波伯爵（Honoré Gabriel de Riqueti，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法国政治家，极善雄辩，在法国大革命中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于1791年出任国民制宪会议（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主席，但于当年4月陡然离世。

[12] MA Ⅳ，S. 80.

[13] 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orden），又称“医院骑士团”（Hospitalorden），全名“耶路撒冷、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按其官方语言意大利语作Sovrano Militare Ordine Ospedaliero di San Giovanni di Gerusalemme di Rodi e di Malta），是成立于11世纪的一支天主教骑士团，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初名圣约翰骑士团（Johanniter），1530年前后迁往马耳他（Malta）。时至今日，骑士团依旧是国际公法上的特殊独立实体，与百余个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且是联合国的观察员。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埃尔·尼特哈默尔（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1766～1848），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自1794年起任教于耶拿大学。勒内·奥贝尔·德·维托（René-Aubert de Vertot，1655～1735），法国神父，其于1726年发表的《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史》（Histoire des chevaliers hospitaliers de Saint-Jean de Jérusalem）经尼特哈默尔改写后，附上席勒的前言，于1792～1793年分两卷出版。席勒的谣曲《屠龙大战》（Der Kampf mit dem Drachen，1798）正是取材于此书，参见MA Ⅰ，第390～399页，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241～254页。他还曾计划创作一部关于马耳他骑士团殊死守卫圣埃尔默（St. Elmo）城堡的悲剧《马耳他骑士》（Die Malteser），但遗憾并未完成。参见MA Ⅲ，第 155ff页。

[14] MA Ⅳ，S. 992.

[15]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二世，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松德堡-奥古斯腾堡公爵（Friedrich Christian Ⅱ，Herzog von 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Augustenburg，1765～1814），丹麦贵族（在1864年普丹战争之前，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属于丹麦领土），倾心于德国文化，于1791年起为大病初愈的席勒提供了三年的丰厚年金，以保证诗人能够继续创作而无后顾之忧。作为感谢，席勒自1793年起给奥古斯腾堡公爵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学的信件，即日后《审美教育书简》的前身。关于奥古斯腾堡公爵的慷慨馈赠，参见本书第十六章末。

[16] Goethe MA 3.2，S. 39～41. 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八卷），第166页。

[17] 卡尔·特奥多尔·封·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von Dalberg，1744～1817），德国宗教王侯，于1787年被选为美因茨大主教助理，于1802年成为最后一任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Kurfürst-Erzbishof von Mainz）——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不再有“选帝侯”。

[18] “三十年战争”是于1618～1648年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展开的战争，起初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但很快就转变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法国和瑞典争夺欧洲霸权的混战。战争于1618年5月23日以哈布斯堡驻波希米亚总督被信仰新教的波希米亚民众推出布拉格城堡窗外这一事件——史称“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Prager Fenstersturz）——为起点，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älischer Friede）为止，前后共计三十年。当时依旧小邦林立、四分五裂的德国成了列强逐鹿的主战场，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摧残。

[19] Gleich-Rußwurm 1908，S. 516.

[20] Biedrzynski 1992，S. 230.

[21] 阿尔布莱希特·文策尔·尤西比乌斯·封·华伦斯坦，弗里德兰公爵（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 Wallenstein，Herzog von Friedland，捷克语作Albrecht z Valdštejna，1583～1634），生于波希米亚（Böhmen），是“三十年战争”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曾两度出任哈布斯堡帝国军队元帅，但因不愿服从皇帝调令、执意与瑞典议和以拥军自重，被忠于皇帝的军团士兵刺死。席勒将会以华伦斯坦生命最后阶段的故事为蓝本，创作戏剧经典《华伦斯坦》（Wallenstein，1801），参见本书第二十一章。

[22] 菲利普·封·曼斯菲尔德（Philipp von Mansfeld，1589～1657），“三十年战争”中华伦斯坦麾下大将，曾经参与围攻马格德堡（Belagerung von Magdeburg）等重要战役。

[23]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 Ⅱ Adolf，1549～1632），瑞典国王，“三十年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率领瑞典军队横扫欧洲，以确保瑞典在欧洲北部的霸权地位；1632年在吕岑（Lützen）战役中与华伦斯坦正面交锋，瑞典军队虽取得大胜，但古斯塔夫·阿道夫却被流弹击中，不幸战死沙场。

[24] MA Ⅳ，S. 366. 汉译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丁建弘校，商务印书馆，2009，第2页。

[25] MA Ⅳ，S. 367. 汉译参见《三十年战争史》，第3页。

[26] MA Ⅳ，S. 372. 汉译参见《三十年战争史》，第6页。

[27] MA Ⅱ，S. 912. 语出席勒戏剧《墨西拿的新娘》（Die Braut von Messina，1803）最后一行诗，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50页。

[28] 约翰内斯·封·穆勒（1752～1809），瑞士史学家，于1786年起发表其代表作《瑞士联邦史》（Die Geschichte schweizerischer Eidgenossenschaft）。席勒在创作《威廉·退尔》（Wilhelm Tell，1804）时参考了穆勒的著作，参考本书第二十二章。

[29] Novalis 1978，Bd. 1，S. 509～511.

[30] 《判断力批判》是康德继《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于1790年发表的第三部“批判”。原书作者并未明确说明这里所说的是《判断力批判》中的哪一段落，但应当是全书最后一节，即第91节“关于通过实践信仰而认为真的方式”（Von der Art des Fürwahrhaltens durch einen praktischen Glauben）。康德在其中认为，无法通过单纯理论（即“自然之路”）证明上帝存在或灵魂不死等命题，而必须通过道德或“自由”这一概念的路径。参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第333～334页。

[31] 恩斯特·海因里希·封·席莫尔曼（1747～1831），丹麦政治家，于1784年出任丹麦财政与外贸大臣。

[32] Zit. n. Kurscheidt 2002，S. 1172.

第十七章

与病症共生——投身艺术与研读康德的决定——“思维方式的革命”——超越康德——《卡里亚斯》通信——“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自由的审美盛宴——革命恐怖——美因茨共和国——福斯特——胡博深陷其中——诗人的道德——《秀美与尊严》——纠正康德——美的灵魂——歌德对“若干段落”的不满

作为医生，席勒一直观察着自己身体的命运。在1791年上半年连遭重病之后，他心里清楚，自己活不了多少年了，漫长的死亡已经开始，必须精打细算地用好他剩下的时间。从现在开始，他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这就意味着：他要回归文学，回归他本来的专长。

他的历史创作很成功，也让他很愉快；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领域获得了所能获得的一切，也学到了所能学到的一切。他已明白，历史真实并不是一项计划的实现，而是有着纷繁复杂的矛盾，以及无人曾预见到的后果。他已认识到，人们虽可以在阅读历史时加入目的论原则，却无法从历史中读出这一原则；然而，的确存在无法否认的进步，也的确可以谈论哲学头脑所钻研的“普遍历史”。受康德的启发，席勒将哲学精神引入历史，并用历史来探寻人类的可能性；历史丰富的素材为他的诗意想象提供了养料。因此，当席勒在第一次生病后不久，即1791年1月与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在埃尔福特的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到写一部关于华伦斯坦的戏剧的念头，就不是什么偶然了。

席勒不能立刻从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中抽身而走。他还得写完《三十年战争史》，但这将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历史著作。疾病总是复发、折磨着他，然而他仍将会在与病痛的艰苦斗争中完成这部作品。

在1791年5月的重病过后，席勒暂时好转了起来。高烧退了，下腹部的痉挛也更少了。“胸闷的感觉，”他在1791年8月27日记录道，“虽然没有一天缺席，但已经不那么强烈，持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了。”9月6日：“痉挛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是有些气短。”但他每天已经可以读两三个小时书了。11月19日：“呼吸和下腹部的情况还没有好转。”病情就这样一直持续着。在短暂的缓和与恢复之后，疼痛又卷土重来。“通常情况下……一天的好心情得用五到六天的压抑和疼痛来偿还”，他在1797年12月8日回顾那几年受的苦时这样写道。

如果人不得不与病痛共生，最重要的就是习惯病痛。席勒曾在一次对话中说，人们必须把疾病看作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庭成员，虽然总是硬要彰显自己的存在，但因为人们没法和他一刀两断，还是只能把他接纳进家庭，不过得起码让他少惹事。席勒改变了他的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他参加社交活动的次数更少了，戒掉了有一阵子曾滥用过的兴奋剂。如果疼痛让他晚上睡不着觉，他就起来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在白天补觉。大声说话会导致呼吸困难，于是他中断了讲课，申请休假，获准带薪休养。1793年春天，他再次继续课程，直到一阵剧痛让他晕厥在讲台上。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归课堂。他让洛蒂加入了柏林的遗孀普遍保险，确保她在自己身故后能得到400塔勒的养老金。

席勒现在过着一种低调却不孤立的生活。他很少拜访别人，但业已成名，接待了许多前来拜访的客人。同时，他还与很多人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人们可以把席勒的信件看作他作品中的重要部分。他虽不在场，却依旧像往常一样在公共领域如此引人注目。全世界都知道他病得有多重，因此更惊讶于他的创造力。连歌德也在90年代初和席勒的交往中，感到他是徘徊在鬼门关的人。“当我第一次认识他时，”歌德日后对爱克曼说，“还以为他活不过四个星期。”[1]

就是在得病的最初几年，席勒发展出了一种和自己身体的对抗关系。从现在起，自由对他而言就是那种抵抗身体的进攻、为自己赢得活动空间之力量的代名词。从现在开始应该说：身体才是那害你的刺客！正是因此他才宣布，由自然决定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属于他的自我，而是必须将之看作“某种外在的陌生之物”。[2]但他最大的对手、也是之后的朋友歌德，则无法认同这一观点。他称其为席勒的“自由福音”，表示自己“不愿意看见自然的权利遭到克扣”。[3]这反过来又让席勒看不惯。他认为自然已经足够强大，不用再来什么帮手；人们更应该助受到威胁的精神权利一臂之力，并确保自由的力量。

早年间，席勒曾无忧无虑地折腾自己的身体，活得超出了身体的极限。他吸鼻烟、抽烟、喝过量的咖啡，用金鸡纳和鸦片治疗自己经常出现的黏膜炎。曾经的军医很懂得如何下猛药，不仅给别人，也给自己开烈性的方子。1784年冬天，他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治疗方法可能有些过头，担心他的方子可能已给自己“造成了一辈子的损害”（致威廉·封·沃尔措根，1784年新年）。[4]

当时的他对待自己的身体根本不计后果，可现在却谨慎得如同一名身处敌境的士兵，关注着身体的每一个信号。他还不想败给身体，想要从身体上赢得尽可能多的东西。在那封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的著名信件中，席勒总结了他的人生，写道：“我恐怕没有时间在自己体内完成一场宏大而普遍的思想革命，但我会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当整座大厦最终倒塌时，我或许已经从大火中抢救出了值得保存的东西。”

“值得保存的东西”？对席勒而言，这首先就是艺术，就是美。但他知道：“就连美也必须死亡！它征服人与诸神，/却无法打动冥府宙斯铁一般的胸膛。”[5]

在濒死时分，席勒决定将他剩下的时间献给美、献给艺术、献给这短暂的永恒。他想要从现在开始不离那个身处艺术之中的神半步。他在死亡的领域起誓要将有限的生命化作文字，这便是美的宗教：“成为爱人口中的一首挽歌也无限美好，/因为平庸之物只会无声息地坠落阴曹。”[6]不，他不愿意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

他决定要投身艺术，但在此之前，他还要先开始详细地研读康德。投身艺术与研究康德，这两个决定又是如何关联到一起的？

席勒读康德，当然也是因为人既然在耶拿，莱因霍尔德又在这里建立了康德的教会，就肯定得读康德的三大批判，才能理解他所引发的“思维方式的革命”（门德尔松语）。但1791年2月，在两次重病期间阅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让他产生了对康德的特殊兴趣，个中缘由也在他要投身艺术的决定里。他希望能在自己和读者面前用哲学说清楚，为什么艺术值得成为也应当成为首要之事。他要在哲学的严格考试中测试他投身艺术的决心。

席勒知道，康德重新构建了精神性的与实践性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关联，也重新定义了理解世界的活动空间。他在康德那里寻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在写作时，究竟是在做什么？我所感受到的美、优雅和崇高，究竟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感受能促使我花费生命的能量使其产生？

席勒不需要康德来做出投身艺术的决定，但他需要康德来更好地理解自己对艺术的热情。

为了艺术的利益，席勒要通读康德哲学。当他于1791年2月开始时，曾写信给科尔纳：“你大概猜不到我现在读的与学的是什么？不是什么差劲货，而是康德。我自己买了一本他的《判断力批判》，书中清晰而又智慧的内容让我一读就停不下来。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渴望，就是一点点深入研究他的哲学。”（1791年3月3日）席勒以为他很快就能读完。因为已经有艺术计划在催他，《华伦斯坦》的戏剧在他脑海中有了最初的形状，他还有若干续写《招魂唤鬼者》的想法，而《大钟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7]的第一份提纲也已完成。尽管有各种文学项目，席勒却依然被康德牢牢攫住。先是《判断力批判》，然后是《纯粹理性批判》——席勒起初怀着敬畏之心看着这部巨作如同一座大山似的在自己眼前升起——从对二者的研读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活力，几乎占用了席勒所有的工作时间。一年之后的1792年1月1日，席勒写信给科尔纳：“我现在怀着很大的热情钻研康德哲学，要是能和你在晚上闲聊些相关的内容，我倒是愿意放弃很多东西。我不会收回我的决心，在把它搞明白之前绝不放弃，即便要花上三年的时间。另外，我已经在其中有了很多收获，并把它们转变成了我个人的财富。”

席勒在接近康德时清楚地意识到，康德之于哲学，正如法国大革命之于政治：二者都是18世纪末的伟大转折点。

自打康德登场以来，西方思想便不再与先前一样；康德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骄傲地说：“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8]的最初观点是一样的，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体围绕观测者旋转时，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已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于是他试着让观测者自己旋转，反倒让星体停留在静止之中，看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9]

康德用老式形而上学的风格开启了他的研究：他追问思想的前提，也就是追问思想在一切经验（有“形”之物）之前被给定的确定性，因此依照传统可以奠基一种“形”而上学。康德找到了一切经验之前的确定性，即先验确定性；但他揭示出，这些确定性只适用于经验——它们不能构建一种形而上学。这如同一声惊雷：“先验”（a-priori）被从天上取下，而形而上学的教堂必须坍塌。

这让席勒觉得熟悉。他很懂得这样天塌下来的情景，毕竟他曾就自己那种空想形而上学式的爱之哲学说过：“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进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10]然而康德的攻击不是物质的，而是先验的。这里使形而上学祛魅的不是生理或身体性的因素，而是对认识行为之结构的反思。这里所关涉的是限制以及可能性的条件。既施加束缚又给予可能的先验性从被认识的真实中剥夺了一些其所谓的客观性，转而将之给了主体这一边。归根结底，客观性只可能对主体而言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主体的客体不合逻辑。这一思想让席勒茅塞顿开。因此他才在1793年2月18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将康德的原则称为一个凡人所能说出的最伟大的话语之一：“自然处于知性法则之下。”运用到物质主义的问题上，这句话就意味着：威胁要摧毁精神之创造的物质主义，其本身也是精神的建构，但精神在建构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从先验的角度看，物质主义实际上就是自我遗忘之理性的教条主义。在试图将创造力与自由推入人之中心的尝试中，席勒正是从康德那里借来了优秀的理论良知。无论是物质主义的“物质”，还是笼罩着物质的天空（过时的形而上学曾将其世界一直建入天际）——一切都在主体之中。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祛魅。但与此同时，外在的秘密却越来越神秘，因为那既创造世界又隐藏世界的“先验”机制得以被揭示，而我们正是依赖这一机制才能厘清现实世界。而且这儿还有什么没被康德发现的：既有作为直观形式的空间与时间，我们别无他法，只能以此把握现实，因此无从知晓是否真有“自在”的空间和时间；同样如此的还有因果性，这是我们知性的一种样式，我们在其帮助下才能整理经验素材。但是否存在“自在”的因果性，我们不知道，也完全无法知道。空间、时间、因果性，这是我们感受与认知的最重要的先验条件。说它们在经验“之前”，是因为只有它们才使得经验成为可能；它们并非处于经验的彼岸，或是在某个臆测的、形而上学的“无处”。康德的“先验”（das Transzendentale）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超验”（das Transzendente）的反义词，因为先验分析恰恰证实了我们无法获得任何有关超验的知识。没有从先验通往超验的道路。康德证明了因果律不过是我们知性的原则，所以无法提供任何关于“自在”之真实的知识；而随之轰然崩塌的，还有数百年来对上帝存在之理性证明所构建起的环环相扣的华丽论据链，这一证明本希望将万物附着在因果律的主线，并证明上帝乃是最初的根因。但康德通过证明此种形而上学的范畴谬误而将其摧毁，并以此为现代认识论洗礼。现代认识论清除了那种以为认识主体仅仅是接受者的误解，因为康德证明了“认识”始终也意味着“产出”。

当然，这种认识论也承认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的自然。但正因如此，我们无法认识自然。倘若我们确实“认识”了自然，也只是由于我们的知性为其订立了法则，我们却以为自己是从自然中“读出”了这些法则。

这种认识论一定在席勒那里找到了一块富饶的土地，因为它对席勒而言既非完全陌生，也不是崭新的。在他早期的哲学尝试中，符号理论就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当他试图理解康德的认识论转折时，就可以联系到自己在第三篇毕业论文及《哲学通信》中所阐发的符号理论。这一理论不认为在符号与被符号描述之物中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共同点，而只是有一种传统的联结；它因此将人类限定在其符号世界里，正如康德的认识主体被禁闭在其先验前提的世界之中。但符号理论依旧允许现实闯入符号世界。可席勒却在康德那里学到，要是将认识主体自身的力量藏得更深，这一种闯入就不再可能。自然，一种缺乏精神的物质主义之幻象依旧可能将他压倒，但他可以告诉自己，这种物质主义不能算作现实之物的闯入，而只不过是精神的建构。就连那种可能是毁灭性的物质主义也不是毫无遮掩（sans phrase）的现实，而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阐释。席勒感到被康德引向了安全地带。甚至在主体自觉无力之处，主体的创造力也依然在发挥作用。并不存在剥夺精神权力的物质主义“真理”，因为物质主义本身只是精神的一种构想。的确有真实，世界并不是一场幻梦；但我们所遇见的每一种真实，正因为被我们遇见，才只是被阐释过的真实。即便物质主义会在暗中侵蚀理想主义，但它始终只是精神的造物；只要精神任人戳破其幻想，就会忘记，正是它自己造就了让它失落的物质主义阐释。物质主义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精神的产物。假以时日，席勒会在《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11]中写道：“真理并不像现实或事物的感性存在那样，能够从外界接受，它是思维自主和自由地创造出来的。”[12]这对于物质主义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机械）必然性之设想也同样成立。它始终是自由精神的造物。精神自由地将作为其建构产物的不自由置于外在真实的领域，又将这种不自由投射到自身之中，因此可以说：必然性不过是自由的一项功能，甚至是自由的一种虚构。在上文已引用过的席勒于1793年2月18日给科尔纳的那封信中，席勒曾略显激动地谈起他的康德体验中最关键的一点，而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想法：“的确，还没有一个凡人说出的话能比康德说出的那句话更伟大，这句话同时也概括了他的全部哲学的内容，他说：由你自己规定自己吧。这句话在理论哲学中就是：自然受制于知性的规则。”[13]

最后那句话标志着先验认识论的原则；从现在起，先验认识论也将对席勒具有规范性。而第一句话——“由你自己规定自己吧”——说的则是人之创造力的方面，这是这一切的基础。康德没有满足于认识论理论家的角色，而是在最高的意义上成为研究具有创造力之自由的哲学家，因此才让席勒对他视之甚高。

的确，康德所做的，远不止分析乃至监管知性有规律的工作。而他多做的那部分，对当时的世人，包括席勒在内都产生了解放性的影响。

康德像打造一台洛可可风格的八音盒一样，建构了我们的感知与认识能力；其中包括四种不同的判断，每一种都固定上了三个范畴的夹臂。例如与质的判断相联结的是“实在性、否定性与限定性”这三个范畴，以此类推。康德甚至想为他的八音盒装上更精密的齿轮，至少他威胁如此，声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完全描绘出纯粹知性的家族树”。[14]但这整个装置绝不可能是棵“树”；为了要使之能够工作、能先研磨营养物质再将其重组，它须有鲜活的能量。确定这一能量是康德哲学的核心质疑。他将之称为——这个名词会让今天每一个只把康德看作知性机械主义者的人大吃一惊——“具有创造力的想象力”。“想象力，”康德写道，“是知觉本身的一个必要的成分，这一点倒还没有一个心理学家想到过。”[15]

因此，将想象力扶上王座并不只是“狂飙突进”或后来的浪漫派的功劳。康德本人就确保了想象力登基。如果考虑到康德在公众中的名望，或许可以说，他才是最有影响力的造王者。至少对席勒而言，康德所带来的想象力地位的提升，乃是哲学可以给文学的最美好的礼物。

这种在感知与认识等接受性的活动中依旧作为基础的创造力原则，被康德称为“想象力”。他还给这个词发明了更加艰深的概念，毫不在意语词堆积似的将之称为“先验统觉”（transzendentale Synthesis der Apperzeption）[16]，或者简单地叫作“纯粹自我意识”（reines Selbstbewusstsein），并认为“统觉的综合的统一就是我们必须把一切知性运用甚至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点。”[17]而席勒则将这个“最高点”称为“自我规定”（Selbstbestimmung）。

当席勒将康德那句“由你自己规定自己”的格言评价为其最重要的思想时，他就以此表明自己的确已进入康德哲学的核心，即“人类自由”这一神秘之物。康德接近它时所采用的方式，与他的认识论一样产生了划时代的效果。这是一条九曲十八弯的道路，最终将会通向那人人谈之色变的“物自体”（Ding an sich）。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未被我们把握的自然称为“物自体”。所谓“物自体”就是那不可知之物，但吊诡的是，这种不可知之物乃是我们在尝试了解它时所创造的。一切事物，我们都只能理解其为了我们所显现的样子。这种“为了我们”会留下一片阴影：也就是那不可设想却作为空洞的念头到处游荡的“自在”，因为当我设想“自在”时，“自在”就已经变成“为了我”的样子。伴随着“物自体”，一个全新的超验世界出现在视野之中；不是传统的彼岸，而是一切表象永不可见的背面。康德极为淡然地表示，认识论上的“物自体”外在于我们，然后就此打住。但他却用一个大胆得史无前例却又符合逻辑的转折，将这一“背面”又放回我们心中。

因为我们只要想了解自己，我们自己就会成为自己的表象；但我们虽是意识，却也是独立于意识的存在。因此对我们而言，我们自己就是那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于是先前那个崇高的超验世界就这样转变成我们存在的那一小块盲点，成为每个经历过的瞬间的黑暗。这一解读有着戏剧性的后果。因为当我们理解自我时，只能发现因果律，就和外面的现实世界一样。从外头看，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自由，而只有因果律和决定论。但在体内，我们却能够感受自由。我们所经历的自我已经足够不确定，足以让我们自行决定我们的行为。事后从外部看来（人要从“外部”观察作为个人的自己，也只能是在“事后”），我们又必须宣布不存在自由。这就像一个旋转舞台：从里看是自由，从外看是必然。在行动的那个瞬间，必然存在的宇宙破裂了。康德用一个相当庸俗的例子阐释了他的观点：“如果我现在（例如说）完全自由地、不受自然的必然规定影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么在这个事件中，连同其无限的自然后果一起，就会绝对地开始一个新的序列。”[18]事后，在我站起来以后，一切都能得到解释；必然性出现在体验的自由之处。必然性始终在自由的事件过去之后才可见。在行动的那个瞬间，我感受不到任何将我完全包围的强制，因为行动与具有多重选项其实是一回事。有意识的行动始终处于开放性之中，它将我置于选择之前，把我交给我其实偶尔也想摆脱的自由。

“必然性”“因果律”——它们都是我们设想着的知性之范畴，也就是显现出的、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之范畴。而只要我观察自己、反思自己的行动，我对自己而言便同样也只是表象。但同时我又在自由中体验到自己。人活在两个世界中。他一方面——用康德的话说——是个“现相”（Phainomenon），是感性世界的一种元素，只根据感性世界的法则而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本体”（Noumenon）[19]，是一种“物自体”——某种具有生命力之物，从不能被充分地客观化，因为它同时也是每一次客观化的主体。在尝试理解自身之时，总有一个盲点。它是最具活力也最神秘莫测之物。它就是内在的“物自体”，就是自由的瞬间。

席勒意识到，康德哲学的重心就在这里。康德自己也在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一点，坦言恰恰是自由问题——“人是自由的，但反过来：不存在自由，一切都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必然性”——把他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叫醒，促使他开始对理性的批判。[20]

席勒在80年代末就已经研读过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除此之外，他是从《判断力批判》开始读康德的。也就是说，他从三大批判的最后一部著作着手，因为他希望了解康德对于艺术与美有何高见。他毫不例外地被深深吸引进了康德三大批判的整个宇宙，但依然坚定地追寻着审美的踪迹。从《判断力批判》中，他能为他的美学兴趣赢得些什么？

如果说知性在自然中到处都发现了必然性与因果律，也就是只有“盲目的”动力因而无有意识的目的因，如果说知性在自然中发现不了目标与目的或是目的论的原则，又如果说另一方面的实践理性在自由行动中发现，这样的目标与目的恰是人所应为与人所欲为之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有将我们分割进两个平行宇宙的危险。因此康德才试图在“判断力”中找到那种中庸的现实观，也就是这样看待自然：“仿佛”有个目的论原则在其中发挥作用，“仿佛”自然也被目的因所决定，“仿佛”在自然中有个目标，而它正向着目标发展，从萌芽到开花再到结果，从自然的基础到完全展开的形象。这适用于有机物：如果只从机械因果律的意义上去领会它，对它的理解就会始终不尽如人意。只有当我们为自然添上一种“仿佛的目的论”（Teleologie als ob），才有心满意足之感，觉得好歹能够符合自然的“内在本性”。为何会有这种满足感？因为知性与想象力在此结合，而内在生命的活跃为我们做好了铺垫，去面对归根结底无法看透的外在生活。正是想象力将内在的生动借给了外在的生活。

然而，如果想象力从为认识论的服务中脱身，开始其自由的游戏，那么便会产生“美”的感受。什么是“美”？康德的回答：美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所允许我们获得的东西。但这种游戏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的？康德说，它是自由的，因为它不是由某种欲念所驱使，而是“无意图的”；它是自由的，因为它不受制于道德律令；最后，这种游戏之所以是自由的，还因为它并不以认识的增长为目标；想象力被驱动着开始游戏，在其中享受它自身解脱了束缚的力量。这便是康德的观点。

但在席勒看来，康德走得还不够远。他认为康德在艺术享受，也就是在接受者那里就停步不前，并没有深入美的对象即艺术作品。对席勒而言，康德尚未发展出客观美的概念。

在开读康德几周之后，席勒带着胜利者的语气给科尔纳写信说，他现在已在哲学上发现了从主观美到客观美的道路。“关于‘美’的本质，我已经弄明白了很多，相信可以用我的理论把你争取过来。‘美’的客观概念自然也足以成为审美（Geschmack）的客观基础，康德曾为此绝望，但我坚信已经找到。我会整理一下我的想法，编成一部对话，就叫《卡里亚斯，或论美》（Kallias，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在下个复活节出版。”（1792年12月21日）

席勒并没有真的去写这部计划好的“对话”，但在1793年1月25日到2月28日之间，他给科尔纳写了一系列书信，在其中阐发了他的想法，并按照最初所构想的《卡里亚斯》对话的顺序将之整理好。

席勒问，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对象足以成为“美”的经验？对象必须具有什么特质，才能产生“美”的效果？席勒在这里所暗示、之后又详细说明的答案，乃是：美是“现象中的自由”。

自由只属于人类而不在自然之中。但自然里却有某种“类自由”（Freiheitsähnlichkeit），当它触动我们的时候，就被感知为“美”。“自我规定”的伟大理念从某些自然现象中反射到我们身上，而我们则将这些现象称为“美”[21]。

这样就有了自然美。席勒举了一匹按照自己天性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的纯血骏马作为例子；而其反面则是拉车的驽马，负重、工作和强迫已经刻进了它的身体。这是两种自然物的差异，席勒写道，“其中之一是完全的形式，表现出生命力对质料的完全统治，而另一种却要受它的质料的奴役”。[22]哪种生物能够发挥其自然天性，没有扭曲、不受压抑、未曾走样，哪种生物能自发地在它具有生命力的形式之兴盛中实现自我发展——这就是“类自由”，因此也就是自然中的美。嫩芽开出花朵，就是一种自我规定；其内在天性的发展、将自身定型，虽不是美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那被强迫的、被阻挠的、被压抑的，席勒说，绝不可能成为美的。有机形式正因为其中的“类自由”才能被感知为美。而在艺术对象中，即用没有生命的材料所创造的对象中，我们更加期待这种“类自由”。“一个器皿，”席勒写道，“倘若它不违背它的概念，看起来又像其本性的自由在游戏似的，它就是美的。一件器皿上的把手仅仅因为它有用才加上去的，因而它是因为一个概念而存在的；不过，倘若这件器皿应当是美的，这个把手就必须无拘无束地、自由自在地从器皿中凸显出来，以至人们忘记了它的规定性。但是，如若这个把手以直角弯曲、宽大的腹部突然紧缩成狭窄的颈部，或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种方向的突变就摧毁了所有自觉自愿的外表，现象的自律也随之消失。”[23]

形式与质料的游戏决定了自然之美。如果形式能不受阻挠地清晰显露自身，而质料也不碍眼，我们就能感受到美。但如果质料太过沉重而成了畸形，导致形式在其中迷失，如果表达的姿势与运用被阻碍、走了样，只能扭曲地表现自己，我们就会带着不悦乃至厌恶回应。沉重的质料不能让人觉得它遭到“强迫”，而是必须自发地、“自愿地”（freiwillig）服从于形式意志，至少看起来应当是这样。

当然，这种“自愿性”用在非人类的自然上时只是一种类比，但它却为“美”的判断提供了视角，对人与物之间美的互动具有规范性。席勒以“衣着”为例做了形象的说明。“人什么时候会说这个人穿得美？在这样的时候：衣服的自由没有由于身体受到损害，同时身体的自由也没有由于衣服而受到损害。”[24]如果衣物太紧，就会凸显身体而有损于衣物；反之，如果衣物太宽松，就会凸显衣物而有损于身体，并将人降格为纯粹的衣架。席勒有足够的胆量，居然用这个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例子来展示他的审美社会化模型：“在这个完全不同于最完美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的审美世界中，就连穿在身上的外套也要求尊重它的自由，它像一个害羞的仆人一样，要求我不要让任何人觉察出它在为我服务。不过，为此它也要做出回报，答应我可以适度地使用它的自由，以便我的自由也不至于受到损害。如果双方都遵守了诺言，全世界都会说，我穿得很美。”[25]

席勒的基本观点是：美同物质——事物、材料、理念、语言——进行着游戏，让它们各自的本意与本来价值得以表达，使它们保持自由却又服从一个整体。在“审美世界”中，席勒写道，每一种元素都有“同等的权利”，为了整体的利益不能“受到强制”，而是必须与一切“保持一致”。审美世界是构建这世界的一切元素间充满张力的共识。“现象中的自由”意味着如此呈现组合在一起的元素，使它们的自由或“类自由”得以显露出来。审美之作是一种天才的尝试，它赋予自由精神以感染力，并让其传播到整个现象世界甚至包括无生命的自然中。世界的美学关联也同时建立了万物的众议院。

这些想法会对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产生后果：艺术家不能听凭他的理念统治质料——“矫饰”（Manier）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家把自己看得太重，想要凸显自身，极力追求独创性，要在艺术的名利场站稳脚跟。但艺术家只有在把他的意图与质料的本意结合到一起，让某种不会混淆的独特之物从中产生时，才能拥有“风格”（Stil）：它既不能被约略为艺术家，也不能被缩减成质料，而是从此二者的结合中诞生的第三种东西。艺术家必须这样创作，让他的理想看上去像源自质料本身一样。例如，剧作家必须尊重笔下角色的个性，不能按他的意图随意改变角色。舞台上的情节不能生搬硬造，而必须发展出其自身的活力。确实，是艺术家塑造了这一切；但属于“美”之概念的还有这样一种表象，即仿佛是被塑造之物本身迫不及待地要展现自己。情况就和米开朗琪罗[26]曾暗示过的一样：他说，是雕像把自己藏在石块中，人只需要将多余的石料敲掉，让形象展露出来便是。艺术家不过是那迫切想要进入现象世界之物的助产士。席勒甚至将这一思想运用到哲学上：“有一种教学方式，是由已知达到未知，这种教学方式是好的；如果教学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也就是同样的真理是通过提问从听众的头脑和心灵中产生出来的，它就是美的。第一种方式，听众的信服是从知性那里索取来的；第二种方式，听众的信服是从知性那里诱导出来的。”[27]

所有那些不是强加给存在或从存在处强求来的，而是“诱导”出来的意义，审美世界就是它们全体的代名词，它也因此才会如此诱人。整个世界将开始歌唱，只要人们说出那个神奇的语词。[28]

自由在审美世界中欢庆着它的节日。一切都出现了，回归自身，展示自己本来的样子，加入一场游戏，在其中每个玩家都被鼓励玩出他力所能及的最佳状态。这场游戏不必很和谐，完全可以以悲剧收场，但它却是富有生命力的万物在其鼎盛状态下的合奏。生活就是如此：形象丰富，危险却美丽。当万物与众人都回归自身，在其可能性与生命力最完善的姿态下上演一出生命的戏剧，当精神在活着的一切甚至是最底层的、缄默的、石化的自然中显露自身——这就是席勒的理想主义。在那里也能找到美，只要人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当人在塑造自己生命的力量中体验过美以后，就会发现美无处不在。

在美的共和国里，“任何一种自然之物都是自由公民，它与最高贵者拥有同等的权利；而且即使是为了整体的利益它也不可以受到强制，而只能是必须与一切保持一致”。[29]当席勒写下这几句高昂的话时，法国大革命正强烈地吸引着他的关注，比他所愿意的要更多。

1792年8月26日，巴黎的国民公会在一场盛大的庆典中将“法兰西公民”的头衔授予席勒。这让席勒倍感喜悦，但他却没能收到官方文件，因为公函是寄给“德国政论家谢勒先生”[30]的。法国人的无知用半吊子的德语音标给他起了这个新名字，但人们在德国可找不到一位叫“谢勒”的作家，更不知道该把证书寄给谁。因此证书就在斯特拉斯堡静静躺了几年，直到1798年3月1日才转交到席勒手中。证书上有丹东等人的签名，可他们都早已上了断头台。歌德的贺词值得人深思：“关于从死者的国度给您送来的荣誉公民证书，我只能祝贺您收到它时尚在人世。”（致席勒，1798年3月3日）

当席勒在1792年秋听说自己被授予荣誉公民后，至少还很严肃地当回事，想要插手法国大革命中令他义愤填膺的事件。这其中就包括“九月大屠杀”[31]，接近2000人惨死于巴黎暴民之手。在死者中有不少教士，他们被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拒绝向新国家宣誓效忠。此外还有发生在群情激奋的外省中数不尽的暴行。四处弥漫着恐惧，而恐慌则引发了过激反应。这个秋天发生的一切，在德国报纸上被描述得比可能的情况还要更加血腥。一年之后，当席勒在给奥古斯腾堡公爵的信中写下那著名的几句话时，眼前浮现的就是当年的情景：“人是用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画像的——可是在现时代的镜子中呈现的是我们怎样的一幅景象？……在下层阶级中，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因此国家并非压迫着自由的人，而只是将野兽拴在有益健康的铁链上。”（1793年7月13日）[32]

九月惨案就发生在普奥领头发起针对革命法兰西的第一次反法联盟的那个动荡年代。反法联盟在最初几场战役中的胜利，引发了法国普遍的歇斯底里，而九月惨案也打上了这种极端情绪的烙印。在这一系列引起席勒厌恶的事件之后，新选出的国民公会决定废除君主制，而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则于1792年10月开始。国民公会为了“公共安全”（salut public）放弃了法制思想，否定了只有当法庭3/4多数同意才能判处死刑的现行法律，宣布简单多数就足够了。当法国军队在初期的失败后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向着莱茵河边境挺进时——歌德曾亲历的瓦尔密炮战在9月末带来了战争的转折点——国民公会正在审判国王，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就在这个历史性的瞬间，席勒认为该自己出手了。他在1792年12月21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几乎无法抵挡那种诱惑，想要插手关于国王的争辩……要是有个德国作家自由而雄辩地宣告自己关于这场争论的立场，或许能给这些随波逐流的脑子留下点印象……一个公开为国王辩护的作家，在这件事上大概比别人能多说几句重要的实话……你或许会建议我沉默，但我相信，人在这些场合不能冷漠地袖手旁观。倘若每个思想自由的头脑都沉默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向着自我完善迈出一步。有些时候人就得公开发声。”

席勒甚至准备亲自前往法国，在那里公开发表他的意见。他很严肃地权衡着利弊，尽管出于健康原因，他本不该强加给自己这样一次长途旅行。然而，席勒对巴黎所发生的一切出离愤怒，以至于把其他所有顾虑都抛在了脑后。他向科尔纳打听有没有法语翻译，又向到过巴黎的熟人询问旅行路线与住处。他是认真的。

他要向法兰西民族说些什么？他计划撰写的檄文并没有保存下草稿，我们只能全凭揣测。席勒是个共和主义者，他的剧作便是明证。但他却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也就是说：实行统治应通过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的法律，而非个人的独断专行。这种法治在一个立宪君主政体中也是可行的，他或许会为这一派辩护而反对披着民主外衣的专横与暴民统治。席勒虽对国王无甚好感，但在他看来，国民公会针对国王的行动正是多数之暴政的恶性案例。因此，席勒虽可能在他的檄文中为自由发声，却要求将自由严格地束缚在权利与法律之上。

当席勒还在写他的檄文和关于“美的共和国”的书信时，路易十六在巴黎被判处了死刑。他在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而在此之前，德国也发生了一次革命的间奏，这必然会引起席勒的关注。1792年10月21日，法国的革命军队占领了美因茨，驱逐了美因茨选帝侯；这对席勒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美因茨的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曾给过他在美因茨挂个闲职的希望。选帝侯遭驱逐暂时毁了与之相关的一切愿景。

在这个秋天，美因茨不但经历了占领，更经历了一场革命。在法国的支持下，“自由与平等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der Freiheit und Gleichheit）成功推翻了政府，成立了历时半年的共和国，并开始以法国为榜样重塑社会，直到反法同盟于1793年7月23日重新夺回这座城市。这次革命尝试的首领是格奥尔格·福斯特。

在此之前，福斯特作为散文家、自然研究者、环球旅行家和启蒙主义者，一直受到席勒的崇敬。1765年，11岁的福斯特陪着父亲前往俄罗斯，随后在英国生活了几年，17岁便得以参加库克船长前往南太平洋的远洋科考之旅。格奥尔格·福斯特现在几乎成了传奇。他和朋友利希腾贝格[33]共同编辑出版了《哥廷根科学与文学杂志》（Göttingisches Magazin der Wissenschaft und Literatur），在其中发表了关于不同主题的论文——自然、艺术、宗教、国家政治，都被广为传阅。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坚持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理念，他写道，只有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才有效力。歌德很欣赏他，但与歌德正相反，福斯特是从自然科学进入政治，而歌德则是从政治退回自然科学。随着革命的法国军队逼近美因茨，福斯特觉得已经到了在实践中检验他关于人之权利、农民解放和共和政体等理念的时候了。他坚持一种雅各宾式的极端启蒙的纲领，不会自视甚高，更不排斥实际任务，例如着手重组市政管理与学校，以及组织一支市民武装——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给了他鼓舞。“后世不会忘记，”他在1793年新年对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致辞中宣告，“是我们的弟兄第一次推倒了一个野蛮世纪里的暴政的纪念碑，第一次让我们深受屈辱的人民习惯于把头颅高高昂起，感受到自己是获得自由之人。”[34]利希腾贝格虽然在原则上也是大革命的追随者，但他却警告自己的朋友福斯特，不要过于信任法国人的占领政策。之后，当他的怀疑得到证实时，利希腾贝格讽刺地写道：“法国人在他们收养的国家中承诺兄弟之爱；到头来，他们只把自己限定在姐妹之爱。”[35]

席勒也同样不认为美因茨的革命企图有任何机会。他在1792年12月21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对美因茨人完全没有兴趣，因为他们的所有举动证明的更多是那种想要凸显自身的可笑嗜好，而不是健康的原则。”福斯特参与其中，让席勒感到失望，并开始怀疑其政治判断力。他在同一封信中接着写道：“福斯特的举动肯定会为每一个人所不齿；可以想见，他最后肯定是带着耻辱与后悔从此事中抽身离去。”

此时的席勒仍不知道，他的朋友胡博在这件事情中陷得有多深。1793年2月26日，他才从科尔纳那里得知，胡博在美因茨有一份萨克森教会使团秘书的职务，同时与当地的雅各宾派保持联系。他大约正是因此才放弃了工作，决心要作为自由作家大展一番拳脚。他和格奥尔格·福斯特的夫人特蕾莎有一段私情，却对科尔纳的妻姐、和他订婚多年的朵拉·施托克只字未提。人们私拆了特蕾莎给胡博的信，科尔纳听到消息，这才知道特蕾莎已怀上了胡博的骨肉。格奥尔格·福斯特也被蒙在鼓里，当他了解到这段私情后是如此绝望，让人在3月把他任命成代表派往巴黎，在国民公会上要求将美因茨共和国并入革命的法国。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不久之后反法联盟就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福斯特亲历了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的恐怖统治，他的幻想破灭，流亡巴黎，于1794年1月去世。

未婚夫的不忠给了朵拉·施托克沉重的打击，她觉得自己最好的年华因为胡博而被白白浪费了。科尔纳在1793年2月26日的信中把一切都告诉了席勒，同时向朋友暗示，他自己因为和胡博的关系而在政治上遭人怀疑。胡博两面三刀的做法叫席勒出离愤怒，他站在心灰意冷的朵拉这一边，相信那些将特蕾莎抹黑成“泼妇”和“红颜祸水”的中伤，把胡博看成女人阴谋的软弱牺牲品。“福斯特那个女人什么也没有，胡博自己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她还想着让胡博养她和她那几个孩子。我可实在搞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做什么。”（致科尔纳，1793年2月28日）

早在几个月前，席勒就批判了一心想要解除和朵拉·施托克婚约的胡博。“胡博的一举一动，”他在1792年9月21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就像我们预料的一样毫无性格、毫无大丈夫气……他始终是那副样子，一个只会动脑的白面小生，一个好脾气的自私鬼。”

在二人互相淡出对方的视野之后，早年间那种热烈的友情几乎已荡然无存。来自美因茨的新消息让席勒更坚定了他的怀疑，因为他也觉得自己被当年的好友从背后捅了一刀。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朵拉可以和他一样用这个念头安慰自己：把一个人设想得比实际更好，毕竟是件值得尊敬的事。“从现在开始，我想，你们可以把他完全忽略、彻底遗忘。要是有必要复仇，我觉得福斯特那个女人就会让他吃足够的苦头。”（1793年3月22日）席勒写下这封给科尔纳的信前不久，刚见到了来耶拿逗留几天的胡博。他看到的是一个失了神的紧张而不安的人，当胡博离开时，他长出了一口气。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几年，他们之间还有几封零散的通信。因为担心政治迫害，胡博与特蕾莎迁往瑞士。席勒则忘记了这位昔日的朋友，直到1804年末听到他的死讯。席勒虽感震惊，却也不觉得自己有错；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胡博的死会让你们和我一样震惊，我现在还不愿意去想这件事。谁能料到是他最先离开了我们！虽然我们和他断了联系，可他毕竟曾为我们活着，在那太过美好的时代与我们紧密相连，叫我们永远无法冷漠地对待他。我很确定，你们现在也会更温和地对待他曾犯下的过错；他一定有深刻的体会并努力地为之赎罪。”（1805年1月20日）

席勒对胡博的愤慨远超个人原因。在他看来，胡博的例子证明了眼下的革命并不能吸引内心自由的人们，而只能吸引歌德所谓的“被煽动者”[36]：那些受人指使、被人驱赶之徒，性格不够坚定，无法厘清生命的秩序。

坚强的性格、决心和正直——这不仅是席勒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他对每一个要赢得他赏识的人的要求。他甚至可以用伤人的严肃将这些要求付诸实施。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席勒开启了针对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毕尔格的文学论战。他指责这位流行叙事诗人的不是什么小问题，恰恰是其软弱的性格。在他发表于1791年初的文章《论毕尔格的诗》（Über Bürgers Gedichte）中，席勒写道，毕尔格在“流行”面前牺牲了“更高的美”，这不仅是艺术上的弱点，更是性格上的软弱，是对诗人道德的违背。“作家能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的个体性的呈现，因此这个个体性必须是值得向诗人以及后代展示的。作家在他可以感动杰出人士之前，他首要和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可能使他的这个个体性变得高尚典雅，将它提升到最纯粹、最壮丽的人生高度。”[37]毕尔格被这段批评伤得很深，尤其是因为他自己很崇敬作为诗人的席勒。他于1794年去世，而席勒的评论毁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胡博也同样难以接受朋友决绝的断交。

自从第一次大病以后，席勒身上的这种严肃性有了明显的增强。身处咫尺之遥的死亡的阴影下，席勒意识到，一段脆弱的生命若要保留它的尊严，就必须以坚定的决心使之变得高尚。在死亡面前，生命的时光是那样珍贵，绝不能就这样让它在指尖溜走。席勒尤其将诗人——胡博也想成为其中之一——置于自我完善的义务之下。因此，让他恼怒的不单单是胡博软弱的性格，更是他不顾这些弱点也要彰显自己是个诗人这件事。他曾在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说胡博不过是个“空谈家”（1792年11月17日）。这是毁灭性的判决，下判决的人现在对待艺术的游戏是如此严肃，以至于认为必须从艺术的圣殿中赶走每一个配不上的人。

席勒曾相当生硬地将作为艺术创作之道德的“高尚化”（Veredelung）用到毕尔格和胡博身上。但当他在《卡里亚斯》书信集中将“美”定义成“现象中的自由”（Freiheit in der Erscheinung）时，“高尚化”还没有升格成专门的主题。这要等到席勒创作完《卡里亚斯》书信后，在1793年写作《论秀美与尊严》（Über Anmut und Würde）这篇伟大论文时才会实现。

虽然席勒知道，他通过“美是现象中的自然”这一定义构建了美感的客观标准，并因此超越了康德，他也知道自己将“美”的概念从人的领域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即“类自由”的领域，但纯粹作为人之作品的特有的“高尚化”还没有得到充分阐释，而他现在就要让“高尚化”的概念能为人所理解。在“秀美”（Anmut）与“尊严”（Würde）这两种形式中，“高尚化”得以可能。

“秀美就是形体在自由影响下的美。”[38]形体美源于自然，例如身体的形态，因此席勒也将之称为“结构美”。这个概念所指的不是别的，就是物的构造和形态。可在这其中也包括了肉体性，也就是我们身上的自然，它并不是我们意图、决断和理性的产物。“秀美”不只是这种“自然”的美，但它也不仅仅是理性与自由的表达。它不是统治自然的产物，而是自然与自由的合作——这是全篇的核心观点。人类的精神促使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共同参与精神意图的实现；当自然精神化时，精神也反过来自然化了。通过这种方式，或许就能克服那种在道德中感受得到的身体与精神、自然与自由间的二元论。这里便是席勒寻求与康德论辩的第二战场。

在康德那里，道德命题中的这种二元论显得尤为突兀。对他而言，自由的道德行动是从自然那里强制得来的。根据康德的观点，绝对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所表达的不是我们天然“欲求”的，而很有可能与我们所“欲求”（Wollen）的相反，是我们所“应当”（sollen）的。道德理性在自然中就像身处敌境。它必须强制。这种道德的“自由对自然的影响”正因为其强制性而不可能是“秀美”的。这样一来，如此理解下的道德自由就完全失掉了美。

席勒的目标很有雄心：正如他曾想要将康德关于“美”的概念客观化一样，他现在就要把康德关于道德的概念从其僵化的二元论中解放出来，在“秀美”的图景中为人类赢得一幅完整的画像。在他看来，“秀美”是欲求与自由、自然与（道德）理性之间和解的标志。如果成功实现了这种和解——席勒认为和解的确可以实现——人就会成为“美的灵魂”（schöne Seele）。席勒是这样定义“美的灵魂”的：“假使人的所有感觉的道德感最终都得到充分的保证，以至它可以毫无顾忌地让内心冲动指引意志，而又绝不会有内心冲动的决定违背意志的危险，这种道德感就被称为美的灵魂……它轻松愉快地履行人类最痛苦的义务，仿佛仅仅是由它而来的本能在行动，它让自然冲动做出最壮烈的牺牲，但让人觉得这种牺牲像是自然冲动自愿的结果。”[39]

在一大段表示敬意的话语的包裹下，席勒还是说出了他对康德的批判：“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义务的理念表现出一种严酷无情，它吓跑了所有的妩媚女神，而且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诱使软弱的知性在黑暗的和修道士的禁欲道路上去寻找道德的完美。”[40]

席勒对康德的构想做了根本性的改动。在康德那里，“应当”就是自由的代名词。不是经验，而是他的哲学体系迫使他得出“应当”与“自由”等同且二者均与“欲求”相反的结论。先是一段负责的论证，不过最后还是一个简单的念头把他引向了这一结论：“欲求”——这就是我们体内的自然。我们体内的自然所欲求的，就是自然的必然而非自由。而只有当我们证明自己具有挣脱束缚着作为自然存在的我们之锁链的力量时，才是自由的。自由是对我们自然冲动的胜利。如果我们不再让自己受自然的限制——即被自然物化——就能不受限制地行动。作为自然存在，我们属于现象世界；但作为自由的存在，我们能听到“应当”的声音，能够超越必然性的国度；我们不再是物，而是从内心体验到的“物自体”。用康德的话说，正是我们的道德将我们引向了世界沉默的核心。在康德那里，道德的“物自体”正是在此处接过了古老形而上学的遗产。“物自体”“自由”“道德法则”“良心”“应当”——这一切合在一起，就成了“实践理性”，它用头脑中的道德天空补偿了一片空荡的外在天空。就好像那被赶下王座的古老的形而上学本已被驱逐出宇宙的广袤空间，却又聚集起剩下的所有力量，闯入了世俗化了的主体之良心中。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陷入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境地：按康德的说法，理论理性的范畴只有在被当作可能经验的条件时才能发挥效用。而在实践理性那里却刚好相反：它只有在反对实践—道德的经验规则（例如自私、自保、追求幸福）时才具有效力。倘若实践理性只要求经验所教导、自然所强制的东西，就不可能来自“自由”、来自内在的“物自体”。但它应当是这样。这是体系的强制所要求的。因此，自由的力量在康德那里便不隐藏在（接近自然的）欲求之中，而在“应当”中。按照康德的论述，来源于神秘的“物自体”的实践理性具有一种力量，能够导向那些纯粹是因为符合理性，因此应当完成的行动。这一力量不能依赖任何起协助作用的偏爱或恐惧的冲动，甚至必须拒斥冲动。“许多人很富于同情之心，”康德写道，“他们全无虚荣和利己的动机，对在周围播撒快乐感到愉快……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行为不论怎样合乎责任，不论多么可爱，依旧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41]

这让康德的信徒席勒感到无法接受。他在其中看见的是一种没有秀美的道德，一幅丑陋扭曲的自由之像。他在《论秀美与尊严》一文中用细致的论述做了反驳。在几年之后的《赠辞》里，他觉得自己已足够自由，可以狠狠地加以嘲讽：“我很乐意侍奉快乐，可惜侍奉时得带着愉悦，/所以心中常有芥蒂，觉得自己不够道德。// 没有别的建议，你得尝试鄙夷观之，/然后怀着厌恶去做，正如义务要求你的一样。”[42]

但席勒想要的并非如此：“应当”不应统治“欲求”，相反，应通过艺术驯化“欲求”，使之将“应当”纳入其所欲中。当然也可以想见，在一些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能“欲求”“我”所“应当”之事，在一些场合中“我”不得不逼迫自己做出某些事情——对席勒而言，这就是特殊情况，虽然在其中无法表现出“美”或“秀美”，却能展露“尊严”。

与《卡里亚斯》通信中一样，席勒用一幅政治图像描述了秀美与尊严之间的区别：“因此，在尊严那里，精神在躯体内是作为统治者在活动，它面对专横独断的内心冲动必须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因为内心冲动总是想在没有精神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摆脱精神的枷锁。相反，在秀美那里，精神却是以自由思想进行管理，因为在这里是精神使自然本能动起来，而且没有必须要战胜的反抗。”[43]

因此，“美的灵魂”就仿佛一个自由的国度。人们不会预设普遍敌对或是人的狼性[44]，而是相信众人能在其任性的甚至是自私的追求中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暂时还是个隐喻。但没过多久，席勒就会将这一审美自由的思想继续引申，使之成为一种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政治文化理论。

凭借《强盗》，席勒成了“狂飙突进”运动中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凭借他的历史杰作，他又成了最重要的历史作家；而凭借这篇《论秀美与尊严》，他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德国最权威的艺术哲学家。甚至必定感到被文中的批判所击中的康德，也毫无妒心地承认了席勒的地位。他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的第二版中称席勒的文章有大师风范，认为自己需因此弱化他关于道德之构想的几个方面。席勒立刻自豪地告知了好友科尔纳：康德“非常尊重地谈起我的文章，说它出自大师之手。我没法告诉你，这篇文章能到他手中、给他留下这样好的印象，叫我有多么高兴”（1794年5月18日）。

因为康德的赞美，更因为康德随即修正了他的道德哲学（尽管他声称所谓“修正”只是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席勒觉得自己很受恭维；但他依旧怀疑自己是还追随着康德轨迹，还是说已在论证时与康德背道而驰。1795年6月29日，在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的回信中，席勒写道：“我在单纯地破旧、攻击其他教条思想时，是严格的康德式的；只不过当我在立新时，却发现自己与康德相对立。但现在他给我写信，说他对我的理论很满意；我真是说不清楚，在他面前我究竟身处什么位置。”

席勒的文章《论秀美与尊严》开启了一系列美学—哲学鸿篇，它们影响了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45]那一代人。对于仍在幕后候场的年青一代而言，这一系列论著就是一种审美思想的学派。但歌德对此还显得很冷淡而拒斥。回首往事，他在作于1817年的《幸运的事》（Glückliches Ereignis）一文中写道，席勒还没有归还自然属于它的所有权利，还是在复述康德式的理性统治。歌德认为，席勒在“自由与自我规定的高昂情绪中”还不感恩“伟大的母亲（即自然），它一定不曾像继母一样亏待过他”。[46]

这一评价令人吃惊，因为相比起歌德在这里所描述的，席勒事实上要更站在自然那一边。歌德本人之后也将会在《威廉·麦斯特》中重拾席勒关于自然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美的灵魂”之理念。[47]歌德的抗拒可能有别的理由。他自己暗示道：“我甚至可以将若干不留情面的段落联系到自己身上，它们将我的信仰置于一种错误的光线之下。”[48]

这“若干段落”指的是席勒那几段批判所谓“自然天才”的文字。哪一种更值得人尊敬，席勒问，是精神那种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自然拢入其游戏的力量，还是一个天生的天才，不必与任何抵抗搏斗就能完成其作品？对席勒而言，更值得尊敬的是那为自己塑造身体的精神。和在社会中一样，席勒写道，功劳应当比与生俱来的特权和自然的青睐更受重视。歌德倒是可以把这段评论联系到自己身上，因为他的确觉得自己是“自然的宠儿”。[49]这段话是否真是针对歌德，已经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歌德是把它联系到了自己身上。尽管他出于其他原因欣赏《论秀美与尊严》并将之为己所用，但这篇文章暂时还是二人相互接近路上的一大阻碍。

然而只需再过一年，歌德与席勒就将结下他们划时代的友谊之盟。

[1] Goethe MA 19，S. 341. 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国作家，于1823年初次拜访歌德，很快成为其忘年交；歌德在遗嘱中嘱其编辑自己的遗稿。由爱克曼编辑出版的《歌德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1836/1848）是了解晚年歌德思想世界的重要文献，汉译（选译本）参见〔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 MA Ⅴ，S. 502.

[3] Petersen 1904，Bd. 3，S. 20.

[4] 原文作者并未给出此句出处。经查，席勒的担心出自他于1784年1月1日致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信，因此前句“1784年冬”应为“1783年冬”。

[5] MA Ⅰ，S. 242. 语出席勒的名诗《挽歌》（Nänie）。

[6] MA Ⅰ，S. 242. 语出席勒的名诗《挽歌》。

[7] 《大钟歌》是席勒作于1799年的名诗，于1800年发表于《一八零零年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 für das Jahr 1800）。全诗以民歌式的诗节用浇铸大钟的过程作喻，描述了社会的发展过程及最后实现和谐之理想的过程——诗中的大钟最后即被命名为“和谐”（Concordia），其中不乏对法国大革命的隐射。因其形式简约、内容明了，《大钟歌》也是在文学史上被戏仿最多的德语诗歌之一。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24～142页。

[8] 尼古拉·哥白尼（Nikolaus Kopernikus，1473～1543），欧洲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生于今属波兰的普鲁士，于1543年发表著名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通过观测与数学演算认为行星绕太阳公转而地球则绕其自转轴自转。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中世纪教会认为的地心说，引发了史称“哥白尼转折”（Kopernikanische Wende）的天文学革命。后用“哥白尼转折”指称学科中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由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将认识论研究的对象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了认识主体，因此也被称为哲学上的“哥白尼转折”。

[9] Kant，Bd. 3，S. 25. 语出《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导言，汉译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5页。

[10] MA Ⅴ，S. 344.

[11] 准确来说，这一系列书信的标题应译为《人之审美教育书简》，译文则取汉语学界通行缩写；而原书作者在提及席勒这篇名著时，无一例外均误将标题中（作第二格）的“人”（des Menschen）一词写作“人类的”（des Menschengeschlechts）。已更正，此后不再一一说明。

[12] MA Ⅴ，S. 642. 语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三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330页。

[13] 此信亦是席勒与科尔纳的《卡里亚斯，或论美》（Kallias，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通信的一部分，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38页。“卡里亚斯”在希腊语中表示“美”。

[14] Kant，Bd. 3，S. 120.

[15] Kant，Bd. 3，S. 149. 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120注释部分，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127页。

[16] “先验统觉”这一概念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107，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120页。

[17] Kant，Bd. 3，S. 136. 参见《纯粹理性批判》，B134注释部分，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90页。

[18] Kant，Bd. 4，S. 432. 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450/B478，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378～379页。

[19] “现相”与“本体”这一对概念参见《纯粹理性批判》，B306，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225页。

[20] 原书作者并未给出其所引的康德的信与原文之出处。不过，这里所表达的含义同时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描述的先验理性的第三个二律背反（Antinomie），即“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与“自然律”之间的矛盾。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445/B473至A451/B479，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374～379页。“教条主义的迷梦”一语则出自《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1783）导言部分。康德在其中写道：“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教条主义的迷梦。”（汉译参见〔德〕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9页）“休谟的提示”指的是休谟对于“因果性”（Kausalität）这一概念的批判性质疑，而非对自由与必然的思考。

[21] MA Ⅴ，S. 400. 语出《卡里亚斯，或论美》第二封信（1793年2月8日），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33页。

[22] MA Ⅴ，S. 416. 语出《卡里亚斯，或论美》第五封信（1793年2月23日），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65页。

[23] MA Ⅴ，420. 语出《卡里亚斯，或论美》第五封信（1793年2月23日），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69页，有改动。

[24] MA Ⅴ，420. 语出《卡里亚斯，或论美》第五封信（1793年2月23日），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69页，有改动。

[25] MA Ⅴ，S. 421. 语出《卡里亚斯，或论美》第五封信（1793年2月23日），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70页。

[26]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代表作包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Cappella Sistina）穹顶的组画《创世纪》（Storie della Genesi）与壁画《最后的审判》（Giudizio universale），以及雕塑作品《大卫》（David）、《圣母悼子》（Pietà）等。

[27] MA Ⅴ，S. 423. 语出《卡里亚斯，或论美》第五封信（1793年2月23日），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73页。

[28] 原书作者在此处化用了德国浪漫派诗人约瑟夫·封·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的诗《寻宝魔杖》（Wünschelrute，1835）：“有一首歌谣沉睡在所有/不停做着清梦的事物中，/整个世界将开始歌唱，/只要你说出那神奇的语词。”参见Wolfgang Frühwald （Hg.）：Gedichte der Romantik，Stuttgart 2012，第 371页。

[29] MA Ⅴ，S. 421.语出《卡里亚斯，或论美》第五封信（1793年2月23日），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70页。

[30] 原文为法语：“Le sieur Gille，Publiciste allemande”。

[31] “九月大屠杀”（Massacres de Septembre）是发生于1792年9月2日至6日的一桩惨案，面对已攻占凡尔登（Verdun）的反法联盟军队对巴黎的直接威胁，巴黎民众恐惧国内的革命敌人乘势破坏革命。时任司法部长的丹东默许狂热的巴黎群众未经审判就屠杀已被囚禁的神职人员，只因他们出于宗教信仰不愿对新共和国宣誓效忠。同时死于非命的还有国王的瑞士近卫军。据粗略估计，共有1200余名囚犯死于这一场大屠杀。

[32] 此信修改后成为《审美教育书简》的第五封信，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24页。

[33] 格奥尔格·克里斯多夫·利希腾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18世纪德国启蒙主义学者，善写讽刺短文与箴言集。《哥廷根科学与文学杂志》是他与福斯特于1780～1785年间创立的杂志。

[34] Zit. n. Ueding 1987，S. 59.

[35] Lichtenberg，Bd. 1，S. 708.

[36] 《被煽动者》（Die Aufgeregten）是歌德于1793年开始写作但未能完成的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戏剧，他在其中描写了一场针对地主的农民起义，既批判了封建压迫，又讽刺了所谓“革命者”的虚伪。

[37] MA Ⅴ，S. 972.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570页。

[38] MA Ⅴ，S. 446.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31页。

[39] MA Ⅴ，S. 468.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62页，有改动。

[40] MA Ⅴ，S. 465.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56～157页。

[41] Zit. n. Gulyga 1985，S. 186. 语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1785）第一章《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汉译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47页。

[42] MA Ⅰ，S. 299f.

[43] MA Ⅴ，S. 477.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75～176页。

[44] 人的“狼性”典出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中“人皆为他人之豺狼”（Homo homini lupus）的描述。

[45]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与浪漫派作家过从甚密，著有名篇《论宗教》（Über die Religion，1799），认为宗教性与理性一样，同属人的天性；而他的遗稿《阐释与批判》（Hermeneutik und Kritik，1838）则是近代阐释学的奠基之作。

[46] Goethe MA 12，S. 87. 歌德在作于1817年5月22日的《幸运的事》一文中，回顾了他在1794年夏初次与席勒相识时的场景。

[47] 参见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六部《一个美的灵魂的自白》（Bekenntnis einer schönen Seele），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二卷），第333页及以下，译名有改动。

[48] Goethe MA 12，S. 87.

[49] MA Ⅴ，S. 457.

第十八章

崇高与病症——回施瓦本的旅行——荷尔德林首次来访——老希律王之死——丹内克的半身像——与科塔的计划——回到耶拿——费希特的革命——做自我的新兴致——自我的命运——耶拿浪漫派——歌德与席勒相互接近

1793年初，席勒创作了《卡里亚斯》通信；由于病情加重，他在2月底暂时搁笔，直到5月初才重新拾起思想的红线，很快在六个星期之内便写完了《论秀美与尊严》，即便他的健康状况依旧不容乐观。“先前的不适，”他在1793年5月2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多变的天气下复发得那么频繁，通常又持续得那么顽固，导致我三天里肯定要失去两天的时间；所以我必须在感觉不错的间歇中抓紧时间，才能完成我的工作中必要的那部分。”

席勒不得不在与病痛的搏斗中思考的事实，也反映在他于此时开始创作一篇关于激情的论文这件事上。他之后会将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其一讨论的是“崇高”（Das Erhabene），其二则是“激情”（Das Pathetische）。[1]在这两篇论文中，对过分敏感之毁灭性后果的清算占了很大篇幅。“溶解性的美”（Die schmelzende Schönheit）不讨他喜欢，他嘲笑那种只是为了“挤干人们的泪囊”[2]的文体。他现在所处的境地迫使他与身体病痛做斗争，而那种娇弱的美学完全不符合他在这一处境中的情绪。他很紧张，不愿失败，因此思考的更多的是“振奋性的美”（Die energische Schönheit）。[3]他用康德所发展的“崇高”概念来解释这种“振奋性的美”，而康德本人则继承了思辨“崇高”的传统。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论崇高与美》（1773年被译为德语）[4]以降，这一思想史传统在18世纪末推动着众多哲学、神学与文学头脑继续思考。在“崇高”这一概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帝的伟大，祂突破了一切维度的现实，人们不能爱祂，只能敬畏祂。随后，“崇高”从上帝过渡到自然的若干方面，过渡到宇宙、沙漠、高山与海洋令人害怕的美——人在这种自然面前必定觉得自己渺小而迷失。而正是康德开启了“崇高”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现在，“崇高”意味着主体在庞然大物面前的自我提振。“有两样东西，”康德说，“使内心充满……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5]

席勒继承了“崇高”的主体化。他也同样认为：崇高的并非对象，而是我们自身，尤其是当我们在一种看上去过于庞大的强力面前不轻易投降，而是在我们心中发现某种不可战胜之物，发现一种力量，能够抵御那些让我们变得渺小甚至将我们消灭的强力。根据他的生存处境，席勒把这一从康德那里接受而来的“崇高”的主体化用到了自己的身体上。抵御身体的命运、在病痛的物质面前捍卫精神的自由，就成了他的任务，而完成这项任务则会赋予他崇高的尊严。他必须证明：“我们的生理状态可以被自然所决定，但我们却并不将之算作自我，而是视之为某种外在的陌生之物，对我们的道德人格不产生影响。”[6]

康德把这种胜利的独立性限定在道德人格上，但席勒却认为它也适用于审美状态。如果一种美的感受能无视身体的煎熬打动人心，如果能成功写出一句话、一行诗、一个音符，如果人能说出他所忍受的是怎样的痛苦，如果人甚至能用美的方式说出——那么精神的自由就能在感官的领域实现，而不仅仅是像康德所以为的那样，只能在与感官的对立中实现。道德的主权表现得严肃而冷峻，但审美的主权却在游戏，哪怕是在紧要关头。这虽然不会带来永生，却能防止人们在死亡之前就已经死去。“美”让人活下去；它没有终点，因为它还能美化每个终点，也就是美化死亡。不是某个虔诚的人（席勒并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道德家，而首先是美学家席勒在要求“摆脱尘世的恐惧”。[7]席勒将他关于“崇高”的论文分成两部分，并将后一部分以《论激情》（Über das Pathetische）为题发表；他在其中描写了剧作家如何与“可怕之物”和痛苦“游戏”。只要人仅仅是一场舞台表演的观众，这一美学胜利就对他没有太多要求。但谁若能以观众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生命，甚至在其被可怖的暴力所威胁之际依然如此，就在自己身上证明了美的力量，因为他是在与自己所陷入的极端情况游戏。对席勒而言，这种美的力量具有某种崇高之处，他也因此觉得康德对崇高的道德化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席勒认为，自由在哪里胜过自然与命运的强制，哪里就有崇高的参与；而自由既可以在道德的自我坚守中又可以在审美游戏中赢得胜利。在前一种情形中，人的精神自然展现出的是尊严，在后一种情形中则显现出秀美。

当席勒完成了《论秀美与尊严》《关于崇高》（Vom Erhabenen）及《论激情》三篇论文后，他终于得以在1793年7月1日给朋友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个人觉得自己现在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要好多了。”在同一封信中，他宣布了自己下一个宏大计划；要回到施瓦本的故乡。父亲马上就要70岁了，他担心父亲时日无多，而母亲也抱有小恙。洛蒂怀孕了，席勒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能在祖辈的故土上来到这个世界。他在经济上能负担这场旅行，因为丹麦方面的第一笔1000塔勒的年金在7月寄到了。在动身前不久的1793年7月13日，他给奥古斯腾堡公爵寄去了关于“美的哲学”的第一封信。他计划写一系列信件，在其中对自己关于艺术的思考做个总结。他计划将这一系列书信出版，并作为感谢公爵大方赠予的年金的谢礼。公爵给了他生活保障，而席勒则想要公开地（coram publico）告诉公爵，自己是如何好好利用了这段生命。然而在1794年2月26日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Schloss Christiansborg）大火中，席勒先前寄来的信被尽数焚毁。幸好，席勒让人做了抄本备份，也因此才能在1794年夏、在他与歌德友谊拉开序幕的激发下，重新拾起创作这一系列书信的工作，并最终以《审美教育书简》为题编辑出版。整个古典主义时代正是通过这一部作品实现了其真正的自我意识，而歌德之后也将给予这部著作最高的赞美：他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那些“部分是我所经历的、部分是我所期望经历的东西，竟以这样一种前后连贯且高雅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致席勒，1794年10月26日）。

1793年8月1日，席勒踏上了前往施瓦本的回乡路，8月8日抵达海尔布隆（Heilbronn）。这个帝国自由市为他提供了庇护。席勒必须先探一探情况，看他自己是否能没有风险地回到卡尔·欧根统治的地区，所以暂时还是需要家人先来海尔布隆。席勒的父亲和妹妹路易丝前来探望他。洛蒂就要临盆了，于是路易丝留了下来，好帮着做些家务，也可以在洛蒂生产时给她帮助。在海尔布隆，席勒与医生格梅林博士（Dr. Gmelin）[8]有些交往。他是动物磁性催眠学说的重要权威，二人详尽地探讨了梦游与相关现象。或许席勒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创作一部关于奥尔良圣女贞德（Jeanne D’Arc）的戏剧的念头，因为贞德可是一位形而上学的催眠师。无论如何，他将会在之后创作《奥尔良的童贞女》（Die Jungfrau von Orleans）时想起当年的对话。正是通过格梅林，海尔布隆才作为奇异事件的秘密中心而举世闻名；因此，克莱斯特让他笔下那位梦游的姑娘小凯蒂在海尔布隆开始她的故事[9]，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8月末，席勒正式请求卡尔·欧根公爵准许他踏上符腾堡的土地。公爵当时正在莱茵地区逗留，并没有给他回复；但从宫中传来消息，席勒即便进入符腾堡地界，人们也会无视他。于是席勒冒险在9月8日搬到了路德维希堡，在求学时期的好友霍文家附近找了一个住处。他们两人重新开启了友谊，几乎每天都见面。现在已经是知名医生的霍文在9月14日帮着洛蒂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Karl Friedrich Ludwig）[10]。

夏洛蒂·封·卡尔普曾请席勒帮忙为她的儿子找一位家庭教师。9月末，席勒接待了一位施陶德林大力推荐的年轻神学硕士，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他对这个腼腆地站在屋里，甚至不敢落座的英俊的年轻人并不是一无所知。席勒曾在《施瓦本缪斯年鉴》（Schwäbischer Musenalmanach）上读到过他的几首诗歌。这位年轻的硕士“并非没有诗歌才华”，席勒给夏洛蒂·封·卡尔普写道，“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他的外表。另外，他也展现出许多教养和礼貌。人们对他的品行评价不错；但在我看来，他还没有定型，我也不期待他的知识与行为能有多么细致”。[11]

在第一次见面中，荷尔德林很紧张也很兴奋，因为席勒就是他青年时代的神。16岁那年，他为《强盗》而激动，在钢琴上练习《布鲁图斯与恺撒》（Brutus und Caesar）的曲子[12]，想象自己就是布鲁图斯那个角色。年轻的荷尔德林觉得，《强盗》里的阿玛莉亚和《阴谋与爱情》里的路易丝就是他女性理想的化身，更将这种理想转移到年轻时的爱人路易丝·纳斯特（Luise Nast）身上。还是个孩子时，荷尔德林就活在席勒的人生里；当他有一次到了奥格斯海姆时，就去了席勒在逃亡斯图加特路上曾住过的那间客栈。“这里对我来说是如此神圣，”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泪水因为对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的崇敬涌上我的眼睛，而我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藏住眼中的那一滴泪。”（1788年6月4日）

对荷尔德林而言，在与席勒本人初次见面的那个瞬间里，“伟大人物就在附近，这让他变得无比严肃”。[13]

在席勒的推荐下，夏洛蒂·封·卡尔普聘用了年轻的荷尔德林。于是荷尔德林出发前往瓦尔特斯豪森（Waltershausen），期待当他所敬仰的席勒回到耶拿时，自己能离他近一些。荷尔德林相信，作为诗人的自己能受到席勒的提点，但在二人初次见面时，他还不敢说出自己的愿望。半年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在一封长信中详尽地总结了自己在教育上的种种努力，并在信后附上了他的诗歌《命运》（Das Schicksal），请席勒批评并发表在《新塔利亚》（Neue Thalia）[14]杂志上。这封信很务实，语调也是汇报性的；然而在某一处，荷尔德林终于发出了内心的呼喊：“为什么我必须如此贫穷，却对精神的财富有如此多的兴趣？我永远得不到幸福。但是，我必须有所追求，我也会有追求。我要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请您时不时地赏赐我认真的一瞥吧！”（1794年4月）同龄人诺瓦利斯也同样狂热地崇拜着席勒，他的信又怎么会有任何不同：“我当然能更轻松地忍受一切，只要我知道您对我有分毫的好感，知道当我再度见到您时，还能在您的心中找到我原来的位置。”[15]尽管是诺瓦利斯在追求席勒的赏识，但他的言语却带着对待同辈时的自信亲切；而荷尔德林则在对席勒的崇敬中丢失了自信，觉得自己缩了水，变得羞怯，又为自己的羞怯而感到愧疚。因此与诺瓦利斯不同，荷尔德林永远不会在他尊敬与爱戴的席勒面前找到他的自由。

在席勒动身前往符腾堡之前，胸部和下腹部的痉挛消退了；但才过了几周，恰逢荷尔德林来访时，病症不仅复发，而且更加猛烈。在感觉尚好的那个把小时，席勒为他计划创作的《华伦斯坦》做了若干笔记；而当他感觉更糟糕的时候，他就写美学书简。他不让人看出自己正忍受着痛苦。他给荷尔德林留下的印象，是自己果断、专注同时又好客而友善的精神。但在某些瞬间，他还是觉得病痛很快就会让自己无法坚持了。1793年12月10日，他给科尔纳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我身上这种顽固的病症……最终也会征服比我更强大的勇者。我用全部的抽象天赋、用我所有丰富的想象力与之对抗，但还是守不住阵地……我的健康这样脆弱，只能自己心中找出一切能让我苏醒的方法……老天保佑我不要失去耐心，保佑一段时常被真正的死亡打断的生命，还能保留些许价值。”

在这封哀诉的信中，还有一段简短的评论：“老希律王（Herodes）[16]之死除了让所有曾经要直接与这位贵人打交道的人——例如我的父亲——感觉好极了之外，对我和我的家庭都没有任何影响。”被席勒称为“希律王”的卡尔·欧根公爵于10月24日去世。席勒不曾忘记公爵曾是自己年轻时的暴君；在他的信中没有丝毫宽恕之感的痕迹。但霍文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有不同的描述：公爵之死让席勒的心中充满悲伤，“就好像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死讯”。[17]而姐姐克里斯多芬娜则说：“当公爵的遗体从斯图加特被运往路德维希堡的王室墓地时，我弟弟从他的住处望着出殡的队伍驶过，饱含着真挚的触动——他的眼中噙着泪水，对在场的人说：‘上帝啊，现在他也走了——我真的有许多地方要感谢他。’”[18]但人们不能太相信这两份记载。当克里斯多芬娜于1826年把这则逸事告诉施特莱歇尔时，她不得不考虑到席勒的大儿子正作为护林官领着符腾堡公国的俸禄，而霍文的说法则是在30年后从一个性情温和、易于宽恕的老人的视角出发写下的。但对席勒而言，年轻时受的压迫在1793年秋还没有淡去。回到家乡，当年令人压抑的记忆便重新涌上心头，以至于据说他曾对在路德维希堡重逢的年轻时的好友艾尔维特（Elwert）说过：“我恨斯图加特。斯图加特不会在白天见到我。”[19]的确，他第一次回斯图加特就是在夜里，没待几个小时就又离开。但席勒却不再公开地表达他的愤慨与受伤，而是坚守着当年（1784年）在《莱茵塔利亚》杂志发刊词上立下的原则：“我对剩下的都保持沉默，因为我认为，与在此之前一直待我如父的那个人作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礼貌的……我与他的一切联系现在都一笔勾销。”[20]

从路德维希堡出发，席勒前往图宾根拜访了他的老师阿贝尔；此时的阿贝尔已被聘往图宾根任教授。对二人而言，这是一场触动心灵的重逢。阿贝尔为他闻名遐迩的学生感到骄傲，在席勒于图宾根逗留的几天中根本不愿离开他身边，甚至晚上也不行。当时也在场的霍文描述说，阿贝尔手中举着蜡烛去到席勒的卧室，一连对他说了好几个小时的话，根本没有注意到席勒早已沉沉入睡。

到了11月，席勒访问了卡尔高等学校。为了向他表示尊敬，400位学生共同聚集在欢庆的盛宴，用热烈的“万岁”呼声迎接他。席勒感动得几乎落泪，情绪也变得忧伤，因为他也听闻了卡尔·欧根的继承者打算关闭卡尔学校的传闻。而在3个月后的1794年4月16日，传闻最终变成了现实。斯图加特人说，学校大楼差一点就要被改造成马厩，全靠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同学、也是施瓦本诗人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豪格（Johann Christoph Haug）精彩的讽刺才得以幸免。豪格提议给马厩刻一个特别恰当的铭文：“Olim musis，nunc mulis”——“曾献给缪斯，今服务骡马。”

1794年3月初，战事逐渐逼近[21]，威胁符腾堡。一座皇家野战医院被转移到了路德维希堡附近，而在周边的某个地方则暴发了疾病，人们怀疑是野战医院迁来的后果。“一片充斥着瘟疫的军医院阴云正冲着施瓦本而来，”席勒在1794年3月7日给格梅林博士的信中写道，“我得保护自己，别让闪电击中我那间摇摇欲坠的小屋。”他匆匆忙忙地计划在几天之后离开，随后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悲伤的消息：新公爵正打算把索里图德的育林场也一关了之。这可是父亲一生的心血。“我之后的命运如何，”父亲在给正准备远行的儿子的信中写道，“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不会害怕任何事情，因为我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就像当年费利佩二世听到他的海军上将报告整支无敌舰队[22]都已被摧毁殆尽之时一样。”本想离开的席勒又犹豫了，尽管父亲也建议他先走为上：“既然我已见到你们，或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你们，我还能对命运抱怨什么，即便我们现在就要再度分离！”父亲本想在3月9日派辆马车过来，接席勒一家最后一次到访索里图德。但席勒在此期间已经改变了心意。他推迟了返乡之旅，在3月15日搬去了离危险较远的斯图加特，还将在这里住上两个月。他住在一个漂亮的花园洋房，这是一个让人沉醉的春天。席勒的病痛渐渐减轻了，在临近的博蒲瑟森林（Bopserwald）中散步；当年，他就是在这里给他的同学们朗诵《强盗》的。从父亲那里也传来好消息：他先前工作的地方得以保留，自己甚至被提拔为少校。如果阳光灿烂，席勒就会再次拿出《华伦斯坦》的手稿；心情大好时，他还宣布：只要敲定了剧情的计划，他就能在三个星期之内在斯图加特完成这部作品。在斯图加特，老朋友和新朋友们在他身边聚集成一个完整的圈子，其中就有当时的知名诗人弗里德里希·封·马蒂松（Friedrich von Matthisson）[23]——席勒之后会写一篇关于他的详尽评论；还有雕塑家约翰·海因里希·丹内克（Johann Heinrich Dannecker）[24]：他将会在这最后几周为席勒雕刻那座著名的半身像，其数不胜数的复制品正是19世纪席勒崇拜的组成部分。丹内克于1794年9月22日把第一尊浇铸件寄往耶拿，并附信说：“真是奇妙，当我完成它时不再喜欢它，可现在却像个傻瓜一样深深地爱上了它。但我也得和你说，你的塑像会给人留下不可捉摸的印象：那些曾见过你的人都觉得完全和你一模一样；那些只从你的作品中认识你的人，觉得这一座塑像甚至比他们的理想所能创造的还要多。”席勒现在则开始逐渐习惯被当作经典作家对待，并在给丹内克的回信中说：“我可以在它前面一连站上几个小时，不断地发现作品中全新的美。”这尊“无可比拟的半身像”也给席勒的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几乎想要把它买下来，但最后还是他身体里节俭的施瓦本性格占了上风：“要是它只要两三个路易金币，我肯定很乐意出这笔钱，因为我们由此获得的快乐是无法估量的。”[25]在席勒去世后，丹内克以半身像为起点，完成了一尊纪念碑：“我想要把他神化！”

在1794年这个明快的春天，席勒与奋发进取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Johann Friedrich Cotta）开始建立起联系；日后，这种联系将会带来丰硕的成果。年轻的科塔学习过法学与数学，身处一个年轻艺术家与时评人圈子的中心，他1787年继承了父亲的图书事业，定下雄心勃勃的目标，要把这家成立于1659年、包括一个印刷厂的家族企业扩张成在德国独领风骚的出版社。席勒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这家印刷厂付梓的。有这样坚实的本钱，再加上他企业家的技巧、他的社交才华和他在智识上的好奇心，他用不了几年就实现了自己的雄心。他旗下的作家除了歌德和席勒，还有让·保尔、荷尔德林、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路德维希·蒂克，以及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与洪堡。科塔想要进军报纸杂志市场，计划办一份日报。巧的是，席勒刚好又在考虑编一份新杂志，1792年10月就想为这个新计划争取他的出版商葛勋。“我原先的打算是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双周刊，请德国最好的30～40位作家为我撰稿；我总是认为这个计划对您是最好的，您将会有一份人生的杰作；您将会也必然会因此成为德国首屈一指、最受人尊敬的出版商。”（1792年10月14日）可是葛勋没有接受这个提议，因为《塔利亚》在经济上失败后，葛勋对席勒的杂志计划始终抱有怀疑。1794年3月，在约翰·克里斯多夫·豪格的介绍下，席勒与科塔第一次见面；当科塔在这次会面中听席勒谈起他的计划时，他对于通过席勒吸引过来的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创立一个文学—哲学平台之愿景感到非常兴奋。在5月初的第二次见面中，他们一起远足去了下图克海姆（Untertürkheim）；途经卡棱山（Kahlenberg）时，葡萄酒与春日的阳光让他们的情绪充满着对未来的喜悦，于是二人立刻敲定了两个项目：一份日报与一份美学月刊。

席勒把这两项计划装进行囊，于1794年5月6日与洛蒂和孩子一起踏上了回耶拿的旅途。与父母的告别令人动容，因为他预感到自己不会再与他们相见，即便父亲在告别时表现出心意已决的样子，要在第二年骑着自家的马去图灵根，探望自己在迈宁根和耶拿的孩子。他打算通过卖自己关于培育树木的书挣足旅费，而席勒已经和科塔约定了出版这部著作。父亲的书的确在第二年出版了，但他的快乐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病倒了，于1796年10月撒手人寰。

在9天的旅途后，席勒1794年5月14日到达耶拿，健康状况还算不错。他搬入了在下集市街（Am Unterem Markt）上的新家，正好与2月搬来耶拿的威廉·封·洪堡比邻。在莱因霍尔德被聘往基尔（Kiel）后，尚在施瓦本的席勒就开始运作，希望能让费希特被聘来接替莱因霍尔德的教席。费希特上门拜访了还在斯图加特的席勒；他之所以接受耶拿的聘书，也是因为他敬仰席勒，觉得与席勒一起在大学里发挥影响的前景颇具诱惑力。他对洪堡说，席勒“对哲学而言意义重大”，在他身上可以“期待哲学的全新时代”。[26]不过，费希特也足够自信地把这种“全新时代”与他自己的登场联系起来。而他在耶拿教学生涯的开始也的确像几年前席勒的入职讲座一样，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费希特现在就是耶拿的灵魂”，荷尔德林在给他的朋友诺伊费尔（Neuffer）[27]的信中写道（1794年11月）。

当费希特来到耶拿时，已经是个著名人物了。他哲学生涯的开始就是一声惊雷。

约翰·戈特利卜·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生于1762年，是一个手工匠人的儿子。在大学修习神学与法学之后，费希特首先成了一名家庭教师。他的一个学生想请他带领自己一探全世界都在谈论的康德哲学，于是费希特拿过了《纯粹理性批判》。他之前还因为这本书晦涩难懂而在其面前却步，可现在竟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他立马在1791年夏前往柯尼斯堡拜访那位伟大的哲学家。他遇到的是一位疲倦的老人，对他一副相当无所谓的样子；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已举世闻名的康德早已被崇拜者们包围。甚至近来还有女士们向这位声名远播的老处男寻求在生活窘境中的道德建议。和其他不少先生太太一样，费希特一开始也被打发回家。他在家中闭关35天，带着发了烧般的迫切写出一部作品，想要借此在大师面前自荐。这就是《试论一切天启》（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这部作品给康德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不仅邀请作者共进午餐，还为他介绍了一个出版商。1792年春，此书出版，却是匿名——这违背了费希特的意愿。因为顾忌审查，出版商做事非常谨慎，同时也有商业上的考虑：在宗教问题上，公众等康德的最终结论已等了很久；而现在这部作品完全是按康德的精神写就的，以至于出版商预计读者会将之视为康德的作品并乐意购买。情况确实如此。在耶拿出版的《文学汇报》报道说：“借助这一系列作品，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为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个人只要读过这些著作中的一丁点儿，都能立刻认出那本书（《试论一切天启》）崇高的作者。”[28]康德随后在同一份报纸上感谢其恭维地将此作归在自己名下，同时解释说自己并非那位“崇高的作者”；这份荣耀应归属当时仍籍籍无名的费希特。因为康德的澄清，费希特一夜之间就成了德国最知名的哲学作家之一。

席勒也同样立马读了费希特关于宗教的论著，并相信这本书出自康德之手。在给科尔纳的多封信中，他表达了对论著基本思想的同意：并非宗教创立了道德；恰恰相反，是道德创立了宗教。如果一种宗教的天启偏离了上述事实，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天启。道德自我的自律（Autonomie）是检测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初次登场就一炮而红让费希特极为振奋，于是大胆地试图重构迄今为止的整个哲学。他将康德的自由概念推向了极端。他在耶拿第一次讲授了《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29]；在这部书中，他从康德的名言“‘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30]推导出了一个全能之“自我”（Ich）的概念；这一“自我”将世界体验为其“本原行动”（Tathandlung）的惰性阻碍或可能质料。费希特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自我”之使徒而登场。在耶拿的人们传说费希特曾要求课上的学生盯着对面的墙看。“先生们，请诸位想想那面墙，”费希特说，“然后再将你们自己设想为与之不同之物。”人们嘲讽般地可怜那些好学上进的学生们：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费希特的课堂，却只能毫无头绪地盯着墙看，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其自我。但费希特却希望通过这堵墙的实验将寻常的意识从其自我僵化与自我物化中解放出来，正如他常说的，要让人们把自己当成月球上的一块熔岩，比让他们视自己为充满生命力的自我要容易得多。

但不是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地坐在墙的前面。费希特雄辩的口才也让很多人心潮澎湃。人们还从来没听谁这样谈起“自我”这个奇迹。从他艰深的探究中，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发散到一个如此陌生又如此近在咫尺的世界。费希特希望能在他的听众中播撒成为“自我”的兴趣。他教导说，康德的出发点是作为给定之物的“我思”，但这样是不行的，人们必须先观察当思考“我思”时，在我们头脑中究竟会发生什么。“自我”乃是我们在思考中方才创造出的，而创造之力乃是我们体内不可追思的自我性（die unvordenkliche Ichheit）。思想的与被思想的自我在我们体内运动，构成行动的闭环，既包含思想又包含被思想之物，因此就不存在我们可依凭的确定存在，而只有这种能让我们思考的不可追思的运动。一切都活着，都在运动之中，我们思考着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自身的生命力中感受着一切。世界从一个行动开始，而我们称之为“自我”的，也同样由一个行动而生。费希特可能会说：我创造了作为我的自己，因此我存在。

费希特从他的原则中得出的结论乍看之下非常吓人。他宣称：“一切实在性的来源都是自我”[31]，因此“非我的一切实在性都只不过是一种从自我让渡过来的实在性。”[32]而自我给自我施加的阻力，也就是对象性，恰是自我向外投射的惰性。这种阻力也是“自我”所“设定”的，正如“自我”“设定”自身一样。每一种限制都是隐藏的自我设限。是自我的物化给了外物力量，而倘若“自我”意识到自身，外物也会失去那种力量。如果将这些想法理解成要否定外在世界而坚持一种绝对的唯我论，它们必然会显得可怕。但在费希特那里并非如此。他当然认为存在着一个“外在世界”，只是——他会不厌其烦地指出这一点——这一外在世界始终与一个正在经历它的自我相联系。世界就是一切经验。而一个独立于我的经验的世界又是什么？不过是空洞的文字游戏罢了。这是因为人们若真要思考独立于“我”的世界，就会立刻将之变成“为了我”而存在的世界。因此费希特摒弃了康德的“物自体”。上承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Gottlob Ernst Schulz）与所罗门·梅蒙（Salomon Maimon）对康德的批评[33]，费希特发展了自己的论证：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评》的第二版中将“物自体”视为现象世界的原因时，他自己被“物自体”的概念蒙蔽了。这是因为正如康德自己所证明的，因果律原则只对现象世界成立，因此当他承认“物自体”这一非现象也具有因果性时，就犯了错误。“物自体”永远不能成为任何事物的原因，因此可被摒弃。为什么要用各种词语建构一个毫无意义的平行宇宙？所以只存在由自我构建的世界。“物自体”的确是不合情理之物。因此只留下了唯心主义的基本定理：世界是我们所设想的样子。自我规定不仅适用于道德，也同样适用于理论认识。不存在任何超越自我之专制主义之外的东西。

与此相连的是第二个令人畏惧之处，即人们会把这种作为每一段经验之前提的自我性与心理学上及日常口语中的“我”相混淆。这样一来也的确容易被人嘲笑。让·保尔说：“哎，如果每个自我都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创造者，为什么就不能也成为他自己的索命鬼呢？”[34]歌德和席勒尽管非常欣赏这位不羁的哲学家，但同样也会开他玩笑。当费希特陷入与学生社团的争执，学生们晚上冲他扔窗玻璃时，歌德在给他的部长同僚福格特的信中写道：“所以您看到了陷入极大窘境的‘绝对自我’，而大晚上很没有礼貌地飞来的窗玻璃，则是本已经‘设定’好的‘非自我’。”[35]席勒虽将费希特称为康德之后“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辨头脑”（致霍文，1794年11月21日），可他也同时略带讥讽地给歌德写信说，这个世界对费希特而言“不过是个皮球，‘自我’把它抛出，又在反思时重新接住。他真可以就这样将他的神公之于众，正如我们最近所期待的那样”（1794年10月28日）。费希特因为批评学生过量饮酒、夜晚喧闹和打架斗殴，与学生们发生冲突，当他因此在1795年不得不逃往近旁的奥斯曼施泰特躲一躲风头时，席勒就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关于此地的新鲜事，我没有什么可以向您报告的；因为荒唐举止的最丰富的源泉已经随着吾友费希特的离开被封上了。”（1795年5月15日）

人们对费希特的印象是两个极端。他让一部分人心潮澎湃，而另一部分人则对他非常愤慨；两派中都有那种成为“自我”的新兴趣的参与。“对有头脑的年轻人而言，那是一段危险的时期，”一位当年的亲历者在日后回忆说，“生活在各种极端之间摆动……非常激烈而紧张。”[36]人们因而认为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应当对每一种极端负责，将他的自我哲学误解为对鲁莽轻率与自私自利的辩护。费希特虽然试图抵抗这种误解，却无济于事。那么，什么是对他的哲学的正确理解？

在《致更广泛读者的关于哲学之本质的如白日般清晰的报告》（Sonnenklarer Bericht an das größere Publikum über das eigentliche Wesen der Philosophie，1801）——该书有着醒目的副标题《一场强迫读者理解的尝试》（Ein Versuch，die Leser zum Verstehen zu zwingen）——中，费希特几乎绝望地拼命证明，自己绝不是为自私自利说话，而是要以自我主义的方式（egologisch）将“存在”付诸语言。他的论据是：只有当人们把整体当作自我来设想时，才能理解历史与自然生命进程的动力。驱动自然与历史的力量，与我们在自我之能动与自发性中所体验到的力量是同一种。费希特在这里大胆地将卢梭的想法推演到底，即“我”之所以能理解世界的开始与运动，是因为“我”自己在每个瞬间都可开始或运动。自我经历将我们引向作为自发性之宇宙的世界。“我在”是世界的公开秘密。在费希特看来，这一洞见就是那道耀眼的“闪电”，一直照亮到他哲思的终点。

这道“闪电”也来自法国大革命阴云密布的精神气象。费希特同样发表了一份捍卫大革命的宣言（四个公国的政府因此在将他聘到耶拿时曾有过一番犹豫），但他发挥影响靠的并不是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的艰深的理论推导，而是掷地有声的词语，从中立刻能打造出通行的硬币，可以在“成为‘自我’”这个新兴趣的流通中使用。他促进了新一代野蛮人的青年崇拜，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中让他们口出狂言（这是他当时就写下的诗句）：“一个人过了三十岁，无异于行尸走肉。及时自杀，才是上策。”[37]自然，这里有卢梭、天才崇拜和“狂飙突进”做的铺垫。人们正是在这种传统下学会了桀骜不驯、反抗社会习俗的自我中心。直到现在，那些划时代句子的号角般的声响听着依然激动人心：“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38]这是卢梭《忏悔录》的第一句；还有维特的那句：“我回到我的内心，发现了一个世界。”[39]人们也想这样，如此唯一而又如此普遍，如此熟悉自己而又能如此掌握自己，并用这种力量点亮整个世界。

费希特大张旗鼓地将这个“自我”搬上了哲学的奥林匹斯山，耸立在山巅的“自我”就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画中的那个人物，世界就在他脚下展开[40]：多么精彩的风景！通过费希特，“自我”一词有了不可思议的分量，只有之后尼采与弗洛伊德给“本我”（Es）所赋予的丰富意义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大众化了的费希特成了主观主义与无限可操作性之精神的最重要的见证人。据说“创造”具有力量，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于是在18世纪的尾声，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开了一瓶葡萄酒，坐在一起商量出了一种需要人们去“创造”的新神学之轮廓。这种新神学要上哪里去找？自然是在人自己心中。三人很有自信，提出了一个构造社会的全新理念，以此将异化了的社会机制转变为一种共同体式的生活。日后，他们会将这次振奋人心的聚会的记录称作《德意志唯心主义最初的体系纲领》（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在这份被“创造”与“自我”那股塑造世界的精神所驱动的文稿中，有这样一句话：“第一个理念自然是关于我自身的观念，即将我自身设想为纯粹自由的存在。伴随着这个自由且自信的存在，一整个世界同时从虚无中升起，这是出自虚无的唯一真实也唯一可以纪念的创造。”[41]

那些如此强烈地确证其自我的人，总是觉得受到世界的威胁与限制，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还是给自我发展的追求造成了相当可观的阻碍。“自我”必须抵御一个极其强悍的“非自我”的实存，甚至偶尔有在悲苦与疼痛中消亡的危险。年轻的荷尔德林在1797年11月2日给他哥哥的信中写道：“当世界的拳头落到人身上的时候，谁还能把他的心限制在这样美好的边界之内？在我们周围的虚无像深渊一样盯着我们，而社会与人类活动的千千万万件事情正无形、无魂且无爱地追逐着我们，让我们分心；我们越是受到这种虚无或千万件事情的纷扰，我们这一侧的抵抗就必须越激情、越激烈、越暴力……外在的困境与贫乏会让心灵的富足成为你的贫乏与困境。”“心灵的富足”要求行动及其力量的喷涌；阻碍与自控是致命的。在种种将他的自我带到世上的尝试的最后，是图宾根的塔楼；作为“高贵的装病者”也好，作为真正的病人也好，荷尔德林就是在这里隐姓埋名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这个“自我”已经放弃，不再想要征服世界并将之作为它“本原行动”的舞台。而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正寻求接近费希特和席勒；与荷尔德林一样，在他身上的“自我”之感也同样从黑暗中涌现。他在给同在第一时间就成为费希特信徒的好友诺瓦利斯的信中写道：“我这个流落的人没有家，被赶入了无穷（我就是宇宙的该隐），必须得从自己的心灵与头脑中造出一栋屋子。”[42]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也感受到了“心灵的富足”，为它洗礼并命名为费希特式的“自我”；但与荷尔德林不同，他下定决心，不能让这种“心灵的富足”毁在否定他的现实世界手里。他将否定的力量拉到自己这边，自信地否定那否定他的一切。没有时间悲哀，荷尔德林献给逝去之物的哀歌不适合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关于诗歌的对话》（Gespräch über die Poesie）中，施莱格尔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乐意用他革命的哲学将毁灭扩大”的人。[43]当他写下这句话时，这种“革命的哲学”对他而言就是费希特的哲学。

费希特从1794年起入职耶拿，一直任教至1799年。有一段很短的时间，耶拿曾聚集着所有想要借助其“自我”一飞冲天的人。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耶拿讲授文学，并为席勒的《季节女神》杂志撰稿。他的家会成为那场后世称为“耶拿浪漫派”（Jenaer Romantik）的青年运动的中心。路德维希·蒂克在耶拿；而已经成为魏森菲尔斯（Weißenfels）盐矿助理的诺瓦利斯也常来耶拿。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44]在这里学习医学，同时与善感而美丽的索菲·梅罗（Sophie Mereau）[45]套近乎；席勒视梅罗为她这一代最有天赋的女作家。荷尔德林也来了，为了离席勒更近，也为了聆听费希特讲课。谢林凭借那句名言“自我就是绝对不可物化的东西”自荐为费希特的信徒，从图宾根来到耶拿，并在90年代末拿到了教职。也不能忘了身居幕后的聪明女人们：多萝蒂亚·菲特（Dorothea Veit）[46]，摩西·门德尔松之女、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伴侣；以及卡洛琳娜·施莱格尔（Caroline Schlegel）[47]，她正是在这几年中改嫁给了谢林。后来成为自然哲学家的亨里克·施特芬斯（Henrik Steffens）[48]也属于这个圈子，他在回顾往事时说：“他们结成了亲密的联盟，事实上也的确属于彼此。作为外在自然事件的革命，以及作为内在绝对行动的费希特哲学所创造的一切，这个联盟都希望将之作为恣意游戏的纯粹想象继续发展。”[49]

耶拿浪漫派倾向于使用“创造性的想象力”（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这个概念，以便明确他们所在意的是其“本原行动”的美学而非道德层面。这种“创造性的想象力”在康德那里让“统觉”（Apperzeption）的齿轮组能够持续运转，在费希特那里则完成了协助道德世界诞生的助产士工作，而在浪漫派那里则将成为“神圣想象力的原则”。但通晓艺术游戏的席勒却认为，这一切都实在太过头了。“幻想家背离自然天性仅仅是出于任性，”他写道，“为的是能因此更加无拘无束地顺从顽固执拗的欲求和变化无常的想象力……但是，正因为幻想放纵的不是自然而是自由，因而也就是说，正因为它源于一种就其本身而言值得尊敬的、能完美导向无限的禀赋，因而它也会走向无止境的境地，坠入无底深渊，最后只能以毁灭而告终。”[50]

但浪漫派觉得自己无需这种提醒。他们一直希望凭借其智识上的高超技艺超越自身，而也正是这种高超的智识把他们振翅高飞的风险呈现在他们眼前。路德维希·蒂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他们都对自己奋斗方向里的深渊有着敏锐的嗅觉，更从“虚无主义”（这个词就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的危险中获得一种独特的享受。蒂克让他小说中的人物威廉·洛维尔高声呼喊：“与我一起飞翔吧，伊卡洛斯，飞翔着穿越云层，我们要像兄弟一般欢呼着冲向毁灭。”[51]如果有人批评他们太过“任性”，他们便会回答说：否则呢？任性是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但让·保尔为了不至于身陷那群魔术师的学徒[52]之中，站到了席勒这一边；他在《美学预科》中写道：“现今的时代精神只是为了在虚无里的自由游戏空间中放空自我，就宁愿自私地毁灭世界和宇宙；从这种时代精神无法无天的任性中，可以推论，……它必然会轻蔑地谈论对自然的模仿与学习。”[53]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本人也乐于在诗意的自我提振与征服世界中沉迷。

在费希特的小圈子里，人们不光是轻蔑地谈论学习自然。根据费希特的推导，“自我”作为有目的之变化的力量，向下深入，直抵存在之基；有了这一理论的武装，人们也想要一窥自然的内部。谢林靠他的自然哲学用体系的方法尝试，而矿山工程师诺瓦利斯则信任他天才的直觉。“这条神秘的路通往内心”[54]，他写道，又如：“外在不过是升入神秘状态的内在”[55]；又如：“我们在世界中寻找草图，而这张草图却是我们自己。”[56]诺瓦利斯将审视自然“外在眼光”与“内在眼光”相对立：前者，如康德所教导的，必然会处处发现因果律；而后者则能领悟种种“类比”。这一“内在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将自然或外在世界预想为一种人类的存在，它显示出，我们只能也应当像理解自己与我们的爱人，理解我们与你们一样，理解世界的一切”。[57]在这一类比方法的支撑下，诺瓦利斯勾勒了许多绝美的图像，例如他的那句：自然或许只是在看见人类时才石化成了山岩。诺瓦利斯所辩护的并非对自然事件的冷冰冰的分析，而是与自然交游的情欲。费希特那个也应作为自然之基础的“绝对自我”，在诺瓦利斯那里却成了一个“你”。而就像在爱人之间一切皆有可能一样，这里也是如此：“我所要的，定能做到——在人类那里没有不可能的事。”[58]由于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身边最接近自然之物，在诺瓦利斯的畅想中，我们爱的力量也应当扩展到身体之上。他在席勒病榻边度过的那许多个小时给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看着这位备受自己尊敬的人与死神搏斗，最终战胜死神，他写道，这种爱着自身自然的力量，也包括每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的医生”，甚至或许能够“修复失去的肢体、仅凭意志自杀，由此才得到关于身体、灵魂、世界、生命、死亡与精神世界的真正解答。在此以后，是否赋予死者以灵魂，或许就全取决于他。他将强制自己的感官，创造他所要求的形象，并能够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活在他的世界中”。[59]

谁像诺瓦利斯一样，把他的自我如此之深地沉入自然的非自我，就会在最后有一种奇特的体验：自然在他眼中不再像自我，他的自我反而像自然。他与他眼中的自我一起进入了“自然幽暗而诱惑的怀抱”，“可怜的个性在情欲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涛中消解”[60]：这是出自《赛伊斯的学徒们》（Die Lehrlingen zu Säis）中的文字，而此文是在席勒《赛伊斯的蒙面像》一诗的启发下写成的。想要在各处重新找到、重新看见自身的“自我”，蓦然立于黑暗，陷入了自然深夜的那一面。一个阴影的国度在它心中升起。那块“无意识”的未知大陆，其轮廓开始清晰可见，它将成为一种新式好奇的漫游目的地。也不会有其他情况：谁想要如此强烈地感受并理解自身，就会很快发现不可定义与含混不清之物。但我们不清楚，究竟是黑夜在吸引那内心激动着的人，还是说是抒情方才呼唤出了黑夜；黑夜究竟是来自那不可言说之物，还是作为阴影伴随着语言的迷狂。无论如何，艾兴多夫在日后谈及并歌唱的那种内在“朦胧”，起源于“自我”的地下世界。乐观的18世纪一般总乐意揣测，在意识的地下室中有着所谓的“共通感”；但好奇者在“自我”的地下世界所发现的，却要多过可在“共通感”中流通的硬币。当科考探险正探查太平洋彼岸的荒野时，另外一批人则在研究我们体内的荒野。

成为“自我”的兴致让某些人在自己的荒野里陷得尤其深；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头来会自己紧张过度。就仿佛是维特那声欢快呼喊——“我回到我的内心，发现了一个世界”——的忧郁回声似的，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1802年写道：“谁让我回到自我，就是在要我的命。”[61]

那些过度紧张的“自我”们总在寻找某种坚实之物。即便是“自我”的彗星波拿巴，最终也还是将自己固定在僵硬的皇帝头衔上。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丰腴而多金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äel）[62]裙下栖身；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正准备改宗，投入天主教的怀抱；布伦塔诺也皈依了天主教。传统又热门了起来，人们开始收集民歌和童话，“春夜里来落了霜”[63]，感谢上帝，人们不用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可以随波逐流，在来自远方的浪潮中游泳。人们只是寻求稳定的职位与稳固的关系。

热衷于“自我”的欢闹人群将会散去，就连费希特也会离开浪漫派的犯罪现场耶拿。但他还是那副老样子，他的号角还是在预告道德自我的末日审判。将来，他会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中再度大谈自我的重生，对整个民族呼喊：别再长久地忍受只当一个非自我了！

经常在耶拿逗留的歌德带着某种喜悦观察着年青一代活跃的一举一动。在他看来，这是一群天才，稍有些过于紧张；他认为他们正“处于边缘”，可能结局悲惨，而这会让他难过。但当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每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自己听到席勒的《大钟歌》几乎笑得从椅子上摔下来时，一个奥林匹斯之神就必须为另一个神出头，因为二人已经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只能灰溜溜地跑去柏林，在那里又继续了一段时间他那自恋、讽刺而毫无敬意的营生。他在柏林创办的杂志《雅典娜神殿》（Athenaeum）原来要叫《海格力斯》（Herkules），这是为了表明，浪漫派的“自我”觉得自身已足够强大，可以清理这个时代的奥革阿斯牛棚。[64]

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友谊，这桩近乎成了神话的德意志精神之大事，发生在席勒从施瓦本归来两个月之后的一个温和的夏夜。那是1794年7月20日。但在这桩大事之前，两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在从意大利回国之后，歌德起初很难重新适应这个“雾蒙蒙的地方”。先前，他没有公务缠身，可以完全投身于艺术、爱情和自然研究。但回到魏玛，他遇到的是觉得自己受了屈辱、显得排斥而冷漠的施泰因夫人。1789年6月8日的信或许是二人间的最后一封。歌德在信中写道：“如果现在竟和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了一种恶劣的关系，人们就再也不知道自己应何去何从。”但事情倒也没有那么糟糕：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Christiane Vulpius）[65]走到了一起，但二人的结合却激怒了魏玛的道德与礼俗的卫道士。他现在和克里斯蒂安娜同床共枕，一连几天都不下床。他创作着自己的“情色之作”，也就是《罗马哀歌》（Römische Elegien）[66]，但其中回响的与其说是已成过往的罗马情史，不如说是现在的魏玛情事。除此之外，歌德在处理公务之余还继续写他的颜色学，进行他的植物学研究，以及完成他在意大利重写的《塔索》（Torquato Tasso）[67]。他计划将之收入《文集》的最后一卷。

“意大利岁月”的结束、第一部文集的筹备，以及独子奥古斯特（August）的降生，让歌德在1789年末有了一种生命转折点之感。此外，还有法国大革命。他在1790年3月3日给雅各比的信中写道：“你肯定可以想见，法国大革命对我也是一场革命。”在回首往事时，歌德写道，他花了“很多年”，才“用文学克服了这桩最最可怕的事件及其原因与后果”。对“这个无法忽视的对象的执着”，将他的“文学能力几乎毫无用处地消磨殆尽”。[68]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在歌德90年代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是作为明确的主题，例如在《被煽动者》（Die Aufgeregten）、《市民将军》（Der Bürgergeneral）或是《自然的女儿》（Die natürliche Tochter）中[69]；有时则是作为故事背景或问题的远景，例如在《赫尔曼与窦绿苔》（Hermann und Dorothea）[70]或是在《德国流亡者闲谈录》（Unterhaltungen deutscher Ausgewanderten）[71]中。

但革命中是什么让他觉得如此“可怕”？

歌德并没有把自己固化在贵族或富有阶层的利益与视角上，他绝对注意到了令人愤慨的不公与剥削。在革命爆发前的几年，歌德在给克尼贝尔的信中曾写道：“但你知道，当蚜虫稳坐在玫瑰的枝叶上，把自己吸吮得又肥又绿，就会有一群蚂蚁从蚜虫身上吸出过滤过的汁水。就这样一直继续。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上层一天所消耗的，总是比下层在一天中收集的要更多。”（1782年4月17日）他虽然拒绝革命，却也不因此就要为旧制度辩护。关于1792年在法兰西的战事，他曾给雅各比写信说，“无论是贵族派还是民主派罪人之死”，他“都一丁点儿也不在意”（1792年8月18日）。对歌德而言，革命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古老的、可能存在不公与剥削的财产阶级体系遭到质疑。在他的革命喜剧《被煽动者》中有一个贵族妇女的形象，他之后会在与爱克曼的对话中将她称为模范贵族的代表：“她意识到，人民或许会遭到压迫，但不会被镇压，底层的革命起义只是大人物之不公的后果。”[72]

对歌德而言，革命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一场社会与政治的火山喷发。他在革命之后的几个月潜心研究“火成论”（Vulkanismus）这一让他感到不安的自然现象，就并不是偶然了。与“火成论”相对的，是认为地球表面因为大洋而发生逐步变化的“水成论”（Neptunismus）。[73]渐进的东西吸引着他，而骤然与暴力之物则叫他厌恶，在自然或在社会中均是如此。他习惯于过渡，而非断裂；他是进化之友而非革命之友。但革命中的强力并非唯一吓到他的地方。一想到从现在起，“大众”（Masse）将不可逆地踏上历史舞台，也让他感到恐慌。但这难道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难道这不属于解放，不属于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那种启蒙式的“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当然，如果政治成熟也能和大众一起掌权，的确是件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引导乃至诱导大众的，是煽动家、教条主义者，或是那些被歌德鄙夷地称为“革命人士”之徒。而且情况必然如此：因为大众易被诱惑，他们会因为一时冲动被轻易地领入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政治处理的是普遍性，是社会整体的事务。这就必须以一种不仅追求个人私利，而且可为整体承担责任的思维方式为前提。但歌德认为，普通人无法抬高到这种视野，因此只能成为被煽动家操纵的乌合之众。普遍的政治化只会有利于谎言、受骗和自我欺骗。人们想要控制整体，却连自己也控制不了；人们想要改善社会，却拒绝从改善自我做起。理性在大众的迷狂中沉沦，而低级本能的释放却因此占了便宜。1793年席卷整个法国的国家恐怖为此提供了直观素材：大范围的处决、屠杀、对占领区的抢掠。“大众非抢不可，/然后才可尊敬，/他们的判断惨不忍睹。”[74]就算革命没有砍掉人的脑袋，革命的力量也足以让脑袋一团混乱。歌德认为公共舆论的政治化是灾难性的，他称之为对“好谈国事”的普遍鼓励。那些在报纸或酒馆常座上高谈阔论的人对政治事件毫无影响力，他们对这些事件无休止的聒噪和争论让歌德难以忍受，而革命之友们对德国政治实情的诡异误判更让他感到气愤。他曾在《法兰西征战》中写道：“遗憾的是报纸从各个地方扑面而来，它们现在是我最危险的敌人。”（1792年8月18日）王侯批评者们的虚伪令他愤怒，因为这批人恰是王侯统治的既得利益者。他曾对近来被他视为这样的伪善之徒的赫尔德说：“我现在支持的是我仁慈的君主的原则，他给我吃的，因此我的责任就是和他有一样的观点。”[75]这是在不怀好意地针对赫尔德，也是在自嘲。政治观念如果超越了自身的经验与责任，就没有任何用处；人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观念，即便这是他自己的观念。“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大多数时候只是庸俗。”歌德说。[76]

歌德对革命的拒斥是在表达他的下述观点：在逐步开启的大众时代，普遍政治化将会导致对远与近之感知的一种根本性紊乱。他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写道：“人生在一个有限制的境遇里，简单的、附近的、确定的目的他是能够理解的，他习惯于利用手头现成的方法；但只要他一来到生疏的地方，他立刻就既不知道他愿意做什么，也不知道他应当做什么了，无论是由于大量的事物使他精神涣散，或是由于这些事物的高大和危险他被弄得魂不附体，这对他都是一样的。他被引诱，努力去追求一件事，而他又不能通过循规蹈矩的主动性达到目的，这永远是他的不幸。”[77]针对《被煽动者》中的政治激情，歌德祭出了从限制的力量中成长起来的对个体个性的塑造。由于我们无法把握整体，远方又使我们分心，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将自己塑造成某种整体——这就是歌德的座右铭，因此才有：“就让人格成为/尘世子民的至福。”[78]在这个几近反叛式的人格理想内，还藏着在服务生命时的那种精妙的淡漠；这正是尼采赞美歌德之处，也是他普罗米修斯式的塑型之力的一部分。这种塑型之力来源于生命的方程：将世界吸收并化为己有，但只接纳人可以吸收的部分。由此可得：要不留情面地把“不够格”的东西挡在外头。即便有抵抗与划清界限的姿态，歌德的世界与生活始终保持得足够宽广。

这种抵抗可以非常激烈而极端。例如，歌德完全无法与死亡和解。他认为死亡是不文雅的。看到诺瓦利斯故弄玄虚的死亡崇拜，他只能摇摇头，认为这些年轻人是在浪费他们的全情投入。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死亡对他的思想有任何权力，不参加任何葬礼，在任何一个将死之人的病榻边都找不到他的身影。封·施泰因夫人的灵柩必须避开圣母广场（Frauenplan）上的歌德的宅子。封·施泰因夫人出于内心的礼貌，自己就这样安排好了。当克里斯蒂安娜去世时，有些病恹恹的歌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而在席勒离世时，他有一整个星期没有离开屋子半步。用“压抑”的概念无法描述这一举止，因为他身上没有丝毫狭隘或局促之处；他果决地划定了他的圈子和界限。他要求在一切可能对他有影响的事务上拥有共同决策权，自行决定什么与他相关——这就够多的了。歌德确实有着全方位的教养，他可以嘲笑那些自诩博览全书的人，以及那些热衷评判但评判却软弱无力的人，也就是那些煽动舆论之徒。能够克服分心的只有收心。不是每一种好奇都能博得掌声。他所偏爱的好奇，会绕行一条通往世界的弯路来让我们了解自己。歌德不单是作为一名自然研究者追求着一种不至于让我们失明失聪，而是可以在体内与生命中塑造的真理。这并非意味着内在化。他写道，那种“听上去相当重要的任务——‘认识你自己’”，在他看来“始终很可疑”。谁只寻找自己，就无法找到自己。“针对外在世界的行动”是必要的，而平静、详细的观察也同样如此：“人只有理解世界，才能理解自身……每个新事物若能好好观察，就会在我们体内开启一个全新的器官。”[79]重点在于“好好观察”；这就指向了一种与现实的关联，它比煽动起来的混乱舆论要包含更多的世界。

虽然歌德也无法完全免于政治化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他毕竟还是给儿子奥古斯特买了一个玩具断头台——但他却下定决心，在他对自然研究的平和观察中寻找逃避纷扰之处。1791年6月1日，他写信给雅各比说，他对光学和颜色学的依赖每天都更加紧密，也“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完全只研究这两门学科”。不过事情倒也并非如此。他不愿与艺术和文学一刀两断：在自然研究之外，它们是歌德抵御群情激愤的时代精神的第二道防线。“美学的快乐让我们挺直腰杆，”他带着挑衅的讽刺在给抱有雅各宾派思想的作曲家兼杂志主编莱夏尔德[80]的信中写道，“而几乎整个世界都屈服于政治。”[81]他还有另一位熟人住在离法国不远、同样躁动不安的特里尔（Trier）；歌德告诉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那种只能从缪斯那里获得的精神的克制与平和。”[82]当他重新开始创作先前搁笔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时，他在1793年12月7日写信给克尼贝尔：“我现在正在思考并决定自己来年要从什么工作开始，人必须把自己强行钉在什么事上。我想，这会是我原来那本小说。”

但他依旧保持着和席勒的距离。上文已经提到，他对席勒的《论秀美与尊严》并不感冒。不过，他倒是在此期间与1794年2月为了席勒迁来魏玛的威廉·封·洪堡结下了友谊。洪堡尝试了各种方式以让歌德对尚在施瓦本逗留的席勒有些好感。然后还有费希特，他在席勒之前现身魏玛，说了许多称颂席勒的好话。

这也对歌德产生了影响，因为他毕竟对赞美席勒的费希特很有好感，几乎是充满爱意地把他称为“一个奇妙的怪人”。当费希特头一回造访圣母广场边的歌德家时，根本不等把帽子和手杖放下，而是把外套往最近的桌上一丢，就立马与歌德深入地攀谈起来。歌德感到不知所措，但也同时对这种严肃而振奋人心、毫不在意任何规矩的激情印象深刻。他让印厂给自己送来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头一张全开书页，立马读了起来，并给费希特写信说：“这其中没有任何我不懂的东西，或者至少我认为自己都能读懂；也没有任何东西不与我习惯的思考方式相联结。”（1794年6月24日）费希特不必把这当成客套的表扬，因为在和歌德的一番长谈之后，他向妻子汇报说：“最近……他如此简要而清晰地为我阐明了我的体系，我自己也不能说得更加清楚。”[83]他们免不了对第三人有些小小嘲弄，但也还都处于友好的界限之内。歌德把费希特的作品寄给雅各比，并附言：“亲爱的非自我，希望你偶尔能向我的自我透露一些你的想法。祝好，问候你身边所有可爱乖巧的非自我们。”（1794年5月23日）

歌德最先提及的竟是费希特的哲学，这已经让人很惊讶了。他在给费希特的信中写道，他明白自己要感谢他：“正是您，使我终于能和那些我无法割舍却又永远无法与之合一的哲学家们和解。”（1794年6月24日）费希特的哲学中，让他喜欢的是对行动、追求与塑造的热烈强调。他宁愿接受极端的主观主义，并为了自己的目的将之温和化。在他的颜色学中，便流露出了第一批痕迹。他更重视颜色感知的生理学，正如他开始赋予主观性更多空间。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将以下原则收入了他的《格言与反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n）：人们必须始终扪心自问：“在这里是谁在说话？——是你所观察的对象，还是你自己？”[84]

歌德与哲学的接近，也使得他自我感觉缩短了与席勒的距离。这一点，再加上他想要将反抗政治胡闹的美学圈子锁得更紧的愿望，就创造了有利条件，让歌德于1794年6月中旬收到的那封信得以产生积极的效果。那是席勒的邀请信，邀请歌德加入新创刊的杂志《季节女神》的编委会。“阁下决心参加进来以支持这一事业，这必将对杂志取得圆满成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欣然接受您答应我们参加合作的附带条件。”（1794年6月13日）[85]

席勒与科塔在春天敲定的两项计划，只有《季节女神》杂志这一个项目保留了下来。席勒一开始在编辑出版一份日报这一科塔最爱的计划前打了退堂鼓。这计划在经济上可能很诱人，但席勒担心它会让自己完全无暇顾及美的文学。此外，他还与一份名为《欧洲诸国汇报》（Allgemine Europäische Staatenzeitung）的刊物保持距离。席勒在6月14日给出版人的信中告知对方，他对编辑一份政治刊物感到力不从心；他会在错误的地方毁掉所剩无几的健康，而更好的办法是把他余下的力量集中到一份美学期刊上来。这是他熟悉的领域，席勒写道，他会“怀着兴趣与内在使命感”创造出前无古人的成就，也就是聚集起“全国上下第一流的头脑”。

一种作为对革命法国的“政治民族”之回应的“文化民族”理念，正是在此初现雏形。在公开的邀请函中——席勒将之作为给歌德的信的附件——这一理念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德国人的文化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那些最优秀人物所喜爱的书籍能在每个人手中找到。如果现在全民族最顶尖的作家都共同加入一个文学协会，他们就能由此统一先前四散于各处的读者，而所有人都出了一份力的作品，也将吸引整个读书界都成为它的读者。”[86]席勒所设想的是一场高水平的精神会集运动，而事实上，邀请信也发给了所有那些有地位和名望的作家、政论家和哲学家。大多数人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甚至远在柯尼斯堡的年迈的康德也说可能会在将来投稿。而为了这一计划必须把歌德争取过来，则是不言自明的事。以席勒为核心的编委会团体包括威廉·封·洪堡、费希特和最近被聘到耶拿的历史教授沃尔特曼[87]。

席勒严肃地提出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的理念，因为邀请函中纲领性的承诺也要求了一种文学风格。杂志将“详细探讨一切可以用审美和哲学精神论述的问题”。[88]席勒希望让他秀美与尊严的理想在杂志上起效，因此文学上的消遣应当有品位，而学术内容应有思想；无论是单纯的娱乐还是僵化的掉书袋都应被拒之门外。令歌德特别有好感的，可能是像他一样厌烦政治的席勒决定《季节女神》应对所有其他领域开放，唯独政治除外：“而尤其是涉及国家宗教和政治状态方面的内容，本刊概不采纳。”[89]虽然歌德本人在他给《季节女神》的稿件中并没有遵守这一原则，而席勒最初发表在杂志上的《审美教育书简》也同样指向政治，但二人眼下都感到某种政治节制将会对精神生活有很大好处。

歌德在几天之后才给了答复。虽然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个大好计划，不光可以在整体上给文学生活，同样也可以给自己的创作以新的刺激；而席勒与他接近也让他高兴——他对夏洛蒂·封·卡尔普说，席勒“对我们魏玛人越来越友好、越来越信任”——；可他还在犹豫，因为他预感到（按他两个月之后的说法）这是他生命中全新“时代”的开始。他谨慎地起草了他的回复——有多份书信草稿得以保留——融合了外交辞令与坦然自白：“我将欣然地、全心全意地加入这个团体。如果在我还未付印的文稿中有什么适宜于在这样一本刊物上发表的东西，我将乐意告知您；而与这项事业的创办者那样正直勇敢的人物有进一步的结合，必定会使我某些已经停滞的工作得以充满生机地重新开展。”（1794年6月24日）[90]

这是歌德写给席勒的第一封信。席勒为自己的计划赢得了一位如此大名鼎鼎的合作者而欣喜不已。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也即将因此赢得一位无与伦比的好友。

[1] 指席勒作于1793年春的文论《关于崇高》，最初发表于1793年的《新塔利亚》（Neue Thalia）杂志上。在1801年修订时，席勒删去了文中关于“崇高”的第一部分，只留下第二部分并将之重新命名为《论激情》（Über das Pathetische），收入《短小散文著述》第三卷中。

[2] MA Ⅴ，S. 516. 语出席勒的《论激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56页。

[3] “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这一对概念，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十六封信中做过区分，参见MA，第620页，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92页。

[4]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哲学家、政治家。著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使之被后世视为保守主义鼻祖。而他早年的美学论著《对我们关于崇高与美的理念之渊源的哲学探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1757）则将“崇高”（The Sublime）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开启了相应的美学与诗学探讨。

[5] Kant，Bd. 7，S. 300. 语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部分（KpⅤ186），汉译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第200页。当然，康德关于“崇高”的论述更应参阅其《判断力批判》中《崇高的分析论》这一章，参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第82页及以下。

[6] MA Ⅴ，S. 502. 语出席勒《关于崇高》一文。

[7] MA Ⅰ，S. 201. 语出席勒的名诗《理想与生活》，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59页，有改动。

[8] 艾伯哈德·格梅林（Eberhard Gmelin，1751～1809），德国海尔布隆市的医生，研究动物磁场基础上的催眠术与治疗术。

[9] 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重要作家，既非古典主义亦非浪漫派，而是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尤擅中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ss，1808）、《O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1808）均已成为文学经典。此处指的是克莱斯特著名骑士剧（Ritterschauspiel）《海尔布隆的小凯蒂，或火之试炼》（Das Kätchen von Heilbronn oder die Feuerprobe，1810），这也是他少有的获得舞台成功的戏剧作品之一。文学创作上的失意、哲学上的困惑与危机，以及祖国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战败，使得克莱斯特罹患抑郁症，于1811年11月自沉于柏林的万湖（Wannsee）。

[10] 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席勒（Karl Friedrich Ludwig Schiller，1793～1857），席勒长子，后担任符腾堡护林官。

[11] Zit. n. Borcherdt 1948，S. 659.

[12] 《布鲁图斯与恺撒》是席勒《强盗》一剧第四幕第五场中主人公卡尔·莫尔所唱的歌谣，参见MA Ⅰ，第 589f页，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59～162页。

[13] Zit. n. Borcherdt 1948，S. 113.

[14] 《命运》（Das Schicksal）是荷尔德林作于1793年的诗歌。在1791年患重病后，席勒暂时放下了《塔利亚》杂志的编辑工作，直到1793年才在葛勋的建议下重新着手编辑，并将杂志改名为《新塔利亚》。

[15] Novalis Bd. 1，S. 506.

[16] 希律王（约前73～4），古罗马犹太行省犹地亚（Judäa）的统治者；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因听闻耶稣将取代其统治的预言，他曾下令杀尽伯利恒（Bethlehem）城内的男婴，因此被视为暴君的代表。

[17] Biedermann 1974，S. 221.

[18] Petersen 1911，S. 232.

[19] Petersen 1911，S. 230.

[20] MA Ⅴ，S. 856.

[21] 指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Erster Koalitionskrieg，1792～1797）。

[22] 西班牙“无敌舰队”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于1588年为征服英国、推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sabeth Ⅰ，1533～1603）而创建的海军舰队，但在同年8月8日英西格瑞弗兰海战（Battle of Gravelinas）中遭到重创，150余艘战舰仅有43艘返回西班牙母港。

[23] 弗里德里希·封·马蒂松（1761～1831），德国诗人，擅田园诗与风景诗。席勒于1794年9月在《文学汇报》上发表了《论马蒂松的诗》（Über Matthissons Gedichte），对其诗作评价颇高，并借此阐发了自己关于自然诗的美学理论。参见MA Ⅴ，第 992～1011页。

[24] 约翰·海因里希·丹内克（1758～1841），德国古典主义雕塑家，曾就读于符腾堡的“军事育才学校”，后任卡尔高等学校雕塑教授。他于1794年为席勒制作的半身像成为最重要的席勒塑像之一。

[25] Zit. n. Berger 1924，Bd. 2，S. 156.

[26] 语出威廉·封·洪堡于1794年9月22日给席勒的信。

[27] 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诺伊费尔（Christian Ludwig Neuffer，1769～1839），德国诗人，曾于1786～1791年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Tübinger Stift），并在这里认识了荷尔德林，与之结下了友谊。

[28] Jacobs 1984，S. 34.

[29] 1794年，在歌德与席勒的推荐下，费希特被聘往耶拿大学任哲学教授；他立刻在当年冬季学期开设了“知识学”这一课程，首先出版了小册子《论“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作为参加作者关于这门科学之课程的邀请函》（Über den Begriff der Wisseschaftslehre oder der sogenannten Philosophie als Einladungsschrift zu seinen Vorlesungen über diese Wissenschaft）以吸引学生选课，并将自己在每节课前撰写的讲义编纂成书，即费希特的代表作《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1794/1795）。

[30]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32），第89页。

[31] 参见〔德〕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第§4. C～2节），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52页。

[32] 参见〔德〕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第§4. E节），第96页。

[33] 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1761～1833），德国哲学家；所罗门·梅蒙（约1753～1800），德国犹太裔哲学家；二人对康德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如何在因果律不适用的情况下从“物自体”过渡到现象世界。

[34] Jean Paul，Bd. 2，S. 74.

[35] Zit. n. Ziolkowski 1999，S. 206.

[36] Zit. n. Ziolkowski 1999，S. 206.

[37] Goethe MA 18.1，S. 175. 语出《浮士德》第二部第二幕：“高拱顶、狭隘的哥特式书斋。”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一卷），第278页。

[38] 语出卢梭带有自传性质的《忏悔录》（Les Confessions，postum 1782）第一部第一章，汉译参见［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黎星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1页。

[39] Goethe，MA 1.2，S. 203. 语出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5月22日的信；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六卷），第8页，有改动。

[40]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其画作中常描绘人物背影，而画中人物则望向窗外与远方，象征对自然与无限的向往。原书作者在这里所设想的应当是弗里德里希的名画《雾海上的漫游者》（Der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1818）。

[41] Hölderlin 1970，Bd. 1，S. 917.《德意志唯心主义最初的体系纲领》是一段残篇，只有黑格尔誊写此文的手稿传世，于1913年被发现，1917年首次发表；但其建立在唯心主义体系哲学基础上的伦理学与美学却与谢林和荷尔德林的思想有若干接近之处。

[42] Zit. n. Arendt 1970，S. 19.

[43] 参见Friedrich Schlegel：Gespräch über die Poesie，In：ders. Kritische Schriften. Hg. von Wolfdietrich Rasch，Darmstadt 1971，第473～529页，此处参见第 478页。《关于诗歌的对话》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诗学文论，1800年发表于浪漫派的旗帜刊物《雅典娜神殿》第三卷中。

[44] 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德国诗人，海德堡浪漫派（Heidelberger Romantik）代表，其文学语言充满游戏性，恣意不羁，尤擅童话。他与阿希姆·封·阿尔尼姆共同搜集整理德国各地的民歌，编辑成了著名的《男童的神奇号角》。

[45] 索菲·梅罗（1770～1806），德国女诗人，颇受席勒赏识，曾在其主编的《塔利亚》与《季节女神》上发表过多首诗歌。梅罗1803年与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结婚。

[46] 多萝蒂亚·菲特（1764～1839），德国女作家，启蒙主义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之女，18岁时便嫁给犹太商人西蒙·菲特（Simon Veit，1754～1819），于1797年在亨莉埃特·赫尔茨的沙龙中认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很快与之结为生活伴侣，后于1804年在巴黎结婚；著有小说《弗洛伦汀》（Florentin，1801）。

[47] 卡洛琳娜·施莱格尔（1763～1809），娘家姓米夏埃利斯（Michaelis），德国女作家，曾积极追随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并活跃于1792年的美因茨共和国中。浪漫派领军人物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是其第二任丈夫，二人于1796年成婚。当施莱格尔于1800年底前往柏林后，卡洛琳娜与谢林之间擦出火花，她于1803年和施莱格尔和平分手，并在同年与谢林成婚。

[48] 亨里克·施特芬斯（1773～1845），德裔挪威哲学家、作家，认同谢林的自然哲学；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并于1834年出任校长。

[49] Zit. nach Arendt 1970，S. 33.

[50] MA Ⅴ，S. 780. 语出席勒的名篇《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48页。

[51] Tieck，Bd. 1，S. 670. 语出蒂克的书信体小说《威廉·洛维尔》第三卷第31封信（威廉·洛维尔致罗莎）。

[52] “魔术师的学徒”典出歌德著名的同名叙事谣曲《魔术师的学徒》（Zauberlehrling，1797），讽刺了那些学艺不精却想要出出风头，导致后果难以收拾的半吊子学徒。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九卷），第46～50页，译名有改动。

[53] Jean Paul，Bd. 5，S. 31.《美学预科，及莱比锡的几场关于现时代各派别的讲座》（Vorschule der Ästhetik，nebst einig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Parteien der Zeit）是让·保尔作于1804年的三卷本美学文论。

[54] Novalis Bd. 2，S. 233. 语出诺瓦利斯于1798年发表在浪漫派杂志《雅典娜神殿》上的断篇《花粉》（Blüthenstaub）之十六，汉译参见〔德〕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以下简称《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林克译，华夏出版社，2007，第80页。

[55] 语出诺瓦利斯作于1798～1799年的《一般草稿——百科全书之材料》（Das allgemeine Brouillon. Materialien zur Enzyklopädistik）第295条断篇，参见Novalis：Das allgemeine Brouillon. Hg. von Hans-Joachim Mähl，Hamburg 1993，第53页。汉译参见〔德〕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第192页（断篇IX，295），有改动。

[56] 这一断篇出自由施莱格尔和蒂克在诺瓦利斯去世后的1802年为其编纂的文集第二卷中《不同内容的断篇》（Fragmente vermischten Inhalts），参见Novalis：Schriften. Hg. von Friedrich Schlegel und Ludwig Tieck. Zweyter Theil. Berlin 1802，第278页。

[57] 这一断篇同样出自诺瓦利斯文集第二卷中《不同内容的断篇》，参见Novalis：Schriften. Hg. von Friedrich Schlegel und Ludwig Tieck. Zweyter Theil. Berlin 1802，第269页。

[58] 参见蒂克于1846年新编辑的诺瓦利斯文集（第三卷）中的断篇补遗：Novalis：Schriften. Hg. von Ludwig Tieck und Ed. v. Bülow. Dritter Theil. Berlin 1846，第191页。

[59] Zit. n. Korff，Bd. 3，S. 253. 这一断篇同样出自诺瓦利斯文集第二卷中《不同内容的断篇》，参见Novalis：Schriften. Hg. von Friedrich Schlegel und Ludwig Tieck. Zweyter Theil. Berlin 1802，第300页。

[60] Novalis，Bd. 1，S. 227.《赛伊斯的学徒们》是诺瓦利斯作于1798～1799年前后的哲学小说断篇，与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都在他去世之后的1802年才由施莱格尔和蒂克编辑发表。

[61] 语出布伦塔诺于1802年9月8日致阿希姆·封·阿尔尼姆的信。

[62]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欧洲著名女作家；因反对拿破仑而被迫离开法国后，曾于1803～1804年游历德国，对德国文学倍加推崇。她著有《论德国》（De l‘Allemagne，1810），热烈赞颂正在兴起的德国浪漫派——二十余年后，海涅将在《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1836）中以尖酸刻薄的笔调对其大加嘲讽。

[63] Heine，Bd. 4，S. 371.《春夜里来落了霜》（Es fiel ein Reif in der Frühlingsnacht）是由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搜集并改写的一首莱茵地区民歌。

[64] 《雅典娜神殿》是施莱格尔兄弟1798～1800年编辑出版的杂志，共6期，是早期浪漫派最重要的刊物。“海格力斯”即古希腊英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kles）在古罗马神话中的拉丁语写法。相传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桩伟业，其中就包括在一天之内清扫奥革阿斯（Augias）圈养着3000头牛的牛棚。今天，“奥革阿斯的牛棚”（Augiasstall）已成为一个修饰肮脏不堪之处的专有名词。

[65] 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1765～1816），歌德妻子，家境贫寒，曾做过女工；1788年认识歌德，1789年为歌德诞下独子奥古斯特（August von Goethe），1806年二人终于成婚，但魏玛上流阶层一直对克里斯蒂安娜持拒斥的态度。

[66] 《罗马哀歌》是歌德自意大利返回魏玛后创作的组诗，于1795年首次发表于席勒的杂志《季节女神》上。组诗描述了诗人如何通过情爱获得艺术体验，因此在发表时引发不小的争议。之所以命名为“哀歌”是因为诗作所选的形式是古希腊的哀歌体（Elegisches Distichon），即六音步双行诗。

[67] 《塔索》是歌德以意大利诗人托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的生平为蓝本创作的戏剧，自18世纪80年代开始构思，在歌德从意大利归来后终于写成，发表于1790年。剧中描述了作为艺术家的塔索在宫廷中因为难以与人相处而陷入心理困境，在某种程度上隐射了歌德本人在魏玛宫廷的处境。

[68] Goethe，MA 12，S. 308.

[69] 《被煽动者》是歌德未完成的一部政治剧，作于1793年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期间；《市民将军》是歌德的一部独幕喜剧，于1793年5月在魏玛首演；《自然的女儿》则是歌德的一部譬喻式的悲剧，于1803年上演，其中人物除了女主角欧根妮（Eugenie）只有职位（如“国王”“公爵”等）而无具体姓名，剧中充满对法国大革命的隐喻。

[70] 《赫尔曼与窦绿苔》是歌德于1797年发表的一部仿古诗体叙事作品，运用了荷马创作《伊利亚特》时使用的无韵六音步诗行（Hexameter），并以9位缪斯女神之名为各章命名。作品描述了青年赫尔曼在救助因法国大军的逼近而逃亡的德国难民时，爱上了背井离乡的少女窦绿苔的故事。

[71] 《德国流亡者闲谈录》是歌德于1795年发表于席勒的《季节女神》上的中篇小说，仿照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十日谈》（Decamarone），记叙了一群因法国军队逼近莱茵河西岸而逃亡的人们互相讲述的故事。

[72] Goethe，MA 19，S. 493.

[73] “火成论”与“水成论”是地质学的两种基本假设。前者认为地表是由火山喷发后岩浆冷却而形成的，后者则认为地表是在大洋水位退却后逐渐浮出水面，再经风化与堆积等地质作用之后形成。

[74] Goethe MA 9，S. 137.

[75] Boyle 1999，Bd. 2，S. 251.

[76] Goethe MA 17，S. 712.

[77] Goethe MA 17，S. 408. 语出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的第六部《一个美的灵魂的自述》，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二卷），第381页。原书作者误以为出自《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已更正。

[78] Goethe MA 11.1.2，S. 76.

[79] Goethe MA 12，S. 306.

[80] 约翰·弗里德里希·莱夏尔德（Johann Friedrich Reichardt，1752～1814），德国作曲家，曾是法国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但后期转向浪漫派与民族主义，自1796年起编辑出版杂志《德意志兰》（Deutschland），刊发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与文论。曾为歌德的多首谣曲谱曲。

[81] Zit. n. Boyle 1999，Bd. 2，S. 249.

[82] Zit. n. Boyle 1999，Bd. 2，S. 249.

[83] Zit. n. Boyle 1999，Bd. 2，S. 260.

[84] Goethe MA 17，S. 827. 准确地说，《格言与反思》是爱克曼在歌德去世后，将歌德于多部作品中写下的格言搜集成册并于1833年发表的箴言集。这里所引用的格言出自《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二部尾声的格言集《漫游者的观感》（Betrachtungen im Sinne der Wanderer），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三卷），第308页。

[85]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页。

[86] MA V，S. 868.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3页，有较大改动。

[87] 卡尔·路德维希·沃尔特曼（Karl Ludwig Woltmann，1770～1817），德国历史学家，1794年出任耶拿大学编外教授，除了为《季节女神》供稿外，还与席勒一同编辑《历史回忆录全集》。

[88] MA Ⅴ，S. 86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页。

[89] MA Ⅴ，S. 86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页。

[90]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4页，有改动。

第十九章

歌德与席勒：幸运的事——溶解性的美与振奋性的美——《审美教育书简》——岌岌可危的是什么——歌德与席勒，质朴与多情——半人马

在席勒的争取下，歌德于1794年夏同意参加《季节女神》的编辑工作。7月20日星期天，歌德造访耶拿，他下午要在自己不久前参与创建的“自然研究会”（Naturforschende Gesellschaft）上听一场关于植物学的报告。席勒虽对这个主题并不太熟悉，但也出现在了现场。外头很炎热，而举办活动的老城堡里却很凉爽舒适。在讲座之后是短暂的座谈，然后挪椅子，闲聊的人三五成群，继而起身离开，此时外面夜幕已经落下，因为演讲人的报告又冗长又无聊。回顾往事，歌德于1817年在题为《幸运的事》一文中描述了与席勒的相遇以及二人的第一次长谈：“机缘巧合，我们两人同时从里头走出，于是便攀谈起来；他看上去对演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但非常理智而敏锐地评论道，这样一种支离破碎的探讨自然的方式，绝不能强加给热衷于加入讨论的外行人。我深以为然，回答说：……毕竟还有另一种方式，不是孤立而单独地研究自然，而是呈现一个活动着的、有生命力的、力求从整体进入局部的自然。他希望在此问题上能得到启发，却毫不掩饰他的怀疑，无法承认可从经验中得出我所声称的情况。我们走到了他家，谈话吸引我踏进了门；于是我生动地讲述了植物变形学，用勾勒出特征的几笔，在他眼前画出了一株象征植物。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力端详着这一切；但当我完成后，他摇摇头说：这不是经验，这是个理念。我一时语塞，甚至有些不快：因为这一句话就严格地标明了我们两人的分歧。我又想起《论秀美与尊严》中的论断，旧怨几乎又要泛起，但我控制住自己，回答说：不知不觉就有了理念甚至亲眼见到了理念，这倒让我很高兴。席勒比我更世故也更懂礼数，又因为《季节女神》……宁可拉拢而不是排斥我，于是像个受过教育的康德信徒作了回应。而当我固执的现实主义又产生不少引发热烈反对的契机时，我们就相互争论，直到最终鸣金收兵……第一步已经迈出，席勒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把一切靠近他的人都牢牢地留在自己身边……；他的夫人，我从她小时候起就一直喜欢她、欣赏她，而她也为我们长存的理解做出了她的一份贡献；双方的朋友都为我们开心。于是我们就这样通过一场主体与客体间或许永远无法调停的大战订立同盟，这同盟不断延续，对我们和他人都有过良好的影响。”[1]

对歌德而言，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的对话；而对席勒而言则是关于艺术的。“我们六周之前曾就艺术与艺术理论有过一场长时间而广泛的对话，互相交流了我们以不同途径所取得的主要观念。在这些观念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共鸣，又因为它确实是从视角的极大相异中得出的而显得更为有趣。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他所缺乏的，也会因此有所收获。自打这段时间以来，这些播撒出去的理念就在歌德那里生根发芽，他现在感到有同我结交的需求，与我一起继续他之前无人鼓舞、只能独自前行的道路。”（致科尔纳，1794年9月1日）

奇怪的是，席勒直到数周之后才和他的朋友科尔纳讲述了他和歌德的这次见面。为什么没有立马告诉他？是因为席勒想要故作冷静，不给人留下他已得偿所愿的印象？再让我们回想一下席勒在1789年2月定下的计划。当时的他曾给卡洛琳娜写信说：“如果每个人都能用上他全部的力量，就不会被他人忽视。这就是我的计划。如果有一天我的处境能够让我全部的力量发挥作用，他和其他人就会认识我，正如我现在认识他的精神一样。”（1789年2月25日）显然，这个“处境”就是现在了。在席勒的感受中，是歌德向他靠拢。他对此的心满意足释放了压抑。增强的自信使他能够让自己的所有力量都发挥作用，以至于现在连歌德都敬佩地谈起了席勒“极大的吸引力”。

初次见面两天之后，威廉·封·洪堡请歌德和席勒一同来吃晚餐。在餐桌上，他们讨论了《季节女神》的计划，而席勒还阐发了他在《卡里亚斯》通信中的观点。头两次见面的友好气氛，鼓动席勒在8月23日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信；歌德用深受触动的语言给他回信说：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比这封信更令人愉悦的生日礼物，“您在来信中用友好的笔触总结了我走过的人生道路，并热情洋溢地鼓励我不懈努力、勤勉耕耘”（1794年8月27日）。[2]

在那封信中，席勒用大胆的笔调为歌德勾画了一幅精神肖像，同时准确地描述了二人的不同。歌德，席勒写道，信任感官印象与直觉。他观察的目光“那样平静、纯洁地落在事物之上”，永远不会有误入抽象之歧途的危险。想象力在运转，但依附在客体之上，因此不会迷失，而是发现现象世界的富足。歌德走的是从特殊到普遍的道路，而席勒则恰好相反，是要用抽象的理念把握普遍，然后在直观的素材中重新发现它，因此是从普遍降入特殊。当然，思想可能会与经验相左，反之，知觉与观察的进路偶尔也无法达到思想上必要的澄明。如果如此相异的精神能够互相倾听、互相帮助，就可能实现互补的幸运瞬间。“如果前者用纯洁而忠实的感官寻找经验，后者用自主而自由的思想之力寻找法则，那么二者绝不可能不在中途会师。”[3]但人们不能低估实现会师的前提。二者都必须“天才地”开展他们的事业；这样一来，一个人直觉般地在个体内创造出属于种属的内容，而另一个则在种属中遇见个体的生命。

当席勒写歌德时，总是同时在谈自己。他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与歌德相辅相成的形象，显出已有足够自信声称自己也具有天才的特质。二人交会处是个中点，但人们需在顶峰寻找。可他们要如何互相把对方带上高处？很简单，席勒会帮助歌德“用法则纠正情感”[4]；而歌德则会保护席勒免于抽象的危险，激发他的知觉并使他对具体事物的感知更加敏锐。歌德会把席勒当作意识的镜子，而席勒则会从歌德身上学会对无意识的信赖。两个半圆便合成一个圆圈。至少歌德是这样理解他们的相互关系的。他的遗稿中有一份关于他与席勒友谊的笔记，其中写道：“但罕见的是，人们就像是对方的另一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结合、相互补充。”[5]

歌德肯定了席勒为他勾勒的肖像；席勒在他身上看到了直觉的天才，让他做了如下略带反讽的评论：“您的关注对我的益处会有多大，这一点您不久自己就会看出来。进一步认识以后，您会发现，我身上有一种晦暗不清和踌躇不决的特性。”（1794年8月27日）[6]歌德懂得利用席勒的明晰，但还是要自己决定要保留多少“晦暗”。太过一目了然也可能是坏事；存在着一种多产的对自己与他人保持神秘的方式。在创作《威廉·麦斯特》时，歌德将会让席勒看到自己手中的牌，他会一边写作，一边与席勒探讨这部作品，并详尽地研读席勒关于《麦斯特》的来信；但他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写完《赫尔曼与窦绿苔》，然后将之作为一部大功告成的作品展现在惊讶得不能自已的席勒面前。前一回他想从席勒的澄明中获益，而后一次则要保护他自己的“晦暗”；至于“踌躇”，他虽然会收到席勒时而相当烦人的催促，却不以为意。他只在意自己生活与创作的节奏。

在他对那封伟大的“生日来信”的回复中，觉得如此被人理解的歌德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自己也能更好地理解席勒。双方关系的对称其实要求歌德也尝试画一幅席勒的肖像，但他写道：“如今我可以提出要求，我要通过您本人来了解您的精神历程。”（1794年8月27日）[7]席勒肯定更希望从歌德的评判中看到镜中的自己，然而现在却被要求做自我阐释。他倒也欣然应允。他即刻提笔回信，不过他在8月31日给歌德的回信中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他精神的“历程”，不如说是精神的解剖结构。席勒的句子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就仿佛他要以此证明，没有批评家能比得上他自我批判的那种清晰洞见。“因为我的思想圈子较小，所以我能更快也更频繁地跑完这个圈子，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我手头不多的本钱，用形式创造出内容所欠缺的多样性。您要致力于简化您那宏大的理念世界，而我则要为我小小的财富寻找多样化。您得统治一个王国，而我只掌管一个成员稍多的概念家族，发自内心地想将之扩展为一个小小的世界。”[8]

人们发现：席勒虽应歌德的请求描述自己，却不能不始终把自己与歌德相比较。他认为，歌德取得了“最高”的成就：广阔的经验范畴、为数众多的概念，最主要的是“把他的直观普遍化并使他的情感成为立法者”[9]的那种自信。但席勒却做不到。他所擅长的是另一门艺术。他可以凭思想统御甚至创造感觉。一个典例就是席勒的热情，那种情感强烈的兴奋主要并不源自感觉，而是源自思想。在席勒看来，热情是某种让情感一同振奋的思想之物。但自发地为生命立法的情感，其魔力对席勒而言却是陌生的。可它真的是他无法企及的“最高”成就吗？在他的美学理论中，席勒将成为“立法者”的情感描述为“溶解性的美”；但在那里，这种“溶解性的美”却显然不是最高的东西。这一最高的地位属于“振奋性的美”[10]；在这种美中，是精神为情感立法。席勒正是以“振奋性的美”比照自身，向之努力，并相信自己比歌德更与之接近。因此，所谓歌德更懂得“把他的情感变成立法者”的说法，实际上隐藏着没有明说的两面性。席勒承认歌德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虽然在他看来并非最高，但到底值得因此而羡慕歌德：即没有目的，也不必费劲地折腾概念，就能施展一个人随性的、卡里斯玛式的力量；这样的一个人平静地活在他的直观与感觉之中，遵循着他的直觉，在他身上，力量不用刻意争取。然而席勒，他的一切必须全靠自己创造，包括他的力量。歌德的存在之轻在席勒看来有不可承受之重。在这段友谊的最初几封信中，远远还能听见早年旧怨的回响。“这个人哪，”席勒在3月9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这个歌德曾挡过我一次道，一而再再而三地使我想到命运让我有多么艰难。他的天才是多么轻盈地被他的命运托举，而我又得如何战斗到这一分钟！”现在，席勒已把这场“战斗”神化为“振奋性的美”，并以此与歌德“溶解性的美”相对而立。或者说是——相向而行？

席勒足够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知道他的能量有时还缺乏秀美，因此才提出那句名言：他还“飘摇”在“技术思维和天才之间”。技术是从思想中推导出的艺术技巧：精心设计的规则；而天才则是自定规则的自然。席勒清楚他还需要学习什么：振奋性的精神必须更好地倾听情感，不是为了让自己被拉去情感那一边，而是为了不用强力便将情感运用于自身的目的。二者的平衡已在理论上找到，却尚未在实践中实现。“因为通常，”席勒写道，“在我理应哲思之际，诗人的我便仓促上阵；而在我理应创作之时，哲学思维便又捷足先登。”富于情感的想象力与思维强健的抽象仍处于矛盾之中，但席勒却把宝押在思想的能量之上，认为它会调停这一矛盾。思想必须限制自身并以此给予情感空间。思想既陷于这场争论，却又高于它。它既是当事人又是裁判，是这场论战的主宰。如果他能成为情感与思想的双重力量的主宰，“以至于可以通过我的自由给每一股力量划定界限”，那就还能有一种美好的命运在等待着他。[11]

如果没有那场重病，一切都会很美好。当他正学习正确地运用精神力量时，病痛正在摧毁他“肉体的力量”。随后紧接着的一句话，让歌德尤为珍惜，因为这句话如此完美地将他朋友的英雄主义与振奋性的美呈现在他的眼前：“我恐怕很难再有时间在我内心实现一场伟大而普遍的精神革命，但我必将竭尽全力，待到大厦终于倾覆之时，我多半已将值得保存的东西从大火中抢救出来了。”[12]

1794年9月4日，歌德邀请席勒前往魏玛。他写道，宫廷贵人们都去了埃森纳赫待一段时间，正是享受新结下的友谊的好机会。席勒“愉快地”接受了歌德的邀请，但同时也立马把他的病症所造成的困难摆在歌德面前。他无法适应通常的家庭作息制度：“因为很遗憾，我得的痉挛病通常会迫使我睡整整一上午觉，原因就是夜里痉挛发作，使我通宵不得安宁……我只请求得到可以在您府上生病的这一讨人厌的自由。”（1794年9月7日）[13]

9月14日，一个病人带着满满的计划到达魏玛。关于这些计划，席勒在9月7日的信中便已有所暗示。他在信中写道，世上还没有一本美学批评的“法典”；尽管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尽管他本人在这一领域也有所尝试，但审美的世界中依然盛行着“无政府状态”。必须给这种情况画上句号，必须完成从概念上定义什么是美的意识以及其作用这项重要工作。席勒已经起步，现在则要完成那部厘清问题并指明方向的基础性著作。他充满能量地投身美学，致力于研究美的本质究竟为何这一问题。在收到歌德邀请到抵达魏玛的这几天中，席勒开始修订他给奥古斯腾堡公爵的书信，将之扩展为《审美教育书简》。他计划把这一系列信件作为纲领，刊发在最初几期的《季节女神》上。

席勒可以继承他先前理论工作的若干成果，例如在《卡里亚斯》通信中阐发的“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这一定义：这是尝试超越康德的接受美学、订立客观的“美”的概念，也就是从关于美的经验进发到对美之性状的研究。在《论秀美与尊严》中，他阐明了对感性与德性进行审美调和的提议：这是使康德的道德严肃主义与两种力量的二元论相互和解的尝试。在《论崇高》（Über das Erhabene）中，他解释了自己更倾向于“振奋性的美”之理由。[14]也就是说，席勒手中已经有了几块构造宏大理论的基石。但他的确要由此构建一种“宏大”的理论，因此把视野放得极为开阔，历史哲学、社会理论、文化人类学与先验哲学，不一而足。于是这一系列书信就成了一部在理论上包罗万象的著作，让同时代的部分人觉得读起来过于疲劳。在《文学汇报》上撰文的批评家指责作品“拧过了头”；赫尔德“厌恶”这部著作，嫌它是“康德式的罪孽”，而斯塔尔夫人觉得其中有“太多的形而上学”。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其中蕴藏着为现代性理论奠基的文本。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就已经是这样理解的了，而歌德则这样向洪堡评价席勒：“我担心，人们会先激烈地反驳他，然后过几年再不引用地抄袭他。”（1795年12月3日）这部作品既是现代性理论，同时又是最广义的美学基础存在论：它关涉的不仅仅是艺术生产与审美判断的基础，还有美学在社会关联中的位置，因此也同时关涉现代社会中生命艺术的条件与可能性。席勒先于尼采一个世纪，就证明了自己乃是“文化的医生”。

席勒从这个问题着手：为什么要艺术？为什么反思艺术是值得的？难道不是有比这件美好的闲事更重要的事情吗？例如政治。在政治中，赌上的是整个社会的命运，因此也是每个个体的命运。法国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而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则会宣布：“政治就是命运。”[15]“时代的状态迫切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为什么人还要在这种时候“为审美世界寻找一部法典”？[16]

在这里发声的还是《强盗》与《斐耶斯科》的作者：当席勒把政治自由的建立称为“最完美的艺术作品”时，他还是那个共和主义者。虽然席勒已经远离了日常政治，但他显然还是把参与建设政治自由视为最主要的任务。美学反思就被归入了这一任务中。席勒以对其理论的政治影响力的反思开启他的《审美教育书简》，实际上违反了他给《季节女神》规定的政治禁令；很明显，这条禁令针对的是日常政治以及“政治空谈”，而非席勒在接下去的几封信中所做的原则性的政治思考。

美学世界与政治自由这一主要任务之间的关系如何？美的艺术作品与政治的艺术作品，即自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席勒先将目光投向了法国大革命，投向了政治自由斗争的急先锋。我们都知道他的评价：在这样一个历史瞬间，建立在压迫之上的“自然国家”摇摇欲坠，看起来已有可能“将法则扶上王座，将人终于尊为其自身的目的，并将真正的自由作为政治结合的基础”；但人们发现，“一个慷慨的瞬间遇到了感觉迟钝的一代人”。[17]大众的内心相对于他们业已争取来的外在自由而言还很不成熟。如果内心不自由，又要如何建立起外在自由？但内心自由意味着什么？人们不应再任由欲望摆布，不管是粗野而不文明地还是带着文明人的精致追逐欲望。无论如何，人都还是被他的自然所统治，不能支配自身。可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与科学的时代，不是生活在自由与钻研精神开花结果的时期吗？非也，席勒说，人们不能高估当今的成就。启蒙与科学只证明它们是“理论文化”，是一种专给“内心野蛮之人”的外在事务。公共理性还没有掌握并改造个人的内核。该怎么办？难道人的内心解放的唯一途径不是在政治上为了外在自由而奋斗吗？人们毕竟只有在政治上为自由斗争时，才能学会自由。至少费希特和其他自由之友将来会这样批评席勒，因为后者反对“边做边学”的概念。他的论据是，如果人过早通过政治的斗争弱化乃至摆脱国家威权的限制（自然国家），就必然导致“无政府”以及各种利己主义的暴力与恣意的倍增：“一个摆脱了约束的社会，并不会赶忙向上升级为有机的生活，而是向下堕落近原始的王国。”[18]更应该为人类开启某种向自由过渡的区域；人们必须在确保人类“物理存在”的“自然国度”尚存续之时，创造将来自由国度建筑其上的精神基础。人们不能把国家这一块“钟表”先捣毁再发明一个新的，而是必须“在钟表转动的情况下更换转动着的齿轮”。[19]

然而，为什么只有艺术，以及与艺术的交游，才能更换转动着的齿轮，才能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20]这说起来轻松，故而也很抽象。为了让这句话看起来更加可信，席勒选择了一条带着他穿越现代市民社会种种矛盾之灌木丛的路。他看到了社会分工体系及其划时代的后果。席勒是最先一批以超乎寻常的清晰视野与预想分析了尚未过去之当下的人之一。黑格尔，以及之后的马克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21]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22]将会明确地继承席勒的分析。现代社会，席勒写道，的确因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而在技术、科学、工艺等领域实现了进步。但社会在整体上越是富裕、越是复杂，就会以相同的程度使得个体在其天赋与力量的发展上越发贫瘠。整体显得富饶，而个体却不再是他根据古典时代理想化的先入之见所应成为的样子：作为缩小版的整体的人格。相反，今天的人们只能在人类中间发现“碎片”，这就导致“要想汇集出类属的整体性，就不得不挨个地询问个体”。[23]每个人都只懂得他独特的那门手艺，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就连政治也成了权力专家们手中的“机器”，不再属于生活的世界，也不再是个体联合起来的权力的有机表达：“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块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也只好把自己造就为一块碎片。他的耳中永远只有由他所推动的齿轮发出的单调嘈杂的声响，他永远也无法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能发展他天性中的人性，而只能变成他的行当与专门知识的印记。”[24]

但与梦想一个更美好的过去的卢梭相反，席勒坚定地认为：“尽管个体在他本质遭到肢解的情况下不可能幸福，可是不采用这样的方式，类属就不可能进步。”[25]要发展类属整体的禀赋，显然没有别的方法，只能将其分散到各个个体身上，甚至令个体互相对立。席勒将这种“力的对抗”称为“文明的伟大工具”[26]，它可以在社会的整体中造就人类天性能力的丰富，但却在众多个体身上错失这种丰富。荷尔德林将会在这段分析中找到理解自己在当下所受苦难的关键。在《许佩里翁》（Hyperion）中有这样的句子：“你看到的是手艺人，但不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人……这难道不像是在一个战场，手、胳膊和身体肢解得横七竖八，血肉模糊，肝脑涂地吗？……这原本确是可以忘怀的，只要这些人不是对一切美的生命全然麻木不仁。”[27]

对席勒而言，分裂与残缺也是作为“理论文化”的启蒙在法国沦落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甚至堕落为理性的暴政的原因之一。正如罗伯斯庇尔的例子所证明的，这种理性的暴政不仅仅针对旧制度，同样针对人心中的旧信仰。

席勒如此深入而犀利地描述了现代文明的畸形化及其粗鄙或高贵的野蛮，以至于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偏偏是艺术的柔和力量可以对此发挥些效用。人们自然可以声称——席勒也是这样做的——美的艺术能够教育情感并使之更加优雅，这就是它对去野蛮化的贡献。但席勒并不满足于此。美学世界不仅仅是感情优雅及高尚化的练习场，人还能在这里详尽地体验他内在的本来模样：“游戏的人”（homo ludens）[28]。

直到第十五封信中才出现了整篇论文中核心的那句话，而所有艺术之美中被席勒视为重要的事物，也都是从这一句话中推导出的。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文化人类学论断，在广义上对理解文化、在狭义上则对理解现代性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席勒也借这个论断真正阐明了他通过审美教育治愈文化病症的要求。这一论断便是：“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29]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对病灶的简短诊断反过来就只能意味着：现代世界不再青睐“游戏着”的人，因此他们才有丧失人性的危险。

也就是说，若是仅仅指出社会分工的后果、人的碎片化和纯粹“理论”文化的主导地位，远没有切中现代社会的要害。“现代”更主要是一种处于“有用性”之强制下的文化。席勒解释说，现代是严肃的，它不会游戏，对美的无目的性没有概念。席勒将之描述为目的合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封闭系统，描述为一台社会机器，几乎就像马克斯·韦伯一个世纪之后所称的“铁笼”[30]。“有用，”席勒写道，“是这个时代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材质都要尊重它。在这架粗糙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它失却了任何鼓舞的力量，离开了这个时代喧嚣的名利场。”[31]

席勒将“游戏”的概念定义为免于强制的自由，定义为纯粹有用行动的反面，更具体地说，这种与“游戏”相反的行动，其目的不在自身之中，而是在自身之外。

但当我们游戏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席勒在回答此问时深深沉浸在了文化人类学之中。这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在文化人类学中才能看出——席勒是最早指明这一点的人之一——：从自然通往文化的路一定会经过“游戏”，亦即经过仪式、禁忌和象征。无论是欲望——性欲、攻击欲——的严肃，还是对死亡、疾病和衰败的恐惧，它们不由分说、剥夺自由的暴力都因此减损了几分。

性欲是严肃的、不由分说的，被性欲驱使的人没有自由。他是自己欲望的牺牲品。性欲中的我们毫无保留地属于动物之国，我们和猩猩之间没有区别。只有在情爱的游戏中，性欲才得以人性化。情爱有“游戏”，正如可以说一个轮胎也有游戏，否则它就无法绕着中轴转动。情爱与欲望保持着距离，只是与它游戏。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在表演距离和拖延。文化把我们身上自然的东西拴在“可用性”的长绳上。情爱表演了距离的游戏。人也在和他人的欲望游戏，而如果事遂人愿，伴侣双方会互相与对方游戏。因此游戏中才有掩饰、阴谋、装扮与讽刺，而这样就缠上了那种奇妙的重复：人们享受着享受，感受着感受，爱着被爱的状态，同时是演员和观众。这样一场游戏才能实现情爱的精妙上升，而欲望则在其得到满足时烟消云散，因此是在不祥地奔向那个死寂之点：性爱之后皆失魂（post coitum animal triste）。情爱意味深长，而性欲则是同义反复。以情爱为例，人们可以学习，当人成功地与自然之强制游戏时，自由是如何加入游戏中的。游戏开启了自由的空间。我们是如此自由，甚至能与紧迫的情形游戏。文化就是那伟大的尝试，将充满威胁的，或者是例如性爱这样仅仅是急迫的严肃情况转变为游戏。所以说，当文化丧失了其游戏的能力，当可怕的严肃之力——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未经升华”（unsublimiert）[32]地——回归之时，所有这一切都岌岌可危。

让我们再思考一下“攻击欲”的例子。不管其根源在哪里，总之存在攻击欲，可以不必区分它是有理由还是在寻找作为契机的理由，也就是不必区分他是原生的还是次生的。无论如何，文化都必须预计到攻击欲的存在并且与它一同工作：攻击欲的确被转化成了工作，被引向了战争，在竞争中缓和。这样的变形中始终有游戏的元素参与其中。在最理想的状况下，攻击欲完全被转向了游戏。例如，危险的民族主义可以在体育竞赛中得到缓和。如果体育中的民族尊严得以满足，为“祖国”献身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尊严与骄傲、世仇与偏见可以在相对不那么危险的领域发泄出来。这也使得游戏文化成为可能，而在这里也成立的是：哪里有严肃，哪里就应成为游戏。

如果人们把自然严肃的强制（即欲望），以及有益生命、维系生命的“有用性”一并归纳在“现实原则”这一概念之下，那么“游戏”就意味着暂时剥夺“现实原则”的权力，让被锁着困在欲望的躁动和有用性工作的磨坊之中的心灵、意识与知性能够有短暂的放松。

针对欲望的强力，这些游戏性的放松就意味着：文明与升华。

针对维系生命的“有用性”，这些放松就意味着：对“富余”的感知，对无目的或以自我为目的之物的献身，用纵情玩乐代替目标明确。

但对席勒而言，现实还有另一个具有同样强制力的维度，而游戏也同样可在其面前保住人类的自由。这就是道德。如果在康德的意义上严格地理解道德，则道德也同样可以施加强制，因此依席勒的见解，游戏也应在这里创造缓和与放松。不言而喻，即便是游戏也有规则，但规则与道德之间就算有联系，也只是不破坏游戏规则乃是属于游戏的道德这一条而已。

在席勒看来，游戏地将道德中立化在美的艺术中尤为重要，因为在他那个年代，人们很热衷于给游戏套上道德的马嚼子：艺术要服务于德性。如果能有良善的效果，艺术就是好的；但席勒认为，这种对艺术的利用实际上是使之屈服于有用性之下，也是对艺术自由的限制。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席勒在他早期的美学理论文本《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中，同样以社会有用性思维来论证其观点，连《审美教育书简》的开篇也在探讨政治及道德问题，即为了人类在道德领域具备自由的能力，艺术可以做出何种贡献；因此居于引导地位的问题还是关于艺术的道德之用。但席勒论证的核心恰恰在于以下思想：人只有不以道德为目标，才能在艺术中实现道德目标。艺术的游戏无法容忍任何道德的事先审查，除了美学限制，艺术不给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以其他任何限制。审美世界有其自己的秩序，不接受道德、政治与宗教给定的秩序。人们将之称为“艺术自律”（Autonomie der Kunst）。是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在几年前的文章《论对美的造型模仿》（Über die bildende Nachahmung des Schönen）中首次纲领性地提出并严肃地强调了艺术与一切形式的有用性之间的对立，于是由此捍卫了艺术自为目的的尊严。莫里茨宣称，艺术之美之所以不臣属于其他任何陌生目的，是因为它是“为自身而存在的整体”，形成了其独特的疆域，在其中所有元素均符合目的地相互联系；艺术之中“饱含”着目的，因此不必再牵扯某个它应为之服务的外在目的。[33]只有差劲的艺术瞄着影响，因此将自身的重心转移到外部；优秀艺术的重心则在其内部，因此仿佛一块磁石。这样的艺术是骄傲的，对它无动于衷的人，它也对他们无动于衷。故而艺术才能成为古老神祇的继承人，因为神如果不是一切目的的化身、不从属于任何陌生的目的，那神还能是什么？当时的莫里茨正在歌德家中做客，他凭借此文在魏玛的艺术之友中间激起热烈的讨论。人们感到他的理论就像一场解放，尤其是当粗鄙的实在论者质问艺术家“艺术究竟有什么用？”时，可以将人从尴尬中解救出来。借助莫里茨的理论，人们现在可以回答说：这个问题问错了。艺术不存在“有什么用”，而正是这一点让艺术有别于其他仅仅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思维和行动。伟大的艺术什么也不求，只想要它自己，它邀请我们在它这儿驻足，因为它是那实现的瞬间。

席勒也同样大受震动，将这段对艺术自为目的的精彩辩护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从中提出了艺术“自律”的理念。席勒认为，自律的艺术恰恰因为没有道德负担而最富道德：因为正是它使得那种将来有利于自由德性的精神之灵动与敏感得以可能。人们正是通过美才“走向自由”。[34]根据席勒的理念，思想、想象力与情感的自由游戏能够治愈现代人类的创伤，而造成这些伤口的，乃是使人碎片化的社会分工、纯粹“理论文化”（我们今天会说“知识社会”）的冷漠，以及挣脱枷锁的动物性需求的那个沉闷世界。艺术游戏让人得以收集四散各处的力量，塑造一个小小的整体，即便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即便只是在艺术之美的有限区域中。在享受美时，人提前感受到在实践生活与历史世界中尚不存在的一种富足。他不能满足，他的期待是如此有远见，不能在“现实原则”前投降。

艺术和游戏：二者相辅相成，但游戏所包含的比艺术更多。只是当席勒建议用游戏治疗文化时，他想的几乎完全是美的艺术。他认为现代社会既不鼓励也不利于游戏的人，这一结论或许符合艺术在市民社会中的命运；但如果人们想到，在大众数字传媒时代游戏的维度有了极大扩展，就必须得出结论，席勒关于一个游戏社会的乌托邦竟以一种庸俗得出乎意料的方式得到了实现。自从电视成为主流媒介之后，人们的生命有越来越多的时段是在表象世界中度过——即便在那里吸引人的不总是美的表现。在政治与经济等“严肃的”生命领域，游戏玩家类型的人越来越时髦；而作秀表演则在各处都吃香。最初作为审美态度的“仿佛”扩展了其作为游戏法则的有效范围。“现实原则”丧失了它严肃的面孔。媒体文化造成的宽松一直延伸到甘愿放纵。生命中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被交给个人喜好决断。传统义务逐渐消解，成为品位问题，而差劲的品位倒很是心安理得。游戏的场域则已经扩展到社会活动的几乎整个空间。这是席勒不曾预见到的，他肯定也不会希望自己的乌托邦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他在写下“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句话时，脑海中想的主要是艺术这种高贵的游戏；在试图解释这句话时，他发现了作为人类学常量的“游戏冲动”。这样一来，他就是最先真正意识到一种他不愿设想之发展的人类学前提的人之一。但他没有想到的却是：作为他的治疗建议的“游戏”，最终会成为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

当席勒还在写作《审美教育书简》时，就已经着手准备他下一篇大作。这篇作于1796年的长文将会暂时为他那一系列哲学—美学论文画上句号。他通过《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这篇论文，为重返文学创作做好了准备。当他完成这篇长文时，他给歌德写信说：“我很久没有像这几天一样觉得自己那么庸俗，现在的确到了暂时把哲学铺子关门的时候了。”（1795年12月17日）

即便席勒在论文中将他的思想与艺术实践联结得更加紧密——人们几乎可以说，文章的核心就是在阐释他与歌德作为艺术家的区别——他到底也还是在这篇文章中成功地延伸到了根本性的问题，并以此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派。一个世纪以来的那场关于现代与古典之间关系的争论，即由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所引发的“古今之争”，被席勒带上了更高的高度，而他所提供的关键词又使得浪漫派借此意识到了他们自己的追寻。他们会将席勒的“多情”概念运用到自己身上，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会将之称为“有趣”（Das Interessante）[35]。黑格尔则将接受席勒关于三个时代的视角——质朴的时代、多情的时代以及二者和解后的质朴而多情的时代——然后将之修改为其辩证的三阶段论：从作为质朴的直接—自然精神，经过作为多情的间接—反思精神，到达作为质朴与多情之和谐的绝对精神；或者简单说：从“自在”（An sich）经“自为”（Für sich）最终到“自在自为”（An und für sich）。

对席勒而言，“质朴”就是自然、直觉、直接之物；“多情”则是断裂的直接性，就是反思。质朴就是古典，而多情就是现代。在质朴之物中发挥作用的是自发的存在，而在现代世界则是意识。在前者中，认识藏在情感之内；而在后者那里，认识（即“理性文化”）自我独立，很有可能还与情感对立。现代世界失去了它的纯真，变得聪明，甚至聪明过了头。古典时代的“质朴”诗人还完全是自然，但现代诗人别无他法，只能去寻找已经失去的自然。[36]席勒触碰着意识的原初之痛：正是在那个瞬间，觉醒的意识失去了存在的直接与轻盈，失去了自然度过的生命的那种梦游者般的坚信，失去了无拘无束的天性。因此席勒才会认为，糟糕的人造物与没有灵魂的机械乃是现代世界的大威胁。“这些昏着，”克莱斯特几年后巧妙地顺着席勒的观点写道，“在我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之后，就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他完全按照席勒关于矛盾之合题的愿景，继续写道：“然而乐园之门已经锁上，大天使也已落到我们身后；我们必须踏上环游世界的旅行，去看看是不是在后门还有哪处开着的地方……当知识仿佛经历了无限之后，秀美便再度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得再吃一口智慧树的果子，才能重回纯洁的状态？——确实如此，……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章。”[37]

席勒的论文中有众多对当代艺术作品的具体论证，同时又用“理想”（Ideal）的概念来概括被克服的对立之合题：“另外，近代作家走的这条路也是人类——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必须走的路。自然使人成为一体，人为则将人割裂分化，通过理想人又回归一体。”[38]

席勒不必建构这一理想，因为理想就在他眼前：这便是歌德。歌德是现代的质朴作家，是生活中的合题。作为艺术家，他的直觉足够强大，可以与多情的时代强加于他的反思与认识共存。他实现了席勒暂时只能梦想的第二重也即更高的质朴。让我们回想一下，席勒在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的信中是如何形容他自己的：他发现自己还飘摇在“技术思维和天才之间……因为通常在我理应哲思之际，诗人的我便仓促上阵；而在我理应创作之时，哲学思维便又捷足先登”。[39]在席勒那里还有太多的反思、建构与意图；他的头脑太过清晰，简直要嫉妒歌德精心保护的创作时的晦暗。但若是就此认命，承认过量的思想已不可逆地将他与理想分隔，他就不是那个渴望竞争的席勒了。他的自尊要求他也要同样地接近理想。如果歌德被自然承载着接纳了精神，那他席勒就要用精神的振奋与能量让自然高贵。这样一来，他便也能在奥林匹斯山上占据一席之地。

在论文的一处，席勒透露，像他一样通过“文化”接近理想的人，要更加优于那些由自然的推力送往理想近旁的人。可以明确的是，席勒写道，“人通过文明追求的目标无限地优于人通过自然达到的目标”。[40]歌德本可以将之解读为对他所受的自然恩惠的贬损，但幸好——或许也仅仅是出于友谊——他并没有把其中的不敬引申到自己身上。

《审美教育书简》以及《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是最初几期《季节女神》中尤为重要的纲领性稿件。而歌德也积极投稿，连载了《德国流亡者闲谈录》，在其中如此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季节女神》的政治禁言令，以至于席勒不得不提醒歌德注意他们向读者承诺过的“政治评判中的纯洁”，尽管他自己也涉及了政治内容。在作为这一系列松散的短篇故事之框架的对话中，的确有激烈的政治争论。这里聚集起来相互讲述故事的人们，都被大革命驱赶出了他们在莱茵河西岸的故土，因此他们中间几乎没有革命之友。一位显然很受作者青睐的枢密顾问愤怒地宣称，他希望“看到所有革命之友都被吊上绞刑架”；而另一个敢于捍卫革命权利的人则立马怒气冲冲地说，他倒希望“断头台在德国也能有受到祝福的丰收”；枢密顾问接话道，他现在第二次而且是“被一个同胞”驱逐，盛怒之下离开了众人。[41]但谈话后来的发展却显示出，歌德真正的主题并非探讨革命的对与错，而是“不详的政治论争”和“拉帮结党的精神”对人际交往形式的毁灭。子爵夫人说，人类互相之间是这样的不同，每个人身上都藏着这样多的恶意，因此更应该捍卫文明最低限度的“最普遍的礼貌”和“社交中的体谅”。[42]它们在当前这般政治激荡的混乱年代尤为重要。由此，《闲谈录》隐含着对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回应：歌德暗示，或许少就是多，或许并不是宏大项目，而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谨慎和体谅才能起到帮助作用，或许礼节更重于道德，或许社会教养更重于审美教育。

因此，《季节女神》也不缺暗中的较劲；有几期一定给读者留下了特别怪异的印象，例如当席勒艰深的理论论述与歌德的所谓“淫诗”《罗马哀歌》并排出现在同一期中的时候。这倒让歌德很高兴，他时不时地把《季节女神》这部二人共同的作品称为“半人马”。

[1] MA 12，S. 88f.

[2]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9页。

[3] 参见席勒1794年8月23日致歌德的信，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7页。

[4] 参见席勒1794年8月23日致歌德的信，《歌德席勒文学书简》中略去了这一段。

[5] Goethe MA 14，S. 581.

[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页。

[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9页。

[8] 参见席勒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的信，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4页，有改动。

[9] 参见席勒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的信，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4页，有改动。

[10] 关于“溶解性的美”与“振奋性的美”这一对概念的区分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11] 本段所引均参见席勒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的信，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4页，有改动。

[12] 本段所引均参见席勒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的信，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4页，有改动。

[13]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6页，有改动。

[14] 此处原书作者似有若干错误。其一，席勒的《论崇高》虽一般认为作于1793年前后，但首次发表却要等到1801年的《短小散文著述》第三卷，并且其中并未提及“振奋性的美”这一概念；其二，提及“振奋性的美”的是《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十六封信，首先发表于1795年《季节女神》第二期上，因此无法将之称为“先前工作的若干成果”。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作者在这里指的是席勒发表于1793年的《关于崇高》，参见本书第十六章；但《关于崇高》——准确地说，是后来单独发表的《关于崇高》第二部分，即《论激情》——中亦未提及“振奋性的美”，而只谈到“溶解性的美”；不过，席勒在此文中批评了“溶解性的美”，为之后将“振奋性的美”视为关键的美学范畴奠定了基础。在《关于崇高》中，席勒写道：“激情（Das Pathetische）只有作为崇高（erhaben）才是属于美的（ästhetisch）……我会说，一种良好的审美不会允许任何只表达物理痛苦与物理抵抗的激情（无论对这种激情的表现是多么有力），而不同时使更高的人性，即超越感官的潜能之在场得以显现——这是因为已阐明的理由，即激情且值得表现的从来不是痛苦本身，而是对痛苦的反抗。”（原文参见MA Ⅴ，第517页）而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则认为“振奋性的美”有助于抵御文化所造成的软弱和冷漠，因为人“在文明化的状态中太喜欢忽略这一种他从粗野状态中带来的力”（MA Ⅴ，S. 621，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93页）。

[15] Zit. n. Goethe MA 19，S. 460.

[16] MA Ⅴ，S. 571.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08页。

[17] MA Ⅴ，S. 580.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五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24页，有改动。

[18] MA Ⅴ，S. 580.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五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25页，有改动。

[19] MA Ⅴ，S. 575.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三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15页，有改动。

[20] MA Ⅴ，S. 573.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一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11页，有改动。

[21]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不仅长于宗教社会学，也对伦理学与经济学有深刻的研究，是一位极为全面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家。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1904）与作为遗稿出版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posthum 1921～1922）等社会学名著。

[22]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文化哲学家，著有《金钱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1900）等作品。

[23] MA Ⅴ，S. 582.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29页，有改动。

[24] MA Ⅴ，S. 584.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31页，有改动。

[25] MA Ⅴ，S. 586.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34页。

[26] MA Ⅴ，S. 587.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35页。

[27] Hölderlin 1992，Bd. 1，S. 745f.《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是荷尔德林的代表作，以充满诗意的书信描述了许佩里翁的生平以及他与狄奥提玛（Diotima）的爱情。他本想如普鲁塔克笔下的古希腊英雄那样投身希腊解放运动，但战争的残酷让他厌倦，而狄奥提玛之死最终促使他回到希腊，作为隐士回归孤独与自然。这里所引的文字出自《许佩里翁》第二部第二卷，汉译参见〔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45页。

[28] “游戏的人”这一概念典出荷兰人类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发表于1938年的同名杰作《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Homo ludens，proeve eener bepaling van het spel-element der cultuur）。

[29] MA Ⅴ，S. 618.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88页。

[30] “钢铁般坚硬的牢笼”（Stahlhartes Gehäuse），旧译“铁的牢笼”，典出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其中批判了进入世俗世界的“入世禁欲”（innerweltliche Askese）及作为其逻辑后果的对财富积累本身的追求导致了当代人被囚禁在物欲的铁笼中而不得自由。而资本主义业已形成的大工业化生产方式又让人不得不成为“职人”（Berufsmensch），直到成为“没有灵魂的专家”（Fachmensch ohne Geist）：“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个铁的牢笼。”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142页。

[31] MA Ⅴ，S. 572.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09页，有改动。

[32] 弗洛伊德将欲望尤其是爱欲（Eros）冲动受挫之后将其目标转换为非性欲的、具有更高社会价值的目标（尤其是艺术、创造与宗教体验）的过程称为“升华”（Sublimierung）。

[33] Moritz，Bd. 2，S. 967.《论对美的造型模仿》是莫里茨作于1788年的美学文论，其中提出的“艺术自律”观点成为后世艺术理论的经典原则，包括“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等近现代艺术观均可追溯至此。

[34] MA Ⅴ，S. 573.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11页。

[35] 施莱格尔在其作于1797年的《论学习希腊文学》（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中将现代文学的特点归纳为“有趣”：“对于更高的智性教养而言，现代文学的目标自然是原创的及有趣的个性……正是由于普遍有效性的缺乏，由于矫揉、有特性与个体化之物的统治，现代文学乃至整个现代审美教育以“有趣”为其一贯方向，就不言自明了。”参见Friedrich Schlegel：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 In：Ders.：Kritische Schriften. Hg. von Wolfdieter Rasch，Darmstadt 1971，第113～230页，此处见第 143、147页。

[36] MA Ⅴ，S. 712. 语出席勒的《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40页。

[37] Kleist Bd. 2，S. 342，S. 345. 语出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发表于1810年的名篇《论木偶剧院》（Über das Marionettentheater）。

[38] MA Ⅴ，S. 718.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50页。

[3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4页，有改动。

[40] MA Ⅴ，S. 718.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51页。

[41] Goethe MA 4.1，S. 444f.

[42] Goethe MA 4.1，S. 448f.

第二十章

《季节女神》初登场——与施莱格尔兄弟的不快——浪漫派的反对——与费希特争地盘——荷尔德林的爱与痛——作为主流媒介的文学——好斗的双子星

席勒曾宣称：“我们的杂志将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事情起初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他们赢得了2000份订阅；编者们金光闪闪的大名，以及预告里的大牌作者，都激起了读者的热烈期待。席勒采用的是不同寻常的宣传策略。他和《文学汇报》的主编许茨商定，每个季度都在报上登载一篇《季节女神》的详尽书评，由《季节女神》的出版商科塔支付稿酬。这一招用力过猛，当公众得知真相时，《季节女神》的声誉受到了极大损害。在众多作者中，《季节女神》也因为稿酬优渥而闻名。科塔倒也乐意为杂志的声誉下血本。名家、金钱、编者的傲气，让人觉得他们想要教育整个文学世界——这一切所造成的诸多不满乃至恶意，从几期之后显著下降的印数就可以看出。基尔的一位哲学教授马肯森（Mackensen）曾写道：“恰恰是在这部真心想要献给所有德意志人民的杂志中，一小撮特立独行的作家在那里搞他们狭隘的小圈子，除了知道内情的人，没人可以进入其中，而且整个圈子和人民几乎没有关系，以至于大众对它的畏惧更甚于魔法圈子。”[1]他的话大概会有众多附议。

但一开始有很多作家对这个“魔法圈子”趋之若鹜。一部分被拒之门外的人，日后又会对杂志大加嘲讽。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被拒稿之后曾写道：“对一个年轻作家而言，参与《季节女神》不再是什么特殊的荣耀，因为有一大群烂货都被接纳了进去。”[2]然而此时，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仍是杂志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他也是个“烂货”？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是这对极富才华的兄弟中年长的那一个。在席勒将他聘来编辑《季节女神》之前，他就已经作为文学批评家小有名望。他对《塔利亚》和诗歌《艺术家》的正面评价让席勒把注意力转向他身上。先前便与施莱格尔兄弟熟识的科尔纳倒觉得奥古斯特·威廉的态度有些过于谦恭。“他的批评还太过于仰望你”，他在1790年给席勒的信中写道。当席勒关于毕尔格的那篇毁灭性的论文发表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陷入了内心的冲突，因为他一方面在向席勒献殷勤，另一方面又在哥廷根属于毕尔格的朋友圈子。之后成为他妻子的卡洛琳娜·波默（Caroline Böhmer）[3]从来理解不了席勒的诗歌，听闻消息十分气愤，怂恿施莱格尔写了一首针对席勒的尖刻的诗，发表在《哥廷根缪斯年鉴》（Göttinger Musenalmanach）上：“既然你生来就有力量与天才，/居然还费劲而痛苦地自我打磨？”席勒还不知道是谁藏在这场攻击背后。半年以后，1792年5月17日，席勒在科尔纳家中认识了奥古斯特·威廉的弟弟，20岁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对后者的印象并不怎么样。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将小施莱格尔称为一个“不懂谦虚且冷漠的爱抖机灵的家伙”。弗里德里希听说之后，仍将席勒视为一位让自己“尤其钟爱”的“伟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信，1792年5月17日）。不过，席勒依旧坚持他的保留意见。这个天才的年轻人仿佛读尽了众书，判断下得太快，他身上那种嘲弄、反讽而自大的特质也让席勒反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崇敬的是席勒的人格而不是他的作品：他认为席勒作品的情感太过“棱角分明”，其风格太花哨，其情节太刻意；总的来说，席勒竟堕落到了“刺激好奇心”这门“可悲的技艺”上了。席勒的流行让他觉得可疑。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不愿取悦读者，而是要挑衅读者。他也想像席勒一样净化审美，但要用更极端的方式。施莱格尔两兄弟是在为一个尚未挑明了追求革新的世代摇旗呐喊。作为革命之友，他们都被期待在文学中也发生某些革命性大事的愿望所鼓舞。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看法，人们必须将创造性的混乱也引入文学之中，因为“无政府……始终是良好革命之母。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无政府难道就不能期待一场类似的幸运的灾难吗？”[4]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比他哥哥更加胆大，乐意幻想自己扮演煽动混乱者的角色。在他看来，席勒在哲学上也不够激进。但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面世之后，这一观点发生了转变。在他的《论学习希腊文学》（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5]一文中，施莱格尔没有借鉴席勒，却也同样尝试了区分古典与现代，而当他在完成此文后读到席勒的杰作时，就像是触了电一样，给他哥哥写信说，“席勒关于多情文学的理论”让他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好几天什么事也没干，就在读这篇文章并做笔记……席勒确实给了我不少启发……现在我就坚定了决心，要在这个冬天完善我的诗学草稿，然后出版”（1796年1月15日）。

席勒的文章是他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席勒一样，同样用“客观”和“主观”的概念来区别古典与现代，但显然更偏向于“客观的”古典。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认为，席勒文中的“多情”就对应他的“有趣”概念，但他却不敢像席勒颂扬“多情”一样，正面评价现代世界中“个性与有趣之物的……完全上风。”[6]他感到恰恰是席勒在鼓舞他追寻自信的现代性。在之后为《论学习希腊文学》所作的前言中，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特别感谢了席勒。[7]人们也可以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尽管热爱“无政府”，却还是个古典主义者；但正是通过席勒，他才从古典主义者成为席勒无法忍受的浪漫主义美学家。1798年7月23日，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谈到了他对《雅典娜神殿》的读后感：“这种自以为是、言之凿凿却极为片面的风格，让我在生理上觉得难受。”席勒认为施莱格尔成了“多情”的一幅讽刺漫画，所有的诗在他那里都遭到反思的扼杀；又因为席勒太清楚自己身上也有这种危险，于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他眼中就像个不学好的小弟，自身危险就在其身上表现出来，尽管失真，却依旧清晰可辨。这也解释了席勒为何对此异乎寻常地敏感。在读完施莱格尔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卢琴德》（Lucinde）[8]后，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评论说：“几个小时前，我读施莱格尔的《卢琴德》读到头昏脑涨，到现在还昏昏然……既然他感到自己在诗艺方面处处碰壁，就用爱情和小聪明为自己拼凑了一个理想……这篇文章简直是现代奇形怪状与违悖自然的顶峰之作……”（1799年7月19日）[9]施莱格尔兄弟当时正狂热地崇拜歌德——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和席勒过不去，而歌德对席勒的抱怨则不以为意。不过这一次，他也还是尝试缓和席勒的火气，在回信中（1799年7月20日）将施莱格尔的小说称作一部“奇怪的作品”，然后顺便提了一句：“倘若我得到这书，倒也要看个究竟。”[10]

此时，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的关系已然破裂。

因为席勒，奥古斯特·威廉于1796年5月迁居耶拿；席勒同他的关系起初发展得不错。席勒对他给《季节女神》和自己新出版的《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11]投来的大量稿件很满意，而当他想要减轻在《季节女神》上的工作时，甚至还曾想过任命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为“副主编”。然而就在这个合作愉快的夏天，莱夏尔德的杂志《德意志兰》（Deutschland）[12]刊载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缪斯年鉴》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嘲讽席勒的诗歌《妇女的尊严》（Würde der Frauen）[13]说：“严格地看，这篇文字不能算诗：无论其素材还是统一性都不具诗意。但是如果读者在脑子里把这篇文字的节奏颠倒过来，整首诗逐节地倒着从结尾读到开头，那么它仍是成功的。”[14]席勒大怒，但暂时忍了下去。但一年后的1797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也搬来了耶拿；尽管曾对《季节女神》百般挖苦，他还是希望能够为《季节女神》撰稿。可他现在却发表了一篇《季节女神》的书评，其中批评这份杂志现在已有一半多的稿件是些翻译文章。席勒火冒三丈，因为正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给杂志寄来遭到他兄弟批评的大量译文。1797年5月31日，席勒在给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信中写道：“能通过在《季节女神》上刊登您翻译的但丁与莎士比亚，给您一份获得难得的收入的机会，曾让我很欣喜；但我现在却不得不听说，在我给您创造这些优待的同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先生竟因此责骂我……那么以后就请您见谅了。而为了让您一劳永逸地摆脱这样一种必然令公众想法与细腻情感厌恶的关系，就请您允许我断绝这段在此种情况下显得太过怪异，又太多次辜负了我的信任的关系。”

奥古斯特·威廉不愿意放弃《季节女神》的丰厚稿酬，用谦卑的语调发誓他对这一“亵渎”一无所知；卡洛琳娜请求歌德居中协调，而后者在接下去的几周也试图平息风浪，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奥古斯特·威廉被拒斥在席勒的私人交往之外，但仍被允许继续参与《缪斯年鉴》的编辑工作。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离开耶拿迁往柏林。席勒之所以如此激动，也是因为他必定感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批评不能说毫无道理。此时的他已深深沉浸在《华伦斯坦》的创作中，的确已经几乎失去了对《季节女神》的兴趣，因此也乐意录用施莱格尔的译文，免得自己再花更多的精力。此外，他本来也极为欣赏施莱格尔的译笔。

席勒与聚集在他身边的第一代浪漫派之间就这样产生了嫌隙。但不是所有人都任凭自己被牵扯进这场争论。比方说，诺瓦利斯就保留了他对席勒的爱与尊敬。同属于这个圈子的亨里克·施特芬斯回忆了当《华伦斯坦》横空出世时，大家对席勒的评价如何开始动摇：“在我们的圈子中，没有谁太想给席勒很积极的评价，大家很少公正地对待他；然而这部剧作留下的震撼印象，却几乎不由自主地从众人身上流露了出来。”[15]

施莱格尔兄弟私下商定，暂时不再发表任何批判席勒的文章，以免再失去歌德的青睐。当施莱尔马赫于1799年想要攻击席勒时，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给他写信说：“我们如果让席勒难堪，就会毁了我们和歌德的私人关系。”（1799年11月1日）这一战略奏效了。歌德非但没有生气，甚至不顾席勒的建议，把施莱格尔兄弟的两部戏剧搬上了魏玛的舞台。1837年，暮年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回望当年与席勒的这桩逸事时，心满意足地写道：“歌德还是用一种相当和蔼可亲的方式居中调解。他对席勒的精心体谅，就好像一位温柔的丈夫对待他神经衰弱的妻子似的；但这也并没有阻碍他与我们保持着友谊，继续生活。”[16]

不仅是和施莱格尔兄弟闹得不快，席勒和费希特之间也出现了问题。二人的关系起初还很亲密，经常在洪堡家里、在耶拿的大学教授俱乐部、在许茨家的《文学汇报》编辑部见面。席勒甚至去旁听了费希特的几场演讲。这是一种工作上的结合，因为费希特在名义上也属于《季节女神》编委会成员，为杂志第一期提供了一段短文。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援引费希特，区分了每个人心中的“理想的人”与存在于时间之中的个体的变幻的状态，而正是这一区别导致了个体在理念上的统一性与其在需求、表达和命运之多样性中的支离破碎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论及这一观点时，席勒明确提到了“好友费希特”的“明晰”论述。[17]席勒的赞美让费希特很高兴，毕竟他欣赏的不仅是诗人席勒，更是哲学家席勒。但现在，席勒对他“好友”之哲学的怀疑却与日俱增。他意识到了一种过于激进的自我哲学的危险。约翰·本雅明·埃哈特（Johann Benjamin Erhard）[18]是一位颇具哲学修养的医生，席勒曾在施瓦本的回乡之旅的途中在纽伦堡拜访过他，并且希望能拉拢他为《季节女神》撰稿，尽管埃哈特是个坚定的雅各宾派。1794年9月，席勒在给埃哈特的信中写道，费希特走的路“和深渊咫尺之遥，必须鼓起所有的谨慎，以免坠入其中”。费希特青年时代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魏斯胡恩（Friedrich August Weißhuhn）是个一贫如洗、有些癫狂、举手投足间却装作一副天才模样的私人讲师，当他出现在耶拿，并怀着些许私人恩怨指责旧友犯了主观斯宾诺莎主义的毛病时，席勒在一封给歌德的信中也表示认同。他给歌德写道，就连他自己也看到了这一危险：费希特会把他那颠覆世界的自我变成斯宾诺莎式的绝对物质。但是这种批评不过是无伤大雅的调侃。只有当费希特将自己根据1794年夏的一场讲座生发而成的文章《论哲学中的精神与文字》（Über Geist und Buchstabe in der Philosophie）投给《季节女神》却被席勒拒稿之后，事情才变得严肃起来。1795年6月的那封拒绝信，一共有四份草稿流传到了今天，显然，席勒难以下笔；在最后一份，或许也是最终寄出的那一份草稿中，他写道：“通过您的文章……我希望能丰富杂志的哲学板块；而您选择的研究对象则让我期待一份通俗易懂、能引发众人兴趣的研究。但我现在收到的是什么？您苛求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又是什么？全是我尚未完成的材料，甚至是我曾选用的书信体。”也就是说：费希特不仅跑题，就形式与内容而言还涉足了席勒刚刚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耕耘过的土地。只不过在席勒看来，费希特的行文如此不可救药，以至于无法“将您文章的各个段落结合到一起”（致费希特，1795年6月24日）。

费希特感觉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于是在回信中愤然回击。他觉得自己被席勒驱逐出了美学的领域，作为回应，他现在否认席勒具有任何哲学能力。“想象力只能是自由的，您却禁锢了它，想要强迫它思考。这它做不到。”（致席勒，1795年6月27日）艺术家的想象力才是席勒的才华，他不该在错误的地方用这种才华牟利。

席勒在1795年8月3日的回信只有部分段落保留了下来。几份不同的草稿中的语调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和解的，一会儿是受了委屈的，一会儿又是咄咄逼人的。他用和解的语气建议，“接受健康理性的原则，它教导人们，不必把不尽相同之物看作必然相反”。而在另一处，他则又重回头一封信的尖刻。费希特请求读者和后人来做裁判。对此，席勒声称，只是陈述知性之成果的文章，必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多余”，因为“知性或者会对这些成果无动于衷，或者可以通过更轻松的途径获得这些成果；相反，那些能产生独立于其逻辑内容的效果、在其中打上一个个体的鲜活烙印的文章，永远不会多余。这类文章中有一种无法勾销的生命原则，正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故而是不可替代的”。

随着这一在和费希特的争论中发展出的思想，席勒引入了科学真理与个体艺术之意义这二者之间一种出乎意料的新关联。这种新关联出自《审美教育书简》，更具体地说，是作为其结论从《审美教育书简》中详尽探讨过的“形式冲动”与“质料冲动”之间的关系阐发而来的。[19]艺术家有别于科学家的地方，就在于艺术家所处理的是个体的形式，也就是风格；而科学家则通过其研究结果发挥作用，并隐匿于其中。但艺术家则为风格打上自己的烙印，作为个体在其中既可见又可把握。作为理论家的艺术家虽也要求科学真理，但除此之外，他还凭借其风格跻身个体意义的世界。他身居“普遍”与“特殊”的双重领域。即便他所挖掘出的知识素材终将沉入浩如烟海的知识档案库，即便他要求普遍有效的认识终将消散在普遍性的匿名洪流，他赋予自身以形式的个性也会作为意义世界中的一种表达方式，留存在后世的记忆之中。这就意味着：就算关于“美”的理论的真理性会有存疑或不言自明，它也依旧能存在下去——作为美的理论。席勒要借助自己美的理论，反对单纯提出了一种关于“美”的理论的费希特。

在同费希特的争论中，席勒实践了一种知识的美学化；不过，人们并不觉得他明白自己这一举动的全部影响。他将自己的“游戏”概念扩展到知识的领域，将真理的游戏置于美的标尺之下。但在这之后隐藏的是对真理深深的不信任。什么是真理？我们永远无法触及。而留下的，只有诗人的馈赠。他们在知识的领域也要求那“鲜明的形式，充满生机地发展自身”（歌德语）。[20]因此，席勒恰恰在他从理论回归诗歌之际，要求美也同样适用于理论，就毫不令人诧异了。至于费希特，席勒到底也因为二人之间无话可说而感到遗憾。信的第一稿中有一段话，听着就像追忆过去的哀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后世会将我们当作比邻而居的同辈人，诸如此类，可我们结合得却是多么地少。”

如果说席勒和费希特是不和，那么在荷尔德林身上——如果人们从他的视角去审视整段故事——则是一场备受折磨的追求与一次倍感痛苦的别离。

荷尔德林这一整年几乎都在夏洛蒂·封·卡尔普于瓦尔特斯豪森的家中度过，席勒仍在施瓦本时就为他在那里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他与夏洛蒂产生了一段略带情欲色彩的关系，但情况之所以越发复杂，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学生弗里茨·封·卡尔普虽然总是亲昵地黏着老师，但在其他时候总是表现得如此难以管教，让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瓦尔特斯豪森地处偏远，没有什么新鲜事，也没有外在的生活。荷尔德林一心向往耶拿。他曾将《许佩里翁》的一部分断篇发表在席勒的《新塔利亚》杂志上，现在则希望能在条件优渥的《季节女神》那里找到栖身之所。同时，他还期待在席勒的帮助下被引荐入耶拿的文学与哲学圈子，即便他清楚自己的害怕与自我怀疑：“与真正伟大精神的接近……一会儿将我击倒，一会儿又使我升华。”（致诺伊费尔，1794年11月）

1794年11月，荷尔德林在耶拿拜访了席勒。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将怀着压抑的心情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他为好友诺伊费尔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房间里不止有席勒，背景中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尽管他被介绍给了这个陌生人，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他没有听懂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从内到外唯一关注的就是席勒”。当席勒暂时离开屋子、荷尔德林沉默地留在那里时，那个陌生人开始翻看起放在桌上的《新塔利亚》，其中就有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断篇。荷尔德林的脸渐渐红了起来。一段时间后，陌生人问起封·卡尔普夫人的近况。荷尔德林用一两个词简单地回答了他。等到席勒回来后，他们热烈地讨论起了戏剧，陌生人讲了几句话，“分量之重让我已经有所预感”。后来在教授俱乐部中，荷尔德林才知道，自己刚刚遇见的不是别人，正是歌德。“老天爷帮帮我吧，”他在给诺伊费尔的那封信中写道，“帮我弥补我的不幸和我愚蠢的行径。”无论如何，当他几周后与卡尔普一家分道扬镳后，还是在魏玛受到了歌德的招待。这一回二人的对话相当友好。荷尔德林就像得救了一样。他现在感觉好多了，搬来了耶拿，经常拜访席勒。后者鼓励他继续创作《许佩里翁》，也成功地让他的出版商科塔对这部正在诞生的小说产生了兴趣。荷尔德林“的确有很多天才之处，”席勒在1795年3月9日给科塔的信中写道，“而我也期待还能对他产生一些影响。”他现在就等待着小说的完成。但荷尔德林却写不下去了。或许是他追求的太多：费希特和席勒哲学中新的教育理念，“美的灵魂”的美学纲领，通过希腊众神的天空让世界再度神秘化，对生活之平庸的批判——他想要把这一切都写入小说，却因此撑破了原先的构思。作品的收尾一拖再拖，直到荷尔德林不得不承认等不到结尾，更等不到小说的完美。他的负罪感折磨着他，因为他相信自己辜负了席勒的信任与期待。

为了能给荷尔德林提供一份收入，席勒安排他为《缪斯年鉴》翻译奥维德（Ovid）的《法厄同》（Phaeton）[21]。人们可以揣摩席勒为何偏偏让荷尔德林翻译这篇文章。席勒一直鼓动歌德解开他“《浮士德》包裹”上的绳结，他或许在这个强要与太阳比肩却最终陨落的故事中发现了浮士德母题的变奏；或许其中也有教育意图，他想要警醒年轻的诗人勿要重蹈法厄同的覆辙。无论如何，荷尔德林起初兴趣盎然地着手工作：“从来没有哪项工作能像这一次一样，让我在搁笔起身时是如此轻快。”他在1795年4月28日给诺伊费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但这种愉快并没能持续太久，工作渐渐让荷尔德林力不从心。席勒建议他用意大利八行诗节（Stanze），但荷尔德林在之前翻译的古希腊作品中都使用了六音步无韵诗行。[22]倘若他坚持自己对风格的感知，或许就能应付得更好。这项工作也同样停滞了。他放弃了，在1795年5月22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但人们毕竟会很快再度发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多么像个学生。”他中断了现在做起来兴趣全无的翻译工作，为自己辜负了导师两回而感到绝望：一次是未完成的《许佩里翁》，一次是中途放弃的翻译。

1795年5月末，荷尔德林忽然从耶拿消失了。他着急忙慌地就走了，先回到了家乡。他的好友马根瑙（Magenau）在纽尔廷根（Nürtingen）遇见了他，却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我和荷尔德林说上了话，或者应该说我见到了他，因为他无法再说话，所有对同类人的共通感都坏死了，一个活着的死人！他神神道道地讲了许多关于去罗马的旅行，说那些好德国人通常都在那里升华他们的灵魂。”[23]也许这就是他之后病症的征兆，引发病灶的则是创作危机、绝望，以及在“伟大的”席勒面前失败而感到的羞耻。1795年7月23日，荷尔德林终于振作起来，在一封致席勒的信中附上了自己译文的残篇，并试图为自己的“逃亡”辩解：“奇妙的是，人会因为受到一种精神的影响而感到幸福……但仅仅是因为就在这一精神的近旁；而离它每远一里，就更有必要放弃它。如果这种接近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让我时常不安，我就算举出所有的动机，也很难克服自己并选择离开。我始终感到诱惑，想要见您，可见到您时，却始终觉得自己在您眼中什么也不是……正是因为我想令您对我刮目相看，才不得不告诉自己，我在您眼中一无是处。”席勒的确很失望，也感到自己的情感受了伤害。他本来期待荷尔德林对他有更多信任。他对荷尔德林还有好些计划，希望将他纳入《季节女神》的编辑部。席勒没有回信。或许是荷尔德林的欲言又止让他也同样不愿多说。1795年9月4日，荷尔德林再度给他写信，笔触悲伤而哀怨：“我太经常地感到，自己原来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我的周围是一片寒冬，我冻得瑟瑟发抖，动弹不得。我的天空如铁，我的心如岩石。”然后便是坦白“对自己的厌恶”已经把他“赶入了抽象”。接着是复杂而费力地阐释“主体与客体之统一”“方形趋向圆形”，以及“为了让一种思想体系化为现实，就必须要求某种永生性，正如它对于一种行动的体系也同样不可或缺”。对当时的席勒而言，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想法，因为他正要“关上他的哲学铺子”。他同样没有回复这封信。他的沉默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银行家龚塔尔德家中又谋了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位，又与家中的女主人苏赛特[24]卷入了一桩情事。他的《许佩里翁》有所进展，他的自信又再度增强，因此在1796年11月20日以一种全新的语调给席勒写信，更直接、更明白。“您对我的彻底沉默真的让我困惑……您是否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您是否已经放弃了我？请您原谅我的这些问题。我有一种对您的依恋，当它成为痴情时，我常常试图克服，却总是徒劳，它还始终未曾离我远去。正是这种依恋迫使我提出这些问题。倘若您不是唯一一个让我如此失去自由的人，我一定会责罚自己。”荷尔德林自信地宣称，他在各处都觉得自由，只有在席勒面前才感到软弱。席勒就是他的痴情。这是一段爱的表白，却用欢快的语气说出。这种欢快显然促使席勒现在终于给荷尔德林回信：“我绝不曾像您想的那样已把您忘记，亲爱的朋友，只是琐事与公务，以及我通常对写信的羞怯，才使得给您那些友好信件的回复拖了这么长时间。”紧接着便是一段警告：“我请求您鼓起您全部的力量与全部的警醒，选择一个巧妙而富有诗意的素材，怀着爱把它装在心底，小心呵护，让它在存在最美的那些瞬间里安静地成熟至完美；只要有可能，您应该避免哲学素材，它们最不知感恩，在和它们毫无成果的搏斗中，最好的力量也常常消耗殆尽；请您离感官世界更近些，这样就更少些在激动中失去冷静的危险。”（1796年11月24日）尽管听上去仿佛居高临下，但席勒并非如此，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在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用差不多的说法也给他自己提了醒；他知道，这同样是他自己的危险与弱点。荷尔德林却不会知道，席勒的这些警告也是写给他自己的。席勒在信中批评荷尔德林诗歌的“冗长”，无止境的“诗节的泛滥”，这几段话深深地刺伤了荷尔德林。在他于这一时期创作的一首格言诗中，可以发现他受伤的痕迹：“你们得知道！阿波罗成了报纸写手的神，/谁忠实地告诉他事实，就是他的手下。”[25]席勒用友好的转折结束了整封信：“请您原谅我的这些要求和忠告，是关怀的友谊提出了这两者。祝您安好，请您时常让我听闻您的消息。”

半年之后的1797年6月20日，荷尔德林寄去了《致苍穹》（An den Äther）和《漫游者》（Der Wanderer）两首诗，期待能在《季节女神》上发表。在附信中，荷尔德林写道：“我有足够的勇气和自我判断，能让自己独立于其他艺术裁判或所谓大师，怀着如此不可或缺的平和走我自己的路；但在您面前，我无条件地俯首：因为我感到您的一个词就能决定我的很多，所以才时不时地想要将您忘记，只是为了让自己在创作时不至于感到恐惧。因为我确信，这种恐惧与拘束正是艺术之死，所以非常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大师杰作已在人们周围的时代，用恰当的方式表达自然要比在另一个只有艺术家在鲜活的世界中孑然一人的时代更加困难。”

可是荷尔德林不曾料到，他的这封关于评判之不确定性的信件究竟引发了什么后果。因为现在席勒忽然开始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了。他将诗歌寄给了歌德，以期了解他的看法，却并未告知作者的姓名。歌德回信说：诗人显然“对自然有着明快的观察”，也在不同的格律上富有“才华”。“两首诗里都有可以造就一个诗人的良好成分，但是单凭这些成分还不能造就一个诗人。也许他最好还是选择一个十分简单的田园生活题材加以表现，这样，人们倒能看清楚，他在刻画人物方面才能如何，归根结底，这才是一切的关键。”（1797年6月28日）[26]歌德建议发表。席勒随后不但感谢了歌德并非“完全负面的评价”，说出了荷尔德林的名字，然后坦陈了一段值得注意的心声：“平心而论，我在这些诗里找到了许多我自己的形象所惯有的特征。作者也不是第一次使我想起了我自己。他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并兼有某种哲学精神与深刻思想。他的处境是危险的。”（1797年6月30日）歌德即刻回信说：“我现在同样要向您承认，我的确感受到这两首诗中也有一些属于您的风格与方式的东西，显然无法忽视大方向上的相似。”（1797年7月1日）[27]例如《漫游者》一诗确实会让二人回想起席勒伟大的哀歌《散步》（Der Spaziergang）：“草原铺着辽阔的地毯自由地欢迎着我，/在它亲切的绿色中一条乡间小路蜿蜒。”[28]

歌德感受不到荷尔德林诗中的伟大气息，因此才建议荷尔德林最好选一个“十分简单的田园生活题材”。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被这个“青年才俊”深深吸引。1797年夏末，他在前往瑞士的旅途中在法兰克福稍作逗留，招待了来访的荷尔德林。在这一次见面中，歌德重提了他关于“田园生活题材”的建议。他对席勒说，自己劝荷尔德林“写写小诗，并且要为每一首诗挑选有人性趣味的对象（1797年8月23日）。”[29]

在这个夏天，荷尔德林带着些许骄傲，将已经完成的《许佩里翁》第一卷寄给了席勒；席勒从中可以读出，当荷尔德林习惯性地退却并沉默时，他的思想是多么晦涩不清：“有一种遗忘是遗忘一切存在，有一种沉默是对我们本质的沉默；此时的我们就好像发现了一切。有一种对一切存在的沉默和遗忘，此时的我们就好像失去了一切，我们的灵魂陷入了黑夜。”[30]

荷尔德林与席勒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1799年6月，他计划出版一份诗歌月刊，于是求助于他的老朋友谢林和黑格尔，当然也还有席勒，却到处碰壁。计划失败了。他打算重回耶拿，算着是否有得到一份教职的可能。就在这一年，苏赛特·龚塔尔德在旅途中经过耶拿，非见席勒一面不可；她已从情人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席勒的故事。她在1799年8月23日给荷尔德林的信中写道，自己在席勒的花园别墅里有一种“奇妙的忧伤”，只在那儿逗留了一小会儿。她也有同他一样的感受：“我不想让自己在这个美丽的灵魂中显得渺小。”她希望使荷尔德林打消重返耶拿的念头。她嫉妒，知道席勒是她情人爱慕的男人。“你肯定忍不住会去拜访他，这肯定会让你不好受，而我到时将是什么心情，我已在怦怦直跳的心头感受得足够了。”（1799年11月10日）

在与苏赛特分手之后，荷尔德林于1801年6月或许是最后一次转向席勒。又是那先前的渴望：“我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在耶拿生活在您的身边；现在这个愿望几乎已成了必要。”我们不知道席勒是否曾回信。无论如何，这一年年末，荷尔德林踏上了前往波尔多（Bordeaux）的旅途，步行穿过了白雪皑皑的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这应当是一场与德国的告别：“但他们用不上我。”［致博伦多夫（Böhlendorff）[31]，1801年12月4日］

他会像当年离开耶拿一样仓皇地离开波尔多返回家乡，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地回到纽尔廷根的母亲家中。她将会问他：“你上哪儿去了？”他将会在暴怒之下把老母亲赶出门外，她于是站在夜晚的街上呼喊：“这个好孩子疯了！”街巷远处回声四起。不久之后，他真的疯了。

据说在多年之后，当别人提起席勒的名字时，他还会嘟囔着说：“我的席勒，我美好的席勒啊。”[32]

弗里德里希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费希特和荷尔德林的例子表明，席勒既可以通过《季节女神》将一些人吸引到身边，又可以激起另一些人的拒斥乃至敌意。杂志使人两极分化。《审美教育书简》是他给“美学世界的法典”，却并不总是讨人喜欢；不少人对歌德的《德国流亡者闲谈录》只能摇摇头，觉得它没有力量，在背后窃窃私语议论什么“危机”；有些人认为《罗马哀歌》很不检点。歌德与席勒曾宣誓结为同盟，现在他们充满着并肩作战的高亢情绪，好斗地对此做了回应。他们觉得，只有在进攻中才有叮当作响的游戏。曾几何时，席勒还在《〈莱茵塔利亚〉发刊词》中写道：“读者现在是我的全部，是我的研究、我的主宰、我的知己。我现在只属于他一人。”[33]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不再打算认读者为他的主宰，人们必须得培养读者的品位，否则就要与之斗争。应该如何着手？叱骂读者不是个好主意，而是必须象征性地攻击惯常的品位，也就是集中火力打击据说代表这种品位的批评家。席勒与歌德的神圣愤怒主要针对的是他们估计为大众审美摇旗呐喊的批评家；他们要和日常读者大部队的领军人做斗争。难道在文学的公共空间不是也有一场大众的反叛，难道这场反叛不是败坏了品位吗？至少魏玛双子星是这样看的，因此席勒说，《季节女神》必须成为真正的“争战的教会”（ecclesia militans）[34]。但要与谁争战？

首先是乱读书本身。这是那个“舞文弄墨”的世纪造成的。乱读滥写的时代已然开启。在18世纪末的市民与小市民圈子里，乱读书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教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开始为此哀叹。在读者心中发生的过程很难掌控，总会有隐秘的冲动与幻想。沙发上读着书的女性狼吞虎咽地一本接一本读小说，难道不是把自己送到隐蔽的纵欲手中？而读着书的中学生，难道不是在参加那些有资格教导他们的人想都不敢想的冒险吗？1750～1800年间，能够阅读的人数翻了一番。到世纪末，总人口中几乎有25%属于潜在的读者群。阅读行为慢慢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读一本书很多次，而是读很多本书，却每本只读一次。人们多次阅读并详细研习的伟大而重要的书籍——圣经、修身文学、日历书，其权威性均在消失；人们要求更大量的阅读材料，要求那些写出来不是为了细读而是为了被读者贪婪地吞噬掉的图书。1790～1800年间，市场上出现了2500种小说，和之前90年的总和一样多。不断增长的供给需要得到消化。于是读者学会了速读的技艺。阅读生活当然不能没有闲暇。但当时的市民生活却不缺闲暇。人们将阅读时光一直延续到了深夜。不单单是启蒙，阅读狂热也需要更多的光。

读书狂将写作狂带上了舞台，这是一批懂得为了速读而写作的作者。席勒在创作他的连载小说《招魂唤鬼者》时，也稍稍练习了这门手艺。拉封丹[35]一生共写了超过100本小说，人们说，他写得比读得还快，所以还没能读完他自己写的所有小说。小说的泛滥已让职业批评家几近绝望。“无数的小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797年写道，“随着每一场书展让我们的书目越来越肿胀，其中大多数很快就能结束其不值一提的存在的循环，随后就回归遗忘和图书馆旧书的灰尘中去，以至于艺术评论家只要不想体验那种把评论写到一部其实已不再存在的著作上去的郁闷，就必须一刻不停地在新书后头紧追不舍。”[36]

这些特殊的社会政治与地理条件，让图书与报纸杂志产业在德国有了如此兴旺的发展。社交生活缺乏重要的城市中心，反而有利于分散化以及对书中想象的社交之兴致。德国没有能让幻想振翅高飞的政治权力，没有隐藏着迷宫般秘密的宏伟首都，没有能激起感受远方、感受外在世界之冒险的殖民地。一切都四分五裂，又窄又小。在耶拿，浪漫派和古典主义的大本营之间如此接近，一块石头就能扔到。英国的水手与探险家、驶向美国的先行者、法国大革命的斗牛士所完成的所有那些异乎寻常的事迹，德国读者一般只能后知后觉地在文学的替代形式中体验。在给默尔克[37]的一封信中，歌德言简意赅地断言：“值得尊敬的读者只有通过小说才能了解一切异乎寻常之物。”（1780年10月11日）

谁读书读得多，就很容易有自己动笔创作的念头。几个朋友互相写信，随后就立马将信件送去出版社。谁在当地取得了荣誉与金钱，或者其实二者都没有，就在上了年纪之后写他的回忆录。“人们究竟写了多少，谁都没有概念。”[38]歌德在《威廉·麦斯特》中感叹道。让·保尔在他的《小老师乌茨》（Schulmeisterlein Wutz）[39]中讽刺了这种发展趋势。乌茨让人定期寄来书展目录，因为兜里没钱买不起预告里的小说，就按照题目自己写。渐渐地，他就以为自己写的书稿才是原著。当他随后得到了真正的原著时，竟将其当作盗版的伪作。

书读得越来越多，就让生活和阅读融为一体。人们在读物中搜寻作者的生活；他与他的生平忽然引起人们的兴趣，或者如果作者还不够有趣，至少也在试图让自己变得有趣。这也属于天才崇拜的背景。尤为典型的，是当人们发现《强盗》的作者竟然是个懂得礼数而又友善的人、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匪气或野性时流露出的些许失望。反过来，人们又尝试像读过的书里那样生活：穿上维特式的燕尾服[40]，或是像卡尔·莫尔那样怒目圆睁；根据分配好角色、描绘好氛围、制定好情节的文学剧本来亲身体验。从当时仍是新主流媒介的文学中，散发出一种令人着迷、将生活化成一出戏剧的力量。伟大文学所乐见的，对所谓消遣文学，即拉封丹的家庭小说、歌德内兄克里斯蒂安·乌尔皮乌斯[41]的绿林小说，以及格罗瑟（或席勒）的秘社小说等而言就更是求之不得了，在两个层面都表达了追求更强烈的自我感觉的意愿。人们想要感知自我，向生活要求生命力，而如果外在的情状与人为敌，与文学模板的认同就必须从那在日常仪式中的几近干涸的生命之河中舀出饱含意义的瞬间。人希望在文学之镜的映照下让自己的生活更具价值，赋予其一种浓厚、一种戏剧性与一种氛围。寻找着他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的存在的阅读者，就是这样享受了自身。“我们是用文学做的”，年轻的蒂克抱怨道[42]，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也常在生命中听见纸页沙沙作响：他逐渐看清，正是因为小说，“我们的不少行动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决定，而女人在其生命的尽头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当地图书馆为她们提供的那些小说中的人物的复制品罢了”。

或许正是文学与生活的这种跨越界限的密切往来，以及将生活文学化的倾向，促使当时的蒂克着手翻译《堂·吉诃德》，因为众所周知，这部小说的主题正是以阅读经历取代生活经历。人们可以将小说当作一部关于危险的文学帝国主义的史诗来读：正是文学使生活臣服于自己。文学化的权力甚至体现在政治之中。革命伟业的参与者们在自己与受过教育的观众面前，就仿佛饰演人们在古典文学中所熟知之角色的演员。古典主义教育使得一种特殊的似曾相识的经历得以可能：人们认识的恺撒、西塞罗和布鲁图斯，现在又作为“历史戏服”重归舞台。例如，布鲁图斯现在是由一个女人扮演：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这个来自诺曼底的温柔的狂热信徒，在1793年将“人民之友”马拉（Marat）刺死在浴缸之中。[43]克洛卜施托克、维兰德和其他人纷纷为这桩大事赋诗：这是行刺暴君，正如书上所记。

在这样一个痴迷于文学的阶层，文学与生活的交融几乎已是日常；只有在这里才能发展出早期浪漫派雄心勃勃的理论纲领。先是在耶拿，然后是柏林，这批年轻人被一种让自己与他人着魔的精神所启迪：文学要领着生活翩翩起舞。耶拿浪漫派的放松练习走得很远，他们希望彻底拆除文学与生活之间的隔墙。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为这项事业创造了“浪漫化”（Romantisieren）这一新词。每一种生命活动都应附着上诗意的意义，都应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并揭示出一种造型力，和狭义的艺术作品一样都具有其风格。说到底，他们的艺术与其是说作品，不如说是一种体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用富于塑造性的能量与充满生机的活跃将其行动付诸实践，就能产生这种体验。诺瓦利斯坚信，甚至连“事务性工作”也能用诗意的方式处理。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而言，欢愉的社交就是实现了的“总汇诗”（Universalpoesie）。人们必须用诗歌感染生活。应该怎么做？最好是用浪漫派的异化技术。对此，蒂克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至少应当尝试一次，将我们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在遥远的远方费力寻找的那些教诲、那些欢乐，竟在我们近旁。奇妙的乌托邦往往就在我们脚边，但我们却盯着望远镜，对它视而不见。”[44]

可以说，阅读与写作承诺了近在转角的冒险。

这就解释了为何席勒“审美教育”的计划在浪漫派中激起了极大的共鸣：因为在浪漫派那里，生命的美学化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所以当席勒宣布进入美学的极端情况时，他们中不少人还讽刺地挤眉弄眼。因此，在席勒与歌德一起让其“争战的教会”进入阵地之时，他瞄准的不单是为那些没有头脑却读书很多的大众代言之徒，同样还有那些宣称已学完美学化教学资料的“自作聪明”的人。也就是说，这里针对的既是庸俗又是过度。席勒和歌德这两大魔法师结盟共谋，以反对自以为清醒的祛魅者与妄自尊大的魔法师学徒。

《季节女神》是要代表更优秀的品位；而为了完成与糟糕品位斗争的任务，必须再找另一种形式。是歌德提出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想法。当时的他正因为读者不把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他当一回事而发火，因此正是要挑事的脾气，和正因《季节女神》的批评者和下降的订阅数而生气的席勒一拍即合。他们一致认为：人们最终还是要主动出击，对付顽固头脑和自诩聪明的人、读书狂和写作狂这两种玷污文学圣殿之徒，以及自以为有些学问的自负大众；必须要“对半吊子们宣战，我们要让各个领域中的半吊子感到不安”（歌德致席勒，1795年11月21日）。一个月后，歌德提议，这次引战应使用“双行诗”（Distichon）[45]的文学形式，就像“马提亚尔的《克塞尼娅》（Xenia）一样”[46]，也就是一种下了毒的赠礼。他们要一同在席勒的《缪斯年鉴》中装备好这支轻骑兵，将之投入战局。这个念头让歌德如此激动，以至于他在信中就附上了几首试作——是针对“牛顿教派”[47]的“赠辞”。席勒立马回应：“赠辞这个主意妙极了，必须付诸实现。”[48]（1795年12月29日）1796年1月初，他喊出了“无一日不警句”（nulla dies sine epigrammate）[49]的口号。他们俩就这样勤于创作讽刺警句，互相交换；而当歌德来耶拿时，他们就共同酝酿几句，极为享受，夏洛蒂只听见楼上传来爽朗的笑声。到1796夏天，二人已写了近900多首赠辞。席勒将之收集起来，为《缪斯年鉴》整理妥当。1/3被剔除，另有一部分不那么尖刻、更类似于格言的作品被归入《誓愿板》（Tabulae votivae），也就是所谓的《温言辞》（Zahme Xenien）当中。两位作家商定不透露每一首短诗出自谁手；这些赠辞的确有一部分是二人共同完成的。

这场被席勒称为“我们文学中的小小猎兔之旅”，今天在我们看来已丧失不少尖锐和挑衅的力道。试举几例。

针对扩张的图书市场：“先生们！这是规矩：谁从这条街过，/就给蠢货和弱者来点儿施舍”[50]；“这儿是展会，快，装货、搭起铺子，/来吧，作者们，抓阄吧，每个人都碰碰运气。”[51]针对通俗作家的写作手段：“你们是想同时讨好世间的孩子和虔诚的人？/描绘情欲吧——但记得再添上魔鬼。”[52]那些正派的人也懂这种技巧，装作不正经的样子以吸引读者：“一切可怕事物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一个老学究，心痒痒地想要放纵活络。”[53]在他们之中也有些高贵而精致的人，例如拉瓦特：“可惜啊，自然只从你身上造出一个人；/成为可敬者与无赖的材料都有。”[54]针对自作聪明的文学批评家，例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诗人，你们这些可怜人，都得听些什么，只为了/让学生快读他印出的讲义！”[55]针对像莱夏尔德那样政治上很有思想、文学上却缺乏判断力的人：“愿你们用严肃的词语追踪糟糕的统治者，/但也别再拍糟糕的作者任何马屁。”[56]对自称有健康人类理性的榆木脑袋：“你们到底有些用处，理性很乐意/忘记知性的界限，而你们则诚实地将之向我们展现”。[57]下一条警句则将维兰德形容成了“处女”：“在魏玛的秀美处女面前低头吧，这是应当的，/虽然她总是孩子气——但美惠女神的脾气谁不能原谅？”[58]维兰德大为光火，在气头上宣布今后再也不和席勒说一句话。维兰德虽不是《季节女神》的敌人，但他和他的《德意志水星》却是前者在竞争激烈的杂志市场上的对手，因此他才会进入席勒的视野。还有席勒曾经仰慕的克洛卜施托克也未能幸免：“克洛卜施托克，这是我的人，他用新潮的套话，/讲述他在地狱的泥淖听闻的高尚伟大。”[59]尼可莱被当作一种无聊且没有启迪效果的启蒙运动的代表，多次遭到批判：“你用手抓不住的，在你这个盲人眼前就像怪物，/你要是触摸什么，此物就立马被玷污。”[60]费希特也被照顾到了：“我是我，设定自我，如果我把自己/设定为未设定，好吧！我就再设定一个非自我。”[61]

不管怎么说，施莱格尔对席勒《妇女的尊严》一诗的嘲讽也被收入了《赠辞》之中。是歌德安排的，还是席勒愿意接受自我批评？“从前往后这首诗读着并不好，我从后往前，/一段又一段，倒显得诗很可爱。”[62]

《赠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796年底出版的《一七九七年缪斯年鉴》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加印两次。对于编者席勒而言，这也是一桩好生意。谁觉得自己肚子里有点儿墨水，就参加了这场猜谜游戏。这些赠辞说的都是谁？哪些赠辞是谁写的？一个叫曼索（Manso）的文人兼学校校长也得了几句“赠辞”，于是和出版人戴克（Dyck）共同编写了一本《几位感恩的客人给耶拿和魏玛蹩脚厨子的回礼》（Gegengeschenke an die Sudelköche in Jena und Weimar von einigen dankbaren Gäste），但因为太过乏味，基本没有什么反响。

在第一阵热议过去之后，歌德于1796年12月7日表示，“这是一种了解、实施得都很不够的方针，即每个对身后荣誉有所追求的人，都应迫使同时代人对其和盘托出他们的意图，同时又用现实、生活与影响随时抹去他对这些意图的印象……我希望《赠辞》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作用，使与我们为敌的恶魔继续保持活跃；在此期间，我们则要继续我们积极的工作，让恶魔去承受否定的痛苦吧。”[63]

一石激起千层浪让歌德和席勒很满意；就算别人再怎么跳脚，两位好汉都会很快回到他们的本职工作中。歌德致席勒：“在《赠辞》这场大胆冒险之后，我们只能勤于撰写伟大而富有尊严的作品，将我们的诗歌天性转化为高贵而善良的人物形象，让所有的对手自惭形秽。”（1796年11月15日）[64]

席勒也是同样的想法。他已经关上了他的“哲学铺子”，剩下的哲学材料融入了1795～1796年的思想诗尤其是《阴影的国度》（Das Reich der Schatten）[65]和《散步》两首长诗中。怒火与挑衅的乐趣已找到了出气口，他因此可以在歌德的激励下怀着全部的力量转向《华伦斯坦》；而歌德此时正准备在席勒的积极参与下完成他的《威廉·麦斯特》。

[1] Zit. n. Koopmann 1998，S. 755.

[2] Zit. n. Koopmann 1998，S. 756.

[3] 即卡洛琳娜·施莱格尔，其第一任丈夫姓波默（Böhmer）。

[4] F. Schlegel 1970，S. 127.

[5] 《论学习希腊文学》是施莱格尔于1795年在德累斯顿创作但直到1797年方才发表的长篇诗学文论；他在其中阐述了古希腊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认为现代文学的特征在于“有趣”（Das Interessante）。关于此文，可参见本书第十九章注释。

[6] F. Schlegel 1970，S. 115.

[7] 准确地说，施莱格尔的作于1797年的这篇《前言》（Vorrede）是为其策划的丛书《希腊人与罗马人——关于经典古典时代的历史批判试论》（Die Griechen und die Römer. Historische und Kritische Versuche über das Klassische Alterthum）所撰写的。《论学习希腊文学》于1797年作为丛书第一卷（也是唯一一卷）出版。在前言中，施莱格尔写道：“席勒关于多情诗人的论文，除了扩展了我对‘有趣’文学之特征的认识，还给了我关于古典文学领域之界限以新的启发。”参见Friedrich Schlegel：Vorrede. In：Ders.：Kritische Schriften. Hg. von Wolfdieter Rasch，Darmstadt 1971，第 113～121页，此处见第 116页。原书作者将《论学习希腊文学》误作“《论学习希腊哲学》”，已更正。

[8] 《卢琴德》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发表于1799年的小说断篇，以叙事、书信、对话等多种形式描述了主人公尤里乌斯（Julius）与卢琴德之间充满情欲色彩的爱。施莱格尔试图以这部小说体现其浪漫主义关于“渐进的总汇诗”的文学观。

[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81～282页。

[10]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83页，有改动。

[11] 自1796年起至1800年，席勒开始编辑出版《缪斯年鉴》，他与歌德在魏玛古典主义时期创作的大量诗作都首先发表在这里。最著名的当属《一七九八年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 für das Jahr 1798），其中收录了歌德与席勒创作的一系列叙事谣曲（Ballade），因此又被称为“谣曲年鉴”。

[12] 《德意志兰》是作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莱夏尔德（Johann Friedrich Reichard，1752～1814）于1796年针对席勒的《季节女神》编辑出版的杂志，鼓励在艺术与文化之外探讨政治，并扶持刚刚崭露头角的施莱格尔等浪漫派作家；不过，杂志仅持续一年便不得不停刊。

[13] 《妇女的尊严》是席勒发表于《一七九六年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 für das Jahr 1796）的长诗，其中描写并颂扬了传统的妇女形象。

[14] F. Schlegel 1984，S. 339. 语出施莱格尔的书评《评席勒的〈一七九六年缪斯年鉴〉》（Rezension von Schillers，Musen-Almanach‘ 1796），汉译参见〔德〕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第142页，译名有改动。

[15] Zit. n. Borcherdt 1948，S. 490.

[16] Zit. n. Borchert 1948，S. 452.

[17] MA Ⅴ，S. 577. 语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四封信的注释，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19页。此外，席勒还在第十三封信的注释中直接引用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以及他“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的概念，参见MA Ⅴ，第607页，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73页。

[18] 约翰·本雅明·埃哈特（1766～1827），德国医生、政治哲学家，曾于1795年出版了其代表作《论人民发动一场革命的权利》（Über das Recht des Volks zu einer Revolution），在多地被禁。原书作者误将其名写作“Ehrhard”，已更正。

[19] 关于“形式冲动”（Formtrieb）与“质料冲动”（Stofftrieb）——又称为感性冲动（der sinnliche Trieb）或物质冲动（Sachtrieb）——参见《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二至十四封信。“感性冲动”（“质料冲动”）是指人进入感性世界、成为其一部分，并在其中体验自身物质性的层面；“形式冲动”则是指人在接受感官刺激的同时，将之抽象为其理性人格（即“形式”）的具象化，并以此证明自身超越时间的精神性层面。参见MA Ⅴ，第604～614页，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66～282页。

[20] Goethe MA 12，S. 91. 出自歌德作于1817年、发表于1820年的名诗《原初之词：俄耳甫斯式的》（Urworte. Orphisch）第一首《魔灵》（ΔΑΙΜΩΝ. Dämon）。

[21] 普布利乌斯·奥维德·纳索（Publius Ovid Naso，前43～前17），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诗人，著有名篇《变形记》（Metamorphose），在其中描写了神话中的人或神变成植物、动物或岩石等的故事。《法厄同》出自《变形记》第二章，太阳神福玻斯（Phoebus）之子法厄同请求父亲允许其驾太阳神车一日，不想却因无力驾驭而导致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只有主神朱庇特用一道雷电劈中神车才得以制止灾难。法厄同从空中坠落不幸殒命，其姊妹又变成杨树，更添父母悲伤。参见［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8～27页。

[22] 意大利八行诗节（Stanza，德语作Stanze）原意为“屋子”，由八行十一音步诗行（Endecasillabo）构成，韵脚为“abababcc”，最后两行诗一般为总结前六行思想，用韵脚变换塑造出“屋子”大门之感；多用于长篇叙事诗，例如托夸多·塔索作于1574年的《解放了的耶稣撒冷》（La Gerusalemme liberata）。而六音步扬抑抑格无韵诗行（Hexameter）则要求每诗行六个长音（在德语格律中则为六个重读音节），因此由六个扬抑抑格（Daktylus）或扬抑格（Trochäus）组成，其中第五音步必须为扬抑抑格；多用于古希腊罗马叙事史诗，例如荷马史诗以及奥维德的《变形记》。克洛卜施托克的《弥赛亚》（Messias）成功地将这一古典文学形式引入德语文学。

[23] Zit. n. Borchert 1948，S. 124.

[24] 苏赛特·龚塔尔德（1769～1802），法兰克福银行家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龚塔尔德（Jakob Friedrich Gontard，1764～1843）之妻；荷尔德林于1796年起担任龚塔尔德家的家庭教师，深深地爱上了苏赛特，并在《许佩里翁》中以苏赛特为原型塑造了“狄奥提玛”（Diotima）这一经典的女性形象。

[25] Hölderlin 1992，Bd. 1，S. 185.

[2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97页。

[2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80页。

[28] MA Ⅰ，S. 229.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75页，有改动。《散步》是席勒于1795年10月发表在《季节女神》杂志上的长诗，初稿题名为《哀歌》（Elegie），通过一场远足描述了人类文化史的进程。与歌德的《罗马哀歌》一样，《散步》之所以被称为“哀歌”，同样是因为其采用了古希腊式的双行哀歌诗体。

[2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90页，有改动。

[30] Hölderlin 1992，Bd. 1，S. 646. 语出荷尔德林《许佩里翁》第一部第一卷，此段为译者自译；另可参见〔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39页。

[31] 卡西米尔·乌尔里希·博伦多夫（Casimir Ulrich Böhlendorff，1775～1825），库尔兰（Kurland，今拉脱维亚）诗人，曾于1794年在耶拿跟随费希特学习哲学，是荷尔德林好友，但文学生涯郁郁不得志，于1825年自尽。

[32] Wittkop 1993，S. 312.

[33] MA Ⅴ，S. 856.

[34] “争战的教会”出自中世纪经院神学，从范围上指现世所有基督徒，从内涵上则指基督徒需为信仰同魔鬼和异端开战；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胜利的教会”（ecclesia triumphans），指已升入天堂居于上帝和耶稣左右的信徒。

[35] 奥古斯特·拉封丹（August Lafontaine，1758～1831），18世纪德国流行作家，据说一生共创作150余部通俗小说，风靡欧洲、北美，赢得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众多读者。

[36] F. Schlegel 1970，S. 23.

[37] 约翰·海因里希·默尔克（Johann Heinrich Merck，1741～1791），德国作家、批评家，歌德好友，以文笔犀利著称；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每年均会颁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约翰·海因里希·默尔克文学批评奖”。

[38] Goethe MA 17，S. 310. 语出歌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一部第六章末威廉致娜塔丽亚（Natalia）的信。

[39] 《奥恩塔的心满意足的小老师玛利亚·乌茨生平纪事》（Leben des vergnügten Schulmeisterlein Maria Wutz in Auenthal）是让·保尔作于1790年的短篇故事，收录在他发表于1793年的长篇小说《隐形会社》（Die unsichtbare Loge）之中。

[40] 歌德发表于1774年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人们开始模仿其中人物的穿着；维特最爱的服装是“长筒皮靴、青色燕尾服，再配上黄色的背心”，这是他初次与绿蒂共舞时的衣着（见维特1772年9月10日的信），也是他最后自杀时所穿的衣物。参见《歌德文集》（第六卷），第132页。

[41]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乌尔皮乌斯（Christian August Vulpius，1762～1827），歌德妻子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之兄，德国通俗小说家，代表作包括19世纪德国最受欢迎的绿林小说《强盗头子里纳尔多·里纳尔蒂尼》（Rinaldo Rinaldini，der Räuberhauptmann，1799）。

[42] Tieck，Bd. 1，S. 26.

[43] 夏洛蒂·科黛（1768～1793），法国贵族，于1793年7月13日刺死了被称为“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的《人民之友》报（L’Ami du Peuple）主编、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最重要的宣传家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法国著名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将在浴缸中死去的马拉神话为革命的殉道者，定格在了他的名画《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1793）中。

[44] Tieck，Bd. 1，S. 75.

[45] “双行诗”是古希腊的一种诗体，由一行六音步抑抑扬格无韵诗行（Hexameter）与一行五音步抑抑扬格无韵诗行（Pentameter）组成，常用于哀歌或讽刺短诗。

[46] 马库斯·瓦勒里乌斯·马提亚里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约40～103），古罗马诗人，德语作马提亚尔（Martial），善写警句诗；他将辛辣讽刺的双行警句诗称为“赠辞”（Xenien，或音译为“克塞尼温”），出自古希腊语表示“给客人之赠礼”的“Xenion”（复数为“Xenia”）一词。

[47] 歌德在对颜色学（Farbenlehre）的研究中反对牛顿的光学，认为光是不可分的，白光乃是一切颜色的基础，而并非如牛顿通过透镜实验所证明的那样是由七种颜色组合而成。因此歌德才会略带贬义地将牛顿光学的支持者称为“牛顿教派”。

[48]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73页，有改动。

[4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74页。

[50] MA Ⅰ，S. 257.

[51] MA Ⅰ，S. 257.

[52] MA Ⅰ，S. 258.

[53] MA Ⅰ，S. 261.

[54] MA Ⅰ，S. 259.

[55] MA Ⅰ，S. 262.

[56] MA Ⅰ，S. 262.

[57] MA Ⅰ，S. 263.

[58] MA Ⅰ，S. 265

[59] MA Ⅰ，S. 271.

[60] MA Ⅰ，S. 278.

[61] MA Ⅰ，S. 299.

[62] MA Ⅰ，S. 290.

[63]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41页。

[6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34页，有改动。

[65] 《阴影的国度》是席勒作于1795年的哲理长诗，后经两次修订，在1804年面世的第二版《诗集》中最终定名为《理想和生活》，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58～65页。

第二十一章

害怕华伦斯坦——拖延——参与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为什么面对杰出的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多义性的礼赞——为什么只有哲学才能让哲思无害——华伦斯坦和三重权力意志——权力之人与可能性之人——友情的仪式：歌德和洪堡——告别耶拿

在作于1798年的《幸福》（Das Glück）一诗中，席勒将创作的过程描述为“从无限海洋中的晦暗降生”。[1]但《华伦斯坦》这部伟大剧作的产生却绝非晦暗的降生。席勒让他的朋友们，尤其是科尔纳、歌德和洪堡，参与作品创作的每个阶段，无论是怀疑和危机还是成功的狂喜。“在创作这部最为重要的三部曲时，”歌德在三十年后对《华伦斯坦》英译本的书评中写道，“我从不曾离开过作者。他有那种天赋，能将他的意图甚至是他刚刚写出的内容与朋友讨论。一种奇妙的让步与坚持藏在他永远反思着的精神之天性中，绝不干扰他的创作，而是约束之并赋予其形象。”[2]

如果说席勒在日历中将1796年10月22日作为《华伦斯坦》创作工作的开始，那么看起来他并没有把1791年以来所做的种种准备算进真正的工作时间。事实上，关于三十年战争中的“伟岸形象”及其戏剧呈现的可能性，他已钻研了十年。他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期竟恰是人类力量最光辉的时期！从这个黑夜里走出多少伟人。”在经历了1791年1月的初次重病后，他决定创作一部关于华伦斯坦的戏剧，但尚未真正动笔：“我在一个更大的整体面前仍感到恐惧，因此很怀疑是否马上轮得到华伦斯坦。”（致科尔纳，1792年9月21日）在前往施瓦本的旅途中，他又重新取出了为计划好的剧本所准备的材料；1794年3月17日，他带着几近自大的自信，在信中谈起《华伦斯坦》工程：“只要敲定计划，我就毫不担心，一定能在三周之内实现。”计划里的三周最终成了五年——直到1799年春三部曲最终完成，确实过去了这般长的时间。根据他之后的计算，他全身心创作这部戏的时间一共有20个月。席勒怀着些许惊讶说起这个数字：他感觉自己奉献给《华伦斯坦》的时间似乎比20个月要更久一些。

从施瓦本回来后，席勒在1794年5月暂时将《华伦斯坦》搁置一旁。《审美教育书简》和《季节女神》的创作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但他也注意到某种对鸿篇巨制的畏惧，踌躇着，再次一头扎进历史素材中，研究索福克勒斯（Sophokles）与埃斯库罗斯（Äschylos）[3]以使他的戏剧技巧臻于完善。他无休止地“武装”自己，而正如他在1796年3月18日给歌德的信中所写，这让他的情绪“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运动”。他之所以写得很艰难，是因为他感到只要小心谨慎，就能创作出一部完美的作品。这种近乎恐惧的谨慎在他身上是全新的。他希望在大纲完全成熟之后再动笔，于是就这样打磨剧情纲要。此时距他上一部作品《唐·卡洛斯》已过去了十年。他还能找到最初几部作品中偶尔显得恣意痴狂的自信吗？他在1794年9月4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他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但这个新人能够在一部新的宏大剧作中证明自己吗？在某些瞬间，他曾怀疑过自己。1794年9月4日，他写信给科尔纳：“在这部作品面前，我真真切切感到害怕与不安，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最不像一个诗人，而即使我能算得上诗人，充其量也只是当我想要作哲学思考时诗意精神忽然给我惊喜。我现在该怎么办？”科尔纳试图劝他不要怀疑，让他想到他可以相信自己的天才。席勒应该放松紧绷的神经，相信人们瞄准时不紧张，才能打得更准：“如果你不是刻意地钻研《华伦斯坦》，而是全凭偶然，静观幻想是否会自发地给你带来足够的诗意素材，你觉得如何？”（1794年9月10日）席勒回信说：“你的意思是，我写《华伦斯坦》时用的理性太多，用的热情太少。但这只适合那些盘算得不够严格的大纲。它必须由想象力与转瞬即逝的感觉来实现。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当想象力的国度降临时，它将会离我而去。”（1794年9月12日）

重塑对自身想象力的信任，又因为歌德让席勒参与《威廉·麦斯特》的创作过程而更加艰难。1794年末，席勒收到了《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一卷的清样。在之后数月，小说后几卷的手稿被源源不断地寄给席勒审阅，直到1796年7月。席勒在近处体验了他的朋友是如何看上去轻松写意地成功实现了伟大的诗意之举。这个天神的宠儿像被想象力托举着，而他席勒却不得不担忧想象力恐将置他于不顾。《威廉·麦斯特》先是让席勒深陷自我怀疑，导致他的《华伦斯坦》停滞不前。在他眼中，歌德的想象力引领读者进入了一场充满游戏意味的丰富而完满的生活，这是饱含秀美与聪慧的杰作，既展现出吸引人的表面，又承诺更深层的意义。席勒写道，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健康之感”在他心中流淌。因此，“从这样一部作品出发窥探哲学的本质”是多么叫他为难。“那儿的一切是那样明朗，那样生动，那样和谐舒展，那样人性真实，而这里的一切却是这样严酷、这样僵硬和抽象，极不自然，因为所有的自然都是合题，而所有的哲学都是反题。”在这一契机下，他完全理解了“生命与理智之间无尽的距离”，也因此理解了更多的作为哲学头脑的自己与懂得运用想象力塑造完整生活的歌德之间令他痛苦的距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诗人是唯一真正的人，而最优秀的哲学家和他相比只不过是一幅漫画罢了。”（1795年1月7日）[4]

尽管如此，席勒并没有在盲目崇敬中迷失自身；歌德珍视的恰恰是席勒在技术层面的艺术理解，才请求他的指正并提出修改意见，而席勒也照办了。但至少在一开始，席勒批评的不过是些细枝末节。例如，他批评对剧院阶层的描述过于详尽，建议用额外的情节元素使关于哈姆雷特的对话更加松散。歌德很感激朋友对他正在诞生的作品的关注，也鼓励席勒继续《华伦斯坦》的创作。他希望将朋友重新引向舞台，因此请求他为《哀格蒙特》在魏玛的再度上演改编剧本。席勒同意了，而1796年春的这项工作也确实让他对自己的诗学能力尤其是戏剧实践能力重拾信心。他这才可以于1796年3月21日告诉科尔纳，他终于“严肃地”下定决心，要开始动笔撰写《华伦斯坦》。然而因为突如其来的病情，也因为对双双病重的父亲和妹妹南内特[5]的担忧，剧本创作再一次推迟了。3月底，南内特离世，而父亲也在几个月后的1796年9月撒手人寰。席勒深受触动，却依旧镇定，因为他自己的病史教会他像对待熟人一样对待死亡。但悲伤还是使他无法进入适合创作新作品的情绪。此外，《季节女神》也让席勒分心。杂志的订阅量越来越少。包括赫尔德和费希特在内的不少知名作家已和杂志分道扬镳。渐渐地，这份杂志不再是文化精英们的代表性刊物。席勒必须转而寻找质量更低的文章，只为了填满每期的版面。他希望现在就停刊，而不是再拖延，即便他要因此失去一笔丰厚的酬劳。为了不依赖于这份收入，席勒开始更多地关注他编辑的《缪斯年鉴》：他前不久刚凭借在上面刊发的《赠辞》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他充分利用当时少得可怜的“诗意”情绪，以便能给下一期的《缪斯年鉴》添上几首自己的诗歌。所以说，席勒还被琐事缠身，这让他无法持续而全身心地进行《华伦斯坦》的创作。

1796年6月底，席勒收到了《威廉·麦斯特》的最后一卷，再从头到尾连贯地读了整部小说。他被震撼了：“对这整部艺术品作恰如其分、真正美学上的评价是一项大工程，我非常乐意为此献出接下去的四个月时间。”[6]他在1796年7月2日给歌德的信中如此写道。于是又得拖延四个月：《威廉·麦斯特》挤开了《华伦斯坦》。虽然最后没有用四个月，但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席勒完全是从事这项工程，写下了那一系列著名的长信——这是这部划时代小说的影响史中第一份也必定是最重要的一份文档。

席勒用这段评价开启了第一封长信：“不管怎么说，我经历了这部作品的完成，作品大功告成之时恰逢我进取心旺盛有力的阶段，我还能从这个纯洁的源泉中汲取力量，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幸事之一；而我们之间的美妙关系促使我将之当作一种信仰：我要把您的事业看成我的事业，用我内心的一切真情实感铸成一面活在这尊躯壳内之思想的最纯净的明镜，并以此在这个词的更高意义上，无愧于您‘朋友’的称号。”接着就是那句著名的话，席勒以此框定了他与好友歌德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席勒写道，“我多么生动地体会到，杰出是一种力量，也只能作为一种力量施加在言必称我的人身上，让他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1796年7月2日）[7]歌德将这段话视为席勒的遗言，因此在他去世后又在《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中再度引用。[8]正是“爱”制止了对杰出者的怨恨以及使人丧失动力的嫉妒。席勒必须爱歌德，才能为《华伦斯坦》保留自由和自信。的确，尤其是这第一封关于《威廉·麦斯特》的信有着极富爱意的语调。席勒在信中所做的分析虽然严格、犀利而实事求是，但润色得恰到好处，行文风格也如此华丽，以至于这段分析有着极为罕见的文学水准，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爱意的表达，而歌德也确实是这样理解的。这些信件是给朋友的厚礼。席勒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他第一封关于《麦斯特》的信：“祝您身体健康，我亲爱、我敬爱的朋友。一想到我们平素只能在一个受偏爱的古典世界的遥远远方寻找却难以觅得的东西就近在咫尺，就在您的身上，我总不免感慨万千。”[9]这一系列信件一封接一封几乎不停歇地寄到歌德手中，让他起初竟没有空闲详细回复。他喜悦得不能自已，于1796年7月5日简短地写信道谢：“您的信是我现在唯一的消遣……”两天后：“请您继续介绍我和我自己的作品认识吧。”[10]直到一周之后，歌德终于从对席勒信件的研习中抬起头来，能够深思熟虑并保持距离地做详尽的回应。他的回应尤为值得关注，因为歌德在其中揭示了他称为自己“最本质的天性”的东西。只有在好友席勒面前，他才能承认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怪癖”：“出于这种怪癖，我总喜欢把我的生活、我的行为和我的作品移出人们的视线。所以我总是喜欢匿名旅行，宁穿粗布不穿华服，此外在和陌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谈话时，宁可谈些无关紧要、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话题，装作比实际上的我更加轻浮，可以说是把我自己搁在介于本真与自身的表象之间的位置。”（1796年7月9日）[11]他之所以不遵从席勒的建议，不愿将小说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盘托出，就归结于这种“现实主义怪癖”——一种倾向隐居的愿望，一种对过度暴露的畏惧。

席勒认为，小说的哲学内涵就在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两种根本性的态度，在小说中显得可以调和，也确实得到了调和。席勒在这里引用了他刚刚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中阐释的一种区分。根据这篇论文，现实主义在理论中是“冷静观察的精神”和对感官证据的“信任”；在实践中则是“无可奈何地遵从自然的必然性”和社会共同生活的必然性。而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在理论中则是“在一切人士中要求绝对的永不止息的思辨精神，在实践方面就是在意志行为中坚持追求绝对的道德严肃主义”。[12]席勒强调，片面地发展两种态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失态与异化，而只有其合题才算与人类的尊严相称。现在，他在《威廉·麦斯特》中看到这一合题得到艺术上的完美呈现。他用一段极为简短的表达概括了小说主要人物的意义，而后世的阐释与评注不过是用长篇大论在重复这个观点而已：“他从一种空洞而不确定的理想踏入了一种明确而积极的生活，在此过程中却没有失去理想化的力量。”（致歌德，1796年7月8日）在席勒看来，不单是主人公，甚至小说本身也充盈着这种现实理想主义的精神。

但现在席勒却提请歌德三思，小说的这一内涵，即理想与现实的合一，是否会被普通读者所忽视；小说展现了一个如此富有魅力的表面，以至于望向深处的目光将会因此走神。席勒认为，歌德应当再采取一些措施，使人能够“清晰地看到整体结构”。全书的意义要求“您在这里被读者充分理解”。[13]对此，歌德就以他的“现实主义怪癖”做了回应。这一“怪癖”让他更倾向于间接、暗示，也就是不过于一目了然的事：即意味深长的秘密。歌德调侃地建议应当由席勒来提供必要的清晰性。或许人们只需“将您书信的内容……分散到小说中合适的地方”即可。然而事已至此，“最后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不愿意从我胸中抒发，我最后就得请您用您的生花妙笔，把我因为受到最奇特的天性必然之束缚而无法说出的话语给添上去”（1796年7月9日）。[14]

歌德想要止步于对意义的暗示，而席勒却不停地要求更多的明晰。但随后，席勒的态度有了一种自我批判的转向，着实令人惊讶。他已准备好在对清晰的期望中看出问题。究竟为什么要有对清晰的追求，我们为什么要明白无误地了解隐秘含蓄的事？在1796年7月11日给歌德的信中，席勒写道，是“对安慰原因的需求”才让我们追寻清晰的理性形式，也就是追求明确性。我们在认识与道德中追求明确性，因为多义性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让我们不安而彷徨。在日常生活令人害怕的昏暗光线下，我们紧紧握住清晰之物就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因此，明晰的概念很契合我们“对安慰原因的需求”。“审美的精神情绪”则不需要这种由清晰带来的慰藉，它享受晦暗：情绪、氛围、象征、低语。“健康而美丽的自然不需要……任何道德、任何自然法、任何政治形而上学……任何上帝、任何不朽，就能支撑自身、保存自身。”[15]审美之人不需要回答抽象思考的理性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审美之人自身就有如此多的“独立”和“无穷”，不会在寻找依靠与方向的时候陷入抽象的沙漠。席勒现在才理解，为何威廉·麦斯特可以带着梦游般的确信踏上他的生命之路，为何他在每个瞬间都保持自然却同时理性，为何他通过“塔社”——人们并不清楚“塔社”意欲何为——得到虽不明就里却步步坚定的引导，为何偶然与必然在这里水乳交融。正是“审美的精神情绪”实现了这一切，也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何小说在细节处明朗而精要，在整体上则逐渐消散在无边无际之中。

席勒希冀通过这些思考发现歌德在1794年8月27日的第一封信中就已提及的那种“晦暗”的踪迹，在此期间，他也摸索着，想要对晦暗本身的意义有更清楚的理解。追逐澄明与清晰概念的哲学，可能会摧毁依赖晦暗与无意识的生命之芽。一种认识到此种危险的哲学将会是第二层的哲学，也就是将自身的危险——即被自身所诱惑——作为哲思的对象。之所以需要哲学，是为了控制其造成的损害，或是用席勒的话说：“只有哲学才能使哲思无害。”（1796年7月11日）[16]

在他对《威廉·麦斯特》所做的反思中，席勒遭遇了充满悖论的哲学形象：正是哲学思考能够阻止哲学攫取权力。这是借助哲学手段在思考中反抗完美透明之理想的哲学诱惑。为了照顾生者的任性，哲学反思的作用就在于自我限制。这是第二层的思想，思想借此保护自己免受自身的伤害。这一思想之思想正是潜能中的哲学：它回转向自身，意识到追求清晰之意志的可疑之处。

这种第二层的哲思捍卫生命的意志免遭思想的任性之侵害。席勒恰恰在从哲学再度转向宏大的戏剧、从理性归因的世界转向美学断言的世界之瞬间发现这一点，绝非偶然。

总而言之，根据他在日历中的记载，席勒自1796年10月22日起着手创作《华伦斯坦》。他下决心给准备工作画上句号，决定是时候开始写作定稿了。但仿佛是他的决心给了他过分的要求似的，他在第二天即10月23日就写信给歌德说：“虽然我已经着手写作《华伦斯坦》，但我还在徘徊，在等待一只强有力的手把我整个儿推入其中。”[17]没过几天，他真的开始动笔，却再度停滞，重新沉浸在历史资料中。1796年11月13日，他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我越是修改我对剧本形式的想法，就越觉得需要掌控的材料庞杂得可怕，说真的，要不是我有某种对自己的大胆信任，我几乎无法继续写下去。”[18]

在1796年11月28日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席勒更清楚地点出了他还需克服的种种阻力：并不只有浩如烟海的素材需要克服，或者说需要被纳入戏剧的形式之中。素材本身便“极其不可塑造”，本来完全不适合被打造成戏剧。其中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但还有什么会比这种阴谋、四分五裂的行动、花招、磋商和算计更缺乏诗意呢？其中还有军队，这是华伦斯坦权力的基础。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平面，我无法把它呈现在读者眼前，只能用不可言传的艺术领它出现在想象力跟前”。华伦斯坦以军队为依靠，却因为政治阴谋而倒台；但军队与政治这两者都难以搬上舞台。然后还有华伦斯坦的形象。“他的性格从不是高贵的。”但他却依旧“高大”，没有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席勒如此夸张地描绘了他的困难，以至于人们不禁问，他为何偏偏要将这一“不可塑造”的题材写成一部戏剧。“所有按照我惯常的方式能助这个题材一臂之力的东西，都被切断了与我的联系；我在题材的内容中几乎没有任何期待。”那么，他究竟为何要选择这样的困难？

答案就藏在他在歌德面前使用的概念中：他要“掌控”数量大到惊人的材料。这关系到力量，具体地说是艺术的力量，是形式的力量：“一切都必须通过一种恰到好处的形式实现。”（致科尔纳，1796年11月28日）最终胜利的必须是作为权力意志的艺术形式的大师风范。

如此一来，席勒的《华伦斯坦》工程就在三个层面上与权力意志产生关联。

首先是凌驾于观众之上的权力意志。席勒迫不及待地要重返剧场，重回那伟大的瞬间，“当千百颗心仿佛听从着一根魔杖威力无比的敲打，跟随着诗人的想象而震颤”。[19]

其次是作为艺术形式对一种棘手而庞杂的素材之掌控的权力意志。

最后还有作为全剧主题与困境的权力意志。

关于凌驾于观众之上的权力：他提前享用了它，而也正是这种权力推动他最终完成剧作。他将会在之后成功的演出中享受这种权力，在魏玛，但主要还是在柏林。通过《华伦斯坦》，他将奠定自己作为“德意志莎士比亚”的名声。这场史无前例且广受敬仰的成功，将会给他力量、振奋和自信，也将使他能用更加紧凑、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将他那几部伟大的“古典主义”戏剧搬上舞台：从《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到《威廉·退尔》和《墨西拿的新娘》（Die Braut von Messina）。通过《华伦斯坦》和之后一系列剧作，他将创造德国戏剧艺术的典范，后世必须以这些作品为标杆。

关于通过艺术迫使庞杂可怕的材料就范的权力，席勒发明了一种艺术手段，使他得以将复杂的事件浓缩到屈指可数的情节线索中，并且令政治氛围与社会背景和基础清晰可见。这里尤其需要提到《华伦斯坦的军营》，作者本人也对此颇有几分自豪。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楔子，而是对华伦斯坦的崛起、伟大与垮台所做的预先说明。“只有他的军营才能解释他的罪行”[20]，序诗中如是写道。在《华伦斯坦的军营》中，可见那个“整体的世界”。这出伟大的戏剧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上演。倘若席勒将单独的军营场景插入剧本之中，其所受的关注将会支离破碎。“是精神塑造肉体”[21]，席勒这样描述华伦斯坦。而华伦斯坦所创造、反之又创造了华伦斯坦“肉体”的，正是他的军营。但悲剧恰恰在于，肉体最终将会抽身离去，跟随自身的律动，成为其“创造者”的灾难。属于席勒的艺术手段的，还包括他让情节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开启：由盛而衰的真正转折早已定下，只有华伦斯坦自己没有注意到。他还完全沉溺在权力感中，然而他的坠落已经开始。席勒从华伦斯坦漫长而纠葛的生平中选取了寥寥几日，也就是他被谋害前的一小段时间。华伦斯坦的轰然陨落，正发生在他相信自己通过背叛皇帝、转投瑞典，已开启了人生全新的甚至可能是最为精彩的一章之时。然而，他算错了。

当时是1634年初，距他于1634年2月24日惨遭毒手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周时间。元帅前无古人的职业生涯已在旁人的对话中有所暗示。华伦斯坦本是东波希米亚的一个贵族，在“三十年战争”伊始站在哈布斯堡皇帝这一边反对波希米亚的叛军；他因为军事与政治上的效劳获封广袤的土地，并得到了波希米亚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他在1625年凭空为皇帝招募出一支当时那个时代还从未目睹过的强大军队；他在当时就践行了“以战养战”的原则：部队不分敌我地抢掠补给。华伦斯坦夺取了西里西亚（Schlesien）、荷尔施泰因（Holstein）、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面对曼斯菲尔德和丹麦人的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华伦斯坦现已身居弗里德兰（Friedland）和梅克伦堡大公，跻身最有权势的帝国王侯，因为受到皇帝宠幸而与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帝国公侯成敌。这个暴虐的人也让皇帝心存芥蒂。在1630年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选帝侯大会上，皇帝在天主教王侯的压力下罢免了华伦斯坦的指挥权。然而，当天主教军队在梯利[22]的指挥下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新教联军毁灭性地击溃之后，皇帝不得不于1631年向华伦斯坦求助，请他第二次出任总司令。华伦斯坦再次聚集起一支由他本人不受限制地指挥的大军。他的部队成了一座移动的国中国。皇帝还没有强大到能拒绝华伦斯坦所要求的军事战略、司法和政治上的广泛授权。在1632年吕岑（Lützen）战役中，古斯塔夫·阿道夫阵亡，华伦斯坦取胜；此战之后，再度出现了华伦斯坦初任元帅时的情况：皇帝的第一仆人像是要登堂入室，成为皇帝的主子。华伦斯坦对皇帝的愿望充耳不闻，于1633～1634年的那个冬天和大军一起留在波希米亚，拒绝帮助巴伐利亚公爵与瑞典人作战，也拒绝向西班牙国王胞弟正从米兰开往佛兰德的大军增援。维也纳人起了疑心，怀疑华伦斯坦正奉行自己的政治策略。他会改换门庭，与瑞典结盟，凭借一己之力实现帝国的和平并创立波希米亚王国吗？

在1633年末至1634年初这个决定命运的冬天，华伦斯坦和他的部队一起留在皮尔森（Pilsen）；而此时维也纳的宫廷已决定将他革职驱逐，只不过在他还没有踏出人们预想的叛变的那一步之前，暂时不公之于众。这就是全剧剧情的起点。

华伦斯坦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席勒很懂得用他的大师手笔，让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开放状态。华伦斯坦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角色，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都捉摸不透。他对麾下的将军特尔茨基（Terzky）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戏弄你们大家？/你对我的了解就这么深？/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曾向你/敞开过心扉……我很乐于看看我自己的力量。”[23]

《华伦斯坦的军营》中充斥着对元帅计划的谣言和揣测，尽管他本人在这三部曲的第一部中根本没有登场。他在远处发挥作用，因此他不在场的在场使他的影响力越发强大。显而易见，他无须亲自出现，就能将士兵们的想法、愿望和想象力联结到自己身上。在华伦斯坦真正登场之前，他已在那个听他号令因而属于他的世界上，投下了出离巨大的阴影。这第一部戏本来要叫作《华伦斯坦的兵》。正是华伦斯坦卡里斯玛式的个人力量才创造了一个力场，所有人都不免受其影响，许多人甚至因此而变化。马克斯·皮科洛米尼（Max Piccolomini）说出了这种影响力的秘密：“人们高兴地看到，他使周围的人奋起，/使他们生龙活虎，坚强无比，/在他身边每股力量都得以表现，/每种天才都变得更加明显。/他调动每个人的精力，/使之壮大，那原始的精力，/让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他善于把众人之力凝结成他自己的力量。”[24]

这种力量不仅使人对他唯命是从，更能鼓舞人前行：“他调动每个人的精力。”正如人们在《华伦斯坦的军营》中可以发现的那样，这一点对各种不同的性格都能成立：军曹模仿着元帅走路、站立、清嗓子以及说话时的姿态；而其他人则和第一猎骑兵一样，在华伦斯坦的鼓励下干出胆大妄为的事情：“我在这里勇敢地迈步向前，/可以大胆地迈过市民的脑袋，/就像咱们统帅不把各个公侯放在眼里。”[25]在一个一步登天之人所率领的部队中，谁有本事，谁就得到赏赐。和之后拿破仑军中一样，这里算数的不是古老的尊卑等级，而是新的职业生涯。

整个军营就听命于他的旗帜和他意志的魔力，尽管人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第一猎骑兵解释说：“他曾想建立一个士兵的王国，/把全世界都纵火烧个精光，/他天不怕地不怕，敢干敢闯——”[26]军曹却认为这太过狂野，也太雇佣兵气。元帅帮他招募了个“新人”，这个“新人”则可以加入一个“很有尊严的群体”。[27]他们二人都感受到了华伦斯坦的号召，其中一个认为是要建立士兵当道的无政府，而另一个则要建立高贵的秩序。所有人只有在一点上才能统一：战争、军营生活和暴力对他们而言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不是应当哀叹的生活阶段，而是其所期待的生活形式，是自由之人的存在目的：“士兵可以直视死神，/只有士兵是自由人……倘若现在不拼死舍命，/就永远不能赢得人生。”[28]但他们拼死舍命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祖国”，不是为了“皇帝”[29]，不是为了帝国，而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华伦斯坦——他们的“士兵之父”[30]。他们不愿将“尊敬、热爱和信任”交给皇帝派给他们的任何一人[31]；连接他们与他们的指挥官的是一种私人关系：他们是身体，他是头脑，二者合一方可出击。当托钵僧用圣克拉拉的亚伯拉罕（Abraham a Sancta Clara）[32]的语调责问他们的良心时，士兵们任凭他斥责他们酗酒、嫖妓、盗窃、对皇帝大不敬、对宗教三心二意；然而，一旦托钵僧开始攻击他们的元帅：“这些罪孽全都来自上峰！/四肢如此，脑袋也不高明！/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信的哪个神明！”，士兵们的容忍就到了头，堵上了托钵僧那张“胡说八道的臭嘴”。[33]

士兵们愿意为华伦斯坦而战，但华伦斯坦自己却又为何而战？对他而言，军队与战争并非自为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但目标究竟是什么？士兵们不知道，他身边的将军们也不知道。在三部曲之二的《皮科洛米尼父子》（Die Piccolominis）中，特尔茨基、伊洛（Ilo）和伊索拉尼（Isolani）催促元帅速下决心。他们支持他拒绝服从皇帝的无理要求（即派大军护卫西班牙王子），但华伦斯坦是否真的要冒险与皇帝决裂，是否会改换门庭，加入瑞典人和新教徒这一边？他的连襟特尔茨基敦促他这样做。但华伦斯坦却这样回答他：“全国上下必须尊敬我，是我把他们捍卫，/我要证明我是帝国的豪门显贵，/和帝国的君侯平起平坐当之无愧。/不得有外国势力扎根在帝国的版图之内，/尤其不能让瑞典人这些饿殍待在这里，/他们凶狠贪婪，以嫉妒的目光/觊觎我们德意志国土的肥沃美丽。/让他们襄助我的通盘计划/但是不得让他们从中渔利。”[34]

正是从华伦斯坦的这段宣言出发，产生了对全剧的所谓“爱国”阐释。根据这种解读，华伦斯坦在四分五裂、互相倾轧的德国之中代表着帝国理念，作为缔造和平者、作为和平的王侯，却受到百般阻挠，深陷天主教与瑞典—新教两派的政治阴谋的灌木丛中，与他可敬的意图一起悲剧地失败了。这样的阐释以为能从华伦斯坦在特定场合的言语中读出他的意图。然而，在其他场合，华伦斯坦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不再大谈和平与帝国，而是说起了自己的权力野心：“我很乐于看看我自己的力量。”[35]他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波希米亚王国，知道正是一条“罪恶的”道路将他引向了他的大军，带他来到今天这个大权在握的位置，也知道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必须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皇帝利用我的手臂/在国内做的事情，/按照常理不该发生。/即便是我身披的这件公爵的大氅，/也归功于我的功勋，其实都是罪行。”[36]旧秩序的法律判他有罪，但他却要缔造新的秩序；这种新秩序只有一点是明确的：要确保他的权势地位，并在事后为他夺取权势的恶劣手段辩护。也就是说，华伦斯坦在某些瞬间确实知道自己是个篡位者。他虽然是自己手下胡作非为的兵将们眼中的神，却是余下人类的灾难。

是特尔茨基伯爵夫人（Gräfin Terzky）出于个人野心，在犹豫不决的华伦斯坦耳边煽风点火：他和别人不同，自己就有成为掌权者的权利。他的强大正在于他与内心自我的同一。你是对的，她对华伦斯坦说，“当你在八年前，/以火与剑横行德国各地，/向其他国家挥舞皮鞭，/蔑视帝国的各种秩序，/只是施行可怕的强力权利，/践踏每个国家的主权”。[37]当时的他为了皇帝让各个邦国吃尽了苦头，现在的他更要为自己这样做。她说，如果他不带着他的部队叛逃另一边，皇帝就会剥夺他的兵权。他只有为了自身权力的完整而背叛，或者在维也纳面前屈辱地俯首称臣两条路。她在华伦斯坦眼前描绘了一幅原先不可一世之人现在无力的模样，没有半分野心，在自家庄园里颐养天年。这将会证明他华伦斯坦不过是众多“新人”中的一个，“随着战争应运而生”，在战后又重新跌回无足轻重之中。这幅可怕的画卷有了效果。华伦斯坦：“可是在我陷入虚无沦亡之前，/在我轰轰烈烈开始，卑微渺小终结之前，/趁世界还没有把我和那些被时势造就，/又被时势毁灭的悲惨人物混为一谈，/我宁愿让当代和后世的人/憎恶地说出我的姓名，让弗里德兰/代表一切该诅咒的行径。”[38]

现在华伦斯坦不再谈什么和平或者帝国统一的崇高理念；现在他只在乎守住自身的权力。但对华伦斯坦而言，“权力”和权力意志究竟意味着什么？

显然，“权力”对于华伦斯坦首先不是别的，正是让他的意志统治政治与社会的力量。权力意味着能够施加影响。华伦斯坦：“我要是没有影响，就和死了一样。”[39]但他的犹豫不决却暴露了权力的另一层意义。追求权力的华伦斯坦和哈姆雷特（Hamlet）一样，也是一个追求可能性的人。他要一直做他行动可能性的主人。与之相比，现实是一种束缚，它缩减了可能性；现实就是当可能性的丰富穿过决定的针眼后所剩下的东西。人们所选择的现实将人困住，把人纠缠进“事实”独立的逻辑，即便那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事实”。因此华伦斯坦才会踌躇，他要保留自己的选项。作为追求权力之人，他要行动，却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而担忧。权力之人和可能性之人，他想要同时成为二者。

戏剧原本依赖情节的动力。但席勒的神来之笔就在于，他在全剧的顶点让华伦斯坦在一长段独白中袒露了他行动受阻的秘密。权力意志蜷缩回自身，变得疑神疑鬼：“这可能吗？我已不能为所欲为？/再也不能随心所欲，我已无路可退？/因为我曾动过这个念头，就非得将它实现？/……/我只是心里这样想想而已；/自由和财富，两者给我刺激。/做着皇帝美梦，心存迷人幻想，/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在我胸中意志不是曾自由自在？/我不是曾经看见旁边有条正道，/使我始终能够见机撤退？/可是突然间我看着自己被引向何处？/后退无路，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垒成一道铁壁铜墙，/高耸着阻止我转身后退！——/……/我的行动在我的胸中还属于我：/一旦脱离心灵的安全角落，/离开它母亲的土壤，/抛到人生的陌生地带之中，/它就属于狡黠诡异的力量，/人的任何计谋都对它们毫无影响。”[40]

人的决定一旦做出就无法收回：它们用“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构筑起一道“铁壁铜墙”，华伦斯坦说。决定封锁了返回可能性的道路，将自身的线织入现实那不可预料的纹理之中，因此把自己卷入“人生的陌生地带”。谁行动，就与自身疏远。他永远无法在他的行动中，更别提在由此产生的复杂后果中再度认出他自己。

关于《华伦斯坦》三部曲是否可以算作一部悲剧，已有详尽的争论。席勒自己在一开始也有所怀疑。他在1796年11月28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悲剧的结构”尚未实现，“真正的命运对主人公的不幸还很少起什么作用，而他自己的错误所起的作用则还太大”。[41]但它最终还是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悲剧，不过是在现代意义上；超验的命运之力并不扮演任何角色——华伦斯坦对占星术的迷信虽然不是盲目的主题，但也不起到建构性的作用。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让自己的决定依赖于星象。席勒是依照歌德的建议运用占星术学，将之作为人类行为与“庞大的世界整体”之间关联的象征（1798年12月8日）。席勒认为，这一“庞大的世界整体”正是在其与人类的缠绕纠葛中展现自身。施动者与其行动的异化，以及行动假这一“世界整体”之手最终给施动者以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席勒眼中的悲剧主题。华伦斯坦是在与背叛游戏，这场背叛一半还在他心中，一半却已是现实。然而现实随后却这样将他紧紧缠绕，使他不再是自己游戏的主人。

华伦斯坦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维也纳的使臣克威斯腾堡（Questenberg）和奥克塔维奥·皮科洛米尼（Octavio Piccolomini）并非强大的个体，他们仅仅代表着一种最后被证明比华伦斯坦更加强大的事物。甚至在行将陨落之际，华伦斯坦也依旧有力。人们难以忘记，在遇刺前不久，对此一无所知却隐隐有所察觉的他，是如何与知晓谋杀计划的青年时的伙伴哥尔顿作别的：“晚安，哥尔顿！/我想今夜酣睡深沉，/因为最近几天苦难频仍，/别让他们太早把我叫醒。”[42]

席勒一直将华伦斯坦的统治性地位视为全剧的弱点，直到他通过引入了马克斯·皮科洛米尼这一人物以及他对华伦斯坦之女苔克拉（Thekla）的爱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与政治和战争截然对立的世界。历史上没有马克斯·皮科洛米尼的模板。这个人物完全是席勒按自己审美虚构的形象。他的身上带有一些唐·卡洛斯的丰沛感情，也有一些波萨侯爵的理想激情。他是个勇敢的士兵，在大营中长大，也是华伦斯坦军营的造物。华伦斯坦待他宛如父亲，而马克斯敬爱元帅，也视之如父。他在思想上仍植根于旧秩序，认为皇帝毋庸置疑地应在这一秩序的顶端加冕，马克斯·皮科洛米尼十分大胆，却不是逆贼。他视备受其尊敬与爱戴的华伦斯坦为皇帝的第一臣仆，不会看轻，但也不会拔高。马克斯并没有打算追随他的养父一同叛乱；但和他的生父奥克塔维奥不同，他也无法与之作战：“我的心不得安宁翻腾不已，/两个声音在我胸中互争高低，/我的脑子一片昏黑，我不知道孰是孰非。”[43]最后，他还是会与瑞典人作战，尽管华伦斯坦已与他们结盟，但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赴死。他胸中的两个声音，一个要他偏向华伦斯坦，一个将他引向皇帝；再加上他与苔克拉的爱情，让它们争斗得更加激烈。爱的情感使得和平的愿景在他眼中头一次显得如此诱人；在某个瞬间，原本紧锁着的战争与英雄的领域在这个士兵面前打开了门。坠入爱河的马克斯梦想着战后的生活，梦想着战争的美德到那时会转变成市民生活中的能干。他相信华伦斯坦能带来这场有利于爱之深情的转折：“他将把橄榄枝织进月桂花冠之中，/为欢欣的世界带去和平。/……/是啊，倘若他的勇力不愿停歇，/大可以和自然作战，/疏导河流，炸平山岩，/为工商业铺平道路。/我们战争年代的历史，/将成为人们在漫长冬夜讲述的故事——”[44]

这些梦想都破灭了。华伦斯坦不仅没有扮演和平王侯的角色，更不赞成马克斯与苔克拉的结合。他对建立王朝的兴趣要更大于他自己对马克斯的喜爱。华伦斯坦想要给苔克拉找一门政治上有利可图的亲事，作为激情的爱情在他的世界图景中没有位置。比起马克斯，苔克拉对事情看得更不带幻想：她看穿了这整场戏，意识到别人只是要利用马克斯的爱情，将他更牢不可分地绑在华伦斯坦身边。她还预感到，人们将会在背后阻挠她和马克斯的真正结合。她在独白中说出了这一切：“在这个舞台上不存在希望，/只有低沉的战争呼啸轰然作响，/甚至爱情在这里也像披挂着铁甲，/准备着决一生死的战斗。”[45]

在这场生死之战中，爱情也将败下阵来：苔克拉和马克斯双双殒命。[46]苔克拉先前的预感，最终化为了现实：“姑娘心已死，世界空荡荡，/她不再给希望，哪怕一分毫。”[47]

权力的游戏使世界一片空寂。一个强者覆灭，连带着所有附着于他的人一同覆灭。这里没有更高的秩序，没有更高目的的胜利。这部剧虚无主义的深渊让黑格尔惊恐。他从未想过理想主义者席勒竟能写出这般凯旋姿态的黑暗。他在1801年读完全剧后写道：“最直接的印象……乃是对一个强人在既聋且哑的命运下陨落的悲伤沉默。当全剧终了，一切消散，只有虚无的世界、死亡的世界攫取了胜利；全剧不是作为神正论而结尾的。”[48]可是这部剧也不想要成为神正论。通过《华伦斯坦》，席勒精彩地将一个毫无慰藉的世界搬上舞台。在工作中，他间或被阴郁的情绪所袭扰。但它又来了——“审美的精神情绪”，它不允许自己就这样受到挑战。当他的审美造型意志最终还是胜过那不仅难办而且悲伤的素材时，席勒胸中充满了自豪与高昂的情绪。“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完成过这样成功的作品”，他在1798年1月5日给科塔的信中写道。同一天，他还写信给歌德：“我明显觉得我已超越了自我，这正是我们之间交往的果实。”[49]

席勒在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寻求了歌德的建议，而也正是歌德在1798年9月建议将《华伦斯坦》分成三部曲：《华伦斯坦的军营》、《皮科洛米尼父子》和《华伦斯坦之死》。《华伦斯坦的军营》于1798年10月21日首演，以庆祝魏玛剧院改建后的重新开幕。随后是1799年1月30日《皮科洛米尼父子》的首演。演出再一次与一桩庆典挂钩：人们以此庆贺魏玛大公夫人路易丝的生日。从这一天起，人们在魏玛和柏林——伊弗兰已在那里上演了《皮科洛米尼父子》（《华伦斯坦的军营》因为政治顾虑而被暂时搁置）——就开始热切地期盼三部曲的终章《华伦斯坦之死》。全剧1799年4月20日在魏玛首演，柏林的首演则是在1799年5月17日。两场演出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人们甚至在施莱格尔兄弟家中也怀着崇敬谈起《华伦斯坦》。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批评家，很快便达成一致：《华伦斯坦》是迄今为止德国最伟大的舞台事件。人们坚信这部剧还将成为诸多世代的模板与榜样。

可以说，席勒回归剧场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准备演出，他在最后几个月频繁地造访魏玛。因为他充分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计划了一系列剧本——《玛利亚·斯图亚特》是他下一个项目。他开始考虑迁往魏玛，可以离那里的剧院，也可以离歌德更近一些。

二人的合作在过去几年间越来越紧密，甚至互相主动关心对方的日常生活。因此，席勒从未向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致以问候，就越发令人惊讶了。歌德的情感生活在席勒看来有些不太检点。而当歌德在耶拿逗留时，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席勒。他通常都是四五点钟到，几乎总是给厨房带来一份小礼物：一条鱼、草莓、蔬菜或者是一只野兔；有时还给孩子们带些玩具。席勒的大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已经五岁了，而小儿子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威廉则于1796年7月11日出生[50]。由于歌德担心他朋友的健康，所以总说服他一起去散步。于是人们便能看见两个人手挽手在萨尔河畔、在“天堂园”——人们这样称呼河漫滩上的花园——中的树荫小径中漫步。席勒一副士兵似的僵硬姿态，比他已经发福的同伴要高出一头。他现在始终穿得整整齐齐。有目击者说：“他通常穿着一身灰色的外套，敞着衬衫精致的白领口，红中泛金的头发仔细地梳到脑后——可以说，看得出他在着装上用了心，但并不像老学究似的夸张。”[51]而另一个同时代人，骑兵上尉封·冯克（von Funck）则讲述了当歌德前来席勒家做客时的场景：“他一般都一言不发地径直进门坐下，托着脑袋，可能拿出一本书，或者拿出铅笔和颜料，就开始画起来。这个安静的场景可能会被那个朝歌德脸上抽了一鞭子的捣蛋男孩打破；于是歌德便会一下子跳起，把孩子抓过来用力摇晃，发誓总有一天要把他钉在地上，或者拿他的脑袋打保龄球。于是歌德不知怎的就活跃起来。接着通常就是一段有趣的讨论，常常一直持续到深夜。无论如何，他都会来喝茶，拿一个柠檬和一杯烧酒自己调潘趣酒。席勒不间断地在屋子里踱步，人们甚至可以说，他在屋里跑来跑去，根本不允许自己坐下来。人们时常看得出他身体上的病痛，尤其是当他喘不上气的时候。如果他太难受，就会走出去用某种止痛药。但如果人们在这些时候能吸引他开始一场有趣的对话，特别是如果人们可以讲出一句话，能让他领悟、分析再重组，痛苦就会再次离他远去，而一旦这个句子已经没有什么可再阐释的时候，痛苦就会立马回来。艰苦的工作才是眼下最有效的办法。人们看到他是活在怎样的一种不间断的紧张中，而他的精神是如何对他的身体施以暴政，因为精神倦怠的每个瞬间都会导致身体上的病痛。可是正因为如此，他才很难痊愈，因为已经习惯了不停工作的精神还是继续被身体的痛苦催促着向前，因为疗养的开始才会让他真正病倒。”[52]

歌德细致地关注着他朋友的健康状况，也知道精神上的工作和富有启发性的谈话对朋友来说最好，因此才能毫无顾虑地向他提要求，并让他参与自己的工作。他向席勒展露了每个新念头，和他讨论了自己的颜色学以及叙事文学和戏剧的基本法则。二人合作敲定了区分半吊子与“真正的”艺术实践的纲要，还考虑要继续《赠辞》的创作。1797年，他们在高贵的竞争中开始创作叙事谣曲[53]，互相交流主题和想法。作品在正式发表之前都经过二人充分的讨论。歌德虽也创作了《科林斯的新娘》（Die Braut von Korinth）和《掘宝者》（Der Schatzgräber），却毫无妒心地承认席勒在这一体裁上要更胜一筹。《潜水者》（Der Taucher）、《波吕克拉忒斯的戒指》（Der Ring des Polykrates）、《伊比库斯之鹤》（Die Kraniche des Ibykus）以及《手套》（Der Handschuh）都是当时产生的——席勒用这些作品证明了精神的高要求和通俗化完全可以融为一体。这些作品是如此奇妙地清晰，以至于根本无须多作阐释。这些叙事谣曲和歌德于同年创作的作品一起，刊登在了《一七九八年缪斯年鉴》上。接下去的一年，席勒还完成了《大钟歌》这首日后举世闻名的诗歌。和哀歌《散步》一样，这首诗既是对文明历史的诗意呈现，也是一曲市民文化的雅歌。施莱格尔家的人哈哈大笑，从椅子上跌了下来，而歌德却对此诗充满敬意：他在其中认出了他的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的精神。与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相同，席勒的《大钟歌》也是一次将充满怜爱地塑造起的小市民世界与外在的大世界相连接的尝试；诗中详细描述的浇铸大钟的过程，成了人类文化工程的象征。“现在让我们用心注视，/微薄的力量能建何等大功，/对自己行事从不深思，/这样的庸人受不到器重。”[54]这首诗独具匠心地将崇高与朴实结合在了一起，故而引发了无数讽刺滑稽的仿作；但歌德却也因此发自内心地说，这首诗在积极的意义上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全诗使人对正确尺度的认知更加清晰，更激起人们热爱一种对形式心中有数、处于界限之内的生活。歌德是如此喜爱这首诗，以至于在1805年将他为朋友之死所作的哀歌定名为《席勒〈大钟歌〉跋》（Epilog zu Schillers Lied von der Glocke）：“他的脸上越来越红光满面，/现出那从不离开我们的青春，/现出那一种勇气，迟早之间，/总要击败迟钝的世人的抗衡。”[55]女演员阿玛莉·沃尔夫（Amalie Wolff）在1805年8月10日的一场庆典中朗诵了这首跋；她后来讲述说，与她一同排练这几行诗的歌德，在某一处发出一声长叹，抓着她的手臂说：“我不能，我并不能把这个人忘记！”[56]

《大钟歌》中歌德尤其喜爱引用的是如下这一段：“手腕熟练，时间恰当，/可以由师傅打破钟膜；/可是烧得通红的铜浆，/如听任自流，那就闯祸！/它狂怒起来，声如惊雷，/冲破炸开的牢笼，/就像打开地狱大门，/吐出毁灭一切的火焰。/哪儿有暴力盲目统治，/哪儿一切就无法成器。”[57]重要的是将炙热的生命素材塑造成型。没有形式，生命将在无意义中荒废，或是如火山一般喷发，毁灭一切。席勒在《华伦斯坦》中塑造了这样一个火山般的人物的魔力与恐怖；而在《大钟歌》中，他从华伦斯坦那个令人恐惧的世界中缓过神来，却并未完全将之摆脱。他在拿破仑的崛起中发现了同一类人卷土重来的预兆。当《华伦斯坦》上演时，拿破仑在埃及不见了踪迹。没过几个月，他就在1799年11月9日的政变中攫取了全部的国家权力；从现在起，席勒就等待着，想要看看历史天际的这颗彗星是否会与他笔下的华伦斯坦有着同样的命运，是会建立一个新秩序，还是摧毁整个世界。席勒没能亲历拿破仑的覆灭；当他去世时，拿破仑还在其权力的巅峰。

不但是历史，席勒的生活也在创作《华伦斯坦》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797年夏，威廉·封·洪堡离开了耶拿。自1794年起，他就属于席勒最亲密的朋友圈子：席勒说，自己在写作时总想起歌德、科尔纳和洪堡。洪堡自1791年起便无官一身轻地住在他太太位于埃尔福特城外的庄园里，于1794年为了席勒迁居耶拿，没过多久便和席勒结成了热烈而友好的工作同盟。席勒则在1798年5月18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兴奋地说：“认识洪堡让我有说不尽的快乐，同时也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在和他的对话中，我的理念发展得更好也更快。他的天性中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完整性，除了他，我只在你身上看见过。和你相比，他所具有的……那种轻快要多得多；不过，这种轻快，人们在他那种环境中倒是比在我们这儿更容易获得。”不光是两个男人之间有频繁的往来，洛蒂和洪堡的妻子卡洛琳娜这两位女性也同样自打青年时代起便结下了友谊。两家比邻而居，几乎天天相见；当席勒有时无法入睡，洪堡还在晚上到他家来，洛蒂甚至曾一大清早看到两个男人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谈得很深入。两人都是谈话的大师。对洪堡而言，这种被他称为“社交的思考”是他本真的生活元素。在这一点上，他与席勒英雄所见略同。关于席勒的谈话艺术，他曾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精神持续而自主的思考几乎从不会离开他，只会在身体受病痛更严重的侵扰时才暂时退却。对他而言，思考是一种休憩而非操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那些席勒像是专为此而生的对话中。他从不刻意寻找意义重大的谈话素材，而是更多地听任偶然为他带来谈话的对象；但他从每个对象出发，都将对话引向一种普遍的视角，于是人们在插了几句话之后，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一场启迪精神的谈话之中心。他对待思想，总是像对待需共同赢得的成果一样，看上去总是需要一个与他对话的人，从不让与谈人自觉多余，即便后者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在接受席勒的理念……席勒的语言不能说优美，但他的精神却总保持着敏锐与坚决，总是在追逐思想上的新收获；他掌控着这种追逐，全然自由地飘浮在他的对象之上……自由却并不会打断探究的进程。席勒总是紧紧地把握着通往终点的红线，只要谈话不被意外搅扰，他不会轻易地在抵达目标之前半途而废。”[58]

作为谈话天才的席勒，发现洪堡是个与他相配的搭档。他称赞洪堡“对事物本身的纯粹兴趣”，以及他令人刮目相看的“理解并验证他人想法的熟练技巧”。此时洪堡的才华还更偏向于接受而非创作。席勒写道，对洪堡“最为必要的是……被外力推入游戏，并为他智识之力的锋利刀刃获得素材；因为他无法创造，只能切割和组合”（致科尔纳，1797年8月6日）。他心怀感激地接受了洪堡对他作品的详尽分析与评价。洪堡甚至先于科尔纳成为席勒的第一位书评人。而歌德也同样懂得将洪堡的分析洞察力、受过教育的艺术品位和对古典世界的知识为自己所用，于是席勒与洪堡的友情很快就加入了歌德，成了三人的同盟。

威廉的弟弟亚历山大当时还是拜罗伊特（Bayreuth）的高级矿山顾问，偶尔也会到访耶拿。席勒起初对他没有特别的印象，觉得他很“平庸”。但当他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59]之后，便称赞他的“钻研其学科的热情与精神”，不过却批评他身上“某种急切和苦涩的特质，这是人们在立下伟业的男子汉们身上时常发现的”（致科尔纳，1797年7月21日）。尽管如此，为《季节女神》赢得亚历山大·封·洪堡这位撰稿人，还是让席勒很自豪。“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席勒在1794年9月12日写信给科尔纳说，“期待几篇关于自然国度之哲学的绝妙文章。”或许亚历山大“在头脑上要更胜过他兄弟一筹”，但席勒出于友情的原因，依旧还是偏爱威廉。当时，亚历山大已经为他宏大的南美之旅定下了计划。威廉在去世前不久回顾往事时那个关于自己一生之原则的表述，对亚历山大也成立：“谁若在死时能对自己说：‘我已理解了我所能理解的全部世界，并将之转化成了我的人性’——他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60]和弟弟不同，在威廉对理解世界的好奇与兴趣中，特别注重“自我教育”这一点。威廉追求的与其说是广泛的不如说是更深刻的经验之富足。对他而言，重要的并非知识的扩展，而是其“转化”。他坚持早年立下的计划，要平衡地发展他的丰富天赋，实现内心与理智的和谐，将自己“塑造”为个体，最重要的是将生命塑造为一件“艺术品”。作为一个殷实的贵族家庭之子，又娶了一位同样家境优渥的女子为妻，他有资本这样做，可以免于担忧生活来源和职业工作。威廉和他弟弟一样喜爱旅行。于是他就这样很快又离开了耶拿，先是于1797年动身前往巴黎，住了两年，随后又前往西班牙。1801年，他成了普鲁士在梵蒂冈的使节。这是一段外交与政治职业生涯的起点。在席勒去世后，他将会成为普鲁士内政部的枢密国务参事，身居要职，并成为普鲁士改革者中的一员，作为核心人物于1809年参与建立了柏林大学。

洪堡认为，塑造人格是一个人最高的任务，故而以此安排他的生活。用这一句打着席勒烙印的原则，洪堡在好友去世后依旧守着对他的忠诚。

在洪堡离开耶拿之后，二人间的通信曾停滞过一段时间。但这并未中断他们的友谊。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席勒曾写信给洪堡说：“仿佛已有一段无尽漫长的时间，我没有给您写过一行信，但我总是觉得，我们的精神始终相互联结。一想到我在这样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还能怀着一如当初我们共同生活时的信任依靠在您的心上，就让我着实喜悦。我们的相互理解不害怕任何岁月，不在乎任何空间。无论您发挥影响的范围有多么分散，无论我的圈子让我多么片面、多么受限，我们总能够在高贵与正确的事情上相逢。说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人们在我们身后议论，说什么是事物造就了我们而非我们造就了事物，我俩必然会羞愧难当。”（1805年4月2日）

洪堡于1797年夏天的离开是席勒创作《华伦斯坦》期间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则发生于1798年。在这一年中，席勒让《季节女神》“安静而轻声地”停刊，一如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越来越难以筹集到有分量的稿件，他所追求的杂志水准无法再保持下去；另外，席勒也不愿意再向读者做更大的妥协。《季节女神》的停刊意味着经济上的极大损失，但席勒期待着可以通过剧院的收入加以弥补，因为他也被《华伦斯坦》在经济上的成功所折服。他的期待并未落空。

1798年8月，席勒搬进了耶拿的一个花园小屋。他希望在这个秀美的环境里最终给他宅居屋中的生活画上句号。人们现在的确能看见他带着熟悉的急切姿态在花园里来回奔走，就像要完成步数的定额似的。尽管他已经动了迁居魏玛的念头，却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耶拿。他想要有两处住所：在为剧院创作期间住在魏玛，而若是哲思的兴趣再度降临，则要搬到耶拿。歌德帮他在魏玛找合适的住处。

可是正当人们在魏玛四处寻找住处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1799年10月末，洛蒂因为伤寒病重。或许这是她于10月11日艰难产下女儿卡洛琳娜·亨莉埃特·路易丝[61]所导致的后果。10月23日，洛蒂失去了意识，随后是一连几天神志不清，类似痉挛的发病，恶心呕吐，高烧。除了交替守夜的席勒和她母亲，她不允许任何人在自己身边。著名的医生、宫廷顾问施塔克让席勒做好最坏的打算。失去洛蒂或者她再也无法清醒，对席勒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念头。他绝望了，充满着恐惧，因为守夜而筋疲力尽。是歌德给了他支持。“我们的处境如此紧密相连，”他在10月26日的信中写道，“以至于我自己能切身感受到您所遭遇的一切。”10月30日开始，洛蒂的烧退了，但始终还是处于一种半昏半醒的状态。直到进入11月第一周，她还是像失了魂一样，昏昏沉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歌德把所有的公务都丢在一旁，于11月10日赶来耶拿，每个白天都花几个小时陪伴着席勒，让他振作起来，并和他谈论工作以使他分心。渐渐地，洛蒂的状态终于好转，她的记忆回来了，逐渐又参与到生活中来。11月21日，她第一次再度给姐姐写了信；对席勒而言，这是她的重生。他们现在可以考虑搬去魏玛的事了。

人们在假发匠人穆勒（Müller）的宅子中找到了一间相当可观的住处，先前归夏洛蒂·封·卡尔普所有。1799年12月，终于到时候了：席勒一家四口带着几车行李离开了耶拿。“所有关于之前八个月的记忆，尽可以留在耶拿山谷中，我们要在这里开启一段全新的灿烂生活。”（致夏洛蒂，1799年12月4日）

带着对全新开始的兴趣，席勒开启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1] MA Ⅰ，S. 241.

[2] Goethe MA 18.2，S. 130.

[3] 索福克勒斯（约前497-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杰作《安提戈涅》（Antigone）、《俄狄浦斯王》（König Ödipus）及《俄狄浦斯在科洛努斯》（Ödipus in Colonus）合称“忒拜三部曲”（Thebaner Trilogie），不仅是后世悲剧作家的典范，也激发了黑格尔等哲学家对悲剧哲学的思考。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著作《波斯人》（Die Perser）、《被缚的普罗米修斯》（Der gefesselte Prometheus）、《七将攻忒拜》（Die Sieben gegen Theben）均是戏剧史上的不朽名篇。

[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0页，有改动。

[5] 卡洛琳娜·克里斯蒂安娜·席勒（Karoline Christiane Schiller，1777～1796），席勒最小的妹妹，家人爱称她为南内特（Nannette），1796年3月不幸因伤寒在索里图德去世。

[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89页，有改动。

[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89页，有改动。关于席勒这一句名言的翻译，参见本书序章注释。

[8] 《亲和力》是歌德于180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两对恋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在小说第二部第五章《奥蒂莉日记摘抄》（Aus Ottiliens Tagebuche）中，歌德化用了席勒的那一句名言：“对付他人的巨大优点，除了爱别无良药。”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六卷），第294页。

[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93页，有改动。

[10]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1～102页，有改动。

[11]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8页，有改动。

[12] MA Ⅴ，S. 770.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543～544页。

[13]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5页。

[1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9页，有改动。

[15]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13页，有改动。

[1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14页，有改动。

[1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28页，有改动。

[18]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33页，有改动。

[19] MA Ⅰ，S. 754. 语出席勒《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的《给观众的提醒》。

[20] MA Ⅱ，S. 273. 语出席勒《华伦斯坦》的《序曲》（Prolog），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360页，有改动。

[21] MA Ⅱ，S. 472.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三幕第十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688页，有改动。

[22] 约翰·封·梯利（Johann von Tilly，1559～1632），“三十年战争”期间曾任哈布斯堡皇朝及天主教联盟军队的统帅。

[23] MA Ⅱ，343. 语出《华伦斯坦》三部曲之二《皮科洛米尼父子》（Die Piccolomini）第二幕第五场，第861～86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471页。

[24] MA Ⅱ，S. 328. 语出《皮科洛米尼父子》第一幕第四场，第424～433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448页。

[25] MA Ⅱ，287. 语出《华伦斯坦的军营》第六场，第312～31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379页。

[26] MA Ⅱ，287. 语出《华伦斯坦的军营》第六场，第332～33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380页。

[27] MA Ⅱ，S. 290. 语出《华伦斯坦的军营》第七场，第416～41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384页。

[28] MA Ⅱ，S. 309，S. 311. 语出《华伦斯坦的军营》第十一场，第1064～1065、1106～110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418、420页。

[29] MA Ⅱ，S. 322. 语出《皮科洛米尼父子》第一幕第二场，第225～22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438页。

[30] MA Ⅱ，S. 308. 语出《华伦斯坦的军营》第十一场，第103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416页。

[31] MA Ⅱ，S. 322. 语出《皮科洛米尼父子》第一幕第二场，第24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439页。

[32] 圣克拉拉的亚伯拉罕（1644～1709），原名约翰·乌尔里希·梅格尔勒（Johann Ulrich Megerle），天主教神父，巴洛克时期德语区最重要的天主教布道家。

[33] MA Ⅱ，S. 295. 语出《华伦斯坦的军营》第八场，第592～594、60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394页。

[34] MA Ⅱ，S. 343. 语出《皮科洛米尼父子》第二幕第五场，第835～84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470页。

[35] MA Ⅱ，S. 343. 语出《皮科洛米尼父子》第二幕第五场，第86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472页。

[36] MA Ⅱ，S. 429.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一幕第七场，第619～623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615页。

[37] MA Ⅱ，S. 428.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一幕第七场，第603～60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615页。

[38] MA Ⅱ，S. 426.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一幕第七场，第517～518、第531～53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610、612页。

[39] MA Ⅱ，S. 426.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一幕第七场，第52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610页，有改动。

[40] MA Ⅱ，S. 414f.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一幕第四场，第139～191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590～592页，有改动。

[41]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37页。

[42] MA Ⅱ，S. 538.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五幕第五场，第3676～3679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800页。

[43] MA Ⅱ，S. 489.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三幕第二十一场，第2279～2281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715页。

[44] MA Ⅱ，S. 369. 语出《皮科洛米尼父子》第三幕第四场，第1656～167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513～514页。

[45] MA Ⅱ，S. 377. 语出《皮科洛米尼父子》第三幕第九场，第1895～189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528页。

[46] 准确地说，《华伦斯坦》三部曲中并未明确交代苔克拉的命运。在听闻马克斯的死讯后，苔克拉希望趁着夜色逃出城堡前往马克斯的墓地，她最后一句台词暗示着死亡：“睡眠会使心/彻底平静——晚安，亲爱的母亲！”（《华伦斯坦之死》第四场第十四幕，《席勒文集》（第三卷），第771页）而席勒作于1802年的诗《苔克拉——一个幽灵的声音》（Thekla. Eine Geisterstimme）则最终确证了她的死去。参见MA Ⅰ，第 460页，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57～158页。

[47] MA Ⅱ，S. 373. 语出《皮科洛米尼父子》第三幕第九场，第1762～1763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520页，有改动。

[48] Stock 2000，S. 910.

[4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15页，有改动。

[50]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威廉（Ernst Friedrich Wilhelm Schiller，1796～1841），席勒次子，学习法学，后在波恩（Bonn）担任法官助理，因病不幸英年早逝。

[51] Zit. n. Berger 1924，Bd. 2，S. 374.

[52] Petersen 1911，S. 264.

[53] 叙事谣曲（Ballade）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既具有诗歌的形式，又具有叙事文学的叙述特征，还具有戏剧的紧张与冲突。三种文学类型的基本元素在其中尚未分离，因此被歌德称为“原初之蛋”（Ur-Ei）。

[54] MA Ⅰ，S. 430.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25页。

[55] Goethe MA 6.1，S. 91. 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八卷），第231页。

[56] Goethe MA 6.1，S. 904. 阿玛莉·沃尔夫（1780～1851），娘家姓马尔科米（Malcomi），德国女演员，8岁便在魏玛登台亮相，备受歌德赏识。原书作者误将其名写作“Amalia”，已更正。

[57] MA Ⅰ，S. 439.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38页，有改动。

[58] Seidel 1962，Bd. 1，S. 7.

[59] 亚历山大·封·洪堡（1769～1859），德国地理学家，曾在南美洲展开多次地质勘探，详尽研究了亚马孙河（Amazonas）的水系，由于其在地理学上的贡献获誉无数。著有《自然观》（Ansichten der Natur，1808）、《宇宙》（Kosmos，1845～1862）等经典。

[60] 原书作者并未给出此段引文出处。经查，威廉·封·洪堡的这一番话出自他于1804年10月9日致夫人卡洛琳娜的信。洪堡于1835年去世，故所谓“在去世前不久”的提法并不严谨。

[61] 卡洛琳娜·亨莉埃特·路易丝·席勒（Karoline Henriette Louise Schiller，1799～1850），席勒长女。

第二十二章

重回魏玛——剧院生活——对“美的灵魂”的男性幻想：《玛利亚·斯图尔特》或有罪的无辜——席勒的信仰——圣女贞德的魔力与催眠大师拿破仑——民俗的，浪漫的——从热情中跌落——《墨西拿的新娘》或古希腊式的命运——念及观众

1799年12月3日，席勒搬进了魏玛温迪生街（Windischengasse）上的住处。虽然夏洛蒂·封·卡尔普留下了几件家具，但屋子里还是缺乏必要的设施，因为耶拿的房子还不能完全清空，他们希望如有需要，还能回去住一段时间。席勒把大儿子卡尔带在身边。而还需继续被精心呵护的洛蒂，则和小儿子恩斯特以及刚刚三个月大的卡洛琳娜暂住在施泰因夫人家中，直到新居布置妥当。12月中旬，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洛蒂已经从病痛中恢复了过来，而席勒则可以继续他在先前几个月不得不中断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创作。但他的创作却并非完全没有干扰，因为实际的剧院工作现在又捆住了他的手脚。

歌德和席勒曾试图通过他们的《赠辞》之战来改善文学品位，现在则希望改革戏剧艺术，而魏玛剧院则应起到表率作用。《华伦斯坦》的演出大获成功，让歌德也心潮澎湃起来。自从魏玛宫廷剧院于1791年建立以来——之前只有戏剧爱好者们的演出和流动剧团的客座表演——歌德虽被任命为剧院总监，却对德国戏剧的未来不抱任何大的希望，因此只是拿科策布[1]和伊弗兰煽情家庭剧为观众带去常规的剧院消遣。除了《哀格蒙特》，他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的剧本加入演出计划。不该对观众要求过高，而是应该渐渐地让他们习惯更优秀的作品。正如他给朋友弗里德里希·雅各比的信中所写，他想要“非常悄然地行事”（1793年3月20日）。他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巩固这项工程的外在条件。只有演员最糟糕的陋习，例如吐字不清、忘词，以及演出配合上的缺陷等，才会被要求改正。同时，歌德还注意确保演员群体保持外在的正派。在《威廉·麦斯特》中，歌德勾勒了他对一个改善后的剧院之愿景：演员们不只是扮演一个角色，更要有能力塑造一种性格。但要真正开始改良的进程，却既缺少资金，又缺少可供实践的剧本，同时可能还缺乏付诸实施的动力。因此歌德希望，至少能让人通过比照他的愿景，发现目前的缺陷。但换汤不换药，戏剧艺术并未因此就有了新的基础。至少席勒发现，魏玛观众宠爱的那一类剧院诗人，正是和自己在曼海姆剧院就有过龃龉的同一拨人。这里也风行对市民日常生活现实的平庸模仿，直到1799年《华伦斯坦》的上演，才奠定了前途光明的新基调。人们开始欣赏宏伟的大戏、崇高的风格、掷地有声的诗行、伟大的情感、宏大的主题以及思想的翱翔。席勒心满意得地评论道，观众显然对在舞台上只见到他们日常的面孔相当不满，因为人们在那里“毕竟还是身处一群不入流之徒中间”。[2]

歌德精辟地总结了两位朋友的合作：他们共同致力于使戏剧更加高雅，席勒“通过创作和决断，我则通过教诲、练习与实践”。[3]不过事实上，席勒同样也在排练与演出时发挥了作用，升格成了魏玛剧院的共同总监。演员们交替地聚在他或歌德家中，朗诵并试排剧本或是讨论剧本的精神内涵。人们围坐在一起直到深夜。聚会有时也会变成一场欢乐的潘趣酒宴，演员们甚至偶尔在拂晓时分方才离去。这样的场景或许会让席勒时不时地回忆起他在曼海姆剧院的时光，只不过现在他成了很受尊敬的权威，可以保护自己免遭剧团众人的骚扰，更可以省去与剧院总监的不快。一言以蔽之，席勒很明白自己现在的独特地位，学会了轻松淡然的心态。他的言行举止逐渐符合他用这样的语句所立下的理想：“摆脱激情，始终清醒地、冷静地观察周围，审视自己，处处发现的是偶然而不是命运，取笑荒谬而不是为邪恶的事情恼怒和哭泣。”[4]

歌德和席勒共同的改革事业所涉及的，一方面是演员的教育，以及在戏服、布景和舞台音乐上的细致；另一方面则是准备内涵丰富的剧本。歌德翻译了伏尔泰的《穆罕默德》（Mahomet）与《唐克雷德》（Tankred）[5]；席勒则翻译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6]、戈齐的《图兰朵》（Turando）[7]以及几部法国流行喜剧。但魏玛剧院无可争议的巅峰，却还是席勒自己剧目的上演。他现在已是德国公认独领风骚的戏剧大师，接连不断诞生的每一部剧都有正面的流言做铺垫。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看见这些作品被搬上舞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情况便是如此。那些追问剧本何时完成的烦人问题，几乎叫席勒无法抵挡。甚至在手稿没有完成之前，就已经被译成了英语。

早在1783年完成《阴谋与爱情》之后，席勒就开始计划一部关于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的戏剧。玛利亚·斯图亚特死于英国的断头台上，这位美丽动人而性格激烈的女性的命运，两个世纪以来牵动着诗人与剧作家的想象力。玛利亚·斯图亚特生于苏格兰，在法国接受了天主教教育，被许配给了未来的法国国王，但在丈夫早逝后便回到了她的苏格兰祖国。作为亨利七世（Henry Ⅶ）的曾侄孙女，她也可以合法地提出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这就必然导致她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Elisabeth Ⅰ）成为死对头。[8]玛利亚在苏格兰的统治结束于动乱之中：人们指控她煽动其情人谋杀第二任丈夫。玛利亚逃往英国，却立马被人在伊丽莎白的指示下拘捕。她先是被指控犯下谋害亲夫的罪行，却未被审判，一直囚禁在监狱。直到人们相信能证明她密谋推翻英国女王，才终于被判处死刑。在一番踌躇后，伊丽莎白签署了死刑的判决书；随后，死刑便毫无拖延地于1587年2月18日得到执行。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答：玛利亚是否真的让情人谋害了第二任丈夫？她是否真的推动了一场针对英国女王的谋反？而玛利亚与伊丽莎白两位女性的不同也引发了人们的幻想：一边是热烈冲动的、充满诱惑的玛利亚，自信得几近癫狂；另一边则是小心翼翼地算计着的伊丽莎白，很有治国手腕，或许对她对手的女性魅力还有几分妒意。此外，两派相争中还有宗教的对立。一派崇敬作为天主教殉教者的玛利亚，另一派则赞美伊丽莎白保护英格兰免遭教宗的毒手。

在1799年4月26日给歌德的信中，席勒写道：“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历史，并开始研究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审判。几个悲剧契机立刻展现在我眼前，使我对这一题材充满信心，毋庸置疑，它一定会在很多层面不辜负我的信任。”[9]“悲剧契机”究竟为何，这里尚不清楚。几个月之后，席勒可以更明确地说出是什么让他痴迷于这个题材：“人们在头几场戏中就能看见结尾的灾难，而当全剧的情节仿佛离结局越来越远时，其实却越来越靠近。”（1799年6月18日）[10]

所以说，席勒决定不在舞台上铺展开一张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与死的多彩而富有戏剧性的画卷，而是和《华伦斯坦》一样限制海量的素材，聚焦玛利亚上断头台前的最后几天。“结尾的灾难”已经可见，这意味着：有罪的判决已经落下，玛利亚被判处死刑；只是女王还在犹豫是否要签署判决并命人执行死刑。在玛利亚和奶娘的对话中，她一一回顾了自己的罪行——她的确默许了对她丈夫的谋杀——表现出知罪与悔罪。当她第一次登场时，就已经是个洗心革面的人了：“狂野的”玛利亚已成过往。但同样在最初几幕戏中就已然分明的还有，使得玛利亚被判死刑的那些控诉，根本不符合事实：她并没有试图在狱中指挥同党推翻乃至行刺伊丽莎白。她只不过是动用了自己和欧洲各个统治王室的关系，以求让自己得以被释放出监狱；她承认了这一点，认为这是她作为女王应有的权利。也就是说，玛利亚觉得自己对一件事有罪，却并未因此在英格兰遭到控诉；但对于她被控诉，进而被审判的那些罪名，她却觉得自己全然无罪。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不公的判决并为另一种罪责赎罪；她还在为自己的生命斗争。可她为了拯救自己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使她更接近死亡。这就是席勒在1799年6月18日给歌德的信中所提到的题材的“悲剧价值”。令席勒着迷的，正是命运的这种残酷讽刺。

翘首期待的救命方法所扮演的这一悲剧性角色，尤其体现在莫蒂默（Mortimer）这个人物以及两位女王会面这一场景中。作为天主教一派的特工，莫蒂默想要救出其所深爱的玛利亚，却只造成了灾难，因为他的一个共谋者竟试图行刺伊丽莎白。暗杀失败了，玛利亚虽不必为这桩罪行负责，却将会为之所累。

莱斯特伯爵（Graf Leister）这个廷臣，曾追求伊丽莎白却始终无果，因此才小心翼翼地转向玛利亚。正是他促成了两位女王的见面，而玛利亚则期待能借此看到她对手的仁慈。席勒自己在给歌德的一封信中承认，两位女王的这一场戏——与有关莫蒂默的那几幕一样都是他全然虚构的——“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脚”（1799年9月3日），也由此预见了歌德的评价。歌德对这场戏意见很大，因为让两位女王“像斗嘴的泼妇或者妓女一般”登场亮相，实在很不妥当。但席勒却坚持留下这一幕，甚至表示对自己成功地将道德上的不可能转变为心理上的必然性还颇有几分得意。

玛利亚带着悔罪的自我贬低开口，请求伊丽莎白的宽恕。她先是放弃了她作为一国之君的尊严，但伊丽莎白却不满足于这一胜利。她自我炫耀，拒绝赐恩给玛利亚，并将她的冷酷说成为了抗击教宗势力的国家利益至上：“只有强力才是唯一的保证，同毒蛇般的奸宄并不能建立同盟。”[11]在这个瞬间，玛利亚本就只能拼命压下的高傲又重新迸发。她将自己的全部仇恨与在谦卑的伪装下积累的全部蔑视通通倾泻在对手身上：“英格兰的王位被私生所弄脏，/不列颠的人民心灵高尚，/却被奸诈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上。/——正义如能伸张，此刻您将/伏地求饶，因为我是您的君王。”[12]玛利亚虽然清楚她的处境已没有任何出路，却感到如释重负。她对奶娘说：“啊，痛快，痛快，我的汉娜！/经受了年复一年的屈辱和忧愁，/终于盼来了胜利与复仇，/心头如山的重压已经搬走，/我把利刃刺进了敌手的胸口。”[13]席勒在这里展现了大师手法，将个人动机与政治动机结合在了一起。伊丽莎白用国家利益与幻想的正义，来掩盖她对作为女人更成功的对手在情欲方面所怀的嫉妒：“对，玛利亚夫人，都结束了。您再不会/从我身边勾引走一个男人。”[14]而玛利亚也给她私人的仇恨披上了政治外衣：她挑战伊丽莎白的合法性，摆脱了她在对手面前的无力地位，不单是作为女人，更是作为真正具有合法性的女王站起身来。政治性与私人恩怨就这样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在一起，导致最后的灾祸无法避免。但伊丽莎白究竟为何犹豫着不愿下令执行死刑？她确实有理由担心人们在她的权力要求的背后发现嫉妒的动机。她想要作为捍卫正义的人出现在公众面前，可她也清楚，人们并不会严肃地对待她的这个角色。强大与权力会被解读为她的弱点和私底下的无力。也就是说，这是担心在政治面具背后显露出决定其行动，更重要的是导致其无法行动的私人动机。她把签了字的死刑判决交给一个官员，却不说明究竟是否以及应何时执行；她把责任推给下属，将会在执行判决之后逃避责任，惩处负责行刑的帮手。她曾试图按照同样的逻辑煽动莫蒂默刺杀玛利亚，若是成功，她必然也会与这一行动划清界限，惩罚被她教唆的凶手。

如果说伊丽莎白是将私人恩怨隐藏在政治之中，那么玛利亚则是在褪去了女王的威严后，重新赢得了个人的尊严。在死亡的阴影下，此前一直为了活下去而斗争的玛利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了自己。奇怪的是，席勒并没有用戏剧的方式展现这个与自我蓦然相见的瞬间——尽管他完全有能力实现——而是让奶娘深入人心地讲述。玛利亚，她描述道，像约定的那样期盼着她的救星。但到头来，一大清早叩响大门的并不是莫蒂默，而是来向她宣布即将行刑的典狱长。“我们不能缓缓地离开人间！/从短暂化为永恒的转变/只能陡然疾如转瞬就实现。/此刻天主对我的女主人垂恩，/让她下定坚不动摇的决心，/摒弃尘世的希望，/满怀虔诚进入天堂。”[15]近在咫尺的死亡解放了玛利亚的力量，她也借此在道德上战胜了伊丽莎白，因为后者的报复动机在玛利亚温柔的形象面前显得尤为刺眼。可是在玛利亚身上，难道不是同样有隐秘的报复契机在作祟？她新近的谦卑难道不是带着毒药？自然，对她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她也有权利不忘记。但当她感谢天主赐予她荣耀，“让我承受枉死之灾，/补赎早年难以宽恕的血债”时[16]，行的善事又有些过头。当伊丽莎白计划用虚假的指控判处无辜的玛利亚死刑时，玛利亚已准备好为一桩她未遭指控的谋杀赎罪。司法的冤杀无法昭雪，因为它是披着正义与国家利益的伪装发生的。毫无疑问，赎罪的玛利亚置伊丽莎白于极不正义的境地；但即便是得到净化的玛利亚，也并非毫无私欲，而是依然享受这场对她死敌的胜利。玛利亚在死亡的阴影下依旧没有停止与伊丽莎白这个敌人斗争，这一点可从她在看穿了莱斯特墙头草的把戏之后对他说的一席话中读出：“您曾经敢于向两个女王求爱；/一颗真挚的柔心您却已抛开，/为了博取高傲的心，您将它出卖。/跪倒吧，在伊丽莎白的脚下！愿您得到的酬报不会变成惩罚！”[17]

到最后，还是有一丝阴影落在升华了的玛利亚这个光明的形象上。她的愤怒与复仇的欲望还没有完全燃尽，在她体内还有些许余烬。席勒不想把她写得太过理想化。当然，她成了一个“美的灵魂”，可是美的灵魂也意味着情感不能被道德完全吞噬。在道德中始终有感性的情绪与好恶在坚守，只不过变得更加高尚，同时被限于得当的界限内；但这并不排除它们依旧能将自身的矛盾付诸实践。因此才会在玛利亚于赴死之时的圣化中残存着尚未消解的怨念。

玛利亚之隶属于天主教会，起初只是作为政治事实在她和伊丽莎白的争斗中有重要意义。但在全剧尾声，她却发现了自己对宗教的依恋。她要求忏悔和圣餐，人们满足了她——在舞台上。这在魏玛和其他地方激起轩然大波。人们对席勒竟然恬不知耻地把这样一件圣事搬上舞台而感到相当不满。赫尔德指责他渎神，公爵批评他毫无品位。而在维也纳，人们更因此——当然也因为剧中将一位女王送上断头台，勾起了对处决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回忆——把这部剧本送上了禁书目录，直到1814年全剧根据书报审查做了种种改动后才得以上演。对圣事的戏剧化处理，显示出席勒现在已经与机制化的宗教脱钩得多么彻底。对他而言，舞台本身便是某种神圣，其他的神圣之物都应迁就舞台。当席勒塑造一个自认为能在天国获得援手的玛利亚形象时，他让观众在其中发现了一些不同于女主人公所相信的事：事实上，玛利亚是通过自身的斗争，从而实现了一种内在的自由，使她能为自己的生命承担责任，接受不公正的判决与作为赎罪的死亡，并在一出自由的行动中实现转变。如果说玛利亚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感到应为自己的命运负责，那么观众就应在此发现她自由的胜利。故而圣餐也转变成一场被某种不同于惯常的新意义所支配的戏，戏中尊奉的是自由的神秘。玛利亚把自己从她激情的强力中解放出来，她的心中变得安宁、平静而澄明；她赢得了淡然，几乎像解脱了的轻快。在席勒看来，当“尘世的恐惧”[18]从一个人身上褪去，这就是自由的瞬间。玛利亚至少走到了这么远。

如果说席勒不肯让步，坚持要将圣餐仪式搬上舞台，也就是说要与神圣之物游戏，那么问题就是：在之前几年，他自己的宗教信仰究竟是什么？席勒早就不是一个教会正统意义上虔诚的人了，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他不信仰圣经中的上帝，不相信耶稣基督牺牲能拯救众生，不相信肉体与灵魂的复活，不相信上帝创世和末世审判，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不相信由教会分发的圣体；在他看来，历史的、实证的宗教是文化的成就，是人类创造性精神的产物；是一个人自由天性的表达方式，他能从直接的生活条件出发，以一种全面而又有说服力的意义关联为方向做超验的思考。对席勒而言，这种创造性的力量既体现在历史宗教的多样性及其形象变迁之中，也体现在道德与艺术上。而他评判这些表达形式之尊严与价值的标准正是自由。席勒要求的是自由精神的更高游戏，即创造之力的自我鼓舞。“最高的享受却是意志在其全部能力的生动游戏中的自由。”[19]

属于此类游戏的，还包括不带教条主义枷锁地创造形式又消解形式。这种转化动力在艺术中比在传统的宗教中更加醒目，因为宗教声称天启而要求严苛的效用与强制力。席勒对此敬而远之。在作于1797年的双行诗《我的信仰》中，席勒写道：“我信什么教？我一概不信/你举出的宗教！‘为什么全不信？’出于信仰。”[20]这种使其他一切宗教相对化的宗教，就是美的宗教。它有形式意识，创造着图景，却并不相信所作图像的绝对真理。从这一视角出发，宗教不过是一种赋予超验以确定的面孔的尝试。但这样的面孔却不应成为滑稽脸，而席勒恰在此处看到了危险。在存在物化危险的前提下，他不认为超验世界空空如也会是什么问题。一种绝对有效的天启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空荡荡的超验世界激发了创造性的塑造，讽刺的是，恰恰是这种超验最完美地实现了那古老的诫令：“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21]

所以说，席勒力图在显明的宗教中区分麦子和糠[22]。“麦”：这就是作为基础的富有创造力的自由潜能；他认为，宗教—审美的力量不单单在图像本身，更是在塑造图像的力量之中。在作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完成两年后也就是1803年的《墨西拿的新娘》之前言中，席勒写道：“在一切宗教的表面下隐藏着宗教本身，即一种神性的理念；必须允许诗人用他每次认为最合适最准确的形式说出这一点。”[23]无论是古希腊众神的天空还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神即自然”（deus sive natura），席勒都能应付。他甚至认同对一种宽松道德的宗教圣化，只要这种与众不同的神谕形式能按照他的方式被理解，即作为升华了的“自主”形式，作为自由的自我决断之神秘化：“若你们将神性纳入你们的意志，/神便会从祂宇宙的宝座中起身。”[24]

自我决断、自由、道德、思考超验、幻想——这些都很美好，但还有死亡这一人类存在之有限性的代名词。死亡是借助虚无、幻灭和徒劳而成的大威胁。关于淡然接受死亡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剧中写道：“她走了，一个已得圣化的精灵”[25]；她在那些苟且偷生的人眼中，就是这样的形象。然而这句话对可能的无尽与永恒却只字未提。更重要的，乃是席勒在那首催人泪下的《挽歌》——他在写作《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同时创作了这首诗——中所写下的文字：“就连美也必须死亡！它征服人与诸神，却无法打动冥府宙斯铁一般的胸膛。/……/看那！每一位神祇都潸然泪下，无论男女，/一同痛哭美竟会消逝，完满竟要死去。”

唯独得以流传的，是诗人的创作。

“成为爱人口中的一首挽歌也无限美好，/因为平庸之物只会无声息地坠落阴曹。”[26]

“神圣”对于席勒而言确实存在：那是完满的瞬间，是热情、道德坚毅和创造力之实现的恩典。它稍纵即逝，并不能保证持存。而席勒也无法相信，这种“神圣”竟应被理解成对某种更加全面、超越尘世之实现的预告。世界将会在无意义与混乱中消解的危险，无论是从自然史、世界历史或是个体的角度看，都会继续存在。人们在生命中所许下的诺言，必须自己去实现；而人们在死亡中能够战胜的，只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看得出玛利亚·斯图亚特得到了拯救，即便她本人依旧相信，只要洗净了身上的罪孽，依旧有一道天国之门向她敞开着。

《玛利亚·斯图亚特》于1800年6月14日首演；两周之前，席勒又开始了他的新剧《奥尔良的童贞女》。[27]半年之内，他进展迅速。在1801年1月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他透露了创作之所以如此顺利的原因：“题材本身就让我温暖，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前几部戏里，理智都需要与题材斗争，而与之相比，这一次有更多的内容从我心中涌出。”在书信与对话中，席勒不时将约翰娜（Johanna）称为“我的姑娘”，但他说剧作从“心中涌出”，却不只是一句动情的套话：席勒用这一表达联结了一种深刻的哲学阐释。1801年3月27日，他向歌德叙述了自己与青年谢林的一段对话。席勒将对话转到谢林的论据，即自然将自身从无意识提升至意识，而艺术则正好相反，从意识出发而终于无意识。“这些主张唯心主义的先生们，”席勒在谈话记录中写道，“过于忽视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尤其是在手头这部剧上的经验教导他，诗人也是“从无意识”开始，而“只要他能通过对其行动的最清晰的意志达到这种程度，能在大功告成的作品中重新发现未遭减损的最初那个朦胧的整体理念，就应当自觉幸运了。没有这样一个朦胧但强健有力、先于一切技巧的整体理念，任何一部诗意作品都不可能产生；在我看来，‘诗’就在于能够说出并传达那无意识之物，也就是将之转移到一个客体之中。”[28]

吸引他转向圣女贞德这一题材的“朦胧的整体理念”究竟为何，我们不得而知。席勒自己也不清楚，他想要一边写作一边弄明白。在同谢林的对话中表述的原则，即作者只有通过业已完成的作品才能得知促使自己创作的到底是什么，在《奥尔良的童贞女》一剧中意味着：与先前所有作品相比，席勒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素材对他不可言喻的吸引力，像是一种磁性；他觉得自己就仿佛被圣女贞德那充满魔力与传说的故事施了魔法。那个来自洛林地区的17岁乡村少女[29]，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1429年突然带着领受神之使命的信念出现在法国军营，率领着大军迅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解放了奥尔良城，将英军赶出了大部分国土，引领王太子来到兰斯（Reims）准备加冕礼。但她最终却被国王抛弃，率领一小支忠于她的部队孤军奋战，凭一己之力继续战斗，最终身负重伤，被英军俘虏，被当作女巫送上法庭，被判有罪，于1431年5月30日被送上火刑架。

席勒研习了庭审档案，并参考了其他的历史与资料文献。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他与历史事实有所区别：按史料记载，贞德虽然穿戴盔甲、佩带武器，自己却并未杀死任何一个敌人；但在席勒的剧中，这个温柔的少女却成了狂野的战士，自称“可是碰到童贞女，便只有死路一条”，称颂自己将“杀死一切活物……只要征战之神极为不幸地将之送到我面前”。[30]席勒笔下的少女在她使命的狂怒中成了残忍的亚马孙女战士。[31]或许我们在这里，在温柔与野蛮谜一般的共同作用中，在美丽与恐怖化作肉身的统一体中，就能发现席勒“朦胧的整体理念”？无论如何，克莱斯特之后将会以席勒的《奥尔良的童贞女》作为其《彭忒西利亚》（Penthesilea）的标杆[32]，而歌德则因为席勒对舞台上的残忍之兴趣而大惊失色。然而，席勒必须首先让少女作为一个惹人怜爱的复仇女神登场，才能将她无法继续杀戮的瞬间塑造成悲剧冲突。约翰娜直勾勾地盯着利奥内尔的脸庞太久，竟无法再下杀手。“难道要我把他杀死？看见他的眼睛/我还下得了手？杀死他！……/因为我富有人性，我就该受到惩罚？/难道同情有罪？”[33]上天的使命原本是不饶恕敌人并放弃尘世的爱情，可她的人性却与之陷入冲突。她那好战的神启止于爱之迷惘的瞬间，她失去了对自己使命的信念，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因此也无法用对她使命的信任感染其他人。约翰娜的命运之路就在这里陡然转变。她被罪恶感所折磨，虚弱而又缺少卡里斯玛，被套上脚镣当作女巫审判。

然而接着——这是第二处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地方——便是约翰娜在最后一幕中的重新振作：她挣脱了枷锁，冲入了战斗；因为她的加入，战争以法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她自己却重伤不治，临死前在眼中看见了天国的幻景。关于她一开始被选召与第二次自我振作的区别，席勒在1801年4月3日致歌德的信中是如此描述的：“我预计最后一幕会相当成功，它解释了第一幕，这样一来全剧便首尾相接。正因为我的女主人公在这一幕中全凭她自己，在灾祸临头时被众神所抛弃，才能展现出她的独立与对个性的要求。”[34]也就是说，她起初是被上天选中，但随后却是凭着自己的力量站起身来。只要她与所谓的神意保持一致，就能表现得强大有力，只是没有半分自己的贡献，就如同梦游一般；然而在她“堕入”人性之后，她却有机会证明真正的伟大。约翰娜将会两次超脱平凡之上：头一次是通过某种神圣的强制，通过来自外在与上天的狂热；而第二次则是通过一种出自她自身的热情。

席勒在其他任何一部剧中都不像这里一样如此多地借鉴了莎士比亚。一幅传奇的连环画卷，不断变换的场景，颇具当地风情，不同的语言方式，大众场景，音乐。他将这部戏称为“浪漫的”[35]，或许是因为对玄妙之物以及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天主教神话的运用，亦或许是因为诗意而富有音乐性的风格元素。整部剧接近歌剧，里面有歌谣般的幕间戏、咏叹调和宣叙调。人们被作品包裹着托举向前，就仿佛整部剧自己上演一样。科尔纳说得到位：“我在这部作品中完全忘记了你。”（1801年5月9日）而一个相信奇迹的主观而质朴的世界在这里竟带着荷马式的客观性显现在读者眼前，这让歌德十分钦佩。耶拿和柏林的浪漫派刚刚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发现了中世纪与天主教的世界，还曾短暂地以为席勒站到了自己这一边。至少蒂克曾坚信，是自己的传奇剧《圣格诺菲瓦的生与死》（Leben und Tod der heiligen Genoveva）[36]给了席勒灵感；但这不太现实，因为在完成《奥尔良的童贞女》之后没过几日，席勒便在给科尔纳的信中谈到蒂克的剧作：“这和他所有的作品一样，没有任何有文化的内容，全是些废话。”（1801年4月27日）

席勒对他作品的效果心存疑虑。他知道在文化人那里，伏尔泰的喜剧《童贞女》（La Pucelle）[37]依旧风行。伏尔泰嘲讽这位“神圣的少女”不过是个粗鄙而鲁莽的村姑，得在一整支幽灵大军的帮助下才能守卫自己的妇道。席勒必须考虑到，懂行的人谈论起约翰娜来肯定会含沙射影。甚至公爵也警告他不要碰这个题材。“主题太过粗俗，难免会遭人嘲笑”，他在给席勒的妻姐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的一封信中写道。然而席勒恰恰将这一事实视为挑战，想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吸引一群对轻佻故事蠢蠢欲动的读者。他欠自己的权力意志这样一个证明。关于伏尔泰，他写道：“如果说他把他的童贞女拽入污浊之中太深，那我或许把我的奥尔良少女抬得太高。只不过若是想要消除他给笔下的美人儿打上的烙印，在这里倒也没有别的办法。”（致维兰德，1801年10月17日）席勒无法说服公爵，后者叫停了剧本在魏玛的首演，不过原因倒是妇孺皆知：因为他的情人，女演员雅格曼[38]本应出演童贞女一角，而人们不得不担心这样的安排会引发各种讽刺。故而全剧首先并非在魏玛，而是在莱比锡、柏林和汉堡上演，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极大成功。

席勒亲临了莱比锡的演出。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受到这样的欢呼。后来闻名遐迩的维也纳城堡剧院（Burgtheater）演员海因里希·安许茨[39]当时还是个学生，他亲历了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整个学生圈都在高呼‘席勒’，‘席勒来莱比锡了，要去看演出，第一次亲眼看着自己的创作在舞台上演！’男女老少在狂喜中冲向剧院，力气大的抢占了正厅最好的位置——在当时只不过是站位，感谢上帝，我就是那些力气大的幸运儿之一。就在此时，二层一个包厢的门打开了，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走近了包厢的护栏。‘就是他，就是席勒！’消息很快传遍了整座剧院，所有人都像被风拂过的地里的玉米一样起伏着，想要一睹他们所敬仰之人的风采……人们几乎无法把眼睛从席勒的面孔上挪开，去欣赏悲剧的序曲与第一幕。现在，这个英雄的少女登场，最终在奥尔良播种下胜利的标志，大幕落下，整座剧院爆发出如酒神迷狂的欢呼声，乐队不得不用小号和大鼓声应和。这时，表演触动人心的女演员站起身来，看得出内心激动，充满感激地向观众席深鞠了一躬。欢呼声再度响起，只有完全收起的大幕……才给激动与喧闹画上了句号。”[40]剧终之后，所有人都拥到剧院前的广场上，想要再看诗人一眼。另一个亲历者叙述说：“从剧院前的大广场一直到兰施泰特城门（Ranstädter Tor）都摩肩接踵地挤满了人。现在，他出来了，人群霎时间让出一条道来，好几个声音让大家脱帽，于是诗人就这样牵着小卡尔的手从众多向他脱帽致意的崇拜者中间穿过，而站在后面的父亲们则把孩子们举高，大喊道：‘那就是他！’”[41]

在这种热烈当中，掺杂进了第一缕爱国情感；在不久之后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这种情感将会强有力地爆发出来。人们不光把《奥尔良的童贞女》理解成一出浪漫主义的魔幻剧，更在其中读出了政治信号，在约翰娜身上看到了为了法兰西民族的重生而浴血奋战的神女。难道人们在德国不也很需要这样一个充满卡里斯玛的领袖形象吗？席勒在舞台上幻化出一种拯救的政治：“一羽白鸽/将要飞来，带着雄鹰般的勇猛/进攻撕碎我们祖国的秃鹫。”[42]约翰娜也是威廉·退尔的姐妹。她为了“世代相袭的君王”战斗；她想要辅佐一个“使农奴获得自由，使城市欣然/环绕他宝座左右”[43]的国王登上王位。谁若是愿意——有许多人如此希望——便可以在15世纪法国的命运中辨认出当时德国的命运。当时的法国作为民族尚未真正统一，分裂成若干个权力中心，受着英国异族统治的压迫。

而在1801年的德国，情况并不比当年的法国好太多。美因河一线以北虽然自1795年以来实现了和平，普鲁士和包括魏玛大公国在内的其他几个邦国保持中立，得以在动荡的欧洲享受些许宁静，但南方却被战争笼罩。法国军队早已不再点燃世人的革命激情，而是散播恐怖，劫掠邦国。席勒的父母不得不亲身经历这种苦难，他们曾两次在四处抢夺的法军部队到来之前出逃避难。《奥尔良的童贞女》之所以在舞台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也是因为观众得以在法国的故事背景中宣泄反抗法国压迫的爱国情怀。而在一切之上高居王座的，则是拿破仑的宏伟形象。在席勒描绘童贞女童话般的蒙召与升华之时，正值欧洲屏息凝神地看着拿破仑如彗星般的崛起。对于德国的观众而言，拿破仑远不只是政治现实，甚至尚在世时便已经成了神话。他不仅激发了政治激情，更触及当时世界的灵魂核心。对于献给他的崇敬以及与他为敌的憎恨，都是如此。一派在他身上看到了世界精神的化身，而另一派看到的则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灵。但每个人都对这样一种力量有了生动的直观体验，它并非由传统和习俗圣化，而是应当归功于某种富有卡里斯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意志。拿破仑是政治上“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的最佳案例。而在拿破仑得势的同时，所谓“动物磁场论”在欧洲范围大行其道，也绝非偶然。以拿破仑为镜，人们发现了无意识的力量。而拿破仑也是伟大的催眠家，在欧罗巴的政治躯体上施展他的磁力疗法。拿破仑的力量将最为内在之物翻到了外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将他称为“违背意愿的启蒙家”：拿破仑通过他“魔性的”力量，在被征服者身上造成臣服与反抗；这种力量将人通常深藏在内心中的一切通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歌德说，拿破仑“让每一个人都开始关注自己”。

拿破仑让席勒关注到了什么？《奥尔良的童贞女》这部剧给出了答案：席勒发现了政治的魔力。假使席勒没有经历拿破仑的崛起，或许根本不会想到要将一个自称受了神灵启迪的农家姑娘攫取权力的故事——不管是从天而降，还是无中生有——给搬上舞台。拿破仑这一现象，就属于将席勒引向《奥尔良的童贞女》的“朦胧的整体理念”。

还有一件事也同属于这一“朦胧的整体理念”。约翰娜是肩负使命的梦游者。一旦她从那具备塑造历史之强力的迷幻中惊醒，就会跌落神坛，成为一个无力的欺世盗名之徒。当她失去了对自己、对自己天命的信仰，就没有人会再相信她。席勒在这里触及了一个隐秘的主题，他将在自己的两部断篇作品中继续探究：在完成《奥尔良的童贞女》后立马动笔的关于英国伪储君的剧作《沃尔贝克》（Warbeck），以及他最后一部关于一个假沙皇之兴衰的未完成之作《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为了不让人误以为自己借《奥尔良的童贞女》一剧而在天主教、奇幻和爱国情结中陷得太深，席勒在一年半之后写出了《墨西拿的新娘》：这是一部严格按照古希腊风格创作、关于新异教的宿命论的戏剧。现在的席勒首先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布道人和公开的信徒。他才写了一出神秘剧，现在又开始与古典游戏。现代戏剧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像他一样，让一支歌队作为“情节的持续见证人与承载者”[44]登上舞台。作为情节的见证人，那是自然——但是承载者？在尼采创作《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45]一个世纪以前，席勒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真正在舞台上展示了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个阿波罗式的梦；这样的梦，只有一个知道自己将被命运吞噬的狄奥尼索斯之灵才能做。在这个可怕却又美丽的梦中，主角们就在歌队眼前行动，每个人都只为自己，却又与他人如此纠葛，以至于到头来在爱与恨中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但歌队依旧在那里；而主人公们在宣泄之后，将会一一沉入它的怀抱——正如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46]那隐晦的格言所说：每个人都要坠落回他从中诞生的那个整体，以此为其个体性赎罪。在歌队面前行动的主人公们乃是活着的不和谐。他们作为单个音符脱离了歌队，发展出自己不和谐的游戏，即一场关于他们相互纠葛的戏剧，但最终还是在歌队的合唱中走向毁灭。在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公开的，都发生在明亮的光线下。没有什么能瞒过歌队，个人无法隐藏自己。所有的内在都袒露在外；深处冲上表面。“诗人，”席勒在前言中写道，“必须重新打开宫殿的大门，他必须在没有遮掩的天空下举行审判，他必须重新立起众神，他必须重塑被真实生活中的人工设施所取消的一切直接经验，并将在人身上以及在人周围那一切阻碍他内在天性与原初性格展露的人为造作之物通通抛弃，就像雕塑家除去塑像身上的现代衣着一样。”[47]原初之力要冲破文明的桎梏。

在墨西拿，“基督教、希腊神话和穆罕默德教确实相互遭遇，并且互相混杂”（致科尔纳，1803年3月10日）；那里有一个统治家族的两兄弟反目成仇。母亲想让二人重归于好，也是因为人们这样要求。和解应当在两兄弟终于见到隐姓埋名多年的妹妹贝亚特丽丝（Beatrice）之际实现。因为一个不幸的预言，父亲本已命人杀死贝亚特丽丝，但母亲却悄悄将她送到一座修道院内藏了起来。可现在这两兄弟都爱上了贝亚特丽丝，却不知道她正是他们二人的妹妹。兄弟中的一个，唐·恺撒（Don Caesar），出于嫉妒杀死了他的情敌，却不知道他杀的正是他换了装的兄弟。母亲惊恐万分：她本想给两兄弟送去一个妹妹，然而现在脚边竟是其中一个儿子的尸首。唐·恺撒决意以死赎清弑兄之罪，无论是母亲还是妹妹都无法阻止。这场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几个主人公都是肉欲之身，却没能认出彼此。他们的相遇不仅是命中注定，而且在互不相认的阴影中给他们带去了死亡。他们被笼罩在他们的想象中，被盲目的情欲所驱使，犯下了违背自然的大罪，因为他们的结合与他们本想要结合的方式完全不同。歌队最后的判决：“只要人类不带去他的苦难，/世界到处都是完满。”[48]

由于这部剧中有“可怕的异教”，众人普遍对它感到诧异与不解。“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亨莉埃特·封·克内贝尔（Heinriette von Knebel）在1803年2月19日剧本的公开朗诵会后写道，“席勒完全是为自己写作，几乎不考虑观众。”[49]确实，席勒在创作这个剧本时，的确没有顾及期待拯救、安抚与舒适的观众。这部剧再度清晰地显露出：在《奥尔良的童贞女》中那种上天之力大发慈悲的情况，并非席勒的个人信仰，而是一出美学游戏。换一种游戏，就是另一幅情景：上天之力在这里就是毫无怜悯的命运。歌德敬佩席勒如此让观众期待落空的勇气。他有些只言片语，像在暗示他认为《墨西拿的新娘》乃是席勒最优秀的作品，他在其中读出了一种“残忍的完满”。

这部剧像一剂开给观众的苦药。在此之后，席勒便着手创作《威廉·退尔》。他现在要证明，人们在不放弃分毫艺术意志的情况下，究竟能有多通俗。“倘若天神待我不薄，让我实现我脑海中构思的计划，它就应该成为一部强有力的作品，震撼整个德国的舞台。”（致科尔纳，1803年12月12日）

[1] 奥古斯特·封·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德国通俗剧作家，创作了多部流行剧作；后出任俄国驻德使节，大肆批评德国各邦的自由主义风潮。科策布于1819年被刺身亡，而他的死则被视为1819年德意志邦联颁布用以加强书报审查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的契机。正是这份决议开启了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复辟时代对言论自由的控制。

[2] 参见席勒致歌德的信，1798年8月31日。

[3] Goethe MA 14，S. 130.

[4] MA Ⅴ，S，726. 语出席勒《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65页。

[5] 《狂热，或先知穆罕默德》（Le fanatisme，ou Mahomet le Prophète）是伏尔泰作于1740年的剧本；1772年，尚在“狂飙突进”时期的歌德就曾写作《穆罕默德之歌》（Mahomets-Gesang），参见《歌德文集》（第一卷），第60～63页。他于1799年9月起着力翻译伏尔泰的剧本，译本《穆罕默德，五幕悲剧》（Mahomet. Trauerspiel in fünf Aufzügen）于1800年1月30日在魏玛首演。《唐克雷德》（Tancrède）是伏尔泰作于1760年的剧本，歌德于1800年夏将剧本翻译成德语，并在1801年将之搬上魏玛剧院的舞台。

[6] 《麦克白》（The Tragedy of Macbeth）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据传首演于1606年，首次出版于1623年。席勒于1800年初（即完成《华伦斯坦》、正创作《玛利亚·斯图亚特》之时）开始着手翻译并改写《麦克白》，并于同年5月14日上演，很快成为德语舞台上的经典莎剧译本。

[7] 卡洛·戈齐（Carlo Gozzi，1720～1806），意大利歌剧作家，于1762年创作著名的歌剧《图兰朵》；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的改编令这部歌剧家喻户晓。席勒于1801年末开始着手翻译，其译本于1802年1月30日在魏玛首演，并于同年定名《图兰朵，中国公主》（Turandot. Prinzessin von China）出版。

[8] 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1542～1587），其名德语作玛利亚（Maria），出自斯图亚特家族，苏格兰女王，曾有三任丈夫，其婚嫁颇受民众诟病；1567年，玛丽·斯图亚特的统治被推翻，她逃亡英格兰而被俘，成为伊丽莎白一世的阶下囚，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1533～1603），其名德语作“Elisabeth”，英格兰女王，是都铎（Tudor）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因终生未嫁而被称为“童贞女王”。亨利七世（Henry Ⅶ，1457～1509），都铎王朝第一位英国国王，在击败理查三世（Richard Ⅲ）后于1485年登上英国王位。伊丽莎白一世是其孙女，而玛丽·斯图亚特则是其曾侄孙女——玛丽的祖母玛格丽特·都铎（Margaret Tudor，1489～1541）是亨利七世的长女、伊丽莎白之父亨利八世的姐姐。原书作者误将玛利亚·斯图亚特写成“亨利七世的曾孙女”，已更正。

[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63页，有改动。

[10]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79页，有改动。

[11] MA Ⅱ，S. 625. 语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三幕第四场，第2361～263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131页，有改动。

[12] MA Ⅱ，S. 628. 语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三幕第四场，第2361～263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136页。

[13] MA Ⅱ，S. 628f. 语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三幕第四场，第2455～2459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136～137页。

[14] MA Ⅱ，S. 627. 语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三幕第四场，第2307～230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133～134页，有大幅改动。

[15] MA Ⅱ，S. 663. 语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五幕第二场，第3402～340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195页。

[16] MA Ⅱ，S. 674. 语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五幕第七场，第3735～373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213页。

[17] MA Ⅱ，S. 678. 语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五幕第九场，第3833～383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220页。

[18] MA Ⅰ，S. 201. 语出席勒的名诗《理想与生活》，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59页，有改动。

[19] MA Ⅱ，S. 816. 语出席勒戏剧《墨西拿的新娘》之前言、同时也是其诗学名篇的《论歌队在悲剧中的运用》（Über den Gebrauch des Chors in der Tragödie）。

[20] MA Ⅰ，S. 307.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95页。

[21] 典出《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4节。

[22] 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3章第12节。

[23] MA Ⅱ，S. 823. 语出席勒《墨西拿的新娘》之前言《论歌队在悲剧中的运用》。

[24] MA Ⅰ，S. 204. MA Ⅰ，S. 201. 语出席勒的名诗《理想与生活》，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62页，有改动。

[25] MA Ⅱ，S. 678. 语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五幕第十场，第3845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220页，有较大改动。

[26] MA Ⅰ，S. 242.

[27] 《席勒文集》中该剧原译《奥尔良的姑娘》。之所以修改译名，是因为“Jungfrau”一词不仅指少女，还指仍保处子之身的童贞女，更指以处子之身受孕而诞下耶稣基督的圣母玛利亚——也称“童贞女玛利亚”。剧中女主人公约翰娜（即圣女贞德）不仅因圣母托梦而走上战场，并以象征圣母的百合为旗帜［参见《奥尔良的童贞女》第一幕第十场，《席勒文集》（第四卷），第294～296页、第299页］，同时又必须守贞，因为“只有纯洁的处女”才能完成其天命［参见《奥尔良的童贞女》第三幕第四场，《席勒文集》（第四卷），第356页］。故而改译作《奥尔良的童贞女》。

[28]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21页，有改动。

[29] 即圣女贞德（Jeanne d’Arc，1412～1431），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传奇法国少女，宣称是天主派来解奥尔良城之围、拯救法国并帮助查理七世（Charles Ⅶ，1403～1461，其名德语作“Karl”，故在席勒剧中译作“卡尔七世”）登上王位，但她于1430年被俘，次年被英国所控制的宗教裁判所判为女巫与异端，处以火刑而就义。

[30] MA Ⅱ，S. 741. 语出《奥尔良的童贞女》第二幕第七场，第1598、1602～1603诗行，汉译出自《席勒文集》（第四卷），第325页，有改动。

[31] 亚马孙族（Die Amazonen）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母系氏族，生活在黑海沿岸，侍奉狩猎女神戴安娜（Diana），氏族中的女性均是战士，切右乳以便更灵活地张弓搭箭。18、19世纪的德语文学中出现了不少如亚马孙女战士一般的女性形象，其中的代表便是克莱斯特的名剧《彭忒西利亚》（Penthesilea，1808）。

[32] 《彭忒西利亚》是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作于1808年的悲剧，以特洛伊战争（Der Trojanische Krieg）的传说为背景，讲述了亚马孙女王彭忒西利亚与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us）之间的故事：彭忒西利亚疯狂地爱上了敌人阿喀琉斯，但因为亚马孙女人只能委身于被其征服的男子，于是阿喀琉斯在战斗中故意示弱，但狂热的彭忒西利亚并未察觉，重伤阿喀琉斯，和她的猎狗一起用齿爪撕碎了心爱的男人。

[33] MA Ⅱ，S. 774. 语出席勒《奥尔良的童贞女》第四幕第一场，第2564～256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379页。

[3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24页。

[35] 语出《奥尔良的童贞女》一剧的副标题《一部浪漫悲剧》（Eine romantische Tragödie）。

[36] 《圣格诺菲瓦的生与死》是路德维希·蒂克发表于1799年的戏剧，讲述了中世纪传说中的圣女格诺菲瓦·封·布拉班特（Genoveva von Brabant）的传奇经历。

[37] 《奥尔良的童贞女》（La Pucelle d’Orléans）是伏尔泰作于1730年、发表于1752年的讽刺戏剧。

[38] 卡洛琳娜·雅格曼（Karoline Jagemann，1777～1848），德国著名女演员，曾在曼海姆跟随伊弗兰学习表演，于1797年加盟魏玛剧院，自1801年起成为魏玛公爵情妇，后取代歌德成为魏玛剧院总监。

[39] 海因里希·安许茨（Heinrich Anschütz，1785～1865），德国著名演员，1804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三年后中断学业开始戏剧生涯，于1821年前往维也纳城堡剧院，后出任城堡剧院导演。

[40] Zit. n. Buchwald 1956，Bd. 2，S. 414.

[41] Biedermann 1974，S. 302.

[42] MA Ⅱ，S. 698. 语出席勒《奥尔良的童贞女》序曲第三场，第315～31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252～253页，有改动。

[43] MA Ⅱ，S. 699. 语出席勒《奥尔良的童贞女》序曲第三场，第345、349～350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254页。

[44] MA Ⅱ，S. 819. 语出《墨西拿的新娘》之前言《论歌队在悲剧中的运用》。

[45] 《悲剧的诞生》全称《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发表于1872年的著作；他在其中勾勒了太阳神阿波罗（Apollon）与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对立，认为正是在狄奥尼索斯式的迷狂（Ekstase）中生命得以体验自身，所要求的艺术形式并非语言或造型艺术，而是无法用逻辑理性驾驭的音乐，而最能体现狄奥尼索斯元素的恰是在希腊悲剧中不可或缺的歌队（Chor）；所谓悲剧，正是在迷狂中看清生命的无意义，而其慰藉则是在个体的消解中体验生命的整体性。

[46] 阿那克西曼德（约前610～前546），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

[47] MA Ⅱ，S. 820. 语出《墨西拿的新娘》之前言《论歌队在悲剧中的运用》。

[48] MA Ⅱ，S. 904. 语出席勒《墨西拿的新娘》，第2587～258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37页，有改动。

[49] 亨莉埃特·封·克内贝尔（1755～1813），歌德好友卡尔·路德维希·封·克尼贝尔的妹妹。她的这封信也正是写给这位兄长。

第二十三章

退尔的题材——歌德如何将之让与席勒——席勒的文化爱国主义——《德意志的伟大》——慢的赞歌——《威廉·退尔》，歌颂自由的大戏——从风雨飘摇的田园世界进入历史再返回——保守派革命——谋杀暴君——布鲁图斯或神圣的屠龙勇士——通俗性——科策布或为席勒庆典提前写好的讽刺

席勒已经多次病得奄奄一息了。告别乃至诀别的情绪，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克里斯蒂安娜·封·乌尔姆布（Christiane von Wurmb）是洛蒂的一位远亲，在席勒家小住几日。在茶桌上的一次对话中，席勒对她说：“人类的所有智慧本应在于：用全部力量把握并利用好每一瞬时光，就仿佛这是唯一的、最后的瞬间一样。”[1]

这段话是他在1801年拜访科尔纳一家后不久说的。席勒预感到，这恐怕将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席勒一家和妻姐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共同前往科尔纳位于洛施维茨葡萄园的宅子做客并小住了一个月。这儿就是他当年沉醉于友谊时，借着酒兴写下那首《欢乐颂》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让他回想起当初那一段充满启航的情绪、充满希望与期待的过往。他颇为动情地将小小的花园中厅称为“卡洛斯的摇篮”，而在这几个星期，他给朋友们留下了干劲十足却又时而惆怅的印象。他既欢快又忧郁：当他怀着骄傲与几分得意回顾自己生命中已走过的路时，他知道自己已有所小成；但心中却有什么在鞭策着他继续前进，他还远没有抵达终点。回忆起充满期待的当年时光，又让他激起新的期待。关于自己的计划，他谈了很多，还说起《墨西拿的新娘》。“我们常常问他，”卡洛琳娜讲述说，“墨西拿的两位王子是不是快要骑马驾到了。”[2]席勒现在是个名人，又因为有无数张他的画像四处流传，他成了公众人物，到处都吸引好奇者与崇拜者。他们也到德累斯顿城外的葡萄园朝圣。席勒就坐在这儿欢快的酒桌旁，周围不仅有朋友，还有请来的以及不请自来的客人。或许他在这儿也谈起了威廉·退尔[3]，因为从德累斯顿传出小道消息，说席勒正在创作一部关于这位瑞士民族英雄的戏剧。此时的席勒还根本没有构思这部剧的大纲，但传闻却言之凿凿，以至于他在几个月后写信给科塔，说自己“太过频繁地听人说起这个谣言，声称我正在创作一部《威廉·退尔》，以至于我终于开始关注这个题材，并研习了褚蒂[4]的《赫尔维蒂编年史》（Chronicum Helveticum）。这部书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以至于我现在确实开始严肃地考虑创作一部《威廉·退尔》。这将成为一部为我们赢得众人尊敬的剧本。”（1802年3月16日）

不过，让他真正开始创作这部戏的，并不仅仅是他正在创作的谣言。起初是洛蒂，再是歌德，他们都使他注意到了这一素材。洛蒂曾读过约翰内斯·封·穆勒的《瑞士联邦史》（Geschichte Schweizerischer Eidgenossenschaft），并在1789年3月25日给当时仍只是好友的席勒写信说：“自由之人的历史一定双倍的有趣，因为他们怀着更多的温暖为他们的宪法斗争。这其中有一种独到的声音。”

但在那时，席勒笔下低地国家的英雄们还太过于让他分心——他当时正在写尼德兰的历史——暂时还不想着手研究群山中的好汉。他虽然承认这些人物有令人惊异的“力量”，却并不认为他们具备真正的人性“伟大”（致洛蒂，1789年3月26日）。若干年后，歌德在1797年10月14日给席勒的信中谈起他的瑞士之旅时写道，有一种诗意的素材展露在他面前，“给了我很大信心。我几乎确信可以用叙事的方式加工退尔的故事，而且其实我确有此意。如果我能成功，就会出现一种奇妙的情况：童话通过文学才最终实现了其完满的真实”。歌德希望能让退尔的故事生长在这块古老土地的风土人情之上。他在信中描绘了当地的风景与人民，以便直观地呈现这个“意味最为深远的地方”。他的描写如此成功，以至于席勒的想象力立马捕捉到了火焰，虽然还不是为了任何一部自己的作品，但符合二人共同逐步形成理念的精神。浪漫派通常只能幻想的“共生诗”（Symposie）——却在歌德与席勒中间真的实现了。

“威廉·退尔的想法实在太妙了，”席勒在1797年10月20日回信说，“从题材意味深长的狭窄中，能产生一切富有精神的生活……同时，在这个美妙的题材中还能眺望人类的某种广远，就像在群山之中蓦然望见无际的远方。”他期待着歌德的归来，然后他们便可以更深入地交流关于这一主题的看法。在接下去的一年中，二人确实就退尔的素材谈了很多。就此计划歌德坚持了一段时间，却一再推迟实施。席勒很是好奇，根本听不够歌德的想法。直到1801年秋至1802年春之间的某个时间，歌德终于放手，交出了这个素材。现在该席勒尝试，是否能成功地在他从未亲眼见过的高山之间打开眺望无尽的远方、眺望“人类之广远”的视野。日后，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回忆说：“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席勒。在他的灵魂中，我的一些自然风景和行动的人物就这样形成了一部戏剧。因为我有别的工作，一再拖延写史诗的计划，于是就把题材完全交给席勒，而他随后则写出了一部令人赞叹的杰作。”（1827年5月6日）[5]

1802年2月，席勒开始了准备工作；他在1802年3月10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退尔“深深地、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曾有这种感觉了。为了完成《墨西拿的新娘》，他暂停了几个月，直到1803年春天又重新回到《退尔》的构思，于1803年8月最终开始写作。“我现在完全活在退尔之中”，他在1803年11月9日致伊弗兰的信中写道。席勒甚至考虑前往瑞士旅行，以便一探当年故事发生的地方，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一是顾及身体健康；二则因为他感觉自己想象中的瑞士已足够清晰地描绘出了当地的风貌，而在这一点上，歌德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当席勒开始创作《退尔》时，瑞士刚刚失去了它的外在自由，同时也失去了部分内心自由。这个国家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场，俄奥联军曾在这里与法军厮杀。1799年，拿破仑占领瑞士，劫掠了藏于伯尔尼的国家财富，废除了联邦宪法，又建立了一个对他唯命是从的傀儡政府。瑞士的元老三州在退尔的传奇故事中就曾扮演过令人肃然起敬的角色，这一次在抗击法国统治时又表现得尤其坚韧。但是，法国的政策也激起了一些回响，因为它为了市民的公民权而取缔了城市贵族的特权。尽管如此，丧失国土以及给法国的巨额赔款，都使得反抗的意志与义愤未曾熄灭。瑞士联邦的尊严在拿破仑强加给它的“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sche Republik）[6]中深受重创，只能通过回忆当年从哈布斯堡皇朝与神圣罗马帝国中解放的那段英雄历史聊以自慰。因此，退尔的传说才重新流行起来，不光在瑞士，也在德国：在那里，反对法国统治的自由意志正开始活跃。德国西部直接被拿破仑统治，南部尚处战争中，在仍守中立的北部，人们则担心会被卷入战争。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因为人们还不清楚，应当如何看待拿破仑。一些人依旧视他为革命者，根据立场不同或是忌惮他或是期待他。而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不过只是个暴君。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阵线才逐渐显露出来：政治上对自由的要求与爱国主义将同传统势力结盟，共同抵抗拿破仑的外来统治。19世纪初重获生机的退尔传奇，就从属于这一构建一种既革命又保守之运动的背景。这就是席勒所发掘的退尔素材，而他则让施陶法赫（Stauffaer）在许下吕特利誓言（Rütli-Schwur）的伟大演说中，循着这种精神说出那豪言壮语：“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倘若被压迫者无处找到公道，/倘若沉重的高压已无法忍受——/那他就理所当然地向苍天伸手，/从天上取下他永恒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日月星辰高悬天际，/不可转让，不会摧毁——/大自然的原初状况重又恢复。”[7]

消灭暴政、实现奠基于自然权利中的政治自由：这也同样是法国大革命的要求。但退尔和结下吕特利之盟的谋叛者们真的是革命者吗？甚至或许是像书上所记的那种雅各宾派？人们可以将剧本理解为一出革命戏剧，而部分读者尤其是官方政治层面也的确是如此理解的，因此从来不乏种种阻止剧本上演或将之弱化的尝试。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威廉·退尔》才得以无删减地登上舞台。魏玛的首演删去了对哈布斯堡家族的隐射；在维也纳，这部剧起初干脆遭到禁演；而在柏林，伊弗兰则未雨绸缪地先删除了第五幕以及其中帕里西达（Parricida）[8]的那场戏。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这部剧在德国舞台上的凯旋，恰恰相反，种种刁难增强了全剧的破坏力。在许久以后，这种破坏力依旧有所展现：希特勒同样禁止了这部剧的上演。

但人们怎么理解全剧是一回事，席勒怎么理解则是另一回事。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详尽地说明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在他看来，自由、人权和共和的确是值得赞美的目标，只要追求它们并为之奋斗的人类在内心中也同样自由。他反对费希特认为只有在为了自由的政治斗争中才能学到自由的观点，而是倾向于自己的理念，即人类只有首先在审美教育与游戏中学会自由并价值内在化，才能在外在的政治世界中实现自由。在此之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观点。拿破仑的崛起虽然因为权力的魔力而让他着迷，但也同样让他愤怒。他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担忧成了现实，即在不自由人的社会中，人们将会崇拜独断与自私的权力。席勒认为，只有那些不追求自由、只崇拜其所不具有的权力的人，才会视拿破仑为偶像。席勒厌恶拿破仑所引发的向他臣服的热潮。“对那个征服者，”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说，“他从来没有好感与信任，从来不相信任何有利于人类的事能通过他实现。”[9]1801年2月9日，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Frieden von Lunéville）[10]，确立了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开启了旧帝国消亡的过程。葛勋请席勒为签订和约的庆典写一首颂诗，席勒拒绝了，因为“我们德国人在这份和约中扮演了这等耻辱的角色”，而他不愿写“一则针对德意志帝国的讽刺”（1801年2月26日）。不过，在《新世纪的开始》（Der Antritt des neuen Jahrhunderts）一诗中，他还是对此事发了声。他在诗中谴责《吕内维尔和约》是欧洲自由的毁灭。自由成了大陆霸权（法国）与海洋霸权（英国）的战利品：“各国的纽带已然放松，/古老的形式离析分崩；/……/两个强国你争我夺，/要将这世界独霸，/要吞噬所有国家的自由，/挥动着闪电和三叉。”[11]

自由的意志去哪里了？它不久前曾在法国如此有力地苏醒，可法国现在却成了不自由、暴力与征服欲的庇护所。当萨克森—魏玛的太子卡尔·弗里德里希[12]于1802年初开启他的教育之旅、动身前往巴黎时，席勒为他写了一首诗作为告别赠礼。在歌德的周三小茶话会（Mittwochkränzchen）上，人们用流行的“莱茵美酒之歌”的旋律唱起这首诗：“他挣脱了祖国的厅堂，/挣脱了亲爱的臂膀，/进发向那座高傲的市民之城，/它的宏伟全靠劫掠四方。”[13]

这个周三小聚会是歌德为了抵御冬天的阴冷，于1801年11月创建的。每隔一个周三，人们就在晚上剧院散场后去歌德家用晚餐。他们避免用“俱乐部”的名字，因为这个词听上去恐怕太过革命。“茶话会”听着没什么危害，而众人的聚会也应当如此。14个精挑细选出来的朋友与主人和席勒相聚一堂，而那些让所有成员都感到舒适的客人，也得以加入。有时当公爵想要借着鹅肝、美酒和文学稍稍放松时，便也会来做客。不过，即便人们又是唱歌又是闲聊，茶话会的气氛还是略显僵硬。“参与者们既不在尘世，又不在天堂，更不在地狱，而是身处一个有趣的中间状态，时而难堪，时而欢愉。”[14]歌德如此描述这个圈子。席勒便是在这里让人听到了他对法国的野蛮精神的谴责，也是在这里为太子献上旅途的美好祝愿：“愿祖国的精神与你相伴，/当那摇曳的舢板/将你渡至左岸，/因为德意志的忠诚在那儿消散。”[15]他希望王子能够足够勇敢，在权力中心发现其奥秘。只有在巴黎，人们才能“向下落入/喷涌岩浆的火山口”。[16]而席勒同样在周三小茶话会上朗诵的另一首诗，处理的则是《巴黎的古代艺术品》（Die Antiken zu Paris）。法国军队被描述成掠夺欧洲艺术珍宝的强盗，但被劫掠的珍宝将为自己复仇：“它们将永远向法国人沉默，/永不离开它们的基座，/踏入生命的新队伍。/只有将九缪斯藏在温暖心中，/才能将它们拥有，/破坏者只当它们是砾石。”[17]谁若要占有艺术，就将失去艺术。艺术只为自由的心灵展开；这也必然如此，因为在宏大政治中消亡的自由，在艺术中找到了避难所；也只有自由而不是暴力才能让艺术开始诉说自由。在政治的纷乱中，席勒所建议的是对“美”的静心虔诚。

也正是席勒首先在这个惬意的周三茶话会上极为坚定地提出了德意志文化民族的思想。在《新世纪的开始》一诗中，起头的问题就已经对此做了暗示——“高贵的朋友！哪里为和平敞开大门？/哪里让自由避难藏身？”——；而全诗又以对此问的回答收尾：“你须得逃离尘世纷争，/遁入心灵的宁静圣所，/自由只存在于梦的国度，/美只能在歌声中绽放。”[18]席勒计划在一首题为《德意志的伟大》（Deutsche Größe）的哲学—政治长诗中详细阐发德意志文化民族的理念。这首诗虽然未能完成，但有几段前期习作得以流传；这些草稿用精妙的表达描绘出了席勒为自己定下的思路：“此时此刻，德意志名誉丧尽，/走出浸透他泪水的战争/……/他还能自命不凡？……/是的！他可以！……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德意志的崇高与威严/从不停留在他的王侯们头上。/与政治分离，德意志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价值/即使帝国覆灭，/德意志的尊严依然不可侵犯。/这是一种道德伟大，就身处文化之中。”[19]

德国无法跻身欧洲的大政治，但它的“尊严”却展现在“文化”之中。相比赢得快丢得也快的政治权力，文化更为持久。如果文化可以持久，就意味着要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也需要很久。因此德意志人是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进入世界历史。但从迟到中亦可以获得收益：“道义和理性终将胜利，/残忍的暴力必将屈服于礼仪——/而最缓慢的民族将赶上所有/迅捷轻快的先行者。”[20]迟到的劣势成了优势：人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过早地磨去锐气。当其他人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消磨殆尽之时——即便他们连战连捷，德意志却投身于“塑造人这一永恒的工程”之中；“慢”的意义之后将大白于天下：“每个民族在历史中都有自己的一天，但属于德意志的那一天是整个时间的丰收时分。”[21]若是有这样的愿景，人们如何能不相信，正是“世界精神”（Weltgeist）“选中”了德意志人，去实现在欧洲促进自由与美好人性的伟大使命？然而席勒却不曾梦见：从迟到的民族中诞生的并非民主与文化的成熟，而是特别强烈的歇斯底里与仇恨，缓慢成长的文化与教养并未能强大到足以阻止野蛮，而这种文化甚至自甘成为工具，服务于野蛮的目的。

我们不知道席勒为何没有写完《德意志的伟大》这首诗。或许是连他也觉得德意志的使命太过宏大？或许是他心中的现实主义者在反对那种对迟到与缓慢的优势过度理想化的一厢情愿？无论如何，他没有写成这首诗，而是暂先收回这段关于德意志人世界历史的人性使命的宣言，以便创作另一曲自由的高昂颂歌：《威廉·退尔》。

在《新世纪的开始》一诗中，席勒写道：“哎！在所有的世界地图上/你再也找不出一处幸福的地方，/在那里自由的常青花园繁茂，/还有人类美好的青春绽放。”[22]可他现在却在威廉·退尔的山间世界中发现了“自由的常青花园”。在这里，他能展示出真正的革命是一场保守的革命；革命并非归功于对全新人类的寻找，而是对古老而善良的人类的捍卫；伟大产生于既有世界对一种糟践万物与人类的所谓“革新”的反抗；田园并不只有诗情画意，而是也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谋杀暴君；在持存中也可以有进步；人们若是与时间共进，很可能迷失自己。瑞士的结盟者许下吕特利誓言的那片林中空地，并非一段历史隧道尽头的光线，而是始终可以进入的个人责任与集体坚守之地。《威廉·退尔》所呈现的这种自由，人们不必等待属于它的历史时刻，只要运用就能始终拥有；与其说是要争取，不如说是要保存这种自由；与其说是历史造就的自由，不如说是在抗争之下从历史中夺取的自由。席勒在《德意志的伟大》中歌颂了“慢”，可他却从中勾画出一种使命；退尔行事也很缓慢，却不带着使命。他是“自助者”（Selbsthelfer）。他的从容和谨慎使他强大而不可战胜，他在骄傲地捍卫传统中赢得了未来。

让这部剧如此受欢迎的，是其第一眼看来就如此清晰的思想结构。

一个土生土长的自由共同体遭受到外来暴政的威胁，终于忍无可忍、奋起抵抗。它确证了自身内部休戚与共的统一，重新结下同盟。最后，共立誓言的同盟者[23]捍卫了自己的自由。这一共同体被人从它亲近自然的世外桃源中搅扰，被拽入历史，在历史中抵抗并战胜暴君；它新添了几段经验，因此与先前不同，但最后依旧能够重回田园世界。这是一条环形的路：从接近自然的宁静出发，进入喧嚣躁动的历史，然后再度返回。行动的是“人民”这一共同体，但更是退尔；他属于这一共同体，却又与之若即若离。在这个既边缘又突出的角色中，他才能更好地代表共同体的精神。“强者独自一人才最为强大”[24]——退尔如此解释他为何拒绝加入吕特利的誓盟。当他杀死暴君时，他是作为自助者在行动的，也恰恰因此代表了他属于的那个共同体的力量：若不是他激发了集体的解放行动，这一壮举恐怕就会把精力花在策略性的算计当中，最后为时过晚。

因此最开始的乃是一幅田园之景。渔童、牧人和阿尔卑斯山上的猎手共同组成一曲合唱，描绘了这幅田园画卷：“湖面微笑，邀人沐浴。”但其中已有威胁的预兆。虽然在山巅与孤寂的山谷中一切还很平静，但当云雾散去时，人们可以望见“人间世界”[25]，而那里正是灾祸的源头。暴风雨将至，是在预告随之到来的一场人间的狂风暴雨。康拉德·鲍姆加腾（Konrad Baumgarten）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他杀了试图强暴他妻子的城堡总督。大风忽起，船夫不敢再将逃难的人送至对岸。就在这时，退尔登场：“我想用我微薄的力量试试。/……/我只救你逃出总督的魔爪，/逃出险风恶浪可要上帝帮忙。”[26]退尔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拯救者、作为一个直接行动的男子汉登场。他并不想与政治有任何关系。席勒将他本人对政治的不信任投射到了他笔下的退尔身上。退尔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带着直接、本能与不假思索的反应行动。争取自由的意志是作为本能的自保意识。“文化”让他觉得可疑。在和其子瓦尔特（Walter）的对话中，退尔阐明了他所理解的“自然”与“文化”的区别。“文化”是在山的那一头，感受不到自然的艰苦：“要是从我们住的这高山地带/直往下走……/庄稼长遍辽阔肥沃的农田，/全国看上去就像一座花园。”[27]难道住在那里不是更好吗？瓦尔特问。不，退尔回答，那儿的人们已经失去了自由。那儿的土地不属于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属于他们。他们臣服于国家之下，因为他们无力保卫自己。“在那里，邻居都没法互相信任。”虽然自然在那儿少了危险的一面，但人对人的统治却更加可怕，因此“宁可背后是白雪皑皑的冰山，/也不要有阴险卑劣的恶人，躲在身后窥探”。[28]

对于退尔而言，政治就属于他要避而远之的“文化”。他要捍卫他的直接，反抗调停、阴谋、计划和策略的世界。没过多久，当组织政治抵抗的施陶法赫尝试为共同行动争取退尔时，却遭到了他的拒绝。“这么说，倘若祖国濒临绝境，岌岌可危，/不能指望你共赴国难奋起保卫？”施陶法赫如是质问；而退尔则回答说：“退尔会把迷途的羔羊救出深渊，/怎么会漠然抛弃自己的朋友？/可是，你们要干什么，请别找我商量，/我不能长时间地权衡利弊，斟酌良莠；/你们若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干，/就招呼一声，我绝不会冷眼旁观。”[29]只要掌权者不招惹他，退尔就平静地生活；他相信自然的生命秩序将会比暴政的政治阴谋更为长久，也信任这种生命秩序的力量与延续。“残暴的统治者不会掌权长久。”[30]他活在自由中，不必为之奋斗。这是他生命的元素，“他的呼吸便是自由”。[31]

所以说，退尔对一切避而远之。他暂时还是那个不曾移动的推动者，在戏剧的技术层面上依旧是个延宕的元素。但共同起誓的同盟者却行动了起来，众人的怒火与反抗的意志在不断增长。暴政犯下一件又一件罪行：自由的农民遭到盘剥掠夺，年轻的麦尔西塔尔（Melchthal）抵挡着要抢他牲畜的无赖，将其中一个打倒在地，不得不逃跑。于是官家抓了他的父亲，将他赶出家去，刺瞎了他的眼睛。这种暴行逼得儿子不得不反：“倘若眼球/在眼窝里都不再安全，还有什么/最严重的的事情值得惊慌？/——难道我们真的无力反抗？”[32]年轻的麦尔西塔尔、瓦尔特·费尔斯特（Walter Fürst）与施陶法赫组织了最古老的三州乌里（Uri）、施维茨（Schwytz）和下林州（Unterwalden）在吕特利草地举行集会。在盛大的仪式上，三州代表共同立下誓言，定下了揭竿而起、冲击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城堡的日期。共立誓言的起义者并不想要争取一种新秩序，而是要保存旧秩序：“我们并没有建立新的联盟，/只是给祖辈地界的古老联盟/赋予新的生命！”[33]他们关注的是“古老的自由”与“古老的忠诚”。施陶法赫回忆起这个共同体最初建立的神话，提醒人们应“永远牢记”，才能了解人们因为什么缘由、为了什么目的而战，而他们的斗争又是多么合情合理。他讲述了这个民族的传奇，其中的《旧约》回响让人难以充耳不闻。这个民族在困境的逼迫下背井离乡，在贫瘠的山间找到栖身之所，在这里开垦土地，将自然治理得适于耕种：“我们是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开辟了这片土地，/把原来野熊起身的古老森林，/变成适合人类居住之处，/浑身胀满毒汁的凶龙从沼泽中爬出，/我们把它们的幼虫悉数屠戮，/……/我们占有这片沃土，已有千百年的历史，——/如今外国主子的奴才/却来为我们把锁链锻造，/不，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34]

在这里，对反抗的自然权利之论证与卢梭不同：并非通过对原初平等的假设，而是指明最初对土地的占有。并不是卢梭所认为的无产者的平等，而是财产确立了人权。在卢梭那里，私有财产是历史的原罪，但在施陶法赫讲述的民族的创始神话中，恰恰是私有财产奠定了人的尊严。这是为何？因为只有从自然到文化的转变才能使人变得自然，使自然具备人性，同时诞生出一种自然的秩序，使得人类的力量能够在其中得到发挥——前提是，这种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不被外来的暴君侵扰。这些暴君只会为了自己权力与奢华的目的，将别人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

同盟者完全准备好接受皇帝的权柄，只要它能实现确保和平、捍卫财产的职能。“即使最自由的人也并非没有主人，/必须有位元首，/有位最高法官，/这样若有争执，可以依法裁断。/因此我们的祖先把他们/从林莽中开拓出来的土地/献给皇帝。”[35]自由人在皇帝面前只有唯一一项义务：“保卫帝国，帝国也把他们保护。”[36]但倘若皇帝竟任用格斯勒（Gessler）与其他总督这样的压迫者，就陷入不义，迫使他的臣民揭竿而起以清君侧，反抗那些插足于皇帝与人民之间的佞臣。

人们既然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威，就是在坚守“祖辈的秩序”。但重又加固的吕特利之盟却发展出了自身的活力，它化作了一种兄弟间的秩序：“让我们凭这霞光，为新的联盟宣誓，/——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亲如兄弟。”[37]这个新的兄弟秩序更超越了祖辈们的古老秩序；虽然他依旧依赖着土地，带有父权色彩：“我们捍卫我们的家园桑梓，/捍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38]但内在的统一与自由却在增长：最古老的三州互相结合得更加紧密，而在自由的农民、城市市民与贵族之间也不再有等级界限。“贵族走下他们古老的城堡，/作为市民向城市宣誓投靠。”[39]由阿庭豪森（Attinghausen）所代表的眼界清晰的贵族，同样欢迎这场变局：“乡里人竟然凭着自己的力量，决心做出/这样的行动，没有贵族帮助，/他们竟对自己的力量这样信任——/是的，那就不再需要我们，/我们可以安心地进入坟茔。/愿在我们身后——人类的辉煌壮丽/得以凭借其他的力量维系。”[40]与阿庭豪森一样，贝尔塔·封·布鲁奈克（Bertha von Bruneck）在剧末也明确地放弃了她的贵族特权：“乡亲们！盟友们！请接纳我入盟/我是第一个在这自由的国土上/得到保护的幸运女人，/我把我的权利交到你们勇敢的手里——你们可愿意保护我把我当作自己的公民？”[41]乌尔里希·封·鲁登茨（Ulrich von Rudenz）起初与总督沆瀣一气、压迫同族的人民，后来被他深爱的贝尔塔引向同盟者这一边；他在剧末说：“我现在宣布我所有的雇农都是自由人。”[42]伴着这一句话，全剧落幕，这部解放的大戏终于圆满完成。三州实现统一，雇仆获得自由，而贵族也放弃了他的特权。

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全因为退尔孤胆英雄般的行动。同盟者在政治上的成功，是因为不谙政治的退尔在其所遭受的一桩暴行的刺激下，作为自助者采取了政治的行动。同盟者约定起义的时间要更晚，因此不再能够随机应变地对其战略没有预估到的局势做出反应。他们禁止自己出于一时愤怒而行事。“请人人控制自己胸中义愤，/把它攒在一起报仇雪恨，/因为谁若只顾自己，/必然损害大众利益。”[43]可当他们看着叫人怒发冲冠的射苹果一幕，却什么也做不了，甚至眼睁睁地看着退尔被人拿下带走，他们终于注意到，他们或许是把自己“控制”得太好了。约定好的克制成了自我麻痹。施陶法赫对退尔：“唉，现在一切全完了！与你一起/我们大家全被戴上镣铐，困住了手脚！”[44]确实也没有人采取任何营救退尔的行动。若不是退尔在没有外人帮助的情况下从羁押中逃脱，若不是他为了对所遭受的暴行报仇雪恨而杀死了专制独裁的格斯勒，谋叛者们恐怕无法克服他们士气的衰落；而戏剧也将揭示出，政治行动者急需一种如退尔身上所体现的自然之力。无论如何，退尔在坚定地为自己的权利斗争的过程中，为共同体的事业贡献了一份力。他之所以能够助集体一臂之力，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受制于谋叛者“不得只顾自己”的决定。真正有助益的与其说是谋叛者们的政治与策略，不如说是退尔非政治的自助行动。

退尔不愿踏上政治考虑与算计的迂回歧路，他不搞谋略。他一直退居于家庭和作为猎手的无拘无束之中，直到格斯勒这个暴君要求他做出最极端的事：向他的儿子放箭。这是违背人性的罪行，席勒又通过塑造外在自然的疾风骤雨使之更加醒目。一个渔人这样描述在退尔被捕后倾泻下来的暴风雨：“狂风啊，怒吼吧，霹雳啊，猛劈吧，/滚滚乌云，怒卷翻腾，填上江河，直泻奔流，/把这国家淹没吞噬吧！”[45]这真是一场如《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46]，仿佛格斯勒对退尔犯下的罪孽将世界再度抛回混沌之中。格斯勒代表的是反自然的政治以及历史的灾变，他是装点着政治权力标志的虚无：“他别无所有，除了身上那袭骑士大氅。”[47]遭遇这种虚无时，人绝不可能毫发无伤，而是会被其传染。退尔正是如此：他自然生活的圈子被打破了，在逼仄的山隘蹲守着、等着杀死格斯勒的那个瞬间，他觉得自己也同样被推入了混沌，被推入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而正是这个世界逼迫他成为谋杀自己敌人的凶手。他被撕扯着脱离自然、落入历史，他的敌人毁了他，因为他强迫退尔成了杀人犯：“我的思想纯净，从无杀人之心——/你破坏了我宁静的生活，/把我虔诚思想的乳汁，/变成发酵的恶龙毒液，/让我习惯于凶残歹毒——”[48]正埋伏着等待格斯勒的退尔，作为自然的人陷入了异化的历史：“因为这里不是故乡——每个人/都匆匆而过，彼此互不相认，/……/因为每条路都通向世界的尽头。”[49]

同盟者的行动是一个螺旋：他们要保卫自己的世外桃源，不得不进入历史，最后又返回更为丰富的田园世界。这一循环结构在退尔身上再度重复。他的行动是一场可怕的历史之旅，但他却得以在之后重回田园。虽然炉上燃烧着的依旧是原先的灶火，妻子和孩子正等待着父亲，父权世界得以保留，但退尔却已不是原先那个人。他失去了自己的纯真。谋刺暴君给他留下了阴影。因此才在最后一幕中有退尔与谋杀皇帝的帕里西达之对立。帕里西达原来是约翰·封·施瓦本公爵（Herzog Johann von Schwaben），在1308年杀害了他的伯父、国王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Ⅰ）。与之相反，席勒让他的退尔再一次作为光明的形象登场，为他动机的纯洁辩护，仿佛必须要扫清任何怀疑似的。退尔对帕里西达：“不幸的人啊！/你能把因为争权夺利犯下的血腥罪行/和一个父亲的正义自卫相提并论？/你可曾捍卫过你儿子亲爱的头颅？/保护过你家炉灶的神圣？/抵抗过令人发指的极端暴行，不使家人受损？/——我向上天举起我洁净的双手，/诅咒你和你的行径——/我为神圣的自然复仇，而你/却将之玷污——我和你毫无共同之处——/你弑君杀主，而我则捍卫了我最珍贵之物。”[50]

可以说，为了清除每一丝认为退尔的行动不过是出于可疑动机的卑劣暗杀的怀疑，席勒花了不少工夫。对于主人公“高贵的单纯”与“淳朴的男人的尊严”[51]，不应留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但歌德仍然有所疑虑。日后，他在谈话中说，让一个谋杀犯教育另一个谋杀犯，实在“不妥”。

为退尔之行为辩护的困难在于，谋刺暴君是一个政治范畴，其正当性在18世纪已有详尽的讨论。但是席勒自己却坚持，“退尔的事是一桩私事”（致伊弗兰，1803年12月5日）；如果这样看，谋杀就会与一桩私人恩怨无异。可席勒又要避免这一点。因此，退尔的形象必须被置于另一个维度，一个先于现代对私域与公域之区分的维度，在其中有效的是另一套规则。退尔所代表的是个人与自然在更基础层面上的统一，他是一个传说中的形象，某种意义上的圣人，要在绝对邪恶面前捍卫神恩的秩序。然而又因为故事的政治意义贯穿始终，于是退尔不得不扮演双重角色：既是共和传统中布鲁图斯那样的弑暴君者，又是屠龙英雄圣乔治（St. Georg）[52]。此外，他还因自己“高贵的单纯”而成了一个所谓的“高贵的蛮人”[53]——但并非如卢梭的欧洲信徒所猜测的那样来自南大洋，而是来自瑞士的山间；一个高贵的蛮人，在不经意间成了保守的革命者。

《威廉·退尔》描绘的是一场合乎席勒口味的革命。他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这样评述法国大革命：“一个慷慨的瞬间遇到了感觉迟钝的一代人。”[54]但与法国人不同，仿佛出自神话世界的瑞士同盟者还尚未被现代性所腐坏，他们既不“粗野”也不“懒散”，既非纯粹“粗鄙”的自然，亦非精于钻营的“非自然”。革命正应以这样的素材构成。《威廉·退尔》是席勒歌颂一场成功革命的大戏。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乃是因为在这里守卫并争取外在自由的，是内心自由的人。

这一部戏，如席勒在给伊弗兰的信中所写，应“作为一部大众戏剧吸引心灵与感官”（1803年7月12日）。而它也的确在各处受到大众追捧，因为剧本运用宗教与共和的元素，充满传奇色彩地将集体的美好梦想搬上了舞台。席勒塑造的这个革命神话，将双重目标合二为一：保留优良传统的愿望，以及对新的开始的兴趣；既留在眼下的位置，却又启航前往新的彼岸。人们不必将这一神话祛魅，而是应当祝愿它能作为愿景长久地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不，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

全剧在魏玛的首演大获成功，但真正的胜利要等到1804年7月4日在柏林的公演才开启。这场演出后，剧院立马决定再演六场，观众的热捧就是如此强烈。尽管当权者百般阻挠，但德国各处的舞台却你争我赶，竞相争取演出这部戏的荣誉。曼海姆、法兰克福、布雷斯劳（Breslau）、汉堡是第一批。对该剧的普遍热情是如此有传染力，以至于连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都认为，“这种提振心灵的、呼吸着古老德意志的美德、虔诚与淳朴的英雄豪情的戏剧表达”，值得“在四林湖（Vierwaldstättersee）边退尔的小教堂的注视下，以阿尔卑斯山为背景，在露天”作为民族的庆典大戏上演。[55]最终也的确如此。半个世纪后，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将会在《绿衣亨利》（Der Grüne Heinrich）中动人心弦地描述一场这样的退尔盛会。[56]他在一首致席勒的诗中写道，《威廉·退尔》这部戏用最圆满的方式实现了文学真正的天职，“它将既成之物神化为高贵的戏剧，/这部戏向着新生呼喊，振奋灵魂，/……/直到有朝一日，众生自己成了大师，/如诗一般行动，实现其运命”。[57]

谁书写神话，或许自己就会成为神话。席勒的声望便是如此。在他去世后成为19世纪固定的民族节日的“席勒庆典”，在他生前就已开始。但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却更多地让席勒觉得不舒服。即便他享受自己的名声，却依旧因为这种名声而浑身不自在。演员安东·格纳斯特（Anton Genast）[58]曾在这位大名人身旁经历了他晚年的几次登场，发觉无论老少都更为席勒而非歌德痴狂。然而：“与歌德相比，席勒在人群中的一举一动是多么不同：花花绿绿的社会着实让他感到恐惧，而他人的景仰在歌德看来理所当然，却让席勒难以忍受，叫他很不好意思；因此他总是寻找孤寂的小路以逃避永无止境的问候；但是一旦有人说，席勒出门了，人们必定会选一条能遇到他的路。他通常低着头穿过人群，友好地感谢每个问候他的人。可歌德在这群读者中间是多么不同……大踏步走来，高傲得像个皇帝，仰着脑袋，打招呼时只是仁慈地轻轻点一下头。”[59]

在这段描述中，可以发现当时已然兴起的倾向，即将两位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相互对比，有时甚至相互对立。这种倾向发端于早期浪漫派，现在成了最受欢迎的社交游戏。在《威廉·退尔》于舞台上大获成功前两年，奥古斯特·科策布就曾试图将这一社交游戏搞成一桩丑闻，又借此机会不自觉地预先写出了一段针对后世席勒庆典的讽刺。

奥古斯特·科策布是个很受欢迎的剧院作家，其一生充满冒险，甚至曾到过俄国，得了各式各样的头衔、勋章、年金和酬劳。他回到家乡魏玛，希望同样能在这里的社会上扮演一个光彩照人的角色，也立即得到入宫的许可。然而，歌德虽然乐意排演科策布的戏剧——因为票房收益相当可观——却拒绝他加入周三茶话会。于是科策布召集了一个自己的聚会，并开始热烈地向席勒献殷勤。他希望在席勒与歌德之间制造裂痕。为此目的，他计划在1802年3月5日办一场盛大的典礼以庆贺席勒的命名日。[60]他计划要在隆重装点过的市政大厅中上演席勒剧作中的几幕戏，并朗诵《大钟歌》。他自己则想要在结尾作为浇钟师傅亮相，打碎一个纸做的钟模，显露出里面藏着的席勒的半身像；然后要有穿着摇曳白裙的年轻姑娘围绕着这尊雕像跳起轮舞，随后为它戴上月桂花冠。整个魏玛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这件大事。科策布已经与由上层妇女组成的戏剧爱好者剧团把一切都仔细地排演妥当。然而就在庆典前一个晚上，魏玛图书馆管理员却拒绝出借席勒的胸像，理由是人们还从来没有在一场庆典之后接回一尊毫无损失的石膏半身像。但事情还没完。当工匠们前来市政大厅搭建舞台时，却发现大门紧锁。魏玛市长派人声明，在一场“如此喧闹的活动中，无人可以为恐将产生的损害担责”。[61]或许市长只是为了保护刚刚整修完毕的市政大厅，但有些人相信是歌德插手其中。有几位想在庆典上出一出风头的夫人怒气冲冲地脱离了歌德的周三茶话会。整件事让席勒非常不舒服，他向歌德承认，自己想要在那个大日子假称身体有恙。歌德则及时去了耶拿躲避风头，从那里带着些许幽默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一切都过去之后，席勒给他写信说：“我在3月5日过得比恺撒在3月15日要幸运得多[62]……希望您回来时能发现大众的情绪已经平复。”（1802年3月10日）

对魏玛而言，那是一系列喧嚣的盛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有人谈起。但在参与者中间却留下了侮辱、嫉妒、敌意与幸灾乐祸。从这一天起，大众更加关注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友谊中间是否的确产生了裂痕。回想到这种情绪，歌德带着几分愠怒与极大满足在他的《年历》（Annalen）中记录道：“但我和席勒……所计划的一切，都在既定道路上继续前行，不可阻挡。”[63]

[1] Biedermann 1974，S.310.

[2] Biedermann 1974 S，391.

[3]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是瑞士民间传说中争取瑞士独立的英雄，关于其生平的记载见于收录有中世纪瑞士各州重要文献的手抄本《萨尔嫩白皮书》（Weisses Buch von Sarnen），以及瑞士民歌《退尔之歌》（Tellenlied）。相传退尔是一位百步穿杨的弩手；哈布斯堡皇朝派驻的总督格斯勒（Gessler）曾将一顶帽子挂在长杆上，声称此帽代表皇帝权威，要求过往行人对帽行礼。退尔不从，被逼朝其子头上的苹果射弩，否则父子一道以死罪论处；退尔果然一击命中，虽得免死却被拘捕，但在被押往大牢的船上因突遭风暴得以逃生，在小道伏击暴虐的总督，用弩毙其性命。

[4] 埃吉迪乌斯·褚蒂（Aegidius Tschudi，1505～1572），瑞士历史学家，被称为“瑞士的希罗多德”，著有第一部系统记载瑞士历史的《赫尔维蒂编年史》，约成书于1534～1536年。赫尔维蒂人（Helvetier）是古罗马时期生活在今天瑞士境内的一支凯尔特人，被视为瑞士人的祖先；因此“赫尔维蒂”便成为瑞士的代称，无论是褚蒂的《赫尔维蒂编年史》还是今天瑞士联邦的拉丁语名“Confoederatio Helvetica”（缩写“CH”）均是如此。

[5] Goethe MA 19，S. 568. 汉译参见〔德〕歌德《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33页，有改动。

[6] “赫尔维蒂共和国”是存在于1798～1803年间瑞士的法国傀儡政权，成立于1789年4月12日。在法国军队的压迫下它试图改变瑞士传统的松散邦联制度而以法国为模板赋予普通公民政治权利并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但因无法调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因反法同盟战争给瑞士造成的创伤而最终失败。

[7] MA Ⅱ，S. 959.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二场，第1274～1281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30页。

[8] 指席勒《威廉·退尔》第五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341～354页。在这一场戏中，席勒虚构了退尔与帕里西达的会面。约翰·帕里西达（Johann Parricida），原名约翰·封·施瓦本（Johann von Schwaben，1290～约1313），因为其伯父、哈布斯堡德意志国王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Ⅰ，1255～1308）作为监护人不愿过早地交出属于他的遗产，约翰于1308年将之杀害，仓皇出逃，经瑞士前往意大利，几年后在一座本笃会修院中离世。

[9] Biedermann 1974，S. 411.

[10] 《吕内维尔和约》是拿破仑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签订的和约，标志着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终结。和约承认法国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统治，奥地利通过承认附属于法国的巴塔维亚共和国（即荷兰）、赫尔维蒂共和国（即瑞士）、利古里亚共和国（即热那亚）与奇萨尔皮尼共和国（即米兰与意大利北部）确认拿破仑对以上地区的事实统治。通过《吕内维尔和约》，法国取代奥地利成为欧洲中部最强大的国家。

[11] MA Ⅰ，459.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45页。

[12] 卡尔·弗里德里希·封·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爵（Carl Friedrich Herzog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783～1853），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之子，1828年继位。

[13] MA Ⅰ，S. 461. 出自席勒的诗《致魏玛太子》（Dem Erbprinzen von Weimar）。

[14] Boyle 1999，Bd. 2，S. 874.

[15] MA Ⅰ，S. 462.

[16] MA Ⅰ，S. 461.

[17] MA Ⅰ，S. 213.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264页，有修改。拿破仑在四处争战中从意大利、埃及、荷兰、德国等地劫掠了众多艺术珍宝运至巴黎，使得卢浮宫——于1803年改称“拿破仑博物馆”（Musée Napoléon）——在馆长维旺·德农（Vivant Denon，1747～1825）的领导下几乎一夜间成为欧洲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1807年，柏林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像也未能躲过此劫，在普鲁士战败后被拆解下来运至巴黎，直到1814年普军攻占巴黎后才得以回归柏林。

[18] MA Ⅰ，S. 458f.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47～148页。

[19] MA Ⅰ，S. 473.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75～176页，有改动。席勒约于1800年前后开始创作这首诗，但并未完成。

[20] MA Ⅰ，S. 475.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77页。

[21] MA Ⅰ，S. 478.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82～183页。

[22] MA Ⅰ，S. 459.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46页，有改动。

[23] 瑞士立国始于施维茨（Schwyz）、乌里（Uri）与下林州（Unterwalden）三州于1291年在吕特利草地上结盟的誓言。瑞士正式国名的德语“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schaft”——直译为“施维茨共立誓言者联盟”——由此得名，而也可以“共立誓言者”（Eidgenosse）指代瑞士人。

[24] MA Ⅱ，S. 932.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三场，第43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84页。

[25] MA Ⅱ，S. 917f.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一场，第1诗行、第3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57、159页。

[26] MA Ⅱ，S. 922.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一场，第152～15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67页。

[27] MA Ⅱ，S. 976.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三幕第三场，第1786～1793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60页。

[28] MA Ⅱ，S. 976.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三幕第三场，第1809、1812～1813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61页。

[29] MA Ⅱ，S. 932.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三场，第438～439、440～445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84页。

[30] MA Ⅱ，S. 931.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一场，第42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83页。

[31] MA Ⅱ，S. 996.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二场，第2361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95页，有改动。

[32] MA Ⅱ，S. 938.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四场，第639～64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95页。

[33] MA Ⅱ，S. 955f.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四场，第1154～115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24页。

[34] MA Ⅱ，S. 958f.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四场，第1259～127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29页。

[35] MA Ⅱ，S. 957.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四场，第1215～1220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27页。

[36] MA Ⅱ，S. 958.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四场，第1225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27页。

[37] MA Ⅱ，S. 964.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四场，第1446～144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39～240页。

[38] MA Ⅱ，S. 959.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四场，第1286～128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30页。

[39] MA Ⅱ，S. 999.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二场，第2430～2431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99页。

[40] MA Ⅱ，S. 998.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二场，第2416～242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99页。

[41] MA Ⅱ，S. 1029.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五幕最后一场，第3282～328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354～355页。

[42] MA Ⅱ，S. 1029.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五幕最后一场，第390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355页。

[43] MA Ⅱ，S. 965.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四场，第1461～146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40页。

[44] MA Ⅱ，S. 987.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三幕第三场，第2090～2091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80页。

[45] MA Ⅱ，S. 988.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一场，第2129～2131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83页。

[46] 根据《圣经·旧约》记载，上帝耶和华为惩罚世人的罪恶，连降大雨40天，造成持续150天的大洪水（Sintflut），将世界完全毁灭，只有义人挪亚（Noah）及家眷因得上帝启示造方舟，得以幸免。参见《旧约·创世纪》六至八章。

[47] MA Ⅱ，S. 926.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二场，第26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74页。

[48] MA Ⅱ，S. 1003.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三场，第2570～257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307页，有改动。

[49] MA Ⅱ，S. 1005.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三场，第2611～2619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310页，有改动。

[50] MA Ⅱ，S. 1025.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五幕第二场，第3174～318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347页。

[51] 出自席勒1804年3月24日致卡尔·施瓦茨的信。卡尔·威廉·伊曼努埃尔·施瓦茨（Karl Wilhelm Emanuel Schwarz，1768～1838），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天波兰下西里西亚省省会弗罗茨瓦夫（Wrocław）——剧院演员，在1801～1802年受邀到访魏玛，结识歌德与席勒。1804年他将《威廉·退尔》搬上布雷斯劳剧院舞台，并出演退尔一角。

[52] 圣乔治（？～303）是基督教传说中的英雄，曾屠恶龙而拯救一国，后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244～311）迫害基督徒时殉教。后世对圣乔治敬仰有加，英格兰更尊其为本国守护神，并将白底红色的圣乔治十字作为国旗。

[53] “高贵的蛮人”（Der edle Wilder）是18世纪流行于欧洲思想界的对原始人类的想象，即认为处于原初自然状态的蛮人反而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文明世界所引以为傲的文化才是使人堕落与腐化的根源。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见于卢梭发表于1755年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54] MA Ⅴ，S. 580. 语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五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24页，有改动。

[55] Luserke 1996，S. 812.

[56] 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瑞士著名作家，诗意现实主义（Poetischer Realismus）代表，《绿衣亨利》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讲述了一心想成为画家的亨利·雷（Heinrich Lee）多舛的命运。这既是一部成长或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也是一部描述“幻灭”的小说。小说第一版于1854～1855年出版，几无任何反响；第二版经修改后于1879～1880年出版。其中关于亨利家乡排演《威廉·退尔》的情节，见第一版第二部第八章或第二版第十三、十四章。

[57] Keller，S. 738. 语出凯勒于1859年席勒百周年诞辰所作的《伯尔尼席勒庆典序诗》（Prolog zur Schillerfeier in Bern）。

[58] 安东·格纳斯特（1763～1831），德国演员，在歌德的提携下自1793年起任魏玛剧院导演，颇受好评。

[59] Biedermann 1974，S. 324.

[60] 因西方人的名字常取自圣徒之名，而后人则在圣徒殉教或仙逝的那一天纪念他们，故所谓命名日（Namenstag）即指同名圣徒的纪念日；席勒之名“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命名日是3月3日。

[61] Berger 1924，Bd. 2，S. 588.

[62] 尤里乌斯·恺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养子布鲁图斯与一众共和主义者刺杀身亡。

[63] Goethe MA 14，S. 89.

第二十四章

席勒的贵族头衔——渴望远方——当自由扬帆远航——吸引眼球的斯塔尔夫人——前往柏林——关于放弃了的作品——环游世界——《德米特里乌斯》——源自虚无的力量——“欺世盗名者”主题——席勒的菲利克斯·克鲁尔——艺术运转的秘密——终章

席勒已经相当成功。剧院争抢他的作品，出版商付给他丰厚的稿酬；他在人生中头一回不必再担心钱的问题。他的日子虽不富有，但可以自足。1802年，他在魏玛广场附近买下了一栋气派的小楼，离歌德在圣母广场的宅子只有几步之遥。席勒之所以敢于下如此大的手笔，是因为他很有希望得到一个报酬丰厚的闲职：他的朋友与赞助人卡尔·封·达尔贝格在美因茨大主教于1802年去世后成为继任的选帝侯大主教以及旧帝国的首相，再度重复了当年的承诺：“为德意志最一流的诗人……献上德意志的感谢。”席勒带着欢乐的期待等待着“决定我命运的那一天”[1]，只是他的期待最终并未能完全实现。与他暗暗希望的不同，人们并没有给他提供一份长期的年金；但他还是能时不时地收到一笔赠款，帮助他逐渐偿清购房的款项，让他能在离世时给家里留下一份没有负债的资产。

由于魏玛公爵提出申请，席勒在1802年秋天被皇帝弗朗茨一世（Kaiser Franz Ⅰ）册封为可世袭的帝国贵族。他自己并没有太张罗这事，因为这样一种等级的提升通常意味着更大的开销。但他的妻姐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和施泰因夫人却在幕后施加影响，以便让洛蒂最终能够进入宫中。卡洛琳娜的丈夫威廉·封·沃尔措根现在已经升任枢密顾问兼宫廷总管，而作为他的夫人，她自己也已在宫里的社交圈中扮演一个受人敬重的角色。公爵意图通过对席勒的嘉奖来贬低另一个人。赫尔德在公爵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巴伐利亚选帝侯也得到了一个贵族头衔，这让公爵怒不可遏，在宫中拒绝承认赫尔德的头衔。为了气赫尔德，公爵要给席勒弄一份“无可反驳”的授爵文书。席勒倒是很幽默地看待这一切。负责和维也纳宫廷商谈此事的是枢密顾问福格特，他在谈判中也很有几分外交技巧。但在给他的信中，席勒写道：“当然，要从我的生平中挑出几件算得上是为皇帝与帝国博得荣誉的事，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作；而您到最后坚守着‘德语’这根枝干，确实做得不错。”（1802年11月8日）1802年11月16日，他收到了带着纹章的贵族证书，纹章上是一只站起的独角兽与一顶戴着桂冠的钢盔。“当您听说我们等级的提升时，”席勒于1803年3月3日给洪堡的信中写道，“一定哈哈大笑。这是我们公爵一时兴起的主意，既然事已至此，我就看在洛洛和孩子们的面子上勉强接受了吧。洛洛现在才是真的高兴，拖着她的长裙在宫廷到处跳着舞走路呢。”

不仅是穿着长裙的洛蒂，还有身着燕尾服的席勒现在也出现在了宫廷盛会上，例如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Gustav Ⅳ）[2]到访时。国王请席勒前来觐见，说了几句关于《三十年战争史》的恭维的话，在友好的语词之外还赠送了一颗宝石戒指作为礼物。席勒向他的连襟、也是多年的好友威廉·封·沃尔措根讲述了这一切。当时，后者正在圣彼得堡，刚为魏玛太子谈成了与俄国女大公玛利亚·保罗芙娜（Maria Pawlowna）[3]的婚约。席勒在信中写道：“国王们读我们的作品，是我们这些诗人少有的幸运；更罕见的是他们的钻石戒指竟误打误撞到了我们手中。你们这些搞政治和经商的，和这些宝物有很强的亲和力；我们的国度却并不属于这世界。”（1803年9月4日）

现在，他在魏玛的世界中也时不时地觉得有些狭窄了。一旦歌德被间歇性的忧郁侵扰而闭门不出，魏玛的生活对于席勒而言也陷入了“不祥的停滞”。他在1803年2月17日给洪堡的信中写道：“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我什么也做不了；时常有一种冲动驱使我在世界中寻找另外一个住处、另外一个发挥影响的圈子；只要条件还过得去，我肯定就走了。”当有这样的情绪时，他就阅读游记或是再次研究早年那部能让他畅想远方国度的“航海剧”（Seestück）的草稿。他在其中一份草稿中记下：“任务是写这样一部戏，在戏中应将航海旅行所有有趣的契机、欧洲以外的状况与风俗，以及与之相关的命运和偶然巧妙地连接到一起。要找到一个关键节点（punctum saliens），能够呈现欧洲、印度、商贸、航行、舰船与陆地、野蛮与文化、艺术与自然。”[4]计划中戏剧的主人公是大洋中自由劫掠的海盗，以及寻找应许之地的移民。这是扬起一切风帆的自由的梦，但席勒却留了下来。谁再也无法远游世界，就必须回归自身内心。他在1803年2月17日给洪堡的信中，怀着伤感回想起在耶拿的岁月。那时的他们围坐着讨论哲学一直到深夜，“通过精神的摩擦像触了电一样”。那是“一段让人难忘的时光”，不会再重返。现在耶拿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人们拿无神论的指责赶走了费希特。胡费兰和保卢斯两位医学与神学上的学术权威也步了他的后尘。[5]格里斯巴赫奄奄一息。“哲学和谢林一起彻底出走了”，席勒在1803年3月18日给洪堡的信中写道。不过，至少还有年轻的黑格尔在耶拿任教。席勒很赏识他的同乡，将他称为一颗“缜密的哲学头脑”，只可惜他“脾气古怪”，为人处世太笨拙。席勒担心，这个黑格尔无法再度复兴耶拿。或许人们该介绍他和新聘任的艺术史教授费尔诺[6]认识，因为后者说话漂亮而优雅。黑格尔至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灵活，而费尔诺则可以在同黑格尔的接触中“摆脱他的平庸”（致歌德，1803年11月30日）。可以说，席勒正在琢磨如何才能重振耶拿大学。然而，在《文学汇报》因为普鲁士政府许诺赞助而改在哈勒出版之后，实现这个目标就就越发困难了。席勒有时还设想自己重登讲台，“以便在身边聚集起一些人来，并吸引另一些人”（致科尔纳，1803年10月10日）。但这不过是一时冲动的想法罢了。席勒知道，仅仅是出于健康考虑，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强加这种任务。于是只剩下对已逝之物的一首哀歌：“或许六年前、八年前的耶拿，是它这种现象在几个世纪内的最后一次生动显现。”（致洪堡，1803年8月18日）

1803年12月18日，赫尔德去世。又是一个忧伤地回忆的契机：尚在卡尔高等学校中的他如何在阿贝尔关于“天才”的演讲中第一次听说赫尔德的名字；之后如何在魏玛的公园中初次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备受崇敬的人；赫尔德又是如何说过，人在创作的瞬间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尔德对一切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愤怒，孤身一人离群索居。但席勒依旧总是阅读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随想》。在一段时间的厌倦之后，他又重新喜欢上了赫尔德具有“溶解性的美”的风格；因此，当席勒说赫尔德之死“不仅是魏玛，更是整个文学世界的一种真正损失”时，就绝不仅仅是惯常的套话。“就在这段时间，”席勒在1804年1月4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赫尔德以及几位不同的熟人和朋友相继离世，以至于我们真的开始有了些悲哀的思考，几乎无法抵御死亡的念头。冬天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灰暗的客人，压抑着人的内心。”

在赫尔德去世前几天，魏玛这座覆盖着积雪的小城迎来了一种奇妙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兴奋起来。斯塔尔夫人作为大革命前最后一任法国财政部部长雅克·内克尔这位著名父亲的著名女儿，被拿破仑用个人权力一句话赶出了巴黎。她和死对头拿破仑一样，也活跃在欧洲舞台：作为文人、作为珠光宝气的社交名媛、作为政治传单的作者、作为替一种没有恐惧的政治自由摇旗呐喊的代言人。这位丰腴的夫人本来就吸引眼球，是优雅的法式精神的大使，一连几个星期占据着整个魏玛的注意力，因为她想要认识并喜欢上德国文化隐秘的首都。她读过歌德的《维特》及其他一些作品，也读过席勒的几部戏剧。她几乎不说德语，也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与她见面的人都试图展现一下自己的法语水平。精神从她身上迸发，即便是提问，她也更愿意自己回答。“人只有化身变成外耳道，才跟得上她”，席勒说。因为歌德还优哉游哉，不忙着从耶拿赶回魏玛，在她面前代表魏玛思想界的重任就落到了席勒肩上。斯塔尔夫人对这个举手投足间充满坚毅的高个子男人的外表印象深刻，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位将军。虽然席勒的法语还带着施瓦本口音，但他确实证明了自己是个勇敢的斗士。谈话甫一开场，斯塔尔夫人就声称“我国的戏剧体系要更加优越”。[7]作为回应，席勒阐述了自己的戏剧理论。斯塔尔夫人觉得这套理论对于沙龙谈话而言太过负责，然而最终却因为他高傲但有礼节的自信、因为他犀利的思想以及他的热情而开始崇敬起席勒。从那时起，席勒在她面前再也没有半分清净。几年之前，他从斯塔尔夫人的著作中推断，这个人有着“激动的、理性的但毫无诗意的天性”，现在又在面对面的交谈中确认了自己的判断。他在1803年12月21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她优秀的理智升格成了一种天才的才华。她想要阐释一切、理解一切、估量一切，绝不容忍任何晦暗的或无法接近的东西。不能用她的火把照亮的地方，对她而言就什么也没有。因此她极为畏惧理念哲学，在她看来，这只会导向神秘和迷信。所以她所到之处，空气就浑浊起来。她对我们称作诗的东西没有半点儿感觉。”[8]

自然，斯塔尔夫人引起了人们的敬佩，席勒也不例外。但她也让人头疼，尤其是因为她来访的时间总是太长。歌德只给斯塔尔夫人留下匆匆一瞥，而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关于她，一切照旧，人们要不是想到俄克诺斯（Oknos）和他的驴，就会想起达那俄斯女儿们（Danaiden）的水桶。”（1804年1月13日）[9]根据希腊神话，在冥府的俄克诺斯要从冥河的沼泽中用灯芯草拧出一根绳索，但他身后却有一头母驴把刚拧好的绳索又都吃掉。席勒当时正在创作《威廉·退尔》，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在谈话中说，要不是那个巴黎来的女士一连几个星期阻碍他写作，他早就已经把格斯勒写死，埋进土里去了。“只要能在接下来的四周有安静和自由，我还有什么不愿给的！然后我就想远行”，他在1804年1月4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

最后，夫人终于走了。魏玛终于重回宁静，而席勒也可以回到他群山世界的英雄们身边。斯塔尔夫人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时相当烦人。好在她没有察觉，否则，她为席勒唱的赞歌可能就会含混几分。

1804年5月15日，在《王室特许柏林日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上登出了这样一则谜语诗：

甲：德国的诗人，如我听说

已于昨晚来到柏林。

乙：请您见谅—— 甲：好说好说！

乙：德国的心理学家昨天来临。

丙：请勿见怪，德国的悲剧家

昨天从莱比锡来到此地。

丁：说来奇怪！我听谁讲，

是德国的历史学家

昨天住进“旭日”旅店。

丙：诸位先生，与其争论，

我倒以为，这样更好：

各人讲出他说的那人

姓甚名谁：甲、乙、丙、丁。[10]

身处施普雷河边的雅典[11]的人们用不着猜太久就知道这里说的是谁。是弗里德里希·席勒在“旭日”（Zur Sonne）旅店下榻，不过这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无论是对这座城市，还是对席勒而言，这都是一件大事。他与洛蒂和孩子们一起于1804年4月动身，而做出这个突然的决定，他才花了不到48个小时。他终于打算将早年的计划付诸实施。在创作《强盗》的“狂飙突进”的年代，他第一次动了前往柏林的念头。当时他是想去柏林“拨乱反正”。多依布林的剧团在贝伦街（Behrenstraße）的剧院演出了《强盗》，虽然大获成功，但成功得却很可疑，因为剧团参照的是被蒲吕米克大删大改后的剧本。[12]因此席勒是要为真正的《强盗》而斗争，同时希望借演出成功的东风在柏林碰一碰运气。但他没有旅费，因此只能留在鲍尔巴赫躲过他故国之主派来的追兵。《斐耶斯科》同样在柏林引起轰动，与曼海姆的情形完全不同。在曼海姆，“共和自由”恐怕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但席勒相信，在柏林人的血管中还流淌着“罗马的血液”（致莱因瓦尔德，1784年5月5日）——这儿才是适合他的地方。《阴谋与爱情》则有些不快。引领舆论的《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13]刊登了卡尔·菲利普·莫里茨的批评：“事实上又是一部让我们的时代——蒙羞的作品！”[14]然而观众却不这样认为，而是成群结队地拥入观看演出。那就更有理由到现场去支持观众的品位，并肩抵抗不怀好意的书评人了。不过几年之后，席勒还是与莫里茨成了好友。而在“《赠辞》之战”中，席勒则向尼可莱和他身边的启蒙主义者开火，让柏林的沙龙震惊不已。浪漫派当时还站在席勒这一边。所以说，席勒确实可以在柏林这座大城市——当时有20万人住在这里——成为一位大作家。而现在，当《华伦斯坦》赢得凯旋般的成功、当柏林的书市泛滥着盗版的席勒作品时，他终于在1804年春天、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到了柏林。

在他回到魏玛之后，他是这样描写这最后一场旅行的动机的：“我感到有一种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活动的需求。毕竟，为一个更宏大的世界写作是我的使命。我的戏剧作品要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可现在我却只能看着周围这样逼仄而窄小的社会。不得不说，我竟然还或多或少成功地写出了给更广阔的世界的若干作品，真算得上是个奇迹。”（致沃尔措根，1804年6月16日）

在柏林的初次会面就值得记上一笔。在波茨坦城门口，执勤的少尉立刻就和席勒攀谈起他的诗歌，还能背上几首。当时已是午夜，但席勒一行还是得先听少尉的朗诵才能拖着冻僵的身躯继续上路。只要不是因为病痛而不得不留在家中，席勒每晚都会去剧院。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剧院连着上演了《强盗》、《墨西拿的新娘》、《奥尔良的童贞女》和《华伦斯坦之死》。有些东西让他不甚满意，例如《奥尔良的童贞女》第四幕加冕礼一场中的奢华装饰。[15]正如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在他看来这样铺张的布景“远远没有实现其花销所应有的效果”（致科尔纳，1804年5月28日）。5月5日，他应邀与路易·费迪南[16]王子共同用膳。人们提前问了席勒爱喝什么酒，于是他喜欢的白勃艮第就源源不断地流淌着，以至于他只能在旁人的帮助下才能回到旅店。人们引着他周游于各个文学沙龙；与歌德相比，他给亨莉埃特·赫尔茨留下了更让人心情愉悦的印象。但将歌德看得高于一切的拉赫尔·范哈根（Rahel Varnhagen）[17]则根本没有邀请席勒；这可不足为奇，因为现在浪漫派已在那里扎起了大本营。阿德尔贝尔特·封·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8]当时正是普鲁士的年轻少尉，驻守在离旅店不远的勃兰登堡门，徒劳地期待着能遇见自己崇敬的席勒；然而事与愿违，于是他只能从远处眺望席勒。数周之后，沙米索给回到魏玛的席勒寄去了他的诗《致弗里德里希·席勒》（An Friedrich Schiller）：“年轻的心必须献身于你/因为有力的声音在他信中炽热地回响；/我曾看见生命之花的绽放，/看见你，我的救主，在远光中飘荡。”[19]

席勒也去拜访了从耶拿迁居柏林、在这里开设私人课程的费希特。二人之间曾有的不快已经烟消云散。席勒在1799年做了他能做的一切，试图保护费希特免于无神论的指责，并让他留在耶拿。之后，他还帮助费希特拿回他卖掉耶拿的房产所应得的钱。最后，费希特终于承认，作为诗人的席勒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更是一个手腕灵活的商人。费希特夫人于1804年6月18日写信给洛蒂：“自从我得知您和您的全家将在这儿安家后，柏林在我眼中便显得友善多了。”[20]这在当时远不只是一则流言。在席勒顺利拜访了王后路易丝（Königin Luise）[21]后，普鲁士的御前内阁的确为诗人提供了一份相当可观的邀约：若他迁往柏林，将会获得3000塔勒的年金——请注意：他从魏玛公爵那里只能领到400塔勒——人们还会给这位久病缠身的诗人提供一辆宫廷马车。席勒觉得很受用，他现在意识到了他的市场价值，但他还是犹豫了。即便他时不时地抱怨魏玛的狭小世界，但他毕竟还是依赖着它。而且他根本没有离开歌德的想法。而也正是歌德在公爵面前为席勒说话，希望能提高他的年金。当席勒在歌德的建议下向公爵暗示，自己或许会为了家庭着想而接受柏林的邀约，公爵立即将他的薪俸翻了一番，甚至鼓励他和柏林商谈只去短期居留，以便——按席勒的说法——“骗来一份丰厚的年金”。[22]但柏林并没有同意。席勒关于此事的最后一封信，由御前内阁的幕僚长拜默[23]批示：“存档，直到有合适机会。”然而，合适的机会再也没能出现。

在前往柏林之前几周，当人们还在为《威廉·退尔》的首演而排练时，席勒就已经决定再写一部新作：一部关于伪沙皇的戏剧《德米特里乌斯》。喘不上气的情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愈加严重。“我又觉得难受极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希望能再度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中去。没有别的，只有为了某个确定的目标而奋斗，才会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致科尔纳，1801年4月27日）

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他的计划就越宏大。他那确定的目标开始有了令人敬畏的特质。就仿佛他骄傲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塑造之力，想要证明无论多么纷繁的素材都无法再让他畏惧，证明他能够以强力将生命那惊人的庞杂压入锻造好的形式之中。

在他决定创作《德米特里乌斯》之前，席勒又重新尝试写他的“航海剧”，这是他关于全球化的海洋世界的想象；然后他又通读了90年代构思的另一部剧的笔记。这些笔记勾勒了一部具有惊人现代性的戏剧，遗憾的是，席勒还是未能将之完成。“航海剧”的主题是向着远方的国度扬帆，穿过真正的大洋。而另一部剧则暂时定名《警察》（Die Polizei），讲述的是探索“人潮汹涌的人之海洋”巴黎——席勒就是这样称呼那个既让他钦佩又让他害怕的欧洲大都会的（致卡洛琳娜，1788年11月27日）。席勒的雄心是，要将这座迷宫般的城市，这个由无法逃脱的命运与偶然组成的摩洛（Moloch）[24]，这个充斥着社会不公与冲突的爆炸性的聚合体，这个满溢着创造性的情欲、粗俗和罪恶的女巫坩埚塑造成一部戏剧的主题。剧中要从一个警察办公室的视角出发窥探巴黎的秘密；在这里如国王般下榻的是路易十四的警察头子达根森[25]，此人极富传奇色彩，是地下与地上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从这一视角出发，社会世界看上去必然只是一座蛮荒的人类园。“人类，”在其中一份草稿中有这样的句子，“始终被警察总督看作一个野蛮的物种，也遭到他相应的对待。”[26]在“航海剧”中，席勒的眼前是海洋世界那遥远的天际；但在这里，他却要深入一个城市世界内在的无法无天。“一桩可怕的、极其复杂的、牵连多个家庭的罪行，随着调查的进行而越来越明朗，却总带来新的发现：这是全剧的主要内容。就仿佛一棵参天巨树，其枝杈伸得很远，与其他树木纠缠在一起，而要挖出它的根，则要铲起整个区域的土地。整个巴黎就被这样翻起，各种存在、各种腐坏，都借此机会一件件地被拿到光线下审视。要在最高峰与最有特征的点上展现最极端的状态和最极端的道德情况、最单纯的纯洁和最违背自然的腐坏、田园般的宁静和阴暗的绝望。”[27]

而既然决意要写《德米特里乌斯》，席勒选定的就既非“航海剧”中大洋的广阔，亦非《警察》中的城市丛林，而是另一种望不见尽头：东方世界那非同寻常的广远。

至少到了《德米特里乌斯》人们可以看出，席勒的所有作品同时是在追求获得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斐耶斯科》取材于意大利历史，《唐·卡洛斯》取材于西班牙和尼德兰历史，《玛利亚·斯图亚特》写的是英国历史，《奥尔良的童贞女》写的是法国历史，而《华伦斯坦》则是德国与中欧的历史。他偏爱的历史时期是15与16世纪。瑞士人民传奇的自由斗争则把读者引入了13世纪。而通过改编《图兰朵》，他也向中国这一“中央之国”投去了一瞥；若是他实现了“航海剧”的计划，就会把几乎所有位于大洋彼岸的国度写进剧中。一种来自深处的特殊震动使这些国家与历史的大量素材终见天日。席勒的作品就像一场环球旅行。作者的雄心壮志，显然是要成为一位全球的作家，或至少是成为一位书写全球化的作家。现在又是《德米特里乌斯》，再度回到16世纪，但这一次却是关于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

对空间的想象不再受到任何限制。沙皇之母玛尔法（Marfa）生活在一座偏远的修道院内，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皑皑冰雪，身着黑袍的修女们像黑色的鹤失散在白色的远方。当积雪消融、淤泥干燥之后，信使带来了“人间世界的消息”：人们听说有一艘英国商船开辟了新航路，从“北极而来，那里地冻天寒”。[28]玛尔法听说在无尽的远方，在波兰，在俄罗斯帝国的西境，出现了一个德米特里乌斯，声称是她的儿子。据说，他已经率领着一支波兰的贵族大军和顿河哥萨克军队一起进占基辅，正和大军一道逼近莫斯科。德米特里乌斯在第一幕中出场，让波兰的帝国议会对他的使命坚信不疑；随后场景一转，我们就到了基辅，接着是身处冰雪荒原的玛尔法，然后是莫斯科城外的某处，混乱的战斗，往诺夫哥罗德（Nowgorod）的金色穹顶投上一瞥，再然后是村庄里的农民周围，繁花盛开的风景，在风中摇曳的麦田，沼泽。最后则到了权力的中心莫斯科。没有任何地点与时间之统一的痕迹，只有情节的统一得以保留；即便如此，主要情节也与无数剪不断理还乱的支线情节纠缠混杂在了一起。席勒在1800年7月26日给歌德的信中为了给自己鼓劲、使自己有勇气写出《奥尔良的童贞女》中的浪漫主义式的事件大杂烩而表述的原则，在这里特别适用于《德米特里乌斯》：“人不可……被一般性的概念所束缚，而要敢于为了新题材而发明新形式，让体裁的概念始终保持灵活性。”[29]

这部戏剧断篇讲述的是伪季米特里（Dmitrij）的故事。他于1603年现身波兰，声称自己就是在1591年——或许是在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udonow）的授意下——被人杀害的“伊凡雷帝”（Iwan der Schreckliche）之子。[30]他联合波兰和哥萨克军队进攻俄国，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进军莫斯科；他强迫真季米特里的生母玛尔法公开认自己为子；他在戈东诺夫死后加冕沙皇，却在几天之后的一场因波兰军队恣意妄为的行径而激发的起义中被人谋杀。

席勒的德米特里乌斯起初是在一座修道院、后来是在一位波兰大公家中长大，又爱上了大公的女儿玛丽娜（Marina）。在一场名誉决斗中杀死了情敌，却在上断头台前不久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被人认出是沙皇之子。和奥尔良的约翰娜一样，他也有一种外在的天命；但正如后来所揭晓的，这绝非来自上天的强制，而是由利益攸关的一伙人精心设计的阴谋。人们诱骗他，说他是沙皇之子，他相信了。波兰大公和他那野心勃勃又冷酷算计的女儿玛丽娜就利用伪沙皇之子，以便在莫斯科攫取权力。德米特里乌斯自己是个性格高尚的人，就像波萨侯爵再世，也把解放身处奴役中的人类写在自己的大旗之上。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而只要他相信自己，他令人信服的力量就犹如魔法般强大。然后他就能和约翰娜一样将人牢牢吸引住。渴望权力的玛丽娜深知这一点：“只要他相信自己，世界就会信任他。”[31]她对自己阴谋的一个共谋者如是说，并且时刻注意让德米特里乌斯保有这种对自身的信任。然而就在他发现自己并非沙皇之子的那个时刻，他的卡里斯玛骤然消散，就像违背上天之命的约翰娜一样。在得知真相的瞬间过后，德米特里乌斯本可以选择放手，可他却决意为了没有使命的权力而继续欺瞒。如果说他先前是通过对自己的信任赢得他人的支持，那么他现在只剩下暴力这一条路可走。他的天命变成了暴政与恐怖。

席勒自己用寥寥几句精辟地总结了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历史如此着迷：“一个宏伟而惊人的奋斗目标，一步从虚无到王座和无限的权力……相信自己与他人信任的效果。德米特里乌斯视自己为沙皇，就因此成了沙皇……相反状况的共存；例如当德米特里乌斯被一部分人当作绝对的沙皇来对待时，他在自己与另一部分人眼中已不再是沙皇了。”[32]

在数个场景中，席勒描绘了卡里斯玛统治的大众心理学过程，其中融入了关于拿破仑的经验。拿破仑的崛起也证明了，自信与大众对心理暗示的敏感在动荡的年代可以将一个个体从“虚无”抬高到“王座和无限的权力”。《德米特里乌斯》同时是一部关于传统力量与统治关系在拿破仑时代崩溃的教育剧。乌合之众的时代正在开启，预示着一步登天的伟人与护民官登场的钟声已经敲响。

但这同时是一部关于另一个意义上的欺世盗名之徒的戏；它在不经意间也关涉了艺术中的欺世盗名。

席勒已在《奥尔良的童贞女》中触及了欺世盗名者的主体。当如同其使命之梦游者的约翰娜从她创造历史的迷狂中猛然惊醒、坠落人间时，她至少在某几个瞬间看上去就像软弱无力的女骗子。谁若是不再相信自己，就不免意识到他不过是在别人眼前做做样子。在《奥尔良的童贞女》一剧中轻声回响的欺世盗名者之主题，在《德米特里乌斯》中却具有核心意义。这一主题与艺术家深层的自我怀疑密切相连。难道艺术家不也同样是在假装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吗？难道他不也同样需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虚构，才能发挥作用？难道他不也同样是个大骗子，只不过还没有露出马脚？这里涉及的就是那一曲“表象与存在”的老调。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全身心地创作那部关于菲利克斯·克鲁尔的未完成的小说[33]，而和他一样，席勒也在自己关于伪沙皇的遗作中塑造了一个特殊的欺世盗名者的形象。当然，德米特里乌斯并不与艺术领域直接相关，但作为一个愚弄他人、不呈现存在而只呈现表象的人，他和艺术家一样都属于幻术家的大家族。《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Bekenntnis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与《德米特里乌斯》分别是两段艺术生涯的终章：就仿佛艺术运转的秘密只能在最末了时才能揭晓。

德米特里乌斯不是沙皇；但倘若他在“朕乃沙皇”的错觉中强健有力地继续推进他将人类从奴役中解放的使命，那么表象便会成真，自我欺骗到头来就会成为实现伟大理想的必要先决条件。这一点对于创作文学作品时的席勒而言同样适用。文学作品只有通过富有创造力的热情，才能在种种现实之物中作为第二种现实立足。但若是在创作过程中失去了对自身作品的信任，那么作品便会轰然倒塌，就像一个过早从烤箱中取出的蛋奶酥一样向中心塌陷。例如，席勒在写作《招魂唤鬼者》时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到最后失去了对小说的信任，只能费力地续写，因此才会感到太过做作且毫无生气。人一旦听见了魔术机关的咯咯作响，就没了兴致。

文学——和一切想象力的作品一样——是一场游戏。重要的是沉浸在游戏之中。谁若是不被游戏的逻辑所诱惑，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多余、无意义、浪费时间。谁若只信任未经雕琢的真实，就会在真实缺位之时痴痴地凝望，因此根本不会进入游戏。但谁若是被引入游戏，就会发现真实的表象或许比所谓的现实更加真实。所有必要的话，席勒已在那首作于1795年的纲领性长诗《理想与生活》（Das Ideal und das Leben）中说过一遍：“那些纺绩晦暗命运的天神/只能支配我们的肉身；/可是还有免于任何时间强力的‘形象’，/它是至福自然的游伴，/在天上光明的原野中徜徉，/在众神中如神一样。/你们若要乘着它的翅膀飞翔，/就要将身上尘世的恐惧摆脱：/逃出狭隘沉闷的生活/进入理想的王国！”[34]在此诗的第一稿中，这个理想的世界还被称为“阴影的国度”。人们误以为这指的是阴间，但这句诗实际上意味着在想象世界的另一重生命力；因此，席勒删去了“阴影的国度”这一表述。更高的生活必须发出不让人误解的声音。他在诗中阐释说，艺术乃是真正的生命力，因为艺术进入生活、改造生活。

但现实世界有多真实？我们是在伟大虚构的视域中活动并理解自身。直到不久之前，我们还在引用俄狄浦斯（Ödipus）这一神话虚构，来为我们最深处的痴狂与情结赋形；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没有俄狄浦斯，是否还会有俄狄浦斯情结。虚构不仅统治着灵魂，更统治着政治。现实存在的法西斯主义是宏大而可怕的虚构、庸俗的神话，安排并克服了现实。作为历史学家的席勒清楚这一点，而作为关心政治的当代人，他更能感受到对权力的想象随着拿破仑一起到来。拿破仑必须先将自己虚构为拿破仑，才能成为拿破仑，并给欧洲历史留下难以预料的后果。一整个时代在当时经历了这一场从表象到存在的戏剧性转变。但不只有拿破仑是现实性与可能性、表象与存在的统治者。作者也是。凭借自己既能创造世界又能毁灭世界的激情，作者顶替了暂时消失不见的上帝的位置。而在每一次“无中生有”，即充满创造力的兴奋之下，都隐藏着对空洞与虚无之威胁的感知。想象力的每一部作品都源自虚无，但只要它还没有抵达成功塑造的“形象”这个拯救的彼岸，就可能再度遭到虚无的威胁。在奥古斯丁[35]看来，甚至连上帝也不例外。世界作为上帝的创造，也同样染上了虚无：它是易逝的，是不完满的，有时更是糟糕的。直到今天，对上帝造物评头论足的批评家们还在不知疲倦地指出这一点，强烈怀疑世界本无意义。因此在创造的热情中蛰伏着对幻灭、对梦游者般确信之终结的恐惧，就不足为奇了。谁信任想象力，就必须预计到总有一天会被想象力抛弃。因此艺术家常常与其说像普罗米修斯，不如说更像珀涅罗珀（Penelope），在晚上拆毁白天织成的布[36]；而艺术家的自我怀疑只剩下“反讽”这唯一一个避风港。因此，虚构如能通过传统、循环和交流成为现实的一个固定联结点，几乎与现实一样坚实，就实在是一桩幸事了。席勒的雄心在于，他要将理念世界塑造成这样一种形态：要将之撼动，就必然导致所谓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坍塌。振翅高飞的思想应当像《大钟歌》里唱的那样：“牢牢砌进泥土里。”[37]

席勒把他的作品交给时间，相信它不会这么快就被时间吞噬。这种自信要归功于帮助他日复一日战胜病痛的热情。必须从身体的衰败中夺来精神生活。现在，这场与身体衰败的斗争终于进入了尾声。

7月19日，席勒与洛蒂乘车前往耶拿。洛蒂正怀着二人的第四个孩子，希望在耶拿得到曾几次挺身而出的施塔克医生的帮助。尼特哈默尔原先也是“施拉姆之家”里男人们的哲学圈中的一员；在他家中，洛蒂于1804年7月25日诞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艾米丽·亨莉埃特·路易丝（Emilie Henriette Luise）。生产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洛蒂几乎不需要医生的帮助。然而席勒却急需医护：他在前一天晚上前往多恩堡山谷（Dornburger Tal）的郊游中得了重感冒，正因为强烈的肠绞痛而卧床不起。疼痛让他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他有一回高声呼喊：“我受不了了，如果现在就结束该多好！”[38]医生说他只能再活几天。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席勒恢复了过来，不过依然虚弱，不能工作，只能用颤抖的手写信。医生给他开了西班牙的甜葡萄酒和德国的酸葡萄酒；两种酒都让他恶心，可他还是坚强地喝下了医生规定的剂量。正当他在10月逐渐恢复力气的时候，南德的《维尔茨堡报》竟散布了他的死讯。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准备他的第一场葬礼，但席勒却回到了书桌前，重新拾起了《德米特里乌斯》的工作。然而工作又被打断：人们要为刚刚迎娶了沙皇之女玛利亚·保罗芙娜的王太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人们计划用一场诗意的庆典在剧院中迎接玛利亚·保罗芙娜。歌德找不到恰当的状态，于是席勒临危受命，在几天之内写出了一首情景诗《致敬艺术》（Die Huldigung der Künste）——这是他最后一部完成的作品。席勒不想把所剩无几的时间花在为君王唱赞歌上，故而借这个机会再一次歌颂艺术，因为正是艺术帮助人们保存了对生命中真正重要、富有精神之物的感知：“我没有束缚，我不受限制，/自由地跃动，在空间中穿梭，/我不可估量的王国是思想，/我有翼飞翔的工具是语言。”[39]玛利亚·保罗芙娜深受触动，不由得热泪盈眶。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来自她的邀请越来越多。人们在魏玛谣传：玛利亚·保罗芙娜已经爱上了席勒。

1804年12月，席勒收到了来自出版商科塔的40瓶波尔图甜红酒和10瓶马拉加葡萄酒。科塔之所以送了这份厚礼到魏玛，是因为他得知席勒不像报上说的那样已经去世，不仅还活着，而且康复得不错，现在又可以尽情享用珍酿了。他甚至还去参加了一次化装舞会。荷马译者约翰·海因里希·福斯之子海因里希·福斯是席勒狂热的崇拜者，在过去几个月经常探望他，全心全意地做好病人陪护的工作。他陪着席勒参加了这最后一场假面盛会和纵饮的酒宴，在一封信中如此描述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们的酒王是潇洒的席勒；我们一同围坐在他身边，直到凌晨3点。你不会相信也不会理解，这个男人是多么和蔼可亲，就好像是个20岁的青年，如此纵情欢悦，快乐时如此不拘小节，如此开放，关心他人……我们高呼：我们可敬的、可爱的席勒万岁！……他不知道要如何感谢或是回应：亲吻、握手、充满新意与灵魂的表情，一切仿佛都不遂他的意，或不如说无法表达出他所希望的那个程度，因为他喝了一杯又一杯。想想吧，我们喝光了整整9瓶酒，在幸福中沉醉。”[40]

1805年2月8日，歌德得了重病。席勒听说此事，不禁哭了出来。就在一天之后，他也遭受了一场严重的高烧。然后是恶性便秘，或许是肠扭转。忠诚的福斯陪着席勒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便椅上。“我给他讲了各种……有趣的故事，叫他开心不已，几个小时就这样愉快地过去了。最后的最后，情况终于有所缓解，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发自内心地真诚庆贺。现在，他相当平静地说，我很健康。”[41]他也的确健康了几周，让画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蒂施拜因（Johann Friedrich August Tischbein）[42]为他绘制一幅肖像，却没能等到画作的完成。4月，他遵医嘱买下了一匹马，因为医生让他多活动活动。席勒期待着纵马跃入正来临的初春。然而他的梦想却未能实现。4月25日，最后一封给科尔纳的信：“要克服九个月以来的种种重击，我还有得忙活；而且我担心其中还是会有些东西留下……不过，如果能让我差不多健康地活到50岁，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在5月1日去剧院的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歌德。他们只是短短地说了几句话，歌德就因为身体不适而掉头回去。他预感到了灾难。就在5月1日当晚，席勒在上演一出消遣剧的时候在他的包厢中突发重病倒地，高烧寒战。海因里希·福斯送他回了家。

席勒还要忍受9天的折磨。他很少失去意识，想读童话和骑士故事，“毕竟那里才有一切美与伟大的素材”。[43]他希望和卡洛琳娜讨论悲剧与戏剧的区别。卡洛琳娜却做不到。席勒：“好吧，如果没人再能理解我，而我也再无法理解自己，那我宁可沉默。”[44]5月8日，当卡洛琳娜询问他的状况时，席勒回答说：“越来越好，越来越轻快。”[45]他想要看一看黄昏时天空中的落日余晖。卡洛琳娜拉开了窗帘。然后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强烈的心绞痛。医生给了他一杯香槟。席勒认不出在场的人了。但洛蒂坚信，他在最后握住她手的时候认出了她，卡洛琳娜轻声表示怀疑。

5月9日傍晚，弗里德里希·席勒与世长辞。5月11日，他入土为安。歌德因病未能到场。

[1] 语出席勒致歌德的信，1802年8月18日。

[2] 古斯塔夫·阿道夫四世（Gustav Ⅳ Adolf，1778～1837），瑞典国王，沉溺于宗教，在第四次反法联盟中败给了与法国结盟的俄国，失去了芬兰，于1809年被逼退位。

[3] 玛利亚·保罗芙娜（1786～1859），俄国沙皇保罗一世（Paul Ⅰ，1754～1801）之女，于1804年与魏玛太子卡尔·弗里德里希结为连理。

[4] MA Ⅲ，S. 259.

[5] 克里斯多夫·威廉·胡费兰（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1762～1836），德国名医，于1793～1801年任教于耶拿大学，提出“活力论”（Vitalismus），强调生命的活动性而非机械性。海因里希·艾伯哈特·戈特洛卜·保卢斯（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Paulus，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家，重视基督教中的道德规训，尝试通过理性的方式阐释神迹，于1973～1803年任教于耶拿大学。

[6] 卡尔·路德维希·费尔诺（Karl Ludwig Fernow，1763～1808），德国艺术史学家，自1803年起在耶拿大学任教，曾共同编纂温克尔曼文集。

[7] Biedermann 1974，S. 336.

[8]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87页，有较大改动。

[9] 根据希腊神话，利比亚国王达那俄斯（Danaos）本将50个女儿许配给其孪生兄弟埃古普托斯（Aegyptus）的50个儿子，但因为预言说他将被女婿杀死，于是要求众女儿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丈夫，有49个女儿照办。天神震怒，罚她们在冥河用瓮汲水盛满一只底有大洞的水桶。后世用“达那俄斯女儿们的劳作”（Die Danaidenarbeit）比喻无用功。

[10] Zit. n. Bienert 2004，S. 5.

[11] “施普雷河边的雅典”（Spree-Athen）是柏林的别名，最早可追溯至1706年一位叫厄德曼·威尔克（Erdmann Wircker）的人为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1657～1713）所作的颂诗。施普雷河是流经柏林市内的河流。

[12] 卡尔·特奥菲尔·多依布林（Karl Theophil Döbbelin），德国演员，于1775年在柏林贝伦街开办了自己的多依布林剧院（Döbblinisches Theater），莱辛的《智者纳旦》就曾于1785年在此首演。卡尔·马丁·蒲吕米克（Karl Martin Plümicke，1749～1833），德国剧本作家，于1783年在未经作者授权的情况下出版了《强盗》的舞台改编版，对剧情肆意做了大幅变动（例如让弗朗茨被强盗杀死而非按原版自杀，让卡尔死于强盗同伙施魏泽尔之手等），但正是这个未授权版于1783年1月1日在柏林的首演获得极大成功。参见Friedrich Schiller：Die Räiuber. Fiesko. Kabale und Liebe. Hg. von Gerhard Kluge，Frankfurt a. M. 2009，第912～914页。

[13] 《福斯报》是柏林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得名于1751年起负责报纸出版工作的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福斯（Christian Friedrich Voss，1724～1795）；报纸正式名字即上文引谜语诗时所提到的《王室特许柏林日报》；1934年由于政治原因，这份坚持自由主义的报纸遭到查禁，不得不停刊。

[14] 莫里茨的书评共有两篇，分别登载于1784年7月20日与9月4日的《王室特许柏林日报》上，这里引用的是第一篇书评，参见Friedrich Schiller：Die Räiuber. Fiesko. Kabale und Liebe. Hg. von Gerhard Kluge，Frankfurt a. M. 2009，第1372页。

[15] 即《奥尔良的童贞女》第四幕第六场。全幕无一句台词，只有参加加冕礼的队伍盛装穿过舞台。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391～392页。

[16] 路易·费迪南·封·普鲁士（Louis Ferdinand von Preußen，1772～1806），普鲁士王子，普军将领，坚定支持抗击拿破仑；率领普军先头部队在 1806年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Schlacht bei Jena-Auerstedt）之前的萨尔费尔德战役（Gefecht bei Saalfeld）中迎击法军，不幸阵亡。

[17] 拉赫尔·范哈根（1771～1833），德国犹太女作家，致力于推动女性解放与犹太人解放，在柏林组织文学沙龙，吸引包括施莱格尔兄弟、洪堡兄弟、让·保尔、蒂克在内的众多浪漫派人物参加。

[18] 阿德尔贝尔特·封·沙米索（1781～1838），法裔德国浪漫派作家，作有著名的童话《彼得·施莱米尔的神奇故事》（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1814）。

[19] Chamisso，S. 537.

[20] Zit. n. Bienert 2004，S. 51.

[21] 路易丝·封·普鲁士（Luise von Preußen，1776～1810），普鲁士王后，热心文化与艺术，被视为美德的典范。1806年普鲁士战败后她忍辱负重，求见拿破仑，帮助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70～1840）在1807年与拿破仑签订《提尔西特和约》（Frieden von Tilsit），但不幸在三年后撒手人寰。

[22] Zit. n. Bienert 2004，S. 65.

[23] 卡尔·弗里德里希·拜默（Karl Friedrich Beyme，1765～1838），普鲁士政治家，自1801年起执掌御前内阁，负责内政事务。

[24] 摩洛是传说中近东地区的异教神明，《圣经》中亦有记载（见《旧约·利未记》18章21节），要求将儿童作为祭品焚烧，后转意成为形容吞噬一切生命的大都市。

[25] 马克·勒内·达根森侯爵（Marc René marquis d’Argenson，1652～1721），法国政治家，自1697年起出任巴黎警察总监长达21年，除了指挥巴黎警力之外，还负责监管巴黎企业、媒体与物资供应。

[26] MA Ⅲ，S. 192.

[27] MA Ⅲ，S. 193.

[28] MA Ⅲ，S. 37. 语出席勒《德米特里乌斯》第二幕，第915、92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408页。

[2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09页，有改动。

[30] 伊凡四世（Iwan Ⅳ，1530～1584），俄国沙皇，因生性暴虐而被称为“恐怖伊凡”或“伊凡雷帝”，在他死后其子费奥多尔一世（Fjodor Ⅰ，1557～1598）继位，但因其罹患精神疾病，由鲍里斯·戈东诺夫（1552～1605）摄政；费奥多尔一世去世后，戈东诺夫大权独揽，夺取了沙皇的宝座，却不想有一个从修道院出逃的僧侣尤里·奥特里佩夫（Jurij Otrepev）宣称自己是本应已于1591年死去的伊凡四世幼子季米特里（德语作“德米特里乌斯”），并在波兰的支持下攻入莫斯科；1605年，戈东诺夫因中风去世，而伪德米特里乌斯则加冕沙皇，但其统治仅维持短短一年，就在一场起义中被推翻并处死。费奥多尔一世之死、戈东诺夫夺权、伪德米特里乌斯的出现标志着俄国历史进入了权力更迭频繁的“混乱时代”（Smuta），直到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chail Romanow，1596～1645）加冕沙皇、开启罗曼诺夫皇朝，才终于结束了这一段动乱的历史。

[31] MA Ⅲ，S. 29. 语出《德米特里乌斯》第一幕，第652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392页。

[32] MA Ⅲ，S. 98～100.

[33] 托马斯·曼（1875～1955），近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于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处女作《布登勃洛克一家》（Die Buddenbrooks，1901）让他声名斐然，而《魔山》（Der Zauberberg，1924）这部旷世杰作则奠定了他文豪的地位。《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是托马斯·曼戏仿以歌德的《诗与真》为代表的成长小说所创作的小说，戏谑地将艺术家描绘成江湖骗子；小说遗憾未能完成，只有第一部分传世。

[34] MA Ⅰ，S. 201.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59页，有改动。在1795年的初稿中，席勒将该诗题名为《阴影的国度》，直到1804年编辑《诗集》（第二稿）时才改为《理想与生活》。

[35] 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 von Hippo，354～430），又称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us），古罗马晚期基督教教父，著有《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以及启发了卢梭同名自传的《忏悔录》（Confessiones）。

[36] 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二卷的叙述，珀涅罗珀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在奥德修斯漂泊在返乡途中时，为了打发众多觊觎其财富的求婚者，宣称在织完一匹布后便将再嫁，但每晚又把白天织成的布拆毁，以此拖延直到奥德修斯回乡。参见〔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21页。

[37] MA Ⅰ，S. 429. 语出席勒《大钟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24页。

[38] Biedermann 1974，S. 352.

[39] MA Ⅱ，S. 1089.

[40] Biedermann 1974，S. 359.

[41] Biedermann 1974，S. 363.

[42] 约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蒂施拜因（1750～1812），德国画家，尤擅肖像画，于1800年接手领导莱比锡艺术学院（Kunstakademie zu Leipzig）。他在于1805年为席勒所绘的肖像画中为诗人披上了一袭红色的古罗马宽袍；这幅作品现藏于莱比锡造型艺术博物馆（Museum der bildenden Künste Leipzig）内。

[43] Biedermann 1974，S. 363.

[44] Biedermann 1974，S. 373.

[45] Biedermann 1974，S. 372.

席勒年表

1759年

11月10日：约翰·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席勒生于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

父母：约翰·卡斯帕尔·席勒，1723年10月27日～1796年9月7日，起初任军医助理、外科医生，自1753年起在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军队中担任军需官，1758年升任少尉、1761年升上尉，后任征兵官，自1775年起任索里图德公爵宫廷御花园总管；伊丽莎白·多萝蒂亚·席勒，娘家姓科德魏斯，1732年12月13日～1802年4月29日，马尔巴赫“金狮”旅店店主之女。

兄弟姊妹：伊丽莎白·克里斯多芬娜·弗里德莉克，1757年9月4日生；路易丝·多萝蒂亚·卡塔琳娜，1766年1月23日生；玛莉亚·夏洛蒂，1768年11月20日生；比娅塔·弗里德莉克，1773年5月4日生（不幸同年夭折）；卡洛琳娜·克里斯蒂安娜（小名南内特），1777年9月8日生。

11月11日：受洗。

1764年

席勒一家定居施瓦本的格蒙德地区的洛尔希镇。与卡尔·菲利普·孔茨和克里斯多夫·费迪南·莫泽尔的童年友谊。

1765年

在洛尔希镇小学接受初等教育，在菲利普·乌尔里希·莫泽尔神父的指导下学习拉丁语（次年还有希腊语）入门；莫泽尔神父的榜样唤醒了他成为神父的愿望（席勒日后将在《强盗》中为他立起一座丰碑），这一愿望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1766年

12月末，迁往公爵的都城路德维希堡；自1768年起出入宫廷剧院，在这里收获对戏剧的第一印象：主要是歌剧演出。

1767年

入学路德维希堡拉丁语学校。与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结下友谊。

1772年

4月25日：在坚信礼前一天，席勒的第一首德语诗歌诞生（已佚失）；最初几篇——未能留存的——悲剧习作：《基督徒》（Die Christen）、《押沙龙》（Absalon）。

年终：结束学业。

1773年

学习神学的计划被公爵阻挠，他命令麾下上尉的儿子前往卡尔学校（1771年由1770年成立于斯图加特附近索里图德的军队孤儿院扩建为“军事育才学校”，自1773年改称“公爵军事学院”）。在内心中反抗学校的精神（严格纪律化的军营生活、强制着军装、与外在世界的彻底隔离、卡尔·欧根公爵本人作为教育者）。在朋友的小圈子中偷偷阅读莱辛（《爱米丽亚·迦洛蒂》）、克洛卜施托克［颂歌《致太阳》（An die Sonne）与叙事诗《摩西》（Moses）就是受他影响］以及“狂飙突进”运动的戏剧作品。

1774年

与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沙芬施坦和约翰·威廉·彼得森的友谊。一个法学院被并入军事学院：开始法学学习；当年秋天的《给卡尔·欧根公爵关于同学与本人的汇报》（Bericht an den Herzog Carl Eugen über die Mitschüler und sich selbst）却指出了对神学一如既往的倾心。

1775年

阅读《维特》以及报纸上一则关于一名自杀身亡的学生的报道激发了（佚失的）戏剧计划《拿骚的学生》。

11月：军事学院搬迁至斯图加特，建立了新的医学院。决定从法学转至医学。

1776年

在哲学教授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的启发下学习哲学，并着力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用维兰德与艾申伯格（Eschenburg）[1]的散文译本］。阅读卢梭、杨格与莪葙（Ossian）[2]。参照莱泽维茨的《尤里乌斯·封·塔伦特》写了一部《科西莫·封·美第奇》，但在完成之后又将之销毁。

10月：《施瓦本杂志》上登出了席勒的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作《傍晚》；接着在次年3月又刊出了颂歌《征服者》。

1777年

创作《强盗》。

1778年

决定暂时搁置文学创作，以便加强“挣面包的学习”并顺利毕业；研习弗格森与加尔弗。

1779年

为了庆祝弗兰琦斯卡·封·霍恩海姆的生日（1月10日）而作庆典演讲，题为《试论过多的善良、好客与乐善好施是否在严格意义上属于美德？》；医学论文《生理哲学》被拒绝。

12月14日：学院成立纪念庆典，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与歌德出席。

再度热烈地转向文学。创作了《国王的陵寝》（Die Gruft der Könige）——在《一七八二年诗集》中以《卑劣的君主》（Die schlimmen Monarchen）为题发表——以及诗歌轻歌剧唱本《塞墨勒》（Semele）。

1780年

席勒第二次为弗兰琦斯卡·封·霍恩海姆的生日发表演讲：《论美德及其后果》；为庆贺公爵的生日（2月11日）而上演歌德的《克拉维戈》，席勒扮演主角。

继续创作《强盗》。

于7月作为医生守在临死的朋友奥古斯特·封·霍文的病床边［参见《一段遗体的幻想》（Eine Leichenphantasie）］；6～7月成为罹患忧郁症的同学约瑟夫·弗里德里希·格拉蒙特的陪护与监督人（《关于学生格拉蒙特病情的报告》）。

为了12月29日的结业考试，席勒上交了第二篇论文《试论感染性发热与斑疹伤寒之间的区别》；论文被拒收（11月13日）。席勒在短短几天内就交出了第三篇论文《试论人类之动物性与精神性之关联》，于11月16～17日被考核委员会接受，并于同年付梓。这或许是1779年上交的第一篇论文《生理哲学》的修改版。

主要精力用于创作《强盗》。

12月15日：从军事学院毕业；作为军医被调派至驻扎在斯图加特的奥杰掷弹兵团。

还在学院时就开始构思《尤里乌斯的神智学》。

1781年

1月：1780年曾为席勒画像的约翰·克里斯蒂安·魏克赫尔林（Johann Christian Weckherlin）去世[3]。作为悼念，创作了《为一位青年之死而作的哀歌》（Elegie auf den Tod eines Jünglings）。

5月/6月：《强盗，一部戏剧》自费出版（匿名且虚构了印刷地点）。随着为支付印刷费用而贷下的款项而开始欠债。曼海姆民族剧院总监赫里贝特·封·达尔贝格鼓励席勒为舞台演出改编剧本。

8月/9月：舞台剧本改编。

1782年

1月13日：《强盗》在曼海姆首演（根据由达尔贝格修订过的席勒的舞台改编版本，即“曼海姆提词本”），取得巨大成功。席勒未请假且严守匿名到场观看。

1月21日：《强盗》修订第二版［附有并非出自席勒之手的题记《打倒暴君》（in Tirannos）］。接着，舞台改编本《强盗，一部悲剧》于4月付梓。

2月：《一七八二年诗集》（“归功于我的总教头死亡”）匿名自费发表。其中席勒的创作主要出自1781年。

3月末：在与阿贝尔和彼得森共同编辑出版的《符腾堡文学索引》第一期上发表了《强盗》与《一七八二年诗集》的自我书评、论文《论当前的德意志戏剧》以及哲学对话《菩提树下的散步》（Der Spaziergang unter den Linden）。同年10月的第二期杂志则带来了小说《出自最近历史的一段宽宏之举》（Eine großmütige Handlung aus der neusten Geschichte）以及对话《少年与老者》（Der Jüngling und der Greis）。

5月25～28日：秘密前往曼海姆；与达尔贝格交谈，后者承诺可将席勒聘至他的剧院。

6月28～7月11日：由于未获许可便前往他国（普法尔茨选帝侯领）而被监禁；创作《斐耶斯科》并开始构思《路易丝·米勒琳》。

（在达尔贝格的启发下）决定创作《唐·卡洛斯》。

8月末：医生阿姆施泰因（Dr. Amstein）的报纸文章《为宾登辩护——驳某个外来喜剧写手的指责》（Apologie für Binden gegen die Beschuldigung eines auswärtigen Komödienschreibers）（参见《强盗》第二幕第三场）促使卡尔·欧根公爵禁止席勒从事任何与医学无关的写作。

9月22日：与好友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一道逃往曼海姆。

9月27日：席勒在曼海姆剧院一众演员面前朗诵《斐耶斯科》选段；完全失败。

10月初：继续旅途，前往法兰克福。在短暂停留后返回曼海姆；在奥格斯海姆小住（匿名）。在誊写《路易丝·米勒琳》之外，还开始按达尔贝格的要求改编《斐耶斯科》，但再度被退稿。

11月30日：因为担心被捕及遭引渡，从奥格斯海姆动身，经过沃尔姆斯、法兰克福、格尔豪森（Gelnhausen）前往图灵根。

12月7日：到达鲍尔巴赫（位于迈宁根附近）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女爵的庄园。与迈宁根图书管理员威廉·弗里德里希·赫尔曼·莱因瓦尔德结下友谊，他日后将成为席勒姐姐克里斯多芬娜的丈夫。

1783年

年初：暂时完成《路易丝·米勒琳》的创作；为《伊姆霍夫》及《玛利亚·斯图亚特》两部戏剧制订计划并初步研习材料，随后又将其搁置以便创作《唐·卡洛斯》，即剧本的“鲍尔巴赫草稿”（3月/4月）。

4月14日：致信莱因瓦尔德，信中包含《尤里乌斯的神智学》的核心思想。

4月末：《斐耶斯科》出版。

4月至6月：因为达尔贝格承诺上演，又重新拾起并最终完成了《路易丝·米勒琳》的创作。

不幸爱上了夏洛蒂·封·沃尔措根。

7月20日：《斐耶斯科》于波恩（Bonn）首演。

7月24日：离开鲍尔巴赫前往曼海姆，起初只打算短住几个星期。

研习曼海姆的古希腊、古罗马艺术藏品（参见日后的文章《一位丹麦旅人的信札：曼海姆古典厅》）。

8月末：与达尔贝格签订合同，被聘为剧院诗人，合同期暂定一年（自9月1日始），要求写出三部剧本。9月1日：重病（“疟疾”，间或高烧的袭扰持续到11月中旬）。

再度为舞台演出修订《斐耶斯科》，于11月底完成（即“曼海姆舞台版”）。

1784年

1月：被接纳进入曼海姆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德意志协会”。入会演讲（6月26日）的题目：《一座优秀的常设剧院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之后修订版题为《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

1月11日：《斐耶斯科》在曼海姆首演，反响平平。

2月：开始改编《路易丝·米勒琳》的舞台台本；在伊弗兰的建议下改题名为《阴谋与爱情》。

3月中：《阴谋与爱情》的图书版在曼海姆施万出版社出版。

4月15日：《阴谋与爱情》在曼海姆第一次演出（全剧于4月13日在法兰克福首演）就获得极大成功。

6月初：席勒收到信件、礼物与肖像，寄自几位仰慕他的萨克森友人的小圈子（德累斯顿高等教会监理会顾问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明娜与朵拉·施托克）；与科尔纳一辈子的友谊就此开端。

6月6日：与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的初次短暂见面。

再度拾起《唐·卡洛斯》的创作工作［形式改为五音步无韵抑扬格诗行（Blankvers）］。

8月初：夏洛蒂·封·卡尔普迁居曼海姆；席勒成为她家宴的常客。

尽管席勒恳求，他与曼海姆剧院的合同却并未得到延长。考虑重返医学。希望借助创立戏剧杂志《莱茵塔利亚》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债务。

12月23～29日：前往达姆施塔特的旅行。

12月26日：在达姆施塔特宫中朗诵《唐·卡洛斯》第一幕，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在场。

12月27日：被任命为魏玛宫廷顾问。

1785年

2月10日与22日：致信科尔纳，宣布将前往莱比锡。

3月中旬：献给魏玛公爵的第一期《莱茵塔利亚》杂志，包含关于剧院的演讲、小说《一桩引人侧目的女性复仇之案例》（Merkwürdiges Beispiel einer weiblichen Rache）、《唐·卡洛斯》第一幕、《一个丹麦旅人的信札》以及《曼海姆民族剧院固定剧目》（Repertorium des Mannheimer Nationaltheaters）。

4月9～17日：前往莱比锡。在那里修习法律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目标，很快再度被放弃。

5月初：迁居莱比锡附近的戈利斯。与施托克姐妹、胡博、画家莱因哈特（参见其席勒画像）[4]以及出版商格奥尔格·约阿希姆·葛勋的友好往来。

7月1日：在莱比锡附近博尔纳的卡恩斯多夫农庄与科尔纳初次相见。

见到卡尔·菲利普·莫里茨。

8月末/9月初：《斐耶斯科》的“莱比锡舞台版”。

9月初：在科尔纳与明娜·施托克喜结连理后，席勒应新婚夫妇的邀请前往德累斯顿。

9月12日至10月20日：作为科尔纳的客人，住在易北河边洛施维茨葡萄园的小屋中，之后与胡博在德累斯顿同住；继续与科尔纳形影不离。

作为全新友情的表达，创作了诗歌《欢乐颂》。全力写作《唐·卡洛斯》。

1786年

2月中旬：席勒戏剧杂志的第二期在葛勋的出版社付梓，改名为《塔利亚》；内容包括：《欢乐颂》、《受侮辱的罪犯》（后改名为《失掉名誉的罪犯》）、《唐·卡洛斯》第二幕最初几场，以及——很可能是在曼海姆与夏洛蒂·封·卡尔普相识期间诞生的——诗歌《激情的自由思想》与《断念》。《塔利亚》第3期（4月末/5月初）在刊出《唐·卡洛斯》第二幕的其他几场之外，还登载了《哲学通信》（初次构思时仍是在卡尔学校求学时期），第4期（1787年1月）则发表了《唐·卡洛斯》的第三场伊始以及《招魂唤鬼者》的开头。

聚精会神地研究历史文献。开始创作《尼德兰独立史》。此外还写作戏剧《和解了的愤世嫉俗者》（Der versöhnte Menschenfeind）。

1787年

完成《唐·卡洛斯，西班牙储君》书稿的创作（6月底付梓）。同时着手改编舞台台本：“汉堡诗体版”与“里加散文体版”。

7月20日：应封·卡尔普太太邀请，席勒经莱比锡与瑙姆堡前往魏玛。

拜访维兰德与赫尔德（歌德仍在意大利）。与夏洛蒂·封·卡尔普的亲密交往。结识卡尔·路德维希·封·克尼贝尔、科罗娜·施洛蒂（Corona Schröter）[5]及施泰因夫人。

8月29日：《唐·卡洛斯》（抑扬格诗体版）于汉堡首演。

8月末：短暂到访耶拿。与莱因霍尔德争论康德哲学。决定研习康德。

9月：着力创作《尼德兰独立史》。

10月：同维兰德的友谊与交往。计划共同编辑出版《德意志水星》。

参与编辑耶拿《文学汇报》。

11月末：在鲍尔巴赫与迈宁根的沃尔措根与莱因霍尔德家短暂逗留。在回程路上拜访了鲁多尔施塔特的伦格费尔德一家。对伦格费尔德家的两个女儿卡洛琳娜（与宫廷顾问博尔维茨结婚）以及夏洛蒂心生好感。

1788年

1月至4月：夏洛蒂·伦格费尔德在魏玛。

兴致全无地继续写作《招魂唤鬼者》。

3月：作为给《德意志水星》的投稿，创作了诗歌《希腊的群神》。

5月18日：前往鲁多尔施塔特边的福尔克施泰特；接下去的几个月几乎天天出现在伦格费尔德家。

计划创作一部“希腊风格”的戏剧《马耳他骑士》；终其一生，席勒曾多次着手写作此剧，却始终未能完成。

7月：完成《尼德兰独立史》第一部分（10月在莱比锡克鲁休斯的出版社面世）。

《〈唐·卡洛斯〉通信》的前四封信发表于《德意志水星》7月号上（第5～12封信载于12月号）。

8月：致力于《马耳他骑士》的写作计划。决定深入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悲剧家（晚秋时翻译了《伊菲革涅亚在奥里斯》［Iphigenie in Aulis］与《腓尼基的妇女们》［Die Phönizierinnen］[6]）。

迁居鲁多尔施塔特。

9月7日：与歌德在伦格费尔德家中初次相识。

9月20日：席勒的《哀格蒙特》书评在耶拿《文学汇报》上登出。

写下诗歌《艺术家》（第一稿未保留；1789年2月基于科尔纳和维兰德的批评作了大幅扩充，形成第二稿）。

11月12日：回到魏玛。

12月15日：在魏玛宫廷的建议下并获科堡、戈塔与迈宁根的同意，被聘至耶拿大学任历史学教席（无薪教授）。

1789年

1月：在《德意志水星》上（匿名）发表小说《命运的游戏》，在葛勋的《最新德意志美文批判纵览》（Kritische Übersicht der neusten schönen Literatur des Deutschen）上发表（未完成而仅有断篇存世的）《伊菲革涅亚》书评。

计划在莱比锡的克鲁休斯出版社出版《短小散文著述》（Kleinere prosaische Schriften）（1792～1802年分四卷面世）。

4月：获耶拿大学哲学学院授予博士学位。

与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毕尔格结识。

5月11日：迁居耶拿。

5月21日：预告将作演讲《普遍历史导论》。

5月26日：入职讲座《何谓及人们为何学习普遍历史》。学生们对诗人史无前例地崇敬。

8月初：与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订婚（直到12月方才公开宣布）。

冬季学期：研讨课“从法兰克王朝至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遍历史”。

11月：《招魂唤鬼者》在葛勋出版社付梓。

12月24日：与威廉·封·洪堡初次见面并结下友谊。

1790年

1月：被授予迈宁根宫廷顾问的头衔。开始为《三十年战争史》研习历史资料。

2月22日：在小耶拿与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结为连理。

夏季学期：在主讲研讨课“至法兰克王朝建立为止的普遍历史”之外，开设讲授课“悲剧理论”［从中产生了《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Über den Grund des Vergnügens an tragischen Gegenständen）以及《论悲剧艺术》（Über die tragische Kunst）两篇论文］。

秋季：完成《三十年战争史》第一部分，发表于葛勋出版的《一七九一年女士历史日历》上。

冬季学期：“欧洲各国史”与“十字军东征史”（听众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即诺瓦利斯）。

11月：《塔利亚》第11期，包含《吕库古的立法》（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7]、《根据马赛克史料之主线略论最初的人类社会》（Etwas über die erste Menschengesellschaft nach dem Leitfaden der Mosaischen Urkunde）[8]以及散文戏剧断篇《和解了的愤世嫉俗者》。

1791年

1月：重病，席勒此后从未完全从中恢复；在暂时好转后于5月再度病重（出现席勒去世的传言）。

为夏季学期的授课申请病假。

1月中旬：在耶拿《文学汇报》上刊出对毕尔格诗歌的书评（匿名）。

《华伦斯坦》的计划。

2月：开始研习康德。

7月：前往卡尔斯巴德疗养；8月/9月继续在埃尔福特休养。

12月：在丹麦作家延斯·巴格森的建议下，丹麦王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封·奥古斯腾堡与恩斯特·封·席莫尔曼为席勒提供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年金；席勒由此得以全身心地从事哲学—美学研究并研习康德的批判哲学。

1792年

病症不断反复。

《新塔利亚》前两期包含席勒翻译《埃涅阿斯纪》的断篇及其论文《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

4月：前往莱比锡与德累斯顿的旅行。经科尔纳介绍认识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8月26日：法国国民公会将法国公民权授予“德国政论家谢勒先生”。

8月末：《短小散文著述》第一卷（包括《哲学通信》《失掉名誉的罪犯》等文章）。

9月：席勒的母亲与妹妹南内特到访耶拿。

完成《三十年战争史》，发表于《一七九三年女士历史日历》。

冬季学期：美学讲座（研读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成果），写作对话《卡里亚斯，或论美》的计划。

1793年

1月/2月：席勒将他到目前为止为《卡里亚斯》所做的准备工作与想法以书信的形式告知科尔纳（《卡里亚斯》书信）。

再度出现严重的病症。

夏季学期：继续讲授美学课程（席勒的最后一门课），创作了哲学—美学论文《论秀美与尊严》及《关于崇高》（只有第二部分以《论激情》之题被收入《短小散文著述》中）；给奥古斯腾堡王子写作第一封在2月即已预告过的关于“美之哲学”的书简。

8月初：与夏洛蒂共同经纽伦堡前往施瓦本探访父母。在海尔布隆停留，自9月起在路德维希堡。与早年的朋友和老师们欢聚一堂（封·霍文、孔茨、杨[9]）。

创作《华伦斯坦》。

9月14日：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出生。

9月末：与荷尔德林见面，席勒将他推荐给封·卡尔普夫人作为其子的家庭教师。

继续创作致奥古斯腾堡王子的美学书简。

首次构思论文《论质朴》（Über das Naive）。

10月24日：参加符腾堡卡尔·欧根公爵的葬礼。

1794年

2月：与弗里德里希·封·马蒂松结识。

3月：前往图宾根拜访老师阿贝尔教授。迁居斯图加特。与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的出版社建立起了联系。

5月3日：与约翰·戈特利卜·费希特初次见面。

5月6～14日：返回耶拿。

威廉·封·洪堡于2月迁至耶拿，满足了席勒的心愿；二人友谊加深。

5月18日：费希特作为莱因霍尔德的接班人抵达耶拿。

写作马蒂松诗歌的书评。

与科塔签订编辑出版《季节女神》杂志的合同；邀请歌德、康德、赫尔德、费希特、洪堡、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与马蒂松等人参加编辑工作，之后还邀请了荷尔德林、弗里德里希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6月/7月：深入研究康德。

7月20日：在耶拿自然研究会的一次会议后与歌德谈起“原初植物”。友谊的开端。

8月23日：致歌德的信。席勒在信中写下了歌德“人生的总结”。二人通信的开始。

9月：写作《审美教育书简》第一封信；这是对在1月于克里斯蒂安堡宫大火中焚毁的致奥古斯腾堡书信的深入修订。

9月14～27日：席勒作为歌德的客人到访魏玛。之后二人频繁互访。

自12月起歌德不断寄来印制完成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清样。

1795年

1月：《季节女神》开始出版（单月刊；在前几期中登载了《审美教育书简》）。

2月：最后一期《新塔利亚》。

3月/4月：拒绝了图宾根大学哲学正教授的聘任。

6月：在文学创作中断7年之后，创作了诗歌《生命之诗》（Poesie des Lebens）。

与费希特因其给《季节女神》的投稿《论哲学中的精神与文字》产生争执。

7～10月：大量诗歌创作；作为给《季节女神》以及席勒正计划的《一七九六年缪斯年鉴》的稿件，创作了《舞蹈》（Der Tanz）、《歌声的力量》（Die Macht des Gesangs）、《理想与生活》、《自然与学派》（Natur und Schule）［后改题目为《天才》（Der Genius）］、《轭下的珀加索斯》（Pegasus im Joch）[10]、《理想》（Die Ideale）、《赛伊斯的蒙面像》、《妇女的尊严》以及《哀歌》（Elegie）（即《散步》）。

决心再次拾起戏剧创作的计划。

根据早年的构思，完成了短文《论美学道德的风险》（Über die Gefahr ästhetischer Sitten）、论文《关于美的必要界限》（Von den notwendigen Grenzen des Schönen）以及《论质朴》（即《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之开篇。）

11月/12月：写作论文《多情诗人》（Die sentimentalische Dichter）以及《论质朴诗人与多情诗人的结束语》（Beschluss der Abhandlung über naï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er），发表于《季节女神》。

构思一首田园诗：海格力斯与赫柏（Hebe）[11]的结合。

开始与歌德共同创作《赠辞》（直接导致对《季节女神》的无数攻讦）。

1796年

1月/2月：从与歌德的紧密合作中产生了一大部分《赠辞》。

3月：投身戏剧创作。在同歌德的谈话中决定创作《华伦斯坦》而非《马耳他骑士》。

3月23日：妹妹南内特去世。

4月：为伊弗兰在魏玛的演出而改编《哀格蒙特》。

与谢林初次见面。

6月：让·保尔短暂拜访席勒。

7月：再度阅读《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在给歌德的信中详尽地做了评论。

7月11日：次子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威廉出生。

与定居耶拿的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友好往来。

9月7日：父亲去世。

9月29日：《一七九七年缪斯年鉴》（又称“赠辞年鉴”）于科塔出版社面世；除了《誓愿板》及《赠辞》外还包括诗歌《来自异乡的姑娘》（Das Mädchen aus der Fremde）、《庞贝与赫库兰尼姆》（Pompei und Herkulaneum）[12]、《克瑞斯的哀诉》（Die Klage des Ceres）[13]及《两性》（Die Geschlechter）。

10月：研习史料，《华伦斯坦》计划第一稿。

1797年

2月/3月：歌德在耶拿。关于戏剧（《华伦斯坦》）与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文体法则的谈话。

购入耶拿的一栋花园小屋。

构思序曲《华伦斯坦的军营》。

6月：开始创作叙事谣曲。至9月为止，在与歌德的竞赛中产生了《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忒斯的指环》、《伊比库斯之鹤》、《骑士托根堡》（Ritter Toggenburg）、《锻铁厂之行》（Der Gang nach dem Eisenhammer）。

7月：完成《华伦斯坦的军营》（初稿）。

10月：《一七九八年缪斯年鉴》（“叙事谣曲年鉴”）于图宾根的科塔出版社面世。

11月：开始将《华伦斯坦》改写为诗体（目前尚为散文体）。

1798年

继续写作《华伦斯坦》，却经常因为病症而被打断。定期与歌德会面，阐述文学创作计划，讨论哲学、美学与自然科学问题。

6月初：最后一期《季节女神》（1797年卷第12期）出版。

8月15日：完成《华伦斯坦》（未分成三部曲）初稿。

在再次开始《华伦斯坦》的创作之前，完成了诗歌《屠龙大战》（Der Kampf mit dem Drachen）、《人质》（Die Bürgschaft）、《幸运》、《厄琉西斯的祭典》（Das Eleusische Fest）[14]（发表于《一七九九年缪斯年鉴》）。

9月中旬：与歌德共读《华伦斯坦》，决心将戏剧分为两部[15]。

扩展并修订《华伦斯坦的军营》（包括增添了托钵僧这一人物等）。

10月12日：《华伦斯坦的军营》首演，以庆贺魏玛剧院在改建后重新开幕。

12月末：完成《皮科洛米尼父子》。

1799年

1月30日：《皮科洛米尼父子》于魏玛首演，包括《华伦斯坦之死》的第一、二幕。

3月17日：完成《华伦斯坦之死》。

与歌德讨论新的戏剧计划：《兄弟反目》（Die feindlichen Brüder）（《墨西拿的新娘》初稿构想）、《警察》和《玛利亚·斯图亚特》。

4月20日：《华伦斯坦之死》于魏玛宫廷剧院首演；极为成功。

决定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故事创作成戏剧，开始研究历史文献。

5月：与歌德共同完成了《论“半瓶醋主义”纲要》（Schema über den Dilettantismus）

6月：写作《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一幕。

7月：见到路德维希·蒂克。

8月：在创作《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同时写下《沃尔贝克》的提纲初稿。

10月11日：女儿卡洛琳娜·亨莉埃特·路易丝出生。

《一八零零年缪斯年鉴》收录席勒的诗作《期待》（Die Erwartung）与《大钟歌》。

此外，席勒还在1799年创作了诗歌《挽歌》。

夏洛蒂病重。

重新钻研《马耳他骑士》的计划。

12月3日：迁居魏玛（耶拿的花园小屋作为夏日居所得以保留）。

1800年

1月至3月：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舞台台本［用五音步无韵抑扬格（Blankvers）］。

5月14日：席勒改编的《麦克白》在魏玛首演。

5月中旬至6月初：在艾特斯堡（Ettersburg）最后完成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创作工作。

6月14日：《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魏玛首演，大获成功。

构思《奥尔良的童贞女》。

6月末：《华伦斯坦》于图宾根的科塔出版社面世。

7月/8月：研究《奥尔良的童贞女》历史素材并草拟纲要。

8月末：《短小散文著述》第二卷出版。

9月：开始创作《奥尔良的童贞女》。

1801年

4月中旬：完成《奥尔良的童贞女》。

《玛利亚·斯图亚特》由科塔出版社出版。将莱辛的《智者纳旦》改编为舞台台本。

着手考虑多部戏剧计划：《马耳他骑士》、《墨西拿的新娘》、《沃尔贝克》与《警察》。

5月：《短小散文著述》第三卷出版，包含首次刊印的《论崇高》一文。

6月：为科塔的《一八零二年女士年历》创作了诗歌《赫洛与勒安得耳》（Hero und Leander）[16]、《奥尔良的少女》（Das Mädchen von Orlean）以及《新世纪的开始》。

开始将《奥尔良的童贞女》改编为舞台台本。

7月：计划写作戏剧《佛兰德女公爵》（Die Gräfin von Flandern）。

8月：前往德累斯顿。住在科尔纳位于洛施维茨的葡萄园小屋中。

9月11日：《奥尔良的童贞女》在莱比锡首演，取得非同寻常的成功。

9月17日：席勒出现在莱比锡的一场《奥尔良的童贞女》的演出中；给诗人的热烈掌声。

10月初：选定了戏剧《沃尔贝克》的计划。

《奥尔良的童贞女》在柏林的温格尔（Unger）出版社付梓。改编卡洛·戈齐的《图兰朵》（至12月末）。

11月28日：由席勒改编的莱辛名剧《智者纳旦》在魏玛首演。

1802年

1月：将歌德的《伊菲革涅亚》改编为舞台台本（于5月在魏玛上演）。

计划前往施瓦本与瑞士的旅行。初次研究《威廉·退尔》。

2月：创作诗歌《致友人》（An die Freunde）与《世界四时代》（Die vier Weltalter）。

2月24日：初识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Karl Friedrich Zelter）[17]。

3月：决定首先创作《威廉·退尔》一剧，暂时搁置《沃尔贝克》。

4月29日：母亲去世。搬入魏玛广场大道（Esplanda）边的新居；6月卖掉了耶拿的花园小屋。

5月初：《短小散文著述》第四卷出版。

创作独白剧《卡珊德拉》（Kassandra）[18]。

8月中旬：开始创作《墨西拿的新娘》，同时计划在完成这部剧作后先写《沃尔贝克》，再完成《威廉·退尔》。

11月16日：正式被册封为可世袭的贵族（来自维也纳的证书标明日期为9月7日）。

1803年

2月1日：完成《墨西拿的新娘》。

3月初：再度拾起创作《马耳他骑士》的工作。

3月19日：《墨西拿的新娘》在魏玛宫廷剧院首演。

4月23日：《奥尔良的童贞女》在魏玛首演。

开始翻译路易-本诺瓦·皮卡德（Louis-Benoît Picard）[19]的喜剧《作为叔叔的侄儿》（Der Neffe als Onkel）和《寄生虫》（Der Parasit）。

6月：《墨西拿的新娘》在科塔出版社出版。

7月2～14日：在劳赫施泰特休养。结识弗里德里希·德·拉·莫特·富凯（Friedrich de la Motte-Fouqué）[20]，并与欧根·封·符腾堡王子（Eugen von Wüttermberg）[21]友好往来。

继续为《威廉·退尔》做预备性研究。

8月末：开始创作《威廉·退尔》。

9月：《哈布斯堡伯爵》（Der Graf von Habsburg）与《凯旋庆典》（Das Siegesfest）二诗登载于科塔的《一八零四年给女士的袖珍书》中（Taschenbuch für Damen auf das Jahr 1804）。

12月：结识斯塔尔夫人（在魏玛逗留至1804年2月末）。

12月18日：赫尔德去世。

1804年

继续创作《威廉·退尔》。创作诗歌《山之歌》（Berglied），或许还包括《阿尔卑斯山的猎人》（Die Alpenjäger）。

2月18日：完成《威廉·退尔》。

寻找新的戏剧素材。在《沃尔贝克》、《纳博讷，或家族的孩子们》（Narbonne oder die Kinder des Hauses）与《德米特里乌斯》间摇摆不定。选定《德米特里乌斯》。最初的构想。

与约翰·弗里德里希·福斯的友谊开启。

3月17日：《威廉·退尔》在魏玛首演；大获成功。

4月26日至5月21日：前往柏林。与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胡费兰、伊弗兰、策尔特等人往来。

5月：观看《墨西拿的新娘》与《奥尔良的童贞女》演出；观众起立欢呼。

与普鲁士王室建立联系。

计划迁居柏林。

7月中旬：决定优先写作《策勒公主》（Die Prinzessin von Celle）而暂时搁置《德米特里乌斯》。

7月24日：重病；恢复得非常缓慢。

7月25日：小女儿艾米丽·亨莉埃特·路易丝出生。

10月初：《威廉·退尔》在科塔出版社出版。

为了《德米特里乌斯》，放弃继续写作断篇《沃尔贝克》。

11月初：创作庆典剧《致敬艺术》，以迎接魏玛太子及他年轻的夫人、俄国公主玛利亚·保罗芙娜（庆典剧于11月12日上演）：这是席勒完成的最后一部戏剧。

12月：开始翻译并为舞台演出改编拉辛的《斐德尔》（Phädra）。[22]

12月24日：胡博去世。

1805年

1月30日：席勒改编的《斐德尔》在魏玛宫廷剧院首演。

2月8日/9日：夜晚严重高烧。

约翰·海因里希·福斯守在病人床边。

2月12日：再度发烧；出现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幻觉。

2月底：缓慢好转。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蒂施拜因为席勒绘制肖像。

继续创作《德米特里乌斯》。

4月2日：最后一封致洪堡的信。

4月中旬：《致敬艺术》单行本在科塔出版社付梓。

4月25日：最后一封致歌德与科尔纳的信。

5月1日：最后一次观看剧院演出。在去剧院的路上最后一次遇见歌德。再度病重。

5月2日：最后写作《德米特里乌斯》：玛尔法的独白。

5月9日：席勒英年早逝。

5月11日/12日：被安葬于圣雅各教堂的老墓地中。

1827年

最终长眠于魏玛王室陵寝。

[1] 约翰·约阿希姆·艾申伯格（Johann Joachim Eschenburg，1743～1820），德国文学批评家，自1775～1782年用散文翻译并出版了第一套德语莎士比亚全集。

[2] 莪相，传说中古代苏格兰诗人；1760年，苏格兰文人詹姆斯·麦克珀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假托莪葙之名发表了一系列仿古诗作，迎合了时代兴趣，在当时大受欢迎，歌德笔下的维特也是莪葙的忠实读者。

[3] 约翰·克里斯蒂安·魏克赫尔林（1759～1781），来自斯图加特的一个药师之家，席勒同学与好友。但此处原文有误：1780年前后为席勒作肖像的并不是他，而是比席勒小两岁的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魏克赫尔林（Jakob Friedrich Weckherlin，1761～1814），他当时是卡尔学校艺术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符腾堡宫廷画家。

[4] 约翰·克里斯蒂安·莱因哈特（Johann Christian Reinhart，1761～1847），德国画家，尤擅风景画，曾在1785～1787年为席勒作多幅素描画像。

[5] 科罗娜·施洛蒂（1751～1802），德国女歌唱家、演员，自1776年起在歌德的推荐下加入魏玛剧院，成为当家花旦。

[6] 《伊菲革涅亚在奥里斯》（Iphigenie in Aulis）与《腓尼基的妇女们》（Die Phönizierinnen）均是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名篇。

[7] 吕库古（Lykurgus），传说中古希腊城邦斯巴达（Sparta）的立法者与改革家。

[8] 马赛克（Mosaik）即始见于古希腊的镶嵌艺术，用细小的砖石或玻璃拼接成大幅画像。

[9] 约翰·弗里德里希·杨（Johann Friedrich Jahn 1728～1800），德国神学家，席勒曾跟随他学习拉丁语。

[10] 珀加索斯（Pegasus）即古希腊神话中的长有双翼的飞马。

[11] 赫柏是古希腊神话中司青春的女神，是主神宙斯（Zeus）之女；当大力神海格力斯死后升入神界时，宙斯便将赫柏许配给他。

[12] 庞贝与赫库兰尼姆是两座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所摧毁的小城，18世纪对两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古典时代的日常生活，为时人所瞩目。

[13] 克瑞斯（Ceres）是古罗马神话中掌五谷与丰收的女神。在神话中，克瑞斯之女普罗塞皮娜（Proserpina）被冥王普鲁多（Pluto）掳作妻子、不得返回上界，思女心切的克瑞斯每年只能下冥界陪伴女儿三个月，于是便造成人世间无物产出的冬季；而女儿则成为植物生长的象征，因根在下而花在上。

[14] 厄琉西斯（Eleusis）又称埃莱夫西斯，是位于雅典城西郊的小镇，每年均会举办祭祀古希腊神话中五谷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的仪典。

[15] 即《皮科洛米尼父子》与《华伦斯坦之死》，二者与已完成的《华伦斯坦的军营》共同构成了“华伦斯坦三部曲”。

[16] 赫洛（Hero）与勒安得耳（Leander）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对情侣，二人隔海相望，勒安得耳每晚都泅水去探访心上人，有一晚却遭不幸溺亡；赫洛悲痛万分，坠塔殉情。

[17] 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K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德国作曲家，于1802年结识歌德与席勒，成为二人好友，为歌德的多首诗歌谱曲，并创立了柏林歌唱学院（Sing-Akademie）。

[18] 在古希腊传说中，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公主，太阳神阿波罗（Apollon）因其美貌赐予她预言的能力，却又因她不愿委身屈从于己而诅咒无人相信她的预言。她曾警告特洛伊人提防木马，众人却对她充耳不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祖国陷落。

[19] 路易-本诺瓦·皮卡德（1769～1828），法国戏剧家，《再来一对梅内克木斯》（Encore des Ménechmes，）是其发表于1791年的戏剧，题目出自古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Plautus，约前254～前184）的名剧《梅内克木斯两兄弟》（Menaechmi）。普劳图斯在剧中讲述了两兄弟被人认错身份的滑稽故事；席勒将皮卡德的喜剧译为《作为叔叔的侄儿》（Der Neffe als Onkel）。而《平庸且卑躬，或曰飞黄腾达的门道》（Médiocre et rampant，ou le Moyen de parvenir，1797）也是皮卡德的重要剧作，席勒将之译为《寄生虫，或曰交好运的技巧》（Der Parasit oder die Kunst，sein Glück zu machen）。

[20] 弗里德里希·德·拉·莫特·富凯（1777～1847），德国浪漫派作家，著有中篇小说《水妖》（Undine，1811）等。

[21] 即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欧根·封·符腾堡王子，参见本书第十二章。

[22] 让·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家，《斐德尔》（Phèdre，德语作“Phädra”，1677）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是拉辛最重要的悲剧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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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üdiger Safranski：E. T. A. Hoffmann. Das Leben eines skeptischen Phantasten. München 1984

Rüdiger Safranski：Schopenhauer und Die wilden Jahre der Philosophie. München 1987

Hans-Jürgen Schings：Melancholie und Aufklärung. Melancholiker und ihre Kritiker in Erfahrungsseelenkunde und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Stuttgart 1977

Jochen Schmidt：Die Geschichte des Genie-Gedankens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Philosophie und Politik. Bd. 1. Darmstadt 1988

Gerhard Schulz：Die deutsche Literatur zwischen Französischer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München 1983（=De Boor/Newald：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and Ⅶ，1）

Gerhard Schuster/Caroline Gille（Hgg.）：Wiederholte Spiegelungen. Weimarer Klassik 1759-1832. Ständige Ausstellung des Goethe-Nationalmuseums. München 1999

Ludwig Siep：Praktische 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Idealismus. Frankfurt a. M. 1992

Eduard Spranger：Wilhelm von Humboldt und die Humanitätsidee. Berlin 1928

Emil Staiger：Goethe. 3 Bde. Zürich 1953

Peter Szondi：Poe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1. Studienausgabe der Vorlesungen Bd. 2. Frankfurt a. M. 1974

Charles Taylor：Hegel. Frankfurt a. M. 1978

Charles Taylor：Quellen des Selbst. Die Entstehung der neuzeitlichen Identität. Frankfurt a. M. 1994

Ueding 1987 Gert Ueding：Klassik und Romantik. Deutsche Literatur im Zeitalter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1789-1815. München 1987（=Hansers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Bd. 4）

Robert Uhland：Geschichte der Hohen Karlsschule in Stuttgart. Stuttgart 1953

Rose Unterberger：Die Goethe-Chronik. Frankfurt a. M. 2002

Vorländer 1962 Karl Vorländer：Immanuel Kant. Der Mann und das Werk. Hamburg 1962

Wagner 2001 Karlheinz Wagner：Herzog Karl Eugen von Württemberg. Modernisierer zwischen Absolutismus und Aufklärung. Stuttgart 2001

W. Daniel Wilson：Das Goethe-Tabu. Protest und Menschenrechte im klassischen Weimar. München 1999

Theodore Ziolkowski：Das Amt der Poeten. Die deutsche Romantik und ihre Institutionen. München 1992

Ziolkowski 1999 Theodore ZioIkowski：Das Wunderjahr in Jena. Stuttgart 1999

注释

席勒的著作引自慕尼黑卡尔·汉瑟（Carl Hanser）出版社“汉瑟经典文库”系列中的五卷本席勒文集：

Friedrich Schiller：Sämtliche Werke in 5 Bänden. Auf der Grundlage der Textedition von Herbert G. Göpfert herausgegeben von Peter-André Alt，Albert Meier und Wolfgang Rieder. München，Wien 2004.[1]

[1] 译者在注释中以MA代指此版本，并以罗马数字标明卷数，阿拉伯数字标明页码。席勒著作的汉译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六卷本《席勒文集》：
〔德〕席勒：《席勒文集》，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译者在注释中标注了所参考译文的卷数与页码，如对原译文有校改，已在注释中说明。席勒的书信则通过收信人与日期标明出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中所列的席勒书信集。因为资料有限，译者无法一一查证；但席勒的多数信件已由“弗里德里希·席勒档案馆”（Friedrich-Schiller-Archiv）电子化并提供网络资源，读者可浏览https：//www.friedrich-schiller-archiv.de/briefe/ 获取更多信息。

席勒作品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Ästhetische Briefe 353，376，378，401，408f.，410，413，415，418，420f.，427f.，436，440，445，494，505

Allgemeine Sammlung historischer Memoires 310，329，338

An die Freude 85，202，208，218，344，490

Ankündigung zur Rheinischen Thalia 100，103f.，212，379，436

Anthologie auf das Jahr 1782 121

Brief eines reisenden Dänen 185，284，286

Briefe über Don Karlos 233，237，256f.，299

Brutus und Cäsar 377

Cosmus von Medici 106

Das Glück 444

Das Ideal und das Leben 521

Das Lied von der Glocke 350，393，465f.，507，522

Das verschleierte Bild zu Sais 324f.，392

De discrimine febrium inflammatoriarum et putridarum（2.Diss.）82

Demetrius 487，516-520，523

Der Abend 41

Der Antritt des neuen Jahrhunderts 495-497

Der Eroberer 42

Der Geisterseher 54，85，208，213，228，233，238-247，249f.，263，270，299，315f.，318f.，350，437，520

Der Handschuh 465

Der Kampf 205

Der Ring des Polykrates 465

Der Spaziergang 465

Der Student von Nassau 106

Der Taucher 465

Der Verbrecher aus verlorener Ehre 105

Deutsche Größe 496f.

Die Antiken zu Paris 496

Die Braut von Messina 453，480，487-490，492，514

Die Götter Griechenlandes 283，285-293，303，324

Die Horen 72，213，296，308，389，399-404，408，410，420-423，425-427，430，432f.，436，440-442，445，447，468f.

Die Huldigung der Künste 523

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376，481-487，514，517-520

Die Kraniche des Ibykus 465

Die Künstler 291-293，303，423

Die Piccolomini 457，462f.

Die Polizei 516f.

Die Räuber 12，22f.，59，76，79，95，99，100，104，106-122，124，130-136，144，146-148，151f.，154，157f.，186f.，189，191，193f.，199，201，209，215，230，267，302f.，371，377，380，410，438，513f.

Die Schaubühne als moralische Anstalt betrachtet Siehe Was kann eine gut stehende Schaubühne eigentlich wirken？

Die Sendung Moses 243，320f.，323-325，343

Die Tugend in ihren Folgen betrachtet 87

Don Karlos 117，136，154，164，185，192，202，208，211，213，215f.，220f.，228f.，231-239，250f.，258-262，271f.，293，335，445，517

Dem Erbprinzen von Weimar 495

Fiesko 34，56，118，134，137，139，140，142，144，146-151，154-161，167f.，170，183f.，188-192，194，204，230，234，410，513，517

Freigeisterei der Leidenschaft 205

Geschichte der merkwürdigsten Rebellionen und Verschwörungen 246，263

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 20，230，263f.，270，272f.，276，279，304，338f.，491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337-343，346，509

Hochzeitslied 166

Kabale und Liebe 28，149，157，159，164，166，168-184，188，190，192，206，209，215，377，473，513

Kallias 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 358，367，370，373，375，404，408

Laura-Oden 85，123，125-128

Luise Millerin Siehe Kabale und Liebe

Mannheimer Dramaturgie 192，212

Maria Stuart 453，463，471，473-481，517

Mein Glaube 479

Menschenfeind 259

Musenalmanach 157，199，425f.，431，441，443，447，465

Nänie 284，348，480

Neue Thalia 377，430

Philosophie der Physiologie（1.Diss.）81-83，85，87，89，94f.，103，110，113

Philosophische Briefe 85，88，92，97，208，220-222，227，290，316，352

Philosophisches Gespräch（Der Geisterseher）315-318，325

Rede über die ... Tugend 85，87，151

Resignation 206

Rezension über Stäudlins Proben einer deutschen Aeneis ... 128

Rheinische Thalia 104，205，210-213，219，233，235，237，239，246，249，258，320，381，423，436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79

Seestücke 509f.，516f.

Selbstrezension zu Die Räuber 116-118

Spiel des Schicksals 18

Tabula votivae 441

Teufels Amor 158

Thalia Siehe Neue Thalia，Siehe Rheinische Thalia

Theosophie des Julius 85，87-89，113，219，221f.，224，226，228，275

Totenfeier am Grabe Philipp Friederich von Piegers 18

Turandot 517

Über Anmut und Würde 367，371-373，375，398，409

Über Bürgers Gedichte 367

Über das Erhabene 373f.，409

Über das gegenwärtige teutsche Theater 196f.

Über das Pathetische 373，375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 353，376，378，401，408f.，410，413，415，418，420f.，427f.，436，440，445，494，505

Über die Krankheit des Eleven Grammont 96

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43，418-420，424，449

Universalhistorische Übersicht der vornehmsten an den Kreuzzügen teilnehmenden Nationen 343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tierischen Natur des Menschen mitseiner geistigen（3.Diss.）76f.，82f.，85，94f.，148，220，226f.，274，352，381

Vom Erhabenen 375

Vorrede zu Niethammers Bearbeitung der Geschichte des Malteserordens von Vertot 331

Wallenstein 16，54，279，341，346，350，378，380，426，443-448，452f.，455，459f.，462f.，466，469，471f.，474，514，517

Wallensteins Lager 57，453，455f.，462f.

Wallensteins Tod 226，462f.，514

Warbeck 487

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Antrittsvorlesung）310，313-319，327

Was kann eine gut stehende Schaubühne eigentlich wirken？36，194f.，197，415

Wilhelm Tell 154，453，489，491-494，497f.，505，512，516

Wirtembergisches Repertorium der Litteratur 117，121，211f.

Würde der Frauen 425，442

Xenien 249，370，442f.，447，464，471，514

人名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el，bibl.116

Abel，Jakob Friedrich 33f.，45-47，55-59，61，72，75f.，95，105，124f.，147，152f.，211，225，235，312，379，511

Albrecht，Sophie 214

Alexander der Große 53

Anschütz，Heinrich 484

Ariost 244

Arnim，Achim von 241

Arnim，Henriette von 261f.

Äschylos 445

Assmann，Jan 322

Augé，Johann Abraham David von 122，124，143，146

August der Starke 260

Augustenburg，Herzog von 331，344，362，375，408

Augustin 522

Bach，Carl Philipp Emanuel 138，160

Bach，Johann Sebastian 52

Bacon，Francis 63f.，66

Baden，Freiherr von 160

Baggesen，Jens 59，344

Balsamo，Giuseppe Siehe Cagliostro

Baumann，Katharina 188

Bayle，Pierre 273

Beck，Heinrich 186，188f.，258

Beethoven，Ludwig van 13，218

Beil，Johann David 186，190

Bengel，Johann Albrecht 30f.

Bertuch，Friedrich Justin 216

Beulwitz，Friedrich Wilhelm Ludwig von 293f.，296，299

Beyme，Carl Friedrich von 515

Böck，Johann Michael 187

Boerhaave，Hermann 79f.

Böhlendorff，Casimir Ulrich 435

Böhmer，Caroline Siehe Schlegel，Caroline

Böttiger，Karl August 55

Boigeol，Georg Friedrich 39

Bonnet，Charles 81

Brendel，Johann Gottfried 80

Brentano，Clemens 389f.，392，439

Bruno，Giordano 225

Bürger，Gottfried August 329，367，423

Burke，Edmund 373

Cagliostro，Alessandro Graf von 239-242

Canaletto 245

Cäsar 53，439

Cato 53

Cervantes Saavedra，Miguel de 108

Chamisso，Adalbert von 515

Choderlos de Laclos，Pierre-Ambroise-François 261

Cicero 53，439

Coburg，Erbprinz von 335

Coburg，Herzog von 306

Consbruch，Johann Friedrich 80-82，91

Conz，Karl Philip 43，83，125，147

Cook，James 364

Corday，Charlotte 439

Cotta，Christian Friedrich 28

Cotta，Johann Friedrich 308，381f.，400，422，430f.，462，491，523

Crusius，Siegfried Lebrecht 270

Dacheröden，Karoline von 294，466，468

Dalberg，Heribert von 111，122，131-138，140，142f.，147，157f.，160f.，169，170，172，183f.，186-194，206，212f.，229，231f.，258

Dalberg，Karl von 336，342，346，363，508

Dannecker，Johann Heinrich 380f.

Dante Alighieri 425

Danton，Georges Jacques 14，361

Derain，Jakob 159f.

Descartes，René 51，62f.，69

Diderot，Denis 79，210，244

Doebbelin 513

Dürk 95

Dyck，Johann Gottfried 443

Echnaton 322f.

Eckermann，Johann Peter 348，394，492

Ehrhard，Johann Benjamin 427

Eichendorff，Joseph Freiherr von 392

Elias，Norbert 314

Elwert，Immanuel Gottlieb 379

Ernesti，August Wilhelm 61

Euripides 300

Ferguson，Adam 34，72-74，84，87，92f.，101，273

Fernow，Carl Ludwig 510

Fichte，Johann Gottlieb 14，83，307-309，312，381-392，398-400，410，427-429，431，436，442，447，494，510，515

Forster，Georg 329，364f.

Forster，Therese 365f.

Frankreich，Ludwig ⅩⅥ. König von 327-329，362f.

Frankreich，Marie Antoinette Königin von 240，478

Freud，Sigmund 322，388

Friedrich，Caspar David 388

Funck，Rittmeister von 463

Gabelentz，Friedrich von der 17

Garve，Christian 61，72-75，93，209

Gaßner，Johann Joseph 241

Geliert，Christian Fürchtegott 42，163

Gemmingen，Eberhard Reichsfreiherr von 37，127，171-173

Genast，Anton 506

Gerstenberg，Heinrich Wilhelm von 33，43

Gibbon，Edward 296

Gmelin，Eberhard 376，380

Goethe，August 394，398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2-15，33，39-42，48f.，51f.，55，60，79f，87，103，119，130，147f.，185，202，204，210，215，239-241，251，263，265-268，280，282，284，288，296f.，300-305，307f.，321，332，337，346，348，361f，364，366，372f.，375f.，381，386f.，393-409，416，418-421，424-427，429，430f.，434-436，438-452，460，462-475，481-483，486，489，491f.，495，504，506-512，514f.，518，523-525

Gontard，Susette 432，435

Göschen，Georg Joachim 211，215-217，228，258，321，337，342f.，381，494

Gotha，Herzog von 306

Gotha，Herzogin von 167f.

Gotter Friedrich Wilhelm 191，193

Gottsched，Johann Christoph 187

Gozzi，Carlo Graf 473

Gracián，Baltasar 234

Grammont，Joseph Friedlich 95-98

Griesbach，Jakob Friedrich 309，311，510

Grosse，Carl 243，439

Haller，Albrecht von 42，79-81，94，128

Hamann，Johann Georg 269

Hannikel 105

Hardenberg，Friedrich von Siehe Novalis

Haug，Balthasar 33，41，79，122，127f.

Haug，Johann Christoph 379，382

Hederich，Benjamin 288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4，88，179，223，269，308f.，318，329，372，381，388，409，411，418，435，462，510

Heidegger，Martin 69

Heine，Heinrich 14

Heinse，Wilhelm 185，246

Helvétius，Claude-Adrien 45，244

Herder，Johann Gottfried 14，39，45，48-51，68，70-72，85，103，233，252，263，264-270，273-275，284，300，329，337，396，409，447，478，508-511

Herz，Henriette 294，514

Hobbes，Thomas 63-65，69，72f.，253

Hoffmann，E. T. A. 181

Hohenheim，Franziska Gräfin von 28，35，85，102f.，151f.

Holbach，Paul-Henri Thiry Baron d’45，67，244

Hölderlin，Friedrich 14，103，114，130，204，287f.，329，338，372f.，376-378，381f.，388f.，409，412，422，429，430-436

Hölzel，Anton 200

Homer 40，95，299

Hoven，August von 24，28，98

Hoven，Friedrich Wilhelm von 23，28，37，78，98，101，106，124，376，378f.，386

Huber，Ludwig Ferdinand 201，203，208-211，214-218，228，232，246，262，272，336f.，365-367

Huber，Johann Ludwig 127

Hufeland，Gottlieb 510

Humboldt，Alexander von 427，467f.

Humboldt，Karoline von Siehe Dacheröden，Karoline von

Humboldt，Wilhelm von 119，294，381f.，398，400，404，409，427，444，466-469，509f.

Hume，David 34，45，72

Huschke，Christian 11

Iffland，August Wilhelm 133，146，161，178，186，190f.，193，206，463，471，492 494，504f.

Imhof，Luise Franziska Sophie von 265

Jacobi，Christian Friedrich 143，153

Jacobi，Friedrich Heinrich 321，371，394，398f.，471

Jagemann，Henriette Caroline Friederike 484

Jean Paul 241，338，381，386，390，438

Kain 116，389

Kalb，Charlotte von 203-205，263，265，272，337f.，376f.，401，430，470f.

Kalb，Fritz von 430

Kalb，Heinrich von 204

Kant，Immanuel 14，48，72，75，85，93，120，156，220f.，225f.，257，268-270，273，275f.，278，308f.，344，346，349-358，367-375，383-386，390f.，400，408f.，415

Keller，Gottfried 505

Kerner，Justinus 26

Klein，Christian 81

Kleist，Heinrich von 376，419，482

Kleist，Ewald von 42

Klinger，Friedrich Maximilian 39，46，55

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 37-43，101，106，108，113，128，140，153，185，323，329，439，442

Knebel，Carl Ludwig von 263，265，302，394，398

Knebel，Henriette von 488

Kodweiß，Georg Friedrich 20

Kolumbus，Christoph 48f.

Körner，Christian Gottfried 83，85，126，195，201-203，208-211，214，216-222，225，228，232f.，239f.，246，260f.，265，267，270-272，274，276，280f.，285，288，291-293，295，298f.，301-304，306，308-311，316，329，335f.，339，341，343f.，349-351，353，357f.，362-367，371，373，375，378，384，403，407，423，433，444f. 447，452，466f. 468f.，481，483f.，488-490，510-512，514，524

Körner，Minna 126，201，203，209，211，214，217f.，261

Kotzebue，August 471，506f.

Kuplie 138

Lafontaine，August Heinrich Julius 437，439

Lamettrie，Julien Offroy de 67，79

Lavater，Johann Caspar 240，442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51f.，80，87

Leisewitz，Johann Anton 46，106

Lengefeld，Charlotte von Siehe Schiller，Charlotte

Lengefeld，Karoline von Siehe Wolzogen，Karoline von

Lengefeld，Hans Christoph von 293f.

Lenz，Jakob Michael Reinhold 46，55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72，130，148，172f.，178，185，187，192，212，284，321

Lichtenberg，Georg Christoph 364

Livius 172

Locke，John 45，61f.，64-66，72，92

Lovejoy，Arthur O. 86

Mackensen，Wilhelm Friedrich August 422

Magenau，Rudolf 431

Mai 192

Maimon，Salomon 385

Mann，Thomas 487，520

Mansfeld，Peter Ernst Graf von 339

Manso，Johann Kaspar Friedrich 443

Marat，Jean Paul 439

Martial 441

Marx，Karl 411

Matthisson，Friedrich von 380

Mecklenburg，Luise Prinzessin von 201

Meiningen，Herzog von 306

Mendelssohn，Moses 225，321，349，389

Merck，Johann Heinrich 438

Mereau，Sophie 389

Mesmer，Franz Anton 53，54

Metzler 130

Meyer，Wilhelm Christian Dietrich 142-144，146f.，149，158-161，183

Michelangelo 360

Milton，John 39，113

Mirabeau，Honoré-Gabriel de Riquetti Comte de 329

Mirandola，Pico Della 225

Montesquieu，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273，363

Montmartin，Friedrich Samuel Graf von 18，171

Moritz，Karl Philipp 14，76，215f.，302，416，513

Moser，Johann Jakob 22，28

Müller 470

Müller，Johannes von 341f.，491

Napoleon Bonaparte 53，341，392，409，456，466，486f.，492-494，511，519，521

Nast，Johann Jakob 95

Nast，Luise 377

Necker，Jacques 327，511

Neuffer，Christian Ludwig 382，430f.

Newton，Isaac 53f.，62，87

Nicolai，Friedrich 34，442，514

Niethammer，Friedrich Immanuel 522

Nietzsche，Friedrich 14，49，71，286，288，388，397，409，487

Novalis 14，237，343，372，377f.，389，391，397，426，440

Österreich，Franz Kaiser von 508

Österreich，Joseph Ⅱ. Kaiser von 134f.

Ostheim，Dietrich Marschalk von 165

Ovid 32，431

Paulowna，Großfürstin Maria 509，523

Paulus，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510

Perrault，Charles 418

Petersen，Johann Wilhelm 37，40-42，45，106，121f.，124f.，130，133，211

Pfalz，Karl Ⅲ. Philipp Kurfürst 185

Pfalz，Karl Theodor Kurfürst 142，185

Platner，Ernst 79，209

Platon 48，56，86

Plümicke，Karl Martin 513

Plutarch 53，101，108，149，244，339

Preußen，Friedrich Ⅱ.（der Große）König von 27，33，239，252，294

Preußen，Friedrich Wilhelm Ⅱ. König von 239，244

Preußen，Louis Ferdinand Prinz von 514

Preußen，Luise Königin von 515

Rau，Otto Wilhelm Alexander von Rau-Holzhausen 137

Recke，Elisa von der 240，242

Reichardt，Johann Friedrich 398，425，442

Reichenbach，Karl Ludwig 124

Reid，Thomas 73

Reinhold，Karl Leonhard 275，308-311，320f.，323，343，349，382

Reinwald，Wilhelm Friedrich Hermann 150，163f.，169，189，230f.，293，513

Reuß，Christian Gottlieb 81

Rieger，Philipp Friedrich 17，18，21，103，171

Robertson，Wilhelm 230

Robespierre，Maximilien de 256，328，412

Rohan，Louis René Edouard Fürst von 240

Rousseau，Jean Jacques 33，45，68-70，72，101，148f.，197，313f.，387，500f.，504

Rußland，Paul Zar von 140

Sachsen-Weimar，Karl Friedrich Erbpinz von 495，509，523

Sade，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Marquis de 112f.

Saint-Réal，César-Vichard Abbé de 229f.

Sartre，Jean-Paul 12，156

Scharffenstein，Georg Friedrich 37-39，41，118，123-125，141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14，226，308f.，312，329，372，381，388f.，391，409，435，481，510

Schiller，Johann Friedrich 16，17

Schiller，Johann Kaspar（Vater）12，16-25，29，30，31，36，98，100，122f.，139-141，143-145，184，188，199f.，342，375f.，380-382，447

Schiller，Elisabeth Dorothea（Mutter）12，16，20-25，28，30，98，123，140f.，144，184，375，382

Schiller，Christophine（Schwester）16，22，24f.，27，30，98，139，144f.，163，293，378f.

Schiller，Luise（Schwester）376

Schiller，Nanette（Schwester）447

Schiller，Charlotte（geb. von Lengefeld）12，21，170，204，260，293，295-301，328f.，333，334-338，344，347，375f.，382，403，441，466f.，469-471，490f.，508f.，513，515，522，525

Schiller，Karl Friedrich Ludwig（Sohn）376，379，382，463f.，471，485，509，513

Schiller，Ernst Friedrich Wilhelm（Sohn）463，471，509，513

Schiller，Karoline Henriette Louise（Tochter）470f.，509，513

Schiller，Emilie Henriette Luise（Tochter）522

Schimmelmann，Graf Ernst von 344

Schinderhannes（eigtl. Johannes Bückler）105

Schlegel，August Wilhelm 14，185，296，309，372，381，389，392，422f.，425-427，436，463，465，505

Schlegel，Caroline 389，423，426

Schlegel，Friedrich 14，185，309，372，389f.，392f.，418，422-427，436f.，440，442，463，465

Schleiermacher，Friedrich Daniel Ernst 372，426

Schopenhauer，Arthur 51，149

Schramm，Anna Sophie 310，337

Schramm，Christine Charlotte Friederike 310，337

Schrepfer，Johann Georg 241

Schröder，Friedrich Ludwig 193，258-260

Schubart，Christian Friedrich 18

Schubart，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18，33，40，48，101-104，106f.，128，130，141，186

Schubart，Ludwig Albrecht 18，37，103

Schulze，Gottlob Ernst 385

Schütz，Christian Gottfried 308，422，427

Schwaben，Konrad Herzog von（Konradin）22

Schwan，Friedrich（Sonnenwirt）105

Schwan，Christian Friedrich 122，130-132，134，160，162，186，206，215

Schweden，Gustav Adolf König von 339

Schweden，Gustav Ⅳ. König von 509

Seeger，Christoph Dionysius von 95f.，143

Seneca 244

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34，45，48，68-70，72f.，85，87，288f.，296

Shakespeare，William 34，37，42，48，59-61，108，111-113，133，135，211，266，425，453，473，483

Simmel，Georg 411

Sophokles 445

Spanien，Elisabeth von Valois，Königin von 229

Spencer，John 321

Spinoza，Baruch de 63，67，90，321

Staël，Germaine de 392，409，511f.

Stahl，Georg Ernst 80

Stark，Johann Christian 309，344，469，522

Stäudlin 129

Stäudlin，Gotthold Friedrich 121，127-130，376

Steffens，Henrik 389，426

Stein，Charlotte von 265，297，300-302，342，393，397，471，508

Stock，Dora 201，203，211，214，217，365f.

Stock，Minna Siehe Körner，Minna

Stolberg-Stolberg，Christian Graf zu 55

Stolberg-Stolberg，Friedrich Leopold Graf zu 55，289

Streicher，Andreas 43，78，98f.，138-142，146f.，157-162，164，169-171，183，193，206，232，379

Stülpner 105

Thackeray，William 26

Thomasius，Christian 61

Thukydides 273，342

Tieck，Ludwig 14，241，381，389f.，439f.，483f.

Tischbein，Johann Friedrich August 524

Toerring，Joseph August Graf von 229

Unbehaun，Johann Heinrich 299

Varnhagen，Rahel 514

Veit，Dorothea 389

Vergil 32，95

Vestris，de Gaetano 27

Vico，Giambattista 273

Vischer，Luise Dorothea 123，125f.，135，137

Voigt，Christian Gottlieb 304，307，386，509

Voltaire 26，79，86，273，473，484

Voß，Heinrich 11，523f.

Voß，Johann Heinrich 299，523

Vulpius，Christian August 439

Vulpius，Christiane 393，397

Wallenstein 339，341

Walter，Johann Jakob 139

Warburton，William 321

Watson，Robert 230

Weber，Max 411，413

Weimar，Anna Amalia Herzogin von 265f.

Weimar，Herzog von 11，55，103，201f.，262f.，266，300，306f.，335-337，478，484，495，508f.，515

Weimar，Luise Herzogin von 462

Weishaupt，Andreas 245

Weißhuhn，Friedrich August 427

Werthes，Friedrich August Clemens 148

Wieland，Christoph Martin 14，33，49，59，127，132，148，232，244，265-267，272，275，308，329，332，439，442，484

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185，283f.

Winkelmann，Carl Philipp von 166，168，184

Wolff，Amalia 465

Wolff，Christian 51，62

Wöllner，Johann Christoph 244

Woltmann，Karl Ludwig 400

Wolzogen，Karoline von 135，260，293-296，299f.，304，328-330，332-338，344，403，484，490，494，508，524f.

Wolzogen，Charlotte von 164-168，170，183f.，293

Wolzogen，Henriette von 135-138，160-170，183-185，200f.，203，293

Wolzogen，Wilhelm von 135，152，166，293f.，332，508f.

Wredow 138

Württemberg，Karl Eugen Herzog von 12，16-18，22-24，26-28，30-36，44-47，55f.，82f.，95f.，99f.，102-104，121-123，132，134-140，142-146，151-153，157，165，169，171，212，242，245，300，342，376，378f.

Württemberg，Herzog von（Nachfolger Karl Eugens）380

Württemberg，Friedrich Heinrich Eugen Prinz von 242f.

Wurmb，Christiane von 490

Ziegler，Karoline 188f.

Zimmermann，Johann Georg 79

Zumsteeg，Johann Rudolf 138

译后记[1]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理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传记。

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于涅卡河畔的德国小城马尔巴赫。他自幼天资聪颖，口才过人，14岁时进入符腾堡公国军校“卡尔学校”，学习法学与医学。但年少的席勒却已显露出对自由的渴望，厌恶学院内刻板生硬的规章，更厌恶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独断，不止一次地想象有一天能够逃离这一切。

彼时的德国正是“狂飙突进”文学崭露头角之时。1774年，青年歌德匿名发表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石激起千层浪，霎时间，一股青年运动的风潮席卷德国，誓要与束缚天性、扼杀自由的等级制度与封建礼法一刀两断。年轻的席勒也深受触动，在心中悄然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他一边学习，一边偷偷创作诗歌与戏剧。正是在“卡尔学校”的压抑氛围中，席勒写就了他的处女作《强盗》，并于1781年匿名自费出版。这部剧讲述了贵族青年卡尔·封·莫尔被人陷害、落草为寇，从而与整个旧秩序为敌的故事。席勒借卡尔之口挑战他那个“软弱无力的阉人世纪”，因为只有自由方能培育出“伟岸宏大异乎寻常的人才”。毫无疑问，卡尔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

然而席勒还需忍耐：公爵和军校禁止他从事文学创作。但创作的笔既已拾起，就无法再屈从于强力。席勒知道，他该走了。1782年9月，他与同伴逃离了符腾堡，同时继续写作，接连完成了“共和主义悲剧”《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1783），以及“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1784）。在后一部剧中，席勒借贵族青年费迪南与市民少女路易丝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批判了一个荒淫无度、寡廉鲜耻的宫廷社会。他为戏剧赋予了极高的使命，将之视为坚守正义的“道德机关”：“世俗的法律力所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而舞台的效果将“比道德和法律更为深刻持久”。

只是这座道德机关暂时还无法保证席勒的生计。就在他因为沉重的债务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封寄自莱比锡的信让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从未见过信的作者戈特弗里德·科尔纳，但信中洋溢的真挚、崇敬与认可还是让席勒于1785年踏上了前往萨克森的旅途。与科尔纳的友谊让席勒感到，自己终于觅得了知音，而名诗《欢乐颂》便是这段友情的见证。日后，乐圣贝多芬将会在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中为这首诗谱曲，而它也将成为欧盟的盟歌被世人传唱至今。

因为科尔纳的慷慨资助，席勒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中去。1787年，他完成了名剧《唐·卡洛斯》，并在戏中虚构了波萨侯爵这一人物，让他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单枪匹马觐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并勇敢地说出那句振聋发聩的台词：“请您允许/思想自由！”正是这一部戏让席勒被后世尊为自由的旗手，正如海涅所言，席勒“摧毁了精神的巴士底狱，建造起自由的庙堂”。

的确，在《唐·卡洛斯》付梓后第二年，巴士底狱便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化为瓦砾。到处都飘扬着象征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三色旗，席勒本人也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然而时势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所谓“自由”成了恣意的代名词，所谓“美德”成了暴虐的遮羞布；目之所及，只有不受约束的欲望和不近人情的法令。席勒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无法通过暴力实现，而只能通过艺术和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经审美得自由”恰恰是席勒发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审美教育书简》中的核心观点。他希望借助美育调和人身上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让人们在行动中既能遵循道德规范，也不缺少情感关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他想要通过“游戏”的手段实现“情”和“理”的统一，因为“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种游戏并非孩童的嬉闹，而是在承载着人类精神美之结晶的艺术中徜徉。不仅如此，席勒更想要借助文学将古人的纯真与今人的思辨合而为一，在重塑人性的同时迎接一个诗与哲学再度交融的黄金时代。文学、人生与历史的理想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席勒另一名篇《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中的主旋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席勒先是迁居耶拿，后又搬至魏玛，并结识了日后的挚友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自1795年歌德为席勒的《季节女神》杂志撰稿，到1805年席勒溘然长逝，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魏玛古典文学的黄金十年。时至今日，在魏玛剧院正门前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这一对双子星的塑像：席勒在左，歌德居右，二人共握着象征诗人荣耀的月桂花冠；席勒左手握着一卷书稿，微扬着头，目光炯炯，仿佛正眺望着他在诗中所吟诵的那必将实现的理想。

与歌德的交往让已近不惑之年的席勒更加成熟。他褪去了些许青年时的冲劲，笔下增添了几分凝练与厚重；他开始意识到，即便是美也无法抵御时间的冲击；但若是人们诉诸内心，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最大的不幸中，人依旧可以保有心灵的崇高。于是，他将目光转向历史，描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个体。三部曲《华伦斯坦》（1800）勾勒了试图与瑞典和谈而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华伦斯坦如何死于哈布斯堡皇朝的阴谋，《玛利亚·斯图尔特》（1801）展现了这位苏格兰女王如何带着尊严迎接死亡，《奥尔良的童贞女》（1802）则以圣女贞德为原型，诉说了她如何在抵御异族入侵的战争中带着必胜的信念牺牲。只有重现瑞士独立历程的《威廉·退尔》（1804）以胜利结尾：神射手退尔除掉了暴虐的总督格斯勒，而瑞士先民则在四林湖畔的吕特利草地上喊出了著名的誓言：“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亲如兄弟，/碰到任何困厄都不分离！”

席勒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期望的。然而，他却没有能够看见德国的统一。早年的困厄与疾病已挖空了他健康的根基，不知疲倦的写作又耗尽了他的精力。1805年5月9日傍晚，席勒与世长辞，时年仅46岁。但他度过的，是怎样一段璀璨的人生！

德国知名学者、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传记大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洋洋洒洒七百余页，借助翔实的材料将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生平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萨弗兰斯基出生于1945年元旦，20岁起在法兰克福大学修习哲学、文学、历史与艺术史，在20世纪70年代初前往柏林自由大学，一边担任助教，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却在科研之外逐渐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写作才华。1984年，萨弗兰斯基以一部E.T.A.霍夫曼传记一炮而红，开启了他为德意志思想立传的历程。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写作时不拘泥于学科藩篱，在文学与哲学间游刃有余，文风轻快而富有思想性，同时又极为高产。自1987年成为自由作家后，萨弗兰斯基先后撰写了叔本华（1988）、海德格尔（1994）、尼采（2000）、席勒（2004）、歌德（2013）和荷尔德林（2019）的生平，塑造了德国浪漫派的群像（2007），描绘过歌德与席勒间的友谊（2009），还思考过恶（1997）与时间（2015）的问题。2001年，萨弗兰斯基入选德意志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先后获得尼采奖（2000）、荷尔德林奖（2006）、托马斯·曼奖（2014）等一系列德国重量级文学奖项，更在2009年荣膺德国一等十字勋章，是当今德语文化界首屈一指的大家。

翻阅这部传记，就能发现，萨弗兰斯基视席勒为德意志理想主义的代表。何谓理想主义？在汉语语境中，表示“理想主义”的德语词“Idealismus”又常被译为“唯心主义”或“观念论”。但此二义实取自德语的“理念”而非“理想”，源于“Idee”而非“Ideal”。然而在席勒笔下，更重要的当然是后者，即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式想象。不，不是乌托邦：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不怀疑其蓝图最终的可实现性。他绝不会安于现状，而是天生就要求变革。他不能满足于眼前的平庸，而是要以诗意的想象将分散在各处的美汇聚到一起，创造出新的、升华了的现实——而这正是诗人的使命。在席勒看来，“作家最需要的就是理想化、高尚化”（《论毕尔格的诗》）。

理想主义意味着以理性摆脱物质的束缚，从主体自身出发为客观世界立法。席勒认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以理性必然性与普遍性为自我要求，在认识中坚定地要求“绝对的永不止息的思辨精神”，在行动中追求“绝对的道德严肃主义”，始终要让“事物服从他的思维能力”，因此他的追求将“永远大大超出感性生活和现状的范围”。然而，在这高亢的话语之外，席勒同样清楚地看到，理想主义也有自己的缺陷。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眼中只有整体与永恒，却忘了“整体只是由个体组成的完美无缺的圆圈，永恒只是瞬间的总和”；宏伟目标的实现总是依赖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即便他们所欲求的不过是满足其自然天性。理想主义者在仰望星空时，太容易忽视自己脚下的土地，但席勒知道，无论是怎样的参天巨树，“如果没有根，树干也就完了”（《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

然而更多时候，理想主义者是孤寂的：他们总是忘记自己的豪言壮语在旁人耳中不过是含混的梦呓；世界并不理解他们的雄心，更不愿意服从他们的引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个世纪还未成熟，不能接受我的理想。/我是将要到来的公民中的一员。”波萨侯爵如是说道。理想主义者必定不合时宜，因为他的全部追求就是否定并改造这个时代；在他对未来的乐观背后，始终隐藏着对当下的悲观。可他无法置身事外，更不甘与世无争地栖身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壁龛。于是他虽要取材于现在，但他的艺术形式却要“取自更高贵的时代，甚至超越一切时代”；他要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刻画出他的理想，不是为了将之强加于周遭的人与事，而是要“不声不响地把它投入无限的时间之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确立了目标，假以时日，未来必将成为现在。“在不受任何限制的理性面前，方向同时也是成功，路刚一走，就已经在身后边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是理想主义者席勒留给后世的箴言。

席勒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终其一生，他从未放弃过文学的理想。1805年4月2日，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席勒在给好友威廉·封·洪堡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说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别人在我们身后议论，说什么事物造就了我们而非我们造就了事物，我俩必然会羞愧难当。”人们知道，他和洪堡完全不必感到羞愧。

萨弗兰斯基的席勒传甫一面世，就引发好评无数，在次年更是斩获莱比锡书展非虚构及散文类图书大奖。他不仅书写了一位作家，更展现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研究席勒还是了解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思想史，都可从阅读此书开始。译者本人也在翻译、校注与审订的这三年中收获颇多。当然，笔耕不倦的萨弗兰斯基偶尔也会在行文中有些许疏忽，但白玉微瑕，译者已一一改定并在注释中做了说明。此外，这部席勒传十余年前已有中译本，但为保持译文的独立性，译者自始至终从未参考前人成果。译者自知才疏学浅，如有错漏，文责自负，理所应当。

这部译作的完成，要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诸位老师的鼓励，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与索·恩工作室，尤其是段其刚老师的信任与耐心。北京大学德语系2018级本科班作为译者的第一届学生与译稿的第一批读者，对译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弗里德里希·席勒如同一颗彗星划过德意志的天际；他的一生虽短，却释放出理想主义的无穷光彩。这位德意志文学的巨擘在最富创造力的盛年骤然离世，让人不禁想起他那首动人的《挽歌》：

就连美也必须死亡！它征服人与诸神，

却无法打动冥府宙斯铁一般的胸膛。

歌德悲叹，失去席勒意味着失去自己生命的一半。但死亡何尝不是新生？

成为爱人口中的一首挽歌也无限美好

因为平庸之物只会无声息地坠落阴曹。

时光易逝，艺术常青。

谨以此书献给与译作一道呱呱坠地的晨兴。

[1] 本文部分内容已以《诗与哲学的深度交融》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2021年7月11日第7版“国际副刊”。——编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毛明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8

ISBN 978-7-5201-8319-2

Ⅰ.①德… Ⅱ.①吕…②毛… Ⅲ.①席勒（Schiller，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1759-1805）-传记 Ⅳ.①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80586号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

——席勒传

著者/〔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译者/毛明超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段其刚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6.75 字数：564千字

版次/2021年8月第1版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19-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86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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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馆丛书序

斑驳的旧物埋藏着祖先的英勇事迹，典礼仪式上演的英雄故事传颂着古老的荣光。从司马迁的《史记》、普鲁塔克的名人合传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乃至今天风靡世界的传记电影和历史同人小说创作——我们不断切换视角、变换笔触，力图真切地理解当事者的生活时代，想象其秉性和际遇，勾勒更丰满的人物形象。无限还原的愿望与同样无限的想象力激烈碰撞，传记的魅力正蕴藏在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无穷张力之中。

今天我们仍然喜欢描写和阅读伟人的故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行为对社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塑造着历史潮流，其人生值得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传记”中延续下去并承载教化的功能；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情感、需求很大程度是相通的，传记从一些重要人物的人生际遇中折射普遍的人性，有让读者感同身受的能力。置身新时代，今人和前人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如何改变世界。过去与现在的鸿沟被不变的人之本性和深厚的思想传统跨越，这使历史可与当下类比。

索·恩人物档案馆丛书和已推出的历史图书馆丛书一道坚持深度阅读的理念，收录由权威研究者撰写的重要政治人物、思想家、艺术家传记。他们有的是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外交强人、科学奇才，有的则是悲情的君主，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哲学家……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不仅对所生活的社会，而且对后世及世界其他地方也造成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而，关于他们的优秀的传记作品应当包含丰富而扎实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帮助我们认识传主性格、功过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客观地理解个体映射的时代特征，以及一个人在其社会背景下的生活和行为逻辑，理解人与社会结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同时，这些作品当以前沿研究为基础，向读者介绍最新发现的档案、书信、日记等一手资料，且尤应善于审视不同阶段世人对传主的认识和评价，评述以往各种版本传记之优劣。这样的传记作品既能呈现过往时代的风貌，又见证着我们时代的认知和审美旨趣。人物档案馆丛书愿与读者共读人物传记，在历史书写中思考人类命运和当下现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恩编辑部

我希望这些文字能让我赚到一万五千卢布，可是，这份差事简直就是苦役！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5年4月14日致卡特科夫的信函

- 前言

- 引子

-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旅”

- 边界

- 第一章 起步与受挫（1821～1849）

- 莫斯科的童年时光

- 求学生涯

- 走上文坛

- 声名鹊起：《穷人》

- 批评与伤害

- 该以什么方式写作？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 帝国的反击

- “重生”

- 第二章 第一次流亡：西伯利亚（1850～1859）

- 死屋岁月

- 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

- 艰难的回归

- 第三章 文学上的新生（1860～1867）

- 新的起点

- 重返文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 东山再起：《死屋手记》

- 动荡的年代

- 欧洲：进步的象征

- 新一轮危机

- 烦恼的婚外情

- 1864——灾难之年

- 哈姆雷特，一只受辱的老鼠：《地下室手记》

- 冒险的计划

- 鲁列滕堡的豪赌：《赌徒》

- 分裂：《罪与罚》

- 重获自由

- 第四章 第二次流亡：欧洲（1867～1871）

- 情非所愿的旅行者

- 工作还是赌博？

- 日内瓦，“令人厌恶的共和国”

- 俄国的基督：《白痴》

- 意大利和德累斯顿：《永远的丈夫》

- 斯拉夫派道路

- 在欧洲的最后岁月：治愈赌瘾

- 《群魔》：一出魔鬼的歌舞剧

- 第五章 回归之路（1871～1876）

- 返回俄国

- 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成长与失败史：《少年》

- “矛盾百出，如群蜂乱舞”：《作家日记》

- 第六章 巅峰时刻（1876～1881）

- 土地与孩子—新的责任—从刑场到大理石宫

- 一座纪念牌，两位预言家——1880年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

- 文学遗产：《卡拉马佐夫兄弟》

- 去世与封圣

- 参考文献

- 插图版权说明

- 人名索引

前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危机”作家。这不单单是指其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同时也包括他的作品被世人接受的社会背景。在德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受到关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如爱德华·图尔内森（Eduard Thurneysen）所言，那些初次读到他的作品的人，会感觉眼前“突然冒出了一片荒野”，仿佛瞬间被带到了“已知人类世界的最后一道边界”之外。[1]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再过短短二十年，这场疯狂将以更恐怖的方式再度重演。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料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早已成为历史时，战后世界秩序会随着21世纪的到来重新陷入混乱，其疯狂程度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形式描写了19世纪俄国和欧洲经历的种种危机，今天，他的作品却依然会触痛（后）现代世界那些尚未愈合的伤口：科学与信仰、肉体与心灵、个体与社会、社会与共同体、民族与跨民族身份认同等，而这些，不过只是众多矛盾关系当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对今天人类所处的危机环境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恰逢其时。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为什么斯薇特拉娜·盖耶尔（Swetlana Geier）重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会在德国如此广受关注，为什么柏林人民剧院的导演弗兰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会把几乎所有陀氏作品都搬上戏剧舞台，而他的众多同行也都在效仿这一做法。

正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1世纪的今天丝毫没有过时，所以我才斗胆尝试通过本书，以作家所处的时代为背景，对其人其作做出新的诠释。在书中，作家的“私人生活”没有被看作“作品之外、可悲却又无法忽略的一堆累赘”，就像德国著名陀氏传记作家卡尔·诺策尔（Karl Nötzel）[2]所做的那样，而更多是被当作整个叙述的核心。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发展经历，书中特别强调的还有其创作的物质条件：他对作家身份的自我认知，在俄国图书市场上所处的位置，为赢得读者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在文坛和“权力场”（皮埃尔·布迪厄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民族“预言家”的重要地位等。

感谢贝克出版社斯蒂芬妮·赫尔舍博士（Dr. Stefanie Hölscher），谢谢她的耐心指教和建议；感谢佩特拉·雷德尔（Petra Rehder）和贝亚特·萨德尔（Beate Sander）对文稿的专业审校和修订；特别感谢我的太太汉内洛蕾·古斯基（Hannelore Guski，1944～2015），如果没有她多年来的陪伴、批评和鼓励，就不会有这本书。我谨将它献给她，以资纪念。

柏林，2017年10月

[1] Thurneysen，Eduard：Dostojewski. München 1925：3.

[2] Nötzel，Karl：Das Leben Dostojewskijs. Leipzig 1925：96.

引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旅”

2010年6月的一天，当莫斯科人第一次看到新落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时，忍不住揉了揉眼睛。在站台四周用意大利进口大理石铺砌的墙壁上，一幅幅巨大的壁画赫然映入眼帘。壁画上描绘的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场景：拉斯柯尔尼科夫挥舞着斧头，砍向瑟瑟发抖的第二位受害人；罗果仁手握匕首躲在暗处，窥伺着作为袭击目标的梅诗金公爵；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挥起手，将罗果仁给她的十万卢布扔进冒着火舌的壁炉。在俄国，每个读过几本书的人都对这些情节耳熟能详。作为后苏联时代为数寥寥的建筑成就之一，这座新地铁站在公众中获得的评价虽然褒贬不一，但是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回来啦！不仅是在这座位于玛莉娜灌林区的相对偏僻的地铁站（离站口不远处就是作家出生的故居），在繁华喧闹的市中心、正对着宏伟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大厦这个欧洲最大的图书殿堂的地方同样可以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1992年以前，这座大厦的名字还是列宁图书馆。附近的地铁中央换乘站迄今仍然沿用了这个旧的名称。在图书馆大厦前的广场上，原来的列宁像如今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形容枯槁、垂目凝思的男人坐像。这个青铜浇铸的“冥想者”，与传统列宁像的雄伟身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座1997年揭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是由雕塑家亚历山大·鲁卡维什尼科夫（Alexander Rukawischnikow）设计。2006年，德累斯顿会议中心竖起了一尊同比例的雕像复制品。这座雕像的出现象征着俄国在文化政治上的路线转型，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1990年对于俄国来说，究竟能不能算作一次彻彻底底的新生，仍然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但是在象征性行为的层面上，国家的转向却是一目了然，无可置疑。在俄国的公共空间中，这种象征性行为的意义历来超过西欧国家。俄国的路线转型体现在那些大大小小、被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名的博物馆、纪念碑、街道和广场，还有两万多个新建或重新修缮的修道院和教堂，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对社会的渗透。这一点通过克里姆林宫那些政治精英的表现便可略见一斑。每逢大的宗教节日，他们就像沙俄帝国的政客们一样，严格按照东正教仪式举行隆重的庆典。谁能想象，就在叶利钦执政时，他还搞不清复活节和圣诞节哪一个更重要。在后苏联时代的俄国，比所有同辈政治家更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1996年，当他从郊外别墅的一场大火中救出女儿后，人们在清理废墟时发现了一枚完好无损的十字架，那是笃信基督教的普京母亲留下的。从此之后，普京总是把它戴在裸露的胸脯上（说不定正因如此，他才总喜欢以赤膊形象示人）。普京的这次顿悟经历，曾经感动了他当年的政治对手和教友小布什。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一定会对此感同身受，因为这种保罗归信式的精神皈依既是其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也是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大厦广场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雕像，由雕塑家A.鲁卡维什尼科夫设计

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被压制到重返公共视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年，列宁一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个令人厌恶的作家（“我才没时间读这种垃圾！”[1]）。布尔什维克们则把陀氏当成外国人迷恋的对象或不合主流的人物，只有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激情”，还有对俄国城市无产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同情，换言之，只有以这些为主题的陀氏早期作品，是值得肯定的。相反，他对宗教的热忱，正如他对进步的怀疑以及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仇恨，都是令人唾弃的。在布尔什维克眼里同样有害的，还有陀氏作品中主人公的复杂心理活动，它与革命“新人”的正直坦率、勇于牺牲和乐观主义精神完全背道而驰。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罪恶方面的天赋表示欣赏的同时，对其描绘的“卡拉马佐夫式”人格和道德虚无却十分反感。

在1920年代的苏联，围绕陀氏作品的学术研究仍然是一个热门课题，其成果也颇为可观，列昂尼德·格罗斯曼（Leonid Grossman）、阿尔卡季·多利宁（Arkadij Dolinin）、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等人的论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斯大林执政的1930年代～19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相反，在柏林、布拉格和巴黎的俄国流亡者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被奉为圣人。这些流亡人士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出发，或将陀氏视作革命预言家，或将其看作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虽然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俄国流亡人士——列夫·舍斯托夫（Lew Shestow）、伊万·蒲宁（Iwan Bunin）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对陀氏的态度颇为保守，但是俄国流亡者对陀氏的崇拜却丝毫没有因此减弱。

进入赫鲁晓夫时代后，随着政治气氛的松动，一套十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于1950年代末正式出版。1959年，一套早在1920年代便开始编辑修订、其间中断数十年的陀氏书信集，推出了最后一卷。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里程碑，是由苏联科学院编辑、于1972～1990年陆续出版的三十卷本陀氏全集。虽然这套书的印数高达二十万册，但是其中的几卷纯文学作品，也就是小说部分，刚上市便告售罄。以往只有那些禁书才会受到读者如此青睐。一直到苏联改革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仍然有着反动颠覆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如此，读者对他既感到陌生又充满了好奇。

如今，这套学术界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三十卷本陀氏全集已亟待修订，因为书中的许多注释仍然带有明显的苏联意识形态色彩，自1990年代中期起，在弗拉基米尔·萨哈罗夫（Wladimir Sacharow）领导下，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的一支团队开始着手编辑一套全新的修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其中包含了未曾发表的陀氏文章，以及去苏联化的全新点评和注释，此外，编者还根据原著对全书的文字和标点进行了全面修订。在萨哈罗夫看来，后一项工作尤为重要，比如说在三十卷本陀氏全集中，编辑按照苏联时期的文法习惯将“上帝”一词全部小写，而把“魔鬼”变成了大写。[2]萨哈罗夫教授认为，《圣经新约》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钥匙，它比任何参考文献都更能给人以启发。[3]为了表彰萨哈罗夫教授在编辑陀氏全集方面做出的贡献，莫斯科州州长授予其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圣人勋章，这一勋章的获得者还包括普京和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等政界要人。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后苏联时代，俄国东正教势力的重新崛起与民族话语的重构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的回潮，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

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随着俄国对苏联历史的清算以及对文化断裂的修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颠覆性魅力已不复存在。今天，作为经典作家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不仅出现在莫斯科的繁华闹市，他的作品也成为俄国文学的必读书目。在俄国中学和大学的教学计划中，其地位与另外四位俄国19世纪文学巨匠——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不分伯仲。然而在先锋派眼中，经典却被视作绊脚石。面对新一轮陀思妥耶夫斯基热，年轻的艺术家和文人以特立独行的姿态与之保持着距离。例如，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图书馆大厦前表情凝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戏称为“痔疮病患者”。在弗拉基米尔·索罗金（Wladimir Sorokin）1999年创作的话剧《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旅》中，作者以《白痴》为蓝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美好新人类”的理念变成了一幕充斥着淫荡和暴力的荒诞剧。在2003年莫斯科萨哈罗夫中心举办的名为“警惕宗教！”的展览中，展出了一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题的三联画装置作品：左侧画面上的作家形象是长翅膀的天使，中间一幅是手举斧头（的天使），右边一幅是怀抱鸟笼（的天使）。在三联画顶端悬挂着一只真正的鸟笼，笼子里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胸像，其寓意大概是暗指《死屋手记》中那只被犯人捉住的鹰。创作者瓦莱里·舍特什金（Walerij Schetschkin）或许是想用这个装置作品来表达弗洛伊德的那句著名论断：“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成了人类的监狱看守的同伙。”[4]在展览开幕酒会结束后不久，一群右翼激进分子冲进了展馆，高喊着“干掉这伙东正教的敌人！”，捣毁了大量展品，将散布仇恨的口号用喷漆喷在墙上。国家杜马以展览举办方侮辱东正教教会、损害宗教感情为由，宣布这群笃信宗教的破坏分子无罪。

边界

在乌拉尔山脉的一处山坡上，马车在一座小小的方尖碑前停了下来。碑上是两块黑底白字的路牌，一块写着“亚洲”，另一块写着“欧洲”。就在十年前，车上的旅人在这里经过：当时，这位戴着镣铐的囚犯冒着风雪和严寒，驶向相反的方向。如今，在1859年夏末的这一天，这位重获自由的男人将沿着边界另一块路标的指引，走向“欧洲”，不，是俄罗斯！在他的身后，是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到叶卡捷琳堡的漫长旅途，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哈萨克草原，以及高温、沙尘和风暴；在他的身后，是四年苦役和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的五年半兵营生活；在他的身后更遥远的地方，是他在文坛昙花一现的声望，还有曾经的青春。眼下，再过几个月，这个托上帝之福侥幸活下来的男人即将迎来他的三十八岁生日。等到了四十岁，他就算得上是个老人了。时间已是下午五时，太阳依然高挂在天空。但是，在浓荫蔽日的树林里，寒气依然逼人。空气里到处是松脂和湿土、蘑菇和草莓的味道。那是俄罗斯的味道。“我们下了车，”他在后来的信中写道，“我在胸前画了十字，承蒙主恩，让我终于抵达了这片应许之地。”（1858年10月23日）

“生涯”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词指的是人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每个人都会沿着各自的轨迹，经过这条道路上的一个个站点。这条轨迹的走向，说到底是由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在理想情况下，每个人生阶段都会给人带来价值上的新收获，至少是在经验和阅历方面。但是一个人的价值，只能在他走到人生旅程的终点时才能判定。所以，简历与悼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旧时的俄国，人们不相信人类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和修炼来实现自我完善。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能通过最后的审判来裁定。人世间的生活不过是为进入天堂所做的准备，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通往永生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在18世纪的俄国，上述信念和其他许多传统观念一样也开始动摇。彼得大帝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实行压制，强迫其屈服于沙皇政府的统治，并以保障国家利益、促进“公共福祉”为名，于1772年颁布了“官秩表”法令，将全国文武官员划分为十四个等级，从最低一级的录事直到最高一级的一等枢密顾问。这套职级制度一直沿用到俄国十月革命，其宗旨是破除传统的贵族门第观念，论功取仕。“官秩表”的颁布同时还为个体的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至少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每个人都可以沿着固定的职业路径一路攀升，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以往在俄国，这种情况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事业”（carrière）一词很快变成了俄语中的时髦词语，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到了19世纪，除了入仕为官，人们还可以在其他领域赢得事业上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在官场更容易。这一点正是那些与风险并存的所谓自由职业的一大优势：无论是商人还是债券经纪人，建筑师还是律师，医生还是发明家，钢琴家还是演员，另外，当然还有作家。写作这件事“虽说算不上什么差使，但毕竟也是条门路，那些大人物会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借天真的地主伊赫梅涅夫之口，对诗人伊万·彼得罗维奇——作家在小说中的化身——这样说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梦想在文学领域树立自己的功名。他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一梦想，特别是在眼下，1859年夏末的这个午后，其内心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但是同时，他对所谓“事业”也充满了疑虑，因为它的最大危险是受社会压力所迫而失去自我，正如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笔下的许多主人公，还有陀氏小说《双重人格》中的男主角戈利亚德金一样。除此之外，“事业”这个词不仅令人联想到成名成家，还会让人把它和典型的西方式人生理想联系在一起：一种浮士德式的成功欲和名利心，还有一心想要飞黄腾达的野心，就像拿破仑的那句名言：“我所有的政治就是为了成功！”（Et toute ma politique c’est le succès）从科西嘉少尉一路晋升、最终成为欧洲统帅的拿破仑，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崇拜的英雄，也是《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生榜样。如果换作拿破仑，他会不会自甘屈辱，钻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床底下，去搜寻现金和值钱物件？绝对不会！拿破仑把自己看作超人和来古格士转世，他要做的事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这一点，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要效仿的。他希望从老太婆身上至少弄到三千卢布，再靠这笔钱为他一生的事业打下基础，这个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拯救全人类。

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事业”最终变成了一条“受难之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所经历的那样。“事业”是一种没有超越本体的进步，而“受难之路”则是一种基督式的修行，其换来的回报是复活和永生。就像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人间堕入“死屋地狱”，从一位受欧洲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位普普通通的囚犯，还有他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相遇，这一切，与耶稣走过的道路有何分别？当然，苦役和流放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正如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非耶稣所愿一样。但是，就像耶稣平静地接受公会的审断那样，他难道不是也以坦然顺从的态度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吗？由此一来，他不是也将命运变成了自身意志的客体吗？到最后，他也因此迎来了重生，正如他在《死屋手记》结尾借刚刚出狱的主人公之口所言：“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

但是，在非象征性的现实层面，所谓“复活”和“新生”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指路的灯塔，还是纯粹的比喻和修辞？“每隔五个半小时，他便会‘复活’和‘新生’一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度厌恶、笔名加拉哈德（Sir Galahad）的奥地利女作家贝尔塔·埃克斯坦-迪纳（Bertha Eckstein-Diener）曾以讽刺的口吻这样写道。[5]早在1849年12月谢苗诺夫校场的假死刑事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迎来了自己新的人生：“如今，我的人生已彻底改变，我将以新的方式从头活过。”早在那时候，他便自认为得到了净化，就像现在结束了苦役、站在欧亚边界的他一样。年轻时关于革命的种种幻想，如今都已烟消云散。那位184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变成了一位狂热的爱国者和沙皇的忠实信徒。这是一种“皈依”（Metanoia），一种双重意义上的信仰转变：一是道德，二是政治。

但是，他真的会从此走向“新生”吗？当然不。因为他心里清楚，他“对天堂的热情，依然带着俗世的烟火气”，这是他敬佩的作家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von Kempen）说过的话。他不仅知道，而且可以用身体的每个细胞感觉到，他绝不可能背离自己的天性，像托尔斯泰晚年时那样放下笔，拿起犁耙，过着粗衣粝食的乡间生活。正如他对功名利禄的反感一样，他对违背天性的圣徒式生活同样充满了警觉。“你即使把天性赶出门去，它也会从窗外飞进来”，这是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引用过的俄国谚语。后来他又在另一段文字中把同样的意思换了种说法：“所有违反天性的非自然之物，最终都会遭到报复。”

此时此刻，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两个大陆和两段人生的交界点时，他对生活的渴望远比对“新生”的期待更强烈。在他的身后，是长达五年的监禁、苦役、饥饿、病痛、羞辱和人间地狱般的生活，是在世界尽头的俄国外省小城度过的六年黑暗时光。在他的身后，是走了整整十一年的受难之路。如今，苦难已经尝尽，是时候拥抱生活了！虽然那里也有边界，但距离尚远。“我总是一刻不停地奔向最远的边界，我一辈子做的事，便是要跨越这条界线。”这大概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生活。眼下，乌拉尔山脉并不是最远的边界。“死屋”一度是他最远的边界，直到今天，他才彻底将它甩在了身后。

在告别亚洲大陆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出包里的苦橙酒，和同伴们一起举杯庆贺。一群人溜溜达达，活动着麻木的双腿。看守边界的卫士，一位退伍老兵，一瘸一拐地走出哨所，和大家喝酒闲聊。有的人心血来潮，跑进林子去摘草莓。在哈萨克草原，人们几乎早就忘记了这一世间美味。之后，一行人再次踏上了旅途。下一站是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然后是特韦尔，之后是莫斯科。最后的终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十年前离开的地方：圣彼得堡，俄罗斯帝国的都城。

[1] Saraskina，Ljudmila：Dostoevskij. Moskau 2011：7.

[2] Zacharov，V.N.：Imja avtora-Dostoevskij. Očerk tvorčestva. Moskau 2013：9.

[3] Zacharov，V.N.：Imja avtora-Dostoevskij. Očerk tvorčestva. Moskau 2013：8。

[4] Freud，Sigmund：Dostojewski und die Vatertötung. In：Freud，Gesammelte Werke in 18 Bänden，Bd.14.Frankfurt a.M.1948：400.

[5] Sir Galahad 1925：36.

第一章 起步与受挫（1821～1849）

莫斯科的童年时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孩童总是扮演着核心角色，然而对于自己的童年经历，作家却总是讳莫如深。其实不只是童年，但凡涉及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不愿多谈。另一位大作家托尔斯泰则不然。后者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向自己和他人，甚至在整个世界面前进行自我剖析。单是他写下的日记，就有厚厚几大卷。与笔下的许多主人公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暴露自己的内心十分反感。除了少数亲朋至交，他对写信这件事也从不热衷。他曾经开玩笑地讲，如果有一天下地狱，他多半会因为罪孽被判罚每天写十封信。

我们对作家童年的大部分了解，都是来自其胞弟安德烈的回忆。甚至对自己的身世来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直到作家去世后，他的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Anna Grigorjewna）才对夫家的族谱做了详细考证。据其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系一脉源于贵族世家，16世纪初，该家族得到了一个名为陀思妥耶沃的村庄作为封地，地点在当时的立陶宛大公国，离布列斯特城（Brest）不远。于是，接下来的一代人便把这个村庄的名字变成了家族姓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族由此诞生。据记载，16世纪时，曾有一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在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Fürst Fjodor Dostojewskij）麾下效力。库尔布斯基亲王曾是伊凡四世（“雷帝”）的密友，后与沙皇反目，逃到了立陶宛。正是从这时候起，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成了亲王的法律顾问。进入17世纪后，有关立陶宛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族的记载逐渐消失。直到18世纪中叶，这个姓氏才在当时隶属波兰的乌克兰西北部重新出现。从家谱上看，信息记录较完整的是安德烈·格里戈利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Andrej Grigorjewitsch Dostojewskij），即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祖父（据推测生于1756年）。

1782年，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职东仪天主教会祭司。在第二次瓜分波兰（1793年）、其所在村庄划归俄国后，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转信俄罗斯东正教，并打算让1785年出生的长子米哈伊尔进入教会做一名修士。但是，1809年从乌克兰沙尔霍罗德-尼古拉耶夫神学院毕业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毅然决定前往莫斯科，到专门培养军医的帝国外科医学院求学。在这位胸怀抱负的年轻人眼里，当一名军医显然要比在乡间做一辈子修士更有前途。当拿破仑军队于1812年8月攻占斯摩棱斯克，战火逐渐向旧都莫斯科逼近时，医学院被迫转移，搬到了莫斯科以东的后方。在1812年9月给俄方造成空前伤亡的博罗金诺战役期间，以及因尸体无法及时掩埋而引发大规模瘟疫后，医学院的师生也全员出动，加入救护工作中。直到拿破仑大军撤退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以继续学业，并于1813年成为博罗金诺步兵团的团部军医。1818年，米哈伊尔被任命为莫斯科列福尔托沃军医院的上尉军医，一年后被提拔为中校医师，年俸六百卢布。

1820年，时年三十一岁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医院的小教堂里迎娶了比自己小十岁的新娘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涅恰耶娃（Maria Fjodorowna Netschajewa）。玛丽娅的父亲费奥多尔·蒂莫菲耶维奇·涅恰耶夫（Fjodor Timofejewitsch Netschajew）是卡卢加（Kaluga）的一位富商，祖上历代经营布匹生意。1812年莫斯科大火后，原本兴旺的生意日渐冷清，家境从此破败。玛丽娅的母亲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科特尔尼茨卡娅（Warwara Michajlowna Kotelnizkaja）是牧师的女儿，她的父亲毕业于著名学府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在1755年莫斯科大学创立前，这是俄国首屈一指的教育机构。作为教会印刷所的一名校对员，他整天和莫斯科知识界人士打交道。他的儿子瓦西里，也就是玛丽娅的舅舅，是一位教授，曾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担任讲师，既是医学史专家，也是一位历史学领域的通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瓦西里·科特尔尼茨基（Wassilij Kotelnizkij）是全家人的骄傲，身为政府顾问，他总是身着制服，头戴插着羽毛的三角帽，出行有豪华马车接送。每隔一个月，没有子嗣的科特尔尼茨基夫妇都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串门喝茶，到了复活节的时候，还经常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三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到他们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小木屋做客。每年元旦——这天恰巧是瓦西里·科特尔尼茨基的命名日——医学系的师生都会在这里齐聚一堂，欢度新年。

作家父母：米哈伊尔·A.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F.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如果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的亲戚当中，科特尔尼茨基夫妇是学问人的化身，那么玛丽娅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则让家族的经商传统在其手中得到了延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她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位善良的仙女。18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了莫斯科富商亚历山大·库马宁（Alexander Kumanin）。库马宁的父亲是位腰缠万贯的富豪，甚至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生意。由于夫妇俩膝下无子，亚历山德拉主动担起了妹妹玛丽娅家七个孩子的教母之责。自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库马宁家位于克里姆林宫南侧莫斯科河畔区的豪华别墅，便成了这些失怙孩子的第二个家。实际上，在妹妹和妹父在世时，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库马宁夫妇也总是主动伸出援手。不过尽管如此，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的小说中，商人形象却往往是负面的：这些人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些没有教养、唯利是图的伪君子。

1820年10月13日，[1]玛丽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长子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后，玛丽娅的丈夫从军队退役，并于1821年春进入莫斯科玛利亚医院任职。1821年10月30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所医院出生。玛利亚医院得名于医院近旁的玛莉娜灌林（Marienhain），这是俄罗斯文学家们经常歌颂的地方。俄国早期浪漫派代表瓦西里·茹科夫斯基（Wassilij Schukowskij）曾于1809年写下了一首以《玛莉娜灌林》为题、家喻户晓的爱情诗，将这片林地描绘为一个鸟语花香的伊甸园。事实上，玛莉娜灌林并不是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静谧之地。这片不大的林子地处莫斯科北郊，紧邻拉撒路墓地，多年来，这里埋葬的大都是死刑犯和自寻短见的人。到了19世纪，玛莉娜灌林渐渐变成了莫斯科市民享受闲暇时光的休憩场所。每逢节假日，许多市民拉家带口聚集在这里，跳舞唱歌，饮酒作乐。各路江湖艺人也会在这里摆上摊子，演木偶戏的、卖唱的、耍马戏的，各色人马，一应俱全。与茹科夫斯基相比，另一位作家米哈伊尔·扎戈斯金（Michail Sagoskin）的描绘更贴近现实。在他的笔下，玛莉娜灌林是“狂欢买醉的好去处”，“在墓地包围的灌木丛里，生活沸腾着，却又处处透着死亡的气息。这边，吉卜赛人的欢快歌声在古墓间回荡；那边，萨莫瓦尔茶壶和朗姆酒瓶被摆在墓碑上，一群俄国商人正在举杯畅饮”。[2]

玛利亚医院的前身是17世纪建立的一家专门收治贫困病患的医护机构，在1771年黑死病大爆发期间被关闭。1804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德裔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Maria Fjodorowna）的倡议下，一家为莫斯科穷人提供免费治疗的济贫医院在这里奠基。医院的所有治疗和护理，都是依照现代医疗标准执行的。1806年，医院正式启用。医院大楼是由吉奥瓦尼·吉拉迪（Giovanni Gilardi）按照古典主义样式设计，外观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宫殿。除了柱廊和庭院，还有一个医院专属的小教堂。医护团队是由一位德国医生领导，作为团队中少数幸运的俄国成员之一，1821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分到了一间位于院内的宿舍。他的次子费奥多尔便是在玛利亚医院里度过了童年最重要的时光。

自1928年起，这套狭小的公寓被改建成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面的所有家具和设施都是按照19世纪初流行的毕德麦雅（biedermeier）风格仿制的。这些房间今天的样子，要比当时漂亮得多。作家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Andrej Dostojewskij）在回忆录中谈起父母的家时，是这样描写的：

和今天的公寓宿舍相比，那时候的设施要简陋得多。当时，对于拥有中校参谋职衔、拖着四五个家眷的父亲来说，这套公寓除了厨房和门厅之外，实际上只有两个像样的房间。进门后是一条带窗户（外面是前院）的走廊，这条长长的走廊的最末端，隔着一道天花板高的屏风，是黑漆漆的儿童房，旁边紧挨着厅堂。厅堂面积很大，有两个临街的窗户，还有三个窗子朝向前院。再往后是有两扇临街窗户的起居室，里面用屏风隔出了一个几乎见不到光的隔间，作为父母的睡房。这就是公寓的全部！[3]

在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之后，家里又添了五个孩子，分别是1822年出生的瓦尔瓦拉（Warwara），1825年的安德烈，1829年的薇拉（Wera），1831年的尼古拉（Nikolaj）和1836年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从此，家里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和局促的房间格局一样，屋里的家具陈设也十分简陋。墙壁只用石灰涂料简单地刷白，外衣、内衣和日用品混乱地堆在箱子和柜子里，有些箱子同时也被用作床铺。到了夜里，奶妈和保姆睡在父母卧室中用木板隔出、没有窗户的隔间里，婴儿的摇篮就摆在父母的床边。天黑后，客厅里的长沙发就变成了两个大女儿的床。屋里仅有的几件贵重家具是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架，还有两个小方桌，那是几个孩子上课和写作业的地方。

莫斯科玛利亚医院，前面是由S.D.梅尔库罗夫设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居住空间的狭窄逼仄，特别是两兄弟那黑漆漆没有窗户的睡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其处女作《穷人》的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租住的斗室紧挨着女房东的厨房，屋里四处透光，既不隔音也不隔味。《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居住的隔间“与其说像间住房，不如说更像个衣柜或大橱”。《群魔》中拥有一幢豪华别墅的富人斯塔夫罗金，最后却吊死在一间狭小的阁楼里。最能直观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棺材般狭小空间印象的，莫过于小霍尔拜因（Holbein）的油画《墓中的基督》。在作家的视觉记忆中，这幅作品带来的冲击力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见本书页边码第287页）。

对于1832年获得枢密顾问头衔并从此跻身贵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来说，玛利亚医院的这套公寓实在太过寒酸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无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还是文学作品中，父母的房子从来都不像在列夫·托尔斯泰、谢尔盖·阿克萨科夫（Sergej Aksakow）、伊凡·冈察洛夫（Iwan Gontscharow）等人的作品中那样，被描绘成一个温暖安全的港湾。除了居住空间的拥挤，贫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经历的重要部分。父亲总是在几个儿子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怜的穷鬼，并且不厌其烦地警告说，等他死了以后，孩子们都得到街上乞讨。不过，虽然老是在家里哭穷，可这并不妨碍他每次去病人家出诊时（他也由此赚了不少红包），都会叫上一辆四轮马车，再带上一位穿制服的男仆。除此之外，他还在1830年代初斥资一万二千卢布，在莫斯科东南侧、距首都大约一百五十俄里[4]的图拉省，买下了两处田庄：达罗沃耶和切列莫什那。每年夏季，一家人都会到这里避暑。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笔失败的投资。在购买切列莫什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得不用之前买下的达罗沃耶村作为抵押，以申请贷款。而且，这两处田产带来的收益也少得可怜。1830年代的持续干旱让庄稼收成更加雪上加霜。刚刚买下一年，达罗沃耶就遭遇了一场大火，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小小的庄园几乎被燃成灰烬。另外，还有与邻村旷日持久的地界之争，也总是让人不得安宁。

这处不久后重新修缮的乡间别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大概只有一个好处：它让这个人口不断壮大的家庭可以在每年春季到秋季逃离莫斯科拥挤的小屋，享受广阔天地带来的自由。其中最开心的，还要属孩子们。在莫斯科，就连附近的玛莉娜灌林，父母都不许他们接近，而在达罗沃耶，他们可以在大自然里尽情撒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们来说，每年暑假在乡下的日子，或许是他们仅有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因为工作原因，父亲不得不独自留在莫斯科，偶尔才能抽出时间去乡下探望。于是，在达罗沃耶，母亲便代替父亲成了一家之长。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富家女很快便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在管教子女方面，她比丈夫要宽松得多。几个大点儿的男孩米哈伊尔、费奥多尔和安德烈可以在乡间追逐打闹，挖池塘，盖房子，在野外露营，装扮成印第安人或鲁滨孙到林子里游戏。

这与父亲的教育方式相比近乎天壤之别。在他眼里，孩子们是一群小大人。纸牌、象棋、球类游戏等，都是不被允许的。济贫医院的小花园，是公寓宿舍之外唯一允许孩子们去的地方。但是，与身穿褐色病号服、头戴白色纸帽在花园散步的病人攀谈，则被明令禁止。所以，孩子们在花园里实际上并不是玩耍，而是“乖乖地跟在保姆艾莉奥娜·弗洛罗夫娜身后散步，或者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发呆”。[5]甚至在年满十七岁之后，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也不能独自外出，因为在父亲看来，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

三个大儿子最初是在家里上课，为他们教授俄语、宗教和算术的，是既虔诚又爱讲故事的教会执事伊万·钦科夫斯基（Iwan Tschinkowskij），法语课老师是一位法国老兵，他把法语姓氏“苏查德”（Suchard）的字母顺序颠倒过来，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德查索夫（Draschussow）。拉丁文课则由父亲亲自教授，这是米哈伊夫和费奥多尔最怕也最恨的课程。上课地点通常是厅堂的方桌旁，上其他课时，几个男孩可以坐下来听讲，但是轮到父亲上课时，孩子们只能站着学习拉丁语的变格变位，常常一站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更长。而且在上课的时候，父亲严禁他们把身体靠在椅子上，哪怕用手指尖撑一下也不行。不过，他在教育方面表现出的才能，却远远比不上他对师道的重视。这位老师既缺乏耐心，又简单粗暴。只要他没有在第一秒得到正确答案，就会立刻暴跳如雷。他经常会把课本往桌子上一摔，然后怒冲冲甩手而去，又一次对这些不成器的儿子大失所望。

尽管态度严厉，但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却从未对儿子实行过体罚。在19世纪初的俄国，这种情况并非理所当然。据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测，父亲之所以让几个孩子在家里上课，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学校里，体罚还是普遍现象。直到1860年代初，俄国民众才就体罚学生的意义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共大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放弃棍棒教育的另一个原因，是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知识界推崇的感性思维影响。尽管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卢梭的理念并不完全接受，但是在强调感性的教育观念方面，他却或多或少受到了感染，特别是对家庭观念和夫妻之道的重视。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为抵抗俄国王公贵族中的道德沦丧之风，这些理念格外受到推崇。另外，还有宗教信仰上的虔诚，这种虔诚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同时也借助语言得到了清晰反映：

想念你，我的宝贝，我的天使！我的挚爱，得悉你和孩子们一切安好，甚喜。这皆拜万能的主所赐。愿主保佑你们，我的亲人，以他的慷慨和慈悲！不要挂念我，托上帝之福，我和孩子们都很康健……

保重，我的心肝，我的小鸽子，我的欢乐，我的唯一和我的全部！吻你，用最热烈的方式吻你。也请替我吻我们的孩子……保重，我唯一的情人，记住，我会永远爱你，直到死去。你的M.陀思妥耶夫斯基。[6]

父母的虔信不仅体现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每次启程去乡下之前，他们都会请医院里的神父带领全家一起祷告，祈求上帝保佑家人平安。无论早晚还是餐前，祷告都是全家例行的功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上帝的存在乃是不容置疑之事。每年春秋两季，一家人都会举行祭祀仪式，祈祷风调雨顺，保佑庄稼有个好收成。每当村里有新的水渠或水坝落成，隆重的圣水仪式和圣像游行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到莫斯科北边、靠近玛莉娜灌林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去朝圣。这个神秘而美丽的修道院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圣地之一，在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832年达罗沃耶村遭遇大火后，当一位村民骑着马赶到莫斯科，把消息通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时，夫妇俩的第一反应是拉着孩子们在家里供奉圣像的祭坛前跪下，向上帝祷告。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子女对宗教的认识，还通过读书识字得到了强化。他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圣经故事汇编》，这是约翰·胡伯纳（Johann Hübner）编写、当年在欧洲流行一时的少儿插图版《104个圣经故事》（初版于1722年问世）的俄语译本。这本书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尽管作家一生中经历了各种宗教上的怀疑和信仰危机，正如其作品《罪与罚》中反叛上帝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但是在他身上，虔诚善良的本性却一生未曾改变。[7]

由于工作原因，每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只能独自留在莫斯科，和家人分居两地。不过正是因此，才有了夫妇之间的大量通信。其中有很多书信充满感伤色彩，让人不禁联想到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和卢梭的书信体小说。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的独居生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心理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由于天性多疑，他对身边的仆人也充满了戒心，甚至怀疑他们偷窃家里的财物：

你信中说，家里有六把汤匙，可我只见到五把。另外你还说，在五斗橱里还有另外一个打破的勺子，我也没找到。所以我请你再想一想，你是不是记错了？因为我告诉你，自从你走以后，家里就只有五把勺子。还有那把打破的勺子，你也想想，是不是把它放到了别处。因为我的钥匙一向都和我寸步不离。[8]

随着一天天衰老，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出现了抑郁倾向。由于妻儿不在身边，抑郁症状越来越严重。1835年5月，他在从莫斯科写给乡下妻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是圣三节（俄罗斯节日，复活节之后的第七周，作者注），可我没去玛莉娜灌林赶集。我的心情压抑得很，脑子里全是乌七八糟的念头，这感觉简直生不如死。”[9]这时候，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正怀着小女儿亚历山德拉，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因为怀孕反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满是阴暗心理的丈夫甚至怀疑，妻子腹中的胎儿不是自己的骨肉。玛丽娅“对上帝，对天对地，对我的孩子们，用我全部的幸福和生命”发誓，其腹中孕育的是“连接我们彼此间爱情的第七根最亲密的纽带”。[10]

这番指天发誓的话是否让多疑的丈夫就此打消了疑虑，我们无从知晓，不过我们知道的是，早在几个月之前，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就开始不停地咳嗽。待1835年夏生下女儿亚历山德拉之后，咳嗽变得越发严重，表现出明显的肺痨症状。1836年这一年，母亲的身体眼看着垮了下来，就像阴云一般笼罩着整个家庭。莫斯科的亲戚们总是时不时来家里探望，每个人讲话时都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音，就连走路都是踮着脚尖。1837年2月27日，年仅三十六岁玛丽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因肺痨去世，留下了七个孩子，还有心理崩溃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让人在妻子的墓碑上刻下了一段碑文，开头是：“永生铭记的挚友、贤妻与良母。”接下来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j Karamsin）撰写的墓志铭：“安息吧，亲爱的遗骨，直至快乐地苏醒！”（直译为：“直至欢乐的黎明！”作者注）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爱着母亲，并且打心眼里崇拜她。1864年，当他和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来到莫斯科时，第一件事就是赶到玛莉娜灌林近旁的拉撒路墓地，给母亲扫墓。“每当他思念母亲的时候，内心总是充满了柔情。”[11]但是，对母亲的爱并没有让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对某些情节的设定有所避讳。在长篇小说《白痴》中，有一位名叫列别杰夫的小丑式人物。他跟人吹牛说，自己在1812年和拿破仑军队作战时，被法国人的大炮炸断了左腿。之后，他将截掉的残肢埋到了莫斯科瓦甘科夫公墓，并在墓碑的背面刻上了一行铭文，而这正是作家母亲坟墓上那句卡拉姆津撰写的墓志铭：“安息吧，亲爱的遗骨，直至快乐地苏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读者都清楚，这段情节实际上是在影射1812年打败拿破仑军队的传奇式英雄、第一代安格尔西侯爵（Lord Uxbridge）。在滑铁卢战役中，作为联军骑兵指挥官，他被法国军队的大炮击中了右腿而被截肢，这条腿后来被埋在了一位布鲁塞尔市民的私家宅地里。从此，这里便成了世界各地游客到滑铁卢参观时的打卡地，同时也让这家人的后辈赚得盆满钵满。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借用卡拉姆津的话和滑铁卢战役的神话编造这样一段充满讽刺的情节，不仅是向俄国感伤主义文学——在1870年代背景下颇显过时的潮流——发出抨击，同时也直接反映了作家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分歧。这位同样亲历过1812年对法战争的英雄，面对身怀六甲、罹患重病的“贤妻”，竟然怀疑对方对自己不忠。

求学生涯

母亲的去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变故。另一次程度虽有所不及但同样深刻的转折发生在1834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米哈伊尔一起，进入了契尔马克寄宿中学。这所私立学校是莫斯科的顶尖学校之一，校舍是一栋华丽的宫殿式建筑，位于东北部城区的诺瓦亚巴斯马娜亚大街。在这里就读的学生，每年要交高达八百卢布到一千卢布的学费。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收入只够支付一个儿子的学费，于是，库马宁夫妇便主动担起了另一半费用。学校的课程除了俄国文学和语法课，还有几门传统或时髦的外语（法语、德语、英语）课，再加上物理、数学、绘画、音乐等课。据弟弟安德烈回忆，两个哥哥最崇拜的老师是教俄语文法的尼古拉·比列维奇（Nikolaj Biljewitsch）。比列维奇原来在乌克兰涅任（Neschin）念书时，曾和果戈理同班。他本人也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经常为各类刊物撰稿。

另外，比列维奇还曾把席勒的作品翻译成俄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席勒的热爱，或许便和比列维奇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对文学的热情早在此前便已被唤醒，那是从父母每天晚上带着孩子们一起读书的时候开始的。每次，先是父母轮流朗读，当他们读累了的时候，就由两个大儿子来接替。除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chail Lomonossow）、加甫里尔·杰尔查文（Gawriil Derschawin）等18世纪俄国经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对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尼古拉·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小说，还有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挽歌体诗作。相反，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除了沃尔特·司各特等浪漫派作家，最喜欢的作家是普希金和早期的果戈理。关于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谁才当得起桂冠诗人的称号，曾是父母和两兄弟争执不休的话题。就在母亲去世前几天，普希金在圣彼得堡的一场决斗中重伤后不治身亡。安德烈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不是当时正在为母亲服丧，两兄弟很可能会向父亲要求，去参加普希金的追悼活动。

1836年秋天，父亲在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为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申请到了两个奖学金名额。在当时，像奖学金这样的区区小事，也要由大臣会议审批通过。这在今天听起来颇有些荒唐，但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时代却十分平常。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足足等了三个月，才于1837年1月得到通知，两个儿子必须要通过录取考试，才能得到奖学金。之后又拖了三个月，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兄弟俩才正式得到批准，去圣彼得堡参加考试。

临近动身，费奥多尔的声带突然出了毛病，于是，出发时间再次被推迟了两周。等到费奥多尔身体康复时，已是5月中旬。两兄弟在父亲的陪伴下，启程前往圣彼得堡。莫斯科距离圣彼得堡大约六百公里，乘马车大约需要一周。直到1851年，两地之间的铁路才终于开通。尽管已是春暖花开时节，然而旅途劳顿却仍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三人搞得疲惫不堪。冰雪初融的公路上满是泥泞，马车只能以近乎步行的速度艰难地向前挪动。虽然一路没有更换马匹，但每到一处驿站，也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再次上路。

在途中的一个驿站，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人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一个身着华丽制服的信使醉醺醺地跳上一辆刚刚驶入驿站的空马车，不等坐稳，便怒冲冲地“抡起右拳”朝着年轻马夫的“腮帮子狠狠地击去”。他这样做显然不是因为急着赶路，而只是为了向众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及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赶车的农村小伙抱着脑袋缩起身子，半是恐惧半是恼怒地挥起马鞭，狠命抽打着牲口。拉车的驿马就像被毒蜘蛛刺中一般，发疯似的冲了出去。信使依然不肯罢休，而是机械式地不停地将拳头捶向马夫。后者随着同样的节奏，把鞭子一个劲儿地向马背抽去，直到这辆载着施暴者和受虐者的马车在视线中消失。时隔十四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回忆起这段往事：在他看来，“这一令人厌恶的情景”不仅反映出农奴制的弊端，而且也是俄国社会中恶行泛滥的证明。[12]在为《罪与罚》撰写的提纲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提示词：“我个人第一次目睹的凌辱事件——马，信使。”

但是，即使没有在驿站中见到的这一幕，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心情也一样低落。去工程学校上学并不是他们的愿望，而是父亲的安排，是这位军医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为儿子们做出的职业选择。两兄弟对工事学、弹道学和如何修造浮桥没有丝毫兴趣，对演习和训练更是充满了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那时候，我和哥哥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我们热烈地向往着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物，当时，这些词语充满了新鲜的气息，没有一丝嘲讽意味。哎，那时候有多少美妙的词语啊！…… 我们满怀激情，甘愿为信仰付出全部身心。虽然我们俩清楚地知道数学考试的各种要求，但是我们幻想的只是诗歌和诗人。哥哥写诗，每天要写两三首，甚至路上也不间断，而我一心想着要写一部小说，情节发生在威尼斯。[13]

到了圣彼得堡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才意外得知，工程学校的入学考试是在9月，也就是说，还要再等上足足三个月，而他不可能在圣彼得堡待这么久。为了让两个儿子在考试中能够取得好成绩，父亲将他们送进了退休军官科罗纳德·科斯托马诺夫（Koronad Kostomarow）开办的预科班，这所补习学校在帮助备考学生提高成绩方面一向有口皆碑。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花了两个月时间，带着两个儿子在新都圣彼得堡各处游览，之后于1837年7月独自返回了莫斯科。爱妻的离世再加上与两个儿子的分离，让他在精神上备受打击。还没有到家，他便以健康和服役年头为由，向医院提出了退休申请。1837年8月，申请得到批准后，他带着女儿瓦尔瓦拉、薇拉和亚历山德拉，还有儿子尼古拉、女管家阿廖娜·弗罗洛芙娜（Aljona Frolowna）以及医院公寓的全部家当，搬到了达罗沃耶的田庄。十二岁的安德烈独自留在了莫斯科，和当年两位兄长一样，由库马宁一家资助，进入契尔马克寄宿学校就读。

归隐田园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并没有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获得心灵上的宁静。原本就贪杯的他，从此彻底沦为了酒鬼。他整天自言自语，两手不停地颤抖，同时还害上了头晕病。很多时候，人们清早见到他时，他已经喝得醉醺醺了。搬到乡下不久，他就开始和十八岁的女仆同床共寝，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不过，孩子很快便夭折了。两个年龄较大的女儿瓦尔瓦拉和薇拉实在不能忍受父亲的混乱生活，干脆搬回了莫斯科，住到了姨妈家里。

从圣彼得堡传来的有关两兄弟的消息，更是让父亲的坏心情雪上加霜。在工程学校的入学体检中，天生体质羸弱的米哈伊尔被查出有肺结核迹象，因此未能被录取。米哈伊尔先是作为“残次品”被安排到圣彼得堡的另一家工程学校，三个月后又被转到了爱沙尼亚雷瓦尔[14]的一家分校。这个结果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心理备受打击。除了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身为退役军医，他感觉自己的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为此，他向学校方面发去了一封儿子的健康证明信，以推翻圣彼得堡同行的诊断，最后自然是徒劳。但实际上，他的抗议是有道理的，因为工程学校的体检结果的确是一次误诊。

米哈伊尔的落榜更是让费奥多尔伤透了心。哥哥被安排到遥远的波罗的海地区去上学，对他来说意味着，他的身边从此少了一位亲人和挚友。兄弟俩是一对心有灵犀的知音，他们共同分享对文学的热爱，相互倾诉自己心底深处的秘密。十二年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捕后，当审讯员问他“你和谁关系最近，和谁交往最密切”时，他的回答是：“我和任何人都没有绝对亲近的关系，除去一个例外，即我的兄长、前工程兵少尉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5]

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又得知了另一个坏消息。尽管费奥多尔于1837年9月顺利通过了录取考试，却没能得到国家颁发的奖学金。学校方面的解释是，所有公费名额都已发放完毕。但实际原因并不是公费生的名额太少，而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肯用赠送礼金的方式去贿赂主考官。在沙皇时代的俄国，用钱来买通关系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是在法律和行政部门，在军队同样也不例外。虽然考试成绩优异，但费奥多尔最后却只被定为十二级。米哈伊尔对此解释说，那些富家子弟都已经习惯了用钱而不是依靠努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没有钱能拿给别人，就算有，我们也不会这样干，因为用钱来代替行动去获取特权，是违背良知和令人耻辱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1837年9月27日）写道。米哈伊尔显然是想用这番话来安慰父亲，让他相信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品德高尚的人，从而使内心受到的打击得到缓解。

工程学校的学费每年九百五十卢布，这是年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根本没有能力负担的。于是，他只能不顾脸面，再次向库马宁夫妇求助。而且，实际上的花费还不止这些。费奥多尔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向父亲要钱：茶叶，衣服，靴子，水彩，铅笔，描图纸，等等。他不想在学校里被人看成穷人家的孩子，并因此低人一等。

5月阅兵礼就要到了，我的制服和装备还有很多需要修补和添置。说具体点儿，我的同学们每人都有一顶新军帽，这会让我那顶旧军帽（学校免费发放给学生的库存军需品，作者注）在沙皇面前变得很惹眼。所以，我必须买一顶新军帽，价格是二十五卢布。（1838年6月5日）

阅兵礼之后是军事演习，这又意味着新的花销。演习之后又是新一轮阅兵，接下来又是演习。父亲不得不一次次给儿子往圣彼得堡汇钱，时间越久，心里积压的火气就越大，因为他原以为，只要儿子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每年近一千卢布的学费就会自然得到解决。

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费奥多尔总喜欢模仿父母写信时惯有的多愁善感语气，虽然在当时，这种感伤风已经成为诸如普希金等新生代作家嘲讽的对象。

我的天啊，我这是有多久没给您写信了啊，内心又有多久没有感受到那些真诚又纯洁、崇高又超然的幸福时刻了啊，这种幸福感，只有当你拥有一个百分百可以信赖的人时才能感受到，你可以与他分享你心底激荡的每一丝涟漪。哦，此刻我是多么急切地渴望沉醉在这种幸福中。（1838年6月5日）

从这种风格老派的笔调中可以看出，在文化修养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父母的熏陶，但是在更多时候，这种矫情做作的语气不过是儿子为了向父亲要钱而耍的花招。事实证明，儿子的信写得越矫情，措辞和语气越对父亲的口味，就越容易说通父亲，松开腰包给儿子汇钱。从这一意义上讲，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时写下的这些讨钱信，后来变成了其作家生涯中的谋生手段，即用文字来换取金钱。

但是，就算信写得再讨人欢喜，父亲的耐心也总是有限度的。1839年5月，当费奥多尔又一次写信向父亲要钱时（这次是为了买靴子和一套新文具），父亲虽然如数汇给他需要的款项，但同时以哀伤的口吻描述了家中的悲惨境遇：虽然已是5月，可是在达罗沃耶和切列莫什那，地里的雪却还没有融化，所以他不得不额外花费六百卢布给牲畜购买饲料。可就算是这样，新买来的饲料和剩下的草料加在一起，也仍然不够。所以，田庄里的农民只好拆掉草棚，把苫屋顶的稻草拿去喂牲口。漫长的寒冬之后是旷日持久的干旱，这样下去，过冬的庄稼都要旱死在地里了。连续几个星期，天上没有下过一滴雨。

听到这些以后，你还抱怨父亲给你寄的钱太少吗？就连我自己也急需添置新衣，虽然旧的那些早已破破烂烂，可我整整四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在我自己需要用钱的地方，我连一个戈比也拿不出……现在我给你寄去三十五纸卢布，按照莫斯科的汇率，可以兑换四十三点七五银卢布。这些钱你要省着花，再说一遍：我没有能力很快再寄钱给你。[16]

这大概是父亲写给费奥多尔的最后一封信。十天之后，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四岁。他的死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有关死因的争论。据官方文件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是于1839年6月6日从达罗沃耶返回切列莫什那的途中因中风去世。但是小儿子安德烈却坚持认为，父亲是被自家农奴杀害的。安德烈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天，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趁着酒劲，把几位村民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骂他们是一群不好好干活的懒汉。其中一位村民“恶言恶语地顶撞了几句，因为害怕自己的冒犯会招来父亲的报复，便朝村民们喊：‘哎，伙计们，咱们把他干掉！’话音刚落，这群壮汉——总共有十五人左右——便一拥而上，把父亲扑倒在地，然后活活打死了”。[17]据安德烈称，调查委员会虽然安排了尸检，然而由于村民“用一大笔钱”买通了当局，所以死因最终被确定为“中风”，之后死者被草草下葬。一位了解事情真相的邻村地主劝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人放弃调查，也不要对当事村民提出诉讼，因为一来这不能让逝者死而复生，二来如果对事件进行彻查的话，也许达罗沃耶的所有男性村民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样整个村子就会破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也会随之遭殃。

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完整个事件后写道：“我的两个哥哥很可能从一开始便了解事情的真相，却闭口不言。而我自己当时还年纪太小，尚未成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Ljubow）在192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称，当事村民在法庭面前坦白，他们是为了报复父亲平日对他们的残酷压迫，用一个枕头把他活活闷死的。[18]按照十月革命后在达罗沃耶村流传的说法，这场谋杀的经过更加富有戏剧性。村民们说，他们听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讲，当时是切列莫什那的村民出于仇恨谋害了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强行给他灌下了整整一瓶伏特加，然后把他绞死。

这类谋杀情节与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以小说笔法撰写的陀氏传记十分搭调，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的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另外，它与“受剥削的农奴奋起反抗残暴的地主”的阶级斗争思维同样也很合拍，因此在苏联，这种说法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得到官方的认可。不过，还有一套与此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对谋杀说也持肯定的态度，这就是精神分析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28年发表的名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者》（Dostojewski und die Natertötung）中提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情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之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伊万·卡拉马佐夫与同父异母的兄弟斯乜尔加科夫合伙杀死父亲的情节，反映了作家少年时潜意识里有过的愿望。因此，父亲的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并由此导致癫痫的发作，这是作家以象征性死亡的方式对自身实施的惩罚。弗洛伊德的个案研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当中遭到了强烈的反驳。这些反对声音有些是从学术严谨性出发，对弗洛伊德论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还有一些是内心受到伤害后做出的应激反应，因为这位精神分析之父的观点不仅让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无法接受，同时也让那些以这位伟大作家为荣的俄国人感觉受到了侮辱。

由于缺乏事实依据，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因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但是，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相比，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由于没有一位家人目睹父亲的死，也没有人能够在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因此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去破解死亡的真相，还不如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另一个问题上，这就是，父亲的去世究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按照安德烈的说法，两个哥哥明知父亲是被人谋杀，却“闭口不言”。虽然这种沉默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对谋杀行为的默许，就像伊万·卡拉马佐夫那样，但是它至少说明，兄弟俩和死者之间是存在情感障碍的。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比常人情感更丰富更细腻的人来讲，面对父亲的死，他在情绪上的反应本应更强烈，更何况是在知道父亲是死于非命的情况下。另外，在表达哀伤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表现得出奇的克制，而且只有唯一一次。那是在父亲去世两个多月后，他才在给哥哥的信中以稍带一提的口吻写道：“我因为父亲去世流了许多眼泪。”可他“更伤心”的是，几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从此将变得无依无靠（1839年8月16日）。

从根本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愿和人谈起自己的父亲。在朋友面前，每当说起自己的童年时，他总是用“压抑和不开心”来形容。他甚至干脆告诉朋友，不要问他关于父亲的事。[19]相反，只要说起母亲，他就总是滔滔不绝，言语间饱含温情。对父亲的冷漠态度让人禁不住怀疑，以往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下的那些伤感之辞统统都是违心的。这样的反差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只能通过猜测去判断。这有可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的许多矛盾因素有关，另外还有生性温柔、崇尚自由的母亲在儿子记忆中留下的理想化印象，以及对专横严厉的父亲的反感和畏惧。作家或许是想用这种冷漠，与父亲身上某些近乎怪僻的性格特征划清界限。除了一些无可争辩的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性格中确实有不少缺陷：过度敏感，病态的虚荣心，多疑，喜欢猜忌，嫉妒心重，等等。这些性格特征在后来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几乎表露无遗。通常情况下，子女对那些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性格缺陷往往会感觉很委屈，反过来，他们对父母二人中与自己在情感上较冷淡甚至刻意疏远的一方，又难免会怀有某种负疚感。

1838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涅瓦大街的科斯托马诺夫补习学校，搬进了所谓“工程兵宫”。这座建筑本名圣米迦勒宫，它是以罗曼诺夫家族的守护神大天使长米迦勒（Michail）命名的，如今这个旧名已重新恢复。自1823年起，这里成为军事工程学校所在地。这栋位于圣彼得堡两大河流莫伊卡河（Mojka）和丰坦卡河（Fontanka）交汇处的宏伟建筑有着一段黑暗的历史。1801年3月12日深夜，保罗一世在这里遇刺身亡。这位不受百姓爱戴，就连他的亲生母亲叶卡捷琳娜大帝都看不上眼的沙皇，被几个宫廷政变者用围巾勒死。据传幕后指使者是下一任沙皇，即史称“欧洲救世主”的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在沙皇俄国，老百姓没人敢对保罗一世的暴毙说东道西。[20]官方公布的死因是“中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一样。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沙皇其实是死于非命。

在当时，这栋建筑其实更像座兵营，而不是宫殿。它是保罗一世仿照母亲的巴洛克式居所——距此仅有咫尺的冬宫——设计而建。1801年2月，就在遇刺前大约四十天，保罗一世在隆重的列兵仪式后正式搬出冬宫，迁入丰坦卡河畔的圣米迦勒宫。在保罗一世死后二十多年时间里，这座建筑曾先后用于不同用途，直到1819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将其作为军事工程学校的校舍、为帝国培养工程兵和“天才军官”的基地。在卫国战争中人们看到，俄国急需这方面的专业人才。1822年，圣米迦勒宫被更名为“工程兵宫”。在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里，除了上课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还有很多布置华丽的大厅，可供皇家在这里举办舞会、化装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

即使在没有这类盛事的时候，皇室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令身为学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反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胞弟、因沙皇身后无嗣而继承皇位的尼古拉一世，在1825年登基前一直担任工兵总监，专门负责军事人才特别是工兵和工程兵的培训事宜。之后，这一职务由尼古拉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oßfürst Michail Pawlowitsch）接手。这两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都认为军事演习和阅兵式能让男性的健壮体魄得到最充分的展示。因此，他们对“工程兵宫”一百五十多名军校学生的训练格外重视。尼古拉一世在继任沙皇后，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事必躬亲的执政作风，对军校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过问。一方面，这是个人性格所致；另一方面，这与俄国统治者的传统理念也是吻合的，即把这些军校学生以及其他军事后备人才当作皇室成员来看待。[21]

尼古拉一世不仅经常到工程学校视察，还对学员们在彼得霍夫宫举办的各种越野训练抱有极大的兴趣。其中他最热衷的，是在那里举行的每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演习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参孙瀑布冲刺赛”：参赛的学员从巴洛克风格的参孙喷泉出发，沿着哗哗淌水的大瀑布阶梯一路向上攀登，冲向最高处的彼得霍夫宫主殿。比赛是由沙皇亲自发令，最先抵达终点的三位全身湿透的优胜者会从沙皇手中接过由皇家石雕厂制作的奖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会参加这类比赛，他对这种用戏水的方式来取悦沙皇的做法很不感冒。

由于军事工程学校毕竟是一所军校，因此，学校的管理比普通寄宿学校还要严格得多。除了工事学、弹道学、测地学、绘图等主科，学校还设置了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建筑，以及历史、语文、法语、德语、圣经课等日常科目。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周日不得离校外出，违反校规的学生要被关禁闭。和知识类科目相比，那些与军事训练直接相关的科目，如体操、击剑、射击、队列训练等，更加受到重视。可这些偏偏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弱项。

比严苛的校规和无聊的科目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厌恶的，是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在学生们口中，后者被称为“西伯利亚”）的校园霸凌。这种“捉弄新人”（俄语说法是Djedowschtschina）的坏习气在俄国十分盛行，从皇室家族到红军，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军队，普遍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并成为俄国暴力史上重要的一章。在军事工程学校里，这种包括殴打、性侵在内的“传统习俗”在程度上甚至比军队更严重。校方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却不闻不问。这不是因为校方没有能力干预，而是这些人认为，霸凌可以让学员受到锤炼，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未来艰苦的军人生活。

俄国工程兵培训基地——圣彼得堡圣米迦勒宫（“工程兵宫”）

早在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寄宿学校读书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个性格孤僻的局外人。军事工程学校的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合群。在这里，他仍然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同学们在业余时间的各种消遣，比如踢球、跳舞、相互打闹、恶作剧等，他都没有兴趣参加，或者干脆被排斥在外。同学间的力量或胆量比拼也是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的事，就像讨厌集体洗澡，还有击剑课和舞蹈课一样。在老师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怪人”[22]，因为在课余时间里，他总是躲在一处能够望见丰坦卡河的角落里，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我把自己想象成作家笔下的那些主人公，在他们的陪伴下，自由开心地度过一个个美妙的时辰。”（1839年8月16日）一位当年的老师回忆道：

他最喜欢的座位是圆形卧室——人们所说的圆厅——中靠窗的角落。那是一个拐角房间，窗外是丰坦卡河。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坐在这个和其他桌子隔开的位子上，专注地做自己的事，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直到巡夜人敲过晚钟，挨个房间巡视时，他才会在催促下把书本收进抽屉。[23]

过了很长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最终接受了与哥哥米哈伊尔天各一方的现实。在最初几个月里，两人之间的通信是他生活中的唯一消遣。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奥多尔身边渐渐聚起了一些小伙伴，他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对文学的热爱。他们当中最早的一个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一岁的伊万·别列热茨基（Iwan Bereschezkij），在1839/1840年冬天，两人几乎形影不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到他时，言语中饱含爱慕，仿佛是一位少年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我（去年冬天）结识了一位密友，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家伙……我与他一起读席勒，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高贵热情的唐·卡洛斯、波萨侯爵和莫蒂默。这份友谊带给我多少悲伤和欢乐啊！我再也不愿提起这些事。但是对于我，席勒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熟悉的带有魔性的声音，唤起我许许多多的梦想……（1840年1月1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席勒身上的发现，后来成为其自身文学创作的标志性特征，这就是“捕捉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活动”的能力，正如席勒在《强盗》（Räubern）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此外，席勒吸引他的另一大魅力在于，借助以诗歌手法描绘的崇高的理念世界，达到超越现实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只有文学才能帮助人类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从而获得自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与席勒比肩。早在身处莫斯科的时候，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就对席勒的戏剧十分着迷。米哈伊尔在1838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写道，阅读席勒可以让他忘掉这个世界。不过在父亲眼里，两个大儿子对文学的热情并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

在工程学校读书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位密友是康斯坦丁·希德洛夫斯基（Kontantin Schildlowskij），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三人于1837年抵达圣彼得堡当天，在旅店投宿时偶然结识的。[24]希德洛夫斯基比费奥多尔大五岁，在财政部供职。不过，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学业毫无兴趣一样，他对给政府当差也没有多少热情。当时，这个同样酷爱席勒的年轻人和一位有夫之妇陷入了热恋。一边是对文学的爱，另一边是对情人的爱，希德洛夫斯基就在这两种爱当中摇摆着，挣扎着。这段不幸的爱情带给他的痛苦让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个“了不起的高尚的人，一个莎士比亚和席勒笔下人物的真实样本”（1840年1月1日）。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希德洛夫斯基便是浪漫主义英雄在现实中的化身。这类人物既懂得世间悲苦，又有像拿破仑那样做大事业的野心，他们给俄国人带来的最深刻影响，是拜伦式的殉道者传统。在希德洛夫斯基身上，生命的蓬勃欲望与自甘承受苦难的宗教情怀融为一体。在结束公务员生涯后，希德洛夫斯基下决心做一名修士。但是，最后他并没有如愿进入修道院，而是被送进了西伯利亚苦役营。从苦役营获释后，他让人用自己坐监时的镣铐打制了一枚戒指，把它戴在手上，直到最后吞掉它自尽。[25]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希德洛夫斯基始终是一个拜伦式的偶像，甚至在进入中年后，他依然奉其为人生中的标杆，一个“欧洲生活中伟大、神圣而不可或缺的存在”。[26]

在从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的兴趣也从浪漫派——在俄国，席勒也被视为浪漫派一员——转到了法国文学。由于他的法文水平远在德文和英文之上，无须依赖译本，于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作家的著作，如雨果、拉马丁、巴尔扎克、乔治·桑、欧仁·苏等。很快，他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便让他在学生们当中脱颖而出，并被周围的一群伙伴视为才子。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是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Dmitrij Grigorowitsch），1840年代俄国早期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格里戈罗维奇性格乐观开朗，在很多方面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对比。后者的深厚文学修养、哲学思辨的能力以及出色的口才，让格里戈罗维奇佩服不已。他和别列热茨基、阿列克塞·别克托夫（Alexej Beketow）——俄国著名科学家别克托夫兄弟中的老大，还有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尼古拉·维特科夫斯基（Nikolaj Witkowskij），都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牵头的文学小圈子中的骨干成员。在工程学校这个注重男性气概的环境里，这些人活脱脱就是一群异类。在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当中，没有恃强凌弱，没有发号施令，而只有自由的、兄弟般的思想和情感交流，以及破除权威的理性讨论。这种做法超越了浪漫派对友谊的崇尚，而更多是受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理念的影响。

多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圈，我们才得以通过他们为同窗绘制的肖像画，了解到这位未来文学大师少年时的模样和气质。在康斯坦丁·特鲁托夫斯基（Kontantin Trutowskij）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一幅稍有美化嫌疑的铅笔素描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头发略显稀疏，眼神清澈而深邃，留着短髭的下颌棱角分明。据1846年后担任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医生的斯特潘·亚诺夫斯基（Stepan Janowskij）回忆，这位年轻作家身材矮小结实，有着宽厚的肩膀、大小适中的脑袋，还有“格外发达的下巴”，浅灰色的眼睛闪着灵光，薄薄的嘴唇总是紧抿，淡黄色的头发有些稀疏，手脚的比例明显偏大。

同学K.特鲁托夫斯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铅笔素描，1847年

他总是打扮得很得体，甚至称得上优雅……如果说他的穿着有什么地方显然有些不和谐的话，那就是他脚上的鞋子不够考究，另外，他的动作多少有些呆板，这让他看上去不像是军校学生，而更像是修士学校的毕业生。[27]

亚诺夫斯基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会头疼，而且还有很重的疑心病。严重的时候，因手头拮据平日只喝热水的他，偶尔喝过一次红茶之后，都会担心自己的脉搏是不是正常，舌苔有没有变厚。

陀思妥耶夫斯基搬出圣彼得堡工程学校后，曾和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里森坎普夫（Alexander Riesenkampf）的年轻医学院学生合住过一套公寓。里森坎普夫来自雷瓦尔，有一半德国血统，是哥哥米哈伊尔的朋友。据里森坎普夫描述，年轻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在样貌上有着很大反差：有一头蓬松的金发，脸庞圆润，鼻梁微凸，一双不大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嗓音低沉沙哑，牙齿的损坏程度和年龄有些不符。在里森坎普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引人注目的苍白面色和慢性呼吸道疾病有关。和亚诺夫斯基的看法一样，里森坎普夫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比较悲观，有过度敏感和神经质的倾向，一旦发起火来很容易失控。[28]

走上文坛

1841年8月，在修完工程学校的基础课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晋升为少尉。接下来，他还要继续留在“工程兵宫”，以便完成为期两年的军官培训课。不过，因为有了少尉这个低级军官头衔，他已经有权利在校外居住。最初，他和一位名叫古斯塔夫·阿道夫·冯·托特列边（Gustav Adolf von Totleben）的同学在工程学校附近的卡拉瓦尼亚大街合租了一套公寓。阿道夫的哥哥爱德华·冯·托特列边（Eduard von Totleben）是后来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中的功勋英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有过重要影响。搬出工程学校后，费奥多尔这个过去在同学们眼中不合群的书呆子，向人们展现出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只要手头宽裕，他就会整天出入剧场、戏院和音乐厅，和朋友去高档餐厅聚餐，大量购买书和杂志，添置时髦讲究的衣物。而且，就在人生中第一次享受到自由的头几年，他就染上了作家圈中许多同行都戒不掉的恶习——赌博。从屠格涅夫到涅克拉索夫，从托尔斯泰到冈察洛夫，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赌徒。里森坎普夫用德国新教徒的严苛目光观察到了发生在自己室友身上的变化，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挥霍无度、经济上的拮据以及对纸牌和轮盘赌的狂热感到十分震惊。

从生平经历的角度看，搬离工程学校后的头几个年头可以称得上是“风平浪静”的一章，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讲，是一段“散漫时光”（1846年2月1日）。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下，一场从读者到作者、从文学爱好者到文学家的剧变正在发生。很久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和抱负早已有清醒认识。但是，对自身天赋的意识和立志将文学作为职业毕竟是两回事。特别是在俄国，选择“文学事业”（果戈理语）[29]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比在西欧国家要大得多。因为在西欧，从18世纪开始，职业作家已经成为在社会上得到普遍认可、靠脑力劳动挣钱的职业。很久以来，出版社、印刷厂、杂志社、营销系统、读书会、公共阅览室、作家、译者、批评家、编辑，还有不同出身、不同性别和不同口味的读者群体——简言之，所有与文学生活相关的人员和机构，都已发展得相当完善。

相比之下，在俄国，作家直到19世纪仍然是没有归属的职业，他既不属于家财万贯的贵族，也不属于为政府当差的公职人员。文学是一种业余消遣，而非职业。不仅是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作家，就连俄国浪漫派作家也不例外。普希金靠写作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从来都没有把文学看成职业。果戈理也一向认为，账本和文学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件事，就像他在短篇小说《涅瓦大街》中形容妓女脸上笑容时所说的那样：“那微笑在她的脸上显得十分怪诞，犹如贪赃枉法之徒硬要装出笃信上帝的样子。明明是诗人却去捧读账本那样格格不入。”对诗人的真正奖赏从来都只有一样，这就是荣誉——“在人生一切至宝之中，最高贵者无过于荣誉”（席勒《凯旋庆典》）。

但是，自1830年代起，俄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初并不是发生在抽象的审美领域，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这股新的潮流主要和一个人有关，这就是书商和出版商亚历山大·斯米尔丁（Alexander Smirdin）。他一手创办了“大厚本文学刊物”《读者丛刊》（Die Lesebibliothek），在20世纪末以前，俄国大多数畅销文学作品都是以连载形式在这本刊物上初次发表的。斯米尔丁为优秀作品支付的稿酬相当可观。在他这里，普希金每一行诗的稿酬是一枚金币（大约折合三个银卢布）。他为人称“俄国拉封丹”的伊万·克雷洛夫（Iwan Krylow）的寓言集支付的稿酬是4万卢布，这在当时简直是天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都清楚地看在了眼里。“看看普希金和果戈理，”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们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未来人们却将为他们树碑立传。如今果戈理得到的稿酬是每印张1000银卢布，而如你所知，普希金每一行诗都可以卖出一枚金币的价格。”（1845年3月24日）

在政治上持左翼立场、对空想社会主义抱有浓厚兴趣的评论家、被誉为俄国文学教宗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Wissarion Belinskij）认为，斯米尔丁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他以其创办的《读者丛刊》，让文学在俄国首次突破了贵族精英的小圈子，向广大民众敞开了大门，同时也让作家这一职业得到了认可。

现如今，人离开钱是无法生存的，要想活下去，只能依靠劳动。可是在今天，文学却无法以金钱形式获得赏识，从根本上讲，文学不仅得不到尊重，其存在甚至完全被忽略。在一个“从旧玻璃到垃圾和沙子——样样皆商品，唯有书籍例外”的国度里，人们如何能够想象会出现文学的繁荣？如果每个苦力、小贩和捡破烂的人，或是在政府部门当差的抄写员都能依靠劳动来维持生计，可作家和诗人却偏偏做不到，人们如何想象，这里会有文学生存的地盘？[30]

恰恰是当书籍成为每个人都能用钱买到的商品，当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合同是以“平等协议”[31]为原则时，文学才能彻底摆脱靠资助过活的条件下供人交易的坏名声。

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志要以作家为职业的确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他尚未发表过一篇作品，甚至连一部能达到出版标准的作品也拿不出来。虽然在他的抽屉里已经有三个剧本的手稿，一部是《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w），还有一部是《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但问题是，这两部都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用过的旧题材。另外还有一个剧本名为《犹太人扬克尔》（Der Jude Jankel），它很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和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基础上加工创作的。这些手稿没有一部能够留存下来，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作家羞于让世人看到自己少年时创作的青涩之作，而把它们偷偷销毁了。前面提到的那部关于威尼斯的小说手稿，结局大概也是一样。

由于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把戏剧看作最高级的文学形式，因此，除了亲自创作剧本，他还劝说哥哥米哈伊尔将席勒的剧作翻译成俄文。他给哥哥算了一笔账：如果把席勒的《唐·卡洛斯》翻译出版，只要卖出一百本，就可以收回成本，假如能卖出上千本，就可以大赚一笔。从他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可以看出，翻译席勒的计划更多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以文学为目的：“《唐·卡洛斯》肯定能让我们赚上一笔，我一定要为它争取可观的稿酬。”（1844年7/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出版的各种细节，从纸张价格、印张数到字体、装订样式，以及印数、单价和销售前景，都做出了精细的计算，谈起这些计划时，他的语气就像是个职业的文学操手：“你不用担心我，我对这些事都一清二楚，我肯定有办法把书卖出去，绝不会让它们砸在手里。”（1844年3/4月）但是，这项计划最终也泡了汤。直到1848年和1850年，米哈伊尔才亲自将自己翻译的几部席勒作品《唐·卡洛斯》、《强盗》和《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印刷出版。但是，费奥多尔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他坚信，从当时的情况看，翻译文学作品肯定比出版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赚到钱。

1843年12月，费奥多尔又拉哥哥参与他新想出的另一个“非常赚钱的项目”：翻译欧仁·苏的小说《玛蒂尔德》（Mathilde），其代表作《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1842/1843年）不久前在法国读者中掀起了热潮。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手头吃紧，为了让“项目”尽早完成，他建议和哥哥以及工程学校一位名叫奥斯卡·帕顿（Oskar Patton）的同学一起合作翻译。“我出五百卢布，帕顿出七百，这点儿钱他还是拿得出来的。另外，他妈妈给他出两千，收他四成利息。这些钱支付印刷费绰绰有余，剩下的费用我们可以贷款。”（1844年1月下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信，这个项目可以让他赚到七千卢布。但是，和翻译乔治·桑长篇小说《最后的阿尔比尼》（La dernière Albini）的计划一样，这个项目最后也无疾而终。

1844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一直在忙着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这“至少”能让他赚到三百五十纸卢布。最后他拿到的实际稿酬是多少，没有人知道。不过，这部翻译作品确实于1844年匿名发表在《剧目与文萃》（Repertoire der russischen und Pantheon Sämtlicher europäischer Bühnen）杂志上，篇幅被缩减了三分之一。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32]这个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就在1843年夏天，巴尔扎克这位享誉欧洲的文豪刚刚偕同情人——出身乌克兰的伯爵夫人埃韦利娜·汉斯卡（Eweline Hanska）——到圣彼得堡度假，俄国媒体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比这次巧合更重要的因素是巴尔扎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在精神上的互通性。[33]“巴尔扎克是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的人格禀赋是宇宙智慧之杰作！”（1838年8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一样，都对拜金主义的颠覆性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资本化有着敏锐的嗅觉，并且都把文学首先看成一门生意。[34]他们两人都抵挡不住金钱的魔力，但同时又对所谓的金钱万能抱有深刻的怀疑。巴尔扎克在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描写了一个女子的悲剧故事，“其神圣的生活被金钱的冷酷所毁灭”，其炽热的情感也因此一点点熄灭。在小说《高老头》中，巴尔扎克借德·纽沁根男爵夫人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金钱只有在情感死去的一刻才获得了意义。”金钱与情感的不可交易性，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1846年）讲述的主题。

1841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少尉，被安排到圣彼得堡工程兵指挥所绘图处任职，该部门与工程学校同在一座大楼，他负责的工作是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参谋部绘制地图。这份工作虽然无聊，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更多精力去完成自己的文学计划。在业余时间里，他总是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消遣，这使得他的生活更加入不敷出。据室友里森坎普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经常是靠赊来的面包和牛奶糊口。

除了每月六十六卢布的微薄薪水，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月还从莫斯科的妹夫彼得·卡列平（Pjotr Karepin），也就是妹妹瓦尔瓦拉的丈夫那里，得到两百卢布的汇款，作为生活补贴。父亲去世后，卡列平被指定为弟弟妹妹们的监护人，家庭资产也被交予他打理。用里森坎普夫的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留在工程学校继续完成军官课程，是因为他一旦逃学，妹夫卡列平就会立刻停止给他汇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妹夫从未谋面，却对后者恨之入骨。但是据周围人讲，卡列平人虽然性格执拗，但做事认真，为人也很随和。可是作为代理监护人，他毕竟没有一家之长的合法权威，能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当年对父亲那样心怀敬畏。

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给卡列平写信，几乎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钱。信里的措辞和语气也不像当年向父亲写信要钱时那样低声下气，而是直截了当，有时甚至是蛮横。在两人的通信中，卡列平总是按照当时的习俗规矩，称呼自己的大舅哥为“亲爱的兄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信中却永远都是以“尊敬的先生”相称。有好几次，除了每月的生活补贴，卡列平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额外汇去了几笔大额款项，以解其燃眉之急。可是，这些钱很快就被挥霍一空，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钱在他手里就像肆意横行的螃蟹（1845年3月24日）。1843年11月，卡列平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汇去了一千卢布。就在收到汇款的当日，这笔钱就被花得分文不剩：偿还借款，支付各种娱乐消遣，购买新衣，另外还有赌博。后来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从妹夫那里得到了一笔类似数额的“巨款”。他拿着钱兴冲冲地跑进里森坎普夫屋里，把因为流感正躺在床上休息的好友从被窝里拽起来，叫了辆马车，直奔全城最豪华的餐馆，在优美钢琴乐曲的伴奏下，享用美酒佳肴。[35]据说吃完这次大餐后的第二天，里森坎普夫的感冒便痊愈了。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分割父亲留下的遗产时主动放弃了自己继承的份额，并得到了一千银卢布作为补偿。和以往一样，这笔钱也以同样的速度被挥霍殆尽。

但是，这种放荡挥霍的生活并不能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绘图处日常工作带给他的苦闷和无聊。虽然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五个小时，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苦不堪言。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这份差事就像土豆一样乏味。”（1844年7/8月）在俄国，土豆不仅被看作单调的德国饮食的象征，而且还常常被用来形容呆板无趣的德国人。莱蒙托夫在一篇戏仿《浮士德》的讽刺作品中，便曾借用德语“土豆”的尾音“tofel”（托弗尔），给主人公起名为“梅菲斯托弗尔”。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政府部门中很多居高位的公务员都是德国姓氏，例如沙思霍斯特、哈尔腾和沃尔肯瑙等，这些人的数量甚至超过斯米尔诺夫、帕科夫、伊万诺夫等俄国本土姓氏。无论是在莫斯科济贫医院，还是在圣彼得堡工程学校，情况都不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提到“差事”时用的是德语外来词“Dienst”（译成俄语为sluschba）。当时，陀思妥耶夫斯还从没有去过德国，但是1843年在雷瓦尔，他从嫂子、米哈伊尔妻子艾米莉娅（娘家姓冯·迪特玛尔）的娘家亲戚那里，获得了对德国新教群体的最初印象，并对教徒们奉行的各种清规戒律十分反感。

1844年8月21日，陆军工程兵少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式提出退伍申请，恳请“至尊无上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沙皇陛下，伟大贤明的君主”批准其退役，并为不能继续为军队效力表示遗憾。[36]他在申请中提出的理由是“家事所迫”，在申请书结尾，他还特别提出，退役后绝不向国家提出任何薪金要求。

10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退役申请获得批准，并同时被授予中尉军衔。1844年9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米哈伊尔，告知自己退役的消息。同时，他向哥哥解释道：“我向你发誓，我真的干不下去了。……如果整日就这样虚度光阴，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的。而且说到底，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在军队一直干下去。”（1844年9月30日）另外，工程兵指挥所还打算把他派往外省，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作家，离开了圣彼得堡，他还能做什么？他请米哈伊尔不要为他担心：

我很快就能重新挣钱养活自己。我会拼死拼活地工作，如今我终于自由了。可眼下我该做些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你想想看，哥哥，我有八百卢布的债要还，其中有五百二十五纸卢布是欠房东的（我已经写信给家里，告诉他们我有一千五百卢布的债务，因为我了解他们的习惯，不管你要多少，他们最多只会给你三分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米哈伊尔面前把家人称作“莫斯科的猪”，这主要指的是妹夫卡列平。早在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把退役的消息告诉了妹夫，并借机要求后者把继承父亲的遗产份额折成一千卢布一次性支付给他。从此之后，他将不再向家人索求任何资助。卡列平最初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要求，理由是，费奥多尔从家里得到的钱一向都比兄弟姐妹们多。根据卡列平1844年底提供给莫斯科监护人法庭的财务报告显示，全家整个年度预算的一半开支，具体讲是四千五百五十九纸卢布当中的两千四百一十二卢布，都汇给了费奥多尔。[37]透过卡列平的信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向自由职业的这一步在家人当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卡列平把费奥多尔的文学野心称作“莎士比亚式的幻想”，并奉劝其找一份“令人尊敬的工作”，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做到这两点，最好的办法是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事，而且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它可以让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从而懂得什么才叫“真正的诗意”。[38]

远在莫斯科、想法天真的卡列平完全没有想到，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火冒三丈。后者用犀利的言辞给妹夫写了回信，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米哈伊尔：“我写了一封有模有样的信给他，确切地讲，是一篇精彩的檄文。”（1844年9月30日）他绝不允许别人“假冒父亲的口吻，规劝和教训”自己，而且卡列平有什么资格对一位英国文学天才如此恶语相向：“可怜的莎士比亚！”

为了调解两人的争端，米哈伊尔在卡列平面前为弟弟立志做一位职业作家的决定努力辩解。他说，尽管他觉得费奥多尔最好能再“等上一两年”，不过他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条通往声名和财富的大道向其敞开”。即使费奥多尔只靠文学翻译为生，一年也可以轻松地挣到八千卢布，在圣彼得堡文学圈里闯出名头。[39]

在当时，这番话无疑是夸大其词。直到很久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依靠写作挣到了这个数目。不过，卡列平和米哈伊尔一样，对文学市场没有任何概念。米哈伊尔之所以对弟弟予以鼎力支持，一来是因为他对后者的才华深信不疑，二来是作为一个酷爱诗歌的文学青年，他对弟弟的决定佩服不已，那是一条他梦想已久却没有勇气踏上的道路。如今，居住在雷瓦尔的他要挣钱养家糊口，更何况在当地的基督教圈子里，立志成为职业作家比在莫斯科更让人瞧不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职业选择来说，别林斯基在1845年写下的一段话可谓最佳诠释：

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条无可争辩的真理是：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优秀的官员，又是优秀的作家。官员和作家之间，永远都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如果一个人立志成为文人或作家，他就必须在科学、艺术或文学领域具备独一无二的天赋，或曰手艺，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讲，是具备某种独特的产能。[40]

别林斯基虽然一向反对纯粹的商业写作，却并不是文学市场的敌人。在他看来，书籍印刷和交易、出版社和杂志、文学与文学批评是培育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群体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俄国，只有形成这样的群体，整个国家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大潮。正因为在别林斯基眼里，作家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所以与卡列平的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作家理应拥有比国家公职人员更高的社会威望：“在我们这里，诗人的头衔和作家的名分足以将炫目的肩章和华彩制服变得黯然失色。”[41]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别林斯基所推崇的俄国写作“产业”开拓者和作家这一新型身份的先驱，虽然在很长时间里，他对自己扮演的这一角色并无意识，也从不曾以此作为奋斗的目标。俄国剧作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Alexander Gribojedow）在其家喻户晓的喜剧《聪明误》（Verstand schafft Leiden，1824年）中，借受欧洲启蒙精神影响的主人公恰茨基之口说过这样的名言：“乐意效劳，但厌恶逢迎。”当朋友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不为经济保障考虑在做公务员的同时从事写作时，他毅然决然地答道：“我厌恶逢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恰茨基名言的前半句也不再是问题，因为他已然决定不再“效劳”。[42]

声名鹊起：《穷人》

1844年9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说，他即将完成一部篇幅相当于《欧也妮·葛朗台》的小说，准备投给《祖国纪事》（Vaterländischen Annalen）。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他自信能赚到四百卢布稿费。后来，他实际拿到的稿费只有二百五十卢布，而这部小说也并没有发表在他预想的杂志上。但是就在1845年春，在经过对手稿的反复修改润色后，朋友们终于迎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那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从这一刻起，他彻底走出了文学爱好者的舒适区，他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读者和文学迷，而是以作家的身份向自由的文学天地迈出了第一步。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发现，这片天地其实是一处布满地雷的险地。但眼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处女作大获成功！

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室友，他们两人共同租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多亏这位室友的详细描述，我们方能对这件事发生的前前后后有所了解：

一天早晨（那是在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一进屋，我看到他坐在夜里当床用的沙发上，面前是一张小书桌，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摞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稿纸。“请坐，格里戈罗维奇。昨天才抄完，想读给你听听。坐好，别打岔”，他异常兴奋地说。接下来，他几乎没有停顿地念了下去，这些内容就是不久后以《穷人》为名发表的小说。……刚刚念了几页，我便清楚地意识到，这是陀思妥耶夫斯迄今写过的最好的作品。……我听着，激动得不得了，有几次都想去抱着他的脖子，可是知道他不喜欢这样大吵大嚷地表露情感，只好作罢。……我激动地把书稿抢了过来，把它拿给了涅克拉索夫。这段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日记》里自己也提到过。不过，也许是出于谦虚，他对在涅克拉索夫那里的情景没有细谈。我把稿子念给涅克拉索夫听，当念到最后一页杰武什金和瓦莲卡告别的情景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不自觉地抽泣起来。这时，我偷偷瞥了下涅克拉索夫，他的脸上也已满是泪水。于是我说服他和我一起，立刻（当时大概是凌晨4点）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祝贺他的成功，并和他商量小说出版的事。[43]

涅克拉索夫把稿子拿给了别林斯基。他一见到别林斯基就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接过稿子，立刻开始读。当天傍晚，涅克拉索夫又去找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打开门见到他便喊道：“领来，快把他领来！”第二天，1845年6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可怕而令人生畏的批评家”，[44]他的赞扬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天赋获得了肯定。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是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十岁，和这位军医之子一样，他于1834年中断了在莫斯科大学神学专业的学习，从此开始了其批评家的生涯。此前在俄国，文学批评都是一些业余爱好者在茶余饭后从事的活动，可别林斯基却将这项爱好变成了职业。1839年，别林斯基从莫斯科迁居圣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杂志主编。别林斯基曾是黑格尔的信徒，但是从1840年代初开始，他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他眼里，文学批评不再只是寻求真理的手段，而是应当与其批评的对象文学一样，以“行动哲学”[45]为纲领，成为社会批评以及社会进步的工具。在别林斯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完美地实现了他所推行的主张：作家应当用笔下的文字，照亮社会生活中那些以往被文学忽略的角落，从而唤醒公众对尼古拉一世独裁统治下的俄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意识，这些问题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敏锐地感知。别林斯基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穷人》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只是透过作家的直觉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就此绕过知识和经验的各种迂回，直抵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料到了一切，却没有料到自己的作品竟然会得到俄国文学界泰斗级人物的亲口赞扬。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后来当我在苦役营中回想这些时，都会萌生出新的勇气。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刻，内心仍然会激动不已。”[46]书稿经过了耗时漫长的审查后，终于在1846年1月发表在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编辑出版的《彼得堡文集》（Petersburger Almanach）上。涅克拉索夫是俄国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龄。他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精明能干的文学出版人。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是出身于低层贵族家庭，同样也是被父亲送到了圣彼得堡，以期在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选择了退役，并决定以文学作为职业，并因此与父亲断绝了来往；此外，他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写作看作“工作与冒险”的双重游戏。[47]

涅克拉索夫与圣彼得堡的文学名流过从甚密，在1840年代中期立志投身出版业时，他早已是俄国文学界的一位核心人物。[48]1845年，涅克拉索夫编辑出版了丛刊《彼得堡风貌素描》（Die Physiologie Petersburge），这是俄国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之一。这一新的文学流派的特点是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底层”社会的现实状况，并因此被其反对者称为“自然派”。所谓“风貌素描”包括文学速写、场景描写、随笔、新闻式报道等，其描写对象可以是某个固定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49]《彼得堡风貌素描》出版后不久便被抢购一空。涅克拉索夫决定趁热打铁，于次年推出《彼得堡文集》，作为《彼得堡风貌素描》的续集，并相信可以借此赚到一万卢布。[50]这部文集的作者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别林斯基、亚历山大·赫尔岑、伊万·屠格涅夫等。和一年前的《彼得堡风貌素描》一样，《彼得堡文集》一俟上市便很快脱销。其成功主要归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正如别林斯基在一篇评论中称赞这部作品时称，“无论是（在文集中的）排序还是质量”，它都是所有作品中当之无愧的第一。[51]

《穷人》讲述的是小职员马卡尔·杰武什金与比他小二十岁的穷家女子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之间的悲惨爱情故事。两位主人公隔着圣彼得堡一栋廉价出租屋的后院，保持着长达数月的书信往来，并以此方式交流彼此的思想和感情。有些信件从体例上看，就像是一部部独立的短篇小说。瓦尔瓦拉是为了躲避一位老鸨的算计，带着女仆搬到这栋楼里的。这个老鸨在瓦尔瓦拉父母去世后，得到了对这位孤女的“监护权”。马卡尔·杰武什金则是退掉了原来租住的破旧公寓，搬到了住宅楼对面的一侧。杰武什金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倾尽全力资助这位落魄的年轻女子。他编造借口称，这些钱是出自多年来积攒的一笔丰厚积蓄，但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提前预支薪水，买来礼物讨瓦尔瓦拉的欢心，并最终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瓦尔瓦拉得知杰武什金的窘迫处境后，反过来又开始用自己的钱帮助对方。

直到有一天，当有钱的地主贝科夫从遥远的外省来到圣彼得堡后，事态变得异常严峻。这个在瓦尔瓦拉幼年时勾引过她的家伙，突然提出要娶她为妻。他的真实目的是生下一个后代，以便剥夺圣彼得堡某个废物侄子的继承权。尽管有各种顾虑和良心的折磨，瓦尔瓦拉为了不让恩主再为自己受苦，最终还是接受了贝科夫的求婚。杰武什金给瓦尔瓦拉的最后一封信，是一个老男人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瓦尔瓦拉的决定让他失去了生活的唯一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其擅长的心理素描笔法，细腻地刻画出男主人公在两种矛盾心情之间的痛苦挣扎：一边是抗议，一边是绝望。

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设计所采用的，是西欧以乔治·桑和狄更斯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小说的范式。在写作手法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书信体形式，放弃了第一人称叙事，让主人公用自己的嘴来说话。这些信件的措辞和口吻反映了主人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典型特征，在以往的俄罗斯文学中，这个阶层从来不曾有发声的机会。杰武什金的语言风格带有明显的感伤色彩，其心灵远比语言更丰富。

在处女作大获成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夜间变成了俄国文学界“自然派”的明星。别林斯基称，这样的处女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堪称绝无仅有。[52]人们普遍认为，别林斯基之所以不吝溢美之词对《穷人》大加称赞，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与其倡导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特别是苏联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大都持相同观点。但是，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一点，《穷人》在某个重要方面彻底突破了社会小说的范畴，并清楚地指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创作的发展方向。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并不单纯是社会问题的产物。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是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描写，反映出导致其失败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而在《穷人》这部作品中，命运是作为外部力量“进入主人公的生活视野……成为其痛苦的自我意识的对象”，[53]并由此变成了主人公的某种心灵现象。在围绕马卡尔·杰武什金和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展开的社会戏剧背后，一出心理戏剧也在同步上演，其讲述的故事与一位地位卑微的圣彼得堡抄写员物质上的悲惨困境全然无关。从心理学角度讲，导致杰武什金失败的既非俄国的阶级社会，也非金钱的力量，而是对异性的畏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观察，从一开始便是将人的心理作为着眼点。男主人公的名字“杰武什金”（Djewuschkin）是俄语“年轻姑娘”（Djewuschka）的谐音，在瓦尔瓦拉面前，他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父亲替身的角色（“哦，瓦莲卡，父爱，只有父爱，才能赋予我灵魂”[54]），并以此提醒对方——更重要的是提醒自己——他对瓦尔瓦拉的感情只是出于爱护，不得有任何性爱的成分。

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自己实际上是深深地爱上了瓦尔瓦拉。他送她衣裙，亲吻她的来信，用温柔的目光去拥抱她睡过的“小床”，并且刻意回避去思考，这样做到底是出于怎样的感情。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父亲，一个垂暮老人，虽然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的俄国，夫妻年龄差距超过二十岁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更不会被人瞧不起。另外，杰武什金还对瓦尔瓦拉的各种亲近表示装聋作哑，努力阻止两人之间的关系超出信友的范畴。一次又一次，她为他搭起一座金色的桥梁，指引他沿着这座桥走向自己并向她求爱。可他却总是止步于桥的另一边，因为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之桥是无法逾越的。

作为一部心理素描作品，《穷人》讲述的是一个男人迷失自我并最终被自己装扮的假象打败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的理论：这部小说描写的并不是客观现实向男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渗透过程，而是其自我意识的彻底缺失。杰武什金一心希望在贪婪成性的“野兽”和“公牛”——新郎的名字“贝科夫”（Bykow）即出自俄语“公牛”（Byk）一词——当中，用美好的思想和情感搭建起一个微小而圣洁的世界。但是，这些情感实在太过高贵，以至让主人公不得不违背自己身为人的天性。为了让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显得更可爱、更纯洁，杰武什金在写信时总喜欢在一些词前面加一个“小”字（“小鸽子”、“小妈妈”、“小故事”、“小指头”、“小鸟”、“小天使”、“小雀巢”、“小床”，等等）。这样的措辞也让自己和瓦尔瓦拉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纯洁。

瓦尔瓦拉借给杰武什金一本普希金的小说集，里面一篇名为《驿站长》（Der Postmeister）的小说令他深为感动，他对书中主人公的绝望处境感同身受。杰武什金把普希金的这部作品片面地理解为社会小说，正如人们长时间以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解读一样。[55]造成杰武什金悲剧的并不是现实，而是他自己。他满心渴望的是能有一片净土，一个不染一丝尘埃的角落，一片波澜不惊的生命之湖，在那里，他无须冒险，也无须做任何选择。但是，在这想象中的世界里，他只是苟延残喘，而不是真正地活着。在后来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次次置于险地，让他们被迫去面对选择甚至是生死抉择，并由此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杰武什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错误。

别林斯基对《穷人》的赞誉也是以社会小说作为前提：“把荣誉和敬意献给这位年轻的诗人吧！他的缪斯女神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充满爱意，她告诉那些生活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的居民：‘他们也是人，是你们的兄弟！’”[56]但是，对于一部有着明确政治观点的社会小说而言，马卡尔·杰武什金这个人物实在太过复杂了。别林斯基在1846年春为《祖国纪事》撰写书评时，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变得冷淡。然而在1845年夏秋时分，在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去找别林斯基的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过后几个月里，随着普希金的过世和果戈理的搁笔，《穷人》的作者俨然已成为俄国文学最大的希望。

早在正式付梓之前，这部小说便已是轰动整个文学界的大事件。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不易感情冲动的人，也难免会在如此巨大的成功面前变得飘飘然。他在1845年11月16日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骄傲地写道：

我认为，我的声望永远都不会超过现在。周围所有人都对我致以难以置信的敬意，对我个人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我认识了很多上流社会人士，奥多耶夫斯基伯爵邀请我去府上拜访，索洛古柏公爵情绪失控地扯着我的头发，帕纳耶夫告诉他，一个天才诞生了，所有人都被踏在了脚底。……别林斯基对我喜爱备至，无以复加。这些天屠格涅夫刚刚从巴黎回来……他第一刻便向我表示了好感，他对我的情谊之深，让别林斯基只能用一个理由解释：这是屠格涅夫爱上了我。

这番话听上去就像是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中满口大话的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的长篇独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信尾附言中以愧疚的口气地写道：“我又读了一遍这封信，我发现：一，文风可憎；二，自命不凡。”

处女作的成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莫大的荣耀，这个以往一直在圣彼得堡文学圈外观望的圈外人，如今变成了聚光灯下的明星。在文学贵族的簇拥下，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最令他骄傲的是，从今往后，他可以与伟大的别林斯基及其背后的一群精英——屠格涅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成为同道，并彼此以“同僚”相称。1845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结识了帕纳耶夫夫妇。帕纳耶夫家的沙龙是当时俄国左派文人最喜欢的聚会场所。阿芙多季娅·帕纳耶娃（Awdotja Panajewa）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对这位客人的印象：

一眼就能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敏感和神经质的年轻人，他外貌清瘦，个子矮小，苍白的面色露出病容。他的灰色小眼睛总是不安地暼来暼去，没有血色的嘴唇紧张地抽搐着。[57]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帕纳耶夫家沙龙上的羞涩表现与女主人的魅力不无关系。容貌出众、风姿绰约的帕纳耶夫夫人给这位年轻的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同时也削弱了他的自信心。随着时间的变化，最初的羞怯和拘谨渐渐消失了。初涉文坛的成功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好评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回了信心，他在众人面前的表现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傲慢。他经常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评点同行的作品，这种自负的态度很快会让他吃到苦头。

别林斯基作为权威人士的肯定不仅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收获了名誉这种象征性资本，同时也让他收获了大把的卢布。《祖国纪事》主编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Alexander Krajewskij）为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年2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小说《双重人格》（Der Doppelgänger）给出了六百银卢布的稿酬，这个价格虽然低于别林斯基提出的每印张两卢布（约折合七十银卢布）的最低稿酬建议（1845年10月8日），但远远高于涅克拉索夫为《穷人》全部书稿所支付的两百五十银卢布的稿酬。经过长时间的拮据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手头重新变得宽裕起来。不过，除了实际收入的增加，更重要的原因是《穷人》的轰动性成功让他收获了巨大的信用资本。“这些天，克拉耶夫斯基听说我手头缺钱，便主动提出借给我五百卢布。”（1845年11月16日）手里有了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过上了挥霍无度的生活。在短短半年之内，他花出去的钱就多达六千卢布（1846年4月1日），这是小说《穷人》中男主人公杰武什金全年薪酬的十二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中每年最低花销的十倍（1849年2月1日）。

如此庞大的开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重新变得入不敷出。和1841年刚从工程兵学校毕业的那些日子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日流连于圣彼得堡的各种娱乐场所，从音乐厅到剧院，另外还有妓院。“敏儿、克莱尔和玛丽亚们个个漂亮得很，可也贵得出奇”，费奥多尔在给哥哥的信中坦白道（1845年11月16日）。在嫖妓问题上，他从来不曾有意掩饰。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嫖妓并不像20世纪时那样被视作伤风败俗的事，但是从1850年代起，卖淫作为农奴制的特殊形式在俄国自由派圈子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抨击。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荡纵欲的生活方式明确表示出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对各种形式的爱情交易——从儿童卖淫到金钱婚姻——予以大肆批判，不过对他来说，嫖妓带来的并不是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开销上的麻烦。“我的日子过得太漫不经心了，这是全部问题所在”，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挥霍生活时轻描淡写地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漫不经心”，更多是指自己没有能力把握好收支的平衡。对金钱的挥霍态度是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和俄国贵族圈子里盛行的习气，在19世纪中叶前是一种普遍现象。按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低层贵族，再加上父亲的薪水一向微薄，他本不应染上这样的习气。所以，他所受到的影响很有可能是来自文化方面：在俄国文学艺术圈里，对待金钱的淡漠态度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往往被视为一种理想。[58]这种人生态度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化为俄罗斯民族的独有特征。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派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通常都是放荡不羁，不愿受到约束，更不会被金钱收买，因此这些人总是热衷于冒险、决斗，当然还有赌博。对赌徒来说，他们宁愿丢掉性命，也不肯停止赌博。[59]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已表现出对纸牌和轮盘赌的狂热爱好，在与他同龄的一代人当中，像他一样的人并不在少数。[60]浪漫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市民阶层的谨小慎微，赌徒式的投机与商人式的精明算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40年代初涉文坛时，影响文学界的两股潮流，在俄国，投机的因素明显占据了上风。在这里，方兴未艾的文学市场就像一桌庞大的轮盘赌，人人都想赚得盆满钵满，却随时都有可能输得一文不剩。在那些年里，文学与金钱的结盟催生出一股淘金热，涅克拉索夫和克拉耶夫斯基这些精明的出版商成为最大的赢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成为这股文学热潮的受益者，并为此总结出一条公式：“工作，冒险，赚钱。这便是力量之所在。”（1843年12月31日）这股力量的重要源泉便是投机精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和书信中，这一点表现得比其他所有同时代作家都更加清晰。1846年10月20日，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手里有两百银卢布……难道你不想拿它去投机吗？如果你把钱存起来，这些钱就会白白放在那里，没有任何用处。”作为欧洲舞台上的新兴形象，投机者的魅力——正如西哀士在论述第三等级时所言——在于其“从一无所有中获得一切”[61]的能力。

批评与伤害

与别林斯基等人1845年初夏看到《穷人》手稿后的激动表现相比，文学批评界对这部小说的反应要冷淡得多。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为此自辩，或许在他看来，作品的热卖便是对批评者最有力的反驳。另外他相信，其背后的“同僚们”一定会继续支持他，同时他还希望，别林斯基及其同党能够通过文字予以回击。而且就在《穷人》问世短短几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在克拉耶夫斯基主编的《祖国纪事》上发表了自己的新小说《双重人格》。

和《穷人》一样，《双重人格》也是一篇戏仿果戈理之作，其仿效对象是《鼻子》（Die Nase，1836年）。果戈理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圣彼得堡小职员的奇遇。有一天，这个小职员的鼻子突然从他的身体独立了出去，以“他我”（Alter Ego）的形象在涅瓦大街上闲逛。果戈理通过这个故事，把人格分裂这一浪漫主义主题变成了一出充满讽刺的荒诞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借鉴了果戈理幽默诙谐的叙述方式，但是在叙事的同时，他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地刻画了主人公——圣彼得堡小职员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从自我意识的沦丧到双重人格形成的渐进式过程，并以此为“人格分裂”这一主题赋予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戈利亚德金的自我认知始终是在狂妄自大与自卑情结之间摇摆：一方面，他胸怀“远大抱负”，梦想能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另一方面，他永远都无法克服深藏于内心的强烈自卑感。当这两种心理的矛盾冲突发展到极限时，他的做法是掩藏真实的自我，在想象中把自己幻化成另一个人：“这根本不是我，不是我——就这样。”

《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以旁观的局外人角度展开叙述的作品，换句话讲，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性作品，而不像书信体小说《穷人》那样，是从主要人物的视角出发，使故事情节的层层推进得以呈现。人们在这部作品中可以发现，作者对叙事性文体的把握还缺乏足够的经验，一些情节的设计略显生硬，叙述者对主人公的态度总是在冷嘲热讽和怜悯同情之间摇摆。另外，整部小说的文字也显得过于拖沓冗长。但是从另一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心理描写作为叙述的重点，并在这方面展现出其非凡的才华。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戈利亚德金面对另一个自我的复杂心理活动：一方面，他努力借助理性为“他我”的存在寻找解释；另一方面，他又想尽各种办法去排斥它、压制它。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高超的技巧对“诡异之物”（Das Unheimliche）加以文学化描写，自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后，这类描写作为浪漫派擅长的手法已逐渐遭到摒弃。与普通叙事性小说不同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诡异”的出现并非来自一个人与某样陌生事物的意外相遇，而是源于自身的异化经验，换言之，它是在人与“自我”熟悉的事物——图像、物体、人物等——日常相处的过程中产生的。（诡）“异”即是“未知”，而“未知”的存在则是以“已知”作为前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诡异”是人的“自我”的一部分，是在潜意识中被排斥的对象，并不断以恐惧的形式重复出现。但是，当人们熟悉的物体、空间和人物等因为光线、色彩或大小的变化而失去平常的样貌，成为威胁的化身时，这些平常事物便会转化为“诡异”之物。在《双重人格》中，这个“诡异”的化身便是戈利亚德金的“他我”：他实现了真实的戈利亚德金梦寐以求却无法达到的理想：成为志得意满、飞黄腾达的“人上人”。

自我分裂——“拥有占有欲的‘陌生’身份对人格的损害”，特别是无法达成的理想目标对本我的折磨，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62]但是，在同时代人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剖析方面所表现出的才能却并未受到重视。小说中的各种荒诞情节在读者看来，都是对果戈理《鼻子》的幼稚模仿，并无任何新意，而那些对虚妄和诡异之物的描写，则被斥为老调重弹，是拾浪漫派的牙慧。别林斯基在第一次评论《双重人格》时，曾就读者对文字拖沓冗长的指责辩解称，这是作者“思想过于丰富”所致。但同时，他也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双重人格》的失望之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还没有找到艺术创意与和谐之间的平衡。一年后，别林斯基的批评变得更加不留情面。他不仅以犀利的言辞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作缺乏分寸和尺度（“所有在《穷人》中因为新手的缘故得到谅解的错误，在《双重人格》中都变成了赤裸裸的败笔……”），同时还对作者对描写虚幻妄想的偏爱表示不屑：“如今，虚幻妄想只能在疯人院而不是文学中找到位置，它是医生的事情，与诗人无关。”[63]

别林斯基第二篇关于《双重人格》的评论发表于1847年1月，此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已彻底破裂。早在1846年春，两人的关系便开始趋于紧张。就在《穷人》发表后不久，涅克拉索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别林斯基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长信》（Sendschreiben Belinskijs an Dostojewskij）的小品文，他在这篇手法平庸的文章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傲慢和虚荣大加嘲讽。他在文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喻为“悲伤的骑士”，“就像一颗在文学的鼻子上冒出的青春痘”：“诗人年纪轻轻，便一鸣惊人；国王和皇帝们视其如珍宝，赐之以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封号。”[64]这段话的末尾一句是在影射当时坊间流传的一个谣言：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处女作《穷人》十分得意，认为其水平远在《彼得堡文集》其他所有文章之上，并因此要求出版方对自己的作品在版式上予以特殊待遇，以示区别：具体做法是，在整部小说每一页文字的四周都用花边作为装饰。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这篇讽刺文章后勃然大怒，据阿芙多季娅·帕纳耶娃回忆，这位备受伤害的作家冲进了涅克拉索夫的工作室，对其大发雷霆。“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出办公室，来到门厅时，他的脸就像一张白纸，毫无血色；当侍者把大衣递给他后，他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大衣的袖子。”[65]在此之前，屠格涅夫的表现便曾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受到严重刺激。有一天，在帕纳耶夫家的沙龙上，面对一群别林斯基的好友，屠格涅夫谈起有一位来自外省的作家，在出名后自我膨胀，到处以天才自诩。在当时的场合下，其所指不言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脸色煞白，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没等屠格涅夫把话讲完，便夺门而去。”[66]

面对这些伤害，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时候都是忍气吞声，偶尔才会写信向米哈伊尔倾诉。一连串的伤害在他的内心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直到1870年代，他与屠格涅夫等人的关系仍然被这道阴影所笼罩。令他难过的是，就在不久前，他还天真地相信屠格涅夫爱上了他（1845年11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记仇的人，他对这段受伤害的经历始终耿耿于怀，就像他的小说中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样。除了神经受到的刺激，他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损害。与此同时，他在经济上也再次陷入了窘境。1846年夏，他又一次来到雷瓦尔，和米哈伊尔一家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季。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普罗哈尔钦先生》（Herr Prochartschin）。这部短篇小说讲述的也是发生在圣彼得堡小人物身上的故事，但作者很少将主人公遭遇的困境归咎于其悲惨的社会处境。和前两部作品相比，这一点在这部新作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尽管主人公活得像一个乞丐，但是在他死后，人们却在他的床垫里发现了价值两千五百卢布的硬币，因为担心这些钱被人偷走，他整天都在担忧和恐惧中度日。

在1845年夏天完成的处女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贫穷这个主题时，采用的手法还像是自然主义流派的模范生。然而到了《普罗哈尔钦先生》这里，贫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则已完全脱钩。普罗哈尔钦先生并不是一个靠社会救济过日子的人，而是一个把自己装扮成穷人来换取同情的骗子。从第一部作品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笔下主人公身上所做的文学实验，始终都遵循着同一个模式：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一个“纤毛虫”式的社会生物，[67]其背负的沉重精神压力远远超过了自身的负荷。[68]在《穷人》中，这种压力来自奥赛罗式的爱情和嫉妒；在《双重人格》中，是妄想征服世界的拿破仑式野心；在《普罗哈尔钦先生》中，是魔鬼般的吝啬，就像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一样。

普罗哈尔钦不仅是躺在自己的钱财上睡觉，而且是与它们“同床共寝”。[69]对这个守财奴来说，吝啬从一种带有性意味的激情，进而转化为一种与权力欲相仿的情感活动。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对这种病态心理的描写，或曾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启发。不过，与莫里哀和巴尔扎克相比，普希金的剧作《吝啬的骑士》（Dergeizige Ritter）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可谓更胜一筹。在这部剧中，吝啬的老男爵望着堆成山的财宝，内心的满足感就像是享受无边的权力。[70]甚至可以说，与天下独尊的权力相比，战胜自我带给他的自豪感要美妙得多。成功地打败所有的欲望和嗜好，这样的意识让他陶醉于其中，无法自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小职员也是如此。他为了节省睡衣，每天夜里都是光着身子睡在藏着财宝的床垫上。这时候，这个清教徒式的小人物，俨然变成了真正的“巨人”。[71]

但是，这一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来说过于超前了。如果说别林斯基在评论《双重人格》时语调还略显收敛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在就《普罗哈尔钦先生》撰写评论时已不再有任何顾忌。面对这位他曾寄予厚望的年轻作家的新作，他的评价是：狂妄自负，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晦涩难懂。这一评价暴露了别林斯基的短视。虽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作和《双重人格》一样在结构上仍然不乏缺陷，然而就整部作品的思想性而言，却当得起“伟大”二字。作者用敏锐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对吝啬鬼的心理做出了现象学式的剖析，揭露了禁欲和节俭是资本主义发展原动力的真相，这一发现比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还要早得多。可惜，别林斯基活得不够久，还没能来得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未来潜力做出准确的评价，便于1848年夏因肺结核在西里西亚小镇巴德萨尔茨布伦撒手人寰。假如他能够活着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Der Jüngling）问世，他一定会坦白地承认，当年这位初出茅庐的作家在揭露资本主义核心本质时对自己的直觉是多么自信。所以，他眼中看到的只有一点：这位备受其青睐的门徒背离了自然派文学的道路，变成了一个离经叛道的逆子。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又一部新作《女房东》（Die Wirtin，1847年）发表后，别林斯基更加明确无误地相信，这位他曾经看好的年轻作家在文学道路上已彻底步入了迷途，甚或是歧途。无可否认，这部作品的确带有明显的E.T.A.霍夫曼（Hoffmann）和果戈理早期作品的风格，无论题材还是情节处理都与浪漫主义文学颇有雷同。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位圣彼得堡年轻学者和他美丽的女房东以及一位神秘诡异的老人之间的故事。这段奇特的三角关系充满了怪诞气息，如梦境般虚幻，又令人惊悚。这种现代写作手法直到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梦的故事》（Traumnovelle）以及卡夫卡的一系列作品问世后，才真正被读者接受和赏识。特别是卡夫卡，在这位半个世纪后享誉世界的现代派作家的小说作品中，随处都可以找到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痕迹。浪漫派作家认为，梦境能够给世界带来“质的倍增”（诺瓦利斯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则相反，在他看来，当现实被梦境压倒时，其结果是导致世界的“倍减”。“梦想家”是意识的外化表现，它是人的内在与外在失衡造成的。184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

（人的）内在与外在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当外部经验缺失时，内在便会取得危险的压倒性优势，神经和幻觉将在生存中占据过多空间，每一种外部现象都会变成巨兽的模样，对人造成惊吓，让人不由得对生活产生畏惧。

别林斯基并没有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意识的批判性思考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女房东》只是一部“令人厌恶”的失败之作。更何况，别林斯基对梦境描写一向不感兴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怪诞的意识流手法更是难以接受。依照他的观点，文学必须观点清晰，直戳要害，不能有“任何阴暗和隐晦的成分”，因为只有作为启蒙的工具，文学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这位俄国文学教宗最后给出的评判是：“整篇小说中找不到一个简单而有生命力的词语……一切都显得牵强、做作、夸张、荒诞和虚假。”[72]

这些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打击，但从程度上看，并没有比1846年春文学“同僚”们的背叛给他造成的伤害更重。当时，别林斯基的追随者对他的大肆攻击和谩骂，使得其身心彻底崩溃。眩晕、心悸和幻觉的频频发作，让他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健康危机。他在雷瓦尔米哈伊尔家里住了三个月，可病情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越发严重。这两位心心相印的兄弟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起因是米哈伊尔觉得费奥多尔的反应总是太过神经质。去意大利和法国疗养并借机酝酿新作品的计划，也因为经费不足而没能成行。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还打算自筹资金出版自己的作品，从而摆脱出版商和书商的控制：因为这些“无赖”总是用法律上的花招，设置各种圈套诱他上当（1846年10月20日）。

涅克拉索夫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划入了这群卑鄙的“奸商”之列（1846年11月26日）。当时，涅克拉索夫正忙于重组由普希金创办、不久前倒闭的《现代人》（Der Zeitgenosse）杂志，与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争夺文学地盘。在凑齐启动资金后，他把为《祖国纪事》撰稿的知名作家几乎悉数招募到自己的麾下。只有极少数作家选择留下来，继续与克拉耶夫斯基合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其中一个。这一决定与忠诚无关，而是另有原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不断向克拉耶夫斯基预支稿酬，并因此欠下了大笔债务，他只能继续为其工作，用文字来抵债。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克拉耶夫斯基的“文学奴役制”（1846年10月7日）总是抱怨不迭，但是，他对与别林斯基及其同党的决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与《现代人》麾下作家的分道扬镳，却没有显得太过伤心。

该以什么方式写作？

文学评论界的负面反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如今，同时代人的评价很少再被视作衡量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和影响力的可信标准。直到20世纪，人们才终于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丰富性与文学独创性，在此之前，它们一直被这位作家那些旷世杰作的光芒遮蔽。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靠写作糊口的作家来说，这种身后之名并不能带来多少好处。声名大跌给他带来的后果除了象征性资本的流失，还有现实资本的损失。读者需求的匮乏给文字更大范围的传播带来了困难，因为传播作品的最好办法，是将《祖国纪事》上首次发表的作品制作成单行本或文集，拿到市场上销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0年代后半期之所以陷入困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在立志写作的初始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工作流程，而这本是任何一种职业都必不可少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一项工作比写作更自由，更不受约束，但是如果一个人要想以此为业，就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章法。这里面包括确定主题，拟定提纲，针对性调研，搜集和积累素材，以及书写、修改和誊清等。浪漫派作家对文学创作的这套固定模式不仅不认同，而且打心眼里感到厌恶。在他们眼里，文学不是工作，而是才华和灵感碰撞的结晶。

但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步入文坛时，浪漫派作家已经成为历史。对此，所有同时代人几乎已达成共识。对尚未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新一代作家来说，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写作虽然已被定义为“工作”，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规矩和范式：比如说，作家该如何推销自己的“商品”，如何与文学界大腕建立联系（即今天人们常说的“人脉关系”），以及如何对金钱、时间和健康等资源进行合理化管理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想学会这些，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直到18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程式，除了日常写作的时间和节奏，还有一系列作为调剂的配套仪式，例如清理书桌、削铅笔、泡茶、准备足量的香烟等。在此之前，他对待写作的态度和生活一样，从来都是散漫随性。他很少会在时间充裕或闲暇时写作，而往往是随着交稿期限的临近，迫于压力才被迫动笔。另外，身为单身汉和圣彼得堡波希米亚文人中的一员，他整天忙着出席各种社交和文化活动。后来，自从有了固定的写作习惯后，他很少再把时间花在这类事情上。

除了上述与写作相关的技术性条件，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风格上也还没有为自己找到方向。18世纪通行的一套规则早已过时：例如，如何确立一种文学范式，如何借助文学批评去褒贬它。别林斯基推崇的自然主义文学——《穷人》即被视为这一流派的典范之作——虽然有其独有的社会伦理作为标准，但是在文学上却缺乏共同的基础。那些被归入自然派的作品都是在题材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它们都是把小人物的处境、圣彼得堡底层社会以及俄国农民的贫困生活作为描写对象。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反对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陈词滥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都对讽刺手法情有独钟，就像德国三月革命前时期的文学中常见的那样。但除此之外，这些作品并没有多少共同点。在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以复杂心理分析为特点的风格还远远没有成型，直到进入1860年代，随着《罪与罚》的问世，他才在小说的主题与结构、叙述节奏以及人物刻画等方面为后来的创作找到了明确的方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是经过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尽管遭遇了种种批评和挫折，然而自步入文坛第一天起，他对文学的执着和探索便从未有过动摇。为了重返事业巅峰，他做出了无数尝试：变换主人公身份，改变叙述视角和体裁。早期小说中的“小职员”被替换成新的角色：被骗的骗子［《九封信的小说》（Roman in neun Briefen）］，遭人算计的丈夫［《圣诞树与婚礼》（Der Christbaum und die Hochzeit）］，逃避现世的幻想家［《白夜》（Wei Be Nächte）］，被人讥笑的小丑［《波尔宗科夫》（Polsunkow）］，多愁善感的孩子［《小英雄》（Einkleiner Held）］。另外，他还尝试从轻喜剧或滑稽戏等戏剧形式中汲取新的素材，并添加了一位口若悬河的叙述者，用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为故事主线作烘托。除了小说，他尝试过的其他体裁有滑稽故事［《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Die fremde Frau und der Mann unterm Bett）］、小品文［《彼得堡小品文》（Petersburger Chronik）］、浪漫派小说（《女房东》）、成长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Netotschka Neswanowa）］等。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头四年，他总共完成了两部长篇、一部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片段、七部短篇、四部滑稽故事和四篇随笔，总字数超过了五百印张。其作品的数量，是1840年代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的大多数作家望尘莫及的。

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没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的那样，帮助他挽回失去的盛名。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少早期作品都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即叙述啰唆、行文拖沓冗长，这一点在批评家当中备受诟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没能摆脱这样的指摘。其二，这或许也是因为，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酬是按照印张数计算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烦冗复杂的叙述方式主要是由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决定的，它与普希金“短小精悍”的文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一种传言称，在中国，心血管专家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惯用的长句子会让读者因沉闷而血压下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句子则有完全相反的功效，它不仅冗长烦琐，文法结构复杂，有数不清的从句和插入语，而且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强烈而令人窒息的张力，如果用医生的话讲，可谓高血压患者不宜。

除了语言上的张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还具有另一种张力，这就是“同一段表述中两种不同寓意”之间的张力，[73]其主要表现是一段话的表面含义与背后寓意之间的矛盾。在《穷人》中，马卡尔·杰武什金在给瓦莲卡的信中把自己的住处描写得非常舒适，但实际上，他住的地方不过是一个从厨房隔出来的隔间。在这里，叙述者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是有意识的（目的是美化个人的生活状况，以博得收信人的好感）。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比这更有趣的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无论是出于单纯，还是为了自我欺骗，叙述者对自身行为与言语的动机并无意识，其公开与隐藏含义之间的矛盾更多是由潜在的心理因素决定的。例如，杰武什金把自己对瓦莲卡的好感解释为无私的父爱本能，但其实每个读者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心里清楚，他是爱上了这位年轻姑娘。这种无意识自我欺骗的另一个例子是叙述者在讲话时明显的口是心非。在小说结尾处，瓦尔瓦拉一反常态地用不客气的口吻向杰武什金提出要求，让对方出钱给自己购买结婚时的礼服。她写给杰武什金的最后一封信看起来，就像她在写信时，她那嫉妒多疑的新郎贝科夫始终站在背后监视着她一样。[74]

陀思妥耶夫斯基偏爱通过叙述者的角度来展开描写，这些叙述者并非通晓全局的全知者，而是与情节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参与者。这些“令人半信半疑的叙述者”所掌握的情况，通常并不比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更多。他们陈述事件时的方式总是受许多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情绪、偏见、教育背景、某种不为人知的心思，或是不愿人云亦云而刻意做出的伪装。

但是对那个时代的读者来说，这种错综复杂的情节架构以及晦涩难懂的文本并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复杂的心理描写是浪漫派的偏好，而浪漫派早已是过时的玩意儿。在1840年代流行的五花八门的文学潮流中，只有对浪漫派的批评让人们罕见地达成了共识。浪漫派文学所特有的英雄主义和感伤风格，其笔下装腔作势、顾影自怜、“内心分裂”的人物形象，都已成为批评家们的攻击对象。因此，同时代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的典型批评是：这些作品不过是浪漫派的又一次老调重弹。

无论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作品中那种简洁直白的文风，还是自然派文学所倡导的美学观和宇宙观，以及别林斯基推崇的无神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都没能产生任何影响。其作品中那些同时代人眼里的缺陷，直到几代人之后，才被他的读者奉为独树一帜的创新。直到进入20世纪，人们才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伟大作品所特有的多层次、多寓意、充满神经质和心灵感应的写作风格，在其早期作品中便已露出了端倪。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后世奉为现代文学的先驱，在这方面，他的地位甚至远在托尔斯泰之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便忘记了与别林斯基及其同僚决裂所带来的伤痛。从1846年起，他经常出没于以别克托夫兄弟（Brüder Beketow）为核心的文学圈子。别克托夫兄弟中的老大阿列克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时的好友，他的两个弟弟尼古拉和安德烈当时还在大学就读。后来，兄弟俩都在学术界闯出了名声，尼古拉成为哈尔科夫大学（Universität Charkow）的化学教授，安德烈成为植物学教授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校长。在1840年代的俄国，类似别克托夫兄弟这样的文学圈子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成员并非都出身于上层贵族，而是来自社会各界，身份有艺术家、文学家、职员、学者等。这股潮流是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审查制度日益严苛的环境下诞生的，并对俄国“思想市场”[75]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别克托夫小组的成员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医生斯特潘·亚诺夫斯基（Stepan Janowskij），诗人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Alexej Pleschtschejev）和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以及阿波隆和瓦列里安·迈科夫（Apollon und Walerian Majkow）兄弟。瓦列里安虽然年纪尚轻，却是个天资聪慧、颇有见地的评论家，他很快便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独有的天赋，并对他在剖析人物心理方面的精准和犀利给予了极高评价。

当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后，瓦列里安·迈科夫接替他的位置，成为该杂志的首席评论员。在1847年1月刊中，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抬高到了与果戈理比肩的高度。他在评论中指出，果戈理在作品中关注的是社会现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目光投向个体，以及对人类心灵受社会影响的剖析。针对当时称霸文坛的实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潮流，迈科夫以基督教宣扬的自由意志理想作为回应。这种思想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作品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可惜的是，年轻的迈科夫还没来得及让自己的才华得到充分施展，便在出任《祖国纪事》评论员短短数月后因心脏病猝死，去世时年仅二十三岁。在他死后，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阿波隆——一位热衷诗歌创作的法律系毕业生——接替弟弟，成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维系友谊超过十年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

迈科夫和别克托夫兄弟的圈子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找到了归宿，让他受伤的自尊心得到了修复。这里没有别林斯基圈子里常有的阴谋和算计，他也无须想尽办法彰显自己的才华，以便在文学或才智上盖过他人。这群新的朋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产生了治愈的作用，以至于他在1846年秋末决定，搬到圣彼得堡瓦西里岛上的一套公寓，与别克托夫一家合住。他把这种搭伙式关系称为“协作”（1846年11月26日），这种说法显然是受别克托夫兄弟的影响，因为在当时，这对兄弟对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十分痴迷。俄国富有批判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经过了1830年代对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的潜心研究之后，开始将兴趣转向行动哲学，以从中寻求自我拯救之途。在这些人眼中，圣西蒙（Saint-Simon）、傅立叶、蒲鲁东（Proudhon）等人在文章中提出的方案要比谢林和黑格尔的系统哲学更具现实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受别林斯基影响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过兴趣，如今他也和别克托夫兄弟一样，被傅立叶的“四种运动理论”（Theorie dervier Bewegungen）深深地吸引。按照傅立叶的观点，宇宙各个领域，从自然界到历史、社会以及人类个体，都是受“情欲引力”——它是由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推导而来——而非人的理性所支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傅立叶学说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他将爱欲和情感的力量置于理性之上；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别林斯基信奉的以无神论为前提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傅立叶努力尝试在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找到契合点。另外，傅立叶的反商业立场，以及他对商人群体——偷盗、欺骗以及占有欲的罪恶之源[76]——的批判，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忽视了一点：傅立叶学说还包括他对股票投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投机者的心理活动绝不陌生）的批判态度，因为在他看来，投机并不能创造财富，其唯一作用是让个体致富。[77]不过说到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傅立叶的著作究竟熟悉到何种程度，本身是一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s）构想——建立生产与生活的合作型组织，以协作经济代替商业竞争——颇有研究。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谈起与别克托夫一家合住一事时，特别提到了“协作的益处”（1846年11月26日）。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合住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让生活成本大大降低，全年生活预算只要四百银卢布便绰绰有余。而节省生活开支，也是傅立叶在解释法伦斯泰尔的优势时提出的一条重要经济学理由。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协作”的主要好处还在于伙伴之间的团结合作气氛，根据傅立叶的观点，这一点正是“进步型家庭”与“个体家庭”之间的一大差别。[78]

1846年3月，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声还如日中天时，他在一次散步途中遇到了一位形貌怪异的男子。这位男子主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攀谈，并问起他的下一步写作计划。这位陌生人头戴四角形礼帽，没有像1840年代的时尚男子一样身穿带披肩的大衣，而是披着一件宽大飘逸的蓝丝绒斗篷，这种斗篷被称作“阿玛维瓦”（Almaviva），在二十年前流行一时。除了古怪的衣着，这位男子还蓄着络腮胡。自彼得大帝以来，络腮胡在俄国一直是一种忌讳，在公务员当中更是被明令禁止。这位陌生人自我介绍称，他名叫米哈伊尔·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Michail Butaschewitsch-Petraschewskij）。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出了名的怪人，据说他无缘无故打开过灭火器，还喜欢和陌生人进行私密交谈，并以嘲弄对方取乐。另外，他还经常把自己装扮成老妇（蓄着络腮胡！），在圣彼得堡街头漫步。据说有一次，他以这样的装扮走进了涅瓦大街上的喀山大教堂，与一群正在祈祷的女信徒站到一起。这时，一位警察发现并叫住了他：“哎，尊贵的女士，照我看，您是个乔装打扮的男人！”“照我看，尊贵的先生，”彼得拉舍夫斯基反唇相讥道，“您是个乔装打扮的骚货！”[79]话音未落，他便扬长而去。

这些怪诞的言行举止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在世人眼中的“典型俄国革命家”[80]形象大相径庭。实际上，这些行为是浪漫主义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当时，一些纨绔子弟为了表达对世俗的叛逆，故意做出各种古怪反常的举动。彼得拉舍夫斯基于1821年出生在一个军医之家，曾在俄国著名贵族学校、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中学就读。在校期间，他便因为不守规矩而多次受到警告。中学毕业后，他在外交部得到了一个译员的职位。这个职位带给他的微薄薪酬，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不过，彼得拉舍夫斯基依靠从父亲手里继承的田庄和房产，过了上优渥安逸的生活。[81]他在外交部的职责是负责翻译从一些涉嫌违法的外国人手里查抄的文件，并将没收来的财产登记入册。在这些没收的财产中，最吸引他的是各种被审查机关判定的“禁书”。他把其中感兴趣的书偷偷带回家，再用自己的藏书或临时买来的书籍替换。于是，随着日积月累，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其位于花园大街的公寓里，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室，里面有在俄国难得一见的各种有关社会批判的书籍，圣西门、傅立叶、埃蒂耶纳·卡贝（Cabet）、路易·勃朗（Blanc）、布朗基（Blanqui）、德拉梅内（Lamennais）、蒲鲁东、费尔巴哈（Feuerbach）等人的作品也都赫然在列。

受彼得拉舍夫斯基所藏禁书的影响，与他交好的军官尼古拉·基里洛夫（Nikolaj Kirillow）仿效法国百科全书的传统，编写了一套《袖珍外来语词典》（Taschenwörterbuch ausländischer Begriffe）。这套词典具有颠覆性的唯一目的是向俄国大众普及欧洲启蒙主义思想，这一点从其所列词条“劳工组织”“经济”“宪法”“共和国”“革命”等便可略见一斑。词典第一册（1845年）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瓦列里安·迈科夫担任编辑，第二册则是由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亲自修订。第二册刚刚上市，便被政府审查机关发现，并因危险政治倾向于1846年5月被查禁。

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信奉独身主义的人，“因为我在男人和女人当中找不出一个值得我为爱献身的人，所以我决定将为全人类服务作为己任”。他在解释自己对革命的热情时如此说道。为了实现他的人类计划，他决定拿自家农庄作为实验品。1847年，他让人在拉多加湖（Ladoga-See）畔的私人田庄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集体住宅，还有猪圈、谷仓和蓄水池等配套设施，并计划按照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模式让庄园里的农民搬入新居，过上自由幸福的合作式生活。新居落成的这一天，正值圣诞节。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兴致勃勃地从圣彼得堡赶来，准备与农民一起为打破个人主义枷锁举杯庆祝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辛苦建成的理想居所已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很显然，在这些农民眼里，和损失自家“又臭又脏的财产”[82]相比，放火的罪过要小得多。

自1845年起，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公寓里，每周五晚上都会举行聚会。出席聚会的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大家聚在一起的目的，是讨论人们当下关心的各种社会、哲学和文学话题。自1847年2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开始频频出席聚会，并经常在聚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星期五聚会”通常都是由某个人以讲座形式开场，之后大家再一起展开讨论。聚会都是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在一场佐以美酒的消夜后结束。与其他圈子的聚会由客人分摊餐费的做法不同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向来都是由主人自掏腰包。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家境不宽裕的客人来说，这一聚会因此格外富有吸引力。除此之外，每个出席聚会的客人还可以从彼得拉舍夫斯基收藏的傅立叶著作中挑一本回家研读。这个自然形成的小组并没有特别的规章，将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和傅立叶著作的共同兴趣，以及对俄国现行政治制度特别是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反感。

随着1848年春巴黎革命的爆发，革命火种也传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人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友之一、在1848年革命之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曾将德拉梅内《一位信徒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翻译成俄文的亚历山大·米柳科夫（Alexander Miljukow）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反动旧势力的腐朽基础日益瓦解，整个欧洲正在开始新的生活，只有俄国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科学和舆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大量宣扬自由主义的学术和文学作品从国外被偷运进来。在法国和德国的报纸上，富有煽动性的文章随处可见，然而在我们这里，任何一项与学术和文学有关的活动都会受到压制，检查机关简直就像是染上了恐惧症。人们可以想象，这一切对年轻人会产生怎样的刺激：一方面，他们通过从国外来的书籍接触到各种自由主义理念，甚至对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也有所了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在我们这里，就连温和无害的自由思想也会遭到无情的打压。[83]

面对从巴黎、柏林和维也纳传来的各种危险消息，对1825年十二月党人政变以及1830/1831年波兰起义仍然记忆犹新的尼古拉一世下令采取一系列管制措施作为回应。这些措施的第一项是加强审查制度，授命德米特里·布图尔林将军（Dmitrij Buturlin）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对“俄国所有出版物的思想和导向”实行全面严格的监控。同时，由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j Uwarow）亲自负责对俄国报纸杂志的审查，禁止发表任何针对政府的批评性言论。

直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时代结束，布图尔林委员会一直用白色恐怖式的审查手段对俄国报刊界和文学界实行控制，因此这一时期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最黑暗的七年”。政府的另一项措施是加强臭名昭著的御前办公厅第三局的活动，第三局是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设立的秘密警察组织，拥有遍布全国的密探网络。其他管控措施还包括，取消长期以来被俄国教会最高权力机构神圣宗教会议视为眼中钉的大学哲学课——在后者眼中，它是孕育自由思想的园地——并对全国各大学实行入学限制政策。涅克拉索夫曾经就这“最黑暗的七年”写过一首讽刺诗：“布图尔林像个狂热的斗士/他威严的呐喊尖利又大胆/响彻黑夜和白天：/关闭大学/让瘟疫不再蔓延！”[84]

受西欧革命的影响，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聚会的人数日益增多，农奴制问题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废除农奴制，在这些人看来，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在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通过武装起义来解放农奴。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则认为，政变只会导致无谓的流血并有可能造成反动派的反扑，只有推动俄国右翼人士实行改革，才能让俄国社会各阶层——而不仅仅是农民——从中获益。

在这一问题上，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对手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尼古拉·斯佩什涅夫（Nikolaj Speschnjow）。斯佩什涅夫的父亲因为多次强暴自家农奴的妻子而被受害者杀死。和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样，斯佩什涅夫同样毕业于贵族名校皇村中学，并于1841年和一个地主邻居的妻子私奔到欧洲。虽然这场私奔是出于浪漫动机，但是在到了法国和德国后，他便被各种宣扬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籍深深地吸引，整日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更是为斯佩什涅夫这个浪漫派对一切权威——包括上帝的权威——的反叛提供了理论依据。据说，他在德累斯顿时与波兰反对派势力有过接触，并参加过瑞士的独立联盟战争。但是，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这些传言倒是与斯佩什涅夫在人们眼中活跃而神秘的行动主义者形象十分吻合。他的优雅举止和英俊外表，再加上他的沉默、难以接近和自我控制力，都和这副形象相得益彰。一位同时代人曾经说，斯佩什涅夫一头深色卷发的外形很适合为绘制基督圣像做模特。[85]

斯佩什涅夫于1847年12月返回俄国后，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由于在欧洲深受卡贝、布朗基等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斯佩什涅夫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的讨论颇为不屑。他主张通过具体行动来反抗现行的政治制度，这些行动包括发动武装起义，组建小规模地下组织，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行动进行统一指挥，并以适当手段开展政治宣传。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小说《群魔》（Die Dämonen）中描写过类似的情节，小说主要人物之一斯塔夫罗金很可能便是以斯佩什涅夫为灵感创作的。

随着“星期五聚会”规模的不断扩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渐渐感到厌烦。从1848年秋起，除了星期五聚会，他每周还固定去参加谢尔盖·杜罗夫（Sergej Durow）和亚历山大·帕尔姆（Alexander Palm）一群人的聚会。帕尔姆原是一名近卫军中尉，因为喜爱诗歌而从军队退役。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这一聚会的原因除了对文学的兴趣，还因为他觉得，这两人在意识形态路线上比彼得拉舍夫斯基更为明确。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成员中还有当年别克托夫圈子里的诗人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他创作了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向前一步！莫犹豫！》（Voran！Kein Zaudern darf es geben！），呼吁“流血斗争”，横扫“天地间一切鬼神”，因为世上只有一种权威，这就是“神圣的真理”。帕尔姆-杜罗夫小组中的政治气氛，在这首歌曲中暴露无遗。这首歌诞生于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听到过，虽然歌词内容充满无神论色彩，但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首歌颇为欣赏，这或许是因为它就像《马太福音》中的《山上宝训》一样，呼吁“朋友和兄弟们”将爱施予他人，“无论贫富贵贱”。歌曲配乐是德米特里·博尔特尼扬斯基（Dmitrij Bortnjianskij）创作的赞美诗《我们的大公在锡安山是光荣的》（Wie herrlich unser Herr in Zion），这首曲子在1833年之前一直是沙皇俄国的非正式国歌。在彼得保罗要塞，这首曲子被当作准点时刻的报时曲，而这里正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捕后临时受关押的地点。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一种捉弄。

1848年秋，普列谢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找到斯佩什涅夫，建议把每周的聚会改在别处举行，因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学术味儿太浓，而且随着聚会规模的扩大，来参加聚会的有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这使得自由发表观点变得越来越危险。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的关系，各方说法不一。据好友亚诺夫斯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在1848/1849年冬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整日郁郁寡欢，心神不宁。作为医生，他并没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为这些变化找到器质性原因。于是，他安慰好友说，这些症状很快会消失的。“不，不会消失，它将长时间折磨我。我拿了斯佩什涅夫的钱（他自述大约是五百银卢布），所以我现在只能听他使唤。我还不起这笔钱，他也不会向我讨要它，他就是这么一种人。”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你要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就有了我的梅菲斯特！”[86]

四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M.B.彼得拉舍夫斯基，N.A.斯佩什涅夫，S.F.杜罗夫，A.I.帕尔姆

不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借债早已是家常便饭，他甚至压根不知道，不欠钱的日子该怎么过。因此人们很难想象，他会为五百银卢布的债务感到如此内疚。另外，不止一条证据显示，在1848年和1849年那两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想法其实和信奉费尔巴哈的斯佩什涅夫一样激进。[87]有一次，在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聚会上，大家讨论到一个问题：“如果不得不通过暴动来解放农奴的话，该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那就来一场暴动！”[88]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会“手里举着红旗到街上去”。[89]据另一位帕尔姆-杜罗夫小组成员称，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人都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容易冲动的天性很适合去做政治宣传”。斯佩什涅夫的另一位朋友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样就像个阴谋家。”[90]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四年后，阿波隆·迈科夫在给文学理论家帕维尔·维斯科瓦托夫（Pawel Wiskowatow）的信中透露了一个在心里埋藏了数十年的秘密：1849年1月的一天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找上门来。他受斯佩什涅夫革命团体的委托，要劝说迈科夫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两人为此一直谈到深夜，因为天色已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迈科夫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襟危坐，仿佛是临终前的亚里士多德向朋友交代后事。他穿着睡衣，领口敞开，激情澎湃地讲述着这件事情的神圣性，还有拯救祖国的使命等。”[91]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尽了口舌，但迈科夫还是拒绝了好友的请求，因为在他看来，这项计划无异于自杀。第二天早上临出门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了迈科夫的建议，不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斯佩什涅夫计划一个字。用迈科夫的话讲，这个秘密团体的唯一目标就是“在俄国发动政变”。

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角色并非一个盲目的追随者，而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犯”。按照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j Mereschkowskij）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理念不仅一无所知，而且这些理念与他的天性是背道而驰的”。作为一个“牺牲品”，“他为之献身的是一件他一刻都不曾相信，并且打心眼里仇恨的事情”。[92]这种说法显然是这位俄国流亡作家以己度人的揣测，他对十月革命不仅恨之入骨，而且把所有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包括1840年代和1860年代的革命运动都变成了仇恨的对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后来也承认，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是一群密谋者，是1860/1870年代革命分子效仿的“楷模”：“这里确曾有过一场真正的阴谋，后来的各种阴谋活动都是仿照它的做法，比如秘密印刷所和石印等。”[93]关于斯佩什涅夫用钱收买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变成革命者的说法，是很难说得通的。不过，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度敏感的天性，人们不难想象，假如有第三者将斯佩什涅夫的神秘借款（或者是馈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斯佩什涅夫团体的秘密活动挂起钩来，很有可能给这位作家的心理造成压力，以至于像亚诺夫斯基观察到的那样，在1848/1849年冬天出现情绪上的异常波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低落的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冒险行为被秘密警察发现。这种担心是合乎情理的。从1848年春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便开始受到内务部的监视，负责监视行动的是一个叫伊万·利普兰迪（Iwan Liprandi）的人。利普兰迪在连续数月的跟踪调查后没有抓到可以指控的把柄，于是便招募了大学生彼得·安东内利（Pjotr Antonelli）为其充当密探，混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外交部任职的部门。从1849年3月起，安东内利开始出席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并每周向内务部汇报刺探到的情况。在4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著名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的那次聚会上，安东内利也在现场。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的抄件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从莫斯科寄给他的。这封信是别林斯基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份遗言，是他在下西里西亚巴德萨尔茨布伦小镇治疗肺结核期间写下的。虽然直到1914年，这封信才在俄国正式出版，但是早在1840年代末，便有数百份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别林斯基这封信的内容是针对果戈理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信选》（Ausgewählte Stellen aus dem Briefwechsel mit Freunden），一本“招灾惹祸的书”。[94]果戈理长期以来一直在西欧生活，在三月革命前夕不断发酵的革命气氛下，他写下了这封信，并在信中将“神圣俄国”连同其独裁体制、农奴制和检查制度，都当作反抗西方颠覆性思想的信仰堡垒加以歌颂。别林斯基之所以对与果戈理的“通信”如此愤怒，是因为他一直把果戈理称作有胆识的社会批评家，并视其为俄国思想界的领袖。与之前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别林斯基也把对果戈理的态度由爱转为恨，其程度比上一次更激烈。他将果戈理称作“暴力统治的传教士”、“愚昧的使徒”和“愚民政策的捍卫者”。他以尖刻犀利的口吻对果戈理称颂的神圣俄国神话——尼古拉一世统治政策的三大信条之一（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大加批驳，并向果戈理指出，俄国人并不虔诚，而是满脑子迷信；说到底，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帝，“俄国人在说出上帝的名字时，其实是在给自己身体的某个地方挠痒。说起圣像，他的态度是：‘如果有用，我们就拜它；如果没用，我们就把它当作锅盖丢到一边。’”别林斯基将俄国国家机器斥为“匪徒与窃贼的庞大联盟”，并怒斥农奴制是“拿人做交易”的野蛮生意。[95]

自彼得·恰达耶夫（Pjotr Tschaadajew）第一封《哲学书简》（Philosophischen Brief，1836年）和屈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的俄国》（La Russie en 1839，1843年）问世以来，从没有一篇文章像《致果戈理的信》一样，把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批得如此体无完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拿到别林斯基信的手抄本后，先后朗读过三次：两次是1849年3月底在帕尔姆-杜罗夫小组，另一次是4月15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信中的无神论言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别林斯基对农奴制和君主专制的激情澎湃、文采洋溢的控诉，却让他始终未泯的席勒式情怀深深为之触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有着和别林斯基文字一样的火力，从现场反应来看，其效果也毫不逊色。正如密探安东内利在报告中所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博得了听众一阵阵喝彩……特别是当他读到别林斯基说俄国人是没有宗教的民族时。大家纷纷提议，要把信拿去复制，然后四处散发”。[96]

帝国的反击

1849年4月22日，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举行了最后一次“星期五聚会”。在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就文学界如何用行动来促进政治启蒙的问题发表了演说。一位与会者提议，俄国人应当以法国人为榜样，比如乔治·桑和欧仁·苏等。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他很可能会反驳说，他自己早就这样做了。可惜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到场，当天他感觉身体不适，浑身无力，像是害了病。和前一年一样，圣彼得堡又一次爆发了霍乱，整个城里的气氛变得格外压抑。傍晚时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城郊大街上遇到了弟弟安德烈。不久前，安德烈刚刚在圣彼得堡建筑监管局申请到一个职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弟弟说，他恨不得立刻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出门去旅行，却又苦于没有钱支付旅行的花销。收入微薄的安德烈对此也只能表示无奈。两人相互道别，并约定后天，也就是周日，一起到米哈伊尔家聚餐。

这天，倾盆大雨下了足足一整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淋透了，虽然1849年春天比往年都暖和，可他还是冻得发抖。于是他决定到附近的亚诺夫斯基家去取取暖。亚诺夫斯基和平日一样，热情地把好友请进门，拿给他替换的干衣，还端来了热茶。当陀思妥耶夫斯基9点离开时，大雨依然如注。医生朋友建议他叫辆马车，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钱支付车费。亚诺夫斯基因为手里没有零钱，于是便自作主张，从他负责管理的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集体账户上拿了几枚五戈比硬币，借给了好友。不过也有说法称，这主意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出来的。为社团成员解燃眉之急，与法伦斯泰尔奉行的合作理念倒是很合拍。

9点半，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了路。亚诺夫斯基以为他是要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家，[97]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是去了尼古拉·格里戈利耶夫（Nikolaj Grigorjew）的住处。格里戈利耶夫是斯佩什涅夫小组最激进的成员之一，一直在策划建立秘密印刷所，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印刷后拿去散发的文章，题目叫《一个士兵的话》（Solddatengespräch）。这篇文章类似于早期的政治煽动性文字，[98]内容讲述的是一位农奴因为不服管教，被狠心的地主发去充军，从此孤独终老的故事。凌晨三四点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到自己在马拉亚莫斯卡亚大街上的住处。这时候，他既无法预料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偿还从亚诺夫斯基那里借来的公款，更无法预料自己只能再睡不到一小时。沙皇政府的反击战打响了。

御前办公厅很晚才得到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消息，因为好大喜功的内务大臣佩罗夫斯基伯爵（Graf Perowskij）为了贪功，一直绕过第三局，把案子把持在自己手里。这两个机构多年来彼此倾轧，为独揽大权使尽了手段和阴谋。佩罗夫斯基应该是在1849年4月20日向秘密警察头目奥尔洛夫将军（General Orlow）下达了行动命令，后者指示伊万·利普兰迪立即整理出一份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星期五聚会”的出席者姓名和住址清单，并于第二天将这份列有三十四个人名和地址的文件呈交沙皇。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参与者都出身中上层贵族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御前办公厅由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场在群众中覆盖面极广的阴谋活动，因此危险已迫在眉睫。

奥尔洛夫将军得到命令，立即逮捕所有涉案分子。行动是在4月23日凌晨开始的，抓捕三十四个人的整个过程采用的是同一套程序：实施抓捕的是由军人和宪兵组成的联合行动队，由一名军官指挥。在指定时间里，这群身穿制服的人员强行进入涉案分子住处，向其宣读逮捕令，要求其起床穿衣，之后对房间进行仔细搜查，目标是所有书籍和带文字的纸张。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友、同为帕尔姆-杜罗夫小组成员的亚历山大·米柳科夫称为尼古拉时代俄国藏书库的大批私藏书籍，此时统统暴露在国家暴力面前，变成了密谋的证据。每一本书都被翻开，拿在手里抖动，看看有没有夹带的物品，然后连同可疑的印刷品和手稿一起被打成捆带走。墙上的画被摘下来，拿掉框子或干脆把框子砸碎。就连取暖的火炉也被仔细检查，以防有人在搜查人员进门前的最后一刻把证据焚毁。搜查结束后，涉案分子被带上街边一辆窗户被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然后径直驶往第三局所在地，紧邻夏宫的一处宫殿式建筑。

时隔十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以轻松诙谐的语气描述了自己被逮捕的过程。透过这些文字，人们丝毫想象不出当时的场面是多么惊心动魄。[99]多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弟弟安德烈的回忆，我们才能够对当天发生的事情获得更为直观的了解。安德烈也被警察逮捕，因为当局把他与逮捕名单上的哥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搞混了。幸亏有这段时间上的延迟，米哈伊尔才得以将一些重要的涉案物品及时销毁。直到几天之后，警察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将安德烈释放，逮捕了米哈伊尔。安德烈回忆了逮捕过程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费奥多尔或是忘记了，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再提及。

被逮捕的涉案分子陆续被带进第三局内的一间大厅，每个人一见到先到的同伴便急不可耐地扑过去，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当时，大家还可以自由走动，相互交谈。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紧随弟弟安德烈之后进了大厅，一进门便冲到弟弟身边，打听逮捕这些人的原因。没等弟弟回答，两人就被拉开，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逮捕的三十四个人一起被分成组，每组八人至十人，分别带进了不同的房间。在这里，他们被禁止交谈，但得到了像样的饭菜供应：有茶和咖啡，一份丰盛的早餐，之后是午餐。据安德烈回忆称，每一样饭菜都很精致。

上午10点左右，第三局头目奥尔洛夫将军开始了行动。他通知被捕者，因为从事反叛活动，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利，随后政府会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调查并做出判决。之后，一直到天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这些人被关在屋子里，不得彼此交流。大约晚上11点，犯人们逐一被带到楼下的第三局总管杜贝尔特将军（General Dubelt）办公室。杜贝尔特看一眼面前的文件，然后向来者确认身份：“蒙贝利？”——“是！”——“杜罗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问话结束后，已是凌晨时分。犯人们被带到院子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有一辆马车在守候。在三位骑兵的押送下，马车上了路。由于涅瓦河洪水上涨，很多桥都被阻断，马车不得不一路绕行，兜了一大圈，最终抵达涅瓦河一处岛屿上的彼得保罗要塞。犯人们下了车，被看守押着穿过长长的、阴暗而潮湿的走廊，带进各自的囚室。面对眼前的黑暗，听到牢门在身后落锁的沉闷声响，犯人们终于开始预感到，未来是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自己。就连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核心骨干，不久前还在小组纪念傅立叶的聚会上大胆呼吁推翻俄国腐朽政治体制的德米特里·阿赫沙姆莫夫（Dmitrij Achscharumow），也在后来回忆时承认，当牢门在身后锁上时，他绝望地蹲到了地上，抱着腿抽泣着，然后开始祈祷。

从城市发展史来看，彼得保罗要塞堪称圣彼得堡的萌芽。18世纪初，彼得大帝时代，为了防范瑞典人进攻，俄国政府强行拉来数千名做苦役的农奴，在涅瓦河北岸兔子岛的沙地上修建了这个要塞。要塞既是国家军事权力的象征，同时也反映出彼得大帝要以人力征服自然的野心。要塞内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是罗曼诺夫皇朝的圣墓教堂，它那高耸尖细、非典型俄国式的教堂尖塔是要塞内最显著的地标，从城市任何位置都可以一眼望到。如今这座教堂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的圣地。自俄国1709年在波尔塔瓦彻底打败瑞典人之后，彼得保罗要塞丧失了防御外敌的作用，之后两百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被用作兵营和监狱。

要塞西侧的工事——阿列克谢三角堡——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要地，人称“秘密囚楼”。它是“一栋用白色石块砌成的平层建筑……三面都有窗户，玻璃下边三分之二部分被厚厚的柏油涂黑”。[100]彼得大帝曾将叛逃的大儿子阿列克谢关押在这里，施予酷刑，最后下令处决；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启蒙革命家亚历山大·拉季舍夫（Alexander Radischtschew）曾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1825年，发动政变的十二月党人曾在这里接受审判；后来，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十月革命爆发，数百名政治犯曾在这里遭到监禁，其中包括后来被处决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janow）。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关押在阿列克谢三角堡。他在被抓捕时身上仅有的两样物品——六十戈比和一把梳子——被没收，家人给他送来的全套衣物，从棉衣到裤子、马甲、衬衣、内裤，再到围巾、袜子和皮靴，都被一一列入清单，交由监狱保管。狱方发给他一件粗麻衬衣和一条简易的麻袋片式的裤子，一双袜筒不停滑落的长筒袜，还有一双肥大不合脚的毛毡拖鞋。除此之外，他得到的物品还有一个肮脏不堪、上面布满污渍的军用睡袋，一块和睡袋同样颜色和大小的草垫，还有一个枕头，统统扔在窄小的木板床上。[101]

牢房里的布置也是简陋之极：一个炉膛通往走廊的取暖炉，一张简易床，一桌一椅，一盏昏暗的油灯，一只盛粪便的木桶，此外别无他物。牢房门上有一个小窗，看守透过小窗可以随时观察犯人的一举一动。不过，与关押在要塞另一处工事的安德烈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在牢房的卫生条件和伙食还勉强可以忍受。安德烈在回忆录中抱怨，关押他的囚室光线昏暗，潮湿肮脏，让人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到了夜里，还常有老鼠出没。1849年夏，当十二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后，要塞指挥官伊万·纳博科夫将军——《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的曾祖父——下决心改善监狱条件，向犯人们发放了新的毛巾、被单和号服。此外，他还安排为犯人们清洗床单和枕套，并允许犯人通过看守购买香烟、茶叶、砂糖和蜡烛，或让亲属给他们送来这类生活必需品。在年底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些奢侈品整整花掉了一百零七卢布。从7月开始，狱方允许犯人看书，但最初只限宗教类书籍，后来也允许犯人们阅读报纸杂志，给亲友写信，并允许亲属探视。除此之外，从夏天开始，犯人们每天都有十五分钟时间可以在院子里——后来放宽到要塞花园——散步放风。

尽管条件略有改善，但监禁生活仍然是一种磨难，作为教化手段，其目的便是摧毁人的意志。出人意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囚禁生活的抱怨比很多同伴都要少，特别是就其与生俱来的抑郁倾向而言。彼得拉舍夫斯基请求监狱负责人给犯人多提供一些读物，因为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很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天生神经质的人丧失理智。[102]这种担心似乎是多虑了。牢房里的生活孤独寂寞，缺少阳光和空气，也无法活动和与人交流，这些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饱受其苦，他也总是为身体上的病痛抱怨不迭，例如痔疮、胸口疼痛、失眠、头晕等，但是从他在狱中写下的信件却看不出任何绝望情绪，而更多的是自信。每次收到寄来的钱和礼物，特别是香烟、书籍和报刊，他都会回信表示谢意。5月6日，就在安德烈获释当天，《祖国纪事》发表了他的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Netotschka Neswanowa）第三部分，这次，他连校样都没来得及看。直到6月，他才拿到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他还为自己制订了新的文学计划：“三部短篇和两部长篇。”（1849年7月18日）不过，这些计划中的作品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这就是格调欢快的中篇小说《小英雄》。另外他还提到，监狱里的安静生活让他更能集中精力，而不像在外面时那样，总是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分心。

由于眼下的世界对他来说只剩下思考，而“别无他事”（1849年8月27日），他终于有机会检视自己的人生，并且发现，原来有多少时间被白白浪费了（1849年12月22日）。在成为自由作家后的五年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贫瘠的。尽管他尝试过不同的类型、主题、题材和叙述视角，但是在1840年代后半段，他却没有写出过一部像《穷人》那样轰动文坛的作品。虽然一些作品也得到了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Apollon Grigorjew）和瓦列里安·迈科夫等评论家的肯定，却仍然于事无补。自1845年以来，他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在被捕前写给出版商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在向对方借钱时，居然说出十五卢布这个可笑的数目。因为在当时，他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下了一屁股债。“我像拉奥孔与蛇缠斗一样和我的债主们周旋。”（1849年6月20日）他在信中解释说，这笔钱是作为《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第五部分的预支稿酬，可那时候，他连第四部分还没完成。为缺钱发愁，以预支稿酬的方式向克拉耶夫斯基或其他出版商举债，这已经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日常生活的常态。

沉重的压力摧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让他心力交瘁。“我一半时间在忙着挣钱糊口，另一半时间在与疾病和癫痫发作搏斗，到现在，我害癫痫已经三年了。”[103]严重的健康危机甚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萌生出一种幻觉，担心自己会被活埋，所以他总是习惯临睡前在床头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我有可能陷入昏睡，在X天之内千万不要把我埋掉。”[104]自1845年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总是处于剧烈的波动之中，并时常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的症状。[105]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逮捕头一晚与弟弟安德烈的一番对话，便是1849年春天作家身体和心理状况的写照，这种状况用今天的话讲，可以称作“倦怠综合征”。从他在信中告诉米哈伊尔自己在荒废时间的话可以看出，他在入狱前已经陷入了死胡同。拘禁生活虽然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但也让他暂时摆脱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令他身心交困的种种烦恼。或许正是因为心理压力的大大减轻，才使得有严重抑郁倾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禁期间表现得比许多同伴更坦然。

1849年4月23日，由彼得保罗要塞指挥官纳博科夫将军领导的五人调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面还设立了一个小组，负责研究搜捕时查获的文件资料。1849年4月28日，审讯开始了。审讯通常是从傍晚6点到9点，经常会持续到深夜。陀思妥耶夫斯基于6月8日第一次接受审问。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的说法，他当时的表现就像是口才出众的辩论大师。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那些阴险狡诈的人物往往也都有闪烁其词、善于狡辩的特征。他知道自己眼下的处境如履薄冰，每一个说错的字都有可能给自己或同伴招惹灾祸。因此，他选择采取灵活的自卫策略：一方面通过自我批评向当局承认自己犯有过失并表示悔恨，另一方面对当局指控自己的罪行则矢口否认或一问三不知。但与此同时，他也重申了自己的信仰，明确表达了对布图尔林特别委员会让民众噤声以及俄国书报检查制度的不满，[106]并强调作为俄国公民，他有权对事关祖国安危的问题公开发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辩护总是不断地变换方向，这使得他在法庭面前的证词显得忽左忽右，让人感觉扑朔迷离。这一点也将成为他未来小说作品的标志性风格。因此，调查委员会不无理由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聪明，独立，狡猾，顽固。”[107]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庭面前的辩护词与其笔下的文学作品之间明显存在着某种共性。最能清晰反映这一点的，是他谈到同伴的性格特点时所表现出的强大心理分析能力：在他口中，杜罗夫心眼狭小，性情易怒；蒂姆科夫斯基（Timkouskij）“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每件事情都想做到尽善尽美”；菲利波夫（Filippov）是复合型人格，他自恋，贪图名利，还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狂妄自负。[10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庭面前做出的这些心理分析式辩解有两重目的：一是向检方表达自己作为被指控者的合作意愿，通过其有目共睹的善于洞悉他人心理的超凡能力，来协助委员会完成调查；二是以此方式来减轻政治密谋动机在整个案情中所占分量，把案情重点引向其他方面，例如人的虚荣心和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对情绪缺乏控制力，再加上年轻资历浅，社会经验不足，头脑简单，做事不经考虑，等等，总而言之，都是年轻人容易犯下的情有可原的罪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词看似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标。委员会在结案报告中得出结论：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的行为主要是由于政治上不成熟、爱出风头，再加上自由派思想的鼓动，还有哗众取宠的潜意识作祟，因此不会给国家政治秩序造成严重威胁。[109]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庭前的部分陈词，是其后来转为民族保守主义者的征兆。这些表态并非出于策略考虑，而是自我深刻反思的结果。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让他终于摆脱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忙碌和困惑，沉下心来思考各种问题。在谈到傅立叶理论时，他的观点是，这种典型的西欧思想在“我们的土地上”是没有任何发展前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代倡导的“根基主义”（Bodenständigkeit）[110]主张，在这句话里已经露出了端倪。他将傅立叶的社会乌托邦理论称作“空想”，[111]这让人联想到其笔下那些逃避现实的“空想家”形象。早在《女房东》和《白夜》等作品中，这类人物便已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空想”是意识的危险的另一面。

反过来讲，对任何一种社会行为而言，人的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观点始终是一致的。意识不可能通过归隐和静修，[112]而只有通过对国家事务和人民生活的亲身参与才能获得。这种想法也为其后期作品的主题做了铺垫。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国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在于与大众的脱离，以及由此导致的割裂。这一点从《罪与罚》男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字所蕴含的深意即可看出（详见本书页边码第241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一个人整天“活在自己的脑子里”，“不停地思前想后”，是其心胸狭隘和自我封闭的根源。

1849年9月中旬，调查委员会结束了审讯工作，并在结案报告中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正在从事一项密谋颠覆活动，这些人既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纲领，也没有秘密社团所特有的组织形式。两周后，按照沙皇旨意，案件被移交给一个由将军和参议员组成的联合审讯团，按照军事法——比正常法律更加严格的条例——进行裁决。

经过裁决，十二人被释放，其中包括6月份被捕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到1849年7月，被告人数减少到二十二人。尽管法庭遵从调查委员会的判断，认为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阴谋活动，然而根据战时军事法庭条例，被告犯有“危害国家罪”，故此做出判决，对其中十五人执行枪决，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其列。其余七人分别被判处多年监禁或被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一是因为他朗读并传播别林斯基含有反政府内容的《致果戈理的信》，二是因为他现场参与了格里戈利耶夫颠覆性作品《一个士兵的话》的朗读会。性质尤其严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这篇煽动性文字的传播知晓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向当局告发和举报。

判决必须经过最高军事法庭，即总检察院审核批准，方能正式生效。后者于11月19日做出裁决，“恳请沙皇陛下就被告生死之决明察开恩，并视贱民罪责轻重，将死刑改判为相应徒刑”。[113]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建议沙皇对死刑犯予以赦免。这出戏是事先与御前办公厅沟通好的。因为尼古拉一世喜欢扮演独揽大权、律令严明，但又宅心仁厚的统治者形象，在从重判决之后再由沙皇亲自颁发赦免令是其惯用的手法，这样可以在维护国威的同时更好地展现沙皇的宽容和仁慈。大多数判决都会根据沙皇谕令改判减刑，但是在浩荡皇恩降临到罪人头上之前，沙皇一定要让受刑者尝够恐惧的滋味。整个行刑过程都是严格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的，包括每个步骤和每个细节，行刑人员当中只有极少数军官了解实情。就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来说，按照计划是在执行死刑当天先向死刑犯宣读判决书，当他们吓得失魂落魄、四肢瘫软后，再告知他们被“赦免”。这种剧情反转用戏剧专业语言讲，叫作“突转”（peripeteia）。和历任沙皇一样，尼古拉一世也是个喜欢大戏的人，特别是当他能够在剧中亲自出演“天神”角色的时候。

1849年12月22日凌晨，犯人们不到6点就被叫醒，狱监把犯人九个月前被捕时穿的衣服递给他们，让他们换上。由于被捕时还是春天，而且比往年春天还要暖和，所以大部分人穿的都是轻薄的单衣。可现在已是凛冬，外面天寒地冻，还下了一整夜的雪。但当局对此不闻不问，面对一群行将赴死的犯人，谁还有心思去管这些。唯一和季节相配的衣物，是每个犯人都得到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一个小时后，死刑犯们被带上马车，和被逮捕时一样，也是每人分乘一辆，然后向城里驶去，没有人告诉他们目的地是哪里。在骑马宪兵的押送下，车队先是朝东驶入维堡区，再返回穿越涅瓦河，一路兜兜转转，避开繁华热闹的老城街区，驶向市中心。约莫半小时后，马车在白雪覆盖下的谢苗诺夫校场停了下来。在校场上，谢苗诺夫军团的兵士排成一列，只待行刑指示一到便开始行动。在队伍背后，朝向城郊大街方面，几百个围观群众默默站立着，被晨曦勾勒出一道模糊的轮廓。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死刑犯陆陆续续被带到了谢苗诺夫校场，经过几个月的监禁，他们几乎已辨不清彼此的面目。很多人都是胡子拉碴，乱蓬蓬地堆在脸上，有些已经变得灰白。大部分人都瘦到脱相，面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校场中央竖着一个罩着黑纱的脚手架，前面站着一位身着法衣的神父，等待聆听死刑犯最后的忏悔。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所有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都拒绝了这一程序。接下来，犯人按照指定的顺序排成一列，跟在佩戴着十字架的神父后面，从列队站立的一排士兵面前走过。在象征性地“游街示众”之后，死刑犯伴着鼓点一个挨一个登上台，在零下二十一摄氏度的气温下光着脑袋、身着单衣，分站成了两排。每个犯人身后都有一个端着枪的行刑手。

这时候，一位高官模样、身份大概是总宣判官的人走了过来。他胳膊肘下夹着一摞文件，爬上了台子，开始宣读判决书。他语速飞快，发音含糊，声调又没有起伏，以致犯人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念些什么。二十二份判决书每张上面都写满了字，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份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前工程兵少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对作家别林斯基反宗教反政府信件以及少尉格里戈利耶夫罪恶文章的传播知情不举，根据军事法典第一卷第142、144、169、170、172、174、176、177和178页相应条款，军事法庭现向其宣判革除军职，没收全部财产，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114]

宣读判决书的过程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所有犯人遵照命令套上了修士样式的白色带帽长衫，这是发给他们每个人的丧服。这样做其实是违法的，按照规矩，只有被判处绞刑的犯人在行刑前需要脱去原来的号服。这时，神父又一次出现了，他走过队列，把十字架递到每个犯人嘴边，让他们亲吻。这次每个人都照做了，就连坚信无神论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斯佩什涅夫也不例外。在神父做完最后一遍祷告之后，第一拨三个犯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格里戈利耶夫和蒙别利（Mombelli）——被押下平台，缚在竖在近旁的三根粗大的行刑柱上。这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想起了不久前看过的雨果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的结尾，他激动地对身边的斯佩什涅夫悄声说：“我们将与基督同在。”（Nous serons avec le Christ）后者冷冷地回了句：“几粒尘埃而已”（Un peu de poussière）。这番对答是两套信仰体系的对撞，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灵魂不死的无条件信仰，另一边是斯佩什涅夫所信奉的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所有作品中，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冲突将贯穿始终。

面对行将而至的死亡，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想摆出点儿架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踏着积雪走向行刑柱时，他和同伴开了句玩笑：“蒙别利，把腿抬高些，否则你会流着鼻涕进天国的。”身为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和斯佩什涅夫都参加了之前的亲吻十字架仪式，这让他们感觉很丢脸，所以总想能做些什么，来挽回受损的形象。受刑者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从容赴死，是俄国惯常的传统，同时这也是整套死刑仪式中最震慑人心的一部分。1826年，十二月党人领袖、诗人孔德拉季·雷列耶夫（Kondratij Rylejew）在被执行绞刑时，绞索没有系牢，以致脖子从绳套中滑落。当重新被带上绞架后他讥讽地说道，我很幸运，能为祖国两次受死。

当第二组三个人普列谢耶夫、杜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受刑时，第一拨三个人已经被拉低的帽檐遮住脸，牢牢地捆在行刑柱上。军鼓又一次敲响。指挥官举起军刀发出命令：“举枪！”开阔的校场上鸦雀无声，冬日的朝阳驱散了晨雾，映红了天空。时间仿佛凝固不动，每一秒都让人备感煎熬。彼得拉舍夫斯基把脸从帽檐下挣脱出来，两眼直视着枪口。没有人出面阻拦他。犯人们等待了近一分钟的时间，但“开火”的命令仍然没有下达。

本该第六个被执行枪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晚在牢房给哥哥米哈伊尔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我排在第六个，三人一批，我自然在第二批。须臾之间我将离开人世。哥哥，我想起了你和你的一切。在临终前的那一刻，你，单单是你，留在我的心里，那时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也急忙拥抱了站在近旁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与他们诀别。这时，喝令后退的鼓声敲响了，那些绑在柱子上的人被带了回来。他们向我们宣布说，沙皇陛下赦免了我们的死刑，接着便宣读了真正的判决书。”（1849年12月22日）

“重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真正”判决是流放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之后作为列兵在西伯利亚军营无限期服役。军事法庭最初的判决是八年苦役，后经沙皇恩赦改为四年。当时正站在台子上等待被绑上行刑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令人惊骇的恐惧”立刻被莫大的喜悦冲得烟消云散。“生命是一次馈赠，”他在当晚给哥哥写信时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活着是福，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幸福的永恒。如果年轻时就有经验，那该多好！（Si jeunesse savait！）现在，我的生命改变了，我获得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意外的恩赐全部归功于沙皇，这如上帝一般无所不能的主。主可予之，主可取之，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这是《圣经》的安排，这是沙皇的旨意。得救者唯有以谦恭和感恩作为报答。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再没忘记这一教训，从此之后，他再未对沙皇有过叛逆之心。对他来说，沙皇的特赦令就是允许他活下去的特许状。它是一段形而上的经验，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它是一篇寓言，“以死刑比喻人类之必死，以赦免喻示复活及永生”。[115]所以，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下了那句法语名谚：“如果年轻时就有经验，那该多好！”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如果年老还有精力，那该多好！”（si vieillesse pouvait），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更想说的是：一个不再年轻的人意外地获得了新生，这有多好！这场假死刑确实是一份恩典，即使不是来自沙皇，也一定是来自某个高高在上的神。

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便持这样的观点，他在陀氏传记中写道：“命运的逆转让他大彻大悟，如获新生。他对这段经历从未忘怀，其思想认知也为之彻底颠覆。”[116]依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见，这场假死刑如同上天的恩赐，它让受难者的思想提升了一个境界，使其旺盛的文学创造力得以迸发。这种效果甚至比发生在谢苗诺夫校场上的戏剧性一幕更加奇幻。持此观点者不仅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一人。最早用德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传的作者之一卡尔·诺策尔（Karl Nötzel）也认为，作家在谢苗诺夫校场上经历的一切是一次“极其特殊的天意安排”。但同时他还补充道，如果把这次事件说成“天意”，未免有“亵渎神灵之嫌”，因为这场用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进行的试验，“是人施加给他人的最严重的侮辱，是对人类心灵的恶意玩弄”。[117]

这句话确实切中了要害，它让“宽赦”这个词的意味变得苍白无力。这出由沙皇政府导演、把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当作玩偶的恐怖大戏到底有多残忍，只要看看尼古拉·格里戈利耶夫的命运便可知晓。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度过了被捕前的最后一晚，因创作煽动性文章《一个士兵的话》而受到指控。他在要塞牢房里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心理异常迹象，假死刑仪式的惊吓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但即便如此，法律机关仍然没有放过他，判处他多年监禁。直到1857年，格里戈利耶夫才结束流放生涯，回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的家。长年来，他的身心状况与行尸走肉无异，到1886年去世前，一直处于受监护状态。

梅列日科夫斯基忽视了一点，这便是有预谋的国家恐怖行为与受害者反应之间的关联。这种恐怖行为已不是单纯的威慑，而是心理上的蹂躏；被蹂躏者的反应也并非发自真心的感激，而是被迫的和解。与大多数同伴不同的是，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生都没有表示过屈服。即使在1855年尼古拉一世亡故后，他也不曾向当局递交特赦申请书。他一再要求重审自己的案子，并坚持认为1849年的那场诉讼是对法律的滥用。但是，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化为泡影。1866年，彼得拉舍夫斯基死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没能再踏上俄罗斯土地一步。但是，他以一己之力与专制抗争的不屈精神也带给他无上荣光，被后世景仰。

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文尤科夫（Michail Iwanowitsch Wenjukow）在一次去西伯利亚考察途中，曾与被流放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偶遇。文尤科夫身为少将，对革命者本来并无好感，却被彼得拉舍夫斯基坚韧不屈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文尤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与其抛弃政治犯原有的荣耀，屈膝躬背，跑去与卑鄙无耻的俄国官僚们为伍，何不如挨饿受苦却高昂着头颅去赴死？……这便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和1849年其众多同党之间的巨大差别。……那些李沃夫们、斯佩什涅夫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们，所有这些人在重返旧的政治体制后，在道德上究竟有何收获呢？[118]

从心理学角度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刑赦免后的狂喜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这种反应却并非必然。在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看来，“特赦令并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而近乎是一种侮辱。这样以捉弄人为乐的做法，在他们心中唤起了满满的仇恨”。[119]如果说他的脑子里从未闪过这样的念头，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但是，直到二十多年后，他才以文学手法将这些感受升华，注入了他的长篇小说《白痴》。在小说中，梅诗金公爵以转述者的角度，如实还原了当年谢苗诺夫校场上发生的一幕。正如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公爵之口，详细描述了一位死刑犯在临刑前最后一刻的感受：

……彼时对他说来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他说，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一股强烈的怨愤，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枪决。[120]

梅诗金本人的结论是：“谁说人的天性忍受得了这种折磨而又不致发疯？为什么要这样侮弄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体面、不必要、不应该的做法？……不，不能这样对待人。”[121]

梅列日科夫斯基试图用这场假死刑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带来的间接好处，抵消这出恶剧的道德不义性，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令人质疑的。然而有一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并没有错：谢苗诺夫校场事件确实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迹。[122]首先，假死刑仪式与西伯利亚苦役营的生活为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作品的“苦难与救赎”主题打下了坚实的根基；[123]其次，1849年12月22日这一天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标记，让他懂得人生如何才能找到新的方向，从而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存在。而这一切并不是按照启蒙理念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获得的，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通过劳作实现自身的发展”，[124]而是如天降神迹一般，让人茅塞顿开。这不是领悟，而是顿悟，是整个人在瞬间从肉体到精神再到心灵的大彻大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少年》的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者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称之为“觉思”，郭蒂尼（Romano Guardini）[125]称其为“此在的喜悦交融”，[126]而用尼采的话说，这是“一种完全失去自我的状态，却又清楚地感受到全身细微的震颤和脉动，直到每一根脚趾；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它让最痛苦和最阴暗的事物不再是对立体……而是光谱中必不可少的色彩”。[127]

直到许多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通过《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那恣意狂放的情感宣泄，让思想和心灵中积压的所有块垒彻彻底底地得到了化解：“他内心承载的一切都在顷刻间融化，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128]谢苗诺夫校场的生死一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性影响，是让他的整个人生从那一刻起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他从一位左翼亲西方派变成了正统的俄国派，从一位知识分子变成了人民之友，从一位革命者变成了民族保守分子。这些变化在他的作品结构上同样也有所体现：皈依宗教之路成为其偏爱的主题，在修辞上，他也总爱使用各种富有宗教意味的词语，例如“救赎”“新生”“复活”“重生”等，有时候因为使用太过频繁，甚至难免有堆砌之嫌。另外，在情节出现转折的重要节点上，他经常会用一些突发的、毫无征兆的、凭理性无法预见的事件，作为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导要素。

接下来我们将要谈到的，是研究者们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时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作家本人将其经历的转折称为“以新的形态的重生”。假如他指的仅仅是12月22日那一天的经历，那么所谓“重生”便不过是个比喻。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它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比如洗完一个清爽的冷水浴或度过一个惬意的假期之后那种通体舒泰的感觉又有何分别？因为在这些时候，人们也有可能用“如获新生”来形容当时的感受。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止一次强调，按照他的理解，“重生”以及类似的近义词，如“新生”“复活”“拯救”“救赎”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而是一种本质上的转折，就像是一场发生在人体内部的革命，它使人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在政治左派眼里，这样的转折无异于背叛。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言，这场转折将成为其一生的关键性叙事。

如果说这场“保罗归信”式的转变是由某一次或某一刻的顿悟决定的，那么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场顿悟到底与作家人生（或经历）的哪一起特殊事件有关，其关联又究竟何在？难道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言，是12月22日那场假死刑的惊吓造成的后果？还是像弗拉基米尔·萨哈罗夫（Wladimir Sacharow）猜测的那样，是作家不久后在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受《新约》启示而悟道？是像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所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苦役营中对知识分子与俄国人民之间的血脉联系有了深刻体验，从而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获得了新生？莫非是霍尔斯特-于尔根·格里克（Horst-Jürgen Gerigk）认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下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份由受虐者转换为施虐者，所以才从一名革命者转变为忠于沙皇的爱国者？或者如弗洛伊德的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变是对自我的一种惩罚，因为憎恨父亲的他对“小父亲沙皇”采取了象征性弑父行动？要么是像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所说，作家之所以强调“新生”的魔力，是为了借助洗心革面、成为俄国人民一员的美好画面，摆脱苦役营中的噩梦般经验，从而借助“自我暗示”——与格里克的分析同理——来达到“抚慰心灵”的目的？[129]

上述每一条假设都能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述或文学作品中找到根据。然而作家本人对这一问题却一向闪烁其词。他将自我“重生”的神秘方式与19世纪自然科学界流行的演进式时间模式相混同，按照这种理论，人类与自然的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跃进的过程，它是一种渐变，而非突变。关于渐变与突变的关联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结尾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在这里，作者借助福音书中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生”比喻为在宗教奇迹的光芒下发生的蜕变。但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却又打碎了人们对奇迹的幻想，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结尾：“不过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从一个世界逐渐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130]这里一遍遍重复的一个词“逐渐”所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的渐进式时间模式，它与刹那间的顿悟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在1873年发表的《作家日记》（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提到，他从亲西方的革命者转变为斯拉夫主义的人民之友，这场“信仰的转折”是一个过程，“它并不迅速，而是循序渐进，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完成的”。[131]但是，从具体含义来讲，“longue durée”[132]的改变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另外，他从革命者到反动保守派的转变也是一样。尽管人们经常用基督复活的故事来比喻他的“重生”，并以此为这段经历赋予了过多的神话和象征意味，然而就学术分析而言，还有许多疑团有待澄清。[133]187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再次忆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这段经历，但在这段回忆中，他对“自我”几乎避而不谈，关于“自我转折”的原因更是只字未提。当他说起自己曾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犯罪团体”的一员，[134]并因此遭受刑罚时，那语气“仿佛是在谈论一个下雨的周末，没有丝毫个人感情，只有对俄国革命者总是远离大众的社会学思考”。结论是：“……当事人拒绝任何分析，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这场决定性转折，迄今没有一份有针对性、经得起推敲的心理剖析。”[135]

在宣读完特赦令和真正的判决书后，犯人们从谢苗诺夫校场被带回了彼得保罗要塞，只有被判处无限期流放的首犯彼得拉舍夫斯基被立刻套上了镣铐，因为沙皇指示要将他从刑场直接遣送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午10点左右回到了牢房，并提出请求，要见哥哥米哈伊尔。在请求被拒后，他给米哈伊尔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诉说兄弟间的离别之情：

再会！再会！但我确信我将再次看到你——我希望如此。不要改变，要爱我，不要让你的记忆冷却，只要想到你的爱，这将成为我生活中最好的一部分。再会了！再说一遍，所有人，再会了！弟，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36]

在犯人们又一次请求之后，狱方同意家属到监狱与亲人进行最后一次会面。于是，1849年12月24日这天傍晚，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兄弟终于得到了机会当面告别。陪同米哈伊尔前往的是亚历山大·米柳科夫，他也参加过杜罗夫小组的聚会，但没有被列入指控名单。两人在要塞指挥所办公室里等待了很久，才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杜罗夫一起走了进来。他俩都已穿好发给他们的羊皮袄和毡靴。米柳科夫回忆说：

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道别，每个人都会发现，最痛苦的是那个有自由身的人，而不是准备启程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那一个。哥哥眼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费奥多尔却很平静，安慰对方说：“好了，哥哥，我又不是要进棺材，你又不是来为我送葬。苦役营里没有野兽，只有人，说不定还比我好，更值得尊敬……”[137]

半小时后，值守的军官打断了两人的谈话。兄弟俩最后一次拥抱，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被带出屋，在院子里被戴上了镣铐。沉重的镣铐拖着双腿，让每一步都变得艰难而痛苦。

彼得保罗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晚上9点整，一列由四辆敞篷雪橇组成的车队出了要塞大门，厚厚的积雪淹没了马蹄声，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最前面的一辆雪橇上坐着机要信使，后面三辆雪橇上分别是犯人杜罗夫、亚斯琴布斯基（Jastrschembskij）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辆都由一名宪兵押送。雪橇车队先是驶向涅瓦大街方向，路两旁的住宅到处灯火通明，很多房间里装饰着圣诞树，透出一派节日气息。接下来，车队转头向东，穿过黑暗的城市、积雪的田野和森林，驶向拉多加湖畔的施吕瑟尔堡（Schlüsselburg）古要塞。那是去西伯利亚途中的第一处驿站，距离圣彼得堡大约十个小时雪橇车程，预计到达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之后，车队将穿越大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等城镇，以及欧俄[138]的最东部省份，直到乌拉尔山脉另一侧的托博尔斯克。虽然一行人在施吕瑟尔堡驿站便换上了有篷雪橇和厚实的冬衣，但是因为天气严寒，犯人们很快便冻得身体僵硬，每次在驿站歇脚时，就连火炉和热茶也没法让他们的身体暖和起来。“在彼尔姆的那天夜里，气温低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翻越乌拉尔山脉是最悲伤的时刻，马匹和雪橇陷在雪堆里，暴风雪肆虐。我们走下雪橇——那是在深夜——站着等着雪橇被拖出来。四周是积雪和风暴，这里是欧洲边陲，前面就是西伯利亚，还有我们未知的命运，过去的一切都留在了身后——我心里一阵刺痛，不觉间潸然泪下。”（1854年1月30日至2月22日）

[1] 本书中发生在1917年之前俄国的事件大部分采用儒略历纪年法，发生在西欧的事件则采用格里历纪年。

[2] M.N. Zagoskin：Moskva i moskviči. Zapiski Bogdana Il’iča Bel’skogo，izdavaemye M.N. Zagoskinym. Moskau 1988 [1848]：117.

[3]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24.

[4] 一俄里即1.0668公里，或0.6629英里。（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5] Miller，Orest：Zur Lebensgeschichte Dostojewskis. In：F.M.Dostojewski.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11.

[6]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85-87.

[7]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胡伯纳的少儿版《圣经》曾是佐西马长老成长中的重要经历。佐西马长老对宗教的虔诚、他的神学知识以及人生智慧，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参见14：264。

[8] Grossman，L.P.：Dostoevskij na žiznennom puti. Vyp.1.Molodost’Dostoevskogo 1821-1850. Moskau 1928：22.

[9]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353.

[10]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92。

[11]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56.

[1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8 f.

[13]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7.

[14] 即今天的塔林。

[15] Beltschikow，N.F.：Dostojewskij im Prozess der Petraschewzen. Leipzig 1977：144.

[16]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89及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409.

[17]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109.

[18] Dostojewski，geschildert von seiner Tochter：44.

[19]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33.

[20] 关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有关弑父罪的政治噤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之死之间的关系，参见Volgin，Igor：Rodit’sja v Rossii. Dostoevskij i sovremenniki. Žizn’v dokumentach. Moskau 1991：346及Meerson，Olga：Dostoevsky’s Taboos. Dresden，München 1998：13。

[21] Wortman，Richard：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Bd.1.Princeton，NJ 1995：315.

[22]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165.

[23] Miller，Orest：Zur Lebensgeschichte Dostojewskis. In：F.M.Dostojewski.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45.

[24] G. Prochorov：Die Brüder Dostojevskij und šidlovskij. In：Zeitschrift für Slavische Philologie 7 （1930）：314-340.

[25]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04.

[26]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3.

[27]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31.

[28]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176 f。

[29] Eichenbaum，Boris：Mein Zeitbote. Belletristik，Wissenschaft，Kritik，Vermischtes. Leipzig，Weimar 1987：66.

[30]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9：245.

[31] Strachow，N.N.：Über Dostojewskis Leben und literarische Tätigkeit. In：F.M.Dostojewski：Literar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24.

[32] Dostoevskij，PSS. Bd. 1. Petrozavodsk 1995：412-577.

[33] 详见Grossman，Leonid：Balzac and Dostoevsky.o.O.1973：11-49。

[34] Willms，Johannes：Balzac. Eine Biographie. Zürich 2007：94.

[35]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188.

[36]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30.2：25.

[37] Grossman，L.P.：Žizn’i trudy F.M.Dostoevskogo. Biografija v datach i dokumentach. Moskau，Leningrad 1935：40.

[38]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421.

[39]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421，另参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365，368。

[40]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9：245.

[41]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10：217.

[42]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117.

[43]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07-209.

[44]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30.

[45] Städtke，Klaus：Ästhetisches Denken in Russland. Berlin，Weimar 1978：181.

[46]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31.

[47] Volgin，Igor：Rodit’sja v Rossii. Dostoevskij i sovremenniki. Žizn’v dokumentach. Moskau 1991：480.

[48] Louisier，Annette：Nikolaj Nekrasov. Ein Schriftsteller zwischen Kunst，Kommerz und Revolution. Zürich 2005：67.

[49] Peters，Jochen-Ulrich：Turgenevs «Zapiski ochotnika» innerhalb der očerk-Tradition der 40er Jahre. Zur Entwicklung des realistischen Erzählens in Russlands. Wiesbaden 1972.

[50] Volgin，Igor：Rodit’sja v Rossii. Dostoevskij i sovremenniki. Žizn’v dokumentach. Moskau 1991：480.

[51]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9：543.

[52]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9：522。

[53] Bachtin，Michail：Probleme der Poetik Dostoevskijs. München 1971：54.

[54]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9.

[55] Schmid，Wolf：Puškins Prosa in poetischer Lektüre. München 1991.

[56]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9：554.

[57]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18.

[58] Kreuzer，Helmut：Die Boheme. Analyse und Dokumentation der intellektuellen Subkultur vom 19.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Stuttgart 1971：49 f.

[59] Grob，Thomas：Inkommensurabilität，Tausch und Verschwendung. Puškin und das Geld. In：Guski/Schmid 2004：335及Bennett 2004：29。

[60] 尼古拉·涅加索夫虽然是个自律克制的商人，但是也经常把大笔钱花在赌博上（Louisier 205：125 f.）。

[61] Stäheli：Spektakuläre Spekulation. Das Populäre der Ökonomie. Frankfurt a.M.2007：80；这句法国大革命思想家经常引用的名言出自西哀士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的作品《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也曾引用这句名言。（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78）。

[62] Gerigk，H.-J.：Dichterprofile. Tolstoj，Gottfried Benn，Nabokov. Heidelberg 2012：107.

[63]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10：41.

[64] Nekrasov I：423. 第三任洛伊希滕贝格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尤金·奥古斯特·拿破仑（Maximilian Josèphe Eugène Auguste Napoléon，1817～1852年）是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与奥古斯塔（Auguste von Bayern）之子，与沙皇尼古拉一世长女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Maria Nikolajewna Romanowa）结婚后，由于后者不愿随夫离开俄国，前往巴伐利亚生活，洛伊希滕贝格公爵于1839年被授予罗曼诺夫斯基大公封号。在俄国，洛伊希滕贝格公爵以热心资助艺术和文学创作闻名。

[65]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21.

[66]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20。

[67]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06.

[68] “为了深刻地揭示人类心灵深藏的不为人知的力量，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让自己处在道德的高压环境之下，在现实生活的‘真实’条件下，他很少或几乎不可能感受到这样的压力。”（Mereschkowskij 1924：314）

[69] Harreß，Birgit：Mensch und Welt in Dostoevskijs Werk. Ein Beitrag zur poetischen Anthropologie. Köln u.a.1993：76.

[70] “我一声呼哨，一帮沾满污血的打手/便会顺从地、畏葸地向我爬来，/看着我的眼色，领会我的旨意。/什么都服从我，我什么也不服从；/我驾驭一切欲望；我心安理得；/我了解我的力量：我充分认识/这一点……”（Puschkin 1971：291）后来在文学基金会的慈善活动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喜欢朗诵这段男爵的独白，参见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368f。

[7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73 f.

[72]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12：421，10：42，10：351.

[73] Schmid，Wolf：Dostoevskijs Erzähltechnik in narratologischer Sicht. In：Dostoevsky Studies Ⅵ（2002）：65.

[74] Terras 125 f.

[75] Alexander，Manfred：Der Petraševskij-Prozess. Eine «Verschwörung der Ideen» und ihre Verfolgung im Russland von Nikolaus Ⅰ.Wiesbaden 1979：7.

[76] Fourier，Charles：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Eine Textauswahl. Übers. und eingeleitet von Lola Zahn. Berlin 1980：171-174.

[77] Fourier，Charles：Theorie der vier Bewegungen und der allgemeinen Bestimmungen. Hrsg. von Theodor W.Adorno. Eingeleitet von Elisabeth Lenk. Frankfurt a.M.，Wien 1966：325.

[78] Fourier，Charles：Theorie der vier Bewegungen und der allgemeinen Bestimmungen. Hrsg. von Theodor W.Adorno. Eingeleitet von Elisabeth Lenk. Frankfurt a.M.，Wien 1966：175，177。

[79]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93.

[80] Nötzel，Karl：Das Leben Dostojewskijs. Leipzig 1925：223.

[81] Alexander，Manfred：Der Petraševskij-Prozess. Eine «Verschwörung der Ideen» und ihre Verfolgung im Russland von Nikolaus Ⅰ.Wiesbaden 1979：215.

[82] Prokof’ev，V.A.：Petraševskij. Moskau 1962：97.

[83]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170 f.

[84] Nekrasov，N.A.：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i pisem v pjatnadcati tomach. Leningrad 1981-1987 4：9.

[85]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95.

[86]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48；Saraskina 2000：180-184.

[87] Paperno，Irina：Suicide a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Ithaca，London 1997：146 f.

[88] Beltschikow，N.F.：Dostojewskij im Prozess der Petraschewzen. Leipzig 1977：72 f.

[89]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301.

[90] Miller，Orest：Zur Lebensgeschichte Dostojewskis. In：F.M.Dostojewski.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93，98.

[9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91 f.

[92] Mereschkowski，Dmitry Sergejewitsch：Tolstoj und Dostojewski. Leben，Schaffen，Religion. Berlin 1924：118，120.

[93] Fedor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Biografija，pis’ma i zametki iz zapisnoj knižki 1883：90.

[94] Keil，Rolf-Dietrich：Gogol. Reinbek bei Hamburg，3.Aufl.1998：101.

[95]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214，215，213.

[96] Beltschikow，N.F.：Dostojewskij im Prozess der Petraschewzen. Leipzig 1977：135.

[97]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42.

[98] Frank，Joseph：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Oxford 2010：153.

[99]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74 f.

[100] Beltschikow，N.F.：Dostojewskij im Prozess der Petraschewzen. Leipzig 1977：302.

[101] Sachuranjan，Evgenij：Dostoevskij v Peterburge. Leningrad 1970：105.

[102]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166.

[103]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22.

[104] Miller，Orest：Zur Lebensgeschichte Dostojewskis. In：F.M.Dostojewski.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115.

[105] Catteau，Jacques：Dostoevsky and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Cambridge u.a.1989：104 f.

[106]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遗憾地表示，审查制度是把作家当成了“政权的天敌”（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24），同时他还抱怨，有些文学作品仅仅是因为没有以大团圆结局，或者暴露了太多俄国日常生活中的黑暗面，就被判定为禁书。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对生活的阴暗面视而不见，既是对读者也是对政府的不忠。另外，对于像他这样把写作当成“生存工具”的职业作家来说，禁止出版或对文字横加干涉更是具有致命的影响。

[107] Saraskina，Ljudmila：Dostoevskij. Moskau 2011：228.

[108] Beltschikow，N.F.：Dostojewskij im Prozess der Petraschewzen. Leipzig 1977：161.

[109] Saraskina，Ljudmila：Dostoevskij. Moskau 2011：235.

[110] 根基主义又称根基派、土壤派，是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俄国知识界的一个思想流派，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源自俄文的根基（почва）一词，其引申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指人民、老百姓、民间；第二层更高的引申意义是指俄国文化，特别是东正教文化。根基派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斯拉夫派思想中某些陈腐的观点和不切实际的因素，同时指责西方派无视俄国现实，企图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某些激进思潮和盲动举措，来达到腐蚀俄国、使俄国失去独特性并最终让俄国沦为他国和他族的臣民和奴隶的目的。此外，根基派还反对当时俄国呈泛滥之势的虚无主义等激进主义思潮，主张知识分子应立足于俄国本土和国情，在尊重、保护和发扬本国和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的拿来主义态度，克服西方文明中已经出现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呼吁知识分子和贵族接近人民、团结人民、从人民那里汲取艺术的养料和生命的价值，将俄国和俄罗斯文化建设成一个可供世界各国、各民族借鉴和学习的样板。

[11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33 f.

[11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21.

[113] Miller，Orest：Zur Lebensgeschichte Dostojewskis. In：F.M.Dostojewski.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117.

[114] Beltschikow，N.F.：Dostojewskij im Prozess der Petraschewzen. Leipzig 1977：206.

[115] Knapp，Liza（Hrsg.）：Dostoevsky as Reformer. The Petrashevsky Case. Ann Arbor 1987：26；Paperno，Irina：Suicide a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Ithaca，London 1997：131.

[116] Mereschkowski，Dmitry Sergejewitsch：Tolstoj und Dostojewski. Leben，Schaffen，Religion. Berlin 1924：122.

[117] Nötzel，Karl：Das Leben Dostojewskijs. Leipzig 1925：256，259；斯蒂芬·茨威格（1923：113-115）也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将自身经历转化为文字的魔鬼般能力”，他能够将最深刻的同情变成最崇高的信仰和最高雅的艺术。

[118] Véniukoff 1895：276；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参与杜罗夫小组活动的尼古拉·斯佩什涅夫和费奥多尔·勒沃夫于1856年从监狱释放后，在东西伯利亚民事机构任职。

[119] Miller，Orest：Zur Lebensgeschichte Dostojewskis. In：F.M.Dostojewski.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124.

[120]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52.

[12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1.

[122] Mereschkowski，Dmitry Sergejewitsch：Tolstoj und Dostojewski. Leben，Schaffen，Religion. Berlin 1924：122.

[123] Vogüé，Eugène-Melchior de：Le roman russe. Édition critique par Jean-Louis Backés. Paris 2010：297-367；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自由与苦难象征的关系参见Berdjaev 1968：109。

[124] Tschernyschewski：Was tun？Aus Erzählungen von neuen Menschen. Berlin，Weimar 1974：375.

[125] 德国天主教牧师、作家和学者，20世纪天主教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26] Guardini，Romano：Religiöse Gestalten in Dostojewskijs Werk. München 1947：167.

[127] Nietzsche，Friedrich：Sämtliche Werke in 3 Bänden. Hrsg. von Karl Schlechta. München，8.Aufl.1977，I：281.

[128]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405.

[129] Zacharov，V.N.：Imja avtora-Dostoevskij. Očerk tvorčestva. Moskau 2013：158；Frank 1983：116；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31；Freud，Sigmund：Dostojewski und die Vatertötung. In：Freud，Gesammelte Werke in 18 Bänden，Bd.14.Frankfurt a.M.1948：410f.；Schestow，Lew：Dostojewski und Nietzsche. Philosophie der Tragödie. Köln 1924：40 f.；Gerigk 1981：7；McReynolds，Susan：Redemption and the Merchant God. Evanston 2008：25.

[130]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422.

[131]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34.

[132] 长时段，法国年鉴学派的常用历史术语。

[133] Paperno，Irina：Suicide a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Ithaca，London 1997：136.

[134]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24.

[135] 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32.

[136]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164.

[137]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197 f.

[138] 欧洲俄罗斯（俄语：Европейская часть России），简称欧俄，是指俄罗斯位于欧洲的部分，为俄罗斯在历史与文化上主要的组成区块。

第二章 第一次流亡：西伯利亚（1850～1859）

死屋岁月

1850年1月9日，经过两个星期的艰苦跋涉，带着三位“政治犯”杜罗夫、亚斯琴布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雪橇车队抵达了临时目的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要塞。就在不久前，先期出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已经抵达这里，但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被送到了监狱医院。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也都以两天至三天的间隔，陆续抵达这里。托博尔斯克（Tobolsk）位于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交汇处，这座两万人口的城市是西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后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称为“古拉格群岛”的黑暗王国的前哨。另外，同样具备上述双重功能的还有约9000公里长的“西伯利亚干线”，它从莫斯科经喀山、叶卡捷琳堡和托博尔斯克，一直通往尼布楚和北京。西伯利亚干线既是除丝绸之路之外的中俄之间最重要的通商线路（因此也被称为“茶叶之路”），同时，自16世纪末以来，它也将一些特殊人群从欧俄运送到西伯利亚腹地，按照官方说法，是为了“把他们从罪犯改造成对国家有用的人”。

托博尔斯克接纳的第一个“政治犯”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乌格里奇大钟。1591年，年仅8岁的皇位继承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Dmitrij Iwanowitsch）神秘亡故后，伊凡四世遗孀玛丽亚·娜加娅（Maria Nagaya）被流放到伏尔加河上游的小城乌格里奇（Uglitsch）。由于怀疑幼子是被摄政王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w）的同伙刺杀，玛丽亚·娜加娅让人敲响乌格里奇教堂的大钟示警。乌格里奇的百姓听到钟声后聚集起来，动用私刑处死了十几个被怀疑刺杀皇太子的人。莫斯科方面毫不手软，立刻展开报复，二百名乌格里奇市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在古代俄国，钟被视为有灵魂的物什，因此作为发出警报的“元凶”，教堂大钟第一个被判处流放。人们扯下它的“舌头”（钟锤）和“耳朵”（钟柄），当众施予鞭笞，然后“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直到三百年后，亚历山大三世才于1892年宣布“赦免令”，将钟运回了乌格里奇。在这三百年里，乌格里奇大钟在托博尔斯克目睹了数千名流放犯的来来去去，这些人身份各异，罪名也各不相同：有贩毒者、强盗、造反的农奴和哗变的士兵，有奸商、贪官和冥顽不化的异教徒，还有密谋叛乱的政治犯。

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样被判定为“政治犯”的，还有1825年发动政变企图推翻俄国沙皇体制、成立宪政国家的十二月党人。政变失败后，包括孔德拉季·雷列耶夫在内的6位主犯被尼古拉一世下令处决，数百名起义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被判处苦役，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人刑满后虽然恢复了自由，但仍然不允许返回俄国本土。于是，很多十二月党人便携同家眷在托博尔斯克定居下来，并且因为他们当年的人道主义行为而备受尊敬。1850年1月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人陆续到来后，得到了这些人的极大关注。十二月党人米哈伊尔·冯维辛（Natalja Fonwisina）的妻子娜塔利娅·冯维辛娜利用她和狱方的良好关系，带着另外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一位官员的住处见到了几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其中包括斯佩什涅夫、格里戈利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次会面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自私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恶，这是他从《圣经》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学到的。他曾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专门就现代社会的自私问题做过一场很长的报告。如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这三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便是无私和博爱的化身，不惧任何世俗的偏见和歧视。他后来作品中那些神圣的女性形象，便是以此为基础产生的。“她们有着多么高贵的心灵啊，整整二十五年，她们心甘情愿地忍受苦难和牺牲。因为受到严密监视，我们只能和她们仓促见上一面。可她们却给我们带来了食物和衣服，安慰我们，给我们鼓劲。”（1854年1月30日）

1850年1月18日，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将军（General Gortschakow）指示将犯人杜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托博尔斯克送往鄂木斯克（Omsk）。这天，当两人被押解上路，就要离开托博尔斯克时，娜塔利娅·冯维辛娜已经先行赶到城边，给他们送行。她告诉二人，她和鄂木斯克某些官员有些私交，今后一定会想办法继续关照他们。三天后，两人抵达了这次行程的最终目的地鄂木斯克。今天，这是一座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还有一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大学。可是在19世纪中叶，这里的人口只有不到两万，大部分都是军人及其家属。

“鄂木斯克是一个可怕的巢穴，四周见不到一棵树，”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夏季是难耐的酷暑和沙暴，到了冬天，风雪整日肆虐。这里没有一处能称得上自然的风景，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兵营，其污秽破败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1854年1月30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未来度过四年苦役生活的地方，却还要肮脏和破败百倍。这处被木栅和土墙围起的西伯利亚木结构要塞，被称为鄂木斯克“堡寨”（Ostróg）。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度过的苦役生活，是其生平记录中史料最残缺的一部分。目前人们掌握的有限资料，只有作家从监狱释放后寄出的几封信件，以及1861年创作的《死屋手记》。尽管《死屋手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料”，而且作家在创作它时已经在思想意识上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作为对那些内容偏于潦草的信件的补充，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部作品获得对犯人的日常生活、苦役营的环境、俄国的监控和刑罚体制、强制劳动以及罪犯的心理活动的详细了解。

“这种漫长单调的生活对人的生理和道德都是一种摧残，它把我整个人都压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2月从监狱释放后不久给恩人冯维辛娜的信中这样写道。今天的读者对“卡托加”（Kátorga，苦役营）地狱般的环境并不陌生，因为以苦役犯生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以“流放文学”之名，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流派已经被写入20世纪俄国文学史。早在18世纪末，古堡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不少作家的青睐，其中最著名的有拜伦勋爵的长诗《西庸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约瑟夫·索恩莱特纳（Joseph Sonnleithner）的歌剧剧本《费德里奥》（Fiolelio），还有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高加索的囚徒》（Der Gefangene im Kaukasus）等。这些作品中歌颂的浪漫主义英雄为了追求自由理想，甘愿被套上锁链，成为不见天日的囚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堪称“流放文学”的鼻祖，它不仅是一份苦役犯生活的心理素描，同时也是对监禁以及现代司法实践中“教化”机制的一份社会学分析。

在自然派作品中，一些作家出于对审丑的兴趣以及对俄国社会黑暗面的关注，也对监狱生活的种种丑恶不堪有过生动描述。在《死屋手记》中，这类描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其细腻的笔法，让这些令人作呕的场景如画卷般在读者面前展开：拥挤狭窄的光板床，裹着满是破洞的羊皮袄、冻得缩成一团的囚犯；汗臭味夹杂着屋门口简易便桶散发出的粪便臭味，在不通风的营房里永远挥散不去；跳蚤、虱子和臭虫，让人整夜睡不安生；稀汤寡水的白菜汤，里面漂着蟑螂；犯人间永无休止的争吵和斗殴，惨无人道的笞刑；等等。所有能够想象的令人唾弃的社会和道德上的恶行：奸淫、酗酒、贿赂、偷盗、殴斗和谋杀，在这里一样不缺。

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比这些更可怕的事是，他再没有一分钟时间能够独处。在工程兵学校读书时，他对处处受管教的寄宿生活早有领教，可是直到来到苦役营之后，他才深刻地懂得，在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的环境下，要保护自己的人格不受损害是多么困难。“独处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像吃饭和喝水。在这种强制群居的环境下，与人为敌变成了常态。”偷窥、公开或秘密监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节，这与作者那段没有隐私的漫长苦役经历有着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再加上犯人对新人的猜忌和歧视，特别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并非因刑事犯罪而是因为政治被判处苦役的人。“他们对贵族绅士恨之入骨，所以对我们这些绅士总是充满敌意，对我们的遭遇幸灾乐祸。如果允许的话，他们恨不能把我们生生吞掉……”（1854年1月30日）在这段话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流露出罕见的贵族优越感，尽管从他的家世来看，他并不属于贵族阶层，顶多算是小官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总是刻意与其他犯人保持着距离，从不尝试去巴结和讨好他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友们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作为《死屋手记》中贵族出身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对那“一百五十个总是想尽法子折磨我们的敌人”（1854年1月30日）的反感，并不比他想与之为伍的愿望更强烈。其他犯人总是在被送到苦役营后不久，就很快适应了环境，“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但是贵族出身的政治犯却不同，无论他怎样努力放弃社会偏见，友好待人，可在平民犯人眼中，他却永远被看作异类。哪怕他换上农夫的长袍，和农夫们站在一道，也能让人一眼识破。只有当一位贵族被剥夺了所有阶层特权，“变成平常百姓中的一员”时，[1]他才能真正体会到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鸿沟到底有多深。

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直到他成为“根基主义”重要思想家，并提出知识分子与大众和解的核心主张后，他向“平民”的转变才真正成为可能。不过，1860年代身为作家和出版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在苦役营里忍饥挨饿、备受凌辱长达四年的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同一个人。然而按照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两个人往往被看作一个，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及其推崇的“俄罗斯理念”，是西伯利亚流放经历带来的结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不断为这种神话式观点提供素材，例如，他在向读者荐书时，将《死屋手记》称为“自己重获新生的故事”。[2]

实际上，这种说法难免有美化的嫌疑。在刚刚从监狱释放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劳役生活的记忆远不是他后来描述的样子。那时候，他对苦役营的印象几乎全部是负面的。1854年11月6日，在被释放将近一年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如今，我离开苦役营，开始新的生活已经十个多月了，可是那四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段被活埋的日子。……那种苦难无法言说，永无尽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石头一般压在我的心头。”

在鄂木斯克苦役营，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疾病第一次发作，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作一次。这便是癫痫。很多迹象显示，其实早在1840年代，他便有过癫痫发作的经历，只是他自己对此并无意识。[3]直到来到西伯利亚后，他才认识到这是一种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直到他从监狱释放三年后，才被正式确诊为癫痫病。从1861年起，他开始对自己的癫痫发作病史定期进行记录，并按发作程度划分为轻、中、重三种。在他去世前二十年里，按照这份记录，他一共发作过一百零二次。根据其他资料计算，数量比这个还要多二十多次。[4]每次发作的间隔短则半天，长则半年，平均算下来大约是每月一次。每次癫痫发作都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疲劳和抑郁状态之后，并且通常都有固定的先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说的“无法描述的狂喜”，[5]不过，持续时间仅有短短几秒钟。这种伴有眩晕的狂喜状态后，紧接着便是一声大叫，病人失去意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面部和四肢不停抽搐，呼吸声变粗，脉搏微弱而不规律，小便失禁。严重时，病人持续几天都会感觉疲倦无力，心理感觉极端压抑（“阵发性抑郁”），[6]这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连几天都无法工作。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癫痫发作前那短暂的狂喜，就像是发作结束后各种痛苦和煎熬的补偿。

在那些短暂的瞬间里，我体验到一种平日从不曾体验过的幸福，这是其他人绝对无法想象的。那一刻，我感觉和自己，和整个世界都达成了和谐。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和甜蜜，为这短短几秒钟的极乐，我甘愿付出十年甚至整个生命。[7]

在小说《白痴》中，主人公梅诗金公爵更是将这种感受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在这些像闪电般短促的瞬间，他对生命的感觉和自我意识几乎增加了十倍。他的头脑和心灵都被不寻常的光辉所照亮；他的一切焦虑、一切疑惑、一切不安，仿佛一下子都消释了，化为一种高度的宁静，宁静中还充满明朗和谐的欢乐与希望，充满理性和确定不移的根据。

被假死刑的记忆不断唤醒的噩梦便以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天人合一的神秘体验得到了平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每一次癫痫发作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随后是一次小小的重生。

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出发提出一种观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是弑父情结对神经系统造成的反应。如今，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从医学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先天性疾病。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9年回到圣彼得堡后，很少再为此去找医生进行治疗。[8]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对现代西方医学手段的普遍怀疑，而是因为医生每每都会劝导他放弃写作，因为创作时大脑过于活跃的状态很容易成为癫痫发作的诱因。可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让他放弃文学上的挑战，整日无所事事地静养，简直是生不如死。[9]监禁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造成的影响除了癫痫，还有监狱恶劣的伙食导致的胃病，营房寒冷潮湿的环境造成的风湿病，以及由于抽烟太凶而加重的慢性支气管炎。“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人只能不停地抽烟，不然肯定会憋死。”（1854年1月30日）

在《死屋手记》中，犯人们日常劳动的场面被描写成苦役营生活的阳光一面。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大家一起铲雪和之后打雪仗的情景。其描写手法，甚至会让读者联想起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格。“囚犯们干这个活儿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冬天的新鲜空气和户外活动激发起他们的热情，每个人都变得兴致高昂。处处响起了笑声，叫声，调侃声。”[10]但是，在一位狱友的笔下，劳役的场面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他的记忆里，用镐头和铲子清理冻得像冰球一样坚硬的雪团，绝不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那样，仿佛是一场明媚阳光下的集体游戏：

这是一份苦不堪言的活计，更不要说工头还在一刻不停地催促，在我们头顶挥舞着皮鞭。……直到天黑，我们才结束这份让人体力透支的辛苦工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牢房。在连续二十四小时挨饿受冻后，我们恳求厨子做点儿热的东西给我们吃。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了一句，他两眼发黑，撑不住了，便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11]

在鄂木斯克苦役营的犯人档案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劳动技能的评价是：“非熟练工人，有读写能力。”其他囚犯大多都有一两项技能，比如缝纫、修鞋、编织、刻石、剪发、做饭等，可以凭借这些技能赚些外快，让自己在苦役营里的生活稍稍有些改善。可是和这些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只能帮人打打下手，干些简单的体力活。除了铲雪，还有到河上拆除公家的旧驳船，在砖窑搬砖，烧制并捣碎建筑石膏，帮助车工转动砂轮，等等。虽然他对有些活计蛮有兴趣，特别是捣碎石膏之类，可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因为体力单薄、笨手笨脚，处处受人嫌弃。

不管我在哪里凑上去帮他们干活，我都是多余的，我只会挡道，到哪里都碍事，到处都有人骂骂咧咧地赶我走。一个毫不起眼的可怜的家伙，自己也是干活极差的笨手……也自以为有权呵斥我，赶开我，要是我站在他身旁的话，借口是我碍着他的事。[12]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苦役营里，比疾病、生活的艰苦和各种侮辱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不得写作。文学曾经是他的生命，是他思想的核心，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他续命的灵丹。就连谢苗诺夫校场上的假处决事件，他也透过文学这面棱镜——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把它变成了可以接受的现实。他在1849年12月22日给米哈伊尔的告别信中写道：“若不准许我写作，我必将死去。还不如手拿一支笔，在监狱里坐上十五年！”笔是他的武器，然而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里，就连书籍都被怀疑是武器，所以这两样都不允许他接触。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的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是被活埋。[13]“我根本无法向你描述，在苦役营里不能写作对我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在后来写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说，“不过尽管如此，我的内心一直在高强度地工作。”（1854年11月6日）

后来，当一位负责调查的法律官员问他在监狱或医院里有没有写过些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从来没写过任何东西，但是我在为未来的作品搜集素材。”这位官员接着问他，这些素材都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在我的脑子里。”[14]这并非都是实话。仰仗娜塔利娅·冯维辛娜的关照，监狱医院的主治医生经常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很长时间的假条，让他能够在医院的温暖环境里稍事休养，并趁机在本子上做些笔记。这个被称作《西伯利亚笔记》的小本子上记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营里搜集的犯人们常用的说法和俗语，以及带有西伯利亚监狱粗口色彩的各种对话。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使用了这些素材，好让书中人物的语言显得更写实更生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做这些笔记时，就像是一个为科学研究收集资料的观察者，与其他囚犯之间隔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角色与人类学家面对研究对象时的状况十分相似。另外，这种类似局外人似的观察，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役生活带给他的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对迈科夫所说的“高强度工作”，并不仅仅是指这类民间语言的收集，比这些更有意义的，是对苦役营生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这项工作确实是完全在脑子里完成的，直到1861年《死屋手记》发表，才被真正付诸文字的形式。创作这部虚构作品的过程，就像对其他囚犯的人类学观察一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残酷现实时的心理压力得到了一定缓解。另外，它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开辟新的题材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犯罪行为的心理学认知和精神分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苦役营服刑期间为自己积累了一份重要的思想财富。从写给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早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对这份财富的未来收益心怀憧憬：

看在基督的份上，千万别以为我在吹牛，但你要知道并且相信，我的文学名声绝不会就此沦落。在这七年当中，我搜集了很多素材，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一旦他们允许我出书，我敢保证，每年肯定可以挣到六百卢布。（1857年12月22日）

早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时候，西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的待遇就比东西伯利亚差得多。在偏远的伊尔库茨克服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可以相对自由地活动，还可以得到书籍、包裹和汇款。可所有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不被允许。不过，鄂木斯克和所有监狱一样，犯人们总能通过私人信差与外界取得联系。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戚们却从不曾这样做，虽然他们每人的理由各异。库马宁一家都是听话的顺民，家里出了个“政治犯”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刻意与这个家族败类保持着距离。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作为城市规划师，被派到乌克兰的叶利沙维特格勒[15]工作。当地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事了如指掌，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新闻》（St. Petersburger Nachrichten）对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做过详细报道。安德烈搬到这里后，很长时间不和任何人打交道。因为哥哥的事，他感到脸上无光，羞于见人。这兄弟俩的行为，让姐姐瓦尔瓦拉大失所望。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期间，无论是安德烈还是其他弟弟妹妹，都不曾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只有哥哥米哈伊尔例外。后者曾于1850年春向当局提出申请，请求批准他与弟弟费奥多尔通信。但是和所有政治犯家属一样，他得到的结果是，当局不仅禁止他这样做，还威胁他如果不从将受到严厉惩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米哈伊尔对他的解释，用米哈伊尔的原话讲，“他被捆住了双手”。[16]这个理由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通过非正式渠道与流放犯取得联系，是完全可以办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获释后写给米哈伊尔的第一封信里，毫不避讳地表达了自己对米哈伊尔杳无音信的失望和伤心。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恩人娜塔利娅·冯维辛娜更是格外感激，后者总是利用一切渠道和手段和他保持通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的第一封信便是写给她的。1853年春，十二月党人冯维辛夫妇在经历近30年流放生活后，获准返回俄国本土。夫妇俩在流放期间生下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1828年流放前寄养在俄国的两个年长的孩子也在几年前因肺结核去世。冯维辛娜在1853年11月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回家之路对她来说是与痛苦的记忆相伴的。

这次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过来劝导自己的恩人了，就像四年前初到托博尔斯克时，冯维辛娜对他的安慰和鼓励一样。

我从您的信中可以感觉到，您是带着极度痛苦的心情返回家乡的……不是因为您信教，而是因为我自己经历和体验过这一切，我才想对您说，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像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求信仰，而且会获得信仰，因为只有在不幸中，人才能悟出真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想告诉您，我是时代的孩童，一个充满不信和怀疑的孩童，直到今天甚至（我敢肯定）直到生命终点，这一点都不会改变。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反对信仰的论据越多，我对它的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心灵宁静的时刻……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对宗教的信念，其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种信念很简单，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让人充实、更理性、更勇敢和更完美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绝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1854年1/2月，粗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这番话时很可能是认真的，但仍旧让人忍不住去想，这究竟是一份对“信仰”还是“怀疑”的宣示。[17]其涉及的并非真理和信仰本身，而是对真理和信仰的渴求。这段话让人联想到莱辛的一句名言：“假若上帝在他的右手握着所有真理，在他的左手握着对真理的毕生追求，并附带说，这毕生追求会使我的一生进入迷途。如果上帝要我选择，我会谦恭地去选择他的左手，并说‘天父，让我毕生追求吧！纯粹的真理仅仅是为您而存在。’”[18]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基督置于真理之上，或许是他当时已经预感到怀疑论者列夫·舍斯托夫针对莱辛名言做出的回应：假如一个人真的能够找到真理的话，他会发现，真理是一种“令人极度不适的‘惊喜’”。[19]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受的长达四年的痛苦煎熬，仅凭对信仰的渴求是无法战胜的。在为信仰之高不可攀而挣扎的过程中，对信仰的否定就像深渊一样时刻伴其左右。深渊的存在“催生对信仰的意志，而意志又因为深渊在侧而随时受到威胁”。[20]

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整整四年后的这一天，谢尔盖·杜罗夫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出了鄂木斯克苦役营，在铁匠铺里卸下了镣铐。

铁匠们让我转身背对他们，从身后抬起我的一只脚，放在铁砧上。……镣铐掉在了地上。我拾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最后再看上一眼。……“好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囚犯们断断续续、粗声大气地说道。……是的，上帝保佑！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

《死屋手记》里这激动人心的结局并没有发生在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对他来说，是怎样的“自由”和“新生”在等待他呢？根据1849年12月22日的判决书，在四年苦役后是到西伯利亚线列步兵团无限期服役，做一名没有军衔的普通士兵。和其他有军队背景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样，他们在被判刑的一刻便被剥夺了军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意味着他将在未来无限期的时间里，在部队里做一名级别最低的列兵，拿到的军饷甚至不足以维持生计。这意味着，他将住在军营一间四处透风的木板棚里，和在鄂木斯克时的唯一区别就是不用整夜忍受简易马桶的熏人臭气。这份对军事而言毫无意义的差事他将做多久，全看圣彼得堡当局的兴致。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仍然和以前一样，被继续隔绝于俄国文学界之外。

但是，新的环境还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一丝曙光。他又可以写信，接收信件和包裹了。而且，他还可以阅读报纸杂志，虽然在西伯利亚，报纸通常都会晚到四周至八周，具体时间取决于路况。他于1854年2月22日给哥哥米哈伊尔写去了第一封信，在信中详细描述了1849/1850年冬天从圣彼得堡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的经历，以及在鄂木斯克苦役营的生活。这是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最重要文献资料之一。你只要仔细读读这封信就会发现，作家在七年后发表的《死屋手记》中对劳役生活做了多大程度的美化。

这封信自然是通过私人渠道寄给米哈伊尔的。凡是通过邮差寄出的信件，都要接受检查。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会在通过邮政系统寄送的信件中，特意夹杂一些对国家效忠的话，以此向秘密警察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信中，他向哥哥提出的最大要求就是给他邮寄文学书籍和杂志：历史、经济、教会史和神学家的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法文译本，还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为了阅读后一本书，还需要一本德俄词典。虽然他最后收到的只有寥寥几本，然而这长长书单清楚地反映了他对阅读的渴望。除了书籍，他还直言不讳地要哥哥寄钱给他，在他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作品之前：“在这之前，请你帮助我，没有钱的话，这当兵的生活会要了我的命。……你为我花的钱，不会白白浪费的。别担心你给我花的钱会让你的孩子们吃亏。只要我能活下去，我会连本带息还给他们。”（1854年1月30日）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多年没有发表过作品，但他对自己的才华以及在文学市场上的机会始终坚信不疑。

1854年2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发上路，前往鄂木斯克东南方向六百公里之外的驻防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到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服役。塞米巴拉金斯克位于额尔齐斯河畔，地处吉尔吉斯大草原[21]边缘。20世纪时，该地区作为苏联的核试验基地为世人所知。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词意是“七庙城”，是因为蒙古人当年在这里修建的一片佛教寺庙群而得名。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这些庙宇便已片瓦不存。18世纪初，哥萨克人将这里修建成边防要塞，不久后，这里便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在19世纪，塞米巴拉金斯克作为商路上的驿站，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边防。自1851年至今，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州徽和市徽都是一只背负着货物的骆驼，上方是一枚下弦月。19世纪中叶，这里的人口大约有六万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开的鄂木斯克大致相当。

除了东正教教堂和七座清真寺中的一座，城里的所有建筑——包括兵营、学校和医院——都是采用木质结构。和俄罗斯本土的大多数外省城市一样，这里的街道也都是没有铺上石块的土路，每到雨天或雪融的时候，到处一片泥泞，让人举步维艰。到了旱季，城里沙尘弥漫，将一栋栋简易的平房或棚屋笼罩于其中。因此，在百姓口中，塞米巴拉金斯克一直被称作“魔鬼的沙土罐”。在城里的居民中，俄罗斯人、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各占三分之一。大部分俄罗斯居民都是军人或行政官员的家属。由于只有军官或高级官员才有权利携带家眷，整个城市里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可言。全城只有一架钢琴，只有十几户人家订阅了报纸或杂志。来自俄罗斯和欧洲的消息传到这里比传到鄂木斯克还要迟，所以这里的居民对政治大多漠不关心。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时候，克里米亚战争正打得火热，可在这里却很少有人谈论这件事。

在刚到的几个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配到的床铺在一间巨大的集体营房里。一张张简易行军床紧挨着，每张床上睡两个人，夜里，老鼠在床底下四处乱窜。从居住环境和条件来看，军营和苦役营几乎相差无几。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失望的是，在这里，他依然没有自己的空间。1854年3月，他第一次收到了米哈伊尔的来信，信里夹着五十卢布。这些钱虽然不多，但可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营附近为自己租下一个单间的木屋。租金加上日常服侍每月一共是五卢布。每日配给的伙食有面包、燕麦汤或白菜汤，外加格瓦斯或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是从食堂打回自己的房间吃，偶尔有需要的时候，他还可以请女房东帮他做些简餐。西伯利亚的生活费用和欧俄相比要低得多，只要一枚铜币就可以买到一磅肉，一普特（约合十六公斤）格瓦斯只要三十戈比。自五年前被捕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又有了自己独立的住处，仅这一点对他来说已经是莫大的享受。更加难得的是，从此之后，黑夜终于只属于他一人，可以由他自由支配。虽然又过了很久时间，他才开始将这份自由奉献给自己朝思暮想的事业：写作。

女房东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仅是一个房间，还有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二十岁，另一个十六岁，两个姑娘帮他打理家务，偶尔再通过“贴身”服务，顺便挣上几个戈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亚历山大·弗兰格尔（Alexander Wrangel）解释说：“当时在西伯利亚……这种事很常见。”有一天，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两个女孩卖淫一事对女房东进行道德说教时——这种双重道德标准在其后来的作品《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得到了体现——女房东的回应是：和一位高贵的绅士睡觉，当然要比“为了两块姜饼或一包花生去和兵营里的某个文书或下士睡觉”更有面子。“这种讲究务实的逻辑让人很难反驳”，弗兰格尔在回忆录中写道。[22]在鄂木斯克，卖淫是苦役营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卖淫者里既有女人也有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年劳役期间是招过妓，还是如清教徒一样克制着自己的性欲，[23]我们无从获知。但是我们都知道，早在被捕前，他对逛妓院便从未有过道德上的顾虑。各种舞台版本的《死屋手记》，从莱奥什·雅那切克（Leǒs Janáček）的经典歌剧，到卡利克斯托·比耶托（Calixto Bieito）和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éreau）的现代演绎，都把苦役营里的性压抑和性暴力当作描写的重点。经过四年的男性群居生活后，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一定对性有着极度的渴求，更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生便是个性欲旺盛的人。维塔利·斯文佐夫（Witalij Swinzow）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强大的性能力，而且对性挑逗十分敏感”。[24]1860年代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爱河的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Appolinaria Suslova）抱怨说，他总是“欲火太旺”，[25]作家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说过类似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总是充斥着关于性的想象，就拿他在被捕前发表的两部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和《小英雄》来说，里面既有对情窦初开的少年性意识的描写，同时还夹杂着这些少年身边的成人赤裸裸的性欲望。

女房东的两个女儿大概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的是“低贱的爱情”，但实际上，后者真正向往的是“高贵的爱情”。他遇到的第一个符合这个标准的对象是阿芙朵季娅·帕纳耶娃。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于40年代在一场沙龙上遇到这位绝代佳人时，便立刻狂热而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可是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这种地方，怎么可能遇到帕纳耶娃这样魅力四射的“沙龙女王”？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上过一位在市场上遇到的卖糕饼的十七岁美女叶丽萨维塔（“莉桑卡”）·涅夫罗托娃（Jelisaweta ［Lisonka］ Neworotowa），并将其视为理想情人的化身。两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以柏拉图的方式彼此通信。这些表白心迹的信件后来遗失于十月革命的炮火之中，对爱吃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天才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带入了当地人数不多的名流社交圈。介绍他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是为人豪爽但贪杯好色的陆军中校别利霍夫（Belichow）。别利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感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总是让后者给他念那些发了黄的过期旧报纸，经常一念便是一下午。别利霍夫喜欢玩纸牌，又痴迷赌博，并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债。后来他开始偷偷挪用公款，拿来还债。1857年，因东窗事发，别利霍夫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854年，在别利霍夫家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海关官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Alexander Issajew）。“托上帝之福，让我认识了一家人，对此我将永生难忘，”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开心地写道，“这家人姓伊萨耶夫……伊萨耶夫原本有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可惜有些事他没有处理好，惹了些麻烦，所以丢掉了这份差事。”伊萨耶夫实际是因为酗酒被开除的，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可怕的贫困”。

他整天四处借债，过着挥霍放荡的生活，而且他从骨子里就是放浪形骸的那种人：热情固执，大大咧咧……像流浪汉一样不拘小节，自恋而骄傲。……其实他本性很善良，受过很好的教育，善解人意……尽管有各种招人讨厌的毛病，但仍然算得上是个高贵的人。（1856年1月13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萨耶夫的描述在很多方面都会让人联想到其笔下的人物。就像《罪与罚》中年迈的马尔梅拉多夫一样，这些人大多聪明、敏感，有着强烈的虚荣心，同时却又十分神经质，意志力薄弱，事业和个人生活都是一事无成，最后只能依赖酒精来麻醉自己。在伊萨耶夫身上，还可以找到《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同时也是流放前唯一一部在文学上获得成功的作品——当中主要人物的某些痕迹。也许他是想通过这些描写来唤起哥哥的同情心，以便说服对方继续给自己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用写信的方式，在情真意切地诉说生活悲苦的同时，不加掩饰地乞求对方帮助，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擅长的事，是他上学时在和父亲通信中磨炼出来的。在身为政治犯不允许发表作品的这段时间里，撰写一封封“乞怜（讨）”信，是他利用自己的“文学”才华换取收入的唯一渠道。

和平时的信件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快要结束时才说了实话：“不过，真正吸引我的不是他（伊萨耶夫），而是他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她是一位年轻女性，芳龄二十八岁，人很有教养，和蔼，聪慧，善良，亲切，举止优雅，有一颗高贵而包容的心……这样的女子我平生很少遇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Maria Dmitrijewna Issajewa）娘家姓康斯坦特，当时已经三十岁。在19世纪，一个年过三十的女人已经称不上“年轻”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哥面前刻意把岁数说小了两岁。玛丽娅的祖父弗朗索斯·德·康斯坦特（François de Constant）1794年为了逃避雅各宾专政从法国逃到了俄国。玛丽娅的父亲是里海沿岸城市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检疫局局长，身为枢密院顾问，他有着显赫的社会身份，七个子女都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教育。三个女儿被送去女子寄宿学校，四个儿子在士官学校毕业后都进了近卫军。1847年，玛丽娅嫁给了当时在阿斯特拉罕海关任职的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一年后，儿子巴威尔（帕沙）出生。1850年代初，伊萨耶夫被派到西伯利亚，之后又被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后来，他渐渐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变成了让人又爱又恨的两面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春认识伊萨耶夫后，很快便对后者那美丽优雅、在西伯利亚显得颇有异域气质的妻子燃起了爱情之火。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示爱，玛丽娅的回应更多是撒娇，而不是出自真心。玛丽娅留下的唯一一张肖像照，是于1850年代拍摄的达盖尔银版照片。在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美丽清秀的女人，留着古典的中分发式，嘴唇丰满，五官轮廓鲜明。她左手托腮，两只黑亮的大眼睛略带挑衅地直视着镜头。每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串门时，伊萨耶夫总是很快便醉成一摊烂泥，然后倒在沙发上睡去。于是，玛丽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便亲近起来，并从1855年初开始有了暧昧关系。可恰恰就在这时候，伊萨耶夫在距离塞米巴拉金斯克五百公里的库兹涅茨克（Kusnezk）小城找到了一份差事，负责酒吧业的监督管理。正如民谚所说，从山羊变成了园丁。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伊萨耶夫的调任就像世界末日。弗兰格尔男爵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对恋人在1855年5月某个深夜依依惜别时的情景，那画面充满了戏剧性，在弗拉基米尔·霍金年科（Vladimir Khotinenko）导演的电视传记片《陀思妥耶夫斯基：激情人生》（2011年）中，导演不知是否有意将这段漏掉了。弗兰格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坐着男爵家的马车，送伊萨耶夫一家走过最初一程。在路上，弗兰格尔“依照西伯利亚习俗”，不停地给未来的“酒吧业督察”猛灌香槟，很快，伊萨耶夫便烂醉如泥，打起了呼噜，然后被扔到了另外一辆马车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即登上了伊萨耶夫家的马车，和心爱的玛丽娅一同顶着满天星光，在草原上飞驰。

公路笔直平坦，周围是茂密的松树林。月光朦胧地闪烁着，空气里透着一丝甜蜜而令人陶醉的气息……可是，分手的时候到了。两位恋人搂在一起，抹着眼泪，我把醉得不省人事的伊萨耶夫搬回到他自己的马车上……马儿跑了起来，车子开始移动，尘土从地面扬起。马车和乘客渐渐从视线中消失，铃铛声越来越弱……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站在那儿，脚下像生了根。他一言不发地低着头，任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26]

这篇于几十年后发表的回忆录除了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其富有画面感的描写更多是受到脍炙人口的俄罗斯民歌《小铃铛》（Eintönig läutet das Glöckchen）的启发。不过，这种艺术上的夸张对弗兰格尔来说，是情有可原的。当时伊萨耶夫一家能够顺利搬迁，都是因为弗兰格尔男爵慷慨解囊，帮伊萨耶夫还清了债务。这并不是弗兰格尔平生做过的唯一善事。

亚历山大·乔治·弗兰格尔是来自波罗的海的丹麦贵族后裔。从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贵族学校毕业后，他在司法部得到了一个职位。这位天性活泼的年轻人不想留在首都发展自己的事业，便于1854年秋自愿申请去塞米巴拉金斯克任职，做一位负责当地法律事务的公诉人。还没到目的地，他便与从少年时起便打心眼里崇拜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得了联系，给他带去了米哈伊尔夹着五十卢布的第一封信，外加来自首都的最新消息。虽然年龄相差十二岁，但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忘年交。

弗兰格尔不仅拥有种类齐全的私人藏书，还有丰厚的家产，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手头紧张，他总是慷慨地出资相助。而且，不论任何时间，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到弗兰格尔家做客，在宽敞明亮的公寓里接受美食美酒的招待。这年夏天，弗兰格尔男爵在额尔齐斯河畔租下了一座别墅，两位好友一起在别墅花园里种瓜种菜，到河里游泳，并肩躺在草地上欣赏吉尔吉斯大草原的美景，聆听牧羊人的歌声。这田园般的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既陌生又不真实，“时间仿佛停顿，亚伯拉罕和他的羊群似乎仍在眼前”。[27]

除了思想上的交流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弗兰格尔一家与圣彼得堡权势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首都的政治空气发生了变化。尼古拉一世在执政三十年后，于1855年2月18日猝然离世。他留给后继者亚历山大二世的烂摊子，除了没有打完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有俄国国内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农奴制。新沙皇上台后做的头几件事之一，是针对依然在世的十二月党人颁布了大赦令，此举也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政治犯们看到了希望。这位新统治者并没有走这么远，但是，他在1855年3月正式登基后宣布，所有被免去军衔的政治犯如果表现好，可以获得提拔：列兵可以提拔为士官，士官可以提拔为少尉。这项决定看似简单，但是正如沙皇政府的每项举措一样，推行起来都很艰难。过了整整八个月，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被正式提拔为下士。而且，这次提拔也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受提拔的人必须在政治上做出明确表态。

1854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首共有十节的诗，名为《一八五四年的欧洲事件》（Auf die europäischen Ereignisse des Jahres 1854），在诗中赞美彼得大帝的同时，表达了对英法两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结联盟的愤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司别利霍夫中校通过西伯利亚指挥所参谋部，将这篇诗作寄给了圣彼得堡御前办公厅第三局，恳请将其发表在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新闻》上。但是，第三局总管杜贝尔特将军拒绝了这一建议。

在许多传记作者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国统治者书写颂歌，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28]并对此解释说，这是作者为了能早日重返文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29]假如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唯一目的，那么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他都没必要做得如此过火。除了作为策略性目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做还有其他的原因。这篇颂歌更多是作者在克里米亚战争背景下，对俄国政治体制三大支柱——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的一份“爱的表白”。它是一封公开的自我检讨书，更是一个作为国家敌人受到惩罚的男人写下的悔过书。它意在向当局宣示，这首诗的作者已经踏上了通往其所谓“信仰重生”目标的漫漫征途。

从文学手法上看，这首诗明显是模仿1854～1856年俄国报纸宣传文章的流行风格，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大量阅读报刊的影响所致。在诗中，他将“神圣的俄国”称为真正信仰的守护者，与背叛上帝的西方形成反照。正如两千年前在各各他山（Golgatha）上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一样，俄罗斯民族正在克里米亚流淌着“神圣的鲜血”。这幅画面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关于“俄罗斯上帝”的理念发出了先兆，诗中有关欧洲的几行诗句则体现了迄今尚未绝迹的欧亚主义思想：

汝辈焉知俄罗斯之命运

乃由先神所赋？

东方——属于她！

亿万苍生

于此地，翘首仰望

其敬拜渴慕之双头鹰！[30]

在第一首诗受挫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5年夏又创作了另一首诗，其由头是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Alexandra Fjodorowna）皇后的生日。但实际上，这首诗并不是献给皇后的，而是献给2月刚刚去世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因为作者“卑贱的嘴唇”不敢说出这么高贵的名字。在诗的第四节，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谢上帝的“审判”，感谢“上帝在疑虑不安的时刻给我们宣判”，并以此赐予其“新的生命”。[31]“疑虑不安的时刻”指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从事革命活动的那些日子，上帝的“审判”指的是1849年12月的判决书。在这首诗中，一位政治犯的内心悔过与自责被表露得明白无遗。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当年的死刑判决与假处决歌颂为促使其心灵重生的源头，把掌掴自己的手捧到嘴边，恭敬地亲吻。最起码，为涅加索夫（Nekrassow）主编的《现代人》杂志撰稿的作家们是这样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沙皇写颂诗表忠心的消息，很快便在这些人当中变成了新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人的恶评似乎早有预料，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当一个人决定皈依新的信仰并对外公开宣示时，自然不会毫无准备。

陀思妥耶夫斯基献给前皇后的这首颂诗，比上一首关于战争的诗得到的收获要大得多。一开始，西西伯利亚总督冯·哈斯福德将军（General von Hasford）拒绝将这首出自政治犯之手的诗转交沙皇政府。后来，通过弗兰格尔在圣彼得堡的关系，这首诗的手稿最终还是被呈送给前皇后，一并呈上的还有将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提拔为下士的请求。1855年11月20日，请求获得了批准。继克里米亚战争诗和生日颂诗之后，1856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创作了一首庆祝亚历山大二世加冕的诗，祈求上帝为沙皇赐福，因为俄国刚刚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位新统治者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这三首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期间都没能付梓，尽管作者本人曾为此做了一番努力。只有很少人读过这几首颂诗，米哈伊尔也在其中。这位在诗歌方面远比费奥多尔精通的文学爱好者直言不讳地告诉弟弟：“你的诗我读过了，我觉得写得很烂。诗歌这玩意儿不适合你。”[32]

自从伊萨耶夫夫妇搬走后，塞米巴拉金斯克与库兹涅茨克两地间便飞鸿不断，只可惜这些通信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封，那是在弗兰格尔描绘的浪漫分别之夜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玛丽娅·伊萨耶娃的第一封信：“两星期来，我的心情一直被悲伤笼罩着，整天心神不宁，魂不守舍。不知你能否想象我现在孤独凄苦的情状？这就像我1849年刚刚被抓进监狱时一样，所有我爱的人和珍惜的人，一下子都从身边被夺走了。”（1855年6月4日）他在信里还说，在过了四年监禁生活后，玛丽娅是唯一可以让他说心里话的人。对他来说，她就像亲姐妹一样亲密。自从她走后，他就像一个流浪的犹太人，终日漫无目标地游荡。就在抵达库兹涅茨克几周后，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便患了重病，由于没能得到及时救治，于1855年8月故去，时年三十三岁。孤苦伶仃的玛丽娅身无分文，连给丈夫下葬的钱都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发了疯一样，帮她四处借钱。于是，弗兰格尔又一次充当了救星的角色。

伊萨耶夫的去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被提拔为下士之后，他开始认真地筹划结婚事宜。可对他来说，时机还没有成熟，这并不是因为玛丽娅要等服丧期满才能再嫁人，而是因为她在结婚问题上还没有拿定主意。库兹涅茨克是只有不到两千人的小镇，不难想象，像玛丽娅这样优雅有魅力的孤寡女人并不多见。于是没多久，她的身边便冒出来一堆向她求爱的单身汉，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这些后如百爪挠心。更令他痛苦的是，天性冷酷的玛丽娅还在信中问他，如果——只是假设——一个人品可信、有良好经济保障的年长男士向她求婚，她该不该答应？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过信后如遭雷击，顿时昏厥了过去，然后哭了整整一夜（1856年3月23日）。玛丽娅安慰他说，事情还没有决定呢。

这场危机还没有过去，新的危险又来临了。这次是一位干净体面的年轻人，年龄只有二十四岁，比玛丽娅小很多。这位新出现的情敌名叫尼古拉·韦尔古诺夫（Nikolaj Wergunow），是库兹涅茨克镇小学的教师，同时，他还是玛丽娅儿子帕沙的私人美术老师，他接下这份差事或许本身就是另有所图。玛丽娅对这个小伙子的感情是认真的，而且她还毫不隐瞒，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后，顿时便慌了神。他想马上跑去库兹涅茨克，找玛丽娅理论。他坦白地对好友弗兰格尔说：“我简直伤透了心，夜里总是做噩梦，尖叫，抽搐，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失去我的天使，我一定会死掉。我要么发疯，要么去跳额尔齐斯河。”（1856年3月23日）后来，他没有投河，而是为自己请了几天假。虽然他手头只有去巴尔瑙尔（Barnaul）的签证，可他还是擅自绕路，跑到三百公里以外的库兹涅茨克。在那里，他和玛丽娅一起待了两天，用他后来的话说，那两日“既是极乐，也是无法言说的折磨”（1856年6月14日）。

玛丽娅的温柔款待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看到了希望。可是，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又开始了。很长时间里，玛丽娅一直在两位爱慕者之间摇摆，拿不定主意。直到1856年底，玛丽娅感情的天平才逐渐倒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就在这年9月，后者由下士正式晋升为少尉。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弗兰格尔的功劳。在返回圣彼得堡时，弗兰格尔给爱德华·冯·托特列边（Eduard von Totleben）将军带去了一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笔信。托特列边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功臣，在守卫克里米亚重镇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的战役中，俄军正是凭借他设计的防御工事，才成功抵抗住了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击。托特列边将军也是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弟弟古斯塔夫·阿道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学与好友，两人长期合住过同一间宿舍。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6年3月24日写给托特列边将军的信又一次证明了他在政治信仰上的转变。在信中，他把当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原因，解释为对不切实际的理论与乌托邦思想的盲目狂热。除此之外，他还解释说，他当时害有某种精神疾病，使他经常陷入抑郁多疑的状态。当然，这并不能为他做下的错事提供借口。他为自己犯下的反政府罪行受到了法律的公正惩处。“长期的痛苦磨炼”使他变得清醒，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1856年11月9日）。鉴于他在军事领域一无所长，他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方式只有一个，这就是依靠自己的天赋——写作。为了能以此维持生计，他恳求陛下恩准，允许他重新出版自己的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之外，托特列边还附上了一封推荐信，收信人是新沙皇的弟弟、负责工程兵事务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Nikolaj Nikolajewitsch），后者于5月底将信件转交给了战争大臣尼古拉·苏霍萨内特（Nikolaj Suchosanet）。6月，苏霍萨内特宣布，“鉴于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下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诚悔过与认识转变”，批准授予其少尉军衔。晋升令于10月1日生效，又过了四个星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才获知这一消息。

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三十五岁。通常情况下，一名士官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可以晋升为少尉。但是不管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又重新成为军官队伍中的一员。他的收入状况虽然改善甚微，但是作为一名军官，他的社会地位远远超过了他的情敌，一文不名的年轻小学教师韦尔古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不再迟疑，向玛丽娅正式求婚并得到了对方的首肯。

求婚者的地位提升以及就此彻底离开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对玛丽娅的决定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兰格尔对好友的这桩婚事极力阻拦，就连米哈伊尔也预言，弟弟会因为婚姻和家庭生活这点“蝇头小利”，毁掉自己的文学事业这桩“大买卖”。[33]米哈伊尔对此有着亲身体会。十四年的不幸婚姻让他牺牲了自己的文学爱好，为了养活家里不断增加的人口，他借高利贷开办了一家烟草加工厂，收入时多时少，很不稳定。

可费奥多尔本人却决心已定。“我的决定是不容悔改的”，[34]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不仅不听从后者的劝告，还请求对方在经济上给自己提供资助，以解燃眉之急。他在晋升少尉后从妹妹瓦尔瓦拉那里收到的两百卢布贺礼，都被他用来偿还债务和置办新装。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军帽、绶带、带缨穗的佩剑等必备行头，他还得给自己添置一双新皮靴和两套军服：一套用于日常着装，另一套是检阅和婚礼时穿的礼服。这时候，他早已开始在脑子里筹划未来的婚礼了。在重新获准发表作品之前，他打算借笔钱作为过渡期的花销，因为照他估计，他手头的书稿至少值一千卢布，到时候拿来偿还借款绰绰有余。另外，新娘也需要为即将到来的婚礼添置些物件，这些物件“几乎算是最低限度的需求”了。具体清单如下：

作家第一任妻子：玛丽娅·I.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一、复活节时戴的宽檐帽一个（这边根本没的买），当然要适合春季佩戴；

二、（急需）制作连衣裙（不包括婚纱，款式随意）的面料一幅，要当今市面上最流行的颜色（她是金发，身材中等，腰身纤细，体型和我印象中的艾米莉娅·费奥多罗夫娜［米哈伊尔妻子，作者注］大致相仿）；

披肩一条（丝绒或其他面料），款式随你选；

荷兰产细纱女士手帕半打；

休闲帽两顶（最好有蓝色系带），要物美价廉；

带棉质蕾丝的女款长袍一件（如果价格不太贵的话）。（1856年12月22日）

这张清单和《穷人》中男主人公德武什金从他心爱的瓦尔瓦拉手里拿到的婚礼用品清单十分相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米哈伊尔很可能也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所以他特意在备注中写道：“假如你觉得这张清单很可笑，毕竟我是在向你索要近一百卢布，那你只管把它当成笑话，就送我一只篮子好了。”

1857年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了两周假，来到库兹涅茨克。2月6日，“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少尉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龄三十四岁，信仰东正教，初婚”与“寡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已故酒吧业督察、部门秘书亚历山大·伊萨耶夫前妻，信仰东正教，二婚”，在赫德歌利亚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35]陀思妥耶夫斯基前任情敌尼古拉·韦尔古诺夫为男方担任证婚人，女方证婚人是新娘的房东、协助筹办婚礼的区法官伊万·卡塔纳耶夫（Iwan Katanajew）。

婚礼后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2月中旬，夫妇俩兴高采烈地上了路，准备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路上，两人计划在巴尔瑙尔停留一晚，作为休整。可就在这天夜里，不幸发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严重发作，第一次见到这样场面的玛丽娅被吓得要死。这天来出诊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医生，他诊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是“原发性癫痫”，一旦在发作时因身体抽搐引发气管痉挛，病人随时有可能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陷入了失控：

现在你明白了，我的朋友［米哈伊尔］，是什么样的绝望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游荡。我结婚的时候，我完全信任医生说过的话，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我的病只是神经性发作，只要改变生活方式，一切就都会过去。假如当初我知道自己得的是原发性癫痫，我是不会结婚的。（1857年3月9日）

在巴尔瑙尔的停留时间因此不得不延长。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癫痫病发作，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2月20日，夫妻俩疲惫而沮丧地回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玛丽娅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很可能在这时候，她的肺结核已经出现了先兆。陀思妥耶夫斯基租下了一间带家具的四居室房子。假如不是在婚礼前收到了库马宁从莫斯科汇来的六百卢布，他绝对没有钱享受这份奢侈。到3月初，在还清所有欠款后，“柜子里只剩下二百五十卢布”。如果仅凭他那少得可怜的薪水，他就只能住在卫生条件恶劣的兵营里，吃着粗陋的饭菜，过着单身汉的日子。可他偏偏结了婚。对他来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几乎就等于没有收入。更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就不是一个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妹妹和姨父汇给他的钱再加上共八百卢布的两笔借款，总共是一千六百卢布，他在短短两个月里就花得一文不剩。大部分钱都被用于婚礼，而且在他看来，这场婚礼办得十分简朴。他对米哈伊尔说，他没想到办婚礼得花这么多钱，可是“要想节省确实是做不到”（1857年3月9日）。

最后一句话明确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金钱的态度。在花钱问题上，他从来都不是量入为出，而是相反。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准，这其中包括宴请宾客，去餐馆吃饭，旅行，出入文化场所，购买衣服以及烟酒茶等嗜好品，还有送礼的开销等。这些支出的数额与其收入多少无关。如果手上钱不够，就去找人借。整个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子都是这样过的。一直到他第二次结婚，在花钱问题上，他的态度也几乎没有改变。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做派其实是贵族习气的一种遗存。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正如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描写的那样，在俄国贵族阶层，对待金钱过于计较、按照成本收益比去规划生活中的开支，是有损尊严的行为。一个人的社会形象高低，“不是根据他的挣钱能力，而是根据他的花钱能力来衡量的”。[36]

艰难的回归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苦役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之一是：人是一种可以适应一切的生物。[37]这其中也包括对借债生活的适应，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债权人阶层都是由借债人养活的。[38]但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一直在靠借债过日子，而且在俄语中，“罪”（wina）与“债”（dolgi）这两个词的词形，并不像在德语中那样接近（罪：Schuld；债：Schulden），然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长期负债也总是让他感到良心不安。[39]他在1857年给妹妹瓦尔瓦拉的信中写道：“我最渴望的事，莫过于靠自己的手来挣饭吃。只有那样，我才能算得上是个人。”（1857年3月15日）而对他来说，挣钱的手段唯有写作。

在恢复贵族身份后，185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并以此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酝酿一部作品。他打算延续果戈理未完成的史诗型巨作《死魂灵》的传统，写一部关于俄国外省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自获释以来，他虽然有了时间，可却没有写作的心情。他的整个脑子都被美丽的玛丽娅·伊萨耶娃占据了。这大概是他的初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陷得那样深，爱得那样如痴如癫。他在说起自己害上相思病时，坦白地承认：“我没有办法写作。眼下我所处的状态是一种幸福，一种我渴望已久的幸福。如今，它填满了我的整个身心，让我快乐满足，却又无心工作。”（1856年1月18日）

但是没过多久，日子又恢复了常态。没有固定收入，还要养活一个三口之家（加上继子帕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另外，妻子的执拗脾气也渐渐暴露了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逼无奈，只好再次向米哈伊尔求助。可他不知道的是，米哈伊尔的生意也出了问题。他的烟草加工厂因为还不清巨额债务，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因为无法向弟弟伸出援手，米哈伊尔介绍他认识了财大气粗的年轻公爵格里戈利·库舍廖夫-别兹博罗德科（Grigorij Kuscheljow-Besborodko），后者正在计划出版一本自己的杂志，名叫《俄国言论》（Das russischewort）。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库舍廖夫提出，给杂志创作一篇小说（约八十页），并要求对方预付每印张一百卢布的稿酬。

对出版毫无经验的库舍廖夫按照约定汇来了五百卢布，虽然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连一个字还没有写。于是，米哈伊尔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文学经纪人，在莫斯科扮演同样角色的是他的故交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1858年1月，普列谢耶夫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保守派双月刊《俄国导报》（Der Russische Bote）的出版人米哈伊尔·卡特科夫（Michail Katkow）。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给杂志写一篇十四印张至十五印张的小说（约二百五十页），第一部分“保证”于秋天之前完成。他在信末附言中写道，由于经济窘迫，他不得不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请对方预付五百卢布。在提出这一请求的同时，他还故作清高地强调说，自己一向认为“为金钱而工作”与“为艺术而工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最后一句他才说出了心里话：“为了钱去工作，大概就是我的命。”（1858年1月11日）

卡特科夫犹豫了一番后同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建议，于1858年4月给他汇去了五百卢布，同时还告诉他，慢慢写，不用心急。于是，就在1858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拿到了两部作品的预付稿酬，可这时候，他对接下来的创作还只有一些大致的构想。比如说，作品的调子是幽默风格，故事情节是发生在外省。答应给库舍廖夫《俄国言论》的稿件，他准备从一部计划中的长篇小说中截取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改写成一个短篇，名为《舅舅的梦》（Onkelchens Traum），预计于当年秋天完成；至于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他打算写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名为《斯捷潘奇科沃村》（Das Dorf Stepantschikowo），并借机将酝酿已久的关于俄国外省的长篇讽刺小说计划兑现。关于苦役营经历的作品，虽说他早在“脑子里”打好了草稿，但暂时还无法落笔，因为他目前的身份仍然是受警察监控的“政治犯”。

《舅舅的梦》进展十分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仍未恢复，癫痫病的发作频率几乎达到了每周一次。另外让他烦恼的，还有米哈伊尔所说的“婚姻生活的蝇头小利”。玛丽娅是个受情绪支配的人，动不动就会发火。眼下的生活和她期待的天差地别：她没能像想象中那样，挽着名作家的手臂，光彩照人地出入于圣彼得堡上流社会，而是蜗居在吉尔吉斯大草原边上的一个荒芜小镇，身边是三十八岁的多病的丈夫，他的文学成就已枯萎多时。自从两人结婚后，他还没能靠自己的笔挣来一个戈比，而只能依靠借债和他人的施舍过日子。

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他对服兵役的单调生活已彻底厌倦，“一潭死水般的外省生活”（1858年12月13日）更是让人“无聊至死”（1858年12月12日）。在过去一年半的流放生活中，他经常会陷入抑郁的状态，而频频发作的癫痫病更令这种状况雪上加霜。他给阿斯特拉罕的妻姐瓦尔瓦拉·康斯坦特写信说，他“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不久就会死去。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历了应该经历的一切，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了。在如今这样的条件下，人怎么能够写作？他讨厌西伯利亚，讨厌还没有写完的小说，就连写作本身也令他厌恶，特别是“穷作家这种讨厌的职业”（1858年12月13日）。

1857年12月，兵团军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书面诊断书，证明他作为癫痫病患者不适合在部队服役。以这份诊断书为凭据，在得到西西伯利亚总督冯·哈斯福德将军的同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8年3月正式向沙皇提交请呈，“因服役期间健康恶化”，请求准许从部队退役。一个月后，退役申请获得了第三局的批准。但是，直到一个月后，战争部才通知冯·哈斯福德将军，正式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退役并返回欧俄的申请，并提拔其为中尉，但是有一个条件：返回后不得居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提出申请，将莫斯科西北部小城特维尔（Twer）作为居住地。

1858年12月底，比约定交稿期限迟了三个月，库舍廖夫-别兹博罗德科拿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手稿，准备刊登在1859年3月份的杂志上。这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最富喜剧色彩但艺术性最薄弱的一部。和其他“西伯利亚小说”一样，它们是作家毕生作品中最容易被读者遗忘的一部分。这部中篇小说的情节设计更适合于喜剧，而非小说的形式。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小城一位有钱的富婆，名叫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莫斯卡廖娃。她一心想给女儿济娜找个门当户对的“金龟婿”。这时，城里正巧来了一位腰缠万贯的公爵，只是年老体衰，每天都要精心打扮一番（假发，假胡子，涂脂抹粉）才能出门。于是，这具“上了发条的尸体”便落入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设计的陷阱，迷上了济娜并向其求婚。可是，母亲的算计却受到了两方面的阻挠：济娜偷偷爱上了一位穷困潦倒、身患肺结核的教师，另外，一位名叫巴维尔·莫兹格利亚科夫的年轻人也悄悄盯上了济娜。为了打败自己的情敌，莫兹格利亚科夫告诉糊涂昏聩的公爵“舅舅”，他向济娜求婚的事不过是他做的一个梦。这时候，公爵对济娜的爱欲也已经降了温，于是便取消了与济娜结婚的打算。自以为一只脚已经踏入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觉自己丢尽了脸面，不过莫兹格利亚科夫的诡计也落了空。老公爵因情绪激动而猝死，丢下一具“断了发条的尸体”给富婆处理。在小说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戏仿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后一卷中的著名场景，让我们在圣彼得堡的一场盛大舞会上又见到了美丽风骚的济娜，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一位高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让读者看到，他不是一个只会描写阴暗、病态和悲剧性事物的作家，而是如陀氏研究专家埃克哈德·亨沙伊德（Eckhard Henscheid）所言，他同时也是一位擅长幽默、讽刺和滑稽作品的大师。[40]小说中的“舅舅”、老公爵的形象正如E.T.A.霍夫曼和果戈理笔下的木偶式人物一样荒诞不经。那个假仁假义、满脑子诡计的富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与克莱斯特《破瓮计》中贪婪好色的乡村法官亚当简直如出一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往的作品相比，他在写作手法上的一个新尝试是在叙述中加入了戏剧的成分。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对话、即兴喜剧或杂耍剧中的许多幽默元素，以及对个别戏剧性高潮的重点描写等。

但是在《舅舅的梦》中，两种不同甚至矛盾的笔调相互穿插，以致破坏了整个作品的完整性。围绕济娜及其病情危重的情人而展开的伤感爱情故事，与喜剧或喜剧小说的规律是背道而驰的。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没能抵挡住感伤主义风格的诱惑：“她纤长柔密的睫毛上，挂着几颗泪珠，在阳光中不停地闪烁”；“这个可怜人用骨瘦如柴的手，指了指轮廓模糊、结了冰的窗户，然后拉过济娜的手，贴住自己的眼睛，凄声抽泣起来”；“当最后一缕阳光为小屋中这扇小小的结了冰的窗户蒙上一层金色时，这个苦人儿的灵魂从失去生机的躯壳中渐渐抽离，随着那束光消逝而去”。[41]这样的句子更像是对感伤主义小说的拙劣模仿，对19世纪中叶的读者来说显得有些过时。但这样的写法显然是作者刻意而为，其针对的是那些认为文学应当唤起人类的崇高感情、对泪腺产生按摩作用的一类读者。

1859年3月，《舅舅的梦》在《俄国言论》杂志上正式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交稿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于1857年便已动笔、之后被一再搁置的长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并于1859年6月完成了初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部新作品寄予了厚望，尽管他自己也感觉整体篇幅过长，但他又一次认定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它将“巩固我在文学界的地位”（1859年5月9日）。初稿的长度是十五印张，远远超出了计划。按照每印张一百卢布的约定，扣除预付款后，卡特科夫还欠他一千卢布。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仅向卡特科夫索要两百卢布，以便为返回欧俄的旅行做准备，但后者最初却未予回应。直到8月底，卡特科夫才告诉米哈伊尔，他拒绝出版这部新作品。

在此期间，普列谢耶夫与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联系，对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龃龉明确表示遗憾，并提出邀请后者与《现代人》杂志一起合作。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涅克拉索夫知道，一位作家在经历十年西伯利亚流放生活后，其市场价值必将大大提升。然而在读过《斯捷潘奇科沃村》手稿后，他也和卡特科夫一样备感失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完蛋了！”他做出判断，“作为一名作家，他已江郎才尽。”[42]但是因为已经事先答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他同意接受这部小说，但给出的条件却极其苛刻。涅克拉索夫最早答应的价格是每印张一百二十卢布，[43]可现在他却为整部作品出价一千卢布，相当于每印张六七十卢布。一千卢布确实可以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眼前的财务窘境，但他为此付出的象征性代价却是高昂的。接受涅克拉索夫的报价对他来说，既是一种“道德上的污辱”，同时还会让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1859年10月9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清楚，稿酬的象征性意义远远高于它的实际货币价值。因此，当他听说卡特科夫付给屠格涅夫的小说《绅士之巢》（Das Adelsnest，1859年）的稿酬是每印张四百卢布，也就是付给他的四倍时，他更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我知道我写得不如屠格涅夫，可没差那么多。”（1859年5月9日）屠格涅夫的小说以篇幅紧凑、结构合理、重点人物突出、全知视角以及大篇幅的丰富细腻的空间和景物描写，为19世纪中叶的小说树立了样板。而就写作方面而言，无论是天赋还是气质，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与其大相径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迟早有一天，他将另立门户，形成一套全新的唯其独有的小说技法。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他都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认为时间压力太大，导致其无法创作出完美的作品。

与卡特科夫和涅克拉索夫谈判破裂后，《斯捷潘奇科沃村》最终于1859年冬发表在《祖国纪事》上，每印张的稿酬为一百二十卢布。负责这本杂志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恨之入骨、发誓再不受其摆布的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无论从题材还是结构来看，《斯捷潘奇科沃村》与《舅舅的梦》之间的相似性都一目了然。这次，故事依然还是发生在俄国外省，作品中仍然充斥着大量对话和场景描写，核心人物仍然是一位举止滑稽的负面人物，一位名叫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伪君子。在道德上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真羞涩、善良高贵的地主叶戈尔·罗斯塔涅夫上校。福马是个有着文学野心的乡下文人，罗斯塔涅夫的将军父亲在世时，一直把他看作寄生虫，并对其百般羞辱。可是后来，罗斯塔涅夫的遗孀“将军夫人”却把福马视为天才，事事都向他请教，并奉之为上宾。于是，福马便从一位寄人篱下的仆役摇身一变，成了颐指气使的一家之长。家中大事小事都要经他同意，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不容任何质疑。

福马的梦想是去俄国实行文明化改造。所有原始自然的东西、所有农夫和农事，都被其视为低贱之物，予以鄙视。令他反感的不仅是老百姓喜欢的“原始民歌和舞蹈”，甚至还有“粗俗”的俄罗斯语言，因此，需要“借助法语”来加以美化。但与此同时，他对基督教崇尚的价值——邻人之爱、慈悲和无私——也大加推崇，只不过这些品质只有在他的对手——高贵的罗斯塔涅夫上校身上才能见到。罗斯塔涅夫上校深深地爱上了美丽的家庭教师娜斯佳，虽然后者对他的爱慕有所回应，但他出于羞涩，迟迟不敢向对方公开表白。因为比娜斯佳年龄大出几乎一倍，罗斯塔涅夫对这份爱情总是感觉自惭形秽。福马和将军夫人更是趁势添油加醋，想尽办法阻止罗斯塔涅夫和娜斯佳两人走到一起，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当福马公然指责说是上校勾引了这位年轻女子时，罗斯塔涅夫怒不可遏，平生第一次雷霆大发，一把抓住福马，将他扔到屋外。紧接着，他当众跪下向娜斯佳求婚。福马感觉受了奇耻大辱，声称要做一名修士，在传经布道中了其余生。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出门以后并没走出多远，罗斯塔涅夫很快便平息了怒火，出于同情把福马请回了家。和所有喜剧一样，故事最后以大团圆结束。福马为一对恋人献上祝福，正如叙述者以调侃的口吻所说，从此变成了“人间幸福的创造者”。

和略显突兀的结尾相比，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过于拖沓，叙述冗长。在主线索之外，穿插着各种次要人物和烦琐的细枝末节。这部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予厚望的作品发表后，整个批评界如一池静水，没有掀起一丝波澜。对作家来说，这还不如一通狠批猛揍来得痛快。就连最早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卡特科夫的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也备感失望，“M.M［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跟我说的那些果戈理式人物在哪儿呢？”他在给亚历山大·米柳科夫的信中写道，“除了罗斯塔涅夫之外，哪还有一个活人？一切都是生硬的、虚假的、做作的。不过请你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44]

当时，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谨慎态度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只有在后来，当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的角度来观察，才能够发现小说中两位主角的潜在文学价值。罗斯塔涅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温柔、平和、纯洁的人物类型的早期实验品，这类人物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斯拉夫人的理想化身，与生性好斗的西方人形成反照。《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都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中福马·福米奇的人物设计则较为复杂，他曾长期遭受罗斯塔涅夫的将军父亲的凌辱，在他热衷的文学事业上一无所成——他的姓氏“奥皮斯金”（Opiskin）在俄语中的发音与“笔误”（opiska）相似——最后又被罗斯塔涅夫赶出了其伊甸园式的世界，因此，他所属于的人物类型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样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比比皆是。

福马·福米奇的例子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一旦得势，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福马身上具有典型的专制者特征，他在自虐自贱的同时，还有着凌驾于他人之上、对他人施虐的强烈欲望。掌握权势后的福马所代表的是一个典型的篡位者形象，这类人物在俄国历史上层出不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的作品《群魔》中对这类人做出了尤其生动的刻画。[45]福马对法国的崇拜是对彼得大帝改革计划的影射，这项计划在斯拉夫主义者与亲西方派的争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就像彼得沙皇禁止男人留络腮胡，并斥之为“野蛮”的标志一样，福马也强迫上校刮掉两颊的胡须，因为留胡子会显得“不够爱国”。对同时代的读者来说，这些描写显得十分荒诞，因为他们眼中的统治者——无论尼古拉一世还是其子亚历山大二世——都是一副美髯公形象。荒诞程度不亚于此的还有福马对民歌和民间舞蹈的反感，而搜集和发扬民间歌舞文化正是斯拉夫主义者的核心文化诉求之一。

1859年6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军团参谋部拿到了前往特维尔的通行证。夫妻俩已经收拾好行李，连马车都已租好，随时准备出发上路。每样准备工作都需要花钱，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当掉了一些衣服。这时候夫妻俩已经知道，他们手头的路费撑不到特维尔，最多只够到喀山。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写信给米哈伊尔，请他向喀山驿站预汇两百卢布，当然只是作为借款，因为他相信，只要到了喀山，他就能从卡特科夫那里得到至少八百卢布。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卡特科夫对发表《斯捷潘奇科沃村》已经失去了兴趣。

7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出发，前往第一站鄂木斯克，到当地士官学校去接玛丽娅的儿子帕沙。之后，他们经过秋明、叶卡捷琳堡和喀山，前往俄国中部，并于8月18日抵达了本次旅程的终点：位于伏尔加河上游、莫斯科西北部一百五十公里之外的城市特维尔。1851年开通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铁路将这里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相连接，此后，特维尔的经济呈现一派繁荣势头。自世纪之交起，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抵达时，城里居民大约有三万人。特维尔位于俄国腹地，在中世纪时，这里是俄罗斯最强大的公国之一，在对俄国统治权的漫长争夺战中，曾是莫斯科公国的主要对手。1763年的一场大火将整个特维尔变成了灰烬，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人们将木制房屋改建为坚固的石头建筑，将狭窄的小巷拓宽为笔直的大道，将杂乱交错的巷陌改建成有规划的对称式公路网，另外还修建了美丽的花园和广场，以及一条宽阔的滨江林荫大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每月十一卢布的租金，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三居室公寓，据传说，普希金也曾在同一栋楼里下榻。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套公寓多少有些局促，在这里招待客人是无法想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几周后写给弗兰格尔的信中抱怨道：“这里比塞米巴拉金斯克还要糟一千倍！阴郁，寒冷，石头房子，没有车来车往，没有一个有意思的去处，——甚至连一家体面的图书馆都没有。简直是名副其实的监狱！”（1859年9月22日）一路辛苦跋涉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严重受损，癫痫病的发作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夫妻二人的关系也变得不像最初那样和睦，两人总是为各种各样的琐事争吵。每一次，玛丽娅都会向十二岁的儿子帕沙寻求支持。这种不对等的地位关系既伤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之间的感情，也让他与继子帕沙的关系受到了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弗兰格尔的信中直率地说：“是我给自己背上了家庭这个包袱，只能自作自受。”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只有在需要钱给玛丽娅添置“在特维尔这个破地方买不到的”衣物时，他才会提到她：

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我太太没有帽子戴（我们动身前把她原来的帽子卖掉了，因为带着它们走四千俄里路实在太不划算！）……这边的商店里只有夏天的帽子，而且都难看得很。我太太想要的是一顶外出时戴的秋季帽子，而且要尽可能物美价廉。所以我急迫地请求你：找人或亲自去一趟维希曼太太店里（圣彼得堡著名帽子加工商，作者注），买一顶这样的帽子，如果没有，就订制一顶。帽子的颜色要灰色或藕荷色，不要任何花边和装饰，也不要有图案，用一句话讲，就是一顶朴素、优雅、物美价廉的帽子（绝对不要白色！），一顶真正意义上的外出时戴的帽子……拜托千万不要说不！我们会卖掉马车，然后马上把钱还给你。维希曼家还有一种灰白条纹的窄帽带，配这顶帽子正合适。可惜我没有样子能寄给你。等你来的时候，把帽子一起带过来。如果不行的话，就订一顶，等做好后通过铁路邮寄过来。（1859年8月24日）

米哈伊尔原本就对这个弟妹没有多少好感，收到类似这样的委托，他的心情可想而知。1859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米哈伊尔写这封信时，正是他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花高价买来的马车一直没有脱手。在铁路时代，马车的行情迅速走低。卡特科夫那边也一直没有传来任何好消息，更让人头疼的是，也没有钱汇来。8月23日，米哈伊尔得到通知，《俄国导报》编辑部拒绝在杂志上发表《斯捷潘奇科沃村》。他可以在退回五百卢布预付款的前提下，到圣彼得堡杂志社财务部取回手稿。

与涅克拉索夫谈判失败后，米哈伊尔费尽周折，终于说服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自1859年11月起，将这部小说以连载形式发表在其负责的杂志《祖国纪事》上。每次刊登的篇幅以及章节顺序也交由米哈伊尔去规划，由他在圣彼得堡直接和克拉耶夫斯基商洽，再写信到特维尔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同意。“你在信里说要对第一章做些删减，”米哈伊尔在1859年11月1日的信中写道，“这不可能！稿子已经印了，我之前亲自去过印刷厂。”[46]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必须搬回首都，亲自处理自己的事情。为此，他给三年前帮过自己忙的托特列边将军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他本以为只要在特维尔逗留几天，便可以搬回圣彼得堡。可现在，他已经在特维尔滞留了一个半月，事情仍然还没有结果。除了因身患痼疾，需要找首都的专家诊治，作为一名需要养家糊口的作家，他不可能仅仅通过信件或由第三者代劳与出版商和编辑联系商谈。

我是个靠劳作维生的人，这项劳作很辛苦，它就是文学。如今，我都是隔着遥远的距离与文学出版商们磋商谈判，这对我来说非常不利。仅仅因为这个，我便损失了不少钱。另外，我眼下有一项计划，就是出版一部我的作品集。但是，这一切在我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的。如果计划成功，我可以靠这笔收入维持两年的生计，如果顺利的话，甚至还有可能更久。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有生以来第一次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可以不再为了稿约写作，不再为了钱写作，不再受交稿期限的压迫，而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有计划地去写作，不用再为了每日的面包出卖文字。（1859年10月4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封信里，有许多浮夸的客套话，但这段话不是。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自内心向托特列边将军吐露的心声。他想重新回到俄罗斯文坛，在时代变迁的环境下东山再起。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闲暇，去创作一部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而不必受交稿期限所迫做出种种妥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的是，他的这种愿望是一种纯乌托邦式的幻想。不受时间限制地去创作一部真正完美的作品，是旧式贵族文学的一种特权。自18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出身中下层的作家开始投身文学创作，无论其身份是教师、记者还是职业作家，他们都需要用自己的精神资本去兑换物质上的收入。文学市场与其他任何市场和任何职业一样，遵循的都是同一条规律，即本雅明·富兰克林所言：“时间就是金钱。”文学作为一项工作已经被迫变成了压力下的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他接受这一现实，则要花费更久的时间。

几天后，在特维尔总督的建议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直接向沙皇求情。在这封公文式的求情信中，为了博得同情，他采用了自己最擅长的煽情手段：把自己和家庭变成感伤主义传统叙事的主角。

我的病情正在日益加重。每一次癫痫发作都会损害我的记忆力和想象力，让我心力交瘁。我的病再发展下去，最后的结果将是肌无力、死亡或者疯癫。我有一位太太和一个继子需要养活。如今，我家徒四壁，唯一能够挣钱养家的手段便是写作，对我这样一个病人来说，这项工作无比艰辛……尊敬的沙皇陛下，我的命运、我的健康、我的生命都掌握在您的手中！……陛下，您就像太阳一般，照亮人世间所有的正义与不公，为亿万臣民赐福。在此我恳请您，再为一位孤儿、一位母亲和一位病人赐福吧！这位病人迄今仍然是个被驱逐的人，可他愿意为沙皇献身，您的功绩天地可鉴！（1859年10月10日，粗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为沙皇献身”，这已经不再是感伤式叙事，而是赤裸裸的作秀。米哈伊尔·格林卡（Michail Glinka）创作过一部同名歌剧，它是俄国第一部民族歌剧，原名为《伊凡·苏萨宁》（Iwan Sussanin）。1836年首演时，尼古拉一世亲自将其更名为《为沙皇献身》。这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特意引用了这个剧名，既表示了他对权力的服从，同时也明确了对已经去世的尼古拉一世这位“绞刑架沙皇”[47]的专制理念的肯定。在发出给沙皇的求情信之后，他又给第三局现任局长弗拉基米尔·多尔戈卢科夫（Wladimir Dolgorukov）亲王寄去了一封信，并附上了特维尔总督的推荐函，恳求其为自己颁发在圣彼得堡定居的许可。三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多尔戈卢科夫亲王处得到通知，沙皇陛下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申请予以恩准，但申请人必须继续接受警方监视。

在此期间，米哈伊尔在圣彼得堡给弟弟一家人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备下了取暖用的柴火，另外还替他们雇了一位女管家。搬迁的日子定在了12月15日。可就在动身前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癫痫病严重发作，于是，出发日期只得延后。12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携继子帕沙·伊萨耶夫从特维尔乘夜车出发，并于次日清晨抵达圣彼得堡。这套月租三十卢布的新公寓位于商人帕里宾（Palibin）投资修建的大楼里，地处丰坦卡河与护城河之间，距离市中心稍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在圣彼得堡租住的公寓以及后来的大部分住处一样，这套公寓也是在一栋拐角楼房里。这种明显的偏爱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不得而知。是出于狐狸般的谨慎，为了给自己多留几条逃生通道？还是出于虚荣，想让自己始终处于编队的最“尖端”位置，就像拐角楼房被人们赋予的寓意那样？[48]或者是作家想让教堂永远都处在自己的视野之中？[49]还是说，这是幽闭恐惧症的某种特殊表现？它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从《穷人》里的德武什金一直到霍尔拜因的《墓中基督》。

圣诞节临近了。就在整整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戴着镣铐、坐在敞篷雪橇里离开了这座城市。当时的涅瓦大街和现在一样，也是一片灯火通明，隔着窗户可以望见装点着美丽彩饰的圣诞树。当年，他只有二十八岁。而如今，就在两个月前，他已经年满三十八岁。在19世纪，人到了这个年龄就要进入老年了。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感觉自己并不老。圣彼得堡那熟悉的喧闹、繁华和帝国气派，还有那些熟悉的地点和回忆，为他的身体注入了满满的活力。天气虽然寒冷，但这里有俄罗斯文化圈的沸腾生活，在外省经历了十年磨难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又可以参与那些“真正能够称之为生活的事情”了（1861年8月16日）。

12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俄国习俗，举行了搬家庆祝活动。除了米哈伊尔一家，应邀而来的还有老朋友亚历山大·米柳科夫、斯特潘·亚诺夫斯基和阿波隆·迈科夫。几天前，米柳科夫曾和米哈伊尔一起，去火车站迎接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年前，也是他与米哈伊尔一道在彼得保罗要塞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送行。一群好友终于又见面了。米柳科夫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点儿都没有变老，相反，他比流放西伯利亚之前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50]陀思妥耶夫斯基享受着与老友重聚的幸福，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有聊不完的话题。他们讨论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计划，讨论西欧的政治局势、俄罗斯文学的新动向，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下一步打算。

人们后来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他为1860年所做的几项规划：“一，迷娘；二，春天的爱情；三，双重人格（修订）；四，一个囚犯的手记；五，冷漠与印象。”《迷娘》（Mignon）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原定题目，《一个囚犯的手记》即后来的《死屋手记》。凭借这两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重生。

[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98 f.

[2]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34.

[3] 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史的文献如今不胜枚举。迄今内容最全面、资源最丰富的首推Rice 1985；关于目前研究进展的简要概述参见Engelhardt：Epilepsie in Leben und Werk Dostojewskis. In：Dostoevsky Studies N. S. 5 （2001）：25-40，Janz，Dieter：Zum Konflikt zwischen Kreativität und Krankheit. Dostojewskijs Epilepsie. In：Dostoevsky Studies，N.S.10（2006）：125-140；另参Catteau，Jacques：Dostoevsky and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Cambridge u.a.1989：90-116及Horst-Jürgen Gerigk：Epilepsie in den großen Romanen Dostojewskijs als hermeneutisches Problem. In：Dostoevsky Studies N. S. 1 （2006）：141-153。

[4] Rice，James L.：Dostoevsky and the Healing 1978 Art. Ann Arbor 1985：287-289，81.

[5]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354.

[6] Janz，Dieter：Zum Konflikt zwischen Kreativität und Krankheit. Dostojewskijs Epilepsie. In：Dostoevsky Studies，N.S.10（2006）：131.

[7] 摘自Strachow，N.N.：Über Dostojewskis Leben und literarische Tätigkeit. In：F.M.Dostojewski：Literar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 [1883]：18。

[8] Janz，Dieter：Zum Konflikt zwischen Kreativität und Krankheit. Dostojewskijs Epilepsie. In：Dostoevsky Studies，N.S.10（2006）：136f.

[9] Rice，James L.：Dostoevsky and the Healing 1978 Art. Ann Arbor 1985：5.

[10]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82.

[11]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329 f.

[1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76.

[13]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181.

[14]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344.

[15] 今名克洛佩夫尼茨基。

[16]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451 f.

[17] Kjetsaa，Geir：Dostojewski：Sträfling，Spieler，Dichterfürst. Gernsbach 1986：144.

[18] Lessing：Werke in drei Bänden. Leipzig 1956. Bd. 3：307.

[19] Lew Schestow：Tolstoj und Nietzsche. Die Idee des Guten in ihren Lehren. München 1994：XXXVII.

[20] 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37.

[21] 现名哈萨克草原。

[22]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153 f.

[23] Enko（Pseudonym für Tkačenko），K.i M.：Tajnaja strast’Dostoevskogo. Moskau 2011：37.

[24] Svincov，Vitalij：Dostoevskij i stavroginskij grech. In：Voprosy literatury 2/1995：122.

[25] Saraskina，Ljudmila：Dostoevskij. Moskau 2011：372.

[26]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357.

[27]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421.

[28] Dietrich Gerhard：Dostoevskijs Gedichte und die Literatur. In：Hans Rothe （Hrsg.）：Dostoevskij und die Literatur.Vorträge zum 100.Todestag des Dichters auf der 3. Internationalen Tagung des Slavenkomitees in München，12.-14.Oktober 1981. Köln u. a. 1983：213.

[29]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520.

[30]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405；德文翻译：Alexander Eliasberg 1920，摘自Gerhard 1983：222。

[3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407.

[32]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220.

[33]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476 f.

[34]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257.

[35]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233.

[36] Hildermeier 1990：193；U. Schmid 2004：148.

[37]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0.

[38] Honoré de Balzac：Die Kunst，seine Schulden zu zahlen und seine Gläubiger zu befriedigen，ohne auch nur einen Sou selbst aus der Tasche zu nehmen. Frankfurt a.M. 2004：35.

[39] Ingold，Unveröffentl. Ms.

[40] Henscheid，Eckhard：Dostojewskijs Gelächter. Die Entdeckung eines Großhumoristen. München 2014.

[41] Neuhäuser，Rudolf：Das Frühwerk Dostojewskijs. Heidelberg 1976：194.

[4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507.

[43]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264.

[44]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3：505.

[45]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篡位者形象，参见Harreß，Birgit：Mensch und Welt in Dostoevskijs Werk. Ein Beitrag zur poetischen Anthropologie. Köln u.a.1993：58-72。

[46] Michail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Pis’ma [Briefe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Michail] 1. 11. 1859.

[47] Pokrowski，Michail：Geschichte Russlands. Leipzig 1929：160.

[48] Cypkin，Leonid：Ein Sommer in Baden-Baden. Berlin 2006：235.

[49] 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490.

[50]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209 f.

第三章 文学上的新生（1860～1867）

新的起点

亚历山大·米柳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小范围朋友圈子里的谈话，在很多方面都与［当年］在杜罗夫小组时聊的话题大不相同。这毫不奇怪！在过去十年里，西欧和俄国的角色发生了对调：在那边，以前吸引我们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已经全部化为乌有，反动势力处处取得胜利；在这边，许多我们曾经梦想的事物，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1]

米柳科夫在这里指的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动的改革进程，其核心是1861年2月19日的《废除农奴制宣言》。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措施，亚历山大二世也因此被誉为“解放者”。尽管二千三百万名被解放的农奴所得到的自由无论在经济还是法律上都是有限的，然而对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农奴制的废除仍然意义非凡。就连对沙皇专制一向持批判态度的俄国知识分子，也对沙皇的改革措施予以肯定，这在尼古拉一世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除了左派《现代人》杂志，全国所有报刊都刊登了《宣言》全文，并对“解放者沙皇”大加歌颂。按照计划，废除农奴制从一开始便是为推进下一步改革而实行的预备措施之一，其目标是“像打开水闸一样，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力，推动俄国走出停滞状态，成为面貌一新、在外交方面也具有重要分量的强国”。[2]

在俄国的历史记忆中，19世纪“60年代”就像德国的“黄金1920年代”和“1968年”一样，已经变成了一段神话。经历了数十年落后和停滞之后，俄国社会各领域都展现出一派新气象：从城市到农村，从贵族到农民，从政治到军队，从司法到行政，从家庭到劳动，从教育到培训，从科学到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这场变革的见证人和评论者，也是其先驱和受益者。在俄国从经济落后、固守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他个人的命运也将和这个国家未来的道路一样曲折坎坷。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来说，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政治变革的最直接影响体现在报刊出版业的改革上。1856年，臭名昭著的“布图尔林书报检查特别委员会”被解散。1862年，沙皇下令撤除中央检查机构，并将其职能转交给国民教育部。根据1865年新实行的《新闻法》，对报纸、杂志以及超过十印张的出版物，以事后审查制度代替了原来的事前审查制度，政府机关可据此查禁已印刷发行的有问题的出版物。

书报检查制度虽未彻底废除，但比以往明显放宽，并给图书和报刊市场带来了切实可见的影响。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末期，拥有六千万人口的俄国总共只有三十种报纸和杂志。而在1860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返回圣彼得堡时，俄国报刊种类比过去增加了五倍。原来靠烟草加工只能略有盈余的米哈伊尔如今看到了机会，也跃跃欲试地想创办一家新“企业”，让以写作为职业的弟弟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早在1858年6月，他便向圣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提交了创办《时代》（Die Zeit）杂志的申请，并于同年11月获得正式许可。

当时，身处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兴致勃勃地关注着米哈伊尔的这项计划：“你在信中提到的杂志是件很棒的事，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念头，虽然我只是纯粹从文学角度去考虑。”[3]另外他还提到，除了亲自撰稿，他还可以对文学副刊以及与俄国当代文学相关的文学批评和随笔等栏目进行统筹。自从获得圣彼得堡居住许可后，他又有了许多新的机会。他自信地对哥哥说，他相信两人在办杂志方面会比克拉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之流“更有能力、才干和知识”，这些人都是些“文学上的乡巴佬”，可他们赚了大钱，而我们却“两手空空”（1859年11月12日）。

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里，兄弟俩几乎整天碰面，围绕办杂志的事进行商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项目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就像对所有新事物的热情一样。两人经过对客观形势的理性分析得出结论，他们目前手头的资金不够办周刊。于是兄弟俩决定，办一份月刊，并将杂志的首发时间推迟到次年。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政治犯的特殊身份，他的名字将不在编辑部名单中出现。因此，两人决定由米哈伊尔担任出版人，并负责处理“日常杂事以及印刷、纸张和发行”[4]等事宜，而费奥多尔除了亲自为杂志撰写文学和时评类稿件，还将稿件的大部分编辑工作揽到了自己头上。

1860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新刊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并以米哈伊尔的名义刊登在俄国各大报刊上。这篇《关于1861年〈时代〉杂志的征订启事》公开了出版者的意识形态主张，这一理念以“根基主义”之名被写入了俄国思想史。笼统地讲，出版者的理念是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寻求妥协。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这两派阵营二十多年以来一直就下述问题争执不休：俄国的出路究竟是向西方的文化和文明靠拢，还是应当坚守俄罗斯或曰斯拉夫民族的传统特性。这场讨论的核心焦点是如何评价彼得大帝的历史地位问题。在西方派眼里，彼得大帝是一位光辉人物，是他把俄国从中世纪带入了现代社会并与欧洲接轨；相反，在斯拉夫派看来，彼得大帝是俄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源头，因为他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核心要素——例如东正教，强调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以及斯拉夫人与世无争的性格等——一律予以鄙视，并对其实行压制。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功绩原则上并无质疑。他认为，彼得沙皇打开了俄国人的视野，并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伟大民族中的一员。但是，由彼得大帝开启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改革进程如今已经走到了极限。这些改革将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两个阵营：一边是受西方教育、精通法文或德文而对俄语一知半解的少数派贵族和知识界精英；另一边是广大的俄国普通民众。这两个人数和力量相差悬殊的阵营各据一方，在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里过着各自的生活。它们之间的隔膜之深，使得普通百姓将上层社会的文化当成“德国”文化，把彼得沙皇的继任者看作“外国人”。

综合上述所有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出了“俄罗斯理念”的说法。更确切地讲，这种理念也可以被称作“俄罗斯使命”。恰恰是因为彼得一世沙皇将西欧文化中那些与俄罗斯文化差异最大的因素引入了俄国，使其距离“本土性”越来越远，因此俄国才有责任肩负起调和东西欧文化这一使命。换言之，只有俄国才有能力消除这两大文化阵营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俄罗斯理念”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政治观点的变化过程，一直到1880年的著名普希金演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种理念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沙文主义色彩。

《时代》杂志的纲领明显是受到斯拉夫主义理论家，尤其是伊万·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yevsky）以完整的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观的影响。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识地与斯拉夫派保持着距离，他既排斥对前彼得大帝时代旧俄国的理想化，也反对斯拉夫派对西方文化的根本性批判，而是主张知识界精英与大众联合起来，实现斯拉夫世界与西欧的和解。

相对于斯拉夫主义体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更大的是文学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的历史观。作为一名骨子里的浪漫主义者和谢林的门徒，格里戈利耶夫根据其“有机批评”原则提出了一套独有的历史观，认为俄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发展的合理性。按照赫尔德的观点，这种合理性与平等性对欧洲各个民族都一样适用，这些民族之间的共性是“人类灵魂不可改变的真相”。[5]彼得大帝的改革让世人见识到俄国对其他文化的强大吸纳能力，因此，唯有俄罗斯民族才有责任和能力化解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普希金这位全才便以行动为此提供了证明，他轻而易举地将典型的俄罗斯“民族性”与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派思想融合在了一起。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同样也是植根于其个体的边缘经验。这些经验当中首推1849年12月22日经历的事件，以及对理智（“头脑”）与人体其他部分（“心脏”“躯体”“血液”）相脱离的想象。“说真的，我感觉脑袋……已经离开了肩膀”，他曾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这样写道（1849年12月22日）。这种被砍头的幻象是当天早晨的假处决经历带来的结果。不过，头脑与身体的分离同时也表达了对俄国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膜以及对回归“乡土”之必要性的认识，这一点正是“根基主义”的核心理论或曰其描绘的神话。西伯利亚苦役营的经验更进一步加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分离感的意识。作为曾经的囚犯，他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接触已经变成了一场记忆中的噩梦：“一百五十个仇敌不知疲倦地虐待我们，这是他们的爱好，他们的娱乐，他们的消遣。如果说有什么能够保护我们的话，这便是我们淡然处之的态度，以及道德上的优越感。这些人对此虽不能理解，却能够有所感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肯屈服于他人意志的顽强毅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释放后不久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这样写道（1854年1月30日）。在这里，知识分子与大众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对立暴露无遗。但是作为《死屋手记》的作者，其笔下的苦役营则被描绘成一座炼狱，知识分子只有迈过它，才能获得“新生”，并与大众达成和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这是其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的连接点。“但是现如今，”他在1861年《时代》杂志《征订启事》中写道，“我们已经迈入了新的生活。”[6]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所有俄国人。

重返文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兄弟俩在创办这份杂志之初，就是想把它打造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文学论坛。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份四五百页厚的杂志——按照俄国人的说法，一本“厚重的杂志”——必须有一群固定员工，还要有人数更多的固定撰稿人和文学新人。招募员工和征集稿件成为1860年头几个月的主要工作。好友亚历山大·米柳科夫在这方面给两兄弟帮了很大的忙。米柳科夫不久前刚刚创办了《火炬》（Die Fackel）杂志，每周二晚上都会约上一群作家和学者到他的住处聚会。这些人当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友阿波隆·迈科夫、斯特凡·亚诺夫斯基等，也有诗人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Wsjewolod Krestowskij）、雅科夫·鲍伦斯基（Yakov Polonsky）、德米特里·米纳耶夫（Dmitrij Minajev）以及评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等新面孔。

在抵达圣彼得堡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成为“援助贫困作家学者协会”的成员。该组织是1858年11月仿效英国“皇家文学基金会”（Royal Literary Fund）形式成立的，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费、捐款和组织慈善活动的收入，通常被简称为“文学基金会”。“文学基金会”的成立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家们第一次以跨团体、跨派别的同业公会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文学由此成为一门特殊的行业，它为克里米亚战争后飞速发展的市场制造“产品”，并成为整个产业当中最具创造力的核心。在其他思想和艺术领域，例如医疗、法律、艺术和音乐领域，医生、律师、艺术家和音乐家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同业组织。

这些同业公会的活动往往并不局限于维护本行业的利益，而更多是呼吁所有社会行动者[7]积极发挥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例如，圣彼得堡的作家们曾以“作家行业”集体声明的形式，为一位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向当局发出了一封请愿书。1861年出任国民教育大臣的普提雅廷上将（Jevfimij Putjatin）为此恼羞成怒：“俄国根本不存在作家这个行业！”为了表达自己的强硬态度，他下令将递交请愿书的人抓进圣彼得堡警察总局，关押十天。[8]

与新成立的农村自治机构“地方自治局”（Semstwo）以及1864年设立的陪审团制度不同的是，各行业公会并不需要推出某个代表为自身的政治参与权代言，因为这项责任理所当然是由新闻报刊业和文学界来承担。早在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通过为《圣彼得堡新闻》副刊撰写的一系列小品文展现出自己在新闻方面的才华。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审理过程中，他也为公共理性的正当性做出了辩护。如今，身为杂志的合作出版人以及广义上针对国民教育的“根基主义”纲领的拟订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以往作为报刊热心读者对新闻的兴趣，转化为公民的责任感或曰使命感。在其晚年创作的《作家日记》中，他对这项使命仍然坚守不渝。

文学基金会由一个十二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推选为执委会委员，并于1863年出任基金会秘书。他所负责的事项是其以往鄙视的所谓“德式”事务，例如撰写会议纪要和年度报告，签署各种汇款单等。那些年留下来的笔记本就像会计的账本一样，记录着细到每一个戈比的各类进项和支出。[9]

杂志出版人和文学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经济特别是金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文学基金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举办各种文学和音乐类慈善活动。1860年4月14日，基金会组织上演了一场戏剧朗诵会，剧目是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演出地点是布尔沙亚·莫尔斯卡亚大街上的皇家宫殿，文学基金会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这里举办的。一年后，在同一栋大楼里成立了一家新的同业组织——俄国商人公会。此后，大楼里的演出大厅和报告厅成为两家机构的共用活动地点。虽然这只是巧合，但是文学与商业机构的睦邻关系同时也象征着这两个领域的和平共处，就在不久前，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人们眼中还是水火不容的。

在4月14日的朗诵会上，俄国当代文学界精英会聚一堂。这些人当中有阿列克谢·皮谢姆斯基（Alexej Pissemskij）、伊万·屠格涅夫、尼古拉·涅克拉索夫、伊万·冈察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利耶夫、彼得·魏因贝格（Pjotr Weinberg）、亚历山大·德鲁日宁（Alexander Druzhinin），以及文学基金会创始人之一、当晚出演邮政局长什佩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表演天赋，各方说法不一。魏因贝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幽默精彩的表演赞不绝口，可好友弗兰格尔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晚明显不在状态，他念台词的声音太小，几乎听不清。不过，观众的反应却很热烈，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报以“雷鸣般的掌声”。[10]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活动上的表现究竟如何，作为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政治殉道者，当晚他是光彩照人的明星。会场上挤得满满当当的观众，大都是因他而来。四天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演果戈理的《婚事》（Heirat）和屠格涅夫的《外省女人》（Provinzlerin）时，演出大厅再次爆棚。

在文学基金会活动上的合作，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那些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的作者之间的矛盾渐渐被淡忘。在这些作家之间，甚至萌生出一种类似同志式的感情。[11]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劝说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知名作家为自己的杂志撰稿。俄国文学界这种前所未有的和睦现象还有另一个原因：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根基派”，还是《现代人》麾下的左派阵营，都对拉近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有着一致的认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成功利用机会将大批俄国文学精英变成《时代》杂志的撰稿人，这无疑是这本杂志迅速在市场上走红的重要原因。1861年，杂志上市后的第一个年头，《时代》便有了一千六百名订阅用户，赢利六千卢布。1862年，订阅数量超过四千，比头一年翻了一番。[12]因为杂志运转良好，米哈伊尔决定关闭自己的烟厂，科学栏目主编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j Strachow）辞去了原来的中学教师职务。应邀出任文学批评专栏负责人的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认为，这些成绩主要归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赋，还有其身为政治殉道者所拥有的光环。[13]就连像社会主义者尼古拉·乌丁（Nikolaj Utin）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虽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弄玄虚和道德说教”十分反感，却也不得不对他“为其信仰所承受的苦难”表示尊敬。[1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创作并寄予厚望的两部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就像沉入水底的石头，没有在文学批评界激起一丝波澜。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最新创作并于1861年1月至7月在《时代》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所引起的反响才显得格外强烈。可以说，正是这部作品为兄弟俩在出版业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主要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敬佩的法国作家欧仁·苏和雨果在创作《巴黎的秘密》（1842/1843年）和《悲惨世界》（1862年）时一样，采用了贴近大众的副刊连载小说的技巧和形式。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故事情节是围绕三组人物展开的：首先是老实本分的管家尼古拉·伊赫缅涅夫一家，故事的讲述者在幼年失怙后曾被这家人收留，和伊赫缅涅夫的女儿娜塔莎一同在田园般的环境下长大（“哦，那美好的金色年华！”）；然后是伊赫缅涅夫担任管家的田庄主人、鲜廉寡耻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以及公爵的儿子阿廖沙，一位好心肠但缺少主见的年轻人；最后是神秘早熟、类似歌德笔下人物迷娘的少女涅莉。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早年诱拐了涅莉的母亲，一位富有工厂主的女儿，并与其正式订婚。在以欺骗手段侵吞了未婚妻的家产之后，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以未婚妻出轨为由撤回了婚约，将已经怀孕的准新娘赶出了家门。后来，这个被抛弃的女人带着幼小的涅莉，跟着一个游手好闲的诗人一起在欧洲各地流浪，过着居无定所的贫困生活。在母亲患病去世后，小涅莉被丢给了外祖父收养。虽然惨遭抛弃，而未婚夫也已准备另娶他人，可涅莉的母亲到死都不肯将书面婚约退还给对方。伊赫缅涅夫同样也是公爵策划的一场阴谋的受害者。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诬告对方贪污自己的钱财，并在诉讼中获胜，导致伊赫缅涅夫一家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故事中几乎所有人物都以这样的方式，变成了受公爵陷害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除了瓦尔科夫斯基的阴谋，构成故事情节的另一条主线是几位年轻主人公幻灭的爱情。在小说结尾，所有人都聚拢在奄奄一息的涅莉的床前。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可以按照其以往惯用的感伤主义手法，将这一场景处理成一幅充满伤感色彩和神圣气息的画面。但是，这种宁静却被涅莉对父亲的诅咒打破。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一举一动则与神圣气氛更加不和谐。作为反面人物，瓦尔科夫斯基身上虽不乏低俗小说中坏人的套路化痕迹，然而就像乔治·桑、巴尔扎克、欧仁·苏和狄更斯等人笔下的那些恶棍一样，他的狡诈也常常让他散发出一种恶魔式的“光芒”。瓦尔科夫斯基对“圣洁的伊甸园和羔羊的游戏”充满鄙视，他仇恨一切理想主义事物，并嘲讽地称之为“席勒的玩意儿”。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满足自我这唯一目的。“万物皆因我存在，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创造”，这便是瓦尔科夫斯基玩世不恭的座右铭。在他看来，人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攫取更多的快乐和权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萨德侯爵这个名字，用来指代快乐最大化这种狭隘的启蒙思想。瓦尔科夫斯基的哲学被概括成一句话：“人生是一笔交易；不要做冤大头，不要虚掷金钱，但是，当有人为您做了什么事，倒也不妨略予酬劳，这样做，您也就为他人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

瓦尔科夫斯基的对手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事业平平的小说家伊万·彼得罗维奇。这部小说原来的副标题是“一位失败作家的手记”，并因此被赋予了某种自传的色彩。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命运暗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在40年代的失败经历。在小说中，伊万·彼得罗维奇在文学事业上终将一无所成，他也将像涅莉和她的母亲一样，年纪轻轻便在穷困潦倒中孤独地死去，整个故事也将以此画上句号。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老管家伊赫缅涅夫的说法）终究没有机会逃脱自己的出身和命运。

按照朱利叶斯·迈耶-格雷夫（Julius Meier-Graefe）的说法，这部作品“是一部真正意义的情色小说，其赤裸裸的挑逗令人惊愕不已……[低俗小说]的过时套路被当成宝贝，拿来炫耀”。[15]这句评语或多或少代表了20世纪评论家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的评价，[16]但同时代的读者对它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这部小说的题目便让人联想到作者的处女作《穷人》，故事中的人物也同样出身于圣彼得堡底层社会——繁华的涅瓦大街和华丽的宫殿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另外，再加上书中失意小说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凄惨命运之间的“折射效应”，[17]这些都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在读者——而非评论家——当中广受好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没有好感、为左派杂志《现代人》撰稿的评论家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Nikolaj Dobroljubow）虽然对这部陀氏新作有一肚子看法，却也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很讨读者喜欢。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同时，开始为出版商尼古拉·奥斯诺夫斯基（Nikolaj Osnowskij）筹备自己的两卷本作品集。除了40年代创作的《穷人》《双重人格》《白夜》等小说，作品集还收录了1849年出版的未完成长篇《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这篇小说最初是按照成长小说构思的，后来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而未能完成，之后经过改写，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艺术与天赋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刻画了一位自命不凡的小提琴家。这位名叫叶菲莫夫的小提琴家在音乐上有着极高的天赋，然而在他的身上，比天赋更胜一筹的是其强烈的成名欲。叶菲莫夫对自我的认知，和真实的自我以及别人眼中的他有着天壤之别。“不为恺撒，宁为虚无”是其信奉的格言。叶菲莫夫是个天性散漫、缺乏自律的人。因为自恃天才，所以他向来不肯下功夫，通过训练把天赋变成真正的才能。他整日沉迷于酒色，对那些他眼中没有才华的艺术家大加嘲讽，并因此把自己变成了音乐界令人嫌弃的忒耳西忒斯。直到有一天，当他听到一位技法超群的欧洲小提琴名家的演奏之后，他才不得不承认，和真正的大师相比，自己是多么一钱不值，并因此失去理智，陷入了癫狂。

这故事听起来很像是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题材，正如在俄国读者中备受欢迎的E. T. A. 霍夫曼那样，但它并不是。因为在小说中，作者还刻画了一个与叶菲莫夫形成反照的正面人物，他是叶菲莫夫的同行和好友、德裔小提琴家B。后者虽然天赋不及对方，但无论是艺术上还是职业上，他的成就都远在前者之上。B总是督促好友要多学多练，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因为在他看来，“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工作”才是唯一正路。音乐家B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为数寥寥的正面德国人形象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反感的德国人气质，在这篇作品中变成了令人敬佩的品德。正如书中所写，“B是典型的德意志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有计划、有意识地付出努力，绝不投机取巧。对自己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早就了然于胸”。

这种理性和谋略对早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现如今，反对天才崇拜，对技术训练特别是对勤奋的尊重，不仅与欧洲现实主义精神相吻合，而且也已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自我认知。1858年夏，他和米哈伊尔就这一话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米哈伊尔一直期待着费奥多尔在恢复自由身后能够尽早实现财务独立，给杂志源源不断地提供稿件。为此他特别强调天赋的重要性，认为有才华的人“转瞬之间”便可以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而无须为一部作品旷日持久地思考和酝酿（1858年5月31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对所有时代的所有文学家而言，在文学上的“耕耘”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普希金笔下那些看似随意即兴的诗句也不例外。这些诗句的“随性”实际是“繁重劳作”的结果。这种劳作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删改和“拼接”过程，当创作完成之后，这一过程也随之被忽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帕维尔·安年科夫（Pavel Annenkov）为自己作证。后者1855年首次将普希金手稿公之于世，手稿上的大量涂改痕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米哈伊尔搞错了“灵感”与“劳作”之间的关系，“灵感是一幅画或一个动作在作者（不停运转的）大脑里最初的一闪念”。灵感与劳作并不矛盾，而更多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他认为灵感本身即是文学劳动的一部分，也因此才能带来具有金钱价值的产品。他在1870年2月28日从德累斯顿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他经常是在“诗意的想法”酝酿成熟之后，才向出版商“出售”自己的文学计划。[18]这些“想法”或者说构思在变成文字之前，必须要经历无数遍揣摩和推敲，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繁重劳作”的主要内容。[19]

东山再起：《死屋手记》

如果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至少在读者当中赢得了认可，那么《死屋手记》——一本关于作者在西伯利亚苦役营经历的文学记录——则轰动了整个文坛，这份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处女作《穷人》发表以来不曾有过的。这本书的前四章于1860/1861年首次刊登在《俄罗斯世界》（Die russische Welt）杂志上。当兄弟俩合办的杂志顺利问世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亲自操办这部新作品的出版事宜。首先，1861年4月出版的一期《时代》杂志发表了《死屋手记》的引言和前四章。随后，编辑部刊登启事，宣布将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连载结束后再陆续推出《死屋手记》的后续篇章。此后，这类启事经常出现在杂志上，编辑部偶尔还会以简短声明的形式告知读者，因作者身体有恙，连载将暂停一期。出版人利用这些手段，调足了读者的胃口。读者们渐渐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也是一份工作，它和其他工作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从业者的身体状况。从1861年9月到1862年12月，《死屋手记》的其余章节陆续发表。就在1862年年内，亚历山大·巴索诺夫出版社便推出了《死屋手记》的单行本。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首次出版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稿酬还只有一千卢布，而这次巴索诺夫出版社为《死屋手记》支付的稿酬则是上次的三倍。

P.波莱尔拍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1862年

《死屋手记》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手记”这种纪实形式与后浪漫主义时代作家以文学形式反映俄国社会道德现状的潮流一脉相承；另外，这部作品的成功与1860年代初的俄国政治氛围有着密切关系：当时，俄国各界正在就司法特别是刑罚制度的改革展开一场热烈的大讨论。鞭刑、笞刑、烙刑等酷刑成为众矢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对这类体罚手段毫不留情的揭露，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司法改革做了重要铺垫。

但是，《死屋手记》之所以能够在文坛获得巨大成功，更重要的原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首次尝试将犯罪作为主题，并在后来成为这类题材的专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开始犯罪题材的写作，就像发现了一眼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透过对犯罪心理和各种暴行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让读者在阅读时既感到毛骨悚然又欲罢不能，就像他在《死屋手记》中讲述的杀妻［《阿库莉卡的丈夫》（Akulkas Mann）］与弑父的故事一样：那个杀死自己亲生父亲的凶手甚至一脸嘲讽地说，受害者“到死都没有抱怨过有什么痛苦”。犯罪题材的创作同时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天赋的机会，这位“心理大师”又一次向世人证明，他在探索和分析人类心理方面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在描绘罪犯心理的背后，是对犯罪的形而上思考，以及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探讨，而后者也将成为作者未来作品的核心主题之一。

《死屋手记》堪称一部人类学经验报告，[20]作者在书中彻底摒弃了惊悚小说或“侠盗”作品在描绘恶魔般人物时的浪漫主义老套手法，就像人们在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沃尔特·司各特和拜伦作品中经常见到的那样。经由叙事者转述的大量犯罪经历带给读者一种犯罪日常化的印象。而对等级机制、象征性秩序以及罪犯日常生活和用语的细致呈现，也造成了同样的效果。这些文字的产生还要归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苦役营中所做的《西伯利亚笔记》，那里面记录了将近五百条俄国监狱常用俚语，其中大部分都被用到了《死屋手记》当中。这样一来，对犯罪行为的描写不再有惯常的浪漫主义魔幻色彩，而代之以强烈的社会感染力。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出现在朗读会上的第九章中关于澡堂的一个段落：

当我们打开澡堂的门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进了地狱。请想象一下，一个十二步见方的房间，一下子挤进去的也许有一百人，少说想必也有八十人……眼前是雾蒙蒙的蒸汽、烟子、垃圾，拥挤得无法插足。……蒸浴床上约有五十把浴帚同时举起又落下；人人都在如醉如痴地抽打着自己。蒸汽时时刻刻都在加热。这已不是热气，这是地狱之火。这一切在发出刺耳、嘈杂的声音，混合着在地板上拖动的一百条铁链的响声……有些人想走过去，却绊在别人的铁链上，而自己又撞在坐着的人的脑袋上，于是跌倒、谩骂，还把别人拖带得歪歪倒倒的。污水横流。大家都处于一种心醉神迷、极度亢奋的状态；处处响起尖叫声和吵闹声。在脱衣间供水的小窗口旁，人们在叫骂、拥挤、群殴。领到的热水在端到地方前，一路上泼溅在坐在地板上的人的头上。……囚犯们剃了半边的脑袋和被蒸汽蒸得通红的身躯显得更加畸形了。在蒸得通红的背上，曾经受过鞭刑和棒刑的伤疤自然会鲜明地显露出来，以致现在看来，他们的脊背仿佛又被打得鲜血淋漓。可怕的伤疤啊！我望着它们不寒而栗。[21]

从地狱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场景并非现实的呈现，而是作者受但丁《神曲·地狱篇》启发、用略显夸张的象征性手法对狱中景象的描绘。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所说，《死屋手记》是“一首恐怖之曲（carmen horrendum），它就像但丁镌刻在地狱入口处的题词一样，将永远高悬于尼古拉黑暗帝国的出口处……”[22]

书中讲述的一个个人物故事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囚犯群像图。他们当中“确实有些人，就像猛虎一样贪恋着血腥味”。但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却只有少数，例如虐杀儿童的凶犯卡津，他总是先把受害者折磨够了，再“平静、缓慢、自得其乐地切割他”；还有一个名叫“A”的囚犯，“就是有牙、有胃的行尸走肉，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想得到最粗鄙、最兽性的肉体享受”。然而在大部分囚犯身上，人们都能够找到人性的痕迹，当叙述者对他们的经历和个性了解得越多，这些痕迹便越明显。在这里，作者对人性的理解如圣徒保罗所言，只有当“精神战胜肉体”时，人才能够称为“人”。

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是苦役营这座地狱中“灵魂法则”的践行者。他让囚犯身上因为犯罪而被掩盖但无法摧毁的具有上帝形象的一面又显露了出来，因为他懂得，“人道的态度能够使一个人恢复人的本性，即使上帝的形象在他身上早已黯然失色”。戈梁奇科夫以其谦逊、善良、乐于助人的品格感染着其他囚犯。他教一位鞑靼青年读书写字，用这种方式为对方的成长提供现实和道德上的指导。“你把我又变成了人，”年轻人在获释前对他表示谢意，“上帝一定会报答你。”这位鞑靼青年借助一本俄文版《圣经新约》学会了识字，成为双重意义上的受教化者。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寓意是：“囚犯也是人，是你的兄弟。”在这方面，它与《穷人》传递的信息如出一辙。这两部作品都在努力阐明，即使是那些地位卑微、被命运压垮甚至误入歧途的人，也一样拥有人的尊严。把“罪犯”视同“人”，与作者潜意识里试图美化苦役营恐怖经历的愿望是相辅相成的。按照列夫·舍斯托夫的解释，这两方面的美化都是心理抗拒的一种表现。从这一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在苦役营经历的苦难从内心里是不愿接受的。他想要“对残暴有所克制”，[23]让读者相信俄国人民在道德方面的美好品质，这些品质是他在苦役营那些囚犯身上发现的。舍斯托夫认为，这种视错觉是这位天生怀疑论者的本性所致。但是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残暴行为的克制态度，是他在意识形态上从一位革命者转变为一位忠诚于沙皇的爱国者之后发生的。无论人们从政治立场出发对这种转变或曰蜕变接受或不接受，它都是作者全新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些身为“人间兄弟”的“死屋”居民，变成了一部宗教和民族史诗的出演者。苦役营成为这位性格高傲的贵族文人与俄国民众第一次接触的地方，而后者对他的态度最初是不信任，并拒绝承认他是自己的“伙伴”：

最难的事莫过于博得人们（尤其是这样的一些人）的信任和友爱。……我在牢房里度过将近两年之久，才赢得了某些苦役犯的好感。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后来都喜欢我了，承认我是一个“好人”。

尽管小说是以叙述者的获释作为结尾，然而整个叙事的主线却并非在“监禁”与“自由”，而是在“受民众排斥”和“与民众融为一体”的两极之间连接起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和民众朝夕相处的一段日子。我把自己变成了普通民众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平常的犯人。”[24]为了成为民众的一员，这位文化人像基督一样，“取了奴仆的形象”（《腓立比书》2：7）。他必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许多正面主人公那样，“放弃神性”，即所谓“虚己”（kénosis）。

书中的故事虽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有着许多联系，但是《死屋手记》讲述的是一个俄国贵族如何成为“民众一员”的故事，它并不是一篇记录个人真实经验的报告、一本私人回忆录，就像欧仁-梅尔基奥尔·德·沃盖（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的法文译本书名《对死屋的回忆》令人产生的联想那样。[25]但是在同时代人眼里，这本书的确被看作一部自传体作品。人们将书中的故事当成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受难史，是作者将赫尔岑的口号——“走向民间”（1861年）——付诸实践的经验记录。斯拉夫派评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Alexander Ostrowskij）相提并论，称其为当代俄国最重要的作家，并且声称，作者经过在“死屋”中的“心理磨难过程，最终与民众彻底融为了一体”。[26]

1862年8月，画家康斯坦丁·波梅兰采夫（Konstantin Pomerzanzew）在俄罗斯艺术学院年度展览上展出了一幅自己的油画作品，并以《死屋手记》中一个章节的题目为之冠名为《死屋中的圣诞节》。在装着铁窗的昏暗牢房里，几个犯人扭打成一团，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正中的位置，冷眼观察着眼前的场景。画布上的作家形象，是画家以1862年拍摄的一幅肖像照为蓝本绘制的。[27]波梅兰采夫的作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贴上了新的标签：这位“《死屋手记》的作者”（自小说发表后，这几乎已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号），被描绘为“新的但丁”，他亲自“走下地狱，地狱里的景象因为是真实存在而非诗人的想象，所以显得更加阴森恐怖”。[28]

1862年，彼得·波莱尔（Pjotr Borel）以波梅兰采夫参照的同一幅肖像照为基础，制作了一幅石版画，并被收入当年热销的《俄国文学家、记者、艺术家及其他名人肖像集》。自世纪之交以来，随着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照片复制技术的普及，读者对认识创作者形象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本肖像集正是在这场潮流中应运而生。1863年，《图画》（Die Illustration）周刊刊登了一幅根据波莱尔的石版肖像创作的木刻作品，并在配文中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死屋手记》这部伟大作品的作者。[29]

随着《死屋手记》的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隔十七年之后，再次成为文学界炙手可热的名人。他被邀请出席各种晚宴和沙龙活动，来自各地的读者来信铺天盖地（“那场面真是太惊人了，我都感动得哭了……”[30]）。有的读者向他索要照片；有的人邀请他为杂志撰稿，或为他出版作品集。人们恳求他在各种慈善活动上露面，特别是希望他能在现场朗读《死屋手记》中的片段。[31]作家彼得·鲍伯里金（Pyotr Boborykin）亲身经历了一场在皇家宫殿举办的朗读会，并回忆道：

当时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都把他单纯地看作曾经的政治犯和苦役营囚徒。在其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所有人看到的只是一位为社会正义而奋争的先驱，一位以俄国一切扼杀自由和启蒙的体制为对象的控诉者。在人们眼中，《死屋手记》是关于俄国苦役营的一份前所未有的文字记录。大家对书中那些充满宗教意味、忠实于政权的思想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甚至仍然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位革命者。随着杂志（指《时代》，作者注）的出版，呼吁“植根本土”的新斯拉夫主义者开始登台亮相。此后，人们看待《死屋手记》作者所提倡理念的眼光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作者本人的看法却依然如故。[32]

动荡的年代

1862年3月2日在皇家宫殿举行的慈善义演，成为圣彼得堡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当晚出席活动的嘉宾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为左派杂志《现代人》撰稿的文学批评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青年历史学家普拉东·帕夫洛夫（Platon Pawlow）。在幕间休息时，由音乐家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 （Henryk Wieniawski）和安东·鲁宾斯坦为观众演奏。在这天晚上的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大家朗诵了当时还未发表的《死屋手记》中《军医院》一章的片段。在这段专门为这场活动挑选的章节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富感染力的是因痨病去世的囚犯米哈伊洛夫临终前的一个场景：

他死于午后3点左右，那是寒冷而晴朗的一天。……他掀掉被单和所有的衣服，最后开始撕扯身上的衬衣；他那长长的身躯、瘦得皮包骨的手臂和腿、瘪进去的肚子、鼓起的胸脯、清晰地显现出来的肋骨像骷髅一样，令人望而生畏。……在他死前半小时，我们所有的人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几乎是耳语般地小声谈话。……最后，他用虚弱游移的手摸索胸前的十字架，用力拉扯它，似乎十字架也很沉重，使他感到焦躁，受到压抑。有人替他摘下了十字架。十分钟后他死了。……有一名囚犯……默默地走过去把死者的眼睛合上了。他看到就在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拿起来看了看，又默默地把它挂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挂好后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这时死者的脸已经僵化；阳光在他的脸上闪烁；嘴半张着，两排洁白的牙齿在紧贴牙龈的双唇间闪着亮光。最后，一名身佩短剑、头戴钢盔的警卫队士官进来，后面跟着两名看守。……他向死者走近一步，便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似乎胆怯了。只有一副镣铐的赤裸的、枯瘦的尸体，使他大为震惊，于是他突然解开鱼鳞铠甲，摘下钢盔，这动作是完全不必要的，随即画了大大的十字。这是一位神情严肃、头发斑白的军人。

如果把上述文字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描绘的临终场面做一番对比，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的跃进式变化。对米哈伊洛夫垂死场面既简洁又细致的呈现，对死者瘦弱干枯躯体的自然主义风格描绘，以及竭力排除叙述者个人感情色彩，透过囚犯和看守们冷静却充满同情的视角对整个事件的叙述，所有这一切都与作者在上一部作品中所采用的凄婉哀怨的感伤派老套手法截然不同。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时的声音细弱而沙哑，让坐在后排的人几乎听不清内容，但是他的朗读依然博得了满堂彩。全场听众都站起身来，为他鼓掌。听众们的掌声与其说是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色表现，不如说是出于对沙皇统治受害者的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黑暗专制才是米哈伊洛夫之死的真正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结束后，历史学家普拉东·帕夫洛夫登台做了一场题为《俄国千年史》（Das Millenium Russlands）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表达了对“根基主义”观点的赞同，认为俄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严重隔阂。俄国历史上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这两个不平等阶层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俄国正处在悬崖边上，”他在演讲结尾说道，“如果我们不抓住‘走向民众’这根最后的稻草，我们便会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33]

帕夫洛夫的观点并非其独创，也没有太大的挑衅性，因为他讲的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流观点。帕夫洛夫的演讲在现场引起的轰动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其他。他用充满神经质的声音和抑扬顿挫的语调，把这篇事先经过检查机关批准的演讲稿变成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戏剧性独白，激起了全场观众强烈的反响。1861年起草过一份题为《致青年一代》革命传单的尼古拉·谢尔古诺夫（Nikolai Shelgunov）当晚也在现场，据他回忆：

整个大厅里喊声震天，晃动椅子腿的声音和用鞋跟敲踏地面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坐在后台，身边坐着接下来准备上台的涅克拉索夫。这时候，彼得洛维奇·科瓦列夫斯基（Petrowitsch Kowalweskij，文学基金会主席，作者注）冲过来对我们说：“赶紧把他拉回来，拉回来！这样下去，他明天就会被送去西伯利亚！”可是，要把帕夫洛夫弄下台，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然后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结束演讲，走下了舞台。[34]

帕夫洛夫演讲的结尾是引自圣经的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8：8）只可惜聆听演讲的一些耳朵，并不是帕夫洛夫教授愿意见到的。这些人是秘密警察。两天后，帕夫洛夫因从事反政府活动的罪名被逮捕，他的学术生涯就此终结。

圣彼得堡的大学生们以抗议示威作为对当局逮捕帕夫洛夫的回应。自1861年初起，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便开始通过各种抗议活动响应谢尔古诺夫的革命号召。警察与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早在1861年9月，就有九百多名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占注册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三——走上街头，呼吁取消教会和政府对大学的管控，让大学成为新型的独立学府。很快，便有越来越多的圣彼得堡市民加入了示威的行列。当天夜里，当局下令拘捕了二十六名大学生，将他们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35]并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新一轮抗议。对政府来说，局势渐渐陷入失控状态。

为彻底镇压革命浪潮，沙皇政府采取最后的手段，关闭了圣彼得堡大学。然而这一措施依然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862年5月，一份以《青年俄罗斯》为内容的传单大量出现在街头。这份传单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以往任何一篇宣传性文字更激进，更有煽动性。文章公开呼吁采取暴力手段，与政府和有钱阶层展开斗争。宣言称，改变目前局势的唯一出路是发动一场“无情的流血革命，这场革命必须以激进和彻底的方式摧毁当前社会的一切基础，消灭所有现行秩序的捍卫者”。这些制度基础不仅涉及经济和法律，同时也包括婚姻和家庭，特别是教会和宗教，因为它们逼迫民众相信上帝，“一个不存在的物体……一个用狂热幻想编造出来的梦幻图像”。[36]

1862年5月15/16日深夜，圣彼得堡多个地方发生了火灾。大火持续了整整两周，将许多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化为灰烬。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大为震惊。斯特拉霍夫后来回忆好友当时的反应时说：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去郊外小岛上散散心。我们从汽船上看到，远处一股股浓烟在三四个地方升起，飘在城市上空。……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场火灾是人为纵火的结果，但是，像那个时代许多可悲的事件一样，这场火灾也出于某些原因而没能得到澄清。[37]

尽管这起火灾的原因的确没有查清，但是由于火灾的发生与《青年俄罗斯》传单的流行在时间上重叠，因此坊间散布着一种谣言，称这场火灾系革命学生所为。右翼报刊把这种谣言变成了官方说法。相反，左翼人士则认为，这场大火是当局的把戏，目的是为对政治敌对阵营采取更严厉镇压手段制造借口。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多次在公众面前露面的经历体会到，对自己的作品抱有强烈好感的很多人便属于那些关心政治的年轻学生当中的一员。当局针对学生采取的严厉措施，就像大火一样令他心急如焚。于是，他拿起笔，为《时代》杂志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对把纵火罪名栽赃给学生的行为予以坚决驳斥。[3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称，那些传单文章的措辞和文采之浅薄，简直令人耻笑，它们绝不可能是出自有学问的人之手。把这项罪名推给这些身为国家未来希望的学生，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人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谣言，司法机关应当对案件进行调查，找出纵火案背后的真正元凶。这两篇文章都遭到了审查部门的查禁。在呈送沙皇的文章校样上，人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二世的亲笔批注：“此乃何人所书？”[39]对陀氏兄弟合办的杂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圣彼得堡大火，法国《画报》杂志上的插图，1862年7月5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1872年创作的《群魔》以及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都提到了圣彼得堡的这场大火。在《作家日记》中，作家特别提到了1862年传单满天飞的那些日子：

一天早上，我在屋外的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传单，就是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奇怪东西。……题目叫《致青年一代》。真是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无聊、更浅薄了。文章内容写得慷慨激昂，可形式却很滑稽，除非是哪个对手想让这些人出丑，才会发明这样的玩意儿。[40]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回忆说，就在当天，他决定去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登门造访。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的批评家，当年在年轻人中间颇有影响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当时并不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这份传单的作者以及纵火犯们有直接瓜葛，而只是想请求对方利用其在愤青们当中的知名度，对这些年轻人加以规劝。可是据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事情并非如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认定他和纵火犯有直接关系，所以请求他去劝说那些人改邪归正，迷途知返。[41]

就在这次会面几周过后，审查机关责令《现代人》杂志停刊。1862年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里关押两年后，被判处七年苦役，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就在6月10日，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提出建议，对刊登有关包庇纵火犯禁文的《时代》杂志做出停刊八个月的处理，但负责审查事务的内务大臣彼得·瓦列夫（Pjotr Walujew）拒绝了这一建议。[42]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悬在自己头顶的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毫无意识。就在三天前，1862年6月7日，他刚刚登上了从圣彼得堡驶往柏林的列车，开启了自己的首次欧洲之旅。

欧洲：进步的象征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假期是他应得的。在过去两年里，他完成了超过一百印张的文稿，修订了自己的早期作品并重新付梓。作为《时代》杂志编辑，他阅读和编校了无数陌生作者的稿件。另外，他还出席了大大小小数十场面对公众的活动，并尽职尽责地履行着自己身为文学基金会秘书的工作，更不用说那些因声名所累而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应酬。这些负担和压力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自从回到圣彼得堡后，就像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一样，他将每次发病的经过也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在本子上。另外，慢性支气管炎和痔疮也为他增添了新的烦恼。

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生只能为他开出强迫休假的医嘱，建议他到“巴德加施泰因的温泉或比亚里茨的海水浴场”去做水疗。[43]拿着这份医嘱，他很快便得到了当局批准，同意他去国外做较长时间的旅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即使自己几个月不在，杂志也能维持正常运转。米哈伊尔对弟弟的出国旅行计划虽然感到不悦，但是他心里却也另有所图，他希望费奥多尔的欧洲之行能够在文学上或多或少为杂志带来一些回报。尽管和审查机关的麻烦仍然未能解决，但这一年杂志的绩效颇为可观。1862年，订户数量超过了四千，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稳居前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启程前已经为妻儿做好了安排，他把《死屋手记》未结清的稿酬都留给了他们作为生活费。

在出发前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告诉弟弟安德烈，他将独自一人出行，而把玛丽娅留在圣彼得堡，因为他手头的积蓄不够支付两人旅行的费用。再说，玛丽娅还要照顾儿子帕沙，后者正在准备文理中学的入学考试。但这些只有一半是实话，因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言（1868年12月11日和23日），身为《时代》杂志主编，他一年赚到的钱有七八千卢布，这笔数额相当于政府高级枢密顾问年俸的四倍。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独自出行是另有原因的。早在搬回圣彼得堡之前，他与玛丽娅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裂痕。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没能让两人的感情得到挽救，夫妻两人之间早已貌合神离。

1862年6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登上了驶往柏林的列车，并于6月9日（21日）抵达。[44]他的旅行计划按照现代说法可以算作“城市观光游”：6月22日，德累斯顿；23日，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24日，海德堡；25日，美因茨；26日，科隆。到了法兰克福后，他特意花了半天时间，去了邻近城市威斯巴登。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进了赌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赌场是个神奇的地方，后来他常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吸引他做出这一安排的，大概是他带在身边的一本旅行手册：《莱夏德德瑞两国游指南》。书中介绍说，在“威斯巴登这个花花世界”，各种赌博项目“一应俱全”。[45]米哈伊尔在信中苦口婆心地劝说弟弟：“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再赌钱了！用这种方式来挑战命运，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凭理智无法做到的事，靠运气也一样做不到。”[46]

不过在当时，这些担心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费奥多尔已经离开了威斯巴登，正在前往巴黎的途中。在6月28日凌晨抵达后，他将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旅程中第一次在一个地方逗留的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与土里土气的柏林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酸涩或至少是甜中带酸的印象”相比，巴黎这座法国大都市对他这样的“平常游客”来说，可谓应有尽有。不过，他在描述这个城市时，仍然觉得它“难以想象的无聊”。其原因肯定不在巴黎本身，而是如斯特拉霍夫所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懂得旅行的乐趣，他既不爱欣赏自然风光，对历史遗迹和艺术品也鲜有兴趣，或许只有那些伟大非凡的艺术品除外”。[47]

7月1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巴黎出发前往伦敦，开始其为期一周的旅行。在伦敦，他将参观著名的水晶宫，还将多次到亚历山大·赫尔岑位于帕丁顿车站附近的别墅造访。十年来，赫尔岑在这里陆续接待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还有狄更斯、特洛勒普（Trollope）、卡莱尔（Carlyle）等英国本土名人。“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这儿，”赫尔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来访后写道，“他是个幼稚、头脑有些混乱但很和蔼的人，对俄国民众抱有狂热的信心。”[48]

返回巴黎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7月底经科隆和莱茵河谷前往瑞士。8月初，他在日内瓦见到了斯特拉霍夫。两人早在巴黎便已约好在瑞士会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谨慎，详细向好友描述了自己将会在哪里留下哪些信息，以免与朋友错过。但实际上，这些担心实在是多虑。斯特拉霍夫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对方：他一到日内瓦便直奔勃朗峰码头附近的咖啡馆，并在第一家找到了好友。后来，咖啡馆成为“台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作家在欧洲旅行时的自称）最常光顾的地点，特别是在日内瓦这种能够买到俄文报纸的城市。

威斯巴登温泉赌场，1870年前后

7月底，两位好友携手出游佛罗伦萨。在为期十天的旅行中，两人下榻在古城中心托纳波尼路上的“瑞士旅馆”。斯特拉霍夫整天忙着参观乌菲兹美术馆、大教堂、佣兵凉廊、波波里花园等名胜古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天主圣三广场附近的维约瑟索斯图书馆，那里有大量外文报刊可供阅读，其中也包括俄文报纸。每天图书馆关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会回到旅馆继续自己的阅读，当时他手头读的书是不久前出版的热门小说——维克多·雨果的新作《悲惨世界》。看完后，他还要把这些书还给它的主人斯特拉霍夫。雨果的这部小说，重新唤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的关注。雨果凭借这部作品成为19世纪世界文坛巨匠，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将“为失败的小人物树碑立传”作为创作的核心。[49]

斯特拉霍夫也很喜欢雨果的这部小说，可是在他看来，既然到佛罗伦萨旅游观光，就应当做些比阅读俄文报纸和法国小说更有意义的事。只有一次，他成功说服好友与自己一起去参观乌菲兹美术馆，可陀思妥耶夫斯在里面待了没一会儿，便急不可耐地催促朋友离开。于是，两人一同走出了美术馆，“我想，我们连美第奇的维纳斯都还没有看到”。[50]在柏林与热那亚时，那里的街道总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联想到俄国首都的大街，佛罗伦萨的阿诺河又让他想起了圣彼得堡的丰坦卡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陌生城市里遇到的一草一木，要么是唤起他对熟悉事物的记忆，要么是被他视作粗俗或怪异而受到嫌弃。

8月中旬，两人分手道别。斯特拉霍夫将继续前往巴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踏上了返回圣彼得堡的旅途。9月5日，他刚刚回到家，便立刻投身创作，把一路上的见闻变成文字。这些落在纸上的文字以《冬天里的夏日印象》（Winternotizen über Sommereindrücke）为题，发表在《时代》杂志2月和3月刊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一系列文章开创了一种介于游记与随笔之间的全新文体，从此之后，这种风格变成了陀氏新闻写作的标志性特征。

这部作品的标题与莎士比亚剧作《理查三世》的开篇似有某种联系。莎士比亚是将“严冬般的宿怨”变成“融融的夏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把夏日里的印象变成了“严冬般的宿怨”。这股怨气并不是针对欧洲本身，而是针对俄国人对欧洲的崇拜传统。这项传统是由彼得大帝一手开创的。身为“沙皇与木匠”，彼得大帝曾亲自率众赴欧洲考察旅行，向荷兰人学习造船技术。其后继者叶卡捷琳娜大帝从家道中落的狄德罗手中买下了他的全部藏书，建立了图书馆，并以法国启蒙主义书籍的第一位俄国读者自居。后来成为亚历山大一世御用史官的尼古拉·卡拉姆津，曾于1791～1792年踏着他所崇拜的伟人足迹在西欧各地游历。他在柯尼斯堡拜会了康德，在魏玛见到了维兰德与赫尔德，在苏黎世与拉瓦特（Lavater）会面，在日内瓦湖畔与卢梭神交（“今日清晨五时，我手里拿着一本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心情愉悦地离开了洛桑。”[51]）。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卡拉姆津在他的旅行札记《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简》（1791/1792年）中记录下的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之行，成为欧洲游的标准路线图。前往欧洲旅行的俄国游客们怀揣着卡拉姆基的《书简》，拿自己一路上的感受与作者在书中描述的印象进行比对。[52]只有了解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清楚地体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冬天里的夏日印象》对卡拉姆津“欧化俄国人”立场的反叛。[5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立场是在文化上对欧洲的卑躬屈膝，是早已过时的一种陋习。另外还有一种俄国旅行者的行为既典型又很丢人：这些人刚刚走出俄国边境，进入东普鲁士的地盘，“便像找不到主人的小狗一样慌了神，心急火燎地窜来窜去”。从这一比喻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关注的并非民众的无知和蒙昧，而是俄国人的自信心问题，其目标是帮助俄国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欧洲面前的自卑情结，树立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意识。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的描写更多是出自“严冬般的宿怨”的视角，它与俄国长期以来对西欧文化优越性的膜拜形成了强烈对比。所有与德国文化相关的一切都遭到排斥，特别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只因“德国造”而被奉为榜样的种种事物。科隆大教堂便是这些德国“榜样”中的一个。当年在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读书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曾按照课堂要求，花费大量精力钻研它的建筑结构。后来他的手稿四周经常绘有各种哥特式尖塔、枝形花纹和穹形图案，便是出于这一缘故。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座在德国天主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教堂毫不留情地大加嘲讽：“在我眼里，它就像是精心编织的蕾丝，除了蕾丝还是蕾丝，就像是从女性服饰店买来的物件，形状类似于一个一百五十米高的镇纸。”这座德国人引以为傲的19世纪建筑杰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以这样的方式被矮化，与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年）中将科隆教堂喻为一座巨大的“理性监牢”的意象迥然相异：“它是精神的巴士底狱/狡狯的罗马信徒曾设想/德国人的理性将要/在这大监牢里凋丧！”

在这次旅行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瑞士逗留了一个半星期。可是，他对俄国人赞美有加的瑞士山水几乎视若无睹。意大利也是一样。这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山川美景的麻木造成的，而是因为，无论德国、瑞士还是他曾热烈向往的意大利，都不是他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地。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法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法语水平远远超过德语和意大利语，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维克多·雨果、欧仁·苏、弗雷德里克·苏利耶（Frédéric Souliés）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他对法国特别是巴黎几乎像圣彼得堡一样熟悉。

但是，1862年的巴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已不再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因为巴黎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而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脱离了这种信仰，而且是因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巴黎所崇尚的社会模式和社会主义一样，都让他从内心里反感。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是“如今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源头和萌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点的体会远比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读到的更加真实。“金钱是人类的最高道德与义务”，这是夺取胜利后的资产阶级崇尚的至尊信条。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的巴黎，是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经过十年改造、将法国首都变成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舞台的巴黎，是拱廊街、林荫道、巨型火车站、世博会和奥芬巴赫轻歌剧里的巴黎，是“资本持久统治的反讽乌托邦”。[54]人为制造的繁荣、完美的公共空间设计、将舒适视为最高生活准则——至少是对“那些有权享受舒适的人而言”——的风气，这一切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如下讽刺性总结：

如此这般的秩序！如此这般的理性！如此精心设计且恒久不变的环境！每一样事物都那么稳妥和精致，每个人都那么志满意足；大家都在努力相信，他们活得无比满足和幸福……然后，然后就没有了。再往前进一步，都是非分之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有关历史终结的画面。它在陀氏关于东西文化的二分式思维模式里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它并不是从黑格尔到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传统中那种积极意义上的历史终结观，而是抛弃了基督教救世论、以追求利益和享乐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世界图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人间天堂”、“蚁群”或“巴比伦塔”。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矛盾似乎都能得到化解，转化为“秩序下的一派祥和”。世界进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有朝一日变成纯粹的田园：“真的，只需稍待时日，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巴黎就会变成一个静谧安宁的小小的德国大学城，比如说，就像海德堡那样。”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对一个社会而言，海德堡这个被19世纪旅欧者极尽溢美之词赞颂的城市，[55]就像是上帝的终极惩罚。与卢梭的信徒托尔斯泰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田园情调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种索然寡味、缺乏生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社会模式。在他看来，田园生活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从城市归隐乡野的需求而诞生的，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一种特殊的占有欲，用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话讲，这种占有欲让人只能享受“我有某物”，而不能享受“我之为我”。[56]

所以，有产者在退出生意场后，总喜欢给自己买一块地，盖一间屋，开一片菜园，在四周围上篱笆，再养几只鸡和一头牛。虽然这一切都渺小得微不足道，但有产者却总是满心愉悦地陶醉于其中。“我的树我的墙”（Mon arbre，mon mur），他乐此不疲地告诉自己和应邀来访的客人们，然后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撒手人寰。因为在他眼里，能在自己的草地上打滚，实乃世间最甜蜜之事。

在18世纪俄国文学的仇法传统中，巴黎通常被描述为罪孽之地。一些俄国人像小猪崽一样抱着增长见识的目的到那里求学，然后变成一头训练有素的肥猪回到俄国。[57]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种说法换了种腔调，将巴黎变成了秩序、规矩以及四处张扬的伪善道德的代名词。

不久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法国来到伦敦后，这座充满了巨大矛盾的大都市让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面在他面前暴露无遗：一边是光彩华丽的繁华城市，高耸的金融大厦和交易所；另一边是白教堂区和干草市场的贫民窟，衣衫褴褛的穷人，谋杀、暴力、酗酒、卖淫和乞讨随处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寥寥几笔将这座英国都城的景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震撼人心的程度与恩格斯和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相比毫不逊色，并被称为“19世纪最强有力、具有文明批判精神的描写”：[58]

仅从表面看，它便与巴黎迥然不同！在这里，从早到晚都是乱腾腾的，城市如海洋般一眼望不到边际；机器在轰鸣和呼号，火车在屋檐上飞驰（不久还会钻入地下）；这大胆无畏的创业精神，这表面混乱但实际高度有序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污秽不堪的泰晤士河，还有被煤烟污染的空气；在景色壮观的街心花园和公园里，以及白教堂区那样肮脏的城市角落里，充斥着半裸的、粗野的、忍饥挨饿的城市居民；标志着亿万财富和全球贸易的伦敦金融中心、水晶宫和世界博览会……不错，世博会的确令人震撼。在这里，你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全世界各地人们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群体”的力量。你会发现，这背后蕴藏着一种巨神式的思想；你会感觉到，人们在这里似已达成了目标，获得了胜利，凯歌高奏。……“这真的就是所要实现的理想吗？”你禁不住这样想，“这难道不是毁灭？这真的不是‘一个兽群’？”……它让人联想起《圣经》上的画面，关于巴比伦的传说，被实现的世界末日预言。你会意识到，必须具备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否定能力，才能不屈服，不被表面现象迷惑，才能不对现实盲目崇拜，不把巴力奉若神明，也就是说，不把现实当作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敏锐的眼光发现，风靡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它是工业化时代的一场自我狂欢。在这里，“执着的进步观，创世纪式的宏大气魄，对自由经济秩序——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必将为人类造福的期盼，对技术和工业之潜力的无限信任”汇聚在一起。[59]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作为1851年世博会的皇家委员会主席，在开幕式上满怀信心地表示，“一个富有历史性意义的宏伟目标”已近在眼前，这便是“全人类的联合”。[60]阿尔伯特亲王所理解的历史终极目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却是一个由没有面孔的“普世人”构成的恐怖幻影。透过世博会折射到历史视野中的大同世界，“没有土地，也没有人民；民族不过是一个固定的税收系统，灵魂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一团蜡，可以拿它随手捏出一个真人，一个‘普世人’，一个侏儒；为此，人们只需将欧洲文明的硕果当作手段，另外再读上两三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巴黎和伦敦景象既充满了讽刺，又透着浓浓的世界末日气息，其用意是在1860年代初俄国正处于历史关头时，向自己的同胞发出警示，警告他们不要像资产阶级和资本统治下的西欧那样，执迷不悟地步入歧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条歧途最可怕的结果便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成为人人信奉的原则。它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博爱精神的莫大讽刺，正如马克思不久后所言：“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61]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循斯拉夫派的思想传统，将俄国人“天性”中对社团、和谐与博爱的自然追求作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反照。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白描手法对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进步观与现代消费社会提出了批判，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将对这一主题加以扩展，进行更深层的探讨，并对部分观点做出修正。在以《死屋手记》为句点的“西伯利亚时期”过后，这部在陀氏研究者当中经常被低估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新一轮危机

1863年1月，在被俄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起义，俄国军队耗费了数月时间才终于控制住局势。俄国报刊对这次事件反应不一。赫尔岑主办的《钟声》（Die Glocke）杂志如人们期待的一样，站在了波兰一边；而米哈伊尔·卡特科夫领导的保守刊物《俄罗斯导报》（Russischer Bote）则呼吁对暴乱者采取严厉手段，进行镇压。卡特科夫将这起事件称为“关乎命运之大事”。不是俄国，便是波兰！由于两个国家在文化上存在本质性差异，因此和平共处是不可能实现的。[62]

4月，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时代》杂志上以《命运之问》（Eine Schicksalsfrage）为题，表达了对波兰危机的立场。他提出，俄国不应当单纯依靠军事来面对波兰这个文化上属于西欧并以自身文明成就为荣的国家，俄国应当在这场冲突中更多利用自己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的优势；比武器力量更强大的，是克服顽固僵化的民族观念，将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普世原则作为理想，而这一点正是“根基主义”以及作为其核心的“俄罗斯理念”的基础。

在数周以来意识形态之争日趋白热化的形势下，斯特拉霍夫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显然高估了右派阵营和审查机关的甄别能力。5月24日，内务部下令对《时代》杂志实行立即且无限期停刊的处罚，理由是“（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针对波兰事件所发表的极度有伤风化、充满诽谤性的内容，与政府所有行动以及所有爱国主义情怀和观点背道而驰”。[63]这项处罚之严厉其实颇为荒唐，它仅仅因为一篇容易被误读的文章而对一份绝对忠实于政府的杂志下达了永久性禁令，而在一年前，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更具批评性的《现代人》杂志，也不过才受到了停刊八个月的处罚。或许《时代》杂志停刊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斯特拉霍夫的言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就圣彼得堡大火所发表的抨击俄国教育制度的文章。因为引人注意的是，内务部下达出版禁令的另一条理由是“杂志的有害倾向”。

《时代》杂志的停刊，使得陀氏兄弟俩赖以维生的基础被剥夺。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的反应却比想象的冷静得多。他仍然相信，这项处罚措施不过是暂时的。而且，这时候他已开始筹备再次出国旅行。早在1863年4月，他便向内务部递交了家庭医生的建议，上面写着“前少尉军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罹患癫痫症……建议去海边接受海水浴疗法，以达到治愈疾患之目的”。[64]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住在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告知对方《时代》杂志停刊一事，同时还写道：“原本我只打算去柏林和巴黎两地，去找癫痫症专科医生咨询（巴黎的特鲁索，柏林的拉姆贝格）。”（1863年6月17日）但实际上，这次旅行的“真实”动机却是另一个：在巴黎有一位女士，两人数月以来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婚姻早已深陷危机，这在亲友们当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这位于1863年夏在巴黎迎候的女士名叫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Apollinaria Suslowa），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18岁。两人最初是何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识的，没有人能说清楚。在1861年5月号的《时代》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陌生作者的小说，作者的名字是缩写的“A. S.”。这篇题为《眼下》（Inzwischen）的短篇作品在文学上实在乏善可陈，以至于读者不禁纳闷，这样的作品如何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杂志，和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波隆·迈科夫、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作品列在一起。

有些人猜测，阿波利纳里娅是在1860年底的某次文学沙龙活动后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以及对文学的热爱。之后，作家把女粉丝请到了杂志编辑部。两人后来又在多个地点私会。阿波利纳里娅对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的崇拜，以及作家对一位热爱文学的年轻女读者的好感，促使两人相互渐渐产生了情愫，即阿波利纳里娅后来以轻描淡写的口吻所说的“关系”。

阿波利纳里娅·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俄国“60一代”的典型代表。这批人自尼古拉一世时代结束后，受新的生活理念和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强烈呼吁政府实行社会改革——不是未来某一天，而是现在、马上、立刻。解放农奴后，妇女问题成为“60一代”关注的首要问题，他们将这一点视为衡量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的俄国政府是否有志于推进社会自由的试金石。1860年代，在女性读者格外青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0年代时也一度迷恋——的乔治·桑小说的影响下，婚姻和家庭这些仍然被东正教视作人类群体生活基础的神圣制度，成为年青一代批判的靶子。他们质问，如果婚姻不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而是基于物质上的算计或世俗习惯，那么这样的婚姻究竟意义何在？在“恐怖伊凡”时代的谚语“母鸡非鸟，女人非人”仍然流行的社会里，哪里会有人道可言？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推动下，俄国创立了女子中学，并允许女性以旁听生而非正式注册生的身份去大学旁听。在那些渴望接受教育而纷纷涌入课堂的年轻女性当中，便有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及其妹妹、后来作为俄国第一位女性医生载入科学史的娜杰日达。

苏斯洛娃姐妹的父亲曾是一个农奴，后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一家纺织厂的老板。姐妹俩接受了通常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获得的正规教育，此外，她们还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能够在圣彼得堡和欧洲过上独立的生活。娜杰日达为了实现成为职业医生的理想而投身著名生理学家伊万·谢切诺夫（Ivan Sechenov）门下，并于1867年在苏黎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姐姐“波利娜”则一心梦想着能够在文学界闯出一片天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想在这方面助其一臂之力。1863年，阿波利纳里娅又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婚礼之前》（Vor der Hochzeit）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文学水准和她的处女作《眼下》几乎一样平庸。正是因为这两篇作品的写作技巧笨拙而幼稚，其女性主人公的价值观和作者自身的价值观明显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对苏斯洛娃的思想和情感世界获得一定的了解。

这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都与她们所处时代对女性角色的认识陷入了冲突，她们都追求独立和自我实现，反对把女人当成“或多或少有钱可赚的生意”的婚姻观。两人都把自己视作“拥有健康思维和现代观念”[65]的新一代女性代表，反对有钱人家对女孩的循规蹈矩式教育，希望打破传统女性观念，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最终，她们都成为社会现实的牺牲品。

从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60年代初拍摄的阿波利纳里娅肖像照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面容仍显稚嫩的年轻女性，她的脸颊略宽，眉毛粗黑浓重，梳着一头60年代追求独立的女性所偏爱的短发。她的目光盯着镜头右侧的某一个位置，胳膊和手的姿势略显僵硬，似乎对摆拍有些不情愿。这和玛丽娅·伊萨耶娃当年照片上嘴唇微翘、目光自信地直视镜头的模样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阿波利纳里娅那充满活力的双唇和左手攥拳、略显男性化的姿势，暴露了其内心的坚定和顽强的意志力。这一点与阿波利纳里娅发表的第三部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小说《陌生女人和她的丈夫》（Die Fremde und ihr Mann）中忍辱负重的女主人公形象并不相符。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对顺天由命的虔信神情，就像人们在圣母和基督教女殉道者脸上经常见到的那样，虽然这种神情并非每个人都能察觉。”[66]

尽管阿波利纳里娅的容貌并不像玛丽娅·伊萨耶娃那样出众，但是她不仅深深吸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让其他许多男人为她倾倒。这些人当中包括陀氏的学生、比他小十六岁的诗人哲学家瓦西里·罗扎诺夫（Wassiliij Rosanow）。1880年，阿波利纳里娅嫁给了罗扎诺夫。后来，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婚姻危机，让阿波利纳里娅几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对父亲的出轨极为不满，据她后来的描述，阿波利纳里娅是个生性风流的交际花：“当时自由恋爱正在流行，年轻漂亮的波利娜一门心思追逐时尚，把自己扮成维纳斯的模样，向大学生们投怀送抱，并自以为这种做法是在宣扬西方文明。”[67]

这番描述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独立女性的偏见和丑化，并不符合事实。阿波利纳里娅并不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之所以能够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年轻美貌，还因为在她身上“天真与理性”兼具，[68]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并存。而这一点正是“60一代”的特征，它与浪漫派笔下那些优柔寡断、多愁善感的人物形象有着天壤之别，这类人物的代表有普希金笔下的欧根·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毕巧林，以及屠格涅夫的罗亭。

烦恼的婚外情

从1863年春天起，“波利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对她的昵称）便已在巴黎迎候，而因《时代》杂志5月遭遇风波，计划的行程不得不推后。直到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凑足了旅行所需要的费用。因为出版禁令的发布，《时代》杂志无法再获得贷款，于是他向文学基金会筹借了一千五百卢布，并答应在1864年2月前还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数月以来肺病日渐加重的妻子送到了天气较为干燥的俄国中部城市弗拉基米尔，然后于8月中旬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

阿波利纳里娅·P.苏斯洛娃，摄于1870年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径直奔向法国首都与情人会面，而是先在威斯巴登停留了四天。一年前，他在这里的赌场赌过手气，并空手而归。这次，他一口气便赢了10.4万法郎。他揣上钱回到旅馆房间，准备第二天继续上路。可最终还是没能禁住诱惑，又返回赌场，把赚的钱又输掉了一半。他从赢的钱里拿出300法郎，寄给了圣彼得堡的嫂子瓦尔瓦拉，让她替玛丽娅和继子保管这笔钱，并表示，玛丽娅的健康状况令他“十分忧心”（1863年8月27日）。

当他离开威斯巴登，踏上前往巴黎的行程时，他没有想到，这位等待与他私会的情人内心正百般纠结，其程度不亚于他自己。自从独立来到巴黎生活后，阿波利纳里娅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份私情渐渐产生了疑虑。在离开俄国前的几个月里，她感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自己的态度并不像是情人，而更像是小妾。作为崇尚独立的“60一代”，令她困扰的并不是与一位有妇之夫的不伦之恋，而是随着时间，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得天经地义，而这一点无论是对她作为女性的自尊心还是对爱情的认识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一封没有寄出的长信中，她谴责自己情人的做派就像“一个严肃敬业的男人，他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但同时又不忘给自己找乐子，而且还把享乐当成一件紧要事，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医生或哲学家讲过，人应当每个月都大醉一场”。[69]而她更期待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为对方在她眼里是一个高贵的人，就像其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一样。在阿波利纳里娅看来，假如缺少了心灵和道德上的附加值，爱情便会沦为康德所说的脆弱的“性结合”，也就是“个体的人彼此利用性的器官和能力”。[70]一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变成这样一种“性交易”式的关系，那么这与“60一代”主张打破的传统性别和婚姻观念便不再有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劝慰阿波利纳里娅，不要对自己的爱欲感到羞耻。他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两人的肉体关系。[71]年已四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性爱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换言之，在这方面，他比年轻的情人老道得多。另外，他对肉体的强烈欲望，也让不谙世事的阿波利纳里娅既迷恋又惶恐。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阿波利纳里娅来说，这不仅仅是她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对此，尼采在《瞧！这个人》（Ecce Homo）中《论女人的贞洁》（Von der weiblichen Keuschheit）一篇中已经做过解释：女人在第一次步入婚姻后，会突然在男人身上感到“上帝和野兽比邻而居”的恐惧，于是，她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将以往教育中所理解的“恶”看作一件正常的事情。[72]在阿波利纳里娅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也同样具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作为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道德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卖淫、贪恋酒色和把婚姻作为交易等丑恶现象加以痛贬，因此在爱人眼里，他是“完美理想”的化身；然而作为情人，他却表现出爱神厄洛斯“阴郁、沉重和淫荡”的一面，从这一意义上讲，便是尼采所说的“野兽”。[73]

1863年夏，阿波利纳里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到来之所以抱着复杂的心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巴黎，她狂热地爱上了一位在索邦大学攻读医学专业的英俊的西班牙男人。这个小伙子名叫萨尔瓦多，是俄罗斯女性梦寐以求的拉丁情人代表。[74]但是，没过多久，两人的感情便遭遇了挫折。当这位情场高手意识到，阿波利纳里娅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之后，便开始冷淡对方。他不按时赴约，让别人替自己圆谎，对她的来信也不理不睬。阿波利纳里娅被爱情和受损的自尊心撕扯着。就在两人的危机正陷入白热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报告自己即将抵达。阿波利纳里娅给他预订的旅馆寄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来得太迟了……直到不久前我还梦想着与你一起去意大利旅行，甚至为此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可就在短短几天之内，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一次你曾对我说，我不会轻易交出我的心。可我刚刚听到第一声召唤便投了降，不到一周便交出了它，没有挣扎，没有确信，甚至没指望能得到爱情。……再见了，亲爱的！[75]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到巴黎，便径直奔向情人的寓所。阿波利纳里娅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的情景。

“你好”，我用颤抖地声音说。他问我过得怎么样，听他一问，我的心情更加紧张不安，这让他也变得焦虑了起来。“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说，“因为我给你写了信。”“什么信？”“告诉你不要来。”“为什么？”“因为你来得太晚了。”他低下头。“我必须知道一切，让我们找个地方，把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会去死。”我建议到他住的地方去。一路上，我们两人都沉默着。我不敢看他。他朝着忍不住扭头用疑惑眼神看他的马车夫，绝望而焦急地大喊：“快点，快点！”我使劲忍着不去看他。他也不看我，而是一路上抓着我的手，一次又一次用力握紧它，并且不时地抽搐。“别紧张，”我说，“我在你身边呢。”一进他的房间，他便跪倒在我的脚边，搂住我的双膝抽泣着，呜咽着：“我失去了你，我知道！”[76]

在阿波利纳里娅的自传体小说《陌生女人和她的丈夫》中，作者描述过类似的情节。在小说中，男主角在听情人讲完这番话后，疯狂地大笑，“直到抽搐，身体因为痛苦而缩成一团”。[77]

听完阿波利纳里娅讲述的她与萨尔瓦多的情感纠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看来他的情敌并没把这段感情当真，这让他感到很宽心。他向阿波利纳里娅建议，两人一起去意大利旅行，他会像朋友或兄长一样陪伴她。三天之后，阿波利纳里娅得到消息，萨尔瓦多得了斑疹伤寒，她急得慌了神，千方百计想了解情人的病况到底如何。但是她寄去的信和以往一样，如石沉大海。不久后的一天，她在索邦路上偶然遇见了萨尔瓦多，对方看上去脸色红润，完全不像个伤寒病人。面对阿波利纳里娅关切的询问，他支支吾吾，找出各种理由搪塞。这时，阿波利纳里娅终于明白，自己是被英俊的萨尔瓦多给耍了。于是她决定，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建议，和他结伴出游。

1863年9月3日，这对情人抵达屠格涅夫生活的城市巴登-巴登。早在从圣彼得堡出发前，他便去信告知了对方自己要来拜会的消息。自果戈理去世后，屠格涅夫成为俄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对陀氏兄弟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杂志能如愿复刊，他们必须要依靠像屠格涅夫这样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后者新近出版的作品《父与子》刚刚又一次在文坛引起了轰动。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巴登还有自己的其他打算。他更感兴趣的还不是屠格涅夫，而是这里闻名世界的赌场。在很短时间内，他便输掉了三千法郎，把不久前在巴特洪堡赌场赢的钱几乎都输了个干净。这时他兜里只剩下二百五十法郎，这点钱甚至都不够他和阿波利纳里娅去意大利的旅费。作为赌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样喜欢赌博的托尔斯泰属于两种类型。托尔斯泰在输掉一大笔钱后，会找个哥萨克村子住下来，然后省吃俭用，每月只靠五个卢布维持生计，直到攒够钱还清债务。

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屠格涅夫在巴登-巴登的别墅拜访时，后者把尚未完成的短篇小说手稿《幻影》（Gespenster）交给了他，让他先睹为快。这是他很久以前便答应陀氏兄弟，准备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作品。可一心惦记着赌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把手稿丢在了旅馆，到临行前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屠格涅夫。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他坦白承认了这一点。这时，米哈伊尔正在圣彼得堡为杂志复刊的事四处奔波，为资金困难而急得焦头烂额。听到弟弟的消息后，他怒不可遏（“我简直没法说，你这是犯了多么愚蠢的一个错误！”）。而且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同行时，竟会跑去赌钱”。[78]

和屠格涅夫会面的三天后，两人登上了前往都灵的列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次为期两周的意大利之行是一场对性欲的磨难。在头几个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违背自己最初“兄妹行”的承诺，试图恢复两人在肉体上的亲密关系。阿波利纳里娅清楚地知道，只要自己动动小手指，就能让对方燃起欲火。但她显然很享受用这种方式不断地折磨对方，这种折磨不乏性虐的色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作品中，经常会见到有类似行为的女性，如《白痴》中的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格鲁申卡。

在罗马的一天夜里，出现了令人不快的一幕。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阿波利纳里娅道晚安时，后者出于感动和谢意拥抱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忍着欲火离开了对方的房间，“这样离开让他觉得很丢脸（当时是夜里1点，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退缩格外感到羞辱，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言，“俄国人是永不服输的”。[79]这种赌徒式的大男子主义姿态正是“60一代”女性最仇恨的对象。阿波利纳里娅在她的小说《陌生女人和她的丈夫》中，几乎不加掩饰地复述了这次意大利之行的经历。在小说中，两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是这样爆发的：男主人公洛斯尼茨基（意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洋洋得意地吹嘘着自己以往的种种艳遇，女主人公安娜·帕夫洛芙娜（意指阿波利纳里娅）对此惊愕不已（“这种很多男人身上常见的自恋狂行为令她大感意外，她从没有想到他会是这种人”）。随着男主人公性自负一面的暴露，他在情人眼中的光环也渐渐褪去。安娜·帕夫洛芙娜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以往被她忽视的令人讨厌的缺点，这些“在亲密关系中举足轻重的日常做派原本是那么重要”。正因为“这个人过去在她眼中几乎是完美的化身”，所以“他性格中的浅薄一面”才令她备感失望。[80]

在阿波利纳里娅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冲突达到顶点后选择了投河自尽。而阿波利纳里娅却表面若无其事地继续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旅行。两人在都灵待了整整一周。一天在餐馆共进午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冒出个想法，要把恺撒主义作为小说《罪与罚》的另一个主题：“就在我们吃饭时，他看着一个正在上补习课的小姑娘说：‘喂，你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小女孩和一个耄耋老人在一起，然后有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突然发话：我想毁掉这座城市！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往往是这样。’”[81]

在都灵之后，两人又去了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和里窝那。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了都灵，阿波利纳里娅从这里出发返回了巴黎。在这次旅行过程中，两人的感情危机因为经济拮据而更加雪上加霜。两人经常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去当掉，或向沿途遇上的同胞借钱，实在走投无路时，只能向老实忠厚的米哈伊尔求助。米哈伊尔自己虽然也债务缠身，但他总能找到办法，凑齐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给弟弟汇去。他督促弟弟赶紧着手新的创作，该计划因为后者一路上心情不佳而未能提上日程。“我把在都灵写的东西都撕了。按照要求去写作，实在是令人厌恶。”（1863年9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罗马给好友斯特拉霍夫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联系《阅读文库》（Lesebibliothek）杂志的出版人彼得·鲍伯里金，向后者推荐自己正在酝酿的新作品《赌徒》（Der Spieler），并请求为此预付三百卢布稿酬。作为解释，他在信中写下了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

我是一名文学无产者，谁想要我的作品，就得事先向我付钱。我本人也仇恨这种体制。但世道如此，而且似乎将来也不会改变。（1863年9月18日）

因为没钱支付旅馆的账单，他只好再次写信到巴黎求助。阿波利纳里娅本人虽然也手头拮据，但还是给他寄去了三百法郎，好让他能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不过，刚到威斯巴登不久，他又把这些钱输得一干二净，而不得不向路遇的同胞借钱救急。10月2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满怀内疚地回到圣彼得堡。就在这时，他得到莫斯科民事法庭的通知，不久前去世的姨父亚历山大·库马宁在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三千卢布遗产。这笔钱虽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期待的数额要少，却足以帮他缓解眼下的财务困境。

1864——灾难之年

回到家后，他发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等着他。妻子玛丽娅已经病入膏肓。1863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妻子把家搬到了莫斯科，这里的医疗条件要比偏僻的弗拉基米尔好得多，而圣彼得堡的潮湿天气对妻子的康复不利。在圣彼得堡，米哈伊尔还在为恢复杂志出版权四处奔波，虽然迄今仍然一无所获，但从高层部门传来的消息却让人重新燃起了希望。1864年1月27日，好消息终于来了。内务部通知米哈伊尔，当局批准他出版一本新的杂志，杂志定名为《时世》（Epoche）。接下来，米哈伊尔面临的是杂志编辑和管理的一大摊事，而弟弟因为要留在莫斯科照顾妻子，一时不能指望。

另外，新杂志的未来命运也令人担忧。杂志第一期的现有稿件里，能够吸引读者的只有屠格涅夫的作品《幻影》。要想在出版业重整旗鼓，这是远远不够的。令米哈伊尔尤其失望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欧洲之行中没有写下一个字。事先计划的能够唤起读者对新杂志兴趣的作品，眼下还没有一点眉目。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1月从弗拉基米尔搬到莫斯科后，才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名为《地下室手记》的新作，而且因为要同时照顾病重的妻子，写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同样进展缓慢的还有杂志的营销，订阅的人数——同时也意味着资金的注入——远远低于预期。米哈伊尔虽然卖掉了自己的烟厂，可除此之外却没有任何资金储备，因此他只能依靠贷款来维持杂志运营，这其中包括支付广告费、员工工资、给作者的稿酬以及印刷费用等。

作家兄长米哈伊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素描像，K.特鲁托夫斯基绘

米哈伊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

直到1864年4月，《时世》杂志第一期才以1月、2月合刊的形式投入市场。这时候，医生已经放弃继续治疗垂危的玛丽娅。3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哥哥，据医生讲，玛丽娅已经撑不到复活节了，并请哥哥转告住在米哈伊尔家的继子帕沙马上赶往莫斯科。1864年4月14日深夜，玛丽娅咯血不止。在神父的临终祷告声中，她和家人一一吻别。在挣扎了一天一夜后，4月15日傍晚，在距离复活节还有三天时，玛丽娅离开了人世。按照俄罗斯习俗，玛丽娅的遗体在下葬前被摆放在一张灵桌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她守灵，并写下了当时的所思所想：

4月16日。玛莎躺在桌子上。我还能再见到玛莎吗？——人不可能像基督训诫的那样爱人类如爱自己。尘世间的个性法则约束着人，自我妨碍他这样做。唯有基督能够爱人类如爱自己，然而基督是人类努力追求的一个永恒的理想。按照自然法则，人类也必须努力追求它。[82]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经过更深入的思考做出判断：假如人类毕生都在为追求理想而努力，但生命却最终将随着死亡而化为乌有，那么无论人类的历史还是个体的历史，都将是无意义的。人类的存在只有在一种前提下才有意义，这个前提便是，在生命完结后还存在另一个生命，一个“未来的、如天堂一般”的永恒不灭的生命。而世界以及人类苦难的道德合理性也必须具备一个前提：人能够确信，他可以通过爱的牺牲以及将自我与全人类融为一体来克服本能（“个性法则”）的惰性，哪怕只是在乌托邦的意义上。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人便会不断地受苦，并将这种苦难视为罪孽。但是，无论是自我矛盾带来的永无休止的苦难，还是“遵循（基督教）法则，通过牺牲而获得的天堂般喜乐”，都属于“人类境况”（conditio humana）的一部分。

关于自我牺牲理念在基督教世界观中的核心意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便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博爱精神斥为抽象的乌托邦，它与西欧崇尚的“个性原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真正的博爱精神在西欧人的“天性”中并不存在。到1870年代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会更进一步，把出于仁爱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人格——这正符合了《新约》中“彼此相爱”的训诫（《约翰福音》13，34）——称作俄国人所独有的民族特性。

尽管在为玛丽娅守灵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头脑中开始萌生了这些极具个人色彩、尚不确定、仍在试探和摸索中的思考，但此时的他，仍然是读者们熟悉的那个思想家。他的思想总是针对某一派别并将其作为批判对象，这些人有时是“理论家和虚无主义者”，有时是“反基督教者”或“无神论者”，有时是“唯物主义者”或“革命党人”。[83]

唯物主义者的教义是普遍的惯性和物质的机械化，它意味着死亡。真正哲学的教义（即基督教教义，作者注）是根除惯性，它就是思想，它就是宇宙的核心，它就是宇宙与其外部形式、质料的综合，它就是上帝，它就是永生。

这段话虽只有寥寥几句，却涵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作品的思想纲要。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作品都“将基督教法则与个性法则之间的命运冲突加以戏剧化处理”，[84]并将“伪哲学家”的世界观作为靶子，围绕下述主题展开叙述：上帝与永生，精神与物质，自由与慈悲，信仰与知识，神人与人神，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教义，俄国与欧洲。

玛丽娅于4月17日下葬。十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退掉了莫斯科的公寓，搬回了圣彼得堡，帮助哥哥米哈伊尔打理《时世》杂志编辑部的事务，同时以秘书身份定期出席文学基金会的会议。6月1日，他以出国治疗为由，向执委会提出了一千五百卢布的借款申请。因为他用从姨父库马宁那里得到的遗产及时还清了从文学基金会得到的上一笔借款，因此，他的此次申请以微弱多数获得了批准。但是作为执委会成员，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向基金会申请补助，也让执委会一些成员感到不满，并在不久后受到审计委员会的质疑。[85]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出国旅行计划和上次一样，并不是为了找西欧癫痫病专家为自己治疗，而是想尽快与阿波利纳里娅再次见面。因为后者不久前告诉他，自己将于6月初去比利时疗养，并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与她相会。

6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到了护照。但是，旅行计划却被迫延迟，因为前一段时间患上肝病的米哈伊尔突然病情加重，已经没有能力打理编辑部的事务。7月初，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了昏迷，之后再没醒来，直到7月10日凌晨因胆囊大出血去世。玛丽娅的离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留下了长长的阴影，而哥哥米哈伊尔的去世对他来说则如晴天霹雳。米哈伊尔从一开始便对弟弟的文学才华深信不疑，并在精神和物质上始终给予他鼎力支持。他创办刊物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弟弟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并且一手包揽了编辑部的所有日常杂务，好让弟弟能够专心进行文学创作。每当费奥多尔在钱的问题上遇到麻烦，他都会无条件地伸出援手。更重要的是，从莫斯科的童年时代开始，他便是弟弟最亲密的伙伴和知音。费奥多尔可以随时向他敞开胸怀，把他当作最坚实的依靠。

米哈伊尔留下了三百卢布现金，正好可以用来支付葬礼的开支。由于当年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之间的瓜葛，米哈伊尔一直处于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7月13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在圣彼得堡郊外巴甫洛夫斯克的一处墓地举行，除了亲友和一些文学界人士，第三局还派一位密探出席了葬礼。回去后，他向上级报告说，“未发现异常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交代继子帕沙，不要对外透露米哈伊尔去世的消息，他担心债主得知后会一窝蜂地冲上门来要账。这并非多虑，因为米哈伊尔留下了高达两万五千卢布的巨额债务，其中一万五千卢布是马上就要到期的期票。

在这种情形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放弃这份负债累累的刊物，宣布破产，并劝说米哈伊尔的遗孀艾米莉娅·费奥多罗夫娜放弃全部遗产，让债权人空手而归，如果情况好的话，或许能够拿回20%的投资；二是亲自接手《时世》，把杂志继续办下去，这样的话，他必须再去贷款，数额预计至少要一万八千卢布（1865年3月31日）。在为自己操劳一生的兄长去世后，照料他的家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容置疑的义务和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即使停办杂志，他的经济能力也能让他担起这份责任，因为过去十年他依靠文学创作每年平均可以得到八千卢布到一万卢布的收入。

但是无论如何，停办杂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其实是一个更为理性的选择。1863年，《时代》杂志还获得了五万卢布的赢利，[86]可是到1864年时，《时世》杂志却亏损将近一万七千卢布。而且1865年的订阅数量也少得可怜。1864年秋，杂志首席评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在还清债务短短几周后，因酗酒导致的中风去世。越来越多的知名作家退出了杂志。在《时世》新招募的作家当中，唯一有名望的是受左翼人士推崇的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j Leskow），其创作的小说、被肖斯塔科维奇改编成歌剧的《姆岑斯克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aus Mzensk）刊登在1865年1月号《时世》杂志上。

为了解决杂志面临的财务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8月从富有的姨妈亚历山德拉·库马宁那里弄到了一万卢布，这笔钱是姨妈在遗嘱中留给他的。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拿去还债，而要维持杂志运营，却是远远不够的。1865年初，杂志订阅量已不足两千，不断积累的赤字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于2月做出停刊的决定。

哈姆雷特，一只受辱的老鼠：《地下室手记》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1849年遭遇生死磨难之后所经历的第二次重大危机。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倾尽仅存的全部精力，经过几次停顿，终于完成了毕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地下室手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称得上是他为1860/1870年代几部鸿篇巨制所做的一次预备。这篇原名为《忏悔书》（Eine Beichte）的小说一开篇便以忏悔的口吻写道：“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肠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这位叙述者的疾病在于过度敏感的意识，以及不断自我反省的冲动，后者是“我们不幸的19世纪的思想发达的人”的常见特征。地下人的身上延续了愤世嫉俗的“世纪儿”传统，这类形象最早见诸欧洲浪漫派笔端，例如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的《阿道夫》（Adolphe，1816年），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1836年），以及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Ein Held unserer Zeit，1840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无名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受“世纪病”困扰的贵族青年，而是一名在机关供职二十余年后退休的圣彼得堡小职员，蛰居在一个公寓楼简陋破败的地下室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地下人的性格里也包含着强烈的自我夸大的膨胀欲。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个体，一个社会上的最低等生物，他的身上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不肯被渺小的外壳束缚。在《穷人》中，这股能量是强烈而炽热的爱欲，可主人公却因不善言辞而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而《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八品文官，他有着敏锐的头脑和雄辩的口才，却苦于没有志趣相投的谈话伙伴，以及一群能够与之交流的听众。

本书的英文译本被冠名为《鼠洞里的回忆》（Memories from a Mousehole），这个从书的内容引申出的比喻，把地下人变成了一只“拥有敏锐意识的老鼠”。[87]这只“老鼠”在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发表忏悔之前，先为自己设定了一群对手，并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慷慨陈词，这些人便是那些受欧洲教育、信奉启蒙理念的俄国人，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的批判对象。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努力去聆听这群虚拟听众在叙述者的演说过程中所发出的不满和嘘声，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真正沉浸到主人公所处的微妙境地之中。地下人在演说过程中，不时用或焦虑，或嘲讽，或愤怒的眼神偷窥着听众，这使得他的演说产生了某种双向性。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将某个虚拟对手的批评性反驳作为预设，并因此产生分裂，变成了一种自问自答式的“对话”。[88]

《地下室手记》的写作创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的另一项计划在时间上相重叠，这项计划就是在兄弟俩主办的杂志上针对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日前发表的一篇引发巨大轰动的小说《怎么办？》（Was tun？）撰写一篇评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构想一样，这项计划同样也没能实现。但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意识形态上——特别是针对这篇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中完成的社会乌托邦式小说——展开论战，却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新作品的核心主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书中讲述了两位年轻的圣彼得堡医学院学生和他们所爱的女性，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新生活而奋斗的故事。作品的一个核心思想是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提出的“理性利己主义”伦理学说。早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Das anthropologische Prinzip in der Philosophie，1860年）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人要成为善良的人，就必须让自己的所作所为给自身带来合理的利益，并通过“利益的最大化”来达到善的目标。[89]因此，在他的小说《怎么办？》中，主人公洛普霍夫推崇的信条是：“我爱自己胜过任何人。”正如穆勒在1861年出版的代表作《功利主义》一书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书中的这句话也并不是为狭隘自私的利己主义摇旗呐喊。无论是穆勒还是他的这位俄国信徒，都认为善的最高目标是让人类获得普遍的幸福。车尔尼雪夫斯基书中的女主角薇拉·巴甫洛芙娜曾在梦里望见一座宫殿，外观与“塞登哈姆山上的那座”一模一样。这里显然是指帕克斯顿设计的水晶宫，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9年去伦敦旅行时，曾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有着截然相反的含义。薇拉·巴甫洛芙娜梦中的水晶宫是一座按照傅立叶理念而构建的大型公社，所有成员都住在一起，彼此和谐相处，并按照理性以及让最多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原则安排着自己的生活。

这种普遍幸福论恰恰是地下人深表质疑的。他通过自身对世界史的审慎观察做出判断，人类绝不可能如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所设想的那样，将不断向更高的理性迈进，并最终“达到精神与现实的统一”。[90]地下人向同时代迷信进步的乐观主义者发出质问：“再请诸位环顾一下四周：血流成河，而且大家还十分开心，倒像这是香槟酒似的。我们整个19世纪皆是如此！……说白了，关于世界历史，人们尽可以说三道四……唯有一样不行，这就是：认为历史是理性的。”地下人谴责普遍幸福理念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这种构想是建立在成本收益比的算计之上，而剥夺了个体的自主决定权，这意味着剥夺了一个人“最有利的利益”，即行使自由意志的权利。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构想把人变成了失去意志的工具，某种类似于钢琴上的琴键或管风琴中的琴栓的东西：“一个人需要的仅仅是他独立的意愿，不管达到这独立需要付出多大代价，也不管这独立会把他带向何方。”

在地下人看来，水晶宫是为冷酷精致的理性统治而建造的。所有一切都被缩减为成本效益的计算和约束人的自然法则。现代文明将不再有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唉，诸位，如果一切都得照着乘法表和算数法则来运作，谈何自由意志？不论我愿不愿意，二二必须得四。这算哪门子自由意志？”[91]

一个人当然可以喜欢舒适和幸福。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苦难就是怀疑，就是否定，就是反抗的自由和思考的意识。但这样的人是得不到水晶宫的居住权的，只有那些天真幼稚、只会为眼前利益进行理性算计的人，才能进入水晶宫。地下人将这些人称为“不动脑子的人”。这些“不动脑子的人”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以鄙夷的口吻所说的“I’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92]这类人虽有行动力，却简单盲目，他们只满足于用最简单的理由来解释世界，即所谓理性法则，简单得就像乘法公式“二二得四”。

地下人与“不动脑子的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充满纠葛。他一边对他们冷嘲热讽，一边嫉妒他们，因为其自身过多的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最终也不过是一场空。他对世间种种复杂因果关联的探寻和求索，只能让人“陷入无休止的怨愤之中”，从而让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贬值，让一切行为都变得没有意义。[93]“不动脑子的人”所展现出的是一种正常的自我意识，而地下人的表现一方面是虚荣和傲慢，另一方面是无法自拔的自卑情结。他甚至不愿看到自己在镜中的影像，因为他“怀疑自己长着一副混蛋的嘴脸”。与“不动脑子的人”所拥有的幼稚自信相比，地下人的自信是一种具有某种破坏性的、自我反省的意识，即黑格尔所说的“不快乐的、内在分裂的意识”。[94]

地下人的怀疑与自我怀疑，其神经质的焦虑与不满，把他变成了现代的哈姆雷特：智力超群，却困于思想而畏惧行动，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黯然失落的英雄一样。而“不动脑子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有着天真无邪的行动欲，正如作为哈姆雷特反照的另一个欧洲文学形象——堂·吉诃德。1860年1月，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俄国短短几天之后，屠格涅夫在圣彼得堡文学基金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上，以《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为题发表了一篇演说。当年别林斯基也对哈姆雷特表示过不屑，因为这个人“只说不做”。[95]屠格涅夫对哈姆雷特的看法延续了这一传统。尽管他对这位丹麦王子不乏怜悯，然而他更欣赏的是堂·吉诃德这位悲壮豪迈的骑士，因为后者身上所体现出的天真的理想主义正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始动力。在屠格涅夫看来，傅立叶便是一位当代的堂·吉诃德。据说傅立叶很多年里每天中午12点都守在家里，准备迎候一位有钱的英国富翁，能够出资帮助他实现理想中的法伦斯泰尔计划，但这位恩主最终也没有出现。和堂·吉诃德一样，傅立叶也因此受到了同时代人的嘲笑。但是，“无论如何，没有这些可笑的堂·吉诃德们，没有这些古怪的发明者们，人类就不能前进——哈姆雷特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思考的了”。[96]

由于早已放弃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推崇，因此，在对傅立叶的评价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大概很难像屠格涅夫这样积极。但是，对于屠格涅夫关于哈姆雷特的负面评价，他却定会表示认同。因为正如屠格涅夫所言，哈姆雷特代表的是一种“向心的”、完全从自我出发去看待世界的“利己主义力量”，而堂·吉诃德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离心的”“奉献和牺牲的原则”。[97]这一点同样也是《冬天里的夏日印象》得出的终极结论，即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是基督教自我牺牲精神的对立面。《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分的叙事便是从这种对立展开的。这个题为《雨雪霏霏》的章节讲述了地下人在二十年前经历的一段插曲，按照小说中的时间推算，应当是在1848年。

早在年轻的时候，这位男主人公便是一个不爱交际、充满神经质的人。他与外界的关系仅限于每日在圣彼得堡政府机构里当差，以及阅读各种畅销文学，特别是赞扬“美与崇高”事物的一类作品。但是，他越是被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那些崇高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吸引，他内心的淫欲便越旺盛，忍不住要去寻花问柳，虽然“总是在夜里，偷偷地，又害怕，又觉得肮脏，又感到羞愧……即使在当时，我心里也已经有了一个地下室”。就像一种用崇高与卑劣调制出来的“辛辣的调味汁”，带给人美妙的享受。

有一天在妓院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妓女：“在我面前闪过一张娇嫩的、年轻的、稍微有点苍白的脸，长着两道黑黑的柳叶眉，带着一副严肃的、似乎略显惊讶的眼神。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表情，如果她笑容可掬，我反而会讨厌她、恨她。”两人在床上翻云覆雨之后，地下人开始就卖淫的道德问题以及对健康的危害对丽莎进行说教，劝说她不要再做妓女，并向她描绘了有关“真正女性”和“幸福家庭生活”的各种理想画面。他用这番说教赢得了丽莎的信任，惹得她因为内疚而潸然泪下。地下人被自己这通话引来的后果惊呆了，于是扔下自己的名片，匆匆跑出了门。

几天后，丽莎到家里来找他，可她出现的时刻不巧，正好撞见地下人对不听话的仆人大发雷霆，情绪完全失控。这样尴尬的场面被丽莎遇见，让地下人觉得很没面子，于是想办法要报复她。他告诉丽莎，上次他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她面前演戏，说的那些话也没有一句是出自真心。可是他一开口便停不下来，原本的假话到最后却变成了真正的忏悔。他向对方坦白了自己的各种缺点：懒惰，懦弱，迷恋权力，自卑再加上自私。为了解释自己是如何自私，他用俄国文人聊天时常说的一句话做比喻：“让全世界彻底完蛋呢，还是让我喝不上茶？我要说，宁可让全世界完蛋，但是必须让我永远能够喝上茶。”丽莎这时候终于明白，对方凶神恶煞的样子原来都是伪装，是一颗痛苦的心灵在绝望地寻找着爱。于是，她对此做出了反应：“她突然向我扑了过来，两只手搂住我的脖子，哭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号啕大哭，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哭过……”

接着，两个人又抱在了一起，彼此缠绵温存。然而在这之后，地下人内心突然萌生出一股羞愤交织的感情，压倒了丽莎对他表示出的同情。在他混乱无序的想象中，爱情只能是决斗或交易。他把一张五卢布票子塞到了丽莎手里，用这一举动把对方的身份重新变回了妓女，那个他曾试图用道德说教拯救的卖淫女。丽莎把钱扔到桌子上，愤愤地夺门而去。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同的是，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地下人又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自白，到最后只能由那位虚拟的出版人出面，为整本书画上句号：“这位奇谈怪论者的《手记》写到这里还没完。他忍不住继续秉笔直书。但我们倒觉得可以到此打住了。”

至少在西欧和美国，《地下室手记》是除《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外被讨论最多的陀氏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位孤独怪癖的主人公，在一个被撕下魅力外衣的世界里，向理性专制和自然法则“必然性”[98]之暴力，向迷信进步的乐观主义，向按照成本收益比对世间万物进行计算的做法，公然发起反抗。如今，这部作品已然成为现代派的开山之作。从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到加缪，从生存哲学到存在主义，都从中获得过灵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以控诉者的形象，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秩序——其形态在19世纪变得越来越稳固——的不满与谴责。这种秩序有着冰冷和“钢铁般坚硬的外壳”（马克斯·韦伯语），而地下人拿来反抗它的是自由意志的理念，是自主、怀疑、抗议、自发行动和保持非理性的权利，哪怕要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

《地下室手记》在20世纪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主要归功于其主人公坚守自我、不肯屈服于世俗的叛逆精神。列夫·舍斯托夫是最早认识到这部作品价值的人当中的一个，并将其称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转折点。他认为，在《死屋手记》中，作者的创作核心一是为了自我疗愈，二是为了把劳役营的苦难经历转化为知识分子对自身使命的意识，这便是贴近民众，与俄国最底层百姓结成同盟。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可以与读者坦诚相见、畅所欲言了。这部新作是一个个体所发出的撕心裂肺的绝望呐喊，因为这个人“突然意识到，他一辈子都在撒谎和自我伪装，因为他试图让自己和他人相信，其人生的最高目标便是为最低贱的人服务”。[99]

这种诠释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尼采，对此，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质疑：一方面是作者与作品主人公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另一方面，地下人这一角色既是控诉者，也是被控诉的对象。其病态的过度意识，心理上的畸形，对权力的欲望，自私、孤僻和缺乏行动力——所有这些描写都是为了让同时代人看到欧洲文化模式对俄国产生的深刻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想告诉人们，这些恶的原因在于西方现代社会的个人化，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完成其作为个体没有能力完成的任务。

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正常的社群，也没有人人信奉的价值观的世界里，人就会失去道德上的辨别能力。于是，便出现了崇高情操与道德败类并存的状况。当人们不再信仰上帝之后，在唯物主义的统治下，自然法则“不可撼动的必然性”[100]以及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宣扬的“人择原理”（anthropologisches Prinzip），便会取代上帝的角色。地下人以满腔愤怒对自然法则的力量所发出的控诉，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表达其内心的无助。他知道，这些法则是他逃也逃不脱的。眼看着这个上帝缺失的世界萎缩得只剩下物质上的因果关联，而他对这一切却奈何不得，他便愈加怒火中烧。到最后，这种无助变成了一种扭曲的优越感，并且让他相信，这个世界的中心既不是上帝也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他自己：

顺带说一句：一个正派人最爱谈论什么呢？回答：谈论自己。

1864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审查机关针对《地下室手记》第一章原稿做出的删改抱怨不迭。“审查机关的这些猪啰们把我嘲讽一切，包括对上帝大不敬的段落都保留了下来，而把我由此得出的信仰基督之必然性的结论却删得一干二净。”（1864年3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的一份笔记中写道，地下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他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准确地讲是“把自己变好”。这种无能的根源是，他“摧毁了对普遍法则的信仰”，并且坚信，这世间“没有神圣之物”。[101]

这种虚无主义思想远远超出了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所描绘的年青一代当中的虚无主义倾向。地下人将自己彻底置身于善恶之外。尼采虽然也选择了同样的立场，但他却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拥有“自由灵魂”、意志坚定的新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却始终停留于被动和无为。他的痛苦在于，他不相信能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新的方向。相反，他却自虐式地享受着这样的执念：“没有出路，再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即便有足够的时间和信心去变成另一个人——我大概也不情愿做出这样的改变。”拒绝变成“另一个人”，意味着拒绝以任何形式超越本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是一种反信仰的行为。一个人的内心皈依不能通过教育或改造来实现，而更多是通过洗礼。当这恩赐降临某个人身上时，这个人的胸怀必须是敞开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上帝可以做到。不是通过改造，而是重生。因此信仰基督是必然的。”[102]

但是，这种“必然性”并没能让地下人噤声。怀疑的声音永远是伴随所有宗教信念的不和谐音。那些躲在地下作祟的鬼怪，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魔，是出自其才华中所谓“野性”和“冷酷”的一面。[103]它是一位基督徒作家发自内心的声音，他坦白承认，自己是“一个不信与怀疑之子”。这种怀疑渗透在《地下室手记》的字里行间，其程度之深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陀氏作品。对这一点，舍斯托夫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由此引申出的所谓“绝望哲学”却是错误的。[104]事实恰恰相反。虽然有些段落被审查人员删去，但作家关于信仰基督之必然性的表述是一目了然的。在倒数第二章，当地下人在丽莎的怀抱里抽泣着哭作一团时，作者明显是想把这一场景描绘成一场洗礼。他在这里所采取的戏剧性手法与《罪与罚》结尾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忏悔如出一辙。在这一刻，地下人原本可以接受这场洗礼，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回到了对不快乐意识的无休止倾诉。

冒险的计划

同时代人并没有意识到这部陀氏新作的精彩超凡。整个文学评论界对它几乎只字未提。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读完这部“罪恶小说”的第一部分后，便明确表示不喜欢它。她尤其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在讲话时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105]这一点代表了她整日混迹其中的文学圈的主流观点。很显然，和《双重人格》一样，《地下室手记》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当1865年2月这部小说最后一章发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评论界的反馈根本无暇关注，因为当时有其他太多麻烦在等着他解决。自米哈伊尔去世后，这个债台高筑的杂志社的日常事务都要他亲自打理。每天都有一堆财务上的事情等着他处理：拖欠的稿酬，过期的借款，到期未付的期票，各种催款单，再加上读者因为迟迟收不到杂志而写来的抱怨信。在这些年留下的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需要处理的事项：欠谁多少钱，哪张期票在哪天到期，哪个债主不久有可能来找麻烦。他当时的财务状况多么困难，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那些日子，他三天两头往当铺跑，去典当值钱的东西，比如银器、餐具、书籍、皮草和大衣等。6月5日，因为两张未付的期票，警察机关通知他，要没收他的全部家具。幸亏他第二天从文学基金会及时申请到了六百卢布借款，才算暂时渡过了难关。

1865年6月，《时世》杂志最终停刊。这个在过去四年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不菲收入的财源，从此彻底枯竭。如今，他既没有财路，抽屉里也没有一份完成的手稿，剩下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采取老办法，也是他最憎恨的一种形式：向出版商出卖作品，以获得预付稿酬。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不得不开始四处求人。他为此去找了《圣彼得堡新闻》的瓦伦丁·克尔什（Walentin Korsch），《阅读文库》的彼得·鲍伯里金，还有《祖国纪事》的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每到一处，他看到的都是一张冷脸。卡特科夫还没有忘记，七年前，他曾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的作品《斯特潘奇科沃村》预付了五百卢布，可因为对稿件不满意，最后不得不把预付款收回。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找到了音乐出版商费奥多尔·斯捷洛夫斯基（Fjodor Stellowkij），后者不久前刚刚决定，准备推出一系列畅销文学作品。斯捷洛夫斯基提出条件，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支付三千卢布稿酬，买下一套三卷本陀氏作品全集的出版权；另外，对方还要为其创作一部不少于十二印张（约合两百页）的新长篇小说，交稿期限不得迟于1866年11月1日。否则，斯捷洛夫斯基将在未来九年内享有陀氏作品的独家版权，而且不用向对方支付一个戈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当中，很多人都用传奇式手法，把斯特洛夫斯基描绘成一个恶毒的剥削者，[106]千方百计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搜刮血汗。[107]但实际上，当陀思妥耶夫斯基1865年7月初签下这份合约时，他的处境并没有达到后人想象的任人宰割的程度。当初向文学基金会申请第一笔借款时，他便主动提出条件，如果不按时还款，将把所有作品的版权转送给基金会。就在1865年6月8日，他还试图说服出版商克拉耶夫斯基以三千卢布预付款，买下他的下一部作品《罪与罚》；一旦陀思妥耶夫斯基违约，对方将获得“本人所有作品的全部和永久性出版权”[108]以及出售与抵押权。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份屈辱性合同的受害者，而是在双方拟定合同条件时便积极参与其中。后来，他在说起斯捷洛夫斯基时，以蔑视的口吻称之为“投机分子”（1866年6月17日），可这话其实对他自己也一样适用，因为他的文学生涯从一开始便充满了投机和冒险的色彩。人们很难想象，他在签署这样一份合同时，对它的风险会毫无意识。实际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直到70年代，冒险始终是刺激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冒险作为他与命运之间的一场赌博，令他沉迷其中，[109]而在赌场的冒险经历，更是让他对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渐渐习以为常。就在抱怨斯捷洛夫斯基这个“投机分子”的同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率地承认，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两部长达三十印张的作品（《赌徒》和《罪与罚》，作者注），并没有让他感觉有丝毫不妥。如果换成屠格涅夫，单单是想到要以这样的方式工作，就会让他生不如死。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这种怪异和超常的事情”乐此不疲，因为这让他确信自己“不是个贪图安逸的平庸之辈”（1866年6月17日）。

与斯捷洛夫斯基签完合同两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第三次欧洲之旅。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威斯巴登，就是他在两年前一夜赢了一万法郎的“宝地”。他从斯捷洛夫斯基那里得到的三千卢布大部分都被他拿去还债，这时他手里剩下的仅有两百卢布。[110]这点钱对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国外旅行来说实在是不够宽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思根本不在旅行，更不是为了看风景。吸引他的自然也不是威斯巴登这座小城，他只一心想拣最短的路程，赶紧冲到绿色的赌桌前，赚来在任何文学市场上都无法赚到的“快钱”。这次，他选择在“维多利亚”旅馆下榻，这里离赌场只有一步之遥。[111]除了对赌博的狂热，吸引他前往欧洲的还有另一个念想，这就是尽管一次次受到冷落和羞辱却让他始终热情不减的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她人现在瑞士，不过她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将在返回巴黎途中在威斯巴登短暂逗留。

威斯巴登带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一场惨败。在第一天，他便输掉了所有的旅费，连旅馆的住宿费都交不起。他不得不放弃晚餐，包括晚上照明用的蜡烛。因为他一向习惯于在夜里工作，这种惩罚带给他的折磨是双倍的。在这期间，他也曾一天赚到了一万二千卢布，可是这些钱很快便像最初的赌本一样，零零散散被输了个精光。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向日内瓦的赫尔岑求助，可赫尔岑此时正在瑞士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徒步旅行，和外界失去了联络。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联系住在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问他能不能借给自己一百塔勒。屠格涅夫寄来了五十塔勒，对这位富豪作家的吝啬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耿耿于怀。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年后才把这笔钱还给屠格涅夫，而后者已经忘记自己借给对方的是五十塔勒而不是一百塔勒，这件事给两人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就在这时候，阿波利纳里娅到了威斯巴登。但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疯狂赌瘾，还有不可理喻的坏脾气，她只待了几天便决定逃回巴黎。她把身上剩余的旅费几乎悉数留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于她在买车票时只能选择硬座车厢。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她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什么，你在科隆连三等车厢的票都快买不起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你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科隆，举目无亲。这实在太让人难过了……就算你还有钱能够继续旅程，也一定在路上饿得饥肠辘辘。想想这些，我便头疼欲裂，心乱如麻。”（1965年8月10日）可是，头疼并没有阻止他再次向阿波利纳里娅开口借一百五十盾，好拿它“和那群猪啰结清账目，换一家旅馆”。

这里的“猪啰”指的是旅馆人员，他们已不再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馆用餐，也拒绝给他清洗西服和皮靴，“因为在德国人眼里，没有比没钱还账更令人不齿的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德国人以及所有德国事物的反感，这下子又增添了新的理由。他想立刻离开这里，最好是能到巴黎去，哪怕再次受到阿波利纳里娅的冷落也无妨。可这时的他却身无分文。他写信向在俄国驻丹麦使馆工作的弗兰格尔男爵求助，请他借给自己一百塔勒。弗兰格尔过了些天才把钱寄来，可这笔钱很快又被输在了赌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他想一夜间发财的美梦至少这次是无法实现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在侨居威斯巴登的一位神父那里，借到了一笔款子，于9月底和旅馆结清了房费，踏上了返乡之路。受弗兰格尔邀请，他决定回程时绕道哥本哈根，去看望好友并稍事停留。当他最终乘坐客轮抵达俄国港口喀琅施塔得后，临下船时，他将一封写好的给弗兰格尔的信交给船员，请他们在次日返航时带到哥本哈根。在信中，他恳求男爵帮他垫付船费。弗兰格尔收到这封信想必不会开心，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的一周时间里，他不仅免费为他提供住宿，在好友登船时，因为考虑到秋季天寒，他还将自己的一件大衣和一条毛毯借给对方，并客气地叮嘱他用后寄还，因为哥本哈根眼看就要进入冬季，这两样都是他过冬的必需品。

1865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忙着四处写信借钱，去当铺典当物品，和要债的债主讨价还价。他把这些烦心事都放在白天处理，而把夜晚留给了文学创作。他计划写作并早就拿到预付稿酬的新小说，随着时间渐渐有了些眉目。这部作品原定名为《酒徒》（Die Trinker），正式出版后的书名是《罪与罚》。

一个月前，威斯巴登教区主教伊万·亚尼谢夫（Iwan Janyschew）给他往圣彼得堡汇来了三百卢布。这些钱是《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寄到威斯巴登的，因为他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离开那里，返回了家乡。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到钱后格外兴奋，认为这是对方同意接受书稿的表示，于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写作。但是，卡特科夫又拖了足足两个月，才最终决定在他的杂志上刊登这部作品。

这些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被债主们围堵，有些人经过商量，同意将还款期再拖延一段时间；但也有的债主却追着不放，并威胁要把他送进“洞穴”，也就是专门关押欠债人的监狱。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考虑再重新创办一份杂志，以勉强维持生计，可他最终还是决定先把手头的小说写完。弗兰格尔看到他在信里发的牢骚，又一次建议他去政府机构谋个差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不肯。他相信自己的市场价值不仅能保证他每天吃上面包，而且是“很大很甜的一份”（1866年2月18日）。

1866年1月，卡特科夫在读完陀氏新作的头几章之后意识到，他手头这本《罪与罚》必将是一部震撼文坛的巨作。直到这时他才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决定出版这部小说，并将从下一期开始在《俄国导报》上连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消息仿佛是久旱逢甘霖。只要小说能在杂志上连载，他就可以从卡特科夫那里获得丰厚的预付稿酬，总额将达到五千卢布。假如没有债务，这些钱足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罪与罚》杂志连载和第一版单行本给他带来的总共一万四千卢布的收入中，有一万两千卢布被他用来偿还借款以及哥哥米哈伊尔留下的巨额债务。[112]

1865/1866年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没能放开手脚过日子，反而如其所言，活得像“一名隐士”，整天“数着手上的零钱过日子”（1866年5月9日）。自打1864年8月从莫斯科搬到圣彼得堡后，他便以二十五卢布的月租，在小麦向斯克街（“小市民街”）与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木匠胡同”）的交叉处租下了一套三居室公寓。从这两条街的街名就可以看出，住在这里的不是有钱人家，而是工人、工匠和小商贩。这里的环境与《罪与罚》中描写的那片混乱污浊的贫民聚居区十分相像，它位于圣彼得堡干草市场与叶卡捷琳娜运河（今名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实为连接莫伊卡河与丰坦卡河的一条臭水沟——之间，狭窄的街巷如枝杈般交错纵横，令人常常辨不清方向。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第一次去陀氏居住的十三号寓所拜访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那是一栋有许多狭小公寓的大房子，租客大都是商贩和手艺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工作室空间很大，临街有两扇窗户。这天阳光明媚，把屋里照得很亮堂；可其他时候，屋里则显得有些阴郁，昏暗而寂静。这种昏暗和寂静往往会带给人一种压抑感。[113]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所感觉到的“阴郁”，对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他需要躲在暗处，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深夜和拂晓前的黑暗时分，才是他创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可即便这样，他也仍然总是担心，第二天一早又会有债主找上门来要账。这种总也甩不掉的忧虑损害了他的创造力，而眼下，旺盛的创造力是他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必须给卡特科夫的杂志连载及时提供新章节，而且要在1866年年底前完成这部作品。

为了摆脱债主们的纠缠，安静地专心创作，他甚至考虑过去德累斯顿待上三个月。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卢布汇率大跌，国外旅行的费用是他根本无法负担的。由于他经常要去莫斯科找卡特科夫商量稿件的事，而且他相信在那边，债主们一时半会儿不会找上门，于是，1866年7月中旬，他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剧院对面的杜索酒店包下了一个房间。这一年，俄国正在遭受一场漫长的旱灾，天气炎热，气温超过了三十度，燥热的季风吹得人心烦意乱。陀思妥耶夫斯基租下的准备当工作室的酒店房间，简直变成了烤炉，整个莫斯科变成了一块炙热的铁板，很多城里人纷纷跑到乡下去避暑。就在这时候，在莫斯科南郊的柳布利诺村，紧挨着妹妹薇拉·伊瓦诺娃（Wera Iwanowa）的夏季别墅，空下了一处民宅，如果短期租住的话，只收半价租金。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像大部分俄国人那样，热心于夏日到乡下避暑，但这年夏天，他还是在“这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和最可爱的一群人”（1866年7月10日）度过了数月时光。薇拉共有十个子女，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当年十九岁的索菲娅（索妮娅）。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疼爱的外甥女，也是后来《白痴》一书的题献对象。薇拉一家是个和睦的大家庭，经常有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做客。在这轻松愉快的气氛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就像长了翅膀，飞速向前推进。在他租下的民宅里，他在二层布置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兼卧室，可以在这里不受打扰地写作。和薇拉家相比，房子显得空荡荡的，因为按照传统，俄国的夏季别墅通常都不配家具，所以每年入夏时，人们总能在街上看到成串的马车拉着家具和家当，出城驶往郊区的方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改平日的习惯，每天一早便坐到书桌前，一刻不停地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吃午餐。白天的其他时间他都是和伊瓦诺娃一家度过的。在这里，他不像在圣彼得堡时那样，整日过着清教徒式的单调生活。他和大家一起游戏，聊天，玩划船比赛，或去野外郊游。他时常说笑逗乐，像个淘气的调皮鬼，这点尤其招年轻人喜欢。这和他那衰老的样貌，还有作为《死屋手记》作者的名人光环，实在有些不搭。[114]

不过在这时候，另一部作品的交稿期限也渐渐迫近，这就是他答应斯捷洛夫斯基的十二印张篇幅的新小说。眼下，他还根本没有动笔。在柳布利诺村期间，他拟定了这部小说的大致提纲。早在三年前，他便在从罗马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提到过这部作品的构思：

故事主题是这样的：一位身在国外的俄国人。如您所知，这个夏天很多杂志都在谈论生活在国外的俄国人的问题……可关键问题是，他把自己的全部能量和精力、任性和愤懑，都交给了轮盘赌。他是个赌徒，却不是个平常的赌徒，正如普希金的“吝啬骑士”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吝啬鬼一样。（1863年9月18日）

要说起形形色色的俄国人，没有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赌徒一类；要论对题材的熟悉程度，也没有哪一个能超过赌博。而且，要想在余下的短短几周内把一部小说变成写在纸上的完整作品，他必须要对主人公的心理及其生活的环境拥有切身的体验。9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了圣彼得堡。当他把和斯捷洛夫斯基签订新小说合同、很快就得交稿的事告诉亚历山大·米柳科夫时，这位好友一听便着急起来了。米柳科夫给他出了个主意来应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答应对方按期限交付一篇新小说，但并没有保证一定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所以，他可以找他，米柳科夫，然后再拉上两三个好友，按照约定的题材分头去写。每个人写上三四个印张，然后凑到一起，这样就可以保证在11月1日前按时交稿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了这个建议。眼下，他对正在写作的《罪与罚》寄予了满满的希望，他相信自己可以凭借这部作品攀上前所未有的文学巅峰。所以，他绝不能轻率地拿自己的名声去冒险。这时，米柳科夫又给他提了另一个建议：“你可以找个速记员，你来口述，让他（她）把内容记下来。我觉得这样在一个月内完成是有可能的。”[115]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从没有口述过一部作品。在此之前，他一直习惯于独自完成写作的全部事项。但是这一次，他接受了米柳科夫的建议。

在西欧，速记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在俄国，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速记才开始得到普及。俄国第一次使用速记，是1860年圣彼得堡大学举办的米哈伊尔·波戈丁（Michail Pogodin）与尼古拉·科斯托马洛夫（Nikolaj Kostomarow）关于俄国历史起源的辩论会。从那以后，速记在俄国逐渐进入社会各个领域，除了司法和行政机构，也包括文学界。在圣彼得堡，速记行业的权威是编辑和翻译家帕维尔·奥利欣（Pawel Olchin）。他在德国纽伦堡学习了德国速记法，并以其两次再版的三卷本《俄语速记手册——根据加贝尔斯贝格速记体系编写》获得了俄国速记普及国家竞赛奖。

自1865年起，奥利欣开始在圣彼得堡第六男子中学夜校教授速记，上课的大部分是女生。奥利欣从米柳科夫一位同事那里听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于是便找到自己的学生、当年二十岁的安娜·斯尼特金娜（Anna Snitkina），问她愿不愿意为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七印张篇幅的作品担任速记，稿酬扣除佣金后为五十卢布。安娜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据她所说，《死屋手记》曾让她流了不少眼泪，[116]如今，“想到我不仅能认识这位天才作家，而且还能为他的工作助一臂之力，这使我非常激动和欣喜。奥利欣递给我一张叠成四折的纸条，上面写着：‘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小麦向斯克街拐角处，十三号公寓，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安娜的想象中，《死屋手记》的作者应当是个高身量的魁梧男子，长着一张清瘦苍白而严厉的脸。可她实际看到的，却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脸上毫无血色，略带病容，浅栗色甚至带点棕红色的头发上涂了许多发蜡，梳得很服帖，像是戴着假发”。[117]

10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口述的工作，通常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他花了些时间，才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口授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快步在屋子里来回走，从门边向斜对面的火炉走去，到了火炉边，总是在上面敲两下。同时，他吸着纸烟，经常把未吸完的烟丢到放在写字台角上的烟灰缸里，然后又点上一支”。安娜回到家后，把速记的内容誊清，第二天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修改，同时“开心地向他汇报新写的页数”。三周半之后，在10月29日这一天，书稿彻底完工了。1866年10月30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五岁生日。这天，安娜特意换了件紫色的裙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裙子和她很相配，让她显得个子高了，身材也更苗条了。[118]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对稿子做最后的修改。11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着书稿，来到布尔沙亚·莫尔斯卡亚大街斯捷洛夫斯基的办公室，可这位出版商却不在。也许他是成心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扑个空，这样他就可以在未来九年里无偿出版后者的作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从一位法官好友的建议，把书稿交给了负责斯捷洛夫斯基所在住宅区的警局，并让对方出具了收条。这样一来，斯捷洛夫斯基就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找他麻烦了。

鲁列滕堡的豪赌：《赌徒》

斯捷洛夫斯基拿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后很快便拿去送印，所以在1866年12月初，书便上了市。在这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名叫鲁列滕堡（Roulettenburg）[119]的小城，它是作者以德国西部的巴德洪堡、巴登-巴登和威斯巴登等以温泉和赌场闻名的城市为蓝本虚构出来的。正如1863年在信中告诉斯特拉霍夫的那样，故事情节是围绕一位身在国外的俄国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展开的。因为自认为“在俄国没有证明自身才华的机会”，阿列克谢来到德国后，把全部热忱都投入赌博中。他的身份是家庭教师，主人是一位年迈却依然精力充沛的将军。阿列克谢爱上了将军的继女波林娜，除了他，一位自称德·格里耶侯爵的法国人和英国阔佬阿斯特列依先生也在追求者之列。此外，围在将军身边的还有一位二十五岁的法国交际花布朗歇小姐，将军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就像在赌博和爱情的欲火之间摇摆的主人公阿列克谢一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相互之间也都被爱情或金钱关系拴在了一起。假冒侯爵的法国人德·格里耶在听说波林娜从继父那里得不到分文遗产后，立刻对她失去了兴趣。而对英国人阿斯特列依早就没有了爱意的波林娜因为欠对方的钱，急不可耐地想通过赌博摆脱因债务受到的束缚。另一边，布朗歇小姐虽然从将军那里得到了许多昂贵的礼物，可当她听说对方已经破产，而他期待已久的从富有的伯母——耄耋之年的莫斯科地主安东尼达·瓦西里耶夫娜·塔拉谢维奇娃——那里继承大笔遗产的希望也已经落空后，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这位传说中已不在人世的富婆的突然到访，把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刚到鲁列滕堡，身子还没有落定，这位行事果断的老太婆便直接奔向了赌场。在轮盘赌桌边，因为她始终不顾劝阻，坚持要把赌注压在胜率最低的数字“零”上，所以在短短几天里，便输掉了数十万法郎。[120]与她的运气相反，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却在轮盘赌中一下子赚到了二十万法郎。他找到波林娜，拿了五万法郎给她，让她还清欠法国人德·格里耶的债务。然而出乎阿列克谢意料的是，波林娜在与他共度一夜良宵后，却在第二天清晨把钱摔在阿列克谢脸上，然后扬长而去，因为她不愿为了钱而出卖自己。于是，两人的缘分就此一刀两断。之后，阿列克谢作为布朗歇小姐的新情人，随着这位漂亮风骚的女子一同去了巴黎。在巴黎，阿列克谢靠着赌场上赢来的钱，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没过多久便感觉一切都无聊透顶。在小说结尾，阿列克谢在外游荡了一年半之后，又回到了鲁列滕堡。对赌博的痴迷让他变得身心颓废，钱也赌得精光，变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死人”。但是，如同所有赌徒一样，阿列克谢仍然没有放弃梦想，仍然期待着能在轮盘赌桌上大赚一笔，以便“重新做人”，彻底戒掉赌瘾：“明天，明天一切将会结束！”

作为一部在短短三周内仓促写就的作品，《赌徒》从文学水平上看算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顶尖之作。但是，正因为作者面对巨大的时间压力，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的即兴创作天赋，选择自己驾轻就熟的技巧和题材以及人物和情节设计，因此，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写作手法而言，这部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仍然颇具代表性。这其中，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便是一个例子。在这里，作者采用了日记式的“即时写作”（writing to the moment）：“我刚刚听说……玛丽娅·弗里波夫娜今天已经去了卡尔斯巴德……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写法可以将读者对事件发展的预知降到最低，同时让由此产生的意外效应达到最大程度。另外，小说中的大量对话以及始终将焦点放在“当下危机”[121]的扣人心弦的戏剧化描写，也都是作者最擅长的写作手法。正是这种戏剧化特点，使得这部小说屡屡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和戏剧舞台。此外，同样具有典型陀氏风格的，还有对不同人物身上的国民性特征的描写：一边是典型的俄国人——热情豪放、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的莫斯科富婆；另一边是以布朗歇小姐、德·格里耶为代表的狡诈阴险的法国佬，以沃尔默赫尔姆伯爵为代表的愚蠢德国人，以及将军这种被欧洲文化同化的俄国侨民。

小说的主人公和第一人称叙述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作为一种人物类型，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多余人”形象的后继者。他和地下人一样，都拥有聪慧敏锐的头脑，却没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方向和意义，原因在于他失去了与俄国土地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就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一样，最终陷入了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意志缺失时，他便会“被狂热的刺激所吸引，例如赌博这种纯粹标志着堕落的恶习”。[122]

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突出特征是他们与金钱和财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主题层面上，《赌徒》堪称一份关于财产转移的现象学分析报告。从偷窃（在轮盘赌桌上偷拿别人赢的钱）、贪污（将军侵吞公款）、（为了贪财的）“庶民式”或（为了消遣的）“贵族式”赌博，到通过劳动获取正当收入（阿列克谢为将军家担任家庭老师），再到爱情交易（交际花布朗歇小姐）、豪爽的馈赠（阿列克谢送给波林娜五万法郎还债）以及遗产继承（富婆给波林娜的遗产），在这部小说中，所有物权转移形式几乎都被囊括其中。“我们要拿钱做什么？”阿列克谢问波林娜。“什么叫拿钱做什么？金钱便是一切！”波林娜如此答道。在鲁列滕堡，金钱的的确确便是一切，所有人和事都在围绕它运转。轮盘赌就像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手里的车轮一样，象征着金钱至上思想和现代世界的赌博式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里，“只要轮子一转动，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俄罗斯理念”为基础所提出的意识形态主张，主要并不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目的，而是为了通过各种人物在金钱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俄国与欧洲在文化上日益凸显的矛盾。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批判的对象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拜物主义思想，那么在《赌徒》中，他的讽刺对象则是德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按照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观点，在德国，人们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积蓄。为了掩盖这一真相，德国每家每户都有一位家长，像布道一样不停地向他的家人宣扬勤俭的美德，并且把这种以积累财富作为唯一意义的生活，描绘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乐园。

每个这样的家长都有自己的家，每逢晚上，他们都大声念教训人的书。小小的屋上，榆树、栗子树沙沙声不断，夕阳西落的晚霞，一只鹳鸟伫立在屋顶上，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意，一切是那么动人……人人都像牛马一样干活，大家都像吝啬鬼一样积聚钱财。……这样，经过五十或者七十年，第一位家长的孙子确实已经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资本，并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又传给自己儿子，儿子再传给自己儿子，经过五六代，洛希尔男爵，或者说高贝、康姆普……或者还有什么鬼知道的什么人出现了。瞧，场面怎么能不壮观：一百年或者两百年传宗接代的劳动、苦头、智慧、诚实、毅力、刚强、盘算，还有屋顶上的鹳鸟！

阿列克谢对德国人“严格避免任何形式的放纵和享乐”的工作狂精神所提出的异议，与马克斯·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观点如出一辙，在时间上则先于后者。如果考虑到韦伯对俄罗斯文化的强烈兴趣，我们甚至不妨大胆地推测，陀氏作品或许对韦伯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尤其是在工作与生活的手段—目的关系倒置的问题上。[123]

与德国人的勤俭和吝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莫斯科富婆为代表的俄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她在赌博时总是孤注一掷，投入巨额赌注，直到把家产输得精光。身为将军遗孀，她原本是贵族阶层的一员，但是她在赌博时的做法，却是上等人所鄙视的“庶民式”赌法。19世纪的俄国贵族一向以注重德行自居，这其中也包括对待赌博的态度。他们将赌博看作冲动情绪的调节器，而不是发泄冲动情绪的闸门。[124]一位“贵族式”赌徒在轮盘转动时应当保持冷静，即使赔掉了大笔赌注，也要面不改色，不能乱了分寸。相反，“庶民式”赌徒在赌博时一心只想赢钱。其动机只有狂热和对金钱赤裸裸的贪欲，而对仪态则完全不管不顾。莫斯科富婆便是如此，她在输了钱后生气得大吵大嚷，烦躁地用手指不停地戳着替她下注的阿列克谢的腰眼。富婆最后逃回了莫斯科，在她的口中，那是一个不受金钱所累的世外桃源：“在莫斯科，在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那样的果园，那样的花，这里都没有，香味，正在成熟的小苹果，一眼望不到边——这里都没有。”[125]

在“庶民式”与“贵族式”赌博的对照之上，是“墨守成规”和“不拘小节”相对应的文化类型上的反命题。在《赌徒》中，西方的德行和伦理观被视作一种抽象的、反对生活享乐的态度立场，而莫斯科富婆则是俄国人的形象代表，其守护的一切，正是地下人口中的“鲜活的生活”。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看来，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是“俄国人太富有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太过聪明，不愿让自己随随便便地受到某种规矩的束缚”。在西方美德法典中占据第一位的，是一个人赚取资本的能力。而这一点，却与俄国人的天性相悖。他们不但“不会赚取资本”，还随意地“挥霍资本”。所以，他们非常倾心于像轮盘赌这样的方法，可以不花气力发大财，当然也很有可能赔钱。

因为《赌徒》或多或少具有某些自传的色彩，因此人们经常把这篇小说看成一部半纪实作品。不过，它确实也为我们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提供了不少帮助，特别是在为赌博的正当性辩护方面，作者与主人公所采取的伎俩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其中最异想天开——与挑战命运之类的浪漫说法远远扯不上干系——的理由是，每天出入赌场其实不过是一种工作的方式，只是有些异类而已。“为什么赌博要比其他赚钱手段恶劣，比如说做生意？”阿列克谢质问道。在赌场，人们可以比在其他地方更轻松地赚到“快钱”，倒不一定是“大钱”。一个人要想把玩轮盘赌当成一份“正经”差事，就不能动辄押上全部家当，而是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并努力做到“在游戏的每个时刻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1863年8月20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提到轮盘赌时，为自己辩解道：他曾在威斯巴登凭借自己发明的一种“套路”赢了一万法郎，后来是因为他变换了套路，才开始输钱（1863年9月8日）。靠“套路”赌博必须要冷静地计算，对陀氏笔下的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来说，这种做法太过“欧化”，从文化上讲绝不能接受。身为“一个不靠算计赌钱的凡夫俗子”，他对“深谋远虑”的做法向来不屑一顾。

另一个为赌博辩护的策略是，把赌博美化成一项拯救计划。阿列克谢想用赢来的钱保护波林娜，使其不再因债务而受德·格里耶的摆布。但波林娜拒绝接受这笔馈赠，因为她不想把和阿列克谢共度的一夜良宵变成一场交易。从故事逻辑上讲，这段情节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说到底，最初是波林娜恳求阿列克谢替她去玩轮盘赌，好把她救出眼下的苦海。虽然遭到波林娜的拒绝，但赌博在这里却因为这个高尚的目的，变成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行为。赌博赢来的钱是用于“馈赠”这一物权转移的最高形式，因此去除了赌博原有的腐化贪婪的气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用同样的方式在哥哥面前为轮盘赌辩护，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去赌博，是为了用赚来的钱“拯救你们大家”。

在书中，主人公不仅用道德理由为赌博做辩解，还从种族的角度将“庶民式”赌博称作俄国人对待金钱这种生存工具的典型态度：潇洒而富有活力，并以挥霍为荣。通过诗意化处理，轮盘赌俨然变成了催生激情的发动机。赌桌上不停转动的数字罗盘象征着赌场上资金周转的速度，同时也是赌徒们在亢奋中忘乎所以、迷醉癫狂的写照。阿列克谢最终不得不承认，他“对金钱应付不来，简直被它冲昏了头脑”。[126]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身上，对爱情的痴狂与赌博的狂热交织在一起。当波林娜第一次向他示好之后，他坐在轮盘赌的赌桌前“像发烧一样”晕晕乎乎，然后赢下了十万弗罗林金币。赌博的亢奋把金钱这种“令人唾弃的金属”变成了享乐的对象：“当时，眼瞧着钱币在我面前不断地聚集和堆积，我感觉到一种难以抵抗的莫大享受。”最后，这场气氛紧张的赌局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扛着装满钞票和金币的沉甸甸口袋，阿列克谢几乎迈不动步子，仿佛随时都会瘫倒在地。

作为赌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样，对赌博有着同样的狂热。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他从未像小说中那样，用“诗意”这种所谓赌博的最高境界为自己的赌瘾寻找说辞。他在1863年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在介绍这部小说写作计划时，特意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这样写道，赌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位诗人”。但是对他自己来说，无论他把这种冒险的欲望看得多么神圣，他从内心都对这种可悲的“诗意”深深地感到羞耻（1863年9月18/30日）。因此，赌博的“高贵”和“诗意”只是小说主人公的看法。但是，这种“高贵化”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它的目的不过是掩盖人内心对赌博卑劣性的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0年代与亲友的通信中，经常会流露出对自己沉迷于赌博的羞耻感。他常常在信中恳求对方原谅他的这一恶习，并替他保密。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特别是帕沙。这孩子还很糊涂，兴许还在盘算着未来能够靠赌博出人头地（1863年8月20日）。——关于我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一个字！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我指的是我在赌博中输钱的事（1863年9月8日）。——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说再多话都是白搭……所以我坦白地告诉你——虽然这让我很难堪——我因为愚蠢而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1865年8月24日）。——安佳，答应我，不要给任何人看这封信。我不想让人们对我的糟糕处境说三道四（1867年4月23日）。——现在让我跟你说说我的各种劣迹和恶习……但是，这些我只告诉你，只有你一个人。千万不要把我供出去，变成众矢之的！（1867年8月18日）

由此可见，在关于俄国人的赌博方式更具道德优势的说法上，作者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观点是相左的。说到底，这种说法也称不上是真正的观点，不过是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假设。小说中这些经常带有假设性质的夸张说法，让读者很难去分辨，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的看法。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位虚构的赌徒在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他和其笔下主人公是相同的：作为一位好斗的思想家，无论是在报刊文章，还是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喜欢用一些富有挑衅性的言辞来吸引读者，这些言辞的可信性和严肃性常常让人无从判断。

这种行为方式作为一种辩论策略，让人不免联想到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圣愚”角色。[127]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圣愚”经常以不同形象出现，他们（看似）癫痴，说话语无伦次，举止古怪，让人难以琢磨，更无法为其定性。作为疯人，圣愚无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在《地下室手记》和《赌徒》中，作者所采用的自白式写法，也可以起到类似的“规避”责任的效果，用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的话讲，这种写法是“开后门”。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讲话方式，使得当事人可以适时地“改变其言语的终极含义”。[128]

从句子结构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常用的一个“开后门”句式是：“顺带一提”或“话说回来”。例如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在向妓女丽莎滔滔不绝地宣教时，讲到高潮处，他说了一句：“游戏，这游戏让我丢了魂儿，话说回来，也不只是游戏。”无论从句子的含义还是形式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语言表达上的游戏色彩。“话说回来，也不只是游戏”——这一转折使得前半句话的含义顿时变得模糊起来。“话说回来”就像是句子的语义开关，它将前半句话的意思清零，给讲话者提供了可能性，为否认自己的观点“开后门”。从这一意义上讲，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不仅是一个轮盘赌徒，也是一个话语的赌徒，就像陀氏本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爱“和危险玩耍，不论在何时何处，都一向如此……在牌桌前，在纵情酒色时，在神秘的癫痫发作中”。[129]

分裂：《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只用了三个半星期便完成了《赌徒》的书稿，但是，为了这样一部“分心之作”花上三周半时间，已经达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因为在1866年整个一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上。这部旷世杰作将让他如愿以偿，在世界文学圣殿中获得一席之地。这部作品就是《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相信）在我们的作家当中——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没有哪个人像我这样，在如此环境下夜以继日地埋首于创作”（1866年6月17日）。他这里指的便是《罪与罚》的创作，因为他必须“在四个月内完成共三十印张的两部小说”。

这部新作的最初创意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按照当时的计划，这将是一部篇幅不超过两百页的“短”长篇。他在1865年9月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透露了小说的大致构思。在信里，他把这部作品称作是“一起犯罪事件的心理学报告”。

故事发生在当下，也就是今年。一个贫困潦倒的年轻人——平民出身、被学校除名的大学生——出于鲁莽，再加上头脑中的观念还没有成型，而被某些“不成熟”的奇特想法迷住了心智，以至于他下定决心，要做下一件狠事，来摆脱眼下悲惨的处境。最终他决定，要杀死一名老妇：一个靠放贷为生的小公务员遗孀……“她身上没有一点儿好。”——“她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对谁都没有用处”等。（1865年9月10日）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他最初是想把这份“心理学报告”写成一篇忏悔，并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与这一计划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打算写一部篇幅更长一些的情境小说，暂定名为《酒徒》。1865年夏，他曾就此向《圣彼得堡日报》和《祖国纪事》提出了供稿的建议，但因两份杂志的出版人嫌其索要的预付稿酬（三千卢布）太高，建议遭拒绝。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将两篇小说的情节糅合在一起，变成一部长篇，其结构的复杂程度将超过陀氏以往的所有作品。早在威斯巴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已动笔，在哥本哈根和返回圣彼得堡的轮船上，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最初，写作进展颇为顺利，但后来却渐渐陷入停滞。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这样一部情节错综复杂的长篇小说而言，第一人称叙事使创作视角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1865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销毁了之前的全部手稿，开始以全知视角来写作这部新作品。因为头几章计划于1866年1月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着巨大的时间压力。他在给好友亚历山大·弗兰格尔的信中写道：“整个冬天我没去过任何人家做客，对世事也不闻不问。我只去剧院看过一次戏，那是《罗格涅达》（谢洛夫创作的歌剧，作者注）的首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一直到我写完这部小说——如果我没有因欠债被关进监狱的话。”（1866年2月18日）

1866年1月和2月号《俄罗斯导报》，先后刊登了《罪与罚》的前两章。读者的良好反馈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新的动力，但是这个大部头离收尾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接下来的几个章节，每一篇都是在上一篇还在印刷排版时便已完成。虽然写作进度因《赌徒》而被迫中断近四周，但是，因为有安娜·斯尼特金娜这个出色的速记员做帮手，这部新作终于在1866年12月顺利完成。只是对读者来说，他们要耐心地等到下一年年初，才能够读到小说的结尾。

正如《罪与罚》德文版译者斯维特拉娜·盖耶（Svetlana Geier）所言，这部小说的名字如果直译的话，应当是《罪行与惩罚》[130]。[131]1863年，陀氏兄弟主办的杂志上做过一期名为《罪行与惩罚》的专题，报道法国犯罪史上出现过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案例，其中也包括杀人犯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内尔（Pierre François Lacenaire）的著名案子。这位凶犯为自己辩解称，其所犯罪行是为维护公道和正义而与社会展开的一场“决斗”，并将罪责归咎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乌托邦思想的不良影响。[132]早在1861年，陀氏兄弟便在《时代》杂志上就拉塞内尔一案做过详细报道，并在后续几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法国近代犯罪史上的类似案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拉塞内尔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把自己看作“高贵的罪犯”，都是受某种思潮——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不成熟想法”——的影响，独自与社会展开抗争。

在《罪与罚》中，法律专业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期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犯罪》的论文。他在文章中宣称，世界上有一些特殊的人物，他们可以不按照现行法律行事。比如说开普勒和牛顿，他们如果必须要清除某些障碍，才能让自己的伟大发现为世人所知，那么就算为此搭上十个或一百个人的性命，这样的代价也不算高。因此，人一般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繁殖同类的“材料”），这些人占大多数；另一类是“非凡的人”，这些人是占极少数的精英。“第一类人必须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第二类人则相反，他们有权利犯下任何罪行，打破法律框框，因为他们是非凡的人。”主人公的心灵之路由此露出了征兆。到最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他，还是像拿破仑那样的超人，都无法逃脱善与恶，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于是他跑到十字路口的中央，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这个原本想成为人类救星的人，只能踏着基督的足迹，走上自己的“受难之路”。

虽然小说中的故事是在短短两周内发生的，但是其内容却十分丰富：主要情节与次要情节，场景与对话，危机与灾难，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欲罢不能。七百多页（俄文版四百多页）的文字，就像史诗一般波澜壮阔。而且小说从一开篇便进入主题，整个故事情节紧凑，高潮迭起。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从外省到圣彼得堡学习法律的大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他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彻底脱离困境。他准备用斧头杀死靠高利贷为生的年迈“无用”的当铺老板娘阿廖娜·伊万诺芙娜，然后用抢来的钱开启自己的“事业”，用“无数造福于人的善举”来抵消其犯下的罪行。

在开始行动头两天，男主人公在一家酒馆中结识了退休官吏马尔梅拉多夫。后者把前妻留下的女儿、十八岁的索妮娅靠卖淫挣来赡养家人的钱，都换成酒喝光了。在喝得酩酊大醉后，马尔梅拉多夫请求拉斯柯尔尼科夫送他回家。于是，男主人公借这个机会认识了住在破旧出租屋里的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患有肺痨、神经质到歇斯底里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整个屋里的气氛与狄更斯笔下的贫民窟一般无二。看到这些，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界的憎恨又深了一层。马尔梅拉多夫夫妇对自己的女儿卖身养家的事，显然已习以为常。“人就是个混蛋，可以习惯一切！”

第二天，拉斯柯尔尼科夫收到一封母亲写来的信。母亲在信中告诉她，妹妹杜尼娅和一位家境殷实的律师彼得·卢任订了婚，这样一来，全家人今后就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而且，拉斯柯尔尼科夫还可以在未来妹夫的律师事务所得到一份舒服的差事。同时，母亲还告诉他，她和杜尼娅很快要来圣彼得堡，为婚礼做准备。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下子便看透了真相：杜尼娅之所以答应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资本家”卢任，只是为了牺牲自己，解救家人，还有他——拉斯柯尔尼科夫。靠出卖爱情来换取金钱，杜尼娅的这种做法与妓女索妮娅·马尔梅拉多娃有何分别？这场婚事必须要阻止！——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多了一个理由，将自己的谋杀计划尽快付诸实施。

作者对谋杀和凶手逃离现场过程的描写，堪称欧洲叙事艺术的绝佳典范。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万诺芙娜在犹豫一番后，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进了门。正当她低头查看对方交给她的“抵押品”时，拉斯柯尔尼科夫举起斧头，几乎毫不费力地用斧背打她的头，将她击倒在地。正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卧室床下寻找钱币和值钱物件时，听到从外面传来走动的声音。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忘了锁门，老太婆的妹妹莉扎薇塔直接推门进了屋，望着地板上躺在血泊中的姐姐的尸体，吓得瘫软在地。拉斯柯尔尼科夫别无选择，只能把莉扎薇塔这个证人干掉。他挥起斧头，用斧刃劈了下去：“斧刃正劈到她的颅骨上，立刻把前额的上半部，几乎到头顶，都劈作两半。”

片刻过后，楼梯间传来了脚步声，迅速向房门靠近。当门铃按响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好冲到门边，挂上了门上的锁钩。门外站着两个男人，显然也是老太婆的主顾。两人在对话中透露，他们清楚老太婆没有离开房间，一定是有人在里面挂上了门钩。当他们按了多次门铃没有结果后，两人开始用身体撞向房门，试图用蛮力把门撞开。拉斯柯尔尼科夫躲在门后，手里拎着斧头，屏住呼吸，眼看着门钩在撞击下一点点松动。可最后两人还是放弃了撞门，转身跑去找管院子的人。“这场电影式的精彩反转，既不可思议却又合乎逻辑。”[133]于是凶手趁机溜出房门，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

小说前六节便在此处收尾，整个故事的核心情节也就此交代完毕。和所有侦探片一样，接下来的情节都围绕着破案展开，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经典推理小说中最重要的问题（凶手、受害者、时间、手段、动机、目的）都已经有了答案。但悬念依然还在，这就是：人们不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否或何时能够逃脱套在头上、渐渐收紧的绳索。另外一个对于理解这部小说至关重要的悬念是，主人公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并主动站出来认罪。依照传统的心理剖析式悲剧的结构设计，凶手将逐步认清自我，最终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但是在《罪与罚》中，主人公的自我认识和心灵净化却是在整篇小说的结尾才发生的。当时距离审判已经过去了九个月，根据这份判决，拉斯柯尔尼科夫得到了八年西伯利亚苦役这个相对较轻的处罚。作者富有象征性地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蜕变安排在了复活节期间，这一刻，索尼娅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自被关押以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对她的关心报以冷淡甚至粗暴的态度，但她不改痴情，并且追随他一路来到了西伯利亚。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好像不知有什么突然把他举起来，丢到了她的脚下。他哭了，抱住了她的双膝……他们俩都面色苍白，两人都很瘦；但是在这两张仍然带着病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获得新生的未来的曙光。[134]

这段在1867年新年的“最后一刻、在仓促中匆匆写就”[135]的结尾，是整部小说中最令人迷惑的一个段落：不仅是因为其过度戏剧化的设计，而且是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道德上的新生并没有足够的动机作为铺垫。作者对此既没有提示，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而是以纯叙述的方式将它呈现给读者。叙事完整性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人公人物设计的高度复杂性，以至于作者无法在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框架内，对主人公的结局做出完美的交代。

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从他的名字便已体现出来。“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w）是从俄语中的动词“分裂”（raskolot）演化而来。主人公作为杀人凶手，是一个（劈开受害者头颅的）“分裂者”，而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内心分裂的人。其内心分裂体现在很多方面。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但作为杀人凶犯，其行事却极不理性，而只能借助一系列偶然因素，勉强实现了自己的谋杀计划。偶然——除偏见和迷信之外最大的启蒙的敌人——最终战胜了谋略和算计。这并不是主人公身上唯一的矛盾之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界的不公愤愤不平，但他本人却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对抗道德法则。他谋财害命，同时却又掏出身上仅有的几个戈比来帮助他人。他的大脑，他的“理论”，与他的肉体、“活生生的生命”是分离的。正如索尼娅所说，他背叛了上帝，“而上帝惩罚了你，把你交给了魔鬼”。可与此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却又相信新耶路撒冷，相信拉撒路复活。除了内心的各种矛盾分裂，他还犯下了以俄罗斯东正教人类观为基础的“根基主义”理念中的最大罪孽：脱离俄国人民这个集体。在西伯利亚苦役营里，就连那些比他犯下更重罪行的犯人也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表现出敌意。他们对他吼叫：“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你不相信上帝！……真该宰了你！”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诡辩术”和“辩证法”，最终也和“地下人”的自白一样流于空洞，毫无用处。从这一意义上讲，《罪与罚》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地下人”的翻版。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一位俄国哈姆雷特，他为了实施行动走出了“地下室”，却在这一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只有在索尼娅——其名字源于希腊文“sophia”（智慧）——的指引下，这位男主人公才能最终走上正确的道路。索尼娅的智慧不仅超越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诡辩”，同时也远在警探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之上。她是对西方哈姆雷特主义的特征——恶的理性——的俄国式回应。这种“恶的理性”或许从才智上讲比索尼娅·马尔梅拉多娃的朴素世界观更具吸引力，但缺少道德上的根基。

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曾一再被“恶的理性”吸引。而索尼娅及其后来作品中那些“安静”、天真、腼腆而虔诚的人物，在意识形态上的任务便是打败“恶的理性”，同时也帮助作者战胜自我的一部分：对怀疑、悖论和否定的痴迷。索尼娅这位身处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卖淫女，在作品的象征性秩序中变成了神权的代言人。这不仅是因为她本能地理解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真实动机——对上帝的背叛，并认定只有认罪和受难才是后者的唯一出路，同时还因为她本人的角色是一个牺牲者。为了赡养家人，她牺牲了自己道德上的贞洁；当拉斯柯尔尼科夫被流放后，她就像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家眷们一样，跟随她深爱的男人一起来到了西伯利亚，哪怕迟迟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爱情的回报。因此，索尼娅不仅是“sophia”（智慧）的代表，同时也是“agapa”——基督教宣扬的“无我之爱”——的化身。

和索尼娅相对应的人物是地主阿尔卡季·斯维德里盖洛夫。他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一样，是一个心地歹毒的利己主义者和酒色之徒。这个性欲旺盛的五旬男子亲手犯下过许多恶行：他除掉了自己富有的妻子，并成功掩盖了所有证据；他奸污幼女，并导致其自杀。如今，他来到了圣彼得堡，因为他看上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他要杜尼娅解除与卢任的婚约，并承诺给她一万卢布作为嫁妆。当遭到杜尼娅拒绝后，他又设下圈套，想用暴力逼迫她就范。同时，他还找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他眼里的知音。当他在隔壁偷听到后者向杜尼娅坦白自己杀了人之后，他建议对方逃到美国去，路费由他来出。可他的建议同样也遭到了拒绝。

如果说索尼娅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那么斯维德里盖洛夫便是来自地狱的使者。在索尼娅用拉撒路复活的例子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指引出路的同时，斯维德里盖洛夫却针对《约翰福音》中耶稣关于永生的教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25），提出了地狱般阴暗的另一种“永生”版本：“永恒可能只是一间小屋，就像乡下的浴室，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四周蛛网密布。”这番话令拉斯柯尔尼科夫痛苦万分。斯维德里盖洛夫所描绘的这幅阴森森的画面，再准确不过地表达了现代人对信仰缺失和精神空虚的核心体验。

从斯维德里盖洛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延续了黑暗浪漫主义的传统，通过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魔鬼式的形象，将邪恶拟人化，用这种吸引读者眼球的文学手法，作为其本体论的要素。“对邪恶激情的痴迷”[136]摧毁了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人格。他对无限度自由的病态追求，最终带来的却是极端不自由这个悖论式的结果。最后，在一个令人惊悚却又不乏荒诞的场景下，灵魂被恶魔操纵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在大街上当众开枪自杀，最终返回了地狱——那里才是他原本的归宿。

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有自杀的想法。[137]但是他却抛弃了这样的想法，而且他只能这么做，因为这样的“出路”将会打破救赎史的框架。自《罪与罚》之后，所有陀氏作品中的故事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上演的。就像中世纪神秘剧中的人类灵魂总是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一样，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在索尼娅和斯维德里盖洛夫之间踌躇着。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都坚定地指向一点：主人公必须在两者间做出抉择——一边是象征基督教秩序的索尼娅，另一边是作为地狱使者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层面来讲，这两个富有寓意的形象体现了行为决策的自由性，同时也说明，人在做出每一个行动之前，都必须要诉诸“良心的法庭”。人可以选择，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他就会是怎样的人。”[138]

在五部陀氏巨著中，作者都是将善与恶、自由与责任等普世问题与俄国在寻找身份认同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从这一角度看，《罪与罚》可以说延续了《地下室手记》中就许多社会问题的论争。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上。在书中，代表功利主义的是满腹野心的资产阶级分子卢任。这个一心贪图名利的律师公开表示，其信仰的是自由主义，并美其名曰“人人为己，天下太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意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青年一代”的支持者，目的是把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与1861年俄国的革命行动特别是尼古拉·谢尔古诺夫起草的传单《致青年一代》联系起来。[139]评论家德米特里·皮萨耶夫（Dmitrij Pissarjew）在评论屠格涅夫《父与子》的文章里为“青年一代”的权利辩护，并以鄙夷的口吻将书中的父亲一辈称作一群“垂暮老人”。[140]皮萨耶夫特别歌颂了主人公叶夫根尼·巴扎罗夫从利益考量出发的理性生活观——在巴扎罗夫眼里，“任何形式的犯罪，从说谎到杀人”都是愚蠢的，因为它们既有风险，也不会创造任何价值。

从另一方面讲，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德考量其实也是源于“青年一代”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他认为杀死一个没有用处、于社会“有害”的老太婆，然后用她的钱来拯救几千个因为无助而走向沉沦的“年轻鲜活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种思路是典型的成本效益计算。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好友拉祖米欣是个思维“理智”的人，他的名字中的“拉祖”（rasum）在俄文中便是“理性”之意。这位好友的责任便是揭穿主人公行为的自欺欺人一面。他第一刻便意识到，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凶手“并不是依靠精心谋划”，而显然是凭借侥幸才仓促逃离了杀人现场。

在抨击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空想社会主义大加讽刺。在书中，小职员安德烈·列别加尼科夫便是这派思潮的代表。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生活的处境和氛围。氛围意味着一切，而人什么都不是”。列别加尼科夫梦想着建立“公社”制度，大肆鼓吹婚外恋的种种好处，并将婴儿洗礼看作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左派媒体在评论中称，卢任、列别加尼科夫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等人物是对“青年一代”的赤裸裸污蔑。面对这样的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表示气愤。说到底，向左派阵营发起挑衅，原本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左派阵营的批评并没有影响广大读者对陀氏新作的追捧。《罪与罚》成为1866年俄国文坛的大事件。就连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手法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屠格涅夫，在读过《罪与罚》第一章后，也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新作的兴趣和热情，还有另一个原因。就在《罪与罚》前几章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时，俄国媒体报道了近期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1866年1月，在莫斯科攻读法律的大学生阿列克谢·达尼洛夫（Alexej Danilow）杀死了一名放高利贷者和他的厨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同时被害的老太婆的妹妹一样，这位厨娘大概也是因为偶然目睹了杀人过程而被凶手灭口。尽管在达尼洛夫案件中，无论凶手的个性还是杀人动机，都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迥然不同，但两起案件的相似性仍然在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谈起他的“理想主义”写实风格与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描写的区别时，也曾提到他的小说透过达尼洛夫案件所反映出的预测能力（他有意避开了“预言”一词）。

那些人（指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作者注）的现实主义写作，就连……事实的百分之一也解释不了。而我们的理想主义却可以对某些真实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测。亲爱的，不要笑我自吹自擂。在这里，我不妨借用一句使徒保罗的话：“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情非得已。”（1868年12月11日）

《罪与罚》的火爆效应，使得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的订阅量明显大增。当然，一部小说的成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与现实的某些偶然巧合，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中所采用的新颖而复杂的小说技法有着直接关系。首先，作者将侦探小说的形式与社会小说和杂志专栏中的意识形态讨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还把悲剧元素与许多凄婉哀伤的细节相互掺杂。尤其打动人心的是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经历，作者细致入微的叙述手法，特别是那些富有画面感的场面描写，让人读起来不禁动容：掰手腕，揪头发，抱着陌生人的膝盖跪地哀求，痛苦的呻吟声，伴着幼童的哭号。在1860年前后，这种感伤主义写法已经不再流行，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些催人泪下的画面仍然能感动足够多的读者，唤起他们对人世间悲苦的关注与同情。另外，还有作者制造悬念的技巧，它一方面让人联想起英国惊悚小说中的“生动情节”，[141]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悬疑电影手法提供了灵感。按分秒计时的谋杀筹划过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凶手的同谋；在撞击下晃动的门钩，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追踪他的人分立门两侧，他们看不到对方，却又明确地知道对方的存在；还有斯维德里盖洛夫躲在隔壁偷听拉斯柯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自己的罪行，让读者紧张又揪心——以上种种，都是典型的好莱坞特别是希区柯克风格。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先驱。[142]

与《双重人格》中一样，读者之所以感到恐怖，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有一股危险却又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一步步逼近。这种写法既可以增加悬疑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揭示被压抑的、违反禁忌的潜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的富于暗示的梦境描绘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前做过一个噩梦，他梦见一群喝醉酒的壮汉不停地用皮鞭和铁棒抽打一匹瘦弱的驽马，直到它在痛苦中断了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噩梦被刻画得如此细腻真实，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真实发生的凶案。“咱们走吧，别看啦！”在梦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父亲对吓呆了的男孩说道。父亲试图用逃离的方式，忘记亲眼看见的暴行，压抑潜意识里的恐惧，而揭露人的潜意识恰恰是梦的意义所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后来又做过一个同样可怕的噩梦，梦到自己又一次向老太婆行凶。

他简直要发疯了：使出全身的力气，猛砍老太婆的脑袋，但是斧头每砍一下，卧室里的笑声和喃喃低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听得越来越清楚了，老太婆更是哈哈大笑，笑得浑身抖个不停。他转身就跑，但穿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楼梯上一扇扇房门全都大敞四开，楼梯平台上、楼梯上以及下面——到处站满了人，到处人头攒动，大家都在看——可是都在躲躲藏藏，都在等着，一声不响……

除了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另一个办法折磨着读者的神经：当《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连载时，每一部分往往都是在情节最紧张的地方戛然中断，把悬念延续到下一期。例如，上面提到的噩梦一节，在连载时是这样收尾的：主人公从梦中醒来后，发现屋子里坐着一位陌生人。“请允许我自我介绍：阿尔季卡·伊万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一期连载便以这串省略号作为结尾，读者就像被吊在悬崖上，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他们茫然不知。[143]1866年在杂志上连载的第三章（单行本中为第六章）第六节是以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的情节结束的。这段的结尾只有短短一句话：“斯维德里盖洛夫扣动了扳机……”后面是括号里的编者提示：“未完待续。”[144]在后来出版的单行本中，因为紧接着便是第七节，所以省略号被改成了句号。[145]

小说的尾声有着明显的自传痕迹。所有情节的设定——西伯利亚，“一条宽阔、荒凉的河”，苦役营，犯人们对主人公的歧视，还有“枕头底下的《福音书》”——都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西伯利亚的经历，以及他从“罪犯”变成“新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民族保守主义者的蜕变。这些带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使得主人公的道德新生少了些乌托邦式的抽象色彩。它将读者的目光重新转向作者的过往经历，每当谈论起这些往事，读者们（不仅是俄国读者）总是津津乐道，乐在其中。

但是，对于各个时代的读者们来说，他们热衷于追寻的不仅是作者在文字中留下的个人痕迹，还有小说主人公们在实景空间中留下的印记。如今，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是，探索干草市场和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周边区域——小说中的许多重要情节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已经成为圣彼得堡旅游的经典项目。“运河的曲折迂回将人们的目光收拢起来，气氛也仿佛变得有些压抑，”一本德文导游手册中这样写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在这里慌张地逃窜，为他的赃物寻找藏匿之地……陀迷们的另一个打卡地是小市民街九号，从后院第二个门洞顺楼梯上去，便是男主人公曾经住过的斗室。”[146]门洞的四周围布满了各色涂鸦和留言，大部分是献给“罗佳”（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世的话，大部分内容一定不会得到他的认可。有位名叫“Marik”的游客称赞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有阶级意识的人”，他“用斧头干了件漂亮活儿”。类似这样的话比比皆是：“把这条母狗杀掉真是太棒了！”“对！这就是这条犹太母狗应有的下场！”“罗佳，还有很多老太婆等着你去杀呢！”只有一条字迹稚嫩、多半出于女孩之手的留言，腔调明显不同于其他，却多少显得有些怯懦：“罗佳，这样做真的没有必要呀！”

重获自由

尽管受到了各种羞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不肯放弃对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追求。在他眼里，她是他“永远的伴侣”。不过，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纠缠得越久，苏斯洛娃对他便越发反感。当爱情之火熄灭后，剩下的只有厌恶。这位大作家身上的每一样都让她看不顺眼：他抹了发蜡的稀薄的头发，他贪吃甜食的坏毛病，他喋喋不休的说教，还有爱国主义和对沙皇政府的忠诚等。[147]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受到的冷遇却另有一番解释，虽然每个了解苏斯洛娃的人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不能原谅自己曾经为我着过魔，所以才要想办法报复。女人总是这样。”[148]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放弃了自己的幻想，开始与其他女人发展暧昧关系，其中包括俄国女探险家玛尔塔（玛尔法）·布劳恩（Martha [Marfa] Brown）。1862年，她在结束伟大的欧洲之旅后，拖着病体、身无分文地返回了圣彼得堡，然后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他是否需要一名翻译。从她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可以看出，后者对两人关系的想法并不是单方面的。[149]大约在同一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将军的女儿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Anna Korwin-Krukowskaja），后者于1864年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过两部短篇小说。两人在通过一段时间信之后，于1865年1月在圣彼得堡见了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一见钟情，可安娜的感觉却如冷水浇头。在苦苦追求了两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对方求婚并遭到拒绝。安娜在给姐姐的信中坦白地写道：

我爱他还没爱到要嫁给他的程度。他需要另一类女人，而不是我。他的妻子必须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他，为他而活，一心只想着他。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只想为自己而活。另外，他这人太过神经质，对人也很苛刻。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从来都不是我。[150]

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感，并不仅仅是因为后者的神经质性格，同时也是因为两人在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差异。和苏斯洛娃一样，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也是一位典型的“60一代”，甚至比前者更激进。身为虚无主义者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徒，她对俄国的政治体制恨之入骨。后来，她于1869年去了巴黎，嫁给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领导成员之一维克多·贾克拉德（Victor Jaclard）。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关系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安娜的妹妹索菲娅·克鲁科夫斯卡娅在十五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84年，婚后改随夫姓的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为欧洲第一位女数学教授。她在数学界获得的声望，甚至远在阿波利纳里娅的妹妹、俄国第一位女医生娜杰日达·苏斯洛娃之上。虽然这两位成功女性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的女性类型，但是，即使在与两人的姐姐结束暧昧关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与她们保持着友好的书信联系。

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摄于1880年前后

这个与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不同、愿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他、一心只想着他”的女子已经出现了。她就是那个在三周半时间里用娴熟的速记术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赌徒》文稿落在纸上的年轻姑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与读者分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段”爱情的萌生过程以及其间的种种细节。[151]早在口述书稿的三个半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安娜的态度已经超出了雇主与秘书之间的常规关系。这段时间，他经常坚持用自己的雪橇送安娜回家。有一次，当雪橇突然急转弯时，他用手体贴地扶住了安娜的腰。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当时讲究政治正确的年代里，她和“60一代”的姑娘们一样，对这样有“冒犯”嫌疑的行为依然抱有成见。[152]

在完成《赌徒》书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女秘书提议，由她来继续接手计划于1866年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罪与罚》的速记工作。工作开始一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极其委婉的方式向安娜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谎称自己准备写一部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艺术家。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描绘他的主人公的时候，不惜运用阴暗的色调。按照他的说法，主人公是个未老先衰的人，害上了不治之症……老是郁郁不乐，猜疑心很重；虽然心肠很软，但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可能是个有才能的艺术家，但屡遭失败，一生中从未以他所希望的形式来体现他的思想，为此，他常常感到苦恼。

“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讲下去，“在艺术家生活中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年纪和安娜不相上下。安娜听着，感觉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如果我们不把她称作女主人公，那么，就叫她安妮娅吧，这是个可爱的名字……”可惜的是，这两个人的年龄相去甚远，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道。“如果您的安妮娅不是个头脑空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有着一颗善良美好、富于同情的心，那么，她为什么不能爱上您的艺术家呢？”听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下决心，提出了这个决定性问题：

“假如您现在处在她的地位，”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请您设想，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向您倾诉爱情，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您说说，您怎么回答我呢？”——“那我就回答您，我爱您，而且终生不渝！”

于是，文学虚构与现实间的界线在这一刻被打破，婚约取代了小说。就在当晚，安娜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祝贺我吧，我要做新娘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成功地讲述了一篇故事，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个与年轻姑娘相爱的幸运儿，按年龄论，她足可以做他的女儿。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其处女作《穷人》的主人公德武什金走运的话，那主要是因为，他自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便成了一个深受读者同情的作者。因此，早在他向安娜求婚前，他在安娜眼中便是一位“聪明、善良却被众人抛弃的不幸的人”，她对他的经历怀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153]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于1846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母亲是瑞典-芬兰裔俄国人，父亲是一位小职员。在上完三年德语小学后，她于1858～1864年在圣彼得堡第一女子中学就读。毕业后，她在一所贵族女子学院接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培训，并于1865年起跟随帕维尔·奥利欣学习速记。自1866年秋父亲去世后，安娜便开始想办法赚些外快，帮助靠微薄抚恤金过活的母亲补贴家用。所以，当这年10月奥利欣问她是否愿意为五十卢布薪酬，给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做速记员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玛丽娅·伊萨耶娃、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和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都是优雅迷人、骄傲自信、在各方面都有很多追求的女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虽然也自称是“60年代的姑娘”，[154]但是，这种自我判断更多是因为她不愿落后于人，对那些前辈学姐们，她一辈子都在嫉妒她们。事实上，安娜完全是“60一代”的反面。尽管她所接受的教育对一位19世纪中下层女子来说十分难能可贵，但是除此之外，她在文学或学术方面却从未有过任何抱负，就像苏斯洛娃和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对姐妹那样。

作为妻子，她也是平平常常，不惹人注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她说到“小说”男主人公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时，安娜好奇地问道：“您的女主人公漂亮吗？”“当然，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挺好看。”这话虽不讨喜，却是实话。安娜很好看，但算不上是绝顶的美人。另外，安娜的母亲玛丽娅-安娜·斯尼特金娜当年也嫁了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对安娜的订婚反应有些冷淡。就在短短几个月前，她刚刚经历了丧夫之痛，所以她预感到，安娜未来也会像大部分老夫少妻一样，要守很多年寡。

她的预感是对的。她的女儿将比孀居二十七年的自己守寡的时间更久，因为她要嫁的这个男人不仅老得可以做她的父亲，而且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安娜之所以爽快地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位大作家的崇拜，另一方面是因为后者的出现，恰好填补了父亲走后在安娜身边留下的空白。两人婚后不久，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安娜，她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他。安娜回答说：“我从十五岁起就爱上了你，更确切地说，是爱上了你的一位男主人公。”她指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者根据自身经历编造的主人公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是安娜父亲最喜欢的书之一。[155]

话说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安娜求婚主要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而不是出自炽热的爱情。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了，特别是在和妹妹薇拉一家在柳布利诺共同度过一个夏天之后，他更是伤感地意识到，自己到了这把年纪，却还是孤家寡人。从间隔短暂的三次求婚——第一次是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第二次是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之后是安娜·斯尼特金娜——便可以看出，他已下定决心，要尽快再婚，建立新的家庭。另外还有现实方面的需求，他和继子帕沙在一起共同生活，日子过得很狼狈。至于说为什么他的求婚对象大多是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主要是出自他对年轻女人和少女的明显偏好。[156]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角色，她们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她们往往都是猥琐的老男人追逐的对象。当两人订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安娜家做客时，他看到身着玫瑰色衣服的安娜后说道：“玫瑰色和你很配，你穿着它显得更年轻了，像一个小姑娘。”而且，他很喜欢听她讲些“可爱的童年小故事”。[157]

从他对安娜长相的评价（“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挺好看”）就能够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的感情并不像对玛丽娅·伊萨耶娃和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那样热烈。这一点从他于1867年4月23日写给德累斯顿旧情人的信可以得到证明。在信中，他告诉对方自己再婚的事时写道：

她是我的速记员，名叫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出身正派家庭，上过很好的中学，性格温柔而开朗。因为有了她，我的工作进展很快。11月28日，我完成了小说《赌徒》……工作结束时我发现，我的速记员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我，虽然她对此从未透露过一个字。我也渐渐喜欢上了她。自从哥哥去世后，我的意志变得很消沉，日子也过得很狼狈。所以我跟她提议，请她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她同意了，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这段话的语气并不像是爱情故事，而更像是成绩单上的备注文字。但是，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反应是对的。除了算不上绝色美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安娜·斯尼特金娜——从订婚起，他便亲昵地称她“安妮娅”——堪称是完美的生活伴侣。“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归宿”，他在《罪与罚》中写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敏感而神经质、整天忙忙碌碌的作家来说，安娜便是他的归宿，是他安顿身心的港湾。她让混乱的日子有了秩序，让他过上了真正的家庭生活。从两人的私密通信可以看出，在性事上，她也是一个完美的伴侣。当他遇到困难时，她永远是他坚定的支持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中的“60年代姑娘”全然不同的是，她从来都是将丈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过上他梦寐以求的衣食无忧的“自在”生活，[158]主要归功于安娜淳朴务实的天性和家里家外的操持。

1866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频频到斯尼特金家做客，大家一起商量有关婚礼的各种安排和细节。他和安娜订婚的消息，早已在亲朋好友当中不胫而走。婚礼计划于次年初举行。在完成《罪与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为下一部作品寻找题材。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长篇小说《白痴》的脉络渐渐在他的脑子里构思成形。自从《罪与罚》大获成功后，卡特科夫不惜一切笼络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为自己的杂志继续供稿。为此，他慷慨地答应后者的要求，分两次向其支付各一千卢布预付稿酬，供其筹备婚礼之用。186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四十五卢布年租金，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的一栋房子里租下了一套五居室公寓，作为两人的新房。

1867年2月15日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在圣彼得堡圣三一主教座堂举行了婚礼。此时距离他与玛丽娅·伊萨耶娃在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的婚礼，相隔几乎整整十年。圣三一主教座堂位于著名的伊兹迈洛夫斯基军团（Ismajlowskij-Regiments）驻地，其带有金色满天星的蓝色穹顶是圣彼得堡南部城区的地标。婚礼的伴郎是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和作家德米特里·阿韦尔基耶夫（Dmitrij Awerkijew），伴娘是新娘的两位远亲。负责捧圣像的孩子是速记老师奥利欣的小儿子。婚礼仪式结束后，新郎和新娘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的新房举行酒会，用香槟酒招待宾客。当天，两位新人还没到达新居，客人们就已经来齐了。按照俄罗斯习俗，婚庆活动将持续几天，新人要到各处走访，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

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谢肉节”结束，之后是东正教的大斋期。由于每到一处，亲友们都以香槟酒款待，到谢肉节最后一天时，平日很少饮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不胜酒力倒下了。当时他正在安娜姐姐家，和后者愉快地聊天。

突然间，他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脸色煞白，从沙发上慢慢地站起来，身子开始向我这边倾斜。我惊讶地望着他那变样的面容。蓦地里，只听到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喊声，更确切地说，是嚎叫声，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开始朝前弯下身去……我搂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肩膀，用力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但是，当我看到我丈夫失去知觉的身体从长沙发上滑下来，而我又没有力气扶住他的时候，我简直吓呆了。旁边椅子上放着一盏灯，我把这把椅子移开，好让他掉到地板上，我自己也在地板上坐下来，在他全身抽搐的整个时间里，我双手一直捧住他的头，让它枕在我的膝盖上。[159]

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一事早有耳闻。但是，这与亲眼看见癫痫发作毕竟是两回事。她所受到的惊吓，与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位妻子玛丽娅在从库兹涅茨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途中目睹丈夫癫痫发作时的感受并无二致。而且和上次一样，这件事也给两人的新婚生活蒙上了阴影。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对新人还将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诸多考验。

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嫂子，米哈伊尔的遗孀艾米莉娅。后者始终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了《时世》杂志的破产，并导致自己一家人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所以他理当承担起赡养自己的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再婚让艾米莉娅感觉受到了威胁，因为她预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同时养活两个家庭。面对这位对家务事一窍不通的年轻女子，她不仅态度冷淡，而且动不动便对夫妇俩指手画脚。另外，她还多嘴多舌地当着安娜的面，夸赞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妻玛丽娅是理想主妇的典范。

作家第二任妻子安娜·G.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其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子帕沙。他只比安娜小一岁，所以他自然不肯接受由这样一位女子来接替母亲的角色。另外他还担心，安娜会在他和继父之间挑拨离间，从而使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削弱。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出时，他便对安娜颐指气使，令她感觉在“自己家里”变成了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报以听之任之的态度，似乎安娜与帕沙的矛盾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还有三天两头来家串门的客人。这些人通常不到中午便进了门，然后一直待到傍晚才离开，这使得这对新婚夫妻整个白天几乎没有时间单独相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到天黑便躲进自己的书房，然后一直工作到黎明，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床。而安娜却要每天一早便跑到市场上去采买食材，然后一整天忙前顾后，伺候丈夫和来访的客人，到晚上累得精疲力竭，不到10点便上床睡觉，丢下丈夫和还没告辞的客人继续闲聊。

终于有一天，她实在忍受不住，和丈夫大吵了起来。在继子帕沙又一次向她发出挑衅之后，她的神经彻底崩溃。陀思妥耶夫斯基吓呆了。在此之前，他似乎从未意识到妻子的问题。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安慰妻子。第二天，他提出建议，带妻子去莫斯科一游，借机认识一下妹妹薇拉一家，如果手头宽裕的话，还可以带她到国外待一段时间。4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子一起来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下榻在杜桑酒店。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走亲访友，参观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其他景点，然后与妹妹伊瓦诺夫一家共度良宵。除了一次因妒忌——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安娜在妹妹家和一位年轻男子眉来眼去——发生的口角（类似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这次莫斯科之行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安排，它让夫妻两人的感情重新变得亲密起来。

但是，夫妻俩刚回到圣彼得堡，不快的事情便迎面而来，就连两人去国外旅行的计划也因此受阻。艾米莉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度假胜地巴甫洛夫斯克（Pavlovsk）预订了一栋度假屋，准备两家人到夏天时一起去那里避暑。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她，他已经安排好准备带安娜去欧洲旅行三个月时，艾米莉娅便提出要求，让他给自己和孩子五百卢布，另外再给帕沙两百卢布作为生活补贴。没过多久，一群债权人又登门讨债，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旅行计划眼看就要泡汤。因为想不出办法应对眼前的各种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暗自打算放弃夫妻俩的欧洲游计划。在这关键的时刻，安娜出面解了围。她把自己的嫁妆拿去典当，凑齐了旅行急需的第一笔旅费。1867年4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登上列车，离开俄国首都，前往柏林。待两人重新返回圣彼得堡时，已是四年多以后。

[1]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210.

[2] Hildermeier，Manfred：Geschichte Russlands.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Oktoberrevolution. München 2013：1129.

[3]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316.

[4]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38.

[5] Dowler，Wayne：Dostoevsky，Grigor’ev，and Native Soil Conservatism. Toronto 1982：57.

[6]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37.

[7] Rosenshield，Gary：Western Law，Russian Justice. Dostoevsky，the Jury Trial and the Law. Madison，WI 2005：20.

[8] Šelgunov，N.V.：Vospominanija v dvuch tomach. Moskau 1967：161 f.

[9]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3 [Unveröffentlichte Texte]：125-170.

[10]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291.

[11] Strachow，N.N.：Über Dostojewskis Leben und literarische Tätigkeit. In：F.M.Dostojewski：Literar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31.

[12] Nečaeva，V.S.：Žurnal M.M.i F.M.Dostoevskich «Vremja». 1861-1863. Moskau 1972：42.

[13]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343.

[14] Saraskina，Ljudmila：Vozljublennaja Dostoevskogo. Apollinarija Suslova：Biografija v dokumentach，pis’mach，materialach. Moskau 1994：143 f.

[15] Meier-Graefe，Julius：Dostojewski. Der Dichter. Frankfurt a.M.1988：114.

[16] 不同观点参见Močul’skij，Konstantin：Dostoevskij. Žizn’i tvorčestvo. Paris 1947：163-180，Doerne，Martin：Tolstoj und Dostojewskij. Zwei christliche Utopien. Göttingen 1969：102 f。

[17] Greenblatt，Stephan：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Chicago 1980.

[18] Catteau，Jacques：Dostoevsky and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Cambridge u.a.1989：153.

[19] Culkov，Georgij：Kak rabotai Dostoevskij. Moskau 1939：312 f.

[20] 米柳科夫曾在他的杂志《火炬》中撰文，将《死屋手记》与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的非洲旅行日记进行对比。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320.

[21] 《死屋手记》，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下同。

[22] Gercen PSS，Bd. XVIII：219.

[23] Schestow，Lew：Dostojewski und Nietzsche. Philosophie der Tragödie. Köln 1924：39，144.

[24]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65；另参Andrea Zink：“DieArrestanten waren die reinsten Kinder”. Zur Rechtfertigung des Verbrechens in Dostojewskijs 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Totenhaus. Dostoevsky Studies IX （2005），115-134。

[25] de Vogüé 2010：266；Hans Moser于1888年翻译的德文版也存在同样问题：“Memoiren aus einemTotenhaus”。

[26]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384；Zitat：A. A. Grigor’ev，Materialy dlja biografii. Pod red. Vladimira Knjažnina，Pg. 1917：317；hier nach：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372.

[27]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595.

[28]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211.

[29] N. Ašimbaeva u. a.：Obraz Dostoevskogo v fotografijach，živopisi，grafike，skul’pture. Sankt Petersburg. 2009：45-48.

[30]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333.

[31]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364。

[32] Boborykin，P.D.：Vospominanija v dvuch tomach，Bd.1，Moskau 1965：281；Hervorhebung A.G.

[33] Šelgunov，N.V.：Vospominanija v dvuch tomach. Moskau 1967，Bd. 1：185.

[34] Šelgunov，N.V.：Vospominanija v dvuch tomach. Moskau 1967，Bd. 1：187。

[35] Venturi，Franco：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New York 1960：227.

[36] Molodaja Rossija，www.hist.msu.ru/ER/Etext/molrus.htm. Zugriff 30.07. 2013；另参Venturi，Franco：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New York 1960：293-296。

[37] Strachow，N.N.：Über Dostojewskis Leben und literarische Tätigkeit. In：F.M.Dostojewski：Literar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56.

[38] N.G. Rozenbljum：Peterburgskie pŏzary 1862 g. i Dostoevskij. Zapreščennye cenzuroj stat’ižurnala “Vremja”. In：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16-54.

[39] N.G. Rozenbljum：Peterburgskie pŏzary 1862 g. i Dostoevskij. Zapreščennye cenzuroj stat’ižurnala “Vremja”. In：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17。

[40]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25f；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提到的是1862年5月的事件，所以他很可能是把传单搞混了，他实际指的是《青年俄罗斯》，当时圣彼得堡发生的一系列火灾与这份传单有关。

[41] černyševskij，N.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Bd. 1. Moskau 1939：777；Dostoevskij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394.

[42]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34 f.

[43]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376.

[44] 发生在俄国以外的事件均按照格里历纪年。

[45] Hielscher，Karla：Dostojewski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Leipzig 1999：26.

[46] Michail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Pis’ma [Briefe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Michail]，27. 6. 1862.

[47] Strachow，N.N.：Über Dostojewskis Leben und literarische Tätigkeit. In：F.M.Dostojewski：Literar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60.

[48] Gercen XXVIII，Buch 1：247.

[49]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0：28 f.

[50] Strachow，N.N.：Über Dostojewskis Leben und literarische Tätigkeit. In：F.M.Dostojewski：Literar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61.

[51] N. M. Karamzin：Pis’ma russkogo putešestvennika. Leningrad 1981：149.

[52] Ju.M. Lotman，Boris A.Uspenskij：Pis’ma russkogo putešestvennika i ich mesto v razvitii russkoj kul’tury. In：Nikolaj M. Karamzin：Pis’ma russkogo putešestvennika. Leningrad 1987：531.

[53] Städtke 2002：119.

[54] Benjamin，Walter：Illuminationen. Ausgewäh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1961：192.

[55] 另参Mark Twains “Tramp Abroad”，1880。

[56] Erich Fromm：Haben oder Sein. 38. Auà. München 2001：89-109.

[57] Joachim Klein：Russische Literatur im 18. Jahrhundert，Köln u. a. 2008：190.

[58] Peter Sloterdijk：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 Für eine philosophische Theorie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a.M. 2005：267.

[59] Helmut Gold：Wege zurWeltausstellung. In：Hermann Bausinger u.a. （Hrsg.）：Reisekultur. Von der Pilgerfahrt zummodernen Tourismus.München 1991：320.

[60] Helmut Gold：Wege zurWeltausstellung. In：Hermann Bausinger u.a. （Hrsg.）：Reisekultur. Von der Pilgerfahrt zummodernen Tourismus.München 1991：320.

[61] Marx-Engels-Werke，Bd. 23：285.

[62] Geoffrey Hosking：Empire and Nation-Building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In：Hosking/Service 1998：23.

[63]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406.

[64]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402.

[65] Saraskina，Ljudmila：Vozljublennaja Dostoevskogo. Apollinarija Suslova：Biografija v dokumentach，pis’mach，materialach. Moskau 1994：63，46.

[66] Suslova，A.P.：Gody blizosti s Dostoevskim. Dnevnik. Povest’. Pis’ma. Vstupitel’naja stat’ja A.S.Dolinina. Taschkent 1991：135.

[67] Dostojewskij，geschildert von seiner Tochter 1923：118.

[68] Dolinin，A.P.：Dostoevskij i drugie. Stat’i i issledovanija o russkoj klassičeskoj literature. Leningrad 1989：206.

[69] Saraskina，Ljudmila：Vozljublennaja Dostoevskogo. Apollinarija Suslova：Biografija v dokumentach，pis’mach，materialach. Moskau 1994：60.

[70] Kant：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In：Kant. Akademieausgabe，Bd. 6. Berlin 1907：277.

[71] Slonim 1957：127.

[72] Nietzsche，Friedrich：Sämtliche Werke in 3 Bänden. Hrsg. von Karl Schlechta. München，8.Aufl.1977，II：83.

[73] Dolinin，A.P.：Dostoevskij i drugie. Stat’i i issledovanija o russkoj klassičeskoj literature. Leningrad 1989：200.安娜在她的私密日记中把夜里在床上性欲旺盛的丈夫比喻为“野兽”，参见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39。

[74] Dolinin，A.P.：Dostoevskij i drugie. Stat’i i issledovanija o russkoj klassičeskoj literature. Leningrad 1989：199.

[75] Saraskina，Ljudmila：Vozljublennaja Dostoevskogo. Apollinarija Suslova：Biografija v dokumentach，pis’mach，materialach. Moskau 1994：97.

[76] Saraskina，Ljudmila：Vozljublennaja Dostoevskogo. Apollinarija Suslova：Biografija v dokumentach，pis’mach，materialach. Moskau 1994：100. Suslowa，Polina：Dostojewskis ewige Freundin. Mein intimes Tagebuch. Aus dem Russischen von Rosa Symchowitsch. Mit einem Nachwort von Verena von der Heyden-Rynsch. Berlin 1996：11 f.

[77] Suslowa，Polina：Dostojewskis ewige Freundin. Mein intimes Tagebuch. Aus dem Russischen von Rosa Symchowitsch. Mit einem Nachwort von Verena von der Heyden-Rynsch. Berlin 1996：129.

[78] Michail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Pis’ma [Briefe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Michail]，15.9.1863 und 2.9.1863.

[79] Saraskina，Ljudmila：Vozljublennaja Dostoevskogo. Apollinarija Suslova：Biografija v dokumentach，pis’mach，materialach. Moskau 1994：125.

[80] Suslova，A.P.：Gody blizosti s Dostoevskim. Dnevnik. Povest’. Pis’ma. Vstupitel’naja stat’ja A.S.Dolinina. Taschkent 1991：155 f.

[81] Saraskina，Ljudmila：Vozljublennaja Dostoevskogo. Apollinarija Suslova：Biografija v dokumentach，pis’mach，materialach. Moskau 1994：117.

[8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0：172.

[83]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0：173-175.

[84] Frank，Joseph：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Oxford 2010：411.

[85]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9.1：465 f.

[86] Nečaeva，V.S.：Žurnal M.M.i F.M.Dosoevskich «Ėpocha». 1864-1865. Moskau 1975：19.

[87]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04.

[88] Bachtin 1969：256.

[89] N.G. Tschernyschewski：Ausgewählt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Moskau 1953：166.

[90] G.W.F. Hegel：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Hamburg 1955：257.

[91]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影响做出的有关自由意志与自然法则矛盾的论述，参见Ja. E.Golosevker：Dostoevskij i Kant. Moskau 1963；Paperno，Irina：Suicide a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Ithaca，London 1997：124 f.，242。

[92] 法语，意为自然与真实的人，语出卢梭《忏悔录》。

[93] Močul’skij，Konstantin：Dostoevskij. Žizn’i tvorčestvo. Paris 1947：205.

[94] 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usw. 1970：127. Gerigk：Dostojewskijs Paradoxist. In：R.Geyer，R.Hagenbüchle：Das Paradox. Eine Herausforderung des abendländischen Denkens. Tübingen 1992：483-485.

[95] Belinskij，V.G.：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Moskau 1953-1959 7：313.

[96] Turgenev，I.S.：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dvadcati tomach. Moskau，Leningrad 1960 ff.，Bd. 7：189.

[97] Turgenev，I.S.：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dvadcati tomach. Moskau，Leningrad 1960 ff.，Bd. 7：184。

[98] Lew Schestow：Kierkegaard und Dostojewskij. In：ders.：Kierkegaard und die Existenzphilosophie. Graz 1949：18.

[99] Schestow，Lew：Dostojewski und Nietzsche. Philosophie der Tragödie. Köln 1924：58.

[100] Ludwig Büchner：Natur und Geist. Halle，3. Auà. 1874：186.

[101] LN 77：343.

[102] Močul’skij，Konstantin：Dostoevskij. Žizn’i tvorčestvo. Paris 1947：212.

[103] N. K.Michajlovskij：Ňestokij talant. In：Michajlovskij 1957：181-263.

[104] Schestow，Lew：Dostojewski und Nietzsche. Philosophie der Tragödie. Köln 1924：48.

[105] Frank，Joseph：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Oxford 2010：440.

[106] Il’inskij，L.：Gonorar Dostoevskogo. Bibliografičeskie listy russkogo bibliologičeskogo obščestva. 3/1922：9；Eckstein 1925：29；Kjetsaa 1985：229；Lavrin 1994：64；Nasedkin 2003：731；Frank，Joseph：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Oxford 2010：475. 另参Rusakov 1904：950 f。

[107]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154-159；29.1：209-214；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76.

[108]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127.

[109] Dostojewski am Roulette 1925：LXXIV.

[110]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128.

[111] Hielscher，Karla：Dostojewski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Leipzig 1999：32.

[112] Guski，Andreas：«Geld ist geprägte Freiheit». Paradoxien des Geldes bei Dostoevskij. In：Dostoevsky Studies，N.S.，Vol.ⅩⅥ（2012）：33.

[113]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66 f.

[114]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49-60.

[115]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234.

[116]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65.

[117] Dnevnik Anny Grigor’evny Dostoevskoj 1867 g.[Tagebuch der A.G.Dostojewskaja]：304.

[118]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73，82，85.

[119] 德文直译为“轮盘城堡”。

[120] Natascha Drubek-Meier：Dostoevskijs Igrok：Von nul’ zu zéro. 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Sonderband 44 （1997），173-210.

[121] Ryklin，Michail：Russkaja ruletka. In：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 35（1995）：28.

[122] Schopenhauer：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 Leipzig 1941：36.

[123] Andreas Buss：Die Wirtschaftsethik des russisch-orthodoxen Christentums. Heidelberg 1989；Max Weber 2002：164；Hartmann Tyrell：Intellektuellenreligiosität，“Sinn”-Semantik，Brüderlichkeitsethik. Max Weber im Verhältnis zu Tolstoi und Dostojewski. In：Anton Sterbling，Heinz Zipprian （Hrsg.）：Max Weber und Osteuropa. Hamburg 1997 （Beiträge zur Osteuropaforschung，Bd. 1），25-58.

[124] Lotman，Jurij M.：Russlands Adel. Eine Kulturgeschichte. Köln u.a.1997：153.

[125] Ryklin，Michail：Russkaja ruletka. In：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 35（1995）：19-39.

[126] Swetlana Geier （2009：189）将这段话按照意思翻译为“……像遭到了龙卷风袭击”。

[127] 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圣愚”角色，参见V. V. Ivanov：Jurodskij žest v poėtike Dostoevskogo [Die Narrengeste in Dostojewskijs Poetik]. In：J. M. Prozorov，O. V. Slivickaja （Hrsg.）：Russkaja literatura i kul’tura novogo vremeni [Russische Literatur und Kultur der Neuzeit]. Sankt Petersburg 1994：108-133。

[128] Bachtin 1969：262-264. 另参Sasse 2013 und Horst-Jürgen Gerigk：Dostojewskijs “Paradoxalist”。Anmerkungen zu den 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Kellerloch. In：Paul Geyer，Roland Hagenbüchle （Hrsg.）：Das Paradox. Eine Herausforderung des abendländischen Denkens. Tübingen 1992：485. 另参Joseph Brodsky：Less thanOne. NewYork 1986：160：“Like a banknote into change every stated idea instantlymushrooms in this language into its opposite，and there is nothing its syntax loves to couch more than doubt and selfdepreciation”。

[129] Mereschkowski，Dmitry Sergejewitsch：Tolstoj und Dostojewski. Leben，Schaffen，Religion. Berlin 1924：121.

[130] 德文版《罪与罚》中的“罪”系罪责（Schuld）之意，而非罪行（Verbrechen）。中文字面上则无此区分。

[131] 由于这部小说几十年来以《罪（责）与（惩）罚》之名被列入德文陀氏经典，而且从含义来讲，这个译名更贴近原作者的意图，故本书仍然采用这个习惯名称，而不按字面意思改成《罪行与惩罚》。

[13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7：334 f.，19：284 f.

[133] Meier-Graefe，Julius：Dostojewski. Der Dichter. Frankfurt a.M.1988：146.

[134] 《罪与罚》，非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下同。

[135] Močul’skij，Konstantin：Dostoevskij. Žizn’i tvorčestvo. Paris 1947：255.

[136] Berdjaev 1964：80.

[137]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关自杀问题的论述，参见Paperno，Irina：Suicide a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Ithaca，London 1997：123-184。

[138] A.Pieper：Gut und Böse. München 1999：78.

[139] Šelgunov，N.V.：Vospominanija v dvuch tomach. Moskau 1967，Bd. 1：333.

[140] D. I. Pisarev：Izbrannye proizvedenija. Leningrad 1968：49-95；尤参49-52。

[141] 参见Ludwig Giesz. Phänomenologie des Kitschs. Heidelberg 1960；关于惊悚小说参见Norbert Miller：“Der wahre Poet der Historie …” Horace Walpole erfindet den Schauerroman. In：HoraceWalpole：Das Schloss Otranto - Ein Schauerroman. München 2014：177.

[142] 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100 f.

[143] Russkij vestnik 62/1866：689.

[144] Russkij vestnik 66/1866：155.

[145] William M. Todd III：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Serialized Fiction. In：Dostoevsky Studies. N. S，XV （2011）：29-36.

[146] Elena Nowak，Anja Otto，Vadim Sergeev：St. Petersburg entdecken. Berlin 2004：88.

[147] Slonim 1957：187.

[148] Saraskina，Ljudmila：Vozljublennaja Dostoevskogo. Apollinarija Suslova：Biografija v dokumentach，pis’mach，materialach. Moskau 1994：269.

[149] G. V. Prochorov：Nerazvernuvšijsja roman Dostoevskogo. Pis’maMarfy Braun k Dostoevskomu. In：Zven’ja 1936，Bd. VI：582-600；Slonim 1957：199-203.

[150] S. V. Kovalevskaja：Vospominanija. Povesti. Moskau 1974：88.

[151] Slonim 1957.

[152]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92.下述引语出处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95-99。

[153]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74。

[154]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92。

[155]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10 f。

[156] Slonim 1957：211.

[157]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00；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268.

[158] Il’inskij，L.：Gonorar Dostoevskogo. Bibliografičeskie listy russkogo bibliologičeskogo obščestva. 3/1922：7.

[159]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32.

第四章 第二次流亡：欧洲（1867～1871）

情非所愿的旅行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这次长达四年的欧洲之旅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它既是蜜月，又是为了逃债；既是旅行，又是流亡；既有专注的文学创作，又有疯狂的赌博冒险。1867年，两人先是在德国度过了夏天，然后来到瑞士，并于1868年2月生下了女儿索菲娅（索妮娅）。当女儿在三个月时夭折后，夫妇俩离开了瑞士，去意大利过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佛罗伦萨。1869年夏，两人返回了德累斯顿。安娜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柳波芙，一家人在这里又继续生活了两年。

这次旅行无论是时间还是路线，都没有固定的规划。最初，他们只想在国外待几个月。后来，回程的时间之所以一拖再拖，主要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卡特科夫在《罪与罚》大获成功后为下一部新作《白痴》预付的三千卢布稿酬，早在夫妇俩动身前便已花费殆尽。这些钱主要是被拿来还债。安娜用典当嫁妆换来的微薄旅费也在巴登-巴登——德国行程的第二站——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得所剩无几。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夫妇两人只能靠东拼西凑来维持生计。无论是预付稿酬、借款、朋友接济还是赌博赢来的钱，都在转眼间被花了出去，不是拿来支付生活费，就是用来赎回典当的首饰或衣物。唯一可靠的收入来源只有正在创作中的新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仍然进展缓慢。《白痴》最后几章面世时已是1869年。这时候，预支的稿酬都已经花光，在俄国借的高利贷更是无力偿还。

与归心似箭的丈夫不同，安娜对返回俄国没有丝毫向往。她很乐意待在国外，在这里，她不用再受艾米莉娅和帕沙的气，可以躲开债主们的纠缠，而且还能有更多时间和丈夫一起享受二人世界。在她看来，即便物质生活窘迫，也比返回圣彼得堡要好得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对国外陌生和新鲜的事物样样都感到好奇。在这方面，她的态度要比丈夫开放得多。后者对旅行指南上介绍的西欧各地景点没有丝毫兴趣，只有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除外。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旅居国外的四年里，欧洲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56年签订的《巴黎和约》确认了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事实，法国重新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强国。但是，人们透过1860年代的政治局势变化发现，拿破仑三世领导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意大利统一运动取得胜利；在俾斯麦推动下，德国各诸侯国逐步统一在普鲁士麾下；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遭遇失败后，又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输给了普鲁士——以上种种事件标志着，欧洲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德累斯顿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目睹了霍亨索伦王朝打败奥地利及其盟友萨克森之后，普鲁士军队作为占领军的耀武扬威；在瑞士，他们见证了加里波第在1867年日内瓦会议上慷慨激昂地为和平和自由呐喊；在第二次逗留德累斯顿期间，他们从报纸上获知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以及巴黎公社起义的消息。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民族主义者来说，看到民族主义理念在德国、意大利以及哈布斯堡帝国的少数族裔中所取得的硕果，理应感到振奋。然而，每当民族主义渐渐转化为弥赛亚主义时——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生的变化一样——其他民族的崛起在其眼中就会变成一件令人反感的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这种反感的表现是对德国的仇视。在他看来，德国人小气、刻薄、丑陋、吝啬、无趣、精于算计，更重要的是，他们愚蠢得不可理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愚蠢德国人的评价，颠覆了俄国人长期以来对德国文化优越性的认识——自18世纪初以来，这种认识对俄国文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比愚蠢丑陋的德国人更加令人厌恶的，是生活在黑森林和日内瓦湖畔的那些被欧洲文化同化的俄国侨民，因为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根基的，特别是像屠格涅夫这种在巴登-巴登买下别墅、长期定居国外的人。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屠格涅夫以旅德俄国侨民为背景的长篇新作《烟》（Rauch）不仅在左翼革命者阵营，同时也在斯拉夫主义者当中受到抨击。就像俄国人对德国及其文化的膜拜一样，屠格涅夫在这部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由衷的厌恶。只有一个没有祖国的愣头青才会写下这样的文字！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以自我审视的态度意识到，他在欧洲待得越久，他的身份就会越来越向屠格涅夫这类俄国侨民靠近（1867年10月9日）。

在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生活的四年多经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欧情绪提供了新的养分，同时也使得他对西方社会堕落的抨击多了“直接经验”作为充分依据。为了做到有的放矢，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要找到具体对象作为靶子：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是法国，如今是德国，后来是波兰人和犹太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巩固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并通过反证的方式确认“俄国性”的重要意义。人们往往很难分辨，这种排外心理有哪些是神经质表现，哪些是意识形态主张，在很多时候，两者是掺杂在一起的。在安娜的旅行日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度情绪化的男人，他在国外几乎样样都看不顺眼，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对西欧艺术——文学，音乐，尤其是绘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其笔下的许多主人公身上，人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对欧洲爱恨交织的心理：《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白痴》中的韦尔西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然而在作家的自白中，这一切则始终是一种禁忌。

尽管对西欧国家有着种种排斥，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却一待便是四年多。论其原因，主要是为了躲避圣彼得堡债主们的纠缠，但这同时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淡漠态度有关。多年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过着漂泊动荡的生活，他搬家的频率几乎像换衬衣一样勤，他对屋里的家具和摆设也向来不放在心上。他的童年是在莫斯科穷人医院宿舍的狭窄隔间里度过的，少年时代是在军事工程学校寄宿，后来又在苦役营的集体牢房里待了整整四年。经过长时间的历练后，他对游荡的生活状态早已习以为常。

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欧洲住不起酒店，所以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在环境或地理位置不佳的地方租下一间带家具的廉价公寓，作为落脚之处。例如在巴登-巴登，他们租住的狭小套间正对一家铁匠铺，打铁的声音叮叮当当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在安娜去世后很久才出版的旅欧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对夫妇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文化娱乐到因没钱付账而四处筹借，从夫妻间的亲昵和争吵，到轮盘赌、生病、社交以及夫妻生活的私密细节，都在日记中一一做了交代。作为资料来源，这本日记的价值不逊于安娜的回忆录。后者早在20世纪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中便受到追捧，对人们深入了解陀氏生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旅欧经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作家与诗人好友阿波隆·迈科夫的通信。迈科夫早年也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有过密切交往，后来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转变为保守的斯拉夫主义者。不过，除了偶尔提到缺钱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谈论的大多是欧洲与俄国当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处境问题，对夫妻二人的日常生活则很少涉及。

工作还是赌博？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圣彼得堡抵达德国后，先在柏林休整了两天，然后于1867年4月19日来到德累斯顿。他们在这里逗留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是这次欧洲之行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就连一向对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任何好感的“费佳”（Fedja）——安娜在日记中对丈夫的昵称——也对易北河谷的美丽山峦、宫殿和别墅群由衷地发出赞叹。初到德累斯顿的几周就像是夫妻俩的蜜月。两人每日的安排几乎都是同样的内容：参观画廊，午餐——大多是在布吕尔平台上的赫尔比希餐厅，午后咖啡和读报，逛街，去邮局打听有没有待取的邮件，在德累斯顿大花园里散步，听听露天音乐会，找家中档餐厅吃晚餐，晚上回到住处后喝茶读书，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伏案写作，安娜自己去上床睡觉——她经常在深夜时分被“费佳”叫醒，两人云雨一番后相拥而眠。[1]

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两人的蜜月投下了第一抹阴影：安娜无意中发现了两封来自丈夫的旧情人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来信。虽然结了婚，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与这位老相好保持着秘密联络。安娜的气愤除了妒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失望，因为她万万没想到，这个“方方面面被她视作榜样”[2]的男人，竟会以这样的方式欺骗她。另外她还发现，他们在德累斯顿待的时间越久，丈夫的脾气就变得越坏。没过多久，她便了解了其中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心惦记着要去赌博。赌博在俄国是被禁止的，只有在“堕落腐化”的西方，赌博才是被允许的事情。我们有理由猜测，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开始便打算在国外通过轮盘赌赚一大笔钱，以便解决资金上的困难。这很可能是他这次安排到欧洲旅行的动机之一，甚至是唯一的动机。

安娜不相信费佳可以靠赌博来赚钱，但她实在经不住丈夫的哀求，而且她心里清楚，如果不答应他，就永远无法让他安下心来。5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乘车经莱比锡去了巴德洪堡。在之后的十天里，虽然偶尔也有赢钱，但他最终还是把这次出行的全部旅费输得精光：总数“超过一千法郎，折合三百五十卢布”（1867年5月24日）。因为没有钱支付旅馆住宿费和返回德累斯顿的路费，他请求安妮娅给他汇二十帝国银币（合二百卢布）到巴德洪堡。安妮娅得到消息后立刻把钱汇了过去。但是，她的丈夫并没有按照约定于次日乘火车返回德累斯顿，而是把这笔钱又丢在了赌场上。在这段时间每天从巴德洪堡寄给安娜的信里，满篇都是悔恨与自责。过不了多久，安娜还将在巴登-巴登遇到同样的情况。

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在表示懊悔时都会指天发誓，绝不再去赌博，而是要埋头工作：“现在我要工作、干活，干活、工作。我要向你证明我的能力！”（1867年5月24日）每当失望和懊悔时，他都会把工作当成道德上的幌子，用以抵偿赌博这件不道德之事的罪过。但是，当他犯了赌瘾时，他便会把这对矛盾抛到九霄云外。那时候，赌博作为“无须付出的赚钱手段”（1867年5月18日）就会替代工作，甚至不仅仅是作为收入来源，而且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只是其遵循的是另一种套路。

通过安娜的旅行日记我们得以了解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癖好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病理学因素在起作用。在收到《俄罗斯导报》寄来的四百六十塔勒支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才从德累斯顿到了旅行的下一站黑森林。在巴登-巴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偶尔赢来的钱变成了唯一的收入渠道，夫妻二人的日常开支只能通过赊账和典当衣物与首饰——包括两人的结婚戒指——才能勉强维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典当物品早已是家常便饭，这一点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罪与罚》。在19世纪的俄国和西欧国家，当铺生意十分红火，它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小人物的钱庄”。[3]

在巴登-巴登，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在赌场和当铺之间游荡，把赌博变成了糊口的一种手段。安妮娅写道：“如果我们每天能赚到两个塔勒，那该有多好！我们就可以赎回（当掉的）衣物，安心等待卡特科夫把钱汇来。”尽管她对丈夫的赌博癖好抱有很深的顾虑，但她同时也相信，费佳一定能靠赌博换来每天的开支，因为丈夫一再对她讲，每次他在赌场押注的时候，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给安妮娅买面包的钱，给她买面包的钱。”[4]

巴登-巴登赌场，1855年前后

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着能够把赌博这种“无须付出的赚钱手段”当成工作，就像人们平日出门上班一样。抱着这样的信念，他每日定时定点地出入赌场，而在赌场上偶有斩获的经历更令他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在巴登-巴登，有几回，他一次赢来的钱可以够两人几天的花销，运气好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去赎回典当的物品。每次赢了钱，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会买来一堆好吃的，当作两人的夜宵。就像打工者下班后给自己的犒劳，这种庆祝方式让赌博有了更多的劳作色彩。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相信，人只需要学会冷静和算计，就一定能在赌场上赚到钱。赌博在他的眼里，俨然变成了一门可以依靠技术和经验掌握的手艺。

但是，冷静与算计既不符合《赌徒》中所说的富有活力的“俄国”赌博方式，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性背道而驰。从他在赌场上的各种表现便可以看出，按照他在《赌徒》中的定义，他并不是一个“绅士型”赌徒，而是一个“庶民型”赌徒：他三番五次把手里的钱输得精光；每次输得多了，他便毫不客气地催促安娜掏出身上所有的积蓄，或把衣服拿去当掉，甚至连安娜亲戚们接济他们的钱，也拿去当成赌本；他眼看着安娜的衣柜渐渐变空，却从不掏钱给她添置衣服（他在德累斯顿反倒给自己买了两套西服）；他一再承诺要戒掉赌瘾，却又反复打破自己的承诺——他赌的不只是钱，而且是自己的生命。把赌博当作谋生手段的说法，不过是他为自己的赌博恶习编造的借口。他的神经质以及近乎歇斯底里的敏感，都说明他不是一个冷血的绅士型赌徒，而是相反。安娜有一次在赌场见到丈夫，被他脸上的神情吓坏了：“他神色惊慌，脸色通红，眼睛里布满血丝，模样就像个喝醉的酒鬼。”[5]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承认，赌博对他有着某种“刺激和麻醉”的效应（1867年5月18日）。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赌博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钱，而在于赌博本身，是冒险的刺激，是孤注一掷的快感，是“押下赌注、眼望骰子转动和停下的那一刻”带给人的眩晕。[6]只有这种失去理智（“算计”）和道德的亢奋感才能够解释，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用如此冷漠乃至残忍的态度对待安娜，对她的担心和恐惧毫不顾忌。在亢奋的另一面，是奴颜婢膝的自虐式快感：

安妮娅，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的妻子，原谅我这个混蛋吧！我犯了罪，昨天晚上，我把你刚刚给我的钱全都输掉了，输得一个子儿都不剩。（1867年5月24日）

费佳跪在我的面前，吻着我的胸脯和双手，对我说，我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人，像我这样好的女人，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他告诉我，他把所有钱都输掉了，甚至把我当掉耳环换来的钱也都输掉了……他一头扑在桌子上，抽泣了起来。是的，费佳哭了……费佳在向我道晚安时说，他深深地爱着我……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对他是多么好。

费佳向我道晚安时，情绪激动地说，他疯狂地爱我，用整个身心爱着我；他说，他配不上我，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不知自己何德何能，竟能得到这些，所以他必须要改过自新。[7]

从道德角度看，这种犯错与自责交替的行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用自责来抵偿自己的过失，同时又把自责变成了为犯错创造前提的一种技巧，这一点令弗洛伊德感到颇为诧异。[8]不过，上瘾这种现象是无法用尊严和道德一类的概念评说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德性本质”必须具备的内容，而任何一种瘾都会使人丧失这方面的能力。上瘾的人不可能戒掉，反过来讲，能戒掉的人也不可能上瘾。

安妮娅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她对丈夫的赌博癖好虽然忧心忡忡，却没有千方百计加以拦阻。她知道，这种癖好并非意志薄弱所致，而是一种“摧毁一切的激情，一种原始力量，任凭人的意志再坚定也无力抗拒”，它就像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9]她知道，费佳总是要不断地挑战极限，只有达到或越过极限，他的心才能得到安宁。她同时也知道，冒险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因为他们就是在迄今最冒险的一次创作——《赌徒》——的过程中相识的，之后，她又陪伴他完成了另一部同样高风险的作品——《罪与罚》——的收尾工作。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赌博与文学创作的共同之处并不是他把赌博幻想成和写作一样的挣钱手段，而是它们都具有俄式轮盘赌的心理特征：把自己的身家和性命都当作赌注。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把所有财力和精力挥霍殆尽，换句话说，他必须要触碰到谷底，将内心积压的欲望发泄一空，然后才会重新回归文学创作，[10]并借助写作为之前所犯的过错赎罪。从这一点来看，他显然不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因为职业作家和任何一项职业一样，都需要一定的自律能力以及经济上的考量。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把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不厌其烦地记录在账本上。[11]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知道，写作是他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情，因此才不愿为此受到束缚。赌博于他不仅意味着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能够给“困境中的诗人”带来比写作更多的激情。

巴登-巴登的日常就这样一成不变地重复着：赌场上的赔和赚，期待与绝望，把首饰或衣物拿去典当或赎回——这样的日子过得越久，安妮娅为这个“可恶的巴登-巴登”和赌场所受的苦便越多。[12]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隐约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1867年8月22日，他又把安娜母亲寄来的期票输掉了，这笔钱原本是准备拿来给安娜赎回当掉的首饰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流着泪，垂头丧气地从赌场回了家。这时他决定马上、就在当天离开巴登-巴登，到瑞士去。

但是，下一班前往巴塞尔的列车要到次日下午才发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赌徒来说，与其干巴巴地等着，还不如利用最后的机会再去赌一把手气。于是，就在发车前一个半小时，他把安妮娅留在一边作为旅费的钱输了个精光。这一次，安娜“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13]他跪在她的面前，骂着自己混蛋，搓着双手恳求她原谅。这种场面安娜已经见得太多，更何况对眼下的困难来说，丈夫的态度再诚恳，也一样无济于事。为了和旅馆结账，外加买火车票，安娜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首饰，慌慌张张地赶去当铺。这次当掉的是一枚胸针和一副镶钻的耳环，那是两人结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买给她的。这些首饰从此一去不回。

8月23日下午2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登上了驶往巴塞尔的列车，经过一路八小时的颠簸，抵达终点时两人都已累得筋疲力尽。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安娜满脑子都是法郎、古尔登、塔勒、弗里德里希·多尔（Friedrich d’or）[14]等货币的名字，这时候，它们终于被睡意打败了。“然后我们就睡着了，”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梦到了钱。我竟然变成了如此贪婪的人，一心只想着钱和金子。”[15]

日内瓦，“令人厌恶的共和国”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离开了巴登-巴登，我们国外生活的暴风雨时期就此结束。我们的恩人《俄罗斯导报》编辑部照例搭救了我们。”[16]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能够从巴登-巴登来到瑞士，靠的并不是卡特科夫的汇款。另外，两人在日内瓦的一年多生活也并非没有动荡和波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是用她的记忆，抹平了现实中遭遇的种种不顺。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两人在瑞士的生活的确与在巴登-巴登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把金钱和精力都耗尽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文学创作的正路上。

这次国外旅行的下一站原本应该是巴黎，但是因为手头拮据，两人只好选择花销相对较少的瑞士。瑞士是19世纪最便宜的旅游目的地，每人平均只需要五法郎（约折合一点六五卢布）便可以应付一天的日常开支。[17]在瑞士，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将日内瓦作为落脚之地。自从经历了在德累斯顿和巴登-巴登的语言沟通困难后，瑞士德语区已不在他的考虑范围。此外，日内瓦有一片很大的俄国殖民地，有自己的教堂和能够提供俄文报纸的咖啡馆。但抛开这些因素来看，这个地处瑞士西部的大都市是加尔文主义的发源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的让-雅克·卢梭的故乡，而且近年来又变成了俄国革命者活跃的地盘，因此日内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其实并非那么令人向往。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1867年8月25日从巴塞尔乘车抵达日内瓦时，整座城市里到处张贴着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宣传海报。这位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英雄计划在9月9～12日召开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刚到日内瓦，便目睹了加里波第在这座城市掀起的热潮。三天后，他们参观了自由同盟的会议地点——日内瓦选帝侯宫。不过这时候，因发表批评教宗的言论而惹怒日内瓦天主教会后，加里波第已经离开了日内瓦。整个会议的主张、宣言以及针对欧洲反动政权特别是俄国政权[18]展开的无休止的争论和批判，更进一步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满。在他眼里，西欧地区这些观点纷纭的争论是引发社会骚乱的不和谐音：

这些我以往只读过他们的书、如今才第一次见到真人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竟然在台上面对五千名听众如此信口雌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是多么滑稽、荒谬和漏洞百出，既爱争辩又自相矛盾。可就是这样一群无赖，如今在煽动着不幸的劳苦大众！为了在地球上实现和平，他们要铲除基督教信仰，把大国摧毁，分成一个个小国。他们还要没收所有的资本，把一切财产充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867年10月11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与生活在日内瓦的俄国侨民几乎没有联系，只有尼古拉·奥加辽夫 （Nikolay Ogarev）是个例外。奥加辽夫是赫尔岑的挚友，1865年随着流亡杂志《钟声》一起从伦敦迁到了日内瓦。除了提供书籍，奥加辽夫还经常在生活上接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位俄国秘密警察的眼线向圣彼得堡方面报告了这一消息，第三局指示在作家夫妇返回俄国时务必要严格审查。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和当地侨民保持疏远，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俄国左翼的反感，主要是因为他已下定决心，要在结束巴登-巴登的几周狼狈生活后，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为了下一部新小说，卡特科夫已经向他支付了四千卢布预付稿酬。

在日内瓦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威廉退尔大街靠近日内瓦湖的位置，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拐角公寓，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勃朗峰大桥和卢梭岛。按照计划，新小说将于1868年1月起在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上连载。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面对着巨大的时间压力，为此，他在日内瓦时为自己制定了一份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的生活起居也都是按照这张表格进行的。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都工作到凌晨，所以他通常是在上午11时左右起床。和安妮娅共进早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工作，已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安妮娅则按医生嘱咐，独自去散步。下午3点前后，夫妇俩会在日内瓦老城里找一家便宜的餐厅进餐。之后，安妮娅回家午休，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到日内瓦湖畔找一家咖啡馆——大多数时候是在“拉库罗讷咖啡馆”——落座，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阅读俄文和法文报纸。晚上7点左右，夫妇俩一同去湖边散步，或到老城商业街闲逛。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会在一些高档珠宝店的橱窗前停步，“指着橱窗里的珠宝首饰说，等他有了钱，会把它们买下来送给我”。[19]到这时候，他依然还没放弃他的发财梦。可是，在这座仅有八万人口却有两百多个百万富豪的19世纪末的大都市里，面对橱窗里那些琳琅满目的珠宝，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能对自己的爱妻说些什么呢？

夫妇俩的经济状况仍然一如既往的窘迫，他们只能靠亲戚朋友从俄国寄来的钱勉强度日。和在巴登-巴登时一样，去邮局取信变成了每天日程的固定内容：“又白跑了一趟邮局。天，这实在太折磨人了！”[20]如果手头没钱，最后的一招只能是去当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们对典当这件丢脸的事也渐渐感到麻木。但是，穷困和典当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块心病。沿罗讷河往上游走，距离马蒂尼（Martigny）几公里远，是瓦莱州一个名叫萨克森（Saxon）的温泉小镇，镇上有一家带轮盘赌的赌场。到日内瓦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努力抵抗着赌博的诱惑，但是在过了一个月后，他的赌瘾爆发了。10月5日，他乘火车去了萨克森，在一天半时间里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百五十法郎，还有中间一度赢到手的一千三百法郎。因为错过了返回日内瓦的末班火车，他不得不用戒指和大衣作抵押，在洛桑的一家酒店过夜。

这不是他到萨克森的唯一一次赌博游。1867年11月和1868年3月，他又两次去了萨克森赌运气，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收获的只有懊悔和愧疚。一直对丈夫的赌博癖好报以宽容态度的安娜，这次真的动了火。一段时间以来，她都在盘算着给即将出生的宝宝准备衣物，另外她还想到，等家里变成三口人之后，至少需要一套两居室，这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租金。所以，她写信给身在萨克森的费佳，要他赢了钱以后，至少要寄两百法郎到日内瓦。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口咬定没有收到这封信。这时候，两人身边的现金只剩下四十九法郎，其中三十一法郎要寄给酒店，以便赎回抵押的戒指和大衣。安娜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难过，就连在巴登-巴登输掉大笔钱时，我也没有这样绝望过。”[21]于是，两人只好再次写信到俄国求助：向好友迈科夫和亚诺夫斯基，向安娜的母亲，向《俄罗斯导报》。卡特科夫终于松口，答应再汇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五百法郎稿酬，像支付工资一样分成五个月，每次一百法郎。

瑞士萨克森小镇的赌场

186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搬进了一套宽敞的两居室公寓，公寓就在繁华的勃朗峰大街上。在日内瓦，家有孕妇的人要想租到一套像样的公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时候，之前看不出孕相的安娜腰围粗了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也像妻子的肚子一样格外高涨。他已经为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如果是女儿，就叫“索妮娅”，这是他在莫斯科最爱的外甥女的名字；如果是男孩，就叫“米沙”，这是已经去世的哥哥米哈伊尔受洗时的名字。安娜怀孕的这几个月，夫妻两人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要和睦。即将到来的分娩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窘迫带来的烦恼，把平日情绪暴躁、敏感多疑的费佳变成了一个开朗诙谐、对妻子体贴备至的丈夫。他替她去采购，想方设法满足她挑剔的胃口（很多咖啡，很多“雏鸡肉”），在没有双层玻璃的日内瓦的冬天里，把炉火烧得旺旺的。“他做这件事时怀着极大的热情，仔细观察每一块木柴是否烧透，这使得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他自嘲地笑我们‘是快乐的烧火工，这是我们的日内瓦人生。’他总能想出各种搞怪的点子，逗我发笑。”[22]

作家好友阿波隆·迈科夫，摄于1860年代

日内瓦的冬天转瞬即逝。夫妻俩当然不是只忙着生炉子，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为创作新小说辛勤地工作。1868年3月4日，分娩的阵痛开始了。刚刚经历了癫痫症严重发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慌了神。他叫来了助产士巴罗太太，后者赶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位焦躁不安的丈夫赶出卧室，因为他的紧张只会对孕妇的分娩造成不利影响。安娜因为挂念费佳，每当阵痛间歇时，便请求助产士或助产护士替她去看看丈夫在做什么。她们看过后告诉她，“他在跪着祈祷，一会儿又坐在那儿用双手掩着脸，深深地陷入沉思”。[23]1868年3月5日凌晨2点，夫妇俩终于从痛苦中解脱了。索菲娅（索妮娅）·米哈伊洛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用助产士巴罗太太的话说，一个可爱的女孩（une adoralbe fillette）——顺利降生了。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兴得什么似的，一时激动，拥抱了巴罗太太，几次紧握助理护士的手。女助产士告诉我，在她多年的从业实践中，她从未看到过有哪个新生儿的父亲像我丈夫那样自始至终激动不安、心慌意乱的，接着她又重复这句话：“这些俄国人，这些俄国人！”（Oh，ces russes，ces russels！）[24]

陀思妥耶夫斯基陶醉在快乐中：“小家伙刚满一个月，就已经有了我的脸部轮廓，她的所有脸部特征，包括额头上的皱纹，都和我一模一样。她安静地躺在那儿，仿佛正在构思一部小说！”（1868年4月2日）但是，这对年轻父母的幸福并没能持续多久。5月，日内瓦天气突变。寒冷干燥的北风吹过日内瓦湖面，躺在婴儿车里、由母亲推着在英国公园（Englischen Garten）散步的小索妮娅受了凉，开始咳嗽发烧，看样子是得了肺炎。尽管儿科医生一再安慰这对忧心的父母说，孩子不过是得了普通的感冒，可是，5月24日，婴儿还是夭折了。

和婴儿出生时带来的莫大喜悦一样，女儿的夭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痛苦不堪。安娜回忆说：“他悲痛欲绝，站在爱女冰冷的尸体面前，像女人那样号啕大哭，呜咽啜泣，热烈地吻着她那苍白的小脸和小手。我以后再也没看到过他这种痛不欲生的模样。”三天后，他们在俄国教堂为女儿举行了安魂弥撒，然后将她葬在了素园（Plainpalais）的市立公墓。他们在小小的坟墓周围种上了柏树，在白色大理石的墓碑上刻着东正教的十字架，还有一行铭文：“费奥多尔和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苏菲。”[25]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没有喜欢过日内瓦这座城市。他在写给俄国朋友们的信中，总是一再说起他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共和国”过得很不开心，在这里，“资产阶级生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1868年1月12日）。他在从萨克森回日内瓦的火车上第一次见识到日内瓦湖东岸的美丽景色和温和气候，回到家后，他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安娜。一段时间以来，他脑子里总是萦绕着一个念头，就是把家搬到沃韦（Vevey），一座位于沃州里维埃拉的温泉小镇，它南部紧邻蒙特勒（Montreux），果戈理《死魂灵》的部分章节就是在那里创作完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爱女索涅奇卡（Sonjetschkas）的夭折归咎于日内瓦变化无常的恶劣天气，他感觉眼下是时候实现自己的计划了。

俄国的基督：《白痴》

但是在沃韦，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能如愿让心情重归平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写道，在他们十四年的婚姻生活里，她不记得有哪年夏天是如此令人愁闷的。每遇到一个孩子，都会让她想起自己的丧女之痛。为了避免触景生情，他们干脆放弃去城里散步，而是到种满葡萄的山坡上眺望沃韦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试图通过写作来转移痛苦。按照约定，新小说将于1868年1月起在《俄罗斯导报》上开始连载，巨大的压力令他一筹莫展。除了爱女夭折给他造成的抑郁情绪，自来到瑞士以来频频发作的癫痫症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创作力。很长时间，他都无法完成这部名为《白痴》的新长篇小说的情节构思。在几个月里，他写了无数草稿，设计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线索，但始终都不能满意。1867年12月初，他把全部草稿都扔进了垃圾筒，然后从头开始重新创作。在短短二十三天里，他像服了兴奋剂似的一口气写完了五个章节，相当于一百印张。

这时距离交稿日期还剩一小段时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天性散漫的人来说，在时间管理上能够做到如此冷静沉着，颇有些不同寻常。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其实与冷静无关，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爱冒险的性格所致。他往往要等到迫到眉睫的最后一刻，才会调动起自己全部的脑力资源，而在平日懒散的时候，这些资源大多是被闲置的。[26]1867年9月，他在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写道：

我一直没有跟您谈过工作的事，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眼下能说的只有一件事：我必须竭尽全力地拼命去工作。这中间我总是不断发病，每次发病后都有整整四天无法清晰地思考……这部小说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无论情况有多么糟，它都必须是一部出色的小说，这是一切的前提条件，别无他选……简言之，我怀着激动亢奋的心情，全身心地一头扎进了这部小说。我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一张牌上，结果爱怎样就怎样吧！（1867年10月21日）

在同年1月12日给迈科夫的另一封信中，他也提到过类似的内容：“我的做法简直就是冒险，就像玩轮盘赌一样，心里总在想：‘说不定写着写着，就会有好运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假如他读过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文章《论在讲话过程中思想的逐步形成》（Über das allmähliche Verfertigen der Gedanken beim Reden）的话，他也许不会再把冒险看作一种罪过。但是，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清楚，人本来不应当这样工作，可他却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他的“顽劣和富于激情的天性迫使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向极限发出挑战”（1867年8月28日）。

如果说“地下人”是生活在1860年代的当代人典型，那么梅诗金公爵这位俄国堂·吉诃德则是一位来自未来的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本意是想“塑造一个极尽完美的人……依我之见，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难能可贵的了，更何况是在当下这个时代”（1868年1月12日）。关于“极尽完美的人”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54年便说过：“我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作为堂·吉诃德与基督的合体，梅诗金公爵正是这样一位道德高尚而纯粹、无欲无求却又极具人格魅力的理想化身。梅诗金这一角色同时也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个观点：“或许只有俄国的思想、俄国的上帝和基督，才能帮助整个人类走向新生。”俄国的上帝和基督将让世界看到，俄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壮、正义、智慧和温柔的巨人”。这个泰坦巨人是用虔诚的信仰来征服世界，而不像天主教会那样，是用火焰和刀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瑞士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断抱怨的“俄国根基”的缺失，为这部新作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色彩。异国生活改变了他看待故乡的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梅诗金公爵比作者先行了一步。他在小说开篇刚刚结束了在瑞士的四年疗养，回到了俄国。但是，由于俄国如今已经被西方瘟疫污染，他最终将作为这个西化的新俄国的牺牲品，带着一颗无法修复的破碎心灵重返瑞士的疗养院。这个富有象征性意味的主题，便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线。小说在主题叙事之外还穿插着大量的阴谋和圈套、意外曝光的真相、出其不意的反转，以及各种令人感伤的戏剧性场面，以致读者的目光经常被这些情节吸引、面临偏离主线的危险。

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围绕三个人物展开的。首先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诗金公爵，一个古老贵族门户的最后一位子嗣。将主人公冠名为“白痴”并以此作为书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创作手法。按照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说法，作者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对话式”词语，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其做出不同的解释。读者应当在“歧义现象学”[27]的范畴内独立得出结论，梅诗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位另类理想主义者，一位圣洁的愚人，一个傻瓜，抑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梅诗金公爵的对手是一位刚刚去世的富商的儿子巴尔菲昂·罗果仁。罗果仁与梅诗金搭乘同一列火车来到圣彼得堡，一是为了接收父亲留给他的百万遗产，二是为了把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一位俄国茶花女式的当红名媛搞到手。娜斯塔霞出身贵族，从小便失去了双亲，之后被地主阿法纳西·托茨基收养。这位受男人追捧的名媛散播消息称，她将在当晚当众宣布，她愿意把两位热门追求者当中的哪一位作为结婚对象。其中一位便是巴尔菲昂·罗果仁，他垂涎娜斯塔霞的动机是阴暗、不可见人的，这里面既有“色情狂”[28]式的性冲动，也有嗜血成性的暴虐心理作祟，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的说法，称之为“野兽般的贪婪”。[29]罗果仁的直接竞争者是加甫里拉·伊沃尔京（加尼亚），他的父亲是一位年迈落魄的退休将军。虚荣贪财的加尼亚并不爱娜斯塔霞，他娶她的目的是得到托茨基许诺的七万五千卢布陪嫁，好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为自己开创一番事业。娜斯塔霞住在乡下偏僻的一处田庄，在未成年时便受到地主托茨基的蹂躏。多年来，虽然娜斯塔霞对托茨基一直冷脸相向，同时却又享受着后者为她提供的奢靡生活。眼下，托茨基一心打算娶有钱有势的叶潘钦将军的美貌女儿阿格拉雅为妻，所以他想尽快为娜斯塔霞找一位佳婿，以便就此了断与她的瓜葛。

当天晚上，娜斯塔霞的府上宾客盈门。借着香槟酒的酒劲，女主人当众公开了自己从小惨遭托茨基蹂躏的经历，以及身为后者情妇的低贱身份。这时，罗果仁出现在众人面前，把一捆钞票扔到了桌子上。这些钱总共是十万卢布，他要用它买下娜斯塔霞，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了托茨基为她准备的陪嫁。娜斯塔霞表示，她准备把七万五千卢布礼金扔还给托茨基，然后跟罗果仁一起离开这里。梅诗金公爵提醒她警惕，因为罗果仁是个靠不住的人。由于不忍心看着娜斯塔霞在高傲与绝望之间彷徨并为此受苦，梅诗金当下决定向她求婚。趁着求婚的机会，他向众人透露，他从一位远亲那里得到了一笔巨额遗产，数额高达一百五十万卢布。娜斯塔霞被公爵的表态感动了，但她拒绝了公爵的求婚，因为她知道，自己只会给他带来不幸。就在娜斯塔霞跟随罗果仁上路前，她把包着十万卢布的纸包扔进了壁炉，并要求加甫里拉·伊沃尔京把钱从烈焰中取出。加尼亚抵抗住了这一诱惑，却因急火攻心而昏了过去。“这就是说，他贪财，但更要面子。”娜斯塔霞嘲笑道。

小说的第二部分情节是围绕梅诗金与罗果仁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时隔半年后，娜斯塔霞已经和罗果仁分手，因为她真正爱的是梅诗金公爵。此时两个男人虽然已成为好友，而且还彼此交换了十字架，但醋意大发的罗果仁却凶相毕露，他偷偷躲在公爵寄宿的旅馆暗处，想伺机用匕首刺死公爵。就在他准备动手的一刻，梅诗金因为癫痫发作摔下了台阶，罗果仁见状大惊，仓皇逃离了现场。

故事的另一条脉络是叶潘钦将军一家。将军的三个女儿都已到了出嫁的年龄，美丽清高的阿格拉雅便是其中的一个。梅诗金公爵第一次见到她时，便被她深深地迷住了。反过来，阿格拉雅也对梅诗金一见倾心。他的朴素、正直与聪慧，令她爱慕不已。但是，公爵的羞涩和被动，特别是他和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却让两人始终无法走到一起。因此，阿格拉雅对公爵的爱慕往往是以挑衅和嘲笑作为发泄。

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一个在之前处于边缘的人物变成了叙事的重点之一。这个人叫伊波利特·杰连企耶夫，他是整日围在罗果仁身边的一伙年轻人当中的一个。这些人粗俗而没有教养，并以信奉虚无主义为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这伙人来讽刺1860年代的虚无主义潮流。伊波利特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身患严重的肺痨，医生判定他只剩几个星期的寿命。他不相信上帝，也拒绝任何外部力量将其意志强加于自己头上，[30]并因此将自然法则当成了仇恨的对象。在搬进梅诗金公爵在圣彼得堡郊区巴甫洛夫斯克的消夏别墅后，伊波利特宣布将当众宣读自己的“精神”遗嘱，然后开枪自杀。遗嘱的主题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moi，le déluge）。但是，这场兴师动众的表演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因为他的手枪在关键时刻卡壳了。

小说第四部分和结尾讲述的是阿格拉雅·叶潘钦娜与梅诗金公爵之间关系的日渐隔膜。叶潘钦夫妇本打算在一场家庭晚会上把公爵作为未来女婿介绍给来宾，但是，当人们在席间谈到公爵的养父帕甫里谢夫去世前改宗天主教的问题时，梅诗金情绪顿时失控，当众对罗马教廷和欧洲的现状大放厥词。这些观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波隆·迈科夫通信中表达的思想如出一辙（1868年3月1日）。梅诗金公爵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独白，声称唯有俄国的思想、俄国的上帝和基督才能使全人类面目一新、起死回生。说到兴头上，公爵的情绪因为过度亢奋——此时，他已出现癫痫发作的征兆——失手把一个贵重的中国瓷盆从基座打翻在地，原本紧张的气氛因为这个小小的意外而得以化解。第二天，阿格拉雅和娜斯塔霞在后者的住处彼此摊了牌。梅诗金公爵亲眼看见了这对情敌为自己争风吃醋，吵得不可开交，却又对此无可奈何。眼下，他必须在两个人当中做出选择。看到他犹豫不决的样子，阿格拉雅深受伤害，绝望地冲出了屋子。梅诗金留了下来，眼看着娜斯塔霞在一番歇斯底里的发作后倒在了地上。公爵抚摸着她的头发和面庞，犹如“哄小孩子一般”。

在解除与阿格拉雅的婚约后，梅诗金公爵开始筹备与娜斯塔霞的婚事。但是，当一切都已安排就绪，离婚礼只差一小时的时候，娜斯塔霞却穿着婚纱逃走，去找罗果仁。次日一早，梅诗金开始四处寻找她的踪迹。在街上，他遇见了罗果仁。后者坦白地承认，娜斯塔霞确实是在他家里。他把梅诗金带到了自己阴森森的卧室里，娜斯塔霞的尸体裹着油布，倒在床上，周围放着几瓶开了盖的香精油。第二天早上，当屋门被强行打开后，“人们发现凶手已完全昏迷，嘴里说着胡话。公爵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的铺位上，每当病人发出狂叫或呓语时，就急忙用发颤的手轻柔地抚摩他的头发和两颊，似乎在对他表示疼爱，让他平静下来”。这时，叙述者用点评的口吻说道，假如这时候公爵的瑞士医生赶来，必定会跟当年一样一甩手说：“白痴！”罗果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服十五年苦役，心灵备受摧残的梅诗金公爵则郁郁寡欢地离开了俄国，返回了瑞士的疗养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没有哪部小说像《白痴》一样有如此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以及充满诡异气息的场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者当中，这本书经常会成为诟病的对象。纳博科夫认为，与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法就像是“用棍棒一顿乱槌……而非用艺术家之手细细地摩挲”。[31]贝尔塔·埃克斯坦-迪纳（Bertha Eckstein-Diener）在文章中把俄国作为讽刺对象时，经常会用《白痴》作例子，并嘲笑俄国文化是“白痴领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欣赏的列夫·舍斯托夫对梅诗金这个人物形象却难以苟同，称他是一个没有主见、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摇摆的不倒翁。[32]但是，20世纪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们，如朱利叶斯·梅尔-格雷夫（Julius Meier-Graefe）和瓦尔特·本雅明等人则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

同时代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新作反响平平。当小说头几章开始连载时，读者和批评家们对它还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不少人认为，这部小说的一大不足是缺少现实主义的场景描写以及心理层面的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阿波隆·迈科夫描述自己的感觉时称，小说中的人物个个都像过了电一样，每个人的脸上都泛出一种超自然的光芒，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幻想色彩。[33]《圣彼得堡新闻》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称这部小说所描绘的是一幅赤裸裸的“幻境”。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则认为，小说的情节设计过于做作，“它导致您的作品因承载过多而变得过于复杂，假如您能将叙事结构设计得简洁一些，小说会有更强的表现力”。[34]和这些批评相比，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难过的是，当小说连载全部结束后，竟然没有一篇评论文章能够对这部新作予以整体的肯定。斯特拉霍夫在最初做出积极的回馈之后曾经答应，将就整部作品撰写一篇评论文章。但是该计划却迟迟未能兑现，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部新作明显持保留态度。这样一来，最初商定的发行小说单行本的计划也暂时被搁置。

同时代人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所采用的是以托尔斯泰小说为典范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除了“如画赋诗”（ut pictura poiesis）的写作技巧，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主要应当围绕历史、社会和心理层面的描写而展开。但是如果抱着这样的期待来阅读《白痴》，它带给人的只能是失望。只有在后现实主义潮流出现后，这部小说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人们的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采用的怪诞诡异的写作手法为现代派开了先河，例如象征主义和先锋派戏剧、表现主义电影中的过火式表演（overacting），以及弗兰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以夸张形体表现为特征的“导演剧场”。后者几乎将陀氏所有作品搬上了舞台，这些戏剧作品与陀氏原作一样，都具有类似“巫术和毒品”的致幻效应。[35]

别林斯基很早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魔幻风格提出了异议。在《白痴》早期创作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批评颇为重视，并试图将它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在他看来，批评者所说的魔幻风格是理想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直接指向事物本质的文学手法。运用这种手法写作，可以对当下社会潮流的未来风险和机会起到预警的作用（1868年12月23日）。从这一意义上讲，梅诗金公爵的命运同时也象征着当代俄国社会的内部状况。梅诗金公爵是基督教虚己论的化身，是博爱、非暴力和牺牲精神的体现；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所代表的，则是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一个只知道每样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其价值”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草稿本上写道，这部小说旨在表现三种爱情：情欲之爱（罗果仁）、名利之爱（加尼亚）与基督之爱（梅诗金）。在加尼亚身上，爱情纯粹是出于对金钱的贪欲，因为在他眼里，金钱是攫取和行使权力的最有效手段。他一心渴望成为罗斯柴尔德式人物，其眼中真正的世界主宰。用他的话讲，假如没有罗斯柴尔德们的贷款，19世纪的那些君主便无法发动战争，也无法完成苏伊士运河之类的形象工程的修建。在《白痴》中，金钱的力量更多是以荒诞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开篇时，梅诗金和罗果仁各自得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百万遗产便是典型的例子。包括托茨基为摆脱娜斯塔霞给出的高额礼金，还有罗果仁为收买娜斯塔霞掏出的十万卢布，都同样不乏荒诞的色彩。在小说第一部结尾，当娜斯塔霞把罗果仁的钱扔进壁炉时，“美妙的金钱”（tollen Geldes）——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1870年创作的同名喜剧——之舞更是随着这一荒诞的情节达到了高潮。这段插曲在心理刻画上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它不仅刺痛了贪财的加尼亚，而且对其他在座的宾客，包括阅读小说的读者在内，都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娜斯塔霞的客人们眼望着这捆钱被火舌舔舐着，就像看到一个被绑在火刑柱上的受难者一样愕然失色。

当然，如果用统计学概率来计算的话，这些事都是很难在现实中发生的，而更多是一种“反写实”[36]或“超现实”的手法。从这一点来看，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精神上的先驱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在著名油画作品《朋友聚会》上，把自己的形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画在了一起，画中的他大咧咧地斜坐在作家的大腿上。与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等注重描绘人的潜意识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最富戏剧性张力的情节也都呈现出梦境式的氛围，其笔下的人物总是被噩梦追逐着。除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对梦境的刻画同样也是希区柯克、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等电影导演热衷的题材。

梅诗金公爵的无我之爱与加尼亚的贪财和罗果仁的好色形成了反照。在公爵看来，同情是“全人类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生存法则”，而同情和共情则是以移情能力作为前提。梅诗金公爵能够“对一切表达价值做出反馈”。[37]例如，他能够惟妙惟肖地临摹陌生的笔迹，甚至包括中世纪的书法。另外，他还拥有一种超强的直觉，当他遇到陌生人时，只需一眼便能看破对方的本质。比如，他透过一张照片，便能了解到娜斯塔霞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说这些性格特征或多或少还能用道理解释的话，那么他被加尼亚扇了耳光后的一幕则让我们看到，作者对梅诗金这个人物的设计并非从心理学层面出发，而更多是出于象征的意义。梅诗金这个人是活在“生存逻辑之外”的，就像整部小说的架构都是“更高意义的现实”一样。[38]正因为如此，主人公在挨了耳光之后并没有做出反抗，甚至没有表现出恼怒，而是扭过身子，用手捂住脸，轻声说道：“呜，您会为您的行为感到羞耻的！”这简直是活脱脱的现实版《山上宝训》。正如别尔嘉耶夫（Berdjajew）所言，这种行为已经不能用心理学，而只能用“病理学”才能做出解释。[39]

梅诗金公爵在娜斯塔霞和阿格拉雅之间的迟疑不决同样也超越了心理学的层面，而是一种纯粹的象征性表达。他对阿格拉雅的倾慕，让这个“不谙男女情事的处子”[40]多少有了些男人的味道。但是，读者却无从得知，作为一个女人，阿格拉雅身上究竟是哪一点吸引了公爵。假如换作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必定会对此大书特书。至于说梅诗金最终选择留在娜斯塔霞身边，也并不是这位主人公自己做出的决定，而是其创造者代他做出的安排，因为“公爵便是基督”。[41]梅诗金与异性之间的关系与性欲（Eros）无关，而是由基督式的仁爱与慈悲（Agape）所决定。

与基督一样，梅诗金公爵也受到了周围人的误解和嘲笑。作为人，他最终被当作不可救药的疯子而消失于世间，他的布道使命似乎也因此以失败告终。然而在象征和譬喻的层面上——这是这部小说超越其他所有陀氏作品的地方——公爵却必将得到永生。这是因为，既然上帝之子的牺牲给人类创造了永生的机会，那么像梅诗金这样的基督式人物自然也不例外。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人们是否将基督教视作人世间的终极理想，也就是说，取决于对基督的信仰。一个人如果相信基督，便会相信永生。”[42]

在这一问题上，《白痴》与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60年代创作的风靡欧洲的畅销小说《耶稣的一生》（Das Leben Jesu）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对话关系。后者遵循有关基督生平研究的批判传统，通过对基督神性、神迹以及基督教永生论的彻底否定，把耶稣基督的影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勒南认为，耶稣预言的复活和重生是他从古犹太教伪典中断章取义得出的结论，耶稣本人对它的理解更多是在象征意义上，而并没有将它作为其教义的核心。[43]对费尔巴哈同样深有研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44]在看到勒南这种彻底否认基督神性的观点时，想必比当初读到费尔巴哈“神人同性论”更加感觉受到了挑衅。

关于永生的观点让人不禁联想到小汉斯·霍尔拜因的油画名作《墓中的基督》（15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7年在巴塞尔艺术博物馆见到这幅画时，被它深深地震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在日记和回忆录中都曾提到这件事：在日记中，她主要描述了画的种种细节，而在回忆录中更多是记录了它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的触动：

这幅画是德国画家汉斯·霍尔拜因的手笔，画的是基督耶稣的“死的形象”，耶稣受尽了非人的残酷折磨，已经从十字架上撤了下来，听其腐烂。他那浮肿的脸上血迹斑斑，满是伤痕，样子十分吓人。这幅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了压倒一切的凄惨印象，他站在画前，似乎惊呆了。这幅画我实在无法继续看下去：印象太沉闷了，对于我那敏感的神经来说，尤其受不了。因此我便到别的展厅去。过了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我回来后，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画前，好像钉在那里似的。在他激动的脸上有一种吓人的表情，那是我在他癫痫发作之前曾不止一次见到过的。我把他搂在怀里，带他到另一间展厅，让他坐在长凳上，以为他随时都有可能发病。所幸，病并没有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在离开博物馆时还坚持再一次进去看看那幅使他如此震惊的画。[45]

在《白痴》的情节叙事中，霍尔拜因的《墓中的基督》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罗果仁家阴森森的房子里，梅诗金看到了这张画的一幅摹本。罗果仁告诉他的客人：“我喜欢看那幅画。”梅诗金对此表示不解，并情不自禁地惊呼：“这幅画能使某些人失去信仰！”“反正信仰正在失去。”罗果仁语气平静地回答道。小说结尾时的一幕令人再次联想起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对话。为了防止尸体腐烂散发出气味，罗果仁用油布将娜斯塔霞的尸体包裹了起来。这一场景与霍尔拜因《墓中的基督》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在狭小的空间里，躺着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似乎有一股阻力在妨碍它走向重生：在霍尔拜因的画中，是沉重的棺盖；在小说中，是罗果仁家阴暗狭窄、“透着墓地气息”的石头房子。罗果仁喜欢霍尔拜因这幅“人格构造图式”[46]的作品，因为身为凶手的他眼里只有活人和死人，而不相信死去的人可以重生。

后来，伊波利特·杰连企耶夫也提到了霍尔拜因的画作。他在“遗嘱”中详细描述和解读了这幅画，认为它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基督教关于复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对此，他将自己观察的结论和对复活的质疑做出了如下的总结：

小汉斯·霍尔拜因《墓中的基督》，1521/22年，巴塞尔艺术博物馆

既然他所有的门徒、那些后来成为他主要的使徒的人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具尸体，既然那些跟在他后面和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所有信奉他的教义和尊他为神的人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具尸体，那么他们怎么还能相信这个殉道者会死而复活？于是一个观念便油然而生：既然死这样可怕，自然规律的威力这样大，那又怎么能战胜它们？基督生前也曾降伏自然……他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就起来了；他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复活了；然而现在连他也无法战而胜之，那又怎能制服它们呢？看着这幅画，会感到自然依稀化为一只无情而又无声的巨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尽管听起来比较奇怪，但要确切得多——依稀化为一台最新式的庞大机器，它无谓地攫夺、麻木不仁地捣碎和吞噬伟大的无价生物——这样的生物一个就比得上整个自然界及其全部规律的价值，比得上整个世界的价值，而世界也许是专为这个生物的降生才被创造出来的呢！

霍尔拜因的《墓中的基督》之所以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这就是西方基督教与俄国东正教圣像画上耶稣形象的差别。在东正教的圣像画中，基督耶稣的形象通常只有面部，并且经过了美化处理；而在西方基督教中，耶稣往往是以殉难者全身像的形式出现。东正教派的宗教艺术中虽然也有耶稣受难图，但一般是作为“我主受难”的形象素材被用在复活节敬拜仪式所用的大型罩纱上，即所谓Epitaphios，它是“一种绣着死去耶稣图案的礼仪专用布，在东正教耶稣受难日的祭祀仪式上，被覆盖在置于教堂中央、象征耶稣棺木的祭台上”。这些罩纱上的耶稣形象看不出受难的痕迹，“而像是睡着了一样，在复活节星期日一早，用揭掉罩纱的仪式来标志耶稣的复活”。[47]在东正教教堂之外，类似于巴塞尔美术馆这样的世俗空间里，人们从来见不到基督复活题材的艺术作品，更何况是以这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完全陌生的宗教绘画语言。正因为如此，它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的震撼几乎达到了诱发癫痫发作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的新作对两件事做出了回应：一是巴塞尔美术馆霍尔拜因的基督像给其信仰带来的挑战；二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宗教观对耶稣神性的根本性质疑，这股思潮于18世纪由“上帝的理性信徒们”［《雷马鲁斯》（Reimarus），莱辛编］发起，从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和黑格尔左派，直到欧内斯特·勒南，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挥着影响。在《白痴》中，由霍尔拜因作品引入的耶稣复活话题，将梅诗金对俄国作为新人类诞生希望之历史使命的期待融入了整部作品的主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基督复活一样，他同样也深信，娜斯塔霞必将通过重生而得到救赎。这一点从娜斯塔霞的名字便得到了印证，它源于希腊文“anátasis”一词，意为“复活”。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最私人化的一部。它的题献对象是作家二十二岁的外甥女索妮娅·伊万诺夫娜。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瑞士期间的主要通信伙伴之一。1866年，作家和她一家人在莫斯科郊外柳布利诺村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对这个夏天的美好回忆在小说中通过叶潘钦一家的形象得到了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家庭关系方面总是不断地遇到麻烦，而他笔下的叶潘钦夫妇和三个女儿亚历山德拉、阿黛拉伊达和阿格拉雅的关系则十分和睦，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是将军夫人叶丽扎薇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女儿起的教名是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因此这部小说同时也是献给作家夭折的爱女、这个幸福家庭的反例。从这一点来讲，它为这部作品关于复活的主题更增添了一层自传的色彩。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让梅诗金公爵患上了与自己一样的癫痫病症，这使得作家和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又拉近了一步。另外，梅诗金还讲述过一位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在临刑前被赦免的故事。每一位读者看到这里，都会清楚地知道，这个故事是以作家1849年12月22日的那段亲身经历作为蓝本，而整部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有关生死问题的讨论，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濒死经验有关。在书中，梅诗金公爵在讲起一位被拉上断头台的犯人在最后时刻的思想活动时说道，从判决到执行的这段时间比行刑本身要难熬一千倍。

谁说人的天性忍受得了这种折磨而又不致发疯？为什么要这样侮弄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体面、不必要、不应该的做法？也许有这么个人，别人先对他宣读判决书，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对他说：“走吧，你被赦免了。”这么个人也许可以谈谈体会。基督也讲到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不能这样对待人。

关于假死刑带给人的恐怖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可以谈谈体会”。关于人生中的这段关键性插曲，他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也一再谈及。但是作为经过检查机关批准、公开发表的文字，这段经历却仅仅出现在《白痴》一书当中，而且是假借一位“白痴”之口，其发生的地点也被搬到了欧洲某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向人们展现出他的卓越技巧，在检查机关和“超我”的审视下，将个人的部分经历融入文字，并以此打破心理禁忌的桎梏：在《白痴》中，是1849年12月假处决这一国家实施的恐怖行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是弑父之罪。[48]从这一意义上讲，《白痴》中娜斯塔霞将十万卢布扔进壁炉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为作家自身的发财梦想借由虚构文字的一种释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书信中，这一梦想往往是其刻意避讳的话题。

意大利和德累斯顿：《永远的丈夫》

《白痴》的创作耗时越长，它在《俄罗斯导报》上的连载拖得越久，读者和评论界对其反应的冷淡便越发明显。在1868/1869年的俄国文坛，所有目光的焦点都集中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上，相形之下，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期发表的《白痴》还是其他作家的新作，都变得黯然失色。1868年夏，虽然小说还远远没有创作完成，但它的失败却俨然已是定局，由此带来的失望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女儿夭折而受挫的情绪更加陷入了低谷。沃韦壮观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景色，并没能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带来他们希望的安逸心情。和在日内瓦时相比，夫妇俩的生活变得更加孤独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也并没有因为温和的气候而有所减轻。另外还有一个麻烦是，沃韦这里没有俄文报纸，对旅居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阅读俄文报纸就像每日三餐一样重要。

由于安娜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于是夫妇俩决定，一旦拿到俄国汇来的款项，便立即动身前往意大利。9月中旬，两人乘坐邮政马车穿越辛普朗山口，然后在米兰逗留了几个星期。在来意大利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对米兰大教堂早就充满向往。但是，环境变化带来的好心情却没能持续多久。1868年秋，意大利北部的天气格外寒冷，整日阴雨绵绵。而且，米兰也一样看不到俄文报纸。于是，夫妇俩于12月初从米兰来到了佛罗伦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佛罗伦萨并不陌生，他知道这里不仅可以读到俄文报刊和书籍，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一点一定会让妻子感到开心。在过去一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平均每月都要完成三个半印张的创作，相当于大约五十页，所以他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喘口气，让长时间因工作压力而绷紧的神经放松。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两人初到佛罗伦萨后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安娜最开心的事是丈夫终于有时间陪自己散步，参观博物馆，去咖啡馆闲坐了。夫妻俩在距离老桥不远的圭恰迪尼大街上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公寓，每天从这里出发，到老城四处闲逛：皮蒂宫，波波里花园，大教堂，有著名“天堂之门”浮雕的洗礼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哪天发了财”，他一定要买一张大门的照片挂到书房里，“最好是一比一大小”。[49]在佛罗伦萨的最初几周就像是两人的第二次蜜月，愉悦的心情让夫妻俩几乎忘记了物质窘迫带来的烦恼。

1869年1月完成《白痴》的写作之后，《俄罗斯导报》的定期汇款也随之中止。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直是靠这些汇款来勉强度日。他们本打算在小说创作完成后便离开瑞士，用剩余的稿酬还清欠款（或至少是大部分欠款），然后动身返回俄国。但是，这一计划却泡了汤。按照安娜的说法，杂志社为《白痴》支付的稿酬总共约七千卢布，两人在出国前为婚礼便花掉了近三千卢布。卡特科夫的汇票虽然能勉强满足夫妻俩的日常基本开支，但是每到月底，去当铺典当仍然是免不了的事。想省下钱来用作积蓄，更是绝无可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深信，在俄国有大笔债务在等着他偿还，那是当年哥哥去世后留下的。因此，回国的时间被一拖再拖。而比回国更紧迫的问题是，他必须早日确定给《俄罗斯导报》的下一部作品，以便得到定期汇来的预付稿酬。他初步决定以“无神论”为题创作一篇小说，以后再将它扩写成一部长篇，名为《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Das Leben eines großen Sünders）。但是，他并不敢指望能凭这一计划如愿得到急需的稿酬。因此，当1869年1月斯特拉霍夫请他为新创刊的斯拉夫派期刊《曙光》（Die Morgenröte）撰写一篇稿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顿时喜出望外。他答应为对方撰写一部篇幅类似于处女作《穷人》的短篇小说，稿酬为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并请求对方即刻支付至少一千卢布。后来，斯特拉霍夫实际汇来的稿酬远远低于这一数目。好在幸运的是，卡特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颇为体谅，并大方地汇来两千法郎作为新作品的预付稿酬。

签下这两部书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应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1869年初夏的佛罗伦萨天气格外炎热，让人无法静下心来写作。而且这时候安娜已经有孕在身，安娜的母亲也来到佛罗伦萨与他们同住。所以夫妇两人决定把家搬回欧洲中部地区，最初的目标是布拉格。1848年，这里召开了首届斯拉夫大会。1867年，第二届会议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举办。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为错过这两次会议感到遗憾。布拉格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摇篮，按照计划，9月初这里将举行扬·胡斯（Jan Hus）诞辰五百周年庆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借机与这个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斯拉夫兄弟民族建立文化上的联系，并与同道中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7月底，一家三口登上了前往威尼斯的火车，然后换乘渡轮来到的里雅斯特。在维也纳短暂停留后，于8月10日抵达布拉格。19世纪中叶的布拉格还不是今天这样的旅游胜地，而是一座土里土气的王宫城市。城里除了简陋的大学生宿舍，很难找到带家具的出租屋。此时，安娜已经临盆在即。经过三天无果的寻找之后，一家人被迫决定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而安娜却备感亲切的城市德累斯顿。没多久，他们便在市中心维多利亚大街上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三居室公寓。1869年9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第二个女儿在这里出生了。他们为她起名叫柳波芙，这个词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爱”。后来，柳波芙长大后，又用法语中“爱”的谐音给自己起名为艾米。“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孩子个头很大，健康又漂亮……但是，我们手头连十塔勒都拿不出来了。在佛罗伦萨时我们还以为，《俄罗斯导报》汇来的钱（两千卢布，作者注）足够我们支撑一时，可是和其他时候一样，我们又一次算错了账。”（1869年9月29日）

女儿的出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为养家糊口发愁。这段时间他从德累斯顿寄出的信件，几乎都是在变着法儿借钱。他花了很长时间四处求人，直到他找到《曙光》杂志出版人瓦西里·卡什皮约夫（Wassilij Kaschpirjow），请后者为其下一部小说《永远的丈夫》（Der ewige Gatte）预付两百卢布稿酬。卡什皮约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窘迫处境所表现出的冷漠和傲慢，令后者大为光火：

他莫不是以为，我在信中向他描述的窘境不过是在玩弄辞藻？我饿着肚子，把裤子拿去当掉，只为了换两个塔勒拿来发电报，在这般情形下，我如何能够写作？！让我和我的饥饿见鬼去吧！可她还要给孩子喂奶，就这样，她还要把自己最后一条暖和的羊毛裙拿去典当！我明明已经在信里告诉了他我妻子的处境，他却仍然用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我。他难道不知道，这不仅是对我，更是对我妻子的一种侮辱吗？侮辱，绝对是侮辱！我真想把钱给他退回去！他这种做法就像是一位主子对待自己的仆人，一个靠写字为生的下人！（1869年10月28日）

十天后，在好友阿波隆·迈科夫的撮合下，卡什皮约夫终于把稿酬汇到了德累斯顿。但是，这并不能消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怨气，他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被克拉耶夫斯基当成文学奴隶的1840年代。那时候作为文坛新人，他只能听任别人给自己定价。如今他比当时年长了二十岁，没道理再躲在那些文坛巨匠的背后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可尽管如此，人们付给他的稿酬却只有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一半。更何况他对托尔斯泰的这部新作并不服气，这部被斯特拉霍夫称作俄罗斯文学巅峰的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十分单薄，虽然谈不上太差，但并没有多少新东西（1870年4月5日）。在妻子怀孕期间，他拒绝给她朗读《战争与和平》，因为书中一位女主人公在童年时代便夭折了。

在后来从德累斯顿寄出的信中，缺钱仍然是核心话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说服卡什皮约夫为《永远的丈夫》多付些稿酬，因为这篇小说的实际篇幅远远超过了预期。另外让他生气的一件事是，他在莫斯科的有钱的姨妈、身患老年痴呆症的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在失去自主能力后，其部分监护权被法院判给了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他还不得不违心地和“流氓斯特洛夫斯基”（1870年4月6日）商量最新两部长篇小说的再版事宜（1869年12月19日）。

直到1869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终于完成了《永远的丈夫》的“苦役式写作”。这部从9月开始创作的中篇小说实际篇幅超过了十一印张，几乎相当于一部长篇（1869年12月16日）。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新作的厌恶，称之为一部“丑陋的小说”，他“从一开始便恨透了它”。其原因并不在于文字本身，而是因为它没能如愿在四周内完成，而是耗去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这些时间本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给他更看重的长篇作品的，那是他答应给卡特科夫《俄罗斯导报》的约稿。不过，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永远的丈夫》并不看好，但陀氏研究者们却一致认为，1870年初发表在《曙光》杂志上的这部中篇小说是陀氏最出色的散文式作品之一。

与托尔斯泰的《克鲁采奏鸣曲》（Kreutzersonate）一样，这部小说讲述的同样是一个和嫉妒有关的故事，其情节设计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两位主人公当中的一个是花花公子阿列克塞·维尔查尼诺夫，一个俄国唐璜式的人物；另一个是小职员巴维尔·特鲁索茨基。早在多年前，维尔查尼诺夫就给巴维尔戴了绿帽子。一天，特鲁索茨基带着一个名叫丽莎的可爱伶俐的小姑娘出现在维尔查尼诺夫家。从各种迹象看，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后者与特鲁索茨基刚刚去世的前妻偷情所生的私生女。面对这个体弱多病的小家伙，维尔查尼诺夫内心萌生出前所未有的父爱。他既感到内疚，同时又为女孩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他发誓要帮她摆脱恶劣的环境，并找到一户关系要好的人家，请他们帮助照顾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可是没想到，丽莎却突然染上了急症，在短短几天后便离开了人世。

经过这件事后，维尔查尼诺夫和特鲁索茨基这对情敌彼此产生了好感。维尔查尼诺夫患有肝疼的毛病，特鲁索茨基知道一个偏方——夜里睡觉时用加热的盘子给肚子做热敷。于是他主动要求在维尔查尼诺夫家过夜，好帮他换热敷用的盘子。这天深夜，维尔查尼诺夫从噩梦中突然惊醒，浑身大汗淋漓。他在黑暗中坐起身，伸手摸到了一把刀子。那是一把打开的折叠剃须刀，特鲁索茨基正准备用它切断情敌的喉咙。于是，两人摸黑撕打了起来。维尔查尼诺夫尽管手受了伤，却还是成功制服了对手，并用绳子捆上了对方的手脚。第二天一早，他放开了特鲁索茨基，“‘你走吧！’他用柔和的嗓音说道，随后锁上了门”。

一场病态的谋杀戏由此变成了一出闹剧。时隔两年后，维尔查尼诺夫在乘火车旅行途中与情敌再次偶遇。与特鲁索茨基同行的是他的新婚妻子，一位爱卖弄风情的乡下女子。她见到维尔查尼诺夫后不久，便开始主动和他调情，并邀请他去附近的自家田庄做客。特鲁索茨基这个“永远的丈夫”把维尔查尼诺夫拉到一边，恳求他不要接受邀请。这时的维尔查尼诺夫早已摆脱了旧日的创痛，又变成了一个志得意满的“万人迷”。他笑了笑，慷慨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准备换下一班火车继续旅行。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当然没有！维尔查尼诺夫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过去的那段经历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梦。医生建议他“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变换饮食或出门旅行，或不妨尝试一下泻药”。维尔查尼诺夫心里虽然想，或许是有神明在“为他的品行操心，所以才让这些恼人的记忆跑来纠缠他”。但他很快便“自嘲”地打消了这种顾虑，因为“每当他思考自己的问题，都会不自觉地站到嘲讽的角度上”。对一个贪图享乐的人来说，“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与喜欢自嘲的心态是不相容的。

斯拉夫派道路

斯特拉霍夫对《永远的丈夫》赞誉有加。1870年2月，他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您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它无疑称得上是一部杰作。依我之见，它是您迄今创作的技巧最娴熟、主题最有趣、最有深度的作品之一。”[50]

斯特拉霍夫的赞誉不仅是出于文学的角度，而是有着“根基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根基派”最重要的理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曾把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中的派别之争称为西方“野兽型”和俄国“温顺型”之间的斗争。这种类型划分是受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874～1891年）有关斯拉夫人章节的启发，后者将热爱和平的斯拉夫人称作“盗贼和掠夺者的敌人”，与之形成反照的是那些侵略型民族，特别是德意志人，他们总是不断地对相邻民族施加“严重的冒犯”。[51]

在《永远的丈夫》第七章中，维尔查尼诺夫对特鲁索茨基说道：“见鬼！您是个真正的‘野兽型’人物！在我看来，您就是个‘永远的丈夫’，其他什么都不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两位主人公分别属于哪种类型。说到底，他们二者皆是。特鲁索茨基这个“心地善良的被戴了绿帽子的人”，[52]从“温顺”之人变成了潜在的杀人犯和“野兽”；相反，身为俄国唐璜的维尔查尼诺夫原本是个典型的“野兽型”角色，然而当亲生女儿丽莎出现在他生活中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脾气温柔、沉浸于天伦之乐的“温顺型”人物，并由此成为变身“野兽”的对手特鲁索茨基眼中的猎物。

在《永远的丈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个注重心理剖析的叙述者，而非斯拉夫主义理论家。因此，格里戈利耶夫的类型划分对理解这篇文字本身并不具有核心意义。但是，小说中对格里戈利耶夫观点的提及，仍然可以被看作作者对《曙光》杂志的意识形态主张的认同。1869年，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j Danilewskijs）在《曙光》杂志上发表的《俄罗斯与欧洲》（Russland und Europa）一文，堪称“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教义阐释或法典”。[53]丹尼列夫斯基也卷入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但因为调查机关相信了他自述无罪的说法，没有被判处重刑。不过，他在获释后仍然还是被逐出了圣彼得堡，被强制在外省为国家服役。身为自然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后来参与过多次民族志领域的考察活动，对俄国渔业特别是鱼类养殖业做过专门的调查。这项工作给他提供了大量时间和机会从事涉猎广泛的文化形态学对比研究。这些研究与历史学和生物学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往往被归入自然科学一类，并且看似具有某种客观性的特征。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它与客观丝毫扯不上干系。

依照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日耳曼-罗马（欧洲）文化类型在统治世界之后，已经走过成熟期，进入了衰落阶段；而斯拉夫文化类型称霸世界的时代则已被列入了历史日程，但从政治上讲，只有当斯拉夫民族在俄国这个唯一独立强大的斯拉夫国家领导下结成联盟时，这一目标才有望实现。斯拉夫人温和、“反对一切暴力”的本性是以“温柔、顺从和敬畏”为特征的，因此是所有民族中“最接近基督教理想的”。[54]在放弃暴力的同时，“对宗教真理的渴求”与对东正教的坚定信仰走到了一起。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与这两者相对立的是异端邪说（天主教、新教）以及西方社会的日趋世俗化。受温顺性格的影响，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都普遍具有特殊的“顺从能力和习惯”。这一点再加上“对政府权力（即沙皇）的敬畏与信任”，以及“将人民和国家利益置于私人和个体利益之上”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丹尼列夫斯基眼中的俄罗斯特征，并由此形成了自尼古拉一世时代以来的三位一体制度——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

鉴于宗教性是斯拉夫人最突出的文化历史特征，而“斯拉夫文化类型首次在最广泛意义上汇聚了文化创造性的全部要素”，所以丹尼列夫斯基坚信，斯拉夫人完全有理由将自己看作上天选定的民族，正如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和拜占庭人一样。[55]这种具有救世色彩的观点，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俄国斯拉夫派的使命意识提供了重要根据。不过在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丹尼列夫斯基的好感也与两人经历的相似性有关，他们在政治信仰上都经历了同样的改过自新的过程。“他（丹尼列夫斯基）曾是一个多么狂热的傅立叶主义者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同为《曙光》杂志撰稿人的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写道，“如今这位傅立叶主义者转身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并重新爱上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屠格涅夫是从一个俄国作家变成了德国作家，其人品之卑劣由此可见。”（1868年12月23日）

在欧洲的最后岁月：治愈赌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第二次在德累斯顿旅居的日子又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永远的丈夫》的稿酬少得可怜，就连卡什皮约夫付给他的几百卢布，也是他苦苦哀求才得到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他向卡特科夫拿出靠谱的新小说写作计划之前，《俄罗斯导报》这个迄今最可靠的收入渠道便是关闭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另外寻找收入途径。他委托继子帕沙和好友阿波隆·迈科夫在圣彼得堡将出版商斯特洛夫斯基告上了法庭，因为后者未经允许便出版了《罪与罚》单行本。在提交诉状的同时，他也在设法劝说斯特洛夫斯基出版《白痴》的单行本——在授权的情况下——这可以为他带来几千卢布的收入。但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发现，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商业途径，他都不可能指望从斯特洛夫斯基那里得到一分一文，因为后者此时已经破产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很大希望寄托在莫斯科的姨妈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的遗产上。1869年，他从好友阿波隆·迈科夫处得知姨妈已经过世的消息。1863年姨夫亚历山大·库马宁去世后，除不动产外，还留给了妻子十七万卢布现金遗产，这个数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让想象力驰骋时才能想到的数目。据说，姨妈在遗嘱中将四万卢布捐给了一家修道院。由于姨妈长年患老年痴呆，一直处于监护之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是一个对遗嘱提出质疑的好机会。他希望能够为自己和兄弟们每人争取一万卢布遗产，这样一来，他的财务困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迈科夫那里得到的是假消息。在1869年时，姨妈至少在身体上仍然健康无恙。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迫不及待地为遗嘱问题把矛头指向了库马宁娜两位监护人之一，这使得他的处境变得格外尴尬。更尴尬的是，他为此事不仅得罪了身为第二监护人的弟弟安德烈，还得罪了莫斯科的几位妹妹和家人，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外甥女索妮娅·伊万诺夫娜都为此和他断绝了关系。

由于无法指望从斯特拉霍夫和姨妈那里拿到钱救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又一次把希望放在赌博上。早在1870年春，他便挡不住诱惑跑去巴德洪堡玩了一周轮盘赌，结果当然是空手而归。如今到了1871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重返赌场。这次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安娜的主意。在欧洲漂泊了整整四年，再加上无休止的经济压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日益低落消沉。“为了缓解他的不安情绪，驱散那些妨碍他专心写作的悲观思想”，安娜迫不得已，只得寄希望于轮盘赌。[56]于是，她从家里仅有的三百塔勒中拿出了一百二十塔勒给了丈夫，让他去威斯巴登试试手气。在坐了十七个小时火车，刚刚抵达目的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一头扎进了赌场，把所有钱输了个精光。他赶紧写信给安娜，请她再寄三十塔勒给他。安妮娅很快便回了信，但并没附上他索要的款项。陀思妥耶夫斯基气哼哼地又写了封信催妻子寄钱，但信却没能寄到。连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都承认，这封信写得“既卑鄙又残忍”（1871年4月28日）。他每隔半小时便跑一趟邮局，打听安娜的汇款有没有到。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终于等来了从德累斯顿汇来的三十塔勒。眨眼间，这笔钱就被他在赌桌上输掉了。他只好再向安娜“最后一次”讨要三十塔勒，并发誓今后再不踏入赌场，因为他“这三天里已经变作了另一个人，即将开始新的人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4月底和5月初从德累斯顿写给安娜的信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赌瘾、对赌博的愧疚以及悔过自新的决心。以往他每次犯赌瘾时，都会在妻子面前重复这一套说辞。对此，安娜早已经听腻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次自责来得比以往都要真诚，而且，他的理由也是实实在在的：此时安娜已身怀六甲，到7月，夫妻俩将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为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威斯巴登用赌博调剂心情，安娜又一次当掉了首饰。之后又当掉了几件首饰，才让丈夫有钱买回来的车票。而且，丈母娘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斯尼特金娜近来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娜还要帮助丈夫瞒着母亲，不能让她知道丈夫去威斯巴登的真实目的。安娜在回忆录中摘录了丈夫在1871年4月28日写给她的一封信：

安妮娅，我的天使！我发生了一件大事，将近十年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哥哥死后、我突然被债务压倒那时候起）一直折磨着我的荒唐的念头终于消失了；我过去总是幻想着赢钱，想得认真而且热切。可现在，这一切已告结束，这确确实实是最后一次。你可相信，安妮娅，现在我的双手获得了解放，过去我受赌博的束缚，我现在要考虑正经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整夜想着赌博了。然后，我的工作也会有更快的进展，愿上帝保佑。[57]

经过这次威斯巴登的插曲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然再未进过赌场。事实上，他也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不久后，他便将返回俄国，而赌博在俄国历来是被禁止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德国的赌场也将全部关闭。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治愈”的关键原因却另有其他。在过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无论赌博还是写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这就是冒险的刺激。时间压力越大，失败的风险越高，其文学创造力便越旺盛。当然，冒险对写作的自我激励作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从未彻底消失，但是当他返回俄国后，随着家庭、社会以及写作环境的变化，冒险对文学创作的刺激作用变得越来越弱。在德累斯顿的这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为自己建立起一套固定的工作节奏，并在未来十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规律。在威斯巴登受挫之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必须集中精力写作，尽快完成答应卡特科夫、原名《无神论》（Atheismus）的小说。同时，他也在继续酝酿题为《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新长篇计划，这部作品将记述一个人心灵净化的历程，其形式类似于后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生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新作结合了对1860年代俄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最后定名为《群魔》，其大部分内容是在德累斯顿期间创作完成的。1871年1月，小说在卡特科夫主编的《俄罗斯导报》上连载发表。

《群魔》：一出魔鬼的歌舞剧

《群魔》的创作过程比《白痴》还要艰辛曲折。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计划在1870年夏之前完成这部小说，可到1870年12月，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还这样写道：

整整一年，我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在撕毁和修改（手稿）。我写了满满一摞纸，到最后，连自己对这些草稿都没了头绪。大纲至少修改了十遍，第一部分整个儿重写。……不过到后来，一切都进展得很快。（1870年12月14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描述的极端情况，实际上是他平日创作的常态。每次，他都会在草稿中拟出完全不同的情节、标题、场景、人物设计和对话，然后再一遍遍推翻，直到时间压力大得再不容拖延，然后确定一个最终版本，并全力投入写作。这之后，头几章便会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一气呵成，不需要做大的修改。他在事先的不同版本构思中，苦苦纠结的并非文字表面的细节，例如语言、叙事和描述的方法与技巧等，而往往是一些大的原则性改动，特别是核心人物的角色设计。《白痴》和《群魔》中的主人公——前者是梅诗金公爵，后者是斯塔夫罗金——在作品酝酿过程中，性格会呈现许多矛盾之处，似乎作者有意要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不受控制地自由发展，甚至超乎创作者本人的预料。但是，与人物和人物关系不同的是，有些东西从一开始便是确定不变的：一是作品的意识形态坐标体系，二是结局必须要充满悬念和戏剧性张力。例如《白痴》中娜斯塔霞被害现场的阴森可怖画面，还有《群魔》中沙托夫的被杀，都经过了作者事先的精心构思。

在《群魔》的完成版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同时酝酿的两项计划合而为一：一是应约创作的小说，二是关于心灵净化的长篇叙事。其结构布局虽略显繁复，但充满了吸引力。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从西欧兴起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风靡，宗教因科学而受到的排挤，以及作为神人的基督被作为人神的“新人”所取代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居瑞士时，便对无神论潮流对俄国知识界的冲击做过近距离观察。自1850年代起，日内瓦成为以赫尔岑和尼古拉·奥加辽夫为领导的俄国革命者的圣地。除了这两人，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kunin）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者早在1848年便以革命煽动者的形象活跃于整个欧洲。1851年，巴枯宁从奥地利被引渡回俄国，在多年监禁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到日本，并经美洲来到伦敦。他在伦敦遇到了赫尔岑，后来又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

《群魔》手稿和手绘插图

巴枯宁既是欧洲革命的思想领袖，也是突击手。他早年迷恋黑格尔，后来更多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其反叛对象不仅仅是剥削和专制，首先是上帝。《旧约》将偷食知善恶树上的果实视作人类罪恶历史的开端，而巴枯宁却将它称作人类摆脱因信上帝而导致的未成熟状态的起始：

（上帝）希望的是，被剥夺了所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始终是一种动物，永远跪伏于永恒的上帝、创世者和万能之主的面前。但是这时候，撒旦出现了。他是永恒的反叛者，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救世主，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撒旦解放了人，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自由和人性的印记，唆使人反叛并偷食了知识之果。[58]

巴枯宁反叛的对象，正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存在之全部意义的那样东西。今天的读者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或许很难真正领会撒旦、魔鬼和反基督教者——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长着一条丹麦狗式尾巴的蹩脚魔鬼——在其中的重要含义。要想理解“魔鬼”这个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冠为新作标题的词语在其作品中的意义，首先必须了解在欧洲文化中以“黑色浪漫主义”为化身并被巴枯宁推崇的撒旦主义这一大背景。

巴枯宁个人充满冒险的经历，以及他对一切形式权威的毫不妥协的反抗，对俄国1840年代出生的“子辈”，即被屠格涅夫冠名为“虚无主义者”的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枯宁的最忠实门徒是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j Netschajew）。两人于1869年春在日内瓦初次相遇。巴枯宁这位无政府主义“教父”被涅恰耶夫的革命热情深深地吸引。他们在日内瓦共同创办了杂志《人民惩治会》（Das Volkstribunal）。涅恰耶夫以作家身份编写了著名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Katechismus eines Revolutionärs），其中第二十四条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涅恰耶夫鄙视任何学理主义和世俗科学，因为真正的革命者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具体地讲，是根据俄国社会各阶层对维护现有政治秩序所起的作用一一予以摧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当以危害程度为序拟定罪犯名单，按名单次序进行处决。这一点为20世纪和21世纪有组织和系统性恐怖活动开了先河。涅恰耶夫不认为社会道德会对这类破坏活动产生妨碍，因为在他看来，“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59]

涅恰耶夫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革命运动的等级式制度。在革命者当中，只有极少数精英才了解革命的真正目标，以五人委员会形式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只负责执行事务，它们并不清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以及革命组织的真实规模。涅恰耶夫认为，为了达成目标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就连强取豪夺对革命事业也是无害的。

1869年秋，在俄国大学生中爆发了一系列激进的抗议活动。涅恰耶夫返回俄国，并组织莫斯科农学院的学生，密谋发动一场革命。他的独断专行作风激起了许多同僚的不满，其主要反对者是大学生伊万·伊瓦诺维奇·伊万诺夫（Iwan Iwanowitsch Iwanow）。后者威胁要退出五人委员会，然后于11月22日深夜被涅恰耶夫伙同另外四名党羽在农学院花园里秘密绞杀。第二天一早，一群农民在冰封的池塘里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涅恰耶夫的几位同谋被逮捕并送上了法庭，而涅恰耶夫本人则成功逃到了瑞士。1872年，涅恰耶夫在苏黎世被逮捕，之后被遣送回俄国，在彼得保罗要塞中监禁十年后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事件的兴趣与他的小舅子、安娜的弟弟伊万·斯尼特金有一定关系。伊万也是莫斯科农学院的学生，他于1869年10月到德累斯顿探望姐姐和姐夫时，向他们讲述了莫斯科大学生暴动的事情。安娜在回忆录中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灵感来自她的弟弟，[60]这种说法并不属实。因为斯尼特金来到德累斯顿两个月后，才发生了伊万诺夫遇刺事件。自1869年1月底起，俄国和德国报刊对这起耸人听闻的案件做了大量报道。主要是这些报道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决定，推迟《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计划，而首先着手为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撰写一部政治性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一本“长篇小册子”（1870年4月5日），并预计于一年内完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涅恰耶夫的狂热以及对道德约束的无视，是《罪与罚》中促使拉斯柯尔尼科夫行凶杀人的虚无主义妄念的发展和延续。一个人只有在摒弃善恶判断、否定上帝和永生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册子”意在探究这一罪行的历史根源，并且是在与屠格涅夫名篇《父与子》（1862年）相同的叙事框架内。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将两代人的关系定义为一对矛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这两代人之间是一种精神传承的关系。在他看来，主要责任实际上在于父亲一辈，例如别林斯基、赫尔岺、奥加辽夫以及历史学家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Timofey Granowskij）等人，是他们将自由主义思想变成了俄国知识界的一种时尚。

在莫斯科大学世界历史系任教的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是俄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他曾在柏林从师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和萨维尼（Savigny）。作为历史教授，他被视为同行中的佼佼者。他的讲座总是听众爆满，每次都能赢得“满堂彩”。[61]在学术研究上，格拉诺夫斯基专注的领域是中世纪欧洲城市史。他对德国哲学和文化的热爱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斯拉夫派的批判对象，后者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对他发动攻击。

《群魔》问世时，格拉诺夫斯基已经去世十五年，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应该并不熟悉。但是1870年，一本由亚历山大·斯坦克维奇（Alexander Stankewitsch）撰写的格拉诺夫斯基传记在俄国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派同人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为此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书评，将格拉诺夫斯基称作60年代虚无主义一代的精神先辈之一，其地位与别林斯基比肩。三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皇储亚历山大·罗曼诺夫寄去了一本《群魔》单行本，并在附函中控诉了俄国欧洲化以及民族意识匮乏的危害，并指出，正是后者造成了类似涅恰耶夫事件的悲剧。“我们的别林斯基们和格拉诺夫斯基们一定不肯相信，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是涅恰耶夫们的‘生父’的话。”（1873年2月10日）

《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情节最复杂的一部。为了把情节交代清楚，作者给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作为铺垫。这些背景信息不仅描写生动，而且经常是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蓝本，这使得读者的注意力被其吸引，而几乎忘记了正题。小说前三章都是围绕“父辈”人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展开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精神矍铄、注重仪表，总是以优雅的形象示人。他对黑格尔颇有研究，对其自由观十分推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在大学教授历史，并发表了一篇以《1413～1428年德国小城汉瑙在政治和汉萨同盟方面所起作用》为题的论文，并在其中论述了“这一作用根本未能实现的那些特殊的、至今弄不清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明显是影射格拉诺夫斯基，因为后者也撰写过一篇有关德国汉萨城市的论文。从开篇部分的这段话便可感受到浓厚的讽刺意味，它也为全书对“父辈”一代人的描写定下了基调。

作为某个空想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一部类似《浮士德》第二部的乌托邦式神秘剧。

最后，已是最后一场，突然出现了巴别塔，建造该塔的一些大力士们终于唱着新的希望之歌把这塔建成了。当他们已经建到塔顶的时候，有个神，比如说，俄林波斯圣山的统治者吧，却可笑地逃跑了。于是恍然大悟的人类便占领了他的位置，立刻以洞察万物的新见解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马克思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以悲剧方式，第二次是以喜剧形式。在《群魔》中，这个顺序是颠倒的。在人类以滑稽可笑的方式赶走神之后，在小说第三部分出现的是一出颠覆一切价值观的悲剧，一场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正如《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预言的失去上帝后的世界一样。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长诗”落到了当局手中，他的学术生涯也就此结束。他离开圣彼得堡，在前妻留下的毗邻某外省城市的庄园住了下来。小说的所有后续情节，都是在这里上演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享受着一位被埋没天才的卑微名声。由于他无法负担自己一向习惯的阔绰生活，包括赌博和由此带来的损失，因此应聘到一位富有的将军遗孀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的府上做事。后者和很多人一样，把斯捷潘视作一位天赋异禀的奇人，并以优渥薪金聘请他担任儿子尼古拉的家庭教师。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间的关系显然已经超出了简单的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始终保持在暧昧的状态，两人在私下谈话时也从来都对此避而不谈。因为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已经成年，作为家庭教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身份早已有名无实。每个夏天，他都是在瓦尔瓦拉家的花园厢房中度过。对她来说，他是她的聊天伴侣、受她摆弄的布偶和儿子的替身，虽然从年纪上讲，两人原本属于同龄人。渐渐地，他变成了“她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成了她的发明，成了与她血肉相连的某种东西”。她为他制定每日的作息时间，为他设计服装，给他整理领结，如果她发现这个老帅哥在花白的鬓角上喷了太多的古龙水，或在西服胸兜里塞了块过于花哨的手帕，她便会立刻醋意大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次也禁不住问自己，瓦尔瓦拉对自己的感情也许并不仅仅是母亲式的关怀与疼爱，于是在一个5月的黄昏，在夜色朦胧的花园里，两人进行了一场“极其活跃而又极富诗意的谈话”。两人分手后不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站在花园厢房敞开的窗户前，点上一支雪茄正准备抽，却发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花园里，用仇恨的目光紧紧盯着他，悄声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件好事儿！”

除了这对鲍西丝和费莱蒙式[62]的中年知己，另一个人物形象逐渐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他就是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对这个人物的介绍最初是以转述的形式作为第二手信息呈现出来的。他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她已故将军丈夫的独子，年幼时，这个性格文静腼腆的男孩是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呵护和调教下长大。从贵族学校毕业后，他按照母亲的意愿去服兵役，以喜欢惹是生非而远近闻名。他进行了两次决斗，一个对手被他一枪毙命，另一个被他弄残。犯事后，他被军事法庭罢黜为兵，发配到一个步兵团服役。仗着母亲的关系，他很快又被提升为军官。但是在得到提升后，他却忽然退伍，跑去圣彼得堡跟一群社会混子为伍。有一天，他重新出现在家乡城市，而且并不像母亲想象的那样，邋里邋遢，留着肮脏的胡子和指甲，而是漂亮、英俊而优雅。“他的头发似乎太黑了点，他那浅色的眼睛似乎太平静、太明亮了点，他的面孔的颜色似乎太柔和、太白皙了点，他脸上的红晕似乎太鲜艳、太纯净了点，他的牙齿像珍珠，他的嘴唇像珊瑚——简直像画儿上的美男子似的，同时又似乎令人感到厌恶。”

他在圣彼得堡的社交界左右逢源，但经常无缘无故地搞些恶作剧，弄得满城风雨。[63]有一天，“这头野兽又伸出了爪子”，这次的对象是俱乐部主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后者平日的一句口头禅是：“不，您哪，休想牵着我的鼻子走！”这天，老人刚刚说完这句话，尼古拉突然走到他身边，出人意料地伸出两根手指使劲捏住了他的鼻子，拽着他，就像把一只羊拖向屠宰凳。令周围人感到气愤的是，他在这么干的一瞬间完全是机械式的，似乎若有所思，脸上也没有挑衅者常见的讥讽和嘲笑的表情。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做的第二件无礼的事是，在一场舞会上，他突然走向女主人，“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搂住她的腰，吻了吻她的嘴唇，接连亲了三次”。然后，他走到怒不可遏的男主人面前，干巴巴地说了句：“请别见怪。”说罢便走了出去。

不久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丑闻。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找到和自己沾亲带故的省长，请他出面教训教训自己的儿子。这天，省长问斯塔罗夫金：“究竟是什么促使您干出这种无法无天和毫无分寸的行为来的呢？”斯塔罗夫金向省长俯下了身子，把嘴凑到他耳朵旁边，仿佛要对他说些什么。这时候，这头野兽又一次凶相毕露，这次他亮出的不是爪子，而是牙齿。他突然张开嘴，用牙齿噙住省长的耳朵，使劲地咬了咬，把后者吓得闭过气去。这样一来，原计划由长辈对晚辈的管教也便落了空。尼古拉被警察逮捕，关进了拘留所。但是在关押期间，他突然犯了严重的酒狂症，警方只好放弃了对他的处罚。尼古拉·斯塔罗夫金康复后离开了军队，去国外游历。他走遍了整个欧洲，甚至还到过埃及，去过耶路撒冷。家人最后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是从巴黎。在此之前，他在瑞士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那里结识了一群有革命倾向的年轻人。这群人当中的两个人最近返回了俄国，一个是前大学生伊万·沙托夫，另一个是工程师阿列克谢·基里洛夫，两人住在城郊的同一栋公寓楼里。

除了斯塔夫罗金，第四个主要人物被带入了读者的视野，他就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父亲口中的“小彼得”（彼得鲁沙）。按照父亲的描述，彼得在读者的想象中是一个喜欢秋色暖阳的带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但实际上，彼得鲁沙是个富有心机的家伙。身为大学生的他并不喜欢诗，而是热衷于政治，对社会主义思想尤其迷恋。他因参与草拟一份传单而被牵连进了一桩案子，但在案件审理前成功脱身，逃到了瑞士日内瓦。读者很快就会意识到，韦尔霍文斯基是恐怖分子谢尔盖·涅恰耶夫在小说中的虚拟化身。

已经九年多没有见到儿子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方面期待着能早日与儿子重逢，但另一方面又对后者的出现十分恐惧，这是因为彼得拥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前妻那里继承的田庄的一半所有权，而斯捷潘由于在俱乐部打牌时欠下了巨额赌债，为了偿还债务，田庄早已被他零星变卖。这时，儿子突然来信告知，不久后他将返回家乡，以便接手出售母亲遗产换来的收入。眼看好友陷入了窘境，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答应出面相助，但同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条件：她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迎娶养女达里娅·沙托娃（达莎）。达莎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儿子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旧情人，而且尼古拉的情人远不止她一个。斯塔夫罗金在瑞士时便勾搭上了母亲好友的独生女丽莎，而且有谣言称，他还在圣彼得堡勾引了酒徒列比亚德金大尉的妹妹、头脑有些疯癫的瘸腿女子玛丽娅·列比亚德金娜，并和她秘密结了婚。也就是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要同“别人的罪孽”结婚，为此，瓦尔瓦拉将替他偿还债务，并愿意供养他和达里娅一辈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陷入了苦苦的思索。能够借机彻底摆脱财务上的危机，对他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令他伤心和气愤的是，和他保持了二十年近似夫妻关系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竟然如此绝情，就这样一甩手把他卖给了一个年纪相差甚远的陌生女子。

小说写到这里，整个第一部分的大半部实际都是在为后面的情节做铺垫。读者要耐着性子读完整整一百页，才会等来几位主人公的正式出场。当几位“子辈”、此前交代过的几位人物陆续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家聚齐时，大戏才真正开始上演。第一个登场的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涅恰耶夫的化身）。为了描述他的相貌，作者花费了不少笔墨：

谁也不能说他长得丑，但是任何人看到他的脸又都不喜欢。他的脑袋越往后越长，仿佛从两侧给压扁了似的，因此他显得尖头猴腮。他的脑门高而窄，但是面容猥琐；目光锐利，鼻子小而尖，嘴唇长而薄。面部有病容，但是这不过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他的脸庞和靠近颧骨的地方有一道干枯的皱纹，这就使他具有一种似乎大病初愈的模样。其实他很健康，很强壮，甚至于从来就没有生过病。[64]

从这些堆砌起来的大量贬义词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描绘的并不是一个人的真实相貌，而是一幅小丑式人物的漫画像。紧随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之后，斯塔夫罗金走进了客厅。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一直渴望见到儿子，但是当后者走进来的一刻，她却用命令的手势让他停下。“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她用严肃的口气带名带姓地称呼他，“请您立刻告诉我：此话是否当真，这个不幸的瘸腿女人——这就是她，就坐那儿，你看着她！有人说她……是您的合法妻子——此话当真？”她用手指了指一边吓呆了的玛丽娅·列比亚德金娜。斯塔夫罗金面对母亲的质问显得格外平静，他体贴地拉着玛丽娅的手，把她带出了客厅，并安慰她道：“您想想，您是个姑娘，而我虽然是您最忠实的朋友，但是对您来说毕竟是外人，既不是丈夫，也不是父亲，也不是未婚夫。”斯塔夫罗金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在撒谎，而且是把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一下子变成了路人。他的母亲却由此舒了一口气，并决定将玛丽娅收作义女，主动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

当斯塔夫罗金送走玛丽娅返回客厅后，谈话又再度陷入紧张之中。之前一直在充当和事佬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语气傲慢地向达里娅·沙托娃道喜，祝贺她将与自己的父亲成婚。斯塔夫罗金面对将为“自己的罪孽”成婚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置身事外的样子。伊万·沙托夫这时候沉不住气了。他了解斯塔夫罗金的为人，并且知道他与妹妹达里娅的关系。他突然冲到斯塔夫罗金面前，挥起胳臂、用足力气打了他一个耳光。在座的人都清楚，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因此人们心想他一定会跟对方决斗，甚至把这个侮辱他的人当场立刻打死。但是斯塔夫罗金却面色煞白，一言不发地看着沙托夫，然后忍住怒火，扭过身去。这个耳光的真实原因作者在后面才做出了解释。

小说第一部分就此结束。在之后的两部分中，作者的叙事节奏明显加快。沙托夫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领导的一个秘密团体“五人小组”的成员，但身为基督徒的他对革命的意义逐渐产生了怀疑，因此打算退出这一组织。这些质疑的想法恰恰是斯塔夫罗金灌输给他的。后者的名字便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斯塔夫罗金这个名字中包含着希腊文的“stauros”，意为“十字架”。如果结合斯塔罗夫金曾经的耶路撒冷朝圣之行，这个名字可以引申为“背负十字架的人”，也就是一个信仰基督的人。但对读者来说，最开始这不过只是一种模糊的推想。

在第二部分一开始，斯塔夫罗金暂时退到幕后，事态的发展主要是由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操控。他在全城四处制造流言蜚语，把自己的父亲当成了诽谤的对象，并一手导致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间的决裂。瓦尔瓦拉最终将这位结交数十年的老友逐出了家门。除了讨好瓦尔瓦拉，韦尔霍文斯基还千方百计拉拢省长冯·连布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妻子以及大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先生——屠格涅夫的漫画式化身，同时还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到处煽风点火。

斯塔罗夫金对韦尔霍文斯基的事业逐渐失去了兴趣，特别是当他听说后者计划对打算退出组织的沙托夫实施暗杀时。为了拉住斯塔罗夫金，韦尔霍文斯基不惜扯下面具，向对方说了实话。他告诉对方，他真正关心的既非革命，也不是公平和正义，他的目的是要制造混乱，闹它个天翻地覆。

“俄罗斯将变成一片昏暗，大地将会哭泣，怀念古代的神明……这时我们就要让一个人粉墨登场……让谁呢？”“谁？”“伊万王子。”“谁——？”“伊万王子；您，您！……他在，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他，他隐蔽起来了。传播了新的真理就‘隐蔽起来了’。到时候我们再搞三两件所罗门式的判决。有几个小组，有几个五人小组也就够了——用不着报纸！如果一万件投诉中有一件得到了满足，大家就会纷纷提出投诉。于是每一个乡里的每一个庄稼人都会知道，什么地方有个树洞，任何投诉都可以投进去。于是全球将会响起一片呼号：‘现在实行的是新的公正的法律’，大海将会汹涌澎湃，简易的戏台将会倒塌，那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最好兴建一座石头建筑。头一回！我们将要建设，我们，只有我们！”

这里的石头建筑指的是巴比伦塔，而所谓“隐蔽起来的神明”、韦尔霍文斯基要让他“粉墨登场”的世界新主宰，便是人神，后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在了解了韦尔霍文斯基的秘密计划后，斯塔夫罗金对和这群阴谋者共事更失去了兴趣。在犹豫不决之际，他去修道院拜访了因病退隐的前主教吉洪，目的是要在后者面前做一番忏悔。早在几年前他便将忏悔写成了一份自白书，并在国外印刷成册。在这份自白书里，主人公袒露了过往犯下的许多罪孽，其中包含一项令人发指的罪行。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当年拒绝将这部分内容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65]斯塔夫罗金多年前曾经诱拐了一位名叫马特廖莎的幼女，她是斯塔夫罗金在圣彼得堡时房东的女儿。他勾引她的原因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诱拐行为的后果，并把它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方式。在被斯塔夫罗金抛弃后，这个崩溃绝望的女孩选择在阁楼上吊自杀，而斯塔夫罗金成为这一事件的间接目击者。他坐在旁边的房间里，想象着这个不幸女孩自杀时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姿势：“现在她走到高处，现在她系上了环扣，现在她爬上了椅子……”读者这时候终于明白，为什么斯塔夫罗金会自诩比萨德侯爵更胜一筹，同时也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揭露人的潜意识方面的高超手法感到震惊，那些潜藏在读者内心的卑劣、邪恶和偷窥的欲望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唤醒。

这种邪恶的看客心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韦尔霍文斯基和他的党羽为了颠覆公共秩序上蹿下跳，革命传单被散发到全城各处。省长对局势逐渐失去了控制。在省长妻子于府邸举办的一场失败的游艺会之后，城里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和火灾。这场骚乱因大尉列比亚德金和妹妹、斯塔夫罗金的合法妻子玛丽娅被韦尔霍文斯基指派的凶手暗杀而升级，并以暴乱人群对丽莎及其未婚夫的施暴达到高潮。

但是，真正的高潮是后来发生的另一起事件，它同时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针对大学生沙托夫的政治暗杀活动。这起案件也是由韦尔霍文斯基精心策划的，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桥梁工程师阿列克谢·基里洛夫。他与沙托夫相识多年，并与后者住在城郊同一栋公寓楼里，其所在大街名叫“上帝显灵街”，对基里洛夫这位无神论者来说，这样的街名显得颇有深意。基里洛夫最初是以雅各宾派的形象登场的，据说“为了在欧洲树立健全的理性，他甚至要求砍掉一亿颗以上的脑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得知后吃惊地对他说：“您想给我们修桥，同时又宣布您奉行破坏一切的原则。他们是不会让您给我们修桥的。”“什么？您说什么……啊呀，见鬼！”基里洛夫惊呼道，突然又“开心而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笑起来如此天真和孩子气的人，是不可能“砍掉一亿颗以上的脑袋”的。基里洛夫既不是一个真正的破坏者，也不是一个恶人。相反，他心地很善良，而且正因为善良，所以才感到痛苦。这种痛苦是全人类的痛苦，而痛苦之最便是对死亡的恐惧。一个心怀恐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因为身为恐惧的奴隶，他是不自由的。这个世界的法则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岔子。基里洛夫最终将上帝告到理性的裁判所，其诉状是：上帝是一个恐怖分子，一个“由虚无的痛苦构成的鬼怪”，[66]其统治完全建立在恐惧和惊吓之上。因此，按照基里洛夫的观点，上帝不过是“对死亡的恐惧所产生的疼痛”，因此上帝存在的意义只是判处人的死刑，而杀死上帝的唯一手段便是自杀。因为有勇气杀死自己的人——尽管其唯一目的是消除恐惧——将取代上帝，成为上帝本身。“然后才能脱胎换骨，超凡脱俗，变成一个新人”，即所谓人神。正如基里洛夫在与斯塔夫罗金的对话中所说：“他会再来的，他的名字叫人神。”斯塔夫罗金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口误，把“神人”说成了“人神”。基里洛夫答道：“人神，区别就在这里。”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听说了基里洛夫的这套自杀理论，并决定利用他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他指使基里洛夫在自杀前写下一份声明，把暗杀沙托夫的罪责揽到自己头上。在11月的一个寒冷深夜，沙托夫被骗到大花园一处偏僻无人的角落，被韦尔霍文斯基残忍地枪杀了。这起事件的许多细节与左翼恐怖组织“六二运动”1974年夏天在柏林格鲁讷瓦尔德刺杀大学生乌尔里希·施米克尔的过程极其相似，以至于人们有理由猜测，现实中发生的这起暗杀活动正是以沙托夫事件为样板实施的。在接下来描写基里洛夫自杀的一章中，由于基里洛夫在关键时刻卡了壳，韦尔霍文斯基只得威言相逼，迫使对方最终饮弹自尽。在这段悬念丛生的描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充分展现出他在揭示人的病态心理方面的超凡天赋。

如果说前面的几章是用环环相扣的悬念调足了读者的胃口，那么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则是用情节剧的手法将故事推上了高潮。就在沙托夫被杀前不久，和他分开数年的妻子达里娅·沙托娃意外回到了他的身边。即将临盆的沙托娃已经开始了阵痛，而明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生父的沙托夫却被“新人出生的神秘感”深深地打动了。在小说结尾时，年迈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一次隆重登场。他出人意料地兑现了自己当众宣布的计划，离家出走，像一个朴素的修行者一样踏上了宽阔的乡村公路。但是对于长途旅行来说，他的行装明显过于简陋：时尚单薄的短大衣、雨伞，外加一条薄毯和一个提包。果不其然，他很快就染上了寒热病。一位在路上遇到的女《圣经》推销员收留了他，将这个发着高烧的老男人带到一个小旅店，并应他的要求，给他念了《约翰福音》中的一段：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接下来，她又给他念了《路加福音》中群魔走入猪里的一段（路加福音，8：32-36）。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段话概括了整部作品的精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位自由主义者和沙龙革命家在奄奄一息时，最终回归到对上帝的信念，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上帝之所以于我是必需的，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让大家永远去爱的事物……”在这里，他说的是“事物”，而非“人”；是伏尔泰所说的“必需”，即理性法则，而非信仰。这不是一段信仰宣言，而是在陈述一句信条。透过这些措辞可以明显感觉到，说出这番话的人在态度上仍然是有所保留的。从这一点来看，斯捷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虔诚的，准确地讲是渴望得到信仰的主人公们都是同路人。他们始终走在寻找上帝的路上，并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很少会自称已经找到了目标。但是，用《约翰福音》中的话来讲，这些人都是“热”的（路德译德语版《圣经》中用的词是“warm”，即温热），俄语版《圣经》更准确地称之为“炙热”（gorijátschij，即英文“hot”，希腊文“zestós”），而路德版《圣经》中所说的“如温水”在俄语版《圣经》中译为“温热”（tjoplyj，英文“warm”，希腊文“chliarós”）。

这里的“温度”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差异。《约翰福音》中的话令人联想到斯塔夫罗金去修道院探访吉洪主教的一幕。当时，斯塔夫罗金请求吉洪主教为他念《启示录》中的一段话，后者当时便将这段背诵了出来：“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如温水”般的“不冷也不热”，正是斯塔夫罗金精神气质的核心，虽然吉洪主教在这里并没有对这一判断做出更多解释。在《群魔》的所有角色中，斯塔夫罗金是最“富有”的一个：显贵的出身，富裕的家境，英俊潇洒的容貌，还有超群的智慧和人格魅力、感性和求知欲。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所有角色中最“贫穷”的一个。他只是因为“无所事事”，也就是无聊，才参与了革命，并且很快便感到了厌倦，正如他对待所有迷恋过的思想和女人一样。包括那些受其鼓动参与革命的人，比如沙托夫和基里洛夫，最终也被他抛弃。斯塔夫罗金是一个“野兽型”的人，一个欲壑难填的“唐璜”，一个居住在瑞士并享有瑞士公民权、失去了根基的俄国人，因染上欧洲浪漫主义的“世纪病”（mal dusiècle）而陷入了沉沦。

从这一意义上讲，斯塔夫罗金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式的“多余人”变种，是其“终极化身”。[67]他有满身的精力不知如何打发，于是整日纵情于酒色，仿佛是在向自己的生命极限发出挑战。在精力耗尽之后，他所剩的出路只有自杀。他在留给旧情人达里娅·沙托娃的信中写道：“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抱住一根原木可以泅渡过河，可是抓住一根劈柴却过不了河。”这位“乌里州的公民”最终吊死在火车站附近、距离斯克沃列什尼基田庄不远的一栋两层木屋里。“小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不要怪罪任何人，我自己。’”

文化学家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类型划分成“变化型”和“不变型”两种。其中“变化型”指的是一些人物有能力突破初始设定的语义场（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个性等），进入与之相反的语义场（“反义义场”）。而“不变型”（可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常量）则是那些没有能力突破这一界限的人物。从《群魔》的人物结构来看，斯塔夫罗金似乎是一个标准的“变化型”人物，一个“行动者”。但事实上他却是“不变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在其面对的各种生存可能性当中做出自己的选择。[68]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选择困境是每一个主人公面对的个性考验。这一方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性结构有关，因为其小说的情节发展往往都会指向一种选择、一种决定，一种是与非之间的权衡。[69]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戏剧化手法的偏爱，还有伦理观在背后所起的作用，这种伦理观与克尔凯郭尔的理论颇有相通之处。克尔凯郭尔以审美生存与伦理生存划分人的生存状况的观点，为我们理解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提供了钥匙。斯塔夫罗金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审美生存，它指的是人作为一种被欲望驱动的生物而存在，其生存是被自身需求所控制，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更多是动物而非人。而只有在进入伦理生存后，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人，它要求人必须在非此即彼的境况下做出选择。“选择是伦理生存最根本和最具说服力的表现形式。”[70]它是自由的表现，因为“是选择的能力为人类开启了自由的视野和对善恶的认识”。[71]

一个没有能力选择的人，只能“在消沉中枯萎”。[72]斯塔夫罗金便是如此，正如他在绝命书中所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决断力。他那面如死灰般的呆滞表情暴露了一个事实：早在肉体死亡之前，他的内心便已枯涸。另外，作为一个审美生存的人，他永远都是被情绪左右，在激昂、暴虐、抑郁和绝望中摇摆浮沉。斯塔夫罗金自己也承认，他在国外接触和传播的教义是受当时“心情”的影响。用沙托夫的话说，他在讲述那些思想时，仿佛是在讲述与己无关的身外之事。斯塔夫罗金的审美生存方式还表现在他对待世界的冷漠态度上，他的整个生命都被这种性格毒害。他就像一个“冷血麻木的怪物”，[73]在他眼里，“不管是什么淫乱行为，禽兽行径，或者是什么丰功伟绩，甚至为人类牺牲生命，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冷血和麻木将斯塔夫罗金挡在了伦理生存之外，把他变成了“冷漠世界的沙皇”。[74]

伊万·沙托夫曾经是斯塔罗夫金的门徒，如今却是他的对手。从虚无主义者到基督徒，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者，从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到人民之友，沙托夫的反叛之路，正是斯塔夫罗金一手促成的。是斯塔夫罗金将“上帝与故土”的思想灌输给了沙托夫，并且告诉他，那个变成了政权的罗马天主教所宣扬的基督，是屈服于撒旦第三种诱惑的基督。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冯维辛娜的信中所写，斯塔夫罗金也曾表示，“如果能像数学般精确地证明，真理存在于基督之外，那么（他）宁可与基督在一起，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这位沙托夫曾经的导师说过，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科学与理性的原则之上，而只能服从于另一种力量，一种不断肯定存在和否认死亡的力量。整个民族的存在原则，“说到底就是寻神，寻找自己的神，而且这神一定要是自己的”，这个神是“一个民族加在一起而形成的综合的个人”。因此，文化消亡的一个标志便是：所有民族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神和共同的价值体系。“一个民族越是强大，它所信仰的神也就越与众不同。”在所有民族中最强大的，正是“天赋使命”的俄罗斯民族。

听到沙托夫当着自己的面，说出这些自己说过的话，斯塔夫罗金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而是反问道：“您自己是不是相信上帝？”“我相信俄罗斯，我相信俄罗斯的东正教……我相信基督的肉体……我相信基督二次降临将出现在俄罗斯……我相信……”沙托夫闪烁其词地答道。斯塔夫罗金继续追问：“那么您相信上帝吗？相信上帝？”“我……我会相信上帝的。”沙托夫的名字中包含着俄语动词“schatát”，它的意思是“漂浮，摇摆”，因此如果按照词意来理解，沙托夫是“一个还没有（从空中）落到实地的人”。但实际上，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不同，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斯塔夫罗金还在犹豫不决中彷徨时，沙托夫已经走在寻神的路上。斯塔夫罗金尽管犯下了恐怖的罪行，但他并没有最终投靠“恶”，而是选择与“恶”游戏。他对“善”的态度亦是如此：虽然他当众承认了自己与玛丽娅·列别金娜的婚姻关系，并且要向全世界忏悔，但是吉洪主教清楚，这份忏悔并非真诚的悔过，而是一篇傲慢自负的自白。即使面对忏悔这件最需要严肃和诚意的事情，斯塔夫罗金表现出的仍然是一副游戏的心态。在这种游戏式的、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讲是“审美式”的生存状态下，他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缺乏决断力的人，而没能成为一个“伦理”的主体。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一个他惯常使用的花招：将一些惊世骇俗、容易引发争议的观点——例如把俄罗斯民族称作“天赋使命”的民族，以及关于“俄国的上帝”等——通过第二手信息的形式加以弱化，从而对其真实性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斯塔罗夫金真的说过这些话？这些用词是他的原话吗？他如今依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更重要的是：作者本人对这一观点到底持怎样的态度？因为斯塔罗夫金对此并没有认真反驳，而沙托夫作为正面的“俄罗斯”英雄显然深受作者的信任和同情，因此人们有理由猜测，这些由沙托夫转述的观点是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可的，更何况，它们与《白痴》中梅诗金公爵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

关于俄罗斯民族是“天赋使命”民族的说法尤其在西方读者中引起了异议。一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审慎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发表这种沙文主义言论？这种沙文主义思想与作者视为至高权威的《新约》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更令人质疑的是，关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而不能容忍其他神存在的观点，难道不是由准人种学视角决定的吗？这种19世纪出现的文化相对论思潮，不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批判的吗？

如果将沙托夫和斯塔罗夫金的观点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我们就不会对它再感到惊异。斯拉夫派的信条之一是，认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分歧是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导致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xej Chomjakow）便曾指出，东正教的本质主要在于受《约翰福音》及其爱的伦理启发的“村社性”原则（Sobrnost）。而所谓“村社性”更多是一种象征性而非理性的“我族”意识，它否认神职人员与教徒、有权力的信徒与普通信徒，以及不同等级的教会组织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村社性”理念“主要反映在对友爱的重视，其面对的不仅是所有信徒，而且是人类全体”。[75]它的首脑不是某个宗教领袖，而是基督本身。[76]与霍米亚科夫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j Danilewskij），他指责西方教会散布异端邪说，认为东正教是唯一的真正基督教派，因为它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所有信徒在耶稣基督和圣灵的指引下组成的联合体”。[77]

当然，读者并不能将沙托夫说的每个词都拿到秤上掂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总喜欢使用一些略显夸张的措辞，比如这句：“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是俄罗斯人，只要这个人成了无神论者，他就立马不再是俄罗斯人了。”这里的时间副词“立马”给这句话增添了一种荒诞的韵味，使它变得更让人难以确信。正如前文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夸张措辞往往是通过信件、引文或传言，即第二手信息的形式呈现的，并以此表达了作者对其真实性的保留态度。这种手法也就是所谓的“留后手”，叙述者随时都有可能话锋一转，让整句话的意思变了味儿。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其谈论的问题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从《作家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沙托夫和斯塔夫罗金关于俄罗斯民族肩负救赎使命的观点是百分百认同的。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即涅恰耶夫）虽然以他领导的恐怖行动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叙事主线，但是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当中，他的形象却是最模糊的一个。这是因为从心理学角度看，他的性格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身为阴谋活动家，他原本应当是个守口如瓶、唯恐言多语失的人，但事实上，他却像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只有在涉及政治伎俩，如伪装、蒙骗、谎言等撒旦式诡计时，他的模糊形象才变得真实可信。从行动纲领上看，他的目标是实现奴隶式的平等，对于“有很高才智”的精英分子，要予以驱逐或处以死刑。按照五人小组的智囊希加廖夫的说法，就是要割去“西塞罗的舌头，挖掉哥白尼的眼睛，用乱石砸死莎士比亚……”这种极端平等主义的反面，是极端的精英主义，即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崇尚的超人类。而希加廖夫的梦想是，“把人类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十分之一的人获得绝对自由，并控制其余十分之九的人”。

不过，希加廖夫承认，无限度自由与无限度专制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其理论的一大逻辑缺陷。韦尔霍文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一矛盾：他告诉斯塔夫罗金，其阴谋活动的目标并非解放人类，而是要将人类变成奴隶——在以斯塔夫罗金作为最高统治者以及上帝的专制和新宗教制度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来影射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人平等原则最终被拿破仑的恺撒主义战胜。而韦尔霍文斯基和希加廖夫对民主原则的歪曲，则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树立了样板。阿尔贝·加缪在根据《群魔》改编的戏剧《附魔者》（1959年）中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新世纪的预言家。[78]

在谈到基里洛夫这个人物时，加缪称之为荒诞意义上的先知。基里洛夫的自杀确实是荒唐的，而且是在多重意义上：基里洛夫同意韦尔霍文斯基将他的自杀行为当作手段，用于一个他自身憎恶的目的。他情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开枪自杀，尽管他喜欢孩子——未来的强大象征——而且也爱生活。另外，同样荒唐的是基里洛夫对信仰上帝之必然性的认识和推翻上帝之愿望的矛盾。实际上，因为他坚信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也根本无须推翻它。此外，荒唐的还有基里洛夫想要通过基督式的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的想法，但是，假如真的如其所言，“地球的法则本身都是谎言和魔鬼的轻松喜剧”，这种救世行动也便失去了意义。

基里洛夫的自杀并非“逻辑的自杀”，[79]而是抽象的。他的自杀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行为，都是基于同样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是由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所代表的老一辈唯物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奠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10月发表的《作家日记》之《判决》一文中，虚构了一封自杀者的遗书。这位自杀者是“出于无聊”而自绝于人世，而正如作者强调的，这个人“自然是一位唯物主义者”。[80]在这封“遗书”中，欧洲虚无主义华丽登场，就像在让·保罗（Jean Paul）《假如死去的基督从宇宙中宣告上帝不存在》（Rede des toten Christus vom Weltgebäude herab，dass kein Gott sei）中一样。[81]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自杀者将矛头指向死亡，既包括自己和人类的死亡，也包括地球和宇宙的死亡。正如让·保罗笔下死去的基督一样，这位自杀者也将一切存在视作“静默的虚无”、“冷漠永恒的必然物”和“荒谬的巧合”。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让·保罗走得更远。他笔下的自杀者并不排除世间有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和谐秩序，但这对他于事无补，因为他既无法从物质层面，也无法从形而上层面感受它。这让他联想到约伯的命运并发出诘问：“什么，难道上帝把人类带到这个世上，让他接受这种无情的试炼，就是为了看一看，这种造物在地球上是不是能活下去？”他无法理解其法则的大自然没能给他答案，于是他向自然下达了死亡判决。但是，他既然无法消灭自然，便只能消灭自己，因为“忍受一种找不到元凶的暴虐让他实在感到无聊”。[82]

基里洛夫之流以及《作家日记》中的自杀者在探寻存在意义过程中所感到的绝望，深深地触动了现代人的神经，这也是人们总喜欢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伟大思想家相提并论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讨论自杀这一虚无主义核心命题时，始终都在围绕着与之相反的另一个命题，即对灵魂永生的信仰。在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的假死刑仪式之前，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我们将与基督同在”鼓励尼古拉·斯佩什涅夫时，后者以“几粒尘埃而已”作为回应（参见本书页边码第103页）。斯佩什涅夫的话代表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的背后则是《约翰福音》中的信条：“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25）

通过基里洛夫的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将矛头指向1840年代俄国的精神领袖们，在他看来，这是促使“子辈”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根源。在小说第一部分，他对这群“恶魔”做出了无情的揭露，然而在结尾，他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临终前一幕的描写却令人大感意外。在这一幕中，这位彻头彻尾的不可知论者变成了一位忏悔的罪人。借着阅读《新约》，他重新找回了对基督教的信仰。作者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同情并非出于对“父辈”的宽恕，这一和解的结局更多是为了衬托斯塔夫罗金的阴暗归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临终前一刻变成了洛特曼所说的“变化型”人物，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超越了“不冷不热”的审美生存，进入了“炙热”的伦理生存。在这里，作者再次引用了《约翰福音》中的那句感叹：“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最终，斯塔罗夫金的出路只剩下一个，就是变成《路加福音》中群魔附体的猪：“……于是那群猪从山崖冲到湖里淹死了。”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标题的含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期间，《群魔》作为单行本只出版过一次（1873年）。这一版本没有收录小说第三部分第九章，即斯塔罗夫金惊世骇俗的自白书。直到1923年，这份自白书才以《在吉洪的修道室》（Bei Tichon）为题正式发表。瓦尔特·本雅明将这一章节与1869年出版的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的《马尔多罗之歌》（Gesänge des Maldoror）相提并论。在这部以“恶”为主题的作品中，病态的主人公选择将天真无邪的孩子作为泄欲对象。[83]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即使像瓦尔特·本雅明这样对资产阶级道德观心怀鄙夷的人，也认为斯塔罗夫金的这篇“忏悔”充满了邪恶色彩。

批评家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作品的早期反馈，也对此持类似的观点。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2年）一文中指出，斯塔罗夫金的自白书所描述的内容“超越了艺术的界限，因为它过于生动”，使得读者禁不住要问，这些生动描写究竟是归功于作者的敏锐观察力，还是出于作者自身的经验。[84]1923年，弗洛伊德的学生安娜·卡辛娜-叶夫莱因诺娃（Anna Kaschina-Jewreinowa）在分析斯塔罗夫金和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人格时，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便流传的一种说法：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酒后乱性，强奸了一位年仅十岁的幼女。这位女作家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残暴归因于作家的施虐狂性格，但另一方面也表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幼女的谣言主要是作家的仇敌屠格涅夫等人散布的，因此对其真实性需要保持警惕。[85]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手中，还包括其多年好友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从1871年起，斯特拉霍夫开始与列夫·托尔斯泰建立起日益亲密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在为188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陀氏传记——查找资料期间，他在1883年11月28日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表示，在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时，他必须花费很大力气超越自我，比如说，后者曾在私下里对他人吹嘘，自己在一间公共浴室里对一位女仆牵线认识的少女实施了性侵。[86]他在信中还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所有丑恶淫荡的事情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禽兽般淫欲”扼杀了他对女性美和优雅的感知，在他身上，崇高的思想与个人癖好明显是分离的。[87]

这封1913年在斯特拉霍夫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信函，激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安娜：“这是闻所未闻的污蔑！更何况，写下这些话的是什么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座上宾和证婚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那个在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去世后要求我委托他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和作品全集的人！”[88]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斯特拉霍夫的这封信破坏了陀氏的声誉，同时也对她将出版丈夫作品作为毕生事业的计划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揭露斯特拉霍夫的险恶用心，她反复强调丈夫是一个多么宽厚善良的人，曾经给多少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帮助。这些话虽然有夸大之嫌，但与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相吻合的。善良、“贫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殉难者的一生，这一点已经成为同时代人普遍认可的事实，而斯特拉霍夫却公然对此予以诋毁。

不过尽管如此，斯特拉霍夫信中提到的事情仍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一处硬伤”，[89]是所有为陀氏立传的人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迄今没有人能拿出可信的证据，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应。一些人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把儿童的苦难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因此很难想象他在私生活里会对儿童抱有不洁动机。[90]这一理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另一种说法很容易驳倒这条理由，并使斯特拉霍夫的怀疑多了些根据，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创作中对早熟少女的明显偏爱。无论是《地下室手记》中的未成年妓女丽莎，还是《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幼女内莉，都属于这样的类型。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家提到画家将内莉画成丘比特时这样写道：“她那时的头发浅黄浅黄的，蓬蓬松松，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小衬衫，透过衬衫还可以看到她的娇小身体，她在这幅画像上显得多美呀，真叫人百看不厌。”这种近乎“花痴”式的描写[91]让人忍不住猜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真的如传言所说，犯下过和斯塔夫罗金一样的罪行。

按照斯特拉霍夫的说法，证明他的判断的“证据”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本身，这个男人的“禽兽般淫欲”在其小说中便暴露无遗。[92]这里的小说指的是《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和《群魔》。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斯特拉霍夫的这种解释至少是犯了将文学创作者与其作品混为一谈的错误。令斯特拉霍夫尤其感到不适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将卡特科夫未准发表的《在吉洪的修道室》一章收进抽屉，而是拿出来“当众朗读”。这一点是激怒斯特拉霍夫的重要原因，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的罪行细致入微地诉诸文字，已然是犯了大忌。而他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当众朗读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书，以便借这位恶人之口炫耀自己在描写淫乱色情方面的高超技法。这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斯特拉霍夫的指责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所抱有的偏见，这种偏见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时候有些人甚至把小说本身看作一种伤风败俗的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里，这种偏见依然在发挥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881年1月，圣彼得堡大主教最初拒绝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葬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墓地里，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并没有写过什么严肃的东西”。[93]

恰恰是为小说在俄国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伊万·屠格涅夫，也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保守过时的立场。1882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一年后，屠格涅夫气愤地发现：“所有俄国主教都在争着为我们这位德·萨德做追思弥撒。”[94]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塔夫罗金，而非陀氏本人说过，就连德·萨德侯爵也应该向他学习。[95]屠格涅夫这位小说行家，竟然也混淆了文学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很显然，他对去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怀恨在心，以致丧失了对现实与虚构的甄别能力。

综上所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生中犯过类似斯塔夫罗金的罪行。但是，由斯特拉霍夫致托尔斯泰的信挑起的相关争论让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挖掘人的潜意识方面是多么富于挑衅性。相比之下，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惊悚小说简直像儿童文学一样温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越界者”，他的文字“逼近极限，其程度就连最大胆的想象也不敢触及”。[96]无论是他对轮盘赌的痴迷和“赌徒”式的写作方式，还是他对人类心灵深处的恐惧和欲望的探索，都反映出这一点。斯特拉霍夫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品的质疑，可以解释为一种心理上的抵抗，其针对的是陀氏作品在读者脑海中唤起的危险想象。[97]身为写作者，要想完成这样的“幽暗心灵”之旅，[98]必须潜入自己的内心窥探和捕捉暗藏在灵魂深处的隐秘。对今天的人们来讲，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精神分析学常识，但是在19世纪，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条件。否则，《马尔多罗之歌》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被视为禁书，而应当早在超现实主义之前便已被奉为经典。

[1]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33，39，47，90，139.

[2]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103.

[3] Karl Christian Führer：Das Kreditinstitut der kleinen Leute. Zur Bedeutung der Pfandleihe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Bankhistorisches Archiv. Zeitschrift für Bankengeschichte 18 （1992）：3-21.

[4]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250，217，218.

[5]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284.

[6] Engelhardt，Dietrich von：F.M.Dostojewskij：Der Spieler. Phänomene，Ursachen，Ziele und Symbolik einer Sucht. In：Dostoevsky Studies，N.S.ⅩⅣ（2010）：103.

[7]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204，205-207，265.

[8] S. Freud：GW，Bd. 14，Frankfurt a. M. 1948：400.

[9]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83 f.

[10] Kjetsaa，Geir：Dostojewski：Sträfling，Spieler，Dichterfürst. Gernsbach 1986：274 f. Jacques Catteau 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欲是为转移无处发泄的性欲。在他与安娜婚后的最初阶段，两人的关系还在磨合期，后来随着夫妇两人感情的日益巩固，他的赌博欲望也逐渐消失，“就像是一场噩梦”（Catteau，Jacques：Dostoevsky and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Cambridge u.a.1989：144）；但是安娜在日记中称，她和丈夫在性爱方面从一开始便十分默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赌博的热衷并没有关系。

[11] Bleckwenn，Helga：Künstlertum als soziale Rolle（Ⅱ）.Stifters Berufslaufbahn in den 1840er Jahren. In：Vierteljahresschrift des Adalbert-Stifter-Instituts. 30（1981），Folge 1/2，S.15-45.

[12]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293.

[13]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320。

[14] 普鲁士金币名称。

[15]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330。

[16]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85.

[17] Nadja Bontadina：Alexander Herzen und die Schweiz. Bern u. a. 1999：341，349.

[18] Rakusa，Ilma（Hrsg.）：Dostojewskij in der Schweiz. Frankfurt a.M.1981：19.

[19]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87.

[20] Dnevnik Anny Grigor’evny Dostoevskoj 1867 g.[Tagebuch der A.G.Dostojewskaja]：353.

[21] Dnevnik Anny Grigor’evny Dostoevskoj 1867 g.[Tagebuch der A.G.Dostojewskaja]：353.

[22] Dnevnik Anny Grigor’evny Dostoevskoj 1867 g.[Tagebuch der A.G.Dostojewskaja]：343。

[23]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95.

[24]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96。

[25]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00；Rakusa，Ilma（Hrsg.）：Dostojewskij in der Schweiz. Frankfurt a.M.1981：Tafel 39.

[26] David M. Bethea：The Idiot. Historicism Arrives at the Station. In：Knapp 1998：130-190，177.

[27] 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113.

[28] Nabokov，Vladimir：Vorlesungen über russische Literatur. Hrsg. von Fredson Bowers und Dieter E.Zimmer. Reinbek bei Hamburg 2013：272.

[29] Serman，I.Z.：Dostoevskij i ego vremja. Leningrad 1971：130-142.

[30] Paperno，Irina：Suicide a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Ithaca，London 1997：128.

[31] Nabokov，Vladimir：Vorlesungen über russische Literatur. Hrsg. von Fredson Bowers und Dieter E.Zimmer. Reinbek bei Hamburg 2013：310.

[32] Schestow，Lew：Dostojewski und Nietzsche. Philosophie der Tragödie. Köln 1924：162.

[33]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167；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9：410 f.；Saraskina，Ljudmila：Dostoevskij. Moskau 2011：496.

[34]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9：411.

[35] Rüdiger Schaper：Eine Einladung im Kampf um die Stadt. In：Tagesspiegel vom 29.9.2017，第1页。

[36] Stepun，Fedor：Dostojewskij und Tolstoj. Christentum und soziale Revolution. Drei Essays. München 1961：11.

[37] Guardini，Romano：Religiöse Gestalten in Dostojewskijs Werk. München 1947：247.

[38] Bachtin，Michail：Probleme der Poetik Dostoevskijs. München 1971：196；Meier-Graefe 1788：184.

[39] Berdjajew，Nikolaj：Die Weltanschauung Dostojewskijs. München 1925：14.

[40] Saraskina，Ljudmila：Dostoevskij. Moskau 2011：496.

[41]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9：246，Majuskeln im Original.

[4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0：174.

[43] Ernest Renan：Das Leben Jesu. Vom Verfasser autorisierte Übertragung aus dem Französischen. Zürich 1981：132 f.

[44]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0 f.，132 f.

[45]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86.

[46] Kristeva，Julia：Holbeins’s Dead Christ. In：Michael Feher u.a.（Hrsg.）：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Teil I.New York 1989：248.

[47] Stoichita，Victor：Ein Idiot in der Schweiz. Bildbeschreibung bei Dostojewski. In：Gottfried Boehm，Helmut Pfotenhauer（Hrsg.）：Beschreibungskunst-Kunstbeschreibung. Ekphrasis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1995：438 f.

[48] Meerson，Olga：Dostoevsky’s Taboos. Dresden，München 1998：14.

[49]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05.

[50] šestidesjatye gody. Materialy po istorii literatury i obščestvennogo dviženija. Pod red. N. K. Piksanova i O. V. Cechnovicera. Moskau，Leningrad 1946：265.

[51] Grigor’ev A.A.：Vzgljad na russkuju literaturu so smerti Puškina. In：Sobranie sočinenij pod red.F.V.Savodnika，Teil 6，Moskau 1915；Herder，Johann Gottfried：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Mit einem Vorwort von Gerhart Schmidt. Darmstadt 1966：434.

[52] Meier-Graefe，Julius：Dostojewski. Der Dichter. Frankfurt a.M.1988：259.

[53] N.N. Strachov：O knige N. Ja. Danilevskogo “Rossija i Evropa”. In：N. Ja. Danilevskij：Rossija i Evropa，Moskau 1991：510.

[54] Danilevskij，N.Ja.：Rossija i Evropa. Moskau 1991：480，487，129.

[55] Danilevskij，N.Ja.：Rossija i Evropa. Moskau 1991：508，480。

[56]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17 f.

[57]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18。

[58] Bakunin，Michail：Gott und der Staat und andere Schriften. Hrsg. von Susanne Hill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57.

[59] F.M.Lur’e：Sozidatel’ rasrušenija. Dokumental’noe povestvovanie o S.G.Nečaeve. Sankt Petersburg 1994：105 f.

[60]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12.

[61] Hildermeier，Manfred：Geschichte Russlands.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Oktoberrevolution. München 2013：863.

[62]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寓言《变形记》中的一对老夫妇，因殷勤好客得到宙斯的庇护，幸运地躲过洪水，死后化身为寺庙前一对相互交织的橡树和椴树。

[63] 关于丑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隐喻，参见Lachmann 1989：307-325。

[64] 《群魔》，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下同。

[65] “斯塔夫罗金的自白”原为小说第二部分的第九章，但直到1921年，这部分手稿才被重新发现；在三十卷本陀氏全集中（Leningrad 1972-1990），该章节以《在吉洪的修道室》为题，作为附录被附在小说后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当年在小说单行本初次出版时也主动放弃了这一章，因为他预料这一章节不可能通过审查。

[66] Guardini，Romano：Religiöse Gestalten in Dostojewskijs Werk. München 1947：173.

[67] Frank，Joseph：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Oxford 2010：653.

[68] Lotman，Jurij M.：Die Struktur des künstlerischen Textes. Hrsg. mit einem Nachwort und einem Register von Rainer Grübel. Frankfurt a.M.1982：358-367.

[69] Šklovskij，Viktor：Za i protiv. Zametki o Dostoevskom. Moskau 1957.

[70] Kierkegaard，Sören：Entweder/Oder. In：Gesammelte Werke. Hrsg. von Emanuel Hirsch und Hayo Gerdes. 2.Teil，Bd.1.und 2.Gütersloh 1987. Bd. 2/2：177.

[71] Pieper，Annemarie：Gut und Böse. München 1997：82.

[72] Kierkegaard，Sören：Entweder/Oder. In：Gesammelte Werke. Hrsg. von Emanuel Hirsch und Hayo Gerdes. 2.Teil，Bd.1.und 2.Gütersloh 1987. Bd. 2/2：174.

[73] Gehrigk 2013：145.

[74] Camus，Albert：Dram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2：91；ebenso 1947：213.

[75] Benz，Ernst：Geist und Leben der Ostkirche. Reinbek bei Hamburg 1957：125.

[76] Tschižewski，Dmitrij：Zwischen Ost und West. Russische Geistesgeschichte（Ⅱ）.Reinbek bei Hamburg 1961：74.

[77] Danilewskij 1965：134 f. 关于丹尼列夫斯基观点对《群魔》的影响，参见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34。

[78] Camus，Albert：Dram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2：13.

[79]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4：46.

[80]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46.

[81] István Molnár：Vom redenden Christus zum schweigenden Christus. In：Rudolf Neuhäuser （Hrsg.）：Polyfunktion und Metaparodie. Aufsätze zum 175.Geburtstag von Fedor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 Dresden 1998：115-128.

[82]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47 f.

[83] 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174 f.

[84] Mereschkowski，Dmitry Sergejewitsch：Tolstoj und Dostojewski. Leben，Schaffen，Religion. Berlin 1924：165-167.

[85] A. Kašina-Evreinova：Podpol’e genija. Seksual’nye istočniki tvorčestva Dostoevskogo. Petrograd 1923：56 f.，66 f.

[86] 斯特拉霍夫称，文学史学家Pawel Wiskowatow是这件事的证人。但是，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涉及个人隐私问题上一向讳莫如深，而且他与Wiskowatow只有一面之交，因此斯特拉霍夫的说法并不具有可信性。

[87] Perepiska L.N.Tolstogo s N.N. Strachovym，Bd. 2. Sankt Petersburg 1914：307-310.

[88] S.V.Belov，V.A.Tunimanov：A.G.Dostoevskaja i ee vospominanija. In：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0.

[89] Kjetsaa 1985：397.

[90] Pascal 1970：293 f.；Catteau，Jacques：Dostoevsky and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Cambridge u.a.1989：94.

[91] Svincov，Vitalij：Dostoevskij i stavroginskij grech. In：Voprosy literatury 2/1995：122.

[92]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418.

[93]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551.

[94] Turgenev：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Bd. 13. I. Moskau，Leningrad 1968：49.

[95]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3：364.

[96]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3：364.

[97] Svincov，Vitalij：Dostoevskij i stavroginskij grech. In：Voprosy literatury 2/1995：132.

[98] Peter von Matt：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Psychoanalyse. Stuttgart 2000：132-135.

第五章 回归之路（1871～1876）

返回俄国

“眼下最要紧的事是返回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4月底从威斯巴登给身在德累斯顿的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1]那是他最后一次失败的赌场冒险，靠赌博发财的梦想从此彻底破灭。几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依然堆积如山，而德国却令他越来越感到厌烦，特别是在1871年德法签订和约之后。另外，长期置身于俄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外也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越发压抑。就在这年7月1日，圣彼得堡法院就涅恰耶夫案件正式开庭，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创作中的小说《群魔》描写的主题。此外，安娜已经身怀六甲，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孩子生在俄国。

6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俄罗斯导报》汇来的一千卢布支票。这些钱刚好够还清余下的债，还有到圣彼得堡的火车票钱。就在启程离开德累斯顿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交代妻子生起火炉，然后将一堆手稿付之一炬，其中包括《白痴》、《永远的丈夫》和《群魔》的草稿。身为前政治犯，再加上在日内瓦时与奥加辽夫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是秘密警察监视的对象。为了避免入境时被俄国边防刁难，他必须小心行事。1871年7月2日（6月2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坐上火车，从德累斯顿前往柏林，并于次日一早换车继续驶往圣彼得堡。在东普鲁士边境的维尔巴利斯车站，陀思妥耶夫斯基随身携带的行李受到了严格盘查。这时候，年仅两岁的小女儿柳波芙被折磨得不耐烦：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小家伙又累又饿，忍不住扯开喉咙大哭了起来。俄国海关人员只好匆匆结束了检查，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过了境。

到达圣彼得堡后，一家人租下了“两间带家具的陋室，周围住着一群讨厌的犹太商人”（1871年7月18日）。离住处不远是尤苏波夫公园，公园里的绿地为圣彼得堡的酷暑带来了一丝难得的清凉。1871年7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儿子费奥多尔·费奥多洛维奇（Fjodor Fjodorowitsch）在这里降临人世。刚返回圣彼得堡的几个星期，夫妻俩忙着走亲访友，接待来客，去政府机关办理各种手续，为新家置办家当。两人离开圣彼得堡之前的家当，特别是私人藏书，都已经发霉、遗失或被继子帕沙变卖。帕沙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但一直没有正经职业，整天游手好闲地混日子。

7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趟莫斯科，和卡特科夫商量《群魔》连载的后续事宜以及稿酬的问题。不久后，《俄罗斯导报》汇来的三百卢布到了账，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搬到了距离圣彼得堡科学中心不远、环境安静的谢尔普霍夫大街。安娜说服家具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为这个四居室的新家添置了价值四千卢布的全套家具。[2]

1871年9月，圣彼得堡一份报纸报道了著名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四年海外生活、返回圣彼得堡的消息。接下来，按照安娜的说法，一场“和债权人的搏斗”开始了。[3]自60年代以来，俄国物价飞涨，特别是在大城市，日常生活成本与日攀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四口来说，《俄罗斯导报》的稿酬连日常基本开支都难以应付。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希望能够从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姨妈的遗产中分得较大份额，另外再从出版商斯特洛夫斯基那里为其非法盗印自己的作品获得一定的赔偿，但这两个计划一时都落了空：库马宁娜姨妈的案子迟迟没有进展，斯特洛夫斯基破了产，安娜原指望能够接手的其名下的出租屋，也因为欠税问题被拍卖。

1871年4月，阿波隆·迈科夫想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文学基金会申请四百卢布贷款补助，帮助作家为维权继续和斯特洛夫斯基打官司。但是，作为文学基金会早年最积极的成员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好友的想法不抱任何希望。他在信中对迈科夫说，如今只有虚无主义者才有望得到文学基金会的帮助，相比之下，作家物质上的拮据并不会被人当回事（1871年4月1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知道，对文学基金会这个政治上持左翼立场的团体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帮助作家解决经济困难，而在于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政治皈依者，必须保持态度上的疏远。在这样的背景下，1873年1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沙皇批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救济款更显现出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作家在谈起这笔钱时，只是含糊地提到“一笔庞大的款子”（1872年2月4日）。来自皇室的经济资助不仅解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贷款的急迫需求，同时也让他与皇室之间建立了直接和持久的联系。如果换成亚历山大·普希金这位“俄国文学之父”的话，他一定会为与“权力场”的亲密关系感到羞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反而以此为荣。在他看来，沙皇政权或曰沙皇专制是唯一适合俄国的政体。1873年2月10日，他给亚历山大皇储寄去了一本《群魔》单行本，并在附函中写道：

我希冀您，殿下，作为世界上负有艰巨使命的伟大皇帝的储君、俄国未来的领导和主宰，可以俯察我的意图，我知道这是卑微的但却是忠诚的意图，即用艺术形式描绘我国当前文明中最危险的祸害。这是一种罕见的、非自然的、没有根基的文明，但在俄国迄今仍占据着主导。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皇储之间牵线搭桥的，是年纪虽轻但极端保守的弗拉基米尔·梅什切尔斯基大公（Wladimir Meschtscherskij）。他是亚历山大皇储的好友，同时也是陀氏作品的热心读者。皇室的救济虽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解了燃眉之急，但无法使其彻底摆脱经济上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仍然要靠赊账过日子，和当铺的交道又重新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逢遇到大的开销，他们只能去借高利贷。1872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到新“恩主”梅什切尔斯基大公的邀请，出任后者主办的《公民》（Der Staatsbürger）杂志的主编。梅什切尔斯基大公为他开出的价码是每年三千卢布，外加额外稿酬。和前几年的收入相比，这一数额近乎天价。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按照安娜的计算，陀氏一家每年的开销大约要三千卢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支付房租。在得到皇室资助后，夫妇俩仍然没能还清旅居欧洲欠下的债务，因此和过去一样，还得靠精打细算过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医生亚科夫·布雷策尔（Jakow Bretzel）在谈起陀氏一家的生活条件时称，这家人的房间陈设“相当简陋”。[4]1872年春，当画家瓦西里·彼罗夫（Wassilij Perow）受莫斯科富商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Pawel Tretjakow）委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绘制肖像时（这幅画后来成为最广为人知的陀氏肖像），这位大作家不无嫉妒地得知，对方的家境要比自己好得多，仅房租支出一项，每年便要至少两千卢布。[5]

自1872年5月起，每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都是在伊尔门湖畔的小城旧鲁萨（Staraja Russa）度过的。一方面是因为，旧鲁萨的空气和首都污浊的空气相比要好得多，这里的浴场也很适合孩子们玩耍；另一方面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可以安心写作，不必担心受到外界的打搅。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旧鲁萨所在的诺夫哥罗德州，房租比圣彼得堡要便宜得多。因此，每年一进入夏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便会退掉冬天在圣彼得堡的公寓，搬到旧鲁萨来住。今天从圣彼得堡到旧鲁萨，只需要一小时车程。可是在1878年时，这个小城还没有开通铁路，同样一段路程却需要花费一天多的时间：从圣彼得堡先乘火车到诺夫哥罗德，然后乘轮船穿过伊尔门湖，直到波利斯季河入海口，在低水位的夏季，需要再换马车行驶大约三十公里，才能最终抵达目的地。有时候因为水位太低，旅客们不得不由一群“强壮的农妇”背在身上，蹚着水送到驳船上，然后再由驳船送上停泊在湖中心的轮船。[6]只有水位高的时候，人们才能坐船沿伊尔门湖直抵旧鲁萨。到冬天时，这段路程将会缩短几个小时，因为湖水结冰，乘客可以坐雪橇穿越伊尔门湖。

1872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回到圣彼得堡，在靠近原来所住街区的地方租下了一套五居室公寓。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忙着《群魔》的收尾工作。同时，他和《俄罗斯导报》编辑部因为“斯塔夫罗金自白书”的问题产生了纠纷。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按照编辑部要求，对《在吉洪的修道室》一章做出了修改，但对方仍然拒绝发表这一有争议的章节。另外，编辑部还坚决不肯为删掉的部分支付稿酬，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特科夫的关系明显变得冷淡。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欣慰的是，由他和安娜通过代销方式组织印刷和发行的《群魔》单行本，自上市以来销量可观。[7]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决定，从今往后所有陀氏作品在按照俄国惯例首次发表于“大部头杂志”之后，接下来的市场运作一律由夫妇俩自行操办。

1873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式出任《公民》杂志主编。他之所以决定接受梅什切尔斯基大公的邀请，主要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他想在辛辛苦苦完成《群魔》一书之后给自己放个假，在履行主编职责的同时静下心来酝酿下一部作品。但事实证明，这些不过是一种幻想。他原以为，每天只需要到编辑部上两个小时班，便可以搞定一切，可他很快发现这份新差事实际上是份全日制工作。他的桌子上总是堆满了等待付印的稿件，其中很多稿子写得一塌糊涂，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花费大量工夫，才能把它们修改得勉强能够入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杂志社的角色，就像是个任人使唤的“丫头”：处理来往信件，清点账目，签署校样，和审查机关周旋——所有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要亲力亲为。没过几个星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恨透了这份差事。此外，他还因为一篇稿件的问题和梅什切尔斯基大公发生了争执。在这篇稿子里，大公摘录了一段沙皇讲话。按照俄国法律，这种做法是明令禁止的。为此承担罪责的不是梅什切尔斯基大公，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主编，他被判处两日监禁，后来经过疏通，判决得以缓期执行。

《荒野中的基督》，伊凡·克拉姆斯柯伊绘，1872年，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瓦西里·彼罗夫1872年拍摄，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段时间写给亲友的信中，总是对工作中的烦恼和辛苦抱怨不迭。“印刷厂那边总是没完没了地找麻烦。”（1873年6月22日）“天，我已经累得半死，随时都会昏倒。”（1873年7月5日）“我坐在这里，满心绝望，可还得撑着把稿子写完。”（1873年7月10日）特别是在1873年夏天，他因为工作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圣彼得堡和旧鲁萨之间，常常连续一个多星期见不到妻子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情绪更是糟透了。不过，正是他在深夜写下的那些家信，才让我们有幸见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为父亲和丈夫的温情一面：

另外，亲爱的，眼下这一刻我是多么需要你。你明白我的心意吗？你真的梦见我了吗？或许并没有。吻你的双足和全身每一处，热烈地吻你。（1873年7月12日）

我现在非常、非常想见到你，虽然我在发烧，不过幸亏因为发烧，才能抑制我……（1873年7月26日）

尽管编辑部的工作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但同时，这份新差事也让其重返出版业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从1873年1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开始在《公民》杂志上连载。这部新作的散文式结构与《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以及创作《冬天里的夏日印象》时曾经借鉴的赫尔岑随笔集《彼岸书》（Vom anderen Ufer，1850年）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几部圣彼得堡题材小说特别是《群魔》的问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旗帜鲜明地加入了俄国民族保守主义者的阵营。他与极端保守派梅什切尔斯基大公的合作更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左派和自由派报刊对《作家日记》的反应和面对《群魔》时一样，普遍采取了批评和蔑视的态度，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第一章便将矛头对准了左派领袖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莫斯科斯拉夫主义者组建的“斯拉夫慈善委员会”，该组织的任务是通过免费印刷和发放宗教书刊帮助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斯拉夫同胞重建对东正教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左派阵营的激烈批评。在此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加入了俄国教会资助的“思想启蒙爱好者协会”。该协会名义上是致力于俄国东正教经典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其主要目标是抵抗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反革新”组织。

1874年3月21～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判决书的规定，在圣彼得堡一处看守所蹲了两日监禁。看守所的警员对他十分关照，甚至允许安娜为他送衣送饭。这位囚犯受到的宽大待遇还体现在，他终于可以不受阻拦地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了。而且，就在因监禁被迫休息了两天之后，他在梅什切尔斯基大公处的差事结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又恢复了自由身。从此，他不必再忍受大公的颐指气使，可以不受约束、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而且不无巧合的是，就在两周后，1868年出任《祖国纪事》主编的尼古拉·涅克拉索夫找上了门。涅克拉索夫虽然是个公认的左派，但是他的商业头脑却和政治头脑一样敏锐。更何况身为主编，为杂志搜罗稿件是他的分内之责。他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愿意将其下一部作品发表在《祖国纪事》上，1840年代的时候，那里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为此，他愿支付每印张二百五十卢布的稿酬，并提供一笔可观的预付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一次从卡特科夫手里得到的稿酬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听了涅克拉索夫的建议，他感到有些踌躇。他请求对方给自己两周考虑的时间，然后坐车前往莫斯科，听取卡特科夫的意见。后者犹豫再三，最终同意将稿酬同样提高到二百五十卢布，但无法支付预付款。几个月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知背后的原因：据俄国媒体报道，列夫·托尔斯泰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的《安娜·卡列尼娜》得到了每印张五百卢布的稿酬。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受到了污辱，他气愤地写道：“在我向他们提出二百五十卢布的稿酬时他们都不能立刻给我答复，但是面对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却立刻开出了五百卢布的价格！这些人一直都瞧不起我，只因为我是靠写作谋生。”（1874年12月20日）由于担心失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固定作者，卡特科夫后来提高了报价，并同意支付预付稿酬。但是这一切已为时过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和涅克拉索夫达成了协议。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或许也是因为当初卡特科夫拒绝发表《群魔》最后一章的事仍然令其耿耿于怀。

这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预付稿酬十分看重。因为一位圣彼得堡医生诊断，他的慢性咳嗽和长年咽痛是肺气肿的前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吸氧治疗，病情略有好转后，医生建议他去莱茵兰地区的温泉小镇巴特埃姆斯 （Bad Ems）休养几周。几年来，巴特埃姆斯已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疗养胜地，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和德皇威廉一世等人都曾光顾这里。当地的酒店和旅馆也因此变得供不应求，且价格昂贵。1874年6月9日（2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独自启程前往巴特埃姆斯。和以往一样，他必须先经过柏林，在这个他一向讨厌的城市换车。圣彼得堡医生建议他借机探望一下柏林的“德国学术权威”弗里德里希·台奥多尔·冯·弗雷里希斯（Friedrich Theodor von Freichs）教授，听听后者对其病情的看法（1874年6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柏林的当天正逢周日，他没有料到，在以工作狂闻名的德国，周日是法定的休息日，他只能等周一才能看上病。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些德国人一到周日全都跑到街上狂欢——真是个粗野、没有开化的民族。”为了避开菩提树下大街上那些粗野的德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博物馆岛（Museumsinsel）。在新博物馆前厅，威廉·冯·考尔巴赫（Wilhelm von Kaulbach）绘制的历史题材壁画又一次引起了他的反感（“除了冷冰冰的譬喻，简直一无是处！”）。但是在绘画陈列馆，他发现了一些过去几次柏林之行时未曾注意到的古典名作，这些作品让他感觉“还不错”。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弗雷里希斯教授的诊所。这次问诊花掉了他三塔勒，用时仅两分钟。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埃姆斯！”这个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圣彼得堡时就已经知道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搭乘夜车，途经波茨坦、卡塞尔和韦茨拉尔，在十四小时后抵达目的地。一般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风景并无兴趣。不过，这趟穿越黑森州中部山区的旅程却带给了他难得的美妙体验。他在抵达目的地后寄给安娜的信中写道：

和后半段旅途的风光相比，瑞士、瓦尔特堡（你还记得那里吗？）又算得上什么？！这一路的山山水水，它的壮丽、秀美与奇幻，只有在想象中方能得见。丘陵、山峦、城堡，还有马尔堡和林堡这些迷人的小城，其高耸的钟楼与碧峰峡谷交映成辉。如此这般的绝世美景，实乃毕生之所未见。（1874年6月12日）

但是到了巴特埃姆斯以后，面对昂贵的住宿费，沿途美景带来的快乐瞬间便被冲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在火车站附近找了间客栈，临时落脚。这家客栈虽然有个响亮的名字——“佛兰德酒店”，但房间窄小得仅能容身，所谓的衣架只是钉在墙上的三根钉子。三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这里，搬到了距离温泉不远的另一家客栈。

关于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睡眠、消化、呼吸道症状、癫痫发作等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4年埃姆斯疗养日记》中一五一十地做了记录。[8]一开始，巴特埃姆斯的温泉并没表现出显著的疗效。相反，咳嗽和咽痛等症状反而出现了加重的趋势。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遵照医嘱换了家温泉，并增加了每日牛奶的饮用量后，他的痼疾才开始略有好转。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感觉周身不适。才过了短短几天，他的仇德情绪就把这处怡人的疗养胜地变成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洞穴，这帮讨厌的游客，这一张张愚蠢的嘴脸！这些下作的德国佬！”（1874年6月28日）不过，在他的眼里，俄国人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他们的法语差得令人难堪，他们对欧洲事物的幼稚膜拜，简直是对祖国的赤裸裸背叛。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客人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俄文报纸在这里也是稀缺品。新小说的写作迟迟没有进展，而最令他难过的是和妻子安娜的分离：

每个夜晚，每次睡前，我都想你想到发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是你我的秘密！我用我的精神抱紧你，用我的想象吻遍你，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1874年6月16日）

我用尽全力亲吻着你，至于我的那些不雅的胡思乱想的梦，我的小甜心啊：如果你知道我都梦到了些什么……（1874年7月6日）

一个月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开始感觉到温泉的强大疗效，呼吸道症状比过去明显减轻了。[9]但是，六个星期之后，昂贵的疗养费用彻底掏空了他的钱包。8月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回程的火车。他本想绕路去趟巴黎，但因为身上的钱不够，他只好顺路去了日内瓦，给1868年夭折后葬在素园公墓的小女儿扫墓。他从索菲娅墓旁的柏树上剪下了几根枝条，带回了俄国。[10]

1874年8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旧鲁萨。他和家人原本只打算在这里待到9月，但安娜建议，这一年干脆把圣彼得堡的冬季公寓退掉，在旧鲁萨一直待到次年秋季，因为旧鲁萨的房租和生活成本比圣彼得堡低得多，特别是在过了暑期旺季之后。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可以在旧鲁萨安静的环境下专心写他的新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有些犹豫，但很快便让了步。按照与《祖国纪事》的约定，来年1月，他的新作便将在杂志上开始连载，而他却连一份像样的提纲还没有拿出来。虽然他早在2月便在纸上写下了小说的初步构思，但真正的酝酿过程却是在巴特埃姆斯才开始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过程从来都比写作本身更重要，往往也更耗时。在保存完好的《少年》（Jüngling）草稿本上，不仅完整地记录了这部新作的诞生过程，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实践获得更多的了解。

从俾斯麦大道眺望巴特埃姆斯

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成长与失败史：《少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想法是重拾《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构思，在它的基础之上创作一部全新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俄国人，“他在风华正茂时突然失去了信仰和上帝”，在当下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中随波逐流，从无神论到斯拉夫主义，从亲西方派、俄国邪教到天主教耶稣会，最终“找回基督和俄罗斯根基，重新皈依俄国基督教和俄国上帝”（1868年12月23日）。从形而上的层面讲，这部小说是一则关于浪子回头的寓言：一个儿子与父亲脱离关系，离家出走，最后满怀懊悔地回到了父亲身边。在《少年》的叙事中，父亲与儿子的角色被颠倒了过来。不是儿子（阿尔卡季）离开父亲（韦尔西洛夫），而是父亲遗弃了儿子。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放弃了书写一位伟大罪人生平的打算，改而写作一部“关于孩子，仅仅关于孩子和一位少年英雄”的小说。[11]这个新计划的真实背景是1870年代俄国有关少年犯罪问题的公共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74年春恳求著名法学家阿纳托利·科尼（Anatolij Koni），安排自己去一家青少年拘留所实地考察。直到1875年12月，这个计划才终于兑现。伴随着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少年》一书的构思渐渐成型，并使得整个作品的主题与有关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融合在了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1873/1874年身为《公民》杂志主编和撰稿人，也曾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不过，在早期酝酿阶段，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少年，而是他的父亲。在全篇叙事中，父亲都是以大写的“他”出现，就像首字母大写的上帝一样。

直到温泉疗养临近结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决定，将“男孩”——儿子——作为年青一代的化身，放在叙述的核心位置。在做出调整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将当时俄国公众关注的另一个政治话题融入了小说的情节。这个话题便是“多尔古申小组案件”。1870年代初，由亚历山大·多尔古申（Alexander Dolguschin）领导的一群年轻人，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当中进行动员，呼吁实行公平的土地分配，取消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出行限制（废除通行证），反对全民兵役制。为此，多尔古申小组建立了秘密印刷厂，印制和散发革命宣传材料，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多尔古申撰写的传单《致知识分子》（An die Intellektuellen）。1873年秋，这个秘密组织被当局破获。1874年夏，法院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从时间上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酝酿和构思《少年》恰好同步。俄国媒体对这起案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多尔古申之前便因卷入涅恰耶夫案件而一度受审，后因证据不足获释。警察在搜查多尔古申住处时，在他的房间墙壁上发现了一句希波克拉底的名言，并把它当作煽动革命的证据：“Quae medicamenta non sanant，ferrum sanat；quae ferrum non sanat，ignis sanat！”（药物无法治疗的病，刀可以；刀无法治疗的病，火可以。）这段被多尔古申当作警句的名言，是他从席勒的剧作《强盗》中摘引的。在《少年》中，当主人公阿尔卡季第一次走进革命家杰尔加乔夫的寓所时，便听到屋里有人在高呼这句口号。

抛开创作过程中不断做出的调整不谈，早在《少年》创作之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将“破坏”确立为作品的主题。所谓“破坏”，即以现代之名打破俄国所有传统旧秩序，特别是金钱至上的制度。在上一部作品《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全面的无政府状态”称作“混乱时期”（smuta）模式，是俄国在挣脱“鞑靼枷锁”后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历史创伤。在《少年》中，作者在双重层面上对这种“混乱时期”模式做出了更进一步分析：在社会层面上，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在心理层面上，是俄国人当中资本主义“野兽型人格”的形成（和挫败）。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二十岁的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他以自传的形式记录下自己过去一年来“初涉人世，在人生大舞台的经历”，以此树立对自我的意识。阿尔卡季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生父是受西方教育的破落地主安德烈·韦尔西洛夫，生母是韦尔西洛夫家的婢女索菲娅（索妮娅）·多尔戈鲁卡娅。后者名义上是花匠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的妻子，但被韦尔西洛夫用三千卢布的价格赎了身。马卡尔是位受人尊敬的老人，身为虔诚的基督徒，他长年在俄国各地四处朝圣，很少在家里露面。他之所以同意韦尔西洛夫的交易，并不是因为贪财，而是不愿意阻挠索妮娅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韦尔西洛夫是个性情无常的人，今后一旦索妮娅被其抛弃，他便可以拿这笔钱来照顾她的生活。

阿尔卡季中学时被送进了莫斯科一家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在学校里，他是老师和同学的欺负对象。特别是一个颇似狄更斯笔下人物、名叫兰伯特的学生，更是整天以捉弄他为乐。阿尔卡季只是在很小的时候，远远见过一次自己的生父。直到十九岁，也就是刚刚迈入成年时，他才开始与韦尔西洛夫有了近距离接触。接下来的父子关系从坦白和遮掩到彼此间的无话不谈，从激烈的争执到和解，再到新的摩擦，共同构成了整个叙事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之外，是盘根错节的次要情节，例如主人公性意识的萌生，与工程师杰尔加乔夫领导的革命团体的来往，在赌场的冒险经历，与法律上的父亲、感情上胜过血脉之亲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相遇，以及主人公社交圈之外、大多与金钱有关的各种诡计。

中学毕业后，阿尔卡季放弃了读大学，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生另有规划。他的目标是成为富豪，“不是一般的富豪，而是必须富得像罗斯柴尔德那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苦行僧式的清规戒律，从修士般的清淡饮食，到走路姿势的讲究：“尽可能不踩歪或者少踩歪，用这个办法穿靴子，平均可以延长靴子三分之一的寿命。”除此之外，他还潜心研究市场规则。他的第一次自我“检验”是在一场拍卖会上，他用两个卢布的价格拍下了一本纪念册，一位迟到的顾客对这本纪念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阿尔卡季向对方索要十个卢布，对方觉得这个价格很不厚道。“哪里不厚道？”阿尔卡季反驳道，“这就是市场嘛！哪儿有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它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一个无名的驼背人。1716年，一个名叫约翰·劳的银行家在巴黎兜售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股票，在巴黎引发了一场疯狂的股票抢购热潮。因为股民众多，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填表。这时出现了一个驼子，他愿意用极低的价钱出借自己的驼背，供大家当桌子用。没过多久，约翰·劳宣告破产，股票变得一钱不值，唯一的赢家只有那个驼子。阿尔卡季也抱定了同样的想法，这便是避免冒险，靠稳赚薄利来积累财富。正如其所说：“发财上的锲而不舍和不屈不挠，主要应该体现在攒钱上，这比牟取暴利甚至百倍的暴利更强！”

阿尔卡季一心想成为罗斯柴尔德的愿望背后，是和普希金“吝啬的骑士”一样的权力欲。权力带给人的最大享受在于它所蕴含的无限潜力：权力意味着机会，享受则是对自身能力的意识。一个人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避开世俗，独善其身，不受外界的窥伺和干扰。正如阿尔卡季对一位朋友所言，他真正寻找的是“自由”和“宁静”，这句话同时显露出其宏伟计划浪漫的一面。莱蒙托夫在他的浪漫主义名作《我独自一人走到大路上》（Einsam tret ich auf den weg，den leeren，1841年）一诗中，也曾表达了厌倦尘世、满怀诗意的自我对“自由和宁静”的向往。[12]自由与宁静，或者说“孤独与权力”，同时意味着“同全世界彻底决裂”。然而对阿尔卡季来说，他身上的俄罗斯性格太重，他不可能做到“在亲密的人面前也不说心里话”，并且不为此感到痛苦。他渴望倾诉、交流、友谊和爱情，对他来说，这是天性决定的。这种天性让他克服了对社交的排斥和抵触，并帮助他赢得了美女卡捷琳娜·阿赫玛科娃的爱情。他初次遇到她时，便对她一见倾心。在遭遇了各种风波和变故之后，两人的感情最终以大团圆收场。

但是，比上述情节更重要的是主人公与两位父亲的交往。他与生父韦尔西洛夫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阿尔卡季对其怀恨在心，因为是他让自己的母亲由妻子变成了情人，并因此受人鄙视。更令阿尔卡季痛苦的，是他作为贵族私生子的身份。他的姓氏“多尔戈鲁基”原本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古老尊贵的王侯世家，然而在这里，这个姓氏——出于象征的目的——却被赋予了一位低贱的家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所以，阿尔卡季总是怒气冲冲、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解释：“不，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而是个私生子。”

小说中最有趣的段落之一，是韦尔西洛夫有关贵族阶级的一番言论。年轻的谢尔盖·索科尔斯基公爵认为，贵族的本性便是挥霍。韦尔西洛夫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真正的贵族注重的是荣誉，而荣誉则意味着责任。由荣誉和责任构成的价值观仿佛是一条纽带，虽然它并不能消除主人（贵族）和奴隶（农奴）之间的差异，但在历史上却发挥了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随启蒙出现的权利平等观念从人道角度讲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它“导致了荣誉感的降低，因而也就导致了责任感的降低”。由此一来，“自私自利代替了原先团结一致的观念，于是一切都分崩离析，成了个人的自由”。

韦尔西洛夫将自私自利的风气归咎于启蒙，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他在这里充当的角色似乎是作者的“代言人”。但有一点却难免让读者对这一判断产生疑虑，这就是，韦尔西洛夫所说的权利平等（社会主义）与荣誉感普遍丧失的关系，与尼采的基督教“奴隶道德说”如出一辙。众所周知，尼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赞赏，但是反过来，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采有所了解的话，人们却很难想象，他会对尼采抱有同样的好感。另外，如果把韦尔西洛夫的这段话与父子最后一场冲突爆发前的长篇对话联系在一起，那么读者显然有理由怀疑，韦尔西洛夫关于启蒙的这番言论或许并非出于真心。在父子对话中，韦尔西洛夫大肆夸耀所谓俄国贵族精神，并明确表达了自己身为贵族一员的骄傲：“Je suis gentilhomme avant tout et je mourral gentilhomme！”（我首先是一个绅士，到死也是一个绅士。）在他眼里，贵族是“崇高的俄罗斯文化思想的载体”，这种“崇高的俄罗斯文化思想”便是实现各民族文化矛盾的“全面和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段父子对话是对读者思辨能力的一种考验。关于俄国作为“和解者”以及西方文化集大成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说法，的确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观点，然而在韦尔西洛夫的话语间，人们不难找出各种蛛丝马迹，来印证其立场与陀氏之间的分歧。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这个人物理解为作者的传声筒。韦尔西洛夫的世界主义倾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反西方立场是明显背道而驰的。他之所以决定离家出走，到其精神上的故乡欧洲周游，是受“贵族的苦闷”所迫，因为他把“威尼斯、罗马、巴黎，它们的科学与艺术宝库，它们的整个历史”，看得比俄罗斯更亲。此外，韦尔西洛夫极力宣扬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他与格拉诺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人同属一个阵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坚定地认为，正是屠格涅夫之流为代表的“父辈”，对1860/1870年代左翼激进思潮在俄国的泛滥负有直接责任。另外，这段章节中不止一处提到，韦尔西洛夫讲话时非常“心不在焉”，注意力涣散，这一点也从侧面说明，他的话并不完全经得起推敲。

如果我们将韦尔西洛夫与小说《群魔》中的矛盾人物斯塔夫罗金做一番比较，就会发现，韦尔西洛夫可谓是斯塔夫罗金在陀氏文学作品中的又一次重生。当我们对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共性有所了解，韦尔西洛夫这个角色就会变得不那么神秘。这两个男人都是精力充沛，智力超群；他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真理，都因为寻找无果而陷入沉沦；两人的文化自信心都是在俄国和欧洲之间不断地摇摆；他们都被德累斯顿美术馆中克劳德·洛伦（Claude Lorrain）的油画《阿喀斯与伽兰忒亚》（Küstenlandschaft mit Acis und Galatea）震撼，并由此引发相同的对历史的臆想。在斯塔夫罗金眼中，这幅画是黄金时代的一则寓言。

这是希腊列岛的一角，碧波荡漾，岛屿星罗棋布，悬崖耸立，海滨繁花似锦，远处是一幅神奇的大海全景，夕阳西下，美丽而迷人——简直非言语所能表达。欧洲人认为这里是他们的摇篮，许多神话故事都渊源于此，这里是他们的人间乐园……这里生活过许多优秀的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绿荫下充满了他们快乐的歌声，他们把异常充沛的、无穷无尽的精力都投入到爱和纯朴的欢乐中。太阳把明媚的阳光洒遍岛屿和大海，为自己的优秀儿女感到高兴。奇妙的梦，崇高的想入非非！幻想，所有存在过的幻想中令人最难以置信的幻想，整个人类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它，为了它，牺牲了一切，为了它，先知们壮烈地牺牲在十字架上，没有它人们活着也觉得没有意思，甚至死了也毫无价值。这一切感觉，我仿佛在梦中都体会到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梦见了什么，但是那悬崖峭壁，那大海，那夕阳西下时的夕照——这一切，当我醒来，睁开眼睛（我还是生平第一次热泪盈眶），似乎还能看到。[13]

克劳德·洛伦的油画《阿喀斯与伽兰忒亚》，1657年，收藏于德累斯顿美术馆

上面这一段是斯塔夫罗金和韦尔西洛夫共有的梦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对黄金时代的想象，一字不改地搬到了这部新小说之中。当年《群魔》连载时，《在吉洪修道室》一章被《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删节而未能面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肯就这样轻易丢弃这段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文字，后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卡拉马佐夫对欧洲的认识，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将这段文字顺利植入新的作品，是因为这两部作品中的两个人物在个性上属于同类。斯塔夫罗金原本应当像他的名字“背负十字架者”预示的一样，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度过一生。但实际上，他却变成了一个背弃上帝、十恶不赦的罪犯，最后只能通过自杀来获得解脱。面对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吉洪所谴责的并不是忏悔书的恐怖内容，而是它的“措辞”。韦尔西洛夫的慷慨陈词同样也是因为措辞，因为在很多地方过于夸张的语气，而显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在赞扬俄罗斯精神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声称，俄国人的特殊品质在于，他们把欧洲看得比欧洲人自己还要神圣，所以，欧洲人“在进入上帝的王国之前，注定要经受许多苦难”。听到这里，阿尔卡季的反应是：“不瞒你们说，我非常不安地听着他说话，甚至他说话的腔调也使我感到害怕……我非常害怕谎言。我语气严厉地打断了他：‘您刚才说上帝的王国……您这么执着地信仰上帝吗？’”

韦尔西洛夫用“喜不自胜的语调”东扯西扯，兜了一大圈，最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从克劳德·洛伦的油画说起，向阿尔卡季描绘了一幅人类末日的景象，并将夕阳称作历史终结的象征。如果说在古代神话世界中，人与神还是“契合无间的统一体”，[14]那么随着世界逐渐走向黑暗与冰冷，人类也被诸神和上帝抛弃。这时候，孤寂无依的人类会怎么做呢？按照韦尔西洛夫的说法，

（他们）更加亲密、更加充满爱意地偎依在一起……他们终于明白，现在只有他们才是彼此的一切，彼此的依靠。灵魂不死的伟大思想一旦消灭，那就不得不用别的思想来代替它；于是，人们将把过去投向永生（灵魂不死）的大爱，转而投向大自然，投向现世，投向世人，投向每一株小草。他们会不可遏制地热爱大地和生命，随着他们逐渐意识到人生苦短和生命有限，他们的爱也就会愈加强烈，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种爱，而不是过去的爱了。…… 他们睡醒之后就急着互相亲吻，急急忙忙地彼此相爱，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来日无多，眼下这些，便是他们仅有的一切。

卢卡奇·格奥尔格（Georg Lukács）在其力作《小说理论》（Theorie des Romans，1916年）——他原本打算把它写成一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专著——中提到过一种说法，即“超自然的无家可归状态”（transzendentale Obdachlosigkeit）。[15]如果用韦尔西洛夫的“梦境”来形容这种状态，简直再形象不过。韦尔西洛夫在这里用想象实践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人类有能力而且必须要摆脱“对自我的异化”，[16]这种自我异化是建立对上帝信仰的前提，而摆脱异化的途径是让自己相信，人类自身才是其赋予上帝之超能力的真正来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失去对上帝的信仰是导致当今社会种种“混乱”的最大根源。假如读者了解陀氏的这一信念，便会懂得，韦尔西洛夫激情澎湃地描绘的“人类末日”景象，不过是作家的尖刻讽刺。由于《少年》最初是发表在一份被视为左翼的杂志上，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韦尔西洛夫的这番说法其实是陀氏为掩人耳目混入俄罗斯进步阵营的“特洛伊木马”。[17]特别是文中在描写韦尔西洛夫神态时所使用的“口若悬河”“喜不自胜”等词语，[18]更令人对其言论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他口中的人类之爱，他以“哲学自然神论者”自诩的态度，还有关于他曾在国外“宣传上帝的福音，而且还佩戴着枷锁”的传说，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

一直到小说结尾，韦尔西洛夫仍然和开篇时一样，“简直是个谜”。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末日想象，与韦尔西洛夫其人无关，更与费尔巴哈和基督教无关，而是为了表现成长中的主人公易受蛊惑的心理。和陀氏小说中的所有主人公一样，阿尔卡季对世界的认识并非通过直接的经验，而是通过自身与他人的意识和语言，即通过不同视点的切换。在《少年》中，视点的变换令人眼花缭乱：正常的，错觉的，切割的，变形的——其交替之繁复，在其他任何一部陀氏作品中，都没有达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人物和情节的多视角处理一方面是为了制造悬念，增加作品的张力；这种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哥特式小说的影响，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贯风格。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叙事方式更多是为了表现主人公成长中所经历的从期待到失意、从希望到绝望、从爱情到仇恨再到新的恋情的曲折过程。这一点同时也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之间的明显差异。相较于前者，后者的叙事风格偏向于稳重平实。他在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同样描写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其叙事所采用的是半怀旧、半诙谐的全知视角，在叙述过程上，主人公所处的世界始终是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从未因视角的变化而受到质疑。

阿尔卡季在步入社会后必须要学习的一件事是，在许多时候，他总是要在两种以上的可能性当中权衡和抉择。同样，面对两个父亲，他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一边是生父韦西洛夫，两人之间的关系始终矛盾重重，一直到小说结尾也未能得到解决；另一边是法律上的父亲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在后者去世前不久，父子关系才逐渐拉近。在两人的交流中，非语言交流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在开口讲话前，马卡尔“微微一笑，甚至静静地、不出声地笑了起来，虽然这笑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笑容的明快的痕迹仍旧留在他脸上，主要是留在他的眼神里。他这一笑，较之其他，给我（阿尔卡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接下来是一大段从笑容展开的联想。正如中世纪人们常说的那样，笑容会让一个人的容貌走样。阿尔卡季觉得，一个人笑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让人看着讨厌，特别是那些虚情假意的笑容。因此，笑首先必须要真诚，这样才会有感染力。然而这样的笑容只有孩子才有，在成年人身上则难得一见，“而在这位老人转瞬即逝的笑中，就闪过某种像孩子般具有无比魅力的神态”。

马卡尔孩子似的笑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描绘为一种坦诚自然的表达方式，就像好友和姊妹间的亲密交谈，或者忏悔一样。马卡尔一边讲话，一边用充满爱意的目光凝视着阿尔卡季，同时“把他的手掌亲切地放在我手上，抚摩我的肩膀”。接下来，在描写阿尔卡季与母亲单独相处的一幕时，作者同样也是通过两人的身体接触来强调母子关系的亲密：“我拽住了她的手，不让她走；我带着甜甜的笑容注视着她的眼睛，文静而又温和地笑着，另一只手则抚摩着她那可爱的脸和塌陷的两腮。她微微弯下腰，用自己的额头紧贴在我的脑门上。”同样，在小说最后一章，韦尔西洛夫在度过危机后，面对坐在床边的索妮娅，也是“抚摩着她的脸和头发，深情地看着她的眼睛”。作者通过这些描写所呈现的，并不是父母、孩子或夫妻间的心理活动，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俄罗斯民族性”，其特征之一便是人与人之间亲密而“坦诚”的交流方式。按照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说法，这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古老共同体”的特征，这种共同体的本质是“一种身体和血缘的结合”。[19]

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是阿尔卡季的生父韦尔西洛夫的象征性反照。韦尔西洛夫讲话时总带有某种模棱两可、语义暧昧的意味，言语间夹杂着调侃和狡黠，让人琢磨不透；相反，马卡尔说话永远都是直爽坦率，其表现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和他的贵族姓氏带给人的印象一样。身为俄国朝圣者，他将全部身心都交给了耶稣基督。他对私生子阿尔卡季视如己出，对抛弃自己的妻子宽容体谅，因为他知道，妻子索菲娅不可能和韦尔西洛夫一刀两断。马卡尔真正做到了《圣经》所说的“爱你的邻舍”，这对韦尔西洛夫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相比之下，前者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君子，而后者更像是一个心理畸形的伪君子。不过，在马卡尔身上，或多或少也有神秘的一面。在其世界观中，对神秘事物的向往只是相对次要的一部分。马卡尔在回忆自己的朝圣经历时，说起他在一天早晨醒来后看到的景象。对马卡尔来说，这次朝圣仿佛是一个譬喻，它象征着一段真正的人生之旅。

我抬起头来，亲爱的，放眼望了一眼四周，深深吸了口气：到处都是说不出的美！一切都静悄悄的，空气清新；小草在生长——上帝的小草，小鸟在歌唱，上帝的小鸟，女人抱着的小孩尖叫了一声——主与你同在，小人儿，幸福地成长吧，小不点儿！当时，就像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似的，把这一切拥抱在我心中……活在这世上真好，亲爱的！……至于奥秘，也许这样倒更好，心里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奇妙；这种害怕能使人的心愉悦：“主啊，一切都在你之中，我也在你之中，把我收留下来吧！”不要抱怨，年轻人：正因为是奥秘，它才更美更好。

在围绕三位主人公展开的故事之外，一连串和金钱有关的诡计和阴谋也在同步上演。在各种配角人物当中，有年轻的谢尔盖·索科尔斯基公爵，他因为涉嫌伪造期票而被人敲诈。另外，他因为搞大了阿尔卡季妹妹的肚子而心有愧意，所以主动掏出一大笔钱，帮助阿尔卡季还清赌债。在这群人当中，还有四处招摇撞骗的犹太人阿费尔多夫和擅长敲诈勒索的法国混混兰伯特；还有漂亮的将军夫人卡捷琳娜·阿赫玛科娃，她企图通过律师将老公爵父亲判定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从而保住自己的遗产；还有阿尔卡季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因为穷困潦倒而一心想下嫁老公爵，好让自己在生活上有所倚靠。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了金钱钩心斗角，费尽心机，特别是在小说结尾的章节，其疯魔更是达到了荒诞的程度，就像是一场神话中的金牛犊之舞。拜金主义带来的最明显的社会后果，是俄国贵族家庭的瓦解。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曾将其美化为俄国社会的核心。贵族家庭瓦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偶合家庭”，正如韦尔西洛夫家族的例子一样。

作为成长小说的主人公，阿尔卡季经历了初涉人世的不同阶段。一开始是缥缈虚幻的“罗斯柴尔德计划”，其反映的与其说是现代金钱社会对人的影响，不如说是年轻的主人公对个人奋斗的浪漫想象，以及超越现实的对权力的欲望。后来，通过与不同社会阶层和各式人物的接触与交往，特别是在经历了自我意识和心灵上的痛苦挣扎之后，“罗斯柴尔德计划”在“少年”眼中不再具有吸引力。在充满戏剧性的结尾一幕中，他终于认清了一个道理：“物质上的自私自利”是注定要失败的。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阿尔卡季在记录自身经历的同时，通过观察、反思和写作完成了对“自我的改造”。一个未来资本家的创业梦，变成了一位少年的人格塑造过程，他的真正资本便是其浓缩于文字的点点滴滴的人生经验。这些资本和陀氏作品中那些在赌博中输掉的、被扔进壁炉中烧掉的、被偷窃的或以其他形式失去的大笔金钱不同，它没有形状，却坚不可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部巨著中，《少年》普遍被视为“明显最弱的一部”。[20]就连那些公认的陀氏研究专家，在面对这部作品时也感觉十分棘手。究其原因，主要是小说的情节太过错综复杂，其戏剧性冲突在很多地方显得过于唐突，而难免有夸张之嫌。在文学史写作中，这部小说经常会被一带而过，甚至被彻底忽略。对于缺乏耐心的读者来说，这部小说确实不适合推荐。[21]但是，假如人们在阅读时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主人公身上，而非故事本身，就像霍斯特-于尔根·格里克（Hans-Jürgen Gerigk）早在1965年便说过的那样，将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如童话般缺乏现实逻辑性的情节，看作一位少年心理成长过程的折射——时而多疑，时而亢奋，时而幼稚，时而内敛，时而冷静，时而歇斯底里——那么他或许就会理解，为什么格里克会把这部“文学拼图”式的作品称作“欧美小说史上最大胆的实验之一”。[22]

主人公的心理成长尤其体现在作为故事主线的父子冲突上。阿尔卡季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生父时，后者正在为一场家庭戏剧演出进行排练。这部戏是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Alexander Gribojedow）创作的启蒙喜剧《聪明误》（Verstand schafft Leiden，1824年），迄今在俄国仍然备受喜爱。它讲述的是主人公弗拉基米尔·恰茨基在文化落后的莫斯科大力宣传欧洲启蒙思想，但因为社会的僵化保守而四处碰壁的故事。韦尔西洛夫在家庭舞台上扮演的，正是这部戏的主人公恰茨基。阿尔卡季对父亲的感情从最初的追星式崇拜到失望，再到后来的妖魔化，以及理想形象的重新树立——直到小说结尾，当年迈的韦尔西洛夫卧床不起，失去自理能力后，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彻底和解。阿尔卡季与卡捷琳娜·阿赫玛科娃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他对她既厌恶又仰慕，既仇视又尊敬，所以他对她的感情永远都处于变化和调整之中。和父亲相比，阿尔卡季是一个更多受感情支配的人，这种视角上的转换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对阿尔卡季来说，只有当他全身心地相信某种理念时，用他的话讲，只有当“理念与感情合而为一”时，它才能在他身上发挥作用。韦尔西洛夫却恰恰相反，他的问题正是在于信仰的不坚定性。任何一种信仰都不会在他的心里牢牢扎根，面对各种思潮，他的表现往往是喜新厌旧。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观点，韦尔西洛夫是典型的“审美性”人格。

对那些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将注意力从故事情节转移到多视角技法的读者来说，这部作品难免会令他们感觉乏味。特别是那个时代的读者，他们很多人已经把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当成了标准，而在陀氏这部新作中，有太多的秘密书信、偷窥、阴谋、黑幕，还有病态的亢奋、歇斯底里的发作，以及前嫌尽释后的大团圆。这些枝蔓交错的细节和过度情绪化的描写，让读者的视线不断受到干扰，以致失去了阅读的耐心。文学批评界的反馈同样也是负面的。涅加索夫虽然口头上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他“对这部小说非常满意”，他的同行（同时也是陀氏的暗中敌人）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Michail Saltykow-Schtschedrin）也是这样看（1875年2月5日），不过，这番话显然是出于礼貌的客套，这是所有做出版的人最擅长的事。谢德林本人在1875年6月给涅加索夫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简直是疯子所作”。[23]当然，他之所以对陀氏作品做出这样的恶评，很可能是出于一位坚定的左翼分子对一位坚定的右翼分子的深刻反感。但是，即使是偏于保守的杂志《俄罗斯世界》（Russische Welt），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不满，因为“他又一次把读者带入了一间令人窒息的阴森森的地下室，里面聚集着一群目不识丁的精神病患者、整日无病呻吟的落魄文人、自暴自弃的穷人、满口大话的骗子和类似的社会渣滓”。《圣彼得堡股市报》（Petersburger Börsenblatt）更是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然主义”写法违背了艺术的基本准则。屠格涅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借用小说中的人物丑化自己形象仍然耿耿于怀，当《少年》发表后，他在巴黎写道：“天啊！这篇酸溜溜的玩意儿散发着医院的浓浓臭气，满纸都是无用的废话和变态的心理偷窥。”[24]对《少年》持肯定态度的只有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Wsewolod Solowjow），这位历史学家之子在《圣彼得堡新闻》上称赞《少年》主人公阿尔卡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另外一位支持者是犹太出版商亚伯拉罕·考夫纳（Abraham Uri Kovner），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后与其结识并开始通信，但是，后者虽然喜欢《少年》，但仍然认为《白痴》才是陀氏“最杰出的作品”。[25]

“矛盾百出，如群蜂乱舞”：《作家日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旧鲁萨一直住到了1875年秋。8月10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阿廖沙在这里出生。9月中旬，一家人返回圣彼得堡，搬进了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格里切斯基大街上的一套五居室公寓。在这套开间狭窄的公寓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少年》的最后几个章节。随着《祖国纪事》12月刊的发行，小说连载全部结束。不久后，《少年》首个单行本上市。连同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自1873年起亲自负责出版发行的几部陀氏作品的收入所得，再加上出售库马宁夫妇遗产中的一处田庄[26]换来的几百卢布，在接下来的几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生活开支总算有了着落。但是，小儿子的出生同时也给家里带来了新的经济负担，另外，圣彼得堡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了旧鲁萨。而且在1879年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三番五次去巴特埃姆斯疗养。这样一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和从前一样，依然是捉襟见肘。

这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因为上一部长篇的写作让他耗尽了精力，而读者对《少年》的负面反馈更是令其备感失落。但是，他必须想办法挣钱，才能养活妻儿老小一大家人。早在担任《公民》杂志主编时，他便以撰稿人的身份积极投入新闻写作中。因为天性喜欢争论，他对新闻写作就像文学创作一样驾轻就熟。当时，他作为“时事报道人”[27]在杂志上以《作家日记》为题开办了专栏，不定期地就最新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撰写评论、随笔和杂感。为了“把快乐和效用合为一体”（Omne tulit punctum qui miscuit utile dulci），[28]陀思妥耶夫斯基自1876年起恢复了《作家日记》的写作，这次是作为一本独立的杂志，由陀氏亲自策划编辑，由聪明能干的妻子安娜负责出版和营销。

这份在俄国文学界独树一帜的刊物，堪称“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博客”之一。[29]《作家日记》出版后不久便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外省，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知识分子圈，无论是在激进派阵营还是保守派阵营，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阅读和讨论这份杂志。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律师费丘科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有机会“面对整个俄国说出自己的观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最偏僻地区的读者纷纷写信给杂志社，面对这些来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部分是以私人名义回复，另外一部分则是在《作家日记》中公开做出回应。这种以笔谈形式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是俄国出版业史无前例的创新，它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公众人物”，[30]一个国家级“品牌”，同时也给这位作家带来了丰厚可观的收入。作为一本三十页左右篇幅、发行量六千册的月刊，《作家日记》每本售价二十戈比至二十五戈比，每年的销售额高达一万五千卢布，扣除成本后，纯利润大约可以占到一半。事实证明，将《作家日记》做成一本杂志，的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商业上的天才创意。

这份新刊物对外宣称的宗旨是通过反映“民族精神独立性”的现实例子[31]增强俄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其中既包括对自我的认知，也包括自信基础上的自尊。俄国跟在西方背后亦步亦趋的彼得大帝时代，如今早已成为过去。如今，俄国在各个领域都已吸收了西方的精髓，因此，俄国眼下的任务是要意识到本民族的文化独立性和历史使命，并且在政治上适时发挥应有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强调了斯拉夫派眼中的俄国民族性特征，其中包括：①对基督教正统教义（东正教）的信奉，以及俄国作为“神性民族”的历史担当；②俄国社会的同质性，由此避免了西方社会中常见的社会与宗教的尖锐矛盾；③与欧洲相比，俄罗斯帝国的疆域辽阔和地区多样性特点；④作为所有斯拉夫人的保护者以及现代世界中政治与文化矛盾的“和解人”，俄国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1876/1877年的巴尔干危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上述理念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左派和自由派媒体警告俄国政府不应对塞尔维亚实行武装干涉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义无反顾地擂响了战鼓。他大肆赞扬塞尔维亚军队指挥官、俄国少将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Michail Tschernjajew）的顽强战斗作风（虽然其领导的军事行动遭遇了失败），并指责反战者是一群“懦夫”。[32]他不知疲倦地向读者描绘土耳其军队惨绝人寰的暴行，并以希律王在伯利恒屠戮幼儿的场面作为比喻，[33]同时还就君士坦丁堡作为未来斯拉夫首都的远景展开了联想。通过这些宣扬战争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公开向托尔斯泰发出了挑衅，因为后者曾在《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章中对俄国派遣志愿军参与塞尔维亚对土耳其作战提出了严厉谴责。[34]这两位彼此殊途的文坛巨匠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由此暴露无遗。和平主义者托尔斯泰相信，战争是人类的原罪；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战争是一场道德上的洗礼，它可以激发人的勇气、自尊和牺牲精神，在和平时期，这些品质会随着时间被消磨殆尽。[35]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罗森伯格和戈培尔等纳粹思想领袖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此痴迷。[36]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政治特别是德意志与法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十分关注。早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不久，陀氏便富有远见地预言，法德两国迟早还会拿起武器，彼此展开交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被革命和战争不断削弱的法兰西作为罗马帝国的遗产，是梵蒂冈和天主教的天然守护者，而在俾斯麦“文化斗争”标签下的德意志则是新教、世俗化和无神论的思想化身。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深恶痛绝，但是他对法国特别是法国文化却始终情有独钟。相反，他对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领导下的英国则没有太多好感，这不仅是因为迪斯雷利在柏林会议上公开推行反俄外交政策，而且是因为这位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犹太血统。他曾将迪斯雷利的犹太人相貌比喻为塔兰图拉毒蛛。在陀氏笔下，蜘蛛类动物一向被描绘为邪恶与恐怖的象征。

反犹主义论调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家日记》。他在文章中历数犹太人的种种恶行：作为酒贩子，他们教唆工人和农民沉迷于酒精，并以此损害民众的健康；[37]作为高利贷商人，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泛滥推波助澜；作为资本家，他们从俄国人手中买下田庄和土地，正如他们在美国南部各州所做的那样，以新主人的身份将被解放的黑奴重新变成奴隶。[38]犹太人在俄国，特别是在边疆地区，都是“靠我们的血汗”过活。简言之，“在非俄罗斯民族中，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可以与犹太人相比”。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达的这些观点与当时俄国主流社会的反犹潮流是相吻合的，但却惹怒了那些一直将陀氏视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代言人的犹太读者。在俄国，这些人并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出版商亚伯拉罕·考夫纳，他曾为各种左翼报刊撰写文章，并于1876年因伪造期票被判处四年苦役。在西伯利亚苦役营里，他开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信。如今，看到自己一向仰慕的作家“在几乎每一篇‘日记’里，都在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他感觉深受伤害。[39]在犹太读者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思想表示不满的，并不止考夫纳一人。面对这些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在私人通信中（1877年2月14日）做出解释，还于1877年3月的《作家日记》上发表了长篇杂文《论犹太人问题》。[40]在文章中，他特别申明自己绝不想与犹太人为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没有像以往一样使用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犹太佬”（schid）一词，而是使用了“犹太人”（jewrej）这个政治正确的词语。同时他还强调，俄国人并不是具有反种族思想的民族。当年他在西伯利亚苦役营时亲眼看到，俄罗斯囚犯从没有对身边的犹太裔犯人表现出丝毫的歧视。不过，在表达这些观点之后，他却又一次火上浇油，再次将矛头指向犹太人。他在文章中写道：犹太人擅长做金钱生意，由于钱是一种易于携带和运输的物品，所以他们也总是居无定所，并因此缺少了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在西欧，犹太人在赚钱方面的精明和算计与启蒙无神论一拍即合，并大大助长了唯物论思潮在当地的泛滥。作为一个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世界民族”，[41]犹太人总是习惯于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并将建立“国中之国”作为其主张。[42]这种做法加重了现代社会中少数族裔与社会整体相隔离的趋势。从这一角度看，许多犹太裔俄国人对沙皇政府阻挠其参与社会活动的抱怨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状况更多是其自我隔绝导致的结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位真正的犹太问题专家。他的反犹思想主要是受一些煽动性文字的影响，例如勃拉弗姆（Jakow Brafman）的《卡哈尔记》（Buch vom Kahal，1875年第2版），以及马克·格林耶维奇（Mark Grinjewitsch）的《论犹太人对俄国经济生活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犹太剥削体系》（Über den verderblichen Einfluss der Juden auf das ökonomische Leben Russlands und das System der jüdischen Ausbeutung，1876年）等。[43]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将犹太族群理解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而是从自己的“俄罗斯理念”出发，将犹太人单纯地视作一个负面形象的代表，为其贴上诸如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贪婪狡诈等标签，并以此将其眼中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都推到了这个少数族裔身上。[44]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的反犹政策以及1880年代至1900年代对犹太人的迫害做了思想上的铺垫。

《作家日记》的另一个重要题材是当时在俄国引发轰动的刑事诉讼案件。自1864年司法改革后，法庭对案件的审理成为俄国公众关注的对象，媒体也纷纷对此做出追踪报道。整个社会对热门案件的观察和评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机会，让他可以通过新闻写作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即犯罪的心理学分析领域再一次施展才华。从《死屋手记》开始，这已成为陀氏作品所独有的特色。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除了犯罪心理，他还对新实行的陪审团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在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中，很多被告都被无罪释放或从轻处罚，正如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案件一样。[45]早在旅居瑞士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通过报纸关注着陪审团制度的实施，并将它看作维护法律正义的新手段。在对这种新制度原则上表示欢迎的同时，他也对陪审法庭的专业性不足以及“道德原则”的欠缺提出了批评（1872年2月4日）。

在1873年第二期《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谈到了陪审法庭的话题。他在文章中指出，俄国陪审法庭出于同情，把一些对罪行供认不讳的凶犯也从轻发落，甚至当庭释放，这种做法虽然体现了法律的宽容，但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身为执法者，他必须“说出真相，把恶判定为恶”。[46]对于轰动俄国的克隆恩贝格案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持同样的态度。他在文中写道：面对这起严重的奸淫幼女的乱伦案件，辩护律师——一位著名刑事问题专家——竟然昧着良心为被告做无罪辩护。因为“良心被钱收买”，[47]这位律师关注的不再是真相，而只有金钱。假如法庭听信辩护人的话，并做出相应判决，那么法庭将违背其作为探求真理之“课堂”的职责，民众也将因此失去对“正义”与“非正义”、“真”与“假”的判断力。[4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表述，是想为“正确地讲话”树立一套标准，但是他本人谈论法律时的话语，却明显没有遵循这套标准。[49]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俄国引发巨大争议的科尔尼洛娃案件。1876年5月11日，年仅十九岁的叶卡捷琳娜·科尔尼洛娃，一位居住在丰坦卡河畔的工人的妻子，在和丈夫发生激烈争吵后，将六岁的继女从三楼厨房窗户扔了出去，然后到警察局自首。女儿摔落到楼下后奇迹般生还，几乎毫发未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通过想象虚构了一幅画面，设想科尔尼洛娃的律师出于策略考虑，有可能用哪些煽情的理由，为被告进行辩护。“……想想看，一位年轻女子被人胁迫或因为单纯，糊里糊涂地嫁给了一位鳏夫，从此落入苦海，整天拼命干活，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各位陪审员大人，如果换成你们，你们会怎么做？你们有谁不想像她一样，把孩子从窗口扔出去？”[50]这种犀利中带着讽刺的语气是《作家日记》的典型风格。在这段文字之前，作者还写道：“伤感是那么简单，伤感是那么有效，现在，伤感可以把一头驴子也变成君子的模样。”[51]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以小说式虚构煽情的做法所提出的批评，与其早期作品中的激进现实主义认知批判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穷人》和《双重人格》这两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探讨了这一话题：人在面对文学化的美好想象和由此产生的对自身存在的过高期望时，是多么容易受到欺骗并最终导致失望。和左翼与保守的亲民派一样，他对大众朴素话语十分推崇，并称之为对文学“语言感伤化”的一种修正。[52]

不过，在围绕科尔尼洛娃案件展开探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仍然是在“贴近大众”的朴素性和“远离大众”（被媒体扭曲的、矫情）的复杂性之间摇摆。1876年10月，当圣彼得堡陪审法庭判处被告两年零八个月苦役和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件简单而棘手的事》（Eine einfache，aber verzwickte Sache）为题，再次介入这一案件。他在原则上仍然强调，法庭的主要职责在于“全力抓捕和指证罪犯，并公开为其定罪，之后再考虑是否减轻处罚以及如何帮助罪犯改过自新等问题”。[53]他在文章中称，现代陪审法庭常见的动辄宣布犯人无罪的做法，会让民众失去安全感。在科尔尼洛娃案件的判决公布之前，他担心法庭会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将被告当庭释放，并且彻底否认其犯下的罪行。因此，对于法庭做出“简单明晰”的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则上表示欢迎。[54]

但是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话锋一转，用一种与其以往表述明显矛盾的方式，将事件重新变得复杂起来。他在文中写道，要想判决对科尔尼洛娃有利，就必须想办法证明，有孕在身的特殊状况对她的情绪造成了不良影响。因为“众所周知，女性在怀孕期间（特别是初次怀孕）很容易因外界刺激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以致做出异常和怪诞的反应”。[55]这个理由直接指向对被告行为能力的质疑，这种做法与其一直以来对司法界的呼吁明显背道而驰：将定罪与处罚脱钩，以清晰明确的方式为整个社会树立应有的善恶标准。为了达到减刑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充满感伤的语调——这种语调正是他在5月份的文章中大加嘲讽的——为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被告人将不得不把孩子生在苦役营里，这个可怜无辜的孩子，一个罪犯的儿子，将在满目荒凉的西伯利亚旷野中一天天长大，没有母爱，孤苦伶仃，找不到目标和方向……

写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收回笔锋，中断了对伤感场景的描写：“顺带一提的是，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接下来，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是冷眼静观，伴随着观察，所有虚无缥缈的想象都会烟消云散。”[56]之后，作者又为读者勾画出“典型俄罗斯式”的另一番场景：丈夫原谅了妻子的行为，孩子也与继母前嫌尽释。被告人在监狱医院顺利分娩后，夫妻俩亲亲热热地聊着体己话。当科尔尼洛娃准备乘火车前往西伯利亚服役时，父亲带着女儿前来送行，在站台上含泪目送，挥手惜别。“一言以蔽之，我们的人民并不希望活在诗里，难道不是吗？他们是世界上最缺乏诗意的民族，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甚至应该为此感到羞耻。”[57]如果这样的故事发生在西欧，作家一定会把它写成一部荡气回肠的悲情小说。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朴素意义上的“缺乏诗意”看作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之一，与西欧人性格中做作矫情的一面形成了对比，进而将“简单—复杂”的差异引申为“俄国—欧洲”之间文化对立的表现。

在《作家日记》12月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提到科尔尼洛娃的案子。就在不久前，一审判决因为办案程序不当被宣布无效，案件被移交另一个法庭重新审理。在此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一位喜爱其作品的司法官员牵线搭桥，两度去女子监狱探望科尔尼洛娃。在两人面对面的谈话中，被告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冷静理智的印象，她说话时“思维清晰，态度坚决而真诚”。[5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话后相信，对方一定是因为一时情绪失控而把继女推出了窗户。另外，作家预感到的一件事也得到了验证：夫妻俩果然和好如初，科尔尼洛娃与继女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化解。眼看案件重审在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拿起了笔：

上帝啊，给这个年轻的心灵一条出路吧，千万不要让新的判决把这颗饱受磨难的心彻底击碎。人类的灵魂怎能承受如此重创，这就像把一个被判处枪决的犯人从行刑柱上松绑，给他希望，摘下他眼上的蒙布，让他又一次重见天日；可是五分钟后，却又把他拉到行刑柱前，重新缚住手脚。[59]

那位前面提到的司法官员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让《作家日记》的读者不由得联想起作家1849年12月22日亲身经历过的命运时刻。

这幅画面虽只有寥寥几笔，却渗透着浓厚的悲情。陀氏在《作家日记》中发问：“难道就没有一线希望判她无罪，哪怕只是为了争取宽大而冒险一试？”对此，法庭里的陪审员们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被告无罪。”[60]

大团圆的结局终于有了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4月再次撰文谈到这起案件，并在文中写道，他从被告怀孕的事实所做出的一番推想，果然在法庭新指派的取证官（妇科医生也破例加入了其中！）那里得到了证实。

（陪审团）主席发表了一番长篇演说后，陪审员们退出法庭，过了短短一刻钟后，法官当庭宣布被告无罪。在现场的旁听席中，顿时响起一片兴奋的欢呼声。很多人在胸前画着十字，还有人握着旁边人的手，大家相互道贺。当天夜里11点多，被告的丈夫将妻子接回了家。在离开将近一年后，这个女人终于幸福地与家人团圆，带着铭心刻骨、终生难忘的教训，以及上帝自始至终的指引。仅仅从孩子神奇地获得拯救这一件事，上帝便清楚地向世人昭示了他的存在。[61]

从来没有哪一起案件像科尔尼洛娃的案子这样，能够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大的关注。在《作家日记》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中，也没有哪一个像这个案子一样，如此具有代表性。作为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期俄国巨变的观察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新设立的陪审法庭指出了其作为道德机构的责任：“为罪犯的行为定罪，通过道德裁决将其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世并予以谴责。”[62]用基督教的说法，法庭应当做的事情便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

但是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言，从他介入科尔尼洛娃案件的那一刻起，他便违背了上述原则。从科尔尼洛娃系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一件简单而棘手的事》便可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改冷静理性的文风，重新拾起了俄国读者自《死屋手记》以来所熟悉的那一套刑事与心理专家的心理分析式的“复杂”语言。他对科尔尼洛娃夫妻破镜重圆——一种“缺乏诗意”的“非感伤式”行为——的预言，虽然再一次印证了“俄罗斯性格”的朴素性，但它带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种“不在场证明”，其目的是掩饰作者对自身所述原则的背叛。除此之外，陀氏的文章还暴露出另一个矛盾，即他一方面反复强调呼吁应将定罪与处罚脱钩，另一方面却又用被告缺乏民事能力的揣测为科尔尼洛娃开脱。

这类根本性矛盾贯穿了整部《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自己并非反犹主义者，但字里行间却又充斥着赤裸裸的排犹论调；他支持受教育女青年继续进大学深造，同时却又指责她们“对某些男性化思想过于依赖”，这里的“男性化思想”指的是女性对社会平等的诉求；他一方面强调苦役营从不曾将一个人改造成“好人”，另一方面却又对酷刑的净化力量大加歌颂；他一边嘲笑媒体为了煽情而故作伤感，另一边却又哀婉悲切地祈求上帝“对那些平凡的好人的生死多一些照顾”；他一方面讽刺左翼阵营中极端“朴素派”的主张，这些人认为老百姓需要的是棉靴而不是普希金的诗歌，另一方面却又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出发，用一套明显违背其智识水平的直白说辞来讨好民众。

从这一点来看，《作家日记》的作者和他小说中那些叙事者一样，都具有类似的“不可靠”（unreliable）特征。[63]这种“不可靠”并非源于叙事者的知识局限或信息的欠缺，而是因为他放弃用报刊写作应有的简洁明快方式来表达自身观点。在陀氏小说和《作家日记》中，都有一个“自相矛盾式”人物，从《地下室手记》开始，读者对这类人物便已有所见识。[64]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有独特个性的人”。在谈话时，他总喜欢用过激的论调向对方发出挑衅。这位“自相矛盾者”称赞战争是“世间最有用的事物”，因为它是战胜懦弱和道德堕落的有力手段。当人类长时间处于和平时，自私、享乐、物质至上的风气便会滋生蔓延，与此同时，理想主义、自尊、仁爱和自我牺牲等美德则会逐渐沦落。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战争也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圣经》中便这样写道：“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10：34）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当然清楚，他引用的《马太福音》中的段落，是《圣经新约》中最易引发歧义的段落之一。他不仅会因此激怒政治左翼人士，同时也会惹恼托尔斯泰之流的和平主义者。但是，喜欢挑衅原本就是陀氏个性中的一面。另外，他之所以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同时代作家中，他是最擅长利用公众资源为己所用的人之一。对头脑精明的读者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这些富有挑衅性的文字更多是出于论辩的目的，而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更不能将《作家日记》的作者或记录者与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画上等号。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作家日记》的日记体形式以及带有自传色彩的叙事，仍然难免令读者从叙述者身上看到身为《作家日记》主编和作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日记作者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清。作为《作家日记》杂志的出版者和撰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责任约束的，而作为半虚构的叙事者，他却可以随时逃脱这种约束。在《作家日记》中，这位负有“有限责任”的作者更喜欢扮演的角色是一位散漫随性的话痨，总是即兴和跳跃式地就某些问题发表观点，并在其间不断地偏离主题，或有意混淆叙事的逻辑，变换说理的方向。除此之外，许多文章的谜语式标题和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更为其增添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就连公认的斯拉夫派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人伊万·阿克萨科夫（Iwan Aksakow）也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表达的思想缺乏经济学秩序”，其说理方式过于跳跃，“令一些读者感到晕头转向”。[65]

[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9.1：201.

[2]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26.

[3]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32。

[4]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310；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282；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167.

[5]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29.1：254.

[6]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08 f.

[7]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66。

[8]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7：108-110.

[9]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7：110。

[10]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288.

[1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5.

[12] 里尔克在他的同题诗歌中，为了和“自由”（Freiheit）押韵，将“宁静”（Ruhe）改为“和平”（Frieden）：“Nichts hab ich vom Leben zu verlangen，/Und Vergangenes bereu ich nicht：/Freiheit soll und Frieden mich umfangen/Im Vergessen，das der Schlaf verspricht”；Michail Lermontow：Gedichte und Poeme. Ausgewählte Werke in zwei Bänden. Bd. 1. Hrsg. von Roland Opitz. Berlin （Ost） 1987：204。

[13] 《少年》，臧仲伦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5。下同。

[14] Hegel，G.W.F.：Ästhetik. Nach der zweiten Ausgabe Heinrich Gustav Bothos（1842）redigiert und mit einem ausführlichen Register versehen von Friedrich Bassenge. Bd.1，Berlin，Weimar 1976：188.

[15] Lukács，Georg：Dostojewskij：Notizen und Entwürfe. Budapest 1985 und 1974：32.

[16] Feuerbach，Ludwig：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Ausgabe in zwei Bänden. Bd.1，Berlin 1956：81.

[17] Frank，Joseph：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Oxford 2010：708.

[18] Swetlana Geier in：Fjodor Dostojewskij：“Ein grüner Junge”. Zürich 2006：670.

[19] Tönnies，Ferdinand：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Darmstadt 1979：46.

[20] Wasiolek，Edward：Dostoevsky. The Major Fiction. Cambridge，MA 1971：137.

[21] Städtke，Klaus：Dostojewskij für Eilige. Berlin 2004.

[22] Gerigk 1965；Felix Philipp Ingold：Glanzvolle Premiere. Nur vermeintlich sein schwächstesWerk. In：NZZ 17./18. 2. 2007：69；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178.

[23] M. E.. Saltykov-ščedrin：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Bd. XIII. Moskau 1936：292.

[24]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347 f.；Turgenev，I.S.：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dvadcati tomach. Moskau，Leningrad 1960 ff.，Bd. 11：164.

[25]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349；Die Beichte eines Juden 1927：96.

[26] Il’in，N.：Dostoevskij v spore za kumaninskoe nasledstvo. In：Zven’ja. Sbornik. Moskau 1951：554 f.

[27]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236.

[28] 拉丁文名谚，出自贺拉斯《诗艺》。

[29] G.S.Morson （1981：46）认为其榜样是狄更斯主编的刊物《汉弗莱少爷之钟》（Master Humphrey’s Clock，1840/41）；Ulrich Schmid：Wie sollte man den Westen verstehen？In：FAZ vom 11. 12. 2015：12。

[30] Frank，Joseph：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Oxford 2010：724-737.

[31]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4：61.

[32]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44.

[33]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10；24：44.

[34]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93-206.

[35]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22-126.

[36] Schmid，Ulrich：Die Dostojewskij-Rezeption im deut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Jahrbuch der Deutschen Dostojewskij-Gesellschaft，Bd.14（2007）：47-59.

[37]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94 f；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为犹太人划定的居住区里，酿酒与贩酒都是由犹太租赁者垄断经营。即使在1880年代取消租赁制度后，犹太酒商比例仍然占整个行业60%以上。感谢Basler Freund和Heiko Haumann为我提供本条信息。另参Sonja Margolina：Wodka. Trinken und Macht in Russland. Berlin 2004：3-85。

[38]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78.

[39] Die Beichte eines Juden 1927：102.

[40]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74-88.

[41]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79.

[42]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81-85。

[43]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犹太人问题的详细研究，参见Goldstein 1976；Ingold 1981。

[44] McReynolds，Susan：Redemption and the Merchant God. Evanston 2008.

[45] Kaiser，Friedhelm B.：Die russische Justizreform von 1864. Leiden 1972：483.

[46]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5.

[47]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53.

[48] Rosenshield，Gary：Western Law，Russian Justice. Dostoevsky，the Jury Trial and the Law. Madison，WI 2005：32.

[49] 下面文字摘自笔者1998年论文“Einfach und kompliziert bei Dostoevskij”。

[50]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9.

[51]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0 f。

[52] Lachmann，Renate：Die Zerstörung der schönen Rede. München 1994：286.

[53]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37.

[54]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36。

[55]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38。

[56]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40。

[57]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140。

[58]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4：39.

[59]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4：42。

[60] Ėpizod iz žizni F.M.Dostoevskogo. In：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F.M.Dostoevskogo，Bd. 1 （Biografja，pis’ma i zametki iz zapisnoj knižki s portretom F.M.Dostoevskogo）. Sankt Petersburg 1883：108.

[61]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20 f.

[62] Schach，K.H.：Verbrechen und Strafe in den Werken F.M.Dostojevskijs von den «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Totenhaus» bis zu «Schuld und Sühne». Diss. Tübingen 1980：50.

[63] Wayne C.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1983：158 f.；Morson 1981：10.

[64] 一位同时代作家对《作家日记》的评价是“矛盾百出，如群蜂乱舞”（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88）。

[65]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467.

第六章 巅峰时刻（1876～1881）

土地与孩子—新的责任—从刑场到大理石宫

自1871年离开欧洲返回俄国后，时间过去了整整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年近六旬。在这五年里，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划——回归“乡土”，找回根基——大体上已经实现。他彻底回到了俄国，回到了圣彼得堡，回到了首都的文学圈。他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夫妻关系十分和睦，多年来入不敷出的苦日子也终于成了过去。《作家日记》让他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同时还给他带来了远远超出预期的收入。生活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至少是衣食无忧，虽然安娜在丈夫去世前不久还经常抱怨，所有收入加在一起也仅能勉强应付开支。[1]在过去几十年里，他总是为了钱不得不向他人求助。现在，情况颠倒了过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竭尽所能，去满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光顾的沙龙的女主人、其多年好友叶莲娜·斯塔肯施奈德（Jelena Stackenschneider）回忆说，安娜曾经向她哭诉，丈夫对待朋友总是太过慷慨，动不动就拿钱周济别人。[2]

1876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鲁萨的房东提出，要把陀氏一家五年来租住的夏季别墅折价卖给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犹豫，当即决定用一千卢布出头的价格买下这处田产。如果换作在圣彼得堡别墅区，要想用同样的价格买下一栋类似大小的房子，是绝无可能的。另外，由于这栋位于伊尔门湖畔的别墅远离首都，所以住在这里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不必担心不速之客的来访。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痛快地决定买下别墅，主要是受安娜的鼓动。1875年夏，安娜在这里生下了小儿子阿列克谢（阿廖沙）。在经过四年多旅居西欧的漂泊生活后，她一心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小窝。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栋别墅不是市区里的房子，而是一处田庄，有一个宽阔的绿树成荫的花园，还有菜园、池塘、地窖……我丈夫对铺了石块的大院子尤其情有独钟，他总喜欢在这里散步休息，特别是在下雨天。那时候，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泥泞，街道上满是泥浆，让人寸步难行。”[3]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决定也十分满意。他在《作家日记》的《土地与孩子们》一文中，解释了自己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并在文中写道：“土地即一切。”因此，土地与孩子从本质上讲是一回事。这个乍看上去令人费解的说法，实际上是“幼儿—（田）园”概念在语义上的延展。“幼儿园运动”的开创者弗里德里希·威廉·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Fröbel）的著作曾经对1870年代的俄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许多苦难儿童的形象，并因此享有“受苦儿”代言人的称誉。他曾多次受俄国福禄贝尔基金会的邀请，出席其举办的公益活动，并在现场朗读自己的作品。他在《作家日记》中写道：在欧洲，大众生存空间都被城市和工厂侵占，不再有适宜孩子生长的地盘；相反，俄国拥有辽阔无垠的大自然，可以让下一代过上适合儿童成长需要的生活。就像在《赌徒》中将俄罗斯富婆家的田园风光与罗莱腾堡纸醉金迷的堕落生活相对照一样，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俄国的自然风貌与西方反自然的生存环境再一次形成了对比。后者缺少的东西正是前者取之不竭的。另外，西欧的工人要想在精神上得到疗愈，同样也需要“一个属于自己或者最好是集体的花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鲁萨的别墅

花园里有他的妻子，一个深爱着丈夫、每天等着他回家的可爱女子，而不是游荡街头的卖淫女。家里和妻子一起的还有孩子，孩子们在花园里和马儿玩耍，他们个个都认识自己的父亲（而不像巴黎贫民窟中的流浪儿那样，作者注）。去他的吧！每个健康体面的男孩生下来都得有一匹小马，这是每个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体面父亲都必须懂得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提出了“偶合家庭”的说法，用它来形容欧洲底层民众破裂的家庭关系（卖淫、没有父亲的孩子，流浪儿等）。它是作家个人家庭生活的反面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让读者由此看到与“乡土”的彻底隔绝在欧洲造成的后果。这种隔绝几乎是一种罪孽，因为“土地和乡村是带有神圣色彩的事物”。[4]

自从回到俄国土地上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萌生了落叶归根的想法。1879年8月，他在从巴特埃姆斯写给安娜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他计划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后续写《作家日记》，并用稿酬置办一处庄园或买下一个田庄。对于安娜不愿长期住在乡下的想法，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考虑：

首先，购置田庄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手段，等孩子们长大成人以后，它的价值可以翻三倍。其次，有土地的人可以享受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这一点关乎我们孩子们的未来，并且决定了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有坚定意志的独立公民（不被任何人所奴役），还是苟且偷生的贱民。

在《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即最后一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比如说我，我就像相信经济学定律一样深信，土地和田庄不属于铁路股东和工厂主，也不属于银行和犹太人，而首先并且只能属于农民。我相信，那些经营土地的人论地位要比其他人更加重要，他们是国家的主体，是它的核心和命根子。

就在去世前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给《俄罗斯导报》的信中催促对方尽快支付《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四千卢布稿酬，因为他准备用这笔钱去购置田产（1881年1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拥有土地的心情之迫切，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他还在信中解释说，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跟人要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位文豪一生从未谋面，假如陀氏能再多活几年，两人也许能有机会与对方相逢。但是，那想必不会是在某个文学沙龙或讲座上，而更有可能是在某次木材拍卖会或农业展览上。

1878年5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创。他年仅两岁的幼子阿廖沙不幸夭折。

这孩子素来很健康、活泼。在死亡那一天早晨，他还用不是人人都听得懂的语言咿咿呀呀地说话，对着老大娘普罗霍罗夫娜（Prochorowna）高声大笑，她是在我们去旧鲁萨之前到我家来做客的。倏忽间，孩子的小脸微微抽搐起来；保姆以为这是惊风，孩子们出牙齿期间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当时恰好开始出臼齿。[5]

就连儿科医生最初也认为孩子病得并不严重，后来因为孩子抽搐不停，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只好去求助神经科专家。医生看过后做出诊断，孩子是犯了严重的癫痫病，已经生命垂危。下午2点20分，死亡来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了吻孩子，在他胸前画了三次十字，然后大声抽噎起来。”[6]两天后，阿廖沙被葬在了大奥赫塔河桥附近的圣乔治墓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悲痛欲绝。除了悲伤，他还被深深的自责啃噬着内心，因为这个他格外疼爱的幼子是死于“他的”疾病，那是做父亲的他遗传给儿子的。

为了减轻丈夫的痛苦，帮他摆脱忧郁的情绪，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建议丈夫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起，去莫斯科东南部三百公里以外的奥普塔修道院参拜。负责这家修道院的是一位年迈的长老，后来他以佐西马长老的形象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当时俄国哲学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73年便已相识。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时，年仅二十岁的索洛维约夫为陀氏主编的《公民》杂志撰写过一篇题为《西方发展负性原则之分析》（Analyse der negativen Prinzipien der westlichen Entwicklung）的文章。一年后，索洛维约夫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著名硕士学位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实证主义）》［Die Krise der westlichen Philosophie（Gegen die Positivisten）］。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索洛维约夫十分欣赏，不仅是因为后者在哲学上更有造诣，而且是因为索洛维约夫从另一套语境出发，对陀氏平素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包括物质价值对精神价值的冲击，贪图肉体享乐对心灵的负面影响，宗教责任感的丧失以及东西方精神世界的差异等。

6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出发前往奥普塔修道院，并在那里逗留了两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回忆称，与阿夫姆罗西长老的交谈给丈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阿夫姆罗西长老住在修道院外面的一间静修室里。据同时代人回忆，这位长老学识渊博、性情温和，虽已年老体衰，却开朗而乐观。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自己和妻子的丧子之痛后，长老问他，安娜是不是信徒。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长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转达他的祝福和他的一番话。“就是后来小说中佐西马长老对一位悲伤的母亲所说的那些话”，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在这里指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卷中的《信女》一章，在这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一位虔诚的乡下女子之口，抒发了自己的丧子之痛。在书里，这位年轻女子在年仅三岁的幼子夭折后，找到佐西马长老诉说悲苦，后者用《马太福音》中拉结为失去子女痛哭的故事（《马太福音》，2：18）安慰对方：

“你们这些当母亲的在世上的命运注定就是这样。你别安慰自己，你也不需要安慰自己，你别安慰自己，你尽管哭好了，但每次哭的时候都一定要想到你儿子现在成了上帝的一名天使，他从天国望着你，也能看到你，看到你的眼泪他很高兴，还把你的眼泪指给上帝看。伟大的慈母之泪你还要流很久，但这眼泪最后将使你转忧为喜，你那伤心的眼泪将成为暗自激动的眼泪，成为能够脱离罪恶、净化心灵的眼泪。我要为你的孩子祈祷安息，他叫什么名字？”“阿列克谢，长老。”“这名字真可爱，取自圣徒阿列克谢的名字吗？”“是的，长老，是用了圣徒阿列克谢的名字！”

离开奥普塔修道院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莫斯科来到旧鲁萨。就在阿廖沙下葬后不久，安娜便带着孩子们一起从圣彼得堡逃到了旧鲁萨。她退掉了格里切斯基大街上的旧公寓，自从幼子在这里去世后，她不愿再走进这间屋子一步。1878年秋，陀氏夫妇回到圣彼得堡后，在铁匠巷五号租下了一套六居室公寓。在纪念作家一百五十周年诞辰的那一年，这里被改建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这套公寓位于加姆斯卡娅大街（今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拐角处，离北边的涅瓦大街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步行距离。

如今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们看到的陀氏故居，透着一股明显的中产阶级气息。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这里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在革命和内战的混乱中，原来的家具陈设大多四散遗失。除了作家的礼帽，还有一个带有月份和星期的时尚座钟、几份作家手稿和一些文具，屋里几乎找不到一件原始的物品。儿童房紧挨着陀氏的书房，每天晚上9点，当父亲开始伏案写作时，孩子们都已经上床睡觉。这套公寓并没有单独的卧室，平日里，安娜都是睡在儿童房旁边的衣帽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独自留在书房，伴着呛人的烟雾，在帆布面的长沙发上就寝。在沙发上方，挂着一幅西斯廷圣母像，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累斯顿旅行时爱上的一幅画。后来，与陀氏夫妇交好的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泰娅（Sofija Andrejewna Tolstaja），1875年去世的诗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j Tolstoj）的遗孀，特意买了一件大幅复制品，送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为我们详细讲述了作家每天早晨起床后的情景。柳波芙于1913年流亡瑞士，在俄国革命后萌生了强烈反俄情绪（她一直把父亲看作立陶宛移民的后裔）。

父亲每天早晨起床后，总是先做一套操活动身体，然后去盥洗室洗漱。他对洗漱这件事非常认真，每次都会用很多水、肥皂，还有古龙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酷爱干净的人，这种美德在俄国人当中并不常见。直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在这方面才开始变得讲究起来。听祖母那一辈人讲，她们年轻的时候，姑娘们在去舞会之前，都会打发女仆去问母亲，洗脖子的时候该洗“大领口”还是“小领口”。即使到今天，在我们这儿，人们还经常会见到一些有身份的贵族老太婆，指甲缝里总是脏兮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甲从来都没有一丝污垢，就算工作再忙，他也会花时间仔细修剪指甲。他经常一边洗漱，一边唱歌。他的盥洗室就在我们儿童房边上，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听到他在哼同一首曲子。……然后，父亲回到房间，把自己收拾停当。我从没有见过父亲穿着睡衣或拖鞋的样子，不像很多俄国男人，一天到晚穿着睡衣和拖鞋到处转。从早晨起，他便穿戴得整整齐齐，皮靴，领带，还有衣领上浆的、漂亮的白衬衣（当时，只有平民才会穿带颜色的衬衣）。父亲总是穿着很讲究的西装，即使在穷得没钱的时候，他也都是去城里最好的裁缝店做衣服。他对西装十分爱惜，总是亲手用衣刷细细清洁，而且他还有一套独创的法子，能够让衣服常穿常新。早晨的时候，父亲通常会穿上一件短夹克。有一次他不小心碰翻了蜡烛，把蜡油滴到了衣服上，他赶紧把上衣脱下来，交给女仆去弄干净。“我讨厌污垢，”他抱怨说，“只要看到它，我便无法工作，满脑子都在想着这件事，没有心思做别的。”父亲换好衣服，做完晨祷，然后走进餐室，坐下来喝茶。……趁早餐的工夫，女仆给父亲的房间通风，再把房间收拾干净。父亲的房间里只有很少几样家具，贴着墙边摆成一排，位置总是固定不变。有时候，同时有好几位朋友来家做客，把椅子和沙发挪了位置，等客人们一走，父亲就会亲自把它们一一摆好。不过，最整齐的地方还要属父亲的写字桌。烟盒、信件、参考书，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哪怕有一点不整齐，都会惹父亲发火。所以母亲非常清楚，整洁对父亲有多么重要，每天早晨她都会去看一眼丈夫的办公桌，以免出差错。[8]

吃完早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口述前一天晚上创作的新内容，安娜把速记稿用打字机誊清，交给丈夫修改，然后再把修改过的稿子用娟秀的字迹誊写清楚。等一个章节完成后，通过邮局把稿子寄到《俄罗斯导报》。

1878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去奥普塔修道院的途中，在莫斯科短暂停留，目的是找卡特科夫商谈《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稿酬事宜。他知道，自从《作家日记》大获成功后，自己的市场价值大大提升。因此，他张口便开价三百卢布每印张，同时也心里清楚，这个价格仍然低于托尔斯泰的稿酬水平。这部计划于1879年1月开始在《俄罗斯导报》连载并于1880年年底前结束的新长篇小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律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经常抱怨写作压力太大，搞得自己疲惫不堪。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份“苦役式工作”早已驾轻就熟，否则他也不可能从事写作。但是人们仍然无法想象，作为俄国作家中的新晋领军人物，他如何能够将这一新身份带来的各种差事与创作大部头的繁重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些差事当中，首先是回复热心读者的来信。自《作家日记》发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丝数量与日俱增。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他特意跑到圣彼得堡有名的康斯坦丁·沙皮诺照相馆，拍摄了一套肖像照，在回复读者来信时顺便夹寄给他们。大部分读者的来信都是为了表达感激和敬意，也有些读者是因为生活上遇到困难，或有其他事情想让作家出面为其解忧。不过，也有一些狂热的读者，干脆直接找上门来。例如，一位来自哈尔科夫的女读者听到传言说，安娜抛下重病的丈夫不管，离家出走。于是有一天，她挎着装满食物的篮子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寓，坚决要留下来照顾他。[9]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读者之间的联系，也有一些是由陀氏身为会员或交往密切的文学团体牵线搭桥建立起来的。比如说文学基金会，不久前他们与作家消除了误会，重新恢复了来往；还有作为俄国作家协会前身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曾在俄土战争中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的“斯拉夫慈善协会”，类似女子大学的教育机构“别斯图热夫课堂”（其创立初衷是阻止俄国女学生集体赴瑞士求学），“俄国福禄贝尔基金会”，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隔三岔五便会收到邀请，在这些团体举办的文学沙龙上朗诵自己的作品。

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愿意出席的活动是叶莲娜·斯塔肯施耐德和索菲娅·托尔斯泰娅女伯爵举办的私人沙龙。前者是一位著名建筑师的女儿，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友之一，住在圣彼得堡富人集中的米利翁纳亚大街上的一栋别墅里。叶莲娜家的沙龙带有明显的家庭性质，客人们往往会带着孩子一起出席。除了文学朗诵，大家还一起唱歌，排演话剧。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亲自登台，穿着带泡泡袖的红缎子戏服，参演了普希金的剧目《石雕客人》（Der steinerne Gast）。叶莲娜家的聚会都是在每周二晚上举行，索菲娅·托尔斯泰娅家的沙龙则是在周五举行。这位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多国语言的女伯爵（切忌将她与作家托尔斯泰的同名妻子相混淆，她与托尔斯泰只是远亲的关系）与皇室关系不凡，每逢周五，圣彼得堡文化圈的精英分子都会在她的别墅欢聚一堂，经常到访的还有许多俄国贵族，以及类似梅尔基奥尔·德·沃格（Melchior de Véogüé）这样的外国驻俄外交官，后者曾经撰写了第一部关于俄国小说的西方专著（《论俄国小说》，1889年）。

在行将暮年之际，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走入了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文化生活，过去多年来，他一直不屑与这群人为伍。与此同时，一系列荣誉也接踵而至。187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授予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会员的头衔。1878年3月，他得到法国作家协会委员会的邀请，出席由维克多·雨果主持的巴黎国际文学大会。1879年5月，作为“当代文学最杰出代表”（plus illustres représentants de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国际文学协会理事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对于一位有着极强自尊心但在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却自视为失败者的作家来说，这些荣誉无疑是对其心灵的莫大安慰。

假如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些太平、少一些动荡，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便能从此与自己和世界达成和解。但现实却不如人愿。自1866年4月4日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Dmitrij Karakosow）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该事件曾为《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柯夫的人物设计以及《群魔》的情节构思带来了灵感）后，在左翼恐怖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策划下，类似的暗杀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1879年，一群激进分子从“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出来，成立了“民意党”（Narodnaya Volya）。1870年代末，恐怖活动在俄国猖獗一时。1878年1月24日，女大学生薇拉·查苏里奇（Wera Sassulitsch）向圣彼得堡行政长官特列波夫（Trepow）连开数枪，致其重伤。同年4月，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自由派知识分子对陪审员的决定赞不绝口，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其列——却对此义愤填膺。1878年8月4日，恐怖分子谢尔盖·斯蒂普涅阿克-克拉夫钦斯基（Sergej Krawtschinskij）用刀刺死俄罗斯安全警察局局长尼古拉·梅津采夫（Nikolaj Mesenzow）后逃脱追捕，跑到了国外。后来，他在文章中写道：“恐怖主义是个可怕的东西，比恐怖主义更可怕的只有一样，就是在暴力面前的忍气吞声。”[10]1879年2月9日，“土地与自由社”的另一位成员、无政府主义者格里戈利·戈登伯格（Grigorij Goldenberg）在哈尔科夫省长德米特里·克鲁泡特金大公（Dmitrij Kropotkin）离开剧院时，将其枪杀。1880年2月14日，民意党人斯特潘·哈尔图林（Stepan Chalturin）让人将炸弹埋在冬宫会客厅下面的地窖里，准备在沙皇接待外宾时将其引爆。因为沙皇到得比计划稍晚，炸弹提前爆炸，导致暗杀失败。十一位卫兵被炸死，六十五人受伤。

此后，亚历山大二世下令成立特别委员会，由米哈伊尔·罗里斯-梅里科夫（Michail Loris-Melikow）伯爵担任头目，专门负责恐怖活动的追踪与调查。1880年2月20日，在委员会成立刚刚一周后，梅里科夫伯爵在家门口遭到恐怖分子伊万·莫洛德茨基（Iwan Mlodezkij）袭击，靠侥幸逃过一劫。凶手被逮捕，并于两天后被送上绞刑架。行刑地点是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三十一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正是在这里等待枪决。当时，现场看热闹的只有几百人，而这一次却有六万人。天还没亮，一些好事的木匠就把长凳、桌子、木箱和木桶搬到了刑场上，视线好的位置甚至被叫价出售，要价最高达到十卢布。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夹在围观的人群中。是什么促使他来凑这场热闹？难道是内心无法抑制的冲动，想要借机重温自己人生中那场噩梦式的经历？——陀氏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行刑场面，让这种猜测似乎多了依据；或者，他只是想亲眼看一看恐怖分子的模样，那些他在《作家日记》中反复强调将把俄国推向深渊的人？还是说，这不过是陀氏的好奇心所致，就连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死刑反对者也往往克制不了这样的好奇心，更何况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对各类极限情境都抱有强烈兴趣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并未就这次事件留下只言片语。不过，据很多同时代人讲，莫洛德茨基的受刑场面让陀氏深受触动。在这些见证人当中，包括尼古拉一世的侄子康斯坦丁·罗曼诺夫大公（Konstantin Romanow）。这位大公是一位业余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崇拜，每次与作家会面或读过其作品后，都会在日记中写下感想。1880年2月26日，他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自己的府邸、位于涅瓦河畔的大理石宫做客。据康斯坦丁大公回忆，陀氏在这次会面中向他解释说，自己对莫洛德茨基受刑场面之所以抱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是因为身为作家，理应“对人类的各种生存境遇和悲喜苦忧，都怀有关切之情”。[11]立场和角色的转换显然也属于“生存境遇”体验之一种，它让1849年的死刑犯变成了1880年的刑场旁观者，让一位暗杀沙皇的犯罪嫌疑人变成了坚定的君主主义者。

从担任保守杂志《公民》主编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与莫斯科大学民法教授、右翼政治思想家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Konstantin Pobedonoszew）有着私人交往。据传言，波贝多诺捷夫是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人物卡列宁的原型，他曾于1860年代担任皇太子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私人教师，与皇室的关系非同一般。1872年，波贝多诺捷夫成为枢密院成员，并于1880年出任俄罗斯正教会最高领导机构神圣宗教会议首脑，在政府内阁中扮演着“灰衣主教”的角色。波贝多诺捷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仿，也是在俄国虚无主义和左翼恐怖活动泛滥的背景下，从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政治上的反动派。在他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敢于说出“俄国真相”的作家。[12]反过来，陀氏也和这位主教一样深信，俄国上层社会流行的否认上帝存在、公然“亵渎神灵”的风潮，是造成俄国当今社会所有丑恶现象的根源所在（1879年5月19日）。

通过波贝多诺捷夫的引荐，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2月初得到皇家教师德米特里·阿尔森尼耶夫（dmitrij Arsenjew）的邀请，与两位皇子谢尔盖（1857年生）和帕维尔（1860年生）会面，为其指点迷津。以辅导之名邀请一位作家进宫，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他为皇子们上课，而更多是为了表达对受邀者的奖赏或曰恩宠。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便以行动做出了回报。1880年2月19日，在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之际，他以斯拉夫慈善协会的名义给沙皇寄去了一封贺信，并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沙皇陛下，最仁慈的君主！在陛下光荣登基二十五周年的隆重而喜庆的时刻，我们斯拉夫慈善协会愿将我等微不足道的声音，与俄罗斯民族亿万欢呼声汇于一道，用欢乐和挚诚恭迎仁慈爱民的君主陛下。人民颂扬爱戴其君主，视其如父。……回首过去时日，在我国知识阶层中，科学和启蒙的硕果固然令人欣喜，却也有杂草在滋生蔓延。在以忠心和热忱为祖国效力的人士之外，有些人不相信俄罗斯人民及其真理，甚至不相信他们的上帝。在这些人周围出现了一群狂暴的破坏者，一群盲目无知的愚人，他们不仅否认上帝，甚至否认他们不久前还认为高于上帝的那个科学，他们是宣扬毁灭和无政府主义的真正祸害。……这些误入歧途的俄罗斯年轻人，最终屈服于一股黑暗的地下势力，这股势力首先是俄罗斯的敌人，同时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我们斯拉夫人协会将恪守我们的信仰，无论是诸多父辈之人的游离善变，抑或是迷信和崇拜暴力的子辈们的愚昧蠢行，皆为我等所不耻。我们郑重宣告，消除俄国的种种苦难，使俄罗斯人的生命走向其被赋予的伟大目标的真正希望，只存在于我们以其名义联合并为其效力的思想之中。

在这篇“独白式”的官样文章衬托下，米哈伊尔·巴赫金所强调的陀氏文学作品的对话性更加彰显。“独白”与“对话”是陀氏文风的两面，它们相互制约，此消彼长。在步入暮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对以往作品中激烈的“对话”心生厌倦，而越来越渴望用简单直白的方式来传递思想。这种方式就像《少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孩童般的笑容一样“纯洁”，像《作家日记》中俄国人民的信仰和语言一样“朴素”（“科尔尼洛娃案件”），像作家期待的法庭判决一样“简单明晰”；在之后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也将以同样“简白”的语言向人们传播教义，而且还将用这些“简单”的教义打败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挑衅和精神上的反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小说作为开放话语空间，始终都是“正反两方交锋”的战场。[13]

一座纪念牌，两位预言家——1880年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

应接不暇的邀请、与读者的通信来往以及各种荣誉头衔，包括来自皇室的恩宠，都远远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6月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为他赢得的声誉相媲美。这一在文学和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铺垫的。在普希金之前，俄国从没有为诗人树碑立像的传统。矗立在街头巷尾的雕像大多是沙皇统治者或征战疆场的将帅，简单地讲，是那些用丰功伟绩创造历史的人。而诗人的职责所在，是为这些历史创造者歌功颂德。即使偶有例外，也通常是些宫廷诗人，或像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和尼古拉·卡拉姆津这种与沙皇关系密切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却不在其列，虽然在俄国文学史上，无论思想还是创作形式的丰富性，他的地位都无人可及。这位杰出的诗人在年仅三十七岁时死于决斗（也有传言说死于宫廷阴谋），他的英年早逝在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被当成一件丑闻。1837年1月普希金去世后，为了避免在社会上引起骚动，他的尸体被趁着夜色和浓雾运出首都，送往圣彼得堡西南三百公里外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庄园，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匆匆下葬。

尼古拉一世本人对普希金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不厌其烦亲自审查他的作品。直到尼古拉一世去世（1855年）后，为普希金立像一事才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1861年，圣彼得堡皇村中学举行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普希金作为富有传奇色彩的首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为其造像的计划被正式提上日程。[14]二十位毕业于该校的名人共同发起了这一倡议。不过，该计划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搁浅的状态，直到“俄罗斯语言之友协会”出面，才终于有了进展。经过翻来覆去的讨论，人们最终商定，将雕像建在诗人的故乡莫斯科，而非首都圣彼得堡。具体地点是莫斯科最主要街道特韦尔大街的一端，与苦行修道院隔街相望。在雕像设计竞标中，雕塑家亚历山大·奥佩库申（Alexander Opekuschin）拔得头筹。

1880年5月2日，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席正式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邀请，请他届时出席为庆祝雕像落成举办的庆祝活动（活动共分两场），并发表讲话。但是，以反对卡特科夫的自由派人士占多数的庆典组委会，却选定另一个人作为首席演讲嘉宾，这个人便是伊万·屠格涅夫。当时，屠格涅夫住在巴黎郊外的布吉瓦尔小镇，数十年来他一直旅居国外，只偶尔返回俄国做短期旅行。收到邀请后，屠格涅夫随即答应出席活动，其主要考虑是不想把舞台交给反动保守的卡特科夫之流。另外他还希望能够说服托尔斯泰一同出席，在当时的俄国作家中，托尔斯泰是除屠格涅夫本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最有分量的一位。但是，这一计划最终却落了空。这是因为托尔斯泰对各种应酬和名誉一向十分反感，自从在亚斯纳亚-波利尔纳庄园过上隐居生活后，他对社交生活更是彻底失去了兴趣。

屠格涅夫应邀出席庆典的消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强烈刺激，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与屠格涅夫过从甚密的评论家帕维尔·安年科夫（Pawel Annenkow）在刚刚出版的回忆录中，提起了一段与陀氏有关的陈年往事：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处女作《穷人》后，曾经就小说的印刷排版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见本书页边码第70页）。因此，两位作家还没有见面，气氛已然剑拔弩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感受到了1846年从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那里受到的羞辱。自步入文坛以来虽然已过去了三十五个年头，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的经历仍然耿耿于怀。在普希金纪念大会日渐临近时，这两位作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一种说法的流行而蒙上了又一层阴影。据传言称，“敌对派（屠格涅夫、柯瓦列夫斯基和几乎整个学界）企图竭尽所能，削弱普希金作为‘俄国民族性’代表人物的地位”（1880年5月28/29日）。在揭幕庆典的头一天晚上，组委会人员特意赶到屠格涅夫下榻的酒店，与其就活动日程的细节进行商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收到邀请，这让后者更加火气大增。他在给安娜的信中抱怨道，“这些人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并且认定，“这肯定是屠格涅夫的主意”（1880年6月2/3日）。

1880年6月6日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

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妻子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意外过世，莫斯科总督于1880年5月22日宣布，推迟举行计划中的普希金纪念活动。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延长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这对正在进行中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收尾工作十分不利。6月6日上午，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在苦行修道院以牧首马卡尔季的追思弥撒拉开了序幕。中午12时整，安放在修道院前方广场上的纪念碑底座被撒上圣水，由市长代表莫斯科市正式接收纪念碑，然后在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的乐队伴奏和在场群众的欢呼声中，蒙在雕像上的幕布被缓缓揭开。下午2点，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在莫斯科大学礼堂举行追思会，莫斯科大学校长、著名语言学家尼古拉·蒂洪拉沃夫（Nikolaj Tichonrawow）对屠格涅夫的到场表示感谢，并称之为“受人尊敬的普希金接班人”。[15]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所以没有出席会议，而是躲在旅馆里，独自享用午餐。当天下午，莫斯科市政府在贵族会议[16]柱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方来宾。宴会开始时，内政大臣、莫斯科市长和诗人长子亚历山大·普希金先后致辞。之后是各方来宾的讲话、祝酒与贺词，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也在席间发表讲话，语气温和，充满了和解之意。当他讲完话后举起酒杯，准备向屠格涅夫敬酒时，后者却扭过头去，假装没有看到卡特科夫的友好表示。这是纪念活动中发生的第一起丑闻。宴会结束后是当天的最后一场活动——文学朗读会暨音乐演出，伊万·屠格涅夫、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知名作家在乐队演奏间隙相继登台，朗诵普希金作品片段。当晚，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了普希金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中修道士皮蒙的一段独白，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他不得不三次返回台前谢幕——他在给妻子的信中骄傲地汇报道。唯一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快的是，屠格涅夫虽然“读得一塌糊涂”，得到的掌声却明显更热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些鼓掌的人肯定都是屠格涅夫靠收买人心拉来专门为他捧场的家伙（1880年6月7日）。

次日中午，屠格涅夫走上台前，发表了万众瞩目的长篇演说。他以坚定的启蒙主义者的姿态，对斯拉夫派主张的知识精英应当向“大众”靠拢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还提出，普希金并非如斯拉夫派所言，是一位“人民”诗人，而更多是一位民族诗人。普希金的贡献在于文化上的两大成就：他创造了俄国的现代文学语言，并用这种语言创作了杰出的诗歌与文学作品。普希金之所以不能被称作“人民”诗人，是因为俄国普通百姓并不读他的诗，正如德国百姓不读歌德、英国百姓不读莎士比亚一样。虽然对诗人来说，让自己的作品被大众接受，是其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提高大众的知识水平。此外，关于普希金能否称得上是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地位相当的民族诗人，同样也是令人存疑的。假如他能够再多活几年，或许有望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命运却做出了别样的安排。为了表达对斯拉夫派试图将普希金“大众化”做法的反对，屠格涅夫引用了普希金的一首十四行诗，诗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诗人，不必珍惜大众的爱戴！/热烈欢呼的声浪转瞬即逝/即使听到愚人的评论、群众的冷笑/你心里阴郁，仍需坚强、冷静/你是帝王：孤独地生活吧。”[17]

屠格涅夫在这里引用普希金的浪漫主义诗句表达诗人对“大众”的傲视，虽然不失真诚且富于勇气，但是对在场的“众人”来说却是令人失望的。屠格涅夫的策略是想把普希金纪念庆典变成一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盛会，从这种想法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自从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后，特别是近来暗杀活动的日益猖獗，使得俄国民众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象征民族强大的符号。然而屠格涅夫却在演讲中“低估”普希金的贡献，“否认其作为民族诗人的地位”，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气愤不已。在当晚写给安娜的信中，他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不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对方（1880年6月7日）。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当感谢屠格涅夫，因为正是对方对形势的误判，给他带来了天赐良机。从他给安娜信中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自己次日的演讲已经急不可耐，蓄势待发。他的戏剧直觉告诉他，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现场）效果”。他要利用这次机会，彻底追上自己一直以来的对手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1880年5月27/28日）。同时他还预感到，这次的表现不仅关乎能否打败屠格涅夫的问题，同时还事关“未来之基础”，“明天是我真正第一次登台亮相”（1880年6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感是正确的：是“普希金演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让他真正攀上了事业的巅峰。当时，《卡拉马佐夫兄弟》虽然刚刚发表了四分之三，在读者中却已好评如潮。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开口发言，观众便对他的出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演讲过程中，他的话屡屡被掌声打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果戈理在1832年说过的一句话作为开场白：“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也许是独有的现象。”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一种带有启示性的现象。”[18]从修辞角度讲，这种直奔正题的开篇，比屠格涅夫传统的客套式开场，效果明显要好得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普希金唤醒了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因为他像“指路明灯”一样指出了后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主要问题。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作为例子，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首先是普希金早期叙事长诗《茨冈》（Die Zigeuner）的主人公，身为“文明流浪汉”的阿乐哥。[19]阿乐哥是俄国西欧派的典型代表，他抛弃了俄国故土，在外国特别是卢梭思想的影响下，钻进虚幻的空中楼阁，而不是在自己的内心和故乡，去寻找真理和幸福。结果，他一样都没能得到，最终从幻想家沦为“野兽”，变成了双手染满鲜血的罪犯。普希金另一部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同名主人公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和阿乐哥一样，奥涅金也是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知识分子，最后变成了杀死自己好友的杀人犯。他是“道德上的胎儿”，与对其一见钟情的达吉雅娜恰恰相反。他傲慢轻浮地拒绝了后者的表白，但在时隔多年后，当达吉雅娜从农家少女出落成贵妇后，他却受虚荣心驱使，拼命向对方展开追求。达吉雅娜有着典型的俄罗斯性格：纯洁，率真，坚定，真诚，且富于同情心。实际上，她——而不是奥涅金——才是诗中无可争辩的主人公。普希金以这部不朽的长诗《奥涅金》，成为俄国前所未有的伟大的“人民诗人”。此外，普希金还以其创作的（在国外鲜为人知的）短篇剧作，向人们展现出他在描写其他时代和文明方面所独具的天赋，并以此证明，他同时也是一位世界诗人。[20]在他的身上，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个性格特征，即“对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的追求”。[21]“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和大雅利安民族的命运如同俄罗斯本身一样宝贵，如同他的故乡的命运一样宝贵，因为我们的命运就在于它的世界性，这不是用利剑割取而来，而是依靠博爱的力量，依靠我们对人类重新联合的携手追求获得的。”[22]从这一点来看，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过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指望通过这篇演说，化解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沙文主义与世界主义、俄国与欧洲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从《作家日记》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矛盾始终都是贯穿其作品的主题。他在演说中宣扬的东西方联合的思想，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说辞，它与陀氏把全人类性思想称作俄罗斯独有的民族性特征一样，都是一种荒诞的悖论。但是在普希金纪念活动的背景下，这一悖论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最重要的是，它为“俄罗斯理念”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以往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所不具备的。

演讲结束后的大厅里，全场群情沸腾。那场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观众如热浪般涌向讲台，一个年轻人挤过人群，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激动地晕厥了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群围在中间，拥抱着，亲吻着。[23]

庆典还没有结束，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杂志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发表演讲稿一事进行商谈。最后，卡特科夫领导的保守派刊物《俄罗斯导报》拿到了版权，并为这份不到一印张的稿子支付了六百卢布。1880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将这篇演讲稿刊登在当年出版的唯一一期《作家日记》上，同时还附上了自撰的长篇评论，收回了之前的和解姿态，重新回到了与亲欧派对峙的老路。

今天，当人们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篇纪念普希金演说时，往往很难理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它当年的轰动。要了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对当时的形势有全方位的了解。首先，两位演讲者的反差是有目共睹的：一边是气质高贵、自信同时又有些自恋的屠格涅夫，另一边是面带病容、充满神经质、令人心生同情的对手；在当时人的眼里，“脸庞清瘦、看上去病恹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位“中世纪的苦行僧和布道者，一位隐士彼得式的狂热信徒”。[24]其次，两人的讲话方式同样也呈现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激情洋溢的演说，另一边是屠格涅夫用词严谨而考究却处处透着呆板的宣讲。在场的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看到的是两位演讲嘉宾之间的一场决斗。首先出击的屠格涅夫原本掌握着主动权，但是他的先手优势却反过来对他形成了掣肘，因为在他后面上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静观其变，根据对方的表现随时对讲稿进行调整润色，而且作为深藏不露的辩论大师，他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措辞来征服在场的听众。他在演讲中提到的普希金笔下的那些人物，从奥涅金、达吉雅娜到连斯基，这些名字在俄国几乎家喻户晓，已经变成了整个民族的神话。另外，他所主张的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和解，正是卡特科夫在随后的祝酒词中所表达的观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称作民族的先知，并以此作为演讲的开篇。在谈到俄国的历史使命在于对“全人类性”的追求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以普希金作例子，称他“是未卜先知者，是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这一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我的标榜。早在两天前，当他在晚会上朗读了普希金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皮蒙独白后，便有一群崇拜者将他团团围住，“他们拥到我的身边，冲着我喊：您是我们的先知！您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把我们变成了好人”（1880年6月7日）。两天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说结束后，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两位上年纪的男人高喊：“您是我们的圣人，是我们的先知！”台下的听众纷纷响应：“先知！先知！”（1880年6月8日）在当时的俄国，民众对先知的渴慕主要是受19世纪英雄崇拜风潮的影响，特别是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25]等人的相关著作出版后，这股风潮更是愈演愈烈。6月7日这天，当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后，出席典礼的各路人马伴着唱诗班清唱的贾科莫·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歌剧《先知》片段，浩浩荡荡走过广场。在当晚举行的另一场文学朗诵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观众要求，先后两次朗读了普希金的著名诗作《先知》。年轻女作家叶卡捷琳娜·莱特科娃（Jekaterina Letkowa）早在1879年便听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这首诗，据她回忆称：“当他朗诵《先知》时，那副神态看上去，仿佛普希金在写下结尾一句‘用你的语言把人心点燃’时，脑子里想的正是他。”[26]接下来，莱特科娃提出了她的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是一位职业作家，而职业作家的生存之道是用文字换取物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够当得起读者为其赋予——同时也是其自封——的“诗人先知”这个神圣头衔？将作家和诗人视作“天命先知”（poeta vates）的理念，在不久后的世纪末一代艺术家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诗人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便是其中一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一理念的开先河者。但是从文学史角度看，他毕竟比世纪末作家们要老一辈，在他的身上，“诗人先知”的理想更多是对自身职业的一种自相矛盾式诠释。身为“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谆谆告诫那些初出茅庐的作家：“永远不要出卖灵魂！”[27]然而作为靠文学谋生的职人，他等不及把自己的“先知”演说稿在纸上誊清，就把它转手卖给了出版商。这股由1880年普希金演说掀起的天才崇拜热潮，对金钱的态度本是嗤之以鼻，因为在人们眼里，天职高于职业，先知更是高于文学“无产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诩）。今天，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特别是由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亲手经营的“陀氏出版书坊”[28]所取得的商业成就，我们就会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先知”，因为他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位“完美职人”（consummate professional）。[29]这一切其实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矛盾。尽管文学创作总是把灵魂与金钱的结合视为禁忌，或给自己披上非目的性的美丽外衣，但是从人们“对艺术家及其类先知角色的赞美”可以看到，[30]在19世纪，商业化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现象。正如别林斯基当年所说，把养活创作者作为艺术的目的之一，绝不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情。[31]

文学遗产：《卡拉马佐夫兄弟》

187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读者发出预告，在接下来的一年，他将停止《作家日记》的写作，并将精力全部投身于“一项文学创作活动”。“在出版《作家日记》的两年中，这项计划不知不觉却又义无反顾地在我心底里酝酿完成。”这便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缘起。虽然小说中的故事是发生在1860年代后半期，但是很多在《作家日记》中谈到的现实话题也出现在这部新作品中：改革时期的俄国司法现状，俄国年轻人的自杀潮，俄国家庭的瓦解，俾斯麦的文化斗争，“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us）[32]，等等。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绝笔之作中再次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主题领域：俄国与欧洲，知识分子与大众，教会与国家，犯罪心理学与玄学。另外，许多在陀氏以往作品中使用过的写作手法，也被运用到这部新作之中，例如虚构的叙述者、人物的角色设计、叙事顺序和结构、场面的戏剧化处理等。假如没有这些娴熟的技法作为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完成这部在其所有小说中篇幅最长、结构最复杂、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此外，这部小说的核心思想——信仰与非信仰、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的冲突，同样也有以往的很多作品作为铺垫。自《罪与罚》以来，它一直是陀氏最关注的主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特别是在第二部第五卷和第六卷（《正与反》《俄罗斯修士》），这场冲突最终达到了巅峰。

1878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信心地预测，自己将在次年年底前完成这部新作品。按照陀氏的说法，他的所有长篇作品都是按照同一个进度进行创作的。通常他都是从年中开始动笔写作，如果用一部作品四十印张至五十印张来计算，那么到年底时，基本可以拿出一半初稿。这样的话，从次年1月开始在杂志上连载，到12月最后一期时正好全部结束（1878年7月11日）。这部计划用时一年半的作品，总共花费了整整两年，也就是说，比预期的进度略微有些延迟。从1879年1月到1880年11月，小说以连载方式发表在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上。

整部小说的情节是围绕一桩弑父案展开的。在《罪与罚》中，读者从一开篇便清楚地知道，谁是杀人案的凶手。《卡拉马佐夫兄弟》则不同，故事的核心从追查凶手转到了形而上意义上的“恶的起源”问题。[33]在小说中，父亲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名字有着很深的寓意。“费奥多尔”（Fjodor）与希腊语名字“西奥多”（Theodor）同义，意思是“上帝的礼物”。“卡拉马佐夫”是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卡拉”（kara）是俄语专有名词中经常出现的突厥语词根，意思是“黑色”；“马佐夫”则源自俄语中的动词“másat”，意思是“弄脏，玷污”。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给老卡拉马佐夫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号称“上帝所赐”的家伙一生都在穷尽心思抹黑上帝和身边所有的人，就像是一位恶人版的迈达斯国王。“您真是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弄脏”，在小说中，地主米乌索夫以讥讽的语气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或许是上帝要惩罚他，老卡拉马佐夫满口牙齿都像柏油一般乌黑，丑陋得令人作呕。不仅是牙齿，他整个人的面相都像是一个恶人：臃肿的肥脸，肉鼓鼓的双下巴，厚厚的嘴唇，一说话便唾沫四溅。和这副面容稍显不协调的，是俄国人当中不太常见的细长的鹰钩鼻，用老卡拉马佐夫自己的话说，“地道是一副古罗马衰落时期贵族的面貌”。鹰钩鼻在这里既象征着老卡拉马佐夫的“野兽型”人格，同时也指向其迷恋的罗马-高卢气质。他对伏尔泰的崇拜以及对法国格言警句的钟爱，便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老卡拉马佐夫有两样嗜好：金钱和女人。他已经去世的第一位太太当年嫁给他后不久，就被他把嫁资挥霍一空。前妻名下的庄园原本是由如今二十八岁的长子德米特里（米嘉）继承，可老卡拉马佐夫却趁着儿子不在、将庄园托付其代管之际，偷偷在账目上做手脚，把账面价值变成了零，使得德米特里没有办法再从账上支取钱款。除此之外，老卡拉马佐夫还经营着放贷和酒馆的生意。这两个行当在俄国一向是犹太人的专利，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眼里，老卡拉马佐夫是被当作了新兴资本家的典型。老卡拉马佐夫的另一个癖好是对女色的沉迷，他对待异性的态度就像对生意一样寡廉鲜耻、欲壑难填。第一位太太去世后，他就把自家宅子变成了一个淫窟。虽然他很快又续了弦，可行为上却毫无收敛之意。他甚至连流浪街头、绰号“臭丽萨维塔”的疯女人也不放过，甚至很可能还强奸了她。具体情况没人能说得清楚。但是，这位后来也命丧黄泉的丽萨维塔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孩子名叫帕维尔，姓氏随母亲的名字被唤作斯乜尔加科夫，在疑似生父的老卡拉马佐夫家里充当厨子和仆役。

老卡拉马佐夫和第二位太太生下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列克谢。伊万今年二十六岁，是三兄弟当中最有学问的一个。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发表了一篇探讨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论文。文章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且赢得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一致称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伊万本人便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自两个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老卡拉马佐夫便对他们的成长和教育不闻不问，所以两人都是在远房亲戚或同乡的照顾下长大的。二十岁的阿廖沙是几个兄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性格脾气完全是随母亲。和自闭、阴戾、高傲的伊万正相反，阿廖沙不仅生性善良，而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作者在序言中把阿廖沙称作一个“温和”的人，同时还宣称，他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用陀氏价值观来衡量，阿廖沙堪称俄罗斯性格的完美代表。在下定决心一生追随基督后，阿廖沙到邻近的修道院做了一名见习修士，听从佐西马长老的精神指引。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渐渐萌生出一种类似父子般的情愫。东正教长老制源于拜占庭的苦修传统，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但是直到18世纪才在俄国扎下了根。它的中心是奥普塔修道院，每年来这里参拜的信徒总是络绎不绝，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儿子阿廖沙夭折后，也曾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起到这里探访。长老是由富有修行经验的修士担任，为一名或数名见习修士做精神引导。见习修士要绝对顺从长老的意志，“以便通过一辈子的修持，最终达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自我解悟，避免那活了一辈子还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自我的人的命运”。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短短几天之内，具体时间是在1866年，也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实行改革的初期。地点是外省小城斯科托普里戈尼斯克，俄语意为“畜栏”或“畜棚”，它的含义在后面通过伊万的诗剧《宗教大法官》得到了解释。这部寓言式的作品是伊万受《圣经新约》中撒旦在荒野里引诱耶稣的故事启发创作的，它对理解整部小说的主题具有关键性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说过，撒旦诱惑的背后是把人类看作被饲养的“畜”，因为人不仅是“靠面包”生活，而且需要精神食粮。这句话为我们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即信仰与非信仰之间的交锋，以及由此涉及的对恶的起源的追问。两者之间的对立，从一开始便通过两种不同空间的对照得到了呈现：一边是金钱（老卡拉马佐夫）、科学（伊万）、世俗法律（检察官与辩护人）、军队或贵族的尊严（米嘉）以及肉体之爱（老卡拉马佐夫和米嘉）所构成的凡俗世界，另一边是以修道院和静修室为代表的神性空间。

卡拉马佐夫兄弟在分开多年后首次重逢，促成这次重逢的缘由是老卡拉马佐夫和大儿子德米特里之间的一场纠纷。后者想要夺回对属于自己的遗产的控制权，而前者却千方百计对此加以阻挠。佐西马长老决定充当中间人，为父子俩调解纠纷。事实上，老卡拉马佐夫对调解根本不感兴趣，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只想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嘲讽和过分夸张的假虔诚让修道院这块圣地当众受到亵渎。一群人在长老的隐修庵里就伊万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一文展开的辩论，让这一愿望在抽象的精神层面得到了实现。伊万声称，教会不应成为国家的奴仆，而应当反过来，将国家变成教会的下属，甚至成为教会本身。伊万是借用这番话来影射当时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另外，伊万还声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能使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所谓“人爱人”即使有，唯一的原因也是人们相信上帝、相信自身的不死。而这种信仰一旦被打破，当一切都交给自然法则时，结果必将导致一场以极端利己主义为表现的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到那时，人们只信奉一条原则，就是“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佐西马长老渐渐意识到，伊万这些关于教会与国家的言论和他父亲的滑稽举动一样，都不是出于真心。至少他可以断定，“这些想法”在伊万的内心里还没有成为定论。

众人的谈话被德米特里的到来突然打断。后者刚一进门，便立刻和父亲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场面因此变得越发难堪。随后，当父亲向儿子提出决斗的荒唐要求后，儿子恼羞成怒地回应道：“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佐西马长老及时出面，阻止了事态的恶化。他在德米特里面前跪下来，全身俯地，叩了一个头。这一举动是因为他预感到，米嘉很快将大祸临头。至于说德米特里为什么在父亲面前如此情绪失控，读者要到后面才能得悉分晓。米嘉生性挥霍，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手头的钱永远都不够花。就在不久前，他花费了一千多卢布，为漂亮的风流女子阿格拉费娜·斯韦特洛娃在乡下举办了一场香槟狂欢。这位交际花外号格露莘卡，米嘉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可是，米嘉花掉的这些钱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他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后者拿给他三千卢布，托他汇给急需用钱的姐姐。卡捷琳娜的父亲是德米特里所在营队的一位中校，他连续多年私自挪用营里的公款，拿到市场上去投机。当上峰突然准备查账、让中校陷入绝境时，是德米特里及时出手，替他解了围。当时德米特里刚刚迷上卡捷琳娜，他从遗产中预支了六千卢布，从里面拿出四千五百卢布交给了卡捷琳娜，让她拿去给父亲填补账上的漏洞。卡捷琳娜为此对德米特里感激涕零，主动以身相许，两人很快便订了婚。没过多久，卡捷琳娜意外地成为一位富有的将军遗孀的指定继承人（在陀氏作品中，类似的童话式情节屡见不鲜），于是便向米嘉还清了欠款。可是就在这时，米嘉遇到了格露莘卡，并对她一见钟情。格露莘卡身边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最疯狂的一位正是米嘉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米嘉不顾一切要把格露莘卡搞到手，不过在继续发展这段暧昧关系之前，他要把三千卢布还给卡捷琳娜。这些钱中的大部分他已经为格露莘卡挥霍掉了，为了还钱，唯一的办法是向父亲索要，这正是他回到家乡斯科托普里戈尼斯克的原因。于是，他和父亲之间的纠纷除了财产，又多了一重情欲的因素。早在之前的小说《少年》中，父子为女色争风吃醋便已成为陀氏作品的一个重要题材。被米嘉私吞的三千卢布变成了一根导火索，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从米嘉在绝望中找人借高利贷，到老卡拉马佐夫被斯乜尔加科夫所杀，再到米嘉因涉嫌杀人被捕，这起杀人案变成了俄国万众瞩目的一起案件。这场审判最终以米嘉因杀人罪获刑结束，这时，真正的杀人凶手斯乜尔加科夫已经自缢身亡。

与围绕米嘉展开的刑事与诉讼情节并行的，是伊万和阿廖沙两兄弟彼此重叠交织的故事和冲突。两兄弟之间的世界观交锋，在第三卷第八章（《喝白兰地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当老卡拉马佐夫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上帝和灵魂不朽这回事时，伊万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阿廖沙则同样斩钉截铁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接下来，在第五卷（《正与反》）中的《反叛》一章——加缪后来受这一章启发写下了随笔《反叛者》（Der Mensch in cler Revolte，1951年）——伊万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了修正。他声称自己不是不接受上帝，而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苦难。为了让论据尽可能简短，他把话题集中于孩子们所受的苦难。这个主题在以往的陀氏作品中，大多是以感伤主义风格呈现的，而这一次，作者则将它提升到了神义论的形而上层面。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类似的手法，以伊万作例子，将双重人格从心理学问题转化为形而上的问题，把伊万的内心变成了信仰与理性、上帝与魔鬼交锋的战场。伊万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行径，从最近的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士兵残杀儿童的暴行，到当今俄国普遍存在的虐童现象——这些都是《作家日记》中出现过的话题，并以此来论证世界秩序的荒诞性。用伊万的话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对待同类的做法与野兽无异。即使有一天，当所有时代都成为历史、世界一派和谐、“天上地下都齐声颂扬”主的恩德，他也绝不接受这种“最高的和谐”，因为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一位母亲永远都不会宽恕折磨她孩子的人，人类的爱心到不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有人能够宽恕这种罪行，他，伊万也绝不会这样做，而是宁愿执着于“未经报复的痛苦”。

阿廖沙反驳说，这样的人是有的，他能宽恕一切人和一切事，因为他曾为了一切人和一切事而流出了自己清白无辜的血，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而伊万忘记了他。伊万则说，他并没有忘记，而且还在一年前为这个“唯一的无罪的人”写过一首诗。接下来，便是小说中最著名的章节《宗教大法官》。这段神话发生在西班牙宗教裁判制度最可怕的时代，故事的阴暗基调很像是埃尔·格列柯的油画作品。这时，距离耶稣受难已经过去了十五个世纪，人类仍然怀着当年的信仰在等待着他的归来。终于有一天，上帝之子怀着无比的慈悲，“以他十五个世纪以前在人间走动了三年时那个原来的人形”，又一次回到人间。他出现的地点是塞维尔，在这里，每天都有几十个邪教徒经过宗教裁判被扔进“艳丽夺目的火堆”。人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拥到他的面前，他把两手伸向他们，为他们赐福。他让盲者重见光明，让棺材里的女孩死而复活。恰好走过教堂旁广场的宗教大法官，一位高大挺直、脸庞消瘦的老人，目睹了这些神迹。他指示卫队把耶稣抓住，关进了监狱。

到了深夜，监狱的铁门突然打开，宗教大法官出现在牢房门口，用一段滔滔不绝的独白向耶稣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他说，既然耶稣已经指定由教会来做自己在人世间的代表，就没有权利再来妨碍他们。假如当时在荒野中遇到撒旦时，这位上帝之子能够接受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才更合乎人道。因为人类更想要的是吃饱饭的安宁，而不是饿着肚子的自由。可是基督却把道德的自由，也就是良心的自由，看得比幸福和安宁更重，这对人类来说显然太过苛刻。如今，人类把自由抉择的重负托付给了掌握国家权力的教会，教会将帮助人类建成巴比伦塔，给他们创造一个家园。教会的目标是拯救芸芸众生，而不只是少数强者。但是，因为人类天性喜欢叛逆，所以必须要用三种力量去统治他们，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教会正是凭借这三种力量，更好、更圆满地完成了耶稣基督的事业。耶稣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地听着，当老人说完话后，“他一声不响地走到老人身边，轻轻地吻了下这位90岁老人没有血色的嘴唇”。阿廖沙听到这里，突然打断对方说：“但是，这太荒唐了！你的长诗是对耶稣的赞美，而不是指责。”事实到底是哪一个，迄今仍是陀氏研究者们讨论的话题。正如阿廖沙所说，宗教大法官的秘密是他不相信上帝。但是，写下这首长诗的伊万，还有这位虚构作者背后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怎样想的呢？

随着情节的发展，伊万一步步走向了与宗教大法官结盟的“那聪明的魔鬼，那可怕的死亡和毁灭的魔鬼”指引的方向。在小说开篇时，作者便通过伊万与老卡拉马佐夫的亲密关系暗示了这一点，后者曾经引用《约翰福音》中的话，把自己称作“说谎的父亲”，而在《约翰福音》中，“说谎的父亲”指的是魔鬼（《约翰福音》8：44）。另外，伊万对斯乜尔加科夫的明显好感也同样指向这一点。斯乜尔加科夫和《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一样，都是地狱使徒的化身，他在杀死父亲之后，又通过自杀返回了地狱。但更为关键的是，在斯乜尔加科夫眼里，坚信“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伊万才是弑父的真凶。在两人第三次会面时，斯乜尔加科夫便告诉伊万：“按照法律，您才是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在这场冲突之后，是接下来的一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无论从思想还是语言的魅力来讲，这个章节都毫不逊色于《宗教大法官》。读者在这一章看到的是伊万在心理受到打击、患上脑炎后，与另一个自我的对话。伊万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梅菲斯特式的魔鬼，其冷漠理性的气质与伊万的敏感和神经质形成了鲜明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年轻时，便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过双重人格这一主题。如今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家将这一主题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将双重人格由本体的分裂变成了怀疑的代码。在陀氏笔下的人物中，没有哪个人物像伊万一样，把怀疑作为一种精神品质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却又如此充满悲情。伊万借助另一个自我之口，说出了启蒙运动第一名句：“我思故我在。”这种通过独立思考来确立自身存在的方式，所体现的正是笛卡儿式的怀疑精神。因为“思维物”（res cogitans）——这是笛卡儿独创的概念——必须包括的含义便是，“有能力提出怀疑的物体”。[34]魔鬼在和伊万的对话中声称，他很愿意加入信众的队伍，“和大家一起高喊‘和散那！’”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让自己的信仰“经过怀疑的熔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最后发表的一篇《作家日记》里说过同样的话，不过其所指是作家自己：“在欧洲，无神论思想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此，我并不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幼稚地信仰基督和他的教义。经过了怀疑的大熔炉，我的‘和散那’才传扬开来。”[35]

读者从第五卷的标题《正与反》可以看出，这个章节的内容是观点针锋相对的双方展开的一场辩论。和决斗时一样，双方手中的武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事实上，在这个章节中，无论是伊万和阿廖沙之间，还是宗教大法官和基督之间，话语武器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通过兄弟俩之间的对话，人们再次感受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反叛者的声音总是比辩护者的声音更加响亮”。[36]无论智力还是情感，那些反叛上帝及其创造物的人，几乎总是比信仰的守护者们更胜一筹。根据卢卡奇·格奥尔格（Georg Lukács）的理论，小说主人公所体现的是那些与外界和自我分裂的“问题”个体，这是由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性质决定的。[37]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还要再补充一点：他之所以总是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中的消极面，是因为他和其反感的卢梭一样，相信人类独具的可完善能力（Perfektibilität）。正是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醉心于《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计划。想要创作一部完美的成长小说的梦想始终萦绕在他心底，几乎达到了痴魔的程度。这项计划虽然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但作为理想的成长小说，却最终未能完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始至终都更像是一位剧作家，[38]而非叙事作家。换言之，他更擅长于对“瞬时”（kairos）而非“长时”（chronos）的书写。[39]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经历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生命最后，都对迷途知返的主题更为关注。这一点也反映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许多人物身上：从德米特里到佐西马长老，再到长老的兄长马尔克尔，还有男孩柯里亚·克拉索特金，后者在成长过程中从理性主义者和潜在的社会主义者最终蜕变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从正反方的表现来看，宗教大法官和基督在监狱中的深夜长谈，与伊万和阿廖沙兄弟的对话迥然相异。宗教大法官滔滔不绝的独白就像是一场控诉，但二人当中的强势一方却并不是控诉者，而是辩护者。基督沉默无言的吻，远比身为宗教领袖的对手的诡辩更有力量。后者陈述的理由因为自相矛盾而不攻自破，其所谓的三种信仰武器，恰恰指向了与其观点相反的目标：“奇迹”和“神秘”是蒙蔽眼目、迷惑心智的手段，而所谓“权威”，也不是佐西马长老那样的精神指引，而是大众对少数被选择的精英的盲目服从。所有这三种力量，都与基督教启示论背道而驰。此外，宗教大法官口中的珍惜弱者，同样是一句谎言。[40]其背后初衷并非对芸芸众生的同情，而是以自然“生物人”（homo animalis）为基准的道德与社会规制，这种“生物人”既没有通过思想也没有通过信仰，从其原始欲望中获得拯救。

透过宗教大法官欺世盗名本质的败露，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形象并非其创作者另一个自我的真实呈现，而是伊万从意识形态出发、凭空虚构的一个角色，其目的是论证他的观点：独裁者通过单纯地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来实现剥夺权利、统一思想的目标，是形而上反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事实上，独裁体制——无论是宗教大法官还是20世纪和21世纪步其后尘的世俗独裁者们实行的制度——绝非人类对存在意义的终极怀疑所必将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在这里将话题引向政治，是为了贬低伊万的形象。他以这种方式，从这位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去除了浪漫主义反叛精神的魅力，因为伊万的反叛是用人间篡位者的独揽大权代替被剥夺了权力的造物主。在接下来的第六卷《俄罗斯修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佐西马长老的生平和教诲延续了两派观点的交锋，只是将重点转到了正方。他用“宇宙正义论”（Kosmiodizee）形式的“对上帝造物的赞美”来回应伊万的神义论，从而避免整部作品的基调因为第五卷（《正与反》）的强大破坏力而受到影响。[41]

伊万的最大对手是阿廖沙。在《作者的话》中，叙述者将阿廖沙称作作品的真正主人公，在后面讲述当前（即1880年代）事件的第二部分里，他的活动是故事的重点。笃信上帝和永生、立誓要在修道院度过一生的阿廖沙，其实并不像他给人的印象那样虔诚。在他的内心深处，同样涌动着时刻有可能迸发的激情，这是卡拉马佐夫父子共有的性格特征，无论其表现形式是爱还是恨。面对小女孩丽莎的诱人魅力，他主动张开怀抱；在听到伊万讲述的一个男孩被地主家猎犬撕碎的故事后，他认为该把凶手拉去枪毙，而全然不顾《山上宝训》中不可杀人的诫命。身为虔诚的上帝奴仆，他的身上也潜藏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当佐西马长老的尸体散发出腐烂的臭气，而不像传说中的圣人那样散发着幽香时，阿廖沙生气地责怪上帝，不应让佐西马这样一位圣徒受到如此贬低和侮辱。面对上帝“失败的创造物”，他的反应和愤怒的伊万并没有分别，只是程度略轻而已。阿廖沙心里也有恶的种子，“只是它一旦萌芽，就立刻被扼杀”。[42]

按照作者未完成的续集计划，阿廖沙最终将像长老临终前嘱咐他的那样，“到俗界去生活”，那里有“无数灾难和不幸在等待着他”。但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空界限里，阿廖沙最后以充满象征性的方式踏上了佐西马长老的道路，这便是耶稣基督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十二个男孩聚拢在奄奄一息的伊柳沙身边，就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伊柳沙的坟墓前，孩子们齐声高呼，要“一辈子手拉着手”向前走。男孩头头柯里亚问他的导师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宗教说我们死后都能复活，到时候，可以再见到所有人，还有伊柳沙，这是真的吗？”“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阿廖沙半玩笑半兴奋地回答说。

对眼光挑剔的文学迷来说，小说结尾的一幕或许并不讨喜，因为那场面太过悲壮，难免有煽情之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裔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便说过，阿廖沙身边那群男孩让他联想到童子军，在他看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从头到尾都显得太过“矫情”。[43]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再没有哪种结尾比这一个更完美。正如人们所知，小说中发生在修道院的几段插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在幼子夭折后去奥普塔修道院参拜经历的重温，而结尾一幕中的两位主角——阿廖沙和伊柳沙，则体现了作者对爱子阿廖沙的追忆和缅怀。读者只需留意一下两个名字的发音，便可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结尾的这两个人物，再次重现了整部作品的主题，这便是对上帝和永生的诘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决定人类道德生存的关键。假如没有灵魂的不死，那么“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还在于结尾对于作品本身的文本意义。如果没有结尾一幕对复活的确信，《卡拉马佐夫兄弟》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们奉为“宣扬基督精神的元小说”。它完成了以往文学作品“从未解决的任务”：把宗教作为“积极的社会理想”大加称颂。[44]至少在后苏联时代重拾基督教信仰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们大多持这样的观点。在战后时期的欧洲，受基督教影响的陀氏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与此相仿。[45]

通过小说形式来宣扬基督教精神，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毕生最后一部作品的初衷。但是作为读者，要想真正领会这一点，必须要有相应的“受体”，即对基督教教义的基本认知。假如读者是一位基督徒，他会把作者在佐西马长老生平中引用的《约翰福音》的话，看作理解整部作品的钥匙：“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在这里，麦种的譬喻作为至高信条，甚至超越了作者的权威，是不容许任何怀疑的。它是神的启示，正如耶稣所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11：25）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里，《圣经》的权威却并非理所当然的，这一点透过陀氏作品本身也得到了反映。他总是将基督教信仰的瓦解作为创作的核心主题，而信仰瓦解的根源是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世时，康斯坦丁·莱昂蒂耶夫（Konstantin Leontjew）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宗教性提出了质疑，并斥责其关于全人类性与和谐世界的思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46]康斯坦丁·波塞多诺斯图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也以怀疑的口吻指出，“陀思妥耶斯基不可能做到用小说的后半部分来治愈他在小说前半部分诊断出的病症”，[47]具体地讲，是用具有说服力的另一派观点打败伊万的虚无主义。学术界从怀疑出发对这部陀氏杰作的解读，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例如，瓦西里·罗赞诺夫（Wassilij Rosanow）认为，宗教大法官不仅是伊万，而且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传声筒；在列夫·舍斯托夫看来，不是阿廖沙，而是伊万·卡拉马佐夫，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活生生翻版”。[48]虽然也有不乏分量的个别例外，[49]但是，至少在西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讨论中，这类观点迄今仍然占据着主流。比如说，按照马尔科姆·琼斯（Malcolm Jones）的观点，既不能用单纯的宗教视角，也不能反过来，从单纯的世俗视角去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沃尔夫·施密特（Wolf Schmid）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反映出作者立场的两个极端：在借正面人物宣扬基督教精神的同时，将怀疑和矛盾原则视作生命意义的另一种潜在可能性。苏珊·麦克雷诺兹（Susan McReynolds）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倾向归因于他在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问题上的异端态度，这种态度是以伊万的反叛作为表现。因为在陀氏看来，《旧约》中的上帝（犹太教的神）才是耶稣之死的真正原因。[50]

除了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分歧，人们对陀氏作品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形象寓意展开的。对于这一问题，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做出了富有成果的诠释。他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1912/1913年）中的观点为依据，将卡拉马佐夫四兄弟看作一个依照“原始群落”模式组织起来的兄弟团伙，他们联手杀死父亲，从而取代他的位置。[51]所以，这部小说实际讲述的是儿子如何成为父亲的过程，在这方面，兄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结局。其中最失败的要数斯乜尔加科夫，他的下等人身份以及与父亲之间的主仆关系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比其他任何一个兄弟都更难摆脱父亲的控制。伊万也始终难逃受虐儿心理的折磨，面对不在眼前却又不无处不在的父亲，在自卑感的支配下，他为自己构架了两个精神上的权威：代表“善父”的上帝和代表“恶父”的魔鬼。但是，这两个形象之间的激烈矛盾令他不堪其苦，并最终导致自我意识的分裂与人格的毁灭。相比之下，德米特里是成功的，他曾在睡梦中对一个遭灾的婴孩心生怜悯，并欲出手相助。虽然没有救下孩子，但这场梦境却让他至少在精神上体验了一次父亲的角色（第九卷第八章）。在父子关系坐标上走得最远的是幼子阿廖沙，他没有参与杀害生父的行动，而是成为精神之父佐西马长老的接班人。在结尾一幕中，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是一位“脾气温和”的新生代父亲，他一定会给自己的子嗣更多的自由，而不像他那位独断专行的生父。

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故事的核心也不是追缉凶手，而是以利益为焦点，对罪责与良知问题展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例子，提出了“关于罪恶的阶段论”。在这套理论中，阿廖沙是成功战胜恶念的代表，伊万对罪恶的态度是默许，德米特里是公开赞扬，而斯乜尔加科夫则是罪恶的实施者。[52]米嘉虽没有参与犯罪，但是在父亲被杀后，他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却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以致成为弑父嫌疑人，并最终被陪审法庭判处苦役，被送往西伯利亚。在叙述案件细节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重点放在形式正义与良知的矛盾之上，用康德的话说，即外在法庭与“人的内心法庭”之间的矛盾。“内心法庭”是一个人“对自己提出控诉或辩解”的地方。[53]米嘉认识到自己在弑父行为上是有罪的，因为他公开表达过杀死父亲的愿望（“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他拒绝了伊万让他逃到美国去的建议（“美国有什么！在美国也仍旧不过是无谓空忙！”），而是心甘情愿接受惩罚，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当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踏上了通过对死刑和苦役的反省式经验实现自我净化的道路。

在对“外在法庭”的描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擅长的讽刺手法用到了极致。在他的笔下，这场对米嘉·卡拉马佐夫的审判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闹剧。为了赢得陪审员们的好感，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各方在法庭辩论中各显其能，花样百出，把以追究真相为目的的刑事审判活生生变成了一出脱口秀表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场追究真相的行动之所以变了味，原因在于新型司法制度的“西方”诡辩式性质，这种制度与俄国大众意识里深藏的“prawda”观念是完全相悖的。在俄语中，“prawda”是一个多音字，它既有“真理”也有“正义”和“公道”的含义。[54]除此之外，这场“错误的审判”——它是全书第十二卷即最后一卷的标题——同时还暴露出以伊万为代表的欧几里得理性的局限性。在结尾一章中，阿廖沙及其“门徒”的天真纯洁但不可撼动的坚定信仰，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

去世与封圣

对一个作家来说，再没有比事业如日中天时的陨落更能让人不朽了。托尔斯泰活了八十二年，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光芒早在他离世前便已渐渐黯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活了五十九年，但是在世人眼中，他的事业堪称圆满。在经历了生命中最后一年的风光和荣耀后，还有什么遗憾可言？《作家日记》为他戴上了俄罗斯大师的桂冠，纪念普希金的演说让他成为俄国作家中的第一人。在这场公开对决中，他终于击败了自己一生的对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似乎已才思枯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相反。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其地位在当世作家中再无人能够企及。至少在1881年1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的最后日子里，这是世人的普遍看法，或许就连陀氏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很长时间以来他便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悬于一线。虽然以往最让他担心害怕、每一次发作都有可能致命的癫痫病，在过去一段时间略有减轻，但新添的肺气肿毛病却越来越严重。尽管知道来日无多，可他却没有因此对身体更加爱惜。59岁生日时，弟弟安德烈在信中向他道贺并祝他健康长寿。陀氏在回信中写道，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自从害上了肺气肿，圣彼得堡的冬天变得十分难熬”（1880年11月28日），如果能活到明年春天，对他已是万幸。到时候，他就能再去巴特埃姆斯泡温泉，那里的温泉总能让他重新打起精神，恢复活力。但是，在他于1879年夏天最后一次去巴特埃姆斯疗养时，他其实也一直在工作，而不是休息。当时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完。

不惜一切代价，即意味着牺牲健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中，当他提起写作时，经常会把这项工作称作“苦役”。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任何时候都高。驱使他继续写作的动力，已不再是对声名的渴求，而是让家人得到更多的物质保障。1879年8月，他在从埃姆斯写给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的信中说起自己对疗养的反感。不仅是因为他在时隔三年再次来到德国后发现这个国家变得“过分犹太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这里足足花掉了七百卢布。这笔钱如果留给家人，远比花在自己的健康上更有意义。“我坐在这里不停地想，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或两年，在那以后，我的三位亲人该如何过活。”（1879年8月21日）

虽然对陀氏夫妇来说，他们再也不用为了一块面包去把衣物当掉，但是他们手头却没有任何积蓄。他们在旧鲁萨的房子，也是以安娜兄长伊万·斯尼特金的名义买下的，后来才转给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依然还在为家人未来的生活操心。这一点通过一件小事便可得到证明：他在病榻上还亲笔给《俄罗斯导报》编辑部写信，催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四千卢布剩余稿酬。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也和一场因钱引发的争执有关。在文学生涯之始，促使他拼命写作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荣誉和名望，而是钱这种“令人唾弃的金属”。根据安娜在回忆录中的记述，1881年1月26日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弯腰捡拾掉落在地板上的钢笔杆，引发了轻微的鼻出血。因为血量不大，他怕惊扰安娜，就没有叫醒她。第二天早上安娜听说后吓坏了，赶紧派仆人去叫医生，可不巧的是，家庭医生冯·布列采尔当时正好出诊，直到傍晚才赶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位“和气的先生”来家做客，“此人对我丈夫很友好，但有个缺点，老是喜欢热烈地争论”。[55]两人在谈话中间一度争论得热火朝天，安娜几次试图阻止他们，却无济于事。将近5点钟，客人才离开。许多迹象显示，这个神秘的客人并不是什么“和气的先生”，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薇拉。她特意从莫斯科赶来，为库马宁遗产的事和哥哥理论。这天，当一家人正准备坐下吃晚餐时，安娜看到丈夫突然跌坐沙发上，沉默了三四分钟，“蓦地，我看到丈夫的下巴被血染红，血形成一股细流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

临近傍晚时，冯·布列采尔终于来了。当医生开始检查和叩击病人胸部时，又出现了第二次吐血，这次是从口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次吐得那么厉害，以致失去了意识。在他恢复知觉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安妮娅，求你赶快去请神父来，我要忏悔，领圣餐！’”忏悔结束后，安娜又叫人请来了两位医生。由于病人出血不多，医生认为破裂的肺泡有可能形成“栓子”，那样就会有复原的希望。这天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睡得很平静，呼吸和脉搏都没有明显异常。

第二天早上，病人的气色明显好转。他可以正常交谈，吃些简单的东西，处理些工作上的事情，甚至还有精力接待访客。傍晚，肺病专家科什拉科夫医生来家里探视，对病人的状况表示满意，但嘱咐病人要保持绝对安静，不要多讲话。安娜头一天夜里和冯·布列采尔医生一起守护病人，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夜，未曾入眠。于是，这天晚上她让家人在丈夫床边放了张床垫，因为太过疲惫，她躺下后不久便睡着了。“我早上7点左右醒来，看到我丈夫正朝我这边望。‘嗳，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我向他俯下身去，问道。‘你知道，安妮娅，我已经醒着躺了三四个钟头，我左思右想，到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安娜听到后吃了一惊，赶紧安慰他，但对方却坚持说：“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的。点上蜡烛，安妮娅，把《福音书》拿给我！”这本《福音书》是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的。在四年苦役和后来旅居欧洲期间，包括在国内无数次搬家，他始终都把它带在身边。

后来它总是放在我丈夫书桌上显眼的地方，当他想到什么事、心存疑惑时，他就随手翻开《福音书》，阅读他首先看到的那一页左侧的文字。此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想按照《福音书》来检查一下他的疑惑是否有根据，他亲自翻开圣书，要我读给他听。《福音书》打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上：“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你听见没有，——‘不要拦住我’，那就是说，我要死了。”我丈夫说着，合上了书。[56]

1月28日星期三，病人最初感觉身体恢复了一些。他不顾医生的嘱咐，坚持要自己穿衣。当他弯下腰准备穿鞋时，突然又开始大口吐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虽然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是努力打起精神，叮嘱安娜，如果他死了，要想办法把《作家日记》杂志订阅款退还给读者。另外，他还向安娜口述了一封给伯爵夫人叶丽萨维塔·海登的信，他在信中以医生诊断书的口吻向伯爵夫人汇报了自己的病情，说病人目前意识清醒，但如果“血管再次破裂”，他多半就会死掉（1881年1月28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的最后一封信。

灵床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伊万·克拉姆斯柯伊绘，1881年

晚上6点钟左右，他把孩子们叫到了跟前。他又让安娜打开了《福音书》，这次，安娜给他念了浪子回头的比喻。奄奄一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孩子们祈福，然后将《圣经》送给了儿子费佳。又一次吐血后，病人失去了意识。晚上8点钟左右，神父为他做了临终祷告。8点30分，死神降临了。《莫斯科新闻报》在报道中写道，随着临终祷告的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篇报道的作者名叫波利斯拉夫·马尔克耶维奇（Boleslaw Markjewitsch），他的文风矫情做作，总爱用一些夸张的表述来博人眼球，比如说“伯爵夫人脸上顿失血色”等。[57]

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没过多久，第一批亲友便陆续赶来和死者告别，并向陀氏家人表示哀悼。作家遗体被安放在书房中央的灵床上，伊万·克拉姆斯柯伊于1月30日为死者绘制了一幅铅笔素描，这幅素描成为与瓦西里·彼罗夫的油画齐名、流传最广、最富感染力的作家肖像之一。在同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御用”摄影师康斯坦丁·沙皮诺赶来，拍摄了逝者躺在灵柩里的照片。在整整三天时间里，登门吊唁的亲戚和朋友络绎不绝。“密集的人流从正门进来，另一股人流则从后门拥进各个房间，然后在书房驻足，有时候，那里的空气是如此混浊，氧气是那么稀少，以致灵柩周围的长明灯和大蜡烛都熄灭了。”[58]

1月29日，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消息转告了皇太子亚历山大。后者对死者对祖国的贡献表示崇敬，同时还不忘提及陀氏和家人物质生活的贫寒：“他一生穷困，留给后世的唯有他的作品。”[59]就在同一天，皇太子还告知神圣宗教会议主教长，沙皇向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Loris-Melikow）下达指令，每年向“穷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发放固定数额的抚恤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在回忆录中证实，在1月29日这天，内务大臣派来的一位官员来到她家，受托转交给她一笔丧葬费，同时还向她宣布，陀氏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将由政府承担。安娜谢绝了这番好意，因为在她看来，“用丈夫挣来的钱来安葬他，是我的道德责任”。[60]孩子们受教育的费用也是一样。不过，这位官员在给内务大臣的报告中，对作家遗孀拒绝资助一事却并未提及。[61]安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维护丈夫远离体制、自由独立的作家形象。陀氏在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便曾立下这样的志向，然而随着与宫廷关系的不断拉近，其自由作家的形象难免受到了损害。

安娜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选择墓地的具体经过。最初，她希望按照丈夫生前的愿望，将他葬在新圣母修道院旁的公墓里，但是由于墓地租金过高，计划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恰好在这时候，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主动提出，愿为陀氏免费提供墓地，并且表示，“如果这位热诚地捍卫东正教的作家能在该修道院内长眠，将是它的光荣”。[62]但是，主管这项事务的圣彼得堡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最初却不肯同意将“一位没写过什么严肃作品的浪漫派平庸作家”葬在古老尊贵的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墓地，享受与莱蒙托夫、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等俄国文学大师同等的荣光。[63]后来，当神通广大的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出面说和后，大主教才终于改变了主意。

1月31日，一个阳光和煦的周六，送殡队伍于11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在的铁匠巷出发，向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行进。当天一大早，就有几千名群众聚集在巷口，等着为送殡队伍送行。“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是一片人的海洋；到处人头攒动，如潮水般起伏。学生们高举着系着绸带的花圈，宛若海洋中耸立的岛屿。”[64]到铁匠巷送行的人群沿街排成长龙，有将近半公里长，一直排到弗拉基米尔大街和涅夫斯基大街的交叉口。在前往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途中，还有成千上万人站在街头等候。“如此壮观感人的场面，在圣彼得堡和任何一座俄罗斯城市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代》（Neuen Zeit）主编阿列克谢·苏沃仁（Alexej Suworin）感慨地回忆道。[65]

灵柩由八到十个男性轮流扛在肩上，缓缓行进，走向四公里外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空空的灵车跟在后面，与灵柩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就像国王葬礼上的御马。最初共有六十七家机构敬献了花圈，这些机构有研究所、大学、报刊编辑部和协会等，在送殡途中，花圈数量不断增多。每家机构的代表用竿子高高地撑起花圈，除了花圈，还有用松枝编成的花环和彩链。十几个合唱团一路唱着圣歌，走在送殡的队伍里，其中最大的一支合唱团的人数多达百余人。涅夫斯基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交通陷入了瘫痪。由数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像一股洪峰，缓缓漫过街道，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下午2时，才终于抵达修道院。修道院院长和一群神父还有神学院的学生，早已在那里翘首迎候。灵柩被抬入修道院内的圣灵教堂，并由主教为逝者主持了小规模的安灵弥撒。

2月1日星期日是葬礼的日子。按照东正教习俗，棺木在下葬前是敞开的，亲友可以行吻礼与逝者诀别。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柩始终没有打开。因为当天一早，波贝多诺捷夫来到圣灵教堂，让人打开棺木察看时，发现尸体由于在炎热的房间中停放长达两天之久，其腐烂程度超过了预想。为了避免家人看到后伤心，这位主教长指示修道院在葬礼期间不要打开棺木。他显然不希望人们像陀氏笔下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一样，看到像佐西马长老这样的圣人也不得不因腐臭而蒙羞，从而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因为没有能和丈夫见上最后一面，对波贝多诺捷夫一直耿耿于怀。“就算看到他的容颜变了样，对我又有何妨？他毕竟是我亲爱的丈夫！他就这样进了坟墓，没有我的吻，也没有我的祝福！”[66]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殡仪式，1881年1月31日，圣彼得堡

不过，多亏了波贝多诺捷夫的热心张罗，才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每年能拿到两千卢布的国家津贴。另外，他还亲自担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子女的监护人。这位细心的主教长对任何事情都安排周到，不肯出现任何纰漏。他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办得尽善尽美，让世人见证这位俄罗斯圣人的不朽和国家对逝者的尊敬与厚爱。

但是说到底，1881年1月31日圣彼得堡这么多人走上街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送葬，既不是国家也不是教会的功劳。据亲历者回忆，送葬的人群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他们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是那个用《死屋手记》撼动其心灵的殉道者。当路人问起，这是在为谁送葬时，这些大学生的回答是：“一位苦役犯！”[67]“别斯图热夫课堂”的女学生们披挂着铁链，用它来代替鲜花和花圈，并以此来警示人们不要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经历以及俄国所有政治犯的命运。警察发现后，立刻派人上前收缴了铁链。三年后，当伊万·屠格涅夫的遗体从巴黎运到圣彼得堡沃尔科夫墓地下葬时，所有花圈都只能放在送殡队伍中随行的车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死在屠格涅夫前面一定不会甘心，但这样一来，他至少不必目睹这位文学对手的葬礼场面，因为后者的送殡队伍要比他本人的规模大得多。自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一直到苏联后期，俄国作家的葬礼逐渐演变成盛大的政治仪式。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必经历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惨剧，波贝多诺捷夫在事后写给皇太子的信中写道：“我多想捂着脸钻进土里，好让自己看不到、感觉不到、意识不到这一切。主啊，请怜悯我们！”[68]

丈夫去世的那一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只有三十五岁。她一生没有再婚，在孀居近三十七年的时间里，她共出版了七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积攒了丈夫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财富。她完全不需要依靠国家发给名人遗孀的津贴来养活自己。大牌出版商阿道夫·台奥多尔·马尔克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向她支付了二十万卢布版税，按照当时的行情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她用这笔钱为自己买下了一栋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别墅，成为革命前俄国上流社会的一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生前的最后照片之一，是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中由其主持建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中拍摄的。在照片上，这位七旬老人端坐在真人大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胸像前，手里拿着一本摊开的书，神态自信而坚毅，就像一位变身圣殿卫士的富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于1918年6月9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城去世，据说是死于疟疾。半个世纪之后，她的遗骨才被送到列宁格勒——昔日的圣彼得堡，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墓地，与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肩长眠。

安娜·G.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摄于1916年

[1]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521.

[2]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363.

[3]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34 f.

[4] 所有引语均摘自«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3：95 f。

[5]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44.

[6]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45。

[7]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47。

[8] Dostojewski，geschildert von seiner Tochter 1923：205-207.

[9]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51 f.

[10] 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13.

[11]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383.

[12]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458。

[13] Šklovskij，Viktor：Za i protiv. Zametki o Dostoevskom. Moskau 1957.

[14] 关于普希金雕像和庆典的详细情况参见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214-322；Levitt，Marcus C.：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 and the Pushkin Celebration of 1880. Ithaca，London 1989。

[15]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428.

[16] 今元老院大厦。

[17] Turgenev，I.S.：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dvadcati tomach. Moskau，Leningrad 1960 ff.，Bd. 15：66-76.

[18]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36.

[19] 普希金的法文译者普罗斯佩·梅里美借鉴这部作品创作的小说《卡门》将《茨冈》的故事带到了法国，在法国作曲家比才1875年改编的同名歌剧中，阿乐哥化身为唐·何塞，成为举世闻名的歌剧人物。

[20] 在俄国以外的地区，普希金创作的短歌剧当中为人所知的只有《莫扎特与萨莱里》一部，Peter Shaffnerr的话剧《莫扎特传》（1979）以及MilošForman的同名电影（1984）均据此改编。

[21]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47.

[22]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47.

[23] Strachow，N.N.：Über Dostojewskis Leben und literarische Tätigkeit. In：F.M.Dostojewski：Literar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79.

[24] Levitt，Marcus C.：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 and the Pushkin Celebration of 1880. Ithaca，London 1989：124 f.

[25] 英格兰历史学家，著有《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26]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466.

[27]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448。

[28]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67-371.

[29] Todd，William Miles Ⅲ：Dostoevsky as a Professional Writer. In：Leatherbarrow，W.J.：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stoevsky. Cambridge 2002：66.

[30] Pierre Bourdieu：Zur Soziologie der literarischen Formen. Frankfurt a. M. 1974：82.

[31] Guski，Andreas：Zwischen Tempel und Werkstatt. Literatur und Kommerz in Russland. In：Guski/Schmid 2004：13.

[32] 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来自中世纪拉丁语“ultramontanus”，意为“在山的那边”）又称“教宗至威主义”和“教宗至上论”，是罗马天主教中指强调教宗权威和教会集权的观点，该词有北欧的教会成员总是向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教宗寻求指示的含义。越山主义起源自14世纪教会内部有关教宗特权的斗争，与会议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

[33] Gerigk：Die Architektonik der “Brüder Karamasow” 1997：49.

[34] René Descartes：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Hrsg. von L.Gäbe. Hamburg 1959：27；另参Dominik Perler：René Descartes. München，2.Aufl. 2006：68 ff。

[35]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27：86.

[36] Šklovskij，Viktor：Za i protiv. Zametki o Dostoevskom. Moskau 1957：229 f.

[37] Lukács，Georg：Die Theorie des Romans. 2.Aufl. Frankfurt a.M.1974：66 f.

[38] Terras，Victor：A Karamazov Companion. Commentary on the Genesis，Language，and Style of Dostoevsky’s Novel. Madison，WI 1981：84.

[39] 曾在陀氏与卢梭的悖论式关系上给我提供很大启发的Hans Rothe （1997）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如愿完成创作的原因在于他对悲剧的偏爱，因为悲剧与成长或教育小说的逻辑是彼此不容的。

[40] 关于宗教大法官独白中谎言的寓意分析，参见Jones 1990：186。

[41] Schmid，Wolf：Die Brüder Karamazov als religiöser nadryv ihres Autors. In：R.Fie-guth（Hrsg.）：Orthodoxien und Häresien in den slavischen Literaturen. Wien 1996：29.

[42] 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210.

[43] Czesław Miłosz：Dostoevsky and Swedenborg. In：ders.：Emperor of the Earth. Modes of Eccentric Vision. Los Angeles，Berkeley 1977：120-143，142.

[44] Zacharov，Vladimir N.：«Brat’ja Karamazovy»：metafizika teksta. In：Gerigk 1997：226；ders. 2013：426.

[45] Guardini，Romano：Religiöse Gestalten in Dostojewskijs Werk. München 1947；Močul’skij，Konstantin：Dostoevskij. Žizn’i tvorčestvo. Paris 1947；Lauth 1952；Maceina 1952.

[46]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496；Rothe 1997：172 f.

[47] Wladimir Tunimanow：Dostojewskijs Paradoxienträger des Untergrunds und Schestows “überwindung der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In：Dostoevsky Studies，N. S.，Vol. X （2006）：54.

[48] Rosanow，Wassilij：Die Legende vom Großinquisitor. Versuch eines kritischen Kommentars. Hrsg. von Rainer Grübel. Oldenburg 2009：143 f.；164-167；Schestow，Lew：Dostojewski und Nietzsche. Philosophie der Tragödie. Köln 1924：158.

[49] Girard，René：Dostoïevski. Du double à l’unité. Paris 1963；Terras，Victor：A Karamazov Companion. Commentary on the Genesis，Language，and Style of Dostoevsky’s Novel. Madison，WI 1981；Frank，Joseph：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Oxford 2010，bes. 871 ff；另参Schult 2012。

[50] Jones 1990：181；Schmid，Wolf：Die Brüder Karamazov als religiöser nadryv ihres Autors. In：R.Fie-guth（Hrsg.）：Orthodoxien und Häresien in den slavischen Literaturen. Wien 1996：25-50；McReynolds，Susan：Redemption and the Merchant God. Evanston 2008 passim.

[51] Holquist，Michail：Dostoevsky and the Novel. Princeton，NJ 1977：165-191.

[52] Gerigk，H.-J.：Dostojewskijs Entwicklung als Schriftsteller. Vom «Totenhaus» zu den «Brüdern Karamasow». Frankfurt a.M.2013：209 f.

[53] Immanuel Kant：Metaphysik der Sitten.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Bd. 8. Frankfurt a.M. 1977：572.

[54] Rosenshield，Gary：Western Law，Russian Justice. Dostoevsky，the Jury Trial and the Law. Madison，WI 2005：225.

[55] 下述引语均摘自安娜日记，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393 f.，396 f。

[56] 在《新约》早期俄语译本中，希腊文“aphes arti”一词被译为“ne uderschiwaj”（不要拦住我），后被修改为“ostaw”（暂且许我）。

[57] 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429 f.

[58] Dostoevskaja，A.G.：Vospominanija. Moskau 1987：406.

[59] 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486.

[60]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403.

[61] 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566，Anm. 44.

[62]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405.

[63] 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492.

[64] Dostojewskij，geschildert von seiner Tochter 1923：302.

[65]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473.

[66] Dostojewskij，geschildert von seiner Tochter 1923：306.

[67]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341.

[68] K. P. Pobedonoscev i ego korrespondenty. Pis’ma i zapiski s predisloviem M.N.Pokrovskogo.Moskau，Petrograd 1923，1. Halbbd.：45.

参考文献

注释中的书名缩写

AGD 1987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

AGD 1985　　　　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

AMD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

Biografija　　　Fedor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Biografija，pis’ma i zametki iz zapisnoj knižki

Dnevnik　　　　 Dnevnik Anny Grigor’evny Dostoevskoj 1867 g.[Tagebuch der A.G.Dostojewskaja]

DVS Ⅰ，Ⅱ　　　Dostoevskij v vospominanijach sovremennikov [Dostojewskij in zeitgenössischen Erinnerungen，2 Bände]

Erinnerungen　　Lebenserinnerungen der Gattin Dostojewskis

Let.Ⅰ，Ⅱ，Ⅲ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

LG　　　　　　Literaturnaja Gazeta [Literaturzeitung]

LN 83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3 [Unveröffentlichte Texte]

LN 86　　　　 Literaturnoe nasledstvo，Bd.86 [Neue Materialien und Unter suchungen]

MMD　　　　　 Michail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Pis’ma [Briefe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Michail]

NM　　　　　　Novyj Mir [Literaturzeitschrift «Neue Welt»]

PSS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PSS 21-27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德文版书目索引

（按出版年代排序，方括号中为俄文初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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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Prochartschin. Eine Erzählung.[1846]In：F.M.Dostojewski：Frühe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Übertr.von E.K.Rahsin.8.Aufl. München 1996，S.417-462.

Ein junges Weib（Die Wirtin）[1847].Eine Novelle.In：F.M.Dostojewski：Frühe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Übertr.von E.L.Rahsin.8.Aufl. München 1996，S.463-571.

Netotschka Neswanowa[1849-1860].In：Fjodor M.Dostojewskij：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Kellerloch. Erzählungen. Übers. von Erwin Walter u.a.München 1962.

Ein kleiner Held. Aus unbekannten Memoiren[1857].In：F.M.Dostojewski. Ein kleiner Held. Onkelchens Traum. Zwei Novellen. Übertr. von H.Röhl. Leipzig 1921，S.5-63.-Dasselbe unter dem Titel «Der kleine Held. Aus den Erinnerungen eines Unbekannten». Übertr. von Arthur Luther. In：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Kellerloch. Erzählungen. München 1962，S.384-420.

Onkelchens Traum. Aus den Chroniken der Stadt Mordassoff[1859].In：F.M.Dostojewski：Drei humoristische Romane. Übertr. von E.K.Rahsin. München 1968，S.7-154.

Das Gut Stepantschikowo und seine Bewohner[1859].Aus den Aufzeichnungen eines Unbekannten.Aus dem Russischen übertr. von Marianne Kegel. Mit einem Nachwort von Rudolf Neuhäuser. München 1982.

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Totenhaus[1860-1862].Übertr. von Dieter Pommerenke.Mit Kommentaren von Heinz Müller-Dietz und Dunja Brötz. Berlin 2005.

Erniedrigte und Beleidigte[1861].Übertr. von Marianne Kegel.Mit einem Nachwort von Rudolf Neuhäuser. 2.Aufl.München 1983.

Winteraufzeichnungen über Sommereindrücke[1863].In：F.M.Dostojewski.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Übertr. von E.K.Rahsin. München 1923，S.163-275.

Aufzeichnungen aus dem Kellerloch[1864].Aus dem Russischen von Swetlana Geier.Frankfurt a.M.2008.-Dasselbe unter dem Titel：«Aufzeichnungen aus dem Abseits». Aus dem Russischen neu übers. und hrsg. von Felix Philipp Ingold. Zürich 2016.

Schuld und Sühne. Roman in sechs Teilen mit einem Epilog[1866].Aus dem Russischen von Margrit und Rolf Bräuer.Berlin 2008.-Dasselbe unter dem Titel «Verbrechen und Strafe. Roman». Aus dem Russischen von Swetlana Geier. Zürich 1994.

Der Spieler. Roman. Aus den Aufzeichnungen eines jungen Mannes[1867].Aus dem Russischen von Swetlana Geier.Zürich 2009.

Der Idiot[1868/69].Roman. Aus dem Russischen von Swetlana Geier.Frankfurt a.M.2010.

Der ewige Gatte[1870].In：Drei humoristische Romane. Übertr. von E.K.Rahsin：München 1968，S.403-573.

Die Dämonen. Roman[1871/72].Übertr.von E.K.Rahsin. München 1999.-Dasselbe unter dem Titel «Böse Geister. Roman». Aus dem Russischen von Swetlana Geier. Frankfurt a.M.2010.

Der Jüngling[1875].Aus dem Russischen von E.K.Rahsin.München 1996.-Dasselbe unter dem Titel «Ein grüner Junge». Aus dem Russischen von Swetlana Geier. Zürich 2006.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873-1881].Notierte Gedanken.Aus dem Russischen von E.K.Rahsin. München，Zürich 1996.

Die Brüder Karamasow[1879/80].Aus dem Russischen von Swetlana Geier.Züri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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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版权说明

S.12：©Andreas Guski；S.23：©culture-images/fai；S.26：©Andreas Guski；S.43：©culture-images/fai；S.47：©culture-images/fai；S.86：L.P.Grossman：Žizn’i trudy F.M.Dostoevskogo. Biografija v datach i dokumentach. Moskau，Leningrad 1935；S.139：©culture-images/fai；S.171：©culture-images/fai；S.180：©culture-images/fai；S.184：©culture-images/fai；S.196：©culture-images/fai；S.204：©akg-images/Sputnik；S.205：©culture-images/fai；S.250：©culture-images/fai；S.256：©culture-images/fai；S.265：©akg-images；S.273：Ilma Rakusa（Hrsg.）：Dostojewskij in der Schweiz. Frankfurt a.M.1981（Farblithographie Victor Rose，Imprimerie Lemercier，Paris，um 1870）；S.274：©culture-images/fai；S.287：©akg-images；S.303：©culture-images/fai；S.334：©akg-images；S.335：©Bridgeman；S.340：©akg-images；S.347：©bpk/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Ursula-Maria Hoffmann；S.368：©culture-images/fai；S.382：©culture-images/fai；S.407：©culture-images/fai；S.410：©culture-images/fai；S.412：©ullstein bild-ullstein bild

人名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hscharúmow，Dmítrij Dmítrijewisch（1823-1910）94

Aksákow，Iwán Sergéjewitsch（1823-1886）366

Aksákow，Sergéj Timoféjewitsch（1791-1859）27

Albert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 190f.

Alexander Ⅰ.（1777-1825，seit 1801 Zar von Russland）41f.，171，186，418

Alexander Ⅱ.（1818-1881，seit 1855 Zar von Russland）133，135，138，145，150，154，156-158，162f.，181，194，226，338，364，376f.，379，382，392，412

Alexander Ⅲ.（1845-1894，seit 1881 Zar von Russland）114，307，331，359，408

Alexander，M.419

Amwróssij Óptinskij（eigentlich Alexánder Michájlowitsch Grenków，1812-1891）371f.

Ánnenkow，Páwel Wassíljewitsch（1813-1887）169，381

Antonélli，Pjotr Dmítrijewitsch（1825-？）89f.

Arsénjew，Dmítrij Sergéjewitsch（1832-1915）379

Ašimbaeva，N.423

Awérkijew，Dmítriij Wassíljewitsch（1836-1905）255

Bachtin，Michail 13，63，235，278，379f.，418，425f.，428

Bakúnin，Michaíl Alexándrowitsch（1814-1876）303f.，429

Balzac，Honoré de 17，46，52f.，71，142，166，188，422

Barschew，Iwan 29

Basunow，Alexander 170

Bausinger，H.424

Bekétow，Alexéj Nikolájewitsch（1824-1898）46，78-80，86

Bekétow，Andréj Nikolájewitsch（1825-1902）46，78-80，86

Bekétow，Nikoláj Nikolájewitsch（1827-1911）46，78-80，86

Belichów，Grigórij（？-1857）130，134

Belínskij，Wissarión Grigórjewitsch（1811-1848）50，56f.，59f.，62-67，69-73，75，78-80，89f.，99f.，102，213，283，306f.，336，388，418-420，425

Belov，S.V.430

Beltschikow，N.F.417，420

Benjamin，W.282，325，424

Bennet，J.G.418

Bentham，Jeremy 210f.

Benz，E.429

Berdjajew，N.285，421，427f.

Bereschézkij，Iwán Ignátjewitsch（1820-1869）45f.

Bethea，D.M.428

Bieito，Calixto 129

Biljéwitsch，Nikoláj Iwánowitsch（1812-1860）33

Bismarck，Otto von 260，340，357，389，392

Bizet，G.433

Blanc，Louis 81

Blanqui，Louis-Auguste 81，85

Bleckwenn，H.428

Boborýkin，Pjotr Dmítriewitsch（1836-1921）176，202，219，423

Bontadina，P.D.428

Booth，W.C.432

Borél，Pjotr Fjódorowitsch（1829-1898）171，175

Bortnjánskij，Dmítrij Stepánowitsch（1751-1825）87

Bourdieu，P.433

Bráfman，Jákow Alexándrowitsch（1824-1879）359

Braun，M.427

Breton，André 284

Brétzel，Jákow Bogdanówitsch（1842-1918）332，405f.

Brodsky，J.426

Brown，Márfa（Martha）Petrówna 249

Büchner，L.425

Búnin，Iwán Alexéjewitsch（1870-1953）13

Bush，George Walker 13

Buss，A.426

Buturlín，Dmítrij Petrówitsch（1790-1848）83f.，98，158

Byron，George Gordon 46，116，172

Cabet，Étienne 81，85

Camus，Albert 215，323，394，429

Carlyle，Thomas 184，387

Castorf，Frank 9，283

Catteau，J.420f.，423，428，430

Cechnovicer，O.V.429

Chaltúrin，Stepán Nikolájewitsch（1857-1882）377

Chereau，Patrice 129

Chomjaków，Alexéj Stepánowitsch（1804-1860）321

Chotinénko，Wladímir Iwánowitsch（★1952）132

Chruschtschów，Nikíta Sergéjewitsch（1894-1971）13

Cicero，Marcus Tullius 322

Constant，Benjamin 209

Constant，François de 131

Čulkov，G.423

Custine，Astolphe de 90

Cypkin，L.422

Daniléwskij，Nikoláj Jákowlewitsch（1822-1885）297f.，321f.，429

Danilow，Alexej 245f.

Dante Alighieri 173，175

Derscháwin，Gawriíl Románowitsch（1743-1816）33

Descartes，René 397，433

Dickens，Charles 61，76，166，184，190，239，343，419，431

Diderot，Denis 186

Disraeli，Benjamin 358

Dobroljúbow，Nikoláj Alexándrowitsch（1836-1861）167

Doerne，M.423

Dolgorúkow，Wladímir Andréjewitsch（1810-1891）154f.

Dolgúschin，Alexánder Wassíljewitsch（1848-1885）341f.

Dolinin，A.P.13，424f.

Dostojéwskaja，Alexándra Michájlowna（1835-1889，Dostojewskijs Schwester）25，31，35，299

Dostojéwskaja，Anna Grigórjewna（«Anja»，geb. Snítkina，1846-1918，Dostojewskijs zweite Gattin）21，31，129，224，227，234，237，250-260，262-269，271-276，286，290-293，299-301，305，326，99-333，335f.，338-340，355f.，367f.，370-375，382-384，388，404-409，411-413，425，428，434

Dostojéwskaja，Emília Fjódorowna（1822-1879，Dostojewskijs Schwägerin）54，140，208，257f.，260

Dostojéwskaja，Ljubów Fjódorowna（«Aimée»，1869-1919，Dostojewskijs Tochter）39，196，259，293，330，373，411，417，424，432，434

Dostojéwskaja，María Dmítrijewna（geb.Constant，1824-1864，Dostojewskijs erste Gattin）131f.，136-142，144，150-152，154，182f.，193，195，197，203-207，252，254f.，257

Dostojéwskaja，María Fjódorowna（geb.Netschájewa，1800-1837，Dostojewskijs Mutter）22-24，26，28，30-33，35，37，40f.

Dostojéwskaja，Sófja（Sonja）Fjódorowna（«Sonjetschka»，1868，Dostojewskijs Tochter）259，275f.，290，339

Dostojéwskaja，Warwára Michájlowna（1822-1893，Dostojewskijs Schwester）25，35，53，123，139，141f.，299

Dostojéwskaja，Wéra Michájlowna（1829-1896，Dostojewskijs Schwester）25，35，224f.，253，258，299，405

Dostojéwskij，Alexéj（Aljoscha）Fjódorowitsch（1875-1878，Dostojewskijs Sohn）355，368，370-372，391，400

Dostojéwskij，Andréj Grigórjewitsch（Dostojewskijs Großvater）22

Dostojéwskij，Andréj Michájlowitsch（1825-1897，Dostojewskijs Bruder）21，25，28f.，32f.，35，38-40，91，93-97，118，123，183，294，299，404

Dostojéwskij，Fjódor Fjódorowitsch（1871-1922，Dostojewskijs Sohn）330，407，411

Dostojéwskij，Michaíl Andréjewitsch（1788-1839，Dostojewskijs Vater）22-41，45，53-55，66，119，130，418

Dostojéwskij，Michaíl Michájlowitsch（1820-1864，Dostojewskijs Bruder）24f.，28，32-36，39f.，44f.，48，50-57，64，66f.，70，72f.，80，91，93，97，100，104，110f.，121-123，126，128，130，133，136，138-141，143f.，147，150-152，155f.，158f.，161f.，165，169，182f.，193，200-205，207f.，210，218，223，233，237，254，257，273，292，300

Dostojéwskij，Nikoláj Michájlowitsch（1831-1883，Dostojewskijs Bruder）25，35

Dowler，W.423

Dráschussow（eigentlich Suchard），Nikoláj Iwánowitsch（1783-1851）28

Drubek-Meier，N.426

Druschínin，Alexánder Wassíljewitsch（1824-1864）164

Dúbelt，Leóntij Wassíljewitsch（1792-1862）94，134

Dúrow，Sergéj Fjódorowitsch（1815-1869）85-88，90-94，98f.，103f.，111，113，115，125，157，421

Eckstein，F.425

Eichenbaum，B.418

El Greco（eigentlich Dominikos Theotokopoulos）395

Eliasberg，A.422

Engelhardt，D.421，427

Engels，Friedrich 190，424

Enko（eigentlich Tkačenko），K.und M.422

Ernst，Max 284

Feuerbach，Ludwig 81，85，88，216，285，303，324，349，431

Filíppov，Tértij Iwánowitsch（1825-1899）99

Fjódorowna，María（1759-1828）25

Fonwísin，Michaíl，Alexándrowitsch（1887-1854）114，123f.

Fonwísina，Natálja Dmítrijewna（1805-1869）114-116，122-124，319f.

Forman，M.433

Fourier，Charles 79-83，94，99，211，213，245，419

Frank，Joseph 109，420f.，425，429，431，433

Franklin，Benjamin 153f.

Frerichs，Friedrich Theodor von 338

Freud，Sigmund 15，39f.，68f.，109，119，215，267，325，401，417，421，427

Fröbel，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369

Fromm，Erich 189，424

Führer，K.C.427

Fukuyama，Francis 188

Gabelsberger，Franz Xaver 226

Gäbe，L.433

Garibaldi，Giuseppe 260，270

Geier，S.237，426，431

Géjden（Heiden），Jelisawjéta Nikolájewna（1833-1894）407

Gércen（Herzen），Alexánder Iwánowitsch（1812-1870）60，64，173，175，184，192，221，271，303，306，336，423f.，428

Gerhard，D.422

Gerigk，Horst-Jürgen 109，353，419，421f.，425-431，433f.

Geyer，P.426

Geyer，R.425

Ghiberti，Lorenzo 291

Giesz，L.427

Gilardi，Giovanni 25

Girard，R.433

Glínka，Michaíl Iwánowitsch（1804-1857）154

Godunów，Borís Fjódorowitsch（1552-1605）114

Goebbels，Joseph 357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66，384

Gógol，Nikoláj Wassíljewitsch（1809-1852）14，33，49-51，59，64，68f.，72，79，89f.，100，142，146，149，164，200，276，322，385

Gold，H.424

Góldenberg，Grigórij Dawýdowitsch（1855-1880）377

Goldstein，D.S.431

Golosovker，J.Ė.425

Gontscharów，Iwán Alexándrowitsch（1812-1891）27，49，164f.

Górkij，Maxím（eigentlich Alexéj Maxímowitsch Peschków，1868-1936）13

Gortschaków，Pjotr Dmítriewitsch（1789-1868）115

Granówskij，Timoféj Nikolájewitsch（1813-1855）306f.，346

Greenblatt，S.423

Gribojédow，Alexánder Sergéjewitsch（1795-1829）57，353

Grigórjew，A.A.423，429

Grigórjew，Apollón Wassíljewitsch（1816-1864）97，161f.，165，175，208f.，279，296f.

Grigórjew，Nikoláj Petrówitsch（1822-1886）91f.，100，102f.，105，114

Grigorówitsch，Dmítrij Wassíljewitsch（1822-1900）46，58，64，79，164，193

Grinjewitsch，Mark 359

Grob，T.418

Grossman，L.P.13，417f.

Guardini，Romano 107，421，428f.，433

Hagenbüchle，R.425f.

Hanska，Ewelina 52

Harreß，B.419，422

Hasford，August von 135，145

Haumann，H.431

Hausmann，Georges Eugène 188

Hegel，Georg Friedrich Wilhelm 59，79，126，188，212，303，307，425，431

Heine，Heinrich 187

Henscheid，Eckhard 146，422

Herder，Johann Gottfried 160f.，186，296，429

Herzen siehe Gércen

Hielscher，K.424，426

Hildermeier，M.422f.，429

Hippokrates 342

Hitchcock，Alfred 246，284

Hoffmann，E.T.A.72，146，168

Holbein d.J.，Hans 27，155，286-288

Holquist，M.401f.，434

Homer 384

Hosking，G.424

Hübner，Johann 30，417

Hugo，Victor 46，103，107，121，165，185，188，336，376

Hus，Jan 292

Il’inskij，L.425，427，431

Ingold，F.P.422，431

Issájew，Alexánder Iwánowitsch（1822-1855）130-132，136，140

Issájew，Páwel Alexándrowitsch（«Pascha»，1848-1900）131，137，143，150f.，154f.，182f.，197，204，208，234，253，257f.，260，299，330

Ivanov，V.V.426

Iwán Ⅳ.（«der Schreckliche»，1530-1584，seit 1547 Zar von Russland）22，114，194

Iwánow，Iwán Iwánowitsch（？-1869）305

Iwánowa，Sófja Alexándrowna（1846-1907，Dostojewskijs Nichte）225，289，299

Jaclard，Victor 250

Janáček，Leoš 129

Janówskij，Stepán Dmítriewitsch（1815-1897）47f.，79，87，89，91，156，162，273

Jányschew，Ioánn Leontjewitsch（1826-1910）222

Janz，D.421

Jastrschémbskij，Iwán Lwówitsch（1814-1886）111，113

Jean Paul（eigentlich 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324

Jélzin，Borís Nikolájewitsch（1931-2007）12

Jones，M.401，433

Kafka，Franz 72，215

Kaiser，F.B.431

Kant，Immanuel 126，186，198，244，402，424f.，434

Kapielski，Thomas 76，419

Karakósow，Dmítrij Wladímirowitsch（1840-1866）376

Karamsín，Nikoláj Michájlowitsch（1766-1826）31-33，186，380，409，424

Karépin，Pjotr Petrówitsch（1796-1850）53-57

Kaschina-Jewreinowa，Anna 325f.，430

Kaschpirjów，Wassílij Wladímirowitsch（1836-1875）293f.，298

Katanájew，Iwán Mirónowitsch（1804-1873）140

Katharina Ⅱ.（«die Große»，1729-1796，seit 1762 Zarin von Russland）29，41，95，186，431

Katków，Michaíl Nikíforowitsch（1818-1887）143f.，147-150，152，192，219，222-224，236，246，255，259，265，269，271，273，291f.，294，298，301，306，327，330，333，337，374，381，383，386f.，390

Kaulbach，Wilhelm von 338

Keil，R.-D.420

Kepler，Johannes 238

Kierkegaard，Sœren 318-320，324，354，425，429

Kiréjewskij，Iwán Wassíljewitsch（1806-1856）160f.

Kiríllow，Nikoláj 82

Kjetsaa，G.422，425，428，430

Klein，J.424

Kleist，Heinrich von 146，277

Knapp，L.420

Kóni，Anatólij Fjódorowitsch（1844-1927）341

Konstánt，Warwára Dmítrijewna（1826-1866？）144，197

Kopernikus，Nikolaus 322

Kornílowa，Jekaterína Prokófjewna（1856-1878）360-364，380

Korsch，Wálentin Fjódorowitsch（1828-1883）219

Kórwin-Krukówskaja，Ánna Wassíljewna（1843-1887）249f.，252-254

Kórwin-Krukówskaja，Sófja Wassíljewna（1850-1891）249f.

Koschlaków，Dmítrij Iwánowitsch（1834-1891）406

Kostomárow，Koronád Filíppowitsch（1803-1873）35

Kostomárow，Nikoláj Iwánowitsch（1817-1885）226

Kotelnízkaja，Warwára Michájlowna 23

Kotelnízkij，Wassílij Michájlowitsch（1769-1844）23

Kowaléwskaja，S.V.427

Kowaléwskij，Jegór Petrówitsch（1809-1868）178，382

Kówner，Arkádij Grigórjewitsch（eigentlich Awraám Úrija，1842-1909）355，358

Krajéwskij，Alexánder Alexándrowitsch（1810-1899）65，67f.，73f.，97，148，152，159，219f.，294

Kramskój，Iwán Nikolájewitsch（1837-1887）334，407f.

Krestówskij，Wsjewolód Wladímirowitsch（1839-1895）162

Kreuzer，H.418

Kristeva，J.429

Kropótkin，Dmítrij Nikolájewitsch（1836-1879）377

Krylów，Iwán Andréjewitsch（1769-1844）50

Kumánin，Alexánder Alexéjewitsch（1792-1863）24，32，35，37，123，141，203，207，299

Kumánina，Alexándra Fjódorowna（1796-1871）23f.，32，35，37，123，141，209，294，299，331，355，405

Kúrbskij，Andréj Michájlowitsch（1523-1583）21f.

Kuscheljów-Besboródko，Grigórij Alexándrowitsch（1832-1876）143-145

Lacenaire，Pierre-François 237f.

Lachmann，R.429，432

Lafontaine，Jean de 50

Lamartine，Alphonse de 46

Lamennais，Félicité de 81，83

Lauth，R.433

Lautréamont（eigentlich Isidore Lucien Ducasse）325

Lavater，Johann Caspar 186

Lavrin，J.425

Law，John 344

Lénin（eigentlich Uljanow），Wladímir Iljítsch（1870-1924）11，13，95

Leóntjew，Konstantín Nikolájewitsch（1831-1891）401

Lérmontow，Michaíl Júrjewitsch（1814-1841）54，197，209，230，344，430f.

Lesków，Nikoláj Semjónowitsch（1831-1895）209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24f.，288，422

Letkówa，Jekaterína Páwlowna（1856-1937）388

Leuchtenberg，Herzog von（Maximilian de Beauharnais，1817-1852）69，419

Levitt，M.432f.

Liprándi，Iwán Petrówitsch（1790-1880）89，92

Livingstone，David 423

Lomonóssow，Michaíl Wassíljewitsch（1711-1765）33，380，409

Lorís-Mélikow，Michaíl Tariélowitsch（1825-1888）377，408

Lorrain，Claude 346-348

Lotman，J.M.318，325，424，426，429

Louisier，A.418f.

Lukács，Georg 349，397，431，433

Lukaschénko，Alexánder Grigórjewitsch（★1954）14

Lur’é，F.M.429

Luther，Martin 317

Lwow，Fjódor（1823-1885）106，420f.

Maceina，A.433

Májkow，Apollón Nikolájewitsch（1821-1897）79，88，121f.，156，162，193，262f.，273f.，277，281f.，293，298f.，331

Májkow，Walerián Nikolájewitsch（1823-1847）79，82，97

Margolina，S.431

Markjéwitsch，Bolesláw Michájlowitsch（1822-1884）408

Marx，Adolph Theodor（Ádolf Fjódorowitsch，1838-1904）413

Marx，Karl 71，191，307，424

Matt，P.von 430

McReynolds，S.401，421，431，433

Meerson，O.418，429

Meier-Graefe，Julius 167，282，423，426，428f.

Mereschkówskij，Dmítrij Sergéjewitsch（1865-1941）88，105-107，109，325，419-421，426，430

Mérimée，Prosper 433

Merkurow，S.D.26

Meschtschérskij，Wladímir Petrowitsch（1839-1914）332-337，355

Mesenzów，Nikoláj Wladímirowitsch（1827-1878）377

Meyerbeer，Giacomo（eigentlich Jakob Liebmann Meyer Beer）387f.

Michajlovskij，N.K.425

Miljúkow，Alexánder Petrówitsch（1816-1897）83，93，111，149，156f.，162，226f.，420-423，426，430

Mill，John Stuart 210f.

Miller，N.427

Miller，O.417f.，420f.

Miɫosz，Czeslaw 400，433

Minájew，Dmítrij Dmítrijewitsch（1835-188g）162

Mlodézkij，Iwán Ósipowitsch（1855-1880）377f.

Mo Yan 76

Močul’skij，K.423，425，427，433

Molière（eigentlich Jean-Baptiste Poquelin）71

Molnár，Ⅰ.429f.

Mombélli，Nikoláj Alexándrowitsch（1823-1902）94，103

Morson，G.S.431f.

Moser，H.423

Musset，Alfred de 209

Nabokov，Vladimir 13，96，282，428

Nabókow，Iwán Alexándrowitsch（1787-1852）96，98

Napoleon Ⅰ.（Kaiser derfranzosen）17，22，45f.，71，238，323

Napoleon Ⅲ.（Kaiser derfranzosen）260

Nasedkin，N.425

Nečaeva，V.S.423，425

Nekrássow，Nikoláj Alexéjewitsch（1821-1878）48，58-60，64f.，67，69f.，73，84，135，147f.，152，159，164f.，178，192f.，337，354，382，418-420

Netschájew，Fjódor Timoféjewitsch（1769-1832）22

Netschájew，Sergéj Gennádijewitsch（1847-1882）304-307，310f.，322，329，342，359

Neuhäuser，R.422，430

Neworótowa，Jelisawéta Michájlowna（1837-1918）129

Newton，Isaac 80，238

Nietzsche，Friedrich 107f.，198，215-217，324，345，421f.，425

Nikoláj Ⅰ.（1796-1855，seit 1825 Zar von Russland）33，42，54，59，78，83f.，90，93，100f.，104-106，110，114，121，133，135，150，154，157f.，173，187，194，298，378，380f.，419

Nötzel，K.105，417，419f.

Novalis（eigentlich Georg Philipp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72

Nowak，E.427

Odójewskij，Wladímir Fjódorowitsch（1803-1869）64

Offenbach，Jacques 188

Ogarjów，Nikoláj Iwánowitsch（1813-1877）271，303，306，329

Ólchin，Kostja 255

Ólchin，Páwel Matwéjewitsch（1830-1915）226f.，252，255

Opekúschin，Alexánder（1838-1923）381

Opitz，R.431

Orlów，Alekséj Fjódorowitsch（1787-1862）92，94

Osnówskij，Nikoláj 167f.

Ostrówskij，Alexánder Nikolájewitsch（1823-1886）165，175，193，246，284，383

Otto，A.427

Palm，Alexánder Iwánowitsch（1822-1885）85-88，90-93

Panájew，Iwán Iwánowitsch（1812-1862）64f.，70

Panájewa，Awdótja Jákowlewna（1819-1893）65，70，129

Paperno，Ⅰ.420f.，425，427f.

Pascal，Blaise 324，430

Pátton，Óskar Petrówitsch（1823-1870？）52

Paul（Pawel）Ⅰ.（1754-1801，seit 1796 Zar von Russland）41f.

Páwlow，Platón Wassíljwitsch（1823-1895）176，178

Paxton，Joseph 211

Perler，D.433

Perów，Wassílij Grigórjewitsch（1833-1882）332，335，408

Perówskij，Lew Alexéjewitsch（1792-1856）92

Peter（Pjotr）Ⅰ.（«der Große»，1672-1725，seit 1682 Zar von Russland）16，81，94f.，150，160f.，186，356

Peter der Einsiedler 387

Peters，J.-U.418

Petraschéwskij（Butaschéwitsch-Petraschéwskij），Michaíl Wassíljewitsch（1821-1866）36，81-87，89-93，96，103f.，106，110，113，115，123，137

Pieper，A.427，429

Piksanova，N.K.429

Píssarjew，Dmitríj Iwánowitsch（1840-1868）244，427

Píssemskij，Alexéj Feofiláktowitsch（1821-1881）164

Pleschtschéjew，Alexéj Nikolájewitsch（1825-1893）79，86f.，89，103f.，143，147，149

Pobedonószew，Konstantín Petrówitsch（1827-1907）378f.，401，404，408-412，434

Pogódin，Michaíl Petrówitsch（1800-1875）226

Pokrowski，M.422

Polónskij，Jákow Petrówitsch（1819-1898）162

Pomeránzew，Konstantín Petrówitsch（1835-？）175

Prochorov，G.418，427

Prokof’ev，V.A.419

Proudhon，Pierre-Joseph 79，81

Prozorov，J.M.426

Púschkin，Alexánder Sergéjewitsch（1799-1837）14，33，37，49-51，63f.，71，73，76，116，146，151，160f.，169，197，225，230，296，331，344，364f.，376，380-388，403，419，432f.

Pútin，Wladímir Wladímirowitsch（★1952）12-14

Putjátin，Jewfémij Wassíljewitsch（1803-1883）163

Radcliffe，Ann 172，328

Radíschtschew，Alexánder Nikolájewitsch（1749-1802）95

Rakusa，Ⅰ.428

Ranke，Leopold von 306

Reimarus，Hermann Samuel 288

Renan，Ernest 285，288，428

Rice，J.421

Richardson，Samuel 30

Riesenkampf，Alexander 48f.，53f.

Rilke，R.M.430

Románow，Alexéj Petrówitsch（1690-1718），Sohn Peters des Großen 95

Románow，Konstantín Konstantínowitsch（1858-1915，Enkel Nikolajs Ⅰ.）378

Románow，Michaíl Páwlowitsch（1798-1849，Bruder Nikolajs Ⅰ.）42

Románow，Nikoláj Alexándrowitsch（1843-1865，Zarewitsch）378

Románow，Nikoláj Nikolájewitsch（1831-1891，Bruder Alexanders Ⅱ.）138

Románow，Pawel Alexándrowitsch（1860-1919，Sohn Alexanders Ⅱ.）379

Románow，Sergéj Alexándrowitsch（1857-1905，Sohn Alexanders Ⅱ.）379

Románowa，Alexándra Fjódorowna（1798-1860，Gattin Nikolajs Ⅰ.）135

Románowa，María Alexándrowna（1824-1880，Gattin Alexanders Ⅱ.）382

Románowa，María Nikolájewna（1819-1876，Gattin Herzog von Leuchtenbergs）419

Rósanow，Wassílij Wassíljewitsch（1856-1919）196，401，433

Rosenberg，Alfred 357

Rosenshield，G.423，432，434

Rothe，H.422，433

Rousseau，Jean-Jacques 29f.，186，189，270f.，385，397，433

Rozenbljum，N.G.424

Rubinstéin，Antón Grigórjewitsch（1829-1894）176

Rubinstéin，Nikoláj Grigórjewitsch（1835-1881）383

Rukawíschnikow，Alexánder Juliánowitsch（★1950）11f.

Rusakov，V.425

Ryklin，M.426

Ryléjew，Kondrátij Fjódorowitsch（1795-1826）103，114

Sacharow，W.N.14，109，417，421，433

Sachuranjan，E.420

Sade，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167，314，328

Sagóskin，Michaíl Nikolájewitsch（1789-1852）24，417

Saint-Simon，Henri de 79，81

Saltyków-Schtschedrín，Michaíl Jewgráfowitsch（1926-1889）354，431

Salvador 199f.

Sand，George（eigentlich Amantine Aurore Lucile Dupin de Francueil）46，52，61，91，166，194

Saraskina，L.417，420，422-425，427f.

Sasse，S.426

Sássulitsch，Wára Iwánowna（1849-1919）376

Savigny，Carl Friedrich von 306

Schach，K.H.432

Schaper，R.428

Schapíro，Konstantín Nikolajewitsch（？-1900）375，408

Schelgunów，Nikoláj Alexándrowitsch（1824-1891）178f.，244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79，161

Schestow，L.I.13，109，125，174，215f.，218，282，401，421-423，425，428，433

Schétschkin，Walérij Wíktorowitsch（★1960）15

Schidlówskij，Iwán Nikolájewitsch（1816-1872）45f.

Schiller，Friedrich 33，45f.，49，51，90，342

Schmid，U.422，431

Schmid，W.401，418f.，433

Schmücker，Ulrich 316

Schnitzler，Arthur 72

Schopenhauer，Arthur 230，426

Schostakówitsch，Dmítrij Dmítrijewitsch（1906-1975）209

Schukówskij，Wassílij Andréjewitsch（1783-1852）24，33，409

Schult，M.433

Scott，Walter 33，172

Šelgunov，N.V.423，427

Sergeev，V.427

Serman，I.Z.428

Sétschenow，Iwán Michájlow（1829-1905）194

Shaffer，P.433

Shakespeare，William 45，51，56，186，213，215，322，384

Sieyès，Emmanuel Joseph 67

Sir Galahad（eigentlich Bertha Eckstein-Diener）18，282，417

Šklovskij，V.429，432f.

Slivickaja，O.V.426

Slonim，M.425，427

Sloterdijk，P.424

Smirdín，Alexánder Filíppowitsch（1795-1857）50

Snítkin，Grigórij Iwánowitsch 253，255

Snítkin，Iwán Grigórjewitsch（1849-1887）305，404

Snítkina，Ánna Nikolájewna（1812-1893）252f.，255，268，273，292，300

Sollogúb，Wladímir Alexándrowitsch（1813-1882）64

Solowjów，Wladímir Sergéjewitsch（1853-1900）371，388，391

Solowjów，Wsewolód Sergéjewitsch（1849-1903）355

Solschenízyn，Alexánder Issájewitsch（1918-2008）113

Sonnleithner，Joseph 116

Sorókin，Wladímir Geórgiewitsch（★1955）15

Soulié，Frédéric 188

Speschnjów，Nikoláj Alexándrowitsch（1821-1882）84-89，92，103，106，114，324，420f.

Spielberg，Steven 284

Stáckenschneider，Jeléna Andréjewna（1836-1897）367，375f.

Städtke，K.418，424，431

Stäheli，U.419

Stankéwitsch，Alexánder Wladímirowitsch（1821-1912）306

Stellówskij，Fjódor Timoféewitsch（1826-1875）219f.，225-228，294，299，331

Stendhal（eigentlich Marie-Henrí Beyle）17

Stepnják-Krawtschínskij，Sergéj Michájlowitsch（1851-1895）377

Stepun，F.428

Sterbling，A.426

Stifter，Adalbert 268

Stoichita，V.429

Stráchow，Nikoláj Nikolájewitsch（1828-1896）162，165，169，179，184-186，192，202，225，228，234，255，282，292，294，296，302，306，326-328，418，421，423f.，429f.，433

Strauß，David Friedrich 288

Suchosanét，Nikoláj Onúfrijewitsch（1794-1871）138

Sue，Eugène 46，52，91，165f.，188

Súslowa，Apollinárija Prokófjewna（1839-1918）129，193-203，207，218，221f.，249f.，252-254，263，424f.

Súslowa，Nadéschda Prokófjewna（1843-1918）194，250

Suwórin，Alexéj Sergéjewitsch（1834-1912）409

Svincov，Ⅴ.（Swinzow，W.）129，422，430

Terras，Ⅴ.419，433

Thomas von Kempen，19

Thurneysen，E.417

Tichonráwow，Nikoláj Sáwwitsch（1832-1893）383

Timkówskij，Kónstantin Iwánowitsch（1814-1881）99

Todd，W.M.427，433

Tönnies，F.351，431

Tolstája，Sófja Andréjewna（1844-1892）373，375f.

Tolstój，Alexéj Konstantínowitsch（1817-1875）373，376

Tolstój，Lew Nikolájewitsch（1828-1910）14，19，21，27，49，62，78，184，189，200，282，285，290，294，325f.，328，337，350，352，354，357，365，370，374，376-378，381，384，403，422，426

Totleben，Eduard von（1818-1884）48，137f.，153f.

Totleben，Gustav Adolf von（1823-1868）48，137

Trépow，Fjódor Fjódorowitsch（1809-1889）376

Tretjaków，Páwel Michájlowitsch（1832-1898）332

Trollope，Anthony 184

Troyat，Henri（eigentlich Lew Aslanowitsch Tarassow，1911-2007）39

Trutówskij，Konstantín Alexándrowitsch（1826-1893）46f.，204

Tschaadájew，Pjotr Jákowlewitsch（1794-1856）90

Tschajkówskij，Pjotr Iljítsch（1840-1893）237

Tschéchow，Ánton Páwlowitsch（1860-1904）14

Tschermák，Leóntij Iwánowitsch（ca.1770-1840）32，35

Tschernjájew，Michaíl Grigórjewitsch（1828-1898）357

Tschernyschéwskij，Nikoláj Gawrílowitsch（1928-1889）95，107，176，181，184，210f.，216，250，336，421，425

Tschinkowskij，Iwan 28

Tschižewski，D.429

Tunimanow，V.A.430，433

Turgénjew，Iwán Sergéjewitsch（1818-1883）48，60，64，66，70，78，142，147f.，164f.，184，193，197，200f.，203，213，217，220f.，244f.，261，285，298，304，306，313，326，328，346，354，377，381-385，387，403，411f.，425，430-432

Twain，M.424

Tyrell，H.426

Uljánow，Alexánder Wladímirowitsch（1866-1887）95

Útin，Nikoláj Isaákowitsch（1841-1883）165

Uwárow，Sergéj Semjónowitsch（1786-1855）84

Uxbridge，Lord of（Henry William Paget）32

Véniukoff，M.420

Venturi，F.423

Victoria（Königin von Großbritannien）190

Vogüé，Eugène-Melchior de 175，376，421，423

Volgin，Ⅰ.418f.，422，432，434

Voltaire（eigentlich François Marie Arouet）317，390

Walpole，Horace 328，427

Walújew，Pjotr Alexándrowitsch（1815-1890）182

Wasiolek，E.431

Weber，Max 71，215，231，426

Weinberg，Pjotr Issájewitsch（1831-1908）164

Wenjuków，Michaíl Iwánowitsch（1832-1901）106

Wergunów，Nikoláj Borísowitsch（1832-1870）137f.，140

Wieland，Christoph Martin 186

Wieniawski，Henryk（1835-1880）176

Wilde，Oscar 283

Wilhelm Ⅰ.（Deutscher Kaiser）338

Willms，J.418

Wise，Robert 284

Wiskowátow，Páwel Alexándrowitsch（1842-1905）88，430

Witkówskij，Nikoláj Iwánowitsch（1820-1892）46

Wortman，R.418

Wrángel，Alexánder Jegórowitsch（1833-1915）128，132f.，135-138，151，164，222f.，237

Zacharov siehe Sacharow

Zink，A.423

Zipprian，H.426

Zweig，S.4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德）安德里亚斯·古斯基著；强朝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0

书名原文：Dostojewskij

ISBN 978-7-5201-9011-4

Ⅰ.①陀… Ⅱ.①安…②强… Ⅲ.①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Fyodor Mikhailovich 1821-1881）-传记 Ⅳ.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84262号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著者/〔德〕安德里亚斯·古斯基（Andreas Guski）

译者/强朝晖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段其刚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9.25 字数：393千字

版次/2021年10月第1版 202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9011-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05号

定价/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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